目 录

卷 首 语

毛泽东大传第四版 序言

第四版 说明

代序一：一部好书——《毛泽东大传》

代序二：《毛泽东大传》导读

代序三：党史学习宜佳书

一、一文之交结友谊

二、一饭之恩写毛传

三、党史学习宜佳书

四、爱恨情仇分阶级

五、千古伟人毛泽东

附一：第一版自序

附二：再版前言

附三：第三版絮语

第一卷 横空出世（1893年12月—）

引 子

第1章 1893年12月—1903年

第2章 1904年—1910年4月

第3章 1910年秋—

第4章 1911年春—

第5章 1913年秋—

第6章 1915年6月—

第7章 1916年暑期—

第8章 1917年7月中旬—

第9章 1917年8月—

第10章 1917年11月—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毛泽东 1917年日记

“你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是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

——毛泽东 1939年1月给何干之的信

我有三个愿望：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做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毛泽东 1961年8月

卷 首 语

毛泽东大传第四版 序言

——让史实告诉未来

沈新尧

2018年夏天，东方直心先生给我发来了第四版《毛泽东大传》电子文稿，从打开文档的那一刻起，600余万字的作品就像磁铁一样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每天早上四点多起床，放弃了午睡，推迟了疗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用八十三天时间看完了全稿。毛泽东享年八十三岁，我用八十三天时间看完《毛泽东大传》不能不说是一个巧合。

八十三天时间里，我一直与东方先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当我对书中的某些内容提出自己的一些刍荛之见，他总是细加斟酌，对书中文字屡有增删。这次东方先生让我为第四版《毛泽东大传》作序，就我的才识而言，实在有些勉为其难。

毛泽东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他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也迅速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联合国总部就在当天以罕见的速度降半旗致哀。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盛赞毛泽东的丰功伟绩，称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联合国大会主席阿梅拉辛格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对于毛泽东的逝世，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政府发来了唁电、唁函，许多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也向中共中央发来了唁电、唁函；105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到中国大使馆吊唁；加拿大、法国、联邦德国、瑞士、土耳其、新西兰等53个国家降半旗致哀。

毛泽东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自1937年10月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中译名《西行漫记》）出版后，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出版了许许多多反映毛泽东生平或生平片段的作品。歌颂者有之，只词褒贬者有之，诋毁者有之。诋毁者，如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之类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众多的作品中，东方直心先生《毛泽东大传》显得似乎有些另类。从作者的人生履历来说，他既没有像萧三那样与毛泽东相处的经历，他也没有像罗斯·特里尔博士那样的学历，他更没有像李锐那样的社会地位，与这些高、大、上的作者相比，东方先生可以说完全来自于草根阶层。他的作品从第一版的300多万字，增加到第二版的近400万字，继而增加到第三版的471万字，而今的第四版已突破600万字。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东方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孜孜矻矻，焚膏继晷。我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恒心与毅力，我想这一切应源自于东方先生对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无比热爱，以及由这种热爱所激发出来的热忱与执著。

十卷600余万字的《毛泽东大传》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各种毛泽东传记中字数最多、内容最为翔实的一本毛泽东生平传记，作者尤其对长达八年的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文革及其以后的十年时间，分别用四十四章七十余万字、两卷五十二章一百余万字的篇幅作了详细的叙述，所以该书称为“大传”绝非徒有其名。作者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毛泽东的一生，随着史料的日益充实，越到后期时间跨度也相应变得越来越短。《毛泽东大传》是立足于史实的纪实文学，书中大量引用了当时的往来电报、书信、文稿、会议发言、谈话、文件、指示、批示、题词、诗词、当事人回忆，以此全面还原历史的原貌。该书每卷以毛泽东诗词命名、每章又以毛泽东在某个时期的讲话作为导读开始，最后以“东方翁曰”的评论作为本章的结语。书中不时出现作者自编的诗文，以增加文章的趣味性、可读性。

立足于史实是本书的最大看点，对每位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的是非功过，作者总是依据史实秉笔直书，还历史以真实。书中不少史料是读者以前或知之甚少、或知之不详、或鲜为人知的。我们知道毛泽东的六位亲人，杨开慧、毛泽建、毛泽覃、毛泽民、毛楚雄、毛岸英先后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年轻的生命。一门六英烈已足以震撼世人，除了他们，我们还应该记住这些先烈的名字：毛泽东的堂兄毛新梅（泽澍）、杨开慧的表弟向钧、毛泽建的丈夫陈芬、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毛泽覃的发妻赵先桂、毛泽东的族祖毛福轩（恩梅）、毛泽东的连襟刘士奇、杨开慧的侄女杨展、毛泽东的表侄王德恒（王季范之独子）......为了革命，在红军时期毛泽东还被迫失散了他与贺子珍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还有，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读书时的良师益友方维夏、陈昌（章甫）、罗学瓒、蔡和森、张昆弟、何叔衡早在1930年代就壮烈牺牲了。

很多人都知道邓小平在政治上的“三起三落”，但对毛泽东的“三起三落”却知之甚少，他在党内曾经受到的大、小处分竟有八次之多！

毛泽东是中共“一大”代表。在1923年6月的中共“三大”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局秘书，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由于他与陈独秀意见相左，加上健康原因，1924年12月底毛泽东请假回到湖南从事农民运动。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上，毛泽东被陈独秀完全排除于中共中央领导层之外，直到1926年7月的中共四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由于毛泽东对陈独秀政治报告中的错误提出了批评，结果被陈独秀排斥于大会领导之外，并剥夺了大会表决权。在随后的“五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失去了在党内领导农运的职务，只剩下了一个“中央候补委员”的名头。同年举行的“八七会议”上，经蔡和森、李维汉等人的提议，毛泽东被选举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仅仅过了三个月，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在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被瞿秋白撤销了。谁知阴差阳错，周鲁传达中央指示时，误将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说成了开除党籍，前委书记毛泽东只得改任第1师师长 ......

1930年11月中旬，陈毅在江西吉安对毛泽东说：“你看中央来一个人就掀起了一个风潮，将来中央要搬来了，就怕要推翻你了。”谁知一语成谶!1931年1月项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中央苏区，毛泽东逐渐失去了党内、军内的领导权，遭受批判、排挤达四年之久。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毛泽东才重返领导岗位。这次大起大落，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荣辱，它还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彻底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中国革命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再次蒙受重大损失！“ 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反映的就是当时真实的历史场景。

看到这里，读者也许对毛泽东的大起大落看得有些眼花缭乱、缺乏耐心了。由此可见，东方先生为让读者全面了解毛泽东的一生付出了多大的辛劳！

毛泽东逝世后，曾经盛行着一种说法：到了文革末期，“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读者只要看一下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可辨真伪了，周总理在报告中说，“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1966-1970）计划，第四个五年（1971-1975）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

有文章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说成是外交“一边倒”、“闭关锁国”的时代。事实上，从建国前的延安时期起，就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及经贸往来，毛泽东作了种种努力与尝试。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开国公告》）指出，“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在1956年9月15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毛泽东又说，“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在美苏争霸主导的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外交曾经历过一段又一段曲折的历程。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强力操纵、阻挠下，台湾国民党集团窃据联合国席位达22年之久，使新中国外交遇到了重重阻碍。1971年10月25日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联大2758号决议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随后，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21日首次访华，新中国外交由此迎来了新时代。

同样，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说：“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增加到近百个，有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一百五十多个。”截止到1976年底，联合国共有147个会员国，而中国已经和111个国家（朝鲜、越南、列支敦士登、捷克、瑞士等国当时还未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值得说明的是，这111个国家是在1965年49个邦交国基础上猛增起来的；中、美两国到了1979年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6年还有数十个国家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维持着所谓的“邦交”关系。从1972年开始至1977年，中国政府充分利用西方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寻找出口市场、商品与技术价格较低的有利时机，从日本、联邦德国、荷兰、法国、瑞士、美国、意大利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了价值51.4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史称“四三方案”），它为1980年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所以，从1949年10月2日苏联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开始，新中国的外交成就无疑是辉煌、瞩目的。

1978年3月5日，“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首次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后，“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论调开始盛行起来。它的意思是说，因为1957年错误批判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导致随后的22年时间内，中国多生了三亿人。这个说法是否正确，不妨看一下彭珮云主编《中国计划生育全书》，1957年我国人口为6亿4563万人、1979年升至9亿7542万人，22年间共增加了3亿2979万人。如果“误增三亿”说法成立，22年间增加的人口应为2979万人，总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6.14‰，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左右。再看2001年，我国人口为12亿7627万人。同样是22年时间，从1979年至2001年，中国人口仍然增加了3亿85万人。1980年代以来，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但即使人口自然增长率最低的2010年、2011年也有4.8‰，而非2‰左右！还必需指出的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在整整增加一代人的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间，我国的婴幼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均寿命却在稳步提高。如果“误增三亿”说法成立，中国岂不早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了？

早在建国初期的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就批准了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中共中央对计划生育问题的首次决策。毛泽东分别在1957年2月27日、1957年10月9日的最高国务会议及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专门提到了计划生育问题，并提议成立计划生育相关机构，要求“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71年7月8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在第4个五年计划（1971-1975）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逐年降低。所以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1955年开始一直是一个逐渐推进、不断探索、稳步完善的过程。

除了上述的各种陈词谰言外，还有诸如富田事变、西路军惨败、刘志丹阵亡、外蒙古独立、王实味被害等等都归咎于毛泽东。1994年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去世，其长子金正日继任国家元首后，就有人说，毛岸英如果没有死于朝鲜战争，现在就是毛岸英时代。如果读者了解了毛泽东是如何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亲友，就知道此说有多么荒谬了。

正如我们无法否定昨日的天气一样，史实是无法篡改、也是不容篡改的。史实是历史作品的生命所在，如果为了博一时的眼球，胡编滥造，这些所谓的大作最终在史实面前被读者所唾弃，并最终失去读者。相反，《毛泽东大传》自2013年发在网上供网友无偿下载以来，已得到了广大网友的肯定和赞誉。

时间可以拨开历史的迷雾，最终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人类创造历史，但无法篡改历史。只有真正地了解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才不至于断章取义歪解历史，更不会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谣言止于智者，智者首先要成为知者。只有全面了解，才不会片面误解。想要全面了解毛泽东伟大光辉的一生，就让我们从阅读《毛泽东大传》开始吧。

2018年12月26日 草于太湖之滨聚沙斋

第四版 说明

本传的第三版在2016年1月付梓之后，笔者便开始了第四版的修改工作，重点放在了修辞、改错字，逐一核对资料、纠正讹误，收集、增补新的原始资料方面，如毛泽东的电报原文及其重要文稿原文等。特别是逐一核对资料，工作量是特别大的。值得欣慰的是，在这其间，又得到了很多网友的鼎力相助，他们提意见，帮助纠正错字，使鄙人获益匪浅。我已经将他们的大名列入了“第三版絮语”助我纠错的朋友名单之中，以示诚挚的感谢。

第四版电子文稿已近700万字，基本上消灭了错别字，在资料方面纠正了讹误，在修辞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还在每一章的末尾补齐了笔者的议论部分（即东方翁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最新版本已经成了“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外可以见到的所有毛泽东传记中唯一一部最系统而不凌乱、最全面而不单一、最客观而无片面性、最真实而不胡说八道、最具可读性而不枯燥的信史”。只要您认真地读完了本传，一位活生生的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就一定会显现在您的面前，将使您铭刻在心，终生难忘！

还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始终不赞成神化毛泽东，那些把毛泽东说成是“神”，把毛泽东宗教化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是人，不是神而胜于神。他是伟人，他是伟人中的伟人！神能够救中国吗？神是爱人民的吗？不！你翻开历史看看吧，你到寺院里去看看吧！神是不能够救中国的，神是喜欢有钱的人的！君不见，毛泽东比神厉害吗？他不但救了中国，还在列强的虎视眈眈环伺之下，建设起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任何神仙也都做不到的！看完了毛泽东大传，你会感觉到毛泽东更像高堂慈母，也更像一位严父。慈母之心，严父之爱，在他身上常常体现出来。每临大事，他都不厌其烦地对部下反复讲，还要到处讲，反复交代，反复叮咛，这不正是“母亲的叨叨”吗？部下犯了错误，除了严厉训斥，他还会罚站，尔后免不了来一番劝告和慰勉，这不正是活脱脱的严父吗？双亲健在之时，身为儿女尚不觉得父母有什么特别，父母一旦故去，他们的养育之恩、训教之功，便时时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毛公在世之日，他的部下，他的人民，也有不少人觉得运动太多了，嫌这老头太多事，“六亿神州尽舜尧”，哪有什么敌人呢？哪里还会受二茬罪、吃二遍苦呢？现如今人们在毛公像前顶礼膜拜，痛哭流涕，方知老人家的“慈母之心、严父之爱”是多么的可贵，除了他，哪路神仙能救你脱离苦海呀，哪个菩萨能普度众生呢？！

有网友问我，毛泽东到底有没有缺点？我的回答是两句话：一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二是全世界的反动派都在骂他老人家，我再说什么缺点，岂不是和反动派同流合污了吗？

还是好好地读书吧，读毛泽东，读毛泽东思想，脱离愚昧，永远做一个不糊涂的明白人，是为至要！

东方直心 定稿于2021年1月

代序一：一部好书——《毛泽东大传》

罗炯英

9月中旬，买了东方老师的《毛泽东大传》，厚厚五大本，三百多万字，到昨天，全部看完了。概括起来，本书特点十个字：通俗、生动、全面、真实、伟大。

通俗：文字通俗易懂，老少皆宜，易于流传。

生动：毛泽东的一生，波澜壮阔，无比精彩，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他性格鲜明，气魄非同寻常，通过东方老师的文笔，非常自然流畅的描写出这些特点。连10岁的小孩，都连连称好看，当然，当时小孩看的是前面一部分，描写毛泽东的少年时代，自然和小读者本身的年龄契合，产生共鸣是自然的，至于最后一部分，政治性很强，可能就不是少年容易理解的了。

全面：全书从出生写起，从家庭背景的详细介绍开始，以时间为主轴，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详尽铺展，那些与毛泽东本人直接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无一遗漏，通过如此全面完整地描写，就能够让读者对主人公的性格和思想有一个全面而深刻地了解。以前看过不少人物传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传记我都看过，就篇幅而言，没有一部能够与此书相匹。

真实：作者本身是一位教师，从事教育事业多年，当初读的也是历史专业，应该说是文史类的行家了。经过多年的搜集材料，分析思考，通过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必要步骤，终于给读者献上这么一部恢弘巨作，很不容易。毛泽东的传记已有多部，但是值得全面认可的，我看目前就此一部。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前能够在国内出版的毛泽东传记，很少能够逃脱那个决议的束缚。一部人物传记，如果不能呈现历史的真实，那么它就没有意义。东方老师是在业余时间写作此书，没有压力，没有干扰，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对材料进行辨别取舍，加工整理成作品，也就是说获得了完全的学术自由。我感觉作者对材料的选择是慎重的，逻辑是严密的，经得起推敲。

伟大：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杰出的英雄，英明的领袖，作品完整、丰富的体现出这种伟大，同时，它也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一部英雄史诗。

这部书有一些情节我也是第一次听说，闻所未闻，令人震惊！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最后十年期间。作者为读者们拨开了一些历史迷雾，让历史回归原状，让人物回归本相。掩卷回首，令人慨叹！

这部书的问世适逢其时！它就像一道闪电，划破漆黑的夜空，照亮了过去，也照亮了未来！

我不由得想起了那本闻名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问世的时机和方式何其相似！当然名气目前远远比不上，盖因发行量太小，发行渠道狭窄。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书一定会震动世界的。

熙熙人潮中，有追求名利之人，有游戏人生之人，也有追求人类解放之人。人的解放，首先是精神的解放。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无数哲学家与世人都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认为，读《毛泽东大传》，有助于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人生应该活出精彩，活出人的价值和意义。读《毛泽东大传》，宣传《毛泽东大传》，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读《毛泽东大传》，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行动。

让我们行动起来吧！

2014年12月 于杭州

代序二：《毛泽东大传》导读

九口言

为了广探毛泽东的人生经历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贡献，以及了解各种阶级立场的人对于毛泽东的评论，我将阅读过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传》、美国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传》、俄罗斯亚历山大·潘佐夫著《毛泽东传》、李锐著《毛泽东传》、河南学者东方直心著《毛泽东大传》（简称《大传》）的点滴读书体会，坦供于此，祈抛砖引玉和读者们共讨学习方法，以求达到阅读《大传》的良好效果。

《毛泽东大传》是现今流行国内所有《毛泽东传》版本中比较完美的一部可读性传记。这可能是因为作者出身于草根或所处社会地位及其阶级意识决定的。我以为，毛泽东的身、行、容、言一定是和草根作者及其群体们相融、相印、相通的，这也可能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原因而致吧！仅从第二版《大传》的400余万文字之篇幅较之前面的四部《毛泽东传》总和332万字来判，就说明草根作者是付出了多大的精力和汗水著成的。现在《大传》第三版修订本已经是450万字之浩著了，是更完善、更真切的一部毛泽东传记，是一部较全面、细致、真实的中共党史。希望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人们，在阅读过程中，能领会作者意图，认识毛泽东的智慧，学习毛泽东的做人做事的思想方法，继承毛泽东的遗志，为维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以祈推进中华民族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兴旺。

《大传》的突出之处，亦《大传》较其他所有《毛泽东传》的优越性和可读性之处有以下几点：

一、《大传》的资料收集较齐全，所以叙述毛泽东的行事过程也较其他版本《毛泽东传》详细、具体而又完整。也就是说《大传》对任何一件事情，尤其是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是有因、有过程、而后得其结果。而其他《毛泽东传》就只说结果而回避或省略其因，如是就给作者造成妄加评论之机会。

二、凡涉及与毛泽东有关系的大小人物，《大传》中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和涉事经过，让读者明白所涉人物是如何来历和如何所为。对毛泽东领导下共产党的队伍状况，既有个别性的交代，又有一个整体发展性的阐述。

三、《大传》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因由、形成过程及其完善地步，主要是通过毛泽东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如何渴望探求并领会和掌握马列主义、如何将马列主义灵活地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有实际效用的形式。如土地革命时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游击战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的以少胜多和以弱胜强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略。又如在建国后，当进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借鉴苏联经验和教训，中国实行的公私合营的赎买政策，化解和缓和了阶级矛盾，调动了全民的建设积极性，如是对外能顺利地进行抗美援朝，对内能彻底剿匪肃特和土地改革，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政治的和经济的牢固基础。

四、《大传》在毛泽东如何巩固政权，如何在继承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基于当时的国际情势，尤其是苏联赫鲁晓夫等人的修正行为的出现，和中国共产党内当时的最高层的某些人的修正作为的暴露，是如何敏锐地、及时地、强烈地提出了反修防修的指导思想——提倡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思想，并继之以后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无不进行了详细描述。因为，这一方面正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也是对马列主义学说的最新发展。作为真正热爱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中国人，应该对照中国近40年来的“改开”的实质现像，来认识到“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而识破自“改开”以来对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对文化革命的污蔑、歪曲的阴谋和邪说。

五、毛泽东的伟大，《大传》不仅记录在中共各个重大历史时期的全部事件与世界所有各国著名人物和中共党内所有人物不同的特出之处上，而且也更细致地记述了毛泽东的日常生活细节，如吃、穿、住、行的俭朴与最普通的战士一致上，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事事时时心里惦记着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艰辛万苦，把自己和整体中国人民融于一体的“为人民服务”的阶级感情上。所以他不仅赢得了中国劳动阶级的拥戴，而且也赢取了世界上广大受压迫受剥削人民的向往，甚至是赢得了那些敌对国家的领导人物的敬畏与折服，这是中国共产党过去直至现在所有其他领导人难能具备的。

六、毛泽东的天赋来自于毛泽东的艰苦勤奋经历。在你读了《大传》以后，你就会领略、认识、佩服毛泽东，什么叫知识渊博，什么叫头脑敏锐，什么叫气质雄伟，什么叫令人敬畏了。这在与所有他的同事的接触中，随时可以引经据典以诠历史和当事；不论是有多高学历职称，毛泽东就可以一个很普通的典故比方将他溶蚀；不论他是多么显耀的国家领导人，如美国总统和苏联最高领导，一个哲学命题将他征服的晕晕沉沉，点头哈腰，唯唯诺诺！这点也是中共至今没有那个人能及的。

在读《大传》后，你就自然会明白：

（一）、中共的革命起点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极弱贫病的国度里进行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在当时的共产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看来是不可能直接采用革命手段的，但只有毛泽东认为这是中国革命可利用机会并有此决心和方略。

（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也是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并带有严重战争创伤的国度里来开启和进行的；没有外援，而多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威胁下进行的。必须了解毛泽东领导中国的艰难性是多么难以想象的。仅这一点，在中共党内是没有任何其他一个人有智慧和能力来代替或能来领衔的。

（三）、中国的国威是在毛泽东时代打下基础的，在当时GDP是世界上最贫穷的、武器最落后的国家，竟然能征服和镇压住如美国、苏修这样世界头号大国强国，在中共党内是没有第二个人的智慧和能力能撑起这片天的。

（四）、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基于国际封锁和干扰，当时的中国是全凭自力更生为主发展的，用今天的眼光看，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了，但事实就是比当今要坚实的多，快速的多。

（五）、在毛泽东领导时期，是我们党风最纯洁、民风最善尚的时期。那时也有个别的腐败分子，不管功勋多大，地位多高，但毛泽东不能容存，有一杀一，因为毛泽东本身就能做到廉洁清白。

总之，只要你专心认真读《大传》，就会对毛泽东有个全面的真实的认识了。为此，以我经验，在读《大传》时，要做好笔记记录。准备读书卡片或适于自己做笔记的纸张，在卡片或纸张上，先列出如下笔记项目：

一、笔记内容：1、生活细节；2、接触过的人物（如朱德、陈毅、刘少奇、邓小平、粟裕、周恩来、王明、林彪、彭德怀以及他的几个重要秘书等；外国要人的谈话和评论），尤其是要将那些和毛泽东矢志不渝的资格最老的战友们以年代次序记录下来；3、重要会议及其重要指示（如三湾改编、古田会议、遵义会议、八届一中全会和八届三中全会的联系变化、两次庐山会议等等会议）；4、重要事件及其处理方法（如五次反围剿时的福建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各大战役的方略等等）；5、注意收集毛泽东的重要语录。

二、记录方式：1、在读书过程中要作出眉批或旁批，把你当时的灵感以最简要的文字批注下来，以备笔记整理；2、不必把你所要记录的东西当时写下来，只在卡片或纸张上标出你所以要记录的那件内容的页码即可。比如说，邓小平一项，只在卡片上标记Pxx、Pxxx、Pxxxx等等页码，等读完全部《大传》整理你所需要的笔记，就是了。3、整理笔记当然最好最省事的就是运用电脑了。

以上所述，可以说是导读，也可以说是我的体会和阅读方式，以供他人参考而已！

2016年1月 于天津

代序三：党史学习宜佳书

读《毛泽东大传》有感

张西月 2021/7/12

一、一文之交结友谊

我是毛主义的忠实信徒，常年关注、学习有关毛泽东的文章。2013年得到《毛泽东大传》后，爱不释手，认真阅读了几遍，好的内容还摘录转发给群友。

2020年在网上下载《毛泽东大传》第四版时，有几章找不到。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冒昧地给东方直心发了个短信。没想到，他竟立即将七百多万字的巨著《毛泽东大传》第四版（修改稿），豪无保留地发来了，还让我提修改意见，使我即惊喜又感动。

我俩素未谋面，也从未有过往来，仅凭几十字短文，东方直心竟如此慷慨，将自己辛勤劳苦几十年的巨著发来了，我顿感东方直心，真是人如其名，名如其人，他具有东方人的优秀品质，爽直坦诚、善交无私、有仁爱心。

随后他又将从未曾示人的描写武汉抗疫的新作——《人民战争之 封城大战》（几十万字）发给我，让我提修改意见。此时的东方直心，在我心目中已是文品与人品俱佳的好作家了。

接到《毛泽东大传》第四卷后，我手不释卷，日夜逐字、逐句、逐标点的学习研究，用了1400多个小时，终于将其研学完了。

东方直心对我信，我就应对其诚。我将读《毛泽东大传》发现的错字、标点等疑似问题及建议，逐卷、逐章的发给他。就这样，为了《毛泽东大传》能日臻完美，我俩渐渐地结成了朋友、同志加兄弟般的深厚友谊。

二、一饭之恩写毛传

中华民族是懂得感恩的民族，中国人民是懂得感恩的人民，东方直心是位懂得感恩的作家。

戚本禹回忆录中说：“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主席先后八次，共计接见了1000多万人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群众。主席说‘我们将来的希望就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他们中间能出人才，我们的事业靠他们继承了。’‘他们见到了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会去研究我的。’”

东方直心，就是当年毛泽东接见过的“一千多万青年人”中继承革命事业，研究毛泽东的一位优秀人才。

东方直心说：“我是在1966年11月3日，接受他老人家第六次检阅的红卫兵。我是个从父辈往上查四代人，只字不识的农家子弟，作为毛主席的客人，免费乘车来到北京，免费吃住在煤炭科学研究院12天。我平生第一次享受到了‘餐餐八个盘、主食随便吃’的特殊待遇，白天到北大、清华等各高校看‘文革’大字报，晚上还能看看电视。”

东方直心接受毛泽东检阅后，他牢记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要“兴无灭资”，要“斗私、批修”的伟大教导。

55年来，他一直把每年的11月3日，当作自己的节日过。55年来，他铭记毛泽东的伟大教诲和这“一饭之恩”，他要做个公而忘私，全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他要用实际行动来报答毛泽东的恩情。

东方直心，作为翻身得解放的人民教师，出身于农家草根，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也没有资深的阅历。他要报答毛泽东的“一饭之恩”，除了努力教好书、育好人之外，他还能作的就是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把毛主席光辉灿烂革命的一生，收集整理，写成一部给人民大众看的、能启迪教育后人的传记体传世佳作——《毛泽东大传》。

他怀着对毛泽东的深情大爱，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几十年如一日的跑书馆，查资料、找知情人；现场考察，实地览圣。经历千辛万苦，收集到了国内所有能找到的毛泽东的传记、文集、毛选、年谱，回忆录和访谈录等，共61套（本、部与集），再加上一些零散书籍和资料，约有一亿几千万字。2010年5月写成了《毛泽东大传》第一版（400万字）。但他还是觉得材料不足，就将该版发到网上，并写道：“笔者真诚的希望，亲历那个时代的前辈们，在“毛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们，以及收藏有笔者尚未见到的有关资料的“毛学”爱好者们，多多赐教和帮助。”

此后，网友们纷纷给他来电、来函，发微信，提供资料和修改意见。他就继续补充、编辑修改，于2013年7月写成《毛泽东大传》第二版发到网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的深入发展，网络的普及，许多历史资料陆续解密，世面上能见到的有关毛泽东的史料越来越多了，他就进一步收集整理、辨析史料、核证史实，反复修改，2016年1月写成了第三版，2020年1月又改写成了第四版（700万字），分别发到网上，反复征求意见。可以说，《毛泽东大传》是一部群众智慧的结晶。

东方直心多次将《毛泽东大传》放在网上，免费让群众阅读，一是要征求意见、充实史料；二是他在践行“为人民服务”，要用书中的事实反驳非毛、反毛的流言蜚语，弘扬毛泽东思想，为巩固新时代党的领导，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振兴中华，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三、党史学习宜佳书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年初，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指出：全党全民“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东方直心呕心沥血十几年精心编写的巨著《毛泽东大传》（终极版），终于2021年7月1日前脱稿了。适逢其时，即为建党100周年贡献了一部好书，又能助力全党全民学习党史、国史的教育活动！

《毛泽东大传》（终极版），已是“目前为止，国内外可见的所有毛泽东传记中，唯一一部最系统、最全面、最客观、最真实、最具可读性的信史。”

《毛泽东大传》，具有四个突出特点：

一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时间线为主轴，采用编年体写法，书中有叙有议，重点在叙，平铺直叙；事无巨细，人无大小，职无高低，从毛泽东出生到其生命最后一息，只要与毛泽东革命生涯有关，作者都要“不嫌其细、不厌其多”的一一写出，读起来有“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作用。作者不以尊者讳，鞭笞邪恶，匡扶正义，重实材，巧构思，秉笔直书了毛泽东一生涉及到的所有真人、真事。

二是“大而全”。说它大（传），是指记述的人物多，以毛泽东一生为线索，记录了他的家族、家庭成员、亲戚朋友、老师同学，与毛泽东同时代的相关贤达贵要，同时还记录了毛泽东领导集体中的党和国家主要成员的活动事迹；说其全，是指“大传”记录的事实多，涉及的面广，叙述了毛泽东一生的学习、工作、修身、做人、交友的方方面面的全部历史事实，讲述了毛泽东整个时代的历史真实。

三是全书以毛泽东思想为灵魂，用毛泽东的话语贯穿全书。全书凡十卷，每卷都用精心挑选的毛泽东的四字诗词为卷名；共482章，每章的开篇语，用毛泽东的一段或几段原话作为引子，作为本章内容的纲要（若将这些话整理成册，将是一本很好的毛主席语录）；

四是每章结尾处都有“东方翁曰”，着笔浓墨重彩，是本书议的部分，是作者心血与思辨问题的结晶，值得读者认真研读与品味。作者在此点评、辨析、证伪本章记述的主要内容，也兼议政是，论说哲理，考证人事文词；时下普通人很难知晓的鲜为人知、闻所未闻的一些史料，作者在此也有所披露；眼下许多争论不休、无法定论的人和事，则将各种观点都摆出来，作为史料留存，供人民大众辨别、评判，留待历史去验证；写到关键之处，作者有感而发，时不时的还要以“正是”、“这真是”、“这才是”之类，写点评说的诗句，谈点看法，发点感慨，画龙点睛，妙语连珠，读起来使人感觉惟妙惟肖，美不胜收。

毛泽东作为人民的领袖，他的一生和文化、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遗产已和整个中华民族熔为一体，没有毛泽东的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将会黯淡许多。

只有融汇贯通的读懂了《毛泽东大传》，才能知道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为什么“能”、马列毛主义为什么“行”、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才能知道毛泽东是如何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奋斗28年，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能深刻领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大家都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通读了《毛泽东大传》后，才能深切领悟到：没有毛泽东，与毛泽东一起革命的其他政治家们，不可能革命成功，也不会名垂青史（看看他们的文集便知）；“没有毛泽东就没有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也不会有我们现在幸福美满的生活！。

四、爱恨情仇分阶级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立场，对待同一事物的态度、观点也不尽相同。

我生在旧社会，成长在毛时代。解放前，家中上无片瓦，下无锥地，过年吃顿饺子也买不起二斤白面。解放后，全家六口人，分得地36亩、房4间。我免费（有助学金）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我拥护共产党，热爱毛泽东、怀念毛主席，这是我的阶级感情使然。

毛泽东时代的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合作化、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四清社教、文革革命等历次群众运动，我都是见证者或积极参与者，对毛时代有点发言权。

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他一生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广大劳苦大众，敬仰他、颂扬他、怀念他。而阶级敌人，对他则是仇恨、蔑视，用心恶毒。

毛主席仙逝后，沉渣泛起，群魔乱舞。居心叵测者与阶级敌人遥相呼应，里应外合，妖风四起；他们极力搅浑水，混淆是非，颠倒黑白，造谣、诬蔑、抹黑毛泽东，诽谤毛泽东思想。

就拿毛泽东一生干的第二件大事——“文革”来说，时至今日，还有人不理解，叵测之人还要“彻底否定”。

文革能“彻底否定”得了吗？！

那就先说说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执政过程中党内滋生了腐败，产生了特权、官僚主义。

1956年党中央的“八大”上，对阶级问题出现了分歧：刘邓们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完成后，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毛泽东则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会长期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是主要矛盾。

1957年的“整风”，目的是要整“党风”，克服官僚主义。然而一些右派分子趁机要推翻共产党，于是就有了反右。而在反右斗争中，党内官僚，又下指标、定比例，将提意见的好人，打成右派。毛泽东原定右派仅几千人，结果打出了50多万。

在后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一线领导又“形左实右”，搞“浮夸风”、“共产风”，饿死人。为了纠正这些错误，1959年4月29号，毛泽东给全国生产队长以上的六级党员干部，写了一封信，而一线领导却把这封信给封锁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线领导又从极左跳到了极右，对内大搞“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对外大搞“三和一少（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人民支持要少）”。

毛泽东反对这种对内倒退、对外投降的错误做法，认为党内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于是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又重提阶级斗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四清”，搞“五反”，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前，毛主席说，“中宣部是阎王殿”，文化部成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卫生部成了“城市老爷部”；在经济领域，一线领导反对公有、集体经济，推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在国家政治上，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毛泽东要在《人民日报》上发一篇文章都不行，被迫秘密到上海发。

凡此种种，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的部分权力失控了，无产阶级政权有被颠覆的危险，危险就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共产党搞社会主义革命，决不单单是搞经济问题（经济其他政党和个人都可以搞），最重要、最艰难的是要进行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实现《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彻底决裂”的实践活动，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灭资兴无”，是要“斗私，批修”“破私立公”，是要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建立社会主义的道德观，打好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基础。

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革的根本原因！

至于对文革的评价，毛泽东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毛学”专家说：“千年历史看文革”。我们要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在政治上、学理上正确地总结“文革”。从“纵向”与“横向”历史维度看，文革对于中国、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世界革命的影响将是长期的、深远的，文革是中国人民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巨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要承认文革的出现不是几个造反派，不是几个中央文革的成员就能造成的，而是确实存在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一些做法的不满。”

党的十八大后，中央领导提出了党的“前后两个三十年不应该相互否定”的观点，认为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基础；后三十年是在前三十年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继续和发展。这个观点是科学的、正确的。因为，共产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探索，不可避免的会走弯路，会遇曲折。因此，企图否定前三十年，“彻底否定”文革中的十年，这是不科学的，是违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

五、千古伟人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国的，毛泽东思想根植于中华文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不必为己”……这样的观念早在《礼记》中就有。

毛泽东也是世界的，在由西方舆论和文化主导的世界，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品质和丰厚文化的象征。

1999年美国时代生活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人类千年百人百事。毛泽东是世界十大领袖之首，且唯一载有他的语录：“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也被列为千年百事之一。

卡特一生中最佩服的人是毛泽东，他说，这位从湖南走出来的智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拉丁美洲人民求解放的指路明灯，有毛泽东思想，我们还会惧怕美帝国主义吗？

南斯拉夫人说，毛泽东是伟人中的超级伟人，巨人中的超级巨人；

国际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罗斯特里尔，给出一个评价毛泽东的公式：

毛泽东 = 秦始皇 + 孔子 + 马克思 + 列宁 + 斯大林。

毛泽东是中国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奠基人。

毛泽东思想，是党魂、国魂、军魂、民族魂；毛泽东开创的党风、国风、政风、民风、社风、文风、家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精神力量。

回望毛泽东，他告诉我们，当官就要做人民的公仆，办事就要为人民服务，从政就要清正廉洁，执政就要接受人民的监督。

下面摘录网友赞毛诗一首，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芒芒苍穹一颗星，为救黎民下山冲。

博览群书十万卷，统领三军百万兵。

叱诧风云数十载，重整河山开太平。

大道无形心之力，千古伟人毛泽东！

作者简介：

张西月，1968年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原北京矿业学院）机电专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河北省煤炭厅科教处副处长，河北磁县县委副书记，石家庄工程技术学校校长。兼职：中国教育技术协会第四届副会长，创建中国教育技术协会职教专业委员会、任主任委员6年。

附一：第一版自序

亲爱的读者朋友，呈现在您面前的这一部《毛泽东大传》（共4册），分为10卷373章，总计300余万字。这部书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演义，而是一部真实地反映毛泽东一生如何修身，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工作，如何奋斗的历史纪实文学，它既可以当作通俗的故事书读，也可以作为历史工作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时最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运用。更确切地说，它是一部人生教科书。如果您真正读懂了这部书，或者是您的后人真正读懂了这部书，那么对您本人，对您的家庭，对您的后代，将会产生不可想象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当然，功利主义者除外，因为功利主义者考虑的只是一己之私。作为一个从自身、从家庭、从民族、从国家、从世界、从历史的角度来设计自己人生的人，都应该好好读一读这部书。

笔者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毛泽东及其同时代的所有的前辈们，感谢他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的那种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感谢口述、记录那个时代的所有前辈和专家、学者们，还要感谢笔者在写作过程中所参考的数十部有关专著的那些作者和编著者们。没有他们的艰辛创造和他们所提供的翔实的历史资料，笔者是不敢也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杜撰出描述毛泽东一生的这部书的。

说起对毛泽东的认识，笔者也像不少人一样，有一个从基于朴素情感的表象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转变过程。应该说，吾生有幸，生逢其时，年轻时曾经体验到了那个千载难逢的毛泽东时代的风云与沧桑。几十年来，笔者时时想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可喜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有关毛泽东生平的专著和历史资料陆续大量出版了。笔者从那时起，便常常购买或借阅有关毛泽东的资料，细细研读，兴至浓处，不舍昼夜，时而击节，时而拍案，时而开心一笑，时而掩卷而泣。阅读既多，感触愈深。笔者正是通过这种不间断地阅读和深入地研究，才终于完成了对毛泽东由情感的表象的认识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这一转变过程。

毛泽东在1962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曾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张仙朋说过，他有一个愿望，打算在他有生之年写一本关于他个人的书，他说：“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70%，坏处占30%，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很可惜，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这无疑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损失，同时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损失。正是因为这个历史的缺憾，笔者才开始大量收集史料，研究史料。尽管迄今还可能有一部分历史资料没有公诸于世，而且还有一部分毛泽东暮年的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已经被某些心怀叵测的人们销毁了，但就笔者所已经见到的历史资料，写出一部最系统、最真实和比较全面而完整的《毛泽东大传》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而且已经成为可能，所以就不揣冒昧开始酝酿并动手写作了。

笔者认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应该是中国人的骄傲。无论是毛泽东的人品、学品、文品，还是他的武品、诗品、书品，就个性而言，在他的同时代中，无论是哪一方面的人，即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都没有哪一个可以与他相比拟。毛泽东的思想、品行、性格、才学和智慧，堪为世人之楷模。也可以说，翻遍5千年中华文明史和数千年世界史，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中华赤子，他心里始终装着劳动人民，装着改造中国、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伟大理想。作为军事统帅，他指挥人民武装力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无论多么强大的敌人和反动的军事力量，在他面前无不灰飞烟灭；别说是蒋介石那几百万大军，就连日本军队、法国军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都不得不在他面前低头认输。作为人民领袖，他始终引领着中国人民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在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之后，成功地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作为革命的导师，他一生都在读书、备课、讲学，教育他的战友、战士和人民，同时也包括他的朋友和敌人。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说：“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若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其8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更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的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英国著名女作家韩素音也说：“毛并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是全民族的代表，是人民和时代的化身。革命造就了毛，毛也造就了革命。毛的一生不仅是他个人的一生，而且也是中国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象征。”由此可以断言：不了解毛泽东整个时代的真实性，不了解毛泽东全部的真实历史，不了解毛泽东时代所有其他那些风云人物，无论任何人都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占了大半个20世纪的“毛泽东现象”，也不可能真正理解毛泽东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真正的历史含义。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写作过程中，采用的是通俗的章回体的说话（或者叫评话，也叫平话，近代叫说书的一种古老的文学艺术）形式、《资治通鉴》的编年体例以及《史记》中史论分离的手法。编撰的原则是尊重历史，像考古学家一样，尽可能复原历史。当然，历史决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笔某某人吃喝拉撒睡的流水账。事实上，任何一部历史都是对于它所囊括的那个时代一些重要人物以及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事件的生动的典型而鲜活的记录。所以笔者所遵循的是，对毛泽东和他那个时代所有的历史人物不为尊者讳，不遗尊者贤，不没尊者功，不隐劣者迹，秉笔直书，力求写出一部真实可信、通俗易读、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毛泽东的生平故事，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真相明明白白的昭示于后世。为此，笔者编撰的方法是：1、以毛泽东为中心，收集所有有关毛泽东的史料和与毛泽东有关的人物、事件的史料。对所有能见到的史料采取去伪存真、辨正纠错、摈弃议论（特别重要的评论除外）的办法而采用之。2、去芜取精，去概念存形象，使故事本身更生动、更丰满、更感人，更具生活情趣。

尽管笔者力求这部故事书臻于完美，但由于本人无缘接触到那些事件的亲历者，也无缘接触到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只能凭借所能见到的有关毛泽东的历史专著和资料进行梳理和重新撰写；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笔者学识浅薄，水平有限，所以，在本书中出现一些错误和疏漏是在所难免的。因此，笔者真诚希望，亲历那个时代的所有健在的前辈们，在“毛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们，以及收藏有笔者尚未见到的有关资料的“毛学”爱好者们，多多赐教和帮助，以便笔者有机会纠正错误和充实内容，使本书能够于再版之时，愈加完美；笔者将不胜感激之至。

东方直心 2010年5月

附二：再版前言

《毛泽东大传》第一版（共4册）由于出版仓促及笔者所得的材料不足，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问题，诸如错别字较多，时间的叙述不规范，个别事件时间及个别人名有误等等。笔者借这次再版之机，真诚地向各位读者朋友表示歉意。同时对7月10日网上赠书以来，刘日新、王子恺、恽仁祥等一大批老同志和向海平、小园之春、毛丝丢顿、边山、启程、楚天风云雷电、山东水仙、天道酬勤等众多网友和许多不知名的朋友，在文字方面所给予的大力帮助，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毛泽东大传》此次再版（共5册），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改动：

1、纠正了为数不少的错别字及其它讹误之处。

2、删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内容，使《毛泽东大传》的主题更加突出。

3、增加了大量的新的重要史料，这就使再版《毛泽东大传》的内容增加到了417万字，而且使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发展轨迹愈加清晰，同时使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历史事件的一些细节更为生动，成为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外可以见到的所有毛泽东传记中唯一一部最系统而不凌乱、最全面而不单一、最客观而无片面性、最真实而不胡说八道、最具可读性而不枯燥的信史。

4、为了便于读者在电子版中查阅资料，笔者对时间的规范化作了进一步的处理。如：在每一年中每个月的开始时间，都加上了某某年，成为某年某月，尔后是某月某日。如果您需要查找某一时间段的历史资料或某一历史事件或毛泽东的某一精辟论断或其他人的某一段言论，只须点击一下“编辑”，再点击“查找”，在“查找”栏里输入相应阶段的某年某月或历史事件名称或某段言论中的几个关键词后，点击一下“查找下一处”，其内容便会立刻呈现在您的面前；如果需要查找某某人与毛泽东交往的史料，按上述方法在“查找”栏里输入某某人的姓名，依本传先后顺序一一点击“查找下一处”，即可一览无余。

诚然，书中还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敬请有关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们不吝赐教。

东方直心 2013年11月

附三：第三版絮语

1、笔者还在开封师院读书时，曾与一老友商量，将《海岛女民兵》改编成电影脚本，未成；后又商量着将《桐柏英雄》改编为戏剧剧本，又不成。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妻下岗，一家4口人只有我36元的月薪，没办法只得辅助妻做一些小生意，到八十年代初，生活始得自足，便开始着手从《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资治通鉴》中整理有关黄巢起义军及朱温、李克用、李存勖的资料，历数年写成《晋阳英烈》上下卷数十万字的初稿，意在用历史探原小说的形式暴露农民起义军叛徒朱温的狡黠、奸诈、凶残和丑陋，表现少数民族杰出人物李氏父子对大唐王朝的感恩和赤诚。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见有关毛泽东的书籍开始上市，便着手研究，发现凡大部头的无一不说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怎么怎么错了，正如我在第一版序言里所说的原因，便开始着手写《毛泽东大传》了，一天基本上都要坐上十个小时左右。有朋友劝我：“何苦呢？”我戏言：“早有写书意，半生不得闲。一发不可收，拼着老命玩。”

2、构思。扉页一高度概括了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后来把这句话发展成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扉页二体现了毛泽东的伟大谦虚和高洁的品格。

本传分卷是按照毛泽东一生中的各个阶段来划分的。他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中心任务，或学习或奋斗目标，这个中心任务在各个阶段中无不一以贯之，而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又截然不同，故本传将其一生分为10个阶段，全书分为10卷。每一卷的卷目都是4个字，均取自毛泽东的诗或词中。每一章正文前面采用该时期毛泽东的一句或一段名言作为章目，这是受了《斯巴达克斯传》一书的启发。这样的形式不是笔者有意标新立异，而是因为每一章的内容都很多，不可能用传统的对子句式来高度概括。本传如此安排，使每卷卷目和每章章目与本传的主旨紧紧相扣，全书浑然一体；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部分著名论断赫然在目，更能突出本传的主题。

3、全书用编年体，全面详细记录了毛泽东的生活和工作，是学习毛泽东著作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的辅助参考资料。毛泽东大传和毛泽东著作相辅相成，再现一个真实的、鲜活的毛泽东形象。当然，写毛泽东的历史采用时空倒置、时空穿插的叙述方法，也不是不可以的，但这种方法往往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篡改历史、颠倒历史的惯用伎俩。这样的写法，看似花哨，显得高深，别具一格，却使人看了眼花缭乱，如坠雾中。更重要的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以假借此种手法颠倒黑白，甚至移花接木，篡改历史，以彰显自己的胡说八道。有一位比较有名气的作家在一本将军传记中，就曾经采用了这种时空倒置、时空穿插的方法，发出了一些不好的议论，甚至把毛泽东描绘成为一个阴森森的人，借以影射毛泽东是一个惯用权术的政治家。

4、在大传的编撰过程中，笔者时时有感而发，不吐不快，那便是传文中的“正是”、“这正是”和一些章尾的“东方翁曰”一类文字。前者是受了元明清小说的影响，后者是受了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史记》的优点之一就是史论分离，“太史公曰”既抒发了史学家的情感，又不影响正史；而元明清小说中的诗、词、小令，则是既抒发了作者的情感，又不影响故事的情节，同时还增加了一点可读性。笔者自幼读书深有感受，东施效颦，并非故意卖弄也。

5、参与第3版稿纠错的先后有刘玉民（郑州 教授）、山东水仙、王孝民、徐君兴、郝长臣（大庆）、曹子文（天津）、邢思明、吴炳奎（丹东）、孔繁铭（厦门）、王裕隆（上海闵行区）、任玉龙（河南安阳）、王建叶（洛阳）、李德桥（孟津）、梁治洲（上海闵行区）、王洪海（太原）、聚沙斋主人（浙江湖州）、欧建国（湖南湘潭）、荆庆喜（新郑）、张晓平（牡丹江）、张西月（石家庄 教授级高工）、Zhang hong yu（北京海淀）、李晓军（西安）、王润东（石家庄）、李甫（浙江杭州）及一些不愿意提供姓名或遗漏姓名的朋友，在此一并致谢！在上述朋友中，更有聚沙斋主人、张西月、Zhang hong yu、王润东、李甫五位先生和朋友，不辞劳苦，经年累月地助我纠错，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才使《毛泽东大传》得以日臻完善，着实功不可没。还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河南省孟津县教师进修学校的徐君兴同志，他曾于2015年3月4日和3月20日先后给我写了两封热情洋溢的信，像老同志、老朋友一样，谈到了关于《毛泽东大传》的修改意见，其中纠正了再版《毛泽东大传》中数千个错别字，使我获益匪浅。没想到仅仅数月后，我在与李德桥同志的通信中，惊悉徐君已于10月7日病故，甚为痛悼。自此以后，我就把徐君兴同志的两封信摆在我的电脑旁，时时看到，时时激励着我修改《毛泽东大传》。我相信，徐君的在天之灵在见到毛主席之时，老人家一定会高兴地说：“徐君兴是个好同志！”

6、今年是毛泽东同志逝世40周年，是我在1966年11月3日接受他老人家检阅（第6次接见红卫兵。我这个从父辈往上查4代人都不识一个字的农家子，作为毛主席的客人在煤炭科学研究院吃住12天，平生第一次享受到餐餐8个盘、主食随便吃的特殊待遇，每天晚上还能在大厅里看电视，白天乘着汽车到北大、清华等各大高校参观“文革”大字报）的50周年。几十年来，我一直把11月3日当做我的节日。在毛泽东逝世40周年纪念日和11月3日这个刻骨铭心的“一饭之恩”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特将《毛泽东大传》第3版（471万字，共6册）付梓发行，敬献给广大的读者朋友们，并恳请有关“毛学”专家、学者和同志们继续帮助修改本传，使之日臻完善，成为没有校园的毛泽东思想自修大学，吾愿足矣！

立言五百万，坦荡无私偏。歌颂真善美，鞭笞假恶奸。

一代风云录，明镜照人寰。掩卷聊自慰，痴心敢对天。

——六十七周岁感怀 赠读者

东方直心 2016年1月

第一卷 横空出世（1893年12月—）

引 子

词曰：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一首世人公认的著名词章：《沁园春·长沙》，是出自世界上一位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手。作者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填这首词时，还是一位年轻的职业革命者。那时候的他，独自站在橘子洲的一端，望着滔滔的江水，日夜不息的向北流去，湘江上那美丽动人的自然秋景，并不能使他忘怀他所面对的严峻的革命形势。

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一方面是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一方面是反动势力为了维护他们的反革命统治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的反扑。忧国忧民的年轻革命者，自然是思绪激荡，心潮澎湃，禁不住发出了一个惊天之语：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个问题，当然无需他人作答，在这位年轻人的心中，早已有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呼唤：

我们！只有我们！才是未来世界的主宰者！

此时此地的他，自然而然想到了那些年轻的伙伴们。曾几何时，大家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如今，更需要同志们再度携手，勇往直前，在革命的大潮中奋勇搏击，砥柱中流！

是啊，当他还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就与学友们一起创立了新民学会，制定了“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人生初级目标。当他走出学校大门步入社会的时候，就投身到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之中，与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共商国事；接着，他又在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位置上，与那些新老右派们唇枪舌战了一番。

后来这位年轻的革命者一生奋斗不息，果然成就了一番亘古未有的大事业。

他戎马22年，打破了蒋介石的多次军事围剿，驱逐了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倾覆了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统一了华夏大地。

他治国27年，在中华大地上开天辟地第一遭废除了几千年的私有制，建立起一座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公有制的理想的政治大厦；并且巧妙而成功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他一生料事如神。在他的青年时代直至暮年，数十年间，作为一个伟大的预言家，凡大事件曾经预言多多，结果，几乎无一出乎其意料之外。

他一生反对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所以我们无须把他看作是英雄。可是他凭什么能够做出这么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呢？说白了，除了他个人具有良好的素质和崇高的革命理想之外，还有一个法宝，那就是一生广交学友、朋友、同志，发动和依靠人民战争。

尽管在他身后对于他一生的功过是非数十年来人们褒贬不一，但他一生的行事为人，应该说是无愧于中华民族伟大赤子这一光荣称号的。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读一读他的故事，无论是对于我们现在，还是将来，无疑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读者诸公若心存疑虑，请稍安勿躁，待您耐心读完大传，自然就心领神会而决非是笔者妄言了。剥曹雪芹诗一首，赠读者：

满纸真人事，一把心酸泪。莫道东方痴，请解其中味。

第1章 1893年12月—1903年

“既然我坐着背书你也听得清楚，那为什么非要我站起来背书呢？”

话说在中国湖南省中部丘陵地带有一座山，名叫韶山。韶山的顶峰就是著名的韶峰，又称仙女峰，它是南岳衡山72峰之中的第71峰，也是韶山八景之一。韶峰海拔500多米，山高陡峭，气势雄伟。站在韶峰之上，给人的感觉是：“绝顶才宽三五尺，此身如在九重天。”有诗赞曰：

绕岫岚光凝欲滴，长风轻袅云烟侧。山涵五月六月寒，地拥千山万山碧。

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插天空。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

就在这韶峰下，群山环抱着一块不大的谷地，走向是由南向北，长5公里，宽3.5公里。地形明显分为东西两部，西部山峦环绕，东部丘岗起伏，大致构成“六山一水二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格局。这个山谷就叫“韶山冲”。

小小的韶山冲，隶属湖南省湘潭县管辖，在湘潭、宁乡、湘乡三县交界处。它东北距湖南省城长沙90公里，东南离湘潭县城35公里，是个偏僻的小地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里既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更没有通航的河道。

韶山冲里居住着毛、李、钟、周、邹、彭、庞几姓人家，他们多是忠厚、朴实、勤劳、善良的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家家都遭受着深重的灾难，过着贫困的生活。韶山冲的农民们世世代代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其一：韶山冲，长又长，砍柴做工度时光。鸡鸣未晓车声叫，隔夜难存半合粮。

其二：韶山冲，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

其三：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路三条，逃荒、讨米、坐监牢。

在这韶山冲里流淌着一条小溪，终年潺潺不断。小溪上游的南岸，有一栋依山傍水的半瓦半茅的房屋，叫上屋场。这是一栋湖南农村常见的“凹”字形住宅，当地人称作“一担柴”式的房子。这栋房子从堂屋正中分界，两边各住着一户人家，东边瓦房里的这一户人家是毛氏家族。

说起韶山冲毛氏家族的历史，可以往上追溯到14世纪中叶。那时候，元末红巾军起义正如火如荼，天下大乱。在这个王朝更迭的年代，江西省吉州府龙城县，也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吉水县，有一个名叫毛太华的青年农民，不甘老死蓬蒿、寂寞一生，于是便毅然弃农从戎，投奔到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中去了。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毛太华做了一个百夫长一类的下级军官，并随从明朝大将傅友德和蓝玉远征云南。在云南归入大明的版图后，毛太华被留了下来，成为一名戍滇军官。

云南边陲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当时很少有汉民居住。在云南澜沧，毛太华同许多戍滇军人一样，娶了一位当地少数民族姑娘为妻，生育了4个儿子，依次取名为：毛清一、毛清二、毛清三、毛清四。

毛太华渐渐衰老了，他念念不忘内地的故乡，于是就告老还乡。因为他立有边功，就被准许迁回内地。明朝洪武十三（1380）年，毛太华偕妻子王氏及长子毛清一、四子毛清四回到了湖南，居住在湘乡县城北门外的绯紫桥，购买了田产几十亩。

数年后，毛清一、毛清四迁移到湘潭县七都七甲韶山定居。自此，毛氏家族便在这山青水秀的韶山东茅塘一带繁衍生息，毛太华便成为韶山毛氏家族的第一代祖先。

毛太华随着儿子毛清一、毛清四在韶山冲生活若干年后就去世了。毛氏家族从毛太华这一代到后来的第6代，都没有固定的谱系。到了清朝乾隆二年（1737年），毛氏家族从第7代才开始修族谱，他们定下的谱系是：

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

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在毛氏族谱中，记载着颇为严格的家训：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乡邻、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宜、奋志芸窗、勤劳本业。

族谱中规定的家戒是：“戒游荡”、“戒赌博”。

清朝光绪七年（1881年），毛氏族谱再一次修订，续订的谱系为：

孝友传家本，忠良报国光；

启元敦圣学，风雅列明章。

毛氏家族第17代传人叫毛祖人，又名毛四端。毛祖人出生于1823年，他是一个沉默寡言、勤劳忠厚的农民，没有读过书，主要靠种田、出卖劳动力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毛祖人生育有两个儿子，长子叫毛德臣，次子叫毛翼臣。

毛德臣，谱名恩农；生育有3个儿子，长子毛菊生，次子毛梅生，三子毛献生。

毛翼臣，谱名恩普，字寅宾，生于1846年5月22日，逝于1904年11月23日。毛翼臣娶妻刘氏，生有一子，取名毛贻昌；他还有两个女儿，成人后分别嫁到了张家与贺家。

1878年，毛翼臣与哥哥毛德臣分家，他从祖居地韶山东茅塘搬到了韶山冲南岸的上屋场。毛翼臣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一生清贫，为了生活，不得不将祖传的部分田产典当出去。

毛翼臣的儿子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生于1870年10月15日，在族兄弟中排行老大，他读过几年私塾，懂得一些算术。后来他终身务农经商，而且生财有道。

毛顺生10岁那年，由父母做主，与湘乡县四都唐家圫也就是被后人改称为棠佳阁的文芝仪之女、13岁的文七妹订了婚。

唐家圫文家是一个大家族，共有兄弟文芝兰、文芝仪、文芝祥3大房。

文芝仪和妻子贺氏，生育有3子3女。

文芝仪的长子文玉瑞在族兄弟中排行第七，生有长子早夭；次子文涧泉，在族兄弟中排行十一；三子文梅清，在族兄弟中排行十七。

文芝仪的次子文玉钦在族兄弟中排行第八，有一个继室，两个姨太。他生有长子文泮香，排行第十；次子文运昌，排行十六；三子文南松，排行二十；女儿文静纯，就是文运昌的三姐。

文芝仪的三子文玉材，幼年早夭。

文芝仪的长女嫁给了钟姓人家，称钟文氏；次女嫁给了王姓人家，称王文氏，就是后边将要说到的王季范的母亲；三女则许给了毛顺生，她就是1867年2月12日出生的文七妹。

文七妹姊妹几个同当时许多农村妇女一样，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她二姐在文家同辈姊妹中排行第六，她排行第七，所以家里人就分别叫她们“六妹”、“七妹”，外姓人便称她们“文六妹”、“文七妹”。

据毛泽民的外孙曹耘山说，他在苏联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毛泽民1939年6月初到苏联以后为毛泽东代填的《个人履历表》，毛泽民在履历表中将他们母亲的名字写作“文素琴”。由此，有人便断定毛泽东的母亲叫文素琴。毛泽民这样写，可能是出于当时某种需要，而后人却不能据此推翻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的说法。

且说文家是以务农为业，家境小康。他们所在的唐家圫距韶山冲有10余公里。由于文七妹的曾祖父逝世后葬在了韶山冲龙眼塘，所以后代人每年都要到韶山扫墓、祭拜。文家为了到韶山扫墓时有个落脚的地方，便将文七妹许给了韶山冲的毛顺生。

毛顺生15岁那年和18岁的文七妹完了婚。

此时的文七妹，生得是中等身材，清秀端庄，宽前额，长圆脸庞，浓眉大眼。她初到毛家时，很不习惯，经常回娘家哭脸。因为文家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她嫌在毛家太冷清。在家作女时，只做一些家务事，田间劳动都是由男人们去干。她嫁到韶山后，毛家男劳力少，里里外外的活都得干。不过她后来也就慢慢地习惯了。

毛顺生16岁时为了偿还父亲欠下的债务，到湘军里当了近两年兵，把军队发的饷银积攒起来，退伍后还清了债务。17岁时，他开始当家理事。那时家里只有六七亩地，家底微薄，一家人终年为温饱而操劳。但此时的毛顺生已经成为一个魁梧高大、精明能干、善于经营的农民，把一家人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稻谷进行加工，将白米挑到银田寺赶集出售，有时也零售给附近的穷苦樵夫和手工业者；而那些米糠则用来喂养猪仔出售。

毛顺生治家严谨，是个好当家的。他常说：“吃不穷、用不穷，人无计算一世穷。谁会盘算，谁就能过上好日子；不会盘算的人，你给他明晃晃的金山银山，也是空的。”他还有一个勤俭持家的贤内助文七妹，所以这个贫困的家庭就慢慢富裕起来，渐渐积攒了一笔钱，赎回了父亲典当出去的田产，共有耕地15亩，年收60担谷。

公元1893年12月26日清晨，即清王朝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十九日卯时破晓之际，在上屋场东边姓毛这户人家里，一个伟大的小生命就像天边的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呱呱坠地，他就是毛氏家族的第20代传人、毛翼臣的孙子、毛顺生和文七妹的第3个儿子。毛顺生自然是喜上眉梢，按照族谱中的“泽”字辈，为儿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毛泽东，字润之。

文七妹先后生育了7个孩子，长子、次子均在襁褓中夭亡，这第三胎便是毛泽东。后来她又生下两男两女，四子毛泽民，又名毛泽铭，字咏莲、润莲，1896年4月3日出生，毛泽东称为四弟；第五个儿子毛泽覃，又名毛泽淋，字咏菊、润菊，1905年9月25日出生，在堂兄弟中排行老六，毛泽东称为六弟（毛泽东这一代人堂兄弟共10人，除了夭折的两个兄长，还有毛泽荣行五，老七早年夭折，毛泽华行八，1928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牺牲，毛泽连行九，毛泽青行十）；而那两个女儿又都夭折了。

在毛泽东和毛泽民出生后，毛顺生夫妻是上有父亲，下有两个儿子，全家5口人，每年除去口粮35担外，还有25担左右的余粮，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此时的文七妹也成为家里最忙碌、最辛苦的人了，她既要抚育孩子，又要操持家务，还要养鸡喂猪、种菜除草，样样活都得干，方方面面都需要安排得有条有理。

且说毛泽东的出世，给毛家带来了说不尽的欢喜，可文七妹在欣喜中心里又不免有一点难以抑制的隐忧，她唯恐这个儿子再出什么事，便多方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并开始吃起了“观音斋”。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放心，在毛泽东出世两个月后，便把儿子带回了唐家圫的外婆家，托付给外婆抚养。外婆让毛泽东拜七舅父文玉瑞、七舅母赵氏为干爹干娘，有托福之意；因为七舅父七舅母子女众多，被认为是命中多子多福。

在唐家圫的后山，有个龙潭坳，坳内有一股清泉，一年四季水流不断。在龙潭坳旁边矗立着一块巨石，高2.8丈，宽2丈。传说这里曾经出过一个妖怪，常常兴风作浪，后来有个能人为民除害，用这块巨石将妖怪降服了，人们就把这块巨石称为“石观音”，并经常来此祷告祈福。外婆贺氏生怕小外孙“根基不稳”，为了让小外孙能长大成人，就让文七妹抱着毛泽东来到“石观音”前烧香叩头，拜这块巨石为“干娘”，寄名“石头”，取容易抚养之意。因毛泽东排行第三，由此他又有了一个“石三伢子”的乳名。自此以后，他每次从巨石前经过，大人们都要说一声：“石头，给干娘磕个头。”石三伢子便乖巧地朝着“石观音”拜上一拜。

毛泽东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唐家圫外婆家渡过的。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全家老少20余口人，生活也比较富裕。在一大群孙男孙女中，多了个“根基不稳”的小外孙，外婆自然是对他宠爱有加。毛泽东在这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群体生活，他同表兄弟表姐妹们一块儿嬉戏，一道去拔草，捡柴，拾豆子，放牛，打猪草。

毛泽东每次放牛，都把小伙伴们邀集在一起。他往往把大家分成3组，一组看牛，一组割牛草，一组上山摘野果子。临了，大家把牛栓到树上，每人分得1份牛草，然后就坐在树下吃野果子，讲故事，做各种游戏，最后尽兴而归。

在毛泽东8岁那一年的正月，他跟着母亲看耍狮子，心里一高兴，便脱口念道：“狮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酒放热气烧，肉放烂些煮。”逗得外婆家的人都笑了起来。

1902年，毛泽东9岁了，该上学了，元宵节过后，毛顺生就把他从唐家圫接了回来，送到离家不到200米的南岸私塾读书，接受启蒙教育，并给他取字叫咏芝。

后来毛泽东学富五车，知识渊博，通晓姓名之学，他常常将他的字写作润之或者润芝。再后来，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又在不同时期分别用过润、泳之、二十八画生、久滋、子任、润子任、杨子任、石山、学任等等名、字和号，还曾经用过与任、自任、事任、赵东、李德胜、李得生、得胜、国彬、杨先生等等笔名和别名。

且说毛泽东的第一个塾师是邹春培，年约50多岁。在入私塾那天，邹春培身着长衫，把毛泽东领到摆放在东墙下的神龛前面，严肃地说道：

“这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夫子的神位，从今天起，你每天早晨进来，都要给孔夫子作揖。以后你就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

毛泽东便恭恭敬敬地对着孔夫子作揖行礼。邹先生见状，高兴地对毛顺生说：

“令郎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

毛顺生则有自己的打算，连忙说：

“种田人家的子弟，不希罕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得几笔账，写得几句来往信札，就要得了。”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心想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教育成为能够继承家业的人，所以在把儿子送进私塾读书的同时，还亲自训练儿子双手打算盘，教儿子记账，要儿子学会经商的本领。

文七妹和韶山的大多数人一样，只字不识；她还和许多人一样，也是个信佛的人。毛泽东在上私塾以前和到私塾念书以后，常常陪着母亲一起到附近的凤凰山寺庙里求神拜佛。可父亲毛顺生却不信佛，这使毛泽东大伤脑筋。9岁那年，他曾经和母亲讨论过父亲不信佛以及如何帮助父亲的问题。

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说过：“我父亲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当时和以后，我们想过好多办法想让他信佛，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咒骂我们，我们被他的攻击所压倒，只好退让，另想新的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信神。”

可是有一次，毛顺生外出要账，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因受惊逃掉了，毛顺生也死里逃生。从此他比较信佛了，有时还要烧烧香。

再说毛泽东同旧时代所有私塾学生一样，先是从《三字经》读起：“人之初，性本善……”；接着开始点读《论语》、《孟子》和《诗经》，由于他天资聪颖，读书又很用心，所以塾师教过的书，他都能背得下来。他自己还学会了使用《康熙字典》，一些先生没有点的书，他也能读懂。在学习上他不需要先生太劳神，因此大家都叫他“省先生”。

毛泽东在读书上更不用父亲操心，但他常常会做出一些“离经叛道”的事情来，这倒叫父亲大伤脑筋。

在南岸私塾后边住有一户人家，女主人叫邹四阿婆。她家房屋旁边种有一些枇杷树，柚子树和桃子树。每到果子成熟的时候，毛泽东和他的小伙伴们的眼睛就被树上的果子给勾住了，恨不得变成黄莺和八哥，飞上去一口一个。只是邹四阿婆看守得严，手里还常常拿着一根长竹竿，随时准备教训偷果子的小孩。哪个小孩偶尔偷了她几个果子，她又是嚷，又是追打，还要向家长和私塾里的先生告状。小孩子们在背后都骂她“小气鬼”、“背时婆”，于是也就存心跟她作对。

有一次，毛泽东和小伙伴们瞅来瞅去不见邹四阿婆的踪影，便相互发了个信号，像猴子一般爬上树去。冷不防吓人的叫骂声突然传来：“好呀！”也不知在那儿猫着的邹四阿婆拱了出来：“哼，这回看你们‘小泥鳅’往哪里钻！”她冷笑着，挥动竹竿就打。

“跑！”毛泽东一声令下，指挥着伙伴们分头躲闪。邹四阿婆看到他比一般孩子长得高大，又是个“头儿”，便把竹竿转向他，呵斥道：“石三伢子，我先逮住你！”

毛泽东和小伙伴们纵身翻过一道沟，爬上两棵大枞树，等邹四阿婆跌跌撞撞地追来，他们已经高踞树杈，嬉笑着，喘着气做鬼脸。

邹四阿婆还会做干果，什么梅子、黄瓜、茄子一类普普通通的东西，经她的手一摆弄，就变成了酸中有甜、甜中含辣的“山珍”美味了。每当她把做好的果子晾晒在外面时，毛泽东和小伙伴们总要想方设法去偷着吃。

精明的邹四阿婆为防止小孩们偷吃，就架起梯子，把果子晾晒在屋顶上。这一下毛泽东和小伙伴们可犯难了，搬动梯子会被发现，用竹竿挑拨，要弄出响声。毛泽东正想办法，忽然看见几只飞起的蚱蜢，两只大眼睛一亮，这不是“天兵天将”吗？于是他们马上捉了几只大蚱蜢，用细长的绳子栓着蚱蜢锯齿般的长腿，顺风把它抛到房子上的果子里。这办法果然有效，他们牵动绳子，待蚱蜢正要起飞，突然往下一拉，蚱蜢那锯子般的腿就把一些果子弹了下来。小伙伴们忍住笑，抢着捡果子吃。

傍晚，邹四阿婆收果子时，发现稀少了许多。她心想，既没有起大风，鸡又飞不上去，地下也不见痕迹，这是怎么了？越想越糊涂：“想必是给背时的喜鹊、乌鸦吃了吧？”

毛泽东在私塾里也是如此。那是在1903年夏季的一个上午，塾师邹春培因有事需要外出，他就让塾生们在课堂上温习功课。毛泽东待大家读完了书，就提议去池塘游泳。这个池塘就在门口的不远处，碧波粼粼，是他们经常游泳玩耍的地方。

邹春培回来看见他的几个塾生赤身裸体在游泳，以为很不雅，便责备他们不该玩水。毛泽东很不服气，他拿出《论语》，引用上面的话说：

“子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您看看，孔夫子也是赞成到河里去洗澡的。”

邹先生听了，知道《论语》上确实有这么一段话，但一时又感到自己下不了台，就想了一个办法，叫塾生们对对子，说是对不出来就惩罚他们。他马上出了一个上联：

“濯足；”

毛泽东见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对不出来，便对了一个下联：

“修身。”

邹春培又出了一个上联：

“牛皮菜；”

毛泽东对了一个下联：

“马齿苋。”

邹春培见难不倒毛泽东，便要在背书上找茬惩戒他。他叫着毛泽东的名字，要他到前边去背书。毛泽东却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纹丝不动。按照私塾里的礼节，学生在课堂上背书要先站起来，走到先生的讲桌前站好，面向一旁，不能正视先生，然后开始背书。毛泽东对这一套繁文缛节早就不耐烦了。邹先生见他一动不动，气得脸色煞白，命令他到前边去，按老规矩背书。毛泽东只好搬着自己的凳子走到先生跟前，坐在凳子上以挑战的目光望着先生，对着快被他气晕的邹先生说：

“既然我坐着背书你也听得清楚，那为什么非要我站起来背呢？”

怒不可遏的邹先生用力拉他，要他站起来，毛泽东用力挣脱了。邹先生便气呼呼地来到上屋场向毛顺生告状，他说：

“你家咏芝了不得啦，他的才学比我高，我教不了啦！”

毛家的家教历来很严。毛顺生听说儿子带头闹学，和先生顶嘴，格外恼火。他顺手在路边捡了一根楠竹丫子，立刻跑到南岸私塾，见到儿子不由分说就劈头盖脸地打下来。毛泽东知道父亲的性子，脾气一上来，准是一顿死打，便急忙躲避，夺路而逃，一溜烟似地跑了。父亲怎么也追不上他，急得跺着脚直骂：

“我看你跑到哪里去！你敢回来，我就打死你这个没王法的东西！”

毛泽东心里明白，这时候回家，肯定还要挨一顿打，恐怕连母亲也劝不住，所以他决定暂时不回家，想跑到县城里去。此时的毛泽东还不到10岁，他在山里走了许久，也只是围着韶山打转，转了3天还没有走出韶山冲，离家也不过4公里左右，可就是不敢回家。父亲托人四处寻找儿子，最后还是毛氏家族一个砍柴老人在山里发现了他，毛泽东这才多少有点不情愿地回了家里。

后来毛泽东回忆起这件事，他说：

“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抗议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毛泽东一向反对父亲的刻薄、自私和专横，他和父亲一有争端，总要公开辩驳一番。有一次，毛顺生请了一些生意场上的人到家里作客谈生意，文七妹很快就准备好了酒菜，殷勤招待着客人们。毛顺生想让客人见见自己的长子，同时也想让儿子接触一下生意场面，结识生意中人，以后接自己的班，便大声喊道：

“石三，快来给客人斟酒！”

毛泽东正在看书，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嘴里不耐烦地嘟囔着：

“我讨厌那些财迷心窍的买卖人，要斟，你自己斟！”

毛顺生见儿子不听话，觉得很没面子，顿时火了，放下筷子就要去打毛泽东。文七妹急忙过来拦着，劝道：

“石三已经长大了，做事情有他自己的主意，不要让他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说罢，便笑容满面地给客人们一一斟了酒。毛顺生却依然怒气不息，当着满屋子客人的面骂儿子懒而无用。毛泽东被激怒了，他说：

“年纪大的人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做事，父亲的年龄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做更多的事。等我到了你那年纪，会比你干的还要多。”

父亲又骂他不孝。毛泽东已经学会了引经据典，他说：

“经书上讲‘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为父不慈，哪来子孝？”

说完赌气跑出家门。母亲追出来劝他回去，父亲和客人们也赶来了。父亲一边骂一边责令他回去。毛泽东跑到一个池塘边，恫吓父亲说：

“如果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跳下去。”

毛顺生坚持要儿子磕头认错；毛泽东则表示，如果父亲答应不再打他，他可以跪一条腿磕头，因为另一条腿是属于母亲的。毛顺生见再僵持下去也不好收场，只好许诺说不再打他了，于是毛泽东就向父亲道了歉，磕了半个头。就这样，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了。

毛泽东从这件事认识到，在压力面前决不能示弱，“唯有反抗才有出路”。

还有一件事，毛泽东再一次表现出了他那特有的倔强和睿智。有一天他在去唐家圫外婆家的路上，在走到石砚冲的山边时，突然闪出一个人来，双手叉腰挡住了去路。此人是一个姓赵的富家子弟，他平日里总喜欢欺侮贫弱，经常在穷人面前卖弄文墨，附庸风雅。他听说毛泽东聪明机智，便要借故难为难为毛泽东。他说：

“我知道你是文家的外甥，今天我要考考你，你若能回答出我提出的问题，就让你过去，若回答不出来，可别怪我赵某不客气，你就得大方框关小方框。”

“什么意思？”

毛泽东质问他。赵某神气地说：

“你若回答不出来，就得从我胯下爬过去。”

毛泽东一听，不慌不忙也来了一个双手叉腰，说道：

“你爱问就问吧！”

赵某说：

“百家姓里的‘赵钱孙李’，分开怎么解释，合起来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稍加思索，便说：

“‘赵钱孙李’分开是：赵公元帅的赵，有钱无钱的钱，龟孙的孙，有理无理与李同音。大宋天子赵匡胤说过：有钱龟孙不讲理！”

他不仅按照要求回答了赵某的刁难，而且还巧妙地骂这个富家子弟是“有钱龟孙不讲理”。赵某人一听，禁不住满脸怒气，可他又挑不出毛病来，也不好发作，只得让毛泽东过去了。

这正是：韶峰石头多棱锷，为柱长天不折琢！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反抗压迫，追求平等，不唯少年毛泽东，人人如此，天性使然也。童年的毛泽东也像其他的孩子一样，不过是一个“顽童”而已。可一般孩童在经过长期的社会“历练”之后，基本上都已经被琢磨得没有棱角了，圆滑了。而毛泽东的不同于常人之处就在于，他以他那叛逆的个性，对父亲的打骂实行反抗；对老师的指责据理力争；对邪恶势力的压迫进行反击；在强大的陈旧的陈旧和影响面前，始终没有被驯服，没有被琢磨得像大多数人一样，反而把他那种可贵的理性的倔犟性格，即天生的斗争思想萌芽，随着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一步一步地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始终将这种斗争哲学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终生实践，至死不悔。

第2章 1904年—1910年4月

“在我们的心目中，彭铁匠是第一个农民英雄。”

话说在1904年秋，毛泽东转学到了关公桥私塾，塾师叫毛咏生。

毛泽东在这个私塾里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黑皮伢子的小同学，因家里很穷，常常不带中午饭，只好饿着肚子，一直到下午放学了，回到家里才再吃上一餐晚饭。毛泽东很同情这位同学，就常常把自己带的午饭分一半给他吃。

文七妹看到儿子晚饭老是吃得那么多，大惑不解。毛泽东就告诉母亲说，她精心准备的午饭是和同学分着吃了。从此，善良的母亲每天早晨都要让儿子带上两份午饭去上学。

1904年这一年，毛顺生手头的钱积攒多了，就买进了家境十分贫苦的堂弟毛菊生的7亩水田。这样一来，他的田产就增加到了22亩，每年可以收稻谷80担。

毛泽东和母亲同情毛菊生的苦楚，都反对这样做。毛顺生则认为，这没什么不应该的。他说：

“管他兄弟不兄弟，我这是用钱买来的田。”

这件事留给毛泽东的印象太深了，以至多年以后他还念念不忘这件事情。

1905年春，毛泽东又先后转入桥头湾和钟家湾私塾就读。钟家湾的塾师叫周少希。

这一年，毛泽东害了一场大病，在母亲的多方护理调养下，才慢慢地好转了，只是他的身体更加瘦弱了。毛泽东由此想到，如果身体长久不好，将来什么事也不能做，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于是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

1906年秋，毛泽东转到5里外的井里湾私塾就读，塾师叫毛宇居。

毛宇居生于清朝光绪七（1881）年，与毛泽东是同一个太祖。他谱名毛泽启，字宇居，又叫禹居，别号韶麓散人。其父毛福生系前清国子监生。毛宇居博学强记，还从过军，曾经跟随蔡锷的部队转战到云南、四川等地。此人见多识广，在韶山冲也算得上是凤毛麟角的人物，乡亲们都称他是“纯儒”；又因他擅长诗文和书法，乡亲们还送给他一个“韶山一支笔”的雅号。

毛泽东在井里湾私塾开始跟着毛宇居练习书法，从学唐初的欧阳询入手，后来改学书体刚劲开放的清代书法家钱南园。在主要学业方面依然是读《四书五经》，可他不喜欢这些书。他喜欢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这使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更喜欢读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他曾背着老师读过《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后来毛泽东说自己喜欢读中国古典小说，认为这些书对自己影响很大。

毛宇居回忆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总是偷着看，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压在上面。后来被我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叫他背，但他都背得出来。”

思想活跃的毛泽东不愿受封闭式的教育方式的束缚，尤其是对呆板的死记硬背的学习内容，深感不满。

有一次，毛宇居先生有事外出，行前再三叮嘱塾生们要老老实实地在教室里读书，不许私自走出私塾。在毛宇居先生走后，毛泽东就像逃出笼子的小鸟一样，跑到屋后的山上，边背书边摘毛栗子，书背熟了，毛栗子也摘了一包。回到课堂上，他给每个同学送上几颗，自然也孝敬了先生一份。毛宇居却不领情，责怪他说：

“你怎么敢私自跑出去玩呢？”

毛泽东回答说：

“闷在屋里，头昏脑胀，死背硬读也是空的。”

“放肆！”

他见先生真的生气了，只好说：

“那你叫我背书好了。”

毛宇居知道背书难不住他，便指着院子里的天井，气冲冲地说：

“这回既不打你板子，也不罚你背书，你给我赞一赞这天井！”

毛泽东将天井观察了一下，略加思索，脱口吟道：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毛宇居听了很是赞赏，也就不再惩罚他了。

1907年，毛泽东已经14岁了，他的四弟毛泽民11岁，六弟毛泽覃才只有2岁；家里还雇用了长工和短工。要给这么多的人做饭并操持其它家务，年已40的文七妹，其劳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一生精明的毛顺生，此时与其说是需要一个得力的帮手，不如说是急需一个能够操持家务的好的劳动力。于是他便按照湖南“亲上加亲”的传统习惯，给毛泽东定下了一桩娃娃亲，女方是韶山杨林炉门前罗鹤楼的长女罗氏。罗氏名叫罗一秀，生于1889年10月20日，比毛泽东大4岁两个月零6天。

毛、罗两家原是世交，上两辈人就有亲戚关系。罗一秀的祖母毛氏，是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堂妹。更重要的是罗家有田产，比较富裕，也不乏读书之人，在当地有较高的声望。在毛顺生看来，毛、罗两家做亲可谓是门当户对了。

未成年的毛泽东自然是反对这门亲事的，但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为了顾及父母和亲友的面子，只好默默地忍受着这桩“痛苦的婚姻”。在成亲那一天，他这个衣着整齐的小新郎，忍受着那种僵化而可恶的仪式，向每一位来宾叩拜。

年方18岁的罗一秀，性情温顺善良，生得脸庞圆润，体态丰满，是一位能操持家务的好手。毛泽东的父母看在眼里自然是十分满意的。但毛泽东始终不承认罗一秀是自己的妻子，坚决拒绝与这位比他大4岁的新娘圆房，也从未碰过她一根手指头，弄得父亲十分恼火，却也无可奈何。

毛泽东在1936年曾经对斯诺说：“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中国传统计岁法都是按虚岁计算——笔者注）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

后来这位罗氏女子，不幸于1910年2月11日因患细菌性痢疾，不治身亡，年仅21岁。她被葬在韶山冲南岸的土地冲。几十年后，湘潭毛氏族人依然按照旧传统、旧习惯，把罗一秀作为毛泽东的原配夫人，载入《毛氏族谱》。更为荒唐的是，族人们因罗一秀无嗣，便将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已经不在人世的第3个儿子毛岸龙，作为罗一秀的儿子载入族谱。《毛氏族谱》上写道：“承夫继配杨氏子嗣”，“远智，与原配罗氏为嗣”。

且说毛顺生在持家方面克勤克俭，他带着一家人勤奋劳作，家里基本上没有吃闲饭的人。儿子年纪小的要干一些割猪草之类的轻活，大一点的就要到田地里去干活。加上他经营有方，所以他的家业日益发达，到了1907年，他家的土地就增加到24亩。在攒了一笔钱之后，毛顺生就不再买进土地了，而是典当别人的田地雇人耕种，因为典地要比买地便宜，自己还不用操心农事，便可以取利。

毛家每年大约要消费掉4500斤大米，此外还有约7000斤余粮可以出售，精明的毛顺生便开始做起了贩卖粮食、耕牛和生猪的生意，赚了不少的钱。他还放出了高利贷。在运输上，他也逐步由肩挑改为用车运送，后来更发展到从银田寺雇船，将米运往湘潭市易俗河一带去出售。一开始，这种生意还是小规模的，后来毛顺生得到岳家亲戚的贷款帮助，便到湘乡大坪坳一带成批购进稻谷，加工销售。毛家已经变得像模像样了，有一座牛棚，一个粮仓，一个猪圈，还有一个小小的磨坊。

毛顺生也算得是一个财东了，他就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并同“祥顺和”、“彭厚锡堂”等店铺有商务往来。为了流通方便，自家还印制了“毛义顺堂”的票子，同“吉春堂”的纸票流通周转。“吉春堂”是湘乡大坪坳一家设有药材、肉食、杂货等几个店铺的大商号，老板姓赵，是毛顺生妻兄文玉瑞的岳家。就为了这层生意关系，后来毛顺生一手包办了小儿子毛泽覃与赵家女儿赵先桂“亲上加亲”的婚姻。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到了他家的经济情况，说相当于“富农”的地位。1950年隆冬，韶山乡土地改革划成份时，毛泽东为自己家划的成份是“富农”。

且说文七妹与毛顺生一心发家致富出人头地的做法相反，她则是为毛泽东弟兄的长大成人费尽了一片苦心。她对孩子们的教育，常常寓于循循诱导之中。文七妹性情温和，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每逢荒年旱月，文七妹就悄悄送一些米粮接济贫苦的乡亲们，这和过于自私的毛顺生有着很大的反差。对毛泽东弟兄3个影响最大的就是她这种高尚的品德。

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每逢灾荒，一些穷人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这样做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政策。凡是明显地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对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在母亲的影响下，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对穷苦人也非常同情，养成了乐于助人的品性。在韶山至今还流传着他许多同情和帮助穷人的故事。

那是在8月的一个中午，毛泽东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去外婆家，行至湘乡五里牌，看见一位挑着一担盐的老汉艰难地向前移动着步子，他就赶上去问：

“老伯，你挑这么多的盐到哪里去？”

“我到凤音四都！”

毛泽东从袋子里拿出一条裤子，说：

“我也去凤音四都，帮你背一点吧！”

老汉看着眼前的小伙子很真诚，就说：

“那太好了。”

毛泽东便把裤脚扎好，满满地装上盐，扛着绕道走了十多里，跟着老汉送到凤音四都石坝咀，主人家要请他吃饭，他说啥也不吃就走了，回到唐家圫时已经是晚上掌灯时分了。

毛顺生的堂弟毛菊生家境十分贫困，毛泽东就常常和母亲一起接济他们。每年到了最难过的年关时节，他和母亲都会背着毛顺生给毛菊生一家送去白米和腊肉。

有一次，一个农民秘密会党哥老会的一些成员来到毛家偷走了不少东西。毛泽东说：

“这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偷到了他们没有的东西。”

这种大逆不道的观点，不仅遭到了父亲的反对，连他的母亲也不赞成。

在一个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冬天，毛泽东在去私塾的路上遇见了一个衣服单薄的少年，他见那位少年在风雪中冻得浑身直打哆嗦，就询问他的家境状况，当了解到这位少年家里十分贫苦后，非常同情他，就脱下了自己身上的一件衣服让他穿上。

毛泽东最讨厌的事情，是去为越来越富的父亲四处讨账。在一个旧历年关时节，父亲又要他去收一笔卖猪的账，毛泽东违拗不过，只得去收了。在他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一群衣衫褴褛的穷苦人，顿生怜悯之心，于是就把刚收来的钱全部分给了那些人，回到家里，自然是挨了父亲一顿臭骂。

有一回，毛泽东受父亲之托去买一个老阿婆养的猪，讲好价钱后先付了一元定金。没过几天，父亲又要他去把那头猪赶回来。此时的猪价又涨了，老阿婆后悔自己卖早了，受了损失。毛泽东很同情她，就没有再坚持要那头猪，只收了老阿婆退还的一元定金。父亲见他没有把猪赶回来，责问他是怎么回事，毛泽东只好如实讲了，父亲非常生气地骂道：

“你呀！有钱不赚是傻子，是败家子！”

一天下午，毛泽东眼看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急忙去抢收自家场上的谷子。他突然看见在邻居的晒谷场上，只有毛四阿婆一个人在那里手忙脚乱地忙活着，就立刻赶上去帮忙，结果自家的谷子却被雨水冲到水沟里去了。父亲见他浑身水淋淋地跑回来了，非常生气，骂道：

“自己的谷子流到沟里去了，你倒好，胳膊肘子往外拐，帮人家去收。”

骂完了还不算，他扬手就要打。毛泽东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理直气壮地说：

“人家家里很苦，是佃的田，还要交租，冲去一点都了不得。我们是自己的田，又比人家多些，冲走一些自然也不大要紧的。”

父亲听了更加冒火，说：

“你说不要紧，你还吃饭不吃饭？”

毛泽东笑着说：

“好喽！我一餐少吃一口，这总可以了吧！”

1907年这一年，毛泽东已经读完了5年的私塾，在他和父亲发生了一次冲突后，就不再上学了，呆在家里务农，一直到1908年。他白天同成年人一样在田间劳动，跟着长工毛春成学会了扶犁、掌耙、扬谷、下种等农活，晚上则成了父亲的管账先生。

毛泽东曾回忆说：“我刚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记家里的账。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间记账。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做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吃也不给鸡蛋吃。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当然，毛泽东的兴趣并不在这吃的上面。他晚上记完了账，就躲进自己的卧室里点起桐油灯，读起书来。父母住在隔壁，总是催他早点睡觉，第二天早上好去做工。毛泽东听到催促声，便用布遮住灯光。在中国农村绝对是应该睡觉的时候了，可毛泽东却依然俯身坐在那里，面前放着的不是描写绿林好汉的小说《水浒传》，就是吴承恩的《西游记》。他那汗流满面的脸，贴近那盏火苗只有黄豆大小的油灯，并且还要用被子半遮着油灯和自己，以免灯光透出去。因为父亲是不喜欢他夜里点灯浪费桐油的。毛泽东一看就是三更半夜，父亲总是喊他：

“快早点睡！明天早起还要做工夫！”

母亲有时候也催他：

“快点睡吧，莫熬夜了，这样会把身体搞坏的。”

毛泽东也总是回答说：

“好，就睡了，就睡了。”

父亲很快就看穿了他的把戏，起床后看到儿子还在读书，就吼道：

“哪里这样的喊不赢哪！你一夜熬掉了多少桐油，一个月下来就是几百文铜钱，这样下去那还了得？”

父亲说着把书翻过来一看，竟是一本《水浒传》，就更生气了。

有一天上午，毛顺生看到儿子在地边的一块墓碑旁看小说，就大发雷霆，说：

“你是不打算干活了？”

说着扫了一眼儿子身边的两只空粪筐，又责备他一上午也没有从猪圈里往田里送一筐粪。毛泽东说：

“爹，我不是不干，送了五六筐了，我只是歇一小会儿。”

到了傍晚，毛顺生发现儿子又在那块墓碑旁看那些离经叛道的东西，就责备他被那些坏书教坏了，以至于连父亲的警告都不屑一顾了。毛泽东说：

“爹，我是听你的话的，你要我做的事我都照做了。活我要照常干，书也要照常读。”

毛顺生看见儿子一下午确实送了15担粪肥，本来不高兴的他也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毛泽东对父亲时时顶撞，可对母亲却是非常孝顺的。有一次母亲因生病许下了一个大愿，他便专程替母亲去南岳朝拜上香，一路上手里拿着个小凳子，走十来步就要跪拜一次，嘴里还要喃喃念叨着：“南岳圣帝，阿弥陀佛。”就这样竟走了20多公里的路程。

后来毛泽东所读的书籍越来越多了，母亲对他的影响就不如以前那样大了，他对佛教的信仰日趋淡化，这使母亲感到很不安。

且说毛泽东在家务农这一时期，如饥似渴地阅读他所能找到的一切书籍。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小说和故事里有一点很奇怪，里面没有描写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他对此困惑不解，问了许多人也都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他两年。后来他仔细一分析，这才明白书中颂扬的那些人都是统治者，都拥有大量的土地，他们控制着土地让农民替他们耕种，自己是不用劳动的。

正是：德承萱堂怜孤贫，初羡草莽恨不平。

书中常见将和相，为何难觅种田人？

毛泽东读完了在韶山所能借到的书，就跑到唐家圫外婆家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书读。表兄文运昌告诉他说：

“相公借书，老虎借猪。所以还是要先打条子后拿书啊！”

于是，毛泽东每次向文运昌借书都要打借条。他在还书时，还常常把卷了角的书放在凳子上，用手小心压平，或用屁股坐平，然后“完璧归赵”。

自从看了表哥借给他的书籍，毛泽东可是大开了眼界，那些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等进步书籍和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使刚刚步入青年的毛泽东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器械，如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所以他提出应当把这些东西输入中国。郑观应还在书中提出了“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

毛泽东又读了另一位改良主义者冯桂芬著的《校邠庐抗议》。此书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表示了不满，书中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宗主权的丧失，并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读了这本书后，毛泽东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他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几十年后，他还能充满激情地回忆起这本书开头的第一句话：“呜呼！中国其将亡矣！”

毛泽东的视野被打开了，这激起了他要恢复学业的愿望。但父亲对儿子读这类书和小说是不赞成的，他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

不久，毛顺生因为山林纠纷与人打了一场官司，本来对方是没理的，但人家知书识墨，在大堂上引经据典，竟然把无理说成了有理；而他自己则是有理说不清，一片山地就这样被人家占去了。由此他开始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熟读经书，以后可以帮助他打官司。后来毛泽东继续求学能得到父亲的同意和支持，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1909年秋，毛泽东终于复学了，他就读于乌龟井私塾，拜毛简臣为师，攻读《春秋左传》。

毛简臣毕业于法政学堂，以善于撰写诉讼文书著称于韶山一带。

1910年春，毛泽东又到堂伯父毛麓钟在东茅塘自办的私塾里读书。

毛麓钟，谱名贻训，字麓钟，号云阁，生于1866年，是韶山冲唯一的秀才。他曾对弟子们说：“美雨欧风向我神州冲击，惟有迎头赶上，才能自立于世界之林。”这一类话对毛泽东具有深刻地影响。毛泽东在这里选读了《纲鉴类纂》、《史记》、《日知录》等古籍，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在辛亥革命后，毛麓钟曾经在蔡锷部下供过职，转战于云南、四川两省，不久因疾回乡；1921年病逝于东茅塘。

且说在1910年春，韶山冲清溪李家屋场从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漱清，他常常给韶山冲里的人们讲述一些在外地的见闻和维新故事。他还主张反对佛教，提出“弃庙兴学”，把祠堂和寺庙的田产拿出来兴办新式学堂。这种新式学堂不同于过去的那种私塾，不拜孔夫子，不读四书五经，而是要学一些新的科学知识。韶山冲里的人们对李漱清的言论议论纷纷，很少有人支持他。而毛泽东却赞成他的主张，经常到他家里去，拜他为师，向他求学问教，与他谈心，还向他借书看，以便了解外面的新鲜事情。他们成了好朋友。李漱清支持毛泽东多读书，热情地向毛泽东推荐新书。他还去劝说毛顺生，要让毛泽东多读些书。

就在这个时候，湖南长沙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情，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毛泽东和他的同学碰到了一群从长沙来的贩卖开花蚕豆的湘乡籍商人，那些商人说他们之所以离开长沙，是因为长沙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暴动。

原来在1910年4月份，湖南省正闹着粮荒，长沙的饥民们成群结队的来到巡抚衙门前请愿，要求官府救济，平价粜米，可是他们得到的却是巡抚岑春蓂的无理答复。饥民们被激怒了，他们冲进衙门，砍断旗杆，赶走了岑春蓂。后来清政府又派来一名巡抚，野蛮地镇压了饥民暴动。许多饥民被斩首示众，他们的首级都被挂在旗杆上，以儆效尤。

笔者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中，湖南巡抚的名字多有讹误，本传在第一版中也受到了影响。据新疆叶才林考证：《毛泽东的故土情》一书的作者胡长明博士误把湖南巡抚岑春蓂写作了岑春萱，一来可能是因“蓂”与“萱”这两个字字型笔画相近，二来可能是受了“岑春煊”这个名字的影响。《中国历史大事编年》一书在“长沙抢米风潮”条目中则直接将“岑春蓂”写成了“岑春煊”。岑春煊曾任两广总督，岑春蓂曾任湖南巡抚，二人虽然同为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却是不能“弟冠兄戴”的。

且说毛泽东和同学们在私塾里谈论着这一来自山外的惊雷般的消息，他们一直议论了好多天。毛泽东还把这件事同韶山人民联系起来，他觉得造反的人和家乡的人们一样，都是穷苦的老百姓，他们抢米是官府逼出来的，因此他对被杀害的饥民们非常同情。

在此之前，毛泽东就听说过韶山也发生过穷人造反的故事，那是哥老会的成员因为地租问题与一个地主发生了纠纷，地主用银元贿赂官府赢了官司。哥老会成员们忍无可忍，便在一位姓彭的铁匠领导下举行了暴动。那个地主造谣说，彭铁匠他们在起义前杀了一个婴儿祭旗。湖南巡抚很快便派来官兵弹压，彭铁匠和哥老会成员们被击溃了，他们只好躲进了附近的浏山，但不久还是被围捕了，彭铁匠也被官府斩首示众。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水浒传》里的故事在他家乡的又一次重演。他后来回忆说：

“在我们的心目中，彭铁匠是第一个农民英雄。”

再说长沙抢米风潮很快也波及到了发生粮荒的韶山地区。不久，毛泽东的家也成了造反的对象。韶山的饥民们一双双饥饿的眼睛都盯着商人和富人们的粮仓，他们喊出了“吃大户”的口号。就在这种情况下，毛顺生居然还往长沙贩卖粮食，愤怒的饥民们拦截了他的货船，把粮食抢个了精光。只气得毛顺生暴跳如雷，可毛泽东并不同情他父亲。他在26年后追忆这件事时还说：“我学会了恨他。”

毛泽东认为，越来越富的令人厌恶的父亲，是旧中国不平等社会秩序在当地的捍卫者。他得出了一个可怕的、骇人听闻的结论：“老头儿是中国自救之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在韶山这次闹粮荒中，毛泽东更是站到了群众斗争的第一线。

这也是在1910年农历三月间，族长毛鸿宾把族上100多担谷子私下高价卖给米商，以获取暴利。族人发现后纷纷找到毛鸿宾，要求开仓平粜。毛鸿宾倚仗族长的权势，把领头的佃农毛承文捆了起来，扬言要在祠堂里按照族规惩罚他。

毛泽东闻讯赶到祠堂，和毛鸿宾当面辩论。他慷慨陈词，说违反族规的不是要求平粜的毛承文，而是私下高价卖谷的族长本人。愤怒的群众纷纷站到毛泽东一边，呐喊助威。毛鸿宾自知众怒难犯，只得放了毛承文，并答应交还私自卖出的稻谷。

毛顺生因儿子与族长公开叫板，闹了毛家祠堂，害怕毛鸿宾报复，便决定让儿子停止读书，去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当学徒。他来到东茅塘私塾，向先生说明了原委，又对毛泽东说：

“你莫读书了，快点把东西收拾好，马上跟我回家去！”

毛泽东对父亲的决定很不理解，闷闷不乐地跟随父亲离开了私塾。父亲在路上对他说：

“你呀，就莫给我再闯祸了，快点走出韶山冲，明天就送你到湘潭去，我和老朋友讲好了，让你到宽裕枯粮行去当个徒弟，学点成家发财的真本领！”

毛顺生所说的这家“宽裕枯粮行”的老板叫毛槐林，是他的堂兄，两人关系甚为密切。毛槐林在湘潭经营的宽裕枯粮行位于通往窑湾的江畔，是一座单开间四进砖壁木板3层楼房，宽仅两米多，长约20米左右，外墙很厚，房间中规中矩。这个枯粮行不是米店，不直接销售加工好的米粮，只经营未加工的花粮、枯饼和黄豆等的贸易批发。

毛泽东听父亲说要他到湘潭去，心里又惊又喜。他还没有离开过家乡，早听人说，湘潭有繁多的水陆码头，有一条十几里的长街紧靠着湘江；江里很多洋船，就象两层楼的房子那样高。船是铁做的，可在水里也不会沉。他曾跟毛麓钟先生读过一些唐诗宋词，不少是赞美湘江的：“欸乃一声山水绿”、“为谁流下潇湘去”，这些诗句，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真想马上去看美丽的湘江，看看湘潭这个繁华的口岸。于是，他就到毛槐林的粮行干了几个月。

后来到了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说到了这件事，他说：“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县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粮店里去当学徒。起先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式学校，于是决心不顾父亲的反对，到那里去上学。这个学校就在我母亲娘家所在的湘乡县。”

欲知毛泽东能否到湘乡县的新式学校学习，且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自幼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目睹了农民的艰辛劳作。正是由于那些脚踩牛粪的劳动者艰苦卓绝的奉献，才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生活。而在毛泽东喜欢看的那些书中，却几乎看不到农民的影子，满眼全是吃着农民、喝着农民、享受着农民劳动成果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于是他愤愤不平了，于是他揭竿而起了；于是就有了满怀激情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了文化部是“被死人统治着”的牢骚，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座右铭。黄巢诗曰：“它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他能不能言行如一，已经无从知道了。但众所周知的是，毛泽东的确是做到了。翻遍中华五千年历史，可有第二个出身于草莽的胜利者对农民尚有如此深厚的情愫吗？某孤陋寡闻，至今未见！

第3章 1910年秋—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重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

话说正当毛泽东在毛槐林的宽裕粮行学徒的时候，表兄文运昌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放了假，来韶山看望姑父姑母。他同毛泽东谈起在学校的情况，告诉表弟说，东山高等小学堂讲授的是新学，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新鲜的东西，这在韶山是学不到的。毛泽东听了很动心，当即表示要跟表哥去东山读书。文运昌深表赞同，愿意做他的担保人。

毛泽东很有礼貌地向父亲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可是毛顺生听后只是哑然失笑。父亲的态度严重地伤害了他，在这之后，他和父亲的隔阂更深了，好长一段时间父子俩谁也不理睬谁。

毛泽东不再去粮行学徒了，他在外婆家一个亲戚的帮助下，到湘潭县城一位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自学了半年。尽管迫于父亲的压力他不得不重新回到韶山，但这半年的读书生活以及在湘潭的见闻，已经使他变得不再是父亲所期待的宝贝儿子了。

毛泽东决心要到湘乡东山去就学，他制定了一个稳妥可行的计划，首先从自家的朋友们和外婆家的亲戚们那里借钱，东借5块钱，西借10块钱，筹措好一切必要的经费；接着又同母亲商量好，请在家开馆授徒的八舅父文玉钦，还有比自己大9岁的表哥文运昌，在长沙读书的二姨家二表哥王季范，以及同族的长辈和老师毛麓钟、毛宇居、李漱清，一起来到家里当说客。

这一天，毛泽东起得特别早，请厨师办了一席饭菜招待客人。他请来的这一批说客都是读书人，对封建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那一套，个个是滚瓜烂熟。客人们在席间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劝说毛顺生：

“咏芝天资聪颖，记忆力过人，读书必有大成。”

“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他们还告诉毛顺生说：

“如果让咏芝去上洋学堂，将来不仅前程远大，也可以赚大钱的。”

在亲友们的劝说下，毛顺生终于动了心，他同意让儿子到东山去求学。客人们见他答应了，都非常高兴，便起身告辞。

毛泽东把八舅父文玉钦、表兄文运昌、王季范等人送了一程又一程，对他们的帮助一再表示感谢。

眼看就要开学了，在入学前的一天晚上，毛泽东边吃饭边告诉父亲说：

“过几天我就要去东山高小读书了。”

毛顺生虽然答应让儿子去读书，但听说儿子为上学已经借了一笔钱，还是有些生气，便没好气地说：

“你到湘乡去读书，必须再弄到一笔钱来，好开支顶替你的长工的工钱。”

父亲的态度，与其说是他那贪婪的一面再一次暴露，倒不如说是他故意对儿子施加压力。毛泽东不便再与父亲发生冲突，只好硬着头皮问：

“雇一个长工一年需要多少钱？”

父亲说要12块。毛泽东二话不说，第二天便去找一位尊重学问曾经资助过族人上学的亲戚，从他那儿借了一些钱来。他把一个纸袋子放在父亲粗糙的大手上，说：

“这里是12块钱，我明天早上就去东山。”

这是1910年秋天的一个黎明时分，毛泽东早早起了床，开始收拾自己的行装。母亲文七妹看着正在忙活的儿子，只是问他要不要再多带一点东西。毛泽东看着母亲那抑郁的眼神，安慰她说，不用了。母亲见他收拾好了，又问：

“你要去跟你爹道个别吗？”

毛泽东倔强地说：

“不，我不去。”

这是一个凉爽的金秋时节，毛泽东把他那根早已用惯了的扁担挑在了肩上。但这一次他挑的不再是那两个粪筐了，而是一副非常简单的行囊，一头是一个书包，里面装着一件长袍、两条床单和一顶表兄文运昌夫人杨达昌送给他的青色素纱蚊帐，另一头则是装满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一类的课外书。就这样，毛泽东离开了非常闭塞的湘潭县韶山冲，和他在东山小学堂读书的表兄文运昌一起，去报考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自此以后，他再也难得回到这里生活了。

且说毛泽东行至湘乡县境内，遇到了一个姓王的邻居，那位邻居看着眼前穿着新鞋新袜子的小伙子，感到很新鲜。在韶山，人们平日里可不是这副打扮。

“石三伢子，你穿上新鞋子真精神。”

“我要去上学了。”

毛泽东自豪地回答着。他向这位邻居说明了他那神圣的抱负。王姓邻居听后笑了起来，嘲笑他要去“洋学堂”读书的念头，还问他是否征得了父亲的同意。毛泽东火了，冲着他喊道：
“你简直是个老古董！你过时了！”

毛泽东挑着行李走了25公里，终于走进了东山高等小学堂的黑漆大门。这里那些砖瓦结构的建筑物，被护城河和高高的院墙围着，毛泽东感觉好像是走进了一座大寺庙。学校的规模之大，让他吃惊，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这么多孩子们聚在一起。

他在表哥文运昌陪同下报了名。在肃穆的考场上，毛泽东面对着《言志》这一试题，稍加思索，把个人的志向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直抒胸臆，一篇文章一气呵成了。几个主考教师不约而同地把他的文章判为第一。然而也有人提出毛泽东不能到东山读书。毛泽东找到了校长办公室，很有礼貌地以乡下人憨直的方式问道：

“先生，你会让我在你的学校里读书吗？”

校长李元甫手里握着一根长长的镶铜竹烟袋，望着眼前这个瘦高个子神情庄重的青年，沉默了片刻，问他叫什么名字。

“先生，我叫毛泽东。”

他的镇定让校长扬了一下眉毛，但还是举出了几个不准毛泽东入学的理由：一是毛泽东年龄过大，二是毛泽东没有学过算术和地理，更重要的是东山是湘乡县立小学堂，这里是地主豪绅培养自己子弟的地方，学费和膳食费都有相当的津贴。毛泽东既不是本县人，又没有特殊关系，湘乡少数士绅出于地方观念，是不会同意录取他的。

国文教师谭咏春是极力推崇毛泽东文章的主考老师之一，他出于爱才之心，立即出面相助。他让儿子谭世瑛先安排毛泽东在学堂西学斋住下，自己则去找校长李元甫和其他教员，一面向大家推荐毛泽东的文才，夸毛泽东具有“建国之大用”，一面据理反驳说：

“中国学生可以到外国留学，湘潭人为什么不能到湘乡来读书？”

一位经学教员兼学校董事的张先生，仍然固执己见，不同意录取毛泽东。谭咏春愤然起身道：

“学校当以培养人才为重任，若张先生诸人故意作梗，我只好自请辞退！”

李元甫校长也指着毛泽东的文章大加赞赏，他说：

“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才！”

在校长李元甫和谭咏春等教师的支持下，学校终于录取了毛泽东。毛泽东交了5个月的膳食费和学杂费，一共是1400个铜元。文运昌又帮表弟办好了入校注册手续，并做了他入学的担保人。就这样，毛泽东被分配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戊班，成了谭世瑛的同班同学。

东山高等小学堂的确是实行“新法教育”，这里除了教授经书外，还教授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其它新学科，并且倡导改革。在早点名时，老师都要讲述中国在西方列强压迫下所受的苦难，以唤醒和培养学生的民族感情。毛泽东到这里以后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年前就死了。他感觉到，由偏僻的韶山来到东山需要弥补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学校里有一名曾留学日本的萧老师教授音乐和英文，许多学生因为他戴着一根假辫子而讨厌他，背地里都叫他“假洋鬼子”。毛泽东却喜欢听萧老师讲日本的一些事情。萧老师所教的歌曲中有一首日本歌曲名叫《黄海之战》，其歌词大意是：

“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一幅新画图。”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迷人的歌词。”并当场背诵了这一段词。他还说：“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并且从这首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歌曲里感觉到她的骄傲和强大。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日本。”

那时候东山学校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富家子弟，是一些衣着讲究的小绅士；而毛泽东却穿着一身农家裤褂，他的手也比那些富家同学的手粗糙一些，脸也因为太阳经常晒而比大部分同学要黑得多。他的身材瘦长，走起路来大步流星，按年龄段来说他的个头已经算是高的了，而站在那些比他小四五岁的同学中间，看起来就像小塔一般。他讲话慢条斯理，而周围那些伶俐孩子讲起话来，简直就像打机关枪。他同样梳着辫子，可他的辫子显得特别长且有些蓬乱，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倒显得有些潇洒。在体质和气质上已经具备了自己特征的他，加上满嘴的外县口音，因此颇受那些纨绔子弟们的嘲笑和冷遇。

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说：“我以前没有见过那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农民供得起上这样的学堂。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堂，是不是湘乡本地人非常重要，而且还要看是湘乡哪一乡的。湘乡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两里，纯粹出于地域观念而殴斗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不是本地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有一天，毛泽东从书本上看到了清朝末年湖北英山县名士郑正鹄的一则故事，说是郑正鹄初授天水县令，一些官吏巨富见他五短身材，其貌不扬，有意奚落他一番，便请画工画了一幅《青蛙图》送给他。郑正鹄一看便知其意，稍加思索，当众挥笔在图上题了一首七绝诗《咏蛙》：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荫。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

毛泽东看罢很受感染，提笔改写了13个字，便将它抄写在自己的作业本上：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

国文老师谭咏春先生看了这一首诗，非常兴奋，也未辨是毛泽东的“活剥”诗还是自做诗，就大笔一挥，赞扬道：

“诗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当然，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也并不是没有一个好朋友的。他的同班同学毛森品和他一样，因为个头高，就和他一起坐在了教室的最后一排。他们俩关系甚为密切，而且还时常开开玩笑逗逗乐子。

毛森品原名叫毛生炳，有一次，毛泽东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见国文教员在毛森品的作文卷子上将“毛生炳”的“炳”字误写成了“柄”，便在旁边写了“毛内生出柄来”几个字。此后，毛森品就被同学们取笑为“毛生把”。毛森品非常生气，与他同在这个学校学习的哥哥毛钦明闻知此事，也为弟弟抱不平，责备毛泽东不该开这样的玩笑。毛泽东这才觉得自己的玩笑开过头了，就向毛钦明兄弟俩作了解释，说他的本意是想嘲笑老师竟然把学生的名字写错了，没想到却成了同学们嘲弄的把柄，真是该死。他当即向毛钦明和毛森品表示了歉意，还跟老师提议，将毛生炳的名字改名为毛“森品”，从而得到了毛森品兄弟俩的谅解。

且说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学习期间，的确开阔了眼界。学校有一个藏书楼，他经常去那里借阅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在掌握地理知识的同时，了解到了尧、舜、禹、秦始皇、汉武帝等等传说中的和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的故事，并且对这些古人非常仰慕。在藏书楼里，他如鱼得水，学识猛进，除了中国历史、地理以外，还学到了不少外国文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

国文教员贺岚岗看到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历史书，很是欣赏，就特地买了一本《了凡纲鉴》送给他。这本书是明朝人袁黄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体例编写的一种通史。

毛泽东在课余时间和同学们谈话时，常常对中国古典小说津津乐道。同学们都很钦佩他对《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熟悉程度，喜欢听他复述其中的精彩片段。可毛泽东坚持认为，《三国演义》中所描绘的故事都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事情。为此，他在争论中用椅子打了一位讽刺他的同学，他也和历史老师争辩这一问题，还极力驳斥那些同意老师观点的同学。他是一个秉性刚直的人，他不会通过变通来保护自己。为了这事，他又找到校长那儿，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生气极了，就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申辩书，还让一些同学在上面签了名。尽管为了这些小事闹得很不愉快，但因他写得一手好古文，还是在全校出了名，受到了校长和教员们特别是国文教员的青睐。

毛泽东写的《立志》、《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全校闻名。《宋襄公论》一文是用“康梁体”写成的，有一位教员认为只能给20分，可谭咏春先生看了以后，拍案叫绝，他说：

“毛咏芝的文章不仅思想进步，文笔泼辣，而且立志高远，见解精辟，令人折服呀！康、梁的文章有什么不好！好，好得很！”

他竟然破例给毛泽东打了个105分。

毛泽东的文章每次都被老师批上“传观”二字，贴在“揭示栏”内，作为同学们学习的范本。因此许多富家子弟又乐意和他接近交往了，其中就有萧子升和萧三兄弟俩。

萧三，1896年10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一个书香门第，原名萧植蕃，号子暲，谱名克森，排行第三，所以他后来就以萧三为笔名。

萧子升，又名瑜，字旭东，1894年8月22日出生，排行第二，是萧三的二哥。

一天黄昏，毛泽东和萧子暲刚刚做完运动，一听到晚自修的铃声，就和同学们一起顺着学校第二道大门走向教室，他看到萧子暲手里拿着一本书，就问道：

“你那是什么书？”

“《世界英雄豪杰传》。”

这书名对于毛泽东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他问萧子暲是否可以借阅一下。萧子暲笑嘻嘻地说：

“我借书给别人，向来是有点讲究的。”

“小弟愿闻其详。”

“我的书，有三种人不能借。”

“不知是哪三种人？”

“无真才实学者不借；庸庸小人者不借；三嘛，嘿嘿，我出上联而不能对出下联者不借。毛君自然不在前两条之列，但你要想读得此书，须对出我的上联方可。”

毛泽东听萧子暲如此说，便微微一笑，说道：

“小弟不敢自命才高博学，但阅书心切，请仁兄出上联如何？”

萧子暲说：

“我这书里讲的可都是英雄豪杰呀，请毛君听好了，我的上联是：‘目旁是贵，瞶眼不会识贵人；’快对，快对！”

这一上联是一句拆、析、合字的联语，用这种方法对出下联，自然难不倒毛泽东。毛泽东心里想的却是：借一本书尚且这等啰嗦还不说，而你这上联分明是把书中人物说成是贵人，相反却讥讽借书者不识英雄豪杰。于是他就想以“口边有亚，哑嘴岂能呼亚圣”来对萧子暲的上联。可他转念一想，这样对来，有伤同学，诙谐有余，庄重不足，于是就说：

“我就冒昧对下联，赠与仁兄。请听了：‘门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

萧子暲一琢磨，已知毛泽东下联的讽谏之意，没想到毛泽东才思如此敏捷，便诚恳地说：

“请恕小弟无礼，贤兄大才，愿为知己。”

说罢，他立即把《世界英雄豪杰传》借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连声道谢。

在此后的几天里，毛泽东手不释卷读完了这本书。他读到了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特琳娜女皇、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事迹，对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他盼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拯救民族危亡。从此毛泽东开始注意西方了。后来他曾对萧子升这样说：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重蹈安南（即越南——笔者注）、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积弱不振，要使他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不是经过8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吗？我们也要准备长期的奋斗。”

且说毛泽东读完了《世界英雄豪杰传》，在还书时，抱歉地对萧子暲说：

“很对不起，我把你的书弄脏了！”

萧子暲翻开书一看，毛泽东在整本书里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而圈点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特琳娜女皇、惠灵顿、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他感叹道：

“咏芝兄，但愿将来能望兄之项背。”

毛泽东在东山学校还读了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来的一些介绍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的书报，读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读了康有为撰写的《戊戌变法》。他很喜欢这些书报，反复阅读，有的甚至可以背诵出来。

此时的毛泽东非常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他在读梁启超写的《新民说》一文时，写了一些批语。在“论国家思想”一节旁，他分析了两种君主制国家：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窍得国之列朝也。”

这一时期，毛泽东并不反对君主制度，他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由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维新派帮助变法改革。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除了努力学习，还坚持锻炼身体。他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在围墙外面的环校跑道上练习长跑；环绕学校有一条河，水深且宽，他坚持在河中游泳，搏击风浪；学校南面有一座海拔500米的东台山，他经常沿着一条崎岖陡峭的小路，登上顶峰，在山上的八角亭里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跑步下山。

转眼间，一个学期将要结束了，谭咏春看到毛泽东成绩优异，胸怀大志，为了让他更好的成长，便与李元甫校长、贺岚岗先生商量着推荐毛泽东到长沙驻省湘乡中学去学习。谭咏春先生将此美意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自然是很高兴的，可他不得不说出家里无钱供应的苦恼，谭咏春忙说：

“不要紧，我和几位先生推荐你去，吃公费。”

毛泽东欣喜异常，连声道谢。

后来在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对斯诺说：“我开始向往到长沙。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120里。听说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繁华的地方。”

且说毛泽东在春节前回到了韶山，父亲毛顺生温和多了，他问儿子：

“你什么时间才能完成学业，回来当上先生，光宗耀祖？”

毛泽东在寒假期间少不了要到外婆家去，把自己买来的笔杆糖平均分给表兄弟们，最小的表弟吵着还想要。毛泽东就说：

“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与昏庸的官府作斗争，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

这样一说，小表弟也就不再闹了。

毛泽东还和二姑家表弟贺晓秋相约一块儿去长沙读书。贺晓秋是和他一块儿长大的，还曾在同一个私塾里读过书，同练一种字体，二人十分相投。可二姑不同意让贺晓秋去长沙读书，她说：

“还是留在家中吧，现在形势是一天一变，三天风四天雨，不能指望着读书来糊口，不能指望着把文章放进锅里煮了当饭吃。”

贺晓秋只好作罢。

后来毛泽东在离开家乡时，改写了前人的一首诗，并将这一首修改后的七言诗夹在父亲常看的账本里，以表达他一心向学、志在四方的抱负。诗曰：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顺生拿着这首诗去向李漱清请教。李漱清先生读罢，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好诗，好诗。石三伢子硬是有志气。”

据徐涛考证，毛泽东改写的原诗，是中国宋代以后一位名叫月性的和尚所写的《题壁诗》：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不成死不还。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而据逄先知以及高菊村等人说，毛泽东改写的原诗，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所作：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另据郑松生考证，原诗作者是与西乡隆盛同时代的日本和尚释月性，他在27岁离开家乡时写了一首《题壁》：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不复还。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此时的毛泽东读书甚多，他所看到的原诗究竟是哪一首，目前尚难断定，只有留待以后新史料的发现了。

这种改写别人诗句的创作手法，其作品在文学上被称之为“剥体诗”。前面提到的《咏蛙》便属于这一种。后来毛泽东在他一生60多年的诗词创作中，也常常使用这种创作手法。

这正是：身入异乡为异客，伯乐誉为建国才。

一识中外豪杰范，雏凤清声凌空来。

欲知毛泽东到长沙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叙述便知。

东方翁曰：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次看到《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文章说，《咏蛙》一诗为毛泽东所作。没隔几天，我又在这个报上看到一位专家举证说，此诗乃是清人郑正鹄所作。可后来还有一些相互传抄的资料依然说《咏蛙》是毛泽东的诗作。因此，在开始写作本传时，我一直不敢采用这首诗。其原因一是还没有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二是一些人正在议论毛泽东如何如何专制，甚至还有意识地挖掘其专制的根源。如果贸然采用了这首诗，不正好给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提供了依据吗？待到后来，我终于弄明白了，这首诗原是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时写在作业上的对郑正鹄《咏蛙》诗的活剥之作，这才敢于采信了。斯时斯地斯人，如此活剥，完全合乎毛泽东的性格。而对于那些借此污蔑毛泽东的人，完全可以断言，不是无知便是别有用心的了。

第4章 1911年春—

“我就像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子，见到遍地青菜，拼命地大嚼大吃，嚼个不停。”

话说在1911年春天，毛泽东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离开了东山高等小学堂，跟着赴长沙任教的贺岚岗先生来到省城长沙，考入了驻省湘乡中学，开始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段历程。

毛泽东在驻省湘乡中学一边刻苦学习，一边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社会动态。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创办的《民立报》。从此，读报成了他终生的爱好。

《民立报》是著名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毛泽东到长沙不久，从这份报纸上看到了4月27日黄兴在广州领导的黄花岗起义；了解了在这次武装起义中英勇殉难的七十二烈士的事迹。从这份报纸上，他还知道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同盟会的纲领，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

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的政策，强行把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改为官办，并把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

清政府的卖国行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保路风潮首先从湖南掀起，四川、湖北、广东等省也立即行动，一个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开始了。

毛泽东和驻省湘乡中学的同学们一起投入了这场斗争。他首先倡议并和另一名同学带头剪掉了自己的辫子，以此表达他们对清王朝的强烈不满。可没想到原先“相约剪辫子”的十几个同学又后悔了，毛泽东和他那位朋友对这十几个不守约的同学进行了突然袭击，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

在剪辫子问题上，毛泽东还和一个政法学堂里的朋友发生了争论。这位政法学堂学生引用经书来为自己的论点找论据，认为身体发肤是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毛泽东则和反对留辫子的朋友站在反清的立场上，提出相反的理论，驳得那位朋友哑口无言。

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清王朝已经四面楚歌，很难照旧统治下去了。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激动，激奋之下，他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门口的墙壁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要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突然发动武装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了。离武昌不远的长沙城受到了强烈震动，形势变得异常紧张起来，湖南巡抚立即宣布全城戒严。

革命党人并没有停止他们的活动。有一天，一个革命党的宣传家得到驻省湘乡中学校长的许可，来校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介绍了武昌起义的经过和武汉三镇的形势，鼓动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为了国家，为了革命，投笔从戎救援湖北起义军。有七八个学生当场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政府，主张推翻满人统治，建立民国。

毛泽东也非常激动，他用了四五天的时间规划自己的未来，决心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于是他和几位同学商量说：

“武昌起义是成功了，可是离革命的胜利还远得很哩。我想，革命不能光靠嘴巴讲，要靠实际行动。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帮助湖北起义军呢？我已经想好了，当兵去！”

“当兵？”

同学们都睁大了眼睛望着毛泽东。毛泽东坚定地说：

“对！当兵。到湖北去当革命军！现在武汉三镇的形势很危急，袁世凯的北洋兵分两路南下，采取包抄战术，企图钳住武汉。革命党人势单力薄，困难一定不小。我们既然要革命，就不能空手讲白话。光喊口号是打不倒宣统皇帝的。要革命就要到战场上去，真刀真枪地干！”

在他的鼓动下，有4个同学决定和他一道投笔从戎，到汉口去。毛泽东听说汉口的街道潮湿，需要穿雨鞋，就去在城外军队里干事的一位朋友那里借一双雨鞋。

10月22日，毛泽东从小吴门出城，向协操坪走去。他来到兵营门口，被卫兵拦住了，那卫兵指指悬挂在门口“禁止通行”的牌子，告诉他说：

“你不能进去了，赶快回去吧！我们马上就要起义。你看，已经补发了子弹。”

毛泽东心头一震，只好转身回城，还没走几步，就听见兵营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哨子声，回头一看，全副武装的士兵们正在操坪上紧急集合。他不敢久留，快步离去，到了经武门，见城门已经关闭了，只好沿着护城河向前走，待走到云阳门口，见这里的城门也关闭了。此时的毛泽东还不知道，在长沙城里配合新军行动的暴动已经发生了，各个城门都被暴动者所占领。

毛泽东进不了城，只好跑上留芳岭，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望。不多时，噼哩啪啦的枪声接连不断，城外的起义军向云阳门猛扑过来。城内的接应者打开城门，城外的新军潮水般地拥了进去。就这样，湖南新军在焦达峰、陈作新的率领下，攻占了巡抚衙门，升起“汉”字白布旗子。长沙起义成功了。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回到学校，看到学校里也挂起了汉字白旗，门口还站了几个士兵。

10月22日深夜，在焦达峰、陈作新领导下，起义军建立了“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焦达峰任都督，陈作新任副都督。

长沙城里一片欢乐气氛。许多学生投入到起义军中。很快，一支学生军组织起来了，可毛泽东不喜欢这支学生军，他认为学生军的成份太混杂了。他决定参加正规军，因为正规军里的士兵都是社会上的穷苦人出身，他愿意和这些人战斗在一起。

10月底，毛泽东和他的两个同学一起参加了起义军。他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不久，他就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交上了朋友。在这些朋友中，毛泽东最喜欢的是湖南籍的一个矿工和一个铁匠。由于他有文化能写东西，可以帮助别人写写信，所以大家都认为他很有知识，敬佩他有“大学问”。

毛泽东在新军中认真地接受军事训练，同时研究时事和一些社会问题。他每月7元饷银，除了用于伙食2元和买水花去一点外，剩下的大都用在购买报纸上。每天操练结束以后，他就坐下来看报，成了军营里一个好读报的人。

毛泽东买的都是一些左翼报纸，并将这些报纸奉为至宝。他从鼓吹革命并正在讨论社会主义的《湘江新闻》上，第一次看到了一位曾经留学日本的湖南人创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党。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他还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由此，他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热情洋溢地给以前的同班同学写信，向他们介绍社会主义这个颇有吸引力的新概念；同时，他还和那些士兵们一起讨论“社会主义”问题。

此时的革命形势正在急剧变化。

1912年2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采取以革命吓唬清政府的手段，迫使清政府取消了皇族内阁，由他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内阁。他又玩弄“拉”的一手，对革命党的上层实施诱和；同时使出“打”的一手，用反革命武力直接对革命党人进行威胁。

1912年春，正当湖南新军准备采取行动反对清政府、反对袁世凯的时候，在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却与袁世凯达成了妥协协议，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几乎与此同时，满清皇室接受了袁世凯的优待条件，溥仪退位了。

1912年3月间，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此时的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了，便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深造。连长、排长和好朋友们都劝他留下来，他谢绝了长官和战友们的挽留。当初他之所以当兵，是认为军队将会在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现在他认为军队已经不再是时代的先锋了，所以就丝毫也不留恋军队的生活了，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兵营，结束了半年的军旅生涯。

这正是：才看大地惊春雷，又闻故都起阴霾。

且说毛泽东回到长沙城里，住进了很便宜的新安巷“湘乡会馆”。长沙有各种各类的学校，各个学校都通过报纸招徕新生。他不断查阅《湘汉新闻》和其它报纸上的招生广告。革命既然已经完成了，那么革命以后应该选择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呢？毛泽东对自己将来究竟想做什么还没有明确的主见，所以他在学校和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就在这时，韶山家里捎来信说，父亲以后不再从经济上支持他了。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了退路了，他必须选择一个能谋一份差事的学校。

毛泽东最先看到一个警察学堂的广告，说是将来可以当警官，于是他就花了1元钱去报了名。但在考试之前，他又被一所肥皂制造学校的广告打动了。这则广告说，该校不收学费，供给膳宿，并有津贴；还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他便改变了报考警察学堂的念头，决定将来做一个肥皂制造家。他又花了1元钱的报名费，报考了肥皂制造学校。后来一个在法政学堂学习的朋友，劝他进法政学堂。这所学堂也在广告上许下诺言说，只要学生在3年内学完全部法律课程，保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官。毛泽东第3次付了1元钱的报名费，报考了法政学堂。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重述了广告上许诺的一切，并描绘了“将来当法律学家和做官的美好图景”，要求家里寄学费来。正当他等候父母回音的时候，另一位朋友劝他报考经济学校。朋友说，现在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之中，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又动心了，又付了1元报名费。这是他报考的第4所学校，考试后还真被校方录取并注了册。

此时的毛泽东并没有专心下来，还在继续注意广告。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吸引了他，广告上说这所学校是政府主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教员都是很有才能的人。他想，如果在那里能够学成一个商业专家是最好的了。于是他又写信把这一决定告诉了父亲，父亲着实高兴了一场，同意支付学费。因为父亲是知道善于经商的好处的。毛泽东又交了1元报名费，考入了这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可他在这里只学习了一个月，就又退学了，原因是这所商业学校的课程大多都是用英语讲授的，而毛泽东的英语基础并不好，只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了一点入门知识，现在学起来很艰难；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学校里缺乏比较好的英语教师。

毛泽东回忆说：“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他身上已经一文不名了，邋里邋遢地站在长沙街边的木茶棚里，瞪大眼睛盯着报纸看广告。即便如此窘迫，他却还是以嘲弄的态度对待周围的生活，俯瞰着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

“我即宇宙！”

毛泽东从道家的冥想得出结论。

湖南省政府军的火药库爆炸，烈焰熊熊，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一道去观赏。一年前他曾经激情满怀地参加了这支军队，可现在他却以旁观者的口吻嘲讽说：

“这比放爆竹要好看多了。”

有一天，有3个学友在天心阁的顶楼上碰见了毛泽东。他正独自平静地在城墙上这个七层高塔上俯瞰长沙。于是4个人便相约一起去喝茶、吃瓜子。他这3个同学在社会地位上都比他高一等，其中一个是常常借钱给他，一个姓谭的是大官的儿子。那位姓谭的同学说：

“君主制的废除，就意味着我们都可能当总统。”

旁边一个同学用一些俏皮话揶揄姓谭的。而毛泽东却显得有些激动，说：

“让他说，我很感兴趣，让他说罢！”

姓谭的解释说：

“对于一个政治领袖来说，学问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斗争意志。”

毛泽东被他这种看法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开始思考这一问题。

不久，毛泽东报考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入学考试的作文题目是《民国肇始，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他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理论为依据，下笔滔滔，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言之凿凿地提出了一种教育为主说。张榜结果，他名列第一。

比毛泽东年长16岁的校长符定一，很想知道夺得头名的青年人是个什么样子，于是，毛泽东就被人带到了校长办公室。符定一定睛一看，这个青年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高高的个子显得有些瘦弱，身着一件旧长衫，脚上一双圆口旧布鞋，虽是一副农家子弟打扮，却显得稳重大方，气质不凡，说起话来还慢条斯理的，就非常满意。

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秋季更名为省立第一中学。这个学校很大，学生也很多，名师也不少，首任校长符定一还亲自授课。毛泽东曾经聆听了符定一有关古典文学、历史、伦理等方面的教导。在一次作文竞赛中，毛泽东以刚健充实的内容，纵横捭阖的气势，严谨善辩的推理，获得了全校第一名。符定一没有想到这位来自湘潭乡村的后生，竟能在莘莘学子之中一举夺魁，便要面试一下毛泽东。他把毛泽东叫到办公室里，叫毛泽东写一篇作文。毛泽东见先生如此器重自己，顷刻间文思泉涌，一挥而就。符定一拿过来一看，果然是妙笔惊人，文采斐然，心中大喜，便决心认真栽培这位弟子。

毛泽东成了这所学校的高材生，他在这里还写了不少好作文，其中《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最著名的一篇，受到国文教员柳潜的高度赞赏。

《商鞅徙木立信论》全文如下：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护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国民政府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柳潜看罢此文，禁不住拍案叫绝，给这篇作文打了个100分。他还在这篇571字的短文中写下了150个字的眉批和总评：

“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

“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议论潇洒，积理宏富”；“力能扛鼎。”

“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末了，柳潜又在这篇作文题目的上方写了“传观”二字。

这国文教员柳潜原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秀才，早年酷爱读书，学识渊博，颇有才华。他在青壮年以后目睹官场腐败，遂放弃仕途，以教书为业，被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首任校长符定一聘请为国文教师。后来柳潜因生活困顿，曾先后在福建和长沙等地做过几年幕僚，后又返回学校从事教师职业，但终因积劳成疾，贫病交加，于1930年在长沙去世，终年52岁。

且说符定一校长知道毛泽东喜欢读课外书籍，便主动借给他一部上自远古下至明朝、一共有166卷的中国历代编年史《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尽管此时的毛泽东在省立第一中学名声鹊起，可他感到这个学校设置的课程太多太繁，校规也烦琐呆板，在学校学习还不如自学更好一些，所以他决定去定王台图书馆自由读书，独自研究学问。符定一得知此事，甚感惋惜，便极力劝阻他。毛泽东去意已决，婉言谢绝了先生的好意，毅然离开了学习生活了半年的省立第一中学，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开始了在定王台的自修生活。

定王台位于长沙东南角，相传为西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刘发所筑。那时候，他每年都要挑选出上好的大米，命专人专骑送往长安孝敬母亲，再运回长安的泥土，在长沙筑台，年复一年，终于用从长安运来的泥土筑成了一座高台。每当夕阳西下之时，刘发便登台北望，遥寄对母亲的思念之情。后来，长沙人就把这个土台子叫做定王台，又称“望母台”。到了清朝末年，土台子已经荡然无存了，有人就在这个地方盖起了一栋两层楼的洋房。辛亥革命后，省政府当局接受一些学者的建议，利用这栋房子办起了湖南图书馆，购置了不少新书，其藏书量居全省之首。这个地方比较偏僻，周围树木葱笼，环境幽静，的确是是一个难得的读书好场所。

定王台图书馆每天一开门，毛泽东总是第一个进去，中午仅仅休息片刻，到街上买两块米糕当午饭，下午依然是一动不动在书桌旁埋头苦读，好像一尊低着头的雕塑一般。晚上闭馆时，他又是最后一个出来。

毛泽东在这里广泛涉猎了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他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等。他还认真研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同时他也阅读一些诗歌、小说和古代希腊、罗马的故事。

毛泽东在定王台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了一幅世界地图，叫做《世界坤舆大地图》，不禁惊叹道：“世界原来这么大！”他每天经过地图前，都要停下脚步细细地看上一阵，以极大的兴趣认真研究一番。

40年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和几个同学说起他在定王台看世界大地图后的思想状况，他说：“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省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得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这么大。世界既大，人就特别多。这么多的人怎么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眼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毛泽东在评价他在省立图书馆这一段的学习生活的时候，还曾笑着对萧三说：

“我就像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子，见到遍地青菜，拼命地大嚼大吃，嚼个不停。”

且说毛泽东在定王台图书馆学习期间，每晚都要回到“湘乡会馆”里住。这个会馆里还住着其他一些穷学生，住着过路客、流浪汉和一些当过兵的人。那些当过兵的人都是一些退伍军人或者是被遣散的士兵，他们既没有工作，也没有钱，性情暴躁，喜怒无常，经常因为一些琐事和学生们吵架斗殴。有一天晚上，那些士兵和学生再次发生了冲突，酿成了一场血腥的武斗。毛泽东一直躲在厕所里，直到殴斗结束后才走了出来。这样的环境实在是呆不下去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父亲来了一封信，说是不赞成他自修。父亲认为他是不务正业，因此拒绝再提供费用，除非他继续进学校读书。就这样，毛泽东被迫结束了半年的他认为是“极有价值”的自修生活。

这正是：方入菜园饥如牛，立有乱兵扰梦来。

欲知毛泽东去向何处？且看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投笔从戎，是他第一次的人生抉择，第一次的社会革命实践，仅仅半年就结束了，可谓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又三番五次地报考各类学校，在人生坐标的再选择上，彷徨复彷徨，几番求索、几番曲折之后，这才似乎看到了前途的一丝光亮。不光毛泽东是这样，恐怕有不少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有如此这般的一番经历罢。

第5章 1913年秋—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话说毛泽东被迫离开定王台后，又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在费用已无保障的情况下，他又去查阅广告栏。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登出一则不收学费、膳食费用很低的招生广告，自然引起了他的兴趣。此时他的两个朋友也来鼓励他报考四师，他们是指望毛泽东在入学考试的时候帮帮他们。毛泽东答应了，于是便写了3篇文章备考。他并不认为自己捉刀替朋友写文章是不道德的行为，他说，这种小活动只不过是事关友谊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小事情而已。就这样，年届二旬的毛泽东报考了第四师范学校。校长看到他的作文考卷大加赞许，对同事们说：

“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能够做得出来？”

毛泽东和他的那两个朋友都被录取了，顺利地进入了第四师范学校。

毛顺生同意了儿子的这一选择，又给他寄来了钱。从此以后，毛泽东抵制了一切吹嘘未来前途的广告的诱惑，在第四师范学校预科一班学习了一年。

毛泽东在四师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其中一个是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两人关系非常好。另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在第四师范结识的他的恩师杨昌济。他在第四师范所做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所记录的修身课，即是杨昌济所教。杨昌济看到农家出身的毛泽东好学深思，成绩优异，十分赞赏；毛泽东对杨先生的渊博学识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也非常敬佩。

周世钊，1897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字惇元，又名敦元、东园。

杨昌济，字华生。1871年6月8日（清同治十年四月廿一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乡隐储山下板仓冲下屋的一个书香门第，其高祖、曾祖父都是“太学生”，祖父杨万英是一个“邑庠生”，父亲杨书祥捐过一个“例贡生”。他自幼受到中国正统文化的熏陶，1889年参加长沙县学试，一举考上“邑庠生”，1890年、1893年两试“举人”不第，1898年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了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1903年3月，杨昌济同陈天华、刘揆一、李傥、石醉六等人一起去日本留学，启程前改名为杨怀中，表示自己虽然身在异邦，却心怀中华。他先后入东京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09年，他赴英国进修，专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1912年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他先后在德国、瑞士考察了9个月。考察活动结束后，他回到了阔别10年的祖国。在省城，这位过激的绅士因为提倡寡妇改嫁而震动了整个长沙。他谢绝了湖南都督谭延闿聘他为湖南省教育司长的邀请，立志于教育救国事业。他当时写的一幅对联是：

自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1913年，杨怀中成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又应第四师范之邀，兼任该校的修身课和心理课。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那时候的杨怀中把全家人从乡下迁到了长沙，住在天鹅塘。他在自己寓所的门上，挂着一块1尺来长、3寸多宽的铜牌，上面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3个大字。在长沙5年多的时间里，这块铜牌跟随他先后换了四五个地方，不管这块铜牌挂在哪里，都有一批青年学子寻踪而来，登门求教。

在天鹅塘杨宅，毛泽东认识了杨怀中的爱女杨开慧。他第一次到杨怀中老师家，一进屋看见天真文静的杨开慧对着自己微笑，便不由自主地说：“你就是小霞？”他们之间似乎是早已认识了一般。

杨开慧，1901年11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乳名霞，字云锦。父亲希望她像朝霞一样灿烂、火红、美丽。在父亲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远涉重洋留学日本时，杨开慧还不满3岁，她跟着母亲向振熙在板仓乡下度过了童年。稍长，她便帮助妈妈干些家务活，还跟着哥哥杨开智上山扒柴。

杨开慧7岁那年，父亲从国外来信，嘱咐向振熙让女儿上学读书。山冲里本来是不让女孩子们读书的，在向振熙的斡旋下，与杨家斜对门的杨公庙官立第40初级小学破例为杨开慧和另外6个女孩子办了一个班，首开了板仓女孩子上学读书的先河。

杨开慧在杨公庙只读了3个学期，便转到了离板仓5里多路的隐储学校。隐储学校比杨公庙小学大，图书也多。

辛亥革命后，杨开慧根据父亲来信的要求，和妈妈向振熙一起到离家20多里的衡粹实业女校读书，母女俩同校学习，妈妈读实习班，她读附设小学班。后来她们又转到麻林桥附近的县立第一女子高小，一直读到毕业。

杨开慧聪颖好学，10岁时已读了许多诗歌小说，她最喜爱的是古文诗歌《木兰辞》。后来，她又阅读了不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打下了良好的文字功底，并练出了一手好毛笔字。1912年深秋，她曾写过这样一封信，可见她的文字功底之一斑：

我最爱之姐姐鉴：

许久未晤，甚以为念。近维起居多祜，学业日增为颂！妹现发头昏，且生痱子，请医诊治，总难见效。校中的课堆积，偶一思及，颇为之焦灼也。妹与吾姊至好，素承规劝，有暇望赐教行，以慰系念。天气将寒，惟珍重不一。此问大安

愚妹 杨开慧 书上

杨开慧随着父母迁入长沙后，就没有再进入学校，而是在父亲的辅导下进行自学了。

且说在1914年2月，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并入了第一师范，毛泽东、周世钊和其他三四百名身穿蓝色毛纺制服的学生，跟着恩师杨怀中及历史教员黎锦熙、国文教员袁仲谦等人一起转入了第一师范学校。此时的杨怀中除了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第一师范授课外，还到长沙第一联合中学、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任过教。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座落在湖南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的书院坪，它的对面是滚滚北上的湘江水，隔江放眼，西岸便是那有名的郁郁葱葱的岳麓山。

这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教育基地，历史上叫做城南书院，是南宋理学家张南轩讲学的地方，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隔湘江相望。1903年，有关方面在城南书院的基础上创办了湖南师范馆，辛亥革命以后，湖南师范馆这才正式定名为第一师范学校。校园内树木葱郁，环境十分优雅。校舍是清一色的仿西式建筑风格的两层楼房，圆柱、拱顶；正中一座大楼的顶端镌刻着“湖南第一师范”几个醒目的大字。

这是一所免费的公立中等学校，主要培养小学教师。它和中国的其他中高等学府一样，是一所比较民主的开明的新式学校。学校外墙上书写的校训是“实事求是”；在管理方面，校方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包括“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活动”在内的“三育并重”；学校还有校歌，还制定了校旗、制服。每当集会的时候，身着一色制服的莘莘学子们那雄浑的校歌之声，就飘荡在校园的上空：

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

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

多材自昔夸熊封。

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此时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可谓是人才荟萃，不仅拥有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而且还招收了一大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堪称为湖南省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一师同四师的春季招生不同，是秋季招生。因此毛泽东和四师转来的同学一样，须要读半年预科，这样他就被编入了预科第3班。到了1914年秋，毛泽东才和周世钊一同被编入了本科第8班。

此时的毛泽东仍然很瘦，常常穿一件灰色长袍，留着长长的头发，一双大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他的言谈举止还是慢条斯理的。他不是那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指手画脚的学生，尤其是在师生或同学们聚会时，他更是很少说话。在学习上，他依然非常用功，在课堂上静心听讲，认真做笔记；在课余时间或是进图书馆或是进阅览室，或是找同学和老师交谈学问。他与学友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罗学瓒、萧子升、萧子暲、周世钊等交往密切，志趣相投。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来自农村，非常了解农民的疾苦。他们聚在一起，研究治学做人的道理，讨论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问题。

罗学瓒，号荣熙，189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马家河南岸一个农民家庭。1913年，他在长沙明德中学毕业后，考入湖南第四师范，不久转入第一师范，和毛泽东同在第8班。

蔡和森，湖南湘乡县永丰镇人，生于上海，原复姓蔡林，名和仙，字润寰，号泽膺，学名彬。1913年秋，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被编入第6班，他和毛泽东一样，长于作文，而且词高意远，有独特见解。

陈昌，又名章甫，1894年7月14日出生于广西梧州，1902年随父回到故乡湖南省浏阳县陈家大屋。他是毛泽东一师的同学和好朋友。陈昌学习刻苦，自强不息。课堂之外，不是在阅报室读报，就是在自习室读书。他好学深思，读书思考有所得，必记笔记，并写进日记，深得杨怀中老师的厚爱。

张昆弟，1894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江县板溪乡一个农民家庭。1913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和蔡和森同在第6班。

萧子升、萧子暲兄弟则是在1911年、1912年先后从东山高等小学堂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在长沙湘乡中学时，萧子暲曾去看望过他。

毛泽东在一师期间，受杨怀中、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王正枢等教员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杨怀中、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这几位老师的住处，是毛泽东常去求学问教的地方。

前面已经说过，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哥。他1884年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父亲王文生曾在东北当过小官吏，母亲文氏乃文芝仪的次女，排行第六，是毛泽东母亲的同胞姐姐、毛泽东的二姨妈。王季范在家族同辈中排行第九，所以毛泽东一直叫他九哥。王季范从小熟读经书，打下了良好的古典文学基础。他在长沙优级师范毕业后被聘到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来到一师，他们既是亲表兄弟，又是师生关系。王季范对表弟不仅在经济上常常给予帮助，而且还在学业上认真指导，他先后辅导表弟阅读了《楚辞》、《昭明文选》、《韩昌黎全集》、《资治通鉴》以及《曾国藩家书》等经典书籍，为表弟不断提高古典文学素养打下了基础。

黎锦熙，字劭西，亦作邵西，号鹏庵，1890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晓霞山下一个人称“长塘黎氏”的书香世家。他曾师从于齐白石。1906年，黎锦熙在长沙组织了“德育会”。辛亥革命前，他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长沙办过《湖南公报》、《公言》等报刊。因此，湘省人士中曾把他与齐白石、张平子并称为“三英”，有“湘潭之东，秀毓钟灵，周围十里，代出三英。白石艺术，邵西语文；平子（湖南《大公报》社长张平子）办报，《大公》风行”之说。

毛泽东和黎锦熙常在一起谈论历史，臧否古今人物。二人真诚相交，情同挚友，形成了一种介乎师友之间的友谊。

在第一师范这一批教师中，杨怀中对毛泽东的影响最深。杨先生的口才并不是很好，但他人品高尚，学识渊博，又比较注重实际，所以他受到了毛泽东和其他学生的普遍尊重。毛泽东和蔡和森等经常一起到天鹅塘杨宅向杨怀中先生请教各种问题。杨怀中打心眼里喜欢这些好学的青年，特别是毛泽东这位农民出身的学生，两代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隔阂，纵论天下大事，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其乐融融。

徐特立对毛泽东的影响也非常重要。

徐特立，一名懋恂，又名立华，字师陶，1877年2月1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五美乡一个贫农家庭。他只读过6年私塾，又读了4个月的“宁乡师范”，尔后在长沙城东创办了“梨江学校”，后应好友朱剑凡邀请，到长沙周南女校教书，1910年赴日本考察教育。辛亥革命后，他当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不久辞职，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在长沙创办了两个高小、一个初小、一个男子师范学校、一个女子师范学校，被誉为教育界的“长沙王”，而有些人则讥笑他傻，说他是“徐二镥锅”。后来从1913年10月到1919年8月，徐特立一直在一师任教。

此时，在长沙的中等学校教师们，多数都还保持着绅士派头，冬裘夏绸，衣冠楚楚，到学校去上课还要坐轿子；而徐特立却总是夹着讲义，从荷花池到书院坪，徒步往返10余里，就是遇到风风雨雨，他也从不以轿代步。徐先生最初给毛泽东所在的8班上课时，就以他创办长沙师范的经历作为艰苦奋斗的例证。下课后，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起来，毛泽东说：

“徐先生办长沙师范，不顾利害，不怕困难，牺牲自己的一切，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这是那些自命聪明善于计算的人所不肯做的，所以笑他傻。徐先生常常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担在自己肩上，惯于摆烂摊子，在没有一个钱的情况下，居然能创办出一个规模不小的师范学校，这真有镥锅的精神！这种对他的讥笑，实际上是对他的赞扬。”

有一次下课后，徐特立回到休息室看书，毛泽东走了进来，问道：

“徐先生，要想知识渊博，就得博览群书，要博览群书，主要是一个快字，而快了，又不能吃透内容，理解不了，等于白读。有什么方法才能快读书，读好书呢？您读书的经验可以谈一些出来让我们仿效吗？”

徐特立亲切地说：

“润之，我认为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懂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摘录书中精彩的地方。总之，我是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这样读书的结果，虽然进程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不但能记得牢固，而且懂得透彻，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效果自然比贪多图快好。”

毛泽东连连点头称是，把徐先生的话牢牢记在心上，以至于影响了他一生。而他与国文教员袁仲谦的师生关系就有些不同了。

袁仲谦，又名袁吉六，人称袁大胡子。袁吉六先生是湖南宝靖县人，清末考中进士，写得一手好字，做得一手好古文，在第一师范教书多年，也连续教了几年毛泽东所在班的国文。

袁吉六先生教风甚严，他要求学生的作文必须写桐城派的古文。毛泽东原来极推崇梁启超的文体，因先生反对梁启超的半文半白的文体，他这才不得不改变文风，改作古文，为此就需要熟读韩愈的文章。他从旧书店里买来了一套《韩昌黎全集》，可这套书纸张既不好，错字又很多，他不得不又借来了一个好的版本，一一校正，将书补充好。

毛泽东极称赞袁吉六先生提倡的“四多”，即多谈、多写、多想、多问，还赞赏他“文章妙来无过熟”的读书方法。袁先生也最喜欢他这个学生，夸奖毛泽东的文章“大有孔融之意”，周末还找他到自己的书房里谈话。

毛泽东起初还比较听袁先生的话，后来却对他守旧而又专制的作风越来越反感了。有一次刚开学，袁先生在教室里监督学生们做作文，毛泽东在题目下面写了一句：“某年某月某日第一次作文”。袁先生看见了，极不赞成，他说，我没有要你写这句话就不要写。他命毛泽东重抄一页，催了两次，毛泽东都没有理会。袁先生气冲冲地跑过来，一把将那一页撕掉了。毛泽东也生气了，站起身质问先生，并要同他一起到校长那里去讲理。袁先生无言以对。毛泽东重写了一遍，仍然坚持保留了那一句话。

尽管如此，由于毛泽东的古文写得好，袁吉六先生对他还是很器重的。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有才华、有胆识的“特殊学生”，所以还是照常辅导毛泽东做作文，并借书给这位特殊学生阅读。建国后，袁家还保留着毛泽东当年借书的两张便条。

毛泽东学习十分认真、刻苦，他听课时做有大量的课堂笔记，课后自修时写有读书录，还全文抄录过一些他喜爱的书籍。这些课堂笔记、读书笔记累积下来有几网篮之多。后来，他把这些笔记和抄写的书籍都送回了韶山。1929年国民党军队到韶山要抄毛泽东的家，附近的族人听到风声后，立即将这些本子和书籍搬到后山焚毁。一位曾经教过毛泽东的私塾老先生，从火堆中抢出了一个笔记本和两册教科书，并保存了下来。现存的《讲堂录》就是他抢出来的那本笔记，成为现在唯一可以看到的毛泽东学生时代的课堂笔记了。

《讲堂录》共47页，后36页主要是听课笔记，也有一些读书札记，内容涉及哲学、史地、古文、数理等；其中对古今名人治学、处世、治国和有关伦理道德的言论记录比较多一些。如：

“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惟明而后可断，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

“高尚其理想，其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理想者，事实之母也。”

“为学之道不得不重现在。”“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为流欲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

毛泽东对于他喜欢的课程，如撰写文学或伦理主题的文章和社会科学课程，学得津津有味，而且有独到见解，常常得100分。可他也有一些很丢面子的事，因为他对于那些他不喜欢的课程，如静物写生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很少去光顾，所以经常得零分或接近零分。当然完全放弃枯燥的静物写生课，也不是毛泽东的做事风格，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一下。在绘画考试时，他在试卷上潦草的画了一个椭圆，题名为“鸡蛋”，然后就离开了教室，其成绩可想而知。还有一次，他在上课时一个简洁的构思使他得以提前离开了教室，那是他先画了一条水平线，接着在水平线上画了个半圆，又将李白的一句诗题写在上面：“半壁见海日”。结果他的绘画成绩是不及格。

除了在学习上，毛泽东在生活上也有一些丢面子的事。有一次，他读书读到深夜，由于被子离油灯太近，就引发了一场小火灾，烧坏了几张床铺。还有一次，一位同学因父母为他包办婚姻而苦恼，毛泽东深表同情，就到这位同学家里劝说他的父母放弃这种安排，不用说他是一位不受欢迎的人。

毛泽东还喜欢和友人一起游览山河、谈诗论文，有时也要联联句作作诗。1914年深秋的一天傍晚，他和萧瑜也就是萧子升一起到湘江畔散步，共同欣赏黄昏时分的风景。萧瑜突然来了诗兴，首先吟道：

晚霭峰间起，归人江上行。 云流千里远，

毛泽东也不甘落后，随口吟出：

人对一帆轻。落日荒林暗，

萧瑜接吟：

寒钟古寺生。深林归倦鸟，

毛泽东就来了一个结束语：

高阁倚佳人。

在1915年春节前夕，第一师范放寒假了，毛泽东这才回到了故乡韶山。一天傍晚，他满面笑容地问菊妹子：

“你认得字吗？”

这个叫菊妹子的小姑娘，是母亲收养的一个干女儿。菊妹子摇摇头，不解地说：

“三哥，大家都讲，女人家读书有啥子用？”

“那你取了大名没有？”毛泽东又问。菊妹子不好意思地摇摇头。毛泽东思索了一会儿，在桌子上写下了“毛泽建”3个字，说：

“菊妹子，今后，你就叫‘毛泽建’吧！”

菊妹子瞪大眼睛，好奇地望着三哥。

“‘毛’是我们的姓，‘泽’是排辈，‘建’是你的名，是设立和建筑的意思。”毛泽东耐心地解释着，然后又语重心长地说：“你可要为穷苦人建功立业啊！”

“毛泽建，多好听的名字呀！”

菊妹子从心底里感激三哥为她取了个正式的名字，可她毕竟还只是一个不到10岁的小姑娘，对三哥讲的道理似懂非懂，只是瞪大眼睛点了点头，然后兴冲冲地跑了出去，口里喊道：

“我有大名了，以后我就叫毛泽建了！”

这天夜里，毛泽建兴奋得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她想起了自己的身世。

毛泽建是毛泽东堂叔毛尉生的女儿，1905年10月出生于韶山冲东茅塘，比毛泽覃小将近一个月。因为她是在金风送爽菊花飘香的季节里降临人世的，所以父母就给她取了个“菊妹子”的乳名。毛尉生年轻时，因为劳累过度得了肺病，经常咳血；菊妹子的母亲毛陈氏也有眼疾，一家人的生活贫困不堪。后来毛尉生39岁就去世了。1912年韶山冲发大水，庄稼颗粒无收，毛陈氏只好带着仅有7岁的菊妹子和菊妹子的3个小弟弟，沿街乞讨。善良的文七妹看到他们一家如此艰辛，就把菊妹子从东茅塘接到上场屋，作为自己的女儿收养了。毛顺生和文七妹把菊妹子视作亲生一般，疼爱有加。毛泽东兄弟3人也把这个苦命的堂妹当作亲妹妹一样看待。

且说这天夜里，毛泽建心里一直在念着“毛泽建”三个字，还用手指一遍又一遍地模仿着三哥写的这3个字。第二天一早，毛泽东见了她，笑着问：

“菊妹子，你的名字还记得不？”

“当然记得了，我叫毛泽建。”

“哦，不错。”

“三哥，我还会写了呢。”

菊妹子兴奋地说。

“是吗？那你写给我看看。”

毛泽东颇感意外，只见菊妹子拿起一个小木棍，在地上歪歪斜斜的写出了“毛泽建”3个字，居然是一字不差。毛泽东高兴地笑了，说：

“菊妹子真有出息，以后我们就叫你毛泽建了。”

1915年的春节很快就过去了，2月24日是正月十一日，毛泽东再次来到外婆家，看望了七舅父、八舅父，顺便归还了借文运昌表哥的书，这是他在手里放了整整5年已经读过无数遍的《盛世危言》、《新民丛报》及其它书籍，因文运昌不在家，他便留下了一张“还书便条”：

咏昌先生：

书11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 敬白

正月十一日

又国文教科2本，信一封。

眼看就要开学了，毛泽东离开韶山又回到了湖南一师，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杨怀中先生倡导同事黎锦熙和学生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暲、陈昌、罗学瓒等人在自己的住处——浏正街李氏芋园——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他们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就在杨先生家中由两位先生轮流介绍和推荐读物，然后大家一起讨论有关读书心得和哲学，探讨人生哲理，纵论天下大势，畅谈相契政见，谋事今天，计虑将来，就这样，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以杨怀中为核心的思想学术团体。这个研究小组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15年9月间。萧子暲曾经回忆说：

“杨先生并不善于辞令，也不装腔作势，但他能得到听讲者很大的注意与尊敬，大家都佩服他的道德学问。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每逢星期日，便相率到杨先生家里去讲学问道，杨先生也很器重毛、蔡、陈等学生。”

杨怀中通过与这些学生的接触，对他们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品德学问都十分了解。

1915年春，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廖廷璇和皮述莲结婚，毛泽东为他们撰写了一副贺联：

二月梅香清友；春风桃灼佳人。

“二月（农历）”、“春风”指廖廷璇、皮述莲结婚的时间，“梅”、“桃”分别形容他们的品貌，联语表达了对学友结成连理的赞美和祝愿。

1915年4月5日，毛泽东曾和杨怀中先生谈起了自己的家世和经历。杨怀中问道：

“韶山，就是南岳72峰之一呀，距湘乡不远吧？”

毛泽东回答说：

“对，我的家离湘乡一山之隔，我外婆家就在湘乡。”

杨怀中微笑着说：

“难怪你的语音里带有湘乡口音。”

“是的。”

毛泽东笑着点了点头，又说：

“我们那里语言差别很大，当地有句俗话叫做：‘隔山不懂话，隔江难辨音’。”

这一天，杨怀中先生在日记中作了这样的记载：

“毛生泽东，其言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然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2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黎锦熙先生也在日记中这样记载了他和毛泽东的交往：“4月4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4月11日星期日，上午萧子升、润之及焜甫至，讲读书法。”“4月18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等相继至，共话宏文书社事。”“4月25日星期日，上午游园，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

毛泽东在学习上喜欢广泛而虚心地向他人请教，共同探讨问题，他认为，“学问”两个字组成一词是很有道理的，既要虚心好学，独立思考，又要好问，与人交谈讨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学问。

为了认识真理和追求真理，毛泽东决心学习“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的精神，“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讨。”他提出“文明其精神”，要刻苦学习，不断充实自己。他与同学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在一起谈论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年轻时“没有时间谈情说爱，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

毛泽东的宏大志向深深地感染着他周围的好友们，罗学瓒为此曾作诗一首，表明心志：

开怀天下事，不谈家与身。登高翘首望，万物杂然陈。光芒垂万丈，

何畏鬼妖精。奋我匣中剑，斩此妖孽根。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

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政府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在5月9日下午6时之前的48小时内，答复他们早在1915年1月18日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

原来在1915年5月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两大军事集团“同盟国”和“协约国”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正打得不可开交，日本帝国主义就趁着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这个“二十一条”要求，是日本帝国主义趁袁世凯想当皇帝之机，向他抛出的诱饵，以解决中日“悬案”为名，提出的旨在独霸中国、灭亡中国的秘密条约。

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在5月9日答复中，除了“二十一条”第五号（7条）：中国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做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日本有在武昌和九江、南昌间，南昌和杭州间，南昌和潮州间的筑路权，有在福建省内进行铁路、矿山等投资的优先权这些要求“容日后协商”外，其它的要求全部接受了。

袁世凯这一卖国的消息一经传到湖南，湖南一师的师生们无不义愤填膺，他们为了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修正案，集资编印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几篇文章和资料，题目叫《明耻篇》。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些文章和资料。他在封面上写道：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他又在《明耻篇》卷首《感言》篇里批注道：

“此文为第一师范学校教习石润山先生作。先生名广权，宝庆人。当中日交涉之倾，举校愤激，先生尤痛慨，至辍寝忘食，同学等爰集资刊印此篇，先生则为序其端而编次之，云云。”

他还在《明耻篇》那些文章和资料中的许多地方加了圈点和着重号，并作了批注，在不少地方写着：“此文作得好！”“说得痛快！”等等。

后来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最终未能得逞，袁世凯的皇帝梦也破产了。

且说5月23日，湖南一师校长张干、学监王季范、教员杨怀中等人倡导并主持了一个为病逝学生召开的追悼会。这个学生就是易昌陶。

易昌陶又名易永畦，湖南衡阳人。他品学兼优，是毛泽东的同班同学和挚友，此前在3月份病逝于衡山县家中。

在这次追悼会上，杨怀中先生为易昌陶题写了一幅挽联：

遗书箧满，铁笔痕留。积瘁损年华，深悲未遂平生志；

湖水长流，岳云依旧。英灵怀故国，没世宁灰壮士心。

毛泽东痛失交往密切的良友，又感到国家命运艰难，生者责任重大，他悲痛交织，也提笔为好友写了一幅挽联：

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殁，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他还写了一首五言古风长诗，悼念亡友：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煞芳年友，悲叹有余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腮。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毛泽东的悲怆和惋惜跃然纸上，这挽联，这悼亡诗，无不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他对亡友的怀念和爱国之情，可谓是文理俱佳，真挚动人，令人垂泪，催人上进。

后来，这些挽联和挽诗均被收录在一师的《易君永畦追悼录》中。

从1915年夏季开始，毛泽东参与组织了第一师范进步师生开展反日、反袁斗争。

当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声甚嚣尘上时，毛泽东团结进步师生，公开进行反袁演说，写文章，和帝制派劝进的丑恶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杨怀中、徐特立等先生也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参加了反袁斗争。先生们一起写信，斥责了一位鼓吹帝制的教师，扫除了在校内宣传帝制的邪气。

后来张勋复辟，军阀各据一方，混战连绵不断；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掀起了一场尊孔复古的逆流。专制与共和、复辟与反复辟、民主与法制、尊孔与反孔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

在这样一个新的方生、旧的未死的充满矛盾的年代里，毛泽东怀着一颗强烈的爱国心，时刻关注着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思索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主要是依靠报刊杂志了解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一师有一个可容纳几十人的阅览室，那里是他天天晚上都要去的地方，那里面有湖南、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报刊。他在阅览室里全神贯注地翻阅长沙和上海的报纸，直至深夜。如果有人要找他，别人就会说：“可能在报纸阅览室里。”

同学们都喜欢听毛泽东讲一周的动荡局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新动向，一时间，他成了一师校园内闻名的“时事通”。

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同学们经常议论纷纷，对一些问题也常常困惑不解，而毛泽东则看得清楚，而且能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萧子暲说：

“我也是天天看报，每次到阅览室，差不多都会遇见毛泽东也正在那里看报。有一个星期天，我在街上同他相遇。返校途中，我们边走边谈，他给我详细分析了奥国皇太子为什么在塞尔维亚被刺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什么出兵；德俄、德法、德英为什么宣战；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乘机大发横财；日本又如何趁火打劫，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讲的有时间、有地点、有根有据。使我听了又钦佩，又惭愧。”

毛泽东除了在阅览室阅读以外，还要自己花钱买报刊杂志，他曾回忆说：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160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1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亲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毛泽东读报刊非常认真，常常随身带着中国和世界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凡是不熟悉的地名，他就对着地图，找出位置；凡是重要的消息、文章、资料，不论长短，总是从头到尾认真读完，并做摘记，写出心得。

毛泽东常常把自己订的报纸中的重要资料，剪辑成册。他有时还在报纸的空白边上，写出报纸中提到的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等地理名词，并写出英文。他说，这样既了解了时事，又熟悉了地理，还学习了英文，是一举三得。

且说毛泽东在不断接触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国内革命运动和救亡活动的同时，也因为一些小事惹出了麻烦。

1915年春期末，湖南省议会发布了一项公告：决定从下学期开始，师范类学校的每个学生须交纳10元学杂费。第一师范校长张干自然是忠于当局的，他对这一决定表示坚决拥护。张干的态度首先遭到了家境贫寒和那些得不到家庭接济的学生们的强烈反对。校园里纷纷传言，这个“增费”的决定是张干为了讨好当局向省议会提出的建议。于是，学生们纷纷罢课，在校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

张干其人，原是数学教师，为人精明能干，言词练达，很有社会活动能力，且善于与上司结交，不到30岁就当上了校长。

一天傍晚，毛泽东和萧子暲看到同学们在布告栏里贴了不少传单，揭发张干“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等“劣绩”。毛泽东说：

“子暲，我看这些传单没有击中张干的要害。”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并非反对张干当我们的家长，而是反对张干当我们的校长。”

“依你之见呢？”

“要赶走这位校长，就要制造舆论，说他如何未将我们一师办好。走！到君子亭去。”

两人来到君子亭，毛泽东拿出纸和笔，不一会儿就草成了一份《驱张宣言》。萧子暲拿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张干自到我们一师任校长以来，对上逢迎，对下专横，办学无方，贻误青年……”，他连连称好。毛泽东说：

“马上派人进城去印，今晚一定要印好。”

第二天清晨，《驱张宣言》已经撒遍了一师校园，整个学校沸腾起来了，“驱除张干”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此事惊动了湖南省教育厅，很快就来了一名督学。督学让张干把学生们集中起来训话，他说：

“你们不要再胡闹了，立即给我复课！”

毛泽东让同学传递一个纸条给台上的督学。那督学接过纸条，见上面写着：“张干一日不离校，我们一日不上课！请督学马上给我们答复！”督学这才知道这些学生是不好对付的，他怕事情再闹大，就换了一种口气说：

“诸位，这个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你们还是上课吧，下学期张干不来了。”

督学走后，袁吉六与同事们评价毛泽东说：

“挽天下危亡者，必斯人也。”

一位学监却向张干告密说，《驱张宣言》是毛泽东带头写的。张干大怒道：

“反了！在学校只有校长开除学生，学生要开除老师这还是第一次。”

他下令彻查带头闹事的学生，挂牌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名主要闹事者。身为学监和数学教员的王季范非常着急，他找到杨怀中、徐特立、方维夏、袁吉六、符定一、王正枢等教员商量对策，又一同出面召集了一个全校教职员会议，为学生们鸣不平，对张干施加压力。这样一来，张干不得不收回成命，对毛泽东等改为记大过处分。

此后，杨怀中辞去了一师的教学，整整一年没有到校上课。

欲知毛泽东后来在一师的情况如何，请接着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不仅以德报恩，而且也曾以德报怨。前面所说的那位在湖南一师要开除他学籍的校长张干，在新中国建立后亦被邀至京城，待以座上宾，便是一例。此事载于本传第六卷，诸君不可不读。古人云：“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此乃人之常情，世之常理；而以德报怨者，在历朝历代几乎是不可多见的！这种流芳百代之举，自然是那些“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一类人物不屑为之的。那些曾经受教受惠于毛泽东却在毛泽东身后肆无忌惮地往老人家身上泼脏水的人，便属于此类。

第6章 1915年6月—

“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于图存！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

话说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致湘生的回信中写道；

“读君诗，调高意厚，非我所能。同学易昌陶君已病死。昌陶君工书善文，与弟甚厚，死殊可惜。校中追悼，吾挽以诗，乞为斧正。”

此前，毛泽东得到了长沙高等师范的一封招生函件，得知该校设文史两种，而且是“重自习，不数上讲堂。”于是他便准备从一师退学，报考高等师范，所以他在这封信中就谈到了关于学习方面的认识和转校的想法：

“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其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适得高等师范信，下期设招文史两科，皆为矫近时学绝道丧之弊。其制大要与书院相似，重自习，不数上讲堂，真研古好处也。”

毛泽东十分赞赏康有为、梁启超的治学方法，他说：

“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源，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足下有志于此乎？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

“屠沽贾衒之中，必有非常之人……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

这时候，眼看就要放暑假了，毛泽东因为手头拮据，就没有回韶山，住入李氏芋园，在杨怀中、黎锦熙等先生的指导下进行自学。

随着时局的发展和对社会问题的认真思索，毛泽东逐渐感觉到，要实现救国救民的愿望，就需要更广泛地结纳有志救国青年，联合更多的同志。

6月末的一天，毛泽东来到了校园后山的君子亭上。这是一座四柱八角琉璃瓦小凉亭，四边都设有坐凳。他坐在凳子上起草了一个约二三百字的《征友启事》，末尾借用《诗经》里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启事中还特别强调，要结交对救国感兴趣的青年，特别是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最后的署名以“毛泽东”3个字的繁体28画，署为“二十八画生”。

毛泽东回到住处，用蜡板刻好油印好，分装在各个信封里，在信封上注明：“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又写上“来信由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章甫转交”；尔后向长沙各主要学校都发了一份。

原来此时的陈昌已经从一师毕业了，被聘请在一师附属小学任教。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博览群书、独立思考的治学态度，和他那超凡的胆略和才华，使陈昌无限钦佩。他们二人志同道合，朝夕相处，交往甚密，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因之毛泽东将这件事托付给这位密友。

且说毛泽东的《征友启事》一经贴出，还真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应，一般人看了，都很难理解，认为“二十八画生”一定是个怪人；有的人甚至还认为这种征友是不怀好意的。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姓马的女校长，就认为这个启事是在找女学生谈恋爱，她按照启事上写的通信处，找到了陈章甫，还找到了一师校长那里。陈昌和一师校长告诉她说，“二十八画生”的真实姓名叫毛泽东，是个品学兼优、胸怀大志的学生，马校长这才消除了疑虑。

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说到他这次征友活动，最初“只得到3个半人的响应。”在这3个半人中，一个是罗章龙，另外两个后来变成了极端反动分子，而那半个人则是李立三。

罗章龙，湖南浏阳人，生于1896年，化名纵宇一郎。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李能至，李成、柏山、李明、李敏然，1899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阳三石，1915年在长沙长郡联立中学读书。

据罗章龙回忆说：“1915年5月中旬（应为农历五月中，即公历6月底；毛泽东在这一年11月9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也说是在‘夏假后’，即放暑假后；二者是相吻合的——笔者注）的一天，我赴司马里第一中学访友，在该校会客室门外墙上，偶然发现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一则。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书法挺秀。启事引句为《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内容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挚，词语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宇一郎。我将信寄出去3天后，果然得到了毛泽东的回信，略云：接大示，空谷足音，跫然色喜（《庄子》语——笔者注），愿趋前晤教云云。”

此后，罗章龙经浏阳籍学友陈昌、陈绍休（赞周）联络约定，邀同好友李立三在下一个星期日（当在7月4日）上午到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与毛泽东见面，手持报纸为记。“同学陈圣皋也欣然前往（罗章龙语——笔者注）。”

这一天，天气晴和。毛泽东和罗章龙、李立三、陈圣皋在图书馆见了面。

罗章龙回忆说：“上午9时左右，我们到达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在走廊处有一少年仪表端庄，气宇轩昂，心知即所欲晤见之人。我们乃趋前为礼，彼此互通姓名，方知少年姓毛名泽东，字润之。二十八画生乃其名字的笔画数。略谈数语后，圣皋去阅览室看书，润之建议到院内觅一僻静处倾谈。进得院内，寂静无哗，我们就坐在一长条石上。”

李立三在谈话开始后不久没有发表意见就告辞了。毛泽东和罗章龙却整整谈了3个小时，“谈话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等。”“谈到音韵改革问题，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的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与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我们对于离骚颇感兴趣，曾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关于治学问题，润之认为，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均属茫然！主张在学问方面用全副力量向宇宙、国家、社会做穷源竟委的探讨，研究有得，便可解释一切。关于生活方面所涉及较少（罗章龙语——笔者注）。”

这次谈话直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方止，临别时，毛泽东对罗章龙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他还叮嘱罗章龙，以后要常见面。

第二天，罗章龙和同学黄昆吾及一师的彭道良谈到了在图书馆与毛泽东会晤一事。

彭道良，字则厚，浏阳人，与张昆弟同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6班的学生。他听罢罗章龙绘声绘色的描述，笑道：

“昨日之事可称三奇会。”

罗章龙不解地问：

“何为三奇会？”

彭道良说：

“圣皋与兄为联中二奇，益以毛奇，岂非三奇？”

黄昆吾问起“毛奇”一名的原由，彭道良从容解释说：

“我与二十八画生乃同学好友，颇知其为人品学兼优，且具特立独行之性格。他常语人：‘男子要为天下奇（此乃毛泽东引用宋代王庭珪送胡邦衡诗句——笔者注），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做个奇男子。’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他毛奇。”

罗章龙以彭道良所言，又求证于他的同乡陈绍休（字赞周，亦陈圣皋之弟），陈绍休说：

“润之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一奇士，但他择友甚严，居恒鹜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俯视之慨。观其所为诗文戛戛独造，言为心声，非修养有素不克臻此。直谅多闻，堪称益友。”

自此以后，罗章龙和毛泽东每到周末常常约定到天心阁相会，他们绕着旧垒城堞散步；或到城南书院、长郡中学、韩玄墓、杨怀中寓所晤谈；有时又相约去郊外云麓宫、自卑亭、水陆洲、猴子石、东南渡等处远足游览。每次晤面，二人多是检讨所思所学，析疑问难，究所未知。

且说1915年7月5日，杨怀中全家迁往湘江西岳麓山下，为了方便毛泽东等人来家里学习和讨论，他在家中专门辟了一间客房。

毛泽东在杨怀中搬家后，应数学老师王正枢之邀，来到他在长沙高正街19号的居所住了一个假期，给老师家添了不少麻烦。

从高正街19号可以直通长沙的古城墙，毛泽东时常带着王正枢的儿子王人路兄弟几人登城到天心阁观光游玩，他还曾为王家兄弟吟诵了不久前写的悼念学友易昌陶的诗，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并以此激励王氏兄弟。

毛泽东有时也到杨怀中家里看望先生，师生们在一起无所不谈，社会、政治、学术、理想、人生等等，有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吃饭时，大家坐在一起，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7月末，黎锦熙记载假期中他和毛泽东第8次接触的日记中写道：

“7月31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宜示之以方也。”

黎锦熙所说的“章甫”就是陈昌。

在1915年8月底，黎锦熙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追记：从4月4日至8月29日，毛泽东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到芋园黎锦熙住处拜访求教近20次，内容包括“读书方法”、“研究科学之术”、“改造社会事”、“学与政”等等。

这正是：群贤毕集在名苑，读书论道赴洞天。

胸有半壁见海日，开口便是三不谈。

再说在1915年8月间，萧子升从一师毕业后被聘到长沙楚怡学校任教，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说：

“人获一珠，家藏半璧，欲不互质参观，安由博征而广识哉？”“不先有言，何以知失？知失则得，非言之功乎？”

因此，他主张朋友间充分交换意见，“互质参观”，提倡说话，反对讳言，通过交流讨论取得“真知”、“真理”。在讨论中，既要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又要坚持自己正确的观点。他说：

“夫人之生所遭不齐，惟豪杰之士知殊趋而同至。不强人以合吾之轨，亦不迁己轨以合人之型，以诚至公彻理之谈也。”

8月间，毛泽东还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抄录了他最近写的一篇名曰《自讼》的日记：

“一伎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姝姝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耆欲日深，道听途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

1915年9月，黎锦熙已经调到北京教育部任编纂处编纂员，毛泽东与先生仍时有书信往来。

9月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到了黎锦熙，他写道：

“闻黎君邵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仆问邵西，学乌科求？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基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

毛泽东在信中又说，黎锦熙在回信中批评他这种先古后新的次序是“先后倒置”，黎锦熙说：“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

毛泽东还说，他认识到不能舍通识而专攻，乃“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但他仍然认为：“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杨怀中自己出钱订阅了几份《新青年》，除了自己阅读，还分赠给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等人。

《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唤起了人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点燃了追求真理的火焰，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向对新鲜事物极为敏感和不断追求真理的毛泽东，一开始就认真地阅读它，并热心地宣传介绍它。在他的思想意识里，《新青年》取代了《新民丛报》；陈独秀和胡适取代了康有为与梁启超，成为他心目中崇拜的偶像。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毛泽东还曾经说过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他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陈独秀，谱名同庆，学名乾生，字仲甫，1879年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

9月27日，毛泽东致信萧子升说：

“此日如金，甚可爱惜！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如足下，诚能策励我者也。”

“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仆无他长处，惟守‘善与人同’、‘取人为善’二语。故已有得，未尝敢不告示与人；有人善，虽千里吾求之。所以，效嘤鳴而求其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

毛泽东也经常到楚怡学校萧子升处，通过萧子升认识了曾经先后两次同校同学而不相识的何叔衡。

何叔衡，字玉衡，号琥璜，学名瞻岵，1876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县杓子冲，成年后考中晚清最后一批秀才。1913年春，37岁的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与比他小17岁的毛泽东同校，后来他们又一起转入一师。1914年7月，何叔衡在一师只读了半年就退学了，受聘于长沙楚怡学校任主任教员，教高年级国文课。

毛泽东认识何叔衡后，没多少时间便对他产生了敬意，特别为他的办事热情、感情热烈所吸引。毛泽东常说“何胡子”是一头牛，是“感情一堆”。何叔衡对毛泽东的学识也非常钦佩，常向人介绍，“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后起之秀”。毛泽东曾当面评价何叔衡：“不能谋则能断”。何叔衡心悦诚服地说：“润之说我不能谋则能断，这话是道着了。”

1915年11月9日，毛泽东给在北京的黎锦熙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邵西仁兄足下：

前月从熊君传来足下一书，教诲良多。兹有欲为足下言者：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如足下之事，乃至崇之业。然彼方以术愚人，今反进以智人之术，其可合邪？收揽名士政策，日起日巧，有自欲用天下之志者，乃反为人所用欤！元凯臣舜，服善也；扬刘臣莽，附势也。辨夫今之为舜欤抑莽欤者，则所以自处明矣！北京如冶炉，所过必化。弟闻人言，辄用心悸。来书言速归讲学，并言北京臭腐，不可久居，至今不见征轺之返；又闻将有所为，于此久居不去。窃大惑不可解，故不敢不言，望察焉，急归无恋也。

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孽孽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情稍快惟此耳。岁将晏，气候日寒，起居注意，道路珍摄。不复一一。

润之 弟毛泽东顿首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毛泽东长期访求和多方通信联系，在他的周围终于逐渐聚积了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他们多数是第一师范和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也有少数是长沙市中小学的青年教师。在这一批青年中，除了前边已经说到的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张昆弟、罗学瓒、陈昌、陈书农、罗章龙等十余人外，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到，他就是邓中夏。

原来，蔡和森在1915年秋考入了湖南高等师范，结识了邓中夏。

邓中夏，1894年出生于湖南宜章，1915年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与蔡和森同班。蔡和森沉默寡言，终日伏案用功；邓中夏则性情豪爽，喜交游，善谈论，温和中带有一种刚毅之气。

毛泽东在杨怀中先生家里经蔡和森介绍，认识了邓中夏。三人志同道合，很快就成了真挚的朋友。

毛泽东和这一批志向远大的青年经常在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处聚会，臧否人物，畅谈国事。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道：“我逐渐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认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没有时间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毛泽东除了广泛结友外，还积极地参与学校的学友会活动。

在11月间，毛泽东被选为学友会文牍，负责起草报告、造具表册和会议速记。这一职务他一连任了四届。

第一师范的学友会始创于1913年9月，初名“技能会”，以培养学生的生活技能为宗旨；1914年改名为自进会；1915年秋正式定名为学友会。

学友会的宗旨是：“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学友会的成员包括在校学生和已经毕业的校友。学友会下设教育研究、文学、演讲、竞技等15个部。会中设有会长一人，由校长兼任，总理一切事务；总务一人，由学校学监兼任，主持日常会务；各部部长各一人，另有庶务、会计、文牍各一人。

1915年冬，毛泽东以学友会的名义，将昔日保皇派中的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3人有关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言论编印成册。毛泽东知道萧子升的书法比较好，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为这本书题写书名，信中写道：

“近校中印发汤康梁三先生书文，封面当签署‘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十一字。大小真草，随兄为之。需此甚急，可否明天上午赐来？”

萧子升慨然应约，立即写好送来了。

小册子印成后，毛泽东和学友会成员们在校内外广泛散发，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陈昌在日记中写道：“上午8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夫康氏素排议共和，今又出而讥帝制，其所谓时中之圣。斯人若出，民国亦云幸矣！”

这些课外活动并没有影响毛泽东的学习，他每天总是在天色未明时就起床，晚上熄灯后还要借着外面的一点微弱灯光苦读，这一良好习惯始终能够持之以恒，从不稍怠。

1916年2月29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

“经之类13种，史之类16种，子之类22种，集之类26种，合70有7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10年莫完，购之非200金莫办。昨承告以赠书，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不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二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

191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国耻日”1周年追悼大会上为吴竹圃题写了一幅挽联。

吴竹圃，湖南汨罗市桃林寺镇青山人，他是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各科成绩出类拔萃，而且关心国家大事，指斥时政，与毛泽东志同道合。吴竹圃于4月间一病不起，年方20岁便撒手人寰。毛泽东为他题写的挽联是：

吴夫子英气可穿虹，夭阙早知，胡不向边场战死？

贾长沙胜俦堪慰梦，永生何乐，须思道大数方深！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死去了。

6月24日，一师已经放暑假了，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

“话别之后，滞于雨，不得归；又以萑苻不靖，烽火四起，益不敢冒险行也。五六日来，阅报读书，亦云有所事事。然母病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加之校中放假，同学相携归去，余子碌碌，无可与语。早起晚宿，三饭相叠。平居一日憎长，今如瞬息，寂历之景，对之惨然。……明日开霁，决行返舍。”

6月25日，毛泽东离开长沙踏上了返乡的路程；26日9时，到达湘潭，又步行70里，夜宿离韶山30里的银田寺。沿途的大好景色和乱世景象，使他感慨不已。当晚，他忍不住“捉管为书”，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述说途中的所见所闻。他写道：

“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近城之处，驻有桂军，招摇道途，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联手成群，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细询其人，殊觉可怜，盖盼望给资遣散而不得者也。其官长亦居饭铺，榜其门曰某官，所张檄告，介乎通不通之间焉。”

6月27日上午，毛泽东回到了故乡韶山，回到了母亲的病榻之旁，一颗“游子之心”得到了极大的宽慰。然而，他仍系念着中国的战局，尤其是湖南的局势，半月之后，便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母亲。

7月12日，毛泽东在返校途中到了湘潭，又忍不住给萧子升写信，述说感受。

不久，毛泽东回到了湖南一师，由杨怀中先生介绍，与其他同学一起寓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内学习。

7月18日，毛泽东给萧子升写了一封长信。他对湖南军阀和都督走马灯似地更替，由此而给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愤愤不能平于心”，于是便激扬文字，针砭时弊，指点江山，申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他在信中写道：

“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芗铭）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益紊矣。何以云其冤也？汤在此3年，以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治军也，严而有纪，虽袁氏厄之，而能暗计扩张，及于独立，数在万五千以外，用能内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顾各县，而属之镇守使者不与焉，非甚明干，能至是乎？任张树勋警察长，长沙一埠，道不拾遗，鸡犬无惊，市政之饬，冠于各省，询之武汉来者，皆言不及湖南百一也。”

在这一个时期，毛泽东不断看到《大公报》上所载的日、俄在1916年7月间为再次瓜分在中国满蒙的权益而签订协约的消息。报端还披露：日本内阁行将改组，因此，不少中国人就寄希望于炮制《二十一条》的罪魁祸首大隈重信首相下野后，日本对华关系有望趋于缓和。

7月25日，毛泽东给萧子升写了一封长信，主张对曾经附和帝制的罪魁祸首严加惩治，“庶几震竦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他在信中还说，新大总统黎元洪下令惩办洪宪帝制祸首杨度等8人，是“人心奇快”。“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故最愚者袁世凯，而8人者皆次也。”

毛泽东对新总统黎元洪也表示了不满，他写道：

“此次惩办，武人未及，如段芝贵、倪嗣冲、吴炳湘等，皆不与于罪人之数，舆论非之，即8人者，闻亦多逃矣。”

接下来，他分析和预测了中日之间的关系，他写道：

“此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且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今所明布者犹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见人也。”

“大隈阁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20年内，非一战不足于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它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在校颇有奋发踔励之慨，从早至晚，读书不休。”“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谓可乎？”

这正是：忧国忧民开慧眼，未卜先知超先贤。

交友结党小试手，道义未担练铁肩。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将自身历练锻炼，请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关于中日两国之间关系之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发生了；而他那“20年内，非一战不足于图存”的预言，后来也果真成了事实：15年之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其结果是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21年之后，日本又挑起了卢沟桥“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斯时尚不足23岁的毛泽东，岂不是料事如神么？但毛泽东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在20年之后动员全国老百姓奋起抗战、统帅千军万马、运筹帷幄于抗日疆场之上的领袖，竟然会是他自己。

第7章 1916年暑期—

“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

话说在1916年暑假期间的一天，毛泽东步行60公里来到板仓杨先生家中。这是他第一次到板仓看望先生。

杨怀中先生的老家板仓在长沙城北面，那里是一个丘陵地带，周围青山环抱，其中有两座山，一个叫隐珠，一个叫飘峰，这两座山遥遥相对，板仓就是夹在这两座山之间的一个偏僻山冲。这板仓还不是一个山村，它分为上下板仓，杨怀中先生的家就在下板仓屋。

毛泽东在板仓期间，以极大的兴趣浏览了杨先生的藏书，特别是杨先生订阅的那些新书报刊。他一边看，还一边和先生探讨一些学术问题。

有一次，杨先生在和毛泽东闲谈中，说到距离板仓20多公里的地方住着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柳午亭先生，说柳午亭先生是一位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

毛泽东这一时期正在悉心研究体育问题，一听说附近竟有体育方面的高人，就按捺不住了，第二天就让一位农民带路，去拜访了柳午亭先生。这位柳午亭先生不是别人，他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柳直荀的父亲。

柳先生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毛泽东，他们两个人就体育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交谈。

毛泽东一回到板仓，就同杨怀中先生谈起了此行的印象，他称赞柳午亭先生在体育研究和实践上有很高的造诣，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效法的。

毛泽东不但善于结交长者和同龄朋友，而且还善于结交年龄比他小得多的朋友，任弼时就是其中的一个。

1916年秋期，毛泽东在学生阅报室里首次认识了任弼时。

任弼时，原名任培国，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1916年秋考入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入学的新学期，他在一师学生自治会组织的讲演会上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演讲，使他对毛泽东产生了好奇心和敬仰之情。

在阅报室里，任弼时主动和毛泽东攀谈起来，毛泽东向他介绍了学生自治会的情况，勉励他好好学习，锻炼身体，要能文能武，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伟大事业做出贡献。

自此以后，任弼时学习更加勤奋，经常到阅报室和图书室读严复、李大钊等人的著作，还多次参加毛泽东等人组织的学习和讨论。

1916年冬的一天，毛泽东约罗章龙去游岳麓山。二人自清晨8时启程出南门，冒着严寒，准备从朱张渡过湘江。

朱张渡，因朱熹和张南轩而得名。朱熹、张南轩都是宋代有名的学者和诗人，还都在长沙讲过学。湖南知识青年对他们的故事都很熟悉。

毛泽东和罗章龙在朱张渡口的茶亭里坐了下来，他们讨论了朱熹、张南轩在湖南所留下来的思想影响。尔后他们就去攀登岳麓山的麓宫，傍晚时分才下山。在过赫曦台时，毛泽东看到了朱熹和张南轩的联句，忽有所感，吟成了《五律》一首，诗云：

共泛朱张渡，层冰涨橘汀。鸟啼枫径寂，木落翠微冥。

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

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给黎锦熙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邵西仁兄大人阁下：

去冬曾上一函，所言多不是，得书解责，中心服之。前之所言，诚自知其不当。袁氏笼络名士，如王、梁、章、樊诸人，均坠其术中，以此联想及兄。其实兄尚非今所谓名士也。事务之官，固不同乘权借势之选，而兄之所处，不过编书，犹是书生事业，并事务官而无之，于进退之义何有？此弟之甚妄言也。辱教：学宜自造，不必因人；心情求全而去偏。此诸义者，皆书诸绅矣。又嘱以常常通信，心中无所见，有之矣，又以为不足质诸左右，增笔墨裁答之劳。今夏阅报，见兄“以国语易国文”一文，私意不尽谓然，拟发所见，以资商榷。又念于此道并无研究，一隅之见，自以为是者，未必果是，为此而止。今乃有进者：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且观自来不永寿者，未必其数之本短也，或以其身体之弱然也。颜子则早夭矣；贾生，王佐之才，死之年才三十三耳；王勃、卢照邻或早死，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夫人之一生，所乐所事，夫曰实现。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不在寿命之长短，而在成功之多寡。此其言固也。然苟身之不全，则先已不足自乐于心，本实先拔矣。反观世事，何者可欣？观卢升之集，而知其痛心之极矣。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岩之下。有身而不能自强，可以自强而故暴弃之，此食馁败而立岩墙也，可惜孰甚焉！兄之德智美矣，惟身体健康一层，不免少缺。弟意宜勤加运动之功。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受益颇多。闻之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东西大体育家，若罗斯福，若孙棠，若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弟始闻体魄、精神不能并完，且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今乃知其不然。心身可以并完也，而官骸亦无时不可改易也。愚意如此，不知合兄之心否？余不多言，敬请

教安！

小弟 泽东谨上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身心可以并完”，是他坚持体育锻炼的亲身感受。长期以来，他为了强壮身体，磨励意志，同时也是为了保持学习的旺盛精力，一直坚持着体育锻炼。

第一师范前面那条宽阔的湘江就是毛泽东常去游泳的地方。为了结伴游泳，他曾经贴出过一张启事，上面写着：

铁路之旁兮，水面汪洋。深浅合度兮，生命无妨。凡我同志兮，携手同行。晚餐之后兮，游泳一场……

同学们看了这则启事，纷纷报名。毛泽东很快就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游泳队伍，其中便有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等人，他们经常和毛泽东一起来到湘江游泳、畅谈。罗学瓒在毛泽东影响下，潜心学习游泳，逐步认识到了游泳的好处。小小年纪的杨开慧也感到很好奇，就总是跟着这群大哥哥们到江边观看。

毛泽东不但可以横渡湘江，他还常常从猴子石游到相距几华里的牌楼口。在那深秋时节，万山红遍，岳麓山下的枫林披上了嫣红的新装。湘江的碧波，更加清澈晶莹。江面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这正是毛泽东游泳的大好时节，他和同学们时而向前劈波斩浪，时而仰卧在水面上，观察着天空中那展翅飞翔搏击苍穹的雄鹰。此时的毛泽东，身心充满了力量和信心。就是在那寒风刺骨的冬季，很多同学不敢下水了，毛泽东也毅然坚持到江中去游上一番。

1917年3月，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来到了长沙城，专程参加黄兴的葬礼。

宫崎寅藏自号白浪滔天，他曾经积极支持和帮助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黄兴等人有着很深的交往。

毛泽东获悉宫崎寅藏来长沙的消息后，邀请1916年毕业后在外地教小学的萧子暲一起联名写信给宫崎寅藏，请求宫崎寅藏当面赐教。他在这封信中写道：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恸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睹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萧植蕃 毛泽东 上

毛泽东执笔的这一件书迹，宫崎寅藏十分珍惜，他和他的后人相继收藏至今。

1917年4月1日，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所撰写的一篇长达7000余字的《体育之研究》，经杨怀中先生推荐，陈独秀将其发表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

这篇长文是毛泽东在体育锻炼的同时，对体育理论进行探索性研究的重要成果。《体育之研究》开头有一个前言，正文分为8个部分：第一、释体育；第二、体育在吾人之位置；第三、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第四、体育之效；第五、不好运动之原因；第六、运动之方法贵少；第七、运动应注意之项；第八、运动一得之商榷。

毛泽东在前言中写道：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

“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也；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精神随之。意志者也，因人生事业之先驱也；运动而有恒，第一能生兴味，第二能生快乐。”

接下来，他对当时学校不重视体育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

毛泽东还认为，体育关系着卫国力量的强弱：

“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

他还写道：

“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取例明之，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凡各种之运动持续不改，皆有练习耐久之益，若长距离之赛跑，于耐久之练习尤著。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要皆可于日常体育之小基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

“三育并重，然昔之学者详德而略于体。”“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故有颜子而短命，有贾生而早夭，王勃、卢照邻，或幼伤，或坐废。”

毛泽东分析了“今之学者多不好运动”的原因：

一是“无自觉心”。“今日不为，他日将无以谋生。”二是“积习难返”。“我国历来重文，动有‘好汉不当兵’之语。”三是“提倡不力”。四是“以运动为可羞”。“忽尔张臂露足，伸肢屈体，此何为者邪？宁非大可怪者邪？深知身体不可不运动，且甚思实行，竟不能实行者；有群行群止能运动，单独行动则不能者；有燕居私室能运动，稠人广众则不能者。”

他总结了自己从事体育运动的经验，认为体育运动“不重言谈，重在实行。”他提出“运动所宜注意者三：有恒，一也；注全力，二也；蛮拙，三也。”“运动既久，成效大著，发生自己价值之念。以之为学则胜任愉快，以之修德则日起有功，心中无限快乐。”

毛泽东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运动之一得之商榷”中，介绍了他创造的“六段运动”。这6段是：手部、足部、躯干部、头部、打击运动，调和运动。

在杨怀中的学生中，毛泽东年龄比较大，思想也比较激烈深刻。因此他留给杨开慧的印象也最深。杨开慧秀外慧中，举止温文尔雅，性格坚强，喜沉思，有理想，有追求。她非常钦佩毛泽东的抱负和见解。有一次，她在一篇作文中写道：“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这句话正是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所阐述的中心思想。

毛泽东的学问品行也同样吸引着杨开慧。每当毛泽东等人来向父亲请教时，她总是搬一条小凳，静静地坐在一边，成为一名沉默而热心的听众。一开始，她还只是默默地听，听他们谈论治学、做人之道，听他们研讨朝代兴衰，听他们探寻救国救民真理。

杨怀中对这个聪明的女儿很是看重，对她的介入也极为赞许，并不时向毛泽东等人推荐女儿的学问。时间一长，杨开慧也逐渐加入到了他们的讨论之中，自然成了这批学生中的一员，和他们一起议论时事，抨击时政，并和毛泽东等相互传阅笔记，交流心得体会。频繁地接触，使杨开慧情不自禁地萌发了对毛泽东的倾心爱慕之情。毛泽东也像兄长一样喜欢比他小8岁的小师妹。

杨开慧除了向毛泽东学习一些思想方法外，还慢慢地接受了他的生活方式和锻炼方法，坚持进行深呼吸，常吃硬的食物和洗冷水浴等等。

说起这洗冷水浴，原是杨怀中先生常年进行的锻炼项目。毛泽东一开始只是模仿先生，他遵照先生的嘱咐，先从秋天开始，使皮肤逐渐适应冷水的刺激，这样从秋到冬，就可以一直坚持下去了。

一师学生宿舍旁边有一口清凉的水井，每天清晨天蒙蒙亮，许多同学还在睡梦中，毛泽东就起了床，带着罗布浴巾，来到水井旁，在这里进行冷水浴。他脱光上身衣服，吊上一桶桶的井水，往身上浇，然后擦，擦了又浇，浇了又擦，一遍遍地浇着，欢呼着，一遍遍地擦着，舒展着，这样反复一二十分钟，直到全身发红发热为止。他洗完了冷水浴，这才穿好衣服进教室自习。同学们问他洗冷水浴有什么好处，他说：

“冷水浴好处可多哩，最主要它有两大好处：1、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身体抵抗力，并能强壮筋骨；2、可以培养勇猛无畏的气魄和战胜困难的精神。”

有同学问：

“洗冷水浴的好处虽多，但在冬天搞冷水浴实在太难受了，你是不是一开始就不感觉到难受呢？”

毛泽东回答说：

“最初是感觉难受的，但只要下定决心，突破了这个难关，也就不那么冷了。任何一项体育活动，要把它坚持到底，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关键在于一个人有没有决心和毅力。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会由勉强到不太勉强，由不太勉强到不勉强，就会坚持到最后，就可以习惯成自然，不会感到有什么困难了。所以重要的问题在于持之以恒。”

在一师进行冷水浴锻炼的学生起初只有毛泽东、蔡和森、罗学瓒几个人，后来逐渐发展到了20多人。大家光着膀子，只穿裤衩，各人从井里提一桶凉水，一声令下，从头淋遍全身。有时他们还互相对着淋。欢声、笑语，伴着这泼水声，显示着青年人的勃勃生机。

杨开慧正是受了父亲和毛泽东等人的影响，便也开始常年坚持冷水浴了。

且说1917年4月16日，黎锦熙自北京回到长沙。他在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上午到社（指宏文图书社——笔者注）晤毛润之，谈学。”

1917年6月间，湖南一师在学生中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目的是考察他们的学业与操行，促进他们积极向上，培养更多的人才。

据1918年编印的一师校志记载：这次互选的标准包括德育、智育、体育三个方面。其中德育又分为敦品、自治、好学、克俭、俭朴、服务等项；智育又有文学、科学、美感、职业、才具、言语等项；体育又分为胆识、卫生、体操、国技、竞技等项。互选的方法是每个学生只能投3票，每张票上只能写1个人，且被选人不以同级和同班同学为限；投票采用双记名法，被选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上端之右，选举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下端之左；选举人还要按照互选的标准，将被选举人的一些事例及自己对被选人的评语详注在票内。

检票的结果是，全校11个班有400余名学生参加了“人物互选”，当选者有34人。其中毛泽东在德、智、体三方面的6项中，“敦品”得11票，“自治”得5票，“文学”得9票，“言语”得12票。“才具”得6票，“胆识”得6票，共计49票，为全校之冠。周世钊以47票名列第二；张昆弟名列第四。

在这当选的34人中，在德、智、体三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仅有毛泽东一人。毛泽东成为一师最优秀的学生。他的全面发展，他的进步言论、高尚道德、过人胆识、进取精神和超群才智，无不受到同学们的钦佩和推崇。

1917年盛夏，毛泽东和罗学瓒等同学一起在湘江中游泳。时江水大涨，几死者数。毛泽东在水中迎风劈浪，欢畅淋漓，豪气顿生，不禁吟道：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与一师隔江相望的岳麓山，还有江中的水陆洲、牛头洲，是毛泽东常去锻炼身体的地方。他除了爬山外，还在这些地方进行雨浴、日光浴、风浴、雪浴等活动。

在这炎炎的夏日里，在大雨倾盆之时，毛泽东常常脱去衣服，冒雨跑步，这叫做“雨浴”。在烈日当空之时，他总是脱去衬衫，穿一条短裤，赤膊在太阳底下走来走去，任凭阳光直射；有时也会在江中游泳后走上水陆洲、牛头洲，躺在沙滩上，让太阳晒遍全身，这叫做“日光浴”。而在那寒冷的冬季里，他也常常脱去棉衣，穿着单薄的衣服，或在山麓，或在山峰，或在江边，迎着寒风大声呼叫，做跑跳运动，任凭寒风侵袭，这叫做“风浴”。在那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一团团、一簇簇的白雪，铺天盖地，他却站在雪地里，一任自己的思绪神驰遐想，这叫做“雪浴”。

有的同学对毛泽东的这些活动很不理解，觉得他的行动有些怪异，便在背后批评议论他。毛泽东可不管这些，依然是我行我素。

长沙周家台子蔡和森的家“沩痴寄庐”，是毛泽东和同学们经常聚会交流心得、讨论国家大事的一个场所。毛泽东到蔡家就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样，一来就先到菜园拔草、浇水，然后一起吃饭，有时讨论起来通宵达旦。

有一次，在一个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晚上，毛泽东独自一人顶风冒雨爬上岳麓山顶，然后又从山顶跑下，来到了蔡和森家。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老人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是为了体验《诗经》上所说的“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句话的意境，锻炼自己的意志和胆量。

葛健豪，原名兰英，1865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荷叶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她不顾族人反对，变卖了嫁妆，带领儿子蔡和森、女儿蔡畅外出求学。1913年，葛健豪高小毕业后，回乡创办一所简易小学，自任校长。不久，她又进入湖南女子教员养习所，1915年毕业后，创办了湘乡第二女子简易职业学校，自任校长。

且说1917年10月8日，罗学瓒在日记中记载了关于洗冷水浴的一些情况，他写道：

“余前数日，因浴冷水，致身痛头昏。休养数日，少饮食，多运动，今日已痊愈，复与毛君泽东等往河边洗擦身体一番，大好快畅。”

毛泽东除了上述锻炼项目外，还进行野外露宿锻炼。一师校园里的君子亭和岳麓山的爱晚亭、白鹤泉以及橘子洲等地，是他经常露宿的地方。

在寒霜时节，当夜幕降临时，他就邀请一些同学来到野外高谈阔论，直到夜深人静，然后各自找个地方，露宿至天明。

有一天清晨，几个游人来到岳麓山，见庙旁露天底下的一张长板凳上睡着一个人，头脚都用报纸盖着，他们就好奇地凑过去察看。睡着的那个人听到游人的脚步声，翻身起来，收拾好报纸就走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

毛泽东有半年时间不在宿舍里就寝，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只吃一顿饭，故意饿肚子。

1936年，他在同斯诺谈话时对在一师的体育锻炼作了回忆，他说：“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中，我们徒步穿村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迎着狂风朗读唐诗，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这正是：奔走呼号卧霜野，独立特行骇俗尘。

浪里击水发浩歌，练就惊天动地身。

欲知毛泽东还有哪些非常之举，请看下回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1916年在给他的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论述了德、智、体三者之间的关系，立意甚高。他旁证以“东西大体育家若罗斯福，若孙棠，若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使德、智、体三育并重的说服力愈发感人了。毛泽东之对于体育，研究既专，心得必多，于是乎，一篇由体育论及民族兴衰、国力强弱、教育积弊的洋洋洒洒的七千言《体育之研究》，便借《新青年》这一载体问世了；其文采、其例证、其深意，今日读来，亦令人觉得是中国体育史上殊为难得的一篇大作。

第8章 1917年7月中旬—

“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

话说在1917年夏，萧子升请毛泽东为其学习笔记《一切入一》作序。毛泽东欣然命笔，写出了自己治学的经验，他写道：

“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台积面高，学积而博。”

这一时期，他还写有这样一幅有关学习心得的对联：

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毛泽东不仅刻苦攻读“死书”，而且还善于读“活”的书本。他常说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因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

有一天，毛泽东从《民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是有两名中国学生自费旅行全国，一直走到了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使他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他很想效法这两名学生，可自己口袋里却没有钱，想来想去，只能采用“游学”的方式，先在湖南游历一番。

所谓游学，是在旧社会中一些有志读书的穷书生用寻师访友获取资助的方式，以达到求学的目的；也有一些没有出路的读书人，他们既贫困又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便利用“游学”的方式写字作对联送人，靠这种变相的行乞过活。

1917年7月中旬，毛泽东利用暑假，邀同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老同学萧子升和准备回安化老家度假的同学萧蔚然，在这稻谷吐金山果溢彩的季节里开始了第一次游学。

毛泽东身上分文未带，只穿着一件白色旧上衣，带着一把旧雨伞和一个布包，布包里装一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与萧子升、萧蔚然一起从楚怡小学出发，经长沙小西门渡湘江，经白若铺，向宁乡县城走去。一路徒步走来，走着走着，他们就感觉饥饿了，而且是越来越难以忍受了，便打听附近有没有什么文化名人。路旁的人告诉他们说，附近住着一位姓刘的老乡绅，是前清的翰林。萧子升高兴得嚷了起来：

“润之，刘先生今天就是我们要去见的主人了！我们首先向他进攻。我想最好的办法是写一首诗给他，用象征的语言表示我们拜访他的目的。”

毛泽东十分赞同，他说：

“好主意。让我们想想。这首诗开首第一句可以是：翻山渡水之名郡，”

萧子升说：

“很好！第2句：竹杖草履谒学尊。接下去可写：途见白云如晶海”，

毛泽东环顾了一下他们三人的形象，笑着说：

“末句可是：沾衣晨露浸饿身。”

诗联成了，他们又细细读了几遍，感到相当满意。毛泽东高兴地说：

“刘翰林应该佩服我们的勇气。我们马上就能看到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学者了。”

三人一路打听，来到刘家宅院，70多岁的刘姓老翰林接待了他们。毛泽东说明来意，萧子升借着书案将联诗誊写好，呈给老先生。刘老先生看他们的诗写得好，书法也挺不错，不但款待了他们，还赠了他们40枚铜元。

毛泽东和萧子升、萧蔚然辞别了刘老翰林，又去欣赏了城郊玉潭河边的风景。这玉潭河比较宽，河上有一座精巧的小桥，桥附近聚集着许多小船；站在河边远远望去，可以看见一座小山岗，那就是狮固山，山坡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松树，生机勃勃，景致如画。

毛泽东、萧子升坐在河岸边，观赏着玉潭河和周围美丽的景色，诗兴顿起，又联诗一首：

云封狮固楼，桥锁玉潭舟……

很遗憾，后来萧子升在回忆此事的时候，只记起了以上这两句，因之此诗便成了残篇。

且说毛泽东一行三人到了宁乡县城，在同班同学王熙家里住了两天，走访了劝学所和玉潭高小，还到香山寺游玩了一番。毛泽东在离开王熙家时，留赠对联一副，他写的是：

爱君东阁能延客；别后西湖赋予谁。

毛泽东三人来到宋家潭，找农民宋冬生了解了生产和生活情况；又走访了一位老先生，同他探讨了一些有关经书方面的问题。他们上了回龙山，给白山寺的和尚送了一副对联；在黄材镇了解了农村小市镇的贸易情况，还为一些店铺书写了招牌。尔后他们经横山湾步行100多公里，来到杓子冲何叔衡的家里。

前面已经说过，何叔衡曾是毛泽东在湖南公立四师和一师的同学，他于1914年7月提前毕业后，受聘于长沙楚怡学校，任主任教师，和萧子升是同事。

毛泽东一直与何叔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到来，受到了何家人的热情款待。毛泽东观看了何家的猪栏、牛栏、菜园和稻田，了解了何家的经济状况和家庭历史。经何叔衡介绍，他还走访了何叔衡的堂兄弟和附近的农民。在一户贫苦农民家的桐油灯下，主人告诉毛泽东说，他是佃农，交的是“三七租”，一年累到头，生活苦得很，遇到灾荒，日子就更难过了。

在杓子冲附近的宋家潭，毛泽东又访问了一位老农和一位青年农民，听了这些贫苦农民的诉说，对中国农民的状况有了更深切的了解。

毛泽东自游学以来，每天早起都要到野外做“六段操”，然后是看书，追记笔记，在何家期间也不例外。何叔衡的父亲见他如此，高兴地说：

“毛先生能文能武，玉衡跟着他会有出头之日的。”

毛泽东三人离开何家时，何家人要送他们一些路费，毛泽东坚辞不受。他们向着沩山方向信步而行，经沙田到巷子口，一路上海阔天空地聊着，不知不觉来到一座不知名的小山上。山坡上有一棵古老的松树，长势茂盛，他们卸下包袱，坐在岩石上，背倚古松，讨论着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说着说着就困了，竟然都睡着了。一觉醒来，大家都感觉肚子饿了，便向山脚附近的一座房子走去。房主人拒绝给“叫花子”饭吃。他们无奈，只得继续向前走，走了约摸一里路，来到一户人家，一对和善的老夫妇给了他们足够的饭菜。

这家主人姓王，问道：

“你们看上去并非乞丐，天气这么热，你们出来干什么？”

毛泽东回答说：

“我们的家境不好，都很穷。但我们想旅行，看看农村的情况，没有路费，只好游学。”

老人说：

“游学并不坏，游学的人往往是正直的，诚实的。只有那些当官的人最不正直，多数人也都不廉洁。我曾经在衙门里当过门房，亲眼看到，谁想打赢官司，谁就得送钱送礼，谁送的多，谁就可以打赢官司。这就叫‘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如果输官司的一方告到省城，那就更没有打赢的希望了，因为在省城里打官司，比在县城里花费更大。在县城都没有足够的钱去行贿，哪有足够的钱去省府行贿更大的官哩。官官相护，谁人不晓。”

老人的话引起了3个年轻人的联想，他们深感人世间之不公平。毛泽东愤然说：

“这是什么世道！”

告别老人后，毛泽东心情依然沉重，一路上与萧子升，萧蔚然讨论着社会上那些贪官污吏的龌龊事。3人来到宁乡县沩山脚下，暮色已经降临了。

沩山是佛教史上的名山，山上的密印寺是自唐代起就很有名气的佛教寺院。寺院里面住着一百五六十个和尚，毛泽东很想了解一下僧侣的生活状况。

山门前的两个和尚打量着毛泽东3人的装扮，以为他们是远道而来的香客，便热情接待他们，其中一个和尚还陪着他们进了寺院。毛泽东见和尚如此热情，为免除误会就告诉陪同的和尚说：

“我们本是为乞讨而来的。”

那和尚听他如此说，也就随口道：

“拜佛和乞讨本就是一回事。”

毛泽东3人随着和尚穿过二门，来到后面的禅院，看见院子里约有百余名僧人在踱步，便一边走一边有礼貌地与路边的僧人打着招呼。和尚把3人领进一间禅房，叫他们放下包袱去沐浴。毛泽东等高高兴兴地洗了一个澡，刚穿好衣服，和尚又来了，说是让他们去进香。毛泽东解释说：

“我们并非为进香而来，只是为了见见方丈。”

和尚重新打量了他们一番，说道：

“方丈一般是不会客的。在方丈讲经说法时，你们也许能够看见他。”

毛泽东说：

“我们不但想见见他，而且还想和他谈谈，就在今晚。”

毛泽东说着递给和尚一张便条，让和尚交给方丈。大约10分钟后，和尚回来说：

“方丈现在就请你们过去。”

毛泽东3人随着和尚进了方丈的禅房，只见那方丈年约五旬上下，面目还算和善。这禅房的四壁都摆满了书籍，除了佛教经典之外，还摆着老子和庄子的著作；禅房中央的桌子上摆着一高一矮两个花瓶，高的装着鲜花，矮些的装着兰草，此外别无它物。毛泽东3人与方丈谈论了一些中国古典经典著作，方丈显得很高兴，便邀他们共进晚餐，无非是一些素食之类。

聚集在大殿里的许多僧人，见毛泽东3人从方丈的禅房里出来，就把他们当成了方丈的贵客，而且看样子还是很有文化的人。不少僧人纷纷拿出扇子或经卷，请他们题字留念。毛泽东和萧子升已经练就了一手好字，也不客气，提起笔来着实忙活了好一阵子。他们又参观了佛殿，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历代僧人的遗迹和遗物。

次日一早，毛泽东3人正要离去，和尚来说：

“方丈挽留各位施主再小住几日，下午还要再见见你们。”

毛泽东等人闻言，正合心意，便高兴地留了下来。他们在和尚的引领下，先后观看了寺里的菜园子、大厨房、斋堂等各个地方。

这天下午，毛泽东3人再次来到方丈的禅房，与方丈谈了一些佛教的善事，又谈到了他们熟悉的孔子和老子。毛泽东很想了解一下寺里的情况，就问方丈，这里有多少僧人？方丈说，大约有百余名是属于本寺的，其他的都是来自远方的游僧。平时寺里住有三四百人，前些年一度住过800余人，这是建寺以来最多的了。不过这些游僧一般住上几天，就又上路了。毛泽东又问：

“数千里之外的和尚，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呢？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呢？”

方丈说：

“他们是来听经和受戒的。本寺方丈素以说法著名，全国僧人大多都知道本寺。这里寺产甚丰，招待他们停留数日，是不成问题的。你们也知道，和尚是出家人，所有的寺院都是他们的家，云游四方，在寺内谈经论道，彼此都能得到启示。”

毛泽东闻听此言，想到自己征友的目的不也正是要和朋友们“谈经论道”，彼此启发吗？于是便频频点头。只听萧子升问方丈道：

“全国有多少和尚？”

“这没有确切的数字，”方丈解释说：“除蒙古和西藏之外，全国至少有几万和尚。蒙古和西藏的僧人比例极高，若加上他们，恐怕就有几十万，甚至更多。”

萧子升又问：

“全国有多少像沩山这样的讲经中心？”

方丈说：

“至少也有百余处。如果算上规模较小的地方，那大约有千余处左右。”

毛泽东问：

“有什么佛教方面的书籍出版吗？”

方丈说：

“有的，而且还很多，尤其是在上海、南京、杭州这样的讲经中心。”

萧子升说：

“我们打算探访一些大寺院，您是否可以给我们写一些介绍信？”

方丈说：

“这不必要。你们不需要任何介绍信。因为你们到任何一处，都会受到像在这里同样的欢迎。”

毛泽东3人向方丈道了谢，说明日就要动身了。方丈说，施主们既然要走，老衲也不便强留。只希望在你们离去前，再见上一面。毛泽东说：

“我们喜欢一早动身，就不再叨扰了。”

次日清晨，毛泽东3人离了密印寺，走出了宁乡县境，到达安化县的司徒铺。这里是萧蔚然的家乡。萧蔚然辞别两位好友，独自回家去了。毛泽东和萧子升二人继续前行，来到伏口罗驭雄同学的家里。他们在罗家吃过中饭，就上横坡仑去了久泽坪，给当地秀才吴幼安送了一幅对联，讨得一些资费。二人又经清塘铺、太平段，前往安化山区的县城梅城。是日晚，他们就露宿在河堤上。毛泽东风趣地说：

“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

他还指着身边一棵大树说：

“还有衣柜。”

说着就把衣服和随身带的东西挂在树枝上。临睡前萧子升还要到河下洗洗脚，毛泽东笑着说：

“你还要保持那绅士习惯。你是一个要饭的绅士哩！今晚试试不洗脚看能否睡得好。”

这萧子升一路上都放不下他那书生架子，每每向人问路之时，总是要先整整衣服，干咳两声然后才开腔。而且他每到一地，还只愿去和那些大户人家打交道。

第二天，毛泽东和萧子升在一家小饭店吃饭之时，听老板娘诉说了她家的苦难遭遇。他俩打听到附近有一座刘邦庙，又对刘邦的评价问题进行了讨论。饭罢，二人边走边谈，不觉到了梅城。梅城是洢水环抱，双塔对峙，风光十分秀丽。

毛泽东查阅了安化县志。据县志记载：梅城始建于宋代，是一座古老的山城。他和萧子升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调查了清代黄国旭领导的农民起义；走访了一些贫苦农家；又到安化县劝学所拜访了饱学先生、劝学所所长夏默庵。

夏默庵是安化县羊角乡大岩村人，早年毕业于清代两湖贡院，学识渊博，经、史皆通，并善于吟诗作对，一生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他晚年曾任安化县教育会长；1917年，64岁的他又担任了安化县劝学所所长。

毛泽东在学校时就曾向安化同学罗驭雄打听过，安化有无什么宿学之士？罗驭雄便向他介绍了夏默庵，所以毛泽东在安化游历了一番之后，便慕名前往拜访。他和萧子升来到夏宅，求见夏老先生。夏家门人通报主人说：有两个年轻的游学先生到访。夏默庵老先生性情高傲，一向不愿意理睬那些游学之士。他叫门人回复说，他不在家。毛泽东二次来到夏宅，夏默庵又以同样的托词回避了。

毛泽东两次来访都遭到拒绝，可他并不灰心，又第三次登门求见。夏老先生心想：平日里那些游学先生一次遭拒便扬长而去，而这位年轻的游学者究竟有何与众不同之处，我倒要探探他的学问如何。

夏默庵想罢，挥笔写下了半幅对联，置于书案之上，方才命门人开门相请。毛泽东进了门，见书案上放着半幅墨迹未干的对联，显然是老先生刚刚写下的，便朝老先生躬身问安，尔后方趋之案前看那半幅对联，只见上面写的是：

“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

毛泽东看了已知其意，心中暗笑：原来是要考我呀！他略一思索，也不客气，挥笔写出了下联：

“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

夏老先生看着毛泽东书写完毕，不觉大吃一惊：这年轻人的对句不但远远胜过了自己的出句，而且还带有火辣辣的批评味道哩！他连声称赞道：

“写得好，写得好！”

夏默庵马上笑脸相迎，邀请毛泽东和萧子升和他一起用餐，并吩咐家人为他们安排了住处。是日晚，夏默庵和毛泽东谈话十分融洽，二人竟成了忘年之交。

第二天，夏默庵赠送毛泽东8块银洋做旅费，并亲自送客人到大门口，依依惜别。

毛泽东和萧子升又在梅城游览了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等古迹，观赏了祭孔用的“铜壶滴漏”。

据萧子升回忆说，毛泽东在梅城曾经写过一首诗，留下来的文字可惜缺了5、6两句，只剩下了：

骤雨东风过远湾，滂然遥接石龙关。    

野渡苍松横古木，断桥流水动连环……

客行此去遵何路？坐眺长亭意转闲。

毛泽东和萧子升还给城中的“鼎升泰”、“谦益吉”、“云祥吉”等店铺送了对联，对方就给几个钱作为路上的费用。

他俩离开梅城后经仙溪、山口、长塘、马迹塘、桃花江，到达了洞庭湖畔的益阳县城。

他们一路上渴了就讨口水喝，或在路旁喝几捧冷水；累了就到池塘里洗澡；有时还在野外露宿。

毛泽东和萧子升在益阳县城游览了市容，走访了一些学校和人士。傍晚时分，他们找到了一家小客栈，客栈里没有别的客人，二人吃了晚饭，就打算在这里过夜。客栈主人是一位20岁上下的漂亮女子，过来收拾罢碗筷，一边抹着桌子一边搭讪道：

“二位先生从哪里来呀？”

毛泽东说：

“我们从梅城来。”

“二位不是本地口音呢。”

“我们是湘潭县和湘乡县人。”

“哎呀，那地方远着呢。”

“大概有1000里路。”

女子又问：

“两位先生要到哪里去？”

“没有目的地。”

她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

“我们是乞丐，所以随便走走。”

女子闻言一愣，显出很吃惊的样子，瞬间又开心地笑了起来，说：

“你们是乞丐？不可能！你们这样斯文，能是乞丐吗？”

萧子升说：

“我们并没有骗你，我们从长沙一路走过来，像乞丐一样。”

她还是感到莫名其妙。毛泽东说：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们的话呢？”

“因为你们一点也不像乞丐。”

萧子升说：

“乞丐有特别的样子吗？你怎么看我们不像呢？”

女子又仔仔细细端详着两人，说：

“我知道二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懂得一点看相术，也会测学，可以预知吉凶。这是我爷爷教我的。我爷爷是个诗人，出过一本诗集，叫《桃园曲》。我父亲也是个有学问的人。他们俩在3年时间里相继去世了，只剩下我和母亲在这世上相依为命，为了活命，就开了这个小店。”

萧子升说：

“那你还没有出嫁吗？你能借我看一下你祖父的诗集吗？你无疑也是一位有学问的人。”

“我跟着父亲读了七八年的书，正要开始学写诗的时候，他去世了。我祖父的《桃园曲》收藏在箱子里，明天我找给你们看。”

毛泽东问道：

“你说你会相面，可以给我们看一看吗？”

女子犹豫了一下，说：

“可以是可以，不过说错了二位不要生气。”

只听女子的母亲在里屋那边说道：

“茹英，不要胡闹！不怕得罪客人么？说点别的吧。”

毛泽东却对女子说：

“不要紧，没有关系的。请你直言，看到什么说什么，我们绝对不会生气的。”

女子见毛泽东如此说话，便认真地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把二人今后几十年的功名利禄、婚丧嫁娶、福寿吉凶一一道来。毛泽东和萧子升虽然并没有太在意她所说的那些话，只当是开开玩笑，但见她娓娓道来，如此健谈，倒也觉得十分有趣。女子说完了，又提出了他们为什么要做乞丐的话头。毛泽东就以实言相告，没想到女子竟说她对这种做法非常感兴趣，如果不是家有老母需要服侍，她也打算这样做呢！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二人吃过早饭就要离开了，女子说要他二人再住一日。毛泽东要给她食宿钱，她坚辞不受，问她姓名，她说叫胡茹英。萧子升说：

“日后毛先生要是发达了，他会写信来请你做参谋的。”

胡茹英闻听此言，咯咯笑了起来，说：

“到那时，他也许早已忘记我了。”

毛泽东和萧子升告别胡茹英母女，离开益阳前往沅江。他们走了3个小时的路程，才渐渐看到沅江县城了，可走近一看，不觉大吃一惊，这县城周围到处都是洪水。一个酒店老板告诉他们说：长江发源于高原，每到夏季，高原上冰雪消融，洪水就从西面汹涌而来。因这里地势低洼，所以县城里的街道很快就被淹没了。再过几天，这座县城就要与外界隔绝了。

毛泽东和萧子升见不能继续前行了，就决定提前结束这次游学活动，搭乘民船返回长沙去。二人上了一艘民船，见船上已挤满了乘客，人声嘈杂。毛泽东和萧子升好不容易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两个位置。他们刚刚坐下来，就看见前面有两个乘客突然打起架来。这两个人看样子都在50上下年纪，一个脸上刮得很干净，戴副眼镜；另一个是络腮胡子。两人穿着都比较讲究，分明都是体面人，也听不清楚他们嚷嚷的地方方言是什么意思，只见那络腮胡子一把扯下对方的眼镜，恨恨地摔在船板上，他似乎还不解气，又用脚把它踢到河里；失掉眼镜的那汉子，也狠命地撕扯着络腮胡子的袍子，居然被他撕成了两半。

风波终于平息了，络腮胡子把破袍子围在身上，走到毛泽东、萧子升放东西的角落坐下来。萧子升问道：

“怎么回事，那个人为什么撕你的袍子？”

“这个恶棍！”络腮胡子依然满脸怒气：“没有把他扔到河里去，算他运气！”

“他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真是个无赖！”络腮胡子愤愤骂道：“这个家伙过来找地方坐，我给他挪了个地方，让他坐在我的右边，他似乎很感激，自称是常德县衙门的文书。我把我买的两包香烟放在右手边上，不一会儿，等我要抽烟的时候，香烟却不见了。这时他手里拿了一包香烟，正抽出一支，另一包在他口袋里。我看得很清楚，因为他的口袋也不深，他坐下时手里和口袋里并没有东西，而且我的香烟牌子也少见。不用说，肯定是他偷了我的烟。我问他：我的烟呢，他倒对我大喊大叫起来，后来我们就打起来了。这家伙不知道我是沅江衙门的捕快，抓这种小偷是易如反掌的事。”

“好了，好了，别再生气了。”萧子升劝慰他说：“事情过去就算了嘛！”

毛泽东一直没有插话，当听到这个人说他是捕快时，也只是微微冷笑了一下。萧子升望望毛泽东，问道：

“润之，你怎么看这二人打架？一个是捕快，一个是文书，都不是挨饿的人，你看他们都穿得很好的嘛！”

毛泽东叹了口气，摇摇头，依然什么也没有说。

8月16日，毛泽东和萧子升风尘仆仆地回到了长沙。

他们这次游学历时一个多月，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县城乡，步行近千里，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农民们的欢迎和款待，人家不要一个铜板，就给他们提供吃的喝的，还给他们找地方睡觉。

在这一个多月的奔波中，毛泽东每天清晨早起做过“六段体操”，就追记前一天的经历和心得。一师的师友们传阅了他的游记后，都称赞他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毛泽东通过游学，广泛了解了中国社会，了解了农村的现实状况，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他认为这是在读“无字之书”。自此之后，毛泽东常常主张走出校门，去读“无字之书”。他把社会看做是人生更重要的一个大学校。

这正是：身无半文忧天下，游学胜过读死书。

欲知毛泽东后来还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历练，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一人游学或结伴游学，可谓得益匪浅矣。他们这种独特的个体的人生经历，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一道独特的社会风景线了。假如能有成千上百万的青年学子同时外出游学，那情形又会是何等的壮观呢？读者诸君知否？这种壮观景象已经不是假设了！就在毛泽东游学50年之后，一次千百万学子遍及全国各地的革命大串联，还真的出现在了世界东方的地平线上：南下北上如穿梭，遍地红旗遍地歌！这次大串联正是在那特定环境下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游学”演练，而这场演练的导演和指挥者不是别人，正是具有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思想家毛泽东自己！这一壮举只有亲历者才知道它那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一壮举才应该说是真正地开天辟地第一遭——史无前例！

第9章 1917年8月—

“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

话说在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北京的黎锦熙老师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邵西先生阁下：

省城一面，几回欲通音问，懒惰未果。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昨16日回省，20日入校，22日开学，明日开讲。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幸垂察焉。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叁。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毕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处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也，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道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今人学为文，即好议论，能推断是非，下笔千言，世即誉之为有才，不知此亦妄也。彼其有所议论，皆其心中之臆见，未尝有当于宇宙事理之真。彼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真理从何而来？故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也。顾既腾之以为口说，世方以为贤者之言，奉而行矣，今乃知其为妄，宁不误尽天下！弟亦颇有蹈此弊倾向，今后宜戒，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阁下以为何如？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叁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惟宗教家见众人以为神奇，则自神奇之，如耶苏、摩哈默德、释迦牟尼。）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大亦不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某君语弟：人何以愚者多而智者少哉？老朽者聪明已蔽，语之以真理而不能听，促之而能动，是亦固然不足怪。惟少年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冥行，即如上哲学讲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只顾目前秭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弟谓此种人，大都可悯。彼其不顾道理者，千百年恶社会所陶铸而然，非彼所能自主也，且亦大可怜矣。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曰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此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一种笼统之社会制裁，则对于善者鼓吹之，对于恶者裁抑之。一切之人，被驱于此制裁之下，则相率为善不为恶，如今之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无非盲目的动作。此种事实固佳，而要其制裁与被制裁两面之心理，则固尽为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吾人欲使此愚人而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知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现届毕业不远，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强而为之，定惟徒费日力，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叁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家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4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叁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叁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叁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阁下于此，不知赞否若何？又阁下于自己进修之筹画，愿示规模，作我楷法。

润之 1917年8月23日

8月31日，黎锦熙接到了毛泽东8月23日的信，非常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

“下午……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1917年9月16日，毛泽东趁着周末休息和张昆弟、彭道良结伴外出野游，他们的目的地是昭山。这昭山乃是潇湘8景之一，有“山市晴岚”之称。

张昆弟在他的日记中生动细致地记述了这次野游活动的前后状况。这种近百年前的史料，尽管后人读起来有点困难，耐不住性子，但因它极其稀少而珍贵，所以笔者就不忍妄加改写，只好抄录如次了。

“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作一、二日之旅行。早饭后，彭君过河，邀蔡君同至渔湾市会伴，余与毛君先到渔湾市。稍久，彭君一人来，蔡君以值今日移居，不果行。此议发自蔡君，余诺之，并商之于彭、毛二君也。事之难合，诚莫能料。

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边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休息于一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遂至店拿行具前行。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性甚不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

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内有和尚三四人。余辈告以来意，时晚，欲在该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丛树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

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缓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语，不见山之倒立矣。

和尚待于前门，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和尚带余辈至一客房，指旷床为宿处，并借余辈小被一块。

房外有小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话颇久，甚相得也。

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

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

又云：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

余甚然其言，且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故余有以谭嗣同《仁学》可炼心力之说，友鼎丞然之。

彭君以清夜之惑，久有为僧之志。且云数年后邀余辈同至该邑名山读书，余与毛君亦有此志，毛君之志较余尤坚。余当时亦有感云，风吹树扰声天籁，欲报无从悟弃形。但未出以相示。夜深始睡。”

张昆弟在这篇日记中所说的“彭君以清夜之惑，久有为僧之志”的话，可能是彭道良一时之戏言耳。后来，彭道良不但没有出家当和尚，他还和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多贡献，最终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此乃后话。

且说9月20日，毛泽东和张昆弟等人一起冒着西北风前往水陆洲游泳。

张昆弟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游，人多言西北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全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力气，不得不谓运动中最有益者。人言固不足信哉！”

9月23日，张昆弟日记中记述了他和毛泽东、蔡和森在22日下午及23日的活动：

“昨日下午与毛君润之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

毛润之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成性，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光明思想。余甚然其意。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又，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点钟矣。”

9月26日，毛泽东同班同学罗学瓒在他的日记中记载：

“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论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

9月30日这一天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

是日晚，毛泽东约同张昆弟、贺培真、罗学瓒、陈绍休等同学，来到长沙水陆洲的船上赏月，有同学提议比赛背诵唐诗中带有“月”字的句子，说是看谁背得最多，赢者当为船长，输者就罚他划桨。毛泽东首先吟诵道：

“青天有月来几时”、“欲上青天揽明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昨夜月同行”、“游人日月长”、“中天悬明月”、“月是故乡明”……

众人数着句子，毛泽东竟然一口气背诵出100多句。同学们无不为他超凡的记忆力所折服，都忍不住鼓掌叫起好来。

从1917下学期开始，一师本科毕业班开设了修身课，由杨怀中先生讲授。他用的教材是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

毛泽东很喜欢先生的修身课，他不但认真听课，而且还利用课余时间细读了教材。在这本12万字的《伦理学原理》中，他逐字逐句研读，分别用红笔、墨笔画下了很多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子等等符号，还在空白处写了150余条多达12000多字的批语，其中有的批语长约800多字。这些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针对书中的一些哲学、伦理学观点，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强调个人价值，主张唯我论，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传统观念，反对专制主义的束缚和压抑。由于受这本教科书的启迪，他又写出了一篇题目叫做《心之力》的作文。

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时光流转，日月如梭，到了21世纪初，有好事者朗誉林先生在互联网上发出了《心之力》的几个版本。后来网友黄铭在2015年10月13日则发表了一篇《关于托名毛泽东的网文<心之力>的全面证伪》的长文（可在百度上查阅原文），很有说服力。这些资料笔者都看到了，但感觉到朗誉林文毕竟还有针砭时弊警醒世人的功效，便在本传中引用了，并在章末发了几句议论。如今经网友张哲提醒，这样的托名之作放在毛泽东名下，毕竟大不敬，便全部删去了。

再说此时的毛泽东特别喜欢社会科学，而对那些自然科学门类并不十分感兴趣，所以他反对学校把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因此他将功夫尽数花在了社会科学上，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方面的研究。他博览群书，凡是能够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如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稗官小说、近人文集等等，无不浏览。他经济拮据，没有多少钱可以去买自己喜欢的书，就只能用省吃俭用的节余去买一些折价的书，而他大量阅读的那些书籍基本上都是向老师和同学们借来的，他非常珍视这些资料，常常把他喜爱的内容抄录保存下来。

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是毛泽东读书学习的突出特点。他每天从早到晚，读书不止。

毛泽东还非常注重自学，课堂上有限的时间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于是便精心安排了一个自学计划。晚上熄灯后，别人都休息了，他却独自坐在走廊的路灯下或者茶炉房里，借着微弱的灯光，捧着书本苦读到深夜，有时甚至是通宵不眠。

毛泽东还有一个特立独行之处，“为静中求学”，他只身到学校后面的妙峰山顶读书，为“闹中求静”，他则到车水马龙的长沙城南门口读书，藉此磨砺意志，锻炼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问题的本领。

功夫不负有心人，毛泽东的这个习惯，后来在战争年代果然派上了大用场，冷静思考，处乱不惊，任是炮火连天，他也能泰然若素。

1917年10月间，第一师范的学生团体学友会进行了改选。毛泽东被选为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周世钊也同时被选为文学部部长。在此之前，一师学友会的总务和各部部长均由学监和教员们充任，这次改选开创了由学生担任总务和部长的先例。

毛泽东上任后做了大量工作，以极大的热情使学友会愈发活跃起来，显示他那出色的组织才能。

10月13日，学友会召开会议，到会的有62人，主要议程是讨论各项会务。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本届学友会工作的八项议案，被与会者通过。这八项议案是：

一、本届会金如何征集；二、开展演讲日期；三、各部开展演讲的次数；四、教员聘定；五、预算编制；六、成绩保存；七、作学友会纪事录；八、筹设学友会图书馆。

10月14日，学友会召开各部部长会议，毛泽东又提出六项议案，内容为：

确定部员，聘定教员，添派录事，规定考题，开演次数，进行程序。

毛泽东积极倡导和组织各种课余的学术研究活动和体育活动，督促各部制订切实可行的学术研讨计划和体育活动计划，为各部聘请义务指导教师，认真督导各部举办同学演讲辩论和各种专门的学术报告会，并邀请名人演讲。

从1917年10月15日至11月16日，在32天内，学友会各部的活动就多达64项。

毛泽东注重图书资料工作。他精打细算，从学友会经费中挤出一些钱，购买一些新杂志，如《新青年》、《太平洋》、《科学》、《旅欧杂志》、《教育周报》、《教育研究》等，把学友会图书馆办得相当不错。

1917年间，湖南一师虽然实行了10分钟课间操制度，但由于组织得不是很好，同学们的锻炼只是徒有虚名。在一场可怕的传染病蔓延之时，8班傅传甲等7位同学染病后不治身亡。毛泽东在学校举行的追悼会上，为亡友写了一幅挽联：

为何死了七位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

此后，他利用学友会总务的职务，大力倡导体育运动，并主持开展了全校性的各种体育活动。针对学校雨天没有运动场地、晚上不能开展体育活动这一状况，他积极创造条件，发动大家打乒乓球健身。

在毛泽东主持下，学友会制做了一些乒乓球架，做了12片竹布网，分发各班，并指定学友会事务室、礼堂、会客室、洋楼等处为打球地点。自此之后，“乒乓之声一时聒耳，或谓之乒乓狂云。”

一师各种课外活动的广泛开展，促进了同学们在德育、智育、体育3个方面的全面发展。

毛泽东在主持一师学友会工作期间，还特别推崇徐特立先生编写的《教育学》和《各科教学法》中的《平民教育》、《如何举办夜校》等章节，满腔热忱的主办了工人夜学。

此时的一师附近，集中了长沙几个新式企业，有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炼石厂、铜元局等。此外，粤汉铁路武昌至长沙段、长沙至株洲段的工人，也都住在这一带。那些产业工人、人力车夫、小商小贩及其他劳动者，生活都十分贫困，绝大多数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基本上都是文盲或半文盲。第一师范的教职员们为了给穷人扫盲，在1917年上半年开办了一所夜学，但是办得并不是很成功。

学友会改造以后，毛泽东总结了办夜学的经验教训，认为工人夜学还应当继续办，而且还要办好。在学友会研究工作计划时，毛泽东说：

“师范本以教育为天职。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而欲达此目的，不可不去为此目的之阻碍。”

“欧美号称教育普及，而夜学与露天学校、半日学校、林间学校等不废；褓姆有院，聋盲有院，残废有院，精神病者有院，于无可教育之中，求其一线之可教者，而不忍恝置也。”

帮助偶因天赋之不济，境遇之不同而失学者，“正仁人之所宜矜惜，而无可自诿者。”

“设此夜学可为吾等实习之场，与工业之设工场，商校之设商市，农校之设农场相等。”

“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而兴办夜学，正可以“疏通隔阂，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长此以往，“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

毛泽东还提出，工人夜学要由一师三四年级的学生来承办，归学友会教育研究部负责。

他的意见得到了学友会和教职员们的一致赞成，并推举由周世钊担任夜校的管理员。

学友会立即展开了紧张的工人夜校筹备工作，招生广告编印出来以后，“除张贴通衢外，并函托警察分发，令国民学校学生带归劝告，久之无效”。

第二次的工人夜学招生广告编印出来后，“除印刷分贴外，另书大张张贴显处，亦无结果，报名者并前次9人而已。”

毛泽东马上召集校友会部分成员开会，分析这两次招生均未成功的原因。他认为：

一、请工人来夜学读书，不要钱，这是一桩新鲜事，“盖社会不熟悉学校内容，虽有广告，疑不敢即入”。

二、“仅仅张贴，无人注意，彼等不注意于此，犹之吾人不注意官府布告也。”“并未遍散，彼等未能手受而目击之。”

三、让警察分发也不妥，“其已否奉行属疑问；即分发矣，人民视警察俨然官吏，久已望而畏之，更何能信？”

10月30日，毛泽东亲自用白话文起草了第3份《夜学招学广告》，他是这样写的：

列位工人来听我们说几句白话：

列位最不便利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利的。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写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呢？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到过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

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作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若有为难之处，我们替你做保，此层只管放心的。快快来报名，莫再耽搁！

这份白话广告印好后，毛泽东组织一批同学拿着数百份一边到处张贴，一边挨家挨户分发，进行口头宣传。从“铜元局一带，铁路两旁到洪恩寺一带，左至大椿桥，右至社坛岭、天鹅塘，共发去600张，”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他们争相询问夜学的情况，奔走相告，兴高采烈地说：“读夜书去！”不到3天时间，报名的工人及其子弟就有102名。

这正是：身处草莽论天下，闹市读书有几人？

白话巧请夜学者，满座皆是褴褛身。

欲知毛泽东如何办好工人夜校，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点评近现代历史人物，认为段祺瑞、黎元洪、张勋、冯国璋等官僚政客，你争我夺，人人欲得天下，造成了“天下纷纷”的局势，这些乱世奸雄皆不知“倡学”，故“本源未得”。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最厉害的一手，就是以倡学攻心。一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战争，却被曾国藩巧妙地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真可谓是匠心独运。所以，毛泽东曾在一封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斯言诚为智者之识也。

第10章 1917年11月—

“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

话说毛泽东为了总结办学和教学经验，专门设置了一个夜学日志，并带头天天写日志。从他在开学前后所记下的11月5日至11月14日的日志中，可以看出他为办好夜学所进行的精心组织以及对夜学各种大小事务的周密思考：

11月5日晚，召集国民高小和一师部分职员及三四年级同学共十余人开会，就夜学问题“商议实行办法”。

11月6日，出版布告通知学生：“定阴历九月二十五日（11月9日）晚上7点钟，在师范下首国民学校内头次上课，各带笔墨纸砚，齐到为要。”

11月7日，“晚上开会磋商进行办法。学生报名又增二十余人。”由于名额有限，毛泽东只好让周世钊等人截止了报名工作。

11月8日，“晚上教员12人开教务会议”。决定了课程设置、老师分配、授课时间、授课内容等。毛泽东自己担任历史课。

夜学学生按程度高低，分为甲班、乙班，开设国文、算术、常识3科，每班每周3夜，每夜2时，共6时，分配国文3时，算术1时半，常识1时半。

教员每班国文2人，算术1人，常识3人。

教授内容：“分认字、写纸、短文、便条、信札等项。”算术，“先期尽教珠算，入后稍加笔算。”“常识为与以普通之知识及精神之安慰，如历史，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精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

“常识注重内容，讲义宜少”，“常识注重精神，与国文、算术之近于技能者相别，故作为余兴，每晚以半点钟，用演讲之形式教授之。”常识教授历史、地理、理科、修身、卫生、实业、政法、经济、教育等，“内容多而时间少，宜择其重要及与夜学学生有密切关系者。”教授方法，“大部取注入式，间采启发式。”

11月9日，工人夜学在第一师范附近的国民学校教室里正式开学。

晚六时半，夜学教职员陆续来到国民学校。学生们也纷纷到校报到。“此次报到，既极踊跃，而秩序又甚为整齐，出乎意料之外。此次学生中，十三四岁小儿竟占十分之三数，有在初小读过1年及2年者。夫儿童失学如此其多，使无此夜学稍从补救，将永远废学矣。其中年失学者，前日截止报名后，仍有无数要求补报者。以碍于名数不能许，而彼等固如嗷嗷之待哺也。”

毛泽东和教职员们把一批批穷苦的学生领进了教室，教室里一片欢快的景象。为了教学方便，夜校首先对大部分报到的学生进行文化水平摸底测验。测验的结果，“有清楚不误全行写出者，有略写街名二三个及姓名住所者，有姓名不能写好者。”

毛泽东和周世钊等根据测验成绩，评定甲、乙，把学生分为两个班。甲班44人，乙班41人。

接下来举行开学典礼。学生们“整队向国旗、孔圣行三鞠礼，职教员和学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礼”。

师范学监主任、代理学友会会长方维夏先生致训词，勉励学生好好学习；夜学主任周渭航也致了训词。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将夜学上课说明书逐条作了解释。他说：

“讲义及抄本由学校发给。每次上课，衣服听便，不必求好。每次上课须带笔墨。本校已函请警察保护，来往尽管放心。”

11月10日，“购来参考书12种”。晚上召集夜学管理12人在学友会事务室开会，就夜学管理的一些事项作了研究，决定：

“一、教室设灯4盏，头门设灯1盏，三门设灯1盏。二、本校派定工役1名，司送茶水、灯油等事。国民部派定工役1名，应随时呼唤。三、教员与管理员同赴夜学上课，以免学生久待。四、管理取严格主义，以坚持学生信仰。五、学生雨具，令拂干，置于讲堂椅下，自为照料。六、学生大小解，天晴另就街厕所……”

11月11日，“晚上7时补试。计前夕报名未到者44人，今晚到10人。”

11月12日，甲班上课，“课毕，由毛泽东报告：不可喧扰；宜每次上课，3次不到者，开缺不补；解手赴外边厕所；雨时雨具，自置椅下看管；今次有未带笔墨者，下次宜都带来；习字纸带归书好，下次带来，评定甲乙记分等事。”

毛泽东在这一天的日志里还写有这样的内容：“教授两点余钟，学生听之颇能娓娓不倦。”“教室洋油灯4盏，有2盏不明，中间颇暗，应添1盏。”“此次地理讲义不善，字嫌小，又不明白。”

11月13日，乙班上课。“乙班学生程度颇低，国文多不深懂。”

毛泽东还在日志中写道：他告诉学生，前一天晚上，甲班学生放学后“又在铁路旁喧呼者，警察以此为言”；要求大家注意：“省城特别戒严，步哨及社坛岭”，“报告学生提早上课；一面由学校行文省署，邀求保护。”

11月14日，“甲班上课。算术罗宗翰出席，教以数之种类加法大略及阿拉伯数字码。历史常识毛泽东出席，教历朝大势及上古事迹。学生有4人未带算盘，从小学暂借。为戒严早半时下课。管理者李端纶、萧珍元。实验3日矣，觉国文似太多太深。太多宜减其分量；太深宜改用通俗语（介乎白话与文言之间）。常识分量亦嫌太多（指文字），宜少用文字，其讲义宜用白话，简单几句标明。初不发给，单用精神演讲；终取讲义略读一遍足矣。本日历史即改用此法，觉活泼得多。本日算术却觉过浅，学生学过归除者，令其举手，有十几人之多。此则宜逐步加深。”

“说理宜深，语言、文字出之以浅。”

11月16日，张超给甲班上物理常识课，他讲得太深，许多学生坐不住。课后，毛泽东对学生们说：

“物理一科，极有趣味，方才所讲，不过发端，将来电灯之所以能明，轮船、火车之所以能速，其理必皆告汝等知之。”

1917年11月中，毛泽东以一师学友会总务的身份，成功地组织学生志愿军进行了一次英勇地护校斗争。

此时正值护法战争开始不久，桂军谭浩明赶走了驻守长沙的傅良佐部，他的军队尚未进驻长沙城，城里只有一些维持日常秩序的警察。就在这时候，北洋军第8师王汝贤的部队由湘谭、株洲向长沙溃退，溃兵们三五成群，四处奸淫掳掠。长沙城四周顿时大乱。

一天午饭后，第一师范校园里有人传言，说是北洋溃军的一部分已经到了离一师南端只有两里多远的猴子石一带，因为他们不了解长沙城里的虚实，不敢贸然继续前行，就停留在那一带，到附近农民家里抢饭吃。这个消息一传开，校园里一片惊慌，人们纷纷收拾细软，准备带领家人躲到城东5里的阿弥岭去。

毛泽东见师生们如此慌乱，心里暗暗着急，但他毕竟有着半年的军事生涯，他向校领导冷静分析了溃兵的情况，认为溃兵既然不了解城里面的情况，且已疲惫不堪，只要把学校里一年前训练过的学生军组织起来，再请一些警察来前来配合一下，是完全可以防范溃军进扰校园的。

学校当局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由他负责指挥，组成学生志愿军，“分夜梭巡，警卫非常”。毛泽东立即指挥同学们把教室里的桌椅统统搬出来，垒做障碍物，构成“防御工事”，进入作战状态。

此时已有零星溃兵来到校园大门口窥探，他们见一师的学生志愿军戒备森严，也就不敢轻易造次了。

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认为可以采取“以弱示强”的办法，主动出战，打溃兵一个措手不及。于是他迅速将胆子较大的学生志愿军200余人集结起来，每人配备一支平时操练用的木枪，带上爆竹，分成3队，潜伏在校后的妙高峰上，形成居高临下分进合围之势。他又派人到附近警察分所联络，请求警所派一部分警察前来助阵，并且让他们埋伏在学生志愿军的前列。

傍晚时分，溃兵们小心翼翼地沿着铁路线向北转移，渐渐出现在学生志愿军潜伏阵地不远的地方。毛泽东一声令下，警察们纷纷鸣枪，学生志愿军也同时燃放起装在煤油桶内的爆竹，齐声高呼：

“缴枪没事！缴枪没事！”

“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你们赶快缴枪！”

溃兵们突然听到混合着鞭炮声的枪声和数百人的呐喊声，还以为真的是碰上了敌人的大部队，早已魂飞魄散，不敢抵抗了，纷纷缴械投降。

毛泽东让荷枪实弹的警察将溃兵们押到学校的操坪上露宿，又组织全校同学将缴获的枪支和其它武器抬到学校里面。

第二天，由学校当局出面协商，请长沙商会筹出一部分款项，将溃兵们遣散了。

毛泽东超人的谋略和沉着冷静地指挥，成功地阻止了溃兵们进入校园行劫。师生们纷纷称赞他“一身都是胆”，无愧于“毛奇”的称号。自此以后，“毛奇”这个称号便成为一个双关语，一是赞扬毛泽东是一个“志向非凡、与众不同”的奇特的人，一是把他比做德国历史上一位很有学问又很会打仗的将军——毛奇。

徐特立也为有毛泽东这样的学生而感到自豪，他十分钦佩毛泽东“通身是胆”，说毛泽东是一个“不向恶势力屈服的人”。

后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笑着说：“我搞军事，恐怕这才真是第一次呢。”

这正是：提兵布阵试牛耳，以弱示强抓战机。

溃兵惊心魂魄散，乱世学子称毛奇。

且说1917年12月24日，湖南一师放了寒假，毛泽东主持学友会创办的工人及其子弟夜校也将随之结束。他和方维夏等人召集教员们进行了工作总结，并“请餐两大席”，以答谢各位教员的义务教育之功。他们还商定，对那些在夜校里“潜心听讲，缺席甚少学生，分3等发给奖品，以示鼓励。”

毛泽东一处理完夜校的事情，便踏上了寒假出游之路。他步行来到浏阳文家市，在铁炉冲陈绍休同学家住了几天。这几天，白天他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晚上就和农民们坐在一起拉家常。他看到这个地方的农民没有栽种果树的习惯，就耐心劝他们种植果树，造福子孙。他说：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食果。”

毛泽东还亲自动手栽了几棵板栗树。之后，他又到西乡土桥炭坡大屋老同学陈昌的家乡一带走访了一遭。这次出游时间并不太长，不久，他便回到了长沙。

他的一个本家姑姑毛贵英和姑爹彭华，在长沙三泰街开了一家“彭福泰棉絮店”，那里是他在一师读书期间经常去的地方。姑妈对这位本家侄儿很是喜爱，只当是娘家的亲侄子一样，每次见到润之来了，总要给他做些好吃的。

他们老夫妻没有亲生儿女，膝下唯一的过继女儿是毛泽东的远房妹妹毛福清。毛泽东把这个刚满4岁的毛福清看作是自己的小妹妹一样，只要他一来，便教小福清识字、写字、唱歌。小福清也总是亲切地叫他三哥。

这一天，毛泽东来到姑妈家，看到毛福清正在缠脚，一双小脚丫子脚被裹得紧紧的，像包好的粽子一样，就心疼地问：

“妹妹，疼吗？”

毛福清的脚像火烧一样疼痛难忍，经三哥一问，她的眼泪便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毛泽东说：

“那就莫包嘛！”

毛福清十分为难地摇摇头。毛泽东知道她不敢对姑妈姑爹讲，就直接去找姑妈姑爹为她讲情。他说：

“缠脚是封建社会对妇女的一种束缚，生成的一双脚为什么要缠呢？一个好好的人为什么硬要她变成一个残疾人呢？这个习俗是很残忍的，很不公平的。妹妹的脚疼得那么利害，还是让她放了吧。”

毛泽东能言善辩，直说得姑妈姑爹点头称是，从此便不再让毛福清缠脚了。

此后，毛泽东趁着在姑妈家小住的机会，又了解了其他一些市民的生活状况。

新的一学期开始了，一师又聘来了一位新老师，名叫孙俍工。孙俍工毕业于北京高师国文部，他在一师讲授的是语文学、文字学、中国文学概论、古文选读。这位先生不仅在授课时旁征博引、妙语连珠，而且他的书法飘逸洒脱、笔力遒劲。毛泽东对这位比自己还小一个多月的先生非常敬重。

有一天，毛泽东去孙俍工寓所讨教书法，他先是欣赏了孙俍工收藏的名人字画，又看了孙俍工临摹的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他说，他很喜欢书法，但觉得学习书法行书比较容易入门，自己想先学学草书。孙俍工告诉他说：

“其实，行书比楷书隶书都难。在行书中完成那么多的笔锋的变化，不容易呀。要做到行笔而不断，着纸而不刻，轻转重按，如行云流水，无少间断，方能永存乎生意。”

毛泽东听了，觉得先生所言很有道理，就频频点头。他说：

“这就是了。这行书变化如此之多，但不知有无章法可循？”

“有啊！”

孙俍工说着，取笔在手，在笺纸上写下了学习行书的要诀：疏密、大小、长短、粗细、浓淡、干湿、远近、虚实、顾盼、错落、肥瘦、首尾、偃仰、起伏。

毛泽东恭恭敬敬地收起“28字诀”，起身告辞，他说：

“与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孙先生，感谢您了。”

孙俍工起身相送，拉着毛泽东的手真诚地说：

“依我看，你现在的字是才气有余，功力不足咧！润之，还是要从练楷书开始。楷如立，行如走，草如奔。你站不稳，又怎么能走和跑呢？”

自此以后，毛泽东和孙俍工先生切磋书法技艺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他们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1918年2月19日，毛泽东在一师学友会职员会议上提议继续办夜学，与会者们一致表示赞成。

3月2日，毛泽东草拟了一份《第一师范附设夜学招学广告》，广告中提出，新学生愿入夜学者，不论年纪大小，认字多少，均可报名，听课不收学费且发给讲义。

3月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夜学职教员会议，确定本期夜学职教员组织。他本人兼任夜学“管理”。

3月17日，新一期夜学开学了。学校附近工厂里的许多工友都认识毛泽东，亲切地称呼他“毛先生”。

毛泽东通过创办工人夜学，与城市市民有了广泛接触，同他们建立起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同时也取得了与产业工人打交道的初步经验。

3月间，一师邀请上海《教育》杂志主编李石岑来校进行了一次讲演。这位李石岑先生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位游泳专家。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和同学们一起请李石岑先生传授游泳技术。李石岑爽快地答应了。

此时天气还很凉，大家都还穿着棉衣。李石岑先生下水做示范，毛泽东等人也都跟着下了水，一直游了三四十分钟才上岸。

3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岳麓山下周家台子蔡和森的家——“沩痴寄庐”，再次与同学们聚会，他向大家提出了创立一个“求友互助”正式“团体”的倡议。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这“沩痴寄庐”长期以来就是毛泽东这一批青年人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在一块儿议论最多的就是关于人生方面的问题以及有关杨先生的教诲。杨怀中先生曾经多次教导他的学生们说：“人患无肯立志身，精神一抖，何事不成。”他又说，人贵在有志，而理想则是立志的基础，树立了根本的理想，才能“立志”。杨怀中先生还曾说过：“人者，有理想之动物也。人生的目的在于实现理想。”“诸人士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在杨先生的教育下，经过两年多的酝酿，逐渐形成了共同的理想，“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已经成为他们议论的核心问题了。参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15人左右，讨论的次数也有上百次了，但他们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迫切！

就在这天的聚会中，毛泽东提议说，“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和孤独的生活之非。”既然自己的品行要改造，学问要进步，求友互助之心早已“热切到十分”，现在应该有“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何不搞一个正式团体，为大家的互助提供一个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呢？

此议一出，立刻“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众人纷纷议论说，先生总是告诫大家要有一种奋斗的向上的人生观。为不负先生的殷殷之望，组织一个小团体，不是可以更好地奋斗向上吗？就这样，他们终于形成了一个共识，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于是，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就开始着手新学会的组织工作。要成立团体，首先需要搞一个章程，众人一致推举毛泽东起草新学会简章。

此时（1917年秋）已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教的萧子暲在日记中记载：

3月31日，“二兄萧子升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草新学会简章。二兄意名为新民会云。又述润之等赴日本求学之计划。”

1918年4月8日，“接二兄手书，力主予出洋，付来润之所重草新学会简章。”

4月13日，“夜润之来。明日新民学会开成立会。”

4月14日，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踏着轻松的脚步，兴致勃勃地来到岳麓山下周家台子（又叫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沩痴寄庐”，新民学会成立会议将在这里召开。

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应到21人，实到14人，他们是：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陈绍休、萧子暲、邹彝鼎、张昆弟、陈书农、邹蕴真、周名弟、叶兆桢、罗章龙、李维汉。在这14人中，除罗章龙是第一联合中学的学生外，其余的都是第一师范的学友。

因各种原因没有到会的7个人是：陈章甫（即陈昌）、周世钊、罗学瓒、熊焜甫（光楚）、曾以鲁、傅昌钰、彭道良。此后，他们相继加入新民学会。

参加会议的何叔衡，因“自愧年老才退，不配与20岁左右的青年为伍，所以提出不入会。”后来在毛泽东的动员下，他在1918年8月间还是加入了新民学会。

关于新民学会成立之时的详细情况，萧子暲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成立会从上午11时开始，首先讨论会章。人们在屋子里，在河滩上，讨论学会的宗旨、名称、章程。”

“会章系彝鼎、润之起草，条文颇详。”毛泽东首先向大家作了说明和解释，以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平常一样，他的话语浅近、扼要、深刻，意思新颖、明朗、透彻。”他在他起草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中，在谈到新民学会创立缘起时是这样写的：

“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大家都是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怀中先生的宏论，做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毛泽东在会章草案中写入了他主张大同之世，主张大抵抗、大斗争等内容。萧子升一直不赞成巨大的激烈的变革，他主张点滴的温和的改良。所以，“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只好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了。

这萧子升聪明好学，成绩一向很好，能写诗、赋文章，又能写一手好字，其品德也一直为湖南一师的师生们所赞许；他和毛泽东有共同的志向，治学态度和品行修养也多所相似或相近，同为杨怀中先生的得意门生。杨怀中先生曾经把他列在长沙几千名学生中的第一位，蔡和森在第二位，毛泽东则在第三位。因此，萧子升在同学中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中午，蔡畅和大姐蔡庆熙帮助妈妈葛健豪做好了简单的午餐，请大家会餐。

饭后，会议通过的会章将这个团体定名为新民学会，据萧子暲解释说，这是“取‘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的字样，有一种反对旧制度，主张革新，为人民的意思。”

会议表决通过的会章共有11条，其条文摘要如次：

“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会员对于本会每年负一次以上的通函之义务，报告自己及所在地状况与研究心得，以资互利；凡经本会会员5人以上之介绍及过半数之承认者，得为本会会员；会员有不正行为，及故违本简章者，经多数会员之决议，令其出会；会员每人于入会时纳会费银1元，每年纳常年费1元；本会设总干事1人，综理会务，干事若干人，协理总干事分理会务，任期3年，由会员投票选充之；本会每年于秋季开常年会一次，遇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本简章不适应时，经多数会员决议，得修改之。”

会员守则中还规定：“1、不虚伪；2、不懒惰；3、不浪费；4、不赌博；5、不狎妓。”其中不懒惰这一条，是由萧子暲提出的。

萧子暲还回忆说：“大家推毛泽东同志为总干事。他本是学会的发起人，组织者，但他谦虚地只同意做副干事。”因此，会议又推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陈章甫任演讲部主任。

这天下午5时，新民学会成立会议结束。“斯时，天气晴朗，微风掀拂江间的碧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

后来关于新民学会的性质问题，有的会员因为会章中没有提出远大的革命目标，所以就把它定性为，只“不过是少数读书人的一种读书团体”。

这正是：首倡新民会，志在大斗争。

胸藏万壑在，存异为求同。

此后的某一天，毛泽东来到一位家庭比较富裕的“新民学会”会员家里，受到主人的热情款待。正当他们谈论到一个政治话题时，这位年轻的主人突然叫来仆人，吩咐仆人去买猪肉，并交代他说，要什么什么价格的和什么什么样的猪肉。毛泽东见此情景，极为恼火，他认为这位朋友以家庭琐事干扰谈论国家前途大事，违反了同学之间约定的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一气之下便起身离去，从此再也不和这个富家子弟单独来往了。

还是在这个4月间，湖南省的局势又发生了突变，张敬尧的部队突然开进了长沙城。毛泽东为了学校安全，便和一部分同学组织了一支由他任队长的警备队，在校园内外日夜巡逻，严防散兵游勇来校滋扰，从而保证了一师的正常教学秩序。

张敬尧者，何许人也？原来这张敬尧是属于皖系军阀里的一个不小的头目。早在1917年就开始的直皖联军与湘桂联军之间的混战，到此时已分出了胜负，驻守湖南的湘桂联军司令谭浩明被皖系赶走了，张敬尧便于4月间率部进入长沙，坐上了湖南督军兼湖南省省长的宝座。自此以后，张敬尧和他的弟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哥儿4个无恶不作，罪行累累，给湖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详情容后再叙。

且说此时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会员们聚在一起议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出省、出国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会员已经毕业或即将毕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更好地施展抱负？他们不满意湖南这个闭塞的地方，认为湖南交通不便，政治文化又比较落后，所以不应该“堆积”在湖南一地，说是应当分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去考察，去开辟一个方面，去打开各方面的阵地。不少会员还认为应当去日本留学，因为“日本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先生组织兴中会、同盟会和武昌起义，都是受到日本的影响。其次，日本是东方和西方科学文化的桥梁地带，维新早，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早。”

不久，罗章龙即决定去日本留学。陈昌也曾考虑去日本留学，毛泽东则认为他留在国内更能发挥作用，应该以学校为阵地，培养人才。陈昌欣然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罗章龙虽然愿意去日本留学，可他家里经济比较困难，还难以成行。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们及尚未加入新民学会的何叔衡，得知这一情况，便纷纷伸出援手资助他。

罗章龙就要走了，毛泽东、何叔衡与新民学会会员们来到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一起聚餐，为罗章龙饯行。尔后，毛泽东一直把罗章龙送至码头上，临别时又交给他一个信封，说是内有一首诗相赠。罗章龙辞了毛泽东，上了船，拆开信封一看，是一首用“二十八画生”笔名写的七古，题目为《送纵宇一郎东行》。诗云：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诗的后面另附有4句赠言：“若金发砺，若陶在钧，进德修业，光辉日新。”

罗章龙看罢，自是感激非常。后来罗章龙一行抵达上海之时，恰逢5月7日。这一天正是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日子，日本反动军警再一次借机生事。来到上海准备赴日的众学子“忽闻东京发生日警迫害中国侨民风潮”，殴打中国爱国学生，驱赶他们回国。罗章龙一行只好决定暂停东渡，返回湖南。

1918年5月10日，即将毕业的毛泽东将一师学友会的“一切会金、器物、图书及簿据等，移交审计喻恒、皮文光二君，代理保存”。他还对未来的会务工作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扩充会务经费，用以购置图书杂志、办夜学、救济失业穷民，为筹备学友会独立会所，联络毕业同学，以谋全省教育之研究及发展；二是学友会加设交际部，“谋内外之连络，通新故之情愫，图理论与经验之结合”。毛泽东说罢，向喻恒、皮文光二人提供了自己草拟的交际部细则7条。最后，他又诚恳地对喻恒、皮文光说：

“今愚等将去矣，惟有望后来同学诸兄，竭力以图其成而已。”

就在毛泽东移交后不久，即在这5月间里，湖南第一师范就被张敬尧的弟弟张敬汤所部的一个旅占领了，学校只好被迫停课，学生们大部分都离开了学校。

毛泽东趁此机会又一次出游了，他同蔡和森一起，从周家台子“沩痴寄庐”出发，徒步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游历半个多月，进一步了解了农村的政治、经济等状况。

蔡和森回到长沙后曾对家人说：

“这次游学虽然身无分文，但润之会写字，替人写横幅对联，人家就给点酬金。我俩在‘见人说话，遇事帮忙’的8个字之下，得益不少。我想，只要乐于助人，走遍天下就不难了。”

1918年6月，湖南一师因皖系军阀张敬汤部依然强占着校舍，只得提前放了假。就这样，毛泽东也不得不提前从一师毕业了，从而结束了他“6年孔夫子，7年洋学堂”的整个学生时代。

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曾经总结说：

“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渡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欲知毛泽东毕业后的去向和活动，请看本传第二卷——《倚天抽剑》。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员“多数赞成子升”的情况下，以少数服从多数，忍痛对会章内容“颇加删削”，删去了他所主张的大同之世、大抵抗、大斗争等等重要内容。这是毛泽东在他一生中第一次体现其个性中的猴气。应该说这是一次理智的服从。将大目标藏之于胸，待时而发，乃是成大事者必须具有的胸襟。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者是也。

目 录

第二卷 倚天抽剑（1918年6月—）

第1章 1918年6月—

第2章 1919年3月—

第3章 1919年8月—

第4章 1919年12月—

第5章 1920年2月—

第6章 1920年6月—

第7章 1920年10月—

第8章 1920年12月—

第9章 1921年1月—

第10章 1921年6月—

第11章 1921年8月

第12章 1921年11月—

第13章 1922年4月—

第14章 1922年9月—

第15章 1922年11月—

第16章 1923年4月—

第17章 1923年12月—

第18章 1925年1月—

第19章 1925年9月—

第20章 1925年12月—

第21章 1926年3月—

第22章 1926年7月—

第23章 1927年1月—

第24章 1927年3月—

第25章 1927年4月—

第26章 1927年5月—

第27章 1927年6月—

第二卷 倚天抽剑（1918年6月—）

第1章 1918年6月—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话说1918年5月，杨怀中先生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出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他举家迁至北京，住在地安门鼓楼东大街豆腐池胡同9号，院门外挂着一块精致的牌匾，上书“板仓杨寓”4个大字。

杨开慧随父母一起来到繁花似锦的北京。此时的北京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化的策源地，她一到这里，便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新书刊，眼界愈加开阔了，思想也更加深刻了。

杨怀中先生此次进京，也给毛泽东带来了新发展之良好机遇。

原来早在1912年初，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曾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一个留学俭学会，宣传并组织青年们到法国去勤工俭学。1915年，蔡元培和吴玉章等人又发起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为国内更多的青年赴法留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1916年，流亡在法国的蔡元培、吴玉章与法国社会名流共同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由蔡元培出任会长。就在这一年，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失败，南方各省组织的反袁军政府同北洋军阀政府达成和议，这样，流亡在海外的蔡元培、吴玉章等人便于1916年底由巴黎返回到北京。1917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尔后，为开展留法勤工俭学工作而设立的留法预备学校也随之开始招生了。

杨怀中先生时刻关心着湖南青年的教育问题，为此，他非常支持蔡元培等人倡导的赴法勤工俭学工作。来到北京后不久，他便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主办赴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消息，写信告诉给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并说希望毛泽东和蔡和森立即到北京去，帮助推动这项运动。

此时，毛泽东和蔡和森、张昆弟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艰难抉择。原因是他们刚刚开始的“新村”生活遇到了不少麻烦。

原来毛泽东还在一师读书的时候，因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就常常憧憬着未来的一种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互助友爱的理想生活，只因学业尚未完成，自然这“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实现的。现在他终于毕业了，于是便立即和同伴们一起进行“新社会生活”体验。

他和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等人一同搬进湖南大学筹备处，成立了工读同志会，共同谋划着如何找一处理想的村镇，从事半工半读，即一面劳动或者工作，一面自修学问，研究社会改造问题，开创一种人人平等互助的新社会生活。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他在计划中写道：

“合若干之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此后，他们为寻找一处适宜于建设人人平等、互相友爱的“新村”生活基地，几乎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个小镇和村庄，可他们最终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试验场所。

毛泽东和同伴们只得依然住在岳麓书院半学斋里，每天除了自学，还要穿着草鞋去挑水，到上山去砍柴，将蚕豆拌着大米煮着吃。

就在这时候，毛泽东接到了杨怀中先生的来信，自然是十分高兴的。他这才想起早在1917年10月的时候，就曾看到过华法学会广东分会散发的章程和有关资料。华法学会广东分会是华法学会发起者、副会长汪精卫在1917年与黄强、陈其瑗发起成立的。那时候，毛泽东看到湖南青年罗承鼎、戴勋在长沙散发的材料，就记住了汪精卫的名字。

且说在1918年6月下旬，新民学会在陈绍休、萧子暲任教的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萧子暲、陈绍休、周世钊、邹鼎丞、张昆弟、陈书农、李维汉等，还有尚未加入新民学会的何叔衡，共10余人。

会议着重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大家认为，湖南省政治不宁，军阀连年混战，教育事业摧残殆尽,“莘莘学子，无校可入”。在这种形势下，会友应该向外发展，而留法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留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尽力进行”。

毛泽东提议，由他与陈昌、何叔衡留在长沙，把注意力放在国内方面，着重于发展新民学会会员。于是大家便委托蔡和森先去北京了解情况，“专负进行之责”，组织会员向外发展。蔡和森最后表示，决心要在“3年之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并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

6月23日，蔡和森动身赴北京。

他到京后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杨怀中先生家中。经杨怀中引荐，蔡和森很快便去拜访了华法教育会的蔡元培、李石曾，详细了解了有关留法勤工俭学的具体情况。

6月30日夜，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他与蔡元培、杨怀中等人交谈的情况。他在信中还写道：

“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弟以一面办报一面入学为言；师甚然之。前亚细亚报薛某者，今欲重整旗鼓，请师担任学术上之撰述，师颇有羞与为伍之意，辞之；然可荐信绍介，师言惟欲屈节。弟思大仁大勇，普度众生，非入地狱不行，究为所谓屈节。”

“大学蔡校长，弟会见一次，伊正谋网罗海内人才，集中一点，弟颇羡其所为。觉吾3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储养练习，或可同时并得。望兄细与子升讨论研究，定其行止，复我一函，是所至盼！”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复信，世人至今尚未发现，但其内容从蔡和森下一封信中似乎可以略窥一斑。

1918年7月21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到赴法勤工俭学一事，说他已经争取到了25个赴法名额。

他还就改造社会的“手段与目的”，即打入恶社会内部与改造社会问题，商之于毛泽东。起因是前一封信中所说的杨怀中羞于同亚细亚报薛某为伍的那句话。蔡和森写道：

“兄若以此为暂时的手段，则何如借路过身，一入地狱。弟尝慨世之君子，为种种的舆论律、道德律所束缚，只能为伪善，不能为伪恶，是以使小人得积极横行。”

由此看来，毛泽东把与薛某为伍，只看做是“暂时的手段”；而蔡和森的主张是“入地狱”，勇于打入恶社会中，敢于做“恶事”。他说：

“弟意现在当得一班正人立恶志，说恶话，行恶事，打恶仗，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与恶为缘，时时与恶战，时时与恶和，操而纵之，使自我出，支而配之，使自我生，演而进之，使自我发；然后，将万恶纳之袖中，玩之掌上。”“将此万恶捣之碎之，烧之溶之，锻之炼之，碎之磨之；神而化之，使成美质之原子，新而明之，使成优秀之国民。”

蔡和森在信中再一次提出了希望毛泽东去北京的建议，他写道：

“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自以兄在此间为最好。”“自由研究以兄为之，必有多少成处，而不至无结果。”“杨师自是喜兄来寓，每日可以学习英日文。弟事殊不好为计，故亦望兄来指教。”“驻京唯有润兄最宜。”

7月23日，蔡和森收到了毛泽东第二封来信。毛泽东在信中说，已决定赴京一行；同时提出了一个“大规模自由研究”的建议。蔡和森看罢，欣喜至极，次日便回信说：

“昨夜奉读来示，极忠极切！本以待兄主张然后定计，今计定矣。只要吾兄决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则弟从前所虑种种，皆不成甚问题。”

他对毛泽东主张的“大规模自由研究”也极表赞成，他说：

“大规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动吾之心，慰吾之情……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通我智樃，祛我情瞀，甚为狂喜，自不待言。”“自由研究社，略分内容与外延。今兄于外延已略揭其端，远矣大矣，只有巴黎一处，当加矣！至其内容，弟尝思非财力差厚不举，非通一二外国文字不行。”“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

7月26日，毛泽东曾经给蔡和森写过一封信，论及改造社会所需要的“才、财、学三事”。此信至今亦未发现，但从蔡和森给他的回信中，多少还可以看出那封信的主要内容。蔡和森在回信中是这样写的：

“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究竟我们现所最急者，是一财字；而才次之；而学则无处不有，无时不可以自致。”

“兄自由研究及兴办私塾之说，是弟中层之目的。”

关于毛泽东在来信中提出要从小学生起造就新的人才，“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的主张，蔡和森在回信中写道：

“弟深以为然。”“3年以来，每觉胡林翼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

关于新民学会会务，蔡和森则说：

“兄对于会务，本有经伦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以才为基，以财为用，以学为本，此万世之业，不必忧其一时无成也。兄以为如何？望与章甫兄商量之。”

此一时期，毛泽东和部分新民学会会员一道，就赴法勤工俭学问题，在一师、长郡中学、周南女校等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鼓动，很快就有30多人报了名。

正在忙碌之际，母亲文氏因患淋巴腺炎去到外婆家养病的消息使毛泽东归心似箭。他急忙从长沙赶到唐家圫，探望母亲，并为母亲四处求医，殷勤侍奉汤药。怎奈母亲病情甚重，短时间内难于痊愈，眼看赴京之期日近，他只得将母亲拜托给两家舅父舅母和诸位表兄弟照料，赶回长沙。

1918年8月11日，毛泽东给罗学瓒写了一封信。起因是罗学瓒的家庭不同意他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也在信中劝他留在长沙从事教育。他在信中写道：

“弟与蔡君等往返商量，深以同人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弟又有一言奉商者，兄于从事工艺，似乎不甚相宜；而兄所宜，乃在教育。似宜斟酌于远近去住之间，而不宜贸然从事。”“不如从事教育之大有益。”

罗学瓒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复信中坚持说：

“考察强国的情况，学习强国之经验，要见见中国以外的大世面。”

毛泽东见他决心已定，就不再挽留了，转而支持他去法国勤工俭学。

8月13日，毛泽东给七舅父文玉瑞、八舅父文玉钦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座下：

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它意。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莲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甥叩

此时，毛泽东已经向朋友借来了赴京的路费，收拾好了动身的行囊，待时而发。

8月15日，他同罗学瓒、陈绍休、张昆弟、熊光楚、周世钊、萧子升、萧子暲、李维汉、李思安（女）、罗章龙、曾以鲁、邹彝鼎12名新民学会会员和进步青年李富春、贺果、任理、侯国昌、唐灵运等25人，在长沙码头登上轮船，向汉口进发。

李思安，又名钦文，1892年10月出生于长沙县大贤镇（今北山镇赵公塘）一个耕读世家。孩提时代，她跟随祖父读书识字，研习四书五经、诸子百家。15岁那年，她奉命结婚，但次年丈夫就去世了（后终生未再嫁）。李思安哀叹自己命运多舛，曾女扮男装当过管店先生，却并未能真正获得与男人平等的地位。1915年，李思安从梨江女校毕业后，接替祖父教蒙馆，成为当地第一位女先生。1916年后，李思安进入长沙崇实女校学习，后转入湖南省立蚕业女子专科学校学习。

且说一行人到了汉口，转乘火车，继续北上。火车行至河南省郾城县漯河寨境内，恰逢天降大雨，沙河洪水泛滥，铁路被冲毁，一时前进不得。

毛泽东和罗章龙、陈绍休不愿呆在车上久等，便下了火车，来到漯河寨，看到了农村破败不堪的景象，心情十分沉重。他们又到郾城城郊的农村去考察，了解北方农村的风俗习惯和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尔后徒步去了许昌，游览魏都旧墟。他们徜徉在魏都旧址那狭窄的街道上，看着眼前颓废的景物，可真是萧条异代，禁不住吟诵起曹操的《短歌行》，又吟诵了《让县自明本志令》。他们抚今追昔，激情勃发，诗意顿生。罗章龙首先口占一句：

“横槊赋诗意飞扬，”

毛泽东顺口接道：

“《自明本志》好文章。萧条异代西田墓，”

“铜雀荒沦落夕阳。”

罗章龙吟罢尾句，陈绍休忍不住叫声好，说：

“这首七绝就叫《过魏都》吧。”

已经一天一夜过去了，直到第二天，毛泽东他们才在许昌等来了火车，继续乘车前行。

8月19日，毛泽东一行抵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

新民学会会员和其他青年都分散居住在湖南各县设在北京的会馆里，而毛泽东所借的路费已经花光了，身无分文的他只好到豆腐池9号杨怀中先生家中暂住。

杨怀中先生一家人十分欢迎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此时杨先生家里的住宿条件也不太好，只好在看门人住的一间小屋里为毛泽东加了一张床铺。

毛泽东有了暂时安身之处，便去拜访黎锦熙和符定一两位恩师，师生之间相见甚欢。

再说毛泽东一众人等散居在各处，相互之间联系都需要来往奔波，极不方便。为了便于学习和讨论问题，毛泽东与萧子升等8个人商量着搬到了一起，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吉安所东夹道7号（现吉安所左巷8号）。这是一个破旧的小院子，8人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他们在北京一住就是半年之久，在这京华之地的开销，自然要比在长沙大得多，每月的房租费、生活费就不少，再加上冬季里还要买煤烧炕的昂贵费用，使得这一群并不富裕的青年手头十分拮据。湖南人从来没有穿过大衣，可是在北京的冬季里没有大衣是不行的，而他们每人都买一件又不可能，所以8个人就只好合买了一件轮流着穿，抵御严寒。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起了他们这一段十分清苦而又情趣盎然的生活状况。他是这样描述的：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7个人合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旁边的人打招乎。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且说萧子升到北京不久，就接受了蔡元培和李石曾的邀请，出任华法教育会的秘书，他同时还和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共同主持着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工作。

在北京等候赴法的湖南青年，很快就达到了四五十人。湖南成为全国来京人数最多的省份。由于华法教育会工作比较松懈，尚没有创造好出国的条件，那些准备赴法留学的青年一时还不能启程，这就使新民学会会员中的一部分人出现了急躁情绪。

毛泽东一方面安慰大家，反复说明充分准备的必要性，一方面和蔡和森等人一起，频繁奔走于有关各方，积极协商。后来在杨怀中的协助下，华法教育会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研究安排湖南青年学习和赴法问题。蔡元培同意为湖南先办一个预备班，共60人。

预备班在方家胡同召开了一个有不少湖南名流应邀参加的成立大会，会议由蔡元培主持，杨怀中讲了话。会后，有关方面又在报纸上发了预备班成立的消息。湖南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其它各省的青年也陆续来到了北京。

留学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学习法语。预备班分设3处，萧子升、萧子暲、陈绍休、熊光楚、罗学瓒等人，留在北京大学留法预备班学习。张昆弟、李维汉、曾以鲁以及李富春、贺果等，被安排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一面学习法文，一面学习机械学和机械制图。蔡和森等人则到了河北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他在学习法文的同时，还担任了初级班的国文教员。

后来，华法教育会在长辛店铁路工厂又增设了一个班。

毛泽东始终没有参加预备班。原因是尽管出国留学可以得到资助，可每个学生在出国之时还需要花上不少路费的，此时的他早已债台高筑，再也无法向有钱的熟人张口借钱了，所以就只能留在北京做一些协调工作。

且说毛泽东见诸事安排已毕，就急于谋求一个职业，以便能够获取一点生活之资。后来经杨怀中先生介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给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写了一个条子，他写道：

“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

毛泽东带着推荐信来到北京大学沙滩红楼一楼，在图书馆馆长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他拿出蔡元培写的条子，向李大钊说明了来意。就这样，毛泽东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

毛泽东在图书馆上班的地方是第3阅览室，也叫“日报阅览室”或“新闻纸阅览室”。他的职责是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新到报纸和阅览人姓名。他管理的中外文报纸有15种之多，其中有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神州日报》、北京《国民公报》、《惟一日报》、《顺天时报》、《甲寅日报》等等。

他上班时，身着一件褪了色的蓝长衫，脚下一双布鞋，或忙碌在大窗户下的三屉办公桌前，或穿梭于书架之间。这种工作既平凡又琐碎，待遇也菲薄，月薪只有8块银元。但这8块银元对于毛泽东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

北京是新文化的中心，而北京大学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新旧思想、新旧文化激烈交锋的战场。这一局面的出现，要归功于校长蔡元培提出的“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办学方针，正是这种指导思想才使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使各种思潮得以广泛传播，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一些新派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鱼得水，尽情施展，在全中国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这一切对于矢志要进行大规模自由研究的毛泽东来说，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他看来，这里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他像在湖南第一师范当学生时的那个样子，贪婪的阅读着各种报纸。利用管理之便，不必花钱，就可以把许多需要读的报纸读个够，了解、汲取自己还不知道的那些新知识和新思想，对于捉襟见肘的他来说，实在是太实惠了。

毛泽东住的景山东街，与杨怀中先生家相距不远，他们师生之间来往十分频繁。此时的杨开慧已出落成一个婷婷玉立的少女，豆蔻年华，情窦已开。他乡遇故知，欣喜自不必说。毛泽东常常把一些进步书报和自己的日记及学习笔记送给杨开慧看，有时两人还一起阅读书刊，探讨问题，点评时事，这些交往进一步增进了他们彼此间的相互了解。不知不觉中，这对年轻人双双坠入了爱河。

女儿心中的秘密自然逃不过父母的视线。杨怀中夫妇开始对杨开慧与毛泽东的交往予以更多的关注。

有一次，杨怀中先生的好友、北大教授章士钊来家做客，杨开慧也忙着为客人沏茶。章士钊随口问杨怀中：

“令爱是否已经许配人家？”

杨怀中说：

“有位叫毛泽东的青年与开慧有些往来。他原来是我的学生，就学识来说是很不错的。就人品来说，也很不错。可有位先生曾对我说，毛泽东行动举止与众不同，劝我不要把女儿许配给他。”

章士钊说：

“有机会，你是不是让我见见毛泽东？”

后来在章士钊举行的一次讲演会上，有人告诉他毛泽东就坐在几排几号。章士钊在了意，演讲中总时不时地瞟一眼毛泽东。这毛泽东比一般学生要高出半个头，他那长长的头发朝脑后梳去，露出宽宽的额头。他听课全神贯注，很少记笔记，偶尔记上几笔，动作潇洒利落，举止大方。讲座结束后，章士钊顾不上回宿舍休息，径直来到了杨怀中家中。他非常认真地对杨怀中说：

“杨先生，你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把令爱许配给毛泽东。”

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秋桐等。他1881年3月20日出生在湖南省善化县，就是现在的长沙；早年曾任《苏报》主编；1907年赴英国留学。辛亥革命爆发后，章士钊弃学归国，在上海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兼任江苏省教育司长、都督府顾问。1913年7月，孙中山任命他为讨袁军秘书长；讨袁失败后，亡命日本。他在东京与陈独秀创办了《甲寅》月刊。1917年11月，章士钊应聘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918年，他推荐李大钊继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且说杨怀中夫妇眼见得毛泽东和自己的女儿爱得越来越深，也就默许了女儿的选择。自此以后，毛泽东在工作之余常常和杨开慧一起外出，他们或漫步于古都街头，或徜徉于公园之中，故宫、北海、香山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秋天的红叶，冬天的腊梅，在这一对年轻人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此时与毛泽东的处境十分相似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毛泽东在图书馆新结识的北大穷学生许德珩。

许德珩，1890年出生于江西省九江。由于家境贫困，他穿的衣服非常单薄，不能御寒，所以在课余时间就常常呆在有炉火的图书馆里读书，这样既取了暖，又获得了知识。

毛泽东本是好学之人，他对于勤奋好学的许德珩很有好感，于是二人时时在一起交谈读书心得，研究社会问题，志趣甚是相投。

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不断增长，思想也越来越激进了。他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就和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同学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

在这期间，身在河北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的蔡和森，还时常和毛泽东保持通信联系，他把自己到北京后的一些见闻和想法，一一告诉给毛泽东，信中还特别提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的事情，并表示要效法列宁，以列宁为导师。毛泽东感到十分高兴。

毛泽东还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有利条件，有选择地去旁听他所感兴趣的一些新派学者的课，去拜访结交一些校内名流。

胡适，字适之，1891年出生于安徽省绩溪。他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

有一次，毛泽东去听胡适的讲座，他趁着提问的机会斗胆写了一个条子传上去。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他一看毛泽东的穿着打扮，而且还是一个是没有注册的学生，顿生不屑之色。这位一向激进而洒脱的教授，竟然拒绝回答毛泽东的问题。

傅斯年和罗家伦是北京大学学生中的风头人物。他们主编的《新潮》杂志，激烈地抨击封建文化，提倡“文学革命”，在青年中影响很大。毛泽东对他二人很是感兴趣，便有意结识他们，可傅斯年、罗家伦却看不起这位来自湖南的“土里土气”的青年。

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曾经谈到了他在北大图书馆期间的情况：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同我往来。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试图同他们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毛泽东还提到了张国焘，他说：

“我在北大图书馆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张国焘，1897年出生在江西萍乡的一个官绅世家，其父张鹏霄曾任浙江象山知事，同时经营钱庄。1917年春，张国焘进入北京大学读理工预科，在学生斗争中逐渐成为一位“狂热爱国的人物”。1918年10月20日，张国焘同邓中夏等人发起组织了“国民杂志社”；自此以后，他与“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一样，俨然成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

毛泽东尽管被很多人看不起，可他却得到了李大钊的器重。这一时期，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李大钊。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比毛泽东年长4岁。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1917年冬受聘于北京大学；1918年5月出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并继章士钊之后，兼任了图书馆主任一职。他一接管图书馆，便积极购进一批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其中有许多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一类书籍。不少激进学生常常到图书馆来，请他介绍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并和他一起讨论各种新思潮，讨论马克思主义。图书馆已经成了北京大学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毛泽东因工作关系，与李大钊朝夕相处。他在李大钊翻阅报纸的时候，或是在工作之余，时常向李大钊请教。李大钊的名气虽然很大，却为人谦和，与毛泽东也很谈得来，二人有时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正是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一边工作，一边认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1918年10月，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协会”。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会，到会的有数千人。毛泽东也专程赶来参加。李大钊穿着棉布长袍，昂首阔步登上讲台，发表了题目为《庶民的胜利》这一著名演说，台下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后来，毛泽东还阅读了李大钊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积极参加李大钊等人组织的各种新思潮研究活动，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清除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放弃了他原来赞成的无政府主义主张。

毛泽东在很短的时间内所表现出来的不凡抱负、理想和才干，得到了李大钊的尊重和赞扬。他称赞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他还说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中国“新青年的创造”。

这一时期，毛泽东经杨怀中先生介绍还认识了另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就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通过几次短暂的接触，陈独秀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使毛泽东十分叹服。

1936年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这样说过：

“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二人都是最卓越的中国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且说毛泽东一面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学习，一面积极组织在京新民学会会员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陈独秀等人，一起探讨学术和人生及各种新思潮等问题。他还同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的邓中夏，还有他的老朋友罗章龙等一些进步青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参加了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等进步青年组织的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到海淀、长辛店等地，向工人、农民传播新思想。

这时，来自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青年，有一部分被安排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留法预备班里。毛泽东先后两次来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厂，看望在这里半工半读的青年们，接触众多的产业工人，对工厂进行了详细调查，了解工厂和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小到生产细节，大到工厂的规模、效益及职工工资。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大型现代产业工厂的深入解剖，对促使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据何长工回忆说：此时毛泽东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为湖南预备班学员们出国做准备。此时最要紧的是筹措一笔赴法经费。毛泽东为筹这笔经费，还真的动了不少脑筋。在杨怀中先生的协助下，他想方设法把控制在湖南籍名流范源濂、熊希龄等人手中的一笔款子的利息，也就是存入大俄国道胜银行的前清户部应该退还给湖南的粮盐两税超额余款的利息，提取了出来，这才解决了湖南籍勤工俭学学生赴法旅费问题。

毛泽东热情而卓有成效工作，受到了新民学会会员和勤工俭学学生们的好评。罗学瓒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

“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学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钦佩。”

且说在1918年冬季，毛泽东和好友萧子暲结伴踏上了去天津的旅途。

原来他俩都觉得没见过大海是一大憾事，为着看一看大海，二人先是乘火车到了天津，然后转车来到大沽口。待他们到了海滨，只见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哪里有万倾波涛？连一滴水也没有，完全是一个冰的世界。毛泽东提议说：

“既然来了，就是结了冰，也得在上面走走才过瘾呀！”

萧子暲欣然道：

“如此最好。”

他俩相约，各自朝一个方向走，转一圈还在这原地会合。商量已毕，毛泽东向西，萧子暲向东，沿着海滨走去。

萧子暲走了多时，见前面有一座木头小屋，便径直走上前去。小屋内一中年男子正在生火烧水，闻得脚步声，抬头见来了一陌生青年，看他一身书生打扮，又不似本地人，甚是诧异，便问道：

“你从哪儿来？”

萧子暲说：

“我是南方人，是来看海的。”

不一会儿，毛泽东也到了，主人给他们泡了茶，又坐下来和他们随便聊了一会儿。二人谢过主人，又分头沿海滨绕去。

萧子暲转了许久，回到了原地。可他左等右等，感觉两只脚都冻麻木了，就是不见老朋友的踪影。毛泽东终于转回来了，萧子暲问他去了哪儿，毛泽东笑道：

“我有意找‘蓬莱仙岛’的，谁知什么也没找到。”

二人上得岸来，乘车回到天津已经是晚上了，街上一片灯光。他俩都急着小便，却找不到厕所，毛泽东只好去问警察。那警察听他一口湖南话，又见萧子暲抱着一个皮包，就起了疑心，说是要打开皮包检查一下。毛泽东有意逗他，从萧子暲手里拿过皮包，紧紧抱住。警察愈加怀疑了，硬是要看，毛泽东硬是不给。那警察抢过去打开一看，里面除了两条毛巾和牙膏牙刷之类外，尽是些蚌壳。毛泽东和萧子暲看着警察一脸的窘态，竟忘记了内急，忍不住哈哈大笑，他们找到一个小摊位买了几个天津锅贴，顺便进店找了便所才算了事。

转眼到了1919年1月，毛泽东除了抽空继续在北大旁听著名教授的课以外，又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邓中夏也是哲学研究会的会员，他们一起交流读书心得，研究新思潮、新理论，一道进行社会调查。

毛泽东在哲学研究会里又认识了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等人。邵飘萍此时担任《京报》总编辑，同时还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里有关办报业务的主讲老师。在他的帮助下，毛泽东也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

这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是在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蔡元培曾在成立仪式上发表了演说。新闻学研究会每周活动两次，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研究会的活动。

1919年2月2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中有这样的记载：

“新闻研究会于19日午后，在文科第34教室开改组大会，校长亲临演说。是日，会员到会者为毛泽东等24人。”

毛泽东在新闻学研究会里曾多次听邵飘萍讲《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他还常常去拜访邵飘萍，在新闻理论方面得到了许多教益，这对他后来回湘主编《湘江评论》等刊物，产生了积极影响。

1919年3月10日，毛泽东在理科第16教室，聆听了李大钊对新闻研究会会员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北京期间最后一次听李大钊的演讲。

正是：牛儿得草鱼得水，马有伯乐自奋飞。

高人尚需高人识，来日春风谁能追？

欲知毛泽东今后将向何处发展，请看下章介绍。

东方翁曰：毛泽东是一个最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人，又是一个最无私的人。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尽管生活清苦，债台高筑，却能始终兢兢业业地为同学们赴法勤工俭学而奔走。他自己之所以不参加预备班，不是他不想去法国勤工俭学，而是囿于经济条件不允许罢了！事事因人制宜，不可强求。出国深造固然重要，可在国内深造也未尝不可。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就是一个实例。他在北大期间尽管多受冷落，但他并没有妄自菲薄，依旧是依靠旧友，广交新朋，不断地向周围的人们学习，以提高自身的素质。特别是在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之后，就开始了他一生中的伟大转变，由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转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至于在多少年之后，毛泽东还念念不忘这两个对他帮助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引路人。

第2章 1919年3月—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话说毛泽东是个大孝子，在双亲中尤其敬重慈母。正当他在北京大学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封家书，说是母亲在3月初由于淋巴腺炎复发，病情日渐沉重，要他尽可能早些返湘。

毛泽东心里非常着急，立刻准备赶回湖南为母亲治病。此时正好有一批湖南青年已经做好了赴法准备，于是他决定绕道上海，先送一送赴法同学，再回湖南去。

就要离开北京了，毛泽东前去拜访胡适，“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终于被毛泽东的真诚打动了，他答应将尽可能予以支持。

毛泽东又去拜别恩师杨怀中先生。杨开慧得知心爱的人就要走了，自有一股难以言说的离别愁绪。她依依不舍地送毛泽东出了家门，嘱咐他要随时来信。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同萧子升等先期赴法的湖南青年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当他们到达浦口的时候，毛泽东身上又一文不名了。此时，他既不能向即将出国的朋友们开口，又没有其他人可以借一点钱，没钱买车票，怎能离开浦口呢？更糟糕的是，他仅有的一双鞋子也让小偷给偷走了，这可怎么办呢？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万般无奈的他穿着朋友的鞋子徘徊于火车站之际，竟然意外遇到了一个从湖南赶来浦口的老朋友。这个老朋友也将去上海，他不是别人，就是一师的老同学李中。

李中，原名李声澥，字印霞，出生于湖南湘乡清水塘一个书香世家。1913年秋，他和蔡和森一起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被编入第七班。毕业后，他到上海进了江南造船厂，当了一名钳工。

这李声澥可真成了毛泽东的“救命菩萨”，他借给毛泽东10元钱。毛泽东立即买了一双鞋子，又买了一张去上海的火车票。

后来李声澥在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入共产党。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党员。1920年9月，他以工人“李中”为名，在《劳动界》第七期上发表了《一个工人的宣言》一文。自此以李中名于世。这是后话。

且说3月14日，毛泽东一行和李声澥一起到达了上海。

3月15日，毛泽东参加了环球中国学生会等组织召开的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

3月17日，第一批赴法学生乘坐邮轮启航，毛泽东到黄埔江码头为湖南青年送行。

3月29日，毛泽东参加了第二批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

3月31日，毛泽东到黄浦江码头为湖南青年送行。

在此期间，一些赴法新民学会会友恳切邀请毛泽东与他们同行，可毛泽东还是决定要留在国内。他解释说：

“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国外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大陆，自己所知甚少，所见亦浅。然而，祖国正在伟大的动乱中过着生活，我感觉着不能站在这样的决战的生活圈外。假若，我把时间花在本国，则对本国有利。”

毛泽东送走了朋友们，立刻收拾好行囊，离开上海，踏上了归途，一路上步行兼乘车船，直奔长沙。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好不容易回到了湖南省城长沙市。他一到长沙就看到了杨开慧的来信，信中的称呼已是一个字：“润”；他在给杨开慧的回信中，称呼也变成了一个字：“霞”。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时时漫游在常人所不能及的精神世界里，可他的生存处境却非常艰难。他只能在湖南大学为报考者而准备的学生宿舍里找到一张床位，安顿下来，过着十分清贫的物质生活。他那双大脚上穿的是草鞋，因为草鞋便宜而实用；而每天的食物主要是蚕豆和大米，就这还时常需要好友们接济一点。他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主持着新民学会的日常工作。

有一天，毛泽东来到长沙修业小学，看望同窗5年半的好友、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

周世钊从一师毕业后经恩师王季范介绍，受聘于长沙修业小学，担任国文教员。老友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向周世钊详细介绍了他在北京、上海的活动情况。他还说：

“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因为外交失败的消息引起了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周世钊非常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起身告辞。周世钊问他现在住在哪里？毛泽东说，尚未定下来。周世钊便邀他到修业小学来同住。他还告诉毛泽东说：

“修业小学高小部正缺少一个历史教师，每周只有6节课，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来教这几节历史课，还不妨碍其它工作。”

毛泽东正急需一个能够解决生活费用问题的固定职业，听说竟有此等好事，便欣然应允了。

毛泽东很快便搬来了长沙修业小学，和周世钊住在一起。他们虽说都有了一份职业，可收入菲薄，生活依然很清苦。毛泽东的被子特别单薄，天气一变，晚上感到寒冷难耐，就不得不卷起自己的被子，像在一师学习时曾多次睡到一张床上一样，挤到周世钊那里取暖。

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毛泽东便写了一封家书，嘱托大弟弟毛泽民和妹妹毛泽建把母亲护送到长沙来，安顿在蔡和森家里，为母亲延医治病。他亲奉汤药，精心照料着母亲。

毛泽东在修业小学高小部的历史教学中，结合现实斗争，启发学生们的爱国思想。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他还和周世钊一起指导小学生创办了《小学生》半月刊，其内容有小言论、小批评、小文艺和重要新闻等等。学生们居然也谈论起国家大事了。他们写出的一些反对日本、抵制外货，抨击军阀统治，申讨卖国奸贼以及反对旧教育，提倡新道德的习作，经毛泽东、周世钊指导修改后，就刊登在《小学生》上。

毛泽东除了教书，还通过各种联络活动，广泛接触长沙教育界、新闻界人士和一些青年学生，向他们讲述在北京、上海半年多的亲身经历，介绍他所接触到的李大钊、陈独秀等那些值得人们钦佩的学界领袖。

就在这4月间，周南女校的学生魏璧、周敦祥、劳君展和女教员陶斯咏一起加入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有女会员是从她们4人开始的”。

陶斯咏（1896—1931），名毅，字斯咏，出生于湖南湘潭，后来其家迁至长沙。她是个富商家的小姐，在周南女校与向警予同窗，与向警予、蔡畅被称为“周南三杰”。1916年毕业后，陶斯咏、蔡畅留校工作，向警予则回到家乡溆浦办学。陶斯咏是一位新型女性，有胆有识，思想激进，主张教育救国，敢于抛头露面，做事干脆利落，在湖南学生联合会与湖南各界联合会中，均任副会长，成为20世纪20年代初长沙学界的风云人物，有“长江以南第一才女”之美称。萧子升、易礼容等人在回忆中称其为长沙著名的美女，说她个子很高，才华横溢，但性格很强。

后来，有自称专门研究毛泽东诗词的彭道明，还有网络上的“百度名片”、“百度知道”等等，都把陶斯咏说成是毛泽东的初恋情人。更有甚者，连《建党大业》的编导者们对所谓的“毛陶恋”也津津乐道。网友“鹤龄”在2010年撰写的《论彭道明栽污毛泽东与陶斯咏的子虚乌有婚外恋》、《论彭道明栽污毛泽东的婚外恋情——子虚乌有的<建党伟业>“毛杨陶”三角恋》等文章中，对上述那些胡说八道、无耻谰言进行了极有说服力的驳斥，笔者就无需多言了。

且说毛泽东曾在周南女校召开了一次全体会员会议，欢迎女会员们。此后，周南女校教员蔡畅、钟国陶、李云杭及毕业于周南女校的向警予（1918年9月，蔡畅去信邀向警予来长沙组织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向警予欣然答应，旋即离开溆浦来到了长沙）和熊季光、熊叔彬、吴家瑛、贺延祜、吴毓珍、戴毓本、周毓明、许文煊、李一纯等都加入了新民学会。这些女会员“每次到会，较男会员为守时间，可见她们的精神实未弱于男会员”。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土家族，1895年9月4日出生于湖南溆浦。1912年秋，向警予考入湖南省第一女子师范，民国三年转学女子中学。1916年，向警予从周南女校毕业，怀着“妇女解放”和“教育救国”的抱负，回到家乡。她四处奔波，克服重重困难，得到当地进步人士的支持，在县城西街文昌阁创办了男女合校的溆浦小学堂，并担任校长，聘请进步青年任教员。学校在她的主持下，传授新知识，提倡新风尚，宣传新思想。规模不断扩大，由一个班几十个学生发展到8个班300多人，培养了不少人才。

4月28日，毛泽东给舅父舅母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曁舅母大人尊鉴：

甥自去夏拜别，忽忽经年，中间曾有一信问安，知蒙洞鉴。辰维兴居万福，屐瞩多亨，为颂为慰。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蛾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月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3月12号动身，14号到上海，因事勾留20天，4月6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纾廑念。 肃颂

福安！

各位表兄表嫂同此问候。

四、五、十舅父大人同此问安，未另。

愚甥毛泽东 禀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酝酿已久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终于爆发了。它就是彪炳史册的“五四青年爱国运动”，简称“五四运动”。

消息传到湖南，毛泽东马上约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到楚怡小学开会。他在会上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介绍了国内南北军阀混战的情况，说明了在新思潮激荡下中国人民逐渐觉悟的事实，并提出了组织青年学生进行斗争的意见。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率领新民学会会员深入长沙各校，拟写传单，动员青年学生起来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这时候，北京学生联合会已经派出了很多代表，分赴各省活动。

5月下旬，邓中夏作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总干事和另一位北大学生来到长沙，向毛泽东、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会员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并共同探讨了如何恢复和改组原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问题。

5月23日上午，毛泽东和蒋竹如、张国基等人先后来到了第一师范后山操坪上，商谈如何响应北京学生发起的反帝爱国运动，与北京学生一致行动起来。他们决定：明天分头行动，到各个学校去进行动员，要求每个学校推荐一个或者两三个代表，25日上午集中在楚怡小学开会。

第二天，毛泽东先后到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明德中学等学校进行活动，他向学生骨干们提出：

“反帝爱国方向要明确，力争山东主权完整，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要有统一组织，力量集中；要准备对付张敬尧所施加的压迫。”

5月25日上午，毛泽东在楚怡小学主持召开长沙各类学校学生代表会议，邓中夏与蒋竹如、陈书农、张国基等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学生代表有：湖南商专的易礼容、彭璜，湖南工专的柳敏，湖南法专的夏正猷、黎宗烈，明德中学的唐耀章，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李振翩，周南女校的魏璧、劳启荣，楚怡工业学校的朱后郑，长沙师范的缪瑞祥、高标，妙高峰中学的何培元等，共计20多人。

毛泽东首先向代表们介绍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总干事邓中夏，接着，请邓中夏向代表们报告北京学生运动发生的经过。邓中夏作了详细报告，并向长沙学生提出了要求，他说，希望长沙各校学生立即实行总罢课，以实际行动声援北京爱国学生。

毛泽东接着发言，他提议，重建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建议。与会者一致表示赞成。会议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和领导湖南学生总罢课，以推动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运动。

会议结束后，各校代表返回各自的学校进行组织和发动工作。毛泽东也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学生运动上，他亲自拟写传单，与其他新民学会会员一道，积极进行串连发动，并与各方联络和协商，筹备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组织机构。

5月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会址设在长沙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法专代表夏正猷被推选为会长，商专代表、新民学会会员彭璜担任副会长。

彭璜，字殷柏，又作荫柏，1896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长沙商业专科学校的学生。

自此以后，毛泽东每天都要到学联去，和学联的负责人们一起研究问题，指导学联的各项活动，成为湖南学生联合会实际上的领导者。

五四运动在全国形成的冲击波，尤其是湖南形势的迅速发展，使湖南督军张敬尧胆战心惊，他深感对自已不利，于是便对长沙进行严密控制和封锁，每天派人检查报刊，严禁登载有关五四运动的消息，并责令有关方面严格管制各个学校，禁止学生上街“寻事”。

湖南省学联不顾张敬尧的重重阻挠，迅速发动全省学生进行总罢课。

1919年6月3日，省学联发表了罢课宣言，宣言中说：

“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宜挽救 ”，湖南学生“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

罢课宣言还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等内容的要求。

就在6月3日这一天，长沙大多数学校实行了罢课，只有明德中学、湖南法专和几个女校没有行动起来。省学联对于夏正猷所在的湖南法专迟迟不行动，表示非常不满，夏正猷因此引咎辞职。于是，彭璜就被推举为省学联会长。

毛泽东亲自前往明德中学进行说服工作，明德中学随后也实现了罢课。接着，各县学生纷纷响应，学生爱国运动遍及全省。

毛泽东和学生们一起，涌向街头举行演讲，进行爱国宣传，开展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夺回青岛、坚决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

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反日爱国运动，是省学联组织的除罢课以外的一个重要活动。学联组织了许多讲演队、戏剧队和检查队，每天轮流到街道和码头进行活动。他们还同搬运工人、店员结合起来，监视和揭发一些不法奸商名义上维护国货、实际上暗暗倒卖日货的行为。

此时，毛泽东的母亲在长沙已经住了两个月，她的病情不但不见好转，而且日渐严重。尽管有毛泽东和弟弟、妹妹的悉心照料，可老人的病终因积重难返，医生回天乏术，已经不是汤药所能挽救得了了。文七妹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就要回故乡韶山去。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毛泽覃搀扶着母亲，到照相馆里一起合影留念。这是文七妹一生中第一次照相，也是她最后一次照相。母亲临行前心事重重地对毛泽东说：

“润之呀，我的病治不好不要紧，就是有一件事放心不下。”

毛泽东忙问何事？文七妹拉着儿子的手，嘱托说：

“你父亲兄弟4人，只有泽建一个女儿，你要把她当亲妹妹看待，带她读点书，日后好在外面找点事做。我不行了，只希望你们好。”

毛泽东眼含热泪，连连点头说：

“母亲，你放心，我一定把泽建当亲妹妹看。”

他小心翼翼地把母亲护送上车，又嘱咐弟弟、妹妹一路上好生服侍母亲。毛泽建也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三哥，和毛泽民一起陪着母亲回韶山。

且说就在这一年的6月下旬间，北京各类学校爱国学生再一次发起了示威请愿活动，阻止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此时尚在北京参加学生爱国运动的蔡和森，带领陈绍休、贺果、唐铎及北京法文专修馆的湖南同学们，也参加了这次游行示威。蔡和森此一时期也一直关注着毛泽东在湖南的活动，还常常把毛泽东介绍给他的新朋友，称赞毛泽东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坐定如山，意坚如铁”，“言不及私，只为天下大事”。

1919年7月初，长沙各校学生已经出版了10多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其中有《新湖南》、《女界钟》、《岳麓周刊》等。可毛泽东却认为这些刊物锐气不足，要提高群众觉悟，扩大影响，推动爱国运动向前发展，就必须再创办一个充满革命激情的刊物。

省学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周刊，并由毛泽东担任主编。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在修业小学一边教学，一边着手筹办《湘江评论》。

7月7日，省学联和国货维持会联合各界人民，在长沙举行焚烧日货游行示威大会。“游行队伍前面高举着‘烧毁日货游行大会’和‘同胞们注意，切勿买日货’的大旗，学生每人肩负一匹日本布，后面跟着绸布业的店员工人，最后是国货维持会和学生联合会的旗帜。到了教育会坪，学生们将布匹摊放坪中，浇上煤油焚烧。直到布匹烧成了灰，游行队伍和参观群众才离开。”

7月9日，毛泽东和省学联及工商各界召开联席会议，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组成了一个有20个成员的代表团，作为各界联合会的领导机构。会议提出，国家前途危险已达极端，号召湖南各界起来，“推翻武人政治”。为达此目的，会议还决定：以学联创立的“救国十人团”为榜样，在各界大力发展“救国十人团”，建立起湖南各界联合会的基层组织。

7月间，“救国十人团”已经发展到了400多个。

毛泽东主持的新民学会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会员发展到70多人（一说78人），他们是：

毛泽东 蔡和森 何叔衡 张昆弟 萧子升 萧子暲 邹彝鼎 邹蕴真 陈绍休 罗章龙 周名弟 陈书农 叶兆桢 罗学瓒 周世钊 李维汉 熊光楚 熊瑾玎 陈昌（章甫） 傅昌钰 曾以鲁 欧阳泽 刘明俨（望成） 罗宗翰 熊季光（女）熊叔彬（女）吴家瑛（女）陈子博 贺延祜（女） 吴毓珍（女） 易礼容 刘清扬（女） 陈纯粹 萧清野 匡互生 熊梦飞 李云杭 任寿鹏喻 恒 钟 秀 黄 醒（胜白） 彭道良 谢觉哉 萧道五（业同） 许文萱（女） 戴毓本（女）周毓明（女） 郭 亮 张国基 夏 曦 蒋竹如 易 克 向警予（女） 陶斯咏（女） 彭 璜 李振翩 张 怀 唐耀章 沈 均 李思安（女）周敦祥（女）李 森 魏 壁（女） 劳君展（启荣，女）谢南岑 徐 瑛（女）刘修秩 钟国陶 张 超 姜慧宇 杨润余（女）蔡 畅（女） 任培道（女） 夏大纶 欧阳玉生（已查到上述75人）

新民学会修改了章程，设立了“评议”、“执行”两个部，毛泽东、周世钊等8人为评议员；何叔衡、李思安为正副执行委员。

7月14日，毛泽东经过10多天的紧张工作，终于完成了《湘江评论》创刊号的创作和编辑，在长沙正式出版。

他在《湘江评论》的启事中说，《湘江评论》是一份“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的周刊。

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写道：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样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他在创刊宣言的最后部分满怀激情向世人宣告：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他在文章中热情赞扬了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散发传单的革命行为，高度评价了陈独秀的思想和作用。他还写道：

“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为有个人，不认为有自己，不认为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陈君平时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塞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抵了！”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他大声疾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毛泽东在创刊号上还发表了一组批判封建主义的短文，号召妇女们组织起“女子革命军”，冲破封建主义的枷锁，求得自身的解放。

毛泽东给在北京的朋友们分别寄去了创刊号。李大钊看了以后，认为《湘江评论》是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一个刊物。胡适则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全国读者推荐说：“能看到这份很好的兄弟期刊，令人非常高兴。”他还在《每周期刊》第36期《新刊评介》中介绍说：“《湘江评论》的长处在议论一方面。”

毛泽东还将《湘江评论》创刊号寄给了恽代英，请他在互助社举办的贩卖部代为销售，以便在武昌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

恽代英，字子毅，祖籍江苏省武进县，1895年8月12日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书香世家。1917年10月，恽代英在武昌创立了互助社。1918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组织了新民学会以后，他们之间开始了书信往来。1918年，恽代英在中华大学毕业，留校任附中教务主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恽代英成为武汉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且说《湘江评论》创刊号一发行，立即轰动了整个长沙，两千份周刊竟然在一天之内全部销售一空。毛泽东又赶印了两千份，仍不能满足读者们的需求。

7月21日，毛泽东发行了《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临时增刊”第一号上刊登了他所撰写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全面介绍了长沙教育界陈润霖、徐特立、朱剑凡等人在6月15日成立的“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的健学会。文章中称，健学会的成立为湖南思想界“空前的创闻”。他还批评了湖南思想界“20年以来，黯淡已极”，文章中写道：

“20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行《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慨。原其所以，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痛愧悔，激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舰。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衡云澈云梦的大倡，中国时机的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湖南也跟着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但是时至今日，湖南却仍然是“自大的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保守思想。表面上热热闹闹，里面却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对于“西学”、“新法”，总是羞羞答答，什么“中国的礼教用于万国，西洋只有格致枪炮利害，学来这一点便得”。“设若议论稍不如此，便被人看作‘心醉欧风者流’，要受一世人的唾骂了。”“对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

毛泽东笔锋一转，为新思潮的兴起大声叫好，他写道：

“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一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到了湖南，而健学会遂以成立。”

毛泽东在文章中还对健学会提出了热切的希望，说希望健学会要有研究的精神，批评的精神，敢于打破奴隶思想，向权威挑战。他写道：

“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

毛泽东还写道：

“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什么中国‘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德’、‘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说这独霸，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2000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毛泽东在这一期《临时增刊》上，还刊登了恽代英寄来的《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言》一文，文章深刻揭露了湖北督军王占元血腥镇压武汉爱国学生运动、制造震惊全国的“六·一”、“六·三”惨案的反动本质，愤怒声讨了王占元捕杀学生的滔天罪行。

7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发行“临时增刊”第一号的同时，发行了《湘江评论》第2期。由于读者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当机立断，将第二期增印至五千份。这在当时的湖南已经是很大的印刷量了。

之后，毛泽东又相继发行了《湘江评论》第3期、第4期。他所撰写的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就连载在第2、3、4期上。

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的第一部分一开头就写道：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他在文章中热情地讴歌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他写道：

“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10万，忽然将鹫旗易成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毛泽东还在文章中介绍了伟大的导师马克思，他写道：

“联合以后，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拼命地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

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的第二部分重点论述了“民众的大联合，以民众的小联合为始基”，他还在结尾部分写道：

“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份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

毛泽东撰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第三部分，是这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中最精彩的部分。他写道：

“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他在文章的最后还满怀信心的写道：

“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

《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受到了各方面广泛的好评。李大钊在《新生活》第19期上发表题为《大联合》的短论，赞扬毛泽东民众大联合的主张。他说：“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大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众大联合的基础。”胡适也撰文称赞说：“《湘江评论》第2、3、4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可《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却惹恼了湖南反动军阀张敬尧，他极力污蔑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党是“过激党”。社会上一些盲目追随反动派的人们，看到《湘江评论》上的文章，也跟着张敬尧吠声吠影，四处叫喊着：“湖南不得了，过激党也。”

毛泽东对此在《研究过激党》的杂评中警告说：

“过激党这么利害！各位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什么东西？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等的空话。”不然，一旦“过激党布齐全国，相惊而走，已没得走处了！”

毛泽东根据《湘江评论》的主旨和任务，还在这几期周刊上先后发表了他所撰写的有关国际、国内大事述评等各种杂感30多篇。这些文章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他首先把抨击的矛头指向了巴黎和会中的分赃活动，一篇篇匕首般的杂文，指斥帝国主义国家的分赃罪行：“我以为直是不要脸！”

毛泽东还告诫人们，不要以为签订了“和约”，就彻底解决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新的战争仍将发生。他警告那些“高傲阔步的伟人先生们”：“不能旰食的日子快要到哩！”“总有一天会要头疼！”他嘲笑法国首相克里孟梭是无知的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作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稳固，可怜得很啊！”

他在《高兴和沉痛》一文中，辩证的分析总结了近代欧洲历史的重大事件，他说：

“我们执因果而看历史，高兴和沉痛，常相关系，不可分开。一方的高兴到了极点，一方的沉痛也必到极点。”“克里孟梭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

历史的发展，果然验证了毛泽东这一伟大预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的铁蹄无情地践踏了法兰西。

毛泽东还在《湘江评论》上不失时机地宣传科学，破除迷信。他在第3期上发表的《不信科学便死》一文中写道：

“两星期前，长沙城里的大雷电触死了数人。岳麓山的老树下一个屋子里面，也被电触死了数人。城里街衢污秽，电气独多，应建高塔，设避雷针数处。老树电多，不宜在它的下面筑屋。这点科学常识，谁也应该晓得。长沙城里的警察，长沙城里30余万的居民，没一人有闲工夫注意它。有些人还说是‘五百蛮雷，上天降罚’。死了还不知死因。可怜！”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那泼辣而又酣畅淋漓的文采，新颖活泼、通俗易懂而又气势恢宏的文风，泼墨成云，下笔如刀，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无论是长篇或是短论，无不令读者拍手叫好，深受众多读者的欢迎。《湘江评论》已经成为广大青年和爱国进步人士争相传阅的一份刊物了，与此时全国众多的刊物相比，其思想性和战斗性都位于最强之列。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所表述的主要思想，说明他正在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他通过《湘江评论》号召人们打破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作、敢为，影响所及，振聋发聩；也正因为如此，引起了统治者的仇恨和守旧派的反对，他们把《湘江评论》说成是“怪人怪论”、“无稽之谈”、“异邦邪说”、“大逆不道”。以张敬尧为首的军阀统治集团，更是把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剪除之而后快。

1919年8月中旬，张敬尧借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群众举行焚烧日货之机，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省学生联合会，胁迫学联会长彭璜停止反日爱国运动，并张贴布告，解散学联，同时查封了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刚刚出版的《湘江评论》第5号还未来得及发行，就被张敬尧的军警没收了。

这正是：五四湘潮卷长沙，真理在我六不怕。

首倡革命大联合，笔锋恣肆扫天下。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斗争，请看下章分解。

东方翁曰：我观毛公大文，非如椽之笔不能为此也！可以说没有那10年苦读，出不了这等文采，没有第一次北京之行，难得有如此卓见，正所谓厚积薄发者是也。如此大文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读来，也不免使人心旌摇动！检索二十世纪的那些文章大家，除了鲁迅等极少数人之外，还真是少有其匹者！

毛泽东在《高兴和沉痛》一文中，又发出了一个惊人预言，他说：“克里孟梭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10年20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果不其然，在20年后，希特勒法西斯的铁蹄就无情地践踏了法兰西。这和他所预料的中日关系之结果一样，岂不是神乎其神么！

第3章 1919年8月—

“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

话说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5期，但它以远见卓识的内容、热情奔放的革命激情和彻底无畏的战斗风格，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说它是湘江的怒吼，有人说它是湖南人民的声音。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评价说：

“著论选材，欲知世界趋势及湘中曙光者，不可不阅。”

北京《晨报》说它是“内容完备”，“魅力非常足”。

成都出版的《星期日》转载了《民众的大联合》的全文，上海的刊物上也介绍过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

杨开慧从《每周评论》的载文中获悉毛泽东是《湘江评论》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心情也十分激动。

《湘江评论》的影响非常深远，许多青年学生都是从阅读它才开始觉悟的，尔后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郭亮，就是从反动派查抄的禁书中，偷看了《湘江评论》，从家里来到长沙，找到了毛泽东，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萧劲光后来在悼念任弼时的一篇文章中说：任弼时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的时候。这时，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和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传播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正是在这个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的。

毛泽东为办好《湘江评论》周刊，可谓是全力以赴，呕心沥血。

《湘江评论》每一期为四开一张，增刊为八开一张，其栏目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等。据统计，除了至今尚未找到的第5期以外，《湘江评论》1—4期和那份增刊共载有长短文章83篇，其中有56篇是新民学会会员们撰写的。这些撰稿的会员有毛泽东、萧子暲、蒋竹如、陈书农、萧子升、陈子博等，而毛泽东写得最多，共有40余篇。

据周世钊回忆说：

“《湘江评论》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自己写的。刊物在将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常不能收齐，毛泽东同志只好自己动笔连夜赶写。他在白天事情很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去彼来，所以他写稿子经常是在夜晚才动手。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

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木板。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我劝他晚上早点休息，他又总以约稿未齐、出版期迫、不得不多写几篇、少睡几点钟没有关系来回答。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卖。

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账、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布长衣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朋友想借钱给他添置点必要的衣物，都被他谢绝。”

且说在省学联被解散、《湘江评论》被查封的这天晚上，毛泽东召集留守在长沙的学联骨干分子到何叔衡的住处开会。大家决定：立即联合各校学生，广泛宣传张敬尧的暴行。

此时湖南人民对张敬尧的残暴统治已愤恨至极，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民歌歌词说：“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社会各界也一致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毛泽东认为，驱逐张敬尧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他提出要积极做好驱逐张敬尧出湖南的准备。

为此目的，毛泽东又和学联其他负责人来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谋划如何利用其它渠道，继续宣传新思想，揭露张敬尧。

这时候，各校学生会的周刊如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女子中学的《女界钟》，修业小学的《小学生》等刊物，还在继续出版。为了更好地统一步伐，毛泽东倡议成立“学生周刊联合会”，由各周刊派出一名代表，每周开会一次，研究协商宣传的内容。

此一时期，毛泽东的活动基本上是立足于湖南方面，但同时也时刻关注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思想理论界出现的新动态，并积极投身其中。

原来早在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这篇文章使他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初露端倪，从而挑起了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间的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发表题目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批驳了胡适的观点。他在文章中说，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主义作为准则。李大钊还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用“布尔什维主义”作为思想武器，以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

对政治问题特别敏感的毛泽东，也立即加入了这一场争论。

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问题研究会”，并向全国各有关团体和个人发出他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

邓中夏收到毛泽东寄给他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后，将这个章程全文发表在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并附发了一则启事，启事中说：

“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毛泽东撰写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共分12条。他在第1条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则应当“先从研究入手”。

他在第2条中列出了需要研究的大小问题有144个，其中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国际等方面的诸多实际问题。

他在第3条中提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

他在第5条中提出：“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

他在第6条中提出：“问题之研究，注重有关现代人生者。然后未来而可以预测之问题，亦注重之问题。”

从这个章程的内容看，此时的毛泽东既受了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同时也受了胡适的影响。但他明显地不同意胡适所主张的不要主义指导的、一个个问题孤立的研究，而赞同李大钊提出的问题和主义分不开的观点。他提出的主要观点是，要研究问题，就必须先研究主义，必须以主义为指导，必须与实地调查相结合。

且说在1919年9月初，毛泽东应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和《新湖南》周刊主编龙伯坚、编委李振翩、张维的邀请，担任了他们主办的《新湖南》周刊的总编辑。

原来，《新湖南》周刊的思想性、战斗性本来就比较弱，待办到第6期后，因学校放了暑假，能为之写稿的人就更少了，已经无法维持下去。龙伯坚、李振翩等人极佩服《湘江评论》的战斗精神，于是，他们便商议着请毛泽东来主编《新湖南》。

这一天，龙伯坚、李振翩、张维3人邀约毛泽东在省图书馆见面。图书馆里放着一张长桌，几张板凳。毛泽东身着一件很干净的长袍，正在阅读报纸，见他们来了，便放下报纸，微笑着站起来迎接他们。经过协商，毛泽东答应接办《新湖南》周刊。自此以后，李振翩与毛泽东常来常往，关系日渐密切。

毛泽东从《新湖南》第七期接手，负责总编。他发扬《湘江评论》的战斗精神，在周刊“刷新宣言”中提出了新的宗旨：“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

他还在“刷新宣言”中写道：

“第7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4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就是一切势力Authority也更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后来在1919年11月25日，北京《晨报》在《长沙特约通讯》中对刷新后的《新湖南》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说它是：“内容极为完备，并且为《湘江评论》的‘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12月1日，《新青年》在第7卷第一号上也发表了《长沙社会面面观》一文，其中摘登有毛泽东为《新湖南》所撰写的“刷新宣言”主要内容。《长沙社会面面观》一文中还写道：“《新湖南》周刊的内容，自从第7号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请列公看他第7号刷新的宣言就知道的。”“再看它第7期的内容如何？其中精彩真是不少。最重要的如《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洋洋数千言，说得很透。又有评中国假冒新招牌的《新中国》杂志及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都是很好的。”

正是因为毛泽东主编的《新湖南》已经成为“《湘江评论》的‘化身’”、“魄力非常充足”，所以在1919年10月间，当《新湖南》刚刚出到第11号的时候就又被张敬尧查封了。

且说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召集原省学联骨干开会，再一次酝酿驱逐张敬尧的问题。他在会议上就驱逐张敬尧的意义和行动，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说：现在北洋军阀内讧，正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

毛泽东当场布置了如下3项任务：

一、尽可能策动各校教职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学生的驱张运动。

二、由学联会长彭璜及商专代表李凤池等人去上海，作反张宣传，并联络省外的驱张力量共同行动。

三、积极恢复学联，做好由爱国运动转入驱张运动的准备。

1919年10月初，正当毛泽东忙于发动驱张运动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弟弟毛泽民寄来的一封特急家书，说是母亲已经病危了，盼速归。他心急如焚，急忙安排好工作，带了在长沙读书的六弟毛泽覃，昼夜兼程奔回韶山。

此前在家侍奉双亲的除了毛泽民和王淑兰夫妻、小妹毛泽建，还有一个女孩子，她就是毛泽覃的未婚妻赵先桂。

赵先桂于1905年9月5日出生在湘乡县凤音乡一个殷实富裕之家，比毛泽覃大20天。赵先桂的父亲赵蕊香亦农亦商，在乡镇开了一个“吉春堂”大商号，有几个铺面，买卖兴隆。赵蕊香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素有生意来往，毛顺生常常借用“吉春堂”的纸票。毛、赵两家还有一层姻亲关系，就是赵蕊香的姐姐嫁给了毛顺生的妻兄文玉瑞。还在毛泽覃和赵先桂出生之前，两家老人就指腹为婚，要来个“亲上加亲”。结果两家非常如愿，毛家生了个儿子，赵家生了个女儿，于是就把这对小儿女的婚事给定下了。赵先桂7岁入学读书，13岁就读于文运昌门下。毛泽民和王淑兰看母亲病情加重，父亲亦有病在身，实在忙不过来，就让赵先桂来家中帮助侍候老人。

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嫁到毛家时，毛泽东还正在长沙读书。她于1896年2月5日出生在湘乡县金石乡安乐村刘家湾的一个贫苦家庭里。因毛泽民排行老四，毛泽东按照湖南的习俗，就称呼她“四嫂”。

当毛泽东赶到上屋场时，年仅53岁（差4个月）的母亲已经入殓两天了。毛泽民告诉他说：母亲是在10月5日去世的，病因还是淋巴腺炎。母亲在临终前还不住呼唤着他和六弟的名字。

毛泽东心如刀绞，泪如泉涌。他整天对着暗淡的油灯，一直守候在灵前，回忆着慈母的件件往事，对母亲的思念和缅怀一直萦绕在心中。

10月8日晚，毛泽东在母亲灵前席地而坐，痛定思痛，文思泉涌，面对孤灯，写出了一篇如泣如诉的《祭母文》：

呜呼吾母，遽然而逝。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亲友至爱。

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賫。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必秉悃忱，则效不违。

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

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则虽隳，灵则万古。

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挚大端，置其粗浅。

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尚飨。

毛泽东写罢，又作泣母灵联两副，其一是：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其二是：

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后来，协助毛泽东办理丧事的表兄文运昌、堂兄毛宇居分别将毛泽东撰写的《祭母文》和挽联抄录珍藏起来。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将抄本作为文物献给了政府。

且说毛泽东细心料理了母亲的丧事，心里还牵挂着正处于发动阶段的驱张运动，仅仅等到母亲过了“头七”，便含泪忍痛带着生病的父亲毛顺生和堂伯父毛福生，带着六弟毛泽覃和跟他一起到长沙求学的赵先桂，离开了家。

回到长沙后，他在写给同窗好友邹蕴真的一封信中，再次高度赞扬了母亲的“盛德”和“高风”。他写道：

“世界上共有3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亲正是这第3种损己而利人的人。

逝者长已矣！母亲毕竟是无可挽留的走了！毛泽东特别珍视身边的二位老人，他特地和父亲、堂伯父、六弟毛泽覃一起到照相馆合了影，作为永久的留念。

10月22日，毛泽东同湖南省教育界同仁1272人联合署名，发出了一个公启，揭露张敬尧派其私党操纵改选、控制省教育会的内幕，反对张敬尧摧残湖南的教育事业。

1919年11月，向警予、蔡畅等人在长沙发起并组织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提出了“实行妇女解放！劳工神圣！工读神圣！”的口号。

毛泽东积极支持女子赴法勤工俭学，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给向警予的一封信中说：

“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

11月8日至10日，湖南《大公报》在“要闻”前面的最显著位置，刊登出一则“本报特别启事”，启事中说：“本报忝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此布。”

自此以后，毛泽东就利用《大公报》与《女界钟》等报刊发表文章，进一步揭露张敬尧的反动统治，抨击腐败的社会制度和封建迷信，扩大民主与科学方面的宣传。

11月16日，在毛泽东领导下，原省学联的骨干分子召开大会，重新组建学联。大会发表了《重组宣言》，指斥张敬尧控制周南女校的湖南政府：“植党营私，交相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转，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民命，蹂躏民权。置人民于何有之乡，唯一己之骄奢是纵，长此以往，后患何堪！”

11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长沙与41名新民学会会员集会合影留念。这幅照片至今在网络上可以查看。第1排6人全是女会员，左起：李思安、周敦祥、陶斯咏、魏 璧、劳君展、贺延祜；第2排中间有几位教师，左二为蒋竹如（女）、左四为周世钊、左五为黄胜白（醒）、左八为罗宗翰、左九为钟 秀、左十为张 怀；第3排左一为易 克、左五为陈书农、左六为彭璜、左七为熊瑾玎、左八为何叔衡；第4排左三为唐耀章、左四为陈纯粹、左五为钟国陶、左六为喻 恒、左九为夏 曦；第5排左二为任寿鹏、左三为李云杭、左四为毛泽东、左五为熊梦飞、左六为匡互生、左八为萧清野。

从11月16日开始，一直到后来的28日，毛泽东就长沙城内发生的为反对包办婚姻新娘子赵五贞在花轿内自杀这一惨痛事件，向封建礼教发起了新一轮猛烈攻击。他在长沙《大公报》上先后发表了《对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社会万恶”与赵女士》、《赵女士人格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等9篇论述婚姻、家庭压迫和社会罪恶的论文及杂感。他还在《女界钟》讨论赵女士自杀问题的特刊上，发表了《女子自立问题》一文。

毛泽东在这一系列文章中，集中抨击了中国的封建礼教和旧风俗。他还写道：

“不自由，毋宁死。雪一般的刀上面，染红了怪红的鲜血。柑子园尘秽街中被血洒满，顿化成了庄严的天衢。赵女士的人格也随之涌现出来，顿然光焰万丈。”

他激励人们向黑暗的封建社会发起猛烈冲击，并振聋发聩地反诘道：“你在哪里看见有男子贞节牌坊吗？”

毛泽东坚持反对在任何条件下的自杀行为，他写道：“与其自杀而死，毋宁奋斗被杀而死。”

11月下旬，省学联召开社会各界代表会议，决定于12月2日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

1919年12月2日，长沙工人、学生、教职员、店员约万余人，高举“民众联合”、“抵制日货”、“打倒奸商”的旗帜，如期在教育会坪举行了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

张敬尧为了向日本人献媚，令其身为参谋长的四弟——号称“四帅”的张敬汤，及其义子张继忠，骑着高头大马，率领1营士兵和1连大刀队，前往教育会坪镇压。

正当学联负责人和各校代表先后讲演焚烧日货的意义之时，张敬汤率领人马冲进了会场。张继忠指挥部下把守着会场大门及四周，张敬汤趾高气扬地登上了讲台，开始向学生们训话。他高声说道：

“你们没有教育经费，张督军拿出钱来办学堂，让你们念书，你们不晓得感恩，反而来瞎胡闹。你们聚众游街，沿途抢劫。你们有书念了，为什么还要到外面来瞎胡闹呢？为什么要来当土匪，抢人家货物，扰乱秩序？放火烧东西，就是土匪；男学生是男土匪，女学生是女土匪。对土匪还要讲理么？”

说罢，他对着张继忠一挥手：

“打啦，办啦，这就是道理。”

张继忠一声令下，几百士兵蜂拥而上，用刺刀对着学生的胸膛，边殴打边驱散。

张敬汤又叫兵士把在台子上演讲的人拖下去，“批颊辱骂，并强令下跪谢罪。”

在士兵们凶残的殴打和驱赶中，学生和群众“至伤十余人”，准备焚毁的那些日货也被他们搬走了。

“一二·二”焚毁日货活动不但没有成功，众多学生和群众反而受到张敬尧弟兄如此侮辱，长沙各界人民被激怒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召集学联负责人和一些学生代表开会。他在会议上说：

“张敬尧已经陷于四面楚歌之中，这次压迫爱国运动，更是引火自焚。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坚决把张敬尧从湖南赶出去，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湖南3000万人的生命。”

12月3日下午，毛泽东、蒋竹如、周世钊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和省学联骨干，先后来到白沙井枫树亭，集聚在原一师校长易培基家里开会。易培基和大家一起研究形势，商讨对策。毛泽东在发言中说：

“湖南人民对张敬尧恨之入骨，青年学生及教育界人士已经忍无可忍了，驱逐张敬尧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张敬尧劣迹昭著，驱逐他还可以得到全国舆论的支持。直、皖两系军阀勾心斗角，矛盾重重，驱张有矛盾可以利用。本来直系军阀吴佩孚在进攻湖南时颇有功劳，结果湖南省长兼督军的宝座，却落到了皖系张敬尧的手中，而吴佩孚的部队只能驻在衡阳，冯玉祥的16混成旅只能驻在常德。冯玉祥一直标榜民主政治，要树爱民新风，他对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极为不满。

张敬尧这次镇压反日爱国运动，侮辱学生，更是引火自焚。因而当前是驱张的大好时机。平时大家都赞成爱国，都赞成改造社会，现在是到了实际行动的时候了！”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决定：立即开展驱张运动，动员和发动全省各类学校总罢课，继续举行游行和演说。

12月4日，新民学会会员和长沙各类学校师生代表在楚怡学校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新民学会执行委员长何叔衡主持。

何叔衡根据毛泽东和他事先商量好的意见，说明了驱逐张敬尧的意义和策略，并提出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教师一日不受聘”的口号。

会议决定：立即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郴州、广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争取社会各界广泛同情和支持。

12月6日，第一师范、商专、楚怡、周南等学校率先罢课。

不到一个星期，长沙全部专门学校、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都实行了罢课；73所学校的1200多名教职员也宣布总罢教；省学联代表长沙13000名学生向全国发出通告，誓言：“张敬尧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回校。”

就在这12月上旬，各路驱张代表团也分头出发了。何叔衡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衡阳，彭璜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上海，毛泽东则率领100多人的代表团前往北京。

李振翩作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代表，跟随毛泽东进京。

正是：张毒祸湘似豺狼，批颊罚跪太荒唐。

自古可杀不可辱，学人一怒誓驱张。

欲知毛泽东到北京如何作为，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双亲中最敬爱他的母亲，那一篇如泣如诉的祭母文和两幅祭母联以及他那一句“世界上共有3种人”之说，是对母亲最好的报答和纪念。有道是“忠孝不能两全”，大孝而难以顾家者如毛泽东，堪为世人之楷模！

第4章 1919年12月—

“不要老是坐而论道，要干就干。”

话说毛泽东率领赴京驱张代表团来到汉口，安排好一行人住宿，径直来到恽代英处。两位神交已久的战友一见如故，抵掌夜谈。恽代英告诉毛泽东说，他和武昌进步青年正在筹办一个传播新思想的书社，这个书社以“利群助人，服务群众”为宗旨，名字就叫“利群书社”。毛泽东对恽代英的计划十分赞赏，连声称好。他和恽代英就“利群书社”创办后如何发行进步书刊，如何广泛联系工人群众，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恽代英对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也十分关注和支持。毛泽东将《驱张宣言》交给恽代英，请他代为宣传。恽代英马上将《驱张宣言》交给互助社的成员们，让他们广为散发，联络湖北学生支持驱张运动。

恽代英还积极组织武汉进步青年，召开声援湖南驱张运动大会；他又派人协助毛泽东率领的驱张运动代表团，一举查获存放在武昌鲇鱼套车站内、由反动军阀张宗昌私下为张敬尧偷运的鸦片种子，并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张敬尧的丑恶嘴脸。

在此期间，毛泽东在一家旅馆门口遇见了一个衣衫单薄、形状十分狼狈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就是年仅17岁的许志行。毛泽东看着眼前的这位年轻人，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可两人一搭话，彼此间的语言都不大听得懂，他们只好用笔交谈起来。

原来许志行本姓潘，1902年5月21日出生于江苏省吴县洞庭东山北望村，7岁时，随父母迁居浙江海宁袁花镇；11岁那年，因家境破落入赘于许家，改名为许志行。此时他高小还没有毕业，家人就把他送到嘉兴一家酱园里当学徒。因为他不愿做奴隶式的学徒，经常反抗老板的压迫，不到两年就被赶了出去。家人又将他送到上海闵行一家酱园里当学徒，因不堪忍受老板的打骂，不久就逃回了家中。隔了年余，家里又把他送到长沙一个亲友家里，托人介绍在一个五金玻璃店里当学徒。这年正值五四运动爆发，许志行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愈发不愿意做奴隶式的学徒了。他一心想继续求学，因此进店不到3天就偷偷地跑了出来，身上没有一个钱，只好沿着长沙到武昌的铁路线徒步到了汉口。

毛泽东非常同情许志行的遭遇，便劝慰道：

“想读书是好事，但是年纪轻轻流落在外是不好的。”

他还表示愿意帮助许志行回到浙江去，可许志行却说：

“我是不能回家了，先生最好能帮助我介绍一个自谋生计的工作。”

毛泽东说：

“我自己在这里也是过路客，就要上北京去了，不好为你介绍工作的。”

他劝许志行暂时忍耐一下，回家安心等一些时日，待他到北京办完事回到湖南，一定设法帮助他出来继续求学。许志行觉得毛泽东很是恳切，便听从了他的劝告，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了毛泽东。

转眼间，代表团在汉口已经停留了将近10天。这些天毛泽东虽然因紧张繁忙而感到有些疲劳，可他依然处于临战前的亢奋状态。就在将要离开汉口的这天夜晚，征人面对着良宵夜月，激情满怀；雄鸡已经停止了啼叫，东方也露出了曙光，告别了朋友，又该上路了，他挥笔写出了一首《归国谣》：

今宵月，直把天涯都照彻。

清光不令青山失，清溪却向青滩泻。

鸡声歇，马嘶人语长亭白。

1919年12月中旬，毛泽东带上将要回家的许志行，率领驱张代表团，从汉口到了上海。他们此次绕道的目的是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徐特立、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葛健豪、张昆弟等人送行。

在这一支赴法勤工俭学的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年龄最大的是蔡和森与蔡畅之母、55岁高龄的葛健豪老人，其次是43岁的徐特立先生。在他们一行离开长沙前，湖南《大公报》记者曾专门发了一则报道，报道说，在赴法留学的人员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一位是蔡君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年纪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做工。”

这一支赴法队伍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向警予、蔡畅、葛健豪为代表的湖南先进女性，终于冲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投身到赴法勤工俭学的运动中来了。

葛健豪老人后来在1923年归国，1925年在长沙创办平民女子职业学校，自任校长。而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张昆弟则是在1921年12月底就回了国。1922年春，张昆弟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被李大钊派往正太路任特派员。从此，他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1925年9月18日，张昆弟在河南省总工会的成立大会上，被选为省总工会委员长。大革命失败后，张昆弟转移到天津，任北方局和顺直省工委书记。1931年5月，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达湘鄂西苏区，任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秋，张昆弟在肃反中被诬陷为“反革命”，秘密杀害于洪湖县瞿家湾，时年38岁。此乃英烈后事，笔者不得不在此交代清楚。

且说毛泽东率领代表团到达上海后，入住在“环球中国学生会”。此时的他才得知蔡和森一行赴法启程日期推迟了，因驱张急务在身，不能在上海久呆，于是就给许志行买了一张回浙江的火车票，率领代表团离开上海，继续北上。

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在车站受到了邓中夏和正在北大学习的罗章龙及其他新民学会会员10余人的热烈迎接。

毛泽东一行被安置在北长安街99号一个叫福佑寺的大喇嘛庙里。安排已定，众人落座叙话，说起自北京分别后彼此的情况，都十分兴奋。罗章龙还向毛泽东介绍说：在1919年10月16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举行第一次研究期满仪式，他和毛泽东等32人获得了听讲半年的证书，谭平山、杨亮功等23人获得了听讲一年的证书；会长蔡元培还在期满仪式上发表了演讲。

此时，邓中夏和罗章龙二人都住在曦园，毛泽东后来每隔三五天都要到曦园去和邓中夏、罗章龙会面，他们一谈就是大半夜。

且说毛泽东送走邓中夏、罗章龙等人，立马去看望李大钊。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他向李大钊介绍了离别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还介绍了《湘江评论》的开办过程及湖南正在进行的驱张运动。李大钊告诉他说，北京现在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向他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和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等。

12月19日，毛泽东和湖南省城各校教职员代表罗教铎、杨树达、朱剑凡、罗宗翰等人，一起商谈草拟准备递交给总统的控诉张敬尧种种罪行的联名呈文。他们在呈文中首先写道：“我国今日要务，莫急于国强，而国强根基莫要于教育。”

接下来，呈文列举了张敬尧的十大罪状：

一是连年以来，纵兵殃民，烧毁房屋，劫掠财物，强奸妇女，杀人如麻，造成人民流离转徙，死不能葬，生无可归，以致农不得耕，商不得市。

二是操纵银行，变相搜刮，致使湘民往日之现金，既悉被吸收，所藏之纸币，又尽遭废撤，金融枯塞，无以为生。

三是盗押厂矿，勾结日美拍卖纱厂，买断湖田，致使公私破产，恢复无期。

四是破坏烟禁，勒民种烟，致使烟害无穷。

五是扣减教育经费，摧残教育，驻兵各校，侵占房屋，毁损仪器，致学生无校可入，无学可求。

六是军队犯罪，以无辜湘民抵戳，并暗杀公民，身蹈刑律。

七是查禁报刊舆论，致使言论自由，扫地以尽。

八是破坏盐法，目无中央，擅运私盐，乱收盐税，致使盐价骤涨，小民食淡。

九是勒索城乡绅民银两，勒捐军米民粮，加收田赋，坐收厚赃。

十是伪造选民改选省议会，伪造民意，破坏团体，供一己利用。

呈文最后提出：“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因此强烈恳求“以张敬尧摧残教育，迫恳撤惩，以全教育而纾民害。”

毛泽东虽然是公务在身，可他心里还时时惦记着恩师杨怀中先生。一草拟完呈文，他立即就去看望恩师，待到了杨宅，这才知道杨怀中先生病倒了，而且病情十分严重，不得不住进了北京德国医院。他又急匆匆赶到医院病房里，见杨怀中先生明显地消瘦了许多，只是精神尚好。杨怀中先生见毛泽东来了，他那憔悴的脸上终于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

杨开慧告诉毛泽东说：她和哥哥轮流守候在父亲的病榻之侧，悉心照料着父亲。她还为父亲读书读报，每期《新青年》是必读之物，自己从中也汲取了许多新思想、新道德。

此时的杨开慧身材苗条，圆脸庞，皮肤白皙，愈发漂亮了。一对恋人在分别大半年之后重逢在北京，各自的情愫实在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压抑在心头的爱情火花一下子迸发了出来。此后毛泽东一有空就到医院和杨开慧一起侍奉先生。

有一天，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去福佑寺看望毛泽东，她发现毛泽东晒在竹竿上的一件白衬衣破了，便取下来为他缝补。向振熙眼见得女儿如此关心体贴毛泽东，便把这一细节视作二人的“定情”标志。她一回到医院，就高兴地告诉杨怀中说：

“开慧帮毛先生补衬衣了，她还从来没补过衣服呢。”

深受病痛折磨的杨怀中先生闻听此言，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2月21日，在邓中夏，罗章龙等朋友的鼓动下，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了慰劳湖南教育代表团大会。

12月22日，毛泽东为了揭露张敬尧的罪恶和宣传驱张运动，同张百龄等人一起在福佑寺组织了平民通讯社。由毛泽东任社长。

从这一天起，平民通讯社发稿分送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汉口、长沙、衡阳等各地报社，将张敬尧的罪行和各地驱张运动消息，广泛昭示于天下。毛泽东在北京领导的驱张活动成了湖南驱张运动的中心。

据有关史料记载：平民通讯社就设在福佑寺那几间没有任何供暖设施的正殿里，这里既是毛泽东的写作间，也是他的卧室，还是他曾经自豪地称为“平民通讯社”的印刷车间。他阅读和写作的办公桌就是原来的那张长条形香案，睡的是在殿角处临时搭起的一张简易床铺。白天，他由福佑寺旁门出入，四处奔走；晚上，他就在正殿里编写和审阅、印刷和分发稿件。每日发出的一百五十余件文稿，他都要一一过目；有些重要文稿如各界向政府提出的请愿书等等，则是由他自己亲自撰写的，直至干完了一天的工作这才上床休息。

后来，驻衡阳、上海等地的驱张代表团主办的《湘潮》、《天问》等周刊相继出版，平民通讯社还直接给这些周刊发送了大量稿件，毛泽东也为它们撰写了不少文章。

尽管毛泽东如此繁忙，可他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眼前往往会闪现出在汉口遇见的许志行的那双期盼的眼神。在一天深夜，他终于提笔给许志行写了一封信，并把新出版的宣传新文化的一些小册子整理了一下，连同信一起寄给了在浙江的许志行。

且说12月23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成员，将控诉张敬尧的联名呈文递交给总统府和国务院及教育部。

12月24日，驱张代表团12名代表求见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徐世昌和靳云鹏皆托词不见，仅派一名教育次长出面敷衍。代表们无功而返。

毛泽东为了给当局施加压力，和代表团成员们一起在京奔走呼号，广泛联络湖南在京学生、学者、议员、社会名流和绅士，宣传驱张运动。

12月28日，毛泽东出席了驱张代表团在前门外湖南会馆召开的同乡会，参加集会的同乡有学生，有学者，还有工商界、教育界、新闻界、女界、绅士界、政界议员等1000多人。驱张代表团成员报告了驱张运动的形势，并和其他各界人士控诉了张敬尧的罪行，表示了驱张的决心。

北京《晨报》记者详细报道了同乡会的盛况。报道中写道：

“湖南来京请愿的代表刘敏君，报告张敬尧督湘以来摧残教育之实状。次由女代表李思安女士，列举张敬尧蹂躏湖南之罪恶，声泪俱下，在座之人，无不愤懑填膺，怒形于色。

李思安女士说：

‘以世界列国论起来，中国的地位为最弱。以中国各省论起来，湖南的地位为最苦。南北战争所受的残酷还不算，还要受张敬尧的摧残。我们湖南人，真正是该当蹂躏呀！该当受罪呀！该当死呀！想到此等情形，痛恨无比。恨不得马上死了才好，免得再到湖南去，受那种惨无人道的活罪哩！’”

大会请在场的湘籍议员，签字担保驱张。与会者群情激愤，议员们见大门紧闭，“会场不准先出，在场之议员见无可脱，乃书：‘担任驱逐张敬尧完全责任，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湘民’云云。”

大会议决了一份通电，在全国范围内公布张敬尧的各种罪状；其中包括将张敬尧交由国民公判等5项决议的内容。大会还决定设立旅京湖南各界委员会为驱张机关，推定了委员会委员20余人。

12月31日，毛泽东与彭璜、张百龄等14人，以湖南旅京公民的名义，就张敬尧违禁运烟一事上书国务院，揭露张敬尧到湘后大开烟禁并劝民种烟。要求国务院“速即呈明大总统，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

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安街99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看望毛泽东。他在桌子上发现了一本毛泽东研读的《共产党宣言》节选本，还有各种有关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及报刊。

原来此时的北京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政治空气更加活跃，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趋广泛。促成这种局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早在1919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宣言还说：“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宣言发表后，一直被中国反动政府严密封锁，现在终于公布出来了，社会各界人士反映十分强烈：全国31个社会团体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感谢电，报纸杂志介绍俄国革命和宣传、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也日益增多，有些进步报刊还摘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部分章节，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简要传记；同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相继成立，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热潮。

毛泽东在这样的形势下来到北京，有了更多的机会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利用驱张活动之余暇，同正在北大秘密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密切联系，搜寻和研读了许多介绍十月革命的书刊及所能借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

再说1月8日，毛泽东和邓中夏与在京的湖南“辅仁学社”部分成员在陶然亭聚会，尔后，众人来到慈悲庵前的大槐树下，合影留念。

就在这1月间，毛泽东由王光祈介绍，加入了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

这位王光祈是毛泽东刚到北京后不久就新结识的一个好朋友，字润玙，笔名若愚，1892年出生于四川省温江县。他的祖父是清末著名诗人，父亲早逝。此后他家境衰落，生计日艰，1918年6月在中国大学毕业后，先后任成都《群报》、《川报》驻京记者。在和李大钊、周太玄、曾琦等筹备少年中国学会之初，他被推举为筹备处主任。

少年中国学会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成为五四运动以后的著名社团，其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其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的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赵世炎、黄日葵、田汉等人，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

有一次“少年中国学会”在愚生家中讨论“工读互助”问题，会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发表了不少议论，诸如穷学生半工半读要取何种办法？是只能自修还是也可以进入学校学习？半天做工，选择那种工作才合适？议论来议论去，结果是不了了之。毛泽东早就听得不耐烦了，他说：

“不要老是坐而论道，要干就干。很简单嘛，你们诸位把换洗衣服拿出来，交与我去洗，1个铜子1件，无论大件小件，一样价钱，3天后交货拿钱。”

大家见他这般说话，竟无一人搭言。愚生的太太在旁边打趣说：

“我才不交与你去洗咧！你们斯文男子，是洗不干净衣服的！”

王光祈看看毛泽东，生怕他难为情，就搭话道：

“你明天就拿我的换洗衣服去试洗一下，看你洗得干净么？”

毛泽东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第二天他还真的将王光祈的衣服拿去洗了。

自此以后，毛泽东长时期和中国少年学会保持着联系。在1923年5月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上，还有“收毛泽东第3年会费2元”的记载。

且说在1月15日，毛泽东去胡适家里谈自修大学事。

据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关于这次会面，胡适在1951年5月读到萧三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时，因其中两次提到毛泽东在湖南组织“自修大学”，便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学’见于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

1月中，杨怀中先生的病情愈发严重了。毛泽东赶往医院探望恩师。杨怀中先生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示意毛泽东坐在他的病榻边，用颤抖的手从身上掏出一块怀表，递给毛泽东，说：

“润之，这块表跟我多年，送给你，作个纪念吧。你和开慧的事，我全知道。我就把她托付给你了。开慧年轻幼稚，你要多照顾她。”

“老师、师母，请放心！”

毛泽东强忍悲痛，站起身来，向恩师和师母深深地一鞠躬。

杨怀中先生对毛泽东、蔡和森非常器重，他在临终前给好朋友、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方军政府议和代表章士钊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奇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月17日午前5时，一代学人杨怀中先生在北京溘然长逝。

他的灵柩停放在北京香山法源寺内。毛泽东以半子半婿的身份，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还有蔡和森、陈绍休等同学，一起在法源寺为杨怀中先生守灵。

杨怀中的夫人向振熙致电在长沙的六弟向明卿，要他到北京帮助料理杨怀中先生的后事。向明卿接到电报后怀着悲痛心情，立即启程来到北京。

向明卿少年时聪颖好学，后毕业于湖南大学的前身湖南高等农业学堂水土工程系，立志实业报国。此人为人正直厚道，好交游，亦热心教育。

1月18日，毛泽东同罗宗翰、彭璜等55人，就防止张敬尧侵吞湖南省米盐公款一事，向北京、天津、上海、湖南等地的湘籍知名人士和群众团体发出快邮代电，代电中说：

“在张贼未去湘乱未宁以前，只可暂归湘绅保管，不得变动。俟湘事平定后，再由全省民意公决用途。”

1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毛泽东、陈绍休、彭璜等湖南各界公民代表给北京政府总统、国务院总理的呈文：《乡人控张敬尧十大罪》。

1月22日，毛泽东与蔡元培、章士钊等29人联名在《北大日刊》上发布杨怀中先生病逝讣告。

毛泽东并发表了为恩师撰写的挽联：

忆夫子易帻三呼，努力努力齐努力；

恨昊天不遗一老，无情无情太无情。

他还与蔡元培、章士钊、黎锦熙、杨度、朱剑凡等8人发了一则启事，启事中说：

敬启者，湖南杨怀中先生，于本年1月17日午前5时，病殁于北京德国医院。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同人等闻其逝世，相与悼惜。先生既无意于富贵利达，薪资所储，仅具薄田数亩，平日生计，仍恃修俸。殁后遗族，尚无以自存。同人等拟对其遗族，谋集资以裨生活，积有成数，或为储蓄，或营生产，裨其遗孤子女，略有所依恃。伏冀诸君子知交，慨加赙助，此则同人等所感盼者也。诸维亮察不尽。

蔡元培 章士钊

朱剑凡 毛泽东 同启

范源濂 杨度

黎锦熙 熊崇煦

蔡元培又与马寅初、胡适、陶孟和4人另发了一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赠。

1月25日，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参加了杨怀中先生的追悼会。

上午8时许，北京大学小礼堂里哀乐阵阵。蔡元培校长胸缀白花、臂带黑纱，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庄严宣布杨怀中先生追悼大会开始。

身材修长、一派学者风度的青年毛泽东，毕恭毕敬地向灵堂正中的杨怀中先生遗像三鞠躬，展卷宣读由蔡元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黎锦熙、毛泽东等29人联名撰写的《治丧词》，深切悼念令人钦敬的伟大教育家、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

此时的毛泽东可以说是祸不单行，正在他忙于操办恩师杨怀中先生的后事之际，又从湖南老家韶山传来了一个惊人噩耗：年仅50岁（差9个月）的父亲，因患急性伤寒病已于1月23日病逝了。他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并没有立即回家奔丧，因为此时的驱张运动已经到了节骨眼上，他把无限的悲痛和对父亲的哀悼深深地埋在心里，给在韶山的大弟弟毛泽民写了一封信，嘱咐他操办好父亲的后事，支撑起那个即将瘫痪的家。

1月28日，毛泽东和湖南公民、教职员、学生3个代表团及部分北京学生，为要求撤惩张敬尧，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国务院门前请愿。

上午12时，3个代表团的成员们及北京学生打着写有请愿内容的旗帜，分别从前门、后门、西华门3个出发地来到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请愿队伍前面的3面大旗上分别写着：

“请政府速即撤惩张敬尧”、“代表三千万湘民请愿”、“与张偕亡”。

后面还有数十面旗帜上写着：

“围焚株醴的张敬尧”、“勒种鸦片的张敬尧”等等。

毛泽东是湖南公民代表团中的首席代表，以他为首的6人被推举为3个代表团的总代表，声明非要见到靳云鹏讨个说法不可。

毛泽东等人在国务院门前等了许久，也没有见到靳云鹏，他们愤而转至棉花胡同靳云鹏的私宅前，“效秦廷之哭”。靳云鹏托词不出，由其副官长于化龙接见了毛泽东等人。6位代表痛陈张敬尧祸湘十大罪状，要求靳云鹏当众宣布解决办法。

靳云鹏传出口信，诈称他将于“明日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在下星期四请代表们再到靳宅听候答复。

1920年2月5日，毛泽东等6位总代表兴致勃勃地依约前往靳云鹏的私宅听候答复。当他们一行来至棉花胡同，却看见那里早有大量兵警设了防，不但阻住了他们的去路，而且还把整个街道和靳宅也围了个严严实实。无论毛泽东等人如何解释，那些兵警就是不让通行，别说是去见靳云鹏的面，就是连靳宅也别想进去了。毛泽东等人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受了官僚们的骗，上了靳云鹏老贼的当了。

此时毛泽东主持的驱张运动的阻力，不但来自北京政府方面，而且还来自于社会方面。在北京与驱张运动相对抗的，是由一些反动官僚、绅士和所谓“社会名流”拼凑起来的“旅京湘事维持会”及“湖南旅京界联合委员会”，这两个被张敬尧用金钱收买的保张团体，打出了拥护张敬尧的旗帜，千方百计与驱张运动相抗衡。

时人有诗单道这执政者之奸诈可恶：

嫩姜不如老姜辣，官家从来多狡黠。

请看今日庙堂上，羊头狗肉高高挂。

欲知驱张运动能否成功，请看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路遇狼狈不堪、言语不通的小青年许志行，以笔谈相交，仗义扶困。他一诺千金，终生实践。自此以后，每每一有机遇，从未忘记这位小朋友，提携他，教育他，终于使他成为一个有益于中国教育事业的人才。能济天下者不以事小而不为，毛泽东是也。他和许志行的轶事，在后面的大传中还多有提及，请读者诸君慢慢鉴赏。

第5章 1920年2月—

“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

话说杨怀中先生逝世后，给一家人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夫人向振熙和儿子、女儿失去了精神支柱及经济来源，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回湖南板仓老家去。蔡元培为使杨怀中先生的灵柩沿途能顺利通过，特地写了一个手札给北大文牍科，要求他们速速办理运送杨怀中灵柩的护照。

1920年2月初，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哥哥杨开智、六舅向明卿等人扶柩南下，将杨怀中先生的遗体安葬在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下屋。

杨开慧在父亲生前好友李肖聃先生的关照下，进入湘福女中选修班读书。李肖聃的女儿李淑一很快就成了杨开慧的好朋友。

湘福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学生要读圣经、做祷告、唱赞美诗。校长是洋牧师的夫人，她思想守旧，觉得杨开慧这个从北京来的学生头发太短，思想太新，就说杨开慧“男不男、女不女”，是一个“过激派”。此时所谓的“过激派”，往往是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一种贬称。杨开慧轻蔑地笑答：

“剪短发，是我的自由。”

李肖聃先生作为湘福女中的国文教员，自然要保护杨开慧。他向各方面解释说：

“她父亲是湖南教育界的名流，也是我的挚友。杨先生过世了，对于他的后代，望教育界诸同人多加照顾。”

李肖聃在长沙教育界也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人物，由他出面讲情，任是这位洋牧师夫人的校长，自然也不好再难为杨开慧了。

杨开慧后来在湘福女中积极地向同学们宣传民主与科学，号召进步学生冲破礼教的樊篱，走进社会。她还采取各种办法，带头不参加“礼拜”，并向同学们宣传说，宗教迷信是害人的精神鸦片。她把《新青年》、《湘江评论》送给同学们看，还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她写的《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一文，成了师生们议论的焦点。

且说1920年2月19日，黎锦熙在日记中记载：“午后，润之至，谈文化运动方法。”

此时的毛泽东，看到驱张运动遇到了这么大的阻力，知道一时半会儿还不可能取得成功，便一面坚持斗争，一面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新民学会会员的发展方向及“文化运动方法”这两个方面。

对于新民学会会员的发展，他考虑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新民学会会员在国内如何发展，一是对外如何发展。

在国内发展问题上，毛泽东对王光祈在北大组织的工读互助团产生了很强烈的兴趣。他向王光祈详细了解工读互助团的情况，对他们这一实验极为关心，还亲自到北大参观考察了工读互助团的活动。他受北大工读互助团的启发，也开始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的办学计划。他把这一计划告诉了胡适，想征求一下胡适的意见。他说：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这个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我们在工读互助团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胡适听了毛泽东的计划，建议把“工读互助团”改名为“自修大学”。他说，这样的目的是要改变那种“瞧不起做工的人”的传统思想，“打破一点轻视工人的心理”。

他对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共产的生活”，则表示反对。他说：

“我并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我以为提倡工读主义的人，与其先替团员规定共产互助的章程，不如早点替他们计划怎样才可以做自修的学问的方法。”

在此期间，毛泽东因与陈独秀、李大钊过从甚密，所以与张国焘也逐渐相识了。他和陈独秀、王光祈、张国焘等人也商讨了工读互助的问题。

在新民学会会员对外发展问题上，毛泽东由于受到李大钊的影响，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正思考着出国勤工俭学到底是去法国好，还是到苏维埃俄国好？他在与李大钊商量这件事的时候说：

“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打算组织一个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

为此，他给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的新民学会会员陶斯咏（即陶毅）的信中，也提出了他所思考的“大留学政策”的“同志的分配问题”。他在信中写道：

斯咏先生：

我觉得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同志，在准备时代，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我于这问题，颇有好些感想。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在一个人，或者还有；团体的，共同的，那就少了。个人虽有一种计划，像“我要怎样研究”，“怎样准备”，“怎样破坏”，“怎样建设”，然多有陷于错误的。错误之故，因为系成立于一个人的冥想。这样的冥想，一个人虽觉得好，然拿到社会上，多行不通。这是一个弊病。还有第二个弊病。一个人所想的办法，尽管好，然知道的限于一个人，研究准备进行的限于一个人。这种现象，是“人自为战”，是“浪战”，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经济”。要治这种弊，有一个法子，就是“共同的讨论”。共同的讨论有二点：一，讨论共同的目的，二，讨论共同的方法。目的同方法讨论好了，再讨论方法怎样实践。要这样的共同讨论，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此指学问），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这样才有具体的效果可睹。“浪战”是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效果的。共同讨论，共同进行，是“联军”，是“同盟军”，是可以操战胜攻取的左券的。我们非得力戒浪战不可。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

上述之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于今尚有一个问题，也很重大，就是“留学或做事的分配”。我们想要达到一种目的（改造），非讲究适当的方法不可，这方法中间，有一种是人怎样分配。原来在现在这样“才难”的时候，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便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有几位在巴黎的同志，发狠地扯人到巴黎去。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一些。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

我们几十个人，结识得很晚，结识以来，为期又浅（新民学会是七年四月才发生的），未能将这些问题彻底研究（或并未曾研究）。即我，历来很懵懂，很不成材，也很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外边各处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样未曾研究，一样的睡在鼓里，很是可叹！你是很明达很有远志的人，不知对于我所陈述的这一层话，有什么感想？我料得或者比我先见到了好久了。

以上的话还空，我们可再实际一些讲。新民学会会友，或旭旦学会（1920年1月成立的进步女学生团体——笔者注）会友，应该常时开谈话会，讨论吾侪共同的目的，及达到目的之方法。一会友的留学及做事，应该受一种合宜的分配，担当一部份责任，为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活动。在目的的方面，宜有一种预计：怎样在彼地别开新局面？怎样可以引来或取得新同志？怎样可以创造自己的新生命？你是如此，魏周劳（指魏璧、周敦祥、劳君展——笔者注）诸君也是如此，其他在长沙的同志及已出外的同志也应该如此，我自己将来，也很想照办。

以上所写是一些大意，以下再胡乱写些琐碎：会友张国基君安顿赴南洋，我很赞成他去。在上海的萧子暲君等十余人准备赴法，也很好！彭璜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也是一件好事！

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听说上海复旦教授汤寿军君（即前商专校长）也有意去。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好像你曾说过杨润馀君入了我们的学会，近日翻阅旧的《大公报》，看见他的著作，真好！不知杨君近日作何生活？有暇可以告诉我吗？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新来了4人，该团连前共8人，湖南占6人，其余1韩人1苏人，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已经失败了）。北京女高师，学生方面自动的活泼的精神，教职方面不免黑暗。接李一纯君函，说将在周南教课，不知已来了否？再谈。

毛泽东 九年二月在北京（民国纪年——笔者注）

2月29日，王光祈赴上海，与陈独秀等人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并通知了在北京的毛泽东。

1920年3月5日，上海《申报》刊登了陈独秀和毛泽东、王光祈、张国焘等26人联名发出的《上海工读互助简章》、《上海工读互助募捐启》，重申他们发起工读互助团的目的在于：使有新思想的男女“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组织出来，以实行那半工半读、互相协助的生活。”

后来，王光祈曾赴德国留学，改学音乐。1936年，王光祈病死于德国波恩。因本传下面很少再提及此人，所以笔者不得不在此做一交代。

且说3月10日，黎锦熙在日记中曾这样记载：“下午，润之来，久谈解放与改造事。”

3月12日，毛泽东将他所写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一文，寄给黎锦熙先生。他在此文中提出了一个驱逐张敬尧后的改良方案。在军政方面，毛泽东提出：1、废“督军”，设“军务督办”，驻岳阳；2、军队以一个师为最高额，分驻岳阳、常德、衡阳。他在信中还写道：

“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状况为善为恶，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3月14日，毛泽东给在湖南的好友周世钊写了一封长达2000余字的回信。他写道：

“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

早前承你寄我一封长信。很对不住！我没有看完，便失掉了。但你信的大意，已大体明白。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

我现极愿将我的感想和你讨论，随便将它写在下面，有些也许是从前和你谈过的。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二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

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功夫。我看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则以为很是一个问题，不但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我想：一结合同志，二在很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为它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我觉得这两样是我们现在十分要注意的。”“因此我于你所说的巴黎南洋北京各节，都不赞成，而大大赞成你‘在长沙’的那个主张。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或三次。”“并在自修有成绩时，出一本杂志。”

“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好。”

3月17日，黎锦熙先生在日记中曾记载：“灯下，润之至，商湘事善后问题，话近代哲学派别。”

3月25日，湖南公民代表、教职员代表、学生代表共45人，由毛泽东领衔，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声讨“保张团”——旅京湘事维持会。

电文中揭露“旅京湘事维持会”说：“受张多金，纠合三五数私党，为骗钱计，不惜卖乡媚敌。”“保张团”实为“卖乡党。”

电文最后重申湖南人民“以驱张除奸为志”，号召人们“秉正义人道之心，共击卖乡保张之贼”。

1920年4月7日，毛泽东到八道湾周作人的寓所，拜访了这位中国新村运动的领导人。

4月上旬，毛泽东鉴于此时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从湖南撤防北上，湘军湘人有联合驱张之势，便邀集湖南代表在景山东街中老胡同商讨结束驱张活动问题。

会议决定，在京驱张代表除了留下罗宗翰等少数人继续留在北京外，其他代表分别到武汉、上海、广东或者回长沙去，继续进行驱张活动。

毛泽东因萧子暲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此时正准备从上海乘轮西渡，赴法勤工俭学，所以便决定到上海去，一来为他们送行，二来可与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他马上变卖了自己过冬的大衣，做好了去上海的准备。

关于这次北京之行，毛泽东在十几年后曾经对斯诺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3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1920年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且说4月11日，毛泽东因经济原因，且准备于途中考察孔孟遗迹及名山、名城，便与回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继续学习的李振翩及去上海的李思安等人分了手，独自一人踏上了赴上海之旅。

后来在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描述了他此次去上海的情形：

“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可是，像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10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的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

其间，毛泽东还登临了东岳泰山，还看了孟子的出生地。他又到了梁山。这是《水浒传》中英雄聚义的地方。尔后他乘坐火车到了徐州。在徐州，他在因《三国演义》而出名的地方流连了许久，绕着徐州城墙走了一圈。到南京后，他也曾环绕着古老的城墙漫步。

毛泽东对斯诺说：

“《三国》上有名的徐州城墙，历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墙，我都环绕过一次。”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经过25天的长途跋涉，与李思安等人先后到了上海，同彭璜等会合。他们租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的几间房子里，以“湖南改造促进会”的名义，同支持“驱张”斗争的人士进行联络。

毛泽东和彭璜、李思安、张文亮等人仿照工读互助团的办法，在民厚南里试验着一种共产互助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他们轮流值班，自己煮饭，吃的大都是油盐蚕豆拌大豆煮成的饭。生活十分清苦。

毛泽东的工作是晚上指导“驱张”刊物《天问》的编辑，白天则外出去做工，一是送报纸，二是到一家洗衣店当一名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们洗烫衣服的伙计，洗衣服又脏又累不用说了，单单去为收取人家要洗的衣服和送还洗好的衣服，就要往来奔波于洗衣店、私宅和旅店之间，其辛苦程度自不待言。

就在这期间，陈绍休、熊光楚、萧子暲、刘明俨、欧阳泽、张怀、魏璧、劳君展、周敦祥等人，已分别从北京、天津、长沙到了上海；加上已在上海的彭璜、李思安，共有12名新民学会会员一边学习法语，一边候船赴法勤工俭学。

毛泽东为了给这批留法勤工俭学会员筹集旅费，不得不以同乡的名义向章士钊求援。

此时章士钊正担任着桂系军阀把持的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一职，他得知湖南同乡前往法国留学需要一些经费，便立即向上海工商界名流募捐了一笔两万元的巨款交给了毛泽东。

5月8日，毛泽东将新民学会会员召集在上海半淞园，为赴法启程日期已经临近的陈绍休、萧子暲、劳君展等部分会员召开了一个送别会。

这次送别会“完全变成了一个讨论会了”，而且“讨论很长”。“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

他们所讨论的主要是新民学会会务问题。对于新民学会今后的工作，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原则。他说，学会本身不多出面做事，而由会员个人向各个方面去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后来毛泽东曾经对“潜在”一说作了解释：“所谓‘潜在’，并不是‘不活动’，只是防止声闻过情。”

关于发展新会员问题，大家都认为今后介绍会员入会“务宜谨慎，否则不特于同人无益，即于新会友亦无益。”

讨论会确定了吸收新会员的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会议规定：新会员入会必须办理如下手续：1、有会友5人做介绍；二、必须经过评议部审查认可；三、公函通告全体人员，以昭审慎。

讨论会还提出，会友间缺少共同的研究，“主张此后凡遇会友3人以上，即组织学术座谈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习。”并要求会员之间“宜有真意；宜恳切；宜互相规过；勿漠视会友之过失与痛苦而不顾；宜虚心容纳别人的劝戒；宜努力求学。”

讨论会最后决定：委派毛泽东回长沙去，任湖南勤工俭学运动的负责人。

后来，毛泽东曾将半淞园讨论会的主要内容一一记入了新民学会的会务报告中。

且说5月9日，毛泽东穿着自己在受雇的洗衣店里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与所有在上海的新民学会会员合影留念。这幅合影照片至今在网络上可以查看：左起：萧子暲、熊光楚、李思安、欧阳玉生、陈绍休、陈纯粹、毛泽东、彭璜、刘望成、魏璧、劳君展、周敦祥。

5月11日，陈绍休、萧子暲、劳君展等6人启程赴法，他们将把半淞园讨论会的精神带往法国。有一位临别的会员，对毛泽东不能去法国再一次表示了遗憾。毛泽东回答说：

“革命不可能等到你们归来再着手。”

他站在斜坡上看着朋友们依次走进船尾的四等舱，高声喊道：

“努力学习，拯救国家。”

此后，毛泽东一直坚持着一边指导编辑《天问》，一边做工，一个月下来，洗衣服、送报纸得到的薪水也只有12块到15块，而其中的8块左右还要花费在往来的车费上。如此艰辛的工作所得到的这微不足道的报酬，使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

就在这5月间，毛泽东曾经到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党部去看望过孙中山先生。他还和廖仲恺一起探讨过政事；又多次抽时间同陈独秀会晤，讨论他读过的那些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他那组织湖南改造促进会的计划。陈独秀对他的计划大加赞扬，热情支持。

陈独秀还和毛泽东谈到，他正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后来，毛泽东和斯诺谈到他在上海同陈独秀的交往时说：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且说毛泽东是一个情感极为丰富的人，他此时的生活尽管如此清苦，工作如此繁忙，也始终难以忘怀心上人。一天夜晚，他思念着已经失去父爱独自在长沙的杨开慧，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终于披衣而起，望着窗外的寒月，一时间诗意大发，将愁苦，将思念，凝聚于笔端，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不久，在长沙的杨开慧就收到了这一阙《虞美人》，她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早已燃烧着的爱情烈焰了。

有一天，她和好友李淑一在湘福女中附近的流芳岭下散步，非常高兴地告诉李淑一说，她收到了毛泽东寄给她的《虞美人》；她还说，她愿意立即和毛泽东结婚。

这正是：革命何曾怕断头，相思浪漫一枕愁。

毛公不是苦行者，至情至性也风流。

欲知毛泽东与杨开慧何时结婚，情况如何？请诸君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和胡适谈到主张在工读互助团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并不是没来由的。本传前边已经说过，他的这种思想早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后就已经产生了；而他在上海与彭璜、李思安、张文亮等人租房试验“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的共产互助的生活体验，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18年去北京之前就有了“人人平等”的“新村”生活经历。后来在战争年代的那种战时共产主义生活，更加坚定了他的这一信念。可以说，“共产的生活”思想和愿望贯穿于他一生之中。在他认为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还是要这样做的。到了二十世纪50年代后期，当人民群众发明吃大食堂之时，他是那样由衷地赞赏，正是“共产的生活”理念在新的条件下的自然延续，而决不是突发奇想。只是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广大农村数亿农民的生活特性与军队的战时共产主义生活有着巨大的差别罢了！

第6章 1920年6月—

“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

话说在1920年6月7日，毛泽东鉴于上海工读互助团在社会黑暗势力的压迫下已经失败的教训，给在北京教育部工作的黎锦熙先生写了一封信，他说：

“工读互助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同住者都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即往。”

“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方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说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

“先生及死去的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可惜我太富感情，中了慨慷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改变也很不容易改变，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啊！文字学、语言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

6月11日，湖南省省长兼督军张敬尧率部逃出长沙城，谭延闿率军进驻湖南。

原来在5月间，直系军阀吴佩孚部由衡阳北撤，谭延闿、赵恒惕在吴佩孚的默契下，率部跟在后面，步步进逼长沙。毛泽东在4月间已经预料到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从湖南撤防北上，湘军湘人有联合驱张之势”的局面，果真出现了。张敬尧在一片讨伐声和军事威胁面前，惶惶不可终日，匆匆逃离湖南。历时半年多的驱张运动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湖南下一步怎么办？已经成为毛泽东在新形势下思考的重要问题。为在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即湖南省自治，他立即伏案疾书，绘制着湖南未来的蓝图。

6月14日，毛泽东将他和彭璜共同起草的一份《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发表在上海《申报》上。

这个“湖南改造促成会”就是他和彭璜为寻求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而发起、由在上海的一些湖南籍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合而成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的主要内容，是要解决湖南在驱张运动胜利后向何处去的问题。宣言中说，成立促成会的目的是为了推倒武力，实行民治，为建设一个理想的新湖南而奋斗。《宣言》中还写道：

“驱张胜利后不能乐观，因为‘一张敬尧去，百张敬尧方环伺欲来’，不能‘虎头蛇尾’，换汤不换药，”“以‘去张’为第一步，以‘张去如何建设’为第二步。”“欲建设一理想的湖南，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

此后，毛泽东接连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的自决》、《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

“湖南大国也，南阻五岭，北极洞庭，三湘七泽，惟楚有材。自营食，自营衣，自营住，斥其羹馀之茶米矿，换得大洋及生活必需品。人间天上，大风泱泱，西方瑞士，东方日本，虽曰夸言乎？得吾三千万人之一齐努力，故不难致之也。”

“湖南人呵，应该觉醒了！大组织到底无望，小组织希望无穷。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个旭日曈曈的湖南共和国来！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我愿湖南人望一望世界的大势，兼想一想八九年来自己经过的痛苦，发狠的去干这一着。”

“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八九年来的大乱，都是此辈干出的营私勾当。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盘踞国中，甘心为恶，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来的枪械、饷款，训练士官，屠杀人民，与市民战，与学生战。人民处在一种半死半生的状态。”

“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100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内。”

“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也。陆荣廷也罢，唐继尧也罢，段祺瑞也罢，非湖南人，在湖南地域无正当职业之人，不得与闻湖南事。”“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有干涉者乃抵抗之。”

毛泽东还希望谭延闿、赵恒惕“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将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第一，干净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

6月28日，周世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说：

“吾兄平时，素抱宏愿，此时有了机会，何不竭其口舌笔墨之劳，以求实现素志之十一？相知诸人，多盼兄回湘有所建树，弟也主张兄回省。”

不久，毛泽东便离开上海，到了武昌，看望了老朋友恽代英。

恽代英领导的利群书社早在1920年2月间就开张营业了，这个书社已经成为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阵地。毛泽东称赞利群书社是进步青年探索真理的桥梁。他还说：

“我回湘后也要开辟一个像利群书社这样的宣传阵地。”

毛泽东与恽代英探讨了利群书社的发展方向。他们还就如何组织半工半读问题进行了研究。

1920年7月7日，毛泽东回到了长沙，稍事休息后，便去看望省学生联合会的朋友们。

7月8日，雨后的长沙空气格外清新。毛泽东身着一件薄薄的旧长衫，迈着轻快的步子来到湘福女子学校。他在选修班的教室旁边找到了杨开慧。别后重逢，两人格外高兴。毛泽东兴奋地说：

“我昨天刚回来，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先生，学了不少东西。现在形势发展很快，省学联要你去帮助工作，你看怎么样？”

杨开慧笑盈盈地连声说：

“我去，我去。”

7月9日，毛泽东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言。此颂教安

毛泽东 寄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七，九

此时湖南省学联利用驱张斗争取得胜利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开展活动，提出了废督裁兵、建设民治、普及教育等主张。杨开慧在毛泽东的启发下，一放暑假便奔走于各类学校之间，组织学生讲演队，走上街头，宣传省学联的主张。她还邀约一个同学到火柴公司借了一间堂屋作教室，为女工办识字班，并亲自编撰课文，刻写蜡板，印制识字教材。

参加识字班的女工们非常踊跃，很快由十几人发展到几百人，识字班也逐渐扩大到了9个。杨开慧的同学们为她的热情所鼓舞，前来参加教学工作的多达几十人。杨开慧的革命活动自然引起了湘福女中校方的严重不满，不久她就被学校开除了。

这杨开慧也是一个十分倔强的性格，越挫越勇，湘福女中校方的蛮横举措愈发激扬着她的斗志。她和毛泽东说起正在湖南省教育界讨论着的妇女教育、“男女同校”热门话题，她说要开风气之先，必须有勇敢者带头，她要去男子学校读书。毛泽东听了，自然是非常高兴，支持她去男子学校学习。于是，她后来很快便串连了湘福、周南两个女校的5名女同学，毅然进入岳云男子中学，成为全省男子中学里的第一批女学生。

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斗争，使杨开慧和毛泽东的爱情之火燃烧得越来越炽烈了。然而，这两个具有同样性格的年轻人的热恋，既没有一般年轻人的那种花前月下的浪漫，也没有卿卿我我的海誓山盟，两颗不平静的心反而都被矜持的外表隐藏了起来。杨开慧在《自传》中曾经这样写道：

“我们彼此，都有一个傲脾气。那时，我更唯恐他看见了我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

7月27日，毛泽东趁暑假在韶山探视家人的机会，在湘潭县发起成立了湘潭教育促进会。

这个促进会的宗旨是：倡导革新，宣传新思想，促进湘潭教育之发展。毛泽东被选举为湘潭教育促进会文牍干事。

7月30日，湘潭教育促进会举行第一次干事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份宣言书。

毛泽东在宣言中写道：

“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吾国新文化运动，随之而起。文学革新，思想解放，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然而，吾县则深闭固拒，对于外间情势，若罔闻知。思潮不能顺应，教育因而失效，教育界缺乏振作奋发之精神，若不急起直追，共谋补救，势必陷全县教育于破产状况。蔽会同人，本敬恭桑梓之心，为促进教育之计，愿与全县教育界人士交相勉励，外观世界之潮流，内审自身之缺陷，勉负职责，振起朝气，涤除旧污，大众一心，勇猛精进。”

几天后，这份《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发表在1920年8月3日、4日的湖南《大公报》上。

7月31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发表了由他撰写的《发起文化书社缘起》一文。

原来在张敬尧统治湖南的时候，公然提倡扶乩、卜卦，修建庙宇，祭祀孔圣，他本人也曾亲赴城隍庙拈香。一时间，湖南“阴风飒飒，神气沉沉”。处在这乌烟瘴气的环境中，湖南人民的思想觉悟自然难以提高。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针对这种状况，早就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当务之急。他要创办一个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式书社，在湖南掀起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回到湖南后，他曾经与何叔衡、彭璜、熊瑾玎、陈昌、陶斯咏、罗宗翰、易礼容等新民学会会员和教育界人士方维夏、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职员赵运文等人多次磋商，动员他们共同做文化书社的发起人。

毛泽东在《发起文化书社缘起》一文前面加了一个按语，按语中说：

“省城教育界新闻界同志，近日发起文化书社，为传播新出版物之总机关，实为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可省之一事。”

他在《发起文化书社缘起》一文中写道：

“湖南人在湖南省内闹新文化，外省人见了，颇觉稀奇，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湖南人了不得。其实，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不和它相干。若说这话没有把握，试问三千万人有多少人入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人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的人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

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倒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呵！什么责任呢？‘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文化书社的同人，愿于大家公负的责任中划出力所能胜的一个小部分，因此设立这个文化书社（此外研究社、编译社、印刷社亦急待筹设）。

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1920年8月2日，文化书社发起人毛泽东、彭璜、易礼容、何叔衡、王正枢等17人在楚怡小学何叔衡处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大纲共8条，其中规定：

“1、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速，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

2、本社资本金额，先由发起人认定开办费，从小规模起，依次扩大。各人投入之资本，均须自认为全社公共财产，无论何时不能取出，亦永远不要利息。

3、本社由投资人组织议事会，推举经理一人。议事会每半年开会一次，审查由经理所报告之营业状况。

4、本社在社内设立书报阅览室，陈列书报，供众人阅览。”

《文化书社组织大纲》中还规定了书社的组织机构和经营方法。

会议推定毛泽东、易礼容、彭璜为筹备员，负责起草书社议事会细则及营业细则，筹备书社成立。

8月20日，经赵运文介绍，毛泽东以低租金租定了长沙潮宗街56号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3间房子，解决了社址问题。

毛泽东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还与方维夏、何叔衡、彭璜、陈昌等人一起，联络教育界、新闻界和社会知名人士仇鳌、姜济寰、易培基、包道平、贺民范等人，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

8月22日，毛泽东等10余人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召开俄罗斯研究会筹备会，商讨研究会简章和组织。与会者一致认为，俄国的劳农政府既然有这样前无千古的大变，我们怎能不研究他的内情。

会议通过了俄罗斯研究会简章，主要内容有：

一、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有3人以上为介绍者，得为本会会员。二、本会会务：1、研究有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2、派人赴俄实地调查；3、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三、本会会费由会员自由捐助。四、会内设总干事、书记、庶务干事各1人。

众人推举何叔衡、毛泽东、彭璜、包道平4人为筹备员，继续进行俄罗斯研究会的筹备工作。

8月27至30日，彭璜在湖南《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感言》反映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共同思想，进一步扩大了俄罗斯研究会的影响。

不久，毛泽东被他原来的老师、现任湖南省教育会长兼一师校长易培基聘为一师附属小学主事，也就是校长，同时兼任一师校友会会长。

毛泽东到一师附小一上任就反对以往的专制管理制度，大刀阔斧的进行了改革。他提倡民主作风，选聘教员以才德为标准，实行经济公开，选用时文做教材。他在附小的大礼堂题写了一幅对联：

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

他还动员学生们把这幅对联刻在竹子上，便于师生们常看常诵。

毛泽东的同窗好友陈昌也是一师附小的一名教员。毛泽东和在附小读书的毛泽覃、赵先桂与陈昌一家，同住在天鹅塘青山祠一所院子内。毛泽东对陈昌的爱人毛秉琴叫大姐，陈昌的女儿陈一元自然就亲昵地称呼他和毛泽覃为舅舅。毛泽东建议两家组成一个革命大家庭，合在一处吃饭，由毛秉琴管理生活，负责做饭，而那些粗活脏活则由他与陈昌分担。

毛泽东在附属小学还认识了教英文的周谷城。周谷城比毛泽东小5岁，五四运动前在省立一中读书。学生时代他俩虽然不同校，却有着杨怀中、徐特立等几位共同的老师。现在他们同住在一个学校里，又同是教师，彼此都有好感，便多有交往。毛泽东常常在晚饭后来到周谷城住处，与他促膝长谈。

有一次，毛泽东看见周谷城的书架上有本英文版的《资本论》第3卷，很感兴趣，拿起来翻了翻，半开玩笑地说：

“你看这些书，不怕惹麻烦吗？”

周谷城愣了一下，坦率地说：

“我看该不会惹什么麻烦吧。”

从此，毛泽东对周谷城刮目相看，他也时时拿一些共产主义的小册子，送给周谷城看。

后来毛泽东被易培基破格聘任为师范部22班国文教员，他推荐由何叔衡接任了第一师范附小主事。

毛泽东在一师校务会议上提出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可以参加校务会议，学校的经济要公开，不要开除学生。他的这些意见获得了校务会议的通过。

毛泽东多次在一师举行演讲活动，动员师生们参加国民革命。周谷城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毛泽东在夏曦的陪同下，一双赤足穿着草鞋，裤管卷到膝盖以上，站在一师大礼堂的讲台上，运用手势以生动的比喻向工农群众和师生们讲阶级斗争的道理，他说：

“阶级斗争，是没有妥协没有中立的余地的。比如一条大河，你在里面游泳，老不靠岸，既不爬上这一边，也不爬上那一边，终究是要被水淹死的。在阶级斗争中，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没有中立的余地。要么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要么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而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终究是要被无产阶级消灭的。”

1920年9月初，由何叔衡任馆长的湖南省通俗教育馆，决定创办《湖南通俗报》，其主编是谢觉哉。毛泽东应何叔衡之邀，参加了《湖南通俗报》第一次编辑会议。他根据自己的办报经验，在发言中说：

“报纸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长谈空洞的大道理。”

会后，毛泽东又专门拜访了谢觉哉，给比他年长9岁的谢觉哉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以至于在30余年后，谢觉哉还能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当时“坐的地方和姿势”；他还说，毛泽东虽然说话不多，“但他那谦虚与诚恳的态度，简要的语言，给我印象很深”。

谢觉哉，名维鋆，字焕南，1884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萧家湾。

此后，何叔衡、谢觉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熊瑾玎的帮助下，对《湖南通俗报》进行了全新设计。不久，读者就从上面看到了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等方面通俗而又简洁且极具说服力的文章。

毛泽东看到这份报纸办得很有生气，便常常给何叔衡打气鼓劲。他也经常给《通俗报》写文章、寄稿子。谢觉哉觉得毛泽东的文字很优美，每有稿子来便及时地予以刊发。

后来，通俗报馆还成了毛泽东、何叔衡开展革命活动的联络站，他们常常在那里“约集新民学会会员和建党有关人员谈问题”。

且说在9月3日及其以后的5天里，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等4篇文章。

原来早在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在赶走张敬尧之后，为笼络人心，急急忙忙策划官方自治，他通电号召“湘人治湘”。其后，他又在通电中提出了“联省自治”的主张。湖南的自治主张很快引起了社会上的普遍关注，各地纷纷发表文章，支持湖南省自治。毛泽东早就提出过湖南省自治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把主要精力逐渐转移到自治运动上来了。

毛泽东在上述文章中写道：

辛亥革命以来，“9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觉醒，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22行省3特区2藩地，合共27个地方，最好分为27国。”

9月5日，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是“彻底的总革命”。俄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在于“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源，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

“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中国没有大中国建设的基础。现在全中国之政府，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由武人官僚割据垄断，政治更腐败。然而，在这当中必然要发生一种新现象，这就是在军阀的割据中，生长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因不堪军阀的垄断之苦，奋起而争自由，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10年乃至20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

“我们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27个小中国的首倡。”

毛泽东的主张立即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就在此时，毛泽东获悉七舅父文玉瑞已于9月5日这一天病逝，他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回到唐家圫为七舅父料理后事。

9月9日下午，文化书社门前挂出毛泽东特意请擅长书法的军阀省长谭延闿为书社题写的招牌，举行隆重的开业典礼。

谭延闿出席了开业仪式。毛泽东在一师的老师方维夏也以湖南教育司长的身份出席了开业仪式。

文化书社开张后，何叔衡在楚怡小学设立了一个贩卖部，后来又和好友姜梦周在宁乡创立了文化书社分社。

易礼容在1979年5月17日回忆创办文化书社时的情形时说：“文化书社……最初只有陈子博和我两个人工作，开办的经费只有20块钱，是由（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秘书）赵运文经手借来的。”

那时候，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何叔衡除了尽自己最大努力捐助外，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四处奔走求援。他和毛泽东一同去拜访长沙县开明知事姜济寰，取得了姜济寰的支持。姜济寰和毛泽东、方维夏、朱剑凡、易培基、王正枢等人先后集资3次。在个人出资中，最多的是姜济寰，3次共投光洋228元、纸洋18元、小纸洋59元3角、钱100文；长沙总商会会长左学谦一次投纸洋、铜元共200元，仅次于姜济寰。另外投资的还有毛泽东、易培基、仇鳌、朱矫、杨绩荪、方维夏、王季范、朱剑凡、匡互生、李抱一、张平子、龙兼公、易礼容、贺民范、周世钊、陶斯咏、陈书农等。其中有毛泽东光洋10元，陶斯咏光洋10元，周世钊光洋2元，朱剑凡光洋1元、纸洋9元，易礼容光洋1元，陈书农纸洋10元。

9月13日，谭延闿召开“官绅自治会议”，确定了“湖南自治会”宪法起草成员，其中有11人是省政府选派的，有一部分是省议会选派的，共同负责起草省宪法。

9月15日，俄国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文化书社召开。何叔衡宣读了研究会章程。

会议推举姜济寰为总务干事；聘请船山学社社长仇鳌为指导员；毛泽东为书记干事，负责记录及文书事务；彭璜为会计干事，驻会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仇鳌，字亦山，湖南汨罗人，早年赴日留学，毕业于明治大学；归国后襄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首倡武昌革命。后来他无意仕途，醉心于国民教育。由于他年长资深、学识渊博、思想开明、奖掖后进，故声望甚隆，为各方所敬仰。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曾多次听过他的学术演讲。

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大会还议决：除会员个人进行研究外，每星期六下午可自愿去潮宗街文化书社集体讨论；集中个人和集体的研究成果，发行一种《俄罗斯丛刊》；派代表赴京与俄代表接洽，筹备赴俄勤工俭学事宜；在船山学社开设赴俄青年俄文班，聘请上海的俄国人来湘教授。

此后，俄罗斯研究会会员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

后来在1920年深秋，毛泽东和彭璜先后介绍了16名俄文班进步青年刘少奇、萧劲光、任弼时、任作民等人，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为他们去俄国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打好基础。

9月26日，毛泽东从这一天起先后发表了7篇文章，力图在谭延闿的官方自治活动中推行人民自治。他在文章中写道：

“现在官与民都起来了，都要搞自治。但真正地自治只能由‘民’来发起，否则，这种自治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

他在文章中以俄国为例，说明人民是有参与宪法制定的能力的。他写道：

“俄国人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官也罢，乞丐也罢，要人也罢，你总有权发言，并且你一定应该发言，并且你一定能够发言。只要你将你那不应该自疑的疑点祛去，你便立刻发现你自己的重大本领和重大责任。这本领发现在你的心坎里，这责任便立刻落在你们的双肩上。”

1920年10月5日，《大公报》发表了由毛泽东、彭璜和《大公报》主笔龙兼公3人动议并起草的一个有毛泽东、彭璜、龙兼公、张平子、何叔衡、朱剑凡等377人签名的《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的提案。

毛泽东和《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张平子是同乡，交往十分密切。他们在这个提案里提出：湖南人民有参加宪法起草的权力；应该产生一个“湖南人民宪法会议”来具体主持省宪法的制定工作；制宪会议的代表由全体人民公推，每5万人产生一个代表。

10月7日，毛泽东发表了他在这次讨论中的最后一篇文章，号召长沙30万市民首先行动起来，“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

10月8日，毛泽东出席了由省教育会召开的436人参加的“第二次筹备自治运动之各界联席会议”。会议公推毛泽东担任会议主席。

会议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讨论，通过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选举法和组织法，并决定派方维夏等15人将选举法和组织法要点于9日午前，递交湖南省政府。

10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长沙各界万余人举行的自治运动请愿大会和游行示威。

参加游行示威的民众们一路上高呼着口号：“湖南自治！”、“普遍选举！”、“直接选举！”、“省长民选！”、“县长民选！”、“百姓是主人！”、“建设新湖南！”冒着大雨向督军府前进，情绪十分激昂，口号声此起彼伏。

游行队伍到达督军府后，谭延闿一看这阵势不得不接受了毛泽东、龙兼公等人起草的《请愿书》。

《请愿书》中强烈要求：从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实行直接选举法和普遍选举法；制宪会议代表不得兼任官职和军职；自治以后，湖南“宜采取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以解决政治上及经济上之特别难点，而免日后再有流血革命之惨。”这些条件自然是谭延闿不能接受的，所以在事后不久，他就断然拒绝了《请愿书》中提出的各项请求。

这正是：“一张敬尧去，百张敬尧环伺”；

毛公从来虑事高。

前门驱狼，后门进虎，

说什么“湘人治湘”？“联省自治”？

到头来还真是“换汤不换药”。

欲知湖南自治运动能否继续进行下去，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20年9月5日撰写的文章中断言：“现在全中国之政府，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由武人官僚割据垄断，政治更腐败。”“如此者10年乃至20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这是继1915年关于中日关系发展的预言和1919年关于法德关系发展的预言之后，毛泽东发出的又一个重要预言。凡是懂得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这一次又被他言中了：后来在二十世纪的整个20年代，全中国始终都处在新老军阀的割据混战之中，真可谓“大乱而特乱”。而到了30年代及40年代，这才出现了“异军苍头特起”的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这便是他所预言的而且是由他亲自领导的“彻底的总革命。”能够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如此之精确，舍毛泽东其谁也？！

第7章 1920年10月—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话说在1920年10月间，毛泽东接到了陈独秀、李达从上海寄给他的一封信和若干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以及陈独秀和李汉俊创办的《劳动界》，还有在上海正式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陈独秀、李达在信中通报了他们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要求毛泽东在湖南也建立同样的共产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原来早在1920年8月间，陈独秀在上海与李达、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沈定一、杨明斋、施存统等人共同发起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不久，邵力子、沈雁冰（即茅盾）、李启汉、沈泽民（沈雁冰的弟弟）、林伯渠、李中、袁振英等人也加入了这个共产主义组织。它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林伯渠，原名祖涵，字邃园，号伯渠，1886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省常德临澧县。1904年春，他被师范学校选送留学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1905年8月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他愤而归国，1906年在长沙振楚学堂教学并在西路公学任职约1年，1907年被派往东三省联络绿林，从事秘密反清活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回湘参加反袁独立活动，后被袁世凯通缉，1913年5月逃亡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回国后曾任湖南省署秘书兼总务科长、政务厅长等职。1917年段祺瑞非法解散国会，林伯渠参加了护法战争，担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1920年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

在10月份，俞秀松等人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指导下，又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据李达回忆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邀约各地共产主义者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决定：“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

就在这10月间，北京的李大钊和张申府、张国焘等人在他北大的办公室里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后来在11月间，高君宇、邓中夏等人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再说毛泽东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委托和影响下，与何叔衡等人立即着手筹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首先在湖南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的进步学生中寻找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对象。毛泽东还将周世钊邀至文化书社，拿出陈独秀、李达的来信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给周世钊看，并要他也积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湖南教育会举办了一个“学术讲演会”，邀请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张东荪等人及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来长沙讲演。长沙《大公报》为了报道这次讲演活动，特邀毛泽东到场作了记录。

据《大公报》记载：毛泽东记录的蔡元培的讲演稿共有两篇，一篇是《对于学生的希望》，一篇是在周南女校讲的《美术的价值》。毛泽东还为《美术的价值》写了一段“记者按”，他写道：

“蔡先生的话，有好些听不清楚。此篇所记，只其大略。开首两段，是周世钊先生记出交我的。”

罗素在演说中俨然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可他又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俄国革命。他说，为了避免引起阶级之间不必要的冲突，我们应当放弃阶级斗争。他主张用教育手段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罗素的言论在新民学会会员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到底是按照列宁党的榜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还是按照罗素的主张建立一个改良党？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还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这两个问题成了大家讨论的重要话题。

10月22日，文化书社召开第一次议事会议，所有投资人全部应邀到会。

会议首先通报了书社开办以来的营业状况：因为资金严重不足，致使营业范围一直很小，经营的书目只有164种，杂志45种，日报3种，都是随进随销，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会议推举已从商业专门学校毕业的易礼容为书社经理，推举毛泽东为“特别交涉员”。

后来在1920年11月6日至11日，《湖南通俗报》刊登了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报告》中写道：

“依照《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第七条：‘本社营业公开，每月将营业情形宣告一次’。今将筹备及临时营业期内关于本社经过一切情形，择要报告于次：（一）发起及筹备之情形本社发起于本年7月内，发起人鉴于世界新思潮之必须研究，而研究必须有良好材料，则新出版物之介绍机关，必不可少，遂相与共谋书社之发起。8月2日，假楚怡学校开成立会，议决组织大纲8条，推定易礼容君、彭璜君、毛泽东君3人为筹备员，其职务为筹备书社成立，起草议事会细则及营业细则。关于‘筹备成立’一节，可分下列3项：

１、房屋　初拟在长治路及省教育会等适中地点觅定，仓卒不就，始从湘雅医学校赁定潮宗街门牌第56号湘雅旧址房屋之一部，于8月20日由发起人赵运文君介绍，订定租约。

２、资本　本社既为公共组织，出资作为公产，亦无利息，则股本收入，事势上只能以同情于本社宗旨，并互相了解之人为限。从8月2号成立会起到10月22号第一次议事会止，投资者有姜济寰、左学谦、朱矫、杨绩荪、方维夏、易培基、王邦模、毛泽东、朱剑凡、匡日休、熊梦非、何叔衡、吴毓珍、易礼容、林韵源、周世钊、陶毅（陶斯咏名毅——笔者注）、陈书农、郭开第、彭璜、邹蕴真、赵运文、潘实岑、熊楚雄、刘驭皆等27人，共收银519元。

３、与外埠交涉　除各杂志社外，正式约定与本社为出版物之交易者，有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大学出版部，新潮社，学术讲演会，晨报社，武昌利群书社等11处。因经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赵南公、李大钊、恽代英诸君为信用介绍，各店免去押金。而初时交易，多须现款，本社为稳固信用起见，亦不愿向人赊欠，因此本钱太少，周转颇难。往返商订，经时一月之久。至9月9号，书报杂志陆续到社，即于是日开始营业。三筹备员中推易礼容君为临时经理，进行一切，并约定罗宗翰君为本社驻京总代表，毛飞君为本社驻沪总代表。”

此后，毛泽东为扩大营业范围，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杨开慧为支持毛泽东创办书社，也动员母亲慨然献出了父亲去世后北大师生们的捐赠。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文化书社的资金由500多元，到1921年春季已经扩充到了1000多元。

在这期间，陈独秀大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他在上海亚东图书局为文化书社作了300元的营业额往来担保。毛泽东曾亲自拿着陈独秀的保单到亚东图书局联系购书。

文化书社与省外发生业务往来的单位已经发展到了六七十处，其中与利群书社的联系最为密切。利群书社在恽代英安排下，供应文化书社许多书报。恽代英还应文化书社邀请，与利群书社成员廖焕星先后来到湖南长沙和衡阳，与毛泽东等人交流开办书社的经验。

文化书社一方面出售进步书刊，一方面为那些无钱购买书报的人提供阅读机会。尽管书社的房屋不是很大，毛泽东还是想方设法挤出一个地方设立了书报阅览处，陈列着各种书籍报刊，供人们阅览。

他为了扩大文化书社书报销售量，聘任了一批推销员，在长沙市内的第一师范、第一师范附小、湘雅、楚怡、修业等学校设立了贩卖部，还在平江、浏西、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7个地方设立了文化书社分社。

浏西分社就是毛泽东在1920年11月10日派陈昌去设立的。陈昌把分社设在浏阳西乡金江高等小学内，他不仅推销总社发行的各种进步书刊，还自刻自印书刊上的好文章，广泛散发。毛泽东为支持他的工作，特意送了他一副梨木刻板。

毛泽东在宣传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在各类报纸上刊登“介绍新著”、“通告好学诸君”之类的广告，二是印制宣传单，夹在书刊里让读者阅读和传播。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中，就夹有毛泽东执笔起草的以“文化书社同人”落款的《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和《读书会的商榷》两个传单。

他在《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中写道：

“先生买了这一本书去，于先生的思想进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向先生道贺的。倘若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买几本书看——到这时候，就请先生再到我们社里来买，或者通信来买，我们预备着欢迎先生哩！”

他在《读书会的商榷》中写道：

“近来有许多人提倡‘读书会’，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实在很好，其好处有三：

1、一个人买书看，出1元钱只看得1元钱的书。若合5个人乃至10个人组织一个读书会买书看，每人出1元钱便可以看得10元钱的书，经济上的支出很少，学问上的收入很多。

2、中国人的‘关门研究法’，各人关上各人的大门躲着研究，绝不交换，绝不批评，绝不纠正，实在不好。最好是邀合合得来的朋友组织一个小小读书会，做共同的研究。就像你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一定有很多的心得，或好多的疑问，或好多的新发明，兀自想要发表出来，或辨明起来，有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就有了发表和辨明的机会了。

3、报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方法。现在学校里的学生诸君，也有好多不看报的，是因为学校不能买很多报，报的份数太少的缘故。最好是每班组织一个读书会，每月每人随便出几角钱，合拢起来钱就不少。除开买书之外便可多订几份报，至少也可以订一种。这样，便立刻变成不出门知天下的‘秀才’了，岂不很好。

上列的好处，如你先生觉得还不错，‘读书会’这东西，何妨就从你先生组织起呢？若要办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

毛泽东在经营上也与传统的经营理念、经营方法不同，他为文化书社制订了一套全新的管理制度，实行会务民主，经济公开；账目有日算、月算、半年算，每半年印制一份《文化书社社务报告》，发给全体社员，公开营业情况；并将《社务报告》刊登在报刊上，昭示于世人，扩大社会影响。

他在1921年4月的《社务报告》（第二期）中写道：

“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除开他窝子里的人以外，谁都不能掏出他的消息。这种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传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的机关，并不是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采彻底的公开，将社里一切情形，彻底宣传于社员以外。”

毛泽东独特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法，使文化书社在社会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书社作为重点推销的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报刊尤其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主编的刊物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很快便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是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的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劳动界》，更是深受工人群体的欢迎。

据《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记载，仅仅在7个月内，《杜威五大讲演》、《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现代教育之趋势》、《社会与教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实验主义》、《蔡元培言行录》、《新潮》、《劳动界》、《新青年》、《新生活》、《少年中国》这一类书刊，就销售了少则100本，多至5000本左右。

这时候，毛泽东鉴于文化书社只是经销书刊报纸而没有自己的出版物，又在《社务报告》（第二期）中提出了一个进一步扩展文化书社的计划：组织一个“编译社”和一个“印刷局”，使编译、印刷与“发行”连为一贯。他在计划中说：“这样非多邀同志和多筹款不可，因此，希望有力的同志，助我们一笔大一点的款子。”

毛泽东为了筹足这笔款子，在武昌利群书社成功地办起了半工半读的利群毛巾厂后，也在文化书社办起了一个织布厂。他请恽代英派利群毛巾厂的人来帮助他们。恽代英很快便让林育英来到了长沙，协助文化书社办厂。毛泽东由此结识了林育英。

毛泽东在大力扩展文化书社业务的同时，还把文化书社当做长沙新民学会会员活动的场所以及同国内外会员通信、同省外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联络的联络点，这里也是他进行建党建团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后来随着建党建团活动日益频繁，他逐渐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对文化书社的管理就越来越少了。笔者不得不在此交代清楚。

文化书社从1920年9月开始营业，到1927年马日事变以后被许克祥查封，历时近7年之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文化书社成了党的秘密联络机关，为湖南党组织周转革命活动经费，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由于社务日益发展的需要，1922年社址迁到了贡院西街，1926年又迁到了水风井。7年间，文化书社大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使湖南成为当时销售新书刊最多的省份之一。1925年9月，湖南《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文化书社“专以介绍新文化书籍为务”；“全国新文化书籍销行多者，首推湖南和四川”；“销行新出版物最力者为文化书社”。

再说在1920年11月初，毛泽东与何叔衡、萧铮、彭璜、陈子博、贺民范共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秘密创建了湖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一直注重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工人运动。如上所述，他与何叔衡等人除了利用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扩大宣传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外，并开始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

1920年秋，毛泽东利用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便利条件，开办了一所工人夜校，除了教学员们学习文化，重点是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对工人群众实行启蒙教育。他还亲自给工人们上课，教学方法既简明又形象。他先在黑板上写一个“工”字，然后解释道：

“上边的一条横线是‘天’，下边一条横线是‘地’，中间的竖线是代表我们工人阶级自己，工人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

接着，他在“工”字下面写一个“人”字，与“工”字连接起来，成了一个“天”字。他说：

“大家不是讲‘天’最大吗？你们看，‘工’、‘人’两个字连到一起，不就是一个‘天’字吗？工人不是没有出息，而是大有出息。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力量就会像天一样大！”

毛泽东还利用和《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张平子的关系，经常向《大公报》推荐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稿。《大公报》先后刊登了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俄通讯社发的《布尔什维克略史》、《共产党》月刊第一号《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及《劳农制度研究》等重要文章。

11月7日，毛泽东等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和长沙的工人群众、各类学校学生举行了一次游行活动，热烈庆祝俄国十月革命3周年。

此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一项重要工作。毛泽东为此花费了不少精力，做了大量工作。

11月17日，张文亮接到了毛泽东给他的一封信和10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毛泽东在信中约张文亮于星期日上午去见他，并在信中委托张文亮在一师同学中“寻觅真同志”。

11月21日，毛泽东在通俗报馆会见了张文亮。他告诉张文亮说，他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嘱咐张文亮在发展青年团员时，宜注意寻找“真同志”，宁可从缓，不宜急进。

11月23日，黄爱、庞人铨在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在长沙成立了一个劳工团体——湖南劳工会。

黄爱，字正品，1897年出生于湖南常德，1913年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机械专业，毕业后曾到工厂工作过，对工人群众的疾苦极为了解。1918年他又考入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成绩优良。1919年，他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担任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编辑，还参加了天津学联执行部的工作，曾先后两次代表天津学联到北京请愿，同封建军阀政府作了坚决斗争，为此两次被捕入狱；1919年9年，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黄爱成为“觉悟社”的社友；1920年他被学校开除学籍，随后便回到湖南从事工人运动。

庞人铨，字受淳，湖南湘谭人。他是黄爱的同学，1917毕业于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后来在“湘潭织布厂”工作。五四运动时期，他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驱张”斗争。

黄爱、庞人铨对军阀统治下的工人群众极为同情；他们认为把工人组织起来，提高工人觉悟，是改善工人生存现状的唯一方法。为此，黄爱、庞人铨为湖南劳工会规定了三大任务：一是维护劳工的利益；二是促成国家的统一；三是维护民族的尊严。但由于黄爱、庞人铨受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甚深，他们主张的是极端的自由，不要政府，不要纪律，不要领袖。他们提出要废除一切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平均财富，一切平等。为此，毛泽东多次找黄爱、庞人铨谈心，首先热情赞扬了他们反抗资本家和军阀的勇敢斗争精神，同时又对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只作经济斗争，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进行了批评。

就在这11月间，湖南政坛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样出身于湖南的军阀赵恒惕，借故驱逐了谭延闿，被广东军政府任命为湘军总司令，掌握了湖南省军政大权。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等人在湖南自治运动中向谭延闿提交的《请愿书》，目的是要在斯时斯地“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实际上是一种权宜之计，然而还是被谭延闿断然拒绝了。如今军阀依然是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在这样的政局下，毛泽东不得不一方面主持共产主义小组工作，积极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方面在思想上痛苦的“省察自己”。

11月25、26日，他在两天时间里接连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罗学瓒等人写了7封信，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他在11月25日给向警予的信中写道：

警予姊：

来信久到，未能即复，幸谅！湘事去冬在沪，姊曾慷慨论之。一年以来，弟和荫柏（指彭璜——笔者注）等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启，多数之湘人，犹在睡梦。号称有知识之人，又绝无理想计划。弟和荫柏等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者绝少。自治问题发生，空气至为黯淡。自“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说出，声势稍振。而多数人莫名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教育系我职业，顿湘两年，业已决计。惟办事则不能求学，于自身牺牲太大耳。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此颂进步！

健豪伯母及咸熙姊同此问好。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民国纪年——笔者注）

毛泽东在11月25日致欧阳泽的信中说：

采取潜在的态度，“这是新民学会一个好现象，可大可久的事业，其基础即筑在这种‘潜在的态度’之上。”

毛泽东反对那种招摇过市徒务虚名的作法，他说如果那样就“像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已高挂了，广告早已四出了，结果离不开失败，离不开一个‘倒’字。”

他还说：

“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联络砥砺，以道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姊妹一样。然后进而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

毛泽东在11月25日写给北京的罗章龙的信中说：

“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所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陡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他在给李思安的信中写道：

钦文姊：

你这信我8月里就接到了。后来还接到你在星加坡（即新加坡——笔者注）寄来的一封长信，并一些印刷物。很感你的厚意。我因事忙，没有即答，想能原谅我罢。湘江尚未出版。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你以为然么？你事务谅是忙的，我劝你总要有时间看一点新书报。并且希望你能够继续省察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的短处。你前信嘱转集虚（即蒋竹如），已转他看了。有暇望告我以近状。

弟 泽东 11月25日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精密的计划”是什么呢？他在这个月编写《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在易礼容写给他和彭璜的信的后面，批上了一段文字，他认为新民学会今后进行的方法，应分这样几种：

“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柢的学者。”“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定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无论从事何种工作，“惟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会习气，尤其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

毛泽东在11月26日给罗学瓒的回信中写道：

“兄7月14日的信，所论各节，透彻之至。”

原来罗学瓒在从法国寄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你们前回写给子升和我的信，都收到了。你说要在长沙预备两年，要把古今中外学术弄个大纲出来，做出洋求学的准备，我很赞成。我现在觉得太无科学基础的人出洋，没有多少好益处；求不到学术，常自觉抱愧，你可努力去做。”罗学瓒还在信中说：中国人普遍存在着四种错误：“感情用事。”“无普遍地观察，总是拿一部分推断全体。”“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现象，推断全局。”“不观察对象的事实，每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

毛泽东对罗学瓒所说的中国人的四种错误，认为是“说得最透彻”的。他在回信中不无幽默地写到：

“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每人给一张就好。”

回信中还提到了在浦口曾经借给他10元钱的李中，他写道：

“我现在很想做工，在上海李声澥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李君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居然一两月后，打铁的工作样样如意。由没有工钱以渐得到每月12元。他现寓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帮助陈仲甫先生组织机器工会。”

毛泽东在信中提及到婚姻，他说“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他还说，凡在这种婚姻制度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

最后，毛泽东诚挚地写道：

“你如不赞成我的意见，便将你的反对意见写出。”

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也说到了教育界，他说：“希望至今现存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

毛泽东还说过：“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他需要休息一下。于是他出游到了外地。在江西萍乡，毛泽东初步调查了解到安源工人的生活状况，第一次注意到安源路矿是一块儿进行革命活动的“未开垦的处女地”。

也就在此时，毛泽东陆续收到了蔡和森和萧子升从法国寄来的两封长信。他们在信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高度重视。

原来早在1919年底，蔡和森到法国后为补习法文，收集了约百余种小册子，夜以继日地“猛看猛译”，精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过大半年的时间，就将世界大势、各派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情况基本弄清楚了。1920年7月6日至10日，留法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里集会，蔡和森、向警予、陈绍休、萧子暲、张昆弟、罗学瓒、蔡畅、李维汉、熊光楚、熊季光、熊叔彬、欧阳泽、萧子升13人全部到会。他们提出并确定了新民学会的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

在讨论如何进行“改造中国与世界”时，蔡和森、向警予等人主张在中国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改造中国社会。蔡和森指着墙上由向警予抄写的《共产党宣言》，一句一句地向大家解释，并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分析，说明了他们的观点。而萧子升等人在发言中则主张用“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

这样，以蔡和森为首的一些人和以萧子升为首的一些人，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蔡和森再次发言，详细讲述世界大势，阐述其主张激烈革命的必要性。萧子升和与会的其他会员们又纷纷发表意见，一时间争执不下。最后，大家相约，将自己的观点再行研究，并把这个问题写信报告给毛泽东，以征求国内会员们的意见。于是蔡和森和萧子升就分别给毛泽东写了信，各自陈述各自的观点。

蔡和森在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先后给毛泽东写了两封长信。他在8月13日的信中写道：

“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的“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

蔡和森还说，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一是“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二是“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因此，他得出结论说：

“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专政），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专政）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证明。所以，我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蔡和森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首先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他说：

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我以为要先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急宜缓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我意中国于两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

由于路途遥远，蔡和森和萧子升的信没有及时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大约是在11月底才看到两位好友的来信的。他十分高兴，仔细地研究了蔡和森和萧子升等人的意见。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早已从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中意识到了建立一个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性，所以他认为赴法会员们争论的问题，很有必要在新民学会会员中间进行广泛讨论。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萧子升及其他新民学会会员的复信中写道：

和森兄、子升兄并转在法诸会友：

弟于学会前途，抱有极大的希望。因之也略有一点计划，久想草具计划书提出于会友之前，以资商榷……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

毛泽东在信中还说，他认为这个方针是世界主义的，“这种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

关于这一点，他特别提到了正在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朝鲜人民，他说：

“帮助朝鲜独立……都是很要紧。”

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他对蔡和森信中提出的用俄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而不同意萧子升等人所主张的实行“温和的革命”及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他写道：

“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李维汉，字和笙——笔者注）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

毛泽东说，罗素讲演后，他和长沙的学会会员有极详细的辩论，他认为罗素的主张“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里，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而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

“章太炎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失败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便将智慧压倒勇猛前进，必要到遇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它打回。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以上从心理上及历史上看，可见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层理由。”

“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用，单要采取这个恐怖的方法。”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用和平的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是不行的。

“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依我现在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我以为我们七十几个会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

“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

这正是：毛蔡传书剖雄心，朋友论道是非分。

它山之石辨良莠，借来薪火化昆仑。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处理新民学会内部的争论，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创办文化书社时撰写的两则“广告”：《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和《读书会的商榷》，是何等的好啊！现代的求知青年和学写文章的人不可不读。而他在《社务报告》里所说的另一段话也非常精彩：“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除开他窝子里的人以外，谁都不能掏出他的消息。这种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传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的机关，并不是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采彻底的公开，将社里一切情形，彻底宣传于社员以外。”以上这些话，清晰而又深刻地勾画出了投机商人那奸诈的嘴脸，同时又提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经营理念。现代的经商者，不可不读。人们常说“无商不奸”，的确是在尔虞我诈的社会中出现的一种丑陋现象，而时至今日人们还在崇尚、保护所谓的“商业秘密”，并把它写在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律法规里，又足见其根深蒂固，死性不改。可以说，毛泽东作为一位杰出的企业家，成功地开创文化书社的商业实践，早已证明，以诚信示人未必不是一种大商业的成功良方。

第8章 1920年12月—

“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话说在1920年12月2日，毛泽东来找张文亮，商量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他对张文亮说：

“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

他还嘱咐张文亮多找一些同志。

12月5日，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份《辩诬函》。起因是一些反动政客曾散布谣言说：“毛泽东扯掉省议会的旗子、谋捣毁省议会”。省警察厅为此曾将他召去诘问。

毛泽东在《辩诬函》中郑重申明：

“泽东前为湖南制宪问题，不满意于省议会是‘有’的。”“扯旗及谋捣毁省议会是‘没有’的。”

他痛斥了那些“人心险诈，是非混淆”、“而无胆子敢与人以真面目相见”的诽谤者们，并强烈要求省警察厅“缉案惩办，以警刁风”。

此后，省警察厅再也没有对毛泽东采取什么行动，自然也不会考虑他提出的要求。

12月7日，张文亮来到文化书社，和毛泽东、彭璜一起商议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

12月15日，张文亮接到了毛泽东给他的一封复信。毛泽东在信中说：

“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找些中坚同志，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你可努力找寻团员，尽可能在本学期开一次会。”

12月16日，毛泽东来找张文亮，说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在毛泽东“多找真同志”这一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指导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从1920年10月开始到这12月份，3个月内已经发展了20来名青年团员，并建立了团的基层组织。团员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其中的彭平之、郭亮、萧述凡、夏曦等人，都是非常优秀的青年团员。

12月27日，毛泽东送给张文亮9本《共产党宣言》。

眼看着新的一年就要到来了，毛泽东和杨开慧议起了他们的婚事，二人相约于寒假到板仓杨家结婚。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是浪漫的，现在就要结婚了，他们依然表现出对世俗对传统的反叛。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不作俗人之举”。他们决定：一不置嫁妆，二不坐花轿，三不布置新房，四不办酒席，五不举行婚礼仪式，就以同居来表示结婚。

此时，毛泽东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做，他决定与何叔衡一起召开一次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为此，他们以学会名义向会员们发出一个通告，通告中说，新年大会将继续讨论旅法会员在蒙达尼会议上所争论的问题。通告中还列出了大会将要讨论的14个问题，要求会员们“拨冗到会，风雨无阻”。

1921年1月1日，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员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陈启民、陶斯咏、陈书农、易礼容、钟楚生、贺延祜等19人，在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年大会。

元旦这天，长沙城里大雪纷飞，银装素裹。上午10时许，新年大会正式开始，由何叔衡任会议主席，主持会议。他宣布由毛泽东报告开会理由及国内外会员情况。

毛泽东首先介绍了新会员谢觉哉的情况，他说，谢觉哉是由他与何叔衡介绍加入新民学会的，今天因患便秘病及入会手续尚未办完，故未到会。关于召开新年大会的理由，他说：

“我们年会久应开会，去年因种种原因，一直未开成。现在不能再推迟了，趁新年期间，各处都放假，特召集大家在这里集会，会期连续3天，讨论我们认为最迫切的问题。”

接下来，毛泽东又报告了两年以来新民学会会友在国内外活动的情况。

何叔衡接着宣布，讨论通告中提出的14个问题。有会员提出，今天最好先讨论后面几个问题，前3个问题内容重大，压下明天再讨论。毛泽东说：正因为问题重大，才更应该放在今天讨论。大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先讨论前3个问题：1、新民学会应以什么做共同目的？2、为达到目的需要采用什么方法？3、方法进行该如何着手？

毛泽东向大家介绍了法国巴黎会友对这3个问题讨论的结果，他说：对于第一个问题，他们一致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对于第二个问题，一部分会友主张用激进方法，一部分会友则主张用缓进方法；对于第三个问题，一部分会友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会友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

熊瑾玎首先发言说：

“目的之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素来即抱这种主张，已不必多讨论了。”

毛泽东说：

“第一个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

陈书农说：

“至于‘改造’、‘改良’，我主张前者。因为资本主义积重难返，非根本推翻，不能建设，所以，我主张劳农专政。”

毛泽东说：

“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陈君主张用俄式办法，我极赞成，因俄式方法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方法所含可能为多。”

大多数会员在改造与改良之间，都发言表示赞成改造一途。但在改造范围上，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彭璜说：

“改造世界太宽泛，改造中国又太小，可以提‘改造东亚’。”

陈书农赞成彭璜的主张。毛泽东却表示不赞成，他说：

“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提出改造‘东亚’则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之改造。”

1月2日，新年大会继续进行。会议首先对第一个问题进行表决。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有毛泽东、易礼容、熊瑾玎、陈昌、彭璜、陶斯咏、陈启民、钟楚生、任培道、贺延祜10人；主张“改造世界”的有刘继庄、何叔衡等5人；主张“促社会进化”的有李承德、周世钊2人，周世钊并声明，“我于‘改造中国与世界’与‘促社会进化’两者都赞成”；其余 2人邹蕴真和张泉山声明不表决；“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以多数票获得通过。

会议接着讨论第二个问题。毛泽东首先报告了巴黎方面蔡和森的提议，并列举了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5种方法：1、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主义）；5、无政府主义。他提议说：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解决自己的方法。”

何叔衡第一个发言，他说：

“我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过20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泽东接着说：

“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陈书农说：

“我也赞成俄国办法。因为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提出改造方法，只有俄国所采的方法可受试验的缘故。其余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行会主义等，均不能普遍地见诸实行。”

彭璜也说：

“相信多数派的好，采革命的手段，吾人有讲主义之必要。”“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

陈子博说：

“我也赞成第一步激烈革命，第二步劳农专政。”

陶斯咏说：

“从教育上下手，我从前也做过这种梦想，但中国在现在这种经济状况之下，断不能将教育办好。我的意见，宜与兵士接近，宣传我们的主义，使之自起变化。”

邹蕴真说：

“理论上无政府主义最好，但事实上做不到。比较可行，还是德谟克拉西。主张要对症下药，时间上积渐改进，空间上积渐改进，物质方面的救济，开发实业，精神方面的救济，普及并提高教育……”

陈昌则发言说：

“从前单从平民方面看，以为社会政策亦可，但后来从各方面看，知道社会政策不行，所以我现在也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是俄文“多数派”（Большевики）的音译，是列宁创建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策略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笔者注 ）。”

会员们依次发言，各抒己见。讨论到下午2点，何叔衡请大家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是：赞成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有毛泽东、何叔衡、陈书农、彭璜、陈子博、陈昌等12人，占绝大多数。赞成采用德谟克拉西主义的有任培道、邹蕴真2人，赞成采用无政府主义的有陶斯咏，赞成用温和方法共产主义的有李承德1人，周世钊、刘继庄、熊瑾玎未表决。

1月3日，新年大会讨论第三个问题。许多会员都把建党建团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事业，看做是应该即刻需要着手的问题。何叔衡说：

“将武人、政客、财阀之腐败情形，尽情宣布；鼓吹劳工神圣，促进冲突暴动。次则多与俄人联系。”

陈书农说：

“遇有机会，宜促使实现，故有组党之必要，所以厚植其根基。”

熊瑾玎说：

“事实上有组党之必要。多联络，不惜大牺牲，事先宜厚筹经济。”

彭璜说：

“组织党实有必要，因少数人做大事，终难望成。分子越多做事越易。社会主义青年团，颇有精神，可资提挈。”

陈子博也说：

“组党可以分为都市、乡村两方面进行。”

易礼容说：

“宣传组织宜一贯，即组织，即宣传；即宣传，即组织。要造成过激派万人，从各地传布。”

毛泽东最后作了发言，他说：

“诸君所举各种着手办法，诸如研究、组织、宣传、联络、经费、事业，我都赞成。惟在研究底下，须增‘修养’。联系可称‘联络同志’，因非同志，不论个人或团休，均属无益。筹措经费可先由会友组织储蓄会。我们须做几种基本事业：学校，菜园，通俗报，讲演团，印刷局，编译社，均可办。文化书社最经济有效，望大家设法推广。”

这一建议获得大多数会员的赞同。

会议对大家提出的各种着手方法进行表决，结果获得一致通过。

3天的新年大会通过对前3个问题的讨论和表决，许多会员抛弃了原来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大家共同集合于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下午2时，大家走出会场时，正值雪霁天晴，心情因会议开得很成功而显得格外舒畅，便相约到草潮门河边拍照。结果因“大雪拥封，照后不见”。

1月1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

后来到1921年7月前，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员和青年工人及学生中发展的青年团员已经多达39人。长沙成为全国团员较多的地区之一。

且说在1月16日，新民学会会员在文化书社继续举行新年大会，到会的会员一共有21人。会议由何叔衡主持，讨论新年大会议题中的另外3个问题：1、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2、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3、个性之介绍及批评。

毛泽东在会议上先后作了两次发言，分别谈到了他个人的计划和生活方法。关于计划问题，他说：

“我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算得普通或还不及。我自身决定30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我的文字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会，善研究哲学。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及教育方法等。做事一层，觉得‘各做各事’的办法，毫无效力，极不经济，愿于大家决定进行的事业中担负其一部分，使于若干年后与别人担负的部分合拢，即成功了一件事。去年在上海时，我曾决定在长沙再住两年，然后赴俄，现在已过了半年，再一年半，便当出省。在长沙做的事，除教育外，拟注力于文化书社之充实与推广。两年中求学方面，拟从译本及报刊杂志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惟做事则不能兼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全牺牲了，这是最痛苦的牺牲。以后想做到：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

关于自己的生活方法问题，他说：

“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在觉得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到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侈。”

这一天，与会者们就第一、第二两个问题都发了言。由于时间已晚，第3个问题“个性之介绍及批评”没有来得及讨论，便散会了。

1月2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回复了一封短信。

蔡和森在9月16日的第二封长信中写道：

“中国民众运动幼稚如此，将怎样呢？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同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

蔡和森在这封信中详细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入党条件、组织原则和铁的纪律，他写道：

“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

他在信中还提出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方法和步骤，他写道：

“（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地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蔡和森在信中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写道：

“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御统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

蔡和森主张应该肯定唯物观，否定唯理观，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

毛泽东认真研究了蔡和森的信，他在复信中写道：

和森兄：

来信于年底始由子升转到。唯物史观是我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我固无研究，但我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理之正。况且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所用所为）。详情后报。

弟泽东

1月21日在城南

1月28日晚，毛泽东给老朋友彭璜写了一封回信，他在回信中剖析了自身及彭璜的一些缺点，说明了人生在世交友处世的正确原则。他在信中写道：

荫柏兄：

示奉悉，出入证收到，感甚！

日前论及待人态度，意犹未尽。弟乃不愿与恶人共事之人，谅兄所深知，但疾恶如仇，弟亦不为。恶人自己不认为恶，一也；吾人恶之，未必无蔽，二也；恶在究竟，乃不为恶，三也；一个人，才有长有短，性情习惯有恶点也有善点，不可执一而弃其一，四也。第三第四两点，兄亦时作此言。第一点属客观，第二点属主观，此为观人所不可忽视。

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工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地自省工夫几乎全废。今欲悔而返乎两年半以前，有此志，病未能也。

于吾兄久欲陈其拙遇，而未得机会，今愿一言，倘能垂听，有荣幸焉。

吾兄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而有数缺点：一、语言欠爽快，态度欠明快，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自省。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

弟常常觉得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兄之缺点，弟观察未必得当。然除1、3两条及第5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弟一概都有。

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

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者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龂龂，讨人嫌恶，兄或谓意强，实在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事，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

兄于礼容，我觉未免过当，主意不十分诚，泻忿之意多，而与人为善之意少。兄说等我要反抗，兄看我为何人？如以同某人款待我，则尽可“不答应”，何反抗是云？至于说对某某及礼容要“征服”，则过矣过矣！人哪能有可以征服者，征服必用“力”，力只可用于法，用于法则有效；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岂惟无效，反动随之矣。

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因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兄与礼容之争，吾谓乃属于后者。此情形，弟亦常经过，并常以此施诸他人。意力受拂，最不好过，修养未纯如吾人，一遇此情形，鲜有不勃然奋起者，此则惟有所谓“眼界宽”与“肚量大”者能受之，兄以为何如？

今晚从城里归，已12点钟，又与孩子们谈坐一小时，再写此信，有想就写，文句不贯，意思不贯，原宥是幸！

此颂大安。

弟泽东

1月28日夜

此后，彭璜在1921年加入了共产党，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不久因其性格缺陷，终致精神失常，不幸失踪，岂不令人痛惜哉！这样的沉痛教训，后人不可不汲取，因此笔者不得不事先做个交代。

这正是：从来结友为底事？主义平等更民主。

披肝开罢新年会，沥胆又复蔡彭书。

欲知毛泽东此后如何团结他的朋友们进行斗争，且看下章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复彭璜的信，堪为我辈交友处世待人接物之座右铭也。其待友之真诚，交心之坦率，析理之入木，意境之高远，读来令人五体投地。吾不知古今中外其他政治家们亦有如此胸襟如此气度否？

第9章 1921年1月—

“工人阶级要得到彻底解放，就要走俄国人的路，一定要夺取政权。没有自己的政权，就逃不脱资产者的压迫和剥削。”

话说毛泽东在学校放寒假后，与杨开慧和毛泽覃、赵先桂从长沙回到了湘潭。毛泽覃和赵先桂结伴先回了韶山冲，毛泽东则和杨开慧一起到了板仓，一来是看望杨老太太和兄嫂，拜祭恩师，探亲访友；二来也算是度蜜月了。他们在板仓小住了十几日。杨开慧陪着毛泽东踏遍了板仓的山山水水，实地考察风土人情。在杨开慧短暂的一生中，这十几天给她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回忆。

1921年2月8日，这一天是中国的农历正月初一，毛泽东从板仓回到唐家圫舅舅家，给全家人拜了年，尔后便回到韶山冲过春节。他到家后没有见到妹妹毛泽建，便向毛泽民问起了毛泽建的下落。

原来在父亲去世后，14岁的毛泽建知道自己没了依靠，家里也已经难以支撑了，就不得不重新回了东茅塘的家。

毛泽东体谅四弟毛泽民的处境，但母亲的嘱托言犹在耳，怎能不管这个小妹妹呢？他不久就来到东茅塘找毛泽建。他问毛泽建的生母蔚生六阿婆：

“怎么不见泽建？”

蔚生六阿婆说：

“你父母都死了，你叔叔也死了，没有人能养活她，把她嫁出去了。”

毛泽东眼看着这个家的确不像个样子，蔚生六阿婆和她年幼的儿子毛泽连基本上没有生活来源。毛泽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一家人能活下去，一回到东茅塘就不得不依旧去四处讨米。后来她的一个亲戚萧南庭对蔚生六阿婆说：

“这么大的妹子，出去讨米太丑了，何不找个人家嫁出去算了。我可以帮这个忙，做个介绍。不知道你放心不放心？”

蔚生六阿婆说：

“有你帮忙那当然好，我那有不放心的。”

萧南庭介绍的那个人是住在宁乡县杨林的他的一个本家。那人的母亲去世早，只有一个父亲，有几亩田地，家境还算不错。不久，毛泽建就被送到杨林萧家，做了童养媳。

毛泽东听了六阿婆的诉说，就说：

“我要把她接回去。”

他一回到家里，便让一个叫毛希乔的农民去杨林送信，说是要毛泽建回来见他。

那毛泽建自从到了萧家，可谓是度日如年，一家大小、里里外外、粗粗细细的全部家务，都压在她稚嫩的肩上，尽管做牛做马，还是得不到一丝温情，经常遭家人责骂，甚至连饭也吃不饱。她时常想起母亲，想起三哥，怀念着上屋场的那段生活，还时不时地跑回上屋场打听三哥的消息。盼星星、盼月亮，现在终于把三哥盼回来了，她立即回到上屋场，见到三哥早已是泣不成声。毛泽东安慰她说：

“你莫哭，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别做童养媳了，我这就接你回来，到长沙去读书，好吗？”

毛泽建听了，忙说：

“三哥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去。”

毛泽东让毛泽建把她丈夫叫来，他对那人说：

“我要带泽建去读书，你也一起去吧。”

那位小丈夫说，他要和他父亲商量商量。可那人走后一连几天都没有回话。

2月15日晚上，毛泽东和四弟毛泽民及弟媳王淑兰、六弟毛泽覃、小妹毛泽建，还有表哥文南松、堂表弟文东仙，围坐在火塘边烤火取暖，一边吃着韶山的土果品，一边叙家常。毛泽东对大家说：

“今天是正月初八日，是母亲的诞生日，我们要多打一下讲呀！”

他又对毛泽民和王淑兰说：

“这几年我不在家，泽覃也在长沙读书，家里只有你们两口子撑着。母亲死了，父亲死了，后事都是你们料理的，我没有尽孝，你们费了不少心。”

毛泽民因三哥求学在外，只读了几年私塾就不得不辍学在家，帮助父亲持家理财，也算是能写会算。三哥一席话，勾起了他心中的辛酸，他说：

“费心倒莫讲，我们在屋里当然要尽力。只是这些年家里日子也不好过。民国六年修房子，母亲生病；民国七年，败兵几次来屋里要谷要钱，强盗也来抢过一次；民国八年，娘先死，不久后爹死；民国九年，安葬父母，还有给泽覃订婚。这几年钱用得太多，20亩田的谷，只够糊口。”

毛泽东问道：

“是不是欠了人家的钱？”

毛泽民说：

“别人欠我们的有几头牛，我们欠人家的，就是顺义堂的几张票子。牛，别人家在喂；可欠人家的票子，总得还钱呀！”

“能抵消的有么子东西？”

“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了，只有两头猪，还有几担谷。”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说：

“你讲的都是实在的。但败兵抢东西，日子不好过，不是我们一家人的事，国乱民不安嘛！我的意见是把屋里捡一下场，田也不作了，这些田你们两口子也作不了，还要请人。我在学校里找了个安生的地方，你们都跟我出去吧。”

他指指毛泽民，又说：

“润莲细时在家里搞劳动，没读好多书。现在离开这个家，跟我到长沙读点书，边做些事，将来再正式参加一些有利我们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工作。”

毛泽民和王淑兰没想到三哥会如此安排，连家都不要了，瞪着眼睛望着毛泽东，一脸的迷茫。毛泽东看出了他们的心思，继续开导说：

“我和你嫂子都投入了革命事业，泽覃和泽建也跟我去。古话说：一人犯法满门抄斩，你们留在家里也是不可能了，只有革命这条路可走。当然，你还可以走另一条路，或宣布和我脱离兄弟关系，或躲避他乡，但我相信你不会走那条路的。你们不要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为了建立美好的家，让千千万万的人有一个好家，我们只得离开这个家，舍小家为大家，为国家嘛！”

毛泽民问道：

“我们都走了，那田怎么办？房子怎么办？账目又怎么办？”

“好办，好办得很！”毛泽东笑着说：“家里发出的票子，写个告示出去，请他们几天内来兑钱。你把猪赶到银田寺卖了，准备点钱，让人家来兑。牛，就让别人去喂，不要向人家要钱，快春耕了，不能让人家买牛呵！别人欠我们的账，就莫要了。田让给又穷又会作田的人去作，房子也让给作田的人住。仓里剩下的谷子也不要动了，到春荒时给那些最没有饭吃的人吃。还有，穿过的衣服又用不着的，送给那些最困难的人家。出去不要带蛮多的东西，带多了倒是个负担。”

毛泽民说：

“跟你出去，我同意，你最好多住几天，跟我作个计划。”

毛泽东说：

“你做主就是了。我还有事，不能在家久呆。”

最后，毛泽东嘱咐毛泽民和王淑兰打些鱼，拿些腊肉，送给左右邻居和亲戚朋友，表示感谢。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请了邻近一些辈份高和年纪大的人，来家里吃晚饭。

正月初十这天，毛泽东带着毛泽覃、毛泽建，还有赵先桂，离开了韶山。

毛泽建跟着三哥高高兴兴地开始了新的生活。后来杨林萧家曾到东茅塘要人，说没活人也要死尸。他们还问了毛泽东的地址，写信去要人。毛泽东给东茅塘蔚生六阿婆回信说：

“泽建不会回去了，让萧家再找一个媳妇吧。”

一个星期后，毛泽民、王淑兰夫妇也带着孩子离开韶山，和文东仙一起到了长沙城。毛泽东把毛泽民安排到师范附小搞校务，负责管理全校师生伙食；把堂表弟文东仙安排在附小当工友。

新学期开学前的一天，杨开慧也从板仓回到了长沙。她带着简单的衣物，夹着一个书包，来到湖南一师教员宿舍——妙高峰下的青山祠——毛泽东的住室。早有王淑兰和陈昌的爱人毛秉琴迎着，二人一番道贺毕，便和杨开慧一起布置她和毛泽东的“新房”。

这天下午，杨开慧和王淑兰、毛秉琴忙活了好一阵子，用6元钱操办了一席晚餐。毛泽东请了王季范、方维夏、谢觉哉、彭璜、何叔衡、陈昌等人在家中小聚。他和杨开慧向客人们宣布说：“我们结婚了。”

如此简朴的操办婚事，并不是因为毛泽东手里没有钱，而是他和杨开慧事先的约定。本传前面已经说过，章士钊为支持留法勤工俭学募捐两万块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支配。杨开慧的母亲为女儿办嫁妆的百十块银元，也交给了毛泽东作为革命的活动经费。这笔款子已经用去了一大部分，还剩有一小部分，可他不愿为自己的事动用其中的一分一毫。

毛泽东见客人们有些诧异，便向大家宣布说：

“我和开慧早就商量好了，我们不作俗人之举：一不置嫁妆，二不坐花轿，三不布置新房，四不办酒席，五不举行婚礼仪式，以同居表示结婚蛮好嘛。”

师友们对这惊世骇俗的结合方式交口称赞，还说他们是“理想的罗曼蒂克”。

新学期开学后，杨开慧继续到学校里去读书，住的还是集体宿舍，只有到了周末，她才回来和毛泽东住在一起。婚后的生活是幸福而甜蜜的，然而他们并没有沉溺于卿卿我我之中。毛泽东除了繁杂的校务工作和授课，大部分时间依然用于社会活动。杨开慧则一有时间就和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们一道，听毛泽东联系中国国情、湖南省情讲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受启迪。

1921年春，毛泽东在一师附小高小部办了一个工农子弟补习班，专门招收18岁以上的失学青年，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毛泽民一边工作，一边在补习班里学习。

毛泽东给浙江海宁的许志行写了一封信，要他也来长沙在补习班里学习，并负责他的一切费用。许志行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欢天喜地，不顾一切地又从家里偷偷跑到长沙找毛泽东，进了补习班。

黎锦熙的七弟黎锦光，因随他三哥黎锦曜到长沙报考中学，也来到了这个班里学习。

黎锦熙昆仲8人，个个成才，卓然成家，其名字已被分别载入各种辞典，乡里人誉为“黎氏八俊”、“八龙八桂”。他们分别是老大黎锦熙，著名的语言学家；老二黎锦晖，著名的音乐家；老三黎锦曜，地质矿产专家；老四黎锦纾，平民教育家；老五黎锦炯，铁道桥梁专家；老六黎锦明，文学家；老七就是这黎锦光，老八黎锦扬，美籍华裔作家。黎锦光，字履衢，生于1907年。他在大革命时期曾就读于黄埔军校第三期，但最终却成了一位勤奋多产的音乐家，创作过1000多首歌曲、戏剧，如《接过雷锋的枪》、《送你一枝玫瑰花》以及《西厢记》插曲《拷红》等等。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出自一家，堪称少有，在湖南近现代史上乃是一桩奇事。闲言打住。

且说毛泽东创办的补习班所学课程以补习国文算术为主。他所选的国文教材，大多是五四时期进步的文艺作品。他还亲自为学生们授课，成为一师和附小周边远近闻名的“夜校的毛先生”。

毛泽东上国文课，执教严谨，时常补充一些时事政治性的教材，宣传民主和革命，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他总是热情地向学生们灌输革命思想，深入浅出地给他们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这些青年们在思想上、学习上都有程度不同的提高，一部分学生已经能够写出反帝反军阀倾向十分明显的文章了。

在这个班里，也有一些特殊身份的学生。有个调皮学生叫唐生明，是曾任湖南省主席的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在课堂上爱吹口哨，经常吹着时兴小调《打牙牌》，而且不易被人发觉。老师每次听见口哨声，就问：

“谁在吹口哨？”

唐生明的一伙人，便装着找吹口哨的人的姿态，左顾右盼，唐生明也跟着一边吹一边左顾右盼，弄得老师莫名其妙。老师追查不出来，唐生明的胆子便越来越大。

有一次，毛泽东上国文课，唐生明照旧吹口哨。毛泽东数次问：

“谁在吹口哨？上课时不准吹！”

唐生明怕事情被揭穿，才停了下来。下课后，毛泽东向一些同学打听情况，但是无人敢于揭发。这天，正好轮到黎锦光当值日生，下课后，他送作业来到毛泽东的房间。毛泽东知道他是恩师黎锦熙的七弟，首先讲了自己与黎锦熙的师生关系，希望黎锦光遵守课堂纪律，好好学习，不要学纨绔子弟的样子。然后，毛泽东悄悄地向他打听上课时是谁在吹口哨。黎锦光犹豫着迟迟未作答。毛泽东说：

“莫担心，告诉我。”

黎锦光这才告诉毛泽东说，吹口哨者就是唐生明。

第二天，毛泽东上课时，唐生明故伎重演，正在吹得得意忘形时，毛泽东突然喊了一声：

“唐生明！”

唐生明莫名其妙地应了一声：

“到！”

毛泽东厉声说：

“你口哨为什么不吹了？”

唐生明立即低头站了起来，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毛泽东批评了他以后，又告诫他说：

“以后不准再吹了！”

唐生明答了声：“是。”以后，他果然不敢再犯了。

此时，毛泽建也在三哥和嫂子杨开慧的辅导下，考入了长沙小吴门西伍家井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能进入学堂学习，对于别人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对于毛泽建来说，却着实不轻松，以前虽然在上屋场靠自学认识了不少字，可她毕竟还是一个从来没有进过学堂的女孩子，从来还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毛泽建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心中暗暗发誓，决不能落在别人后面。她常常学习到深夜方才休息。由于她勤奋好学，刻苦钻研，不久学习成绩就在班里名列前茅，尤其是刺绣课更为突出。

1921年3月间，毛泽东与从法国归来的萧子升在信仰问题上进行了一次激烈争论。萧子升坚持反对马克思主义，他说：

“像刘邦和项羽那样争夺天下的争斗，就像街头顽童为争一个苹果打架斗殴一般。”

毛泽东说：

“你不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多遗憾。”

关于新民学会在新形势下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个问题，毛泽东和萧子升也存在着意见分歧。萧子升主张保存新民学会，以无政府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毛泽东则主张解散新民学会，让先进青年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或共产主义小组。他说：

“你是跟我们走，还是要当一辈子绅士？”

这一对老同学老朋友在思想上分道扬镳了。尽管毛泽东后来不断地争取萧子升，但他们最终还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详情容后再说。

且说在3月14日，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等人和韩方代表为支持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在船山学校成立了长沙中韩互助社。

长沙中韩互助社的发起人共有31 人，其中有韩方的李愚珉、李基彰等3 人；有中方的毛泽东、易培基、贺民范、谢觉哉、易礼容、萧子升、罗宗翰、张泉山、陶斯咏（女）、熊梦飞、任培道（女）、匡日休、任慕尧、方维夏、仇鳌等28人。

参加成立大会的还有来自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临时特派员黄永熙。

中韩互助社简章内容包括名称、宗旨、入社条件、组织机构、经费来源等。

大会确定将“联络韩中两国人民，敦修情谊，发展两国人民之事业”作为互助社的宗旨。并规定：在韩中两国人民中不分男女及宗教，“凡赞成本社之宗旨者，经两名以上社员介绍，均可加入本社。”

大会选举李基彰为中韩互助社宣传部韩方主任，何叔衡为中方主任；黄永熙为互助社通讯部韩方主任，毛泽东为中方主任；李愚珉为互助社经济部韩方主任，贺民范为中方主任。

1921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开辟的“省宪草案讨论”专栏上发表了《湖南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一文。

原来在此之前，湖南军阀赵恒惕为了愚弄人民，巩固既得利益，在长沙各报刊公布了一个《湖南省宪法草案》，假惺惺地征求民意。反动政客们无不为之捧喝。毛泽东在《湖南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一文中毫不客气地指出：省宪法草案“第一个最大缺点，就是人民权利规定的不够”。

他在文章中写道：

“人民不分男女，均有承受亲属遗产之权”，“有自由主张其婚姻之权”，“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在这3项中，“第3项则尤其紧要，现在无职业及失业的人如此之多，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宪法上不规定解决办法，真是岂有此理！”

毛泽东明确主张把劳动权、生存权写入省宪法，他说：

求得正当职业之权，即是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的劳动权。这是人生最起码的权利，没有劳动权也就失去生存权。

他还说：

“无正当职业之人也有被选举权和关于劳动的事项全没有规定”，这样下去，“事实上仍是有钱人当选，无钱人落空”，“仍然是一种不利平民的政治”。

毛泽东提出对省宪草案作根本的修改，加上财产继承权、婚姻自主权，求得正当职业权和有正当职业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他在文章中着重谈了劳动立法问题。他认为省宪法草案至少要在“行政”章之“实业”一款里，明白加入下列两条：

（一）无论公私营业，对于劳动之时间、工值、红利、娱乐、卫生、教育及年龄等项，以省法律定之；

（二）省政府对于同刑事法典不相抵触之各种劳动组合，须保护之。只有这样，各种行业工会乃能有组织发展之余地。

《湖南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一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省宪讨论进一步扩大和热烈起来。李六如、易礼容等人相继撰文揭露省宪草案的虚伪性，强烈要求写入保护劳工利益的条文。

就在这4月底，毛泽东得知长沙“湖南第一纱厂”爆发了大罢工的消息，非常振奋。他立即召集省学联负责人开会，决定联合黄爱、庞人铨领导的湖南劳工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声援第一纱厂罢工工人。

原来湖南劳工会成立初期的会员大多数是工业学校的学生，后来黄爱、庞人铨等人逐步在长沙华实纱厂、光华电灯厂、造币厂、黑铅厂、兵工厂、泥木、理发等行业工人中发展会员，很快就建立起了20个基层工会，使劳工会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人团体。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大罢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推动湖南工人运动的极好机会，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首先争取人数众多的劳工会，把它从工团主义的影响中引导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

这一天，毛泽东邀请劳工会会员任树德和他一起来找黄爱、庞人铨，商谈关于在五一节联合游行示威的事。

任树德是毛泽东结交的第一个工人朋友，1888年出生于湘阴一个贫苦的轿夫家庭，幼年只读过1年私塾，13岁便来到长沙学习木工手艺。任树德为人诚实，在同行中颇有威信。他以前经常到船山学社做泥木零活，与毛泽东渐渐熟识。毛泽东曾多次和他谈过话，一方面了解泥木工人的生活情况，一方面向他灌输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培养下，任树德成了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工人领袖。后来他为工运鞠躬尽瘁，终因操劳过度，英年早逝。

且说毛泽东与黄爱、庞人铨、任树德坐在一起喝茶，慢慢地聊着。他为了缩短与黄爱的距离，并不急于谈游行示威的事，而是故意把话扯远，说起他1918年带着新民学会会员赴京，还说他在那年冬天从北京到天津塘沽第一次看大海，又说起了李大钊。黄爱说，他也知道李大钊，他的朋友周恩来很是敬重李大钊。毛泽东告诉黄爱说，李大钊是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他还说，我虽然与周恩来没见过面，但知道周恩来也不赞成无政府主义，最近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来信说，周恩来等人组织了一个“工学互助团”，正在积极研究俄式革命，他们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又巧妙地把话题转移到了马克思主义胜过无政府主义、经济斗争必须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问题上来。

“我们不同意！”黄爱激动起来，他说：“我们只注意经济斗争，劳工必须在经济上求解放，而不能带一丝一毫的政治色彩，我们只需要工会，不需要什么政党。”

毛泽东知道他受无政府的工团主义影响很深，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被说服的，于是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任树德提出了“五一”节游行的事，黄爱坚决拒绝。他说：

“劳工会是搞经济斗争的，参加游行就带了政治色彩。如今为了第一纱厂的复工问题，我们正在和赵恒惕政府谈判，如果搞了政治斗争，就可能使复工的希望完全破灭。”

毛泽东见他态度如此坚决，不便再说下去，就开导他说：

“资本家既贪婪又阴损，又有官方撑腰，是不会轻易让步的。请你们多加防范。”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两天后赵恒惕政府便以煽动湖南第一纱厂罢工的罪名，逮捕了黄爱。毛泽东闻讯，立即来找庞人铨。此时工人们正准备营救黄爱，但不知该如何办才好。毛泽东对庞人铨说：

“龙庵兄，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你们只要经济，不要政治，政治就偏要管你们，你说是不是？”

毛泽东和庞人铨议定：一面选派劳工会和省学联代表与省公署谈判，一面立即组织各行业工人和各校学生准备游行示威。

赵恒惕对劳工会和学联代表提出谈判的要求根本不予理睬，广大工人群众被激怒了。五一节联合大游行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5月1日，长沙织造、铁业、泥木等行业工人和各校学生1万多人，冒雨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他们打着“劳工神圣”的旗帜，高呼着“宁可不要命，不可不做人”的口号，沿途散发《劳动节略史》、《告工人》和《社会革命》等传单，并在街头进行演讲，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赵恒惕政府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释放了黄爱。

毛泽东马上来到第一纱厂看望黄爱，他深情地说：

“正品兄，这件事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工人阶级要得到彻底解放，就要走俄国人的路，一定要夺取政权。没有自己的政权，就逃不脱资产者的压迫和剥削。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天晚上，湖南劳工会的工人代表和一部分学生代表在湖南一师举行劳动节联欢活动。在联欢会上，不少人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说，代表们还在校园里进行了游艺活动，大家食用的面包上都印有“劳工神圣”、“不作工者不得食”等字样。

在毛泽东的影响和教育下，黄爱、庞人铨后来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脱离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且说在5月间，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中华大地又出现了一位英烈人物，这位英雄不是别人，正是他在湖南一师学习期间所熟知的一位教师易白沙。

易白沙乃易培基之弟，原名坤，字越村，1886年出生于长沙县白沙井枫树亭，因他平生钦敬明代思想家、教育家白沙先生陈宪章，遂改名为易白沙。1915年，易白沙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第一个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宣传民主与科学。1917年—1918年，他曾任湖南一师国文教员及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在五四运动时期，他也是一位风云人物。

这年5月间，易白沙因伺机刺杀北洋军阀首脑未成而南下广州，谒见孙中山，请求组织军队北伐，又不能如愿，他感到报国无门，悲愤莫名，一怒之下来到白沙先生陈宪章的故里广东新会县陈村海边蹈海自杀，以死报国，时年35岁。

毛泽东读罢新闻，心如潮涌，他由易白沙的壮烈之举想到了恩师杨怀中的英年早逝，正当民贼猖獗国难当头之际，杰出人物却都一个个地离去了，靠何人来拯救我们的民族拯救我们的国家啊？他忍不住挥泪写下了一幅挽联：

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

去年追悼杨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

这正是：毁家纾难我大难，毛公取义敢为先。

忧国忧民为劳工，痛悼英烈哭先贤。

再说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宣言》中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它的任务是“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

随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建立了5个分部。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负责领导湖南地区的工人运动。

6月上旬，两个神秘的外国人先后来到了上海，一个是伊尔库茨克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的代表尼克尔斯基，一个是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这马林看上去年近四十，身材高大，戴一副金丝边近视镜，目光里透着那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敏锐和机智。

李达、李汉俊一起会见了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除了上海、北京、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外，在武汉、广州、济南等地以及在法国、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已经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成立党的统一组织的条件已经具备，应该及早召开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大会，组建起一个统一的政党。

李达、李汉俊马上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给在广东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陈独秀、李大钊都同意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担负起创建中国党的任务。于是，李达、李汉俊就分别发函给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请他们各派代表2人，于7月间到上海参加中国组建中国党的代表大会。

6月中旬，毛泽东接到了上海发来的开会通知，他见通知中还附有100元的路费，便立即到湖南通俗报馆找何叔衡，商量召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开会。此时在新民学会和共产主义小组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可见毛泽东与何叔衡是一对志趣相投相辅相成的好搭档。经过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充分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派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去上海参加全国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大会。

欲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大会如何召开，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为发展湖南工人运动争取不同政见的黄爱、庞人铨，不急不躁，可谓用心良苦。当黄爱身陷囹圄、庞人铨无计可施之际，他立即伸出援手，以民众之力助其脱困，再晓之以理，导入马克思主义之正途，终于将他们培养成了工人运动的优秀领导人。这种诚以待人、待机而发的优良工作作风和方法，后来人不可不借鉴。

第10章 1921年6月—

“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

话说在1921年6月29日黎明时分，毛泽东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新婚燕尔的娇妻杨开慧，与何叔衡应邀参加了一部分朋友在草场门外举行的小型聚会，他们吃了一些猪肉，还一起照了相。毛泽东、何叔衡与大家一一握别，各道珍重。李振翩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润之兄，你从事政治活动，我则专心学医，将来定可重逢。”

李振翩哪里想得到，这一别就是50多年，而他和毛泽东的重逢之地不是在长沙，而是在末代王朝富丽堂皇的宫苑中南海里。此是后话。

且说这天下午6时许，长沙上空乌云密布，大有风雨欲来之势。毛泽东与何叔衡秘密登上由武汉转道上海的轮船，离开了长沙。说来也是凑巧，毛泽东没有想到在同一船舱里竟然碰上了老朋友萧子升。原来萧子升是要取道上海回法国去的。作为老朋友，他不忍心眼看着萧子升日渐落伍，便从他正在研读的《资本主义制度概论》一书说起，就中国的政治前途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毕竟是道不同话不投机，两个人争论来争论去，一直到深夜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1921年7月4日，毛泽东与何叔衡、萧子升到了上海。

第二天，毛泽东见各地代表尚未到齐，离开会之期还有些时日，便邀约萧子升一起去杭州览胜。他们在西湖附近的花园、小山和寺庙里游览了整整一天。萧子升非常羡慕杭州的山山水水，不住赞叹其壮丽美观。毛泽东则说：

“这是罪恶的产生之地，多少人都用他们的金钱来干可耻勾当。”

他们在杭州住了一夜，又去南京转了一下就回到了上海。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最初是由李达、李汉俊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负责的。后来北京的张国焘在6月中旬就早早到了上海，他在马林的助手张太雷的引荐下，认识了马林。那时候惯于颐指气使的马林，与学者型且颇有个性的李达、李汉俊在筹备工作中时有龃龉，他一见能言善辩有“铁嘴”之称的张国焘，很是欣赏，于是便让张国焘也参与了大会的筹备工作。

代表们的住宿是由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出面安排的，她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用了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子学校楼上的3个房间。此时博文女子学校正放着暑假，校园里非常安静。

毛泽东和其他9个人汗流浃背的住进了已经定好的房间里。临街的两个房间，靠东边的一间住着张国焘、周佛海、包惠僧，靠西边的一间住的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王尽美、邓恩铭。毛泽东与何叔衡则住在临街房后面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光线很暗，毛泽东用两条长凳子架起一块板，算是搭好了床铺。其他代表没有床，由王会悟买来了苇席，一人一张，就睡在地板上。

广州小组的代表陈公博没有来女校住，他带着新婚妻子李励庄住在豪华的大东旅馆里，而且花了很多时间陪着漂亮的妻子逛街逛商店购物。

7月23日晚8时许，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正式拉开了“序幕”。这就是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史称“一大”。

树德里3号是李汉俊和他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租住的寓所。这栋装有黑漆大门、青红砖交错的砖木结构两层楼房，底层没有窗户，外表平平，并没有什么特色。楼上是李书城夫妇的寝室，楼下的客厅就是代表大会的会场。

客厅内没有特别的布置，陈设非常简单，中间就摆着一张大餐桌，代表们围坐在餐桌周围，桌子上放着茶杯和文件，气氛十分庄重。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人，他们代表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53名成员（一说是57名，据以下统计实为55名，其中包括周恩来在内）。

这12名代表及其所在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

长沙小组代表毛泽东（28岁）、何叔衡（45岁）；长沙组其他成员是萧铮、彭璜、陈子博、贺民范，共6人。

武汉小组代表董必武（35岁）、陈潭秋（25岁）；武汉组其他成员是刘伯垂（原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到武汉帮助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包惠僧、郑凯卿、赵子键、赵子骏、刘子通、黄负生，共9人。

济南小组代表王尽美（23岁）、邓恩铭（20岁、水族）；济南组其他成员是王翔千、庄龙甲，共4人。

上海小组代表李达（29岁）、李汉俊（31岁）；上海组其他成员是陈独秀、俞秀松、陈望道、沈定一、杨明斋、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沈泽民、林伯渠、李中、袁振英，共14人。

北京小组代表张国焘（24岁）、刘仁静（19岁）；北京组其他成员是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女）、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共12人。

广州小组代表陈公博（31岁）；广州组其他成员是谭平山、谭植棠，共3人。

东京小组代表周佛海（24岁）；东京组其他成员有施存统（原邀代表，未到会），共2人。

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有张申府、刘清扬（女）、赵世炎、陈公培、周恩来（据张珊珍主编的《建党伟业》考证：“1922年6 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块空地上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有旅法、旅德、旅比利时等国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余立亚、袁庆云、傅钟、王灵汉、李维农、萧朴生、萧子暲、汪泽楷、郑超麟、尹宽、任卓宜等18人。大会由赵世炎主持，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1922冬，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立，旅欧少年共产党中够条件的同志全部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2月，少共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共5人。因他们离国内较远，故没有通知他们。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武汉小组的包惠僧则是曾受李汉俊委托，到广州与陈独秀联系后回到上海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最熟悉的李大钊和陈独秀都不能出席会议。陈独秀是因为受广东军阀陈炯明的邀请在广州政府任职；李大钊则是因为北大学年终校务繁忙，无法脱身。他们虽然没有来上海，但会议的规模和时间基本上都是由他们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商量决定的。

在出席会议的12位正式代表中，年龄最长的是42岁的何叔衡，年纪最小的是只有19岁的刘仁静，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8岁，正巧与毛泽东同龄。

毛泽东在其他14个与会者中所熟悉的除何叔衡外，还有在北大认识的张国焘、陈公博、刘仁静；与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只是有过书信往来，而其他那些人则都是第一次打交道。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零陵县一个佃农家庭。他曾两次赴日本留学，学习理科；1918年6月，李达第3次到日本，放弃理科专攻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夏回国后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在代表大会正式开始前夕，由于原定会议主持人陈独秀不能到会，会议不得不另行推举一位主持人。在几位大会筹备人员当中，李达、李汉俊都不善交际，且与马林的关系不够融洽；而张国焘则正好相反，他在来上海途径济南之时，已经笼络好了涉世未深的王尽美、邓恩铭，到沪之后又在与会者中非常活跃，出尽风头，并显示出一定的组织能力，深得马林倚重，所以就顺利地被推举为会议主席，由他来主持代表大会。

毛泽东和周佛海被安排为会议秘书，负责记录；由刘仁静担任国际代表的英文翻译。

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应当具体讨论和解决的问题。经与会者讨论决定，大会的议程共有3项：一、听取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报告；二、起草、讨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三、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一直忙于记录，在大会上只有一次发言，代表湖南6名成员汇报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发展和工作情况。有人称赞说：“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已经有了实际的工作成绩。

毛泽东给与会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达回忆说：

“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

张国焘回忆说：

“毛泽东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长布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后，都没有提出过什么具体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

包惠僧回忆说：

“我同毛泽东是在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时才见面。在见面以前，我在武汉临时支部负责时曾为工作的联系通过信。在第一次代表会议中我对他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

刘仁静曾回忆说：

“在‘一大’会议上，毛主席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采取谨慎谦虚态度，不轻易发表意见，也没有坚持什么特殊主张。”

毛泽东同时也给与会者们留下了不修边幅的形象。他大热天里还穿着一件土布长衫，有时穿鞋不穿袜子，即使穿了袜子也往往耷拉在鞋面上，像是一位来自湖南乡下的道士。他在吃饭时，一看到洒在桌上的残留物和酒水，就用袖子擦去。曾有一位不怀好意的与会者夸张地说：“你可以从他的脖子和身上刮下斤把灰尘。”

且说7月30日晚7时许，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正在客厅里进行着。在大门外负责望风的王会悟突然发现一群可疑的人正向这里走来，便立即来到会场，报告给大家。马林是极富地下工作经验的，警惕性很高，他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道：

“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头离开。”

说罢便与尼克尔斯基先行离开了客厅。李汉俊和李达等人约定，由他和陈公博留下应付，其余的人立即分头离开，到陈独秀家里会合。

几分钟后，客厅里果然闯进9个人来：一个法国巡总，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还有一个法国兵和三个翻译员。那巡总厉声问道：

“你们为什么开会？”

李汉俊解释说，我们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聚会叙谈。

“那两个教授是哪国人？”

“英国人。”

法国巡总立即下令搜查，那些侦探和法国兵足足搜了半个钟头，也没有找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只得悻悻而去。值得庆幸的是，有人在慌乱之中将一张党纲草案塞进了抽屉里，竟然没有被他们搜出来。

且说代表们先后来到法租界老渔阳2号陈独秀家里，陈独秀夫人高君曼和女儿陈子美、儿子陈鹤年（陈子美系陈独秀次女，陈鹤年系陈独秀四子）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晚10点，张国焘让包惠僧去李汉俊家探视情况，这才知道以后不能在那里继续开会了，大家商定暂时休会几天。

1921年8月4日，代表们聚在一起商量选择新的会址。王会悟建议说：

“如果在上海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可以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去开。南湖风景优美，我可以雇一只大画船，你们一面游湖，一面开会。”

大家都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于是，李达就让王会悟当晚去上海北站了解到嘉兴的火车班次。

8月5日早上，王会悟为安排会务，与董必武、何叔衡乘第一次班车先行出发了。李汉俊作为上海会场主人，正受到密探严密监视，那两位国际代表又太招人眼，都不能去嘉兴参加会议；而陈公博则是借口夫人胆小怕事，几天前因法国巡总等突然搜查受了惊吓，带了李励庄坐上火车溜到杭州西湖、灵隐寺游山玩水去了。

毛泽东邀萧子升一同前往嘉兴，与其他代表一起乘坐第二次班车于上午8点到达嘉兴。王会悟早已在车站等候多时，将大家临时安排在张家弄鸳湖旅馆。毛泽东和萧子升同在一个房间里，他初衷不改，依然力劝萧子升参加会议，萧子升还是不答应。

上午9点多钟，代表们离开旅馆去南湖，在租来的一条16米长的游船上品尝着南湖的鱼，继续开会。王会悟还为他们准备了一副麻将，万一出现意外情况就以打牌为掩护。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通过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决议案》，二个是《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决议案》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联合第三国际”，每个月向莫斯科总部汇报一次。党的纲领是：“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2、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时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

《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组织工会，发展工人运动。

大会最后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局，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为中央局委员，选举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中央局候补委员。

陈独秀为临时中央局书记；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为临时中央局组织部主任。

刘仁静对张国焘在“一大”上的表现印象非常深刻，他曾经回忆说：“张国焘是精明能干的人，也是喜欢出风头的人。”

下午6时许，代表大会完成了全部议程。代表们乘坐晚间火车回到了上海。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7月23日正式开始，到8月5日结束，历时14天。

后来毛泽东在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时曾经这样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第一次明确提出把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从这一年开始，延安每年都要在7月1日举行纪念活动。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在“七一”采取多种方式举行纪念活动。这样，“七一”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就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确定了下来。的确，把7月1日定为纪念日，不但好记，而且也符合规定节日的传统习惯。

且说毛泽东和萧子升回到女子学校，还住在一个房间里。他热得浑身是汗，从早到晚忙碌了一整天，虽然又困又乏但依然处于亢奋状态，顾不上洗澡就躺到了木板“床”上。

“代表们大多都不错。”他激动地用长沙老乡之间谈话的口吻对萧子升说：“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

第二天，毛泽东和萧子升就分手了，他与何叔衡回了长沙，萧子升则去了法国巴黎。后来萧子升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和毛泽东经常讨论社会主义问题，彼此虽都以老朋友真诚相待，都希望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可是越谈越谈不下去，以至谈崩。在争论各自选择道路的时候，有时竟夜长谈，忘记睡觉。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都很伤心，甚至潸然泪下。但是，我们都以友情为重，谁也没有出口伤人。”

毛泽东在陕北同斯诺谈话时也说到了萧子升及其结局，他说：

“和我一同游学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可是萧瑜却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

且说在1921年8月上旬，毛泽东与何叔衡从上海回到长沙，立即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据易礼容回忆说：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先去潮宗街文化书社找到易礼容。他看到社里人多，说话不方便，就把易礼容邀出来，站在书社对面的竹篱笆旁边谈话。毛泽东说要成立共产党。易礼容说：

“我听说俄国1917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死了3000万人。中国现在要成立共产党，是要死30个人，救70个人，损失太大，我就不干。”

毛泽东说：

“你错了。社会主义革命是瓜熟蒂落。”

易礼容说：

“瓜熟蒂落，就干吧。”

毛泽东非常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研究，这是毛泽东在建党活动中的一个重大特点。此后，他一面与何叔衡、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组建湖南党组织问题，一面与何叔衡筹备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就在这8月间，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开始筹措经费，选择创办自修大学地址，以加强党团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并以此掩护党组织的活动。他们在船山学社社长仇鳌和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的支持下，促使省政府同意利用长沙小吴门正街船山学社社址和每月400块银元的经费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杨开慧也参加了自修大学的筹建工作，她利用担任学联干事的身份，筹集经费。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对中国的旧式学校就深恶痛绝。这种旧式教育始于1902年前后，那时候中国开始废除书院，兴办学校。到辛亥革命后，中国学校教育主要是模仿日本的教育方式，其最大的问题是课程多，学生负担重，管理不善，束缚学生思想。毛泽东在1915年给黎锦熙的信中就表示了对束缚学生意志的旧式学校不满。他很早就想对旧式教育制度进行“去弊取利”的改革，创办一所新型的学校。

8月中旬，毛泽东起草了一份体现自修大学新的办学思想的著名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发表在8月16日湖南《大公报》上。他在大纲第一章“宗旨及定名”中明确写道：

“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交流于社会，由湖南船山学社创设，定名‘湖南自修大学’。”

《组织大纲》规定：

“凡中等以上学校毕业学生，不分男女老少，具有自修能力，志愿用自修方法以研究高深学术者，经本大学注明认可，得报名入学。”

毛泽东还起草了一份《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他在《宣言》中写道：

“从前求学的地方在书院，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所谓书院可毁，在他们研究的内容不对。书院研究的内容，就是‘八股’等等干禄之具，这些只是一种玩物，哪能算得上正当的学问；就这一点论，我们可以说书院不对的很！”当然书院也有好处：“一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究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自得。故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但是，现代学校有一特长，就是他‘研究的内容’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这一点则是书院所不及学校的。”

“现代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不过是一种商业行为罢了！”“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自有划一地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地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最大的缺点。”

“学校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

“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究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20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总的坏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销磨个性，灭掉灵性，庸懦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

毛泽东因对传统教育强烈不满，便创造出“学阀”一词，这是从“军阀”一词套用而来的。他在宣言中写道：

“学阀冷酷无情，用学问做交易，只知给学生灌输知识，并要学生的酒喝。”

人类为尊重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

毛泽东在《宣言》中还指出了学校和书院共存的3个弊端：

一是“书院和官式大学均有极严峻的程限，不及程限的不能入学，固不待言；实及了而偶不及，即有本为优才，经入学考试而见遗的，便从此绝其向学的路。现在，确实有好些有志青年，没有得到求学的机会，实在可叹可惜！”

二是“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来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

三是“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学里毕一个业，非千余元乃至两千元不可，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

既然各有利弊，就应该作改进之图。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上明确写道：

“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是一个“取其利去其弊”的新式学校。“自修大学之所以为一种新制，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

“一则除住校学生，因房屋关系须稍示限制外，校外学生则诸凡有志向学以上均可入学。二则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三则自修大学在现在这‘金钱就是生命’的时代，固不能使所谓‘无产阶级’的人，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高深学问，但心里则务必使他趋向‘不须多钱可以求学’的路上去。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到校里来研究，也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里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种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比较官式大学便利得多，花费也就自然少了。”

毛泽东在宣言中强调说：

“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此后不久，湖南自修大学就成立了领导机构，由贺民范挂名为校长，由毛泽东担任自修大学教务长，实际负责一切事务。毛泽东还请仇鳌为自修大学题写了校名。

自修大学招收学员极为慎重。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中明确写道：

“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因此，对于一个新同学入校，取比较慎重的态度。”

为此，学员在入校前，先要以通讯的方式答复以下问题：

（1）以前进过什么学校？做过什么事？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情形怎样？（2）要研究哪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3）以前学过什么学科？（4）愿来研究几个学期？以后再作什么办法？（5）对于人生观的主张。（6）对于社会的批评。

“凡要入学的，须将上列6项，用通信方法详细写出，寄交本校学生会总书记转交学长评阅，再行当面接洽决定。”

这正是：开天辟地一声雷，纪元新开战鼓催。

革命尚需后来人，我办大学育蓓蕾。

欲知湖南自修大学能否创办成功，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及《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既是一种人性化、科学化的新式教育宣言，同时也是对“现代教育”的再次严正挑战。下一章内容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凡是学有所得的人们都知道自学的重要性，而那些学有所成的人，其成就决不是靠老师灌输出来的。中国有句老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人性化教育，个性化教育，研讨式教育，边学习边实践，早已成为世界教育界人士的共识。可在当今中国的教育界，这种现代化的教育模式，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奈何？

第11章 1921年8月—

“国家为何改造，政治为何澄清，帝国主义为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它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都是我们研究的内容。”

话说毛泽东在筹办自修大学期间，结识了一位同龄的工人朋友，他叫杨福涛。

杨福涛，湖南省长沙县人，1893年3月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2岁即学泥木工。此时，自修大学初创，杨福涛经常来这里做工。毛泽东一有空闲时间就热情地和他拉家常，论世事，深入浅出地说明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并告诉他说，穷人只有团结起来，把旧社会翻个过，才有出头之日。杨福涛非常敬佩毛泽东，在他眼里，毛泽东既是一位有大学问的先生，又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好朋友，所以就极喜欢和毛泽东交心。

1921年8月下旬，毛泽东等人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开始招生，但由于招生条件太严了，到9月间报名入校者才“只有一人”。后来学员逐渐增多，到1922年夏季终于发展到了30多人。

毛泽东、何叔衡、陈佑魁、夏明翰等都在自修大学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夏明翰，字桂根，曾随母姓陈，取名日羽，祖籍湖南衡阳县，1900年农历八月出生于父亲居官的湖北秭归县。12岁时，夏明翰随父母回到祖籍湖南衡阳，进衡阳县石鼓国民高等小学堂读书。1914年父亲早逝，夏明翰由祖父抚养，思想开明的母亲主张儿子接受新式教育。1917年，夏明翰考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与各校进步同学一起进行爱国宣传活动，并联合各界人士通电全国，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1919年6月17日，湘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夏明翰当选为第三届总干事，主编发行了《湘南学生联合会周刊》。1920年秋，他在何叔衡的帮助下结识了毛泽东，成为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因夏明翰出身豪绅家庭，毛泽东戏称他“比《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强多了”。后来，夏明翰由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且说《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规定，大学开设文、法两科，文科有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法科有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总共有10多个专业。

自修大学的课程设置和研究内容，完全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的。毛泽东在1923年4月创办的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上撰文说，学友要研究的内容是：“国家为何改造，政治为何澄清，帝国主义为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它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

自修大学十分重视理论与实际、教育与生产、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强调师生深入工农群众，进行社会调查，参加社会活动。毛泽东说：

“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本大学为达劳动之目的，应有相当之设备，如艺苑、印刷、铁工等。”

为此，自修大学设置了园艺场、工厂和博物实验室，供学友劳动锻炼和现场试验之用。

自修大学不仅在学友入学上严格把关，对入学后的学友亦有严格的规定：

“本大学学友，有发现下列各项事情之一者，得随时令其退学：一、无自修能力，对于所认定之学科不能尽心研究，无成绩之表示。二、假名自修、分心校外不正当之事务。三、不能自治，无向上之要求。四、妨害公众秩序，破坏其他学友及本大学名誉。”

自修大学规定的学习方法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

一是单独研究，要求学友各自制定自己的课程表，“自己看书，自己思索”，辅以教师的指导，强调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变被动求学为主动求学”。

二是团体研究，组织各种研究会，如心理学研究会、经济学研究会、周秦诸子研究会，还有印度哲学、罗素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诗歌小说等研究会，以便利学员“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这些研究会由学友志愿相同者自由结合，随时辩论商榷。研究会定期研究完毕，一旦有成果就举行演讲会或写出论文。

同时自修大学还规定，要在国内外学术繁荣、昌明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南京、武昌、巴黎、伦敦、柏林、纽约、莫斯科、东京以及国内外重要的大学、学校及各学术团体设立“通讯员”，担任自修大学与这些区域、学校文化学术上的联络，以求学术信息的及时交流。

自修大学为使学员学有所成，主要抓了以下两个主要环节：

一是强调学员所学自愿。《组织大纲》规定：学员以学科为单位，研究一科也可，数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时间和范围，都听学员依自己的志愿和程序去定。每人修习年限无定，以修习一科目完毕为单位。学校只要求学员完成论文，合格者发给某科目之修学证书。

二是建立图书馆、试验室，为自修创造条件。学校将“经费之大部”，“用为建设并充实图书馆及实验室之用”。

在自修大学图书馆里，除了原船山学社留下的经、史、子、集等古书外，仅在1921年8月至12月就购置了哲学、政治、社会、经济、史地、文学、美术、科教、工具书等类书刊421种，1000余册；其中有马克思主义原著译本《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还有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著作，如李汉俊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邵飘萍的《新俄国之研究》、恽代英的《阶级斗争》、李达的《唯物史观解释》、李季的《社会主义史》等，有《共产党》、《新青年》、《小说月刊》等期刊50余种；此外，还有郭沫若的《女神》、严复的《天演论》、罗素的《数理逻辑》以及蔡元培、杨怀中、梁启超、章太炎、周作人、胡适、张东荪、江亢虎等人的著作，给学员们提供了丰富的学习、研究资料，创造了比较、鉴别与独立思考的重要条件。

自修大学可以说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湖南党组织创办的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培养新型干部的学校，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党校”。它的创立和发展，不仅在湖南而且在全国各地都引起了相当普遍的关注。北京、上海等地的社会名流和进步报刊都曾予以介绍并高度赞扬。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看到毛泽东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后，在上海《新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一文，赞扬道：

“我近来读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我欢喜得不得了。”“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合吾国书院和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吾实在觉得他们自修大学的组织，可以为各省的模范。内部的组织法，当然可以随地变通；他们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

教育界名流李石曾撰写了《祝湖南自修大学成功》一文，称自修大学创立了“新教育制度之纪元”，是“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

北京高等师范《教育新刊》上发表的《湖南自修大学之使命》一文也说：

“蔡孑民先生谓自修大学实兼书院与学校制度之长而活用之，我以为岂仅如此，这简直是人格教育的恢复。”

还有的文章称赞说：

“未来之自修大学，必庄严灿烂于‘湘水’之滨，而与‘麓山’竞秀矣。”

与此相反，湖南省的一些守旧人物也议论纷纷，他们称自修大学为怪事，认为它是不伦不类、无根无叶的组织，并唆使湖南省政府停止供给船山学社的活动经费。

且说在1921年10月间，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安源煤矿进行考察，了解工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及其革命要求，准备在安源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位于江西西部的安源是一座偏僻的小镇。这里的大煤矿和从湖南株洲到萍乡的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共有17000多名工人。路矿中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非常尖锐，蕴藏着雄厚的革命力量。

单说这安源煤矿，是从1898年起由德国人和日本人共同开采起来的，成了日德资本控制的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它们的管理方式是采用封建把头制。工作条件十分恶劣，矿工每天劳动长达12小时，工资低微；矿井没有安全设备，经常发生冒顶、透水和瓦斯爆炸等严重事故，致使工人不断伤亡。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有24座基督教堂，却只有一个小小的医疗所为6000名工人治病。矿长和封建把头还时常打骂工人，甚至滥用私刑。煤矿工人生活十分悲惨，繁重体力劳动使工人们都累得麻木了，工人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少年进炭棚，老年背竹筒；病了赶你走，老了不如狗。”“早晨有人下井去，不知晚上出不出。”

毛泽东特别关注安源工人的潜在力量。他这一次来，身着白布长衫，沿着铁路步行到了安源，见这座小镇实在是太脏了，就脱下长衫，舍不得再穿了。他利用在安源煤矿做工的韶山雇农毛福轩的关系，深入基层，吃住在矿工家里，走访调查。

毛福轩，谱名恩梅，出生于1897年4月29日，比毛泽东小近4岁，而他辈分却高了两辈，是毛泽东的同宗叔祖。

毛泽东在走访中发现，每当他走进屋子与工人们交谈时，矿工们总是要全体站起来，实在是太客气了。这种敬重与隔膜，极不利于开展工作，他感到很苦恼。他想，我不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吗？难道我已经成了一个和工人们格格不入的人了吗？

毛泽东并没有灰心，他决定以后再来安源。

1921年10月10日，这是一个凉爽的日子，在长沙城外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正在热烈地谈论着建立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问题。他们有的站在石碑前，有的站在丛林里的小路上。那个高挑身材的人就是毛泽东，而站在他旁边的则是宽肩膀矮身材一口黑胡子的何叔衡；另外3个人是彭平之、陈子博和易礼容。

经过磋商，大家一致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党支部书记，由何叔衡、易礼容、陈子博为支部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党支部就在这个小丛林中诞生了。这个党支部的党员目前一共有10人，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彭璜、陈昌、萧述凡、郭亮、彭平之、陈子博、夏曦。

这一天是中华民国十年的“双十节”，为庆祝中共湖南支部的诞生，大家就戏称这一天为“三十节”。

10月21日，毛泽东闻讯邓中夏从四川来到了湖南长沙，当晚便邀请他到一师附小发表演说。邓中夏报告了他在四川的见闻，揭露了四川的社会黑暗和政治形势。他还说：

“必须用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改变这种状况。”

演说结束后，毛泽东邀请邓中夏来到他的家里，二人竟夜长谈。

10月下旬，毛泽东与夏明翰一起到了衡阳，下榻在江西岸潇湘河街大达利旅社。

一天下午，毛泽东在夏明翰陪同下来到省立第三师范，和师范的进步教师和学生们谈话，开座谈会，了解衡阳的新文化运动情况。

毛泽东还向300多名师生作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问题》的讲演。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了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农民起义，赞扬这些反抗封建王朝的斗争，都应该称为农民革命。毛泽东还说，这些斗争因为没有一个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结果都失败了。他还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例说明工人阶级的领导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

再说毛泽东在中共湖南支部建立后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在长沙城郊小吴门外唐姓兄弟那里租下了一栋青砖青瓦的平房。

这一带是一片长满树木的小山丘，在小山丘的南面，有两口清浊分明的水塘，叫做上水塘和下水塘。上水塘水质浑浊，下水塘水质清澈见底，因此下水塘又称做清水塘。这里的居民都是菜农。毛泽东租住的是清水塘22号，这是一座三开间的极其普通的小平房。屋前池塘边有几株垂柳，周围尽是菜地，环境显得格外幽雅，的确是一个非常僻静而又不为人注意的好去处。一直没有一个稳定住所的毛泽东与杨开慧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这个“家”自然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的秘密联络机关。

毛泽东为了保守秘密，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他在租房时对唐姓房主说，这房子是作为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教职员居住的。他在租约上签的名字是毛石山。

毛泽覃、毛泽建跟着哥嫂一起搬到清水塘居住。杨开慧从此成了这个“家”的家庭主妇和组织上的联络员。不久，母亲向振熙也搬到了清水塘，帮助她料理家务。

毛泽东、杨开慧对毛泽建这个小妹妹十分关爱，经常抽空辅导她学习。他们的革命活动也对毛泽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毛泽建每天放了学回到家里，做完功课就阅读三哥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其中的一些重要章节，她总是一遍一遍地认真看，认真记。毛泽东、杨开慧也经常给她讲工人农民为什么受剥削受压迫，为什么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共产党为什么要领导人民闹革命，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

有一天，夜已经很深了，毛泽建还在灯下苦读，可读着读着竟睡着了。坐在对面看书的毛泽覃见她这个模样，就叫醒她，开玩笑说：

“你真是颗钝钉子呀！快去睡觉吧，小心受凉。”

毛泽覃收拾好书包就去休息了。有道是说者无心，听者在意。毛泽建顿时清醒了，反复琢磨着小哥哥的话：你真是颗钝钉子！是啊，自己十五六岁才进学堂念书，脑子不钝才怪呢！她想起了三哥曾经给她讲过的“铁杵磨成针”的故事。对呀，别人学一遍，我学10遍难道还学不会？天长日久总会有熟能生巧的时候的。

有一次，毛泽东把毛泽建和毛泽覃都叫了去，说要当面考考他们的功课。他笑着问。

“你们俩哪个先来？”

“先看‘钝钉子’的吧！”

毛泽覃又开起了玩笑。毛泽建不服气地说：

“你那颗锐钉子打得进洞，我这颗钉子是钝了一点，但只要下功夫，也可以打进洞的！”

结果完全出乎毛泽覃的意料，小妹妹竟然对答如流。毛泽东满意地笑了，当即写了“绳锯木断，水滴石穿”8字联语送给毛泽建，赞扬她刻苦学习的精神。毛泽建非常高兴，当晚就把“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这幅字贴在自己住室的墙壁上。

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带着毛泽覃和毛泽建到天心阁去玩，那天刚下过雨，屋檐水不断地往下滴。毛泽东指着屋檐下那凹形的一块块石板，对他俩说：

“这就是水滴成的，年深月久石板哪有不穿的！你们读书就要有这股子毅力。”

毛泽建非常感激三哥的鼓励，回到家里在自己的课本上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句古训：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后来，毛泽建在三哥和嫂子的亲切关怀下，只用了两年半时间就学完了五、六年的课程。在这期间，她还主动为文化书社递送书籍和报刊，为在清水塘秘密召开的党的会议站岗放哨，帮助工会刻印传单、张贴标语。毛泽东看到她学习勤奋，工作热情，思想逐渐成熟了，兴奋地对杨开慧说：

“泽建这颗钉子，是打进洞了！”

且说有一天，一位学生模样的女青年走进了清水塘22号。只见她身穿黄色短衣长裙学生装，中等个儿，身材苗条，齐耳的短发，鹅蛋形的脸上白里透红，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格外有神。毛泽东热情地向她招呼着：

“噢，是宝珍同志，真是稀客啊！”

来访的女孩名叫何宝珍。她是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支部书记。毛泽东曾和邓中夏、何叔衡、恽代英多次到衡阳第三女子师范指导和组织学生运动，所以非常熟悉这位热情泼辣的女孩子。何宝珍也非常敬重毛泽东。毛泽东将何宝珍让进屋里坐下，给她倒了一杯水，说道：

“听说你在湘南学联做了很多工作，表现很好哟。”

何宝珍谦虚地说：

“润之先生过奖了，我只做了一些小事，还望您多多指教。”

“你来是有事吧？”

何宝珍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打开一看，是湖南省立三师党支部书记、衡阳青年团委书记张秋人为她写的介绍信。介绍信中说：何宝珍因组织学潮被校长欧阳骏开除了学籍，请毛泽东帮助她安排工作。毛泽东看完信，关切地说：

“噢，原来是这样。你今后有什么打算，有什么困难，谈谈吧。”

何宝珍告诉毛泽东说，她从小被父母包办，许给人家当童养媳，这些年读书的费用，都是那家人支付的，如果回去肯定会失去自由，要想参加革命活动就困难了。

“润之先生，我现在是无家可归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毛泽东安慰她说：

“莫急，莫急！人生到处是青山，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是我们革命者的家，这倒用不着发愁。”

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继续说：

“我看你很年轻，还是要继续学习。她欧阳骏开除你的学籍，不让你读书，你照样可以学习。你可以到我们创办的自修大学读书，在里面学习的既无公子少爷，也没有太太小姐，都是些革命青年，你看怎么样？”

何宝珍听毛泽东这么一说，自然是非常高兴。毛泽东又说：

“你初到长沙，人生地不熟，就先住在我家里。至于学杂费伙食费嘛，一概免交。你还可以勤工俭学，解决些零用钱。”

说话间，杨开慧回来了。毛泽东向何宝珍介绍说：

“这是杨开慧同志，我的爱人。”

他又指着何宝珍对杨开慧说：

“这位是从衡阳女子三师来的何宝珍同志，被学校开除了。开慧，我就将何宝珍同志交给你了，先安排她住下，然后带她到自修大学去报到。”

杨开慧高兴地说：

“好呀，我们自修大学又多了一位女学生。”

“噢，”毛泽东又交代杨开慧说：“你别忘了转告何叔衡同志，就说是我的意见，何宝珍同志的伙食费和学杂费全免了。”

杨开慧和母亲很快做好了饭，叫了何宝珍一起用餐。饭后，毛泽东在与何宝珍交谈时突然问：

“你为什么叫何宝珍呢？”

何宝珍没想到毛泽东有此一问，不觉一愣。毛泽东哈哈大笑，解释说：

“中国人的名字，都是有一定意义的。看起来，你在家里是一位讨父母喜爱的珍珠宝贝。你这个名字很好听，但‘宝珍’两个字有点俗气了。你现在既然投身革命，我帮你把名字改一下，如果你认为不合适，也可以不要，如何？”

何宝珍高兴地说：

“那好啊！”

毛泽东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两个字，递给何宝珍。何宝珍接过一看，是“葆贞”二字。毛泽东解释说：

“取‘宝珍’这两个字的谐音，改为‘葆贞’。‘葆’是保持、保护的意思，‘贞’是贞节的意思。意义改了，但读音不变。你觉得怎样？”

何宝珍说：

“改得真好，我明白了，谢谢润之先生。”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你要永葆革命的贞节啊！”

何宝珍点点头，爽快地说：

“我一定记住你的话，为中国革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这正是：人间自有温情在，毛公坦荡性情真。

两个童养弱女子，一对革命节烈人。

欲知毛泽建、何葆贞后来如何壮烈？请看后边的叙述便知。

东方翁曰：对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人们历来褒贬不一。以湖南自修大学为例，教育界的泰斗蔡元培及其他教育界名人都赞许有加；而那些守旧派人士和“学阀”却称为怪事，认为自修大学是不伦不类、无根无叶的组织。即使在新中国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一系列教育方针，也依然受到了党内外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学阀”们明里暗里的抵制，在他老人家身后更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污蔑得不成样子。他们就是要抱着戕害学生的腐朽的教育制度不放，强制推行填鸭式的奴化教育、西化教育。这就叫见仁见智各有不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苍蝇就是喜欢腐臭的东西，奈何？

第12章 1921年11月—

“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手段，赢得增加工资和缩短工时的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

话说1921年11月11日，毛泽东因有好友刘某回乡，就给八舅父文玉钦及舅母赵氏写了一封信，让他捎回去。他在信中写道：

舅父母大人尊前：

久不通信，疏忽得很！二位大人谅都安好！合宅谅都安吉！甥在省身体尚好，惟学问无进，甚是抱愧！刘先生回乡之便，托带片纸，藉当问候。有便望二位大人临赐教诲为祷！敬颂

德安！

甥毛泽东

11月21日，《劳工周刊》在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之际编发了一期《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号》，毛泽东在《特刊号》上发表了《所希望于劳工会》一文，提出了改组劳工会的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

“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页，现在要开始写第二页了。我愿在这第二页上写的要大不同于第一页：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完备。”

毛泽东对劳工会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手段，赢得增加工资和缩短工时的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是工会组织要有民主产生的全权办事机构，人员要精干，“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太分，也要不得。”三是加强工人对工会的组织观念，工人必须缴最低限度的会费。“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

他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提出了劳工会的口号：“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全世界都是劳动者的！”“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

毛泽东还和黄爱、庞人铨等人一起商议了劳工会改组的一些具体事宜，并教育黄爱、庞人铨要到工人中去接受教育，锻炼自己。

黄爱、庞人铨对毛泽东的建议非常重视，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立即着手对劳工会进行了改组，把原来的合议制改为“书记制”，将过去的8个部改组为书记、组织、宣传3个部，黄爱任书记部委员，庞人铨任宣传部委员，张理全任组织部委员。由3个部的委员组成湖南劳工会执行委员会。黄爱邀请毛泽东助理会务。

黄爱、庞人铨同时还改组了基层组织，先后成立了土木、机械、印刷等十多个工会；会员们开始按时交纳会费。

11月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发出了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央局通告》，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5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7月发展党员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央局在通告中还提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7月以前超过3000团员。”

毛泽东和长沙党支部按照《中央局通告》的要求，立即在湖南一师、长郡中学、商业专门学校、湖南自修大学等学校和其它各地大力发展团员，建立团组织；同时在泥木行业、湖南第一纱厂等处工人中发展团员。

毛泽民、毛泽覃和16岁的毛泽建以及毛泽东的小友许志行，都在此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杨开慧也在这年冬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湖南省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

在此期间，毛泽东和长沙党支部根据中央局关于“以全力组织”铁路工会的指示，派出干部到长沙北门外粤汉铁路新河站创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发展团员和党员。

这时候，武汉党组织也在粤汉铁路线上的武昌徐家棚创办了工人夜校。

毛泽东曾多次到新河车站和机车修理厂了解工人们的工作、生活和要求，同他们谈心。他提出“工人是世界幸福之母”的口号，启发工友们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官僚、军阀的压迫和剥削。不久，他在新河站吸收工人陈地广、卢士英等人加入了共产党，建立了党小组。

陈地广是一名火车头修理工，是毛泽东在铁路工人中结交的第一个朋友。他技术熟练，在工人中很有威信。毛泽东常常到陈地广家里“拉话”，通过陈地广，又结识了许多工人朋友。他还多次在茶馆和工人朋友们座谈，有时还邀请这些铁路工人到清水塘家里彻夜讨论罢工计划。

1921年12月中旬，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去桂林会见孙中山，途经长沙，稍事停留。毛泽东经文化书社联系，接待了他们，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交谈。毛泽东还介绍马林与易礼容，黄爱、庞人铨等人见了面，又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给黄爱、庞人铨和部分工会群众“讲斗争”，介绍“俄国革命”的情况及经验。

12月25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指导黄爱、庞人铨以劳工会的名义在长沙召集各界群众1万多人集会，反对美、英、日、法11月间在华盛顿召开的“共同支配中国”的太平洋会议。

黄爱担任大会主席，庞人铨为游行示威的总指挥。大会演讲者揭露了太平洋会议是强盗们的分赃会议。大会提出的口号是：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际资本主义！”“我们的朋友在俄国！”“世界是工人的世界！”

会后，1万多名群众在庞人铨指挥下举行游行示威，散发传单。黄爱、庞人铨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亲自带领群众高呼口号。

有记者曾报道说：“他们那种震地惊天、掀波撼岳的高呼，实在很可以表现湖南民族的刚毅伟大的精神啊！他们那雪片似的传单，不下30余种，20万份，飞布全城。劳工会的‘老虎的和平’的传单，从经济的立场，揭露太平洋会议的内幕，鼓吹阶级斗争，鼓吹劳动者武装，鼓吹全国、全世界的劳动者的大团结，色彩是很鲜明的。”

这次大规模集会和游行示威在湖南省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陈独秀在总结这次活动时说，除上海外，全国各地反对太平洋会议运动中以“湖南工人最猛烈”。

且说在这12月月底，李立三带着中共中央局的介绍信，从上海回到长沙来见毛泽东。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在一师发出“征友启事”后曾会见过李立三。后来李立三在中学毕业后就到他父亲的好友程潜的护国军中入了伍，不久程潜让他到北京继续学习。1919年9月，李立三参与赴法国勤工俭学，于新年前后到了法国，积极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1921年春，他同赵世炎、陈公培、刘伯坚等酝酿建立共产主义同盟，组织劳动学会和勤工俭学学会，成立华工组合书记部，为华工谋福利；同年10月，因参与领导留法学生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与蔡和森、向警予、陈毅、陈公培等104名勤工俭学学生一起被法国当局遣返回国。11月间，他和蔡和森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由陈独秀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受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局委派，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

这李立三生性坦率，又是个急性子，在法国勤工俭学同学中就有“坦克”之称。他来到清水塘22号，杨开慧开门迎接他。他一见杨开慧，不等杨开慧开口便自我介绍说：

“我名李隆郅。你在北京时，我到过杨昌济老师家见过你。我要找润之兄，我这里有陈独秀的信。”

毛泽东正在伏案疾书，闻声放下手中的笔，起身出迎，当然还认识他在1915年发出“征友启事”后曾经会见过的李立三。他迎上前去，伸出双手笑着说：

“这叫做‘洞庭有归客’。”

李立三也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接口道：

“那就是‘潇湘逢故人’啦！”

两人哈哈大笑。杨开慧经毛泽东一介绍，笑容可掬地说：

“难怪方才喜鹊叫，原来是李兄大驾光临！”

毛泽东和李立三在愉快的气氛中，介绍了几年来各自的经历。毛泽东热情欢迎李立三回来参加革命，向他介绍了湖南的革命形势。他说，湘区党组织正在认真贯彻“一大”决议，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他还特别向李立三介绍了安源煤矿工人的情况，说是希望李立三能去安源领导工人运动。李立三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1921年冬，毛泽东带着李立三、毛泽民、张理全来到了安源煤矿。这是毛泽东第3次到安源考察。他有上一次工人群众对他敬而远之的教训，来时就脱掉长袍换上了破旧的上衣，头戴草帽，脚穿草鞋，看起来土气多了。

他们住在一家客店里，一连几周以参观者的身份深入矿井、工棚、餐厅、宿舍，了解矿工们的疾苦，晚上还邀请一些工人到小伙铺里座谈，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号召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几十年后，一位老工人对毛泽东在安源考察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他写道：

“掌子面通风、排水严重不良，一头热得出不了气，烫得脚起泡，我们叫它‘火焰山’，一头淋水似雨，积水成河，我们叫它‘水牢’。工人使用粗笨的原始工具，有的侧躺在地上挖煤，有的拖着沉重的煤筐爬来爬去。口渴了，喝一口煤黑水，热得受不住了，就到臭水沟里泡一泡。毛泽东同志到了掌子面，看见工人一个个赤身裸体，全身沾满了煤灰，只有头上围条布手巾，关心地问我们为什么不穿衣服？我们悲愤地告诉他：洋人、资本家只顾自己发财，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工人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品，都是自备一块‘3尺布’，在井下包着头当矿帽，出井时围在腰上当遮羞布。工人赤身裸体，还常常无辜挨打，动不动就被洋人、资本家、工头打得皮开肉绽。毛泽东同志听了我们的诉说，英俊坚毅的脸上，充满了对我们工人无限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愤慨。他说：你们为他们做工还要挨打，他们真不讲道理。你们真苦啊！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他打了个比方说：路上有块石子，大老板看到随便把脚踢一下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组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想搬，也搬不动了。工人们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就能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掀掉，打倒剥削者，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这天下午，天气非常燥热，毛泽东同志又来到锅炉房。这儿没有凳子，一个工人搬了一个木头墩子，正要用汗巾去擦上面的炉灰，毛泽东同志一把拉住说：‘不用擦，你们坐得，我也坐得。’说着就坐下来与司炉工交谈。当一个工人去撬火加煤时，毛泽东同志也起身走到炉前，接过撬火铁棍，亲自帮助操作。工人说：‘毛先生，温度太高，你歇着吧。’毛泽东同志笑了笑说：‘你们成天在这里干活，我试一回还不行吗？’毛泽东同志劳动了一阵后，又关心地询问了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

毛泽东就是这样和工人们打成了一片。他每天一大早就带着李立三、毛泽民、张理全到工人中去。他对那些黑黝黝的面孔和疲惫无神的眼睛说得最多的话就是：

“你们的双手创造了历史。”

矿工们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请他派人来煤矿指导工作。他当即允诺，指着身边的李立三说：

“就请李先生来辅导你们吧。”

1922年1月，毛泽东派李立三、蔡增淮等人到安源路矿去开展工人运动。

李立三曾回忆说：“派我们到安源去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他对于如何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如何把工人逐渐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已经是胸有成竹。现在我还模糊记得他当时告诉我们的话：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但是，应当看到，反动统治势力的强大和社会环境的黑暗，要开展革命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我们现在做工人运动，必须争取合法，必须先站稳脚跟。我们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首先要利用搞平民教育的方式，争取公开活动，以便与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

在毛泽东指导下，李立三、蔡增淮“以办平民教育的名义，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介绍”，到了安源。他们通过社会关系，首先找到了一个在安源商会做事的比较开明的绅士，获得了这位绅士的支持。他们还打听到，萍乡县知事是一个喜爱古文、反对白话文的人，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提请他立案，果然得到县知事的青睐，很快就批准立了案。这位县知事还兴致勃勃地在“四六体”呈文上添加了一个头一个尾，作为布告张贴。

就这样，李立三、蔡增淮很容易就取得了开展平民教育的合法手续，在安源开办了第一所以路矿工人为主的补习学校，有60多人参加，校址设在安源五福巷。

李立三、蔡增淮亲自任教授课，在合法身份的掩护下，把文化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结合起来，宣传：“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有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奋斗以减少痛苦、解除压迫之必要与可能。”

后来在2月间，李立三、蔡增淮与各地工友联系，通过“十人团”、“百人团”等形式把工人组织了起来，并吸收安源工人朱少连、李涤生（后叛变投敌）、周镜泉、陈伟锋等6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小组；到2月中旬，党组织已经发展到30多人，秘密建立了以李立三为支部书记的中共安源路矿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省建立的第一个由产业工人组成的基层党组织。

且说在1922年1月间，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庞人铨在长沙组织发起华实公司工人大罢工，要求厂方发放年终赏金，在遭到厂方拒绝后，黄爱、庞人铨继续领导工人坚持斗争。华实公司以5万元巨款贿赂湖南军阀赵恒惕派兵镇压，并阴谋杀害黄爱、庞人铨。

1月16日晚，赵恒惕趁黄爱、庞人铨和工人代表与华实公司资本家代表协商调停罢工问题之机，派湖南警察厅厅长张辉瓒带兵突袭劳工会，逮捕了黄爱和庞人铨。

1月17日早晨，赵恒惕命令将黄爱、庞人铨绑赴浏阳门外秘密处决。站在庞人铨一侧的刽子手，手起刀落将他斩为两段；黄爱则拼命挣扎，高呼：“大牺牲，大成功！”被连砍3刀，壮烈牺牲。

这一天，赵恒惕以省政府名义发布文告，宣布黄爱、庞人铨的罪行，污蔑他们是：“盛倡无政府主义，假劳工会名义煽惑人心，近复秘密收买枪支，勾结匪徒，乘冬防吃紧，希图扰乱治安。”

赵恒惕又以武力解散了湖南劳工会，并查封了《劳动周刊》。

黄爱、庞人铨惨遭杀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各界人士愤愤不平；许多工人停止工作，到劳工会门前痛哭；大批愤怒的工人自发冲进内务厅、财务厅等衙门，向赵恒惕政府表示强烈抗议。

赵恒惕害怕群众舆论谴责，将湖南各地报纸控制起来，严密封锁消息，不准刊登与此事有关的任何报道。

1月19日，毛泽东闻知赵恒惕杀害黄爱和庞人铨、解散劳工会、查封《劳动周刊》的种种暴行，极为愤慨，立即从板仓杨开慧家中赶回长沙，召开有关人员会议，分头稳定工人情绪，布置对赵恒惕的斗争。

在毛泽东主持下，工人们和社会各界在船山学社先后两次召开了追悼黄爱、庞人铨大会。

毛泽东为了冲破赵恒惕的舆论封锁，揭露赵恒惕，又把李立三从安源调回长沙，要李立三到黄爱的家乡常德，动员黄爱60多岁的父亲一同前往上海，控诉赵恒惕的罪行。

不久，毛泽东也经武汉到上海，帮助流亡在上海的湖南劳工会会员，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他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主持召开的黄爱、庞人铨追悼会上，报告了黄爱、庞人铨事件的经过，号召人民向黄爱、庞人铨学习；动员国内名流学者，抗议赵恒惕残暴行径。这样，赵恒惕残杀黄爱、庞人铨的详情及其罪恶在上海、广州、北京各地报纸上被披露无遗。

蔡元培就此事打电话给赵恒惕，向他提出了严重抗议。

毛泽东等人为黄爱、庞人铨两位烈士发行了纪念特刊。他为哀悼黄爱、庞人铨写了一副挽联：

奋斗为众生，千古伤心是工运；

取义拼一死，九泉含笑亦冤魂。

李达及其夫人王会悟为悼念黄爱、庞人铨这两位中国工人运动最早的牺牲者，为纪念特刊撰写了一副挽联，挽联上写着：

第一把交椅，两位抢先坐去了；

最后的胜利，我们努力夺回来。

1922年2月23日，李大钊在给《黄庞流血记》一书写的序言中说：

“以前的历史，几乎全是阶级的斗争史，最后的争战，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开始了。黄、庞两先生，便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先驱遇险，我们后队里的朋友们，仍然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者愿做而未成的事业。”

后来，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曾这样写道：

“黄、庞被杀以后，职工运动遭一顿挫，所有湖南劳工会分子皆逃亡在外，但共产党却并不跑，在白色恐怖之下做极其艰难的工作。”

1922年5月1日至6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规定黄、庞死难日为纪念节日。

这正是：诬良为盗逞凶残，黄庞捐躯英烈传。

唯有牺牲多壮志，毛公奋起斗权奸。

欲知工人运动后来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第二次深入到安源工人群众中之时，身穿白布长衫，工人们对他就十分客气。他由此感到了自己与群众的隔膜。当他第三次去安源的时候，就脱掉了长袍，头戴草帽，身穿破旧的上衣，脚上是草鞋，看上去土气多了。于是他与工人群众就有了水乳之交融，就有了鱼水之和谐。做群众工作者不可不借鉴矣。

第13章 1922年4月—

“对敌斗争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我们共产党员不怕流血，但是，血要流得有价值。”

话说在1922年4月，湖南自修大学校长贺民范已经辞职了，校长一职便由毛泽东接任，自此，他的工作更繁忙了。

4月间，毛泽东与夏曦、彭平之由长沙到常宁水口山考察，了解铅锌矿工人生存状况。

4月底，毛泽东在夏曦、彭平之陪同下，第二次来到青年运动发展比较好的衡阳，首先到衡阳三师了解建党建团情况。

此时，衡阳第三师范学生蒋先云等人已经组织起了一个进步团体——“心社”，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毛泽东、夏曦、彭平之联络蒋先云等人，在三师召集进步学生骨干会议，宣传马克思主义。

当时在衡阳三师读书的张际春，后来在1964年撰写了《伟大的启蒙和教诲》一文，他说：“1922年的一个晴朗的日子，请毛先生向我们作学术演讲。他先用粉笔在黑板上书写了‘社会主义’字样的题目。说许多青年同学们希望在改造社会方面做些事情，但是要改造社会，必须要有一种正确的远大的理想，有了这种理想，然后才能够坚定地为实现这种理想奋斗，才能够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

4月29日，毛泽东在三师风雨操场上给衡阳各类学校上千名师生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题目是《社会主义》。他说：

“社会主义是最好最正确的理想。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都是空想社会主义。只有马克思派的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够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这才是最好的从根本上改变剥削制度的理想。”

1922年5月1日，毛泽东参加了由衡阳学联召集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大会宣布三师“心社”的一批成员转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社会主义青年团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共有团员47人；其中的骨干分子蒋先云、黄静源、唐朝英、蒋啸青4人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黄静源为组长的衡阳党支部。

至此，毛泽东等人在湖南长沙、安源、衡阳一共建立了3个党支部，有党员30余人。

毛泽东在五一节纪念大会上向衡阳党团员和进步师生作了关于马克思生平的演说，鼓励大家继承马克思的伟大事业。

5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针对赵恒惕1922年1月颁布的《湖南宪法》不承认8小时工时制、3月改选省议会及“民选省长”等问题撰写的《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全文如下：

自治省的湖南，以全民政治相号召的湖南，若全然撇开劳工，岂非笑话？如说劳工不应该撇开，那末，这个劳工仅有的“五一”纪念日，至少也值得大家一注意吧!

大家注意，就请注意到劳工的3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

除开那些重利盘剥的人，坐拥遗产的人和挟资经营产业的人以外，大概都是用手或用脑做事的劳工。这些劳工从他们身上所产生一面他们自己恃以得食一面资本家又恃以获利的唯一东西的“劳力”，一定靠着一件东西，就是工人本身的“生存”。不能“生存”，自然就不能有“劳力”。这样的结果，工人自然得一个“死”字，但资本家又岂能独得一个“生”字？依这个理由，所以准备做18岁以上的大劳工的那些18岁以下的小劳工，不可不予以相当的食物使保存生命，慢慢有力可卖，这实在是聪明的资本家应该注意的。在世上卖过力的劳工，当他到了60岁以上力卖尽了再不能卖力的时候，依照秋天的草木也可以得点雨露尽其天年的例，也应该使这些劳工尽其天年。依这个理由，那些60以上不能卖力的人，应该给予他一点救命的食物。一个人在“老”“少”两段不能做工的时候应该都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这就是生存权。

一个人在18以上60以下有气有力的时候，除开他自己发懒不做工可以让他饿死不算数外，在理都应该把工给他们做，工人就有种要求做工的权利。若是工人有力而社会无事可以买他的力事实上工人不得不“赋闲”时，社会就应该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给予他们平常的工资，这就是劳动权。

工人做的东西应该完全归工人自己，这就是劳动全收权。劳动全收权自然是共产主义实行以后的事，这无论怎么样聪明的资本家也不会注意的。但也不要太忽略了，因为这实是世界上已经有了的一个大潮流。若生存权和劳动权，并不违背资本家的利益，实在值得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生存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要饿死？大家注意劳动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失业？

“五一”这个纪念是8小时工制运动的纪念。这种运动的目的在缩短工作时间以求娱乐教育，这是“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的要求，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自然应该进而要求8小时工制。至于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业的人，问题则在如何使之生存与得业，在现时的湖南，我愿大家特别注重在这里。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99%的劳工！但这些问题是已经有了的，而且是必要解决的，无论大家怎样不注意，这些问题有一日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悔之不及了!

5月2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后得知李立三等人在5月1日那一天，与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的同时，在安源正式成立了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指挥部——路矿工人俱乐部；粤汉铁路武长段武昌徐家棚和长沙新河站，也在那一天分别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他为安源路矿和粤汉铁路工人阶级新生革命力量的崛起，感到无限的喜悦。

此后，毛泽东为加强路矿工人俱乐部的领导力量，又派蒋先云到了安源，参加俱乐部的领导工作。

5月5日，湖南一师举行马克思诞辰104周年讲演大会，到会有1000余人。毛泽东在大会上先后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和中国》的演说。

这天晚上，时间已经不早了，清水塘22号的灯光依然透过窗户，像夜空的星光一样在黑暗中闪烁。

毛泽东将刚刚整理好的水口山铅锌矿实地调查报告又审查了一遍，见毛泽建已经做完功课，就叫她过来，坐在自己身边看材料。

前边说过，毛泽东在4月间曾与夏曦、彭平之一起到常宁水口山了解铅锌矿矿工们的生存状况，这个调查报告就是那次考察后的材料总结。

这是一部矿山工人的血泪史。毛泽东在报告中详细记述了水口山铅锌矿成千上万矿工所过的那种牛马不如的生活。矿工们终日在井下为资本家拼命干活，不仅生命没有保障，工资也少得可怜，难以养活一家老小。有一次，工头逼着工友们在一个岩石松裂的坑道内搭起台子，站在台子上凿岩石。突然间，矿顶的巨石轰然坍塌，来不及躲闪的7名矿工当场被活活砸死。工友们悲痛欲绝，从碎石中把死难工友的骨肉一点点捡出来用草纸包好。遇难工友家属们手捧着亲人的骨肉，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狠毒的资本家不但不给抚恤金，而且还把他们统统赶出了矿区。无家可归的孤儿寡母们流落街头，靠乞讨过生活。

毛泽建读到这里，想起自己的乞儿出身，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失声痛哭起来，泪水沾湿了衣襟。毛泽东看着泪流满面的妹妹，开导她说：

“哭有什么用呢？眼泪救不了穷人，救不了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闹革命。不革命就没有别的路可走！”

“不革命就没有别的路可走！”毛泽建把三哥的话牢牢记在心里。她开始学会独立思考了，懂得了三哥培养自己的良苦用心。现在学习就是为了以后干革命，多学习一点知识，本事就大一点。将来一定要跟着三哥干革命，投身于解放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去。此后，她学习的劲头更足了。

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施存统为青年团中央局书记。

5月中旬，毛泽东第4次来到安源，召开安源路矿党支部会议。李立三汇报了党支部的工作。他说，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路矿工人的政治觉悟已经大大提高了。他们在五一节前夕为建立安源工人统一的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先后召开了3次筹备会。尔后，他和朱少连等10人联名呈请萍乡县立案，取得了合法地位。五一节那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宣布正式成立，选举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接着，安源路矿俱乐部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工人们高呼着口号，散发传单，宣传工人俱乐部成立的意义。晚间，俱乐部又召开了游艺大会，演出新剧，以示祝贺。

“很好，很好！”毛泽东认真地听着，还不时地点着头，高兴地说：“工人们发动起来了！觉悟也提高了！”

他问起五一游行喊了一些什么口号，当听说有“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个口号时，就告诫大家说：

“我们党暂时还不能公开。不要急着把共产党的旗子打出去，要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防止过早暴露党的组织。对敌斗争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我们共产党员不怕流血，但是，血要流得有价值。共产党如今没有公开，你们急急忙忙地把共产党公开出去，要是反动派向你们要共产党员怎么办？我们开始做工作，一定要稳当，好比造房子，现在才打墙脚，还没有砌墙架屋。等到房梁搭好，安上了玻璃，油漆了，那时再把门打开才好。现在，要紧的是，先把大家组织起来。”

安源党支部和路矿工人俱乐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注意斗争策略，千方百计为工人说话办事。

此时，路矿当局不是每个月都足额发放工资，已经拖欠了工人们几个月的部分工资。正当工友们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之际，从湖北汉阳钢铁厂传来了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的消息。“俱乐部乘此时机，即向工友明白宣告：‘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轻工人的压迫与痛苦’，群众为之大动。”

路矿当局逐渐察觉到俱乐部的活动还有“其它作用”，企图解散俱乐部，驱除其领导人。他们散布谣言说，工人俱乐部是“乱党”组织，应该立即解散；还扬言要赶朱少连出境，威胁蒋先云如不速离矿山，将有杀身之祸。“哪知朱少连等人强硬异常，不为所动，并切实声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做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

俱乐部还就路矿当局的恐吓谣言和汉阳铁厂罢工胜利的消息，每天组织人分几处发表演说，广泛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听演讲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加入俱乐部的人每天都有数十人之多。

5月底，毛泽东按照中共中央局要求，在长沙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湖南省执行委员会；又称为湘区执行委员会或简称湘区委。由毛泽东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后来又增补郭亮为委员。

湘区委机关就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毛泽东的家里。

1922年6月7日，毛泽东给社会主义青年团团中央张秋人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秋人兄：

你说寄来通告两号，我只接到第1号，请你快将第2号补来。细则收到了，先报第8期亦到。此间改组事两周内可办妥，容再报。衡阳S·Y现有50余人，都是好的。书记是秦北平，通信由‘衡阳第三师范贩卖部赵枬转交’。大会议决之纲领、章程及其它要案，除已在《先驱》登载外，宜速印成小册，寄长沙千份，以便应用，至要至要！盼复。前给你几信均未见复。何故？

弟子任

此前，在毛泽东和长沙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的帮助下，安源、平江、岳州、宁乡、安化、益阳、湘乡及铜官、新河等地，均已建立了团组织。这一时期，毛泽东正按照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指示，把长沙区青年团执委会的工作重点放在团组织的改组问题上。

6月12日，湖南常德籍青年团员丁默村在长沙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的帮助下，在常德地区建立了团组织，有团员35人。

丁默村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受团中央局书记施存统派遣，回到家乡进行发动工作的。

6月13日，毛泽东写信给团中央张秋人说：

“（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第1、第3、第4、第5号通告及调查表400份均收到。此间正改组，详容后报。纲领、章程、议案等，请速印小册子寄来。”

6月15日，毛泽东致信团中央张秋人说：

“常德S·Y已经成立，书记蒋希清，通信处常德第二师范，以后印件、通告等请直接寄送。”

6月17日，毛泽东根据团中央局1号通告精神，主持召开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团员代表大会，“依照新章程表决《执行委员会细则》，改组执行委员会。

大会通过了《执行委员会细则》；选举新的执委会委员3人，毛泽东连任书记，李立三任组织部主任，罗君强（后为汉奸）任宣传部主任。

执委会下设7个委员会，由执委会委派王梁、李立三（兼）、易礼容、毓明、王萼、李六如、陈子博分别担任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社会教育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政治宣传、非宗教特别运动7个委员会的委员长。

6月20日，毛泽东给青年团中央局书记施存统写了一封信，报告了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改组的情况。他在信中写道：

“（一）1、3、4、5号通告均收到，即遵第1号通告于6月17日开大会改组。”“（二）此间团员以毛泽东、李六如二人年龄虽过28岁，然须要其办事，援章程附文第2项，由到会人数全体表决，推为职员，兹特呈请中局同意，乞示复。（三）长沙团执行委员会细则12条经大会表决，依章程第13条之规定呈请中央局认可，乞示复。”

毛泽东根据实际工作经验，在信中向中央局提出了两条重要建议，他写道：

“此间执行委员会今日开会，对于章程第6条，3人以上小团体书记，或10人以上小团体干事会职员之任期为3个月，认为过促，难以收效，拟请变通此点，改任期3个月为6个月，可否，乞示复。”“请中局从速将全国各省分区（湘是第几区？），并委任一地方团，为该区临时执行委员会，至正式执行委员会成立为止，以便在短期能多促成几个地方团，而从速组织正式区执行委员会。”

他在信中通报说：

“衡州、常德两地方团成立。衡州通讯处：衡州第三师范贩卖部赵枬（书记）；常德通讯处：常德第2师范蒋希清（书记）。萍乡、醴陵两地方团和各县小分团正在组织，拟九月内召集各地方团代表会议。”

不久，青年团中央局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明确长沙团执行委员会代行湘区团执行委员会职权，领导湘区各地方团的工作。

1922年7月，毛泽东、易礼容为了帮助泥木工人提高觉悟，和任树德、杨福涛一起领着一批工人趁吃晚饭机会来到有钱的工头家里，让大家看看工头和他们在饭食上的差别；接着通过任树德、杨福涛、朱有富、仇寿松等积极分子发动泥木工人建立基层组织“十人团”；并先后吸收任树德、杨福涛、张汉藩、朱有富、萧石月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泥木工人中建立了党支部。

此时，湘区执委委员郭亮在毛泽东指导下建立了岳州工人群众中的党小组，在铜官建立了党支部；黄静源也在株州站工人中建立了党支部。

这一时期，毛泽东身兼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等数职，每天都要来往于自修大学、文化书社等地，与各地骨干接头，派出党的干部到外地发展党、团组织，还要深入工厂、矿山，宣传发动工人，可真成了一个大忙人。由于日夜操劳，他的身体更加消瘦了。杨开慧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一面千方百计照料好毛泽东的生活，一面主动承担党团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竭力分担毛泽东肩上的担子，成了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

她白天着一身普通妇女的装束，带着一包书，或一包衣物，将机密文件夹在里面，进入城东小吴门，穿梭于文化书社、自修大学、青年图书馆等联络点之间，传送文件和毛泽东的指示，还要收集社会动态及各种情报，接待川流不息的来访者。晚上，她或在室外巡查，为来清水塘参加秘密会议的同志们站岗放哨，或为毛泽东选阅报刊，查找资料，誊写文稿。被毛泽东誉为“好秘书”。

此时毛泽东的收入很有限，而需要接待的革命同志又很多，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常常是入不敷出，因此杨开慧还不得不经常从母亲那里挖点陈年积蓄来贴补家用。

毛泽东经常工作到深夜，每天晚饭后，杨开慧都要留下一些饭，盖上一层辣椒炒菜，半夜起床守着他吃。天冷的时候，她睡前总是先替毛泽东弄好取暖的汤婆子，半夜里也会轻轻地起来给他加炭添水，或是在他肩头披上一件棉衣。她像一片轻柔的云，缭绕在毛泽东身边。

沉重的家务和繁忙的事务并没有压垮杨开慧。革命事业激励着她，毛泽东的信赖鼓舞着她。能和自己心爱的丈夫为了同一个理想而并肩奋斗，她觉得很幸福，忙得有意义，累得有价值。

这正是：红袖添香夜批文，柔情蜜意革命家。

陋室温馨春无限，志同道合并蒂花。

此时的许志行在长沙已经读了一年多的书，他本想报考湖南省立师范学校，可湖南省立师范是完全免费的，只收本省人；他若升入别的中学，费用又无法解决。毛泽东只好同他商量，帮助他回浙江报考免费的省立师范学校。

许志行就要离开长沙了，他来到清水塘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握着他的手，鼓励他说：

“以后升学去，要格外努力。读书之暇，对于社会事业也得关心关心。不曾尝过苦痛的人生，简直没有价值！美满的人生，是战胜苦痛的结果！”

许志行低着头强忍着泪水歉意地说：

“一年多来，累你不少。”

“没什么。你不要这样。”毛泽东一边安慰他，一边把他送到门口，看了看身边的两个弟弟，又交代说：“让泽民、泽覃送送你吧。路上小心。到了浙江，考取学校后就写信来……”

这年暑假，许志行如愿考入了学费、膳食费全免的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此后，他的一部分书籍费和零花钱依然是由毛泽东负责接济的。

7月16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向警予、谭平山、李震瀛、杨明斋、王尽美、施存统、许白昊、罗章龙，共计12人。而后来由中共“六大”代表回顾并形成的一个没有署名的手写文件《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份比例表》则记载，出席党的“二大”的代表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共12人。”

实际上毛泽东并没有出席“二大”。1936年他在同斯诺谈话时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到这件事，他说：“有些同志未能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什么，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

毛泽东的名字之所以出现在《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份比例表》上，大概是因为毛泽东当时是湘区党的书记，是“二大”的应到代表，而“六大”代表们因缺乏文字资料，仅仅据此推测，便将他的名字写在了文件上。

另外，从上述12人名单上看，只有张国焘、李达、王尽美3个人是参加过一大的。除了毛泽东，“一大”代表中的其他8个人也没有参加“二大”，其中李汉俊是在“一大”后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相左，离开中央去了武汉；陈公博则是投靠了陈炯明；周佛海在“一大”后去了日本留学，1924年回国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同年9月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且说“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一系列决议；选举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5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李达、李汉俊、邓中夏、向警予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组织委员：张国焘，宣传委员：蔡和森，妇女委员：向警予。

前边已经说过，蔡和森是在1921年11月间从法国回到上海的；向警予不久也回到了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蔡和森在“二大”后兼任中央机关报《向导》的主编。

二大结束后，陈独秀接见了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少奇。他要刘少奇回湖南工作，并委托刘少奇将“二大”的文件带给毛泽东。

7月下旬，刘少奇来到清水塘22号，向心仪已久却未曾谋面的毛泽东报到。

刘少奇，湖南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人。1920年，他参加毛泽东等人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预备赴俄学习班，1921年从上海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加入共产党。

毛泽东热情接待了刘少奇，他笑着说：

“少奇同志，我们还是老乡哩，虽然不归一个县衙门管，但按炭子冲和韶山冲之间的路程算来，相距也不过七八十里路吧。”

刘少奇也笑着说：

“是的，我们还是很有缘分的。当年我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还是你和我们宁乡籍老师何叔衡发起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办理的呢。”

毛泽东问起刘少奇的家庭情况。刘少奇说，他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在求学中认识了何叔衡，这才参加了预备赴俄学习班，至今还是单身一人。

毛泽东很快便和中共湘区执委会决定：增补刘少奇为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与李立三等人一起负责工人运动。

不久，李达也偕同夫人王会悟从上海回到了长沙，暂住在清水塘22号，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他谈到了“二大”的情况，说他无意于留在中央工作，只想静下心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做好理论研究工作。毛泽东对这位学者型的党的创始人，深表理解。

1922年8月，毛泽东为推动全国及湖南的工人运动，积极参与并领导了中共中央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所倡导的劳动立法运动。

原来早在1922年4月29日，直奉两系军阀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到5月初，奉系军阀战败，撤回关外，直系军阀掌握了北京中央政权。此后，直系军阀以“法统重光”为名，大搞所谓重开国会、制定宪法的欺骗活动。6月15日，中共中央局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要把劳动立法作为党“目前奋斗的目标”之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贯彻中央局决定，在8月间向全国各地工会发出开展劳动立法运动通告。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曾说：“其实这些猪仔议员，哪里能够拟制什么宪法！但他们既已进行，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利用，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乘时号召全国工会举行劳动立法运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开展劳动立法运动“通告”中提出：“近年国会制定新宪法运动，进行颇速。但对于劳动立法之制定，尚未闻有提倡者，幸吾劳动界之奋斗精神与组织能力，尚能坚持不渝，此吾人所可庆幸者。惟吾等之自由屡受他人侵害，正式劳动工会始终未为法律所承认，同盟罢工屡为军警所干涉。凡此种种，均缘法律尚未承认劳动者有此种权利之故也。倘能乘此制宪运动之机会，将劳动者应有之权利以宪法规定之，则将来万事均易进行矣。望贵团体从速开会讨论，将其结果报告本部，并祈通电国务院及全国工商学各界，以增吾劳动界之声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拟就了劳动立法原则和劳动法案大纲。劳动立法原则是：（一）保障政治上自由，（二）改良经济生活；（三）参加劳动管理；（四）劳动补习学校。劳动法案大纲要求政府承认工人有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缔结团体契约权、国际联合权、八小时工作量、保障工人最低工资、保护妇女和童工、劳动保险、给予工人休息及受教育权等19条。

毛泽东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的通知后，立即同总部负责人邓中夏以及上海、武汉、广东、北京负责人联名向众议院递呈“请愿书”及劳动法案大纲19条，要求众议院将劳动法案大纲19条写入宪法，并要求取消“暂行新警律”第224条“罢工骚扰罪”及“治安警察条例”。

毛泽东还将“请愿书”和劳动法案大纲19条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为贯彻第三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还有马林和翻译张太雷。

原来早在1921年7月中共“一大”结束后，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先是在上海会见了国民党人张继，接着于12月23日在桂林会见了孙中山，讨论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结成联盟的可能性。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3条建议：1、建立一个能够联合各阶层，尤其是联合工农群众的党；2、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应先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3、与共产党合作。孙中山对马林的建议很欣赏，但他提出，与共产党合作只能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马林回到上海后，向中共中央局提出这一建议，遭到中共中央局的反对。1922年1月下旬，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其它革命团体代表39人应邀参加了会议。共产党代表是：张国焘、瞿秋白、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国民党代表是张秋白、王乐平。列宁带病接见了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张秋白和中国工人代表邓培，提出了“国共两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张国焘回国后向中共中央局汇报了会议情况，中央局仍然反对同国民党合作。马林坚持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比较幼稚，无力单独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有可能将其改造成为领导国民革命的大党。1922年4月24日，马林离开上海，于7月回到莫斯科，向第三国际汇报工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建议，获得第三国际批准。马林在8月间再次来到中国，立即召集了这次西湖特别会议。

马林在会议上传达了第三国际的决定，5名中央执行委员还是一致反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马林非常恼火，他说：

“中国共产党是否服从第三国际的决议？”

迫于第三国际压力，陈独秀等人不得不同意与国民党实行合作，但他们同时提出，在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时必须取消打手模和向孙中山宣誓这些封建主义的仪式。

后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张太雷等一批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均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且说在这8月底，郭亮在毛泽东指导下成立了由他任秘书的岳州铁路工人俱乐部。

此时的粤汉铁路湖北段局长王世育，深感工人组织起来的巨大威胁，便千方百计破坏工人运动。他暗地指使行车监工张荣恩、翻译苗凤鸣纠集流氓刁难工人，进行挑衅。

张荣恩、苗凤鸣遵照主子的旨意，多次敲诈工人，并强加罪名。工人们忿忿不平。郭亮认为组织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马上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同意郭亮的意见，派何叔衡前往武汉，与湖北党组织负责人林育南等人联系，商议共同领导铁路工人罢工。

1922年9月2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分部和以林育南为首的武汉分部以粤汉铁路工人的名义致电北京交通部，要求在3日内查办张荣恩、苗凤鸣二人。北京交通部未予答复。

9月初，毛泽东帮助长沙铅印工人300多人成立了铅印活版工会，由他兼任工会秘书。

此时，长沙泥木工人“十人团”已经发展到108个，会员1000余人。毛泽东同任树德、杨福涛等人一起，开始筹备泥木行业工会。杨福涛变卖了老家几亩薄田，交给工会做活动经费。

9月5日，长沙泥木工人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李立三、刘少奇作为来宾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长沙泥木工会章程》，其内容共有18条。《章程》规定：泥木工会的宗旨是“改善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工会的主要工作是：创办补习学校、消费合作社、卫生保险、失业救济；《章程》还规定了工会的基本组织。

大会选举任树德、杨福涛、仇寿松等41人为工会委员，任树德为工会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委派易礼容担任驻工会秘书。

9月6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召集长沙土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工友协进社、长沙理发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举行劳动立法运动大会。

大会宣布成立湖南各公团联合会，选举毛泽东为联合会总干事。

大会以各工会、各公团的名义，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要求从速通过劳动法案大纲19条。电文中告诫议员们说：假若劳动法案不能通过，“诸君不啻自绝于民众，我全国劳动者不得不奋起神圣之威权，起为一致之团结，为自由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取得应有之权利而战。”

毛泽东为扩大影响，将电文发送给北京《晨报》、《工人周刊》、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汉口《江声日报》、湖南《大公报》、《民治日报》等报刊，请它们转往全国各报馆、各工会、各团体；请报界、工界和社会各界“力支公道，大加赞助”。

就在9月6日这一天，由武昌分部林育南领导的徐家棚工人俱乐部和岳州、长沙、新河、株萍4处的俱乐部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向路局提出了查办张荣恩、苗凤鸣以及不得无故处罚和开除工人、减轻剥削、增加工资等8条要求。

9月9日清晨，在毛泽东、林育南指导下，粤汉铁路武汉至长沙段3000多名工人在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领导下举行了大罢工。一时间，工厂停工，锅炉熄火，列车像死蛇一样躺在了铁轨上。

工人俱乐部联合会明确提出，罢工的目的是解除压迫，维护团体，改良生活，增高人格；号召广大工人“为我们切身利益而奋斗”，“不达目的，誓死不止”。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同时请求社会各界给予切实的援助。

毛泽东一方面安排长沙其它行业工会给粤汉铁路罢工工人发声援电报，一方面指示铁路罢工工人要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敌人，把罢工斗争锋芒指向湖北段铁路局和盘踞在湖北的军阀萧耀南。

新河工人俱乐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呈文赵恒惕，“说明罢工原意”，声明在湖南境内除客车、煤车停驶以外，“军事专车，仍照常开驶，请其勿来干涉”。

毛泽东这一招果然有效，湖南军阀赵恒惕在罢工开始后基本上保持了中立。

诸事安排已定，毛泽东立即乘火车赶往安源。这是他第5次来安源。

毛泽东得知李立三去了醴陵，便召集蒋先云、朱少连等安源党支部及俱乐部负责人开会。毛泽东说，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工人的罢工斗争早已取得了重大胜利，现在粤汉铁路工人也开始了大罢工，形势很好。安源怎么样？罢工的条件成熟不成熟？能不能与铁路工人大罢工相呼应？大家分析了安源的形势，一致认为安源罢工的条件也已经成熟了，目前最急需的是发展工人俱乐部会员，为罢工做好准备。

毛泽东又在牛角坡一间小平房里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罢工方案。他提出了“工人万岁”的口号和“哀兵必胜”的策略。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大力争取群众，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安源路矿当局。

毛泽东在离开安源前给李立三写了一封信，派人火速送往醴陵，要李立三迅速回安源领导俱乐部的工作；并进一步说明“哀兵必胜”的道理。他说一定要以“哀而动人”的口号，争取社会的同情，鼓励全体工人做义无反顾的斗争。

哪知这安源大罢工尚未开始，那边的粤汉铁路大罢工突然发生了一桩惨案。

原来在9月10日晚，王世育勾结已经控制住汉口的军阀萧耀南，在徐家棚唆使没有觉悟的工人接手开车往岳阳，并由汉口派去的军警武装押运。

11日凌晨，郭亮率领岳州站工人到车站外的铁轨上守候。远处传来了火车急促的汽笛声，郭亮第一个卧到铁轨上，200多工友也纷纷卧在铁轨上。火车被迫停下。王世育心有不甘，强迫司机王忠继续开车。郭亮起身高呼：“开车的师傅，天下工友都是阶级兄弟，你们不能替官僚军阀杀自己的亲人呀!”王忠最终拉动制动阀，将火车停了下来。气急败坏的王世育命令军警开枪镇压，6名工人当场被打死，60多人被打伤，郭亮等37人被捕，被押往武昌监禁。

毛泽东得知徐家棚、岳州惨案的消息，立即派何叔衡速赴武汉，找湖北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共商营救被捕工人和如何把罢工进行到底的问题。他也迅速赶往新河车站组织工人继续进行斗争。

9月13日，新河工人俱乐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开工人大会，请岳州工人代表报告罢工工人卧轨截车的英雄事迹，控诉反动军阀残酷镇压工人的罪行。“报告毕，工人们莫不切齿痛恨，当即一致议决，坚持到底，不达目的不休”。新河工人俱乐部派出3个代表到武昌徐家棚协助林育南工作。

这一天，长沙各行业工会和俱乐部在总工会召开职员联席会议，议决援助铁路工人的办法，并在湖南《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刊登援助粤汉路工人、控诉反动军阀罪行的通电。

工友励进社也召开职员会议，议决援助粤汉路大罢工。

正是：号令一声风雷动，血肉阻车真英雄。

唤起工友千百万，前仆后继战旗红。

欲知粤汉铁路大罢工能否取得最后胜利，且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在杭州西湖特别会议以前，中共中央局是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西湖会议上一开始也是一致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马林所说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比较幼稚，无力单独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无非是要把苏联革命的经验照搬到中国来。应该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当时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共产党完全可以走另一条路，在与孙中山搞联盟、一致对敌的同时，又保持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自主，正像毛泽东后来所做的那样，也许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会来得更早一些。马林以“中国共产党是否服从第三国际的决议”相要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只好服从了。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党的关系从“一大”一开始就摆错了位置，苏联党完全以老子党自居，颐指气使，老子天下第一！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以巨大的影响自然不能否认，但后来苏联党给中国共产党造成的无法估量的灾难，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诸君不信，请往下看，便知笔者所言不谬了。

第14章 1922年9月—

“在罢工斗争中，必须依靠工人群众的坚固团结和坚强斗争，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作‘义无反顾’的斗争，不要为官威所降服。同时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话说1922年9月11日，毛泽东派刘少奇、黄静源、毛泽民到安源协助李立三领导罢工，由刘少奇担任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

此时，安源路矿当局已经探知了工人准备罢工的消息，扬言要调军队来弹压，并提出要取缔俱乐部。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立即决定予以反击，向路矿当局提出了3个条件，并限当局在2日内给予答复，否则就举行大罢工。这3个条件是：1、路矿两局必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2、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活动经费200元。3、从前拖欠工人存饷限于7日之内发还结清。

路矿当局见工人俱乐部态度如此强硬，便表示接受第1、第2两个条件，对于第3个条件则借口财政困难，加以拒绝。

9月12日晚，李立三秘密召开党支部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信。毛泽东在信中说：

“在罢工斗争中，必须依靠工人群众的坚固团结和坚强斗争，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作‘义无反顾’的斗争，不要为官威所降服。同时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会议决定：1、坚决领导工人举行大罢工，以争取工人的权利；2、发表罢工宣言，向各界诉说工人所受的压迫和痛苦，说明罢工是“要命”，“要吃饭”，是“死中求活”；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3、向路矿当局提出承认俱乐部的合法性及代表全体工人向路矿当局的交涉权，包工头不得殴打工人，保障工人的人身安全和自由权利，发还所有拖欠工资，增加工人工资，改良工人食宿条件等17条，若不能获得圆满答复，工人决不复工；4、成立以李立三为总指挥的罢工委员会，指挥罢工，确定刘少奇、刘先胜为与路矿当局交涉的代表，并常驻俱乐部应付临时事宜。

刘先胜，1901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后来在1927年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9月13日，路矿当局对工人俱乐部提出的发还拖欠工人存饷的第3个要求仍无答复；萍乡县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也未出示。罢工总指挥部当即发出了大罢工的命令。

9月14日凌晨，随着汽笛长鸣，安源路矿17000多名工人冲出矿井，冲出工房，手持手镐、斧头、铁棒，大声疾呼：“罢工！罢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大罢工开始了。

这一天，安源路矿处处都贴上了“哀而动人”的罢工宣言，宣言中说：

“各界的父老兄弟姐妹呵，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呵！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现在，我们的团体被人造谣破坏；我们的工钱被当局积欠不发，我们已再三向当局要求，迄今没有圆满答复，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呵！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我们要求的条件下面另附。

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做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以前一样做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姐妹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下面就是我们要求的条件。”

俱乐部拟定的17项条件主要是：将俱乐部改为工会，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办理交涉之权，路矿两局开除工友须工会同意，发清拖欠工资，废除封建包工制，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生活条件等。

罢工总指挥部为防止有人趁机捣乱破坏，组织了工人纠察队，维持路矿秩序，保护矿井和工房设备。

路矿当局十分恐惧，请商会和地方绅士代表出面调停，施展花招说，工人们要先复工，大家所提的条件均承认。

俱乐部谈判全权代表刘少奇答复说，先谈判条件，然后复工。路矿当局见其阴谋不能得逞，便勾结反动军阀，调来大批军警，准备对工人进行武力镇压。

安源路矿党组织马上采取应对措施，一面鼓励全体路矿工人团结斗争，一面派人到士兵中进行说服工作。士兵们非常同情罢工工人，对罢工的态度缓和了下来。

再说这9月间，毛泽东可真够忙的，他一面领导工人运动，一面为自修大学能继续获得省政府经费，为满足失学青年求学要求，如人力车夫、制笔工人、铅厂工人、铁路工人、电灯公司的职员以及菜贩子等，与何叔衡等人利用一师的教室，开办了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

据湖南《大公报》报道，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11日开学，15日开讲。学生报名者，已达200余人。校内设主事1人，为何叔衡；指导主任1人，为毛泽东；教务主任1人，为夏明翰；事务主任1人，为易礼容。教员十余人。”“教员由自修大学学员充任”，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夏曦、姜梦周、夏明翰和刚刚从法国回到长沙的罗学瓒，都担任补习学校的教员。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堂表弟文东仙也在补习学校工作，毛泽民担任职员，参与管理。从韶山来到长沙的毛福轩则是一边学习，一边兼职勤杂工。

自修大学补习学校开学之初，学生报到者实有114人，其中有陈赓、贺尔康、张琼、毛泽覃、高文华等人，更多的是一些读完小学失学后又想上初中的、甚至年龄超过18岁的城乡青年，年龄最小的13岁，最大的22岁。那些皮肤黝黑、衣衫破烂，身上散发着汗臭味的工人、苦力和乡下泥腿子，第一次走进一师宽敞的教室，在课堂上出声地嚼着烧饼和油饼。

补习学校“暂设学科5门——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分3个班教授，采用选科和学科制。”这些课程和一般中学差不多，所不同的教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干部，所以在国文、史地等教学中，更注重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灌输。如国文教材之一的《告中国的农民》，就详细分析了湖南农村阶级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土地日渐集中的原因，说农村有“大财主”、“中等农民”、“下等农民”、“穷光蛋”4个阶级存在，号召广大农民起来进行反封建斗争。

补习学校还把《向导》和《中国青年》等党、团刊物列为学生的课外必读书。学生中的优秀分子，经过一段学习后都由教员介绍入团、入党。贺尔康就是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为共产党员的。他当时的几则日记，描述了补习学校培养革命青年的情形：

“1922年10月6日。傍晚时，才到灯下读书，何（叔衡）先生唤我到房中，问我家之状况，又问我怎样要来读书？读书是为了什么呢？于是，出了一个题目给我作：‘述我之家世及我之志愿。’我就写道：我将来的志愿，是要为国家做事。我们乡间，有些很富足的人家，有人在外做官的，每年弄得许多钱，在家买了许多产业。我敢说那些富足人，只是某家的肥猪一样，只过10里路，说某家喂着许多肥大的猪，是如何肥大，是没有一个人知道的。而黄兴、蔡松坡，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现在他们虽已死了，我说他二人并没有死，他们作的事，仍传于后世。我是不愿意做官弄些钱来做肥猪的。何先生问我的志愿时，我说要能为国家做事的本意在此。实在我之志愿，是要做个不死的人。现在我国受外国虐待得了不得；被割去了许多地方，租去了许多地方。而我国当政的人都是军阀，虐待人民，人民困苦极了。我想着我国至如此地步，心里时时不舒畅。我立志办好我国。”

“10月7日。下午，湖南学生联合会在我校第一教室开大会，讨论预备10月10日双十节游行的问题。我不知道学生联合会之宗旨是什么，10月10日何以要去游行？就请问先生，先生讲：‘这有三大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目前我国当政的都是军阀，他们专横武断，压制民主。就是我们讲一句话，说政府之罪过，就要办你的罪；我们著本书，或在报上写文章，也要办你的罪；我们集合开个会，都要办你的罪。总之，我们没有一件事能够自由。如果学生们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人数太多，他是不好办哪一个的。10月10日是民国成立的纪念日，各学校学生集合起来游街，手持一些写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旗子，并且高呼口号，籍以唤醒民众。’”

“11月28日。上历史课，夏先生讲国民党何以失败。国民党几次失败，都是失掉兵权的原因。第一次是袁世凯推翻共和，自称皇帝。因为北洋军阀拥戴袁世凯，遂敢独行其事。第二次是蔡松坡率兵倒袁，袁败，恢复共和。后来，北洋军阀又拥段祺瑞南征，国民党兵权又落于段祺瑞，段氏兵权日大，就专断行事。国民党的这两次失败，完全是失掉兵权的缘故。”

再说1922年9月17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为配合全国的劳动立法运动、推动工人运动猛烈发展，经数日酝酿筹备，召开了湖南劳动立法同盟成立大会。

长沙泥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理发工会、工友励进社、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代表2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如何开展劳动立法运动问题，并以湖南劳动立法同盟名义向全国发表了通电。

9月18日，安源路矿当局被迫接受工人俱乐部提出的条件，劳资双方达成了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福利，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力等13项协议。

历时5天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的圆满结局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是湘区工人运动高潮中的首次重大胜利，对湖南对全国工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后来安源工人们办起了阅览室、合作社、工人议事会。大约有60%以上的工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工人俱乐部。在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列宁的生日，甚至连远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的生日，俱乐部在党组织领导下都要举行统一的庆祝活动。

有道是“福无双至今日至”，此时的罢工运动也即将双喜临门。前面说到的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全国各地工友的支持下声势越来越大，搞得反动当局胆战心惊。

9月22日，京汉铁路长辛店、郑州、信阳和陇海路洛阳等地工人，又纷纷致电粤汉路局，声明如不答复工人的要求，即实行总同盟罢工。

9月27日，京汉、粤汉铁路工人联名致电吴佩孚，要求在48小时内圆满答复罢工要求，否则即举行两路全体罢工。

北洋军阀政府惟恐罢工风潮波及全国，不得不作出让步。交通部、吴佩孚分别急电王世育、萧耀南，命令他们接受罢工工人提出的条件，迅速平息工潮。

9月28日，王世育被迫答应了罢工工人提出的8项条件，释放了被捕的工人。粤汉铁路工人坚持了19天的大罢工终于获得了最后胜利。

9月29日，毛泽东和湘区委员会乘势领导长沙缝纫行业600余名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开始了大罢工。

1922年10月初的一天下午，何葆贞来到清水塘22号，穿过湘区委员会的办公室，见毛泽东正在接待一位20多岁的青年，便转身来到杨开慧的住室，问道：

“开慧姐，跟润之先生谈话的那位年轻人是谁呀？”

杨开慧只比何葆贞大一岁，俩人既有师生之谊，又有姐妹之情。此时杨开慧怀孕即将足月，快要临盆了。她正靠在床头边休息，一见何葆贞来了，便拍拍床沿招呼道：

“哦，葆贞来了，快过来坐。”

何葆贞上前拉着杨开慧的手在床边坐定，杨开慧介绍说：

“那位年轻人叫刘少奇，是宁乡花明楼炭子冲人。他是来向润之汇报安源罢工情况的。我给你介绍介绍，认识一下吧。”

说着，她挪动着笨重的身子，拉着何葆贞来到办公室，向刘少奇介绍说：

“少奇同志，这位是何葆贞同志，衡阳第三女子师范的高材生。”

毛泽东补充说：

“她是共青团员，还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哩。”

“何葆贞因为揭发校长腐化堕落，”杨开慧接着介绍：“受到打击报复，被开除了学籍，就来到我们这里，正在湖南自修大学学习。”

毛泽东说：

“她脑子灵活，斗争性强，好好培养，将来一定会成为我党的好干部。”

“润之先生，你过奖了。”

何葆贞笑盈盈地一边说一边打量着刘少奇，只见他身材修长，穿着一件蓝色竹布长衫，高鼻子，大眼睛，一头西式长发，以前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今日一见颇有好感，便客气地说：

“刘少奇同志在安源罢工第一线，值得我好好学习。”

刘少奇忙说：

“哪里！毛先生才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好了，两位都不必谦虚了，今后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嘛。”毛泽东说着转向刘少奇：“现在，安源路矿的斗争形势很好，我想再派一些同志去那里工作。怎么样？让何葆贞同志去安源协助你工作吧？”

刘少奇说：

“好啊，热烈欢迎。我们准备扩大工人补习学校和子弟学校，正为缺少老师发愁呢。”

毛泽东笑着说：

“何葆贞同志工作有热情，非常合适。不过，她现在还不能随你一块去，等到她自修大学最后几门课程学完以后，就可以到安源去了。”

10月上旬，毛泽东指导长沙制笔行业工人成立了工会，派毛泽民担任制笔行业工会秘书。不久，毛泽民和其他工会骨干一起领导300多名制笔业工人开始了罢工。

10月5日，毛泽东在清水塘22号召集任树德、杨福涛等泥木工会负责人开会，研究泥木工人罢工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应当立即发动工人开始罢工。

此前，泥木工会为要求提高工友的工价，曾在全城散发传单，逼迫长沙县知事接受工人的条件。长沙县署不但不接受工人的要求，反而在城厢内外贴出告示，污蔑工人散发传单是“蔑视官厅定案”的自由行动，并派出巡官警察四处监督工人活动。工人们怒不可遏，一个晚上就把全城布告撕个了精光，换上了工会印刷的宣传品，并同那些无理干涉、殴打工人的警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泥木工会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议决了6项具体措施：

1、10月6日宣布全体泥木工人罢工；2、推定罢工纠察员，负责维持秩序；3、通电全国，要求伸张公道；4、散发传单于城厢内外，说明罢工真相；5、组织工人向省议会请愿；6、非到圆满结果绝不终止。

会议还推举任树德、杨福涛等人为请愿谈判代表。

毛泽东还提议，在加紧发动工人罢工的同时，应注意对社会上层人士的联络，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南分会、工会俱乐部、自治励进会等团体取得联系，争取社会各界声援。

10月6日晨，泥木工会领导全城6000多名泥木工人开始罢工，发布了由任树德、杨福涛等人署名的罢工宣言和请求各界援助的快邮代电。罢工宣言中写道：

“我们劳力工人，一天的工作，硬是把一天的阳寿和精力，来换几个钱去养家赡眷，并非坐食冤枉。试看他们商家，不上几天又把价码一涨，为什么又没有人反对呢？独于我们工人凭整天汗力得来的几个工钱，还要惨受这种摧残。我们不满意长沙县新定的工价，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法子来对付，只晓得我们一天的劳苦代价，定要这么多才行。我们别的权利虽是享不着，而我们营业和工作自由是应该享有的。而且，这一点我们誓死也不受任何方面的剥夺。现在我们采取的唯一方法是：冇得甲工3角4分、乙工2角6分一天的工价，我们全体同盟决定不做。”

这一天，杨福涛和毛泽东一起走在泥木工人游行示威队伍的最前面，一个吹哨子，一个喊口号。一时间，口号声此起彼伏，颇为壮观。

据当时报纸记载：“泥木工人口号一声喊，长沙县署瓦都起飞。”

泥木工人罢工后，长沙城一切修建工程，包括正在施工的省长公署、第一师司令部和县公署庆祝“双十节”的牌楼，全部都停了工，工地上空无一人。工会纠察队员手持“坚持罢工”的布旗，在城里各处巡逻，维持罢工秩序，通告全城泥木工人不得自由开工。同时，工会还联络在长沙的外省籍泥木工人共同行动。

10月8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首先给泥木工会发出专函声援，专函中写道：

“敝书记部亦当尽力所能，为诸君之后盾，甚望诸君好好组织，好好维持秩序，坚持到底，以期得到最后的胜利。”

北京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来信鼓励长沙泥木工人：“坚持宗旨，达到美满目的。”粤汉铁路、安源路矿和长沙织造、缝纫、印刷、制笔业等行业工人也给泥木工人发来了声援电和声援专函。

10月10日，泥木工会收到许多雇主来信，他们表示，只要工人去做工，一定按照工人提出的调整工价发给工资。有少数生活负担较重的工人向罢工委员会提出，是否可以到那些愿意接受调整工价的雇主那里去做工。毛泽东对任树德、杨福涛等人说：

“一些雇主承认调整工价，只是因为他们看到天气较冷，亟待修理房屋；而长沙县公署并没有收回成命，仍不承认工人有营业和工作的自由权利，如果部分工人上工，势必影响整个斗争的胜利。”

他要求罢工委员会鼓励工人群众，克服困难，把罢工斗争坚持到底；对于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工人，设法给予适当的救济，使罢工继续坚持下去。

10月16日，长沙县署仍未接受罢工条件。罢工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长沙县知事周灜干发出通牒说：

“如10月17日尚无解决希望，将于19日举行示威。”

周灜干接到罢工委员会的通牒，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一面派“公正绅士”出面调停，劝说工人要体谅政府的苦衷，不要进行示威请愿；一面用恐吓的口吻威胁工人说：

“倘他日酿成变故，则工人之苦尤甚。”

那些害怕发生流血事件的工人因此动摇了。毛泽东立即召集罢工委员会成员在船山学社召开紧急会议。他在会议上分析了周灜干的虚弱本质，鼓励大家坚持斗争，不要为周灜干的欺骗和恐吓所屈服。

10月21日，罢工委员会及各泥木工会召集2000多名工人在教育会坪召开大会，大会决定于10月23日向长沙县署发起请愿示威游行。

10月22日，长沙县署张贴布告说，禁止工人请愿，否则依法惩办；并将任树德等人的名字写在了布告中，说是工人中有“暴徒”。

少数工人害怕再次发生类似黄爱、庞人铨被害事件，就来找毛泽东商议。毛泽东分析说：

“现在的主客观形势，与黄爱、庞人铨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罢工时大不相同，一方面工人有了组织，力量强大，全国各地工人都在罢工，作我们的后盾，社会各界也同情我们；另一方面，这次与赵恒惕直接利害关系不太大，赵恒惕可能不会如第一纱厂问题一样顽固，没有赵赵恒惕的指使，县知事周灜干是不敢杀人的，只要大家决心斗争到底，完全有胜利的把握。当然，我们也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

毛泽东还鼓励大家说：

“游行示威时我们都来，外面援助的事情有人专管，你们放心同周灜干干到底！”

此时，杨开慧就要生产了，家里只有杨老太太一个人，急得她团团转。毛泽东在事关泥木工人罢工胜败的紧急关头，哪里还顾得上照料杨开慧？他只好去找老朋友李振翩帮忙。湘雅医院传达员找到李振翩说：

“李先生，外面有个洋车夫找你。”

李振翩到传达室门口一看，见是身着短衫脚穿草鞋的毛泽东，便笑着说：

“原来洋车夫是你呀！”

毛泽东一把拉着他的胳膊，焦急地说：

“你管他什么洋车夫土车夫，赶快跟我走。叫上张维，我有急事求你们帮忙。杨开慧就要生了，我顾不上！”

10月23日，2000多名泥木工人一大早就集合在省教育会坪上，任树德报告了此次请愿的目的。他强调工价非调到3角4分不可，否则决不出县公署。

大家推选易礼容、任树德、杨福涛、仇寿松、朱有富等16人为请愿代表，以易礼容为首席代表。

上午9时许，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冒雨向县公署进发，前面的一块儿横牌上写着：“泥木工人请愿大会”，一块儿长牌上写着：“硬要3角4分，不达目的不上工！”

毛泽东身穿粗布对襟短褂，装扮成工人的模样，带着口哨，走在请愿示威工人队伍中间。

县公署门口刀枪林立，戒备森严。工人们毫不畏惧，游行队伍分为十数列，将县公署堵了个水泄不通。毛泽东带领工人们呼口号，要长沙县知事周灜干出来答话。周灜干迫于群众的强大声势，始终不敢出来。谈判代表们分两批进去与周灜干谈判。第一批代表进去谈判没有结果，又派第二批代表进去谈判，直到中午时分仍无消息。

毛泽东在工人中鼓动说：

“第二批代表进去这么久，不见消息，周灜干又在耍阴谋，想把我们内外隔绝，如果再等一会儿还没有消息，我们大家就一起进去找周灜干讲理去。”

说罢，他又吹着口哨，领着工人们喊口号，他吹一声口哨，工人们就喊一声：

“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上工！”

“不达目的不出衙门！”

……

工人们的情绪高涨极了。过了一段时间，站在队伍前列的工人们见代表仍未出来，就开始往衙门里冲。守卫在门口的卫兵用刺刀阻拦，被工人们缴了械。周灜干闻听情势不妙，立即打电话向赵恒惕求援，赵恒惕派来一个连的队伍，气势汹汹地威吓罢工工人。工人们毫不畏惧，继续呼口号。赵恒惕闻报，见硬的不行，改用缓兵之计，派他的参谋长前来“调解”，答应“3天之内解决”。工人们坚定不移地回答：

“什么时候解决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就这样，工人代表和大门内外的工人群众一直和军警对峙到下半夜3点钟，迫使省政务厅厅长吴景鸿不得不打来电话说，明天下午3时召开工团协商会议，请工人代表出席协商。

毛泽东见工人群众已经熬了一天一夜，就和任树德、杨福涛等人商量，叫大家先回去休息，明日再战。

恰巧在这个时候，杨开慧就要临盆，李振翩见状，急忙雇了一辆人力车，和张维一起将杨开慧送进湘雅医院。经检查，杨开慧是难产，可能要做手术，医生坚持要孩子的父亲亲自来签字。杨开慧强忍疼痛，用微弱的声音说：

“你们看情况决定就是，何必非要他来不可呢？”

医生坚持说：

“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只是来签个字。”

“不行，他有要紧的事，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10月24日晨，杨开慧终于顺利地产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且说10月24日上午，2000多名泥木工人再次聚集在教育会坪上，决定“如本日公团会议仍无结果，向省署请愿”。

下午2时，毛泽东为了争得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权，扮做泥木工人模样，亲自担任泥木工人首席谈判代表，率领任树德、杨福涛等12名工人代表来到省政务厅谈判。他手里拿着赵恒惕的“省宪法”，开门见山地问吴景鸿：

“我们的要求，你们到底如何处置？”

吴景鸿说：

“好说，好说，县署已有指令。”

毛泽东说：

“我们誓不承认县署限制工价的定案。”

吴景鸿奸笑一声，说：

“蔑视官厅定案，岂不是非法自由行动？聚众骚扰，本厅即可依法严办。”

“商家涨价是否也是听了官家的怂恿？”

毛泽东毫不示弱，根据“省宪法”中“营业自由”等条文，“代表工人讲话，讲得头头是道，句句有理，弄得政务厅长吴景鸿哑口无言，理屈词穷。”吴景鸿没想到对面这个书生模样的工人竟然如此强硬，便气急败坏地说：

“你，你这是非法行为，有意跟官厅为难。”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翻开手中的“省宪法”，驳斥道：

“不，我们完全依法办事！省宪法第16条明文规定：‘人民对于政府有上书请愿及请求救恤灾难之权’。如今物价上涨，工人生活困难，拼一天阳寿还养不活一家老小，6千多泥木工人和2万多口家属就要饿死，提出增加工资，这又犯了什么法呢？”

吴景鸿怀疑毛泽东不是普通的泥木工人，便盘问道：

“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

毛泽东随便答了一个姓氏，说：

“先生要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解决工资问题。”

此时，集中在省教育会坪的工人们不时为代表们助威，不断打电话警告吴景鸿：

“再无结果，只得来省署请愿。”

是日晚8时许，吴景鸿在工人群众的催逼下，被迫答应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要求。毛泽东当场将谈判代表与吴景鸿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要吴景鸿签字，作为依据。谈话记录上写道：

“泥木两行工人，要求将工资增至3角4分，不承认长沙县知事阴历8月14日之布告。罢工争执一案，据该业代表声称，此事本为劳工与雇主之自由契约关系，应由双方自由协定，非有强迫行为（此句系吴厅长添的），官署不必过问，本厅长代表省长允照上述主张办理，望以此意通告工人。”

吴景鸿最后提出：由泥木两行“具一呈文，请求营业自由，经政府批准”。

毛泽东立即撰写了一个《长沙泥木工会呈省长文》，呈文中要求“营业自由”，“承认三角四分”，“以全生活而安人心”。“呈文”中还说，此次请愿要求营业自由，是根据“省宪法第十七条陈诉疾苦”。他在呈文中非常策略地将主要斗争矛头对准长沙县署，他写道：“现在，总司令部以次各机关各学校各住宅，纷纷致函承认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

10月25日，湖南《大公报》刊登了经省政府批准的《长沙泥木工会呈省长文》。

长沙泥木工人坚持了20多天的罢工斗争，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全市2万多工人和家属在教育会坪召开了罢工胜利庆祝大会。会后，工人们整队游行，高呼口号：

“罢工胜利万岁！”“劳工万岁！”

这时候，已经是杨开慧住院的第4天了，毛泽东风尘仆仆地赶到医院，一脸歉意地对杨开慧说：

“开慧，实在对不起。”

杨开慧望着疲惫的丈夫，眼睛里闪烁着无限爱意，心疼地说：

“生小孩，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你工作再要紧，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呀！”

毛泽东喜不自禁地抱起刚出生不久儿子，疼爱得这儿瞧瞧那儿瞧瞧，说：

“就叫他岸英吧！”

一个高雅而又响亮的名字就此问世了：毛岸英，谱名毛远仁。

欲知毛泽东以后又如何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且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他亲自参与指挥的泥木工人大罢工，没有逞匹夫之勇，没有招来血光之灾，以智以勇，顽强奋斗，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的情况下，完全合法地取得了最后胜利，堪称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之典范。

第15章 1922年11月—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不要把自己看轻了，要让反动派尝上苦头，叫他们知道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话说在192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长沙新河站主持召开中国铁路工人最早的统一组织——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新河、岳州、株萍和徐家棚4个铁路工会的代表；全省其它各行业工会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株萍路工人代表朱少连在会议上提出了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建议，会议代表及列席会议的代表们一致表示赞成。

随后，粤汉铁路总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以及长沙的泥木、理发、人力车、笔业等工会各团体代表举行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第1次代表会议。毛泽东以粤汉铁路总工会代表资格出席会议，参加会议的其他代表有郭亮、朱少连、任树德、张汉藩等。毛泽东被推举为会议主席。

会议通过了发起组织湖南工团联合会的决议，决议中规定：“凡产业工会及职业工会均有加入本联合会的资格”。

毛泽东受会议委托，负责起草全省工团联合会简章。

11月5日，省工团联合会代表会议举行第2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章程》；选举毛泽东为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瓒、朱少连、朱锦堂等为各部正、副主任。

会议决定：工团联合会会址设在长沙宝南街51号鲁班庙；由干事局向全国发布宣言，通报工团联合会成立情况，宣告湖南全省工人统一组织“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正式成立。

此时，湖南省工团联合会下辖工团15个，会员30000多人，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并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大地方组合”。

11月11日，毛泽东以干事局总干事身份率领省工团联合会所属15个工团的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杨福涛、张汉藩、仇寿松等23人，先后会见了长沙县知事周灜干和省警察厅长石成金。

此前，省工团联合会内曾有人提出，联合会的成立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必定会引起反动军阀赵恒惕的注意，他会不会也像杀害黄爱、庞人铨一样，进行破坏和镇压？毛泽东说，赵恒惕并不可怕，只要我们主动出击，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利用省宪法与赵恒惕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就有可能争取他像对待粤汉铁路大罢工一样，在工人运动及集会、结社等问题上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同时我们还可以乘势解决目前的一些实际问题。大家觉得毛泽东说的很有道理，便决定派代表和当局及赵恒惕进行谈判，由毛泽东草拟一份谈判条件。

11月12日，毛泽东等人会见了省政务厅长吴景鸿。

11月13日，毛泽东等会见了省长赵恒惕。他们与赵恒惕交涉、谈判的内容还是毛泽东草拟的那份谈判条件，主要有10项：1、政府对工界的态度；2、工人集会结社自由问题；3、工界的态度；4、工界与政府应时常接触，免生误会；5、建议组织劳资裁判所；6、人力车工人问题；7、理发工人问题；8、制笔业工人问题；9、机械工人问题；10、缝纫工人问题。

毛泽东依然以“省宪法”为武器，严正责备赵恒惕非法杀死黄爱、庞人铨。他手里拿着“省宪法”，义正词严地说：

“省宪法不是明文规定了‘不得无故捕人，逮捕后24小时以内应送司法机关审讯、处理’么？工人方面被杀一两个人，被封闭一两个工会，固然是损失，但并不能停止他们的必需的活动。而政府方面受通国的责难，名誉上、法律上所受的损失，真不可数计呵。”

他又指着省宪法说：

“关于结社，官厅常有不允许之事，总说先要立案，才可结社。‘省宪法’第12条说：‘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何种特别法令之限制’；并无规定要经官厅准许才可结社。若需准许才可结社，则许可与否，官厅大可自由，‘省宪法’大可自由，‘省宪法’第12条就根本取消了。集会亦然。近来集会常有暗探到场，多方阻挠，或竟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断不宜随意干涉。”

毛泽东的话有理有据，无懈可击。赵恒惕被说得哑口无言，他不得不承认：“宪法当然完全有效”，“只要人民是守法的，政府当然不干涉。”

此次说理斗争可以说是毛泽东和湖南工人阶级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个典范。毛泽东以他那特有的大智大勇，彻底斗败了赵恒惕之流。赵恒惕事后对他身边的人说：

“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11月间，毛泽东因工运事务太多，兼顾不了自修大学，便写信给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已有声望的李达，邀请他来长沙担任自修大学校长。李达欣然应允，并亲自讲授马列主义。

11月21日，铅印活版工会邀请各印刷公司经理举行谈判，要求将铅印活版工人每日工作时间减少至8小时，正式排字工人月工资增至12元，其它各工种工人另定合理的工资标准。

此前，印刷工人每月最高工资只有8元，最低工资才4元，平均日劳动时间长达12个小时，非常辛苦。毛泽东为了帮助铅印工会代表与各公司谈判，亲自拟出了一个工人家庭的生活表。他在这张表格上注明一个工人家庭月生活所需的款项有：煤1元，米6元，油盐酱醋1元，房租3元，应酬1元，小菜1元5角，共计13元5角。谈判代表们根据表中提供的数据，要求将工资增加到12元。

谈判未取得满意结果，工会负责人找毛泽东商议。毛泽东指示立即罢工。

11月25日，印刷工会宣布所有印刷业300多名工人开始罢工，全城10余家印刷公司立即同时休业，10余家报刊杂志全部瘫痪。

第二天，长沙市已经看不到一张新报纸了，全城为之震动。省政府一开始还以为工人不可能坚持下去，所以就不闻不问。殊不知印刷工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早已做好了充分准备：一是让罢工工人在湘乡中学、湖南省工团联合会集合，集资办伙食，以防雇主分化瓦解；二是在罢工群众中选举总代表、秘书、总纠察，设立东南西北4区纠察主任，使“团体颇固，秩序颇佳”；三是通过文化书社，两次借大洋80元给予支援，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困难。

罢工已经坚持八九天了，工人们仍无复工的消息，这时候省政府才慌了手脚。他们一面派出军警强迫工人上工，一面联合报业资方，声言要“把印刷品转到湘潭付印”。

“当时一小部分工人摄于军警的武力，又恐怕官方和资方真的把印刷品转至湘潭”而失去工作，就开始动摇了。毛泽东及时告诉大家说：坚持斗争就是胜利，不能中途妥协；湘潭工人已经联络好了，资本家企图转送湘潭付印也是不可能的。听了毛泽东的劝告，“动摇的工人才稳定下来”，工人的“力量更坚强了”。

罢工坚持到第14天，社会上各界人士因久无报纸，怨声益大，出版部门对各印刷公司亦催促甚急，要求他们从速解决。省政府和资方这才被迫主动找工人代表谈判。

毛泽东邀请报界知名人士及有关工会代表从中调解。最后双方议定：排版工人工资每月增加到11元，其它工种工资也有所增加，日工作时间也进行了调整。

1922年12月11日，各印刷公司陆续接受调解，印刷工人们先后上岗工作，坚持了17天的罢工斗争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这次印刷工人大罢工，因毛泽东的主导作用，无疑损害了他与《大公报》编辑部的关系，所以此后他很可能再也没有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过东西。

在此前后，毛泽东还领导长沙理发、缝纫、织造、人力车、鞋业、洗衣等行业工人进行了罢工斗争，均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在人力车夫罢工中，毛泽东拿出一些党的活动经费帮助车夫们坚持斗争，终于迫使全市3100辆人力车的车主降低了车租。有些人力车夫具备了入党条件，毛泽东就在南门外为他们举行简短的入党仪式。他把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挂在榕树上，车夫们站在红旗下举起右手随着他宣誓：

“牺牲个人，阶级斗争，严守机密，服从纪律，努力工作，永不叛党！”

毛泽东还给每位新党员发一份党员证书和一些学习材料。

且说在1922年冬，毛泽东第6次到安源视察，了解工人思想状况，总结罢工斗争经验。他在路矿工人俱乐部对工人代表们说：

“安源大罢工的胜利，只是斗争的第一步。我们的目标是要推翻整个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劳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责任重大，必须加强团结，不要散漫，要防止毒蚊子咬。不团结，散漫了，就会被毒蚊子咬伤，毒蚊子咬了就会发烂，又会做牛马。我们要团结一致，才不致再做牛马。”

毛泽东离开安源时指示安源党支部，要趁着安源大罢工胜利的形势，积极慎重地发展一批党员，将在罢工斗争中的优秀工人吸收入党，稳步壮大党的组织，以迎接更严峻的斗争。

12月底，毛泽东回到长沙后把何葆贞叫到清水塘22号的办公室，郑重地对何葆贞说：

“安源路矿从去年9月大罢工胜利以来，工人们都踊跃参加俱乐部，工作非常紧张，那里迫切需要女同志去，经湘区委研究，认为你去是最合适的，你的意见怎么样？”

何葆贞说：

“我愿意到工人中去锻炼，只是没有工作经验，怕辜负了湘区委的重托。”

“不要紧的，在实践中学习吧！”毛泽东说：“你必须记住，要当群众的先生，必须先当好群众的学生。自己虚心一点，与工人打成一片，大家一定会欢迎你的。”

何葆贞连连点头，说：

“我一定遵照您的教导去做。”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

“很好，那里的工作很紧张，你现在去办好组织手续，准备行李。”

1923年2月7日，北洋政府反动军阀头子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惨案。

原来早在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遭到吴佩孚武力阻挠。总工会决定举行总罢工表示反抗，并将总工会移至汉口江岸办公。2月4日总罢工开始，不到3个小时，全线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运，长达10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全线瘫痪。2月7日，武汉各工团代表和江岸工人1万多人举行游行示威。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命令部下血腥屠杀工人。郑州、长辛店等地工人也同时遭到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被杀40余人，伤数百人，被捕入狱40余人，还有1000多工人被开除。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湖北工团联合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先后惨遭杀害。

施洋，1889年6月13日生于湖北省竹山县施家湾，1914年考入湖北警察学校，1915年就读于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他与武汉法学界人士组织法政学会。1920年秋，施洋在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时参与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1921年10月参加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1921年底赴长沙向毛泽东学习农运经验，192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底领导汉阳铁厂取得了罢工胜利，参与组建武汉工团联合会，并被聘请为该会法律顾问。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二七”纪念大会上评价施洋说：“施洋同志的牺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是最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1958年，江岸修起“二七”革命烈士纪念馆和“二七”烈士纪念碑，毛泽东亲笔书写了碑名。

再说2月8日，毛泽东获悉二七惨案的消息，立即组织湘区委领导粤汉铁路全体工人举行同情大罢工。省工团联合会亦先后4次发出通电，揭露吴佩孚、萧耀南是一伙“万世之罪人，人类之公敌”。

安源路矿当局也摆出了强硬姿态，扬言要取缔路矿工人俱乐部，遣散原有的路矿工人。

此时，毛泽东得知京汉铁路总工会为了保存力量，已经下了复工令，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已经无可挽回的进入了低潮，面对安源路矿当局的强硬态度，他立即召集李立三等安源的负责人到长沙开会，分析了敌我力量、斗争形势和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指示安源党组织和俱乐部，采取稳重步骤，暂避敌人锋芒，但又要摆出“盘马弯弓”之势。这样，就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李立三等人回到安源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很快就去找路矿当局谈判，揭露他们准备派军队解散俱乐部、镇压工人群众的阴谋；声明只要当局保证本地工人不受压迫，工人就尽可能不罢工。同时，他们深入发动群众，加强工会组织，号召工人做好罢工的准备。

安源路矿当局早已知道工人力量的雄厚，如果出现罢工，只能给他们自己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终于不敢再干涉工人的活动了。

此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1923年3月间创办了工人“消费合作社”，把俱乐部同工人们的切身利益密切联系了起来，加入俱乐部的工友们逐渐增多，已经由罢工时的700名会员发展到1万多人。安源的党团组织也在1923年发展到了13个党支部和26个团支部，还建立了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

这一时期，毛泽民是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负责人之一，毛福轩担任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营业员。毛泽民是在1922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到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的。在合作社大整顿时，毛泽民专任营业部主任；成立合作总社时，由他出任总经理。

由于毛泽东和湘区委在湖南及时采取了“弯弓待发”的方针，保存和积蓄了革命力量，工人运动得到继续发展。到1923年底，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所辖的工会达32个，会员约4万余人。

且说从1923年3月前后开始，毛泽东逐渐将工作重心由工人运动转移到落实中共中央1922年8月底的西湖特别会议精神和农民运动上了，他计划从组织国民党入手，进行政治活动。

3月间，毛泽东委托夏曦、刘少奇负责在湖南筹组国民党的工作。

3月底，毛泽东因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在1922年11月已经成立了俱乐部，便和湘区委决定，派六弟毛泽覃和朱舜华等去水口山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毛泽覃和朱舜华等几个青年乘坐去衡阳的小火轮离开长沙。毛泽东亲自到码头为六弟等人送行，他再三嘱咐毛泽覃，到水口山以后，要好好锻炼和改造自己，要到敲砂棚去敲砂，要到矿井里去劳动。还不到18岁的毛泽覃，第一次离开哥哥外出独立工作，听着哥哥的嘱咐，频频点头，眼含着激动的泪花，向哥哥挥手告别。

后来，毛泽覃到水口山以后果然不负三哥所望，除了担任工人俱乐部教育股委员、工人夜校教员以外，还经常参加劳动，体验工人生活。

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系统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二大”纲领及杭州特别会议精神，和李达一起在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了《新时代》月刊，由李达校长兼任主编。

毛泽东为《新时代》写了“发刊词”。他写道：

“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杂货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有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帮’，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

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撰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他写道：

“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究是最反动的东西）。三派之中，前两派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时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中国的政治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为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至将来一个时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方法更发利害。质言之，民主的脸面更发抓破，完全实行封建的统治，这样的时期会要有十年几年都说不定。”

毛泽东在文章中还写道：

“这时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的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人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一面西南各省终不能为北方统一，虽然也不免是些小军阀，但终究还是革命分子存匿之地。这个期内，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在这个时期才能完成。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定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预言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主要政治势力的消长趋势。

正是：身在草莽，洞观天下。条分缕析，入木三分。

言之凿凿，后果成真。斯文为证，料事如神。

《新时代》创刊号及其以后的月刊还刊载了李达的《何谓帝国主义》、《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国商人阶级应有之觉悟》以及李维汉的《观念史观批评》等重要文章。

4月间，毛泽东派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岳北农村发动农民。

刘东轩后来在1923年5月6日回到了家乡，在衡山、衡阳、湘乡交界的白果一带同农民进行了广泛联系。这一年9月，白果一带建立了湖南第一个农民组织——岳北农民工会，加入者3000多户，万余人。农民工会领导农民进行平粜、阻禁地主富农谷米运出运动。不久，岳北农民工会便遭到了反动军阀赵恒惕的残酷镇压，农民被杀70多人，农民工会会址和部分农民房屋被烧毁。

且说在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正在清水塘22号的办公室里草拟工作计划，忽听得“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起身打开房门，一位在赵恒惕政府工作的地下工作者满头大汗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

“赵恒惕派兵抓你来了，那些家伙快到村口了，你赶快转移吧！”

毛泽东一边收拾重要文件，一边吩咐杨开慧带着杨老太太和小岸英也随后转移。他从屋后翻墙出去，沿着坎坷漆黑的小路，悄悄离开清水塘22号，进入了市区。

赵恒惕没有抓住毛泽东，恼羞成怒，便在长沙城遍贴布告，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赏格是1万大洋。

毛泽东并不惊慌，他从容不迫地布置和安排着湖南的全盘工作，由李维汉接任湘区委书记，工农运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则分别交给了郭亮和夏曦。

有一天，新民学会会员邹某在街市上买东西，忽然遇见了毛泽东，不禁大吃一惊，连忙拉了他的衣襟，来到一个僻静无人的小巷，说：

“润之，你看见布告了吗？赵恒惕要通缉你，你快走吧！”

毛泽东神色自若，说：

“我早知道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再说，长沙人多，我头上又没有毛泽东3个字，敌人怎么那么容易抓住我？”

话是这样说，其实毛泽东心中是有数的，他早已筹划好了，待这里的工作安排已定，便要先去安源走一遭，然后再到上海去。

此时毛岸英才刚刚半岁，杨开慧又怀上了第二胎，所以毛泽东不能带她们母子一起走，只好托付给向振熙老人照料。即将离开丈夫的杨开慧不免感到孤独寂寞。是啊！为革命，为毛泽东，她牺牲了很多。自从结婚以后，她既要工作，又要照料孩子，操持家务，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现在丈夫又要离去了，自己的负担将会更加沉重，怎能不使她愁肠百结呢？

这时候毛泽建已经转为共产党员了，毛泽东叮嘱她也要离开长沙到衡阳去，住在夏明翰家里，一面继续学业，一面从事革命工作。

4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爱妻和幼子，化妆离开长沙，在蒋先云陪同下第7次前往安源。

毛泽东听取了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的汇报。此时的安源工人运动在全国工运处于低潮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工人俱乐部依然“巍巍独立”，被外界称为“小莫斯科”。毛泽东非常高兴，他指示安源党组织，今后要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毛泽东在安源工人俱乐部向工人代表们介绍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形势。朱少连、任弼时、陆沉、袁达时、刘少奇、李立三、蒋先云、何葆贞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说：

“我们工人应该跳出水井，眼光看到全国。现在，反动派端起了刺刀，我们不少的群众领袖被残害，不少的工会被封闭。但是，这吓不倒我们工人阶级。他们镇压得越厉害，我们反抗得越坚决，他们今天在这里掏枪，我们明天就在那里展开斗争。”

他大声问工人代表们：

“你们记得这句话吗？东方不亮西方亮。反动派搞镇压，他搞他的，我们搞我们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不要把自己看轻了，要让反动派尝上苦头，叫他们知道我们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毛泽东还强调说：

“团结就是工人阶级的武器。安源的情况也很复杂，你们要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很好保存俱乐部。无产阶级的解放要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努力。过去，全国工人支援了安源，我们取得了大罢工的胜利。现在，我们一定要支援全国，要支援京汉铁路的工人。”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得知何葆贞不但已经入了党，而且在4月中旬刚刚和刘少奇结了婚，便来到他们的住室，关心地询问他俩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何葆贞说：

“我们一切都好，请您放心吧。”

毛泽东说：

“你们俩志同道合，奋斗目标一致，结婚后更要互相鼓励，把革命工作做好。”

何葆贞想起毛泽东一直对自己关怀备至，非常感激地说：

“我一定永远记住您对我的教导，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终生！”

此后，何葆贞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崇敬的毛泽东了。她在1925年到1932年随同刘少奇先后在上海、长沙、广州、武汉、天津、沈阳、哈尔滨等地工作。1932年冬，刘少奇从上海去了江西苏区，党组织把何葆贞留在上海担任互济总会营救部部长，化名为王芬芳，以教师身份作掩护，营救被捕人员。1933年3月底，她也不幸被捕了，与帅孟奇等人一起被关押在南京“模范监狱”的女监里，此时尚未暴露身份。1934年秋，她被互济总会一个叛徒出卖，受到严刑逼供。但她始终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刑具，耳边时时响起毛泽东的教诲：“你要永葆革命的贞节啊！”所以她始终回答敌人的都是一句话：“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革命者是杀不尽的！”在1934年深秋的一个清晨，何葆贞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一个童养媳出身的青年学生，在毛泽东教育下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代女杰，着实令人可敬！

这正是：自古巾帼多豪杰，敢叫须眉不丈夫。

欲知毛泽东后来行踪如何？且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领导工人运动中敢于面斗反动军阀赵恒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据理力争，使雄霸一方的诸侯也无可奈何，徒叹：“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他面对赵恒惕的重赏缉捕，临危不惧，先后安排好长沙和安源的工作，从容离去，非大智大勇之人断不能如此也！

第16章 1923年4月—

“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4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话说在1923年4月底，即在赵恒惕下达通缉令半个月之后，毛泽东这才从安源秘密前往上海。

1923年5月初，毛泽东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安排他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1923年6月上旬，毛泽东会同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等人自上海提前到达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三大”的筹备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广州。

陈独秀主持了“三大”预备会议，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及马林出席了会议。马林传达了第三国际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意见，报告了国际形势。会议讨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人选和起草“三大”决议案问题。

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一座两间两层小楼里开幕。出席“三大”的代表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张太雷、项英、孙云鹏、何孟雄、谭平山、王荷波、邓培、向警予、林育南、王仲一、罗绮园、于树德、金佛庄、刘仁静、阮啸仙、刘尔崧、陈为人、王用章、王俊、陈潭秋、徐梅坤、朱少连、冯菊坡、袁达时、陈天、张德惠、刘天国等40人。他们代表着全国423名党员。

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会议。

陈独秀主持了会议。他总结了在党的“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的工作。他说：

“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的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在湖南几乎拥有30000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

“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与会者之间依然存在着严重分歧。马林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他说：

“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国民党。”

马林坚持全体共产党员没有例外地都要加入国民党，他说：

“一切低估国民党和夸大工人阶级力量的说法，都是‘左’倾的空谈。”

陈独秀、张太雷是这一意见的主要支持者。张国焘则强调劳工运动的独立性，坚决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说：

“担任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作如职工运动等的中共党员，则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否则，共产国际训令中所谓‘保留组织独立’的话，就毫无意义了。”

蔡和森、刘仁静是这一种意见的主要支持者。他们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产业工人不应当加入国民党内去，工人应该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国民党，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

毛泽东也作了重要发言。他依据在安源路矿、长沙泥木工人罢工中注意团结各方人士的经验，论证了工人加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同时又强调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他说：

“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我们党不应只看见处于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共产党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种局面。”

多数代表在发言中表示，既不赞成马林、陈独秀等“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主张”，也不同意张国焘等独立的劳工运动观点，而对于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观点及农民运动的主张极表赞成。

正是由于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视，他被确定为“三大“《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起草人之一。后来张国焘曾回忆说：毛泽东提出农民的问题，是他“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6月20日，“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会议还通过了瞿秋白起草的党纲；通过了毛泽东、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本党常年大会选出。其一切行动对大会负责，在两大会之间为本党最高指导机关。”第二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9人组织之。中央委员缺职时，应以候补委员补缺。大会后之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应分配工作，并选举5人组织中央局。其余4人分派各地，赞助该地方委员会一同工作，每星期将所在地情形报告中央局一次。”第三条规定：“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3人，其职务如下：委员长主持一切中央局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会议，遇委员长缺席时，由中央局互推一人代理委员长之职权。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会计在中央督察之下，管理本党财政行政，并对于各区、各地方及本党一切机关之财政行政负责。”

大会根据《组织法》之规定，选出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9人，他们是：陈独秀（40票）、蔡和森（37票）、李大钊（37票）、王荷波（工人、34票）、毛泽东（34票）、朱少连（工人、32票）、谭平山（30票）、项英（工人、27票）、罗章龙（25票）。

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5人，他们是：李汉俊、徐梅坤、邓中夏、邓培、张连光

据马林在1923年6月20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说：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张国焘只获得40票中的6票”，因而名落孙山。

笔者在这里也不得不交代一下李汉俊的情况，前边已经说过他是在“一大”后不久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合离开上海到了武汉，从事革命工作。他曾任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1923年参与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领导工作。他既没有参加“二大”，也没有参加“三大”，在缺席情况下被选举为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来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先后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湖北党部青年部长。1926年春，李汉俊赴上海任教；1927年底被军阀胡宗铎逮捕，同年12月17日在汉口遇害，年仅37岁。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也须先交代清楚，他就是李达。在“三大”确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的方针后，李达对这一重大转变“想不通”，不同意“党内合作”，“不愿意做国民党员”。1923年暑期，李达从长沙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直言不讳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是主张党外合作……”他的话还没讲完，陈独秀便大发雷霆，并威胁说：“你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呸”，李达也生气了，他说：“开除不要紧，原则性不让步，我也并不重视你这个草莽英雄！”他心想：“像这样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从此便中断了与陈独秀和党中央的联系，脱离了党组织。

再说“三大”结束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东山新河浦路“春园”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后因谭调职，改为王荷波）、罗章龙5人为中央局委员；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为中央局会计。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暂留广州。蔡和森负责党的机关刊物《向导》；瞿秋白担任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

瞿秋白，谱名懋淼，号熊伯，乳名双，学名瞿双，后又改瞿爽、瞿霜，改号为秋白。1899年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仕宦之家”，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10月至1922年作为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在苏俄考察、采访两年；192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两次受到列宁接见；1922年11月，担任参加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的陈独秀的翻译，会议结束后于1923年1月随陈独秀等人回国工作；1923年4月，在陈独秀推荐下到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并参加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

且说此后不久，李大钊和毛泽东专门到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先生家中，与他商谈了两党合作的有关问题。

毛泽东在工作之余，还常到谭延闿家中拜访。谭延闿是在1920年11月被赵恒惕驱逐后到了上海，此时在广州担任孙中山帅府建设部长，并被孙中山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正在为讨伐赵恒惕做准备。毛泽东一方面通过谭延闿加强对国民党的了解和联系，一方面为湘区委联谭倒赵创造条件。

6月25日，毛泽东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联名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希望孙中山不要轻信南方诸省军阀，离开广州到上海去，建立一支国民革命军。

1923年7月1日，毛泽东以“石三”为笔名，在广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省宪下之湖南》一文，详细分析了湖南政界及教育界各种势力之间的斗争；文中还总结了湖南工人运动的成就，他说，从去年8月到12月，有组织的新式工人团体23个，约3万人；罢工10次，胜利及半胜利9次；“工人的运动，大引起社会之注目”。

7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广州去上海。

1923年8月初，毛泽东委托中共“三大”湘区代表袁达时回湖南捎话给湘区委书记李维汉，建议他注意在安源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组织，并说张国焘在“三大”上反对工人参加国民党，估计张国焘可能到湖南活动，要他注意。

毛泽东还通过国民党元老覃振的关系，将唯一留在湖南的国民党员邱维震介绍给湘区委。

后来李维汉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与何叔衡、夏曦、刘少奇等人同邱维震共商在湖南筹建国民党事宜，并决定成立一个筹备组，由何叔衡负责。

8月5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兼区（江浙）执行委员会召开第6次会议，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会议，指导工作。沈雁冰来到会议室，毛泽东起身跟他打招呼：

“你好！沈雁冰同志。我是毛泽东。”

沈雁冰，笔名茅盾，时任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委员、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望着眼前这位身材高大魁伟的中年人，心情异常兴奋，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笑着说：

“啊！毛泽东同志！久仰，久仰。”

毛泽东说：

“我是《小说月报》的老读者，对你的大名，我也是久仰呀！”

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徐梅坤、王振一、邓中夏，一共5个人。会议讨论了江浙区军事等4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救援在狱同志问题，决定派沈雁冰通过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汪精卫，联系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何丰林设法保释；还有一个问题是讨论邵力子、沈定一、陈望道退党问题。他们是因为看不惯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求退出共产党的。前面已经说过，邵力子3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上海的年轻党员对他们提出退党很不满意，在背后议论说他们本来就是投机革命，有的甚至还说他们退党就是叛徒。毛泽东发言说：

“对邵力子、沈定一、陈望道的态度应当缓和，要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派沈雁冰去向邵力子、沈定一、陈望道做一下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毛泽东对沈雁冰说：

“雁冰同志，会议分工由你去找他们3人做工作，有困难吗？”

沈雁冰说：

“困难一定会有的，我尽力去克服吧。”

第二天，沈雁冰去找陈望道、邵力子，劝他们不要退出党。邵力子当即表示愿意留在党内，陈望道却坚持要退党，他说：

“雁冰，你和我多年的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然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生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方便。”

沈雁冰不好再往下讲，便说：

“那好吧。我去看一看沈定一同志。”

陈望道说：

“不必去了，劝也没有用。”

沈雁冰还是去找了沈定一，说希望他认真考虑退党问题。沈定一虽然发了一通牢骚，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沈雁冰的劝说，答应不再退党。沈雁冰向毛泽东汇报说，他只完成了三分之二的任务。毛泽东高兴地说：

“能完成三分之二，就很好嘛。”

可没想到沈定一第二年春天还是退出了共产党。

8月15日，毛泽东在《向导》周报第36期上发表了《省宪法与赵恒惕》一文，历数湖南省长赵恒惕两年以来戴着省宪法的假面具与人民为敌的罪行。

8月间，毛泽东惊闻陈子博在长沙牺牲了，心情非常沉痛。

陈子博是在组织工人罢工时孤身一人用炸弹去炸赵恒惕，未果。他在全城戒严时躲入粪池，不幸中毒牺牲。文化书社为革命烈士开了3天的追悼会，“各方送哀挽联300余幅”。

毛泽东也忍悲含泪为老战友、老党员撰写了一副挽联：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8月29日，毛泽东在《向导》周报第38期上发表了《英国人与梁如浩》和《论纸烟税》两篇短文。前者揭露北京政府督办梁如浩丧权辱国同英国人签订“续租”、“水租”威海卫草约，嘲笑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面前发抖，摇尾乞怜于外国势力。后者揭露北京政府屈从于英美两国的压力，取消浙江等省的纸烟税；他在该文的结尾部分写道：

“中国政府的‘阁议’，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4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往上海，中央局设在闸北三曾里。毛泽东同蔡和森、向警予夫妇，还有罗章龙，一同住在中央局机关里。

毛泽东为促进第一次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经常通宵达旦审阅和起草党内各种文稿，同时还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号召全国各阶层各界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同心协力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他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写道：

“这次政变发生，惊动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忽然抬起头来注意政治，这是何等可喜的消息。”“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量来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

毛泽东在文章的末尾呼吁道：

“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历史上许多的革命事业都可以做我们的参考或指导。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史的工作，我们不可再懈怠！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我们切不要忘记！”

9月16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了长沙。他这次长沙之行，是接受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职务的林伯渠委托，为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以国民党筹备员名义专程到长沙指导湘区委筹组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工作的。

毛泽东一忙完公务，便回到家中看望杨开慧母子。夫妻久别重逢，杨开慧却没有了往日的热情，跟丈夫没说上几句话，扭头做家务去了。

原来，毛泽东这一年来为革命日夜奔波，很少顾及妻儿老小。杨开慧不禁满腹愁绪，几次写信向毛泽东细诉苦衷，希望能和他比翼齐飞，到上海和他一起工作，同时也希望他今后能抽出点时间帮助照料家庭。毛泽东并不理解妻子的心，他在回信中说：

“大都会生活费用大，我自己经常东奔西走，并不能照顾你们母子，倒不如在长沙亲戚朋友多，熟人熟地来得方便。”

毛泽东又抄录了唐朝元稹一首诗《菟丝》，赠给杨开慧：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菟丝蔓，依倚榛与荆。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他是想借此劝告杨开慧要自强，不可太依赖丈夫。他在另一封信中还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

性格孤傲的杨开慧看了丈夫的来信，大失所望，又感到无比的委屈，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甚至一度赌气不再给毛泽东写信了。

毛泽东见杨开慧如此冷淡，也不知道是咋回事，还以为她是为家务所累，没有情趣，也不以为意，兀自忙他自己的工作。

9月27日，毛泽东同夏曦商谈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问题。

9月28日，毛泽东给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副部长林伯渠写了一封信（原件现存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馆，档案号：环4469）。他在信中写道：

伯渠、素民二位同志：

弟16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赵（指赵恒惕——笔者注）于23日由平江入省，大张布告，恢复省政府，北军一部业已到岳州，前途如何，尚难逆料。惟谭军（谭延闿率领的南方革命军——笔者注）现占优势，长沙以下压湘水而阵，长沙以上，则掩有醴陵之半，使北军仅据岳州。如前年张福来故事（直系军阀吴佩孚派张福来击败赵恒惕的湘军，最后双方为了各自利益，停战议和——笔者注），不图进取，则谭赵必议和，而赵仍站不住。

关于本党（国民党——笔者注）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曦同志（夏曦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惟经费极困，机关既立，每月至少须一百元内外，现正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夏曦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

素民、苏中（即徐苏中，时任中国国民党总理办公处秘书——笔者注）二同志来信并《通信》4份业已收到，当如嘱办理，《通信》稍后或还可以增加销路。本部《公报》请按期寄2份来，以前的并请检一全份见寄。

　　 弟 泽东 9月28号

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利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

1923年10月初，在毛泽东推动下，中国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

10月间，毛泽覃在水口山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毛泽东调回长沙，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委书记处书记。

1923年深秋，毛泽东来到衡阳，夏曦向他汇报了湖南省立三师在春夏间爆发的轰动全省的驱逐反动校长刘志远的学潮情况。

夏曦召集三师百余名党团员及积极分子开会，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肯定了学潮的成绩，同时也总结了学潮的缺点，就是没有团结大多数同学和教师把顽固势力孤立起来。他希望党团员要多看进步书籍，要深入群众，要注意斗争策略。他还要求党团员回乡发动农民革命。

毛泽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聆听了三哥的教诲。

兄妹二人在衡阳重逢，自然都十分高兴。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小妹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的情况。

前边已经讲过，毛泽建是在毛泽东安排下来到夏明翰家里，由夏明翰指导复习功课的。这年秋期，她改名为毛达湘，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

此时的三师，学生入校除交一些学杂费外，伙食费全由学校包起来。学校各种设施齐备，图书馆藏书3万余册。更重要的是三师拥有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还招收了一大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可谓是人才荟萃，的确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场所。

毛泽建进入三师后便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如醉如痴，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自修室里，她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图书馆里，她一坐就是几个钟头。除了紧张的学习之外，她还担任着三师学生党支部书记和湘南学联女生部部长两个重要职务，积极地开展着革命工作。在党内，她教育党员要选择思想进步、家境贫苦、勤俭好学的同学做朋友，借机启发她们仇恨旧社会，激发其革命热情，并及时吸收一些积极分子入党，以壮大党的组织。在同学中，她把自己平日喜欢阅读的进步书刊如《向导》、《新青年》、《呐喊》等介绍给大家，鼓励她们阅读这些书刊。她还先后发起组织了“旅衡同学会”、“品学励进会”等组织，还经常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宣传新思想，发动妇女剪发、放脚，反对“三从四德”，反对夫权，反对纳妾。

毛泽东了解了小妹的学习、工作情况，非常高兴，说：

“你小小年纪，就做了这么多大事，了不起啊！”

毛泽建谦虚地说：

“这里还有好多事等着我们去做，我真担心做不好。”

毛泽东勉励她说：

“只要你努力学习，能团结同学和进步力量，依靠群众，什么事都可以做成。”

1923年11月间，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为由，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及其补习学校。《新时代》在出了第4期后，亦被迫停办。

湖南自修大学自创办以来，历时2年零3个月，培养了来自湖南34个县和其它省4个县的200多名革命知识青年，为他们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和政治基础，其中的优秀分子由教员介绍入党、入团，许多人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分子和著名革命家，如夏明翰、郭亮、蒋先云、黄静源、贺尔康、柳直荀等等，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11月20日，湘区委书记李维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领导自修大学和附属补习学校的部分教职员，重新成立了湘江中学。大家公推毛泽东为名誉校董，先后参加校董会的有何叔衡、李维汉、罗宗翰、易礼容、姜梦周、夏明翰、夏曦、陈章甫、曹典琦、廖锡瑞、熊亨翰、熊瑾玎、谢觉哉、王凌波、华鄂阳、李六如、庞人侃、董维健、邱维震、邓寿荃、易培基、仇鳌等人。

原补习学校的学生基本上都转入了湘江中学。学校设置初中班1个，学制3年；补习班2个，学制2年。　　

湘江中学是以私立学校面目出现的，为防备赵恒惕再加摧残，校董会推举“不着色彩”、“长于交际”、与共产党关系极为融洽的罗宗翰任校长。后来在1924年夏时势有了好转，由于罗宗翰担负了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的工作，校长一职便先后由中共湘区委员易礼容、何叔衡担任。1927年1月19日，校董会作出决议，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推定何叔衡、夏曦、徐特立为行政委员会委员，姜梦周、董维键、易培基为经济委员会委员，隶属于校董会领导。1月21日，行政委员会决定设行政委员会主席，由何叔衡担任，下设教务、党务、事务员，分别由廖锡瑞、曹典琦、姜梦周担任。1927年春，湖南农村大革命急需派一大批干部去指导，而湘江中学的300余名师生正是得力的农运干部，湘区委认为湘江中学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便决定把师生们全部派下去。3月19日，全校师生举行同乐会，宣告学校正式收束。何叔衡向师生们致临别赠言，他说：湖南自修大学、附属补习学校、湘江中学是湖南革命的策源地，全体师生“好比是酒药子”，“希望这些酒药子到各处去发酵”。　　

再说11月23日，毛泽东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取名叫毛岸青，谱名毛远义。

此时，毛泽东又不在杨开慧身边，他受命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已经离开长沙到上海去了。

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8人出席了会议，谭平山因故缺席。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进一步贯彻“三大”决议，部署开展国民运动。

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工作报告》中总结了“三大”以来党在政治、宣传及党务等方面的工作和工人运动状况，其中谈到了“湖南正在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和湖南衡山的农民运动情况”。《报告》还介绍了改组国民党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各执行委员分别报告了北京、上海、长沙等7个地区的活动情况。

会议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议决案》、《劳动运动进行方针议决案》等文件，提出党目前的全部工作就是进行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组织及校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政治上要促使国民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和活动。组织上要努力扩大国民党，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一并加入”；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共产党则为之建立起来。

会议还确定，“我们必须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端不宜强行之”；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

1923年12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团湘区执行委员会。至此，全区有长沙、安源、衡阳、耒阳、铜官等6个地方团执委会，新河、第一纱厂、平江、益阳、湘乡、宁乡、木口山7个团支部，共有团员790人。

本传前面已经讲过，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大发展，是与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及时指导分不开的。他在建立团组织时，很注意团员的工人阶级成份；强调团组织置于党员的领导之下，湖南初期的团员多是党员发展的，许多政治活动都是党团共同进行。党员在斗争中培养团员，团组织亦能自觉置于同级党组织的领导之下。这在全国团组织中颇具特色，是湖南团组织能够稳步、健康发展的原因。

12月25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向全党发布了第13号通告。

此前，孙中山在11月间发出了改组国民党的宣言，决心依靠共产党改组国民党，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中共中央执委会在第13号通告中说：国民党明年正月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我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能当选1人，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清楚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的错误观念；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

此后，毛泽东奉命到上海环龙路44号筹备国民党改组办事处。行前，他与杨开慧敞开心扉，一直谈到夜深人静。杨开慧含着眼泪倾诉了自己的委屈。毛泽东震惊了，这才了解了妻子的心事，妻子承担了繁重的家庭担子，自己不仅没有予以重视，没有安慰，反而在以前的信中责怪她儿女情长。他的内心充满了自责。

第二天清早，天还没有亮，毛泽东在清冷的月色下走出家门，乘火车赶赴上海。这一次，杨开慧因产后不久，破例没有送行。

在向南疾驰的列车上，毛泽东回想起婚后的生活，想起昨晚杨开慧那清冷的眼泪，离愁别绪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静，满腹苦情顿时凝聚成了一首千古绝唱《贺新郎》（毛泽东在1961年将这首词抄给卫士张仙朋保存，在词牌后加“别友”二字，并将最后6个字改为“山欲坠，云横翥”）：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后来杨开慧接到毛泽东寄给她的《贺新郎》后，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禁不住泪如泉涌。“算人间知己吾和汝”，她知道丈夫已理解了自己的心意，转悲为喜，破涕而笑，误会完全消除了。

这正是：天降大任难顾家，四海飘萍走天涯。

一曲新词催人泪，人间知己心花发。

欲知毛泽东上海之行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自古乱世出英雄。群雄并立，自吹自擂，称王称霸，一时难分伯仲。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如此，单从“三大”上就可窥见一斑。马林拿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占据了大会的主导地位。他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陈独秀等人吸取杭州特别会议的教训，不得不同他保持一致。张国焘则相反，坚持主张劳工运动的独立性，结果是名落孙山。毛泽东和他们都不同，在服从组织纪律的情况下，一方面强调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一方面强调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所以他的意见能够被多数人所采纳。而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却在“三大”后一怒之下脱离了党组织。后来毛泽东总结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此言甚是。这句话对于个人也完全适用，倘若身处众说纷纭、“群贤”毕集、“领袖”争雄、鱼龙混杂之际，不可不汲取这一真理。

第17章 1923年12月—

“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为，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给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

话说1923年12月下旬，毛泽东奉命来到上海环龙路44号，参加宣传部的工作，筹备国民党改组办事处，与邵力子、于右任共事。

1924年1月中旬，毛泽东与部分国民党代表乘轮船离开上海赴广州，参与筹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孙中山在广州召开特别会议，指派廖仲恺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人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改组国民党事宜。

1月20日，孙中山在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主持了国民党“一大”开幕式。

出席开幕式的代表有165人，其中共产党代表24人，有孙中山指定的于树德、李大钊、谭平山，还有各地推选的代表毛泽东、沈定一、詹大悲、谢普、林伯渠、夏曦、袁达时、于方舟、张国焘、瞿秋白、赵干、胡公冕、宣中华、廖乾五、朱季恂、韩麟符、王尽美、刘芬、李立三、陈镜湖、李锡九。除以上人员外，孙中山指定的代表陈独秀和地方推选代表李维汉因故缺席。

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他在开幕词中宣布：第一件事是要改组国民党；第二件事要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

廖仲恺提议组织一个5人主席团，由孙中山指派；得到代表们的同意。于是孙中山指定由林森、汪精卫、谢持、胡汉民、李大钊组成大会主席团，其任务是：孙中山因事不能主持会议时，由主席团推举1人代表孙中山主持。

此前，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匆匆和孙中山会过一面，他感觉孙中山有些老态，说话显得啰唆，“他不允许别人与他争论，或提出自己的看法。”后来毛泽东在1964年10月还谈到他见到孙中山的一点印象。他说，那时孙中山正处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严重的疾病在折磨着他，说话显得啰嗦，“他不允许别人与他多说”。

毛泽东所说的这种情况也许就是廖仲恺提议组织5人主席团的主要原因。

且说在1月23日上午，汪精卫、李大钊、毛泽东等19人被推举为国民党“一大”党章审查委员会委员。

大会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提出，在党章第1章第2条加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反对国民党内有跨党分子。

李大钊当即予以驳斥。他在发言和他的《意见书》中恳切陈词：

“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巧取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做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对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

李大钊的解释和严正声明使许多代表为之动容。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人相继发言，支持李大钊的意见，反对方瑞麟的提案。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席位是39号，他看到大会气氛逐渐有利于国共合作，立即发言说：

“主席，主席！39号发言。本席主张本案停止讨论，即可付诸表决。”

大会主席采纳了毛泽东的提议。表决的结果，否决了方瑞麟的提案。

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提案时，提案人黄季陆说：

“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代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

比例选举制是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制度之一，根据各政党在全国所得选票，按总票数中的比例，分配各政党议员席位。黄季陆的提案得到国民党一些右派代表的赞成。毛泽东发言对此提案表示反对，他说：

“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为，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给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

黄季陆辩解说：

“比例选举制非代表资产阶级，亦非有害于革命事业，实乃全民政治之代表物。”

毛泽东在辩论中说：

“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以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

由于毛泽东、李立三等人坚决反对，这一提案未被大会通过。

毛泽东在大会期间还就《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出版及宣传问题》、《本党设立研究会》等议案作了发言，阐述了他的立场和观点，推动大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和李立三等共产党员的发言，引起了大会主席团5名成员之一的汪精卫的注意，汪精卫说：

“究竟是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不错，你看他们发言踊跃，态度多积极！”

张国焘因要回北京主持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中途请假离开了广州。他后来回忆说：

“毛泽东和李立三发言最多。”“许多老国民党员大都以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他们两人。不少老国民党员又似乎在欣赏他们这样的青年精神。”

1月25日下午，列宁逝世的消息传到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赞誉列宁是“革命中之圣人”，他建议休会3天，向列宁致哀。孙中山还亲自书写了“国友人师”的祭幛，并向苏联政府发去唁电。

1月28日，国民党“一大”继续进行。大会通过了苏联顾问鲍罗廷、还有瞿秋白参与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决议。

在“一大”期间，国民党内赞成国共合作的只有廖仲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极少数人，而反对的人数众多，如胡汉民、胡毅生、邹鲁、居正、张继、冯自由等，他们有的是公开进行破坏，有的则在暗中阻挠。此时的孙中山在斗争方面还是很坚决的，他严厉地指斥这些人说：“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后来，张继在会议上继续无理取闹，孙中山一怒之下把他驱逐出会场，软禁了1夜。不久，在1925年3月27日，孙中山还提议将长期追随他的冯自由开除党籍。

宋庆龄，祖籍海南省文昌县，1893年1月27日出生于上海。1913年毕业于美国佐治亚州的威斯里安女子大学。同年冬到日本担任孙中山秘书，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东京与孙中山结婚。

据程潜回忆说：孙中山在“一大”期间，对与共产党的合作问题有过3次演说，每次都长达两个小时之久。他在广州长堤亚洲酒店招待大会代表时，针对茅祖权反对容纳共产党分子一事，在讲话中说：“20年来，党员总是阻挠我革命，总是丢掉民生主义，跟随我的人很多，但总是想打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来革命的，不足20个，今日还要阻挠我容纳革命的青年。”

孙中山在另一次演说中说：“你们老党员已经堕落了，不革命了，你们反对共产党员加入，是含有想做党阀意味，想要包办革命，老实不客气说，都只想发财做官，数十年革命尚未成功，就是受了你们的累。民族主义，你们只晓得打倒满清；民权主义，你们只晓得议会政治，其余便不知道。至于民生主义，更是全然不懂。我们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不过与马克思的观察稍有不同罢了。”

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坚定立场和强硬态度，才使“一大”得以顺利进行。

1月30日上午，国民党“一大”举行闭幕式。孙中山将他亲笔书写的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讨论表决。

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25人，其中有共产党员3人，他们是：李大钊 谭平山 于树德

选举候补执行委员17人，其中有共产党人7人，他们是：林伯渠 沈定一 毛泽东 瞿秋白 张国焘 于方舟 韩麟符

1月31日至2月6日，毛泽东参加了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全会推举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组成“中常委”，负责处理党内日常事务。

会议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别到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5处组织执行部，以中央直属机构名义全权处理各地区的党务。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标志着孙中山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和汪精卫、胡汉民、叶楚伧等人一起前往上海，组织上海执行部，负责管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4个省的党务。执行部下设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部及秘书处各机构。

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议决，由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国民党人分别担任各部部长。胡汉民为组织部长，汪精卫为宣传部长，于右任为工人农民部长。

毛泽东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担任上海执行部委员兼组织部秘书，并代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职务。他所担任的这两个职务，按照国民党“一大”的要求，还要负责进行组织整顿和党员重新登记。

同毛泽东一起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瞿秋白、沈泽民、施存统、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恽代英为宣传部秘书，并主持编辑《新建设》；邵力子任工人农民部秘书。

1924年3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正式挂牌办公。自此以后，各部、处、科室众多主要负责人及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于环龙路44号院，在上海滩颇有影响，被人们称之为“国共群英会”。

毛泽东接触较多的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两人，在他看来，汪精卫、胡汉民都是自高自大、夸夸其谈的人。但他对这些国民党人也包括共产党内的一些上层领导人，只是默默地认真观察着，而在同仁之间从来是绝口不谈的。

毛泽东的主要任务是协助胡汉民主持组织部工作，进行组织整顿和党员重新登记。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自居，不屑于日常事务，因此组织工作多由毛泽东负责管理，被人们称之为上海执行部的“代理组织部长”。此外，毛泽东还起草了上海执行部办事通则，完善了执行部各种规章制度，多次担任会议记录，并组织平民教育委员会。

3月20日，上海执行部举行第4次会议，会议提出：“执行部对于管辖范围内‘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平民教育’、各种运动及‘宣传’、‘组织’、‘调查’各种工作，均应有一详细计划，决定由各部及平民教育委员会拟具草案，交秘书处审查整理提出，执行委员会议议决，使各部工作进行有所遵循。”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就需要一个一个地审理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平民教育及宣传、组织、调查各部的工作计划，提出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案。此外他还要主持组织部负责国民党组织的整顿工作，对国民党员重新登记；还要负责向正在筹办的广州黄埔军校输送学员等等。面对如此繁杂的事务，他不得不日夜操劳，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同时，他还要应对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无理挑衅。

关于对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一事，上海执行部已经发出了通告，对党员登记的步骤、办法和手续做出了规定：凡是国民党老党员都要进行重新登记、谈话，每人必须填一张表，经审查同意后，方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党员。这一规定立刻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对。谢持自恃他是国民党元老，在辛亥革命后就担任过四川省省长，纠集了一帮人拒绝登记。他还跑到执行部冲着毛泽东大喊大叫。他说：

“我是谢持，谁管填表工作的？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我不登记！”

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

“不来登记，就丧失党籍。必须维持革命纪律，没有纪律，就无法革命。”

谢持无言以对，只好愤愤而去。毛泽东为了给谢持一个台阶下，就让人给他送去了一份登记表，进行了说服解释工作。谢持只得见好就收，重新填表作了登记。那些追随他的“老党员”一看“元老”就这样顺从了，也不得不乖乖地进行了登记。

上海第4区党部设在环龙路的法租界地区，这里居住着许多下野的国民党政客，大约有千余人。毛泽东在党员登记中，给经过审查且合格者发了党员证，而对那些不合格者则进行了清洗。

那些被清洗者便纠集一批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秘密策划，准备趁第4区党部召开成立大会之机，用软硬两手夺取区党部领导权：一是请孙中山出面讲话，合法夺权；一是纠集一些流氓到会场捣乱，乱中夺权。当他们得知孙中山不会出面为他们讲话时，就决定孤注一掷，采取强硬的手段进行破坏。

毛泽东、王荷波得知这一情况，下决心要把第4区党部成立大会开好。他们同国民党左派商定，执行部的全体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员届时都必须出席会议，同时成立一支由王荷波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从会场门口到主席台设立岗哨，加强警戒，控制整个会场。

后来在第4区党部召开成立大会的那一天，纠察队有效地控制了会场内外，制止了右派和流氓分子的干扰、破坏，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就在这3月间，湖南组建国民党的工作在毛泽东指导下也有了长足发展，宁乡、安源相继设立了国民党支部。全省国民党员已多达260余人。

1924年4月1日，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成立。

1924年5月5日，中国国民党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员开始报到入学。

早在1924年3月27日，军校举行了第一期新生入学考试，4月28日放榜，将被录取学生编为4个队。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长州岛创立的一所陆军军官学校，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军事制度培养军事干部。

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

孙中山何以对蒋介石如此青睐，委以重任？读者诸君可能有所不知，这位曾经统治中国22年的浙江奉化人，出身虽不显赫，其早年经历却是与众不同的。他出生于1887年10月31日，名中正，字介石。其父蒋肇聪继承祖业，经营盐铺，病殁于1895年，他是由母亲王采玉抚养成人的。蒋介石幼年入塾，诵读经史；1903年入奉化凤麓学堂，两年后转至宁波箭金学堂；1906年初肄业于龙津中学堂，4月东渡日本，入东京清华学校，结识陈其美等人，受到反清思想影响，年末回国；1907年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习炮兵；1908年春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1910年冬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13师团第19联队为士官候补生。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回到上海，受陈其美指派，率先锋队百余人至杭州，参加光复浙江之役，此后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任沪军第5团团长，与陈其美、沪军第2师师长黄郛结拜为“盟兄弟”。1912年1月，蒋介石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案发后避往日本，曾办《军声》杂志。1913年夏二次革命起，蒋介石在上海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事败后隐居上海，10月加入筹建中的中华革命党，11月再渡日本。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宣告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蒋介石被派往上海、哈尔滨协助陈其美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活动。1916年5月陈其美被刺后，蒋介石奉孙中山命去山东潍县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不久袁世凯死，中华革命军解散，蒋介石混迹于上海滩，与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人有往来。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1918年3月，蒋介石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半年后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闽，因受粤军将领排挤，常离职滞居上海，曾与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合伙做交易所投机生意。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介石去广州登舰侍护40余日，曾做《孙大总统蒙难记》一书，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同年10月被孙中山派任东路讨贼军第2军参谋长，1923年2月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8月奉派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学习军事、政治和党务。

由此可见，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关系非同一般，被委以校长之重任，是很自然的事了。

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里，共产党人在各部基本上都被委以副职。叶剑英曾由廖仲恺推荐参与筹建军校，后任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共产党员张申府由李大钊推荐任政治部副主任。其他共产党人如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包惠僧、周佛海、鲁易、邵力子、孙炳文、韩麟符、陈启修、于树德、安体诚、熊锐、张秋人、夏曦、项英、阳翰笙、陈毅、董必武、陈潭秋、李达、郭沫若、毛泽覃、瞿秋白、张国焘、高语罕等，也都曾在黄埔军校或分校担任过领导职务，或任教官或其它工作。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淮安，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他于1913年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亦曾到德国勤工俭学，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旅欧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他由张申府等人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6月在巴黎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1月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1924年8月，周恩来从巴黎回国，由张申府推荐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不久，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

再说在5月5日这一天，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莫里哀路29号孙中山先生寓所为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3周年举行纪念庆祝会，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张继、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沈泽民、邵力子等200多人出席并合影留念。

5月10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决议案》、《工会问题决议案》及《党内组织和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

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在工农部内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

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罗章龙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王荷波任中央工农部部长；向警予任中央妇女部部长。

1924年6月初，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来到上海，毛泽东亲自到码头去迎接她们。一家人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三户楼楼下厢房里，他们夫妻二人终于结束了魂牵梦绕的两地生活，开始“重比翼，和云翥”。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闸北香山路三曾里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在这里居住的还有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和罗章龙一家人，三家人聚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小小的庭院里阁楼上不时传出欢声笑语。

“那时杨开慧身体好，虽然有了孩子比较劳累，但她仍然挤出很多时间”，像在清水塘时期一样，一面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一面协助毛泽东做工作。

毛泽东通宵达旦写东西，到了深夜一两点钟，杨开慧就起床取出临睡前热在锅里的饭菜，送给他吃。有时候毛泽东顾不上吃，她就等在旁边，待毛泽东吃完了才去休息。毛泽东夜间只睡两三个小时，一大清早就又要出去工作，杨开慧便开始整理他晚间写出来的东西，凡是毛泽东在草稿上写有“定稿”二字的，她就誊写到另一本簿子上去。她还须收集、整理文件，摘录资料，特别辛苦。

这时候，毛岸青太小，少不得哭闹，杨开慧经常是手抄文稿，脚踩摇篮，口里低吟浅唱着催眠曲，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每当毛泽东看到这动人的母子形象，心中不免暗暗感激。

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偕同夫人宋庆龄出席并发表了讲话。他说：

“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要从今天起，重新做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理想上的革命军。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地来革命。”

孙中山还宣读了他为军校题写的训词：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这一训词后来由陈祖康谱曲，成为国民党党歌和黄埔军校从第五期开始传唱的校歌。

6月间，戴季陶到了上海，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常务委员叶楚伧等一批右派分子反对共产党更加有恃无恐了。

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写信给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

1924年7月间，孙中山倡议设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孙中山任主席，鲍罗廷任高等顾问，委员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瞿秋白、伍朝枢、邵元冲、戴季陶8个人，后来又增加了谭延闿、许崇智、孙科、蒋介石4个人。

中政会是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一个特殊机关而设立的，其职能与俄共政治局基本相似，它与此前设立的“中常委”不同之处在于：中常委只负责处理党务，而中政会则既管党务又管政务。

19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和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15号《通告》。

毛泽东针对孙科等人在1924年6月1日提出的“制裁共产党分子案”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等18日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在他起草的这个《通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这个概念，要求全党一方面要注意革命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一方面“为国民革命的使命计”，对右派的言论、活动“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1924年8月1日，在叶楚伧等人的策划操纵下，国民党右派分子喻育之、曾贯五在上海南方大学召开上海市各区党部代表会议，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他们说共产党破坏了国民党，叫嚷要对共产党员“严肃处理”。他们的嚣张气焰激起与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严重不满，双方在说理斗争中，发生了严重的肢体冲突。

8月2日，国民党右派分子又闯入上海执行部机关，无理取闹，殴打邵力子致伤。

毛泽东非常气愤，他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领衔与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沈泽民、韩觉民、王基永、杨之华、李成、刘伯伦等14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破坏国共合作。

此后，毛泽东和叶楚伧的斗争日益公开化，曾多次指责叶楚伧的分裂行径。叶楚伧面对毛泽东的指责恨得牙痒痒的，却又奈何不得眼前这位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只好隐忍不发。

在叶楚伧、戴季陶为首的右派分子排挤、打击下，许多共产党员相继离开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是在这一连串斗争中，毛泽东与性格暴躁而且固执、有“火山”之称的陈独秀之间，从1924年秋开始也产生了不愉快。毛泽东力主保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对国民党右派的挑衅行为进行坚决的反击；而陈独秀则坚持执行第三国际指示，对国民党右派一再忍让妥协。为此，二人常有龃龉，矛盾不断升级。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吴佩孚率领残兵败将逃亡河北。

冯玉祥因同情广东革命政府，遂将其所部改称为“国民军”。

他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请皖系军阀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

10月25日，冯玉祥发出通电，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并提出召开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产生正式政府。

10月30日，孙中山从韶关回到广州，命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驻守韶关；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他的大元帅职务。

11月1日，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联名电请孙中山早日入京。

11月3日，孙中山特意来到黄埔军校，向全体师生说明了北京政变的经过和他决定北上的目的。

11月4日，孙中山复电冯玉祥等，表示接受邀请，不日赴京。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时局宣言》，即《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重申打倒军阀的政治主张“莫能动摇”；并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和建设”。

他在临行前还给国民党人留下手谕说：“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们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样。”

11月13日，孙中山偕同夫人宋庆龄乘永丰舰离开广州北上。

11月17日，孙中山抵达上海。毛泽东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名义，同组织部秘书张廷灏、干事罗章龙、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等14人，联名面呈孙中山一封信，以比较委婉的方式向孙中山揭露了戴季陶、叶楚伧等右派分子破坏国共合作的错误。信中还说：

“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顿，职员等薪金积压4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是为公便。”

1924年12月底，毛泽东由于在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担负的工作太繁重，过度劳累，积劳成疾，在共产党内外尖锐地斗争中又不断受到打压排挤，致使他心力交瘁，睡眠不佳，身体十分虚弱，便秘更是十分严重，经常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因此不得不以养病为由向陈独秀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请假回故土搞农运。陈独秀早有去他之心，当即批准了他的请求。

叶楚伧得知毛泽东将要回湖南养病的消息，十分高兴，特意宴请上海执行部所有国民党方面的成员，“以志庆贺”。

这正是：倚天抽剑仗义言，锋指右派众劣顽。

独秀偷安斥异己，毛公退避回故园。

欲知毛泽东回到韶山如何发动农民运动，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斗谢持斗叶楚伧一伙，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可谓强项者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元老如谢持者在谋勇兼备的毛泽东面前不得不低头，肖小如叶楚伧者也不得不避让。而面对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位卑言轻，无力扭转大局，为革命计为团结计不得不请辞回乡，待机而动。叶楚伧一班人闻之弹冠相庆，陈独秀则是正中下怀，足见阳光与阴霾之高下也！自此以后，毛泽东被排斥于中共中央之外长达两年半之久，直至第一次大革命彻底失败。众多史料对此语焉不详，或避而不谈，殊为遗憾！

第18章 1925年1月—

“只要穷人团结起来，人心齐、泰山移，大家齐心了，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就能够推倒像成胥生这样的土豪劣绅。”

话说毛泽东回到长沙后，与湘区委书记李维汉就国民运动、农民运动“作了详细的谈话和讨论”。李维汉介绍说，区委已经注意开展农民运动，号召青年学生“到民间去”，利用寒暑假从事乡村运动，考察社会环境，调查农村状况；还号召工人利用年假回乡的机会，向农民做宣传和组织工作。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陈潭秋、张太雷、周恩来、彭述之、李立三、罗章龙等20人，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14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参加了大会。

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工作报告。

维经斯基、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先后在会上作了有关的报告或发言。

大会通过了《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以及对于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党的组织、宣传工作等11个决议案，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李大钊、谭平山、李维汉、项英9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张太雷、罗章龙、朱锦堂5人当选为候补委员。

大会结束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5人组成中央局，推举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兼任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

此时毛泽东正在长沙，没有参加“四大”，被陈独秀排除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之外了。他在临近春节前偕同杨开慧和岳母向振熙带着年幼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离开长沙，回到了板仓。

1925年2月6日，是农历正月十四日，毛泽东蓄着长发，穿一件褪色的织布长袍，脚上是一双旧草鞋，带着杨开慧和孩子回到了韶山冲。

毛泽民在春节前夕已经回到了家乡，毛泽覃和新婚妻子赵先桂也回来了，他们和王淑兰在家中一直等候着兄嫂的归来。

王淑兰是在1923年因为要生孩子就从长沙回到了韶山，那年5月5日（农历三月二十日）生下了女儿毛远志。赵先桂早在1920年就加入了新民学会，1923年就读于长沙古稻田师范，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暑假，她和毛泽覃在韶山东茅塘毛麓钟家中正式成了亲。

一家人终于又团聚了，孩子们在一起嬉戏玩耍，兄弟妯娌之间也有叙不完的离别之情。杨开慧是第一次跟着毛泽东来到韶山冲，消息在这山乡的邻里之间不胫而走：

“润之回来了！杨开慧也回来了！”

韶山冲的乡亲们不管是男的女的，还是老的少的，纷纷来到上场屋看望毛泽东一家子。毛泽东满怀喜悦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

正月十六这天，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兴致勃勃地徒步前往唐家圫，看望舅父舅母。

此时，七舅父已经不在了，除了嫡亲的八舅父文玉钦健在外，还有3位叔伯舅父，他们是四舅父文玉善，五舅父文玉理，十舅父文玉森。舅父舅母们见了从城里回来的外甥和外甥媳妇，一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

毛泽东向杨开慧一一介绍了舅父舅母们，他俩恭恭敬敬地给各位舅父舅母鞠躬行礼问安，并给他们每人送上一件衣料。

毛泽东又把各位表哥表嫂介绍给杨开慧。表嫂们都以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城里来的表弟媳。杨开慧满面笑容地向表哥表嫂们鞠躬致意。

“请表哥表嫂多指教。”杨开慧把准备的礼物送到他们手里：“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请各位笑纳。”

文运昌笑着对毛泽东说：

“石三贤弟，艳福不浅，娶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夫人，可喜可贺。”

毛泽东随和地说：

“表兄过奖了，你们这位弟媳可不会种菜养猪，还是表嫂们能干哩。”

大家都高兴得笑了起来。

几个舅父家里都像办喜事一样热闹，买肉沽酒、打鱼杀鸡，轮番招待这两位城里来的稀客。杨开慧见老人们都叫毛泽东石三伢子，表哥们都叫他石三贤弟，大惑不解。她问毛泽东：

“润之，大家都叫你石三，我怎么从没听说过你还有这个名字？”

毛泽东笑着说：

“石三伢子是我的小名。我外婆和母亲在我小的时候，让我在这里拜了一个石头干娘，我在兄弟辈中行三，所以就给我起了石三伢子这个小名，大家习惯叫我这个名字。”

杨开慧好奇地说：

“那我们也要去看望看望那位石头干娘吧！”

“没有看场。那是一块不会讲话又没有感情的大石头。”毛泽东又指着舅父舅母们说：“哪有我的舅父舅母们好啊！”

舅父舅母们听毛泽东如此说，都乐了，纷纷称赞说：

“还是我们石三伢子好，真会说话。”

毛泽东因记挂着韶山的工作，在唐家圫住了几天，就和杨开慧拜别外婆家的亲人，带着孩子回到了韶山。

毛泽东难得回来一次，乡亲们依然络绎不绝地来到家中看望他，所以上屋场就成了农民们的聚会场所。他也趁着和乡亲们拉家常的机会，详细了解了韶山的社会状况和这些贫苦农民的生活、生产情况。乡亲们反映说，韶山的团防局长成胥生依仗权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农民的生活越来越难熬了。教育界也是一片乌烟瘴气，当权者只知道中饱私囊。

毛泽东开导他们说，世界上为什么有穷有富？为什么农民起早摸黑一年累到头，种出了粮食和棉花，自己却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为什么地主不劳动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给大家算了一笔账，说明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是如何吸吮农民血汗来养肥自己的脑肠的。他还把帝国主义称作“洋财东”，把地主和贪官污吏称作“土财东”，启发大家说：

“农民遭受穷苦，并非天命使然，而是那些‘洋财东’和‘土财东’们互相勾结，剥削压迫我们所致。”

毛泽东深知韶山人民是敢于斗争的。早在1918年，他的小学同学钟志申就曾经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走了成胥生的团丁。他对大家说：

“我们韶山，有个最大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穷。穷到什么程度呢？10户人家就有9户人家是粮无一斗，地无一寸。我们虽然穷，可是我们穷得有志气。我说的穷得有志气，就是像钟志申哥这样的人，大家敢于和成胥生作对，把成胥生的团丁像赶疯狗一样赶跑。”

他的话既通俗易懂又生动形象，富有启发性，乡亲们都很爱听。

毛泽东和杨开慧、毛泽覃还采用“走人家”的形式，走亲串友，访贫问苦，和农民们促膝谈心。曾经在安源煤矿参加过罢工斗争的共产党员毛福轩，也协助他们开展工作。

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最大的弱点就是愚昧。为使更多的农民接受革命教育，同时为发动和组织农运做准备，他依据办工人夜校的经验，和杨开慧、毛泽覃、毛福轩、钟志申等人商定，利用赵恒惕装饰门面的所谓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创办农民夜校。

毛泽东指示毛泽覃、毛福轩、钟志申等人，分头秘密串联，召收学员，在毛氏宗祠创办第一所农民夜校。由杨开慧负责教学并主持夜校工作，毛泽覃、毛福轩和其他几位积极分子有的负责组织工作，有的辅助杨开慧教学。

贫苦的韶山人民穷得叮当响，哪里还能上学读书呢？如今，毛润之、杨开慧一回来就可以教他们读书识字，农民们个个喜气洋洋，有的带来了《三字经》，有的带来了《百家姓》。杨开慧亲切地告诉大家：

“我们夜校不念《三字经》，不念《百家姓》，也不学什么‘上大人、孔乙己’（旧时学塾中的“描红纸”，上面印着“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25个红色楷书大字，供启蒙学生用墨笔描摹——笔者注），而是学我们劳动人民用得着的知识，讲我们贫苦农民为什么受苦，应该怎样办？”

夜校里开设了识字、历史、地理、珠算、政治等课程，向农民们灌输革命道理。杨开慧有着良好的文化素养，像毛泽东一样善于用通俗的方式向学员们讲述革命道理。她在识字课讲“手”和“脚”时，先在黑板上写上“手”、“脚”二字，教大家认识，然后启发他们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手，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是由劳动人民用双手创造的。但是，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里，种田的没有饭吃，盖房的没有屋住，织布的没有衣穿。我们劳动人民的手脚，年年月月，辛辛苦苦，一年到头不停的劳动，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可是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不走路，他们吃的是鱼和肉，穿的是绫和绸，出门要坐轿子，大千世界里，这是最不合理的。”

她上地理课先讲歌谣：“长江长，黄河黄。发源昆仑山，流入太平洋。”接着，她从“洋”字引出“洋油”、“洋火”一类词语，进而揭露帝国主义这些“洋人”在中国进行侵略和压榨老百姓的各种事实和罪行。

她讲政治课时，采用的材料是韶山一带流传的歌谣：“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地里场里仓里光。”

在杨开慧的努力下，韶山冲的农民夜校办得十分红火，听课的人越来越多了。

不久，毛泽东又在李氏祠堂、庞氏祠堂、如意亭杨氏祠堂等处，利用原有家族学校的设备，开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

毛泽覃到银田镇的白庙开办农民夜校，他借小学的教室做夜校的课堂，白天给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上课，晚上给附近村子里的农民上课。

杨开慧是夜校总负责人之一，经常冒着严寒，提着马灯，到各校去讲课。

农民夜校办得很成功，觉悟了的农民把他们的心声表达在了夜校的歌谣里：

“金花籽，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今天望，明天望，只望老天出太阳。太阳一出照四方，大家喜洋洋。”

毛泽东一边指导办夜校，甚至亲自到夜校讲课，一边在农民中培养农运积极分子。他在和乡亲们谈话中告诉大家，天下剥削压迫穷人的人是少数，受剥削和压迫的人是多数。他还指着身边的贫苦农民毛月秋强调说：

“像毛月秋这样地无寸土、粮无升合的贫苦人家，比韶山一带的团防局长、土豪劣绅成胥生这种人多得多。”

他拿出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作比方，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就难折断了。他说：

“只要穷人团结起来，人心齐、泰山移，大家齐心了，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就能够推倒像成胥生这样的土豪劣绅。”

在毛泽东精心培养下，毛新梅、庞叔侃、李耿候、钟志申、毛月秋等32人很快就成了韶山农民运动的骨干。

正当毛泽东在韶山全心致力于农民教育之时，一代伟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1925年3月12日9时25分，孙中山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住处溘然长逝，终年59岁。临终前，他在由汪精卫执笔的政治遗嘱（另有家事遗嘱和写给苏联党的信）上签了字，其文曰：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所主张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3月26日，毛泽东来到8公里外的韶山杨林炉门前，拜访罗鹤楼等人。

本传在第一卷里已经说过，毛泽东虽然同罗鹤楼的女儿罗一秀虚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但毛罗两家毕竟是几辈人的亲戚关系，因此他们之间还时有往来。

毛泽东同罗鹤楼及其后妻尹氏，还有罗鹤楼的侄儿罗石泉、堂弟罗立芳、罗立芳的妹夫黄可忠一起亲切交谈，他从日常生活谈到财主老爷和洋人如何互相勾结，剥削压迫穷人，鼓动穷人一定要站起来进行斗争。罗立芳说：

“润之先生，你要这些穷人们起来斗争，要是还像民国七年一样随便就垮了，那不是又要搞得家破人亡呀？”

他所说的民国七年，是指钟志申领导的抗缴烟灶捐斗争失败的那回事儿。毛泽东从地上随手捡起一块竹篾，一边比划一边说道：

“不要怕，一块竹篾容易折断，有得一把竹篾就不那么容易被折断了。”

后来，罗立芳、罗石泉在毛泽东影响下都参加了农民协会，6月间又参加了雪耻会，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韶山农运的骨干分子。

且说毛泽东见一大批灾难深重的农民与清贫的知识分子已经发动起来了，就开始着手秘密组织农民协会。据1926年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中记载：

“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岁二、三月间即起而组织。到10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20余处。人数达千余，从此即开始作经济政治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这种种运动，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

1925年6月初，“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了湖南。

原来早在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在镇压罢工工人中枪杀了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5月30日上午，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枪杀顾正红，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一百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各地迅速掀起了反帝怒潮。湖南人民在湘区委领导下，举行了有20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集会，成立了湖南“雪耻会”，各行各业纷纷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

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领导韶山农民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中心，在各乡建立起20多个公开的反帝爱国斗争组织——雪耻会。

6月5日，毛泽东召集庞叔侃、李耿侯等在李氏宗族学校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决定以各乡雪耻会为基础成立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会议选举庞叔侃、李耿侯、贺尔康等5人为筹备委员。

6月7日，毛泽东在郭氏祠堂召开筹备员会议，决定“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成立大会于6月10日在郭氏祠堂召开。

6月10日，郭氏祠堂里里外外贴满了红绿标语，祠堂正厅土台上摆着一张课桌，还蒙了一块白布被单，上面竖着一块“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的大木牌，朴素而又庄严。

上午9点钟，各乡六七十个代表都到齐了，把会场挤得满满的。毛泽东、杨开慧也来了。会场外面还站了四五百个农民、小学教员和学生。

大会由庞叔侃主持，选举了执行委员，通过了雪耻会章程和宣言。宣言中说，“报仇雪恨一条心，工人农人和学生”。

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主席台，向大家讲述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介绍了五卅惨案和长沙、湘潭等地的反帝爱国运动，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英日帝国主义。

大会结束后，执行委员们组织指挥会场内外五六百人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激越的口号声在这穷乡僻壤里回荡着，愈发显得响亮，激动人心。

此后，雪耻会成立了宣传队，组织农民们开演讲会，编演节目，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张贴漫画和标语，大造革命舆论。雪耻会还组织起了纠察队，设岗检查，禁售洋货，烧毁鸦片，收缴烟枪。

一天下午，毛福轩带领宣传队刚刚演完“五卅痛史”、“农家苦”两出戏，成胥生手下的几个团丁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抢去了宣传队的锣鼓。毛福轩当即予以严厉的驳斥，群众们也一起愤怒地高喊：“不准抢锣鼓！”那几个团丁慌忙还了锣鼓，一溜烟似地溜走了。

毛泽东曾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农村里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运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有战斗性。”

毛泽东感觉在农民中发展共产党员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6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明月当空，毛泽东和杨开慧在父母曾经居住过的那间卧室的阁楼上，与共产党员毛福轩一起作为介绍人，发展庞叔侃、钟志申、毛新梅、李耿候4人为韶山第一批共产党员。毛泽东向新党员们讲解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和任务。之后，他们带着新党员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入党誓词是：

“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牺牲个人；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毛泽东宣布建立韶山党支部，由老党员毛福轩担任党支部书记，确定韶山党支部的秘密代号为“庞德甫”；由钟志申在银田寺镇负责开办“合作书店”，作为与上级通讯的秘密联络点。

韶山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的最早最坚强的党支部之一。后来毛福轩、庞叔侃、李耿候、毛新梅、钟志申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5人中年龄最小的仅22岁，被当地人民誉为“韶山五杰”。

再说毛泽东在韶山建立党支部后，接着又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团的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他同时还发展一批积极分子和一些在地方上有一定威望的开明绅士、小学教师加入国民党，秘密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

1925年7月初，毛泽东在韶山秘密成立国民党第7区党部，由郭运泉、周啸泉、李耿候、钟志申分别担任党部组织和宣传等工作。

毛泽东为做好农民思想工作，常常是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不辞劳苦串门走户，和乡亲们谈心，到了夜半更深，有时候就住在农民家里，有时候要走上十几里山路才能回到家里。

有一次，毛福轩跟着毛泽东到杨林访问了几家农户，又到瓦子坪开了一个积极分子会议，已经深夜了。瓦子坪离上屋场约有10公里路程，途中还要翻一座大山。毛福轩劝毛泽东说：

“晚上过山恐怕老虎伤人！”

毛泽东笑着说：

“人有三分怕虎，虎有七分怕人，不要紧！”

毛泽东到家后还需要看看报纸，写调查笔记，处理一些往来信件等等。这是他一天工作中的一部分，直到都忙完了才能休息。

7月5日，毛泽东在李氏祠堂主持召开国民党区党部会议。湘区青年团委派驻韶山工作的贺尔康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3项工作：即党务，反对帝国主义和乡村教育。

此时韶山地区的教育权一直掌握在依附于成胥生的劣绅唐默斋等人的手里。他们利用把持教委会、学委会的权力，坚持旧学、反对新学、贪污公款、克扣薪饷，还暗中破坏群众的革命斗争，不准农民办夜校，甚至不准雪耻会向农民和学校师生宣传爱国思想。各乡学校都已经先后接到了他们要查封夜校的通知。

7月5日晚，毛泽东和韶山党支部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对付唐默斋等人的斗争办法。毛泽东分析说：

“我们的办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赵恒惕颁布的教育法令，明文规定所有地方教育机构负责人都要经过选举。我们就利用这块假民主的狗皮膏药，发动师生改组教委会、学委会，以夺取教育权。像唐默斋这帮人，都是由成胥生指定的，没有一个不是贪污舞弊的。只要把他们的底子向群众揭开，他们就会跟狗屎一样臭。现在我们发动这场斗争，条件已经成熟，胜利是有把握的。”

支部成员一致表示赞成，决定发动进步教师，争取思想倾向进步的旧派教师，集中打击把持教育权的反动分子。为了确保胜利，庞叔侃等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群众中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并在进步教师中进行了充分酝酿。

7月12、13日，毛泽东同贺尔康、钟志申在汤氏祠堂、汤家湾召开国民党区党部第4区分部成立大会。

贺尔康在日记中对毛泽东和他的活动曾有过多处记载。他是这样写的：

“7月12日（农历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润之先生来舍，邀我同去行人家。初到唐氏祠公立第3校，今日因星期，未有人在校，头门也关了。又到鸿门前汤家湾，也适未有人在家，约定打转再来，请钟志申在家等候。再到汤氏祠。9点钟，国校开会，成立第4区分部。1点又15分钟时，会才完毕。此时，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来了丈多高，3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来越走不动了，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

“7月21日（阴历六月初一日），写了一封信复朱岳灵，为告暑期在乡做的工作及请假等事。到韶山南岸毛润之家，上午他已它往，未在家。就翻阅最近的报纸，看了半天。下午3时，润之才回来，此时C人也随时到了几个，等到6时，C人还未到齐；世校开会后，天已暗了，我因不能走，就宿了。”

贺尔康日记中所说的C人，是指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他所说的世校，是指共产党、雪耻会、秘密农会负责人。他在日记中还写道：

“7月23日（阴历六月初三日），上午写了对于上七都教育问题宣言2份。”

“7月24日（阴历六月初四日），午后到石洋庞氏开会，为改组教育会和学委会秘密的一个讨论。5时又到郭氏祠，雪耻会宣传部宣传队开会，报告先说七都及县的派上的宣传员现已不得来了，而瓦子坪来6个宣传员也加入雪耻会宣传队，出发去演讲。”

“7月30日（阴历六月初十日），下午到郭家亭郭氏祠，教育会开会员大会。重新改组教育会和学务委员会，到会者有40人，3时许才摇铃开会，因时间的短促，就只讨论得通过两会章程和两会的职员完事，也是到晚10时才闭会。”

贺尔康所记载的7月30日会议是这样的：韶山党支部对唐默斋斗争的一切准备工作和布置都已经就绪了，就以雪耻会的名义，在郭氏祠堂召开了西二区教委会和学委会会议，在教育界多年的李耿候主持了会议。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族校校长和教师40多人，毛泽东也参加了会议。庞叔侃、钟志申等人抢先发言，当面揭露唐默斋一伙贪污公款、克扣薪饷、反对爱国运动的罪行。进步教师们也纷纷对唐默斋的行为进行谴责。唐默斋一伙气急败坏，却又理屈词穷，半途就溜出了会场。

会议选举共产党员庞叔侃、李耿侯、蒋梯空等分别为教委会、学委会成员。不久，韶山地区各公立学校和族校校长也都改由进步教师们来担任。

此一时期，毛泽东还领导韶山人民在经济方面开展了“平粜、阻禁”的斗争。

原来在7月间，韶山大旱，一个多月滴雨未降，田地龟裂，禾苗枯萎，农民们揭不开锅了，有人已经开始外出讨饭。可那些土豪劣绅们却幸灾乐祸，趁火打劫。起初，他们哄抬粮价，一升米由原来的60文钱涨到160文，后来索性不卖给本地农民，把谷米偷偷运到湘潭城卖高价，牟取暴利，然后再放高利贷，买青苗，残酷压榨农民。

1925年8月初，毛泽东和家乡农民一样心情十分焦急。他每天脚穿草鞋，头戴斗笠，深入田间地头帮助农民车水，了解灾情。他和党支部、雪耻会的干部们一起，研究渡过灾荒的办法。据贺尔康日记中记载：

“8月4日（阴历六月十五日），上午在家，非常的疲倦了不得。下午到南岸润之处，是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笔者注）的常会期，因同志多未到，会未开成。晚同润之到玉提垇小毛氏祠，民校（国民党）开会，12点钟时才返。”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说：

“当前，农村缺粮，既有天灾，也有人祸。我们不能坐等老天爷下雨，也不能幻想地主财东发慈悲，要想想办法才好。其实谷米多得很，就看大家敢不敢要。地主囤积谷米卖高价，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他们偷运谷米出境，难道我们就无法阻止？农民也有一张嘴，要吃饭，公公道道出钱买他的米，他不卖，我们要组织农民跟他们斗。眼下农民是很容易发动起来的。”

韶山党支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用雪耻会的名义发动群众开展平粜、阻禁斗争。

毛泽东又提出采取了“先礼后兵”的策略。

党支部研究决定，派钟志申、庞叔侃二人先找土豪成胥生、何乔八，和他们交涉平粜的事。钟志申、庞叔侃找到成胥生、何乔八，说明来意，还交给他们一张写着平粜数额的条子。可两个土豪不答应，何乔八说他家没有粮食，成胥生则恶狠狠地说：

“有谷米，我情愿放在仓里喂老鼠，也不拿出来平粜，看你们雪耻会怎么办？”

毛泽东又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文的一手不行，就来武的一手。他要党支部一面发动群众，到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一面派人巡查，拿住土豪劣绅们的把柄，强行平粜。

第3天傍晚，党支部得到消息，成胥生派5个枪手押运，将粮食偷偷运到银田寺镇河边，准备装船外运到湘潭。毛福轩、庞叔侃、钟志申迅速集合了800多名农民，点着火把，挑着箩筐，提着袋子，直奔银田寺，截住了正要装运的谷米，要买粮食。附近的农民也闻讯赶来了，声势越来越大。枪手们在慌乱之际取下“吹火筒”朝天放。当他们看到潮水般涌来的饥民发出“不准谷米出境”的吼声一阵高过一阵，心里更慌了，生怕被愤怒的饥民撕成碎片，只好乖乖地躲到了一边。

成胥生一看大势不好，只得按雪耻会的章程办，开仓平粜。

何乔八和其他土豪听到成胥生被迫平粜谷米的消息，纷纷将谷仓落了锁，外逃他乡。毛福轩等人指挥群众将他们各家的谷仓打开，还宰了他们的猪，一连几天，农民们就地煮大锅饭吃。土豪们闻讯，又纷纷赶回家来，同意平粜了。

这就是韶山历史上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这一重大胜利，使得农民们欢欣鼓舞，加入雪耻会的人越来越多了。

正当毛泽东领导韶山人民开展如火如荼的思想教育及经济斗争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

8月20日上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中央党部大门前遇刺身亡。这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联合广东反革命势力，向国民党左派发起进攻的重要信号。

廖仲恺逝世后，国民党立即召开军事委员会特别会议，选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3人组成领导小组。从此，蒋介石走上了中国历史的前台。

蒋介石，名中正，1887年出生于浙江奉化，1907年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10年在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13师团第19联队为士官候补生，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后混迹于上海滩；1923年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1924年任黄埔军校校长，不久成为“中政委”委员。

且说毛泽东在韶山的革命活动也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惧和仇恨，成胥生等“四大宪人”向湖南省长、军阀赵恒惕告密，污蔑毛泽东在韶山组织“过激党”，煽动农民造反。赵恒惕早就领教过毛泽东的手段，怒吼道：

“湖南有毛泽东，就没有我赵恒惕。”

他当即密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兵拿办毛泽东，他还说：捉到毛泽东，就地正法。

湘潭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闻之，大吃一惊，立即派来湘潭作客的银田寺老家的侄子、共产党员郭仕逵连夜赶了45公里的山路，到韶山给毛泽东送信。

8月28日，毛泽东正在外面开会，接到郭士逵送来的急信，展开一看，只见郭麓宾在信中写道：

润之兄：

军阀赵恒惕得土豪成胥生的密告，今日已来电示县团防总局，派兵前来捉你，望接信后，火速转移。

毛泽东看罢，从容不迫地向毛福轩交代了工作，这才回到家里。家里人一见毛泽东回来了，急忙催促他说：

“人家派兵捉你来了，你还不收拾一下快走。”

毛泽东微笑着不慌不忙地说：

“急么子嘛，从湘潭城到这里，有90里路，既不通汽车，又不通火车，给我送信的人是得信就派人赶来的。县团防局接着赵恒惕的来电，不会这么快。加上他们路不熟，又不认得我，等他们找到了成胥生，问到这里，最快也要上灯时分了。现在天还没黑哩！”

说完，他转入厨房装了一碗泡饭吃了起来。

毛锡臣听说团防局要来抓毛泽东，急忙赶来上屋场。他比毛泽东年长1岁，是毛泽东的少年同学和远房叔祖。他掏出家中仅有的卖猪钱塞给毛泽东，说是让毛泽东做盘缠。

毛福轩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赶来了，见毛泽东尚未动身，还四平八稳地坐在堂屋里吃饭，着急地说：

“赵恒惕的快兵已经来了，你还不快走？”

毛泽东平静地问：

“你真的看见了那些快兵？”

他放下碗筷，把毛福轩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对今后韶山的斗争又作了一番交代。毛福轩等人一再催促，毛泽东这才装扮成郎中的模样，由七舅家表哥文涧泉和二姑家表弟贺晓秋抬着小轿做掩护，离开了上屋场。

在家休假的毛泽民与毛泽覃、杨开慧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也即将随着接应的农民转移。王淑兰是小脚，又有孩子拖累，不便行走，只好留在韶山继续参加韶山的农民运动。毛泽民深情地对她说：

“淑兰，我要出远门了，生死未卜，你就带着伢子别等我了。”

毛泽民所说的伢子就是他的女儿毛远志。王淑兰满怀愁绪，强忍着眼泪只说了一句：

“你就放心去吧。”

没想到夫妻俩这一别竟成永诀。1926年王淑兰在韶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马日事变”后，转入地下活动，1929年因叛徒出卖，被关押到长沙陆军监狱里。1930年彭德怀攻克长沙，王淑兰和难友们被解救出狱。后来她的难友、女共产党员罗醒牺牲后，她把烈士遗孤王华初收为养子，改名为毛华初，谱名毛远怀。毛华初生于1921年3月，这样毛远志就有了一个哥哥。1931年冬，王淑兰带着女儿毛远志、儿子毛华初到上海找毛泽民，不料毛泽民已经去了中央根据地，母子3人千辛万苦又回到了湖南，在南县丁字堤找到了在那里避难的表哥贺晓秋，这才安顿下来。为了寻找党组织，王淑兰开始了“讨米干革命”的经历，直到1937年才与组织接上了头。1938年，王淑兰先后把女儿毛远志、养子毛华初送到延安。她根据组织的安排，和范卓在桂阳以假夫妻名义建立了一个地下交通站，一干就是三四年。

且说毛泽东和文涧泉、贺晓秋趁着朦胧的夜色，匆匆向前赶路，刚走到湖堤沟附近，负责放哨的农民郭士透跑过来报信说，前面有灯笼朝这边走来，一定是赵恒惕的快兵。毛泽东打量了一下右边树木葱笼的山头，说了声：

“走，上山！”

他在前边走，文涧泉、贺晓秋跟在后面，爬上山坡，隐蔽在一片松树林中。眼看着一队快兵向韶山冲扑去，毛泽东和文涧泉、贺晓秋又登上了大路。

从县城赶来的24名士兵气势汹汹地来到上屋场，见这里早已是人去楼空，只好无功而返。

8月29日凌晨，毛泽东悄悄来到岳麓山下刘揆一的家里，和刘揆一抵足而眠。

说起这位刘揆一，可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曾是华兴会的发起人之一，又是辛亥革命时期重要的领导人；五四运动，赋闲家中，为留法勤工俭学筹集过经费，与毛泽东过从甚密。他的胞弟刘道一也曾先后参加华兴会和同盟会，在1906年因参与领导萍浏醴起义，被清政府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年仅22岁，成为留日学生中和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个烈士。1912年，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优恤刘道一令”，葬刘道一于长沙岳麓山青枫峡。

再说毛泽东刚刚睡下，又翻身欲起。刘揆一问道：

“润之，你起身干什么？”

毛泽东说：

“我刚才进祠时，看到令弟刘道一烈士遗像两侧，有孙中山先生和黄克强先生的挽诗。没有看完，你就出来了。这是两首十分悲壮的诗，我想再去看看，将它记下来。”

刘揆一说：

“你不要去看了，这是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两首挽诗，我背给你听。希望你能将它记下来，成为今后行动和做革命工作的指南。”

毛泽东轻轻地“嗯”了一声，只听刘揆一背诵道：

“孙先生的《挽刘道一》云：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黄先生的《吊刘道一烈士》云：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淡中原侠骨香。我未吞胡恢汉业， 君先悬首看吴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

翌日晚，毛泽东躲避到长沙三泰街“彭富泰棉絮店”堂姑妈毛贵英家里暂住。这里曾是他早年和青年朋友们常来常往的地方。

毛泽东在茶余饭后和姑妈、姑爹、表妹毛福清讲一些革命的道理。彭华问：

“润之呀，军阀这么强大，有权有势，你们这些年轻人能把他们打倒吗？”

毛泽东坚定地说：

“能打倒。只要大家齐心，慢慢总是会打倒的。”

一天傍晚，毛泽东吃完饭正准备睡觉，外面突然来了一帮人，捶门打户。毛福清心想，这些人来势汹汹，一定与三哥有关。于是灵机一动大声嚷道：

“你们会哪个，你们会哪个？”

她是故意向三哥传递信息，等了一刻才慢慢把门打开。彭华也赶紧出来装烟、泡茶，故意问道：

“老总来弊舍有何贵干？”

来人一直往里边闯，到处搜查。房子里堆满了棉絮，只有一盏昏暗的马灯。那些人一连掀开了几床棉絮，搜查一遍，一无所获，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毛泽东忽然从一堆棉絮底下钻了出来，拍打着身上的衣服，笑呵呵地说：

“真险呀，再揭两床，他们就可以请功了。”

第二天，毛泽东穿上一身便衣，系上围裙，扎着头巾，混在工人中间，挑着棉絮离开了“彭富泰棉絮店”。

有一次，毛泽东到了杨开慧的六舅向明卿位于长沙郊区的家里，这是一栋较为偏僻的旧房子。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以前和向明卿时有来往。向明卿在长沙同国民党中上层人士有接触，对时局比较了解。他时常把自己在国民党友人那里了解到的一些信息，告诉给毛泽东。毛泽东在担任湘区委书记期间，向明卿也时常到清水塘看望毛泽东和杨开慧。

向明卿的妻子毕业于长沙稻田女子师范学校，也是一位老实人，为人贤淑、正直。她一见毛泽东风尘仆仆的样子，便问：

“你是不是吃饭了？”

“没吃。”

毛泽东如实回答。向明卿的妻子转身到附近一家饭馆里买回了一碗面，端给毛泽东充饥。毛泽东道了声谢谢，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当向明卿的妻子从厨房里端来茶水时，他已经不辞而别了。后来向明卿夫妇才知道毛泽东正在军阀赵恒惕的追捕中。

此时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已经没有了任何职务，上海自然是不能去的，可他依然有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的头衔，便决定到广州去工作。他让六弟毛泽覃先行去广州与有关方面接洽，又先后与湘区委、省工团联合会、文化书社的李维汉、郭亮等人谈了话。他建议湘区委多派党团骨干前往广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讲习所学习，多派优秀工人干部深入各县农村，发展国民党组织和秘密农民协会，以便培养工农活动的骨干，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恰在此时，毛泽东的恩师、国会议员符定一从北京回长沙省亲，得知毛泽东正在被赵恒惕追捕，立即凭借他的特殊身份和老关系，从中疏通，力陈他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竭力保护，直到毛泽东化险为夷。这样，毛泽东在长沙逗留期间重游了岳麓山、橘子洲，写下了本传开篇所引用的那一脍炙人口的著名词章——《沁园春·长沙》。

欲知毛泽东到广州后的情况如何？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乃大地之子，民众之友，他一入乡里，便如鱼得水。历来成大事者不能不如此也！毛泽东在韶山和长沙两次遇险，每每临危不惧，镇定自若，非冒险而实有妙算，非天佑而人自为之也。后人切不可以天命视之。

第19章 1925年9月—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话说在1925年9月上旬，毛泽东与同去广州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5期学员班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一起由长沙动身，来到了衡阳。这是他第4次到衡阳。

毛泽东在第三师范一侧的东山庙召开会议，指示衡阳党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水口山和郴州、衡山等地。由于时间仓促，他没有见到妹妹毛泽建，在衡阳蒸湘中学住了一夜就匆匆离开衡阳南下，途过资兴、耒阳、郴州、宜章等地，一再对地方干部强调说，要多派优秀青年到各县农村秘密组织农民运动。

1925年10月初，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正式建立。

10月上旬，毛泽东到了广州，与六弟毛泽覃会合，住在乐山庙前西街38号。

10月5日，国民党中常委举行第111次会议，以常委兼任宣传部长、同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以政府事务繁多难于兼顾宣传部工作为由，“提议请以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职务。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期间曾多次接触汪精卫，汪精卫对他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非常欣赏。他此次来到广州，受到了汪精卫的欢迎。

会议一致通过了汪精卫的提议，决定由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并要求毛泽东“立刻到宣传部视事”，主持宣传部工作。

10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了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消息。

毛泽东立刻走马上任，到宣传部主持工作。毛泽覃则被安排在黄埔军校和广东区委工作。

不久，毛泽东应共产党员、杰出的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之邀，到广州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兼职教员。

彭湃，原名彭汉育，1896年10月22日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一个大地主家庭里。他曾自述家况说：“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彭湃10岁那年丧父，1917年前往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21年夏，他从日本回国，在广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一个基督教徒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者。不久，他被任命为海丰县教育局局长；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劳动者同情会”。1922年7月29日晚上，彭湃与另外5位农民组成一个6人秘密农会，领导农民同地主阶级进行斗争。为此，他的家人痛呼“祖上无德”，出此“逆子”。据彭湃自述：“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兄弟们怕他“败家”，便分了家产各自独立。彭湃把他所得的田契送给佃户们，佃户们不敢要，他便把佃户们召集到家里，当众全部烧毁，并宣布说：“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1922年10月，他在海丰县赤山建立中国第一个农会，1923年元旦领导成立海丰县总农会并任会长。不久广东省农会成立，他被推选为执行委员长。1924年初，彭湃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1924年7月3日，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创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委任有“农民王”之称的彭湃担任第一届讲习所主任。此后阮啸仙、罗绮园、谭植棠又先后办了3届讲习所。毛泽东来到广州时，彭湃正在筹办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前3届讲习所的学员主要是在两广地区招收，从第四、第五届开始，又招收了两湖及福建的学员。由于毛泽东的大力推荐，在第五届讲习所学员中湖南籍学员就占了40%，毛泽民也在其中。

正是因为毛泽东在党内外都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他早就注重农民问题且富有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所以很快便被彭湃请来了讲习所。

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在韶山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写下了大量的笔记，这些资料自然就成了他在讲习所讲授农民问题的教材。

毛泽东在讲习所讲授的题目是“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着重向学员们介绍湖南韶山等地农民运动的经验。他上的第一课，是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金字塔”，然后指着塔对学员们说：

“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

毛泽东的激情和新颖的教学方法，一下子就抓住了学员们，使他们大开眼界。他接着说：

“压迫和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他们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团结得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座大山就可以推翻。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毛泽东还精辟地阐述了农民革命的原则及策略思想，他说：

“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斗争的方法；对于反动的土豪劣绅，则须完全打倒他；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忙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失业问题的解决，切不可把他们逼到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

毛泽东在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学实践，为他后来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准备了条件，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为他后来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0月20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发表了演说，并参与起草大会宣言，还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撰写了“发刊词”。

“发刊词”全文如次：

本党广东省代表大会开会，发行日刊，应有发刊词。

本党自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历20年，而有去年1月之改组；自辛亥革命垂成而败历14年，而有现在之领导全国国民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之革命；至于今日，于全国各地惨遭帝国主义屠杀声中，于反动军阀高压爱国运动声中，于东江炮火声中，而有广东全省代表大会之召集。这些都不是个人主观的突现或一时事变的偶然，这些都是察观环境的必然，和历史事实的推进。我们从去年1月全国大会中得到了正确的革命策略。从去年到今年两年来全国高潮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中，由执行我们的正确的革命策略得到了宣传、组织和那遇敌攻守的经验。于这次广东全省代表大会中我们将得到什么?

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的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怎样使革命的三民主义在广东实现，乃是广东同志的唯一工作。

我们的已故领袖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广东的同志，在反抗帝国主义（沙面罢工、省港罢工），反抗军阀（打倒陈、林、打倒杨、刘），反抗大商买办阶级（镇压商团事件），反抗地主阶级（海丰、广宁、顺德、宝安……各县农民与地主阶级的苦斗）各次很大的运动中，都做了人民的领导。在这些反抗运动中间，得到了20万有组织的工人，50万有组织的农人，和数万有训练的军队，还有许多爱国的商人、学生都到了本党旗帜之下，为本党在南方定下了一个革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建设了指挥全国革命运动的国民政府。在各次运动中，虽然有许多外省同志之参加，然广东同志实做了最大的努力。

广东是与英国帝国主义紧邻的地方，是陈、林、邓本殷等落魄军阀狡然思逞的地方，是陈廉伯等大商买办阶级集中的地方，而且是地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军阀严重剥削压迫农民的地方。怎样检查以前的工作，规定以后的方法，产生有力量的全省最高指挥机关，用以发展各界人民的组织，尤其是发展那占广东全人口80%即二千数百万的农民大群众的组织，以保障而且扩大我们的胜利，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于广东，乃是广东全省代表大会的责任。

打倒英国帝国主义！

打倒陈炯明，肃清一切反革命！

打倒危害广东的买办阶级！

打倒勾结帝国主义、军阀惨杀农民的地主阶级！

革命的三民主义万岁！

10月27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发表了关于“中间派的问题”的演讲。

原来早在1925年7、8月间，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发表了《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反动小册子，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提倡阶级调和，鼓吹所谓的“戴季陶主义”。

关于戴季陶，本传前面已经多次提到。他反共的一面早已为人所知，但他早年宣传马克思，宣传社会主义思潮，曾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等活动的另一面，恐怕知之者不多。那还是在五四运动前后，戴季陶受命于孙中山，与李汉俊、沈定一一起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作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系列中的杂志，由戴季陶任主编。戴季陶撰写了不少文章，着力于宣传爱国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对共产主义也作了广泛介绍。他尝试用共产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认为翻译、研究、评论马克思著作是不可也不能禁止的。朱执信等人创办的《建设杂志》还陆续登载过他由日文转译的考茨基著《马克思资本论解说》。戴季陶曾和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联系密切，并参与了若干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筹备活动，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戴季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发起人之一。1920年，陈独秀到上海组建上海共产党小组，戴季陶将自己租住的楼让出来给陈独秀一家住。1920年夏，他曾参加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但不久又退出了。其后，他便同张静江、蒋介石等在上海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生意。后来，他又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爬上了党内高层，很快便追随蒋介石走上了反共的道路。

再说“戴季陶主义”的出现，立即引起中国共产党的严重注意。毛泽东在代理宣传部长位置上对“戴季陶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在这次演讲中针对戴季陶的阶级调和论及其扮演的中间派角色，第一次提出“中间派”这一概念，一针见血地批判道：

“依我的观察，这中间派是不能存在的。”“世界上分成两个大本营，一个是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反革命大本营，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大本营，两派短兵相接起来，中间派的基础就动摇了。”从中国近代历史看，确曾出现诸如政学系、研究系等颇强大的中间派，但最后都“做了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完全成了民众的公敌，完全成了反革命派了”。

1925 年11 月12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119 次会议，毛泽东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代理宣传部长身份，被推举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5个成员之一。

11月21日，毛泽东意外地收到了一份来自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是在1920年1月在北京由王光祈介绍，加入了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本来是要创造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年中国，然而由于人员成份复杂，思想倾向差异，学会内部很快就走向了分化。他接到的这份调查表，正是濒于解体的少年中国学会对会员的最后一份调查。早已站到共产主义大旗下的毛泽东，不加任何思索，秉笔直抒胸臆。他在表上填写的是：

“姓名：毛泽东（润之）；籍贯：湖南省湘潭县；通信地址，最近：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永久：长沙文化书社。

1、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竟抱何种主义：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所属于帝国主义、军阀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2、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竟抱何种态度：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处，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中国少年学会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3、入会以后之经历请简明告知：甲、学业，研究社会科学，现在着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乙、事业，教过1年书，做过2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1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

毛泽东写完后，便将表寄往北京。后来这个少年中国学会最终演变成了一个反动组织。

11月27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各部部长第123次联席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题目为《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的报告。

早在1925年10月间，直系军阀孙传芳利用全国人民反奉倒段的情绪，起兵发动了反奉战争。11月12日，在直系将领冯玉祥策划下，奉系将领郭松龄于滦州倒戈，引发了北京等各地群众团体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扶植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大示威运动。毛泽东认为反奉战争关系重大，群众的这种大示威性质是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国民党各地各级党部应指挥同志作广泛的反帝反奉宣传。国民党中央党部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委托他起草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宣传大纲》共分甲、乙、丙3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反奉战争中各方势力作了具体分析；第二部分阐明国民党对反奉战争的宣传纲领；第三部分提出9个口号。

毛泽东在《宣传大纲》中写道：

“奉直两派军阀，无论那一派胜，均与中国不利，因两派背后均有凶恶的帝国主义。”

他在《宣传大纲》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策略，他说：

“在全国反奉运动中，直系之反奉，自不能不认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以共同对付目前强敌，奉倒之后，再以国民之力肃清直系，乃系作战策略的必要。”

由此，毛泽东提出了应该着重宣传的几个问题：

“此次反奉运动的主体，应该是全国的革命民众，人民应该是总指挥，人民应该赶快组织起来，主持这次反奉运动。直系之发动，仅仅是一支先发队，不能算作主体。”“全国民众之反奉，即反英、日帝国主义”，反奉的胜利，即反英日的胜利，这与广东民众讨伐陈炯明即攻击英帝国主义、东征胜利即罢工胜利的观念是一样的。直系反奉，民众可以利用于一时，但不可任其代替奉张执政。直系当国时祸国前例，人民不应忘记。在长江各省商人阶级，欢迎吴佩孚、孙传芳空气极盛的地方，尤应注意宣传此点。”

“人民与敌友之分解，全看其与帝国主义的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一切联系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政派，如安福系、研究系、买办阶级等，人民必须揭其阴私、一律排斥；一切与帝国主义无缘，赞助国民革命的派别，如冯玉祥一派，应与之联合。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乃是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人民利益的拥护者。应该广泛宣传民众，唤起民众，以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结束反奉战争，建设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取缔不平等条约，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这是人民结束反奉战争的唯一出路。

联席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这份《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此时的毛泽东一方面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宣传部工作上，一方面积极加入到党内关于中国社会阶级分析的争论中来。早在中国共产党“四大”前后，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李大钊等人都曾经写过关于中国各阶级分析的文章，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路线和张国焘的“左”倾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泽东根据在城市、在矿山、在农村的社会调查所获取的第一手材料，和在阶级斗争实践中所总结的经验教训，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辩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在文章中对中国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及游民无产者，进行了详细的科学的分析，尤其是在关于中产阶级这一部分再一次揭露了戴季陶主义，他写道：“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最后的结论是：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泽东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寄往上海，准备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却遭到了陈独秀的拒绝。他只得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后来，该文又刊登在1926年2月1日出版的《中国农民》第6期上；1926年3月13日，主持团中央工作的任弼时不顾陈独秀的反对，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5集第116—117期合刊上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任弼时是在1920年由毛泽东等人创立的俄罗斯研究会介绍，与刘少奇、萧劲光等人一起在1921年春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的。后来，他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回到上海，在青年团工作。

且说1925年12月初，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向党内出现的“西山会议派”发起反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

中共中央也发出67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都要积极地推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发出通告，声讨“西山会议派”。

原来早在11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邹鲁、戴季陶等人在北京集会，联名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要求“清党”。11月2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急电李大钊、王法勤、于右任等，指斥林森等人的分裂行为，要求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切实查明。11月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再次急电李大钊等人，取消国民政府外交代表团邹鲁的代表职权及名义，并将他交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查办。这一切措施并没有阻止住林森、邹鲁等人的反革命分裂活动。11月23日，由林森、邹鲁分别担任主席，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擅自盗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与会人员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居正、邵元冲、覃振、石青阳、石瑛、叶楚伧，候补委员茅祖权、傅汝霖、沈定一（共产党的叛徒），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共计13人。这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及其支持者被称之为“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以反苏反共、破坏国共合作为中心，公开打出分裂旗帜，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攻击“汪精卫重用毛泽东，委派在沪任事，18个月中请假14个月，赴湖南各地为发展共产党之运动，而汪精卫反任为宣传部长。”

会议通过了一系列议案，其中包括《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鲍罗庭顾问解雇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李大钊等案》、《取消政治委员会案》；公然宣布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韩麟符9人的国民党员党籍。

会议结束后，“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党地方分部。“西山会议派”还利用叶楚伧主编的《民国日报》，以所谓不偏不倚的中派立场，声援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大造反革命舆论，公开宣布反共、反苏、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的“一大”宣言和决议。

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反击“西山会议派”和由他们操纵的《民国日报》，委派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兼任主编，在广州市东山庙前西街38号组织《政治周报》通讯社，创办《政治周报》。

毛泽东立即邀请他的老师李漱清前来协助他创办《政治周报》。

12月5日，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出版了创刊号。《政治周报》把反对“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的反革命活动、捍卫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维护革命的团结作为首要任务，刊载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决议、通电；开辟“反攻”专栏，发表文章、短评、杂文，回击“西山会议派”逆流。

毛泽东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他写道：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幸福。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

毛泽东还写道：

“我们在广东的工作，在扫平杨刘、肃清郑莫以后，划然开一新时代。”“香港英国帝国主义，陈炯明、邓本殷等一班反革命余孽，无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免一齐向我们发抖。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诅、污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凡所以咒诅、污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国民尤其是北方及长江各地各界人民，所在被其迷惑。对于广东真相完全隔绝。乃至同志之间，亦不免发生疑虑。即无疑虑分子亦无由根据事实以为切实的辩论。‘内哄’、‘共党’等等名词到处流传，好像广东真变成了地狱。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老实的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政治周报》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政治周报》创刊号刊登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驳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致北京电》、《致各级党部电》等文告，驳斥“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言论，要求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查明“西山会议”事实，惩戒主谋。

毛泽东还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广州《国民新闻》等报刊都以醒目标题予以转载。

毛泽东针对“西山会议派”在反革命宣传中提出的反“共产”、反“赤色帝国主义”谬论，又分别以“子任”和“润”为笔名，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三三三一制》、《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如果讨赤志同仇雠亦吾良友》、《颂声来于万国》、《“反共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邹鲁与革命》7篇杂文，以犀利的笔锋揭露批判右派们制造的谎言及其与帝国主义同气相求的反革命实质。

12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通告中说：

“全国各地高级党部亟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高潮”，以夺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

12月13日，《政治周报》第二期出版，发表了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编写的《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的长篇报道。他在报道导言中写道：

“一周以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接到各地反对北京会议之文电已有20起，继起反对者必遍全国。因在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决无出路，凡属革命性强固的党员，决不愿附和右派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

毛泽东在报道中写道：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体中央会议之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

他在文章中质问道：

“‘西山会议派’不愿在革命高潮之广州开会，而愿在段祺瑞肘下之北京开会，请问是什么意思？”

文章详细报道了全国各地党部声讨“西山会议派”罪行的电文，尤其将北京执行部写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书全文刊发，以大量的事实把谢持、邹鲁、林森等右派分子组织的“同志俱乐部”，一个个气势汹汹“持铁手杖”、“若强盗入室”，冲击北京执行部，散布攻击共产党和国民政府言论的罪行，一一揭露了出来，以便让社会各界“请看事实”。

毛泽东在其它党部的声讨电文前也分别冠以醒目标题予以报道，其中有：

“上海市第1区第54分部请中央严行制止，勿使非革命分子假名累党；勿使我总理灵前庄严之地，有违犯党律之非法会议”

“广东各级党部代表会议，谓苟任少数党员，各逞私见，置纪律于不顾，其危险甚于反革命敌人”

“国民革命军第2军特别党部谓谬然以三数人之阴私，欲召集全体会议，非请从严惩办，将本党之纪律尽为彼等破坏无余”

“宁波市党部谓戴季陶、沈定一、叶楚伧等与北京同志俱乐部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司马昭之心不问可知”

12月20日，毛泽东在《政治周报》第三期上仍以“子任”为笔名，发表了《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一文，他写道：

“在中国现在时候一切中立派的人和中立派的报都一定迅速变化其态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明白了这点，我们便可以明白上海《民国日报》何以要反动。”

接着，毛泽东在文章中转引了国民党中央决定查办该报的消息。

在这一期的“反攻”专栏中，毛泽东还以“润”为笔名，发表了《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工具》、《右派的最大本领》3篇短文，揭露“西山会议派”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关系。他写道：

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全国反帝运动的总指挥，使一切帝国主义栗栗危惧，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停止广州中央执委会的职权；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集中权力，指挥省港罢工和扫除帝国主义有用的工具——杨希闵、刘震寰、陈炯明、林虎等，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取消了政治委员会；苏俄顾问帮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增加了攻击帝国主义的力量，北京右派会议议决辞退俄顾问鲍罗廷；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成为一支反帝国主义的生力军，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开除李大钊、谭平山的党籍。“观此，我们可以知道，北京右派会议替帝国主义做了些什么工作。”

右派会议是帝国主义反对中国革命穷途末路中的“最后工具”。不是吗？帝国主义工具杨希闵、刘震寰企图推翻广州，无效；帝国主义工具段祺瑞派遣兵舰企图从虎门袭击广州，又无效；帝国主义工具陈炯明、邓本殷，从东南两方打到广州，又无效。“帝国主义这些工具所做的工作都没有效。国民党右派愤激起来了，于是有北京会议之召集。由‘枪炮袭击’的方法，改用了‘议决案’的方法。”“帝国主义于一切工具用尽之后，找到了这个最后的工具，使他于失败之余忽然得到了一点小安慰。”“即使他们怎样不承认自己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然而在事实上是大大帮了帝国主义的忙，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他们的工作，适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毛泽东的一系列文章从思想上武装了革命人民，从而使革命者不至于因国民党右派分离出去而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

这正是：讲学办报是高手，策划著文拔头筹。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将如何斗争，请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创办《政治周报》，政论妙文迭出，如匕首，似投枪，将“西山会议派”批驳得体无完肤。后来的专业报人尚能为此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条分缕析，光辉四射，像灯塔，如阳光，启蒙开塞。后来不知有“阶级”、不知有“阶级斗争”为何物者，不可不读矣！

第20章 1925年12月—

“中国国民革命不是国民党一党能包下来，必须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个革命阶级组成革命统一战线，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国革命才能夺取胜利。”

话说在1925年12月间，毛泽东同时还兼任着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一职。养成所的学员毕业后，绝大多数要到国民革命军中去工作，担任政治宣传干事或营团党代表职务，所以对他们的培养和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毛泽东还要亲自给他们讲授《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等一些课程。

正当毛泽东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广州。毛泽东把家安在《政治周报》通讯社所在地广州市东山庙前西街38号。这是一座非常简陋的二层小楼，大门正对着街道，他们一家就住在楼上。

杨开慧又开始与毛泽东并肩战斗了。此时毛泽东与吴玉章、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等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人士过从甚密，杨开慧就继续负责联络和接待，并协助毛泽东办《政治周报》。

1926年1月4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开幕式，汪精卫为大会主席，共产党员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有256人，其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有168人，中间派65人，右派只有45人。

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二大”，他的座位是第13号。他还是国民党“二大”上4位重要报告人之一。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是国民党“二大”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5名委员之一，他同时还为“二大”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在筹备“二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人，曾经向中共中央提议说：我们应当利用各地选举的代表中左派占优势的有利条件，在“二大”上公开提出开除右派戴季陶等人党籍的议案，实行“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应使共产党党员占中央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而且尽可能在国民党中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从上述出席开幕式的三派人员数量之对比可以看出，要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很可惜，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其结果请看后文。

就在国民党“二大”开幕的这一天，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国农民》正式创刊发行。毛泽东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文，把中国农民中的阶级、阶层划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工人、游民。他写道：

“中国的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农村中的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社会基础，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小地主的数目比大地主多，其剥削方法为重租、高利贷和剥削剩余劳动3种。他们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可分为右派和左派，其右派有跑向反革命地位的倾向，但其左派在相当时候可以引向革命的路。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一到战时，就是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时，不但第三种左倾的自耕农马上参加革命，第二种中立的自耕农也要参加革命，就是第一种右倾的自耕农，受了佃农及自耕农左翼的革命大潮所影响，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所以，小资产阶级的自耕农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同属半无产阶级。贫农是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雇农是农业无产阶级，他们是乡村中甚感痛苦者，开展农民运动，要非常注意。游民无产阶级为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之剥削及水旱天灾而失去了土地与失去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这一批人很能勇敢战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毛泽东还写道：

“农民运动的任务，是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5种农民于一个组织里面。对于地主阶级用斗争的方法。对于游民无产阶级，要劝他们站在农民协会一边，参加革命运动，切不可逼他们跑入敌人那边，做了反革命的力量。”

且说在国民党“二大”开幕式上，第一项议程是全体肃立，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嘱。

接下来，汪精卫作了政治报告，邵力子作了党务报告。

1月8日，毛泽东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大会全体代表作了题为《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的报告。他在结束语中说：

“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定取一种攻势，这种攻势，在‘五卅’运动中特别的表现出来；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为了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产’、反‘赤色帝国主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

毛泽东的报告受到许多代表的称赞。共产党四川地委书记杨闇公说，毛泽东的报告较其它报告“都系统些”，“能把具体的事实指出来，并对每个时期所施的宣传口号，也恰中客观的需要。”

蒋介石在“二大”上做了军事情况的报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并向大会提交了《改良士兵经济生活》的议案。这位“东征英雄”趾高气扬地在报告中说：

“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1月9日，国民党“二大”主席团宣布，毛泽东为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之一。

1月10日，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第4期在国民党“二大”期间出版发行。他撰写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是这期周报中最重要的一篇论理精辟的文章。全文如次：

有些人说：国民党现在又分离出去一个右派，这是党里左派分子的操切，这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革命的不幸。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在今日应有这个分裂。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要知道这个理由，只要一看近代的时局，只要一看从兴中会到现在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就可以完全明白。

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不但如此，辛亥年的革命，与现在的革命，性质也不相同。前代英、法、德、美、日本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其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乃当时资产阶级用以笼络欺骗小资产、半无产、无产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其结果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建设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其终极是发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3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3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所号召的民权民生主义并不是某一阶级笼络欺骗某一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而是各革命阶级一种共同的政治经济要求，由他们的代表者（孙中山先生）列为他们政党的纲领；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

再看辛亥年的革命与目前的革命不同之点。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黄兴、章炳麟、宋教仁等一班右倾的领袖们只知道国内清朝贵族阶级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地“排满”，党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压迫阶级反革命的联合，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只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因此中国当时的革命没有国际的援助。现在的局面与辛亥年完全两样：革命的目标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因为加入了工农阶级的分子，同时工农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我们要完全明白这分裂的原因，还要看本党从兴中会以来本党党员的社会阶级的属性。我们知道领导农村无产阶级向清朝贵族及地主阶级作农民革命的洪秀全，乃孙中山先生最初革命思想的渊泉。兴中会的组织，完全是收集游民无产阶级的会党。同盟会的组织，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工人，一部分是内地的会党，另一部分则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及自耕农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总之同盟会的成份，乃无产阶级（会党）、半无产阶级（侨工）、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内地学生）、中产阶级（留学生及一部分内地学生）这4个阶级的集合体。此时领导中国大地主阶级的康有为派保皇党与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孙中山派同盟会，成了对抗。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会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赞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之于实行，结果解散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不敢革命的“国民党”，并合了许多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团，使小地主阶级在国民党中成了绝对多数的支配者。虽然此时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进步党（进步党为清末谘议局化身，谘议局乃各省大地主机关，与现今各省省议会之为大地主机关完全一样）还是立于对抗地位，但革命性几乎没有了。孙先生因此大愤，决志改组中华革命党，毅然提出“革命”二字做了党的名称，不惜与小地主阶级领袖黄兴等分裂，以保持革命的正统。黄兴一派小地主领袖们为了怕革命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脱离了孙先生之后，另外成立了欧事研究会；不久加以扩张，招引许多大小地主加入，成立了政学会。我们只要看政学会中人几乎无一个不是地主阶级，即可知道他们何以必须脱离孙先生，何以必须放弃革命，何以渐渐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由进步党蜕化而成的研究系相视莫逆，何以到近年竟组成了联治派（联治派乃南方各省地主阶级近4年来欲组织而未成形的政党），拥护赵恒惕、陈炯明、唐继尧、熊克武，把持西南各省的政权，以省议会、县议会及团防局的武装为其工具，向农村中自耕农、佃农、雇农，都市中工人、学生、小商施行极大的压迫，完全站入反革命地位。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派领袖拿了仍不能革命，乃于去年1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白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共产派分子入党。当去年1月孙先生在广州长堤亚洲酒店招宴全国大会代表时，茅祖权起持异议，反对容纳共产党分子。孙先生起立作长篇之演说，谓20年以来，党员总是阻挠我革命，总是丢掉民生主义，跟随我的很多，但总是想打他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来革命的，如汪精卫先生一样的人不出20个，今日还要阻挠我容纳革命的青年！到了第一次全国大会的人，都听见孙先生的话。然而此举首先得罪了代表买办阶级的领袖们，冯自由、马素等首先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脱离了国民党，另外组织同志俱乐部。国民党左派两年来在广东的工作，为了拥护工人的团结与罢工，得罪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为了拥护农民的团结与减租，得罪了地主阶级；为了保持革命根据地，用严厉手段对付反动派，得罪了帝国主义工具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魏邦平、陈炯明、熊克武一班人。于是又激动了一班新右派，他们已在北京开会，图谋脱离左派领袖的国民党，另外组织右派的国民党。惟闻在北京的会议中，代表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一派与代表买办阶级的一派意见不合，前一派有会议未终即离京南下之说。我们觉得这种现象也是必然的。

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那些站其中间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及钱庄主、国货商、华资工厂主），其欲望本系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现在的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猛勇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们对之不免发生恐惧，又怀疑各阶级合作的革命。中国的中产阶级（除开其左翼即中产阶级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可与其余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不多），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国家主义之实现，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导、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这班中产阶级“独立”革命派（小地主出身的最多），现在还在冒了孙先生的牌，说孙先生的“主义”、“遗教”是代表了他们。其实孙先生绝非如此。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无论将孙先生的主义、遗教如何曲解，这个意义绝对不能变动。他们介在革命派反革命派之间，自以为可以独立革命，其实没有这回事。他们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他们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二十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

在人数上说，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至多每四百个人里头有一个（四百分之一），计一百万人。小地主、国货工商业家等中产阶级，大约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1%），即四百万人。此外的数目都属其余的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等小资产阶级约占一万万五千万；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等半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约占二万万；产业工人、都市苦力、雇农、游民等完全的无产阶级约占四千五百万。依此分析，则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多少呢？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98.75%。其敌人有多少呢？有一百万，占0.25%。中间派有多少呢？有四百万，占1%。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毫不犹疑的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为了什么左派的操切。所谓左派（所谓左派，是指国民党的左派，并非指共产党，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内乃共产派，不是国民党左派）的操切，就是扫平杨、刘，扫平郑、莫，扫平东江、南路、北江给了陈炯明、邓本殷、熊克武以大打击，坚持省港罢工给了英国帝国主义以大打击这些革命的工作；然而这也是基于革命派的阶级性，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不得不奋斗，不得不革命，奋斗和革命乃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并不是什么操切不操切。像这样紧迫的时局，不但无弛缓希望，而且将继续紧迫。我们料到在不远的将来情况之下，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万万没有第三条路。而在现在，他们留在国民党内，实在是汪精卫先生所说的“假革命派”，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为了他们的分出去，为了他们对于革命派（左派） 的反动和攻击，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所以我们现在到处可以听得见的口号，几乎都是这样的一句：“全国革命派团结起来!”

毛泽东在这期周报上以《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为题目，摘发了一组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军队国民党组织与个人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文电，共29份。他为这组文电写了一个按语，其中说：

“全国农工商学民众团体，则全在左派领导之下。从此一月之间，反右空气，弥漫城内。现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业已开会，对于右派，当有严厉之处置。”

他还在第4期的“十二月二十日反段大示威”栏目里，报道了广州十万民众集会、示威反对段祺瑞政府的情形。报道中说：从这次反奉战争可以看出，民众没有武装的积极行动，是不能夺取政权成为国家的主人的。 　　

1月18日，毛泽东代表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向大会提交宣传报告决议案。

1月18日这一天，大会在讨论《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中关于言论限制条款时，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右派分子任意篡改三大政策、擅自成立非法组织，在发言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6款‘凡有发表政治的言论’句，应改为‘关于发表变更党决议及政治方针言论’；又创立研究的会社之上，应加上‘凡有’二字；必须事前得党部之许可，改为‘必须得该地最高党部之许可’；把‘或事后得党部之追认’句删去。”

毛泽东的意见引发了代表们热烈的讨论，有的代表表示同意他的意见，有的代表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坐在59号座位上的共产党员高语罕发言说：

“言论的范围极宽，一千几百字也是言论。本席以为，应声明限于著作品。如戴季陶同志前几个月所出小册子之类，须得本党许可。如属细碎之言论，均须党部之许可，恐不胜其烦，事实也难办到。本席主张，将‘言论’二字改为著作品。”

高语罕的意见明显欠妥，毛泽东当即发言表示不同意，他说：

“59号所说，本席以为，未尽完妥；如林森此次在京之演说词，字数虽少，也未成小册子，但关系却很大。所以，专限于小册子也是不行的。”

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代表、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袁同畴，附和“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叫嚣，提议说：“有些人总嫌共产派同志进行党务之不肯公开，而且没有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因此有此一疑，两方便有许多纠纷生出来了。”他提出3个解决办法：“1、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2、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3、中国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以上三样办法，如果办到，其纠纷将不解自解。”

毛泽东立即发言，驳斥袁同畴的意见，他说：

“这三种条件，我们也都是不怕的。先就第一点说，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被枪毙了。就第二点来说，和第一点相同，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其它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就第三点说，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任何的限制。”

毛泽东的发言不仅有力地驳斥了袁同畴的反动提案，而且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态度。在“二大”上旁听的萧楚女，对毛泽东的发言十分赞同，禁不住热烈地鼓起掌来。紧接着，恽代英、于树德、张国焘、高语罕、范鸿也发言驳斥了袁同畴的主张。由于多数代表赞成毛泽东等人的意见，袁同畴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

前边讲过，高语罕虽然在个别问题上与毛泽东的意见不尽一致，但他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却是十分坚决的，因此，在国民党“二大”上，他和毛泽东、恽代英、于树德被右派称之为共产党方面的“四大金刚”。

1月19日，国民党“二大”举行闭幕式。

大会通过了关于宣传工作的3个决议案，即《宣传报告决议案》、《宣传问题决议案》、《党报决议案》；通过了毛泽东参与起草的《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决定各省党部均应设立农民部，在中国中部和北部选择适当地点，设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干部。

大会还通过了《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弹劾西山会议派决议案》、《请处分刘名同志俱乐部分子案》、《请处分上海伪中央党部案》；决定永远开除西山会议派首要分子邹鲁、谢持的党籍；对居正、林森、张继、石青阳、叶楚伧、邵元冲等12人提出书面警告处分，责其改正；改组上海《民国日报》，撤销叶楚伧的职务；对戴季陶也发出了的警告：“促其猛醒，不可再误”。

国民党“二大”给“西山会议派”以沉重打击，但由于陈独秀等人在选举问题上坚持妥协退让，致使国民党新老右派势力在中央仍然占了优势。蒋介石第一次以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戴季陶在受到党纪处分后，也仍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选出结果如下：

中央执行委员36人，其中有汪精卫（248票）、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戴季陶、李济深、宋庆龄、何香凝等；有中共党员谭平山、李大钊（192票）、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于树德、杨匏安，共7人；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人，其中有白云梯、王乐平、邓演达、屈武、何应钦等；有中共党员毛泽东（173票）、董必武、夏曦、邓颖超等7人。

这正是：宋襄立马待敌渡，毛公定评是蠢猪。

天予不取在二大，忍将利刃赠屠夫。

且说在1926年1月22日至2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有：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林伯渠、谭平山、杨匏安、陈公博、甘乃光； 汪精卫为“中常委”主席。

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有：张静江、高语罕、邓泽如、古应芬、陈璧君。

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有：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伍朝枢、孙科、谭平山、朱培德、宋子文；中央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有：陈公博、甘乃光、林伯渠、邵力子；汪精卫为“中政委”主席。

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委员有：李大钊、徐谦、于右任、丁惟汾、于树德、王法勤、顾孟余、陈友仁、刘守中、吴稚晖、李石曾。

1926年2月5日，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委会议，安排常委下属机构人员如下：

中央秘书处秘书：谭平山（共产党员）、林伯渠（共产党员）、杨匏安（共产党员）；书记刘伯垂（共产党员）。

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兼 共产党员）；秘书 杨匏安（共产党员）。

宣传部部长：汪精卫；秘书 沈雁冰（共产党员）。

青年部部长：甘乃光；秘书 黄日葵（共产党员）。

工人部部长：胡汉民；秘书 冯菊坡（共产党员）。

农民部部长：林伯渠（兼 共产党员）；秘书 彭湃（共产党员）、罗绮园（共产党员）。

外事部部长：彭泽民；秘书 许苏魂（共产党员）。

商业部部长：宋子文；秘书 黄乐裕（共产党员）。

妇女部部长：何香凝；秘书 邓颖超（共产党员）。

汪精卫再次推荐毛泽东继续代理他为宣传部长，被会议通过。

会议还通过了农民部部长林伯渠的提议，在中央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并通过了由林伯渠拟定的农民运动委员会组织大纲和委员名单：由林伯渠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席，由毛泽东、陈公博、甘乃光、宋子文、萧楚女、阮啸仙、谭植棠、罗绮园8人担任委员。

2月6日，农民部根据国民党“二大”“为发展全国农民运动起见，特扩充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各省选派学生来所肆业”的决议精神，向全国发出第2号通告，要求各省做好选派学生事宜。

2月上旬，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派人找来沈雁冰谈话，他告诉沈雁冰说：

“组织上决定要你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工作。中宣部部长由汪精卫兼任，他是国民党政府主席，忙不过来，现在由毛泽东同志代理部长，你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

沈雁冰接受任务后，径直来到东山庙前西街38号，向毛泽东报到。这是一幢简陋的中式楼房，楼下是前后两间，前面一间住有一人，后面一间是厨房和保姆的卧室。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楼上，外面一间是会客室，里面一间是卧室兼书房。

毛泽东听说沈雁冰来了，赶紧下了楼，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

“老朋友，欢迎你！”

说罢，指着屋里的另一个人介绍道：

“这是萧楚女同志。”

萧楚女，原名树烈，学名楚汝，字秋，1893年4月出生于湖北汉阳鹦鹉洲两湖河街一个破产的木商家庭。萧楚女完全是自学成材的。1914年他在武汉和留日学生一道创办《崇德报》，工作之余，经常到中华大学旁听，结识了恽代英，成为利群书社的骨干成员。1925年5月，萧楚女到上海与恽代英共同主编《中国青年》杂志，参加了反对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此时的毛泽东正锐意整顿宣传部，他巧妙地将汪精卫的内弟陈春圃等人调了出去，而调来萧楚女担任宣传部干事兼阅览室主任。

萧楚女指着室内一张挂有蚊帐的单人木板床，热情地对沈雁冰说：

“这是留给你的，我陪伴你。”

“请坐。”毛泽东挥手示意让沈雁冰在床沿上坐下来，接着说：“中央宣传部设在旧省议会二楼，离这里比较远。几天前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要开会，汪精卫要我代理宣传部长，我就提出任命你为秘书，请中常委通过。”

沈雁冰惊讶地问：

“任命一个秘书，也要中常委通过么？”

毛泽东解释说：

“部长之下就是秘书。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各部如妇女部、青年部，都是如此。”

沈雁冰这才感到自己的担子很重，担心地问：

“我能胜任吗？”

毛泽东说：

“不要紧，萧楚女可以暂时帮助你处理部务。我还要忙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事，不能天天到宣传部办公。《政治周报》过去是我编的，开慧助理，开慧因为忙别的事情，现在也交给你们编。”

此后，沈雁冰每天清晨向毛泽东请示当天的工作，然后和萧楚女一起到大东路国民党中央党部办公，在萧楚女协助下接替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组织稿件、排版、校对，并负责发行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沈雁冰、萧楚女还检查了宣传部过去的文告和指示，凡是内容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民党“二大”宣言有抵触的，都予以撤销或重新拟文代替。沈雁冰在文字方面是行家里手，工作起来驾轻就熟，自不必说。萧楚女也勤恳工作，热情待人，受到了大家的称赞。有一次，毛泽东当面称赞萧楚女能写善说，文章富有战斗性、鼓动性。

汪精卫多次到宣传部机关看望毛泽东和其他工作人员，他说，希望大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共同努力，开展革命的宣传工作。

2月间，毛泽东开始考虑筹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他认为：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培养更多的农民运动干部，以发展全国农民运动，配合即将进行的北伐战争。为此，他委派罗明前往福建招收学员。

2月14日，毛泽东给中央秘书处林伯渠写了一个请假函，信封上注明“报告中央”：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诸同志：

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关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办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为荷！

毛泽东

尔后，他秘密前往广东韶关考察农民运动，为开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做准备。

2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培养国民革命军和各省区的政治、军事干部，在广州创办政治讲习班，由谭延闿任理事长，毛泽东、林伯渠任理事。中央党部同时规定，谭延闿不在时，由毛泽东代理理事长。

2月28日，毛泽东参加了政治讲习班第一期开学典礼，并在典礼上发表了《革命分子团结起来》的演说。他要求大家团结起来，努力做好国民革命运动。

此后，毛泽东在政治讲习班给学员们讲授《农民问题》，每周1至2次。他在讲课时，十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据政治讲习班学员回忆，毛泽东在一次讲课中特别强调说：

“中国国民革命不是国民党一党能包下来，必须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个革命阶级组成革命统一战线，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国革命才能夺取胜利。”

萧楚女也在政治讲习班任教，他讲授的课题是《国际主义与民族问题》和《社会主义》。

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为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在国民政治讲习班上作了演讲，题目为《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他在演讲中说：

“今天是中国民众纪念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巴黎公社事件的发生，距今已55年了，为什么到今日我们才知道纪念，才举行纪念呢？因为中国从前的革命，是少数人包办的，及到革命潮流渐渐增涨，革命运动才跟着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到现在已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作模范，所以中国民众才知道有今日的纪念，才能有今日的纪念。

关于巴黎公社的经过，近几日的报纸都有记载，即《新社会观》一书内，也有简单地叙述，想各同志都已看过，可以不必多讲。现在只把纪念巴黎公社的几个重要意义说一说。

巴黎公社，是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阶级起来的第一次革命的运动。那年正当前清同治十年，到今日恰是55年了。我们要问，这种运动为什么不发生于百年以前，而发生于55年前的今日呢？

我们知道，凡属一种运动的发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必有客观的条件。查巴黎公社，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30年，这30年中，继续订有《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足证明欧洲各国，已有能力向东方猛烈的发展，已由资本主义进为帝国主义，国内已形成伟大的工人阶级，所以才有此种壮烈的工人革命运动产生。这是应该注意的第一点。

马克思说：资本家互争利益的国际战争，是无意义的，只有国内阶级战争，才能解放人类。民国三年的欧洲大战，丧失了许多的生命，耗费了无数的金钱，结果得到了什么？民国六年俄罗斯工人起来革命，推翻资本家政府，成功了劳工专政，使世界上另开了一条光明之路，其价值的重大为何如？

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不过成功与失败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

现在一般资本家宣传说：‘对外的战争是有益的，对内的战争是无益的。’我们却要进一步说：‘资本家互争利益的国际战争，是无意义的，打倒资本主义的国际战争，才有意义的；军阀们争权夺利的国内战争，是无价值的，被压迫阶级起来推倒压迫阶级的国内战争，才有价值。’一般国家主义派，盛倡其‘为祖国而牺牲，乃无上光荣’的说法，这是资产阶级欺人之话，我们万不要受他们的愚弄！此应注意的第二点。

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

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的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此应注意的第三点。

巴黎公社存在不过72天，何以失败这样快呢？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这是失败的第一个原因。（二）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全赖对于敌人取绝对严厉的手段，不丝毫妥协，因为我们不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敌人，敌人便要用极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了。巴黎公社，对于敌人不取严厉处置，还容许敌人占住金融机关，调集军队，所以终被敌人覆灭了。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我们要革命，便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这是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第四点。　　

现时帝国主义者为欲分散革命势力的联合，大力宣传‘赤色的恐怖’，说什么俄国革命杀了整千整万的人，实则只有帝国主义者‘白色的恐怖’，才是真的恐怖！试看巴黎公社失败后，被法国资本家所残杀者统共不下10万人，而俄国革命所杀的，最多不过几千人。‘赤色的恐怖’实在不及‘白色的恐怖’多了！五卅惨案，沙基屠杀，更是‘白色的恐怖’的实证。所以我们要大声疾呼：‘反对白色的恐怖！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的大残杀！’”

3月19日，毛泽东出席由林伯渠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甘乃光、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会议主要是讨论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址、招生、预算、教职员等问题。

会议决定：以番禺宫为讲习所所址，并继续占用广东大学部分房屋作为讲习所学员宿舍。关于招生问题，会议决定学员名额扩充至300人。

在前5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学员最少的是第一届，只有33人；最多的是第二届，学员激增到225人；其它3届大约都是100人左右。

与会者鉴于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理论研究，在领导农民运动方面有一定的经验，一致同意聘请毛泽东担任第六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会议通过了3项决议案：“1、所长，决议请毛泽东同志担任，请求中央照准。2、教员，拟请汪精卫、林祖涵、陈公博、甘乃光、张太雷、萧楚女、熊锐、黄平、邓中夏、刘一声、高语罕、张伯简、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担任。3、其余各办事员由所长负责请人充任。”

国民党中央党部很快便批准了决议案。毛泽东正式成为第六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毛泽东委托国民党“二大”陕西代表魏野畴到北京请李大钊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选派学员。

后来，魏野畴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大钊的信到了北京，李大钊立即在天津和北京选派了元维修、乔国桢、马致远、李波涛、张超等人赴广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学员们临行前，李大钊对李波涛说：

“毛泽东同志学问渊博，很有独特见解，你去以后自然会体会到的。你还可以帮助他整理些农民战争的资料。我写封信你带去给他，希望他常给我来信。”

且说3月20日凌晨，国民党新权贵蒋介石以“中山舰开到黄埔，共产党要阴谋暴动，劫持蒋介石”等谣言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

此前，毛泽东对于国民党新右派们于17日在黄埔军校散布的反共谣言就有警觉，他鉴于广州的严峻局势，曾不无担心地对沈雁冰说过：

“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果不其然，蒋介石开始动手了。

3月20日下午，毛泽东正和沈雁冰谈论时局，一位工友突然来报告说，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党员李之龙昨晚已经被捕了。毛泽东愤怒地说：

“现在是查有实据了。”

他认为这是蒋介石向共产党发起进攻的一个重要信号，于是立即找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起到国民革命军第2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中研究对策。他们分析了国民革命军内敌我之间的力量：在现有的6个军中，只有第1军属于蒋介石指挥，其余5个军都与蒋介石有矛盾；况且在第1军的3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党员，在9个团的党代表中，有7个是共产党党员，还有两个团长是共产党党员。他们认为：目前蒋介石在军内还完全处于劣势地位，如果中国共产党起而反击，是完全可以击败他的阴谋的。毛泽东还提出，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到叶挺独立团驻地肇庆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军权，开除其党籍。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对沈雁冰说：

“我要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去。”

沈雁冰说：

“路上已戒严，怕不安全，我陪你去。”

来到苏联军事顾问团住所，毛泽东叫沈雁冰留在传达室等候，独自进了会议室。他向苏联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分析了蒋介石逮捕李之龙事件的性质，提出了反击蒋介石的主张。他还强调说：

“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他有王柏龄1个师的兵力，再加上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就是1个师和1个营了。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这点兵力就居于劣势。第1军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一旦暴露，第1军就会反对他。况且第2军的谭延闿、第3军的朱培德、第4军的李济深、第5军的李福林，第6军的程潜，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济深与蒋介石还有宿怨。‘二大’以后的新中央执委会，又升蒋介石为军事总监，凭空在各军之上又来1个人管制他们，他们更加不服气。因此，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至少可以使他们中立。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到了肇庆以后，马上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介石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便无能为力。”

李济深，字任潮，原名李济琛，广西梧州人，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曾留学日本。1920年，他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任粤军第1师副官长，后任师参谋长；1922年兼任第1师代理师长；1923年升任第1师师长兼参谋长，并兼任西江善后督办、大元帅大本营西江办事处处长等职。1924年，李济深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5月及其以后，先后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黄埔军校副校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

再说季山嘉坚决反对毛泽东的意见；陈延年虽然同意毛泽东的见解，但他说自己“不敢做主”，要“请示上海中央”才能决定。

沈雁冰在传达室里等着毛泽东，过了很长时间才见他出来了。毛泽东一句话也不说，闷闷不乐地回到了东山庙前西街38号，早有萧楚女、杨开慧接着。沈雁冰见毛泽东的脸色已经平和下来，这才问起在军事顾问团谈话的情形。毛泽东说：

“据陈延年讲，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而且把第1军中的几十名共产党员软禁了起来，扬言第1军中不要共产党员。他还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武装，包围了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团宿舍和汪精卫住宅。”

接着，他又如此这般地将他提出的意见叙述了一遍。沈雁冰关切地问：

“你们谈的结果如何？”

毛泽东说：

“我再三跟他们辩论，没有效果，最后决定请示中央。这两天我都在考虑，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寸进尺；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

沈雁冰又问：

“您预料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呢？”

毛泽东稍加思索，说道：

“这要看中央的决策如何，如果决定对蒋让步，最好的结果大概是第1军中的共产党员要全部撤走了。重要之点不在此，在于蒋介石从此以后会更加趾高气扬，在于国民党右派会加强活动，对我们挑衅。还有，看来汪精卫要下台。我这代理宣传部长也不用再代理了。”

他见时间已晚，就对沈雁冰、萧楚女说：

“睡觉去吧。”

沈雁冰、萧楚女回到住室，心情都十分沉重，他们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沈雁冰在追记中是这样写的：“中山舰事变的第二天晚上，毛主席同我谈起大局形势，记得主席说了大体是以下的一些话：蒋介石现在掌握的实力唯第1军，而第1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大部分是有觉悟的，就省城而言，蒋的实力是大的。但就全局而言，蒋的实力是小的。他此番制造中山舰事件，向我们突然进攻，一是威胁，二是试探。我方示弱，他就要得寸进尺；我方强硬，他就要知难而退。故我方万万不能示弱妥协，要坚决同他斗争。”“把我们掌握的武装力量集中在粤、桂边境某地（我忘其名），同时说服国民党的左派撤出广州，争取第1军外各军（他们同蒋介石本来有矛盾）反蒋，至少使他们中立，名正言顺地声讨蒋介石背叛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以武力对武力，逼蒋下台，削弱他的兵权。假若我方退让，则他们会由于蒋的利诱和威胁而倒向蒋。”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既然得不到苏联军事顾问的支持，自然也不会得到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支持。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有军事力量，又有资产阶级的支持，只有妥协退让才能团结他进行北伐。他们立即委派张国焘为代表，到广州接受蒋介石撤回第1军中共产党员的无理要求。就这样，蒋介石牛刀小试便顺利地掌控了国民革命军第1军和黄埔军校的领导权。

从黄埔军校和第1军中退出的共产党员多达250余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陈独秀等人再次拒绝了这一正确主张。

此时，毛泽东得知包围汪精卫住宅的士兵已经撤走，汪精卫依然称病不出，便派沈雁冰去看望他。汪精卫见到沈雁冰很高兴，他说：“我不久要舍此而去，但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

后来，这位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常委”主席、国民党“中政委”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被蒋介石尊称为“季兄”的汪精卫，不甘心做“介弟”蒋介石的傀儡，不得不辞去职务，于4月间出走法国。

这正是：蒋氏小试辣手，毛公良谋空抛。

党魁坐失良机，竖子一箭双雕。

看今日精卫束手情凄凄，待来年群英引颈就屠刀。

欲知蒋介石还会耍出什么手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在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真可谓是鞭辟入里。自古道：一言兴国，一言丧邦。此话不虚也。如果苏联军事顾问不是固执己见，如果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听从毛泽东的意见，岂有后来的独夫民贼蒋介石？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早期革命家和大批的共产党员残遭杀害？有人评价早期共产党的失误，把它归结为共产党还不成熟。何谓成熟？何谓不成熟？如果彼时所有的共产党人在突发事变面前都表现得惊慌失措，无所事事，都提不出一个正确的方针对策，那自然可以说是不成熟了。事实上，那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已经是很成熟、很坚定、很有正确政治主见的革命家了，只不过他们手中没有党权而已。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路线问题。路线正确了，革命就胜利，历史就向前发展；路线错误了，革命就失败，历史就向后倒退。在国民党“二大”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完全可以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绝对优势，结果是天予不取！中山舰事件后，革命派完全可以把野心家蒋介石扼杀在摇篮中，结果是纵虎为患！大革命岂有不败之理？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岂有不掉脑袋之理？由此可见，明火执仗的敌人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在革命阵营里执行“左”的或右的错误路线的头子，或者是潜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危害性比公开的敌人更严重！“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就是这个道理！

第21章 1926年3月—

“要发动广大劳苦农民大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工农商学兵联合一致，推翻列强和反动军阀及其在农村的基础土豪劣绅，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话说在1926年3月23日上午，郭沫若由上海抵达广州。他是由瞿秋白推荐，应聘到广东大学就任文科学长的。

郭沫若，乳名文豹，学名开贞，号尚武，笔名沫若，1892年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1914年，郭沫若赴日学医，后攻读文学；1924年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倡导革命文学。

郭沫若在先期到达广州的成仿吾陪同下，如约到林伯渠家拜访，不巧林伯渠刚刚出门去了，正在等待间，毛泽东也来到了林伯渠家中。他和郭沫若、成仿吾是首次见面，彼此寒暄一番。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广东和全国革命运动的情况，还特意介绍了“中山舰事件”后广州的局势。正谈论间，林伯渠回来了，众人重新施礼问候。毛泽东又与林伯渠谈了一会儿政务，见时间不早了，就起身告辞。

郭沫若和毛泽东的初次接触虽然只有一个多小时，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后来他在《创造十年续编》一书中写道：“到了祖涵家时，他却不在，在他的书房里却遇见了毛泽东。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

1926年春，毛泽东因第6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还未开办起来，便和恽代英、萧楚女等人一道应邀到广东大学专修学院担任讲师。他的授课时间是在晚上，为专修学院的公务人员、小学教师和店员们讲课。

3月末，沈雁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准备离开广州去上海。他依依不舍地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嘱咐他说：

“上海《国民日报》早为右派所把持，这里的国民党中央在上海没有喉舌，你到上海后赶紧设法办个党报，有了眉目就来信给我！”

沈雁冰应道：

“好的，我努力去办。”

后来，沈雁冰在上海努力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去落实办报的事，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也未能成功。大革命失败后，他为形势所迫，曾一度流亡日本。尔后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茅盾为笔名发表的著名文学作品《子夜》，就是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且说在3月底，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第6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预备学员陆续到了广州。

3月30日，毛泽东出席了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林伯渠在会议上报告说：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经常费7980元，经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交政治委员会委员开会提出讨论，结果交预算委员会审核。”

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力促预算委员会尽快通过此项经费。“现在国库虽然支絀，但亦须设法筹措，当与军费同其重要。而且，实际上各省学生已陆续到粤，无法缓止，应由部函预算委员会从速决定。”

毛泽东提出了3项议案：一是改变广西学员原招生办法；二是“委任高语罕同志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三是因“农民运动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如赣、鄂、直、鲁、豫诸省。”

会议讨论了以上议案，全部议决通过。

会后，毛泽东参照彭湃、阮啸仙等人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经验，根据目前革命斗争需要，对第6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的入学条件作了明确规定：

1、决心做农民运动，并无他项思想者；2、中学程度，文理通顺；3、年龄18岁以上，28岁以下，身体强健无疾病；4、富有勇敢奋斗精神；5、不招女生。学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符合上述条件者，方能录取。

他为了把学员培养成既有革命理论又有斗争能力的干部，特聘请了15名政治理论素养高、踏实肯干、又具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教员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其中的彭湃、阮啸仙、周其鉴等人是广东农民运动的杰出领导人；赵自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事军事运动的领导人。还有著名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如周恩来、萧楚女、彭述之、陈启修、恽代英、李立三、张秋人、陈公博、罗绮等。

李立三是在安源大罢工后被党组织派往武汉、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冬，他曾到苏联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他将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讲《中国职工运动》和《苏俄状况》。

恽代英将主讲《中国民族革命史》。

毛泽东听说在一师附小时的同事周谷城与其学友徐鸣鸿来到了广州，下榻在越秀酒家，便先后两次到旅馆去看望他们。毛泽东在和周谷城谈话中想让他留在广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他说：

“周先生可以留在这里教书。反正书都是要人教的，在那里都一样。”

周谷城说：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事我还没有辞去。”

毛泽东说：

“你留在这里，一师的问题好解决。”

周谷城谢绝了毛泽东的邀请，在广州停留两个星期就回湖南了。

不久，毛泽东接到了许志行的一封来信，信中说他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曾在暑假期间到上海参加宣传工作，回到学校后又在学校里闹革命，因此一到寒假就被学校开除了。

毛泽东马上给许志行写了一封回信，邀请他来到广州，把他安排在国民党宣传部工作。

1926年4月5日，毛泽东应广东省执行委员会青年部青年训育员养成所之邀，开始在养成所为学员们讲授《农民问题》这一课程。

4月间，第6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举行学员入学考试。毛泽东在番禺学宫大成殿担任主考，并亲自主持了面试工作。

这次考试原计划招收学员300人，因要求入学的人特别多，就加收了16人。

4月下旬，第6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发出录取通知书，要求被录取学员于5月1日到广州报到。

后来在6月份，第6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又应多个省份的要求增收了11名学员，共计327人，成为历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学员最多、来源最广的一届。他们来自直隶、山东、河南、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奉天等全国21个省区。其中，广西有40人，湖南有36人，是学员人数最多的省份；毛泽东特别注重的鄂直鲁豫4省，也有22人之多。

且说1926年5月3日，第6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体学员身着灰色军装，在广州市中心的番禺学宫大成殿举行开学典礼。

番禺学宫原是明清两代培养封建士大夫和祭祀孔子的地方，如今那高大宽敞的大成殿的墙壁上却挂上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孙中山的画像，柱子上贴着“工农兵联合起来”、“农民运动万岁”、“打倒军阀列强”的标语。讲台是用杉木和竹片搭成的，台上摆放着几十套杉木长桌和长椅。

出席典礼的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谭延闿、青年部长甘乃光、妇女部长何香凝、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文科学长郭沫若、国民大学校长陈其瑗；还有共产党员彭湃、彭述之等人。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伯渠主持开学典礼。毛泽东作了报告，介绍了第6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筹备经过和招生情况。

典礼结束后，因广东省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需要借用番禺学宫开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只好延迟至15日正式开学。

5月5日，毛泽东组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参加纪念马克思诞辰108周年大会。

毛泽东在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农民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关系”的演说。全体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参加了旁听。

此前，毛泽东鉴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陆沉未曾到职，便让专职教员萧楚女代理了教务主任一职。萧楚女在毛泽东指导下，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日常工作处理得有条不紊。他按照毛泽东制订的教学计划，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并重的原则，设置了包括新的卫生课在内的25门课程。在这25门课程中，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课程就占了8门，有毛泽东的《农村教育》、《中国农民问题》；彭湃的《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瞿秋白的《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周其鉴的《广宁、高要、曲江农运状况》；韦义光、蒲良柱的《农业常识》；于树德的《农村合作概论》。后来又安排罗绮园解说了《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

关于中国历史和国民革命方面的基础课程安排，主要有陈公博、陈其瑗的《三民主义》；甘乃光的《中国国民党史》；萧楚女的《帝国主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彭述之的《中国政治状况》；陈启修的《中国财政经济状况》、《苏俄状况》；恽代英的《中国史概要》；毛泽东的《地理》；李立三的《中国职工运动》；还有郭沫若的《革命文学》。

毛泽东住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东耳房的一间小屋里。这里原是番禺宫的更衣室，只有10平方米，摆放着几把木椅和一个办公桌，既是他的卧室，又是他的办公室。白天，他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各项工作奔忙，晚上，常常伏案疾书，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就睡在两条长凳架成的单人硬板床上，床上铺着陈旧的草席和白床单，没有蚊帐。床头放着一对湖南土产竹箱，里面盛着衣物，竹箱上面就成了他的竹书架，堆放着书报杂志，还摆着他在湖南考察时期所做的笔记。这些笔记足以能够使他写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课程中一门课时最多——23课时的《中国农民问题》讲座。

毛泽东就在这样一个极其简陋的小小东耳房里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学员们看到东耳房里的灯光常常彻夜不熄，都十分感动。

5月15日这天，是第6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的日子，同时也是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开幕的日子。

毛泽东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出席了二届二中全会。

全会由谭延闿、蒋介石、谭平山3人组成主席团，蒋介石为主席团主席。他端坐在主席台正中央，成为二届二中全会的主持者。

蒋介石在讲话中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共产党，他说，召开二届二中全会的原因是因为：“自从先总理逝世之后，本党内部，日益纠纷，一般跨党党员，时有轨外行动”，“反客为主”，并宣布说，全会的主要议题和任务就是要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

随后，由蒋介石、谭延闿、张静江、吴稚晖、孙科等9人向全会提交了一个《整理党务案》，除了提出4项原则外，还提出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及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之后，蒋介石又单独提出了一个国共“协定事件”八条提案，其主要内容是：1、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之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或批评。2、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3、中央党部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4、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5、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6、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的共产分子，所发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7、国民党党员未受准许脱党以前，不得入其他党籍，如既脱党籍而入共产党，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8、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上述第6条中所说的处理两党纠纷的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在该提案中规定由国民党代表5人、共产党代表3人组成。国民党已事先推选出了他们的代表：张静江、谭延闿、蒋介石、吴敬恒、顾孟余，而共产党的代表却迟迟未能选出。

蒋介石何以能够如此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矛头直指共产党呢？诸君有所不知，此前有关国共两党关系问题，都是由蒋介石、张静江、鲍罗廷3人讨论商定的。蒋介石在密谋策划召开二届二中全会前，已经将《整理党务案》的内容告知了鲍罗廷、陈独秀，陈独秀当即表示反对，但他在鲍罗廷的打压下，再次采取了妥协的态度。鲍罗廷还派张国焘、谭平山去会见蒋介石，说明中共对《整理党务案》决不反对。为了在党团会讨论中顺利接受《整理党务案》，鲍罗廷、陈独秀特派彭述之、张国焘二人在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导中共党团讨论此案。

5月18日，蒋介石等人在全会上提出改变国民党中央领导体制的《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

5月20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

此时，中共党团还在讨论《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证明说，《整理党务案》不能接受，有人问他不接受又该怎么办？他却说大家讨论好了。在有人提出否定该案的意见时，彭述之又引经据典的说这也不行，那也错误。因此，中共党团从开始到22日，讨论了7天，意见仍未统一。最后张国焘只得拿出他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坚持要大家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他仍然坚持主张“坚决顶住”。

5月22日，《整理党务案》在全会上付诸表决，毛泽东、恽代英等一部分共产党人都没有举手。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对《整理党务案》一致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尽管如此，《整理党务案》、国共“协定事件”八条这两个提案在文字上略作修订，并分别正名为《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及《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被全会顺利通过了。

彭泽民因为气愤之极，手足震颤，说不出话来了，便跑到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前嚎啕大哭起来。何香凝义愤填膺，拍案顿足，含泪控诉蒋介石等人说：

“中山先生逝世不足15个月，尸骨未寒，你们这班不肖之党徒为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竟采用这样的手段，这是反共、反对联俄，这是对工农不利的行为。”

柳亚子也满腔激愤，有许多话要说，可他一急躁起来，反而说不出话来。他从小说话就口吃，因此被人称为“哑子”，长大了之后他就索性改名为“亚子”。当何香凝痛骂右派时，他就拼命地鼓掌助阵，表示支持何香凝的意见。

柳亚子，初名慰高，字安如，后更名人权，字亚卢，亦作亚庐；再更名弃疾，字亚子。1887年出生于江苏吴江县一个世代书香的文学家庭，早年读私塾，16岁中秀才。1906年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同盟会和光复会；1912年1月，任临时大总统总统府秘书，到职3天后，因病辞职。1926年1月，柳亚子出席国民党“二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毛泽东是在这次二届二中全会上初识柳亚子的，他们在会议的论辩之余，一起品着都不太习惯的苦涩难咽的闽南“功夫茶”，纵论国事。毛泽东曾经向柳亚子提出建议说，由他出任广州国民政府拟在上海法租界创办的《国民日报》的主笔，作为与右派出版的《民国日报》相抗衡的“舆论阵地”。柳亚子在会议期间曾私下向恽代英提议说：雇人谋刺蒋介石！恽代英感到柳亚子的提议“令人可骇”，认为那是一种“过激”的行为。柳亚子的建议没有引起共鸣，便藉口家中来电说母亲病重促归，不等会议结束就离开广州。他的举动，给毛泽东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蒋介石一手导演下，全会推选谭延闿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推选半身不遂的张静江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自己则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长。

会后不久，毛泽东宣布辞去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林伯渠辞去了常务委员会秘书、中央财政委员、农民部长职务，谭平山辞去常务委员会秘书、组织部长职务。

蒋介石随即把他兼任的组织部长一职让给了他的义侄陈果夫，又让老政客顾孟余当了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当了中央党部的秘书长。

1926年6月3日，毛泽东第一次给第6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们讲授《农村教育》课。《农村教育》学什么？学员们一时还不清楚。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说：

“农村教育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过去的教育是讲《三字经》，讲孔孟之道。”

他一边说，一边在黑板上写着：天子重贤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写完了，他问大家知不知道这几句话？学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知道。”

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在乡下看到的总是‘下品人’很多，‘上品人’很少，‘上品人’只占农村人口的5%，‘下品人’却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上品人’都是有钱人、闲人，不做工有饭吃；‘下品人’都是穷苦人，整天做工却没有饭吃。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农村中有两个阶级，一个是剥削阶级，一个是被剥削阶级。‘上品人’就是剥削阶级，‘下品人’是广大劳苦农民大众，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我们进行农村教育，就是要教育‘下品人’，要发动广大劳苦农民大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工农商学兵联合一致，推翻列强和反动军阀及其在农村的基础土豪劣绅，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讲课既通俗易懂，又生动感人，并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阐述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学生很爱听。他在教学中还开设了讨论式的独立学习课堂，发挥学员们的主动性，使他们受益匪浅。在学员们看来，毛泽东平易近人，能密切联系群众，喜欢在课余时间和学员一同散步，了解学员家乡的情况，交流思想，磋商问题。学员们都说“他有的是强烈的求知欲，有的是甘当小学生的谦逊态度而毫无架子，和蔼可亲，所以同学们都乐意接近他”。

50多年后，学员王首道还深情地回忆说：“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不知送走了多少个漫长的夜晚，迎来了多少个战斗的黎明。至今回想起来，我仿佛还看到那东耳房里的耀眼灯光，透过窗台，迎接着东方拂晓的晨曦，指引着出发操练的学员队伍勇往直前。”

代理教务主任、专职教员萧楚女也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深入的研究，又富有教学经验，学员们说他是一个品德高尚、修养好、努力负责、热心教育的良师益友。

毛泽东和萧楚女为了加强对学员自学能力的培养，还开展了“授课以外之理论研究”，方法是发给学员一些基本的书籍，“凡重要书籍，在阅看之先，由专任教员于每书要紧部分列出问题，公布出去，然后命学生看书，根究所问，随看随作答卷，限期交卷。由专任教员于答案中择出若干数份，加以改正，缮好张贴墙壁，名曰‘标准答案’。然后将所有答卷一律发还学生，令照标准答案自行改正其错误。用此方法，助益学生理论研究颇不小。”

毛泽东为培养学员的吃苦耐劳精神和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十分重视对他们的军事训练。他对学员们说：

“搞革命就是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就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

他还说：

“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教育，没有武装，中国革命还不能成功。”

第6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设置的军事训练课，在4个月的短训中就安排了10个星期的时间，累计128课时。训练的项目有：队列操练、持枪、刺杀、瞄准、实弹射击，还利用地形地物进行森林山地战、村落战的训练及夜间演习等等。

全体学员为1个总队，分为两个中队；每个中队又分为3个区队。设置总队长1人，中队长2人，区队长6人。让学员们“在学习期间，过着艰苦紧张活泼的军事生活”，为他们日后从事复杂而艰辛的农运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学员王首道后来回忆军事训练的情况说：“为加深学员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引导我们把学习军事知识和当时的阶级斗争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组织我们调查研究‘地方政治组织’、‘团防情形’、‘兵祸及其影响’等问题。为了使学员毕业后回到农村能文能武，成为农民武装斗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能够经受艰苦生活环境的考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把军事训练作为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训练时间占全课程的三分之一。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设立了一个军事训练部，专门负责军事训练工作。全体学员编为1个总队，两个中队，6个区队，共产党员赵自选同志任军事教官兼总队长。赵自选同志在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铁甲车队’军事教官，协助过广宁等农民自卫军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后任第5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军事教官，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带领我们进行各种严格的训练。每天清晨，军号声一响，学员们就起床，在5分钟内就穿好军装，戴好军帽，打好绑腿，背起汉阳造步枪，精神抖擞，歌声嘹亮，到东校场进行训练。我们还经常到附近的黄花岗、白云山等地进行徒手队列操练，学习射击、刺杀和各种战术动作。在军事演习打野外时，不论是在沼泽地还是荆棘丛中前进，一听到‘卧倒’的命令，就要立即卧倒，要求很严。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掌握基本动作以后，全体学员就到广州石井的广东兵工总厂进行实弹射击。除训练外，学员都要轮流站岗放哨，有时还进行夜间紧急集合。学员外出，必须请假销假，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培养了学员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使学员成为既能宣传组织群众，又能领导武装斗争的革命干部。”

再说6月23日，广州各界群众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纪念沙基惨案1周年。这一天，毛泽东带领着全体学员冒雨参加全市大游行。回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毛泽东又冒着大雨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催人奋发。

1926年7月9日，北伐军在广州召开誓师大会，发表“北伐誓师宣言”，号召全国人民支持国民革命。

蒋介石自任北伐军总司令，他的随行人员主要是以加伦将军为首的顾问团，此外还有北伐军参谋长白崇禧，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等。

此次北伐的主要对象是北洋军阀中最大的3个派系：一是占据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二是占据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的皖系军阀孙传芳，三是占据京津一带和东北3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北伐军的主力是以代军长何应钦指挥的第1军为右路军，从东江潮汕进攻福建、浙江一带；以谭延闿率领的第2军、朱培德率领的第3军、张发奎率领的第4军（原军长是李济深）、程潜率领的第6军、李宗仁率领的第7军为左路军，从北江出韶关、大庾岭，进攻湖南、江西一带。

左路军浩浩荡荡出了韶关，得到沿途农民的热情支援，出现了辛亥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盛况。

毛泽东为了加强与参加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第6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贺龙的联系，委派他的同窗好友、共产党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陈昌，去找贺龙共同商讨在北伐中如何配合作战的问题。

贺龙，原名贺文常，字云卿，1896年3月22日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的一个农民家庭。七八岁时，祖父祖母送他到本族私塾读书，并为他起名贺平轩，希望他“平步青云，气宇轩昂”。洪家关素有“武术之乡”之称，贺龙祖先“能文能武”，因之他在少时亦习拳练武，被称作洪家关的武状元，有“父子公孙十秀”之称。

毛泽东并不认识贺龙。那是他在长沙读书的时候，就听到过湖南桑植县有个贺龙，14岁就做了小骡子客，以与乡友结伴赶马驮运盐巴、茶叶、木材为生，1916年组织农民起来造反，响应蔡锷讨袁护国，手持两把菜刀，率领21名青年，夜袭芭茅溪盐局，杀死税警队长，夺得12枝枪，成立了护国军独立营，占领县城，开仓分粮，使广大饥民度过了春荒。毛泽东认为，贺龙是一位传奇式的农民起义军英雄。

此时的贺龙是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都在积极争取的对象。贺龙的应对办法是让国共代表各自讲一讲对时局和国家前途的见解。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还是共产党的主张好！

陈昌受命找到贺龙，说明了来意。贺龙虽然未曾与毛泽东谋过面，可对毛泽东的名字和事迹却早已熟知。那还是在1916年及其以后，他们县里有学问的人就常常说毛泽东与青年或学生讲话，诲人不倦，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因此他对毛泽东十分崇敬。陈昌与贺龙的一番交谈，促使贺龙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他表示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欢迎共产党派干部到他的部队工作。

后来，陈昌在1927年任国民党水口山市党部书记。1929年春赴上海工作，年底奉命去贺龙开辟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不幸于途中被捕，于1930年12月23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英勇牺牲。毛泽东得知陈昌牺牲的消息，十分悲痛。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在同宋任穷谈话时，对陈昌评价很高，称赞他是一位杰出的宣传鼓动家。毛泽东收到陈昌的女儿陈一元写给他的信后，亲笔给这个称他为舅舅的陈一元写了复信，勉励她进步并照顾好母亲毛秉琴。毛泽东还汇去了300元，作为她们的生活补助。这是陈昌烈士的后事，笔者不得不在此做一交代。

欲知北伐战争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新军阀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陈独秀事先提出了反对意见，却遭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的训斥和打压，被迫执行了退让方针，将领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一伙人。毛泽东、恽代英等一部分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人士，无论再怎么反对，也是无济于事的了。何香凝拍案怒骂，柳亚子拼命鼓掌，彭泽民跑到孙中山遗像前嚎啕大哭，那些自称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和执行妥协退让方针的共产党员们不感到汗颜吗？

第22章 1926年7月—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地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话说在1926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四届三中全会，任命毛泽东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这是他自1925年1月召开的“四大”上被陈独秀排斥一年多之后，才被重新任命的党内职务。此时的毛泽东正忙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里的工作，他并没有立即走马上任，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去了上海两次。

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培养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他在7月间曾组织50多名学员赴韶关实习了一个星期。

1926年8月，毛泽东按照学员的籍贯把他们编成小组，成立了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贵、两广、福建、浙江、山东、奉直、豫陕和3个特别区共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每个研究会里都要推举出干事1人，书记1人至8人，一个星期开会1至2次，由教务主任陆沉负责，以农民运动理论为指导，研究他们所在省份的农村实际问题。

毛泽东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人员一起列出了36个问题，引导学员们进行调查：1、租率；2、主佃的关系；3、抗租减租平粜等风波；4、利率；5、拖欠逼账及烂账等情形；6、田赋；7、抗粮情形；8、厘金、杂税、杂捐及临时捐；9、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之比较；10、地主的来源；11、货物价格与农产价格之比较；12、工价；13、失业情形；14、祠堂组织及族政情形；15、地方公会组织及财产状况；16、地方政治组织；17、地方政治情形；18、会党及土匪；19、团防情形；20、教育状况；21、销售何种洋货，影响如何；22、兵祸及其影响；23、天灾及其影响；24、贪官污吏及其影响；25、烟赌偷抢各种情形；26、出产什么及其销售地；27、妇女的地位；28、农民的观念及感想；29、从前与现在地价之比较；30、从前与现在农产品价格之比较；31、农村组织情况；32、地质之肥瘠；33、宗教之信仰状况；34、度量衡；35、民歌；36、成语。

萧楚女在各研究会开会时也总是抽空一一巡视，指导学员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写成调查报告，提供给毛泽东亲自主编的供各省农运负责人参考的《农民问题丛刊》。

《农民问题丛刊》是毛泽东利用从经费中节约出来的一部分资金编纂的一套丛书。这个丛书收录的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农民问题的重要文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等；二是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关于农民问题的专题研究文章，如《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等；三是上面所说的学员们的一部分社会调查总结材料。

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撰写的序言中写道：

“说到研究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种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随农民运动的发展，才能日趋于丰富，目前除广东外，各地农运都方在开始，所以材料是异常贫乏。这回尽可能搜集了这一点，印成这一部丛刊，作为各地农运同志的参考。其中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6届学生300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省农民问题研究会内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地审查才付印的，他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以前连大略都没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贵。我们应该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中，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这部分内关于广东的材料，占了8种，乃本书最精粹部分，它又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许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过细看这一部分。它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的性质，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实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我们从5年来各地的农民运动的经过看来，我们读了这部书的广东农民大会决议案，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及广宁、普宁两个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不由得不有此感觉。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地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我们预计：全国3万万以上农民群众当中，以十分之一加入农民协会计算，可以得到3千万以上有组织的农民。尤其是南方的湘粤赣，北方的直鲁豫，中部的鄂皖，几个政治上特别重要的省份，应该下大力从事组织，有了这几个重要省份的农民起来，其余省份的农民便都容易跟着起来。必须到这个时候，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

8月14日，毛泽东应中华农学会总干事、有“当代茶圣”之称的吴觉农之邀，参加了在广州举办的第9届年会。

据《中华农学会报》记载，出席会议的有全国知名农学家陈嵘、梁希、邹秉文及后起之秀蔡邦华、陈方济、金善宝等200多人，有贵宾孙科、毛泽东等40余人。

毛泽东在会上致词说：

“诸位在广东开会，顶要紧的是请不要忘了80%以上的农民。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是中国的根本。诸位今天参观，最好就下乡去，到民间去，直接去指导农民，唤醒他们守旧的劣根性，根本救治农业。”

8月下旬，毛泽东在第6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毕业前夕，再一次采用新的教学方法，组织他们参加社会上的重大政治运动，以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他委派彭湃、赵自选带队，把讲习所的课堂搬到海丰，组织全体师生在海丰实习两个星期，让学员们亲身体验彭湃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学员们受到了海丰人民的热烈欢迎。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声中，海丰农协和学员们开了一个圆满的联欢大会。学员们深入到农民协会和农民军自卫队部，现场参观学习。据《中国农民》一书记载：

“赴海丰实习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

1926年9月3日，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到黄埔军校作报告。他号召师生们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军事知识，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战斗。

9月11日，为支援已经开始的北伐战争，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提前结业。在连续5天的毕业考试中，除3名学员生病外，380名学员全部通过考试。

毛泽东在结业典礼上作了长篇讲话。他总结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以来的工作，说明了当前农民运动的迫切任务，勉励学员要：“拜农民为老师，同农民做朋友，脱掉知识分子的皮服，放下臭架子；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求解放，为农民谋利益，这才是我们的好学生。”

毛泽东还以历史上的教训告诫学员们说：

“历史上领导多头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东，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

典礼结束后，毛泽东又开始为学员的回省分配问题忙碌了起来。据台湾现存的档案资料记载，毛泽东为学员分配问题曾给农民部秘书陈克文写了两封信。他在第一封信中写道：

克文兄：

陕西办事处特别委员会可以指定下列5人为委员：亢维恪、李维屏、李秀实、王述绩、杜松寿，以亢维恪为书记。

　　　　　　 泽东　16日

第二封信是这样写的：

克文兄：

云南办事处负责人，学生内可以指定周霄、陈能新2人（书记可指定周霄）。周颇好，陈亦比较的好。其余一人，据新滇社云南同志王懋庭说：宜指定一现在昆明进行党务及民众运动的同志，方足以资联络，据他说有李鑫同志者，北京农大毕业，在滇从事工作，可胜此任，特此奉闻，请酌定。（王君今日来农部奉谒，已见否？）云南办事处简章，学员们已写好，请核准。各省经费不宜呆定，每人发薪30元，恐怕他们援以为例，事情未做，一点钱都做薪水瓜分了。此点于他们领钱时，兄宜为之说明：要经济的用，可以不发薪水的便不发薪水，不需要发30元的便不发30元，30元是至高度的数目，务宜节出一点钱作活动费。今天无船开，明天大约有一只船开，到明天剩留的便在100人以内了。路费竟超过小洋3000元，前交政委预算数目太低，除直、察两省外均不够。譬如四川，前只定大洋58元，现须加至74元，此数据学生说还是很紧张的，因宜渝间上水船价特贵。每人增加16元之多，四川学员25人共增400元，其余各省均须增加，每人大洋月2元、4元、6元、8元、10元不等，故总数在小洋3000元以上。明日即可做好公文，连同路费增加理由表，请农部转政治会议议决。《农民问题》丛刊已印出17种，先付上两份，我兄一份，甘先生一份；其余有10种已付印，不久可出；有约20种尚在编缮中，印出尚需时日。一俟印出，当付若干与我兄、甘先生及农部。甘先生同此。敬颂

日安！

　　　　　　　　　　　　　　　　　　　　　　　　弟　泽东上

　　　　　　　　　 　　　　　　　　　　　　　　　9月17日

再：江西农运以前成绩太坏，宜由尊处指定学生5人组一农运委员会，在省农民部下做指挥农运的工作。江西不宜设办事处，因已有省党部，然农运委员会则十分必要。江西学员中颇有几个好的，可以任委员。陕西的亦宜设委员会，不宜用办事处，亦因已有省党部。愚见如此，祈酌定。

　　　　　　　　　　　　　　　　　　　　　　泽东又白

云南农运特派员规定符号

　　　　原　名　　符　号

　　　　周　霄　　邹　孝

　　　　陈能新　　熊　新

　　　　邬光璧　　武光国

　　　　施瑞林　　方　端

　　　　李敬民　　吕　兴

　　　　罗　彩　　林　实

　　　　黄丽生　　邝定锦

　　　　朱毓光　　牛　光

后来到10月5日，第6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所有学员除3人因病未动身外，其余均已返回原籍，投入工作。回到湖南的学员有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朱友互、李渭潢、王首道等30多人。

绥远学员王建功后来回忆说：“1926年9月学习结业后，我们绥远学员走得最晚，临行前，毛所长把我们送到大门口，再一次嘱咐我们，回到绥远搞农民运动要有个组织，要成立农民协会。毛所长深情地说：‘将来有机会，我和楚女同志一定去你们那儿看一看。’”

高布泽博回忆说：“我们离所时，毛所长叮咛大家要做革命的火种，让革命烈焰在塞外熊熊燃烧起来。他和我们一一紧紧握手，依依不舍，眼神中寄托着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就这样我们告别了毛所长，踏上回家之路。”

再说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团加拉罕及中国共产党人帮助下，率部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系统，加入国民党，把部队改编为西北国民联军，自任总司令，出兵参加国民革命战争，配合北伐军进击奉系军阀。

1926年10月，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各省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同国民党右派张静江、丁维汾等人进行了斗争。

毛泽东提出，“农民政策应是国民革命最重要之政策，”要坚决为维护农民的利益而斗争。

毛泽东反对按军阀的办法向农民预征钱粮，他主张用发行公债的办法，取之于少数的有钱人；他还提出减轻佃农田租25%。这些提案均为联席会议所通过。

1926 年初冬，毛泽东得知同窗4年的好友罗宗翰10月间在私人诊所治病，被人在药中下毒而暴卒，湖南各界将在第一师范大礼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特撰挽联一副：

羡哲嗣政教长才竟成千古；叹吾党革命先锋又弱一个。

192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鉴于毛泽东已经结束了第6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便通知他到上海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赴任。

前边已经说过，早在7月份，毛泽东就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但他由于工作太忙，只去了上海两次。在中共中央局和共产党国际代表联席会议拟定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之草案》中也曾记载说：“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自去年扩大会议议决设立后，因种种困难原因，组织迄未完备。”

中共中央在此次通知中说：以毛泽东为书记，与彭湃、阮啸仙、易礼容、陆沉、萧人鹄和青年团1人，共计7人，组成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立即赴任。

毛泽东便偕同杨开慧及家人，还有小友许志行等人，离开广州去上海走马上任。

11月中，毛泽东到达上海，与阮啸仙、彭湃、易礼容、陆沉、萧人鹄及团中央1人会合，正式组成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目前农运计划》。他在计划中写道：

“在目前情况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即大力发展北伐军经过的湖南、湖北、江西、河南4省的农民运动，以此为重点，同时在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全面展开。

“在一省内亦应用集中的原则，湖南——应注重长沙、岳州、常德、衡州、宝庆5个府属。湖北——应注重沿江沿铁路各县，尤其是武昌、汉阳、夏口3县。江西——应注重从吉安经南昌至九江一线。”“省城及其它重要城市之近郊农民，预特为组织‘近郊农民协会’。此等城市之国民党部或特别市党部，均须设立农民部指导近郊农运。”

毛泽东在这份计划中提出，农民运动委员会应在汉口设立一个办事处，以便指导湘、鄂、赣、川的农运工作。他还在计划第6条提出“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设想。

11月15日，《目前农运计划》得到了中共中央局的批准。

此时，毛泽东在上海和大弟弟毛泽民又一次相会了。毛泽民是受命到上海管理党中央新办的一个印刷厂和秘密发行所的。他先是化名为周泰安，后来又改名为杨杰，在上海新闸路培德里找了几间房子，公开身份是印刷厂老板“杨经理”，与童养媳出身的钱希钧假扮夫妻，掩护秘密工作。

钱希钧，1905年出生于浙江诸暨牌头镇，是本传后面将要多次提到的钱之光的胞妹。因为穷人家养活不了太多的孩子，父母在她刚满月后，就忍痛送到邻近的水下张村张乃荣家，给张乃荣的第3个儿子即本传前面多次提到的张秋人当了童养媳。张秋人成年后接受了革命思想，把钱希钧当作自己的亲妹妹看待。后来张秋人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早期的共产党员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1922年初春，张秋人写信要钱希钧到上海读书，钱希钧便来到了上海，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24年加入青年团，1925年加入了共产党。

后来，毛泽民、钱希钧这对假夫妻日久生情，弄假成真，倒做成了真正的伴侣。1926年底，毛泽民和钱希钧正式结为夫妻。钱希钧这才知道自己丈夫的真实名字叫毛泽民，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发行部部长。不久，上海秘密发行所便暴露了，毛泽民向党中央建议，在革命形势较好的汉口建立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党中央批准了这一计划，毛泽民便在汉口设立了长江书店，于1927年3月正式营业。

再说11月25日，毛泽东为驳斥国民党右派所宣传的江浙“两省乃太平富庶之区、农民并无多大痛苦”、农民运动没有必要这一谬论，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他写道：

这种见解“完全是皮相，完全是不明白江浙农村实际状况之谈。我们试一考察江浙农村实际状况，便知道实际情形与悬想完全相反。”

毛泽东在文章中列举出崇明县农民遭受地主剥削、江阴农民“如云而起”的斗争、宁波慈溪的农民暴动等大量的铁一般的事实，说明江浙农民也“遭受着种种封建压迫，反抗的岩浆正在地下奔腾、冲突，需要的是革命党的正确组织和领导。中国农民的大革命，决不只是广东、湖南特有的现象，而将是一个遍及全国的革命景象。”

11月下旬，毛泽东为实现《目前农运计划》，亲自“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并联络江西、湖南、湖北3省国民党省党部、省农民协会，商谈在武昌筹办湘鄂赣3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得到3省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支持。

毛泽东在南昌会见了驻南昌国民革命军第6军党代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委林伯渠，商谈了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事情。据林伯渠在日记中记载：“26日，晨。早餐约剑佛、遂石两人同啖。晚开会晤润之，归寓已12时矣。”“27日，雨。早起润之来，同访润安谈事。旋至政委会。又到军部西餐，6时郭沫若召饮。”“29日，晴。9时到总部举行总理纪念周，郭沫若副主任政治报告，总司令演说。11时开11次政委会，议决农讲经费、农民协会补助费，合作社各案。”

11月底，毛泽东和在国民党宣传部工作的许志行等一行人到达武汉，在汉口设立了一个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办事处，并着手筹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6年12月1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同时在长沙召开。

12月3日，农民代表大会电邀毛泽东回湖南指导。大会负责人在电文中写道：

湖北省农民协会转，毛润之先生鉴：

敝会已于东日（12月1日）开幕，现在讨论各案。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褥！敬祝旅褀！

湖南农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叩江印

此时，中共中央即将召开重要会议，毛泽东已经接到了通知，所以他暂时不能回湖南。

12月13日至18日，陈独秀在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十二月特别会议”。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张国焘、瞿秋白、李维汉、项英、李立三、任弼时等人。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和鲍罗廷也参加了会议。

特别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政治形势，制定党的斗争策略。

陈独秀在会议上作了《政治报告》。这个报告继续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地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民众运动的勃起并日益“左”倾，这就使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向右转，“左”右距离日远，必然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

李维汉在会议上汇报了湘区委员会的意见，湘区委认为：从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看，应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毛泽东也“在会上主张土地革命，并支持湘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

“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并且认为不应以赞成不赞成解决土地问题作为是否左派的标准。”

陈独秀还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他的意见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和鲍罗廷的支持。

在陈独秀的把持下，会议不但没有讨论毛泽东和湘区委的建议，反而规定党在目前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此换取蒋介石向左转；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

毛泽东对陈独秀等人以牺牲工农群众利益而迁就蒋介石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很不满意。陈独秀曾经是他所敬重的人物，如今他们在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了，于是他决定不等会议结束就回湖南去，要亲自实地考察一下，那里的工农运动是否真的“过火”，是否真的“幼稚”。

12月17日，毛泽东偕同杨开慧和向振熙带着孩子们由汉口回到了长沙，一家人入住在长沙望麓园。

这正是：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里育英才，播撒种子待花开。

人言湖南农运糟，毛公一怒下乡来。

且说此时徐特立从法国归来有一年多了，还一直没有见过毛泽东，他得知毛泽东已经到了长沙，便到望麓园与毛泽东相见。毛泽东向老师介绍了大革命的性质和目前的状况，说明了他此次回湘的目的，就是要考察一下乡村的农运。他还说：

“先生，学生斗胆建议，你走出书斋，到工人中去，到乡下去，到工人农民中考察一番，体验一下，行吗？”

徐特立说：

“好吧，润之，就按你的意见，我将抽出时间，去乡下见识见识。”

12月20日，正在长沙召开的农民代表大会决定，为回到长沙的毛泽东召开一个盛大的欢迎会。

前面已经说过，农民代表大会曾于12月3日电邀毛泽东回湘指导工作，但毛泽东因要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而没有回来，现在他们得知毛泽东已经到了长沙，便立即做出了这一决定，并发出了一个通告，通告中说：

“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重。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后为赵恒惕所知，谋置先生于死地，先生闻讯，间道入粤。在粤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要职。此次革命军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基础起见，遂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现已抵湘，农民大会定于本日午后2时，在幻灯场开会欢迎，届时当有一番盛况也。”

12月20日下午2时许，长沙农民代表大会欢迎毛泽东的盛会在幻灯场隆重召开，“到会者300余人，旁听者尤为踊跃，幻灯场楼上几为之满。”大会主席刘惊涛首先致欢迎词，他说：

“今天下午欢迎两个人：第一个是毛润之先生。毛先生是湖南湘潭人，是中国革命的领袖，而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此次系专为考察农运而回来的。我们在开幕的时候，即电请毛先生回湘，对于大会加以指导。现在毛先生已回来，我们非常欢喜。第二位是农民国际的代表卜礼慈先生。现在毛先生已到，即请毛先生出席演讲。”

毛泽东在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中走上讲台，发表了演说。他说：

“我去湘仅1年，而今年和去年的情形大不相同。在去年是不会有这种大会的。在去年是军阀赵恒惕的政府，今年，是较能与人民合作的政府。去年农民运动仅是萌芽，今年，已有120万有组织的农民了。这是各位同志努力的结果。”

“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或者是要发展工业、商业或教育事业，都必须依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国民革命中工人的要求，要原料充足，生产品丰富。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只有农民。国民革命的商人问题有两种：一种是工业家，一种是商业家。工业品的市场，是在乡村，购买工业品的是农民。商人货物的原料，是从农村中运来的。商人货物的销售，也在农村中。商人若想货物畅销，就要农民问题解决，有余钱可以购用品。国民革命中的学生，现在有做农工运动的。他们有学工业的，有学商业的，为什么不去从事于工业商业，就是因为农民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各国学生都反对革命，而中国学生尤多从事于革命运动的。中国的学生多半是很苦的，并且毕了业出来无处可用，故不得不革命。中国的学生是很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譬如一座3层的洋楼，上层是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下层是工农阶级，中层是学生。有上去与军阀、帝国主义接头的，有下去与工农接头的，还有些上不得、下不得的。中国学生的现象，革命的是少数，反革命的也是少数，不革命的最多。”“只有将农民的问题解决了，其余工人、商人、学生、教职员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毛泽东的演说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在长沙农民代表大会进行期间，毛泽东又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他还参与了“商量起草各种决议案”。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见到了正在长沙参加湖南省妇代会的小妹毛泽建。兄妹两人已有一年多未曾见面，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

早在1925年冬，毛泽建已经与在湘南学联活动中结识的湖南省立第3中学学生、共产党员、湘南学联负责人陈芬结为革命伴侣。1926年夏，北伐军开进衡阳，毛泽建受党组织派遣，离开了女三师，以农运特派员的身份，到衡阳县北乡集镇的集兵滩农民讲习所工作。毛泽建在集兵滩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了《共产主义浅说》，辅导学员读《新青年》、《向导》等刊物，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队，斗争土豪劣绅。她曾经自豪地说：“我们共产党人，要和太阳一样红红烈烈，光明普照。”为此，毛泽建还为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叫毛日曦。毛泽建已经成了拯救农民兄弟逃出苦海、谋求解放的农运的女领袖。她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创办了湖南省“模范农协”之一的神皇山农会；智擒了劣绅钟云楼，大长了农民志气，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她发动妇女冲破禁锢妇女的族法族规，走向解放道路。在毛泽建的领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集兵滩展开了。

毛泽东听了妹妹的汇报，看着这个昔日柔弱的“菊妹子”，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杰出的农民运动女斗士，感到十分欣慰。同时，他又对国共两党内出现的那些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深表忧虑，对压制农民运动的反革命行径和共产党内的投降主义路线无比愤慨，预感到未来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便郑重地对毛泽建说：

“农民协会一定要有自己的梭镖和枪杆子！要敢于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毛泽建听了三哥的话，深受启发，也觉得只有把农民武装起来，紧紧握住梭镖枪杆子，才是未来革命的唯一出路。

12月27日，长沙农民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典礼，毛泽东应邀在典礼上作了关于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讲演，他说：

“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

毛泽东肯定了湖南农民运动以暴力打击土豪劣绅是“革命斗争中必取的手段。”他严厉驳斥了“惰农运动”之类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能闹事”的反动论调。他说：

“过去军阀政府时代，只准地主向农民加租加息，难道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租减息，就是‘闹事’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只准地主向农民压榨，不准农民向地主作斗争的，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一边的人，就是破坏革命的人。”

毛泽东还强调了革命联合战线的重要性，他说：

“单纱很容易断，可是纱多了，合成一股，系上一块大石头也断不了。”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湖南省农民协会，会议推举易礼容为委员长、周谷城为顾问。

此时的周谷城是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师，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他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农村经济的文章，运用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研究了租谷问题。

大会还通过了《铲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乡村自治问题决议案》、《乡村自卫问题决议案》、《地租问题决议案》等40个决议案；大会还发表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毛泽东向中央报告说，这些决议案“大体还算切实”。

12月28日，长沙《大公报》报道说：中央党部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拟于日内分赴湖南宁乡、新化、衡山、衡阳、湘潭、醴陵、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10余县巡视党务状况，湖南省部决定派戴述人偕往，并请毛泽东将湖南方面所要调查的6项内容会同一并考察。

在下乡考察前，毛泽东应湘区委书记李维汉的邀请和协助，将农民代表大会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留下来，继续办了几天短期训练班，提高他们的政策和策略水平。

毛泽东在训练班连续做了3次关于农民问题和调查方法的报告。他鼓励共产党员要多做社会调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解决农民运动中的实际问题。

毛泽东后来向中央报告说：“弟作了3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

欲知毛泽东在湖南如何考察农民运动，且待下章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撰写的序言以及为中共中央农委起草的《目前农运计划》，后人不可不读。在这些文献里，既可以看到诗人的浪漫情怀，又可以看到政治家、军事家的博大胸襟与登高望远的预见性之高妙。在毛泽东的同时代人中，别说是那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就是在共产党内，又有哪一位领导人堪与其匹呢？

第23章 1927年1月—

“我们的革命还才开始，我的所爱、所交的朋友都是穿草鞋的人，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20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

话说1927年1月4日，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戴述人的陪同下，开始了在湖南农村32天的实地考察。

他的行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长沙出发，先后到湘潭、湘乡、衡山3个县实地考察。

1月4日黎明，毛泽东和戴述人乘船离开长沙，当天到达湘潭县城。

本传前边说过，在一年多以前，毛泽东曾经在故乡开展过农运工作，如今形势如何呢？他十分挂念，便急于先回到那里去看一看。

1月5日，湖南区委农运特派员韩伟和手提皮箱的湘潭农运特派员毛福轩，陪同毛泽东、戴述人由县城经银田寺来到了湘潭第一区农协——银田镇白庙、韶山特别区所在地清溪寺。农协负责人向毛泽东汇报说，一年来韶山地区农会会员大增，农民已经普遍发动起来了。毛泽东非常高兴，当他听说土豪劣绅家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们也可以踏上去打滚的时候，爽朗地笑了起来，称赞说：

“滚得好！”

靠近韶山的宁乡农会干部闻讯也赶来了，向毛泽东汇报说：他们乡国民党区分部实行的是“二民主义”。毛泽东忙问：

“什么是‘二民主义’？”

宁乡农会干部解释说：

“他们取消平粜米，还将领导我们斗争的鞋匠欧二保关进了县监狱，这不是取消了民生主义了吗？”

毛泽东说：

“说得好。这个‘二民主义’的区分部，不但把民生主义丢了，而且把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的‘扶助农工’也丢了。我赞成你们的意见，到县政府去示威，要求释放欧二保，实行平粜米。”

他转面吩咐身边的戴述人说：

“国民党宁乡县党部最近开县代表大会，你去出席会议，揭露那个‘二民主义’的区分部破坏农民运动的错误。”

银田镇农会干部汇报说：

“我们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滥杀无辜，民国二年以来14年间，杀了50多人，活埋了4人。在这50多人中，最先被杀的是两个完全无罪的叫花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花子开张’。农会会员纷纷要求对汤峻岩进行法办。”

毛泽东说：

“像汤峻岩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1月7日，韶山特别区第一、二乡农民协会听说毛泽东要到韶山冲考察，天还未亮就敲响了挂在乡农协前面的古钟。农会会员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第一乡农协所在地毛震公祠，欢迎队伍排了几里路长。

“欢迎毛委员考察农民运动！”

“农民革命万岁！”

激越的口号声在整个韶山冲里回荡着。韶山人民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自己的领袖。毛泽东边走边向乡亲们挥手致意，并向农会干部询问着乡里农运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党员、毛泽东的启蒙老师毛宇居在欢迎大会上致词说：

“毛君泽东，年少英雄，到处奔走，为国为民。今日到此，大家欢迎。”

毛泽东向欢迎他的群众们讲话说：

“我在外面听见有人讲，农民运动搞‘糟’了，在这里听农协委员讲，农民运动搞得好。我看是好得很！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推翻乡村的封建势力，这是真正的革命行动。孙中山革命40年没有做到的事，你们几个月就做到了。你们建树了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奇勋。”

他还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农民协会就是要办得热烈些。地主是少数，我们贫苦农民是大多数。穷人团结起来，就能打倒土豪劣绅。”

欢迎大会结束后，乡亲们请毛泽东吃午饭。毛泽东看到祠堂里还有许多妇女，特别高兴，便说：

“今天妇女同志来的不少。过去妇女受压迫，封建思想又作怪，妇女不能进祠堂。现在打倒了族权，妇女翻了身，能进祠堂了。今天要请她们坐头席。”

人群中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不少妇女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毛泽东见到毛宇居的夫人谢素贞，拉着她的手说：

“大嫂子，你和乡亲们这样热情欢迎我，真是看重我毛润之啊！谢谢你们！”

谢素贞说：

“润之先生，你是穷人的领路人，乡亲们都希望你帮穷人们说话，找出路啊！”

午饭后，第三乡、第四乡农协欢迎毛泽东前去视察。在第三乡农协所在地毛鉴公祠前，聚集着二三百人，为毛泽东举行了欢迎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赞扬了韶山的农民运动，并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他说：

“过去遇到旱灾，就拜菩萨，结果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农民修了塘坝，解决了一些问题。看来还是要靠自己动手。民国十四年，我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一些人对我讲：‘我们八字不好，坟山不贯气。现在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只几个月的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过去穷人没得饭吃，农运一搞起来，减租减息，也有饭吃了。’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协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么？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也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协会？”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晚上，毛泽东回到韶山自己的家里，许多亲友和群众都前来看望他，他和大家围着火炉亲切交谈，一直到深夜。

1月9日，毛泽东离开韶山前往湘乡。临行前，他慷慨激昂地对韶山乡亲们说：

“我们的革命还才开始，我的所爱、所交的朋友都是穿草鞋的人，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20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

这天下午，毛泽东到达湘乡县团田瓦子坪，组织农民，开调查会。

是日晚，毛泽东回到外婆家唐家圫，在舅家歇宿。他不顾疲劳，把表兄表弟表嫂表侄都叫到一块儿座谈，讲革命形势，讲办农会的好处。他还说：

“惟有合群奋斗，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才有出路。”

1月10日，毛泽东离开了唐家圫。二姑家表弟贺晓秋拿出身边仅有的几块现洋，送给他作路费。自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来到这个曾经养育过他的外婆家了，但他却一直眷恋着唐家圫的山山水水，更惦念着外婆家的亲人们。

且说在1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湘乡境内听取农会干部汇报。农会干部说：

“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说什么‘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皮有牛粪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晓得搞什么啰，弄得乡里不安宁’。”

毛泽东说：

“土豪劣绅是我们的死对头，我们要把他们打倒，他们怎会讲我们的好话呢？你们要把团防局的几百条枪夺过来，建立农民自卫军。你们没有军事人才，我就请省里派一个来，帮助你们培养。”

后来，省里果真派了一位黄埔军校的学生来到湘乡搞农运。

1月11日，毛泽东抵达湘乡县城，听取有关方面的汇报，并进行实地考察。

1月14日，毛泽东离开湘乡县城，经萧家冲等地，边调查边向衡山境内进发。

1月15日，毛泽东来到衡山县的白果。是日晚，他在二区农民协会会所圣帝殿里召集农运干部开调查会。农运干部汇报说：

“农会在乡里独裁一切，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不敢说半个‘不’字。”

毛泽东称赞说：

“你们做得好！农民运动必须要有一个革命时期，在革命时期必须迅速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把一切绅权都打倒。不然，一切减租减息，一切要求土地和其它生产手段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的可能。”

他还赞扬这些岳北的农民们说：

“你们敢在军阀赵恒惕的胞衣盘里闹革命，就像《西游记》里的孙大圣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样。”

他鼓励农会干部要把这南岳衡山的革命烽火点向三乡七泽，引向其它几个“岳”，让革命风暴席卷全国。

农会干部汇报说，白果这个地方的妇女很勇敢，她们敢于打破封建族权，成群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来，就吃酒。族尊老爷们也只好随她们的便。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明天一定要去那儿看一看。

1月16日，毛泽东来到芳山公祠堂，召开妇女座谈会。不久前曾坐在这里吃酒的白果妇女们，争着向他讲述怎样放脚，怎样剪巴巴头，怎样禁止家婆折磨媳妇、不许丈夫虐待妻子的事情。毛泽东认真听着，边记录边称赞她们做得好。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在陈新宪陪同下，参观了湖南省最早的农会——岳北农会旧址，并慰问了革命烈士家属。在归途中，他不断地用手梳理着自己的头发，一边深思，一边慢慢地走着。随行人员中有人不解地问：

“湖南农民运动为何首先在岳北搞起来，而且声势那么大，震动中外？”

毛泽东突然抬起头，停步在大道边，左手叉腰，右手扬起食指说：

“一是岳北人民忍受不了赵恒惕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早有反压迫的革命要求；一是我们鉴于当时搞工人运动，几起几落，都是孤军作战，虽然在几个大城市得到青年学生的支持，可是忽视了占80%以上的农民群众。丢掉这股大力量，怎么能使革命成功呢？再者，我们当时在策略上也是为着牵制赵恒惕，以巩固安源、水口山、锡矿山及铁路沿线几个主要工运阵地。特别是赵恒惕长期统治湖南，是镇压革命运动的罪魁。赵恒惕是岳北白果人，因此，我们在湖南就来一个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在我离开湖南之前，湘区委从水口和安源抽调几位敢于战斗的同志，来到岳北赵恒惕的家乡，像孙猴子一样，一个筋斗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闹腾起来，好比一把尖刀插进赵恒惕的心脏，赵恒惕确实慌了手脚。我们当时的斗争目标是针对赵恒惕的。这就是湖南的农民运动首先在衡山岳北爆发的原因。”

这一天，毛泽东离开白果，一路上先后到福田铺、宋桥、世上冲一带考察。他在福田铺调查时，区农协特地为他安排了一个安静舒适的地方歇脚，可他却坚持要住在一个小伙铺里。晚上，他把住在这里的旅客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调查会。

1月20日，毛泽东到达衡山县城。县农运干部向他汇报说，在全县乡农民协会的职员中，赤贫者占50%，次贫者占40%，贫苦知识分子占10%。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他们的大方向没有错。”

农运干部汇报说：

“衡山县的监狱里，关押有乡农协委员长和委员。”

毛泽东说：

“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要释放被关押的农运干部，要组织群众放爆竹，迎接他们出狱。”

他还惦记着岳北农会为革命牺牲的4位干部，指示县农运干部说：

“要对烈士们重新安葬，对烈士的家属要好好照顾，要严惩杀人凶手。”

毛泽东在衡山县城考察期间，广泛接触了各方面人士，包括典狱长、资产者，就是劣绅的家里他也要去走一走，以便能够听到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声音。他曾拜访了一个过去的小狱吏谭汉卿，正是这个小狱吏使他“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

1月24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向湘区委员会通报了湘潭、湘乡、衡山3个县的情况。他还在党校、省团校作了关于目前农运情况的报告。

毛泽东在总结这次调查研究的经验时说：

“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1月27日，毛泽东乘火车抵达醴陵县城，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考察。

罗学瓒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他们一同住在先农坛的一所房子里。老友久别重逢，彻夜长谈，各自介绍了别后的经历。

原来，毛泽东在1923年离开湖南以后，二人就再没有机会见面。罗学瓒从那时起，担任过湘区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务。1925年冬，他以党组织特派员身份，来到醴陵县从事农民运动，不久便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醴陵地方委员会书记职务，公开身份是县立开联女校和县立中学的教员。到北伐战争前夕，他在醴陵全县各区建起了党支部，并成立了44个基层秘密农民组织，会员多达1.7万余人。

从1月28日开始，罗学瓒在县城多次召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向毛泽东汇报醴陵的农民运动情况。

醴陵南二区三星里乡有个大土豪叫易萃轩，是个有名的“乡里王”。农民运动刚刚开始时，他拼命反对；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后，他便伪装开明，拼命巴结农会。乡农会挂牌那天，他是又送猪又送谷，还给农会送来了一块“革故鼎新”的金匾。毛泽东听到这一情况，提醒农会干部说：

“土豪劣绅表面上投降农会，实际上还暗中同农会作对，不要上他们的当，要加劲做政治斗争。”

此时，毛泽东住在老同学刘能师的家里。刘能师又名裕挚，号景荣，生于1889年。他与刘能师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8班读书，情同手足。老同学相见格外亲切，春节已经临近，刘能师邀他写几副对联，他便兴致勃勃地提起笔一气呵成，写出了3副对子：

其一：过乱世新年，何分贵贱；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其二：一年好景随春到；三亿苍生盼日升。

其三：资水入湘江，涌入洞庭归大海；天情怀众庶，长怀国运救中华。

这三副春联不仅切时，切景，切情，而且像日月星辰一样珠联璧合，自然地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心目中的伟大理想抱负。

1927年2月1日，毛泽东在罗学瓒陪同下步行十几公里，来到醴陵南乡东富寺。农会干部向他汇报说：

“东富寺30几个菩萨都给农民和学生烧掉了，有两个名叫‘包公老爷’的小菩萨被一个老农民抢走了，他嘴里还嘟囔着‘真造孽’。”

毛泽东说：

“破除家族主义、迷信观念之类的东西，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的。我们现在生硬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反而会给土豪劣绅造成农民协会‘不孝祖宗’、‘欺神灭道’的口实。”

东富寺农会为欢迎毛泽东开了一个群众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号召广大农民要坚强的团结起来，共同斗争。为了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他指着东富寺的围墙说：

“这墙是用三合土筑的。三合土中的沙子是散的，可是加进黄泥、石灰，用水合拢，干固以后，就是用羊角耙也挖不进去了。”

2月2日，毛泽东离开东富寺，经龙凤庵到渌口考察。尔后他便告别罗学瓒，向长沙县进发。

就在这次分别以后，毛泽东和罗学瓒又中断了联系。罗学瓒曾先后担任过湘潭工委书记、浙江省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等职务。1929年4月，他在杭州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同年8月27日英勇就义。两位挚爱的老同学、老战友谁也不可能想到，他们这一次分手竟成永诀。

且说在2月4日，毛泽东在长沙县进行了最后一天的考察。因为早在1927年1月16日，湘、鄂、赣3省党部已经联合推选他和湖南的陈克文、周以栗，湖北的陈荫林、张眉宣、陆沉，江西的王礼锡、袭式农，共8人组成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并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定名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此时急需他回去主持工作，所以原计划中还要考察的几个县就不能去了，便结束了考察活动。

2月5日，毛泽东返回到省城长沙。

此次考察，他不辞辛劳，在32天中行程700多公里，广泛接触了农民群众和有经验的农民干部，普遍走访了农、工、青、妇各种群众组织的积极分子和负责人。他每到一地，总是认真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座谈会，全面听取汇报。他根据事先列出的调查提纲，一边提问，一边记录，并回答那些农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从来不摆架子，始终以“小学生”的姿态，虚心向群众和干部请教，获得了极其丰富的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手材料。

在整个考察中，毛泽东看到农民们成立了梭镖队，维持新秩序。有的农民敲着铜锣，押着戴高帽子的地主游乡。一些罪大恶极的地主被关进了县城的监狱，他们的罪行包括囤积居奇，抬高粮价。有些地主则抛弃家产狼狈逃窜，“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他看到农民为了禁赌，“烧了一担麻将牌”，感到很开心；看到轿子被砸，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因为农民们是“最恨那些坐轿子的”。他还注意到，现在的农民们甚至包括孩子们，都已经接受了新的道德观念。他曾看到在玩耍打闹中的孩子，一个被惹得生气了，就跺着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还听到一位农民对一个乡绅吼道：“劣绅，你晓得三民主义吗？”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顾不上休息，将考察醴陵、长沙两县的情况向湘区委员会作了详细介绍。他还对湘区委员会在农运政策和处理实际问题上的某些错误，提出了批评意见。

原来，湘区委员会由于受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的影响，过分的看重农民运动中出现的个别问题，曾发出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甚至还开展了所谓的“洗会”（即清洗农会中的“不良分子”）运动。

湘区委员会听了毛泽东的批评意见，表示完全接受。后来，他们在1927年2月间向中共中央递交的《关于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中检讨说：

“我们自认为，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区乡农村执行委员，几乎不自觉地站在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觉，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统治。可以说，此时，已改变了前一个阶段认为农运过左和纠正农运过左的观点和做法。改变了从前站到富农、中小地主方面限制贫农之错误观念矣。”

再说徐特立听说毛泽东已经回到了长沙，便来见他。徐特立谈起了自己在老家五美乡的观感，他说：

“没有见过不识字的妇女和儿童这样伟大。我下乡住一个星期，使我从18岁起到50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我过去所崇拜的康梁和孙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渺乎小矣！”

毛泽东也向先生介绍了他32天的考察活动。徐特立深有感触地说：

“我原以为人民大众参加爱国运动是由于无知，救国的方法首在教育。我的俸金半数以上用来办教育，一小部分用来帮助学生，结果失败了。少数学生无法挽回国运。农民运动一起来，我才知道教育救国是我30年来的一种幻想。”

2月12日，毛泽东在杨开慧的帮助下，已经整理好了在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5县调查获得的大量材料，便辞别杨开慧，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带着一种新的感受，一个人先行离开了长沙。

2月13日，毛泽东回到了武昌，住入在都府堤41号。这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为他安排的原属于一个商人的一栋别墅。这栋别墅虽然邻近街道，但它那厚厚的灰色砖墙却也隔离了大街上的喧嚣声。别墅里有两间卧室，一间是毛泽东的，另一间安排给了来自广东的农民运动组织者彭湃。毛泽东除了这一间卧室，还有一间书房。他就是在这间书房里最终完成了一篇历史上最著名的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

2月16日，毛泽东就视察湖南农民运动一事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简要的信，报告了他的考察行程；并说明了他的基本观点：

“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现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

毛泽东认为，党在目前的农运方针政策应该调整并且做到：“1、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2、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3、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联合战线的议论。今后问题，不在于责备谁人破坏联合战线，而在于共同负责建设一个联合战线。”

他还对今后的农运方针政策提出了10点建议，其主要内容是：

农民运动分为3个时期：第一，组织时期；第二，革命时期；第三，建立联合战线时期。“无论何地必须经过第二时期，始能过渡到第三时期。万万不可由第一时期跳到第三时期而不经过一个猛烈打倒封建地主威风的第二时期。”

“第二时期（农村革命暴动时期）内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因为不过分不用大力决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决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因此农协万万不可请求政府或团防去拘捕所谓‘痞子’，只能提出‘农协整顿纪律’的口号，自己去整顿那下级农协的‘少数不良分子’，否则没有不减损农民的志气增长地主的威风的。”

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又是土地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千百万贫农群众的革命情绪在继续高涨，他们迫切要求进到这“别一个革命”，这种情况是无论如何抑制也不能长久抑制得住的。现在是群众向左，而我们党在许多地方却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国民党更不消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无论如何，党目前“需要一个大大的发展”，农民运动发展的县应成立地方组织。

毛泽东在信的末尾写道：

上述意见，只是“举其要目，详细情况当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处察核并登导报（指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笔者注）。”

2月下旬，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也从长沙来到了武昌都府堤41号，与毛泽东团聚。

此时的杨开慧正怀着第3个孩子，快要分娩了，身体非常虚弱，身边的两个小孩还需要照顾，可她依然坚持着夜以继日地用蝇头小楷帮助毛泽东誊抄手稿。毛泽东改一遍，她就工工整整地抄一遍。在杨开慧的协助下，毛泽东很快就完成了洋洋洒洒2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在《考察报告》开篇中满怀信心且明明白白地预言道：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选择罢了。”

毛泽东充分阐述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热情赞颂农民运动“好得很”，强调了贫农的伟大作用；痛斥了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及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动谬论，同时也驳斥了那种认为农民运动“过火”的错误观点。他写道：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

毛泽东在《考察报告》中论述了在农村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又在结尾部分用《叶公好龙》的寓言故事，嘲笑国共统一战线内部以蒋介石、张静江为首的右派之流，他们说：“这简直是赤化了！”毛泽东写道：

“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毛泽东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寄给了中共中央，可是陈独秀却反对毛泽东的观点，拒绝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发表。毛泽东只好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抄寄给湘区委员会机关刊物《战士》周刊。湘区委书记李维汉也对毛泽东的一些观点有不同看法。他后来曾在《回忆与研究》一文中说到了这件事，他说：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和给中央的报告大纲，由于其主要锋芒是指向党内和统一战线内一部分人的右倾思想，以及来自阶级敌人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诬蔑的，因而在一些具体策略的分析上，不能不带有当时形势的具体特点，存在着某些不足。譬如：1、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2、认为组织时期、革命时期的农村中本来就无统一战线，只有到第三阶段才进入建立联合战线的时期；3、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

李维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1927年3月5日的《战士》周刊上只刊登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部分章节。

瞿秋白却十分赞赏毛泽东的观点，对陈独秀拒绝刊登《考察报告》的做法非常气愤。他对宣传干事羊牧之说：“目前党内，特别是在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者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是亲身下去几十天的实地调查，很有说服力的文章。”“我赞成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1927年3月12日，瞿秋白不顾陈独秀等人的阻挠，在他参与编辑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部分章节。1927年4月11日，瞿秋白又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交给党的出版机构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题，出版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他还为该书写了一个序言，热烈赞扬湖南农民运动和毛泽东的壮举。他写道：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后来，瞿秋白见到从上海来武汉的夫人杨之华，从抽屉里取出3本书，递给她说：

“这是我在武汉和你见面的礼物。”

其中的一本书，就是他出版的《湖南农民革命（一）》。他还指着这本书非常郑重地向杨之华介绍说：

“这是一本好书，人人都应该读几遍，希望你好好学习。”

这正是：三十二天为谁忙，踏破草鞋多少双？

自古英雄惜英雄，瞿文至今留芬芳。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为推动农民运动而工作，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韶山对乡亲们所说的“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20年”的话，是他一生中的又一个重要预言。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再一次证明了他的预见性是多么的准确！而他所说的“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又是何等的英雄豪迈啊！后来革命真的成功了，毛泽东并没有沾沾自喜，也没有衣锦荣归。当他再次回到故里见到父老乡亲时，已经是在中国大地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的1959年了。

第24章 1927年3月—

“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演出惨杀工农之事实，由此可以说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在秣马厉兵，向革命反扑，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

话说毛泽东在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后，立即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湘鄂赣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筹办工作之中，着手解决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校址、经费、招生名额、课程设置、聘请教员以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组织机构和章程等问题。

恰在此时，河南一带带有迷信色彩的“红枪会”活动频繁，其组织已经发展到了直、鲁、陕诸省，影响甚大。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在讨论农民问题时，推举毛泽东为“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主席委员。毛泽东奉命前往上述地区进行调查。他发现“红枪会”基本上都是农民反抗兵匪的组织，属于团结、帮助、教育的对象。返回武昌后，他立即向有关方面提出，原定的湘鄂赣3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新需求，主张扩大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招生范围，分配给豫、鲁、皖、直、苏、陕、川诸省一定的学员名额，并吸收“红枪会”内的革命分子参加学习。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湘鄂赣3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改由中央创办，命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交国民党中央农委管理。

国民党中央农民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1、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委员会报告了筹备经过；2、依照中央决议，将3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中央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根据3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进行修改通过；3、中央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间为4个月；4、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常务委员会，以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3人为常务委员；5、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因事实之需要，除原定600名外，增加200名；6、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经费每月5100元，向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取，新增200名学生之经费，等预算后亦请中央拨给；7、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开课后开学；8、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军事编制及军事训练人员，由常务委员拟定报告，本会决定。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会决定：由邓演达任所长，毛泽东任副所长，夏明翰为秘书；邓演达因担任着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等军政要职，公务繁多，不能经常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视事，便委托毛泽东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日常工作。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另设教务、训导和总务3处，由周以粟任教务主任，陈克文任训导主任，柳季刚任总务主任。

毛泽东亲自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选聘教员和干部，亲自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制定教学计划，亲自主持招生工作。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招生简章中要求入所学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革命观点确定”；二、毕业后决心回到乡村做农民运动，无他异想；三、“身体强健耐劳”，“能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服严厉之军操，到乡间能走远路”；四、中学毕业或肄业者，高小毕业“常识较优者”；五、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招生启事公布后，许多热心农民运动的青年纷纷写信“要求投考”。

毛泽东十分注重学生的政治质量，对来自乡间从事农运工作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优先录取。

他为了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对专任和兼任教员的选择十分严格，聘请了许多共产党员来所任教，如瞿秋白、夏明翰、恽代英、彭湃、方志敏、李立三、陈荫林、于树德等，加上教务主任周以粟，都是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其他的教员也都是国民党左派如邓初民、何翼人及训育主任陈克文，还有知名人士李达、李汉俊等。

他给在1926年12月下旬回到长沙时见到的刚从印尼归国的张国基（原新民学会会员）发去一封电报，要张国基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职。张国基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毛泽东让他帮助教务主任周以粟办事，具体负责接洽教师和编排课程表等工作。

毛泽东一方面紧锣密鼓地筹备着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一方面兼任着其它一些社会工作。他受主持武汉军校政治工作的恽代英之邀，以政治教官的身份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深受广大学员们的欢迎。他还应邀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上作了《中国各地农民状况》的报告。

1927年3月7日，毛泽东鉴于中央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的学员大部分已经到校，只有新增豫、鲁、皖、直、苏、陕、川等地学生尚未入学，便决定让已到学员在武昌红巷13号先期上课，待其他学员全部到所后再举行开学典礼。

3月7日这一天，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

为了使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提案委员会中占绝对优势，他在预备会上率先提名恽代英为提案委员会委员。他还针对蒋介石把持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委员会合开“政治会议”的情况，在预备会上提议说：

“在开全体会议期间，‘政治会议’暂不开会，遇有重大事件发生，应授权主席团全权办理，但须向大会报告。”

毛泽东的提案，目的是要限制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势力的权力。他这一提议得到于树德等多数人的赞同。大会在表决时，获得多数票通过。

此一时期的蒋介石随着北伐战争的进行，意欲篡夺党、政、军大权，建立独裁统治的面目已经暴露无遗。早在1927年1月3日，蒋介石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名义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静江，在南昌召集“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擅自决议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武汉迁入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暂住，由此挑起了“迁都之争”。武汉地区开展了以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为中心内容的“提高党权运动”。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表反共演说，他说：“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2月28日，湖北阳新县土豪劣绅在蒋介石反革命气焰的鼓动下，纠集流氓打手数万人，闯入县农民协会和工会，将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等9人捆绑到县城隍庙，浇上汽油活活烧死。第二天，土豪劣绅又纠集土匪流氓三四千人，在全县各乡大肆焚掠，制造了“阳新惨案”。3月6日，蒋介石又唆使他的爪牙倪弻等人，暗杀了江西全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制造了“赣州惨案”。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共33人。毛泽东是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出席会议的。

蒋介石以要“迁都南昌，驱逐鲍罗廷”为借口，拒不参加二届三中全会，并向会议“请辞”中央常委和军委主席职务；他还裹挟了一部分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委委员不参加全会。

这样，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就在全会上占了多数。共产党员有毛泽东、吴玉章、于树德、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夏曦等10余人，国民党左派人士有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陈友仁、徐谦、彭泽民等10余人。

3月13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常务委员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称《农民问题案》。

3月14日，毛泽东等人又联名提出《对农民的宣言案》。

毛泽东、恽代英等7人被大会主席团指定组成提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对农民的宣言案》和《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

3月16日，全会通过了《对农民的宣言案》和《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

《对农民的宣言》阐述了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农民就不能获得解放，“农民如不得到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抵于完成。”

《宣言》还强调说：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不解决，一切纷扰变乱都不会平息，革命亦终究没有完成之日。“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广东、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贫农对于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

《农民问题决议案》是对《对农民的宣言》的具体实施纲要，共有10项内容，主要有：立即着手建立区乡自治机关；在区乡自治机关内建立土地委员会；改组乡间武装团体为人民之武力；减租25%；区乡公地及庙产，应交区乡自治机关管理；严重处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依法没收其土地财产；改革旧的田税法则；禁止高利贷盘剥。《决议案》要求各地“党部及革命的民众团体立即实行之”。否则，“国民革命将发生很大的危险”。

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组织一个中央土地委员会。

3月16日这一天，苏联《真理报》出面为蒋介石打圆场，在其发表的社论中言之凿凿地声明说：

“蒋介石保证忠于革命的原则，服从国民党的领导。”

3月17日，是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鉴于武汉军校黄埔同学会受蒋介石操纵日趋反动的情况，在会议上提议取消武汉军校黄埔同学会。他说：

“黄埔学生皆党员，似不必有同学会之设立，凡同学会同志会皆封建思想之递嬗，已不适宜于今日，故应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不应有同学会同志会设立之一条文。”

恽代英、吴玉章立即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提议。吴玉章说：

“毛同志提议不得设同学会，本席赞成。”

会议主席将毛泽东的提议付诸表决，与会全体人员一致通过。

全会在讨论彭泽民关于军事政治学校问题的提案时，詹大悲、吴玉章、恽代英等人都表示同意彭泽民的提案，主张把军校由蒋介石的工具变为国民党的工具，改校长制为委员制。这一提案实际上是要撤销蒋介石的黄埔军校校长职务。

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多项限制蒋介石权力、提高党权的决议。如：决定取消此前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合开的“政治会议”，推举汪精卫等15人组成中央政治委员会，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宋子文、顾孟余、谭平山7人为主席团。

全会决定：免去蒋介石的中央常委、军委主席和中央军人部部长职务，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

全会决定：敦请汪精卫回国赴任。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汪精卫是在中山舰事件后被迫辞职，出走法国。他于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

全会还提出了“阳新惨案”的处理问题。毛泽东发言说：

“土豪劣绅，必须以革命手段处置之。”“最好，由农民直接行动，和平办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

全会决定以邓演达、吴玉章、毛泽东3人为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委员。

二届三中全会结束后，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领导下，武汉地区立即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反蒋运动。

在这种新形势下，毛泽东要出席二届三中全会的夏曦和在武汉的李达一起回长沙去，与在长沙的谢觉哉、郭亮等人，筹办国共合办的国民党省党校，并由李达担任教育长。

3月18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抵达武昌的鄂豫二省农民代表召开欢迎大会，与会群众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共有千余人。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以“阳新惨案”的事实告诫大家说：

“农民与地主的冲突加剧了。”“我们要坚决维护农民的利益，打击土豪劣绅的反革命气焰。”

3月25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江西籍学员150余人，为“赣州惨案”结队渡江，到汉口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请愿，强烈要求改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枪决杀人凶手，释放被捕工人，并且要求中央政府致电蒋介石问责。

3月26日下午，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体师生举行有社会各界代表参加的“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

“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演出惨杀工农之事实，由此可以说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在秣马厉兵，向革命反扑，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

追悼大会发表了宣言。宣言中说：污蔑农民运动“过火”、“胡闹”，是制造反革命舆论，企图“向我们贫苦农工大众进攻，现在，我们是处在生死的关头了！”阳新、赣州惨案就是例子。宣言号召农友、工友团结起来，武装起来，铲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行农村大革命”。宣言中说：“我们要向那封建势力的黑暗继续不断地进攻，早晚必能得到光明的前途的。”“誓为阳新、赣州死难农友、工友复仇！”

追悼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带领讲习所师生举行了游行示威，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递交了请愿书，要求严惩“阳新惨案”凶手，要求“将蒋介石交付监察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按照党纪惩办。”

3月27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将筹组全国农民协会列入中央农民部的工作计划，以“统一全国革命的农民之行动”。

最早要求建立全国农民协会是由广东提出来的。早在1926年8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召开扩大会议，阮啸仙在大会报告中提出：“要筹备全国农民协会，号召全国农友一致起来，统一全国组织”。这次扩大会议还提出，要在广州设立全国农协筹备处，“以促进全国农民大团结之早日实现”。继广东之后，湖南也提出了建立全国农民协会的要求。1926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时参加了在长沙召开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促使大会通过了一个《请求成立全国农民协会的决议案》，决议案提出：“本大会应即联合广东、湖北、河南之农民协会，在最短期间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农民的协会，以确定今后全国农民运动的方针，统一全国革命的农民之行动。”到了1927年春，广东的潮、梅、海陆丰等17县农民代表大会及劳动童子军代表大会再次提出，请广东省农民协会发起组织全国农民协会。

毛泽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等提出建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讨论筹组全国农民协会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了邓演达的支持。邓演达在中央农民部关于全国农运计划的报告中提出：“全国农民协会之成立刻不容缓。”

3月28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毛泽东、陈克文，湖南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周以栗、易礼容，湖北省农民执行委员陆沉，江西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方志敏、陆智西，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陈子林、宋英、孔寅初等，举行联席会议。

会议决定由湘鄂赣3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与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于3月30日召开联席会议，共同推举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会议还规定：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任务是，代行全国农民协会的职权及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等事宜。

3月30日，湘、鄂、赣、豫4省农协代表在湖北省农协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广东的彭湃、湖南的易礼容、江西的方志敏、湖北的陆沉、河南的萧寅谷与国民党中央的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孙科、徐谦、张发奎、谭延闿、唐生智共13人为委员，组成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以邓演达、谭平山、谭延闿、毛泽东、陆沉5人为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推举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

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邓演达在中央二届常务委员会第5次扩大会议上提议，成立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5人组成中央土地委员会，任务是调查研究中国的土地分配状况，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呈送中央执行委员会核准后，交农民部执行。

4月初，毛泽东和邓演达主持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在湖北省党部、湖北省农协配合下，派出两个连的部队到阳新大张旗鼓地镇压了反革命，枪毙首犯10人，判处徒刑11人，狠狠打击了反革命派的气焰。全县农会会员由几万人激增到30万人。

4月4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中华路都府堤红巷13号举行开学典礼。此时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已经将近1个月了，共有来自17个省的739名学员，他们当中有农民260余人，工人40余人，学生400多人。

国民党中央党部、武汉国民政府、各群众团体及国际工人代表团的代表，有100余人参加了典礼，表示祝贺。毛泽东高大伟岸的身躯穿着灰布长衫，留着中分式乌黑的长发，与邓演达、谭平山、彭湃、周以粟及国际代表一起登上了主席台。邓演达主持开学典礼，毛泽东讲了话。

教务主任周以粟报告了中央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经过和教学方针。他说：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要“切实研究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的政权问题、农民的武装问题。”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发表了开学宣言。宣言中说：

“我们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这继续二次北伐的革命高潮中，举行开学典礼，这实在有非常的意义。其意义之重大，简直等于二次北伐誓师。”“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有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今天的开学，可以说是我们的誓师。我们从今天起，决心为农民奋斗而牺牲，除了农民运动，没有第二条路走。”

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发表了演说；法国代表多理越、英国代表汤姆、美国代表白劳德也相继发表了演说。

开学典礼结束后，前来参加庆典的刘谦初和他的未婚妻、中共京山县委副书记张国兰见到了毛泽东。刘谦初指着张国兰对毛泽东介绍说：

“毛委员，这是我的朋友张国兰，在京山县委工作。”

“好哇！京山县的农民运动搞得怎么样？”

毛泽东热情地握着张国兰的手，笑着问道。张国兰说：

“农会成立了，给土豪劣绅戴上高帽子，审判斗争了一些恶霸。农民的情绪高涨。不过骂农民运动‘糟得很’的人也不少，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民运动’。”

毛泽东说：

“要站稳立场。农民闹革命，打垮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政权，土豪劣绅威风扫地，所有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上层人物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是不足为怪的。”

刘谦初早年在山东齐鲁大学、北京燕京大学读书，后来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1926年随北伐军来到武汉。张国兰于1903年出生在湖北京山县青树岭张家湾一个豪门之家。她后来改名为张文秋，还有个曾用名叫张一平。张国兰在1919年参加了恽代英、林育南在武汉领导的五四运动，此时正在湖北女子师范读书，受教于陈潭秋、董必武。经恽代英介绍，刘谦初和张国兰建立了恋爱关系。

就在4月4日这一天，正当毛泽东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忙活的时候，杨开慧生下了他们的第3个儿子毛岸龙，又名杨永禄。

毛泽东顾不上照顾杨开慧母子，继续忙他的事务。鉴于统一战线中右派倾向日益明显，他为了使农讲习所广大学员能够真正地站在革命立场上代表农民的利益说话，发动全所学员和教职员共同参与，制定了一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规约”中明确写道：“我们进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研究革命的理论和行动。我们的责任，是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领导他们起来，打倒我们的敌人，解决农民群众的痛苦。”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承担我们的责任，每个学员必须具有自觉的纪律，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努力克服封建社会带来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等毛病，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很好的有效的革命工具”。

“规约”中还写道：“现在许多反革命的势力，都是从这些封建的制度、封建的思想习惯产生出来的。我们的党最近以来，有了一种个人独裁的倾向，有了老朽昏庸腐败的分子在里面作怪，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封建制度、封建思想习惯的存在。”“我们非把我们从旧社会里带来的毛病痛切的扫除，否则，我们就难免要做一个落伍的分子，难免有右倾的危险。”

“规约”同时也要求教员们在教学中要特别注重学员的世界观改造，帮助学员克服个人主义、保守观念。

中央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设有“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农村教育”、“农民问题”等课程；有恽代英讲授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帝国主义与中国》；还有李达讲授的《社会发展史》、《辩证法》。

尽管李达已经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待他还像对待党内的同志一样。他曾经委托李达去做唐生智的统战工作。唐生智后来回忆说：“记得1927年春在武汉，有一次，李达到我家来，他说：‘润之先生希望你同我们一起干革命，要我来问你，你干不干？’我说：‘干，当然要干嘛’。”

毛泽东亲自兼任的“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主课占他全部课时的60% 。他所讲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以湘南湘潭西乡一位租田15亩、仅一妻一子的壮年佃农为例子，详细计算了他一家的收入与支出。在计算中，他提出了一个“假定事实”：绝无水旱风雹虫病各种自然灾害；家人身体强壮，绝无妨碍工作之疾病；主人精明会算；所养猪牛不病不死；冬季整晴不雨；一家人终年辛劳全无休息。在这6个“假定”条件下，一家人的收支相抵也尚欠19.17元。但事实上这6个“假定”条件全部俱备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通过这个典型分析，得出结论说：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的佃农都苦，这正是许多佃农被迫离开土地，变成兵匪游民的真正原因。

毛泽东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还讲授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他开讲那一天，校内学员、教职员工和校外的群众800多人，在大教室里和走廊上挤得满满的。他那慷慨激昂、逻辑严密、生动形象、深刻鲜明地讲演，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还常常抽空到学员中了解情况，谆谆教导学员们要“做一个农民阶级的急先锋”。

在毛泽东倡导下，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经常请贫苦农民到所里做报告。组织学生到洪山、石咀、咸宁、通山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还组织学生带着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编印的《农村阶级分析调查表》到武昌郊区，调查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情况和地主豪绅的罪恶。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还编印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供学员及全国各地农运工作者自学参考。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惨杀工农群众的严峻形势下开办的，因此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非常注重军事训练。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规约”中明确规定：

“为要纠正浪漫的个人活动，并且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大家要深切明了这个意义。若以为这是用军事的力量来干涉我们的生活，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便是并不想要造成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员，是一种极大的错误。”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专门设有军事教育委员会，聘有军事教官。全校成立总队部，下设4个队部和1个特别训练队，学员们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原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刘征曾回忆说：

“把训练学生掌握武装斗争的实际本领作为重要课程。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实行军事编制，每人发了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规定每日训练2小时，每周到野外进行一次军事演习，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们的军事训练更加紧了，每日军事课增加到4小时。军事训练是从实战出发，严格要求。例如，在实行战地演习时，我们全副武装，携重20斤左右，有时快速行军，有时跑步前进，并演习野外露营和半夜紧急集合等。紧急集合要求在5分钟内打好背包，整队完毕。在作战演习中，不论沼泽地带还是荆棘丛中，只要‘卧倒’命令一下，就立即卧倒。不少同学经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短短几个月的训练，由普通的青年成长为后来各地武装起义和工农武装割据的骨干。”

这正是：蒋介石，磨刀霍霍要动手；

毛泽东，秣马厉兵正当时。

欲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来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蒋介石拒不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阴谋。他的目的就是：要么二届三中全会向他妥协，要么他就要以此为契机，大开杀戒了。二届三中全会面对羽翼丰满的蒋介石，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只是撤去了他在党内和军内的虚职，而保留了他北伐军总司令的实权，这正中了蒋介石的下怀。那些善良的人们还没有领教过蒋介石的手段吗？他岂肯善罢甘休。一个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党，处心积虑地调停共产党与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却心甘情愿唯苏联人马首是瞻，而毫无自己的主张，岂有不败之理？在经历了“中山舰事件”之后，共产党就不应该重犯历史上的错误。可以说，二届三中全会罢免蒋介石的职务以及敦请汪精卫回国复职，已经成为“四一二”大屠杀的导火索。一些人还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汪精卫哪里是蒋介石的对手？于是乎，他们就只能眼睁睁地大吃苦头了！

第25章 1927年4月—

“汪精卫一伙肯定要叛变，我们不能在此等着别人来屠杀，要尽快地转移，或者跟部队走，或者回湖南去。”

话说1927年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就中国问题发表了演说，批驳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分裂的危机“不可避免”的警告，公开赞扬和支持蒋介石。他说蒋介石是“遵守纪律的”。他还说：

“国民党是一个联盟，是一种由右派、左派和共产党组成的革命议会，为什么要搞政变？……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干的人，他们领导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外，不可能有其它作为。”

4月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根据共产国际自3月下旬以来的多次指示，与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汪精卫联名发表了由他起草的《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史称《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称：蒋介石“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宣言》中还说：“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

汪陈宣言不仅进一步刺激了蒋介石，成为“四一二”大屠杀的导火索，而且还从思想上解除了共产党人的武装，使全党在危机面前完全处于无戒备状态。

4月6日，占据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搜查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逮捕了苏联外交人员和在大使馆避难的共产党北方区书记李大钊及夫人赵纫兰，还逮捕了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和路友于、张挹兰（女）等，共60余人。

4月9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彭湃、方志敏等13人，向全国发表就职通电，宣布“就职视事”。通电中说：

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誓立于革命地位，领导全国农民努力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与一切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做最后的斗争。”

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决定于5月1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民临时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农协。

1927年春，周谷城来到武汉，住在黄鹤楼附近一个叫“一枝栖”的廉价小旅馆里。毛泽东前去看望他，一进门便关切地问：

“周先生，你为什么住了这样的旅馆？”

周谷城说：

“便宜，每天只要一角钱。”

周谷城拿出他在湖南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撰写的一篇题为《农村社会之新观察》的讲稿，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阅后说：

“这篇文章是花了工夫的，应该在报上发表。”

在毛泽东的帮助下，周谷城的文章发表在了《中央日报》副刊上。邓演达对周谷城的文章很欣赏，要周谷城到他组织的河南前线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去当秘书，周谷城以自己体弱、胆怯、痔疾等由婉言推辞了。毛泽东说：

“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你既不想去，可否到全国农民协会工作？”

周谷城知道全国农民协会的工作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很爽快答应了。毛泽东交代说：

“明天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要开会，你先到那里去一趟。”

第二天上午9点，周谷城来到全国农民协会会议厅外的接待室，坐在那里等候，一直等到执行委员会开完了会，毛泽东出来了，对他说：

“我已经安排好了，周先生明天就可以到全国农民协会来上班。”

就这样，周谷城在全国农民协会当了一名宣传干事，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努力工作。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周谷城与在中央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秘书的夏明翰也来往密切，关系极为融洽。

4月12日，毛泽东出席邓演达主持召开的第2次中央土地委员会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

“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

就在1927年4月12日这一天，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何以会在上海先动手？原来早在1927年3月21日中午12时，上海总工会在杭州方面的北伐军抵达上海附近龙华的有利条件下，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80万工人实行总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到22日下午6时，工人武装攻占了统治上海的直鲁联军的全部据点，控制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各个地区，取得了第3次武装起义的完全胜利。众所周知，蒋介石早年曾混迹于上海滩，如今眼看着大上海落入共产党人及工人阶级之手，他岂肯干休？于是便唆使黑恶势力挑起事端，在谎言掩盖下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疯狂地挥舞起了屠刀。

且说这天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首先发出政变信号，然后由杜月笙组织的“中华促进会”流氓武装，袖佩白色“工”字臂章，浩浩荡荡从法租界出发，分别向驻守在南市、闸北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上海总工会等处发动突然袭击。驻在闸北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的工人纠察队，对流氓武装的进攻进行了英勇地抵抗。杜月笙见他的流氓武装攻不进去，就借来了一门小钢炮，硬是轰开了图书馆大铁门。

正在此时，蒋介石事先安排好的原孙传芳旧部周凤岐的第26军的部队突然出现了，团长邢振南对工人纠察队喊话说：“我们是来调解纠纷的。”军队闯入大门后，将工人纠察队全部缴了械。与此同时，驻守南市、浦东和吴淞的2700多名工人纠察队的1700枝枪，也被蒋介石以同样的手段全被缴去。

北伐军东路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当天宣布说：“本早，闸北武装工友大肆械斗，殊属妨碍地方安定秩序，本总指挥职责所在，将双方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

上海总工会当即发出通电抗议。

4月13日，上海总工会在青云路广场举行10万人抗议集会。会后，群众结队到第26军第2师司令部请愿。当他们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突然遭到周凤岐部的枪击。请愿群众当场死亡100多人，伤者无数。

国民党反动派派兵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封闭了上海特别市政府。

4月14日，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在上海全市进行大搜捕。3天之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3000余人被杀害，5000余人被捕，3000余人失踪。

4月14日这一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说蒋介石已被帝国主义所收买，成了帝国主义强盗的同伙、工人运动的敌人。

4月15日凌晨，李济深在广州部署反动军警，向工农团体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20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100余人被杀害。著名共产党员邓培、萧楚女、熊雄、刘尔崧、李启汉、毕磊遇难。

此后，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和广西等蒋介石统治的地区，也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大屠杀。

就在这腥风血雨中，毛泽东的六弟毛泽覃被迫偕同妻子周文楠离开广州，向武昌转移。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覃的发妻叫赵先桂，他们在1924年结婚，婚后不久因工作需要，两人各奔东西，就此断了红线。赵先桂于1925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回国，先后在湘乡和洞庭湖一带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赵先桂到山东担任了山东省委秘书职务，改嫁省委宣传部长裴光。1932年她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旋被杀害于济南。

周文楠是毛泽覃的第2任妻子，又名周润芳、周旬年，于1910年11月出生在长沙一个官宦之家。其父周模彬在清朝曾任过知县、知州。周文楠成年后，和母亲周陈轩一起背叛了封建家庭。1925年，周文楠和母亲及同父异母的哥哥周自娱在长沙小吴门松枝园1号家里，协助党组织收藏、保管和传递共产党的机密文件，毛泽东兄弟3人和郭亮、夏明翰、萧三都到过周家，在那里开会，研究工作。周自娱比继母大几岁，比毛泽覃年长近30岁。他早年中过秀才，后来投身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是一位很有身份的饱学先生。周自娱见毛泽覃气宇轩昂，言行举止从容，落落大方，对妹妹和毛泽覃的相爱深表赞许。1926年7月，周文楠和母亲一起到了广州，在母亲的操办下，周文楠与毛泽覃完婚。

再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毛泽东立即将中央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师生们动员起来，每天都分成小组，打着红旗，带着写好的传单、标语，深入街道、农村，发表演说，表演戏剧，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惨杀农工的罪行。同时，他们的军事训练每天增加到4小时。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发布《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开除蒋介石党籍；委任冯玉祥接替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委任唐生智为副总司令；命令全国将士及革命群众团体捕获蒋介石，将其按反革命惩治。

以“左派领袖”自居的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高调反蒋，他说：“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声称要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4月18日，蒋介石在人民的血泊中宣布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并将毛泽东、陈独秀、林伯渠、谭平山等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193人的名字，列入“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号通缉令中。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2次北伐誓师大会。

此时武汉政府统帅下的部队是第2、第3、第4、第6、第8军，还有冯玉祥的西北革命联军；其中除朱培德的第3军动摇于南京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之间外，第2、4、6军战斗力都比较强，特别是第4军，被称之为“铁军”，而第8军则是兵员最多的一个军，拥有10个师之众。

唐生智率部开往河南，与冯玉祥一南一北夹击奉军。

后来在5月间，第4军与贺龙的第15师在河南信阳、漯河一带，打垮了张学良所统率的奉军主力第3、第4方面军。是役，共产党人领导的第70、71、73、74、77团，起了重大作用；其中26师77团团长、共产党员蒋先云身负重伤，坚决不下火线，最后壮烈牺牲。

再说在4月19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土地委员会的委员、中央各委员、各省区农民运动负责人、各省区党部的负责人，以及军队的军、师长、政治部主任，还有苏联顾问2人。

扩大会讨论的问题是：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和方法；农民政权问题；佃农保护法；处分逆产条例；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

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多次发言，他说：

“应确认并大力宣传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只有废除一切阶级剥削，才能解除农民的痛苦，才能使广大农民为革命勇敢作战。”“农村政权的建立应分两步，革命时期，权力归农会；革命过后，实行乡村自治。”

会议在解决土地问题上分歧很大。汪精卫、何键等人以保障革命军人利益为旗号，企图保护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军阀的土地。毛泽东则发言说：

“革命军人无土地的，应在革命战争终了复员以后，由政府分配土地。”

夏曦鉴于军人有土地保障条例，提出应规定保障佃农条例。毛泽东支持夏曦的意见，还提出要免减佃农的租税，田主不得虐待等。

也就在4月19日这天晚上，刘谦初、张国兰来到武昌都府堤41号看望毛泽东。据张文秋后来回忆说：

“在我们谈话中间，杨开慧从房里出来，给我们倒了茶，端来了花生和瓜子。岸英和岸青紧紧跟在她身后，一个大约四五岁，一个大约两三岁，都是很逗人喜欢的机灵模样。我给他们一人抓了一把花生。岸英很有礼貌地说：‘谢谢！’岸青也跟着说：‘谢谢！’为了不影响我们的谈话，保姆把两个孩子领了出去。临出门时，兄弟俩回过头来，对我招招手，说：‘再见！’”“因有人登门拜访，谦初和我便起身告辞。毛泽东同志亲自送我们走出大门。他还盛情邀请谦初以后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做一次演讲，给学员们讲讲北伐的经过，谦初爽快应诺了。杨开慧还一再邀我们常来玩。在回去的路上，谦初很有感慨地说：‘与毛泽东谈一席话，真是胜读10年书啊！’”

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宣言声讨蒋介石是“反革命的刽子手”，宣布要消灭“蒋介石所代表的反革命的社会力量”。

4月22日，毛泽东、恽代英等和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宋庆龄等40人联名签发《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纠集新老军阀，屠杀革命民众的罪行。《讨蒋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武装部队，共同“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通电》中还说，如不打倒蒋介石，“革命群众将无噍类”。

4月23日，武汉市举行30万人群众大会，由此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高潮。

4月26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5次扩大会议。他提议说：

随着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的进行，“北方农民运动应积极注意”，“北方农运是十分重要的。如不得北方农民的同情，北伐军是孤军奋斗。所以直、鲁、豫农协应早日成立。”

这一提案获得扩大会议通过。

扩大会议还通过了《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等几个决议案。《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当前只能做政治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均应加以保护，地主及佃农制度尚不能完全消灭。《决议案》同时规定：拥有肥田不超过50亩、瘦田不超过100亩的都算小地主。

这个极不彻底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后来在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审批时，由于谭延闿、汪精卫等人反对，又被搁置了起来。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风雨操场举行开幕式。此前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都出席了开幕式，他们是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山西、四川、江西、安徽、江浙、北方11个省及地区的正式代表，其中有：陈独秀、谭平山、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朱锦棠、陈乔年、陆沉、郭亮、易礼容、陈佑魁、黄锦辉、王若飞、李震瀛、张佐臣、庄文恭、杨培森、王根英、郑复他、林钧、顾顺章、张金宝、黄平、潘心源、尹宽、郑超麟、张国兰等，代表着全国57967名党员。

在“五大”的82名代表中，党的第四届9名中央委员只有一人没有到会，他就是已经身陷囹圄的李大钊；此外，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崧已在广州被杀害；上海特委的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正在白色恐怖中与反动派周旋，未能到会。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米夫出席了开幕式。

国民党“左派”代表谭延闿、孙科、徐谦及苏、英、法、美等国共产党代表，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等代表应邀列席会议。

此时，萧三已经留法归来。毛泽东和刚刚回国的蔡和森（1925年10月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及萧三在“五大”上再次重逢。

毛泽东将他和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在联席会议上议决的提案，提交给代表大会。

陈独秀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之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国民党代表徐谦，还有各国党代表及群众组织代表，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词祝贺。

开幕式结束后，毛泽东见到了京山县代表张国兰。他关切地问道：

“刘谦初同志怎么样了？听说他就要随北伐军出征了。你们俩的恋爱进展得怎么样了？”

张国兰在4月26日刚刚与刘谦初举行了婚礼。她兴奋地说：

“前几天我们已经正式结婚了。”

“哟，新娘子，恭喜！恭喜！你们不够朋友嘛，连喜酒都不请我们喝一杯。等你们生了孩子我可要吃红蛋哟！”

张国兰笑着说：

“到那时当然要来请你的。”

毛泽东也笑着说：

“别人都祝你早生贵子，我倒希望你多生千金。你们不是很喜欢我的儿子么？将来要是你生了女儿，我们两家好对亲家，把你的女儿做我的儿媳妇。”

张国兰笑笑说：

“好啊，你可真会讲笑话。”

毛泽东不经意的一句玩笑话后来竟成了真事，张国兰此后先后生了3个女儿。22年后，已经改名为张文秋的她，将她与刘谦初所生的大女儿刘思齐嫁给了毛岸英；33年后，又将她与陈振亚所生的二女儿邵华嫁给了毛岸青。

且说在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五大”转至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同乡会馆继续进行。

大会开始时，瞿秋白向与会代表散发了他在2月间撰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原名为《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的小册子，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对党的病症“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瞿秋白、顾顺章、张金宝、张国焘、谭平山等组成主席团；蔡和森为大会秘书长。

陈独秀在大会上作了长达6个多小时的政治报告。

政治报告为党在“中山舰事件”后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作了辩护。陈独秀认为，“共产党的退让，是由于力量不足和党没有适当的准备而引起的。在广东发生这样的错误应该认为是可以宽恕的。”

报告认为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是错误的，工人只能搞经济斗争，不能搞武装斗争。陈独秀错误地认为，现在“革命运动中的潜在危险大为减少”。他主张对小资产阶级让步，对小地主让步，并同小地主联盟。他说：“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也是太革命了的。我们在相当时期以内，必须保持一种折中的中庸的路线，或许是很短时期的，然而，在最近将来一两个月中，我们必须和小资产阶级保持联盟。农村的阶级斗争虽然正在发展，然而这个斗争还没有达到极端的程度。因此，小地主是不能被剥夺的。”我们“不应陷入极左的错误，而应该采取不左不右的政策。”陈独秀否定了毛泽东、彭湃、方志敏等人提出的支持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猛烈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自治政权的提案。

报告提出了革命“向西北发展”的退却主张。报告对革命领导权问题采取退让的政策，陈独秀说：“我们尚无很大的决心参加政府。”

罗易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是：第一，中国目前是民主革命阶段，它有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和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可能；第二，中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没有脱离关系，在革命发展之下它必然不可避免要背叛革命，因此我们一定要反对资产阶级，夺取革命领导权。为此，（1）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农民，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来发展土地革命；（2）要坚决领导工人斗争，满足工人的要求，坚决实行8小时工作制，使工人阶级更加坚固的团结起来；（3）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党要设法与之巩固联合；（4）对于国民党，要实行改组，使广大工农加入，转变国民党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坚决反对右派；（5）共产党要参加国民政府，从上而下的执行革命的政纲，巩固革命的政权。

就在4月28日这一天，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北京遭到了反动军阀张作霖的残害。

这天上午，张作霖反动当局判处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范鸿劼等20人绞刑。李大钊大义凛然，他向反动派宣告说：

“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下午2点，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范鸿劼等20人走上刑场。李大钊第一个走向绞刑架，他奋力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丧心病狂的刽子手们为了延长李大钊痛苦的时间，行刑长达28分钟之久。

国人闻之无不动容。冯玉祥下令全军为李大钊戴孝。

4月29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为加强对北方农民运动的指导，联合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被推举为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

“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将随着北伐军一起进击河南，指导战区的农民运动。毛泽东特意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选拔出了熟悉北方情形又能吃苦耐劳、善于作宣传组织工作的100余名学员，将随同“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成员一起赶赴河南战区，开展农运工作。

4月下旬的一个夜晚，有两名反革命分子潜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宿舍，将硝镪水泼在共产党员廖琛和另一个学员黄剑夫身上。在毛泽东指导下，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查明这一恶性事件是由混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内的国民党反动组织AB团分子策划的。掌握了他们的罪证后，毛泽东突然组织了一次全校大搜查，结果搜出了不少反动的秘密信件、公文和传单以及炸弹、武器等，捕捉了一些反动分子，在全校召开揭发批判大会议后，遂将他们送交革命法庭依法惩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同时又清洗了混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一些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的学员。

1927年5月4日，汪精卫应邀列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了两次讲话。他高谈阔论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就使以陈独秀为首的一部分中共领导人继续沉迷于错觉之中。

5月5日，“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部分成员及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百余名学员前往河南，毛泽东以全国农协代表及“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身份参加欢送会，勉励他们努力工作。

在5月初的几天里，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以及来自各省的许多代表都在“五大”上发了言。他们不赞成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对陈独秀报告中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他们认为党过去犯的错误主要是“过高估计资产阶级，错误理解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政策。”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放弃革命领导权，特别是在中山舰事件上所犯的右倾错误。

蔡和森在发言中说：“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应采取坚决的领导态度而不应尾随他们的动摇、犹疑，做他们的尾巴。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如若不然，我们的革命也将如法国及俄国二月革命一样破产。”蔡和森还指出：“我们现在虽然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记其中还保留有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分子（孙科、谭延闿），这些分子是随时可举行3月20及4月12日的大屠杀对付我们的；富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店主、厂主等）亦时有武装暴动反对我们之可能。”

其间，毛泽东因故数日缺席会议，任弼时在大会上积极发言，支持毛泽东的观点，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要给蒋介石以坚决的回击”的意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吸取“中山舰事件”的教训，积极准备自己的力量。

任弼时还代表团中央宣读了《致党中央意见书》，切中了陈独秀的要害。陈独秀恼羞成怒，伸手夺下任弼时手中的《致党中央意见书》，撕得粉碎，吼道：

“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

陈独秀命令任弼时坐下，任弼时不予理睬，昂着头继续讲下去，他呼吁全党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对国民党开展坚决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事变”出现。

大会在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把持下，毛泽东等人的意见没有引起大会的注意。陈独秀他们还把毛泽东排斥于大会领导之外，并剥夺了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

5月9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等文件。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共31人，他们是：陈独秀、李维汉、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项英、向忠发、张国焘、罗亦农、陈乔年、赵世炎、张太雷、陈延年、谭平山、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彭湃、夏曦、贺昌、易礼容、彭述之、杨之华、罗珠、罗章龙、李涤生、顾顺章、杨其珊。

选举中央候补委员14人，他们是：毛泽东、郭亮、黄平、吴雨铭、陆沉、刘伯庄、袁达时、毛科文、陈潭秋、薛六、林育南、庄文恭、李震瀛、王亚璋。

大会同时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7人：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

候补监察委员3人：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

5月10日，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7人，他们是：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

选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苏兆征、周恩来、张太雷。

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3人：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

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

选举中央秘书长：李维汉。

选举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别担任组织、军事、工人、农民部部长。

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排斥在党的领导核心之外，在党内领导农民运动的职权亦为新成立的农民部所取代，只剩下了一个“中央候补委员”的名头。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党仍然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等人身上，毛泽东已经预感到一场劫难即将来临。在无比的郁闷和惆怅中，杨开慧陪同他默默地漫步在暗流涌动的大江之滨，徘徊在蛇山上一座始建于公元3世纪的黄鹤楼故址前。面对烟波浩淼奔流不息的滚滚长江，毛泽东感慨万千，情不自禁地吟诵道：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便是他那首著名的《菩萨蛮·黄鹤楼》。站在一旁的杨开慧听了，激动地说：

“润之，这首词真好，前几句太苍凉了，后几句一变而显得昂扬，壮怀激烈，我听了也心绪难平。”

毛泽东说：

“目前武汉的这个局势，叫人心绪怎么静得下来！不过，我想办法总会是有的。”

正是：诗人忧国忧难解，壮怀把酒酹江涛。

欲知毛泽东在逆境中如何斗争，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斯大林对蒋介石的估计和期望甚高，说他是一个能干的人才，且断言除了反帝以外，他没有其它路可走，岂不谬乎？在“四一二”前后，斯大林又把希望寄托到了汪精卫身上，也实在是糊涂得可以！后来第一次大革命终于落败，陈独秀固然难辞其咎，但历史学家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往往为斯大林这个“尊者”讳，就难免有失公正了。

毛泽东在“五大”上批评陈独秀，结果被剥夺了表决权，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失去了在党内领导农运的职权。由此可见，陈独秀虽然对“老子党”唯命是从，可是他对内也真够专横的了。

第26章 1927年5月—

“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拿起武器，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以暴易暴，拿起枪杆子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话说1927年5月13日，驻守在湖北宜昌的武汉国民政府革命军第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在南京方面蒋介石的策动下，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发表《讨共通电》，发动了反革命叛乱。

5月17日，夏斗寅率部偷袭武汉，进逼距武昌城南30公里的纸坊车站。

此时武汉国民政府所属主力部队，大多已开赴河南前线，与奉军激战，无法回援。形势万分危急！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恽代英建议说，组织“农工及学生两千人，编为义勇队”，开赴前线讨伐夏斗寅。

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以武汉警卫团和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为骨干，整编为中央独立师，由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和党代表恽代英率领，开赴前线平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找到毛泽东，要他组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协助独立师防御。毛泽东欣然应允，说：

“如果能较好较快地镇压夏斗寅，湖北大致不会出什么岔子。”

他迅即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中选出400余人枪，编入叶挺中央独立师第2团第3营。

中央独立师在叶挺和恽代英率领下，很快就平定了夏斗寅的武装叛乱。

哪知这一波刚过一波又起，按住葫芦起来瓢。

5月21日晚，驻守在湖南长沙的武汉国民政府革命军第35军独立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35军军长何键策划下，率部下1300多人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突然发起进攻，收缴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枪支，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土豪劣绅，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叛乱。

湖南各地反动武装得知许克祥在长沙已经动手，便纷纷向工农武装发起进攻。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全省被屠杀的工农群众就有1万多人。因“21日”在电报中的代日韵目是“马”字，故而历史上把从“21日”开始的这一场反革命事变称为“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发生后，陈独秀主张以武力解决许克祥等反革命武装。汪精卫却说这一场反革命叛乱只是一次“军民冲突”。他还幸灾乐祸地讥讽陈独秀说：

“你们在湖南的10万大军还打不过许克祥1个团。”

汪精卫一面声称要查办许克祥，一面又下令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动。

陈独秀马上改变了态度，向党内发出指示说：目前从政治上考虑，不宜用武力讨伐，“百事应由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农军不得进攻长沙，湖南问题静候武汉国民政府解决。”

5月下旬的一天，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委员、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农工厅厅长董必武来向毛泽东紧急求援，请求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增援湖北麻城农民协会。

原来在不久前，从湖北麻城逃往河南光山的一些土豪劣绅和当地地主武装相勾结，结成反革命同盟，对麻城农民协会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制造了反革命惨案。他们还纠集当地的红枪会2000余人，围攻麻城县城，企图一举消灭城里的农民协会和共产党组织。麻城县委特别支部派农民自卫军队长王树声到武昌向董必武汇报。董必武立即召开会议，组织了一个查办麻城惨案委员会，由王树声做向导，赶赴麻城。委员会到达麻城后，组织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革命群众，坚守麻城；经过六七天激战，暂时击退了敌人。红枪会众撤回其北乡的巢穴，伺机反扑。查案委员会成员回到武昌向董必武作了汇报。董必武感觉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为彻底消灭这一股反革命武装，便来找毛泽东，向他求援。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城南街一个书香世家，1903年考中秀才；1914年赴日留学，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他作为武汉小组代表与毛泽东初次相识。

毛泽东和董必武紧急磋商后，立即调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中以湖北籍为主的学员300余人，组成学生军，与湖北省政府警卫团3营一起，前往麻城增援，追剿红枪会。

5月30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以常务委员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毛泽东、陆沉的名义，发出《全国农协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训令》肯定了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和打倒土豪劣绅的必要性，揭露了蒋介石、许克祥和土豪劣绅反攻倒算的罪行。《训令》中说：蒋介石、夏斗寅、许克祥等叛变，均反对工农运动，并非工农运动果真有“过火”问题。

《训令》同时也承认在农运中“上级机关之指导能力，不能与需要相适应，确为不可否认之事实。”《训令》还分析了湘鄂赣农民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如少数农民有侵犯军人利益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也给土豪劣绅、蒋介石等反动派以制造造谣、挑拨离间的借口。

《训令》号召各地农民协会，为不使反动派借名滋事，捏词诬陷，要“严密农民协会组织，整肃农民运动的步骤”，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开始乡村建设事业；加紧宣传工作。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造成整个的打倒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之森严的革命堡垒，以保障已得的革命胜利，力求耕地农有之实现，而达到解放全中国民众的目的。”

5月31日，全国农协及湖北省农协在汉口普海春饭店宴请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毛泽东主持宴会并致欢迎词，他说：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在过去“只能有空洞之口号，然在今天欢迎会上，已充实了此口号的内在性。”

毛泽东还强调说，中国农民“是革命进程中主要之力量”，无产阶级是农民的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深赖工人运动之影响与指导，其有益于革命前途，实在无可限量”。

1927年6月1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罗易收到了5月30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来的“五月紧急电令”，其主要内容是：1、中国共产党人要坚决实行土地革命。2、动员2万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5万革命群众，编成几个新军，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3、鉴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领导正在动摇妥协，应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去，把国民党改造成工农专政的政党。4、组织革命法庭，惩办与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军官。

这个“紧急电令”是否可行呢？据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部调查，此时湖南有农民协会会员600余万人，湖北有250万人，河南有24万人，陕西有70万人，广东有70万人，江西有38万人。此外，在四川、福建、山西、广西、安徽、热河等省，农协会员也日益增多。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各省特别是两湖，尚拥有雄厚的群众基础，“紧急电令”还是可行的。但一直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陈独秀，在接到“紧急电令”后，却一反常态，说莫斯科是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拒绝向全党传达。鲍罗廷和维经斯基也认为，“紧急电令”一时无法执行。鲍罗廷要陈独秀立即复电给共产国际，罗易却以未和政治局商量为由，表示反对，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

6月3日，邓演达、谭延闿、谭平山、毛泽东、陆沉等人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强烈要求对许克祥的反革命行为必须“命令讨伐，肃清乱源”。否则，反革命将“日益凶横，愈难制止”，革命的前途就要遭受严重之打击。

6月5日，对汪精卫尚抱有幻想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未和任何人商量，竟擅自将国际电报向汪精卫出示，并给了汪精卫一个副本。他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领导人中唯一设法与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

汪精卫看到电报，大吃一惊，立即召集心腹，商量对策。接着，汪精卫以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紧急电令”为借口，在武汉中央政治会议上做出决定：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的全部职务，驱逐回国。

后来在6月22日，共产国际以罗易将这份“绝对不能给任何其他人看的电报”的副本交给了汪精卫看而“犯了一个组织性错误”为由，决定将其召回莫斯科。

就在6月5日这一天，国民革命军第5路军总指挥、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也转向了反动，在江西公开叛变革命。他宣布南昌戒严，禁止工农运动，以“礼送”方式，驱逐142名共产党员和政工干部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出江西；同时，捣毁了工会、农会。

6月5日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军从湖北麻城返回到武汉。

此前，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军300余人和警卫3营在麻城工农武装配合下，大举向反革命武装和红枪会反攻，一直打到河南光山县新集附近，取得了平叛斗争的重大胜利。

6月6日，学生军照常上课，同时在毛泽东指导下，和其他学员一起开始了一场捕捉从外省外县逃来武汉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活动。携带巨款潜逃到武汉的湖北松滋县代理知事、贪官污吏刘树勋，当了两个月的知事就搜刮人民血汗几十万元。他被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松滋籍学员捕获后，报经有关部门批准，游街示众，尔后送给湖北省农民协会处理。

6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答复共产国际5月30日“紧急电令”，在汉口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任弼时、谭平山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等人。

陈独秀在宣读国际电令之后说：“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共产国际可能不知道，没有过火行为，反动派的统一战线不会这么容易形成。”关于吸收新的工农领袖加强国民党的领导问题，他说：“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关于由工农组成新的军队，陈独秀也认为有一些困难，他说：“现在我们应当进行谈判，同军阀进行接触。我们不能同这些将领断绝往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关于建立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他说：“组建革命法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陈独秀最后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

谭平山也发言说：“我们不应过高估计莫斯科的电报。”他还说：“本部没有自己的政策，它服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他表示：“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一项重大任务，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做充分准备，仅有响亮的口号是不行的。”“如果我们在局势恶化的情况下还主张解决土地问题，那就更糟糕了。”他还认为：“建议向国民党输送新的领导人是对的。现在的国民党是中央执委会没有进行革命的胆量。改组国民党是必要的。”“建立武装力量非常重要。湖南有30万起义农民，困难在于如何获得武器。”

陈独秀最后“建议在收到莫斯科对中共电报的答复前不采取任何措施。”

6月11日，陈独秀发表《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

“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成了他屠杀共产党的代价！”

陈独秀对“四一二”大屠杀的悔恨尽管已经迟了，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可惜的是，在“马日事变”发生后的严峻形势下，另一场更大规模的反革命大屠杀已经悄悄临近，他却尚在迷途中，毫无察觉，没有任何防范措施，大革命岂有不败之理？

此时，湘鄂赣3省已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从事工运、农运、统一战线工作的干部，已经无法立足，便逃来武汉或在原地隐蔽起来转入地下活动。

毛泽东和蔡和森、李立三、郭亮一起，多次接见从湖南逃来的工农干部们，向他们详细了解“马日事变”前后的情况。

原来，国民革命军中的军官，大部分都是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早已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反共情绪。早在5月17日，何键的心腹余湘三就召集一批反动军官在小吴门外许克祥的团部开会，决定以武力摧毁工农武装，由许克祥为指挥，在5月21日晚发动叛乱。不久，湖南省委就接到一些反映，说是长沙驻军已经在街上堆沙包，显然是准备巷战，一定会有突然事变。省委接到情报后，书记夏曦只留下一张纸条，说“我到中央汇报去了”，便不辞而别。省委其他领导人坐在一起开会又开会，讨论又讨论，拿不出办法。5月21日白天，他们看到没有出事，又乐观起来，照常举行党的活动分子大会，说形势已经好转了，不过仍然需要应变。可他们又没有具体措施。当天晚上，中共湖南省委又秘密开会，商量了工农武装准备就地自卫，散会时已是11点钟，外面突然枪声大作，除了领导人转移之外，各种应变措施都来不及采取。许克祥率领1300名叛军向湖南省党部、省市总工会、农民自卫军总部、省党校、特别法庭和工人纠察队发起了全面进攻；黄埔军校三分校内的反动师生也对革命师生开火，实行血腥的清洗。在长沙市内虽然有一千多名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但他们是白天上班，晚上把枪集中锁起来回家，结果在突然袭击面前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有几十个值班人员进行了零星抵抗。一夜之间，许克祥一个团竟然封闭了革命机关70多处，长沙城全部被反动武装控制。

毛泽东听了大家的汇报，这才明白，反革命势力之所以能够轻易得手，问题就出在党内，根子在中央，表现在省委。但他不好对这些基层干部明说。就在这时候，他的“上山”思想开始萌发了。据袁任远回忆说：

“6月中旬，毛泽东在汉口日租界一家旅社里，召集湖南工会、农协干部会议。干部们汇报了革命者被残害的惨状，请示未来的行动。毛泽东要求大家说：‘回到原来的岗位，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拿起武器，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以暴易暴，拿起枪杆子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在从湖南来的干部当中，有一位名叫何坤，就是本传第一卷中已经提到的赴法勤工俭学成员何长工，其他的还有蔡协民、程学敏、欧阳健等人。

何坤，湖南华容人，1900年出生，1918年毕业于湖南长沙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去比利时做工；1924年回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5年在南县、华容从事学生运动，1926年秋任华容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中共南县、华容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

蔡协民，又名蔡杰，1901年7月出生于湖南华容一户农家，幼年读了11年私塾，1921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预科，后因病辍学回乡任小学教员；1924年考入长沙湘江中学农村师范部，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0月赴广州入第5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2月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南县、华容、安乡，沅江4县农民运动特派员，不久任中共华容县支部书记并兼国民党华容县党部农民部部长。1926年秋组织3000余人农民义勇队配合北伐军作战。

毛泽东对何坤、蔡协民等人说：

“现在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是，总会有高潮的到来。实践证明，高潮时，需要武装力量；低潮时，更需要武装力量，而且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你们已经暴露，要改名字，尤其是何坤，反动派已经将你列为‘大暴徒’之一。”

蔡协民笑着说：

“我不改，协民就是农民协会的意思。何坤的‘坤’字，本来就不雅，要改就往‘公’字上改。”

毛泽东一听就笑了，他想了想说：

“那好嘛，何坤1918年在长辛店做过工，就叫何长工吧！你们两个人来一个工农联盟！”

何坤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从此就改名叫何长工了。毛泽东安排他去武昌警卫团工作。蔡协民则去了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

6月13日，毛泽东出席由汪精卫主持召开的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谭延闿、孙科等人及从郑州赶回来的唐生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马日事变”后的湖南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以大量的事实驳斥反动派散布的“军民冲突”的谰言，澄清事实真相。他说：

马日事变，完全是潜伏在北伐军队伍里的反动军阀策动的叛乱，是许克祥的部队向湖南省农协进攻，向省农工会袭击，缴工农的枪，屠杀工农群众。

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主张以强硬手段对付反革命派，但会议最后仍决定以和平方法解决马日事变，“不用武力解决湖南问题”。毛泽东对此非常气愤。

6月13日晚，毛泽东和谭平山、邓演达等人议决，以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由毛泽东执笔起草一份《全国农协临字第四号训令》，号召各级农民协会，一致请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北伐后方的反动派；明令惩办许克祥等叛军，解散其“救党委员会”，恢复湖南省农协、省总工会、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明令禁止江西朱培德部驱逐共产党员及工农领袖；肃清湖北各县土豪劣绅、逆军、土匪，镇压蒋介石的奸细。“训令”还号召各省农协，“尤应更加努力，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以反抗土豪劣绅武装袭击，而镇压一切反动封建势力之挑拨离间。”

6月15日、17日，《全国农协临字第四号训令》刊载于汉口的《国民日报》上。

6月18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了毕业典礼。

此时，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们经过3个多月的学习、战斗，已经锻炼成为能文能武的革命人才了。邓演达在典礼上勉励他们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开展农村革命斗争。毛泽东等人向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体学员颁发了刻有“农民革命”4个字的铜质五星证章。

这一天，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全国农民协会举行了“欢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毕业会”，尔后，学员们大部分被委任为农民协会特派员，奔赴各地农村。

后来在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随同贺龙、叶挺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一部分江西籍的学员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后面将要讲到的学员陈慕平回到家乡井冈山后，担任了袁文才的秘书，为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与袁文才部汇合，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学员戴克敏、刘文蔚、汪奠川等领导湖北黄安、麻城农民起义，对开辟鄂豫皖根据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学员程伯谦协助方志敏开创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学员李骏领导了江西于都（原雩都，因其北有雩山而得名。1957年因“雩”字生僻，改为于都）暴动，为毛泽东率领红军挺进赣南，建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学员刘苹非在开创湘鄂西根据地的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再说6月19日，冯玉祥到达徐州与与蒋介石会晤，在第一次会谈中拒绝了蒋介石要他向武汉进兵消灭“反动势力”的请求。他认为，宁汉双方应消除隔阂，集中势力继续北伐。

6月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第二次会晤，欣然接受了蒋介石要他在军队及其管辖的区域内“清党”的建议，决定与南京政府联合反共，“礼送”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出境。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

6月下旬，毛泽东送走完了奔赴各地的毕业生，结束了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便立即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鉴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湖南省委领导成员遭通缉追捕，党组织陷于瘫痪状态，应该重新组织湖南省委。他同时也提出请求，自己回湖南去工作。

6月2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重新组织湖南省委，由毛泽东等19人组成新省委，以毛泽东、贺资深、夏明翰、李植、林蔚5人为常委，毛泽东任湖南省委书记。

毛泽东接到命令，立即离开武汉，赶回湖南。

6月25日，蔡和森告假住在毛泽东家里养病，给中共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他根据湖南的局势的变化，在信中建议说：

“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既然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于鱼游釜底！”“中央机关应移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即应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

此前，原本曾经主张讨伐许克祥的唐生智，已经受命回到了湖南，调查解决“马日事变”以来的湖南问题。可他到长沙后不几日，就在余湘三等豪绅政客的怂恿下转变了立场，悍然反对工农运动。

6月26日，唐生智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说：

“工农运动领导失人，横流溃决，迭呈恐怖，到处抽捐罚款，肆意侮辱，甚至加以杀害，日言工农商学们大联合，则日事拆散联合战线，提倡阶级斗争，务使各不相容。”

唐生智明令取消工农团体，停办中等以上学校，取缔“二五减租”，公开反对共产党，默认长沙市公安局逮捕共产党员数十名，杀害5人；并企图加害毛泽东。

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新省委毅然举起了反对唐生智的旗帜。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了一份《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提出了一系列挽救革命的方针和行动纲领：

第一，恢复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恢复各地党的组织，加强支部建设，洗刷动摇分子。第二，恢复省总工会和各级工会，酌情进行一些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第三，恢复省农协及各级农协，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中着重提出了保存工农武装的形式：

1、工农武装已不能公开存在，要设法在下面3个形式之下保存武装。第一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再次之则将枪支分散埋于土中。2、工农要用种种方法取得武器（如夺取溃军、团防的枪支或集资购买枪支），秘密从事武装训练。3、设法打入团防局，有组织的投入军队。4、利用各派军阀的冲突，做分化工作，特别要用种种方法破坏唐生智的军队。5、有计划地从事红枪会运动。从他们“劫富济贫”的口号与我们“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来看，说明将来他们可作为帮助土地革命的一种力量。他们中间已输入“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现在要输入“反帝”、“反军阀”、“反唐拥农”的口号及通俗的革命学说、革命纪律到他们里面，使之走上真正革命的轨道，而赞助土地革命。6、健全省的军事部。

欲知毛泽东制订的工作计划如何实施，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从夏斗寅叛乱到许克祥“马日事变”，再到朱培德公然反水，反革命事件接二连三，革命阵营中的祸乱就像瘟疫一样在蔓延。反革命分子纷纷投入到蒋介石的南京阵营里，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此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来的“五月紧急电令”，仍不失为一剂去疾之方，如果照此办理，尚可一搏。奈何陈独秀抵制在先，罗易泄密在后，他们将阶级异己汪精卫当作良友，岂不是蠢之又蠢！如果说“紧急电令”是汪精卫发动反革命叛变的借口，倒不如说它是“七一五”大屠杀的催化剂更确切一些。

第27章 1927年6月—

“只有上山，才能真正保存武力，应付将来事变。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话说中国共产党湖南新省委根据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对于军事分3类进行”安排：

已经暴露了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如湘潭、湘乡、宁乡、浏阳、平江、醴陵等县的工农组织，“上山学匪，准备长期奋斗；尚在灰色或潜伏状态中的工农武装仍保持合法团体——挨户团名称，等到起义时，再打出自己旗帜；力量弱小，组织又不甚健全的工农武装，则把枪支埋于地下，人员分散隐蔽，或投入贺龙、叶挺部，或潜入国民党军队、反动团防，设法制造兵变，夺取枪支。要利用各派军阀的冲突做分化工作，特别要用种种方法破坏唐生智的军队。”

湖南新省委对工农武装作出“上山”规划后，不下数十次通告各地党组织认真执行，并委派郭亮、夏明翰、罗学瓒、陈东日、贺尔康等人多次下去督促指导工作。

郭亮受新省委委派由平江到浏阳一路指导工作。据潘心源报告称：“我们退到浏阳县城时（6月10日至7月7日，浏阳工农义勇军驻县城），他主张我们退到浏阳与江西边界当‘大王’。对平江也一样主张。”

毛简青被派往平江担任县委书记，把平江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合编后，由余贲民率领，开往离县城百余里的幕阜山区整训。

夏明翰则被派往安源，纠正安源工人武装领导人刘义“顶着国民政府中央委员的招牌大擂特擂”的错误，将刘义调离安源，“并设法将所有矿兵改工人，排长改同志外，保安科长亦要找一灰色同志充当，用交通部名义派去。”

罗学瓒去了小槐山。陈东日、武文元去指导宜章、郴州、资兴农民军，先后撤至汝城县，与汝城农民军及广东惠、潮、梅农民军联络。

此外，毛泽东还计划在湖南分片组织11个特委，7个直属县委，选派了主要负责人，并筹备建立湘南军事委员会。

在毛泽东“上山”思想指导下，湖南保存了大量工农武装，约有2000支枪。集中在安源的工农武装和湘赣边的平江、浏阳农民军，后来在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成为起义军的基本队伍；宜章、郴州、资兴、汝城、桂东、耒阳、安仁等地的农民军，则成了湘南起义的重要力量。

且说1927年6月27日，武汉国民政府应冯玉祥的要求，决定解散工人纠察队，逼迫共产党人谭平山、苏兆征辞去所任国民政府部长职务。

6月29日，第35军军长何键发出反共训令，攻击工农运动幼稚，工作过火，发生错误，“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接着，他和负责武汉卫戍任务的第8军军长李品仙协同动作，占领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全省总工会，捣毁、解散各业工会。

就在6月29日这一天，湖南宁乡县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遵照新省委的指示，在宁乡县委领导下，统编为工农自卫军，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许克祥”的口号，撤到沩山，发动了沩山起义。

6月30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瞿秋白根据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明纳兹的指示，提出了一个议案，其主要内容是：仍然贯彻对国民党所谓的“左派领袖”的让步政策，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拉住汪精卫。与会者对议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多数人表示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代表纽曼出示了一个答复国际的电报稿，电报稿中称：“凡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中央之指导权”。就这样，会议被迫通过了一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议决案》(11条)。《议决案》中称：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及召开国共两党会议，“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为避免政局纠纷，共产党人可以“请假”的名义退出政府；“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

1927年7月初，毛泽东被陈独秀紧急召回武汉，参加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湖南局势问题。

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武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9人：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以粟、戴述人。

关于湖南工农武装的出路问题，陈独秀说：国民党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已经叛变革命或即将叛变革命的“各军招兵问题”，“我们可以不客气地多将群众送给他们”，“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

毛泽东根据湖南的现状，反对陈独秀的这一错误主张，他说：

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一是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二是可以投入军队中去。

毛泽东分析说，蒋介石于6月中下旬在郑州、徐州分别会见汪精卫与冯玉祥，冯玉祥已经改变了态度，联蒋反共。这表明事态极为严重，汪精卫也即将叛变革命。我们对他决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只有上山，才能真正保存武力，应付将来事变，“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蔡和森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也主张农民自卫军上山。

陈独秀坚持己见，毛泽东的意见没有被会议采纳。

7月7日，毛泽东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委名义签发了一份“讨蒋通电”，揭露蒋介石到徐州是“策反前敌武装同志及国民政府”，“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出兵华北”。通电中还说：

“此贼不除，革命民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全国民众及一切革命势力团结一致，共赴同仇，消灭蒋逆。”

毛泽东的这个通电，实际上是告诫人们要防止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同蒋介石一起叛变革命。

7月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举行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定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活动，禁止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宣传共产主义。

7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一些知名的领导干部离开武汉，分散到各地去。陈独秀要毛泽东去四川工作，毛泽东坚持要回湖南去。陈独秀便让他留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自此，毛泽东开始着手起草《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同时，他又多次给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成员写信，催促“所需详细军事报告”。

形势越来越危急了，毛泽东派人把四弟毛泽民和六弟毛泽覃叫到家里，一家人围坐在一张方桌旁边，以打麻将为掩护，分析形势，商议今后各人的去向。他对两位弟弟说：

“汪精卫一伙肯定要叛变，我们不能在此等着别人来屠杀，要尽快转移，或者跟部队走，或者回湖南去。”

毛泽民说，他还想继续从事秘密工作。毛泽东就说，我安排一下，你可以担任汉口《民国日报》的总经理。毛泽覃说，他要随部队去南昌。毛泽东根据六弟的要求，就派他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政治部工作，授上尉军衔。

毛泽东安排怀着孩子的周文楠留下来，随时准备与杨开慧一起带着母亲和孩子们返回湖南，坚持斗争。

后来，毛泽覃离开武汉前往南昌，周文楠从此和他中断了音讯。等毛泽覃赶到南昌时，八一南昌起义已经失败，部队南下了。他追到临川时，被起义军的哨兵扣押。周恩来、朱德、叶挺等人都认识他，就把他安排在叶挺为军长的第11军政治部工作。这是后话。

且说在7月11日，陈独秀针对苏共领导人布哈林的批评，发牢骚说：

“既不让我们退出国民党，又要我们反对国民党的政策，这样我实在无法领导下去了。”

于是他便撂了挑子，宣布辞职，躲进了汉口的一个秘密寓所，不再管事。

7月12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由鲍罗廷主持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鲍罗廷首先代表共产国际讲话，指责陈独秀拒绝执行“五月紧急电令”，“违背了共产国际的纪律”，宣布解除他的领导职务。

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决定共产党人退出武汉政府。

会议同时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中反动分子的罪行，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并庄严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提出的“分共”主张，决定将《统一本党政策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实行。

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顾孟余、陈公博等17人。汪精卫在会上宣读了共产国际“5月紧急电令”，并发表了讲话。他说，共产国际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由下级没收地主的土地，违背了国民党关于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土地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他还说，湖南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训令去做的，“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他指责共产国际提出要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多增加工农领袖”，“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共产国际关于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的指示，“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他说，组织特别法庭，不要“共产党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就是“让国民党做刽子手”。他声称，“综合这5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这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汪精卫提请会议讨论决定两个问题：一是派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莫斯科去，重申国民党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二是对共产党应采取一个“处置办法”，因为“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

孙科、顾孟余、谭延闿等人也相继发言，说“共产党同志加入国民党是要使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化”，“将国民党作为共产党的工具”，现在国民党的主义、政策、组织“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

会议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并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通过了3项决定：1、在一个月内，召开第4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的意见并解决之；2、第4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会之前，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的言论行动；3、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

7月16日，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声称，中共中央7月13日发表的《对政局宣言》是对国民党的“厚诬丑低”，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破坏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他说，既然共产党退出国民政府，“便无异脱离本党”。它在国民革命军及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

7月18日，宋庆龄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她在声明中说：国民党已经成为“此一军阀或彼一军阀手中的工具，它已不再是为中国人民未来福利而工作的力量，而是压迫者的工具，是附生在现有奴役制度上的寄生虫。”“在中山先生的政策获得推行之前，我暂时隐退。”

7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训令通饬各军长官务须于最短期间，对所属军队中的军事负责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进行核查，对已经知名的共产党员“应切实劝导”，使之“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否则即行停止职务；对未知名的共产党员则应“随时留心查禁”，禁止一切秘密会议，并考核其言论行动，如有违反本党主义及政策者，立予惩办。

7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农民部联合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终于认同了毛泽东提出的武装工农和“上山”的主张。

通告中说：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入土地革命的阶段。这个革命的发展，需要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土地革命和农会政权的斗争，必须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因此，现时农民运动中最严重而紧迫的课题，就是组织革命武装。要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阶级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武器，武装农民。

通告提出了农民武装存在的形式问题：现时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义公开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3种形式之下存在：1、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联庄会”之类；2、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3、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就在7月20日这一天，谭平山在江西九江主持召开了一个谈话会，参加的人员有：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还有第24师师长叶挺。会议决定：在军事上，集中武装力量于南昌，联系贺龙第20军一致行动，在南昌实行暴动，解决驻江西朱培德所属的3、6、9军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政府，建立新的政府。

谭平山在会后将这一意见报告了中共中央。

7月21日，鲍罗廷宣布增补瞿秋白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7月23日，湖南省委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信中说，盼望毛泽东回湖南主持工作。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复信湖南省委说：湖南省委负责人经中央常委会议重新审查，决定以易礼容为书记；省委所在地以湘阴为宜。

7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和《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强烈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的“分共”决定，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员应与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集团决裂，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政纲和三大政策；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决心和革命的国民党员共同工作，同生共死，继续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事业。

7月24日这天，邓中夏、恽代英、叶挺等人举行第2次九江谈话会，决定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

会议结束后，邓中夏等急电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请示是否可行？

7月25日，李立三参加了第3次九江谈话会，会议决定：在政治上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领导机关，以反对宁、汉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

这一天，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武汉召开扩大会议，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瞿秋白等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参加了会议。会议同意九江谈话会议的意见，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并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谭平山等为委员。

扩大会议结束后，罗明纳兹将准备起义的情况电告共产国际，请示批复。

7月2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布7月15日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宣布：一、凡列名国民党员，在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应自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共产党员不得以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的工作。三、国民党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

7月26日下午4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举行会议，罗明纳兹传达共产国际的复电说：“如毫无胜利之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与会者认为：举行南昌起义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会后，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前往南昌，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央的决定。

7月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告中国共产党书》，指责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愿接受本党决议，而至于破坏全部革命工作”；湖南的共产党组织对于土地问题自行一种经济没收办法，是不愿与国民党合作、自绝于国民党的表现；并宣称：共产党应即自动放弃其“对本党敌视的态度”，否则就要执行相当的纪律。《告中国共产党书》同时训令各省党部、各省政府、各军部，应对共产党人的活动“严加防范”。

就在这一天，鲍罗庭在武汉国民党要人的“礼送”下，离开武汉，经冯玉祥防区回国。陈独秀则绝望地去了上海。

7月底，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完成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的草拟工作，并上报中央。他在“大纲”中明确写道：

“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县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个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生智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相联络。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倒唐政府之目的。欲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注重军事，建议请中央命令彭湃勿将现在汝城的粤农军它调。浏、平农军千人，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江西革命军中调1团人赴汝城。3部兵力约1师，以革命军一团作中坚，在湘南发动起义，至少有占领5县以上之把握。”“湘南特别委员会，受湖南省委的指挥，在交通阻隔时候得独立行使职权。”

《大纲》体现了毛泽东以军事暴动为主，建立正规军队，建立革命政权的思想，这是他“上山”思想的新发展。

1927年8月1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大纲》，并将《大纲》寄给湖南省委。

8月1日凌晨2时，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由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率领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在江西南昌发动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歼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

8月1日上午，起义军在南昌《民国日报》上发表由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等22人署名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宣言》。《宣言》全文如下：

同人等受全国同志之重托，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任为中央委员以来，根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为国民革命前途奋斗，赖全国同志之协同努力，虽历经党国危急时期，幸能无大陨越。今者党国危机，更甚于昔日，故同人等不得不将最近事态之真相，与全国同志惟一之奋斗途径，掬诚敬告我全国同志。溯自去年3月20日事变（中山舰事件——笔者注）发生以来，具见革命进程中仍不免有少数拥有武力之野心家，企图勾结反革命势力，以逞其挟党自重之私意。当其时也，同人等顾念革命全局之利益，冀能促成北伐发展广大民众势力，则必能裁制野心家之阴谋于一日，故一年之间不惜降志辱身以与蒋中正等相周旋，未敢稍自离弃全国同志，置革命前途于不顾，一走了事自鸣清高。迄至今年春间，蒋逆中正始则欲移党部政府于南昌以遂其反动独裁之私；继则公然叛变，割据东南，勾结军阀买办，残害同志，屠杀民众。如是全国同志为党国存亡计，始发动恢复党权之运动，而第三次全体中央会议，亦于是举行，通过各项巩固革命势力之决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危而复安者，间不容发。惟此恢复党权运动，全赖全国同志之一致努力，始能与蒋逆中正以重大之打击，重振革命之前途。但唐生智等武人亦起而投机，借口拥护此种运动，以遂其倒蒋而自增势力之私，同人等明知此等武人对于革命毫无诚意，将来难免不危害党国。然亦只有根据总理遗训，使本党获得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始能巩固革命之基础。故对于两湖广大农民运动之发展，以及农民群众进入为解决土地问题及建立乡村自治之革命行动，认为不但不应加以压抑，而且认为系本党“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渐得广大农民之认识。广大农民有此认识与运动，方能摧毁封建之残余势力，以为本党革命势力及民治民有民享之新中国取得切实之保障。不图第二次北伐出师以后，唐生智部将何键即开始谋叛。嗾使夏斗寅等潜袭武昌，暗令许克祥等发难长沙。当此危急时机，武人之与勾结者拥兵坐视，不肯协力剿办。中央党部少数软弱领袖，震于反动之声势，不免动摇软化，对叛逆武人不敢毅然加以相当之惩治。同时，江西朱培德因谋于蒋氏妥协，有驱除革命分子停止工农运动之事。此少数领袖，亦曲予优容，视为当然。冯玉祥入豫以后，更公然赴徐州与蒋逆会议，致电威胁中央罢免军队中一切政治工作人员。此少数领袖亦无制裁能力，且不能不虚与委蛇决定，以自乱其步趋。中央党部在此少数软弱领袖指导之下，威信完全坠失，但知仰武人鼻息，以中央神圣之决议，徇其私利。于是武人之气焰大涨，党与政府完全成为武人之一种工具，唐生智回湘，更任意改组省政府省党部，并将屠杀政策推行不已，全湘忠实能奋斗之党员与农民断腰折躯者数以万计，全鄂以五千计，而武汉中央对此数万同志之被害，一则曰此多共产分子，再则曰彼辈不服从中央命令，自由行动，三则曰“耕者有其田”“应以政治与法律来解决”。今则事实显然，无可掩饰。两湖之被害者，其一部分为加入本党忠实革命之共产党员外，未加入他党之本党党员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此万数党员，均系根据本党农工决议总理遗训，在农工群众中艰苦工作，今为反动武人如此残杀。武汉中央则加以违背中央命令之罪，其卖党卖同志，一致于此！总理遗训谓不以政治和法律来解决“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今武汉中央则以政治法律保障唐生智等屠杀党员及工农，亦即以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屠杀农民问题。此是总理之本意！唐生智、何键等复在武汉首都横行无忌，包围中央党部，占据民众团体，劫掠中央银行，逮捕中央委员，搜查总理夫人宋庆龄同志、外交部长陈友仁同志住宅。中央党部复在此种反动武人威胁之下提出分共之议，欲借此排斥一切忠实党员，以便于武人反革命之企图，卖党无耻，如斯其极！分共之议，在中央常务委员会未能通过。彼等仍欲号召8月15日之中央全体会议。同时在武汉及一切在彼等权力以下之各机关已开始捏造曲解种种事实，大为反共之宣传，企图强迫中央委员通过彼等所提出之议案，以掩饰其非法谋叛之逆迹。同人等目睹此等情形，知武汉少数领袖已甘心受武人挟持，卖党卖身。若犹隐忍不与奋斗，助成其叛逆之计划，将何以对全国同志托付之重，何以对总理与夺党先烈；是以决意先后离汉，为革命与本党前途，将尽力所能及，以领导全国同志为保持本党革命的正统而奋斗。尤可痛者，汪精卫同志向居本党领袖地位，此次竟以模棱两可致受群小包围，终屈服于军阀武力之下；屈服以后，犹复巧鼓簧舌，淆乱听闻，言词矛盾，举止反常。凡其所为，与其回国之初，迥若两人。总理临逝世时，虑党中领袖或不免受敌人软化。总理逝世不及3年，党中旧的领袖竟大半为敌人软化以去。言念及此，痛心何极！同人等顾念总理40年造党之艰难，与全国百万革命同志期望之远大，不能坐视本党荣誉之历史为此等少数旧领袖所断送，兹特郑重申明，近日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假借中央党部名义所发布之一切训令决议，同人等概未同意，不能负责，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与陈炯明、杨希闵、冯自由、谢持、邹鲁之辈实殊途而同归。北伐之牺牲，必须能达本党总理之遗志，拯救民众疾苦，解放工农，以发展革命势力，倘如今日新旧军阀相缘为奸，以屠杀工农，压迫民众，则不仅北伐之牺牲为无代价，其结果必仍旧造成军阀割据之局，使中国战乱循环起伏，永无止境。同人等自今以后，惟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决不敢有所瞻徇，以贻误革命大局。全国同志在此时间，均应一本总理创造本党之精神，与一切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坚决奋斗，尤望在本党指导之下的忠实将士，能一本总理百折不回之勇气，使一兵一卒皆能不受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之所利用，为本党真正之革命主张奋斗到底。凡我同志，丁此时艰，务宜团结一致，以为下列之主张奋斗：

一、反对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假借中央党部所发布之训令决议。

二、拥护总理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反对一切曲解或背叛主义政策之主张。

三、共同努力为革命获一新根据地以便在新旧军阀势力之外，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集中革命势力继续革命工作问题。

四、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各省党部代表，推举全党信任之领袖组织临时的革命领导机关。

五、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一洗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妥协迁就之怯弱态度，须正确而勇猛地以此种革命主张号召天下，唤起民众。

六、尽力可能，以废除苛捐杂税，革去一切粃政弊端，以实现本党代表平民利益之主张。

七、积极预备实力以扫除蒋冯唐等新式军阀为国内一切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封建社会之势力。

以上种种，同人等以为皆当前急务，唯有全党一致坚决为此等主张奋斗，然后中国革命运动才有成功之望，凡我同志，希鉴察之！

孙宋庆龄 邓演达 谭平山 彭泽民 林祖涵 吴玉章 于树德 恽代英

恩克巴图 杨匏安 柳亚子 高语罕 谢晋 白云梯 毛泽东 董用威

江浩 韩麟符 夏曦 许甦魂 邓颖超 屈武

就在8月1日这一天，武汉政府发布命令，要国民政府领域之内的共产党员“务须洗心革面”，否则，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反动军警首先在武汉地区搜捕、屠杀共产党人。汪精卫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他还说：“本人愿为杀共之刽子手”。一霎时，腥风血雨笼罩了全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到汪精卫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全国先后被反动派屠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多达33.7万人；共产党员由原来的6万降到了1万人左右。陈独秀长期以来推行的对国民党反动派妥协退让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最终葬送了大革命，葬送了大批才华横溢的革命志士，同时也葬送了他自己的政治生命，葬送了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

这正是：首倡建党举义旗，成也由斯败由斯。

九州浴血豺狼笑，万家同悲壮士死。

8月3日，中共中央农民部根据政治局指示精神，制订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暴动大纲》中说：这次暴动要以农会为中心，夺取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之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并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

8月3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研究了湖南省委要毛泽东回湖南的请求，决定毛泽东不去湖南，仍留在武汉工作。

8月4日，毛泽东接到中央开会的通知，扮成商人模样，从武昌搭船去汉口，到湖南会馆接头。

会议结束时，天色已近黄昏。毛泽东沿着汉口的一条街往回走，忽见巷子里闪出两个人来。他看这二人形迹可疑，便打算拐进旁边的一条巷子。但他转念一想，如此躲闪更会引起二人的注意，于是把心一横，就大摇大摆地迎着他们走了过去。

这两个人正是汪精卫的便衣特务。正当毛泽东准备与他们擦肩而过时，其中一人突然抓着他的一条胳膊，气势汹汹地问：

“看见毛泽东没有？”

毛泽东临危不惧，急中生智，非常从容地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

“看见了，刚从这里走过去的。”

那两个人信以为真，急忙朝那条巷子追了过去。毛泽东则从另一条巷子来到码头，乘船过江，平安地回到了武昌家里。

保姆孙嫂陈玉英后来在1976年也曾回忆起了这件事，她说：“记得有一天，毛主席回到家里对我们讲：今天好险啊！我在街上走，碰上了两个敌探从对面走来，问我看见毛泽东没有？我指着旁边的小巷子说，看见了，刚从这里过去的。敌人就往我指的方向追去了……说得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

8月5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指示湖南省委，秋收暴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并要求湖南省委：“把南昌政变与秋收暴动汇合起来，一致向前发展。”

本卷至此就要结束了，笔者不得不交代一下在武汉政府解散后，国民党一班人员的去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加入了以邓演达（邓在1931年被蒋介石杀害）为首的农工民主党；一部分人加入了共产党；一部分人如宋庆龄、陈友仁等去了海外；一部分人如唐有壬等被蒋介石杀害。而像孙科、谭延闿一班政客，有的加入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有的则加入了以汪精卫、顾孟余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

正是：养虎怜蛇终为患，大难来时各自飞。

欲知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情况如何，请看本传第三卷——《战地黄花》。

东方翁曰：陈独秀空有大志，胸无城府。他在革命阵营里身当大任，却避良近莠，正邪不辨，始终生活在希望与幻想之中。在紧要关头，他又摇摆于共产国际与自己的意见之间，不识利弊，左右无定；面对反革命的蠢蠢欲动，既想反抗，又慑于共产国际的压力；待到有了上方宝剑，却又退避三舍，既乏策略，终无成见。这是书生气十足的思想家干大事业时的一般通病，焉有不败之理？

毛泽东要求反击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在前，揭示汪精卫即将发动反革命叛变在后；见微知著，算无遗策。只是他始终被排斥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之外，且屡遭指斥，难得一伸鸿鹄之志。组织农民，建立武装。上山下湖，割据一方。确为良策！待到他千呼万唤始为众人接受之时，为时已晚矣。此乃中华民族之第一次大不幸也！

目 录

第三卷 战地黄花（1927年8月—）

第1章 1927年8月—

第2章 1927年9月初—

第3章 1927年9月20日—

第4章 1927年10月3日—

第5章 1927年10月中旬—

第6章 1927年10月底—

第7章 1927年12月—

第8章 1928年1月中旬—

第9章 1928年春—

第10章 1928年5月2日—

第11章 1928年5月26日—

第12章 1928年6月—

第13章 1928年7月—

第14章 1928年8月—

第15章 1928年11月—

第16章 1929年1月—

第17章 1929年2月—

第18章 1929年3月—

第19章 1929年4月—

第20章 1929年6月—

第21章 1929年7月—

第22章 1929年10月—

第23章 1929年12月—

第24章 1930年2月—

第25章 1930年3月—

第26章 1930年6月—

第27章 1930年8月—

第28章 1930年9月—

第29章 1930年12月初—

第30章 1930年12月27日—

第31章 1931年1月—

第32章 1931年2月—

第33章 1931年4月—

第34章 1931年6月—

第35章 1931年8月—

第36章 1931年11月—

第37章 1931年12月—

第38章 1932年2月—

第39章 1932年4月—

第40章 1932年7月—

第41章 1932年10月—

第42章 1933年2月—

第43章 1933年3月—

第44章 1933年9月—

第45章 1933年11月—

第46章 1934年2月—

第47章 1934年5月—

第48章 1934年9月—

第49章 1934年10月—

第50章 1934年11月—

第51章 1934年12月—

第52章 1935年1月1日—

第53章 1935年1月19日—

第54章 1935年2月5日—

第55章 1935年2月15日—

第56章 1935年3月—

第57章 1935年4月—

第58章 1935年5月—

第59章 1935年6月4日—

第60章 1935年6月24日—

第61章 1935年8月7日—

第62章 1935年8月28日—

第63章 1935年9月10日—

第64章 1935年9月20日—

第65章 1935年10月7日—

第三卷 战地黄花（1927年8月—）

第1章 1927年8月—

“国民党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话说在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怡和新房”酷热的一间阁楼里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原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7月28日紧急通知的一次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可是一直等到8月7日这一天，到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仍然不足中央委员会成员总数的一半。此时的局势异常险恶，中央内部交通员用了3天3夜时间，才将中央及中央机关、共青团和地方的所有代表们一个一个地带进了会场。会议只开了一天就结束了，而所有与会者们在会前会后的一进一出，竟用了6天时间。

参加“八七”会议的代表共有21人。其中有中央委员10人，他们是：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有中央候补委员3人，他们是：毛泽东、陆沉、李振瀛。

还有中央监察委员2人：杨匏安、王荷波；

中央军委代表1人：王一飞；

共青团中央代表3人：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

湖南代表1人：彭公达；

湖北代表1人：郑超麟。

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纽曼、洛蜀莫娃及中央秘书邓小平。

邓小平，童年谱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曾用名邓斌，1904年出生于四川广安一个官僚家族。他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转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秋回国后被党组织派往西北军冯玉祥部做政治工作；1927年2月在西安参与创办中山军事政治学校，任政治部主任；后调入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他改名为邓小平。

且说在8月7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终于开始了。据罗明纳兹回忆说：会前那天午夜刚过，与会的政治局成员和共产国际的代表正在热烈讨论的时候，一个高个子的人走了进来。他步伐沉着而显得高傲，脸色黝黑而略显宽阔，高高的额头上长长的直发向后梳卷着。坐在罗明纳兹身边的纽曼，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罗明纳兹悄声介绍：“毛泽东。”

毛泽东步入会场，没有注意罗明纳兹。纽曼又悄声向罗明纳兹介绍说：

“这个人很难对付，是个典型的中国人。”

“八七”会议是由瞿秋白、李维汉二人主持的。罗明纳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瞿秋白作了《关于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提出的主要议题是：1、要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2、要由下而上的争取群众；3、要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

与会者对罗明纳兹和瞿秋白的两个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彭公达、瞿秋白等人作了重要发言。

毛泽东在几次发言中都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说：

“国民党的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在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是，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30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是，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则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来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

毛泽东接着说：

“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不注意发动群众。现在，我们则恰恰相反，走到了另一面，只做群众运动，不做军事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结果，蒋介石、唐生智等一反动，一切群众运动都失败了。现在虽已注意，但是，仍无坚决的概念。”

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8月3日提出的《秋收暴动大纲》，提醒与会者说：

“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应该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八七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在湘、鄂、粤、赣4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党在目前最主要的任务。

会议最后选举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机构。罗明纳兹提出了一个候选人名单：政治局委员候选人7名：张国焘、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政治局候补委员候选人7名：李立三、周恩来、彭湃、张太雷、顾顺章、向忠发、蔡和森。

在讨论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时，蔡和森、李维汉、陆沉等人一再建议把毛泽东选入中央政治局，做中央领导工作。蔡和森、李维汉还提出，他们自己可以不进入政治局。

蔡和森、李维汉的意见遭到了一些人的无理指责，说他们是企图在中央政治局组织左派。蔡和森马上声明说：

“和森和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同志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1926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也主张他回湘工作。现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和森又主张他到中央工作。”

毛泽东则表示，他愿意去湖南做农民运动工作，准备去参加秋收起义，建议不要把他留在党中央，所以不能进入政治局。

在选举表决前，罗明纳兹决定增加两名政治局委员。表决结果是：

政治局委员9人：苏兆征（20票）、向忠发（20票）、瞿秋白（19票）、罗亦农（18票）、顾顺章（17票）、王荷波（17票）、李维汉（17票）、彭湃（16票）、任弼时（14票）。

政治局候补委员7人：邓中夏（13票）、毛泽东（12票）、周恩来（12票）、彭公达（11票）、张太雷（11票）、张国焘（9票）、李立三（7票）。

蔡和森因为坚决支持毛泽东而受到了排斥，在这次选举中落选了。

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3人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

会议讨论了政治局分工，决定由瞿秋白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农委主任、党报总编辑；李维汉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管中央秘书厅；苏兆征兼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长，由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顾顺章任中央交通局长。

由邓中夏负责上海党的工作；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由张国焘、周恩来和彭湃、恽代英、陈权、黄平等组成南方局，张国焘为书记；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会议还决定：杨之华任中央妇女部长；郑超麟暂时负责中央出版局。

政治局会议接着讨论湖南秋收起义的问题。

此时，湖南临时省军委书记、省委代理书记易礼容和共产国际在长沙的巡视员马也尔给中央发来了一封信，提出由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工农武装，尾随南昌起义军开往广东，与起义军主力一起共同夺取广东。一些政治局成员表示赞同湖南省委和马也尔的意见，提出在湘南组织一个师开往广东。毛泽东断然反对这一主张。他说：

“这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的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的经过中央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个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去。”“对于绿林朋友，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够领导他们的，我们应当把他们看作是我们的兄弟，不应看作客人。”

毛泽东在发言中也肯定了湖南省委的工作，他说：

“现在的省委是事变后收拾残局的，成立不到两个月，它在恢复湖南组织上是建了一点功劳的。以后省委应增加工农同志的指导是很对的，以前党内群众对党的负责人是不满的。”

毛泽东的主张最终得到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赞同和支持。罗明纳兹提议说：

“应改组湖南省委，派一得力同志去。”

罗明纳兹还提议由毛泽东去湖南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瞿秋白则提议要毛泽东去上海工作。毛泽东说：

“我不愿去跟你们住高楼大厦。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结交绿林朋友。”

政治局会议最后决定：由毛泽东和彭公达负责湖南省委改组工作，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

在毛泽东、彭公达临行前，中央给湖南省委写了一封信，批评了湖南省委组织武装去广东的主张，信中说：

“南昌事变是中央预定的计划，其目的是以军事力量帮助4省暴动的实现和成功，不然，则失掉暴动的意义。同时，如把4省暴动当作响应南昌暴动的军事势力，那便是本末倒置，与中央决定相违反的。”

信中还说：中央决定改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彭公达与湖南省委商量确定新省委成员名单。

中共中央又为毛泽东写了一封《关于组织湘南革命政府及特别委员会问题》的信。信中说，中央已经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委，在湖南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

毛泽东带着这封信回到了家里。

8月12日，毛泽东与杨开慧都化了妆，分头出发了。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毛岸英、毛岸龙先行离开了武汉。毛泽东则与毛泽民钱希钧夫妇、小友许志行、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同行，亦前往湖南长沙。

此前，周文楠因分娩在即，杨开慧让保姆陈玉英带着毛岸青跟着周文楠已于8月初回了长沙。1927年9月8日，周文楠在长沙小吴门松桂园小巷一栋古老的小楼里生下了她和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毛楚雄，谱名毛远大。

且说杨开慧及毛泽东、毛泽民、钱希钧等先后回到长沙，临时安顿在北门外沈家大屋旁的北角门楼里。毛泽东在这里同原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进行了简要交谈。

8月13日，毛泽东、杨开慧及家人回到了清泰乡板仓。毛泽东邀来5个农民，还有个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一连开了两天的调查会，向他们了解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和要求。

参加调查会的钟庆生后来曾回忆说：毛泽东当时就准备走遍四府，建立数万精兵。

8月16日，毛泽东回到了长沙，与彭公达在沈家大屋召开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并对省委进行了改组。新省委由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向钧、谢觉哉、何资深9人组成，彭公达任省委书记。

8月17日，毛泽东在杨开慧陪同下来到长沙城一所曾经挂过“板仓杨”铜牌的故居里，准备在这里暂住一时。杨开慧听说目前正有大批军警到处搜寻共产党湖南省委机关，便与毛泽东商议道：

“这里是我们以前的旧居，太招眼，随时都有危险，不如另换一个住处。”

毛泽东听她如此说，深以为然，于是他们就又搬到了离省委驻地沈家大屋很近的北门外福寿桥附近的八角门楼。

谢觉哉从避难的乡下来到八角门楼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告诉他说，今后要搞武装，没有武装不能取得革命胜利；要搞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在沈家大屋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苏联驻长沙领事、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选举彭公达、毛泽东、何资深3人为新省委常委。

在讨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时，有人依据中央的指示说，中国小地主占中国地主的多数，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小地主必定与大地主团结，站到反革命方面去。因此，解决土地问题，只能取政治的没收，即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交给农民。也有人说，中国革命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全部没收土地，实行土地国有化的时期。因此，必须没收全部土地，包括自耕农的土地。毛泽东则说：

“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收的土地少，贫家要求土地的又多，必然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因此，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但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要废除反动政府对农民的苛捐杂税，由革命政权征收适量的农业税。”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多数省委委员的赞成。

关于暴动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两点意见，他说：

“1、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要来制造这个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个团的兵力，这个就可以做起来，否则终归要失败的。2、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60%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在讨论暴动计划时，与会者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彭公达和多数省委委员赞成中共中央提出的发动全省农民大暴动的计划，他们也“想鼓动全省农民起来暴动”，并提出划全省为湘中、湘南、湘西、湘西南4个区，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湘西南以宝庆为中心，全面开花，“坚决夺取整个的湖南”。毛泽东则认为，这个计划不符合实际情况。他认为暴动力量不足，力主缩小暴动范围，只在湘中各县举行暴动。易礼容、夏明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经过激烈争论，多数省委委员都转而赞同毛泽东的主张，认识到“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周各县的暴动。”唯有彭公达一人依然主张在湖南全省暴动。会议决定：秋收暴动以长沙为中心，在足以能够影响湘、鄂、赣3省的长沙周围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7县市这一区域，同时发起暴动。其它地方则虚张声势，牵制敌人。

关于暴动的旗号问题，毛泽东主张湖南暴动要“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他反对像南昌起义那样继续用国民党的旗子做号召。

大家听了毛泽东的意见，都表示赞同。会议最后决定：

“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为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权利抢地盘的工具”。国民党的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完全是一面黑旗。秋收暴动不再打国民党的旗子，再打国民党的旗子，必定会再失败。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暴动要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并“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

8月19日，毛泽东找到从韶山来省的5位乡亲座谈土地革命问题，并拟出了4条土地革命纲领，其中包括“没收一切土地”的内容。

8月20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了8月18日新省委会议的各项决定，说湖南省委拥护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意见。关于秋收暴动的旗号问题，他写道：

“国民党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

他在信中还写道：

“我这回从长沙清泰乡（亲到）、湘潭韶山（有农民5人来省）两处乡村的农民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昨日与乡下来的几位农民同去会商，征询他们意见的结果，拟出土地纲领数条。”

尔后，他将拟订的《土地纲领》草案抄录在信中，供中共中央讨论研究。

8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接到毛泽东的报告后，立即开会讨论湖南暴动问题。有的常委点名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夺取政权”的论断，与中央的提法不同。

8月23日，中共中央复函湖南省委说，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但“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中央仍主张“湘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同时发动，免陷孤立于一地。”

关于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中央认为“这是不对的”，“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的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关于政权、国民党和没收土地诸问题，中央认为你们怀疑中央的政策是错误的，在此紧急斗争的当中，中央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的决议，丝毫不许犹豫。”“这时主要口号是‘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

中共中央在复函中还指示，工农自卫军可以改称为工农革命军。

湖南省委接到复函后，立即开会研究中共中央的指示，讨论了中央对湖南秋收暴动计划和土地纲领草案的批评意见。毛泽东坚持缩小暴动的范围，不赞成中央以长沙、衡阳为中心的全省暴动。大多数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主张。

8月30日，湖南省委接到了安源市委关于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力量情况的报告，立即召开常委会议，最后一次讨论湖南暴动的计划。

会议决定：坚持原来的意见，实行湘中暴动，并“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会议同时决定：组成领导暴动的两个机构：

1、以毛泽东为书记，各主要军事负责人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将修水、铜鼓、安源的武装力量，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2、以易礼容为书记，各县负责人为委员，组成行动委员会。负责组织各县的工农暴动，配合工农革命军，夺取长沙。

会议还拟定了暴动口号，共10条。主要内容有：“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卫！”、“打倒国民党政府！”、“农民夺取土地！”、“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会议也不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暴动的具体时间。

此前，中共中央对于湖南暴动时间曾有过两次指示：一是1927年8月22日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要求：“全省暴动应于月底以前开始”；一是在8月下旬的《两湖暴动计划议案》中，要求“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9月10号”。

常委会议认为：关于暴动的具体时间，应采取积极捕捉战机的态度，需视各地的准备情况，再做决定。

会议还进行了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份给中央的复函，对暴动计划进行全面解释；尔后立即去浏阳、平江的农军中组织前敌委员会。由彭公达带着复函到中央去，当面报告湖南暴动计划。

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解释函中写道：

“指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如兄所说。”“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写完了复函，毛泽东又设计了一面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这面旗帜的图案是斧子、镰刀和五星，还书有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8月31日晨，毛泽东收拾好行装，就要动身去浏阳、平江等地了。他和杨开慧依依惜别，再三叮嘱杨开慧说：

“要好好照顾母亲，带好孩子，更要多参加农民运动。等到秋收暴动胜利，我们会很快见面的。暴动如受挫折，就有可能长期不能见面了。”

夫妻二人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次分手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毛泽东又与其他亲人和朋友们一一握别，毅然踏上了新的征程。

此一去也，有分教：熟读水浒赞英豪，而今上山走一遭。

荆棘丛中辟新路，义旗猎猎井冈飘。

欲知毛泽东此行吉凶祸福，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的“上山”思想，是借鉴了中国历史上的“山大王”经验，但他的思想又和旧式“占山为王”的草寇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是要通过军事暴动，建立革命政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更重要的是，他要通过革命政权，实现党对农民的领导，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农民大革命运动。

另外，蔡和森在“八七会议”上因极力推荐毛泽东，却遭到了“左”倾路线的再次贬逐。这是继陈独秀排斥之后，他遭受到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从此走上了一条更加坎坷的道路，实在是冤枉之至。可见党内的民主生活已经到了何等糟糕的程度。“左”倾路线一上台，连给人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第2章 1927年9月初—

“打狗还要靠面墙呢！我们要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方针，部队作战略退却，退到湘赣粤边境上，坚持农村斗争，才能站住脚跟。”

话说毛泽东离开亲人和朋友们，乘火车先去安源部署暴动。他在途经株州时会见了朱水连、陈永清等人，听取了株州方面的汇报，对株州的暴动作了具体部署。

1927年9月初，毛泽东身着蓝粗布便装，手拿已经被风撕裂了的油纸伞，踏着山道上的泥泞，第8次来到了安源。

在曾经是工人夜校的张家湾安源工人子弟学校第7分校的两栋楼房前，参加军事会议的人员陆续到齐了。他们是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市委委员宁迪卿和杨俊；黄埔军校学员、共产党员、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新亚；还有醴陵、衡山、萍乡、莲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负责人等。

据潘心源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毛同志到安源后，即召集同志报告‘八七’会议的经过，新政策之变更，如湖南省委之改组、他自己之回湘及秋收暴动之决定。他说：‘两湖的秋收暴动，是我在中央时决定的。湖南指挥暴动的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个是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同志为书记，以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长沙暴动以人力车工人及近郊农民为主力。并可组织500左右之伤兵。各县都已准备农民暴动，各地电线、铁路都已准备拆毁。我并带有中央介绍信，要贺、聂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现在他们即绕道闽边，你们来了更好，希望潘心源同志将军队的情形做一详细报告，并开会讨论平、浏、醴、安各地的暴动布置工作。’”

毛泽东所说的贺龙及聂荣臻部队中的两团人，是指原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的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农民自卫军两支队伍。这两个部队原来都是响应南昌起义要赶往南昌的，但行至中途得知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了，便回师驻扎在江西修水、铜鼓一带，休整待命。

毛泽东主持的安源军事会议决定：将参加秋收暴动的主力部队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的农民自卫军，与鄂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及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共约5000余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

由毛泽东担任第1军前敌委员会书记；黄埔军校二期学员、共产党员、原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任第1军总指挥；黄埔军校二期学员、共产党员、原警卫团副团长余洒度任第1师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黄埔军校二期学员、共产党员钟文璋任参谋长。

余贲民，另名楚龙，1909年考入湖南49标军官学堂，毕业后任连长，参加辛亥革命，因负伤退伍，在启明师范任园艺部主任。1922年他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平江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26年，余贲民赴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毕业后，根据党的指示，担任平江县团防局局长。8月中旬，北伐军叶挺独立团进抵平江，余贲民率团积极配合北伐作战，先克白石岭，后夜渡汨罗江，打下了平江城。

且说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下辖3个团，共5000余人：

以警卫团的主力和平江工农义勇队，为第1团，由钟文璋兼任团长。何长工为团参谋。

以安源路矿工人、矿警队和安福农民军、醴陵农民军，为第2团，由王新亚任团长。

以浏阳农民义勇队及一部分警卫团战士，为第3团，由黄埔军校3期学员、北伐战争时期加入共产党的苏先骏任团长。

军事会议还决定，部队兵分3路，进击长沙。第1路以王新亚团长率领的第2团自安源进攻萍乡、醴陵，与醴陵、株洲的农民暴动相结合，从南面向长沙取包围之势；第2路以苏先骏团长率领的第3团由铜鼓出发，向浏阳进攻，发动浏阳农民暴动，夺取浏阳，进逼长沙；第3路以钟文璋团长率领的第1团，先与第3团合攻浏阳，尔后自修水出发，进攻平江，发动平江农民暴动，夺取平江，进逼长沙；3路均得手后，在长沙城内工人暴动配合下，一同会攻长沙城。

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考虑，他说：

“倘若暴动失利，我们往哪里退？”

众人闻言，面面相觑。兵马未动，谁会去想那失利的事呢？王新亚见大家都不做声，就向毛泽东提议说：

“要是我们万一失利的话，就退到井冈山上去。那里有我两个‘老庚’，一个是袁文才，一个是王佐。他二人手中尚有些势力。那个地方到处是崇山峻岭，林茂草密，连绵几百里，安得下千军万马，还怕容不了我们几千人？”

王新亚所说的老庚，就是拜把子兄弟。毛泽东听他如此说，忙问原由。王新亚便把大革命失败前夕，安福、永新、宁冈、莲花4县农民自卫军攻打永新县城的情况说了一遍。

原来早在1927年7月间，王新亚曾率领安福农民自卫军和永新、宁冈、莲花3县农民武装发动了一次暴动。在攻打永新的部队中，除了各县农民自卫军以外，还有来自井冈山上茅坪、茨坪的两支绿林武装，一支是袁文才的部队，一支是王佐的部队。此次暴动攻克了永新县城，组成了以王新亚为总指挥、王佐等为副总指挥的赣西农民自卫军。不久，永新失守，袁文才、王佐又率余部上了井冈山，盘踞在茅坪、茨坪一带。

王新亚提供的情报，使毛泽东大为振奋。从此，在他的脑子里不仅牢牢地刻下了“井冈山”3字，而且也记住了袁文才、王佐这两个人的名字。

张家湾会议一结束，安源市委立即在煤矿召集党员和工人骨干分子会议，动员和布置武装暴动。工人们奔走相告：

“毛委员又到安源来了！我们又要开展新的斗争了！”

9月4日深夜，安源暴动负责人杨士杰根据组织决定，秘密处决了矿警队中8名阴谋投敌的叛徒。毛泽东率领安源暴动部队举行了庄严的授旗仪式。授旗仪式的口号是：

“坚定地跟共产党走，听党的指挥！”

授旗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又赶往安源路矿第2工人夜校，参加正在那里召开的安源工人骨干分子会议，并在会议上讲了话。

9月5日，毛泽东在张家湾住处接到了湖南省委的来信。信中说，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长沙暴动的日期问题，决定“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

毛泽东立即复信给湖南省委，对省委上述决定表示原则上同意。但他又强调说：

“长沙城内的暴动必须与前方的军队配合，待我军逼近长沙时方能实行，不可轻举妄动。我们已约定11日安源发动，16日进攻长沙。”

此时毛泽东尚不知就在9月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了批评湖南省委的指示信。信中说：湖南省委8月30日报告信中的“集中湘中暴动、放弃湘南计划，实是一大错误”。

9月6日，毛泽东就要离开安源了。他以安源煤矿采购员张先生的身份，和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等人一起，去铜鼓县城（从安源区到铜鼓县城步行约146.9公里，需35小时）组建第3团。送行者中有人担心他们的安全，说：

“从安源到铜鼓的路上，很不好走，到处都有敌人的军队。”

毛泽东笑了笑说：

“不要紧，路总是要人走的。”

他还告诉大家：

“铜鼓一带也有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他们也是这次暴动的军事骨干，那里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哩。”

这一天，毛泽东身着白色衣褂，脚蹬黑色圆口布鞋，在潘心源和安源工人俱乐部负责人易绍钦陪同下，风尘仆仆地往前赶路。3人来到浏阳和铜鼓边界的一个茶亭前，见茶亭的幌子上用隶书写了5个大字：“张家坊茶亭”，便进了茶亭，要了茶水，一边喝，一边闲聊。正说话间，大路上突然来了一群手持梭镖的汉子。

“民团！”

易绍钦小声警示。毛泽东说：

“不要慌，我来对付他们。”

这一群汉子的确是浏阳县的团防队。一个队长模样的人狠狠地盯住毛泽东等人，问道：

“你们几个，干什么的？”

毛泽东不慌不忙说：

“鄙姓张，我们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要到万载去买点布，到铜鼓去买点菜油。”

那人说：

“不对，你们是赤党嫌疑分子，跟老子到局子里去！”

潘心源争辩道：

“呦，老总，我们真是采购员呐！”

那人坚持说：

“少废话，走！”

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起过当时的情景：“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理。”

就这样，毛泽东3人被这一队浏阳团防队员当作共产党嫌疑犯押着，准备回城里团防局去领赏。毛泽东故意一瘸一拐地落在后面。他摸摸口袋中的几块大洋，心想：靠这几个钱来收买那些团丁是不够的，便挨近潘心源，压低声音问道：

“有钱吗？”

潘心源点点头，趁团丁不备，将几十块大洋塞进他的手里。这下毛泽东心中有底了，就故意和身边一高一矮两个团丁拉话。他问：

“喂，朋友，贵姓？”

那两人一个说是姓黄，一个说是姓张。毛泽东接着问：

“在局子里当差，薪水肯定不少了？”

“屁！老子们提着脑袋干这差事，说是1个月8块大洋，让团总东扣西扣，连他妈的1个铜子儿也见不到！”

毛泽东见答话者如此牢骚，便趁机说：

“朋友，我是买卖人，赚钱也不容易。口袋里有几十块大洋，到了局子里肯定要落到团总的手里。两位把钱拿去吧，你们帮我保住了饭碗，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说罢，他掏出一些钱，塞进姓黄和姓张的两个团丁手里。

此一情节和后来的情形，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这时候打算用来贿赂押送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用兵，假如我遭到枪毙，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设法逃跑。直到离民团总部约200米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个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那是一个到了拐弯的地方，两边都是竹林，毛泽东一扭身钻了进去。潘心源和易绍钦也趁机钻进了竹林。他们还没跑出几步，就被前面的队伍发现了，团丁们大喊：

“站住，不站住就开枪了！”

一个团丁追了上来，毛泽东只得站住。他等那个团丁到了跟前，就掏出钱递过去，说：

“别的没有了，朋友，再见吧。”

那团丁得了钱，眼看着他走到前面的山坡上了，才高声喊起来：

“跑了，跑了！”

团丁们闻声追上了山坡。

毛泽东对斯诺说：“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

他就这样一直静静地蜷伏在草丛里。

毛泽东对斯诺说：“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虽然有五六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

天色越来越暗，夜幕掩护了他。

毛泽东对斯诺说：“他们放弃了搜寻，离去吃晚饭去了。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

是那个押送他的团丁拿走了他的鞋子。其原因一是那个团丁贪占小便宜，一是出于当地迷信的说法，死人没了鞋子穿，就不会变成厉鬼报复害他的人了。整整一个夜晚，毛泽东赤着脚在山丘灌木中跌跌撞撞地穿行。

毛泽东对斯诺说：“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7块钱，买了1双鞋、1把伞和一些吃的。”

毛泽东到了一个市镇，在一家店门口问道：

“老板，歇得客么？”

店老板闻声上下打量了一下毛泽东，见他并没有带行李，上身只穿一件汗衫，脱下的短褂扎成包袱模样，横背在肩上，就冷冷地说：

“歇不得！”

毛泽东一连碰了几个钉子，来到街尾一家店门前索性不再问了，径直走进去坐了下来，大声喊道：

“老板，打水来洗脚！”

店老板只好让他住下了。

第二天，他终于找到了铜鼓境内的农民赤卫队驻地。

毛泽东对斯诺说：“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9月8日，湖南省委发出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16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

9月9日，长沙市郊的农民军和铁路工人首先开始破坏粤汉铁路，破损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州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线。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爆发了。

9月10日，中秋节。毛泽东到达了铜鼓县城。不久，潘心源也到了铜鼓。毛泽东和潘心源在第3团驻地铜鼓萧家祠，与团长苏先骏等干部们见了面。苏先骏向毛泽东报告说，3团已于9月7日接到了进攻长沙的命令。

毛泽东立即召集铜鼓、修水两地的干部开会。从修水来的干部报告说，余洒度不顾前委的通知，违反第1团先到铜鼓和第3团会合进攻浏阳、然后再攻平江的命令，已于昨天擅自率领第1团从驻地修水县城商会办公楼出发，向平江县长寿街进军了。

9月9日那天凌晨，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师部及第1团全体指战员，颈系红布领带，臂佩红布袖章，高举着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鲜艳的军旗，引吭高歌：“红色领带系在颈，只顾死来不顾生。”浩浩荡荡奔向平江，向长沙挺进。

这就是首先爆发于江西修水的著名的“秋收起义”。部队行至修水以西40余华里的修口，遇见了从武汉返回的卢德铭。卢德铭向余洒度传达了在武汉找到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的情况。向警予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和湖南省委秋收暴动的部署，要求他速回部队，成立指挥部参加秋收暴动。余洒度听了卢德铭的传达，当即集合部队向全体干部战士宣布：“老团长回来了，是我们的总指挥，请总指挥讲话。”卢德铭向指战员们介绍了他离队后去找共产党的情况，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有关秋收暴动的部署，并就任秋收起义前敌总指挥。部队欢呼雀跃。

9月10日这一天，师部及第1团与邱国轩的第4团在渣津会合。这个第4团是余洒度在暴动前夕为扩大武装而擅自收编的原黔军王天培部邱国轩团，称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4团，邱国轩为团长，谢忠为参谋长兼第1营营长，朱连城为第2营营长。余洒度命1团1营和邱国轩部打先锋，越过平江、修水边界，攻占了平江龙门厂。

毛泽东得知第1团已经先期发动了，便向到会的干部们传达了中央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决定、安源军事会议的部署，并宣布了任命：卢德铭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总指挥；余洒度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长；钟文璋为第1团团长；王新亚为第2团团长；苏先骏为第3团团长。

晚上，毛泽东在萧家祠亲自主持召开3团排以上干部会议，宣布工农革命军第3团正式组建，参加秋收暴动，攻打湖南浏阳。

毛泽东又和团部领导一起研究了具体的进军浏阳的路线；会后同他们一起参加了3团的中秋节会餐。

9月11日凌晨，在江西铜鼓城东临城依水的桥头大沙坝上，一面缀着镰刀斧头图案的军旗，在晨风中迎风招展。大坝周围还贴满了红色标语：“暴动，杀土豪劣绅！”“暴动，农民夺取政权！”

一支支队伍在嘹亮的军号声中，分别从萧家祠、李家祠、蓝家祠、武曲宫出发，向镰刀斧头旗下汇集。毛泽东在大会上庄严宣布：

“同志们，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了！下面，全团阅兵典礼开始——”

1000多名身着蓝色、灰色服装的指战员，按建制列好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先后接受毛泽东检阅。检阅仪式结束后，部队便浩浩荡荡向浏阳的白沙镇挺进。

白沙镇是通往浏阳的要道。它3面高山环抱，易守难攻。部队到达白沙附近，毛泽东指示团部领导，要集中兵力在白沙打一个歼灭战。为达此目的，要向全团官兵作动员：这是第3团出师后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

在湘赣边界的上庄村，毛泽东召集营团干部，布置攻打白沙镇的战斗。他摊开军事地图，边指点边说：

“1营为左翼，从壕溪出发，经泉坑、水坳、黄家嘴、家槽、屙屎坳……”

说到这里，他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好难听的名字。”

大家也跟着笑了起来。毛泽东说着还故意皱皱眉头。众人笑得更欢了。

“笑什么！”苏先骏团长有点不耐烦了，板着脸说：“严肃点！”

毛泽东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微笑着说：

“也不要太作古正经呢，‘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嘛。”

下午4时许，部队到达离白沙镇4公里的濠溪，分为3路向白沙进击。

此时，敌军尚不知第3团已经围攻上来，他们的头目正在团防局里拷打革命群众。3团的右翼发起试探性进攻后，他们还以为是少数工农义勇队在骚扰。3团的正面攻势很猛，一下子就打到了团防局大门口，团丁们这才慌忙逃窜。在地下党组织的农民支援队配合下，3团与敌激战仅1时许，战斗就胜利结束了。

白沙之战共击毙敌军连长1人，士兵多人，活捉团丁100多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毛泽东高兴地说：

“白沙之战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他还吟诵出了一首鼓舞人心的《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首词作中的“匡庐”二字原为“修铜”，“潇湘”二字原为“平浏”。196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根据作者修改的抄件作了如是修改。“修铜”即修水、铜鼓，“平浏”即平江、浏阳。由此可以推断出此篇的写作时间，就在斯时。

9月11日这天，钟文璋以师参谋长身份指挥第1、第4团进攻平江。先锋是第4团第2营朱连城部。黄昏时，朱连城部到达离长寿街15华里的金坪，占领制高点，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叛变。他们用密集的子弹猛烈扫射毫无准备的第4团第1、第3营。邱国轩以为遭到了敌军伏击，火速报告钟文璋。钟文璋果断命令第1团第2营从侧翼占领了对岸一个山头。经过两小时激战，1团的2营、3营均受到重创，损失200多人枪；4团的1营、3营也折损殆尽。邱国轩身边唯有残兵25人，只好逃离战场，在平江一带流窜，变成了土匪。钟文璋自感责任重大，当晚在金坪河边痛哭一场，化装出走，下落不明。卢德铭当机立断，率余部退向平、浏边界。

这一天，安源王新亚的第2团也正在按照前委的部署攻打江西萍乡，同样不顺利，激战一天也没有攻下萍乡县城。王新亚得知宜春之敌又赶来增援，眼看夺城无望，便决定放弃萍乡县城，改攻老关。

9月12日，毛泽东率第3团乘胜前进，直扑浏阳东门市。部队在离东门不远的十二墩，与敌军接火，击毙其排长1人。东门守敌闻讯，立即向达浒方向逃去。第3团顺利地占领了东门市，立即进行革命宣传，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反动团总赖南秋、反革命分子赖宴初，尔后将他们就地处决。

9月12日，王新亚也率领第2团占领了老关，乘胜扑向醴陵。他们与醴陵的农民军会合后，兵分3路，攻打县城，旋即破城占领之。

9月13日，王新亚等人在醴陵成立了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也相继恢复。王新亚得知敌人正调集重兵向醴陵取包围之势，企图围歼工农革命军于醴陵县城，便决定改变由醴陵取道株州进攻长沙的计划，转为经浏阳攻长沙；于次日晨率领2团主动撤出醴陵城。

9月14日上午，浏阳东门市败逃达浒之敌经过休整，向东门市反扑过来。此时，由于第1团在长寿街严重失利，已退往平、浏边界，使第3团的右翼完全暴露，平江之敌也趁机派出两个营迅速向东门市扑来，夹击3团。更为不妙的是，3团中正流行疟疾，指战员们过半数患有疾病，战斗力大为减弱。就在这种敌我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严重形势下，3团指战员们依然英勇抗击两面之敌，一直打到这天下午。

毛泽东为保存革命力量，和团领导研究决定，兵分3路从东门市撤向浏阳上坪。

是日晚，第3团驻扎在上坪一带。第1团派来的联络员到达3团驻地，将第1团在长寿街失利的详细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这才明白了3团受到两面夹击的原因，立即在陈锡虞家召开第3团连以上干部会议。他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介绍了第1团受挫的情况，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先向铜鼓方向退却，给敌人造成一个退往江西的假象，然后转入浏阳境内，与第1团联络，接应他们一同退往萍乡。

会后，毛泽东以前委书记名义派出联络员，命令各路起义部队到浏阳文家市会合，然后沿湘赣边界“退萍乡再说”。

毛泽东又派人送信到湖南省委，建议停止执行长沙暴动计划。

此时，已知第3团在东门市失利的卢德铭、余洒度，正率领第1团前来协助第3团反攻浏阳东门市之敌，行至中途，接到毛泽东要各部到文家市会合，尔后“将部队改道，退萍乡再说”的命令。他们遂率领部队转向浏、铜边界，向着第3团跟进。

9月15日，湖南省委得到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利的消息，当晚便决定：停止执行16日举行长沙暴动的计划。

9月16日，王新亚率领第2团顺利地占领了浏阳城。以王新亚为首的部分领导干部在胜利后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思想，他们不但疏于设防，而且拒绝了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等人提出的将部队撤出浏阳城的建议，结果很快便陷入了优势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2团在突围战斗中被敌人打散了，一时间“竟至溃不成军”，兵力损失了三分之二。王新亚也从此下落不明，不知所终。

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及第1团和毛泽东率领的第3团，先后到达了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

文家市是毛泽东1917年曾经到过的地方。这里的人民群众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土地革命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如今他故地重游，看到群众基础很好，心情自然也好了许多。

这一天，第2团的一部分干部战士陆陆续续汇聚到了文家市，毛泽东吩咐3团有关负责人，将他们一一安顿下来。王耀南向毛泽东汇报了安源暴动和第2团失利的情况。

王耀南，1911年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从小在安源煤矿当爆破工，参加过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接受过毛泽东和李立三等人的教育。在安源暴动发动之时，王耀南曾组织20多个爆破工将炸药做成了土手榴弹。反动军警包围了安源煤矿，不少参加过罢工的工人和安源周围的农会干部都隐蔽在矿井下，王耀南和一批爆破工也躲在那里。他们从一条通道转移到安源后山一个地方，刚出矿井就被敌人发现了，情急之下，王耀南的土手榴弹发挥了作用，炸得敌人四散逃命。王耀南和工友们一起加入了第2团的行列，没想到浏阳一战，全团竟溃不成军，折损大半。

也许此时的毛泽东尚不知道，就在9月19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驻湘代表马也尔的一份报告，立即向湖南省委发出了《关于执行长沙暴动计划问题决议案》的强制性指示信。

原来在9月16日，马也尔得知湖南省委做出了停止长沙暴动计划的决定后，大发雷霆，他于16、17日两次写信给省委，指责省委15日晚的决议“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并要求省委改正指导上的过失，向毛泽东率领的起义部队“赶快下令停止向铜鼓或赣西退却的动作”，“赶快下令重新占据行政中心县分”，“赶快进攻长沙”，赶快实行长沙暴动。不仅如此，马也尔又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指责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决定停止长沙暴动计划“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说9月15日是“可耻的日子”。他还不顾客观事实夸大起义之初所取得的胜利，声称“如果起义部队转而攻长沙，肯定是能胜利的”，问题就在于毛泽东在湘东没有“勇敢的指导”，“省委先涣散”。他要求中共中央“派一负责中央委员指导此地的工作；中央决议严格地指出省委的决议是背叛的，临阵脱逃的；派来中央委员实行改组省委。”

于是，中共中央就依据马也尔的报告，发出了上述指示信，指责湖南省委取消长沙暴动计划“是临阵脱逃”。指示信上还说：“长沙暴动虽已不幸的失去很好的机会，但客观上湖南暴动的前途仍然尚有希望，此时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平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中央决定，特派任弼时“来湘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并查明15日晚省委决定停止16日长沙暴动计划的经过情况，报告中央处理。

后来毛泽东是否收到了中共中央要他立即进攻长沙的这一强制性命令，如今因没有资料佐证，已经很难判断了；而有史料可以证明的是，这一天，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取消了“八七”会议关于在国民党旗帜下进行武装暴动的决定，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则完全认同了毛泽东早已提出的“国民党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的正确意见。

且说9月19日下午，毛泽东来到湖南浏阳文家市村头，见到当班值星的陈士榘，自我介绍说：

“我叫毛润之，有急事要找你们卢德铭总指挥。”

陈士榘，原籍湖北荆门，1909年4月出生在武汉市黄土坡新军军营，其父陈午霆曾任新军工兵管带，参加过辛亥革命。陈士榘在大革命中因杀了恶霸地主麻五，被列为“暴徒”，曾遭到夏斗寅部队的追捕，被迫逃到了在武汉市的叔父陈雨苍家里。陈雨苍是留法医学博士、共产党员。在叔父引导下，陈士榘加入了共青团，进入董必武主办的湖北社会主义青年团团校学习，毕业后由组织安排，被编入卢德铭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第2营，与何长工、熊寿祺同班。后来警卫团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团，他便也参加了秋收起义。

且说这陈士榘打量着来人，只见他蓄一头蓬乱的长发，身穿蓝布长衫，瘦高的身材，走路虽然有点跛，而那英俊而略显疲惫的国字脸上一双大眼睛却炯炯有神。陈士榘猜想，这位可能就是大名鼎鼎的毛委员，于是就要带他去设在里仁学校的师部。毛泽东却说：

“小同志，你现在值星，不能离岗，找一个同志来，让他带我去见卢总指挥好吗？”

正说话间，3营的杨立三来了。他一见毛泽东就惊喜地叫道：

“润之同志，我们可把你盼来了，卢总指挥他们正等着你哩！”

杨立三回头又对陈士榘轻声介绍说：

“他就是毛泽东同志，中央派来的毛委员！”

是日晚。毛泽东在师部所在地文家市里仁学校教室里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余洒度师长在发言中，仍然坚持前委原定的起义计划，他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认为只要打下长沙，就会有吃有穿，还可以成立政府，委任官员。3团团长苏先骏表示支持余洒度的意见。另有不少人却感到很迷茫，他们说：

“现在部队很乱，士气低落，军威不振。打也打不赢，退也退不成，难办呐。”

毛泽东听了众人的议论，耐心地向大家分析了敌情变化以及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我不赞成再打长沙，大城市是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地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攻打大城市，只会葬送工农革命军，难道我们非要拼到不剩一兵一卒不成？如若这样，何颜见江东父老？目前，张国威两个团在浏阳屯兵坚守，还有1个团驻守在长寿街，我们就剩这点血本，不能再以鸡蛋碰石头了。洒度兄，现在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不变就要吃亏唷！我们现在需要养精蓄锐，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打狗还要靠面墙呢！我们要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方针，部队作战略退却，退到湘、赣、粤边境上，坚持农村斗争，才能站住脚跟。以便将来在湘、赣、粤3省任何一省的农民暴动时，我们随时都可以参加。”

毛泽东指着铺在桌子上的地图说：

“这里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实在不行，我们就上山当‘山大王’。”

有人不满地嘟哝道：

“什么？当山大王？革命革到山上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

毛泽东说：

“不，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革命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比如罗霄山脉中段，就是一个好去处，这里地势很好。

你们看，罗霄山脉北段靠近大江，又有武汉三镇和南浔铁路，不好；它的南段，敌人调动比较方便，也不好。中段呢，是湘、赣两省的结合部分，两省军阀有矛盾，各保实力，革命有可乘之机，我们有回旋余地，进可攻，退可守，远离大城市，敌人鞭长莫及，而我们一举一动又能影响湘、赣两省的下游，这里的群众受过第一次大革命的洗礼，基础较好，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

这正是：投笔初登点将台，鬼门关前几徘徊。

一从平浏失利后，战场便向山村开。

欲知毛泽东的主张能否为多数人所接受，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秋收起义初战失利，实乃受了各种主观、客观条件之局限所致：一是中共中央提出的攻占大城市的方针成为起义军的指导思想；二是毛泽东以一介书生投笔统军，既没有实战经验，统领部下又难以如手使指；三是起义军成份太复杂，主力1团违令在先，打乱了前委部署，不能集中兵力攻敌一处，继之又未临敌而内乱，消弱了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四是一些军事领导者素质不高，在2团小胜之后即骄傲轻敌，使起义军痛失右臂。凡此种种，以一支新建之旅而分兵攻敌之堡垒，自然是难以收功的。好在毛泽东能够于起义受挫之后，按照他一贯的指导思想和主张，临机决断，改变战略方向，弃攻长沙，决心上山，为中国革命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

第3章 1927年9月20日—

“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只要大家团结得紧，继续勇敢战斗，那么，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话说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前委会议上侃侃而谈，与会的多数人被他说服了。总指挥卢德铭豁然起身，说道：

“润之兄讲得对，我完全赞成。现在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再打长沙，恐有全军覆没之虞！时间已经很晚了，会再开下去就快天亮了。我看，还是举手表决一下吧，赞成润之意见的请举手。”

在卢德铭和第3团团长苏先骏等多数前委委员的支持下，毛泽东的意见被通过了。毛泽东宣布说：

“现在前委正式作出决定：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部队明天撤离湘东地区，经萍乡退往湘赣边。”

1927年9月20日清晨，工农革命军余部1500余人和300多名地方干部集合在里仁学校操场上，举行会师大会。场上有一个土台子，是当地农民协会开群众大会用的。会议主持者宣布：

“请中央来的毛委员讲话。”

毛泽东走上土台子。只见他一身蓝布长衫，脖子上围着一条黑条纹白方格长巾，一副典型的乡村教师打扮。他向大家挥挥手，大声说：

“同志们，请大家都坐下吧！”

毛泽东看看全场干部战士都坐好安静了下来，便微笑着说：

“我给中国革命算个八字。当前中国革命正处在低潮，但是革命的高潮会很快到来。多快呢？这要看我们的工作和形势的发展了。因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贫穷落后，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子很不好过。中国就是一把干柴，只要点上一把火，就会燃烧起来。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把革命形势发展起来，革命一定会胜利！”

会场上有人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人们的情绪逐渐好转。毛泽东接着说：

“你们还年轻，嘴上还没有毛，我比你们年纪大，都想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何况你们年轻人呢！我希望革命胜利后，大家都健在，都能看到胜利！

同志们，我们是一支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北伐军打到南京，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正在大肆屠杀工农群众，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但是，革命的高潮还会到来。过去我们的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武装，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们为了反抗敌人的血腥大屠杀，继续完成革命事业，必须坚决斗争到底，舍此之外，再也没有第二条活路可走。”

他还满怀信心地说：

“这次秋收暴动，虽然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挫折，但这算不了什么！常言说得好：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嘛！这次长沙虽然没有打下来，但是我们打了土豪，分了谷子给穷人，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这个事我们还要继续下去。我们并不孤立，有湘、鄂、赣、粤4省已经起来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在和我们一起与反革命作斗争，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只要大家团结得紧，继续勇敢战斗，那么，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因为，老百姓在我们一边，有了群众就有了天下。‘失败乃成功之母’。有些经不起考验的人，从革命队伍中逃跑了，这算不了什么。革命队伍中少了这些三心二意的人，只会更加巩固。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要革命嘛，就不要怕困难，只要我们咬咬牙，挺过这一关，革命总有出头的那一天。”

最后，毛泽东强调说：

“秋收起义原计划要去打长沙，大家也都想进长沙，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可是，长沙打不下来。目前，长沙那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能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们要到敌人管不着或难得管的地方去，到农村去，到乡下去，在乡下站住脚根，养精蓄锐，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和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然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他讲的话，通俗易懂，主张明确，又有很强的说服力。大家听了都满面笑容，失败情绪一扫而光。

罗荣桓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认真聆听了他的讲话。

罗荣桓，原名罗慎琪，字雅怀，号宗人，1902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一个望族家庭，幼年入私塾读书，1919年考入长沙协均中学。父亲罗国理决定趁过年的机会，为他办理婚事。女方名叫颜月娥，比他大两岁，知书识礼，只是那双三寸金莲烙下了封建社会迫害妇女的印记。当父亲通知他务必要和颜月娥结婚时，他违心地做了“新郎”。1923年他考入北京湖南会馆补习学校，1924年入青岛大学预科班学习。1926年11月，他回到故乡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4月，罗荣桓又考入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7月，他被派往鄂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参与组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后又参加鄂南暴动，任党代表。不久，这支武装在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参加了秋收起义。

工农革命军在里仁学校操场上开大会的时候，还有很多老百姓都来观看，其中有两个少年也爬在学校围墙上听毛泽东讲话。他俩就是里仁学校高小学生杨勇和他的表弟胡耀邦。毛泽东的形象和讲话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

杨勇，原名世骏，1913年10月28日出生于文家市清江一贫农家庭，1926年在里仁学校读书时参加劳动童子军，任队长；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马日事变”后随浏阳农军攻打长沙，不久败走江西、常德等地，年底回乡。后来在1929年，他考入浏阳县立中学学习；1930年春因父病辍学，参加第8区苏维埃政府工作；1930年2月，经县委选派到平江黄金洞红5军随营学校政治队学习，转为中共党员；结业后分配到红3军团第8军，历任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大队长，连副指导员、指导员、营长、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处处长等职。

胡耀邦，湖南省浏阳县人，1915年出生。他后来在192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5月到湘赣省委做儿童工作，1933年5月调到中央苏区儿童局，9月转为共产党党员，任少年共产党中央局秘书长。

且说会师大会结束后部队吃了早饭，在毛泽东、卢德铭率领下向湘赣边界的江西萍乡方向退却。

全体指战员在给养不足，弹药缺乏，又有敌人尾追堵截的条件下，不顾秋后炎阳的酷热，翻山越岭，一路艰难前行。时值队伍中疟疾蔓延，痢疾流行，又缺医少药，伤病人员大量增加。一些人又动摇了，离开部队逃跑了。

有一次，队伍后面突然响起了枪声。众人正疑惑间，曾经参加过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现任1团3营副营长张子清，气喘吁吁地跑来向毛泽东报告：

“又有几个人开小车，我已派人去追。刚才那一枪估计是追赶的战士打的，吓吓逃兵。”

“哦，又有开小车的！”毛泽东脸色异常严峻地说：“不要追。他们要走，让他们走，不要开枪吓他们。我不相信会都走光，总还会有要革命的。有句俗话说：‘宁要鲜桃一个，不要烂桃一筐。’革命也是这样，部队光人多不行，贵在要有战斗力。”

9月22日晚，部队到达萍乡泸溪更田村，分布在村内村外宿营。又有一部分人悄悄离开了部队。

9月23日拂晓，部队从宿营地出发，在离开芦溪15华里的山口岩，后卫第3团遭到从萍乡赶来的江西军阀朱培德部江保定的保安特务营和江西第4保安团的数面夹击，部队损失严重。

总指挥卢德铭立即带领一个连从前队折回，抢占高地，阻击特务营和保安团，同时指挥被打散的第3团指战员向前卫部队靠拢，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右胸，壮烈牺牲。毛泽东闻报，痛惜不已。

部队继续往南走。随着行军路线不断向南延伸，党的各级组织又不健全，思想工作跟不上，许多指战员在困难面前和背井离乡的情况下，情绪越来越低落，逃亡逐渐公开化。部队已经不足1000人了。

在1团先后担任过班长、排长的赖毅中将曾经回忆说：“泸溪受挫以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1营1连的1个排，就在排长带领下，利用放哨的机会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到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地考验。”

在这支革命队伍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思想说服工作，可谓是殚精竭虑，唇焦舌敝。他不倦地找战士们谈话，了解其思想状况；并考虑着如何才能保存、巩固和发展这支革命武装。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疲惫、饥饿、战败后的余悸和前途迷茫的惶惑，正困扰着指战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一是这支武装必须掌握在坚定的革命者手里；二是队伍中必须以党的组织为核心，并通过它和广大战士群众发生紧密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使革命武装获得巩固和发展。眼下最要紧的是抓住机会打一个胜仗，提高士气，并赢得喘息之机，整顿队伍。

自从离开文家市，毛泽东就和战士们一样戴着斗笠穿着草鞋一路走来。此时他的两只脚都被草鞋磨破了，步履艰难。战士们看到他这个样子，非常心疼，就用竹竿捆了一副担架，要抬着他走。

黄埔军校5期学员、时任1团某连连长的谭希林将军曾回忆说：“他拒绝说：‘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赢就慢慢跟着走。’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交谈。毛泽东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

9月24日，毛泽东带领部队来到了莲花县的高滩村，在此吃了午饭。部队刚开拔不久，村里一位烈士的两个儿子七牯和八牯抬了一个绑着两根竹竿的睡椅，气喘嘘嘘地从后面赶了来，跑到毛泽东面前，要请他坐“轿子”。一个战士高兴地说：

“毛委员，人家抬了‘轿子’来，你坐吧！”

毛泽东说：

“革命的路是靠脚板走出来的，还是双脚走好。”

他坚持不坐“轿子”，可把八牯急坏了，满脸通红，恳切地说：

“毛委员，我早就看到你走路有点拐了，还能走吗？”

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起来，把脚在地上跺了一下，轻松地说：

“这不是好好的嘛！”

旁边一个战士说：

“毛委员，坐，坐上吧，你不坐大家心里难受呀！”

七牯兄弟俩也挡在路上不让毛泽东走，说：

“我们有的是力气，请你快上‘轿’吧！”

毛泽东指着后面的伤病员们对七牯、八牯兄弟说：

“那好吧，就请你们把‘轿子’抬给伤病员坐吧，他们的腿确实走不得。”

说罢，他又一瘸一拐地大步向前走去。

9月24日下午，部队到达莲花县的甘家村。

是日晚，毛泽东在甘家村召集地方党负责人会议，向甘明山、贺国庆等人了解莲花、永新一带的情况。甘明山、贺国庆汇报说：在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边界党组织遭到了极大摧残，各级组织全被破坏了。9月18日，莲花县农民自卫队攻打莲花县城失利，牺牲30多人，被捕70多人。他们请求工农革命军攻打莲花城，救出被捕的自卫队员。

毛泽东得知莲花城里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只有大土豪李成荫保安团的部分团丁驻防，就下了决心，爽快地说：

“好，一定要打下莲花城。”

毛泽东一面派人去莲花县城侦察敌情，一面组织农民梭镖队配合工农革命军行动。

9月25日，毛泽东为鼓舞士气，振奋民心，在甘家村召开军民宣判大会，枪决了从萍乡境内抓获的6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

下午，工农革命军就要离开甘家村了，毛泽东指示各部把食用老百姓粮食的钱，放在他们的米缸里，并附上一封信，说明原委。

9月26日凌晨，攻城各部悄悄抵近莲花县城下。毛泽东亦亲临前线指挥。在农民自卫队配合下，革命军冒雨攻城。一时间枪声大作，杀声四起。守城团丁吓得惊慌失措，胡乱开了几枪，掉头逃命去了。工农革命军和上千名老表冲进城内，俘虏了保安团的一个队长和一个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砸开监狱救出了被囚禁的共产党员和自卫队队员，打开粮仓将粮食分给了贫苦老百姓。

莲花是工农革命军从文家市出发南下以来夺取的第一个县城。此战胜利，士气顿时高涨起来。余洒度通知毛泽东说，要召开一个军事会议。当毛泽东得知余洒度已经将抓获的保安队长放走了，非常气愤，严厉地批评他：

“县保安队离城里只有几公里，我们这些人的生命都交在他手上了，你还开什么会？”

此前，总指挥卢德铭一直是支持毛泽东工作的，有他在，对不把前委当回事的余洒度还有些约束作用。如今他不在了，余洒度对眼前这位前委书记是愈发不尊重了。他不但不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反而恶言相向，轻蔑地说：

“什么？你怕死吧？我可以担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

毛泽东尽管生气，却也奈何他不得，由此更清楚地意识到，整顿部队势在必行。

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和莲花县党的负责人会议。地方上到会的有朱亦岳、陈竟进、贺国庆、陈实等人，毛泽东向他们详细询问了莲花、永新、宁冈一带的情况。

会议就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听了地方干部的介绍和大家的讨论，感觉到整顿部队的时机已经到了。他当即决定，部队开往江西永新三湾村。

9月28日下午，部队走了一天已经有些疲劳了，余洒度命令就地宿营。毛泽东看看天色尚早，提议再往前走10里宿营。余洒度虽然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却在私下里发牢骚说：

“我当什么师长，连10里的指挥权都没有了。”

话分两头。在9月28日这一天，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武汉讨论将要成立的代行中央职权的长江局人选问题。瞿秋白提议说：

“泽东能来，必须加入。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同志。”

有人说，毛泽东已经率起义部队上山了，不能参加长江局工作。也有人认为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不同意他领导长江局。在瞿秋白的坚持下，会议最终通过了由罗亦农、陈乔年、任弼时、王一飞、毛泽东5人组成长江局的决议。

不知毛泽东是否接到了这一任命，但可以断言，不管瞿秋白和其他人如何赞成毛泽东，毛泽东也是决不可能接受这一任命的。

9月29日，毛泽东率领部队经过艰苦跋涉，最后翻过一个山口，到达了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

三湾位于湘赣边界九陇山中茶陵、莲花、永新、宁冈4县的交界处，由陈家、钟家、上李家、下李家和三湾街组成，合称三湾村，有50多户人家，算得上一个比较大的村庄了。这时三湾村里已经空无一人了，家家大门都紧锁着。原来群众风闻有一支军队朝三湾方向开来，怕是国民党军又来抢劫，就纷纷扶老携幼躲进山里去了。

毛泽东一面安排战士们就地休息，架锅煮饭，一面派出干部上山动员群众回村。他和3连长赵大刚也走出村庄，爬上了一个山头，见一青年正要下山，就迎了上去。小伙子一看来了两个当兵的，转身就走。毛泽东喊道：

“喂，不要怕，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呵！”

青年一听便停住了脚。毛泽东和赵大刚忙朝他跟前走去。青年迟疑地问：

“你们是——”

毛泽东说：

“我们是秋收起义的部队，是工农革命军，乡亲们呢？快去喊他们回村子吧！”

赵大刚指着毛泽东向青年介绍说：

“这位首长，就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

青年早已风闻了秋收起义的消息，听赵大刚一介绍，便激动地对毛泽东说：

“哦，你就是毛委员？你就是带领咱穷人闹翻身的毛委员？我现在就上山去，把大家叫回来。”

躲进山里的群众得知来了自己的队伍，又陆续返回村了。原本冷冷清清的三湾村又热闹了起来。毛泽东指示指战员们深入群众，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三湾村里顿时充满了新的生机。后来，三湾人民用自己的歌声热情赞颂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歌中唱道：

天上降下北斗星，漫山遍野通通明；一九二七那一年，三湾来了毛司令。

毛司令哟真英明，带来工农子弟兵；红旗飘飘进村来，九陇山沟闹革命。

在三湾钟家祠堂前面，有两个深不足3尺的水井，全村上百口人都饮用这井里的水。炊事班一个战士到井边去挑水，见井水很浑浊，便转身到河里舀了两桶水挑回去，一进厨房就嚷嚷：

“这村里的井水好浑浊哟！”

毛泽东正巧路过这里，闻声跟进厨房，问道：

“井水怎么会浑浊呢？”

那个战士回答说：

“不晓得怎么搞的。”

“走，看看去。”

毛泽东说罢，带了几个战士向井边走去。他们到井边一看，两口井四周都长满了杂草，且乱石成堆，显然是年久失修，里面的泉眼被堵塞，出不了多少泉水。而井水浑浊的原因则是因为祠堂那边沟里溢出的浊水，冲过井围流到井里，和泉水混合在一起了。他们正观察着，来了一位挑水的老表，毛泽东就问他：

“老表哥，两个井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那位老表说：

“没办法呀！兵荒马乱，谁还顾得上修井，有个安稳的日子过就行啦。”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叫战士们到老表家里借来几把铁铲和几副挑土簸箕。他挽起衣袖和裤管，拿起铁铲弯腰铲土。战士们也纷纷动手，跟着他干起来，铲的铲，挑的挑，有的搬石头，有的填浊水沟。水井快修好时，毛泽东发现填平的浊水沟还有个小洞往外溢脏水，就要去培土。有个战士说：

“不碍事，算了吧。”

毛泽东认真地说：

“不行，俗话说：‘小洞不补，大洞尺五’嘛。这洞不填，越溢越大，沟里的浊水还不是照样要冲到井里。”

说着，他就铲了几铲泥土压在溢水处，又用铲背狠狠砸平，并找来几块石头垫上去，糊了几把稀泥，浊水就再也溢不出来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一座破庙里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他首先说：

“部队不能乱跑了，要就地打主意。”

接着，他向大家介绍了井冈山地区的地理、人情及敌情等等状况：早在1926年9月，宁冈人民在地方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驱逐了反动县长沈清源，成立了由龙超清为主席的行政委员会。此后，那里的党、政、军大权就基本上掌握在了共产党手里。宁冈周边各县也都成立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组织，建立了农民自卫军。“马日事变”后，各县党组织虽然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人心还是向往革命的，人民群众时刻盼望着革命新高潮的到来。现在井冈山上还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农民武装队伍。袁文才、王佐部各有五、六十条枪，一直在坚持斗争。可以说，井冈山地区的群众基础、党的基础和地方武装基础都很好，是工农革命军建立根据地、扩大武装的极好条件。况且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山势既大又险，易守难攻。山区及相邻各县盛产茶油、竹木，且人少地多，自给自足有余。从敌人方面来说，井冈山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也比较远，加之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着矛盾，统治力量相对比较薄弱。此时又正值唐、桂战争爆发在即，朱培德“为保持江西地盘计”，把兵力集中于赣北、赣东和闽边，致使赣西南空虚。这正是赣西革命力量生存、发展和建立根据地的良好的客观环境。

毛泽东又说：

“袁文才在茅坪打圈圈，敌人几年来都没有把他们消灭，王佐在井冈山也是这样。敌人没有办法搞跨他们。”

“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要就地打主意”的意见。

9月30日，近千人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集合在一棵千年大枫树下。身材高大的毛泽东头上蓄着多时未剪的长发，上身穿一件老百姓的烂棉袄，下面打着绑腿，脚上套了一双草鞋，笑容满面地走到队伍前面。战士们热烈地鼓起掌来。

连日征战，毛泽东明显有些疲乏，可他依然十分精神。他开始讲话了，他说：

“我们现在是官多兵少，枪多人少，不利于作战。因此部队需要住下来进行整编。多余的军官全部上军官队，伤病员归卫生队管理，其余同志编入部队。我们还要建立后方，放下担子，轻装上阵。一路上有些人不辞而别了，要走最好打一个招呼呵。我现在宣布，愿留则留，不愿留下的可以请假回去。凡回去的根据路途远近发给路费。希望走的同志回到家乡要坚持革命，将来如果愿意，还可以再回来。”

毛泽东说到这里很动情。许多战士听了，鼻子也一阵阵发酸。毛泽东又鼓励大家说：

“同志们，现在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我们有这两只脚就能走革命的路。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是两把菜刀，我们有两个营，700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1个可以当敌人10个，10个可以当他100个。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失败一两次有啥了不起？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和胜利！”

战士们听着毛泽东的话，不断地点头微笑。大家的情绪转变了，信心提高了。队伍解散以后，指战员们纷纷议论：

“毛委员都不怕，我们还怕什么？”

“贺龙两把菜刀能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

这正是：艰难困苦抖精神，大风浪里淘真金。

若非三湾整军伍，何来红旗满乾坤。

欲知毛泽东在三湾对工农革命军如何改编，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文家市转兵，工农革命军第1师的进军方向完全转变了，由向长沙进攻，改为向农村山区进军，由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改为向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毛泽东以其卓越的胆识和谋略，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开辟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崭新的革命道路。

第4章 1927年10月3日—

“我们现在是作战略上的退却，来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广大的农村是海洋，我们是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是我们人民的天下，不是敌人的天下。”

话说毛泽东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袁文才与王佐，于是他就给袁文才写了一封信，表示愿与袁文才、王佐二人合作，共同建立红色根据地，信写好后，派人送给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请龙超清与占领井冈山北麓的袁文才取得联系。袁文才接到毛泽东的信，立即召集部众商议。他的文书陈慕平曾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和毛泽东是师生关系，便向袁文才介绍说，毛泽东与彭湃并称为共产党人中的两大“农民王”，有见地、有思想，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袁文才虽然也略有所闻，但他对毛泽东还是心存戒备，略一思忖，便提笔在两张宣纸上写下了一封措词婉转的回信：

毛委员：

　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袁文才叩

这一封亲笔信札原件至今幸存于世，其笔迹流畅，用词文雅，由此可以看出，袁文才决非一般劫富济贫的山大王可比。

信写好后，袁文才派陈慕平与龙超清一道赶往三湾。毛泽东见信后不露声色，热情地接待两位来使，详细询问了袁文才、王佐及其部下的情况。

那袁文才原是个穷苦的客籍人，家住茅坪马源坑。1924年，他因为不满地主豪绅的压迫，参加了绿林组织“马刀队”。后来，龙超清把他的马刀队拉进了农民自卫军，组成了一支300多人的队伍。1926年9月，袁文才率部在宁冈举行暴动，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佐则是一个裁缝出身的穷苦农民，家住遂川县下庄。1921年，他参加了绿林组织。1926年，王佐受大革命的影响，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

1927年7月，袁文才与王佐率部会同安福、莲花等农民武装，在永新暴动队的配合下，攻克了永新县城，组成了赣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王佐同任副总指挥。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却营救出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这一部分人都随着袁文才、王佐转移到深山“打埋伏”，等待着革命斗争新时机的到来。

毛泽东边听边点头，感觉袁文才、王佐这两支队伍虽然具有绿林性质，但还都有一定的革命性，不能简单地以会党、土匪对待。况且袁文才还是一名共产党员，远非一般绿林人士可比。

早在“八七”会议上，在讨论到对待会党、土匪的策略问题时，毛泽东就主张要争取他们而反对消灭他们。现在，他的这一想法更坚定了。他向陈慕平、龙超清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来意，并说希望袁文才能同工农革命军合作，共同开展革命斗争，建立井冈山红色根据地，要他们回去以后向袁文才说明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是为了打土豪惩劣绅，建立革命根据地，同袁文才部一起共同反对反动军阀。

在龙超清、陈慕平等人临别时，毛泽东为表明诚意，赠送给他们每人一支枪，还说他愿意和袁文才见上一面。

送走龙超清等人，毛泽东又开始忙于工农革命军的整编了。此时的部队虽然不足1000人，只有700多支枪，48匹马，却还是起义前的老编制，既有师部，又有3个团的建制，还有原来的营、连，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将师部和3个团缩编为1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下辖1、3两个营；每营3个连，加上1个特务连，共7个连；剩余的军官组成1个军官队；另有1个卫生队和1个辎重队。

毛泽东鉴于工农革命军中党的工作、政治工作还是沿用北伐军的制度，党支部建在团上，营、连设党代表，他根据自己一路上的调查研究，决定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在班、排设立党小组。这样就可以更具体的了解士兵情况，更好地教育和团结士兵，有力地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后来事实证明：“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同时决定：在营、团以上设立党委；团、营、连均设党代表，统一由前委任命，负责领导所属部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各级党组织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同时还规定，凡属重要问题，都要经党委讨论决定。这样就为工农革命军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他鉴于旧军队的弊病及其影响，又决定在工农革命军中实行民主制度，规定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的上下级之间的礼节，开会时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吃饭穿衣都一样；并决定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的主席和委员由全体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官长也参加士兵委员会，也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官长中的被选者不得超过士兵委员会人数的三分之一。士兵委员会在党代表指导下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组织士兵的文娱生活，监督部队的经济开支和伙食管理等等。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权，军官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处分。

毛泽东深知：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是增强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正如他后来所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诸事议定后，毛泽东召集全体指战员大会，再一次宣布说：

“凡不愿意留队者，根据路途远近，发3至5元的路费，并且开具介绍信，允许离队。希望你们回到本地继续革命，将来如果愿意回来时，还可以回来。伤病员，统一由卫生队管理，以利战斗。”

接着，他代表前委宣布了新的干部任命名单：

新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团长：黄埔军校1期学员、共产党员、原警卫团3营营长陈浩；副团长：黄埔军校4期学员徐恕；参谋长：韩庄剑；团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原警卫团连长宛希先。

第1营营长：黄埔军校4期学员黄子吉；副营长：黄埔军校第4期学员陈毅安；党代表宛希先（兼）。

第3营营长：黄埔军校1期学员长沙分校政治教官、广州农讲所学员、共产党员、原警卫团3营副营长张子清；副营长：黄埔军校4期学员伍中豪；党代表：大学毕业生、原警卫团连党代表何挺颖；宋任穷为3营7连文书。

军官队队长：黄埔军校4期学员吕赤。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以前委委员身份和3团团长苏先骏一起被安排在军官队。

卫生队队长曹嵘，党代表何长工。

特务连连长朱建胜，党代表罗荣桓；谭政任文书。

谭政，1906年6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原名谭世名，学号举安。谭政还未出生时祖父就去世了，他的名字和学号都是祖父在世时给取好的。祖父临临终前交代家人：“长孙出世后，要好好抚养，愿他早日读诗修身。”谭政14岁在私塾学习期满，16岁告别新婚妻子，就读于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毕业后任小学教员。1927年3月，谭政告别父母，惜别爱妻，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将自己的名字由谭世名改为谭政。谭政在原国民革命军武昌警卫团担任文书时，结识了农民自卫军党代表罗荣桓，罗荣桓向他讲述了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在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后，罗荣桓被誉为政治元帅，谭政则被称为政治大将。

1927年10月3日上午，毛泽东将部队集合在枫树坪，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3条纪律：1、说话要和气；2、买卖要公平；3、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在三湾人民群众的欢送声中，这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革命军浩浩荡荡向宁冈古城开进。

行军途中，原第3团团长苏先骏等人由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思想上又动摇了。他们想离开部队。毛泽东得知后立即集合部队讲话。他高声说道：

“大家辛苦了！革命是会遇到困难的，不要怕困难，我们总会有出头的那一天。当然，革命是自愿的，愿意跟我毛泽东走的站左边，不愿意跟我走的站右边。”

他一说完，队伍中就有人在移动。原来，苏先骏听毛泽东说部队要在深山里安家，早就产生了走的念头；如今部队真的要上山了，他和身边的人越往前走越觉得不对劲，就下决心要走了。他听毛泽东这样一说，就带了十几个人站在队伍的右边。其余的大多数人则站到了左边，表示愿意跟毛泽东走。毛泽东走向苏先骏，客气地对他说：

“苏团长，你带了这十几个人回去，每人发点路费，解决途中困难。”

部队给他们每人发了5元路费，并开具了介绍信。毛泽东还送了他们一程，临别时，又嘱咐他们说：

“你们回去，还是要坚持革命啊！”

后来在1928年1月，苏先骏在长沙被唐生智逮捕。他经不起生死考验，叛变了革命，出卖了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人郭亮（1927年10月浙江上虞人王一飞继彭公达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任至1928年1月，后被捕就义。1928年3月贺昌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致使郭亮被捕，壮烈牺牲。1930年红3军团攻克长沙，抓住了苏先骏，经人民审判后，将这个可耻的叛徒当众处决了。

这才叫：阳关大道你不走，独木小桥偏要行。

聪明反被聪明误，耻辱柱上留骂名。

且说毛泽东送走苏先骏等人，带着部队继续前进，在这天下午抵达了宁冈县古城。

古城位于龙江河的下游，曾经是宁冈县的县治所在地。这个只有百十来户人家的小镇，四面环山，是一个典型的盆地。镇上只有一条短短的石板路，虽然萧条破败，却充满着浓郁的古老气息，十分清幽。

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带领一部分群众，在街西文昌宫前的大樟树下欢迎工农革命军。毛泽东高兴地对龙超清说：

“老龙，古城果然是不错呀，这里山清水秀，是个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

龙超清说：

“那当然啦！你看对岸那座古塔，名叫水尾塔，还是几百年前修的呐。”

毛泽东放眼望去，果然有一座雄伟的古塔屹立在龙江河对岸。他说：

“好一座水尾塔！过去农村修塔，说是为镇妖降魔，祈福祛祸。可千百年来，穷人还是受穷，土豪劣绅照样享福，世道还是依旧。”

龙超清说：

“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武装斗争，用枪杆子砸烂这个吃人的旧世界。”

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靠水尾塔是救不了穷人的，只有依靠枪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部队驻扎停当后，毛泽东为解决好工农革命军的落脚点问题，在文昌宫主持召开了历时3天的前委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古城会议”。

参加古城会议的有前敌委员会委员，有部队营级以上干部和党的活动分子，有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和县委的龙国恩、萧子南，还有县团委书记谢议昌及袁文才派来的代表陈慕平等，共60余人。

毛泽东首先总结了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他说：

“以长沙为中心的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新军阀的进攻，在湘、赣、鄂、粤数省的广大人民中，树起了一面革命的红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经验不足，秋收起义在战术上有深刻地教训，这就是：起义的军事指挥有缺点，部队过于分散，没有很好地集中使用兵力，没有实行有力的统一指挥。我们不应当1个团攻打1个县，而应当南北配合，3个团集中攻打浏阳最好。分散兵力以致分别遭到敌人的袭击，打了败仗。没有改造的邱国轩团的叛变也是一大教训。但是，在战略上不能说我们失败了。工农革命军并没有全部被打垮，现在我们人少了，我们的骨干力量还在，很精干，大有希望，这是继续同敌人斗争的本钱。

我们现在是作战略上的退却，来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广大的农村是海洋，我们是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是我们人民的天下，不是敌人的天下。我们要进一步把工农革命军整顿好，建设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迎接更艰巨的革命斗争。”

接下来，会议着重讨论在井冈山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

井冈山是毛泽东在率领工农革命军南下途中经过多次调查研究，为部队选定的立脚点。它地处湘赣两省边境，介于湖南的酃县和江西的宁冈、遂川、永新4县之间，西北与九陇山区相望；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90华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180华里；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州、草坪、白泥湖、罗浮等地，均有水田和村庄，“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是革命军队养精蓄锐的好地方，是理想的革命根据地之首选。

毛泽东的详细介绍和说服教育，使大多数领导人对在井冈山安家立业、休养生息、坚持斗争这一决策，达成了共识，可是要在这里“安家立业”，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等地方武装，则还是一个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必须予以解决的现实问题。

陈慕平如实地向大家作了介绍，他说：

“袁文才和王佐都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工农革命军还没有多少了解，心存疑虑，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了山，会不会‘火并山寨’，夺取他们的地盘。所以，他们提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请工农革命军‘另找高山’。”

众人听了陈慕平的话，立刻议论纷纷，在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部队的问题上各抒己见。不少人说：

“我们人多，干脆用武力解决他们。他们是土匪，也是我们革命的对象。就他们那几十条枪，一包围一缴械，就完事了。”

毛泽东听了大家的议论，耐心地开导说：

“你们说要用武力解决他们，谈何容易！再说他们也都是穷苦人出身，实在活不下去了才啸聚山林，占山为王。不能以通常的眼光把他们看作是土匪，还要看到他们的革命性，4县会攻永新，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我们不能贪小利而误大事，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了？若是与他们打起来，又一时吃不掉，岂不耽误了我们反对军阀统治的大目标，影响到我们建立一个安稳的根据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们可不能让蒋介石、朱培德这些真正的敌人做了‘渔翁’。因此，对袁文才、王佐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争取他们革命，要团结、改造他们。还可以通过他们团结井冈山地区的土客籍广大群众，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能把他们团结、改造过来，共同反对强大的国民党反动派，将很有利于我们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将来我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统治阶级就拿我们没办法了。”

在毛泽东劝导下，大家最终统一了认识。会议确定了团结、教育、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基本方针，并决定在茅坪安家，建立留守处和后方医院，在井冈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扩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留下前委委员继续议事。此前他在和陈慕平谈话时已经知道袁文才最看重的是枪，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支。袁部150人中只有60支枪，缺少的就是枪枝。因此，他建议送给袁文才100支枪，将袁文才的部队全部武装起来。有的前委成员表示疑虑，说这样做是否合适？余洒度则是坚决反对。经过毛泽东反复做工作，多数前委委员才同意了。

前委会议还决定：派人分头与中央、湖南省委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取得联系。同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

会后，前委又集合部队开大会。毛泽东向广大指战员传达了古城会议精神。群情振奋，斗志昂扬。而此时郁郁寡欢的余洒度却向毛泽东提出，要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知道挽留不住，便同意了他的请求。

后来，余洒度在10月19日辗转到了上海。不久，他终因悲观失望，就脱离了党组织。1929年他参加了谭平山、章伯钧等人组织的中华革命党。1930年5月，他又加入邓演达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1年8月，他和邓演达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邓演达最终被蒋介石所杀害，而余洒度则表示愿意“悔过自新’。1932年国民党成立复兴社，余洒度成为其重要成员。1933年，他被任命为第61军政训处少将处长。1934年余洒度因贩卖毒品被北平宪兵团团长蒋孝先检举，遂被捕押往南京，蒋介石亲自下令枪决了他。

且说10月5日黄昏时分，龙超清从古城赶到茅坪，将毛泽东明天要来会见袁文才的事告诉了他。袁文才一听既高兴又忧心，高兴的是，偌大一个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工农革命军前委书记竟要来见他这个绿林草莽；忧心的是，人心隔肚皮，弱肉强食自古有之，毛泽东来访是福是祸，尚难预料。他思虑再三，与龙超清商定，不让毛泽东来茅坪，双方就在茅坪和古城之间的大仓村林风和家吊楼上见面。

龙超清连夜赶回古城去了。袁文才立即找来李筱甫、周桂春、谢角铭、陈慕平几个心腹，将毛泽东上山来访的事说了一遍。众人皆曰会会无妨。袁文才的妻叔、副指挥谢角铭又说：

“世事重重迭迭，人心曲曲弯弯。毛泽东新来乍到，咱谁也不了解，不可轻信。防人一着不为过。依我之见，明日由桂春带领一排人埋伏左右，以防不测。”

这话正合了袁文才的心意。陈慕平却连忙说：

“那样不太友好吧！被人家发现了如何收场？”

“唔，还是防着点好！”

周桂春认为谢角铭的话有些道理。袁文才见李筱甫也点头称是，便决定在大仓林家屋后设伏，以防万一。他如此这般地向周桂春吩咐了一番。

10月6日清晨，周桂春令特务连一个排埋伏在大仓村林家屋后，约定以放炮为号，号炮一响，立即救援袁文才，否则决不可轻举妄动。

袁文才来到林家着意打扮了一番，身着长衫，外套一件黑缎马褂。李筱甫、周桂春、陈慕平、邱凌岳等人也换了干净衣衫，随着袁文才在林家祠堂门口石桥上迎候毛泽东。

上午10时许，毛泽东、龙超清和陈浩带了何长工和勤务员龙开富，一行数骑来到大仓村。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居住着明末清初从福建迁徙来的十多户客籍山民。毛泽东等人在林家路口下了马，由龙超清领路，朝林家走来。

袁文才远远望见毛泽东并没有多带人马，只有数人相随，忙吩咐周桂春快去撤了伏兵，免得露丑，自己则领着李筱甫等人上前迎接毛泽东。陈慕平向袁文才介绍了毛泽东，龙超清也向毛泽东介绍了袁文才。

“久仰啊，袁文才同志！”

毛泽东握着袁文才的手，热情地寒暄着。袁文才也满面笑容，他说：

“欢迎啊，毛委员！您的大名如雷贯耳唷！”

毛泽东、龙超清、陈浩与何长工随着袁文才上了林家吊楼，分宾主坐定。袁文才吩咐随从上茶，端上花生瓜子，招待毛泽东等人。毛泽东也不客气，一边吃着，一边和袁文才聊着。袁文才说：

“毛委员一路辛苦。袁某是山村野人，孤陋寡闻，今日有缘相会，实乃三生有幸！望毛委员不吝赐教！”

“哪里，哪里！我奉中央指示举行秋收暴动，意在救国救民，然尔出师不利，转战到此，想借你们这块风水宝地，休养生息，徐图发展，还望你们多多扶助！”

说罢，毛泽东又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形势和革命发展前途，说明工农革命军向农村进军和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他还说：

“我们为什么离开城市到山沟里来？因为广大农村像大海，我们像鱼，鱼和水是不能分开的。你袁文才同志也是共产党员，我相信你会和党同走一条道的。”

袁文才忙说：

“毛委员，我们听你的。”

“好！今后我们团结起来一起干。”毛泽东说罢又问：“文才同志，你们的队伍还有多少枪啊？”

袁文才说：

“不多，不多。60来条吧，有的还是破枪。”

毛泽东见袁文才还算诚实，就说：

“难得，难得！文才同志，你们很不容易啊！大革命失败后，你们没有向反动派低头，把革命力量保存下来了，还保存了60支枪，这是革命的本钱呀！以往的失败就在于我们没有抓住枪杆子。革命力量还要发展嘛！这样吧，为了我们和衷共济，同创大业，部队送给你们100条枪，够不够啊？”

工农革命军要赠送枪支的事，陈慕平早已告诉了袁文才。可他还不大相信会有这等好事，更没有想到毛泽东刚一见面就又提出来了，忙说：

“谢谢毛委员！我袁文才一定竭尽全力，跟着毛委员干革命，虽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毛泽东见他如此说，就让陈浩团长写了张取枪的条子交给袁文才，并交代说：

“明天，你们派人去挑100条枪吧。”

时近中午，袁文才让房东将烧好的酒菜端上来，为毛委员接风，款待毛泽东一行。饭毕，双方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还说：

“我们是共产党，我们的部队来这里不是要干涉你的活动，而是要和人民一起改善他们的命运。我们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不会压迫老百姓。”

袁文才也说：

“今后凡是用得着我袁文才的，我们一定效劳。请毛委员明早率部进驻茅坪。”

“好哇，一言为定！”

毛泽东赞扬袁文才反抗豪绅地主的斗争精神，勉励袁文才同工农革命军共同开展革命斗争。袁文才说：

“毛委员，我过去糊涂，拿起枪没有好好干革命。今天听您这么一说，真是茅塞顿开啊！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队伍需要粮油，需要建立医院，这些事都包在我身上。但是，钱的方面，宁冈有限，部队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打土豪。”

他转身一挥手，旁边一个小头领送上一个沉甸甸的包袱。袁文才对毛泽东说：

“这是600块大洋，算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了，请笑纳。”

毛泽东连声道谢，又问：

“井冈山上，还有一个头领，叫王佐吧？”

袁文才说：

“那是我的老庚！毛委员放心，王佐那里我会写信与他联络，一定争取他也跟您闹革命，助毛委员共创大业！”

毛泽东高兴地说：

“好，拜托。”

他从陈浩手中接过一个小包，递给袁文才说：

“我送一件礼物给你作纪念。”

袁文才接过打开一看，眼睛一亮，原来是一支精致的手枪，枪柄上还系着一条红绸布。毛泽东告诉袁文才说，这支手枪是不久前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袁文才十分感动，连声道谢。

毛泽东看看天色不早了，便起身告辞。袁文才送客人出了林家。毛泽东临别时还一再诚心诚意地鼓励袁文才要尽量扩大队伍。

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离了古城，继续南下，分两路向宁冈县黄洋界下的茅坪进发：一路经大仓、东源、荷花形、马源至茅坪；另一路走砻市、葛田、大陇到茅坪。

袁文才、龙超清等人与当地人民群众一起热烈欢迎工农革命军的到来。袁文才的老同学贺敏学还把他的住所八角楼腾出来，让给毛泽东办公和居住。

八角楼，位于茅坪村谢氏慎公祠后面，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屋楼房。楼上有一个八角形的天窗，因此当地群众就称之为八角楼。一楼有客厅，有会议室。二楼有毛泽东的办公室，左边第2间是他的卧室。

在袁文才、龙超清大力帮助下，工农革命军在茅坪攀龙书院设立了安置伤病员的后方医院，在步云山象山庵设立了与各处联络的留守处。至此，工农革命军终于在井冈山有了一个家，军心大安。

这正是：三湾改编，新制确立。党的领导，绝对第一。民主管理，开天辟地。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袁氏诚服，如虎添翼。茅坪安家，皆大欢喜。

且说10月7日晚，毛泽东在攀龙书院召集永新、宁冈、莲花3县躲在茅坪一带“打埋伏”的部分党员开座谈会，了解各地情况，并要求他们返回原籍，发动群众，开展斗争，重建党的各级组织。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给湘赣特委写了一封信，建议特委派人去酃县加强那里的工作。

夜已经很深了，他还是睡不着觉，不由得想起了杨开慧，想起了3个可爱的儿子，一别就是两个月，也顾不上给他们写信，不知他们母子现在怎么样了？是该写封信了。于是他便起身下了床，提起笔用暗语写道：

我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堪以告慰你的是，现在生意逐渐好了，兴旺起来了。只是，我的脚有点伤，行走不便。我会小心的，不必挂念。

毛泽东自然不能署自己和杨开慧的真实姓名，所以在这封信上既没有称谓，也没有落款，就连信封上的地址也不是板仓。第二天，他派人到宁冈县一个中药铺里让老板将信寄了出去。这封信经过了不少周折，最终总算到了杨开慧的手上。

原来，毛泽东是把信寄到了杨开慧六舅向明卿的一个堂兄向朝卿开的“生生盐号”那里，由向明卿取回，交给经常到长沙的板仓农民梁坤和，由梁坤和转交杨开慧。后来一直到1928年初，这封信才终于辗转到了杨开慧手中。

杨开慧是在毛泽东离开长沙后就回到了板仓。她除了照顾3个孩子，还要继续进行地下斗争。杨开慧深知时局艰难，生活在险恶的环境中无异于投身虎穴狼巢，但她对革命事业充满了信心，把革命当作了一生的事业，并要为此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杨开慧展开亲人的来信，凝视着毛泽东那遒劲的笔迹，体味着信中那一串串含蓄的词句，不由得激动万分，泪水立时模糊了双眼。看罢来信，她马上写了一封回信。遗憾的是，从此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见到毛泽东的第2封来信，心爱的人竟然杳无音信了。其实毛泽东不是没有再给她写信，他写给杨开慧的第2封信寄到“生生盐号”后，店里的贴庚先生见这封信写得很是含蓄，莫名其妙，就没有告诉向朝卿，把信放在抽屉里了。毛泽东很久不见回信，担心地下交通站出了问题，他为了杨家和向家的安全，就与杨开慧中断了联系。

杨开慧在板仓坚持地下活动的日子是很艰苦的，加上与毛泽东关山远隔，音讯不通，她严重地失眠了，常常辗转反侧，焦虑不安。1928年10月，她写了一首思念毛泽东的《偶感》，词曰：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欲知杨开慧今生能否与毛泽东重新比翼双飞，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三湾从部队建制、党的领导、民主制度3个方面对工农革命军进行改编，使这一支沿袭旧制的武装力量蜕变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民军队。长久以来，人们在评论“三湾改编”时，都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重要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毛泽东在军队内部建立的一套与千百年来旧军队的管理模式，特别是与近代以来旧军阀、新军阀的管理模式及其观念彻底决裂的开创性的民主制度，则往往认识不够。以至于在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人民军队不少领导人还对过去那一套军衔制等级制度念念不忘。军衔制甚至像臭豆腐一样使他们常常萦绕于怀。读者诸君若是不信，请看一看本传有关人民军队实行军衔制的来龙去脉，便知端的了。

另：毛泽东要搞“五湖四海”的想法由来已久，争取袁文才就是他实践中的一个成功范例。这种“五湖四海”的思想还贯彻于毛泽东一生的革命活动之中，后来他提出的“统一战线”方针，也正是这种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历史上成大事者无不如此。水浒梁山上的王伦正是因为心胸狭窄，容不得人，才落得了一个被人火拼的可悲下场。

第5章 1927年10月中旬—

“这些绿林武装，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革命的理论加以武装，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工农武装组织，还是大有前程，大有希望的。”

话说在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宁冈茅坪安家后，委派余贲民负责部队后勤工作，并指示余贲民抽调几名战士，在茅坪步云山白云寺因陋就简创办一个小型军事工业手工修械所。开始，战士们只会打一些大刀、梭镖，枪尾断了改成马枪，或者采取修旧利废的方法，把各种坏枪的好零件拆下来，组装成好枪。后来，随着人员的增加，经验的积累，加上从敌人那里缴来了一些工具，就逐步学会造枪了，造出了独特的单响枪。

毛泽东又通过袁文才的关系，派人与活动在茨坪一带的王佐取得了联系，送给王佐部70条枪，向王佐介绍了工农革命军的情况及行动方向。显然，王佐已经从拜把子袁文才那里了解了工农革命军的许多情况，但他并没有立即表示出愿意合作的意思，看样子还需要做许多工作，才能使他感到与工农革命军联合有利而无害。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继续沿井冈山边境开展游击活动，一边熟悉地形，调查周围情况，一边与湘赣各处农军联络，扩大政治影响，等待王佐表态。

毛泽东还一直关心着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他决定派何长工去与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打听一下南昌起义军余部的下落。

这一天，毛泽东外出散步，看见一位农民正在磨房磨谷，忙得一身汗，就上前帮忙，一边推磨，一边和老乡聊家常。正在此时，何长工找来了，磨谷的情景触发了他的灵感，就随口吟道：

“谷磨磨谷，谷随磨转，磨转谷裂出白米；”

毛泽东听了，感觉这联语的上联还不错，连说：

“妙，妙。下联呢？”

何长工却想不出下联了，就笑笑说：

“请毛委员对下联如何？”

毛泽东一时也没有想出下联，告别了老乡，与何长工一起向住所走去，刚到门前，他看见警卫员正用钥匙开锁，就高兴地说：

“长工呵，我的下联有了。请听好：‘门锁锁门，门由锁开，锁开门敞迎故人。’如何？”

何长工细细品味，连呼好对。毛泽东笑着说：

“对子是不错。下边就要看你的了。”

何长工一脸的不解，跟着毛泽东进了办公室。毛泽东指着井冈山地图对他说：

“长工你看，现在我们是要在这里落地生根了，这仅仅是建立根据地的开始，今后斗争的路还长，必须要迅速壮大我们的力量才行。我想让你出山去和上级取得联系，通过湖南省委和衡阳特委，设法寻找南昌起义的部队，如有可能就请他们上井冈山会合。你看怎么样？”

何长工听了毛泽东交代给他的新任务，这才明白了下联中所含的深意，原来是要他去开锁寻‘故人’，井冈山也要‘敞门’迎战友，就说：

“请毛委员放心，我一定千方百计完成任务!”

毛泽东让他装扮一番再下山，还特意嘱咐说：

“长工，此行你可以自由活动，但你要记住，不管到了哪里，都应该是白皮红心啊！”

何长工领命而去，穿了一身破旧衣裳，脚上一双旧草鞋，两腿泥巴，背着两头小猪就上路了。

10月中旬，何长工辗转到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湖南长沙，利用一些老关系，终于找到了湖南省委（书记是王一飞），汇报了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的情况。关于南昌起义军余部的情况，湖南省委和衡阳特委也不太清楚，他只好和另一个下山侦察的干部一起去了广州。他们在广州了解到朱德率领的一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韶关一带活动，就又向韶关方向赶去。

话分两头，且说10月13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抵达湖南省酃县水口村。

10月14日晚上，毛泽东在靠近水口街团部驻地朱家祠堂一间破旧小阁楼里，亲自主持赖毅等6名工农革命军第一批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

阁楼上放着几条长板凳，靠北墙有一张四方桌，桌上摆一盏煤油灯，桌边上压着两张下垂的长方形红纸，一张上写着入党誓词，另一张上写着3个外国字母。屋里已经有不少人了，各连的党代表都来了，其余的大多是各连的班长。

毛泽东正和几个人低声谈话。他看看人到齐了，便站在方桌旁边宣布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开始，然后领着大家一起唱《国际歌》，首开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唱《国际歌》的先例。接着，由入党介绍人刘炎等分别介绍新党员简历。毛泽东走到最前排的6个新党员面前，依次询问了一些问题。他问赖毅：

“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要翻身，要打倒土豪劣绅，要更坚决地革命！”

赖毅坚定地回答。毛泽东点点头，又指着那3个外国字母向大家解释说：

“这是英文C·C·P，念‘西西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他又向新党员详细解释了入党誓词。在严肃的气氛中，他举起握成拳头的右手，带领新党员宣誓：

“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宣誓已毕，毛泽东说：

“从现在起，你们都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了。今后要团结群众，多作宣传，多作群众工作，要严格组织生活，严守党的秘密。”

散会时，毛泽东叮嘱观摩新党员入党仪式的各连党代表，回去以后抓紧组织发展工作，要像今天这样，分批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

尔后，毛泽东又在朱家祠堂接见了酃县党组织派来接头的周礼，指示酃县要赶快扩大党的组织，扩大农民协会，组织武装暴动。

10月22日，毛泽东率领团部和第3营、第1营第1连转入江西遂川县境。途中休息时，他走到副连长张宗逊跟前，把帽子垫在田坎上坐下来，笑呵呵地招呼张宗逊坐在身边拉家常，问张宗逊是什么地方人，怎样参加革命的？张宗逊一一作了回答。

张宗逊，1908年2月7日出生在陕西渭南县赤水镇淹头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1920年入赤水镇法济寺小学读书，1922年7月转入赤水职业学校学习。1924年5月，张宗逊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根据组织决定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2月考入黄埔军校第5期，转为中共党员，北伐战争开始后被调往东江，1926年9月回到黄埔军校，升入本科，编在第4期政治科第二队。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张宗逊被编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第3营第10连，任副连长，参加了秋收起义。

毛泽东听了张宗逊的介绍，幽默地说：

“啊！你是姜太公的老乡啊，姜太公钓鱼于渭水嘛。”

他还教育张宗逊说：

“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

10月23日清晨，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大汾遭到当地反动武装三四百人的袭击，因为人地两生，仓促应战，担任前卫的第3营在混乱中与团部失掉联系，转移到湖南桂东县鹅形一带打游击。毛泽东率团部和特务连仓促撤退，一直退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收集失散人员40余人。

罗荣桓后来回忆说：“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拉拉散坐在地上。吃饭时，炊事担子也跑丢了，没有办法，几个战士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主席和大家一起伸手从饭箩里抓着吃。饭后，主席站起身，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烈地感染了战士们，提着枪站起来，向排头看齐。’”

毛泽东率领这一部分队伍继续向井冈山转移，他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了，行动很困难，但他坚决不坐担架，拄着一根棍子行走。不久，第1营第1连赶了上来。队伍转移到井冈山西面荆竹山下，还有100多人，在一个小村子里安顿下来。

毛泽东派人和王佐取得联系后，准备上山。他首先考虑的是部队的群众纪律问题。

早在秋收起义开始后，毛泽东就注意到了群众纪律问题，曾不断地教育指战员要自觉维护群众利益。他亲自率领的原第3团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所以3团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及到了茅坪，工农革命军也仍然坚持了这一点。然而在极为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因为战士们的思想觉悟参差不齐，所以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仍免不了时有发生。现在要进入王佐的地盘了，群众纪律不仅关系到改造王佐部的成败，同时也关系到工农革命军能否在这里站稳脚跟。因此，毛泽东决定在上山之前，必须用明确的语言和文字形式把群众纪律规定下来。

10月24日早晨，毛泽东率领团部及特务连、第1营第1连在王佐派来的代表带领下，即将登上大小5井和茨坪，全体指战员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陈士榘回忆说：“我们知道今天要上山了，当时心里说不出有种什么味道，一方面感到我们原来人数就不多，加上3营被隔断，显得更少了；另一方面，看样子只有上井冈山，能得个地方休息休息，感到高兴。”

毛泽东站在荆竹山村大路旁的“雷打石”上，向大家宣布说：

“今天要上山了，今后要在那里扎下去，建立革命的根据地。我们这次上井冈山，一定要和王佐搞好关系，要和那里的农民自卫军、农民群众搞好关系。如果像有的同志那样，到这个地里掰一个苞谷，又在那埠地上挖两个红薯，那恐怕山上的王佐就不那么喜欢我们喽！山上的穷苦百姓就更不喜欢我们喽！

接着，毛泽东庄重地说：

“为了使那里的军队和老乡能相信我们，欢迎我们，现在，我宣布3条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随后，部队就按照事先安排好的秩序朝着山上出发了。

这天上午，袁文才和王佐等人集聚在步云山的一座大房子前，迎接毛泽东上山。

毛泽东穿一身灰布中山装，衣服的袖口、胳膊肘处都磨破了。他和战士们一样，脖子上系着一条红色带子，个头虽然高大，却显得十分消瘦，颧骨特别突出，头发从中间分开，比较长，皮肤晒得黑黑的，一双眼睛特别有神，显示出非同一般的刚毅和温和。他的脚因为磨伤了，不但肿大而且又化了脓，走起路来就一拐一拐的。

在迎接毛泽东的人群中，有人看到他如此行走，就偷偷地笑，悄声议论：瞧，他是个跛子。

毛泽东同袁文才、王佐握手寒暄，转身把他的战友一一介绍给王佐。王佐也把山上的人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当袁文才把一个女子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有些惊讶。袁文才说：

“她叫贺自珍，是永新县的干部。”

毛泽东没有想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这样年轻的女将。他笑笑说：

“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的家属呢！”

袁文才也笑了起来，说：

“别看她只有18岁，去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算老革命啦。”

毛泽东握住贺自珍的手说：

“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后来，朱德的一位部下曾经描述过他对贺自珍的印象：她聪明、活泼，既有魅力又有涵养，说话清晰且有分寸。她那双眼睛就像“两颗水晶”，见到她“就会给你一种甜如蜜的感觉”。

贺自珍，1909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公历9月28日）出生于永新县万源山下的黄竹岭。在这秋月朗朗、桂花飘香的日子里，父母看着眉眼俊俏的女儿，商量着要给她起一个既好听又美丽的名字。母亲说：桂花迎贵客，明月照金秋。就叫桂圆吧。于是桂圆就成了贺自珍的小名。

贺家祖辈是一个名门望族，有很多的田山和房屋。贺自珍的父亲叫贺焕文，是一个老实厚道的读书人。他在年轻时捐了个举人，当了安福县的县令。他的前妻欧阳氏，生一子叫贺敏萱。在欧阳氏去世后，贺焕文续娶了广东梅县女子温杜秀，她就是贺自珍的母亲。温杜秀长得很漂亮，读过《四书》、《五经》，是一个识文断字的大家闺秀。贺焕文后因办事忠厚，被人排挤丢了县令职务。回到永新后，他在县衙里当了一个刑事师爷，专为打官司的人写状子。此时的贺家还是一个家产颇丰的地主。在贺自珍4岁那年，父亲因替人打场官司被牵连，进了大牢。家里为赎他出狱，几乎卖光了所有的财产，家道便从此中落了。为维持一家生计，贺焕文凑了点钱，在县城南门租了门面，开了一个茶馆，叫“海天春”，兼营饭菜，还有几间可供来往行人住宿的客房。全家人则住在茶馆的后面。

贺自珍同胞兄弟姊妹共有5人：哥哥叫贺敏学，贺自珍是老二；老三是贺怡，小名银圆；老四也是女孩，叫贺仙圆，最小的贺敏仁是个男孩。

贺焕文希望儿子贺敏学敏而好学，能成大器，不惜花重金聘请了一个老夫子在家教授他。哪承想这个宝贝儿子对“之乎者也”毫无兴趣，倒便宜了两个在门后偷听老夫子讲课的女儿贺自珍与贺怡。

1919年，贺自珍和妹妹贺怡该入学了，父母就把她俩送进了永新禾川镇秀水小学。1922年夏，贺自珍转入福音学校读书，她给自己取了一个学名，叫贺自珍，意思是要善自珍重。1926年春，贺自珍从福音学校毕业，受聘到秀水小学任国文教师。此时，她已经出落成为一位漂亮的大姑娘，中等而苗条的身材，白嫩的皮肤，秀气的瓜子脸，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她为人热情活泼，常常开怀大笑，可谓是容光焕发，楚楚动人，人称“永新一枝花”。

与妹妹不同的是，贺敏学因学文不成，就拜师学武，练就了一身功夫，且桀骜不驯。因为师傅不让他坐在一条板凳上吃饭，惹得他怒火中烧，立时把饭碗给砸了。有一次，几个兵痞来到他家“海天春”茶馆闹事，贺敏学眼疾手快，拿起茶炉上烧得通红的火钳子就朝兵痞们的屁股上捅，直烫得那些兵痞抱头鼠窜。他在永新乐川中学读书时，还曾和同学袁文才一起在一个漆黑的晚上，摸到一个土豪的家里，隔着被子把那个土豪痛打了一顿。

贺自珍不但模样长得俊俏，思想也与一般同龄姑娘不同。因为井冈山一带一直是起义农民、绿林好汉出没的地方，她从小就听了许多英雄好汉抱打不平、惩恶扬善、周济穷人的故事，也看了不少描写英雄事迹的书，最喜欢的是剑侠之类的小说，一入了神，常常是废寝忘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贺自珍很快就接受了新思想，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新报，吸取新的知识，参加了县城学生组织的孙中山纪念会，又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贺家兄妹中最早的革命者。

有道是因祸得福。贺自珍的父母自家道败落以后思想反而日渐进步了。在他们的全力支持下，贺敏学、贺怡、贺敏仁、贺仙圆也都先后参加了革命活动。

1926年7月，大革命进入高潮，年龄未满18岁的贺自珍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她与哥哥贺敏学和比她小两岁的妹妹贺怡参加了永新县第一次党员大会。永新县党组织开办了政治夜校，贺自珍和很多男女青年团员、共产党员都参加了夜校学习。北伐军打到湖南，国民党建立了永新县党部。贺自珍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也加入了国民党，以跨党分子身份参加了永新县党部的领导工作。她既是青年团县委副书记，又是国民党县党部妇女部长。

1927年4月，永新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时县委，贺自珍、贺敏学和贺怡都被选为永新县委委员。人们称之为“永新三贺”。

不久，贺自珍被调到吉安县工作。有一天，一位同事跑到正在县党部办公的贺自珍面前，气喘吁吁地说：

“不好了，永新出事了，右派夺权了。”

“怎么回事？”

原来，贺敏学和永新的革命者在逮捕反革命分子时一些漏网分子逃跑了，这些反革命分子伙同一些土匪，偷偷摸进永新县城，缴了农民自卫队的武装，把贺敏学和正在开会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投进了监狱。贺自珍的父母与贺怡则逃离了永新。

形势十分危急！贺自珍立时赶回永新和党组织联络。永新的共产党员势单力薄，靠自己的一点力量不可能救出贺敏学等人，他们想到了活动在井冈山一带的共产党员袁文才和他的拜把子兄弟王佐。他们认为袁文才既是贺敏学的同窗好友，又曾一起搞过学生运动，是一定会帮助解救贺敏学的，于是便派人去联络袁文才和王佐。贺自珍又让小妹贺仙圆把消息送到监内哥哥那里，让他们里应外合。

当奔走于永新各地的贺自珍返回到永新城时，暴动已经成功了，救出了贺敏学和其他被关押的党、团员，城头上飘起了鲜艳的红旗。

反革命分子不甘心失败，马上组织反扑。贺自珍与贺敏学率领一支赤卫队把守永新县城南门。这支几十人的队伍中仅有3枝枪，其它武器都是梭镖。贺自珍身背步枪，肩挎子弹带，眼看敌人一个挨一个从云梯上爬上来，就下令反击，打退了敌人的第1次进攻。在敌人发动第3次进攻时，从没有打过仗的贺自珍情急之下扣动扳机，一连两枪竟打死了两个敌军指挥官。贺敏学指挥着自卫队员趁机杀出城门，大获全胜。

这一仗杀死敌人100余名，缴获100多枝枪。从此以后，贺自珍两枪打死两个敌人的故事就非常夸张地传开了，有人说她是神枪手，能百发百中；有人还说她是“双枪手”。

此后，贺敏学以狱中党支部为基础，成立了永新革命委员会；同时又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贺敏学任总指挥部党委书记，王新亚任总指挥，袁文才、王佐任副总指挥。

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收到永新的败报，非常恼火，马上命令两个团开赴永新。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鉴于敌兵的势力过于强大，就决定分兵3路，撤往井冈山。不到14岁的贺仙圆在敌人反攻中因送情报被残酷地杀害了。贺敏学、贺自珍、贺怡、贺敏仁及父母从此告别了自己的家园。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贺自珍的成长史及本传前文曾经说过的“永新暴动”始末。

且说在10月24日晚上，毛泽东率领团部及特务连、第1营第1连到了井冈山上的大井村，受到王佐部队和不少村民的欢迎。

部队稳定下来了，毛泽东就常常抓住机会和袁文才、王佐谈话，给他们讲政治形势，讲共产党的任务，讲军队的性质，讲革命的前途，讲无产阶级的纪律等等。这些革命道理对袁文才、王佐触动都很大。王佐曾对身边的人说：

“毛委员这个人是最有学问的，跟他谈上一夜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毛泽东在大井走访了不少村民，了解到王佐在井冈山占据了许多良田，就直接做他的思想工作。在一次谈话中，他很委婉地和王佐聊起了土地问题，最后直奔主题，亲切地教育王佐说：

“土地是农民开垦的，应该归农民所有。如果自己占了大量的土地，势必会遭到农民群众的反对。脱离了他们，就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和拥护。”

在另外一次谈话中，王佐感慨地说：

“枪是好东西，一可以报仇，二可以寻吃的。”

自然流露出依恋绿林生活的思想情绪。毛泽东听了，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枪杆子确实很重要，有了枪杆子，可以出人、出钱、出天下。但是，要看这枪杆子掌握在谁的手里。从现状看，干绿林的人，其结果并不是很好，不是被国民党或豪绅武装吃掉，就是被国民党骗去‘招安’，要么，就是绿林之间自相残杀，互为仇敌。这些绿林武装，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革命的理论加以武装，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工农武装组织，还是大有前程，大有希望的。”

10月26日傍晚，毛泽东外出散步归来，到了一家邹姓老表的院子里。那家老表见来人身材高大，穿着一件蓝布长褂，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气宇不凡，就赶紧起身相迎。毛泽东和气的搭讪道：

“老表哥，吃过饭了吧？”

“吃过了，同志哥。”

老表热情地应酬着，请毛泽东进了屋，搬过一条长凳让他坐。毛泽东坐在凳子的一端，老表坐了另一端。邹大嫂从灶屋端来一碗热茶，送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双手接过，道了谢，便和老表拉起家常来。他问了村里哪些人家最贫苦？又问了老表家里生活情况怎么样？老表一一作了介绍，他还说：

“往年呐，土豪劣绅把我们的血都吸干了。我屋里没有牛，全家大人细仔拉犁耕田，一年累到头，收下几担谷，又是这个租，又是那个税，还有蛮多说不出名的派款，唉！辛苦一年，只落得个箩底朝天，吃没吃的，穿没穿的，寒冬腊月还打赤脚。共产党、毛委员来了，穷人就有盼头了。要是没有你们，还不晓得哪辈子才能出头哩！”

毛泽东点点头，说：

“我们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土豪劣绅的压榨，还有帝国主义为他们撑腰。如果工农不彻底推翻他们的统治，就永远不得翻身。现在井冈山周围虽然红了，可全国还有几万万人民正在受苦受难。共产党就是要领着工农闹革命，让全国都红遍。无产阶级要革命，要翻身求解放，就必须团结起来。”

他随手从地上捡起几根小木棍，又比划着说：

“像这棍子，一根一根的，一折就断了。如果合成一把，就不那么容易断了。”

邹老表听了，很是佩服。他说：

“同志哥说话，句句都在理。”

二人正聊着，邹大嫂从灶屋端来一瓢热腾腾的番薯，放到毛泽东面前，笑着说：

“井冈山的穷人就只有这个待客，莫嫌弃，趁热吃。”

毛泽东也不客气，随便拿起一个番薯，一边吃一边和主人聊着。看看时间不早了，他就起身告辞：

“我还有点事，要走了。”

邹家夫妇见客人这样说，也不便挽留，便起身相送。毛泽东又诚恳地说：

“我刚搬到大井才两天，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我会常来屋里坐的。也请你们夫妻俩常到我那里去玩。你们去了，就说找我毛泽东，就可以了。”

“毛泽东？”邹家夫妇闻言一愣，没想到眼前的客人竟是大名鼎鼎的毛委员！邹老表连忙拉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来我家，怎么不早说一声呀，老表们都想见见你呢！”

10月27日，毛泽东率部进驻了井冈山的中心——茨坪。第1营的另外两个连也从茶陵赶来茨坪，部队的人数又多起来了。

毛泽东为了团结、改造好王佐部，经常抽空到他的部队中去看望士兵群众，给士兵们讲革命道理，开导他们，提高觉悟。

那王佐到底与袁文才有些不同，他在长期的绿林生涯中，已经生成了一种多疑的性格，只是因为他特别相信袁文才，才让毛泽东拉着队伍上了他的山头。尽管毛泽东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他也非常佩服毛泽东的才学，但在他心里，还始终担心毛泽东会吃掉他的队伍。所以，他总是以不卑不亢的态度，与毛泽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有一天，王佐在和袁文才谈话中又流露出了这种顾虑。袁文才就说：

“你一会儿不相信老毛在井冈山能呆得久，一会儿又怕人家吃掉你。你呀，莫要定不下心来。老毛不会是你想的那种人。你要再不放心，我们就想个办法，把他拴住。”

王佐问道：

“你说，怎么个拴法？”

袁文才说：

“这还不好办，叫贺自珍嫁给老毛，让他做井冈山的女婿，这样日后对大家都有好处。”

王佐听了，高兴地说：

“这个主意蛮好！自珍要人品有人品，要才识有才识，配他最合适！要是老毛做了井冈山的女婿，我们一万个放心了。”

袁文才说：

“自珍配老毛，郎才女貌，天造地设。我观那老毛的相貌，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左唇下一颗朱砂痣，日后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别看他现在那个瘦条条的样子，那副骨架子要是丰满起来，就有帝王之相！我们跟着这样的人靠得住。”

王佐听袁文才如此一分析，更来劲了，就说：

“行啊！还是你想得周到，这事就这么办啦。自珍这边我去说，老毛那边交给你。这事成与不成，还得仰仗大哥你哩！”

袁文才也是个急性子，说办就办。他找到毛泽东，谈完了工作就说：

“毛委员，我们想替你做一件好事。”

毛泽东笑道：

“么子好事呀？”

袁文才没有直接回答，先反问道：

“毛委员，我们井冈山的才女贺自珍，你看怎么样？”

接着，他便把要撮合毛泽东与贺自珍话说了出来。毛泽东闻言，惊得身子往后一仰，连声说：

“不行，不行，这个可使不得。”

“不般配是吗？她可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

毛泽东连连摇头：

“是我不配人家。文才，我在湖南有妻室呀。”

“毛委员，你莫辜负我们一片好意。王佐肯定已经与自珍讲了此事。你要是不愿意，以后的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文才，感蒙你们的好意，但这件事乱来不得。”

“那，你考虑一下，日后再说罢。”

袁文才见一时说不动毛泽东，只好就此打住了话头。

这正是：山头巾帼多传奇，文才相面话心机。

阴差阳错鸳鸯配，人间又添悲喜剧。

欲知毛泽东与贺自珍的婚事能否成就，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为改造好袁文才和王佐及其部下，费了不少心思，真可以说是苦口婆心，好不容易才将他们引上了革命正道，壮大了革命队伍，奠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他的这种思想和做法，堪为后来的革命者及思想工作者的典范。

第6章 1927年10月底—

“我还是重复以前的要求，你们要向群众做宣传，扩大革命影响，让他们知道，我们工农群众的军队并没有被敌人消灭，还有很大的力量。”

话说在1927年10月底，毛泽东率领部队向茶陵方向游击，在长途行军中，指战员们又饿又累，一些战士看见山坑里有一片苞谷地，就顺手掰下苞谷棒子吃起来。走在后面的毛泽东知道后，立即命令一名干部跑步到前面去予以制止。他随后也赶到山坑附近，严肃地批评了掰苞谷的战士，并叫他们留下两块银元赔偿老表的损失。他又让一位战士找来一块竹片子，亲手在上面写了字：“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谷吃掉了，违犯了纪律，现把2元钱埋在土下，请收下。”然后把它插到群众的苞谷地里，把银元放在牌子底下。

后来群众看到了地里的竹牌子，收了银元，十分感动，称赞工农革命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

1927年11月初，毛泽覃从湖南资兴经过茶陵，到了坑口，与陈伯钧连长接上了头。陈伯钧派人护送他与毛泽东见了面，兄弟俩分外高兴。

原来，毛泽覃是奉朱德之命来寻找毛泽东的。他向哥哥详细介绍了朱德所部及其行动情况，并转达了朱德等人的问候。

朱德，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改名为朱建德，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母亲生了13个孩子，因无力喂养，只有6男2女存活了下来。朱德自幼入私塾读书，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过辛亥革命，在旧军队中当过旅长，还当过云南省警察厅长、陆军宪兵司令官。朱德第一次结婚是在1905年，由父母作主，与长他两岁的大舅的女儿刘从珍完婚。1906年，朱德不顾父亲朱世林的强列反对，毅然外出求学，3年后又离家远赴昆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刘氏一直独守空房，任劳任怨，精心侍奉老人，深得朱德父母喜爱。1958年2月，刘氏在孤独中病逝，享年74岁。朱德第二次结婚是在1912年，那时他26岁，妻子叫萧菊芳，是一位新派女性，昆明师范学堂的学生。1916年，萧菊芳生下一个男孩后不久得了一种奇怪的热病，很快就去世了。朱德的第三个妻子叫陈玉珍，他们是在四川省泸州结的婚。朱德后来回忆说：“这个女孩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夺人的风度。如果说最吸引我的地方，那大概是她的端庄、沉着和自信。此外，还因为她曾作为地下工作者参加过辛亥革命。她出身于小康读书人家，很早就和革命运动有了接触。”1922年夏天，朱德告别妻子陈玉珍和儿子朱琦，赴上海寻找革命道路。朱德的第四任妻子是四川美女贺治华。据说朱德和贺治华相识在上海。1922年9月，朱德与贺治华一起前往德国留学。朱德因在柏林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1922年，他又赴法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朱德赴苏联学习军事，到了苏联之后，他与贺治华有了分歧。据说贺治华移情别恋，爱上了留苏学生何家兴。1926年朱德回国，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任团长，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1927年8月1日，他与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率领国民革命军发动了南昌起义。

王尔琢，1903年生于湖南省石门县官桥村一户小康人家，13岁开始在村里读私塾，后入官桥国民小学、县立高级小学读书，1920年入湖南高等工业学校附中就读，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潮，1920年7月，考入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1924年5月，王尔琢与郑洞国一起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连续担任第2期、第3期学生分队队长和党代表职务，1925年1月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参加二次东征。1926年夏，王尔琢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第3师党代表、东路军先遣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和26团团长。1927年8月1日，他参加了南昌起义，任第11军第25师第74团参谋长。

陈毅，原名陈世俊，字仲弘，1901年8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至县；父亲陈昌礼是一位文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尤其擅长书法，又能作诗填词；母亲黄培善是一位大家闺秀。陈毅幼年过着“晨耕夜读，禾熟书香”的田园生活。其父很有远见，为了陈毅弟兄们继续读书，毅然卖掉田产迁入成都市为菜农，这对陈毅的成长起了关键的作用。陈毅生长在耕读传家的环境中，用“米汤练字”的故事传为佳话。陈毅基本上是从校门到校门，从成都著名的华德高小学，到成都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又到法国勤工俭学。他在巴黎留学期间参加了工人运动，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爱国运动被押解回国。1921年陈毅再入北平中法大学学习，后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3年，陈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由中共中央安排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读到了毛泽东刚刚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敬仰之情。不久，他参加了南昌起义。

毛泽覃向哥哥汇报说，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在潮汕地区失利后，朱德便率部下来到大埔县三河坝，与奉命留守三河坝掩护起义军主力分路转移的周士第、王尔琢部会合在一起。10月初，他们在三河坝突围中失利，周士第奉党组织之命去了香港，朱德、王尔琢等率余部转战于闽赣粤湘边界。

笔者不得不在这里先介绍一下周士第。1900年，他出生在广东省海南岛上的乐会县中原墟新昌村，在村里当过小学教员，因他个子很高，学生很敬畏他。1923年，周士第北上广州时，在外面的墙壁上写了一句话：男儿出门要报国，不报国誓不回家乡。写完意犹未尽，又写道：

男儿立志出乡关，若不报国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周士第改写的日本人西乡隆盛这首诗，与毛泽东1911年春离开家乡到长沙驻省湘乡中学读书前所改写的西乡隆盛诗何其相似。1924年5月，周士第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周士第这位黄埔军校第1期的高材生，是叶挺独立团第1营营长，后为参谋长。1927年8月1日，身为国民党军第73团团长的周士第，率领全团官兵参加了南昌起义。三河坝失败后，组织决定周士第离开部队去香港。聂荣臻在香港闻知此事，在给中央军事部的报告上说：“我恐士第走后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玉阶不能指挥。”事实证明，聂荣臻此言不无道理。此后，周士第离开党组织多年。后来在1934年才到了中央苏区。长征途中，周士第为部队在嘉陵江上游探路，落入滚滚江水。因他在万泉河中练就的好水性和好体魄，竟然又爬上岸，追上部队，笑盈盈地回到了战友们面前。1935年10月，周士第经罗贵波介绍，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后话。

且说毛泽覃继续向哥哥汇报说，朱德、王尔琢力求迅速摆脱敌人的追击和土匪以及豪绅民团的袭扰，寻找立足点。那时，驻守在湘南的国民党16军军长范石生派共产党员韦拔萃带着他的亲笔信到江西崇义县上堡一带找到朱德，说是希望与朱德合作。原来，范石生和朱德既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又与朱德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他同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想与朱德联合反蒋。范石生在给朱德的信中还说，你若同意，就派人到湖南汝城县与我的部下47师师长曾曰唯谈判，协商合作事宜。朱德立即复信给范石生，表示愿意与他合作。此后，双方便达成了合作协议。范石生给朱德1个团的编制，任命朱德为16军总参议、47师副师长兼140团团长；给朱德部配发10万发子弹，每月发军饷1万元和必要的军需用品。不久，朱德、王尔琢便率部转驻广东韶关犁铺头休整。10月底，朱德、王尔琢率部西进到江西大余县境内，在陈毅等人的协助下，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仅有的七八百人合编为一个纵队，改称“工农革命军第5纵队”，由朱德任纵队司令，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73团政治指导员。11月初，朱德、王尔琢、陈毅率部转到江西省崇义县西南地区打游击，探知在与崇义相邻的上犹县鹅形地区也有一支革命军在那里活动。陈毅便化装成商人模样，与他们取得了联系，这才知道这支队伍是与毛泽东失散的第3营。朱德由此了解到了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并率部上了井冈山的情况，就把从范石生部搞到的一些弹药和军用物资送给张子清、伍中豪，补充第3营。此后，朱德、王尔琢决定派人去与毛泽东联系。陈毅说，有一个人很合适。朱德问是谁？陈毅说：

“他叫毛泽覃，是毛泽东的亲弟弟，现在就在我们部队第25师政治部里。”

朱德找来毛泽覃，委托他去见毛泽东，通报有关南昌起义的情况，并说希望早日与毛泽东会面。毛泽覃便化名为“覃泽”，装扮成国民党第16军副官的模样，朝着井冈山方向出发了，没想到在坑口就碰上了陈伯钧的队伍。

谈话中，毛泽覃得知三哥已经派何长工去寻找朱德的队伍，就留在井冈山工作了。

11月上旬，毛泽东和前敌委员会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召开宁冈、永新、莲花3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永新的刘珍（曾改名为刘真）、王怀、刘作述、贺敏学、贺自珍，宁冈的龙超清，莲花的朱亦岳等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听取了各县的汇报。他在讲话中说：

“要抓紧时间，把3县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为党的事业做出不懈的努力。”

毛泽东知道旧历年关是地主豪绅催租逼债的日子，对贫苦农民来说，是一年中最痛苦难捱的日子，就好比过鬼门关一样。因此，他在会议上强调说：

“在旧历年前这个时期，正是我们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利时机。各县要迅速开展一场以打土豪、分浮财、废债毁约为主要内容的年关斗争。”

会后，在党组织领导下，各县的斗争迅速开展起来。农民自卫军在工农革命军配合下，把那些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抓起来，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上台控诉他们的罪行，并当众烧毁契约，宣布废除债务，取消各种苛捐杂税；又打开土豪劣绅的谷仓，让农民挑粮，杀掉土豪劣绅的猪，把肉分给农民，没收土豪劣绅的衣物用品分给农民。工农革命军还分别对一些豪绅实行罚款、杀头等处分。

当井冈山地区农民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毛泽东还不知道那些坐在上海洋房子里的党内领导者们正在无理地指责和严厉地处分他。

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向忠发、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彭述之、任旭；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参加了会议。

扩大会议在罗明纳兹指导下，虽然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机会主义错误，却把早已进入低潮的革命形势说成是革命高潮，从而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坚持“城市中心论”，要求农村暴动要以城市为“中心及指导者”。

扩大会议还要求“彻底肃清机会主义，严厉地整顿政治纪律”。根据罗明纳兹提议，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和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片面地指责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领导人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

会议对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成员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给以警告处分；到南昌传达中央指示的张国焘，被取消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前敌委员会成员谭平山，则被开除了党籍。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还被说成是一种“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会议决定取销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湖南省委委员资格；取消彭公达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留党察看半年。对毛泽东的处分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同志为八七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收暴动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上述被警告处分和组织处理的领导人中，唯有周恩来没有降职反而升职了。扩大会议决定：增补周恩来、罗亦农为政治局常委；将常委由原来的3人扩大到5人。

此后，彭公达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仍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他以中共湘西特委书记身份深入城乡调查研究，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组织，并重视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先后组建了特委直属赤卫队、湘西工农革命军第4支队和各县游击队，约有工农武装两千人。1928年7月中旬，彭公达在安源被捕；8月7日在长沙小吴门外英勇就义，年仅25岁。

夏明翰则是在1928年初被中共中央调入湖北省委工作。3月18日，他从谢觉哉处得知交通员宋若林不可靠的消息，立即返回汉口东方旅社，准备转移，被宋若林带来的反动军警逮捕。3月20日，夏明翰在敌人的屠刀下吟诵出了一首著名的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旋即英勇就义。

还有一位著名革命家的后事，不能不在此简单介绍一下，他就是上面提到的邓中夏。1928年2月，邓中夏又被派往香港任广东省委代理书记，2月末在香港被捕入狱，5月经组织营救出狱，回到上海。6月18日，邓中夏和周恩来、瞿秋白等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7月19日，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到上海，9月被党中央派往苏区，领导红2军团和湘鄂西苏区革命根据地工作。1931年1月，王明篡夺中共中央领导权后，邓中夏被撤掉全部职务，于年底回到上海。1932年秋，党组织派邓中夏担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从事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1933年5月15日晚，他被法租界巡捕逮捕，旋被国民党引渡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1933年9月21日黎明，邓中夏在雨花台下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年仅39岁。

且说在11月间，毛泽东应袁文才之请求，委派游雪程、陈伯钧、徐彦刚这3个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干部到袁部分别担任党代表和军事教官，进一步改造这支农民武装。临行前，毛泽东嘱咐他们说：

“你们要尊重袁文才，要搞好团结。对这支队伍要以政治教育为主，让士兵们既学军事，又学政治。你们还要注意，工作既不能急，也不能缓，一定要把这支地方部队认真改造成新型的人民军队。”

11月中旬，袁文才的队伍集中在茅坪步云山接受整训。游雪程、陈伯钧、徐彦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整训中实行了三操两讲制度。三操即早操、上午操练和下午操练；两讲即白天一次政治教育，晚上一次总结讨论或晚点名讲评。这个制度让士兵们既学了军事，又学了政治。

有一天，毛泽东到袁部驻地阳湖桥去看望农民自卫军的战士们，正遇上他们吃午饭。战士们的饭碗里配的都是从山里采来的野菜。有一个战士说：

“这么苦的野菜，怎么吃得下去呀？”

毛泽东走进伙房察看了一番，将战士的抱怨告诉了炊事员。炊事员无奈地说：

“这里下霜很久了，所有的野菜都被冻得枯黄了，只剩下这一种可以吃。这种野菜是比别的野菜苦得多，没办法。”

毛泽东拿起碗盛上饭，添上野菜，来到战士们中间和大家一起吃，他说：

“这菜是苦，可它很有营养。我们能够吃下这种苦，日后就能战胜更多的苦。我可是要多吃哩。”

此时的工农革命军也一样缺衣少食。指战员们每天吃的都是这一带出产的红米和南瓜。在山风凛冽中，他们身上穿的还是单衣。没有被褥，战士们晚上只好钻在稻草里过夜。部队中流传着两首歌谣，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状况。

其一是：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

其二是：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面对这种艰难困苦，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日夜思索着如何才能改变现时状况。恰在此时，粤系军阀张发奎为了与桂系军阀争夺广东，发动广州事变，赶走了桂系驻守广州的黄绍竑部，由此引发了两广战争。湖南军阀唐生智站在张发奎一边，把一部分军队调往前线参战，致使其后方日渐空虚。工农革命军扩大活动区域、改变现状的好时机终于来了。

毛泽东侦知茶陵县城敌军兵力比较薄弱，便和前委委员们商议决定，立即攻打茶陵城。毛泽东还特别交代宛希先说：

“打下茶陵之后，要注意收集报纸和书籍。不管有什么消息，都要及时派人传递给我。”

11月16日，工农革命军第1营和特务连分别由茨坪的大井和茅坪出发，集中于宁冈的大陇，准备突袭茶陵城。

毛泽东头戴斗笠，冒雨来到大路口，为出征的队伍送行。四五百人的队伍集合之后，参谋长徐恕整理好队伍，团长陈浩跑步到毛泽东面前敬礼报告：

“报告毛委员，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第1营和特务连集合完毕，请您讲话。”

毛泽东点点头，拄着一根竹棍，走向一处高坡。勤务员幺六赶紧来扶，被他拒绝了。他站在高坡上，以洪亮的湖南口音对整装待发的指战员们说：

“同志们，这一次你们要出征去打茶陵。为么子要打茶陵？因为湖南的军阀唐生智和广西的军阀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狗咬狗的打起来以后，唐生智有些招架不住喽，把他老窝里的兵都拉了出去。他的后方空虚啦，这对我们出击十分有利。俗话说，吃柿子专拣软的捏。打仗也要找反动派的弱处动手。现在，山下茶陵县城的敌人大部分被抽走，茶陵就成了反动派的弱处，正是开展革命工作的好机会。上一回，你们1营在陈团长和宛代表的率领下，打过一次茶陵，打得好嘛，把罗定的挨户团从水口打了回去。这一回，你们的任务不仅要打茶陵，还要占领茶陵。马上就要出发了，那里的老百姓已经发动起来了，他们正在准备迎接我们去消灭茶陵的敌人。”

毛泽东说到这里，看到战士们的情绪很高，可自己的脚上的冻伤还没有好，肿得走路都不方便，自己总不能对大家说：我的脚行走不便，这次就不去了，你们去打吧。于是，他就用手指了指自己受伤的脚，脸上带着微笑，用另一种方式说道：

“本来嘛，我这个人是革命的，是很想跟大家一起去闹革命的。可是，我这个脚不大革命，至今它还不听我的指挥呢。这真叫没办法。”

队伍中有个战士大声说：

“毛委员放心，我们替你多消灭几个反动派！”

还有一个战士跟着说：

“多打几个土豪，让毛委员好好补养补养，把脚上的反动派快点消灭掉！”

毛泽东在大家的笑声中挥挥手，提高声调说：

“好哇，茶陵等待着你们，胜利等待着你们，我也等待着你们。我还是重复以前的要求，你们要向群众做宣传，扩大革命影响，让他们知道，我们工农群众的军队并没有被敌人消灭，还有很大的力量。出发吧，同志们！”

他从高坡上走下来，跛着脚到了队伍前面，同团长陈浩、1营党代表宛希先等，还有罗荣桓及一部分指战员，一一握手，祝他们马到成功。陈浩、宛希先率领工农革命军离了大陇，直扑茶陵城。

毛泽东回到驻地八角楼，由袁文才等人接着。袁文才说：

“毛委员，这次出征茶陵，王老庚很担心。他一再对我说，他要在茨坪备些酒肉炮竹，一旦工农革命军攻下茶陵，要为你大庆一番。”

毛泽东掏出烟，递给袁文才一支，笑着说道：

“你老庚实际上是对工农革命军能否攻下茶陵不大相信啊。”

“不瞒毛委员，”袁文才划着一根火柴，给毛泽东点着烟，自己也点上了，接着说：“我心里也有点打鼓。茶陵的罗定走了，但他表弟罗克明也非善茬。他们的底细我清楚，要是前方吃紧，我就带支队伍去支援他们。”

毛泽东弹弹烟灰，说：

“老袁，你只管放心。没有十分的把握，我是不会让工农革命军出征的。你是总指挥嘛，还是守山为好。”

贺自珍很快沏了一壶茶，从楼下端上来，问道：

“毛委员，这次攻打茶陵，3天能拿下来么？”

毛泽东很自信地说：

“能。少则3天，多则4天。”

后来在11月18日，前方果然传来了捷报。袁文才等人闻讯都来了。特务连的战士向毛泽东报告说，工农革命军按照原先的作战部署，经睦村、酃县瑞江一路前行，当日在茶陵坑口宿营，夜间曾遭到罗克明挨户团袭扰。击退挨户团后，工农革命军乘机经待江、马溪、洮水一带，潜行到茶陵城近郊。第二天凌晨，工农革命军突然发起攻击，破城后，在赤卫队协助下攻入衙门，罗克明率部狼狈逃窜。天亮时，工农革命军顺利地占领了茶陵全城。

战士们还送来了不少战利品，有腊肉，有米酒，还有布匹衣物等，八角楼下的客厅里几乎堆满了。一个战士又将一捆报纸和一封信递交给毛泽东，汇报说：

“报告毛委员，这是从邮电局抄来的报纸，罗荣桓党代表让马上送给你。这信是宛希先党代表让交给你的。”

袁文才非常兴奋，马上安排人带着战士们休息去了。他激动地对毛泽东说：

“毛委员，你真是神机妙算啊！”

毛泽东说：

“妙算不妙算，应当感激自珍哟！要不是她及时带来的情报，再妙也算不来哟。”

贺自珍不好意思地说：

“我不过是给你找来些破报纸。”

毛泽东说：

“莫小看报纸破，那可是精神食粮。”

袁文才对周桂春说：

“你快去茨坪向王老庚报告，他最挂念这事。”

毛泽东也交代说：

“你挑一些战利品给王头领送去。”

周桂春与同伴带了物品刚走，贺敏学与刘珍派来的人就到了，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们开辟九龙山区的情况，还带来了一种治疗脚伤的膏药和滋补品。贺自珍要给毛泽东上膏药，毛泽东笑着说：

“算了吧，这只倒霉的脚也不知得罪了那路神仙，么子膏药也难治喽。”

勤务员幺六插话说：

“我看是得罪土地爷了吧，踩着土地公公的袍带，要伤脚的。我婆婆在我小时候说过，土地公公的袍带是踩不得的。”

毛泽东被幺六那副认真的样子逗乐了，就笑着说：

“嘿，多么动听的神话呀。”

贺自珍说：

“土地老头也太不对了，这膏药非治治他不可！”

说罢，她便在毛泽东脚上贴上了一张膏药。

毛泽东送走众人，看着宛希先的汇报信，心里渐渐沉了下来。

原来，陈浩、宛希先等人第一次搞政权工作，也不知道怎么搞才好，就把原来在茶陵搞过工农运动的人找了来，要他们恢复工会和农民协会。在茶陵成立县人民委员会时，他们也只在伪县长公署门前挂了一块“人民委员会”的牌子，委派谭梓生去做县长，一切都按照旧政府的一套制度，升堂审案，收税完粮。而每当县长升堂审案时，旧官吏们仍旧在县衙门进进出出。部队在茶陵住下来后，他们也仍然沿用旧式带兵方法，每天除了三操两点名、站岗放哨外，很少进行政治活动，群众工作没有开展起来，虽然派人打过几家土豪，也只是为了改善部队生活，并没有将财物粮食分给贫苦群众。部队的给养基本上像旧军队一样，通过商会向各个商铺摊派。

毛泽东意识到部队的所作所为不仅背离了工农革命军的宗旨，也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愿，若不及时纠正错误，将难以在人民群众中获得支持和拥护，也就难以生存下去了。他立即写信给陈浩、宛希先等人，要求他们迅速改变现状，撤销“人民委员会”，组织工农兵政府，还指示他们在部队中加强政治工作，并将部队分散到附近农村发动群众。

陈浩接到毛泽东的信，知道是宛希先反映了茶陵的情况，又气又恨。副团长徐恕愤愤地说：

“他是毛泽东的人，我们要多提防，如果有机会，就把他干掉。”

11月28日，茶陵县成立了工农兵政府，由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和士兵代表陈士榘组成3人常委会；谭震林被选为工农兵政府主席。

谭震林，1902年出生于湖南省攸县城关镇工人家庭，1911年入私塾学习，两年后，在书纸店当学徒。20年代初期，他在攸县、茶陵组织发动两次工人斗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攸县工人纠察队长、县总工会宣传干事、县党部工农运动特派员。“四一二”大屠杀后，谭震林发动万人游行示威，“马日事变”后遭到反动派通缉，奔走长沙、武汉，寻找党组织无果，被迫回攸县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以谭震林为主席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工农革命军在湘赣边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此后，工农革命军又帮助地方干部建立了县工会、县农会和县赤卫队。

后来毛泽东见到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在清算土豪劣绅的布告上印着长条形的印鉴和3个常委的名字，非常高兴，和陈士榘开玩笑说：

“陈士榘同志，你做了县太爷啦，你也是山大王哩！”

这正是：毛公神算惊四座，孤旅一鼓下茶陵，红旗漫卷山城。

黎民翻身当太爷，豪绅俯首为鱼肉，政权归我工农。

欲知工农革命军能否守得住茶陵城？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在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把革命低潮说成是革命高潮，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坚持“城市中心论”，从而使中共中央步入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轨道。决议还毫无道理地指责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领导人犯了机会主义错误，把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说成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并对他实行严厉的惩办主义，这是共产国际在新形势下对中国革命的又一次严重损害！此后，那些洋大人们继续“以其昏昏，使人昏昏”，和“左”倾冒险机会主义者一起，把中国革命引向了更加危险的歧途。

第7章 1927年12月—

“我们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我们和群众团结一起，革命胜利就有把握了。”

话说在1927年12月下旬，在两广战争中参战的罗定闻知其老巢茶陵被工农革命军占领，立即率部从前线撤回，直奔茶陵。宛希先带领两个连占领了一个制高点，抗击罗定部。

毛泽东得知茶陵前线情况紧急，立即派人前往桂东，命令在那里打游击的张子清等人率领工农革命军第3营赶到茶陵参战。尔后，他在陈伯钧、毛泽覃等人的护送下亦亲赴茶陵处理军务。

就在毛泽东一行赶往茶陵的时候，宛希先的部队已经和罗定部打起来了。敌众我寡，十分危急。就在此时，进攻之敌的侧翼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罗定部慌忙退却。原来是张子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3营及时赶到，立即投入了战斗。

敌军暂时退却后，工农革命军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商量下一步行动。大家一致认为，罗定突然奔袭，志在必得，县城是守不住了。张子清、宛希先提出尽快返回井冈山。此时的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庄剑和1营营长黄子吉则另有打算，他们不愿再回到井冈山过那种苦日子，已决意趁转移之机把部队拉走。陈浩一方面派人秘密和酃县的国民党团长联系“借路”事宜，企图通过他的防区去投靠驻守在宜章的国民党第13军军长方鼎英；一方面派人拆了城外面河面上的浮桥，拖延时间。

先头部队出城时，发现河上浮桥已被拆掉了，立即掉转方向，返回东城门出城。宛希先感觉不对头，马上派人去向毛泽东报告，又去找到陈浩，质问他：

“为什么把浮桥拆掉？”

陈浩说：

“浮桥是上午拆的，为了背水一战。我们出东门，无非就是绕几里路。”

部队出城后走不多远，陈浩又下令改变方向，朝酃县一线前进。3营营长张子清也发现不对劲了，就和宛希先一道拦住陈浩质问：

“安仁有国民党13军，你怎么要去安仁？”

陈浩见自己的阴谋已被他们识破，便露出了凶相，掏出手枪，凶巴巴地说：

“老子就是要去安仁，你们都得跟着去。”

宛希先一看事情不妙，赶紧掏枪。陈浩一声令下，副团长徐恕等人一拥而上，缴了张子清、宛希先的枪，将他们捆了起来。在陈浩的强令下，部队继续向酃县方向开进。

12月27日，毛泽东在茶陵的湖口赶上了南下的工农革命军。在确凿的人证物证下，他当即下令逮捕了陈浩、徐恕、韩庄剑、黄子吉4人。

12月27日晚，毛泽东召集紧急干部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毛泽东在会议上揭露了陈浩一伙叛变投敌的阴谋，决定部队返回井冈山，投入新的战斗。

翌日清晨，工农革命军全体集合在湖口南的一个大草坪上，毛泽东站在队伍前边，炯炯的目光向部队环视了一下，然后严肃地说：

“我们队伍里，有许多动摇分子，被白色恐怖吓倒了。我们团的团长、副团长、参谋长和1营营长，欺上瞒下，想带起队伍投靠军阀方鼎英去。”

毛泽东的话使战士们非常震惊，队伍里立刻骚动起来，大家都愤怒地唾骂那几个叛徒。

毛泽东当即宣布撤销陈浩、徐恕、韩庄剑、黄子吉4人的职务，交付前委审判。

随后，毛泽东率部回到了宁冈县砻市。前敌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经过大家讨论，一致决定将陈浩、徐恕、韩庄剑、黄子吉4个叛徒枪决。会议任命张子清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团长，原1营副营长陈毅安为副团长兼第1营营长，何挺颖为团党代表，朱云卿为参谋长。

朱云卿，1907年出生于广东省梅州，1921年随叔父到印度尼西亚打工，1924年回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3期，1925年10月参加第2次东征，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任中共北江特委委员，负责北江农军学校工作；1927年3月带领北江农军学校第2期学员击败了曲江县龙归乡地主武装袭击农会的暴行，4月下旬，北江地区各县农军千余人集结韶关，成立广东北江农民自卫军北方总指挥部，任参谋长，6月15日抵达武汉，任农政训练班主任，9月参加了秋收起义。

12月29日，毛泽东在砻市召开处决陈浩等人的全体指战员大会，当场处决了4个叛徒。他在讲话中首先表扬了指战员们在茶陵战斗中打得很勇敢，然后说道：

“部队在茶陵没有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筹款，是这次行动很大的缺点。中国有历史以来，官兵都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现在，老百姓见到我们和颜悦色，就像皇帝开了恩。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只是对群众态度好还不够，我们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我们和群众团结在一起，革命胜利就有把握了。”

毛泽东讲到这里，稍稍停顿了一下，随即伸出双手，用右手一个一个地扳着左手手指，逐条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他说：

“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组织游击队、赤卫队。”

接着，他又讲到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方法。他说：

“开始时，穷人一般都不敢要地主的东西，我们就要在晚上，把东西秘密地送到穷人家里去。或者，把这个地方土豪的资财，带到另一个地方分给穷人。这样群众就没有顾虑了。”

正当毛泽东在砻市为教育指战员们煞费苦心之时，中共中央又一道批评他的指示已经下发到了湖南省委。

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中写道：“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政策，在政治上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定该部工作计划，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和材料，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任党代表。”

此后，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将如何贯彻中央这一指示，如何处置毛泽东，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制订三大任务后，部队每打完一仗，就分成几路奔赴各地，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每一路又按连、排、班为单位，深入各个乡村，根据敌我双方形势及当地工作基础，按期完成10天或半个月或稍长时间的工作任务。

毛泽东为了更好地统一领导筹款和发动群众等各项工作，又规定每一路单独行动的营或连，都要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这个行动委员会由军事首长、党代表和一部分班、排干部组成，三五天要组织一次检查工作。检查的内容有：每个单位在此期间进行了几次宣传？筹了多少款？工作中有何经验或缺点，以及附近的敌情等等。然后将检查结果作一详细汇总，逐级上报，一直送达毛泽东和前委。

毛泽东为了加强对工农革命军指战员们的思想教育，强化部队纪律，明确工作任务，曾经在全体会议上作了一次别具风格、生动明确的讲话，他说：

“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的每一个战士都要懂得革命的道理。革命道理很多，马克思、列宁写了很多书，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讲‘二、三、四’3个字的道理。

‘二’是指两种战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无产阶级打资产阶级，共产党打国民党，被压迫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压迫殖民地人民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用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

‘三’是三项纪律。革命军队，第一条要‘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是‘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条是‘打土豪要归公’。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没有纪律是不行的，没有纪律就不能统一行动，不能搞好革命工作，不能打胜仗。我们是工人、农民的队伍，不能侵犯工农利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鸡蛋也不能拿。

‘四’是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外，到一个地方还要做好四件工作。第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广泛发动农民群众，把农民团结起来。第二，建立赤卫队、暴动队、游击队，有了地方革命武装，农民协会才会巩固，主力红军才有后备军。第三，建立苏维埃政府，群众发动了，地方大了，就要建立革命政权，和国民党政府对立起来。宁冈老百姓的话，‘我’叫做‘埃’，他们认为苏维埃政府很好，就叫‘埃政府’，意思是‘我们的政府’。第四，建立共产党组织，领导农民协会、游击队和政府。我们分兵发动群众，就是要做好这4件事。”

是年底，毛泽东为了在政治、军事方面加强对干部的培训，将吕赤的干部队扩编为他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第一个军事学校——教导队，仍由吕赤任队长，由陈伯钧任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

时值隆冬时节，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毛泽东身上穿的还是两件单衣。他只在办公时再披上一条薄薄的旧线毯。司务长拿来一件棉衣给他，报告说：

“毛委员，这是发给你的冬衣。”

毛泽东问：

“是不是还有人没有领到？”

司务长不吭声了。以前每次给毛泽东发东西，都是别人全有了他才要。现在条件艰苦，不可能做到人人都有棉衣穿。司务长心里明白，毛泽东还是要让战士们人人都穿上了棉衣他才要，就恳切地说：

“毛委员，你穿吧！部队靠着你领导啊！”

毛泽东说：

“正因为我是领导，所以不能在别人还没有穿棉衣的时候自己先穿上。”

他催促司务长快把棉衣送给别的战士。后来，毛泽东还是最后一个领到了棉衣，可他看见房东谢槐福只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单衣在寒风中冻得发抖，又心疼了，轻轻地拍拍谢槐福的肩头，亲切地说：

“槐福呀，天冷了，你要添衣服哩！”

谢槐福一脸无奈地说：

“毛委员，我没有衣服呀。”

毛泽东望望面前这位老实巴交的汉子，心一软就把刚穿上的棉衣脱了下来，披在他身上，说：

“外面正在下雪，槐福，你穿上吧。”

“毛委员，你身上只有两件单衣，我怎么能穿你的棉衣哩？”

谢槐福说着把棉衣还给了毛泽东。

“你莫担心我啰。”毛泽东又把棉衣披在谢槐福身上，让他穿好，微笑着说：“我经常洗冷水浴，不怕冷，习惯了。”

1928年1月初，赣西万安农民自卫军举行第4次武装暴动，攻打万安县城。毛泽东为了扩大根据地，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领工农革命军进攻遂川县，策应万安暴动。

1月4日，是一个在寒冬中难得见到的风和日丽的日子。上午，工农革命军1团全体指战员集合在砻市一个向阳的山坡上，晒着暖洋洋的太阳，听毛泽东交代打遂川的任务。毛泽东挥着手，比划着说：

“井冈山那边是湖南，这边是江西。俗话说：‘没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湖南人不成军队’。可见湖南兵多，土生土长，力量较强。而江西多是客军，与当地反动武装有矛盾，战斗力也弱一些。我们给他来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

我们今天要到江西遂川去活动，那个县里只有很少地方武装，不敢同我们打仗。那里有很多大土豪，银元都埋在地下睡觉，工人、农民穷得要命。到那里以后，大家都要做群众工作，要打土豪，筹款子，发动群众。”

交代完任务，他便率领部队沿着崎岖的山路南下，向遂川挺进，抵达遂川县城西北方向的一个重镇——大坑。这大坑是靖卫团团长萧家壁苦心经营的一个巢穴，驻守着一支人数众多、装备齐全的地主武装。

1月4日下午，工农革命军向萧家壁的靖卫团发起了攻击，不到3个小时，萧家壁部即全线崩溃，工农革命军乘胜追击。

1月5日，工农革命军兵临遂川城下。守城的罗普权靖卫团已知萧家壁在大坑惨败，无心恋战，弃城而逃。工农革命军即占领遂川县城。

城里的老百姓几乎都跑光了，街道上冷冷清清的。战士们偶尔碰上一两个人，也尽是一些老头、老婆婆。毛泽东当即召集干部会议，要求各部以班、排为单位，打着“宣传队”的红旗，向老人们做好宣传工作，消除他们的顾虑，并从小处着手，先分给他们一些吃的东西。因为东西吃了不留痕迹，老百姓就不怕土豪劣绅反攻倒算。这样就能使留在城里的人逐渐靠近部队，而那些跑出去的人也都会陆续回来。

就在这时候，从万安方面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万安城守敌在农民自卫军的强大攻势下，不战自乱，弃城而逃，农民自卫军已经占领了县城。

工农革命军指战员们得知万安暴动也成功了，深受鼓舞。毛泽东趁热打铁，亲自部署了新的工作：由团政治部代理主任毛泽覃任遂川县县委委员和县游击大队党代表，带一部分兵力留守遂川城，继续开展群众工作；其余的部队则兵分3路：一路到于田，一路到大坑，一路到草林圩，以连为单位，由党支部负责一个地区，以排、班为单位，分别负责一个乡，一个村，广泛开展群众工作。

一场打击豪绅地主、建立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红色风暴，在遂川全境开展起来了。几千年来受尽地主豪绅压迫的农民扛着锄头，拿着扁担，把土豪劣绅一个个抓起来，进行游斗，把他们隐藏的粮食、猪肉和衣服搜出来，交给农民协会分给各家各户。

就在这1月上旬，何长工来到了遂川。他把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经过及会见朱德、王尔琢、陈毅等人的情况，一一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原来，朱德派毛泽覃上井冈山后，率部转移到赣南信丰一带打游击，从赣南特委处再一次验证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率部上了井冈山的消息。不久，他们又回到了广东韶关。

何长工于1927年12月下旬在韶关北郊的犁铺头，终于找到了朱德、王尔琢、陈毅率领的部队。他被哨兵当作奸细捆了起来，押往朱德的司令部，路上正巧遇上了老战友蔡协民，蔡协民立即为他松了绑，带他去见朱德。何长工向朱德等人汇报了奉毛泽东之命下山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经过。朱德高兴地说：

“你来得正好。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一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我们已经派毛泽覃同志去井冈山了。”

陈毅也高兴地说：

“革命没有完蛋，毛泽东在干，我们在干。哈哈，八方英雄都在干嘛！”

朱德详细询问了秋收起义的经过，又问井冈山的环境怎么样？群众多不多？何长工一一作了回答。陈毅了解了毛泽东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情况，特别赞赏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他说：

“不能用老的套套带部队了，毛泽东的办法是治本的。把党支部建在连上，作用就是大哩！”

朱德所部指战员中很多人都听说过毛泽东，有不少干部还读过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他们得知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上树起了红旗，也都非常高兴。

第二天，朱德将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交给何长工，又送他一部分盘费，叮嘱说：

“希望你赶快回到井冈山去，告诉毛泽东同志，我们正在策动湘南暴动。不久，我们就会见面的。”

何长工带了书信，辞别众人，返回井冈山，又一路探寻到了遂川。

毛泽东听了何长工的汇报，也非常高兴，便把毛泽覃奉朱德之命来井冈山联系并留在这里工作的情况告诉了他。

不久，王佐请求毛泽东派人帮他训练部队，毛泽东便委派何长工带几名干部去王佐部，改造这支绿林队伍。何长工问毛泽东：

“带多少人去？”

毛泽东笑着说：

“又不是去打仗，要许多人去干什么！你先去做‘长工’。”

何长工等人临行前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又嘱咐他们说：

“把王头领和他的队伍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根据地‘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巩固我们的后方，同时，还为今后改造旧军队摸索一些经验。另外，边界各县土客籍之间矛盾很深，我们可以通过王佐、袁文才，去团结广大群众。这些人重义气，讲情面，自尊心强，疑心重，和他们讲话时，一方面要讲策略，要灵活，同时要坦率。你们去了，就先从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入手，慢慢来，循序渐进。总之一个原则：既不能缓，又不能急。”

后来，何长工等人和先前毛泽东委派到袁文才部的陈伯钧、游雪程等人一样，依照毛泽东指示，在王佐部队中做了大量工作：

第一，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首先是对这支绿林队伍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使他们懂得为穷人打仗、为穷人革命的道理，积极培养士兵群众和基层干部入党，建立起党的组织和党代表制度。

第二，提高军事素质。王佐原先和袁文才一样，并不重视军事训练，有事时才临时把众人召集在一起。平日里，这些队伍都是一盘散沙，人人都可以自由行动，有的回家务农，有的无聊闲逛，有的聚众赌搏。为提高他们的军事素质和杀敌本领，陈伯钧等人此前曾把袁文才部集中在茅坪步云山上进行军事训练。何长工这一次就把王佐部集中在大井，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军事训练。他们还先后帮助袁文才、王佐等领导人提高指挥能力。从前，袁、王两部沿袭的是老土匪朱孔阳的“只要会打圈子”的战术，可他们始终也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钧、何长工等人教他们“既要会打圈子，又要会打仗”。

第三，整顿组织。像袁文才部一样，王佐部队中也混入了一些坏分子，这些人一方面把绿林部队作为谋取私利的藏身之所，一方面利用袁文才、王佐两人的弱点，在部队中宣传封建迷信和腐败没落的思想。陈伯钧、何长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动士兵群众，检举坏分子，逐渐把他们清洗出去，同时把一些忠厚纯朴、思想进步、年轻力壮、革命坚定的战士吸收到党内。他们还对指挥机关进行了调整和充实。

第四，改变军阀作风。长期的绿林生活使袁、王两部沾染上了形形色色的封建意识与军阀作风，打骂、虐待士兵的现象随时可见。为了帮助他们改掉这些旧习惯、旧作风，党代表发现哪个官长任意打骂士兵，就带领士兵群众高呼“发扬民主！”“反对军阀残余！”“不准打骂士兵”等口号。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官兵平等的风气慢慢树立了，士兵委员会等民主制度也在两部中建立了起来。

这正是：为改造绿林，毛泽东耳提面命遣长工；

重整肃军纪，党代表三令五申为人民。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有何计划，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的确是一位优秀教师。本传前边已经多次介绍过他对工人群众采取的那些独特的教学方法。而本章中所说的他对工农出身的指战员们采用的数字教育法，也是一个好方法。面对全体指战员，他说：“革命道理很多，马克思、列宁写了很多书，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讲‘二、三、四’3个字的道理。”接下来，他就用“‘二、三、四’3个字的道理”把正义、非正义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和工农革命军的任务、纪律，全部讲明白了。这种讲法既通俗，又好记，着实妙得紧。

第8章 1928年1月中旬—

“王次淳前天还在地里挑大粪，今天脚上还穿着草鞋，腿上还有泥巴，如今被选为县长。农民当县长，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事。”

话说在1928年1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万安县委负责人曾天宇、刘宝万，遂川县委负责人陈正人、王佐农等，参加了联席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分析了目前的斗争形势，强调了建立地方各级党组织的重要性，要求两县县委在工农武装割据斗争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组织活动，发挥党的战斗堡垒作用。他还要求两县县委在发展党员时要注意质量问题，他说：

“党的发展，要特别注意质量。在介绍党员时，介绍者应对被介绍者做许多宣传和考查工作。凡介绍一个新同志，应在一个支部会议上通过，经过区委批准。反对拉夫式吸收党员，必须使每个党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员。对于现有的党员，必须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和党的基本理论教育。”“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连入党仪式都没有过，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

他还提出，用“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从工农革命军中抽调党员干部，深入各地，做艰苦细致的党的建设工作。他说：

“党的组织不必求其普遍，应特别注意造成坚实中心区域党的组织。”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特别强调了党支部的重要作用，他说：

“支部是党的基础。就像房子一样，基础不牢，房子就会倒掉。党支部办不好，党也是不坚固的。”

为此，他提出了“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

联席会议还制定了割据赣西南的计划。

会后不久，毛泽覃就和其他被抽调的党员干部一样下乡了。他带领两名军队干部到了宁冈县的乔林乡，开展建党工作，建立了乔林乡党支部。

1月14日，毛泽东率领一部分部队来到了遂川县草林圩。

草林圩是遂川农村中著名的商业中心之一，是遂川西北地区土特产的主要集散地和日用品的中转站。在工农革命军到来草林圩之前，土豪劣绅控制着圩场。农民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逢圩好比上刀山，一步一道鬼门关。”

前面已经说过，打下遂川县城后，一路革命军奉命开到了草林圩。他们打掉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武装靖卫团，没收了大土豪黄孔瑞的全部财产，烧掉了他的炮楼，分了他的浮财。圩场里其他土豪劣绅赶忙关闭店门，疏散财物，逃往外地。他们暗地里散布谣言说，工农革命军是：“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见东西就抢。”他们还威胁贫苦群众和小中商人：“谁要是接近共产党，给共产党做生意，回来就杀他的头！”一时间，闹得贫苦群众和商人们忧心忡忡，惶恐不安，圩场变得冷冷清清了。

毛泽东亲自带队来草林圩，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打开圩场的新局面。

当天下午，毛泽东按3人一组将战士们编成小组分散到圩场和附近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宣传的主要内容是：“革命军是无产阶级的队伍”、“革命军打土豪不打穷人”、“保护中小商人做买卖”、“取消苛捐杂税”、“公买公卖”，目的是让群众进一步了解工农革命军，了解共产党的商业政策，争取、教育、团结中小商人。

毛泽东还派人砸掉通往圩场路上的所有税卡，夺回了圩场的领导权。

毛泽东在万寿宫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号召广大群众和中小商人团结一致，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他特别强调对于那些地主兼经商的人，只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又着重说明了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对中小商人的财产，一粒盐、一寸布也不动，不罚款、不抽税，允许他们自由贸易，合法经营，使之有利可图，鼓励中小商人做生意。

毛泽东也亲自到圩场上进行调查研究，找贫苦群众和中小商人谈心，了解圩场情况，并征求他们搞活圩场经济的意见。此后，他指示草林圩的党组织进行物资交流活动，开展改造旧圩场的工作。

草林圩的新局面终于打开了，萧条冷落的圩场又复活了。每逢圩日，挑担的、背篓的、提篮的，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眼看年关就要到了，毛泽东考虑到全县的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形势很好，为巩固革命成果，必须在春节期间成立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于是他便向分布在乡村的各路部队发出指示，要求全体指战员撤回县城过年。

1月21日，毛泽东率部从草林圩回到了县城。

1月22日是除夕，毛泽东宣布全体指战员放假两天，每人发几块银元过新年。

1月23日是农历大年初一，毛泽东召集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及其他负责人，商议成立县工农兵政府的各项事宜。他在听取了陈正人等人的汇报后说：

“成立工农兵政府，是遂川县人民自古以来没有过的一件大事。有些群众对我们的政策还不了解。工农兵政府成立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宣传我们的主张，让广大群众知道工农兵政府是干什么的，是为谁办事的。大家商量一下，起草一个《施政大纲》公布出去。”

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就纷纷发表意见。毛泽东听着大家的发言，不住点头微笑。最后，他综合大家的意见，对《施政大纲》的内容提出了一些建议。

这天晚上，陈正人和县委宣传队几个负责人一起为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拟写对联，已经拟出了好几副，正在推敲之际，毛泽东来了。他问大家：

“明天的大会都准备好了吗？”

陈正人报告说：

“别的都搞好了，就是大会用的对联还没有确定下来。你看，哪一副好一点？”

毛泽东很有兴致地看了几幅对联，对陈正人拟的那一副比较满意。那上联是：你当年剥削工农，为就为利中生利；下联是：我今日斩杀土豪，怕不怕刀上加刀。他略加思索，挥笔改了3个字，加了两个“逗号”，变成了：

你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我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毛泽东放下笔，问大家：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大家念了一遍，拍手叫道：

“好，改得好！就这副好。”

大年初二清晨，陈正人将《施政大纲》草稿送请毛泽东审阅。这个草稿是他和县委一班子人熬了一个通宵的成果，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共有30多条。毛泽东看了一遍，觉得内容是可以了，只是语言上不太通俗，就拿起笔来，一条一条修改，把“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为“讨老婆不要钱”，把“反对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把“废除债务”改为“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等等。

改完了，他叫陈正人把草案带回去再和大家商量一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修改的。他还交代说：

“我们弄这个政纲，目的是让广大群众都能了解，以便共同执行。因此，我们在制定的时候就要做到文字通俗明白，让群众看得懂，听得清，容易记。”

陈正人笑着说：

“毛委员，你已经改得很通俗了，我回去马上公布实行。”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一部工农兵政府施政大纲，在遂川县诞生了。

1月24日，也就是在正月初二这一天，庆祝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暨审判土豪劣绅大会，在老百姓的一片锣鼓声中召开了。遂川人民高兴地唱道：

过新年，过新年，今年不比往常年。共产党军来到了，要打倒萧家壁，要活捉罗普权。

过新年，过新年，今年不比往常年。共产党军来到了，又分谷子又分田。

过新年，过新年，你拿斧子我拿镰，高举红旗开大会，工农翻身掌政权。

设置在县城里张家祠门外大草坪上的会场庄重、简朴。大会主席台的两侧，悬挂着毛泽东修改过的巨幅对联。

大会选举了工农兵政府工作人员。西庄村贫苦农民王次淳被推选为政府主席。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农民出身的人掌握印把子。

毛泽东看到世代遭受压迫的泥腿子当家做了主人，心里抑制不住一阵阵的激动和喜悦。他在讲话中指着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次淳，兴奋地对大家说：

“今天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我们工农群众掌了权。这位就是我们的新县长。王次淳前天还在地里挑大粪，今天脚上还穿着草鞋，腿上还有泥巴，如今被选为县长。农民当县长，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事。大家一定要爱护自己的红色政权，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和土豪劣绅、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

大会颁布了《施政大纲》；成立了县农会、县总工会和县赤卫大队等组织，并推举了各组织的领导人。

接着，大会进入审判阶段。工农兵政府行使人民给予的权力，审判了一批土豪劣绅，并当场宣布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郭渭坚。

正当工农革命军在遂川掀起红色风暴的时候，江西军阀朱培德命令其驻吉安的第3军第27师杨如轩部，于10日之内肃清万安、宁冈、遂川等地的“匪患”。

1928年2月上旬，杨如轩接到朱培德的“进剿”命令，立即命令其第81团和第79团的1个营由泰和进攻万安，威逼遂川；令第79团的另1个营经永新推进到宁冈县城新城，会同宁冈靖卫团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1次“进剿”。

毛泽东在遂川县城主持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万安县委负责人曾天宇、刘宝万，遂川县委负责人陈正人、王佐农等参加了联席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分析了形势的严重性，总结了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民自卫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作战原则，以打破敌人的“进剿”。

联席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工农革命军回师井冈山，集中力量首先消灭进占新城的那一部分来犯之敌。

2月4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由遂川向井冈山茅坪进发。

此时，中共宁冈县委根据毛泽东在遂川发来的指示信精神，正组织赤卫队不分昼夜袭扰着进犯之敌，使杨如轩部一日数惊，坐卧不宁。

就在这个时候，何长工等人在王佐部的改造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帮助王佐打死了他又怕又恨的死对头——反动民团总指挥尹道一。

据何长工回忆说：王佐有个世仇名叫尹道一，是吉安等7个县的联防司令。此人经常来井冈山骚扰，对工农革命军组织群众工作有很大影响。何长工等人得到毛泽东“必须除掉尹道一”的指示后，对王佐说愿意帮他报仇，王佐大喜。工农革命军一个排埋伏在尹道一的指挥部旗罗洼，等王佐将尹道一部的前锋引上了山，一个冲锋就把尹道一杀了。

除掉了王佐的心腹大患，使他更加信赖共产党信赖工农革命军了。王佐很高兴地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2月中旬，毛泽东在宁冈大陇将袁文才、王佐两支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下辖两个营，共有二三百人。

根据袁文才、王佐的提议，经毛泽东和前委研究批准，由袁文才任第2团团长兼第1营营长，王佐任第2团副团长兼第2营营长；由贺敏学任第2团党代表，游雪程任政治部主任，徐彦刚任参谋长。何长工为第2营党代表。

大陇改编，标志着毛泽东对袁文才、王佐两支部队的改造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从而使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驻扎在新城的敌军虽然是正规军，却只有300多人，而工农革命军第1团与袁文才、王佐的第2团汇合起来则有1500多人，占了绝对优势。打破敌军“进剿”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因此毛泽东决定主动攻打新城。

2月17日上午，毛泽东在茅坪攀龙书院主持召开前委军事会议，研究攻打新城的作战计划。

会议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强敌，打破敌人的第1次“进剿”计划。具体部署是：由第1团第1营担任主攻，攻击新城之东门；由第1团第3营主力攻击南门，由教导队和第3营一部攻击北门；由袁文才率领第2团第1营在敞开的西门外上曲石村和下曲石村设伏，切断敌军逃往老七溪岭的道路，协助第1团将突围之敌聚歼于西门外的水田中。王佐的第2团第2营则留守在井冈山，密切监视遂川方向敌军的动向。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茅坪召开全军动员大会。他向参战的指战员们分析了夺取此战胜利的有利条件，他说：

“敌人的正规军队只有300多人，加上地方武装靖卫团也只有五六百人；我们却有两个团1500多人，兵力上远远超过了敌人。我们虽然装备差，武器劣，但是我们有宁冈县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发挥冲锋陷阵的英勇精神，就一定能够取得这次战斗的胜利。”

毛泽东号召全体干部战士坚决打好这一仗，用实际行动保卫井冈山根据地。他的话简短有力，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和必胜信心。

当晚夜半时分，毛泽东亲自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团和2团1营分两路直奔新城，按照预定部署，隐蔽地进入指定位置，将新城团团围住。

2月18日清晨，新城守军对埋伏在四周的工农革命军毫无察觉，天刚大亮，守军和往日一样照常在城东的操场上操练。

毛泽东带领第1营突击分队隐蔽在距离操场的不远处，等敌人架好枪支开始做徒手体操，他命令战士们一排子枪打过去，敌兵大乱，有的连枪都顾不上拿就逃回城里去了。

袁文才请求毛泽东下令全面强攻，毛泽东说：

“保存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我们应该用最少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

他马上发出命令，令第3营和教导队对南门、北门加强佯攻，吸引守军兵力；令第1营全力强攻东门。

此时，第1营第1连连长带着战士们扛着梯子，背着稻草，已经跟踪敌人到了东门。战士们将梯子塔上城墙，突击班沿梯而上。城门洞里突然冒出一股浓烟，烧城门的战士们也得手了。战士们高喊着“冲啊！”“杀啊！”纷纷穿过浓烟烈火，冲进城去。

与此同时，攻击南门的3营主力也冲进了城。混战中，敌军营长王国政被革命军击毙，守军全线动摇，四处乱窜，寻找突破口。

袁文才一看1营、3营主力都进了城，顿时急了，请求毛泽东下令让他率部出击。毛泽东笑了笑，说：

“‘开门捉贼容易，关门捉贼难’。东门、南门、北门3座门都可以冲杀进去，就是西门不能动。”

说话间，溃乱的守军逃到了北门，教导队和3营的部分战士一阵猛烈射击，便把他们堵了回去。敌军发现西门那边静悄悄的，又一窝蜂似地拥着、叫着向西门冲去。他们哪里知道，早已埋伏在西门外的2团1营，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刚出城不远，在一片稻田地里就遭到了的迎头痛击，连忙调转屁股往回跑。城里的工农革命军和成百上千的群众已经全部追出了城，与2团1营一起将残敌团团围住，形成了瓮中捉鳖之势。一场歼灭战，就在这片洼地上展开了。

毛泽覃和随军行动的农民暴动队长文根宗率领100多名赤卫队员，也参加了这次战斗，他们击毙了靖卫团的一名队长，活捉了县长张开阳。

新城之战打得干脆利落，未到晌午，敌人一个正规营和宁冈靖卫团外加一个县公署，共计600余人，被工农革命军收拾了个一干二净，除了死伤者外，其余300余人全部当了俘虏。

这一天傍晚，部队开了一个祝捷大会。正在值星的陈士榘忽然听到俘虏营里有人在唱《国际歌》，他立即前去查看，见唱歌者是一位瘦长的青年，就把他叫了出来询问了一番。

原来这位青年叫谭甫仁，是广东韶关仁化客家人，曾参加过广东北江农民自卫军，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在逃亡中为了生存到朱培德那里当了兵。在这次新城之战中，他没放一枪就自愿当了俘虏。

陈士榘知道1团现任参谋长朱云卿就是当年广东北江农民自卫军的领导人之一，便问道：

“你们北江农军的参谋长是谁？”

谭甫仁回答说：

“是朱云卿。”

“你知道朱云卿现在哪里吗？”

“不知道。”

“想见朱云卿吗？”

“很想见，我……”

谭甫仁说着，两眼已经溢满了泪花。陈士榘知他所言不虚，便去报告了朱云卿。朱云卿过来一看，这青年的确是东江农民自卫军中的共产党员谭甫仁，对他安慰了一番，又让陈士榘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了陈士榘的报告很是兴奋，夸奖陈士榘能从歌声中找到自己的同志。他还高兴地说：

“这是一棵红色的苗子，现在该让他归队了。”

就这样，谭甫仁从俘虏营里走了出来，成为工农革命军教导队的学员，不久还当上了教导队的文书。此后，他戎马半生，战功卓著，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且说毛泽东率部浩浩荡荡返回了井冈山上。被俘虏的300多名敌军官兵也被押到了茅坪。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宣布了宽待俘虏的政策，他说：

“第一，对于被俘敌军官兵不搜腰包，不虐待，在生活上享受工农革命军的同等待遇。经过教育，对于愿走的俘虏发给路费、路条，送他们回家，对于愿意留下来的俘虏，召开欢迎大会，吸收他们参加工农革命军。第二，对于被俘的敌军伤员，不能枪杀，不能见死不救，要给他们以积极的治疗，治愈后愿走者送行，愿留者欢迎。”

毛泽东制定的宽待俘虏政策，工农革命军上下一致官兵平等的原则，在教育俘虏兵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大多数被俘官兵都参加了工农革命军。据有关资料记载：这些新战士们“感觉到虽然在军阀那里物质生活比较好些，可是精神上实在痛苦，完全过的是那种供人驱使的牛马生活”；相反，在工农革命军中“完全别有天地，与他们原来的社会地位完全两样。好似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线光明，他们在精神上当然是愉快的。”“时常听到俘虏过来的士兵说：‘我们在军阀军队中受了官长的反宣传，说你们是如何的残酷，见人就杀。及到此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那样的。’‘你们这种平等自由，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

后来的实践证明：那些俘虏兵在敌军阵营里贪生怕死，一到了工农革命军中，打起仗来就非常勇敢，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这种情形在以后的革命战争岁月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

2月21日，宁冈县工农兵政府在胜利的欢乐声中召开了成立大会，会议推举农民暴动队队长文根宗担任政府主席。

大会还宣布：宁冈县赤卫大队正式成立，由龙超清任书记，毛泽覃任宣传部长，右敬庭任赤卫队大队长。

工农兵政府行使职权，在大会上公审了反动县长张开阳。根据群众要求，毛泽覃亲自将张开阳就地处决。

茶陵、遂川、宁冈3县红色政权的相继成立，包括宁冈全县、遂川的西北部、茶陵、永新、酃县各一部在内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的初步创建，标志着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已经基本形成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在和上级党组织断绝联系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正如他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井冈山根据地的做法，“一部分是闭门造车自己做的，一部分是报纸传来广东十二月十一日暴动的消息，照着这一广告做的（如人民委员会）。”

2月下旬，毛泽东为加强对井冈山根据地核心地区的领导，决定将茨坪、大小五井、白泥湖等地划出，成立了一个特别区，下辖茨坪、大井、土岭、下庄、行州、梨坪、白泥湖7个乡，面积为76平方公里。

接着，他和宛希先各带一部分工农革命军分别到了永新的秋溪与三湾，开展党建工作。

秋溪位于永新县境内最高山峰——七溪岭的脚下。毛泽东在这里广泛地找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谈话，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调查情况，讨论问题，耐心地指导和教育他们，很快便在他们中间培养了一大批先进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秋溪乡党支部。

此后，秋溪乡党支部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团结、依靠广大群众，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建立了秋溪乡工农政府，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分房子等一系列斗争，既满足了人民群众拥有土地和财产的愿望，也帮助工农革命军筹到了给养，还动员了10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工农革命军。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敏锐地察觉到边界党组织内存在着两种不良现象：一是地方主义，一是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前者的产生，是源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同姓同族同地居住的关系；一个党支部的成员往往都是一个家族的，党支部开会简直就是家族会议。后者则产生于土籍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民来的客家人之间；他们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甚至会发生械斗。这些不良现象反映在党内，时常会发生无原则的斗争。宁冈县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严重。

毛泽东认识到“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犯错误的。”有一次，他曾经批评宁冈县的干部们说：

“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不分县界乡界，有的群众不懂，难道你们也不懂？地方的界限，土客籍的界限，须要你们带头去打破！”

这正是：早年励志，主沉浮改造湖南、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和整个人类；

而今育人，共产党不分国界、不分省界、不分县界与区区小乡。

欲知毛泽东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遂川帮助陈正人修改工农兵政府《施政大纲》一节，很有意思，读者诸君不妨重读一下。陈正人等人起草的那个文绉绉的大纲，经毛泽东这么一改，既通俗易懂，又便于记忆，确实成了老百姓自己的施政纲领。

第9章 1928年春—

“上级让我当师长，可是，我不是个武人，本人对于‘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文只能运笔杆，武不能动刀枪。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让我当师长有点玄乎。不过，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要靠大家了。”

话说在1928年春，本传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的陈伯钧无意之中闯下了大祸，险些儿丢了性命。

陈伯钧，原名陈国懋，字少达，号稚勉，1910年11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达县河市镇一个农民家庭，1916年入本村小学读书，1923年考入万县省立第4师范学校，曾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1927年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分校）第六期第1大队，5月参加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在咸宁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8月随队准备经九江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在九江被张发奎缴械扣押，后脱逃继续赶赴南昌，途中得知起义军已转移，便在高安加入第20军独立团，任团部副官、新兵训练处主任。9月，陈伯钧参加了秋收起义，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那时候工农革命军中手枪奇缺，陈伯钧在打土豪时搞到了一支旧手枪，如获至宝，不停地摆弄着。教导队队长吕赤见那把枪锈迹斑斑，扳机也不太灵活，就笑着和他开玩笑：

“什么破枪，‘半斤铁’，扔了算了！”

陈伯钧可舍不得扔。他拆开手枪零部件，找来煤油反复擦拭，终于鼓捣好了。有一天，吕赤外出归来，刚走进院子，陈伯钧笑着迎上去，拿着手枪比划着说：

“我这枪可不是‘半斤铁’了。”

他忘记了枪膛里还压有一颗子弹，说着就扣了一下扳机，只听“呯”的一声，吕赤应声倒地。那子弹不偏不倚钻进了吕赤的头部，顿时鲜血飞溅。陈伯钧万万没有想到在教导队朝夕相处感情甚笃的四川老乡、亲密战友竟死在了自己的枪下，吓得目瞪口呆，浑身发抖，扑在吕赤身上嚎啕大哭起来。他迅即被关了禁闭。黄埔军校同窗好友、二团参谋长徐彦刚怕他想不开，亲自陪他住了两个晚上，劝导他要相信毛泽东会对此事作出公正处置。可此事激怒了教导队的干部战士，士兵委员会根据大家的意见提议枪毙陈伯钧。毛泽东虽然对吕赤之死也很痛惜，却不同意这么做。他找来士兵委员会主任张令彬，以征询的口气说：

“你们吕队长被陈伯钧误杀了，你看不杀陈伯钧好不好？”

张令彬说：

“很多人都要求杀。”

毛泽东说：

“如今已死了一个黄埔生，要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开个士兵委员会，讲清不杀的道理。”

张令彬便回教导队向学员们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接着，毛泽东通知部队集合，开导大家说：

“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队长开玩笑，枪走火误杀了人。他们一个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个是黄埔武汉分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呢！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

大家听毛泽东如此一说，情绪逐渐缓和了。有人问：

“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吗？”

毛泽东严肃地说：

“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

据陈伯钧事后讲，当时只打了他二十几下就收住了。毛泽东并非搞体罚，而是通过此种形式一方面教育惩戒自己，另一方面平息大家的情绪。他那时不喊不叫，心悦诚服接受了处罚，尔后被调离教导队，到1团降为一名副连长。

毛泽东因情以理处置这一恶性案件，既平息了众怒，又为人民革命事业保下了一位战将，的确是睿智之举。1955年，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

且说1928年3月上旬，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受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委派到了井冈山根据地，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召开会议，传达1927年11月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1927年12月31日中央指示及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湘南特委的意见。

周鲁，湖南叙浦人，曾在长沙兑泽中学读过书，后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到黄埔军校学习。北伐时，他担任过指导员，北伐军打到长沙，周鲁回到衡阳任青年团书记，后任湘南特委军事部长。

陈佑魁，苗族，湖南麻阳人，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8岁入学读书，曾就读于芷江联合中学。本传前面已经说过，陈佑魁在1922年入长沙湖南自修大学学习，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他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参加湖南省委会议，参与决定发动秋收起义，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并兼湘南24县农民暴动总指挥。1928年1月，陈佑魁同朱德、陈毅等人一起发动湘南暴动，后因对“左”倾冒险主义引发的郴州农民反叛暴乱事件负有领导责任被撤职。4月初，他到长沙向湖南省委检讨汇报工作，不幸被捕，4月19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英勇就义。

且说关于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组织处分问题，不知是湖南省委传达错了还是陈佑魁交代错了，抑或是周鲁根本就没有听清楚，他在砻市传达时竟将临时中央政治局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的处分，说成了开除毛泽东的党籍。

周鲁还宣布：撤销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原前委书记毛泽东改任第1师师长。成立第1师党委会，由何挺颖担任书记；并说师党委只能管军队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

接着，周鲁介绍了湘南暴动的情况，他说：1928年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5纵队”和陈佑魁领导的湘南农民自卫军智取宜章县城，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不到两个月时间，湘南暴动浪潮波及20余县，中心区域的宜章、郴州、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县相继恢复了党的组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3、第4、第7师和两个独立团，发动群众打土豪，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周鲁赞扬朱德、陈毅等人领导工农革命军按照湘南特委的政策，“焚烧整个的城市，以分散敌人的目标，焚尽湘粤大道5里宽民房，以打断两广联络”；而他对于“左”倾冒险主义者提出的“焦土战略”导致了县委书记夏明震壮烈牺牲、死伤200余人的郴州反叛暴乱事件却只字不提。相反，他对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则横加指责，说湘赣边界的领导是“右倾机会主义”，批评湘赣边区“烧杀太少！行动太右！”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

最后，周鲁传达了湘南特委命令，让工农革命军留下少数人守山，主力部队全部调往湘南策应湘南暴动。

毛泽东在强大的组织压力面前，只有暂时服从的份了。此后，袁文才、王佐的2团被留在山上，主力“部队经酃县十都，在水口中村集合，在水口正式成立师司令部，宣布毛泽东当师长（何长工回忆资料——笔者注）。”

毛泽东在全体指战员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不无调侃地说道：

“上级让我当师长，可是，本人对于‘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动笔杆子，不能动刀枪。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让我当师长有点玄乎。不过，‘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今后要靠大家了。我们有这么多战士，有这么多干部，大家都是党的骨干，在斗争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大家都来当参谋长，都来当师长，只要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

就这样，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团和教导队向湘南开拔了。

这边主力部队前脚刚走，那边国民党军队便乘虚而入，2团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只能躲入深山。根据地的平原地区全被江西敌军占领了，茶陵、遂川、宁冈的红色政权由于失去了主力部队的支持，也很快被推翻了。阶级敌人对人民群众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张开阳的老婆领着国民党军队在宁冈县到处焚烧群众的房屋，残酷地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好端端的一个根据地立时变了天，经历了一个多月的血的洗礼。

且说在3月19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团和教导队到了酃县中村。他在中村周南学校召开了师委、酃县特别区委联席会议，听取了刘寅生关于酃县党组织建设和武装暴动的情况汇报，批准酃县特别区委改为酃县县委，由刘寅生为书记，周里为宣传部长，邝光前为组织部长；成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酃县委员会，由万达才任书记；将各地的暴动队员编为酃县赤卫大队，由何国诚任大队长，戴奇为党代表。

接着，毛泽东在中村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向到会的两千多名贫苦农民讲了一番富人为什么会富，穷人为什么会穷的道理。他还说，农民只有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才能获得翻身解放。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从军队中抽调了一批干部，会同当地党组织，协助农民打土豪，插牌分田，把酃县“三月暴动”推向了高潮。

此后，工农革命军在中村休整了一个星期。毛泽东把全部人马分成两个部分，轮流着给他们讲政治课。课堂就选在中村前面光秃秃的干稻田里。指战员们排成整齐的队伍，个个身上挂着子弹，掮着枪，坐在干枯的禾蔸上。毛泽东面前横放一张从老百姓家借来的小桌子，他侃侃而谈，讲中国革命的形势，讲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讲工农革命军的任务，口干了，就呷一口面前藤花土碗里的凉水。

两部分指战员都是半天时间听讲，半天时间讨论问题。

3月30日，毛泽东带领部队继续南下，到了桂东县的沙田，一面派人设法了解湘南暴动部队的情况，一面在当地开展群众工作。

毛泽东首先帮助桂东党组织成立了桂东县委，由陈奇任书记；又帮助桂东县委建立了桂东县工农兵政府，由陈奇兼任政府主席。

在桂东县土地革命动员大会上，主席台两侧悬挂着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一幅对联：

“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新社会建设灿烂光明。”

据亲历者郭名成回忆说：“1928年3月份，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沙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在晒布堆召开了土地革命动员大会，随即掀起了插牌分田。按人头每人分七担谷田，以原耕为基础，有多的要退出来。插牌时，上插一块下插一块，两块牌中间的田就是分给这一户的。当时土豪也分一份田。”

就在这3月底，毛泽东获悉朱德、陈毅等人领导的湘南暴动出现了危机，部队将要撤出湘南，便派毛泽覃带上一个特务连，去与朱德、陈毅部联络。

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沙田向工农革命军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

在井冈山时期一直为毛泽东挑着书籍文件、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龙开富曾回忆说：“我记得沙田圩背后有个沙滩湾，那湾湾里有些田，位于沙田圩街道不太远的东北方向，我们在那里集合开了会，主席讲了话，说没有纪律不成军队，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打胜仗，然后宣布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我们开会的地方是在干田里，那后面还有山，有些树林，主席是站在田埂上讲话。”“茶陵打开时，缴的东西很多，公家没有要，抢的抢掉了，丢的丢掉了，影响很不好，后来毛主席便在沙田讲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

毛泽东宣布的三项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他还向指战员们逐条解释六项注意的含义与要求。针对“损坏东西要赔”这一条，他对战士们说：

“打破了群众的一只水缸，赔他一只新缸。虽然新缸不如旧缸光滑，但是，赔总比不赔要好，群众会满意的。”

毛泽东要求战士们要把三项纪律、六项注意背得滚瓜烂熟，严格遵守，不得违犯。

为督促广大指战员认真执行群众纪律，前委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副团长陈毅安任组长的“纪律检查组”，以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为标准，检查各部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当部队离开一个地方时，“纪律检查组”的成员还要分头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查漏补疏。

毛泽东在遵守纪律方面首先做出了表率。有一次，一位姓袁的妇女挑菜给部队，一放下菜就走，说什么也不收钱。司务长坚持过秤给钱，可一时钱又凑不够。正在为难之际，毛泽东走了过来。他问明了情况，一面掏钱，一面与袁大嫂打招呼：

“表嫂，辛苦了！”

袁大嫂忙说：

“谢谢毛委员，不辛苦。你为我们日夜操劳，才真正辛苦啊！”

毛泽东拿出6个银毫子递给她，她说啥也不肯收。毛泽东诚恳地说：

“买东西付钱，是我们的纪律。你不收钱，我们就违反纪律了。”

袁大嫂不好再推辞，只得收下了6个银毫子。

4月上旬，毛泽覃带着特务连回到了沙田，向哥哥详细汇报了寻找朱德、陈毅的经过。

毛泽覃自受命之后，率特务连一路奔波到了湖南省东南部的耒阳，先是见到了不久前来耒阳参加湘南暴动的小妹毛泽建。兄妹久别重逢，自然是十分高兴。说起分别后的情形，毛泽建告诉六哥说，她是在“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衡阳之际，遵从三哥“一定要有自己的梭镖和枪杆子，要建立农民武装”的教诲，和丈夫陈芬一起，带领一批共产党员和农协积极分子在集兵滩一带拉起了一支队伍，拿起梭镖、大刀、鸟铳和枪支，在佝偻岭、神皇山一带开展武装斗争。1927年9月，他们和衡阳县委负责人一起组建了衡北游击师，多次夜袭挨户团，镇压土豪劣绅，先后处决了周德翠、周凤鸣等一批反革命分子。10月，她受命同陈芬一道赴衡山组织新的县工委，任县工委妇运委员。11月上旬，衡山农民游击队宣告成立，她带领游击队员袭击挨户团，打击土豪劣绅，炸县衙，破坏敌人的通讯设备，行动神出鬼没，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女游击队长。”1928年初，毛泽建根据湘南特委指示，和陈芬发动了南岳暴动，此后，二人转移至耒阳，参加湘南暴动。毛泽建任耒阳妇女联合会负责人。

毛泽覃也向妹妹介绍了三哥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及目前在沙田开展群众工作的情况。毛泽建听了，恨不得马上去见三哥，在三哥领导下工作。毛泽覃见她已怀有身孕，就劝她说：

“现在三哥很忙，他领导部队不断转移，扩大根据地，还要打仗，很辛苦，很艰险。你们留下来打游击，就是配合井冈山斗争，配合三哥工作呀！”

他见妹妹毛泽建有些不高兴，又安慰道：

“三哥讲，人要有屁股，才有机会坐下来休息，不会因为疲劳而倒下。井冈山就是工农革命军的屁股。我们不但要在井冈山扎营，而且要长期占据下去，迟早有一天，你会见到三哥的，我们又会战斗在一起。”

毛泽建见六哥如此说，也只好依从了。那知兄妹此次分手竟成了永别。毛泽建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敬爱的三哥了。湘南暴动主力部队转移后，她和陈芬留在耒阳坚持游击战争，分别任游击队队长和党代表，在石淮、新市、东湖、夏塘、遥田一带乡村发动群众，摧毁了敌人许多据点，处决了省议员、大土豪赵水生和劣绅李善，有力地支援了井冈山斗争。5月初，游击队在夏圹铺与耒阳县挨户团遭遇，陷入重围，毛泽建、陈芬身受重伤，先后被俘。年仅25岁的陈芬在耒阳英勇就义，国民党反动派把他的头割下来，装在木笼子里挂在城头上示众。不久，井冈山下来一支队伍，袭击了耒阳县团防局，将毛泽建和陈芬的姐姐陈淑元营救出狱。因怀孕已有8个月，行动不便，当敌人反扑过来时，毛泽建坚持留下，隐藏在当地一个孤老婆婆家里。一个仲夏之夜，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叫陈艰生。挨户团在搜山时听到孩子的哭声，又抓到了毛泽建和陈淑元。陈淑元被保释出狱，带走了孩子，可孩子没有奶吃，不久就夭亡了。8月间，国民党以毛泽建“系毛泽东之妹，马日前后，均负共党要职”，把她从耒阳押到衡阳，继之押到衡山县女监，使尽种种手段和酷刑，想从这位共产党员、女游击队长身上捞到更多的重要机密。毛泽建性情刚烈，坚贞不屈，毫不动摇。衡山县新任县长蔡庆煊亲自审问她，问她的名字。毛泽建昂首回答：

“我叫共产党！”

“你杀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房子？”

“真正杀人放火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是你蔡庆煊一伙。”

蔡庆煊暴跳如雷，连拍惊堂木：

“住嘴，难道你不怕死吗？”

毛泽建仰天大笑，说：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当共产党！”

蔡庆煊要她交出党的机密，毛泽建怒斥道：

“革命不变节！要我投降，要我交出党的秘密，除非日从西山出，湘江水倒流！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毋庸多言。”

凶残的蔡庆煊又动用了种种酷刑，皮鞭抽，烙铁烫，灌辣椒水，压杠子，把竹签刺进她的指甲内，用铁丝穿透她的乳房。毛泽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她仍然紧咬牙关，一声不吭。蔡庆煊一无所获，便装腔作势对毛泽建宣布判决：“毛达湘，女共产党，杀！”

毛泽建横眉冷对，她说：

“要杀就杀，耍什么臭威风！共产党是斩不尽杀不绝的！”

毛泽建预感到敌人要对自己下毒手了，便拿起笔写了一份《遗书》，她写道：

“我将毙命，不足为惜。达湘个人方面是很痛快的事。人世间的苦情已受尽了，不堪再增加。遗憾的是不能再和同志们一起为推翻旧社会、消灭吃人的魔鬼而冲锋陷阵。现在各处均在反共，这是我们早就料到的。革命轻易地成功，千万不要作这种奢望。但是，人民总归要翻身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无憾。到那天，我们还会在九泉之下开欢庆会的。”

她对探监的陈淑元说：

“我可能活不多久了。我不怕死。共产党是杀不尽的。只可惜我不能看到润之哥哥胜利的那一天。”

她将写好的《遗书》交给陈淑元，交代说：

“我死后，你将这封信交给我润之哥。”

1928年8月20日，毛泽建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从容不迫地走向设在衡山县城南门外马庙坪的刑场，她用微笑向路旁的老百姓们告别。

在刑场上，一个伪警端来1碗水酒，两个包子，递给毛泽建。毛泽建接了过来，朝着蔡庆煊猛力掷去。蔡庆煊恼羞成怒，大吼道：“跪下！”

毛泽建高声说：

“不跪！有罪的不是我，而是你！”

她又对刑场外的老百姓们说：

“乡亲们，杀了一个毛达湘，千万个毛达湘会站起来！”

毛泽建使出浑身的力气，高呼：

“打倒蔡庆煊！推翻旧社会！中国共产党万岁！”

蔡庆煊惊呆了，急忙下令开枪。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枪声，罪恶的子弹穿透了毛泽建年轻的胸膛。毛泽东的好妹妹、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共党史上最早的女游击队长壮烈牺牲，年仅23岁。她是毛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第一个人。

1949年毛泽东曾说：“菊妹子的牺牲很可惜，她是个好同志。”

这正是：绝代女杰催人泪，谁似达湘真英雄：

“共产主义终胜利，我在九泉会庆功。”

再说毛泽覃在毛泽建引领下到了耒阳城郊，见到了朱德、陈毅。朱德等人正在危难之中，准备率部转移，突然见到毛泽东派来的联络员，非常高兴。朱德向毛泽覃介绍了湘南暴动的情况，又说了他们目前的处境：

那是在1928年3月1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向湘粤两省国民党军下达了“协剿”湘南的命令。很快，湖南国民党总指挥白崇禧和广东国民党军总指挥李济深就分别组成了“协剿”军。到3月底，湘粤协剿军分别集结到了湖南衡阳和广东乐昌。在强敌压境之际，由于湘南暴动执行了湘南特委的“焦土战略”，引起人民群众不满，部队已经失去了群众基础，无法立足了。

毛泽覃向朱德、陈毅等人建议说：湘南起义部队应当向井冈山靠拢，与工农革命军会合，在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朱德立即召集会议，讨论毛泽覃的提议。湘南的干部战士们闻讯十分高兴，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上井冈山，找毛泽东去！于是，朱德、陈毅等人便决定率领主力部队2000余人和湘南农民军8000余人，分头撤出湘南，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转移。

毛泽东听罢毛泽覃的汇报，当即决定以第1团和教导队为左翼，离开沙田，向湘南方向的汝城进发，从南侧牵制敌人，掩护湘南暴动部队；他又派人传令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何长工率领的第2团为右翼，西向资兴、彭公庙方向前进，接应湘南部队。

4月中旬，在毛泽东指挥下，工农革命军主力迅速插向桂东、汝城之间，监视汝城的国民党军队，防止该部进入酃县；同时准备拦击从广东方向追来的敌人。1团进至桂东、汝城两县交界的寒岭界，遇到了反动地主武装何其郞部的阻截，战士们奋勇冲杀，一举打垮了何其郎部；在汝城附近又击溃了土匪胡凤璋部，与胡少海、陈东日等人率领的宜章农民军第3师会合在一起。

毛泽东会见了胡少海师长和陈东日副师长，并与他们约定：以工农革命军第1团为前部，开赴酃县，由他们率领宜章农军第3师和随行眷属等，随后跟进。

毛泽东率领部队经土桥、田庄、邓家湾一带到了资兴县东南三四十里的龙溪洞，又遇到了萧克领导的独立营。

萧克，乳名克忠，原名武毅，字子敬，1907年7月14日出生于湖南嘉禾泮头小街田村一个清贫的书香门第，幼年入私塾，尔后就读同善高小，1923年入嘉禾甲种简习师范学校，1926年初考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后并入黄埔军校4期，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初，他在叶挺部先后任连政治指导员、连长，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参加南昌起义，潮汕失利后回到家乡，1928年初在嘉禾县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南区支部，后率一部分宜章农军参加了湘南暴动。

萧克的独立营是由宜章县黄沙、梅田两区农民军组成的，在撤出湘南时与大部队失掉了联系。他们突然与毛泽东的部队相遇，顿时紧张起来。萧克传令准备战斗。1团先头部队发现他们是农军，副团长兼1营营长陈毅安就过去和他们联系。

陈毅安领着萧克走到毛泽东跟前，介绍说，这位是宜章独立营副营长萧克。毛泽东亲切地握着萧克的手，风趣地说：

“好哇，没接到朱德，接到个萧克！”

说罢，他打量着这支五六百人的队伍，问萧克：

“你们有多少人枪？”

萧克答道：

“人倒有600多，枪只有七八十支，都是梭镖，所以叫我们梭镖营呢。”

“梭镖营？”毛泽东感慨地说：“是啊，果然那么多梭镖。揭竿而起，这就是揭竿而起呀！”

毛泽东告诉萧克：朱德的队伍已经向东转移了。他又把今后的行动方向告诉了萧克，希望他和第1团一起行动。萧克非常高兴，就与1团会合在一起，经青腰、彭公庙、中村、水口等地，向井冈山根据地进发。

此时，工农革命军第2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袁文才、王佐、何长工率领下到了资兴，与邓允庭、蔡协民领导的湘南农民军郴州第7师会合在一起。他们在资兴以南的滁口与国民党第16军范石生的部队遭遇，发生了激战，撤出战斗后退回到资兴，又和陈毅率领的从郴州退出来的一部分农民军及以湘南特委书记杨福涛为首的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会合在一起，撤退到资兴城北七八十里的彭公庙。

这位杨福涛本传在第二卷中已经多次提及，他就是二十年代初毛泽东在长沙培养起来的工人领袖。

这天晚上，陈毅召集何长工、蔡协民、袁文才和杨福涛等人开联席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军路线。杨福涛等湘南特委负责人本来就不愿意上井冈山，如今受了挫，就更不愿意往前走了，竭力主张把队伍带到衡阳去。他们说，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部队越应该在白色恐怖严重的区域坚持斗争。陈毅对他们说：

“我们的部队是要去井冈山的，你们最好是跟部队一起行动。如果回湘南，你们男女老少七八十人，各种口音各种装束都有，还挑着油印机，一路民团查得很紧，怎么走得过去呢？同志们，不要作无谓的牺牲吧！上井冈山以后，我们再设法送你们走。”

可杨福涛等人不听劝告，固执己见，第二天就带领一部分人离开部队，向衡阳方向行动了。后来他们在安仁、耒阳边界上统统被敌人抓获，惨遭杀害。

杨福涛时年35岁。此前，他在1928年初被湖南省委任命为湘东特委书记，2月间奉命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前往湘南，协助朱德、陈毅等人领导湘南暴动，3月出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他牺牲后，由于消息闭塞，1928年5月20日仍被湖南省委湘潭改组会议推举为省委书记，这年6月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且说就在杨福涛等人走后不久，第2团接到了毛泽东的指示信，信中说由他带第1团在后面掩护，要袁文才，王佐、何长工等人立即撤回井冈山。陈毅等人大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率领会合起来的3支部队，沿着第2团的来路撤向井冈山。当他们走到酃县沔渡时，又与朱德，王尔琢带领的部队会合在一起，继续前行。

4月19日，第1团到达酃县县城。傍晚时分，毛泽东来到一座祠堂里，看望先行到达这里的郴州第7师党代表蔡协民。他一到蔡协民住室的门口就大声喊道：

“蔡协民同志，老蔡，老蔡在里面嘛？”

他看没人应声，就大步跨进门里，见一个女战士靠在蔡协民的肩上睡着了，就笑呵呵地说：

“嗬！金屋藏娇吆。老蔡，好福气哟！”

毛泽东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拉过一条凳子坐下来。靠在蔡协民肩上的女战士叫曾志，正睡得模模糊糊的。她闻声睁开眼睛，见来人身材伟岸，留一头中分式乌黑的长发，面颊清癯，双目炯炯有神，举止潇洒而自信，表情亲切而深沉，心中暗暗称奇。

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5月2日出生于湖南宜章县城厢镇汪家冲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24年考入衡阳省立第3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报名时改名为曾志。同学问：“为什么要改名？”她回答说：“我就是要为我们女性争志气！”这年10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除了父母包办的“娃娃亲”。1927年春，曾志任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与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部长夏明震结婚。后来他们到郴州开展地下工作，夏明震任中共郴县县委书记，曾志任秘书长，在1928年1月参加湘南暴动。曾志作风泼辣，装束特别，腰扎红带子，头裹红头巾，身背红缨大刀片，因此人称“红姑娘”；3月间，夏明震在郴州“反白事件”被打死。不久，曾志调任农军第7师党委办公室秘书，在师长邓允庭撮合下，与党代表蔡协民结为夫妻。

“曾志，”蔡协民忙拉起曾志，向她介绍说：“这位就是毛委员，毛润之同志呀！”

毛泽东告诉蔡协民说：

“我这次下山是专门来接你们这支队伍的。”

接着，毛泽东问起蔡协民离开长沙后的一些经历，聊了一会儿，他见夜幕已经降临，便起身告辞。

4月20 日，一直尾追湘南暴动队伍的国民党第8军吴尚部的1个团，从茶陵方向朝酃县县城逼近。毛泽东立即命令1团除一部警戒东南方向外，大部从西门出发，分兵两路，抢先登上城西的高山，利用有利地形，阻击敌军，掩护朱德等各部安全进山。

中午时分，战斗打响了，十分激烈。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的张子清团长腿部负伤。敌军眼看损兵折将而不能取胜，只好向茶陵方向退去。

毛泽东、何挺颖也不追赶，率领第1团离开酃县，回师宁冈。

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回到了宁冈砻市。

毛泽东在驻地与萧克及1、2团的一班指挥员谈话说：

“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个战术思想转变。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那套战法，想一口吃成个胖子。”

他还说：

“走路，连两三岁小孩也会，可是说到打仗，走路是一门好大的学问哩！从前，井冈山上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就是朱孔阳。他在井冈山当了几十年的山大王，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官府一直捉不到他。他充分利用井冈山复杂的地理优势，官兵一进山，他就跟官兵满山转圈子。因而他总是说：在井冈山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子。打圈子是个好经验，但土匪打圈子是消极的。我们要改它一句：既要会打圈子，又要会打仗。打圈子是为了避实击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敌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我们要退避三舍，这一退，敌人不知我们的去向，就得重新侦察。我们先领它兜几个圈子，把他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等它的弱点暴露出来了，我们就要抓得准，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有缴获。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子是颈上的那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子是它的军队。只要消灭敌人，缴了他的枪，抓到俘虏，才能挖掉它的命根子。”

最后，毛泽东笑着说：

“总之，打仗也像做买卖一样，赚钱的就来，蚀本的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来时我叫你打不着，我打你时一定要把你吃掉。”

正说话间，何长工进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朱德、王尔琢、陈毅各部，已经全部到达了砻市。朱德同志住在前面五虎岭的龙江书院里，他在那儿等你回来。”

毛泽东对身边的干部们说：

“大家都别走，一道见朱德同志去。”

他带着1、2团的干部及萧克等人来到龙江书院前，朱德闻讯同陈毅等人迎了出来。何长工远远看见朱德，向毛泽东介绍说：

“走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的是陈毅同志，朱德身后的是王尔琢同志。”

毛泽东微笑着向朱德等人招着手，加快了步子，早早就把手伸了出去。朱德也抢前几步，伸出手来。在水坑村的一条小溪旁，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毛泽东又握着陈毅的手说：

“陈毅同志，你们辛苦了！”

陈毅紧紧抓住毛泽东双手，激动地说：

“我们早就盼望上井冈山来，今天终于如愿了！”

毛泽东又与王尔琢等人一一握手，问了姓名。众人一同上了文星阁。一张长条桌旁摆着8条木凳，桌上是茶壶茶碗，毛泽东让朱德坐了首座，依次坐着陈毅、王尔琢、蔡协民、伍中豪、胡少海、邓允庭、萧克等。他把坐在自己身边的张子清、何挺颖、宛希先、袁文才、王佐、何长工等人介绍给朱德，接着以祝贺的口吻对朱德说：

“南昌起义部队的同志们真勇敢，转战千里，从南昌到广东，又从广东打到湘赣边界，顽强的坚持下来，湘粤两省的敌人，竟没有能整倒你！”

朱德说：

“秋收起义的部队也一样，英勇善战，最后建立了根据地。我们这次前来会合，也全靠你们掩护得好。”

毛泽东借着这个话头，说起了他被中央开除了党籍一事。朱德、陈毅立即予以纠正，向他介绍了中共中央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的内容。毛泽东这才弄清楚，他不是被开除了党籍，而是被罢免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毛泽东笑了笑，切入正题，他说：

“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地区，是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好地方，我们两支部队要齐心协力，把这个根据地建设好。”

他还提议说：

“‘五四’青年节快到了，趁着这个纪念日，两支兄弟部队和附近群众开一个热热闹闹的联欢大会，庆祝我们胜利会师，两方面的负责同志也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见见面。”

朱德等人连声称好。毛泽东吩咐何长工负责筹备大会，还交代他说：要多发动些群众来参加才好。

说起部队编制，毛泽东又提议开一个规模较大的干部会议，让大家议一议。

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等人在龙江书院召开了各部营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部队给养统一供给，各部没收的粮食、布匹等物品尽量运至井冈山储存。会议还决定，将朱德所部2000余人，湘南农民军8000多人，毛泽东所部1600多人，统一编制，统一指挥。

会后，毛泽东和朱德等主要领导人商定，建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并议定了各级人事安排：

第4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陈毅。

全军下辖第10师、第11师、第12师，共计8个团和1个特务营，有枪2000多支。

第10师师长：朱德（兼）；党代表：宛希先。下辖：

第28团，由南昌起义余部编成；团长：王尔琢（兼），党代表：何长工。

第1营：营长林彪，党代表熊寿祺。

第2营：营长袁崇全，党代表杜松柏。

第3营：营长萧劲，党代表吴弼。

第29团，由宜章农民军编成；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

第1营：营长朱舍我。

第2营：营长李光化，党代表胡世俭。

第3营：营长萧荣标，党代表彭晒。

第11师师长：张子清，因其在酃县战斗中负伤，暂由毛泽东兼任；党代表：何挺颖。下辖：

第31团，即井冈山原1团；团长：朱云卿，副团长：陈毅安，党代表：何挺颖（兼）。

第1营：营长员一民（后为陈毅安），党代表毛泽覃。

第3营：营长伍中豪，党代表杨岳彬。

第32团，即井冈山原2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党代表：陈东日。

第1营：营长袁文才（兼），党代表陈东日（兼）。

第2营：营长王佐（兼），党代表康健。

第12师，亦称梭镖师，由其余湘南农民军编成；师长：陈毅（兼），党代表：邓宗海。下辖：

第34团，团长：邓宗海（兼），党代表：刘泰。

第35团，团长：黄克诚，副团长：戴诚本，党代表：李一鼎。

第36团，团长：李奇中，党代表：黄义藻。

另编一个特务营，营长：宋乔生，党代表：敬懋修。

黄克诚，原名黄时瑄，1902年10月1日出生在湖南省永兴县三塘乡下青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9岁时，父亲和叔父等长辈从祭田里每房抽出一担谷作为他的学费，送他进私塾读书，因不能及时交学费，他只好时读时辍读了8年私塾，1920年考入县立高等小学，1922年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入国共两党合办的广州中央政治讲习班，结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8军任营、团政治指导员，转战长沙、武汉及河南、江西、安徽等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克诚奉命回家乡秘密从事农运工作；1928年在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年关暴动，攻占永兴县城，任永兴红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其间，他对湘南特委的“左”倾盲动政策进行了坚决抵制，曾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而受到排挤。

工农革命军第4军接着在砻市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4军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军委书记。

这正是：风云际会，朱毛井冈始聚首；

同舟共渡，江海波涛正无边。

欲知毛泽东领导第4军如何扩大井冈山根据地，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周鲁以湘南特委代表身份传达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指示，将政治局扩大会议取消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说成是开除党籍，并在井冈山推广湘南暴动“焦土战略”经验，指责毛泽东“烧杀太少”，要毛泽东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从中央到地方把握党权、军权的竟是这样一批人，中国革命岂能不受挫折？毛泽东面对错误路线，遵守党的纪律，但他并不盲从，没有率部援助湘南暴动，而是在桂东一带训练部队，开展群众工作，同时随时准备接应朱德等人，在实际行动上抵制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实在是英明！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黄克诚在他撰写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一文中写道：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南昌暴动”“有3万多人，后来在汤坑、三河坝等地打了败仗，队伍几乎打光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收集了余下的官兵百人，改编为一个团，以后又搞了湘南暴动，扩大了武装，比毛主席领导的兵力多。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没有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朱德、陈毅同志所领导的队伍要坚持下来也是困难的。”“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广州暴动失败后，由袁国平、叶镛、陆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队带到海陆丰去了。这是一支很硬的部队，保存了党的组织，有很多共产党员，大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学生，政治素质、军事技术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的那两支队伍基础都好。领导海陆丰斗争的彭湃同志，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之好。但是，由于没有一条正确的军事、政治路线，加上受到党内一些悲观情绪的影响，把外地人员从苏维埃根据地遣散回家，结果这样硬的部队，这样好的政权却失败了。”“鄂豫皖、湘鄂西各地的红军后来有很大的发展，也是和井冈山红旗的影响分不开的。”“总之，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个最危险的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很明显，没有他的艰苦卓绝和富有远见的奋斗，没有他所领导树立的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贡献呢？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黄克诚还在文章的末尾警告那些往毛泽东身上泼脏水的人们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一生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黄克诚曾因遭受他人牵累（详见本传后边叙述的庐山会议），受到党纪处分十几年，尚能在毛泽东身后如此仗义执言，岂不伟哉！

第10章 1928年5月2日—

“‘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是有弱的有强的，兵力分布也难保没有不周到的地方。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地打一顿，打胜了，立刻分散，躲到敌人背后去‘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手心里玩。”

话说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为完善工农革命军的纪律，在茨坪召开了一个基层干部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28团3连党代表粟裕及赵尔陆、赖传珠、张际春、唐天际等人。

粟裕，幼名继业，学名多珍，曾用名粟志裕，1907年8月10日出生在湘西会同县伏龙乡枫木树脚村，祖父是地主兼做木材生意，父亲粟周亭是一个落第秀才。粟裕在兄弟姐妹5人中排行第三，6岁入私塾就读。少年时代的粟裕，性格开朗，活泼好动，喜欢下河游泳，爱听武侠故事，稍长即练习骑马击剑，幻想成为一个除暴安良的侠客。在上高等小学时，家里强行为他定了一门亲事，年仅17岁的他毅然离开家乡到常德求学，1925年春考入常德省立第二师范，次年10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马日事变”后，粟裕进入叶挺的24师教导队，后来参加了南昌起义，随朱德等转战闽赣粤湘边，湘南暴动后上了井冈山。

赖传珠，号鹏英，1910年4月3日出生于江西省赣县大埠乡赖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是缝衣工人，父母亲因同情和支持革命，被反动派杀害。1928年2月18日，身为暴动筹备委员会主席的赖传珠，组织了大埠乡暴动，后奔赴井冈山找工农革命军。他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埠乡暴动的经过。毛泽东与他促膝谈心，慰勉有加。第二天，毛泽东安排赖传珠担任特务连党代表。

唐天际，原名唐时雍，曾用名唐天济，1904年10月22日出生于湖南省安仁县华王乡杨柳田村一户贫寒的农民家庭，幼入私塾，以树枝为笔，以地为纸，练习写字。1920年他在高小毕业考入初中，因家境穷困辍学，1921年考入衡阳法政学校，因交不起学费再次辍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第4期，参加第二次东征；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1928年1月，他发动本县农民暴动，又参加了湘南暴动。

赵尔陆，1905年6月4日生于山西崞县北三泉村。早年在太原进山中学就读。高中毕业。1927年初，赵尔陆进入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后随部队开赴江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赵尔陆在朱德、陈毅指挥下，率部参加了攻打宜章城的战斗。

粟裕和其他与会者都认为，毛泽东制定的“三项纪律，六项注意”符合老百姓的要求，也符合部队的实际情况。于是毛泽东便正式向第4军指战员颁布了三项纪律，六项注意。

没多久林彪又提出了一个“洗澡避女人”的建议，加上其他人提出的“大便找厕所”，六项注意增加到了八项注意。林彪还提出了“不搜俘虏腰包”的要求，再加上一个“进出要做宣传工作”，八项注意改成了十项注意。后来，毛泽东将三项纪律改称“三大纪律”，将新增加的四项注意合并为“不得胡乱屙屎”、“不搜敌兵腰包”两项，使十项注意又恢复为八项注意。

1928年5月2日，毛泽东以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委书记名义，写信给湖南省委（书记杨福涛）并报中共中央，汇报第4军坚持井冈山斗争方向问题。他在报告中提到：第4军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军委书记。

他在报告中写道：为促进湘赣两省革命斗争的开展，军委采取了对内加强军队建设，特别是党组织的建立，对外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工农兵政府和分配土地的方针，坚持井冈山地区斗争，造成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

报告还介绍了井冈山根据地在军事、政治方面所取得的胜利，提出了需要上级党组织帮助解决的问题。他建议成立湘赣边区特委，以便更好地领导“造就实在”的罗霄山脉革命根据地，请中央派“得力同志”来做书记；并说希望中央及时明示，以便不再挨“无谓的骂”。

5月3日，井冈山上一片欢腾，人们正在张罗着“五·四”会师庆典的事。

毛泽东在砻市看到一位干部正在墙上写“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凑近一看，禁不住笑了起来。他指着其中的“倒”字说：

“你们看看，这个帝国主义用不着打它就自己倒了，它缺一条腿呀！”

大家仔细一看，可不是嘛，“倒”字右边的两竖少了一竖。写字的人不好意思地说：

“我写错了。”

他马上加了一竖，还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说：

“这就对头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不是那么好打的嘛，我们必须认真地打，它才能倒哩。”

5月4日，山清水秀的砻市在朝霞映照下，显得更加美丽可爱。在砻市镇龙江河南岸的一个草坪上，有一个用门板、竹竿搭起来的主席台，被无数面红旗簇拥着。主席台上方挂着一条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庆祝两支革命部队胜利会师”；主席台两侧挂满了写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内容的标语牌。

一大清早，人们就川流不息地向会场拥来。不到10分钟，20里路外的部队也都赶到了。会场里挤满了人。

上午10时许，毛泽东兴奋地挎着匣子枪，和朱德、陈毅、王尔琢及党、政、军、工、农各界代表组成的主席团登上了主席台。他诙谐地对众人说：

“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身上带枪。

陈士榘曾经回忆说：“后来，毛泽东很快就把驳壳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身上带过枪。”

陈士榘还讲过一个小故事，那是发生在林彪当了红1军团军团长以后，陈士榘当时是红1军团的参谋处长。有一次，陈士榘缴获了一支女式袖珍手枪，精美绝伦，就把它交给了林彪。林彪一见甚喜，又派人将手枪转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并不高兴，把枪扔在了地上，说：“待到我用它的时候，红军早就完了。”

跟着郴州农军第7师上井冈山的杨得志曾回忆说：“在此之前，我虽然也听说过毛泽东的名字和他带领的部队，听说过他亲率部队掩护我们上山，却没有见到过他。”“他高高的个头，穿一身灰布军装，脸膛瘦削，头发很长，但很有精神，明亮的目光扫视着面前欢腾却并不十分整齐的队伍和群众。”

且说担任会师典礼的司仪何长工大声宣布：

“大会开始！放鞭炮！”

在掌声鞭炮声军号声中，庆祝典礼拉开了帷幕。大会执行主席陈毅首先讲话，他说：

“同志们，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我们来开个大会，庆祝两支部队的胜利会师，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现在我宣布：我们两支革命部队自今日始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长是朱德同志，党代表是毛泽东同志，王尔琢同志为参谋长。”

会场上掌声四起、欢声雷动。接着，朱德、毛泽东、王尔琢先后讲了话。朱德说：

“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起点。参加这次胜利会师大会的同志，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么，就让敌人难过去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这次胜利会师，我们的力量扩大了，又有了井冈山作为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

朱德最后说，他希望两支部队会师后，要加强团结。他又向群众保证，工农革命军一定保卫红色根据地，保护群众分田的利益。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今天正式成立了！我们这支队伍的建立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的高潮到来；我们要把井冈山根据地建设好，不断地巩固和壮大，在长期而艰巨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地取得革命的胜利。

我们工农革命军，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不如敌人，但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有群众的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并没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我们要善于找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专打一部分。俗话说：‘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也是有弱的有强的，兵力分布也难保没有不周到的地方。我们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地打一顿，打胜了，立刻分散，躲到敌人背后去‘捉迷藏’。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权，把敌人放在手心里玩。只要我们有党的领导和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任何强大的敌人终归要被我们打败！”

王尔琢讲了一番军民关系问题。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和各界群众代表也都在典礼上讲了话，祝愿新成立的第4军在革命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祝愿根据地能够顺利发展。

大会一直开到下午1点多钟才结束。后来在工农革命军改称红军后，井冈山军民依然传唱着一首这样的歌谣：

“朱毛会师在井冈，红军力量坚如钢。武装割据新局面，革命烈火烧得旺。”

会师典礼这一天，28团1营营长林彪也特别兴奋，他特地穿了一套干净的半旧军装站在队伍前面。大会结束后，28团团部通讯员通知他说：

“毛委员要视察你们1营，请你们做好准备。”

林彪马上对站在一边的营部通讯员说：

“通知部队集合！”

1营全体指战员很快在河滩上集合好了。林彪站在队列前高兴地宣布说：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刚才团部派人来说，毛委员马上要来看我们。”

队伍中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林彪接着说：

“毛委员是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们革命军的重要领导。我们马上就要见到毛委员了，请大家把武器擦一擦，衣服整一整，让毛委员对我们1营有个好印象。”

战士们立刻行动起来，整理完毕，林彪又集合大家讲话，他说：

“毛委员曾说过，不管是这个军阀，还是那个土匪，只要有枪就有地盘，就有一块天下。我们这支队伍也有枪，也能坐天下……”

林彪正说得起劲，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来了。毛泽东看到一个还像个娃娃的军人在讲话，便驻足细听，问道：

“他是谁？”

陈毅说：

“他就是在我们上山前指挥部队在敖山庙、耒阳城打了胜仗的林彪营长。”

“走，我们去看看。”

毛泽东说着大步走上前去。林彪见毛泽东来了，立即打住了话头，转身迎接毛泽东。毛泽东拉着他的手说：

“你的话讲得很好啊！”

林彪腼腆地说：

“谢谢毛委员夸奖，我叫林彪。”

“不用介绍了，我们战功显著的英雄，谁会不认识呢！你这么年轻，又敢打又能巧打，很不错嘛。”

毛泽东说罢，从队伍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不时地与一些战士交谈几句。林彪觉得机会难得，就说：

“毛委员，你给我们1营同志讲讲话吧。”

“好吧。”

毛泽东往后退了几步，站在队伍中间，大声说：

“同志们，你们上井冈山来，是很不容易的，大家辛苦了。”

队伍中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接着说：

“你们以前是一支铁军，是百战百胜的部队！你们参加了北伐，从南打到北，又参加了南昌起义。你们在会昌、敖山庙、耒阳城的仗打得好，为革命立了功，现在来到井冈山，创造革命根据地，希望你们再立新功。我们建立这个根据地，目的是扩大工农革命军，积蓄革命力量。没有根据地，就没有落脚地，就无法生存。我们在这里把根据地搞起来，再发展工农革命军，革命力量壮大了，我们就可以打倒帝、官、封，解放全中国。”

视察结束后，毛泽东与林彪谈了话，问了他的籍贯和生活经历。当他得知林彪是林育南、林育英的堂弟时，在林彪的肩上轻轻拍了两下，笑着说：

“好几年前，我就认识你那两位堂哥，他们很不错呀。”

林彪，幼名祚大，学名育容，曾用名先后有育荣、尤勇、本进等，1907年12月5日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白羊山南麓林家大湾。林家不仅是大地主，而且还开有一个布厂。林父叫林明清，母亲陈氏，共育有二子，长子林庆佛，次子便是林彪。林彪幼年即入私塾读书。1914年，父母为年仅8岁的他定下了一门娃娃亲，女方是11岁的汪家二小姐汪静宜。后在中学读书时，林彪曾和黄冈回龙山戴家冲的陆若冰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1923年，他在堂兄林育南、林育英影响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底改名为林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考取了黄埔军校，次年3月入黄埔第4期，10月毕业后被分配到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参加革命后，林彪早就把娃娃亲的事忘到了脑后，没想到父亲设法把他骗回家，逼着他和汪静宜完婚。1927年大年初一，林彪被迫与汪静宜举行了婚礼。在这新婚之夜，他看了一眼熟睡的新娘，又站在院内向父母的房间深深地拜了一拜，便悄然离去，回到部队给父母和汪氏写了一封家书，说是自己已经投身革命，随时都有可能身首异处，前途未卜，请汪静宜另选一个好人家。然而那汪静宜信守的是一女不从二夫的古训，说什么都要守在林家奉养林家老小。1927年4月，林彪参加了第二次北伐战争，在有“铁军”之称的叶挺独立团先后任排长、连长；后来又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

在新中国成立后，林彪的亲人都去了北京，汪静宜便独自回了娘家，靠做鞋维持余生。1959年初秋，林彪在庐山会议后曾经衣锦还乡，托公社书记捎给汪静宜3000元钱。后来当地政府又给汪静宜发了一个“光荣革命老人卡”，每月享受一定的生活补助费，直到1967年因病死去。林彪的一位部下为汪静宜办理了丧事。他从汪静宜的箱底发现了包得严严实实的3000元钱，竟分文未动，禁不住潸然泪下，哽咽着说：“世上竟有如此傻的女人。”

且说在5月初，毛泽东、朱德等议决取消梭镖师第12师番号，将其3个团缩编为第30团（团长刘之至）和第33团（团长邓允庭，党代表邝朱权），分别划归第10、第11师建制。同时决定：成立一个教导大队，由陈毅任大队长兼党代表。

5月上旬，江西省国民党军第27师由永新、遂川向井冈山根据地发起了第2次“进剿”。

原来在4月下旬，蒋介石得知朱德等各路湘南暴动部队向井冈山靠拢，与毛泽东部会合在一起，便于5月2日向江西、湖南、广东3省下达了“克日会剿”的督战命令。此时，湖南国民党军除在株洲、衡阳、宜章一带驻有重兵外，其第8军第1师占据着茶陵、酃县一带；江西国民党军杨如轩部第27师则占据着永新、吉安、遂川等地。

第27师师长杨如轩一马当先，亲自到永新坐镇指挥，令其一路以第79团为主力，从永新城经七溪岭方向推进到龙源口，越过七溪岭，深入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宁冈；另一路以第81团为主力，从拿山、五斗江向遂川的黄坳方向推进，楔入茨坪；尔后，两路兵力合围井冈山根据地，一举歼灭工农革命军第4军。

毛泽东立即召开第4军军委会议，研究对策。有人主张拒敌于根据地门外，分兵到七溪岭和黄坳打阻击战。不少人也主张主动出击，同时打击两路敌人。毛泽东说：

“打人为什么要用拳头？这是因为它五指收拢，力量集中。出拳时，为什么总打出一只手，而不是两只手同时打出？这也是力量更集中。因此，我们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先吃掉从拿山、五斗江方向进攻遂川黄坳、茨坪的81团，然后再收拾79团，将其各个歼灭。”

会议最后决定，由朱德、王尔琢等率领第28团、第29团担任主力，迎战遂川方向之敌；由毛泽东、何挺颖等率领第31团，在新七溪岭、老七溪岭阻击进攻宁冈之敌；其余各团守山待命。

此时第4军的战斗计划和部署，都是由各级军事指挥员和党代表开会讨论决定的。这一回研究了作战方案后，毛泽东拉着陈毅说：

“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走，你跟我来，让他们指挥去。我们在那里很麻烦，弄得指挥员很难下决心。你在那里，他要征求你同意，不征求你同意，独断专行，将来要受批评。打了败仗，说他目无党代表。要征求你的同意呢，商量来商量去，就丧失了时机。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当机立断，或马上进攻，或立即撤退，或迂回，或把预备力量使用上，避免多头指挥。”

毛泽东又说：

“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实际作战的指挥经验。我们只抓作战计划，定下来就行了，以后就让他们有经验的人去搞。”

陈毅后来曾回忆说：

“我很长知识呵！因为我这个人，恰恰就是什么都要干涉，也是仿佛有那么个精神，把革命的一切都包办完的。很多指挥员最恼火我。经毛主席这么一说，把我这个脑筋就搞通了一点，以后我就好办了。”

5月7日，第28团按照作战部署，从大陇出发，日夜兼程，出茨坪、奔黄坳，佯攻遂川，迷惑敌人。第29团则迅速从茨坪直插黄坳设伏，等待敌人。

第28团先行到了黄坳，遇到敌81团的先遣营，虚晃一枪，退到燕坑、小行洲一带，突然改变方向，不去遂川，转到五斗江地区埋伏起来。

此时在拿山的敌81团团长周体仁得到先遣营的报告，说是革命军要去攻打遂川，急忙派出1个营赶往黄坳阻击，其余大队人马在他带领下，继续向五斗江方向推进。

赶往黄坳的那一营赣军，在黄坳遭到了等待已久的工农革命军第29团的突然袭击。29团指战员奋勇作战，将其大部歼灭，放走一些残兵败将给周体仁报信，然后和遂川赤卫大队一起赶到五斗江地区，与28团会合，等待敌人到来。

周体仁听了败兵报告，认为工农革命军主力已经黄坳去了遂川，便大摇大摆地向五斗江推进。当他进入该地区时，这才发现中了工农革命军的埋伏。第28团、29团的战士们猛冲猛打，一举歼灭了赣军第81团大部，其余溃军四处奔命。

第28团、29团乘胜向永新推进，一鼓作气追到永新，配合第31团在永新附近的北岭击溃了赣军第79团1个营，迫使坐镇永新的杨如轩逃往吉安；位于龙源口一路的79团另一部，慑于被歼，亦逃往吉安。

工农革命军顺利地占领了永新县城，打破了杨如轩的第2次“进剿”。这是井冈山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5月上旬，毛泽东、朱德在永新县城召集第31团、28团和29团主要负责人会议，部署下一步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决定：各团分散到永新县各地开展群众工作。

毛泽东带着第31团的一部分战士到了永新西乡的塘边村，进行调查研究，指导分田工作。塘边由大屋、塘边、凉茶树下、新岭背4个自然村组成，有137户，595人。有一天，赵锦元和丁钰来找毛泽东。赵锦元从怀中掏出他和丁钰编写的识字课本的稿子，双手递给毛泽东，说是请毛泽东修改。毛泽东微笑着接了稿子，说：

“还是大家一起来吧，共同研究一下好。”

他打开稿子认真看着，目光停留在一张纸上久久没有移动。赵锦元以为他看不清，便走过去看着稿子念道：

“土地分到家，有穿又有吃，穷人喜洋洋，工农坐天下。”

毛泽东按着赵锦元的肩膀，让他坐下，说：

“土地是广大劳动人民用血汗一寸一寸开拓出来的，而劳苦大众却手无寸土。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土豪劣绅，却食禄万斛，拥有大量良田。如今，我们把土地夺回来，分归贫苦农民，这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工农要坐天下，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以，这4句是不是可以改一改？”

赵锦元、丁钰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茅塞顿开，就把这4句话改为：“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豪绅要打倒，工农坐天下。”

毛泽东一面指导分田工作，一面指示边界各地要重视春耕生产，还特别强调要不失时机地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调节气候，促进农作物增产。他在塘边村亲自带领干部和群众在土岭、麻山岭上进行现场勘查，根据各个岭的阳光、土质条件，研究制定植树造林规划。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颁发了关于植树造林的布告，其中规定：“禁止烧山”，“不准运木作柴”，“不得损害树皮”，“不得砍伐茶树”。

5月中旬，工农革命军打败杨如轩并占领永新城的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十分震惊，立即命令湘赣两省“加紧剿匪，不得有误”。

朱培德为挽回面子，早日完成“剿匪”任务，命令杨如轩率第27师余部及王均第7师、杨池生第9师各1个团，共计4个团，发动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3次“进剿”。

5月13日，杨如轩率第27师师部、第79团和第9师第27团的1个营，直扑永新；其它兵力则由龙源口向宁冈进犯。

毛泽东、朱德等人根据敌情，决定暂避装备精良赣军之锋芒，主动撤出永新县城。

杨如轩进入永新县城后，将枪支弹药、粮草辎重源源不断地从吉安运来，企图以永新为据点，逐步荡平井冈山“匪患”。

毛泽东探知杨如轩的如意算盘，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将敌人分而歼之。他命令第29团会同地方武装，在永新县城东面的高桥、天河一线，不断地骚扰敌人，置赣军于疲惫与不安之中。

5月16日，毛泽东让朱德率第28团、第31团1营奔袭茶陵，佯攻湖南，造成敌人的错觉。

5月17日，第28团和第31团1营在茶陵高陇镇和湘军激战，歼敌1个连，并为毛泽东搜寻到了几大捆报纸。

杨如轩见工农革命军西出茶陵，忙令其主力南渡禾水，越过七溪岭，到达龙源口，从龙源口方向直取宁冈；同时命令第79团前往西乡，进击灃田、龙田，警戒湖南方面的革命军。他满以为这样部署万无一失，哪承想恰恰中了毛泽东的计，钻进了毛泽东早已设下的圈套里。

毛泽东一看永新之敌主力被引出来了，急令第29团和第32团赶往七溪岭，阻敌北进；同时派人星夜告知朱德，让其率第28团和第31团1营火速奔袭永新，伏击去灃田、龙田方向的敌79团，尔后直捣杨如轩师部，迫使龙源口之敌返回，以打破敌人的“进剿”计划。

朱德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统一了大家的思想。

5月18日，朱德根据毛泽东的计划，率28团和31团第1营向永新城急进，赶到距永新县城15里的草市坳设伏，等待敌79团到来。

5月19日，敌79团在团长刘安华率领下到了草市坳，大摇大摆地钻进了革命军的伏击圈，成了瓮中之鳖。王尔琢一声枪响，伏兵齐出，第28团从正面发起攻击，第31团1营向敌侧后迂回，一下就把敌军打乱了。经过近两小时激战，革命军全歼敌79团，团长刘安华被击毙。

朱德率部乘胜进击，到了永新城下。这时候，杨如轩正在师部听留声机，听说工农革命军已攻到城下，根本就不相信。直到枪声大作，子弹打到屋顶上，杨如轩这才慌忙换上便装出逃，混乱中被一颗流弹击中，几个卫兵架起他逃往吉安。

龙源口之敌风闻永新县城已被工农革命军攻破，亦仓惶向吉安撤退。

这一仗，工农革命军仅以4个主力营的兵力就歼灭了赣军1个师部、1个团和1个营，击破了国民党军的第3次“进剿”。

5月20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谢氏慎公祠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

参加大会的有来自永新、宁冈、遂川、酃县、莲花5个县和茶陵特别区委的代表，还有军队中的代表，共60余人。会场上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墙上贴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阐述了深入土地革命对于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号召在边界各地全面开展分田工作。

会议集中讨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根据地建设成绩很大，缺点是土地革命开展不够。会议决定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并在各级政府中设立土地委员会，具体负责分田工作。

5月22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由23名委员组成，统一领导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党的组织。

大会选举毛泽东、宛希先为特委常委；朱德、陈毅、刘辉宵为特委候补常委。毛泽东被推选为特委书记。

湘赣边界特委成立后，第4军随之改选了军委，由陈毅接替毛泽东担任第4军军委书记。

5月下旬，毛泽东在茅坪苍边村主持召开边界各县代表大会，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统一领导各县的工农兵政府。

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袁文才为副主席。

边界工农兵政府下设由谭震林负责的土地部、张子清负责的军事部、余贲民和李小甫负责的财政部、邓允庭负责的政法部；还设立了由宋乔生、毛科文、胡波负责的工农运动委员会、萧子南和刘珍负责的青年委员会、吴仲廉和彭儒负责的妇女委员会。

边界政府要求各县、区政府均设土地委员会，具体负责本地区分田工作，在秋收起义前毛泽东拟定的《土地纲领》（草案）基础上，提出一个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给农民的实施办法。

这正是：飞熊入梦势正雄，鲲鹏展翅御大风。

莫道山沟无马列，敢叫九州一片红。

欲知毛泽东如何巩固井冈山根据地，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据陈毅的儿子陈丹淮记载：会师后的某一天，毛泽东在从永新回宁冈的路上，有马不骑，与陈毅边走边谈。一天的路程，他滔滔不绝地谈了一天。“毛泽东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谈起，讲到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成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讲到领导中国革命，要联系中国实际，分析中国革命；谈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历史作用，又讲陈独秀的错误；详细说了当时党内思想尚不统一的诸多问题的看法；表明了坚持在中国搞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决心；描述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构思；并指出陈毅他们在湘南站不住脚的原因是地处交通要道，敌人过于强大；还特别指出现在从上到下都很左、很危险。毛泽东的精辟论述完全打动了陈毅的心。陈毅长期在基层，过去对中央情况知之甚少，对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很少，听到毛泽东讲的观点，既感到新奇，又感到钦佩。这次长谈成为陈毅思想飞跃的起点，对陈毅的影响之大是难以描述的，是刻骨铭心的，以致在40多年之后，他对我们回忆起这一天，仍是那样的激动和动情。他深沉地说：‘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观点，是从没有任何一个其他领导人这样讲述过。仿佛就在昨天说的一样。”

联系1928年5月陈毅先后被推举为湘赣特委候补常委和4军军委书记，从这一段文字中不难看出，陈毅对毛泽东的知遇之恩是没齿不忘的。但后来没多长时间，毛泽东在红4军“七大”上便被其取代了前委书记之职。更为严重的是，继“七大”之后，“八大”的打击接踵而至，使毛泽东平生第一次遭受了沉船之痛，几乎丧了性命。这恐怕也是他终身难忘的一段经历吧！

第11章 1928年5月26日—

“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基本的条件。”

话说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及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以后，又带领前委秘书谭政与贺自珍等人回到永新西乡的塘边村搞调查研究。永新方言特别难懂，毛泽东每一次下乡，都需要有“永新通”之称的贺自珍帮忙。在贺自珍等人协助下，他先后深入夏幽、南城、厚田、三房等地，对这些地方的田亩、劳力数量和农民、土豪等各占多少土地等情况，弄了个清清楚楚。由此，他了解到湘赣边界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土地占有极不合理：占边界人口5%的地主豪绅阶级占有67%以上的土地，而占边界人口90%以上的农民却只占有40%以下的土地。地主豪绅凭借着土地所有权，以50%以上的租利率，残酷地剥削广大贫苦农民。因为背上了地主豪绅的阎王债还不清，背井离乡、沉潭自杀的事，各村每年都有发生。农村中流传的歌谣说：“种了万担粮，农民饿肚肠；织了万匹布，农民无衣裳；盖了万间屋，农民住草房”，这歌谣所描写出的景象，正是边界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曾在调查笔记中写道：“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80%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70%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多数，约60%，农民占40%。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70%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他感觉到：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决定了千百万农民在政治上的受压迫地位。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就必须使农民在政治上获得解放，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只有领导边界农民开展土地斗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摧毁封建剥削制度，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调动广大农民支前参战、保卫边界根据地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为坚持边界武装斗争和红色政权的日益巩固创造前所未有的最坚实的基础。他说：“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基本的条件。”

毛泽东通过一系列调查研究，还发现了农村在过去的土地革命中存在着许多毛病：一是所谓分田并不是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农和雇农，而是让富农、中农和贫农、雇农一样，平均分配地主的土地。二是除莲花、茶陵比较好一点以外，其它地方并没有实行赤色恐怖，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绅及其走狗依然逍遥法外。三是忽略了富农和中农、贫农之间的阶级斗争，以致在白色恐怖下贫农无团结无力量，中农动摇，富农反水。

毛泽东为了帮助各地更好地开展土地革命，指示第4军抽调一大批部队干部，深入到各县的区、乡、村，协助地方党组织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指导分田。永新县人口多，分田的地区也比较大，而且赣军在永新接连两次败走必然会来反攻，因此，他决定“大力经营永新”，必须尽快建立根据地，争取在1个月内把永新根据地搞起来。

在毛泽东和湘赣边界特委领导下，一个声势浩大的全面分田运动高潮在各地迅速地掀起来了。

县、区、乡3级“土地委员会”成员，都是经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出来的，由5到7人组成。分配土地的步骤是：先由土地委员会调查研究，提出方案，尔后具体实施。

此时分田并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以什么区域为单位进行分田为好？各地的做法极不统一：莲花县是以乡为单位分田；宁冈县多数地方以乡为单位分田，个别地方以区为单位分田；遂川县多数地方以乡为单位分田，黄坳区是以区为单位分田，也有一些地方是以村为单位分田；永新县有的地方以乡为单位分田，小江区以3、4个乡为单位分田，也有些地方以村为单位分田。实践证明，以村为单位分田是不好的。因为村有大有小，地主往往集中在大村，土地也多集中在大村。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小村的农民不仅田分得少，而且还是分差田。另外，边界地区往往是一村一姓，以村为单位分田，豪绅地主阶级易于利用封建宗族观念制造矛盾，破坏分田。而以区为单位分田也有缺点，因为区域过大，互不了解，有的人趁机瞒田；有的人则因为所分之田在他乡，不便耕种。

分田遇到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按劳力分配土地，还是按人口分配土地？开始时，边界各地也有很多种做法，多数地方是按劳力进行分田，结果在群众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同时，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宗族之间的矛盾以及中间阶层反水、消极延宕等等，也使分田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和破坏，不少地方形式上分了田，实际上落实不到位，有的最后只分得了青苗或水谷。

各地的分田工作报告源源不断地汇总到毛泽东手上。他根据这些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结合在塘边、夏幽等村的调查研究，制订了一个指导各地分田工作的临时纲领——“十七条”，并在塘边村枫台里草坪上召开有各县各地“土地委员会”代表和本地贫苦农民参加的大会，正式公布了“十七条”。

“十七条”一是确定以乡为单位分田；一是确定按人口平均分田。方法上多以原有田为基础，抽多补少。鉴于出现的小地主、富农“自据肥田，把瘠田让人”的现象，“十七条”将原有的分田方法改为“好坏搭配”，将不给地主分田或只分给差田改为也给地主分一份田。另外，“十七条”规定少数地方可以留一部分革命军“公田”，由革命军耕种，或由农民代耕，粮食归工农兵政府保管，充作军用和优抚之用。

“十七条”还规定了各地分田工作的基本步骤：1、开群众大会，宣传分田的道理。2、清查田亩，划分等级。3、按人口或劳力均田造册。4、宣布分田结果。5、插牌分田。6、召开庆祝大会。

曾经参加过宁冈县分田的革命军战士王紫峰回忆说：

“我在手枪队只有一个多月。后来地方上要干部，就从军队中抽了一部分人去。因我在家乡13区苏维埃政府工作时曾搞过分土地，所以把我调出来了。这次一共从军队中抽调了20多人，都是些有文化的年轻人。抽出来时，陈老总讲了话，说是抽到宁冈去，帮助分配土地。到了宁冈，我们这些人就分散了，我到葛田村帮助分土地。乡里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登记人口，登记土地。土地有好有坏，不好打乱重新分配，但是发现了隐瞒土地的现象，就必须打乱重新分配。当时对‘抽肥补瘦’还不懂，我们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没地或少地的农民，以一个大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计算需要多少土地，在这个范围内调整补足。地主的土地全部被我们没收，富农的土地没收多余部分。分好了，就登记地名、亩数和规定归谁使用。然后插牌子，牌子上写明这块地有多大，分给谁。插好牌子，就召开庆祝分配土地胜利的大会，把旧田契烧掉。开胜利会时，土地委员会的委员、主任都讲话。我们在葛田村帮助农民分配土地，每人分了3亩多田。”

就这样，仅在1928年5、6、7三个月内，宁冈全县，永新南乡大部分地区，遂川的五斗江、黄坳，酃县的大院、东西坑、青石岗一带，莲花大部分地区，农民都普遍分得了土地。翻身成为土地主人的农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他们唱道：

“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分了田和地，穷人笑哈哈。跟着毛委员，工农坐天下。”

且说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一方面指导着各地的分田工作，另一方面还需要整理他的两个调查研究资料。

原来早在1927年11月，毛泽东就曾在宁冈进行过一次细致的调查研究，搜集到了不少第一手资料，由于战事频繁，一直还没有时间进行加工整理。这一次在永新西乡塘边等处的调查研究材料，也还没有誊写出来。他心中始终有一份牵挂。

在一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看到贺自珍还没有走，就想起要写调查研究资料的事。他知道贺自珍在学校时就是一个高材生，又写得一手好字，正好可以让她帮帮忙。于是，毛泽东叫过贺自珍，说道：

“贺自珍同志，这几天我想腾出手来到象山庵住几天，好静下心来把《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继续写完。想请你这个‘永新通’、‘宁冈通’继续帮忙，还可以帮我誊写一下材料，你看怎么样？”

贺自珍一听说要她帮忙，非常高兴，便说：

“只要毛委员不嫌我的字写得差就行。”

她跟着毛泽东来到了茅坪东边7里多路的象山庵。这是一座古庙，工农革命军在这儿设有一个后方留守处，住着20余名指战员。

毛泽东拿出两份材料，一边整理，一边加工，遇到那些还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就请教贺自珍。贺自珍自然是倾囊相助，把她所了解的情况详细讲给毛泽东听，有些自己也搞不清楚的就去找本地的同事，了解清楚了再告诉毛泽东。

毛泽东工作累了，就丢开材料，与贺自珍一起闲聊。他们谈工作，谈理想，谈生活，也谈一些各自的情况。

毛泽东爱读书，和青年人一聊天就离不开读书的话题。贺自珍说她喜欢《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不喜欢《红楼梦》。她还说：

“《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

毛泽东说：

“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鬟，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

贺自珍见毛泽东的书法很好，就向他请教如何才能写好字。毛泽东说：

“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砺。刻苦自励，穷而后工，才能得心应手。学字要有帖，学帖要发挥。”

贺自珍想到毛泽东时时都要用毛笔写字，行军办公多有不便，就用江西农村的蓝土布，专门为他缝制了一个很特别的挎包。毛泽东见这挎包里面设有几个大小不一的袋子，可以分装笔、墨、纸、砚，高兴地说：

“好，我的传家宝——‘文房四宝’可以装放携带了。”

贺自珍很想多了解一些领袖的事情，就忍不住提起毛泽东的家事。战争年代，很多革命者都有过与亲人千里阻隔，音讯断绝，生死两茫茫的经历。毛泽东此时正是这样，他已经无法了解到家乡真实的情况了，曾经听到了一些传言，一是说杨开慧被国民党抓去了，一是说杨开慧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他就如实地把自己的家事一一告诉了贺自珍。贺自珍是一边听，一边叹息，看着这位衣衫褴褛但却神采奕奕的革命领袖，心中顿时生出了一份浓浓的爱意。

毛泽东虽说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但他毕竟不是苦行僧，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也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需要爱情，需要温暖，需要家庭生活的男人。长时间的接触，毛泽东对贺自珍已经有了好感。这些天近距离在一起工作，对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面对眼前这位能干的妙龄女子，毛泽东也不免产生了怜爱之心。

毛泽东写了又写，贺自珍抄了又抄，两个调查报告总算整理好了。毛泽东看着自己与贺自珍辛勤酿造出来的甜蜜成果，非常高兴。在他一生诸多调查报告中，《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是他很满意的两个。后来，他曾多次提及此事，并说“永久也不会忘记”（请看后边将要叙述的《寻乌调查》前言）。

这天晚上，毛泽东让警卫员买来了两只鸡、两瓶酒，犒劳贺自珍。两个人有说有笑吃着夜宵，喝着米酒，不知不觉间已经过了大半夜，二人都微微有些醉意。贺自珍留下来没有走。

次日清晨，毛泽东毫不隐瞒他与贺自珍之间的关系，在吃早饭的时候对身边的人说：

“贺自珍同志和我相爱了。”

隔了一天，袁文才如约来见毛泽东。谈完正事后，袁文才微笑着向毛泽东表示祝贺。毛泽东爽朗地笑了，问道：

“哪个说给你听的？”

“军营里的喜讯，哪个不知道？怎么样，邀我来庆贺一下？”

1928年5月26日，象山庵里非常热闹，毛泽东与贺自珍在大家的祝贺声中成婚了。说是成婚，其实也没有举行婚礼，没有摆酒席，没有鞭炮鼓乐，更没有花轿。

此时，朱德和陈毅等人在永新，不能来。袁文才头天晚上只通知了王佐、龙超清和朱德的妻子伍若兰等人。他们一早便来到象山庵，向毛泽东贺喜。

伍若兰，1903年3月出生于耒阳县城南九眼塘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8岁入私塾，12岁入耒阳县女子职业学校，1924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第3女子师范学校，和毛泽建同班读书，结为挚友。1925年秋，她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任共产主义青年团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县农会妇女部部长；1928年2月耒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她当选为妇女界联合会主席，此后便认识了朱德。伍若兰泼辣的工作作风深受朱德赞赏和喜爱，经县委负责人介绍，同朱德结为夫妻，成为朱德的第5任妻子。伍若兰脸上有麻子，而朱德则留有胡子，朱德戏称他们夫妻是“麻麻胡胡”。老战友们一起聚会也免不了要说笑戏谑一番。部队中流传着一首笑料性的歌谣，说是：“麻子胡子成一对，麻麻胡胡一头睡。惟有英雄配英雄，各有各的总指挥。”后来在湘南暴动失利后，伍若兰随军上了井冈山，先后任第4军政治部宣传员、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妇运科长、4军政治部宣传队长等职。

闲言打住，且说这天清晨，袁文才、王佐各带了一些人来到象山庵，连同留守处的指战员们，也有数十之众。大家围着几张方桌，吃着袁文才、王佐带来的一些油炸薯片、炒花生一类的东西，一边吃，一边说笑，一直到快晌午了，大多数人方才散去，只有袁文才、王佐、龙超清和伍若兰等人留下来吃中午饭。他们喝着袁文才带来的米酒，又轮番向毛泽东、贺自珍敬酒祝贺，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贺自珍和毛泽东结婚后，要毛泽东为她另取一个名字。毛泽东说：

“不必了，自珍这个名字就很好。”

后来在中央苏区时期，贺自珍将“自珍”二字写作了“子珍”，一直沿用到老。此事因历史记载不详，致使不少人不辨时期一律写作“贺子珍”，虽属小误，倒也情有可原。笔者也无法查证贺自珍改名的确切时间，因此借她请求改名一事，在下面亦将“自珍”写作“子珍”，为避免误会，稍作说明，敬请读者诸君谅解。

且说毛泽东在婚后谨言慎行，很少与贺子珍一起出门，一起散步，在公共场合也很少一起行动。有一次，毛泽东要去下面视察工作，临行前，要贺子珍送送他。僻静的山路上没有别的行人，马夫在前面牵着马，他俩在后面跟着，一边走一边聊。正行间，毛泽东突然说：

“我先行一步，在前面等你。”

贺子珍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感到莫名其妙。她走不多远，迎面遇到了一个拄拐杖的伤病员，再往前走，果然看见毛泽东在前面等着她。毛泽东解释说：

“刚才要经过红军医院，我们走在一起怕影响不好，所以我先走了一步。”

贺子珍听了，没有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他们在象山庵又住了两天，毛泽东因惦记着正在永新帮助农民分田的部队，就告别新婚妻子，独自去了永新。

5月下旬，毛泽东为打破国民党军的经济封锁，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干部们向他汇报说：

“以前老表们有赶圩的习惯。在大革命时期，宁冈县党的负责人龙超清和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袁文才，就督促县政府在宁冈的大陇开辟了一个圩场。”

大陇位于宁冈县南面，离遂川、酃县、茶陵都比较近，确实是开设圩场的好地方。毛泽东听了大家的介绍，便说：

“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比如在大陇开辟圩场，沟通城乡贸易，活跃农村经济，解决部队和根据地人民生产问题的话，那么，在敌人势力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时期的情况下，割据地区势必要遇到很大的困难。”

与会人员一致赞成毛泽东的分析和主张，决定在大陇开辟一个红色圩场。会议推举出由5人组成的筹建委员会，专门负责开辟大陇圩场。

后来，大陇圩场在7月15日正式开圩，规定农历二、五、八、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为逢圩日，每月共9圩。大陇圩场的开办，方便了宁冈周围几县的农民。每逢圩日，他们携带各种农副产品，从四面八方赶到大陇，公平交易，互通有无，加大了根据地内外的商品流通，使根据地生产的竹、木、油、茶等商品能够运出去，根据地军民需要的食盐、布匹、西药等也能运进来，既活跃了根据地经济，又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食盐随着敌人的封锁日甚一日，圩场小商贩们运进来的越来越少了，价格也越来越贵，边界党组织和政府除了设法从白区秘密贩运食盐外，还发动根据地人民自己动手熬硝盐。

熬制硝盐的原料是老房屋、厨房甚至是厕所的老墙土。方法是：先把老墙土打碎，泡在水里，数天后将泡墙土的水放到锅里去熬，水熬干后，锅里剩下的便是硝盐。这种硝盐吃起来虽然又苦又涩，但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却起到了救急的作用。

且说在5月底，毛泽东鉴于工农革命军枪械严重不足，给养困难，在开源的同时又提出了节流问题。他和朱德、王尔琢、陈毅等人研究决定：取消第4军师一级番号，保留第28、29、31、32团及教导大队，第30、33两个团由黄克诚及各县干部带领返回湘南，坚持地方斗争。

这期间，毛泽东为了解决工农革命军的被服问题，委派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长余贲民从革命军战士中抽调了十几个会缝衣服的战士，又从农村请来了一批裁缝师傅，在宁冈桃寮村的张家祠办起了边界第一所被服厂，由余贲民兼任被服厂厂长，改变了原来把打土豪得来的布匹分发给缝纫工人拿回家去加工、按件付给工资的办法。为统一部队服装的颜色，被服厂还专门抽调了几个人，办起了一个小染坊，用茶籽壳、黄枝子、牛眼籽作原料，把布染成灰色，或者购买靛青把布染成蓝色。

5、6月间，工农革命军又在塘边村办了一个修械所。

毛泽东也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农业生产，教育政府工作人员和第4军指战员要很好地领导、组织和支持农民发展农业生产。边界各级党组织和工农兵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宁冈县第3区第8乡工农兵政府在分田之后即出示布告，号召翻身农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布告中说：

“属乡均已分好，务遂耕耘在前。倘有自由抛荒，察觉重责难免。时下稻熟之期，不准鹅鸭放田。”

边界各级政府为了解决劳力和耕牛不足的困难，广泛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组织政府工作人员参加生产劳动；对军烈属实行包耕、代耕；对其他缺少劳动力的农户，发动群众互助耕种；还动员和组织群众实行耕牛、农具的换工互助；以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

1928年6月初，农村进入了夏收时节。毛泽东向工农革命军第4军全体指战员发出指示，以连排为单位，到各地支援农民群众夏收。他也和战士们一样，每天天未亮便出工，帮助农民割禾，天全黑了才收工。

塘边村在第31团部分指战员帮助下，在很短时间内就将稻谷全部收割完了。群众称赞说：

“工农革命军真是我们的子弟兵，既会打仗，又会搞生产。”

6月14日，毛泽东与贺子珍、谭政等人第3次来到永新西乡夏幽区的塘边村。贺子珍身穿灰军装，打着绑腿，一身戎装打扮。

有史料说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在塘边村结的婚，其实这只是传说中的一个版本。有材料表明，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毛泽东与贺子珍第3次来塘边村是在他们新婚后不久，永新县委书记刘珍、副书记王怀与夏幽区区委书记胡波等人相邀一起去毛泽东的住处贺喜。胡波在“永新暴动”后曾与贺敏学一起坐过牢，还曾在湘赣边特委青年部工作过，与贺子珍、毛泽东也都很熟悉。刘珍说：

“毛委员与贺子珍结合可是咱根据地一件有影响的事，听说他们在宁冈没举行什么仪式。这个仪式可不能少啊!”

永新的旧习俗是新郎、新娘结婚，要到祠堂上拜天地，下拜父母，否则别人就不承认他们是正式夫妻，新娘日后要遭人耻笑。王怀是个性情爽快的人，一听就高声说：

“我赞成这个主意。贺子珍是我们永新妹子，她父母逃难到吉安去了，她的终身大事当然要我们为她操办，结婚仪式在永新举行也是理所当然的呀！”

胡波笑着说：

“你们的意思是想在塘边给毛委员、贺子珍举行个仪式，算是他们正式结婚，对吗？”

刘珍点点头，说：

“现在我们搞工农革命，不兴老一套了。不过，我想结婚搞个仪式还是可以的。”

他们一路说笑着来到毛泽东住所，先是向毛泽东、贺子珍道喜，然后提出要为他们搞个结婚仪式。贺子珍是土生土长的永新人，知道永新习俗，见刘珍、王怀等人如此盛情，深受感动，红着脸说：

“我随便，你们问他吧!”

说着瞟了毛泽东一眼，毛泽东已知贺子珍的意思。他是个豁达之人，笑了笑说：

“完全是形式主义嘛！你们要搞，我这个郎婿也只好入乡随俗了。”

刘珍等人见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便满心欢喜地去准备了一番。结婚仪式就在毛泽东的住所举行。按永新习俗，两个塘边的姑娘给贺子珍当伴娘，刘珍做主婚人。来参加婚礼的乡亲很多，结婚仪式举行得既简单又热闹，厅堂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在乡亲们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和贺子珍一起唱了《国际歌》。

乡亲们第一次见新郎新娘在婚礼上唱《国际歌》，觉得很是新鲜，所以在几十年后还记得这事。也正是由于这个“补办仪式”，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塘边村结婚的说法，便流传甚广。

且说在“补办仪式”后，毛泽东把31团团部的指战员分成几个武装工作小分队，到塘边和邻近各村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发展党员，先是成立了塘边乡党支部，随后又成立了塘边乡工农兵政府和厚田、夏幽区工农兵政府。

有一天，毛泽东吃过早饭，在塘边村处理了几件事后向三房乡走去，要去参加一个干部会，来到三房村口，忽然从大樟树下转出两个儿童团员，挡住了去路，童声童气地问：

“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毛泽东说有重要事情来三房乡。

“有路条吗？”

两个儿童团员异口同声地问。毛泽东说：

“哦，路条忘记带啦，以后补一张给你们行吗？”

“没有路条不准过去！”

毛泽东笑着说：

“小同志，我是来开会的，现在回去拿路条来不及了。”

一个儿童团员把同伴拉到一边，悄声说：

“哎，看来是自己人，让他过去算了。”

“不行！乡干部经常说，毛委员要我们提高警惕，我们可不能粗心大意！”

“对，听毛委员的话！”

两人意见一致了，回转身问毛泽东：

“还有别的证件吗？”

毛泽东摇摇头。一个儿童团员说：

“你想过去，就先跟我们到乡苏维埃去一趟。”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说：

“好嘛！你们就派一个人同我到乡苏维埃去吧。”

到了乡苏维埃门口，那个儿童团员才知道他们盘查的人就是毛泽东，有点不好意思了。毛泽东赞扬他说：

“你们的警惕性很高，做得很对嘛！”

此时在塘边村有不少来自外地的干部。有一天，爱唱山歌的永新汤溪姑娘李右莲对毛泽东说：

“我要请毛委员去我们那里打土豪，汤溪有好多土豪呢。”

毛泽东笑着说：

“我一个人能打尽世界上的土豪吗？要打尽天下的土豪劣绅，还得靠你们自己，靠广大劳苦群众。”

他让李右莲和另一个姑娘在一旁坐下，接着说：

“来，我教你们唱一首歌。”

说罢，就一句一句地教两个姑娘唱：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毛泽东一句一句地教唱，又一句一句地给她俩讲解《国际歌》的词义。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有何打算，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始终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正像他所说的“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基本的条件。”历史证明，毛泽东正是依靠中国农民打败了蒋家王朝，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官、封三座大山。他才是中国当之无愧的“农民王”。和毛泽东相比，那些要依靠“焦土战略”把农民变为无产者，用惨无人道的方法促使他们站到革命一边的“左”倾主义者们，又是何等的愚不可及啊！

第12章 1928年6月—

“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必须坚持，绝不能放弃。现在的形势发展，对我们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建设巩固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十分有利。如果此时离开边界去湘南，必然会被敌人各个击破。”

话说毛泽东对坚持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红色政权充满了信心，他深信这是对中国国情切实把握的结果。但在党内掌握党权的那些人会怎么看，是支持还是责难？他心中不免有几分不安。

1928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塘边村分别致信湘、赣两省省委并转中共中央，详细报告了井冈山斗争“剧烈”、“阔大”的情况，报告了军事上取得的重大胜利，同时也申述了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理由。他在信中写道：

“以宁冈为大本营，其理由有三：1、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2、党在此间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3、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因此三个理由，我们只有用全部力量与敌人争斗，决无退却抛弃。”“但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病医疗万难，正随时解此难点。”

关于成立湘赣特委一事，毛泽东诚恳地向中央剖白心迹，他写道：

“宛希先、毛泽东为常委，朱德、陈毅、刘辉宵为候补常委，暂推毛为书记。泽东此刻在学习期间，实在不能担任。以后两省委及中央之派人即可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

关于今后工作的打算，他写道：

“1、普遍发展6县之党。2、发动当地农民的暴动。3、改造军队变成真正的红军。4、在军队中建立坚强的党。5、办军校及党校。盼望政治消息，请湘东特委担任政治消息传达，3日1次。……8、多派同志来工作并请省委随时指导。”

毛泽东对党和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天日可鉴。但他没有想到不久之后又招来了上级的全面非议。详情容后再叙。

就在这6月中旬，蒋介石命令江西军阀朱培德和湖南军阀何键联合“进剿”井冈山根据地。朱培德便调集第6军胡文斗部杨池生的第9师及第3军杨如轩的第27师共5个团，以第9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起第4次“进剿”。湖南国民党军第8军第2师也由平江调到攸县，威胁井冈山根据地的西侧。

毛泽东得知赣军即将进犯，立即赶回永新城召集军事会议，与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研究对策。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了“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歼灭赣军主力，尔后乘胜反击打破第4次“进剿”的作战方针。在反“进剿”的第一阶段：1、示弱诱敌，将4军主力28、29、31团全部撒出永新，由地方党组织赤卫队、暴动队袭扰进犯永新之敌；2、声东击西，由毛泽东、朱德率28、29、31团主动出击，佯攻湖南酃县，虚晃一枪，迫使湘敌不敢轻举妄动，诱使进占永新的赣敌进入根据地；3、袁文才、王佐等带领第32团依然留守根据地，密切注视赣敌杨池生、杨如轩两部的动向。会议结束后，第4军各部依计而行。

果不其然，杨池生、杨如轩率部由吉安进占永新城后，见工农革命军西征酃县，以为有机可乘，就迫不及待地部署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进攻：由杨池生的1个团守备永新县城，1个团经烟阁、四教、龙源口进攻新七溪岭，1个团在永新城至新、老七溪岭之间待命；由杨如轩的两个团经墩上、白口进攻老七溪岭。杨池生的前敌指挥部设在白口。

新、老七溪岭相距不足5公里，紧靠龙源口村拔地而起，地势险要，像两扇大门，守卫着井冈山根据地的大本营宁冈。毛泽东得知赣军主力已经从永新出动，立即与朱德等人率领28、29、31团急速返回宁冈，部署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方案。

6月20日，毛泽东在古城主持军事会议，制订了如下歼敌方案：1、由朱德、陈毅率29团、31团1营在新七溪岭抗击杨池生的1个团；2、由王尔琢率28团在老七溪岭抗击杨如轩的两个团；3、由袁文才、王佐率32团小分队，埋伏在白口村附近的武功坛山上，配合作战；4、由永新、宁冈两县的地方武装，埋伏在新、老七溪岭附近的山头上待机；5、由毛泽东率领31团第3营在永新龙田、潞江一带扰乱赣敌，并监视湘敌。

6月21日，毛泽东率31团第3营奔赴龙田、潞江一带，其余部队亦分头作战前部署。

6月22日，进攻宁冈之敌分别进至龙源口和白口，企图经新、老七溪岭合击宁冈。

6月23日上午，工农革命军第29团和31团第1营控制了新七溪岭要地，打退了左路之敌1个团的多次冲击，守住了阵地。与此同时，第28团向进占老七溪岭制高点的赣敌右路两个团，多次发起猛攻。

是日下午，第28团攻占了老七溪岭制高点，将杨如轩的两个团击溃，王尔琢率部乘胜追击，直捣杨池生设在白口的指挥部，歼敌一部后，插入龙源口，切断了左路赣军的退路。此时，29团、31团第1营已将左路杨池生的1个团击溃，并跟踪追至龙源口，在第28团协助下，将其全部歼灭。

工农革命军各部乘胜进占永新城，打破了赣军的第4次“进剿”。

此次反“进剿”，工农革命军歼灭赣军1个团，击溃其两个团，缴获步枪4000多枝，重机枪7挺，取得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以来战果最辉煌的军事胜利。

后来，根据地人民曾经这样赞颂工农革命军第4次反“进剿”的胜利：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真好，真好！快畅，快畅。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展到了宁冈、永新、莲花3个整县，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吉安、安福各一小部，使湘赣边界进入了全盛时期。

就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毛泽东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6月下旬的一天，扮作商人模样的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和省委秘书长杨开明，带着湖南省委的指示信，来到了井冈山根据地。二人上山后，杨开明去了湘赣边界特委所在地宁冈，杜修经则在先前来到根据地的省委巡视员袁德生引领下，前往永新找毛泽东。

袁德生，1894年出生于湖南浏阳一个佃农家庭，6岁时父母双亡，1916年到安源煤矿当采煤工。毛泽东派李立三等到安源后，袁德生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参加工人补习学校，加入安源工人俱乐部，1922年9月参加了安源路矿大罢工，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1925年先后到中共安源地委党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年底回湖南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后回湘赣边界配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

且说在6月30日，杜修经在永新见到了毛泽东。他向毛泽东出示了中共中央1928年5月25日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大纲》中提出：“为保障暴动的胜利与扩大，建立红军区为目前的要义”，“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

毛泽东表示接受中共中央《军事工作大纲》中的这一指示，把工农革命军第4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简称红4军。由于各根据地之间讯息不通，红军番号相同的较多，如贺龙在这6月间建立的湘鄂西红4军，鄂豫皖根据地在1931年建立的红4军等）。杜修经又交给他一封密信。毛泽东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湘赣边界特委：

省委决定4军攻永新整军后，立即向湖南发展，由袁文才同志守山，并由28团拨枪200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在同志中即纠正对红军的依赖观点。应积极提高群众的自信力与创造力。至要！至要！

泽东同志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特委，并指定莲花派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其余的仍旧。详见特委通知，并由省委巡视员杜同志及杨开明同志面述一切。此致敬礼

湖南省委

6月26日

毛泽东看到这样的指示，心情自然是十分沉重的。他知道，6月间刚从湘潭转移到安源的湖南省委推举的廖保庭（湘潭人，原是一名安源煤矿工人，后在10月间脱党，在职仅5个月），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省委书记，而实际负责任的则是省委常委林育英与贺昌（1928年3月任省委书记）二人。这一封指示信就是出于林育英之手。

毛泽东曾经说过湖南省委是“喝米汤的省委”。他最烦心的就是这个“喝米汤的省委”，不但尽搞瞎指挥，而且是“钦差大臣”满天飞。这些“钦差大臣”们已经使他吃尽了苦头。他也非常清楚，此时南方的统治阶级尚处于稳定时期，红4军主力如果“向湖南发展”，远离根据地，必将不利于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可这是上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尽管如此，处于两难之间的毛泽东，在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原则问题上是决不会轻易让步妥协的。他提议召开湘赣边界特委、红4军军委、永新县县委联席会议，讨论和研究湖南省委的来信。

杨开明应召来到永新参加联席会议，见到了被他取而代之的姐夫毛泽东，心里是既高兴又有一丝不安。

杨开明，号一青，又名克敏，1906年1月17日出生于板仓杨家老屋。他是杨开慧嫡亲叔叔杨昌楷的儿子，被杨开慧称为“一弟”。毛泽东早年在湖南工作时就认识他。那时候，杨开明经常去长沙清水塘22号看望姐姐和姐夫。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杨开明曾积极协助他工作。

毛泽东看出了杨开明的心理矛盾，便推心置腹地对他说：

“省委要4军‘立即向湖南发展’的决定是错误的。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建设一个党与民众的坚实基础，以应付敌人的下次进攻。”

6月30日下午，湘赣边界特委、红4军军委、永新县县委联席会议在永新县城商会楼上的中厅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原湘赣边界特委成员，有红4军军长朱德、军委书记陈毅、参谋长王尔琢等；有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珍、刘作述、贺子珍等；还有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和新任特委书记杨开明以及湖南省委巡视员袁德生等，共30多人。

毛泽东主持会议。杜修经先是传达《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精神和湖南省委（书记廖保庭，1928年6月-10月在任。继任者是宁迪卿，在任至1930年8月）“6·26”指示，接着，他以特派员身份要求边界党组织坚决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做好组织红4军主力远征湘南的工作。

袁德生在发言中也主张红4军应按照湖南省委“6·26”指示，“立即向湖南发展”。

根据地的与会者们听了“6·26”指示，感到非常意外，又见杜修经、袁德生都强调要坚决执行之，无不面面相觑。毛泽东开始发言了，为了缓和一下会场气氛，他以特有的幽默语调不急不慢地说道：

“杜同志带来了省委的指示，本该是及时雨。可今年雨水够多了，再来该发洪水了。中国有一句古话，‘闭塞眼睛捉麻雀’，我看这个指示很有点这个味道。结果呢，麻雀抓不到，反倒跌大跤。”

接着，他陈述了红4军不能去湘南的6条理由：

“第一，在红军方面，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实践，正在多方洗刷‘冒险的流毒’，改变、克服了过去某些同志存在的流寇习气，树立了在根据地作艰苦细致工作的风气。如现在又马上改变，使4军重新走入转徙游动的道路，4军之改造必更困难。

第二，在敌情方面，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赣敌被我连败4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而不是像湖南省委所估计的那样，湘南敌军‘十分动摇，恐慌万状’。如果红军冒进湘南，孤军深入，则难免不被强敌所围攻，甚至有被敌军吃掉的可能。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南冲击。

第三，在根据地方面，宁冈能成为我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住。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4军非常危险。

第四，4军第3次打开永新后，永新、宁冈等地，各项工作进展迅速，收效显著，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利的把握。此种主张决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

第五，目前要去湘南解决经济问题，实为不可能。不要说别的，去湘南，吃饭问题都不好办。因为在湘南暴动时，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款子亦被筹光。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不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问题，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

第六，经过多次战斗，伤兵增至500，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此亦最大困难之一。”

宛希先对省委的意见也力持异议，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均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分析。大家摆事实，讲道理，议论非常热烈。争论的结果，绝大数与会者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前往湘南有百弊而无一利，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意见。毛泽东说：

“既然如此，我们就形成一个决议，不执行省委的指示，大家同意不同意？”

于是，联席会议就拟出了一个以毛泽东的分析为主要内容的、抵制湖南省委指示的决议。决议中说：

“红4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由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地方巩固，不易被敌人消灭。”

杜修经、袁德生是少数派，无法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只得表示同意联席会议的决议。毛泽东又提议说：

“我们要尽快以湘赣边界特委和红4军军委的名义，给湖南省委写一份报告。”

大家推举由毛泽东负责草拟报告。会议一直开到晚上才结束。

1928年7月4日，毛泽东在永新完成了“湘赣边界特委、红4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的草拟工作。报告在联席会议决议的基础上，详尽地分析和阐述了政治、敌情、根据地、历史经验、经济、伤员6个方面的情况和理由，重申了在新军阀战争尚未爆发之前，红4军不能离开宁冈、永新、莲花，不能前往湘南的意见。在报告的末尾，毛泽东又恳切地写道：

“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

就在毛泽东刚刚写完这份报告的时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新的危机又来临了。

原来在赣军杨池生部和杨如轩部第4次“进剿”新败之后，朱培德于6月底与何键约定：由赣军第3军王均、金汉鼎部5个团，第6军胡文斗部6个团，共计11个团，会同湘军吴尚的第8军第1、第2两个师，“会剿”井冈山根据地。进攻时间定于7月7日，赣军两部从吉安、安福向永新进攻；湘军第8军两个师则自酃县向宁冈进攻，得手后，再攻永新，与赣军会师。

7月4日这一天，湘军第8军第1、第2两个师提前出动，由茶陵、酃县进攻宁冈砻市和新城。

毛泽东根据湘赣两省敌军利益不尽一致的这一特点，提议采用“按左抶右”的战法，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打破敌人的“会剿”。为达此目的，他和朱德等决定，红4军主力兵分两路：一路由他率领第31团经拿山返回宁冈，袭扰湘军；一路由朱德、陈毅等率领红4军军部及第28、第29两个团，由宁冈佯攻湘敌巢穴——酃县、茶陵，威胁其后方，迫使湘敌回援。然后，两路主力一东一西，两下夹击，集中力量打击即将来犯之赣军。

会后，毛泽东即率红31团和地方武装从永新县城周围地区撤出，向宁冈进发，待回到茅坪时，湘军因一路求战不得，已由宁冈进击永新。毛泽东率部跟踪追击到永新，袭扰湘军，并准备切断湘、赣两军的联系。

7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的红4军主力大队红28、29两个团攻克了酃县。湘敌十分惊恐。

此时，红28、29团应乘胜再攻茶陵，迫使吴尚第8军回援，然后再回师永新，与红31团夹击赣军，“击溃此敌，使割据地区推广至吉安、安福、萍乡，和平江、浏阳衔接起来，是完全可能的（引自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笔者注）。”可是朱德、陈毅却改变了原来与毛泽东商定的作战计划，决定放弃攻取茶陵，率红4军主力大队折回宁冈，增援永新的红31团。

新的作战计划一传达，部队中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情况。前面已经说过，红29团是由宜章农民军组成的。在这支队伍中，不少人思想上都存在有浓厚的小农意识和家乡观念，前些时传达的湖南省委“6·26”指示，更助长了这一部分“政治动摇”的人们的地方主义情绪。他们本来就想打回老家去，此次打下酃县，已经到了湖南的大门口，听说又要返回江西，就以贯彻湖南省委“去湖南发展”的指示为借口，纷纷嚷着要回湘南去。

7月12日晚，红29团的士兵委员会在酃县县城秘密召开士兵代表会议，决定由酃县去湘南，明天就出发，并找好了向导。

随红4军大队一起行动的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在永新联席会议后，仍念念不忘把红4军拉到湘南去，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他趁毛泽东、宛希先等人远在永新之际，不但不出面制止士兵委员会的错误行动，反而“导扬第29团的错误意见”，怂恿他们去湘南。29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也在一旁推波助澜。

这天晚上，陈毅在城边的一条小溪里洗了澡，回到部队就听说29团打回老家去，立刻去找朱德。此时，王尔琢已经将29团的情况报告了朱德。朱德和陈毅、王尔琢决定先找29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研究一下对策。不一会儿，胡少海、龚楚来到了军部。朱德问起29团的情况，胡少海说：

“士兵委员会要闹事，要回家，向导都找好了。”

龚楚瞅瞅朱德，又看看陈毅，说：

“怎么说呢？我看29团官兵回湘南是必然的，拦是拦不住的。”

陈毅责问道：

“永新联席会议你是参加了的，通过了的决议要不要服从？”

龚楚说：

“永新联席会议我是少数服从多数，可是永新联席会议本身就不服从上级党部湖南省委的指示，现在29团广大官兵要求执行湖南省委指示，向湘南发展，我没法制止。”

胡少海也趁机说：

“我们与其再回到井冈山挨饿，还不如去湘南发展的好。”

王尔琢见已无法说服他二人，便向朱德建议，召集一个有29团士兵委员会代表和28、29团干部参加的军委扩大会议，以解决29团要回湘南的问题。朱德、陈毅等人事先没想到要严格控制参加会议的人员，龚楚、胡少海竟把29团大多数干部和士兵委员会成员都召集来了，再加上杜修经，在与会人员中形成了多数派。朱德虽然极力晓之以理，对29团的返乡行动多方予以劝阻，但局面已经无法控制了。多数人提出要到湘南去，不少人又重提执行湖南省委的决定。此时，杜修经也再次亮出湖南省委“六·二六”指示的王牌，并以上级代表身分推翻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要红4军大队往湘南发展。

据杜修经后来回忆说：朱德马上写信给在永新的毛泽东，报告部队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在永新接到朱德、陈毅的信后，立即写了一封长达3页的回信，派专人送到红4军大队。毛泽东在信中说：“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必须坚持，绝不能放弃。现在的形势发展，对我们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建设巩固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十分有利。如果此时离开边界去湘南，必然会被敌人各个击破。”他希望朱德、陈毅说服部队，不去湘南，留在边界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7月14日，驻守永新一带的湘军吴尚部担心红军大队再攻茶陵，便陆续经莲花向茶陵撤退；而此时由吉安、安福地区来犯的赣军11个团，正向永新开进。

7月14日这一天，朱德、陈毅研究了毛泽东的来信，为了先稳住杜修经、龚楚、胡少海等人，将队伍拉回到永新，和毛泽东一起解决29团的问题，他们允诺部队先由酃县绕道遂川，去解永新之围，然后再有计划地去湘南。这样，红29团才暂时停止了返乡活动，和军部及28团一起由酃县向宁冈开进。

7月15日，赣军11个团进入永新城及其周边地区，接替了湘军的防务。

毛泽东指挥红31团及永新赤卫队、暴动队，以四面游击的方式，不分昼夜袭扰敌人。

7月15日这一天，红4军大队行至酃县、宁冈交界处的沔渡，又由沔渡到了酃县水口，红29团的士兵喊着“打到湘南去”、“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口号，又吵闹起来。红28团虽然不同意去湘南，却也节外生枝，提出要到赣南去。

陈毅按照毛泽东信中的意见，以红4军军委书记身份再次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做说服教育工作。不少与会者都把目光投向特派员杜修经，希望他表态。杜修经这两天看到红29团、28团的情绪，觉得不回永新已是人心所向，大局已定，便微笑着不说话。陈毅也多次目视杜修经，希望他起来作解释，杜修经依然是微笑不语。陈毅看看朱德，又看看杜修经，见他们都不表态，只好提出先让杜修经去找毛泽东和湘赣边特委书记杨开明，报告部队的状况和要求，然后再决定部队的去向。龚楚拍着杜修经的肩膀说：

“省代表，你去！我们等你一天，你不回来我们就走了。”

这正是：冷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阴霾涌动，遮蔽半天晴空。

欲知红29团能否返回湘南，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朱德和陈毅等人在兵乱之际，控制局势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釜底抽薪，千方百计地一个一个地做龚楚、胡少海等29团上层干部的工作，让他们吸取4月间湘南特委书记杨福涛等人回湘南被杀的教训。可他们不但没有釜底抽薪，反而在兵乱之初要实行民主。此时此地还要讲什么民主？即使讲民主，也应该先做好28团干部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很好地配合军委说服29团，同时严格地控制参加第一次军委扩大会议的人数。正是他们有此一失，才让龚楚等人钻了空子，致使29团干部和士兵委员会成员在会议上占了人数上的优势，岂有不失控之理？

第13章 1928年7月—

“如果你们不走就好了，28团、29团不到湘南来，永新一带我们已经发展起来的地区，就可能巩固，还可以乘机把割据地区推进到吉安、安福、萍乡，与平江、浏阳连起来；赣敌第6军胡文斗部也可能争取一些。”

话说在1928年7月16日，杜修经起了个大早，赶往宁冈茅坪。此时毛泽东已经去了永新，他只好向新任特委书记杨开明报告了情况，送上了陈毅以红4军军委名义写的报告。杨开明听了情况，看了报告，想了想说：

“找润之同志无论如何来不及了，军情紧急，拖延不得。”

他停了了片刻，又说：

“既然你们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一下。”

杜修经带着杨开明的答复，赶回水口，向陈毅报告了情况。

陈毅立即召开红4军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同意29团回湘南去；红28团也同去湘南，以防29团孤军深入，被敌击破。

会议还决定：取消红4军军委，组织新的前敌委员会，推举陈毅为前委书记。

部队出发前，陈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部队的情况。他在信中写道：

“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行。无论胜败，都会回来的。带部队出去，必定把部队带回来。”

7月17日，红4军军部和红28、29团由水口返回沔渡，准备经酃县开往湘南。

7月18日，毛泽东看了陈毅的来信，非常着急，立即通知茶陵县委书记黄琳（后改名为江华）从宁冈赶来永新，让他送信给朱德、陈毅，停止去湘南。

毛泽东还对黄琳说：

“这件事只有让你去，因为你是茶陵县委书记，可以配合主力佯攻茶陵。湘南是去不得的，敌人太强大，去了必定失败。”

黄琳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率领县游击大队从永新县城出发，经宁冈县城，一天一夜跨省跑了65公里，到达酃县县城，赶上了红4军大队人马。他来到一座庙里，把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了正在开会的陈毅和朱德。

毛泽东在信中要求红4军军部及28团、29团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事，停止去湘南的行动，以避免不应有的损失。他在信中再次提出了不能贸然去湘南的理由，要红4军大队按原计划佯攻茶陵后转回永新，同31团、32团一起消灭根据地内的赣军，粉碎敌人的“会剿”。

陈毅看罢毛泽东的信，打开地图，要朱德、王尔琢、胡少海、龚楚、杜修经等人一起查看与井冈山的距离，看是否可以先回井冈山。龚楚说：从地图上看，虽与井冈山近，但大山阻隔，实际上远。陈毅见他如此说，其他人又不明确表态，便提议晚上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来信。

是日晚，陈毅主持召开扩大会议，宣读了毛泽东的信，要大家各抒己见。杜修经一反常态，率先作了主要发言。他说，事已至此，不如朝前走，争取到湘南打几个胜仗，万一不利再向井冈山靠拢也不迟。正如杜修经所料，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看法。于是会议决定继续由酃县出发，向湘南郴州前进。

第二天，黄琳率了县游击大队返回永新，向毛泽东复命。

7月23日，红4军大队到了郴州，朱德、陈毅、杜修经等部署了攻城方略。

7月24日凌晨，红28、29团悄悄进抵郴州城下。攻城令下达后，朱德方知驻守郴州的国民党军是范石生部，甚是后悔。本传前面已经说过，范石生不仅是朱德的老同学，而且在他率部撤出三河坝后，还帮助过他。杜修经说：

“已经打响了，就打吧！”

据龚楚回忆说：“攻占郴州后，我和朱德到16军部巡视。甫抵门外，即见范军的副官长陈尸于门外血泊中。我回想到朱德与范石生结义情深，范待朱德甚厚，以前朱德在范部140团充任团长时，范曾奉命将朱德缴械，而范石生竟密函通知他离黎市自谋出路一事，可说是仁至义尽。今天被朱德袭击溃败，可谓以怨报德。我想至此，顿生蹙然。我打趣地对朱德说：‘范军今次被我们打得大败，你还记得在贡江黎市时的事吗？’他很坚定地说道：‘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况是结义兄弟？’”

红军大队攻下郴州后，军部和28团不少人都去理发、洗澡、逛街道，29团的官兵则忙着打开范石生的仓库，大发洋财，捞足捞够了准备回家。

是日晚，范石生部大举反攻，朱德下令紧急撤出郴州，向资兴旧县撤退。29团1000多人刚出郴州就一哄而散，高呼着“走，回宜章！”“回家了，回家了！”纷纷朝宜章方向逃窜。胡少海、龚楚竭力呼喝，已经无济于事。在范石生部的追击下，全团除了胡少海、龚楚率领的团部一些零散人员和由副营长萧克带领的1个连，共计200余人保全外，其他七八百人大部被消灭，少数溃散。

红28团在撤退中也受到了一些损失。

萧克后来回忆说：“军部和团部的命令由通讯员传到，命令29团即向资兴旧县转移，他们都不听。先后3次命令，反而加速了他们成连成排向家乡奔跑的进程，他们枪上挑着在郴州发到的洋财，奔向死亡和溃散之路。”

这正是：命令早颁，尚不知城堡对手曾是朋友，临战统帅生悔意，有点粗疏；

城池已破，且只顾仓库钱财尽入私囊，旋作鸟兽都散去，太也荒唐！

再说朱德、陈毅率红28团和29团残部摆脱了尾追的范石生部，转移到了资兴旧县的布田村，进行休整，将29团余部编入了28团。

陈毅在布田村起草了一个报杜修经审定的《告湘南人民书》，仍然把目标定在湘南，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武装力量。同时，他和朱德派出红28团2营和团直机炮连先期去沙田一带探路。一个星期后，朱德、陈毅也率部东移到桂东县的沙田一带。陈毅深感自己作为前委书记领导不力，决定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总结经验教训。

何长工主持了这次党员代表大会，陈毅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请求给予处分。党员代表们对朱德、陈毅提出了许多严肃的批评，前委委员、特务营营长宋乔生在发言中非常激愤，强烈要求把朱德、陈毅撤职查办，有的人还说要打陈毅屁股40大板。陈毅说：

“我不同意。”

“你凭什么不同意？”

“同志嗳，党章上没有打屁股的规定嘛！”

陈毅的话立刻引起了一阵哄笑。最后，党员代表会议决定给予朱德、陈毅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其实后来连这个处分也并未实施，也不可能实施。

就在这8月上旬，驻守永新的赣军得悉红4军主力在湘南失利，湘赣边界兵力非常薄弱，便毫无顾忌地向永新地区的红31团和井冈山根据地腹地发起了猛攻，进占了莲花、宁冈。

毛泽东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指挥疲惫不堪的红31团和地方武装退入永新县小江山区的九陇、潞江、波阳、九陂一带；红32团和宁冈、遂川、莲花、酃县、茶陵各县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也分别退入山区。除了宁冈的西区和北区，永新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西江区、南江的万年山区，莲花的上西区，酃县的青石冈区和大院区，以及大小五井的山区以外，边界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尽为赣军占领了。

赣军进入井冈山根据地后，为虎作伥的保安队、挨户团、靖卫团便横行无忌，烧杀抢掠，白色恐怖遍布湘赣边界城乡。那些富农分子和党内的投机分子也纷纷反水。整个边界“农民被屠杀者数以千计，房屋被烧者不计其数”，群众分得的土地也全部被土豪劣绅夺了回去。在那些已经收割了稻谷的地方，豪绅地主还以少报多，强迫群众缴纳多于实际产量两倍以上的粮食，不少群众因此倾家荡产，上吊投水。

敌人还在各地设立封锁线，凡封锁线外的群众只要踏进封锁线内，轻则受到扣押处罚，重则被斩首枪毙。

尽管边界党组织和红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10倍以上的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但在敌人的淫威下，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已经受到了严重挫伤，“八月失败”的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了，边界革命进入了低潮。好在赣军在进占莲花、宁冈后不久就发生了内讧，第6军与第3军战于樟树，第6军的6个团仓惶撤走，第3军的5个团也退到了永新城内。湘赣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基本破产。

在“八月失败”后的一天，毛泽东到红光医院中医部去看望住院的黄琳，询问了他的病情，又鼓励他和其他伤病员们说：

“井冈山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腾云驾雾，有10个镇子，方圆500多里，蒋介石的南京就没有井冈山大。蒋介石‘占市为王’，我们‘占山为王’，到基层去组织、领导农民，竖起旗子来真刀真枪和敌人干，用枪杆子打出一个天下来。”

毛泽东还充满期望地说：

“要是我们在武夷山、大别山、太行山、长白山等等都插上红旗，革命的胜利就为期不远了。”

8月中旬，湖南省委巡视员袁德生带着省委7月30日的指示信，再次来到了湘赣边界。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在永新小西江区的九陇村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湖南省委的来信。毛泽东和31团连以上干部及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共20余人出席了会议。

袁德生传达了湖南省委要红4军去湘东发展的指示，又特别强调说，省委的指示“绝对正确”，红4军应当坚决执行。与会者们经历了“八月失败”的磨难，心里都窝着一把火，如今听到湖南省委又发出这样主观的、硬性的指示，再也按捺不住了，便纷纷议论，有的人甚至与袁德生顶撞起来。毛泽东用平静的语调问袁德生：

“省委要红4军向湘东发展，那么，湘东和整个湖南，敌我斗争情况怎样呢？长沙工人运动怎样？有罢工的吗？学生运动怎样？有罢课的吗？商人有罢市的吗？白军有哗变的吗？农民现在有无起义？游击战争发展到什么规模？有多少游击部队，开展了哪些斗争？”

袁德生被问得张口结舌，只好说：

“这次还没有把各方面情况搞清楚，下次来，一定答复你们。”

毛泽东向袁德生详细介绍了根据地和红4军的现状，接着说：

“上次杜修经把红军大队拉往湘南，部队至今下落不明，在边界已经造成了很大损失。这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必须汲取这个教训。根据地内剩下的红军，再不能贸然离开边界，冒进湘东。”

袁德生说：

“红军大队开往湘南后音讯皆无，并不等于遭到了失败。”

他坚持要红4军执行省委的指示。正在双方争执不下之际，一个跟随红28团抬担架的本地农民返回来了，向毛泽东和与会者报告了红军大队在湘南失利的经过，并告知大家，红4军军部和28团在8月18日占领了桂东，现在桂东一带活动。

与会者闻此消息，更加气愤，纷纷指责湖南省委的错误指挥。毛泽东也沉痛地说：

“如果红军大队不往湘南冒进，那么，不但可以避免边界的‘八月失败’，而且还可以乘着赣敌第6军与第3军内讧于樟树之机，击破永新敌军，席卷吉安、安福，前锋可达萍乡；可以与罗霄山脉北段的红5军取得联络；可以和平江、浏阳连接起来。红军大队被拉走，不仅失去了扩大边界割据的良机，也使湘南红军和边界同遭失败。”

此时，毛泽东在永新城及其附近15公里内对赣军的袭扰已长达25天之久，他和指战员们都已筋疲力尽，但他还要率红31团和地方武装前去接应红4军大队。会议当即决定：坚决拒绝湖南省委要红4军向湘东发展的错误主张，由毛泽东、宛希先率31团罗荣桓的第3营，前往桂东接应红军大队；由何挺颖和红31团团长朱云卿率陈毅安的第1营，同袁文才、王佐的红32团及地方武装，保卫井冈山。

会议还决定，由袁德生向湖南省委报告情况，说明原委，希望得到省委对边界工作的支持。

是日晚，毛泽东对贺子珍说：

“你先留在永新刘珍这里工作，等我把大部队接回来，就给你写信，你再回井冈山。”

翌日清晨，毛泽东和宛希先率领罗荣桓的第3营经茅坪到了宁冈。他来到32团驻地看望蔡协民夫妇。

此时，32团正在休整，战士们有的打草鞋，有的补衣服，一派安静悠闲的气氛。毛泽东见曾志和蔡协民在一起闲聊，就开玩笑说：

“你们这一对形影不离，真是模范夫妻呀！”

他见曾志的肚子鼓鼓的，身上那一套肥大的男装也遮不住了，就关切地问：

“曾志同志，你怀孩子了？几个月了？”

曾志不好意思地说：

“有七八个月了。”

“这样不行！部队马上要行动，你不能再随部队走了，赶快回后方，明天一早就骑我的马上山去休息，等生了孩子再工作。”

次日一大早，毛泽东的马夫就牵着马接曾志去了山上。

这一天，毛泽东和宛希先、罗荣桓率第3营经荆竹山、大院、黄洞等地，冒着盛暑酷热，忍受饥渴疲劳，急速向湘南挺进，一路上巧妙地摆脱了敌人，但在最后的一次战斗中，部队还是被冲散了。

8月22日中午，毛泽东带着3营几十名战士，赶到了桂东县城。

驻守桂东县城的红28团1营指战员，听说毛泽东亲率红31团第3营来湘南寻找他们，异常兴奋，一个多月来的低落情绪和各种担忧一扫而光。

毛泽东一面让1营营长林彪派人带了他的亲笔信，前往红4军军部通知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进城开会；一面派28团1营、31团3营部分指战员到萧家草堂等地打土豪。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县城城隍庙主持召开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有部分指战员和2000多名群众。他在会上讲了话，赞扬了桂东人民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他还说：

“土豪劣绅压迫人，剥削人，是社会的寄生虫，是劳动人民的冤家，是我们穷人的死对头。穷人要摆脱千年苦，只有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我们红军就是帮穷人打土豪劣绅的军队。”

毛泽东讲完了，还站在主席台上亲自指挥红军指战员，把没收土豪的一些财物分发给到会的群众。

8月23日，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按照毛泽东信中的指示，赶往桂东县城，于掌灯时分来到了唐家大屋。

这是一座长方形的院落。院子里很宽敞，两侧是厢房，迎面一座小楼，穿过夹道，后面又是一个四合院。哨兵见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来了，连忙向他们敬礼问好。毛泽东闻声出迎，和朱德、陈毅一一握手，连连说：

“辛苦了，辛苦了！”

他又握着王尔琢的手，动情地说：

“你王尔琢保存了28团，功不可没啊！”

毛泽东将众人引入客厅，落座已毕，询问起军部的一些情况和部队中指战员们的思想状况。陈毅沉痛地说：

“我作为红4军军委书记，未能制止住29团的回乡行动，造成了严重损失，深感愧疚，觉得无脸见润之和同志们。”

毛泽东则缓缓地说：

“前些日子，赣敌经过猛攻，最后占领了永新，还占领了莲花、宁冈。但是，敌人又发生内讧，大部队已经仓惶退去打内战。如果你们不走就好了，28团、29团不到湘南来，永新一带我们已经发展起来的地区，就可能巩固，还可以乘机把割据地区推进到吉安、安福、萍乡，与平江、浏阳连起来；赣敌第6军胡文斗部也可能争取一些。”

他又拿出几块布片，让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传看。这几块布片就是湖南省委7月30日的指示信，要红4军“毫不犹豫”的去湘东发展。

这天晚上，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在唐家大屋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与会者交谈了分兵后湘南和边界的情况，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深刻教训，批评了杜修经怂恿29团返乡的严重错误。

会议决定：部队返回井冈山，收复失地，继续发展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会议刚开到中途，城外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原来，湘敌吴尚第8军阎仲儒部两个团由酃县开来，在桂东挨户团的配合下，分几路向红4军发起突然袭击，将红28团第1营与红31团第3营隔开了。

毛泽东当即中止会议，和朱德等人指挥部队沉着应战，利用有利地形打退了阎仲儒部的多次进攻。但湘军依仗人多势众，不断向红军阵地发起冲击。红军只得撤出战斗，转移至县城西南方向的寨前村。

8月24日，前委扩大会议在寨前村继续举行。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决定：部队经崇义、上犹，绕道返回井冈山。

会议还决定：撤销以陈毅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并决定将杜修经、龚楚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领导湘南群众开展斗争。

会议结束后，部队分两部分先后从寨前村出发：以军部和红28团为前部，其先遣队是由28团2营营长袁崇全带领的第2营和团直机关枪连、迫击炮连；毛泽东则和宛希先、罗荣桓等人率红31团断后，掩护各部撤退。

这一天，袁崇全带领的先遣队曾送回28团团部一份报告，不久又派人送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不杀朱德、陈毅，不回来了。”之后，他们就与大部队中断了联系。

原来这袁崇全与王尔琢既是同乡，又是黄埔军校的同学，此时早萌叛志。他认为自己是黄埔一期生，凭自己的牌子和才干，到国民党军队里再怎么也能混上个团长干干。于是他便串通营党代表杜松柏、副营长曹鹏飞等人说：

“在红军里没有多大奔头，莫说营长、团长，就是军长，也同士兵一样的起居饮食，一样的待遇，还不如国军一个排长！”

众人一拍即合，在崇义县的新地圩密谋，要以“打遂川”为幌子，把2营和团直机枪连、迫击炮连带到驻守赣南的刘士毅第7师去。机枪连党代表何笃才与6连党代表赵尔陆、4连连长粟裕及其他党代表、连、排长，接到部队往东开拔的命令后，觉得有问题。他们一商量，十几个人就带着盒子枪到营部问袁崇全：

“到哪里去？有军部命令没有？”

袁崇全谎称有军部口头命令。党代表杜松柏和副营长曹鹏飞也在一旁随声附和着。但何笃才、赵尔陆、粟裕见袁崇全等神色诡秘，愈发感到问题严重。到了半夜，他们悄悄集合起4、6、7连和机枪连共4个连，往回走，返回团部。5连长是袁崇全的亲信，迫击炮连靠着营部住，这两个连就随着袁崇全等人叛逃了。

再说朱德和陈毅接到袁崇全派人送回来的信，见上面写着“不杀朱德、陈毅，不回来了”，十分气愤，立即命令28团3营前去追赶。

8月25日，何笃才、粟裕、赵尔陆等率部回到团部，向朱德和王尔琢报告了袁崇全的叛变密谋。王尔琢说：

“我去把袁崇全喊回来!”

大家说，袁崇全既已叛变，怕是回不来了。王尔琢说：

“我是他们的团长，我和他们同甘共苦、出生入死，他们会听我的。”

朱德提醒道：

“你平时爱护士兵，关心士兵，战士们拥戴你。但叛徒是丧心病狂的，你还是小心为好!”

王尔琢说：

“我谅他袁崇全也不敢向我开枪!”

于是，王尔琢便领了林彪的第1营和团部警卫排连夜向新地圩赶去。朱德、陈毅率余部随后跟进。

此时，3营已经追了1天，也没有追上袁崇全，他们见王尔琢带着1营从后赶来，便与1营会齐，继续向东追赶。

就在此时，朱德等率领的部队又与湘军第8军相遇，双方发生了战斗。等他们撤出战斗时，与袁崇全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而王尔琢所部已经赶到了新地圩，一打听，袁崇全已经带着两个连到思顺圩去了，又立马赶到了思顺圩。林彪命令各连散开，将思顺圩包围起来。

此时已是黄昏时分了，王尔琢带着警卫排径直冲进村去。一进思顺圩，王尔琢一边喊话，一边朝袁崇全驻地走去。步兵连的战士们以为有敌情，纷纷拿起枪准备迎战。王尔琢喊道：

“不要开枪，我是你们的团长王尔琢，你们不要害怕，我是来接你们回去的。”

战士们听清是王尔琢团长的声音，惊喜交加，混乱局面渐渐平息了！王尔琢向战士们问明情况后，布置警卫排从袁崇全住地的两侧包围上去，防止他逃走。他一边向袁崇全住处走，一边叫着袁崇全和杜松柏的名字，喊道：

“你们回去吧，既往不咎，我担保!”

袁崇全听到王尔琢的声音，立即拿着两支驳壳枪冲出房门，双枪齐发，朝王尔琢打来。说时迟，那时快，王尔琢猝不及防，“砰！砰！”两颗罪恶的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顿时血流如涌，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年仅25岁。等警卫排战士赶来，袁崇全、杜松柏、曹鹏飞等20多个叛徒已逃得无影无踪。被他们欺骗的两个连又回到了红军部队中。

王尔琢从南昌起义开始就不理发，不剃须了，一脸的络腮胡，一头披肩发。战友们都称他为“美髯公”。他说：要等到革命胜利后再理发。没想到革命尚未成功，他这位红4军中最优秀的指挥员却英勇捐躯了。

王尔琢被安葬在界顺圩外的虎形岭。毛泽东沉痛地说：

“王尔琢的牺牲，换回了两个连，稳定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掩埋了王尔琢，毛泽东、朱德重新整理队伍，清除了一些不坚定分子。毛泽东提议任命林彪接替王尔琢为红28团团长。有人说，林彪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曾开过小差，当过逃兵。毛泽东认为，林彪才22岁，还是个娃娃，这个问题是可以原谅的。

毛泽东很欣赏林彪“善用疑兵，声东击西，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很喜欢这个沉静寡言而又聪明能干的小伙子。

此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28团、31团3营穿过湘赣边界的崇山峻岭，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向井冈山挺进。

欲知毛泽东回到井冈山如何坚持斗争，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驻守郴州城的国民党军范石生部，本是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的友军，是不应该受到攻击的。联络友军，攻击敌军，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可红4军大队却打红了眼，莫名其妙地打到了友军头上。更有甚者，红29团还将郴州城内的仓库洗劫一空，岂不让朋友寒心？那范石生也是恼羞成怒，趁着红军各部懈怠无备之机，全力反击，死命追杀，大获全胜。红军大队先胜后败，29团几乎全军覆没，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后来的兵家应当以此为戒！

第14章 1928年8月—

“我们以不足4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4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话说在1928年8月下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乘毛泽东去湘南接应红军大队未归之际，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2次“会剿”，其攻击目标就是根据地的中心堡垒——井冈山。

井冈山四面环峙崇山峻岭，且坡陡林密，连绵不断。革命军上山以前，进出井冈山的有7条崎岖小路，后来边界党和军事机关人员经过实地勘察，绘出简单草图，只留下了5条上山的通道，且在其顶端筑成了5大哨口工事，并规定：“各哨口必须特别戒严，无论官兵、工作人员及伕子等，没有各机关外出条子不得放行，入口者须严密盘查，以防侦探混入。”这5大哨口分别是：北面的黄洋界，南面的八面山，西南面的双马石，东南面的朱砂冲，西北面的桐木岭。可以说，每一个哨口都像一座大门一样，十分险要，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而井冈山上的中心区域茨坪，则位于北主峰山麓内侧。这是一块20平方公里的高山盆地，它的大门就是黄洋界哨口，是山上红军重点防御的关隘。

留守井冈山的何挺颖、朱云卿、袁文才、王佐等人探知湘赣军来犯，立即商量御敌之策，决定由31团1营的两个连防守来犯之敌的主攻方向黄洋界，其它4个哨口则由袁文才、王佐的32团分兵把守。

8月29日，何挺颖和团长朱云卿、1营营长陈毅安率两个连上了黄洋界哨口，布防待敌。

8月30日上午，湘军吴尚部第8军第1师在赣军王均部一个团的配合下，以4个团的兵力向黄洋界发起猛攻。他们倚仗着人多武器好，一边用机枪扫射，一边向山上移动。何挺颖和朱云卿、陈毅安按照毛泽东确定的坚守井冈山的方针，面对凶狠的国民党军，指挥部队进行顽强的抗击。战士们发誓说：“人在，根据地在，誓与井冈山共存亡。”他们凭借着居高临下的险要地形，打退了国民党军多次进攻。

这天下午，湘赣国民党军重新组织力量，攻上山来。连长谭希林在哨口观察到密集的国民党军，一齐朝山上爬来，眼看着战士们的子弹差不多都快打光了，自己也只剩下一发子弹，身边的石头也快扔完了，不由得心急如焚。他忽然想起茨坪军械处刚刚修好了一门迫击炮，就对着朱云卿高声喊道：

“团长，前不久我们修好的那门迫击炮呢？”

一句话提醒了朱云卿。他急忙命一个叫刘荣辉的班长带着一名战士去抬迫击炮。眼看敌人就要上来了，正在危急之际，贺敏学带着刘荣辉和那名战士抬着迫击炮，扛着3发炮弹及时赶到了。炮手急忙将炮架在哨口的制高点上，定好位置，顺手将一发炮弹装入炮筒，没想到竟是一个哑弹，慌忙将其倒出，又装上一发，还是一个哑弹。他抱起最后1发炮弹装了进去，只听“咣当”一声，竟然响了。紧接着，山下“轰”的一声，炮弹不偏不倚，非常精确地击中了国民党军的指挥所。

湘军还以为是红军主力已经回山了，不敢恋战，当夜便撤回了酃县。赣军也随之停止行动，据守在各个县城。

黄洋界之战保住了井冈山战略基地，为红军主力部队返回井冈山、打破国民党军的第2次“会剿”创造了条件。

1928年9月8日，毛泽东、朱德率红4军军部、红28团、红31团3营返回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

9月9日，毛泽东给在永新工作的贺子珍写了一封信，要她回井冈山来。谁知永新县委书记刘珍想让贺子珍在那儿多工作几天，就把信扣下了。贺子珍已经听到了毛泽东和红军大队归来的消息，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毛泽东来信。她既不好意思问，又不能擅自行动，只好耐心等待着。山上的毛泽东也同样着急，信已经发出两天了，却不见人回来。他就派人去催问刘珍，刘珍一看不能再拖了，就把信交给了贺子珍。

这一天，毛泽东开完会回到茨坪一处店铺里的临时住所，一进门就见到了贺子珍，小别重逢，自然是分外高兴。贺子珍给毛泽东端来了洗脸水，毛泽东一边洗一边问贺子珍在永新的工作情况。贺子珍择要讲了一遍。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

“你进步了，独立工作能力比过去强了。刘珍同我开了个玩笑，扣住了我的平安家书，害我虚惊一场，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以后你不要到永新去了，你到那里，他们又不放你回来了。”

他又提到了黄洋界保卫战，高兴地说：

“朱云卿他们真了不起，两个连打退敌人4个团。那炮就像长了眼睛，一发炮弹就催垮了敌人的指挥所，真乃神炮也。”

贺子珍把毛巾递到他手上，说：

“当时我们动员大人小孩都上了山，打旗的打旗，敲锣的敲锣。满山遍野就好像有千军万马。”

毛泽东问：

“当时害怕吗？”

贺子珍说：

“一打起来，好像什么也不怕了。”

毛泽东说：

“你们也有功。”

他走到店铺的台子前坐下，铺好毛边纸，凝神思索一会儿，提笔写下了一阙《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初秋的一天，毛泽东召开了一次全军指战员大会，针对有些指战员“翻山怕苦”、“想打进大城市”等思想状况，他在讲话中说：

“有人嫌井冈山高，嫌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想打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错了。要知道，井冈山虽然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给我们存粮食，给我们做根据地，便于我们机动，便于我们打击敌人。同志们不是都有了一条经验吗？我们每逢爬它一次，就打一次胜仗，消灭一些敌人。如果我们多爬它几次，就会多打几次胜仗，多消灭一些敌人。所以说，这座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因此，我们要保卫它，爱护它。我们不要害怕多爬山，更不要讨厌它。既然我们有了这样的一座革命的山，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又有我们全体同志的坚强的革命意志和英勇的斗争精神，敌人的吹嘘就会变成一句反话——不是敌人把我们消灭在井冈山上，而是我们把敌人消灭在这里。”

讲到根据地和武装斗争的关系，毛泽东说：

“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就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脚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毛泽东这一通俗有趣的比喻，阐明了革命的大道理，澄清了部分人的错误认识，使大家意识到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

此时，国民党赣军第14旅仍占据着宁冈新城和永新，自上犹尾追红4军主力的赣军独立第7师5个营进占了遂川，赣军第21旅和第35旅盘踞在泰和、吉安、安福、莲花等地；而湘军第8军3个师则全部部署在攸县、茶陵、酃县、桂东一带。为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决定：仍然采用对湘军取守势，对赣军取攻势的方针，集中力量首先打击进占遂川的赣军独立第7师。

这独立第7师刘士毅部原是一直尾追着红4军的，刘士毅以为红4军刚在湘南失利，又经过长途行军，有机可乘，就以5个营的兵力在遂川县城附近设下埋伏，又用少量兵力引诱红4军，企图把红4军诱进他的圈套里。

毛泽东决定将计就计，做出了诱敌包围、分兵合击歼灭敌人的战斗部署。

9月13日，红4军从黄坳出发后，红28团首先遇到了前来引诱红军的小股敌人，战斗一打响，敌军一边还击，一边向县城方向退却。红28团追到了遂川城西天子地一带，突然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引诱之敌发起冲击，一口气追杀10多公里。红28团的后勤、炊事人员也挑着锅碗瓢勺炊事用具，“吭哩吭啷”跟在红28团后面，毫无顾忌地进入天子地一带。

躲在县城附近的赣军指挥官，看到红军后勤、炊事人员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以为红军后续部队已全部到了，赶忙命令埋伏之敌向县城移动，以完成对红军的包围。

毛泽东亲自率领红31团3营和赤卫队2分队，分作两路，向县城压去。左路军迅速占领了县城东面的石桥，截断了敌军南逃赣州的去路；右路军越过遂川江上游的阳关桥，猛攻敌军的后方，一时间枪声大作。红28团听见枪声，立即占据有利地形，开火接应。赣军被红4军来了个反包围，腹背受敌，惊恐万状。红4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赣军立即土崩瓦解，大部被歼，余部突围逃往赣州。

红4军攻克遂川县城，生擒可耻叛徒袁崇全，28团全体指战员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这个败类!

是役后，参与“会剿”的湘军驻桂东阎仲儒部的毕占云，率领一个特务营与靠近的红军接洽投诚，全部上了井冈山，加入了红军行列。不久，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到：“此时，湘敌驻桂东的阎仲儒部有126人投入我军，编为特务营，毕占云（1955年授中将衔——笔者注）为营长。”

红4军取得了回师井冈山首战遂川的胜利。

9月24日，驻泰和的“会剿”军第21旅1个团配合退守赣州的独立第7师部，向遂川反攻。红4军主动撤出遂川，转兵北上。

毛泽东回到茨坪没几天，茅坪乡工农兵政府委员长谢贵山来向他报告说：

“昨天在村里抓到两个女探子，是驻扎在新城的国民党白军营长派来的，打探茅坪村里有没有马粪，下了门板没有？”

毛泽东心里明白，茅坪一直是湘赣边界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白狗子一定是想趁红军大队还没有回来的机会，偷袭茅坪。他马上有了主意，于是便向谢贵山如此这般地吩咐了一番，把那两个女探子放了。

谢贵山回到村里，命人把那两个女探子押出来，正言厉色地大声训斥了一顿，并反复强调说：

“如果这几天茅坪出事，过几天毛委员率领红军大队回来，就要你们的脑袋。”

直说得两个女探子下跪立誓，谢贵山这才放她们走了。

坳头垅位于茅坪附近，是通往新城的必经要道。毛泽东命令红28团、31团等部，在一夜之间布满了坳头垅两边的山山岭岭；赤卫队、暴动队、少年队、儿童团也迅速集合起来，配合红军作战。

1928年10月1日一大早，驻守新城的白军营长带着他的1营兵丁，向茅坪方向摸来。当他走到坳头垅入口时，见山高路险，怕中埋伏，便命令队伍停止前进，派出3个兵丁，扮作老表模样，上山一探虚实。那3个人上得山来走走停停，贼头贼脑地东张西望着。忽然，从山窝里闪出4个老表装束的人，抬着两只箱子，迎着那3个兵丁走来。这领头的不是别人，正是谢贵山。只见他们正行之间，为首的谢贵山摔了一跤，箱子里白花花的光洋立时撒了一地。那3个兵丁见钱眼开，扑上去就要抢。

“站住！莫动！”

谢贵山断喝了一声。3个兵丁一楞神，见对方是4条壮汉，己方又有任务在身，也不敢造次，便问哪里来这么多花边银子？一个老表说：

“这是打土豪缴来的，要不是藏在山上，早给白狗子抢去了。”

谢贵山补充了一句：

“明后天，毛委员就要带领红军大队回来，筹办粮油柴菜，卖酒添肉，这些花边要派大用场。”

谢贵山4人重新收拾好了，又抬着箱子往茅坪方向走去。1个白军士兵立刻下山报信，另外两个白军士兵尾随谢贵山一行，来到茅坪村里，他们觉得一切正常，就在村口点了一把火，向白军营长发出了信号。

白军营长看见信号，立即下令继续前进，直扑茅坪，不一会儿，全部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里。毛泽东一声令下，成千的红军战士和武装群众一齐开火，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将1个营的敌人包围歼灭了。

红4军此战胜利，迫使赣军第14旅第27团余部退向永新。进至遂川的第21旅1个团亦绕道泰和增援永新。不久，红4军趁遂川空虚，又挥师南下。

在“八月失败”之后，边界党内一部分人的右倾悲观思想再次抬头了。有一天，乔林村郎中刘亮玉问毛泽东：

“毛委员，有人说我们的红旗打不下去了，真有这样的事吗？”

毛泽东告诉他说：

“有些人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边界政权的存在，之所以发生这种悲观情绪，就是看大了敌人的力量。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是十分错误的悲观情绪。这种人只观察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很容易迷惑，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就忧愁悲观，认为革命胜利的前途渺茫得很了，这就必然要犯错误。要知道，我们有湘赣边界党的领导，有拥护革命的广大工农群众，有英勇顽强的红军战士，有广泛的群众武装，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毫无疑义的，革命的前途大有希望，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一定会点燃全中国的遍地干柴。边界的红旗子是始终倒不了的，一定能够打下去。”

刘亮玉又问：

“毛委员，照这样下去，革命什么时候才能胜利？”

毛泽东眺望远方，略略沉思，坚定地说：

“只要我们坚持奋斗下去，20年后革命一定能够胜利！”

有一次，毛泽东为了让大家汲取“八月失败”的教训，意味深长地给萧克一班年轻指挥员讲了一个神话故事。他说：

“有一回，张果老下华山去蓬莱朝圣，这个人不是凡人，是个仙家啊！他骑毛驴和我们不同，是倒骑的，走着走着，遇到吕洞宾。传说吕洞宾也成了仙啊。吕洞宾问张果老到哪里去？张果老说：‘上蓬莱朝圣。’吕洞宾诧异地问：‘蓬莱在东，你骑毛驴向西，怎么能到？’张果老生气地反驳道：‘我的脸是朝着东方的蓬莱啊！’”

毛泽东讲完了故事，又说：

“革命的队伍如果路线政策不对，革命就不能胜利。张果老虽然面向蓬莱，但路线走错了，永远也到不了蓬莱。”

毛泽东讲罢故事正在兴头上，只见一个区赤卫队员走到他们面前，停住脚喘气。毛泽东问：

“你要找那一个？”

“要找毛委员。”

毛泽东一听就站起来，双手叉着腰，头稍稍一偏，问道：

“你有没有见过毛委员？”

赤卫队员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没有见过，只听区队长讲过。”

毛泽东兴致又来了，说：

“毛委员，毛委员，他全身都长毛。从头到脚都是毛，长了一身长毛啊！”

他见赤卫队员半信半疑地听着，又说：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们是天天在一起。”

赤卫队员擦了一把汗，说：

“我们区队长见过毛委员，他没说毛委员全身都长毛。他只是说毛委员像那个摇什么扇子的孔明。”

“是不是摇羽毛扇的？”

“对！是！就是。孔明会用计谋，毛委员也是神机妙算。他会领导军民攻城，会领导军民活捉县太爷，还会领导军民打死敌军营长，还会……”

“是区队长教你这么说的？”

“也不全是，有的是听别人说的。”

“还有别的事吗？”

赤卫队员摇摇头，把信交给毛泽东说：

“你每天都能见到毛委员，就请你将这封信转交给他。”

毛泽东说：

“你回去告诉区赤卫队长，叫他尽管放心，我一定把信亲手交给毛委员。”

赤卫队员向毛泽东鞠了一躬，转身走了。大家早就忍俊不禁，一见赤卫队员走了，便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10月中旬，红4军在宁冈会师广场为王尔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前，毛泽东挥泪为王尔琢写了一副挽联：

一哭尔琢，再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这正是：毛公痛哭少英雄，情真意切悼亡灵。

美髯若不身先死，开国元帅第几名？

王尔琢的追悼会是由陈毅主持的，朱德致了悼词，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我们红4军参谋长、红28团王团长，从参加北伐，到南昌起义，直至井冈山的斗争。这个人很好，很忠实，很能打仗，很能指挥，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们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

10月13日，挥师南下的红4军再攻遂川，守军弃城逃跑。

10月14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步云山召开湘赣边界第二次各县党的代表大会。他在讲话中分析了边界的斗争形势，总结了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

10月15日，湘赣边界第二次各县党的代表大会继续进行。

是日晚，毛泽东在八角楼里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以《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为中心内容的决议案。人们所熟悉的毛选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毛泽东在决议案中着重分析了“国内的政治状况”，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总结了“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边界党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方略。他写道：

“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3省工农暴动夺取3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在决议案关于《农村斗争问题》一部分中，毛泽东提出了今后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方法，这就是：

“我们今后农村斗争的整个的策略是：团结贫农，抓中农，深入土地革命，厉行赤色恐怖，毫不顾惜地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其不敢帮助地主阶级。根据这个策略，我们应立即组织：（1）雇农工会（贫苦的佃农加入此组织），以此团结雇农，加强雇农的力量，以为乡村中的骨干。（2）赤杀队或暴动队，在白色恐怖之下，以最勇敢的工农分子组织之。赤杀队以5人或7人为一队，实行黑夜间游击，造成乡村中的赤色恐怖。在夺取政权后，赤杀队可改变为赤卫队。（3）在工农群众中选举勇敢分子组织暴动队，发展农村暴动，夺取乡村政权。”

10月16日，湘赣边界第二次各县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选举毛泽东、谭震林、朱德、陈毅、龙超清、朱昌偕、刘天千、圆盘珠、谭思聪、谭兵、李郤非、宋亦岳、袁文才、王佐农、陈正人、宛希先、王佐、杨开明、何挺颖19人为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委会委员，并选出了5人常委会，谭震林为书记（已在9月间代理生病的杨开明为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

1928年11月2日，赣军驻泰和之第21旅两个团与驻赣州敌军独立第7师主力又向遂川进犯。红4军再次主动撤出遂川。

就在11月2日这一天，红4军收到了中共中央在1928年6月4日发给朱德、毛泽东并转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信。由于关山阻隔，交通不便，这封信整整迟到了5个月。尽管如此，这对于长期得不到中央指示的湘赣边界和红4军来说，仍然是一件大事。中央在指示信中是这样写的：

“德、润二兄并转前敌诸同志：数月来，你们转战数千里与反动势力奋斗，中央对于你们在这种刻苦的劳顿的生活中而能努力不懈的工作甚为欣慰。中央在这数月中也曾努力与党内的错误倾向党外的反动势力奋斗，经过了去年八七紧急会议及十一月的扩大会，直到现在党内的情形的确已有很大的变化，党的工作亦较前有进步，这是可以告慰于转战数千里的同志们的。同时全国政治也有很多的变化，只可惜这些材料不能达到你们，以前中央虽曾派人来找你们，但以交通的关系而终无一次能与你们接头，以致中央和你们彼此间的意见互不能达到。这次由江西省委转来你们的信知道你们的近况中央甚为欣慰！除将中央最近的重要文件设法送给你们外还有此信的指示：

目前全国的政局是北伐军已快达到北京，这次的北伐已经完全失掉了革命的意义，因为国民党已经是豪绅资产阶级的党，已经投降了帝国主义。在此北伐的过程中，发生了日本占据山东济南青岛的事实，日本之所以敢于如此的是因为国民党已经背叛了革命，他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威胁国民党军阀，使之达到北京后更加驯伏于帝国主义的肘腋之下。同时可以进占满洲济南青岛，期于二十一条之实现，扩大其势力，因此国民党在此次事件中，他的外交政策已经充分暴露于群众之前而完全逐渐失掉民众的信仰。

这次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山东的事件，不单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单独行动而是与英帝国主义有所协调，而给蒋介石以严重的打击，英帝国主义要借此机会来扩张其在南方的势力，桂系素系与英帝国主义相勾结的，也要借此来灭杀蒋介石在南方的势力，冯玉祥则欲借此机会而取得山东，事实上对日外交早已为冯玉祥的王正廷所办理，山东亦已入于冯玉祥的手中，蒋在这次北伐中已减低了地位。另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因为这次英日的协调予他在太平洋以不利，因而极力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调膀子，也大开其兵舰到中国来。由此可知，在此次事件中没有一个国民党军阀没有帝国主义的背影，而帝国主义间虽然不至于马上爆发一个世界战争，但其暗斗已经增高。同时在这次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民党因为是采取一种投降的政策即日本帝国打击蒋介石的条件如要蒋介石谢罪，撤消高级军官贺耀祖及北伐军退出离济南二十里以外等。国民党军阀政府事实上已经承认蒋介石亦致不能在山东立足，国民党军阀一致在这种投降的外交政策之下，北伐乃有达到京津的可能。

虽然这次所谓北伐实有达到京津的可能，但他们达到京津后军阀的统治并不会统一，反动的统治仍然是在继续的崩溃，国民党军阀之间开始了更剧烈的更复杂的冲突，反动统治始终不能稳定，其主要的原因有五，第一是帝国主义间在华的冲突；第二是豪绅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第三是豪绅资产阶级与军阀之间的冲突；第四是军阀之间的冲突；第五是工农革命群众与豪绅资产阶级军阀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须要一个统一的政府，他要利用中国各派的冲突来维持扩大其在中国的地位，因此每个帝国主义都要扶植一派军阀，英帝国主义几月来已经与桂系军阀勾结上了，日帝国主义则有不同的主张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在野派则主张勾结蒋介石军阀，而代表豪绅地主买办的田中政府派，则仍继续其维持张作霖的政策，冯阎打到北京后，将形成张作霖冯玉祥阎锡山3派军阀互相向日本帝国主义争宠的形式，蒋介石则将继续与日本在野派调膀子或完全倒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怀中。豪绅资产阶级的出路也便是要各自维持一部分军阀，利用军阀来扩大其商场扩大其政权。因此在豪绅资产阶级之间也形成了很明显的派别，最显著的如江浙豪绅资产阶级之拥蒋，广东派之拥桂系，同时各省之内的豪绅资产阶级也有很多的派别如江西土著派与客籍派之争都是重要的事实。”

“在这种全国混乱状况之下，不但工农已忍受不过痛苦，不断地斗争起来，暴动起来，即小资产阶级虽在国民党开始背叛革命时倒到国民党方面去，然到现在已经渐渐觉悟国民党军阀统治的欺骗，而开始动摇起来，尤其在济南事件之后更增加民众对国民党之愤怒，即国民党中的下层党员亦多表示不满，于是国民党也由此而起了分化。工农的革命运动现虽尚未到一个全国的高潮，但是一天一天地在继续高涨，许多城市的工人斗争虽然因为过去党的机会主义政策之影响以及国民党叛变后的严重白色恐怖，致未达到一个公开的高潮。但各地都有不断地大的小的斗争。”

“现在武汉3镇虽然高级指导机关因为内奸的关系而遭了严重的破坏，但群众工作依然不难恢复起来。湖南在西征军时许多兵士同情于工农的暴动，在湘南醴陵平江等处亦有不少的工农武装，此时在全省范围内本可造成一个很大的很深入的革命局面，湘南更有割据的可能，可惜当时省委遭了严重的破坏，以致中央的指示亦未能达到前敌和下级党部，以致未能充分运用此一大好机会而造成一个胜利的局面，但现在湘南湘东湘西仍有不断地群众斗争在发展，醴陵平江更有乡村苏维埃之存在，湖南的工作只要我们主观上有办法不难发展起来，湘西贺龙有枪近两千支，农民武装亦有百余支，多数县份农协已经公开，群众斗争日益激烈起来。江西在万安失败后不但未消灭江西的局面而且更加发展起来，赣南赣东北都有许多斗争；自你们的军队占据永新宁冈后，江西的局面更比前尤好，万安亦已从新起来。这几省在全国范围内是处在一个深入土地革命的阶段，现在反动统治的所谓清乡因其内部的冲突井未能彻底地执行反而更增农民群众之愤怒和剧烈地反抗，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工农革命潮流是日益高涨而深入的。”

“在湘鄂赣粤4省暴动的布置上，广东自然可以单独成一中心，而在湘鄂赣3省中，则湖南成为暴动布置的中心，因为他与广东连接，党的基础和士兵工作的客观条件都比赣鄂好一点，尤其是你们的队伍几月来都是在3省枢纽内履进履退，现在你们所占领的地域是江西的永新宁冈遂川，然而你们的地位仍然处在3省暴动布置的中心地位，因此你们在3省的暴动前途上所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可是你们几月来因为与中央断绝了关系并有许多客观上的困难，你们在工作中不免有许多的错误和缺点。”“你们几月来所到的地方未能尽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因此在你们所经过的地方，土地没有没收没有分配，苏维埃的政权亦多是上层的委派的而无下层群众选举的基础，因为你们没有彻底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所以你们的军队一旦退走，革命的胜利亦多半随之而失败，尤其是在湘南的时候虽然连陷十余县但始终只做了一些烧杀的工作甚至主张烧毁城市，在你们军队的本身上说，现在还是一种国民党时代的雇佣式的军队，未加以组织上政治上的改造。”

“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4省暴动局面的发展，以你们现在的环境在赣西湘东的边界，就是现在你们占领的永新宁冈及湘东一带，如果地理上比较利于你们的进攻和退守，在这一带本来是有广大的群众基础的，你们便可割据这一个区域。中央前此依江西省委的提议主张你们向赣南发展占领赣南夺取吉安为屏障，这一计划如果在事实上有胜利的把握，那当然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影响，而且可以与广东的北江联系，但如无胜利的把握而且在地理上如果不及赣西湘赣边界之可进可守，那么，你们仍然是以选择你们现在已经占领的地方为根据地为适宜。你们现在事实上已经占据了永宁遂3县，你们便须深入当地的土地革命，改造整理你们的军队，同时向四周发展，特别注意于群众斗争已经起来的地方联系起来，如果不注意当地的深入则革命的基础是永远不会建立的，如果不注意向四周扩张你们也必归于孤立的失败。这是你们工作的总方针。”

“关于你们的军队，你们可以正式改成红军，在组织上现在你们还是国民党式的军队，在性质上还是雇佣的军队，在成份上亦不能说很健全，这样的军队是不能十分有把握成为彻底实行土地革命的军队的，而且在军饷上如果是雇佣军队将来扩大是很难维持的。你们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改造你们的军队，使雇佣式的军队变成志愿军，使兵士和长官都得分配土地，在服务时由苏维埃替他耕种，在成份上尽可能地增加工农和贫民的成份，减少流氓的成份，在编制上应行太平天国式的编制，在政治上设政治部，取消党代表，实行士兵的政治训练。在这个时期，因为你们转战千里，七八月来未能得到休息的机会，如果你们能找到一个机会做改造和整顿的工作是有必要的。”

“关于前敌指导机关的组织，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5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此外还须组织一职工运动委员会，以前委之一工人同志为书记，军委及工委的名单由前委决定。对于前委，如你们觉有增加某同志的必要，可以提出名单交来中央批准。前委所管辖的范围当然要由环境决定，暂时可包括：永新宁冈遂川万安茶陵攸县酃县，所有这一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如前委在江西境内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境内时受湖南省委指导，同时与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

11月6日，湘赣边界特委在茨坪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6月4日来信。

与会者认为，在中央来信中除了要求废除党代表制度外，其它指示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

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重新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统辖红4军军委和湘赣边区特委的前敌委员会。成员有：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工人代表宋乔生、农民代表毛科文，共5人；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前委暂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

11月9日，红4军向再占永新之第27团发起猛攻，将其重创于新城和龙源口地区。

这样，从9月中旬到11月中旬，红4军利用在根据地内作战的有利条件，避强击弱、忽南忽北，调动敌人连打4仗，连战皆捷，共俘获敌人营以下官兵约500人，缴枪450多支，敌军被迫转入守势，湘赣两省的第2次“会剿”即被打破，井冈山根据地原有的地区基本得到恢复，红4军的力量也恢复到近5000人。

11月14日至15日，红4军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再一次讨论了6月4日中央来信。代表们都不同意中央提出的关于取消红军党代表制的这一决定。

红4军六大在“党务新局面议案”里面，明确地提出：“在事实上，目前党代表制度不应取消。”

六大选举23人组成军委，其中5人为常委，朱德为书记。红4军军委受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领导。

此后，陈毅改任红4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

11月25日，毛泽东代表前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长篇报告——《井冈山前委给党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后来编入“毛选四卷”，题目为《井冈山的斗争》。其内容分为8个部分：“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割据地区的现势”、“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党的组织问题”、“革命性质问题”和“割据地区问题”。

毛泽东在报告中写道：

“4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18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4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4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29团（成份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

毛泽东委托袁德生将《井冈山前委给党中央的报告》秘密送交上海党中央。

他在《井冈山前委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指责的那个杜修经，后来经历了脱党——入党——再脱党——再入党的生活历程。在新中国成立后，杜修经担任了常德师专副校长。1985年8月，他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选为湖南省政协常委。

杨开明则与杜修经正好相反，他是一位真正的坚定的共产党员。1928年10月，杨开明虽然身患重病，却毅然在湘赣特委坚持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他抱病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长达3万多字的《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1月，杨开明携带报告，步行20多天，由井冈山到达上海，代表红4军前委实事求是地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随后，他被调任湘鄂赣特派员，在长沙、汉口等地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年底，因叛徒出卖，杨开明在汉口被捕。1930年2月22日，杨开明被押往湖南长沙城浏阳门外识字岭刑场。他在临刑前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何键！”“中国共产党万岁！”当刽子手的刺刀刺进他的腰部时，他怒目圆睁，仍然高呼口号，直到刽子手的刺刀刺进他的口中，鲜血喷涌，倒在了地上。年仅25岁的杨开明英勇就义。这是一段令人感叹不已的后话！

正是：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还是苍蝇！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剑指何方？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受到重大挫折的时候，曾经断言：“只要我们坚持奋斗下去，20年后革命一定能够胜利！”这豪言壮语既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非凡情怀，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非常准确的预言！读者朋友，你可曾见到历史上有过类似这样准确的预言吗？

历史学家评论说：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文章，分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说明了中国红军和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阐明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相结合的基本原理，进一步明确而肯定地答复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从而形成了关于中国红色政权的伟大理论。此论是比较中肯的，这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一大独特的贡献。

第15章 1928年11月—

“敌人从这边打过来，红军从那边打进去，以此分散敌人的兵力，使敌人顾此失彼。内外线作战，既可以解决当务之急的经济困难。又可以趁机发展新的根据地。”

话说在1928年前后，毛泽东领导红4军已经建成了两块巩固的军事根据地，一个是井冈山根据地，一个是九陇山根据地。

井冈山根据地介于宁冈、酃县、遂川、永新4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南北相距45公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东西相距90公里；总面积有4000余平方公里。四周从拿山起，经龙源口、新城、茅坪、大陇、十都、水口、下村、营盘圩、戴家铺、大汾、堆子前、黄坳、五斗江、车坳再到拿山，周长共计550华里，因而井冈山根据地又被称之为“五百里井冈”。

九陇山军事根据地则位于永新、茶陵、酃县和宁冈4县的边界，为4县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的最后根据地。两相比较，井冈山根据地地域更广大，地形更险要，群众基础更好，因之在边界武装割据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更为重要。

毛泽东提出，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的方法主要是：“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

红4军为了储备足够的粮食，一个挑粮储粮的运动，在井冈山根据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也都亲自参加了挑粮活动。

从宁冈到茨坪和大、小五井，山路崎岖，有六七十里到一百多华里的路程，中途还要翻过海拔1300多米的黄洋界天险，不用说挑担，就是空手行走也很艰难。井冈山军民背着布袋，挑着箩筐，每天天刚亮就出发，到下午两三点钟才能回到山上。

1928年11月的一天，天还没亮，毛泽东身着打满补丁的单衣，脚穿草鞋，背着斗笠，拿着布袋亲自率领挑粮队从茨坪出发，往宁冈的茅坪等地去挑粮食。在返回途中，眼看临近中午时分，后面的人还没有赶上来，毛泽东带领的“先头部队”，各自挑着近百斤粮食，已经上了黄洋界。战士们见毛泽东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便争着说：

“毛委员，你分给我们挑吧，别把身体累坏了。”

毛泽东一手护着粮袋，一手擦着汗，微笑着说：

“你们担得够多了，再加上我的，不是要把你们累坏吗？不要紧，我背得动。”

过了黄洋界，到了五里排那棵苍劲挺拔的大槲树下，毛泽东招呼大家放下粮担休息一会儿。他和大家一样，从腰间解下饭袋，开始用午餐，吃的是红米饭和辣椒炒南瓜。他说：

“这棵古树是一座茶亭，一把大绿伞。”

他还问大家累不累？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不累，还能再跑一趟。”

一个小战士说：

“我还浑身是劲，不信，你看。”

说着就蹦了几蹦，逗得毛泽东笑了起来。另一个战士说：

“现在累一点没什么，我们粮食存足了，就不怕敌人进攻。他们敢来送死，我们就把他们消灭在黄洋界下。”

毛泽东高兴地说：

“大家说得对！我们为什么要挑粮？是为了对付敌人的‘会剿’，坚守根据地。现在大家多流汗，将来就可以少流血，敌人的所谓‘会剿’就会被我们打破。你们讲不累是假的，累还是累的。但是，为了保卫井冈山根据地，为了赢得更大的胜利，我们就是要不怕累不怕苦。今天挑粮是为了革命，明天，我们还要挑起全中国和全世界革命的重担子。”

毛泽东说着站起身来，又问大家：

“站在这里，能看到什么地方？”

一位战士说：

“可以看到江西，也可以看到湖南。”

“对，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毛泽东进一步开导大家：“干革命就是要站得高望得远。我们站在这里不仅要看到江西和湖南，还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我们挑粮上山，就是为了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此时，朱德年已40开外，战士们看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又忙，劝他不要挑粮。朱德坚持要挑，战士们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便又找来了一条扁担，并用墨写上“朱德记”3个字，仍然一次又一次往返于宁冈和茨坪之间，坚持挑粮。

在井冈山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根据地内储备了相当数量的粮食和其它物资。据不完全统计，有稻谷30多万斤、白米10万担、茶油1000余斤、食盐6000余斤，布1000匹、棉花20多万担。为储存这些东西，还在大小五井和金狮面等地新建了许多简易仓库。 井冈山军民中传唱着一首山歌，其中唱道：

“毛委员运粮上山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努力，粉碎敌人会剿。”

这一时期，红4军还在茅坪象山庵和井冈山的大井、中井和小井建立起了军事医院。

在小井建立的医院名叫红光医院。在修建这所医院时，指战员们冒着严寒，披荆斩棘，夜以继日地劳动，开出了一块近一千平方米的地基。他们又砍伐竹木，运到工地，许多人磨破了肩，划破了手指，鲜血直流。缺少必要的资金，指战员们就把从5分钱菜金中节约下来的“伙食尾子”贡献出来，终于盖起了一幢竹木结构的两层楼，屋顶全是用杉树皮和竹片搭成的。

红光医院的院长是曹荣，党支部书记是蔡协民的夫人曾志，副院长是萧光球。

由于国民党军的封锁，药物和医疗器械来源几乎完全断绝。没有医疗器械，医务人员就自己动手，用竹子做成镊子、软膏盒、大小便器、脓盆等，用杉木板做护木，用消过毒的剃刀代替手术刀，用土布代替纱布，用枫树叶代替盖布，用草纸、旧棉花代替棉球。对于用过的纱布、绷带，尽量做到洗了再用，用了再洗，直到最后不能再用。没有药品，大家就采制中草药。一开始，他们不懂得如何采制中草药，便向当地老表请教，向土郎中学习。为寻找中草药，大家不怕毒蛇和荆棘，走遍了各个山峰，挖到的中草药多达70余种。

边界党组织为解决缺医少药，曾经向中央和湘赣两省委写报告，希望“中央及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及一些碘片来”，结果都未能办到。

红4军中比较普遍的疟疾、感冒、疥疮等疾病，大多采用民间的秘方，用中草药治疗。对于伤员的救治，在酒精、盐水一度缺少的情况下，就用漫山盛开的金银花替代洗伤口的消毒剂。

有一段时间，医院不但缺医少药，而且连必要的开支经费也没有了，负责后勤工作的杨至诚便去找毛泽东，向他详细汇报了医院的情况。毛泽东听完后，对杨至诚说：

“我们身体好的人没有吃没有穿，是不大成问题的，但对伤病员一定要照顾周到，不然就会影响战斗情绪。对伤病员的医疗看护工作非常重要，是一项政治任务啊！钱，现在是困难些，部队的菜金还没有呢，但是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弄一些给伤病员用。”

说罢，他写了一张条子，让杨至诚交给红31团团长，指示31团为医院筹集200元银元，并要求31团卫生处再分一点药给医院。

毛泽东还经常抽空去红光医院看望伤病员。有一次，他路过小井时便转到医院去看望伤病员们，和大家亲切交谈，一个一个地询问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的红军？在哪里负的伤？现在情况怎么样？他教育大家要明了为谁当兵，为什么打仗？为什么要打倒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派？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战胜疾病。他还指示炊事人员要想办法把饭菜做好，如捞些鱼虾，打些山兔等等，给伤病员改善伙食。

1928年冬，井冈山地区出现了少有的寒冷天气。入冬后接连下了几场大雪，漫天飞舞的雪花铺天盖地，一层又一层，把井冈山裹得严严实实。

红4军中许多战士还是穿着两件单衣，晚上既没有棉被，也没有褥子，睡在稻草铺垫上，两三个人合盖一床破线毯。还有不少人身上盖的也是稻草，战士们风趣地称之为“稻草被”。部队的给养也更困难了，发给指战员们的少数零用钱和5分钱菜金也取消了，每天吃的都是南瓜和红米，有时候甚至连红米也吃不上。战士中流传的“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的顺口溜，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艰苦状况。由于战事频繁、挨饿受冻和营养不足，加上药物非常缺乏，医院里的伤病员已经多达800余人，差不多占全军总人数的五分之一了。

11月底，毛泽东获悉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5军主力即将来井冈山，便委派何长工率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到莲花县境内去迎接。

彭德怀，原名彭德华，号石穿，1898年10月24日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乌石乡彭家围子一个贫寒农家，幼年读过两年私塾，8岁丧母、父亲病重，被迫辍学，打草放牛；10岁时他曾靠叫花讨食度日，后来年纪渐长，务过农，下过煤窑做苦工。1916年3月，彭德怀入湘军第2师6团1营当兵，1918年后任班长、排长。在湖南湘潭一带“亲上加亲”风尚影响下，彭德怀的初恋对象是他青梅竹马的表妹周瑞莲。1920年，正当他准备回乡结婚时，周瑞莲因地主逼债而跳崖身亡。1921年，彭德怀任代理连长，因派人杀死恶霸欧盛钦而被捕，后在押解途中逃脱。1922年农历三月初七日，彭德怀与刘坤模成了亲。1922年秋，他同黄公略、李灿等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由此走上了职业军人的道路，历任国民党军营长、团长。他的文化知识基本上都是在马背上学得的。

滕代远，别名唐大元、李光国，苗族，1904年11月2日出生在湖南省麻阳县下玳瑁坡村的一个大户人家，祖父是一个秀才。1923年，滕代远考取常德省立第二师范，与同学组织麻阳新民社，创办《锦江潮》；1924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在同学、共产党员滕代胜影响下，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任青年团平江县委书记，后调长沙近郊任农民协会委员长、郊区区委书记。12月间，他聆听了毛泽东在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还陪同毛泽东考察了郊区农民运动。1927年“马日事变”后，滕代远脱离国民党，坚持地下斗争，8月任湖南省委委员、省农民协会委员长；不久，任湘东特委书记，兼醴陵县委书记。1928年6月，湘鄂边特委书记郭亮牺牲后，滕代远接替了他的职务。

1928年7月，滕代远受命到平江策动国民党驻平江的独立第5师以彭德怀为团长的第1团起义。彭德怀是在这一年经段德昌介绍加入共产党的。在第5师中还有共产党员黄公略及贺国中、邓萍、李灿、李光、张荣生等一批革命骨干。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率第1团在平江起义，黄公略领导该师第3团第3营在平江嘉义起义，贺国中领导该师随营学校在岳阳起义；尔后3支部队在平江会合一处。7月24日，起义军在平江成立县苏维埃政府，部队改编为红军第5军第13师，由彭德怀任红5军军长兼13师师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兼师党代表。11月间，红5军13师根据湖南省委指示，由彭德怀、滕代远、邓萍、贺国中、李灿、张纯清等人率领第4、5纵队，从湘鄂赣边出发，上井冈山与红4军联系；黄公略则指挥1、2、3纵队，留在平浏地区坚持斗争。

黄公略，原名汉魂，字家杞，1898年2月20日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桂花乡。其父黄秀峰，是一个私塾先生。黄公略自幼随父学习，10岁入峒山小学读书，毕业后入永丰高等小学就读，1914年毕业后回乡教私塾。1915年，他参加了打着护法旗帜的湘军，先后在湘军当过文书、国文教员、排长。1922年秋，他与李灿、彭德怀一起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1923年8月结业后回湘军第2师3旅6团任副连长、连长。1926年7月，湘军第2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1师。黄公略因在北伐战争中作战勇敢，被提升为第30团少校团副。1927年1月，他考入黄埔军校第3期高级班。12月间，他参加了张太雷、叶剑英、叶挺领导的广州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3月，黄公略回湖南任国民党军独立第5师随营学校副校长、第3团3营营长；7月同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平江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13师4团党代表、中共红5军军委委员；后任红5军2大队大队长、第2纵队纵队长。彭德怀、滕代远率部赴井冈山后，黄公略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湘鄂赣苏区，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等县境内开辟了数块根据地。

再说何长工奉命率领二三百人，提前来到莲花县接应红5军主力部队。他把队伍埋伏在莲花城北约20公里处的道侧两翼大山上。

1928年12月初，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5军主力700余人向井冈山挺进，来到了莲花境内何长工的伏兵处。双方经过1个多小时的试探、沟通，才弄清楚了彼此的情况。此时，莲花城有国民党军1个团驻守，两支部队在夜间从莲花城西绕过，奔向砻市。

12月10日，何长工引导彭德怀部来到宁冈境内。

12月11日，红5军在砻市、新城同红4军会师。这一天，两军在砻市召开联欢会和纪念广州起义纪念大会。陈毅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两侧，其文是：

在新城，演新剧，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

争红光，当红军，高举红旗子，创造红世界。

刚搭起来的台子很不稳固，人一上去就垮下来了。有人觉得不吉利，朱德说：

“不要紧，垮了台，搭起来再干吧！”

于是又重新搭起台子开会。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都上台讲了话。

第二天，彭德怀到茨坪来见毛泽东。毛泽东说：

“你也走到了我们一条路上来了，中国革命条件是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胜利，民主革命也要胜利。”

彭德怀上井冈山的本来目的，是与红4军联络联络，来这里“取点经”，想弄清楚革命的性质以及分田是怎样分法等问题。他听毛泽东如此一说，这才明白，原来革命还有两个阶段。

12月间，毛泽东在原来制定的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这部《土地法》以政府名义正式颁布实施。

在这部井冈山根据地土地大法中，毛泽东将土地革命运动的政策及方法等归纳为9条：

第1条，“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3种方法分配之：（1）分配农民个别耕种；（2）分配农民共同耕种；（3）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以上3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或苏维埃政府有力时，兼用二三两种。”

第2、3条，“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土地分配后，每人都须参加劳动。”

第4条，“（1）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适用第二个标准。”

第5条，“（1）以乡为单位分配。（2）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3）以区为单位分配（如遂川之黄垇区）。以上3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适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

第6条，土地法规定山林的分配方法是：茶山和柴山平均分给农民使用，竹木山归政府所有。

第7条，“（1）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3种：1、15%；2、10%；3、5%。 以上3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分别适用二、三两种标准。（2）如遇天灾或其它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第8条，“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第9条，“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它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就在毛泽东重新制定《土地法》并在井冈山地区广泛实施的时候，革命根据地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

原来早在11月下旬，湘赣两省军阀在新败之后，就开始筹划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3次“会剿”。到12月末，两省的国民党军已经商定了“会剿”计划，并成立了“剿匪”总部，以湘军何键为总指挥，兼湖南省“剿匪”军总司令；以赣军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兼江西省“剿匪”军总司令。

1929年1月初，国民党会剿军加紧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同时以6个旅18个团约3万余人的兵力，分为5路，由永新、莲花、茶（陵）酃（县）、桂东、遂川，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3次“会剿”。

1月4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柏露村主持召开了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前委委员、红4军军委委员、湘赣边界党和团的特委常委、边界6县党组织负责人、红4军各团代表以及红5军军委委员和5大队的代表，共有64人。

柏露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传达中共中央“六大”决议；一个是讨论如何应对严峻的军事形势。

原来，中共中央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有142人（其中有表决权者84人），代表全国党员4万多人。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也参加了会议。此外，参加大会开幕式的还有少共国际、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以及意大利、苏联等国共产党的代表。

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共任务》的政治报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及《军事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李立三作了农民土地问题的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的报告。

共产国际对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很不满意，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领导不坚定，左右摇摆，老犯错误，中国革命应当由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来领导。

大会在选举的36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有21人是工人出身。

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有23人，他们是：杨福涛、顾顺章、向忠发、彭 湃、徐锡根、卢福坦、李涤生、张金宝（女） 苏兆征、关向应、罗登贤、毛泽东、杨 殷、周恩来、李 源、蔡和森、项 英、任弼时、余茂怀、王藻文、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

中央候补委员有13人，他们是：徐兰芝、王凤飞、王 灼、唐宏经、刘坚予、夏文法、史文彬、李子芬、周秀珠（女） 甘卓棠、邓中夏、罗章龙、王仲一

大会还选举了中央审查委员会，正式委员3人，他们是：孙津川、刘少奇、阮啸仙；候补委员2人，他们是：叶开寅、张昆弟。刘少奇为书记。

7月19日，六届一中全会选举出政治局委员7人，他们是：苏兆征、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项 英

选举政治局候补委员7人，他们是：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 湃、杨 殷、卢福坦、徐锡根

选举政治局常委5人，他们是：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 英、蔡和森

选举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3人，他们是：李立三、徐锡根、杨 殷

7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推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委书记，蔡和森为宣传部长（后改李立三为宣传部长兼中央秘书长）。

“六届一中全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成员。

且说1月4日上午，毛泽东主持柏露会议并传达了“六大”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因为袁文才和王佐也参加了会议，所以毛泽东在传达决议时，有意把决议中有关争取绿林部队的策略一段内容隐去，未做传达。关于这一点，“六大”决议的大意是：争取绿林部队的群众，孤立其头子。

后来，袁文才、王佐知道了“六大”决议的内容后，果然出了一个大乱子。这是后话，待后再叙。

毛泽东又在讲话中说，“左”倾盲动主义烧房子，是严重脱离群众的行为。接着，他讲了一个遂川烧房子的故事。他还说，工农革命军到一个地方，一开始群众都围拢来，很亲近。当战士们把洋火一拿出来要烧房子时，群众就跑开了，站在旁边看。你想再去接近他一点，他就又跑远一点。

彭德怀联想起平江起义后盲动主义者乱烧、乱杀的行为，非常感慨地说：

“这次会议正是在我30周岁时开的，是我半生受教育最大的一次。”

是日下午，柏露会议详细讨论了井冈山根据地面临的敌情，商讨破敌之策。

与会者在讨论中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设想和意见。有的人主张将红4军和红5军以及地方武装全部集中在山上，置之死地而后生：分兵把口，凭借井冈山的有利地形，力求就地击退敌人。有的人认为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红军经济又十分困难，主张放弃井冈山根据地，把红军全部拉到封锁线以外去打击敌人。还有一些人虽然觉得形势很被动，却又提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毛泽东是一言不发，认真听取着大家的意见。

1月5日，柏露会议继续商讨破敌之策。毛泽东首先对形势进行了分析。他说：

“敌人集中5倍于我的兵力进行‘会剿’，敌情之严重不必多说，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却不能丢，不能轻易把经营1年多、具有相当基础的根据地放弃。因为井冈山根据地在全国政治上有着重大的意义。虽然敌人兵力比我们多，武器比我们好，但敌人的内部虚弱。而且种种迹象表明，蒋桂军阀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大战爆发在即，围攻井冈山的湘赣之敌，也必定受影响，退而自保。只要我们自己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是能守住井冈山，打破敌人的‘会剿’的。”

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行动方案，他说：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定要坚守，不能轻易放弃，但也不能死守。死守，经济无出路，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领导群众，上下一致，团结内部，要善于钻敌人的空子，要采取积极的防御，‘攻势的防御’。敌人大军围攻井冈山，后方一定空虚，必然有隙可乘。因此，我们的对策就是：以一部分红军守山，坚持内线防御，红军主力则下山向敌后进攻，开展游击战争，在外线寻机消灭敌人。实行‘围魏救赵’的计划。这样可吸引走大部分‘会剿’的敌人，以解井冈之危。敌人从这边打过来，红军从那边打进去，以此分散敌人的兵力，使敌人顾此失彼。内外线作战，既可以解决当务之急的经济困难，又可以趁机发展新的根据地。”

毛泽东的意见立即引起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多数人都同意了这一行动方案。

这正是：攻守兼备分内外，围魏救赵谋略高。

欲知毛泽东还有何高见，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中国共产党“六大”在共产国际指导下，选举出36名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中有21名是工人出身的人。在政治局中，向忠发等人也占据了领袖地位。中国的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无疑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但是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个人，其基本素质还不足以委以大任。像向忠发、顾顺章之类鸡鸣狗盗之徒，在危难时刻不就暴露出了他们那丑陋、罪恶的本来面目了吗？毛泽东曾经说过，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这是一个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真理。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有过像刘邦、朱元璋那样的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出身的领袖，但他们都是在战争中打出来的，而不是选举出来的。毛泽东还有一句名言，核心不是自封的，而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这也是一个被历史证明了的正确结论。由此可见，中共“六大”在建立党的中央核心组织问题上的做法是极其不慎重的。

第16章 1929年1月—

“干革命一定要吃苦，要耐心地一步一步地打，天下将来一定是共产党的。”

话说柏露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围魏救赵”作战方案，决定：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及军部直属部队下山，向敌人后方进攻，开辟新的根据地，既解决经济问题，又迫使“会剿”敌人撤退；决定将红5军主力编为红4军第30团，对外仍称红5军，由彭德怀任红4军副军长兼第30团团长，滕代远任红4军副党代表兼第30团党代表，统一指挥第30团和原红4军袁文才、王佐的第32团及莲花、遂川、酃县的赤卫队，留守井冈山根据地，坚持斗争；由茶陵、永新、宁冈3县的赤卫队坚守九陇山根据地。

由于彭德怀、滕代远上山不久，对井冈山的地形、对群众还不熟悉，毛泽东决定留下参加井冈山创建、既熟悉井冈山情况又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张子清、陈毅安、陈伯钧，由张子清担任第30团参谋长，陈毅安、陈伯钧为30团参谋；同时决定调何长工担任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兼红32团党代表及根据地6县赤卫队总指挥。

会议还决定：留守部队万一守不住井冈山，也可以转移到包围圈外去，同红4军主力部队会合。

接着，与会者就红4军主力下山后向何处发展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出现了3种不同意见：一是主张去湘鄂赣边界；二是主张去湘南；三是主张去赣南。

毛泽东对于前两种意见作了具体分析，他说：

“湘鄂赣边界距大城市较近，在武汉、南昌、长沙之间，北有长江，东有赣江，西有湘江，南有株萍铁路，敌人运动便利，地区狭小，红军没有回旋余地，不宜前去。湘南敌人强大，群众斗争受挫折尚未恢复，交通方便，敌人容易聚集，亦不宜前去。”

他同意去赣南的意见，其理由有六：

1、赣南地区广大，而且多山，南有粤赣边界的九连山作依托，东有闽赣交界的武夷山作屏障，红军可以迂回于赣南、闽西、粤北广大山区。

2、赣南距离大城市较远，距省城南昌有千里之遥，且周围崇山峻岭，交通不便，敌人来往聚集困难，难以发动“围剿”。

3、赣南物产丰富，盛产粮食和其他物品，可以给部队提供足够的经济给养力。

4、江西没有多少本省军队，只有赣州驻军刘士毅的部队，又多次为红军所击败，战斗力不强。从外省调到江西的军队，对江西的地形、人情不熟，行军作战困难多。

5、赣南群众基础好。江西农民受过大革命洗礼，农村党组织领导力量强，群众容易发动起来。

6、赣东北有方志敏领导的红军，吉安县东固地区，有江西工农红军新编独立第2团，可以互相支援配合。

最后，与会者们都表示赞同毛泽东分析的6条理由，决定还是去赣南为最好。

柏露会议还决定：为了使红4军在途中更好地开展群众工作，从根据地各县抽调一批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随主力部队行动，以大力开展沿途的群众工作，开辟新的红色区域。

柏露会议一共开了4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在目今时局之下，在湘赣“会剿”的环境之中，只是消极地抱定死守边界政权还不够，须要建立一个积极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进攻。

第二，军中的党与地方党组织都要积极起来，打破游移不坚决与避免斗争的不正确的观念，团结内部，领导群众，一致动员向敌人采取有利的攻势，打破脆弱的敌人，使之无法“会剿”井冈山。

第三，决定红4军第30团、32团守山。红4军大部出发赣南，实施“围魏救赵”，影响边界；移动目标，转攻敌人之侧后，使敌人穷于应付，不能实现其两省“会剿”的计划，以解井冈山之危。

柏露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为红4军主力挺进赣南，为留守部队及井冈山5大哨口的部署，为医院中伤病员的安置及山上的粮食储存等问题，一一作了必要的安排。他还亲自在茨坪召开各基层干部会议和军民大会，传达柏露会议的决定。他着重说明，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是民主革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反动派三大敌人。他还强调，为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军必须采取积极行动，在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施“围魏救赵”，相机开辟新的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的包围封锁。

毛泽东鼓励大家说：

“干革命一定要吃苦，要耐心地一步一步地打，天下将来一定是共产党的。”

1929年1月10日，担负出击任务的红28团、31团和军部特务营等部分别在茨坪和小行洲集结，从各县抽调的干部也迅速前来报到，分头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训练。

1月13日清晨，指战员们用八仙桌和门板在小行洲下街口的龙禾塅上搭起了一座高台。早饭后，红4军主力部队指战员、留山部队和小行洲乡群众派来送行的代表，排队进入会场。不一会儿，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走上主席台。陈毅宣布大会开始。毛泽东走到台口，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简短的演讲。他首先传达了柏露会议精神，说明了红4军主力向赣南进军的重要意义。他还说：

“同志们，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包围，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我们除了在井冈山坚持打击敌人以外，还必须采取积极行动，在更大的地区展开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根据地，彻底打垮敌人的两省‘会剿’。”

毛泽东环视着老乡们严肃的神情，接着说：

“乡亲们：红4军主力虽然要离开你们了，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党组织还在，彭军长的红5军和袁文才、王佐同志的32团还在，他们和你们一道坚守井冈山，牵制敌人。这次敌人进攻的规模很大，大家要作好准备，山棚要搭起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钻山；敌人来得少就消灭他，来得多就躲起来。这山是我们的，进进出出很方便。井冈山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有和敌人作斗争的经验，只要我们团结斗争，敌人总归是要失败的。”

朱德和红5军的代表等人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1月13日下午，彭德怀前来为毛泽东、朱德等人送行。毛泽东邀他坐在茨坪房子外面的荒地上谈心。毛泽东说：

“我对袁文才做了很多工作，才争取了袁文才随4军出发的。袁这人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4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这样做，是想争取袁文才进步，使他离开旧基础，改换新环境。”

毛泽东知人善任，他完全了解袁文才和王佐，担心以后留守部队内部的团结问题。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他也只能点到为止，不能说得太直白。后来果然就发生了不幸的事件，待后详述。

下午2点，毛泽东派人给小井红光医院党支部书记曾志送去了一张条子。曾志打开一看，只见纸条上写着：

曾志同志：

见到条子立即交代工作，天黑前赶到茨坪，黎明即随队出发。

她马上去找曹荣院长和萧光球副院长，将毛泽东写的条子交给他们看，旋即回到住室将破夹被一卷，找了根竹棍，一头挑着被卷，一头挑着米袋和挎包，立马向茨坪赶去。

天刚擦黑的时候，曾志赶到了茨坪，在一家店铺里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正同贺子珍、伍若兰、吴仲莲说话，一见曾志就说：

“曾志，你来了。”

曾志擦着满头的汗水，问道：

“为什么要我赶来随队伍出发？”

“你问她们，”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是她们推举你，要你一同下山的。”

原来，伍若兰知道曾志在衡阳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过军事，还参加过战斗，又是做地方工作的，便向毛泽东建议，将曾志调来随军行动。伍若兰认真地对曾志说：

“你做过地方群众工作，所以我就选举你来当组长。”

1月14日黎明，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下，红4军28团、31团、军部直属机关、特务营、独立营等主力部队3600余人，包括贺子珍在内的100名妇女，从茨坪、小行洲分两路出发了，一路走下庄、黄坳，一路走荆竹山，离开了井冈山。

两路人马进入遂川境内后，又会合在一起。战士们排成一路纵队，走在冰雪覆盖的崎岖山路上。每人只带了半斤炒米，满是虱子的棉衣一点也不保暖，还有那顶凑合着戴在头上的帽子，看上去就像捡破烂的小贩一样。部队缺乏药品，枪支也不足，不少战士手中拿的肩上扛的都是长矛。

毛泽东骨瘦如柴，衣衫破旧，蓬乱的长发垂到肩上。据曾志在回忆录中说：

“每当行军时，主席总是将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却一直坚持步行。他人高腿长，迈一步够我们跑两三步，跟他一起行军我们实际上是一路小跑。就这样，我们几个小青年也愿跟着他，因为他会说很多笑话和历史典故，又幽默爱开玩笑，我们总是一路跑一路笑，轻松愉快地就到了宿营地。大家爱跟着他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会在一种快乐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向我们传授了很多革命道理、工作方法和党的原则，尤其是指导我们如何去做群众工作。”“每到一个宿营地，我们还必须做一件事情——访贫问苦。主席叮嘱我们，一定要对老百姓热情亲切，要格外尊重老人，不要怕小孩脏，要抱抱亲亲。要调查这个村最富有户和最贫困户及富人对穷人的态度怎样。”

队伍经遂川的大汾、上犹的营前镇和崇义向赣南挺进。途中，部队散发了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此《布告》为四言体，易于群众背诵、传播。其全文如下：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1929年1月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年，声威远震。

此番计划，分矢前进。官佐兵伕，服从命令。

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

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苦痛。

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

白军士兵，饥寒交并。小资产者，税捐极重。

洋货越多，国货受困；帝国主义，哪个不恨？

国民匪党，完全反动；口是心非，不能过硬。

蒋桂冯阎，同床异梦；冲突已起，军阀倒运。

饭可充饥，药可医病；共产主张，极为公正。

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

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军队待遇，亟须改订；发给田地，士兵有份。

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

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捐杂税，扫除干净。

城市商人，积铢累财；只要服从，余皆不论。

对待外人，必须严峻；工厂银行，没收归并。

外资外债，概不承认；外兵外舰，不准入境。

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

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

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

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

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军长 朱德

党代表 毛泽东

后来，罗荣桓在红4军七大后还时常说：“只有毛泽东才能起草出这样一份通俗易懂、观点鲜明地阐述红军宗旨和政策的布告。”

红4军还根据党的“六大”决议的精神，编写、散发了以中国共产党第4军党委署名的《共产党宣言》，提出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所要实现的三项任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剥削”、“推翻国民党政府，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议。”

《宣言》并发布了下列十大政纲：

（1）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2）没收外国资本开设的工厂、商店、船只、矿山和银行；（3）统一中国，承认满、蒙、回、藏、苗、瑶各族的自决权；（4）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5）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6）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社会保险等；（7）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田及少田的农民；（8）改变士兵生活，发给兵士田地和工作；（9）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10）联合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苏维埃俄罗斯。

《宣言》最后号召工人、农民和一切贫苦群众说：“快快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起来，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国民党新军阀奋斗啊！”

此时，“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剿匪”总部发觉红4军主力已经下山了，便急忙命令已经进至遂川和资兴的“会剿”军之第1路、第5路共两个旅，及驻守赣州的第15旅等部，前往遂川的大汾、左安等地，分头追堵红4军主力；令“会剿”军之第2路、第3路、第4路继续向井冈山根据地进攻。

这样，“会剿”井冈山的敌军就只剩下了4个旅，大大减轻了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压力。红军的第一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在此情况下，原红5军党委书记滕代远在军部主持召开党委会议，讨论如何执行柏露会议精神。邓萍、李灿、贺国中、李光等人认为，红5军主力到井冈山只是来联络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立即撤回湘鄂赣边区，传达“六大”决议；如果长期留在井冈山，势必会影响湘鄂赣边区的发展。彭德怀、滕代远等人则认为：还是应该按照湘赣边界前委的指示，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后方，使红4军主力向外线发展；如果红5军不承担此项任务，湘赣边界政权可能受到损失，甚至被搞垮。

会议最后决定，还是守山好，执行柏露联席会议的决定。于是，彭德怀等人将红30团与32团及赤卫队分为5个大队，分兵把守5大哨口。

1月16日，也就是在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的第3天，湘赣两省国民党“会剿”军以优势兵力对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阵地发起了猛攻。井冈山军民与敌激战4昼夜，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再说进军赣南的红4军主力，经过连续3天的艰难跋涉，已经非常疲劳了，指战员们所带的炒米也差不多都吃光了，不少战士不得不掰下树枝当拐杖拄着走。如果再不能尽快地吃上一顿饱饭，就很少有人有力气打仗了。就在这天晚上，他们终于在大汾歼灭了国民党驻防的1个营，缴获颇丰，饱餐了一顿。

1月20日，红4军主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赣西南没有国民党军驻防的大余县城。

大余城街道整齐，铺子甚多。毛泽东、朱德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在县城和附近地区筹粮筹款。具体分工是：由红28团在外围担任警戒，军部、红31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则分别在县城和到城东的青龙镇、黄龙镇等地发动群众，筹集粮款。

1月21日傍晚，尾随红4军主力的赣军李文彬旅，悄悄逼近了大余县（原大庾县，1957年因“庾”字生僻，改为大余县）城。由于当地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也没有任何群众基础，所以当敌军来袭时，竟没有一个人来给红4军报信。在新城、赣州方向担任警戒任务的红28团突然遭到袭击，只好仓促应战。

此时，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正在群众大会上讲话，闻讯立即带领少数机关人员撤退到城南门。

李文彬部突破了红28团在城东的警戒线。不一会儿，林彪也撤了下来，未曾站稳就向朱德敬了个礼，气喘吁吁地说：

“报告军长，顶不住了，怎么办？”

朱德盯着他，正要说话，毛泽东站了起来，命令他带28团返回去挡住敌人。林彪面有难色，说：

“部队已经撤下来了。”

毛泽东怒道：

“撤下来也要拉上去！”

陈毅也说：

“主力要坚决顶住。”

毛泽东看了林彪一眼，大声向待命的战士们喊话：

“同志们，这个仗一定要打，一定要打好，一定要把敌人打垮！”

林彪只得带领战士们杀了回去，挡住了李文彬部的进攻。毛泽东和朱德在转移指挥位置的撤退中跑散了，军委秘书欧阳毅紧紧跟在毛泽东后面，很多战士从他们身边跑过，后面还有黑压压的一片人。毛泽东边跑边问：

“欧阳毅，后面是我们的人，还是敌人？”

欧阳毅看到的是敌我混杂，便含糊其词地说：

“没关系，我们赶快跑！”

这一次激战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傍晚。红28团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负了重伤。掩护军部突围的独立营营长周航及张威等人英勇牺牲。

红4军主力在距大余城20公里的扬眉寺集合起来，经过整顿穿过大庾岭，按照前委事先的规定，到达广东境内的乌迳。毛泽东和朱德等也在乌迳会合了。

1月22日晚12点，部队刚刚安顿好，突然接到地方上一个党支部派人送来的情报，说敌人追兵又逼了上来。毛泽东、朱德当即决定：由送信人带路，部队分多路纵队紧急撤离，并要求各部在行军中不许发出任何声响。

抬着何挺颖的担架队战士们，在混乱中走错了方向，与部队失掉了联系。他们后来遭到了敌人袭击，何挺颖壮烈牺牲。

红4军主力在平头坳与追兵再次接火，小有损失，尔后经江西境内的信丰、全南、龙南、定南、安远等地，绕了个近似U字型，折而向寻乌县（原寻邬县，1957年经国务院批准改为寻乌县）一路前行。

这南边的红4军主力尚未脱险，那北边留守在井冈山上的彭德怀等部，也出现了更为糟糕的状况。

1月30日，黄洋界、八面山两个哨口及白泥湖地区的红军阵地均被国民党军突破。守黄洋界的李灿、张纯清大队，守八面山的彭某和李克玉大队，已经被敌人隔断了。

时值严冬，天上下着大雪，高山积雪尺许。彭德怀得知黄洋界、八面山、白泥湖阵地相继失守，急忙与贺国中在茨坪收集了3个大队的一部分，还有特务连及后方人员共500余人，从井冈山主峰腹部的悬崖峭壁处，在猎人和野兽爬行过的小道上攀行了1天1夜，突出了第一层包围圈。彭德怀的一袋炒米也跑丢了，两天未吃一粒米，带着部队在烂草田击破敌军小股部队，又突破了第二层包围圈。在突围的第3天，部队刚到大汾，又遭到国民党军的三面伏击，彭德怀率部集中攻击一点，这才突破了敌人的最后一层包围，而后面的伤员已经无法救出了。部队只好继续南进，待转移到东南方向的于都时，只剩下300余人了。

红4军留在山上的伤病残人员、妇女、小孩共有1000多人，全部成为国民党军屠宰的羔羊，大小5井，尸横遍地，血流成冰，惨不忍睹。而此时隐蔽在井冈山的红30团一部和红4军第32团，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失，他们转入深山密林之中，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再说1929年2月1日晚10时许，红4军主力来到寻乌圳下村宿营。这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毛泽东、朱德、陈毅住在文昌祠里；军部和特务营驻扎在村中间的小河旁。由红28团为左路，担任警戒；红31团为右路，担任后卫，分别驻扎在文昌祠附近和大营冈一带。

2月2日，天刚蒙蒙亮，军部接到报告说，国民党军刘士毅旅一部前来偷袭，正在包围圳下村，已经和28团交上了火。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还没有起床就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贺子珍急忙叫醒毛泽东，帮助他收拾文件和行李。毛泽东发现28团已经向村中撤退，便果断派人向伍中豪的31团下达了作战命令，又让朱德组织两个营投入战斗。

红4军被刘士毅部分割成了几块，各部都各自寻机突围。欧阳毅发现在军部机关撤退人员中没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便知道他们还没有撤出来，顿时心急如焚，边跑边喊，要部队顶住，可是并没有人听他的指挥。此时，道路已经被敌人的火力封锁了，欧阳毅只好从稻田里往山上跑，跌跌撞撞，身上沾满了泥巴。他跑到山口，正碰上同乡彭睽，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彭睽，赶快组织火力支援，朱军长、毛党代表他们还没有撤出来！”

彭睽是连党代表，他一听，抬手就是几枪，高声喊道：

“同志们，我们要顶住，军首长还在后面，一定要掩护军首长！”

这一下，部队稳定了许多。他们和其他部队一起死死堵住山口，向敌人猛烈还击。就这样，毛泽东带领特务营从敌人两个团的结合部冲出了包围圈。

朱德、陈毅带领独立营和军委机关人员从另一个方向突围，结果走到敌人的埋伏圈里了，经过激战，大部分人员牺牲了，剩下的人被包围在一个山坳里。朱德为了减小目标，脱下黄大衣扔了。他蓬头垢面、身着普通士兵装束正欲脱身，迎面撞上了一个敌军头目和几个端着枪的士兵。他们问朱德：

“你是朱德吗？”

朱德说：

“我不是，我是伙夫头。”

“朱德在哪里？”

“在那边。”

朱德随便一指，那几个人就从他身边过去了。

陈毅在突围中被敌军一个士兵抓住了大衣。他灵机一动，顺势甩掉大衣，来了一个金蝉脱壳，趁着那个士兵一愣神的功夫，飞步走脱。

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被冲散时负了伤，落在了国民党军手中。

后来，伍若兰于2月12日在赣州卫府被杀害，敌人残忍的割下了她的头颅，挂在城楼上，并用大字写着“共匪首领朱德妻子伍若兰”。朱德听到这一噩耗，难过得流泪了。从此以后，朱德十分喜爱兰花，在他的住处，到处可以看到兰花，可以闻到兰花的清香。

且说朱德、陈毅和一些战士甩掉了敌人，跑到山上与毛泽东会合在一起，坐在路边休息。

毛泽东见别人都在吃东西，这才感觉饿得难受。可他那个带着早饭的警卫员跑散了，没办法，只好向旁边的曾志讨一点饭吃。他来到曾志面前说：

“哎呀，起来迟了，勤务员也找不到，我还没吃饭呐。肚子饿得慌，你的饭匀给我一点吃嘛！”

曾志爽快地说：

“好，可以。”

“那你还够不够呀？”

“一大缸子饭，给你一些也还够我的。”

“那好，就给我一点吧！”

曾志马上用缸子盖盛了一些饭和腌菜递给了毛泽东。附近的战士看到了这情形，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大家开玩笑说：

“我们的前委书记竟然成了讨饭的‘乞丐’。”

休息过后，毛泽东、朱德率部以每日45公里的速度强行军，向闽粤赣3省交界方向挺进。

此时，国民党军第15旅旅长刘士毅得意洋洋地向“会剿”军总司令致电报捷说：朱毛部被职旅给予重创后，即狼狈向罗福嶂山区逃窜，仍未能立足，职旅现在正分兵堵截追剿，以绝根株。

毛泽东也在两个月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描述说：

“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5个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欲知毛泽东如何率部脱离困境，且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古人也曾经说过：“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些话的确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到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正是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即“军民团结”、“得人心”，才能以弱胜强，取得了4次反“进剿”和两次反“会剿”的胜利，站稳了脚跟。还是这一支军队，一旦离开了根据地，进入无党组织、无群众基础的敌占区，就像一个人没有了耳朵没有了眼睛一样，处处被动挨打，陷入困境。毛泽东后来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也正是他和他所创建的人民军队不断地宣传发动人民群众、团结依靠人民群众的结果。相反，历代的统治阶级不管他先期如何进步，一旦进入反动阶段，脱离了人民群众，站在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任凭他再强大，也总归摆脱不了被推翻、被消灭的命运。遗憾的是，那些不管人民死活、自以为得志、恣意妄为的反动统治者，是认识不到这一真理的。

第17章 1929年2月—

“这哪里是革命军队，简直是绿林，这样的军队还能打胜仗？还能战胜敌人？”

话说1929年2月2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终于摆脱了追兵，到达闽粤赣3省交界的寻乌境内的吉谭、顶山。不久，部队又来到寻乌的罗福嶂山区，在这里休息了两个晚上。

毛泽东了解到，1928年9月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根据赣西特委指示，在吉水县阜田将赣西工农革命军第7、第9纵队，合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2团，由李文林任团长兼党代表。此后，李文林率领独立红2团进入东固，以东固为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在红2团游击范围内的吉水、永丰、兴国、于都、泰和等县，建立起了小块红色区域。东固地区已经发展成为赣南游击根据地的中心，是红4军一个很好的落脚点。

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总结下山后几次战斗情况，研究下一步行动方向。会议决定“为安署伤病兵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部队沿闽赣边界北上，转入江西东固。

前委过去因有大量的地方工作要做，所以就让红4军军委直接管理军队。现在前委暂时无地方工作可做了，完全可以全力管理军队了。因此，会议还决定，红4军军委“暂时停止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红4军，将军委机关改为政治部；并决定：为了解决部队给养和宿营困难，应付敌人可能的袭击，将红4军的团改称纵队、营称支队、连称大队。整个主力分成两个具有独立机动作战能力的纵队。建制如下：

红4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袁文才；政治部主任：陈毅。

第1纵队由28团、特务营编成：纵队长林彪，党代表陈毅（兼）。

第3纵队由31团编成：纵队长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参谋长朱云卿。

必要时，朱德、毛泽东可以分别率领1、3纵队行动。

此时，又有人主张立即分兵，毛泽东不同意。他说，分兵活动容易遭受敌人各个击破。由于毛泽东的坚决反对，此事议而未决。

有历史记载说：“红4军前委曾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是分散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放弃了这个计划。”指的就是这件事。

2月3日晚，前委会议刚结束，寻乌县委书记古柏送来情报说：敌人正向罗福嶂包围过来。毛泽东当即决定，部队即刻整装，准备北上。

2月4日，天还未亮，红4军主力就沿着冰封崎岖的山路踏着积雪上路了。

毛泽东常常爱穿便服，不认识他的战士看他很随和，身材又高大又魁梧，又有力气，就认为他是一个老百姓或者是一个民夫。在一次行军中，有个战士对他说：

“你帮我扛会儿枪吧。”

毛泽东笑笑答应了。他一边走，一边和那个战士拉家常。别的战士看到了，也让他帮忙扛枪。这个刚把枪拿走，那个又递了过来。毛泽东实在太累了，就笑眯眯地对战士们说：

“我扛了半天了，刚才你们连长让我休息。”

后来，这些战士才知道替他们扛枪的是前委书记毛委员，惊奇而自豪地说：

“原来他是毛委员呀？毛委员还帮我背过枪哩！”

红4军日夜兼程，向东固前进。3000多人的队伍，仍然是浩浩荡荡。沿途土豪劣绅闻风丧胆，纷纷传言：“井冈山朱毛大股土匪下来了！”

2月7日，红4军前锋部队1000余人抵达会昌之筠门岭。

2月8日，驻福建武平之敌郭凤鸣旅，派出炮兵两个连及步兵1个营，企图骚扰红4军，被红4军前锋部队击败。之后，红4军经会昌、乌迳到了瑞金城南的山区。毛泽东了解到瑞金城内守军空虚，没有驻扎大部队，就对身边的人说：

“下山以来，一直连续作战，行踪飘忽，对外的联系几乎中断，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我非常需要搞一些报纸。”

他决定派1个班的战士去突袭城内邮局，抢报纸。贺子珍听说要搞报纸，就对毛泽东说：

“让我跟他们一起去吧，我知道最需要哪些报纸。”

毛泽东说：

“好吧，行动要特别小心，快去快回。”

贺子珍和战士们悄悄摸到城门口，突然打出一排子枪，又甩出几颗手榴弹，撂倒了哨兵，炸坏了城门，进了城直奔邮局而来。邮局里的人已经跑了，贺子珍和战士们尽量将各种报纸搜罗齐全。由于他们耽搁的时间太长，一出门就遇到了包围上来的守军。他们一边打一边向城门口撤退，刚出得城来，迎面撞上了一支赣军刘士毅的侦察部队。原来刘士毅正在到处寻找红军。贺子珍和战士们先发制人，虽然脱离了危险，却把红4军的行踪暴露给了刘士毅。刘士毅部两个团紧紧追来。毛泽东对贺子珍说：

“军部决定立即撤到大柏地，我要去做部署，你先走一步吧，不要等我了。”

贺子珍将手枪往腰里一插，翻身上了马，两腿紧紧夹住马肚子，和警卫员们一起朝着大柏地方向奔去。正行之间，他们又撞上了一支运动中的赣军，赣军一面呐喊，一面打枪。有两个士兵策马追来，子弹嗖嗖地从贺子珍身边掠过。她把头低低地贴在马背上，拔出手枪，打开保险，从左边转过身去，瞄准跑在最前边的敌人就是一枪，那人应声栽下马去。贺子珍又从右边转过身来，反手一枪，第二个敌人也滚下了马。她一口气跑了20多公里，到大柏地附近时全身都已经湿透了。毛泽东殿后来到大柏地村外的红4军军部，闻知贺子珍途中遇险，很是担心，待到见她平安归来，就笑着说：

“你没有死啊！”

贺子珍也笑着说：

“死不了，可肚子真饿了。”

2月9日这一天，正是农历大年三十。红4军侦知，大柏地村的老百姓已经逃亡一空了，国民党驻军正准备设宴庆祝打败“朱毛共匪”的胜利。是日晚，军营门口的春联与红烛交相辉映，餐桌上杯盘交错，官兵们斟酒把盏，行令划拳，肆虐的笑语声一阵高过一阵。红4军指战员们悄悄逼近军营，突然发起了攻击。一时间子弹横飞。狂欢者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目瞪口呆，四处乱串。红军战士们把住每一道出口，用枪逼着赤手空拳的驻军官兵，把他们关进了军营外面的一个祠堂里。

后来，朱德回忆起这次战斗曾笑着说：

“我们替他们吃完了除夕的盛宴。”

近一个月来的连续行军，红军战士们不但疲惫不堪，而且还窝着一肚子火。此战虽然出了一口恶气，却还没有摆脱尾追的刘士毅部，各部都在议论着向军部请战。担任前卫的第3纵队3支队也就是原红31团3营，更是群情激愤，士兵委员会到处联系，提出要在这里和敌人拼一死战，打垮尾随的敌人。他们向纵队、支队领导提出，要走你们走，我们坚决不走了。3支队党代表罗荣桓见此情景，不敢怠慢，当即向毛泽东、朱德作了汇报。为此，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等人在大柏地王氏祠堂里召开了前委和红4军干部紧急会议。毛泽东说：

“红4军下山后，几次失利，比较被动。这一仗如果要打，一定要打好打胜，才能提高士气。如果觉得不成熟，准备不足，不一定能打赢，那就先不打，撤出去。刘士毅那些兵的老底，我们都知道。去年红4军从湖南到井冈山会师路过遂川时，曾同他较量过，把他打得一败涂地。我们要打败他，就要选一个有利的地形和时机。”

经过讨论，会议决定与刘士毅部一决雌雄，理由有三：一是大柏地位于瑞金城北30公里的崇山峻岭中，向北也只有一条贯通南北的石阶小路直通宁都。这一带是一个南北走向的峡谷，两边峰岭逶迤，林木茂密，杂草遍野，是一个理想的伏击阵地。二是敌人一路尾追，气焰骄横，必然轻进。三是红军指战员虽然疲劳，但求战心切。

毛泽东最后说：

“明天是大年初一，家家都要过新年，可是敌人却在我们屁股后面穷追不舍，我们一定要坚决割掉刘士毅这条尾巴，祝贺新年！”

就这样，红4军为了彻底摆脱尾追之敌，扭转被动局面，同时也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便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兵分3路，布成口袋阵，准备伏击和消灭尾追的刘士毅部。

2月10日上午，刘士毅部来到大柏地，红4军立即派出小部队迂回到敌人后方，切断敌人的退路和增援。

下午3时，刘士毅部1个团与红4军前哨接触，红军战士们且战且走。赣军不知是计，被引进了大柏地红4军的伏击圈。霎时间，各路红军向敌人发起进攻，杀声四起。

红4 军由于人员数量少，弹药也非常缺乏，一直打得非常艰苦。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亲自带着警卫排向刘士毅部的阵地发起了冲锋。排长负伤了，毛泽东站在山峰上指挥几个号手同时吹号，激扬斗志。红4军“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搏斗。

两军从10日下午一直鏖战至11日下午，红4军终于将刘士毅部完全击溃了，俘获赣军正副团长以下800多人。红军战士因为不认识敌团长萧致平和钟恒，没有留心看管，所以就又被他们逃脱了。

此战缴获了水旱机枪6挺，步枪800多支，还有大量子弹。毛泽东下令，从军长到伙夫，凡是没带枪的每人都要背一支枪。他自己虽然正患着感冒，头上裹了一条白毛巾，但也以身作则背上了一支长枪。

大柏地战斗是红4军向赣南进军以来的一次重大胜利。红4军终于甩掉了敌人的围追，摆脱了被动局面，并给赣西、赣南革命群众和当地红色游击队以极大鼓舞。可是，大柏地不是红4军的根据地，当地群众几乎都跑到山上去了，虽然打了胜仗，吃饭却成了问题。毛泽东、朱德鉴于情况特殊，批准各部可以动用群众家里的粮油菜，但必须留下借条，发出布告，说明日后一定会偿还的。

后来时隔50多天后，红4军二次路过大柏地，毛泽东命令军需处按借条向老百姓偿还现洋，只能多给，不能少付。于是军需处干部就挑着现大洋，一家一家还了群众的账。老百姓都说：“红军和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

2月12日，红4军乘胜进占宁都县城。国民党驻军赖世琮部不战而逃。红4军在宁都休息了一晚，之后，经宁都的赖坊、永丰的君埠，向东固挺进。

李文林闻讯，立即带1个连从兴国赶到永丰龙岗迎接红4军。

2月17日，红4军到达吉安之东固。

2月19日，江西红军独立红2、红4团从兴国莲塘赶到东固螺坑，与红4军会合了。尔后，毛泽东等人又和赣南特委取得了联系。

毛泽东和李文林在东固第一次会面。毛泽东、朱德向李文林了解了红2、红4团和东固的情况，称赞李文林领导的红2团“差不多可以抵得上4军的31团了”。

李文林，原名周金堂，1900年出生于江西吉水县石鼓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回到赣西坚持武装斗争。

2月22日，红4军与红2、红4团及东固根据地群众在螺坑的河坝上举行了隆重的会师联欢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他首先赞扬了红2、红4团战士的勇敢战斗精神，和东固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取得的重大成就。接着，他讲了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

“目前，军阀混战将起，是我们发展的大好时期，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随后，毛泽东为了加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在坳上的云汉堂主持召开了有红2、红4团和东固地方干部参加的干部会议，听取了东固地方党组织和军队领导人的详细汇报。他在会上作了报告，阐明了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和斗争策略，对根据地分配土地的方针政策和红色政权的组织形式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指示性的意见。

红2、红4团送给红4军数千银圆和几十车子弹。红4军也向红2、红4团赠送了在大柏地战斗中缴获的一部分枪支。

此后，红4军在东固地区进行了短时间休整。袁文才以担任政治部秘书的便利条件，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六大”文件的全文，一怒之下从东固返回了井冈山，最终导致了他和王佐二人双双死于非命。此事容后详叙。

且说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前委得到了井冈山失守的消息，彭德怀带领红4军第30团一部分向赣南转移。这样，红4军主力再回井冈山已经不可能了，原定的内外线配合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会剿”的计划，也只好放弃了。

也就在这时候，一直尾追红4军的赣敌李文彬旅又迫不及待追至东固，吉安驻军金汉鼎旅也对东固采取了攻击之势。在此情势下，红4军在东固也不好固守，下一步将去向何方？面对形势的急剧变化，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经过周密分析和研究，作出了“到闽粤交界处游击”，即向闽西进军的决定。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是看到闽西有这样几个有利条件：

一是闽西境内反动军队力量较弱，多为地方土著军阀，战斗力不强。其势力主要有海军陆战队两个旅，因其长期驻防沿海，从前没有打过仗，战斗力也不强；有张员1个师的正规军，虽然比较能打仗，但也只有两个团战斗力较强；有土著军阀郭凤鸣、陈国辉、钟少奎、卢新铭等较大些的土匪军；还有一二百人或三四百人不等的土匪多股，如陈荣光、孔伯成等部。后两者虽然大多被国民党收编，但他们各占一块地盘，互不统属，互相之间亦是勾心斗角。由此，就使闽西地区实际上处于一种较为混乱的状态，易于被红军各个击破。

二是闽西地域广大，有长汀、宁化、清流、明溪、连城、上杭、武平、龙岩、宁洋、漳平、永定、平和、南靖等县，西接赣南，南邻粤东，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这种环境，最便于红军的割据和发展。

三是闽西地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由于闽西地处闽粤赣3省交界，所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都对闽西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

四是闽西地区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虽然闽西地区1928年的革命运动因武装斗争即金沙、白土、后田等暴动受到了一些挫折，但闽西整个革命斗争形势仍然是向前发展的：金沙、白土、古蛟群众抗捐抗税、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动口号，已经在全闽西人民中造成了很大影响；党的组织及党领导的群众工作，在杭、永、岩各县已经由点到面得到普遍深入和开展；长汀的南阳、畬心、涂坊、新桥、四都和连城的新泉、朋口，以及武东地区的群众工作也已经开展起来。同时，后田暴动的武装力量仍然存在，继续开展着游击战争；金沙地区群众仍然保持着土地革命的收益，党与群众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

五是“军阀重开战”。桂系军阀制造了“长沙事变”，赶走了蒋介石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从而导致了蒋桂关系日趋紧张。

所有这些，为红4军入闽后迅速打开局面，开辟闽西根据地准备了有利条件和基础。毛泽东的结论是：以“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即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

前委决定：从红4军第1、3纵队中抽调人员，组成第2纵队，由胡少海任纵队长，谭震林任党代表。

决定留下毛泽覃、陈东日等300多名伤病官兵，在东固养伤，并参加当地工作，协助地方武装搞好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毛泽覃是在大庚战斗中负伤的，他被留在东固担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一边养伤，一边工作。

2月25日，红4军在红2、红4团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欢送下，离开东固，经永丰、宁都到达广昌。

跟随毛泽东一起行军的江华回忆说：“我们离开东固，经过永丰藤田，即往东打，沿山区走了3天，到了广昌、石城交界的白沙镇。这天晚上，毛泽东同志听说有一个猪贩子从石城赶着十几头猪到广昌，被31团军需处截留下来，把猪给宰杀吃了。他立即派人把31团军需处长杨立三同志找来，问明了情况，严厉批评说：‘这哪里是革命军队，简直是绿林！这样的军队还能打胜仗？还能战胜敌人？’并且让连夜出布告，四处张贴，公开承认错误，赔偿猪款。这次毛泽东同志真是气愤极了，还说要撤杨立三同志的职。我们在一边都不敢说话。朱德同志忙讲情说：‘猪已经吃了，就算了吧。’毛泽东一听这个话，很严肃地说：‘哪有这样的事，吃了还能就算了？这么大方！’从我在前委工作的实际接触中，毛泽东同志一贯注意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关心人民群众利益，强调严格遵守纪律。”

毛泽东处理了伤害猪贩子的件事后，就率领红4军从白沙镇向南折回到瑞金的禾田。

2月底，蒋桂战争揭开序幕，蒋桂双方在鄂东地区大动干戈。3月间，蒋介石将湘、粤、赣3省敌军都调去向桂系进攻，一时顾不得“追剿”红军了。湘赣两省敌军的第3次“会剿”，最终又以破产宣告结束。这样，蒋桂战争给红4军提供了一个大力发展的良好时机。

1929年3月上旬，毛泽东率部第一次进入闽西。

萧克回忆起这一时期的情形时曾说：“到赣南、闽西开辟革命根据地时，部队每天要行军，做群众工作，有时还要打仗，在那样紧张艰难的情况下，毛主席总是每隔两三天就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一次会议，时间不长，个把小时。每到开会时间，不管刮风下雨，我们都提上马灯，准时到会。毛主席总是说，把你们找来，一是及时了解情况，二是请大家来研究一下行动和工作。有时我们在一起开会，遇到有不同意见，就在会上辩论。毛主席总是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叫你讲话。会议结束时，他根据大家的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做出结论。后来他告诉我们，这是个好办法，打胜仗是大家的，即便出了问题，也不埋怨，不推诿。”

且说在3月12日，毛泽东率部到达闽西长汀南部的四都。

这一天是农历二月初二，附近几十里的群众都扶老携幼赶到四都，参加在这里举行的传统节日典礼——“迎公太”佛期。所以，这一天在圩镇上、山坡上，到处都挤满了人。

毛泽东看到圩镇上人太多，便命令部队在山上休息，由每个连派出6个人，分成两个组，进圩镇搞宣传。他自己也和朱德一起，来到群众最多的井坪下，和群众谈起话来。毛泽东说：

“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你们刚才受惊了。这也难怪，我们工农红军初到贵地，互相不认识嘛。但是不要紧，慢慢我们就会互相了解的。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我们本来也是作工的、种田的，和你们一样。后来共产党领导我们闹革命，拿起刀枪，就成了工农的武装。我们这次到闽西来，就是为了帮助大家闹翻身，求解放。我们穷苦的工人、农民要团结起来，拿起刀枪，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倒军阀分田地，还要建立我们工农自己的政权，自己的军队，让我们工人农民自己坐天下。”

“红军来了！”老乡们把这个消息迅速传开了，自然也传到了盘踞在长汀的土著军阀郭凤鸣的耳朵里。

3月13日凌晨，郭凤鸣派其侦察连前来偷袭红军哨所，当即被击退。红军一部乘胜追击，沿渔溪、上蕉、南岩、陂溪，一直追到长岭寨山脚下。

随后跟进的部队主力在陂溪遇到了来反映情况的长汀县临时县委负责人段奋夫。

3月13日下午，红4军军委在陂溪村小河边的草坪上举行了扩大会议。

段奋夫在会议上介绍说，郭凤鸣的官兵关系十分紧张，部队中生活腐化，士气消沉。郭凤鸣、陈国辉、卢新铭3个匪首在闽西各霸一方，相互之间矛盾尖锐。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压榨，早已激起了闽西人民的强烈不满和武装反抗。他还说，我们党在郭匪内部的秘密活动也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绩。

段奋夫介绍的这些情况，与红4军入闽前所了解的情况基本相同，现在又得到了进一步证实。毛泽东等人通过段奋夫还了解到，长岭寨山岭长达5公里，山高林密，毛竹杂草丛生，地势险要，距长汀县城最近处也有七八公里，是长汀城南的重要屏障。要攻占长汀城，必须首先要拿下长岭寨。于是，军委扩大会议乃决定：进攻长岭寨，占领长汀城，彻底消灭郭凤鸣。

3月14日上午8时许，毛泽东、朱德指挥红4军兵分3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

特务营奉命从左翼往牛坑迂回敌后，切断敌人的退路。3纵队即原来的31团担任主攻任务，取道滕头脑印岭，抢先攻占长岭寨主峰。1纵队即原来的28团取道白叶竹子岭，迅速向右侧高地前进。

自从大柏地打了大胜仗以来，一个多月没有打大仗的红军指战员，人人求战心切，个个奋勇向前，不一会儿，便击溃守敌，占领了长岭寨主峰的两侧高地。

此时，郭凤鸣率两个团沿着山谷间的小路，以一路纵队的队形开了过来。红4军前哨部队按照预定作战计划，与敌接火后，且战且退，退上山去。郭凤鸣不知是计，他还以为红军战斗力薄弱，害怕交战，便立刻向山上追赶，进入了红4军的伏击圈。红4军各部突然从隐蔽地点勇猛冲杀出来，敌军被打得晕头转向，在“缴枪不杀”的呐喊声中，纷纷举手投降。郭凤鸣逃跑不及，糊里糊涂就被红4军战士击毙了。

毛泽东得知郭凤鸣被打死的消息后，立即指示红4军战士将其尸体抬到长汀城外示众。

3月14日下午，红4军顺利进占长汀城。长汀群众亲眼见了郭凤鸣的尸体，无不拍手称快。有一首民歌唱道：

三月里来气象新，红军浩荡入长汀；郭逆凤鸣不量力，长岭寨下命归阴。

长岭寨大捷及进占长汀城，打死和俘获敌人共计2000多人，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获得了大批军饷。红4军打死郭凤鸣、解放长汀县城的消息，立时震动了整个闽西。

毛泽东到医院看望第3纵队伤病员时，认识了3纵医生、卫生队长兼政委叶青山。他握住叶青山的手说：

“叶青山同志，你好啊！青山，青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后来，毛泽东在江西根据地医院看望伤病员，每次见到叶青山，总喜欢念叨这两句诗。

叶青山，1904年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1955年授少将军衔。

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这样写道：“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占领没过几天，从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来的一个通迅员，就到了这里，他带来了关于当时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报告和其它重要文件。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决议。由于中国的白色恐怖，这次会议是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举行的。会后不久，共产国际又作出了决议，这个决议和中共中央六大决议的观点是一致的。两年以来，这是由朱德和毛泽东所率领的部队首次与党的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他们一向是根据情况需要和信念，自己选择道路并采取行动的。”

这正是：历尽艰辛非一径，置之死地而后生。

欲知红4军下一步消灭目标是哪一个军阀？请看下章便知。

东方翁曰：古人尚知约法三章，何况人民军队乎？据江华回忆说，一个猪贩子的十几头猪被31团军需处给无偿截留杀吃了，一般人都认为这不过是一件小事，而毛泽东却不以为然，立时对责任人进行了严厉批评，就是朱德出来讲情，他也不给面子。他说：“哪有这样的事，吃了还能就算了？这么大方！”这就是毛泽东的建军原则，这就是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法宝！舍此，毛泽东还能够打败蒋介石吗？

第18章 1929年3月—

“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的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对取消主义、不动主义的倾向，也要极力防止。”

话说在1929年3月14日，毛泽东来到长汀城，住进了城东面汀江河畔一座颇为雅致的院落——辛耕别墅。

毛泽东为了摸清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在这天晚上就查阅了《汀州（长汀的别名）府志》和《汀州县志》。他又给湘赣边区特委写了一封信，肯定了东固的秘密割据经验，认为这种形式是最好的。

红4军进占闽西重镇长汀城后，妇女组组长曾志找康克清谈话，传达组织意见，说是希望她能与朱德结合。

康克清，原名康桂秀，1911年出生于江西万安县罗塘湾一户贫苦渔民家庭，由于家庭清贫，生下仅一个月就被送给别人作了“望郎媳”。她15岁参加妇女协会，16岁参加“万安暴动”，改名为康克清，后来随部队上了井冈山。

康克清听了曾志的话，以自己“论年龄，论水平，论文化，论地位，差距实在太大”为由，婉言谢绝了。后来，朱德直接找到康克清谈话，他说：“我们现在都是革命同志，不论军长还是战士，都是一个样。我们干革命反封建，有话就直说。我很喜欢你，希望你能同我结婚。你能答应我吗？”康克清终于答应了，成为朱德的第6任妻子。此时，她只有17岁，而朱德已是43岁的中年男子，为此，康克清还经常偷偷地抹眼泪。

且说3月15日上午，毛泽东在南寨广场召开了有万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报告，他说：

“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自己的军队，大家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人农民自己的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毛泽东还说：

“红军来长汀是为民除害的，今天就除了郭凤鸣这个大害。”

3月16日，毛泽东邀请佃农、裁缝、钱粮师爷、教书先生、衙役、流氓头等6种人，到辛耕别墅开了一个座谈会。

毛泽东通过调查，初步摸清了长汀城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以及地主豪绅、资本家等各方面的情况，为进行打土豪、筹款和开展群众工作提供了依据。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笔法，起草、发布了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红4军党部布告《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他在布告中写道：

做生意的同胞们，读书的同胞们：

一、共产党所指导的红军到你们这里来了，共产党会怎样对待你们呢？你们要怎样对待共产党呢？你们要怎样对待革命呢？

二、共产党在目前领导的革命，叫做民权革命，是要打倒3个反革命东西。第一个，打倒帝国主义。不许洋人在中国逞凶，中国归中国人管，不许洋人支配中国。第二个，打倒地主阶级，废止收租制度，田地平分给农民。第三个，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这就是共产党在目前领导奋斗的3个大任务。

三、提出这3件任务，你们不要吓倒了。岂但不要吓倒，应该十分欢迎。做到这3件事，是工农阶级的盼望，也是于你们有大益的。你们明白你们的地位吗？你们是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压迫，洋货不断地进口，中国工商业不能发展，你们想，打倒了帝国主义于你们的益处几大？半封建的地主阶级集中了多数田地在他们手里，重租重息，农民贫困到十分，乡下人无钱到城市买货，城市工商业因此凋敝不能发展。打倒了地主阶级，取消了收租制度，农民得了完全的收获，向城市买货的力量大大增加，你们想，城市的生意不会大大发展么？国民党及其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地主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及其政府打倒了，帝国主义失了走狗，地主阶级失了代表，工农兵政府掌握了政权，民权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的革命）就算有成功的希望了，你们不觉得这于你们是有益处的么？

四、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工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军阀的走狗，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但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应该赞助工农革命，服从工农阶级的指导，齐心一致向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3大任务上努力。不要三心二意，表面服从，心怀敌意。须知共产党领导的民权革命是一定要成功的，而且很快要成功的。此时一不服从，就走入反革命一路，将来决无立足之地。

五、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红军政治部正须招收大批政治工作人员，那些能够刻苦耐劳英勇奋斗的革命的学生们教职员们，均可加入红军来做政治工作。

六、蒋桂战争已在两湖爆发，全国新军阀大战，业已发动了。欺骗民众的国民党已完全解体，三民主义完全是狗屁，全国统一完全是臭话。美国走狗的蒋派、冯派，英国走狗的桂派，日本走狗的奉派、阎派，只是为着私利就混战起来。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各派新军阀之溃败就在眼前，工农阶级的革命政权不久就要代替反革命政权而出现于全国。商人们，学生们，一切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速起帮助工农阶级参加此历史的革命斗争呵！

商人起来帮助工农阶级！

学生起来帮助工农阶级！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赞助土地革命增加农民的生产力和购买力！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断绝洋货的来源！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推翻国民党政府拥护工农兵政府！

商人只要赞助革命共产党就不没收他们的财产，并保护他们营业自由。

革命的知识分子加入工农队伍里来！

革命的知识分子加入红军政治部！

民权革命万岁！

全国被压迫阶级解放万岁！

共产党红军第4军军党部

与此同时，在毛泽东、朱德等人领导下，部队广泛开展了群众工作：没收地主豪绅及反动派粮食财产，散发给城乡工农贫民，并派许多宣传员四出向民众宣传；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了20个秘密农协、5个秘密工会，并成立了县总工会。

在此基础上，红4军又召集工农代表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委员9人，其中民众代表6人，红军代表3人，主席为当地人邱潮保。县革命委员会下设宣传、财政、军事、土地、妇女、内务6个部，分工负责处理日常工作。

红4军还在长汀吸收了300多人入伍。因为人员有所增加，毛泽东、朱德就对部队进行了重新整编。

前边已经说过，早在2月初，毛泽东、朱德在吉谭时取消团的番号，把全军整编为1、3两个纵队；到东固后，又从1、3纵队中抽调人员组建了第2纵队。这次经过重新整编，全军依然编为3个纵队，每个纵队下辖两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个大队。其序列为：

由原28团1、2营扩编为第1纵队，林彪为司令员，陈毅兼党代表，熊寿祺为政治部主任。

下辖两个支队：第1支队长是王良，党代表是李赐凡；第2支队长是萧克，党代表是粟裕。

由独立营和特务营及原28团第3营合编为第2纵队，毕占云为司令员，邝珠权为党代表。

由原31团为3纵队，司令员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

每个纵队约有枪500枝，1200多人。

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陈毅为政治部主任。

这次整编，依然是为了适应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分兵游击时，即以纵队为单位分开出去，然后再分小支，分开与集合，都很便利”，能以“很短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使红4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得以充分实现。

红4军又及时抓紧了筹集军饷、解决部队给养的工作，不到10天便没收了10余家反动豪绅的财产，罚得款项2万余元；并向商人筹借（资本千元以下者不派）军饷3万元。由于经济条件好转，从不发饷的红4军，每人领得了4元零用钱，指挥员、战士、俘虏一律平等待遇。

后勤部门还赶制出4000多套军衣。原来红4军在长汀城里缴获了许多缝纫机，后勤部门用这些机器制作了红4军自创建以来第一套标准军服。这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有名的红军装——深灰色的军服、绑腿和缀着红星的帽子。每一个红军指战员都领到了一套缀有红领章的深灰色军装，一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一副绑腿布。红4军第一次统一了服装，“士气非常振奋”。全军上下，一片喜气洋洋。

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城辛耕别墅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当前形势和红4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他根据赣南、闽西地方党和群众的基础，明确提出了红4军主力不再返回井冈山，以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为目标的战略计划。他说：

“要以红4军、红5军及江西红军第2、第4两团之行动，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到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割据区域相连接。”

前委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计划。

是日晚，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四军前委向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中，详细报告了红4军自下山以来一路艰苦转战的情况，他写道：

“此次困难为自有红军以来最大之困难，尽了我们的精力，才应付过这个难关，而得现实之胜利。内部团结坚固，党的指导不错，亦为战胜困难的原因。”

毛泽东在报告中向中央提出：

“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边区，在全国来比较，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未知中央曾讨论以此3地方为目标，首先创造公开割据的计划否？3地统治势力既弱，又通海口，这是值得注意的。”

他还向中央建议说：

“不仅在湘、粤、赣、闽、浙等地，江苏、皖北、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

毛泽东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说：

“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必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在长汀期间，蔡协民和曾志夫妇之间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原来蔡协民随3纵队驻扎在附近，而身为妇女组长、民运股长的曾志则跟着毛泽东在前委工作。蔡协民几次让曾志上他那儿去，可曾志偏偏很好强，每次都借故不去。蔡协民虽然很生气，却也无可奈何。他原本是一个痴情的人，忍不住给曾志写了一封情意缠绵的长信。曾志看后就藏在了挎包里。没想到这封信被贺子珍发现了，她看了还不算，又拿去让毛泽东看。这一天曾志从毛泽东门口过，见毛泽东与贺子珍正在闹着玩，像小孩子一样，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彼此逗得哈哈大笑。毛泽东一见曾志，就挥手叫道：

“曾志，曾志，你过来！”

曾志便走了过去。毛泽东指着贺子珍，笑嘻嘻地说：

“贺子珍正在说你那封信……”

曾志闻言，又惊讶又害羞，觉得党代表不该拿别人的隐私开玩笑，气得她转身就走。可令曾志没想到的是，毛泽东还真把他们夫妻的苦恼记在了心里，没过不久，便把蔡协民调到了军部任政治部副主任，让他们夫妻团圆了。

言归正传，且说在3月下旬，蒋桂战争使全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闽西、赣南蒋军和其它地区一样，大部分都被调往前线，投入战场。就在此时，毛泽东和朱德接到了彭德怀的来信，信中说他们自井冈山突围后，经过艰苦转战，已经于3月下旬进占了瑞金。

瑞金地处江西省东南部的绵水流域，东界福建长汀县，南邻会昌县，西连于都县，北接宁都、石城县。

毛泽东看了信，心中大喜，便和朱德、陈毅等人商定：红4军撤离长汀，回师赣南，建立赣南根据地，并使赣南根据地与湘赣边界取得联系，恢复井冈山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

3月29日，毛泽东、朱德到福音医院看望伤病员，第一次见到了傅连璋医生。毛泽东对傅连璋热情为红4军伤病员服务的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赞扬。

傅连璋，原名傅日新，1894年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1916年，他毕业于英国人开办的长汀亚盛医专。

在红4军离开长汀前，毛泽东再次来到福音医院。他向已经熟悉了的傅连璋医生提出了一个请求，要他以福音医院的名义订几份报纸，通过交通转给他。傅连璋欣然答应了。

后来，傅连璋医生果然照办了，他订了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广州的《工商日报》和《超然报》。每隔两三天，他把报纸包好，交给地下党员、长汀县邮局邮递员罗旭东，通过地下党交通站，转送瑞金。傅连璋医生在报纸里总要夹上一张便条：

“毛委员：送上报纸一份。郑爱群”

毛泽东收到报纸，也总要回上一信：

“某月某日，报纸收到，这样做很好。毛泽东”

傅连璋在送报纸之际，还时不时包一些营养药、应时药，转送给毛泽东。就这样，福音医院成了一个定时向红4军转送药品、医疗器械的转运站。

再说在1929年4月1日，红军从长汀回师赣南，一天就到达了瑞金，与从井冈山突围的原红5军再次会师了。

此时，红5军彭德怀部已经在瑞金驻守了一个星期，在地方党配合下，由原来的300余人发展到了七八百人。

4月1日晚上，彭德怀、滕代远来到红4军军部驻地，向毛泽东、朱德汇报了撤出井冈山的经过。彭德怀还说：

“毛委员，朱军长，井冈山失守了，这次失败，我有责任啊。”

毛泽东说：

“你也不必太难过，4军下山后，山上的兵力太少，也难守啊。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让你们留守井冈山。”

红4军在瑞金稍事休息后，开往于都。途中，部队没收了钟姓地主的谷物分给当地贫农。没想到在分谷时，群众之间竟然发生了械斗。红4军司令部一个负责人未经调查研究，立即命令将阻拦分谷的人枪毙了两个。

此时，毛泽东、朱德和随行的彭德怀正坐在一起吃午饭。行军途中的饭，是每人各自用洗脸毛巾包一碗饭，一到休息地就吃，也没有什么菜，吃冷饭，喝冷水。毛泽东一听说为分谷物杀了人，勃然大怒，对乱杀人者进行了严厉批评。彭德怀看到这种情形，受到很大震动。他觉得，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如此珍惜，是一种好作风，是一种正确的政治态度。

这正是：人命关天非儿戏，岂能随便乱杀人？

自古义师爱民命，而今创业正艰辛。

4月3日，福建省委派刘安恭带着2月7日《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即中央“二月来信”，到了瑞金。他得知红4军已开往于都，便随后赶来。

毛泽东看完“二月来信”，心情沉重起来。待朱德看完信后，毛泽东又将“二月来信”递给彭德怀，让他也看看。

中共中央在给毛泽东和朱德的信中，对政治形势的基本分析是：“军阀战争——两个统治阶级的冲突，虽终不可避免，然目前仍是相持局面。对革命仍是一致地压迫。”“以致工人斗争很难造成广大的革命发展。农民斗争，在南方则因城市工作未能建立和发展，得不到城市领导，致苏维埃区域都相继失败。”“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工农群众的组织和斗争，都还未能有健全的较平衡的发展，革命的主观力量，还不能促进这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基于这种悲观的估计，“二月来信”要求毛泽东、朱德：

“你们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你们必须认清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坚决地执行有组织的分编计划。要计算这一武装力量，如何能避免敌人的消灭。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500人（自然这不是太死板的数字）。”

“二月来信”还要求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4军，到中央去工作。信中说：

“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虑和主观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利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即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面朱毛两同志来到中央后，更可能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囿于一时群众的依念而忽视了更重大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从“二月来信”中不难看出，此时的中共中央根本不认识红4军和根据地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敌人统治已经稳定，山区各方面都很困难，最后免不了要失败。而身在山村前线率领红4军不断转战的毛泽东，深知按照中央所说的去做，是不利于红4军和根据地的发展的。他对周围的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他不同意中央二月来信的意见，便立即召开前委会议，传达了中央“二月来信”，接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提出了红4军、红5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问题，而后让大家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一致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4月5日，毛泽东以前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红四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他在报告中向中央提出了不同意见，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唯上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在报告中写道：

“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的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闽西、赣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地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地方党部却袖手不去领导。由赣南、闽西的例子，使我们想到，别的地方或者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对取消主义、不动主义的倾向，也要极力防止。”

“中央要求我们，把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斗，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在1927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1、红军不是本地人，与地方武装的赤卫队完全不同。而边境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2、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3、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4、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需集中，领导者愈需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

“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我们部队是集中领导，前委机关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大于我们的损失。3年来，我们从斗争中所得到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发动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通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 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

闽赣浙3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3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的少数省防军。福建5部虽有14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卢两部均系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员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16个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3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2、第4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被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

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3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毛泽东是一个能够时时反省自己、勇于承认错误的光明磊落的政治家。过后不久，他便感觉到，他在这个报告中所说的关于争取江西“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的话，有“一些急躁性”。后来，他在1930年1月5日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篇通信中，检讨了这一说法，并作出了具体说明，以补其不妥。他写的是：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3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3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再说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中又写道：

“对于目前工作的布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20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以发动群众，以群众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之根基。”

毛泽东还就中央要更换红4军前委书记和军长问题，向中央建议：

“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关于恽代英的事迹，本传前边已经说过。那么，毛泽东又何以着力推荐刘伯承呢？这里不得不先说一说这位大英雄。

刘伯承，1892年12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开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刘明昭，幼时入私塾，后到邻乡灯草坝“汉西书院”读书。19岁那年，他毅然剪掉辫子，到万县参加了反对清政府的学生军。1912年春天，他报考重庆都督张烈武所办的重庆军政府陆军学堂，以优异的成绩和威严的仪表被录取，从此，改名为刘伯承，开始了军人的战斗生涯。在护国讨袁战争中，他血洒丰都城，右眼负重伤。恶劣的战争环境缺医少药，为避免损伤脑神经，在医生为他做手术时，他拒绝使用麻醉药，被德国医生赞为“军神”。这件事在四川流传很广，时人甚至把刘伯承与关羽相提并论。

且说自看了中央“二月来信”后，彭德怀和毛泽东一样，也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意见，他也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中国革命需要红军的存在，年轻的红军需要朱德、毛泽东的坚强领导，局势紧张，朱德、毛泽东不能离开部队。只要有正确的政策，红军是能坚持的。

毛泽东的报告和彭德怀的信刚刚从于都发出，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已经朝令夕改了。

1929年4月7日，中共中央在发给红4军的指示信中，鉴于蒋桂战争已在3月下旬爆发，便改变了原来的意见。指示信中说，红4军目前总的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暂时离开那里，来中央报告与讨论一切问题之后，再回到你们那里工作。”

这正是：洋楼洋徒，朝秦暮楚；仗剑而行，学舌鹦鹉。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兵指何处？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作为宗教医院的医生傅连璋，他敬业、诚实、守信。作为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他慧眼识真，广结善缘。两个不同信仰的人，竟然成了终生的好朋友、老战友、老同志。可见人格的魅力是多么的巨大！

毛泽东的《红四军前委关于目前形势、闽赣斗争情况和红军游击战术向中央之报告》，写得何等的好啊！偏于一隅的他，能够站在全局立场上，提出如此客观而有远见的战略计划，这是其他人不可能做得到的。只可惜中共中央上层一直得非其人，不“左”即右，朝令夕改，居高临下瞎指挥，奈何？所以，中国革命是一个挫折接着一个挫折，诸君如若不信，请往下看，以后荒唐而可笑的事情还多着呢！

第19章 1929年4月—

“党领导一切，我要坚持到底！你们取消前委我坚决反对。若你们来武装解散前委，我有一个班的兵力，也要坚决抵抗！”

话说在1929年4月8日，红4军、红5军在于都城东门外沙坝上举行了一个会合联欢大会。毛泽东、陈毅、滕代远在会上讲了话。

毛泽东随后又召集了有赣南特委和军事部派来的罗寿男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红4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扩大会议分析了蒋桂战争的形势，认为蒋桂战争是革命发展的有利时机，作出了红4军争取江西的决定，在赣南短距离分兵，开辟、扩大革命根据地。

4月11日，彭德怀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率部打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区政权。他的这一建议当即得到了前委的支持。会议根据彭德怀的要求，决定将彭德怀、滕代远所部“编为红4军第5纵队”，由彭德怀以红4军副军长名义负责指挥。第5纵队“数日后，须返湘赣边界收集旧部，恢复政权，与赣南取得联络，仍属前委指挥”；会同仍在井冈山上的红4军第32团，恢复和扩大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

根据彭德怀的要求，会议还决定调拨一部分干部和枪支给第5纵队。

后来，红1纵队司令员林彪给了彭德怀部一部分坏枪。毛泽东得知后，严肃地批评了在林彪等红4军领导人中间存在的不肯调人调枪给别的单位的本位主义思想。

一天傍晚，毛泽东和陈毅、谭震林、黄琳一起到河边散步，他停下脚步问道：

“鱼在水中，是否也要睡觉？”

这个问题问得太突然，说鱼要睡觉吧，谁也没有看到过；说鱼不睡觉吧，似乎没有道理。陈毅和谭震林、黄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有回答。毛泽东笑着说：

“我看鱼是要睡觉的。鱼在水中游动，总有个休息的时候，光有动，没有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的任何动物，有动就有静，有生就有死。”

江华（黄琳）后来回忆说：“他用身边的小事，向我们阐述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哲学道理。信手拈来，入情入理，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且说在前委扩大会议后不久，红5纵队启程北归。红4军其它纵队则在赣南分兵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实施“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计划。

彭德怀率部回到井冈山，在茨坪住了一晚，会见了王佐。彭德怀问起别后情况，王佐汇报说，他的特务营200多人并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只是当时他们住在小井红光医院里的100多名来不及转移的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全部都被敌人枪杀了。

第二天，彭德怀在砻市会见了边区各方面的干部，了解到永新的革命力量保存得比较完好；莲花、宁冈、遂川3县的地方武装各损失了一部分，有的坚持公开活动，有的转入了地下。红5军守黄洋界的2大队李灿、张纯清部，也只伤亡了20余人。

彭德怀还了解到，守八面山的彭某、李克玉大队，由于他们的地方观念比较强，当时又缺乏坚持湘赣边斗争的信心，就撤出了井冈山，退往大队长彭某、党代表李克玉的家乡湖南祁阳、宝庆一带。据说，后来他们在衡阳以东被国民党军队包围消灭了。

这个传言其实并非完全属实，彭德怀后来在1955年见到了在海军航空兵工作的李克玉，李克玉证实该大队不是全部被消灭，而是被打散了。

彭德怀、滕代远商定：将原5军的部队整编为两个纵队、9个大队，纵队长分别是李灿、贺国中，各辖4个大队；军部直辖1个特务大队。

后来，彭德怀在率部攻打安福县时，又遭受了重大损失：纵队长贺国中、参谋长刘之志阵亡；纵队长李灿和9个大队长也负了伤。此战共伤亡了300余人。1929年秋，彭德怀又率余部离开了湘赣边界，开往湘鄂赣边区。这是后话。

且说在4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率领红4军第3纵队从于都出发，经赣县的江口、于都的峡山，来到了兴国县城。他就住在潋江书院里。兴国县委负责人决定召开一个群众大会，请求毛泽东和大家见见面。

这一天清晨，在城边绿树掩映的鸡心岭山坡上，红旗飞舞，5000多群众挤满了整个鸡心岭前的大草坪。毛泽东和3纵队的干部们走上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会场上立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时，言语亲切，声音宏亮。他说：

“兴国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大家天天讲革命。革命究竟要革谁的命呢？一句话，革反动派的命。反动派是些什么人？反动派就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军阀恶棍和土豪劣绅，他们就是我们的大敌。革命靠谁来革？不靠天，不靠地，就靠我们自己，靠劳苦工农。怎么个革法呢？蒋介石手里有枪有刀，刀枪干什么用？是要杀人的，杀我们工农大众的！咱们赤手空拳行不行？不行，就说打狗吧，你手里也还得有条棍子，有块石头，手一举，狗才会夹起尾巴逃走。我们要打倒屠杀工农的军阀和他们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就要拿起刀枪，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

毛泽东正讲着，天边忽然响起了一阵阵春雷，接着，豆粒大的雨点便纷纷落了下来。这个时期，兴国正遭春旱，几十天滴雨未下，秧苗眼看就要干死了。毛泽东挥动着手臂兴奋地说：

“这场雨下得好哇！你们大家看，革命一来，年景都变，变得风调雨顺了！”

他的话引得大家开怀大笑起来。情绪激昂的群众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毛泽东继续讲话。毛泽东把紧握的拳头打出去，大声说道：

“我们工农群众要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打倒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当家的政权。坚持斗争就是胜利！斗争就是要发动群众，有了群众，才有力量。”

接下来，兴国县县委书记胡灿宣布了废租废债的决定，并当场焚烧了一堆堆田契债券。

鸡心岭大会后，红4军3纵队指战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奔赴乡村，分头做发动群众工作。

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制定并颁布了《兴国土地法》。他在这个土地法中，把《井冈山土地法》里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个新提法，是一个重大进步。《井冈山土地法》所说的“没收一切土地”，就是把农村中各个阶级的土地一起没收，重新分配。这样做的结果不利于争取农村中的中间阶级。而《兴国土地法》中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就明确了打击对象是地主阶级，使所有农民群众认识到，土地革命代表了自己的利益，这样也就争取了中间阶级，有利于集中打击地主阶级。

《兴国土地法》中所说的“公共土地”，是指在旧中国带有政治性的土地，如反动村、乡政府的土地；有名为“社会公益”性的义仓田和提供修桥补路费用的土地；有教育性的学田；有宗教性的各类佛门教会的庙宇田；还有宗族性的在祠堂名下的公堂田。这些所谓的公共土地，其实大部分都掌握在豪绅地主与富农手里，农民根本无权干预。毛泽东将其称之为“死地主”。他说：

“看起来，兴国的‘死地主’也不少。这些‘死地主’的田不平分给穷人的话，多数农民土地不足的问题仍然得不到合理解决。”

毛泽东为贯彻《兴国土地法》，首先从组织上、理论上培养土地革命的骨干力量，他亲自在潋江书院崇圣祠里主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共有40多人参加。年仅14岁的萧华，作为青年团干部也参加了这期训练班。

萧华，1916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父亲萧能球，母亲严招胜，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的家还是兴国地下党的交通站和联络点。正是在父亲母亲的熏陶下，小小年纪的萧华就走上了革命道路。

训练班的主要课程有：国际国内形势讲话，农民问题及土地革命，党的组织和纪律，革命武装与革命政权。

毛泽东不仅编写了大部分教材，还亲自登台讲课，再现了大革命时期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在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风采。

每天晨曦初露，毛泽东和学员们一起到雨坛垴树林前的草坪上散步，早读，唱歌子。每次上课，他都用极通俗的语言向学员们阐述一些比较复杂的革命道理。在讲到破除宗族观念的时候，他指着大厅门口一尺多高的门槛说：

“你们看，土豪劣绅就好比是祠堂里那个石头门槛。要是没有这个门槛，我们不是更可以自由自在地进进出出吗？”

在阐明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时，他说：

“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要念叨‘争取群众’，这是共产党的护身法宝，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法宝。丢掉这个法宝，革命就要失败，共产党就一事无成。”

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以后，毛泽东又召集兴国县委等地方组织负责人会议。他联系1928年冬地方武装汇合红2团攻克兴国县城后，因为不懂得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结果使革命胜利成果得而复失的教训，在讲话中说：

“凡是暴动过的地方，都必须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否则就要失去群众的信仰，使革命力量成为水上浮萍，没有坚实的根基。”

毛泽东还制定了一个《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他在纲领中写道：

“（1）推翻国民党统治，成立区、乡工农民主政府。（2）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山林，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耕种，烧毁田契借约。（3）建立和组织革命的武装——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4）取消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5）开展游击战争，打倒贪官污吏，肃清封建势力，保卫县、区、乡革命政权。”

就在这4月中旬，兴国县第一个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诞生了。在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亲手将朱红的大印交给“赤脚佬”——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萧芳全。

《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作为革命政权的施政大纲，迅速在兴国大地上贯彻实施。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于都、宁都两个县的革命委员会也相继成立了。至此，赣南革命根据地已经初步形成。

正当赣南地区革命浪潮不断高涨之时，蒋桂战争亦告一段落，江西省国民党军大部返回，并以4个旅的兵力向红4军推进，企图围歼红4军主力。

1929年5月18日晚上，红4军在瑞金召开干部会议，研究打破敌军围攻的行动方案。林彪在发言中提出了对时局比较悲观的看法。

此时，红4军还不知道，早在5月13日，粤、桂军阀之间的战争在广东又爆发了，紧邻粤东地区的闽西大小军阀，为了各自的利益，先后投入了这场混战。盘踞在闽西的土著军阀陈国辉亦赴粤参战，造成了闽西敌人力量空虚的局势。

5月19日，毛泽东收到了闽西临时特委书记邓子恢派人送来的《闽西历年斗争与敌我情况》的书面报告，邓子恢请求红4军再次入闽。毛泽东、朱德审时度势，决定红4军第2次入闽。

邓子恢，1896年8月17日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东萧邓厝村，兄弟姐妹8人，他排行第二。邓子恢幼年就读于桐冈小学，17岁入龙岩中学堂丙班，受辛亥革命影响接受了孙中山的救国思想，1915年秋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3月，他考取公费留日，在东京东亚补习学校留学一年多，因贫病交加辍学回国，到龙岩桐冈小学任教；1918年底前往江西省崇义县杰坝圩“庆昌和”杂货店当店员。五四运动后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春在龙岩白土桐冈书院组织奇山书社，创办《岩声》月刊，传播马克思主义。1926年秋北伐军挺进赣南解放崇义县，在杰坝圩成立国民党区党部，邓子恢任常务委员，12月经陈赞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陈赞雍和邓子恢发展了十几个党员，成立中共崇义县支部。1927年冬，他任中共龙岩县委宣传部长；1928年3月4日，参与领导龙岩后田暴动，建立闽西第一支农民游击队；1928年4月，任中共上杭县委宣传部长，在蛟洋协助当地领导人发动蛟洋农民暴动。6月底永定暴动后，他与张鼎丞一起，领导分田斗争，创造了漠南分田经验，并担任红军营党代表；7月中共闽西特委成立，担任宣传部长，并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兼任红7军第57团党代表。1928年7月，中共闽西特委在永定溪南成立，邓子恢任特委宣传部长，兼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1929年3月，他接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

就在5月19日这一天，红4军从瑞金的武阳出发，越过武夷山，急速向闽西挺进。

5月20日清晨，红4军来到长汀县境内的汀江渡口——水口。在江边，毛泽东和朱德发出两封紧急联名信件，派人分头送交邓子恢和正在上杭蛟洋的闽西红59团负责人傅柏翠、曾省吾、罗瑞卿，指示闽西特委和闽西地方武装作好策应红4军军事行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并指定了具体联络点。

罗瑞卿受命率领游击队到古田附近迎接红4军。

罗瑞卿，1906年5月31日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1925年，他在张澜创办的南充中学读书时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步科班学习。毛泽东曾到这个学校讲过湖南农民运动，罗瑞卿是其中的一名听众。那是罗瑞卿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1929年初，罗瑞卿受党组织委派，到闽西工作，担任红军一支游击队的大队长。

就在5月20日这一天，罗瑞卿部组织了18名船工，9只木船，在6个小时之内将红4军4000余名指战员和几十匹战马，全部渡过了汀江。

5月22日傍晚，红4军来到龙岩城西30华里的小池乡。此时，古田、小池、大池一带农民在地下党领导下，纷纷举行暴动，策应红军。

晚间，毛泽东、朱德在小池圩“赞生店”楼上召开军事会议，听取闽西临时特委派来的龙岩县委负责人郭滴人介绍龙岩城内国民党军陈国辉所部的近况。郭滴人说：

“盘踞在龙岩、漳平的省防军第一混成旅主力，由陈国辉率领赴潮、汕加入讨桂阵营，只留下少数部队驻守后方。龙岩城内驻有旅部及特务连、机枪连，防守龙岩的总兵力不足500人，由参谋处长庄凤骞坐镇指挥。”

毛泽东听后分析说：

“陈国辉的部队与郭凤鸣略有不同，其武器弹药比较充足。由于他收编了一部分北洋军阀的势力，因此他的部队成份中多系北方流落在此安家落户、以匪为业的兵痞子，虽然也是1个旅的兵力，但战斗力却比郭凤鸣强。我们的兵力虽然和陈国辉不相上下，但陈国辉部政治腐化，贪生怕死，而我们红军是为人民战斗的部队，作战勇敢坚决，尤其在消灭了郭凤鸣旅后，士气旺盛，威震闽西，敌人对我十分畏惧。所以我们完全有条件把它吃掉。”

会议决定：乘陈国辉部守城兵力不多，攻打龙岩城。罗瑞卿也率部参战。

毛泽东、朱德拟定的作战方案是：由1、3纵队负责正面攻击龙岩城；由2纵队绕道从左翼迂回，从龙岩城背后的北山进行包围突击。

5月23日凌晨，毛泽东在小池圩北边的草地上召开班以上干部和党员活动分子会议，作了攻打龙岩城消灭陈国辉守军的战前动员。他号召指战员们说：

“坚决消灭陈国辉守军，为民除害，装备自己。”

拂晓前，部队按计划分两路行动，悄悄地直逼龙岩城下。第1、3纵队首先打掉了守军前哨阵地上的彭棠第1补充营，接着猛攻西门及西桥。第2纵队也控制了北山的制高点。双方激战至上午9时，红4军两路部队先后突破了西门和北门，胜利会师了。这便是红4军一打龙岩城。

毛泽东、朱德在龙岩城里见到了龙岩县游击队长陈锦辉。毛泽东紧紧握着陈锦辉的手说：

“我们的党，我们的红军，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优秀军事干部，要努力学习，努力作战。”

红4军胜利攻占龙岩城后，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只有龙岩省立第9中学的大门还依然紧闭着。毛泽东的警卫员来到9中，“笃、笃、笃”，“笃、笃、笃”，他反复敲击着大门，学生们还是不敢来开门。老校长庞传珍壮着胆子打开了门，一个英俊的红军小战士走了进来。小战士对庞传珍说：

“我们的党代表请校长到军部叙谈叙谈。”

庞传珍不好推辞，局促不安地来到了军部。毛泽东热情接待了他，像老朋友一样随便和他攀谈起来，庞传珍这才如释重负。

近午时分，毛泽东在庞传珍陪同下来到9中。庞传珍摇动铃声，召集学生们到操场集合。这是一个小操场，毛泽东登上搭着雨盖的讲台，环视了一下台下静坐的300多名学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毛泽东”3个字，然后转向学生，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同学们，我叫毛泽东，是朱毛红军党代表毛泽东。”

台下的学生们听到毛泽东的名字，议论纷纷。毛泽东等台下安静下来，开始给他们分析国内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工农的罪行。他说：

“汪精卫在国共合作时期也曾称我们是同志，可是不久就骂我们是土匪，举起屠刀，站在蒋介石一边屠杀我们工农。从此，国民党新军阀为争夺权利，连年混战，百姓遭殃。”

毛泽东在9中演讲的消息不胫而走，附近许多工人、店员和小商人也来到9中操场旁听。毛泽东讲了不到半个钟头，突然“轰隆”一声，从国民党县署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会场上顿时出现了骚动。毛泽东十分镇静，叫大家不要惊慌，并派警卫员出去查看。不一会儿，警卫员回来报告说，是红4军2纵队的战士用手榴弹炸开了监狱的铁门，救出了被捕的革命者。于是，毛泽东继续演讲，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号召青年学生投入革命洪流，担负起解放劳苦大众的重任。他的演讲一结束，全场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龙岩9中的许多学生纷纷报名参军。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龙门墟对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说：

“要重视武装建设，要建立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军事上具有坚强战斗力的红军。这是保证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政权的基本条件。”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闽西特委很快就将已经组织起来的各县赤卫团、游击队进行了整编，成为一支地方红军部队。

这一天，毛泽东也收获了爱情的结晶。年纪不满20岁的贺子珍在龙岩城里生下了第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的第一个女孩，他自然非常高兴，笑着对贺子珍说：

“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个好地方才出生。”

一句话把贺子珍逗乐了。因为红4军马上就要撤出龙岩城，毛泽东考虑到很快就能回来，于是决定不让贺子珍跟着队伍走，让她们母女俩隐蔽在城外一个老百姓家里，好让贺子珍在产后休息几天。可是，贺子珍执意要跟部队走，毛泽东只好交代说：

“好吧，把孩子寄养出去，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以后会回来的。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

贺子珍忍着心中的悲痛点点头，没说什么。她用被子把婴儿裹好，亲自送到联系好的一个大嫂家里，没有留下什么衣物，只把事先准备好的15块银元放在大嫂手里，交代说：

“麻烦你把孩子抚养大，日后我们会回来接她的。”

就在5月23日这天傍晚，红4军主力根据毛泽东诱敌回巢、待机全歼的指示，撤出龙岩城，相继攻占了湖雷、永定，并在永定分兵发动群众，扩大战果和政治影响，同时等待龙岩县委送来敌情报告，以便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湖雷是永定县的一个小集镇，有几百户人家，百十家店铺，东边是郁郁青山，西边是潺潺流水，是部队休整的一个不错的地方。

5月底，毛泽东在湖雷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对要不要正式恢复红4军军委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此前，毛泽东鉴于1929年4、5月间赣南、闽西斗争局面逐渐打开，部队、地方、党内、党外，诸事繁杂，他和前委便临时决定恢复红4军军委的组织和工作，成立了临时军委，任命在4月3日由福建省委派来瑞金传达中央“二月来信”并参加红4军工作的刘安恭担任了临时军委书记兼军委政治部主任。这本来是形势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孰不料此举竟引发了红4军内的一场轩然大波。

刘安恭者，何许人也？原来他是刚从苏联莫斯科学习归来的中央特派员。这个人满脑子全是苏联红军的规程，对中国红军的情况却知之不多。他一到红4军就以中央代表自居，哇啦哇啦乱发言。他说，脱离中央的红军必然被消灭，他主张按中央指示将红4军分散开活动。刘安恭又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热衷于抓实权和搞宗派主义，上任伊始即主持军委会议作出了一条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它事情；并提出要求，成立一个正式军委。毛泽东如果承认刘安恭的这一决定，前委就不能领导红4军了，更谈不上直接指挥红4军，前委的工作也就无从开展了。

这就叫：下车伊始，哇喇哇喇。吞象之蛇，井底之蛙。

毛泽东对刘安恭的决定，自然是坚决反对，他说：

“你们这实际上是要取消前委！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就是要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红军的任务不单单是打仗，还要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

可是，毛泽东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有不少人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他被孤立了。毛泽东愤怒地说：

“党领导一切，我要坚持到底！你们取消前委我坚决反对。若你们来武装解散前委，我有一个班的兵力，也要坚决抵抗！”

刘安恭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还故意在红4军中制造矛盾。他散布舆论说：红4军中的领导有两派，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他这招还真灵验，果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红4军干部队伍中竟然出现了一部分人拥护毛泽东、一部分人拥护朱德、一部分人拥护陈毅的极不正常的现象。

就在这次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湖雷前委扩大会议上，拥护毛泽东和拥护朱德及拥护陈毅、还有拥护刘安恭的几派之间，围绕着是设立还是取消红4军军委及其它诸多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矛盾终于公开化了。

以刘安恭为首的一些人对前委提出了很多意见，他们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指责前委有“家长制”倾向；强烈要求恢复正式的军委。

以林彪为首的一些人坚决反对设立军委。他们认为，赣南、闽西苏区尚未发展，地方工作不多，前委领导的工作中心还在军队。“军队需要集中而敏捷”，因此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红4军更有利于作战。持这种意见的人，批评硬要成立军委的主张是“分权主义”。

此外，还有不少其它意见：有的人习惯于旧军队的管理方法和训练方法；有的人欣赏并主张照搬苏联红军实行的一长制；有的人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机关应隶属于军事机关”、“由司令员发布告”；更有甚者，有的人认为政治工作是“找麻烦”，宣传兵是“吃闲饭”、“妨碍行军”等等。与会者议论纷纷，各方争执不下，意见始终未能统一。

1929年6月1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党内现发生些毛病”，但他还是乐观的表示“正在改进中”。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汇报了红4军的一些困难：自红4军下井冈山以来，经过半年转战，在指战员中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及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伤亡较大，造成了“红军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员，各级军官、各级政治人员都十分缺乏。”红4军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办法是从每次战斗的俘虏中，挑选一些表现好的，加以短期教育和训练，任其为下级军官。随着红军队伍的扩大和干部伤亡增多，现在这一类下级军官在部队中已经为数不少了。这就使红4军内特别是干部组成成份逐渐复杂起来。毛泽东鉴于这种情况，在报告中请求中央：“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在最近期内派遣中、下级军官，中、下级政治工作人员各100人，高级军官、高级政治工作人员各5人，在1个月内赶来。”

尽管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但他实际上又不能仅仅寄希望于中央。他非常明白，如果中央派人来，一则路途艰险，红军又不断转战，绝不可能及时到达；二则其数量也有限，远不能满足部队的大量需求。所以，面对党内军队内已经公开化的矛盾，尽管是在战争形势下，一个批评和纠正部队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的设想，正在他的心中慢慢酝酿。

就在此时，龙岩县委书记谢国鑫前来请求前委再次攻打龙岩城。正是由于他个人主观上的这一严重过失，贻误了红4军攻占漳州的一个良好的战机。

原来，傅柏翠曾7次书面飞报龙岩县委并转前委：李文彬旅到了涂坊后转回长汀，除留下1个团防守长汀外，大部均撤回了江西。这是一个乘虚打下漳州的极好的机会。不料这样重要的军事情报，竟然被谢国鑫搁置了起来。谢国鑫上报前委的情报则是：红4军撤出龙岩后，龙岩地方反动武装和陈国辉部的一部分主力又进占了龙岩城，这些反动势力在失而复得的美梦中，又得意忘形起来。他们请求红4军再攻龙岩。

毛泽东和朱德根据龙岩县委的情报，命令红4军第3纵队从坎市出发，攻打龙岩城；军部及第2纵队进驻龙岩龙门，密切关注广东方向敌人动静；第1纵队则留在永定坎市等候命令。

6月3日，第3纵队在伍中豪、蔡协民、罗荣桓率领下，会合傅柏翠、曾省吾、罗瑞卿领导的闽西地方武装红59团及龙岩赤卫队，一举攻克了龙岩城。这就是红4军二下龙岩城。

6月4日，毛泽东获悉陈国辉已率领主力由广东奔回的消息，他和朱德等人商量后，“决定采用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暂避其锋，转移阵地，将红军主力开到上杭、连城，观察敌之动态，”以便将陈国辉部聚而歼之。

这一天，伍中豪、傅柏翠接到毛泽东、朱德的手令，各自带领第3纵队、红59团迅速撤离县城，集中龙门，双方会合后，进驻大池。留在坎市的第1纵队也同时接到命令，有计划、有步骤地撤出坎市，进军上杭。

6月5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了。

这一天，以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名义签署的《红军第4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在龙岩颁布。《布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任务，并着重宣布了打土豪分田地等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关于土地革命政策，《布告》中说：

“（一）收租200担以上的大地主家里的谷子及大公会（义仓除外）的谷子，一概没收，分与贫民，不取价钱。收租200担以下的小地主，家里谷子须减价出粜，每担谷价照原价减半。谷米商人从外境转运来的不在此例。（二）工人农民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商人及工人农民相互间的债务不在此例。（三）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不再给田东交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厘金钱粮。（五）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工农联合组织革命委员会，夺取反革命的枪枝，组织工农的赤卫队。（六）凡平日压迫工农或阻碍革命，或经手公款账目不清的土豪劣绅，农民协会可以把他一概捉起来，按照他们犯罪的轻重，分别处以死刑、监禁、肉刑、罚款、游行示众、写悔过书等刑罚。”

红4军的这个《布告》措施有力，政策界限分明。在红4军的大力协助下，闽西各地迅速掀起了一个土地革命热潮，其情景正如两首民歌描述的那样火爆。

其一是：暴动一声满地红，土豪劣绅狗命终；五抗粮捐租税债，四军入闽心更雄。

其二是：打倒土豪分了田，扩大红军建政权；汀江两岸都红遍，红山红水红满天。

6月7日拂晓，毛泽东、朱德率领军部和2、3纵队由大池出发，向丰年桥前进，正面攻击白沙守敌。红59团和红1纵队分别为右翼和左翼，一同发起进攻。经过1个多小时激战，红4军顺利攻占，歼敌1个团，扫清了龙岩外围的反动势力。毛泽东高兴地说：

“白沙之战，为歼灭陈国辉创造了条件。”

6月8日，毛泽东在白沙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出席者扩大到连以上干部，继续讨论关于取消或正式成立红4军军委等问题。刘安恭在会议上发言说：

“既称4军，就应该有4军这一级党部——军委。”

有不少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还有很多人提出，临时军委也没有必要，应该予以撤销。会议对后一种提议表决的结果是，在参加会议的41人中，以36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议。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职务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改任第2纵队司令员。

这正是：墙上芦苇，山间竹笋。黄口孺子，一现昙花。

临时军委被撤销，并不意味着红4军不设军委。但是否马上就设立正式军委？在撤销临时军委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的前委主要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却不一致了。

萧克曾经回忆说：毛泽东认为：由于前委和军委的根本分岐，使党的“3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了动摇”：第一，有人反对党管一切，说“党管得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了”，有人甚至说：难道连“一支枪党也要过问？”这一部分人“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第二，有人反对一切归支部，说“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第三，有人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要有相当的自由。朱德则对毛泽东这几条意见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第一，“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先例”，他说这种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所以，他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第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他是“极端拥护的”，但是，他认为：4军在原则上坚持不够，结果成了“一切工作集中前委”。前委“对外代表群众机关，对内代表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第三，他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只有“造成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数党员对党的信仰，奋斗才有所依归”。他说，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谩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

前委扩大会议经过几次讨论，大家在是否马上设立军委的问题上，意见不但未能取得一致，反而把矛盾扩大到部队中去了，结果形成了一种取决于部队“全民公决”的态势。赞成与不赞成，各执一端，对立非常严重。

赞成马上设立军委的人认为：既要4军，就要有军委，这是组织系统的完成。有人要把军委的设立，作为制约“权力集中前委”的必要手段。

不赞成马上设立军委的人认为：现在红4军虽有4000多人，但仍是一支小部队，而且不断行军转战，“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所以，有前委直接指导就可以了，不必再设立军委。林彪还说，如果在前敌委员会之下、纵队委员会之上再插入一个军委，一层层议，一层层往下传，这实际上是一种只看外表不重结果的形式主义，这些形式主义者的要害在于试图成立军委，与党分权。坚持设立军委，实质上是一种“分权主义，”而这种分权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不相容的。军委、前委的分权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几天以后，毛泽东对这场争论的看法有了发展。他说：

“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红4军党的主要问题，是红4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这次议论的问题，虽分成了3个（党的势力所及的范围，支部的工作，个人无自由），但精神是一贯的，就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表现，具体说，是有人与党争权。”

毛泽东几乎是要点出朱德的名字了，此论一出，红4军党内的争论更加激烈了。党内高级领导人纷纷发表意见。

刘安恭对其军委书记职务被撤销，一直愤懑不平。他把撤销临时军委、免去他的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职务一事，全部归咎到毛泽东身上，因此，他趁着这个机会煽动说：

“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4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刘安恭还提出：军委是否设立，应以完全选举制度来解决；他还提出：可以由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

毛泽东愤而提出了辞职的书面意见，他说：

“前委、军委成分权式，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能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这天晚上，红1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

江华（黄琳）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我当即将此信送给了毛泽东同志。他看了一下，对我说，放在这里吧，没有别的事了，你休息去吧。回屋后，我一直不能入睡。第二天得知，毛泽东同志也一夜辗转未眠。这些天来，他常为解决这些争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焦急思虑。”

林彪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了些什么呢？原来林彪是这样写的：

“现在4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附和这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你今天提出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该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未派人来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

这正是：知人知心难，难于上青天。不打不相识，此事古难全。

欲知毛泽东能否接受林彪的意见，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鉴于1929年4、5月间的情势，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任命刘安恭为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这本是工作需要，可没想到刘安恭竟会借机挑事。后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党内现发生些毛病”，又说“正在改进中”，表明他是很自信的。一方面他根本没有把刘安恭看到眼里，另一方面，他正在做着其他人的思想工作。正是由于后者，才在白沙会议上轻易而举地解除了刘安恭的职务。但他没想到朱德又公开地站到了对立面，这说明刘安恭所说的红4军内有3派并非谣言。毛泽东此时还不知道所谓的“陈毅一派”，待到后来知道之时，那就是他离开亲手缔造的红4军之日。更为严重的是，在红4军召开“八大”前，他又一次遭到了“党纪处分”的威胁，甚至险些命丧黄泉！笔者每读此节，脑海里都会自然而然地涌现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知人知面难知心”、“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类成语。是啊，毛泽东在认知大趋势上往往料事如神，在革命队伍中也是以知人善任而著名，可他在“同志”中认识人，也不免像古人、今人一样，知人知面是容易的，而要知其心，则是有一定困难的。

第20章 1929年6月—

“红4军党内不正确的思想，是由于红军从旧式军队脱胎而来、党内成份复杂、长期处于农村环境中等‘大气候’所造成的，遇着一定的‘小气候’必然要发作起来。当然，‘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也是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话说正在红4军党内争吵不休的时候，由广东潮州、梅州地区回窜的陈国辉部已经逼近了龙岩城。毛泽东、朱德为了迷惑敌人，造成红4军要开往江西的假象，决定率红4军进抵新泉休整，故意让开永定到龙岩的大道，让陈国辉回来，以便聚而歼之。

1929年6月10日，红4军进驻新泉休整扩编。在新泉期间，连以上干部，特别是纵队干部，天天开会，继续就党内的分歧展开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最后争论聚焦在“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要不要一切归支部”，以及有无流寇主义和军阀残余等问题。

此时，毛泽东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他为克服红4军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努力奋斗，但党内意见常常不统一，使他十分焦虑，常常夜不能寐。他对干部要求很严，有时对一些干部的缺点或错误，批评起来毫不留情，使人下不来台，难以接受，因而这些人对他有意见，这使毛泽东感到了一种奋斗中的苦恼。

6月14日，党内的现状和矛盾一点点、一幕幕在毛泽东的脑海中闪现出来。从红4军党的组织状况来看，在1929年5月间，全军约有4000余人，党员有1329人。其中工人成份只有311人，其余的分别是农民、小商人、学生等成份，而尤以农民成份为最多。这种状况，在高度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现在的问题是：由于频繁地转战，由于对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不够，致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在党组织内泛滥起来，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等，这些思想倾向与毛泽东自三湾改编以来所创造和规定的党与军队建设的原则及政策发生了尖锐矛盾，并经常引起党和军队领导层内对以下问题的激烈争论：

1、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首创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具体表现为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置党代表，发布命令要有党代表副署；全军设立党的前敌委员会，一切问题由党来研究决定，交由军队执行。但是，有军阀主义残余和单纯军事观点的一些人却对军委、支部讨论决定问题的制度，感到不舒服、不自在。有的人还把党的领导说成是“书记独裁”而加以反对。红4军到赣南、闽西后，什么“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前委不要管打仗管军事。”这些反对意见连同一些怪话都提出来了，什么“一支枪也要党管吗？”“马弁有没有饭吃也要管吗？”“司令部对外”的口号实际上是这种观点的集中表现。在表面上，这些提法是领导的方式方法问题，但对党代表、支部权力的限制或反对，实质上已经危及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

2、关于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毛泽东一开始就认为，在党的领导下，用红军战争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红军战争的根本任务。离开了这个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但是，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思想的一些人，则提出不要根据地的“流动游击”政策，喊出了“走州过府”“扩大政治影响”的口号；或把建设根据地视为地方党的事，与正规的红军无关。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不愿意在农村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

3、关于红军中政治思想工作问题。自古以来是当兵吃饷，理所当然。但在井冈山时代，红军指战员除了穿衣吃饭外，从未发过饷钱，实行的是“军时共产主义”，而广大指战员“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这就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功效。坚强的政治工作、政治教育，是红军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有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主义残余的人，则把军事与政治对立起来，视政治工作人员为“闲杂人”，是“卖狗皮膏药”的，否认军事只是达到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在这些人看来，红军的任务就是打仗，军事好了，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光靠政治工作，是打不垮敌人的，解决问题，最终还是靠军事，靠打胜仗。因此，军事要领导政治，政治工作机关也要附属于军事机关。

4、关于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问题。从三湾改编起，毛泽东使红军内部指战员之间待遇平等，地位平等；官长不打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并实行经济公开；这些民主主义作法形成了一种制度，对于保持红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改造旧军队、争取俘虏，从根本上划清人民军队与反动军队的界限，起了重大作用。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但是有单纯军事观点的人，则主张军官权威高于一切，长官说了算，要取消士兵委员会。有军阀主义残余的人，更是强调不打不骂士兵就不好带，对逃兵则要枪毙。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反对实行民主主义。还有一些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极端民主化。他们主张事无巨细都要经过大家讨论，每人都有“否决权”，一个人不同意就不能形成决议。

除了上述问题外，还有对政治形势的估量和对红军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分歧。这些问题和争论，在红4军党内军内一直是存在的，只是在形势好转的情况下，更为公开化罢了。不可否认，在前所未有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如何建设农村环境中的党，对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红军和党的领导人，都是一个新课题。毛泽东所创造的红军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正确的原则、方法，在非无产阶级思想基础深厚的环境下，没有大的政治力量，没有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一下子就被指战员们全部接受，也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人们对一些新原则、新东西一时难以接受，尤其是从旧军队中过来的人，进而产生怀疑和抵制，也是不足为奇的。

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开始奋笔疾书，给林彪写出了一封长达8000言的党内通信。他在这封长信中写道：

“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4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才暴露出来。”

“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由：1、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竭尽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做不断地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2、我在4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提出的中心理由。3、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因能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4、4军的党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我去之后，决然没有不好的影响。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会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然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的一天！”

毛泽东把红4军党内争论问题概括为14条，他写道：

“不明白4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不明白它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4军到现在两个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问题的主要点有以下各端：1、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2、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3、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4、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5、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6、地方武装问题。7、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8、对时局的估量。9、湘南之失败。10、科学化、规律化问题。11、4军军事技术问题。12、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13、分权主义与集权。14、其它腐败思想。”

“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4军党的主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记得就是4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军队中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制度何以这样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常在一切斗争状态之中。”

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等错误时常发作，都与党的领导的削弱有关。个人主义与小团体主义的滋长，又给这些错误思想和问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泽东写道：

“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它的产生是由于4军中的游民成份。党与这种思想曾做过许多的奋斗，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流寇思想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最鲜明的表现，就是对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见解。其表现就是一部分同志时时刻刻要脱离边境的斗争，对于从红军中拨枪支援地方武装，总是难得很。这种流寇思想还影响到城市政策和军纪。一些同志认为，军纪破坏一些，城市破坏一些，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科学一点才好。只有坚决克服那种非科学的态度，和红军中存在的原始的游民的队伍的现象做斗争，才能建设红军成为真正人民的军队。”

毛泽东“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了红4军党内的这场争论，他写道：

“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思想根源，在于红4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在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思想，这是由于红军从旧式军队脱胎而来、党内成份复杂、长期处于农村环境中等‘大气候’所造成的，遇着一定的‘小气候’必然要发作起来。当然，‘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也是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央派到红4军来工作的某些同志，不察实际情况，硬搬教条，照抄‘本本’，焉能不出问题？！”

毛泽东在信中回答了有关“家长制”的指责，他写道：

“我们要先问什么叫做家长制，然后才可以知道4军内是否有家长制，不然随口去说，必会与事实不相符合。家长制的含义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如果大家承认是这个定义，那么，我们看一看，4军的党内有没有这定义所说的，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家长制了。”“4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都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假若少数同志们患了善忘病的话，现在各纵队的会议录（3纵队有去年5月起的全部会议录，不差一次）、前委会的会议录（有从今年起的会议录，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此次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4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前委领导中没有‘家长制倾向’，党的领导的加强是必要的。”

毛泽东对党内在“是否设立军委”问题上的争论作了分析，他写道：

“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明显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手里，以求伸张那久抑求伸的素志。然而表现出来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

针对“既要4军，就要有军委”的说法，毛泽东写道：

“现在只有4000多人的一个小部队，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数同志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设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呢？要我寻出理由，我只好说这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果，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

毛泽东明确表示现阶段没有设立军委的必要，但他在信中却没有一概否定这场争论，而是肯定地写道：

“党内有争论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红4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红4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极大的进步。”

同时，毛泽东也严正告诫说：

“红4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毛泽东将这封长信以《复林彪同志信》为名，刊登在《前委通讯》第3期上，同时也刊登了林彪写给他的那封长信。他刊发这封长信以及公布林彪写给他的那封长信，目的在于说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统一党内思想认识，消除分歧，结束争论。孰料这两封长信刊出后，争论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愈发广泛和激烈了。

6月15日，朱德也写了一封《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他在信中发挥了在白沙会议上的发言，对毛泽东的批评作了答辩，主要有3条意见：

1、“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2、“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为他们的参谋部，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如果真要实行此口号（党管理一切），必然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3、“说‘反对党管一切’的口号出自于我，不能接受。”

朱德在信中还提出在党的指导下军事机关应该起核心作用。他说：

“军事行政路线是受党的政策指导的，它的行政路线是有处理的责任，党员在此机关内起核心作用时也是党给予的行政责任，绝非机械式的去执行。”

他还说：使军事机关“不起作用是党的损失”。负责军事的党员要求在军事机关起核心作用，不是“代表军官争自由，与党分权”。目前的问题是“党还没有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过去前委代替了支部工作，实行的是由上而下的家长制，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制。我反对的“不是集权于前委，而是集权于前委书记”。

毛泽东、林彪及朱德3个人的3封信都公开亮相，使彼此的争论更加公开化了。同时，毛泽东和朱德作为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而观点不一致，也使争论更加难以解决了。在这种情况下，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得也更加热闹了，甚至连毛泽东、朱德的去留问题都提出来了。

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他对于这场争论的公开化与激烈化，有些始料不及。他细心地观察和思考着出现这场争论的原因和实质，努力寻求解决争论的根本有效的方式和方法。

6月17日，毛泽东、朱德在新泉“望云草室”接到闽西特委送来的报告，说是陈国辉的主力在毛泽东骄兵之计“引导”下，已经趾高气扬全部返回到了龙岩城。红4军党内的争吵归争吵，仗还是要打的。毛泽东、朱德马上下达了向龙岩进军彻底消灭陈国辉部的命令，率领红4军1、2、3纵队及红59团，挥戈南进。

6月18日晚上，朱德、陈毅等人在小池圩“赞生店”楼上召开有各纵队司令员参加的军事会议，但他们却没有通知毛泽东，只让谭震林参加会议，由谭震林负责向毛泽东传达了会议的决定。此后，毛泽东便和谭震林、江华及前委、政治部工作人员一起，随同刚刚由闽西地方游击队编成的红4军支队张鼎丞部行动。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吩咐小池区委，发动群众协助红军站岗放哨，严密封锁消息，将敌人蒙在鼓里。

6月19日拂晓，已经完成包围龙岩计划的红4军和红59团，兵分4路发起了闪电式攻击，经过激烈巷战，将陈国辉部主力消灭于东门外见龙桥一带。

四面楚歌的陈国辉装扮成一个老百姓模样潜逃了，他的2000余名部下全部被歼。红4军缴获迫击炮4门、机枪10挺、步枪900余支、子弹不计其数。这是红4军进军闽西以来的又一个大胜仗。

闽赣路千里，春花笑吐红。孤军气犹壮，一鼓下汀龙。

陈毅这首《反攻连下汀州龙岩》一诗，既是他此一时期心情舒畅的写照，同时也生动表现了红4军全体指战员的昂扬斗志和胜利的喜悦，记录了红4军二次入闽以来的斗争进程。

三打龙岩的重大胜利，震撼了闽西地区的反动统治基础，土地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初步形成了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包括连城、长汀、武平等县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6月20日，前委和龙岩县委在中山公园召开了有3万多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欢庆三克龙岩及消灭陈国辉旅的重大胜利。

祝捷大会首先追悼在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指战员和龙岩革命烈士。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说：

“将来，自由的中国要纪念每一个在革命事业中牺牲的士兵和老百姓，他们的家庭可以领到抚恤金，他们的子女可以受到公费教育。”

红4军三克龙岩后，决定在龙岩进行休整。前委秘书处安排毛泽东与贺子珍住在龙岩北山下的新邱厝，这里离司令部、政治部较近，山上松柏蔽日，环境十分幽静。可惜在两天后就发生了一件令毛泽东非常痛心的事，这期间当然也有一些是很有趣的事，以至于使他终生难忘

且说此时形势稍安，召开红4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求得党内争论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矛盾各方面人物的共识。由于毛泽东和朱德都不便出面，前委便决定由陈毅主持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毛泽东很重视这次大会。他的想法是通过“七大”总结红4军下井冈山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和纠正在新形势下部队中产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期望能在他所主张的正确路线上统一思想，促进红4军队伍的发展壮大和游击战争的进一步胜利。他满怀希望找陈毅谈话，要求陈毅支持他的正确主张，能在代表大会上做出一个好的决议。但他不知道，为了召开红4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前委成员及其他各方面人物也各有心机，每天都在私下里频繁地进行着活动。更为严重的是，此时的陈毅只有28岁，正值血气方刚，他不仅没有意识到这场争论的深远意义，而且也正想趁着这个机会表明自己的独立见解，赢得一个一展身手的平台，因此，他并没有理会毛泽东的意见。

正所谓：暗流涌动行舟难，小河沟里也翻船。

主义之争不为私，推心置腹也枉然。

6月22日，红4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在龙岩城一所中学里召开了。在到会代表中，有红4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大队长及大队以上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会场设在学校的厅堂里，前委委员们都坐在一个平台上的长板凳上。

陈毅主持会议并代表前委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部分采取了毛泽东在6月14日长信中的分析，指出了这场争论产生的原因。同时，他在一些问题上又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说，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如“组织不完备”，“领导兼职太多”，“过去党的批评精神缺乏”，“负责同志间工作方式与态度不好”等，也是引起争论的原因。

关于如何解决党内争论问题，陈毅提出，必须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要“提高党员政治水平线”，“改进支部生活”；还要“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等等。

对于争论的焦点，是否设置军委问题，陈毅做了重点说明，他认为没有设立军委的必要，反而提议要大力加强前委领导，并对刘安恭、林彪的言论和行动进行了批评。接着，他话锋一转，又对朱德和毛泽东两位军政领导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

陈毅的二儿子陈丹淮曾经记述说：“他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刘安恭的宗派活动姑息。他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方式；批评毛泽东经常说的‘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中创造’这样正确的观点，是对马列主义信任不够；批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说法，而片面地强调是共产党员就有发言权，说错了可以纠正。这些意见表现了陈毅当时的思想水平，在很多问题上，认识是很模糊的。陈毅还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希望你们两方团结起来’。”

朱德听了陈毅的批评，没有讲话。毛泽东则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傅柏翠后来回忆说：“那次会上，毛不像平时那样谈笑风生，那么深入浅出地悬河泻水般滔滔不绝，娓娓而谈，而是态度严肃，正襟危坐，他的话简短到不能再简短了：‘许多意见可以保留，现在毋须答辩，让将来的事实证明。’话虽短，不一般，句句有所指，字字有着落，令人心里为之震动。”

据其它史料记载，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大家对我的有些批评意见是很对的，对我有好处的批评，我会考虑。”“至于陈毅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将来，让事实来证明是对是错。”

毛泽东还特别说明：我们红4军是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这不是家长制。他再次申明自己的观点：要从实际斗争经验出发，加强党对红4军的领导，军队要做政治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项纪律八项注意。

由于陈毅在大会上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所以代表们对几位领导人提出了很多意见。有些意见是中肯的，有些意见则是偏激夸大的。刘安恭就利用一部分人对毛泽东的不满，乘机排挤毛泽东。林彪、罗荣桓等人在会上发言，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政治主张。但是，像林彪、罗荣桓这种意见的人在会议上只是少数，多数人发表的基本上都是反对毛泽东的意见。

红4军“七大”会议只开了一天，最后通过了陈毅殚精竭虑用了两个昼夜按其报告精神起草的《红军第4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党内争论问题及分兵问题》。实际上，这个决议只涉及了“党内争论问题”，而对于“分兵问题”，决议说等新的前委产生后，由新前委讨论决定。

在这个决议案里，毛泽东和朱德都受到了严厉批评。据陈毅说，他在草拟决议案时最终选择了这样的办法：“对毛主席我打了他一棒，对朱军长我也打他一棒，对刘安恭我也打他一棒。”

决议批评毛泽东“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调动”。还说毛泽东见前委有“不生”“不死”的状态，不去积极挽救，反而提出辞职不干，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关于“红4军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的判断，是不正确的。决议对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也提出了批评。

决议说朱德在《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中提出的3条意见，第一条“完全不是事实”，第二条又是“失于武断不合事实”，第三条有点“互相攻击的意味，是最要不得的”。

决议的结论部分说，毛泽东有7项缺点：1、英雄主义；2、固执己见，过分自信；3、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4、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5、对同志有成见；6、工作态度不好；7、小资产阶级色彩深厚。“因有以上之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

朱德的缺点也是7项：1、用旧军阀的手段，相信私人；2、有迎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3、无形间有游民无产阶级行动的表现；4、工作不科学，无条理，无计划，马马虎虎；5、无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现；6、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决议；7、不注意军事训练，不注意维持军纪。“因为有以上错误，弄成了军纪风纪松懈，使士兵具有流氓习气，难以纠正，又惯用手段拉拢部下，小团体观念极深。”

决议最后说：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责任，故而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决议还宣布：给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

红4军七大会议重新选举了新的前委，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13人为新的前委委员。

由于陈毅的发言在会议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致使会议在选举前委书记时，不少人居然不投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的票。对毛泽东的赞成票和反对票正好相等。在这关键时刻，陈毅投了自己一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陈毅投了毛泽东的反对票。结果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这是陈毅第2次取代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后来贺子珍在回忆毛泽东落选的原因时说：“我看他所以落选，主要是—些人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中的党代表制，不重视政治工作。另外，毛泽东对部队中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兴。”

萧克曾回忆说他“第一次站错队”：“是1929年6月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那时，军委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几乎都要重新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在这次选举军委书记时，我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大多数代表都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只有林彪少数几个人投毛泽东同志的票，所以毛泽东同志落选了，陈毅接替毛泽东当了军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

红4军“七大”不仅没有解决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反而在领导层出现了这样重大变动，引起了林彪、罗荣桓等一批高级指挥员的极大不满。会后，陈毅不无得意地解释说：这只是一个‘过渡内阁’。

年轻时候的陈毅颇自信，他曾自比周瑜，有诗为证：1940年春，陈毅在与张茜结婚时赋诗一首，有句云：“灯影摇红喜可知，催妆为赋小乔诗。”

这正是：气吞如虎少年将，能诗能文血气刚。

唇枪舌剑锋芒冷，兵符二度属陈郎。

欲知毛泽东在红4军七大会议后去向何处？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6月14日晚上写给林彪的长信中说：“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这些话固然是他在遭到党内一些人的无端攻击、“有人与党争权”之际的悲愤之语。但细细想来，他说“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可能只是托辞，而希望“到莫斯科去”则无疑是他的真实想法。本传在第一卷里已经说过，毛泽东青年时期虽也有过出国留学的念头，但他最终认为，首先研究透中国更为重要。况且通过他的观察，对那些“海归”们是有看法的。他在写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二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历史反复证明，的确如此。就拿共产党内的领导人来说，从陈独秀到那些“留苏”的海归们，无不是唯苏联和共产国际马首是瞻，除了毛泽东，还有哪一位对中国革命有独到见解？笔者不妨提出一个假设，假设毛泽东那时“到莫斯科去”果能成行，那么，他后来的命运会如何呢？中国革命的命运又会如何呢？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这些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们会不会被毛泽东的“智识”、品格和对中国革命的独到见解所征服？倘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早一点被斯大林确认，那么，后来还会有王明一类政治骗子横行霸道吗？毛泽东还会被横加指责坐了4年冷板凳吗？数万甚至数十万红军指战员还会白白地流血牺牲吗？很遗憾，历史就是历史，不该发生的最终还是发生了！

第21章 1929年7月—

“我平生精密考察实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这个路线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话说在红4军党的“七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陈毅极感失望，这次近乎‘夺权’的会议，给了他很大刺激。因为，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由下级‘造反’而成功的例子。在这以前，毛泽东虽曾多次遭到别人的打击，甚至被撤职，但那毕竟是在中央，是由党内地位比他高的人所做的。因而这次陈毅‘由下而上’的‘夺权’，是他难以容忍的。他在龙岩新邱厝住所听取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汇报工作时愤然说，他要离开红4军，到上杭县蛟洋去。

毛泽东还对邓子恢说：

“闽西局面已经大定，特委对各地工作要有个纲领才好。”

不久，闽西特委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根据闽西各地的经验，主要是永定县溪南里的经验，起草了一个土地革命斗争纲领，其中包括取消租债，分配土地，分青苗，男女平等，自由结婚，保护商店，肃反，建立赤卫队、少先队、革命委员会、苏维埃等问题。这个纲领当即印发各县，在各地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进一步总结闽西革命斗争经验和确定今后的斗争方针，闽西特委在 6月27日正式决定，不久将召开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并邀请毛泽东到蛟洋指导工作。

在红4军“七大”后的一天，新前委在龙岩翁家花园召开会议，决定在新泉将闽西地方红军和部分赤卫队合编为红4军第4纵队，由傅柏翠任司令员，李力一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长。会议一直开到傍晚才结束。毛泽东和朱德一块儿离开会场，看看将到新邱厝，毛泽东说：

“军长啊，吃晚饭的时候到了，你就莫走啰，我来请你品尝一样美味的东西。”

朱德说：

“好哇，有啥子好吃的东西，尽管摆出来，我的肚皮可咕咕叫了。”

贺子珍见他们回来了，就从厨房里端出一锅带着香味的热腾腾的清汤。大家坐好后，朱德打开锅盖一看，顿时皱起了眉头，说：

“怎么，这锅里还有这么多燕毛毛在飘动呢？”

贺子珍一听，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早上，警卫员小吴拿来了个纸包包，往桌上一放就走了，也没有说是什么东西，是从哪里搞来的，也没有说这个东西该怎么个煮法。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做，就这么一放水煮起来了。”

毛泽东在一旁听着笑了起来，说：

“这是好东西，叫燕窝。是邱老房东特意送来慰劳我们的。我已经叫小吴按价付款了，东西是我们自己买下来的。”

贺子珍望着一锅带毛的燕窝汤，很难为情地笑了。朱德见他们如此说，也笑着说：

“这有啥子，把燕窝毛毛统统捞起，就是上等的补品了。这要比井冈山的南瓜汤好喝多了！”

说着，他就动手用筷子打捞起燕窝毛来。贺子珍摆好饭菜，曾志刚好从政治部回来，也赶忙过来凑热闹，大家高高兴兴地又吃又喝。朱德还咂着嘴说：

“要得，要得，味道就是好！”

毛泽东见朱德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也只好笑着说：

“既然军长说好吃，我们大家都吃好哇。”

1929年7月8日，毛泽东与夫人贺子珍，还有被调职的谭震林、蔡协民、曾志、江华等人，离开红4军部队，徒步前往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毛泽东是以前委特派员身份去指导闽西特委召开的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时等候中央批复，以便转道厦门前往上海，而后赴苏联莫斯科学习。

后来以闽西特委秘书长身份暂时留在闽西特委工作的江华回忆说：“在离开龙岩城时，闽西特委给我们每人发了30元钞票，任命我为闽西特委秘书长。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们的马也扣留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7月9日，陈毅以新前委书记名义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并随报告送去了红4军“七大”决议案和有关党内争论的文件。陈毅在报告中写道：

这些文件“皆关系4军重要问题，请中央详加指示。”“前委4军七次会议改选，仍觉无适当人才负高级指导的责任，朱毛二同志在中央派了人来代替时，就可去中央。”

由此可以看出，陈毅此前所说的以他为书记的新前委只不过是一个“过渡内阁”，是因为他估计到中央可能会派人来，所以他在这个报告里还是说“仍觉无适当人才负高级指导的责任，朱毛二同志在中央派了人来代替时，就可去中央”，这就清楚地显示出了他的心路历程。如果中央不派人来呢，那他就稳坐钓鱼台了。

且说蛟洋是一个美丽的村庄，四周群山环抱，峰峦叠翠，一条潺潺清溪弯弯曲曲从村子之间流过，真可谓是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毛泽东一行人被安排在文昌阁居住。毛泽东对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说：

“闽西的局面基本稳定，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必须及早召开，而且一定要开好。”

邓子恢报告说：

“大会已定在本月11日开幕。”

经过闽西特委积极筹备和酝酿协商，各级党组织选出了50多位代表，于7月10日到达上杭蛟洋集中。毛泽东与部分代表交谈后发现他们对整个闽西的革命形势、社会状况缺乏全面了解，便对邓子恢说：

“我建议推迟大会开幕日期，先让代表们到各地进行有关土地、政治、党务、武装群众、物价、洋货入侵与工农业破产等项社会调查。搞它一个星期，待情况摸清了，我们再正式开会。”

邓子恢等人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由代表们推举出邓子恢等5人组成代表大会主席团；推举出13人为代表大会决议起草委员会，为会议起草政治、土地、组织、政权、宣传、工运、军运、妇女、共青团、济难会等各项决议案；尔后让代表们回到各县去，作一个星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也参加了代表们的调查研究工作。

7月20日，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蛟洋“文昌阁”正式开幕。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张鼎丞、邓子恢等特委执行委员会委员11人，有红4军第4纵队代表3人，还有各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区各特支代表及共青团代表，共50余人。

毛泽东以前委特派员身份出席会议并指导工作。

会议先后由平和、龙岩、上杭、永定等县代表分别向大会汇报上一年各县党组织领导农民暴动经过情形；由邓子恢代表特委作工作报告；由各方面代表作专题发言。

毛泽东听了特委工作报告和代表们发言之后，作了重要讲话。他分析了国内外的革命斗争形势，高度赞扬了闽西党组织和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及斗争经验，指出闽西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闽西红色根据地。接着，他问全体代表们：

“根据地能不能巩固？”

代表们回答说：“能！”

他又问：

“你们有什么有利条件？”

大家被问住了，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拿起粉笔，在主席台一边的黑板上写下了6个有利条件：

1、苏区已有80万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而且暴动起来了。2、闽西各县有了共产党，这个党与群众建立了亲密的关系。3、闽西各县已建立了人民武装——红军、赤卫队。4、闽西粮食可以自给。5、闽西处于闽、粤、赣3省边沿，山岭重迭，地形险阻，便于与敌人作战。6、敌人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

接着，毛泽东又告诉代表们巩固根据地的3条基本方针是：1、深入进行土地革命。2、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的波浪式地向外发展。3、发展党组织，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大会总结了闽西党领导人民武装暴动的经验教训，总结了闽西工、农、青、妇群众工作的经验和溪南区的苏维埃土地革命的经验。大会决定，闽西党的任务是为创造革命根据地而斗争，并确定了当前的具体任务：壮大红4军第4纵队，开展土地革命，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迅速没收和分配土地，建立各县、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

毛泽东由于辛劳过度，突然间闹出一个恶性疟疾来，不得已退出了会议。

恰在此时，闽西特委接到了福建省委送来的中共中央“6月来信”，来信中说，根据毛泽东4月5日的复信，同意毛泽东不分兵的主张。朱毛可以暂留不走。信中还说，中央最近要召开军事联席会议，希望红4军派一得力代表去汇报情况。闽西特委马上将“6月来信”送给了驻守连城的新前委。

7月29日，大会提前闭幕，通过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和《苏维埃政权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CY问题决议案》、《妇女问题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大会还选举了新的闽西特委，委员15人，常委5人。选举邓子恢为特委书记，蔡协民为组织部长，蓝鸿翔为宣传部长，江华为特委秘书长，曾志为团特委书记；张鼎丞为军委书记，谭震林、卢肇西为军委委员。

张鼎丞，福建省永定县人，1898年12月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青年时期在小学任教时参加了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从事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张鼎丞同邓子恢等一起领导福建西部龙岩、永定、上杭等县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此时，张鼎丞任中共闽西特委委员、军委书记、红4军第4纵队党代表。

就在7月29日这一天，新前委书记陈毅与朱德带着新前委全体成员来到蛟洋，由陈毅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以前委委员的身份带病参加了会议。

陈毅鉴于闽粤赣3省敌军逼近闽西边境，前来“会剿”红4军，前锋李文彬部已经进占长汀的河田，闽敌张贞部已经占据龙岩的适中，便提议红4军分兵两路：1、4纵队留在闽西，巩固和发展根据地；2、3纵队出击赣南去广东，从外线打击敌人，以打破敌人的3省会剿。

毛泽东发言说：

“敌人内部有矛盾，他们各自为政，所谓会剿，实际是会而不剿，剿而不会。对于敌人的会剿，我们不能硬拼，应该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战术，敌人打过来，我们就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的力量。敌人一走，我们再打过去。”

毛泽东还说广东的敌人比较强大，红4军比较弱小，目前应该做艰苦的工作建立根据地，劝他们不要去广东冒险。

陈毅认为，红4军的力量不算弱了，应该多打一些地方，扩大影响，同时可以筹些款。接下来，陈毅才说出了这次来蛟洋的本意，没想到与毛泽东发生了一场剧烈争论。原来他已经盘算好了要去上海。他问毛泽东：

“你能不能回到前委主持工作？”

毛泽东坚决拒绝了，在建军的原则问题上，他不能让步。他说：

“我不能回去，你们七次大会那个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

陈毅要毛泽东同意部队去打广东，并希望毛泽东能一起去。毛泽东冷静而坚决地说：

“你们要打，你们走吧，我不去。”

陈毅发火说：

“这不是我们哪个人的意见，这是中央的决议，我们是执行中央的决议！”

毛泽东极力控制住自己，不再说话了。毛泽东的坚决态度，使陈毅感到问题严重了。他没有想到，他的做法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把事情弄到如此地步。他便说，根据中央“6月来信”要红4军派一得力同志前往中央汇报工作的指示，决定由他自己尽快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如实汇报红4军的情况，以求得一个彻底的解决。

陈毅临行前让朱德代理他为前委书记。他又一次来见毛泽东，说：

“我打算到上海去，把这些情况直接向中央报告，请示中央如何解决。”

毛泽东说：

“你可以去，我也赞成你去。你把4军的详细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

7月末，陈毅便化妆去了上海。不久，中共中央根据他7月9日的报告，在8月21日给前委及红4军发出了一封由周恩来起草的指示信，即“八月来信”。“八月来信”对毛泽东的建军主张作了充分肯定。指示信中说：

“你们应知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得多。”“在大敌当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你们应指出红军中党的生活之正确路线，号召全体同志消灭一切纠纷，一致地拥护此正确路线向着敌人奋斗。”“七大”在政治路线上的缺点是“对于集权制没有勇敢地回答它是在目前与敌人肉搏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须，而同时又没将‘党管一切’之不妥当的涵义与解释，给予恰当的批评。”“党的书记当然更要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这是书记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必须采取‘比较集中制’，才能行动敏捷，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集中制的党，绝不容许极端民主化，尤其在日有战斗的红军中，更绝对不容许有此种倾向生长。”“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这一意见非常正确。”“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引向流寇主义行径。”“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是红军的政治命脉”。决不能动摇了这一根本路线。

尽管此时中共中央对红4军情况的了解还不全面，因而还不能作出更深刻的指示，但它已经初步给红4军党内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结论，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对各种错误倾向作了比较严肃的批评。

如果陈毅不急于去上海，按照“八月来信”精神及时纠正红4军“七大”的错误决定，就不会有红4军后来的重大挫折，也不会有毛泽东在此后一个时期的艰难困苦。只可惜中共中央的这封指示信未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且说毛泽东在闽西“一大”结束后，离开蛟洋文昌阁，化名为“杨主任”，前往上杭县的苏家坡，一边养病，一边进行农村调查，指导闽西土地革命。他白天做社会调查，晚上在只有一根灯芯的油灯下看书写文章，每天总是工作到深夜。有一位特委机关干部悄悄给他的灯盏上加了一根灯芯，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找到那位干部，既严肃又亲切地教育他说：

“我们正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节约一滴油，一个铜板，都为着争取革命的胜利。红军战士能点一根灯芯的油灯，我们当干部的能闹特殊吗？”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闽西的广大区域内呈现出了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热闹景象。闽西的分田工作大体上是按照下面几个步骤进行的：

1、在工农政府领导下，各乡选举产生没收委员会和土地委员会。乡土地委员会一般由5人至7人组成。各村选举成立3人分田小组。2、划分阶级成份。3、清查田亩。4、分配土地。5、宣布分田结果。6、插牌定界，颁发耕田证。

1929年8月初，毛泽东来到上杭大洋坝。此时留在闽西反“3省会剿”的红4军第1纵队正在大洋坝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第1纵队第2支队长萧克到纵队部汇报工作，毛泽东一见到他就关切地问：

“你们那里的田都分完了吗？”

萧克回答说：

“都分完了，谷子也快收割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

“分了就好，农民分了土地，你们部队要保护群众收到谷子，只要收到了一季谷子，你们就站稳脚跟了。”

8月上旬，毛泽东离开大洋坝，在永定的灌洋、虎岗、堂堡、湖雷、陈东坑、石岭、豪坳头等地视察工作，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

此时，与闽西的大好形势正相反，朱德率领的红4军主力出击外线后，处处碰壁。

原来在8月2日，红4军第2、第3纵队在朱德和前委率领下，仓促开往闽中。由于他们对闽中的党情、军情、地情、人情均不熟悉，所以在行军打仗中，遇到了不少麻烦。正如毛泽东所料，孤军深入闽中的红4军主力确已遇到很大困难，闽中地区敌人比较强大，而红4军主力缺少群众基础，时值盛夏，加上路途遥远，又是高山峻岭，红军的行动十分困难，病号日益增多。

8月中旬，朱德在闽中计划率领红4军主力北渡闽江、乌龙江，向赣浙皖边界游击。这显然是一个冒险计划。

8月18日，朱德以前委名义写信给闽西特委，通报了他的这一计划。闽西特委见到此信，立即报告给正在闽西指导工作和养病的毛泽东。尔后，闽西特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复信给前委说：“我们以为，闽中山河险阻，防守不便，兼之难走，无群众，没有斗争，不能起帮做侦探的作用。过了乌龙江，则敌人消息灵通，运输便利，更有受大军包围的危险”。闽西特委在复信中提议前委再调红4军主力回闽西。

朱德等人见到闽西特委的来信，不得已“乃决定返回闽西”。

8月底，朱德率红4军2、3纵队由闽中回师闽西。

此时，红4军1、4纵队在闽西特委领导下，和地方武装一起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已经迫使赣敌、粤敌分别退回到了长汀、连城、永定、湖雷。

1929年9月间，毛泽东与贺子珍从永定县虎岗镇转移到100多里外的永定县金丰牛牯朴村的大青山下。赤卫队员陈添裕为安全起见，给他们夫妇在密林中搭起了一座竹寮。毛泽东为这所竹寮取名为“饶丰书房”，并手书“饶丰书房”木牌一块，挂在竹寮门口。他身居竹寮，日日面对茫茫青山，吟诵唐诗宋词；夜夜谛听溪涧流水，百感交集。他在这里一住就是20来天。

这时候，毛泽东又染上了疟疾，一会儿发高烧，烧得烫人；一会儿又打冷战，冷得吓人。他脸色蜡黄，脸、脚、肚子都浮肿了起来，甚至连大小便都要人搀扶，好几次都徘徊在生与死之间。别说是在这荒山野岭之中，就是在整个闽赣边界也难于弄到奎宁，急得傅连璋团团转，等了好久，上海的交通员才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把奎宁送到了。而那两个护送药品的人，其中一个已经在半路上被敌人砍了头。

国民党获悉毛泽东生大病的消息后，便在他们的报纸上兴高采烈地大肆宣传起来，纷纷载文说：“毛匪死于肺结核。”

此时，与毛泽东的境遇相比，中国的另一个“农民王”更不幸，他就是彭湃。1929年8月24日，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因叛徒白鑫出卖而被捕。8月30日，他在上海龙华与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人同时英勇就义，年仅33岁。瞿秋白得知彭湃牺牲的消息悲痛万分，写下了《纪念彭湃》一文。他在文中说：彭湃“是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戴、顶尊重的领袖。恐怕除湖南农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外，再没有别的同志能够和他相比了。”

且说在9月21日，已经回到闽西的红4军第2、第3纵队，与第1纵队会师，一举攻下了上杭城。3省会剿军久攻闽西不克，现在又损兵折将，便纷纷引兵退去。第一次3省“会剿”至此基本瓦解。

这时候，在红4军指战员中思想依旧比较混乱，“七大”上的问题还一直影响着部队的统一和战斗力的发挥。

9月下旬，朱德为了稳定官兵情绪，整顿部队，以代理前委书记的身份决定在上杭召开红4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继续讨论红4军建设中的有关问题。他还派人到永定县通知毛泽东回上杭参加“八大”。毛泽东坚持说，在党内是非没有分清之前，不想随便回到前委去，而且自己还有病，也不能参加会议。朱德闻报，大为恼火，立即召开前委会议，由彭祜、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说如果毛泽东不回前委，不参加“八大”，就给他以党纪处分。朱德再次派人去永定，命令毛泽东一定要到上杭参加会议。

毛泽东无奈，只好从永定合溪石塘里的“师俭楼”搬出，坐在担架上，由傅连璋、卢肇西等率领地方武装护送，经石岭、合溪的黎袍山、上杭的蓝家湾、庐丰、安乡等地，赶往上杭。

毛泽东尚未回到上杭，朱德等人便在仓促之间拉开了红4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序幕。由于事先准备不足，缺乏必要的意见准备，而且大会又是采用极端民主化的方法放手让大家讨论，结果“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没有解决”。大会“无组织状态的开了3天”，代表之间争论不休，“毫无结果”，这就引起了许多高级领导干部的强烈不满。

罗荣桓在发言中要求请毛泽东回来领导红4军工作，林彪等不少人都表示赞同。刘安恭却依然坚持攻击毛泽东。此时的朱德，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已经深切体会到离不开毛泽东了。他爽朗地说：

“我同意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

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在许多政治工作人员要求下，从中央调来不久的第2纵队党代表张恨秋即席起草了一份《敦请书》，并在会议上朗读了一遍，大会表决的结果，获得了多数票通过。

会后，朱德根据会议通过的《敦请书》精神，写信给毛泽东，派人请毛泽东回来复职，主持前委工作。

这正是：朱公生来性情好，极端民主令难行。

今朝重兵握在手，方知无毛难过冬。

1929年10月初，毛泽东在赶往上杭途中接到了朱德派人送来的《敦请书》和朱德的亲笔信，这才知道“八大”会议只开了3天就结束了。他立即给前委回了一封言词十分激烈的信，拒绝了朱德等人的要求。他在信中写道：

“我平生精密考察实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这个路线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10月11日是农历的重阳节。毛泽东在前往上杭的路途上，置身于黄花遍地的景色之中，面对川流不息的汀江，面对绚丽多彩的山乡秋色，他登高远望，不禁思绪万千，脱口吟成了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一行人于重阳节后的一个傍晚来到了上杭县城，入住在城内的“临江楼”上。临江楼坐落在汀江岸边，面对琴岗，依山傍水。毛泽东与贺子珍住在二楼的前厢房，蔡协民和曾志，还有邓子恢等人，分住在二楼的其它房间里。

红4军的领导人朱德、郭化若等人听说毛泽东的病尚未好，就来到临江楼看望他。毛泽东躺在病床上，告诉朱德等人说：

“我这几个月在闽西缺医少药，疟疾需再治疗一段时间，尚不能随军行动，请大家谅解。”

朱德也不好再说什么，就劝毛泽东安心静养。

此后，曾志从上杭大街上一家药铺里为毛泽东请来了一位医生，医生看过后说：

“你得的疟疾，又烧又泻，持续不愈，时间长了，体质逐渐虚弱，因此身上才出现了浮肿。”

医生为毛泽东开了金鸡纳霜丸，说是特效药，服了很快就会好的。他还特别叮嘱众人说：

“病人需要增加营养，要一天吃一只鸡。再用2斤牛肉熬汤喝，可以少吃肉，主要是喝汤。”

曾志为了照顾好毛泽东，专门请来了一个男厨师，每天炖1只鸡，还将2斤牛肉煨得烂烂的，每顿都要毛泽东吃一些鸡肉，再喝1碗牛肉汤。经过10多天的药物和食物大补治疗，毛泽东的病情大有好转，身上的浮肿也全消失了。

这正是：身心具伤命一线，毛公几到鬼门关。

来日斗争无穷期，尚需催马再扬鞭。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回到红4军，且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29年7月间以前委特派员身份指导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际，同时等候着中央批复，以便转道厦门前往上海，而后赴苏联莫斯科。倘若此次果能成行，他及早地与斯大林等人相识相知，中国共产党可能就会少走许多弯路，王明等一类政治骗子再狡猾也无所施其伎俩，中国革命也许要早胜利很多年。可是不久中共中央的“六月来信”和“八月来信”相继而至，不但使毛泽东计划成空，而且又让他陷入了一场新的灾难之中！

第22章 1929年10月—

“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责任在于当好群众的传达员，就是说，应当 善于总结出大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要求，及时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 党的领导机关要根据这些意见和要求进行研究分析，找出解决的方法， 然后再由领导者把党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去执行。”

话说1929年10月22日，陈毅带着崭新的认识和中央精神，绕道香港返回闽西，回到了红4军。

上一章已经说过，早在7月末，陈毅就化妆去了上海。那时他是由闽西苏区出发，经厦门、香港转赴上海。他在途中多次听到群众议论‘朱毛’如何如何厉害，这才知道红4军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过了苏区边界，已经在全国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陈毅到了上海后，找到了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老同学、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人李立三，详细汇报了红4军的情况及“七大”会议的结果。李立三要他尽快写出书面报告，提交中央政治局。

在8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将陈毅刚刚写出的书面报告向政治局作了汇报。据这次会议记录记载，陈毅在报告中的最后一句话仍然是：“但一定要中央找一政治上强的人去”苏区。

在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汇报。向忠发主持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

会议听取汇报后，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3人委员会，由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负责召集，讨论审议红4军问题，提出决议案后再由中央政治局讨论。

周恩来和李立三反复阅读了陈毅提交的《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等5个书面材料。在《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中，陈毅最后写道：“对朱毛去留意见：1、在中央能各派1人去担任他两个的工作，则两人同时可以离开。2、如不能同时派两个人去，则先派1人去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

9月1日，周恩来、李立三与陈毅一起进行了第1次讨论。

在第2次讨论中，周恩来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着重重申了他于8月21日起草的那封指示信中的观点。他还对陈毅说：

“军队只能集权，才能行动一致。你们去年‘湘南失败’，就和放任让群众自由讨论有关。”

李立三问陈毅：

“当时如果润之和你们在一起，又会怎样呢？”

一句话问得陈毅无话可说。是啊，当时陈毅自己就曾经说过：“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行。”周恩来接着说：

“这说明前委一定要集中权力，还需要有自己的核心人物。一个能够把大家的正确意见，把委员们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的书记，这绝对不是什么‘家长制’啊！”

3人委员会在第3次讨论组织问题时，陈毅坚持他的意见，他说：

“中央可以派人去红4军，我当不了前委书记，我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两次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正说明我管不了这一砣嘛！”

李立三问陈毅：

“你看毛泽东如何？”

陈毅没有说话。李立三接着说：

“我考虑，如果仍由原班人马负责，毛泽东、朱德都不调离红4军，只把刘安恭调回中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红4军党代表，但不兼政治部，朱德仍为军长，你看4军同志能不能接受？”

陈毅说：

“他两三年来坚持的绝大部分都非常正确，不但正确，而且别开生面，为中国革命创出新路。但是在组织上，我仍然担心搞不好团结，他为人……我在汇报时都说了，个个怕他。这次代表大会没有选他，出乎意外，但也不奇怪。”

周恩来说：

“认识一个政治家，是看他的主流还是看他的支流？我认为现在选择红4军这样一支全国红军的先锋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他在1927年率先提出上山打游击，提出了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同时认识到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等等。这一切都代表着红军发展的未来。我相信，这样一位同志，身负重担，面临大敌，是不会不注意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的。”

陈毅见李立三、周恩来都如此表了态，便说：

“这次闹得有点伤感情，主要是我的错误。我没有认清毛泽东天大的优点，没有指出正确的路线。我回去带头检讨，我相信退一步是可以进三步的。”

周恩来见陈毅终于表了态，就特意建议由陈毅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给红军第4军前委的指示》信，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

9月28日晚，陈毅就“军阀混战的形势与红军的任务及前途以及战略”等问题，为中央给红4军前委写出了一封约8000字的书面指示信。他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4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写道：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先有农村根据地，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它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它的指挥，应该集中，军队中的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不应漫无限制，搞极端民主化。”

《九月来信》指示红4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提高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作斗争，实现红军所担负的任务。《九月来信》还指示：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此时，中央还考虑到陈毅主持“七大”选掉了毛泽东，现在毛泽东复职了，如果陈毅感到回红4军不方便，可以安排他到其它根据地工作，说现在鄂豫皖红军需要加强领导，还有广西正在准备起义，这两处可以由陈毅任选一处。陈毅说：

“我应该回红4军去，代表大会没有开好，我有主要责任，我应该回去挽回不好的影响。现在还没有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等办好了这件事，再考虑我的工作问题。”

周恩来说：

“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自己也说了，‘七大’选举前委书记，你的关键一票使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中央要求你再去把他请回红4军，你不会介意吧？”

陈毅说：

“请中央放心，我一定会把毛泽东请回红4军。”

就这样，陈毅于10月1日离开上海，带着“九月来信”于10月22日到了红4军总部所在地广东松源。

此前，前委代理书记朱德在10月15日带领红4军第1、2、3纵队4000余人，按中央指示“到东江游击，向赣梅发展”。第1纵队由纵队长林彪、党代表熊寿祺率领，从福建上杭出发，10月18日进入广东梅县、蕉岭交界的上步村。第2纵队由纵队长刘安恭、党代表彭祜率领，从上杭出发，18日进入大埔青溪，19日在虎市击溃敌1个营，俘获3个连，攻占石上、虎市、青溪，刘安恭等及20余人牺牲，纵队长由郭化若继任。第3纵队由纵队长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率领，打垮了福建省武平县钟绍葵的保安团。

10月20日，红4军主力攻梅县松口。因粤军陈维远部一个团已抢先占领了松口，红4军主力于次日进入松源。　　

10月22日这一天，陈毅在广东省梅县松源见到了朱德，简单讲了一下中央精神，又询问了毛泽东的近况，并说要请毛泽东回来领导。朱德微微一笑，说：

“我服从中央的指示。不过，你欢迎他回来，他是否愿意回来，还很难说。”

陈毅说：

“这个我负责。我相信，是可以把他请回来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使毛泽东复职，使红4军团结起来。也许你们认为我到中央是为自己捞点东西，是为了我个人。我是为红4军去的。这次由我向毛泽东检讨，他会回来的。”

朱德说：

“毛泽东对你最不满意，你知道吗？你走后，9月下旬我们又召开了红4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并由彭祜、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但是毛泽东不回来，引起了代表们对他的不满。10月初，他还写了一封回信把责任推到你头上。”

说罢，他将毛泽东给前委的回信拿给陈毅看。陈毅看了毛泽东称为“陈毅主义”的那封信，心情也沉重起来。但他毕竟是经过了一次思想上的洗礼，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纠正那种错误倾向所造成的“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的不良后果。他激动地说：

“我陈毅其它的用心是没有的，但敷衍调和模棱两可是有的。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

说罢，他当即派人将“九月来信”送往毛泽东在上杭的住处，并附上亲笔信，请毛泽东回到前委主持工作。他在信中写的是：

“我自己在主持前委工作期间有缺点错误。‘七大’没有开好，需要公开检讨的话，这个检讨我来做。”

10月23日晚，红4军主力离开梅县松源。24日晨，红4军主力经南礤、蓝坊进抵蕉岭县城，林彪率1纵队击溃守敌1个营。10月25日，红4军主力向梅县进发，守军弃城而逃。10月26日下午，东江革命委员会在县城孔庙召开大会，有600多人参加。大会由朱云卿主持，朱德站在大成殿的石鼓上，用客家话向群众进行演说，宣布红军的政策和纪律，说明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号召大家武装起来，建立苏维埃，打土豪分田地。

是日，粤军第61师师长蒋光鼐率3个团反扑，红4军主力被迫撤离梅县县城。

10月31日，朱德探得梅县只有一个教导团驻守，率红4军主力再度攻入县城。粤军并不畏惧红军，他们凭借着武器精良、训练有素而又熟悉地形，与红4军主力展开了巷战。从凌晨打到下午4时，红军发起7次冲锋，都未能得手，反而死伤惨重。这时，蒋光鼐的主力已火速赶来增援，朱德急忙下令撤出战斗。

11月1日，朱德、陈毅、朱云卿等到达梅县平远石正。当晚，陈毅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总结了攻打梅县的深刻教训，拟报告粤省委转报中共中央。　　

冒进东江，二打梅县，给红4军造成了惨重损失，死、伤、逃跑共计1000多人，总兵力减员多达三分之一，1纵队原有的3个支队不得不缩编为两个支队。2纵队就更惨了，2、3纵队也不得不实行缩编。这是继“八月失败”打郴州之后，又一个大败仗。朱德后来曾总结说：“红4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部队入东江，此次行动失败，原因又是方向错了。当时上海党中央命令红4军入东江打蒋光鼐、蔡廷锴，打梅县，配合张发奎入广东的反蒋战争。这个主观主义的命令，我们执行了，所以又遭失败。”“这是接受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第2次的失败教训。”

且说在陈毅派人给毛泽东送“九月来信”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23日，毛泽东因敌情吃紧，也离开了上杭县城，仍然以“杨主任”为化名，随同赣西特委机关往上杭县苏家坡转移。途中，毛泽东因为身体好多了，心情特别好，迈着缓缓的大步，一副悠哉游哉的样子。贺子珍与闽西共产主义青年团特委书记曾志一溜小跑跟在后面。毛泽东回头看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曾志与夫人贺子珍，风趣地说：

“看来我这个人命大，大病一场，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

毛泽东一行人来到苏家坡村，闽西军委书记张鼎丞抽调1个连的地方武装配合警卫，封锁毛泽东在这一带的消息。

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见毛泽东病体未愈，非常虚弱，就托人专程去外地或白区购买牛奶、白糖等物品，送给他补养；还派人四处寻找有名的中医为他调治。他的身体很快就好多了。

毛泽东与贺子珍住在苏家坡的“树槐堂”阁楼上，蔡协民和曾志也住在楼上。楼中间是个小天井，他们两家的房间不仅相对，而且近在咫尺，彼此的活动都看得清清楚楚。

曾志曾经回忆说：“那时贺子珍身体不好，鼻子常出血，以为是倒经。在上杭检查时，医生说是怀孕了。可能是怀孕的缘故，有些烦躁。主席与子珍一会儿说说笑笑，一会儿又打打闹闹。主席还是喜欢跟贺子珍逗着玩。此时的贺子珍很清秀，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待人又和善又亲切。她虽然像林黛玉一样弱不禁风，但实际上她的性格很倔强，发起脾气来也火冒三丈，而且还像小孩一样爱哭。毛主席又爱开玩笑，开过了头，贺子珍就生气，两个人便吵了起来。吵着吵着，你打我一下，我也打你一下，就这样打起来了。但一会儿，俩人又和好如初有说有笑了。我和蔡协民就住在对面的房间里，经常耳闻目睹他们的打闹说笑。”

毛泽东每天都要读书看报，可有一天，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了两本英文书，叫《模范英文读本》，是初中2年级的课本。他就坐在窗前大声念英语。由于他湖南口音很重，读起来有一种怪味，让人听起来忍不住发笑。曾志在教会学堂学过一点英语，知道英语该怎么个读法。毛泽东在那边读得越认真，曾志在这边笑得越厉害。毛泽东偶尔抬头看她一眼，并不介意，依然是那样旁若无人地念他的湖南腔英语。

曾志夫妇晚饭后经常陪着毛泽东与贺子珍去村边小溪旁散步。他们踏上溪边的一座小桥，很有兴致地看着当地群众在小溪里捉小鱼。群众捞到了鱼，就送给他们几条。有时他们也学着别人的样子下水捉鱼，每次捞到鱼，就如获至宝似地拿回去美食一顿。毛泽东特别爱吃鱼。他每次吃鱼，都是先将鱼头吃了，再吃其它鱼肉。大家也都很高兴干这事，总觉得自己捞回来的鱼特别好吃。

这期间，毛泽东为了有效地提高苏区干部的素质，亲自指导闽西特委在苏家坡的“鸿玉堂”举办了两期有闽粤赣3省苏区干部参加的训练班，即“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和“农民运动训练班”。毛泽东经常抽出时间结合实际给学员们讲课，为地方上培养了一批既能从事苏维埃工作，又能带兵打仗的干部。

1929年11月4日，陈毅给毛泽东送去“九月来信”及亲笔信已有十数日，仍见不到任何反应，就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说：

“我从中央回来，于10月22日到军部。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陈毅同时与朱德及前委成员商量，筹备召开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他又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写到目前部队的情况时，说有“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那样的每况愈下之感。显然，他还没有从“梅县失利”的阴霾中走出来。他在报告中还写道：

“我只有照中央的办法去做：1、建立4军的政治领导，使全体同志和红军官兵集中力量对外斗争，对外斗争胜利才是我们的出路。2、建立前委的威信，制止极端民主化的发展。3、化除一些同志的成见，用布尔什维克党的态度，扫除一切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对于这个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东西，我也不落人后，要去打倒它。我回前委后已送函去催毛同志回前委工作。现已筹备九次大会改选前委。”

此时的毛泽东，正会同闽西特委在充分的调查研究、详细占有各方面的材料后，在苏家坡召开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自闽西“一大”以来闽西革命根据地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等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1月5日，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发出第15号通告，即《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决议中写道：

“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实践，证明中共闽西‘一大’所制定的土地斗争的政策是正确的。”

决议同时对“抢夺式”和“平分式”的两种分谷办法，对克服农民在分田中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及奖励生产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

由于闽西党组织政策的正确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纵横300多里的地区内，解决了50多个区、600多个乡的土地问题，近80万农民分得了土地。闽西根据地已经由原来的3个县，扩大为包括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6个县纵横数百里的红色区域。

1929年秋天，毛泽东所写的《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生动记述了闽西工农劳动大众在红4军的帮助下，按照闽西“一大”决议，分田分地欢庆翻身的动人情景。词曰：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此时，苏家坡虽然有几十户人家，可是一所学校也没有，很多人家3代人都是文盲。毛泽东与特委文教干部商量说，应该在苏家坡创办一所小学。他的这个建议得到大家一致拥护。可是大家说：没有办学的钱，没有教书的先生，没有上课的地方，怎么办？这一切毛泽东都想到了，他拿出自己的20块“交通费”，作为办学经费；让特委机关的一位干部兼任教员；他又亲自编写课本；让特委机关腾出“树槐堂”的一间小厅，摆上8张课桌，8张长木凳，挂上黑板，黑板上方的白墙上还挂着红旗和列宁的画像，这就成了教室。

毛泽东给苏家坡这所学校取了个名字，叫做平民小学。开学那天，近20名男女小孩子背着书包，欢天喜地走进了课堂。毛泽东亲自为学生们上了第一课。

自此以后，树槐堂里每天都响起了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毛泽东是既高兴又犯难，因为他再也不能安静地工作了。他听说苏家坡北端有一个圳背岩，岩下有一个大山洞，可容纳百余人，里面还有常年不断的泉水，是个很僻静很凉爽的地方，就决定到那里去学习和工作。他来到圳背岩，挥起柴刀，披荆斩棘，开出了一条通往洞口的小道。这个地方四周怪石嶙峋，杂树丛生。他很乐意每天步行来到这里学习和工作。特委的干部建议说：

“‘杨主任’，这儿离村子有一段路，在这儿盖上一间房吧？”

毛泽东摇摇头说：

“不要麻烦群众了，我这儿很好，很安静，谢谢大家的关心。”

平民小学的学生们知道了“杨主任”在山洞里学习和办公，就在一次下课后悄悄摸上了山，来看望“杨主任”。他们远远看到“杨主任”正在聚精会神写东西，都躲在大树后面不敢吱声。毛泽东还是发现了他们，招呼道：

“小孩，你们过来呀！”

孩子们走了出来，围在“杨主任”身边，唧唧喳喳地问这问那，还说要他回去办公。毛泽东亲切地摸着孩子们的头，笑着说：

“快回学校去吧，等一会儿又要上课啦！我在山洞里很好，瞧，我一个人在这里多安静。”

学生们只好走了，他们给“杨主任”留下了一个小包，里面装着一些红薯干和一些刚摘下来的野果子。毛泽东吃着野果子，自言自语地说：

“真是一群好孩子啊！”

11月18日，陈毅因一直得不到毛泽东的反应，只好根据中央指示在上杭官庄鹧鸪塘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指示，批评了红4军“七大”和“八大”的错误。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指示，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会议决定：正式恢复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会议同时决定：扩大闽西赤色区域，建立闽西政权。

11月23日，红4军再占长汀县城，前委决定由陈毅去请毛泽东回部队主持前委工作。

此时，毛泽东在苏家坡已经住了一个月。这一天，他坐在河边看书，忽然问身旁的邓子恢：

“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主要责任是什么？”

邓子恢没想到毛泽东突然发问，一时语塞。毛泽东缓缓说道：

“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责任在于当好群众的传达员，就是说，应当善于总结出大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要求，及时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党的领导机关要根据这些意见和要求进行研究分析，找出解决的方法，然后再由领导者把党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去执行。”

一天清晨，毛泽东来到老贫农雷选如的家里，正巧他们全家在吃早饭。毛泽东就和大家一起吃地瓜，他问道：

“共产党好不好？”

雷选如笑着回答说：

“共产党真好，土地平分好，婚姻自由好，债务取消好，苛捐杂税取消好，样样都好。”

毛泽东又问：

“样样都好，就没有不好的吗？”

雷选如不由得看着手上的地瓜，说：

“现在什么都好，就怕明年开春粮食涨价。”

毛泽东追问：

“粮食为什么会涨价？”

雷选如说：

“每年秋收以后，富农和奸商就压低粮价，大量抢购和囤积粮食，等到第二年开春青黄不接时，他们再以高价将粮食出粜，这样，贫苦农民就吃了大亏。”

毛泽东听了，连连点头说：

“你提得对，要想办法解决。”

事后，毛泽东将雷选如反映的问题，提出来与闽西特委领导进行了研究，决定由闽西特委作出成立粮食合作社、实行调剂粮食、防止粮价时跌时涨的有关规定，并采取了一些措施。这样，就稳定了群众的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11月26日，毛泽东终于该走了，他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的陪同下，从蛟洋到达长汀，回到红4军军部，与红4军会合。

这天晚上，陈毅把毛泽东、朱德请到自己的房间里，详细介绍了他的上海之行，诚恳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承认了“七大”的错误，并转达了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

毛泽东也说，“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他还赞扬中央“九月来信”写得好，问是谁写的？陈毅说：

“是大家讨论，由我起草的，周恩来同志看过，一字未改通过的。”

陈毅在谈话中还说，李立三在中共中央“六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又补为政治局委员；1928年11月，任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还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此后，李立三在中央逐渐起了主要领导作用，基本上正确地贯彻了“六大”路线。李立三对毛泽东领导的红军革命战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

陈毅又说，毛泽民也已经从天津调回上海，以开酒栈为掩护，继续领导党内刊物的地下发行工作。

原来，毛泽民自于1927年8月底在长沙与哥哥分别后，化名为周方，受命到湘潭、湘乡一带活动。不久，他在9月中旬返回长沙，得知哥哥已经发动了秋收起义，就带领一批人化装成商人模样前往平江、浏阳一带，寻找起义军，因在途中为反动军队所阻，又返回了长沙，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27年底，毛泽民、钱希钧夫妇接中共中央指示，重返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厂，利用没有被破坏的原厂址继续秘密工作。毛泽民还派人回到韶山挑选工作人员，韶山党支部就推荐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特夫和毛智珠的长子毛远耀等人到了上海，成为秘密印刷厂的工人。1929年初，上海印刷厂被敌特发现，毛泽民、钱希钧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将机器运往天津，在英租界广东道47号办起了新华印刷厂，由毛泽民担任经理，钱希钧负责排版印制。

毛泽东和陈毅谈话后，为陈毅的思想水平提高得这么快而感到高兴。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完全复原了。有一次，陈毅告诉毛泽东说：

“在上海中央开会时，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曾征求过我的意见，是否去鄂豫皖或红7军那儿工作。”

毛泽东说：

“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

陈毅还能说什么呢？他高兴地说：

“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啰。”

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朱德、陈毅出席了会议。这是半年多以来前委召开的第一次团结、热烈而又融洽的会议。

毛泽东除了同意11月18日前委官庄会议关于扩大闽西赤色区域、建立闽西政权的决议外，提议还要更深一层的检查红4军的一般情况。毛泽东认为，若不抓紧训练和整顿，要完全执行党的政策是困难的。

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3项决议：1、召开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2、用各种方法建立红4军的政治领导。3、纠正红4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4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

夜深了，毛泽东一点睡意也没有，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他写道：

“我病已好，11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同志从蛟洋到达长汀，与4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4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目前一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4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

毛泽东又给李立三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3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她写信给我。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

独秀近来行动（指陈独秀散布托派观点、成立小组织等反党活动——笔者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听说杨开慧已经不在人世了，这才与贺子珍结了婚。后来战事不断，根本没有机会探听杨开慧的下落，现在得知他的好友李立三在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四弟毛泽民也到了上海，不由得又思念起杨开慧，便趁此机会一探究竟，让李立三通知毛泽民，看看四弟与杨开慧有没有联系。

而此一时期远在湖南的杨开慧又何尝不思念毛泽东呢？她曾经写道：“没有润之的指示，我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1929年3月7日，杨开慧看到湖南《国民日报》上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被悬首示众的报道，随后又看到《国民日报》发了两篇欣赏人头的文章，非常悲愤，她以《见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为题写道：

“上月底湖南《国民日报》登载了两篇欣赏人头的奇妙文章。欲知时代精神者不可不读！……想不到前清时候罪诛九族的故事，现在还给我亲眼瞧到（杀朱德妻虽然未及九族，根本是这一个意思）！我从前根据我的时代眼光，对于杀人的事实，常常是这样说：杀人是出于不得已啊！虽然事实常常不是这样的……可是啊，这一次杀朱德妻的事，才把我惊醒过来！原来我们还没有脱掉前清时候的文明风气，罪诛九族的道理，还在人们的心里波动！另外，我又知道杀人不但不是悲惨的事，人头简直是普遍需要的一种艺术品！你看他们不是感情奔赴着，以欣赏人头为快的情绪！”

杨开慧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难以割舍的唯有老母亲和3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岸英8岁，岸青7岁，岸龙只有3岁，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孩子可怎么办？他们可是毛泽东的亲骨肉啊！1929年3月以后，杨开慧给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托孤信，她写道：

一弟：

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于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我的孩子们托付给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而不至受那狂风暴雨的侵袭！

杨开慧这封饱含母爱的信，不知因何缘故并没有发出。1929年6月20日，杨开慧又撰写了自传散文1600余字，记述了她自6岁到28岁这段学习生活、思想变化、父亲病逝和恋爱的经过。对于她的恋爱生活是这样写的：

“我大约十七八岁的时候，对于婚姻开始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掉真挚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我也知道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事，而且普通人是懂不到这一层来的。然而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改变，用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见了他许多的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虽然爱他，但决不表示，我认为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我决不妄大希求。我也知道都像我这样，爱不都埋没尽了吧？然而我的性格，非如此不行，我早已决定独身一世的，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还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他为我非常烦闷，我相信我的独身生活是会成功的。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若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

“我一直在追随他美丽的身影，如果他死了，我的情思要全部注入他的尸体上；我好像看到他站在那里！我会马上到你那儿去，我亲爱的人，我要吻你，吻你的脸，吻你的颈，吻你的全身！”

杨开慧在被捕前，把这篇自传散文连同她的《随感》、《散记》、信件等共7篇约4200余字的作品，一起藏在板仓住所屋后的砖缝里。直到在50多年后，1982年长沙县人民政府修缮杨家老屋时，才意外发现了这一批珍贵的文物。很遗憾，毛泽东在有生之年，竟然无缘见到杨开慧这发自肺腑的表白和催人泪下的文字。

欲知杨开慧后来情况如何？请读者诸君耐心往下看。

东方翁曰：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流着眼泪读杨开慧的那封托孤信，可真是叫人不忍卒读，却又不忍心不读！这短短的200多字，岂止是中国文字的魅力！它更是一个女人的心，一个母亲的爱，一个战士的品性，一个伟大的女革命家的形象！

第23章 1929年12月—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话说毛泽东为了开好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立即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他在长汀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

由于长汀地处闽西苏区的边缘，经常受到敌军骚扰，不便于举行党的重要会议，于是红4军决定离开长汀，向闽西苏区中心地域开进。

1929年1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开进连城新泉。毛泽东和朱德、陈毅一起住在望云草室，分别主持部队进行了为期10天的政治、军事训练。这就是有名的“新泉整训”。

毛泽东为了解部队的真实情况，与陈毅一起冒着严寒深入各连队召开座谈会，与到会者展开讨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毛泽东格外重视党内的调查研究，多次召开了各级党组织的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会议和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而后，他还到新泉邻村，在官庄报一公祠（即愧山公祠）召开农民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这些调查研究实际上都是为了他起草党代会决议而准备材料。

12月中旬，红4军进驻上杭县古田镇。

古田是上杭县最北边的一个1000余户人家的大集镇，地处上杭、龙岩、连城3县交界。这里是一块群山环抱景色秀丽的小盆地，方圆十数里，错落的散布着十几个小村庄。古田是这些小村庄的总称。

红4军三打龙岩以后，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古田与邻近的大池、小池，成为根据地最坚实的中心区域，成为红4军开展游击战争以为根基的大本营。因此，红4军决定在这里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红4军进驻古田后，前委、司令部和政治部设在八甲村。4个纵队分别布防于周围的赖坊、竹岭、溪背、菜屋等村庄。

毛泽东在八甲村主持召开了各纵队、支队、部分大队的党代表和支队以上的书记、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联席会议，为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进一步进行准备。此时，罗瑞卿已经是红4军第4纵队的党代表，他也几乎天天晚上参加会议。

毛泽东在联席会议上作了报告。他首先讲了即将召开的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目的，是为了彻底肃清存在于红4军党内的各种不正确倾向，把红4军建设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接着，他以大量的事实列举了存在于红4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正确的倾向，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打骂制度和枪毙逃兵的军阀主义残余等等。他号召到会的人们打消顾虑，充分发表个人意见。

与会人员听完毛泽东的报告，便分组讨论，进行专题研究。有的小组讨论党的组织问题，有的小组讨论红4军宣传工作问题，有的小组讨论废止肉刑问题等等。

毛泽东深入各个小组跟大家一起讨论。他一面听发言，一面做记录，并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

“你们那里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这是什么思想？这种思想应当怎样纠正？”

在代表们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毛泽东便耐心地予以分析、解释，启发大家认识这些错误产生的根源及其危害性，从而提高大家的认识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又经过10多天的学习讨论，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各种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找到了纠正的方法。

在联席会议期间，毛泽东还主持分组起草党代表大会的各种提案，然后由谭政、欧阳毅整理、油印，经前委审查后准备提交大会。各组还专门研究讨论了参加大会的代表名额和当选代表的条件。大家一致认为，红4军党的九大代表必须具备“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同时还规定代表人选必须由各支部选举产生，每个基层支部选出一名，党委机关名额可适当增加，代表中要有一定数量的青年，每个支队要有一个军事干部和一个战士代表参加，从而保证大会有广泛的代表性。

联席会议结束后，代表们便回到各纵队、支队、大队，召开党委或支部会议，传达联席会议精神，并对本单位存在的问题作初步检查。

毛泽东利用这段时间，在政治部2楼的住房里最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草案的修订工作。

12月26日是毛泽东36岁生日，他为开好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不分昼夜忙碌着，不可能想到远在湖南的亲人还在为他做寿。

这一天，杨开慧专门让保姆孙嫂做了几个好菜，煮了一锅面。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面，岸英兄弟别提有多高兴了。但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妈妈为远在苏区正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爸爸过生日啊！

当晚，杨开慧久久不能入睡，不禁又思念起亲爱的丈夫。她在《散记》中写道：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得这个日子。晚上睡在被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这真不是一个小问题。没有我在身边，他不会注意的。”

且说在12月28日这一天，大雪初晴，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溪背村廖氏宗祠正厅里隆重开幕。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120多人。会场上高悬着4条标语，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盲动主义！”、“反对冒险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工作人员在正厅与外边之间的天井中，燃起了一堆堆炭火，使会场内外的气氛更加热气腾腾。

陈毅为大会秘书长；毛泽东、朱德、陈毅共同主持了会议。

大会首先由陈毅传达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并进行了详细解释和说明。他还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

毛泽东代表前委作了关于代表大会8个决议案的报告，并多次讲了话。他不仅谈到了红4军和根据地，还谈到了国内局势和他所了解到的国际局势，重点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人民军队的建设经验，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强调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人民军队。

朱德代表红4军军部作了军事报告。

全体代表热烈讨论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的报告，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共同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并最后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全文长达2万多字，一共分为12个部分：1、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2、党的组织问题；3、党内教育问题；4、红军宣传工作问题；5、士兵政治训练问题；6、废止肉刑问题；7、优待伤兵员问题；8、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9、政治决议案；10、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11、接受中央指示决议案；12、拥护中央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案。

后来，《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这一部分改名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收入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1、关于单纯军事观点；2、关于极端民主化；3、关于非组织观点；4、关于绝对平均主义；5、关于主观主义；6、关于个人主义；7、关于流寇思想；8、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毛泽东在决议中明确规定了红4军的10项教育材料，提出了18种教育方法。

关于组织建设，决议明确规定：

“以后新分子入党的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这5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下级对上级要有详细的报告，上级对于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派人出席下级会议，不能借口工作人员少，工作能力薄弱和工作时间不够，来掩护自己的不积极，而把这些工作疏忽起来。”

关于军队建设问题，决议规定：

“军队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代表大会改选了前敌委员会。

毛泽东反对红4军“八大”的做法，否定了那种“分割式的以各纵队为条件”分配前委委员的方法，他提出：只有符合3个条件的人才可以当选为前委委员，而不必考虑各纵队之间的人选比例。这3个条件是：“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

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力一、黄善益、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11人为前敌委员会委员；

选举杨岳彬、熊寿祺、李长春3人为前敌委员会候补委员。

选举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在以上人员中，有4人原来是在基层工作的，毛泽东以其“观念正确，斗争积极”提名为前敌委员和候补委员。这4个人是：湘南农民宋裕和、田桂祥、黄善益，还有独立团老兵李长春。

古田会议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由于毛泽东在事前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大量的准备工作，各方面条件都很成熟，所以，会议只开了两天就顺利结束了。后来，由李立三、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对古田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决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在毛泽东复职后，红4军“中心的政治领导已确立”，“可以使中央放心”。

再说还在古田会议筹备之时，蒋介石就已经开始策划闽粤赣3省军队“会剿”闽西革命根据地了。在古田会议结束之时，蒋介石的第2次3省“会剿”已迫在眉睫。江西的金汉鼎部已占领长汀，由长汀经河田向连城袭来；广东的陈维远旅向永定、上杭一线移动；福建的刘和鼎部56师已进占龙岩，其先头部队到达小池，离古田只隔一座彩眉岭，仅有15公里。敌军来势汹汹，企图一下子扑灭红4军。

这时候，红4军的给养已经告罄，古田会议一结束，毛泽东立即召开前委军事会议，研究部署红4军的作战方案。毛泽东认为，敌人的主要目标是红4军，只要红4军一走，敌人必定寻找红4军作战而离开闽西。这样，闽西红色区域仍可求得独立的巩固和发展。于是，前委决定：

红4军全部“离开闽西”转战江西，向武夷山中部和赣南进军，以求达到粉碎敌军之“会剿”而后“巩固闽西”之目的。

部队分兵两路：由朱德率领1、3、4纵队，先行出发，北击连城，入连城筹款，然后经清流、归化、宁化，西越武夷山，转战赣南，直捣金汉鼎的后方，在江西开展游击战争。这一行动的目的一方面是打到敌人后方去，转移敌人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原定的争取江西的计划。

另一路由毛泽东率领前委机关和以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的第2纵队及赤卫队向龙岩小池开进，在小池诱敌，阻击东线刘和鼎之56师，牵制和迷惑敌人，掩护朱德率领的红4军主力西进，然后相机撤出战斗，到江西同朱德的大部队会师于赣南。

前委的作战计划传达后，闽西特委有的领导人想不通，写信给前委，要求红4军留在闽西。毛泽东在复信中批评“闽西的同志眼光小”。他还在特委来信的信封上批了“离开闽西，巩固闽西”8个字。

几天后，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等人专程前来为红4军送行，毛泽东又关切地询问特委在工作上还有什么困难？邓子恢说：

“敌人‘会剿’形势这样紧张，红4军4个纵队都走开，靠闽西赤卫队恐怕难以应付。能不能留下1个纵队，配合地方武装打击敌人，帮助巩固发展闽西苏区？”

毛泽东听邓子恢这么说，便向他详细分析了敌情和闽西的斗争前途及红4军的作战部署。他说：

“闽西的同志要把目光放大一些，坚决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敌人从来都是跟着红4军主力部队走的，红4军转入江西后，将打乱敌人的军事部署，赣敌金汉鼎部必然要往回撤，敌人的‘3省会剿’必将是‘会而不剿’，这就叫‘离开闽西，巩固闽西’。”

毛泽东一席话解开了闽西特委领导人心中的顾虑，使闽西特委对敌人“3省会剿”的形势有了正确的估量。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接到了红4军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写给他的新年贺信。毛泽东是林彪最敬仰的人，他想和毛泽东谈谈心里话。于是，他在信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中国革命高潮不会很快到来，面对国民党的3省会剿，红4军应当分散打游击，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去扩大红4军的政治影响。由于军情紧急，毛泽东暂时把这封信搁置在了一边。

1930年1月3日，闽西大地阴雨连绵。朱德、陈毅率领红4军第1、3、4纵队先行离开古田，向赣南转移。

前委机关暂留古田，毛泽东亲自率领第2纵队突袭龙岩小池之敌刘和鼎部，掩护主力转移。

1月5日，朱德率红4军1、3、4纵队到达连城，江西会剿军也跟着进入连城境内。

毛泽东率领的第2纵队胜利完成掩护红4军主力任务后，又返回了古田镇。

此时红4军虽然处于敌军会剿之中，但毛泽东对于如何打破国民党军的3省会剿早已胸有成竹了，因而他的心情是平静而沉毅的。现在他想到了新年前夕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送来的贺信。他认为林彪的思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帮助林彪转变错误思想，并以此教育全军，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利用短暂的停息时间给林彪写一信，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战略主张。

1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古田赖家坊的“协成店”住处，给林彪写出了一封关于《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7000字的长篇回信。他在开头部分是这样写的：

“林彪同志：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是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

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

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你认为，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的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只有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式的大革命。

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与中国的形势不适合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毛泽东在信的末尾部分写道：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我说你欲用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不是说你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你显然没有此二者，因为此二者完全没有争取群众的观念，你则是主张‘放手争取群众’的，你不但主张，而且是在实际做的。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的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的就在于这一点。”

毛泽东将信写好后，让工作人员油印了几十份，给林彪送去了一份，其余的分发到红4军各级部队的党内主要负责人和地方党组织。

1纵队党委秘书欧阳毅收到了毛泽东给林彪的长信，一看是批评林彪的，就没有直接交给林彪，而是交给了纵队党代表彭祜。林彪看了此信后，脸色郁闷，没有吱声，顺手把信放在桌子上了。

后来在1948年2月28日，林彪得知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发表毛泽东这封信，立即从东北写信给毛泽东，说这封信在重新发表时希望不要点他的名，希望删去有关批评他的话，理由是“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避免“种种无益的猜测”。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后来在修改时删去了他的名字和有关批评他的话，并将这封信定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重新发表了。

再说毛泽东就要带部队出发了，因贺子珍已经怀孕6个多月了，不能随军，他就找到曾志，交代说：

“曾志，我要带部队去江西，贺子珍怀孕了，无法随我走，她留下来，由你负责照顾她。”

曾志一听毛泽东这样说，以为毛泽东是让她离开工作，专职去照顾贺子珍，不由得火了，大声说：

“我有我的工作！哪有时间伺候她生孩子？”

毛泽东本意是嘱托曾志关心一下贺子珍，没想到她竟然莫名其妙地发这么大的火，顿时也生气了，嗓门一下子提高了：

“就是要你照顾！”

曾志也不示弱，大声地顶撞毛泽东说：

“就是不照顾！”

“一定要你照顾！”

“我是党的干部，我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哪能成天去护理她呀？”

毛泽东这才知道了曾志发火的原因，是她领会错了自己的意思，口气也缓和了下来，说道：

“你这个同志呀！我是让你关照她，哪能让你一天到晚去护理她呢？只不过是要你关心她一些罢了。”

曾志知道自己错了，连忙压低声音解释说：

“我跟贺子珍是好朋友，过去行军都常在一起吃饭睡觉，我从来都关心她，照顾她，你不说我也会这样去做的。刚才是我误解了你的意思。”

“理解了就好！那就多多拜托你了！”

曾志后来曾经回忆说：“在那时，我们年轻人虽然崇敬毛主席，但却并不惧怕他，那时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还没有变为神，所以我敢胆大妄为地与毛主席吵架。我想这大概是我此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毛主席发火，后来每当想到此事，心中都深感内疚。”

1月7日，毛泽东带着前委机关和罗瑞卿等人率领的第2纵队，按照既定方案离开古田去江西，寻找红4军主力。曾志便将贺子珍接到了她的住处。此时蔡协民去了厦门，找省委汇报工作，她就与贺子珍同睡一张床，合盖一条被。此后，贺子珍想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就到龙岩党组织办的一所中学念书去了。

毛泽东率部由连城以东的姑田进入清流、宁化、归化县境，向武夷山挺进。他在第2纵队这一时期，与罗瑞卿朝夕相处，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罗瑞卿也从毛泽东那里学到了许多领导方法和指挥艺术。

1月9日，朱德依照原定方案率部经连城、宁化进入江西，挺进赣敌金汉鼎的后方。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红4军主力由闽入赣如期调动了敌军。国民党军“3省会剿”总指挥金汉鼎发觉红4军大队入赣，其老巢受到威胁，为保自身利益，除留少数兵力驻守长汀、上杭外，迅速将其主要兵力从闽西撤回江西，防堵红4军主力。

此时，福建国民党军内部发生了内讧。盘踞在闽西北的暂编第2师师长卢兴邦，联合海军陆战队省防司令林忠，袭占福州，逮捕了省府人员，并以一部向暂编第1师控制的漳州挺进。参与会剿红4军的刘和鼎部因福州政变，急速开往泉州至福州一线，加入讨伐卢兴邦的行列。

粤军陈维远部见总指挥金汉鼎和刘和鼎相继撤兵，也连忙撤回了广东。至此，国民党军第2次3省会剿闹腾了一阵后便不攻自破了。

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从广昌出发，到达宁都东韶红色区域，等候毛泽东率领的前委和第2纵队前来会合。

1月中旬，毛泽东率部越过武夷山，向江西广昌挺进。征途中的行军队伍同迂回曲折群峰起伏的武夷山在纷飞的大雪中相互交织成一幅雄伟壮丽的画图。毛泽东回首往事，憧憬未来大好的革命形势，情之所至，在马背上写下了富有诗情画意、充满革命激情的著名词章《如梦令·元旦》：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1月下旬，毛泽东探悉红4军主力在东韶，遂率领前委机关和第2纵队由洛口入东韶。

1月24日，毛泽东、罗瑞卿等率前委机关和第2纵队到达东韶，与朱德、陈毅率领的红4军主力会师。

此时的赣西南，革命形势已有了较大发展。毛泽东鉴于国民党军主力离红4军都比较远，周围仅有一些小股敌人，环境比较安定，就当机立断，决定以纵队为单位分兵，将4个纵队分别部署在宁都、乐安、永丰、藤田4县，以15天为期，开展游击活动，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地方武装和红4军，巩固和扩大赣西南红色区域。同时在红4军内掀起一个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热潮，由各部按照决议内容逐条检查本部队各支部存在的问题，自上而下掀起一个反对不良倾向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在红4军第2纵队召开了大队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提出了革命军队管理教育的7条原则：

1、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2、干部要深入群众。3、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4、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走群众路线。5、说服教育重于惩罚。6、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反对命令主义。7、赏罚要分明。

毛泽东在讲到第6个原则时，给大家讲了一个三国故事，他说：

“三国时老将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了一个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令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愿受军法处置。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

毛泽东最后说：

“时代不同了，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我们用不着激将法。但是，我们却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用宣传鼓动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启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

就这样，毛泽东率领红4军又进入了一个稳定的上升发展时期。而此时在湖南家乡带着3个孩子的杨开慧却是度日如年。她对毛泽东的思念日甚一日，苦苦等待，又是大半年过去了，依然没有见到来信。1930年1月28日，杨开慧在《散记》中写道：

“无论怎样都睡不着，虽然是倒在床上，一连几晚都是这样，合起来，还睡不到一晚的时辰。十多天了，半个月了，一个月了，总不见来信，我简直要病了。我设一些假想，脑子像戏台一样，还睡什么觉？人越见枯瘦了。太难过了，太寂寞了，太伤心了。这个日子我简直想逃避它。但为着我这个小宝，我终于不能逃避。又是一晚的没有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里是他，一头里是小孩，谁也拿不开。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我怎么都不能不爱他，我怎么都不能不爱他！”

这正是：战乱夜夜扰离人，散记字字值千金。

等闲不是弱女子，铁石人儿亦惊心。

欲知杨开慧母子后来情形，请看本卷后边内容。

东方翁曰：红4军“九大”与“八大”的反差太大了。毛泽东的方法是先民主后集中，民主是有引导的民主，而不是七嘴八舌；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不是主观武断的集中。“九大”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而不是仓促的、细致的而不是粗疏的准备工作，很快就结束了，顺利地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收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工效。应该说古田会议的典范作用，足垂千古！

第24章 1930年2月—

“‘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争取群众’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

话说在1930年2月3日，赣西特委得知红4军第3纵队在永丰县一带活动，马上派人来到永丰，并找到前委，报告了赣西、赣南革命形势及彭德怀率领红5军来到赣西后出现的新情况。

原来早在1929年11月15日，担任吉安八乡靖卫团总指挥的共产党员罗炳辉，在赣西特委机关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率部起义，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使革命形势得到了好转。到1929年底，赣南革命根据地的范围也发展到了兴国、于都、宁都等县的广大农村。1930年1月中旬，彭德怀率领的红5军也由湘赣边来到了赣西，开展游击活动。1月18日至20日，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红5军军委在遂川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发展革命形势和红军的统一指挥问题。会议决定，将江西地方红军第2、第4团及吉安延福地区的独立第3团，还有罗炳辉领导起义后编成的独立第5团，加上永新、莲花、宁冈的赤卫队，共二三千人，合编为工农红军第6军，由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由李文林担任第一旅党委书记兼政委。会议还决定，把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合并为新赣西特委。同时成立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5军、6军军委与新赣西特委。联席会议后，红5军、红6军按照1929年11月原赣西特委提出的攻打吉安的计划，立即对吉安形成包围态势，准备相机夺取吉安。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在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关于攻打吉安，关于如何分配土地等问题上，赣西党内产生了严重分歧，以致“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各项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顿，在半生半死的状态中。”

刘士奇，1902年7月9日出生在湖南省岳阳县黄秀桥乡一个中医之家，自幼入私塾读书，1919年春入洞庭湖高小，后考入湖南省立商业专门学校，在校期间被推为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总务部主任，1924年由郭亮、夏明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初，北伐军夺取岳阳后，他以国民党省党部农运特派员身份回到岳阳领导农民运动，参与组建中共岳阳地方执委会，任书记。他团结北伐军驻岳警备司令部团长周希武、国民党员任尹平，将国民党岳阳市党部改组为县党部，被选为常委，又相继建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岳阳地委、岳阳县农协、总工会、女界联合会等群众团体，使岳阳、临湘、华容地区的工农运动迅猛开展起来。1927年“马日事变”后，刘士奇只身出走，去武昌寻找党组织。其妻罗氏迫于国民党反动派压力改嫁他乡，其子刘祖文由兄长刘齐正抚养。刘士奇后辗转到了南昌，八一起义部队转移后，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去鄱阳县恢复党组织；10月任赣北特委书记，创办《特委通讯》和《政治通讯》；不久，任省委秘书长和省委候补执行委员；1929年5月改任赣西特委书记，与贺子珍的妹妹贺怡结婚，婚后生有一子，名刘子毅。后来，刘士奇与省委军委书记蔡申熙派赵醒吾潜入吉安靖卫大队长罗炳辉部，策动起义。刘士奇和蔡申熙介绍罗炳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起义成功后，将罗炳辉部组成江西省红军独立第5团。

且说毛泽东了解了赣西的情况后，当即以前委名义写了一封长信分致新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及红2、红4团，为部署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计划，准备于2月10日在东固召开联席会议，并提议，赣西南此时应召开一次代表大会。

前委将信发出后，组成了以书记毛泽东为首的3人代表团，前赴吉安县的陂头村新赣西特委处。

此时，新赣西特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因斗争、行动问题的急需，毛泽东决定：将新赣西特委扩大会议扩大为有毛泽东为首的前委、合并后的新赣西特委、赣南特委、红5、红6两军军委等参加的联席会议。

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倡导的联席会议在吉安县陂头村正式举行。史称“二七会议”，或“二七陂头会议”。到会代表有：前委代表团的毛泽东、熊寿祺、宋裕和3人，有赣西特委代表曾山等5人，有红6军军委代表黄公略、刘士奇及刚于2月调入6军的陈毅等4人，还有赣西特委所召集的扩大会议代表及各行委、中心县、区委负责人、共青团代表、红6军各纵队负责人、苏维埃党团的李文林等，共计40多人。江汉波以江西省委巡视员资格出席了联席会议。

红5军军委的彭德怀、滕代远因赣河阻隔不能到会，来信委托黄公略、刘士奇同时代表红5军军委。赣南特委代表则是因为联席会议提前举行，未能赶上，毛泽东决定另行再开赣南工作会议，解决赣南问题。

会议推举毛泽东、曾山、刘士奇为主席团成员，主持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传达了古田会议决议精神，阐述了党的工作应以乡村为中心的战略思想，提出了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计划。他在分析江西的有利条件时说：

“江西的条件很好。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美的支配。这些都是夺取江西全省政权、夺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有利条件。”

毛泽东严肃批评赣西南在土地革命问题上迟迟不分田的错误是一种极端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此前，以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只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宣传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而不实际去分田；并且宣称苏维埃在这个时期，还属于宣传时期。他们采取先宣传而后组织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放弃当前广大群众的英勇斗争及争取群众的任务。江汉波的思想确实代表了赣西南党内的一部分右倾分子，影响不小。毛泽东说：

“今后一要分，二要快，红色政权一建立，就应没收一切，重新分配。”“这是为了争取广大贫农群众所不可忽略的紧要策略。因为‘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争取群众’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

会议讨论了夺取江西首先胜利的计划和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的问题。经过热烈讨论，与会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统一了认识。

会议确定“党的主要任务是：1、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是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2、深入土地革命。3、扩大工农武装。”这3个任务之实现，“将使南方各省反动势力次第消灭于红旗之下。广大群众团聚在红旗的周围 ，成为推动全国革命的一大动力。”

然而会议在讨论如何分配土地的政策上发生了分歧。原来在土地问题上，赣西南党内过去存在着两种意见，一是没收一切，平均分配；一是没收豪绅地主反动派及富农剩余土地，按照劳动力分配。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依然十分激烈。李文林、江汉波等人仍主张按劳动力为标准分配。毛泽东说：

“分配的方式应按人口平均分配。只有平分，才能夺取整个群众，否则，不能夺取群众。”

毛泽东批评了李文林、江汉波的意见是富农路线，力主实行男女老少平分的政策。他的意见一提出，立即引起了热烈讨论。会议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

“土地革命的当前目的，是动摇封建基础和争取广大群众，因此应把所有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尽量分给一切需要这些东西的人。只有不便分配的（高山大塘），才由苏维埃管理，仍归人民公共使用。”

会议还充分肯定了原赣西特委提出的“打吉安”的口号是正确的，“确是执行广大群众的要求，过去业已发动了群众动摇了敌之基础。”确定了攻取吉安的军事行动计划，把攻取吉安作为目前行动的总目标。会议还提出了“打到吉安去，建立赣西苏维埃政府”，“打到吉安去，彻底分配土地”，“打到吉安去，扩大工农武装”，“打到吉安去，消灭军阀混战”等6个中心口号。

攻打吉安的军事行动分为两步：第一步不打吉安城，而是困吉安城，同时首先占领与吉安为犄角的吉水、安福、泰和等县，目的是使白色统治更形孤立。第二步再攻占吉安城。

为了克服目前存在的分散状态，统一领导赣西南地区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任命的领导红4军及红4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敌委员会，扩大为领导红4、红5、红6军的共同前委，并吸收地方党领导参加工作，统一指挥湘、鄂、赣、粤、闽的斗争。红4军另行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

2月10日，联席会议成立了新的前委，由17名委员组成，他们是：

毛泽东 郭 贞 曾 山 王 怀 方志敏 朱 德 潘心源 黄公略 刘士奇 彭德怀 谭震林 陈 毅 邓子恢 张鼎丞 袁国平 李文林 滕代远

会议推举毛泽东、曾 山、刘士奇、朱 德、潘心源5人为常委；推举黄公略、彭德怀2人为候补常委。

推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会议还决定：新前委仍随红4军行动；并决定将赣西、赣南两个特委合并成立赣西南特委，准备召开赣西南党的代表大会及江西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

2月14日，毛泽东发布了《前委、赣西特委、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通告第一号——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通告中具体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和力量对比，他写道：

“目前军阀混战，蒋阎又积极酝酿南北大战的形势之下，蒋介石在短期内无增兵江西的可能。在赣东、赣北，至少可牵制张辉瓒部一部兵力，张部只能用3团兵力对付赣西；谭道源一师不能回来；金汉鼎受闽西工农牵制，同时，他又要参加争夺福建地盘，一时不容易到赣西。赣西及兴国、于都、宁都、南丰各县，共有赤色群众150万；宁冈、永新、莲花、永丰、乐安、宁都6县县城都是我们的；泰和、吉安、吉水只有县城在敌人手里，四乡都在我们手里；安福、新喻、分宜、峡江、南丰、于都，都各有一部分在我们手中；兴国有大部分是赤色区域。加上红4、5、6军都到了赣西各地，尚有许多地方武装，军民斗争的情绪十分高涨。”

据此，毛泽东在通告中又写道：

“打吉安是赤色区域广大群众的要求，是有条件的，因而是正确的。攻取吉安是目前行动的总目标。”“攻取吉安的第一步，则是要先占领与吉安为犄角之势的吉水、安福、泰和等县城，以包围和恐吓吉安。”

2月15日，毛泽东按照陂头会议的决定，又主持召开了赣南工作会议，以解决赣南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前委的熊寿祺、宋裕和、黄公略，有省委巡视员张怀万，赣西南特委全体常委，赣南各县区负责人，一共30余人。

赣南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有：政治报告，讨论政权、土地、武装、组织、行动等问题，批评赣南党组织前段比较右倾的错误，接受陂头“二七会议”的全部决定。

赣南工作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朱德根据“二七会议”的决定，为夺取江西全省政权，在军事上攻取吉安，巩固红军的后方，率领红4军由广昌向吉安中鹄区施家边进发，准备向吉水发动进攻。

2月间的赣西正是大雪纷飞的季节，红军踏着积雪前进。毛泽东骑着马，看着这白雪、高山、红旗，禁不住诗兴大发，在马背上哼成了《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朱德一听便大声说：

“好词，好词！前几句道出了今天行军的情景，真切。后一句‘十万工农下吉安’，气势雄浑，锐不可当。”

且说红4军此时的行动和其他各路红军的行动早已惊动了蒋介石，他得知红军各部正在向吉安、泰和附近的赣江两岸集结，便急忙命令驻吉安之第50师第148旅加强防御；同时命令鄂、湘、赣3省国民党军向赣西南集中：令湖北独立第15旅唐云山部火速到江西吉水一带待命，令第18师第54旅主力和第52旅一部在乐安、宜黄地区集中，令第12师金汉鼎部驻守宁都地区，伺机对红军发动进攻。

2月20日，国民党军独立第15旅唐云山部已经南昌、清江县樟树镇，到达了吉水县城和乌江镇一线。

毛泽东立即召集前委会议，说明了敌情变化，让大家一起研究红4军的对策。熟悉当地情况的负责人介绍说，吉水地区是地主武装、会道门、红枪会活动猖獗的区域，红4军在这里与敌军大部队作战，很难得到群众的帮助。于是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攻打吉水的原定计划，立即向吉安县富田退却，“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利用红军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消灭孤军冒进之敌。

红4军迅速退到了富田地区。这一地区是红色区域，群众热烈拥护红军，全力支援红军作战，部队很快就筹足了给养，以前一个月发不到两文零用钱，现在可以发到三四元了，指战员们士气旺盛，斗志昂扬，因此便在富田地区养精蓄锐，待机破敌。

此时，其它各路国民党军还在原地未动。独立第15旅唐云山发现红4军后撤，不知红4军战术之奥秘，还以为是红4军要逃跑，随即兵分3路，孤军深入，向红4军逼近，进至距离富田20公里的水南、富滩一带：其左路两个营进至水南，右路两个营进至值夏，中路两个营进至富滩。毛泽东决定，抓住独15旅两个团兵力分散、态势孤立的有利战机，集中兵力，各个歼灭该敌。

2月24日，红4军在红6军第2纵队配合下，以一部兵力迂回敌之侧后，牵制右路、中路之敌；集中主力猛攻水南左路敌军，经半小时激战，歼其大部。“计被我军击毙敌团长罗奇1名，官兵约50名，伤170余名，俘虏官兵200余名。”

2月25日拂晓，红4军以一部兵力插入敌后，主力猛攻右路、中路之敌。“我军向施家边前进，与敌之第3团相遇，唐逆亲自督战。剧战至下午6时许，敌始完全溃散。经一天激战，歼其大部，此役唐逆云山头部负伤甚重，旅参谋长阵亡，死官兵200余名，伤者多不胜数，俘虏副营长以下官兵900余人”， 残敌仓惶渡过赣江，逃往吉安。

水南、值夏、富滩之战，歼敌独立第15旅三分之二，俘敌1100余人，缴获24挺重机枪，8门迫击炮及大量的枪支弹药。“自经此役之后，一般赣省军阀地主豪绅，大为恐慌。”这一胜利，大大促进了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

红4军在值夏休整了3天。其间，前委决定红4军全部和红6军第2纵队一起北进，经吉水、新淦直下樟树，然后或北上进攻南昌，或东进攻击抚州。

2月29日，红4军从值夏出发，和红6军第2纵队一起北上进到乌江南岸。这时，乌江正涨水，部队已经无法徒涉过江，国民党军又已集结兵力于吉水、永丰一线，阻止红军北进。前委当机立断，放弃原计划，返回水南休整。

1930年3月10日，红4军开到了东固。

此时，于都北乡群众要求红军攻打马安石土围子的靖卫团。红4军得知兴国、于都一带没有敌军重兵驻守，于是便应群众的要求，去于都发展工作，同时也想在于都一带解决给养，观察敌情之变化。

红4军遂移师至兴国，到兴国后又探知敌金汉鼎部已全部入闽，与刘和鼎部夹击卢兴邦以争夺福州。赣州空虚，前委即决定攻打赣州。

3月15日，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成立，由曾山任主席。

3月15日这一天，红4军一部进至赣州城郊，方知原来获得的情报并不准确，金汉鼎部第17团由万安返回赣州，尚未开拔。第17团闭门固守，红4军不能入城。

3月16日，红4军从东、南、西3面猛力攻城。赣州城高墙厚，素有“铁赣州”之称。红4军没有重火器，因此连攻3日，未克。

毛泽东在赣州关山坪视察了红4军围攻赣州城的战势，立即指示：停止攻城。

3月18日，毛泽东在赣州市郊楼梯岭主持召开前委和红4军军委会议。他说，红4军应该撤围赣州。他还说：目前吉安、吉水、永丰一带敌人兵力较强，北进再打吉安无把握，暂时不能走北进的路。南下去广东北江，对于夺取江西亦无意义。“红军应乘金汉鼎部入闽和蒋冯阎酝酿战争不能分兵到赣南、闽西地区兵力空虚之机，打通闽粤赣3省边界的联系，把这一广大地区完全赤化，作为红军前进发展的根基，从而进一步夺取江西全省政权。”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红4、红5、红6军在赣南、闽西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分兵发动群众的工作路线，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时间以3个月为期。于是，前委在赣州城郊楼梯岭发布了《前委通告（第三号）——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通告中说：

“过去赣西南与东江等处，很久不分配土地，不建设苏维埃和忽视赤卫队组织，是十分错误的。红军游击时，亦易犯这种只求扩大不求深入的错误，每处住不到三五天又开走，做了些宣传，也组织了几个小小的农工会，几个嫩芽般的支部。但红军一走动，马上就塌了台。”

通告还对红军分路游击提出了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和波浪式向前推进、即“伴着发展”的原则。通告说，在原来党和群众组织基础较好、而且有小块甚至大块公开的红色区域、有长期武装斗争经验的县份，“红军到了这些县内，要有计划地帮助原有红色区域的党及群众去组织政权，建设武装，分配土地，加强党与团体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将原有区域扩大到全县，并推广到邻县。比如，在赣南就该扩大宁都、于都、安远、寻乌4县整个的赤化。在闽西要将武平县、长汀各县整个赤化。这样，就把瑞金、会昌、石城包在中间，再图发展闽赣的联系就成功了。寻乌的红色区域与东江红色区域原来是通的，这样3省的接连都成功了。若不使这五六县工作深入，单是走马观花地游击一番，如去年赣南45天工作，则闽粤赣接连的任务就不知何日才得实现。在一定时间，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地区，同时即深入此地区，是很有效力的工作方法。红军各部队工作时，应将指定时间，支配于指定区域。应该做深入工作的地区，工作时间要支配多；不做深入工作的地区，工作时间要支配少。如4军3纵队在于都，哪块是要支配时间多的，哪块支配时间少的，要有计划，工作才能更有效。”

通告又规定了红4、红5、红6军各自的游击区域。

3月19日，毛泽东和朱德以红4军军长、政治委员的名义发布了由他起草的《第一次攻赣州的经验教训的训令》。训令中说：

“本军此次攻打赣城，即以强攻之决心，实行奇袭之手段，乃以下述缺点之影响，致未克奏效，殊为憾事。兹将是役之缺点及战后之教训，大略列下，以资他山之鉴。”

《训令》列出攻打赣州之缺点教训7条：1、敌情之判断不确。2、地形未预先观察。3、事先无充分准备。4、上下决心不一致。5、战场报告不确实。6、不按时实行总攻。7、指挥不适当。

3月20日，毛泽东以前委名义给赣西南特委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4军3纵队，3月19日从赣州城外向于都开拢，20日到江口，有两三天停顿，然后进入于都。第一步在于都至少工作一个月，要与地方党部合力把于都全县发动起来。3纵队的主要工作是于都。第二步在瑞金，第三步在长汀。你们须经常指导3纵队的工作及各方面的工作。兴南、宁南、于北的工作，要督促他们赶快向南开展，与3纵队干部合拍，不然3纵队工作是孤立的。与兴、宁、于北接不起来，3纵队一走，热的群众又冷下来。如去年4月时一样，那就不好。因为于都有很多地主武装，若不能缴掉它，始终要作怪。

当前情况，红6军2纵队不忙去宁都，3纵队走时，2纵队去接3纵队的防是要紧的。”“前委、4军军委及1、2、4纵队，3月20日从赣州城外开往南康，21日可达。有二三天整顿。两三天后，或往大余一转，或者不往。他们是要开往安远、寻乌，使二县的工作深入。尚须有一个时期住东江一处，然后转入闽西会师。”

世上的事儿说起来也真是无奇不有，毛泽东明明在这儿忙得不亦乐乎，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却在1930年3月20日这一天的《国际新闻通讯》上为他发了一个讣告，读来让人啼笑皆非。抄录全文如次：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当然，毫无疑问，敌人会因此而感到高兴。

毛泽东同志出身于湖南一个农民家庭，早在学生时代，他就领导了反对中国军阀的斗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他立即投身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当中。1919年在北京爱国学生发起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在长江地区广泛开展了宣传活动。在安源煤矿，他建立了一个模范工会，为现在湘赣地区的工会和布尔什维克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毛泽东同志从1923年起就是中共中央委员。他坚决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武汉时期特别是这样。当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遭到失败时，他违背机会主义领导者的意志，继续在湖南农民群众中战斗，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1928年初，他的军队和朱德同志的队伍会师，建立了工农红军。他们占领了湘赣边界的广大地区，并在每个地方建立了苏维埃。红军的活动严重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国民党派出邻省的7个军企图消灭这支红军。根据策略上的需要，毛泽东和朱德的部分红军撤离湖南前往广东和福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那里的革命运动正方兴未艾。福建省大部分地区已在苏维埃的控制之下。由于毛泽东的进军，那些被打垮被驱赶到粤东山区红军和农民又重新开展了生气勃勃的斗争。去年夏天，国民党从6个省抽调6万多人的军队，又一次进攻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红军。但是，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并未能赶走这一支1万人左右的红军队伍。相反，战争使国民党军队不断崩溃，整旅整旅的士兵开小差，甚至起义参加红军。

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他还帮助揭露和清除了在城市贫民、农民和工人阶级中的某些人那里存在的改良主义。这些改良主义思想是国民党左派、第三党及陈独秀造成的。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且说3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又发布了《整顿军风纪的训令》，训令说：

“照得本军在此工作，原为争取群众，训练本身，故于军纪风纪一层，自应严为遵守，岂容稍有松懈，致生不良影响于群众中，是以不嫌三令五申，务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使红军精神及一般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则实革命之利，亦各官兵之所乐为。故凡违反军风纪者，无论大小，必予查究。至于花街柳巷，尤禁放荡闲游，以免一染恶疾。”

3月29日，毛泽东、朱德还连发了3道命令：一是《关于爱惜公物，不得擅自购置装具的命令》，二是《官兵考绩问题的训令》，三是《征募和教育新兵问题的训令》。

关于官兵考绩问题，训令强调说：

“红军在游击时期，其重要任务在打倒阶级敌人，武装工农，帮助地方建立政权，扩大赤色区域。为达到此种任务，所以在战时要能使官兵一致，奋勇前进，歼灭敌人，解除其武装而武装工农。在平时则一面官兵须一致做宣传、发动和组织的工作，一面各级主管官须负责训练本部士兵。因此，在这种重大责任之下，红军官长的本身训练和训练士兵是很重要的工作。”

训令中还说，为了使军官之调用适宜，能将士兵中勇敢进步比较有能力者提升任用，使全军官兵的教育训练都能够在比较的推动之下得到良好的效果，特决定具体考绩办法，这就是：士兵教育归纵队，军官教育归军部，实行培养实际工作能力的道尔顿测验制，调制官兵考绩表；加强机关各部处人员的教育。

关于征募和教育新兵问题，训令说：

“多征忠实勇敢之工农分子扩大红军”，纠正“只图征募小公差兵及任意增添挑夫，极少注意战斗兵之补充”的现象；强调对新兵要集中训练至相当时期和程度，始行补充进入连队。

这正是：峰回路转度难关，九大过后尽开颜。

二七会议开新局，军旗映红赣西南。

欲知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后来发展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官兵考绩问题的训令》及《征募和教育新兵问题的训令》，甚至连《整顿军风纪的训令》在内，观其语言及词令，似乎不是出自毛泽东之手笔。笔者因无缘于原始资料，故存疑于此处。

第25章 1930年3月—

“婆婆折磨媳妇，媳妇最不满意。但媳妇自己当了婆婆之后，又去折磨媳妇，媳妇满意不满意呢？你们将来不要打骂士兵。不然，士兵也会不满意你们，那还怎么团结一致去打倒国民党军阀呢？你们都是要当干部的，所以，我给你们讲这个道理。”

话说正当红军准备在赣南、闽西两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分兵发动群众之时，国民党军开来两个团的兵力围追红4军，毛泽东、朱德立即将红4军第1、2、4纵队集中行动。

1930年3月底，红4军主力攻占了大余县城。毛泽东在大余城内省立第14中学召开大余、南康、信丰、南雄等县党的领导人会议。接着，他又在大余城吉安会馆召开南康、南雄、信丰、大余、崇义、上犹6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这两个会议上，毛泽东对组织政权、建立武装、进行武装斗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等作了重要指示，号召大家建立赣西南革命根据地。

1930年4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越过大庾岭，向广东境内的南雄进军，打败敌军吴文献部两个营后，进占了南雄县城。

此时，从整个革命根据地的形势来看，广东东江西北的7县——五华、兴宁、丰顺、梅县、平远、蕉岭、大埔的红色区域，已经与寻乌的红色区域相通；赣南4县——宁都、于都、安远、寻乌原有的小块甚至是大块公开的红色区域，也有逐步扩大到信丰等地的可能。而信丰地处赣西南中部，东面与安远接壤，西面与广东的南雄邻近，如果红4军能够攻占信丰城，建立县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就可以直接促进南部的龙南全部、定南和西北部的南康、南雄等邻县举行农民暴动，创造和发展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打开和闽粤赣根据地的联系。毛泽东正是看准了这一有利战机，决定率部进攻信丰城。可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又来指手画脚瞎指挥了。

原来，以政治局常委、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长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在4月3日给前委发了一封题为《党和红军的总任务和策略路线》的指示信。指示信中说：党的总任务是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和“准备实现全国的总暴动”，而红军正是实现这种前途的“直接动力之一”。因此，“猛烈地扩大红军与坚决地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这种中心城市，以“扼长江中枢的武汉更有意义”。

指示信中批评红4军说：“‘造成粤闽赣3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前者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是没有以全国胜利为前途，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自然是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冲突的，而且割据保守更是失败主义的表现。”

指示信还批评红4军武装农民、发展地方武装的策略方针是“不自觉地受了保守观念的支配，没有猛烈扩大红军的决心”，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指示信要求红4军要“坚决执行向赣江下游发展，配合整个革命的形势与武汉首先胜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要“改变分散武装农民的策略而为集中武装农民建立红军的策略”，使红军猛烈的扩大，实现攻打中心城市的任务。

这封指示信送达前线尚需时日，而这时候的毛泽东还正在按照自己的战略计划行动。

4月7日，毛泽东、朱德率部由南雄向信丰进军。在途径梅岭时，红4军政治部主任李力一问毛泽东：

“有何消息？”

骑在马背上的毛泽东边行军边观赏梅岭的秀丽景色。梅岭自古多梅树，唐代便有“南枝落，北枝放”的说法；唐代李峤在《鹧鸪》一诗中说：“南枝日照暖，北枝霜露滋”；清代人陈世涛在《庾岭吟》中也有“北枝未放南枝开”的诗句。毛泽东由景想到诗，由诗想到现实国内的南北局势。他听李力一突然一问，便随口答道：

“有！”他用马鞭一指山南，说：“南枝先开。”

接着又指向山北说：

“北枝后放。”

4月9日，毛泽东、朱德发出攻打信丰县城的命令：由林彪率领红4军第1纵队攻打南门；由政委罗瑞卿等人率领第2纵队攻打北门；第4纵队攻打西门。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鏖战，红4军主力消灭了负隅顽抗的地主武装三四百人，活捉了国民党县长吴兆丰。

4月10日，毛泽东在信丰城召集红4军3个纵队的负责人开会，部署部队立即开展群众工作。他说，首先要深入发动群众，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财产，分给贫苦的群众。他还说，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他同时指示，要动员群众把城墙拆掉一部分，为以后攻城减少困难。

此后，毛泽东和朱德又发布了加强体力与提高射击技术的训令。这是红4军司令部接连发出的第8号训令。训令中说：

红军作战在武器上不如敌人，全凭着沸腾的热血、誓死斗争的决心和敌人肉弹相搏，用血染成赤色区域。所以，每次胜利全靠官兵的奋勇猛进。这样，就要靠有强健的体力才能一天奔跑百多里路，抢十多个山头，打几场恶仗。同时，红军没有制弹厂，没有固定的后方，子弹无多，应该特别爱惜，射击精确才能杀伤更多的敌人。没有强健的体力，纵有百分的革命精神也无从施用；没有良好的射击技术，就不能有效地杀伤敌人。“因此，锻炼身体增进体力，熟悉瞄准增进射击效能，是现在红军军事训练中的第一要着。”

训令要求早操时间多做持枪体操，或徒手体操；晚上游戏多做各种运动，如竞走、踢球、演习、叠罗汉。在休息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可酌量设置简单器械，如单杠、吊绳、秋千、吊环、爬城索等，实行器械体操。另一方面，要特别注意射击教育，举行射击比赛。

在信丰期间，毛泽东针对第1纵队教导队中存在的问题，向全体学员作了一次极为生动的讲话，着重阐述了红军指战员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

“红军指战员都是革命同志，完全不同于白军官兵关系。你们现在是教导队的学员，结业以后回去当指挥员。指挥员同士兵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要讲道理，要说服教育，不要打骂人。”

毛泽东还以婆媳关系饶有趣味的比喻说：

“婆婆折磨媳妇，媳妇最不满意。但媳妇自己当了婆婆之后，又去折磨媳妇，媳妇满意不满意呢？你们将来不要打骂士兵。不然，士兵也会不满意你们，那还怎么团结一致去打倒国民党军阀呢？你们都是要当干部的，所以，我给你们讲这个道理。”

4月16日，红4军主力离开信丰，到了赣南会昌。政治部为贯彻执行古田会议决议，发布了一个《宣传员工作纲要》。《纲要》根据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上对红军宣传工作提出的要求，就红军宣传员的职责范围和工作方法作了18条规定。其中特别规定了宣传员的职能之一是深入社会调查。《纲要》中说：

“每一宣传员出发工作时，要注意当地的社会调查，将每天调查所得的结果报告调查统计股，作成总的统计。每一宣传员要随时注意调查土豪及一切反动分子的情况，迅速报告保卫科设法处置。”

4月17日，于都盘古山特委书记徐复祖率领矿山暴动的300多名赤卫队员开赴会昌，要求参加红军。徐复祖到陈家祠来见毛泽东，刚进屋，见毛泽东正在阅读文件，就静静地等候。毛泽东发现身后有人，转过身来问道：

“你是……”

徐复祖作了自我介绍。毛泽东马上起身倒了一碗水，递给徐复祖，说：

“早就听说盘古山有个徐复祖，组织过多次暴动，地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介绍介绍情况如何？”

徐复祖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盘古山矿工的生活状况和最近火烧黄坑发动暴动的战斗经过。毛泽东认真听完后，赞扬道：

“你们这次行动准备充分，战术运用恰当。我写篇文章，将你们的斗争经验介绍给其它地方的同志。”

他顿了顿又笑着说：

“盘古，盘古，盘古开天地。名字老了点，叫仁风山如何？”

徐复祖说：

“那好哇！山下有个仁风圩，是上下山的必经之路，把盘古改为仁风，当地群众不会感到陌生的。”

毛泽东说：

“为了便于邻近各县革命力量的联合，可以将盘古山特委改组为安远、于都、会昌、赣县4县特区委。以盘古山赤卫队为基础，建立红军22纵队，利用山区的有利条件，在边界开展土地革命。”

徐复祖完全赞成毛泽东的决策。毛泽东当天就从红4军中抽调了4名干部和一名司号员，协助盘古山特委做好这两项工作。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安、于、会、赣4县特区委和红22纵队很快就在陈家祠宣布成立了，由徐复祖任特区委书记兼纵队政委，谢海波担任纵队长。红4军还向红22纵队赠送了48枝枪和1000多发子弹。

4月22日，徐复祖、谢海波率领红22纵队回到盘古山，开展反土豪劣绅、反山霸的斗争。毛泽东也在这一天晚上，在陈家祠的豆油灯下，伏案写出了一篇专门介绍仁风山斗争经验的文章，指导当地的革命斗争。

4月底，毛泽东、朱德率红4军主力按前委原定计划经会昌筠门岭到达江西寻乌，消灭了寻乌澄江的地主武装。在寻乌的一个小镇子里，红4军主力与当地古柏领导的游击队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此后，红4军分兵在寻乌、安远、平远等地做发动群众的工作，逐步地扩大红色区域的范围。

1930年5月上旬，毛泽东在寻乌县委所在地西井天主教堂指导寻乌县委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县工农民主政府。

此时，中共中央在李立三指导下，一部分领导人的“左”倾教条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了。他们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完全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来指导中国的革命。他们指示各根据地普遍开展反富农斗争，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提倡组织集体农场，实行集体生产，在党内还展开了反“富农路线”的斗争。

毛泽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仔细研究了寻乌的情况。他认为寻乌地处闽、粤、赣3省交界处，是江西赣州与广东梅县之间商品、物资的一个集散地，只要明了这个县的情况，对3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就可以基本明了，对于全部了解工商业状况和中国的富农问题也有作用，对于有计划地帮助寻乌红色区域的党和群众组织政权、建设武装、分配土地，把红区从寻乌推广到邻县，从而巩固和发展赣南革命根据地，沟通和推进闽粤赣3省红色区域等，都有重大意义。因此，毛泽东决定选择寻乌亲自进行调查。他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向知情人士对寻乌城的概况作了一番初步调查。正是在这次调查中，毛泽东结识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人。

郭友梅是万安县人，12岁就来到寻乌，已经47年了。他做过寻乌两任商会会长，目前是城里本钱最小的一个杂货店的店主。范大明51岁，是城区一个饱经风霜的贫苦农民，现在是县苏维埃委员。他们对寻乌城的历史和现实的盛衰荣辱情况，十分了解。

初步调查结束后，毛泽东写下了《调查研究》一文，即《反对本本主义》。此文主要是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即“本本主义”思想。他在文章中写道：

“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那是非错不可的。”

“我是要下决心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的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倘能因此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去研究个别地方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容易了。倘如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

“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社会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事当前，不去调查它的实际情况，成天的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

“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各种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这篇文章很快就印成了小册子，在红4军中和革命根据地内传阅。

毛泽东在寻乌不仅第一次系统地调查了城镇，同时又调查了农村。

几天后，毛泽东离开寻乌县委所在地西井天主教堂，搬到县城南门外马蹄冈一栋坐北朝南的石砌楼房里居住，在这座楼上的中厅里，进一步进行大规模的寻乌调查。

在这个中厅里，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宝盖灯。中厅的中间放着两张八仙桌，桌上放着接待客人的茶壶茶碗，四周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凳子和椅子。

那些参加开调查会的客人，每天都准时来到中厅，一共有11人。其中有过去在衙门管过钱粮、现在已经失业的小官吏赵镜清和城郊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亮凡以及郭友梅、范大明，这4个人是经常来参加调查会的。此外，还有一些工农出身的区乡苏维埃干部、教师、店员和60多岁的前清穷秀才郭清如等，也定期参加调查会。这样，参加调查会的人各行各业、年老年少的都有，更使调查全面可信。

毛泽东深知，那种“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的“挂狗肉账”式的调查，用处是不大的。因此，他的这次调查搞得非常详细、具体、认真。

毛泽东在开调查会时，坐在中厅的一张八仙桌旁，其他人都聚在宝盖灯下，围坐成一个半圆。他亲切、谦逊地接二连三发问：

寻乌城里有几家工商业？商业、手工业店铺各有多少？各个行业老板的姓名，是土商、还是客商？雇了店员没有？本钱多少？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态度怎样？

到会人员就一边屈着手指报名计数，一边同别人小声商议，努力把毛泽东要的材料说得更准确些。毛泽东始终口问手写，一条条、一件件细细地问，静静地听，认真地记。他碰到听不懂的土话，就请古柏“翻译”一下，遇有疑义的，就给时间让大家讨论。

毛泽东调查了47家商店、94家手工业店铺，内容非常广泛：从寻乌的历史到现在的盛衰荣辱，从寻乌的地理环境到政治区划，从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到政治经济，从旧有土地关系到土地革命，以及妇女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等等。他对每一个问题，又调查得细致入微。关于“寻乌的土地斗争”情况，他就调查了17个问题：

1、分配土地的方法。2、山林分配问题。3、池塘分配问题。4、房屋分配问题。5、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6、城郊游民要求分田。7、每人得田数量及不足生活之补贴。8、留公田问题。9、分配快慢。10、一个“平”字。11、抵抗分田的人。12、原耕总合分配。13、暴动在分田之后怎样处理土地。14、非农民是否分田。15、废债问题。16、土地税。17、土地斗争中的妇女。

这次调查会一共开了十多天，光毛泽东写的第一手材料就有近10万字。

此外，毛泽东还深入田间、作坊和商店进行调查，收集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材料。

在端午节后的第2天，毛泽东又召开了有50多人参加的调查总结会。毛泽东一开始就说：

“我来寻乌调查了近20天，承蒙诸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获得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今天请大家来核对材料，叫做集思广益。”

这次大型会议整整开了两天。毛泽东问了大家100多个条目，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习惯都问到了。问得最多最细致的还是寻乌的商业、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和土地斗争情况。其次如水陆交通、山林特产、进出口货、市场店铺、人口成份、土地占有、田租债利、店员和雇农的家庭、婚姻等等都问到了。

毛泽东在这次大型调查中发现：寻乌的农民以两个理由反对用大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欢迎用小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他们一是怕把自己区域的土地分出去，二是不赞成移民。不但是从这个区移到那个区不赞成，就是从这个乡移到那个乡也不赞成。毛泽东生动地描述说：“‘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箩谷’，说的是搬家要受损失。”“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另外还有因为地理的原因，如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地方的农民不肯移到闭塞的地方去，也同样是经济原因。毛泽东说：“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

毛泽东通过调查，主要解决了这样几个问题：1、制定了限制富农的政策。2、制订和检验了土地革命各方面的政策。3、解决了对城市工商业者和城市贫民的政策。

就在毛泽东为反对教条主义而努力工作的时候，他却受到了中共中央更为严厉的批评。

欲知毛泽东受到何人批评，且看下章分解。

东方翁曰：寻乌《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一生中进行调查研究后留下的史料中最为详实的一篇，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态度是多么的认真，工作方法又是多么的细致，多么的科学，的确与众不同，令人叹为观止。可以说，毛泽东的这种优良作风和实践活动堪为一切负有领导责任者的范本。

第26章 1930年6月—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话说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赣西南的斗争形势发展很快。自前委3月分兵3个月后，赣西南有组织的群众，从陂头“二七会议”时的150万人发展到300万人左右，红色区域扩大到了3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至此，赣西南地区已经由原来零星的红色割据区域，发展成为有统一领导的、连成一片的大块革命根据地。特别是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奠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赣西南特委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描述了“苏维埃区域的好现象”：

第一，农民、工人在经济上得着了解放：地主当权时代，农民受各种捐税、重租、重利的剥削，无不叫苦连天，到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不还租，不还债，不完粮，不纳捐税，工人增加了工资，农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种枷锁，个个都喜形于色。

第二，农村军事化：每个赤卫队少先队都能正常下操。举行群众大会时，群众的队伍非常整齐，如红军一样，甚至妇女也有很多都懂得。现在红军独立团，有妇女参加。

第三，政治水平的普及：苏维埃政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的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增强，无论3岁小孩，80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

第四，文化运动的自然发展：许多地方先后开办列宁学校、培训班以及特委、苏维埃政府办的红军学校、看护学校、干部学校、各种适宜于斗争需要的教育机关。很多不识字的女孩子参加了革命以后，能写得很短的信及标语之类的东西。

第五，推翻了封建基础：苏维埃的圣地，斗争较久的地方，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地或者是游戏场。许多农民的家里以前供着“天地君亲师”，现在都换成了“马克思及诸革命先烈精神”。以前买卖婚姻，现在完全废除了，婚姻自由，不需金钱。但没有如反动派造谣的所谓的共产共妻的鬼话的现象。

另外，在闽西已经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的农村里，由于“封建剥削取消了，农民分得了土地，谷子收起了，农民家里塞满了谷堆子，都愁没有谷仓存储。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农民不须再靠挑担为生，得以尽其劳动力去经营土地；土匪、盗贼、乞丐、烟赌绝迹，村村夜不闭户，野无游民；水利大大畅通；土地因人工充足而得到改良；肥料由人力制造及资本购买而增加，田禾异常丰收，一般说来比上年可增加20%。”这证明了土地生产在封建束缚解放之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可以想见一般农民是如何心满意足了。

恽代英在1930年春到闽西根据地视察后，也写下了《闽西苏维埃的过去和将来》、《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两篇文章，热情赞扬了毛泽东的功绩。文章中说：“闽西不是什么普通的革命，他是造反，他是要闹一个天翻地覆，把全世界翻转过来。”“闽西10万工农群众从斗争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获得朱毛红军长期游击战争经验的帮助与指导，在政治上确实已表现了伟大的成绩。”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还是受到了中共中央的无理指责和严厉批评。1930年6月9日，中共中央为贯彻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不断对红4军施加压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因受苏联和共产国际反右斗争的影响，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说：

“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4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他对4军的发展，仍是保持游击战争的观念。……游击战术是不适合于现代的需要……现在则是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所以红军应扩大充实。”

李立三所说的“全国军事会议”，是指在1930年5月中旬由他主持的在上海召开的红军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对于推动红军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会议又为红军规定了“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的任务，提出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5月下旬，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继续贯彻上海红军代表会议精神。更为严重的是在6月11日，李立三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个《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至此，最终形成了以“立三路线”著称的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路线和政策。

不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罗伯特致信中共中央，说不同意6月11日的决议。李立三便致函远东局，说罗伯特一贯右倾，妨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妨碍中国共产党和远东局的关系，要求远东局调回罗伯特。这一时期，中宣部的恽代英，江苏省委的何孟雄，全总党团的林育南、罗章龙等人，也都曾在不同问题上提出过反对意见，李立三给他们扣上了“右倾”、“右派”的大帽子，加以打击。

“立三路线”的形成既有前面所说的国际原因，同时也有国内的因素。国内的主要因素一是在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前两年，中国工农革命形势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已经发展到10万多人，各地创建了大大小小10多块革命根据地。二是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混战，全国政局一片混乱。就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错误估计了形势，以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到来了，这就使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越走越远了。

且说在1930年6月上旬，彭德怀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在湖北大冶县刘仁八地区将红5军第5纵队扩编为红8军，以红5、红8军组成了工农红军第3军团，计1万余人。由彭德怀任红3军团总指挥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委，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红5军：由邓萍兼任军长，政委张纯清，政治部主任吴溉之。

下辖：第1师，师长李实行，政委侯中英。第3师，师长彭鳌，政委谢翰文。

红8军：由何长工任军长，政委邓乾元，参谋长卢匿才，政治部主任柯庆施。

下辖：第4师，师长黄云桥，政委黄克诚。第6师，师长郭炳生，政委彭雪枫。

彭雪枫，乳名隆兴，学名修道，1907年9月9日出生于河南省镇平县七里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入私塾读书；1916年及1919年先后入初级小学和高等小学堂读书；1921年投奔在天津教书的伯父彭延庆，考入南开中学；1922年辍学，到北京投靠在冯玉祥第一师任秘书的族叔彭禹庭，入“第16混成旅官佐子弟学校”读书；1926年入北京汇文中学读书，由共青团员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考入北平民国大学文学系，因经济无援辍学，受党组织派遣到天津工作，改名为彭雪枫。1930年2月，彭雪枫到上海中央军委工作，后来又到了红5军。

也就在这6月上旬，毛泽东、朱德乘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之机，依照3月赣州楼梯岭分兵、最后会师闽西的计划，就要离开寻乌了。

一天晚上，毛泽东在一座祠堂里召开了一次红4军活动分子大会，有百十号人参加。毛泽东讲了形势和行动计划后，让大家进行讨论。有一位干部站起来发言说：

“我们部队不够精简，特别是女同志，有的怀孕，有的身体不好，不仅拖累了部队，还分散了指挥员的精力，既然这儿有地下党组织，不如将体弱的女同志留下来。”

他这一引头不打紧，会场里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还有人趁机高呼：

“把所有的女同志都留下来！”

曾志听着大家的议论，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她听到如此强烈的呼声，再也按捺不住，一下子爆发了。只见她腾地立起身来，大声说道：

“你们男同志就是歧视女同志，反对军队有女同志。这里到处是地方反动武装，即使有地下党组织，也很薄弱，女同志留下来能生存吗？你们这是借刀杀人！”

毛泽东见曾志说得太过分了，十分气愤，就站起身来，用手指着曾志说：

“曾志！你是女皇啊！难道就是你关心女同志吗？”

众人见毛泽东动了气，都不吭声了，会场里顿时鸦雀无声。曾志虽然仍是气呼呼的，却也不敢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也有不少人替女干部们说话，于是，更多的人也就随声附和，接受了曾志的意见，再也不说留下她们的话了。

此后，毛泽东、朱德应武平一带人民的要求，率红4军主力从寻乌出发，北入武夷山，沿武夷山南端，到达闽西境内的武平县，解放了武平县城，接着进驻长汀、上杭境内。这是红4军第3次进入闽西。

毛泽东关心的是闽西根据地的建设情况，一到闽西就率领少数随从人员，经上杭县千家村、才溪，抵达长汀的南阳。

6月11日至13日，毛泽东依据闽西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局势，为了总结古田会议后半年来闽西革命根据地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等方面的丰富斗争经验，在长汀南阳乡龙田书院主持召开了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南阳会议”。

前委、红4军和闽西的党政军领导人朱德、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60余人出席了联席会议。

邓子恢代表闽西特委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粮价问题、流氓无产者问题的报告。关于土地问题，他说：

“过去田地之分配，没有做到抽肥补瘦的办法，贫农雇农所领田地都是山田或者瘦田，生产异常之低，尤其是因为分田时要补还原耕种农民、多是富农的工资肥本，因此贫农雇农虽领了田地，却很难耕种，同时又兼以剪刀现象，遂使有些田地荒芜。”

邓子恢还说，闽西特委和工农民主政府为了解决分配土地中这种肥瘦不均、富农占便宜、贫农雇农吃亏和谷贱伤农等问题，实行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解决了“不利于贫农有利于富农的根本问题”；又创办了粮食合作社，建立了工农银行，同时还制订实施了奖励开荒、增产粮食的政策。

毛泽东对闽西的斗争经验十分重视，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闽西党组织在分配土地中创造的“抽肥补瘦”的新鲜经验。

联席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由邓子恢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订的《富农问题》、《流氓问题》等决议案。

《富农问题》决议案总结和肯定了赣西南、闽西土地革命斗争中一些成功的经验。决议案肯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是正确的，说它有利于争取广大贫农群众。“只有按人口平分土地才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闽西就是很好的证据。闽西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今年田禾非常茂盛，估计要比去年末分配时多收20%。” 如果不按人口平分，而是以劳动力为标准，只会对劳动力多的富农有利。

《富农问题》决议案规定：“凡属群众暴动起来的地方，至迟两星期内要分配土地完毕”。决议案中还写道：“争取群众，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

《富农问题》决议案又批判了“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左”倾思想：“那种主张‘全部土地归苏维埃经营，农民在苏维埃指挥之下出力耕种，生产品按人口需要分配，剩余属于苏维埃’的做法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客观上是阻碍土地斗争，使土地革命走向失败，根本取消了社会主义前途。”

决议案说：“农民得了土地，解除了一切封建束缚，开辟了农业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表面上看，是要朝着资本主义那条路跑的。“但因为无产阶级在这民权革命当中，建设了领导权的缘故，最后的结果是要把农业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发展的。”

《富农问题》决议案不但明确提出了土地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且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领导中国革命取得第一步——民主革命成功后，要使之过渡到第二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

《流氓问题》决议案分析了流氓即游民的特性及其对红军建设的危害，同时明确写道：

“对于由流氓组织成份产生的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逃跑主义、烧杀政策、肉刑制度、个人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错误的政治观念和组织观念，一定要用大力去排除。”

就在“南阳会议”即将结束之际，中央代表涂振农带着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指示来到了长汀县城，说是要传达中央的有关决议和命令。于是毛泽东决定将会议移到长汀城继续举行。在长汀期间举行的联席会议，历史上又称之为“汀州会议”。

涂振农在“汀州会议”上传达了5月间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精神；又传达了《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致4军前委信》。

中共中央指示说，全国红军“要无条件扩大，在8月以前，要扩大到50万，进攻，要打破游击主义；打硬仗，要打破逃跑主义。”“打破红军中右倾观念，使同志们明确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全国红军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总的路线是夺取武汉。”

关于红4军，中央指示说，“4军执行了六次大会的政治路线，深入了土地革命，发动了广大工农群众，所以4军是中国红军的主力。但红4军也有错误，是新右倾主义：A 否认突然的扩大；B 逃跑主义，放松了大的敌人，放弃了大城市。

《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致4军前委信》中还说：“中央坚决地要4军向长江流域的路线发展，将4军的政治影响扩大而且更帮助了长江各区域党的工作。4军接到这一指示信后，必须详细讨论，很快地执行这一策略。如4军仍是用游击的方式，只来往于赣闽粤等边境，不只削弱了党的主观力量和缩小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即在4军本身的扩大与给养枪弹等的补充都要成问题，望你们严重地注意。”红4军的任务是：“第一步要打下吉安，发动赣西割据，再由赣西与6军攻下九江，一面屏蔽武汉，一面胁迫南京。”

正如后来朱德对史沫特莱所说：“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中央委员会的分析。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我们笼统地知道中国的情况，比辛亥革命以前清朝执政时还糟糕。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只好接受。话虽如此，就我们所知，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还很弱，装备又不好。即使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使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反革命的部队在数量上占优势，在装备上更不知好多少倍；我们比过去还更坚信，支持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帝国主义，会积极进行干涉，来保护那个独裁政权。蒋介石虽然正在跟冯玉祥作战，我们还觉得，他正在计划对我们发动一次大的攻势，而且不久就要开始。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毛泽东和我认识到这一点，当时红军进攻大城市的计划是行不通的。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情报资料来反对这项计划；而且像我们这样心存疑虑是不对的。”

中共中央对红4军的批评和指示，对于毛泽东来说压力已经相当大了，可他还不知道，就在这时候，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又在 1930年6月15日发出了一封言词更为激烈的《致4军前委信》，全文如次：

闽粤委即速转4军前委：

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写了几次信，可是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没有完全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的过去的路线。你们过去的路线是对的，的确也获得了成功。但是，你们在今天还固执过去的路线，完全是错误了！因为革命形势已经转变。同时，你们过去也有错误，这些错误在今天表现着尤为严重：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的错误：1、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做土地革命，如像你们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你们甚至机械地认为只有把武装分给农民以及红军在农村杀尽土豪劣绅，才能保证土地革命的胜利。你们没有懂得，现在土地革命已走入更高的阶段——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期。土地革命的彻底完成，只有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才有可能。你们因为反映了农民意识，所以忘却了这一个真理。2、你们的割据观点，这同样是一个农民观点。3、你们对于资产阶级更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路线，如你们提出保护大小商人的口号。4、你们对于帝国主义更是机会主义的观点，你们非常怕帝国主义，所以，过去我们指示你们到东江，你们说东江帝国主义力量大；中央指示你们应当准备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向南昌发展，争取武汉的胜利，你们说武汉帝国主义力量大，不可能。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5、你们应当深刻地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

中央新的路线到达4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4军的路线转变，对于全国有极大的意义，希望4军能坚决执行，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此致

革命的敬礼

中央

中共中央的态度就是这样强硬！简直是泰山压顶！

且说毛泽东听了涂振农的传达报告，该怎么办呢？他本来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开始就心存疑虑，可现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还是如此的三令五申，如果红4军坚决不执行，不但是党的组织原则所不允许的，而且还很有可能像“七大”前后一样，内部再起风波，甚至导致红4军的分裂也不是不可能的。在党中央一再批评和压力之下，毛泽东不得不表示接受中央的决定。

对于中共中央提出的红军“要无条件扩大”问题，毛泽东感觉到：红4军已有相当数量的发展，游击战应该逐渐向高一级形式发展，适当地进行扩大整编对于攻打大一点的地方，推动革命波浪式的发展也是必要的。所以，“汀州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红4军和红6军合到一起整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

6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在长汀南寨坝广场正式宣告成立，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

同时成立了以毛泽东、朱德等人组成的工农红军第1路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

毛泽东和朱德先后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

红军第1路军下辖3个军、1个红军学校，共2万余人：

红4军，林彪任军长，彭清泉（即潘心源）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李涛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3个纵队，罗瑞卿任第2纵队政委；萧克任第3纵队纵队长。

红3军，黄公略任军长，陈毅任政委，周子昆任参谋长，毛泽覃任政治部主任。

下辖3个纵队。

红12军，伍中豪任军长，谭震林任政委，林楚任参谋长。

下辖两个纵队。粟裕为红12军第5支队支队长。

红军学校，校长萧劲光，政委张鼎丞。

萧劲光，1903年1月4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贫苦家庭，原名萧玉成，他2岁时死了父亲，36岁的母亲带着6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1920年秋，萧劲光和刘少奇、任弼时、任作民，由毛泽东、彭璜介绍到俄国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萧劲光在李富春家里遇到了一位姑娘，她个子不高，乌黑的短发，白里透红的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她就是湖南省著名教育家朱剑凡的长女朱慕慈。萧劲光和朱慕慈结婚10多天后，告别新婚的妻子，再次赴苏联学习，几个月后，朱慕慈也受组织委派赴苏。1928年12月30日，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在异国降生。

在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及其前委成立后，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还成立了全国各根据地红军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军委不同，属于政府下属军事机关性质，应为后来的“中革军委”的前身）：由毛泽东、朱德、曾山、邓子恢、黄公略、彭德怀、李文林等17人组成。毛泽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6月22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军第1路军总指挥部下达了向广昌集中的训令。训令中说：

“1、蒋桂战争极烈，双方死亡各达10余万，蒋逆亦负伤。张发奎的桂系军队到长沙。各地工农运动高涨，时局大为开展。2、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7月5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

就在6月22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率红军第1路军从长汀出发，浩浩荡荡北上，向南昌挺进。

尽管毛泽东接受了中央的决定，但疑虑的心理使他在率领红军攻打南昌时依然采取了极其谨慎的逐步推进的方针。因此，当他和朱德率部来到于都县银坑后，就命令部队就地休息。

毛泽东听说距此地不远处的平安村有一个名叫竹篙寨的大溶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于北区革命委员会后方保管处就设在这里。他决定前去看看。

竹篙寨地处于都、兴国、宁都3县交界的中心要道，周围石山环绕，千姿百态，风景十分迷人。在众多的石山中，竹篙寨格外挺拔俊秀，其高十五六丈，远远看去像一根长长的竹篙插在那里，故而当地群众以此名之。

这天下午，毛泽东和朱德来到竹篙寨山脚下，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爬上山腰，径直向大溶洞洞口走去。

担任看守大溶洞任务的是赤卫队员谢思中，这位憨厚忠诚的庄稼汉子身材魁伟，皮肤黝黑，正坐在洞口“吧嗒，吧嗒”的抽着旱烟。他一听到从远处传来的脚步声，立即警觉地站起来，见有两位老红军漫步而来。走在前面的那位，有三十七八岁年纪，身材高大，长长的脸，两眼炯炯有神，嘴巴左下角长着一颗痣。后边那位，四十多岁年纪，个子稍矮，腰扎武装带。他便迎上前去。高个子问谢思中：

“同志，能让我们进去看看吗？”

谢思中手握乌铳，反问道：

“有证明吗？”

矮个子说：

“对不起，我们忘记带了。我们只是到里头看看，不拿一件东西。”

“不行！没有证明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谢思中说罢，转身关上石门，眼看着那两人转身离去了。大约过了个把小时，谢思中看见于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洪昌高陪着那两个人又来了，看样子，洪主席对他们还挺尊敬呢。正在谢思中诧异之时，3人已到洞口。洪昌高指着那两个人向他介绍说：

“这就是毛委员，朱军长。他们来这里视察工作，你怎么把他们挡在洞外呢？”

毛泽东见谢思中有点不好意思，就上前握着他的手说：

“同志，你做得很对。干革命工作就要有你这样认真负责的精神。希望你保持和发扬。”

谢思中听了毛委员的夸奖，高兴极了，立刻点亮马灯，在前边带路，将毛泽东3人领进洞内。大溶洞内凉气袭人，四周金钟倒挂，还有不少石笋、石台、石桌、石鼓。洞内深处昼夜奔流的地下河，发出“哗哗”的流水声。

这大溶洞的确是一个好去处，整个山洞面积多达700多平方米，东南西北各有1个洞口，西方南方北方的洞口狭小，洞口外又是悬崖绝壁。唯一可供出入的东口，石门也是又窄又矮，人要进出也必须低头弯腰。大溶洞犹如一个天然碉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毛泽东观察了一遍，说道：

“竹篙寨石洞面积大，能住上一个团的兵力，这里水源丰富，若把粮食和燃料运入洞内，可以和敌人作战一两个月。这是建立后方仓库的理想之地。”

后来，于北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竹篙寨“于北区后方保管处”改名为“中央后方保管处”。

毛泽东就是在这次向长沙进军途中，吟出了著名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词中所说的“偏师借重黄公略”，是说此时的黄公略率领的红6军正在向南昌、长沙进攻中，作为右路军配合红军第1路军主力，从湘赣接壤的根据地东进江西。

6月25日，毛泽东与朱德等人签发了《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通电中说：

“本委员会为接受‘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决议完成革命任务，统帅红军第1路军向南昌进发，与红军第3、第2军团（由于讯息不通，毛泽东此时尚不知贺龙的第2军团尚未建立，见下——笔者注）会师武汉，夺取湘鄂赣数省首先胜利，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

正当红1路军所属各部，纷纷往广昌集结，向长江流域发展的时候，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也急忙调集正在参加军阀混战的部队回江西，以加强防守力量。毛泽东闻报，断然决定放弃原定攻打抚州的计划，改到兴国地区集中，一面巩固和扩大赣南根据地，一面静观敌人动向，再作打算。

不久，毛泽东、朱德得到情报，说是国民党军邓英部主力集结在吉安，樟树只有邓英部少数兵力。于是他们决定：部队由兴国移师北进，攻占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樟树。

1930年7月4日，湘鄂西的红4军和鄂西的红6军在湖北公安县会师。

7月7日，两军在公安召开联席会议。贺龙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要求，将红4军改称为红2军，与红6军合编成红2军团。红2军团的编制序列和领导人如下：

军团总指挥：贺龙，前委书记、政治委员：周逸群，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直荀。 下辖：

红2军：军长贺龙（兼），政治委员朱勉之，参谋长张应南。下辖：

第4师：师长王炳南，政治委员陈协平，参谋长向鲁清。下辖：

第10团：团长张一鸣，政治委员吴凤卿。

第11团：团长覃苏，政治委员汪毅夫。

第12团：团长吴虎臣，政治委员张海涛。

警卫团：团长贺佩卿，政治委员吴协仲。

红6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段德昌，参谋长许光达。下辖：

第16师：（红6军第1纵队改编），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王鹤。下辖：

第46团：团长李骑。

第47团：团长贾鸣钟，政治委员邱鸿禧。

第48团：团长桂伦，政治委员谭抗。

第17师：（红6军第2纵队改编），师长段德昌，政治委员许光达（兼）。下辖：

第49团：团长刘仁载，政治委员戴文斌。

第50团：团长张海清。

第51团：团长陈华山，政治委员段德福。

红2军团共1万余人，5000余枝枪。

再说在7月1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红1路军《由兴国出发进攻樟树的命令》。命令中说：

“敌逆军邓英部，以主力集中吉安倚固死守，峡江、吉水、新淦、泰和，亦在该逆敌军盘踞中”，“南昌之敌逆已赴援铜鼓，以图与我第5军抗敌，樟树间有邓英部之小部队。”“进略樟树，窥袭南昌，以响应武汉工人暴动，扩大政治影响；诱邓敌弃吉安，退回与我野战，使赣西群众武装得以乘间占领吉安。”

同时，毛泽东、朱德还颁发了一个部队推进计划表。随后，红1路军分为右纵队、左纵队、总预备队，向樟树前进。

7月20日，红1路军进入永丰城。

是日下午7时30分，毛泽东、朱德发出第2期推进计划表。

据1929年春从莫斯科回国的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说：“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当时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

7月21日，红1路军继续向新淦县七琴镇前进。七琴镇守敌有七、八百人，有电话等通讯设备，被红1路军顺利击溃，大部就歼。

7月22日，红1路军在麦斜村进一步了解了敌情。毛泽东等人已经从缴获敌军的作战文件中了解到江西省内国民党军的主要配置情况：抚州地区有朱耀华的1个旅，吉安北阜田地区有戴岳1个旅，南昌地区有1个旅的两个团，而且是分散的。以上3个旅都属张辉瓒的18师，是能机动的。而在吉安的邓英师3个团和赣州的守敌，是不能机动的。

于是，毛泽东、朱德发出了进攻樟树的命令，要求红军要奋力夺取樟树。命令中说：

“樟树镇现无白军。南昌府有敌炮、工、特务各1营，警备、补充各1团，有进至樟树顽抗我军之可能。”

7月24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改称为红1军团，红6军改称红3军。

同时决定：把红6军政委陈毅留在赣南坚持武装斗争，组织地方武装。陈毅去职后，由毛泽覃代行红3军政委职权。被调离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还有红军医院院长余贲民，任湘鄂赣红军军政学校校长。此后，余贲民将300余名学员培养成为红军的优秀军政干部。1932年，余贲民调任湘鄂赣省委军事部长，负责领导地方武装的建设和作战，12月，为掩护医院和兵工厂人员撤退身负重伤。1933年4月9日，他因伤势恶化在江西万载县小源红军医院逝世，时年45岁。

且说在7月24日这一天，红1军团召开了誓师大会。而后，红1军团一举击败樟树守敌两个营，顺利占领了樟树镇。

占领樟树后下一步该怎么行动？按照李立三的冒险主义方针，红1军团应该直趋南昌。此时，红1军团是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向处于劣势的南昌守敌两个团发动进攻，进行攻城战斗。但毛泽东和朱德没有贸然下达攻打南昌的作战命令。他们为了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立即召集前委成员讨论敌我形势和下一步的军事部署。毛泽东认为南昌城工事坚固，不易攻克。因此会议决定：不打南昌城，部队西渡赣江，前进到高安、上高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尔后向南昌对岸挺进，以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这样，从形式上看，攻打南昌的计划仍未放弃，但在实际上，部队只是在大城市的外围活动，仍然在坚持农村根据地。

朱德后来曾说：“在立三路线时，军事上又发生了错误，但是，立三路线对红1军团的影响较小。毛泽东坚持根据地思想，不赞成部队过远过久的脱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当时中央本来命令我们打南昌，我们知道打南昌没有把握。”

7月25日，毛泽东、朱德在樟树发布西渡赣江的命令，部队迅速渡过了赣江。

7月27日，红1军团到达上高、高安等地，以主要力量在高安县乡村发动群众。

7月29日，毛泽东、朱德下达了《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命令中说：

“本军团以原任务于‘八一’国际反帝示威节及中国之南昌暴动纪念日进占南浔路，以扩大政治影响。拟于30日全军团进至万寿宫、石子岭一带，相机进占牛行车站。各部队到达目的地后，应即发动群众并努力筹款。”

7月30日，红1军团到达离南昌约15公里一带地区的万寿宫、石子岭、生米街。毛泽东派红12军代军长罗炳辉带一部兵力进迫南昌对岸牛行车站。

1930年8月1日，罗炳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派少数兵力向牛行车站鸣枪示威，以纪念3年前的南昌八一起义。国民党守军未还一枪，更不敢出击。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发出撤向安义、奉新休整的命令。命令中说：

“本军团为求迅速完成其北上任务起见，决诱敌离开其巢穴而歼灭之。拟于明（八二）日进至安义县、奉新县之线休息整顿，工作筹款。”

红1军团按期撤离南昌对岸一带，进入安义、奉新地区待机，进行休整和筹款。

这正是：事不可为强出头，头破血流无来由。

你说你的鸟道理，我有我的巧算筹。

8月2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1军团从奉新县来到安义社坑。毛泽东在山穷水缺的仓下村和刘远贵、刘宗栋等5位农民拉家常。他说：

“我们这支队伍叫‘中国工农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穷人闹革命，就要像草绳一样，大家紧紧团结起来，齐心协力闹革命，我们的力量可就大了！一定能把反动派打个落花流水。”

毛泽东的话让刘远贵等人越听越入神，“好像醒了瞌睡，心里亮堂多了”。

欲知毛泽东后来兵指何处？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立三路线”尽管严厉地批评了毛泽东，好似泰山压顶。但李立三毕竟是毛泽东曾经的部下和老朋友，他既没有像陈独秀那样排斥毛泽东，也没有像瞿秋白那样取消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更没有像红4军“七大”、“八大”那样既使他丢了职务又险些丧命，所以毛泽东还能够应付裕如。正因为这样，为了糊弄中共中央的瞎指挥，以便对“立三路线”有个交代，他在6月19日成立红1路军和前委后，做出了进攻大城市的姿态。6月25日，在不了解彭德怀部（见下一章）与贺龙部的情况下，他又与朱德等人签发了《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堂而皇之地宣称：“统帅红军第1路军向南昌进发，与红军第3、第2军团会师武汉”。在‘八一’那天，他还派红12军代军长罗炳辉带人到南昌对岸牛行车站举行武装游行，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他和朱德带着部队一路宣传、一路发动群众、一路筹款，既消灭了孤立之敌，扩大了政治影响，又壮大了红军，巩固了根据地。这样的大智慧、大动作，除了毛泽东还有谁能够想得到做得出？最有意思的还要数下一章中将要讲到的他在8月24日写给赣西南特委等并转中央的信，真是妙得紧，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第27章 1930年8月—

“第1军团行到牛行车站，因江西敌人顽皮得很，找不到打，赣中群众又没起来，决定以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开到湖南。”

话说在1930年8月3日，湖南军阀何键在沅江集中了15个团的兵力，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从株洲、湘潭、宁乡、湘阴等地向长沙反攻。

原来在中原大战中，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为了配合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率部进攻湖南，占领了长沙。后来在湖南省政府主席、第4路军总指挥何键部反攻下，桂系军队主动撤出长沙。7月27日，彭德怀领导的红3军团同湘鄂赣边独立师趁何键乘胜追击桂系各部之机，以红8军第1纵队纵队长陈毅安为攻打长沙的前敌总指挥，乘虚占领了长沙城。

8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决定率领红1军团由江西进击湖南。军团总指挥部在奉新发布了《先取浏阳进略长沙的命令》，命令中说：

“南昌之敌仍守防御工事中，尚不敢向我前进。湖南何键部于7月19日由长沙向平江移动，有对我第5军前进之势（由此可见，毛泽东此前并不知道红3军团已经成立，也不知道红3军团在7月27日占领了长沙。下边所说的他给中央的信亦证实了这一点——笔者注）。武汉白军悉数北上，参加蒋阎战争。”“本军团以绝对急进攻击敌人之精神，决先取浏阳，进略长沙，以威胁武汉，拟于本月5日，由此地（奉新、安义）出动，沿途工作，向浏阳前进。于本月9日以前，到达上高城、宜丰城、会市之线（在此期中各部得以1天或2天时间休息），限于本月16日以前，到达万载县城西北之大桥圩（赤色区域）集中。沿途均须工作筹款，以9号以前到达宜丰城，16号以前到达大桥圩为限。”

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

“报载何键向5军前进，我军为达到消灭敌人援助5军，开展湘鄂赣之交的大局计，乃决定去浏阳击敌，直取长沙，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我们此时预计敌兵已集中向我），夺取吉安，再回南浔，进攻武汉。”

8月4日，何键部已进到长沙的南、西、北郊区。蒋介石的第77师亦由鄂入湘，向长沙逼进。

8月5日，陈毅安指挥红8军第1纵队在新河、经武门、浏阳门一线阻击敌军一昼夜。

8月6日拂晓，彭德怀被迫率领红3军团撤离长沙。因军团政治部未能及时撤出，陈毅安又奉命率纵队向城里再次发动攻击，以接应军团政治部外撤。激战中，他不幸腰中4弹，英勇牺牲。

8月10日，中共中央致信长江局，命令红3军团反攻长沙。命令红1军团等各部分别进攻南昌、九江、武汉。

这个长江局是在8月1日设立的，以项英为书记，任弼时为组织部长，朱瑞为秘书长，周以粟为军委书记，刘伯承兼任军委参谋长。

中共中央在给长江局的信中，描绘出了一幅美妙的革命前景。信中写道：红3军团“仍须积极反攻长沙，猛烈地扑灭何键，采取进攻策略，迅占岳州，向武汉进迫。2、6军亦须向武汉进军。……3、4军如下南昌占九江，则应与8军取联络，通武汉，以使在红军的进攻下取得与工人力量的会合，在敌人忙于应战时，武汉举行伟大的暴动，以夺取政权。……如南昌下后，全国革命委员会应在南昌成立，并可暂由毛泽东任主席。”

就在8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发布了《由宜丰向万载集中的命令》。于是，红1军团即沿着高安、万载大路及其北侧，向长沙方向西进。行军途中，毛泽东在上高县城一个破旧教堂里开了一个直属队干部会，向直属机关干部作了一个报告，讲了革命形势发展情况，解释了这次行动的意义。

8月18日，红1军团到达万载黄茅。毛泽东得知在湘赣交界的文家市、孙家段一线驻有何键部第3纵队4个团，态势较为孤立，便决定抓住这一战机，集中兵力，采取奔袭战术，歼灭该敌。他和朱德立即在黄茅发布了《进攻文家市的命令》。命令中说：

“军团以肃清该敌残部然后攻取长沙岳阳之目的，拟先歼灭该线之敌。全线总攻时间定于20号晨拂晓（5时前后）。”

毛泽东对战斗作了具体部署，红1军团即分兵3路，向文家市包围攻击前进。

就在此时，红3军团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来到红1军团联络，报告了情况。毛泽东由此得知，红3军团在7月27日占领了长沙，8月6日被迫撤离，正向平江方向转移，目前正在何键的左、中、右3路纵队追击中，而文家市、孙家段一线驻军正是敌之右路军。袁国平还说，贺龙所部红2军团受命攻打武汉，也已经失利了。

毛泽东让袁国平带回一封指示信，说是红1军团正在攻取文家市，可解红3军团之围，要彭德怀等人率部到浏阳县永和镇一带与红1军团汇合。

8月19日，毛泽东在黄茅写了一封《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他在信中写道：

红1军团进占樟树后，“此时抚州有敌二团，戴岳部则有新淦渡来樟树之势，若去攻抚州，抚州敌人必然跑走，打不到手。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之对岸前进，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经高安于7月30日，到达万寿宫、石子凌、生米街、离南昌30里一带，派了两个纵队，于8月1日到达南昌对岸，攻击牛行车站。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

8月20日拂晓，红1军团各部按照预定计划，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以突然强袭之势三面围攻文家市，经过3个多小时激战，歼灭湘军3个团1个营1个机枪连，俘虏官兵3900多人，内有旅长1名、团长两名，击毙击伤1000余人，湘军第3纵队几乎全军覆没。第3纵队司令兼第47旅旅长戴斗垣因身中两枪，团长田应棠身中6枪，被俘后双双毙命。

湘军溃退时丢下的一部电台还在工作，红军战士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玩意儿，感觉很奇怪，就把它给砸坏了。毛泽东听说后非常惋惜，他说：

“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的教育不行。让所有部队今后注意，缴获了电台，一定要好好看护，不准破坏。”

8月23日，红1军团按照毛泽东先前和红3军团的约定，乘胜向北进至浏阳东北部之永和镇，等候红3军团。

8月24日，毛泽东又写了一封《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他写道：

红1军团“因江西敌人顽皮得很，找不到打，赣中群众又没起来，决定以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开到湖南。8月20日3路攻击文家市之敌，我军损失虽不多（官兵伤亡700人，大队支队二级干部负伤颇多，柯武东同志阵亡），但敌之3个团1个营及1个机枪连兵力被我消灭殆尽，俘虏官兵3900多名，内旅长1名，团长两名，敌官兵伤亡1000人，缴得步枪1400支，水机枪2挺，机关轻机关等17挺，驳壳枪100余支，子弹也补充了。”

就在8月24日这一天，红3军团从长寿街南进，来到永和镇与红1军团会师。这是彭德怀率部与毛泽东、朱德等人的第3次会师。

8月25日，红1、红3军团两个前委在永和镇举行联席会议。彭德怀提议将两个军团合编在一起，成立第1方面军和总前委，便于统一指挥。

联席会议遂决定将红1、红3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总兵力达3万多人，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朱云卿任总参谋长，杨岳彬（1934年底叛变投敌，见后）任总政治部主任；成立第1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邓萍、袁国平等为总前委委员，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并根据中共中央8月10日的指示，成立统一指挥红军与地方政权的全国革命委员会，委员35人，毛泽东任主席。

红1军团总指挥部由方面军总部代理，朱德兼任总指挥，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3、第4、第12、第20、第22军。

第3军：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毛泽覃。

第4军：军长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陈奇涵，政治部主任李涛。

第1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参谋长林楚，政治部主任谭政。

第20军：军长曾炳春，政委刘士奇，政治部主任谢汉昌。

第22军：军长陈毅，政委邱达三。

红3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5、第8、第16军以及炮兵团。

第5军：军长邓萍（兼），政委张纯清，政治部主任吴溉之。

第8军：军长何长工，政委袁国平（兼），参谋长卢匿才，政治部主任柯庆施。

第16军：军长孔荷宠，政委黄志竞，政治部主任吴天骥。

在成立红军第1方面军时，毛泽东为安排红4军政委一职颇费脑筋，他需要为23岁的军长林彪挑选一个合适的搭档。林彪打仗灵活，但他的性格古怪，个性强，平时沉默寡言，别人很难同他共事。他自担任28团团长以来，同历届党代表大多搞不好关系。这一次重组红4军领导班子，毛泽东考虑到红4军第3纵队政委罗荣桓是一个老实人，在武昌中山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队伍里又表现出了一个政工干部的优秀品质，既有很强的原则性，又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正是和林彪可以互补的好搭档。尽管不少人为此捏了一把汗，但毛泽东还是毅然任用了他。

且说永和整编后，红3军团就李立三8月10日命令红军“反攻长沙”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彭德怀、袁国平等主张执行中央的命令，红8军参谋长兼4师师长卢匿才则反对强攻长沙。

卢匿才，又名卢义才，上海工人出身，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遣到苏联学习军事，1929年回国后由中共中央派到红5军工作。

卢匿才反对强攻长沙的理由是：敌人守备力量充足，红军缺乏攻坚装备。他主张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没想到这一正确主张却遭到了彭德怀、袁国平等人的强烈指责，有人说他是“托派”，还有人说他在一打长沙时“按兵不动”，遂被军团处决。

黄克诚曾回忆说：卢匿才是因为反对攻打长沙，被以托派罪名处决了。王平则回忆说：第4师全师集合，由政委石恒中宣布上级命令：卢匿才一打长沙时按兵不动，作战不力，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随即就命人在稻田里把师长用刀给砍了。

此时，毛泽东也主持总前委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反攻长沙”的命令。毛泽东“对这项政策表示疑问”。因为红3军团从长沙撤出后，长沙城内外敌人兵力已经猛增到30几个团，挖壕筑垒，设置电网，布下了3道防线。他说：

“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打阵地战”。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如果硬要攻打强大的敌军，“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

但毛泽东的“这些看法都被否决了”。此时多数干部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主张，他们认为，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红1、红3军团应该立即再战长沙。袁国平说：

“3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方面军已有三四万人，两个军团会合打，你们害怕什么？你们1军团不敢打，只开到附近，就站在一边看，作预备队助助威就成了。我们3军团单独打。”

他还说：

“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还执不执行中央命令？”

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了。此时的形势虽然很严峻，但多数领导人的意见迫使他不得不做出让步。为了团结红3军团，也为了中央的命令，他决定暂时忍耐和等待，于是便提出先试一试看。最终，总前委作出了第2次进攻长沙的决定。

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瞿秋白已经先后于8月25、26日由莫斯科回到了上海。8月2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指示命令红1、红3军团主力再度集中进攻长沙。

彭德怀、袁国平等人的意见的确是与中共中央不谋而合的。而毛泽东在二度进攻长沙之前就已经预见到战局将会不利。朱德曾经说：“毛泽东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因此，已在思想上作好转变的步骤，即说服红军指战员从长沙撤退。”

8月28日下午9时，毛泽东、朱德在永和镇签署发布了《攻击长沙的命令》。命令中说：

“据报敌之主力闻我军前进，狼狈退到塱梨市、黄土岭、东山一带，有企图顽抗我军之模样。”“长沙城东南附近之乌梅岭、黄土岭、猴子石一带略有简单工事，菱仲铺、龙头铺间有少数敌军。”“本方面军仍以攻取长沙、消灭何键部队之目的，决以明（29）日占领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菱仲铺、龙头铺之线，向长沙攻击前进。”“各部于明日到达指令之地点后，应即准备刀斧锄等，并没收土豪水牛或出钱收买农民之水牛，以备攻击敌阵地上的障碍物。”

《攻击长沙的命令》中何以要各部“没收土豪水牛或出钱收买农民之水牛，以备攻击敌阵地上的障碍物”？此时红军中缺乏的是重武器，毛泽东出于无奈，只好采用古人的战法，使用火牛阵攻敌了。

命令发出后，毛泽东来到浏阳河畔镇头村北视察部队，红3军团政委滕代远把王震和徐洪介绍给他。毛泽东一时还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大胡子青年，只是诧异地重复了一声：

“王震？”

“报告毛委员，我原名叫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的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响亮，用这个名字发出布告，震动大，能镇得住地主、老财和民团，就建议我改成这个名字。”

毛泽东眉毛一挑，说：

“喔，久闻大名哩！用你的名字散发了不少传单、布告，是不是？”

王震微笑着点点头。毛泽东接着说：

“传单、布告的文字都很有功底么！”

“我是个大老粗，没喝过几瓶墨水，你看到的那些传单、布告，都是我们的那些秀才们写的哩。”

由于不便长谈，王震还不好意思把他早已认识毛泽东的事说出来，便打住了话头。原来，王震于1908年4月11日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几度辍学务农。13岁到长沙，先拉人力车，后当铁路扳道工，不久，接触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24年后，他担任粤汉铁路工会岳段分工会执行委员、工人纠察队队长。1926年10月，王震和同事有幸护送毛泽东到长沙清水塘湘区委驻地，受到了毛泽东的教育。从此，王震暗暗下决心，这一辈子跟着毛泽东。第二年，王震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不到20岁的王震，面颊上的胡须十分茂盛，他对付胡子的办法是：你不让我露脸，我也不让你露头。他早也刮，晚也刮，结果，胡子越刮越密，越刮越稠。1929年，王震到家乡组织特区委、游击队，头发、胡子一齐留，自然，“王大胡子”的绰号就非他莫属了。后来，他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湘东独立一师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目前是某师政委兼第8军代政委。

8月29日，红1军团为左路，红3军团（缺16军）为中路，红16军为右路，3路红军以坚决执行命令的果敢精神向长沙推进。

红1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方面军总部进到新桥，发现敌人主力陆续向易家湾集中。

8月29日上午8时，毛泽东、朱德在新桥发布了消灭易家湾之敌乘胜强占长沙的命令。

命令发出后，毛泽东闻报敌人企图冲出碉堡群，从侧后袭击红军。

8月30日，毛泽东、朱德发出消灭出击之敌的命令。然而敌人龟缩在防御圈内，并未有出击的动向。

8月31日，毛泽东、朱德发出“拟以诱歼出击之敌，然后乘胜攻长沙”的命令。敌人还是没有出击的动静。红军指挥员们求战心切。毛泽东试图说服这些人，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毛泽东火了，一拍桌子，吼道：

“你认为可以打，那就由你当总前委书记好了！”

此时连朱德也失去了等待的耐心，劝毛泽东说：

“这个样子，不打也不行了。打就打吧，打完就算了。”

毛泽东无奈，只好再一次妥协。

1930年9月1日下午8时，方面军总部发布了《围攻长沙总攻击的命令》，定于9月2日发起全线总攻击。

作战命令发出后，毛泽东从获取的一份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敌军正集结10个团的兵力向红军出击。于是，他和朱德立即改变原定全线总攻长沙的计划，决定在敌出击线上歼灭之。

9月3日下午，红军果然打了一个漂亮的围歼战，歼灭了由猴子石出击之敌七八百人，俘敌官兵1000余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胜利。

9月4日，毛泽东、朱德发出诱敌出击准备围歼的命令。

9月5日，毛泽东、朱德发出诱歼两路之敌的命令。

毛泽东两次设计诱敌，敌军都没有上当。此后，何键部更是固守不出。红军一些领导干部急了，便一再要求强攻。

9月10日，毛泽东、朱德在田心桥方面军总部发布了《强攻长沙的命令》。命令中说：

“方面军决强攻该城，夺取城垣，并定于本晚8时向二里碑、乌梅岭、黄土岭一带之敌阵地施行总攻击。”

一场强攻长沙的激战开始了。红军指战员们勇往直前，猛烈冲杀，可每一次冲锋均被阻击于敌人的电网之外。正是由于缺乏攻城重武器，红军久攻不克。

毛泽东提出，攻击部队暂时撤离攻击位置，向长沙东南郊散开，避免与强大的敌人正面硬拼，以免红军伤亡过大，然后再诱敌出来，以便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

红3军团负责人终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指战员们想尽一切办法攻城，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最后不得不采用毛泽东预备的“火牛阵”，冲击敌人设置的电网。他们将几百头牛一字排开，在牛尾巴上绑了蘸了汽油的棉花，点燃后，迫使牛群向电网冲击。可没想到乱冲乱闯的火牛有些被敌人的机枪打死了，有些则冲回了自己的阵地，反而伤害了不少红军战士。

毛泽东为如何才能引导围攻长沙的部队撤下来，颇费琢磨。总前委指挥部在攻打长沙的日子里几乎天天开会，天天争论。毛泽东以攻打长沙失利的事实，反复说明弱小的红军不能进攻敌人较强的中心城市，否则是以卵击石，会导致红军覆灭。一系列的会议，一次又一次地争论，都没有能使彭德怀等人认识到红军还不具备攻坚战和阵地战的条件。

红军的伤亡越来越多。红1军团损失干部一百几十名，士兵1600多人；红3军团也伤亡了1000多名。国民党的援军又从各方面赶来了，形势对红军已经十分不利。正在此时，中央军委长江局又传来了张发奎的援军已经进到湘潭的消息。毛泽东因势利导，当即提出：先消灭张发奎的援军，然后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这一提议如果实现的话，就可以把红1方面军调到机动的位置上了。

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妙就妙在并没有放弃攻打长沙和武汉，所以就得到了坚持要打长沙的干部们的赞同。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9月12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撤围长沙后进占萍乡株州待机的命令》。命令宣布说：为实现“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方面军决定“占领萍乡、攸县、醴陵、株洲等处待机。”

有史家曾评论说，毛泽东“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们推翻了李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政策，而命令部队从长沙撤退。”

红1方面军撤围长沙后，驻守长沙的国民党第4路军总指挥、湖南省清乡司令何键立即进行了疯狂反扑。本传在第二卷中已经说过，这个积极反共的刽子手，早在“马日事变”之时，双手就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如今他接连遭到红军攻击，更是恼羞成怒，红军一走，便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一时间，报纸上连篇累牍刊登着枪毙共产党要犯的消息，腥风血雨笼罩着闷热的长沙城。

何键对朱毛红军又恨又怕，对毛泽东更是恨之入骨。他四处张贴告示，悬重赏捉拿毛泽东和朱德等人。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

“我听到一个故事，说我老家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而且，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

何键还派特务假扮风水先生，暗中打听毛泽东的祖坟在何处；又派军队到韶山挖毛泽东家的祖坟。已经脱党的毛宇居和韶山的乡亲们，利用滴水洞山高林密的地理条件，深夜把毛翼臣的墓碑取下来，移至附近的虎歇坪大石鼓地下，又把挖墓碑的坑穴填平，栽种了花草，还在毛翼臣的坟墓旁边修了几座假坟；同时也保护了毛顺生和文七妹的合葬墓。就这样，毛泽东的祖坟才得以保存下来。

后来在1986年，韶山为使旅游者们饱览滴水洞的风光，在修建滴水洞别墅通往虎歇坪的便道时，于9月28日在一个长满荆棘杂草丛生的地方，挖掘出一块高3尺、宽1尺、厚3寸的墓碑，上面刻的是：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夏月吉镌

显考毛公冀臣老大人之墓

男 贻昌 孙 泽东 泽铭 泽淋 敬立

于是，有关部门便将毛泽东祖父毛翼臣的墓进行了重新修复。

再说何键同时也把罪恶的魔爪伸向了隐蔽在板仓乡下的杨开慧母子。他悬赏大洋1000元，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氏”。何键的武术训练班教官、特务头子范瑾熙是板仓人，范瑾熙派暗探余连珊化妆成贩卖陶罐的小商贩，在杨开慧的家乡福临铺、清泰乡、板仓一带盯梢。在群众的掩护下，机敏的杨开慧带着3个孩子东躲西藏，不断变换住处，也曾到六舅向明卿的老家躲藏过一段时间，这才躲过了敌人的几次追捕。

9月13日，总前委在株州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攻打长沙的经验教训。总前委决定：部队撤至江西袁州（也称宜春）地区，以红1军团夺取吉安，红3军团进至清江一带威胁南昌，阻击援军。

9月13日下午8时，毛泽东、朱德发布了红1方面军第1军团向吉安集中的训令——《关于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1、我方面军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在争取革命暴动首先在武汉胜利夺取全国政权的前提下，在汇合江西千百万工农民众集中进攻的策略下，猛烈地最火速最勇敢地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消灭鲁涤平及江西反动统治，截断长江，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夺取武汉之任务，决定了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1军团攻取吉安，第3军团略取峡江、新淦。2、本军团决于明（14）日由此地（株洲）出动，沿途分散工作，任务是发动群众筹款和缝制被服。行军工作的日期一共17天，限于本月30号全军团到达吉安之延福乡集中。”

9月14日，红1军团开始向萍乡、攸县、醴陵3县进发，并在3县筹款，发动群众，建立政权。

部队终于从对长沙久攻不克的困境中走了出来。正如郭化若后来所说的：这正是毛泽东“在打文家市前夕就想好了的战略计划腹案的实现。”

9月17日，毛泽东在醴陵以红1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名义写报告给中央。他写道：

“围困长沙16天，大战数昼夜，战线延长30余里。9月3日，将敌之出击者完全击溃，从此缩入战沟，不敢出来一步。到9月10日，我军第二次总攻不得手。9月12日，始决议向醴陵撤退。把敌军30团以上的威风完全打落，使之不敢正眼看我红军。同时，给全国以颇大影响，则是这一次战争的胜利。”

“二打长沙未能得手，原因在于：1、未能消灭敌人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31个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5个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2、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市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3、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人工事是欧式的多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通讯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至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以上3点是没有打进长沙去的原因，而以第一点为主要原因。”

“1、3两个军团现在每月需款40万以上，目前给养业已告罄，必须萍、醴、攸3县筹款20万元左右方能支持半个月。同时，萍、醴、攸数县的地方工作，对于夺取湖南政权、打通湘赣联系颇为紧要（这3县均是白色，群众失败情绪颇重），故两个军团从9月14日一起以12天在3县筹款，并帮助地方党部发动群众建立党与团的组织，建立苏维埃，建立赤卫队。12天后，第1军团由安福进攻吉安，第3军团由袁州进攻樟树。夺取吉安、樟树前后，要解决新兵补充问题，要调20军、22军向北前进，配合广大群众，猛力进攻南昌、九江，占领南浔路。”

这正是：贤统帅谋划智者之策，羽扇轻摇大挪移。

莽将军徒逞匹夫之勇，气壮似牛又如何？

欲知红1军团能否打下吉安？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高压之下，在大部分军事领导人的挤兑之中，非常巧妙地把部队撤离了长沙，把待机萍、攸、醴说成是为了实现“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尔后又提出了“夺取南昌的第一方案”，最终打破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信条及其在军事领导人中间的影响，将数万红军指战员的生命从危机中挽救了出来，从而实现了他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的，充分显示出了一个大革命家的非凡的胆略。而他在9月17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也很值得认真一读，不仅有理有据，而且既真实也很有趣。每当我看到他说在长沙“把敌军30团以上的威风完全打落，使之不敢正眼看我红军”，说筹款补充新兵后要“猛力进攻南昌、九江，占领南浔路”，联想到后来红1方面军的一系列活动，往往忍不住掩口而笑。诸君若不信，请往下看。

第28章 1930年9月—

“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以一时的丧失土地换取消灭敌人，然后再收回失去的土地。不在一部分人民中一时的打烂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的打烂坛坛罐罐。”

话说1930年9月23日，毛泽东、朱德在萍乡红1军团总部发布了《进军吉安的命令》，仍然把夺取九江、南昌、长沙、武汉作为大目标，要“先攻下吉安城，使赣西南工农群众势力向下游发展与我们配合并补充大量新兵，扩大红军队伍。”

9月28日，红1、红3军团到达袁州。

此时，毛泽东尚不知中共中央内部又发生了一次重大人事变更。

原来在9月24日，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到会中央委员10人，有：向忠发、徐锡根、张金保、罗登贤、周恩来、项英、余茂怀、瞿秋白、李立三、顾顺章；候补委员4人，有：王凤飞、史文彬、周秀珠、罗章龙；中央审查委员和候补审查委员各1人，他们是：阮啸仙，张昆弟；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江南省委、青年团、全总党团等代表20人，他们是：贺昌、陈郁、邓发、李维汉、林育英、陈云、王克全、李富春、温裕成、袁炳辉、陆定一、胡均鹤、吴振鹏、聂荣臻、潘问友、邓颖超等；共36人。

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罗登贤、项英、徐锡根、温裕成7人组成主席团。

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了会议。向忠发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共产国际代表也发了言。李立三作了检讨。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的报告。

9月28日这一天，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对于中央政治报告的决议》、《组织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等，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民众书》、《致苏联共产党中央贺电》、《致德国共产党贺电》、《告青年团书》、《告同志书》等。会议还宣读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第三次全会的信》。

全会撤销了李立三的宣传部长、中央秘书长职务。

全会补选中央委员7人，有：温裕成、李维汉、陈郁、徐锡根、陆文治、贺昌、邓发；补选候补中央委员8人，有：袁炳辉、陈云、林育英、王克全、朱德、黄平、恽代英、陈潭秋；补选中央审查委员2人，有：宁迪卿、康生。

康生，1898年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大台庄一个张氏大家族，乳名张旺，学名张宗可，字少卿，又叫张叔平，曾用名赵溶、张溶、张耘，1924年入上海大学读书，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五卅”运动时，参加罢工委员会工作，不久任上海总工会干事；1926年任上海大学特支书记，同年冬至1928年，先后任中共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期间，参与组织了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的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1928年下半年，他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此后，康生进入中共中央高层，主持“中央特科”，负责收集情报、铲除叛徒、营救同志等特种工作。　　

全会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有：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

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李维汉、顾顺章、毛泽东。

政治局常委有：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

且说在9月29日下午，红1方面军总部下达了30日向吉安前进的命令。

9月29日晚，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粟以中央全权代表名义来到红1方面军总指挥部。毛泽东和周以粟原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同学。老同学在前线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热情接待了他。

周以粟带来了上一章已经提到的8月29日《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关于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此时他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批评和基本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还是照本宣科的传达了8月29日的中央指示，要红一方面军返回攻打长沙，在“湘中主要敌力击溃与消灭后，便应掉转主力击溃江西主要敌军，进一步做到占领南昌、九江，使湘赣苏维埃能配合而巩固的向前发展。”

毛泽东为说服周以粟，和他进行了彻夜长谈，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和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的教训。周以粟也是一位勇于服从真理的人，毛泽东最终以充分的理由说服他接受了自己的意见。

9月30日，红1方面军领导层内不少人都知道了中央来信的精神，于是围绕着维持原议攻打吉安，还是回头去攻打长沙或南昌，又发生了激烈争论。为此，红1方面军总前委在袁州召开会议，再次进行讨论。由于毛泽东事先说服了周以粟，所以周以粟在会议上不仅不再坚持中央的计划，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而且还帮助毛泽东说服了3军团的一些领导人，先不要去打长沙或南昌，而是应该去攻打吉安。

周以粟后来还感慨地称赞毛泽东说：“山沟里有马克思主义。”

袁州会议最后决定：先不回去打长沙，也不马上打南昌，而是继续执行株州会议的决定，先拿下吉安再说。

吉安是一个被党组织领导的地方武装长期围困的孤城，周围都是根据地，只有少数几个孤立的县城被国民党地方靖卫团占领。红军打下吉安，就可以使周围的根据地连成一片。

袁州会议结束后，红1军团担任主攻任务由袁州、萍乡、攸县等地向吉安方向开进，攻打吉安；红3军团则由萍乡以南向清江方向开进，担任切断赣江交通和阻止敌人增援吉安的任务。

毛泽东和朱德、朱云卿率领方面军总部走到离吉安不远的一个岔路口时，迎面碰上了赣西南特委书记李文林。

原来早在5月份，赣西特委常委李文林作为赣西特委代表到上海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接受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和方针。他于8月5日回到赣西南，主持召开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传达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方针，斥责特委书记刘士奇犯了“保守割据观念”的错误，撤销了刘士奇特委书记职务，改组了特委常委，由他自己担任了特委书记。

本传不得不交代一下刘士奇此后的悲惨命运。他被李文林撤销特委书记后，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被留在中央机关学习和工作。1931年7月，刘士奇奉中央指示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先后任红4军、红4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东路游击司令员等职。1932年9月底，红4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张国焘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名义致信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郭述申，让他与东路游击司令员刘士奇、红27师师长徐海东等组成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由郭述申任书记，统一领导鄂皖边区的斗争。10月2日，中共鄂皖工委将边区红军与地方武装统一改编成红27军，刘士奇任军长，郭述申任政治委员，吴保才任副军长，江求顺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79与第81师，徐海东任79师师长。

据邓建龙在《红27军军长刘士奇被杀真相》一文记载：红27军在11月18日到达鄂东北根据地，找到了鄂豫皖省委。省委没有全面听取中共鄂皖工委和红27军在东线转战经过的汇报，而是听信片面反映，对刘士奇作了错误处理。在1933年初“肃反”中，省委以“在东线转战中丢弃伤员，不顾随军跑反的群众”、“把红27军领到长江边上，要过长江去”、“不想返回苏区”的3项罪名，将刘士奇错定为“改组派”、“反革命”而杀害，时年仅31岁。那么，刘士奇的所谓错误是谁向省委反映的呢？1965年1月，时任25军战史编纂委员会主任的徐海东，竟置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为刘士奇平反昭雪的决定于不顾，在给编委会撰写的一篇回忆史料中罗列了刘士奇的3条“莫须有”罪状。当年鄂豫皖省委正是根据这3条罪状将刘士奇作为“反革命”处决的。由此可以看出，向鄂豫皖省委片面反映刘士奇问题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曾任红27军79师师长的徐海东。也正是这个原因，在1965年编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战史（初稿）》第一章第二节中，有关被“肃反扩大化”杀害的师级以上干部中，只字不提被错杀的刘士奇，甚至在2000年播放的《徐海东大将》电视片中，仍然诬称刘士奇在东线转战中一人独享满桌的鸡鸭鱼肉，还有徐海东与之斗争的片段。原中共鄂皖工委书记、红27军政委、原中顾委委员郭述申，在1989年3月4日专门就徐海东诬陷刘士奇的“3条罪状”问题，与红25军战史编委会的同志谈了话，还原了真实的历史。这个谈话后被整理成《郭述申谈红27军的几个问题》，附录于《红25军战史》一书内。郭述申在谈话中还说：“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很重要，作为当时红27军的政治委员，我有责任对这几个问题加以说明。”也正因为徐海东顽固坚持对刘士奇的错误看法，当年参加《战史》编写组的同志也看不下去，其中一位老同志听说我是刘士奇家乡的人，于2000年辗转找到我，希望我能替刘士奇写篇文章，将其被害真相公之于世。

再说李文林告诉毛泽东说：

“中央还是要红军去打南昌。”

毛泽东听了，平静地用手指着正在行进的队伍说：

“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出发了。”

李文林也不好再说什么，便说：

“那也只好这样。”

1930年10月2日，红1军团兵抵吉水阜田。

翌日，毛泽东、朱德下达“4号拂晓总攻吉安城”的命令。战斗部署是：红4军为左翼，向螺子山、真君山进攻；红20军从正面向真君山、天华山一线进攻；红3军与红12军为右翼，向神岗山、天华山一线攻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组织的地方武装和暴动农民军也兵分3路，配合主力红军一起进攻吉安。

此时吉安城守敌邓英部不足3个团，只有江西保安第3团和吉安县警察大队相助，他见红军大举来攻，早已吓破了胆，嘴上吹嘘吉安是“金城汤池”，“可保无虞”，暗地里却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10月4日拂晓，毛泽东、朱德率方面军总部亲临真君山前沿指挥，一声令下，红1军团和10余万地方武装、暴动农民军向吉安城发起了总攻。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们用刀斩断电线，用竹竿捅破电网，用稻草填满了7道壕沟，逐步向纵深推进。经过一天激战，红军从城西突破敌人阵地，直插县城中心的中山路大街。邓英见势不妙，利用夜幕掩护率领部下在白鹭洲乘船溜走，红军沿岸追击。午夜12时，红1军团乘势攻占了吉安城，俘敌200余人，缴获了大批物资。

10月5日，毛泽东、朱德率方面军总部和地方党政机关进驻吉安城。

吉安一战吓得周围几个县的靖卫团都逃跑了，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到处红旗招展。红1方面军也发展到了5万多人。

10月7日，十余万工农群众在吉安县城中山广场召开大会，宣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方志敏、陈正人、毛泽东、朱德、陈毅、李文林、邵式平、彭德怀、古柏等53人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曾山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地方党组织成立了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简称“行委”，由李文林任行委书记。

毛泽覃任吉安县委书记、赣西南后方办事处主任。办事处下设有兵站、兵工厂、被服厂、特务连，共计二三百人。

毛泽东在吉安期间，有一则趣事，是贺子珍在几十年后亲口叙述出来的。她说：

“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也有温情细致的一面。记得在1930年，红军一举攻下吉安后，我从陂头来到吉安与毛泽东会合。在吉安，我与分别两年多的父母亲和妹妹相逢了。我想到爸爸妈妈那里住几天，同毛泽东商量，他就同意了。可是，我在妈妈那里刚待了半天，毛泽东就来了。妈妈一看这情形，赶快给我们做了几样可口的饭菜，当晚便让我们回去了。出门后，我问他：‘不是说好我在妈妈这里住几天，你怎么来了？’他笑着回答：‘我一个人挺寂寞的，正好下午没什么事，就来看你了。’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人。”

且说前边已经讲过，红3军团一些负责人原先同意攻打吉安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为了争取一省首先胜利，打下吉安后再打南昌、九江。这也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现在，下一步的行动问题又被这些人提了出来。是否按照袁州会议的决定再打南昌、九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只好决定组织上服从，行动上走一步看一步，谨慎处置。

10月13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命令，红1军团移师北上，向清江集中。

10月14日，毛泽东给中央写信报告了袁州会议及目前的状况。他写道：

“我们在袁州束装待发时，长江局派来周以粟同志赶到袁州。经过周同志报告之后，我们详细讨论了一番，仍决定夺取江西政权。1军团以很短的时间打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补充新兵，筹措给养等；3军团则占领清江县城及其附近，封锁赣江，筹款、发动群众、整顿补充等。”

10月17日，毛泽东率总部抵达峡江，总前委在峡江召开了全体会议，讨论了时局、土地、资本、红军下一步行动等问题。

10月18日，毛泽东在写给湘东特委的信中记述了峡江总前委会议的情况。他写道：

“总前委本月17日抵峡江，在此开了全体会议，对时局估量、行动问题、土地问题、资本问题均有决议。”“关于时局，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队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进攻革命。但是，我们决不容悲观，因为这是革命高潮的表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反动统治阶级争取改良主义的领导权未解决之前，来一个一省首先胜利，继续此胜利的发生与扩大，冲破消灭反革命的联合进攻。”

“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地平均分配才是对的，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土地一概没收，平均分配。”“分田必须按照人口平均分，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关于资本问题，“目前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限制他，克服他‘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的阴谋。”

关于红军行动问题，会议未能就是否放弃攻打南昌、九江而取得一致意见。因此，仍决定：“我们目前的行动，是前去占领南浔铁路，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全军团拟明后两日，由峡江出发，向南浔路前进。”

10月19日，红1军团从峡江出发，向清江方向前进。

10月21日，毛泽东率总部机关到达清江县太平圩。

毛泽东在太平圩主持召开了两天的总前委会议，对于红军的行动问题，与会者仍是意见不一。

正在难以决断之时，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形势变化的新苗头。他得到的情报是：“敌谭道源师已全部开至南昌；许克祥部及第5师熊式辉部之先头部队皆于19日相继开至九江。”他感觉到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止，蒋介石将要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另据报载：金汉鼎、毛炳文两部有来赣之说；公秉藩师现在抚州；袁州有湘敌罗霖部，分宜有其先锋部队约一营。”这正是国民党军从四面开来包围红军的明显迹象。因此，毛泽东立即果断决定：总部从清江太平圩后撤15公里。

毛泽东的判断完全正确。蒋介石原来一直视“朱毛军”为“疥癣之疾”，不足为患，没想到这一个时期却成了“肘腋之患”，已经到了非“剿除”不可时候了。早在1930年8月间，他就提出了“剿匪”兵法，他说：“余细思之，如欲剿灭赤匪，绝非一朝一夕之间所能成功。惟有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辟道路，发展交通，使匪无所藏匿，不得窃发。而我之官兵，则行动自如，如此乃可制其死命也。”只是陷于中原大战，无法脱身，直到1930年10月7日，蒋军攻下了河南郑州，取得了对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的基本胜利，蒋介石这才能腾出手来，可以集中力量对付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了。

10月24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在袁水及瑞州河之间工作待机》的命令。命令中说：

“为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争取江西全省胜利之任务，决先在袁水与瑞州河之间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发动这一带的群众筹措给养，竭力准备与敌人决战的条件，暂以7天为期（如延长则另有命令）。”

毛泽东又一次适时而巧妙地使部队在中途停了下来。自此，红1方面军的1、3军团5万人分布于袁水流域的分宜、新余、临江地区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

10月25日，红1方面军总部到达新余罗坊。毛泽东在罗坊根据收集到了国民党的报纸和情报，进一步判定国民党军队已经结束混战，正在向红军包围过来，其先头部队已到清江，与红军仅一江之隔，形势已经十分紧急。

这一天，毛泽东为进一步统一全军思想，确定红军行动方向，打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新余罗坊陈家闹村主持召开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史称罗坊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总前委成员朱德、彭德怀、杨岳彬、朱云卿、古柏、黄公略、林彪、罗荣桓、罗炳辉、滕代远、袁国平、何长工，还有长江局军事负责人周以粟，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等，共20多人。

10月26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中写道：

“我们对长沙的占领与继续严重的进攻，以及吉安的夺取，不但对中国革命形势有大的转变，同样也转变了统治阶级的关系。就是说，革命势力的发展，阶级的根本矛盾，已使帝国主义、中国统治阶级极力想缓和自身的冲突，联合对付革命。帝国主义军阀这一暂时联合对付革命，使蒋介石有从前线大量调动兵力进攻革命的需要与可能。”

“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这无疑的要成为游击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它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所以，这一轻装袭击的游击观点与争取一省首先胜利、有计划的有布置的战略绝不相容，应加以严重地纠正。”

“战略是依据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而决定，战术是依据当时各种实际条件，运用一切手段以达到战略的实现。因而，战术在不违背战略之下，是时常可以转变的。在夺取南昌的任务下面，首先争取吉安，这一战略是非常正确，就不应简单机械地说，本是打南昌，为什么打吉安？又如，战略是确定占领南浔路，在战术上，或采取一直袭入，或在赣江两岸适当地点，消灭敌人主力，再行进占。这都归并于当时主客观两方面实际条件，不能一定拘泥。”“江西党与1方面军的任务，无疑的是配合江西群众，有计划地有布置地实行阶级决战，坚决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毛泽东巧妙地通过罗坊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批评军事冒险行动和分析江西革命形势，说明红军的行动必须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地确定自己的战略进攻目标和战术原则，不能一味机械地照搬上级指示。再一次显示了他高超的领导艺术。

罗坊会议鉴于国民党军对根据地围剿的态势已经形成，接着讨论了反“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仗该如何打？是在白区打？还是在根据地内部打？与会者中出现了不同意见，进行了激烈争辩。毛泽东的意见是：

在红军和根据地还不巩固，在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还远未改变的条件下，对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红军应先向根据地内退却，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实施反攻，各个歼灭敌人于运动中，以粉碎敌之“围剿”。

针对国民党军企图在赣江西岸的白区一带包围消灭红军主力的阴谋，他主张红军应该东渡赣江，向根据地中心地带作“最后退却”，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内部去打。这就是著名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

到会的许多干部对毛泽东的这一正确方针都不理解，表示反对。一是红3军团的干部大都是平江、浏阳、阳新、大冶一带人，不愿离开本区东渡，主张1、3军团分家，夹江布阵，由红1军团到赣江东边去，红3军团则留在赣江西。二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表示，“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政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他们认为：这样会丢失大片的根据地，危害根据地人民，对外也会产生不良影响。

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退却方针也表示强烈反对。他主张执行李立三“进攻南昌、九江，会师武汉”的指示，到白区去打，并极力“主张与敌人速打”，迫使敌人转入防御。

10月28日，正当红1方面军内部争论不休的时候，蒋介石亲自发布了命令：

“1、以歼灭朱、毛、彭、黄及方志敏各股匪之目的，集结第6、第9、第19路军及行营直属各部，在赣境内四周包剿各股匪于赣西地区及景德镇附近而歼灭之。2、所在赣之第18、第50、新5（后改称为第28师）、新13各师，及独立14旅其它团队，暂编入第9路军，统归该总指挥鲁涤平指挥。”

命令中所说的总指挥鲁涤平是江西省政府主席，他是这次“围剿”军的总司令。此外还有一个前线总指挥，就是第18师师长张辉瓒。

蒋介石此次共调集了11个师又3个旅，除了上述“所在赣之”各部外，还有罗霖第77师、许克祥第24师、毛炳文第9师、蔡廷锴第60师、戴戟第61师、刘和鼎第56师、张贞第49师、第12师之马昆第34旅、刘夷独立第32旅及3个航空队，共计10万兵力。

蒋介石还亲自为这次“围剿”制定了“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的作战方针。其具体战略是：3路大军，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一线，分8个纵队，向革命根据地进攻；在吉安、泰和与赣州以东，永丰、乐安、南丰以南，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企图将红军主力压至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擒贼先擒王”，将朱毛红军“聚而歼之”，一网打尽。

而此时，毛泽东还在罗坊会议上向大家反复进行说明：此次蒋介石、鲁涤平大举进攻根据地，意在速战速决，迫使红军进入白色区域，然后包围袭击。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弱点，看清敌人的毒计，站在主动地位来确定我们的战略。他为了解除那些怕丧失土地的疑虑费了不少口舌，反复说明“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他说：

“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以一时的丧失土地换取消灭敌人，然后再收回失去的土地。不在一部分人民中一时地打烂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我们采取诱敌深入红色区域，在群众的配合下作战，这是消灭敌人，进攻南昌、九江，争取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策略。只有诱敌深入红区，大举歼敌，敌人主力在野外被消灭了，敌人的守城工事也就没用了，我们就可以长驱直入，南昌、九江不攻自破。这种战略，才是最实际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才是扩大红军争取革命胜利的策略。”

彭德怀这才明白了“诱敌深入”的真实意图，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说：

“如果1、3军团分开作战，一次歼灭敌人1个师很勉强；如果两个军团合在一起，歼敌1个师就比较轻松。在政治上以朱德、毛泽东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1、3军团不能分开。有意见过河再说，但不能妨碍行动。”

毛泽东在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人支持和协助下，终于说服红1方面军高级指挥员和一些地方干部理解了“诱敌深入”作战方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表示同意以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对付即将面临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总前委根据多数与会者的意见，最后确定：红军退到赣江东岸，退到赣南根据地，“撒开两手，诱敌深入”，把敌人诱至地形及群众均对我有利的根据地内，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歼其一路，再及其余，以打破敌之“围剿”。

这正是：掣肘处处有，口水时时喷；做事不容易，各人有各心。

乱世王自多，龙虾俱相混。兵凶与战危，方识假与真。

且说10月30日，鲁涤平亲自指挥的第18、第28、第50师分作3个纵队，向红军包围而来，形势已经十分紧急。

1930年11月1日，毛泽东、朱德在罗坊园前村红1方面军总部发布了《移师赣江东岸工作筹款的命令》，开始了诱敌深入的撤退计划。命令中说：

“方面军以原任务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使其疲惫而歼灭之，决以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相机取樟树、抚州，发展新淦、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南城各县工作，筹措给养，训练部队。工作时间，以1个月为期，各部须按期完成该县区之工作。”

命令规定：

第3军团为中路军，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应立即迅速渡过袁水南岸，集中队伍，向樟树前进，相机略取樟树，在樟树通丰城、新淦两大道附近筹款20万，发动群众。

第1军团第4军、第12军为右路军，归林彪、杨岳彬指挥，相机略取抚州，在南丰、南城、崇仁、宜黄各处工作，筹款40万，发动群众；第3军为左路军，由黄公略、蔡会文指挥，担任赣江西岸一带地区干扰敌人的工作，牵制进攻吉安的敌军；第20军在吉水、永丰、新淦一带工作，须经常与总部保持联络。

以刚由赣南归红1军团建制的红22军担任吉安城防，掩护江西省党政机关转移。由红22军军长陈毅兼任江西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并兼省军区政委。

各路部队任务完成后，再到指定地点集结待命。

此后，红1方面军主力按照总部的规定，从袁水两岸向赣江以东的预定地区转移。总前委、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也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始了紧张的反“围剿”准备工作。军队和地方的各级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在干部、战士和人民中进行政治总动员，说明诱敌深入方针的必要性，解除群众特别是干部中的种种顾虑，号召军民团结一致，对反“围剿”树立必胜的信心；还在根据地内部建立人民武装的统一指挥机构和各种战勤组织；在敌人可能进占的地区，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部署游击战争，肃清暗藏的敌人，纯洁内部。这样就使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结成了一个团结对敌的整体，为反“围剿”的胜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1月5日，鲁涤平的3个纵队开始向红军进攻了。

11月7日，3路纵队的围剿军分别进到清江、新淦、黄土街、罗坊、新余、分宜等地，企图在袁水两岸地区将红军主力消灭在根据地之外或边缘地区，这时才发现红军已经先期东渡赣江转移了，第一次扑了空。鲁涤平深恐红军夺取樟树镇、临川，就急忙调整部署：令第3纵队继续在赣江西岸进攻，令第1、2纵队集中到赣江以东，寻求红军主力作战。

而此时的红军则是在转移中抓住敌人立脚未稳的机会和急于求战的迫切心理，派出少量兵力故意丢了一路的烂草鞋、破衣裳、破斗笠，还设上一些番号多不胜数的路标，装成红军主力的样子，并会同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虚张声势，阻击、消耗、疲惫、迷惑、引诱敌人。

11月中旬，毛泽东、朱德指挥红1方面军主力分别从赣江以东的新淦，崇仁、南城、南丰、吉水之间地区和赣江以西的路口、油田地区，逐次向根据地中部的东固、南垄、龙岗地区转移，待机破敌。

毛泽东在吉安见到了红22军军长陈毅，他们2人住在一个小绸缎铺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毛泽东提到他和周以粟的争论以及如何说服周以粟时，陈毅说：

“你看中央来一个人就掀起了一个风潮，将来中央要搬来了，就怕要推翻你了。”

11月18日，鲁涤平的3个纵队分别进到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等地，结果又一次扑空。此后，敌人即在上述各地进行“清剿”，为继续进攻苏区的中心区域做准备。

11月19日，毛泽东由吉安来到永丰藤田，与总部和红3军团会合。

有一次，毛泽东在去永丰县君埠的路上，碰见两个红军战士押着一个青年往君埠村走去，背后一个老太婆跌跌撞撞地哭着。毛泽东急忙上前扶着老太婆，喝住两个红军战士，一问才知道是毛泽覃所部在扩大红军工作中出了问题。他怒不可遏，当场让红军战士放了那位青年，气冲冲地来到毛泽覃的办公室。天已经黑了，兄弟俩一吵就是一个通宵。毛泽东还责问弟弟：

“为什么不交书面报告？”

毛泽覃说：

“没有时间写。”

“为什么没有时间写，干什么去啦？”

毛泽覃提高了嗓门：

“哦！我每天干什么，都要向你报告吗？你每天都要管呀？”

毛泽东也急了，斥责道：

“父不在，长兄如父。我有责任教训你！”

说着挥拳就要揍弟弟。毛泽覃年少气盛，也毫不相让。他大声吼道：

“不错，你是我的长兄，可以有家法。但这里是共产党内，不是毛氏宗祠！还有党章哩！党章上可没有这一条。我是要党章的，不要家法。”

毛泽东听他这么一说，自知失态，方才罢手，并向弟弟认了错。

次日，毛泽覃找到那位青年，向他赔礼道歉，还跟着青年来到了他家。老太婆急忙迎出门外，毛泽覃也连忙向老人家作了检讨。

毛泽覃在担任永、吉、太特委和独立师领导职务期间，对教育和团结犯错误的同志注意不够；在分配战利品时，不适当地照顾机关干部，一部分同志对他有意见。毛泽东知道后，就把毛泽覃叫来谈话。他知道弟弟的脾气拗，不容易说服，便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在指出他的错误之后又强调说：

“共产党不是毛氏祠堂，不要以为我们是兄弟关系，你就可望得到庇护！”

毛泽东对弟弟是这样，与贺子珍有时也不免会因一些事情发生争吵。有一次，总前委秘书长古柏扭伤了脚，疼得很厉害。毛泽东非常着急，亲自请中医开了几副草药和偏方，嘱咐贺子珍说：

“子珍，你去给古柏熬药去。”

贺子珍正在看书，应了一声，没有动。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见她没有动静，又喊道：

“子珍，你去烧点热水给古柏烫烫脚。”

贺子珍仍然没有动。毛泽东一看这情形，有点不高兴了，就朝贺子珍吼道：

“你不像个共产党员，没有一点阶级友爱。你再不去，我开除你的党籍！”

“你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贺子珍也生气了：“我正在学习，这些事情警卫员不能去？古柏的爱人不能干？为什么一定要找我？”

其实，古柏的爱人曾碧漪正在看护着古柏。这天晚上，贺子珍一赌气一个人裹着红毛毯睡了。过了一会儿，毛泽东的气也消了，便主动走过来缓和气氛，说：

“好了，好了。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钢铁相撞响个叮当，谁都不让谁。学习要学，同志也要关心嘛。”

贺子珍听到丈夫这幽默诙谐的话语，自然也不生气了，夫妻俩又和好如初。

且说毛泽东在永丰期间多次召集总前委会议，反复研究战略退却的终点问题。他提出，退却终点亦即战场，必须具备6个条件：1、人民积极援助红军；2、作战阵地有利于红军；3、红军主力易于全部集中；4、敌人交通阻塞，不便联络；5、敌人耳目闭塞，容易发生过失；6、敌人补给困难，我与敌周旋能使敌疲劳沮丧。根据地前沿地区显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但是，如果退到根据地后部，如在会昌、寻乌、信丰一带作战也没有必要。最理想的地方还是在根据地中部为最好。总前委最后决定：实行“中心退却”，退到根据地中心区域，条件更为有利，消灭敌人更有把握。

11月27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军总部发布《关于到黄陂小布集中的命令》。命令中说：

“方面军决集结主力由右翼出击，次第歼灭敌军，拟于12月1日以前，在黄陂、小布、洛口一线集中完毕。”

红军各部依令继续退却，于1930年12月1日到达退却终点——宁都县西北的黄陂、小布一带地区，最后完成了反“围剿”的战略退却任务。

此时，国共双方的态势是：红1方面军两个军团主力和总部直属队，共约4万多人。红军战士士气高涨，领导层的思想已经统一；广大群众积极配合，提供情报，组织支前；红军还有若干地方的独立团配合作战。

国民党军以10万兵力在800里战线上摆开了“围剿”的架势：最东头是刘和鼎的56师，远在福建建宁；最西头是蒋光鼐、蔡廷锴的19路军。这800里中间，敌军又分为两路：敌之左路是朱绍良的第6军，毛炳文的第8师和许克祥的第24师，进展缓慢。敌之右路是归第9路军鲁涤平指挥的张辉瓒的第18师，进占东固；其后是公秉藩的第28师，在富田；谭道源的第50师，尚在向源头前进中。

国民党军这800里连营，实际上是首尾不能相顾的；而鲁涤平指挥的右路军这3个师因求战心切，孤军深入，已经暴露在红军主力部队面前了。他们进入根据地后，粮食早已被人民群众坚壁清野了，消息也受到各方的严密封锁，始终不知红军主力所在，到处乱撞，正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而尚不自知。

欲知红1方面军如何打破国民党军的第1次“围剿”，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党内处于少数孤立地位的时候，采取组织上服从、行动上走一步看一步、谨慎处置的方略，先后在袁州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巧妙地转变了自己的孤立地位，真乃大智慧也。他在罗坊会议上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是在红军处于紧急关头的一个关键性的战略决策。红军能够粉碎国民党军的第1次“围剿”，这个战略决策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第29章 1930年12月初—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话说在1930年12月初，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根据赣西南在肃反中提供的线索，派遣总政治部政务处处长李韶九到江西省行委、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和红20军指导肃反工作。

李韶九，别号昌喜，又名李柏成，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嘉禾一个殷实家庭，1923年就读于嘉禾县甲种师范学校，后入衡阳成章中学，1926年4月入韶关湘军讲武堂学习，1926年9月加入国民革命军第6军54团机枪连，随军北伐，后任54团指导员。1927年7月，54团被派往江西南昌加强守备，防止“暴乱”，李韶九随团驻在南昌市内匡庐中学，正好遇上了南昌起义。8月1日凌晨，54团被起义部队围歼，李韶九在俘虏营见到了同乡、起义部队里的萧克，并由林伯渠介绍参加了起义军，被选送到九江林伯渠主办的第6军政治训练班学习。1928年，李韶九成为中共党员，不久任中共湘西特委委员，刚到任即被国民党军队追捕，辗转到了上海，又被派往长沙从事地下工作，因身份暴露遭通缉，随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前往常德，任中共湘西特委会委员。不久，他经武汉转江西，参与万安暴动领导工作。1928年春，他奉命到吉安东固李文林创建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 团工作，协助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指挥工农革命军第7、9两纵队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夏任第7纵队纵队长，1929年冬任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团长。据萧克回忆，李韶九在这里与李文林等江西红军和赣南中共组织的领导人颇有“矛盾”，不受重用。1930年2月，他被任命为由赣西南红色游击队和江西红军独立第2、3、4、5团编成的红军第6军第1纵队政委。1930年6月，由红4军、红6军和红12军组成红军第1军团，他担任军团前委秘书长。1930年8月，红1军团和红3军团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他被任命为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处长。

早在192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清党”、“肃反”的指示，发出了《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要求江西省委“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并在指示信中严厉批评江西省委对“AB团”“没有引起严重的注意”，“说明工作落后”，必须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地扩大反AB团、改组派、第三党”的斗争。江西省委迫于中央的压力，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党”、“肃反”运动。

这里不得不交代一下AB团是什么意思。原来AB团是在大革命时期江西省国民党党部中的一些极端反共分子搞的一些秘密组织。AB团的含义是省级组织和县级组织，后来被译成英文Anti-Bolshevik，即反布尔什维克。1927年4月2日，江西省区委领导的省工会、农会、学联，在朱德驻南昌军官教导团的协助下，一举捣毁了AB团组织。

1930年9月，赣西南特委在中共中央1929年11月13日指示信和省委的压力下，宣布破获一起AB团大案。从此，AB团问题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警觉。1930年11月，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及西路行委书记龙超清等人被以“AB团”的罪名而关押，经刑审后，供出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为“AB团”首要分子。

总政治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派李韶九前往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及红20军的。谁知年仅26岁的李韶九此一去竟惹出了一桩天大的祸事。

12月7日，李韶九带领红12军一个警卫连来到富田，先后将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和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8位主要负责人抓了起来。一夜之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120多人被抓。谢汉昌被迫供出红20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这时已是8日凌晨。李韶九决定，留古柏、曾山负责在省行委肃AB团；派陈正人率1个排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自己带一排人，明天押着谢汉昌前往40里外的红20军驻地东固，捉拿红20军中的AB团。这就为后来的“富田事变”埋下了祸根。

这时候，红3军团正逐步向永丰以南的黄陂、小布地区收缩前进，部队越进入根据地中心地带越见不到群众，甚至连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了。大家纷纷抱怨：这是什么根据地？连白区都不如！

原来，江西省行委对毛泽东的军事方针不满意，他们说毛泽东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而他们的方针同总前委的决定是针锋相对的，要“打到南昌去”。于是，他们便对红1方面军主力进行封锁，欺骗、控制群众，不要群众和红1方面军主力部队见面。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又发生了一件事，几乎使红军主力发生内讧。

12月8日夜晚，红3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送给彭德怀一封毛泽东写给秘书长古柏的信，信中大意是说：要在审问反革命组织AB团中逼出彭德怀也是AB团，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周高潮还交给彭德怀一份近万言的《告同志和民众书》。《告同志和民众书》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同志们、民众们：党内大难临头了！！！毛泽东叛变投敌了”。接下来，《告同志和民众书》列举了毛泽东一大串所谓罪状，其内容无非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投降路线啦之类。彭德怀边看边问周高潮：

“送信的人呢？”

周高潮说：

“在外边。”

彭德怀说：

“是一个什么人哪？”

周高潮说：

“是一个普通青年农民。”

彭德怀说：

“请他进来。”

彭德怀看完了信件还不见周高潮领人来，心想：“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分裂1、3军团。看样子不只送给我一个人，很可能还会送给朱德、黄公略等人。如果真的送给了他们，这是一个最大的阴谋，稍有不慎，将会产生一个最大的不幸！”此时，毛泽东的形象、言行举止、以及他的一贯方针、政策一一在彭德怀的脑海中闪过。彭德怀怀疑这封信可能是伪造的，是分裂红军、分裂党的一个险恶阴谋。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周高潮才回来说：

“送信人走了，追也追不到了。”

彭德怀说：

“送信人就走了吗？”

周高潮说：

“是的。”

彭德怀心里暗暗嘀咕“这样重大事件，不派重要人来商谈，而派这样一个普通送信人员，既不要回信，也不要收条，这才怪哩！这更证明是阴谋。如果有人信以为真，后果不堪设想。”他见周高潮从桌子上拿起信来看，就问道：

“你看怎样？”

周高潮回答说：

“为什么这样阴险呀！”

彭德怀说：

“明天9点召开紧急前委会议，讨论这件事，除前委同志外，团长、政委、主任、参谋长都参加。”

此时已经是12月9日凌晨2点了，周高潮说：

“已经2点了，是今天9点吧？”

彭德怀说：

“是今天9点。”

周高潮随即出门去召集会议。滕代远、袁国平、邓萍等人闻讯都赶了来，彭德怀将信件递给他们看。滕代远说：

“好危险呵！这是一个大阴谋。”

彭德怀把刚才送信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大家听了，都对周高潮起了疑心。因为周高潮是10天前由江西省行委介绍来的，而且他还是一个“立三路线”的拥护者。

此时，总前委驻在黄陂。大家一致认为，这里离总前委太远，请示是来不及了，又怕发生意外事变，最好让彭德怀赶快写一个简单宣言，大意是：《告同志和民众书》是反革命性质的；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是阴谋分裂红军、破坏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宣言同时宣告：1、3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

彭德怀立即要来纸和笔，正写着，滕代远叫道：

“吃饭哪！”

彭德怀说：

“还有几个字没完。”

12月9日上午9时，红3军团参加会议的人到齐了，彭德怀把那封伪造信和《告同志和民众书》让到会的人传看。他又把滕代远、袁国平、邓萍叫到一边，商量如何与总前委联系。大家商定：由邓萍安排1个班将彭德怀所写的那份不到200字的红3军团宣言和那些反革命信件送到黄陂总前委去。

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3人再次走进会场，大家正在议论纷纷，有的激动紧张，有的怀疑，绰号“猛张飞”的杜中美大声说：

“好大的阴谋！”

周高潮宣布开会，彭德怀首先讲话。在他讲话中间，黄公略也来到了会场，听了十几分钟就走了。会议结束后，彭德怀问邓萍：

“公略来干吗？”

邓萍说：

“他没说别的，只说‘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就走了。”

12月10日，红3军团开到小布，离总前委驻地黄陂有七八公里。而此时的红1军团则驻在离黄陂有30多公里的东山坝。

彭德怀到黄陂来见毛泽东和朱德。朱德把12月8日晚来人送给他和黄公略的反革命信件拿出来让彭德怀看。毛泽东解释说，他写信时连年、月、日也是用中文数字书写的，而这些信件中写的却是阿拉伯数字。彭德怀这才明白，所有的反革命信件都是他人伪造的。

事后查明，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人在12月7日被李韶九抓起来后，赣西南特委委员、赣南西河行委书记丛允中便伪造了这些反革命信件。毛泽东的字体别人很难学，丛允中平日里学毛体学得比较像，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可他一不小心还是露出了马脚。

误会解除了，彭德怀请毛泽东到小布去讲话。于是，毛泽东便在彭德怀陪同下来到小布，在红3军团干部会上讲了话。红3军团的干部们第一次见到了总政委毛泽东。会后，毛泽东握着彭德怀的手说：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两天后，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等人从先后跑回来的古柏、李韶九等人的报告中，了解到了“富田事变”发生的全过程。

原来在12月9日，李韶九吃罢早饭，正要动身去东固红20军军部，国民党军用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带上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奔向东固。

12月11日，李韶九找他的湖南同乡红20军174团政委兼独立营营长刘敌谈话，说明了来意。刘敌与李韶九早就相识，知道他的为人，心想硬顶不是办法，便改用长沙话与之攀谈，附和李韶九，取得了信任。李韶九不仅不把他当作AB团，还要他好好干，示意将来20军会交给刘敌，并派人送刘敌回独立营营部。

12月12日，刘敌吃罢早饭，对独立营政委梁贻和另一个营长张兴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并肯定说，李韶九这次来目的是企图消灭江西党和部队的干部，这是总前委的阴谋。于是3人商定，请李韶九来讲话，乘机将他扣留。可血气方刚的张兴不等请李韶九来便去军部质问。这一去当然是自投罗网。刘敌闻张兴被扣，立即与梁贻集合部队，迅速包围军部，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军长刘铁超，却偏偏跑了李韶九。刘敌等担心李韶九逃回富田杀害被捕的省行委负责人，立即率174团机枪连和独立营马不停蹄奔向富田。黄昏时他们到达富田，包围省行委，缴了红12军一排人的枪，释放了段良弼等一批人。此时，陈正人未归，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护下逃脱。

古柏夫人曾碧漪曾在她的回忆文章《我在富田事变中的经历》一文中说：“1930年冬天，古柏秘书长和我从黄陂去富田。那时，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驻富田。我们去江西省苏维埃帮助解决一些新的问题。我们中午到富田。晚上，我们召开了党的会议。会议不久，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了枪声。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结果发现河西的20军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我们带的一个警卫班被冲散了。于是我们3人（古柏、陈正人老婆彭儒、我）便从省政府后门跑出来，钻进房子附近的一个茅草篷里隐藏。”

当晚，段良弼、刘敌等人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认定李韶九所为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指使的，毛是“许克祥第二”。为防止总前委派兵来，红军之间发生冲突，他们决定红20军向西开拔，渡过赣江，进驻永阳。

12月13日一早，段良弼、刘敌等人在富田广场召开大会。被捕者在会上报告了被抓捕的经过，控诉了李韶九的恶行。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人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并张贴了同样的标语。

段良弼等释放了误捕的率闽西参观团来富田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并向他道歉。易尔士说，未经中央表态，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是错误的。段良弼、刘敌等人接受了批评。尔后，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及其余机关的几百名干部，随同红20军向赣江以西的吉安县永阳开拔。

12月15日，段良弼、李白芳、丛允中等在永阳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成立江西省行委，段良弼任代理书记。会议建议中央“停止毛泽东总前委书记的职权”，“开除李韶九的党籍”、“派丛允中、段良弼去中央反映事变经过”，“送200斤金子到中央，2万元给红校”。

会后，刘敌还给中央写了一封态度诚恳的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恳请处分。

后来项英于1931年1月中旬受命来苏区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并成立了苏区中央局。1月25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决议》中说：苏区中央局在审查李韶九过去工作以后，认为李韶九同志在肃反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一般地是在党当时的错误的领导之下造成的，而他加以扩大，甚至违背上级的决定去独断专行，以致形成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决定给李韶九以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做群众工作。

不久，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的中央代表“三人团”从上海出发，于4月17日来到江西宁都县青圹村，传达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改组了苏区中央局，依据中央政治局3月28日《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并组成了以周以栗为首的审判委员会。4月18日，遵照项英指示前来参加会议的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事变领导者渡过赣江，往青圹村走来。他们刚走进青圹村便被一网打尽了。在公审大会上，他们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的AB团。但在会后，“罪魁祸首”刘敌还是被处决了。其他被捕的原省行委领导人不久也先后被处决。4月19日，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主持的苏区中央局向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告：“富田事变已被解决。”

此时，备受猜忌和歧视的红20军指战员依然在永阳一带坚持抗敌斗争。后来，红20军奉“三人团”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之命向兴国、于都一带转移，接受“整编”。7月中旬，他们一路风尘辗转到达于都坪头寨。吃罢早饭，红20军副排长以上指挥员奉命到王家祠堂开会，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指挥事先埋伏的部队包围了祠堂，先是收缴了他们的枪械，然后将他们一个一个捆绑起来，其中包括红20军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接着，红20军的番号被宣布撤销。被捕者大部以“AB团要犯”、“反革命”罪遭到杀害。红20军余部2000人被编入了红7军。

这便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至今众说纷纭的“富田事变”及其整个处理过程的真相。其间，还有一件事需要交代，就是李韶九和陈毅之间的关系。

在1931年4月间，陈毅兼任赣西南特委书记。此时李韶九以中央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身份亲临赣西南“肃反”。这样，陈毅与李韶九便成为临时搭档。天生炮筒子脾气的陈毅关于处理富田事变的一些话，引起了李韶九的不满。他说陈毅“保护AB团”。二人言来语去弄翻脸了。据李聚奎后来回忆说：有一次，陈毅骑着一匹大白马去参加总前委扩大会议，路上遇见李韶九。李韶九恭维说：“陈军长的马好棒啊！”陈毅眯缝着眼回答说：“只要我陈毅不是AB团，谁也夺不走我的马！”萧克后来也回忆说：“李韶九早已怀疑陈毅，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过不了好久就要有一匹好马，有条好枪了，这可是个大人物啊！’”陈毅听了这些传闻，哈哈一笑说：“老子有好几条枪，谁敢来！”说话不及，舆论陈毅是AB团的风声越来越大了，陈毅终于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有一天，陈毅被通知去开会，他暗忖此行凶多吉少，说不定一去就回不来了。于是他对妻子萧菊英说：“我去开会了，等到今天下午6点钟还不回来，你就快走，到你老家信丰藏起来。如果我没事，我会派人把你接回来的。”这一天，陈毅在会议上倒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可在归途中却遇到了白匪袭击，他的马被打死了，只好和警卫员绕道步行，一直到晚上8点才赶到家。哪知到家一看，妻子不见了。原来萧菊英等到晚上6点钟，还不见陈毅回来，误以为他是被当作AB团给抓走了，情急之下竟投井自杀了。

陈毅悲痛异常，含泪写下了《忆友》诗一首，前有小序云：“余妻萧菊英不幸失足落井死，草草送葬，夜来为诗，语无伦次，哀哉！”诗中有句云：“人间总比天堂好，记否诺言连理枝。依稀门角见玉姿，定睛知误强自支。”

有道是祸不单行。陈毅在丧妻之后，还真的被李韶九给抓起来了。后来还是被毛泽东给救了下来。薄一波曾经谈起过此事：“毛泽东也同我谈起过，他说：‘打AB团打得过火了，把陈毅也打进去了’。”陈毅在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小组会上也说过：“李韶九对我说：‘你是AB团，只有自首方有出路。’我写信报告了毛主席，两天就得到了毛主席的回信，他说：‘我支持你！’并批准我把那些被打成AB团的同志分别轻重加以释放。当时如果毛主席不支持我，他们就把我枪毙了。”

李韶九的结局也不妙。他在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后，被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春在闽西战斗中牺牲。这位“肃反大员”31岁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本章前面说到的李文林，则是在1932年5月30日被国家政治保卫局以“重要AB团团犯”罪名而处决了。

回头再说在1930年12月中旬，毛泽东从古柏、李韶九的报告中得知“富田事变”的经过，立即指示吉安县委书记毛泽覃到东固调查处理肃反扩大化问题。毛泽覃在吉安县委妇女部长贺怡的协助下，深入调查，释放了那些被关押的党员和群众，并及时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

彭德怀鉴于“富田事变”的教训，有感而发，向毛泽东叙述了他所处理的袁文才、王佐事件的经过。这就牵扯到了本传及本章所提到的井冈山时期的几个重要人物的命运。

这事还得从1929年2月下旬说起。本传前面已经交代过，袁文才在东固期间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关于处理“土匪武装”的文件。他越想越怕，就带着担任红4军前委秘书长的刘辉霄等亲信，乘夜开了小差，返回宁冈找王佐。

他和王佐会合后，一起找到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与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宛希先与袁文才是至交，得知他擅自脱离了红4军，也未深究，只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尔后安排他到宁冈县赤卫大队任大队长。龙超清、王怀等对宛希先这种处理十分不满。不久，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真被捕牺牲，县委一班人竟借故将宛希先残忍杀害了。宛希先死后，袁文才感到身单力薄，缺人少枪，很不安全，就联合王佐将茶陵县反动靖卫团团总罗克绍活捉了来。原来罗克绍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造枪。为了壮大实力，袁文才对罗克绍故作亲热，亲自给他松绑，酒肉款待，还陪他打麻将。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对此大为不满，提出要杀罗克绍，并将此事报告了龙超清和边界特委。

1929年底，中央派巡视员彭清泉（原名潘心源，本传前面多次提到过）到边界巡视工作。1930年1月18日，彭清泉在遂川县于田主持召开赣西特委、湘赣边界特委和红5军军委联席会议，对边界军事工作作了部署，同时根据“六大”文件和龙超清等人的汇报，认定袁文才和王佐已和地主豪绅同流合污，便作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错误决定。

1930年2月22日，彭清泉和湘赣边界特委负责人朱昌楷、王怀、龙超清等人，以毛泽东的名义要各县负责人带县赤卫队到永新城参加特委会议。袁文才、王佐接到伪造的“毛委员来信”，就带一部分队伍去参加了。彭清泉在会上无端指责袁文才、王佐“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王佐一气之下和彭清泉吵翻了，二人都把手枪拍到桌子上。

是日晚，彭清泉让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秘书长陈正人和王怀等人前往红5军驻地安福向彭德怀求援。朱昌楷一行人于深夜时分来到了红5军军部，对彭德怀、滕代远和邓萍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说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城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将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还说王佐在讲话时把驳壳枪“啪”地一声摆在了桌子上。最后，他们还说：在永新城内驻的是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如不承认这一条，袁文才、王佐有将参加边界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干部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红5军立即出动，挽救危机。彭德怀说：

“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特务营和5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还不坏，不算太蛮横，不至于如此严重吧。为什么变化这么快呢？”

朱昌楷说：

“这完全是袁文才从红4军逃回以后挑拨起来的。袁文才在红4军政治部看到了‘六大’决议的原文。他逃回后，将那段原文念给不识字的王佐听，并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他们也是不会相信的’。”

彭德怀说：

“打南雄回来以后，约半个月，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一个人到王佐处，我想把王佐、袁文才的关系搞好一点，王佐总是撇开此事。黄昏以后，红5军司令部派传令兵来接我回去，王佐部警戒兵喊口令‘站住！’王佐也很紧张，立即把手枪拿出来，左右人员也把枪端起来了。我知道他有怀疑，坐着未动。说，‘这里没有敌人嘛！’又问：‘传令兵同志，你来干吗？’传令兵回答说：‘党代表要我来接你，怕路上有狼呀。’从这个事情来看，王佐多疑是肯定的。”

事发突然，时间紧迫，红5军军委开了临时会议，彭德怀和特委共同决定：派4纵队党代表张纯清和刘宗义带4纵队一部分从30里外赶往县城，守住浮桥，等天明时再和袁文才、王佐谈判，弄清情况后再行决定。

第二天拂晓时分，4纵队一部分人手臂上扎着白带子作为记号，进城包围了袁、王驻地，在城东门不远的一幢房子里找到了袁文才，朱昌楷闯进卧室用手枪把袁文才打死在床上。王佐听到枪声，冲出房门，越过东关城墙逃跑，在涉水渡河时中弹负伤，溺死于水中。

就这样，正当革命用人之际，毛泽东千辛万苦费尽心机教育出来的两位英雄好汉、共产党员，便如此草率地被彭德怀、龙超清、彭清泉、朱昌楷等人给报销了，岂不可惜！

这才叫：莽将军不管他三七二十几，想杀便杀；

忠烈士遇克星罪在莫须有，说完便完。

在这次事件中，袁文才、王佐部队的主要骨干大队长周桂春、中队长谢华光、朱游庭等都被抓住了。龙超清说这些人不能放，否则他们会为袁文才、王佐报仇的。于是这些干部全都被处死了。

袁文才的妻叔谢角铭和王佐的哥哥王云龙等20余人冲出城外逃回井冈山去了。其余300多人在城内未动。特委将他们改编为湘赣边区独立团，受特委直接领导。

毛泽东听了彭德怀的叙述，这才知道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先后被错杀，痛惜之至，连呼“杀错了！杀错了！”但去日不可追，死者长已矣，为了团结彭德怀等人，也只有扼腕叹息的份了，他不无遗憾地说：

“讨论‘六大’文件时，不应该让他们参加。”

彭德怀说：

“在4纵队靠近永新城时，袁文才、王佐那样惊慌，是可以怀疑的。袁文才从红4军跑回井冈山，也是不怀好意的。袁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袁未回以前，王佐随5军行动时，还是表现好的，对5军是不怀疑的，那次随5军到南雄，是王佐自己提出来的，我们未向他建过议，要是王佐过去有怀疑，他就不会随我们出去。”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袁文才的妻叔谢角铭和王佐的哥哥王云龙回到井冈山立刻收拢残部，举旗“反水”。从此，井冈山根据地随之丧失。后来，红军数次想恢复井冈山根据地，一直没有成功。萧克曾经率红17师攻到黄洋界山脚下，也只能远眺井冈山，望而兴叹。直到解放后，人民军队才重新回到了井冈山。

前边已经说过，龙超清是在1930年11月在赣西党内肃反中被诬告为AB团首要分子，1931年底在江西广昌县被错杀，距离袁文才、王佐等被错杀还不到2年。

潘心源则是在1931年以中央巡视员身份赴浙南地区工作，任浙南红13军政委。1931年在浙江省玉环县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年仅27岁。

且说在1930年12月下旬，毛泽东鉴于军情紧急，在黄陂的中排村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第1次反“围剿”的计划问题。

在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先后收到了中共中央10月间正式下发的《中央紧急通告（通告第91号）》和周恩来10月27日为中央起草的致红军1、3军团前委的指示信，这才知道中共中央已经在9月下旬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撤销了李立三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央秘书长职务，结束了“立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

中央在指示信中提出，在根据地设立苏区中央局，以项英为书记。在项英未到之前，可先成立，暂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任命朱德为红1、红3军团总司令。指示信还强调说，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一集中在中央局。

《中央紧急通告（通告第91号）》和指示信在扩大会议上传达后，大家的思想更加统一了。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作了报告。他根据国际国内、敌我双方的形势，详细分析了红军能够粉碎敌人“围剿”、夺取胜利的8个条件：

1、国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帝国主义。2、国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蒋介石、鲁涤平。3、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的战略差，着着失败。4、我们有群众配合，敌人没有。5、我们的兵力是集中的，敌人的兵力是分散的。6、我们的军队是团结的，敌人的军队是动摇的。7、我们准备充足，敌人财政恐慌。8、我们得地利，敌人不得地利。

黄陂中排村会议结束以后，总前委将毛泽东的讲话归纳为“8个大胜利的条件”，又制定了《三十条作战注意》，一齐印发给根据地军民。

毛泽东、朱德和总前委及红军总部一同从黄陂的中排、上排转移到小布，分别住在赤坎村新屋下和龚家祠。

12月24日，毛泽东得到消息，谭道源师正在源头进行拉练，准备向小布前进。小布地区便于设伏。毛泽东决定红军在小布设伏，首先消灭谭道源师。

12月25日上午，总前委在宁都小布麻糍石下河滩上召开盛大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会议由袁国平主持。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两边的台柱上，悬挂着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毛泽东在誓师大会上作了振奋人心的动员报告，他说：

“今天开的是动员大会，明天早上就要打仗啦！敌人对苏区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部队有湖南的18师，江西的52师。江西的归鲁涤平指挥，湖南的归唐生智、何键指挥。现在苏区的群众封锁消息，敌人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却知道敌人就在山那边。”

毛泽东把大手朝前一推，说：

“我们要消灭张辉瓒的18师，它是敌人的精锐部队，我们要集中优势兵力，把这支部队打垮，最后粉碎敌人的围剿。”

毛泽东高声问道：

“消灭18师，大家赞成不赞成？”

台下全场的人振臂高呼：“赞成！”

毛泽东又问：

“打不打胜仗？”

大家回答：“打胜仗！”

毛泽东接着说：

“目前局势是严重的，敌人大兵压境。可是，我们有足够胜利的条件。是那些条件呢？”

他稍作停顿，然后举起左手，用右手慢慢地一个一个地按下左手伸开的手指，一共讲了6个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条件。他说：

“第一条，我们军民一致，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这是最重要的条件。第二条，我们已经选择了有利于作战的阵地，已经设下陷阱，可以把敌人关在里面打。第三条，我们可以集中兵力，先歼灭敌人的一部分，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第四条，我们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挑弱的打。第五条，我们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它就由强变弱了，然后再打。第六条，我们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人之隙，加以打击。由于我们实行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两次大踏步的退却，敌人已经钻进了我们的口袋，敌情、地形、人民条件都已经变了。6个条件已经具备，胜利就在眼前。”

最后，毛泽东亲自领着大家呼口号：

“勇敢冲锋，奋勇杀敌，多缴枪炮，扩大红军！”

“活捉鲁胖子，打倒蒋介石！”

会场上军民们的激情达到了顶点。朱德跳上主席台，高声问道：

“同志们，怕不怕死？”

台下齐声回答：

“不怕死！歼灭18师过新年！”

歼敌誓师大会后，一份份紧急情报送到了设在赤坎村龚家祠的红军总部：毛炳文部已经窜到广昌；许克祥师经宁都、东韶进至洛口；公秉藩师在东固附近与张辉瓒师发生误会，混战一场后，正集结在永丰、富田，策应各方；张辉瓒抢在公秉藩师的前面，进到了永丰的南龙；谭道源师已经赶到距小布30华里的源头，并派出1个团，前进到了距小布十几里的树陂。

军情急，战事迫。红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看首先反击那一路敌人了。总前委和总司令部当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作战方案。有人提出先打兵力较弱的国民党左路毛炳文、许克祥两个师，然后由西向东横扫。

毛泽东听着大家的意见，反复考虑着敌我双方的情况：1、国民党军队不到10万人，且均非蒋介石的嫡系，总的形势并不十分严重。2、敌军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3、敌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3个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岗、源头一带。张辉瓒师主力在龙岗，谭道源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两地因人民受AB团欺骗，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不宜选作战场。4、敌军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5、敌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AB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3个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6、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是“围剿”的主力军，谭道源师是“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辉瓒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约14000人，张辉瓒师又分置两处，一次打1个师是绝对优势。7、张辉瓒、谭道源两个师主力所在的龙岗、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隐蔽接近。8、龙岗有优良阵地。源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亦好。9、我在龙岗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岗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10、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

他待大家充分发表了意见后，便分析说：

“先打毛、许二师，固然好打，但打了毛、许后，张辉瓒、公秉藩、谭道源3个师就会收缩到一起，再打就难了。这样，毛、许二师虽能打败，敌人的围剿却不一定能打破。相反，正面敌人之右路3个师，张辉瓒、谭道源两师是主力，张辉瓒又是前线总指挥，如果打掉了张、谭，就把敌人的800里连营切断，使之成为远距离之两群，敌人的围剿就打破了。而且，我军在兵力上也大大超过张、谭二师。”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先打张辉瓒的第18师或谭道源的第50师。

12月26日凌晨1时，毛泽东、朱德发出《伏击进犯小布之敌的命令》。命令红1方面军各部于拂晓时分轻装前往小布埋伏；并规定：白天不许煮饭，前线指挥员不许骑马，以求高度隐蔽；待敌脱离源头阵地，进入红军预设阵地时出其不意歼灭该敌于运动中。

但是，红军各部连续埋伏了两天，敌人都没有出现。原来，谭道源师已经集合好队伍，准备向小布前进，一个反革命分子向谭道源部报告了红军设伏的情况，使谭道源临时改变了主意。

这正是：布下天罗网，要捕大鳖鱼。

内奸最可恨，投敌破天机。

欲知毛泽东如何改变战策，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江西苏区肃反扩大化、“富田事变”以及对红20军的错误处理，完全是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共中央、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及其执行者们一手造成的恶果。笔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本章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了，读者诸君不可不认真一读。可现在的互联网上却到处充斥着颠倒历史的史料和文章，那些作者用时空倒错和张冠李戴的惯用伎俩往毛泽东身上泼脏水。有的说是毛泽东重用李韶九导致了“富田事变”，有的说杀害红20军指战员的是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或者说是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更有甚者，一些所谓的史学工作者还直呼其名，说是毛泽东屠杀了红20军指战员，取消了红20军番号。这些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便是糊涂虫，历史怎么可以这样任意篡改、肆意颠倒呢？你即便和毛泽东有天大的仇恨，也不至于良心泯灭以致如斯吧？你们也不想一想，历史是你们能够篡改得了的吗？真真是蚍蜉撼大树，自不量力！

另外，宛希先、袁文才、王佐之死，着实冤枉。如果没有“左”倾路线的错误方针，如果在革命阵营中没有一些人的相互倾轧，如果宛希先、袁文才、王佐一直跟着毛泽东干下去，其结果不是壮烈牺牲便是新中国的将军，这是肯定无疑的。毛泽东花费了那么多的心血教育改造袁文才、王佐，终于使他们的队伍成了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况且袁文才本来就是共产党员，王佐也已经被毛泽东培养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怎么能说杀就杀了？在他们死前，既没有审问，也没有宣判，就稀里糊涂、莫名其妙地到阎王爷那儿去报到了。亏得阎王爷只是一个传说，否则的话，袁文才、王佐能不喊冤打官司吗？

第30章 1930年12月27日—

“这就叫做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

话说红1方面军两天两次设伏，都未能打到谭道源师，部队中便有人发牢骚讲怪话了，说毛泽东是在“摆孔明阵”，部分指战员主张一鼓作气，强取源头，歼灭谭师。

1930年12月27日晚，红1方面军总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毛泽东针对部分领导人的急躁情绪，反复说明了慎重初战力求必胜的道理。他说：

“初战第一仗，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3个原则。”

会后，红1方面军为了隐蔽目标，仍从黄陂转移到黄陂以东的君埠和上下固一带，继续坚持待机。

12月28日，鲁涤平命令其已经深入苏区的3个师向黄陂、小布、麻田地区之红军实施总攻。

这一天，年仅23岁的红12军第64师师长粟裕亲自化装侦探敌情，探知“敌谭道源部仍在沅头、上下潮、树陂一带”，占据有利地形不再前进。而敌军前线总指挥兼第18师师长张辉瓒以其第54旅留守东固，他亲自率领师部和第52、53旅，“经善和、藤田到达源头，现正向上固、龙岗推进中。”

粟裕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并建议在群众条件和地理条件都有利于红军的龙岗地区设伏破敌。这是粟裕第一次向毛泽东提出重要军事建议。毛泽东闻之大喜。好一个不怕死的张辉瓒，竟敢孤军深入！他和总部研究决定：首先歼灭张辉瓒部于龙岗地区。他和朱德发布了总部红字第11号命令：《横扫左翼之敌张辉瓒等部的命令》。命令中说：

“方面军决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张辉瓒以至许、公、罗各师），次第歼灭之。拟分兵两路，左沿君埠、龙岗，右沿上固、潭头，向东固次第攻击前进。”

具体部署是：以彭德怀、滕代远的红3军团和林彪、罗荣桓的红4军为右路军，由彭德怀、滕代远统一指挥；以黄公略、蔡会文的红3军和罗炳辉、谭震林的红12军为左路军，由毛泽东、朱德亲自指挥。

12月29日，红1方面军转移到黄陂西面君埠及其以北一带，隐蔽集结。

毛泽东在午前得到消息，张辉瓒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占龙岗，预料敌人次日晨将向君埠前进。他根据这一情报，于傍晚时分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除留“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卫团在黄陂钳制源头、洛口、头陂之敌外，主力部队抓住有利战机，全部利用夜间秘密向西开进，在龙岗和君埠之间的黄竹岭设伏，求歼敌人第18师主力于运动之中或立足未稳之际。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指着参谋处长郭化若绘制的地图说：

“大家看，这里是东固，东固东20里是南垄，南垄东20里是龙岗，龙岗东20里就是我军所在的君埠。龙岗与君埠之间的黄竹岭，地势很高。就地形而言，龙岗最具优势。此镇位于群山环抱的盆地之中，前面是一条两丈多宽的大河，后面则是大山，山路崎岖，林木茂密，是易守难攻之地。我看，我军就在龙岗设个布袋阵，将敌人诱入此地，给他来个一网打尽。”

朱德说：

“好！这诱敌的任务就交给罗炳辉的35师好了，怎么样？”

毛泽东转向红12军军长罗炳辉说：

“你率领35师，边打边走，牵住张辉瓒的鼻子，争取于30日午前将他引至龙岗。记住，只许败，不许胜。”

是日晚8时，毛泽东、朱德下达了总部红字第12号命令：《攻击龙岗之敌张辉瓒师的命令》。命令中说：

“方面军决以左路军于明（30）日攻击龙岗之敌，右路军则应派部队协助歼灭该敌。”“左路军的第3军任正面攻击，该军以7师任正面，拂晓占领敌军必经的黄竹岭前面的木坑以右地区和亭子岭主要阵地，迎击由龙岗东进的张辉瓒先头部队。第3军的其余两个师，紧接7师向龙岗东和东北攻击前进。第12军任左翼，向表湖前进，以一部分兵力占领龙岗南端、水西西端之盲公山，主力截断龙岗至南垄大道，从兰石、茅坪攻击龙岗之敌侧背。

右路第3军团、第4军以主力向上固、下固前进，以一部兵力，到还铺附近，向龙岗西北端之张家车攻击前进，如上固无敌，则以主力向还铺、张家车攻击前进，而以一部分兵力向下固、谭头警戒。”

总攻击时间定在12月30日午前10时。

12月30日凌晨，担任正面攻击的红3军第7师，已经进入了预定阵地。

总司令部也已经进到小布附近，在黄竹岭后面的小布山上指挥。毛泽东、朱德带着几位参谋和随从人员，来到了指挥所。此时细雨霏霏，雾色朦朦，抬眼望去，龙岗就锁在这细雨薄雾之中，正是“雾满龙岗千嶂暗。”毛泽东高兴地对朱德说：

“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我们乘晨雾全歼顽敌啊！”

12月30日上午，在约溪地区担任诱敌任务的第12军第35师，在军长罗炳辉的亲自带领下，一路上丢了不少包袱、大刀、马灯之类的东西，已经完成了诱敌任务，插至南垄、龙岗间，配合第12军主力攻击龙岗，并向南垄警戒。毛泽东在龙岗东南的山坡上见到了罗炳辉，关切地说：

“你们辛苦了，部队都回来了吗？路上有没有吃亏？”

罗炳辉说：

“除了3个连还在继续引诱敌人外，其余的都回来了，在路上没有吃亏。不过，为了牵引敌人，我们给他们作了一顿饭。”

上午10时许，张辉瓒的第18师第52旅为先锋，师部及第53旅随后，由龙岗出击。

该敌先头部队在龙岗以东、小布以西登山时，突然遭到居高临下的红3军先头第7师迎头痛击。敌军一阵混乱后，不断向红军发起攻击。到中午时分，敌军又展开两个团，向红军猛攻，均被击退。

下午3时许，张辉瓒孤注一掷，亲自指挥4个团，多路向红3军阵地猛攻。

此时，红12军已沿龙岗南侧迅速插到张家车，完全切断了龙岗敌人同东固、因富等地敌人的联系，并从背后向龙岗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红3军团、红4军主力已经进到上固及其附近地区占领阵地，切断了敌军从西北方向增援和龙岗敌军向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张辉瓒的第18师主力被四面包围了。

下午4时左右，红1方面军各部发起总攻。敌18师向西北突围未逞，随即全线溃散，到处窜逃。赤卫军、少先队也和红军战士一起冲杀。红军新战士梁兴初在战斗中挥舞着大刀冲向敌阵，连砍带杀如入无人之境。他连中3弹，鲜血直流，挣扎着站起来，继续和敌人搏斗拼杀。

梁兴初，1913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年少时是个顽童，因调皮淘气，学校让他退学。父母先后送他学裁缝、理发，都半途而废。14岁那年，又送他去铁匠铺学徒，一干就是3年。1930年，梁兴初参加了红军。

黄昏前，战斗全部结束，红军各部及地方武装开始打扫战场，满山遍野搜捕残敌。

龙岗之战，红1方面军歼敌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俘敌9000多人，并活捉其前线总指挥兼师长张辉瓒及两个旅长、一个参谋长；缴获各种武器9000余件，弹药无数。

张辉瓒是被红军战士从灌木丛中搜出来的，战士们见他偌大年纪却穿着士兵服装，就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他是书记官。后来他还是在俘虏群中被认了出来。

这张辉瓒说来也并非无能之辈。他出生于湖南长沙，比蒋介石还大2岁，是蒋介石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后来去德国学习军事。张辉瓒自诩为儒将，除了打仗，还会写诗作画下棋。他不近女色，与其妻感情甚笃，在有名的色鬼鲁涤平手下当师长，相形之下，得了一个坐怀不乱的君子美称。张辉瓒最突出的特点是精中有细，外刚内柔，深知韬略，凡事于急功近利之中又不失冷静慎思，同时他还吸收了一些古代兵家思想的奥妙，没想到如今却成了阶下囚。

张辉瓒对看守他的红军战士说：

“我要见你们的军长黄公略。”

张辉瓒根本不知道和他作战的红军有多少人，以为只有黄公略一部和他作战。一个战士说：

“我们军长是林彪，你去找他好了。”

张辉瓒心里一惊，林彪他没见过，怕林彪不分青红皂白把他给毙了，就改口说：

“我要见毛润之先生。”

张辉瓒和毛泽东都是湖南人，比毛泽东大8岁，他们还在北伐战争时有过交往。这时，朱德走了过来。张辉瓒傲慢地问：

“你们要我拿多少钱来才放我？”

朱德不客气地说：

“我们不是来做生意的。你带兵侵犯根据地，群众绝不会饶恕你。我们要代表人民的意志，在你自己部队的面前，以及我们的一支被你在赣西北清剿过的部队面前，公审你。”

此时，毛泽东已经得到参谋人员的报告：粟裕部捉到了张辉瓒，张辉瓒说要见见您。毛泽东感叹道：

“好！粟裕捉了张辉瓒，还是粟裕有办法！走，去看看张辉瓒。”

他快步来到龙岗大坪上，张辉瓒被捆绑着押了过来。张辉瓒一见毛泽东便深深鞠了一躬，虚伪地说：

“润之先生！久仰，久仰。别后多年，不曾相见，十分思念……”

毛泽东将手一挥，打断了他的话，说：

“总指挥先生，你是怎样指挥的呀？你从湖南到江西，又从南昌到龙岗，今天就叫你进到龙岗为止啊！”

他顿了顿又说：

“你气势汹汹地叫嚣要围攻我们，你可没有想到红军的厉害吧！你的‘围剿’反而被我们围剿了。你在龙岗墙壁上到处写反动标语，说要剃朱、毛的头，现在到底是你剃朱、毛的头，还是朱、毛剃你的头？”

张辉瓒吓得面如土色，连连说：

“有罪！有罪！润之先生，如今我可是你的手下败将啦。先生果真神机妙算，我算服了。”

毛泽东说：

“难道你忘了‘退避三舍’、‘城濮交兵’吗？”

张辉瓒垂着头，无言以对。毛泽东让人为张辉瓒松绑，让他一起就地坐下，简单地讲了一些革命道理，又问了一些敌军内部的情况。张辉瓒表示愿意捐款、捐药、捐弹，请求免他一死。

毛泽东交代身边的人说，要派专人看管好张辉瓒，不要杀他。

张辉瓒被押走后，毛泽东听说在缴获的战利品中有1架被炸坏的电台，还俘虏了几个报务员，非常高兴，便命令组建一个无线电通讯大队，任命王诤为大队长，调来特务大队政委冯文彬为政委，让他们赶快修好电台。

冯文彬不敢怠慢，立即对俘虏进行了说服教育，鼓励他们要修好电台。没过不久，兼任报务员的王诤告诉冯文彬说：

“电台肯定修不好了，不过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它虽然不能发报，接收功能还好，可以收到敌人部队之间的呼叫联络，通过这些呼叫，便可以知道敌人各部队的位置。要不要把这些呼叫记下来？”

冯文彬说：

“这不是最重要的情报吗？赶快接收，不断接收，任何呼叫都不要漏过。”

当冯文彬急急忙忙地将第一份接收到的情报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高兴极了，连说：

“太好了，太好了。同志，你知道，这对我们是多么重要！我们可以给敌人当参谋长了。你们干得很不错，回去奖收报员两块大洋，买些鸡子，犒劳犒劳。”

且说张辉瓒第18师主力一战被歼，敌军全线震动。鲁涤平判断红军必将转扑谭道源师，便迅速调整部署。

12月31日，鲁涤平发布命令：令公秉藩之28师由约溪撤回东固、因富一线；第18师第54旅向富田撤退；谭道源第50师向东韶撤退。

惶惶然不知所终的谭道源接到命令后如同接到了救命的护符，当夜即下令50师各部从捷径开赴东韶，相机向广昌靠拢。

1931年1月2日，谭道源部逃向东韶的情报传至移到小布的红军总部。毛泽东、朱德决定，全力追击敌人，将其歼灭在四周环山的东韶地区。

晚10时，毛泽东、朱德发出红军总部胜字第1号命令：《追击谭道源师的命令》。命令中说：

“方面军决于今晚追击东韶之敌，以全力扑灭谭师，然后次第扑灭朱逆绍良部之许（两团）毛（两旅），以树政治上之声威。”“第12军任正面之攻击，应于明晨10时前，经南团、琳池到达东韶街附近，向东韶之敌攻击前进”；“第3军团任左翼，应于明晨10时前，到达陂头附近，向东韶之敌攻击前进”；“第3军任右翼，应于明晨10时，进至田营，以主力牵制洛口之敌之增援，另以一部迂回到东韶街东端、右下坪北端之高地，向东韶攻击。”“第4军为总预备队”，位置在东韶西方之龙坛。总司令部在龙坛总预备队位置指挥。

命令中还说：

“此次战争关系全局，各官兵须不惜任何牺牲，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收缴敌之经理处款项不准分散，纸票不准焚毁，须一律交部。”

这时候，谭道源师已经逃到了东韶，敌我相距70华里。为了迅速赶到敌人前头，围歼敌人，3路追击的红区军民边追边喊着口号：

“捉了张辉瓒，再捉谭道源，鲁胖子捉来好过年。”

“追上谭道源，再打个大胜仗。”

无线电通讯大队需要整理电台、充电器这些笨家伙，耽误了一会时间，便和前委及大部队拉开了一段距离。

广大军民斗志昂扬，情绪激奋，不怕山高路远，不畏夜行艰难，穿峡谷，走小道，爬山涉水，一夜过后，除红3军未能到达指定位置之高地外，西、南、北3面红军都进入预定位置。不久，毛泽东、朱德也来到前沿阵地上。待电台通讯大队赶上来时，毛泽东把冯文彬叫过去，劈头就问：

“怎么搞的嘛？为什么掉了队，出了问题怎么办？”

冯文彬见毛泽东如此严厉，一时不敢说话，过了一会儿才解释说：

“我们收拾了设备，见树林里有一些国民党散兵游勇，为保证电台安全才掉队的。”

毛泽东缓和了一下口气说：

“这个情况为什么不早讲，出了问题岂不贻误了大事。”

他立即命令从特务大队调一个排兵力，专门负责无线电大队的安全。

1月3日凌晨7时许，担任正面攻击的红12军首先与敌展开激战。其他各部红军也加入战斗，向敌人发起猛攻。谭道源惊慌失措，火速电请许克祥增援未至，不得不命令所部就地抵抗。

到下午3时，红军在西、南、北3个方向不断突破敌军阵地，向东推进。但此时因在右翼的红3军一部未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致使合围不紧。谭道源便下令余部从东边分别向南丰、洛口、抚州3个方向突围。

东韶之战，红1方面军共歼谭师1个旅，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多支（挺），迫机炮4门，无线电台1部，弹药无数。

国民党围剿军得知谭道源师受到重创，更加慌乱。第28师和第18师第54旅仓惶由东固、因富、富田撤回吉安；第8师、第24师由头陂撤回南丰。

这时候，第56师仍在福建建宁及泰宁、将乐、顺昌地区；第49师仍在龙岩、永定；暂编第2旅只进到永安。而在泰和的第61师虽然在由赣州北进的第60师配合下，乘红军主力向东韶追歼第50师之际于1月3日占领兴国，但已无法挽救整个“围剿”的败局了。

红1方面军在5天内两战两胜，歼敌1个半师，俘敌逾万，缴枪11000多支，缴获电台2部，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1次“围剿”。

根据地军民一片欢腾。在庆祝胜利的大会上，人民群众公审了张辉瓒。毛泽东虽然交代过不要杀张辉瓒，可是彭德怀还是按照群众的要求，将张辉瓒给毙了。

毛泽东在总结第1次反“围剿”作战经验时说：

“龙岗战斗打得很理想。反‘围剿’第一仗，就把敌人全部消灭，不漏一兵一卒，这的确是战争史上少见的。太平天国打曾国藩时，有个打法叫‘五瓣莲花抄尾阵’，还有个歌诀：第一句是‘前面一支先扎定’，后面记不起了，只记得大意是左右两支包围敌人，另外一支兵迂回到敌后，截断敌人归路这就叫抄尾，还有一支兵为预备队。我们这次打法，是四面包围敌人，务求全歼，主力用在迂回敌后，从后面打，以求速决，就是少了一个预备队。然而我们打得更出色，更理想，胜利也更大。这就叫做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

毛泽东的一番话，把在座的红军指挥员说得眉开眼笑。

这天晚上，毛泽东乘兴挥笔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正在此时，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进来了，他见毛泽东正在潜心修改词句，便退了出去。第二天，古柏见了对诗词也极有兴趣的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兼作战科长郭化若，就说：

“老郭呀，你快去毛委员那里要诗词，昨晚我看见了。毛委员在井冈山写了很多诗词，可惜下山后在行军途中丢失了。这回可不能再丢啊！”

郭化若闻言，急忙来到毛泽东处，反复吟诵着《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连声称赞，并指着上阕对毛泽东说：

“毛委员，您这短短几句，就一下子把龙岗的天时地利和军民反‘围剿’的伟大胜利绘声绘色的表现出来了。”

此后，毛泽东领导红1方面军乘势发动攻势作战，在苏区和敌占区之间消灭地主武装，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等县争取了几十万群众，摧毁了三都、七堡、山寮、古龙岗等多处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在根据地边境各县区恢复、建立起赤卫队、独立营、特务队等群众武装。

红1方面军总部还利用缴获的无线电通讯器材，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支无线电队。从此，红1方面军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其它苏区陆续建立起了无线电联系。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兵指何方？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规定不准虐待俘虏，彭德怀杀张辉瓒实在不该。一是毛泽东交代过不要杀；二是张辉瓒已经投降，愿意拿钱保命；三是他在国民党军还有点影响，拿他做一点文章不好吗？怎么能说杀就杀呢？毛泽东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在几十年之后他还重提这回事呢！他说：“孔明都有七擒孟获，我们共产党不仅可以搞七擒，还可以搞八擒嘛！第1次反围剿杀张辉瓒，我就不赞成，主要是彭德怀要杀。张不仅是个师长，而且是个总指挥。”

第31章 1931年1月—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话说在反击国民党军第1次“围剿”中，毛泽东从缴获的报纸上看到了杨开慧母子被捕的消息，心如刀绞。他知道杨开慧落入国民党的手中必然是凶多吉少。

原来在1930年10月初，杨开慧潜回板仓看望母亲，竟被国民党密探发现了。10月24日凌晨，杨开慧在家中被捕。凶残的国民党爪牙连保姆陈玉英和刚满8岁的毛岸英也不放过，将他俩同杨开慧一起押送到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旋即又转入长沙陆军监狱。押签上注明：最严重的政治犯，女共党杨开慧1名，附小孩1名，女工1名。

“杨开慧，毛泽东哪里去了？”

审讯官恶恨恨地逼问。

“不知道！”

“你们通过什么联系？”

“通过你们的报纸。”

“哪一家的报纸？”

“通过你们国民党的报纸，我知道他领导了秋收暴动；通过你们的报纸，我知道他上了井冈山；通过你们的报纸，我知道他指挥红军杀得湘赣军阀丢盔弃甲……”

对于眼前这位文静的女子，审讯官以为只要把刑具往她眼前一放，她就会乖乖地招供了。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貌似柔弱的女共产党员，竟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任你用尽各种酷刑，把她折磨得遍体鳞伤，逼她交出地下党员名单，交代和毛泽东联系的方法，可杨开慧就是不说，始终坚贞不屈。

六舅向明卿的妻子带着女儿向自冶，给杨开慧母子及孙嫂陈玉英送饭，她们带来了杨开慧喜欢吃的臭豆腐、酱牛肉。还带些钱给她，以备疏通关系之用。

杨开慧每次吃完饭，总是在碗底放一张纸条，写上狱中敌人拷问她的情况，向党组织透风捎信。有一次，她写道：“孙嫂坚强不屈，我信得过她。”还有一次，她在纸条上透露：敌人“拷问润之情况和地下党名单”；她坚不吐实，遭到毒打。

狡猾的审讯官见硬的不行，就改变策略。一天，他把杨开慧请到客厅坐下，假惺惺地说：

“只要你在报上发表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的启事，你就可以马上得到自由。”

杨开慧严词拒绝，她说：

“让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痴心妄想，要杀便杀，我绝不屈服！”

审讯官软硬兼施，使出浑身解数进行威逼利诱，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此时，地下党组织和亲属们都在紧张地设法营救杨开慧，许多知名人士也纷纷出面保释她。杨开慧60岁的老母向振熙和她的哥哥杨开智、嫂嫂李崇德曾先后到了南京、上海，他们在上海找到了蔡元培先生，蔡元培立即联络了几位社会名人联名打电报给何键，要求保释杨开慧。阴险狠毒的何键决定立即枪杀杨开慧，然后复电推说电报来迟。

杨开慧的六舅母严嘉托住在离监狱不远的堂兄向澍霖打听狱中动态。她还带着女儿探监送物，传递消息。杨开慧预感到敌人可能要对自己下毒手了，就对前来探监的六舅母等人叮嘱说：

“不要枉费精力了。请告诉亲人们，我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屋里有块青布料子，给我做一套衣服，上路时穿。年少时，家父有训戒：我杨家死了人，不作俗人之举！”

杨开慧叫六舅母买块大镜子，再买些胭脂。六舅母感到有些诧异，因为杨开慧平素简朴，不爱打扮，更不涂脂抹粉。她没有想到杨开慧知道出狱无望，已经做好了决死的准备。六舅母含着泪水买来了镜子和胭脂。杨开慧说：

“六舅母，你不要难过，要坚强些！杀死我一个，还有后来人。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革命总有一天要胜利！”

杨开慧又嘱咐六舅母替她好好教育孩子，继承她的遗志。还叫六舅母转告她的母亲向振熙：

“不要难过，替我把3个孩子带大，教育他们继承母志。这样，我就可以瞑目了。”

最令杨开慧放心不下的是3个年幼的孩子。在狱中，她含泪吻着毛岸英，轻声说：

“孩子，我没有别的话要说，如果你将来见到爸爸，就说我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说我非常想念他，我不能帮助他了，请他多多保重！孩子，记住，血债要用血来还！”

孙嫂哭着说：

“杨先生，你不能走啊，孩子舍不得你啊！”

杨开慧说：

“孙嫂，我的3个孩子都还小，他们是润之的亲骨肉，是革命的幼苗，我不能承担抚养的责任了。全托给你吧！等孩子们长大以后，你们会好的！”

临刑前，审讯官最后一次来劝降：

“杨开慧，你真的不愿意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吗？”

“无须多问，早就回答你们了！”

“你上有老母，下有孩子，年纪轻轻的，要为自己的将来着想。”

“这些事，我自己有主张，不用你们管。”

“你不怕死吗？”

杨开慧义无返顾地回答：

“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1930年11月14日，何键命令他的特务营4连2排执行枪杀杨开慧的任务。

早饭以后，4连值星官亦是监斩官之一的晏国务吹哨子集合队伍，并说：

“今天办人，办的是共犯要人，大家要特别注意警戒。”

士兵荷枪实弹分两列面对面，站立在清乡司令部的“法堂”里，形成了两三尺宽的一条人巷。尽头的大堂中央摆了一张长方桌，上面有一箭形的“标子”，白色的纸上写着“枪决女共犯杨开慧一名”10个大字。

罗国林、姚楚忠、黄正榜等四五人押来了杨开慧。杨开慧面不改色地穿过“人巷”，走到执法处长李琼的面前。李琼向杨开慧宣读了所谓的“罪状”，站在一旁的黄正榜将“标子”插到杨开慧的后颈衣服里。所谓的宣判过程，不到5分钟。

行刑队伍从清乡司令部出来，由北正街到南正街，然后在学院街口的马路上停留了片刻。特务兵搞来了一辆黄包车，将杨开慧架到车上坐下，爬到天心阁，绕到浏阳门外，向识字岭刑场走去。走在最前面的是号兵谭青云和唐冬初，后面是晏国务和清乡司令部的监斩官钟吕潜，他们骑着大黄马，杀气腾腾，后边是坐在黄包车上的杨开慧，在她的身后，是两列全副武装的士兵。经过近一小时的示众，行刑队伍出了浏阳门，到了识字岭，杨开慧从容步下黄包车，径直走向一处较高的坟堆。9个月前，她的堂弟杨开明就牺牲在这同一个刑场上。

晏国务一声令下，尾随杨开慧的刽子手帅保云抬起了罪恶的驳壳枪，朝杨开慧的背心“砰、砰”就是两枪，杨开慧应声扑倒在地，转脸瞪了帅保云一眼，帅保云将驳壳枪插到腰里，转身离去。　　

和杨开慧一起就义的还有6名难友。

中午，行刑的人刚刚吃了饭，卫兵向晏国务报告“上边来了通知，上午打的那个女人没死!”晏国务当即命令副班长姚楚忠：“你去补枪!”姚楚忠带了两个士兵，提着驳壳枪直奔识字岭。只见杨开慧匍匐在荒草地上，两只手深深地抠进了泥土里，枯草上浸透了一大片血迹，血还在流……姚楚忠朝着杨开慧便举起了驳壳枪……

解放后，最终杀死杨开慧的刽子手姚楚忠一直隐藏了下来。1970年初，姚楚忠在岳阳市华容县建新农场劳动改造时，将他杀害杨开慧的情形坦白了出来。1974年7月，姚楚忠被醴陵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死刑并被立即执行。

年仅29岁的杨开慧牺牲后，她的六舅母委托堂兄向澍霖前往识字岭，帮助杨家亲友杨秀生一起连夜把杨开慧烈士的遗体运回板仓，安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

毛岸英和孙嫂陈玉英出狱后，由杨开慧的六舅母接到平江老家，换上了整洁的衣服，休养了好几天，然后送到了板仓外婆向振熙家。

不久，毛泽东就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杨开慧遇难的噩耗。那一天，他没有吃晚饭，而且，悲恸万分的他彻夜失眠了。杨开慧那温柔贤淑的面容，纯洁善良的微笑，深邃而总是含着期待之情的眼睛，清晰地活跃在他的面前。在那严酷的斗争中，在那冷冰冰的世界里，她总是给予毛泽东脱去甲胄、获得宁静温馨、放松身心的机会。她生育了3个小孩，却不曾拖累他一丝一毫。她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奉献，不曾提过哪怕是一件小小的要求。毛泽东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她生前曾向自己提过什么要求，就是在她怀孕反应最厉害的时候，呕吐得满眼是泪，可一旦和毛泽东的目光相接，她便会露出一种羞怯甜美的笑，从不曾叫苦，甚至不曾说一句想吃什么东西的话。在家庭中，她是贤妻良母；在革命活动中，她是忠诚勇敢的战士。直到牺牲，她不曾有一点动摇，一点委屈，就那么安静坦然地走上了刑场。

一大颗泪珠在毛泽东的眼角颤动。他为一种负疚的心所折磨，他对自己的家庭和过去怀有愧疚之心。他甚至朝他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发了一通无名之火。两年前，他为各种传言所惑，不明实情，就与贺子珍结婚了。杨开慧之死，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夫人。

毛泽东很快便给妻兄杨开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他还寄去了银元30元（据钱希钧在1981年1月说：“毛主席寄30元钱作开慧安葬费一事，可能有误。当时，毛主席是没有钱的，红军非常穷。”），嘱咐为杨开慧修墓立碑，上刻：

“毛母杨开慧墓男 岸英岸青岸龙 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另据2014年4月10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称：“毛泽东词《蝶恋花·向板仓》手稿揭秘”，并在编者按中说，近日《党史文苑》发表了李虹的文章，披露毛泽东填写的《蝶恋花·向板仓》词，是用毛笔行草书写在10行信笺纸上，纸张陈旧，尺寸约为285mm×198mm。这首词尘封至今已83年。整首词凄婉悲愤，读之极易使人潸然泪下，同时又易使人同仇敌忾。“摘编如下”：

蝶恋花·向板仓

霞光褪去何凄楚，万箭穿心不似这般苦。奈何吾身百莫赎，待到九泉愧谢汝。

无感霜风侵蚀骨，此生煎熬难与外人吐。恸声悲歌催战鼓，更起刀枪向敌仇。

毛泽东 1930年寒冬

关于这首词的写作时间，李虹在文章中说：“笔者鉴赏过的毛泽东另一有史实记载的文件中，毛泽东署‘1930年冬月’，即1930年12月下旬某日。‘冬月’按中国习俗即指农历11月，这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寒冬’在中国传统纪年法中未发现此种用法，如将‘寒冬’的‘寒’理解为毛泽东此时的心理感受或艺术创作的修饰需要，问题就解决了。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寒冬’即‘冬月’，农历庚午年冬月初一应为公历1930年12月19日。《蝶恋花·向板仓》的创作完成时间只能是1930年12月19日至31日。笔者倾向是12月25日至29日。”

关于这首词的真伪，亦有学者指出词作“格律不齐，水平生疏，真伪存疑”。笔者也只好抄录于此，留待后人去考证了。

再说在毛泽东打破国民党军第1次“围剿”后，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项英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来到革命根据地，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

毛泽东这才知道，斯大林远东政策得力顾问、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在1930年12月来到了中国，王明、博古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利用与米夫在莫斯科时的师生关系，在米夫支持下，密谋改组中共中央。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说，始于1929年，起因是一些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自称是共产国际最坚定的支持者和瞿秋白路线的坚决反对者。比较通行的说法，“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指以下29个人：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女）、何子述、何克全、杨尚昆、夏曦、孟庆树（女）、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女）、孙济民、杜作祥（女）、宋盘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萧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一新。其中，徐一新的观点时常摇摆不定，便被称为半个布尔什维克。后来，人们借助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一专用名词，讥讽和嘲笑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和他的追随者。

王明，原名陈绍禹，字露清，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一个小商人家庭，1920年考入安徽省立第3甲种农业学校，1924年秋考入武昌商业大学预科，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陈绍禹个子不高，四方长脸，白净面皮，性情温和，能言善辩。他在莫斯科期间，苦攻俄语，擅长背诵马列经典词句，深得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器重。1929年4月，他回到国内从事党的宣传工作。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5月14日出生在江苏无锡，他父亲在清朝当过县令。1925年，博古考入上海大学，和王明相识，1925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他和王明、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等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博古回国后先后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工作，编辑《劳动报》、《工人小报》。

1931年1月7日，米夫以突然袭击方式，在上海春特赫司脱路一座四周围有篱笆的小洋房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出席全会的代表都是由米夫圈定的，共有37人。其中有中央委员14人：向忠发、关向应、温裕成、任弼时、贺 昌、李维汉、余 飞、徐锡根、瞿秋白、罗登贤、张金保、顾顺章、陈 郁、周恩来；有候补中央委员8人：袁炳辉、陈 云、史文彬、周秀珠、罗章龙、王凤飞、王克全、徐兰芝；还有江南省委、北方局、团中央、全总党团和部分根据地代表15人：顾作霖、夏 曦、陈原道、王稼祥、王 明、博 古、沈先定、何孟雄、沈泽民、韩连会、邱泮林、徐畏三、柯庆施、萧道德、袁乃祥。

这后15个人不但有发言权、表决权，而且还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米夫是作为国际代表出席会议的，康生等2人做会议记录。

米夫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为借口，批判瞿秋白、周恩来犯了“调和路线错误”。米夫说：

“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米夫在会前起草好的决议案。

米夫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名义，拟定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增补王明、沈泽民、夏 曦、韩连会、王尽仁、沈先定、黄 甦、徐畏三、曾炳春9人为中央委员；增补王 明、陈 郁、任弼时、凯 丰、刘少奇5人为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撤销三中全会补选的李维汉、贺昌中央委员资格，撤销李立三、瞿秋白政治局委员和李维汉候补委员资格。

米夫为了确保把王明增补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先把王明吹捧了一番。接着，他让周恩来宣布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名单，并让周恩来解释说，这个名单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及中央政治局共同提议的。

这里先介绍一下刘少奇。1925年他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在广州、上海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1927年初参与领导了武汉工人群众争取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五大”时，他被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他到东北工作，担任顺直省委特派员、中共满州省委书记。1930年夏，他再赴莫斯科，回国后在中央工作。

再说周恩来刚宣布完名单，会场就乱了套。首先是罗章龙、余飞、史文彬表示坚决反对，继之，韩连会提出了一个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史文彬提出了一个中央委员增补名单，何孟雄还提出要王明在会上说明他被捕和暴露机关一事。

米夫见会场越来越乱，当即宣布开始表决。罗章龙质问他：

“哪些人有表决权？”

米夫说：

“所有参会人员都有表决权。”

罗章龙生气地说：

“这不符合党的纪律。”

他拂袖而起，就要退出会场，被人拉住了。米夫说：

“罗章龙同志，应当安静地解决问题，扰乱会场是不许可的。”

此时，袁乃祥正在拍案咆哮，米夫勒令他立即退出会场。在米夫的高压下，六届四中全会以多数票通过了米夫拟定的增补名单和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名单，其中：

政治局委员9人：向忠发、项 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王 明、、陈 郁任弼时

政治局候补委员7人：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王克全、刘少奇

政治局常委3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

总书记：向忠发

有人提出周恩来应该退出政治局。为此，反对者和支持者争执不下，于是全会对周恩来一个人又进行了单独表决，结果使周恩来继续留在了政治局内。

米夫为平息众怒，立即召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成员开会。他吹嘘王明，要大家尊重王明，支持四中全会。何孟雄、罗章龙依然坚持己见。米夫大怒，说：

“此后，谁反对四中全会，谁反对王明同志，就是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共产国际，就应当受到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米夫很快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共产国际复电表示支持四中全会。

就这样，并非中央委员的王明，一跃而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不久又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控制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博古这位刚刚回国的24岁的留苏学生，几乎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和实际工作能力，依靠着米夫、王明这两个靠山，凭借着山头宗派势力，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一个一般干部一步登天，担任了团中央书记兼宣传部长。后来，他又成为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在国内的实际执行者。

这正是：米夫做导演，一幕荒唐剧。

孺子皆粉墨，虎皮做大旗。

后来，刘少奇任职工部长。瞿秋白则被调到文化战线上工作。

罗章龙因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紧急会议，反对米夫支持下的六届四中全会，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于1931年1月27日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基本上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后来，他曾先后任河南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湖南大学等大学教授。

且说在宁都期间，毛泽东又见到了学生时代的老师徐特立。

徐特立是在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到南昌参加了起义，成为“南昌起义一老兵”，起义失败后，部队退至广东潮汕地区，遭到重大挫折。徐特立因病转至香港治病。1930年12月30日，他从上海辗转来到了中央苏区。

毛泽东一见徐特立，就用亲切的乡音爽朗地说：

“徐老呀，我们又碰到一块来了！”

徐特立也高兴地说：

“我就是来找你啊！”

他又对朱德说：

“朱总司令，我又当你的老兵来了！”

“你不老，一点也不老！”朱德笑着说：“要说你老，你也是个老怪物，你背叛了封建社会，又看穿了资本主义的西洋镜，终于跑到共产主义的营垒来了。”

1931年1月15日，项英在宁都小布宣布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总前委和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一人、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一人共9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统一领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组织。在周恩来未到职以前，由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同时成立归苏区中央局领导的“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

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总参谋部，由朱云卿担任总参谋长。

朱德、毛泽东仍分别兼任红1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委员。

1月16日，毛泽东、朱德发出红1方面军胜字第4号命令，命令各部“继续积极筹款，备足给养”，同时进行攻势作战，巩固和扩大苏区，准备迎击敌人新的“围剿”。

1931年2月，毛泽东在宁都小布趁着战争空隙依据在寻乌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材料，伏案疾书，整理出了《寻乌调查》，共5章39节，长达8万余字，分门别类记载了寻乌县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商业贸易、旧有土地占有、土地斗争及妇女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等情况。他还专门为《寻乌调查》写了一个前言。他写道：

“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7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5个是大革命时代（1927年1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1927年11月）做的。湖南5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5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1929年年1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次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寻乌调查是1930年5月，4军到寻乌时做的，正是陂头会议（2月7日4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后，‘汀州会议’（6月4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盘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3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3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和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2月17日，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发布了《总政治部的任务及红军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的通令》，通令中说：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军委内设立总政治部，由毛泽东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同时兼任第1方面军总政治部的任务。

此一时期，毛泽东又做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发现了由于地权不稳而产生的农民“不安耕种”的严重现象。他说：

“过去，田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4次5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种。这种情况是不好的。”

他在这次调查总结中，还回答了许多政策问题。

2月27日，毛泽东以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写了一封题为《民权革命中土地私有制度》的信。他在信中指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一个布告，“要说明：过去分好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这田归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由；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己出卖，得了钱来供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良土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不得勒捐”，“农民一家缺少劳力，田耕不完，或全无劳力，一点不能自耕的，准许出租。”

毛泽东认为：这“是民权革命时代应有的过程。”这样，就解决了从“八七会议”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所有权问题。

此时的毛泽东再也想不到，就在他利用战争间隙整理出《寻乌调查》，又进行社会调查，并指导苏区土地革命之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1931年3月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发布了《土地法草案》。他们不是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照搬苏联农业合作化中消灭富农经济的做法，提出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这和毛泽东在土地革命中提出的正确对待中农和富农，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给富农以经济出路，也一般地给地主以经济出路的主张是完全相反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土地法草案》很快就传到了中央苏区，以项英为首的苏区中央局立即决定要“提出讨论”，“改变过去土地问题的路线”。自此，“左”倾机会主义的《土地法草案》，就成为对毛泽东大加挞伐的尚方宝剑了。

这正是：毛公拓就根据地，监军扯来令字旗。

一二三四你不是，我是钦差听我的。

欲知毛泽东以后如何与“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自从1931年1月15日项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就开始进入了他人生中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自此以后，他越来越多地受到空前的责难和排挤，遭受到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而党内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在此后一个时期的诸多表现，也充分地显现出他们各自的个性和品格。凡研究党史的人和需要了解那个特殊时期真实情况的读者，有必要好好读一读下边的故事。

第32章 1931年2月—

“要放弃河东根据地，只有36计用完了才可以走。叫花子打狗要靠墙。红军打敌人，要依靠根据地。”

话说在1931年2月间，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开始组织对红1方面军和江西苏区的第2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亲自确定：这次“围剿”，“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首先在苏区周围集结重兵，并实行经济封锁；然后“以主力分别由东、北、西3方面进剿、一部由南面协剿，并依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原则”，将红军“严密封锁，逐渐紧缩包围圈”，以期彻底消灭红1方面军，摧毁江西革命根据地。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在第1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之后的1月16日，就以其远大的战略眼光已经预见到国民党军会实行再次“围剿”。因此，他和朱德等领导人一起，马不停蹄，积极部署红1方面军为第2次反“围剿”战争做准备。

此时，红1方面军的人数虽然减到了3万余人，但经过第1次反“围剿”的锻炼和胜利后几个月的休整，广大指战员斗志旺盛，地方部队和赤卫队、少先队也得到了加强，潜伏在苏区内的反革命分子大部分被肃清，由地主武装盘踞的一部分土围子也已经被拔除，根据地得到了扩大和巩固，广大人民热烈拥护红军。

1931年3月17日，毛泽东、朱德发布红1方面军红字第1号关于加强反“围剿”准备工作的训令。训令中说：

我们在第一期龙岗、东韶两役，已经把进攻革命势力的白军打退了。现在，敌人为了要维持他们将要灭亡的生命，要向革命做更残酷的进攻。

训令从鼓动、会议、训练、给养4个方面对“现在应准备的工作”作了详细部署。关于训练，训令提出了11个方面的要求，主要有：“按照新操法加紧训练，并分别举行射击演习。”“实行测量野外战斗教练，举行团及师对抗演习各1次。”“每天早操一律做抢山头、追击、射击、速集的动作。”“游戏时间一律操刺枪术、测量、游戏、跳远等。晚点名时做军事讲评。”“所有各部队人员，一律须知行军、驻军或战时对空的隐蔽，遇敌机时即能迅速隐蔽身体。”

遵照这个训令，红1方面军各级、各部门分别召开了参谋会议、指挥员会议、军医会议，着重研究和部署了战时参谋工作、军事训练、给养补给、伤员收容救护等工作，使各项作战保障和战地勤务工作得到了改善和加强。

毛泽东还在总部驻地宁都县黄陂背后山堂村举办了训练班，从各部队抽调骨干参加集训，学军事，学文化，学政治。他和朱德等主要领导人亲自讲课。毛泽东讲课时，分析形势，介绍敌情，讲解红军的战法。他用木炭当笔，白墙为黑板，讲着，画着；学员们则用木棍做笔，大地为纸，听着，画着。

与此同时，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召开了地方部队和赤卫队、少先队工作会议，对这些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战术等问题作了详细讨论和规定。会议确定建立东、西、南、北、中5个指挥部，并把苏区划分为10个游击区，明确区分了任务。会议要求各游击区以独立团、警卫营等地方部队为骨干，领导赤卫队、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10项任务。

3月18日，苏区中央局举行第1次扩大会议，就反“围剿”的战略问题进行了讨论。有人认为，在国民党军严密包围的形势下，只有放弃以东固一带为中心的赣江以东革命根据地，把红军主力拉到赣江以西，逃出敌人的包围圈，分散到苏区以外去打游击战，把敌人引出苏区，从而达到既保存红军又保全苏区的目的。毛泽东坚决不同意退出河东苏区，主张就地打仗。他说：

“要放弃河东根据地，只有36计用完了才可以走。叫花子打狗要靠墙。红军打敌人，要依靠根据地。在强大的敌人‘围剿’中，只有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选择有利的地形，高度集中红军的兵力，打敌人最薄弱的一环，才能取得胜利。只要我们充分发动群众，军民团结一致，是能够在根据地内打破敌人的‘围剿’的。”

这次会议，与会者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3月20日，毛泽东以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名义，签发了总政治部第4号通令：《二次战争的意义目前敌我的形势和争取二次战争胜利的工作》。他在通令写道：

争取第2次反“围剿”胜利的中心意义，在于转变敌我攻守形势。“我们要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就要给第2次进攻的敌人以严重地打击，取得比龙岗战争更大的胜利。必须这样，才能使敌人溃败下去，退守中心城市，把敌人的攻势，强迫着他变成一条守势。必须使敌人退守到中心城市去了，我们才能彻底解决苏维埃区域的巩固问题。必须使敌人退到中心城市去了，我们才能使现在苏维埃区域广大地发展一步。必须在敌人溃败下去，苏维埃区域有了切实的巩固，尤其在有了广大地发展下，才能使红军得到进一步地扩大与精炼。必须在苏维埃区域切实巩固与广大发展，红军进一步扩大与精练的形势下，才能给全国政治局面一个大的影响。”

他在通令中分析了敌我形势和争取第2次反“围剿”胜利的6个有利条件，他写道：

“一个最大的优胜条件，就是军心团结，大家摩拳擦掌，只想打仗。第二，龙岗战争之后，我军加强了实力（枪弹、政治军事训练等等）。第三，增加了地方武装，武装了广大群众，统一了地方武装的指挥。第四，富田事变的解决，争回了被欺骗的群众。第五，争取了三都七堡这个最反动的区域，扩大了宁都、石城、广昌、南丰、永丰等地的群众斗争，肃清了部分的地方反动武装，巩固了战争的后方。第六，红军第7军来到江西，给群众一个兴奋，给2次战争一个帮助。所以第2次战争的胜利，是必然归于我们的，只要我们大家下决心，努力的去争取。”

毛泽东在通令中又布置了红军和地方党的各项政治准备工作，要求召开士兵会、誓师会等。还规定了红军及地方游击队早晚点名的口号：1、勇敢冲锋！2、拼命杀敌！3、拥护共产党！4、拥护苏维埃！5、活捉何应钦！6、打倒蒋介石！7、二次战争胜利万岁！8、工农解放万岁！

红1方面军各部按照通令要求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师以下召开了士兵动员大会，还同地方群众一起召开誓师大会，从而提高了广大指战员对第2次反“围剿”战争政治意义的认识，增强了胜利的信心，鼓舞了斗志。

此外，红1方面军各部还以很大力量进行了筹储粮款的工作。在地方上，各级党组织领导广大群众坚壁清野，组织慰问团，成立担架队、运输队、向导队和俘虏收容所。

毛泽东接着又主持起草了一个通令，提出了地方游击队在配合红军作战中积极完成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和盲敌等10项任务的方法。

这正是：布成天罗网，单等饿雀飞。

垂下香饵钩，要钓大金龟。

3月下旬，国民党进剿军分路推进到江西中部，在苏区周围已经集结了18个师又3个旅，其主要兵力有：以蒋光鼐为总指挥的第19路军（蒋光鼐未到前线，由其第60师师长蔡廷锴代总指挥），以王金钰为总指挥的第5路军，以孙连仲为总指挥的第26路军，以朱绍良为总指挥的第8路军；还有韩德勤的第52师和第5师一部（4个团）、刘和鼎的第56师、张贞的第49师、香翰屏的第62师、周志群的独立旅等，总兵力多达20万人；在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的800里战线上，形成一条没有完全连接的弧形阵线，号称“八百里防线”。

蒋介石吸取前次“长驱直入”的教训，命令进剿军主力部队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要“于国民会议开会前肃清朱毛”。

1931年4月1日，国民党进剿军分4路向闽、赣苏区大举进攻。他们在进攻中采取了军事、政治、经济、特务相结合的办法。在军事上，按照蒋介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一天只前进二三公里、5公里或10公里；每占一地，立即构筑坚固的碉堡工事和进行“驻剿”，龟缩在碉堡里想引诱红军脱离根据地去打他们的“乌龟壳”，然后把红军逐个击破。在政治上，每到一地，立即把地主豪绅召回来，组织“善后委员会”和“守望队”，实行欺骗宣传和恐怖统治。在经济上，除继续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外，进入苏区后，又大肆抢劫、烧杀，并毁坏禾苗，屠杀耕牛，企图造成苏区经济困难和人心恐慌。与上述3个手段相配合，国民党军多方派遣特工人员潜入苏区，刺探情报，制造谣言，挑拨根据地军民关系，扰乱红军后方。

就在这4月初，正当国民党军大举进攻的时候，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的中央“四中全会代表团”，亦称“三人团”，来到了闽、赣苏区。

原来，取得了中共中央统治地位的王明等一伙人为了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便对各地各级机关实行所谓的“改造”与“充实”，向全国各苏区派出了“钦差大臣”。除了前边所说的来到江西苏区的项英和此次以任弼时为首的“三人团”外，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和沈泽民、陈昌浩在四中全会后被派到了鄂豫皖根据地，由张国焘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在鄂豫皖苏区开始了疯狂的“肃反”大屠杀（详情将在后边叙述）；夏曦则是在四中全会后被派到了洪湖苏区，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湘鄂西苏区中央局，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后又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省委，他以抓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第3党、取消派为名，杀害了大批红军指挥员，造成了湘鄂西苏区的极大危机。贺龙曾说，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

且说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先是到了福建长汀，受到了毛泽东、朱德、项英等人的热烈欢迎。自从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与任弼时分手后，一晃就是3年多，二人在此时此地相见，自然免不了一番寒暄。

王稼祥，又名王稼蔷，1906年出生于安徽泾县。1925年9月，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回国，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红旗报》和《实话报》总编辑。六届四中全会后，他成为王明“左”倾宗派集团的重要成员。

毛泽东在与一身学者气质的王稼祥交谈时，对他的理论功底颇为赞赏，说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文章写得有理有据，很有见地。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挥笔写下了他那一副根据地军民人人会背的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队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他将这副对联送给了王稼祥。王稼祥高高兴兴地接过对联，知道这就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自然是心生钦佩。在与毛泽东几次会面后，王稼祥觉得毛泽东与中国和俄国其他领导人不同，毛泽东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讲的道理既简单明了，又很新鲜和具有说服力。

4月17日，以任弼时为首的“三人团”在宁都青塘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

会议只开了一天，首先听取了“三人团”关于六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对目前形势估量的报告及关于“富田事变”的处理意见，通过了5项决议：

1、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2、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3、关于1、3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4、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5、关于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笔者注）工作的决议。

这些决议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政策开始在苏区传达贯彻，开始了对毛泽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攻击和否定。其主要内容是：

1、肯定毛泽东主持的红4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指责1930年6月成立的红1军团前委和苏区犯了许多严重错误，认为“从‘汀州会议’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的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直到新余的罗坊会议，才“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

2、依据1931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土地法草案》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指责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过去执行的是一条“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夹杂不清的”土地路线，是“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要“提出讨论”，“改变过去土地问题的路线”。

3、指责此前的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中央局整个工作的布置，并没有坚决地去执行国际关于苏区工作的指示，更没有给党过去工作中的‘立三路线’以批评与纠正。”

4、按照四中全会的调子，强调“目前党的最主要的危险，仍旧是右倾机会主义，消极、悲观、失望、向阶级敌人让步等等的右倾情绪。这些情绪特别是因为敌人的进攻，以及苏区阶级斗争的尖锐，而更得着机会生长。所以，党应当大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丝毫不能放松反‘立三路线’的斗争，要坚决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立三路线’。”

就这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在根据地挥起了整人的大棒。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正在进行中，而中央派来的这些人却不懂军事，还要依靠毛泽东来指挥打仗，所以，还不能在工作中对毛泽东实行排挤。

接着，扩大会议就反“围剿”的战略问题进行了讨论。

苏区中央局和“三人团”中的一部分人对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针多有非议。在主张退出苏区的人中，一些人还提出了一种“分兵退敌”的主张，要把红1方面军分散到苏区外去打游击，把敌人引出苏区。他们说，分散兵力“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只有这样，“才可以扩大红色区域，才可以扩大红军，才可以解决给养，才可以训练干部。” 另有一些人甚至提出要红1方面军转移到云、贵、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他们的理由是：斯大林说过，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既反对红1方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主张，也反对“分兵退敌”的主张，力主集中兵力，就地打仗，打破敌人的“围剿”。

严重的意见分歧使扩大会议无法作出决定。毛泽东建议把会议进一步扩大，让各军的军长、政委都参加。

扩大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朱德等人去了前线，苏区中央局由任弼时、项英、王稼祥3人主持工作。

4月19日，毛泽东、朱德鉴于严重的局势，下令红1方面军于20日开始转移，向龙岗地区集中。

4月23日，国民党围剿军已经大军云集：第19路军之第61师主力和第60师进到江背洞、龙岗头；第5路军之第28师和第47师1个旅进到富田，第43师进到水南，第54师进到严坊；第26路军之第27师进到招携，第25师进到界上、横石；第6路军之第8师和第5师一起进到广昌及其周围地区，第24师进到广昌、南丰之间地区。

4月23日这一天，红1军方面军各部先后到达龙岗地区。毛泽东为便于捕捉战机，毅然命令各部西移20公里，到东固地区集中，伺机消灭富田之敌王金钰部。

话分两头，就在这4月下旬，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出现了一次重大危机。

4月25日是星期六。是日晚，国民党南京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正在花天酒地的度周末，中统机关接连收到了6封从武汉发来的特急绝密电报，指名要徐恩曾亲译。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钱壮飞一看事关重大，当即翻译了电报，不禁大吃一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了。

原来顾顺章是在3月份护送中央代表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在返回途中于4月24日路过武汉的。他竟然违反组织规定，用“化广奇”的艺名到新市场游艺场所表演魔术，被一个叫王竹樵的叛徒发现了。王竹樵跟踪到他的住地，特务人员一拥而上，当即将他抓获了。顾顺章叛变后首先出卖的是武汉的党组织，在武汉的10余名共产党员干部先后被捕。

钱壮飞知道顾顺章熟知党内许多核心机密，他的叛变对党威胁甚大，便立即派秘密交通员、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乘火车去上海告急。刘杞夫第二天到了上海，可星期天不是同党中央接头的日子，在万分焦急中挨到4月27日，这才将这一紧急情况转到了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立即转移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及顾顺章熟悉的党内干部、联络关系。

无独有偶，国民党则是因为把顾顺章押往南京延误了对上海下手的时间，这才为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脱险提供了机会。原来顾顺章想立大功，提出要求把他解往南京，面见蒋介石。到了南京，蒋介石立即召见了他。顾顺章向蒋介石全部供述了他所知道的中共中央的情况。蒋介石立即命人抓捕共党要人，之后他又问顾顺章：

“我们打红军主力，总是找不到。红军打我们总是一打一个准，是什么道理？”

顾顺章说：

“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国军纪律坏，共军纪律好；一个是国军的情报不断泄露，徐恩曾的皮包都交给他的秘书钱壮飞，而钱壮飞却是共产党员。”

蒋介石闻听此言，气得破口大骂：

“娘希匹，还不快把钱壮飞抓起来！”

此时，不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已经转移，就连在南京的钱壮飞也早已远走高飞了，唯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总书记向忠发却出了问题。他在4月27日接到顾顺章已经叛变并要他立即转移的消息后，还想见情妇杨秀贞一面。他见了杨秀贞后当天没有走，就住在了那里。4月28日早晨，向忠发到附近静安寺一家车行叫出租车，被车行会计叶荣生认了出来。顾顺章曾供认向忠发右手有一指是半截的，叶荣生看见向忠发的右手指便知他正是被通缉的共党要犯，为了一笔赏金告发了向忠发。特务们将向忠发押往善钟路巡捕房，向忠发说：“你们不要问，我什么都说。”他首先供出了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和杨秀贞的住处，致使2人同时被捕。特务在向忠发的带领下，搜查了周恩来、瞿秋白的住处，幸亏周恩来、瞿秋白早已转移了。后来在6月24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按照蒋介石的批复，将向忠发就地枪决。向忠发在临刑时跪地作揖求饶，但他这个没有任何价值的无耻叛徒并没有获得国民党的怜惜，就此一命呜呼了。

这才是：匹夫枉自为魁首，临危犹思夜风流。

原本一只癞皮狗，求爷告奶也断头。

再说4月28日这一天，顾顺章跑到国民党监狱里认出了被关在那里的恽代英。

恽代英是在1930年4月19日在路上遇到特务搜查，回避不及，抓破自己的面容，化名为王作林。他被捕后在狱中1年多未被认出，此时正有可能被释放，却被顾顺章认了出来。国民党要员们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叫做王作林的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第二天，也就是4月29日，国民党将恽代英拉到监狱里的广场上执行死刑。恽代英拒不下跪，挺起胸膛高唱《国际歌》。他还说：

“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屠杀爱国青年，献媚帝国主义，必将自食其果！”

第一个刽子手吓得双手发抖，开不了枪，不得不换了一个刽子手行刑。恽代英身中数弹依然高呼：

“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正是：身居洋楼发指示，大难来临各自飞。

又见英雄就大义，原来向顾是泼皮。

欲知中共中央后来情况如何，且看后边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1931年4月初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的中央“四中全会代表团”，亦称“三人团”，来到江西苏区，带来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要在根据地开展“反右倾斗争”，要“改造各级党的领导”。毛泽东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由此拉开了序幕，而他与任弼时之间的一场斗争，也就在所难免了。此后，毛泽东的日子愈加难过了，直至后来被撤销了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丧失了对军队的一切指挥权，一连坐了4年的冷板凳，眼睁睁地看着他一手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一天天缩小，最后不得不放弃而实行战略转移。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而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才真切地领略了王明“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同时也对他的“同志”们进一步加深了认识。

第33章 1931年4月—

“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安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

话说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几天之后继续进行，经过两天会内会外的激烈争论，毛泽东还利用各种机会运用各种方式耐心进行了说服，终于使赞成积极防御战略的人越来越多了，在红1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多数人也赞成在根据地内打了。但还有不少人表示保留“分兵退敌”的意见。他们认为，马上分兵不好，“应该打一仗再分，才是更积极地进攻。”至此，毛泽东也只好同意“先打一仗”再说了。

在扩大会议第3次会议上，为研究先打哪一路敌军，与会者又有了较大的争议。多数人提出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19路军，“理由是蒋、蔡打坍之后，我们就有了出路，便于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还有人提出先打第6路军朱绍良、毛炳文、胡祖玉各部。毛泽东则主张先打弱敌王金钰这一路。

1931年4月31日，苏区中央局召开扩大会议第4次会议，先请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首先分析了形势，他说：

敌人包围我们的军队虽多，但它有许多致命的弱点。如敌人虽然号称20万，但和第1次大“围剿”时一样，全部都是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他们内部指挥不统一，官兵不一致，没有群众支持，地形不熟悉，远离后方，兼之到了山区补给非常困难。相反，我军数量虽少，技术装备虽差，但有3个有利的条件：“第一是红军好”，上下团结一致，求战情绪高。“第二是群众好”，得到了土地革命利益而又遭到敌人严重摧残的苏区人民，对红军热烈拥护，对敌人极端仇恨。“第三是地势好”，红军可以占领优越而又熟悉的地形，去打击敌人。我们有这些有利条件，是能够以少胜众，以弱胜强，粉碎敌人“围剿”的。井冈山以来的武装斗争经验告诉我们：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

接着，毛泽东分析了第一仗先打谁的问题。他说：

蒋光鼐、蔡廷锴的19路军是各路敌军中最强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而且在兴国时间较久，完成了工事。它的两个师合在一起，不容易分割。所以打蒋光鼐、蔡廷锴是攻坚战而不是运动战。如果打不下来，北边的敌人压过来，红军就要吃大亏。第6路军朱绍良、毛炳文、胡祖玉的兵力亦较强，且打它就得向西扫，西边为赣江所限，打完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

他的结论是应该先打王金钰的第5路军。他分析说：

王金钰部5个师中的罗霖师防守吉安，其余的4个师在“围剿”军中虽然也可算是主力，但它从北方新到此地，士兵不服水土，不习惯爬山作战，士气不振，对我们表示恐怯，因而也可以说又是弱兵。且打垮他们之后，“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

与会者听了毛泽东的报告，意见渐趋一致。最后，会议肯定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决定在苏区“坚决地进攻、艰苦地奋斗、长期地作战以消灭敌人”；同时也批准了毛泽东的战役设想，第一仗求歼由富田出动之敌王金钰部第47师和第28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等人回到东固前线红1方面军总部，按照战役设想，指挥方面军主力进入富田、东固附近的白云山区，迫敌而居，依山设伏，隐蔽待机；同时指示各部在深谷丛林中加强临战训练，作好战斗准备。

毛泽东约了彭德怀一起到红3军团驻地东固和富田之间的山上去看地形。他们一路上吃着刺梅、议着军情，经过实地考察，解决了如何打的战术问题。毛泽东决定：由红1军团的3、4两军，在离东固约8公里处布置阻击和伏击阵地；红3军团则绕到敌人右侧，背赣江而阵。他问彭德怀：

“有无危险？”

彭德怀说：

“无危险，敌人意识不到我军会侧敌背水进攻他们。”

毛泽东决定的这个阵地，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军之间，北面距郭华宗部五六公里，南面距蔡廷锴部20余公里。有人对这个阵势不放心，说部队在这里打是“钻牛角”。但毛泽东丝毫不为所动，为了预防蔡廷锴、郭华宗两军突然夹击，命令由红7师、红35师各派1个团，在枫边、城岗、方太、崇贤一带阻击第19路军；由红35师的另1个团在潭头附近牵制郭华宗师。

安排已定，红1方面军3万主力似雄踞丛林的一只猛虎，继续等候王金钰部脱离其阵地，便可乘其不备，突然歼灭之。

1931年5月13日，红1方面军总部得到情报说，王金钰的第5路军右翼第28师和第47师1个旅，走出“乌龟壳”，脱离富田阵地，分两路向东固进犯。毛泽东、朱德当即发布《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命令中说：

“本方面军为各个破敌，巩固苏区，向外发展起见，决定先行消灭进攻东固之敌，乘胜掩击王金钰全部，努力歼灭之，以转变彼我攻守形势，完成本军目前的任务。”

为了保守机密，命令特别强调：

“此命令限于师长、师政治委员以上负责人阅看，不让他人阅看。”

5月14日晚8时，毛泽东、朱德下达《红1方面军攻击富田的命令》。命令中说：

“方面军决先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师之敌，拟于后日（16）从左向富田方向出击。”

命令中所说的两师之敌，就是王金钰的第5路军中第47师和第28师，王金钰兼任47师师长，公秉藩是28师师长。

5月15日拂晓，红1方面军各部开始行动。

富田与东固之间相距20公里，中间横着一座大山，有两条大路相通：一条经九寸岭，一条经观音崖，都是险要隘口。

毛泽东、朱德据此又发出补充命令：以第3军团为左路军，15日到达江头村附近隐蔽宿营，严密断绝交通；16日经固陂向富田攻击前进，进行迂回包抄。以红3军为中路军，沿东固通中洞大道向桥头江一线攻击前进，占领有利地形，伏击敌公秉藩的28师。以红4军、红12军及归红12军指挥的粟裕64师为右路军，红4军担任第1梯队，红12军及64师担任第2梯队，分两路抢占九寸岭、观音崖，正面迎击敌人。总司令部设在东固通中洞大道北侧的白云山上。

毛泽东为了确保打胜第一仗，在15日晚赶到红3军，同黄公略军长一起找向导调查道路。他们在东固至中洞大道的南侧找到了一条小路，随即确定红3军主力改由这条小路前进，从沿着大道东犯之敌的右侧实施攻击。这一改变，对于歼灭敌第28师起到了重要作用。

5月16日拂晓前，毛泽东和朱德带着红1方面军总部的一部分直属队，由黄沙坳村向西，沿着通向中洞的大道，往东固岭附近的指挥所进发。

毛泽东穿着破旧的灰布军装和刚补过的黑布鞋，肩上斜背着挎包和一把油纸伞。朱德把一顶竹叶斗笠推到脑后，手里提着1尺多长的望远镜。走了20多公里，他们来到了桥头岗，天已经蒙蒙亮了，稍作休息，又向一个小山村走去，那里是预定的指挥地点。

队伍快进村时，总部参谋处长郭化若迎了出来，陪着毛泽东、朱德察看地形。

这个小山村处在群山之中，西面有一块比较平坦的田园，再往前有条小河，河上有座小木桥。村子背后是一座比较高的山峰，叫白云山。

毛泽东、朱德让总部直属队在村子周围隐蔽休息。不一会儿，3个老表满头大汗跑了过来，向毛泽东等人报告：

“白狗子朝这边来了，离这里只有三四里。”

一个电话兵也跑来报告说：

“正前方小桥以西的大路上发现敌人的尖兵排，敌人也发现了我们的电话兵，问是‘哪一部分的’，有个新战士没有经验，回答‘是总司令部的’，敌人一听就跟着过来了。”

大家都觉得奇怪，敌人怎么会从这里钻出来呢？前面开过去的红军大部队怎么就没有碰上呢？毛泽东和朱德简单说了几句，朱德从腰间拔出驳壳枪，带着直属队的警卫连就迎了上去，准备在小桥以东占领有利地势，迎击敌人。

毛泽东也立即带着电台工作人员和直属队的通讯排从山村的背后登上白云山。在指挥所里，他先是从电台里听到了公秉藩师部电台发出明码“SOS”的呼救声，知道公秉藩师已经被红军包围。接着，电台里又传来了王金钰47师求救的呼声。不久，求救的呼声听不到了，毛泽东判断，战斗已经结束。

就在这时候，从东固岭过来的敌军尖兵排，已经到了朱德和警卫连前面三四十米远的地方，朱德将驳壳枪一挥，“啪啪”就是两枪，警卫连也跟着打了一个排子枪，敌人立时被撂倒了一大部分，少数幸存者扭头就跑。过不多久，国民党兵居然又上来了1个营的兵力，朱德指挥警卫连一连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为了保存实力，就指挥部队向白云山撤退。

这股敌人的火力立即扫上了毛泽东所在的位置，霎时间，密集的机关枪声和迫击炮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呼啸的子弹落在毛泽东周围，炮弹皮不时从耳边飞过，一股股硝烟从身边腾起。工作人员和通讯排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一个个丢掉随身带的背包，举着驳壳枪，掩护毛泽东向山顶撤退，与先撤回来的警卫连一部分战士会合在一起。

毛泽东在撤到山腰的队伍中没有看到朱德，担心极了，立刻跑下去，命令警卫连长带着唯一的预备队——通讯排的20多名战士和警卫连的10多名战士，把敌人打下去，无论如何也要把朱德找回来。

警卫连长带领战士们一个反冲锋，把爬在最前面的敌人击退了，这才发现朱德在两名警卫员掩护下，正向山上爬来。众人会合以后，继续向山顶撤退。

经过这几次激烈的战斗，直属队剩下的人不多了，弹药也没有多少了，眼看着敌人以更猛烈的炮火向白云山顶袭来，毛泽东和朱德鼓励大家把敌人顶住。毛泽东说：

“同志们，注意节省子弹，用石头也要把敌人砸下去！”

打得筋疲力尽的战士们鼓起精神，奋力坚持着战斗，顶住敌人的进攻。打退敌人一次进攻，敌人又一窝蜂似地往山上拥，指挥官还不住地高叫着：

“共军没有子弹了，弟兄们上啊！”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阵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红3军一部及时赶到，从敌人背后包抄上来，红3军团的一部分也来了。敌军受到两面夹击，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被消灭了。

战斗结束后，大家才明白了这场遭遇战的原因。原来，由小道秘密前进的红3军主力进到中洞的南侧，乘敌第28师的后尾全部离开了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敌28师遭到突如其来的侧面攻击，顿时陷入混乱。被俘的敌人惊呼：

“你们是从天上飞下来的呀！”

红3军团未能按时赶到预定地点，致使敌28师逃脱了一个旅，其中的一部分本想从小桥以西的大路上逃跑，摆脱红3军团的追击，没想到冤家路窄，竟然在这里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直属队遭遇了。

这一仗，红4军、红64师抢占了观音崖、九寸岭两隘口，在追击中歼敌第47师1个旅大部。红3军、红3军团在中洞歼敌28师副师长王庆龙、旅长柴乔松等以下2000多人，还缴获了一台100瓦特收发报机。遗憾的是，敌师长公秉藩被地方赤卫队俘虏后又被他蒙混逃脱了。

中洞大捷后，红1方面军主力依照毛泽东的“由西向东横扫，求得各个击破”的运动作战方针，立即向富田开进。

当晚，在去富田方向一个较大的村子里休息时，毛泽东十分高兴地对大家说：

“这次反‘围剿’，已经旗开得胜。”

5月16日午夜，担任迂回任务的红3军团向富田之敌发起攻击。

5月17日晨，红3军团进占固陂，歼灭敌28师兵站守军，随即进占富田。红3军、红4军相继抵达富田。

5月17日上午，红1方面军各部由富田向水南追击郭华宗之第43师。敌军企图退至潇龙河北岸据守，但原先架设的便桥已被当地赤卫队拆除，河深不能徒涉，便转向白沙逃跑。红3军、红4军立即向白沙猛追，红3军团亦直插白沙附近。

5月19日，红1方面军各部在白沙截住逃敌，经激战，歼灭敌第47师1个旅的残部和第43师大部，余敌逃向永丰。

与此同时，红12军攻占沙溪，敌第54师星夜逃回永丰。南面的第19路军也由城岗圩撤回兴国，随后又全部撤回赣州。

正当红1方面军集中主力同国民党军第5路军作战时，敌第26路军孙连仲部奉命从南团出小布，绕道向红1方面军侧后进攻。

5月20日，第26路军高树勋部第27师进到南团附近，当晚又受命经永丰县的中村向沙溪增援第54师。

5月21日午后，红1方面军前锋进至中村附近，即与敌高树勋部第27师第81旅的先头部队接触。

毛泽东、朱德决定：歼灭进至中村之敌，乘势直下南团。作战部署是：红3军团和红4军攻击中村；红3军、红12军为总预备队，准备参加攻击南团。

5月22日上午，红3军团向中村发起攻击，敌人依靠修筑在高山上的坚固工事进行顽强的抵抗。红3军团的1个师经过几次冲锋，还是没有拿下来。眼看就到中午了，在离前沿阵地只有1公里的指挥所里，毛泽东和朱德命令红4军第12师从右翼迂回包抄，配合红3军团行动。

前沿战斗再次打响了，警卫人员却发现毛泽东不见了。他们找来找去，才从炊事员那里得知，毛泽东在前沿阵地上。

原来，毛泽东在前沿发现一位姓赵的战士负了伤，就马上跑过去，扯下自己的衣襟，给他包扎好伤口，背起他就往后方的卫生队走。小赵觉得背他的人好像在哪里见过，就问道：

“同志，你做什么工作？怪面熟的！”

毛泽东怕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这位战士就不会再让他背了，便说：

“我们都是红军，经常见面的。”

他背着小赵刚走出约1里路，警卫员吴吉清满头大汗跑了过来，说：

“毛委员，你快歇歇，让我来背！”

毛泽东脚不停步，对吴吉清说：

“你先去找一副担架来，咱们俩抬他。”

小赵一听说背他的人是毛泽东，哧溜一下，从毛泽东背上滑了下来，两眼含着热泪，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不放，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

“毛委员，谢谢您！我能走，不要您背，也不要您抬。”

小赵从腰间解下毛巾，想给毛泽东擦擦汗。毛泽东扶着他，接过毛巾，擦了擦汗。正在这时，担架队上来了，毛泽东让留下一副担架，同吴吉清一起把小赵轻轻地抬了上去。小赵激动地说：

“毛委员，这里是前沿阵地，有战士顶着。您要指挥全军，不能在这里，您快走吧！我一定争取早日恢复健康，重上火线杀敌立功！”

毛泽东说：

“你负了伤，要安心养病。这一仗我们会胜利的。”

红3军团和红4军第12师经过勇猛冲击，于下午1 时占领永丰县的中村，歼敌高树勋第27师近1个旅，余敌窜回乐安。当晚，红1方面军追至南团，敌军第25师仓惶撤回宜黄。

红1方面军在南团按照留驻龙岗的苏区中央局指示，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临时总前委，负责指挥前线作战和领导战区地方工作。

前面说过，原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总前委，是在1月15日由项英在宁都小布以中共中央名义宣布撤销的。现在根据战事的需要，又重新设立了一个临时总前委。

红1方面军各部在临时总前委指挥下，按预定计划，日夜兼程向东急进。吓得国民党军第6路军慌忙向广昌收缩兵力。

5月23日，敌第6路军按第8师、第24师、第5师的顺序，由广昌向南丰撤退。

临时总前委得知敌人意图后，决定乘敌第5师4个团未撤离广昌之机，攻歼该敌，夺取广昌城。部署是：以红3军经甘竹向南丰急进，追击北逃之敌第8、第24师；以红4军为左翼，红12军为右翼，攻击广昌城；以红3军团为总预备队。

5月27日晨，红4军、红12军直逼广昌城下。守敌第5师凭坚顽抗。两路红军打了整整一个上午，不仅仍被挡在城外，而且部队伤亡很大。

下午2时许，毛泽东、朱德率领总预备队红3军团来到广昌城外。毛泽东听说攻城战斗打得十分艰苦，就和朱德一道登上距城西2公里的乌石岗，站在这个制高点上观察战场形势。

毛泽东俯视了一会儿，又沉思片刻，就叫传令兵命令红4军、红12军暂停攻击，并召来军级以上干部，在乌石岗指挥所重新研究攻城策略。他对大家说：

“眼前的敌人虽然被我们围了起来，走投无路，但兵力高度集中，火力猛烈，而且有着坚固的工事，所以很难对付。我们如果靠火力跟敌人死打硬拼，不但攻不下来，反而会使自己遭到很大伤亡，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划不来的。为了使下一步的战斗能够顺利进行，我们必须立刻变更攻城的策略和方法。”

毛泽东决定，给守城敌军留出逃路，再用声势浩大的总攻势吓跑敌人，趁机把敌人歼灭一部，击溃一部，从而尽快为下一步行动打开通路。

两个军的指挥员回到部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总攻击，至当晚9时，冲进了城内，歼敌一部。敌师长胡祖玉受重伤死了，残敌向南丰逃窜而去。

是日晚，毛泽东进入了广昌城内。这一天，他只在中午吃过一点剩饭，警卫员便为他煮好了一锅稀饭，因军情紧急，他没来得及吃就又忙着召开临时总前委会议。

原来在红1方面军攻占广昌后，敌军第56师刘和鼎部约7000人，自安远以南之中沙仓惶撤回了建宁。临时总前委决定：

由红4军第10师北上，配合红3军继续追击敌军第24、第8师和第5师残部；留红4军主力在广昌休整；由方面军总部率红3军团和红12军主力继续向东，求歼建宁敌56师。

当晚，毛泽东出了广昌城，住在城东北8公里处的沙子岭。

5月28日下午，毛泽东和总部随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向建宁出发。

建宁守敌刘和鼎师装备很好，一律是德国造的套筒七八式长枪，不论官兵都背有1把大刀。这个师还有1个水机关枪营和1个手枪营。

5月30日下午6时，红3军团扑向建宁城，迅速结束了外围战斗，把敌人包围在建宁城中。

晚8时，临时总前委在总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如敌不退出建宁城时，决以3军团为攻城部队，向该城进击”；并为红3军团和红12军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

5月31日，红3军团从正面攻击建宁城。中午时分，红12军从建宁河上游渡河，绕道建宁城后边进行包抄。守城敌军顿时慌了手脚，开始逃跑，在过城东石桥时拥挤不堪，争相逃命，不少人掉进了河里。

建宁一战，共歼敌3个多团，活捉了敌56师师长刘和鼎，缴获了红军所急需的大批药品。

此后，红3军团又乘胜进占了黎川。

就这样，红1方面军从5月16日开始，至31日结束，在15天中横扫350公里，从赣江之畔一直打到闽北山区，先后在东固、白沙、中村、广昌、建宁连打5个胜仗，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2次“围剿”。

经此一役，彭德怀由衷地钦佩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他赞扬毛泽东说：

“究竟是拿鹅毛扇子的厉害！”

国民党20万大军全线败退，蒋介石气急败坏，跑到南昌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一边为死去的将士哭泣致哀，一边指责部下将领无能。

毛泽东却是豪情满怀，诗意勃发，挥笔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词曰：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此时的蒋介石岂止是“嗟何及”，更大的麻烦也随之而来了。

原来就在这5月底，国民党内部又出现了的新的争斗，两广军阀在广州成立了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要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也伺机南进，准备与蒋介石再争高低。

以毛泽东为首的红1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决定，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新发展和江西敌军暂时处于守势的有利时机，转入进攻。预定整个攻势作战分为3期进行：

第一期向北，即向建宁、黎川、泰宁及其以北地区发展，威胁临川、南昌，促使两广军阀加速向湖南进兵；第二期向南，即向江西南部地区发展，为下一次反“围剿”建立巩固的后方；第三期向西，向赣江西岸地区发展，打通赣江两岸同湘赣边根据地的联系。

攻势作战的主要任务是：

拔掉一些土围子，发动群众分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政权和党组织，巩固和扩大苏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创造条件。

按照第一期计划，红1方面军主力于6月上旬分别进至宜黄以南、南丰、南城、黎川之间，以及建宁、泰宁赣闽边境地区，开展工作。地方部队红35军调至瑞金，维护闽赣交通。

此外，临时总前委还指令闽西新12军，向连城、长汀、清流、宁化发展，求得与江西苏区打通联系。成立永丰、吉安、太和特委，由毛泽覃任书记兼独立师政委。

欲知毛泽东的攻势作战计划能否实现，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从1931年4月17日“三人团”主持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开始，毛泽东受到了严厉指责，他的战略方针也被多数与会者质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先后在4次扩大会上，对那些主张分兵、主张将红1方面军撤出苏区和主张另建新的根据地的人们作了苦口婆心的说服工作，最终争取了多数人支持，这才赢得了第2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如果按照多数人的意见，或分兵或撤出，那后果又会怎样呢？真是不堪设想！

第34章 1931年6月—

“客观上帮助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过程，我们不应如此蠢。”

话说蒋介石经过第2次围剿的失败，他才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党才是他真正的“心腹之患”，所以在国民党内部新的争斗中，很快就对北方军阀实行妥协，对两广军阀采取守势，而集中主要精力对闽、赣苏区进行新的“围剿”。

1931年6月6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书》，口口声声要“戒除内乱”、“剿灭赤匪”，并信誓旦旦地宣称：“中正此次赴赣‘剿共’，临行之前，国耻党仇，万感交集……幸而完此夙愿，当决解甲归田，表我心迹。然军人以身许国，不能成功，誓当成仁。”

蒋介石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驻南昌，组织第3次更大规模的“围剿”。

蒋介石为了彻底消灭红1方面军，摧毁苏区，把他的嫡系第14、第11、第6、第9、第10师共10万人也调到了江西，连同原在苏区周围的和新调来的非嫡系部队，总兵力达23个师又3个旅，共30万人。

6月21日，蒋介石带着英、日、德等国几个随军参与策划的军事顾问，到达南昌。他这次“围剿”的战略是“长驱直入”，企图先击破红1方面军主力，捣毁苏区，然后再深入“清剿”；其部署是分左右两翼集团军向红1方面军进攻：

以前线总司令何应钦兼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1路进击军、第2路进击军、第3军团、第4军团，从南城方面进攻，寻求红1方面军主力决战；以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驻吉安，指挥第3路进击军、第1军团、第2军团，从吉安、永丰、乐安方面深入苏区实行“进剿”和“清剿”。

空军第1、3、4、5、7队，分驻南昌、樟树镇、吉安等机场支援作战。

另以第10师和攻城旅为总预备队，位于临川，策应各方作战；以第77、第28师和第12师34旅位于吉安、泰和、万安、赣州等地，担任“清剿”，维护后方，并拦阻红1方面军西渡赣江；以第23、第79师和骑兵第1师位于南城、黎川、宜黄、临川、樟树镇一带，担任“清剿”和维护后方；以第49、第56师和新编第4旅位于闽赣边境，防堵红1方面军东进。

6月下旬，毛泽东发现蒋介石有对北方诸军阀妥协、对两广军阀取守势、而集中力量向红1方面军和苏区进行第3次“围剿”的迹象，便召开临时总前委会议，研究对策。为了利用蒋介石同两广军阀之间的矛盾发展革命力量，会议决定：

留下红3军贺敏学的第9师和红4军第12师，在宜黄、南丰以南地区监视敌人；以红3军团和红4军主力及红12军，分别移驻闽西北的建宁、光泽、顺昌地区和闽西及闽赣边的归化、永安、连城、长汀、石城地区，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以红3军主力去于都、会昌地区开展工作。方面军总部则驻闽西建宁指挥，以应付国民党军可能提前的第3次军事“围剿”。

毛泽东认为这样部署至少有以下5点好处：

“第一，蒋系地盘无直接威胁两广之弊”，使两广军阀不顾虑红军而放心与蒋对抗。“第二，地势偏僻，不受威胁，若较之我去南丰去宜黄者少。第三，有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最适宜造成新的战场。第四，有款可筹，一年之内不愁给养。第五，群众很好，可以出兵扩大红军。因有这些条件，我们应在这区域作长期的工作计划。”

6月28日，毛泽东为了充分调动敌人内部矛盾，在给周以粟、谭震林的信中写道：

我军的活动方向不应是针对两广方面，在“客观上帮助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过程，我们不应如此蠢。”“12军中心任务应不是筹款，而是深入宁化、石城、长汀3县的工作。12军担任这3县，35军担任瑞金1县，3军担任于都、会昌两县，均以两个月（7、8两月）为期限，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4个问题真正地解决，使于、瑞、石、宁、会、汀6县连成一片。这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正当毛泽东和临时总前委紧锣密鼓地部署工作之时，国民党“围剿”军也正在准备向根据地发起进攻。

原来在6月下旬，蒋介石把在宜黄、南丰以南地区的红3军贺敏学领导的第9师和红4军第12师误认为是红1方面军主力，就下令迅速对之发起进攻，并将其第10师改随左翼集团军行动。

毛泽东和红1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虽然预见到敌人必将举行第3次“围剿”，但却没有料到国民党军经过第2次“围剿”惨败之后，新的进攻会来得那么快。

6月30日，毛泽东立即召集临时总前委紧急会议，与朱德、彭德怀、林彪、叶剑英以及谭震林、罗炳辉等人分析敌我态势。

叶剑英，1897年4月8日出生于广东省梅县一个小商人家庭，原名叶宜伟，幼年入私塾读书，后随父赴南洋谋生，到达马来西亚的怡堡。中学时期的叶剑英喜爱剑术，课余时间，常常独自一人寻个僻静之处，按照教官教的一招一式，挥汗苦练；1917年入云南讲武堂，后追随孙中山，以大总统随员的身份出巡广西等地，参加了北伐的准备工作，参与了筹建黄埔军校。1927年，叶剑英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率领所部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任军事指挥部副总指挥；1928年赴莫斯科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初来到了江西革命根据地。

在这次临时总前委紧急会议上，毛泽东判断敌人即将发动第3次“围剿”，已经来不及经苏区中央局讨论了，当即决定：继续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命令独立第4、第5师和第3军贺敏学的第9师在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以南地区，红4军第12师在南丰以南和东南地区，协同当地地方部队和赤卫军、少先队，以运动防御战和游击战迟滞敌人的前进。

同时命令分散在闽西北、闽西、赣南广大地区的红1方面军主力迅速收拢部队，向苏区中心回师：各部于7月10左右出发，先向瑞金集中，准备适时转入反攻，粉碎敌之“围剿”。

此时，苏区中央局和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得知前线情况，也开始在苏区人民群众中进行反“围剿”的政治动员，领导群众支援红1方面军作战；命令由粤桂边境转移到赣江西岸活动的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的红7军东渡赣江，同红1方面军主力会合。

1931年7月1日，国民党各路“围剿”军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开始向苏区进攻。

此时距红1方面军第2次反“围剿”结束仅仅1个月，全军只有3万人，且主力部队远离根据地中心区域近350公里，处于分散状态，一时尚来不及集中。这就给第3次反“围剿”作战带来了很大困难。

形势越来越紧迫。毛泽东要离开建宁了，他和警卫员带着两个洋铁箱子，找到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的陈毅，郑重交代说：

“这是我们在建宁筹得的20万元款子，是我们的命根子。第3次反‘围剿’之后就要靠这笔款子了。现在要打穿插，没有前方，也没有后方了。这命根子就托你保管。你可以不管别的事，只要管好这件事就行了。”

毛泽东又说：

“我还有一件事要托你，就是我写了一些油单子，这些都是历史，留到将来也有好处，也请你保管着。”

毛泽东所说的油单子就是油印文件。陈毅果然不负毛泽东之托，后来派了两个班的战士，日夜轮流守护着款子和文件。

7月10日，毛泽东率领临时总前委和总部人员离开建宁，向瑞金进发。这一天骄阳如火，暑气蒸人，毛泽东却依然是大步从容地走着，有时还边走边看书，上山也不骑马。南方的天气，说变就变，一会儿就又下起小雨来了。毛泽东看起书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顾，把一切都抛到脑后了，他用右手遮着头，还是边走边看书。一个战士看到他没有戴斗笠，赶紧跑到他身边说：

“报告毛委员，天下雨了，为什么您不戴斗笠？”

毛泽东眼睛不离书，也不看那位战士，说：

“请你到群众家里替我买一个。”

“毛委员，您背上不是有斗笠吗？”

经战士一提醒，他这才抬起头，笑着说：

“哦，我忘了。”

几天后，毛泽东率部到了瑞金的壬田寨。而此时的红1方面军主力各部，也正在向瑞金方向紧急集中。

7月20日，毛泽覃与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喜结连理。

前边已经说过，刘士奇在1930年8月受到李文林的批判和排斥，离开赣西南去了上海。一年来，贺怡独自带着孩子生活，与刘士奇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了。毛泽覃与贺怡长期在一起工作，日久生情，经组织批准，二人结成了革命伴侣。

7月22日前，红1方面军各部绕道瑞金以北的壬田，到达于都以北的银坑、琵琶垄地区，同红3军主力、红35军和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委、龚楚参谋长率领的红7军会合。方面军总部决定：将红7军纳入红3军团建制。

张云逸，1892年8月10日出生于广东省文昌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张云逸从少年时开始追随孙中山，先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学习，秘密参加同盟会，后参加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后，在革命军担当炸弹队队长，参加攻打两广总督府，后受同盟会南方支部派遣，到海南岛北洋军做反对袁世凯的工作，秘密发展反袁“三合会”成员80多人。他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被派遣到广东许崇智部任旅长。他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先后两次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大革命失败后，张云逸在广州、香港从事秘密工作。1927年，他与周士第掩护第25师大部分人员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7月，张云逸任广西教导总队副总队长。10月他带领1000余人撤出南宁，掩护党派往广西的代表邓小平到达右江地区，12月与邓小平、雷经天、韦拔群、龚楚领导了百色起义，创立了右江苏区和红7军，张云逸任红7军军长，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后来邓小平在红7军被敌军包围之时借机离开右江根据地，到上海汇报工作。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红7军突破重围，在桂黔边界坚持游击战争，配合了红1方面军第2次反“围剿”作战。

且说此时的红1方面军在为时1个月的攻势作战期间，已经占领了闽西、闽西北、赣东、赣南广大地区，发动了群众，扩大和巩固了苏区；筹措了大量的经费和给养；总结了第2次反“围剿”作战经验，并表扬了英雄模范人物，在进行休整、训练的同时，将建宁之战的俘虏兵3000余人经过教育，陆续补充了部队；又分别组建了红1、红3两个军团的山炮连，扩编了无线电队，加强了医疗单位建设，还以赣南苏区的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为基础，组建了第4、第5独立师；这就为打破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创造了重要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根据敌情，决定因势利导，让敌人深入到赣南底部，红1方面军稍做休整后继续向西北方向转移，插回敌人后方，打其虚弱之处。

7月28日，红1方面军到达了苏区后部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地区。主力部队此次大规模的转移，总计行程上千里，完成了回师集中的战略任务。

7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到兴国县城岗乡的白华山上察看地形，尔后进入山顶的白华山书院休息。这里是乡党支部经常开会的地方。毛泽东应书院私塾先生的请求，书写了一幅对联：

“主义尊马列；政权归工农。”

就在7月底，狼奔豕突20余日一直找不到红1方面军主力的国民党“围剿”军，终于发现红军主力就集中在兴国地区，并判断红军有西渡赣江之可能，于是就以其主力分路向西南急进，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

7月31日，红1军方面军总部接到地方党组织报告：各路敌军正向兴国急进，在其右侧后的富田、陂头、新安一带仅有3个团防守，由富田往东的后方联络线上的防守力量也较薄弱。

据此，毛泽东、朱德和方面军总部其他领导人紧急会商，制定了一个“迂回其侧后的计划”，在根据地后部打破敌人的“围剿”：

“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毛泽东、朱德当即发布了一个部队秘密运动、突然袭击国民党“围剿”军的《夺取富田新安的命令》。命令中说：

“本方面军以绕入敌背揭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之企图，决先夺取富田、新安。各军各日行军时间规定为下午6时半至上午5时，上午5时10分至下午6时为休息睡眠时间。不得违误。”

7月31日晚，红1方面军各部即向富田方向开进。先头部队到达石陂以北地区，发现敌人第2路进击军陈诚、罗卓英两个主力师已先期到达富田地区。

这样，夺取富田的计划已经难以实现了。毛泽东、朱德马上改变计划，命令师长萧克、政委毛泽覃率领独立师在富田一线牵制陈诚、罗卓英的部队；命令红1方面军主力各部于8月3日“忍耐折回”兴国高兴圩、老营盘一带山林地区，另寻歼敌机会。

在红1方面军主力各部折回到兴国高兴圩、老营盘一带1天之后，各路国民党“围剿”军纷纷向高兴圩地区涌来。此时的红1方面军西有赣江阻隔，南、北、东3面有敌军9个师进逼，只剩下以高兴圩为中心的方圆几十里的狭小的活动地带。形势十分严峻。然而，毛泽东仍十分镇静，他时刻注意着敌人的动向，寻求出击方案。

就在此时，毛泽东根据总部电台截获到的何应钦发出的1份密码电报，得知敌第47师上官云相部和第54师郝梦龄部已经脱离富田巩固阵地、正在向南移动的消息。他和朱德商定：采取“中间突破”战法，以红1方面军主力向兴国东部的莲塘突击，穿过占据富田固陂的罗卓英和陈诚两部与高兴圩到莲塘一线的蒋鼎文第9师、韩德勤第52师及其南边的蔡廷锴部之间的20公里间隙，求歼正在莲塘前进中的战斗力较弱的第3路军上官云相和郝梦龄部。

为了隐蔽红1方面军的军事意图，造成敌人的错觉，毛泽东决定：由红35军和红12军第35师伪装成红军主力，向西运动，牵引敌人。

正当毛泽东运筹帷幄准备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时候，他的老同学、好朋友、老战友蔡和森却为共产主义事业壮烈牺牲了。

蔡和森是在1930年6月被“立三路线”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31年3月，他赴香港指导广东省委工作，6月10日在香港被英帝国主义逮捕入狱，后被国民党引渡到广州。8月4日，年仅36岁的蔡和森被灭绝人性的国民党反动派用长钉残忍地钉在墙上，尔后用棍棒打死，还把他的前胸和肚子切成了碎块。后来，毛泽东得知蔡和森牺牲的消息，非常悲痛，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和森都做到了。”

这正是：最早酝酿建党人，雄才大略志难伸。

不似耶稣胜耶稣，三起三落一英魂。

且说1931年8月5日晚，毛泽东、朱德率领红1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利用夜幕掩护，从崇贤、兴国两地敌军之间20公里的空隙间，沿着林木繁茂的崇山峻岭地带秘密东进。为了绝对保密，方面军总部命令全体指战员将一切发光、反光的物品都隐蔽好，将一切能发出响声的用具都用布包起来。

8月6日，红1方面军主力到达莲塘、官田地区，顺利跳出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包围圈。一盘危棋又活了。

8月7日，红3军团警戒部队同进至莲塘附近的上官云相第47师第2旅接触。

红1方面军总部闻报，立即决定，抓住战机，迅速歼灭该敌，尔后向北发展。

8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团级以上干部战前动员会上说：

“这次千里回师，走的并不冤枉，为的正是暂时忍耐折回，集中优势兵力，然后再狠狠打出去。我们不打就不打，一打就要把敌人置于死地。这一拳打出去，要叫敌人吃不了兜着走。”

毛泽东和朱德部署了莲塘战斗的具体计划。

当晚，红3军团（包括红7军）和红3、红4、红12军（欠第35师），秘密向敌军接近。

8月8日拂晓前，红4师参谋长彭绍辉正带着团一级干部看地形，正好碰上毛泽东与警卫员、参谋在莲塘山上看罢地形下来。毛泽东大声招呼道：

“你不是彭绍辉同志吗？你赶快叫部队来，迅速占领这个阵地，敌人就在山那边。你赶快叫部队跑步前进！”

8月8日拂晓，红1方面军各部突然发起猛攻，激战至上午9时，将敌第47师第2旅及由良村向西侦察的1个多营敌军全部歼灭，击毙了第2旅旅长谭子钧。上官云相骑着马带着两三个参谋副官仓惶逃回龙岗。47师余部亦快速向龙岗方向撤退。

红1方面军取得了初战胜利。各部不顾疲劳，继续向离莲塘15公里的良村急进，途中同由良村向莲塘增援之敌郝梦龄第54师第160旅遭遇，迅速歼其1个团，击毙敌旅长张銮诏。残敌向良村溃逃，方面军各部衔尾猛追，直逼良村。刚由城岗撤回良村之敌第54师师部和两个旅，喘息未定，又陷入了包围之中。红1方面军各部乘势发起猛攻，一举突入圩内，歼敌一部，击毙敌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祺等，余敌逃往龙岗。

莲塘、良村两仗，红1方面军共歼敌两个多旅，俘敌35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3100多枝，迫击炮14门。

战后，军民高兴地唱起了一首兴国山歌：

毛总政委好主张，红区兴国摆战场。避敌主力打虚弱，调兵遣将蒋贼慌。

莲塘一战获全胜，缴了敌人两师枪。旅长团长都捉到，仓惶逃命官云相。

8月8日晚，毛泽东、朱德等方面军总部领导准备发布9日晨4时攻击龙岗的命令，计划消灭集中于龙岗的敌第3路进击军残部，但又考虑到在龙岗除集中了敌第47师和第54师残部4个团之外，尚驻有敌第5师5个团，共有9个团，一时不易攻击；而且驻守崇贤、方太之蒋鼎文、蔡廷锴部，驻守兴国江背洞之赵观涛部及驻青塘、古龙岗之孙连仲部，均有向红1方面军进击之动向。

正商议间，侦察部队传来消息，驻守君埠、南陵等地的敌第8师毛炳文部因畏惧红军打击而缩回了黄陂，态势显得孤立。总部立即改变原计划，决定先攻歼毛炳文部。具体部署是：以红3军佯攻龙岗，牵制龙岗之敌，以红1方面军主力东进黄陂。

8月11日晨，红1方面军主力进到黄陂附近，总部确定以红4军、红12军由黄陂南侧实施主攻，第3军团迂回到黄陂东面，断敌退路。

这天中午，红4军和红12军主力冒大雨发起攻击，一举突入黄陂，迅速歼敌两个团。红3军团也从东面发起了攻击。

午后3时，敌师长毛炳文率余部分头向洛口、宁都突围。红1方面军各部乘胜追击10多公里，又歼敌一部。

从8月8日至11日，红1方面军接连打了3个胜仗，共毙伤俘敌1万余人，缴枪逾万，从被动中取得了主动。这3次战斗都是在敌军不明红军主力行踪和来不及增援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抑制不住胜利的喜悦，挥笔题写了含有“黄陂”二字的嵌名联：

黄虎出洞吠白犬；陂水长流锁蛟龙。

战场上的情势可以说是倏忽万变。红1方面军主力在黄陂战斗后迅速转移到君埠以东君岭脑山区，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休整，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新的危机又出现了。

原来在莲塘、良村两役后，蒋介石、何应钦得知红军主力由兴国西北地区东进，他们估计红军可能要北出临川，便于8月9日急令其第1、第2路进击军和第1军团掉头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企图协同由广昌向西的第10师寻歼红军主力于宁都以北地区。

8月1 2日，国民党各路“围剿”军按照蒋介石、何应钦的命令，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接近了红军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

这样，刚刚获得重大胜利的红1方面军又一次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遭遇到了自第1次反“围剿”以来“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8月13日下午，毛泽东面对这一严重情况，在总部驻地杨斋村胡氏家庙里召开了高级军事干部会议，研究对策。他全面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他认为，各路敌人已同时向红1方面军逼近，为了避免和敌人进行力量悬殊的决战，应该尽快跳出包围圈，向西悄悄前进，回到兴国地区隐蔽集结。

会议一直开到黄昏。毛泽东和临时总前委决定：改变原来由西向东的战略，转为由东向西，以一部诱敌向东，主力从敌人的两路中间八九公里宽的地段隐蔽向西突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兴国附近集中，待机破敌。红1方面军要再一次穿越一个更加狭窄的敌人中间地段，的确是一个更为大胆而惊险的举动。

8月15日上午，担任佯动任务的红12军伪装出主力的样子，在罗炳辉军长带领下，大张声势地向东北方向行进，一路上扬旗吹号，铺设路标。另一支担任佯动任务的部队是红36师，在张宗逊率领下向北进攻，在小布及其以北地区游击作战，吸引敌人。张宗逊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和群众的支持，指挥军民破坏道路，封锁消息，布置疑兵，还在夜间派少数部队上山举起火把，佯装大部队移动，迷惑敌人。

是日晚，红1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乘着夜色由宁都永丰交界的尖岭垴山地出发，偃旗息鼓，沿着渺无人烟的山林小路悄悄西进。这一支主力部队硬是从正在东进的国民党军第1军团和第2路进击军之间一个不到10公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了。这一夜，连总司令部在内，都找不到宿营的房子。

红1方面军主力又回到了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

而此时的蒋介石还以为红12军是红军的主力部队，他判断红军将进攻宜黄，夺取临川，因此就急忙调第10师赶回临川，加强防守；同时下令第1、第2路进击军等部对红12军主力进行追击。

红12军主力同国民党军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紧紧牵住了敌人的鼻子，并利用自己轻装灵便的长处和敌人笨重不灵的弱点，翻山越岭，走崎岖难走的路，进一步疲惫了敌人。就这样，红12军一直把国民党军一部分主力拖了近半个月之久，并以一部分兵力攻占乐安县城，出色地完成了掩护红1方面军主力部队西移和休整的任务。

欲知毛泽东如何打破国民党军第3次“围剿”，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红1方面军主力从7月28日到达苏区后部兴国西北高兴圩地区，完成千里回师集中的战略任务，到7月31日晚转到富田等地寻歼弱敌不成，8月初又从崇贤、兴国两地敌军之间20公里的空隙间“忍耐折回”到莲塘、官田地区的千里回师，4天接连打了3个胜仗，毙伤俘敌1万余人，缴枪逾万，再到8月15日晚在君埠以东地区从敌军两路中间八九公里宽的地段隐蔽向西突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兴国附近集中，待机破敌，以区区二万之师在数十万敌军中如入无人之境，斩敌将之首如探囊取物。如此的大智大勇大动作，在军事史上的确是罕见的，非毛公不能为之也！

第35章 1931年8月—

“红军力量还很弱，有胜利的可能性，也有失败的可能性，红军像一把刀，砍竹子可以，但不能砍大树，要损伤刀子的。因此只能在苏区摆战场，诱敌深入，不能出苏区打大城市。”

话说毛泽东率领红1方面军主力来到兴国境内后，一面同朱德等人一起商讨反“围剿”的战略决策及各部的整训，一面抓紧地方工作。他向地方干部们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说明反第3次大“围剿”胜利在望的光明前景，号召根据地人民参军参战、购买公债、筹集军粮，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援前线，配合红1方面军作战。他还鼓励赤卫队员、少先队员、儿童团员要做好红军的“耳目”，当好红军“助手”，严密封锁消息，打击敌探，清除奸细，配合红1方面军做好围、截、堵、追以及毁路、破坏电线、牵制敌人的工作。

毛泽东还指示江西省苏维埃，组织各级政府领导群众做好坚壁清野的战前准备工作。

8月下旬，蒋介石终于发觉红12军并非红军主力，而红1方面军主力早已由君埠以东地区向西转移了，即下令以第1军团为前锋，其他各部随后，再次西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1931年9月初，毛泽东等总部领导为了进一步调动和疲惫敌人，率领主力继续西移，转移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以均村、茶园岗为中心的山区隐蔽待机。

此时，敌我双方的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围剿军在江西苏区来回奔波已达两个月，除了第49、第54、第8师等部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外，其余部队也受尽了苏区军民的不断袭扰和坚壁清野的困苦，饥疲沮丧，纷纷哀叹：“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士气急剧下降。敌第1军团进至兴国、高兴圩地区与驻守在兴国的第4军团会合后，就停止了前进。而红1方面军则与国民党军正好相反，在3战3捷之后，又经过了半个多月的休整和补充，士气更加旺盛。与此同时，两广军阀正像毛泽东预料的那样，利用蒋军主力深陷苏区之际，正向湖南衡阳进兵，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威胁。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于9月初下令停止“围剿”，实行战略退却。其部署是：

第1军团、第4军团由兴国、高兴圩地区撤向泰和、吉安；第1路进击军、第2路进击军、第3军团第5师以及第53师等部，分别由大金竹、上固、龙岗、东固地区撤向吉安、富田；第2军团全部缩回宁都；第3军团第8师残部、第24师以及第23师，由黄陂、头陂地区撤向广昌。

9月6 日晚，红1方面军总部获悉兴国地区国民党军正沿高兴圩大道至老营盘向北撤退，毛泽东等人当即决定：首先抓住从兴国北撤之敌一部歼灭之，尔后根据具体情况再扩大战果。具体部署为：

由红3军和独立第5师迅速抢占老营盘，截断敌军退路；由红7军牵制兴国之敌；以红3军团主力和红4军并指挥第35师及红35军，分别自西而东、自北向南攻击高兴圩及其南北地区之敌。

9月7日拂晓，国民党军第4军团沿着黄土坳、老营盘一线北撤。红3军和独立第5师迅速出击，首先攻占黄土坳，切断了蒋鼎文第9师的先头独立旅与其后续部队的联系，接着从北、南、西3面向敌独立旅发起攻击，打到下午2时许，将该旅全部歼灭，俘敌2000多人。

与此同时，红3军团主力、红4军、红35军也向高兴圩地区之敌第1军团第60师、第61师发起攻击；红7军则向兴国之敌第52师压迫，保障主力部队在高兴圩地区作战。

9月8日，红3军团主力、红4军、红35军等部在高兴圩地区攻击受阻。其原因是由于战前侦察不细，低估了国民党军的战斗力，且各部兵力不够集中，徒涉高兴圩以西河流时又遭到较大伤亡，经过2天激战，毙伤敌2000余人，终因敌人占据有利地形，与敌军打成了一个对峙局面。

红1方面军总部为了争取主动，命令红3军团主力、红4军、红35军撤出战斗，转移到茶园冈、均村、永丰圩地区待机；仍然以红3军及独立第5师位于老营盘阻敌北撤。

高兴圩之敌亦因伤亡较大，且对红军情况不明，也就在原地加修工事固守整顿。

9月13日，国民党军第1、4兵团改变退却路线：第4军团余部和第1军团第52师由崇贤、东固向吉安撤退；第1军团主力先掩护上述部队北撤，尔后经兴国向赣州撤退。

红1方面军侦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集中红3军团、红3军、红4军等主力对该敌实施追击。

9月15日拂晓，敌第4军团余部中的大部分已过了方石岭隘口，红1方面军各主力部队随之赶到，抢占了方石岭，截住了韩德勤的第52师及第4军团的1个炮兵团和1个步兵营，并将其包围于方石岭以南地区，随即发起猛攻，战至9时，将其全歼，俘敌5000余人。韩德勤被俘后，又伪装成伙夫潜逃了。

9月15日这一天，黄公略军长在方石岭之战后指挥红3军转移至吉安东固六渡坳，遭到敌机袭击。他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33岁。一代将星就此陨落了。

方石岭一战，震动了各路国民党军，第4军团已经到达东固的部队匆忙经富田逃至吉安，其他各路敌军也纷纷撤至永丰、宜黄、南城、南丰、广昌、宁都、赣州等地。

红1方面军经过多次战斗，特别是经过高兴圩一役，损伤过大，也已经无力再组织大规模的攻击战了。总部鉴于敌军正在全面退却，便命令地方部队追击退却之敌，将主力部队转移到瑞金进行整顿。

第3次反“围剿”历时75天，红1方面军6战歼敌17个团共3万余人，缴枪15000多支，迫击炮35门，电台2部，弹药无数。

战争的亲历者军事理论家郭化若曾经评价说：“毛泽东同志是世界罕见的伟大统帅，具有用兵如神的指挥艺术，他在1、2、3次反‘围剿’作战中，指挥红军以少胜多，粉碎敌人‘围剿’的战例，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奇迹。”

且说红1方面军总部回到瑞金，毛泽东立即去看望妻子贺子珍和古柏的夫人曾碧漪。

原来在战斗正激烈时，一颗炸弹落在了贺子珍和曾碧漪身边，把她们震得失去了知觉。待她二人苏醒过来追上队伍时，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了。

毛泽东看着完好无损的贺子珍与曾碧漪，又惊又喜，诙谐地说：

“通讯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炸弹在你们身边开花，我以为你们被炸死了。我还打算等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悼会。现在你们这是人回来了，还是鬼回来了？”

毛泽东一席话逗得一群人都笑了。贺子珍也笑着说：

“我们不光是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带回来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回到住处，又与贺子珍开玩笑说：

“我原以为这回恐怕连你的尸体也找不回来了。敌人要认出你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去领赏喲！”

贺子珍也笑着说：

“我的头长得牢，可不是那么容易掉的呀！”

红1方面军总部在瑞金为黄公略军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怀着悲痛而惋惜的心情为黄公略军长撰写了一副挽联：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叫后世继君来。

就在毛泽东领导红1方面军成功打破国民党军第3次大“围剿”的9月间，躲在上海洋楼里的中共中央机关领导层又有了新的重大变化。

原来在9月中旬，王明决定乘组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机，去苏联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则准备去江西苏区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这样一来，留在上海的政治局成员只剩下卢福坦和刘少奇二人，中央政治局已经是有名无实，无法正常运转了。

9月15日，经王明指定，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6人在上海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常委；报请共产国际批准。

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博古宣布共产国际来电，批准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有9人：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陈云、康生、黄平、刘少奇、王云程；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康生为常委。

同时，由张闻天兼任宣传部长，康生兼任组织部长，刘少奇兼任职工部长。

张闻天，原名应皋，曾用名洛甫，1900年8月30日出生在江苏南汇县六团乡张家宅一个殷实农民家庭。1919年他在南京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赴日留学；1922年赴美勤工俭学；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2月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9月25日，王明带着他的妻子孟庆树从上海动身去苏联。周恩来也在12月上旬离开上海，前往江西苏区。

中共中央机关高层的这一新变化，不久将要再一次给根据地带来更大的灾难。

再说9月23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开往福建工作筹款的命令》。命令中说：

“自我军3期战争完全胜利后，白军已全线撤退。”“方面军决开到福建去工作筹款，并定于25日由现在地（莲塘、龙岗头、长信、水头庄之线）分7天行程（第5天休息1天）开到长汀城集中。”

按照毛泽东、朱德的命令，红1方面军由兴国以北地区逐次转移到闽赣边界地区，休整部队，筹措给养，而后波浪式地向着敌人力量薄弱的闽西北和赣西南地区发展，以扩大根据地，迎击敌人新的进攻。

毛泽东对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指示说：首先要做好赣南之石城和闽西之长汀、于都、会昌4县的工作，然后，继续做好闽西之武平、宁化、清流、归化、太宁、万安等16县的工作。这样，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就可以连接成一个完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还强调说：上列20县共有群众400万，必须用一长时间去争取。同时扩大红军10万人，这是聚集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革命战争的需要。

9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来到瑞金城东北离县城6公里远的叶坪村。

叶坪村四周树木葱笼，约有50余户人家。在村中谢氏宗祠的旁边，有一座面宽3间的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占地面积200余平方米。这是一个逃亡地主的房屋，内有天井，楼上走廊为回字形，有雕花的栏杆，砌得完整的斗窗；因为天井特别小，还不到6方尺，所以站在栏杆边几乎可以伸手摸到对面的屋檐。楼上楼下有大小房屋10间，毛泽东住在楼上左边的房间里，房子很小，呈长方形。朱德住在楼上右边的房间里。中间是一间较大的厅，做了会议室。楼下住着一户谢姓农民，谢家看到毛泽东、朱德住在这里，恐怕妨碍他们的大事，就准备搬家。毛泽东说：

“没有关系，我也可以多接近一下群众哩。”

于是，那一家姓谢的农民就一直住了下来。

在这座建筑的周围，分布着警卫连的住房以及报社、电台、图书馆和广场。贺子珍和儿子小毛也住在楼前的一个小房间里。

此时，毛泽民、钱希钧夫妇也被调来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他们与哥哥再次相会了。弟兄互道别后情形，毛泽东这才知道了3个儿子的下落。

原来，毛泽民、钱希钧在上海工作期间，得知嫂嫂杨开慧被国民党军阀何键杀害的消息后，十分悲愤，通过地下交通员带信到长沙板仓，请毛岸英的外婆向振熙和舅妈李崇德将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护送到上海。1931年初，杨家为毛岸英改名叫杨永福，毛岸青改名叫杨永寿，让他们向舅妈叫妈妈，对外婆叫奶奶；祖孙3代扮成走亲戚的模样，由板仓农民缪佩秋用手推车推着年幼的孩子和行李，将他们送到粤汉线的白水火车站，乘火车去汉口，再改乘船到了上海。毛泽民把3个孩子安排在地下党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4月间顾顺章叛变后，毛泽民、钱希钧受命离开上海到香港开辟工作。此时大同幼稚园也被解散，毛岸英兄弟被暂时安置在董健吾家里。不久，顾顺章也到了香港，中共中央又令毛泽民等人立即撤退到内地。7月，毛泽民、钱希钧到了闽粤赣根据地，组织上安排毛泽民担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中华苏维埃第1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需要人手，毛泽民、钱希钧就被调来了瑞金。

陈毅也来到了瑞金，准备出席全苏“一大”。他把毛泽东在第3次反“围剿”前托付他保管的两大洋铁箱子20万元款子和油印文件完璧归赵，亲手交还给毛泽东。毛泽东显得十分高兴，他说：

“我现在就靠你这20万元的战争费好扩大红军，不过，这也只能维持4个月，以后怎么办还不知道呢！”

来到瑞金准备参加全苏“一大”的，还有曾经两次到井冈山根据地巡视的袁德生。他向毛泽东汇报说，红军转战到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之后，他奉命留在湘赣边区坚持斗争，1930年任湘东特委常委兼湘东工农兵政府主席、湘东南特委常委兼湘东南工农兵政府主席、军事部长，1931年任湘赣临时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得知湘赣革命蓬勃发展，形势很好，非常高兴。他告诫袁德生说：

“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但一定要注意纠正肃反扩大化的倾向。”

袁德生再也想不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毛泽东在一起工作。后来，他自己也在肃反扩大化中成了牺牲品。

1931年10月间，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和苏区中央局开了一次小会，由毛泽东报告了第3次反“围剿”的经过。中央代表团成员总结说，第3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的大发展，是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所获得的“伟大成绩”。

会议还就“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讨论。

原来在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尔后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或“柳条湖事件”。次日，日军侵占了沈阳。“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发动的侵华战争的开端。

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说：

“日本帝国主义打到中国的东北部，势必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中央代表团成员立即对毛泽东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和攻击，其中有人说：

“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还有人指着毛泽东的鼻子说他是“狭隘的经验论”。

中央代表团成员的盛气凌人，连担任会议记录的人都记不下去了。毛泽东却沉默着，什么也不争辩。此时的会议气氛已经无法争辩，这对毛泽东的刺激无疑是很深的。后来他在提到这件事时说：

“有人说我‘狭隘经验论’，我到延安就发愤读书了。”

1931年11月1日，在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及项英的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开幕，史称“赣南会议”。

罗瑞卿在代表大会上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他负伤和治疗的情况。

罗瑞卿在第2次反“围剿”指挥作战时左腮被子弹打穿，血流如注，经抢救才得以脱险。罗瑞卿笑着说，已经痊愈了。毛泽东诙谐地说：

“罗瑞卿受了重伤未死，是阎王点了名不去报到的人。”

且说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座的有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项英、毛泽东、朱德、陈毅、梁柏台、古柏。

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苏区工作的报告。

会议期间，任弼时、项英、王稼祥、顾作霖等人，凭借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和决议，批判了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他们自诩为“100%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讥笑“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站在强烈的宗派主义立场上，不顾事实的批评毛泽东和红1方面军的领导干部执行了“立三路线”，指责毛泽东的观点和主张是政治上的非无产阶级观点。

毛泽东等人据理力争，和他们进行了激烈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中央“左”倾代表认为：“九一八事变”之后，帝国主义反苏战争即将爆发，因此要动员起来保卫苏联。

毛泽东认为：此时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不一定先爆发反苏战争。

关于敌我力量的对比及红1方面军行动方向问题。中央“左”倾代表不得不承认：“红军1、3军团确实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他们又指责苏区没有建立真正的红军，在改造红军成份上笼统地提出“洗刷流氓”，“是模糊了阶级路线”；“红军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这个游击主义表现在：组织的散漫，小团体主义自由行动，工作缺乏科学的分工，忽视阵地战和白刃战。”中央代表说：国民党统治阶级腐败，内部矛盾重重，而我红军十分强大，要打出苏区，夺取中心城市，正规作战。

毛泽东说：

“红军力量还很弱，有胜利的可能性，也有失败的可能性。红军像一把刀，砍竹子可以，但不能砍大树，砍大树是要损伤刀子的。因此只能在苏区摆战场，诱敌深入，不能出苏区打大城市。”

中央“左”倾代表批评毛泽东夸大敌人的力量，是保守主义，夸大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指责中央苏区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实际工作中的狭隘经验主义。“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无产阶级路线的道路上。”

陈毅极力支持毛泽东，他说：

“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别看现在苏区方圆几百里，红军几万人，打两个败仗就要垮台。”

中央代表批评陈毅说：

“你的眼睛就只看到这几个县，是机会主义。”

陈毅反驳说：

“你们说上海无产阶级强大，你们为什么不在上海，跑到苏区来干什么?”

中央代表说：

“我们就是来动员红军去打上海的。”

关于土地政策。中央“左”倾代表指责苏区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是“非阶级的‘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路线”，是“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责“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法“同样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他们主张，不分田给地主，提出了‘消灭地主’的口号。

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说，应该给地主分田地，给他们出路。

就这样，会议一连吵了好几天。在中央“左”倾代表的压力下，“赣南会议”“完全同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9月指示信，一致认为这指示信所给予中央苏区的批评与其所指出的任务是完全正确的。”

11月5日，会议先后通过了关于政治、红军、党的建设、青年团工作、苏区工人运动等5项决议案，其中最主要是《政治决议案》。

这些决议案完全按照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指示信的调子，对毛泽东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政策和策略进行了否定。指责苏区这块根据地还是流动的；“阶级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群众组织力量更是脆弱，苏维埃政权没有最大限度地实施；苏区的阶级斗争不但没有发展到最高程度，并且受到障碍，阶级异己分子时常占据领导机关。”从政权一直到各种群众团体的组织非常散漫。

在党建问题上，决议案指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临时总前委领导“党包办一切的制度非常普遍，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理论与工作方式的遗毒，在党内很浓厚。”“党的组织非常松散，党员对组织的认识缺乏，党内的教育训练很差，理论水平政治水平很低”，“存在着一种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义的经验论的思想。”“党的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基于国际的四中全会的精神，来坚决实行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要尽量揭破一切口头上承认国际路线正确，实际不执行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

在政权问题上，决议案指责苏维埃政权机关中混进了地主、富农、商人，因此“更失去了工农政权的阶级性”。“苏维埃政权的阶级统治的作用薄弱，政纲没有完全实行，政权的工作没有建立。”

在工人运动问题上，决议案指责工会运动是被忽视的，“过去的工会完全不是阶级工会”，“工人反对雇主的阶级斗争是没有发展的，工人生活的改善还很差，8小时工作制一般地是没有实现，其它的劳动保护法更没有实现。”

在中央“左”倾代表看来，苏区的一切简直是一塌糊涂。这些装腔作势的批评，虽然没有点毛泽东的名字，直接称谓是“中央苏区”，但是很清楚，毛泽东是“中央苏区”最主要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当然是难辞其咎的。

这正是：眼睁睁贪天功不分贤愚；赤裸裸挥大棒颠倒黑白。

欲知毛泽东如何抗争，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反“围剿”的亲历者郭化若曾经评论说：“第3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毛泽东同志依然镇定自若，排除干扰，从容不迫地深思熟虑，巧妙地设计，以集中优势兵力，发挥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调动敌人于运动中，给予各个歼灭，终于取得了第3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啊，毛泽东以其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打败了10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可以说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而其中的两次以数万之师从国民党军队的夹缝中秘密地穿插而不被发觉，也确实是战争史上的神来之笔。他作为首要指挥者，如果没有非凡的胆略，没有过人的智慧，没有超常的自信，没有缜密的指挥，没有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当他得胜凯旋之日，党内那些少壮派们还指着鼻子骂他是“狭隘的经验论”者，他却意外地沉默着，什么也不争辩，这又是何等的大智慧啊！

第36章 1931年11月—

“红旗不倒，就是我们的胜利，敌人的破产。红军的发展，是保证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在建立了红色政权，将来还要巩固扩大，以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到来。”

话说1931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

全苏“一大”从酝酿、筹备到召开，说来话长。早在1930年2月4日，以李立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就急于建立全国性工农兵政权，曾发出了《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通告中提出建议，要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起召开有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那时中共中央认为，毛泽东领导的红4军“是最有斗争历史和全国政治意义的红军”，是“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4月间，中共中央两次致信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和红4、5、6军新前委，要求“猛烈地扩大红军与坚决地向中心城市发展”，并要求红4军与红6军联系，“坚决执行向赣江下游发展，配合整个革命的形势与武汉首先胜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实现中央的战略任务，促进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召开。

中央在4月3日的来信中特别说明：“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来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务须执行中央这一个决定。”由于军情等各种原因，毛泽东并没有参加1930年5月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中央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但对于成立中央政权问题，还是予以肯定的，只是批评李立三“有过于机械地设想，以为中央政府一定要设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因此，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共中央，对于“立三路线”时期成立“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的工作并无影响，同时为建立中央政府继续作了努力。

1930年10月18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在上海开会，决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延期至1931年2月7日，即“二七惨案”纪念日，在赤色区域举行开幕式。后因负责此项筹备工作的恽代英、李求实、林育南等人相继被捕牺牲，筹备工作即转由红1方面军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直接领导进行。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共中央。王明等人虽然全面反对六届三中全会，但对于建立全国性中央政权这一点却接受下来，并积极促进中央政权的建立。

1931年6月1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由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通告，决定于8月1日召开全苏“一大”，指示各党部应将大会的准备工作列入这个时期中心工作的议程上。于是，各地苏区纷纷建立了全苏“一大”准备委员会，负责宣传鼓动和选举代表的工作，加快了召开全苏“一大”的步伐。但由于战争频繁，各地选举代表需要较长时间，加上交通困难，各地代表一时不能到齐，特别是由于江西苏区要准备对付国民党军的第3次“围剿”，所以在1931年6月20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布了《第十四号通令》，决定将原定在8月1日召开的全苏“一大”，“改在十月革命节举行”，即在11月7日举行，并号召苏区各级政府和人民用实际行动迎接全苏“一大”的召开。7月8日，苏区中央局将这个决定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8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中央组织问题的决议》，关于临时中央政府的人选问题，对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具体指示。8月30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严厉批评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未能如期召开全苏“一大”是一个“严重错误”。

红1方面军第3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赣南、闽西根据地已经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一个包括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的巩固的苏区，主力红军发展到近7万人。与此同时，游击战争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陕甘等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成立了红4方面军、红2军团和其他10多支红军部队，全国红军总兵力多达30余万人。苏维埃运动和红军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加强领导，将全国的革命力量统一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把革命推向前进。9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3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中指出：“在十月半前，各苏区必须选出和派出代表参加中央苏区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苏区在十月革命节正式成立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政府。”为此，毛泽东在9月底来到瑞金叶坪，筹备召开全苏“一大”。

就这样，到11月上旬，全苏“一大”已经酝酿筹备了将近两年。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设在叶坪村东北边的谢氏宗祠里。大门口的横幅上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主席台正中挂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两旁挂着绘有镰刀斧头的大红旗，台口前沿装饰着苍松翠柏树枝，中间嵌着许多大红花，台口两侧写着“工农堡垒”、“民主专政”，台口上沿挂着一条醒目的横幅：“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四周的墙壁上还贴上了许多红红绿绿的标语，会场中央则摆放着一排排的长板凳。

11月7日清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先后进入会场。出席开幕式的代表团有7个，他们是：赣东代表团，赣南代表团，永吉泰代表团，闽西代表团，瑞金代表团，红军代表团，湘鄂西、赣东北、琼崖海员代表团。还有两个是在大会开幕几天后才赶到的湘鄂赣省和湘赣省代表团。共计9个代表团，610名代表。

大会的主要议题是：1、听取毛泽东的《政治问题报告》和朱德的《红军问题报告》。2、讨论原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及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少数民族问题、工农检查处等草案。这些草案从1931年3月9日起已陆续发表在《红旗日报》上，经大会讨论通过后将作为法令颁布。3、选举领导机构，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

大会首先推举项英、张鼎丞、陈正人、周以粟、朱德、曾山、邓广仁7人组成主席团。

接着，由项英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政治问题报告》。他在《政治问题报告》中说：

“红旗不倒，就是我们的胜利，敌人的破产。红军的发展，是保证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在建立了红色政权，将来还要巩固扩大，以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到来。”

尔后，朱德作了《红军问题报告》。

11月7日晚，为庆祝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瑞金人民举行了“提灯游行”庆祝活动。

庆祝活动本来是准备在白天进行的，因害怕遭到国民党军飞机轰炸，后来就改在晚上举行“提灯游行”。

入夜以后，瑞金人们举着火把，提着灯笼，纷纷拥上街头，汇成一条条闪光的河流，向着叶坪的谢家祠堂涌去。

谢家祠堂左侧的防空洞里，一台发电机隆隆作响，挂在祠堂里的一串串小灯泡发出明亮的光芒。主席台上早已站满了人，站在正中央的是项英，在项英两边的是主席团成员朱德、张鼎丞、周以粟、曾山、陈正人、邓广仁，在稍远处站着的则是瘦高的毛泽东。

各处游行队伍来到谢家祠堂后，集中在旁边的一个大草坪上，举行了联欢晚会，直到夜深了，人们的欢呼声才逐渐平息下来。

第二天，大会听取了项英所作的《劳动法报告》；张鼎丞作的《土地法报告》；周以栗作的《经济政策报告》；王稼祥作的《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作的《工农检查处报告》。

后来，大会一致通过了周恩来在上海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确立了中华苏维埃这个新型国家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它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革命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达到他在全中国的胜利”。

宪法大纲规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人民政权，工农兵全国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

宪法大纲还规定了劳动人民享受的各项民主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宪法大纲规定：

“宣布中国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同时，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同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

大会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案》及《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等重要法律和决议。

大会决定：将瑞金改名为瑞京，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

11月19日，代表大会选举了领导机构组成人员，有63人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们是：

毛泽东、项 英、张国焘、周恩来、卢福坦、朱 德、瞿秋白、张鼎丞、邓 发、王稼祥、徐锡根、范乐春、王 明、彭德怀、关向应、孔荷宠、方志敏、任弼时、贺 龙、沈泽民、谭震林、黄 平、曾 山、林 彪、陈 郁、罗登贤、夏 曦、邓子恢、刘少奇、刘大朝、陈正人、袁德生、崔 棋、屈登高、段德昌、葛耀山、彭 轨、陈福元、古大存、韦拔群、张华先、何叔衡、黄 甦、胡 海、滕代远、萧恒太、罗炳辉、陈 毅、张云逸、周以粟、卢德光、胡均鹤、徐特立、邵式平、洪紫清、刘光万、余汉朝、吴致民、刘建中、李宗白、刘生元、王永盛、阮啸仙

11月20日，大会胜利闭幕，毛泽东致闭幕词，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并号召各级工农兵政府要组织广大群众致力于革命战争，用革命战争武装自己，用革命战争打倒敌人。

代表大会结束后，王观澜主编《红色中华报》，开始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此前，王观澜在闽西主编《红旗》，对闽西的革命斗争作了真实而生动的报道，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王观澜，原名金水，字克洪，1906年7月13日出生于浙江临海县城内一个贫苦家庭。1925年冬，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冬转为共产党党员，不久，担任师范部党支部书记。1927年冬，王观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被分到军事第7班。苏联进行“肃托”清党，波及中山大学，王观澜因反对王明为首的支部局，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王观澜在1930年12月回国，1931年初到了闽西苏区。

11月25日，根据全苏“一大”决议及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以示与中共中央军委之区别，下同）正式宣告成立，并宣布中华全国所有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革军委的统辖之下。

中革军委由15个委员组成，他们是：

朱 德、彭德怀、王稼祥、林 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 龙、毛泽东、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

由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王稼祥兼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中革军委参谋长。

中革军委成立后，即宣布取消原红1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继红4军“七大”之后，又一次被免除了。他完全失去了对工农红军的指挥权。

11月26日，毛泽东整理出了《兴国调查》一文。他在《兴国调查》中写道：

“1930年9月，红军第1方面军从长沙到江西，10月初打吉安，进到袁水流域，兴国送了许多农民来当红军，我趁此机会做了一个兴国第10区即永丰区的调查。找了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陈贞山、钟得五、黄人寿、陈北平、雷汉番8个人开调查会，调查的时间是1930年10月底，开会的地点是新余县之罗坊，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

毛泽东还写道：

“经过土地改革后的贫农在12个方面得到了利益：第一，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第二，分了山。第三，分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第四，革命以前的债一概不还。第五，吃便宜米。第六，过去讨老婆非钱不行，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第七，死了人不要用钱了。第八，牛价便宜。第九，应酬废弃，迷信破除，两项的用费也不要了。第十，没有烟、赌，也没有盗贼。第十一，自己也可以吃肉了。第十二，最主要的就是取得了政权。”

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毛泽东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会议同时组成了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行政机关。

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粟为内务人民委员，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毛泽东在一师的老师方维夏为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长。

方维夏在1920年以前和毛泽东的交往，本传已经说过，而此后就没有提及。原来他在1923年当选为湖南议员；1924年投奔在广州的孙中山，任国民革命第2军秘书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任第2军第3师党代表，率部攻占南昌、南京；1927年任贺龙的20军第1师党代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又参加了张太雷、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1928年春，他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春回国，任闽西红军学校政治治部主任。后来方维夏在1932年夏及其以后，先后任江西省、湘赣省委宣传部长、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

何叔衡则是在“马日事变”后被迫化妆离开了湖南，经武汉转上海做地下工作。1928年6月，他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秋学成归国，来到了中央苏区。

且说人民委员会下设国家政治保卫局，由邓发任局长。同时设立最高法院，由何叔衡兼任最高法院院长。

毛泽民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委派，筹建国家银行。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大弟弟毛泽民说：

“润莲啊，希钧当你的家，你当我们苏区几百万人口的家，柴米油盐酱醋茶，枪炮弹药梭镖叉，担子不轻哩！”

毛泽民摆出了办银行的家底太薄的实情。毛泽东说：

“创业是很困难，事情总是从无到有嘛。要统一财政，统一货币，尽量发挥苏维埃银行作用，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发行数量适当的纸币，同时吸收群众存款；还可以贷款，支持有利于革命的事业；做到有计划地调整苏区金融。”

后来在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行正式成立，毛泽民成为第一任行长。

1931年12月1日，毛泽东主席、项英、张国焘副主席签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布告》。布告宣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业已宣告成立，从今日起，中华领土之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的中华民国，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用以压迫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国家，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国民政府，就是这个国家的反革命政权机关。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国家。他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

12月6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指令红1方面军“首攻赣州，迫吉安”。以项英、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亦做出了相应的决议。

12月10日，毛泽东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

毛泽东是在全苏“一大”会议上，获悉老战友、老朋友恽代英于4月29日被叛徒顾顺章出卖，已经在南京英勇就义了，感到既震惊又痛惜。他在通令中列举了顾顺章叛变革命的罪行。他还写道：

“他更将已经为国民党政府定了徒刑的中共中央委员、全国革命青年领袖恽代英同志等人，从狱中指证出来，给反革命立即枪杀。”

毛泽东在通令中号召革命人民缉捕顾顺章，为恽代英等死难烈士报仇。

这正是：内忧连连何时休？海归弄权无来由。

又闻叛徒害忠烈，冲天一怒缉贼酋。

欲知毛泽东如何在困境中坚持斗争，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有历史学家评论说：在全苏“一大”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完全被排斥出领导层，是因为在赣南会议后，“左”倾冒险主义者感到他们在中央苏区还未完全站稳，拥护他们政策的干部还不多。整个中央苏区是毛泽东亲手开创的，他在苏区军民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要一下推倒毛泽东，还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左”倾冒险主义者还没有做得太过分，不敢把毛泽东彻底“改造”出领导机关。这才把他安排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斯言可信也。

第37章 1931年12月—

“耳听风涛声声，俯看群山绵绵，更可观山下风云啊！”

话说1931年12月11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会见了国民党军第26路军中的共产党特支委员会代表袁汉澄（袁血卒），谈到了即将发动的宁都暴动问题。袁汉澄记载了这次会见的详细情况，他写道：

“早饭后，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和刘伯坚走在后面，我轻声问：

‘毛主席是什么主席？’

他说：

‘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

我接着又问。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地答：

‘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法，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

毛主席的住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毛主席第一句问话是：

‘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

‘是。1927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我随后又补充了一句：‘是朱瑞叫我来的。’

毛主席高兴地问：

‘你认识朱瑞吗？’

‘不知道是谁，是军委告诉我们的联络暗语。’

毛主席会心地笑了，望了大家一眼，又问：

‘你在上海军委受训时，还认识哪些人？’

‘认识两位，一位代号是丰收在望，另一位代号是草包。’

王稼祥同志插话：

‘丰收在望那就是朱瑞同志，草包是李富春同志的代号。’

毛主席风趣地说：

‘没想到富春同志还有这么一个雅号！’

一句话逗得大家都乐了。”

“经过这段轻松、融洽的谈笑，我感到气氛祥和、欢快。”“随后，毛主席问起地下党的情况：

‘你们特支委员会是由哪些人组成的？’

‘特支书记刘振亚，是个中尉；组织委员是我，是个中尉；宣传委员王铭五，是个少尉。’

我刚汇报到这里，毛主席笑着说：

‘你们几个小人物不简单！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大闹天宫了。赵博生入党，是你们发展的吧？’”

“刘伯坚同志插话说：

‘我在西北国民党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

“毛主席称赞说：

‘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

“毛主席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

‘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

听主席这样一问，我一时回答不上来，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

‘有把握！’

‘有好大的把握吗？’

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

‘假使74旅不干，72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

我把74旅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扼要的汇报。”“毛主席点点头说：

‘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

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

‘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26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不要看我们现在的力量小，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会慢慢发展起来的，常言说得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中央已决定派刘伯坚等同志到彭湃县与你们联络。好吧，等候你们的捷报。’”

12月14日晚，驻守在宁都的国民党军第26路军的总参谋长赵博生，趁总指挥孙连仲去南京治病、27师师长高树勋离队去庐山之机，设宴招待第26路军中的主要军官们。宴席上，众人吆五喝六，好不热闹。正当大家酒酣耳热之际，赵博生突然宣布反蒋起义。

赵博生，1897年出生于河北省新海县东慈庄，19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第6期，曾在皖、直系部队担任见习军官，1923年冬转入西北冯玉祥部队，历任参谋、团副、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长、军参谋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他曾作《革命精神之歌》，在他所掌握的部队里传唱。歌词是：“先锋，先锋！热血沸腾。先烈为平等牺牲，做人类解放救星。侧耳远听，宇宙充满饥寒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全牺牲，我在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仁，成功！实现大同！”1930年，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败北，赵博生随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26路军。10月，赵博生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2月15日早晨，赵博生和第25师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74旅主力部队1团团长黄中岳，率部发动了宁都暴动，又称“宁都起义”。第26路军除了驻守宁都20公里以外的1个团外，其余两个师共6个旅11个团，计17000多人，高呼着“打倒喝兵血的大军阀孙连仲、高树勋”的口号，携带20000多件武器，全部参加了起义。

季振同，原名季振佟，号异之，又名季汉卿，1901年3月出生于河北沧州，1926年9月参加冯玉祥部五原誓师，先后任国民军联军传令队队长，手枪旅旅长，第14师师长等职，参加北伐战争。1931年，季振同任国民党第26路军74旅旅长，后被调往江西“围剿”红军。“九一八事变”后，季振同明确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方针和“剿共”政策。领头联名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回北方与日军作战。蒋介石则严令26路军继续“围剿”红军，“侈谈抗日者杀无赦”。这更加激起季振同等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不满。　

黄中岳，祖籍河南洛阳，字培善，又名黄本初，1904年出生在河南省罗山县一个商人家庭；1920年入冯玉祥部第16混成旅当兵，后入南苑学兵团学习，曾任排长；1924年参加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1925年夏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后辍学回国，先后任国民军联军军官学校工兵教官、手枪旅参谋长、手枪团团长、第14师1旅旅长、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74旅1团团长，“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且说起义部队开到苏区固村时，受到了苏区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

随后，起义部队按照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决定，整编为13、14、15共3个军，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

12月16日清晨，刘伯坚、何长工等人在一个打谷场上召开了欢迎起义部队的大会。

刘伯坚，1895年1月出生于四川省平昌县龙岗寺，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于1919年冬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到比利时勤工俭学，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6年冯玉祥从苏联归国，刘伯坚和苏联总顾问乌其曼诺夫随行。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任命刘伯坚为总政治部部长，一直到大革命失败。因此，第26路军的上层领导和刘伯坚都很熟悉。

刘伯坚在欢迎起义部队的讲话中说：

“我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热烈欢迎26路军广大官兵光荣起义，参加红军！中华苏维埃政府决定，授予起义部队红军第5军团的番号，任命季振同同志为红5军团总指挥，董振堂同志为红5军团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赵博生同志为红5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黄中岳同志为第15军军长。”

这一天，董振堂经毛泽东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董振堂得知消息后，把3000多元私人积蓄全部交给了党组织。

红5军团经过几天行军，来到瑞金县附近的秋溪、壬田、九堡、西江一带驻扎。毛泽东、朱德参加了在秋溪举行的欢迎红5军团的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宁都起义给予高度评价。他还说，希望新编的红5军团努力变成无产阶级化的军队。

何长工把董振堂将3000元私人积蓄交给党组织的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对董振堂说：

“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些自己用。”

董振堂说：

“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

毛泽东为了迅速建设好红5军团，决定派萧劲光到红5军团任政委，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何长工任13军政委，黄火青任14军政委，左权任15军政委。

萧劲光在上任前去找毛泽东请示工作问题。他说：

“毛主席，我到红5军团工作，感到担子很重。对冯玉祥部队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熟悉，教育改造部队如何入手，请您指点。”

毛泽东想了想，对他说：

“这的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根据地缺人缺枪，这17000人，教育改造好了，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对敌人的营垒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弄得不好嘛，也很麻烦。怎么办呢？我看对这支部队关键是要努力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

萧劲光说：

“现在从上至下还有一种说法，说这支部队是假起义，到苏区过渡一下，反水去投靠广东的陈济棠。因此我们的一些干部不太愿意去工作。”

毛泽东点点头，说：

“干部中要统一思想啊！起义过来是事实嘛。至于以后，要看我们的工作，要看发展。我们的原则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不要草木皆兵，不要把弦绷得太紧。”

毛泽东还找何长工谈话说：

“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13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14军，鼓励15军。”

经毛泽东批准，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高自立、李翔五、刘型等人也都被派往红5军团去工作。

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卢寿椿担任了第43师师长，苏进担任第44师师长。各师还派去了政委，每个连队也都派了指导员。

此后，毛泽东不断指导红5军团的工作，在5军团中发展党的组织，提拔一些愿意革命的下级军官。

毛泽东还应红5军团的请求，为他们组织文艺演出。他对李伯钊、钱壮飞、胡底说：

“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是要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当红军，要想尽办法向他们宣传是为谁牺牲，为谁奋斗革命。”

李伯钊、钱壮飞等人按照毛泽东所说的这个主题，编出了一个《为谁牺牲》的戏。萧劲光、季振同与贺子珍同台演了这一出戏。萧劲光饰演帝国主义分子，季振同饰演军阀，贺子珍饰演共产党员。当“帝国主义分子”和“军阀”一唱一和时，引得台下人捧腹大笑。当演到白军士兵的悲惨遭遇时，台下有人在哭，有人高呼口号：“打倒蒋介石！”“我们要当红军！”

12月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了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一起，住在叶坪谢氏宗祠旁边那栋两层砖木结构楼房的楼上，与朱德并排在毛泽东房间对面右边的房间里。

不久，聂荣臻也离开了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工作。聂荣臻在瑞金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人。

聂荣臻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幼年入私塾和小学读书，1919年在江津县立中学读书时因参加五四运动、支持当地的学生爱国运动，被迫离校，怀着工业救国的愿望，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他到比利时沙洛瓦大学学习，1923年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2月进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接受军事训练，8月回国。大革命失败后，聂荣臻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叶挺护送病中的周恩来到了香港。后来他又参加了广州起义，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28年，聂荣臻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时，爱上了负责在香港、九龙和广州之间传送组织文件的秘密交通员张瑞华。早在1926年冬，聂荣臻在武汉第一次见到了张瑞华。多年后，聂荣臻谈起初识张瑞华的印象说：“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能够背井离乡，投笔从戎，没有坚强的性格和投身革命的坚定意志，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这一次，两人又在一起工作，聂荣臻主动向张瑞华表达了爱慕之情。1928年4月，聂荣臻和张瑞华经组织上批准结为夫妻。1930年5月，聂荣臻赴上海党中央机关，先后在特科和军委工作。1930年9月，聂荣臻和张瑞华唯一的女儿聂力出生了。这位后来成为将军的聂力，1岁零4个月即告别了父亲，3岁多就随母亲蹲过英国人的监狱，5岁就孤身留在上海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直到1946年4月，才与分别了15年的父亲和分别了10年的母亲重逢。这是后话。

再说聂荣臻在愉快的气氛中向毛泽东等人报告了上海的情况。他非常感慨地说：

“白区工作，是在敌人屠刀下坚持斗争，处处显得被动，有时真感到只有招架之功，而乏还手之力。到了根据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路了。”

毛泽东听了，高兴得用手比划着说：

“还是像我们这样，拿起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政权，干得痛快呀！”

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1方面军占领南昌、抚州、吉州等中心城市，把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连接起来，取得在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周恩来在来苏区之前，也主张红1方面军攻打中心城市。他到苏区后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根据苏区和红1方面军的实际情况，改变了原来的想法。于是，他以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致电临时中央政治局说：

“中央苏区红军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立即复电给周恩来，要求说：

“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占。”

周恩来只好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

1月10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多数领导人认为，在中央指定的这3个城市中，赣州处于苏区包围中，可以首攻赣州。

此时红1方面军所得的情报是：敌金汉鼎的12师34旅马昆部两个团约6000余人驻守赣州，受南昌行营直接指挥。南昌行营已命令马昆部积极搜刮粮草，储备弹药，准备死守赣州；同时，城内还有赣南17县逃亡来的地主武装，约5000人，组成了一个民团指挥部，下辖17个大队；连同赣州商民自卫团、城防办事处等反动武装，共有1万余支枪。

事实上，赣州的兵力远不止这些。据1965年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所载的马昆回忆录称：驻守赣州的马昆部队是8000人，加上地方团队经过改编、整训的10000人，共计18000人。中央局多数领导人正是由于对赣州守敌力量估计偏低，这才错误地认为赣州是可以打下来的。周恩来也倾向于执行中央指示和苏区中央局多数人打赣州的意见。

毛泽东首先就不赞成“左”倾中央对形势的估计，他说：

“现在提出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为时过早，以争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发展路线是错误的。”

他主张红1方面军一方面要抓紧时间进行休整，肃清根据地内的地主豪绅土围子，巩固苏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作准备；一方面可采取有阵地的波浪式的形式向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赣东北方向发展，打通中央区与赣东北区的联系，然后再向外发展。

其次，毛泽东根据红4军在1930年3月中旬攻打赣州的教训，更不赞成打赣州。

笔者在本卷前面已交代过，赣州易守难攻，“铁赣州”之称并非浪得虚名：它位于赣江上游章、贡两江会合处，是赣南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赣州城东、西、北3面环水，只有东南面是一片陆地，不利用兵；城墙高达两丈而且坚固，守军又筑有工事，深沟高垒，确实不易攻破。毛泽东说：

“就攻打赣州来说，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不能打这一仗。攻坚，在我们现在条件下是不行的。真正要打赣州，只有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了，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了，赣州城的砖就会一块一块搬掉，最后进入赣州，现在何必着急。”

朱德知道赣州城不好打，也不同意打赣州。彭德怀则说：

“如果有时间，蒋介石不来增援，赣州城是可以打开的。而且，攻下这座城市，对于赣江以西和赣江以东苏区连成一片，巩固后方和向赣东北方向发展，都是有利的。”

彭德怀把攻取赣州的“宝”押在敌人不增援上，显然也是不可行的。此时在赣州北面不远的吉安，有敌陈诚的3个师和两个独立旅，在西南面的南雄、大余一带，有敌陈济棠的部队20多个团。这些国民党军时刻都在窥视着红1方面军的行动，随时都有增援赣州守敌的可能。

就在这种情势下，苏区中央局多数人和中革军委一些领导人不但坚持要打赣州，而且还批评毛泽东的意见是“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是“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而产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他们说，只要打下了赣州城，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迁移到那里，就可以说是实现了“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并可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中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

会议最后表决时，因为与会者受临时中央政治局指示的影响，也总想在江西多打下几个城市，所以赞成打赣州的人占了多数。于是，会议乃决定，由红1方面军攻打赣州。

1月10日这一天，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革军委按照苏区中央局会议的决定，发出了《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训令对政治形势作了夸大的估计，认为“反革命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动摇衰落而加速崩溃”的境地，“继续进攻革命，只是统治阶级欲挽救其死亡”。训令对攻打赣州作了军事部署，把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分为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3部分：

主作战军由红3军团、红7军、红1军团红4军组成。红3军团和红7军一部负责攻城，红7军另一部分为监视部队，红4军为地方工作部队。任命中革军委副主席、红3军团总指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支作战军由江西军区的6个独立师组成，主要任务是担任警戒、打援，配合攻城部队夺取赣州。任命陈毅为江西军区总指挥。

机动部队由红3军、红12军、红16军和红5军团组成。命令红3军暂时担任消灭宁都、于都内残余地主武装的任务；红12军在宁化西南及连城西北一带工作，使闽赣苏区日益巩固和发展；红16军进窥樟树、威胁吉安之敌，使之不能援救赣州；红5军团在赣县江口一带整顿训练。

红1方面军和江西地方武装遵照中革军委的训令，立即进行了动员和部署。“夺取赣州，完成江西革命首先胜利！”到处都刷上了这样的标语，都喊起了这样的口号。不久，彭德怀也雄心勃勃地率领红3军团，从会昌、安远、信丰等地向赣州挺进。

1月下旬，正当红1方面军积极准备攻打赣州之时，红5军团内部却出现了一场极其严重的骚动。起因是中革军委鉴于红5军团在1月中旬出现了一部分军官逃跑的事件，便将萧劲光、季振同、黄中岳找去谈话，了解情况。这个消息一经传开，红5军团里突然出现了一些谣言，说“季振同、黄中岳已被中央扣留了，师长、团长都没有什么希望。”“中央已经批准4军来缴15军的枪，已经在山下埋伏下了。”“对要走的官兵将以逃兵论处，实行武力解决。”

萧劲光、季振同、黄中岳回到部队了解到这一情况，非常不安。更严重的是，一些连队在混乱中夜间宣布戒严，还有的无故放枪，气氛异常紧张。萧劲光忧心如焚，飞马返回中革军委和苏区中央局，汇报了红5军团发生的事情。一些领导人主张马上派部队武力解决。萧劲光拿不定主意，又去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反问他：
“你的意见呢？”

萧劲光说：

“我不同意用武力解决，那样事情会更糟。”

毛泽东说：

“怎么能用武力去解决问题呢？只能通过教育去改造争取他们革命，只能用‘剥笋’的办法，而不能用‘割韭菜’的办法。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你马上回去，对他们说是我讲的：宁都暴动参加革命是你们自觉自愿来的，我们表示欢迎，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你们认为这儿不好，愿意回去，我们表示欢送。”

萧劲光闻言，心中豁然开朗，当即告辞，赶回红5军团召开高层干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原话。季振同非常激动，情不自禁地把桌子一拍，说了声：

“好！拥护，赞成！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我们坚决革命到底！”

他走到门口，对等候在外面的军官们传达了毛泽东的话，还说：

“你们要革命的留下，一定要回去的，我们欢送。”

就这样，一场即将发生的风暴迅速平息了，避免了一场腥风血雨。

这正是：不审势草木皆兵，高端争曰割韭菜；

能攻心反侧自消，毛公一言定风波。

红5军团骚动平息后，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请了病假，闷闷不乐地带着贺子珍和他的警卫员，包括秘书、卫生员一行13人，上了瑞金城郊的东华山。

东华山位于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处，山上树木葱郁，山顶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了这座小庙，就来到这里休养。贺子珍、吴吉清、陈昌奉等人打扫庙宇，搬卸东西，安排住宿，照料马匹。

毛泽东站在庙前不远的岩石上，解开棉衣扣子，露出里边补了多处补丁的白色衬衣，双手叉腰，俯瞰着山下的景色，忍不住赞叹道：

“好景色，好景色呀！”

他突然叫道：

“子珍，快来。”

贺子珍闻声而至，惊奇地问：

“什么事让你这样高兴？”

毛泽东说：

“你来看，耳听风涛声声，俯看群山绵绵，更可观山下风云啊！”

贺子珍见他难得有这好心情，就说：

“是个好景致，比永新家里的山还美，真是个世外桃源哩！”

“比喻得好。”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晋人陶渊明，少家贫，好读书。娴静寡言，不慕荣利，曾说‘吾岂能为五斗米折腰’。他一生写下不少田园诗句，我记得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正吟诵间，忽听警卫员吴吉清在庙前叫道：

“主席，布置好了，快来看看如何？”

贺子珍搀着毛泽东从岩石上下来，一同走进庙里。这座古庙中间为殿，两边为耳房，打扫过后显得很清爽。据吴吉清回忆：“毛泽东住左边耳房，房内陈设极为简单，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边放着两只铁皮公文箱。一张木床，床上铺着一条周边带穗子的浅红色线毯，上边是白粗布床单。床上靠墙角的一头，四四方方叠着一条旧棉被和一条红色旧毛毯。”

毛泽东立在耳房门外，看了看说：

“很好哩。”

吴吉清说：

“主席，我们住右边，烧火在外面。”

毛泽东审视着殿里说：

“这中间派什么用场啊？”

他见大家都没有回答，就笑了笑说：

“中间就是咱们的学习室。每天抽几个小时，我给你们当先生，你们当学生，学文化好不好？”

“好，太好了。”

大家听毛泽东如此说，无不响应。毛泽东又说：

“你们家里都很穷，上不起学，参加了革命，战争又很频繁，没得时间学文化。没得文化，就不能很好的革命，有人也会瞧不起你们。咱们订个计划，我呢，读书，看报，大部分放在晚上。你们上午、下午各抽两个小时，学文化，讲时事，怎么样？不好好学，是要打板子的啰。我念书时，也常挨先生的板子。”

众人见毛泽东既风趣又认真，都笑了。

“好！鼓掌通过”

毛泽东一提议，大家都鼓起掌来。

此后，毛泽东在东华山常常是通宵达旦的工作，读着化名“郑爱群”的傅连璋医生派人送来的《申报》、《新闻报》，还有广州的《工商日报》和《超然报》。有时，他也破例睡到正午。就这样，毛泽东一直在东华山住了50来天，连春节也是在这座古庙里度过的。

且说1932年2月3日，彭德怀率领的主作战军红3军团和红7军一部在扫除了敌之外围据点后，占领了赣州城东门外的天竺山和小南门外的白云山，控制了制高点。

接着，主作战军其余各部按中革军委训令进入预定地域：监视部队在西北方向占领了唐江及其以北地区，在南面占据了王母渡一带；地方工作部队红4军亦到了南康、大余一线开展工作。

赣州守敌马昆部见红军来攻，立即采取了“缩短防线，固守内围，将城外的防御工事毁坏，撤兵进城，建立强有力的火力据点，构筑坚固的工事，挖掘坑道，作为长期作战准备”的方针，与红军对抗。

2月4日凌晨，红1方面军主作战军攻城各部进逼赣州城下，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部也设在城下。他指挥部队把赣州围了个水泄不通，命令红7军一部攻东门，红3军团红3师攻北门，红2师攻南门，红1师攻西门。总兵力为14000人。

欲知彭德怀能否拿下赣州，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在红1方面军打赣州前有两件事情不能不重新提及：一是在1月10日，苏区中央局会议批评毛泽东反对打赣州的意见是“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是“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而产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二是在1月下旬，红5军团发生骚动之时，苏区中央局和中革中央一些领导人主张马上派部队武力解决。由此可以看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批毛泽东之时，言词是多么的犀利，而在内部发生意外事件时，决策又是多么的草率！毛泽东在这一伙人面前又能干些什么呢？在保护了刚刚反正不久的红5军团之后，他只能到东华山上休养去了。

第38章 1932年2月—

“闽南逼近厦门，当前，日寇的势力已到达厦门，我们进军闽南，对日寇侵略阴谋是一个打击。我军以实际行动贯彻我党抗日主张，无论是对国内、国外，都将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

话说在1932年2月4日凌晨，红1方面军主作战军红3军团和红7军一部向赣州城发起总攻，各部抬着云梯在机枪和炮火的掩护下，冲到城墙下，架起云梯攻城。守军立即还击，投掷滚木、礌石和手榴弹，轻重武器一齐开火，交织成强大的火力网，打退了红军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彭德怀原以为赣州可一鼓而下，这一打才知道的确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他见攻城各部一次次失利，伤亡日重，便决定改变战法，把攻城的重点放在东门，由红7军攻城部队负责以坑道爆破攻城。虽说要炸城墙，他却又规定不得炸得太厉害。因为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大家已经设想把赣州定为“首都”，要保持城墙的完整，以利于未来首都的防御。

红7军军长张云逸立即下令组成3支队伍，第1支为爆破队，由王耀南带领，负责选择爆破点，挖坑道，安装炸药，实施爆破；第2支为先锋队，负责在爆破成功后突入城中消灭两侧守军；第3支为政治侦察队，由军保卫科科长带领，在打下赣州后侦破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保证中央领导人的安全。

他还另派一支部队在东门外用沙袋垒出工事，架起机枪封锁城门，掩护爆破队挖坑道。彭德怀也令红3军团派来了一名曾经负责爆破会昌城墙的科长做坑道爆破技术指导。

坑道掘口处距离城墙四五十米远，刚开始挖掘便被守军发现了，不断向坑道口射击，投掷手榴弹。爆破队不得不改为挖地道，由于地道狭小，仅容3人作业，好不容易才将地道延伸至墙下，将炸药装在棺材里，准备好了“棺材炮”。

城内的马昆也不是庸碌之辈，他明白红军是将坑道改为了地道，便组织了一支特殊的“瞎子听音队”，随时听着发自地下的声响，以便搞清红军究竟在哪里挖地道。就这样，“棺材炮”与“瞎子听音队”构成了战场上的奇妙对抗！

2月13日，红7军首次爆破城墙，因为怕炸坏城墙，所以炸开的缺口太小，不顶用。

2月15日，红7军第2次炸城墙，因为计算不准确，城墙被炸塌时竟然向外倒了，把隐蔽在城下的红军战士砸死了一大批，余部被守军击退。

正当红7军两攻赣州不克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周恩来终生难忘、临逝世前尚留下遗嘱要求澄清的事件，这就是国民党特务机构伪造的、刊登在2月16日至21日上海各大报上的《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

“伍豪”即周恩来。周恩来年轻时在天津参加觉悟社，因抽签决定社员的编号，他抽到的是5号，自此他便以谐音“伍豪”作为笔名。

此时的周恩来明明在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怎么会“脱离共产党”呢？这分明是国民党故意造谣、混淆视听。身居东华山的毛泽东看到这个启事，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主席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布告，郑重宣告：

“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再说2月23日晨，赣州国民党守军的1个营从东门突出，冲向地道掘口。红7军掩护部队迅速反击，将其打退。爆破队布置好炸药，先锋队也隐蔽在了墙根下。

上午10点，红7军指挥部下令第3次炸赣州城，城墙被炸开一个几十米的缺口，担任进攻的部队和先锋队遭到了守军的顽强抵抗，双方激战4个小时，守军死亡200余人，

攻城先锋队也仅剩4人。

马昆在东门外建起第二道防御工事，并加强了兵力。攻城部队组织了4次冲锋均被打退。而红3军团在西门和南门的爆破因地道积水，也均未能引爆炸药。

与此同时，马昆电告朱绍良救援，朱绍良命吉安陈诚部增援。陈诚派出11师、14师，由罗卓英率领驰援赣州。

2月29日，罗卓英部抵达赣州西北，并在北门架设起一座浮桥。

是日晚，马昆出城与罗卓英会面，两人决定“缩小阵地，增兵进城，内外夹攻，以解赣围”。罗卓英遂派出黄维带领两个团和1个工兵营入城，并令其一部从两侧包围红军。

1932年3月1日，罗卓英部第11师31旅推进至黄金渡、欧潭、黎人坡一线，第32旅进至横石、神背、通天岩；第14师41旅进至南桥、杨梅渡，第40旅进至赤珠岭。

此时，粤军余汉谋部第1军亦北上至大余、九渡水一线，大有增援之势。

3月4日，红7军再次组成爆破队，由姜茂生负责；重组的突击队，由第55团团长黄勉昌指挥，准备第4次炸城墙。急红了眼的彭德怀，已经顾不得保护未来首都的城墙了。爆破队在东门下的地道里塞进了3个“棺材炮”。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之后，“棺材炮”不但把东门城楼掀翻了，还把左右两侧城墙各掀翻了20余丈。

彭德怀本以为这一次总可得手，哪料想红军战士中出了一个叛徒，此人原是马昆的部下，他早已把重要情报告诉了马昆，城内已做好了准备，任你红军再猛烈的进攻也是无济于事了。

3月5日，正当彭德怀打算再次攻城时，先前潜入城中的黄维两个团和工兵营开始在城墙上打洞，准备出城反击。至此，红军主作战军攻打赣州城已成败局，毛泽东的预言被一个多月的冷酷现实完全证明了。

3月上旬的一天，毛泽东正在给警卫员们上时事课，值班警卫前来报告说：有两个骑马的军人上山来了。毛泽东出去一看，竟是项英和警卫员。他猜想，项英远道而来，肯定有要事。果然，项英一落座便开口说：

“恩来同志让我来，请你马上下山。”

毛泽东已经明白了他的来意，试探道：

“马上下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为打赣州的事？”

“是的，打赣州很不顺利。我军攻打赣州一个多月了，仍久攻不下，部队伤亡很大，3军团和其它部队正被敌军包围，情况十分危机。所以，恩来同志请你赶往前线，共商大事。”

毛泽东也不推辞，便说：

“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

项英一走，毛泽东对贺子珍说：

“赶快整理东西，准备下山吧。”

此时乌云滚滚，眼看就有一场大风雨要来了。毛泽东收拾了一下文件就要下山，贺子珍劝道：

“你身体不好，晚一天再走，免得让雨淋出毛病来。”

毛泽东说：

“不，我一工作起来，病就好了。”

毛泽东冒着寒风冷雨步行下山，到了瑞金已是傍晚时分。傅连璋得知毛泽东的行踪，特意派陈炳辉随同毛泽东一起行动，做毛泽东的保健工作。

毛泽东找到郭化若，往前线指挥部发了一份电报，建议大胆起用预备队红5军团，尔后就连夜赶路，来到于都梓山澄江渡口。他等了很久，总算坐上一艘小船，一路上摇摇晃晃朝赣州方向驶去。经过2天3夜的航行，毛泽东一行在赣州东北的赣县江口靠岸。

此时，中革军委已经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把红5军团调到了前线。

袁血卒在回忆文章中是这样描述毛泽东和红5军团的：“他雄才大略，知人善任，敢于起用起义过来才3个月的红5军团。他致电前线，建议把红5军团从预备队位置调到前线参战。红5军团的第15军开到赣州外围，恰遇敌军从城内出击，把3军团挖地道的一个师包围起来，情况十分危急。红15军奉调，在董振堂同志率领下，跑步前进，手持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杀得敌军尸横遍野，仓惶退入城内。扭转了战局，使3军团被围的这个师转危为安。从此，‘5军团的大刀’便在苏区军民中广为传播了。”

且说在3月7日晚，国民党军分3路向红军主作战军发动偷袭。原来是红3军团一名反水军官将内部的联络信号和集结地点告知了国民党军，国民党军这才挖通了抵达红3军团驻地的地道。

红3军团第1师政委黄克诚由于攻城不利没有睡觉，有所察觉，便叫醒师长侯中英。侯中英立时去召集各部准备撤退。黄克诚带领一个通讯班向军团司令部汇报了情况，请求撤退。军团参谋长邓萍拒绝了他的请求。黄克诚便让师直属队撤至南门以东的山上，待他去通知特务连连长刘少卿撤离师指挥部时，国民党军已经打到了师部，红1师师长侯中英及其部下在撤退时被俘，旋被杀害。黄克诚迅速带领通讯班撤离，途径机场时冒充罗卓英的部队才侥幸穿过，赶至2师师部，建议2师师长郭炳生指挥部队撤退。郭炳生以无上级命令为由拒绝了。

彭德怀见情势危急，这才令各部撤到赣州城东面的江口地区及赣州以南的地区集结。

赣州攻坚战从2月4日至3月7日，历时33天，先后4次挖地道爆破进攻，虽然多次破了城墙，但始终未能攻进3面环水、城高两丈的“铁赣州”。是役，红3军团伤亡3000余人，红1师400多人被俘。红1师师长侯中英、红4军第11师政委张赤男、红5军团13军37师政委欧阳健等10名团以上干部壮烈牺牲。

3月上旬，毛泽东经过几天的调查，提议苏区中央局在前线召开会议，检查打赣州的问题。

3月9日，苏区中央局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立即赶到前方，在江口圩前敌总指挥部召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一直开到13日才结束。史称“江口会议”。

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了会议，其他成员任弼时、项英、王稼祥、朱德、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周以粟、陈毅参加了会议；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要不要再打赣州。在讨论中，彭德怀等人主张再打赣州。毛泽东说：

“对于赣州，进则攻坚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实。胜则不易固守，敌军卷土重来，我军无回旋之地。赣州是座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这包袱让蒋介石去背吧！”

这一席话，说得彭德怀等主张再打赣州的人哑口无言。

会议的第二个议题是下一步棋怎么走？多数人仍然坚持占领一二个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方针，主张红1方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赣江流域各中心城市。彭德怀也放了一炮，主张将主力开到湖南去。

毛泽东反对这两种意见，主张将主力撤回中央根据地，肃清白匪的土围子，休整部队，总结经验教训，筹备粮食，准备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同时，他仍然主张在打通闽西、赣南两区后，即应向赣东北作有计划的发展，打通赣南与赣东北两区，使中央苏区得到扩大与巩固。他还说：

“3个军团应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共产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赣东北和闽北方向发展，占领资溪、光泽、邵武地区，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苏区，发展革命战争。如果红军向这个方向发展，就可以汇合赣东北苏区和闽北苏区的革命力量，取得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可以依托武夷山、仙霞岭、天台山等山区有利地势，稳步向外扩展；还可以同上海和全国正在兴起的抗日反蒋的民族民主运动取得密切的配合。”

苏区中央局多数人在打赣州的重大失误面前，仍然认为毛泽东的主张不符合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不但拒绝了他的正确意见，还依然批评他的意见是对夺取中心城市过分恐惧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他们继续要求红1方面军去攻占中心城市；立即扩大红军，改组红军，开展城市战、堡垒战的演习；还力主将红1方面军主力分为3路，以中路军和西路军夹赣江而下，“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彭德怀曾回忆说，他没有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而是同意苏区中央局多数人的意见。

毛泽东再一次陷入少数孤立的境地。

3月12日，中革军委根据“江口会议”的决定，由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布训令，打乱各军团原有建制，重编红1、红3、红5军团。新的建制是：

红4军、红15军编为1军团：由林彪为总指挥，由1931年12月从上海到达苏区的聂荣臻为政委，由陈奇涵为参谋长，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王良为红4军军长，罗瑞卿为政委；黄中岳为红15军军长，左权为政委。

红5军、红7军、红14军编为3军团：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陈宗实为总经理处长。邓萍为红5军军长，耽万敌为参谋长，刘益云为经理处长；龚楚为红7军军长；赵博生为红14军军长，黄火青为政委。

原红7军军长张云逸调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

红3军、红13军编为5军团：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徐彦刚为红3军军长，葛耀山为政委；董振堂兼红13军军长，何长工为政委。

红12军编为地方部队。

3月14日，闽粤赣省委遵照苏区中央局指示，在长汀召开第二次党代表会议，将闽粤赣省委改组为福建省委，由罗明任代理书记，刘晓任组织部长，李明光任宣传部长，萧向荣任秘书长。

3月17日，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起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政治部训令》。训令中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说：

“如果认为这次攻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便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那便是反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撤围赣州后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和失败情绪便成为红军及党内的主要斗争。”

训令发布的江口会议的战略部署是：“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工农红军应当发展革命战争，争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在江西红军应当扩大苏区，贯通赣江两岸的苏区，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创造苏区来包围赣江流域的几个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樟树，以便利于我们迅速的夺取这些城市，这样来夺取江西的首先胜利。”

训令根据江口会议决定，取消红1方面军番号，将3个军团分为3路，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红5军团为东路军。红1军团为中路军；与红5军团在赣江以东地区活动。红3军团为西路军，出赣江以西，占领上犹、崇义，发展苏区，使遂川、泰和、万安、河西部分地区和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尔后，东、中、西3路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此后，毛泽东服从组织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随中路军行动。在行军路上，他向林彪、聂荣臻一再说明打赣州的失败，已经使几千红军战士的鲜血白流了，而今苏区中央局依然要坚持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这一冒险主义的行动计划不能再任其实行了。鉴于目前敌我双方的势态，建议中路军改向闽西南发展，筹集款子，赤化闽西南。他的这一正确意见最终获得了红1军团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领导人的支持。

3月21日，林彪、聂荣臻向中革军委建议说：

“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目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取毛主席意见。3军团应暂在信丰一带工作，一面观察各方情况之变化。5军团应随1军团到东北一带工作，打击福建敌人，速筹大批款子，赤化建宁、泰宁、宁化及清流等县。”

苏区中央局研究了林彪、聂荣臻的这一建议，决定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和5军团一起，临时到福建活动一个时期，筹措经费，尔后集中东西两路军继续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在红1军团东征出发前，毛泽东向团以上干部作了动员报告。据聂荣臻回忆说，毛泽东是这样表述他的见解的，他说：

“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闽南逼近厦门，当前，日寇的势力已到达厦门，我们进军闽南，对日寇侵略阴谋是一个打击。我军以实际行动贯彻我党抗日主张，无论是对国内、国外，都将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红军向外发展，如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围剿’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向南势必与广东部队主力顶牛，向西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便；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是有闽西根据地作依托，二是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

3月26日，红1军团到达长汀。毛泽东命1军团开赴长汀以北的新桥迷惑敌人。

3月30日，毛泽东以个人名义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他写道：

恩来：

（1）电悉。政治上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2）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1军团及闽西军区独立第7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3）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5天，5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15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4）1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7师取齐，即先向东行。5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4月20日须到达龙岩待命。13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1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7师望催兼程来汀，若7师不取齐，1军团下漳州更单薄。（5）我明日去旧县（村）晤（闽西军区政委）谭震林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

泽东

1932年4月1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马上由瑞金抵达长汀，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直下漳州”的可能性。毛泽东阐述自己的理由说：

“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

会议听取了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直下漳州的战役计划。

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率东路军执行攻取漳州的任务。周恩来则随中革军委留驻长汀，筹集给养，支援东征作战。

长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立即带着警卫人员和郭滴人等星夜乘木船沿汀江去上杭。

警卫员吴吉清在回忆录中曾经这样写道：“这时候，我们的心情都一样，望着这滚滚的江面和乌云密布的夜空，有谁不为主席的安全着急呢。”“只听他很风趣地一字一板地对老船工说：‘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了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您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啰！’夜空里，突然飞来两响刺耳的枪声。”“紧着着，西岸大山的悬崖之上，也打过两声冷枪，好像在回答对方的问讯。看着这个情景，我们都知道进入了被红军打散的敌军残部的封锁线了，便立刻掏出驳壳枪来，把身子贴附在船沿上，做着应付一切意外的战斗准备。”“可是，主席非常镇静，他让我们把枪收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低声说：‘敌人打冷枪是搜索情况，我们只装着没听见，这样就是胜利。不要忘记，我们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留着这伙残敌，让我们的赤卫队去收拾好了！’就这样，我们说说笑笑地到了上杭。”

毛泽东在上杭经过调查研究后，致电周恩来说：

“请命令5军团全部立即出发，急行军，于14日到达龙岩。”

他又特地给福建省临时委员会书记罗明打去电话，要罗明随红军前进，组织好支前队、运输队到漳州，以便将战利品运送回中央苏区。

尔后，毛泽东马不停蹄赶往白沙。

4月2日，红1军团离开长汀，到白沙集结。

4月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机关报《红旗周刊》第37期、第38期合刊发表了张闻天撰写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其中的一部分重要内容，不指名地指责毛泽东的主张是“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进攻，等待新的胜利”，“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说毛泽东是“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做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 文章中提出，要反对“党内机会主义动摇”。

4月8日，红1军团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攻占了龙岩西部约25公里的大池圩。龙岩守敌杨逢年旅误认为是“土共”骚扰，不以为然。

红1军团在大池圩云章书院召开军事会议，由龙岩县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汉钦介绍杨逢年旅在龙岩的军事部署。毛泽东、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研究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考塘守敌，直取龙岩。

4月10日拂晓，红1军团乘敌不备，向小池隐蔽前进。而后，由地方游击队向民团发起进攻，麻痹守军，使其仍以为是“土共”骚扰。接着，红15军第45师一鼓作气击溃了小池守军的一个补充营和民团，击毙了敌营长，斩断了考塘守敌的触角。

考塘村位于山谷低洼地带，龙岩至上杭的公路穿村而过。村子两侧山高林茂，地势十分险要。杨逢年派出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教导团即29团1000多人驻扎在这里。公路两侧的奎阁楼、协鸿楼亦驻有重兵，山上制高点都配备有重型武器。

红1军团先头部队进至考塘村，敌人用重火力封锁了公路。毛泽东与林彪、聂荣臻研究决定，兵分3路，互相策应，猛冲猛打。

左路军率先登上枫寮山顶，控制住敌人在枫树岭的机枪据点及奎阁楼。在3路红军的猛烈攻击下，奎阁楼、协鸿楼守敌全部被歼，敌团长阮宝洪逃向永福、漳平。

红1军团又兵分两路，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进攻龙岩城。

下午5时，第1军团攻占龙岩，杨逢年率残部向南靖方向撤退。

红1军团在龙岩休整，“洗刷、检查、宣传、收集书籍、处置俘虏、埋葬死亡、送伤兵”。

4月11日，毛泽东在龙岩城内清高山南麓龙岩商会的2楼大厅里召开红1军团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他总结龙岩战斗胜利的原因是：在白沙休息了1天，集结了兵力；在大池圩隐蔽宿营，达到了击敌不备的目的。而教训是：红15军45师解决小池前哨之敌动作还不够迅速，致使部分敌人逃脱，未能全歼。

毛泽东和军事领导们又研究了进军漳州的军事部署。

此时漳州守敌系第49师第145、146两个旅。其主力配置在漳州的天宝、南靖及其以北山区，依托杨梅岭、五峰岭、风霜岭、十字岭、笔架山、榕子岭，凭险固守；另一部分兵力则布置于漳州市区。

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根据地形、敌情和敌人兵力的布置情况，经过一番周密的研究，决定首先歼灭漳州外围之敌，尔后乘胜夺取漳州。

红1军团两个军的具体任务是：红4军由政委罗瑞卿等率领在左担任主攻，第15军在右助攻。

另由红5军团之红13军驻守龙岩，红3军则进至南坪附近为预备队。由罗炳辉率领的闽西军区红12军驻闽粤边的上杭、武平、永定，监视粤军的行动，保障东路军的后路和右侧翼。

会议结束后，红1军团继续在龙岩休息，待红3军赶来会合之后，再向漳州外围之敌发起进攻。

毛泽东还特别交代弟弟毛泽民要向地方干部和群众讲明政策，筹足军饷。毛泽民在龙岩店员工会委员长魏炳海协助下，向龙岩商会借款5000大洋，言明待红军攻下漳州后如数归还。

此时，贺子珍在龙岩城里一面忙着为军队筹粮筹款，一面托毛泽民去寻找寄养女儿的那位大嫂，打听女儿的情况。当时那个孩子是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托给补鞋匠翁清河寄养的。毛泽民按照嫂嫂的记忆，找到晋公祠胜利巷号翁厝那户人家，翁清河十分惊慌，说孩子已经不在人世了。贺子珍得知女儿死了，半晌说不出话，只是楞楞地坐在那里。毛泽民的爱人钱希钧安慰嫂嫂说：

“不要太难过，为了革命，我们只能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

翁清河说的并非实话。他在白色恐怖下害怕惹祸，出于小生产者的自私就弃婴于南门头，是死是活就不知道了。事后，毛泽东得知实情，缓缓地说：

“真可惜呀！”

4月13日，林彪、聂荣臻率领东路军总部和红4军先行离开龙岩，绕过途中反动据点，取道盂头、前林、林田，两天赶了150多里路，到达和溪宿营。

4月14日，红5军团到达龙岩，由红13军驻守龙岩。毛泽东率领红3军和红15军向漳州方向进发。

4月15日，毛泽东骑着白马，冒雨挺进南靖龙山、马山一线。他不时地询问前面的人：

“前边情况怎么样？”

此时，漳州的国民党军第49师还蒙在鼓里，不知道红军东路军主力已经进入了南靖。

4月17日，大雨滂沱。红军战士冒雨抢渡河水暴涨的九龙江支流永丰溪，进抵五峰岭大尖以南的内洞、南坪一线，准备从这里进攻敌军主阵地十字岭和风霜岭。

4月18日夜，毛泽东扶杖登山，沿着古驿道，来到了南坪。自江口会议后，他由于戎马倥偬，军旅劳顿，面容更加消瘦了，眼里也布满了红丝。

南坪是一个小丘地，三两里外有稀疏的村落，对面是并不太高的寨前山。东路军总指挥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已经提前在寨前山安营扎寨。毛泽东和他们只隔着一个山垅地。警卫员吴吉清将油布摊在一个小丘上，劝道：

“主席，你歇息一下吧。”

毛泽东实在太困了，便说：

“好吧。一闻枪声，立刻唤我。”

说罢，倒头便睡。尽管大战在即，他还是很快就打起鼾声来。

半夜时分，罗瑞卿率领的东路军先头部队红4军红11师，在红10师配合下，由师长刘海云、政委刘亚楼带着悄悄向守敌主阵地移动。前哨第31团由团长吴皋群、政委宋成泉率领，悄悄做好了攻夺五峰岭大尖敌阵的战前隐蔽；第32团由杨成武率领，跟随主攻部队第33团前进，指向十字岭和风霜岭的敌人主阵地。

4月19日凌晨3时许，红33团第1、2连和重机枪连在团政委刘忠、副团长陈冬生的率领下，已经摸到距离敌阵地只有100米左右的树丛中隐蔽待命。

此前，红11师政委刘亚楼在做战前动员时，根据毛泽东的部署，特别要求33团要用最顽强的精神，迅速攻占敌军阵地，坚决夺取天宝山十字岭、风霜岭，赢得攻取漳州城的关键一仗。

刘亚楼，1910年3月12日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一个贫民家庭，父亲刘克芳，母亲曹秀孜。刘亚楼出生3天后，母亲病死，父亲无力抚养他和姐姐，就把他们都送了人。刘亚楼是由铁匠刘德香一手拉扯大的，取名刘振东。1929年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更名为刘亚楼；5月参加红军。此后，他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兼政委、支队政委、团政委；在第1次反围剿中，率部活捉了张辉瓒，后又率部参加了第2、第3次反围剿。

且说4月19日晨，东方渐渐露出鱼肚白，敌军的工事、帐篷显出了朦胧的轮廓。突然，红11师师部发出了攻击信号。第31团政委宋成泉第一个从掩体里跳出来，向战士们高喊一声：“打！”瞬息间，重机枪和步枪一齐向大尖敌阵开火，首先打响了攻取漳州的战斗。

枪声划破长空。吴吉清正要叫醒毛泽东，只见毛泽东一骨碌爬了起来，双手叉腰，观察着五峰岭、十字岭和风霜岭方向。他看了一会儿，听了一会儿，对吴吉清说：“走！”吴吉清跟着毛泽东越过山坳，跨过山垅，来到寨前山东路军总指挥部，与林彪、聂荣臻会合在一起。

此时，红12师1个团正面攻打十字岭受阻，数攻不克。毛泽东接过林彪的望远镜扫视一番，对林彪、聂荣臻说：

“可以增派部队迂回五峰岭，从守敌较弱的大尖俯冲而下，吃掉十字岭顽强之敌。”

林彪、聂荣臻立即调红30团冲上五峰岭，配合红31团歼灭守敌，转而从大尖俯冲十字岭，从背后冲击守敌，打掉敌人的重机枪阵地。

不久，林彪、聂荣臻突然听不到十字岭敌人重机枪的吼叫，知道它已经成了哑巴，高兴地报告毛泽东说：

“好啊，上去了。”

此时，红10师也已经插进大尖东侧阵地；红3军自左翼投入战斗。红3军和红12师一齐冲向天宝山一线，会合红11师向溃退之地发起猛烈追击。红15军也在第4军的配合下，迅速攻占了榕子岭、笔架山，直捣靖城，迫近九龙江江畔。

4月20日，国民党军第49师所凭借的天然屏障全线坍塌，守敌纷纷向漳州、南乡、浦南方向逃窜。东路军各部协同作战，迅速占领天宝、南靖，乘胜向漳州市区方向进击。

在漳州西茶铺亲自指挥炮兵部队的第49师师长张贞见势不妙，立即增派援军接济前线溃兵，他自己则迅即领兵撤回了城内。

张贞所遣的援军被红军阻击在香蕉林茂密的漳龙公路首段，敌145旅旅长祖清临阵逃跑；146旅旅长杨逢年也来了个“割须弃袍”，用门板横渡九龙江逃命；副旅长魏振南被俘，团长陈启芳被击毙于山野。

欲知东路军能否打下漳州城，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直下漳州”之战打得确实漂亮！毛泽东在丧失指挥权的情况下，若不是苦口婆心地说服林彪、聂荣臻等人，又说服了周恩来，暂时阻止了“左”倾冒险主义行动，重组东路军，实行东征战役计划，真不知道红1方面军何时才能摆脱被动局面。在饱受指责、服从组织决定的同时，又不失时机地主动出击，扭转大局，这就是一代伟人的高贵品质和超人的智慧。

第39章 1932年4月—

“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话说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和东路军总指挥部一道向漳州挺进，来到北溪岸边，迎面碰上了红32团政委杨成武。杨成武此时才刚刚18岁，一见毛泽东，就激动地说：

“报告主席，我们团缴获了好多好多的日本造洋枪，有三八式步枪，20发驳壳枪，马克沁轻机枪，三七口径小钢炮。”

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勒住马缰，说：

“缴到好武器，你们不要‘近水楼台先得月’，可要分一些给兄弟部队，‘有福同享’啊！”

杨成武，1914年10月27日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张屋铺下畲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0年入私塾，1923年转到上杭县回龙圩教会小学，后转入长汀县第一小学，毕业后考入长汀省立第7中学。1928年，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1月参加闽西古城武装暴动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任闽西红军第3路指挥部秘书、宣传队中队长；1930年3月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3纵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杨成武先后任红4军第12师秘书、连党代表、教导大队政委。

且说是日晚，东路军各部逼近漳州城郊，敌师长张贞见大势已去，赶紧下令炸毁城中的枪械弹药库，率领残部连夜撤出城去，逃向闽粤边陲的诏安县，尔后又逃往厦门。

漳州战役共歼敌第49师大部，俘敌副旅长以下官兵1674人，缴枪2300多支，子弹13万发，炮6门，炮弹4900发。一些战士还在战利品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机器——他们从未见过的也不知道怎样使用的无线电发报机。抢先攻入漳州的红11师（刘亚楼为师政委）先遣团还缴获了敌49师两架帆布双翅单引擎军用教练机。

聂荣臻后来回忆说：“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这是我跟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

这天晚上，毛泽东穿着一件长褂，头戴凉盔帽，乘坐一匹白马，跟在红军队伍中进入漳州城，遇见了正在指挥打扫战场的红10师政治部主任舒同。他握着舒同的手说：

“我早就知道你了，看过你的文章，见过你的字。”

舒同，字文藻、又名宜禄，1905年12月14日出生在江西省东乡县孝冈镇。1920年6月，他在家乡与进步同学成立“金兰同学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1921年8月考入江西省立第3师范学校，与李井泉等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5年发表《中华民国之真面目》，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所谓“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虚伪性；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东乡县支部书记、县委书记；1930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4军政治部秘书、红11师秘书长、中共赣东特委秘书长、红4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红12师政治部主任、红1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参加了1至3次反“围剿”作战。舒同往往在休息时抓紧时间起草文稿，颇有“立马可待”之风。他还有个习惯动作，右手指总爱在膝头上比比划划练习写字，因此，他的裤子总是在膝盖处先破。他这一习惯是在行军打仗中的马背上养成的，毛泽东便送他一个雅号：“马背书法家”。

毛泽东边走边从地上捡起一颗弹壳，轻轻地说：

“战地黄花呵！”

舒同会心地笑了。他为毛泽东具有如此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如此神奇的妙语所触动。

毛泽东被安排在芝山南麓的一座别墅式红砖洋楼里休息。罗荣桓住在芝山半腰的一幢楼房里，邻近毛泽东的住处。聂荣臻和林彪则随东路军司令部住到省立龙溪中学的“干之楼”，从楼上西窗口可以看到毛泽东住的红楼。

4月21日上午，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召开师级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了做“战役检讨”，又布置了进城后的任务。他偶尔甩动一下黝黑的长发，用右手扳着左手指，1、2、3、4有条有理地告诉与会指挥员们，要进行抗日宣传、筹措军费、扩充红军和开辟闽南苏区。谈到筹款问题，他把政策界限讲得十分清楚。他说：

“没收官僚兼地主兼资本家财产；对民族资本家和中小商人采取捐助的办法。”

4月22日，毛泽东在漳州给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发电称：

“南靖一线，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我东路军当于最短时间，“发展闽南游击战争，筹足百万以上经费，准备消灭入闽之敌。”

他在电报上还说：

“闽南剥削奇重，工农小商深恨地主军阀到绝，红军入漳，市民拥看若狂。”

这一天，毛泽东召集红3军、红4军和东路军总部连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经验，他说：

“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打下漳州后下一步该怎么办? 毛泽东清醒地估计到东路军的力量是有限的，不可能长期固守漳州，所以他在报告目前形势、布置下一阶段工作时，确定在新区的工作方针是：

公开宣传，秘密组织。只有在原先有游击武装基础的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根据地。在漳州则是只发谷物，而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

4月23日，东路军在毛泽东指导下分兵在漳州、石码及漳州所属的龙溪、海澄、南靖、漳浦、长泰等县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并在一些地方组织工农革命委员会，打土豪、筹款子和物资，扩充红军队伍。还组织人力将一些战利品运送回闽西苏区。

毛泽东发现有的部队在打土豪时，将戴礼帽、穿西服、拿手杖的侨眷当做土豪抓起来，就在他住的楼前草坪上召开了一次连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议。他说：

“你们抓错了许多人，第一个原因，没有很好做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打人权。”

红32团政委杨成武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讲“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感到特别新鲜。只听毛泽东接着说：

“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本地话……”

毛泽东教育大家分清什么叫土豪，指示部队赶紧清查，抓错的要马上放人，要赔礼道歉。他要求在漳州筹款60万，因事关重大，就让罗荣桓亲自抓一抓。

会后，毛泽东指定聂荣臻、罗荣桓分头到各军、师去，检查纠正筹款工作失误的落实情况。驻扎在石码的红4军政委罗瑞卿，也回到部队传达毛泽东的讲话，教育部队要把抓错的人放了，还要赔礼道歉。仅一个红33团就放了100多名抓错的人，他们向那些被抓错的人一一赔礼道歉。

4月下旬的一天，龙溪县筹款委员会在芗城东厢打锡巷旧商会举行会议，罗荣桓特地挤出时间前去参加。上午8时，会议开始了，罗荣桓讲话先自报家门：

“我叫罗荣桓，在东路军政治部工作。红军是抗日的，日本人打到我国门内，中国人就要起而抗之。我们红军的臂章写着‘抗日救国’，也用行动贯彻我党的抗日主张。红军抗日就要军费，漳州工商界人士都要救民族于危亡，我相信大家都会踊跃捐款，相助抗日的革命队伍。”

他的话音一落，与会者鼓起阵阵掌声。负责各商界同业的筹款委员，当场都认定了捐款数额：10万、7万、2万、1千……，一下子就筹到了几十万光洋。

罗荣桓回到芝山红楼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连声说：

“好，好！捐助政策能坚持，民族资本家会拥护我们的。”

罗荣桓说：

“政策开了路，我想，如数捐助不成问题。”

毛泽东在漳州期间，还会见了地方党负责人罗明、邓子恢、蔡协民、王占春，指导组建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和红3团的武装队伍。

4月27日，毛泽东指导闽南地方党组织通过召开工农和各界代表会议，在漳州成立了临时政权机关——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

就在此时，厦门市委秘书长曾志也赶来漳州，找到了红4军军长王良，王良把她送到政治部罗瑞卿那儿，罗瑞卿派了辆大卡车送她到东路指挥部，总指挥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热情地请她吃晚饭。饭后，林彪派人带她去见毛泽东。她一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发现蔡协民也在这里。毛泽东十分热情地说：

“我一直在想着你们，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巧得很，蔡协民也来了，你们俩就住在我这里，我搬到旁边的房子里去住。”

曾志说：

“我是奉厦门中心市委之命，前来打前站的。中心市委觉得应该把机关迁往漳州来，让我先来看一看。”

毛泽东沉思片刻，说：

“我们的部队在漳州到底能呆多久现在很难说，市委要迁过来就过来吧，来了再说。”

此后，曾志曾陪同毛泽东到龙溪中学图书馆里寻找书籍。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图书馆，毛泽东在书堆中翻出了不少有用的好书。

曾志在回忆录中说：“我发现毛泽东对书情有独钟，爱书如痴，见好书如获至宝。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书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埋头在书堆里整整呆了两天，挑出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什么内容的都有。”

“曾志，给我找个箱子来，”毛泽东嘱咐曾志：“我们把这些书带走。”

曾志装了好多箱子书，让人搬上卡车，运回了中央苏区中心的瑞金。

毛泽东将要事处理一毕，在警卫员陈昌奉、吴吉清的护卫下，兴致勃勃地来到城南机场，观看缴获的两架飞机。他高兴地说：

“这下好啊，红军有了自己的飞机。我们一起坐飞机飞回红都，不要靠两条腿了。”

一句话说得陈昌奉和吴吉清眉开眼笑。

东路军进入漳州后，伙食和装备都有了很大改善，唯独毛泽东除了书籍增加了好几倍外，其它一切还是老样子，吃的天天都是豆芽和白菜，盖的还是那床连毛都磨光了的旧毯子，袜子已经换了两三次袜底。曾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她在去邮局拿报纸时，口袋里还有几枚伙食尾子，就买了2双黑线袜子送给毛泽东穿。她还从没收来的物品中捡回了两双女式胶鞋，两条肥皂，还有一包土纸包装的巧克力，兴高采烈地交给毛泽东，说是要毛泽东带回江西给贺子珍。

不久，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率市委一帮人进驻漳州，立即开展工作。曾志负责起草了一份《告漳州同胞书》，请毛泽东亲笔作了一些修改。她利用这个机会，向毛泽东提出要求，想回部队工作。

据曾志回忆说：“我那时不过21岁，充满着革命热情，非常不适应白区憋屈的生活，一心向往着军队里的战斗生涯。我向主席表明心迹，他同意了，但一定要征得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的认可。王海平最后也答应了，放我走，我好不高兴啊！心想终于又能扛枪当女兵了！”

可是就在这时候，厦门中心市委做出了一个决定：在漳南成立漳州中心县委，由蔡协民任县委书记。会后，蔡协民单独找到王海平说：

“要我到县委去可以，但我有个条件，让曾志也去，否则我搞不好工作，负不起责任。”

王海平一听可就犯难了，已经答复毛泽东，同意让曾志回中央苏区工作。他思来想去，只好还去找毛泽东，请毛泽东做工作。毛泽东就把曾志找了来，告诉她说：

“我本来是同意你回中央苏区工作的，但是如果蔡协民带着这样的情绪去漳南，势必会影响工作。他的身体不好，确实也需要你在他身边照顾。为了工作，我看你还是和蔡协民一起去创建新苏区吧，那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嘛！”

他怕曾志不同意，又故意说：

“开辟新苏区很艰苦，一个共产党员要勇于承担这个任务。回苏区只是做一部分工作，而在这里是开辟，是创造，意义更大。”

劝将不如激将。年轻好胜的曾志自然不愿意让人说她回苏区是逃避艰苦，尽管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毛泽东既然这样说，她也就只好答应留下来。

两三天之后，蔡协民、曾志将出发去闽南的小山城了，毛泽东特意设晚宴为他们夫妇饯行。他破例叫警卫员买了一只大红公鸡，还打开了一听从江西带来的还没舍得吃的牛油罐头。毛泽东如此真诚，使得曾志十分感动。

此一别也有分教：壮士热血洒闽土，巾帼苦尽方归宗。

后来蔡协民于1934年在漳州英勇牺牲，曾志在1939年12月回到延安后才又重新见到了毛泽东。

再说1932年5月3日，毛泽东就苏区中央局转来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4月14日《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以个人名义复电苏区中央局，率直地陈述了他个人的意见。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信中说：“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危险的步骤”，“反苏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地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做全线的新的总进攻”。党的任务是“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地拥护苏联的革命斗争”。“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中央局：

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第一，3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敌，亦是防御攻击性质。绝不应夸大敌人力量，以为敌人还有像去年3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大摧残的可能，而且，在战略上把自己错误起来，走入错误道路。第二，在3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为前提。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圈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去年的战略，要用到现在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了。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圈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了我们的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的行动。我西路军今后应采取完全主动的动作，用各种方法调动敌人，集中兵力打它弱点，各个消灭敌人，达到全局胜利。东路军今后的任务，是要坚决地打击粤敌。

毛泽东 列（3日）

5月初，漳州有不少知识分子向罗荣桓提出要参加红军。

夜深了，毛泽东和罗荣桓还在研究接受知识分子参军问题。从名册上看，有高捷成、李子芳、苏静、苏精诚等，一共100多名。他们当中有美术家、小提琴家、教员，还有几十名台湾籍的爱国青年和南山的几名和尚。毛泽东想起在红军进入漳州后，闽南知识界就曾给他写过建议信，提出红军应当招贤纳士，便对罗荣桓说：

“知识界建议我们‘招贤纳士’，我们红军队伍能容五湖四海，对这批‘贤士’，可以尽招而纳之。这批贤士，我看，是不是请罗明带到苏区去？”

正说话间，罗明带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总工会李代表上楼来了。毛泽东指指罗明，笑着对罗荣桓说：

“你看，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原来，罗明到漳州后就住在毛泽东楼下，二人常来常往。今天晚上他和李代表研究了漳州工人代表团赴苏区参观问题后，一同上楼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拿起一叠信递给罗明，风趣地说：

“统统是秀才们的荐贤信，要我们招贤纳士。刚才我说，红军能容五湖四海，广招而纳之。你们要带工人代表团去苏区，能不能也带上他们？”

罗荣桓插话说：

“我和主席刚刚商量，就看你的了。”

罗明说：

“闽西我路熟，沟沟坎坎一清二楚，带路不成问题。”

5月5日，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奉周恩来之命，来到漳州将红15军军长黄中岳逮捕。同时被逮捕的还有：张少宜（15军副军长，红军学校总教官）、萧世俊（15军参谋长）、高达夫（15军经理处副处长）、李聘卿（红5军团经理处会计科长）、蔡佩玉（红军学校俱乐部管理员）。

几天后，李克农又奉命将正等待出国，请假在汀州视事的季振同逮捕。

其间，被逮捕的还有：牛冠甫（14军参谋长，红军学校总教官）、刘佐华（冯玉祥与季振同的联络代表）。

这次事变的起因是3月12日中革军委在重编红1、3、5军团时，将原红5军团3个军完全分离，深深刺痛了5军团一部分领导人。作为红5军团总指挥的季振同，顿时陷入了被人分割的痛苦之中，尤其是一种不被人信任、且被人提防的感觉，令他时时感受到耻辱，于是便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并要求到国外去学习。他的拜把子兄弟15军军长黄中岳受他的影响，在漳州战役期间思想上也产生了波动，想离开部队另谋去处。黄中岳还曾私下说过“我这次到前线去，干多少就多少，拖不动就算了”一类的话。

季振同、黄中岳及一部分下属对中革军委的不满，引起了苏区中央局的高度警惕，便以“反革命”罪将他们逮捕关押。此时的季振同和黄中岳等已是百口莫辩，任人宰割了。

5月9日下午，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开庭，复审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一案。

此前，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的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还为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

谢步升案发后，毛泽东尚在苏区，对谢步升一案非常关注，听取了梁柏台等人的汇报，力主严惩该犯。他指示说：

“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瑞金县苏维埃在5月5日对谢步升一案进行公审，判处其死刑。谢步升不服判决，向临时最高法庭提起上诉。在5月9日这一天，经梁柏台等复审，判决结果依然是：“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

这是红都瑞金打响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

5月11日，周恩来在长汀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毛泽东批评中央指示信的复电。会议做出了一个只“唯上”不“唯实”的决议。决议中说：

“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中央局“自去年3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积极向敌人进攻，迅速地夺取中心城市与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便发生很大的迟疑和等待”，“这种保守倾向更加助长了农民中落后意识与保守观念的发展。”“‘真正地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这首先就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5月12日，罗明和李代表率领漳州工人代表团一行19人及到苏区的知识分子，从漳州启程前往长汀。

几天后，罗荣桓抖动着手中的《红色中华》，告诉毛泽东说：

“漳州工人在长汀，报载了！”

毛泽东微笑着说：

“见了，见了。”

罗荣桓又将刚刚收到的电报内容，报告毛泽东说：

“工人代表有半数要求参加革命呢。”

“好啊！”毛泽东神采奕奕地说：“说明这次东征行动，我们的党、红军是耸动远近视听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来啦。”

就在这时候，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对毛泽东新的一轮攻击又来了。

5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给苏区中央局发了一份很长的指示电，点名指责毛泽东在3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纯粹防御路线”，“游击主义”；说“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与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可以引出极大的危险结果与苏区土地之丧失。”“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的“纯粹防御路线”和“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

指示电同时批评周恩来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地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地转变”，但是还没有“彻底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的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

周恩来面对中央的严厉批评，被迫作了检讨，承认自己“犯了不可容许的迟缓、等待这样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5月27日，东路军接到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发来的一份通报，通报中说：

陈济棠正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有勾结广西军阀共同进攻赣南和闽南之意；又悉，敌19路军正开赴福建途中。”

5月29日，中革军委命令东路军撤离漳州地区，回师赣南与粤敌作战，保卫中央苏区。

聂荣臻奉命先行。毛泽东要他必须及早赶到苏区中央局所在地长汀城。于是，聂荣臻决定乘坐那一架修复好的飞机前往中央苏区。杨成武担心他的安全，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政委，你就这么冒冒失失飞回去？还不知道驾驶员可靠不可靠哩。”

聂荣臻微微一笑就上了飞机。他知道，驾驶飞机的是一位朝鲜籍的可靠战士。就这样，他第一次乘坐红军第二架军用飞机（被命名为“马克思”号。红军第一架军用飞机是鄂豫皖根据地的红4方面军在1930年春缴获的，被命名为“列宁”号），安全飞往长汀，后又飞抵红都瑞金。当电波传来“平安到达”的消息时，毛泽东放心地笑了。

1932年6月5日，中革军委发布军事训令，要求：

“1、5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3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

毛泽东等人即遵命率领红1、红5军团分两路由龙岩地区向西进发，在路过福建武平县大禾圩地主的土围子时，红4军军长王良遭到冷枪袭击而不幸牺牲，年仅27岁。

王良，原名王化赅，字傅良，1905年出生于四川省綦江县永城乡，1924年考入上海持志大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6年到广州入黄埔军校第5期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1929年1月随军转战赣南、闽西，先后参加大柏地、长岭寨等战斗。1930年6月后，他先后任红1军团4军1纵队司令员、10师师长、11师师长，参加了第1、第2、第3次反“围剿”。

王良牺牲后，由周子昆接任红4军军长。

6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长汀召开会议，研究贯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会后，中革军委取消了东路军和西路军，恢复红1方面军番号，红1、3、5军团均由红1方面军总部指挥。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总政委职位空缺。

毛泽东在军内没有职务，继续以“政府主席”名义随军行动。

6月下旬，红1、5军团到达赣南安远县天心圩等地。根据红1方面军总部命令，红军各部冒着酷暑，长途行军，赶到广东南雄乌迳地区。

1932年7月8日，红1方面军总部发出《准备歼灭由南雄出犯之敌张枚新师的命令》，令红5军团歼灭张部，同时打援，相机夺取南雄城。

7月8日上午，由军长陈伯钧、参谋长朱良才指挥的红1军团前部红15军与粤敌张枚新第4师在南雄县水口圩附近遭遇，发生激战。

这天下午，红5军团在董振堂、萧劲光率领下，赶到黄坑附近，得知乌迳之敌已沿浈水南岸向西退却，遂改向水口方向截击，击溃敌两个团，敌退至水口布防。

7月9日，粤军余汉谋命其第4师固守待援，同时命其独立第3师和独2旅共6个团由南雄悄悄驰援水口。加上原4个团，该敌兵力已增至10个团，而红5军团并没有察觉。

是日晚，董振堂与萧劲光、赵博生、刘伯坚等在指挥部召开团级以上干部会议。萧劲光首先作了战斗动员，他说：

“同志们！这是我5军团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单独作战。我们要保持宁都起义的荣誉，向兄弟部队看齐，为了苏维埃的胜利，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这股敌人。”

接着，董振堂作了战斗部署，他说：

“今天我们成功地将敌人拦在了水口，1军团正在行军途中，离此地还有两天的路程。我们要设法拖住这股敌人，不要让他们给跑了！估计敌我明天必有一搏，因此我命令13军担任正面的防守，徐彦刚军长率3军在浈江南岸迂回，随时从侧翼打击敌人。”

7月10日一早，粤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红13军前沿阵地扑过来，战斗异常激烈。战场上硝烟弥漫，尸横遍野。敌人数次出动成团的兵力进攻未果后，便把矛头指向南岸的红3军。红3军不善防守，几个回合下来伤亡较大，尤其是8师的干部伤亡殆尽，部队一度失控。3军军长徐彦刚同政委、参谋长都上到前线与敌肉搏，情况岌岌可危。关键时刻，军团长董振堂率警卫连增援上来，硬是将已突入阵地的敌人打了回去。

战至中午，敌人毫无退却象迹。参谋长赵博生从红13军阵地匆匆赶回指挥所，对董振堂说道：

“老董，看来水口敌人不止4个团呐！”

董振堂将血迹斑斑的上衣往旁边一甩，边挽袖子边说：

“我看也是，先不管那么多，仗已打成这样了，谁先退谁吃亏，先设法拖住这股敌人，待1、3军团赶到，给他们‘包饺子’!”

正说着，警卫员跑进来报告：敌人又进攻了！董振堂抄起望远镜来到观察口，只见敌人漫山遍野沿浈江两岸又攻了上来。他扭头对赵博生说道：

“老赵，敌人很凶呀。”

赵博生笑了笑说：

“你没听说过，湘军虎，粤军狼啊！”

董振堂咬咬牙说：

“咱们这次要逮住这条恶狼，狠揍他一顿，打得它永远也不敢再踏入苏区半步！”

说罢，抄起家伙就要出去。赵博生将手一拦道:

“老董，上哪去？”

董振堂急切地说：

“都什么时候了，老赵！3军那边伤亡很大，我必须去那里看看。”

赵博生说：

“不行，你是军团总指挥，你哪儿也别去，3军那边由我带队增援！”

董振堂说：

“你戴着眼镜目标大，不能去，你别再与我争了！”

赵博生擦了擦那副眼镜，对身边的警卫战士说：

“你们都听着，给我看好了总指挥，不许他再踏出指挥所半步！”

说完即带着几个参谋匆匆赶往3军阵地。

这天下午，战斗更加激烈。赵博生在3军阵地上亲自指挥战斗，左臂中弹负伤。激战一直持续到晚上7时，粤军才停止了进攻。

此时，应红5军团的请求，红1、红3军团和红12军，正奉命紧急驰援水口。

7月11日拂晓，粤军又开始了进攻。董振堂沉着应战，指挥部队利用浈江两岸有利地形，给敌军以一次次沉重的打击。

7月12日，毛泽东随红1军团和红12军赶到水口战场。他来到5军团指挥所召开会议，听完萧劲光、董振堂的汇报后，决定由林彪率领红1军团增援南岸的红3军，红12军增援浈江北岸的13军，同时命令各部到达指定位置后，马上出击，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坚决消灭敌人。

作战部署完毕，董振堂谨慎地说：

“主席，我有点儿事想找您一下。”

看到董振堂欲言又止的模样，毛泽东笑了，说：

“董将军，有事尽管说！”

董振堂一直惦记着关押在瑞金的季振同、黄中岳等人，便鼓起勇气说：

“季振同、黄中岳二人起义参加红军以后，虽有些旧习气，发过点牢骚，但据我所知，他们并无背叛红军的行动。再说宁都起义他们都起到了重大作用，思想是积极的，作战也是勇敢的。我想他们如确有背叛行为，我们当向全军宣布，予以讨伐，绝不姑息。若只是思想作风问题，还望主席予以教导便是。他们对您都是信服的！”

此时季振同、黄中岳等人被关押在瑞金，还没有宣判，而毛泽东则一直是随军行动，不知道后方的处理结果，况且他已被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不好向董振堂表态。他略加考虑，安慰董振堂说：

“我们会查清此事，正确处理的，要相信组织。在此之前，我希望你与博生同志要多做工作，稳定原西北军同志们的情绪。”

董振堂点点头，说：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全力做好这个工作！”

后来在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前夕，为纯洁内部，甩掉“包袱”，中央政治保卫局奉博古、周恩来等“三人团”之命，将己囚禁达两年半之久的季振同、黄中岳等9人杀害于瑞金九堡的大山之中。季振同年仅33岁，黄中岳尽30岁。

且说送走毛泽东后，董振堂与萧劲光会同12军的领导开始了紧张的战前部署。

由于红3军团未能及时赶到，敌我双方兵力基本相当。总攻开始了，红5军团战士们手持大刀，与粤军肉搏，使敌受到重创。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粤军在几路红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支撑不住，开始向南雄溃逃。

红军乘胜追击。毛泽东也手握一支驳壳枪，加入了追击的队伍。他个子高大很显眼，被萧劲光看到了，赶紧跑上前去阻止说：

“主席，您这样太冒险了！不能追了。”

并命令警卫员保护他撤往后方。毛泽东摆摆手说：

“溃退之敌，追追何妨！”

说着又冲了上去。萧劲光顿时急了，赶上前去用手一拦，严肃地说：

“毛泽东同志！请你尊重我的指挥权！”

毛泽东先是一楞，继而笑道：

“你这个萧劲光，好霸道！我也是红军指挥员，你指挥你的，管我作甚！”

说完又往前冲去。萧劲光无奈，只得率警卫人员紧紧跟在他后面，以防不测。

水口圩一役，红军主力击溃了粤军10个团，毙敌3000余人。据战后统计，仅阵地前被红5军团指战员用大刀砍死的敌人尸体就有上千具之多。此役沉重打击了粤军，从此再也不敢与红军为敌了，从而彻底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但红军损失也十分惨重，仅红5军团13军就伤亡团长7名，连排干部损失近半，战士1000余名。划归红1军团指挥的15军44师师长王鸿章也在这次战役中牺牲了。

王鸿章是陕西人，早年加入西北军，曾任26路军第27师参谋处处长。宁都起义时,他坚决响应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的号召，率领79旅集体参加起义；加入红军后，不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率部先后参加了赣州、漳州战役。在水口战役中，他率队冲锋，不幸腹部中弹，英勇牺牲。

据时任红5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的黄镇回忆说：“英勇的红5军团与数倍与我的粤敌精兵10个团血战3天3夜。狭窄的一条浈水，血流成河，到处是尸体和受伤的战士，山谷里杀声震天，尘埃蔽日。”

亲历这次战役的罗元发将军则回忆说：“当水口之敌向我军反攻时，师政治部主任刘型同志要我去前面随部队行动参加战斗。我一到前线，便随部队从侧翼向敌人发起了进攻。战士们都脱光了上衣，先是用枪打，子弹打光了，就扔手榴弹，然后举着大刀向敌人冲过去。这是一场真正地肉搏战，伴随着‘嘿！嘿！’的喊杀声和刀枪的碰撞声，战士们越杀越勇。敌人被我们的大刀吓坏了，打了几个小时后，战场上留下了横七竖八几百具敌人的尸体。大小河沟里的水也被血染红了，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命。”

聂荣臻也回忆说：“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之词。红5军团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野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战士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

水口圩之战一是由于红5军团误判敌情在先，二是因为红3军团未能及时赶到战场在后，兵力没有真正集中，虽将粤军击溃，但缴获不多，打成了同敌人拚消耗的战斗。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6节《集中兵力问题》中总结说：

“1932年7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击溃陈济棠10个团），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水口圩战役后，红1方面军奉命进至粤赣边界的南雄、信丰一带，休整一段时间，准备渡江北上，迎击进犯的国民党军。

北上作战如何打？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又产生了意见分歧。

欲知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分歧怎么解决，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本传前面已经说到红5军团在1932年1月下旬因不实传言发生了骚动，在紧要关头，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一部分领导人决定派部队武力解决。而与之相反，毛泽东则十分珍视这一支刚刚从国民党军中暴动反正的革命武装力量，他一言定风波，这才避免了一场革命阵营内部的火并和血腥大屠杀。但仅仅在数月之后，季振同、黄中岳等9位红5军团重要领导人又被苏区中央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在关押近两年半之后，最终还是在“战略转移”前夕，被“三人团”以纯洁内部、甩掉“包袱”为由，残忍地杀害了。联系到袁文才、王佐被冤杀，红20军被屠的悲惨命运及在“左”倾路线“肃反”中刘士奇等无数的革命领导人被处死，这一类惨不忍睹的故事，常常使笔者唏嘘不已！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群群投身革命的志士，没有战死沙场，却倒在了自己阵营里的“同志”的脚下！我曾想，倘若有人能写一部《冤魂录》，以警示后人，不也是一件很有教育意义的事情么？！

第40章 1932年7月—

“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和后方，我到后方之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

话说1932年7月15日，苏区中央局发出《告前线红军战士书》，要求红1方面军“毫不疲倦地乘着这一伟大胜利的开展，继续与敌人决战，继续歼灭敌人，迅速地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

《告前线红军战士书》规定：红1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佯攻赣州，调动敌人，以求红1方面军主力乘机由南雄、信丰北上，在赣州上游渡河，沿赣江西岸北进，实行“北上作战”，同国民党军主力决战；同时策应鄂豫皖、湘鄂西红军的反“围剿”战争。

毛泽东依据红军一贯采取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诱敌深入”、“避强击弱”等作战原则，电告苏区中央局，提出了一个北上方案，他说：我军应先行攻打守敌薄弱的乐安、宜黄、南丰、南城等地，扫清北上通道的障碍，打通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然后再图进展。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作战方案后，决定亲自去前线一趟。

7月21日，周恩来和苏区中央局其他成员研究决定：以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与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一道主持后方工作；他则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到信丰前线的红1方面军总部，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会合，共同研究红1方面军的行动方略。

周恩来到前方后，经过实地考察，了解了前方的情况与敌我态势，很快就同意了毛泽东的战略设想。

7月25日23时，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出《关于当前作战方向致苏区中央局电》，电报中写道：

“我们再三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断绝的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会引起宁（指南京蒋介石嫡系陈诚、罗卓英部——笔者注）、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定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诚、罗卓英等4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敌人渡河东决战更好。”“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以任弼时为代理书记的中央局给前线复电说：不同意毛泽东任总政委，提议由周恩来担任红1方面军总政委。

7月29日，周恩来又致电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1方面军总政委，他陈述自己的意见说：

如果由我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有泽东负责，方能指挥适宜。”

1932年8月初，苏区中央局召开了兴国会议，重新讨论红1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经过争论，会议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

红1方面军从赣江东岸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南丰方面敌人，解决陈诚、吴奇伟、朱绍良等增援部队，逼近夺取吉水、樟树、新淦等城，并威胁南昌、九江，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行动，在有利条件下可先取抚州，联结赣东北。

苏区中央局还接受了周恩来的提议，任命毛泽东为红1方面军总政委。同时，苏区中央局又决定，在前方组织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8月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联名签发了《红1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命令》。命令中说：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1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我第1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首先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

毛泽东终于又名正言顺地回到了红军领导岗位上。

8月8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又发布了《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训令中说：

“从目下敌军配备上与行动上看来，判断敌军是以扼制我军渡过河西贯通湘、赣之目的，将主力摆在河西，赣东敌军数量较少，其中以乐安、宜黄方面为最薄弱。”“应该针对着北路的‘围剿’敌军布置较弱与我军运动较利的一面，集结本方面军的全力，以坚决、迅速、秘密地行动，首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之高树勋所部。”

红1方面军随即佯作向西行动，主力却隐蔽急行北上。

8月15日，红1方面军经过连续行军一个星期，抵达同国民党军接近的招携、东韶一线，对方竟毫无察觉。毛泽东、朱德发布了消灭乐安之敌的训令，训令中说：

“我军有迅速消灭该敌、占领乐安城之目的。拟于明（16）日向守城之敌攻击。”“令林彪同志为攻城总指挥，聂荣臻同志为政委。”“第5军团为为总预备队。”第3军团“监视宜黄、崇仁之敌，并策应我攻城军”。

8月16日，红1方面军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突然向乐安之敌发动攻击，发起了乐安、宜黄战役。

8月17日，红1方面军攻占乐安城，歼灭了由孙连仲指挥的国民党守军新编第27师1个旅，俘敌3000多人。

这一天，敌机前来袭扰，被红军击落1架。红1方面军打下飞机这还是头一次。林彪非常高兴，对聂荣臻说：

“聂政委，我们在敌机前合个影。”

聂荣臻也兴奋地说：

“好，好！蒋介石送来的飞鱼，正好做个纪念。”

于是，警卫员用照相机给林彪、聂荣臻二人拍了一张照片。

8月19日，红1方面军迅速转兵宜黄。

8月20日，红1方面军攻克宜黄，歼灭守军第27师3个多团，俘敌2000余人，第27师师长高树勋仅带领数人逃走。

8月23日，毛泽东率领红1方面军乘胜进攻南丰，一举占领了南丰城。

毛泽东在乐安、宜黄战役中，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原则，打得迅猛异常，速战速决，一周内连克3城，全歼国民党军1个师，俘敌5000多人，缴获了不少山炮、迫击炮，还有包括机关枪等在内的长短枪4000余枝和大批弹药与物资。南昌、抚州大震。不仅江西敌人全部被调动，而且还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个苏区的反“围剿”作战。

乐安、宜黄战役后，红军前方领导人准备乘胜攻取南城，打开赣东局面，作为反“围剿”的后方。

8月24日，毛泽东等率部抵达南城近郊，探知守敌已集中有3个师17个团的兵力，并早有作战准备，工事又很坚固，地形也于红军不利。红1方面军如果强攻，势必会形成相持对垒的局面。而且在乐安、宜黄战役后，国民党军受到很大震动，蒋介石担心红军乘胜北取抚州，威胁南昌，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前来增援。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当机立断，改变预定攻打南城的计划，令红1方面军进至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地区，分兵发动群众，待机破敌。随后，毛泽东等根据新的敌情变化，又率红1方面军主力向根据地的东韶、洛口回师，并主动撤退到宁都以北青塘一带休整，依托根据地内有利条件，寻机求歼来犯之敌。

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说明了前方改变计划的原因：敌军巳注意“固守城镇”，我们应“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这点很重要。”

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在复电中，指责红1方面军在南城撤围后，“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撤退到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更是“不正确的决定”，“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他们还一再催促红1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逼南昌。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根据地的压力，给这些根据地以直接支援。

这样，就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为一方，以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另一方，在作战方针上形成了显然对立的看法。

1932年9月23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并告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进一步陈述他们对目前行动方针的看法。电报上写道：

“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进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具体的布置，以大部兵力放在南丰之西到乐安附近，以一部兵力放在南丰东南做扩大苏区工作，经过一期工作，即以小部队经常向南丰游击，引起敌军增援南丰而准备打击增援部队，并相机与闽北苏区求得联络。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因为，这片地区之赤化与逼进这几个城市，必能变换敌情，并给红军以有利的群众条件，消灭敌人与取得中心城市。”“在这一行动中，必须估计到敌情将有变化。为其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地集中兵力去作战。”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还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分别致电湘鄂西和鄂豫皖中央分局，指示他们应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面，各个击破敌人。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以及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

这样一来，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同周恩来、毛泽东等红1方面军前线军事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起来。

9月25日，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继续批评前方领导人的作战方针。电报中说：

“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与这时正遭受敌军进攻的鄂豫皖、湘鄂西和河西红军不能呼应配合，而会给敌军以布置的时间，可能演成严重错误。”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当即联名复电苏区中央局，对目前不能按苏区中央局指示去攻打乐安的吴奇伟第90师予以解释。电报中写道：

中央局：

电悉。1、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三。但在目前敌情和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行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3、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即中央苏区——笔者注），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进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我们主张，第一期以赤化南丰之西、宜乐之南一片地区，并作战争之准备。）这样才能胜利地配合全国红军的进攻。这自然是积极进攻的。4、中局如同意这一布置，请即刻复电，以便明晨开动。如必要我们待机攻宜黄，则只能在此等候不动，因开进宜黄而不能打，将更加错误。5、无论中局同意哪一行动，我们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局全体会，并且要全体都到，这不仅可以解决目前行动问题，并要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与发展方向、地方群众动员与白区工作、特别是扩大红军苏区与争取中心城市之具体进行等，日期以30日开为好，3天赶到宁北的小塘。6、如何？待复电。

周、毛、朱、王

这是前线军事领导人第1次提议召开宁都会议。

9月26日，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致电前方，除了坚持他们原来的意见外，也不同意立即举行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其理由是：

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福建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你们亦须随军行动”，所以“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

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当即联名复电中央局，坚持说：

待去闽西参加会议的同志回来后，中央局全体会议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因为许多重大问题，“必须讨论解决，日期以在10月10号以前为妥。”

这是前方军事领导人第2次提议召开宁都会议。

这一天，毛泽东根据战场实际，不顾苏区中央局的反对，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与气魄，从革命利益的大局出发，以红1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全文如次：

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　　

（1932年9月26日）

一、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对全苏维埃与红军第4次“围剿”的策略，在他行动中表现是：以优势的兵力向我鄂豫皖、湘鄂西苏区与红军积极急攻，而对我中央苏区的进攻，目前则采取坚守据点、封锁围困，于其据点附近游击进扰，镇压群众，同时非常积极地准备着全国反动力量，以求很快地向中区实行大举进攻。在此时期，对于赣东北与湘鄂赣进行积极的摧残，以便利其大举进攻中区时无侧后的顾虑。

二、在目前敌人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我们中区工农红军为要造成胜利的进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决定在这一向北地区做一时期（10天为一期）战备的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这一行动的任务，是要消灭敌人的零星的游击力量，肃清这一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这些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并且用战斗的准备，随时可以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出击部队，以至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来夺取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

三、执行和实现这一任务，须有具体准备工作，特别是布置战场的工作，对于军事上的要求，更须积极准备。现详细规定是：

（一）预定战场的地区。预定我军目前的战场是要适合两个要求：

１、为要坚决执行胜利的北上任务，必要迅速地肃清宜乐、南丰一带拦阻着我军北上的白区地主武装，使我军可以巩固的迫近宜、乐、南丰各城市，有把握的夺取据点，消灭援敌，胜利的北上。

２、当敌军实行对中央苏区与红军总攻时，要有把握地在宜、乐、南丰一带地区粉碎敌军4次“围剿”，即以猛烈追击乘胜夺取抚州、吉安，开展江西局面。因此决心在宜、乐、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

（二）战场布置的组织：

１、我军的工作部署，每个军要以师为单位分开，要派一师为掩护队，各师分在适当地区工作及训练，其分散要领如下图：第某军布置图（略）。

２、掩护部队必须派出有力部队担任（要有战斗指挥比较强的率领），要进出工作部队的前方约一天或半天行程，先要占领巩固阵地（施行必要的工事）。其主要任务是掩护后方工作部队的安全。其部队除派警戒部队并须以一小部向前游击外，主力须适当集结在一地从事训练，在情况许可下可以派出工作小组在驻扎地邻近做群众工作。在派小游击队向敌人方向游击时，不能削弱其掩护作用。各军掩护队得到紧急敌情，不但须迅速通报本军各部队，还须直接通报邻军各部队。

3、工作小组。由各师（或军部）直接派出该师工作人员，有时可附属必要的警戒队，直接保护工作小组之安全工作。各师（除工作小组）须尽量的集结训练，如以各种原因不能全师集中而要以团为单位分驻时，各团驻地最好能向敌方前后重叠起来（前后距离各团不能超过10里以上）。如地形不许可，必须摆成一横线或梯形时，各团距离不能超过5里以上。

４、各军团要根据过去作战经验，针对着本身弱点加紧各种训练，各军团要自订军事训练计划。师以上各级指挥机关应经常派出巡视人员到下级去巡视，严厉地督促执行任务，并将巡视结果报告上级。

5、参谋旅行团。参谋旅行团以军团为单位组织之，任务是：任军事地理的调查及作战的各种侦察，所到地方必须将工作结果制成书面及图表，准备报告直属指挥员及上级参谋部（详细工作计划另定）。该团应该调查和登记事件规定如下：

（１）社会调查：人口数目及乡村中革命领袖姓名。房屋多少。给养状况。特别出产。当地阶级关系。有无各种斗争历史。有无反动政治组织。

（２）地理调查：四至道路状况。附近河川状况。桥梁船只数目。森林。地势。

（３）军事调查：附近地主武装。地方武装。前面敌军及团匪情况。

６、各军团如遇敌人集中向我进攻（敌人小游击队的进扰不在内），须有掩护有计划地向着指定地点（东陂、新丰市、甘竹）迅速集中准备作战。

（三）工作期间内主力的行动：我为要布置战场计，在工作期间，我军主力应集结在工作地区适当位置，施行训练为有利。

（四）部队分散和集中：

　　１、作战区域的划分：如附图（略）。在工作开始，应择取在我军军事交通的需要上，沿着路线附近先行工作，然后再向其周围推广。其主要道路（如图所示）各军团及军可按规定地区妥为分配后报告总司令部。（１）第1军团以东陂为中心，其工作区域包含水口、登仙桥以东，苦竹坪、东陂、朱坊以北，五六七都、水南以西（附图）。（２）第3军团以新丰市为中心，在水南、朱坊、五六七都以东（不包含朱坊、水南）新丰市之东北工作，包含有朱坊、甘坊、三溪、杨坊、党口、神冈等（附图）。（３）第5军团以甘竹为中心，东至罗坊、白舍、瑶陂，西至洽村、沙坪（附图）。（４）第22军以南村为中心，东至水口、苦竹坪，北至登仙桥、罗山街，西至增田以西直至水南，南与苏区打成一片（附图）。

２、方面军的集中计划另行规定。

四、各部队在工作期间，应设递步哨以便取得互相密切联系，特别是在最前线的掩护部队，当其派出的游击队得到敌情时，须马上用电话互相通报（横的电话线须迅速架设）。

五、工作期间总军医处应在水口设立临时医院，收容工作部队伤病兵。各军团应在军队未分散以前，对于军队卫生如传染病的隔离及对饮水注意放毒等加以详细的说明。

六、各部队进入工作地区后，应将该处给养状况详细调查电告总部。如给养不够，须从工作区以外设法筹办，以免工作区顿起粮食恐慌。

七、工作期间总司令部在吴村。

　　 总 司 令 朱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训令》勾划出了第4次反“围剿”的战略蓝图，中心是将正规部队、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三者的力量结合起来，做好充分的战备工作，将战争的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之上，在有利的条件下，有把握地粉碎国民党军的第4次“围剿”。后来红1方面军第4次反“围剿”的进程与战场分布表明，这是毛泽东的一个英明预见，一个正确的战略计划。但这一《训令》却使苏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他更加恼火，因为《训令》不仅在当前的工作部署，就是在未来的战场预见上，都与他们的指示大相径庭。

9月29日，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

“9月26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部署。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我们4人并刘伯承同志明日下午由瑞金出发，星夜兼程，计划（2号）晚可到前方。”

1932年10月1日，苏区中央局又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

“我们坚决不同意9月26日训令的军事部署。”

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村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前方负责人有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后方的负责人有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刘伯承列席了会议。

周恩来主持了会议。

现存于世的档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称：这次全体会议“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

任弼时、项英等人明白，毛泽东是前方军事方针的主要决策者，所以他们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毛泽东。任弼时、项英批判毛泽东说：

攻打赣州“依据当时情况是绝对需要的”，而毛泽东却对中央主张攻打中心城市赣州持消极怠工的态度。其失败的原因就是由于毛泽东等人执行“进攻路线”不坚决而“遂未坚决布置”。“前方同志表现得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打漳州胜利了，但却在战略上“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乐宜战役后，又重犯了分兵筹款错误，未能达到圆满胜利”，“最后，在南雄、宜乐之间分兵赤化的计划也是错误的。”

任弼时、项英指责毛泽东的根据地思想是“向偏僻区域发展”的“上山主义”；毛泽东的诱敌方针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一再坚持自己的方针、原则，是“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对这些错误要及时和无情地打击。

在任弼时、项英连珠炮似地攻击和指责面前，前方军事领导人大多都噤若寒蝉。

周恩来一面主动承认责任，表示，“后方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一面批评毛泽东说：“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指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同时，他也认为“对毛的批评过分”。

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申明自己的观点，同错误意见进行了说理斗争。但是，他在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强烈的攻击氛围中，独木难支，因之，他的辩白显得是那样无力。

任弼时、项英等提出：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撤销他红1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由周恩来负责战争的领导总责。

王稼祥表示不同意撤销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他说，应该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军事领导岗位上，指挥红军作战。

原来，王稼祥经过了一个时期与毛泽东的相处和了解，逐渐改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建军思想深为敬佩。他义正词严地说：

“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周恩来既不同意王稼祥的意见，也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他说：

“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他提出另外两种方案：

“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毛泽东非常愤慨，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也坚决不赞成周恩来所提的第二种方案。他说：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和全部授权，那我也就无须自己去“负全责”。

会议上“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因此，会议最后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方案，让毛泽东留在前方“助理”。

会议结束后，苏区中央局接到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电。

原来在10月6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据前方来电开会讨论了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说：“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一次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的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做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的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做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望。”于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10月7日在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说：“现在我们反对将他从军队中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的话。目前采取这一步骤，会给红军和政府造成严重的后果。”10月8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埃韦特也在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说：“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因此为实行正确路线而与他进行斗争时必须谨慎行事。”

这样一来，周恩来就不再坚持留毛泽东在前线做“助理”的主张了。

毛泽东心情十分郁闷，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他提出请病假到后方治病。苏区中央局予以批准，前提是要他在“必要时到前方”。

周恩来专程到曾栋材家的黄泥小屋探望毛泽东，告别时，毛泽东对他说：

“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需要我的时候，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10月10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复电中报告说：

“泽东同志因病请假回后方。”

10月12日，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发布了一个似乎是正常工作调动的通令，全文如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红1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

主席 朱德

副主席 王稼祥、彭德怀

10月14日，红1方面军发布战略计划《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计划后边的署名是：“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

周恩来在计划上注明：

“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

《战役计划》决定：红1方面军乘敌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部署尚未就绪之际，出敌不意击破敌之一面，消灭建、黎、泰地区敌人，占领该地区，以利尔后反“围剿”作战。

王稼祥将战役计划交毛泽东审阅后，又谈到了毛泽东即将要走的事情，心情很沉重。毛泽东劝慰他说：

“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和后方，我到后方之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

王稼祥听了这番话，更加敬重毛泽东的高尚情操。此后，王稼祥逐渐从教条主义宗派中分离出来，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终生不渝。

欲知毛泽东去向何处？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力排众议，为毛泽东进行辩护，着实令人钦佩。他那一番话，今天读来，仍然使人觉得是那样的真挚感人。他所说的两个“众所周知”，丝毫没有功利心，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诚、无私、不唯上、只唯实的伟大形象，跃然纸上，流芳千古！

第41章 1932年10月—

“自古用兵，并无常法，皆因情势而定。俗话说：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第11师是陈诚20万军之王，打败11师，便摧毁了陈诚的意志，敌军自然就再无斗志了。”

话说1932年10月16日至24日，红1方面军按照《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相继占领建宁、黎川、泰宁、邵武、光泽等广大地区，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

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致电苏区中央局，宣布撤销毛泽东红1方面军的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兼任红1方面军总政委。至此，“左”倾冒险主义者正式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

1932年11月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军事路线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对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批评说：

“关于与泽东同志的分歧，我们重复说：1、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2、我们反对现在将他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在目前采取这一步骤，将给红军与政府以极严重的影响。”

这就是说，毛泽东的“纯粹防御路线”要公开加以批判；但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又害怕现在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会“给红军与政府以极严重的影响”。

11月12日，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后方负责人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说：

“这次会议是开展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打破过去的迁就和平状态。周恩来同志会前与前方其他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不给毛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问题为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同志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该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

周恩来也致电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申述自己的意见，他说：

“承认我在会议中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前并未商量好，致会议中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泽东同志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因为治病在他确是十分需要的。”

且不管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如何攻击毛泽东，又如何想利用毛泽东而害怕毛泽东回到后方有不好的影响，也不管以任弼时为首的苏区中央局后方负责人和周恩来之间如何相互指责与辩驳，单说那毛泽东早在10月间就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了宁都。回到瑞金的东华山稍事休息后，因肺病吐血，他便经叶坪、古城，翻过长岭寨的牛岭，来到长汀县，与贺子珍一道住进了傅连璋的福音医院附设的老古井休养所。

这是一座傍山的小楼。先头来这里休养的有受“左”倾路线打击的毛泽东的老同学周以粟和老部下陈正人，还有在漳州战役中摔伤的罗明。周以粟是因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而挨整的。

傅连璋用X光透视认真为毛泽东检查肺部，发现有一块阴影，但已经钙化。傅连璋又对他的痰做了细菌培养，没有发现结核杆菌。但傅连璋根据他的病状，认为不能完全排除肺结核的可能，于是便精心为他设计治疗方案，要他多休息，增加营养，同时辅以药物治疗。

在休养期间，毛泽东和周以粟、陈正人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谈论党内的“左”派幼稚病。据贺子珍后来回忆，毛泽东曾经这样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

这年11月间，贺子珍在老古井休养所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二个孩子。傅连璋亲自为贺子珍接生，这是一个男孩。毛泽东给孩子取名叫毛岸红。

此时贺子珍正在患疟疾，傅连璋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喂奶。毛泽东便托人给孩子找了个奶妈。这位奶妈是江西人，喜欢把小孩子叫做毛毛。毛泽东入乡随俗，也跟着奶妈称毛岸红为小毛毛，而毛泽东的同事则称毛岸红叫小毛。

毛岸红生得端端正正，眼睛挺大，像他爸爸。毛泽东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常常把他从奶妈的手里抱过来，又是亲，又是摸。有时孩子睡熟了，他就把孩子放在贺子珍身边，自己则坐在母子俩身边，静静地凝视着。

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休养所物资供给部门的一些人知道毛泽东已经被撤了职，不管事了，就不像以前那么热乎了，冷言冷语也开始了。为此，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光荣、陈金水非常恼火。贺子珍为了改善毛泽东的生活，常常把因生小毛而照顾发来的一份营养品让给他吃。她还不时地向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邓子恢要一点东西。她又去找总务处傅公侠说明情况，傅公侠表示，毛泽东可以按以前的供给标准领取东西。

毛泽东时常躺在床上看书，护士劝他休息，他就笑笑说：

“好，就休息。”

毛泽东常常带着警卫员走到老古井旁，和汲水的群众接触，有时帮老人或小孩汲几桶水，然后步出西门，帮农民踩水车、撒肥，了解生产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干部好不好？对苏维埃政府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他既平易近人，又是农活的行家里手，因此农民都很乐意接近他。

毛泽东还到农会、商会、合作社开座谈会，进行调查，了解情况。

此一时期的长汀苏维埃只注意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人民的生活问题不大关心，因此柴米油盐供应紧张。毛泽东的警卫员有时买不到菜，买不到柴，就发牢骚说：

“这个地方什么都买不到，咱们走吧！”

毛泽东说：

“这里有问题，咱们就一定要留下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是领导者的责任。”

他找到长汀苏维埃的负责人，问他们：

“供应为什么这样紧张，这样困难？”

负责人摊开双手，为难地说：

“有什么办法？敌人封锁我们，东西运不进来。”

毛泽东耐心地说：

“敌人的封锁，固然是造成我们困难的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关心群众生活、不注意改进工作方法造成的。长汀苏维埃的100多名代表，过去工作热情很高，一开会就到。可是现在他们不高兴来了，有时只到会几个人。这不是他们觉悟低，而是他们的心里话你们不愿意听，对于群众的实际问题，你们不关心，所以和你们疏远了。”

他指着汀江上一座破旧的小桥，说：

“比如对面这座桥，已经坏了，走上去摇摇晃晃，挺危险，要不要修理呢？应该想到。关心群众生活，这也是一件顶重要的工作。谁不关心群众生活，不问群众的疾苦，那么，扩大红军，支援战争，就是一句空话。不改变这种作风，是危险的。”

有一次，毛泽东正和长汀县委负责人研究工作，忽然看到一位老妇人挎着篮子从门口经过，就说：

“我们要做到，老太太拿几个鸡蛋来就能换到盐，她需要什么都能买到，长汀就活了。”

毛泽东每一次调查之后，晚上就坐在灯下记笔记，写文章。警卫员见他一坐就是很长时间，劝他在养病期间不要太辛苦了。他说：

“同志，工作要紧呵，革命就是要辛苦一点嘛！”

警卫员就到傅连璋那里去告状，傅连璋说：

“他的脾气我知道，劝也没有用。”

傅连璋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健康，经常在下午5点至7点，陪毛泽东到长汀城边的卧龙山上去散步。有一次，毛泽东在散步期间向傅连璋提议，将福音医院改编为中央红色医院。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傅连璋把贺子珍也动员起来了，他对贺子珍说：

“主席这样长久下去，不但老病不能治好，还会患神经官能症，需要散散步，放松放松肌肉，呼吸新鲜空气，对毛主席有利的。”

贺子珍相信傅连璋的话，时常在晚饭后劝毛泽东：

“今天月光不错，到外边走走吧。”

于是，毛泽东就放下手中的书，随着贺子珍一起去散步。

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写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的草稿。他叫警卫员将草稿一张张的都贴在墙上，请工人、农民、干部、战士来阅读，提出补充修改意见，晚上还要请一些干部到家里座谈。有时请来的人多了，凳子不够坐了，他就把床从墙边挪开，让大家坐在四周的床沿上。有的人时间一长坐不住了，他就拍拍人家的肩膀，微笑着劝道：

“同志，耐心一些呀。共产党的干部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才能更好的工作。”

他有时还会指着某一段文字对某人说：

“注意哟，这是批评你的，仔细看看，对不对？”

有时，他会对某人说：

“看看，你的缺点这样改，怎么样？”

被批评的负责人往往会嘿嘿地笑着说：

“对，批评得对。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改。”

毛泽东听到这样的话，就会握着他们的手说：

“同志啊，为了革命事业，我们改得越快越好。”

在毛泽东的教育和督促下，长汀领导干部的作风很快就转变了。工农业和商业的情况有了好转。警卫员高兴地对毛泽东说：

“毛主席，你真了不起。”

毛泽东却说：

“依靠人民，关心人民，我们一定要永远记住这一点。”

就在毛泽东帮助长汀苏维埃政府改进工作之时，中央苏区的形势又骤然紧张起来了。

1932年12月30日，国民党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的赣粤闽“剿匪”总司令部，下达对中央苏区进行第4次“围剿”的命令：以陈诚为前敌总指挥，调集40多个师，计40万兵力，分左中右3路进攻中央苏区。其具体部署是：由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嫡系12个师约16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由蔡廷锴指挥的第19路军6个师又一个旅为左路军；由余汉谋指挥的粤军为右路军；左右两路军分别担任福建、粤北地区的“清剿”，同时策应中路军的行动。以第23师为总预备队；还有4个师又两个旅分布在南城、南丰、乐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守备。

1933年1月1日，国民党驻抚州的前敌总指挥陈诚，按照蒋介石制订的先“清剿”金溪附近的红军、巩固临川、继之以主力向赣南推进的计划，命令第2纵队总指挥吴奇伟调第14师周至柔部、第27师孙连仲部及吴奇伟自己指挥的第90师，集结临川待命。

此时，毛泽东找罗明谈了一次话，其结果成为后来“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借口，在党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原来，闽西根据地的全盛局面已经遭到了破坏，原属根据地中心区域的龙岩、永定、上杭东部地区，全部沦为红、白拉锯战的地区，情况很是紧张和复杂。在闽西根据地内部比较能与敌人作战的红军部队，仅有刚成立的独立第8师和第9师共3000余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闽西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

毛泽东面对这一形势，找到在福音医院疗伤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央红军取得3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然后对罗明说，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当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进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国民党军的第4次“围剿”。

毛泽东还说，在杭、永、岩等老根据地，要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的动员，牵制和打击广东、闽南两方面的敌军，这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根据地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天，罗明出院后立即召开福建省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大家一致表示，完全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省委由刘晓暂时主持工作。

会后，罗明和谭震林、方方等人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线委员会”，深入边缘区域，直接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

1月4日，红1方面军红3军团和红22军乘国民党军调整之际，向南城以北的黄狮渡发起进攻，战至5日，歼灭国民党军第5师周浑元第13旅大部，俘团长周士达以下1000余人，其余部逃往南城。

1月7日，国民党军第27师、第90师由浒湾向金溪进攻，第14师向黄狮渡进攻，另以1个师由南城向东北出击，进行策应，企图围歼红1方面军主力于金溪以西浒湾地区。

红1方面军以红1、红3军团为右纵队，以红5军团为左纵队，分别迎击国民党军。战至8日下午，红1方面军歼灭国民党军2000余人，重创孙连仲的第27师，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此战红1方面军伤亡也很大，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才华横溢的红14军军长赵博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6岁。后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毛泽东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在瑞金的叶坪建立了赵博生纪念亭。

也就在这1月间，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部分人员迁入江西苏区。政治局常委康生则受命去了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

1月13日，博古临行前在上海另行组织上海中央执行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由李竹声负责。

此后，张闻天首先到达瑞金。接着，博古和陈云、杨尚昆一起，在秘密交通站的掩护下，也到达了苏区。博古一行到上杭时，罗明去迎接他们。博古劈头盖脸地责问道：

“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

罗明回答说：

“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博古听了，顿时心生不快，不耐烦地说：

“不谈了。”

博古一行到了长汀，有人提议说，先去看一下正在长汀疗养的毛泽东，博古高傲地伸出小手指说：

“小毛，有什么好看的！”

1月19日，博古、陈云、杨尚昆抵达瑞金，与张闻天等人会合。

中共中央局委员刘少奇也随之到了苏区。

此时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对于毛泽东的态度，略微做了一些调整和补充，他们决定：“对于毛泽东同志，需要最大限度地忍耐，并由同志们影响他，给他以充分的可能在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下，担任负责的工作。”

1月21日，在前线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说：为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迅速消灭赣江、抚河流域的主要敌人，全国各根据地必须协同作战，统一领导，集中指挥。建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给全国红军以原则上的方针上的指示，以便前方能以电信直接指挥各地红军”。

博古等人在复电中说，集中所有的兵力，统统交付周恩来指挥，以应付“围剿”。为了加强防御，他们甚至把赣东北的红10军由军长周建屏、政委邵式平和方志纯带领调到黎川一线。

“负指挥战争全责”的周恩来及朱德、王稼祥等人，面对国民党军进攻的巨大压力，束手无策，只好问计于毛泽东，毛泽东不慌不忙说出一番话来。

正是：哇喇喇四十万兵来势凶，黑压压乌云压境胆魄惊。看毛公羽扇轻摇，面授机宜，管教你舒愁眉，破重兵。

毛泽东热情接待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3人，他点燃一支香烟，对着地图沉思了一会儿，说：

“敌人虽然有40多个师，近40万人马，分3路进犯，其实只能算3个师，4万人马。”

周恩来大惑不解，轻声问道：

“此话怎讲？”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

“在敌人3路人马中，右路军余汉谋部，系广东陈济棠的属下。陈济棠一向与蒋介石不和，出兵助战，只是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一定不肯为蒋介石尽力。左路军蔡廷锴部，以19路军为主，19路军在上海对日作战受国人敬仰，一定不愿再打内战，不会全力进攻红军。因此，这两路军不足为惧，交给地方红军就行了。”

朱德闻言已经会意，周恩来、王稼祥也有所悟。只听毛泽东又说：

“中路军是敌人围剿的主力，然而总指挥陈诚仗着自己是蒋介石的亲信，为人骄狂，排斥异己，先是吞并郭宗华43师，后又改编了川军52师。所以中路军十几个师中，只有第11师、第52师、第59师3个师，自成一纵队，听命于陈诚，其余各师，都害怕被陈诚吞并，一定不肯卖力。可利用敌军派系冲突，设法消灭陈诚这3个师，那么敌人近40万大军，就会自行瓦解。因此，我说敌人近40万军队，只能当有4万人。”

朱德不解地问：

“如果先打陈诚的3个师，不就犯了兵家大忌吗？孙子兵法最讲究避实击虚，在敌人几十万大军中，以第52、59、11师战斗力最强，其中第11师又居冠。”

毛泽东笑着说：

“自古用兵，并无常法，皆因情势而定。俗话说：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第11师是陈诚20万军之王，打败11师，便摧毁了陈诚的意志，敌军自然就再无斗志了。”

至此，周恩来、朱德、王稼祥3人已经心领神会，于是就联名发布了《关于向北行动的工作训令》。训令中命令红1方面军由黎川向北行动，寻机歼灭江西南城县黄狮渡和资溪县嵩市地区之敌，占领金溪，吸引金溪西南两面敌人决战。

《训令》中还说：这是冲破抚州地域之敌的围攻线、破坏敌之部署、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关键。

也就在1月21日这一天，罗明根据他在长汀、新泉和连城等县的工作情况，向福建省委写了一个《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就如何巩固发展闽西根据地、扩大红军主力和打破敌人的第4次“围剿”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其内容是同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反“围剿”的战略战术相符合的。

罗明把《对工作的几点意见》送交福建省委后，自知这些意见是不符合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进攻路线”精神的，是不会轻易被采纳的。因此，后来他又根据实际情况，于1月底又写了一份《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因为福建省委又被称为闽粤赣省委，所以罗明在报告中的称谓是闽粤赣省委。

罗明在报告中进一步坦率地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在报告中旗帜鲜明地写道：

“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改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此时，闽西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也给省委写信，反映新泉游击区应当适应斗争形势，精简机构，合并群众组织，以便集中领导。

一天下午，红10军政委邵式平和方志纯（方志敏的堂弟）带着方志敏的委托，从黎川出发，前往瑞金汇报赣东北党组织和根据地的工作。在博古的办公室里，他们说明了来意，将一份详细汇报材料送到博古手上。博古翻了一下厚厚的材料，不满地说：

“你们这个材料，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啊。”

方志纯年轻气盛，不服气地辩解道：

“首长说这个材料什么都有是对的，怎么又能说是什么都没有呢？”

邵式平见他有些激动，连忙拉了他一把，对博古说：

“请首长先看材料，我们改日再来汇报。”

二人出了博古的办公室，方志纯问邵式平：

“怎么办？”

邵式平说：

“走，找毛主席去。”

说罢，二人便一起向沙洲坝走去。方志纯、邵式平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毛泽东的大名却是如雷贯耳。毛泽东对方志敏创建的赣东北根据地的高度评价，也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毛泽东的住所。正在屋里办公的毛泽东听说有人来找他，立即走了出来。只见他身材高大魁梧，穿一身没有领章的灰布军装，衣服很旧，但洗得很干净。他那长长的头发未加修饰，但很平整，一双眼睛深沉、睿智而祥和，清癯的面颊流露出坚毅和乐观的神色。方志纯和邵式平走上前去，作了自我介绍。毛泽东用他那双温暖柔软的大手握着二人，连连说：

“欢迎，欢迎。”

然后拉着他们进屋里坐下，亲切地说：

“方志敏同志我见过两次，一次在广州，一次在武昌。这个同志很好，他创造根据地的方法是正确的。”

毛泽东和蔼可亲的话语，消除了方志纯、邵式平的紧张心理。他们告诉毛泽东说，红10军已经到中央苏区来了，方志敏等少数几个领导同志还留在赣东北。

“哦——”毛泽东显然有点惊讶，但他此时的处境和身份不便多问，只是说：“你们那里不是好得很嘛！”

接着，他询问起赣东北根据地的情况，从政治、经济到历史、地理，还让方志纯、邵式平画了个草图，一一作了说明。他听了高兴地说：

“你们那里很好嘛，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大有文章可做。”

不知不觉间一个下午就过去了，方志纯、邵式平起身告辞。毛泽东望着他们不解地问：

“怎么？不谈呐？”

邵式平说：

“天快黑了，耽误您休息了。”

毛泽东站起身笑着说：

“哦，你看，我们谈得连时间都忘记了。”

他把客人送到门口，又说：

“明天下午请你们再来谈谈，好吗?”

方志纯、邵式平自然是求之不得，便愉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再一次会见了方志纯和邵式平。谈话一开始，他就问：

“你们那里好得很嘛，为什么要到中央苏区来？”

方志纯、邵式平还不知道毛泽东已经被王明一伙排挤出了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就说：

“是中央调我们来的，您不知道吗？”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沉默了一会儿，这才说：

“红10军不应该调到中央苏区来，而应该加强嘛。”

说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关切地问：

“主力调来了，家里还有没有部队？”

方志纯、邵式平回答说还有一个赤色警卫师，准备以它为基础，再组织一个军。毛泽东点了点头，说了声：“好。”

方志纯、邵式平汇报说，方志敏同志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首先是抓主力红军的建设。赣东北红军从开始的“两条半”枪，逐步发展到一个连，一个团，一个军。其次是重视地方武装的建设，省有警卫师，重点县、乡、村分别有独立团、大队、中队。到1930年，赣东北党领导下的主力红军、地方红军、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人民武装体系基本形成了。这次红10军一调走，赣东北的军事力量就很弱了，虽然已开始筹建一个军，但装备低劣，经验不足，真担心敌人围剿时，难以阻挡。毛泽东说：

“敌人‘围剿’你们，你们跳到敌人后面去就是了。敌人是想要消灭红军的，红军走了，他还打谁去？他不就撤军了嘛！”

方志纯、邵式平没有理解毛泽东提出的不要和敌人打阵地战，而要打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指示，他们总还是想着弄点大炮之类的武器好对付国民党军的碉堡，就说：

“新组织一个军，武器太少，太差，我们想要点大炮。”

“装备还是从敌人那里夺。炮、炮弹、枪支，是应该支持你们一些。这个嘛……打完这个仗再说吧。”毛泽东说着站了起来，踱了几步，又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攻敌人的碉堡嘞？不可以把它引出碉堡来打吗？”

方志纯、邵式平见毛泽东回到了座位上，就把话题又转到这次部队调动上来，汇报了红10军干部、战士的思想动态，说：

“同志们还是想马上回赣东北去。”

“跟中央说了没有？”毛泽东非常认真地说：“要服从中央的命令！”

“还没有呢，我们只是跟主席谈谈。”

“要跟中央报告。”

“报告？有的人连我们汇报都不愿意听。”方志纯气愤地说：“我们到了博古同志那里，还挨了一顿训呢。”

接着，他把在博古那里受到的冷遇说了一遍。毛泽东严肃地说：

“这就不对啰。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嘛，怎么能不睬不理，还受批评嘞！”

说罢，他转向邵式平问：

“你学过军事没有？”

邵式平回答说：

“没有，我在大学是学史地的。”

毛泽东赞许地笑着说：

“好啊，投笔从戎，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

说罢，他把话题转到前几年执行立三路线的情况上，问道：

“立三路线叫你们截断长江，你们截了没有？”

邵式平汇报说：

“1930年5月，中央要红军去打九江，我们打下湖口后，被阻在长江、鄱阳湖的东南面。敌人的军舰在江里游弋，我们放枪，根本打不着，人家理都不理。我们只好望江兴叹，扫兴而归了。这年下半年，中央又叫我们再次攻打九江，我们又一次来到湖口，打下马垱要塞。”

毛泽东插话说：

“那是太平天国部队打败曾国藩的地方。”

邵式平接着说：

“我们在马垱要塞也打了个大胜仗。可是，九江就不同了，它是全国重镇之一，三面临水，又有长江之险，敌人驻兵甚多，增援方便。而我军远离后方，且越湖进攻，孤军深入，恐有覆灭的危险，因此没有敢冒险去打九江，而是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都昌、湖口、鄱阳、彭泽一带以及安徽的东流、秋浦一带进军，并开辟这一带为根据地和游击区。”

“很好。你们这点力量怎么打得了大城市啊！可就是那么一些人瞎指挥！”毛泽东又鼓励他们说：“你们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工作做得很好，与其它地方不同，有机会我是要为你们做宣传的。打完这一仗，我看你们还是回去，巩固这一方面。”

可遗憾的是，红10军很快便被改编为红11军，在第4次反“围剿”胜利后又被留在中央苏区了。方志敏虽然重组了红10军，但由于失去了主力红军的支持，赣东北根据地不断被削弱，最终被王明路线断送了。

1月2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电告红1方面军总部，要求红1方面军主动出击，西渡抚河，攻占国民党军重兵驻防的南丰、南城，进而威逼和夺取抚州、南昌；电报中还告诫周恩来、朱德说：

“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中央的指示。”

1月25日，红10军奉命南渡信江，到贵溪上清宫与中央红军第31师会合，组成红11军，下辖31、32、33师，计4500余人，归红1方面军指挥；军长周建屏，政委萧劲光，政治部主任邵式平。

1月27日，周恩来因不同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瞎指挥，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说：在国民党军进攻部署尚未就绪、侧重坚守城防的情况下，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红11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军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部队为好。

1月30日，博古主持召开会议，将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改称为中共中央局，博古为总负责人，任弼时为组织部长，张闻天为宣传部长。

1933年2月1日，中共中央局通过中央工农政府土地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第二号训令。训令中说：

根据地内田未分好或分得不好的地方，“要马上发动群众，重新分田”；土地分得好的地方，“要组织突击队、查田队去检查别区的或别县的土地，发动他们重分或对调”。

训令特别强调：在分田和查田中，“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

2月3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为了争得战争的指挥权，致电中共中央局说：连续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为取得第4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共中央局应该常给前方原则上方法上的指示，而具体布置似宜属于前方。

2月4日，中共中央局不顾在前方的指挥者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的一再要求，还是强令他们率领红1方面军攻打南丰，进而威逼南城、抚州。胳膊拧不过大腿，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只有服从了。

2月8日，中共中央局通过了一个《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决议中说：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第4次“围剿”，将是反革命力量同革命力量的最后决战，在这一决战中我们的胜利将展开一个新的局面，将使我们取得一个以至几个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同时，这一胜利将开始我们直接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进行大规模的民族战争的阶段，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

决议要求根据地最大限度扩大和巩固主力红军，在全国各个苏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赣闽两省在3月20日以前，必须输送10000名新战士到前方。

决议还提出了在苏区进行查田运动的口号。中共中央局提出的所谓查田运动，就是要使“左”倾冒险主义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在根据地内得到全面的贯彻，从而彻底否定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土地政策。

2月9日，红1方面军开始向南丰推进。

2月10日，博古以中共中央局负责人的身份，在《红色中华》第51期上发表《为着布尔什维克的春耕而斗争》一文，提出“彻底进行老苏区的查田运动”，号召“动员我们一切力量开展我们在各个战线上的全线的进攻。”博古还在文章中高唱：我们要以“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合奏最后胜利的壮曲！”

欲知博古等人还要如何瞎指挥，且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1933年1月19日，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中央苏区，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始进一步加剧对毛泽东迫害的标志，毛泽东只能置身于战争之外，去做一些地方群众工作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继1927年上半年之后，再一次开始了。

毛泽东修改《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的方式方法可真够绝的，他不但把草稿张贴在墙上，请最普通的老百姓提意见，还要请被批评的人来核实、参悟。这种改文章的方法一举两得，真可谓是史无前例，唯他独有。佩服！佩服！

第42章 1933年2月—

“必须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把群众 组织起来，支援革命战争，做好各项工作。”

话说1933年2月11日，按照中共中央局的命令，红22军占领里塔圩，国民党守军退集南丰城；新丰街国民党守军因被红军截断归路，即退至南城。

2月12日晚，红3、红5军团各一部向南丰西北国民党军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战至次日晨，未能突破守军主阵地。

2月中旬，毛泽东在福音医院老古井休养所休养了4个月之后，返回了瑞金。不久，他派人到长汀接傅连璋和傅连璋的家人，连同医院一起搬到瑞金。傅连璋有病，身体不好，毛泽东就派中央政府的人用轿子抬着傅连璋和傅母走了40公里，进了瑞金城。

中央红军的第一所正式医院——中央红色医院，在瑞金杨岗一座祠堂里成立了，傅连璋为院长，同时兼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

此时，毛泽东已被排除在党和军队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而中央政府的大权则被“左”倾的中共中央局控制着。“左”倾中共中央局运用他们的权力，责成毛泽东必须在苏维埃系统中以政权的力量开展查田运动。这个查田运动实际上就是一个反对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而又要毛泽东去参与领导的运动。按照组织原则，毛泽东必须执行。明明是针对自己的主张，而且已经被证明了是正确的主张，却又要自己去领导去纠正它，而且还要跟着博古一些人宣传他们的“口号”。毛泽东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原则，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以很大的精力投入了对查田运动的领导。不过，他在查田运动的实践中，在领导广大人民同封建势力进行激烈斗争的同时，又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努力纠正一些偏差，尽量把“左”倾冒险主义过“左”的土地政策的危害减少到最小程度。

2月15日，中共中央局为了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左”倾路线，消除毛泽东的影响，作出了《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宣布撤销罗明省委代理书记及驻上杭、永定、龙岩省委特派员职务。

罗明接到通知后先回到了省委，后又奉命到瑞金做检查，尔后被调到中央党校任教育处长。

2月20日，中共中央局又公布了《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定》，称罗明路线是“反国际、反中央、反党的”，已公开走上取消党、取消群众团体的取消主义道路。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给省委的信，便是取消主义的政纲。

2月24日，中央派代表到长汀召开各种会议，把省委内对罗明斗争不坚决的刘晓等人，指责为对这场路线斗争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把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鼎丞等一大批有经验的老干部都撤换掉了。

罗明的两份报告是公开写给省委的，提出自已对工作的意见，在组织形式上是合法的，是党纪允许的；在意见内容上，也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正确的。但是“左”倾的中共中央局却抓住这两个报告不放，将罗明的意见说成是“机会主义路线”，并在全党上下和各根据地内开展了一场反对“罗明路线”的大斗争。罗明在工作中执行的是毛泽东的路线，由于毛泽东在苏区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中央局不敢直接点名批判毛泽东，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罗明等人，开展反“罗明路线”，以批判罗明路线为名来批判毛泽东路线。

在此次斗争中的某个受害者，50年后以同样的手段，又演出了一场指桑骂槐的闹剧，公然背叛了毛泽东。

这正是：政坛代有小丑出，阿物至今难绝嗣。谎言如雪满天飞，只因未到天晴时。

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罗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

“王明一伙反所谓‘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江西也提反江西的‘罗明路线’”，“他们不敢公开反对毛主席，因为毛主席的威望高，就拿我开刀，说我犯了惊慌失措、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领导开展这场反“罗明路线”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的发言中检讨说：

“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陷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再说2月22日，前线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在奉命进攻南丰受挫后，大胆地做出了违背中共中央局命令的决定，以红11军伪装成红1方面军主力，东渡抚河向黎川运动，将国民党军第2、第3纵队引向黎川方向，掩护红1方面军主力实行战略退却。

2月23日，红1方面军主力陆续撤出战斗，秘密转移到以东韶为中心的南团、洛口、吴村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2月26日，国民党军第1纵队第52、59师分左右两路从乐安分别经宜黄南部的太平圩、登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和东坑岭、霍源，向黄陂前进，准备与从宜黄南下的第11师会合。

2月27日，红1方面军鉴于国民党军分散，态势孤立，即以红1、红3军团和红21军为左翼，以红5军团和红22军为右翼，以红12军为预备队，在黄陂地域的摩罗嶂山区设伏。

2月28日，国民党军第52师、第59师进入伏击圈，红军左右两翼在黄陂地区的登仙桥、蛟湖和霍源等地，将其分割包围，经过激战，52师、59师基本被消灭，师长李明、陈时骥13000余人被俘；红军缴获步枪10000余枝，迫击炮40余门，短枪500余支，轻重机枪300余挺，子弹数百万发，无线电1台。

黄陂战斗尚未结束，国民党军第2、第3纵队从南城、南丰地区增援第1纵队两个师，企图夹击红1方面军。

1933年3月2日，红1方面军主动向宁都县的小布、南团、东韶、水口地区集中，寻机歼敌。

3月上旬，蒋介石鉴于围剿中央根据地失利，将国民党军缩编为两个纵队，由“分进合击”战术改为梯队轮番推进。

3月15日，国民党军两个纵队从宜黄地区出发，南下广昌，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3月16日，国民党军前纵队进至新丰、侯坊、草台冈一带；后纵队位于东陂、黄陂、蛟湖等地。

这一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令红11军到广昌附近活动，吸引国民党军前纵队加速前进；令红1方面军主力向北移动，寻机侧击国民党军后纵队。

3月20日，国民党军前纵队进至广昌甘竹、罗坊、洽村一带；后纵队的第11师进至宜黄县草台冈、徐庄一线；第59师残部在后跟进；第9师进至宜黄县东陂附近。

红1方面军鉴于国民党军前后纵队相距50公里，后纵队力量又比较薄弱，遂决定以红1、红3军团和红21军、独立红5师为左翼；以红5军团和红12军、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在草台冈、徐庄地域设伏，攻击国民党军后纵队。

3月21日拂晓，红1方面军各部趁着大雾弥漫，突然向国民党军后纵队发起攻击，经过一天激战，歼灭其第11师大部。陈诚靠它起家、自称没有打过败仗的第11师，只逃走了不过1个团的兵力。

陈诚在抚州听到第11师几乎全军覆没的报告，急得吐血，急令残部向宜黄撤退。

3月22日，红1方面军各部又在东陂等地歼灭第59师残部和第9师一部。

此役红1方面军俘敌6000余人，缴获枪支6000多，击毙了3个团长，击伤第11师师长萧乾和他的参谋长及32旅旅长，31旅旅长黄维也坐着担架逃出了根据地。至此，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基本上是在毛泽东早已预定好的乐安、宜黄一带战场上被打破了。

蒋介石在南京闻此噩耗，怒不可遏，大骂陈诚无能。他在写给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损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后来在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宣称：“抗日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肃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以最严厉处罚。”

他对在第4次“围剿”中失利的将领进行了严厉的惩处：陈诚降职1级，记大过1次；第5军军长罗卓英革职留任；第11师师长肖乾记大过1次。

红1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的第4次“围剿”后，中央苏区上上下下一片欢腾。

红4军政治宣传部的李卓然乘兴写了一出话剧，叫做《庐山雪》，描写红1军团打进了南昌，杀上了庐山。《庐山雪》寓意蒋介石的统治就像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就要消融了。罗瑞卿为了演好这个戏，在罗荣桓支持下，动员红1军团主要领导都上台参加演出。林彪听罗瑞卿说要他自己演自己——军团长，便说：

“好，演就演。但是有个条件。”

罗瑞卿问：

“什么条件？”

“你们安排我这个军团长在台上同哪个打仗呢？”

“同王金钰。”

“他算老几？我不跟他打！”

王金钰不过是国民党军的1个军长，林彪嫌他太小，不住地摇着头。罗瑞卿就说：

“何应钦怎么样？改打何应钦！”

“何应钦？”

何应钦可是国民党的军政部长，还曾兼任过“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林彪沉思了一下，还是嫌小，但他没好意思说出口。聂荣臻深知林彪的脾气，就说：

“罗长子，你就干脆改成蒋介石得了，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

林彪连连点头，说：

“嗯，好！咱们跟蒋介石对仗要得！”

罗瑞卿刚要走，林彪又叫住他，问：

“罗局长，你打算叫哪个演蒋介石？”

罗瑞卿说打算让宣传队负责人潘振武来演。林彪对潘振武不中意，便说：

“还是你来演嘛！保卫局长演蒋介石，更能抓住敌人的本质特点。”

林彪不仅在戏台子上要和大人物对阵，而且要扮演这个大人物的演员也要像个样子，所以他要罗瑞卿演蒋介石。

罗瑞卿还别出心裁，要在戏中出一个女角宋美龄，活跃场子上的气氛。可是他找遍部队上所有的女孩子，没有一个合适的。没办法，只好抓了一个小秘书来男扮女装。这个小秘书叫童小明，在罗瑞卿手下干事，只有十七八岁，人不仅聪明，而且长得又白又漂亮。他穿上旗袍，包上花头巾，走起路来扭动几下腰肢，还真像那么回事。

林彪对演出投入了空前的热情。他以前没有演过戏，而且被公认是一个性格古怪的人。大家都担心他在台上过于拘谨、呆板，会出洋相。谁知林彪一上台，竟出人意料地抖出了一些令人叫绝的包袱。

《庐山雪》演出开始了。舞台上，红1军团已经打下了南昌，军团部就设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大楼。不过，舞台上摆放着的只是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桌子上的一部电话，墙上挂有一张军用地图。林彪大模大样走上台，刚坐下，电话铃响了。他马上拿起话筒，拖着湖北腔说：

“喂，我是军团长，什么事？”

台下观众有的憋不住笑，用手捂住了嘴。只听电话里有人请示说：

“我们现在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请示军团长，怎么处理？”

剧本原台词是：“统统收下！”可林彪临时改了词，他顺口说：

“用船装！”

对方一听不是原词，只好接下去说：

“船已经装满了。”

林彪一听有点不耐烦，就说：

“用汽车嘛！”

“报…报告军团长，”对方还在提醒他：“汽车也装不下了。”

“那……”

这一来反倒是林彪没词了。扮演蒋介石的罗瑞卿顿时急了，他怕万一林彪一生气，摔了电话机下场去，这戏可就演砸了。他捅捅在电话里说话的那位演员：

“你把那句话说了不就完了吗？”

没想到那个演员也紧张，错会了罗瑞卿的意思，急匆匆的点点头，张嘴就说：

“汽车也装不下了，怎么办？”

罗瑞卿是又急又气又无可奈何。没想到台下的观众看得十分投入，他们根本不知道幕后的人已经急得团团转。就在此时，编剧李卓然急中生智，代替电话里的演员说了句：

“报告军团长，我们都收下了。”

可林彪又来了一句：

“当然全部收下，还能给蒋介石留下吗？哎呀，这么多东西，怎么搞法吗？”

戏演到这份儿上，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演下去了。林彪也知道自己说错了，但他看上去还很镇静，终于想起了下面的戏文，就说：

“你莫忙，莫忙，我们开会研究一下，马上告诉你。”

接着回头叫道：

“罗主任，罗主任！”

罗荣桓正坐在后台火盆边烤火，听到林彪叫他，只是坐在那里笑，不想出场。罗荣桓在青岛大学曾组织过戏剧演出，可他却从来没有登过台，现在又患疟疾，浑身无力，根本无心演出。林彪在台上喊了几声：

“罗主任呢？”

他见没人搭腔，灵机一动，马上又命令道：

“通信员，去把罗主任请来开会！”

几个小伙子应声而起，不由分说把罗荣桓推上台去，戏终于演下去了。最后，罗瑞卿扮演的“蒋介石”被押上台，接受审问。林彪说：

“你就是蒋光头吧！”

台下轰然大笑。罗瑞卿答道：

“是，是，在下就是。”

“你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我的飞机坏了。”

这些对话都是原台词。可林彪就不想受束缚，他要脱离剧本，随心所欲发挥，就说：

“你怎么长得这么瘦？像个骷髅。”

罗瑞卿一听林彪又跑了调，也只好随机应变了，便说：

“我整日挖空心思，算计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怎么不吃补药？”

“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肛肠不好，我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坏水。”

“你是浙江人，怎么满口四川话？”

罗瑞卿应付自如，顺口说道：

“我现在有奶便是娘，有房子便是家。为了打红军，我连家都不要了，祖宗也不要了。”

台下的哄笑声一阵接着一阵。林彪、罗瑞卿二人配合默契，大展风采。李卓然听到最后，暗自佩服。他觉得这出戏经林彪、罗瑞卿即兴改动，反而更加生动更有特色了。

这正是：几个正儿八经人，一出滑稽活报剧。

古有李亚子，今有大将军，本色实力演技！

直叫人捧腹喷饭，问后来名伶谁堪匹？

再说1933年初春，王观澜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样一个情况：他拿着草拟的《春耕运动指示》到了叶坪乡政府，满怀热情地找几个乡干部征求意见，以便补充修改。出乎意料的是，他连去几次，乡政府大门都紧锁着。有一次，他碰到了乡苏维埃主席，约好开会时间，可是到了时候谁也没来。王观澜怎么也想不通，叶坪是党中央、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这里农民群众的生产情绪为什么会这样低落？他就找乡苏维埃主席谈话，得到的回答也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王观澜便直接去访问贫雇农，终于听到了实际的反映：粮食不够吃，分田不公平；过去收租、放债、摆架子不干活的人，又钻进了农会，摇身一变都成了“贫苦工农”了。农会给逃亡地主还留着田，真正的贫雇农分到的田地又少又坏。

毛泽东听了汇报，告诉王观澜说：

“必须发动群众，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把群众组织起来，支援革命战争，做好各项工作。”

3月间，毛泽东派王观澜带工作队到瑞金县叶坪乡，开展查田运动的试点工作，正式展开了中央根据地的查田运动。毛泽东的想法，是先通过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一天夜里，贫农团准备开会，王观澜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

“好！好！把群众组织起来解决问题。走，我和你一起去看看。”

他们来到会场门外停下脚步静听，屋里正热烈地争论着。毛泽东一听，高兴地说：

“这就好了，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是斗争胜利的保证。”

叶坪试点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对划分剥削阶级的阶级成份，是在严格掌握剥削方式、剥削的时间和剥削的数量上，区分地主同富农的界限；对如何严格区分富农和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的界限等方面，也作了详尽的调查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经验。

王观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结了叶坪乡查田的经验，起草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的意见》。后来，毛泽东以此为基础，修改定名为《怎样分析阶级》。

也就在这3月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局发来一份指示电，其中关于毛泽东的问题，指示电中说：

“对毛泽东，必须持极其宽容的态度，并给以同志式的劝导，使之完全能够在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局的领导下主持领导工作。”

由此，博古、张闻天等人不敢动毛泽东，就只好又开始对毛泽东的拥护者们下手了。

欲知此后毛泽东的处境能否改变，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关于碎国民党第4次“围剿”一事，请读者重温上一章中周恩来、朱德、王家祥等人在战前问计于毛泽东一节，及本章中红1方面军歼灭陈诚第11师大部的具体情形和巨大影响，便可以理解“毛泽东料事如神”、“毛泽东用兵真如神”，这些话决非虚妄之词！以至于在几十年后，中国老百姓终于明白了“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这一深刻的道理，这也在情理之中，亦是势所必然。

第43章 1933年3月—

“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都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话说1933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局召开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3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开始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

邓小平是于1931年8月在上海汇报红7军的工作后来到中央苏区的，先是担任瑞金县委书记，1932年调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此时任中央局秘书长。原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和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谢唯俊，现任乐安中心县委书记。古柏曾任总前委秘书长。

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都是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正确路线和方针，反对和抵制王明路线的。中共中央局说他们执行了毛泽东的“纯粹的防御路线”，还给他们扣上“反对中央局活动”的帽子，加上反党派别小组织的罪名，要求将对他们的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

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人在他们的“申明”中，批驳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对他们的污蔑；他们在“申明”中还说：“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等人被送到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接受批判。邓小平写了两三份检查，承认低估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进攻路线”。批判他的人还是不满意，邓小平只好说：“我再也没有别的可说了。”

1933年4月，中共中央局、中央政府离开叶坪，迁到瑞金西郊沙洲坝附近的乌石垅。博古看中了下萧村一幢杨姓私宅，土木结构，红漆描金，古画装饰，就将杨宅作为中共中央局的机关所在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驻所在沙洲坝村的元太屋，这里距离瑞金县城五六公里。此后，毛泽东在这里居住了1年零3个月。

毛泽东住的正屋前面有一道土筑的围墙，大门前边有两株连根的百年大樟树，樟树的绿荫下有一口水塘。有一天，毛泽东发现老表在水塘里挑饮用水，那水又浑浊又有虫子，就问是怎么回事。老表回答说：

“主席，不瞒你说，我们沙洲坝就是缺水。人吃、洗菜，全都是靠这水。”

毛泽东问：

“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有干净水？”

老表说：

“那边乌鸡岭下有一股山泉，就是路远水少，半天才挑上两担。中央机关来了后，一下子多了上千人，吃水用水更困难了。”

毛泽东听了老表的话，便思索着怎样解决吃水难的问题。

第二天，他带着工作人员到附近进行实地考察，见乌鸡岭确实有一股山泉，就立即组织身边的干部、战士用粗竹子做水管，把乌鸡岭下的泉水引进村里来，暂时解了燃眉之急。但因路途太远，沿途竹管子漏水又多，用水还是个大问题。毛泽东决定在村边打口井，彻底解决用水困难。老表们听说毛泽东要打井，都表示怀疑，他们说：

“沙洲坝自古以来都没有打过井，再说也没有人会打井啊。”

不久，毛泽东便带领战士们打好了一口水井，可这井附近有坟场，群众都不愿意吃井里的水。毛泽东又带领战士们另选一个地方打了一口井，村民们兴高采烈地喝上了清甜的井水，结束了食用脏水的历史。沙洲坝人在井台边竖起了一块纪念碑，上刻两行醒目的大字：

“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1933年5月4日，中共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了有工农、红军、学校党团活动分子参加的关于“江西省党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决议决定，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给予他们组织上的处分。

5月5日，中共中央局批准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全部或部分地撤销了邓小平、毛泽覃等人在红军、地方和党内机关的领导职务。邓小平被撤销了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左”倾路线执行者在宣布决议的会上，当众缴了邓小平、毛泽覃等人的枪，责成他们到基层去改造，进一步检讨自己的错误，做出新的检查，“再不容许有任何的掩藏”。

不久，邓小平又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5月中旬，邓小平被主持总政治部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要到总政治部任代理秘书长。不久，他向王稼祥提出，想做一些实际工作，于是在8月间被调到总政宣传部当干事，负责主编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在第5次反“围剿”中，他主编的《红星》报大力宣传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提名下，邓小平重新回到部队任职，担任红1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据统计，在反“罗明路线”中，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要用“布尔什维克的铁拳头将他粉碎”，所以在中央及省各级领导干部中，有187人受到点名批判，有33人被撤销职务。除了前边已经提到的那些人以外，还有瞿秋白、邓子恢、何叔衡、萧劲光、刘晓、谭震林、陆定一、王首道、方方、李坚贞、方志纯、郭滴人、贺敏学等等。

贺敏学的罪名是：在军区当参谋长时支持过“邓毛谢古”。他被撤销了红24师代理师长的职务，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毛泽覃的妻子、瑞金组织部副部长贺怡也受到了牵连，“左”倾冒险主义者逼着她揭发毛泽覃，并要求她与毛泽覃划清界限。生性豪爽的贺怡坚决地说：

“毛泽覃是个好同志，我没有看到他搞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干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们没有什么界限要划清。”

于是她就被撤销了职务，送进党校学习。中央党校校长博古要开除她的党籍，副校长董必武出面说情，才保住了她的党籍，但仍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后来又把她下放到瑞金一个区去做群众工作。

“左”倾路线的执行者连与贺怡在一块生活的父母也不放过，他们说贺家成份不好，因此，贺焕文夫妇在组织内刻钢板、印文件、抄抄写写的工作也不让干了。贺怡的老爹老娘只好又去教书挣钱，维持生活。贺怡想不通，就跑到姐姐贺子珍家里去诉苦。此时，贺子珍也不能幸免，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改为收发员了。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

“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

就这样，博古还不罢休，他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此话传开后，许多人有了顾忌，再也不敢接近毛泽东了。毛泽东为了不连累别人，也很少再同别人谈话了。

还有一个人的下落借此机会交代一下，他就是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贺敏仁起初在黄公略部3纵当战士，3纵扩编为红6军9师后，他成为一名小司号员。后来9师又改编为红3军，长征前改编为红1军团1师。长征期间1师师长是李聚奎；政委是黄甦。贺敏仁所在的团先于军委到达毛儿盖。有人报告师政委黄甦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拿走了1000多个花边（即银元）。黄甦立即派人将贺敏仁五花大绑捆起来，要枪毙他。贺敏仁的团长、政委主张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待批复后再执行。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发报还要先充电，黄甦等不及了，便下令将年仅17岁的贺敏仁给枪毙了。

毛泽东始终没有收到处决贺敏仁的电报，也没有接到任何其它形式有关处决贺敏仁的报告，他对贺敏仁被杀一事毫无所知。一个多月后，消息传到了贺子珍那里，她很震惊，很伤心，偷偷地痛哭了一场，强抑内心的悲痛，没有告诉毛泽东，怕分了毛泽东的心。

后经查证落实，贺敏仁只拿了100多个铜板，折合银元还不到1元钱，是那些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贺子珍回忆说：“我们一家革命，小妹仙圆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时期，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数十年后，电视剧《长征大会师》的那些颇具特色的编导们，竟然说贺敏仁违返纪律是由毛泽东下令枪毙的。如此不负责的胡编乱造，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随心杜撰，把毛泽东塑造成一个冷酷无情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形象呈献给观众，这是对伟大领袖的严重亵渎！

再说在5月8日，“左”倾冒险主义者为了直接控制红1方面军，操纵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召开了第41次常委会议，决定将中革军委从前方移到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正副总政委；在朱德留前方期间，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

人民委员会第41次常委会议还决定：在前方另外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1方面军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工农红军总司令兼1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为工农红军总政委兼1方面军政委；刘伯承为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

此后，博古、项英便在瑞金主持了中革军委工作。

5月间，任弼时被免去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往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自此，任弼时离开了“左”倾中共中央局领导核心。

罗荣桓被调离红1军团，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不久，他又被调到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当巡视员。

就在这5月份，谢觉哉几经周折来到了中央苏区。他到瑞金后立即赶往毛泽东住处，要求分配工作。毛泽东一见他便深情地说：

“你可来了，一路上辛苦了，身体好吗？”

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老战友，毛泽东让弟媳钱希钧到老乡家买了3个鸡蛋，算是加了一个菜。毛泽东说：

“我这里现在缺人，我们继续合作吧！”

此后，谢觉哉便成了毛泽东的秘书。

5月23日，毛泽东到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作了题为《中国苏维埃革命史》的讲演。

5月26日，张闻天发表《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一文，文中提出，开展乡村中的阶级斗争是我们党的中心任务。该文还说，必须要开展查田运动，把分得了土地的地主和分得了好田的富农统统查出来。

5月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局会议上作了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

5月31日，在蒋介石授意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全权代表陆军中将熊斌，在塘沽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的全权代表少将冈村宁次签定了“九一八事变”后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1933年6月1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苏维埃政府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训令强调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依靠贫农，坚决联合中农”，要注意“倾听中农群众的呼声”。

训令中还宣布，将毛泽东撰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作为在查田运动中分析农村阶级的指导性文件，发到基层去。

6月2日，中共中央局根据毛泽东、胡海的报告，通过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决议错误认为：在中央苏区差不多占80%的面积，群众在200万以上的地方，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群众也没有最广泛地发动起来；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执行了一条“不正确的路线”。决议再一次点名批判了毛泽东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法。决议强调说：这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要“检举每一个隐藏着的地主与分得好田的富农”，要没收富农好的田地，“分给他们以坏的‘劳动份地’”。

毛泽东根据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让王观澜筹备8县区查田运动大会；让谢觉哉拟一个召开会议的通知。谢觉哉将通知草稿拟好后，送给毛泽东审阅。谁知这个不足1000字的通知草稿，竟被毛泽东删改得只剩“通知”二字了。谢觉哉望着毛泽东新改的通知，吃惊地问：

“为什么我这样不会写东西了？”

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和颜悦色地只说了两个字：

“您学！”

谢觉哉回到办公室，反复学习毛泽东修改的通知，这才意识到自己写的稿子是言之无物，文不对题。谢觉哉并不因为自己年过50被毛泽东称为“谢老”而护短，他以小学生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向毛泽东学习。

6月上旬，博古在江西军区所在地宁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局会议，史称“第2次宁都会议”。毛泽东出席了会议，李富春、陈毅、杨尚昆列席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坚持自己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提出申诉。他说：

“上次宁都会议确定的军事方针并未实现，相反，红军第4次反‘围剿’采取的仍然是‘诱敌深入’的办法，也恰恰是在1932年9月26日我和朱德同志发布的《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中提出的预定战场上，取得胜利的。”

毛泽东的申诉不但再次被会议否决，反而还招致了许多人对他的攻击和指责。博古在结论中重申说：前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4次反“围剿”的胜利。

此时在江西省军区任参谋长的宋时轮后来曾回忆说：“第2次宁都会议的具体地点就在军区的作战室，他们的发言我都能听得到。他们把毛泽东同志批评得简直不像话。陈毅同志列席这次会议，他发了一个言，表扬了毛泽东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建立红军、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功劳，以后又取得第1次、第2次、第3次战役的胜利。”

且说陈毅在发言中还说：

“我希望上海来的同志和苏区的同志，都要团结在一个中央委员会内，把中国革命搞好。南昌暴动后的残部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会合，经过千辛万苦才打出这样。现在有人认为苏区干部只有打仗一点才可取，其它都不行，这是不正确的，苏区主要是政治方面正确。我再提一个促进团结的方案，让毛泽东到前方指挥作战。现在，前方战士干部们都在问，毛泽东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领导我们打仗？这就是统帅和部队的联系。”

在会议期间的一天，陈毅正在写毛笔字，项英看见了，就说：

“你这个人不仅政治上、军事上迷信毛泽东，为他吹嘘，而且连写字都学他，还挺像的。”

陈毅反唇相讥，他说：

“你说我迷信毛泽东，那你为什么迷信博古啊？你们就是排斥毛泽东，动辄就说不服你们就是反国际。”

毛泽东在和陈毅聊天的时候说：

“几次想到前方去，也去不成。只好到长汀去休养一下。”

陈毅建议说：

“反正你现在不管事了，前方能去更好，不能去也要和群众经常联系。有机会你也要公开发表一些意见，使群众能听到你的声音。这次我先安排一下。”

后来在1971年老干部座谈会上，陈毅曾对李富春说：“散会（指第2次宁都会议——笔者注）以后，富春你还记得吗？我们两个就说：要请中央的同志，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在省一级的会上做一个报告，讲讲话。我们的意思是想请毛泽东讲话。结果博古那个人你们是知道的了，他是隔起眼镜看人，蛮厉害就是了。他说：‘我跟洛甫讲，其他人不要讲了。’所以第二天在江西军区大会上，由博古、洛甫两个人讲了一通就算了，我们没有搞成功。我们就是要组织一个讲话，让毛泽东发言嘛！”

第2次宁都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心情特别沉重，他又一次病倒了。这是一场大是大非的争论，是关系到革命和红军胜败的争论，他怎能不焦虑呢？

6月13日，中共中央局确定了“分离作战”的方针，把红1方面军主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入闽作战，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而后集中主力及地方部队会攻抚州和南昌。

就在6月13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对红1方面军进行了重新整编，保留了军团建制，取消了军一级，番号也有很大改动，其序列是：

红1军团辖红1、红2、红3师。

红3军团辖红4、红5、红6师。

红5军团辖红13、红14师。福建军区红19军改编为红34师，归入红5军团建制。

其它地方部队：红12军改编为独立第1团。赣南地区的红23军改编为红22师。

6月17日，经过王观澜等人认真筹备后，毛泽东在叶坪主持召开了瑞金、会昌、博生、于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8县区以上苏维埃政府主要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与会人员400多人。由毛泽东、梁柏台、邓发等11人，组成主席团。

毛泽东先后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报告和总结。

少共中央局代表凯丰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

凯丰，原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1906年出生。大革命失败后，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

6月21日，查田运动大会通过了《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的结论》。

大会宣布：毛泽东为查田运动委员会主任；王观澜为查田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

6月22日，8县区查田运动大会结束。

6月25日，毛泽东在叶坪召开了8县区贫农团代表大会，与会者600多人。

此前，查田运动风声一起，群众中就产生了一些恐慌，查田运动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他们以为是再分田，重新打乱土地关系。

此时，毛泽东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他既不能公开反对中共中央局的指示，但又要力图纠正“左”倾错误，阐明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他在大会上重述了《在八县区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又作了《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的报告。他特别强调：

“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际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挨家挨户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毛泽东还说，在查阶级之前，要进行一段宣传工作，“要把什么是地主，什么是富农，什么是中农，什么是贫农，什么是工人说清楚。”“不经过公开地普遍地讲阶级就动手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在查阶级中，要发动工会贫农团和广大群众去查，不应该少数人去查，“少数人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查阶级也要查明白。不论是一个地主，一个富农，要把他们的剥削情形查明白，真正使本人服罪，群众满意。“如只查个大概就下断语，那就容易弄错。”不能把中农弄成富农，富农弄成地主。查阶级的材料，要登记，搞个“阶级成份调查表”，“使大家好评论，日后好根究。”在确定阶级成份的时候，要通过一定的程序，首先是贫农团，第二是乡查田委员会，第三是区土地部，第四是村子群众会。“4个步骤必不可少”，讨论的时候，要大多数人举手才行。因为“决定阶级成份，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故要十分谨慎。”

他还强调说：

“反对查田运动中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包庇地主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是正确开展查田运动的必要条件。”“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

1933年7月1日，贫农团代表大会最后通过了《八县贫农团代表查田运动大会的决议》。

就在大会结束的这一天，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局“分离作战”的方针，发布命令：以红3军团和第19师组成东方军，由彭德怀兼任司令员，滕代远兼任政委，并就近指挥闽赣军区、福建军区的地方部队；以活动在抚河、赣江之间的红1军团及江西的4个独立团组成中央军，由林彪兼任司令员，聂荣臻兼任政委。

7月1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45次常委会，决定中央苏区在8月份以内召开两个经济建设大会，一个是北部11县的大会，会议地点在博生县；一个是南部17县的大会，会议地点在瑞金。两个大会到会人员相同，有省县区国民经济部长，财政部副部长，3级政府的副主席。

7月21日到24日，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中央苏区召开了兴国、于都、永丰、公略、万安、泰和、宜黄、南丰、广昌9县区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查田运动大会。

7月25日到28日，江西省苏维埃又召开了以上9县区贫农团代表大会。

这两次大会，毛泽东均到会进行指导。他在9县区贫农团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和领导制定的文件，对查田运动的必要性、查田运动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作了精辟的阐述和明确的规定。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在回瑞金的路上重游了大柏地，看到残垣断壁上当年留下的累累弹痕，他感慨万分。回想当年，指挥红4军如手使指，挥洒自如；而今却屡遭“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排斥，军权旁落。眼看着自己刚刚打出来的一片天地就要倾覆，禁不住心潮澎湃，诗思泉涌，吟诵出了一首著名的怀旧之作《菩萨蛮·大柏地》，词云：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1933年8月12日至15日，毛泽东在博生县召开了苏区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

8月14日，毛泽东以“子任”的笔名在《红星》报第2期上发表了2000余字的《吉安的占领》一文。他以轻松活泼的笔调，绘声绘色地回顾了红1方面军红1军团和数万工农武装在1930年10月4日攻占江西吉安的全过程，赞扬了红军指战员勇猛作战的精神。在总结吉安战斗的经验时，文章通篇贯穿了“集中兵力歼灭弱敌”等运动战、游击战的军事思想，与此时“左”倾领导人硬拼蛮打的错误军事指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毛泽东特别提到这次作战之所以成功，第一条就是反对了立三路线的主张。立三路线统治下的中央是要红1方面军去攻打中心城市南昌、九江的。如果照他们的话去做，就不会有攻占吉安的胜利。

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左”倾中央极力推行进攻路线、与敌人硬拼的不满。文章一发表，立刻在红1方面军的1、3、5、7军团指战员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受够了打所谓“正规战”苦头的广大红军指战员，纷纷怀念起“游击专家”毛泽东，尤其是那些从井冈山上走下来的老战士，更加怀念在毛泽东指挥下屡战屡胜的岁月，他们都盼望着毛泽东能够早日回到党和红军队伍的领导岗位上来。

8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第48次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任苏维埃大学校长，沙可夫为副校长。

是日，毛泽东在苏维埃大学给学员们演讲了《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

8月20日至23日，毛泽东在瑞金召开了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到会代表400多人。

大会由林伯渠主持，毛泽东作了《关于粉碎敌人5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选集》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就是这个报告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着重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对革命战争的重大意义，批评了在根据地经济建设问题上的错误思想观点。他说：

“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你们看，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部分说：

“没有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毛泽东列举了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地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他说：

“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的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工作。”

毛泽东并没有满足于这些会议上的东西。他在会议结束之后，就开始走村串户，和群众一起挖井、修路，借此了解民情。他有时又骑上马，到各县乡了解各级苏维埃政权建设，统计粮食数字。

毛泽东一到群众中，心情就舒展开来，情绪又活跃起来，似乎忘掉了“左”倾路线的打击。按照调查研究的情况，按照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路，他的工作总是十分得心应手。但是，毕竟是中央的整个路线错了，无论毛泽东如何辛苦，如何尽量减少“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害，也不可能挽救整个全局的糟糕局面。

7、8、9三个月是查田运动高涨的3个月，也是“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3个月。一位查田运动的亲历者说：

“开始并不那么‘左’，最初纠正分假田，分田不彻底，这是需要的，正确的。但中央路线一逼，就越搞越‘左’了。”

毛泽东许多正确的主张并没有得到贯彻，相反，在“左”倾错误的压力下，8县查田运动大会制定的查田运动竞赛条约，竟演变成了查地主、查富农数字的竞赛，哪个地方查出的地主、富农越多，哪个地方就被称赞为阶级斗争的“模范”。因此，各地都唯恐落后，也不顾《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文件的规定了，各搞一套，自定章程，地主、富农越查越多。“有些仅仅是放几百毫子债，请过年把长工，或收几担的谷而极大部分是靠自己劳动过活的中农，当富农打了；有些甚至完全没有剥削别人仅仅是多有几十担田山、生活比较富裕的中农，也当成富农打了。”有的贫农“查成份查了他7代，结果划成了地主”，也有“工人被打成土豪的”。有的地方查出富农，“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捐款，即捆起来施以肉刑。”所有这些，直接造成了侵犯中农利益和消灭富农经济两种倾向的严重发展，引起了根据地广大干部的不满与抵制。

毛泽东对查田运动中的“左”倾主义错误，一直予以密切的关注。他在8月间写出了《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一文，对“左”倾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批评。他写道：

“‘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在7月查田中，又在很多地方发生了，这里应着重指出的就是侵犯中农的倾向。”“瑞金城区查田，一起始就按家按亩去查，查得中农恐慌，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来请求改变自己成份，他们请求改为贫农。他们说：‘中农危险得很，捱上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啰，隔富农就远了一点。’这样沉痛的呼声，还不值得我们倾听吗？黄柏区洋古乡的同志向群众说：‘查阶级不查别的，只查中农富农地主阶级。’踏径区的同志，插起牌子遍查，查得一部分中农恐慌逃跑躲到山上。博生县的某些乡中，同样在插牌子遍查，同样发生了中农恐慌的事。这种插牌子遍查的方法每县都有发生。”“这是异常严重的情形，他们把查田与分田混同了。”

“关于阶级异己分子的问题，普遍地只讲成份，不讲工作，只要是出身坏，不管他有怎样长久的斗争历史，过去与现在怎样正确执行党与苏维埃的路线政策，一律叫做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去了事。”“把恋爱问题当作腐化，把拿了地主的东西当作贪污，对于这样的分子进行检举甚至公审，有些地方把犯了轻微错误的开除职务。不去有系统的发动自我批评，开展思想斗争，把这种艰苦的工作省去，而代之以简单的惩办主义。”

“各地有许多区的查田委员会没有开过一次会。甚至县查田委员会亦还有几个县没有去抓紧全县的查田工作（会昌、于都、石城、宁化）。”“在许多别的地方，又发生了少数人蛮干的恶劣现象。”“在瑞金，许多区乡中，没有向群众讲过一次阶级。”“在踏径区的几个乡中，除了不做宣传之外，查阶级只是查田委员会几个人去查，通过阶级不但不经过群众大会，连贫农团也不通过。”他们的理由是“群众靠不住，群众不会分析阶级。”“这个踏径区同志的理论，真算是天下奇闻。”还有个地方开群众大会，3个干部轮流从上午演说到下午，不让群众休息，也不让群众喝水吃饭，说是怕群众跑掉了，“这种蠢干的办法，又算奇闻的一种。”

毛泽东再次提出要“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克服自己错误”，“要把侵犯中农的危险唤起全体党员的注意，要严厉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因为这是目前查田工作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的十分严重的危险。对富农的不正确观念，也无疑要影响到中农上去，一切命令主义的蛮干，对于联合中农是最大的危害。”

“要在党内团内开展思想斗争，反对任何党员团员侵犯中农利益，违犯联合中农策略的思想与行为。已经做了错误，如已经没收了中农的土地财产的地方，苏维埃人员要向当地中农群众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把土地财产赔还他。去年兴国曾赔还许多中农的土地，取得了中农群众的满意，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1933年9月8日，中共中央局在《关于查田运动的第二次决议》中，终于承认查田运动中“侵犯中农的事实到处发生，把中农或富裕中农当富农打，把富农当地主打的事实也发现”；要求中央政府“纠正查田运动中的错误”。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纠正查田运动中发生的偏差，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深入实际，在总结群众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指导王观澜、谢觉哉共同起草了《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对农村中的阶级作了量化分析，对一些容易产生混乱的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从而使得政策界限十分明确。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同“左”倾冒险主义者做斗争，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1933年5月4日，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局在宁都召开的关于“江西省党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作出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决定对支持毛泽东的有关人员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自此以后，在反“罗明路线”中，“左”倾冒险主义者提出了要用“布尔什维克的铁拳头将他粉碎”的口号，在中央及省各级领导干部中点名批判了187人，瞿秋白、邓子恢、何叔衡、萧劲光、刘晓、谭震林、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陆定一、王首道、方方、李坚贞、方志纯、郭滴人、贺敏学等33人被撤销职务。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一方面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做好苏维埃的工作，一方面持续不断地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表现出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质！

第44章 1933年9月—

“第5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话说在1933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又骤然紧张起来，蒋介石发动的第5次“围剿”开始了。

原来早在6月8日，蒋介石就在南昌召开了“剿共”军事会议。7月23日，蒋介石决定：国民党华北驻军除留下一部分外，大部分南调江西，参加“围剿”红军。

蒋介石此次“围剿”的战略是，实行“碉堡政策”，即在战略上取攻势，在战术上取守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他将50余万人分为东西南北4路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合围：

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蒋鼎文，辖第1、2、3路，共33个师又3个旅，担任主攻；第1路总指挥由顾祝同兼任，在吉水、新淦、永丰、乐安、宜黄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第2路总指挥由蒋鼎文兼任，在金溪、藤桥、崇仁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第3路是北路军中的主力，总指挥陈诚，集结于南城、南丰地区，沿抚河两岸构筑碉堡封锁线。同时，北路军还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

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辖11个师又1个旅，在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

东路军总司令蔡廷锴，指挥第19路军的7个师又两个旅，扼守闽西、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向北发展。

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指挥湘军和浙赣闽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部，分别在“围剿”湘赣、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担任阻击中央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

蒋介石同时又配置空军5个队105架飞机于南昌、抚州、南城，掩护和支援地面作战。

9月25日，蒋介石乘红1方面军的东方军和中央军分离作战之际，首先命令“围剿”苏区的北路军3个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揭开了对中央苏区第5次“围剿”的序幕。

此时驻守黎川的是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他手下只有闽赣军区司令部1个70来人的警卫连。因城内作战兵力寥寥，敌我力量实在悬殊，萧劲光就向中央建议说，红军主力应从侧面歼灭进犯之敌。

9月28日，萧劲光鉴于国民党军3个师来势凶猛，红军主力又来不及赶到，手下几十号人根本无法死守，眼看着后路即将被敌军全部切断，只好带队撤出了黎川城。

黎川被国民党军占领后，博古等人震惊于此一城之失，不问青红皂白，就说萧劲光是退却逃跑。博古急于收复黎川城，就以中革军委名义命令彭德怀率领东方军收复黎川。

彭德怀率东方军开始由东向西移动，行至硝石洵口，与国民党军第6师3个团不期而遇。东方军一战胜之，俘敌1200余人，活捉其第18旅旅长葛钟山。此战惊动了黎川、南丰、南城等地的国民党军，他们蜂拥而至，向东方军夹攻。

此时黎川驻军有3个师，南城、南丰各约4个师，硝石正处在这3点之间，相隔只有一二十公里。东方军一开始就暴露在国民党军堡垒群中，从此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

后来毛泽东说：

“第5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1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这一时期，毛泽东心情十分郁闷。他常常来到住所元太屋前的大樟树下，一坐就是半天，一根接一根的抽烟，有时几天不说一句话。他凝视着天空、原野，不禁心潮难平。

是啊，在瑞金时，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充满欢声笑语。而如今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不但没有人敢来了，也更没有人愿意听他的了。只有妻子贺子珍始终寸步不离地默默地陪伴在身旁，有时陪他到河边散步，有时干脆就默默无语地陪着他坐着。毛泽东时而对天长叹，时而吹吹洞箫，排解一腔的烦恼和忧愁。

贺子珍看着日渐瘦弱的丈夫，担心他会在哪一天跨下去，便想尽一切办法，尽量照顾好他。她与警卫、勤务人员商量着如何改善一下毛泽东的生活。买吧，没有钱，他们只好下地里捉田鸡，到河里捞鱼摸虾。贺子珍甚至还暗地里求人帮助弄些新鲜的东西给丈夫改善一下生活，补养补养身子。

数十年后陈士榘在贺子珍逝世后曾谈到了毛泽东这一段的生活。他还说：“从这个意义上讲，贺子珍立下了他人不可替代的巨大功劳。至今，我仍然怀着崇敬之情，深深地怀念这位中国革命史上的杰出女战士。”

毛泽东自己也曾说过，在这段时间里，尽管艰难困苦，他依然坚持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3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他心里还始终牵挂着战场。“左”倾路线领导者在第5次反“围剿”中越来越盲目蛮干，战争形势也越来越糟糕，他的心也越来越紧了。虽然在军事上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但忧心如焚的他仍然在寻找机会力陈自己的主张。

就在1933年10月初，共产国际9月间派驻中革军委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中文名字李德，又名华夫，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镇；1918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参加过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斗争和德国中部的工人武装起义；1926年被捕入狱，1928年越狱后逃到苏联，被派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2年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往共产国际东方部（驻上海）工作。

李德到瑞金几天后，中共中央局在他的住处召开了一个见面会。博古、张闻天、毛泽东、项英、刘伯承等人出席了会议。博古把李德介绍给大家。“毛泽东以生硬的形式”向李德“表示欢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李德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 李德说他对毛泽东“最初的印象”：“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的40来岁的中年人。”“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

博古在见面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局的决定：由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部队、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李德可以直接“参加政治局及其常委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

为此，中共中央局为李德专门配备了俄语军事翻译伍修权、王智涛。

不久，中革军委在李德的住处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早已被“左”倾中央剥夺了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但他还是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还是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总想在自己的岗位上尽最大努力为战争作出贡献。现在，他知道自己对制定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没有决策权，可面对目前红军不利的战局，不能不提出自己的建议与战略设想。于是，他就在这次会议上对敌我形势作了冷静的分析。他说：

在敌人气势汹汹地大规模进攻面前，红军既不能和敌人打阵地战、正规战，也不能死守中央苏区，和敌人拚消耗。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徒然损耗自己的有生力量。

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

一个是“诱敌深入”，和以前几次反“围剿”一样，实行有计划地后退，以小部、次要兵力吸引和牵制敌人，将敌人诱至苏区腹地，使其“盲人摸象”。而主力红军则隐蔽集结，待机破敌。敌人要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其疲惫；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懈怠，这就必然会给我以相机歼敌的有利机会。换句话说，“诱敌深入”，造成敌人在战略上对我实行大“围剿”，我则在战役战斗上对敌人实行小“围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从前几次反“围剿”的结果看，这样做是有胜利把握的。

另一个方案是，突破敌人的重兵围困，跳到敌人身后去作战，和敌人实行大“换防”，迫使敌人走出碉堡回防，置敌人碉堡于无用，而红军则可以发挥机动灵活的特长，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以打破敌人的大“围剿”。

这两个作战方案遭到了李德的全盘否定，他说：

实行“诱敌深入”，“就会把我们的领土不战而弃，而且不能为我们阻止敌人并打击敌人提供保证”，是军事上的保守与胆怯。而跳出包围圈一途，“由于敌人的堡垒构筑坚固，并且层层向纵深发展，所以想在这里突围，到敌人的外侧或背后作战，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后来，李德对毛泽东的印象进一步加深了。他说：“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

李德还说：“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他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实行的军事方针是“枪杆子政策”，是“一味退让，毫不抵抗”，是“向山区溃逃”的“游击主义”及“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因此，他对宁都会议撤销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表示赞赏。

且说在10月10日，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经苏维埃中央政府通过，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起，成为两个正式文件，作为划分阶级和纠正查田运动中的错误的标准和依据。苏维埃中央政府在颁布这两个文件的第49号令中宣布说：

“凡在1933年10月10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份有不合本决定者，应该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

毛泽东在《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重新提出了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政策。这就否定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两个文件下达后，各省、县、区、乡苏维埃先后召开会议，学习文件，学会分析阶级成份，掌握党的政策。

据统计，胜利县在查田运动前划的地主、富农共有1580家，查田运动中又查出536家。依据中央政府两个文件复查后，有1800多家地主、富农改为中农和贫农，真正属于地主、富农的不到280家。实践证明，凡是按照上述两个文件提出的科学标准进行划分阶级的地方，就能划清地主与富农、富农与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与富农的界限，既能把隐藏在中农、贫农阶级中的地主、富农挖出来，也能把在“左”倾土地政策影响下错划的阶级成份改正过来，因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再说从1933年10月9日起，东方军在国民党军的堡垒群中连攻南城县硝石5天未下，彭德怀这才发现已经钻入了敌军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了机动余地。

此时，毛泽东将列宁的《两个策略》一书寄给前线的彭德怀，他还在书本上用铅笔批了一句话：“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

不久，毛泽东又给彭德怀寄去一本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他照样在书上批了一句话：“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这两本书都是在打漳州后从中学里得到的，毛泽东非常珍惜。

10月20日，博古、李德命令红1、红3、红5军团集中主力，攻打另一个由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的堡垒阵地资溪桥，并且警告说：

“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

3个军团连攻4天，既未能攻下资溪桥，也未能牵动敌人，反而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和地面部队的打击，再一次被动失利了。

与中革军委在军事上的失利正相反，苏维埃中央政府在统战工作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10月26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派第19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为全权代表，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全权代表潘汉年，在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0月28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7、第9军团。红7军团以原红3军团5师师长寻淮洲为军团长，萧劲光为政委，辖第19、第20师；粟裕为第20师师长。红9军团以罗炳辉为军团长，蔡树藩为政委，辖第3、第14团和独立第1、第4团。

蔡树藩，字子焕，1905出生于湖北省汉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2年9月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曾任工人代表；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7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尔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宣传部部长，后任组织部部长。他在第2次反“围剿”中负伤9处；在第3次反“围剿”中，左臂受伤，部队正在行动，没有医术很高的医生跟随，加上药品奇缺，天气炎热，几天后伤口感染化脓，被送到后方医院治疗。由于伤势过重，难以愈合，他决心锯掉伤臂。医院领导和医生们对蔡树藩的请求感到惊讶。蔡树藩断然地说：“治不好了，还不如及早截肢，早痊愈，早上前线！”截肢手术是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麻药，没有手术刀，连手术台也是临时搭成的，一把普通的锯子还是锯木头用的。由于锯子太钝了，拉锯就换了3位医生，手术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蔡树藩完全昏迷了过去。截肢手术后，他的身体逐渐得以恢复，自此被称为独臂将军。

10月31日，毛泽东、朱德在瑞金会见第19路军谈判代表徐名鸿及陪同他的共产党秘密情报人员陈公培。毛泽东对他们表示欢迎，还说：非常赞同与19路军在抗日反蒋上合作。

就在这10月底，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第3个孩子出生了，傅连璋接生下来，是个男孩，可惜一生下来就夭折了。

1933年11月11日，中革军委得知国民党军1个主力师赶往黎川西北部的浒湾，就急令红7军团前往阻止，要红7军团等红3军团赶到后，一同向该敌发起进攻。

寻淮洲、萧劲光、粟裕等人立即率红7军团赶往浒湾，与敌交战了一天一夜。

11月12日傍晚，彭德怀才率部到了浒湾。此时，彭德怀身患疟疾，改由彭雪枫指挥红3军团。两个军团合兵一处，向该敌发起进攻。结果进攻不但未奏效，反而伤亡了700余人。

11月13日，国民党军在十几架飞机掩护下，出动装甲车冲破了红7、红3军团的长蛇阵，打通了去浒湾的道路。

浒湾之战失利，红7、红3军团受到重大损失，伤亡了1100多人，不得不放弃阵地，向苏区内地转移。

据彭德怀后来说，他曾经主动向方面军总部和中革军委说明，主要是红3军团没有打好，“责任不在萧劲光”。然而，方面军总部和中革军委却把谴责的拳头砸在萧劲光头上，将萧劲光抓起来，“撤了他的职，调往建宁总部审查”。以曾经留学苏联、对军事一窍不通且以正统布尔什维克自居的乐少华代替萧劲光为红7军团政委，由粟裕任参谋长。红军接连3战，未取一地，反而遭到重大损失。李德和博古等人原本应该检讨其军事冒险主义方针的错误，可他们不但不认识自身的错误，反而搞起了一个审判萧劲光的事件，要将萧劲光送交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召开公审大会进行公审。他们还在全军上下用报纸、漫画、演戏的形式，开展对萧劲光的批判，借此推脱自己责任，然后再进一步攻击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战略主张。

再说11月中旬，毛泽东率领有毛泽覃参加的中央政府检查团来到了长冈乡。

长冈乡属于江西省兴国县的上社区。毛泽东到这里来一多半原因是因为“慕名”。早在第4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毛泽东就曾找长冈乡党支部书记谢昌宝和一个村主任代表、一个贫农团代表到瑞金汇报工作。在听取汇报中，他已经初步了解了长冈乡的机构、人口、管辖范围等基本情况和乡苏维埃的工作。

毛泽东一行人来到村口，谢昌宝领着几个乡干部大步流星地来迎接，他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我们刚刚接到县里通知，说中央检查团要到我们长冈巡视检查工作，没想到毛主席你来了。”

毛泽东说：

“长冈乡苏维埃的工作做得很出色，我想亲自下来看看，所以赶了几天路程，到兴国来了。”

毛泽东在谢昌宝引导下，来到乡苏维埃政府大厅，刚一落坐，就对大家说明了来意：

“我们检查团这次来长冈，任务是总结长冈乡动员群众、反对敌人的好经验，全面推广出去。因为，目前有些省县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在机关里发号施令，对基层区乡的实际情况不去了解。这样下去，只会削弱政府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影响苏维埃政权建设。敌人的第5次围剿已经拉开了战幕，他们气焰嚣张，杀气腾腾，妄图摧毁我们的红色革命政权。所以，我们各级领导应当团结千千万万个群众在苏维埃政府的周围，形成铜墙铁壁，我们才能战胜敌人。”

谢昌宝听毛泽东这样说自然十分高兴，但他还是谦虚地说：

“毛主席，我们长冈的工作做得不够，还希望你们多加指导哩。”

毛泽东说：

“缺点谁也不能免嘛。但长冈乡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好办法、建设苏维埃的好经验，应该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嘛。你们通知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开一个各村的干部会议。”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乡列宁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召集了有乡党支部委员、乡苏维埃政府干部、村主任、赤卫队长、妇女主任和检查团人员参加的会议。他开门见山地对大家说：

“我们这次到长冈乡来，是了解工作情况的。今天请大家来，开个座谈会，我们有许多问题要向大家请教。请同志们协助。”

他把事先写好的调查提纲摊在桌上，掏出铅笔，接着说：

“我们按提纲来谈，我提出问题，大家可以随便谈，知道多少就讲多少；做了什么就讲什么，不要拘束。”

说罢，他按照提纲逐一发问。调查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政权建设、户口、代表会议、选举、地方部队、扩红、担架、侦察、优抚、慰劳、劳动力的调剂与耕牛问题、合作化运动、社会救济、卫生、文教、妇女、儿童、工人、贫农团、宣传队、革命竞赛等20多个方面，还有苏维埃的各种组织和社会各阶层的状况，从政治到经济，从推销公债到群众生活，从风俗习惯到长冈乡的山林、河流、物产等等。

他问一阵，记一阵，有时还以商量的口气和大家展开讨论。就这样，座谈会接连开了好几个晚上。

这几天，毛泽东是晚上开会，白天带领检查团人员分赴长冈、塘背、新圩、泗网4个村，深入群众中访问，边劳动边调查。

他还专门到乡消费合作社设在大祠堂里的销售部，向社长李奎应了解办消费合作社和销售部经营的情况，边提问边做记录，临走时又说：

“长冈乡消费合作社办得很好，解决了群众生活问题，又密切团结了群众。只要我们的消费合作社一发展起来，蒋介石的经济封锁也就一点不怕了。”

通过一个星期的调查，毛泽东了解了长冈乡召开代表会议的情况，其议事日程是：1、开会，2、报告，3、讨论，4、其他，5散会；会议内容主要是军事动员、经济动员、修整河堤道路等。他说：

“长冈乡代表会议有许多好的创造，如常委会、值日代表、代表领导居民检查制度等，都是别地可学习的。但常委会应改为主席团，大乡7人，小乡5人；值日代表应改为代表主任，择最好的代表1个月或两个月一任，10天一换，太频繁了。会议讨论的问题也很实际，但那个空洞的5条议事日程应取消。”“长冈乡的检查制度是很好的。工作的完全执行与争取速度，要依靠这种办法。”“最坏的代表应早些撤换。”

长冈乡曾在11月4日进行了选举。毛泽东调查了原来的选举委员会、选举宣传、工作报告、代表的政治表现等情况。他向被调查者指出了那一次选举的缺点，他说：

“1、宣传没有指出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权，选举苏维埃代表是群众最重要的权利。2、候选名单人数恰如应选人数，没有比应选人数增加一倍，因此，群众对于候选名单没有批评。选举委员会在组织候选名单问题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只有党的活动。3、工作报告没有尽力发动群众对乡苏维埃工作的批评。”

毛泽东还说：除了这些缺点之外，其余都是成功的。

长冈乡苏维埃之下有很多委员会，即群众团体。被调查者向毛泽东一一道来，有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土地登记委员会、山林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桥梁委员会、财产委员会、仓库保管委员会、查田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防空防毒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等，整整15个。每个委员会的成员多则19人，少则3人。

毛泽东听后禁不住笑了。尽管有这么多委员会，他还仍觉不够。他认为还应该增加“粮食”、“户口”、“工农检察”、“赤色戒严”等几个委员会。他在后来的调查总结中这样写道：

“长冈乡的许多村委员会，使苏维埃联结了更广大的群众，这是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因为村有了5人的委员会，乡的委员会许多也只要5个人就行了，而乡的每个委员会的5个人，其中4个就是4个村委员会的主任，这样把工作组成了网，对于乡代表会议的工作的帮助是极大的。但长冈乡同志把这些委员会看做成如同工会、贫农团等一样的群众团体，而不知其是苏维埃组织的一部分，这是不妥当的。其中建设委员会可取消。土地委员会在兴国这样土地斗争深入了的地方，应改为农事试验场委员会。”

毛泽东询问了地方部队的训练、编制、勤务等情况，对大家说：

“一切青年壮年的劳动群众，都应组织到赤卫军或少先队中去，并且加以好的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一方面保卫地方，一方面准备上前线，这是苏维埃在国内战争中的重要任务。”

他高兴地赞扬说：

“长冈乡在这一个方面也是成功的。”

毛泽东特别注意调查了群众生活情况，对比了一些主要农产品和日常生活必需品在暴动前与现在的价格变化，了解了群众吃肉、吃油等生活细节。他在后来的调查总结中深有感触地写道：

“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应该明白：长冈乡在战争动员上的伟大成绩，是与他们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绩不可分离的。”

公债的发行，是根据地经济建设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长冈乡5000余元公债的推销，全是在会场认购，而不是按户去推销，全是宣传鼓动，全不强迫摊派，经过4次个别宣传，4次全村大会，从开始到推销完，仅用了15天。之所以如此，在于长冈乡“能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而有的乡不但强行摊派，而且搞了两三个月还不能完成任务，对此，毛泽东在调查总结中写道：

“拿了这些乡同长冈乡对照，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许多地方的苏维埃，不注意社会救济工作；许多地方的互济会只知收月费，不知救济群众困难。长冈乡苏维埃与互济会的社会救济工作都搞得有声有色：慰劳红军；募捐救济难民、援助反帝；乡里失火烧了房子的，失业工人生病无药的，募捐救济；救济饥荒；救济红军家属。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3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天，乡政府从200多里的附近县办来了米救济群众。毛泽东边记下这些宝贵的经验与事迹，一边不住地夸奖：

“长冈乡是在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问题。”

毛泽覃在调查中了解到这样一件事：在一次会议上，有干部提出，由于80%的青壮年参军，劳力不足，应该想个办法。女共产党员李玉英立即站起来说：“可以把妇女组织起来学犁田，我来带头。”结果，在李玉英的带动下，全乡4个村130多名妇女，仅用20多天就学会了犁田。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三哥。

毛泽东非常赞赏。解放妇女，发挥妇女的力量，是他尤其注意的问题，在调查了长冈乡的情况后，他加以总结概括，兴奋地推荐给根据地的广大人民：

“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经济战线上，长冈乡是主要依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有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主要是她们扩大红军与慰劳红军；在苏维埃的组织和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中，都表现她们的英雄姿态与伟大成绩。这里工农妇女代表会的领导与推动，是紧要的关节。工农妇女代表会，首先应该抓紧妇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跟着这些问题的动员，联系到一切政治的动员。在这一点上，许多地方的注意是非常不够的，就是长冈乡也还缺乏充分注意。每个乡苏维埃都应该把领导工农妇女代表会的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上。”

后来，毛泽东曾在瑞金的一次会议上以中央临时政府的名义，奖给长冈乡两头牛，奖给李玉英一条蓝色围裙。

毛泽东在长冈乡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调查后，就要离开长冈回瑞金了。他在临行前亲自召集全乡4个村20多位干部和代表们在乡苏维埃政府院子里开会，让检查团的一位干部将调查到的内容，一段一段地念给大家听，征求大家的补充意见、核对事实。

欲知毛泽东回到瑞金后如何开展工作，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由博古、周恩来和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在1933年10月初组成“三人团”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挫败，甚至可以说是陷入了灭顶之灾。一个由毛泽东开创的大好革命局面完全丧失了，一支强大的红军队伍即将毁灭殆尽。下一段历史读来，简直令人发指。

第45章 1933年11月—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话说在1933年11月间，正当蒋介石以重兵“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在福建发生了一件令他非常头痛的事情。

原来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19路军广大官兵，正像毛泽东在第4次反“围剿”前所预料的那样：“在上海对日作战受国人敬仰，一定不愿再打内战。”因此，在“一·二八”事变后被调到“剿共”战场上19路军官兵，不愿意再进攻苏区，纷纷要求抗日救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前所述，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于10月26日在瑞金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1月20日，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反蒋抗日，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首府设在福州市。接着，第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在围剿红军的东方前线调转枪口，向强迫他们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反戈一击。

第19路军有正规部队33个团，约5万余人，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他们控制的福建与中央苏区东线接壤，如果红军和他们联起手来，不仅东线的威胁就此消除，还可以大大增强对付北线蒋军主力的力量。因此，福建事变的发生，第19路军的倒戈，使处境艰难的红1方面军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同盟者。

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十分兴奋。他十分清楚地知道，福建事变打乱了蒋介石4面“围剿”苏区的计划，红军通往苏浙皖赣的大门被打开了，这是一个实行战略转变、粉碎蒋介石第5次“围剿”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在福建事变的当天，毛泽东与朱德以中央政府和红1方面军的名义，致电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第19路军，电文中说：

“我们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以反对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

11月24日，蒋光鼐、蔡廷锴将所部第19路军扩编为5个军，改称为“人民革命军”。

蒋介石慌忙召开行营军事会议，从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又从沪杭地区抽调两个师，由蒋鼎文率领，分别由江西和浙江进入福建，镇压第19路军的反叛。

这样，国民党军“围剿”根据地的主攻兵力减少了，减轻了红1方面军的正面压力。毛泽东和朱德几次去找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商议军情。毛泽东建议说：

留红5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红1、红3、红7、红9军团，向闽浙赣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创建的赣东北根据地，“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毛泽东的建议正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蒋介石发动第5次“围剿”，可以说是集中全国兵力倾巢而出，后方兵力薄弱，守备空虚。除四川、云南、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几个省还有地方军阀的一些部队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几乎全部使用在江西主战场上，已经没有可调之兵，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也只是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苏浙皖一带几乎没有正规军。

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如果按照毛泽东的建议，红1方面军主力部队攻入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是完全可以“纵横驰骋”的；在援助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同时，必将使蒋介石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不仅第5次反“围剿”另有一番局面，而且全国政局如何变化，也都是很可乐观的。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

朱德赞成毛泽东的建议。但愚蠢的博古、李德却再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博古认为：毛泽东和朱德曾经对福建方面提出的“共同抗日3条件，只是宣传口号，只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

张闻天提出了与博古相反的意见，他说：

“3条件既是宣传口号，也是行动的号召，也是对上层军官讲的。”

张闻天主张从军事上支持第19路军。他的意见被博古否决了。

周恩来也提出：由红军主动出击，歼灭途径江西资溪、闽西北光泽入闽讨伐19路军的蒋介石部队。他的这一建议也被博古否决了。

博古、李德不敢采用毛泽东向敌人后方打击的进攻性战略，主要是害怕会因此而失去根据地。他们不但没有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尤其是“上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而且还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李德甚至认为，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比蒋介石还危险，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决不能支援他们。

博古、李德说，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使自己转入反攻与进攻，是冒险的行动。他们还说：红1方面军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第19路军的蒋介石部的侧后方，是等于帮助了第19路军这一“最危险的敌人”，无异于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于是，他们把毛泽东的建议斥之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

就这样，博古、李德等人又将红1方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去进攻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而让第19路军单独去同蒋介石军队作战，使红1方面军失去了粉碎国民党军第5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11月间，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受毛泽东委托，到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检查工作。群众反映县苏维埃政府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侵占群众利益，贪污浪费行为严重，谢觉哉决定蹲下来认真查一查。经过几天的清查，一条“大蛀虫”被揭了出来：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仁达，仅侵吞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公债谷票款、变卖公共物件款及隐瞒地主罚款等34项，总计合大洋2000余元。

谢觉哉将调查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十分气愤，说出了那句后来载入《毛主席语录》的名言：

“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很快，毛泽东责令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派员核查。唐仁达被押送到中央政府最高法庭接受审判。

11月下旬，毛泽东再次离开瑞金，来到中央苏区有名的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进行调查研究。他每到一个村庄，都住在贫雇农家里，和群众同吃同住，不允许村苏维埃政府对他的生活有一点特殊照顾。

毛泽东每天带着检查团的工作人员下地帮助群众生产，利用饭前饭后地头田边休息时间进行调查工作。夜晚，他就和好多群众，特别是老人，守着一盏灯，一谈就是半夜。

在调查中，毛泽东特别留意才溪乡与长冈乡工作的不同之处，尤其是他们的成功经验。他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乡的代表会议、选举、乡苏维埃下的委员会、扩大红军、经济生活、文化教育等7个方面。

1933年12月初，福建的第19路军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按照《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及共产党领导人的口头承诺，请求红1方面军主力东调，与第19路军联合作战。

12月5日，中共中央局发布了《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告全国民众书》中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没有什么区别，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

12月上旬，蒋鼎文奉命率领的两个师从南丰以南向闽西开进，红1军团就在附近休整。国民党军的移动情况，红1军团的指战员们看得清清楚楚。由于中共中央局不让出击，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国民党军的这两个师，在眼皮子底下开过去了。

12月15日，毛泽东离开才溪乡，回到瑞金。他伏案奋笔疾书，写下了两个长篇调查报告：《长冈乡调查》，即《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才溪乡调查》，即《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

毛泽东总结出一个重要的经验，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他在《长冈乡调查》中写道：

“无数的下级苏维埃工作同志，又在许多地方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很好的方法，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实现，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而是要依靠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动员群众的领域。这是上级苏维埃人员的一种责任。”

“现在上级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我们遇得着这样的情形：发得很多的命令与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同志们，这是不行的，这是官僚主义，这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

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关于乡代表会议、选举、乡苏维埃下的委员会、扩大红军等方面的情况，他写道：

“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胜于历史上的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长冈、才溪、石水等乡的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

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16岁至55岁有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有320人，占79 %。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16岁至55岁有554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有485人，占88％；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有765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有533人，占了70％。毛泽东非常惊讶地写道：

“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80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88个当红军去了。”“这样大数量的扩大红军，如果不从经济上、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是决然办不到的。只有拿经济上的动员配合着政治上的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达到如像长冈乡、才溪乡一样的成绩。”

毛泽东在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运动中，感到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农村中劳动力缺乏和耕畜农具不足的问题。他在长冈乡的调查中，高兴地看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好办法——劳动互助社和犁牛合作社。他向全苏区广大农村推广介绍说：

“劳动互助社的工作，就是优待红军家属、社员互助与帮助孤老。它在农业生产上伟大的作用，长冈乡、才溪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才溪乡在青年壮年男子成群的出去当红军、做工作之后，生产超过了暴动前的10％，荒田开尽，进而开山，没有一片可耕的土地没有种植，群众生活有很大的改良，“即因为他们把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了。”

“根据群众的意愿，以村为单位统筹生产，一切地方都可实行，特别在扩大红军数多的地方。必要时还可以乡为单位，甚至以区为单位统筹。”“耕田队可以合并到劳动互助社，使组织上统一起来。”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动员女子参加生产。“长冈乡提出了‘妇女学习犁耙’的口号，女子已是成群的进入生产战线中，证明有组织的调剂人工与推动女子参加生产，是不可分离的任务。”

此时在中共中央局内分管政府工作的张闻天，看到毛泽东又是下乡调查，又是写总结，觉得这个办法很好。于是，他也召集几个区的工作人员开调查会，与他们一起商讨区对乡的领导问题，尔后写出了《区苏维埃怎样工作》一文。

人民委员会将毛泽东的两个调查报告定名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与张闻天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放在一起，出版了一个合订本。有人当面称赞张闻天写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张闻天就笑着说：

“我这是效法毛泽东同志的办法啊！”

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府委员会会议，听取了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唐仁达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蓝文勋给予撤职查办的处分，给予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杨世珠以警告的处分。

尔后，最高法庭判处唐仁达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财产。

12月间，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第二十六号）。《训令》中说：

“为了严格惩治贪污及浪费行为，特规定惩罚办法如下：

1、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依下列各项办理之：（甲）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乙）贪污公款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的监禁。（丙）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的监禁。（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

2、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务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1个月以上3年以下的监禁……”

后来在惩治贪污浪费运动中，发现于都县的贪污案件特别多，几乎各级机关都有，贪污分子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部长到乡代表，贪污已经成为一种风气。贪污种类有很多，有造假账冒领公款的，有贪污公款做生意的，也有吞没公款的，还有贪污公物的。

根据群众举报，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派出工作组，由苏维埃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亲自带队前往于都县，很快查清了该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熊仙璧强拿公款50元做私人生意；县委书记刘洪清带头拉股做生意牟利；军事部长刘仕祥等人造假账、假收据，冒领总供给部动员费410余元；组织部长高兴赞拿公家保险金做生意；少共县委书记腾琼等贪污公款及群众捐助买飞机的100多元大吃大喝；县劳动部长贪污保险金；县财政部副部长竟私开出口证偷瞒关税等，全县共查出贪污案件23起之多。法庭审理后，刘仕祥等5人被判处死刑，予以枪决；其他犯有贪污行为的干部，也都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和法律的制裁。

在于都清查审理中，法庭裁判部宣布了一条原则：各区对于反革命贪污案件，可在当地群众审判与要求之下当场枪决，不必等县批准。这样一来，各区共枪决了12个贪污分子，加上县里被枪毙的5个，于都县一下子枪毙了17个贪污犯。

关于熊仙璧一案，因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最高法庭遵照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命令，组织最高法庭，以临时最高法庭主席董必武为主审，何叔衡、罗梓铭为陪审，以梁柏台为临时检察长，对熊仙璧渎职贪污案进行公开审理，判处其监禁1年，剥夺公民权利1年。

利剑高悬，一个个大案、要案得以及时查处，严厉打击，一个个蠹虫被清除出苏区干部队伍，到1934年5月间，中央苏区各级机关的贪污浪费现象基本上得到了肃清。

且说1934年1月6日，瑞金最高临时军事法庭对萧劲光进行公审。书记宣读控告书后，萧劲光对黎川之战辩解说：

“我手上的兵都被调走了，敌人是1个军3个师，我只有70人的一个警卫连，怎么能守住黎川呢？再说也没有任何人让我死守黎川。我守到差不多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才带部队撤出，这是什么错呢？”

旁听的群众听萧劲光如此这般一说，便不再喊口号了。

在审判过程中，有人主张杀掉萧劲光。尽管最终他没有被杀，还是被判处5年监禁，开除党籍、军籍。

周恩来在会议上没有表态。散会后，他立即去找毛泽东，心急火燎地闯入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起身相迎，说：

“哦，‘无事不登三宝殿’。恩来，看样子又有什么好消息啰？”

周恩来眉宇紧锁，阴沉着脸说：

“我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来向你请教呵！”

当毛泽东得知萧劲光被判了5年监禁，悲愤不已。他对贺子珍说：

“打击萧劲光就是打击我，是杀鸡给猴看。你去告诉萧劲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贺子珍奉命前去探视萧劲光。她含着泪水对萧劲光说：

“毛主席很惦记你，要你保重身子，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毛主席说你没有错，黎川失守是‘左’倾主义军事路线造成的，你应该撤退，黎川撤退做得对。他们审判你是错误的。”

毛泽东虽然同样身处逆境，但他还是利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影响，坚决抵制“三人团”监禁萧劲光的决定。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支持，王稼祥也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后来在2月份，萧劲光被关押1个多月后，毛泽东即将他调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

后来，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1932—1939）》中有两段话，提及了此事：

“萧劲光在黎川城不战而弃，博古和洛甫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过时了的游击战方法的回潮，认为在苏区业已巩固、敌人进行堡垒战的新条件下，这种过时的方法必然会导致战略重点、甚至大片地区无法挽回的损失。”“同时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军事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是同一条路线。”

1月15日，毛泽东为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撰写了一通碑文，他写道：

“在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战争中，许多同志光荣的牺牲了！这些同志牺牲，表现了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英勇，奠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全中国工农劳苦大众，正在踏着这些同志的血迹前进，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1月15日上午，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崭新的中央大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外，还有各省委的代表。李德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

六届五中全会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毛泽东，批判毛泽东，博古等人早已把他排挤出了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故此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六届五中全会。

全会听取了3个报告：博古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张闻天的《中华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陈云的《国民党区域中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

李德在全会上作了关于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建议。

六届五中全会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顶峰的会议。“左”倾冒险主义者提出，全党要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把原来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查田运动的路线和政策，又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号召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指责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富农路线”。

1月18日，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五中全会关于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决议》、《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以及《致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电》、《致德国共产党电》、《致在狱同志电》、《致工农红军电》等文件。

全会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王稼祥、凯丰（仅有一年党龄）为中央委员，增选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孔原为中央候补委员。

关于全会选举的政治局委员，目前流传的资料说法不一，有两份文献可资考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33年10月7日从莫斯科发给中共中央和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埃韦特的电文中说：你们关于政治局和书记处组成人员的建议，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从你们的名单中取消了候选人卢福坦和罗登贤（此时卢福坦已被捕叛变，罗登贤于1933牟8月29日在南京雨花台就义，中央苏区还不了解这些情况——笔者注）。最好让朱德和顾作霖进入政治局来代替他们。为明确起见，我们重复一下政治局组成人员：莫斯克文（周恩来）、项英、布林斯基（任弼时）、波戈列洛夫（博古）、赵容（康生）、廖陈云（陈云）、张国焘、毛泽东、王明、伊思美洛夫（张闻天）、邓发、朱德和顾作霖。中央书记处可以由3人组成，但考虑要到各处去，我们建议由以下5人组成：莫斯克文（周恩来）、项英、王明、张国焘和波戈列洛夫（博古）。请尽快讨论并告诉我们。你们有没有不同意见或新的建议、补充人选或其他人选，你们是否认为中央组成需要增补新的有威信的军队和苏维埃领导人。请电告。政治委员会。

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埃韦特1933年11月4日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康生（康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分管组织工作——笔者注）的电报中说：中央告知：同意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组成人员，但是我们建议还设三名候补委员，即斯拉文（李竹声）、科穆纳尔（王稼祥）和刘少奇。书记处，由于缺少王明（指王明不在国内——笔者注），我们建议在前线的张国焘和莫斯克文（周恩来）参加，在首府（瑞金）只有波戈列洛夫（博古）、项英出席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因此我们还建议伊思美洛夫（张闻天）和廖陈云（陈云）（以上两份资料括号里的注都是后人作的——笔者注）参加书记处。请电告。

据此，政治局委员13人说是可信的。他们的排名是：博古、王明、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任弼时、陈云、康生、朱德、顾作霖、邓发、张国焘、毛泽东。

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李竹声、王稼祥、刘少奇。

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共7人：博古、王明、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张国焘、陈云。

博古任总书记。

全会选举了中央党务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

另外，由李维汉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张闻天为中央宣传部部长，陈云为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董必武为党务委员会书记。由凯丰主持团中央工作。

1月间，瞿秋白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参加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他与毛泽东在此时此地再次相会，同是天下沦落人，自然是别有一番感叹。

毛泽东还去看望了参加“二苏”的冯雪峰。一见面，毛泽东就风趣地说：

“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

冯雪峰，1902年出生于浙江义乌。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33年秋，冯雪峰因叛徒出卖，身份暴露，中共中央便将他调到苏区。冯雪峰于1933年底到达中央苏区后，被安排在马列主义学校工作。冯雪峰为人正派耿直。毛泽东通经纶、富文才，对文艺领域也很关心。因此二人一拍即合，常常在一起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这一次，冯雪峰把鲁迅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介绍。

毛泽东告诉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是，他能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许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

毛泽东还说，他想重读一遍《阿Q正传》，可惜找不到。他又问鲁迅这几年写些什么东西？冯雪峰向毛泽东扼要介绍了鲁迅的一些杂文，并说，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毛泽东不解地问：

“为什么？”

“担任人民教育委员会主席。”

“谁主张的？”

“不是什么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

“这些人，真是一点也不了解鲁迅。”

冯雪峰听毛泽东如此说，便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也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他的岗位上总能打它一枪两枪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很感动。他说：

“这才是真正的鲁迅。”

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前夕，预备会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作政府报告，由朱德作军事建设报告，由林伯渠作经济建设报告。

关于苏维埃建设的报告，毛泽东提议由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来作，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表示支持。

毛泽东和张闻天都指示吴亮平，要在报告中强调深入群众，突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开幕。

这天清晨6点钟，沙洲坝响起了几声沉闷的炮声。居民们事先已经从布告中得知，要为庆贺“二苏大会”放礼炮——仅仅是几门土炮，所以他们都早早地跑过来观看。

沙洲坝的一片空地成了临时的阅兵场。在刚刚搭建好的检阅台上，站着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朱德、毛泽东等人。

红军大学的学员们穿着崭新的斜纹紧袖“列宁装”和马裤，8个人一排，在校长兼政委何长工的带领下，齐刷刷地走过检阅台。何长工一声“向右——看！”学员们的目光全都向右投向检阅台上的领导人。

彭杨步兵学校的学员们，头上带着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来的清一色的钢盔，在晨光中闪闪发亮。他们也排列着整齐的队伍从检阅台前走过。

阅兵式进行到吃早饭的时候就匆匆结束了，以免引来国民党飞机来的轰炸。

中央大礼堂大门正上方，贴着一排黄色的大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会场里装饰着红绿彩旗，一条标语上写着：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有693名，候补代表有83名，还有1500多人参加了旁听。一连串的鞭炮声，拉开了大会的序幕。

“二苏”大会所有的决议，都已经在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确定了。那期间，毛泽东要么缺席，要么不起任何作用。如今有名无实的他还得来到大礼堂主持开幕式，致开幕词。

大会选举75人为主席团成员，他们是：毛泽东、博 古、张闻天、项 英、吴亮平、刘少奇、凯 丰、蔡 畅、曾 山、邓 发、王盛荣、范乐春、李维汉、陈 云、朱 德、周恩来、王稼祥、何长工、王 震、滕代远、宋任穷、冯文彬、董必武、徐特立、梁柏台、顾作霖、张金楼、汪金祥、谭余宝、成仿吾，还有中央根据地、其它根据地、各省市的一些代表。

梁柏台为大会秘书长。

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全国工会代表刘少奇、共青团中央代表凯丰、全国红军代表朱德，分别向大会致词。

1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4500多字的政府报告。这个报告中的部分内容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题目是：《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说：

“只有最无耻的国民党军阀，才会在他们自己统治的区域内弄到差不多民穷财尽的地步，还会天天造谣，说红色区域如何破败不堪。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目的，在于破坏红色区域，破坏正在前进的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工作，破坏已经得到解放的千百万工农民众的福利。”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毛泽东在报告中详细总结了苏区经济发展的成就，指出了发展经济的方向，同时提出了不少著名的论断，如：“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他最后说：

“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政府却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尔后，朱德作了红军建设决议报告，林伯渠作了经济建设决议报告，吴亮平作了苏维埃建设决议报告。

会议结束后，张闻天找到他在苏联学习时期的老同学刘英，说：

“你不是一直想见毛主席吗？”

“是啊，这个人讲话生动风趣。你看他今天在报告中讲到婚姻法，怕群众思想不通，就说：‘结婚年龄男的20岁，女子18岁，为了革命，青年同志要忍耐着点啊！’说得大家哄堂大笑。”刘英说完又问：“什么时间去？”

“我现在就带你去！”

张闻天引着刘英来到毛泽东简陋的住处，向毛泽东介绍说：

“这位是你的老乡，长沙人。她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现在少共中央局当宣传部长。”

毛泽东听说是故乡人，连忙让座，又叫贺子珍在炭火盆里添加些木炭，4个人围着炭火坐了。他操着湘潭话问刘英：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长沙师范。”

刘英也是一口长沙土话。毛泽东一听就乐了，打量着眼前这位个子矮小、比自己年轻12岁、“娇小得就像小孩子玩的布娃娃”一样的小老乡，略带惊讶地“咦”了一声，说：

“是吗？我也是师范的。”

刘英说：

“你是第一师范，我是女子师范的。我们那儿的老师都是你的同学。比如周以粟、陈章甫啦。我去看周以粟老师时，他向我介绍过你，说你走群众路线，打仗了解国情，是正确的，现在不是有人说你是……”

刘英本来是要说“游击主义”，可觉得这个词太刺激了，话到嘴边改了口：

“说你是……不正确嘛！”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和刘英聊着。张闻天一边伸手烤火，一边笑眯眯地看着两个同操湖南腔的人一见如故，不时也插上几句话。刘英称赞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幽默生动，毛泽东笑笑说：

“说话是要让人家听的，所以我们说话或者作报告，一定要分清对象。你是学生出身，现在到苏区来了，要注意，不能学生腔。你的工作对象是工农分子，没有文化的，对他们讲话一定要通俗。现在许多人写的文章人家看不懂，讲话长篇大论，人家听不懂，这有什么用啊？”

刘英觉得毛泽东的话句句说到点子上，受益匪浅。

话分两头，再说在1934年1月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领导的第19路军，由于蒋介石在去年12月下旬亲赴福建前线，指挥对第19路军全面进攻，再次请求红军主力稍向东移，贴近闽北，给予配合，争取从中路突破蒋介石的包围。

中共中央“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但不支持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反而在他们遭到蒋介石军队重兵“讨逆”的艰难处境之际，落井下石，发出了一个《关于争取十九路军方针意见》，说什么“闽政府完全倒台快要到来，我必须更努力在士兵和群众面前揭穿闽军政府领袖消极及投降政策”，争取士兵到我方来。

这正是：生子莫如此“海归”，先人后辈都蒙羞。

毛泽东此时无职无权，已经无能为力，他只有向福建方面献计献策的份了。在第19路军节节败退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危难之际，他和朱德再次致电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6条紧急建议：要他们立即实践人民民主权利，组织反日反蒋的群众斗争团体，武装福州、泉州和漳州各地的群众，保卫福、泉、漳，肃清第19路军内部的投降变节分子等等。然而为时已晚了。

1月23日，在蒋介石军事压力和政治收买下，第19路军土崩瓦解，“福建事变”的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只好亡命海外。

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第19路军后，还心有余悸地对其北路军总指挥顾祝同说：他所“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

蒋介石的担心，完全验证了毛泽东在福建事变发生后所提的建议是何等的英明正确。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两天后，早在1933年12月已改称为中央红军的红1方面军马上就尝到了苦头。

1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第5纵队罗卓英部4个师，为夺取建宁，分左右2路进驻黎川、建宁之间的战略据点樟村和横村。

1月27日，罗卓英部又进占了战略要地邱家隘和寨头隘。

再说在1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把《长冈乡调查》即《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的小册子，发给每一位到会代表，并在大会上作了结论报告。《毛泽东选集》中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就是这一结论报告的重要部分。毛泽东说：

“有两个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没有着重注意，我觉得应该提出来说一说。第一个问题是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拥护我们。”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么？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毛泽东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他说：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毛泽东最后说：

“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我们占据了这些阵地，我们就能从这些阵地出发去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

尔后，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件；发表了会议宣言；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国旗、军旗设计稿。国徽呈地球形，上面交叉着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上面则书着“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国旗是红色底子，加国徽于其上。

1934年2月1日，“二苏”大会闭幕，选举新的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75人，候补委员36人。

冯雪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2月3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洵、朱地元、邓发、方志敏、李维汉、周月林（女）17人为常委，组成最高政权机关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会。

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最高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选举张闻天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人民委员会下设11个人民委员：

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邓振洵为劳动人民委员，高自立为土地人民委员，林伯渠为财政人民委员，吴亮平为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陈潭秋为粮食人民委员，梁柏台为司法人民委员，曾山为内务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项英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会议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阮啸仙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委任董必武为最高法庭主席。

何叔衡失去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等全部职务。

谢觉哉来到根据地时间不长，不了解内情。他问毛泽东，中央为什么要撤销何叔衡的职务，毛泽东没有吭声；他第二次又问，毛泽东仍然没有吭声。谢觉哉忍不住了，便直截了当地说：

“主席，中央为什么要整何老头？何老头有么子错？”

毛泽东像是怕他继续追问，一声不吭，弓着背，缓缓地走开了。

由于毛泽东失去了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就离开了对查田运动的领导。后来，在“左”倾土地政策直接指导下的“继续查田运动”，终因第5次反“围剿”节节失利而草草收场。

在此时的中央苏区内，毛泽东和瞿秋白的交往比较多。他常常到瞿秋白办的图书馆读书，二人对蒋介石即将发动的第5次“围剿”深表忧虑，经常交换意见，商讨革命大计。

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合作关系也始于这一时期。

“左”倾领导者安排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目的就是以张闻天排斥毛泽东，架空毛泽东。在这之前，在1933年2月开展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张闻天是主要领导者之一；在3月下旬的批判“江西罗明路线”的初期阶段，张闻天也曾多次作报告、写文章。张闻天后来曾经说过：

“我一进苏区，不重视毛泽东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恨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思，也是事实。在我未当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过政府工作。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和本领，我是不了解，也没有想去了解过的。”

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和张闻天经常接触，相互了解越来越多。毛泽东循循善诱，张闻天作风正派，二人逐渐走向接近。他和张闻天长谈了好几次。毛泽东曾对吴亮平说过，张闻天细心地倾听了他的谈话。张闻天对毛泽东的病十分关切，用手抚摩了毛泽东的痛处，并表示了亲切的慰问。

在政府日常工作中，毛泽东和张闻天的观点和主张也比较接近，他们都认为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关心群众生活。有一次，毛泽东亲自帮助附近农民挖茅坑，使张闻天很受感动，他对工作人员说：

“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啊！”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工作重心是什么？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自古道用贤不避仇，举贤不避亲；可“左”倾冒险主义者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米夫用王明，王明用博古，博古用凯丰，无不是唯亲是举。这就叫：山头宗派，无事不怪。任人唯亲，焉能不败？天不佑奸，来者足戒！

第46章 1934年2月—

“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即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

话说从1934年2月起，蒋介石重新布署了对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的兵力，分东、西、南、北4路，向中央苏区继续进行碉堡推进。此次东路军是由入闽镇压福建事变的部队组成的，以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

在国民党军新的进攻面前，博古、李德等人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变，由原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一变而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他们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无堡垒地区作战的方针，也不采取以往几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而是要求红军进行阵地防御，在重要城镇、大居民点、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构筑碉堡，以阵地防御顶住敌人；而且他们还经常轻率地要求红军主力，对敌军堡垒阵地或有堡垒作依托的敌军发动进攻，想以此来“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达到制止敌人5次‘围剿’的最终目的。”

中央红军在博古、李德等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思想指导下，开始了以堡垒对堡垒的作战。

中央红军如此战法，毛泽东不能不为此而扼腕担忧。

2月9日，国民党北路军第94师在樟村以西大鸡公山与红1军团发生战事；第14师在小鸡公山及熊家寨与红9军团发生战事。红1、红9军团均失利。

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审左祥云及有关人员贪污一案。

早在1933年8月间，中央苏区决定在瑞金沙州坝村兴建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在叶坪村红军广场兴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亭，为纪念英勇牺牲的红5军团参谋长赵博生和红3军军长黄公略兴建博生堡、公略亭。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工程处”，由多才多艺的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钱壮飞任建筑设计师，由中央政府司法人民委员梁柏台任工程总指挥。具体的建筑施工由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赵宝成负责。赵宝成接到任务后，委任左祥云具体负责6大工程的基建施工。11月间，有人举报赵宝成及其下属的管理处处长徐毅，疏于管理和监督，导致6大工程在建筑施工中严重浪费，还揭发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股长管永才利用职务之便，联手贪污巨额工程款之事。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会同中央政府办公厅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0元。左祥云还盗窃机密，私盖公章，企图叛逃，犯下了严重罪行。

左祥云恶迹败露后，毛泽东亲自下令赵宝成扣押左祥云听候处理。赵宝成竟违抗毛泽东的命令，不但不予扣留，反而听任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放走左祥云。毛泽东获悉后，极为震怒，当即指示有关部门发出通缉令。不久，保卫部门将逃至赣县江口镇的左祥云缉拿归案。中央工农检察部在迅速查清了左祥云的罪行的同时，也查清了赵宝成、徐毅的严重问题。徐毅除放走左祥云外，还放走其他2名案犯，从中索贿金戒指2枚，且官僚主义习气严重，生活腐化，浪费公款数千元。赵宝成身居要职，却与腐败分子同流合污，包庇他们的罪行，平时在工作中脱离群众，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挥霍浪费公款上万元。

毛泽东、项英、张闻天亲自听取了中央工农检察部查处3犯情况的汇报，并及时在《红色中华》报上进行公布。为扩大社会宣传和影响，警示教育苏区广大干部，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庭长董必武，经请示毛泽东同意，决定在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对相关案件进行公开审判。

2月13日这一天，审判大会召开，主审法官由董必武亲自担任。观众席上，人头攒动，参加旁听的人员达数百人。旁听群众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法庭对犯罪分子给予严厉裁判。经过长达四五个小时的审理，临时最高法庭根据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对人犯所犯的罪行判决如下：“左祥云处以枪决；徐毅处以6年监禁，剥夺公民权利6年”；赵宝成浪费公款1万元，违抗中央政府扣押左祥云的命令，纵其出逃，被判处苦役1年。同时，法庭对总务厅事务股股长管永才、中央政府运输司务长刘兆明等贪污腐化案也进行了审判，管永才、刘兆明被判处监禁各半年。

后来在2月18日，左祥云被执行枪决，成为中共历史上因贪污腐败问题而被处决的第一个县处级干部。

再说2月15日，国民党北路军第8师、第70师在凤翔峰与红1军团发生战事；第67师在司令岩与红3、红9军团各一部发生战事；第94师在芦坑与红5军团发生战事。中央红军各部均失利。

2月24日，国民党东路军第10纵队汤恩伯部攻占福建沙县。驻沙县的红7军团伤亡400余人，国民党军伤亡200余人。

2月25日至27日，红1军团为保卫建宁，在黎川西南的三岬嶂同国民党北路军数个师激战3天，将国民党军1个师击溃。

1934年3月7日，国民党东路军孙元良师袭取福建将乐。

3月14日，国民党北路军第8纵队周浑元部第96师、第5师和第6纵队刘绍先部第43、第97师，会同第3纵队樊崧甫部主力，与红1、红3、红9军团战于寺前、东华山、白舍地区；随后再战于马鞍寨、元头寨、毕乐寨、石下寨和金家寨地区。

中央红军彭德怀等部，在南丰西南三溪圩、三坑等地反击国民党北路军的作战中，遭受重创，其中红3军团伤亡多达2000余人。

就这样，中央红军各部在博古、李德等人的指挥下，节节失利。红5军团、红9军团和红1军团一部，在抵御失败后，被迫向南边的广昌方向撤退。

在这3月中旬，国民党北路军已经完成了北起南城，西至乐安、宜黄，南至南丰的白舍，东达黎川的邱家隘的堡垒封锁线，并开始了向广昌进行攻击的准备。

3月19日，国民党东路军王仲廉师攻占泰宁。此战，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一部伤亡600余人，王仲廉师伤亡70余人。

3月23日，国民党东路军李默庵师攻占归化，红7军团伤亡500余人。

沙县、将乐、泰宁、归化失守后，红7军团和第34师等部被迫退守建宁、宁化一线。国民党东路军步步筑垒推进，向中央苏区东北部的战略要地建宁进逼，并在闽赣边的德胜关与其北路军一部会合。至此，国民党东、北两路军对中央根据地形成了合围之势。

3月下旬，蒋介石为攻占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命令以罗卓英部为河西纵队，以樊崧甫部为河东纵队，集中了11个师的兵力，夹盱江两岸南下，准备大举进攻广昌。

1934年4月3日，林彪鉴于此时的不利局面，以《关于5次反围剿之战术问题》为题，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有些主要的负责同志，以为敌数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三四百米一推或三五里一挺进）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了一个战役中消灭几个师的机会，因而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保持接触与敌对峙，去专门寻求小的战斗胜利以削弱敌人，想去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每团消灭敌人1个连或1个营），就此把敌人的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我们主力通常应隐蔽集结于机动地点，于运动战中的以我主力军大量消灭敌人，每次消灭它数个师，只有这样的仗，才能转变战略形势，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而彻底解决问题，如果零敲碎打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林彪这封信中的观点，正是毛泽东一贯战法的简要表述。与林彪正相反，李德以华夫为名，4月间在军事杂志《革命与战争》上发表了《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一文，对他的“短促突击”的战术理论，再次作了说明，他写道：“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来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

毛泽东立即对李德的堡垒战理论提出了反驳意见。他说：

“由于这种战术，我们失去了主动性，自己放弃了在有利条件下，即在敌人占领区或苏区内部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可能性。”

后来，毛泽东又针对怕丧失土地而拒绝“诱敌深入”的观念，作了更深刻的批评。他生动地说：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即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

毛泽东的反驳与斗争，使他不断地遭受到排挤和打击。后来中革军委召开会议，让他参加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毛泽东还不知道，在此一时期博古等人为了排挤他，曾准备将他送到苏联莫斯科去。

那还是在1934年3月27日，在上海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李竹声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说：“中央报告说，毛泽东已长时间患病，请求派他去莫斯科。他已停止工作。您是否认为可以派他去作为出席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七大——笔者注）上的代表？您的代表（指下文中的埃韦特——笔者注）和上海中央局认为，他的旅行安全难以保证。此外，应该考虑政治后果。”

为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1934年4月3日召开会议，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因病是否适宜去苏联的电报。”并作出决定说：“认为他不宜来莫斯科。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中国苏区将他治好。只有在中国苏区绝对不能医治时，他才可以来苏联。”这样，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便在4月9日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驻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的电报中说：“我们坚决反对毛泽东出行，因为我们不认为能够使他在旅途中免遭危险。即使需要大笔开支，也绝对需要在苏区组织对他的治疗。只有在完全不可能在当地医治和有病死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才同意他来莫斯科。”

据吴亮平回忆说：“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由此可知，博古在会议上宣读的就是4月9日的这份电报。

那么在共产国际里究竟是什么人“坚决反对毛泽东出行”呢？

后来在5、6月之交，博古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高自立到了莫斯科以后，向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报告了国内情况。他还传达博古的口信说：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毛泽东想到苏联养病”。王明说：毛泽东“能抓得大事”；“这么大的人物来，谁敢保险？”

由此看来，博古传达的共产国际来电，事际上还是王明搞的鬼。王明的聪明之处在于：一是毛泽东在国内可以利用，可以控制；二是毛泽东万一到了苏联，与斯大林等上层人物一接触，国内的情况就要穿帮，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可能就要变更了。这就是王明所说的一语双关：“谁敢保险？”

这正是：王明一语破天机，竖子还算小聪明。

毛公赴苏利与弊，海归识见各不同。

4月11日，国民党围剿军以罗卓英部、樊崧甫部共11个师的兵力，开始进攻广昌。

博古、李德等人为死守广昌，调集了红1、红3、红9军团共9个师的兵力，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争”，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进行“决战”。他们荒谬地提出了“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等死拼硬打的口号。

博古、李德等人还决定，将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外组建临时司令部，由朱德任总司令，由博古任总政委，李德也亲赴前线，指挥坚守广昌的战斗。

国民党围剿军每天用三四十架飞机，在广昌一线狂轰滥炸，中央红军伤亡很大。李德指令1个营在工事里守备，结果全部壮烈牺牲。

4月14日，国民党围剿军突破中央红军防御阵地，占领广昌甘竹。

4月19日，国民党围剿军占领大罗山、延福嶂，继续向南推进。

4月28日，国民党围剿军从盱江西岸向广昌发动会攻，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迅速摧毁了广昌城外中央红军构筑的堡垒工事，并逐次攻占了各制高点和战略要地。坚守广昌的红3军团虽然大量杀伤了敌人，但他们自身也伤亡了近千人。

就在4月28日这一天，博古、李德等人发布《5次战役第二步的决战关头和我们的任务》，命令中央红军继续同优势国民党军拼死决战。由于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博古、李德等人不得不同意中央红军9个师放弃广昌，在撤出战斗后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

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中央红军英勇奋战，虽然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共击毙、击伤、俘虏敌人2600多人，但自身也伤亡了5500余人，约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其中红3军团就伤亡了2700多人，约占全军团的四分之一。

中央红军每况愈下，中央苏区越缩越小了。

4月28日晚，也就是在广昌失利的这天晚上，中革军委开会讨论广昌战役。王稼祥在会议上说：

“像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

以前支持博古等人错误主张的张闻天，也开始认识到了冒险主义军事方针的严重危害，他不同意博古、李德等人的这种消耗战术，在会议上公开批评广昌战役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使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张闻天对李德的翻译伍修权说：

“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

博古对张闻天的批评极为不满，说他是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和博古争论得面红耳赤。李德说：

“你们之间不要闹摩擦，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

彭德怀冲着李德说：

“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1、3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彭德怀还指斥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李德听了，骂彭德怀是“封建”，彭德怀则骂李德是“下流无耻”。

自此，张闻天开始受到排斥，被博古派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实际上是被博古放逐在了决策层之外。

这正是：海归老外，沆瀣作怪。纸上谈兵，屡战屡败。

中山狼子，爷田崽卖。老彭破口，张生贬外。

毛泽东在后方听到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消息，心情十分沉痛和愤慨，他说：

“广昌战役对红军来说，是个灾难，毫无战绩！”

此时，也有令毛泽东兴奋的消息。红5军团的主力部队红13师，在24岁的师长陈伯钧率领下，在新桥等地接连打了10余个胜仗，新桥一战，击毙敌团长2人、营长5人，取得了歼敌800余人的大胜利。毛泽东闻之，兴奋得大手一挥，情不自禁地喊道：

“13师万岁！”

后来，红13师荣获了“坚师”的称号，陈伯钧也荣获了二等红星奖章。

4月底，毛泽东经留在后方瑞金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同意，只带着身边的几个随员，离开了瑞金，到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工作，也算作是休养。他终于在遭到冷遇后又得到了一次工作的机会。

前边已经说过，国民党军第5次围剿军中以陈济棠为总司令的南路军，布防在中央苏区南方外部地区，其任务是配合东、北两路主攻部队作战，并防止中央红军主力的突围转移。

此时红军与陈济棠部相对阵的，是驻守在南方战线的红22师。

红22师是在1931年第2次反“围剿”后，由会昌、安远、寻乌、信丰等县的赤卫队和模范营等地方武装合编而成的部队，只有65团和66团两个团的建制。后来，独立红3师8团改编为第64团，加入红22师建制，全师增加到了4000余人。师部设在会昌清溪。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警戒安远方向的敌人。

第5次反“围剿”开始后，在博古、李德等人“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指导下，以红22师64团驻守信丰，66团驻守南康、65团驻守寻乌的吉潭和澄江一带，在东西几百里的防线上，分兵把守，打“阵地战”、“正规战”，抵御安远方向和福建方向敌人的进犯，被弄得穷以应付，手忙脚乱，不得不一再后撤。

4月间，陈济棠部以3个师的兵力，由参谋长黄幼民指挥，向红65团驻守的会昌筠门岭扑来。红军指战员们被迫守在碉堡里，在“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的命令下，同粤军硬拚消耗。他们拚完了弹药，就用刺刀和石头同粤军搏斗，给粤军以严重杀伤。4月21日，粤军对筠门岭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先是飞机轰炸、扫射，继而又以大炮轰击。碉堡一个个被炸塌了，红军官兵们整连整连的随着碉堡的倒塌而英勇牺牲。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红军战士用刺刀、石头同敌人拚了整整一天，最后被迫撤出筠门岭，南线大门筠门岭终于失守了！

筠门岭失守以后，红22师的指战员们，怀着沮丧的心情退到会昌站塘李官山，进行整休。师长周子昆、政委王开湘、参谋长孙毅、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在李官山的祠堂里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总结筠门岭战斗。在总结会上，他们从战时政治工作、战役的组织部署、阵地设置、兵力使用、战斗指挥等各个方面认真地严格检查了自己。然而，“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者们却拚命推卸责任，不仅不承认其消极防御的军事路线是造成战斗连连失利的根本原因，反而把筠门岭失守的罪过，强加到红22师全体指战员身上，说什么“红22师的干部，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战士们打仗不勇敢”等等。这种批评，使战斗失利的红22师指战员心情更加沉重，部队气氛沉闷。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从瑞金来到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会昌县东北部3公里处的文武坝。这是一个有百十户人家的村庄，村前有一口大池塘，池塘边有一栋砖瓦房。粤赣省委就在这里办公。

毛泽东会见了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这天晚上，毛泽东与何长工一起到战地前沿去视察。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红22师的政委王开湘，询问前边敌情怎样？敌人有多少？怎么部署的？现在有些什么动向？筠门岭的仗是怎样打的？部队伤亡多少？战士的情绪怎样？现在是怎样部署的？听完汇报后，他鼓励王开湘说：

“你们打得很好。你们是新编部队，敌人又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

他又说：

“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的主力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这样既可缓和前线形势，又可积蓄我军力量，休养生息，以备不虞。在整训中要总结经验教训，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大量消灭敌人？你们要采取游击战和游击性运动战的打法，要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1个营1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要考虑几个战斗方案，例如，敌人从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不打他的身子，只是打他的尾巴；敌人从几路来，就打他侧面的一路。总之，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消灭敌人一部。”

最后，他还特别强调说：

“对‘反水’的群众绝不要打枪。但是，要放‘纸枪’，向他们散布传单、标语。要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工作，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

红22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召开全师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军政委员会会议，作了具体部署：正面放两个营，加固阵地，顶住敌人。以小部队协同地方武装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抽出一部分干部和战士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做群众工作。将主力部队都集中到李官山进行整训。

整训以后，红22师士气重振。他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主动出击，有计划地分别在会昌周田、新圩、半冈、赤埠一带打了五六个小仗，连战皆捷，消灭了赣军一些前伸的小部队，使赣军驻守在筠门岭，不敢前进一步，遏制了赣军向北推进的企图，稳定了南线的局势。

1934年5月初，毛泽东出席了粤赣省委召集的各级干部会议，他指导刘晓、何长工制定了南线的工作计划。他说：

“目前斗争形势很紧张，苏区越来越小。你们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查田运动；扩大白军工作，消除赤白对立；恢复钨沙生产与输出，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组织余粮大半出口，向白区购买布匹、食盐；整顿地方武装组织，清洗混入队伍的不纯分子，准备保卫胜利果实；做好扩红工作，完成扩红任务。”

毛泽东还说：

“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希望大家迈开双脚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加强调查研究，克服盲动倾向。”

欲知毛泽东在南线战场还有什么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博古等人在福建事变中的措施，岂止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之举，简直是天生的痴儿！共产党内出现这样的领袖，真乃天下民众之大不幸也！

共产党内斗多年，有些人还不知道“形左实右”为何物？那就请看一看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理论与实践吧！相比之下，尽管立三路线也有严重危害，但它那时也只是远距离发发命令而已。正如毛泽东所做的那样，你说你的，我打我的。而王明路线则不同，其代表人物深入根据地，直接控制了根据地的党政军大权，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最终葬送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如果说，王明一伙是蒋介石最喜欢、最得力的同盟者，恐怕也不为过吧！

第47章 1934年5月—

“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要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不能光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搞死打硬拼。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粉碎敌人的围剿，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

话说1934年5月3日，博古、李德和朱德离开广昌前线，于5日回到了瑞金。

李德提出了准备退出中央根据地的主张，并电告共产国际批准。

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并明确规定：“三人团决定一切”，负责筹划战略转移问题。“三人团”的具体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并分管干部的处理问题；军事上由李德负责计划的设计与制定；周恩来则负责军事计划的具体实施。

5月16日，国民党东路军孙元良部在北路军和空军的配合下，攻击建宁。中央红军开展了建宁保卫战。

1934年6月1日，国民党军占领连城，中央红军被迫退往宁化、石城、长汀、宁都、兴国一线。

此时，林彪写了一篇《论短促突击》，一反他4月3日在给中革军委的建议信中，曾经认为短促突击是“零敲碎打”的观点。

林彪何以会转这么大的弯子？据李德在回忆录中说，是他和林彪作了一次深谈，他约林彪写一篇文章。李德说，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迷惑敌人。林彪毕竟年轻，竟然答应了。

林彪在《论短促突击》中写道：

“短促突击虽然也是运动战的一种，但我们如完全束缚在这种战斗方式中，则是非常错误的。”“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可能，而忽略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有害的。”

林彪还在文章的末尾引用了李德的一段语录，作为结束语。

6月上旬，毛泽东骑马从会昌文武坝来到站塘的李官山，视察红22师。他住在老乡一间不大的堂屋里。

当天晚上，毛泽东召见红22师前线部队的领导干部，询问敌情、战士们的生活和心情、地方群众、地方工作、作战经过等情况。

稍后，毛泽东在李官山召开红军指战员和赤卫队员大会，在大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他说：

“反第5次大‘围剿’的失利，不单是军事上的原则问题，而且在地方工作上也犯了脱离群众的错误。”“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一定要坚持游击战和游击性运动战的打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毛泽东在李官山进行了10多天的视察后回到文武坝，参加了粤赣省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深知陈济棠和蒋介石有利害冲突，所以陈济棠在南线战场上，对红军采取的是“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并没有积极地向苏区发动强势进攻。他在会议上详细分析了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然后说道：

“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要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不能光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搞死打硬拼。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粉碎敌人的围剿，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以派一些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部管区，宣传抗日救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陈济棠的军队停战抗日。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总的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

毛泽东这些指示，对消除南线的两军对立，为促进陈济棠和红军进行谈判达成“就地停战”协议，为后来中央红军的突围顺利突破第1、2道封锁线，埋下了一个重要伏笔。

6月22日，毛泽东就中革军委准备将红7军团南调，以加强南线的防御一事，同刘晓、何长工等粤赣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研究后，复电周恩来，报告南线的实际情况，他说：

“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因此判断是渐进，不是突然”，建议红7军团可不南调，“寻淮洲部以在瑞金待机为宜”。

周恩来接受了这一建议。

6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6个师由泰和地区渡过赣江，向沙村、兴国推进。

1934年7月上旬，蒋介石又下令加紧“围剿”，从6个方面向中央根据地中心的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

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决定派出两支远征军打到外线去。这两支远征军用周恩来的话说是：“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负责探路的这第1支远征军叫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联合发布《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7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把红7军团6000余人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北上皖南，再转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率领的新红10军会师。中央代表曾洪易随军行动。由曾洪易和乐少华、寻淮洲3人组成前委会，以曾洪易（后叛变投敌）为书记，全权指挥先遣队的行动。

上边所说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刘英，是一位男子汉。此刘英非彼刘英。本传前面所说的刘英，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张闻天留苏的同学、后来的夫人。她是一个娇小柔弱的小姑娘。而这一位刘英，是于1905年出生在江西瑞金象湖镇竹岗村，1918年高小毕业后辍学，1924年到松山小学任教员，1927年在瑞金城开米店。这期间，他结识了中共瑞金地下组织负责人，参加了革命工作。1929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进驻瑞金，刘英参加了红军，任军部会计、供给部出纳股股长、军部文书；同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从1930年起，刘英先后任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1932年任红15军44师政委；1933年调红9军团，先后任3师、14师政委；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7月初，被任命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后，他在11月间又被任命为与红10军合编的红10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第19师政治部主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成员。1935年1月，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地区突围时，他不顾身负重伤，率先头部队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安全抵达闽浙赣根据地，并与中共闽浙赣省委取得联系。2月间，根据中央指示，以先遣队突围出来的部队为基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他任政治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后来与粟裕等建立了纵横百余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10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省军区成立，他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挺进师被编入新四军。1938年3月，闽浙边抗日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第3支队，北上抗日，他留浙江坚持斗争；5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成立，他被任命为省委书记。次年1月，他随省委机关迁至丽水，化名王志远，以“兴华百货商店”老板的身份作掩护，领导全省工作；同年7月，主持召开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并为浙江省出席中共“七大”代表团团长；10月，他抵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开始撰写《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12月，因斗争需要，他返回丽水。同年秋，他被中共中央任命为闽浙赣三省特派员；1942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在温州被捕。1942年5月17日，蒋介石自重庆发出急电：“饬速处决刘英。”18日拂晓，刘英在永康方岩马头山上英勇就义。后来，毛泽东曾深情地说：“刘英为人民而牺牲，人民就会永远纪念他。”

再说7月6日这一天，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北上。此一去也有分教：

艰难困苦百战多，壮士鲜血沃山河。

可怜粟裕少年将，几经生死多蹉跎。

7月中旬，国民党东路军3个师向广昌赤水、驿前；石城小松及县城推进。另有6个师由闽西朋口、连城向长汀推进。同时，南路军的3个师也由筠门岭向会昌佯动。

7月中旬的一天凌晨，毛泽东带领粤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的部分干部及警卫员，从文武坝出发，渡过绵水，经黄坊从半山寺右侧的羊肠小道，登上会昌城外的山峰岚山岭，视察阵地。

毛泽东站在岚山岭上，极目四望，感触颇深。他回到文武坝后，当晚挥笔写下了一首感时词作《清平乐·会昌》，其词云：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巅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不久，毛泽东接到来自瑞金的急信，要他赶回红都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背上红纸雨伞，走向文武坝渡口，望着田野说：

“好快啊！我来的时候早稻才有1尺来高，转眼已经抽穗，再过些天就要割禾了！”

毛泽东告别了会昌，坐上小船行了一程，尔后登岸步行，回到了瑞金。

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联名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言》中说：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掠，曾经一再号召全中国民众武装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公开对日宣战，并下了对日宣战的危急动员令，动员全苏区的民众，准备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更曾经向全中国民众一再宣言，在‘1、停止进攻苏区与红军；2、给民众以初步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示威和自由；3、立即武装民众与创立民众的反日义勇军，以保卫中国’的3个条件之下，愿意同全中国任何武装队伍，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

宣言还表示，若接受前述3个条件，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在抗日反蒋号召的影响下，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在7月间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双方建立了秘密的通讯联系。

7月23日，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为对付国民党围剿军6路进攻，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形成“6路分兵”、“全线防御”。继续同优势国民党围剿军拚消耗。其具体布置是：

红3军团第6师、第21师位于兴国西北地区；红3军团第23师和江西独立团、独立营位于古龙岗以北地区。红3军团第4、第5师和红5军团第34师位于广昌驿前以北地区；红5军团第13师位于广昌头陂地区。红1、红9军团及第24师位于朋口、连城地区。红22师位于筠门岭地区。

此时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已很匮乏，红军已经失去了在中央苏区、在内线作战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在此情况下，毛泽东迫切希望红军能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适时地突进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歼灭国民党军。他把“三人团”的“6路分兵”、“全线抵御”，作为军事平均主义的典型，提出了深刻的批评。

毛泽东多次建议改变打法，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结果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他曾感慨地评论说：

“‘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1、2、3、4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2、3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7月底，中央红军反“围剿”的形势更加严峻了，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名义正式提出了红军战略转移问题；同时制定了《8、9、10三个月战略计划》，提出要“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求得战役上的大胜利，求得战略情况的改变”。

就在这危急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孔荷宠叛变投敌，亲手将他偷偷勾画的沙洲坝党、政、军首脑机关的分布图交给了蒋介石。

孔荷宠的叛变开了红军指挥员较大规模叛变的先河。随后，湘赣军区独立第4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全部叛变；湘鄂赣军区红16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代主任也都先后投敌；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祜、新红10军副军长倪宝树等也先后叛变。

龚楚是在1935年5月2日带着一个连由湖南临武基地赴郴县黄茅村。当晚，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就寝，趁警卫酣睡之际，悄然逃离黄茅村回到故乡长来村。不久，龚楚投靠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先后担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犯下了累累罪行。

且说孔荷宠投敌不久，沙洲坝便遭到了国民党军飞机的连续轰炸，中央机关和毛泽东、朱德不得不由沙洲坝迁到了背梅坑。

背梅坑在沙洲坝西南，两地相距15公里。这里有一座高仅30多米占地约20来亩的石灰岩小山包，叫做云石山。云石山上竹木葱郁，山顶有一座坐东北朝西南的古寺，面宽5间，是一座极普通的青瓦黄墙小庙宇。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中央政府各机关为了交通方便，分别驻在云石山下的村庄里，毛泽东和张闻天则被分配住在云石山的古寺里。

此时，张闻天正在闽赣省巡视，毛泽东与贺子珍带着小毛来到了古寺。古寺里住着一个法号叫乐能的大和尚，还有两个小和尚。警卫人员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准备让和尚们搬走，毛泽东说：

“他们是主人，我们是客人，岂有反客为主之理？”

于是，毛泽东搬进了左厢房，和尚们住在右厢房。中堂就作为会议室。一向清贫的和尚们，见毛泽东这样的“大官”一家人的伙食竟然也跟他们差不多，十分感叹。

古寺后边有一棵大樟树，枝叶茂密，树下有两个青石圆凳。毛泽东常常坐在石凳上读书。有时，他和贺子珍带着小毛在树下相对长坐。

云石山距红军大学不远，被调离领导岗位正在红大学习的贺敏学，前来看望毛泽东一家。当贺子珍牵着3岁的小毛出门迎接时，贺敏学便兴奋地抱起孩子用胡子扎他，逗得孩子咯咯直笑。毛泽东关切地问起贺敏学的近况，而后缓缓地说：

“他们整你，是因为我，你是受了我的连累呀！”

毛泽东在送贺敏学下山时，面对眼前一排苍劲有力的青松，忽地止步，仰望片刻，吟诵出杜甫的诗句：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有一天晚上，朱德手下的一名军官来和毛泽东聊天，他带来了酒和鸡。在那种艰苦的岁月里，这是再美不过的佳肴啦。他们坐在毛泽东住所院子里的藤椅上，品着还剩下的酒，说起了令人留恋的往事。毛泽东叹道：

“唉，现在不再是井冈山同志们的天下了。”

在云石山期间，中革军委要毛泽东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毛泽东用了近1个月的时间，写成了近3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全书共分为3章：第1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及游击队如何发展成为红军。第2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则，对付敌人围剿和追击及关于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第3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游击队内部的政治工作、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

这本书后来在中央红军大转移时，定名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印发到了各部队中。

且说1934年8月1日，毛泽东应邀为《红星》报题词，他写的是：“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一定能够最后的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

8月5日，国民党北路军集中9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向广昌驿前以北地区进攻。红3军团和红5军团一部在广昌高虎垴、万年亭至驿前约15公里纵深地区，构筑防御阵地进行固守。红军虽然打退了北路军多次进攻，迫使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第8师退出战斗；但红军也伤亡了2300余人，其中指挥员就多达600余人。

8月7日，红3军团和红5军团一部放弃了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向石城、宁都、于都地区撤退。

就在8月7日这一天，中革军委组织了负责“调敌”的第2支远征军——红6军团，其任务是从湘赣苏区出发，突围西征，再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以调动国民党“围剿”军回援，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

8月12日，红6军团由红17师、红18师计2个师6000余人在桂东寨前圩组成，并召开了誓师大会。以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为红6军团中央代表，以萧克任军团长兼17师师长，以王震任军团政委兼17师政委，以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

红18师以龙云为师长，甘泗淇为政委，谭家述为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

龙云，苗族，1904年出生于贵州省锦屏县茅坪镇。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7月，他参加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的平江起义；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第2纵队中队长，随黄公略在湘鄂赣边地区坚持游击斗争。1929年后，龙云任红5军随营学校大队长、红3军团第8军支队长、红4师第1团团长，参加了长沙战役、中央苏区第1至第3次反“围剿”作战和赣州战役。1931年秋，龙云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1队队长，1932年夏任红3军团第7军21师师长，1933年初任湘赣军区参谋长兼红军学校第4分校校长；后任湘赣军区独立师师长，参加湘赣苏区反“围剿”作战。1934年，龙云任红6军团第18师参谋长、师长，率部参加红6军团西征。后来在这一年的10月间，龙云在贵州石阡甘溪遭国民党军重兵突袭，他所率领红18师52团与主力失去联系后，与敌激战3昼夜，弹尽粮绝，只有200余人突出重围；10月25日又在战斗中负伤被俘。1936年2月，龙云在武昌英勇就义，时年32岁。

且说8月20日，周恩来在《红星》报上发表《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一文。文章说：9、10两月间将是决定胜负的血战关键，红军必须时刻准备着全部出动，去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

此后，中央红军的突围准备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全面展开了。

8月26日，吴亮平、林伯渠和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部长滕代远联名发出通知，通知中提出：从9月15日起，苏区扩红30000人；要求所属各部必须在1个月之内完成。

8月下旬，张闻天结束了在闽赣省的巡视工作，回到瑞金，就住在云石山古寺的侧屋，毛泽东和他接触的机会更多了。他们除了谈工作，有时也谈谈文学。毛泽东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张闻天则在24岁时就发表了长篇小说《旅途》。

1934年9月1日，红1军团在红9军团及红24师的配合下，在福建连城温坊地区先后歼敌1个多旅，缴枪1300余支，迫击炮6门，子弹23万发。

9月初，中央红军各路高级指挥员陆续返回瑞金，接受新的命令。

周恩来和奉命从前线赶回瑞金的林彪、聂荣臻，进行了单独谈话，向他们说明了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指示他们秘密进行准备工作，暂时不要向下级透漏。中央只要求在转移之前，红1军团先到兴国阻击敌军，以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的地域集结。

林彪和聂荣臻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后，怎么也不能平息心中的震惊。他们急于想了解诸如转移方向等之类的大事，可是在这一点上，周恩来连一点暗示都没有。

聂荣臻提议去看一看毛泽东，林彪欣然同意。两人策马通过一条狭窄而阴暗的小巷，来到云石山毛泽东的住所，看望老领导。门庭冷落已久的毛泽东，没有想到林彪、聂荣臻会来看他，显得很兴奋。美国人索尔兹伯里描述了此时的毛泽东，他写道：

“毛泽东1934年秋天已满40岁。他面庞消瘦，面颊深陷，又直又硬的黑发长可及肩。瘦长的身材，高高的颧骨，衬出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周身透出一种痛苦的气色。他已病了几个月，疟疾经常发作。尽管教会培养出来的医生傅连璋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仍然没有康复，身体孱弱，心境不好。”

毛泽东拉着林彪和聂荣臻的手，3双好久没握在一起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握得紧紧的，谁也不愿先松开。毛泽东望望林彪，又望望聂荣臻，林彪、聂荣臻也都望着毛泽东，就这样望着，就这样久久地对视着，一直到眼里都溢满了泪水。许久，毛泽东才问道：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

聂荣臻回答说：

“我们是回来接受新任务的。”

毛泽东又故意问道：

“接受什么新任务？”

“要转移。”

毛泽东“哦”了一声，说：

“你们已经知道了。”

林彪、聂荣臻本来想从毛泽东这里打听一下转移的方向，就问道：

“我们要到何处去？”

没想到毛泽东却说：

“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

毛泽东话锋一转，提议和林彪、聂荣臻一起去看看瞿秋白办的图书馆。

毛泽东不与林彪、聂荣臻谈红军转移的军事问题，一方面是守纪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嫌。因为红1军团长期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李德等人平时就不断散布谣言，说毛泽东搞宗派活动。因此，毛泽东此时既不过问红1军团的工作，也更不能向老部下说什么情况，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再制造谣言，说他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

9月10日，《红星》报发表文章，号召苏区人民赶做20万双草鞋，支援红军，限于10月10日前全部完成。

9月13日，中革军委发出“司字第44号”命令，对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和地方武装的指挥进行改组，规定凡是在国民党军占领区或即将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区域的县区军事部，立即改为县区游击队司令部和游击队政治部；由县区军事部长任县区游击队长，由相应的党组织的书记，兼任游击队的政治委员。命令要求上述改组计划，务必在9月25日以前完成。

再说9月上旬，毛泽东被“三人团”派往于都视察工作。他带着秘书、卫生员、警卫员一行二十几个人，从云石山出发，步行一天，来到赣南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于都县城，住在北门外何屋一栋房子的左厢房里。省苏维埃主席钟世斌热情接待了毛泽东。

毛泽东由于工作繁忙，一直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疲惫而又虚弱的他，又染上了疟疾，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着工作。

有一天，赣南省委负责人来到何屋看望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了登贤县许多肃反扩大化的事例：白区一些小商人来畚岭圩卖食盐，登贤县一些干部说他们是来赤色区域刺探消息的，不分青红皂白，抓起来就统统杀掉。小溪有个钟牙子带人到白区反水了，后来他被赤卫队员捕获后关了起来。没想到钟牙子竟将墙壁掏了个洞又逃跑了。登贤县委负责人硬逼着看守钟牙子的钟老东，承认他与钟牙子有串通。结果，钟老东被冤枉处死。高石村贫农张德福去赶圩，中午到一家私人饭馆吃饭，他只说了一句“饭太少了”，结果饭店老板到县里告他，说他是“AB团”；县里干部也不做调查，就把他抓起来枪毙了。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谢贱女和乡政府文书张炳东，对党忠诚，工作负责，办事公道，深受人民爱戴。登贤县干部来乡里检查工作，对他们招待的饭菜不满意，于是就寻衅陷害他们，把谢贱女、张炳东二人当作“AB团”抓了起来。第二天，县干部在小溪圩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谢贱女、张炳东的罪行是：在乡政府工作8年，没有得罪一个地主富农，目的是希望在将来反动派卷土重来时，地主富农请他们坐上席；而他们对革命干部却没有丝毫感情，罪该万死。此时台下有人高喊：“他们两人杀不得！”登贤县干部马上派人到台下追查喊话的人，群众把喊话的人掩护了起来。结果，谢贱女、张炳东还是被杀害了，不少群众都流了泪。

毛泽东听了这么多典型案件，非常痛心。他让值班警卫员扶起他，用颤抖的手，写了一封给登贤县苏维埃的紧急信件，让警卫员马上送去。

警卫员因为往返需要一天时间，他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就说：

“主席，是否让其他同志送去？”

毛泽东神色严肃地问道：

“为什么？”

“保证您的安全，是我们警卫员的职责，要是我走后，您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向党交代？”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是对革命者的起码要求。登贤县肃反工作存在严重错误，必须尽快纠正，否则会给我们的革命事业带来更大的损失。这封信非常重要，无论如何今晚务必送到！”

警卫员双手接过信件，转身跑出门去。

登贤县委接到毛泽东的信，立即召开各级干部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制止了乱抓乱杀的“左”倾错误。

毛泽东由于繁忙的工作和万般焦虑，他又一次被疟疾击倒了，一直卧床不起。每当疟疾加重时，还出现了急性肠痉挛。他躺在床上，两眼深陷，嘴唇干裂，脸烧得通红。秘书黄祖炎和警卫员陈昌奉、吴洁清等人日夜守护在他身旁。年仅17岁的小卫生员钟光给他吃过奎宁，打了针，额头上敷着冷毛巾，但高烧依然不退。连续3天，他吃不下食物，只勉强喝几口米汤。钟光慌了手脚，催吴吉清立即跑到省政府报告了情况。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打电话向在瑞金的张闻天告急，说：“毛主席病了，发高烧！赶紧派医生来。”

张闻天得知毛泽东在于都高烧不止，非常关切，立刻电话通知中央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说有紧急事情相商。两人见面后，张闻天说明了原委，要傅连璋马上赶到于都，为毛泽东治病。

从瑞金中央所在地到于都，路程90公里。傅连璋带着药箱，骑着骡子，一天一夜赶到了毛泽东住地何屋，只见毛泽东躺在木板床上，额头上敷一条冷毛巾，脸烧得通红，比十几天前更瘦了，颧骨高高突起。毛泽东见傅连璋来了，焦急地说：

“傅医生，你一定给我医好。”

毛泽东精神很疲惫，不能多说话，傅连璋也不敢多问，打开药箱，拿出体温表，放在毛泽东的嘴里。毛泽东的嘴唇干裂了，呼吸很急促，鼻子里呼出烫手的热气。傅连璋焦急地等了10分钟，从毛泽东嘴里轻轻地拿出体温表，一看，啊哟！体温41度！傅连璋有点心慌，却极力保持着镇静，又给毛泽东检查了胸部、背部和腹部。幸好都正常，只是腹部有点胀。

傅连璋是最熟悉毛泽东身体状况的，他向毛泽东身边的人员询问了有关病情，诊断为恶性疟疾。他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也赞成他的意见。于是，傅连璋加大了用药量，给毛泽东服了奎宁丸，注射了奎宁和咖啡因。傅连璋要亲自陪护毛泽东，可这位要求甚少的病人总是说，他有一个护士就可以了，不需要医生陪着。傅连璋只好嘱咐卫生员和警卫员，要多给毛泽东喝开水，多换换额头上的冷毛巾。

第2天清早，傅连璋给毛泽东量体温，病情好转，体温降低。

第3天，毛泽东体温继续下降。

第4天早晨，毛泽东起了床，他对吴吉清说：

“这几天，你们都辛苦了。”

吴吉清说：

“你病还没有好，怎么就起来啦？”

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们现代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我好了。”

他来到傅连璋的住室，看到傅连璋还在睡觉，就没有惊动他。傅连璋一觉醒来，看见毛泽东正站在他的床前，不由得一愣。毛泽东见傅连璋醒了，就亲切地问：

“这几天你累了，身体怎么样？”

傅连璋急忙说：

“我很好，主席你自己要多休息。”

毛泽东笑着说：

“我好了。”

傅连璋起了床，拿着药箱，随着毛泽东来到他的房间里检查身体，一量体温，只有37度，高兴地说：

“你退烧了，体温正常，好了。”

毛泽东也笑了。

傅连璋让人为毛泽东炖了一只老母鸡，要他补一补身子。毛泽东说什么也不吃，反而非要傅连璋把这只鸡吃了不可，说是要犒劳他。傅连璋有定时定量进食的生活习惯，这只鸡一连吃了3天9顿，才把它报销了。

傅连璋在于都住了10天，一直等到毛泽东的身体基本恢复了正常这才离开。

有一天，刘英急急忙忙地来找毛泽东，一进门看见毛泽东那个样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身材高大魁梧、双眸炯炯有神的毛泽东，现在变得又黄又瘦，一脸倦容，极度虚弱，垫着棉被靠在床上，一问才知道他是刚刚大病了一场。毛泽东见小老乡来了，格外高兴，又恢复了往日的风趣，笑着问：

“明朝金陵陈全作的一首曲子，形容害疟疾的，你读过吗？”

刘英摇摇头，说不知道。毛泽东便兴致勃勃背诵起来：

“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破，颤时节颤得牙关锉。只被你害煞人也么哥，只被你闷煞人也么哥，真的是寒来暑往人难过。”

背到这儿，他又笑着说：

“刘英同志，这一次，我可是深有体会哟。”

欲知刘英找毛泽东有何要事？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抗日先遣队以区区数千人之旅孤军北上，无异于羊入虎口。而且外有虎狼环伺，内有蠹虫乐少华、曾洪易破坏，岂有不败之理（请看粟裕传记）？自此，粟裕不得不去打游击，离毛泽东越来越远了，离中国革命战争的中心战场越来越远了，因而展示其卓越军事指挥能力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从历史上看，粟裕曾4次受伤致残，失去了不少卷入中心战场的机会。倘若他也能像林彪一样，从井冈山开始，一直跟在毛泽东身边，一直处于中国革命战争的中心战场，其个人历史及整个社会历史又该如何书写呢？

第48章 1934年9月—

“红军主力立即突围，此时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面改取进攻战略，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调动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5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话说刘英看着憔悴的毛泽东，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只是静静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看出刘英的心思，似乎有事要说，但又不好意思开口，便轻声问道：

“怎么啦，刘英？是不是扩红遇到困难了？”

刘英只好说：

“情况很紧急。于都目前剩下的青壮年不多，扩红非常困难。罗迈同志却要我当突击队长，给我下达了4500人的任务。大家都缺乏信心，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完成任务。”

刘英所说的罗迈就是李维汉，罗迈是李维汉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化名。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果断地说：

“要开会，把突击队员、区委书记都找来开会。”

“再开会，没有时间了。离规定的期限只有不到10天了。”

“不，一定要开会，思想打不通，再有时间也完不成任务。”

“可是，突击队员都分散到各区去了，现通知也来不及了。”

“这事好办，我有4个警卫员，叫他们骑马到各区去，口头通知。”

毛泽东立即把警卫员叫到床边，给他们布置了任务，又叫他们把口头通知的内容复述了3遍，直到背熟了，才让他们出发。

1934年9月19日，于都县扩红工作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在县委机关一间屋子里召开了，毛泽东拖着虚弱的身子，走进会议室，大家都向他鼓掌致意。刘英先做报告，把毛泽东和李维汉的意见传达给了大家。与会者一个劲地鼓掌，要求毛泽东讲话。刘英说：

“同志们，毛泽东同志打摆子刚好，身体还很虚弱，大家不要再鼓掌了。我的报告就是传达他的意见。”

刘英越这样说，大家鼓掌越热烈，非要毛泽东讲话不可。毛泽东只得站起身，举着双手，示意大家安静。他说：

“好，我就讲5分钟，讲‘决心’两个字。”

毛泽东的讲话言简意赅，条理清晰，极有说服力，与会者倍受鼓舞，刘英更是发自内心的钦佩。

后来在9月26日，《红色中华》报道说：于都“过去最严重的问题是群众逃跑登山，自扩红会议后各地争取逃跑群众回来的工作，收到了最大的成效”。但扩红的指标毕竟太高了，到9月底，刘英也只动员了近1000人参加了红军。此是后话。

就在这9月19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国民党军的情况和地形。毛泽东立即召开各种会议做调查，还找一些从国民党军占领区过来的商人及其他人，详细了解国民党军的情况。

9月20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写道：

“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东岸10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1星期内不见来了。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

这份探路电报，为“三人团”决定中央红军从于都方向突围，起到了重要作用。

9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央苏区的红21师、红22师合编为红8军团，由周子昆任军团长，黄甦任政委。

9月下旬，国民党东路军第3、9、10、36、83、85共6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会攻长汀松毛岭。红9军团和红24师同国民党军激战数日，撤退至长汀、瑞金集结待命。

此时，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8个县了。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还可以进行休整补充和动员教育，然后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向国民党占领的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战机，歼灭其有生力量，争取粉碎其军事“围剿”。毛泽东再一次向中央提出了他的主张，他说：

“红军主力立即突围，此时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面改取进攻战略，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

但是，此时的博古、李德等“三人团”，已经被国民党军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哪里还敢想“进攻战略”。毛泽东最后一次扭转危局的努力也失败了。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

“此计又不用，打破第5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1934年10月3日，国民党军攻占瑞金以北的石城，宁都也继之失守。

东部国民党军开始向根据地中心长汀的白衣岭发动进攻。接着连长汀也落入了国民党围剿军之手，许多红军高级指挥员战死在沙场。

至此，由毛泽东、朱德等人一手创建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由创建初期的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占有21座县城，发展到控制了70个县的相当规模的广大区域，已经锐减到只剩下瑞金、会昌、于都等一小块中心地带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又加紧对兴国、古龙岗的进攻，企图进而占领于都、瑞金，以实现其彻底围歼红军的目的。

中央苏区已频临绝境，中央红军真的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只剩下突围一条路了。

眼看敌人就要合围，变得惊慌失措的博古、李德等“三人团”，又开始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打算寻找一块新的立足之地，到湘西去与贺龙所部会合。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贺龙是在1927年8月1日，率领中国革命军第20军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8月下旬，经周恩来、周逸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带领余部在湘鄂西创建革命根据地，由于缺乏经验，几起几落。1929年3月17日，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周恩来，在他起草的中央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介绍了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经验，在井冈山建党建军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贺龙开始整顿部队，在士兵中发展党员，把党支部建在连队，团以上单位设立政治部，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使湘鄂西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

撤出中央根据地是大规模的战略性转移，是十几万人的统一大行动，本应该动员全党全军的积极性，共同努力，一致奋斗。但李德十分固执地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中央红军突围这一十分重大的战略行动，不仅没有在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中进行政治动员和解释工作，而且也一直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讨论，一切全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在小范围内讨论决定。一直到最后，李德、博古、周恩来才将行动安排，向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委员作了传达；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队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的措施，而不知道整个行动是什么。对于为什么要退出中央根据地、转移到何处等问题，李德、博古、周恩来一直都秘而不宣。

至于要哪些党政干部随军行动，也都是“三人团”和李维汉（长期在“左”倾帮派中心担任重要职务，1931年赴莫斯科学习，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中央组织局主任；遵义会议后再没有进入党的核心，晚年受到审查处理，保留党籍。在毛泽东身后，他在1980年和邓小平谈话中主动提出：建国后“封建主义传统就以另一种形态日益发展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大暴露，成了重要的反面教员”他还建议邓小平补上反封建专制这一课）决定的。对于毛泽东的去留，“三人团”主张让毛泽东留在南方。

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说：“当时担任翻译因而了解内情的伍修权将军认为，有些人可不想让毛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说，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

此时，常驻苏联的中共“左”倾宗派集团头子王明，要比“三人团”聪明得多，他考虑到毛泽东在军队的崇高威望，而且会打仗，还有用，就决定让毛泽东一起转移。

10月5日，周恩来、朱德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开始同陈济棠的代表国民党南路军参谋长杨幼敏和师长黄质文、黄旭初举行密谈。经过3天3夜的反复磋商，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5项协议，协议中规定：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陈济棠，陈济棠部就后撤20公里。

10月7日，中革军委命令红24师及地方部队接替中央红军的防务。红1军团向于都宽田、梓山之间集结，红3军团向于都东北的水头、石溪坎、东头、禾田及仙霞观地区集结，红5军团在兴国以北原阵地阻击国民党军，红8军团向古龙岗地区集结，红9军团向古城、瑞金地区集结，准备实行战略转移。

10月上旬，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有特殊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毛泽东马上来到刘英的办公室，刘英一见毛泽东来了，便起身相迎。毛泽东未等她张口，抢先说：

“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殊任务。”

“特殊任务？”刘英看到毛泽东神情严肃，顿时一惊。她知道李维汉是出名的“铁的纪律”，就为难地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罗迈没有通知我，我可不能走。随便回去要挨批哩！”

毛泽东见刘英不肯走，显得有些焦急，张张口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转身带着警卫员走了。刘英第一次见毛泽东说话如此吞吞吐吐，想起毛泽东说话那神秘的眼色，心中不禁犯起嘀咕来：“到底有什么特殊任务啊？”

刘英正在胡思乱想，忽然见毛泽东又折了回来，郑重地说：

“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殊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毛泽东说到“特殊任务”4个字，故意加重了语气，又朝刘英眨了眨眼，扭头就急匆匆走了。这下刘英可犯难了，自己是走还是不走呢？恰在此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她拿起电话一听是李维汉的声音：

“是刘英吗？你马上回瑞金来！”

刘英说：

“可于都的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任务没有完成不要紧，现在有特殊任务，你快回来！”

李维汉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又一个“特殊任务”！刘英放下电话，急忙收拾行李，骑上马，带着警卫员，向瑞金疾驰而去。

于都离瑞金90公里，刘英快马加鞭，一天就赶到了，她这才知道大部队要转移了。刘英安排了少共中央局的工作，就来看毛泽东。

此时，毛泽东早已到了瑞金，先到中革军委见了周恩来，谈到了于都的敌情、地形、河水干涸等情况，然后回到驻地，正蹲在地上和王稼祥一起准备担架。他见刘英来了，就放下手中的活儿，站起身来高兴地说：

“叫你走，你不走，不走就把你丢了。”

刘英埋怨道：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光讲‘特殊任务’。”

毛泽东严肃地说：

“军事秘密，不便乱说。”

刘英看着毛泽东和王稼祥病恹恹的样子，急切地问：

“你们的身体能吃得消吗？”

毛泽东指着地上的担架，颇为自豪地说：

“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着走。”

本传前边说过，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是在第4次反“围剿”中遭受敌机空袭，身负重伤，肠子被打穿，耳膜也被震破了，此时尚未痊愈。刘英看着设计精巧的担架，连连说好。毛泽东说：

“刘英，你要坐担架试试吗？”

说着就非要让刘英坐上去体验一下。刘英连连摆手，笑着说：

“我既不是病号，也不是伤员，干嘛坐担架？我骑着马跑，可比坐担架神气哩。”

毛泽东突然转移话题，打趣说：

“刘英，你怎么不找爱人哪！该结婚了。”

刘英的丈夫林蔚已经牺牲五六年了，而且她已经二十八九岁了。像她这样有文化的女干部，在苏区还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刘英听毛泽东如此一问，便大大方方地说：

“我怕生孩子。女同志有了孩子就不能工作，我要工作，所以不结婚。”

王稼祥伸出大拇指，称赞说：

“聪明！女同志有了孩子，的确是个问题。”

毛泽东说：

“她不光这方面聪明，工作上也聪明。于都扩红可是一鸣惊人哪！不过，女同志没有老公不行啊，你一定要找一个。”

“我不要。”

刘英一口回绝。毛泽东却不依不饶，说：

“那不行，你一定要找一个。要不你就是心目中有，跟我说老实话，是哪一个？”

“没有。大家都是朋友。”

“那我就给你介绍。”毛泽东故意说出了一大串人名，刘英一直摇头。毛泽东最后说：“洛甫这个人怎么样？”

刘英笑着不说话了。

送走了刘英，毛泽东在云石山古庙里召集中央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这就是“云石山会议”。据出席这次会议的吴黎平回忆说：

“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大家要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

毛泽民作为国家人民银行行长，负责管理财经、档案和物质供应工作。他和哥哥商量如何搬运“秘密金库”。他所说的这个金库，是毛泽东在1932年率领东路军在漳州缴获了大批金条银元后建立起来的。毛泽东问：

“你们准备搬到哪里去？”

毛泽民说：

“想搬到兴国一带去。”

“敌人已经到了藤田、东固、黄沙岭一带，你搬到兴国去怎么办？”毛泽东略一沉思，又说：“我看还是立即分散，让部队管起来更好。你们研究研究，看行不行。”

后来在突围时，毛泽民按照哥哥的意见，把金库中的大部分金条银元分散给各军团保管使用，一部分组织专人负责运输，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时候，毛泽东听张闻天说，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随军行动，妇女和小孩均不准随军。回到家里，他抚摸着儿子小毛毛，心里很是难受。

毛毛已经两岁多了，正讨人喜欢。这个孩子是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孩子中唯一一个在两人身边抚养的，因此，备受父母宠爱。毛泽东每次出门，小毛毛都要站在门口，倚门而望，等爸爸回来。有时候等饿了，他就学着妈妈的口气说：

“毛毛不饿，毛毛要等爸爸回来一道吃。”

毛泽东告诉贺子珍说：

“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

他立即到中革军委提出了两条意见：第一、在转移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要分散到各军团，都应该随中革军委行动；同时，希望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3个病号、伤员安排在一起行动；第二，应该带上一部分女同志一道走。

毛泽东得知中革军委已经派部队到于都搭浮桥，大部队准备在那里过河，于是就策马赶往于都。刚到于都，他就接到了中革军委的电话，说是中央已经采纳了他的提议，除派出政治局委员陈云、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分别到红5、红3、红8军团担任中央代表外，其他政治局委员均随中革军委行动；还决定带走29名女同志，其中包括贺子珍，把她们编在卫生部休养连，但不能带孩子。

毛泽东立即派警卫员赶回瑞金，将第二个消息告诉了贺子珍，并且交代说：小毛只能托付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毛泽覃、贺怡夫妇照顾了。

原来，此前中共中央“三人团”早已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人为中央分局委员，以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决定成立原苏区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梁柏台任副主任，统一领导原苏区根据地和闽浙赣根据地的行政工作。

同时决定，留下中央苏区直接指挥的红24师和独立3、4、11团，江西省军区的独立第1、2、3、4团，赣南省军区的独立第6、10、13、14团，闽西军区的独立第8、9、19、20团，共计16000余人，加上各县的独立营及伤员，共有武装力量3万余人，在原中央根据地及其周围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瞿秋白因身患结核病，曾向张闻天提出要求，要随红军主力突围，张闻天表示同情。可他在请示博古时，遭到了博古的反对。身为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也曾向中央提出，应该带瞿秋白、何叔衡一起走，可他的话一点也不顶用。

被留在苏区的还有方志敏、贺敏学、唐在则、陈寿昌、徐彦刚、古柏、曾山、方维夏等。方维夏的身份是湘赣粤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10月9日，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政治指令》，指令中提出的总口号还是“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央苏区，求得战役上的大的胜利”。同时又提出：“发扬攻击精神，突破敌人封锁线，坚决实行反攻”；并要求红军各部“迅速地整理、补充，配合友军和全国革命力量准备反攻”。

中革军委也在10月9日这一天发出了第5号命令，决定将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1野战纵队”，又称军委第1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下辖4个梯队：

第1梯队由彭雪枫负责：包括军委总部的1、2、3局及无线电3台，电话兵1个排，通讯队、警备连、士兵连、工兵连、运输两个排。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随第1梯队行动。

第2梯队由罗彬负责：包括军委总部的4、5局及总政治部、警卫营、医务所、运输1个排。

第3梯队由武亭负责：包括工兵营、炮兵营、运输大队、附属医院。

第4梯队由陈赓、宋任穷负责：包括干部团、医务所、运输1个排。

第5号命令还将中共中央机关、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中央纵队，又称军委第2纵队；由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张宗逊任参谋长。

为了保守军事秘密，中革军委规定了军委及各部队对外使用的代号，如军委为“红星”，军委第1纵队为“红安”，军委第2纵队为“红章”等等。

这一天，“三人团”以中共中央名义颁布了《野战军10月10日至20日行动日程表》，详细规定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突围出发日期和每日到达的地域。

就在各路大军整装待发之际，贺子珍根据毛泽东的交代，把心爱的儿子毛毛交给弟弟毛泽覃和妹妹贺怡收养。临行前，贺子珍从邻居家要来一些棉花，把自己的一件灰布军装剪开，就着灯光，一针一线的给儿子缝制了一件小棉袍。毛毛本以为妈妈是带他去走亲戚，非常高兴，可当他明白爸爸、妈妈要出远门把他留下时，伤心得大哭起来，抱着妈妈的脖子不放，哭着喊着：

“我要爸爸，我要妈妈！”

贺子珍强忍着悲痛，哄孩子说：

“小毛不要哭，等打了胜仗，爸爸、妈妈会来接你的。”

后来，毛泽覃、贺怡把毛毛安置在了瑞金城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从此，毛泽东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这个儿子。

叙事至此，笔者不得不说说几位留守在南方的革命家的凄惨与壮烈之景况。

何叔衡是党的“一大”的12个代表之一，为建党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中央“苏区5老”中也是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一位。他一直反对王明路线排斥毛泽东，在工作中对“左”倾错误的做法进行了坚决抵制，因此也受到了“无情打击”，1934年被撤销全部领导职务后，仍然坚持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在大转移前夕，何叔衡也像多数人一样，做好了随军行动的准备。

一天午后，董必武来看望何叔衡，何叔衡问他：“如果红军转移，你愿意留在瑞金，还是愿意跟队伍走？”

董必武说：“如果批准，我愿意跟队伍走。”

何叔衡说：“红军跑起来飞快，你跑得动吗？”

董必武说：“1天跑60里毫无问题，80里也勉强，100里有点困难，这是我进苏区时所经历过的。”

何叔衡说：“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2双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

董必武说：“我只准备了1双新草鞋，脚上穿的1双还有半新。”

在随军转移和留守人员确定后，林伯渠来与何叔衡告别，二人整整谈了一夜。何叔衡把女儿何实山给他织的毛衣送给了林伯渠，林伯渠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在突围前一天，谢觉哉来看望何叔衡，何叔衡准备了猪肉和鱼招待老战友。他们同是湖南宁乡人，二人过惯了患难分手又相聚、相聚又别离的生活。但这次分手，他们却默默相对无语。临别时，何叔衡拿出一把小钢刀和在上海做地下党时买的怀表，赠给了谢觉哉。

后来在1935年2月，何叔衡手拄拐杖与瞿秋白一道转移至福建上杭途中，被国民党军包围，身负重伤。就在国民党士兵逼近时，他霍然跃起，欲跳崖自杀，连中两枪，壮烈牺牲，时年60岁。

瞿秋白被留在中央苏区后，陈毅立即送给他一匹马，劝他快去追赶中央队伍。瞿秋白说：“既然中央要我留下，还是应该留下坚持斗争。”1935年2月，他与何叔衡、邓子恢在转移途中多次遇险。后来在长汀境内，他被保安第14团钟绍葵部包围俘获了。国民党要人多次对他劝降无果，蒋介石只好电令将他就地枪决。在行刑的前一天，国民党特务又拿出电报给瞿秋白看，说：瞿先生应再三斟酌，如果能回心转意，蒋委员长还可以收回成命。瞿秋白断然回答说：“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最大的光荣！”1935年6月18日上午8时，瞿秋白被七八名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押解到长汀中山公园的中心亭。他见那里已经备好小菜4碟，酒一瓮，就泰然独坐，自斟自饮，酒半酣乃言曰：“人生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眠为真快乐。”国民党特务在亭中给瞿秋白照了相。瞿秋白酒毕起身，缓步走出公园，用纯熟的俄语唱着《国际歌》和《红军歌》，来到西门外侧罗汉岭山脚下养济院的草坪中央，盘腿而坐，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尔后面对罗汉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瞿秋白饮弹3发，从容就义，时年36岁。

早在中央红军突围后，毛泽东心中十分牵挂瞿秋白的安危。在重返领导岗位后，他曾致电原苏区中央分局，指示说：“妥善安排秋白同志。”后来当他获悉瞿秋白牺牲的消息时，十分悲痛，连声说：“秋白是个好同志，太可惜了。”

毛泽覃在南方则是带领一个独立师转战在闽赣边界、武夷山区一带。1935年2月，他根据中央分局的统一安排，率领独立师一部前往福建省长汀的四都，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军区司令龙腾云率领的队伍汇合整编，成立新的闽赣边界军区领导机构。4月上旬，红军部队在腊口西分水坳被国民党军包围，伤亡惨重，毛泽覃掩护龙腾云、万永诚率大部队转移。4月25日，毛泽覃率领游击队穿山越岭，来到瑞金县黄田坑附近一个名叫红林的大山中。4月26日，国民党军毛炳文部在一个背叛士兵的带领下，包围了毛泽覃所部的休息地。毛泽覃听到枪声，立即冲到门口进行掩护，使部分战士得以突围，他自己则被一颗子弹击中前胸。年仅30岁的毛泽覃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国民党士兵从他身上搜出了浸满血迹的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还有一本党证，这才知道他们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就是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覃。

在南方英勇牺牲的领导人还有：阮啸仙、贺昌、刘伯坚、方维夏、蔡会文、曾彪、曾纪才、李乐天、古柏等人。

1935 年3 月6日，闽粤赣游击纵队司令员古柏在广东龙川县上坪鸳鸯坑召集游击纵队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而被国民党军包围。古柏在掩护部队突围的战斗中牺牲。后来，毛泽东得知古柏牺牲的消息极为悲痛，给古柏亲属写信表示慰问，并题词悼念：

“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欲知中央红军突围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毛泽东再斗博古、李德等“三人团”。

东方翁曰：假设毛泽东在长征前夕被“三人团”留在了中央苏区，他手中握有16000人的红军部队和数万地方武装，那么，中国的现代史一定会是这样书写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依然崛起于中国的南方，革命的胜利局面正在逐步地稳固地由南向北推进……而拥有8万之众的中央红军，最终全部毁灭于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者之手，某某海归，某某海归等等，一个个成了蒋介石的阶下囚……

本传在前面已经讲过的毛泽东在建立广大而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时的非凡工作能力，及其在第1次到第3次反“围剿”（包括对第4次反围剿的策划）中的卓越表现（当然还要讲红军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惨败），这一切的一切，无疑都是上述假设能够成立的最好佐证！很可惜，历史从来是不能假设的。呜呼！可怜的中华民众，哀哉！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只能走一条曲折而痛苦的道路了！

第49章 1934年10月—

“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这样，出敌不意，打破第5次围剿仍有可能。”

话说在中央红军大转移以前，毛泽东在3年多的时间里在党内一直处于少数孤立地位。此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失败使他感觉到，挽救党和红军的时机即将到来了。而要挽救党和红军，唯一的办法就是撤换博古和李德等人对红军的指挥权；而要做到这一点，他还必须非常谨慎地将这一活动限制在政治局成员内进行，必须首先取得已经有所觉悟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和政治局常委张闻天的支持。于是，毛泽东在突围前夕和张闻天进行了几次长谈，张闻天也把对博古、李德等人的不满都倾诉了出来。张闻天后来回忆说：

“我当时感觉到我已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

与毛泽东策划和准备的同时，李德和项英等人也在活动与密谋。李德在他后来的《中国纪事》中写道，就在突围转移的前夜，他和留守在中央苏区的项英进行了彻夜长谈：“他（项英）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泽东暂时服从不过是处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这正是：物极必反是天道，事到转折犹耍奸。

不管博古、李德等人后来如何打压毛泽东，请诸君看看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从其内部攻破王明路线的堡垒，如何挽救了党和红军，便知毛泽东的策略是何等的高明了。闲话打住，且说中央红军大突围大转移的情况吧。

1934年10月10日傍晚时分，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率领中央红军主力1、3、5、8、9军团，连同中央、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共86000余人，从于都河北岸8个渡口出发，开始了艰难困苦的突围转移。

上述各部队、各机关是从9月底开始，分别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向于都集结的。

这次突围，一开始就成了一种大搬家式的仓促行动。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组织了十分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后方机关；各军团也是机构臃肿，人员众多。在10000多名的非战斗人员中，有7000余人是中共中央和军委各单位与地方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有2000余人是后勤部门如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此外，各部还携带有大批的辎重和各种器械，连造币机、石印机、油印机、野战医院的X光机、用于印刷宣传品的纸张等等，所有的“坛坛罐罐”都带上了。为此，还动员了5000名民夫来搬运；有些机器的底盘，需要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才能抬得起来。

毛泽民和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全体人员被编入第15大队，由他担任大队政委。15大队携带着黄金、白银和苏区的钞票，共计160多担。他们还负责接受沿途没收的土豪的财物。

10月14日下午3时，贺子珍等29名女干部从瑞金随总卫生部休养连出发了。在这支女干部队伍中，除贺子珍以外，其她28人是：邓颖超、蔡畅、李坚真、刘英、刘群先、康克清、金维映（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后又成为李维汉的第二任妻子）、钱希钧、李伯钊、邓六金、危秀英、刘彩香、李桂英、陈慧清、吴富莲、王泉媛、周越华、丘一涵、吴仲廉、甘棠、谢飞、廖似光、萧月华、谢小梅、钟月林、杨厚珍、李建华、危拱之。

此外，还有一个女红军曾玉，她虽然没有被批准随部队转移，可她坚持要跟着丈夫周子昆走，一路追到了遵义。党内最显赫人物的妻子们，几乎都在这30名女红军中，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走完了长征的路程，堪称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怀着第4个孩子的贺子珍，就这样踏上了突围的道路。她在10个月的长征路上，一直没有和毛泽东在一起。艰难地跋涉对贺子珍的身体是一种残酷的折磨。

10月15日，毛泽东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参加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3级主要干部会议。他在会议上说：

“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和消灭敌人。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0月16日傍晚，余霞宛如暗红的血色，洒在于都河上。按照中革军委下达的《野战军渡河计划日程表》，中共中央、红军总部和红1军团的先头部队踏上了于都浮桥。

毛泽东头戴八角红星帽，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穿着草鞋，背着斗笠，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随着中革军委系统改编成的代号为“红星”的军委纵队一起行动。他的全部行装是一条薄棉被，一条布床单，一块旧油布，一件旧外套，还有一把旧的油纸伞，挎包和干粮袋系在一起。他身旁跟着几个工作人员，挑夫挑着两个铁皮文件箱，一副特制的担架跟在后面，走过于都浮桥，迈开了他长征的第一步。

站在旧河堤上，毛泽东看着于都河上人头攒动，一队队红军战士身背背包和斗笠，行进在用数百艘渔船搭起的5座浮桥上，转对身边的王稼祥说：

“这是大搬家！”

王稼祥觉得毛泽东的讥讽十分贴切，苦笑着摇了摇头。

成千上万的老表拥在河堤上、沙滩上、浮桥边，为自己的子弟兵送行。老人、孩子和妇女们把煮熟的鸡蛋、蒸熟的红薯、竹叶包的饭团、一把把炒米，装进亲人、战士和男人们的口袋里。

“你们可要回来呀！”

乡亲们高一声低一声地呼唤着。大军一开走，他们面临的将是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的血腥屠杀。

“放心吧，我们会回来的！”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师长以下的红军指战员们都不晓得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目的何在，他们显得兴奋和轻快，回应着乡亲们的呼唤。

毛泽东伫立观望着军民送别的情景，心潮澎湃。他听着乡亲们的呼唤，问身边的战士们：

“听见了吗？”

战士们说：

“听见了，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毛泽东重复着战士们的话：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这时，旁边的领导人中有人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毛泽东闻言，便朗声诵道：

“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李德不熟悉中国的古籍，在他看来，毛泽东是引用了老子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毛泽东引用的是《庄子》“庖丁解牛”这则寓言里的一句话。李德也更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是在提醒人们：在突破敌人封锁线的问题上，不要盲目，应当认真摸清情况，以达到游刃有余的目的。

本来中央红军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可以抓住有利时机，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打几个歼灭战，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可是由于李德、博古等“三人团”原来确定的目标，是到湘西与贺龙部会合，重新建立根据地。所以，他们僵化而又错误地认为：红军一定要到达预定地区湘西，在放下行李后，再开始反攻，消灭敌人。因而他们就一味地强调行军、突围，只求到达湘西会师，而不顾其它一切了。这样就一改第5次反“围剿”中所奉行的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避战主义。

在军事部署上，红军总部命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1军团为左翼前卫，罗炳辉、蔡树藩率领的红9军团随后跟进；命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3军团为右翼前卫，周子昆、黄甦率领的红8军团随后跟进；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及负担着大量辎重物资的后勤机关，则位居两侧大军之间；而令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的红5军团殿后护卫。如果说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及后勤机关是一顶轿子，那么在它前后左右的5个军团则是5个轿夫，这完全是一副“大搬家”的阵容。而且这种甬道式的前进，行动非常迟缓。全军80000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能翻过一个山坳。每遇爬山涉水和险崖隘路，一个钟头走不出半里地。

中央红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根本不可能进行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而且还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彭德怀气愤地说：

“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

毛泽东看着走走停停拥挤不堪的队伍，不无担忧地说：

“像这样的战略转移不用敌人来追，自己就会被拖垮。”

10月18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赣南作战的命令》，要求各军团应于20日夜半，完成一切攻击部署；总政治部也下达了《关于加强战时工作的命令》，命令中说：这次战役将决定革命战争及每一个红色战士的生命。命令要求各部队要尽一切努力，完成当前的战斗任务。

10月19日，中央红军全部进入了突围地域。这里是粤军3个师又1个旅的防线。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早就明白，蒋介石的势力之所以未能进入广东，就是因为中间横隔着一块共产党的根据地。如果这块根据地一旦被攻破，不但他早已垂涎的赣南会被蒋介石占去，而且红军很可能被赶入广东，那么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要乘机而入了。这样，他的广东地盘就很难保住，他的“南天王”的宝座也就坐不成了。另外，陈济棠也深知，蒋介石要他进攻红军是“借刀杀人”、“一箭双雕”。但蒋介石手握中央大权，他不得不俯首从命，可又不想替蒋介石卖命，消耗自己实力，所以他就在表面上作出进攻红军的架势，以此来获取蒋介石供应的饷械。毛泽东深知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所以早在6月上旬就指示南线红军做好与陈济棠的统战工作；7月15日，他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与其他领导人联名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促使陈济棠与中央红军建立了联络关系，暗地里派人同红军作试探性和谈，这才有了10月上旬双方最终达成的“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5项协议。因此，“三人团”就把中央红军这次大转移的突破口，选在了陈济棠的粤军防线上。

10月21日夜，中央红军突围战役开始。先头部队从赣州以南的王母渡和新田之间，在粤军默许下顺利地越过了他们的防线。

10月22日，意外事件发生了，红军竟突然包围歼灭了粤军1个团，引起了陈济棠的强烈不满。尽管有协议在先，但双方的战斗已经不可避免了。粤军在湖南汝城延寿圩、珊瑚岗附近与中央红军激战了近2天时间，双方这才再次会盟。

陈济棠借此向蒋介石告捷邀功，说是发现了红军第1、3、5、9军团番号，已经俘获了共军多少多少人；他还虚报了粤军在战斗中的伤亡数字。

这就叫：假途灭虢义不周，盟友反目又成仇。

一着不慎全盘乱，天机泄露血水流。

在此之前，蒋介石南昌行营一直命空军侦察红军动向，总是查不出红军的行迹。蒋介石接到陈济棠的捷报，兴奋地说：

“延寿战役是弄清共军情况最有意义的一仗。”

他与杨永泰、熊式辉、贺国光、晏道刚等人判断，红军的行动不是战术行动而是战略转移，方向有4个：一是入广东，二是入湘南，三是入湖南后出鄂皖苏再北进，四是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杨永泰还提出：要考虑红军有渡长江上游金沙江而入川西的可能性。蒋介石说：

“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

蒋介石认为，不论红军南下或西进、北进，只要离开江西，就是除去了心腹之患。他说：

“共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是不成问题的。”

10月23日，毛泽东到了信丰县古陂以东的杨坊。

10月24日，贺子珍随中央纵队行军到达古陂杨坊，看望了毛泽东。她向毛泽东讲起瑞金县的男女老少送别红军的情景，难过地说：

“乡亲们紧紧拉着我们的手说：‘你们千万要回来啊！我们的亲人’……”

毛泽东看着贺子珍泪流满面的样子，心里也不好受。他说：

“我们欠根据地人民实在太多了。”

在江西信丰、安西和安远三点一线的战线上，担任防务的粤军余汉谋纵队在得到陈济棠的示意后，佯作抵抗。双方为掩人耳目，均做出了攻防之势，枪弹却是朝天上放的。

10月25日，红军大部渡过了信丰桃江，越过赣州、南雄间的公路，进入粤北。

此时毛泽东的身体十分虚弱，虽然每天都躺在担架上，可他的大脑却在不停地思考着判断着。他不无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

“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走出中央苏区啦！”

10月26日，8万多人的中央红军以3700余人生命的代价，全部越过了蒋介石吹嘘的第1道“钢铁封锁线”。尽管与粤军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战斗，但双方的配合毕竟还是为中央红军保存了实力，争取了一定的时间。

这一天，中央红军总部吸取了教训，电告各军团说：

“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的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敌自愿地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应勿“俘其官兵”。

10月30日，蒋介石察觉到红军的行动目标不是南下而是要西进，立即电令粤军陈济棠、湘军何键火速出兵，沿着湘南桂东、汝城至广东仁化县城口一线布署了第2道封锁线；电令北路军薛岳担任追剿总指挥，调集薛岳的第5军、第4军吴奇伟部、第36路军周浑元部及刘建绪的3个师，总兵力10万人，由江西沙溪、龙岗等地，向万安、遂川地区集结，协助西路军、南路军向西追击中央红军。

由于陈济棠执行秘密协议，只图自保，没有派重兵阻截；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远在湘赣边，又鞭长莫及；所以当中央红军奔向蒋介石部署的第2道封锁线时，担任湘南汝城守备的只有湘军陶广的第62师1个旅，驻守广东仁化城口的也只有粤军李汉魂、叶肇部的一部分部队，其它守军则是地方的保安队。

红1军团红2师6团在团长朱水秋、代政委王集成率领下，负责奔袭城口。城口的临河上有一座木结构的公路桥，守军在桥上设有岗哨。

1934年11月2日晚，负责主攻的红2师6团1营，距桥头尚有数百米远就被桥上的哨兵发现了，他们喝令1营停止前进。1营前哨佯称是自己人，一部分上前夺哨兵的枪，一部分涉河包抄。

11月4日，6团2营也迂回过去了，歼灭了城口的粤军，生俘100多人。

与此同时，红3军团以一部监视汝城湘军62师陶广部，而以其它部队全部从城南绕了过去。

红5军团在延寿一带，与尾追之粤军相持数日，掩护军委纵队。

11月5日晚，中央红军开始跨越国民党军第2道封锁线。

11月6日，毛泽东鉴于此时国共双方的军事部署，在城口向“三人团”提出建议说：

“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这样，出敌不意，打破第5次‘围剿’仍有可能。”

毛泽东的这一建议，还是被博古、李德等“三人团”拒绝了。

到11月8日晨，中央红军以9700余人的代价，全部通过了湘南汝城到广东城口间的第2道封锁线，分3路继续西进：左路红1军团主力、红9军团，沿九峰山向宜章边境前进；中路由红1军团红1师为先锋，随后是军委第1、第2纵队，红5军团殿后；右路红3、红8军团，经延寿、文明司向宜章进军。

11月8日这一天，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在中央红军主力突破第2道封锁线后，颁布了紧急“堵剿”电令。该电令判断红军将“继续向宜章方向逃窜”。于是，国民党军队的第3道封锁线，就设在粤汉铁路两侧沿粤边湘南境内的郴县、宜章、乐昌之间。在这道封锁线上，湘军刘建绪、李觉部驻守郴县，王东原师在郴县、宜章之间的良田，陶广的62师在汝城以西的文明司一带。

此时，韶关一带的铁路虽然还没有完全修通，但火车可以在短距离内通车，而且公路上来往也很方便，这就十分有利于国民党军调兵。在这一地带，国民党军还利用修铁路的水泥器材，修了不少碉堡。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薛岳、周浑元部，也从江西赶到了，他们紧紧追赶在红军之后。

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十分危急。中革军委依然部署红1军团从乐昌、九峰山之间突破第3道封锁线，命令红1军团派部队占领粤汉路东面十几公里的九峰山制高点，以掩护红9军团和中央纵队西进。时年29岁的红1军团司令员林彪把作战命令看了又看，举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着九峰山。他对站在一边的政委聂荣臻说：

“荣臻同志，我们完全可以不去占领九峰山，一直从平原突过乐昌。”

聂荣臻说：

“那可不行！广东军阀的部队正在开赴乐昌，军委命令我们必须占领九峰山呀！”

林彪说：

“广东军阀的部队还没有到达乐昌，我们完全可以避开九峰山。”

聂荣臻说：

“我们离乐昌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敌人是坐汽车，我们是用两只脚走，我们的两只脚怎么能和敌人的车轮比呢？等我们走到乐昌，可能就和敌人碰上了。”

林彪说：

“既然知道两只脚跑不过敌人的汽车轮子，去占领九峰山不是更耽误时间吗？”

聂荣臻说：

“占领九峰山，是军委的命令。我们不能只管自己在平原上跑过乐昌就算完，还有军委纵队在后边，我们担任的是掩护任务。如果我们不去占领九峰山，敌人把我们后面的部队截断怎么办？所以我认为还是应当按军委命令办事。”

左权参谋长见二人意见不统一，就建议派陈光带一个连到乐昌去侦察一下。聂荣臻说：

“侦察也可以，不侦察也可以。你去侦察时，敌人可能还没有到，等你侦察回来，敌人可能就到了。担任如此重大的掩护任务，我们可不能干这种没有把握的事。我同意派人去侦察，但部队要继续前进，一定要遵照军委的命令，派部队控制九峰山。”

左权见林彪默许了，便派陈光速去侦察。不久，陈光报告说：

“在乐昌大道上已经看到了敌人，他们正在向北开。”

11月8日下午3点，红1军团部到了麻坑圩。林彪利用民团的电话和乐昌道上赖田民团团长通了电话，以自己人的口气探听前方的军情，只听电话那端说：

“红军到了何处，我不知道。乐昌前日到了我军邓龙光部的3个团，1团今日开往九峰山去了。”

林彪放下电话，立即命令红2师4团昼夜奔袭九峰山，抢占阵地；同时命令红1师师长李聚奎带一个团在前头开路，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监视九峰山的敌人，掩护全军通过粤汉路。

欲知中央红军如何突破第3道封锁线？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11月6日的建议，对于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从根本上摆脱中央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蒋介石南昌行营11月8日颁布的紧急“堵剿”令，判断红军将“继续向宜章方向逃窜”，并在粤汉路两侧沿粤边湘南境内的郴县、宜章、乐昌之间布下了第3道封锁线，这就证明了毛泽东对局势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按照他的建议，甩掉敌人，另辟战场，打破围剿，中国革命将会重现光明。此时的“三人团”哪里还能听得进正确意见？8万大军伸着脖子往敌人圈里钻，那就只有倒霉的份了。

第50章 1934年11月—

“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击道县和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过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

话说李聚奎按照林彪的指示，命令红1、红2团仍在粤汉路以东继续防备粤军进攻，自己则带了红3团撤出阵地，急行军来到了红1军团的前列。当他率部赶到乐昌时，远远看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在路边谈话，就走上前去。周恩来见李聚奎来了，就说：

“你们来得好快呀！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

毛泽东也说：

“你们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就是向嘉禾、监山前进。你们在前进过程中，能相机占领这两个城或其中的一个也好。具体道路由你们自己在前头决定，我们就跟着你们来。大路能走就走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山。总之，你们在前边开路，由你们决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

这是李聚奎在长征中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听着毛泽东的指示，他心里百感交集。周恩来、朱德连忙说：

“对，对！照毛主席说的办。”

李聚奎，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自小家中贫寒，只读过一段私塾，务过农。参加平江起义后，曾救过彭德怀的命，是彭德怀的一员爱将。他从老部队红3军团调到红1军团红1师当师长后，红1军团长林彪对他不太放心，问他怎么才能当好红1师师长，他只一句话就说服了林彪，他说：“红1师师长就是红军第1师师长！”

1934年11月11日，中央红军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付出了较大的伤亡代价。

红3军团在右翼先后攻占了宜章、郴县良田等城镇。红1、红3军团两大主力从南北两个方向掩护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等后续部队继续前进。

11月12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部署第4道封锁线，其计划是：第一步，堵截红军于潇水以东地区，把红军消灭于宁远天堂圩与道县之间；万一此计不成，第二步就阻击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在湘江东岸、广西东北部的全州、灌阳、兴安3县，构成一个三角形口袋，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之滨。

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全部和北路军的薛岳部、周浑元部、李韫珩部、李云杰部，共16个师77个团；同时电令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黔军王家烈各派有力部队分别到湘粤、湘桂、湘黔边堵截。至此，蒋介石共动用了26个师100个团近40万大军，利用湘江天险构成第4道封锁线，要求把中央红军“务须歼灭于湘、漓水以东地区”。

11月14日，何键走马上任，将追剿军分为5路：

以刘建绪为第1路军司令，率4个师出湘赣边向广西全州以北的黄沙河地域集结，筑碉堵截。

以薛岳为第2路军司令，率4个师又1个支队，由茶陵、衡阳进至零陵地域集结。

以周浑元为第3路军司令，率4个师由资兴、郴县向道县方向追击。

以李云杰为第4路军司令，率两个师同第3路军周浑元部配合，由湖南桂阳经嘉禾向宁远方向追击。

以李韫珩为第5路军司令，率1个师协同粤军和桂军由郴县、桂阳经临武、蓝山、江华方向追击。

11月15日，中央红军以8600余人的生命代价，终于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3道封锁线。此时，庞大的后勤部队的“坛坛罐罐”的拖累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了，由于他们的行动特别迟缓，以至于使整个部队经常失去到达预定地点的先机，给国民党军造成了围追堵截的机会。主力部队不仅根本不可能进行主动的攻击战，反而还要处处为他们掩护，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形势已经万分危急了，前面有波涛滚滚的湘江阻挡，后面和左右两侧有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能否突破湘江，冲出重围，已经关系到中央红军自身和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了。

11月18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红1、红3、红8军团及军委第1纵队为右翼；红5、红9军团及军委第2纵队为左翼；经嘉禾、蓝山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前进。

部队到达宁远地区后，毛泽东面对险恶的形势，反复研究了敌情，提出了改变进军方向的新建议。他说：

“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击道县和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过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

毛泽东这一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又一次被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拒绝了。

中央红军右翼向道县，左翼向江华，继续前进。道县、江华两个县是潇水这一带的两大渡口。

11月20日，右翼红1军团派出红2师4团，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以日行百里的速度，于次日拂晓占领了道县。左翼红9军团先头部队也占领了江华。

尽管毛泽东的多次建议未被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采纳，但他始终还是以革命利益为重，抛开个人所蒙受的委屈．密切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命运与前途。在红4团占领道县、红9军团先头部队占领江华后，他再一次向“三人团”提出建议，他说：

“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桥头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北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

他的建议依然没有引起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的重视。

11月21日，中央红军各部在从道县至江华之间架设浮桥，准备渡潇水。

11月23日，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艰苦激烈的战斗，渡过了潇水，朝着广西东北部的全州、灌阳、兴安一带进发。

毛泽东坚决反对“三人团”要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主张，又一次提出了改变进军方向的建议，他说：

“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

博古、李德等“三人团”仍然拒绝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顽固地坚持他们的既定方针：从桂北渡湘江，夺路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贺龙、任弼时等领导的红2、红6军团会合。

本传前边说过的任弼时、萧克率领的远征军红6军团，是在10月24日在黔东北地区与贺龙所部会师，共同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再说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要走的这条路早就被蒋介石算定了。除了原来的追剿军，蒋介石又纠集李宗仁等部20个师的兵力开往全州一线，要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之滨。“三人团”的决定，无疑是牵着中央红军硬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口袋”里钻。

就在这时候，与蒋介石矛盾重重的李宗仁、白崇禧，眼看红军日益逼近广西，顿时慌了，为自身利益，为保卫桂林，置蒋介石的命令于不顾，不但不出兵，反而下令驻守全州的桂军撤往恭城、平乐，这就造成了全州、灌阳一带兵力空虚。此时的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已经到达文蒂、桂岩一带，距离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假若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但是“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依然让人们抬着从苏区带来的“坛坛罐罐”，加上在过了潇水后，他们又错误地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左翼变右翼，右翼变左翼。这一变队形，又延误了行军时间，错失了渡江良机。当红军前锋侦察部队到达全州城下时，湘军已经抢先一步入城了。

原来，与桂系军阀亦有矛盾的何键得知桂军撤防，便致电蒋介石说：“全州以上，无兵守河”；并立即派湘军参谋长刘建绪率主力部队急行军抢占全州。红军晚了一步，丧失了有利战机。这样，国民党军队在灌阳新圩、全州咸水一线又是重兵麇集，红军要过湘江，已是插翅难飞了。李德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这期间又过去了两天宝贵的时间，出敌不意的时机也失去了。”

11月25日，湘江战役打响了。中央红军红3军团和红1军团的先头部队从兴安、全州间分为左右两翼抢渡湘江，跟湘军刘建绪所部打了两天。

11月27日夜，红1军团先头部队红4师和红2师各一部在兴安、全州间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兴安界首至全州觉山铺间湘江两岸的渡河点；紧接着，红3、红1军团同时在湘江两岸从左右两翼抢占要点，相继控制了界首与全州屏山渡之间30公里的江岸，只等后续部队过江。

界首是一个有400多户人家的小镇，东临湘江，西靠大山。中央红军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由博古、李德坐镇指挥。周恩来在对岸组织渡江。朱德虽然是总司令，却只有遵令行事的份儿。

此时湘江水位正浅，有些地方还可以趟过去。可那些辎重令人大伤脑筋，不得不借助于木船。

11月28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白崇禧，骂他们是“纵匪西窜”，严令李宗仁、白崇禧“速以大军压迫”。李宗仁、白崇禧不得不又重新调回5个主力师回防堵截红军。

至此，蒋介石的铁三角又猛烈的收紧了：由北向南推进的是欲立大功的何键的湘军；由南向北推进的是奉命回师的桂军；而由东向西冲过来的则是尾追红军的中央军。

就在28日这一天，蒋介石发出了总攻击令，乘红军“半渡而击”。湘军第1路由全州向觉山铺地区的红1军团红2师阵地发起进攻；桂军主力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向兴安、灌阳以北进攻，与红3军团先头部队展开了激战。湘、桂两军在蒋介石调来的大批飞机的支援下，相互策应，企图夺回中央红军的渡河点，聚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国民党军队用几百门大炮轰击红军阵地，加上飞机轰炸，把红军阵地炸成了一片火海。他们的炮火每一次延伸，成营成团的部队就向红军阵地轮番发起冲锋。一时间，在湘江至潇水100公里内的战场上，天上是飞机横行，来往穿梭；地面是枪炮轰鸣，人喊马嘶，昼夜不绝。

林彪、聂荣臻率领红1军团抗击着从全州扑来的刘建绪的湘军。聂荣臻后来回忆说：

“在20多里的战场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茂密的松林间，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

杨成武后来回忆说：

“敌人像风暴摧折的高粱似地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了；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天动地。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还不能压倒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轮番冲锋，不给我们空隙，整整激战了一天。敌人死伤无数，我们也减员很大。”

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3军团主要对手是战斗力很强的桂军。社会上一直流行的说法是：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

红3军团所属的红5师，原是由红7军所编成。他们负责坚守在灌阳附近距离湘江不到40公里的新圩、杨柳井一带，全力阻击桂军，保障向界首进发的中央纵队的左翼安全。中革军委给他们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3天4夜。”

红5师阻击的是桂军精锐第7军的两个师和湘军第15师的一部。红5师师长李天佑在百色起义时，就是桂军第7军的老对手。然而，他现在要以1个师对付近3个师的劲敌，困难可想而知。

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一起来到红5师，检查他们的战前准备和工事构筑情况。李天佑师长和钟赤兵政委表示：“人在阵地在。”

桂军以7个团加6架飞机反复冲击，却拿不下新圩、杨柳井一线阵地。白崇禧感到非常奇怪，是红军什么部队在阻击？他们经过了长途跋涉，哪儿来这么强的战斗力？他的部下报告说：是彭德怀3军团的5师，自师长李天佑以下，很多都是参加过百色暴动的广西人。白崇禧这才恍然大悟，说：

“真是冤家路窄啊。”

直到中央纵队渡过湘江，李天佑才奉命将阻击任务交给红6师，率红5师撤出阵地，向湘江西岸转移。这一战下来，红5师伤亡的人员多达2000有余，将近占全师的一半人马。

此时在红1、红3军团掩护下的界首渡口，也是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

渡口乱极了，人喊、马嘶，与枪炮声交织成一片。待机渡江的指战员们，一个个脸色发灰发黑，一双双眼睛充满迷茫的神色。许多人绑着血迹斑斑的绷带，穿着沾满泥土的破烂军衣或便衣，有的背着斗笠，有的戴着红五角星帽子，有的光着头。江边上到处散乱不堪地扔着行李、挑子、辎重、印刷机、缝纫机、笨重的山炮、伙食担子、担架、各种书籍、野战医院的屎盆、尿盆以及从苏区扛来的磨刀石等各种物品。河滩上布满了人体、马匹的残骸和大大小小的弹坑。在一个2米多深的弹坑旁边，竟然躺着30多具尸体。许多伤兵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有的一动不动，多数人却在那里痉挛、哼哼、呻吟。

国民党军的飞机轮番轰炸着红军架设的浮桥，炮弹在江水里激起巨大的水柱。迫击炮弹不断地向红军江边阵地袭击，机枪子弹雨点似地向正在渡河的部队倾泻。飞机刚一飞走，红军的工兵部队就冒着枪弹抢修浮桥。浮桥刚刚架好，工兵们还没有爬上岸，飞机又来了。炸弹把新架设的浮桥炸成数段，断裂的竹竿、木棒、木板，混合着尸体，在波涛中沉浮，江水里泛起一缕缕暗红色的血污。

在整个江面上，漂浮着一具具戴着八角帽穿着列宁式制服的红军战士，漂浮着一匹匹战马的尸体，漂浮着一顶顶斗笠，漂浮着很多散乱的文件和书页，也漂着一页页“蒋委员长劝降令”。

11月30日，毛泽东随军委第1纵队渡过了湘江，他对谢觉哉说：

“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怎么得了啊！”

1934年12月1日，湘江战役结束了。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国共双方劲旅激战长达1个星期之久。中央红军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共计死、伤、被俘3万余人，其中被俘的人员多达7000余人。

在此战中，发挥“铁拳”作用的红1军团减员不少。红9军团伤亡大半。红3军团第18团整整1个团被国民党军切断，未能过江，大部战死。红5军团红34师负责湘江之战掩护任务，部队正要过江时，被数十倍国民党军包围，最后全师覆没，少数突围出来的红军战士也大都遭到了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毒手。红8军团这支刚刚诞生于突围前夕的部队，在渡江战役之后，仅仅剩下了1000余人。

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

“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

他们痛心地问：

“照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

有历史评论家说：湘江战役标志着“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进一步破产。事实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被“左”倾机会主义所排斥的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人们是在失败中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

刘伯承也曾回忆说：“广大干部眼看第5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4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的博古，也感到了事情不妙。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

“突破第4道封锁线这一仗，是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这正是：博古年少气如虹，纸上谈兵敢称雄。

忍看满江血如碧，湘水便是赵长平。

欲知中央红军余部前途如何凶险？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请诸君重读一下毛泽东在湘江战役之前的3次建议。他在宁远时建议说：“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击道县和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过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他在11月21日建议说：“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桥头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北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他在11月23日建议说：“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这3个建议的基本点，都是要改变中央红军转移的方向，摆脱国民党追剿军主力，另选战场，打破围剿，重回中央苏区或在湘中另建根据地，这无疑都是正确的，是一条阳关道。而掌握中央红军命运的“三人团”却置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忠告于不顾，非要走独木桥，这种近似愚蠢的决定，最终葬送了数万红军指挥员鲜活的生命。历史上这一类造成重大灾难的失误颇多，领导者实为犯罪，可人们往往以错误论之，实在是太宽恕了。

关于此一时期特别是湘江之战的军事指挥问题，本传前前后后提供了不少必要的信息，后人实在是有弄明白的必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以及以后的一个时期，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李德，完全是鉴于党内的情势而不得不采用的一种斗争策略。到了21世纪的今天，该是揭露那些历史事件真相的时候了！

第51章 1934年12月—

“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权哟，今天心血来潮，想说几句，骨鲠在喉，不得不吐。”

话说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4道封锁线，余部继续向西转移。

蒋介石看到他精心部署的第4道封锁线又被突破，立即重新调兵遣将，部署新的堵截防线。此时他最怕中央红军北上与红2、6军团会合，于是就把防堵红军北上作为兵力部署的重点，在通往湘西的方向上，摆放了五、六倍于红军余部的兵力，布置好了口袋，单等着中央红军去钻，要将其围歼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东地区”。

1934年12月2日，国民党追堵军总司令何键下达命令，将原来的5路人马改组为两个兵团，以刘建绪为第1兵团总指挥，薛岳为第2兵团总指挥。两个兵团的主力由黄沙河、全州一线分别向新宁、城步、遂宁、靖县、会同、洪江、芷江、黔阳地区急进；另以一部分兵力配属桂军进行追击。同时电请黔军王家烈部配置在锦屏、黎平一线，阻止红军西进贵州。

此时，毛泽东就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又向周恩来提出了建议，他说：

“现在已经失去了到达湘西与2、6军团会合的先机，建议部队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王稼祥、张闻天都表示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但毛泽东的建议在博古、李德、周恩来那里依然不起任何作用。“三人团”不顾国民党军的重兵堵截，仍然坚持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方针。

毛泽东多次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论及这种危险局面。他说，中央红军绝不能再往敌人的口袋里钻了，绝不能自动“入瓮”，自取灭亡。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王稼祥是在进入苏区以后不久，在斗争实践中逐渐了解了毛泽东的卓越才识和非凡的指挥能力，第一个从王明的宗派集团中挺身而出，转而反对排挤毛泽东。张闻天原是拥护“左”倾路线的重要领导人，在进入苏区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跟着博古极力反对毛泽东，后来在政府工作期间，这才改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他在实际工作中，在一些问题上，与博古、李德等人发生了分歧，不同意博古、李德等人的做法，并发展到了公开争论。因此，他的权力便被博古逐渐削弱，淡出了领导核心。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一方面直接和他交流意见，一方面通过他的女朋友刘英做他的思想工作。

自长征开始以来，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在担架队一起行军，一起宿营，朝夕相处。他们常常是一边行军一边交谈，每次谈论的中心内容都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指挥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们一起分析总结第5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一起研究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毛泽东不断地把自己的想法讲给王稼祥、张闻天听。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分析“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与危害，反复阐明了自己的主张。王稼祥颇有同感。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就这样，在军委纵队中，慢慢地秘密地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反对“三人团”错误领导的3人集团。他们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等人的斗争。张闻天、王稼祥的行动，在配合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进行反对“左”倾路线的斗争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2月11日，红1军团2师5团打开了湖南省西南角的通道县县城。

此时的桂军在左后侧继续追来。何键指挥的国民党军第1、第2兵团已经进至城步、绥宁、靖县、黔阳、洪江、芷江等地，在通往湘鄂西的道路上构筑了4道碉堡线，企图将中央红军余部一网打尽。中央红军如果继续按原计划前进，必将再次钻入国民党军的口袋里，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对王稼祥、张闻天说：

“不能再这样了。要斗争啊！”

12月12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进入通道县的老县城县溪镇。

县溪镇是一个狭长又不太大的镇子。在镇子东面的山峦上，有一片树林，林木间有一条清清的小河，沿河下来就是一排排的木板房，有一些吊脚楼就挂在河边上。长长的小街，全铺着不规则的青石板，被人踩得光溜溜的。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住在县溪镇南边一家染坊里。这是一栋木结构的临街房屋，屋前有几级石阶，进门是一个小厅，后面是一间比较宽绰的中堂，中堂两侧是王稼祥和张闻天的住室，喜欢清静的毛泽东则住在楼上。

张闻天稍事休息，便上楼来到毛泽东的住室。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看一些旧报纸，见张闻天来了，就放下手中的报纸，问道：

“有事吗？老张。”

张闻天“嗨——”了一声，说：

“渡湘江损失这么大，现在困难重重，怎么办呢？”

毛泽东说：

“根据报纸上敌人公布的材料，现在湘军、桂军和中央军已经集中20万人马，准备消灭我们，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呀。会合湘西2、6军团这条路，走不通！我们应该放弃原来的计划，改道贵州。贵州兵力单薄，我们可以到贵州休整一下，再做计议。”

张闻天点头称是，又说：

“昨天稼祥同志又向我详细陈述过你的这个意见，我们都认为应该这么办。”

毛泽东说：

“要改变原定计划，必须召集军委会议，大家统一认识才好行动。”

张闻天说：

“好！事不宜迟，我立即去告诉博古，要他召集会议。”

张闻天毕竟还是政治局常委，说话还有一定的分量，于是，“三人团”便在通道县县溪镇的“恭城书院”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通道会议”。

恭城书院坐落在县溪镇东边一个小丘上，是一座十分壮观的独立房子，房子的四周是一人多高的青砖院墙，军委总部就驻在这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彭德怀以及李德等人。周恩来见通知参加会议的人都来了，就与博古交换了一下眼色，说道：

“同志们，今天这个碰头会，也是军委会。请大家来，议议我军的去向，想听听诸位的高见。”

坐在博古旁边的李德首先说：

“根据原来的作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和那些正向西面战略要地赶去的国民党军队，超过我们，我们则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2军团建立联系。这样，我们依靠2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与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你们看怎么样？”

伍修权将李德的话翻译了一遍，会场上一片沉默。博古见没有人接李德的话，就说：

“华夫同志的意见怎么样？这完全是我们的原定计划，我看也只有如此，我们与贺龙、萧克、任弼时、王震会合后，放下行李挑子，才好同国民党军队作战。”

周恩来用一双疲惫而又强打精神的眼睛注视着大家，心事重重。他明白在场的不少人都对这个计划有非常尖刻的反对意见，而这个计划又是自己参与制定的；更重要的是，博古和李德的意见还听不听了？他犹豫了。

张闻天看了看坐在离自己不远的毛泽东，似乎在催促他讲话。王稼祥也从担架上欠起身，目光透过近视镜，凝视着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一眼李德，不慌不忙地说：

“顾问的意见，本人不敢苟同。请问，华夫同志对当前的敌情是否了解？”

李德听了伍修权的翻译，掷下手中的烟蒂，大声说：

“不去那里创建新苏区，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改变原来计划？”

周恩来见李德发了火，赶忙站起来，对李德也对大家说：

“我们还是心平气和的讨论，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

毛泽东依然是不紧不慢地说：

“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权哟，今天心血来潮，想说几句，骨鲠在喉，不得不吐。”

周恩来朝他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两口，说：

“目前会合萧、贺、任、王，让部队喘口气，倒是上策，但能行吗？我们的北面有多少敌人，顾问知道吗？”

李德盯着周恩来，意思要周恩来回答。周恩来刚要启齿，毛泽东说：

“还是让我来给大家报告吧！”

于是，他将在路上搜集到的国民党军的情况，一五一十讲给大家听。最后，他又以调侃的语调说：

“国民党布置的那个口袋，反正我是不去钻的，谁要自投罗网，听便。”

平时因伤痛不大讲话的王稼祥首先表态，他说：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当前应当改变战略方向。”

张闻天也说：

“毛泽东同志刚才讲的都是事实，他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我们要认真考虑。”

李德一脸不高兴，大声说：

“不按原计划办，你们准备到哪里去？”

毛泽东说：

“黔省防御力量差，我们可趁机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与会的多数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个提议是从当前敌情出发，实事求是，比较可行。周恩来在会前已经通过别的渠道听到了毛泽东的意见，现在见多数人支持毛泽东，就站了起来，望着大家说：

“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当前，我们必须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我军才有一条生路。”

“粗暴！”李德愤怒地说。一向被他视为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周恩来，竟然转而支持毛泽东了，这使他非常吃惊。在李德看来，周恩来的军事主张一贯与毛泽东相左。如今听到周恩来这样表态，他真的很生气了，大声叫着：“毛泽东简单而又粗暴的否定了我的提议，你周恩来还支持他！”

周恩来竭力控制着情绪，说：

“华夫同志，我们的决策要面对现实，现在情况变了，我们应当跟着变嘛。”

李德恼羞成怒，红着脸，瞪着眼，叽哩哇啦冲着周恩来叫道：

“去湘西与2、6军团会合，是你周恩来的计划。”

他一面说，一面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不停地翻着，翻了几页就停了下来，指着一页上的内容对大伙说：

“今年6月10日，在你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准备转移外线作战问题，你周恩来指出：向西南的赣粤边突围，越过湘粤边区后，沿湘桂边区北上进入湘鄂西区与贺龙的第2军团会合，然后向湖南的衡阳、长沙方面进攻。后来的突围计划，就是在你的这个意见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今天，你竟出尔反尔。”

周恩来瘦削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他说：

“华夫同志，是的，在那次会议上，我的确有过这个建议，什么时候，我也不会否认。可是当前敌情发生了变化，无法去会合，我们也得改变一下计划嘛。”

李德被周恩来不软不硬顶了回来，只好转而问博古：

“博古同志，你的意见呢？”

此时的博古虽然不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但他“认为从贵州出发也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李德十分不快，心想，我这个顾问的话是没有人听了。特别是周恩来开始与他不一条心了，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于是，他便对着大家声色俱厉地吼道：

“你们不执行原定计划，胆小！右倾！怕死！”

一向镇定自若的周恩来也有些激动了，他说：

“华夫同志，你的态度好一点。”

彭德怀也站起来说：

“以理服人嘛，少扣帽子。”

李德见众人态度严肃，有些动气了，只好缓和了口气，说：

“我保留意见，到了贵州后，再开会讨论，到底能否去湘西，那时我们再议。”

说罢，起身离开了会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多数人接受了。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西进贵州。

尽管如此，在中央领导人之间，北上与西进的争论还没有完全解决。博古并没有放弃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师的计划，李德也仍然耿耿于怀。39年之后，李德还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回顾了这件往事，心中仍然充满了愤懑。他在书中叙述了自己坚持北上与红2军团会师的计划之后，又写道：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指毛、王、张——笔者注）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

12月13日，李德见到周恩来，非要他详细说说昨天在会议上为什么要改变主张。周恩来显得很不耐烦，说：

“我们的部队累了，需要休息。”

就在12月13日这一天，中央红军根据通道会议的决定，开始西进贵州。

12月14日，博古等人又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电令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由湖南常德一带向湘西北发展，以接应中央红军北上。

这一天，毛泽东在途中闻讯傅连璋在快到贵州时，因不谙骑术，连人带马掉进了河里，幸而被警卫人员救了出来。他马上派人把自己的棉被送给了傅连璋。

12月15日，中央红军越过了广西与贵州交界的老山界，进入贵州省雷山县境内，越过与黎平县交界的骷髅山和八宝山，一举攻克了黎平县城。

毛泽东闻讯，非常高兴，想起这一带的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不由得引发了他的诗兴，吟出了《十六字令三首》：

其一：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其二：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其三：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12月16日，军委纵队进驻黎平城。

12月17日，中革军委将部队部署在黎平附近休整。

中央红军西进贵州的举动，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一下子就把他部署在湘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他要想再重新调整部署，就需要多费时日了。中央红军自10月份开始长征以来，第一次获得了休整机会。

李德把红8军团军团长周子昆找来痛骂了一顿，训斥周子昆带的什么兵？把部队都给带垮了，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这个毫无自知之明的外国佬因为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了，所以常常一筹莫展，喜怒无常。他不但不检讨自己的失误，反而还要迁怒于他人。

红8军团的大多数士兵，是长征前新编入部队的地方赤卫队和农民，他们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和实战锻炼，在连续的行军作战中，特别是湘江之战，整个部队几乎全被打散了。

李德命令警卫班把周子昆绑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可是警卫班的人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十分恼火，很尴尬。博古、毛泽东都在一旁。博古默不作声，毛泽东就走上前去，问周子昆：

“你是周子昆同志！怎么搞的？”

周子昆说：

“猛烈地扩大红军，我们是刚成立的新军团。军团部机关和各级指挥机构都缺干部。不照过去逐步锻炼逐步提升的方法扩大红军，军队里没有骨干。我坚辞不当军团长，不准，只好服从命令。部队一出发就担任侧卫，每天跑上百余里，不断遭到敌人的侧击。新兵不惯艰苦，很多人掉队，跑散，还没有过4道封锁线，全军团就减员不少人，过了湘江，就只剩下1000余人了。”

毛泽东转对李德、博古说：

“周子昆交给我处理。”

又对周子昆说：

“跟我走。”

说完，他就把周子昆带走了，和周子昆谈了话，鼓励周子昆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大骂毛泽东是“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城内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朱德、李富春等参加了会议。

李德因患疟疾没有参加会议，周恩来在会前征求了他的意见。博古和李德的意见是坚持要红军从黎平北上，经黔东去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创建新根据地。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公开批评了李德。

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他还建议说，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召开一次正式会议。他摆事实，讲道理，申明大义，谆谆善诱，使与会不少人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观点。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放弃北上方针。周恩来也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西渡乌江北上，到川黔建立根据地。更为重要的是，黎平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决定明确说：

“鉴于目前形成之状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也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

黎平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5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这样，黎平会议就为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将会议决定的译文带到李德下榻的地方，将会议的情况转告给他。李德闻言大怒，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一向颇有涵养的周恩来也显得格外激动，厉言厉色和李德闹了一场。

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周恩来后来也曾经说过：“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为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12月19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为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军事行动的决议》，决议说：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至遵义西北地区；政治局并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第5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口号是：“首先消灭贵州军阀，赤化贵州！”“为创建新苏区而奋斗！”

中革军委同时对部队进行了部分调整和缩编：

第1、第2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以陈云为纵队政委，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钟伟剑为参谋长。

军委纵队下辖第1、2、3梯队。纵队司令员、政委、参谋长兼任第1梯队司令员、政委、参谋长；以何长工为第2梯队司令员兼政委；以李维汉为第3梯队司令员兼政委。

干部团、保卫团合编为独立作战部队，归军委纵队直接指挥。

撤销红8军团建制，将其编入红5军团；陈伯钧为红5军团参谋长，罗荣桓为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

12月20日，中央红军以红1、红9军团为右纵队，以红3、红5军团和中革军委为左纵队，分两路西进。

中央红军路过剑河县的一个村子时，有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和她的小孙子在严冬季节里还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倒在路旁，战士们簇拥在那里久久未散。毛泽东来了，问是怎么回事，一个战士说：

“刚才问过，这位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在前几天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当了兵。她没法活下去，就和儿媳妇分两路讨吃的。今天天气太冷，从早上到现在还没有吃上东西，又冻又饿，就跌倒在这里了。”

毛泽东闻言，已是热泪盈眶，从身上脱下一件毛线衣，从行李袋中拿出一条布被单子，又叫警卫员吴洁清拿了两袋装满粮食的干粮袋，一起送给那位老太太。他蹲下身，亲切地对老太太说：

“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队伍。”

他怕老太太听不懂，又用贵州方言重复了一遍。老太太和孙子披着毛泽东的毛衣、单子，吃了一点东西，这才缓过来了。想不到遇到了这么好的队伍，她嘴里不住地念叨着“红军，红军”，拉着小孙子走了。

毛泽东看着远去的老太太，久久地沉默着。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开口了，对战士们说：

“我们从这位老妈妈身上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绝不是这位老妈妈一家的遭遇，而是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缩影。我们的祖国就是这样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地步！祖国和人民是这样，那么我们的任务呢？我们的任务，正是从水深火热中把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拯救出来。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同志们！这个光荣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目的一定要达到！眼下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惊涛骇浪的天险乌江，还有数不清的艰难险阻，我们要勇往直前，在大风大浪之中踏出一条路来！”

12月下旬，中央红军一路上连克剑河、台江、镇远、施秉等城。

12月28日，中央红军进至黄平、余庆地域，直逼乌江。

12月31日下午，毛泽东和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

猴场是中央红军离开苏区以后所经过的一个较大较繁荣的小镇，商业发达，物资丰富。

中央红军各路大军已经云集在乌江南岸，即将渡过乌江进入黔北。因博古、李德对黎平会议决议一直有争议，对下一步的行动方针还有不同意见，中央政治局不得不于1934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在猴场下司宋家湾一个宅院里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一开就开到了1935年1月1日。

博古、李德在会议上坚决反对中央红军过乌江，他们仍然坚持过去的方针，主张回头东进转而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如果按照博古、李德的主张改变行军路线，中央红军仍然要钻进中央军和湘军主力部署的“口袋”里，遭到毁灭性打击。

毛泽东再次重申在黎平会议上所阐明的正确主张，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会议还做出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新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中明确说：

“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现在的第2兵团或其它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5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政治局会议还决定：

“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欲知毛泽东如何进一步斗败博古、李德，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通道会议的决定，是毛泽东被排挤3年多以来，特别是自第5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人的尊重，第一次对中央的战略决策发生重大影响。西进贵州的主张，不仅挽救了处于危难之中的党和红军，同时表明了人们越来越认清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是战略转变的一个良好开端。黎平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不仅以正式决议的形式否定了“三人团”坚持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改变进军方向的正确主张，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重大战略转折，同时也表明“三人团”的最高决定权和最高军事指挥权正在消失。猴场下司宋家湾政治局会议“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决定，则以巧妙的方式强调了政治局的集体领导，对“三人团”把持的指挥权在组织上做出了限制，打破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统天下。不久，毛泽东就像那轮沉没于海底的红太阳一样，喷薄欲出，冉冉升起了！

第52章 1935年1月1日—

“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承蒙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还是有一点本事。惭愧，惭愧！进入中央领导层，滥竽充数而已。”

话说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提出了夺取遵义、进军黔北、开创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方针，特别是猴场会议提出的“打到遵义去，创造新苏区”的口号，使广大红军指战员人心振奋，斗志倍增。

中革军委在猴场会议后立即命令红1、红3军团分别向乌江南岸的指定渡口前进，并侦察对岸敌情，准备架桥渡江。早已整装待发的红1军团红1师在回龙场渡口、红2师在江界河渡口、红3军团在茶山关渡口，分3路强渡乌江。

乌江是贵州境内的一条大江，它从西南到东北贯穿于贵州省境内而流入四川。中央红军要强渡的这一段江面宽约200米，流速每秒1.8米。

1935年1月1日，陈光师长率领红2师首先抵达瓮安县江界河渡口。以耿飚为团长、杨成武为政委的先头团红4团，立即在渡口用搜集来的竹子、门板扎成竹筏，以佯渡迷惑对岸守军。另有连长毛正华带领8名水性好的战士，在上游拉着1根准备架浮桥用的粗绳索，进行泅渡。当他们快要游到对岸时，被守军发现了，绳索也被打断了。他们只好重新游回来，有1名战士牺牲了。

夜晚，红4团又组织18名战士分乘3只竹筏实施偷渡，结果只有连长毛正华等5人成功，他们便在对岸潜伏了下来。

1月2日凌晨，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率领干部团工兵连赶到江界河渡口，组织了60个竹筏实施强渡。强渡部队在南岸炮火和北岸潜伏的毛正华等人的配合下，终于夺取了渡口阵地，搭好了浮桥。

不久，位于下游余庆县回龙场渡口的红1师，在先头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指挥下，也强渡成功。

1月3日，红3军团也从上游的遵义县茶山关渡口开始渡河。

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突破了国民党军吹嘘的“重叠而坚，官兵勤劳不懈，扼险固守，可保无虞”的乌江防线，江防司令林秀生逃往遵义地区。

中央红军一过乌江，离遵义城就不远了。王稼祥向毛泽东提议：

“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博古、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

毛泽东说：

“好！应该开个会。还要多做一些会前的活动工作。”

于是，王稼祥马上去找张闻天谈话，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说，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

张闻天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书记处书记，在中共中央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时他也正在考虑这些问题，当王稼祥说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时，当即表示赞同。

王稼祥又利用各种机会找到了其他一些负责人，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他还和因腿伤化脓坐在担架上的聂荣臻交换了意见，他说：

“事实证明，博古、李德不行，必须改组领导，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第1、2、3次反“围剿”，取得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指挥的结果。因此，应当由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到时候要开会，我们要把他们轰下来。”

聂荣臻也早已感觉到只有毛泽东的主张得势，革命才会大发展，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应该改组领导。听了王稼祥的意见，他便高兴地说：

“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

就这样，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在大量的工作中，说服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许多负责人，一场关系到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政治大决战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1月6日下午，中央红军红1军团的先头部队开向遵义城。驻守遵义的是王家烈部侯之担指挥的第3团；此时，王家烈又派柏辉章部前来增援。

奉命攻打遵义的是红2师红6团，他们是在渡过乌江之后就接受了任务。总参谋长刘伯承对红6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说：

“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这就既要求我们仗要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啰！”

红6团离遵义尚有半日路程，侦察员来报：

“离遵义30里地的地方有个小镇叫深溪水，驻有敌人1个营，是敌人的一个外围据点。”

刘伯承指示朱水秋、王集成说：

“你们要先歼灭这股敌人，还不要让敌人知道。要秘密，要全歼，要保证不准有一个漏网。否则，给遵义的守敌通了消息，就会增加我们打遵义的困难。”

下午3时，红6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冒雨对遵义外围据点深溪水进行了奇袭，全歼了1个营的守军，果然做到了无一漏网。红6团指战员立即对俘虏开展争取工作，决定借助俘虏乘夜智取遵义城。

晚上9点左右，红6团1营长曾玉堂带着第3连和侦察排以及全团的20多个司号员，还带着经过教育的十几个俘虏，冒着大雨出发了。这支队伍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军打扮，在他们后面，紧紧跟着其他部队。作战计划是如果智取不行，便强行攻城。

曾玉堂率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来到了遵义城下。指战员们愈发装出败军的慌乱模样。

“干什么的？”

城头上的哨兵突然问道。一个被教育好的俘虏连长用贵州话答道：

“自己人。”

“哪一部分？”

“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叫共匪包围了，庄子丢了，营长也被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弟兄好歹跑了出来。”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

俘虏连长如实回答了。其他俘虏兵也用贵州话乱糟糟的喊着：“快开门哪！”“救救我们吧！”“共匪马上就追来啦！”

“吵吵什么！”

城头上的哨兵气冲冲地大喝一声，城下顿时安静下来。城上几只手电光束在他们身上照来照去，好一会儿，说了一声：

“等着，这就给你们开门。”

厚重的城门打开了，哨兵问道：

“怎么共匪已经过乌江啦？来得好快呀！”

“是的，现在已经进遵义城了！”侦察排的几名战士用枪口对着他们：“告诉你们，我们就是共军！”

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红军大队人马一下子拥进城去，后续部队也跟了进来，冲上街头。侯之担的不少守军来不及穿上衣服就当了红军的俘虏，柏辉章部有两个团的官兵狼狈不堪地从北门逃走了。

1月7日早晨，红2师占领全城，智取遵义大功告成了。

聂荣臻和刘伯承步入遵义城，看到红2师的部队已经准备宿营了。他们和红2师的领导商定，改由红4团为先头部队，追击逃敌。聂荣臻对红4团政委杨成武说：

“杨成武同志，你是政委，要向同志们说清楚：任务紧急，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路上去吃干粮，完成任务后，再争取时间好好休息。”

杨成武说：坚决完成任务。带起队伍就出发了。

由于中央红军突然转向遵义，国民党十几万追剿军一下子被甩在了乌江以东。追剿军总司令何键也已经率20个团到常德地区与红2、红6军团作战去了。摆在长江沿线的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由于摸不清中央红军的虚实，也不敢轻易冒进。贵州的国民党军不是红军的对手，一触即溃。因中央红军动向不明，蒋介石也已经批准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1纵队吴奇伟部集结在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令第2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在遵义的红军警戒。这样就使中央红军在长征以来有了一个难得的休整机会。

1月8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我军9日行动的部署》，部署中通知各军团说：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纵队司令员刘伯承任警备司令，陈云任政委，由干部团担任警卫工作。

部署中命令红1军团红2师前出遵义北面桐梓、松坎一线；军团主力驻守遵义东面老蒲场、青神桥、虾子场地域。命令红3军团在遵义南面的刀靶水、尚稽场，控制遵义通贵阳的公路，扼守乌江北岸。命令红5军团驻守遵义的湄潭；红9军团驻守遵义东南的猪场。

1月8日这一天，中央红军总政治部还颁发了《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八项注意通令》。

1月9日上午，天气晴朗，军委纵队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部队在居民欢呼声与爆竹声中进驻突围以来夺取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

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名城，是黔北的首府。这里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也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市面繁华，物产丰富。

毛泽东头戴军帽，身穿军装，和朱德、周恩来等人在南门外的丰乐桥边下了马，他们不断地向群众挥手致意。毛泽东走到旧城的府街口，还向群众讲了话，对欢迎的群众表示感谢，向群众宣传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和主张。

此时的遵义城内有男女中学校56所，尽管各校均未上课，但红军一律不在学校驻兵，以示维护教育。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住进了位于新城古寺巷桃源山东麓的易宅。易宅是“川南边防军”第2旅旅长易怀芝又名易少荃的私邸，坐北朝南，是一栋砖木结构的旧式洋房，建筑面积约580平方米。夜深了，毛泽东在楼上一间雅致的卧室里那明亮的电灯下读了很长时间的书，还是无法入睡。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很晚才起床。

1月12日，中央红军总部在县立第3中学的操场上，召开了有工农学商各界人士参加的万人大会。

毛泽东、朱德参加了万人大会。朱德在大会上讲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说红军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毛泽东着重讲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实行全民选举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大会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当选的几十个工农学商及教育界代表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一连几天，红军各部一面宣传，一面招募新兵，约有5000余人参加了红军。他们多系川黔滇籍的贫民或退伍军人，这些新战士后来在红军转战黔北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红军安顿已定，毛泽东等人商议，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李克农负责扩大会议的安全。此后，李克农指挥警卫人员，自始至终都守护在会场的外边。

李克农，又名漫梓，1899年出生于安徽省巢湖县，因他前半生从事特殊的工作，所用曾用名和化名很多。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钱壮飞从南京向李克农告警。李克农协助中共中央迅速转移。他后来担任江西省保卫局执行部长，在瑞金时期和在长征中负责中央的保卫工作。

且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城内位于琵琶桥边一个大宅院里召开了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会议所在的这座宅院，原是黔军第25军第102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宅院大门临街，门西侧是8间铺面，是柏家经营酱和纸张的商店。进入大门，穿越过大厅，迎面是一座砖砌牌坊，前后各用彩瓷嵌字，前为“慰庐”，后为“慎笃”。跨过牌坊是一个青石铺砌的小天井，南侧有小门通往四合院，那是柏家的住宅。天井北侧即为主楼。这座主楼坐北朝南，为中西合璧建筑，占地面积582平方米。遵义会议就在这座主楼2楼的一个不大的厅子里召开。这个会场是一间长方形的屋子，中间放着一张桌子，周围有20多张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椅子，还有一个小火盆。

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员有政治局常委3人，他们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

政治局委员2人，他们是：毛泽东、陈云

政治局候补委员5人，他们是：王稼祥、朱德、邓发、刘少奇、凯丰

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多数负责人及代表，他们是：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1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红3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红5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红9军团党委委员尹自勇（红5军团长董振堂在党内未担任职务，没有参加会议，时在前线；红9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部队在乌江，没有出席会议）。

另外，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

为会议作记录的是陈云（有会议记录传世）和伍修权。

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军委成员白天都要处理日常事务和战事，所以每天的会议一般都是在晚饭后才开始，一直开到深夜。会议开始前，毛泽东在吃晚饭时当着洋顾问李德的面说：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是很能呷辣椒的。谁不能呷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

他的话引起众人一阵大笑，惹得李德一脸的不高兴。

彭德怀是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毛泽东把刘少奇介绍给彭德怀：

“这是刘少奇同志，很早加入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前面已经说过，刘少奇于1930年夏再赴莫斯科，1931年秋回国，在王明的临时中央任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冬，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1934年春任福建省委书记。同年10月，参加长征。

再说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黎平会议提出的两个内容：（1）检讨在第5次反“围剿”中与突围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2）审查黎平会议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会议目的是要集中全力解决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主持。博古首先作了第5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虽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对他所推行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及严重危害，及对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缺乏认识，所以他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说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敌人的强大以及白区和其它苏区的工作配合不够所造成的，极力为“三人团”和他的错误辩护。

接着，周恩来作了关于第5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第5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因，指出了主观因素上的错误，对李德、博古进行了不点名批评。周恩来也对他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一些责任。

张闻天开始讲话了。他手里拿着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一个提纲，侃侃而谈，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了在第5次反“围剿”中和在突围路上的错误的军事领导，彻底否定了单纯军事防御路线。

伍修权曾经回忆说：“事后我了解到，所以由张闻天首先发言，正是出于毛泽东的计划安排。会前他就和张闻天、王稼祥共同研究好发言的内容，最初的发言提纲实际是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主要的观点论据也都是由他提出的。但是他却执意不首先发言，再三推举张闻天在会上放第一炮。因为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略低于博古，其学识影响实际却超过了博古，他与博古同样受到共产国际的器重，由他来带头批评博古，就显得更公正和有力量，别人听来也更有说服力。张闻天发言以后，毛泽东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看来是对张闻天发言的补充和发挥，实际上却是作了归纳概括和结论定性。”

毛泽东的发言大约讲了1个小时左右。他在发言中系统地批判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及其表现，说他们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还批评了李德的错误指挥，说他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他说：

“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

他还批评李德说：也不问走的是山地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毛泽东又用1、2、3、4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5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他说，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而不是其它原因。因此，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特别系统地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他说：“左”倾教条主义在战略战术上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搞什么6路分兵，全线出击。第三个错误，在军事上不知利用19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第四个错误，在战略转移和突围行动方面，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这样重大的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毛泽东说李德、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恶劣”，批评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在军事问题上，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杀了”，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地争论”，但这对于博古、李德却是“徒然的”。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在博古和周恩来讲话之后，毛发表了长篇讲话，事实上这是主要报告。他一反往日的习惯，作报告时，手里拿着一份显然是经过详细拟定的讲稿。”

第一个发言支持毛泽东正确意见的是王稼祥。他严厉地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理论上的错误，旗帜鲜明地拥护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由于王稼祥是从教条宗派集团中转变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第一人，是提议召开遵义会议的第一人，是在遵义会议上继毛泽东之后紧接着发言支持毛泽东主张的第一人，所以，后来毛泽东多次赞扬王稼祥这一功绩，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张闻天也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对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还说，现在必须由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他推举毛泽东担任政治局常委。

凯丰马上表示反对。他狂妄地对毛泽东嚷道：

“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毛泽东反问道：

“请问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既然说我是按《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

其实，毛泽东只是在学生时代看过《孙子兵法》，后来也并没有深入的研究过。凯丰被毛泽东这么一激，竟被弄得哑口无言。毛泽东又转对大家说：

“凯丰同志说得好。马列主义，我确实是门外汉，种田作物，倒算是行家里手，不及你出国留学，我是个土包子。不过，《孙子兵法》我确实认真研究过，这有什么害处哩？战争规律，古今中外皆然。现在的不过比古代的内容丰富一些罢了。我们祖宗好的东西，又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呢？一定要弄些教条来束缚住我们的手脚，鄙人真有点大惑不解。”

朱德在发言中说：

“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我从井冈山开始，就是跟着毛泽东同志革命的。今后，我永远跟着毛泽东同志革命到底。”

周恩来再次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今后红军的行动。他说：

“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聂荣臻因为脚伤，是躺在担架上发言的。他很气愤地说：

“李德对每门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设在哪里，都要做指示，而这些细节，是连军团指挥员也无须过问的。”

林彪是在湘江战役之后就公开批评博古和李德了。他在这次会议上讲了很多意见，表示支持毛泽东，主张解除博古和李德的职务。

刘伯承、李富春发言也对李德提出批评，表态支持毛泽东。

彭德怀发言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提议彻底清算博古等人执行的“左”倾路线的政治错误。因为此时在遵义以南的刀靶水沿乌江警戒的红3军团红6师，遭到了国民党军吴奇伟部的进攻，彭德怀必须马上赶往前线指挥，所以他在会议刚开了一半，就走了。

红5军团政委李卓然从桐梓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在毛泽东卧室见到了正在感冒发烧的毛泽东。毛泽东头上裹着一条毛巾，仍然认真地听着李卓然的汇报。李卓然说：

“5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折损了整整1个师的兵力，指战员们浴血奋战，却连连失利，大家怨声载道，责怪中央领导不力。”

毛泽东说：

“那你明天在会上讲一讲，好不好？”

1月16日晚，李卓然在会议上就部队情况作了发言，对博古、李德进行了批评。

由于遵义会议前的准备工作没有让李德参与，所以会议一开始，李德就处于没有发言权的被批判地位。他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神情沮丧，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翻译伍修权紧挨着李德坐着，他处于这样的地位也不舒服，心烦意乱，显然不乐意再给李德当翻译。所以他翻译的内容也就不完全了，有时就完全停了下来。李德在得到会议记录或者是尚待做出决议的文字材料之前，没有表明态度。当他明白过来之后，马上为自己及博古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李德说：我本来只是做为顾问提提意见，“这些建议是否被采纳就是你们的问题了”，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他“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至此，“左”倾教条主义的营垒已经彻底坍塌了。接下来，毛泽东提出的下一步行动方针被会议所接受，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聂荣臻和刘伯承都表示，支持毛泽东目前提出的方针。他们还建议说：中央红军还可以北渡长江，在四川西北部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他们说，四川省比贵州好得多：一是比较富裕而交通极不便利，这就使靠两条腿走路的红军在行动上占了优势；二是四川的军阀一般来说对蒋介石怀有敌意；三是四川省人口多，可以补充兵源。

会议采纳了聂荣臻、刘伯承的建议。

周恩来也建议说，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团”的工作。

1月17日，遵义会议做出决定：1、毛泽东同志补选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党支部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毛泽东发言说：

“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承蒙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还是有一点本事。惭愧，惭愧！进入中央领导层，滥竽充数而已。”

刘少奇因拥护毛泽东的路线，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凯丰反对撤销博古的军事指挥权，对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不理解，因此，他对会议决定提出保留意见。会议结束后，凯丰还对博古说：

“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

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进行分工时，周恩来等人要毛泽东接替博古的职务。毛泽东正色说：

“不！这个时候，还是洛甫合适。”

这个问题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博古仍然保留了总书记职务，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分派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同时，还采取各种方式向部队指战员传达会议精神。毛泽东在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杨柳街天主堂红军干部大会说：

“我们再也不能像长征开始那样‘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了’。”

那些在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泽东的干部们，高兴得热泪盈眶。大家都说：“党和红军得救了！”

参加突围的徐特立、谢觉哉得知遵义会议又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异常兴奋。徐特立说：

“从此中国革命又有了新的希望。”

谢觉哉高兴地说：

“毛泽东同志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事情就好办了。”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把被“左”倾领导者撤职、审查、关押在保卫局招待所的干部召集起来，向他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第二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来和他们进行了谈话。随后，原红22师政委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总支书记；其他干部也先后分配了工作；一些被开除党籍的干部，经过审查，也都恢复了党籍。

在北线松坎的红4团，收到了红1军团发来的一份电文，电文中说：“中央胜利地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一起指挥红军。”杨成武将这一消息传遍了全团，指战员们兴奋异常。

聂荣臻在仁怀县一个镇子上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此时天上正下着小雨，谭政帮他撑着伞，他用了几个小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其间竟没有一个人走开避雨。

中央代表刘少奇和红5军团长董振堂，在乌江边一个村子里召开红5军团红37团排以上干部会议，刘少奇说：“报告大家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党中央最近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已经胜利结束，毛主席又回来领导我们了。”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在欢欣鼓舞的干部中，当然也有不少人对遵义会议犹感不足，他们对这次会议只谈军事路线而不谈政治路线不理解，尤其是对没有明确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深感不安。后来还有人曾私下里问毛泽东：

“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就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4年之久呢？”

毛泽东解释说：

“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欲知毛泽东如何领导中央红军走出困境，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从1931年1月项英进入中央苏区，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遭受批判和排挤长达4年之久。在这整整4年里，他从不颓废，不让步，坚持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不间断地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代表人物进行顽强斗争，直至取得胜利。此种毅力、坚韧和苦斗精神，在历史上实在罕见。

在遵义会议前后，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出和理解毛泽东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深、奥妙的政治策略。他团结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引导遵义会议集中解决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是为了减少阻力，保证会议的成功。试想，如果连政治路线问题也一块儿清算，那就必然会涉及到许多人。那样的话，遵义会议的结果又会如何呢？政治路线的账不是不算，只是时机不到，毛泽东是有足够的忍耐力的。这个谜底到了延安整风之时才算揭开了。

另：关于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问题，有一个史料说，1958年11月18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陪同下，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穿过陈列室，踏上窄小的楼梯，走进开会的房间里，邓小平看到房间依旧是当年摆设的样子，使他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肯定地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

由此，邓小平说他参加了遵义会议的话是真是假，成了人们数十年来争论的焦点之一。

1959年，遵义会议纪念馆为了进一步查清究竟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曾再次致函中央办公厅，请示帮助查找有关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于1959年5月28日回复：“关于参加遵义会议都是哪些人的问题，我们在中央档案中未找到正式可靠的文件，只是在一件未署名的材料中写道：‘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1、3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5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这材料只能供参考之用”。（后来陈云证明，中央档案馆在复函中所说的“一件未署名的材料”，是他根据遵义会议上的记录所作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请参看《陈云文选》第一卷。原件曾保存在莫斯科。）

以上两个材料都涉及到了中央办公厅及其主任杨尚昆，那么，参加遵义会议的主要成员之一的杨尚昆是怎么说的呢？他在1984年10月26日答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问时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

由此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杨尚昆陪同邓小平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一说，纯属子虚乌有；第二，杨尚昆的答记者问与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相互印证，邓小平没有参加遵义会议！除此之外，再看看下列事实：在反“罗明路线”时，邓小平在苏区的最高职务是一个中心县委书记，作为“邓毛谢古”集团的首要分子受到打压后，被一降再降，到一个区里当了一名巡视员，后来随军参加了长征，但并没有被平反。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王明路线的受害者都还没有得到平反，而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邓毛谢古”集团首要分子邓小平怎么就以“党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呢？再看看《邓小平年谱》记载，到1935年6月，邓小平才被调任为红1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其地位与“党中央秘书长”相差甚远矣！

第53章 1935年1月19日—

“土城不能再打了，这仗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为了打乱敌人的尾追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立即轻装前进，从土城渡过赤水西进。”

话说在遵义会议结束的时候，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进与川陕张国焘的红4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实现将其围歼于川、黔、滇三省交界地区的战略目的，调兵遣将，组织了一个大包围圈：东面是湘军刘建绪的4个师，西面有滇军参谋长孙渡率领的6个旅，南面有中央军薛岳兵团的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北面有四川军阀刘湘的3个旅；再加上王家烈的黔军，一共有150多个团，40余万人。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先进武器，加上飞机、大炮，对中央红军在空中狂轰滥炸，在地面进行围追堵截。中央红军不仅武器装备很差，兵力上也只有16个团，计30000余人，与国民党军相比极其悬殊。

1935年1月19日，蒋介石亲自下达了“川江南岸围剿计划”，主要意图是，压迫中央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合剿而聚歼之”。他命令薛岳所部、湘军大部和黔军渡过乌江，向遵义前进，担任“追剿”任务；命令川军、滇军和驻湖北的徐源泉一部，担任“堵剿”任务；以徐源泉部的主力及中央军上官云相部的主力为预备军，在指定地区待命。

蒋介石还在中央红军与红4方面军会合的方向上部署了两道封锁线：第一道是在泸州、叙永、毕节一线；第二道是以横江场、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段及宜宾与泸州间的长江一线。

1月19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了摆脱10余倍于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彻底冲破他们的围追堵截，改变中央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决定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分兵3路北进：以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1军团为右路纵队；以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3军团为左路纵队；以刘伯承、陈云率领的军委纵队，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的红5军团和罗炳辉、蔡树藩率领的红9军团为中路纵队。3路大军向川南挺进，以图西渡赤水，在四川的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

红1军团的任务是攻占赤水县城，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创造条件。由于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脚伤未好，军事上主要由林彪和李德指挥。

1月19日凌晨，毛泽东和干部团一起离开了遵义城。在行军途中，他穿着一套特制的合体的灰色军装，显得特别整洁潇洒。虽然有一匹马紧随其后，但是他也只是在十分疲劳的时候才骑上去休息一会儿。

人称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们在寒风瑟瑟中，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

毛泽东走了80多里山路，晚上到达川黔路上一个叫泗渡的小集镇宿营。

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渡江作战计划》，计划中说：

“我野战军目前的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4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2、6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计划还提出了另一个方案，那就是：“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经叙州上游渡河。”

1月21日，中央红军依然按原来的3路纵队继续向赤水方向前进。

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发出了《为红军主力入川给4方面军电》，要求红4方面军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翌日凌晨2时，毛泽东离开泗渡镇，策马继续向北前进，大约行了五六公里，来到了云贵高原上著名的娄山关。登上娄山关，只见那里高树一碑，上书“娄山关”3个阴文大字，他便停下来观赏，向警卫人员讲解这3个字的书法艺术特点，称赞书家运笔如飞，点画苍劲有力，像峻峰挺拔屹立，石刻也非常精美。他又将手指放进笔道中，反复比划，不断揣摩，感叹道：

“可惜不知这几个字出自哪位名家之手，建于何代？”

不一会儿，朱德也登上了关口，来到毛泽东身旁下了马，站在一块岩石上，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四周险峻的山峰说：

“润之，你看，娄山关人称天险，今日一看，果真是名不虚传。”

毛泽东“嗯”了一声，说：

“在这里摆开战场，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记得明史上就是这么讲的。”

朱德“哎”了一声，说：

“真乃兵家之地。”

毛泽东陷入了对历史的回忆，缓缓说道：

“是啊，这里是有名的古战场。据《遵义府志》记载，明万历年间，遵义的土司杨应龙，反抗明王朝中央集权统治，在关上排栅挖坑，构筑了13座木关，企图设险拒守。明廷派蜀将刘廷率部从间道进兵，攀藤缘壁，迂回关口，终于毁栅入关，从而大败杨应龙，明兵乘胜直追，直捣杨应龙的老巢海龙囤，迫使杨应龙自缢身亡。从此，结束了杨氏在播州700余年的世袭统治。

自明朝中叶以来，有好几次农民起义军，曾经通过这里，与朝廷的官兵浴血奋战，每每大败官军。我记得在清朝初年，由李定国统率的大西军，由北而南，攻下此关，横扫西南。大约在咸丰甲寅年间，关北的桐梓县城有个叫杨隆喜的，也高举义旗，率领一支农民起义军，一举攻破此关，直捣遵义府。清末太平天国的后起之秀翼王石达开曾破此关，直捣遵义府。石达开的曾广依部，也率军夺下此关，同活动在西南的太平军一道奋战，大军纵横捭阖，所向披靡。”

毛泽东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朱德深深为他能如此博览群书、通晓历史而感叹不已。

1月24日，左路纵队红3军团到达土城东面的回龙场地区。中路纵队红5、红9军团分别到达习水和三元场。右路纵队红1军团击溃黔军1个师的抵抗，进占土城，又相继夺取赤水城东面的旺隆场、复兴场。

1月25日，红1军团抵达猿猴，以图占领赤水县城，为全军打开向川南进军的通路。

这一天，毛泽东率干部团出娄山关，行进在桐梓至习水、土城的山路上。时值隆冬，天上纷纷扬扬飘着大雪，道路泥泞而光滑。他在桐梓西门外滑了一跤，跌入泥坑中，被警卫员拉了出来，自两脚及膝，全是污泥，大衣上面也是泥点斑斑。荒郊野外无法更衣，警卫员只好找来一根竹杖，让他拄着继续上路，经吼滩抵达东皇殿。

1月26日上午，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由东皇殿向土城进发，他边走边观察沿途地形，发现道路两边都是山谷地带，便对众人说：

“如果国民党军孤军深入，进至土城以东的屋基坝、黄金湾一线，我军主力就可以利用两边山谷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而歼之。”

这时，侦察部队来报告：尾追的国民党军是两个旅4个团，正向土城方向前进；而北边的四川军阀刘湘的“模范师”——郭勋祺师已渡过长江，正从綦江方向南下，企图阻击中央红军北上。

1月26日下午，红5军团进入土城东北地域。左路纵队红3军团也到了土城南边。毛泽东率领中革军委即将抵达土城。他笑嘻嘻地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土城的酒很多，大家可不要吃醉了。”

土城位于习水西部的赤水河畔，几十家木板房依山临水错落在一条石板路两侧。这里是商贾集散之地，川盐常用木船从产地运到镇上，然后由盐商雇佣苦力，用尖底敞口喇叭形的背兜，穿山越岭，运往黔北一带的县城或集镇销售。

红军指战员们进入土城一看，果真是酒多，商店里摆满了一缸缸茅台酒，还有许多酿酒的作坊和厂家，有的酒店前门卖酒，后面就是酿酒厂。这一下可把大伙儿乐坏了，这哪里是土城，简直就是酒城啊！

中革军委在土城一住下，后勤供应部门就把买来的茅台酒抬来了。指战员们纷纷掏出小搪瓷碗、小瓷缸，从酒坛子里舀出清香甘醇的老窖酒，也不用什么下酒菜，“咕咚，咕咚”就喝起来了。有的人干脆或坐或站，划起拳来，口里喊着现编的词儿，什么“一定胜利呀，毛主席”，“双枪兵呀，倒大霉”，“3年整呀，见光天”，“4方面军呀，大会师”，真像过大年一样，好不痛快！

周恩来也酒兴大发，用那种超过1两的杯子，竟喝下了整整25杯茅台酒。

不会喝酒的人与那些会喝酒的人不同，他们用脸盆盛了酒，轮流泡脚疗伤。这茅台酒不但喝起来醇香甘美，消毒疗伤的作用也是一流的，而且还可以治感冒。后来红军指战员们在离开土城时，把凡是能盛酒的东西都用来盛满了茅台，在长征路上还真是派上了大用场。

且说毛泽东为了防止敌机空袭，住在土城街上“爱华”绸缎铺后面的一个天然岩洞里。这个岩洞大约有八九平方米，像一间小屋，里边寒气逼人，有的地方还慢慢地渗着水珠。毛泽东笑着对身边的陈昌奉说：

“诺，这个天住进来，就是冷一点，要是夏天，这儿是个避暑的好地方。”

警卫员陈昌奉是一位年仅20岁的年轻人，他在跟随毛泽东的日子里，渐渐地知道了毛泽东的严格要求和喜欢独处的生活方式。队伍一停下来过夜，毛泽东马上就要开水。如果情况紧急，毛泽东会通宵达旦的工作而不休息，陈昌奉就要赶紧为毛泽东布置好工作的地方。有时毛泽东发现休息处有点奢侈的东西，那是他的工作人员有意把他安排在某个有院子、床上铺有稻草、还有置放文具和电话书桌的地主家里，在这里休息或者工作上一两个晚上。如果能够找到香烟的话，那就更好了，毛泽东即使在最晦气的日子里也能够振作起来。在没有烟草的日子里，毛泽东就只好把各种各样的带有刺激性的树叶子当作替代品了。

毛泽东刚在岩洞里安排好，周恩来、刘伯承就来了。毛泽东起身相迎，笑着说：

“总政委、总参谋长光临寒舍，可是这里连个凳子都没有，怠慢之处，请多包涵。来，请坐我搭的铺上来。”

周恩来未及坐下就说：

“我们向赤水河移动，川军来的好快，大有阻我北渡长江之势。”

毛泽东说：

“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说着，他就打开铁皮箱，取出一幅地图，小心展开，铺在铁皮箱子上。周恩来、刘伯承凑过身子，目光盯着地图，认真审视了一番。

毛泽东拨动着床铺前的一盆炭火，用火钳夹起一根火炭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说：

“根据一路之上我看到的报章杂志，当我们向赤水河进军之际，四川的刘湘惟恐我军被老蒋驱赶入川，老蒋会趁此机会插足巴蜀，一统天下。所以刘湘立即召开四川军政要员联席会议，刘湘说，剿共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事情，共军进逼四川，乃是燃眉之急，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拒共军于四川之外。于是，刘湘就把他的水、陆、空军，集结于长江沿岸，企图全力阻我北渡。另外，蒋介石要刘湘派3个师入黔阻击红军，刘湘先派廖泽旅入黔，蒋介石不满意，要刘湘增派2个师，刘湘即从潘文华‘南岸总指挥’序列内选派郭勋祺教导第3旅、潘佐独立第4旅、廖泽模范第4旅，由郭勋祺统一指挥，向贵州温水镇推进。”

刘伯承说：

“据二局侦察报告，郭勋祺部已经抢占了土城外青杠坡一带的高地。”

毛泽东有点意外地“啊”了一声，说：

“来的好快呀！”

周恩来补充说：

“据二局急报，当我军向土城集结的时候，川军前线总指挥潘文华急忙派兵向土城奔袭，郭勋祺部就衔尾追来，现与我军对峙在土城地域。”

毛泽东问：

“阻我渡江北进的川军，到底有多少？”

刘伯承说：

“据二局侦察报告，约有两个旅4个团。”

“川军既是两个旅4个团，那么，我们集中3、5两个军团打他，行吗？”毛泽东说着站了起来，踱着步，接着说：“我想川军不比王家烈的双枪兵厉害好多，西南的军阀大体都差不多吧。老刘，川军的实力，你应该了解啦。”

刘伯承说：

“我离开川军多年，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现在刘湘到底如何，我也说不清楚。”

毛泽东停下来坐在床铺上，手指地图说：

“先头部队2师正在奔袭赤水县城途中，1军团不能参战。9军团呢，让它担任这次战斗的预备队吧。只有叫3军团和5军团去打了。”

周恩来问道：

“谁担任战场指挥？”

“当然让老彭和尚昆挂帅喽。”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他转对刘伯承：“你赶快通知军委的几个负责人，叫他们在总部等着，我们好好研究一下具体的作战方案。”

毛泽东随着周恩来到了红军总部，见人员到齐了，就说：

“现在敌人有几路来追击我们，我们要消灭他们，但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我们吃东西也要一口一口地吃，先吃少的，后吃多的。胃口太大了，想一口吃下是不可能的。”

经研究，会议决定：由红1军团主力继续北上，夺取赤水县城。以红9军团为预备队。以红3军团3个师、红5军团两个师及红1军团一部，占领土城镇以东2至4公里处两侧有利地形，以痛击来犯之敌。由彭德怀统一指挥，以便迅速歼敌。

为了打好这一仗，为北上渡江创造条件，由朱德亲临红3军团前卫第4师指挥，由刘伯承到红5军团督战。毛泽东集合军委纵队的负责人为朱德、刘伯承送行。他口中念念有词，吟道：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我手足情。”

1月27日凌晨，红5军团39团按照上级作战部署诱敌到风村坝后，被敌截断，撤退时发生混乱，连中革军委下达的重要机密文件也搞丢了。

1月27日凌晨6时，郭勋祺的副官胡秉章在风村坝捡到了一封中革军委从土城发给各军团的关于土城战役部署的电报，电文中称：“5军团以得力之一个团继续吸引当前之敌到风村坝、石高嘴地带，最后顽固扼守青杠坡及其以北（尖山至猫猫岩山脊一带）山地，主力则在该团掩护下先行秘密转移到石高嘴之东屋基坝隐蔽集结，进行战斗鼓动，准备突击…” 郭勋祺看罢大喜，立即命令部队到青杠坡地域抢占有利地形。

红5军团39团则由于行军疲劳和轻敌，未认真执行“扼守青杠坡及其以北（尖山至猫猫岩山脊一带）山地”的作战命令，让川军占了先机。

1月27日下午5时半，中革军委在发给各军团的电报中，错把赶到风村坝、抢占青杠坡地域有利地形的郭勋祺部，认定是在松坎被红1军团击溃的川军廖泽部4个团的兵力。

1月27日晚，红5军团39团对猫猫岩郭勋祺部第7团实施偷袭，炸死炸伤川军100余人，但仍未改变被动局面。

1月27日晚8时，中革军委在发给各军团的电文中，纠正了上次电文中的错误，并通报了当日凌晨的战况：“川敌廖部（实为郭勋祺部）约4个团，今日继续向我,5军团攻击前进，我5军团一部（39团）（在风村坝）被敌截断，撤退时混乱…”

1月28日凌晨5时左右，土城战役打响了。红3军团、红5军团及红1军团一部，根据昨晚8时军委命令，从南北两面向盘踞在离土城4公里远的青杠坡高地上的川军发起猛攻。

川军事先已抢占了靠东皇一面的韩棚坳、猫苦、凤凰嘴、银盆顶高地。红3、红5军团从尖子山、石糕嘴、老鸭山、猴子垭高地，向川军主阵地银盆顶发起数次攻击。双方为争夺小坳口高地，进行了肉搏战，互有伤亡。

红3、红5军团一鼓作气拿下了银盆顶，乘胜直追，将川军压到韩棚坳。正在此时，川军增援部队潘佐和廖泽两个旅赶到了。红军各部连续激战三四个小时，未能扩大战果。

毛泽东亲自审问了被押下来的俘虏，这才发现对川军情况判断有误。原来情报部门说川军是两个旅4个团，约六七千人，现在川军实际上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后面的增援部队还在源源不断而来。他同时感觉到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临战前认为刘湘部队的战斗力和黔军“双枪兵”的战斗力差不多，实际上川军的战斗力和武器装备要比黔军强得多。更重要的是红1军团红2师已经沿河右岸北上，奔袭赤水城，分散了兵力，部队没有形成打歼灭战的拳头，情况相当危急。他当机立断，立即通知红1军团红2师急速返回增援。

在红1军团红2师未返回的两三个小时内，战斗打得仍然十分激烈。红5军团阵地已经被川军突破了，部队伤亡很大。川军向土城镇步步进逼。

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一条山谷时，突然从北边半山坡上冲下来1个连的川军，机关人员只好躲进一条流水沟里。这一连川军吹起了冲锋号，高喊着“活捉朱毛！”，俯冲而来。从后面赶来的军委纵队副司令员叶剑英见情势危急，高喊一声：“通讯排跟我来！”带着1个排的战士冲上了南面的山坡，集中火力向北边压下来的川军还击。川军遭到阻击，摸不清红军底细，不敢再往下冲。双方对峙了一会儿，川军退去。

毛泽东见贺子珍、邓颖超在内的休养连尚未撤出，就派警卫员吴吉清前去察看。吴吉清好不容易在一个山头找到了休养连。总卫生部警卫连的两个排，在贺诚部长的指挥下，正同一股川军激战。休养连指导员李坚真握着手枪，指挥警卫员们掩护休养连的老首长往山下撤。吴吉清急忙一手握驳壳枪，一手拉着将要临产的贺子珍，和黄亚堂一起，搀着她就走。众人刚刚走到山坡下，另一个山包上的川军发现了他们，立即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道路，后面山上的敌人也已经赶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干部团的1个营顺着大路从土城方向赶来，以密集的火力压住了川军的进攻，休养连终于顺利地赶上了大部队。

此时，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所在的镇东面的白马山，也出现了危机。川军一部已经打到了山前，山后就是赤水河，如不能顶住川军的进攻，其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在这紧急关头，毛主席命令干部团发起了反冲锋。

干部团是在长征出发时由公略、彭杨两个步兵学校合并组成的部队，其成员都是富有战斗经验的连排干部。他们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率领下，发起了猛烈的反冲锋。

陈赓，1903年2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二都柳树铺的羊吉安，原名陈庶康，乳名福哥，是陈家的长房长孙，其祖父是解甲归田的湘军将领。陈赓生性活泼，幼年时爱听爷爷讲故事，还喜欢玩胡琴、唢呐一类的乐器，6岁时开始读私塾，12岁时就到离家10公里、毛泽东曾经就读过的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1916年底，他的家庭要包办婚姻，强迫他跟一个大他2岁的女子完婚，13岁的陈赓在新婚之夜愤然离家出走，成了逃跑的新郎，到湘军第6团当了兵。后来，陈赓给了女方一笔钱，及时解除了婚约。20年代初，陈赓曾入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习，他在何叔衡、郭亮帮助下，于1922年12月加入共产党。1923年，陈赓遇到了他第一个心爱的女人王根英。那是在上海平民夜校，陈赓看上了王根英，毫不犹豫写了一张纸条：“我爱你”，递给了王根英，王根英看了一眼，在纸条上啐一口，“啪”地贴到了墙上。陈赓一看更来劲了，一张纸条接一张纸条地递过去，王根英就接一张啐一口唾沫望墙上贴。结果他俩还真是“不打不成交”，终于结成了恩爱夫妻。在1923年12月底，陈赓与左权、袁仲贤、宋希濂一起入程潜在广州创办的陆军讲武学校；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与蒋先云、贺衷寒并称“黄埔三杰”。陈赓性情豪爽，诙谐幽默，周恩来是陈赓在黄埔的教师，陈赓开玩笑称邓颖超为师娘。蒋介石非常喜欢他，认为他是一名不可多得的虎将。陈赓毕业后留校当连长、副队长，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及第二次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在第二次东征中，他身背绝望的蒋介石脱离险境，救了蒋介石一命。1926年秋他赴苏联学习，1927年2月回国，8月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4月，陈赓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化名王庸，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隐蔽斗争。陈赓因腿部受伤秘密潜往上海治病，其间两次会见过鲁迅。1931年9月赴鄂豫皖苏区，历任红4方面军团长、师长。1933年被捕，严正拒绝了蒋介石的诱降，经党组织和宋庆龄的营救，脱险后到了中央苏区，担任彭（湃）杨（殷）步兵学校校长。

宋任穷，1909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后，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且说1月28日上午，干部团冲到郭勋祺部第7团指挥所附近，消灭了川军一个连，只剩下一个兵逃回了青杠坡。郭勋祺气极败坏地骂道：

“只剩你一个，还回来干什么？”

就一枪把他毙了。此战，郭勋祺部第7团的伤亡总计不少于六、七百人。

1月28日上午10时左右，干部团与川军援军廖泽部接仗交火。

正当干部团发起反击的时候，跑步返回增援的红1军团红2师赶到了白马山阵地。此时日已过午，红2师与干部团协同作战，川军受到重创，退却固守。

此时的红3军团也牢固地控制了道路以南的观山高地。

1月28日下午，郭勋祺在青杠坡溃败前向潘文华发出告急电文称：“我部第8团阵地地势低下，受匪瞰射，该团官兵伤亡过半，士兵伤亡更重…”

干部团在这次反击战中立了一功。毛泽东称赞道：

“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毛泽东立即召集政治局几位主要领导开会，他果断地说：

“原定在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不行了。土城不能再打了，一是地形不利于我们，河流多；二是敌人的援军已快赶到，敌人的兵力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三是这仗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太大。为了打乱敌人的尾追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郭勋祺部继续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立即轻装前进，从土城渡过赤水西进。”

与会者都赞同毛泽东的这一主张。

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布了《关于渡过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红1军团长林彪根据军委的部署，打电话给红1师参谋长耿飚，要他到渡口指挥渡河。

赤水河发源于云南省东北镇雄县乌蒙山北麓大湾，经贵州赤水县至四川合江县流入长江。河水奔腾湍急，蜿蜒曲折。土城镇位于赤水河东岸，这一带河面窄处为七八十米，宽处则为二三百米，最深处达十余米。

耿飚立即带领工兵来到赤水河边，在河上架设两座浮桥。

此时，毛泽东派总司令部的一位参谋找来红1师师长李聚奎和黄甦、谭政谈话，他说：

“部队到扎西以后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成团。你李聚奎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你看行不行？”

李聚奎回答说：

“行！没有问题！”

“对呀，应该没有问题，你就只有那几个兵嘛！名义上虽是1个师，实际上只是1个团。你们1师还有多少人？”

李聚奎回答说：

“还有3000多人。”

毛泽东说：

“3000多人缩1个团又太多了一点，这个到时候根据情况再定吧！”

毛泽东见耿飚因负责架设浮桥没来，就让李聚奎给耿飚捎回了一封短信，信中表扬了耿飚和他以前领导的红4团在长征初期在潇水河和乌江上的架桥工作中任务都完成得很好，保证了大部队顺利通过。耿飚读罢毛泽东的信，心中无比激动，愈发勤勉督促部下架桥。

1月29日上午，正当郭勋祺惧怕红军向其残部发起进攻，哀叹末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央红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此时，中央红军主力及军委纵队分成左、中、右3路，在土城的浑溪口、猿猴一带，利用刚刚搭起的浮桥，在红1军团红4团等部的掩护下，急速渡河，轻装前进。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3军团把笨重的山炮丢进了河里；陈云率领卫生、供给部门人员将一些笨重的物资推入河中。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了赤水河，进入四川南部，随即分成左右两路：军委纵队、红3、红5、红9军团为左路，沿赤水河而上，渡过古蔺河，进入叙永县境。红1军团为右路，经古蔺境内，向叙永县三岔河挺进。

1935年2月1日，红1军团红2师在围攻叙永县城时受阻。同一天，红1师在抵达三岔河时，与川军刘兆藜旅遭遇，前进受阻，随即撤出战斗，改道前进。

2月2日，红2师仍未攻下叙永县城，而川军增援部队则陆续开到，城内城外川军对红2师形成夹击之势，激战数小时之久。

这时，左路主力也抵到叙永县城内，军委纵队进驻叙永县古厢子。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其他领导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鉴于敌情急剧变化，右路军先后在叙永、三岔河遭到川军截击，且川军援军不断增加，情况十分危急，毛泽东建议说：

“如果继续北上硬攻，正合乎蒋介石的‘川江南岸围剿计划’，钻入国民党军布下的口袋，我们必须改变进军方向。”

于是，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当即决定进抵川南古蔺县境，沿古蔺的摩尼一线转移到古蔺、兴文、长宁地域，向国民党军设防薄弱的云南扎西挺进，以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然后再寻找机会渡江北上。

会议结束后，红2师奉命撤出战斗，与中央红军大部队一起向扎西挺近。至此，土城战役全部结束。

是役，中央红军伤亡数字至今未见。据统计，川军郭勋祺旅伤亡2000余人，潘佐、廖泽两个旅伤亡1000余人，合计3000余人，这个数字与《国民党重庆参谋团大事记》所记吻合。另外，川军在赤水方面伤亡2000余人，加上叙永城战斗，整个土城战役，川军伤亡总计6000余人（请参看禹明先著《土城之战 郭勋祺的难言之隐》）。

欲知毛泽东到扎西后有何重要决策？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土城战役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是顺利渡过赤水河，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的一次重要战役，因此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可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元江其人竟以此战为例，批评毛泽东犯了一个重大军事错误。他在《军史资料》1986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提出土城战役不该打，更不该与川军决战。其实，元江对土城战役的战况并不了解，他相信郭勋祺隐瞒失败、虚报战况的“土城大捷”，误把所谓的“土城大捷”当做史实来论，说中央红军是因为在土城打了败仗才被迫仓忙西渡赤水的，这是完全错误的。由于发表他的文章的刊物档次高、影响大，致使许多人都沿袭了他的论点。后来，又有人还总结出毛泽东所谓的“4次败仗”、“5次败仗”，并广泛传播，企图以此来打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定论。请认真看一看本传下一章中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对土城战役的总结吧，别再抓住毛泽东所说的“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这句话不放了。你们知道吗？毛泽东所总结的土城战役的教训和意义，正是对他的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补充呢！

第54章 1935年2月5日—

“这个时候，还是洛甫恰当。他虽然不满意博古，但他们毕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负责，好团结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第三国际那里，也好交代。”

话说1935年2月5日，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来到云南省东北部位于云、贵、川3省交界处的扎西地区境内。

傍晚时分，毛泽东进入水田寨。这水田寨深入川黔之间，状若鸡嘴，俗称鸡鸣3省，由花房子、高坎、芭蕉率、楼上4个小村寨组成，方圆二三百米，有一条凹凸不平的小街。整个寨子由赤水河上游的大河、毕索河、果哈河几条小河环抱着。

张闻天在水田寨住的地方与毛泽东住的小屋很近，他一安顿好，便来找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

“老毛，从遵义出发，我就想一个问题，博古若再继续领导下去，怕是没有人服了，我看应该变一变了。”

毛泽东离开床沿站起来，背着手踱着步，一时没有说话。他现在考虑的是军事方针问题，而不是博古的问题。博古的问题本来应该早一点解决，而现在张闻天提出这个问题，他就有两个担心：一是土城一战并不顺利，在高层领导干部中有人有看法；二是博古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批评后，现在思想上是否想通了？他若有抵触情绪，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会不会引起麻烦？他考虑了一会儿，并没有把自己的顾虑说出来，只是说：

“等一会儿找恩来商量商量，听听恩来的意见。”

张闻天说：

“好！如果恩来同意，在这里就可以定下来了，事不宜迟。”

张闻天走后，毛泽东找来了周恩来，将张闻天的意见转告给他。周恩来说：

“洛甫的考虑是对的，遵义政治局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

毛泽东问：

“那么，谁来接替他呢？”

周恩来说：

“我看，你恰当。”

毛泽东正色道：

“不！这个时候，还是洛甫合适。”

“为什么？”

毛泽东见周恩来不理解，就慢慢解释说：

“洛甫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会上，他又做了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大家对他的反映很好。他有头脑，有水平，有能力，有地位，又能团结人，这第一把交椅，理应让他来坐。我嘛，戎马出身，起身草芥，怕负不起这个责啰！”

毛泽东说罢，嘿嘿嘿笑了起来。周恩来没有说话，他在琢磨毛泽东的话。毛泽东见周恩来不吱声，就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支烟，摘下马灯上的玻璃罩，偏着蓬松的头，点上火，深深吸了一口，又说：

“这个时候，还是洛甫恰当。他虽然不满意博古，但他们毕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负责，好团结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第三国际那里，也好交代。”

周恩来听毛泽东如此一说，似乎明白了毛泽东的深意，就点点头说：

“好，听你的，就让洛甫接替博古好了，我立即找博古谈一谈。”

周恩来从毛泽东的小屋出来，提着马灯来到博古的住所。博古整理着床铺，正准备休息。他见周恩来进来了，就问道：

“恩来，有事吗？”

周恩来将马灯吹灭，放在一张小方桌上，说：

“我们慢慢谈。”

周恩来说着，在一条长板凳上坐下来，朝着放在窗户下面的两只铁皮文件箱瞥了一眼，不紧不慢地说：

“从遵义出来，土城一仗没有打好，几个军团负责人有些意见，政治局的同志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你是知道的。我嘛，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中央的领导没有解决好，大家认为也有关系……”

周恩来的话还没有说完，博古已知其来意，马上说：

“恩来同志，今天你来就为谈这个，我已经想通啦，交权。党中央的大印、文件、政治局开会的记录，全在铁皮文件箱里。”

博古起身将箱子打开，取出自己的几本书籍和笔记本，放在床上，又说：

“我的家当简单，就这几样东西。”

周恩来见博古如此爽快，感到好笑。心想，这可真是个书生，就想宽慰他几句，说：

“你领导这几年，还是有成绩的，遵义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不是肯定四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对的嘛。主要是军事策略方面的问题，我也有份嘛，可能比你还严重。”

博古笑笑，扶了扶鼻梁上的玳瑁眼镜，说：

“半月前，我的确思想不同，现在通了。我知道，我再领导下去，没有人听我的了。谁接替？”

周恩来说：

“几个政治局常委碰了一下头，叫洛甫负责。”

博古说：

“好！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

周恩来又说：

“野战军政治部的工作，稼祥身体有病，没有人管，你管一下好吗？”

博古立即表态说：

“可以。今后有事，尽管分配我博古干。”

2月6日，象征着中共中央最高权力的两个铁皮公文箱，离开了博古，随着张闻天一道前行了。自此，张闻天代替博古担负起中共中央总的责任。

这一天天气晴朗，军委纵队从水田寨到大河滩整整走了一天。大河滩是一个有一二百户人家的集镇。集镇中间有一条河流通过，集镇四周，崇山峻岭，地势险要。

2月8日，张闻天召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陈云、刘少奇、朱德、王稼祥、邓发、凯丰到他在大河滩的住所开会。毛泽东低着头进了那间低矮的小屋，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到齐了，就笑着对张闻天说：

“新官上任三把火！今天你把大家找来，看你烧第一把火。”

张闻天说：

“大家抬我出来，是看得起我，勉为其难呵。今后，还得靠大家，我一定按大家的意见办事。我不过起到一个开会召集人的作用而已。”

一番客套之后，他拿出用自来水笔写在毛边纸上的一大叠子稿子，接着说：

“半个多月前，大家要我起草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现在总算把草稿弄出来了。请大家看看，通过一下。另外，想再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说罢，将草稿递给周恩来。周恩来端详着稿子的第1页，只见这1页的正中间写着《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总结决议》——笔者注），然后另起一行，在一个波折号后面有一行小字：“检讨博古、周恩来、李德同志军事路线的错误”。

他表情非常严肃，又翻着正文浏览了一下，没有吭气，遂将稿子递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直注视着周恩来的表情，接过稿子，看了标题和副标题，说：

“是否在正题前面加上‘关于’二字？”

张闻天“嗯”了一声。毛泽东又说：

“这个副题就不要了吧。”

周恩来马上插话说：

“要！这样意思明确，主题突出。”

张闻天说：

“副题要不要，可以考虑。”

毛泽东看见正文里有博古、周恩来、李德以及几个军团负责人一大串的名字，就对张闻天说：

“作为文件，指名道姓，无可非议。如果向下传达，是否将姓氏名字隐去，代以某某某同志为宜？”

陈云插话说：

“这样好些，至于李德的名字隐不隐去，可以斟酌。”

毛泽东断然说道：

“李德的大名留着，他是一个代表人物嘛，不然，没有一个针对性。”

几个政治局成员轮流将草稿看了一遍，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意见。毛泽东笑着对大家说：

“洛甫同志把我在遵义会议的发言，几乎全写进去了。经过洛甫同志笔下生花，我的那些看法，一下子便系统了。有些问题，当时我只是提了出来，缺乏深刻地认识，通过张秀才一发挥，好像还更明白啦。看来，决定让洛甫同志起草这个决议，是恰当的。”

周恩来插话说：

“那是当然，哪个不知道洛甫是支笔杆子。”

张闻天笑了笑说：

“我不过将大家的发言做一个汇总，条理化。写的全是大家的东西。如果没有意见，就算通过了。”

毛泽东说：

“这个决议很重要，应该及时向干部传达。这些问题，不光让我们这些同志知道，还应该让广大干部都知道。”

张闻天说：

“只要我们赢得一个较为充裕的时间，就立刻向营、科以上的干部传达。现在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研究一下目前的行动方针。我认为我们不能老在川滇边来回徘徊，如果改变原定的北渡长江的计划，应向何处进军？”

朱德说：

“我们在土城碰了一下刘湘，这块骨头有点难啃。如果还按原计划渡江，势必还要与川军作战，不如放弃那个计划，改在川滇边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周恩来说：

“我也这么考虑，即使付出很大代价战胜川军，长江天堑也难飞越。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如不下来接应，那就更麻烦了。”

王稼祥说：

“同意恩来的看法，目前我们应变动一下方针。看来目前要渡江，确有困难。”

毛泽东说：

“诸位言之有理，现在我们还没与张国焘联系上，不知4方面军策应的情况如何？而川军为防止我们入川，死力拼堵，土城一战，就表现出他们拒我军入川的决心来。”

张闻天说：

“现在不讨论土城一战的得失，主要是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说：

“下一步行动方针，野战军应立即脱离四川追敌，向扎西集中。因为原定的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那么，野战军应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新的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发展。”

周恩来说：

“如果这样，1、3军团就应赶快向扎西靠近，最适当位置应在长宁通扎西道口及扎西西北，以便迅速集中，便于机动。左纵队5军团也要向扎西及其附近靠拢。9军团一部和军委纵队的2、3梯队到达扎西后，要派出侦察部队前进到麻园、大落脚、雨河、两路口，向镇雄方向侦察敌情。以保证我军在这一带的活动。”

毛泽东说：

“恩来说得具体，看来已经有安排，我同意这么布署。”

张闻天见陈云一直没开口，就问：

“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陈云摇摇头。张闻天总结说：

“看来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根据目前敌情，我们暂时不宜北渡扬子江，都赞成把这个计划放一放，改变一下作战方针。”

周恩来插话：

“对，野战军转移到了扎西后，再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行动计划，让部队有一个新的转机。”

张闻天接着说：

“今天就研究到这里吧，请恩来同志根据大家意见拟定一道军委命令，立即下达各军团，遵照执行。”

随后，由周恩来起草的中革军委指示电通告各军团说：

“根据目前情况，原定的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2月9日清晨，毛泽东骑着黄骠马，随着干部团由大河滩向扎西镇进发。部队走了30多公里的滇边小道，来到了扎西镇。中央红军决定在这一带休整。中央的几位领导人与总司令部都被安排在镇北的江西庙小学里。

江西庙小学又称江西会馆，建于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是一幢纯木结构的建筑物，深庭大院，连接着庙前的小街。整座建筑的前半部分，是四面各有3间木瓦房的天井四合院。后半部分也是四面各有3间木瓦房的天井四合院，只是在这个四合院的后面，还有几间小屋，毛泽东和张闻天就分别被安排在这些小屋里。

这一天是正月初六，晚上，大雪纷飞，山岭沟壑银装素裹。

2月10日黎明，毛泽东穿好衣服步出房门，只见旷野一片银白，情不自禁地念道：

“扎西鹅毛雪，茫茫景多娇。山山春意动，万里看冰消。”

“老毛，你又在作诗？”

刚好走出小屋的张闻天轻声问道。毛泽东回头看看张闻天，说：

“噢，你也起来了。刚才那句顺口溜，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在进扎西的路上，从一本闲书上看到的，见到这雪景，自然就想起来了。”

“你的记忆真好，这首小诗还有点意思。‘山山春意动，万里看冰消’的日子，对于我们来说，不会太远了吧？”

毛泽东肯定地说：

“只要我们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认真研究，改变过去的一些做法，局面就会改变的。”

张闻天说：

“好！政治局的同志应该抓紧碰碰头，研究一下日后的行动计划。”

毛泽东说：

“老张，你首先应该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向干部们做一次传达，让大家对今后的军事策略有个明确的认识，特别是要改变过去那种打阵地战的思想。今后主要是打游击战，或是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把这个扭转过来，部队就不可能摆脱敌人，就不能打胜仗，也就说不上战略转移的胜利。今天你既然已在中央负起责任，就应该代表中央，向广大干部发表发表‘施政演说’，亮亮相嘛。”

张闻天笑笑说：

“如果要我传达，必须准备一下。”

毛泽东说：

“不需准备了，你是理论家，这个决议又是由你起草的，材料熟悉，我看今天就通知开会，你赶快去讲。”

张闻天说：

“那我立刻去和恩来商量一下。”

这一天，张闻天在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又召集了政治局会议。

博古在政治局会议上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较好的认识。凯丰也承认了错误。于是，会议决定恢复凯丰的职务，继续担任红9军团的中央代表。

有人提出，遵义会议结束至今快一个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虽然已经明确取消，但却未曾通知他本人，一些重大军事决策，也不让他参与制定，恐有不妥。这个问题大家议而未决，都同意放在适当的时机解决。

接着，中革军委也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首先总结了土城战斗的教训，他说：

“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4个团，实际超出一倍多；二是轻敌，对刘湘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1军团2师北上。我们要吸取这次教训，今后力戒之。”

毛泽东又开导大家说：

“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我军的作战线是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的，这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应转移到另一个方向上去。转移到哪里去？现在要转移到黔北去。为什么？这是由于我军的北上，已经造成了敌人的过失，使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调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过失，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挥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消灭敌人。”

毛泽东的观点和主张，使与会者茅塞顿开。接着，他又提出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原来在土城之战前，蒋介石的兵力部署是以湘军为第1路军，在湘西围剿红2、红6军团，其中一部策应第2路军；以薛岳兵团和滇黔地方军阀部队为第2路军，以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线总指挥，辖4个纵队：以吴奇伟4个师为第1纵队，周浑元4个师为第2纵队，滇军孙渡部4个旅为第3纵队，黔军王家烈部4个师为第4纵队。土城之战后，中央红军突然改变进军方向，西进扎西，蒋介石和川军一时不知红军去向。后来蒋介石得到中央红军主力已经进驻扎西，就急急忙忙调整兵力：以嫡系吴奇伟部为第1纵队，周浑元部为第2纵队；以滇军孙渡部为第3纵队；以黔军王家烈部为第4纵队；以湘军李云杰部为第5纵队；以川军郭勋祺部为第6纵队；另以湘军李韫珩部为第7纵队。他要以这几十万大军，合围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其中以中央军第1、第2纵队从扎西东面和东南方向向中央红军攻击；滇军孙渡部从扎西西南方向的镇雄攻击；川军各旅从扎西的东北和西北方向袭击。

毛泽东正是在国民党军从各个方向扑来的严峻形势下，在国民党军还没有完成合围部署的时候，和中革军委制订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计划。此时，黔北地区只有黔军防守，中央军吴奇伟部远在乌江南岸。黔军又是国民党军营垒中最薄弱的一部分，中央红军出其不意，避强击弱，挥戈东进，重返黔北，就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劣势转为相对优势，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打乱蒋介石的部署，把蒋介石纠集起来的重兵，甩在川南和滇东北扎西周围一带，从而跳出包围圈。

中革军委扩大会议还决定整编部队机构，除留下一支部队组建川南游击队以外，其他部队精简机关，干部层层下放，充实基层，精简掉笨重物资，以便轻装前进，提高部队的机动性、灵活性，增强战斗力。

中央红军的指挥机构以朱德为总司令，周恩来为总政委，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张云逸为副总参谋长，李富春为总政治部代主任。

部队整编后的战斗序列为：

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保留两个师的建制，只在师直进行了精减；共计6个团。

红3、红5、红9军团取消师一级的编制，师长、团长、政委绝大多数层层下放，充实基层战斗单位，加强基层领导：

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原两个师编为4个团。

红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下属编为3个团。

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黄火青；下属编为3个团。

整编后的中央红军4个军团共计为16个团。

军委纵队编制基本不变：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陈云，副司令员叶剑英；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保卫团团长姚喆，政委张南生。

后勤保障部门整编为先遣工作团。国家银行所在的第15大队，合并到先遣工作团，毛泽民担任先遣工作团副团长兼没收征集处处长。

2月10日晚，中革军委开始部署“各军团向赤水河东发展，争取渡河先机”。

2月11日，中央红军离开滇边扎西小镇，分3路沿数日前西进的路线，复经大沙滩、石坎子、水田寨、水潦、石厢子、营盘山、摩尼等地，向东南转移。

休养连正要准备翻越贵州境内一座叫白山的山峰时，贺子珍在一个苗族的村庄要分娩了，这是她第4次分娩。休养连连长侯政马上让人找了一间房子，让连里的医生和护士留下来准备接生。

这是一间既没有床也没有锅灶还没有门的破房子，贺子珍只好在担架上生产。她生下了一个女孩。医生和护士用警卫员吴吉清背的脸盆盛上水，给孩子洗了洗。因为没有给孩子准备衣服，只好用白土布把孩子包了起来。对于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处置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的老乡。毛泽民的爱人钱希钧用大衣把女婴包裹好，贺子珍用虚弱的手掏出仅有的4块银元，交给钱希钧，流着泪对钱希钧和吴吉清说：

“孩子不能带，你们想办法把她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吧。战争是残酷的，不能怪我们不喜欢孩子，让孩子在人民中长大也好，她长大了会找我们的。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养活孩子用吧。”

担架员抬起贺子珍匆匆上路了，还没走多远，钱希钧抱着婴儿又追了上来，对贺子珍说：

“你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或者留下个什么东西，日后好相认。”

贺子珍摇摇头，说：

“不用了。孩子是革命的后代，将来她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钱希钧和吴吉清拿着钱，抱着孩子，在山沟里转了好长时间，才在山坡上发现一点昏黄的灯光。他们来到一座小屋前，推门进去，屋里只有一个瞎眼的老太太。老太太听说要把孩子留给她，为难地说：

“我年纪老了，带不了哇。”

钱希钧说：

“不要紧，做点米汤喂她就行，等村子里的人回来，向他们讨点奶。孩子说大就大了，您老人家收下吧。”

就这样，毛泽东的这个苦命的孩子，就留在了荒僻的行军路上了。

欲知中央红军能否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请读者诸君把2月8日小河滩政治局会议讨论《遵义会议总结决议》稿的情形，再看一遍。这里有一个重要细节，值得回味。此前，毛泽东为遵义会议定下的方针是只反对错误的军事路线，且把斗争矛头指向李德。因此，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和遵义会议后一直积极地配合毛泽东。可是在2月8日的会议上，当周恩来看到《决议》稿的副题写的是：“检讨博古、周恩来、李德同志军事路线的错误”，他的表情立时变得非常严肃，只将正文浏览了一下，一句话没说，便将稿子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一直注视着周恩来的表情，接过稿子看了标题和副题，就提议说：“这个副题不要了。”他还提议：《决议》向下传达时，只点李德的名字，而将博古和周恩来的真实姓名隐去，代之以“某某和某某某”。这样一来，周恩来又高兴了，仍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配合毛泽东的工作。由此可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的预见、决策之高明，的确是他人不可企及的。

第55章 1935年2月15日—

“计划改变的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战争环境嘛，不得不如此。何况又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情况，何足怪哉。”

话说1935年2月15日，军委纵队到达古蔺的白沙。张闻天在白沙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提在扎西会议上关于李德指挥权问题的议论。会议决定，正式通知李德，停止他的军事指挥权。

在白沙的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政治局的几位成员和军事指挥人员已经到齐，由周恩来主持研究作战问题。他说：

“人到齐了，咱们开会吧，今天主要研究东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请大家说说意见。”

毛泽东说：

“突围出来，两三个月，大家都很疲乏，想尽快找个落脚的地方，好好喘一口气。既然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不成，咱们到了遵义，自然离张国焘的距离近了，于是又有了北上入川渡江作战的计划。谁知川军实力雄厚，不同黔军，我们对形势估计不足。土城一仗，未能获胜，幸亏及时改变了计划。我们从土城迅速西渡赤水，完全是主动的，可以说是有计划的。这种有计划地战略退却，从形式上看，是被逼出来的，但在内容上却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不知在座的诸位是否如此认识？”

朱德说：

“老毛讲得对。土城真是一场恶仗，部队有一些损失，下面的指战员有一些怨气，我们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毛泽东说：

“总司令说得好，当前我们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我们要说服教育下面的指战员，不为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到，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而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心灰意冷，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保持一定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

说到这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慢慢地划着一根火柴，点上烟，咂了一口，吮吮嘴唇，继续说道：

“我们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残酷的环境，都需要热烈而镇静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军事指挥员，需要的是独立自主的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我们应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下次还是失败，别无选择。刚才有人说，下面的同志不理解当前战略方针的改变，我们同样要做解释工作，让大家心里明白。今天请大家来，就是研究这个。不过，计划改变得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战争环境嘛，不得不如此。何况又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情况，何足怪哉。”

周恩来点点头说：

“战争就是这样，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做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改变不利于自己的局面。我们今天研究东渡赤水的计划，就是力求摆脱这种被动局面，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条件和情势来。”

刘伯承说：

“从土城西渡赤水，我们进到云南扎西地区，实际上起到调动敌人的作用，这完全是一次主动的军事行动。”

毛泽东说：

“是的，我们暂时放弃北渡长江，折而向西，把敌人的目光引向滇东北去，造成黔中空虚，仅有王家烈的一点部队。这时我们再趁此机会迅速向东渡过赤水，回师贵州，以孤立无援的王家烈为作战对象，打他一个回马枪。孙武子说得好，‘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周恩来总结说：

“泽东同志刚才讲的，实际上已为我们制定了东渡赤水的战略方针，根据他的意见，请刘总参谋长赶快拟出具体的行动计划，最后请朱总司令审阅。”

2月15日晚8时，中革军委以朱德、周恩来的名义发布了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计划中说：

“1、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黔敌王家烈军为主要的作战目标，决先由淋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河，然后分由桐梓地域前进，准备消灭由桐梓来土城的黔敌，或直达桐梓进攻而消灭之。2、基于上述作战目标，决定分3个纵队向桐梓地域前进：其一，第3军团为右纵队，由回龙场经亚铁厂到太平渡上游的顺江场地段过河，准备取道回龙场、江场（赤水河右岸的）直往桐梓。其二，军委、第5、第9军团为中央纵队，由白沙经丫叉、鱼岔到太平渡，渡河以后，东岸的取道看情况决定。其三，第1军团为左路纵队，由松林经白沙、锅厂坝、镇龙山、石夹口到悦来场、淋滩地段渡河，并相机占领土城以后，则取道东皇殿、温水、新站迂回往桐梓。3、明16日各军团行动。”

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

“由于党和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地区创立根据地。”“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2月18日下午2时，红1军团红2师占领了赤水河西岸的太平渡渡口，抢得强渡过河的先机。

太平渡是位于古蔺县赤水河边的一个小镇，依山傍水，一条蜿蜒的青石板路，从河谷一直铺到半山腰，店铺、人家点缀其间，房屋层叠，错落有致。

镇上的穷苦老百姓在红2师指战员们的宣传下，立即开仓分盐，打土豪分财物。红2师也开始搜索渡河器材。老百姓听说红军要过河去打贵州的“双枪兵”，有的就把自家的门板送给红军搭浮桥。工兵部队在群众的支援下，很快在太平渡的手扒岩、老鹰岩等处搭起了几座浮桥，接着在九口也搭起了几座浮桥。

2月19日晚上八九点钟，毛泽东随干部团到了太平渡渡口。他和陈赓、宋任穷等十几个人乘着一条木船渡过了赤水河。

这一天，红1、红5、红9军团及军委纵队，从太平渡渡过赤水河，红3军团从二郎滩过了赤水河，从容进入国民党军力量最薄弱的黔北地区。

此时，中央红军的主要进军目标是桐梓和遵义，一些指战员不理解为什么又要打回遵义去，发了牢骚。就是在军队高层领导人之中，也有人对中革军委的部署持不同看法。刘少奇向彭德怀谈了他对红军行动的意见，他主张中央红军应该按照遵义会议的决议，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彭德怀也颇有同感，他说：

“现在，部队的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害病掉队，没有根据地不行。”

刘少奇把他自己的看法和彭德怀的意见，综合在一起，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电报稿，送给彭德怀和杨尚昆签字。彭德怀觉得电报中有些看法与他自己的看法不完全相同，就没有签字。于是，刘少奇就以他和杨尚昆的名义，把电报发给了中央。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看到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后，很不满意。无独有偶，不久，林彪也给中央写了一封内容相似的信，一场历史的误会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且说此时在中央红军回师东进后，蒋介石、薛岳以为中央红军是要东去与红2、红6军团会合，或绕道黔东空隙地带南下迂回攻击贵阳，所以经蒋介石同意，薛岳把主力配备在贵阳及乌江南岸地区，确保贵阳，相机出击；以周浑元、吴奇伟所部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而滇军发觉中央红军东进后，本想追击，但因他们与川军发生了矛盾，无法前进。川军虽然派出了3个旅，由扎西附近慌忙向东追击，但也已经落在红军后面3至4天的路程了。贵州军阀王家烈见红军主力重返黔北，急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部队自娄山关、桐梓增援。

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及时抓住国民党军内部利益不一致、指挥不统一、兵力分散，便于各个击破的有利时机，决定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以争取主动。毛泽东为了打好这一仗，亲自做动员报告，他说：

“敌人就像手上的5个指头，我们要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把它割掉。”

毛泽东发出了消灭周浑元、吴奇伟纵队的号召，大大提高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和斗志。

2月24日，红1军团先头团在杨得志率领下突然攻击桐梓，号称“双枪兵”的黔军第4团两个连弃城向娄山关溃逃。

杨得志，1911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1928年1月参加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同年4月参加井冈山会师，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春，杨得志担任红1军团红1师第1团团长，此后，他率领红1团参加了第5次反“围剿”和长征。

娄山关位于遵义、桐梓两县交界处，雄踞大娄山脉的最高峰，是川、黔交通的要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国民党第20军军长、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亲自到遵义坐镇指挥，令其精锐杜肇华旅把守娄山关，凭山据险，以待援军。

彭德怀奉命率领红3军团主攻娄山关。他命令所部第10、11、12、13团共4个团全部投入战斗。其部署是：第12、13团担任正面主攻，力求迅速突破守军阵地。第10、11团从东面迂回到板桥，截断守军后路，并阻其增援。

2月25日，红3军团第12、13两个主攻团夺得点金山后，已经是傍晚时分。黔军杜肇华和刘鹤鸣退守关南黑神庙，因为有柏辉章的命令在，他们不敢再往南撤，检点人马，节节抵抗。红3军团两个主攻团与黔军在娄山关关口上下一线，形成了相对峙的局面。

彭德怀和邓萍正在前线指挥所研究战况，电话铃突然响了，邓萍拿起电话，一听是毛泽东打来的，赶快将话筒交给彭德怀，说：

“军团长，毛主席找你。”

彭德怀接过听筒，只听毛泽东在电话那一端大声说：

“老彭，今天的仗，你们打得好！恩来、玉阶、洛甫、稼祥、博古看了你们报来的材料，都非常高兴，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做好充分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估计明天还有一场大战。”

彭德怀在这一端“嗯，嗯”地回应着，问道：

“主席，你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

“我和恩来作了研究，命令你们明天一早除以1个团正面攻击外，1个团从右翼迂回打击关口至黑神庙一线的敌人，另外1个团从左面迂回板桥之敌，断敌退路，剩下的1个团做预备队。为了策应你们，军委已命令林彪的1个团配合你们从侧翼迂回包抄，打击从侧翼增援关口的黔军，这是运用太平天国打曾国藩的战术，叫做‘五瓣莲花抄尾阵’，这里正好用得上。你们在攻克关口之后，要乘胜直追，猛打猛冲，一气拿下遵义城。”

彭德怀说：

“主席，请你转告军委，3军团竭尽全力完成任务。明天一定拿下娄山关！”

彭德怀放下电话，立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邓萍作了研究，命令传令兵迅速飞告各团。

红12团接到从中路突破娄山关的任务后，团政委钟赤兵问2营营长邓克明：

“怎么样，邓老虎？”

邓克明说：

“打不下来，你们叫我邓老狗！”

2月26日拂晓，大雾弥漫。红1、红3军团向娄山关及其附近地区发起了总攻。

黔军在王家烈和柏辉章的命令下，从黑神庙方向反扑过来，采取集团冲锋，气势凶猛。

担任正面攻击的红3军团由团长耿光、政委钟赤兵率领的红12团的指战员们，冒着早春的烈烈西风，抢占战略要地娄山关。战斗打响后，由周猛指挥的主攻营受阻，团政委钟赤兵和2营营长邓克明、教导员谢振华率领2营迅速占领了左侧高地，侧击黔军主阵地。钟赤兵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他的右小腿上被枪弹撕开了一大块肉，还没等卫生员为他包扎好伤口，就拖着伤腿坚持指挥战斗，直到流血过多昏了过去。红12团一举拿下了娄山关。

此时，1军团主力从娄山关东西两侧向板桥地区迂回，攻占黑神庙、板桥、观音阁等地，残敌退往遵义。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相继策马走上娄山关关口。毛泽东下了马，手里捏着军帽，缓步朝镌刻着“娄山关”3个阴文大字的石碑走去。他用手摩擦着冰凉的石碑对来到身边的周恩来说：

“好一座铁关啊，终于被我们敲开了。”

周恩来笑着对彭德怀说：

“功劳应该记在3军团身上。”

彭德怀也笑着说：

“还不是执行军委指示的结果。”

朱德指着四周险峻的峰峦说：

“真是易守难攻哇，3军团有功。”

毛泽东拨开丛木杂草，登上关口旁边的一座小涯，立在岩石上，放眼山外，百感交集。他对周恩来说：

“恩来，革命要成功，真不易啊！娄山关被我们攻下来了，咱们前面不知还有几多险关，难关，铁关！”

周恩来细细咀嚼着毛泽东的话，频频点头，没有说话。

毛泽东在颠簸的马背上，心情依然很不平静。一个月的时间，两次登临娄山关，使他感慨良多，慢慢地吟出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忆秦娥·娄山关》，其词云：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再说中央红军占领了娄山关之后，吴奇伟率领的两个师增援部队尚未赶到遵义。红军各部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向遵义方向猛追黔军残部，要迅速解决遵义守军，然后再歼灭其援军。

此时坐镇遵义的王家烈，见红军主力来取遵义，自知不敌，本想走为上计，保存实力，可蒋介石派来的两名监督专员路邦道、潘壮飞朝夕不离监视着他，不打一下，两位专员就不答应。于是王家烈只好硬着头皮，收集兵力守城。他的部署是：第8团开赴遵义城北5公里处的董公祠一带构筑阵地，迎击红军，并掩护由娄山关退下来的刘鹤鸣的第6团；以江荣华的第1团在董公祠以西飞来石一带构筑阵地，抗击红军；由金沙开来的第5团在遵义城垣集结，作为预备队。

2月27日拂晓，中央红军红1、红3军团在遵义以北的董公祠与黔军3个团展开激战。王家烈要蒋介石派来的两位督察专员陪他去前线视察阵地，路邦道、潘壮飞害怕当俘虏，借故推脱了。王家烈只好拉上副军长犹国财，来到凤朝门郊外观察阵地。

王家烈得知杜肇华旅长和1团团长江荣华负伤，8团伤亡也很大，防线已经动摇，即令1、5、6团残部退入遵义城，由万式炯率8团残部退守南门关高地。

2月28日上午，蒋军嫡系第1纵队司令员吴奇伟率领韩汉英的59师、唐云山的93师从乌江南岸驰援遵义，向遵义南门外老鸭山发动猛烈进攻。

中央红军经过英勇战斗，再次占领了遵义城。王家烈与犹国财带着手枪排逃往位于忠庄铺的吴奇伟的指挥所。

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在攻城战斗中中弹牺牲，时年27岁。中革军委任命叶剑英为红3军团参谋长。

红3军团主力在老鸭山红花岗与吴奇伟部展开了激烈争夺战。坚守红花岗主阵地的红10团伤亡很大，团长张宗逊负伤，参谋长钟伟剑牺牲，只剩下团政委黄克诚在指挥战斗。

干部团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的率领下，从侧翼出击，配合红10团打退了敌军，歼灭国民党军59师大部，其残部向鸭溪方向撤退。

2月28日下午，红1军团在林彪、聂荣臻率领下追击国民党军残部。此时，整个乌江北岸战火纷飞。

黄昏时分，红1军团追到了乌江岸边。吴奇伟只带着他的补充团过了桥到达乌江南岸，因害怕当俘虏，立即下令斩断了乌江上的浮桥保险索，把1000多名国民党官兵留在乌江北岸，当了红军的俘虏。

1935年3月1日，整个遵义战役胜利结束。红1、红3军团在干部团配合下，将国民党军两个师大部消灭。

在毛泽东指挥下，中央红军自2月11日由扎西挥戈东进以来，在18天的时间里，发挥运动战的特长，由西向东，从北到南，长达550余公里。红军以3万之众，神出鬼没，巧妙周旋，避敌之长，击敌之短，穿插迂回，相机歼敌，在蒋介石调兵遣将之际，形成合围之前，胜利转移。在5天之内，在国民党军60个团的尾追堵截中，迅速回头，避实击虚，连克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嫡系两个师大部又黔军8个团，毙伤其2400余人，俘虏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20000余枝。这是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使红军获得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的补充，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打击了国民党军、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气焰。

遵义战役结束后，红1军团集结在南白镇，红3军团集结在鸭溪，红5、红9军团集结在娄山关、桐梓一带，军委纵队驻守遵义。各部都开了祝捷大会，做短期休整和总结。

就在这期间，红军中发生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钟赤兵。

钟赤兵，1914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时为红3军团红12团政委。前边已经说过，钟赤兵在指挥攻打娄山关战斗中受了腿伤，卫生员只是为他做了简单包扎。遵义战役结束后，医生立即为他治伤，但由于拖延时间过长，他的伤势已经非常严重了，必须从小腿下部截肢。此时红军中手术条件极其简陋，既没有医疗器械，也没有麻药，医生只好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了一把砍柴刀和一条半截木工锯。钟赤兵躺在床上，让医生做手术。医生上下拉动木锯，嘶嘶作响，钟赤兵紧紧咬着牙关，闭着眼睛，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身上直往下流，衣裤都浸透了，他依旧不吭一声。医生说：

“钟政委，如果疼痛难忍，你可以喊，可以叫，这样兴许会好受些。”

钟赤兵摇摇头，没有说话。他几次昏死了过去，又几次苏醒过来。在场的医生和护士们都流了泪。一位年轻的小护士一边协助医生做手术，一边抽泣。她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合，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坚强的汉子。”

1个小时又1个小时过去了，钟赤兵的手术一直做了3个半小时。当他再一次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整个右腿已经失去了知觉。他感到轻松，又感到痛苦。这时候，他才22岁。

此时的钟赤兵万万没有想到，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等着他。第1次手术后，伤口感染了，医生为了把他从死神那里拉回来，决定给他做第2次手术，将右腿膝盖以下剩余的部分截去。钟赤兵又一次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可命运总是跟钟赤兵做对，第2次手术同样因为医疗条件差，消毒条件不好，伤口不能愈合，继续感染，危及生命。医生无奈，狠狠心，将他的整个右腿从股骨根部截去。可怜的钟赤兵，竟在半个月内3次截肢。但钟赤兵这个红军指挥员不愧是钢铁汉，他的生命力就是极强，竟然奇迹般活了下来，单腿依然驰骋于疆场之上。后来在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正是：刮骨疗毒成美谈，木锯截肢历三番。

铮铮铁汉上封台，敢与关公媲美传。

欲知中央红军在遵义能否立得住脚，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中央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嫡系两个师大部又黔军8个团，毙伤其2400余人，俘虏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20000余枝，这一重大胜利是在不少指挥员发牢骚的情况下，是在刘少奇、杨尚昆、彭德怀、林彪等为数不少的军团负责人不理解毛泽东战略意图的情况下取得的。由此可见，毛泽东非凡的胆略和气魄，以及他那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是他人所不具备的。

第56章 1935年3月—

“由于敌人的强大，我们不可能有固定的作战路线，大方向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中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可以变更的嘛。下一步，我们要开动两条腿走。走，也是为了将来更好的打嘛。”

话说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大发脾气，他在发给薛岳的电报中说：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今后在前线作战，不论是追是堵，是攻是防，如不与阵地城池共存，未奉命而逃避者，一律治以失守纵敌之罪。”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带上宋美龄及陈诚、晏道刚一众人等，由武汉飞往重庆，住在范庄川军师长范绍增的公馆里，亲自策划对中央红军新的围攻。他命令：以川军的3个旅由桐梓扑向遵义；由上官云相的两个师从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对遵义的进攻；由周浑元、孙渡部分别至仁怀、鲁班场、大定、黔西地区堵截；由王家烈部主力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由已遭重创的吴奇伟部和部分黔军在乌江以南从贵阳、息烽一线配合行动；由湘军的3个师沿乌江东岸构筑碉堡，阻止中央红军东进。

蒋介石的目的是：以堡垒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术，实行南北夹击，压迫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一带狭小地区，围而歼之。

3月4日，中革军委在遵义县鸭溪镇汪家屋召开军事会议。为了加强领导和统一军事指挥，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员，由毛泽东任政委。

3月4日下午6时，中革军委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发布命令说：

“为了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

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被罢黜军事领导职务以来，再一次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扩大遵义战役的战果，他和中革军委商量决定：将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在鸭溪、白腊坎、长干山一带进击周浑元部，以决战的胜利，争取在遵义地区站住脚跟，赤化贵州，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

3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粉碎敌人的围攻赤化贵州告全党同志书》，说明了要在云、贵、川3省实施战略机动和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

3月5日这一天，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布作战命令：中央红军大部主动撤离遵义，集中主力西进，寻歼国民党军第2纵队周浑元部。

中央红军主力刚刚开拔到鸭溪、青坑地区一带，遵义城即被川军袭占。没有后方的中央红军只有向前击破周浑元的主力，才能打开整个局面。可是周浑元部在长干一带不但畏缩不前，反而向西撤退了。这就使部队中一部分领导人产生了急躁情绪。

3月8日，毛泽东随前敌司令部由白腊坎移至花苗田，再移至荀坎，住在荀坎一个名叫新房子的庄子里。军委纵队也同时进驻荀坎。

3月9日，军委纵队到达距离金沙县打鼓新场百余里的遵义县苟坝。

3月10日凌晨1时，红1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电文如下：

（万急）朱主席：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一、以3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3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到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二、3军团另两个团及1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1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3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15里）。11日此1、3军团到达打鼓新场。三、1军团主力4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元敌。四、5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五、9军团仍旧。

林聂 10日1时

朱德看了电文，感觉林彪、聂荣臻的意见可行。他认为：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开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的基础。他将电报转交给毛泽东，说：

“二进遵义，部队打得痛快，士气很高，上上下下，求战心切。前些日子敌周浑元部避战不出，红军没捞到仗打，1、3军团休整了十来天，想打仗了。”

毛泽东看到朱德有些兴奋的样子，摇了摇头。最近几份破译敌人的电报表明，黔军、滇军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认为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于是，他便劝告朱德，不可贸然进攻打鼓新场，建议召开军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朱德便把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人传看。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已经回到了中央红军的领导岗位上，可是在党内军内存在着的另一种错误倾向，依然严重影响着他在军事方面的决策。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在消除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专横作风的同时，又形成了凡属重大的作战行动，每一次都要召开20多人的中央会议进行讨论方能决定的这一局面，不适当地发扬了民主，而缺乏应有的集中，这显然是与形势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不相适应的。

天亮后，张闻天即召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刘伯承、张云逸、李富春、叶剑英等20多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的建议。朱德发言说：

“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与会的其他政治局成员、军委委员和军团负责人都一致赞同进攻打鼓新场，理由是红军士气高昂，打鼓新场地区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只有毛泽东一人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他说：

“我军主力要在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和黔军也将赶到，加上川军的侧击，打又是啃硬的，损坏部队不值得。如果发动这场战役，肯定对我们不利，甚至有断送红军前途的危险。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你们既然要我负这个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了。”

张闻天一见毛泽东要撂挑子，也急了，就说：

“少数服从多数，你不干，就不干吧。 ”

“好，我不干！”

毛泽东气呼呼地走了。张闻天让与会者进行民主表决。这一表决不打紧，不但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而且连他那个刚刚被任命的前敌政治委员的职务也给表决掉了。会议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并要彭德怀暂代前敌总指挥。会议还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11日晨下达。

再说毛泽东回到住处，深为红军的前途担忧。一旦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势必会遭到土城战役的结局，后果不堪设想。他决定再找周恩来最后争取一下，便提着马灯去找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建议周恩来先不忙下命令，还是要再考虑考虑。果然，侦察部队不久就送来了有关打鼓新场地区国民党军的情报，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孙渡和郭勋祺纵队。如果按照原来的决议，坚持进攻打鼓新场，将对中央红军十分不利，有迅速被敌人主力合围的危险。

3月11日，周恩来重新召开军事负责人会议，研究作战计划。毛泽东终于说服了与会者，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

毛泽东鉴于军情多变，部队需要集中指挥，方能随机应变，抓住战机，提议成立“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3月12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苟坝附近召开会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设立中共中央3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有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负责指挥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会议还恢复了毛泽东前敌政治委员的职务。

自此，毛泽东在“三人小组”内成为核心人物，王稼祥是他的有力支持者，周恩来则成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和执行者。如此一反复，他在党内和中央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反而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三人小组”成立后，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组织的又一轮围攻，决定仍然以黔北为中央红军的主要活动域区，控制赤水河上游，以消灭薛岳所部和王家烈残军为主要目标。

3月14日，中央红军在长干山区域多次设伏诱周浑元部，均未如愿。

3月15日拂晓，“三人小组”同朱德的前敌司令部移至坛场附近指挥作战。中央红军主力向仁怀县东南20多公里的鲁班场守敌周浑元纵队逼近。此战目的是要扫除西部最大的一个障碍，实现党中央“赤化贵州”的战略方针。根据判断，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周浑元的第5师和第96师是不成问题的。前敌司令部提出的口号是：“把蒋介石的主力周浑元纵队消灭，取得比遵义战斗更伟大的胜利”、“赤化贵州”。

中央红军的战斗部署是：以红1军团及红3军团第11、第12团和干部团为右翼，取道坛场，从北向南突击周浑元部第5师之左面；以红5军团及红3军团第10、第13团为左翼，向鲁班场东南、南、西南周浑元第96师攻击。

清晨，红1军团率先发起攻击。10时许，中央红军各部陆续按既定目标发起攻击。

下午3时，中央红军发起总攻。此时，周浑元部第13师6个团由三元洞急速回援，他的3个师集结在了一起，中央红军总攻击未能奏效。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对鲁班场的进攻，于晚上10时后撤出战斗。

是日晚，毛泽东决定转兵北进，向茅台地区机动，从贵州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以调动敌人，寻求新的战机。

此时中央红军在遵义以西的活动，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他认为：红军之所以徘徊于此种绝地，乃系大政方针未定的表现。于是，他立即命令各路“追剿军”，要不顾一切寻找红军决战。蒋介石还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3月16日晨，朱德根据“三人小组”的决定，以他和毛泽东的名义，颁布了《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由陈赓和宋任穷担任全军的渡河司令和政委。

在陈赓和宋任穷的指挥下，王耀南的工兵连迅速修好了国民党军炸毁的浮桥，还架好了新的浮桥。

3月16日晚，中央红军在盛产名酒的贵州茅台镇开始渡河。

毛泽东的警卫员黄泽九因肚子痛行走困难，便对班长胡昌保说，他想走在队伍后面，胡昌保同意了。毛泽东来到河边等候渡船，照例清点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少了黄泽九。他得知黄泽九肚子痛，立即吩咐把担架留在河边让黄泽九坐。胡昌保想到毛泽东身体虚弱，工作又繁重，就说：

“担架还是留着你坐吧，把马留给他就行了。”

毛泽东摇摇头，说：

“肚子痛怎么能骑马呢？让他坐担架好好休息休息吧！”

说罢，他上了船，随着军委纵队过了赤水河，在浮桥桥头对刘伯承说：

“工兵连还真有办法。”

刘伯承说：

“这一次工兵连干得好，三渡赤水要是论功，应该给工兵连记第一功。”

毛泽东随军委纵队沿着河边的山峦向西走了约摸七八公里，在陈福屯的密林中隐蔽休息。

3月17日天明，毛泽东住进了半山腰一家农民的茅草棚里，对陈昌奉说：

“快点弄些吃的来，我心里饿得慌。”

陈昌奉说：

“主席，早就给你准备好了，知道你要吃东西哩。”

说着，他拿出那只上面缀着星星点点小黄花的蓝色搪瓷饭盒，倒出一点冷饭，又从另一层里拣出几个油炸朝天椒。毛泽东拿起竹筷，夹起辣椒就往嘴里送。

“主席别急，还有好吃的东西呢。”陈昌奉说着，又从铁皮箱里取出一个酒瓶，说：“昨天我在茅台镇上替主席买了一瓶茅台酒，你走累了，喝一点，舒筋活血。”

毛泽东高兴地接过酒瓶，仔细端详着，这是一个棕色的土陶瓶子，像一节粗而短的筒子，瓶口用一块猪尿泡皮子紧紧包裹着，酒瓶的商标上印着“赖茅”二字，还有一个飞鹰图案。他说：

“这个酒好喝，我以前在长沙见过这个东西，只有富贵人家才买得起。”

说罢呷了一口，他又朝嘴里送进一只小辣椒，“咝咝”地吁一阵气。

“困得很，我睡一会儿，半个钟头叫我。”

毛泽东在门板上约摸睡了20来分钟，周恩来就到了。他闻声坐起，说道：

“恩来来了。”

周恩来看看毛泽东身边的酒瓶子，笑笑说：

“你喝酒啦，这屋子里还有一股酒味。”

毛泽东用手梳理了一下蓬松的长发，说：

“到了酒乡，岂有不饮之理，李白到此不须归嘛。”

周恩来微笑着说：

“昨天李德喝得酩酊大醉，让人扶上马后还东倒西歪的，惹得大家好笑。”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吮吮嘴唇说：

“李德不但是个烟鬼，而且是个酒鬼。西洋人一般不喝烈性酒，60度的茅台，当然要把他放倒啰，何况他又贪杯。论喝酒我没有他的量大，只有甘拜下风。”

周恩来掏出两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信笺，递给毛泽东，说：

“根据咱们的部署，野战军于昨日晚间到今天12时前，全部渡过了赤水河，我同总司令已经拟好明日部队的行动部署，你看看怎么样？”

毛泽东接过来，看着周恩来用毛笔写的红1、红3、红5、红9军团及干部团过河后的位置和任务，说：

“没有意见。恩来你看看这个，是1局刚送来的。”

他说着，从枕边取出几页纸，递给周恩来。周恩来一看，是蒋介石看到红军三渡赤水河，接连以巧亥、皓戌、哿戌等电令，重新部署了国民党军队，决心在赤水河以西的古蔺、叙永地区聚歼红军。蒋介石在电令上说：“川军刘、达、袁、魏、周各部，在天堂、叙永、站底、赤水河镇防堵于西，周、吴两部队担任追剿。孙渡部亦向赤水河镇堵剿；郭部由茅台河追击。以如许大兵，包围该敌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

周恩来连声说：

“好，好！把敌人全调动啦。”

毛泽东说：

“看来咱们三渡赤水，渡得好，下步棋是如何甩开敌人大步走的问题了。”

周恩来说：

“抓住时机，部队得赶快东渡赤水，把敌人甩在赤水西岸。”

毛泽东问：

“过河后，部队又怎么办？你考虑过没有？”

周恩来说：

“在黔中一带活动，看能否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摇摇头说：

“我们不能老在云、贵、川一带和敌人兜圈子，捉迷藏。况且，离敌人的追兵太近，不易生存，不如走远一点好。滇军孙渡的部队，在我们前次西渡赤水的时候，不是已经被蒋介石调到贵州的毕节一带了吗？咱们再次东渡赤水河以后，来一个行动，把孙渡再往贵州腹地调一调，让他离老家再远一点。咱们朝云南钻，从长江上游金沙江渡江北上，实现战略方针。”

周恩来说：

“那要兜一个大圈子。”

毛泽东接着说：

“不要紧，由于敌人的强大，我们不可能有固定的作战路线，大方向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中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可以变更的嘛。下一步，我们要开动两条腿走。走，也是为了将来更好的打嘛。”

周恩来点点头，已经理解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毛泽东站起身来，掐灭手中的烟头，朝地上一掷，说：

“调出滇军就是胜利！”

他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在川南古蔺县境内隐蔽集结，以红5军团在太平村一带阻击国民党军，派红1军团1个团伪装成红军主力模样，向古蔺县城方向前进，佯做北渡长江之势，以迷惑和调动国民党军。

国民党军的飞机在天上呜呜叫，忙着给蒋介石报信：“共军要北渡长江。”蒋介石果然信以为真了。他判断红军主力集结于古蔺东南地区，一定是要渡江北上，高兴地说：

“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他立即召集部下，调整军事部署，命令川军、中央军、滇军、黔军向川南调动，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

3月18日，毛泽东对张闻天说：

“部队马上就要掉头东渡赤水，准备来个大的迂回，插到云南去，再寻机渡过金沙江北上，建立川西根据地，向张国焘、徐向前靠拢了。不知恩来同你谈过没有？”

张闻天说：

“恩来把你的想法讲了，我没有意见。川黔边山高岭大，交通不便，地瘠民贫，老在这些地方徘徊，也不是个办法，来个大的迂回，也决非下策。只是三渡赤水后又来个大迂回，要走不少路，恐怕部队情绪会更大，有些指挥员已经有牢骚了。”

毛泽东说：

“一路上我也听到些意见，老这么转圈子是苦啊，可是敌人大军包围有什么办法，我们只有打通指战员的思想，说服他们不要怕多走路。”

张闻天说：

“只怕不容易说服，林彪就有些意见，说部队老在川黔边来回转圈，尽走弓背路，不走弓弦路，弄得全军疲劳不堪，埋怨指挥失当。”

毛泽东说：

“林彪年轻，不懂事。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嘛！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死打硬拼只能鱼死网破，第5次反‘围剿’不是有教训吗？我们只有靠走路，打运动战，高度机动，在机动中寻求战机，在机动中甩开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多跑一点路，有什么稀奇，走是为了更好的打。世界上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在一段时间里多走路，走弯路，走弓背路，是难于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林彪的这种牢骚，有一定的代表性，适当的时机开个会，统一一下认识。这种牢骚不满如不及时纠正，发展下去会产生右倾悲观情绪，动摇军心。”

3月19日，毛泽东鉴于各路国民党军纷纷赶往川南，当即决定：

“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

3月20日，中革军委以朱德和毛泽东的名义，秘密发布了《四渡赤水河的行动布置》。

毛泽东见工兵连长王耀南来到总司令部，就对刘伯承说：

“总参谋长，把那个事给他讲一讲。”

刘伯承即问王耀南：

“你知道太平渡、二郎滩架的桥还在不？”

王耀南回答说：

“据了解，还在。”

刘伯承说：

“那好。你赶快派几个得力的人，每人带两条短枪，多带手榴弹，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一下。如果桥还在，留几个人把桥看起来。并把情况向我报告。”

王耀南立即派1班长李景富带六七个有经验的老战士，骑马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侦察。

王耀南回来向刘伯承汇报说：

“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到那里，地主武装也不敢动，老百姓主动把桥看起来了。桥都是好好的。”

“好，好，好！”刘伯承非常高兴，又嘱咐王耀南说：“带上几十个人插小路赶到两个渡口，对几座浮桥全面检修一下。”

王耀南把工兵连一分为二，一部分战士留在茅台渡口维护浮桥，他亲自带着另一部分战士向太平渡、二郎滩赶去。

3月21日夜至22日晨，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主力在二郎滩、太平渡、淋滩、老鸹沱等地东渡赤水河，再次进入黔北。

此时，蒋介石正调遣各路大军纷纷向古蔺前进。薛岳在这一天的军情通报中称：共军“大部尚在镇龙山、铁石。”云南省主席龙云继续命令各部“聚歼该匪于叙永、古蔺以南，赤水以西，毕节、仁怀以北地区”，“防匪盘旋西窜”。

就这样，中央红军十分巧妙地从国民党军重兵之间，分路与其相向而行，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蒋介石苦心经营、严密部署、尚未完成的包围圈，一下子将他的几十万大军甩在了古蔺周围赤水河沿岸地区，置于无用之地。

聂荣臻曾经回忆说：“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且说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黔北地区后，决定迅速挥师南下，抢渡乌江。

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1军团从太平渡、老鸹沱四渡赤水，刚刚回到贵州地界，还来不及喘气就接到了中革军委的电令，要他们率部队急行军南进至遵义怀仁大道北侧地区，穿越遵义西面的鸭溪、枫香坝、白腊坎之间的国民党军封锁线，于3月底在金沙县大塘河渡口南渡乌江。林彪虽然有些想法，还是执行了命令。红1军团在他和聂荣臻的指挥下，迈开双腿，急行军绕圈子。当红1军团进到遵义、仁怀中间地区时，国民党军的辎重物资还在源源不断地北运。红军战士们看着国民党军耳目失灵的行动，讽刺地说：

“你们去好好地封锁吧，我们走了！”

3月24日，正当后卫部队红9军团准备迅速东进穿越贵州中部，抵达乌江北岸准备渡江时，毛泽东突然命令他们停止前进，原地待命。接着，毛泽东命令红9军团伪装成中央红军主力的样子，摆开东进湖南的架势。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尽管摸不透毛泽东要他们这样做的用意，还是忠实地执行了命令。于是，红9军团开始散布红军将攻取仁怀的消息，大造东进湖南的声势，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南下。

3月24日下午，蒋介石扬言督师，偕夫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随行的还有他的美国顾问端纳和陈诚。随后何成浚、吴稚晖、陈布雷等人也乘专机飞到贵阳。蒋介石在贵阳对党政军人员发表了一通非常乐观的训话，他说：

“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堡垒星罗棋布。共军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

3月25日，中央红军已经渡过赤水河三四天了，龙云仍然命令各纵队务将红军聚歼于“铁厂、镇龙山、石宝寨、大村间地区”。

3月28日，中央红军主力红1军团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封锁线。

3月29日，红1军团先遣团红1师红3团，在行进中消灭了援助乌江渡口的国民党军1个营的大部，又消灭了乌江渡口国民党守军1个连，夺取了乌江渡口。

3月31日上午，军委纵队在乌江边的梯子岩渡口渡江。过江后，曾经在危难中挽救过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的中革军委2局副局长钱壮飞牺牲了，时年40岁。

后来在1940年，周恩来把钱壮飞的家人接到了延安。钱壮飞次子钱一平回忆说：“在杨家岭，周恩来和邓妈妈把我叫去说，‘你爸爸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遭敌人袭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等国民党飞机停止轰炸后，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你爸爸牺牲了’”。 原中革军委二局破译科副科长邹毕兆则说，他与钱壮飞一起渡过乌江后，翻过一座高山（大岩头）后，走了不远就遭到敌机来骚扰，红军发出空袭信号，他们各自分散隐蔽，空袭警报解除后，他们就失散了。钱壮飞究竟是怎样牺牲的，至今说法不一，已经成了一个无法破解的迷。

再说这一天，红军主力分别经江口、大塘、梯子岩南渡乌江，进至息烽西北地区，把蒋介石又一次纠集起来准备在遵义地区将红军“一网打尽”的集团重兵，甩在了乌江北岸。

毛泽东来到了红1军团前卫红2师，在路旁一棵大树底下摊开了云、贵、川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向红2师领导人面授机宜。他边说边在地图上用红色铅笔画了一道由贵州向东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经昆明附近至元谋、金沙江畔的大迂回的杠杠，说明了中央的战略意图。

此后，中央红军兵分两路，一路兵力佯攻息烽，而主力经息烽以南的潮水场、九庄、石洞、底寨等地，直指贵州省会贵阳，沿途虚张声势，扬言要攻打贵阳，张贴了许多标语：

“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

毛泽东部署威逼贵阳的作战行动，是为了达到调虎离山的目的，将滇军调得离云南远远的，以便红军乘虚进入云南。

滇军是云南军阀的部队，他们为了维护云南统治集团的利益和地盘，是不愿意远离云南边境的，因之也是不容易调出来的。毛泽东的办法是“攻其所必救”。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只有滇军是离贵阳较近的一支部队，红军直逼贵阳，可以借蒋介石之手调出滇军。毛泽东说：

“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毛泽东如此一将，蒋介石着实慌了手脚。此时驻守贵阳的只有郭思演第99师所辖的4个团，其中大部分还在外围担任守备，城内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两个团。

3月31日这天，蒋介石给滇军孙渡部连发两份“限即刻到”的万万火急电报，命令孙渡速率所部向清镇前进，保卫清镇机场和贵阳的安全，防止红军夺取机场，断了他逃跑的退路。蒋介石还命令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务必在3天之内把城垣四周的碉堡修理加固。他一面下令守城部队死守机场，一面准备好了轿子、马匹和向导，随时准备逃跑。蒋介石这一着，正是听从了毛泽东的“指挥”。

1935年4月2日，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占领扎左，前锋直逼贵阳，急忙召集陈诚、薛岳、何成浚等高级将领商讨对策。蒋介石判断红军的行动企图有两个：一是乘虚袭占贵阳，一是或仍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尽管两者中后者可能性较大，但两者都威胁贵阳，因此以确保贵阳为急务，同时严令前线各军对红军衔尾疾追。

毛泽东为了继续调动滇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派出红军一部兵力向东佯攻瓮安、黄平。

4月5日，红军佯攻部队声言要东渡清水江，摆出了要去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姿势。蒋介石又一次上当了，他除了命令孙渡率领滇军追击佯攻贵阳的中央红军以外，还电令湘军到黔东防堵，令桂军在平越线防堵，令吴奇伟纵队尾追。一时间，各路国民党军齐向黔东奔去。

4月6日，滇军孙渡部先头部队经过急行军，在三四天里走了200多公里路，终于按照蒋介石的电令赶到了贵阳清镇，固守飞机场。蒋介石闻报，以拳击桌道：

“这种军队才算得是真正的军队。”

薛岳马上用汽车把孙渡接到贵阳，又领着孙渡及陆续到达的各旅旅长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喜上眉梢，嘉奖他们动作迅速，作战勇敢，当场宣布提升孙渡为中将，犒赏孙渡部2万元，其它赶到贵阳的各旅也各赏1万元。

孙渡部被蒋介石由滇黔边调往贵阳以东后，云南境内的国民党军兵力空虚了，这就为中央红军西进提供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看到调出滇军的目的已达到，西进云南的道路已敞开，便决定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

欲知中央红军如何渡过金沙江，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四渡赤水是红军在长征途中极其惊险而又精采的一幕。从一渡赤水到四渡赤水，前后50余天，战斗极其频繁，生活非常艰苦，形势变化莫测。国民党军天上有飞机助战，地面上有几十万大军又堵、又追、又围。蒋介石还亲自出马，到贵阳坐镇指挥，恨不得一下子把中央红军消灭干净。正是在这异常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从国民党军各部之间迂回穿插，忽东忽西，始终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把国民党军弄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终于化被动为主动，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真可谓是用兵如神也。

第57章 1935年4月—

“让他们炸吧！让他们剿吧！让他们堵截吧！我可以告诉他们，就是他们再加上几十万人，也挡不住我们北进！”

话说1935年4月7日晚，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抓住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以东调动、云南和黔西南地区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命令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命令此时在乌江北岸负责佯攻仁怀掩护主力的红9军团，由沙土地区向“毕节、大定前进”。

朱德、毛泽东致电各军团负责人，部署行动，电文中说：

“我野战军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姿势，从贵阳、龙里中间向南急进，以便迅速占领定番。”

4月8日，红1军团先头部队控制了贵阳、龙里间公路的黄泥哨至观音山一段，掩护主力南移，另一部分兵力佯攻龙里。红3军团以1个团占领贵阳以东梨儿关、黄泥哨有利地形，佯攻贵阳。一时间枪声不断。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真的来攻打贵阳了，便亲自命令守城部队加强防守，还派出了侦察机对红军进行轰炸。

4月9日，中央红军在贵阳、龙里间所控制的约30里宽的地段上，由北向南，全部通过了湘黔公路，一下子甩开了尾追的国民党军，每天以120里的速度，经青岸、广顺、鸡场、定番、长顺、紫云等地，向云南方向急进。中央红军的这一行动，使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于黔东的计划又一次成为泡影。

蒋介石气急败坏，急忙调整部署，命令周浑元、吴奇伟所部再掉头向西，在红军右侧沿黔滇公路向西急进；命令滇军孙渡率部在红军后面尾追。由于各部往返奔波，已经疲惫不堪，士气非常低落。

4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在贞丰县的白层渡口、望谟县的者坪地区，西渡北盘江。全部渡过北盘江后，又分路西进，向云南境内进发。

4月23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入云南境内，把尾追的国民党军甩在后面远隔几天的路程。

蒋介石看到中央红军一部由贵州进入了云南，而未渡乌江的红9军团正在黔西水城地区活动，他由此判断：红军主力可能由平彝北进会合红9军团，然后，西渡金沙江或向北经毕节进入川南。于是，他又重新部署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宣威、威宁地区。

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为了利用蒋介石的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决定让红9军团继续单独行动，从水城向滇东北的宣威地区发展，以吸引追兵向北；而红军主力则在林彪的指挥下，经平彝向沾益、曲靖、马龙西进，前锋威逼昆明。这样，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宣威、威宁地区的计划又落空了。

此时的蒋介石如梦初醒，红军直进云南，兵临昆明，他判断红军“必渡金沙江无疑”。于是又赶忙部署围歼计划：命令薛岳部及滇军尾追红军，命令川军在金沙江对岸阻截，将中央红军消灭于金沙江畔。

4月23日傍晚，毛泽东得到急报，贺子珍受伤了，而且非常严重。

原来，董必武率领的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在行军途中来到了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太阳下山后，大家就在村边靠着山边田坎休息。因为毛泽东兵逼贵阳之计很成功，连日来行军比较顺利，所以大家的兴致十分高，于是董必武便提议唱唱歌，轻松轻松。大伙儿首先公推贺子珍唱支山歌。前边说过贺子珍2月中在白沙生下一个女儿，还未亲上一亲，就被迫送给了老乡，此事不过月余，心痛犹在。她再三推辞，终因同志们盛情难却，便强打精神站了起来，刚唱了一句“哎呀嘞——”，突然从远处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一架又大又黑的国民党军轰炸机突然从山后窜了过来，一阵狂轰滥炸之后扬长而去。连队休息的地方完全被粗黑的烟柱笼罩了，经清点，有二人牺牲，多人受伤。董必武虽然没有受伤，可他的大半截身子却被泥土埋住了。贺子珍为了掩护一位在攻打遵义时受伤的师政委，被炸倒在一个小山坡上。董必武和战士们找到她时，她已是遍体鳞伤，血流如注，昏迷了过去。医生孙仪之和李治马上为她进行包扎，这才知道她的头上、胸脯上、臂膀上竟有17处伤口。大家难过得一时不知如何才好。毛泽东派来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洁清，急得流着眼泪说：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董必武和休养连的领导反复商量，认为比较妥当的办法，就是将贺子珍安排在一个老乡家里养伤。他们一面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派骑兵通讯员飞奔总部，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正在指挥部队，一刻也不能离开。听到这个消息，他果断地说：

“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抬着走。”

他马上派傅连璋到休养连去，协助连队医生进行救治，还把自己的担架队也调了去，让他们抬着贺子珍走。

贺子珍苏醒后，看到毛泽民和钱希钧在身旁，就对他们说：

“我负伤的事情，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吧。”

后来贺子珍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我当时昏迷着，不知道连里曾经决定把我留下，放到老乡的家里，当然，连里这样决定也是一片好心。但如果那时毛泽东同意了，我就没命了，我的伤势那么重，农村又没有医疗条件，不要说碰到敌人了，就是光躺着也要死的。我自己苏醒过来后，怕增加同志们的负担，也曾经多次向连里提出把我留下来的意见，他们都没有同意。我这才活过来了。”

再说直到贺子珍受伤的第3天，毛泽东才终于抽出时间急匆匆地赶到了休养连。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他一跳下马，便一把握着董必武的手，关切地问：

“董老，你这次很危险啊，没有事吧？”

然后，他快步走到担架前，弯着腰细细察看贺子珍的伤势，只见贺子珍的头部、脖子上和身上缠满了雪白的绷带，脸色显得更加苍白了。毛泽东难过得拉着贺子珍的手，哽咽着连声呼唤：

“子珍，子珍……”

一向从容镇定的红军统帅，终于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滚滚热泪。贺子珍对毛泽东说：

“润之，把我留下吧，我不能工作，还要别人抬着，心里很不安。我跟连里说了，不要抬我了。把我放到老乡家里等伤养好了，我会找你们的。”

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把贺子珍留下，留下就必死无疑。他安慰贺子珍说：

“子珍，你不要想那么多，会治好的。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抬也要把你抬到目的地。你安心休息吧。”

对亲人的爱，对敌人的恨，就像地下翻腾的岩浆一样狂怒地喷涌而出。愤怒已极的毛泽东向空中打了一个强有力的手势，指着北方吼道：

“让他们炸吧！让他们剿吧！让他们堵截吧！我可以告诉他们，就是他们再加上几十万人，也挡不住我们北进！”

4月27日，奉命单独行动的红9军团由水城地区西进，攻占宣威。

此时，中央红军仅有一份云南省略图，地点路线都很不准确，不知道金沙江渡口的确切位置究竟在哪里？光依靠向导只能探明两三天的路程，有时还要走弯路。于是，中革军委指示各部队要想方设法，搜集小比例尺地图和向当地群众进行调查，迅速找到供大部队渡江的地点。

4月28日，主持中央红军总部机要科工作的吕黎平和侦察队长陈育才，在率领小分队从曲靖到马龙的行军途中，截获了一辆从昆明开往贵州的薛岳部的汽车，俘获了薛岳的一名副官，缴获了龙云赠送给薛岳的十万分之一的云南省军用地图及大批云南白药、宣威火腿、普洱名茶等物品。

4月28日晚上，军委纵队行至昆明以东50公里的马龙一带，毛泽东获悉已经缴获了龙云的军用地图了，特别高兴，他说：

“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可谓巧获呀！”

他立即召集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陈云、刘伯承、李富春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在红军总部作战科办公室召开会议，研究如何部署兵力、抢占渡口、北上四川等问题。

吕黎平奉命在刚刚缴获的地图上用红铅笔标出军委纵队和各军团从驻地到金沙江的龙街、皎平渡、洪门3个渡口的距离和行进路线；最近的有200公里，最远的有230 公里。

关于如何抢占渡口，与会者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毛泽东讲了3条意见：

“1、自遵义会议后，我军由于大胆穿插，机动作战，已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现在，已经取得了西进北渡金沙江的最有利时机。但蒋介石在贵阳已发现我主力从贵州西南向云南的东北方向急速前进，因而，正调集近70个团的兵力向我尾追，其先锋部队万耀煌的第13师，离我军后卫部队5军团仅有两三天路程。不过，金沙江两岸目前尚无敌人正规部队防守，比较空虚，对我有利。

2、从进入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特别是从今天缴获的十万分之一图上看，昆明东北地区是一块比较大的平原，不像湖南、贵州两省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现在不宜在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尤其以避开省城昆明为好。

3、根据上述的敌情地形和我军今天所到的位置，对我们过去决定北上进入四川西部，同红4方面军会合，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军尚有三四天的行程，争取先机，迅速抢渡金沙江。”

他还就具体的兵力部署发表了意见，他说：

“1军团为左纵队，从现驻地出发，经嵩明、武定一线西进至元谋，然后急速北进，抢占龙街渡口；3军团为右纵队，从现驻地出发，经寻甸然后北进，抢占洪门渡口；军委纵队和5军团为中路，提议由刘伯承率领，以干部团为前锋，经石板河、团街，直插皎平渡口。以上3路，从翌日拂晓起，均应日夜兼程前进，先头部队每天必须行程50公里以上，沿途不与敌人恋战，更不要费时强攻县城，务必在5月3日前抢占上述渡口，收集船只。北渡之后，要不惜一切牺牲巩固与坚守阵地，为后续部队渡江北进创造有利条件。”

毛泽东又进一步分析说：

“我军在5月3日前，若能抢占龙街、皎平、洪门3个渡口是上策；能占领其中的1个到两个亦有办法。最忌的是：龙云先我通风报信，下令把各渡口船只在我军到达以前烧毁或撤到北岸。所以，务必限定在4天之内，赶到江边抢占渡口，这是全军胜败最关键的一着棋，一定要把这步棋走活！9军团作为钳制部队，独立行动，以分散尾追之敌。该军团应在会泽、巧家之间自行选择渡江的地点，渡江以后再同主力会师。”

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龙云烧毁或撤走渡口船只，他果然料得不错。这天晚上，蒋介石正在紧锣密鼓部署阻止中央红军过江，已经密电“云南王”龙云说：“凡金沙江上游自巧家至元谋一段之船舶及一切可渡河之材料，严令该段之各军民长官与地方区、保长等，全部移置于绥江以下、叙州附近，集中管理。”他还严令在渡河点附近实行“坚壁清野”，“竹木板片亦应严密收集或烧毁。”龙云接到这份密电后，立即下令有关各县封锁金沙江各渡口，藏匿和毁坏所有渡船。

4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示》中说：

“由于两个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股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70个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一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指示》中还说：党中央和军委号召全体红军指战员，坚决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

4月29日这一天，中央红军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兵分3路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红1军团为左路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直取川滇的主要通道龙街渡；红3军团为右路纵队，经思力坝、马鹿塘攻占洪门渡；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为中路纵队，经小仓街、海龙塘、石板河进军皎平渡。

红1军团1师1团3营当日进抵离昆明仅有50公里嵩明城，这里的守军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战斗力很弱，3营长尹国赤指挥部队，很顺利歼灭了守军，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崭新的军装。红1团团部抵达嵩明城时，3营大部分指战员穿上了缴获的军服，一个个神气得很。部队刚住下，国民党军的飞机就飞来了，转了几个圈，既没有轰炸，也没有用机关枪扫射，投下些传单就走了。红军战士们捡起来一看，传单的内容竟是要嵩明城驻军死守待援的命令。

与红1师1团3营攻占嵩明城的同时，红1军团2师4 团和红5军团一部奉命佯攻昆明，他们乘胜直取离昆明仅有50公里的杨林；在杨林虚张声势，到处张贴标语：

“打倒云南军阀龙云！”“打到昆明去，活捉龙云!”

他们还利用有线电话与昆明通话，扬言要打进昆明。红4团又派出先头部队到达离昆明仅有15公里的大板桥，在城郊高喊“活捉龙云”的口号，发动群众打造攻城云梯，大造进攻昆明的声势。

此时，龙云仅有的滇军主力6个旅早已外调，昆明仅有卢汉指挥的一些团防及警卫部队担任守备，龙云感到昆明危在旦夕，急电在曲靖以东的孙渡所部取捷径直奔昆明，同时，调集各县民团防守昆明。这样一来，国民党军在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进一步削弱了，这就为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4月30日，红3营完成任务撤退下山；周恩来、刘伯承率领的中央机关供给部、卫生部的队伍，也沿着山下一条大路走来，两支队伍刚好碰头了。中央机关的掩护部队一看见穿着国民党军服的红3营，便开了枪。红3营也以为是撞上了国民党军，摆开架势，机关枪一架，吹起了冲锋号。供给部、卫生部的老干部多，掩护部队少，只得往对面的山上撤退。红3营营长尹国赤这才看出对方不像是国民党军；中央机关也从红3营的号声中听出了对方是自己的部队，连忙发出信号，这才避免了一场“三岔口”恶战。

这一天，中革军委纵队到达寻甸县柯渡的丹桂村，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进一步讨论部署抢渡金沙江的战略行动，决定加快速度，抢占金沙江渡口。

1935年5月1日，毛泽东来到小仓街，经勘查，依然按照原计划兵分3路：红1军团为左路纵队，经禄劝、武定、元谋3县，直取龙街渡口；红3军团为右路纵队，经思力坝、马鹿塘夺取洪门渡口；军委纵队、红5军团由刘伯承率领，以干部团为前锋，为中路纵队，经小仓街、龙海塘、石板河抢夺皎平渡口。

金沙江上接通天河，它是长江的上游，从海拔5000～6000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之间，奔腾而下，一泻千里。

从龙街到洪门渡江面宽阔，水流湍急。禄劝县皎平渡则是这一段中一个较大的渡口，两岸是悬崖绝壁，江中是激流滚滚，形势极为险要，是个名副其实的天险。毛泽东把这里选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入川的主要渡口，蒋介石确实没有料到。

毛泽东对夺取皎平渡相当重视，决定把攻占皎平渡的任务交给能征惯战、经验丰富、战斗力很强的干部团，并派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率领，还派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李克农带领一个工作组，共同去执行任务。

5月2日，干部团尚未到达皎平渡口，孤军作战的红9军团传来了一个好消息，他们已经攻占了东川县城。

5月3日，薛岳令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主力“向元谋急进”。

5月3日这一天，干部团在刘伯承、陈赓率领下，30个小时急行军280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几百里外直扑皎平渡口。

干部团3营的前卫连，在连长萧应棠和一名副营长的带领下，轻装前进，于晚间抢占了渡口，还扣住了从江北过来打探消息的两只船。他们从船夫口中得知，金沙江对岸叫做中武山渡，集镇不大，原来只驻有1个负责收税厘金的卡子和三四十名保安队员，这天又刚来了国民党军1个连。萧应棠和副营长决定立即过江。

此时天色已晚，萧应棠留下1个排在渡口掩护，带领两个排顺利到达江北岸，缴了渡口守军的枪，赶到厘金局，里面正在呯呯啪啪打麻将。萧应棠叫当地群众上前叫门，说是来纳税的。里面正玩的热闹，有人吆喝道：

“深更半夜来纳税，不开门，明天来！”

群众向来痛恨厘金局，上去一脚把门踢开了。红军战士进去缴了保安队的枪，没收了厘金局的全部税款。接着，萧应棠和副营长率部在集镇上全歼了川康边防军的1个连。就这样，先遣连完全控制了渡口两岸，无一伤亡。信号传到对岸，刘伯承十分高兴，很快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人这一天骑马整整走了90公里，此时也已经来到了皎平渡。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高兴地说：

“找到2条船，就会有若干条船。”

他命令干部团快速渡江，到北岸继续前进，扩大纵深，确保大部队顺利渡江。当晚，干部团在北岸又全歼了守军川康边防军1个排和江防大队一部，抢占了北岸制高点。

5月4日拂晓，毛泽东乘船过了金沙江。

江岸坡面上有几代船工打出来的11个砂石洞，红军总部就设在这些洞里。毛泽东、周恩来各占了一个石洞，其他指挥员、电台报务员、警卫人员以及中央机关其他人员也都分住在砂石洞里。

毛泽东来不及休息，又找刘伯承研究问题去了。陈昌奉看到洞子里潮湿得很，没有木板，连稻草也找不到，只好在地上铺了一块油布放上毯子，算是给毛泽东打了铺。可是毛泽东的文件、地图等办公用具还没法摆放，一是没有办公桌，二是平时和他一块儿摆弄办公用具的黄有凤还没有过江。沙石墙挂不上地图，开水还没有烧，他心想，毛泽东回来连一口热水也喝不上怎么能行呢？于是，他就先找地方烧水去了。

天大亮了，毛泽东回到石洞前，叫不应陈昌奉，就派人去找他。陈昌奉回来了，毛泽东问：

“都弄好了吧？”

陈昌奉说：

“好了，这地方连块木板都没有，铺只好打在地上了。你先休息一会儿，水马上就开了。”

“办公的地方呢？”

“黄秘书还没有来，这里连张小桌子也找不到。一会儿你先喝点水吧。”

毛泽东有点不高兴了，说：

“现在重要的是工作，吃饭喝水都是小事。江那边还有我们两三万同志等着哪！这是几万同志的生命呀！”

毛泽东看看呆呆地站在面前的陈昌奉，上前几步，用手拍拍他的肩膀说：

“先去找块木板架起来也行。”

陈昌奉飞也似地跑了出去，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块小木板。毛泽东和他一起动手将木板架起来，摆上了办公用具，说：

“跟我这么多年了，难道还不知道工作的重要。以后每到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是把办公的地方搞好，然后有空才是吃饭，休息。记住，无论现在和将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工作。”

5月4日，蒋介石严令国民党军各部加速追堵，“否则以纵匪论罪”。

这一天，干部团的战士们在皎平渡口又发现了2条船，加快了渡江速度。

此时的红3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正向洪门渡急进，前卫第13团的任务是抢夺渡口船只，架设浮桥。

洪门渡是个小渡口，没有守军，可船只基本上都已经被人沉没或拉走了，仅剩下1只小船供通行使用。红13团虽然得到了这只小船，但架浮桥却遇到了问题，水流太急，浮桥还没有架起就被冲毁了。这么多人仅凭1只小船渡江是不行的，形势十分不利。

此时，干部团在皎平渡已经先后找到了7条船和36位艄公。毛泽东当即决定：除13团在洪门渡口渡江以外，红3军团其他部队赶往皎平渡渡江。彭德怀不敢怠慢，立即率部向皎平渡前进。

红1军团的情况也和红3军团差不多。一开始，红1军团以2师4团为前锋。红4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为了争取时间赶到金沙江畔，决定智取3城。他们让3个连的指战员穿上了攻占遵义时缴获的国民党军服，让侦察连连长王友才扮演先头连连长，开路先行。结果，这一支“中央军”，不费一枪一弹，在1天之内智取途经的禄劝、武定、元谋3座县城，解除了民团的武装，缴获大批武器、物资，为红1军团直插金沙江畔，争取到了充分的时间。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大加赞扬，他说：

“4团打得好！”

可是当红4团到达龙街渡口时，国民党军已经把那里的船只有的烧毁了，有的拉往对岸去了，并在对岸控制了渡口，封锁了交通。红1师师长李聚奎指挥部队架设浮桥，由于水急江宽，浮桥架不到三分之一就被冲走了，连续两天毫无进展。李聚奎发动大家出主意，杨得志提出，用牲口拉着铁丝泅渡过江，然后派人顺着铁丝过去。大家觉得可以试试。

杨得志把他骑的一头黑骡子拉到江边，把铁丝一头栓到骡子的身上，然后把它赶下水，让它朝着对岸游去。无奈江水太急，骡子游到江心，划了个半圆，又返回来了，一连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正在此时，李聚奎接到林彪打来的询问电话，他就把金沙江的河宽、流速、没有渡船、没有器材的情况报告了一遍，并请求说，是否可以另选渡口，转到军委纵队的皎平渡去。林彪说：

“你们再想想办法，我向军委请示。”

5月6日凌晨，林彪接到朱德于5日晚发来的电报，电报中称：“军委纵队在本日（5月5日）已渡江完毕，3军团7日上午可渡毕；5军团在皎西以南任掩护，定于8日下午渡江，敌人11日晚有到皎西的可能。我1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7日兼程赶到皎平渡，8日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隔断的危险……”

林彪不等电报翻完，简单和聂荣臻交换了一下意见，匆匆吃罢饭，率部向皎平渡口进发。

5月6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万耀煌的第13师追到团街附近，红5军团后卫红37团依托有利地形节节抗击，并乘其孤军冒进发起反击。万耀煌便在团街构筑工事固守。蒋介石命令万耀煌从团街向皎平渡口全力追剿，“如要违令，按军法从事”。万耀煌无奈，只得尾追红军，在石板河一带向红5军团阻击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红5军团英勇还击，双方形成了相持局面。

5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指示红9军团渡江后要彻底焚毁沿金沙江渡口所有船只，阻止国民党军于江右岸，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集结会理地区休整。

5月7日，红9军团在东川县城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区渡过了金沙江。

这一天，红1军团赶到了皎平渡口。

5月8日，薛岳再令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主力“向元谋兜剿”。

此时，周浑元、吴奇伟、孙渡纵队已经陆续向石板河涌来。红5军团在兵力异常悬殊的情况下顽强战斗，始终牢牢坚守着阵地，保证红军主力安全渡江。

5月8日黄昏，红1军团全部渡过了金沙江。

5月9日，担任后卫掩护任务的红5军团，迅速脱离国民党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并毁坏了所有船只。帮助红军坚持摆渡到底的艄公，每人得到了30块银元。只有一条船是艄公自己的，他获得了80元的补偿。

5月10日，国民党军各部追到金沙江边，已没有了船只和渡江材料．只好望江兴叹了。

5月11日，红5军团到达会理附近，与久攻会理不下的中央红军主力会合，各部在会理县城附近进行短期休整。

部队宣传工作者为了庆祝渡江的胜利，根据渡江情况，编排了《一只破草鞋》的话剧，轮流为各部队演出，热情地歌颂了红军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的胜利，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军追击千里，只拣到红军战士扔下的一只破草鞋的可怜相，大大鼓舞了红军指战员们的士气。

欲知中央红军能否与红4方面军会合？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上一章说到毛泽东为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提出了“调出滇军就是胜利”的口号，还说到他当着军事指挥员的面，用红色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道由贵州向东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经昆明附近至元谋、至金沙江畔的大迂回的杠杠，以明确他的战略意图。再看本章叙述，毛泽东为调出滇军，为达到上述战略目的，首先命红军一部佯攻贵阳。吓得蒋介石急调滇军火速救驾。为抢渡金沙江，毛泽东又派兵佯攻昆明，声称“活捉龙云”。吓得龙云胆战心惊，连忙调集一切力量守卫昆明。他所策划的这两次佯攻，让中央红军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其精彩程度不亚于四渡赤水！至此不难看出，在中共党政军领导层中，能够玩蒋介石、龙云于股掌之上者，舍毛泽东其谁也！

第58章 1935年5月—

“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战员的齐心协力，靠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

话说1935年5月11日，红1军团到达会理城外的大桥后，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求彭德怀出来指挥中央红军。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

林彪又给“三人小组”写信。他在信中写道：近一两个月以来，部队走的路太多，太疲劳，在云贵川绕来绕去，走了很多冤枉路，是否改变一下指挥，改变一下这种状况。不然，像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的。建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最好主持军中大计，不作具体指挥，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4方面军会合。信写好后，他要聂荣臻、左权、朱瑞和罗瑞卿传看了，并要求聂、左、朱、罗签名，但他们都表示拒绝。聂荣臻劝他说：

“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背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被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1个小本子又1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数字翻出来，说你缴获的枪最多。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能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今天，我没有把你说服，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要负责。”

林彪依然我行我素，在信上单独签了名，派人送交中共中央。

5月12日，毛泽东为了纠正党内一些领导人和一些军事指挥员的错误认识，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以北10公里处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解决林彪写给“三人小组”的信和刘少奇、杨尚昆在二渡赤水后发给中央的电报所提出的问题。这次会议史称“会理会议”。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一个时期以来，中央红军长时间的频繁作战和大踏步的进退，部队十分疲劳，有一部分人不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产生了急噪和埋怨情绪。特别是在二渡赤水后，一些指战员不理解为什么又要打回遵义去，发了牢骚。就是在军队高层领导人之中，也有人对中革军委的部署持不同看法。刘少奇向彭德怀谈了他对红军行动的意见，他主张中央红军应该按照遵义会议的决议，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彭德怀也颇有同感。

刘少奇把他自己的看法和彭德怀的意见综合在一起，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电报稿，以他和杨尚昆的名义发给了中央。那时的林彪也对毛泽东的指挥表示不满，说：“红军行动的路线，尽是在弓背上，而不是在弓弦上，走的冤枉路太多，官兵被拖得精疲力竭。”毛泽东早在3月18日就对张闻天说过：“适当的时机开个会，统一一下认识。这种牢骚不满如不及时纠正，发展下去会产生右倾悲观情绪，动摇军心。”但由于战事不断，形势紧张，中央一直没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没想到在取得转折性的重大军事胜利之后，林彪依然不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节外生枝，又是给彭德怀打电话，又是给“三人小组”写信，闹出了临阵换将的事端来。这样，毛泽东就不得不把解决这些错误认识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且说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杨尚昆等人。会议印发了林彪写给“三人小组”的那一封信。

张闻天了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

毛泽东总结了中央红军4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重大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他还说：

“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战员的齐心协力，靠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我今天就要批评林彪同志。他最近提出了‘不走弓背而走弓弦’的理论。我们中央和中革军委谁也不是白痴，如果能走弓弦，谁还愿意走弓背？问题是敌人的重兵寸步不离地紧紧尾追我们，能允许我们走弓弦吗？这是幻想，战士有这种想法，这不奇怪，而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他以更严厉的口气接着说：

“林彪同志还在背后散布一些不利于中央团结的话，挑拨离间，这是一种反党活动。”

毛泽东对林彪没有深究，只是训斥他说：

“关于战略战术问题，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你太狂妄了，今后你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认为，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而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的意见，是彭德怀指使林彪搞出来的。他说：

“林彪同志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

彭德怀是在会上见到了林彪的信，听了毛泽东和其他与会者的批评，他并没有作解释。他认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是想把事情办好；自己也没有同意刘少奇、杨尚昆的观点。他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心想，等林彪、刘少奇、杨尚昆将来自己去申明吧。所以，他只是做了自我批评，他说：

“因为长干山、鲁班场两仗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

他也批评了林彪，他说：

“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更是不妥当的。”

林彪在会议上没有说明他写信并不是受彭德怀指使，彭德怀又不做解释，因此毛泽东对彭德怀指使林彪写信深信不疑。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先后4次向彭德怀提出这个问题。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在批判彭德怀时林彪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说他写信与彭德怀无关，这才把问题说明白了。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了张闻天。

据杨尚昆回忆录记载：张闻天当时随红3军团行军，毛泽东在会上“虽然没有明说张到3军团和彭结合起来反对自己，但话中已表露出这种意思，并且说了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还分析了毛泽东在会议上发怒的原因，他写道：“毛主席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呢？林彪给彭总打电话这件事，彭总本人已经说清楚，聂总又给作了证，并且说左权等可以作证，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对彭总、甚至张闻天同志这样不满呢？这件事我很长时间内不理解，又不好打问。直到延安整风时，才逐渐弄明白。原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发生过几件事，使毛主席内心很不平静。第一件，是土城战斗没有得手，这本来是兵家常事，毛主席及时总结了3条教训，但是博古却嘲讽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行。第二件，是3渡赤水前，林彪和聂荣臻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周浑元部。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时，大多数同志主张打。毛主席坚持不打，理由是红军主力要在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和黔军也将赶到，加上川军的侧击，‘打又是啃硬的，损坏部队不值得。’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毛主席以去职力争，一位同志竟然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按照一般的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作出打的决定，并且要彭德怀暂代前敌司令员。当天晚上，毛主席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应该硬打，提着马灯去找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要他晚一点下命令。最后，中央采纳了毛主席的意见，避免一次损失。战场指挥，有时确要机断专行，捕捉战机。这就是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团的来由。这件事又间接牵涉到彭德怀同志，彭自己当时可能并不知道。第三件事，据2、6军团的任弼时同志转报，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上一年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决定派潘汉年去上海。红军过北盘江前，中央讨论再派一位负责同志出去，恢复白区工作，设法同中断半年的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张闻天同志自告奋勇愿意去，大家没有同意。后来，派了陈云同志去上海。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求改换领导人，这确是相当严重的事件。毛主席所以恼火是可以理解的。”

且说周恩来、朱德等在会议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充分肯定了这一阶段的巨大成绩，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这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

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引导下，扩大会议针对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会议还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在川滇黔边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立即北进，抢渡大渡河，向红4方面军靠拢。

就在5月12日这一天，蒋介石飞临昆明，策划和指挥聚歼中央红军的新计划。龙云向蒋介石献计说，要像当年清军在大渡河边消灭石达开一样，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边。蒋介石闻言十分高兴，立即急电四川刘湘派兵堵截；命令川军20军及21军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赶往大渡河北岸防堵；命令刘文辉将24军在大渡河以南的部队交由刘元璋率领，归薛岳指挥，掩护薛岳主力部队北上堵截红军；命令24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密封锁。从金沙江到大渡河约有500公里，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条是经登相营、越嵩到大树堡渡河，对岸是福林，这是走雅安、成都的大道；另一条路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是一条险峻崎岖的小路，而且还必须经过彝族聚居区。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走第一条路无疑。于是，他就把兵力重点部署在富林方向。此次布防，投入中央军十几万人，川军五六万人。布置完毕，他又先后两次飞临川康前线视察。

5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训令说：“我军目前的战略任务是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在蒋介石企图围歼我军于大渡河南岸的情况下，我军应迅速北进，争取渡河先机，首先进达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机动作战，争取赤化。为实现这一方针，各军团须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彝族群众，以高速度急行军到达大渡河边，迅速依序渡河，并准备渡河后与川敌进行连续战斗，开展川西局势。”

当晚，先头部队红1军团开始行动，攻占泸沽。

毛泽东在部队行进到西昌县锅盖梁地区时，提议组织一支先遣队，并提议由刘伯承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因为罗瑞卿有病，又改为聂荣臻任政委，由他们带领红1军团红1师以杨得志为团长的红1团为先遣队，为中央红军主力开路。

红1师师长李聚奎、红1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来到刘伯承、聂荣臻处接受任务。聂荣臻说：

“这次渡河，关系着数万红军的生命，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

刘伯承说：

“许多年前，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石达开率数万人在清军追击下，就在大渡河畔全军覆没。现在蒋介石叫嚣，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共军插翅难飞，必成石达开第二。”

黎林说：

“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我们的前面，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没有突不破的天险。我们一定要在大渡河上为中国革命史写下光辉的一页。”

红1团的战士们从梦中被叫醒，准备冒着毛毛细雨，摸黑前进。

正当先遣队整装出发之际，冕宁地下党派人来到先遣队所在地泸沽，向刘伯承、聂荣臻汇报了国民党军布防的情况。刘伯承结合红1团侦察组报告的两条行军路线的里程、居民、给养和国民党军布防的情况，分析说：

“敌人显然已经判定我军走西昌与富林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御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宜成功。我们可以建议军委改变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小路。”

聂荣臻说：

“我同意。另外，还可以提出让左权、刘亚楼带第5团往越西、大树堡方向佯动，迷惑和钳制敌人。”

刘伯承当即起草电报，发给军委。因为军委正在行军途中，电台联络不上。刘伯承、聂荣臻果断决定，先遣队改道前行。不久，军委回电同意这一方案，并强调说：“绝对保持改道秘密”，“严密搜捕敌探”。

5月21日，毛泽东、朱德电示在冕宁城的刘伯承、聂荣臻：先遣队“务于24日前控制安顺场渡口”。

5月22日，先遣队在刘伯承、聂荣臻的带领下，开始进入彝民区。

彝族是中国西部缅藏系民族中的一支，彝族人身材高大，肤色较深，信奉黄教。此时的彝民区仍然处于奴隶社会，称为“黑骨头”的彝族人是贵族，其他民族的人又称他们为“黑彝儿”；称为“白骨头”的战俘——汉人、苗人、西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则是奴隶。

先遣队一进入彝族区，山上山下的彝民们成群结队挥舞着土枪、长矛、棍棒，都围了上来。工作团的负责人萧华、冯文彬通过请到的一个通司，也就是翻译，向彝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萧华大声说：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彝族人民的兄弟，和国民党的官兵不同，我们是去打国民党的军队的，不是来抢劫彝族群众的，我们希望彝民与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汉官，打倒压迫人民的军阀，打倒汉人的财主，分财主的衣服粮食。红军来此，只是借道北上，不在此常住。”

尽管如此，彝民还是把工兵连携带的架桥器材和其它用具一抢而光，只是他们并没有伤害红军战士。红军战士严守纪律，也没有伤害一个彝族群众。萧华又通过通司告诉小叶丹的四叔说，红军部队的首长要找他谈话，他欣然同意。萧华告诉他，红军是替受压迫的人们打天下的，并不打扰彝族同胞，只是借路北上。萧华又说，红军刘司令亲率大批人马北征，路过此地，愿与小叶丹首领结为兄弟。

彝族人十分重义气。小叶丹的四叔看到红军的纪律严明，又听说刘司令要与首领结为兄弟，就欣然答应了。刘伯承没想到谈判就这样顺利地成功了，他听了萧华的汇报，当即上马，去和小叶丹歃血结盟。

这天晚上，先遣队返回15公里，在汉民地区的大桥村宿营。

次日清晨，先遣队再次进入彝民区，小叶丹率领许多人欢迎先遣队。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刘伯承送给小叶丹1支手枪和一些步枪，小叶丹也把他的一匹高大的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还挑了几名彝族向导为先遣队带路。

毛泽东在冕宁会见了县城附近的彝族头人沽基达涅，请他与从冕宁到大渡河一带的各个沽基家支及其头人联系，并转送中央红军给他们的礼品。就这样，中央红军全部顺利地通过了彝民区，而且还有一批彝族青年加入了红军。

5月24日黎明前，红1团在杨得志、黎林的率领下，到达离安顺场七八公里的一个小村子里停了下来，进行敌情侦探。他们了解到安顺场是位于大渡河边的一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镇，守军有两个连，只有1条船，其余船只均被烧毁或抢走了。渡口对岸有守军1个团，该团1营驻在安顺场渡口，其团部和主力则在下游8公里处的安庆坝。

此时，由左权、刘亚楼率领的佯攻部队红5团也到达了大树堡，他们进行了非常逼真的佯攻，把国民党军的主力引到了富林一线。蒋介石闻报，大喜过望。为了“确保河防，困厄共军”，他严令河防守军立即做到：收缴南岸的所有船只以及可做渡河的材料，搜集南岸民间的粮食，全部集中到北岸，实行坚壁清野；烧尽南岸一切可供红军用以掩护接近河边的民房，扫清守军的射击地段。

这天晚上10点多钟，刘伯承、聂荣臻也赶到了安顺场附近。毛泽东、朱德电令红1团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船只，强渡大渡河。

刘伯承、聂荣臻、红1师师长李聚奎、红1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商定：由黎林率2营到安顺场渡口下游佯动，吸引对岸国民党军那个团的主力；由杨得志率1营夺取安顺场，然后强渡；由3营为预备队，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

刘伯承让警卫员去找1营营长孙继先。孙继先一到，聂荣臻就问：

“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

孙继先回答说不知道。聂荣臻就给他简单地讲了石达开的故事，然后说：

“现在蒋介石派飞机撒下传单来，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国民党有几十万军队围截，朱毛红军插翅难逃。要让我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

刘伯承对杨得志说：

“我们会不会变成石达开，这就看你们的了。”

孙继先说：

“请总参谋长交代任务！”

刘伯承说：

“安顺场守敌不多，也是一个营，不是刘文辉的正规军，是当地的地头蛇、民团一类的武装。你们马上率领1营去完成3个任务：第一，歼灭安顺场的全部敌人，歼灭后，点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部队占领安顺场后，迅速找到船，找到船，再点一堆火；第三，要在黎明前开始渡河，把一切渡河工作准备好后，再点一堆火，我们后续部队马上就到。”

此时的天漆黑漆黑的，雨也下个不停，杨得志、黎林分别带着部队踏着泥泞的小路出发了。

1营靠近安顺场，分3路包抄上去，不到半个小时，两个连的守军就全部被打垮了。

大渡河是岷江的支流，古名涐江，当地人又叫铜河，历来以险要著称。在安顺场渡口，河面有300多米宽，流速每秒4米，水深30米。河底乱石嵯峨，使水面形成无数漩涡，可使鹅毛沉底，即使水性再好的人也不能泅渡。由于水深流急，不能架桥。就是用船横渡，也必需先将船只拉到上游1公里许再放船，还须要有经验的艄公掌舵，10余名船工篙橹并施，与水的流速形成一种合力，使船体沿一条斜线冲到对岸的码头上方可。倘若一旦对不准码头，碰上河边的石壁，立刻就会前功尽弃，船毁人亡。

红军战士在河边发现了1只小船，这是南岸唯一的1条船。原来这条船是从西昌逃回家来的一个国民党营长留下来的，他准备风声一紧就乘船逃到北岸去，没想到还是被红军缴获了。

杨得志在河边观察水势，考虑各种渡河方案：让战士们凫水不行，架桥也不行。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依靠那只缴获的仅能容纳十几人的小船进行强渡了。

孙继先指挥战士们推船，谁知逆水一推，船就转一个圈，急得他满头大汗。此时的刘伯承和聂荣臻比孙继先还着急，他们一次又一次派警卫员站在山坡上看信号，一直等了大半夜，听到了枪声，但不见火光。派人侦察了一下，说敌人已经被消灭，1营占领了渡口。他们马上赶往河边，刘伯承一边走一边喊：

“孙继先！孙继先到哪里去了？”

孙继先听到喊声，赶紧回答：

“我在这里。”

刘伯承说：

“孙继先啊，你该死！你为什么不发信号？”

孙继先这才醒悟过来，光顾推船了，竟忘了点火报信！此时，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凌晨3点多了。

杨得志将自己的观察和想法报告了刘伯承和聂荣臻，刘伯承、聂荣臻站在岸边看到大渡河如此凶险，也想不出别的办法，相互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组织一支精悍的敢死队，乘坐那只唯一的小船，实行抢渡，夺取敌人的工事。

杨得志把挑选渡河人员的任务交给了孙继先，孙继先决定在2连里选派。于是，2连指战员们就集合在屋子外面的场地上，静静地听着营长宣布被批准的名单，他们是：连长熊尚林，二排长曾令明，3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4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光吉、萧桂兰、宋祥云、谢良朋、丁流明，16个名字叫完了，16个勇士跨出队伍，排成新的一列，一个个神情严肃。他们都是2连最优秀的干部和战士。突然，一个小战士“哇”地一声从连队里冲了出来，一边哭，一边嚷：

“我也去！我一定要去！”

孙继先一看是2连的通讯员陈万清。陈万清激动地看着杨得志，杨得志也被感动了，朝孙继先点点头。孙继先就对小战士说：“去吧！”陈万清高兴得抹了一把眼泪，赶忙排在16人的队列里。一支由2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的17个勇士，组成了强渡大渡河的敢死队。他们每人配备了1把大刀，1支冲锋枪，1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还有作业工具。由于船太小，一次容不下17人，于是决定：第一船由熊尚林带领；为了加强领导，第二船由营长孙继先亲自掌握。聂荣臻面对勇士们进行了政治动员，他说：

“前几天看到敌人飞机扔下来的传单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我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你朱毛红军插翅难飞，要让你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同志们，我们不是石达开，也不可能成为石达开。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我们有超乎寻常的勇敢精神和吃苦精神，我们要渡过河去，我们也一定能渡过河去！”

敢死队眼看就要出发了，可此时部队携带的迫击炮没有炮弹了。红1军团供给部部长赵尔陆马上带领供给人员到处奔波，好不容易筹集到了几发炮弹，及时送到了前沿阵地。

赵尔陆，1905年6月4日出生于山西省崞县。1931年红4军为了加强后勤工作，将红29团团长赵尔陆调到军部，担任军需处处长。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赵尔陆把红4军的后勤工作搞得井井有条。因此，他很快被红1军团领导选中，调任为军团供给部部长。

5月25日拂晓，强渡的时刻就要到了，熊尚林首先带领8位战士上了小船。杨得志说：

“同志们，万千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几名船工撑着满载勇士的小船，在热烈的掌声中离开了河岸，在波涛汹涌中颠簸前行。突然，对岸的守军向小船开火了。“开火！”杨得志一声令下，1营机枪排排长李得才的重机枪和团里其它的5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一齐向对岸实施压制射击。嘹亮的冲锋号也吹响了。刘伯承、聂荣臻走出工事，站在岸边观察。战士们为了首长的安全，停止了吹号。刘伯承说：

“号声为什么停了？继续吹！”

萧华马上跑过去，从司号员手里夺过号，鼓起胸膛就吹。团里的冲锋号响了，各连的司号员也跟着吹起来。岸上的干部战士们，情绪激昂，都争着朝前站，把刘伯承、聂荣臻挤到后边去。此时，大家都是一个心情：打吧，朝我们打吧，只要别打中我们的船就行！

小船离对岸越来越近了，渐渐的，只有五六米远了。突然，从对岸的村子里冲出一股国民党守军，涌向渡口。杨得志立即命令全军闻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开炮。赵章成射出的迫击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轰！轰！”两声巨响，不偏不斜在守军群中开了花。那股涌向渡口的守军立即溃退，四处逃窜。在轻重火力的掩护下，渡船终于靠拢码头，勇士们跳上岸去，一阵猛烈的冲锋，抢占了渡口工事。第二船的勇士们过河后，加强了渡口防御力量，多次打退守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阵地。

这时，天色大亮，船工们把一船又一船的红军战士送过对岸，战士们乘胜追击到渡口下游。已经过了河的赵尔陆又带领供给人员，到处搜寻渡船，终于又意外地缴获了两只船，加快了摆渡速度。

5月25日深夜，毛泽东入住在一个小镇的中药铺里。李富春告诉他小镇里有个清末老秀才，名叫宋大顺，83岁了，石达开兵败大渡河时，他已经11岁了，曾耳闻目睹了当年石达开部近万人被杀上千人跳江的悲剧。毛泽东当即派两名警卫员提着灯笼去请宋大顺。宋大顺一进门，毛泽东亲自为他倒开水，寒暄已毕，问道：

“老人家，你知道石达开当年是怎样失阵落马的吧？”

宋大顺见问，便摇头晃脑地说出4句话来：

“朝西走松林河千户阻拦，往东退陡坎子百仞高山，向北进唐总兵虎踞铜河，欲南撤黑彝儿檑木蔽天。”

临出门时，他又言道：

“此地凶险，勿停留！”

毛泽东听他之言，顿有所悟，已知石达开败因，道谢已毕，让警卫员送老人去了。不一刻，他接到红1团大部抢渡成功的消息，便命令后续部队连夜向安顺场急进。命令中还说：为了在大渡河架设浮桥，每人必须携带2根毛竹。在队伍出发前，毛泽东已经为自己找好了4根毛竹，在行军途中，警卫员要为他分带两根毛竹，他一边走一边说：

“执行命令人人有份，我有多少力气就使多少，你们背的东西也不轻了。”

进入一片山林，天上突然落下一场大雨。警卫班战士们把毛泽东围在中间，为他撑起了纸雨伞。毛泽东不住地随着风向的变化，将雨伞推向战士们的头上，结果大家无一不是淋得落汤鸡似的。

毛泽东带领后续部队急行军来到离安顺场二三公里的山脚下休息。附近一个地方立有一块石碑，很多人都去观看碑文。毛泽东也走过去观看，看完了碑文，向战士们解释说：

“这块石碑是记载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没的。太平天国因为内部分裂，石达开带领四五万人马离开南京，在1856年4月间来到这里，打算在安顺场渡河，正遇上山洪暴发，渡河不成，四面受困，前有大渡河，后有彝民，左有山峰绝壁，右有清兵。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为石达开的疑心太重，把关系搞糟了。后来，清兵又占领了对岸。因此，石达开的人马在安顺场被围困了40多天也没有渡过河去，石达开本人动摇，军心不固，以致全军覆灭。”

他想起清末老秀才宋大顺那几句言语，又分析说：

“石达开如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战略家的话，既然渡不过大渡河，为什么不沿着左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后，再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再往下走，到大凉山以东的岷江沿岸去呢？那里的机动地区不是很大吗？”

毛泽东又说：

“近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也来到石达开失败的地方。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抱有很大幻想，他们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石达开的命运，这已是注定了的，因此，他们幻想把红军也消灭在安顺场。你们说，我们能走石达开的老路吗？”

一个战士“哼”了一声回答说：

“敌人是在做梦！”

毛泽东高兴地说：

“同志们，你们说得对！现在，我们的先遣队已经渡过大渡河了！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了！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大渡河算不得什么困难，我们一定能够渡过河去！”

5月26日上午10时，红1团全部渡过河去。1师2团和3团已开到了安顺场，接着渡河。

中午时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人来到了安顺场，赶往渡口，沿着通往渡口的沙地，边走边观察大渡河的情况。

该吃午饭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林彪一众人等来到刘伯承的先遣队司令部就餐。刘伯承让警卫员端上了缴获来的米酒。毛泽东端起酒为刘伯承、聂荣臻带领的先遣队强渡成功表示祝贺，接着又问起与彝族首领结盟的情况。听了刘伯承的简单叙述后，他问：

“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彝族首领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

刘伯承说：

“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毛泽东又问：

“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

刘伯承回答不上来，他没有注意这个细节。周恩来怕毛泽东没完没了地问下去，刘伯承招架不住，就赶紧岔开话题说：

“后续部队通过彝族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来欢迎，伯承、荣臻他们简直把彝区赤化了。”

朱德也说：

“先锋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小。”

刘伯承说：

“总司令先别论功行赏，我正为这大渡河架不起桥来发愁呢。”

接着，他就把工兵连劈竹扎排架桥失败和用8根二号铁丝系上3个竹排放入水中即被冲断的情况说了一遍，末了又说：

“照目前这样渡河，全军需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

毛泽东对红军渡河的多种可能性早有筹划，此前他已考虑到兵分两路，夹河而上，飞夺泸定桥了。因此，他胸有成竹的对众人说：

“船少人多，大部队一时难以过河，而薛岳纵队敌53师目前已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20军先头部队已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我们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因此，我们必须兵分两路，迅速夺取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一路由林彪同志率领1军团军团部、2师和5军团为左纵队，从大渡河西岸赶往泸定桥。由刘伯承同志、聂荣臻率同志领李聚奎的1师和军委干部团为右纵队，在此渡河后，在大渡河东岸北上。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由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伯承、聂荣臻同志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东部去搞个局面。”

毛泽东如此分兵，是从最困难最危险的局面出发而设想的。他暗暗盘算着，万一中央红军主力真的过不了泸定桥，相信刘伯承、聂荣臻带着红1师及干部团仍然可以坚持斗争。最后，他又强调说：

“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4方面军会合。”

周恩来、朱德听毛泽东如此一说，都极表赞成。毛泽东又给王观澜写了一封信，派人火速送往越西县。

原来在遵义会议后，王观澜以中央工作团团员身份，到红3军团帮助和检查工作，随3军团渡金沙江后进入大渡河以南的越西地区。中共中央提出“赤化云贵川”的口号后，留一部分领导干部在那里建立游击根据地。这样，王观澜就离开了红军大队，带一部分人留了下来，建立了越西县革命委员会，由王观澜任主席。

不久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的送信人见到了王观澜。王观澜拆开信一看，是毛泽东指示他火速率队北上追赶中央，并说红2团将在大渡河的福林渡口接应他们。王观澜马上交代了地方工作，率队出发，赶到河边，遇到了何长工率领的后卫部队，直到天亮，才赶上了主力部队。他一见毛泽东，激动得两眼湿润，说不出话来。

且说在5月26日下午，林彪受命之后立即决定派红2师王开湘、杨成武的红4团为前卫团，要他们在3天之内拿下泸定桥。

杨成武自第4次反“围剿”之后一直担任红1军团第2师4团政委，深得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每次见到他，都亲切地称他为“白袍小将”。

那泸定桥是在四川军阀刘文辉的防区内，由他属下的第4旅旅长袁国瑞防守。袁国瑞的旅部驻守在飞越岭下的龙八步，他的38团（缺1营）由团长李金山率领防守泸定河上的铁索桥，11团由团长杨开诚率领驻防海子山、冷碛一带，10团做为总预备队由团长谢洪康率领驻守于飞起岭。

此时蒋介石已知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大为震惊，立即调兵遣将把防御重点放在泸定桥上，同时严令刘文辉的第4旅死守泸定铁索桥。

5月27日清晨，王开湘、杨成武率红4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直奔泸定桥，全程160公里，按照林彪的规定，他们必须在3天之内赶到。这一天，他们爬了一天的羊肠小道，还打了两仗，先后消灭了1个连和1个营的守军，活捉营、连长各1人，俘虏200多人。

5月28日清晨，红4团提前1个小时吃饭，5点钟就出发了。部队刚走出村子1公里许，军团通讯员飞马赶到，带来了林彪的新命令。杨成武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黄、杨：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日前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快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而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项战斗中突破过去在道州和5团夺鸭溪一天跑160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1军团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此一任务。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

林

这里离泸定桥还有120公里，明日前就要夺取泸定桥！也就是说两天的路，红4团必须一天走完，而且要夺下泸定桥。王开湘、杨成武不敢怠慢，一边行军一边召集营连干部、政治处干部，研究如何完成这一紧急任务。会后，大家分头深入连队进行动员。杨成武和总支书记罗华生跑到行军队伍的最前头，站在一个小土墩上，向急行军的队伍进行政治鼓动。连队的党支部和党小组也是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在行进中讨论如何完成任务。

红4团先头营在通往泸定桥的咽喉猛虎岗的隘口上，利用大雾掩护，用手榴弹和刺刀击溃了川军1个营，继之猛追溃军，在接近磨西面村时，与住在村里的川军1个营和1个团部遭遇，乘胜打垮守军，占领了村子。

入夜以后，天上突降大雨，电闪雷鸣。部队已经一天没有吃上饭了。团里命令每人准备一个拐杖，走不动的扶着拐杖走；因为来不及做饭了，要大家嚼生米、喝凉水。就这样，红4团以一昼夜行军120公里的高速度，于29日晨6时进抵泸定桥西端，占领了几座建筑物和一座天主教堂。战士们一边生火做饭，一边准备战斗。王开湘和杨成武则集合了所有的营连干部来到桥头附近察看地形。

这泸定桥是从大渡河的西岸到东岸扯了13根高高悬空的用粗铁环一环套一环连成的铁索，每根铁索有普通的饭碗那么粗，桥两边各有2根当桥栏，中间并排9根为桥面。铁索桥全长101米，宽2.6米，桥面上原来铺有木板，现在那些木板已经被守军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那一条条让人望而生畏的悬挂着的铁索了。

桥下面是赭黄色的流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峡谷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乱石，其声如雷，飞溅起一丈多高的白色水花。

桥的东端是泸定城，城的一半在东山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里驻扎有两个团的守军，山坡上修筑了很多工事。东岸和西岸一样，只有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才可以到达泸定桥桥头。

王开湘和杨成武当即决定：组织1个营的火力，封锁对岸援军必经的那条小道。

5月29日上午，红4团先锋营在天主教堂召开干部会议，研究确定抢夺泸定桥的突击队人选。会议刚开始，对岸打来一排迫击炮弹，天主教堂的屋顶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杨成武趁机鼓动说：

“敌人来给我们作动员了，我们必须立即打过桥去。现在大家说说，该让哪个连担任突击？”

平时不爱说话的2连连长廖大珠站了起来，他说：

“1连过乌江立了功，成为渡乌江模范连，我们要向1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泸定桥的英雄连。”

“夺桥任务非给我们3连不可，”3连长王友才抢着说：“我们3连哪一次战斗都没落后过，这次保证把桥拿下来。不叫我们当突击队，我这个连长没法向战士们交代。”

王开湘和杨成武见大家争上了，就交换了一下意见。王开湘站起来宣布说：

“大家都别争了，这次夺桥就由2连组织突击队。”

杨成武也补充说：

“要打仗有的是，咱们轮着干，上次渡乌江是1连打的，这次轮到2连，由2连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廖大珠任突击队长。”

3连党支部书记刘金山说自己是个孤儿，又能打仗，还会砍大刀，他主动申请参加这个突击队。于是，他也被批准参加了突击队。杨成武又指着王友才说：

“3连的任务也不轻，你们连担任二梯队，跟着2连冲，还要担任铺桥面的任务，让后续部队迅速冲进城去，看你还有什么意见？”

他一说完，会场上立刻响起一片掌声。

红4团总攻的时间定在下午4点。双方尚未开战，就先打起了口水仗。对岸的守军见红军跃跃欲动，就用讥讽的口味大声喊：

“你们飞过来吧，我们缴枪啦！”

红军战士也不示弱，大声回击：

“我们不要你们的枪，只要你们的桥！”

总攻时间到了，王开湘一声令下，全团的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22位突击队员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身背马刀，腰缠12颗手榴弹，由廖大珠带头，一只手攀铁索，一只手持枪，脚踏着铁索，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向对岸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进。跟在他们后面的王友才的3连，每个战士都扛着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前进。

河对岸的狙击手瞄着桥上的红军突击队员射击，一个战士中了弹，掉下去了，接着又有第2个，第3个，第4个……

就在这十分凶险的时刻，先期在安顺场渡过大渡河的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2团、红3团从东岸赶来了。他们的先锋营夺取了守军4个碉堡，摧毁了守军一些临时工事。先锋营2连夺取了两个暗堡后在桥头附近与守军展开了混战。先锋营总支书记萧锋突然发现桥边有3根导火索“嘶嘶”地冒着火星，大吃一惊，喊了一声：“敌人要炸桥，跟我来！”4班长徐有林和两名战士跟着萧锋就扑了上去。他们用铁镐迅速的砸断了导火索，保住了铁索桥。奉命炸桥的川军28团2营营长徐涌泉立时成了俘虏。川军眼看炸桥不成，又改为烧桥。霎时间，桥头上烈火熊熊，成了一片火海。先锋营指战员兵分两路，一路与守军拼杀，一路到桥头灭火，并寻找木板、门板铺桥。

就在这个时候，西岸廖大珠带领的突击队员迎着大火来到了桥东头，他们及后续部队和东岸的先锋营经过两个小时的并肩作战，将川军两个团消灭大半，其余溃逃。

到黄昏时分，红4团和东岸的先锋营全部占领了泸定城，牢牢地控制了泸定桥。

红4团派出配属其指挥的军团教导营向打箭炉方向警戒，那里尚有川军的几个团。晚上10时，教导营尖刀排打响了，他们组织了一次冲锋，中途遇到一个伤兵，一问却是红3团的战士，这才知道红1师主力也赶到了。

后半夜2时许，聂荣臻、刘伯承带着红3团主力从大渡河东岸赶到泸定桥。杨成武提着马灯，带着刘伯承、聂荣臻在铺了门板的桥上走了一遭。刘伯承在返回到桥中间时，情不自禁地在木板上跺了3脚，激动地说：

“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

聂荣臻也连连说：

“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5月30日晚上，毛泽东住在磨西面村。

5月31日，杨成武在西岸迎接周恩来和朱德。一行人来到东岸，与刘伯承、聂荣臻等人会合。

黄昏前，毛泽东到了泸定桥西头，他走过了东摇西晃的泸定桥，来到东岸，与周恩来等人会合。一众人等开进了肮脏不堪的泸定城，坐下来美美地饱餐了一顿。毛泽东对众人说：

“我们英勇的红4团和红1师的同志们，已经完成了一项光荣伟大的任务，夺下了泸定桥，为红军渡过大渡河开辟了道路。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这一天，刘文辉在成都发表谈话说：“杨森部由东面调来，未及赶到，共军已过了大渡河。”“吾军人少于彼，乃不得不撤退。”

蒋介石则在昆明大发雷霆，通令给刘文辉记大过1次，要他“戴罪图功”；还命令刘文辉对其所部各负责长官“查明严处”。

不久，蒋介石飞到了成都，下令枪毙了刘文辉部在大渡河交战中败北的两个旅长，一个是刘文辉的侄子刘元琼，一个是刘文辉的同乡余松林。

1935年6月2日，林彪来到泸定桥西头，翻身下马，步行过桥。王开湘、杨成武带领2连长廖大珠及勇士们列队，在城门前接受林彪检阅。林彪宣读了中革军委的嘉奖令，把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奖给飞夺泸定桥的红4团”的锦旗郑重地授予王开湘，每一个指战员还有一套写着“中革军委奖给”的列宁服。林彪代表红1军团为活着的18名勇士，以及王开湘和杨成武，发了钢笔、日记本、搪瓷碗、搪瓷盘子和一双筷子。

林彪没有多说话，他重重地拍着王开湘、杨成武的肩膀，颤声说：

“打得好，不愧是铁军……”

据杨成武在1997年回忆说：“当时我写了一篇《22名勇士飞夺泸定桥》的稿件，派人送到《红星》报，稿件中记载了22名勇士的姓名，后因该报（陆定一时任主编，编辑部三五人——笔者注）拖期，将稿件遗失，使勇士们的名字未能流传下来。50年后，当人们要建纪念碑、纪念馆时，经多人追忆，也只回想起8名勇士的姓名。【笔者注：由于时间久远，经过泸定县相关工作人员约40多年的找寻，22位勇士完全可以确认身份的仅有5位，分别是：红4团1营2连连长廖大珠、2连指导员王海云，2连党支部书记李友林，3连党支部书记刘金山，2连4班副班长刘梓华。另有7名找到姓名，但未完全确认：2连特等机枪手赵长发，2连战士杨田铭、云贵川、魏小三（夺桥牺牲）、刘大贵（夺桥牺牲）、王洪山（夺桥牺牲）、李富仁（夺桥牺牲。其他10位勇士，至今未能找到姓名】冲过铁索桥的18名勇士，除了3连的刘金山幸存以外，其他的17位勇士，以及王开湘，在以后的长征中、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陆续牺牲了。最后一个牺牲的是刘梓华，当时他是副师长，是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牺牲的。”

这才是：泸定铁索桥凌空，冒死飞渡真英雄。壮哉！

红星报人竟失职，不叫青史留美名。惜哉！

欲知中央红军前行还有哪些艰难险阻，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评价石达开失败原因一节，不可不读！人们形容看戏的人有这样两句话，叫做：会看看门道，不会看看热闹。史学家们评价石达开的失败，一般都是从客观因素上展开，而没有从其主观因素上去找原因。毛泽东一鸣惊人，一语中的。作为一个大谋略家，一个大战略家，识见自是与众不同。

第59章 1935年6月4日—

“今天胜利会师了，我们1、4方面军是一家人，要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

话说中央红军过了泸定桥后主力又掉头南下，阻击薛岳部北渡大渡河，在汉源地区与其进行了激战。

毛泽东认为不能在此与国民党军纠缠，立即改变原计划，尽快占领天全、芦山，北上向红4方面军靠拢。于是，中央红军又折而向北前进。

1935年6月4日，毛泽东率领军委纵队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因为山高路窄，部队行进缓慢。走到半山腰一段开阔地段，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保突然摆手示意大家停下。他的耳朵灵，已经听到了飞机的嗡嗡声。毛泽东见他指指上空，急忙抬头仰望，只见国民党军的飞机即将飞临头顶了，急忙喊道：

“大家隐蔽！”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飞机“呜”地一声尖叫，便俯冲下来，机关炮咕咕咕地扫向地面，树木被一排排的拦腰击断，呼啸的炸弹落地开花，顿时响起一片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颗炸弹落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眼疾手快的胡昌保大喊一声：

“主席——”

猛扑上前，用力将毛泽东推向一边。“轰”地一声巨响，炸弹掀起了数丈高的尘土。警卫员陈昌奉被气浪推倒了，警卫员吴洁清惊惧地喊着“主席——”，不顾一切地冲进了烟柱。此时的胡昌保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一声不响倒在地上。毛泽东满身尘土，正蹲在不省人事的胡昌保身边，一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急切地呼唤着：

“昌保，胡昌保……”

胡昌保在毛泽东的呼唤声中，缓缓苏醒过来，微微睁开双眼，看到毛泽东就在自己身边，问道：

“主席好吗？受伤没有？”

“没有，没有，小胡，我很好！”毛泽东说罢，急切地喊卫生员钟光：“快给小胡包扎！”

钟光跑过来急忙打开药箱。胡昌保却说：

“主席，我不行了，把药留下给同志们用。你们继续前进吧。”

“没关系，你会好的！”毛泽东一边安慰胡昌保，一边与钟光一起为他包扎伤口。毛泽东坐下来，用双手把胡昌保抱在怀中，鼓励他说：“胡昌保同志，你不要紧，你要挺住，我们把你抬到水子地，找医生治疗一下就会好的。”

胡昌保的头在毛泽东的怀里转动了一下，不无遗憾地说：

“主席，我知道，血全流到肚子里了。我没有什么牵挂的，只可惜不能再跟你向前走了……我不行了。主席……您要多保重！”

停了好一会儿，胡昌保又转过脸望着围在身边的警卫班战士们，缓慢地吃力地说：

“同志们，不要难过……我不能继续保护主席了。我们的任务很重要，很光荣。你们一定要好好保护主席，祝——革——命——成——功……”

胡昌保在毛泽东怀里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毛泽东和战士们急切地喊着：“昌保！昌保！”“班长！班长！”但是无论怎么喊，他也不会醒过来了。毛泽东再也抑制不住悲伤，伤心地哭了，警卫班的战士们也全都哭了。

毛泽东缓缓地把手从胡昌保的脖子下抽出来，将他轻轻地放在地上，叫人取来一条毛毯，盖在他的遗体上。毛泽东又缓缓地站起身，摘下自己头上的红星八角帽，默默地站在胡昌保的身边，向胡昌保致哀，泪水从他那宽阔的脸颊上不停地流下来。良久，他沉痛地说：

“胡昌保同志，你是个好同志。安息吧！”

毛泽东又吩咐警卫员们：

“把他好好掩埋起来，在坟前立个牌子。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大家含着眼泪，掩埋了胡昌保。毛泽东慢慢地举手摘下红星帽，默默地站在胡昌保的坟前，不说一句话，站了很久很久。

大家又继续前进。毛泽东突然从一名战士手中拿过一把小小的工兵铁锹，又返了回去，再一次为胡昌保的坟头培土。他一锹一锹地把土培在高高的坟堆上，又用铁锹拍打拍打，然后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离开。

胡昌保牺牲以后，毛泽东在几天里很少讲话，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他在行军中，还不时地回头望望，总以为胡昌保还在身边。

6月7日，毛泽东在水子地指挥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在天全、芦山、宝兴防线，占领了天全。

红1军团在天全、芦山接到中革军委发布的命令，命令中说：全军迅速北上，与4方面军会合。这是战略总任务，而全局的关键是要翻越夹金山去夺取懋功。

此时，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只知道红4方面军在岷江边的茂县一带活动，还不知道红4方面军由李先念率领的一部为迎接中央红军，正在向懋功前进，前锋已经到达夹金山北麓。

中革军委把先锋任务交给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1军团，红1军团命令红4团充当全军前卫团，由师长陈光亲自率领，必须在12日赶到懋功。

6月11日，红4团进抵宝兴县的跷碛镇，来到了夹金山下。夹金山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红4团组织了几个工作组，深入居民访问夹金山的情况。年长的老乡告诉他们：早晨、晚上切勿过山，因为山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山风四起，遮天蔽日。要过此山，必须在上午9时以后上山，下午3时以前下山；而且还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壮身；还得拿根拐棍，借力爬山。

6月12日9时许，师长陈光、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红4团沿着河旁的小路，向夹金山进发。4团2营为前卫营，6连为前卫连。战士们手执木棍，在雪中探路，利用刺刀、铁铲在雪上挖着脚踏孔，为后面的部队开路。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雪也越来越深，气温也越来越低。队伍刚到山顶，突然下起一阵冰雹，核桃般大的雹子劈头盖脸打下来，战士们无处藏身，只好用手捂着脑袋继续朝前走。冰雹过后即是万里晴空，举目一望，只见银峰环立，到处都是一片冰的世界。团长王开湘在山顶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没有一个掉队的。

红4团下得山来，山脚下突然响起一阵枪声。王开湘和杨成武派出3个侦察员前去探查。王开湘又让司号员用军号和对方联络，但光听军号声也分不清对方是敌是友。对方的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对方在喊：“我们是红军！”陈光、王开湘、杨成武都有点纳闷，对方是红军？4团是前卫团，怎么前面还会有红军？难道他们是红4方面军的？正在此时，一个侦察员飞奔而来，边跑边喊：

“是红4方面军的同志！”

同时，对方也传来了清晰的喊声：

“我们是4方面军的！”

顿时，整个山谷里响起了一片欢呼声。红4团指战员们蜂拥而下，与红4方面军红25师一部的指战员们紧紧握手，长时间沉浸在欢乐之中。

原来在前不久，红4方面军总部曾派红30军政委李先念、副军长程世才率领红30军88师和红9军25师、27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迎接中央红军。李先念等率部到了懋功地区，韩东山率领的红25师在抢占懋功后又奔赴达维镇，并派出一部寻找中央红军，结果还真的与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相逢了。

6月14日，红2师师长陈光率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4团进抵达维镇，与4方面军红9军韩东山师长的红25师胜利会师。

关于红4方面军的历史，说起来话长。这支英雄的部队是在1927年崛起于鄂豫皖地区的。1931年春，张国焘、陈昌浩奉中央之命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徐向前任红军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树声任副总指挥。

前边已经说过，张国焘是参加过筹备党的一大，在党内一直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始终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的“六大”后，他做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1931年，张国焘回国后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在鄂豫皖苏区推行王明“左”倾政策，开展“大肃反”，极力打击与他意见不同和反对过他的人，先后杀掉了2500多人。

徐向前、倪志亮在《鄂豫皖苏区红军史》一书中这样写道：“红军中有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几乎被杀完了，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创造者几乎被杀完了，外来的党的军政干部被杀得差不多了，六安兵暴的领导者也被杀了。这一肃反的危害，不仅捕杀了大批大批的党政军群众的领袖，而且在党内苏维埃政权内，军队内与地方群众中，造成了极端严重的赤色恐怖，未被肃反的同志终日惴惴不安，不知死亡何时将至。由于大肃反，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知识分子有军事知识，有战斗经验勇敢而机智的大批干部被肃掉后，使红4军在军事理论上与作战指挥上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丈，使部队中造成极端反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恶劣倾向，几乎使红军成为一支愚蠢的军队了。”

徐向前，1901年11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其曾祖父时代徐家是村上的大户人家，有人做过官，盖了一座瓦房，被称作楼院徐家。徐家虽然是书香门第，可后来因为家道衰落，徐向前一直没有上学的机会，长到八九岁时，父亲才教他背几首唐诗。10岁那年，徐向前进入永安村私塾。后来他又读了两年高小，终因家庭贫困失学。几十年后，年迈的徐向前得知女儿考上了大学，就对女儿说：“很多年以前，我想进学堂，总不能如愿。你就要进大学堂了，要珍惜呀!”徐向前的第一位妻子叫朱香婵，是父母包办的婚姻。朱香婵是一位温雅、勤快、会体贴人的姑娘。1924年，徐向前去投考黄埔军校，她忧急交加，患了重病，怀着一腔忧思离开了人世。1925年，徐向前考入了黄埔军校，成为第1期1队的一名学生兵。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第1队军校生作为孙中山的贴身卫队保护孙中山、宋庆龄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徐向前由此成了孙中山的护卫队队员。在黄埔军校期间，校长蒋介石每月要找10多个学生当面测试和谈话，从学生中发现了不少人才。一天，轮到徐向前了，他被叫进去谈话。徐向前生性少言寡笑，不善词令，蒋介石只简单问了他几句，就认定他是个没出息的学生。1929年，徐向前和第二个妻子程训宣结婚，程训宣比徐向前小10岁，两人结婚不到一年，程训宣就在张国焘搞的肃反运动中被当作AB团分子关押和审查。她被杀害时年仅21岁。在那恐怖的肃反岁月里，徐向前力所能及地挽救了一些战友，却最终未能保住自己妻子的性命。后来，徐向前终生都在怀念着那位大别山的女子。

再说在1932年10月间，红4方面军反第4次“围剿”失败，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西征川陕，建立了川陕根据地。1935年3月底，4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多人。在这种极为有利的形势下，张国焘既不请示中央，也未经任何会议讨论，在4月下旬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带领8万大军和原定留守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一切后方机关渡过嘉陵江、涪江，于5月间进驻岷江地区，5月18日在茂县成立了西北特委；5月31日，又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西北联邦政府”。

张国焘采取这一错误行动，是由于对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的悲观估计。他看不到坚持川陕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对于策应中央红军的重大作用。他把中央红军退出江西看成是红军战争的彻底失败，因而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他还认为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向西撤退。

此时的红4方面军有主力部队5个军10个师30个团，加上党政机关人员共10万余人。中央红军和红4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达维镇会师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说：请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

6月16日凌晨2时，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联名向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发出《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4方面军电》，电文中说：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1、4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3省，建立3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丁）我野战军12号已全部通过天全、芦山之线，18号主力及中央机关可集中懋功、两河口之线，因粮食极少，不能休息，约月底全军可集中理番地区，并准备渡岷江。

电文中明确强调说：

“赤化以四川为中心的川陕甘3省广大地区，是此后野战军与4方面军的共同行动的基本任务。”

6月16日，张国焘派秘书长黄超到彭德怀处，送了几斤牛肉和几升大米，还有几百块银元。黄超按照张国焘的意思，利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一事，挑拨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关系，反对红军北上。黄超还说，中央实际主事人是毛泽东而不是张闻天。彭德怀十分警惕，认为这话决不是一个不到30岁的黄超自己说的，肯定是从老奸巨滑的张国焘嘴里吐出来的，这一套完全是旧军阀的手法。

6月17日，毛泽东就要翻越夹金山了，一大早就喝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未穿棉袄，只穿着夹衣夹裤，脚上穿着黑色布鞋，手持木棍就上路了。不久，他的棉布裤子和布鞋便湿透了。他把自己的马让给一位体弱有病的女战士骑，那位女战士说啥也不骑，他便说：

“多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

该上山了，机要秘书黄有凤突然得了疟疾，发高烧。毛泽东知道了，亲自找卫生员给他服药治疗。毛泽东还让黄有凤骑上他的大白马，他自己蓬着头，拄着棍子，沿着前面部队踏出来的又滑又陡的雪路，向山顶攀登。他看到有的战士陷入过膝没腰的雪窝里，就伸出大手将其拉上来。警卫员吴吉清脚下一滑，掉进了齐腰深的雪坑里，戴天福把他拉了起来。吴吉清发牢骚说：

“这叫什么鬼山？我宁愿翻10座山岭，也不愿走这么一座雪山！”

毛泽东听他这么说，就笑着问：

“吴吉清，你没见过雪山吧？”

吴吉清说：

“没有。”

毛泽东说：

“那你应该走走。这艰苦对于年轻人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很有乐趣嘛！”

队伍刚走到半山腰，气候突然变化了，狂风骤起，乌云密布，在震耳欲聋的雷声中，鸡蛋大小的冰雹呼啸而来。毛泽东拉着前后两个战士的手继续前进，他还一再嘱咐大家：

“低着头走。低着头走，莫要往上看，也莫要往山下看，眼睛要向前看。千万不要撒开手呀！”

不一会儿，狂风冰雹骤然停止。毛泽东问：

“这一仗怎么样？有负伤的没有？”

饲养员老余诉苦说：

“雹子把我的手打肿了。”

毛泽东叫卫生员钟光给老余上药，老余说“不上不上”，拉着马就走了。众人越往山顶走，空气越是稀薄，呼吸越是困难，这时候千万不能坐下休息，否则，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戴天福实在走不动了，他说：

“我想坐一会儿。”

说着，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毛泽东到了戴天福身边，喘着气说：

“戴天福同志，你坐在这里是非常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

吴吉清见毛泽东要背戴天福，顿时急了，心想，说啥也不能让毛主席背啊，于是他抢先一步背起了戴天福。毛泽东只好在一边搀扶着他们向山顶走去。

登上山顶，毛泽东极目四望，容光焕发。他自然会想到，这夹金山只不过是岷山的一个山脉，就是岷山又算得了什么，真正的大山应该说是昆仑山。那昆仑山分为北支、中支、南支。它西起帕米尔高原的葱岭，向东沿着新疆、西藏延伸到内地，其中包括着青海、甘肃、四川的许多山脉，全长约2500公里，多是雪峰和冰川。而岷山也不过是它的一个中支而已，眼前这小小的夹金山又算得了什么呢！

毛泽东置身于冰天雪峰，遥望着西边天际，蕴藏于胸中的那股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雄心顿时勃起，情不自禁地吟出了“横空出世，莽昆仑……”的诗句。后来，他在10月间最终整理出了那一首气势磅礴的《念奴娇·昆仑》，其词曰：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且说此时战士们实在太累了，这个说想坐在雪地上休息休息，那个说想躺在雪地上闭着眼睛养养神。毛泽东对大家说：

“不能在这里休息呀！这里空气稀薄，有危险。再加一把劲儿，下山去我们就和4方面军会师啦！”

战士们一听毛泽东如此说，就坚持着向山下走去。许多人坐在雪地上，顺着山坡往下滑，大家叫做“坐汽车”。毛泽东见战士们如此可爱，便也加入了“坐汽车”的行列。

修养连在过雪山时，像贺子珍那些女红军以及像徐特立一些老人，都是拉着马尾巴才爬上了山头，又“坐汽车”下了山。

6月17日下午，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人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红4方面军先头部队红25师指战员们夹道欢迎，战士们高呼：“欢迎1方面军老大哥！”“向中央首长致敬！”。

红25师为中央红军准备了丰盛的晚餐，送了很多的慰问品。

是日晚，周恩来主持双方召开的联欢会并致词，韩东山代表红4方面军讲了话。毛泽东和朱德也讲了话。毛泽东说：

“这次会师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是红军战斗史上的重要一页，是中华苏维埃有足够战胜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完成北上抗日任务力量的表现。我们在中央苏区就知道4方面军的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作战英勇，创造了川陕苏区，消灭了很多敌人，各方面都有很大成绩。”

“我们红军是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是劳动人民求解放的队伍。我们从离开中央苏区那天起，每天都是同超过我们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敌人的围追堵截不仅没能消灭我们，而我们却大量消灭了敌人。战斗中虽然有一些伤亡，但我们却锻炼得更加坚强，扩大了革命影响，沿途撤下了革命种子。”“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今天胜利会师了，我们1、4方面军是一家人，要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

6月17日这一天，张国焘与徐向前、陈昌浩复电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等人发给他们的《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4方面军电》中提出的战略，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认为川北地区地形、给养条件不利，红军没有粮食吃，国民党军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而应向川西北，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经阿坝集中主力向青海、新疆打，占领青海、新疆。如有困难，暂时向南进攻。

张国焘提出这样的方针，其原因正如徐向前后来所说的：“作为第4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故意夸大向东向北发展的困难，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他看不到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对当时的形势做出极端悲观的估计，认为革命处于‘总退却’阶段。因此，他主张‘卷起苏维埃旗帜’，向我国荒僻的西部地区青海、新疆或川康等地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苟安一隅，逃避斗争。”

毛泽东看了张国焘等人的复电，已经预料到张国焘的这种右倾思想和行动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红1、红4方面军会师后的一系列问题，因此说什么也高兴不起来了。当他郁闷地想到即将与张国焘汇合，焦虑再一次成为他生病的前兆。无法排解的焦虑，加上艰苦的生活，使他感到浑身软弱无力，又一次生病了。医生傅连璋、姬鹏飞诊断的结果是，他患上了疟疾。

毛泽东的健康观是：精神的作用更重要。他和两位医生谈起了因为心理因素的原因而可能引起身体出现疾病的问题。他还相信，有时人们不需要任何药物，单靠极大的希望也能生存下去。

6月18日，毛泽东等人到达懋功县城，会见了在这里迎候的红4方面军先头部队第30军政委李先念。毛泽东问李先念：

“你今年多大？”

李先念说26岁了。毛泽东说：

“你是前途无量啊！”

他又仔细询问了红4方面军的情况，并征求李先念的意见：能不能打回川陕苏区？他考虑着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的下一步行动，把一幅军用地图铺在地上，向李先念等人详尽分析了目前形势，他说：

“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1、4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相互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今后1、4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

6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重申北上方针是正确的，不同意张国焘提出的向大西北或向南发展的错误方针。电文中说：

“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的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特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6月20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重提向西发展的理由，他们说：“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无良策。”

6月24日晨，毛泽东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给张国焘个人发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写道：

国焘同志：

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请你再仔细考虑！……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张、朱、毛、周 1935年6月24日4时

张国焘看看电报上的4个人，都是他认识的，沉思了一会儿，决定前往懋功一行，便对政委陈昌浩说：

“我打算明天到懋功去。”

这才叫：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聚头风雨稠。

欲知毛泽东会见张国焘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看了张国焘等人17日的复电，便焦虑起来，以致生病。何以至斯呢？本传已经说过，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之时，那个高傲的学生领袖张国焘已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共“一大”上，作为北方代表的张国焘出尽风头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之一，与他看不起的毛泽东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此后张国焘在党内一直占据着重要领导岗位，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又多次与他共事。应该说，张国焘那傲慢、专断、爱出风头、领袖欲极强的禀性及作风，毛泽东是非常熟悉的。如今张国焘是兵强马壮，哪里会将衣衫褴褛的中央红军放在眼里？两军会师后，中央机关及领导人近在咫尺，他就不肯来看一下。毛泽东正是从他的来电和派秘书长黄超拉拢彭德怀以及给中央的复电中，看出此人必将拥兵自重，多生事端了。此后双方往来电文又印证了毛泽东的焦虑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才在6月24日与众人联名敦促张国焘到懋功“商决一切”，拉开了同张国焘斗争的序幕。

第60章 1935年6月24日—

“张国焘要的是军权，你让他当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宁可交出总政委，不能交出总书记。”

话说1935年6月24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一起到达懋功县以北的两河口。

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为了欢迎从茂县来的张国焘和举行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大会，在距离两河口镇3里外通向虹桥山方向的抚边村一小块平地上，布置一个会场，搭起了演讲台，路两边都插上了旗帜和标语。

6月25日下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刘伯承等中央和红1方面军四五十位领导人，冒着大雨欢迎张国焘。

下午5时左右，张国焘和秘书长黄超骑马在30多名骑兵卫队的护送下，飞驰而来。毛泽东身边的人不知是哪一位称赞张国焘的马队，毛泽东笑着对身边的人说：

“不要羡慕那些马。”

毛泽东和朱德急忙迎上前去，张国焘却骑在马上在原地等着，连半步都不肯往前走。他见毛泽东到了跟前，这才下马和毛泽东握手拥抱。这是二人在分别8年后的亲切拥抱，而此时的两个人已非8年前的书生模样了。毛泽东显得瘦削、憔悴，眼含血丝，面带烟容，穿的军衣既不合体，又皱皱巴巴的；而张国焘身体肥胖，脸色红润，衣着也十分合体整洁。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的穿着也都和毛泽东差不多。张国焘和大家一一握手拥抱。

朱德站在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旁，向张国焘和红4方面军致欢迎词。张国焘也致词答谢。欢迎仪式结束后，众人一同向两河口镇走去。

晚上，毛泽东等人在喇嘛庙里举行了宴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刘伯承等人陪同张国焘坐在主桌，另外还有4桌，住在两河口的各方面负责人都到了。毛泽东举起酒杯，说：

“1、4方面军经过许多艰难曲折，今天终于走到一起来了！现在我提议，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胜利，为张国焘同志的到来，干杯！”

张国焘也举起酒杯说：

“感谢中央同志对4方面军的一片热忱，向百战百胜的1方面军老大哥学习致敬！我提议，为了红色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干杯！”

毛泽东听着张国焘那刺耳的祝酒词，微微一笑，指着一盘炒辣椒招呼大家，说：

“想不到这里还有这种好东西，清心泻火，生津解渴，请用，请用。”

博古摇着头，笑一笑，说：

“不敢受用。”

毛泽东笑着说：

“辣椒还能攻毒，不吃辣椒的人不革命。”

张国焘不能吃辣椒，他还以为毛泽东的话是影射他的，刚想张口反讥，没想到博古接着毛泽东话头说：

“你们湖南的那个曾国藩，也是个吃辣椒的吧？他也是革命的吗？”

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我们的博古同志认真起来了。不过，曾文公是个有才的反革命。”

张国焘见毛泽东不但没有和他进行任何严肃的谈话，而且连听他介绍红4方面军情况的兴趣也没有，心中有些不快。其实毛泽东早已通过李先念摸清了他的家底，也看透了他的心思，这才故意说出一些闲谈碎语助兴，这反倒使张国焘有些烦躁不安了。

晚饭后，朱德陪同张国焘到了为他安排的住处。朱德是个实在人，在闲谈中无意之间把红1方面军的家底抖了出来：中央红军突围8个月以来，从8.6万人锐减到不到2万人，林彪的红1军团人数最多，约为3500人，彭德怀的红3军团约3000人，董振堂的红5军团不到2000人，而罗炳辉的红9军团只剩下几百人。所有的重炮都丢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几乎都是空筒子，每支步枪平均只有三五颗子弹。而此时的红4方面军除了拥有8万人的作战部队外，还有2万名政府工作人员，共计10万人。二者的比例是1：5，且红1方面军衣衫褴褛、疲劳过甚，军容军纪都和红4方面军相差甚远。张国焘听了朱德的话，知道1方面军的情况与自己预料的差不多，便暗暗得意。他本来就不相信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还能够实行正确领导，更何况现在自己是人多枪多，兵强马壮，资格又老，正所谓“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更不把毛泽东等人放在眼里了。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镇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博古、朱德、王稼祥、刘少奇、凯丰、林伯渠、李富春、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参加了会议。刘英作了会议记录。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报告，分析了红1、红4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他又说，在岷江西岸的懋功、松潘、理番地区不宜建立根据地，“我们如陷在懋功、松潘、理番，就没有前途。”向大西北，向东、向南进攻，均不可能，今后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从地域便于机动和群众条件、经济条件都比较好的北方发展，在岷山山脉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红军目前应该迅速前进，攻打在松潘的胡宗南，首先占领甘南。

张国焘在发言中主张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一部向西康发展，红1、红4方面军就地向北稍微扩张一些。他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也不同意先打松潘向甘南发展。他的理由是川陕甘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减员必大；北面有胡宗南20余团兵力，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他主张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部，先向南打成都，然后向川、康边发展。他说：

“那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藏族，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

毛泽东在发言中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他还说：

“1、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4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1、4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2、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领甘东南，迅速向北发展，建立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它的好处，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3、我们必须高度机动，这就是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4、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们打野战，我们有20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6月底突破岷江以北地区，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5、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

会议经过3天的讨论，与会者都表示赞成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陷于孤立，只好表示赞成。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一个决议。

6月28日，会议正式通过了张闻天以中央政治局名义起草的《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中说：

“1、在1、4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2、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3、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4省的广大地区，有力地向东发展。4、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5、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承认：两河口会议上“大多数表示支持毛的主张”。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各军团政治部把这一决议一直传达到团一级，但要求绝对保守战役部署的秘密。

6月29日，中共中央委派李富春、林伯渠、刘伯承、李维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4方面军驻地理县杂谷脑进行慰问，并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

张闻天召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举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为尽快解决红1、红4方面军会合后的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问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常委会还听取了博古关于华北事变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发言说：

“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

常委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

这一天，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名义，颁布了由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拟订的《松潘战役计划》。计划规定，两个方面军分为左、中、右路军和岷江支队，分别由黑水、芦花、懋功、卓克基和岷江东岸之平夷堡向北开进。

晚上，张国焘在其住处请彭德怀和聂荣臻吃饭。张国焘说，中央红军很疲劳，减员很大，他已决定拨两个团给红1、红3军团。

聂荣臻在南昌起义时就认识张国焘，对他印象不好。从张国焘住处出来，他问彭德怀：

“他为什么请我们俩人吃饭？”

彭德怀没有正面回答，笑着说：

“拨兵给你，你还不要？”

6月30日，张国焘回到杂谷脑红4方面军总部，立即对两河口会议决定采取了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态度。他策动一些人给中共中央写信伸手要权。又以“统一指挥”及“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拖延执行中革军委发布的《松潘战役计划》。

中央红军为了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继续北进，在7月初翻过了第2座大雪山——梦笔山，抵达卓克基。

周恩来带病爬雪山。他患的是肝脓疡，连日发高烧，不能进食。毛泽东对他的病情极为关心，天天看望，亲自派人为周恩来找医生治疗，千方百计想使周恩来早日恢复健康。

1935年7月6日，何应钦在蒋介石授意下，正式复函给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梅津美治郎提出的备忘录中“所提各事均承诺之”。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二人之间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就是臭名昭著的卖国协定——《何梅协定》。

《何梅协定》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3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7月6日这一天，张国焘向来到杂谷脑的中央慰问团李富春等人提出解决组织问题，要求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军委设常委以解决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李富春感觉问题严重，立即向中央报告。

7月9日，川陕省委在张国焘授意下，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改组总司令部和中革军委的要求，还提出了具体的人员名单，点名要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主席。

7月10日，中央红军到达黑水地区的芦花。

这一天，张国焘又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共中央说：“宜速决统一组织的指挥问题”。毛泽东当即执笔，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联名致电张国焘说：

“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毛泽东还在电文中要求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迅速到芦花集中指挥。

7月16日、18日，陈昌浩接连两次致电中共中央说：

“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仍请国焘任军委主席，朱总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央政治局决定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的权力。”

7月18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来到了芦花。毛泽东到张国焘住处，劝张国焘说：

“部队不宜在藏区久留，希望4方面军及早行动，攻打松潘，打开北上通道。”

张国焘说：

“松潘不是不能打，但总不能让4方面军的同志们憋着一肚子气去打吧？4方面军10万人，在组织上却没有他们的代表。向前怎么不可以当副总司令？昌浩怎么不能当总政委？还有一些同志可以到中央工作么！只要心开气顺，打松潘还不容易嘛，何劳你们跑这么远的路？”

毛泽东听他这么说，知道不作让步就打不了松潘，打不了松潘就难以北进，建立川陕甘的计划就要落空。对张国焘这样的人，再说什么也没有用处了。于是，毛泽东立即去找张闻天商议，他说：

“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个相当的职位，1、4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他是要当军委主席，但这个职务现在由朱德同志担任，他没法取代。可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

张闻天说：

“那就把我这个总负责让他当好了。”

毛泽东断然说道：

“不行！张国焘要的是军权，你让他当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宁可交出总政委，不能交出总书记。还是让他当总政委吧。”

毛泽东找到在病中的周恩来商议，周恩来表示同意。

7月18日这一天，中共中央立即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增补一批人“可到军委”。毛泽东说：

“提拔干部是必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还需要人嘛。”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经过讨论，决定让周恩来辞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职务，调中共中央常委工作；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对中革军委总部负责，在张国焘未熟悉情况以前，由周恩来暂时帮助；中革军委常委由4人增至5人，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博古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中革军委当天即发出通知说：

“1、4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事行动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为总政治委员。”

历史学家们曾经评论说：毛泽东不叫张闻天让出中共中央总负责职务，当时所有人包括张国焘在内，都没有明白过来。试想，如果真的让掉了中共中央总负责，张国焘以总负责的名义召集中共中央会议，那么，以他为首的党中央就是合法的了，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而让他一个总政治委员，虽然可以兴风作浪，但却翻不了船。这就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

7月21日，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联名签发中革军委《关于1、4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叶剑英兼任参谋长，杨尚昆兼任政治部主任。决定规定：“前方一切作战部队，统归其统帅指挥，并即以4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

决定宣布：将红1方面军的军团改称军：红1军团改称红1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红3军团改称红3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红5军团改称红5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代参谋长曹里怀；红9军团改称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红4方面军的第4、9、30、31、33军番号不变，从原红1军团抽调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李聚奎分别到第4、9、30、31军任参谋长。这样，5个军的任命是：红4军军长许仕有，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红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红31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红33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经徐向前提议，从红4方面军中抽出3个建制团3800人，补充到红1方面军中。

后来杨尚昆到前敌总指挥部任政治部主任，其主要任务是利用与陈昌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关系，尽可能做好张国焘的工作。这样红3军政委就由李富春接任了。在杨尚昆赴任时，毛泽东交代他说：

“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要像吃‘牛皮糖’一样，要有韧性，不要像玻璃，一碰就碎。”

正像毛泽东预料的那样，张国焘果然厉害。他当上总政委后，为了达到独断专行的目的，立即设法控制红1方面军的部队，收缴了原各军团之间互通电报的密码本以及原各军团与中革军委通报的密码本。

彭德怀曾回忆说：“我完成任务后，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1、3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的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1军团也隔绝了。”

7月底，毛泽东率部来到毛儿盖地区。这一地区的居民主要是藏族，毛泽东住在一家藏民的家里。这是一栋两层的木制房子，一层喂养牲畜，二层住人。

此时，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已经失去了进取松潘的有利时机。胡宗南主力已经集结于松潘地区，薛岳部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向胡宗南靠拢；川军进占了懋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他们企图围歼红军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如果仍然坚持原计划由松潘北上，有可能陷入国民党军重围。于是，毛泽东等人举行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

1935年8月3日，中革军委根据这一决定，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计划规定：

“攻取陈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军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夏洮战役计划确定后，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8月4日，中共中央不得不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喇嘛寺里召开政治局会议。

沙窝喇嘛寺附近是红4方面军第11师的驻地，周围戒备森严，气氛十分紧张。陈昌浩和红4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在会前拿了一个名单来找毛泽东和张闻天，上面写着哪些人进中央委员会，哪些人进政治局。他们还说：这是张国焘提的名单。毛泽东知道张国焘的目的是要向中共中央要党权，他笑着对张国焘说：

“你这是开的督军会议。”

张闻天在会议上首先作了《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接下来，与会者开始讨论。张国焘在发言中吹嘘自己如何如何的正确，对中共中央和红1方面军提出了种种指责，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要求红1方面军领导检查缺点错误。他说：

“我很惋惜我们没有在两河口初次会面时，就痛痛快快把问题谈清楚，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言论。譬如有人说：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肯定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下，摧毁整个中央；也有人引经据典地说：西北联邦政府反叛苏维埃，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杀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得不成样子。”

张国焘还说：

“中央的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我们也许不宜贸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毛泽东从张国焘的发言中，清醒地看到了本来就是“左”倾错误路线的推行者的张国焘如今摇身一变，要清算错误路线了。张国焘的目的就是要借此否定遵义会议决议，改组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如果此时要真的清算政治路线的错误，势必会落入张国焘的圈套。所以，他在张国焘发言之后，也作了长篇发言，全面驳斥了张国焘的观点。他同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一样，仍然不主张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因为军事问题具有最紧迫的意义。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时再予以解决。

张国焘在政治局里毕竟是少数派，他一个人正应了“独木不成林”这句老话，没有人会支持他的意见。所以，除了毛泽东之外，其他与会者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纷纷重申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国民党军第5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而军事路线的错误经过遵义会议，已经得到了纠正。

8月5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驳斥了张国焘悲观主义的形势估计，指出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白区群众的革命斗争继续前进，许多老根据地仍在坚持斗争，“尤其是1、4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发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堆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决议再次否定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主义，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决议中说：“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1、4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红军基本的严重的责任，就是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这样一个根据地。”

针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决议中明确写道：

“必须在1、4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1、4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决议最后写道：

“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这种动摇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夸大敌人的力量，看不到敌人内部力量的削弱，而同时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这种动摇具体表现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于1、4方面军的力量不信任”，“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明显地在部队中存在着，而且部分地生长着”，“是最大的危险。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

决议中没有点张国焘的名，目的是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是为了团结他一起北上。

张国焘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出于宗派主义的考虑，他要求增加红4方面军9人进入政治局，以形成他在政治局里多数派的优势。因为这时在川西北地区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总共也才只有10个人。

8月6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团结和争取红4方面军的干部，在组织问题上作了让步，同意在红4方面军工作的一些干部进中央，但不能进这么多。最后增补3人为中央委员，3人为中央候补委员，其中陈昌浩、周纯全又增补为政治局委员。这样，即使是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毛泽东等人与张国焘等人的比例也仍然是9：7，就是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也只有3个人。张国焘当然不会满足，他说：

“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几个人嘛。”

毛泽东说：

“4方面军中有很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6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的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嘛。”

张国焘还不罢休，又说：

“本来我们的意见，要提出这几个同志都到政治局的，这样可以提拔工农干部，他们有实践经验，又可以学习领导工作。”

毛泽东说：

“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将来可以将这些好同志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

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恢复红1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担任红1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因为陈昌浩、周纯全不久就要随中央一起行动，为了加强领导，另以陈昌浩任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以周纯全任副主任。

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后来他曾骂毛泽东说：

“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是“独裁者”，“由于毛泽东等死守教条不稍让步，会议终于无功而散”。

欲知张国焘还有什么花招？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智斗张国焘之时，他在共产党内的情形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本传前边已经说过，除了红4军“七大”特殊情况以外，陈独秀剥夺毛泽东的表决权，瞿秋白等人免去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等人批评他，“钦差大臣”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罢免他的军事领导职务，那些人都是居高临下，他则是被动的。而如今在数年的斗争之后，毛泽东已经被确立为中共中央军事方面的领导核心了，是该他说了算了。况且他所面对的只是一个嗜血如命、杀人如麻的恶魔，一个徒具野心而缺乏谋略的一介匹夫！诸君试想，两河口张国焘“单刀赴会”，虽然骄横傲慢，企图以强凌弱，但共产党内的规矩，历来是以少数服从多数，所以第一个回合，他就败下阵了。张国焘还算聪明，就在沙窝会议上提出，要把他的人塞进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没承想毛泽东棋高一着：让你进可以，但绝不能让你成为多数。这样一来，张国焘的人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依然是少数，并无胜算。张国焘智不如人，就只好耍赖了，表面服从，不久就翻脸不认账。这样的人岂有不败之理？

第61章 1935年8月7日—

“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险路。”

话说在沙窝会议后，中革军委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将红1、红4方面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

以红1方面军的第5、第32军和4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3军为左路军，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地域，向阿坝地区开进。

以红1方面军的第1、第3军与红4方面军的第4、第30军为右路军，中共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地域，向班佑、巴西北上。

约定左右两路红军在巴西会合。

为此中国工农红军还成立了总供给部，毛泽民担任副部长。

混合组编后，林彪、聂荣臻被通知立即去前敌总指挥部开会。会议结束后，陈昌浩请林彪、聂荣臻吃饭。饭后，陈昌浩要林彪先走，说是还有事要同聂荣臻谈一谈。陈昌浩在谈话中单刀直入，问聂荣臻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有何看法，聂荣臻说：

“遵义会议我已经有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

陈昌浩见聂荣臻如此说，便把话引到其它方面，谈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聂荣臻回到军部，心情怎么也不能平静，他已经感觉到红军内部的气氛不正常了。他获悉张国焘准备把他调到31军当政委，还要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这个方案的目的，就是要把原红1军团拆散，只是命令还没有发出。他当着左权、朱瑞的面对林彪说出了张国焘的方案，还特别提醒林彪说：

“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

林彪说：

“你这是宗派主义。”

聂荣臻说：

“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当想一想，这是路线问题。”

林彪不以为然，他说：

“什么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呢？”

聂荣臻生气了，猛地一拍桌子，一个盘子被震掉地上，他说：

“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

左权、朱瑞见聂荣臻动了怒，都没说什么。自此，林彪也似有所悟了。

1935年8月7日晚间，毛泽东去看望周恩来，见他依然是高烧不退，当即派人到红1军请来最好的医生为他医治。

这时候，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张国焘拉走林彪，因为林彪还年轻，才28岁，最容易上别人的当。队伍马上就要出发了，他亲自找林彪谈了话，分析了目前的局势，鼓励林彪，并让林彪率领红1军为过草地的先头部队。

8月15日，左路军先头部队开始由卓克基地区经查理寺向阿坝开进。

这一天，中革军委电示朱德、张国焘说：“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

在红军北上路线上，从四川北部阿坝的马尔康、黑水到甘肃的玛曲，有一大块沼泽地，又称为水草地。它纵横数百里，人烟绝迹，飞鸟不行，很多地方常年积水，淤泥深不可测，不管是人是牲畜，一旦陷进去，绝无生还之可能。

毛泽东对此次草地行军极为重视，因为中国有史以来还从没有那支军队在这草地上走过。他到前敌总指挥部，与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一起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部署和行军路线。毛泽东决定派叶剑英为过草地的先遣司令。在讨论组织先遣部队时，他说：

“还得叫杨成武来，他可以。”

于是，前敌总指挥部决定由红1军2师4团为过草地的先遣团。

8月17日，杨成武在侦察排十几个骑兵的护卫下，来到毛泽东在毛儿盖的住处，登上了一座藏式木架小楼。毛泽东正在俯看地图，闻声转身看了一眼杨成武，说：

“你来了，很好。就等你来挂印呢，坐。”

杨成武说：

“毛主席，林军长要我直接到你这里来接受任务。”

毛泽东指着木头墩子说：

“坐下来，慢慢说。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这一次你们红4团还是先头团。”

他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让杨成武看：

“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几个师，大筑碉堡。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经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州（即雅安——笔者注）。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会断送革命。”

毛泽东右手往前一挥，说：

“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险路。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你们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向导找到了没有？”

杨成武说：

“我们找了一个60多岁的藏民当向导，准备以8名战士用担架抬着他带路。”

毛泽东说：

“这样好！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还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些，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4方面军的294团已经编入你们团，你们必须搞好团结。团结是党的事业胜利的保证，你们搞好了整编后的团结，就是1、4方面军亲密团结的标志。”

他嘱咐完了，就让杨成武到徐向前总指挥那里去一下，接受具体指示。

杨成武从徐向前和周恩来那里回到毛泽东住所，中央保卫局长邓发问他吃饭没有？杨成武说，没吃。邓发便回到毛泽东房里端出来一个盘子，盘子里盛着6个小鸡蛋大的青稞面馒头，递给他说：

“毛主席说，你一天没吃饭，还要赶几十里夜路，叫我把他的晚饭给你吃，吃饱了好回去工作。”

杨成武心想，这是毛主席的晚饭，怎么好意思多吃呢？所以他只吃了两个就说什么也不再吃了。临走前，他对毛泽东说：

“毛主席，等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送走杨成武，毛泽东又向有关人员询问了部队有关粮食和衣服的准备工作。

此前，前方部队给中央送来一头牦牛，警卫队把它宰杀后，将牛皮和内脏煮好分了，将牛肉晒成牛肉干当干粮，每人分一块。毛泽东吩咐说：

“要首先照顾休养连的伤病员和老同志。”

警卫队长分好后，派人一份一份送到每一个人的手里。贺子珍重伤后身体虚弱，警卫队长分给她的就比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几位老人稍微多了一点。毛泽东知道了，非常生气，立即把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找了来，问她：

“这是怎么回事？贺子珍的怎么可以比徐老他们多呢？”

刘英说：

“这事不是我管的，是邹队长分的。”

毛泽东说：

“你替我找他。我可不能特殊，一定要给这几位老同志补上。”

刘英不敢怠慢，马上去找邹队长，把毛泽东的话告诉了他。邹队长为难地说：

“哎呀，现在全都分完了，剩下的就是毛主席、张闻天同志他们几位了，这可怎么办呢？”

刘英说：

“毛主席说要补，可不敢不补啊！”

邹队长没有办法，只好从几位领导人的份子里割了些下来，补给了几位老人。刘英将处理情况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这才放了心。

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的几位成员开会，研究工作分工问题，决定由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工作，博古负责宣传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工作。毛泽东提议，政治局成员每周至少开一次会议。

这时候，张国焘又公然违反沙窝会议决议，提出左路军要西出阿坝，占领夏河、洮河，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发展。在张国焘授意下，陈昌浩在右路军这边也对北进提出异议，要右路军西进占领西宁。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的成员不得不再一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贯彻沙窝会议精神。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周恩来因病没有参加。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

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均在左路军；叶剑英将要带领右路军先头部队先行出发，彭德怀率红3军殿后；他们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首先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他说；

“根据中央关于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我军首先要北进夏河地区。而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个是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向洮河流域东岸发展；另一个是向黄河以西、青海、新疆、宁夏方向发展。我的意见，主力应当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发展。向东是转入反攻，向西是退却。向西去，无论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都对我极其不利。敌人的部署，正是逼迫我军向黄河以西。向东发展，则可以洮河流域作为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邻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至于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做战略退却，也是好的。因此，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应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洮河作战步骤，极大关系于将来的行动。我军应出敌不意，横跨草地，北出陕甘。”

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相继在会上发言，都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报告。王稼祥强调说：

“不应把向东向西看成一个小问题，应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向东发展。要达到夏洮战役的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的行动应以右路军的进展而转移。”

徐向前说：

“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西突击。”

陈昌浩也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的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的方针。会议气氛良好，意见一致。毛泽东很高兴，他在会上作了结论，他说：

“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首先，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否则，将被敌迫我向西，陷红军于不利境地。第二，为配合全国红军、全国革命运动，亦应向东。第三，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这一路线可集中3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昌浩同志所说最大限度集结兵力的意见，是正确的。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对的。第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总之，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绝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报告，以补充6月28日政治局在两河口会议上作出的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

最后，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决定说：

“在目前敌我具体的情况之下，为实现6月28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

此时，蒋介石判断红军东出四川，也可能向西北行。如出西北，“松潘草地乃北面天然屏障，飞度不易，因此北堵南追，集中兵力封锁，红军插翅难飞。”薛岳也说：红军要想“通过软沙没人之草地，势有不能。”由此可见，“横跨草地，北出甘南”，是毛泽东布下的一招险棋，也是一招妙棋。

8月20日和21日，毛泽东让徐向前、陈昌浩以他们二人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告以毛儿盖会议做出的决定，提出左路军在占领阿坝后，不必肃清该地区之国民党军，可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力量灭国民党军，北出甘南。徐向前与陈昌浩商量说：

“张主席总与中央闹别扭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左右两路集中兵力出甘南是上策。”

于是，徐向前、陈昌浩在这两天里先后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把北出甘南的计划告诉他们，并说：

“目前箭已在弦，非北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有备之敌，必须左路军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出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张国焘没有想到陈昌浩、徐向前不但没有执行他的指示，反而站到毛泽东一边说话，一时无奈，于是就按兵不动。

8月21日清晨，王开湘和杨成武率领红4团向无边无际的水草地进发了。紧随先头团之后的右路军3万多人也踏上了生死莫测的水草地，走在大部队前面的是林彪的红1军主力，继后是中央机关、红军大学；中间是红4方面军的第4军、第30军和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前敌总指挥部。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第30军行动；生病的周恩来、王稼祥随彭德怀的红3军殿后。毛泽东交代彭德怀说：

“想办法也要把病重的恩来、稼祥同志抬出草地。”

红4团进入草地不久，就知道了草地的厉害。这里没有夏天，只有漫长的冬天，一年平均气温刚过摄氏零度，夜里则基本上都是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六七度。而且草地的气候也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一会儿浓雾弥漫，一会儿狂风怒吼，一会儿冰雹盖脸，一会儿雨雪交加，一会儿大雨倾盆。王开湘和杨成武带领部队经过4昼夜的艰苦行军，终于走出了草地，又经过两天行军，才到达了目的地班佑。

毛泽东一行人进入草地的第一天，正遇上风雨交加，他和警卫战士们的衣服都湿透了。这天晚上，大家在一条小河边宿营。战士们想让毛泽东避避雨，就把一条被单试着往一棵小树上栓，正忙着，毛泽东来了。他吩咐战士们把他担架上避风雨的油布支起来，又招呼着大家说：

“来，咱们挤在一起睡吧。”

警卫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毛泽东知道他们的心思，就说：

“你们是怕影响我睡觉吧？”

有个警卫员回答说是。毛泽东指着正患痢疾的陈昌奉说：

“假如让他淋在雨里，我能睡得着吗？你们想想，是大家好好地过草地好呢？还是影响一点我的睡眠好？”

警卫们见拗不过毛泽东，就和他一起挤在油布下面睡了一夜。

警卫员吴吉清曾回忆说：“一走进草地，情况就完全变了。天空像用锅底灰刷过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像样的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如果一不小心，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似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远，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儿，幸好被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才摆脱了危险。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

8月24日，毛泽东见张国焘依然按兵不动，就和张闻天反复商量，如何才能使张国焘转弯。尔后，他便去找徐向前、陈昌浩，询问如何才能催促张国焘带左路军上来。徐向前说：

“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1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

毛泽东说：

“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

于是，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要他率左路军速出墨洼，向右路军靠拢；并令第4军31团准备粮食，待命前去迎接。任是老谋深算的张国焘再狡猾，至此也没话可说了，不得不率领左路军向草地前进了。

在一次行军中，毛泽东发现路边的沟里有一些被丢弃的羊下水，就让炊事员捞上来，收拾收拾煮熟了，与身边的人一起打了一次牙祭。后来，警卫员王七九想给毛泽东补充一点营养，就从一个喇嘛庙里找来了一副腊羊架子，兴高采烈地说：

“找到好吃的了，给主席改善伙食！”

毛泽东问明情况后严厉地批评了他，命令他马上把东西送回喇嘛庙里，还要摆放到原来的位置上。

吴吉清回忆起过草地的情形说：“几天来，主席不仅把担架和马让给伤病员乘坐，而且每天在行军八九十里途中，还要坚持工作。一路上，他不是和指挥员、战士们谈心，了解部队的思想情况，就是向伤病员询问病情，鼓励医务工作的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医疗护理工作。并且一旦了解到伤病员因缺粮而造成的危难，主席就立刻指示副官处，利用中途休息的时间，杀掉几匹马，把马肉分送给各连队的伤病员。而他自己，每天和战士们一样吃着青稞野菜汤，不要一点马肉。”

负责杀马的副官处的工作人员想让毛泽东吃一点马肉，可他们知道毛泽东的脾气，就趁毛泽东不在的时候，悄悄把一块巴掌大的马肉送到了警卫班。到了宿营地，警卫员拿出马肉，正想混着野菜煮给毛泽东吃，毛泽东瞧见了，责备他们说：

“你们又打埋伏了！”

他吩咐把这块马肉留给后边的病号戴天福吃。警卫员说：

“小戴是重病号，一定能分到一块马肉的。”

毛泽东说：

“还是留下的好，万一他分不到马肉，不就可以补救啦！”

正在此时，一位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小戴同志牺牲了。”

说着，他拿出一块用纸包好的马肉递给毛泽东，流着泪说：

“戴天福同志临死的时候，让我把他分到的这块马肉一定要交给主席。他说，他没有什么好牵挂的，只盼望革命早日成功。请您多多保重身体。他还让我转告警卫班的同志们，好好照顾您。”

毛泽东抑制着悲痛，紧紧盯着那块马肉，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慢慢摘下军帽，低下头为戴天福志哀。少顷，他把马肉包好，抬起头沉痛地说：

“成千成万的烈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牺牲了。这种精神一定会感动全国人民，感动全世界人民，来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而这种正义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

在过草地的第5天，是长征中最艰苦的时候，部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已经断了炊，指战员们粒米未沾牙，个个饿得头晕眼花；毛泽东也只剩下了几小块青稞饼，这还是他一路上吃野菜节省下来的。正行之间，他发现两个战士无声地倒在了路边。他弯下腰去，温和而又亲切地拍拍他们，说：

“同志，不能倒下去。”

一个战士说：

“我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实在走不动了。”

毛泽东默默地掏出那几小块青稞饼，送到两个战士手中，一字一顿地说：

“吃吧，再走一天，就可以出草地了，无论如何要走出去。”

他让警卫员牵过自己的马，把其中最弱的那个战士扶上马去，另一个让人搀着向前走。

在到达班佑的前一天，聂荣臻曾对同事和部下说：

“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1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不然我们就要完了。”

他又给殿后的红3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发电报说：

“1军此次因衣服太缺和一部同志身体太弱，以致连日来牺牲者约百余人。经过我们目睹者均负责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还有，你们出动时，请派一部携带工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

8月27日，右路军全部走过了草地。

10天后，聂荣臻曾收到周恩来发给他的一份电报，电报中说：

“据3军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1军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400人以上。”

欲知红4方面军能否过草地，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在沙窝会议后，中革军委将红1、红4方面军混合编队，分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特意把朱德、刘伯承等一批军事指挥员安排在左路军，为的是钳制张国焘，而把徐向前、陈昌浩安排在右路军，目的是拆散张国焘的核心力量，同时也可以随时教育他们，真可谓是用心良苦。而张国焘之所以同意这样安排，则是因为他认为由徐向前、陈昌浩控制着右路军，自己又控制了左路军，已经稳操胜算了。后人评价毛泽东，说他智慧超人，往往在最艰难的时候能把方方面面的问题和可能性及应对措施都考虑到，不愧是杰出的政治家、谋略家，此言不虚也。

第62章 1935年8月28日—

“既然要南下嘛，中央政治局要开个常委会统一一下思想，还要把1军调回来呐。恩来同志和稼祥同志病在3军军部，我和洛甫、博古今晚找他们开个会吧。”

话说距离巴西、班佑50公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那里有胡宗南的部队把守。胡宗南得知红军北出的消息后，急调驻守漳腊的伍诚仁第49师，星夜向包座增援。

1935年8月28日，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阿西一带，毛泽东、张闻天和中央机关住在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的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巴西。

此时，右路军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之前，攻占包座，出师甘南。如果丧失战机，右路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徐向前鉴于1、3军减员较多，就向中央建议说：由30军和4军攻打包座。毛泽东和中央批准了他的建议。于是，前敌总指挥部立即致电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说：

“敌胡宗南部已进占包座，并以49师向包座增援，企图阻击我军北进。根据中央的指示，要占领包座，尔后歼灭49师。你部立即转向东行动，以最快的动作强占包座，尔后歼灭49师，保障全军顺利北进。”

程世才、李先念接到命令，马上命令红89师为前卫，全军火速向包座进发。二人部署已毕，策马直奔中央驻地，向毛泽东、徐向前汇报情况。毛泽东和徐向前决定，速战速决，首先拿下上下包座，尔后集中兵力打援。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等抓住国民党军在甘南防守比较空虚的有利时机，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决定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待左路军到达后，用小部队向四川南坪、甘肃文县佯动，集中主力从东北方向的甘肃武都、西固县、岷县间打出去。

按照预定计划，左路军在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下，向阿坝地区开进，尔后东进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南前进。此时，左路军前卫部队红5军，已经抵达了黄河支流葛曲河边墨洼附近。

8月29日至31日，右路军的30军和4军攻占了上、下包座，又毙伤其援军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0余挺，电台1部，七八百只牦牛和马匹，以及大批粮食和弹药。毛泽东闻报，高兴地说：

“4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蒋介石接到胡宗南的败报，顿时大怒，立即下令将受伤的49师师长伍诚仁撤职查办；急电兰州朱绍良，令新编第14师鲁大昌扼守岷县及腊子口；令胡宗南部速回甘肃西固县堵截；令王均部在岷县、天水、武山地区防堵。

1935年9月1日，毛泽东和徐向前、陈昌浩联名把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电告张国焘。电文中说：目前的敌情、我情、地理情况，极有利于红军按原定的计划向甘南发展。右路军正准备派部队送马匹、牦牛和粮食去接应你们。

张国焘接到电报后，拒绝执行中央的指示，又提出南下川康边境的计划，要把右路军和左路军全部拖回到天全、芦山、丹巴地区。

9月3日，张国焘要朱德和他一起发电报令右路军南下，遭到朱德拒绝，他就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电报中说：

“葛曲河上游侦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只能吃3天，25师只2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3路全部返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事实上，朱德、刘伯承因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张，已派人骑马测试葛曲河河水的深浅，最深的地方也不过到马肚子的部位，证明部队完全可以过河北上。何况4方面军有一支100多人的有经验的造船队，随左路军行动，完全可以就地取材，营造渡河工具。他们就向张国焘提出，部队应该按原计划北上，与右路军会师。张国焘根本不理睬。

张国焘要求南下的错误主张和行动，当然是中共中央不能同意的。毛泽东等人决定：按照原定计划率部北上。

9月4日，毛泽东派前锋红1军出发北进俄界（即今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

9月5日，张国焘擅自命令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还强迫已东进到葛曲河边墨洼的前卫部队红5军返回阿坝。

这时，在左路军中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强烈反对张国焘分裂1、4方面军的错误导向，此人就是红9军的陈伯钧。本传前面说过，他原来一直是跟随毛泽东的，在井冈山时因摆弄手枪，误伤战友吕赤致死，是毛泽东救了他一条性命。

陈伯钧在阿坝听到一些人攻击红1方面军的言论，知道是张国焘怂恿挑拨的，非常愤慨。吃过晚饭，他立即给张国焘写信，要求当面谈话，申明他对红1、红4方面军会合后纠纷问题的意见。张国焘把他的信扔在一边，置之不理。

9月8日上午，陈伯钧直接找到张国焘，慷慨陈词，直抒胸臆。他说：

“我深感个别以及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巩固，无中生有，言之过度，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血性男儿，忠勇同志，听闻之下，能不为之痛心疾首！党中一切事件，红军中党员可当面提意见。但在未解决前，绝不允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

张国焘托辞改日再谈。

第二天，陈伯钧又去找张国焘谈话，张国焘避而不见。此后陈伯钧多次找张国焘，张国焘都拖延不见。直到9月13日，陈伯钧才得以见到张国焘，结果是话不投机，不欢而散。不久，张国焘要陈伯钧离开红9军，“休息”一段时间。陈伯钧离开9军时，遭到一些不明真相战士的围攻，望远镜和一应物品均被抢去。11月，陈伯钧写信给张国焘，要求到前方作战，张国焘不许。陈伯钧面对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迫害，始终坚定乐观，有时忍不住引吭高歌，以歌解忧。

再说9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在巴西多次同陈昌浩、徐向前商谈，争取张国焘北上。

9月8日上午9时，毛泽东让徐向前、陈昌浩给朱德、张国焘发了一封特别讲究斗争策略的请示电，电报中说：

“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南坪——笔者注）、岷时间最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1军是否速占罗达（即今迭部县达拉乡洛大村，在俄界东北60多公里处，位于迭部县东部，邻近舟曲、宕昌两县境——笔者注）？3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央政治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在研究这封电报稿时，颇费了一番心机。首先，此电说明右路军已经扫清北进通道，向俄界探进的1军是否占领罗达，3军是否向1军跟进，如果迟疑不决，将贻误战机，请总政委“飞示”；其次，以“正考虑是否南进”来表示中央尊重张国焘南进的主张；特别是毛泽东知道张国焘对自己持有成见，便违心地将自己和张闻天说成是“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而将周恩来抬出来将张国焘一军，因为张国焘自视甚高，而周恩来是党的“六大”选出来的5位常委之一，看看能否镇住张国焘；最后，又以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呼吁团结的重要，并提出上、下两策，张国焘不至于怀疑他们有什么不良动机。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确是用心良苦。

是日晚22时，张国焘复电徐向前、陈昌浩说：

“1、3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接着，张国焘又电令左路军的31军政委詹才芳：

“91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往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据有关资料考证，《毛泽东传》等书在“听”字前面加一个“不”字，是错误的。“如其听则将其扣留”的意思是：如果蔡树藩听从命令，待他到了马尔康后，即将其部扣留之，不使其北上。后来蔡树藩参加了俄界会议，说明他当时不服从张国焘的命令，没有去马尔康，而是北上了——笔者注），电复处置。”

陈昌浩首先接到张国焘的复电，他拿着电令去找徐向前商量。徐向前说：

“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

这样，陈昌浩就去向张闻天、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当即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因为周恩来患病未愈，起不了床，会议地点就选在周恩来的住处，并让陈昌浩打电话通知徐向前到那里参加会议。

深夜时分，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来到周恩来驻地， 7人举行紧急会议，着重讨论南下与北上问题。毛泽东在会前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他在会上念了一下，要求徐向前、陈昌浩表态。陈昌浩说：

“我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

徐向前表态说：

“我同意中央的意见。”

就这样，徐向前、陈昌浩当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将这一份以7人名义致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的电报，发给了张国焘。电文中写道：

朱、张、刘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需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1、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700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定开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8000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粮之虞。（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丁）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2、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3、目前胡敌不敢动，朱、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25、26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

昌浩、泽东、稼祥

9月8日 22时

9月9日上午，彭德怀来到前敌总指挥部，和徐向前、陈昌浩聊了一会儿有关北进的事。

此时在阿西的红3军部离巴西前敌总指挥部和毛泽东的住处大约有8到10公里，彭德怀每天都会随时到前敌总指挥部转一转，了解一下军情，还要到毛泽东处听取指示。

彭德怀刚一离开总指挥部，陈昌浩、徐向前就接到了左路军的来电。张国焘在致陈昌浩、徐向前并转中央的电报中说：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做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25、93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10天行军，左路20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2、若停夏、洮，能立稳脚跟？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深思明告。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25、93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6天行程，沿途有2000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6000户口，苞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2、6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陈昌浩一看张国焘的来电，一反常态，立即表示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意把4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亦表示赞成张国焘的主张。于是，陈昌浩就拿着电报来见毛泽东等人，并说明4方面军的部队愿意南下。毛泽东看了电报，听了陈昌浩的意见，很不高兴，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

陈昌浩走后，毛泽东和张闻天立即以中央名义复电张国焘说：

“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是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迅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这天午饭后，彭德怀再次来到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在谈话中已经改变了口气，他对彭德怀说，阿坝比通、南、巴（即4方面军原川陕根据地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地——笔者注）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他一句也不说了。彭德怀一听，就猜想可能是张国焘又来了什么新指示，他也不再说什么，只是听。离开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马上到毛泽东处作了汇报。毛泽东说，中央已经知道了。他便把陈昌浩将张国焘发来的电报交给中央、中央又如何致电张国焘促他北上一事说了一遍。彭德怀这才明白陈昌浩何以前后判若两人。他问毛泽东：

“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1军已经走了两天，4方面军的部队如果要解散3军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在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说：

“不可。”

彭德怀心想，如果张国焘强制3军南进，1军也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1军就是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如果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想到此，他不免有些懊丧，闷闷不乐地走了。

彭德怀走后不到一小时，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急匆匆地给毛泽东送来了张国焘发给徐向前、陈昌浩的一份密电。

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叶剑英在1981年、1982年的谈话记录是这样写的：“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

毛泽东在叶剑英走后，立即找到张闻天和博古，又找来彭德怀，将抄件给他们传看，众人大惊失色。毛泽东提议，今晚到红3军军部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议如何离开这是非之地。

彭德怀在离开前敌总指挥部时，找到叶剑英，商量如何取出军用地图并带出军委2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红3军部，叶剑英同意想办法。彭德怀刚走，张闻天、博古也来找叶剑英，劝他说：

“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

叶剑英非常清楚，如果自己一走，整个中央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于是就说：

“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黄昏时分，毛泽东若无其事地来到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的住处。陈昌浩见毛泽东来了，就说：

“张总政委来电要我们南进。”

毛泽东平静地问：

“你的意思如何？”

陈昌浩说：

“我看我们还是一道南下，有不同意见，与老张见面后再议。”

毛泽东故意沉吟片刻，说：

“原来我们曾考虑过南下这种可能，如果南下走不通，以后还是北上吧。既然要南下嘛，中央政治局要开个常委会统一一下思想，还要把1军调回来。恩来同志和稼祥同志病在3军军部，我和洛甫、博古今晚找他们开个会吧。”

陈昌浩说：

“好，就这么办吧。”

毛泽东借着月光来到徐向前的院子里，也不进屋，叫出徐向前，问道：

“向前啊，现在要南下了，你看怎么办啊？”

徐向前说：

“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4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也不好。”

毛泽东见徐向前心意已决，只说请你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回到住处，他立即和张闻天、博古一起去红3军部所在地阿西。一到红3军部，毛泽东马上用红3军新编的密码给林彪、聂荣臻发去电报，说行动方针有变，命令红1军在原地待命。

原来，彭德怀在张国焘收缴了老密码后，已让人编写了一套新的密码本，派朝鲜籍的武亭带着指北针寻找红1军走过的行踪，务必把电台密码送给林彪和聂荣臻。恰巧这天武亭刚刚送到红1军部，就派上了用场。

毛泽东发完电报，和张闻天、博古、彭德怀一块儿来到周恩来、王稼祥的住处，举行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阿西会议”。

毛泽东首先分析了红1、红4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倚仗优势兵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接着他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为了贯彻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红3军和军委纵队应该连夜转移，脱离险境。

会议决定：由红1、红3军和军委纵队组成北上先遣队，继续向甘南前进。会议还决定：右路军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委托毛泽东起草一份《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阿西会议一结束，脱离险境的准备工作立即迅速而秘密地开始进行。毛泽东要求红3军派一支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北上，彭德怀亲自向红10团政委杨勇交代了这一任务。杨勇小心地问道：

“这样一来，红军不就分裂了吗？”

彭德怀说：

“那也没有办法，我看这是暂时的，以后还会走到一块儿。”

杨勇又问：

“他们人多势众，会不会来找我们？”

彭德怀说：

“有可能，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但尽量避免冲突。”

凌晨时分，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及红3军开始造炊用餐，尔后由红3军在山上负责警戒，并担任后卫，各部先后从巴西及其附近撤离。

李德让红军大学党总支书记莫文骅组织大家随中央北上，并嘱咐他密切注意红军大学教育长、原红4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的行动，防止他把部队带走。

毛泽东和彭德怀为了能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情况，随着杨勇的红10团走在中央机关的最后面。彭德怀问毛泽东：

“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杨勇插话说：

“那我们就坚决同他打！”

毛泽东忙说：

“打不得，打不得！如果真是那样，那我们就只好跟他们一起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就在这时候，徐向前、陈昌浩得到报告说，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二人大吃一惊，正疑惑间，4军军长许仕有打来了电话，报告说：

“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

红军大学的何畏也打来电话，询问：

“是不是有命令叫走？我们这里已经有人准备出发了。”

陈昌浩急了，连忙对着话筒说：

“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停止行动！”

徐向前呆坐在床上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许仕有又打来电话问：

“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

“怎么办？”

徐向前说：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按照徐向前的意见作了答复，又马上派李特带一队骑兵追赶中央各部，劝说中央率军南下。他让李特带给彭德怀一封信，要红3军停止北进，回头南下。

天快亮了，已经集合起来的红军大学师生们开始出发，李特带着一队骑兵疾驰而来，他们绕着部队喊：

“4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

“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走，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

“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

师生们即刻炸了窝，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一些4方面军的学员也跟着喊：“我们不走了！”“不能跟他们走！”

红1方面军的学员听到有人骂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气愤，可又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儿。前面已经出发的学员也停下了脚步。

李德见状，急忙窜上去拉着李特的马，斥责他的分裂言行，三言两语之间，竟把矮胖的李特从马上拉了下来。李特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李德骂李特是“流氓”，并要拉着李特去见毛泽东，说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把部队拉走。

欲知毛泽东如何带领部队脱离险境，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我读党史数十年，一直不理解在左路军数万指战员之中除了朱德、刘伯承外，何以竟无一人站出来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今读陈伯钧上将一节，始知在左路军中并非没有胆识兼备、耿直忠勇之士。壮哉，陈上将！诚然，陈伯钧此举是基于对毛泽东和红1方面军的朴素情感，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完全了解和爱戴。即便是这样，他在邪恶势力面前敢于挺身而出，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下面的故事中，将要说到的是另一些出自红1方面军的军级领导人，他们就与陈伯钧大不相同了。这些人不但不反对张国焘的错误，反而助纣为虐！自古以来势利盲从者，误己误人；明哲保身者，误国误民。假如在左路军中多一些像陈伯钧这样的人，多一些像后面还要讲到的彭绍辉、董振堂、郭天民一班忠贞耿直的将军们，那么张国焘分裂中央、南下、西进的阴谋还能够得逞吗？红4方面军数万指战员还会惨遭杀戮和蹂躏吗？

第63章 1935年9月10日—

“我们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先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相信，不出1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会来的。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嘛！”

话说正当李德和李特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毛泽东赶了过来。有人喊了声：

“毛主席来了！”

骚乱的人群蓦然安静下来，毛泽东和几位领导人从西南边走来了。在人们的簇拥下，李德扭着李特朝毛泽东走去，一路推推搡搡，吵个不停。毛泽东说：

“不要吵了！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

李特怒气冲冲地说：

“现在总政委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说：

“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现在只有北上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西、甘肃的敌人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我们可以竖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李特一听就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毛泽东是逃跑主义，数落中央红军丢掉江西苏区的罪行。李德见李特已经控制不住情绪了，一下子就把他紧紧抱住，任凭他怎样挣扎，也摆脱不了自己的控制。毛泽东让李德松手，正告李特说：

“彭德怀同志率领的3军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李特闻言，有所顾忌，就未敢轻举妄动。毛泽东又说：

“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的敌人力量很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甘孜建立根据地是困难的。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的出路。希望他能认清形势，率部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

正在此时，彭德怀也赶来了，李特把陈昌浩写的信送给彭德怀，并让步说：

“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学校4方面军的学员要南下。”

毛泽东说：

“可以，红军学校4方面军学员回去跟4方面军南下吧，我们特科团的干部要北上。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先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会来的。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嘛！”

他转对彭德怀说：

“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去，放他们去！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他又指着李特对彭德怀说：

“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此时已经是1935年9月10日上午8时，红军大学中4方面军的学员大部分随着李特回去了，只有工兵科的4方面军学员一个也不愿走，他们跟着毛泽东又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天到这般时候，叶剑英还没有跟上来，大家都担心他出了什么问题。不久，叶剑英和二局局长曾希圣带着二局的全部人马赶来了。毛泽东高兴地说：

“哎呀！剑英同志你来了，好！好！”

部队在行军途中散发了毛泽东9日连夜起草并用蜡板刻印的《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他在告同志书中写道：

“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

毛泽东在告同志书中号召红军指战员：

“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这天上午，前敌总指挥部像是开了锅，师长、军长们都来了，许仕有跳着脚骂了起来：

“他娘的，住店的临走还要告诉一下房东。他们走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搞什么突然袭击！”

几个师长也随声附和，你一言我一语，唠叨个没完。

许仕有，小名有德，1905年2月28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许家洼（后属河南省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许存仁是一个勤劳忠厚的种田好手，母亲李氏是有名的贤妻良母。许仕有少年放羊时，扒了恶霸李静轩地里的两个红薯充饥，被李静轩打了一顿，李静轩还牵走了他家两只羊。母亲上门评理，也被李静轩打了一顿，许仕有发誓要报此仇。他从嵩山少林寺学武归来的一个晚上，手提大刀闯入李家，将李静轩的头颅砍下来挂在山头的树枝上，摸黑跑上后山逃亡，投身于吴佩孚的军队。1924年农历三月初八，许仕有经当地一位妇女介绍与朱锡民成亲，后生有一子。在北伐战争时期，许仕有随其所在的北洋军阀部队起义，参加国民革命军。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回到家乡，成为乘马岗六乡农民义勇队大队长兼炮兵队队长，11月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成立后，他历任班长、排长、营长，后任红4方面军第4军第12师34团团长。1932年红4方面军第2次反“围剿”失利后，向川陕转移。8月，许仕有在转移途中路过许家洼，回到家中见到了母亲和妻子朱锡民。朱锡民含泪送别了许仕有，后来被迫改嫁给一个以杀猪为业的王姓青年。1933年7月，许仕有任红9军副军长兼25师师长，后任红4军副军长、军长。

且说正当前敌总指挥部一片混乱之际，陈昌浩、徐向前接到了中共中央发给他们的电报，电文中说：

“9日张国焘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屡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取消该电。”

电文中所说的“中央已另电取消该电”，指的就是那一天毛泽东、张闻天以中央名义发给张国焘的促他北上的那封电报。

9月11日，毛泽东率领红3军等各部陆续到达甘肃省迭部县的俄界地区。

俄界是岷山脚下的一个藏族区，红军一进入这个地区，藏族群众都躲起来了。部队先是断了食盐，接着是严重的粮荒。指战员们一天只能吃两顿饭，还是青稞面混合着野芹菜、豌豆叶熬成的汤，警卫员端着这样的伙食犯了嘀咕，心想，让主席吃这样的饭怎么行呢？毛泽东见他面有难色，便接过碗边吃边说：

“现在全军都在吃青稞混野菜，我们也要吃。你没有听说上古的时候神农氏为了给人治病，尝过百草吗？我们今天为了北上抗日，也得吃点苦。吃苦是光荣的事，没有今天的苦，就没有明天的胜利。当然，这种苦只有我们才能吃得下去，因为我们深信革命一定能够成功。”

部队与红1军会合后，毛泽东等人才了解到俄界是由一个杨姓土司控制的，这位土司是杨家的第10代传人，第19任土司，藏名谢代。自从14世纪杨家第一代祖先开始向明朝皇帝纳贡以来，这个地区一直由杨家的子孙掌管，世世代代向政府纳贡。谢代继任以来也按照传统向国民党贡献盐巴、粮食以及采炼出来的粗糙的金银。此前，经过红1军有关部门交涉，谢代答应也向红军敞开供应粮食，不用任何书面协定和手续，只需要红军回送一些枪支弹药以装备他的武装。好在中央机关、红3军、军委纵队与红1军合在一起也不过六七千人，在这里住上三五天不成问题。这样，人困马乏的中央红军就在俄界得到了一个极好的休整和补充给养的机会。

再说在9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等人以中共中央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刻率左路军北上。电文中写道：

国焘同志：

1、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2、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1、3军在罗达、俄界集中。3、左路军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9月12日，张国焘在给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转呈中央的电报中质问道：

“据徐、陈报告，三军撤去脚丈寺、班佑警戒，并秘密开走，次日胡敌反占班佑。30团开班佑，在途与敌相遇，团长受伤，伤亡百余，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红大已分裂，剑英、尚昆等均在逃，兄等未留一人在徐、陈处，用意安在？”“兄等走后，次晨胡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重要关头，只须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何以至此？”

晚22时，张国焘又直接发电报给红1、红3军的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说：

“1、3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真会断送1、3军的。”“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9月12日晚，中共中央在俄界（高吉村）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列席会议的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还有红1军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红3军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青，一共是21人。

毛泽东首先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首次点名批评了张国焘反对北上方针的机会主义错误，他说：

“我们坚持北上的方针，但张国焘却反对，坚持机会主义方针。1、4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起初是按兵不动。7月初，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结果由于张国焘从中阻挠而未能实现。张国焘到芦花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动红4方面军北上；但未到毛儿盖又动摇了。到了阿坝以后便不愿北上，又要右路军南下。这时，中央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在周恩来处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议，决定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北上。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的决定，拒不执行北上的方针，这是不对的。张国焘坚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南面地形不好，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作战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来源，战略退路也没有，如果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很明显，中央不能把1、3军带去走这条绝路。党中央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红军总的行动方针是北进，但考虑到目前党中央是率领1、3军单独北进，力量是削弱了，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行动方针应该有所变化，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争取苏联的帮助，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依靠游击战争，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

会议中间，关于对张国焘错误的定性和处理办法，有人主张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不同意，他说：

“我不同意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做法。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和通江县、南江县与巴中县时，已经犯了部分的严重错误；在粉碎四川敌人6路进攻，退出通、南、巴苏区后，便形成了一条错误路线。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应当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4方面军的干部。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想到4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也关系到1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人，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应尽一切可能做工作，争取4方面军北上，向南是没有出路的。”“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4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

经过讨论，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对于张国焘的处理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中说：

“4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塞维克的方针。”

《决定》中还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与反党行为。

会议讨论了北上部队的组织问题，决定把红1、红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为副司令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

会议还建立了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以叶剑英、邓发、李维汉、蔡树藩为委员，研究部队整编方案。

9月13日，红1、红3军、军委纵队继续北上。毛泽东等随红1军走在前面，彭德怀和叶剑英率红3军、军委纵队走在后面。

就在9月13日这一天，张国焘在阿坝格尔登寺大殿内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场旁边一个戏台子上扯着一条醒目的横幅，上面写着“反对毛、张、周、博向北逃跑”。张国焘在讲话中说：

“同志们，今天的会，大家一看标语就明白了。10日凌晨，右路军发生了令人愤慨的不幸事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私自率领1、3军向北行动，破坏了中央和红军的一致行动。他们开溜时既不报告，也不交防，导致敌人乘虚而入，我30团遭到重大伤亡！”“他们为什么要开溜呢？因为他们害怕敌人，要逃跑。他们说北上抗日只是借口、托辞、幌子，想逃跑才是真正的目的。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

张国焘还威逼朱德、刘伯承表态“反对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北上抗日的决议”。朱德吸了一口烟，心平气和地说：

“北上抗日是中央的决定，我举了手，是赞成的、拥护的。如果硬要我声明，那我就声明一下：我坚决拥护中央作出的北上抗日的决定。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硬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事。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老蒋看我们的热闹。我拥护北上，你们坚持南下，我就只好跟着南下。”

刘伯承也说：

“从全国形势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还有川军，向南就会碰到他们，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走。”

会后，朱德对刘伯承说：

“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革命，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9月14日，党中央根据俄界会议决定的方针，为了继续争取张国焘北上，又致电张国焘，在电文中恳切地说：

“中央先率领1、3军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30军、4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北上。”

9月15日，张国焘与陕甘支队背道而驰，发布《大军南进政治保障计划》，率部队向着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岗、党坝一带进发。

9月16日，毛泽东到达黑朵寺，他与林彪、聂荣臻接连3次致电彭德怀，部署行动路线和夺取腊子口的战斗计划，电文中说：

“顷据2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1营驻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

电报中所说的腊子口位于甘肃省迭部县东北部，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此地古称天险，民谚云：“人过腊子口，像过老虎口。”而此时国民党军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以1个旅部又3个团的兵力，扼守着腊子口及后面高山之间的峡谷直至岷县，组成交叉火力网，严密封锁着红军陕甘支队的去路。红军陕甘支队若要北上甘肃，除了通过腊子口，别无它路。

红1军红2师由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的先头红4团，接受了夺取腊子口的任务。从地图上看，从红4团所在的位置莫牙寺到腊子口足有100公里，红4团决定连夜行动。

9月16日下午4时，红4团集合在路边的草坪上，政委杨成武对大家说：

“同志们，军部命令我们担任先头团，在3天之内，必须夺取腊子口，为大部队的前进道路扫清障碍，以便早日到达抗日前线。同志们，能完成任务吗？”

“能！”“坚决夺取腊子口！”“坚决完成先头团的光荣任务！”

战士们以雷鸣般的声音回答着。晚饭后，部队趁着夜色浩浩荡荡出发了，一直到次日黄昏，他们走了60多公里的路程才宿营。

9月18日凌晨2时，红4团饱餐一顿又冒雨出发，途中击溃守军1个营，俘虏20多名军官。

下午4时，红4团主力来到离腊子口几里远的地方，前方传来密集的枪声，红4团先头1营已经与守军打响了。王开湘和杨成武策马疾驰，来到腊子口前。1营攻不上去，又退了回来。

此时，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已经来到距离腊子口300米远的朵里寺，等待红4团的消息。

林彪、聂荣臻、陈光、王开湘、杨成武立即带领全团的营、连长，来到前线观察地形，只见在腊子口前两山之间有一条河，水深流急，3米宽的河面上横架一座东西走向的独木桥。要夺取腊子口，除了通过这个独木桥别无它路，而守军在独木桥东头顶端丈把高的悬涯上修筑了几个碉堡。据俘虏称，这个工事里有1个机枪排，4挺重机枪对着红军必经的一片30—40米宽、100米长的开阔地。只有通过了这片开阔地，才能到达两边是悬崖峭壁、宽仅8米的腊子口的隘口。

林彪看了多时，面有难色。他心里想：这仗只能智取，不能硬打，可是又怎么个智取法呢？他转身问聂荣臻：

“到腊子口还有何处可进？”

聂荣臻觉得他问得太奇怪了，明明知道去腊子口只有一条路可走，哪儿还有其它路好走呢？就没好气地说：

“除非，除非飞过去。”

林彪闻言一震，马上从聂荣臻的话里获取了灵感。他不但不生气，反而拍手叫道：

“好，飞过去！”

王开湘和杨成武听林彪如此说，都感到莫名其妙：这么险峻的山峰，我们又没有翅膀，怎么飞得上去？

林彪回到军部，一直琢磨如何飞过去的问题。他又给杨成武挂了个电话，命令杨成武在“飞”字上下功夫，叫他只能智取，不能硬拼。杨成武、王开湘等人便在前线反复琢磨地形，终于发现了守军有两个弱点：一是守军的炮楼上没有顶盖。二是隘口上的兵力集中在正面，山顶上没有人。

王开湘、杨成武回到部队立即召开红4团士兵大会，反复研究如何夺取腊子口。他们最后决定，由政委杨成武在正面指挥红6连组织突击队攻击；团长王开湘率两个连迂回到敌后，由只有十七八岁在贵州入伍的苗族战士、也是飞夺泸定桥勇士之一的绰号“云贵川”，领头攀缘绝壁，实行奇袭。这就是林彪所说的“飞过去”。

王开湘、杨成武将作战计划报告给陕甘支队副司令林彪和红2师师长陈光。林彪、聂荣臻、陈光又观察了地形，马上批准了这一作战计划。

黄昏时分，迂回部队集中了全团所有的绑腿，拧成几条长绳，每个战士身背冲锋枪，腰插十几颗手榴弹，在王开湘团长的带领下首先渡过了腊子河，在太阳落山前，开始攀登悬崖。

正面的攻击也即将开始，毛泽东同陈光、萧华、杨成武亲自看望了20个突击队员。

夜间，战斗开始了，在6连连长杨信义、1营政委胡炳云的指挥下，突击队长王良太带领突击队员手持大刀和手榴弹，悄悄向隘口独木桥边运动，有恃无恐的守军躲在工事里一枪不发，等到红军战士接近桥边时，突然投出一大堆手榴弹。进攻失败了，只剩下王良太和另一个突击队员。王良太负伤7处。

王良太，1917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1933年1月参加红4方面军川陕保卫营，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任命为红33军98师294团2营1排长。1935年3月，他随部参加长征。红1、4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他被调到中央红军部队。

这时候，毛泽东和林彪又一次派人来前沿了解情况，询问突击部队现在什么位置，有什么困难，要不要增援。

杨信义和胡炳云又指挥6连重新组织火力和突击力量进攻，可连续攻了几次，还是接近不了桥头。杨成武命令停止进攻，只进行牵制性射击，等待迂回部队发出信号，再一齐总攻。

团参谋长李英华指定3个通信员专门瞭望右岸悬崖上空，怀表上的时针指向3点、4点……右岸高峰上突然升起了一颗红色信号弹。“砰、砰、砰”正面阵地也接连发射3颗信号弹。山上山下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6连和山上的迂回部队同时发动了猛烈进攻。

9月19日，红4团在晨曦中攻占了天险腊子口。他们当天穷追猛打45公里，缴获了粮食数十万斤和食盐2000斤，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红军自从过草地以来，第一次吃上了饱饭，同时也打开了北上甘南的门户，大家欢欣鼓舞。

毛泽东登上腊子口，对战士们说：

“就是这样的‘天险门户’，也经不住我们红军的攻打。”

红1军参谋长左权召来军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交代他们说：

“你们连立即出发，目标是前进到哈达铺，具体任务是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和物资。”

毛泽东接着说：

“我补充一点，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找点‘精神粮食’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各种都给搞几份来。”

梁兴初和曹德连接受任务后，两人一商量，决定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地朝宕昌县哈达铺进发。

接着，毛泽东等率领红军陕甘支队也离开腊子口，向哈达铺进军，途中需要翻越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雪山——岷山。

岷山和夹金山一样，山上终年积雪，气候恶劣。从山下到山顶必须攀登近15公里的陡峭山路。整个部队在宣传队的鼓动下，情绪很高，大家唱起了《上前线歌》、《反攻胜利歌》和江西民歌。队伍爬到半山腰时，空袭警报响起来了。紧接着，天空出现了几架飞机。毛泽东命令道：

“大家散开！就地坐下，用步枪、机关枪对空射击！”

国民党军的飞机扔下了20多枚炸弹，就飞走了。因为它不敢低飞，投下那么多炸弹只炸死了两匹马和1头驮粮食的牦牛。毛泽东望着身边的战士们，打趣地说：

“敌人又做蚀本生意了，他们要是不走，我们可就有飞机肉吃了。”

这天下午3时，红军胜利登上岷山山顶。下山时，红军陕甘支队指战员们都因最后脱离了雪山草地感到无限欣喜。毛泽东后来写出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著名诗句，正是这种心情的充分表露。

此时红1军先头部队侦察连已经抵达了位于昆仑山东麓的一个小镇哈达铺。说来也是巧合，梁兴初、曹德连率领侦察连到达哈达铺时，鲁大昌的1个少校副官从兰州回来路过哈达铺，带着几驮子书籍、报纸、衣物，曹德连带着战士们把他给截获了。聂荣臻骑着李先念送给他的骡子随红2师进驻哈达铺，曹德连便将这一应物品交给了聂荣臻。聂荣臻一看，这些报纸还都是近期的报纸，其中一张天津《大公报》上登载着徐海东的红军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的消息，还有被称为“匪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报纸上还说：“全陕北23县无一县不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70万，编为赤卫队者20余万，赤军者2万”，“匪军军长刘志丹辖3师……枪有万余”。聂荣臻看罢非常高兴，立即派骑兵通讯员把这张报纸送到毛泽东那里去。

李维汉骑马来到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人正在这里休息。毛泽东见他来了，就招呼道：

“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

李维汉下马凑近一看，毛泽东几个人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刊登着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一问才知道，这报纸是聂荣臻刚派人送来的。

关于陕北的情况，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是知道一些的，但那仅仅是谢子长、刘志丹等人早期在陕北闹红时的情况，因为中央与陕北一直没有无线电联系，所以后来他们如何发展、是否还存在就不清楚了，早些时候在两河口会见张国焘时，听到了有关刘志丹的一些传说，那也只是传说而已。现在看了报纸，毛泽东才知道陕北不但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和一片不小的苏维埃根据地，著名的群众领袖、红26军军长刘志丹还仍然统率着他的部队，坚持斗争，而且徐海东等人率领的红25军居然也到了陕北。他笑容满面地说：

“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

欲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以后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9月12日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时间虽短，却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的报告和会议决定，确立了正确处理党内、军内重大矛盾的方针，为在路线斗争中争取教育多数人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此前，毛泽东曾对李特等人说：“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在这次会议上，他又提出：“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应当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4方面军的干部。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想到4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也关系到1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人，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见和主张都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此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就不会有后来2、4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师，更不会有1、2、4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师了。

第64章 1935年9月20日—

“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而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

话说1935年9月20日上午10时，陕甘支队主力部队开进了哈达铺。哈达铺群众倾城出动，拿出各种食品热情款待这支跋涉了2万4千余里的红军队伍。

哈达铺有二三千居民，男人们看到红军战士讲究礼貌，行为端正，纪律严明，就高兴地说：“真是好战士！”女人们见到女兵觉得十分惊奇：这些短头发、穿军装、皮带上挂着手枪的人真是女人吗？她们把女兵请到自己家里，仔细端详，摸摸她们的胸脯，跟着她们去茅房，确信她们真是女兵后又缠着她们讲战斗故事。

谢觉哉的警卫员在哈达铺的小吃摊上买的食品，是用一张《晋阳日报》包裹的，谢觉哉打开一看，只见沾满油渍的报纸上面记载着：“陕北刘志丹赤匪，连攻6城，拥有正规军5万余，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20万余，密切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他马上拿着报纸去找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这条消息说：

“刘志丹在陕北开辟了一块革命根据地，我们先到了陕北再说吧！”

毛泽东找来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向他了解陕北红军、陕北苏区和刘志丹的情况。

贾拓夫原在陕北工作，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他作为陕北的代表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就留在中央苏区工作。据贾拓夫介绍：陕北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个地区，总面积三四十万平方公里，人口七八十万。

毛泽东听了贾拓夫的介绍，与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研究决定，陕甘支队立即去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

在哈达铺这座古城里，每个红军战士都领到了2块闪闪发光的银元，这些银元是被他们背着经过了雪山、草地保存下来的。哈达铺物价低廉，5元钱可以买到一头七八十斤重的猪，2元钱买一只肥羊，1元钱买5只鸡，1毛钱买20个鸡蛋，5毛钱买七八十斤蔬菜。毛泽东交代说：

“大家都要吃好。”

陕甘支队的指战员们确实吃得不错。他们没收了豪绅们1吨盐，6吨面粉，还有许多大米、麦子和小米。每个连队都杀猪宰羊，每顿饭有3荤2素，比过大年还吃得好。这里简直是天堂，大家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以致于有的战士吃得太多，撑坏了肚子。

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集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开会。他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走进会场时，会场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走上讲台，扫视了一下会场，目睹着眼前这一群衣衫褴褛、憔悴疲惫、面黄肌瘦的红军干部，抑制不住悲喜交集的心情，两眼溢满了泪花。他说：

“同志们，今天是9月22日，自从去年我们离开瑞金，过了于都河，至今快一年了。一年来，我们走了2万多里路，打破了敌人无数次的追、堵、围、剿。尽管天上还有飞机，蒋介石连做梦也想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过来了，过了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过了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过了腊子口，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开会了，这本身就是个伟大的胜利。”

许多干部还是第一次看到毛泽东当众流泪，会场上又一次爆发出热烈掌声。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丢掉了中央根据地，遭到了失败，但到了陕北，毕竟还是胜利了！我们的队伍少了许多人，损失是惨重的。但走过来的同志，经过千锤百炼，都是革命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我们要从头做起。我们虽然战胜了自然界的种种险阻，粉碎了敌人数不清的堵截、追击，也顶住了天上敌人飞机的轰炸。但是，在胜利面前，我们必须冷静分析形势，估计形势。目前在甘肃等待我们和准备截击我们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还有30多万人。朱绍良、毛炳文、王钧等部在甘肃；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在陕甘；在宁夏、青海、甘肃边境还有“四马”，就是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的骑兵和步兵。至于蒋介石本人，态度仍很顽固。他不顾当前的民族危机，一直不肯接受我党1933年1月17日提出的中国工农红军愿在3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仍醉心于打内战，妄想再次用他的优势兵力，消灭他们认为‘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

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烟，接着说：

“国民党反动派把30—40万兵力部署在陕西、甘肃一带追堵我们，对红军北上抗日不能不说是严重威胁。所以，北上抗日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

与会的红军干部们听到这里，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热烈鼓掌。毛泽东挥挥手，要大家安静，他说：

“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而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我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4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5军、9军的同志们和4方面军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也许就在明年这个时候。”

毛泽东的预言将再一次被历史验证。此时会场上又是一片掌声。毛泽东笑笑说：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

会场上顿时安静下来。毛泽东接着宣布了编制委员会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所做出的整编方案。他说：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部队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林彪同志当副司令员，我兼政委。下属3个纵队：

1军为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兼），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

3军为第2纵队，司令员彭德怀（兼），政委李富春，参谋长萧劲光，政治部主任罗瑞卿。

军委纵队为第3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参谋长张经武，政治部主任蔡树藩。

中央直属机关编为直属队。

同志们，我们目前只有8000多人，人员少了一点，但少有少的好处，目标小点，作战灵活性大。人少，更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4军下井冈山时人数还多哩！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说到这里，他举起一个手指头，接着说：

“现在我们应该坚持以打土豪、筹粮筹款为主，又不能侵占工农利益。这是人民军队的一条重要纪律！”

毛泽东最后说：

“经过2万多里的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一定能够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战斗经验，来战胜北上抗日途中的一切困难！你们不要看我们现在人少，我们是经过锻炼的，不论在政治上，体力上，经验上，个个都是经过了考验的，是很强的，我们1个可以当10个，10个可以当100个。特别是中央直接领导我们，这是我们胜利的保证。

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

红色鼓动家的激情，点燃了红军陕甘支队指挥员们胸中的火焰，大家无不激动万分，不少人高声喊道：

“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到陕甘根据地去！”“前进！前进！”“和25军、26军会师！”

会议结束后，陕甘支队各部按照中央的决定进行了整编。

陕甘支队各级领导人员除了毛泽东已经宣布的以外，其他的成员还有支队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弼庭，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周桓，地方工作部部长：刘少奇，秘书长：周桓（兼），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后方勤务部部长：杨至成，随营政治处主任：莫文骅。

陕甘支队司令部第1科（作战）科长：伍修权，副科长：聂鹤亭，第2科（侦察）科长：张劲武，第3科（通信）科长：王诤，第4科（管理）科长：杨立三，第5科（教育）科长：边章五，机要科科长：孙开楚。

先遣工作团主任：叶季壮（总参谋部管理局局长）。

第1纵队其他领导成员：政治部副主任 罗荣桓，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谭政，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邓小平，政治保卫分局局长 袁国平，政治保卫分局副局长 周兴，司令部作战科科长 陈光，教导队队长 陈奇涵，供给部部长 赵尔陆，卫生部部长 姜齐贤。

直属队 总支书记 黎同新。

第1大队大队长 杨得志，副大队长 陈正湘，政治委员 萧华，参谋长 耿飚，总支书记 周冠南。

第2大队大队长 龙振文（9月牺牲）、李英华（10月牺牲）、梁兴初，政治委员 邓华，总支书记 吴文玉。

第4大队大队长 黄开湘，副大队长 张仁初，政治委员 杨成武，总支书记 罗华生，政治处主任 谭冠三。

第5大队大队长 张振山，政治委员 赖传珠（后由黄甦接任），参谋长 王秉璋。

第2纵队其他领导成员：司令员 彭雪枫（接彭德怀），政治委员 欧阳钦（接李富春），政治委员 李志民（接欧阳钦），副司令员 刘亚楼，秘书长 李鸣铁，政治保卫分局局长 张纯清，供给部部长 周玉成，卫生部部长 饶正锡，卫生部副部长 曾育生。

直属队 总支书记 甘渭汉。

第10大队大队长 黄珍（李天佑接任），政治委员 杨勇，总支书记 杨勇（兼）。

第11大队大队长 邓国清，政治委员 王明（后改名为王平），总支书记 郭林祥。

第12大队大队长 姚喆（后文年生接任）政治委员 苏振华，政治部主任 谭甫仁，参谋长 何德全。

第13大队大队长 彭雪枫（后陈赓接任）政治委员 张爱萍。

第3纵队其他领导成员：总支书记 李涛，政治保卫分局局长 许建国，秘书长 萧向荣。

随营学校（由原干部团改称）校长 周昆，政治委员 宋任穷。

此时，集结在甘肃境内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二三十万人马，准备在渭水堵截红军。在渭河沿岸，从和政、临洮、陕西武山到天水一线，驻扎着国民党第3军一部、东北军51军于学忠部和鲁大昌的新编第14师。

9月23日，毛泽东指示陕甘支队以一部兵力，离开哈达铺，东进岷县闾井镇，佯攻天水，以造成敌人的过失。

此前，中共中央曾把进入甘肃后的各方面情况电告了张国焘等人，希望他们立即率队北进，同陕甘支队会合。但是张国焘继续坚持反党分裂活动，公然诬蔑中共中央北上方针为“机会主义”，煽动左路军对党中央正确方针的怀疑和不满。这时候，陕甘支队在哈达铺已经等了几天，毛泽东确知张国焘已率军南下，即决定率领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向陕北根据地前进。

毛泽东和彭德怀随林彪的第1纵队司令部行动。毛泽东还把贾拓夫带在身边，随时了解敌情，掌握行军路线。陕甘支队以每天60余公里的速度，在一天一夜又两个半天里赶到了渭河。

此时，陕甘支队一部兵力佯攻天水，国民党守军信以为真，便将主力集结于天水一线，只有一部分兵力占领着渭水河沿岸的武山、漳县。

9月26日，陕甘支队在武山县鸳鸯镇和山丹镇之间顺利北渡渭河。红军战士们既欢欣鼓舞，又感到有点遗憾，因为未经过什么战斗就过了河。等全军到了渭水河北岸，从两翼赶来的国民党守军才打响了机关枪和迫击炮。有的战士说：“老子过了河，你们才来，晚了点。”有的战士说：“他们是送弹药来的，我们应该欢迎。”

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叶剑英、邓发、贾拓夫登上一座土山，观察敌情。彭德怀问毛泽东：

“主席，你看怎么办？”

毛泽东看了看将要落山的太阳，从容不迫地说：

“让他们打好了，随便派两个连分头还击，放几声冷枪，吓唬吓唬他们。他们是不敢怎么样的。”

毛泽东的话听起来简直像开玩笑。可结果正如他所料，两翼赶来的守军很快被小股红军的冷枪吓跑了。红军战士们都说：

“毛主席神机妙算，料敌如神。”

其实，毛泽东早已算定，渭水河边不可能有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只是遇到了小股守军，再加上天色已晚，武山、漳县的守军是不敢在夜间出来追击的。

9月27日，毛泽东等人率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至此，已经顺利通过了国民党军的渭河封锁线。

陕甘支队在榜罗镇的一所小学里获得了很多报纸。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北方的很多材料。报纸也登载了从鄂豫皖来到陕北的红25军与陕北红26军、红27军会合的具体情况，他兴奋得诗兴大发，当夜写出了《七律·长征》。

毛泽东后来在批注中写道 ：

“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9月28日，毛泽东根据获得的新材料和贾拓夫介绍的情况，在榜罗镇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此时的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会议正式决定：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陕北去，把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同当地红军一起，巩固与扩大陕甘苏区。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陕甘支队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这一天，风雨交加，因参加会议的人多，没有合适的会场，大会便冒雨在露天的会场里举行。毛泽东首先说：

“我刚写好一首诗，现在就读给大家听听吧，不知行不行？”

在一阵叫好声中，毛泽东用他那清脆的湖南乡音，朗诵了昨夜写出的《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泽东朗诵完毕，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他在讲话中阐述了5个问题：一是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是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三是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四是要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要迅速到达陕北集中；五是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解释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大新战士等。他最后说：

“我们要到陕甘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红25、26、27军的同志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去！任何反革命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当亡国奴，奋勇前进！红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已经让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都看到了！让我们再来表示一次吧！固然，我们的人数比以前少些，但是，我们是中国革命的精华所在，我们担负着革命中心力量的任务。以前如此，现在亦如此！我们自己知道如此，我们的朋友知道如此，我们的敌人也知道如此。”

9月29日，陕甘支队离开榜罗镇北进，当天占领通渭城，歼灭国民党守军300余人。部队在这里休息了两三天，进行政治动员，检查行军纪律，组织会餐和游艺联欢会，做通过西安至兰州大道的军事准备。

1935年10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第10期上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是王明在1935年7月间根据季米特洛夫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方针所起草的，后经王明、康生等7人专门委员会集体讨论、修改而定稿，并经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审定。《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蒋介石政府卖国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危机，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号召全国同胞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用一切新旧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八一宣言》发表后，很快在国内传播开来。

10月1日下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王若飞一齐骑马来到1大队。政委萧华问大队长杨得志：

“毛主席来了，搞点什么欢迎他呀？”

杨得志看到街上只有卖梨子的，就说：

“就买一些梨子吧。”

正说话间，毛泽东一行来到了大队部，拍拍身上的尘土，与杨得志和萧华握手。萧华、杨得志向毛泽东问好，还不住地说：

“你瘦了，瘦了。”

毛泽东询问部队的情况，萧华作了简单回答。杨得志请大家坐下来吃梨子。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看着铁盆里削了皮切成块的梨子，说：

“梨子呀，好东西，你们有辣椒粉吗？”

杨得志感到奇怪，但还是马上让人去找了一些来，心想，他要辣椒粉干什么？毛泽东看出了杨得志的心思，望着他说：

“杨得志同志呀，你这个湖南人吃没吃过辣椒粉拌梨子呀？”

杨得志说没吃过。毛泽东就把辣椒粉撒在梨子块上，说：

“嗳，好吃得很呀！不是说有酸甜苦辣四大味吗？这一拌，是酸甜辣，没有苦了。来，你们尝尝。”

说着，他蛮有兴趣地吃了起来。杨得志也尝了尝，确实别有风味。杨得志要毛泽东给部队作指示，讲讲形势。毛泽东说：

“你们这个1大队的前身是红1团，红1团在这次大转移中是立了功的。你们一直走在我前面，情况了解得比我多，要讲，应该你们讲嘛！不过我今天要超过你们，走到你们前面去。”

杨得志说：

“那我们就请领导们吃顿饭吧。”

杨得志、萧华引着毛泽东一行人，来到通渭城内一家西北风味十足的饭馆。萧华找到老板，交给他10块光洋，说：

“请办两桌酒席，你尽力办，有好东西全拿出来，菜的份量要大，杯盘要干净，酒要足，而且多放辣子。”

老板连连说：

“解得，解得。”

因为人比较多，萧华本来安排的是两桌，可是到吃饭时，毛泽东却连声说：

“合兵！合兵！”

于是众人便将两桌并到了一起。大家端起酒碗连连碰着说：

“为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干！”

毛泽东兴致很高，端起碗和眼前这些大难不死、走过万水千山的人都碰一下，抿一口酒，微微有些醉了。眼看着两坛酒就喝完了，萧华让老板撤去残席，搬上西瓜。毛泽东一看有西瓜，便让把一盘辣子留下，他把辣子、酱油、醋都抹一些在西瓜上，说这叫“五味俱全”，一再劝张闻天尝一口。张闻天咬了一口，连叫：

“太辣，太辣！”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

“吃辣子的人最革命嘛！”

大家看看张闻天，又看看毛泽东，被逗得哈哈大笑。这天晚上，毛泽东一行人就在部队驻地休息。

10月2日，毛泽东等人率陕甘支队分3路离开通渭北上，第1纵队为右路，第2纵队为左路，第3纵队为中路，向西兰公路挺进。

第1纵队在静宁以西击溃国民党军一部，控制了西兰公路东西10余里。第3纵队进占静宁县的界石铺；第2纵队进至界石铺以西的公益铺。至此，西兰公路被陕甘支队拦腰斩断。

蒋介石闻讯陕甘支队就是由毛泽东率领的从江西出发的红1、红3军团组成的，暴躁异常，叹道：“我6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天不亡毛，非人力之所及也。”他急令毛炳文、马鸿宾和东北军在隆德、平凉、固原一线严密堵截，紧追不舍。

10月4日，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进入平凉、固原大道。

10月5日，陕甘支队兵分两路，从甘肃静宁界石铺出发，第1纵队为右路，第2、第3纵队为左路，向宁夏西吉县的公易镇、兴隆镇一带前进。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随第1纵队行动。

西吉县与海原、固原两县相连，靠近六盘山区，是一个回民聚居地。回族人民信奉伊斯兰教，亦称穆斯林，他们喜欢清洁，禁食猪肉，富于团结斗争精神。中革军委颁发了《回民地区守则》，对部队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对尊重回民风俗习惯提出了具体要求。

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在甘肃通渭县城买了一些猪肉炸制食品，装在布袋里准备路上给毛泽东吃。毛泽东得知此事，坚决让陈昌奉处理掉。陈昌奉只好将食品送给了附近的汉民群众。毛泽东一边行军，一边对工作人员说：

“回民有回民的规矩，比如他们不吃猪肉，不说‘猪’字，这不奇怪。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直至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规矩。你尊重那些规矩，他们就欢迎你，搞得不好，就要打架闹事。我们到了这些地区，一定要注意处理好和回族群众的关系。尤其是路过清真寺和回民的家，不能冒冒失失地进去。”

此时，国民党军第37军毛炳文部正在陕甘支队后面尾追。陕甘支队走后，他们于当天就到了界石铺。毛泽东倒没有把尾追的毛炳文部放在眼里，但他再也想不到现在他却成了党内张国焘的重要通缉犯。

就在10月5日这一天，张国焘在理藩县（今理县）卓木碉一座喇嘛寺庙里主持召开了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会场上挂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标语。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董振堂、彭绍辉、郭天民、陈伯钧、何长工、邵式平、余天云、许仕有等军以上干部，约四五十人。

张国焘在长篇讲话中说，中央领导人被国民党军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直接发展到“私自率红1、3军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中央领导人是“吹牛皮的大家”，“‘左’倾空谈主义”，他们是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侍候，才来参加革命的；一旦革命困难，就悲观，就逃跑。他的结论是：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他要仿效列宁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

与会者一听张国焘说要另立中央，感到特别突然，顿时都傻了眼。就连尽说中共中央坏话的陈昌浩，也没有思想准备，所以他也没有立即发言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第一炮。张国焘一看这情形，就指定红1方面军原红5军团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的地方工作部部长邵式平发言。邵式平曾经和方志敏一起开创闽浙赣苏区，他以一些具体事例，非常激动地说原中共中央如何如何，发泄了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不满。邵式平所讲的事例，红4方面军的人是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据红4方面军的宋侃夫回忆说：“李卓然、何长工、邵式平、罗炳辉等同志讲话，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1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特别是何长工劲头很大，大喊口号：‘打倒毛泽东！’李卓然也细声细语讲了不少。会议由何柳华（即廖承志同志）做的记录，事后刊登在张国焘主办的《干部必读》上。”“朱总、徐帅在这个会上没有讲话，但张国焘在第二中央委员的名单中，仍然写上了朱总、陈绍禹等人的名字。这个会开了整整一天，在会上宣布临时中央的成立，直属共产国际。会上反中央到了顶点，气氛非常紧张，时间是1935年10月。与此同时，成立了“波巴依德瓦”（藏语）中央政府，邵式平同志任主席，熊国炳同志任副主席。”

后来何长工回忆说：“我们被分到左路军的同志跟随张国焘钻进了死胡同，这里不管经过多少曲折和政治上的压力，但最主要的是我要从主观上认识这些问题，跟随张国焘南下犯了执行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当时我任军团政委，又是军委书记，作为军团的主要领导者，我们军团参加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南下，为拉拢我们还把我委以所谓‘中央委员’，这就影响和损坏了9军团广大指战员的政治热情，其责任由我个人负，红9军团其他领导同志及广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

何长工在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路线下迷失了方向，没有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这便成了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毛泽东身边几乎没有了何长工的身影。

且说张国焘接着在会议上宣布“临时中央”的决定：

“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以任弼时、陈铁铮、陈绍禹、项英、陈云、曾洪易、朱阿根、关向应、李立三、夏曦、朱德、张国焘、周纯全、陈昌浩、徐向前、陈毅、李先念、何畏、傅钟、何长工、李维汉、曾传六、王树声、周光坦、黄甦、彭德怀、徐彦刚、吴志明、萧克、王震、李卓然、罗炳辉、吴焕先、高敬亭、曾山、刘英、郑义斋、林彪组织中央委员会。

三、以任弼时、陈绍禹、项英、陈云、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李维汉、曾传六组织中央政治局；以何长工、傅钟为候补委员。

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组织中央书记处，以张国焘为临时中央主席。

五、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周纯全、倪志亮、王树声、董振堂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常务委员。

彭绍辉当夜就给朱德写了一封长信，说出了他的反对意见。没想到他的信中途被张国焘的人截获了，张国焘就把他软禁了起来。军长董振堂怒不可遏，径直去找张国焘。他说：“你又立一个中央，这算个啥？这不是同中央闹对立吗？”

陈伯钧、郭天民也表示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

尽管张国焘在那边又是另立中央，又是通缉毛泽东等人，毛泽东却率领陕甘支队离他越来越远了。

10月5日傍晚，毛泽东一行人宿营在宁夏西吉县兴隆镇以东约3公里的单家集。回民群众听说红军来了，都高高兴兴走出家门，在街道上摆上桌子，放满水果和食品，热烈欢迎红军。戴着白帽子留着白胡须的老人，双手捧着小瓷碗，恭恭敬敬给红军战士敬茶水。

毛泽东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在1个多月前，红25军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率领下，曾经路过这里，他们严格执行民族政策，给回民群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夸奖说：

“25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博古一起去单家集清真寺拜访阿訇。这清真寺因这里的回民是从山西迁徙过来的，所以又名陕义堂清真寺，是当地砖木结构的古建筑之一，既有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又有穆斯林建筑艺术特征。寺院很宽敞，前有大门楼，内设大殿及厢房。伊斯兰教徒只信仰真主，不崇拜偶像，所以寺内没有供奉神像，只铺了一些拜毡和拜垫，陈设十分简朴，显得庄严肃穆。

阿訇姓查，是一位留着白胡须的老人，他身板硬朗，精神矍铄。他听说毛泽东等人是红军的大领导，口中连称：“色俩目”，表示欢迎和敬意。毛泽东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主张保护清真寺，保护回文经典，主张民族平等。”

阿訇非常高兴，马上吩咐下去，让回民给陕甘支队腾房子，粮食也照市价卖给红军。阿訇还盛情邀请毛泽东等人在清真寺吃饭，毛泽东说：

“不打扰了。”

便和张闻天等人一同出了清真寺。这天晚上，毛泽东被安排在清真寺北侧一位姓海的回民家里休息。

10月6日拂晓，毛泽东等人率领部队离开单家集，向固原方向进发。陕甘支队经新店子、什字路、杨家磨、黄河湾一路前行，于当晚到达固原县张易堡一带宿营。

这一天，毛炳文部已经逼近西吉县公易镇，国民党军的飞机在空中侦察轰炸，向单家集一连投下多枚炸弹。

10月7日晨，陕甘支队离开张易堡不久，就踏上了西兰公路，一面阻击第37军毛炳文部李英的24师，一面向六盘山急进。从西兰公路到六盘山，宁夏境内的隆德县是必经之地。

此时，陕甘支队后面有李英的24师紧追不舍，前面有东北军何柱国骑兵第7师门炳岳部在六盘山东麓驻守。毛泽东为了不惊动驻扎在隆德县城的国民党军队，决定部队向东南绕过隆德县境后，从六盘山主峰之一的牛头山北侧过山。

陕甘支队终于来到了位于宁夏南部、甘肃东部、海拔2928米的六盘山前。林彪的第1纵队在青石嘴发现了东北军何柱国部骑兵第7师第19团，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决心要消灭面前的第19团，他派人去找林彪。聂荣臻策马赶上林彪，说：

“主席在找你。”

林彪、聂荣臻调转马头，回到队伍后面。毛泽东见二人来了，开门见山地说：

“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很厉害，你们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怎样砍6条腿，得亲自对部队指导。”

林彪、聂荣臻领命而去，组织参谋人员研究骑兵的战术，制定了一套打骑兵的办法，编成歌诀，印发全军传唱。

不久，林彪、聂荣臻、左权爬上山坡。聂荣臻用望远镜察看地形，叫道：“有情况！”顺手将望远镜给了林彪。林彪一看，有一队骑兵散坐在青石嘴的村子里，正在那里大吃大喝，而村子四周毫无戒备。林彪大喜过望，命令通讯员去请毛泽东。

不一会儿，毛泽东来了，他要林彪、聂荣臻立即召开第1纵队大队以上干部来开会。毛泽东在会上说：

“隘口下面有个村子叫青石嘴，据确切情报，那里驻扎着敌人东北军骑兵第7师的1个团，有几百匹马，别小看它，我们要消灭这股敌人，不然，它拦着我们的去路。”

毛泽东转身从警卫员手里接过两块饼子，一边把它分成小块，一边问：

“都还没吃午饭吧？”

大家点点头。毛泽东笑着说：

“那好，分而食之，打下了青石嘴，再吃好饭。”

在场的人都从毛泽东手里接过一小块饼子，吃了起来。毛泽东也嚼着饼子，又说：

“一定要消灭它们，搬开拦路石，1大队、5大队左右迂回，记住，一定要迂回，由4大队直接从正面冲锋。”

“是！一定遵照毛主席指示，猛打猛冲！”

毛泽东又从警卫员手里接过水壶，拧开壶盖，将水倒在壶盖里，说：

“你们每个人喝一口，喝完了就去打！”

“是！”

大家一个一个接着喝水。杨成武望望林彪，问：

“首长还有什么交代的吗？”

林彪摇摇头，说：

“没有，照主席的命令执行。”

毛泽东痛快地说：

“那好，交代完毕，分头执行。我在这里看着你们打！”

1纵队的3个大队在六盘山前的青石嘴上，好似猛虎下山一般，仅仅用3个多小时，就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缴获战马100多匹，还有10辆马车装载的子弹、军装和布匹。东北军骑兵第19团一共有500多人，除了被击毙者之外，全部当了俘虏。毛泽东喜不自禁，对林彪说：

“这些马就交给你了，回去组织个骑兵队。”

后来第1纵队用缴获的马匹装备了1个骑兵侦察连，从此结束了红军没有骑兵部队的历史。

欲知陕甘支队能否顺利到达陕北？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张国焘在理藩县卓木碉喇嘛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表现是何等的嚣张啊！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候了。你看他又是通缉毛泽东等人，又是成立第二中央，匆匆忙忙地在“忠义堂”大排座次，使各色人等都归了位，自己也坐上了“中央主席”的宝座，真是好不惬意！但他和那些喜欢做梦的人一样，哪里知道做梦娶媳妇好梦难成的道理，到头来只能落一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结局，而这个结局不久就出现了。以阴谋起家必将以阴谋败身，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第65章 1935年10月7日—

“长征是历史上第一次伟大创举。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把共产主义的种子，播种在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

话说毛泽东跟随第1大队行军，沿着小水沟向六盘山上爬去。他身穿一件蓝布长袍，精神焕发，健步前行，一边与战士们谈古论今，一边观赏六盘山的美景。他还对耿飚说：

“听说西北有‘四马’，今后要注意这些‘6条腿’了。你这个参谋长要发动参谋到战士中去，调查一下他们打骑兵的体会，还要向当地的老乡了解敌人骑兵的特点，进行研究，总结出一套打骑兵的经验。”

耿飚报告说：

“敌人骑兵速度很快，但是只要把马打趴下了，骑兵多半摔个半死。”

毛泽东笑着说：

“这叫‘射人先射马’嘛！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有一长必有一短。所以你们要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你们可以编一个‘打骑兵’的歌子，让大家学。”

队伍越过一道山岗后，毛泽东转身招呼身边的人员说：

“休息一会儿吧。”

六盘山山峰奇特险峻，山路盘旋多重，传说六盘山从山上到山下，共有34个盘旋弯道，主峰高达2942米。此山过去有鹿，人们上山顺着鹿的足迹走，故名鹿盘山。久而久之，被叫做六盘山了。

此时，千军万马云集在六盘山，先头部队已经登上了山顶，红旗迎着西风，飘扬在最高峰。毛泽东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习惯地用右手摘下帽子，伸开双腿，挺直腰板极目远眺。六盘山的景色实在太美了。他望着眼前的景色，心情异常兴奋，高兴地对身边的人说：

“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呀，以后可以好好写一写。你们看，天高云淡，红旗漫卷，大雁南飞，六盘山的景色多好呀！”

毛泽东坐在那里久久不忍离去，心中的诗句不断涌出，串成了一首通俗的鼓动诗《长征谣》：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

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

六盘山呀山高峰！赤旗漫卷西风。今日得着长缨，

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这首《长征谣》很快就在红军队伍里传开了。后来，毛泽东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的窑洞里，用铅笔将这首《长征谣》修改成了著名的《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燕。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且说毛泽东和战士们又出发了，走了不一会儿，天空布满了乌云，疾风也一阵紧似一阵，竟然哗啦啦地下起雨来，众人的衣服全都淋湿了。

陈昌奉前几天不知怎么腿又肿了起来，这两天虽然消了肿，身体还是很虚弱，快要到达山顶时，他觉得头昏眼花，一步也挪不动了。毛泽东问他怎么啦，他说：

“主席，这座山恐怕我过不去了。”

说着一头栽倒在地上。毛泽东赶忙把他扶起来，以为他又犯了疟疾，让警卫员把卫生员叫来，拿药给他吃。陈昌奉要毛泽东先走，他说他休息一会儿再走。毛泽东说：

“陈昌奉，这里空气稀薄，又在下雨，你不能在这里休息，无论如何要坚持翻过这座山。”

说罢，他便要和曾先基架着陈昌奉走，可陈昌奉浑身发抖，一步也迈不开腿。毛泽东又问他：

“你是不是冷啊？”

陈昌奉说：

“冷，全身直哆嗦，骨头缝里也发凉。”

毛泽东拿出自己的大衣，说：

“来，你把我的大衣穿上，再喝一点热水，暖和暖和就好了。”

陈昌奉一把抓住毛泽东的手说：

“不，我不穿，我能走。”

他挣扎着想走，终因身体太弱，刚迈一步又昏倒了。当他醒来时，看见曾先基就站在旁边，端着一只水碗，自己身上已经穿上了毛泽东的大衣。毛泽东问他：

“好些了吗？”

陈昌奉说：

“好了，走吧。”

毛泽东说：

“好样的，这才是红军的战士。走！”

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和战士们下了六盘山，宿营在一个小村子里。

1935年10月7日这一天，陕甘支队指战员们一鼓作气，全部翻过了万里长征中的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

10月9日晚，陕甘支队先遣部队赶到甘肃省镇原县北部的三岔，歼灭了距三岔5华里的南山湾堡子敌保安队。

三岔街上只有10多家私人杂货店，住户不多。街北有一所天主教堂，土木结构，面阔3间，面墙用磨砖砌成。

10月10日，陕甘支队主力部队先后到达三岔。

是日晚，3个纵队及司令部均在三岔及其附近宿营。毛泽东住在天主教堂的砖瓦房内，周恩来、彭德怀住在教堂旁边的窑洞里，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住在一华里外的窑洞里。第1纵队林彪、聂荣臻等宿营在三岔街上，2、3纵队彭雪枫、叶剑英、李富春、邓发住在离三岔街5华里的山岗土窑里。

就是在这天傍晚，毛泽东在三岔街天主教堂内接见了红26军骑兵团参谋长刘约三等人。

原来在这三岔境内有一座老爷山，山上有座古庙，这古庙在陕甘宁三省都很有名气。据庙里的老和尚说：老爷山的鸡一叫三省都可以听到，所以老爷山又称为“鸡叫三省山”。庙里经常有不少来自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烧香拜佛。

10月10日这一天，驻扎在老爷山的红26军骑兵团团长康健民、政委高锦纯、参谋长刘约三得到了一个令他们极为兴奋的消息，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们纷纷传言，说共产党毛主席率领的天兵天将在六盘山前青石嘴子一举消灭了东北军骑兵第7师19团，还说见到队伍上的人在到处打听刘志丹的情况。康健民、高锦纯、刘约三便在一起商量，决定以刘志丹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欢迎红军和毛主席进入陕北。

刘约三，曾用名刘宗汉，1903出生于陕西保安县金鼎乡小蒜川村一个农民家庭，7岁入私塾读书，1927年毕业于绥德省立第4师范学校，先在保安县教书，后任保安县教育科长。

在榆林、绥德上学期间，经常和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等同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社会问题，1928经刘志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受中共组织派遣，同吴岱峰到山西吕梁地区组织游击队，9月被迫撤回陕北，加入西北反帝同盟军，任2支队供给主任。1932年2月，他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供应部长。8月，刘约三随杨重远、阎红彦骑兵大队到三原截获一批鸦片，又用鸦片换回大批布匹、棉花、粮食、药品，解决了部队急需。1933年11月，刘约三任红26军42师总后勤处主任。红军离开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时，刘约三留下领导后方工作。1934年，刘约三任保安、安塞、合水、庆阳4县游击队总指挥，在陕甘边袭击地方民团，创建革命武装。11月，他任红26军骑兵第1团参谋长，和杨森率骑兵团智取长武县城，配合庆阳支队奇袭环县，战果卓著。1935年2月，红26军和红27军联合反击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刘约三等带领骑兵团迂回作战，沿途警戒，保护军委和后方机关安全转移。

且说高锦纯用半张麻纸很快就写好了信，刘约三叫上李志俊，带着6名战士就出发了。他们马不停蹄，四处打听，终于在甘肃镇原县三岔找到了陕甘支队。中央警卫部队的哨兵远远发现了刘约三这一小队骑兵，大声喊道：

“你们是干什么的？站住！”

刘约三勒住马，大声回答说：

“我们是刘志丹派来给毛主席送信的！”

李志俊接着说：

“我们是迎接毛主席来的！”

于是，警卫战士就领着他们来到三岔天主教堂内毛泽东的住所。此时，毛泽东刚洗过脚，鞋袜还没有穿上，刘约三将信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信一看，立即赤脚拖着鞋子走出门，站在台阶上大声喊道：

“好消息！好消息！刘志丹同志派人给我们送来了信！”

住在天主教堂隔壁房子里的周恩来和彭德怀闻声赶来了。不多时，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林彪、聂荣臻也来了。众人围坐在毛泽东的住房里，刘约三向他们作了口头汇报。

毛泽东根据刘约三提供的情报，给彭雪枫、叶剑英、邓发等人拍发电报，通报了三岔和环县一带的敌情，部署了明天的行进路线。

这天晚上，周恩来将刘约三安排在老年队休息，老年队长萧劲光和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高兴得连饭也忘记吃了，一直和刘约三聊了大半夜。

10月11日，陕甘支队来到三岔境内的老爷山与红26军骑兵团会合。

10月12日，陕甘支队兵分两路进入环县境内。毛泽东等随第1纵队经车道乡杨家店子（今魏洼村）、杨掌村、刘园子村，虎洞乡沙井子村，小南沟乡天子渠村一路前行。第2、3纵队过演武乡、合道乡、虎洞乡，向郑家湾挺近。

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陕甘支队在这段路上行走得很艰难。“红军官兵要顺着陡峭的沟壁溜下去，然后再爬上来。本以为过了这道沟就可以走平路了，谁知道紧接着又是一道巨大的沟壑。”

10月13日，陕甘支队两路人马会合于郑家湾。

10月14日，陕甘支队进抵环县洪德乡河连湾村，遭到了国民党守备营和地方民团的阻击。1纵队4大队1连连长毛振华率部反击。

据河连湾村展览馆记载：“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红军战士成功拔掉了国民党和地方民团的顽固据点。但可惜的是，毛连长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倒在了距离陕北革命根据地只有几天路程的地方。这一年，他刚满20岁。”

10月15日，陕甘支队1纵队经孟家湾、曹家湾向耿家湾行进；2、3纵队则从玄城沟出发，经祁家原、许家原向兴隆山（亦称东老爷山）进发，并于当日夜宿此地。

据兴隆山附近的村民说：“当时，听说东老爷山又来了队伍，分不清白军、红军的附近村民，纷纷吓得跑到村外去躲藏。后来听说是红军来了，村民们就又回来了，因为红军为老百姓做好事，村里人老早就听说了。”另据《中国共产党环县历史》记载，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虽一路行军打仗，饱受敌人追击和饥饿、劳顿之苦，但仍严守纪律。在兴隆山宿营期间，战士们吃完饭已经半夜了，但全部露营在庙宇之外，司令部和机要人员则住在土坯砌筑的禅堂内，对神龛和殿堂庙宇秋毫无犯。

10月16日，陕甘支队继续前行，陕北就在不远的前方了。

10月17日清晨，毛泽东率部由张家湾子动身，向吴起镇方向挺进，将要进入陕北境内时，迎面看到山上有一块大石碑，上刻“分水岭”3个大字。毛泽东走近去弯腰看看碑文，兴奋地说：

“走下山，就是陕西了，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了，就是长征走过的第11个省了！”

10月18日，陕甘支队抵达位于吴起镇西北部头道川边的铁边城镇，距吴起镇尚有35公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博古，以及林彪、聂荣臻、杨尚昆等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

“我们已到陕西，到保安尚有四五天路程，需要一天休息才好。这几天没有饭吃，不得不走，到前面有粮地方休息。我们要把保安变为苏区。过去敌人对我们是追击，以后会改为围剿。我们要打破这围剿，须在敌人围剿前做很多工作。”

10月19日上午，陕甘支队先头部队进入吴起镇。

吴起镇位于延安市西北部，西北邻定边县，东南接保安县，东北有靖边县，西南是甘肃省的华池县。这里因为白色恐怖严重，老百姓不知道来的是红军还是白军，能躲的都躲起来了，镇里已经是十室九空，但墙上留下来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和乡苏维埃政府的牌子，还是令先头到达的战士们欢呼雀跃：“我们到家了！”

中午时分，3架国民党军飞机追踪骚扰。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等也到达了吴起镇。

张村长将毛泽东安排在一户长工的窑洞里。这是一栋面宽4间的大窑洞，窑洞顶上是高高的山坡，山坡上长着稀疏的松树和灌木。不远处是一个残缺的古城堡和烽火台。毛泽东住在窑洞左侧第1间，没有门板，只是扎个高粱篱笆遮风挡雨。由于劳累过度，他刚一住下就生病了，尽管身体不适，他还是坚持着接待了谢觉哉领来的陕甘边的龚逢春、马福冀和赤安游击队队长兼政委张明科。

龚逢春，1908年出生于陕西城固，1927年至1928年，先后就读于冯玉祥部在西安举办的军官学校和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曾参加中共和共青团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5月，龚逢春转入陕西警备第一旅，1933年随警一旅到西安，7月在陕西耀县参加了王泰吉骑兵团的起义，后在新成立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从事政治工作。1934年夏，他任红26军42师政治部主任，同年冬，调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宣传部部长。1935年3月，他任陕甘边游击队安塞5支队政委；10月调任陕甘边2路游击队政委，得知中共中央和红1方面军到达吴起镇的消息后，即与游击队指挥马福冀迅速赶到吴起镇，和张明科一起向毛泽东汇报了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基本情况。毛泽东问张明科：

“你是哪里人？”

张明科回答说：

“就是本地人。我曾在刘志丹家当过长工，后来，又跟上刘志丹参加了革命。”

毛泽东又问道：

“刘志丹现在哪里？”

张明科顿时显得有些紧张，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毛泽东觉得蹊跷，在他的追问下，张明科看了看龚逢春，这才说刘志丹已经被关押起来了。毛泽东忙问：

“什么时候关押的？为什么？”

张明科说：

“关起来十几天了。到底是啥原因，我也不知道。”

坐在毛泽东身边的周恩来问道：

“关在什么地方”

龚逢春这才开了口，说：

“关在瓦窑堡。听说关押了好几百人，很快就要处决。”

毛泽东闻言大吃一惊，这个消息使他坐卧不安。他让张明科拿着他的“鸡毛信”，马上去追寻先期入陕的鄂豫皖红25军领导人徐海东、程子华。

是日晚，陕甘支队各部进驻吴起镇。成仿吾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傍晚，刚吃过晚饭，司令部命令各纵队都进驻吴起镇及附近村落。大家听到这个命令，莫不十分高兴，因为就要回到红区了。很多人忘记了几天行军的疲劳，像小孩一样，连跳带跑，直往吴起镇跑去。但是，当我们进入吴起镇时，群众误以为是匪军又来骚扰，仓皇逃避一空。我们在街上与窑洞内外，到处发现‘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刘志丹’的标语，确定这已是陕北红区的地方了。大家兴奋地不约而同地说：‘我们真的回到自己家了!’于是四处去找群众，半天找着几个老头、老太太，却语言不通，讲什么都说：‘解不下’，我们的同志误以为群众‘害怕’，因为音很相近。战士们首先把街道打扫干净，贴上各种标语，如‘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二十五、六、七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不久那些老人又找来了一些群众。很快当地的支部书记与乡政府主席回来了，他们和战士们热烈握手，战士们把乡干部们围起来，差一点把他们举上天空，口里说着南腔北调，但一张张的脸上表现出十分激动的心情，有的人热泪久久挂在脸上。乡干部们很热情地和部队的负责同志研究解决各种需要。第二天早晨，全镇的男女老少都回来了，见了我们一个个笑容满面，不断地说：‘啊!原来是咱们自己人!’”

再说蒋介石早在陕甘支队即将进入陕北的时候，就命令东北军和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进行堵截，歼灭红军。当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后，那些骑兵也就跟踪而来了。他们自恃人多势众，装备精良，以骑兵为主力先行，步兵随后跟进，气势汹汹向吴起镇杀来，准备一举歼灭陕甘支队。

毛泽东觉得若让国民党的骑兵一直跟进陕北，对陕北苏区十分不利。他对第1纵队的林彪、聂荣臻说：

“要想办法打它一下。”

为此，毛泽东在苏维埃乡政府的窑洞里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听取了有关的情况汇报，定下了打击尾追之敌的决心。他对支队以上的干部们说：

“后面的敌人是条讨厌的‘尾巴’，一定要把这条尾巴斩断在根据地门外，不能引狼入室，不要把敌人带进陕甘根据地，祸害老区人民。是的，正如蒋介石所料，我们的确很疲劳，本该休整一下，但敌人不答应，不过他们也疲劳。”

毛泽东号召大家坚决打好这一仗，作为与陕北红军会师的见面礼。他亲自进行了战斗部署：以第3纵队干部团阻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的集结和展开；以第2纵队为左翼；由第1纵队在正面向吴起镇西北部的敌骑兵进行突击。他还亲自给一部分参战部队进行了战斗动员，他说：

“敌人如此猖狂，我们要狠狠打击消灭他们！”

10月20日，带病出征的毛泽东躺在担架上，由警卫员抬着过了洛河，爬上平顶山大峁梁，亲自指挥一场步兵打骑兵、疲劳对疲劳的入陕第一仗。

这一天，国民党军骑兵分两路由头道川、二道川分别进入陕甘支队阵地。

10月21日清晨，彭德怀遵照毛泽东不把追兵带进陕北苏区的“砍尾巴”部署，指挥陕甘支队主力在吴起镇头道川两边的山岭上和沟道里伏击马鸿宾的第35师骑兵团。顷刻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火光闪闪，打得国民党军晕头转向，纷纷落马。不久，东北军白凤翔的骑兵先遣团赶来，亦被陕甘支队打乱，掉头逃命。陕甘支队主力部队乘胜追击，利用土岗深沟，将国民党军分割包围。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另外3个骑兵团又被击溃。

吴起镇战役先后击溃了国民党军5个骑兵团，俘敌700余人，其中有马术教官、兽医和会钉马掌、修马鞍子的工兵，并缴获一批轻重武器，战马200余匹。

毛泽东在巡视战场时，获悉了前线捷报，高兴地说：

“步兵打骑兵，步兵追骑兵，实是军家一大创举。”

兴奋之余，他吟诗一首：

山高路险沟深，大军纵横弛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后来，彭德怀在回忆录中说，他曾把诗中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

这一天，吴起镇军民召开了庆功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

“我们从瑞金算起，长征的时间，是1年零2天，总共走了367天。如果连夜行军就不止这个数了。我们走过了闽、赣、粤、桂、黔、湘、滇、川、康、甘、陕11个省；走过了五岭、乌蒙、夹金山、岷山、六盘山和渡过了潇水、湘江、乌江、金沙江、白龙江、赤水河、大渡河、渭水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经过了苗、瑶、彝、回、藏民族地域；攻占过60多座城池，筹款数百万元，扩红数千人，建起几百个县区乡苏维埃政府。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我们完成了空前伟大的使命。长征是历史上第一次伟大创举。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把共产主义的种子，播种在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8万人，现在只剩下1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要与陕北红军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

接下来，陕甘支队宣传队随着庆功会的锣鼓，唱起了自编的《胜利到吴起之歌》：

九月里来刮秋风，红军来到吴起镇。为了救国救人民，打罢步兵打骑兵。

吴起镇人和赤安游击队也在庆功会上唱起了《运盐歌》：

绿绿的大地，蓝蓝的天，赶着毛驴去运盐。

白盐产在定边县，它是咱老百姓的生命线。

组织起来去运盐，骆驼毛驴几百头，跟咱红军一搭走。

庆功会结束后，毛泽东指示部队给赤安游击队、赤卫队、乡村干部、地下党员发了缴获来的枪支弹药。毛泽东不忘张明科的功劳，特意赠给他一支手枪。

定边县、赤安县人民送给红军300只羊，50头猪，还有衣服、毛毯、羊毛。乱石川地下党员贾生才、金进石、梁荣组织群众，不分昼夜给红军运来了3万斤粮食。

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周恩来、邓发、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叶剑英、凯丰、贾拓夫、彭德怀等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他说：

“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经走了2000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就放在这里，敌人对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3省是发展的主要地区。现在以吴起镇为中心，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在黄河结冰以后可向东。要极大地注意同西北同志的关系。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帝国主义到处冲突。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反帝运动高涨。反帝革命在全国酝酿，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粉碎敌人围剿还需有好的领导。”

在讨论中，邓发、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叶剑英、凯丰、博古、贾拓夫、张闻天、彭德怀先后发言。他们着重阐述了下列主要问题：1、粉碎敌人围剿，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2、拥护榜罗镇会议决定，使陕北成为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3、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发言说：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联络，现虽不能派部队，但用电报或通讯，与之联络是很重要。博古说：取得联络，求得指示，是很重要，长期失去国际联络是损失。张闻天说：打通国际路线，无论如何要打通，主要是政治帮助，与之发生直接联系。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又作了结论，他说：

“结束1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要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和游击工作的配合。要尊重地方群众的意见，不要自高自大地压制他们。动员群众，主要依靠地方工作，不依靠他们没有办法。”

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所作的报告和结论；还正式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部署，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10月25日，毛泽东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他在会议上讲话说：

“1、胜利地到达目的地，一年来的奋斗能得到如此成绩，并获得粉碎新的‘围剿’的个性条件，是由于党的领导正确。2、目前革命形势是已经到了拂晓前夕。3、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军事政治教育；争取群众，扩大红军；改善生活，充实被服。”

就在10月25日这一天，徐海东率领的红15军团发起富县（原鄜县，素有“塞上小江南”和“陕北小关中”之称。1964年因“鄜”字生僻，改为富县）榆林桥战斗，全歼国民党东北军第107师的第619团等部，俘获其团长高福源。

此前，徐海东曾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毛匪流窜固源、西峰镇等地骚扰。”他立即派手枪团战士到甘肃省西峰镇一带侦察，一路追踪，终于在吴起镇与陕甘支队取得了联系。徐海东喜出望外，找来经济部长问道：

“我们现在有多少钱？”

经济部长说：

“有1万元边币。”

徐海东说：

“中央红军到了，他们一路上很辛苦，把这些钱都送给他们，一点也不要留。”

说罢，他找来财务科长傅家选，让傅家选代笔给毛泽东和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汇报了红25军到陕北以后的情况。

原来早在7月份，徐海东率领红25军逼近西安附近时，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和红4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开始北上。徐海东提出红25军应离开陕南西征北上，迎接红1、红4方面军。他说：“只要能牵制敌人，保证主力红军顺利北上，即使我们这3000多人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对全国革命也有意义。”鄂豫陕省委同意了他的提议，决定红25军立即北上。1935年8月，红25军到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9月18日，红25军与陕北红26军、红27军组成红15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郭述申。由聂鸿钧任西北军委主席。10月1日，红15军团在劳山战役中歼灭东北军第110师近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

信中还说：

“中央领导和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我们内心无比喜悦，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领导，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

傅家选写好了信，徐海东马上派手枪团侦察员将钱和信送往吴起镇。

徐海东，1900年6月17日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滠源乡会夏店里滚石岭会一个窑工家庭。他有5个哥哥、3个姐姐，全家10多口人，只有几间破草房，过着贫苦的日子。父亲和哥哥在窑厂里拼命干活，赚的钱只够全家糊口。徐海东9岁时才进了由本家舅舅当教师的一间学堂。老师给他起个学名叫徐元清。徐海东性格刚烈，从小争强好胜，因在学堂里和地主家的少爷发生摩擦，遭到教师的训斥，从此离开学校，12岁便进窑厂干活，这一干就是11年。1925年4月8日，在武昌卖水的徐海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参加了“黄麻起义”，在红军中历任游击队长、团长、师长、副军长。徐海东在戎马生涯中，身先士卒，出生入死，先后9次负伤，身上有17处伤疤，可谓遍体鳞伤，左腿为二等残废。1934年12月10日，徐海东率主力团向国民党军反击，一颗子弹从他的左面颊穿进，又从左耳后面穿出，一枪留下两个弹孔，由于失血过多，被抬到医院时已昏迷不醒。徐海东整整4天都处于昏迷状态，呼吸困难，生命垂危，由于医疗条件简陋，医生束手无策。经过18岁的女护士周东平的精心照料，徐海东才转危为安。周东平，原名周少兰。1935年9月15日，已任红15军团军团长的徐海东和周东平结为伴侣。

此时，蒋介石胁迫东北军组织了5个师对陕甘根据地进行第3次围剿。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转移到陕北，已经溃不成军，乘其立足未稳，重新调整部署，一举消灭之。蒋介石的部署是：首先构成由合水至富县的东西封锁线，而后北接甘泉、延安，构成洛河南北封锁线，逐渐向北压缩，限制红军向南发展，围歼红军于葫芦河、洛河西北地区。

东北军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兵分两路：西路的第57军董英斌指挥106、108、109、111共4个师，自甘肃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葫芦河向富县东进；东路的67军王以哲指挥117师由洛川西进至富县，接应57军。

10月27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4个政治局常委在吴起镇开会。毛泽东说：

“我们的部队大量减员，现在队伍虽小，但它是将来发展的基础。现在环境改变了，二万里长征结束了，将来再不会有二万里长征了，应当向我们的干部解释发展前途。目前主要作战方向是南边，要先将董英斌4个师消灭。25、26军在甘泉、富县集中配合作战。如能再对杨虎城、孙蔚如由南城开渭水的一路，继续给予打击，能打两个胜仗，即可打破围剿。要在严冬之前粉碎敌人围剿。”

会议着重研究了常委在党政军工作上的分工问题，确定由张闻天负总责，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

会议决定：在吴起镇留下1个开辟边区的工作团，并安顿200多个伤病员。非战斗单位和战斗部队分开行动。

10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发布《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据上述徐海东让傅家选写信给陕甘支队的资料说，手枪团侦察员第二天带回了毛泽东写给徐海东等人的信，其中引文与下述文字极其相似。二者说法虽然不同，应为同一文件），全文如下：

红25、26军全体英勇的指战员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经过了两万余里的长途远征，经历了11省的地区，粉碎了一切国民党军阀的堵击、追击、截击，越过了无数的天险要隘、高山大河，为的是要与亲爱的红25、26军弟兄们会合，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替中国苏维埃运动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

现在我们已经胜利地完成了党所给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到达了陕北苏区，与亲爱的弟兄们会面了，帝国主义国民党任何阻止我们的企图完全失败了。我们久已听到了26军同志们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25军同志们在鄂豫皖的英勇斗争和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群众对于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战斗的称赞，最近更听到你们在合水会合的消息和夺取清涧、瓦窑堡消灭白军和地主武装的胜利，这些使我们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能亲自和你们会面，和你们握手，使我们更加兴奋。亲爱的同志们！记着！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

正因为陕甘革命运动的巨大发展，因此我们的会合震撼了地主资本家的反动统治，国民党正在准备用新的围剿来对付我们，但是我们有着会合了的力量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有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着广大群众的拥护，我们必定能够取得胜利。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亲密地团结起来，为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保卫苏维埃而斗争。

同志们！我们手牵手勇敢前进！伟大的胜利就在前面！

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全体指战员

10月30日，陕甘支队所有非战斗单位，前往陕北苏区中心瓦窑堡，毛泽东等则率领战斗部队离开吴起镇，向甘泉前进。

欲知毛泽东率部如何打败张学良的东北军，请接着看本传第四卷《风流人物》。

东方翁曰：关于本章中所说毛泽东赠彭德怀一诗的内容、时间、背景问题，由于《战友报》的错误解释，后来被搞得挺复杂的。早在1947年8月1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战友报》以《毛主席的诗》为题，首次公开发表了《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但编者在注释中说，这首诗是1935年9月腊子口战斗之后，毛泽东写在发给彭德怀的作战电报中的诗句。1954年建军节，《解放军报》沿用《战友报》原文原注，再次发表了这首诗。1957年，《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也准备刊登这首诗，在2月6日给毛泽东的信中仍沿用《战友报》的原注，请求校阅诗稿。毛泽东在2月15日回信说：“编辑部同志们：记不起了，似乎不像。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尽管如此，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还是将《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正式收录于书中了。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针对有人提出的毛泽东“重书六言诗”一说，曾在回忆录中证实，1947年沙家店大捷后，毛泽东并非重书《六言诗》，只是书写了两句，他说：“毛泽东很是兴奋，挥毫给彭德怀写了12个大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但书写地点不是在“军事会议”上，而是在梁家岔住地。凑巧的是，毛泽东书写这12个字，是与伍修权的回忆相同的，所不同的是，他也说时间是在1935年。综上所述，可以肯定：毛泽东的“六言诗”后两句是真，而诗的前两句及成诗的时间、背景、地点（包括彭德怀回忆录说），则尚需后人继续考证了。

目 录

第四卷 风流人物（1935年11月2日—）

第1章 1935年11月2日—

第2章 1935年11月20日—

第3章 1935年12月—

第4章 1936年1月—

第5章 1936年2月—

第6章 1936年4月—

第7章 1936年5月—

第8章 1936年7月10日—

第9章 1936年7月27日—

第10章 1936年9月3日—

第11章 1936年9月30日—

第12章 1936年10月—

第13章 1936年11月—

第14章 1936年12月—

第15章 1937年1月—

第16章 1937年2月—

第17章 1937年4月4日—

第18章 1937年4月5日—

第19章 1937年4月25日——

第20章 1937年7月—

第21章 1937年8月—

第22章 1937年9月间—

第23章 1937年10月—

第24章 江青1932—1937年5月

第25章 1937年11月——

第26章 1937年12月—

第27章 1938年1月—

第28章 1938年2月—

第29章 1938年3月—

第30章 1938年4月中旬—

第31章 1938年4月24日—

第32章 1938年6月—

第33章 1938年9月—

第34章 1938年11月—

第35章 1939年2月—

第36章 1939年4月—

第37章 1939年5月—

第38章 1939年9月—

第39章 1939年11—

第40章 1940年1月—

第41章 1940年2月—

第42章 1940年4月—

第43章 1940年7月—

第44章 1940年10月—

第45章 1940年12月—

第46章 1941年1月—

第47章 1941年5月—

第48章 1941年9月—

第49章 1941年11月—

第50章 1942年2月—

第51章 1942年4月—

第52章 1942年6月——

第53章 1942年9月—

第54章 1942年12月—

第55章 1943年4月—

第56章 1943年6月—

第57章 1943年7月—

第58章 1943年10月—

第59章 1943年12月—

第60章 1944年4月—

第61章 1944年6月—

第62章 1944年8月—

第63章 1944年10月—

第64章 1944年11月—

第65章 1945年1月—

第66章 1945年2月—

第67章 1945年4月—

第68章 1945年5月—

第69章 1945年6月—

第70章 1945年7月—

第四卷 风流人物（1935年11月2日—）

第1章 1935年11月2日—

“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做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话说1935年11月2日，毛泽东等到达陕甘晋省委和苏维埃驻地陕西甘泉县下寺湾，与彭德怀联名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并转杨尚昆说：

“沿途群众热烈欢迎，须准备回答的口号，并注意与红15军团见面时应说的话；要打草鞋，洗衣，洗澡，补充粮食，力求部队清洁、整齐，有礼貌。”

此时，红15军团政委程子华和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从富县稻左堡赶回下寺湾。他们先碰见了贾拓夫，又见到了李维汉，被李维汉引领到毛泽东和张闻天处。毛泽东告诉程子华，他准备下午到红15军团部会见徐海东。程子华立刻派人到前线富县张村驿，要徐海东马上返回甘泉道佐铺的军团部。

徐海东自从读了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后，心情一直不能平静，迫切希望见到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红15军团决定打个胜仗，庆祝两军大会师。此时张村驿战斗刚刚打响，徐海东立即命令停止进攻。他骑上马向军团部急驰，由于心急，把警卫员和通讯员都远远甩在了后面。

从张村驿到军团部驻地道佐铺有65公里，徐海东只用了3个多小时就赶到了。当他跳下马时，大白马如从水中捞出来一样，他自己的衣衫也湿透了。他走进窑洞，刚洗过脸，毛泽东就到了。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一行人是在程子华、郭洪涛陪同下，从下寺湾越梢山来到道佐铺红15军团部的，和毛泽东等人同来的还有贾拓夫、李一氓。毛泽东不等别人介绍就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亲切地问道：

“你是海东同志吗？”

徐海东激动地说：

“报告毛主席，我是徐海东。”

毛泽东说：

“海东同志，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不辞劳苦地来接我们。”

徐海东连声说：

“还是毛主席你们辛苦啊！”

毛泽东很喜欢徐海东那朴实、爽朗的性格。他一直面带微笑亲切地看着徐海东，赞扬红15军团在劳山和榆林桥的战斗打得好。徐海东感到心里暖烘烘的。

谈话转入正题，毛泽东主持召开双方联席会议。徐海东首先向毛泽东等汇报了陕北的敌情。毛泽东要看地图，张池明马上送来一张军用地图。

张池明，1917年8月24日出生于河南省新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学名张家相，后改名张赤民，抗战后期才更名为张池明。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非常激动。

毛泽东和众人认真研究了直罗镇一带的地形：直罗镇位于葫芦河中段，两边是高山，中间是隘道，东距富县西离合水各约50公里，形同锁钥。如果张学良的东北军占据该地，就可以以此为据点，东西互相沟通，完成其构筑葫芦河封锁线的计划，因此这一带是其必争之地。但是，直罗镇距东北军后方比较远，它如果深入此地，又势必疲劳孤立，补给增援也会发生困难。据此，红军可乘其立足未稳，有把握将其歼灭。所以直罗镇也是有利于红军围歼东北军的一个好战场。

毛泽东拟定了一个大的歼灭战计划，决定在直罗镇布下口袋阵，歼灭东北军。其作战原则是：将东北军先头部队诱入直罗镇，乘其立足未稳，集中红军主力，采取包围侧击战术，歼灭之，得手后，继续围歼其后续部队。同时派出兵力牵制东北军，阻击其西援，以保证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毛泽东说：

“为了粉碎敌人对陕甘的第3次围剿，现在要消灭富县直罗镇方面的敌人。在直罗镇战役前，必须先拿下张村驿一带的反动据点，创造战场，打开我军向西出击的通道。”

他又引用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话说：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们军队打到哪里，根据地就发展到哪里。现在到了陕北，根据地就建立在陕北。”

徐海东表示，一定要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的第3次“围剿”。

毛泽东临别时，送给徐海东一部电台。他对徐海东说：

“先照你们的部署，把张村驿打下来，我们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的下寺湾听取了程子华和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的政治、军事及“肃反”运动的情况汇报。

这西北苏区的情况说起来还挺复杂的，牵涉到一些领导人之间数十年的恩恩怨怨，笔者不得不在这里交代清楚。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西北地区曾先后出现了两块根据地，一是谢子长开辟的“陕北”，一是刘志丹开辟的“陕甘边”。由于这两块根据地的自然条件、队伍来源不同，领导者的出身也不同，因此他们在工作方针、斗争策略方面也就有所不同，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两个派系。尽管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在两个派系之间还是产生了不少矛盾，而且长期得不到解决，由此而积怨甚深。

谢子长，原名世元，曾改名为德元，号浩如，化名冬阳，1897年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枣树坪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1919年他考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翌年转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1922年考入阎锡山在太原办的军事干部培训学校——学兵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志丹，名景桂，字子丹，后改为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金丁镇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刘培基（前清秀才）都是私塾先生。1921年刘志丹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1924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秋考入黄埔军校，1926年初入黄埔军校4期步兵科第1团2连，后转入炮兵科，1926年毕业并随军东征。

1927年10月12日，共产党员谢子长与白明善、唐澍、李象九、阎红彦等人以党组织掌握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11旅第3营为主力，联络其他几个连的千余官兵发动了西北地区第一次武装暴动——清涧起义，在西北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阎红彦率一队人马活捉了县长张反之。

阎红彦，原名阎候雁，曾用名周济、陈一川，1909年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一个贫农家庭，9岁时曾上过半年私塾，后因无力支付学费而辍学。1925年4月，他经李象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清涧起义后，部队改编为旅，李象九任旅长，孟澄斋任参谋长，下辖3个营，谢子长、韩起胜、李瑞成分别担任营长，全旅近千人，一千多支枪。清涧起义使井岳秀万分惊恐，急令高双成率部围攻。由于起义部队行动方向不够明确，战术应变不够灵活主动，不得不仓促突围，除谢子长营和韩起胜营冲出外，其他人员冲散，辎重全部丢失。11月，曾去省委汇报的唐澍和省委派遣的阎揆要来到韩城，与谢子长、白明善、史唯然组成军委，并决定将部队开往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经过短期准备，以谢子长营为基础180余人在韩城举行二次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总指挥唐澍、副总指挥谢子长、参谋长阎揆要。革命军北上途中进攻宜川受挫，继续北撤到延安、延川、安定、安塞、保安一带，沿途屡遭国民党军队袭击，损失惨重，遂分散隐蔽，等待时机。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等回西安向省委汇报。

1928年5月1日，在中共陕西省委和陕东特委领导下，渭（南）华（县）地区农民在渭华原上分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举行起义。谢子长参与领导了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3大队大队长。

5月10日，由中共陕西省委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路新编第3旅，在唐澍、刘志丹等人率领下由潼关开往渭华地区，在华县瓜坡镇宣布参加渭华地区农民起义。尔后，起义部队在华县高塘镇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为总司令，刘志丹为军委主席，刘继曾为政治委员，王泰吉为参谋长，吴浩然为军党委书记，原第3旅旅长许权中为总顾问。全军千余人，设4个大队和一个骑兵队。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回到陕北，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在榆林红石峡会议上，他提出了著名的通过白色、灰色、红色3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的策略。

1929年7月，刘志丹任陕西省委候补常委，后到陕甘边界从事兵运工作，创建了南梁游击队。

1930年8月，谢子长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

1931年2月，阎红彦奉命东渡黄河到山西组织红军游击队，后入吕梁山区组建游击队，4月下旬，他与吴岱峰、拓克宽、杨重远一起在孝义县娄底村创建了西北地区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拓克宽任大队长，阎红彦任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中队长。9月，拓克宽牺牲后，阎红彦被公推为大队长，率晋西游击大队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甘。10月初，阎红彦与吴岱峰等率部突袭玉家湾，进攻瓦窑堡，后转移到延川永平镇休整。阎红彦成为当地传奇式英雄。

1931年10月间，谢子长按照陕甘省委指示，和刘志丹、阎红彦、吴岱峰等将陕北游击队、南梁游击队及晋西游击大队合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共800余人，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谢子长的陕北游击队与阎红彦的晋西游击大队合为第1支队，阎红彦任第1支队第1大队大队长；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为第2支队。11月下旬，谢子长任“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党委书记，刘志丹、阎红彦、荣子卿为党委委员。

1931年底，“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来到甘肃正宁县，在三嘉塬一带驻扎。眼看农历新年就要到了，部队里还缺衣少粮。为了弄些年货，刘志丹的部下2支队的赵连璧（被民间称为神枪赵二娃）带了一部分人去打土豪，没收土豪白洋1000多元，还有几匹骡子，几头肥猪。他们给2支队每人发了几十元白洋。

大年初一这一天，谢子长为贯彻省委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清洗内部不纯分子的指示，开始对部队进行整训。在整训中，他和刘志丹发生了严重分歧。他主张干革命必须打出红旗，而刘志丹却要坚持“通过白色、灰色、红色3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的策略”。尔后，谢子长在一个打粮食的场上开会，他站在辘轴上刚说了一句“有些人挂羊头卖狗肉”，马上就有人上前把刘志丹的枪给下了，接着又去抓赵连璧。这赵连璧是双手使枪，他将两把盒子枪一摆，意思是你们要干什么？旁边有人“啪”的一枪就把赵连璧给打死了。

这次流血事件是西北3支游击队在大联合后的首次冲突，此后两个派系之间的矛盾继续发展，在一年之内竟轮番换了4任总指挥。

1932年2月12日，“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有史料称为陕甘游击总队），下辖两个支队和一个警卫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指挥兼第2支队支队长，李杰夫任政委。阎红彦任第1支队支队长。

3月下旬，刘志丹到西安找陕西省委申诉，详细汇报了谢子长、阎红彦缴他的枪、杀死赵连璧的“三嘉塬事件”。不久，陕西省委来信批评了谢子长和阎红彦。

5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新任总指挥刘志丹指挥下进军陕北。

6月，阎红彦任陕甘游击队第3任总指挥，参与创建陕甘工农红军和开辟以甘肃正宁为中心的陕甘苏区。

8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进行“左”倾整训。阎红彦因对“左”倾冒险主义给部队作战带来的损失提出意见，被中共陕西省委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有反革命嫌疑”，被撤销了总指挥职务。

8月30日，谢子长出任陕甘游击队第4任总指挥。

12月上旬，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12月24日，陕甘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部队开到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镇转角村进行整训。杜衡指责谢子长和阎红彦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土匪路线”、“梢山（西北地区人民对山区的称呼）主义”等错误，撤销了二人的领导职务，并决定给他们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强令二人离开部队，到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

阎红彦自此离开了陕北。1934年7月，上海中央局派他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大”；10月间他到了莫斯科，先后进入国际列宁学院和红军陆军大学附设的共产国际研究班学习军事，直到共产国际“七大”结束后，他才被派回到陕北，本传后边另有叙述。

再说杜衡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第2团，由他任军政委兼团政委，并指定选举原陕甘游击队班长王世泰为团长；刘志丹任第2团政治处长、参谋长。

不久，刘志丹创建了以陕西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3年5月，杜衡（后不久叛变）再次来到红26军，按照“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强令红26军第2团南下渭华创建苏区。红26军2团从陕甘边根据地南下关中平原，在渭南、华县地区被国民党军击败，损失惨重，只剩下刘志丹、王世泰等数十人，辗转回到了照金根据地。9月，刘志丹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1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恢复红26军。刘志丹先后任红26军42师参谋长、师长。

就在这11月间，谢子长在上海受训结束，回到了陕北，被中共北方代表委派为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恢复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1支队，壮大了第2、第3支队，并和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一起组建了第4、第5支队，建立了安定、延川根据地。

郭洪涛，1909年11月16日出生在陕西省米脂县东区姬岔乡黑圪塔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考入榆林中学，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郭洪涛任中共榆林特支书记，后又任榆林地委组织部长。

1934年4月，刘志丹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5月，刘志丹任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兼任军政干部学校校长。

7月8日，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由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不久，谢子长率部南下，在甘肃华池南梁堡附近的阎家洼子与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42师会合。这是陕北两个派系的第2次合作。

7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26军42师党委和陕北特委在阎家洼子召开了连以上干部联席会议，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传达北方代表指示，宣读了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信。信中对26军1933年5月南下失败的指责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并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郭洪涛在发言中也严厉批评了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

红26军一些领导人的不满情绪使会议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刘志丹说，现在大敌当前，关于这个党内认识问题，稍候再说。这样，会议就没有再争论下去。会议作出了《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定》，提出陕甘边党政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阎家洼子会议是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派系之间矛盾的延续。

8月下旬，谢子长兼任红26军42师政治委员，率红42师第3团及陕北游击队第1、第2、第5支队，连续取得清涧河口、横山董家寺、安定县城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陕甘边苏区的第1次“围剿”。

1935年1月下旬，刘志丹曾去探望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身负重伤的谢子长。据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见面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刘志丹坐在谢子长旁边，拉着他的手，说你得好好养伤，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说这个事，一个是研究怎么粉碎第2次围剿，他们两个人都是不谋而合的，很多事情都讲在一起了。两个人讨论到联合作战的问题，并准备成立西北军委。对于军委主席由谁来担任，刘志丹和谢子长各执己见。两个人争来争去，谢就说这个主席要刘志丹当，现在这个伤势情况，他也不能活动，也不能工作，这个主席由刘来负责，统一由刘来指挥就行。刘志丹就不赞成，说不行，还是谢做这个主席。两个人为这个事吵了不少。最后谢子长以军事特派员的身份，指定刘志丹做军委主席。刘志丹临走时，摸着谢子长盖的薄被子，关切地说：‘你的被子太破了，应当给你换块好的。’谢子长笑了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破点没关系。’刘志丹走后，谢子长对身边的同志说：‘老刘来了就好了。’”

2月，在刘志丹、谢子长二人的努力下，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实现了党政军统一领导。

由此看来，谢子长和刘志丹之间的矛盾基本化解了。但在谢子长身后，两个派系之间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危机。事情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年仅38岁。

后来在1939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将谢子长的遗骸移葬于他的家乡枣树坪，并修建了谢子长烈士墓。毛泽东亲笔为谢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为谢子长墓撰写了277字的碑文。1942年，边区政府为纪念谢子长将安定县改为子长县。

1935年5月，红26军与由陕北独立师改编的红27军84师会合，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由刘志丹担任总指挥。8月，刘志丹指挥红军主力歼灭国民党晋军1个团，迫使晋军主力撤回到黄河东岸，粉碎了国民党军第2次“围剿”，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红25军和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陕北的落脚点。

此时的刘志丹再也想不到，一股暗流正在向西北苏区涌来。朱理治、聂洪钧分别受中共驻北方代表孔原和上海中央局委派，带着“改造”、“整肃”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任务，先后来到了西北苏区。

朱理治、聂洪钧受命来陕北的起因有二：一是早在1934年9月5日，谢子长在病榻上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写信说：“42师一贯的是军事乱窜，不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渭北与照金的失败，红26军不能扩大，都是政委不能把握中央路线的缘故。虽然联席会议暂时要我代理42师政委，但是我在军事上较有把握，在政治上非常困难。联席会议一致地要求中央派军政同志领导42师，把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才是根本转变26军的办法。”“联席会一致地认为，领导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的实际工作里，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第二个起因是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在1934年10月26日也向北方代表孔原并上海中央局写了《红26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责红26军是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等，要求“中央派代表驻西北，统一领导西北工作。”

郭洪涛后来曾回忆说：“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来到陕北后，我向他讲过我误信别人反映的陕甘边特委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情况和错误意见……造成了对红26军老干部的不信任。”

1935年“七月中旬，朱理治在延川县文安驿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批评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主要领导在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是‘枪杆子万能’等等。在讲到陕甘苏区当前进行的第3次反‘围剿’斗争时，提出要‘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要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敌人的支撑点’，要红军‘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开展敌人侧翼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战线’，‘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粉碎敌人的新‘围剿’。还提出，‘争取神府和吴、绥、川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发展，恢复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陕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潼关、富平、泾阳发展，坚决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

朱理治提出的“左”倾战略方案，遭到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的反对，这使朱理治、聂洪钧等“很下不来台”。“会后，刘志丹等同志没有执行打延安、瓦窑堡、清涧的攻坚计划，仍按西北军委原定的作战计划，向北线敌人出击。”其后，由朱理治主持召开的“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就没有让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张达志等人参加。会议秘密通过了在陕甘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肃反”的决议。但此时的红26军和红27军都由刘志丹统领，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等还没有在西北根据地内广泛展开肃反的实力，而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25军的到来，就使朱理治等开展“肃反”有了强有力地军事支持。

此时的红25军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这支部队被迫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后，一路转战，一路“肃反”，在1935年4月到了陕南后，还误杀了杨虎城17路军警备3旅旅长张汉民等一批共产党员，并由此对与张汉民有密切联系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军队有了猜疑。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抵达西北根据地党政军驻地延川县永坪，和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红27军会师。

9月17日，朱理治在红25军主要领导者和郭洪涛的支持下，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宣布由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3人为“中央代表”，夺取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权；并成立了中共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洪钧任军委主席。联席会议还决定成立红15军团。

9月18日，红25军、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下辖由红25军改编的第75师，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凌波；由红26军改编的第78师，师长杨森，政治委员张明先（后崔田民代）；由红27军改编的第81师，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达志，参谋长李宗贵，政治部主任张树才。全军团共7000余人。

此后，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采用红25军保安局长戴季英从鄂豫皖带来的极左思想和“肃反经验”，以25军为后盾，打着“中央代表”的旗帜和“反右倾”的幌子进行“肃反”。

10月6日，戴季英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刘景范、马文瑞、杨森、张仲良等一大批领导干部逮捕人狱，宣布他们的罪名是：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是右派是反革命。郭洪涛对这种过火的做法曾表示反对。当时朱理治征求郭洪涛的意见，郭洪涛说：“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反革命。”可后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原红26军和陕甘边被杀干部就多达200余人。

这便是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又联合又斗争直至红25军来到西北后又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一系列事件的来龙去脉。毛泽东听了汇报，当即指示说：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的坚持下来，我相信创立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他马上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中共中央，去陕北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安定县瓦窑堡，接管陕北苏区保卫局，首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他还嘱咐王首道：

“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不能马虎从事。”

汇报会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周恩来鉴于西北“左”倾主义乱抓乱杀的严重局面，提议召开一次大型会议，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把遵义会议未解决的总的方针问题详细讨论一下。毛泽东说：

“国民党军队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3次“围剿”尚未被粉碎，最迫切的事情是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我们马上就要上前线去，中央机关也要向瓦窑堡转移。政治问题以后再说。”

周恩来的提议被搁置下来。会议接着讨论了中央对外名义和部队的建制问题。毛泽东说：

“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比较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围剿之后再定。作战方针，应在这个月解决第3次围剿问题。同15军团会合后，15军团编制应保存，26、27军因历史关系也不要合并。陕甘支队可编成1军团，成立1方面军。”

众人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

成员有：王稼祥、聂鸿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

会议确定：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

根据陕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会议决定中央分两路行动：一路由张闻天、博古、邓发、董必武、林伯渠、王稼祥、刘少奇、李维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去安定县瓦窑堡；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作战部队南下和红15军团会合，准备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3次围剿。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的名义发布布告说：决定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以博古为主席，由林伯渠、邓发、王观澜、崔田民、徐特立、蔡树藩、李振询分别担任财政、粮食、土地、国民经济、教育、司法内务、劳动部部长，由罗梓铭担任工农检查局局长。

毛泽东又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通令说：

“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兹委任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聂鸿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9同志为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接着，毛泽东在下寺湾召集陕甘支队战斗部队和红15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布置直罗镇战役。他详细分析了东北军的情况，说明了整个战役的部署和战法，给各部下达了作战任务。他还援引《水浒传》中林冲在柴进家中拳打洪教头的故事说：

“林冲对洪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这就是为了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的要害。直罗镇战役的部署，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利用有利于我们的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消灭敌人的主力。”

毛泽东这番深入浅出的话，使大家充满胜利的信心。

11月4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南下到达甘泉县桥镇，他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彭雪枫、李富春并转周恩来，通报董英斌第57军向直罗镇前进的动向，要求各纵队为消灭该敌继续前进。

11月5日，毛泽东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第1号命令：宣布恢复红1方面军番号，任命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副参谋长，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

将陕甘支队第1、第2纵队合编为红1军团，共7200余人，由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政委，左权为参谋长，朱瑞为政治部主任。

红15军团归入红1方面军建制。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副主任冯文彬；调中央红军的周士第为参谋长。辖第75师、第78师、第81师和1个骑兵团。

命令任命萧劲光为陕甘军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委。还任命了各师、军分区、骑兵团、独立团负责干部22人。

全军共5个师又4个团，约1万多人。

徐海东从红15军团每个连队中抽出3挺机枪和一部分其它枪支弹药，又从经理部、卫生部抽出部分衣物、药品，支援红1军团；并将在劳山、榆林桥战斗中入伍的解放战士（指被俘后经过教育加入革命队伍的士兵，后同），全部补充给红1军团。徐海东还强调说，红15军团要学习中央红军的好作风，要搞好团结，不要搞宗派、拉山头。

在11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到达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他向随行部队发表讲话说：

“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的长征。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做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毛泽东致电徐海东，要求红15军团尽快消灭张村驿团匪，派游击队两个连进驻直罗镇，并对黑水寺方向游击，调查直罗镇以北地区和以南地区的道路、地形、人家及葫芦河能否徒涉的情况。

11月6日，毛泽东率红1军团到达富县西北的老人仓、秋井子地区。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等，要求部队次日各在原地休息一天，加紧教育战术及政治鼓动；还要林彪对直罗镇以北和以南地区的地形、道路详加调查。

是日晚，毛泽东收到林彪关于调查情况的电报。

11月7日，徐海东指挥红15军团攻下了张村驿、东村等据点，并以一部兵力加强围攻甘泉，以调动东北军东进。徐海东用电台向毛泽东报告了胜利消息及军事行动。

11月7日，张闻天、博古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

11月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林彪、徐海东，要他们迅速肃清国民党坐探，并要红15军团在消灭张村驿团匪后，继续消灭附近久原、套通、金村一带团匪。

是日晚上，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徐海东，询问在张村驿地域打土匪的情况；并电示徐海东、程子华，要他们注意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以利将来作战。

11月13日，毛泽东就举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问题，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彭德怀、周恩来说：

“拟于18日在张村驿开军委会，请彭、周等候，并已函告朱理治来参加。军委会议拟总结并讨论下列问题：1、方面军及游击队的部署；2、军事政治教育；3、军区、军分区组织与工作；4、地方工作计划；5、筹粮计划；6、筹款计划。”

11月13日这一天，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1月16日，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大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以15个团与川军十几个旅开始争夺名山县百丈关。到22日，经过7昼夜血战，毙伤川军15000人，红军也伤亡了近万人。百丈关之战，成为南下红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他们在国民党军队的跟踪追击、重兵压迫、堡垒封锁之下，南下或东进都已经不可能了。

11月18日，毛泽东在富县直罗镇以东的东村主持召开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程子华、徐海东、李富春、聂荣臻、杨尚昆、张云逸、萧劲光、郭述申、朱理治、朱瑞、张纯清。毛泽东在工作报告中说：

“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根据地，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将红军集中于南线，出中部洛川，切断西安与延安的交通，相机夺取中部县城，争取夺取甘泉、延安。”

11月19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组织红1、红15军团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查看地形，研究战役的具体部署。彭德怀与林彪、徐海东、聂荣臻、程子华、贺晋年、周士第等在张村驿以西会合后，带领众人策马驱驰约15公里，到了直罗镇西南面的一座山前，下马登上山头，俯瞰山脚下的直罗镇。

这直罗镇是一个不过百十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镇子的北半面，有一条小河。一条大道从西往东穿过镇子中央，镇子东头，是一座古老的小寨子。寨子里面的房屋虽然倒塌了，可那一圈用石头砌起来的寨墙却大部分完好。

指挥员们几十架望远镜对着山下从左到右，从东往西，仔细观察着道路、山头、镇子及河流，一个小山包，一条小沟，一家孤立房屋，都是他们观察研究的对象。他们一面观察，一面小声交谈：“这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敌人进了直罗镇，就如同钻进了口袋一样。”大家还一致认为，为防止敌军利用镇东头倒塌的寨墙做固守的据点，最好赶紧把它彻底拆除掉。

这天晚上，红15军团奉命派出1个营去拆除镇东头那个寨子，尔后留下一个排在直罗镇警戒。

红15军团主力已经集结在张村驿一带，积极投入战前准备工作。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打胜仗庆祝会师！”，“以战斗的胜利欢迎毛主席！”“在战斗中向中央红军学习！”

就在11月19日这一天，中国工农红军的另一支大部队红2、红6军团也开始了大的战略行动，这便是贺龙、任弼时根据毛泽东的电令，与关向应、萧克、王震、甘泗淇、夏曦等人率领红2、红6军团近2万人突围北上。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红6军团是在任弼时、萧克、王震、夏曦等人率领下，从中央苏区出发，历时78天，行程2500多公里，于1934年10月24日在黔东地区与贺龙的红2军团会师。后来，他们共同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就在这红2、红6军团突围开始前后，有两个故事不得不说：一个是李贞和甘泗淇两位将军的美满姻缘；另一个是历史上绝无仅有惊心动魄而又非常巧合的贺炳炎、余秋里两位断臂将军的故事。

在突围前的一天，贺龙将一个个子不高、留着短发的女干部叫到跟前谈话。这名女干部就是红2军团的组织部长李贞。贺龙对李贞说：

“中央红军长征已经走了很久了，我们也要开始长征了。长征很远很苦，我给你介绍个伴吧。他叫甘泗淇，是红18师的政委，是留苏的学生，文化高，人也很正直。”

李贞说：

“长征路上这么多人，还要找什么伴嘛？他文化那么高，我却大字识不了几个。再说，现在是行军打仗，子弹又不认得人，要是我死了，他就得担心，他死了，我也要担心。我看还是等长征以后再说吧！”

李贞，1908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6岁时就当了童养媳，名字一直叫“旦娃子”，直到18岁参加革命，才有了自己真正的名字李贞。肃反扩大化时，她的丈夫张启龙被扣押审查，一封要求离婚的信交到了她手里。李贞哭得很伤心，不同意离婚。可是组织上批准了他们离婚，李贞只得服从组织的决定。

贺龙见李贞不答应，就又找到甘泗淇说：

“红2军团有个女同志叫李贞，她作战勇敢，又会做饭，女同志不多，不能错过了这个机会呀！”

甘泗淇，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原名姜凤威，别名姜炳坤。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党组织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更名为甘泗淇。甘泗淇回国后，受党中央派遣到湘赣苏区，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党代表。

贺龙为了撮合甘泗淇与李贞，不久便将李贞调到了红6军团，与甘泗淇在一起工作。甘泗淇与李贞接触的机会多了，相互了解也多了。甘泗淇几次主动找李贞长谈，谈工作，谈理想，一直谈到了爱情。他还帮助李贞写了一篇总结工作情况的报道。李贞见知识渊博的甘泗淇平易近人，又关心她的工作，就特意做了一双布鞋送给他。两颗心靠得越来越近了。在突围开始前，甘泗淇和李贞愉快地接受了贺龙的安排，在一个老乡家里，由贺龙主婚，甘泗淇与李贞结成了一对情深意笃的革命伴侣。1955年授衔，甘泗淇为上将，李贞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少将。

这才是：月老热心牵线，将军夫妇千古彪炳；

战友情深结缘，革命史册佳话流芳。

再说在红2、红6军团突围开始后，红2军团红5师师长贺炳炎率部担任前卫。他领着第18团在翻越瓦屋塘东山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阻击，他本人第6次负伤。

贺炳炎过去负伤，包好绷带，照样冲锋杀敌，而且伤口也好得快，战友们开玩笑说他是血性好。可是这一次就不一样了，他的右臂被炸成了肉泥，骨头全碎了，只有一点皮肉连着肩膀。医生说：

“师长的右臂完全断了，看来保不住。如果不立即截肢抢救，就有生命危险。”

此时医疗器械已经驮运走在了前边，手术锯一时无法取回。医生无奈，就从老乡家里借来了一把锯木头的锯子做手术。眼看就要动手了，医务人员将药箱子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麻醉药。有人提出用吗啡，贺炳炎对身边的贺龙笑着说：

“老总，你放心，那吗啡我是绝不吃。关云长还能刮骨疗毒，何况我是共产党员。”

医生找来4个力气大的战士，要他们按住贺炳炎。贺炳炎对医生说：

“不用他们，我挺得住。”

说着，他就把一条毛巾塞进了自己的嘴里。医生开始用锯子锯贺炳炎的残肢了，可他那只握木锯的手禁不住微微发抖。贺炳炎说：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锯吧！”

贺炳炎忍着剧痛，嘴里紧紧地咬着毛巾，用左手死命地抠着床边。周围的人们咬着牙看着他，忍不住掉下泪来。医生将贺炳炎的残臂锯下后，又用钢锉锉平了骨面，最后缝合了皮肉。手术终于做完了，贺炳炎的汗水像水浇一样，湿透了全身。因为战况紧急，他躺在担架上继续前进了。手术后不久，他又见到了贺龙，眼含热泪问道：

“总指挥，我以后还能打仗吗？”

后来，贺炳炎伤口未愈就坚持在担架上指挥部队行军作战了。

无独有偶，贺炳炎是由第18团政委升任红5师师长的，接任他团政委一职的是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的余秋里。贺炳炎在离开第18团3个月后失去了右臂，而余秋里却是在贺炳炎断臂3个月后的1936年3月失去了左臂。这可真是历史的巧合。

那还是在黔西北乌蒙山的战斗中，余秋里的左臂被一排子机枪子弹击中，喷涌而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伤势非常严重，他的左手腕关节、尺骨、臂骨之间已经被击碎。可是他不顾伤痛，咬牙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战士们把他硬捆在担架上，才送下山去。

这天晚上宿营时，余秋里的左臂肿得明晃晃的，疼得他无法入睡，就叫勤务兵打来一桶冷水，将负伤的左臂放到冷水中镇痛。因连续行军作战，得不到及时治疗，他的伤口开始溃烂化脓，竟生出了蛆。每一次换药，都疼得他咬紧牙关，大汗淋漓。可真是祸不单行，在抢渡金沙江时，他又从担架上掉入水中，引起高烧不止。

余秋里的左臂日渐干枯发黑，神经已经坏死。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左臂已经彻底不行了。如同贺炳炎一样，医生在为余秋里做截肢手术时，也没有麻醉药和专用的截肢器械。于是医生又一次使用了木工锯，剧烈的疼痛使余秋里几次昏了过去。他醒来之后，对守候在身边的贺龙说：

“老总，敌人打断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有一口气，我就革命到底！”

更巧的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贺炳炎和余秋里这两位大难不死的独臂将军，再次并肩战斗，他们在八路军独立第3支队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冀中大地的人们对这两位独臂将军指挥的第3支队称之为“一把手”的队伍，日伪军只要一听说对手是“一把手”的队伍，便闻风丧胆。1955年授衔时，贺炳炎被授予上将军衔，余秋里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正是：一对难兄弟，两个铁将军。

人称一把手，麾下惊鬼神。

欲知红2、红6军团突围结果如何，请看后边详述。

东方翁曰：笔者在本章中将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又联合又斗争，直至红25军到了西北后又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一系列事件的来龙去脉，如此不惜笔墨详细叙述一番，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时至今日，还有一些人想在这一段历史上搅浑水，甚至利用小说《刘志丹》和批判小说《刘志丹》事件，往毛泽东身上泼脏水，其用心是极其恶毒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笔者还要在本传后边的部分章节中，将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的后续纠葛，进一步明明白白地昭示于天下，望读者诸君明察。

第2章 1935年11月20日—

“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笔者曾在本传第四卷中详细地交代了西北红军中谢子长、阎红彦和刘志丹、高岗这两派之间的恩恩怨怨，话说1935年11月19日，东北军第57军109师师长牛元峰带着他这一支西路军先头部队，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沿着葫芦河及南北山地向东推进。

11月20日，张闻天派人致函毛泽东，通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林育英回国的情况。

林育英是在11月19日来到瓦窑堡的。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林育英化名为张浩，扮成商人，带着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八一宣言，还有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密电码，由莫斯科取道蒙古国归国，他牵着骆驼，跋山涉水，终于在11月19日来到瓦窑堡，找到了与共产国际长期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机关。

关于林育英本传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他于1897年2月25日出生在湖北黄冈林家大湾一个手工染织工人家庭，字祚培，又名林仲丹等。他是林彪的堂兄，林彪称其为八哥。林育英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在恽代英和堂弟林育南帮助下，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经恽代英、林育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次年夏回国，先后在上海、湖北、湖南工作。1929年初，他化缘乞讨到上海工作。1930年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东北工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3年至1935年，林育英在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再说11月20日下午，红1方面军在阎家村北山的警戒部队，有意识地“惹牛”、“牵牛”，且战且退，将109师诱入直罗镇。东北军的后续部队第57军军部和111师主力及106师也到达黑水寺一线，进到张家湾附近地区。

牛元峰占领直罗镇后，一面向上级报捷，邀功请赏，一面杀鸡宰羊，大吃大喝。

这天晚上，毛泽东下达了战斗命令。按照预先部署，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主力由北向南，彭德怀、徐海东指挥红15军团和红13团由南向北，连夜向直罗镇方向奔袭而来。到拂晓前，红1方面军南北两路俱已进入战斗位置，将直罗镇团团围住。

毛泽东、周恩来亲临前线指挥，指挥所设在离直罗镇不远的北山坡吴家台北端高地几个破窑洞附近，在这里能够直接观察战场情况，指挥战斗。毛泽东在战斗打响之前，一再指示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等人说：

“一定要打歼灭战！”

11月21日晨5时半，红1方面军的冲锋号吹响了，南北两路部队对被围的109师发起了猛攻。南面红军的枪声一响，109师立刻向北撤，北边的红军攻下来了，109师又掉头往南跑。战斗不到两个小时，红1方面军就歼灭了109师师部及其两个多团，牛元峰率残部1个多营的兵力，逃入镇子东头曾经被红15军团拆除而他们又连夜修补过的寨子里，固守待援。牛元峰蹲在寨子里，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请求董英斌解围。

此时，毛泽东早已把目光由直罗镇转向了增援之敌，决心抓住各路敌军协同较差的弱点，集中红1方面军主力，以各个击破的战法，首先歼灭增援之敌。因此，他留下周恩来、彭德怀在直罗镇指挥红15军团一部围歼109师残部，并阻击由东边富县方向来援之敌117师；另外以羊泉镇、道佐铺两地游击队逼近富县，大造声势，摆出红军主力马上要攻打富县的姿态，牵制、迷惑国民党军，袭扰第67军后方，阻其出援。他自己则亲率红1、红15军团主力向西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的第57军第106、第111两个师。

第111师在安家川以东地区与红1军团一接触，董英斌就命令其向西退至黑水寺地区，向106师靠拢。董英斌竭力避战，毛泽东则不依不饶，穷追不舍。他认为第57军已是惊弓之鸟，必须迅速抓住战机，主动出击，乘胜扩大战果。

11月23日8时，毛泽东确定以“包围黑水寺，整个解决董英斌”为新的作战方针，其部署是：以红1军团主力进至黑水寺东北之韩家河、甘沟门、王家庄地区，准备对黑水寺实施进攻；由聂荣臻率领第1团、第13团及军团侦察连，从北面实施迂回，进至黑水寺以西的龙益湾、王家角以北地区，阻敌西逃，并打击由西边来援之敌；以红15军团主力秘密进至黑水寺以北，控制黑水寺至太白镇之间二三十公里的地区，确保孤立董英斌部。

11月23日下午，董英斌见势不妙，惧怕被歼，立即率第106、111师及军部沿葫芦河向西撤退，逃往太白镇。毛泽东下令部队分3路追击。

11月24日，红1军团一部在聂荣臻指挥下，在张家湾至羊角台途中追歼了国民党军106师第617团。

毛泽东得知106师师长沈克过去跟红军有些关系，就让前线释放几个俘虏军官回去，捎话说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抗日，与红军停战，红军俘虏东北军的所有人枪，日后可以如数归还。

此时，在东线的敌117师得知第57军主力全部后撤了，红军主力已回师东进，便急忙撤回了富县县城。

徐海东派红15军团的一支部队攻了一次直罗镇东头的寨子，没有攻下来，便组织了6挺机枪，要沿着一条沟再次发动进攻。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来到前沿，问明了情况，说：

“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有粮食，也没有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它。”

11月24日晚，牛元峰待援无望，便收拾残兵败将500余人，趁着夜色向西逃跑。头部负伤的红15军团参谋长周士第带着红75师225团和少共营跟踪追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头牛追回来！”他们一口气追了十几公里，在直罗镇西南一座山上，全部歼灭了109师残部，活捉其师长牛元峰。就在这天晚上，牛元峰被打死了。

关于牛元峰之死，有多种说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正好相反的两个版本。一是徐海东曾回忆说：“在直罗镇战斗中，担负围困敌牛元峰师残部的红军战士伤亡很大，那天他们活捉了牛元峰之后没有请示，就喊着为战友报仇把他给杀了。”另一个则是曾参加过直罗镇战役的东北军109师参谋处长沈叔明在《东北军一0九师直罗镇被歼始末》中记述说：“牛元峰突出土围子后，身边还有四五十个人，盲目向西南方走去。”“最后牛元峰身边只剩沈叔明和一个随从副官。追赶的红军越来越接近，甚至人数和面孔都看得清清楚楚。红军不开枪，只是高喊‘缴械，缴械’。牛元峰突然站住从腰上把勃朗宁拿出交给副官说：‘你把我打死。’副官接过手枪照牛元峰右后脑打进一颗子弹，从前面打出，面颊炸碎而死。沈叔明听到枪声刚一回头，见牛元峰已死，就问副官为什么把他打死。副官把经过讲完又说：‘师长已失常态，不打死他怕发生别的事情。’”

直罗镇战役全歼东北军109师和106师1个团，活捉师长、参谋长、团级以上军官10余人，毙伤1000多人。俘敌5300人，缴长短枪3500余支，轻机枪176挺，迫击炮8门，无线电台2台，子弹22万多发，大大补充和改善了红1方面军的武器装备。

11月26日，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亲自起草了一封《致东北军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的公开信》。

据李一氓回忆说：“他写好以后，就交给我，拿去油印。因为这个地方纸张不好买，不过印了百多份。印好后就派人送给1军团和15军团管理俘虏的单位，指示在释放俘虏的时候，尽量发给他们，要他们带回东北军去。我记得这封信是用浅近的文言文写的，完全是毛泽东的文风。信中有这样的句子：‘11月21日之役，足下亲率4师之众，葫芦河边，老人山上，望远镜中，自当历历在目。109师一上战场全军覆没，贵军长亦不得不星夜潜逃，不逃则已，一逃二百余里，暂借合水聊定惊魂。’当时我对这封信的遣词用字、谋篇布局非常欣赏，读了一遍又一遍。”

再说直罗镇战役后，徐海东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一块住窑洞，一块行军、开会、吃饭，彼此之间越来越熟悉了。有一天，毛泽东问起徐海东的家庭情况。徐海东说，我家7代人都做窑工，一家人中有66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他还说，我的母亲为我受了许多苦，我十分想念母亲。现在为革命尽忠，不能尽孝呀！毛泽东说：

“你是一个好党员，又是一个大孝子。”

徐海东喜欢和毛泽东在一起，觉得毛泽东既没有官架子，也从不显摆领导威风，说起话来亲切随和，生活更不讲究，和他这个粗人没有什么不同。他非常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一次，徐海东向毛泽东汇报说，在鄂豫皖苏区和在长征途中“肃反”运动出现了扩大化，原红25军中至今还有300多人背着“改组派”、“第三党”、“AB团”和“反革命嫌疑”的黑锅。他还说：

“这些人也不像反革命，应该解决他们的问题。”

毛泽东当即表态说：

“要统统释放，这些同志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他们跟着长征一路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要立即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一律恢复他们的组织生活。”

徐海东没有想到这么复杂的问题，毛泽东竟然看得这样清楚，还如此干脆并彻底纠正戴季英、聂鸿钧等人的错误，这使他非常敬佩。后来他曾经回忆说：“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300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300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觉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

此后不久，毛泽东便接见了被徐海东放出来的原西北苏区一个重要领导人汪锋。

汪锋，原名王钧治，1910年12月出生在陕西省蓝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共产党员。1928年，他参加了著名的渭华暴动，1930年秋被推举为蓝田县委工委负责人；1931年到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干部队学习军事，并做地下兵运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同年底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负责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及陕西地方保安团队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秋任中共渭北特委书记，特委改为三原中心县委时任县委副书记，领导了渭北新字区和武字区的农民暴动，建立了新、武两区游击根据地。1933年3月，他任红26军代政委，与刘志丹、王世泰等领导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同年任陕西省委特派员兼陕南特委书记，领导了汉中南区的分粮斗争以及北山、南山两区的游击战，发动了安康起义，领导了川陕根据地陕南苏区的创建工作，1934年7月调上海中央局军委工作。1935年春，他奉中央局指派回陕南与杨虎城警备第3旅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及红25军联系。张汉民被红25军误杀后，汪锋遭拘禁。1935年7月他随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一直被错误关押。

汪锋被释放后，贾拓夫通知他到前总驻地富县西套通塬东村谈工作。汪锋立即赶到前总驻地东村，杨尚昆接待了他，并告诉他说，这次是毛主席调你来的，你的工作将由主席当面指示。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在东村一个群众家的土窑中接见了汪锋，询问了陕西许多领导人的情况，汪锋做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又问到了东北军及西北军的情况。他对汪锋说：

“这次调你来，是想让你去西安，代表红军同西北军谈判，争取他们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

汪锋说：

“17路军参加过北伐战争，西北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如魏野畴等。也有不少同志在这支部队中做过工作，杨虎城将军的周围就有不少同情中共的进步朋友，如杜斌丞等，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汪锋所说的杜斌丞是国民党中将杜聿明的堂哥，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1930年11月，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电邀杜斌丞参政。杜斌丞到西安后被任命为省政府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潼关行营高级参议，后又被任命为陕西省清乡局副局长。毛泽东听了汪锋的介绍，又说：

“当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全国人民呼吁一致抗日，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的。要反对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团结一切开明的爱国绅士，争取中产阶级和地方势力，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军阀我们要向前看，对他们的过去不要耿耿于怀，只要他们现在有民族气节，就要将他们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经常受到蒋介石的排斥与打击，蒋介石让他们打红军是想削弱杂牌军，让他们与红军两败俱伤。西北军和东北军同蒋介石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东北军丢了东三省，代人受过，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东北军中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西北军同蒋嫡系胡宗南的矛盾日益尖锐，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存在着反蒋抗日的思想。在抗日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保存东北军、西北军，不断壮大抗日力量，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可能性很大。”

毛泽东还阐述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治路线。他说：

“做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要同国民党人员接触，要注意策略和方法，同他们往来，我们根据地革命同志相处的一套方法就不行了！做他们的工作，可以用一些旧形式，用旧瓶子装新酒。我们是在抗日的前提下，先接近他们，逐步提高他们，达到政治上的一致，然后去掉旧形式。对于地方军阀，我们红军不能只顾自己发展，去拆他们的台。而是要团结他们，支持他们，一起发展。我们党在东北军、西北军中的工作发展再快，搞得再好，也不能把部队从张学良、杨虎城那儿拉出来，不能打红旗起义。只有在蒋介石要消灭异己的情况下，才能起义，打红旗。对那些最右的反动势力，要坚决打击之。”

“我们的方针就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原则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争取同张学良、杨虎城搞好关系，然后推动全国的大联合。”

毛泽东还一再叮嘱汪锋：

“谈判成功的可能性是大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正确的分析判断，谈判时多鼓励抗日士兵，少谈以往不愉快的事，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了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们要把各方面工作都想到想细，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了。”

毛泽东与汪锋整整谈了两个多小时。汪锋表示，自己长期在陕西省委军委会工作，对17路军的历史和各层人士都非常熟悉。困难和危险是存在的，但一定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尽力搞好这次谈判。

此后汪锋在红1方面军前线总指挥部住了4天，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祝捷大会。

11月下旬，陕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红1军团供给部长杨至诚为解决全军团过冬问题，正急得团团转。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说要解决过冬问题，至少缺2000到3000块银元。毛泽东看了报告，叫来杨至诚，商量说：

“我们是不是先向徐海东同志求助一下，以解燃眉之急。”

杨至诚说：

“主席，他们有这个能力吗？”

毛泽东说：

“他们在鄂豫陕边经营了几个月，或许会有点家底。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东同志一定会帮这个忙的！”

他点着一支烟，继续对杨至诚说：

“我写个借条，你拿着先去跑一趟，咱们不借3000，也不借2000，来一个折中2500。不过，你要注意，千万不要使海东同志为难！”

说罢，他提起笔写道：

海东同志：

你好！因部队过冬吃穿出现困难，特向你借款2500元。

毛泽东

杨至诚带着借条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纵马来找徐海东。二人寒暄过后，杨至诚将借条递给徐海东，徐海东看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十分不安，连连说：

“哎呀！都怪我太粗心了！”

杨至诚说：

“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很困难，要是……”

徐海东说：

“不！不！我们再困难，也比你们好得多。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马上派人给中央红军送款过去。”

徐海东送走杨至诚，找来供给部长，将毛泽东写的借条递给他看。此时红15军团准备把仅有的7000块钱用来改善部队的伙食和添置冬装。徐海东说，留下2000块，拿出5000块钱送给红1军团。供给部长说：

“老军长，这钱是该借，可是我们过冬也需要钱，你连一件大衣都没有……”

徐海东打断他的话，动情地说：

“我知道，我们的日子过得也很苦。可你想想，毛主席和中央红军走了整整一年，跨了11省，爬雪山，过草地，他们的日子比我们更苦。现在，革命需要我们，但更需要党中央！更需要毛主席！我们哪怕就是冻死饿死，也要抠出钱来，保证他们熬过陕北这第一个冬天。”

供给部长见徐海东如此坚决，便不再说什么，匆匆告辞，带人将5000块大洋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患了病，毛泽东几次催他去看病治疗，可吴吉清却满不在乎，以为是不服陕北水土，自己这么年轻，顶一顶就能过去了。谁知到了第5天，他躺在床上再也爬不起来了。毛泽东疼爱的责备他说：

“强汉抗不过病！”

毛泽东马上派医生给吴吉清打针吃药，第2天病情仍然不见好转，他就派人用自己的担架把吴吉清送到红1方面军野战医院。医生诊断吴吉清患的是重伤寒。毛泽东知道后赶到医院看望吴吉清，吴吉清怕毛泽东被传染，苦苦请求他赶快离开，没想到毛泽东却坐了下来，安慰鼓励吴吉清同疾病作斗争。

吴吉清入院七八天，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了，医生误以为他没有生的希望了，就将他送入了太平间。前来探望的同事发现后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生气，拿起电话对野战医院负责人说：

“不管是马夫，还是伙夫，凡是经过长征的同志，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吴吉清同志，哪怕是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把他抢救过来，把他治好。”

他搁下电话立即赶到医院，把自己的备用药也拿了过来。吴吉清终于获得了第2次生命。

11月28日，毛泽东起草并以他和朱德的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全文如下：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自由职业者、商人、工业家，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一切武装部队的官长们，以及一切热心爱国的志士们！

继东北4省之后，现在又是华北半个中国的沦亡。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是要把全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在出卖东北4省之后，现在又在出卖整个华北以至整个中国，以维持他自己对全中国人民残暴的法西斯蒂的统治。

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华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不断地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受尽了艰难困苦，北上抗日。现在形势更加紧迫了，现在正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个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十大纲领：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做抗日经费。（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五）发薪、发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本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十）对中国的抗日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友谊的关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德

11月30日，毛泽东在东村出席红1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直罗镇战役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总结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是：

“1、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2、战略与战役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3、战斗准备的充足。4、群众与我们一致。”

毛泽东还说：

“如果没有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则我们向南发展就被限制了，已有的苏区也不能得到完全的巩固。中央与军委决定的向南作战与初步解决‘围剿’的总方针，由于方面军各级首长与战斗员的坚决执行，已经完满实现。这次胜利，给了我们以准备打破新的‘围剿’的时间和地区的条件，巩固了苏区，可以去猛烈的扩大红军和扩大苏区。这次胜利为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战，算是举行了奠基礼。”“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从现时起用极大的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分的力量，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宁5个省份去。”“消灭敌人，扩大红军，坚强红军，赤化地方与破坏敌军”，是“5项具体的严重的任务与工作，而以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

鉴于牛元峰被打死一事，毛泽东提出了改变对俘虏军官的政策：那就是一律不杀、优待释放。

红1方面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教育和释放了这次战役中的俘虏，对后来争取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良好作用。

1935年12月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通报了直罗镇大捷。电文中还说：

“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敌人第3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

12月5日，张国焘复电中共中央，电文中故意夸大南下途中的个别胜利，并且还宣称：“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三、1、4方面军名义应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告，以便批准。”

12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给杨虎城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汪锋，要他立即动身去西安绥靖公署见杨虎城等人。

杨虎城（1893-1949），陕西蒲城人，出身贫苦，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年以后，杨虎城结识了进步人士杜斌丞、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大革命时期，杨虎城坚守西安孤城8个月，策应北伐战争。蒋介石、冯玉祥叛变革命后，杨虎城向贺龙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组织，未被批准。在杨虎城的西北军里，有不少共产党员，魏野畴担任过杨部的政治主任。1931年杨虎城任陕西省主席时任命共产党员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1933年日本军队占领热河省，杨虎城向蒋介石要求，将他的17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遭到蒋介石拒绝。

后来汪锋与杨虎城见面后，转交了毛泽东的信件。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从徐向前同志处，知阁下曾与通、南、巴红军有某种联系。”

“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均应泣血锥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鄙人等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前军之力。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洽商一切。”

毛泽东在信中明确提出两军联合抗日反蒋的主张，坚定了杨虎城联共抗日的决心。后来，汪锋与杨虎城3次会谈，多次与杜斌丞会谈，沟通了中共中央与杨虎城的关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南汉宸由天津派王世英也到西安与杨虎城会谈，就西北军与红军合作问题达成初步协议。

再说12月6日，毛泽东为会见林育英，筹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离开了东村红1方面军司令部，经甘泉、安塞去瓦窑堡。

12月8日，毛泽东致电张闻天、林育英等人，约定12月10日在安塞见面。

12月11日，毛泽东一行人晚一天到了安塞。据随行的警卫员陈昌奉在《在瓦窑堡会议前后》一文中回忆，当晚毛泽东等人夜宿于离安塞城八九里的一个小村子。

这时，张闻天、林育英、博古等人已在安塞城等候毛泽东，双方竟未接上头。

12月13日，毛泽东一行径直到了瓦窑堡。

瓦窑堡地处陕西省北部，东邻清涧县，西连安塞县，南接延川县和延安市，北界靖边、横山、子洲县。城内只有三四百户人家。

毛泽东在瓦窑堡的住处开始是被安排在二道街，他来后又搬进了中山街北侧中盛店院内。这院里共有8孔窑洞，分为两排。第1排靠东侧第1孔窑洞是通向后院的通道。毛泽东住在第2排靠西侧的两孔窑洞中。这两孔窑洞之间有一个通道，西侧第1孔为会客室，有木桌、木椅、条凳和地炉，第2孔是卧室兼办公室，有炕，窗前有木桌椅。

安排已定，毛泽东会见了不久前回到陕北的原陕北第3号领导人阎红彦。

阎红彦是在1935年4月受共产国际派遣，和刘长胜一起带着密电码，回国寻找战略转移中的中央红军的。他们一路寻访，好不容易在北平打听到了中央红军的落脚点，便直奔陕北而来，终于在12月间到了瓦窑堡，找到了中共中央机关和负责人。

12月14日深夜，张闻天等人收到毛泽东已经回到瓦窑堡的电报，遂立即返回。

12月15日，林育英回到瓦窑堡后见到了毛泽东。

本传第二卷中已经说过，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时，曾请恽代英派人协助文化书社办一个织布厂。恽代英很快便让林育英到了长沙，协助文化书社办厂。毛泽东由此结识了林育英。二人没想到多年后竟是在陕北重逢，说起青年时期的旧情，自然是十分高兴。

此后，毛泽东听说张闻天和刘英已经在11月10日结婚了，便立即赶往张闻天夫妇家里，非要闹一闹洞房不可。他一进窑洞就大声嚷开了：

“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

张闻天是一个文文气气的书生，一碰到开玩笑的事，嘴就笨多了，不知该如何说好。还是刘英伶俐泼辣，她说：

“拿什么请客呀？又没有钱，又没有东西。”

“那就不承认！”

毛泽东不依不饶，闹了一阵子，又说：

“我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你们这叫做：当今皇帝张闻天，既爱江山又爱美人。”

刘英说：

“我可不是美人啊！”

毛泽东说：

“怎么不是？洛甫是开明君主，你就是开明娘娘。我就自封个毛大帅吧！”

尔后，毛泽东和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了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等5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人“案件”的情况汇报。他气愤地说：

“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

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一天上午，周恩来带着刚刚被释放的刘志丹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早早站在门外迎接，一见刘志丹来了，就笑着走上前去和刘志丹握手，拉着刘志丹往里走，边走边说：

“志丹同志，快请到窑洞里坐，里面有火。”

刘志丹热泪盈眶地说：

“毛主席，你好啊！我们终于盼来了主席！盼来了党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救了我们，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把刘志丹让进窑洞，落座后，他说：

“志丹同志，让你受委屈了！”

刘志丹说：

“主席，我前些年已经坐过一回国民党的牢，坐牢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毛泽东说：

“我们找你可费劲啦！原来你却在牢房里，听说他们在牢房里还给你戴上了手铐脚镣！”

周恩来看着刘志丹憔悴的样子，也说：

“‘左’字号的班房也厉害得很嘛！”

刘志丹说：

“没什么了不起，我不是好好的吗？”

毛泽东说：

“革命道路总是曲折的，对革命者来说，坐牢既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休息。”

刘志丹点头称是。毛泽东接着说：

“志丹同志，感谢你们！是你们创造了这块根据地，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有了落脚点，使我们回到家了嘛。”

刘志丹说：

“我们搞了这块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没有经验，也得不到中央的直接领导，走了不少弯路。”

毛泽东说：

“不。我们一来到陕北，就看到这里的群众觉悟很高，陕北红军的战斗力也很强，革命政权是巩固的。我们相信，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然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正说话间，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背着5岁的女儿真娃（即刘力贞）来了。刘志丹看到多日不见的女儿，抱起来亲了又亲。毛泽东吩咐贺子珍接待同桂荣母女。贺子珍生病正躺在床上，急忙起来招呼客人落座，端上茶水。细心的同桂荣问贺子珍：

“毛主席为啥冬天还拖着单鞋？”

贺子珍说：

“他的脚在长征时冻下病，天冷就发肿，有双棉鞋太紧穿不成。”

同桂荣向贺子珍要了张纸，剪下毛泽东的鞋样，说是要为他做一双棉鞋、棉垫。就在这时，刘志丹要告辞了，他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感谢毛主席对我的信任，我一定要跟着主席和党中央革命到底！”

在数十年后，习仲勋、马文瑞等和刘志丹一起被关押的原西北苏区领导干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依然是无限感慨，他们都曾这样说过：“那时，多亏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挽救了苏区，解救了一大批同志，不然，我们哪会有今天啊！”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重视和使用原西北苏区那些开拓者？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初到陕北，为了不让尾追之敌祸害西北苏区，亲自策划并指挥直罗镇一役，一战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边区的“围剿”，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尔后他又连续作了三件大事：一是全部释放原西北苏区和红25军中被“左”倾路线执行者关押的数百名领导干部；二是释放了东北军中的被俘者，并派出汪锋等使者，积极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三是致电张国焘等人，通报了陕北的大好局面，意在争取红4方面军北上。这一切无不表现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谋略家的胸襟和高瞻远瞩。而早已陷入困境的张国焘却在复电中狂妄宣称：“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三、1、4方面军名义应取消。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告，以便批准。”两相比较，二人的优劣、胜败立分矣！对于他们后来各自的结局，读史者切不可以天命视之。

第3章 1935年12月—

“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话说1935年12月16日，林育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给红4方面军的张国焘发去了第一封电报，全文如下：

请转电4方面军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1、4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1、4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1、3军团（应是指红4方面军与原红1方面军的1、3军团——笔者注）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林育英

16日9时（陕北来）

12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瓦窑堡城内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田家院召开。

田家院内共有坐北朝南砖窑5孔，左起第2孔是张闻天的住室，会议是在中间的窑洞内召开的。会场里有两张并列的八仙桌，有6条木条凳，炕上还有1张小桌。

参加瓦窑堡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

列席会议的有李维汉、林育英、杨尚昆、吴亮平、郭洪涛、李德等。

张闻天主持会议，林育英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指示精神。会议其它主要议题是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张国焘问题和党的军事战略及策略路线。

12月20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名义起草并发布《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全文如下：

亲爱的内蒙古全体民众们！现在我们是处在全世界大变动的关头。你们是甘受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军阀的宰割，作他们的炮灰而趋灭亡；还是乘机奋起，努力图强，以争得至尊的蒙古民族在全世界民族中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二者必居其一，望即择之。

野心勃勃、凶焰逼人的日本帝国主义，欲占领全中国，必先占领满蒙，欲称霸全世界，必先占领全中国，这个野蛮计划，现在已逐步实现，首受其害者为东3省、华北5省的民众和内蒙古的整个民族。狡猾卑鄙、口蜜腹剑的日本强盗，正在用各种欺骗手段，假借“大蒙古主义”，来达到占领蒙古的整个土地财富，奴役整个内蒙古人民的目的，它准备把你们的土地作战场，人民当炮灰，以达到它进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攻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并最后消灭蒙古民族的目的。不信，请看朝鲜、台湾、东3省的人民，不能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不能有居住、行动、耕种、牧畜的种种自由。一切政治经济的权限，完全操在日本倭奴之手。再看日本帝国主义在察哈尔的军事布防与军事设备，及兴安总署与其它的一切阴谋，便可以了然内蒙古民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危机。何况还有恬不知耻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阀，不独自命为宗主国，并进而把内蒙古整个区域划为行省，驱逐蒙古民族以黄河以南、阴山以北，并时常指使井岳秀、高石秀等小军阀，不断地侵占蒙古民族的牧地、盐池，企图逐渐消灭蒙古民族，做日本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加速蒙古民族之灭亡。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所有的英勇红军，在数年来的英勇战斗，无数次地给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军阀以严重的打击，中国红军已经成长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特别是英勇的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突破了全世界的行军纪录，胜利地达到了北上抗日的预定计划。中国红军战斗的目的不仅是把全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同样的要为解放其他弱小民族而斗争，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与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持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而获得如土耳其、波兰、乌克兰、高加索等民族一样的独立与自由。由此本政府向你们宣言：

一、认为原来内蒙古6盟、24部、49旗，察哈尔与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域，无论是已改县治或为草地，均应归还内蒙古人民，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取消热、察、绥3行省之名称与实际行政组织，其他任何民族不得占领或借词剥夺内蒙古民族之土地。

二、我们认为内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他一切权力。同时，内蒙古民族可以随心所欲地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己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总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三、凡在内蒙古区域内的汉、回、藏、满等民族，应根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发展民生主义，使这些民族与蒙古人民受同等的待遇，并有应用自己的言语文字及信仰居住等的自由。

四、首先将井岳秀等占领的把免湾，与高石秀所占的区域及两个盐池，交还内蒙古人民，并将长城附近，如宁条梁、安边、定边等地划为商业区域，以发展你我双方间的贸易。

五、我们的工农红军游击队或其他的武装队伍，绝对没有向草地进攻的企图，但你们亦不要允许中国军阀或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经过草地来向我们进攻，加速你们自己的灭亡。我们愿意彼此缔结攻守同盟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总之，只要你们真认识到蒙古民族解放的必要，不愿做亡国奴，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等中国军阀的决心，那不管你们的领导者是王公贵族或平民，我们都可以给善意的实力的援助。蒙古民族向以骁勇善战著称于世，我们相信你们一旦自觉地组织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于内蒙古领域以外，则谁敢谓成吉思汗的子孙为可欺也。请为熟思，并望互派代表以建伟业，则不胜幸甚！谨此宣言。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12月22日，林育英给张国焘18日来电回了一封电报。

张国焘在12月18日发给林育英的电报中是这样说的：“给焘电已收读。党中央尚未收到七次大会决议，兄即到极好，请将国际决议速为指示。望你设法多派同志来这里工作，绍禹和你及我党驻莫代表和留莫同志设法来此。”

林育英按照政治局的意见在给张国焘的复电中说：

“世界七次大会的决议，与中国代表团对中国问题的许多意见，自当继续的尽量的向兄等传达，特别是抗日讨蒋的中心策略与实现这一策略的方法与步骤。共产国际及绍禹诸同志对4方面军希望甚大，派人一事，不久定可做到。”

与会者在讨论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问题，特别是在讨论红1方面军的行动方针时，出现了不少意见分歧，甚至是争论。

此时，中共中央、红1方面军及其所在的陕北根据地，仍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红1方面军的兵力只有万余人。根据地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粮食和工业品缺乏，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不易。而且根据地周围的敌情也仍然比较严重：在南面、西面，有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以及宁夏军阀的步、骑兵，共有10多个师；蒋介石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在向西兰公路两侧集中。在北面，有原驻守在陕北的国民党军第84、第86师和新从山西调来的阎锡山部5个旅。这些国民党军，正在加紧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并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因此，红1方面军向南、向西或向北发展都比较困难。而东面的山西省最接近抗日前线，国民党军的兵力虽多，但较分散，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会前曾征求过军事指挥员们的意见，主张向南发展的代表人物是林彪，主张向北发展的代表人物是彭德怀，唯独没有人赞成向东发展。而今在与会者中也是这样，有的主张红1方面军应“巩固向前发展”，以巩固陕北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发展，寻找蒋系军队和东北军、西北军作战；有的主张，立即北出宁夏或五原、包头，同日军争先机。

12月23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军事问题报告，提出了东进的战略方针。他说：

“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有极大战略上的作用。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着重于主要省份，如河北、山东、河南、满洲、哈尔滨、江苏、陕南、山西、甘肃等。做好白军和白区工作。

关于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几年来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战略防御时，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诱敌深入，以退为进。战略进攻时既要夺取先机，反对机会主义估计不足，又要适可而止，反对冒险主义和冒险政策，要波浪式的发展，实行发展中的推进政策。基本原则还是运动战，反对不让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一个拳头打人，反对分兵主义。实行战役的内线作战和战略的外线作战，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战斗前要有充分的准备，要改善红军的技术条件。实行统一指挥下的分割指挥，军委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

行动方针是分3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做好渡过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5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15000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入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

阎锡山正在与日寇勾勾搭搭，东征讨阎，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苏区连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解决陕北太穷的问题。只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才有出路。”

毛泽东在报告中表扬了胡耀邦。这个时期，毛泽东和胡耀邦有了较多的接触，毛泽东见了胡耀邦总是热情地叫他“小胡”，询问他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不断地给予鼓励和指点。据红3军团的报告说：胡耀邦在长征到达贵州某地时向一位彝族部落首领筹粮，那位首领坚持说没有粮食。胡耀邦发现那位首领和他谈话时眼睛不时地盯住一个地方，心中有了数，经过耐心说服，为部队筹到了一大批粮食。毛泽东说，要像胡耀邦一样善于筹粮。

毛泽东最后说：

“当前的军事行动方针是要在40天内完成东渡黄河的准备，进入接近抗日前线的山西。”

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他说：

“防御应站在主动的地位，不是被动的地位，宁都会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应当使全党了解，并作活的运用，集中主力于一个主要方向。”

林育英说：

“泽东同志将9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

这一天，会议经过反复讨论，一致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决议》明确提出党在目前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宣传和实际行动上，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

在此方针下，红1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的基础上，并以前者为中心任务。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确保下一步东征时的后方安全，并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做好渡黄河东征的准备。第二步，实行东征，进入山西作战，求得击破同日军勾结的阎锡山之晋绥军主力，开辟晋西5县以上地区成为初期的苏区，扩大部队和筹措给养，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的渡河船只。第三步，依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况，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为了加强军事行动的集中统一领导，决议赋予“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完全的权力”。

接下来，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在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他说：

“在日本加紧侵略、民族危机严重的新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当然，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博古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他搬出了党内历次“左”倾路线的错误理论，反驳说：

“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决定了它们虽然处在新环境，还是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

毛泽东说：

“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确实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因为，他们中间除了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中间势力’是危险的。但这只能说明它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露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至于说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他们的软弱性，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如果是这样，那么，1924年至1927年，为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常态，不仅是动摇，简直是参加了革命呢？难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吗？难道今天软弱，那时就不软弱吗？我们已经看到，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这又恰恰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自然，问题的另一面，我们也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可是总不能说，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没有任何的分别。”

郭洪涛后来曾回忆说：毛泽东和博古的争执“言词之尖锐激烈，是我入党以来首次听到的。在毛泽东同志发言时，博古同志躺在张闻天的床上，默不作声。”

与会者中还出现了另一种论点：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即国民党的营垒是不会发生破裂的。针对这种错误论点，毛泽东批评说：

“蔡廷锴等人领导的19路军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这没有错吧？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这也没有错吧？可是大家不会忘记，他们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就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当然，这种例子不止于蔡廷锴他们，还有冯玉祥、马占山等的抗日行为。”

最后，毛泽东还不无幽默地批评持这种论点的人说：

“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

12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拟定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计划》中规定：

第一，打击南北两面进犯之敌，使东征作战有较巩固的后方。红1方面军主力向南进击，给富县、洛川进犯之东北军以打击，制止敌人的北犯。在北线和南线分别组建以刘志丹为军长的红28军和以萧劲光为军长的红29军。由新组建的红28军刘志丹部等部队，在北线给进犯之敌第86师以打击。第二，扩大红军，充实东征部队的实力。前线部队用极大努力扩红，后方完成5000人扩红计划。第三，中央调集300名地方干部，准备随军东征，开展新区的工作。第四，大力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加强技术训练。第五，各部队指挥员实地勘察渡河地点，拟订渡河作战计划。第六，深入进行政治思想动员。

是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要求以40天为期，完成渡黄河东征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夺取甘泉、宜川2城，赤化宜川、洛川2县。

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代表团成员林育英担任白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负责国民党军队中的统战工作。

这一天，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中说：

“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阵线是扩大了。”

《决议》规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决议》同时强调说：“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令他为东渡黄河开辟新根据地去考察一下渡河点和敌情。彭德怀本来是主张向北发展的，接电后他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二是怕不能保证撤回陕北根据地。他复电给毛泽东，说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必须绝对保证同陕北的联系。毛泽东看了电报很不高兴，回电说：

“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彭德怀只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带着电台到无定河以北的大相村，在无定河口上下游各数十里，考察渡河点和敌情。

12月27日，毛泽东为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说：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毛泽东在分析“中国民族革命营垒里的情形”时，讲到了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他说：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

毛泽东还说：

“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1936年1月1日，毛泽东复电给朱德，通报说：

“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

1月初，国共双方的接触比较频繁了。共产党方面周小舟、吕振羽同国民党方面的曾养甫、谌小岑进行多次接触。周小舟带去了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名义写给曾养甫、谌小岑的信，信中重申了《八一宣言》的内容。双方就避免军事冲突、停止攻击对方的宣传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东征山西问题。周恩来报告了兵员补充、财政、供给等方面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对敌我双方力量进行了分析对比。

此时，红1、红15军团兵力已经增至12700余人。

会议决定：东征从2月开始，到7月结束，时间为半年。

1月13日，张闻天按照毛泽东等人的意见，致电张国焘说：

“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4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1月16日，张闻天以中央秘书处的名义将12月25日瓦窑堡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的内容，摘要电告张国焘，并望其负责转告2、6军团。

1月16日这一天，回到陕北苏区的高福源在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陪同下，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

前边已经讲过，在直罗镇战役后，红1方面军释放了东北军的全部俘虏。此一时期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首先是从教育释放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开始的。

高福源是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15军团俘虏的。他原是北平的大学生、东北讲武堂毕业生，和张学良关系好，又有强烈的抗日要求，红军待之如宾。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高福源自愿担负起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重大使命。

彭德怀和他谈了两天一晚，他要求去被红军包围在甘泉的东北军110师看看，彭德怀同意让他去。数天后，高福源从110师回来了，他对彭德怀说：

“抗日救亡大事只能依靠共产党和红军，红军和人民的关系，表现了共产党是真正的爱国爱民。”

一天晚上，高福源在彭德怀处谈到张学良、王以哲等人，说他们都要求抗日，东北军将士们普遍要求打回东北去。关键在张学良，如果张学良能够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彭德怀说：

“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

高福源闻言，高兴极了，问：

“你们真敢放我回去吗？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

彭德怀说：

“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高福源迫不及待地说：

“明早可以吗？”

彭德怀说：

“好吧！欢送你。”

第二天一早，彭德怀送给高福源200元钱，派骑兵把他送到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的防线以外。高福源首先见到了王以哲，随后他回到西安，向张学良痛哭陈词，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大概过了一个星期，高福源乘坐运送给养的飞机到甘泉，在彭德怀的司令部附近上空，掷下大批报纸刊物。

高福源这次回陕北苏区来，是受张学良之命，请红军代表到西安会见张学良的。毛泽东紧紧握着高福源的手说：

“感谢你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又说：

“东北军的广大官兵应该认清，你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是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这是东北军的希望所在。张学良将军表示愿意与红军谈判，实行联合抗日，很好。”

继高福源之后，毛泽东还接见了在直罗镇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109师参谋长刘德裕。刘德裕被放回西安后，也向张学良做了一定的工作。

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邓发、刘少奇、凯丰、李维汉、林伯渠、吴亮平、郭洪涛、李德。

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做目前行动方针和组织问题的报告。

会议再次肯定1936年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现有苏区，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

会议决定：彭德怀、林育英参加政治局工作。

会议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林育英随红军主力行动。周恩来、博古、邓发、凯丰留在后方组成中央局，由周恩来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王稼祥病愈后参加后方工作。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到天津指导北方局的工作。

会议决定，东征开始的具体时间为2月中旬。决定由毛泽民担任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保障后勤供给。

欲知红1方面军东征情况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一是确定了红1方面军东进的战略方针，二是提出了打破关门主义、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路线。整个会议过程的争论和结果，充分表现出了毛泽东在军事战略、政治策略方面的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这是他的那些文武伙伴们所不能企及的。关于东征问题，毛泽东首先强调：“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这说的是，要师出有名！其结论则是：“阎锡山正在与日寇勾勾搭搭，东征讨阎，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苏区连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解决陕北太穷的问题。只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才有出路。”这是多么高远的战略眼光啊！

第4章 1936年1月—

“本会接受山陕两省人民的请求，命令我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打倒阎锡山好同日本直接开火，把日本帝国主义快些赶出中国去。”

话说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联名签署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为严守行动秘密，这项命令暂不公布。

阎锡山，字百川、号龙池，1883年10月出生在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9岁入私塾，14岁辍学，随父阎书堂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长钱铺学商，参与放债收息及金融方面的投机。1902年，他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3年6月被官费保送到日本留学，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5年10月加入同盟会，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订了中国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即中国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辛亥革命爆发后，阎锡山在山西起义，被公推为山西都督，至1924年，阎锡山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1926年，他将占领山西雁北地区的国民军逐出山西，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绥远。1930年，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战败，10月宣布下野。1932年2月，蒋介石复任命他为太原绥靖主任。1935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阎锡山不仅不思国难，反而提出了“思想防共，民众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进而要用“九分政治一分军事来防共，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来剿共”。

且说毛泽东提议周恩来在陕北做好东北军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决定，派李克农为红军代表同张学良谈判，请高福源先回洛川，做好相互之间的电台联络。

1月20日，张国焘给林育英发来一封电报，顽固坚持分裂立场。该电全文如下：

育英兄：    

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为何不将国际决议直告？我们一切都经党中央同意，假冒党中央或政府机关名义发表重要文件，此间有公开否认之权。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外，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党内争论请国际解决。盼立复。

焘1月20日

1月22日，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全文如下：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4方面军中，公开地成立了他自已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

中央政治局

1月 23日，朱德致电张闻天，提议说：

“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权，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

1月 24日，这天是农历正月初一，张闻天复电给朱德，说：

“兄处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

1月24日，林育英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致电张国焘和朱德，电文如下：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24日

林育英这封电报在南下红军中引起极大震动。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它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

1月25日，彭德怀仍主张红1方面军向北而不是向东发展，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彭德怀说：

“常委考虑过你的意见，认为向北是没有出路的。”

1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了促使张学良和东北军早日踏上联合抗日的道路，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徐海东、刘志丹等红军指挥员的名义，起草并用公开信的方式发出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全文如下：

张副司令、于主席、王军长、何军长、董军长、万军长并转东北军各师团长及全体将士：

从“九一八”之后，一直到现在已经有4年多了，在这4年中间，不但东3省3千万同胞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刀下鬼与俎上肉；而且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亦相继被占，整个的华北，快要变成“满洲国”第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事实上证明只是永久的不抵抗，蒋介石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他要把整个中国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东北军在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之下放弃了你们自己的家乡与你们自己的土地财产，让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们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所蹂躏压迫奸淫残杀。想起这些，好不伤心，好不可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是你们东北军不共戴天之仇，你们应该誓死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收复我们的东3省以及整个华北而奋斗！因为东北军的将士们绝大多数都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的。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和卖国头子蒋介石是不喜欢东北军的。自东北军退出东3省后，蒋介石总是不给东北军一个休息整理的地方与时间。他不要东北军打日本帝国主义，却要东北军打红军。因为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卖国。他把东北军今天调到豫鄂皖边去打红军，明天又调到甘肃陕西来打红军。他要中国人与中国人自相残杀，他要愿意抗日的东北军同决心要抗日的红军打仗，教日本人欢喜，教东北军受牺牲受损失。你们想蒋介石卖国贼的毒计可恨不可恨？！

蒋介石不但要东北军打红军，而且处处压迫东北军。他不给东北军一块好地方，把东北军调到最穷苦的陕甘两省。就是这两省比较富庶的地方，如甘南陕南他也是不肯给东北军的。对东北军官兵的待遇是极不平等的。东北军官兵的薪饷，哪里及得上蒋介石嫡系军队的一半？东北军官兵的生活，真是痛苦得很，赡家养子更是说不上。蒋介石的毒计还不止此，他把他自己法西斯蒂的党羽派到东北军内，监视东北军官兵的行动，到处挑拨离间，威逼利诱，破坏东北军内部的团结，以瓦解东北军。人员的补充，武器弹药的补充，东北军从蒋介石那里是得不到的。总之，蒋介石是要消灭东北军，使东北军官兵流离失散，冻死病死打死，好教日本帝国主义少一个敌人，好教蒋介石少一个对头。你们想东北军的前途危险不危险呢？东北军现在是在彷徨歧路上面，东北军现在是在困难的中间。东北军内部现在没有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因此军心涣散，上下不团结。东北军长此下去，好不危险！

试想，东北军的出路在哪里呢！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不要认错了你们的冤家对头，不要把你们的朋友认作了你们的仇人。一错不能再错，一误岂堪再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唯一的出路。东北军中间哪一个爱国的军人，说起打日本帝国主义，打卖国贼，不摩拳擦掌，挺身而出，愿意为中国民族争一口气呢？哪一个东北人，不愿意为了收复东三省，收复华北各省而去赴汤蹈火呢？只要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那在东北军内部就可以军心团结，上下一致，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那时，哪一个中国人，不愿意拥护东北军爱戴东北军，在精神上物质上援助东北军。哪一个有热血的爱国男儿不愿意投效东北军，共同杀贼，为中华民族伸义愤，争光荣！哪一个东北军将士，不将成为全中国的民族英雄，闻名全中国全世界，试问大丈夫立功救国，不当如是耶？

东北军在过去是有过抗日的光荣历史的。长城各口之战，声震华夏。使当日以东北军的全力，与全中国人民的拥护而抗战到底，那东3省是早已收复了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不会如此猖獗的。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要重整旗鼓，发扬当时抗日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到底。誓死不作亡国奴，是全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侵略的响亮的回答，也是东北军抗日的鲜明的口号。

中国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对于有抗日光荣历史的东北军是极端爱护的，对于它的发展的前途，是非常关心的。因此，我们不揣冒昧，敢为东北军的领导者与将士们贡献一点意见。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素闻东北军将士，均是深明大义的爱国志士，定能抛开过去的一切疑虑误会，来首先响应红军与苏维埃政府的抗日号召。在4万万同胞中，甘心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孝子贤孙，甘心做亡国奴的，除了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外是没有的。只要我们来登高一呼，我们相信响应我们的不是十万百万的中国人，而是几千万几万万中国人。拿4万万中国同胞的人力、财力、武力、智力，是一定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无力抗日”，是蒋介石辈汉奸卖国贼欺骗中国人民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口号，而不是我们有数千年历史的黄帝子孙的口号。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救中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责任！

关于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请互派代表共同协商。一切愿意抗日的个人或代表，都是苏维埃红军的朋友，我们都欢迎他们到苏区来，并愿意竭诚招待。同时苏维埃制度的是否适合于中国，亦请亲来考察，加以判断。

书不尽意，敬布腹心，望公等熟思之。顺致

民族革命敬礼！

毛泽东 周恩来 彭德怀 林彪 叶剑英

杨尚昆 聂荣臻 朱瑞 程子华 徐海东

张云逸 郭述申 刘志丹 陈光 刘亚楼

彭雪枫 萧华 杨森 高岗 阎红彦等同启

1月26日，毛泽东离开瓦窑堡，踏上东征之路。

1月27日，张国焘针对1月16日张闻天以中央秘书处名义告知他12月25日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决议的电报，在发给林育英和张闻天的电文中说：

“此处对兄处12月25日决议，详细讨论结果，在原则上完全同意。但一致认为兄等不将党的策略路线的改变预先电商我们，不将国际的决议讨论经过和育英所知告知我们，不但表示负气，而且没有以革命利益为前提。”

由此可以看出，张国焘虽然态度还很勉强，而且带有埋怨的语气，但实际上他搞分裂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动摇。

1月28日，毛泽东到达延长县城。彭德怀在无定河以北的大相村考察已经忙了一个多月，他向毛泽东等人汇报了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很高兴，批准了彭德怀的渡河计划。

毛泽东在延长县古峪村主持召开东征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他在东征形势与任务的动员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东征的任务是：

“1、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调动他在陕北的4个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苏区新的‘围剿’。2、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3、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会议宣布：东征军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领导成员有：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组织部长黄克诚，宣传部长陆定一，后勤部长杨立三，敌军部长李涛，民主部长刘晓。

参加东征的红军主力部队是：

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辖红1师，师长陈赓，政委杨成武；红2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红4师，师长陈光，政委彭雪枫。

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下辖红75、78、81师。

参加东征的还有红28军（1935年12月由陕北地方武装合编而成）：军长刘志丹（兼），政委宋任穷，副军长杨森、政治部主任伍晋南，参谋长唐延杰。下辖3个团，1200多人，步枪670支，轻机枪5挺。

黄河游击师（由陕北红军独立团和几个县独立营合编而成）：由阎红彦任司令，蔡树藩任政委，下辖数百人，其任务是发动群众解决东征的渡船问题。

东征军总兵力共约20000余人。

会议部署了兵力，确定统一渡河时间为2月20日20时，还确定了东征路线。

会议结束后，红1军团渡河先锋师师长刘亚楼，向彭德怀提出红1军团渡河时间问题，他说：

“司令员，统一时间这很重要，可是我们师部的几块表总走不到一起，其他几个团长的表也快慢不一。我们常常为确定一个人是否准时，发生争执。”

刘亚楼一句话点出了一个被大家忽视的大问题。因为此时部队负责人所戴的表，都是缴获的旧表，没有几个走时准确的。彭德怀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也一时无法表态。彭德怀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一商量，就向红1军团发出一个特别命令：“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从20日20时开始，以聂荣臻的表为准。”命令一传达，部队里立时流传出一个笑话，说是：“谁的官大，谁的表准”。因为林彪不戴表，在红1军团除了林彪，那就是聂荣臻政委官最大，他那只忽快忽慢的旧表居然成了掌握渡河时间的标准表。

1月28日下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在甘泉县临镇举行东征誓师大会。会后各部从政治思想到战术技术、组织编制，进行整顿训练。

1月29日，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刊登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外交委员王稼祥对《红色中华》社、即后来的新华社记者所发表的谈话。谈话称：

“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

1936年2月3日，毛泽东率领东征总部机关，从延长向清涧进发。他身穿青色棉布大衣，拄着一根树棍，走在队伍前面。马夫牵着一匹枣红马，跟在他后面。

在一个小山沟休息时，毛泽东召集随行秘书、机要人员、警卫班和电台工作人员开会，他说：

“今天我向你们讲两件事，第一，要注意保密。第二，大家要搞好群众关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多了解群众情况，多向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2月5日，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十三，毛泽东翻山越岭，从川口过无定河，行程30多公里，到达清涧县袁家沟，住在白育才家的5孔窑洞里。随后东征军总部100多人也先后到达。

是日晚，大雪从天而降，毛泽东好不欢喜。

2月6日一大早，毛泽东等人冒着风雪到毗邻黄河的高家洼察看地形。他站在白雪皑皑的黄土高原上，极目远望，雪花纷飞的北国风光一片苍茫，不由得诗兴大发，回到袁家沟住的窑洞里，在一张小方桌上，挥笔写下了气势磅礴雄浑豪放的千古绝唱：《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月12日，毛泽东为保证红军主力东渡后渡口的巩固，与彭德怀联名致电周恩来，拟调红28军第1团由刘志丹、宋任穷二人中一人指挥，由河东向山西军渡、柳林、中阳行动；以阎红彦、蔡树藩所部黄河游击师巩固东岸沿河地区，以便集中主力向正东并在以后转到东南方向作战。

2月14日，在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下，红1军团和红15军团，分两路集结于黄河西岸。

2月18日，毛泽东、彭德怀在黄河西岸的袁家沟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规定第一步作战任务为：

“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渡船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

2月1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并转张学良说：

“日本灭亡中国之一切行动，均得南京政府、蒋介石之赞助与拥护，希望其抗日实无异于与虎谋皮。”“我方代表李克农等4人，于2月21日由瓦窑堡启程，25日可达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

2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正式公布在1月19日签署的讨伐令。这是毛泽东用近似于1920年为文化书社售书起草广告那种特有的极通俗的笔调书写的一篇文告。敬录全文如下，供读者诸君欣赏：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

一、英勇的抗日红军同志们，英勇的抗日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同志们，英勇的抗日民众，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日子吗？现在是中华亡国灭种的日子了，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已把北京及华北占去，他还要占全中国，要把4万万人都当亡国奴。亡国灭种的大祸压在我们头上了，危机情形到了极点了。

二、4万万同胞都不肯当亡国奴，偏有一班汉奸卖国贼丧尽天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来灭自己的中国。没有这班汉奸卖国贼，我们中国的地方是不会亡到日本手里的，不打倒这班汉奸卖国贼，是不能保护中国地方的。汉奸卖国贼的头子是蒋介石，还有阎锡山、宋哲元一班子，他们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公敌。

三、阎锡山同蒋介石、宋哲元搭伙，出卖华北给日本帝国主义。他在山西、绥远卖了24年地皮，害得两省人民怨天恨地，他养了许多兵不去打日本，单来打同胞。他指挥孙楚、李生达等拼命进攻抗日根据地的陕北苏区，害得陕北人民妻离子散。最近得到惊人的消息：阎锡山接了日本皇帝的命令，秘密把山西卖去，又在太原开会，要趁着黄河结冰，要大举进攻陕西省。因此，黄河两岸人民纷纷告急，纷纷请求本会，出兵讨伐卖国贼阎锡山，救山西救陕西。

四、本会接受山陕两省人民的请求，命令我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打倒这个万恶的阎锡山，打倒阎锡山救山西，打倒阎锡山救陕西，打倒阎锡山救华北，打倒阎锡山救东3省，打倒阎锡山剪除蒋介石的爪牙，打倒阎锡山响应抗日运动，打倒阎锡山好同日本直接开火，把日本帝国主义快些赶出中国去。

军委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彭德怀

这一天，毛泽东为红1军团的指挥员们送行，他随口吟出一句诗：“涉远祁连外，来从晋地游。”众人不知毛泽东所云何意，面面相觑。有一个指挥员询问毛泽东，毛泽东笑而不答。邓华略思片刻，说：

“主席是改用李白《渡荆门送别》诗的前两句，为我们送行呢。”

说罢便背诵道：“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冷放乡水，万里送行舟。”

邓华，1910年出生于湖南省郴县一个3代书香世家，原名多华，字秋实。邓华幼好古学，博览群书，与他人儿戏时，常持扁担作长矛，口称：“吾乃常山赵子龙也。”1928年初春，邓华随工农革命军第7师2团进郴县做宣传工作，已经初显其文才。他书写标语曰：“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新社会建设灿烂光明”、“如今世界太不公，富的富来穷的穷。富人高楼饮美酒，穷人赤膊喝北风。”邓华在长征途中，率部突破西安至兰州的公路，歼敌一部，缴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的白金龙牌香烟5箱。上个月28日那一天，邓华到陕北延长县临真镇参加一个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见到邓华，问：

“你那个‘白金龙’还有没有？”

邓华从军衣右上口袋里摸出一支，递给毛泽东。他见聂荣臻、朱瑞也站在一旁，就又摸出了两支。毛泽东笑着说：

“邓华同志，财不露白呢。”

邓华说：

“否也，是细水长流嘛！”

2月20日晚8时，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率领早已集结在黄河西岸的红1、红15军团指战员，从北起绥德的沟口，南到清涧县的河口，沿黄河西岸50余公里的各个渡口，用小船、羊皮筏子同时渡河。

红15军团渡河先头部队从河口一带渡河，在河东登岸后，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便一举将河边守军歼灭。阎锡山在义牒的守军望风而逃。

红1军团从沟口下面的牛锦钵渡河，由红2师第5团的24名勇士组成突击队，在柳林县三交镇的坪上村首先登岸。次日拂晓时分，5团进占三交镇，全歼阎锡山军1个营，乘胜进占留誉镇。

2月21日凌晨，毛泽东随红15军团一部出发，赶往渡口。他在7时、8时20分、12时、20时先后对前线部队发出电示：

“截敌追敌”；“乘胜向石楼急进，相机占领该地”；“下决心速进，夺取中阳”等。

在毛泽东指挥下，东征军兵分3路，一路沿黄河北上，袭击军渡，围攻柳林；一路进逼中阳，继续东进；一路进占义牒，猛攻石楼。

2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人说：

“不论中阳、石楼等城能否攻克，不论阎锡山向我进攻之力量与时机如何，方面军目前基本的方针是：用极大努力，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等纵横200里地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点，为迎接阎锡山向我进攻之战场，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迎接更大战斗的基础上。”

2月23日这一天，东征军全部控制了辛关至三交镇之间的各个渡口，毛泽东随刘志丹、徐海东的15军团到石楼，彭德怀随1军团到留誉镇。

此时，东征军已经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在内的横宽50余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

东征军突然渡河东进，令阎锡山恐慌不已，他一面急令孙楚迅速率军由陕北返回河东、柳林、离石、中阳、石楼一带，与东征军作战；一面电令中阳、石楼守军固守待援。

2月2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为打破晋军的封堵，建立作战根据地，又决定：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以外，主力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这一弧线以内的有利阵地，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争取群众的支持；然后集中兵力消灭晋军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作为东征第二步任务。

2月27日，红1军团发起总攻。阎锡山调派增援中阳的晋军，是被他称为“满天飞”的王牌之一的独2旅，一色的外国装备。当独2旅行至中阳县的关上村、刘家坪一带时，被红1军团层层包围，成了瓮中之鳖。独2旅旅部、两个团及其炮兵连全部被歼。红1军团俘敌400多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山炮3门。

此时，还有3个消息令毛泽东非常高兴。第一个是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苏区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于2月25日抵达洛川，与67军军长王以哲举行了会谈，双方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口头协定：1、互不侵犯；2、建立交通和通商；3、供应第67军所需粮秣。

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与彭德怀联名致电李克农，通报了东征军战果。电文中说：

“我方所组织抗日东征军，连日突破东岸200里封锁线，消灭与击溃杨耀芳、杨澄源、李生达等部队共3个旅，占领石楼、中阳、孝义、永和等县广大地区。”

第二个让毛泽东高兴的消息是，董健吾作为南京的密使于2月27日到达了瓦窑堡。

原来，蒋介石打算打通与共产党的联系，他找到宋子文，要宋子文找一合适人选为密使，传递国民党要求与共产党谈判的信息。宋子文又去找宋庆龄，宋庆龄就推荐了董健吾。

董健吾的公开身份是牧师，实际上他不仅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而且还是中共中央机关特科的成员。此人既与蒋介石有交情，也与毛泽东有交往，还与宋子文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学，交情颇深，又与宋庆龄有着密切的联系。就这样，他这位中共中央机关特科成员，竟然成了国民政府的密使。

国共双方在协商派遣董健吾为密使一事上特别慎重，所以双方各自的出面人员，都自认为是绝对可靠的。国民党派出的大都是CC系，如陈立夫、张冲等人，共产党派出的大都是特科的人，如李克农、刘鼎等。

董健吾出发前，蒋介石专门接见了他，提出了与共产党谈判的条件：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宋庆龄则交给董健吾一大包云南白药，她听说红军缺乏止血药，就托董健吾将此药带给中共中央，还要董健吾将关于国共合作的一封重要信件，当面交给毛泽东。

董健吾是在1月份与一位22岁的小伙子张子华一同赴陕北的。到了西安，董健吾自称姓周，名继吾，是一位牧师，求见张学良。他见到张学良后，出示了一份由孔祥熙亲笔签署的“财政部调查员”的委任状。他对张学良说：“希望通过东北军防地，进入红军的防地进行调查。”

张学良见此人来历不凡，当场没有答应他。送走董健吾后，张学良马上发密电到南京。南京方面证实，这位牧师确是政府派出的重要密使，前往中共中央方面进行联络。张学良又用电台跟瓦窑堡共产党方面联络，瓦窑堡回电说，知道此人，并请张学良提供方便，帮助他前往瓦窑堡。2月19日，董健吾与张子华2人乘坐一架“波鹰”飞机，从西安飞往延安。驻延安的东北军接到张学良的命令，派出1个骑兵连，护送董健吾2人前往瓦窑堡。红军边防司令李景林亲自迎接他们。

2月27日这一天，林伯渠、李维汉、吴亮平、袁国平在窑洞设宴，为董健吾2人洗尘。董健吾急于要见毛泽东，可毛泽东正在山西前线指挥作战。周恩来和刘志丹也在瓦窑堡东面的折家坪，只有博古一人在瓦窑堡。

当晚，董健吾2人由林伯渠陪同去见博古，将国民党愿意和共产党谈判的信息，告诉了博古。博古于深夜将南京来人及谈话结果，电告在山西前线的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他还介绍说：

“董系上海特科人员，”“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约10余人。”

毛泽东收到电报时，北方局情报部长王世英正在向他汇报和杨虎城密谈的情况。这就是令毛泽东高兴的第3个消息。

王世英，1905年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与林彪同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是资深情报工作负责人。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派汪锋去做杨虎城的工作，王世英是由北方局南汉宸派往杨虎城部的。汪锋与王世英在2月一起回到了陕北苏区。毛泽东得知后，立即电召他到山西前线汇报与杨虎城会谈的情况。

毛泽东听了王世英的汇报，完全同意他和汪锋与杨虎城商定的和17路军建立统战关系的各项原则：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17路军签订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红军在杨虎城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3、17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共产党方面人员的往来。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毛泽东让王世英返回华北，要他在路过西安时将上述原则转告杨虎城，请杨虎城提前建立交通站，愈快愈好。毛泽东还特别指示王世英，要转告杨虎城，请他注意搞好同东北军的关系。

这正是：覆巢无完卵，统战当为先。

毛公识大义，群力着先鞭。

欲知中国共产党与张、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请看后边详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和《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是两份风格迥异的文告。前者大众化、口语化，极通俗直白，显然是写给山西的普通老百姓和出身于平民阶层的晋军士官的。这样的文告，自然也是东征军指战员们边战斗、边宣传的极好材料。后者则是情理兼备，慷慨激昂，掷地有声，于褒奖之中寄予期望。无疑是一副促使东北军上层人物走上反蒋抗日道路的清醒剂。诸君读之，不可不细细地体味毛公之深意。

第5章 1936年2月—

“既然像张学良这样已经在联合抗日道路上迈出了巨大一步的人，对反蒋都不能接受，如果继续坚持反蒋口号，势必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来妨碍。”

话说红1军团在关上村一战，打得阎锡山心惊胆战，他急忙调动7个师的兵力，在汾阳、孝义、离石、中阳、灵石、蒲县一带组成第2道防线，阻止东征军继续东进。

1936年2月28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林彪等说：

“关上、水头之线，即石楼、中阳、孝义、隰县4县交界处，是我军作战枢纽，在地形上又是最好的临时后方根据地。望下创造作战根据地的决心，努力进行东南西北4方面各50里地区的群众工作。”

12月28日这一天，中共代表李克农与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在洛川密谈达成口头协定：

（1）红军与67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2）红军同意恢复67军在富县、甘泉、延安马路上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3）延安、甘泉两城现驻67军部队所需粮、柴、蔬菜等物，可向当地苏区购买；（4）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东北军两个营换防；（5）恢复红白通商，往来苏区和白区的办货人员均穿便衣，红军与67军有保护之责。

1936年3月1日，毛泽东为了扩大红军东征的政治影响，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有关政策，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起草发布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全文如下：

为布告事：照得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无人制止。蒋介石、阎锡山、宋哲元，奴颜婢膝，媚外成性。全国丧亡，迫在眼前。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派遣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凡属爱国军人，不论积极的与本军联合抗日，或消极的不反对本军及爱国人民抗日者，本军均愿与之进行协商、协定或谅解。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其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罪。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抗日民族战争万岁！自由平等与领土完整的新中国万岁！特此布告。

总司令 彭德怀

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

3月2日，毛泽东复电博古、周恩来，要他们和董健吾一起赶往山西石楼，与他见面。董健吾因急于回南京复命，表示不能去石楼。张子华说，他可以留下来去见毛泽东。

张子华其实也是一名中共中央机关特科的成员，董健吾并不了解他的真实身份，张子华却知道董健吾的真实身份。

在3月2日这一天，阎红彦、蔡树藩率领的黄河游击师根据毛泽东、彭德怀的指示和晋西北游击队合编为红30军，由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下辖3个团，计1000余人。其任务是牵制北线之晋军。

3月4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军委2局局长曾希圣，褒扬2局的工作“是表现了大成绩的，这一工作虽属技术性质的，但其意义与结果都是军事政治上的一大助力，前方的胜利，你们是有劳绩的。”

原来曾希圣领导的2局在东征战役开始后，对阎锡山军队进行了技术侦察，控制了晋军的各部电台密码，及时掌握了晋军、东北军、西北军及入晋增援的中央军的动态，为毛泽东决策及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彭德怀特地从缴获的物资里选了一批斜纹布送给2局作为奖励，让他们每人做了一套制服。

3月4日中午，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联名复电博古：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2、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3、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4、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5、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张 毛 彭

4日12时

博古将毛泽东3人的复电转交给董健吾，又交给他3枚苏区银币和一套布币，作为回赠宋庆龄的礼物。

董健吾回到上海的当天，向宋庆龄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和问候。宋庆龄非常高兴，称赞董健吾做了一件“益国非浅”的事。

至此，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国共两党终于打通了已经中断将近10年的联系。

3月4日这一天，张学良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张学良说：

“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

张学良除了同意李克农与王以哲达成的口头协定外，还希望会见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双方约定：为了进一步商讨抗日救国大计，中共中央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是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与张学良再次商谈，地点以延安为宜，时间由共产党方面决定。

李克农在会见后立即将会谈结果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完全同意洛川会谈所达成的协议，并指示李克农赴山西石楼，向正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作详细汇报。

此时，毛泽东和东征军总部随红15军团前进至孝义以西的大麦郊；1军团也向这一带靠拢。而驻守孝义、介休等地的阎锡山部队也正在向这一带集结，企图阻止红军于同蒲路以西。

3月10日，东征军总部指挥部设在大麦郊北郭家掌的一座小山上，毛泽东在阵地上亲自指挥战斗。

郭家掌对面左前方就是晋军据守的兑九峪，晋军打过来的炮弹不断落在指挥部的后面。警卫人员劝毛泽东暂时隐蔽一下，他却依然神色自若地站在山头上观察前方战况。

下午3点多钟，一科的余参谋忽然发现前面山沟里出现了一股晋军，他们利用死角极端隐蔽地朝郭家掌山上偷偷地摸过来。毛泽东身边什么部队也没有，情况十分危急。余参谋急忙组织几个警卫人员到前面山坡上进行阻击，他又劝毛泽东到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土洞子里暂时避一下。

不一会儿，山坡下响起了枪声，子弹哗哗哗地打到山顶上。山沟里的晋军突然受到打击，回头就跑了。

兑九峪战斗，东征军击溃了晋军第2、第3两个纵队，阎锡山怕蚀老本，急忙命令他的部队缩回汾阳、孝义、介休几个县城，一面组织地方民团配合其主力沿同蒲路、汾河设防，一面致电蒋介石火速增援。

几天以后，东征军总部转移到交口县双池镇。毛泽东、彭德怀根据晋军的部署，决定东征军主力部队转入北上南下作战：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15军团北上作战，由林彪、聂荣臻率红1军团沿着同蒲路南下作战，打乱阎锡山的防御部署，使晋军首尾不能相顾。

毛泽东还决定，由叶剑英率领只有两个连兵力的特务团，带着一部电台和少数参谋警卫人员，一共不到500人，跟着他离开东征军主力部队向晋西一带转移。毛泽东召集特务团和电台的干部开了一个动员会，他说：

“左右两路军已经打出去了，我们是‘中路军’，中路军队伍虽小，但是要做大事情。”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微笑着说：

“现在敌人驻守汾阳、孝义、介休等地的二十几个团，将来要‘扫荡’我们，要把我们晋西的红军赶回陕北。好！就让他来扫荡！可是我们暂时还不准备回陕北，而要在晋西一带跟敌人兜圈子。我们要准备多跑些路。”

3月16日，李克农赶到山西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汇报了洛川会谈的详情和张学良的要求。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认真研究，商定由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同李克农一道赴延安，与张学良会谈。

此后，毛泽东带着特务团几乎天天行军，路线飘忽不定，时而向南，时而向北，在孝义、灵石以西，中阳以南，石楼、隰县以东的范围内转来转去。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发动群众，打土豪、扩红、筹款。

有一次，部队在一个小山村宿营，准备在拂晓时出发，晋军突然打起炮来，小山村内外尘土飞扬，炮弹震得人们耳朵嗡嗡直响。一位负责人跑来催促毛泽东说：

“主席，敌人朝我们打炮了，快走吧！”

毛泽东却镇定地说：

“慌什么！过一会儿再走，等他们把炮弹打光了就不打了。”

果不其然，晋军打了一阵就停下了。毛泽东这才从容地起身上路。

此后，毛泽东和晋军就像捉迷藏一样，晋军追得紧，他率特务团就走得快；晋军追得慢，他们就走得慢；晋军停下来，毛泽东就让部队休息。双方宿营地常常相距不过七八公里。

一天宿营后，毛泽东专门去看望电台的工作人员，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情况，微笑着对大家说：

“这些天，你们有点提心吊胆吧？阎锡山的队伍战斗力不强，看来是名不虚传。我们一渡河，他们就把沿河堡垒丢掉了。石楼城里敌人4个团，被我们的叶剑英总参谋长带领的一个小团围住就不敢出来。他的‘满天飞’部队跟我们1军团一碰，就变成了‘满山飞’，看来也不经打。我们摸到了他这点底，所以敢欺侮他。只要你们电台的工作做好，把所有的来往电报，能及时收进来发出去，使我能够掌握敌我双方的情况，就不会出问题。”

后来，有一个新战士掉了队，被晋军捉了去。由此晋军知道了毛泽东的行踪。第二天，太原和南京电台便广播说：“晋西共匪已被国军击溃，据俘匪供称，毛泽东仅率少数残匪落荒而逃……”

自此，晋军对毛泽东率领的这一支小部队追得是越发的紧了。毛泽东给红15军团发了一个电报，告诉徐海东等人追在特务团后面的晋军的活动情况。不久，就听到了红15军团在中阳县东南的师庄村歼灭了晋军1个团和1个炮兵营的消息，连晋军的团长也活捉了。

毛泽东了解了红15军团的情况后，致电南线的林彪说：北线红15军团伤亡大，扩军困难，兵员缺乏，希望1军团拨一部分兵力给15军团。林彪看了电报，对聂荣臻说：

“1军团也缺员，没有多的几个兵！”

聂荣臻到部队下边了解情况，下边反映说部队编制还不健全，人员也不满额。于是，他和林彪就复电毛泽东说：1军团也严重缺员，请求免拨。毛泽东看了电报非常生气，他认为林彪是严重的本位主义。

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孝义县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召开扩大会议，史称“晋西会议”。

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华北的形势，讨论了政治、军事和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个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

“过去提‘巩固向前发展’是对的，今天则是‘以发展求巩固’。现在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为此，在战略上必须采取大胆的方针，在战役上要采取谨慎的方针，在有利地形上实行以多胜少，力求减少错误。”

会议决定：“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以发展求巩固”为全党全军的战略方针。“以此一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3省境内作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党和红军当前的方针是经营山西，在山西已占区域的主要工作“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正式决定派周恩来与张学良会晤。

会议还决定：张闻天等政治局成员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会后即回后方瓦窑堡。

3月下旬，上海地下党代表刘鼎奉命到西安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

3月29日，毛泽东根据晋西会议精神及蒋军入晋援助阎锡山的新情况，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通电中说：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为了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一致联合抗日，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要求全国红军首先集中河北，阻止日军迈进。如今最大卖国贼蒋介石，丧心病狂，不顾民族存亡，甘为日本帝国主义奴隶，不允红军抗日要求，竟以六七师之兵力入晋，阻拦抗日红军前进。为了民族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红军愿争先驱，誓与全国爱国同胞共同奋斗，反对卖国贼阻拦抗日红军道路。”

1936年4月2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聂荣臻说：目前阶段战略基本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与陕北联系起来。没有山西即不能同日军进行大规模作战。

4月3日，毛泽东、彭德怀就东征军的行动计划和陕甘部队的扩编等问题致电周恩来并告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宋任穷及红15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宋时轮、红29军军长萧劲光，命令：

“1军团暂不去晋东南，明日开始转入蒲县地区集中训练，准备作战。”红15军团和红28军南进，集中在临县、离石、中阳地区猛烈扩红和做群众工作。立即编成红31军。陕甘扩红全部编入红29、红31军。准备开辟永和关、三交镇以北两处渡口，以1军团负责南面，15军团负责北面。

4月5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的名义发布《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宣言》揭露了山西军阀阎锡山动员全部武装力量阻拦红军抗日去路，揭露了蒋介石派出10多个师协助阎锡山及命令张学良、杨虎城部进攻陕甘苏区。《宣言》说：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与领土完整，我们誓以全力消灭拦阻我先锋军抗日去路与捣乱抗日后方的汉奸卖国贼军队，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新计划，以争取迅速的对日直接作战。《宣言》同时号召：“全国爱国同胞一致奋起，抗日讨逆，响应与拥护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东征，以救国家于灭亡。”

4月6日，毛泽东致电刘志丹、宋任穷并告徐海东、程子华说：

红28军要逐步向南，走一二天即展开工作，休息整理，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接近，然后收齐队伍再跃进一步，再散开工作。红15军团到三交镇时，应即展开三交南北一线，休息扩红。

4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彭德怀复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通报双方谈判的有关事项：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20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电文中所说的肤施，是延安的别称。

4月8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聂荣臻说：

红1军团继续留在晋西南开展工作，“直至敌情不许可继续留此区域时，然后离开此区域，转至另一区域。”并要求红1军团在晋西南尽可能完成如下任务：打仗、训练新兵；发动群众，造成游击区域；粉碎沿河封锁线一段；继续扩红。

4月8日这一天，周恩来、李克农一行抵延安东北之川口。因风雨交加，张学良未能按时赶到，且电讯中断。

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带着王以哲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刘鼎飞抵延安。

晚8时，周恩来、李克农一行人入城，与张学良正式会淡。张学良说：

“我自欧洲归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信法西斯挽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的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的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他还说：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该包括在内。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战线里来的。”

周恩来同意把张学良的这个意见报告给向中共中央。双方还就抗日战争的形式和前途，停止内战，红军的战略方向，联合苏联，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事项，进行了友好坦率的商谈。直到次日凌晨4时，会谈才结束。

张学良在周恩来告别时，赠给他一册《申报》60周年纪念大地图。他还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共同保卫中国！”

此后，周恩来将张学良提出的把蒋介石“团结到抗日战线里来”的意见电告毛泽东。毛泽东经过对国内形势反复认真地分析研究，决定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这是在政治策略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他在复电中说：

“既然像张学良这样已经在联合抗日道路上迈出了巨大一步的人，对反蒋都不能接受，如果继续坚持反蒋口号，势必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来妨碍。”

4月9日晚，毛泽东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在致张闻天的电报中建议说：

“目前应团结抗日，不应发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

4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命令红78师选择有利地形，采取节节抵抗的办法，消耗敌军，迟滞其南进时间。

4月1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聂荣臻说：

“你们须在一星期内从永和、大宁、吉县方面打开一缺口，完成与后方交通之任务。”

4月11日，毛泽东复电林彪、聂荣臻，通报了周恩来9日晚与张学良在肤施天主教堂谈判的结果：（一）认为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是唯一出路；对十大政纲待张学良研究后，提出意见。（二）赞助红军集中河北，红4方面军出甘肃，张之部队可让路，张可斡旋阻挡红2、红6军团道路的国民党中央军。（三）张部赴苏联代表由欧洲去，张保护中共代表由新疆赴苏联。（四）完全同意停止内战，张说如红军与日军交战，则全国停战运动更有力。（五）张部未公开表明抗战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要其进占苏区的命令。（六）通商问题，普通办货由我们设店自购，军用品由张部办，并供给子弹。（七）互派代表常驻。（八）张认为红军出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主张红军经营绥远，但红军如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东北军第53军军长万福麟不打红军。

4月12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聂荣臻说：

“同意你们首先集中全部兵力在乡宁、吉县、大宁、蒲县地域找寻作战机会，求得在此地域打一二仗，消灭敌1、2个团，这是最好的方针。”“只要能打一胜仗，打破封锁线就不是迫切问题了。”

4月12日，彭德怀致电位于山西临县白文镇的刘志丹、宋任穷说：

“为了配合左路军紧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前方与陕北的联系，保证我军背靠老苏区，着令28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中阳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

刘志丹、宋任穷立即率红28军南下。

4月13日，毛泽东与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朱瑞并转红l军团全体指战员，列举了东征军近期在作战、筹款、解决被服、扩大红军等方面的成绩。

4月13日这一天，红28军到达三交镇（今柳林）附近。

三交镇是坐落在山西中阳县西部靠黄河的一个渡口，南北两面环山，两面临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东征军主力部队分进南北后，三交镇复为晋军占领，并有重兵把守，沿河筑有坚固的工事。刘志丹对指挥员们说：

“越往南走，离中央总部越近，一定要打好这一仗，打通山西前线和陕甘宁苏区的联系。”

4月14日拂晓，围攻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红28军指挥部设在南山顶上的党家山，距1团阵地不远。1团很快从东南面攻上山，进展顺利，接连拿下敌人的许多碉堡。南山守敌见势不妙，全部撤到北山固守，刘志丹便命令1团向北山攻击，与2团夹击北山之敌。时至中午，攻击不大顺利。这时才发现，原来的情报不准确，以为敌人只有1个营，实际上是1个团部、两个营，还有1个炮兵连。刘志丹和宋任穷决定，宋任穷留在军指挥部掌握全面情况，刘志丹到1团阵地去看看。就在1团的阵地上，刘志丹不幸中弹，为国捐躯。宋任穷继续指挥战斗，终于再克三交镇，打开了山陕之间的通道。

负责保卫工作的特派员裴周玉目睹了刘志丹牺牲时的情况，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刘志丹同志迎风站在高处，观察和谛听着周围的一切动静。就在刘志丹指挥着红军战士对敌人重新发起攻击的时候，敌人的机枪突然射来一阵罪恶的子弹，夺去了我们亲爱的军长的生命。当时我曾几次拉过刘志丹的衣服，让他姿势低一点，防止危险。谁知就在我最后一次拉他时，见他两只手往胸前一抱，踉跄着要跌倒下去，我不禁惊叫了一声，上前忙把他抱住，同时急喊警卫员说：“快去叫医生。”子弹是从刘志丹左胸部穿过去的，很可能是伤着了心脏，伤口处流血很少，他的面色迅速地变得蜡黄。当我抱着他下到山包后边时，他已昏迷过去，呼吸极度微弱。停了一下，他神志有些清醒了，他那种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毅力，还想为党为人民作更多事情的精神，似乎一下子全都迸发出来，用劲挣扎着。低声告诉我：“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接下来只看见他嘴唇蠕动，却再也听不见声音了。当医生来到时，刘志丹已完全停止了呼吸。

就在这4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特务团转移到赵家沟，这是一个深山里的小村庄，离大路比较远。毛泽东在排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说：

“我们到山西一个多月了，歼灭了阎锡山1万多人的兵力。左路军深入晋西北，右路军控制了同蒲路南段，广泛发动了群众，扩大了7000余名红军，筹款50余万元。左右两路军获得了这样大的成果，我们‘中路军’成绩怎么样呢？我们牵制了敌人，便于左右两路军顺利发展。”

毛泽东终于道破了3月中旬双池镇分兵的天机。

原来，红15军团受命北上，威胁太原，主要目的是要调动晋军。阎锡山怕他的老巢被抄，急忙派了十几个团尾随追赶。红15军团就牵着这股晋军主力一直跑到岚县、兴县一带，与3月底渡过黄河的红28军会师，突然掉头南下，在兴县康宁镇、中阳县金罗镇歼灭了一部分晋军。毛泽东率领的“中路军”，则是一方面“办大事”，另一方面要引着一部分晋军主力兜圈子，既减轻了北路军的压力，又策应了南路军的行动。这北路军和“中路军”的行动果然迷惑了阎老西，造成了他在人烟稠密、物产富饶的晋南一带兵力空虚的局面。这就给林彪的南路军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机会，红1军团横扫过去，从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襄陵，一直打到晋南重镇侯马，一路上消灭民团，宣传抗日，打土豪，筹款，扩军。就这样，红军计划半年东征的目的，在很短时间内就已经达到了。

毛泽东这一招，使阎锡山胆战心惊。他接二连三向南京发电报，请求蒋介石救援。于是，蒋介石就派出10个师增援山西：5个师由正太路西进，阻挡红军继续向东发展；5个师由风陵渡北渡黄河，沿黄河东岸向北推进，企图截断红军退路，与阎锡山主力形成夹击之势。

4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决定“回师西渡，逼蒋抗日”。

这正是：抗日救国前锋东征，红军处处占主动；

统一战线首倡大义，元戎每每筹良谋。

欲知东征军回师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关于刘志丹之死，数十年之后有关人员先后写了一些回忆文章，其中有不少细节上的差异。比较突出的是宋任穷说刘志丹被抬到军部后停止了呼吸，与本传上述材料有所不同。还有一个自称是刘志丹警卫员的说，刘志丹受伤后被送回陕北，因伤重不治身亡（这是本传修改前引用的材料，裴周玉曾撰文批驳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民运”分子、自由派作家叫王若望的人，便趁机抹黑共产党，写出了一个所谓的“政治谋杀”的研究“新成果”。他胡说“是什么人打黑枪把刘将军打死？由于实现这一阴谋的是党内特务头子康生部署的，所以凶手肯定得到保护并且还有奖赏，永远不会破案。”王若望哪里知道，彼时的康生还远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担任中共代表团副团长，这个偏于一隅的刘志丹，他怎么会认识？又焉能飞回山西部署打黑枪？就连这样的无稽之谈，后来又被一些人拿来说事，他们在互联网上散布谣言，说刘志丹是被毛泽东害死的。请问：同是受“左”倾路线残酷迫害的人，毛泽东既然救了他，为什么又要将他害死呢？那些人一点历史知识都没有，只会凭空造谣，无异于狂犬吠日，岂不是枉费心机？！

第6章 1936年4月—

“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

话说1936年4月间，毛泽东接到了鲁迅先生的一封亲笔信。

这封信是鲁迅在3月底以他和茅盾的名义，写给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鲁迅将信写好后，交给了美国朋友史沫特莱，请史沫特莱设法转交。史沫特莱又托人转道巴黎，好不容易才送到了陕北瓦窑堡。鲁迅在信中写道：

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卖国军下的士兵是拥护中共、中苏此项政策的。最近，北平、上海、汉口、广州的民众，在军阀铁蹄下再接再厉发动反日反法西斯的伟大运动，证明全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救国大计！

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地拥护和欢迎！

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鲁迅 茅盾 1936年3月29日

鲁迅为了庆贺工农红军的胜利，又特地买了两只火腿，托人从上海捎往陕北，送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毛泽东非常感动，他是了解鲁迅的。就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还读了不少鲁迅的著作。那是他在陕西第4中学只有两间房子的图书馆里，发现了鲁迅著作的选本，非常高兴，当下就借走了3本。几天后，秘书替他还书时，又借走几本新的。第3次，秘书把鲁迅著作选本全部借走了。毛泽东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才读完了这些著作。

毛泽东读了鲁迅的信，决定派与鲁迅关系密切的冯雪峰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从陕北到上海去，以便加强与鲁迅、茅盾的联系。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自从与冯雪峰相识后，关系一直很好。就是在长征的艰苦日子里，毛泽东深知冯雪峰和自己一样嗜好纸烟，也曾经多次派人将自己弄到的纸烟特意送给冯雪峰。

在冯雪峰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分别找他谈话。毛泽东交代他到上海后，要先去看望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先生，然后再去联系党员，开展工作。

冯雪峰到上海后，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去看望了鲁迅。他在谈话中把毛泽东等人介绍给鲁迅，还向鲁迅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当冯雪峰谈到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才能和统一战线思想时，鲁迅总是静静地谛听着。冯雪峰每次提到毛泽东，提到毛泽东周围的中央领导人，鲁迅总是不知不觉地表露出亲切、信任的神态。

冯雪峰在拜会宋庆龄时，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受到宋庆龄的赞赏。

此后，鲁迅又委托冯雪峰将他在病中所编的瞿秋白《海上述林》及购买的火腿，送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冯雪峰自己则买了十几条半线半毛的长围巾送给毛泽东等领导人，以抵御西北高原的风寒。另外，他还特意送给毛泽东几听纸烟。

在这期间，冯雪峰参加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为此与周扬结怨。

在这个4月份，还有两件事需要交代：一是中共中央通过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通知与杨虎城有家世渊源的留德学生王炳南回国，到杨虎城部做联络工作，并沟通杨虎城与张学良的关系。二是王世英受毛泽东之命，于4月下旬途径韩城再度与杨虎城会晤，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杨虎城完全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承诺立即设法建立交通站。

4月16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命令红1军团自明日起，以两个师打大宁马头关至永和关之河防，尔后在永和、大宁、隰县之间准备作战；以两个师相机夺取大宁，不论夺得与否，应位于大宁及蒲县、大宁、隰县3县之交，阻止蒲县、吉县之敌急进。

4月17日，毛泽东与彭德怀、杨尚昆致电林彪、聂荣臻、宋任穷说：

“责成你们在大宁、蒲县、永和区域，创造一个300人左右的游击支队，配备干部和武装，以便尔后你们向另一区域移动时，增加晋西南化为苏区的力量。”

4月20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命令红1军团引诱大宁之国民党军第69师第203旅和第214旅西进而歼灭之。

4月20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张闻天并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邓发，要邓发即刻动身去苏联，并提出邓发赴苏商谈军事方面的任务是：

对日作战彼我双方的共同步骤问题。（二）两军委间通信联络问题。（三）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四）技术帮助问题。（五）人员帮助问题。

4月2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周恩来、张云逸，通报了山西国民党军设防和本月底或下月初将有数路向我进攻的情况，以及在陕西的张学良、王以哲、杨虎城部的调动情况。

4月24日，毛泽东与彭德怀两次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红28军军长宋任穷、政治委员蔡树藩，红30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阎红彦并告周恩来，针对山西国民党军对东征军的大举进攻，对红1、红15军团和红28、红30军的行动作了部署。并说总部于明日率第1分队由交口县康城镇出发，以3天到永和县桑壁镇与林、聂开会。　

4月24日这一天，陕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刘志丹追悼大会在瓦窑堡举行。毛泽东为刘志丹题写的挽词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周恩来主持了追悼会。追悼会结束后，刘志丹的遗体被送到瓦窑堡南门外桃树坬安葬。中央派人把刘志丹的遗孀同桂荣用担架抬了来。同桂荣要开棺再看刘志丹一眼，周恩来劝道：

“刘嫂子，你身体不好，见了更难过。”

后来在1936年6月，中共中央为纪念刘志丹，把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4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和各军团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叶剑英、杨尚昆说：

“目前在山西方面，阎军和蒋军共51个团，采取堡垒主义，稳步向我推进。在陕西方面，蒋介石强令东北军、西北军向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而在神府地区，在靖边、安边、定边地区和环县、合水及其以西地区，均较空虚。根据上述情况，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同时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这也是红军当前的重要任务。因此，我军决定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

4月28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张闻天说：

“东面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

电文中提议在延长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向等问题。并提出了关于行动方向的两个方案：

“一、方面军全部先到神府、东胜区域一时期，尔后向西边陕甘宁区域。二、方面军大部即向陕甘宁区域（包括黄河以南大道以北），而以28军、30军去神府区域。此两方案请你及政治局各同志考虑，我们亦正在考虑。”

接着，毛泽东就西渡黄河的部署问题，与彭德怀致电张闻天、周恩来说：

“方面军及两军团直属队先渡，5月3号前渡完。”

4月底，国民党救援山西的先头步兵师在芮城县风陵渡渡河北上，已经插到东征军左右两路军的前头，迫近尚在河东等待红军主力部队的毛泽东所部和东征军总部，企图抢占黄河渡口。毛泽东为了避免在渡河以前与这个先头师纠缠，延缓整个渡河计划，就和彭德怀商量说：

“德怀，我想给敌人先头师师长写一封信，要他就地扎营，不准再向前移动，你看如何？”

彭德怀说：

“要得，要得。诸葛亮抚琴一曲退魏兵，主席的信也会使敌人停止前进的。”

于是，毛泽东就给那个先头师师长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大意是：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国共两军一兵一卒的损耗，都是我国国防力量的损失。信的最后还警告他说，贵部必须就地止步，不准再向前移动。否则我军以数万之师，南北夹击，贵军就有被歼灭的危险。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国民党军先头师师长看了这封晓以民族大义的信后，不知是出于爱国心之发现，还是害怕中计被歼，真的乖乖地遵从了毛泽东的“命令”，不再前进一步了。

毛泽东闻报，抑制不住兴奋之情，用湖南口音唱起了京剧《空城计》里诸葛亮的一个唱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1936年5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宋任穷、蔡树藩、宋时轮、阎红彦，部署了东征军各部渡河时间、地点及顺序；规定部队白天休息，夜间渡河。

是日晚，东征军各部开始按照部署从山西永和、大宁地区的清水关、铁罗关等渡口西渡黄河。

5月5日，东征军全部渡河完毕，进至陕西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东征战役历时75天结束。

是役，东征军不但迫使围剿陕北根据地的晋军撤回山西，还歼灭了晋军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枝，其中轻重机枪数十挺及大批弹药，炮20余门，扩红8000余人，筹款50余万银元及大批物资。

东征军在30多个县（有学者考证是38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产生了重大影响。连日本驻华北军参谋长石井也承认：“红军入晋，非同小可，红军不独武装齐全，而且士卒用命，纪律严肃，勇敢善战，晋军屡为所挫，实使人有特别注意之价值。”

5月5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致电各兵团负责人，下达了工作方针，要求各部以10天为教育部队、总结经验及准备新行动的时间。各部队依照自己的情况，定出军事教育、政治教育、整理组织及总结在山西作战经验的具体办法。

工作方针还规定了红1方面军的政治口号及在10天内由军委召集一次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由军团及军召集一次庆祝胜利并追悼刘志丹的大会。

5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起草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以他和朱德的名义正式发表。他在通电中写道：

自从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浦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10师以上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苏区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阻拦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于迅速执行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幡然悔改，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为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及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监督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

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4月28日的提议，在延长县交口大相寺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他说：

“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雨般的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要斗争；群众运动发展到不怕统治阶级压迫的地步！中间分子的态度也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天觉醒了。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不同方面的对群众的争取十分紧张，我党提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做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红军东征抗日，蒋阎阻止，红军自动停战，要求议和。不和，那么你就是卖国贼，我们就要打卖国贼。在山西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方向。”

毛泽东就下一步的行动方向说：

“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择一，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受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去，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容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筑堡垒，不能出东方。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则，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乘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

关于干部的培养问题，毛泽东说：

“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张闻天和彭德怀也在扩大会议上讲了话。

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决定红1方面军主力西征；并决定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

就在此时，受毛泽东委派的王世英电告中共中央说，他已经和杨虎城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络，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第17路军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从此以后，杨虎城的第17路军在陕北宜川至富县一线的部队，与红军之间处于休战状态，再未发生实际上的冲突。不久，杨虎城在西安、富县建立了交通站，为红军转运了大批军用物资，双方率先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5月13日，毛泽东在交口大相寺主持召开红1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结东征，动员西征。

毛泽东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他说，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他还批评了红1军团不愿调出新兵补充红15军团的本位主义。

聂荣臻代表红1军团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接着说明西征的3大任务是：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促进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林育英出席了会议；吴亮平、李德列席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提出了红军大学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学校的组织等问题。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罗瑞卿、杨尚昆5人组成红军大学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等担任教员。

毛泽东推荐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周子昆为校务部主任，袁国平为副主任。

罗瑞卿是在第4次反“围剿”结束后，受“左”倾路线的排挤，被免去红4军政委职务，调到红1军团部担任保卫局局长。

毛泽东知人善任，他选择林彪出任红军大学校长是因为他最了解林彪。林彪也确实是最佳人选，因为林彪对部队对下级指挥员的教育独具特色。据杨成武回忆说：

“第3次反围剿结束后，我应召跑了七八十里去见林彪，他要搞‘围点打援’和‘网开一面’的教学课。我到了那里，也没课本，只有十几个战士。一个战士是‘白军’，几个红军各代表一支部队迂回包围，而后‘攻打白军’。‘白军’叫喊救命，另一个‘白军’开始出动增援，另几名红军埋伏出击，将‘援军’在旷野里一举歼灭。接着是‘网开一面’。3名红军包围‘白军’，留下一条路，路上几名红军埋伏于两侧。红军攻击得猛烈，‘白军’只好弃城逃跑，在路上一下子就被歼灭掉了。这时林彪说：‘今天演习完了，下去多想想这堂课内容。’这一课真胜读10年书。”

林彪的这一课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军事史上的第一次军事演习。杨成武后来还曾经回忆说：

“还有件事印象深。我从‘红大’毕业后，中央军委任命我为红1师师长，林彪同我谈话，教我‘怎样当师长’。我有记录的习惯，从当兵到现在，开会或同上级谈话，全记录。这次林彪的谈话我做了详细记录，共9条内容，厚厚一本。陈光、罗瑞卿、刘亚楼当时都知道，并且都拿去看过，认为对部队建设很有价值。后来我将这个记录发表了，题目是《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

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成立陕甘宁省委”的电令，与此同时，成立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由李富春任省委书记，马锡五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机关由甘泉下寺湾移至甘肃环县河连湾。

苏维埃政府下设财政部、国民经济部、土地部、裁判部、内务部、粮食部、教育部及保卫局等。先后下辖定边、安边、赤安、华池、赤庆、环县、曲子、静宁、盐池、豫旺、豫海、固北、定环等13个县苏维埃政府。其中豫海县是回民自治政府，它是中国苏维埃政权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回族自治政府。

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大相寺联名发布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征战役计划》：

以红1方面军红1、红15军团和红81师、骑兵师等共17000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刘晓任政治部主任，聂鹤亭任副参谋长。

全军共分为3路：以红1军团为左路军，由左权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下辖红1、红2、红4师，另有1个骑兵团，1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约8000人。以红15军团为右路军，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下辖红73、红75、红78师，另有1个骑兵团，1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约6000人。中路军由聂鹤亭指挥，下辖红28、红29、红81师和军委直属骑兵团。

《西征战役计划》中另以红29军主力、红30军和陕北地方部队、游击队，留在苏区南线、东线，牵制蒋介石的中央军、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原在陕西的其它国民党军。以红28军出陕南，会同在陕南坚持斗争的红74师在鄂豫陕边开展斗争。

战役计划颁布后，毛泽东去看望电台工作人员，他说：

“做任何工作，都应该知道它的重要性，你们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嘛！红军缺少了电台，就好比缺了一块鲁班石一样。你们知道‘鲁班石’的故事吗？”

接着，他讲起了鲁班石的故事，他说：

“很久很久以前，有条河上要修一座石桥，招聘了不少能工巧匠，连夜开山取石。他们辛辛苦苦干了好多天，桥身修好了，拱形桥洞也砌得差不多了，只是桥洞的脊梁处，还缺少一块既坚固又合适的石头嵌进去。这块石头很重要，没有它，桥就砌不成了。于是，匠人们便四处寻找，不知找过多少山，涉过多少河，才在一个打草鞋的老公公家里发现了那块垫着捶草的石头。搬去一试，大小正好合适。一打听才知道，这块石头是鲁班留下来的。原来，鲁班从此路过时，量了桥身，又看了看准备的石料，就知道缺少这样大小的一块石头。于是，他就悄悄按照规格尺码凿好了这块石头，然后扬长而去。从此，人们就给这块石头起了个名字，叫做‘鲁班石’。”

故事讲完了，毛泽东又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

“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块块被分割的革命根据地，要靠你们从空中架起一座桥连接起来。大家想一想，你们不是红军中的‘鲁班石’吗？”

毛泽东知道有一些工作人员不安心工作，不愿待在后方，想到前线去，他就说：

“我们干革命的，就要听党的话。党需要我们在哪里工作，就要到哪里去。革命的事业总要有个分工嘛，不能随个人挑挑拣拣。如果有人对革命工作还有贵贱之分的想法，这是不对的。”　

5月19日，西方野战军兵分两路，相继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后来，左路军红1军团经蟠龙、安塞到达吴起镇集结；右路军红15军团经永坪、蟠龙之间到达新城堡集结。

毛泽东也准备离开延川县交口大相寺了，他交代警卫员贺清华等人说：

“我们走的时候，要认真检查群众纪律，把老乡的窑洞、院子打扫干净，把东西放整齐，把水缸挑满水。”

5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林育英、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等人联名致电正在长征途中的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关向应、夏曦等人，告之以目前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红1方面军与东北军的合作情况，欢迎红2、红6军团和红4方面军北上。电文中说：

“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来信，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

5月20日这一天，大相寺的老乡们有的站在窑畔上，有的站在山坡、沟旁、路边，等候欢送毛泽东。毛泽东一走出院门，老乡们就排成了长长的欢送队伍。毛泽东一边走，一边向老乡们挥手告别。

这是一支小小的队伍，和毛泽东同行的只有贺清华几个警卫员及挑夫班和马夫。挑夫班挑着毛泽东的铁皮文件箱和简单的行李，马夫牵着毛泽东的小黄马，警卫员们就护卫在毛泽东身前身后，形影不离。

毛泽东的小黄马是在长征路上一次战斗中的战利品，它体形很好，身长适中，高矮相宜，身上除了脊背上的长毛是黑色以外，通身上下都黄得闪光。小黄马走起路来稳似行船，爬山涉水不费劲，枪炮轰鸣不受惊，的确是一匹好战马。毛泽东每到一处宿营，都要嘱咐工作人员好好照料它。

陕北的5月天，一早一晚寒气袭人，当午的太阳却是火辣辣的。毛泽东行军时一般都不骑马，而是和大家一起步行。贺清华跟在他身边，看见他脸上已经冒出了汗珠，就把身上背着的伞递给他。毛泽东抬头看看太阳，说：

“我不用，你打上吧。”

贺清华说：

“主席，你刚到陕北不久，我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早就习惯了，还是你打上吧。”

毛泽东仍然没有接伞，微笑着摇摇头，迈开大步往前赶路了。这一天，他们一行人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才在一个小村庄里住下来。毛泽东吃过饭就在小油灯下办公。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一行人又开始赶路了。这一天天气凉爽，毛泽东一路上给贺清华等人讲了不少有趣的事情。眼看快到永坪了，他对贺清华说：

“一会儿路过永坪的时候，你可以回家去看看。”

贺清华说：

“永坪离我家还有十好几里呢。”

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那等咱们到了瓦窑堡之后，给你几天假吧。你不是到过瓦窑堡吗？”

贺清华说：

“到过，在城里二道街给一个杂货铺老板当过小伙计。”

毛泽东初到瓦窑堡时就住在二道街，那里他熟悉，就问道：

“你对瓦窑堡很熟悉嘛！给那个老板干活好不好哇？”

贺清华就把他在杂货铺挨打挨骂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以及家乡“闹红”，自己如何参加红军的情况说了一遍。说话间，众人已经过了永坪，到了源流湾。这里是川道，比较开阔。突然，从远处传来了飞机的嗡嗡声，警卫员们喊道：

“敌机！”

毛泽东抬头看看飞机来的方向，说：

“找个地方歇一歇，不要让它发现。”

贺清华跑进路旁的一孔废窑洞，看看没有坍塌的危险，就请毛泽东到里面隐蔽，留几个人在外边担任警戒。毛泽东坐在地上喝了几口水，飞机的轰鸣声逐渐小了，就走出窑洞，说：

“敌机飞走了，我们也歇好了，继续上路吧。”

走过新寨河，翻过黑山子梁，就是瓦窑堡。毛泽东一行人走进枣树梁，远远看见有骑兵列队迎候。毛泽东检阅了骑兵，就向山下走去。先期从大相寺回到瓦窑堡的周恩来与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等人一起，在山下迎候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路两边站满了欢迎的群众和部队，学生们敲着洋鼓，吹着洋号，欢迎口号此起彼伏。毛泽东微笑着向群众和部队指战员们招手示意，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了南门。

欲知毛泽东回到瓦窑堡后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是一篇难得的政治文告类之佳作。可以说，像这样义正词严而又极其精辟的通电，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请看：《通电》向全国昭示，我红军东征，师出有名，名在抗日救国。意思是我要抗日，你要卖国，我就不得不打你！《通电》同时又昭示红军回师有因：我们要去直接同日军开战，你却以重兵拦路。为了顾全救亡大局，为保存“国防实力”，为不损伤“违反自己良心”而进攻红军的“爱国军人们”，红军不得不主动回师，以示诚意。接下来，毛泽东在通电“进言”里，不再称蒋介石、阎锡山为卖国贼，而改称为“蒋介石氏”、“阎锡山氏”；不再称国民党军为反动军队，而改称其有不少是“爱国军人”；不再称蒋介石集团为反动派，而改称其为“南京政府当局诸公”。且不说他以“千夫所指，不病而死”相警告，单就这种称谓上的重大变化，就已经是高妙之极了。

第7章 1936年5月—

“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管这个党，那个派，这个旅，那个军，这个部，那个会，都应该搞抗日统一战线。中国不亡，中华民族不亡，才有希望。”

话说毛泽东回到瓦窑堡后住在城内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的一个巷子里，这里共有5孔窑洞，中间的一孔是他的卧室，挨着左边的一孔有门相通，是他的办公室，室内地下有一个不到2平米的小防空洞。

1936年5月23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发言中说：

“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要争取军队，要在抗日问题上接近东北军。工作的重心应放在东北军第57军，集中力量在3个月内有大的进步。”

会议决定今后不在东北军内组织哗变，不再进行军事打击，并且可以给以一定的让步，争取在东北军内开展公开的工作。

5月25日，毛泽东与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等致电西方野战军暨红4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张国焘等并转红2、红6军团领导人任弼时、贺龙等说：

“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以走向建立全国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电文中还说：红1方面军西方野战军西渡黄河后向陕、甘、宁发展，红2、红6军团和红4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　

5月25日，毛泽东起草并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宣言》中说，抗日人民红军西进，不仅是实际准备抗日的必要步骤，而且是蒙回及其他弱小民族特别是回族独立解放的大好时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回汉密切合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

5月25日下午，毛泽东正在窑洞内一张古式旧方桌旁挥毫疾书，警卫员引领着被东征军俘虏的晋军第66师第392团团长郭登瀛来到了窑洞前。毛泽东起身把郭登瀛让进窑洞里坐下，询问了晋军的素质、军事装备以及官兵的思想状况，又谈到了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然后诚恳地对郭登瀛说：

“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管这个党，那个派，这个旅，那个军，这个部，那个会，都应该搞抗日统一战线。中国不亡，中华民族不亡，才有希望。”

郭登瀛听着毛泽东的一番大道理，连连点头，表示赞同。毛泽东指着即将写完的信说：

“郭团长，我要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

郭登瀛说：

“有什么事需要干，我愿意效劳。”

毛泽东说：

“我们准备放你回去。我想请郭团长把我给阎锡山先生的这封信送到太原去，你看怎么样？”

“可以，可以！”

郭登瀛满口答应。毛泽东又嘱咐说：

“另外，还有一些意见在信上没有写得那么具体，请你代为转达。敝党敝军进入山西，只为抗日，别无它求。但抗日得有块地盘，否则，打完了仗，没个睡觉的地方怎么行呢？因此希望能在绥远让给我们十几个县，作为红军的抗日根据地。如果不行，那么在雁北让给红军一条路，到河北、察哈尔去打日本。我们是要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共产党共同抗日。我们之间化干戈为玉帛，联合起来共同打日本。”

郭登瀛在陕北这一段时间，亲眼见到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与士兵一样穿补丁衣服，吃一样的饭菜，毫无个人私利，已经特别赞赏他们的人格。现在听了毛泽东的这一番话，很受感动。他说：

“我已经把您的话一字一句都记下了，回去一定劝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再也不打内战了。”

后来郭登瀛回到太原后立即求见阎锡山，当面报告了他被俘后的情况，面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阎锡山打开信一看，只见毛泽东写的是：

百川先生：

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微日（5月5日）通电或恐未达，抄上一份，托郭团长带回，即祈审览。

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济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顷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在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之公敌。

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楚失楚得，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吉县县长暂留此间，稍缓亦当令其返晋。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

专此。即颂勋祺。不一！

毛泽东

阎锡山看完信，很是佩服毛泽东的眼力，蒋介石压迫日甚，确实是他的一块心病。最令他头痛的是国民党中央军不但赖在山西不走，而且，陈诚还拉拢收买他的高级将领李生达，又在晋南策动河东道独立。阎锡山后悔当初不该一再邀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入晋，现在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他对身边的亲信说：

“我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

毛泽东为了从阎锡山的内部逼阎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又分别致信晋绥军中对阎锡山有影响的第66师师长杨效欧和第19军军长兼第72师师长李生达。毛泽东在信中说：

“日事相斫，停战议和，共赴国难，实为今日之天经地义。”“盼商之百川先生派遣代表，共商大计，以利于国家民族。”

毛泽东还给阎锡山的老搭档、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写信说：

“红军者，抗日讨逆之先锋，非欲与晋军为敌人。”

他在信中向赵戴文解释了共产党抗日的主张，希望赵戴文在抗日降日之间“熟图而择之”。

5月2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阎红彦、蔡树藩说：蒋介石、阎锡山以30个团入陕，有消息说本月底晋军将渡过黄河。红30军应以主力位于吴堡县宋家川之线以南，迟滞国民党晋绥军前进。　　

5月26日这一天，马鸿逵、马鸿宾发觉红军有“进攻宁夏”的迹象，立即调其第35师一部由庆阳经曲子、环县、洪德城回援，其防地交由东北军派部接替。

毛泽东立即致电东北军张学良说，不要妨碍红军去占领曲子、环县、洪德城。他又致电彭德怀说，已电张学良让出曲子镇、环县、洪德城，红1军团应进至华池县元城镇，以一部向庆阳方向游击，阻止东北军熊正平第115师主力由庆阳北进，“相机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惟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对国民党军马鸿宾部则坚决打击之。

5月27日，徐海东率领红15军团各部从新城堡地区分两路西进。

5月28日，红1军团从吴起镇出发西进。

5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会议，主要议题是研究军事行动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

“我们在6、7、8月要以洪德城为中心创造新的根据地。我们的工作：第一，在安塞以西、洪德城附近四五百里地区做赤化工作；第二，对东北军完成主要方面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政治上的，内部的团结，干部的创造等；第三，坚持陕北游击战争。”

5月29日早饭后，军委通讯员来找张爱萍，说：

“毛主席请你去一趟。”

张爱萍听说毛泽东要找他，心里便“咯噔”了一下，脚步不由自主地沉重起来。

原来，张爱萍是在长征结束后奉调到军委骑兵团工作的。在东征期间，为配合红军主力东渡黄河，骑兵团在盐池、定边、靖边、榆林一线接连打了一些胜仗，在奉调回瓦窑堡休整途中，在青阳岔听群众反映说，县政府被国民党井岳秀的部队抢去了一些衣物，还抓走了人。“追！”张爱萍当即下了命令。骑兵团追上了敌人，消灭其一部分，又抓了40多个俘虏，还夺回了东西，可没想到在返回的路上中了敌人的伏击，张爱萍也受了伤。

张爱萍边走边想，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说“打胜仗去见毛主席！”如今自己打了败仗，有何颜面去见主席呢？见了主席该说什么好呢？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正在看书，抬眼看了看他，把书本扣在桌子上，平静地问道：

“怎么听说你在谈‘胜败乃兵家之常事’？”

这声音不大，却使张爱萍的心率顿时加快了，他心想：糟了！这句气头上的话，主席怎么会知道了？那还是在两天前，他在招待所门口碰上了曾经号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那人皮笑肉不笑地问他：“过去是百战百胜，这回怎么掉进落马湖了？”张爱萍本来心情就不好，怎能容他如此讥笑，当即顶了一句：“有什么了不起，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如今毛泽东一见面便提起此话，他只好如实回答：

“那是说的一句气话。”

“气话！”毛泽东抽着烟，沉吟片刻，又说：“我看，你还没接受教训，没承认错误吧？”

“组织上给我处分都接受了，怎么还会不承认错误呢？”

毛泽东看张爱萍有些委屈，便说：

“坐下谈。”

待张爱萍坐定，他的口气温和多了，说：

“你呀，过去的仗都打得不错嘛，这次怎么在打胜仗的同时又打了败仗呢？你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下，找到吃败仗的原因。是的，是没有百战百胜的军事家，‘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这句话也是不错的。但作为我们带兵的人，不能用这句话为自己开脱。你说不是吗？”

张爱萍点了点头。毛泽东开始问起部队的情况，又问张爱萍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张爱萍说：

“我想到红军大学去学习一段时间。”

“很好嘛！”毛泽东说：“要达到智勇兼备，重要的途径是学习。红大正准备开学，去学几个月吧！”

说罢，他提起毛笔，给罗瑞卿写了一封信，递给张爱萍说：

“拿着它，我是你入学的介绍人。”

5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及军团方面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等，通知说：红2、红6军团6月可到甘孜。4方面军已接受我们的方针，将于6月底北上。对张国焘的关系，暂时取协商方式，已告诉张国焘，我们与他已没有政治上、战略上的分歧，以协和团结为目标。

毛泽东还分析了6、7、8三个月的形势，陕甘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布防情况，并说：

“西北创造新根据地，东边坚持游击战争，南边争取东北军，为6、7、8月之三个基本任务。”

1936年6月1日，毛泽东倡导的红军大学在瓦窑堡正式创办，简称“红大”。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任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

“红大”第1期学员共有1065人。其中的第一科由陈光任科长，罗荣桓任政治委员。这第一科的38名学员全是师团级以上干部，如：彭雪枫、刘亚楼、谭政、郭述申、周士第、杨立三、张爱萍、杨成武、王平、苏振华、赵尔陆、宋裕和、贾拓夫、彭加伦、符竹庭、张经武、武亭、洪水、莫文骅、张达志、谭冠三、童小鹏、萧文玖、许建国、邓飞、周建屏、罗宝连、张树才、贺晋年等。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30岁，最小的刚满20岁，平均年龄27岁。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出席了“红大”第一期的开学典礼。毛泽东在典礼上致词祝贺，把“红大”称之为共产党的黄埔军校。他又说：

“你们现在是上山学道，学成之后下山济世。学道练道，重在个人修行。在这里，我们大家都是学生，我们大家又都是先生。”

毛泽东还说：

“形势发展很快，一个新的局面就要到来。大家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读书，研究些问题，学习时间不超过半年，真正做到学有所成，炼出正果。”

6月1日，毛泽东为了向甘、宁广大回汉人民宣传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以他和朱德的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提出了“停止内战，不分红军白军一致抗日”、“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创立抗日联合战线”等20条救国救民的主张。《布告》号召全国人民、各党派、各团体团结起来，拥护苏维埃红军的主张，为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奋斗。

瓦窑堡市的街头上到处都贴有“团结一致，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全城一派抗日气氛。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转杨至诚并告萧劲光、李富春、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说：

“为胜利进行野战军后方勤务工作，决组野战军后方勤务部，以杨至诚兼部长，统一指挥野战军兵站，供给、卫生诸机关（不另设机关）。”“决在吴起镇附近设小后方，选择适当地点成立小规模的兵工、被服、鞋袜各厂”，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供给部部长叶季壮负责。

6月2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命令红1军团主力向环县急进，占该县后准备占领洪德城；以一部在庆阳、曲子之线；以1个团附1个骑兵连准备在2天内占领三岔。

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左权、聂荣臻、朱瑞等，指示对昨天在红1军团进占阜城的战斗中投降红军的国民党军第35师第105旅旅长冶成章要特别优待，治好其伤口后送到后方一谈，尔后送其回宁夏。电文中同时对优待俘虏中的回民、训练和释放俘虏等问题作出了部署。

6月3日，北上的红6军团先头部队在理塘县甲洼与红4方面军的红32军会合。

前边已经说过，张国焘率领的南下红军在2月15日至16日遭到了国民党军薛岳部6个师的猛烈进攻，天全、芦山、宝兴、灵关相继被占。至此，张国焘的南下计划彻底失败。中共中央及时给他们提出了3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北上陕甘，二是就地发展，三是南下转战。中央认为，第一方案为上策。经过讨论，中央提出的第一方案获得通过。他们在北上到达甘孜、新龙等地时，已经由南下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4万人了，不得不将部队整编为5个军28个团；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王树声任副总指挥，李特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

在红2、红6军团4月28日全部渡过金沙江后，朱德向贺龙、任弼时等人致电祝贺。他在电文中说：“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2、6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敬礼。”

徐向前也总结了以前的教训，他对其他领导人说：“我们几个方面军就像兄弟一样，是一家人，上次我们同老大没有搞好，吵了架，这次要注意。现在老二就要上来了，我们要学他们的长处，取长补短。”

于是，红4方面军又像上次迎接中央红军一样，派出了红32军一部保证红2、红6军团的侧翼安全，并迎接红2、红6军团。

6月初的一天早上，贺子珍请刘志丹的遗孀同桂荣和她的女儿刘力贞吃饭。毛泽东一见到同桂荣就关切地问道：

“刘嫂子，病好些了吧？”

“好多了。”同桂荣说罢，又不好意思地说：“主席，您的年龄比志丹和我都大，我不敢当这称呼，你再不要叫……”

毛泽东却微笑着说：

“革命同志如同弟兄，大家都叫你刘嫂子，我怎能不叫呢？”

说罢，他招呼同桂荣坐下，又打着手势说：

“没有刘志丹同志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我们还没个落脚地哩！”

同桂荣说：

“如果主席不来的话，陕北革命也早被‘肃反’完了。”

说话间，贺子珍端来了饭菜，对同桂荣说：

“大姐，没什么好吃的，随便吃一点吧。”

毛泽东亲切地给同桂荣母女夹菜，劝她们多吃一点。

6月上旬，红军大学已经开学几天了，有一天，毛泽东走进1科学员的教室，学员们站起来热烈鼓掌。他微笑着摆摆手，让大家坐下，说道：

“我帮你们请了几位教员，有洋的，也有土的，我就是土的一个。”

他又说：

“我们前一段时间，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也走了两万五千里。要是会腾云驾雾，就不晓得会走到哪里去了。现在，我们红军从过去几十万人减为两万多人，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好这个落脚点，我们不知要到哪里去呢！反正我不到外国去。中国的地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还有北方。当前，党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就是要逼蒋介石走抗日的道路。”

毛泽东给学员们讲的第一课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由于这个题目太大，他只能边写教材边讲课。

有天晚上，红大几个学员散步经过毛泽东的窑洞门口，见他点着小马灯，正写着什么，便走了进去。毛泽东见学员们来了，就放下笔，询问他们在学校的生活情况，学习情况，还征求了对他讲课的意见。学员们都说他讲得好。

“你呢？”毛泽东问张爱萍：“我倒想听听你的感受。”

张爱萍说：

“我觉得你有许多话是针对我讲的。”

“哟嗬，是吗？”

毛泽东笑了。张爱萍说：

“你批评指挥员鲁莽时，我头都不敢抬。”

“还这么严重呀！”毛泽东又笑了：“那也很可能是针对你讲的。不过，我有些话也不一定就指哪个人。红军中有不少这样的同志，打仗很勇敢，心也不错。总怕放走一个敌人，怕敌人打烂群众的坛坛罐罐，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就顾不得其它了，就鲁莽蛮干了。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学员们齐声回答。毛泽东最后说：

“听说你们读书都很用功，联系实际的精神也很好。不过也要注意休息和娱乐。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每天吃饭后可以出去跑跑嘛，不要老蹲在窑洞里。我已经给林彪、罗瑞卿同志讲了，要他们每天到窑洞里去赶你们出去。”

他说着伸开两臂，做了个“赶”的姿势。学员们都笑了起来。　　

6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说：

“横山、定边间500里工作是西方根据地的北面屏障，是北出绥、宁打通苏联的战略枢纽，应以81师与28军骑兵团全力担负，在一个半月内（7月半止）完成初步赤化。”庆阳、洪德线及其东西地区是西方根据地的重心，应以红1军团及陕甘宁红军主力于7月半完成初步赤化。

6月6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说：昨日来电中谈及的西方野战军的进一步作战行动部署甚妥，“但为蓄积部队精力，以利西面战斗计，两军团似宜各在原地多休息两天，9号左右开始西进。”

6月6日这一天，张国焘在“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宣布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他还说：

“我们双方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暂行行使，如大家所知道的一样，国际代表团中负总责的有陈绍禹同志，还有别的同志，代表团回国的有林育英等。在陕北方面，现有8个中央委员，7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7个中央委员，3个候补委员，国际代表团大约有二十几个同志，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工作，此外，当然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挥。”

6月7日，毛泽东决定红28军参加西征作战。

6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致电宋时轮、宋任穷，阎红彦、蔡树藩，萧劲光，通报了西方野战军在西征战役第一阶段中的战果，并说：“目前野战军已完成第一步作战任务，正胜利地向西猛烈进展中。”

6月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左权、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说：

“中央决定回民工作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我们应站在帮助地位上去推动和发动回民斗争。”

电文中还提出了对回民工作的政策及三大禁条、四项注意，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讲究清洁，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器具，注意回汉民族团结。　

6月8日，毛泽东就“两广事变”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关于西南事变的谈话》。

原来在不久前，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他们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帜，将粤、桂军改称为“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有个别分子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吾人更希望西南的领袖能彻底执行抗日救国的纲领，将两广造成抗日救国的根据地，开展抗日战争，武装民众，实施广泛的民主自由，严厉制裁汉奸，没收日本与汉奸财产，改善工农职员生活待遇等。”

6月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复电彭德怀，对其来电中谈及的与鄂王及张学良司令代表谈判的内容及原则表示同意。同时要他注意建立与鄂托旗的通商关系，以便通过该旗与阿拉善旗建立友好关系。

6月10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指示由彭德怀根据联合抗日与回人自决两原则负责与宁夏各方势力联系。并说“安边、定边的外交争取要用大力，旦八等寨子亦然。庆阳方向则着重东北军。”

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会议，研究“两广事变”及整个形势发展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他还说：

“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以扫除抗日阻碍。要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大会，以对抗蒋介石的国民大会。要使西南从不是武装民众抗日变为武装民众抗日。”

这一天，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的名义起草并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全文如下：

最近日本帝国主义大批增兵冀察以直接占领华北，组织全国性的走私，以破坏中国关税制度与国民经济，发动福建自治运动以侵略华南。无一不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的预定计划，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前进。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但丝毫没有抵抗的表示，而且处处替日本帝国主义为虎作伥，镇压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救亡运动，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抗日，签订《中日防共协定》，引狼入室，排除异己企图创立个人独裁，使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为所欲为。一切有良心的，有热血的爱国军人爱国同胞，际此日本强盗无耻汉奸横行华夏之时，无不义愤填胸，誓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奋斗到底！

两广此次高举抗日义旗，出师北上，并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出兵一致抗日，义声所播，全国人民无不振奋。我们谨代表全苏区抗日人民与抗日红军对两广爱国军人爱国同胞表示敬意与拥护，并首先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我们更号召全中国爱国军人自告奋勇，出兵响应，全中国爱国同胞再接再厉，扩大抗日救亡运动，以配合两广的起义，务使此次抗日的军事发动扩大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同时我们要求南京政府立刻翻然改悟，答应两广要求，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北上抗日。中国人民红军更愿首先全部集中河北，担任抗日先锋军的任务，开始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

然而自两广发难以来，蒋介石南京政府不但丝毫没有接受两广请求的任何诚意表示，而且一再迁移时日，公开诬蔑两广当局为鼓动内战破坏团结，而暗中却调集大军企图拦阻两广军队北上抗日，挑拨离间，发动内战以捣乱抗日战线。对于蒋介石的这种罪恶行为，全国人民决不宽恕！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应该要求蒋介石立即实现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同时要求与赞助蒋介石军队中很多有良心有热血的爱国将校，立即脱离蒋介石的降日政策自动率领部队与两广及红军联合北上抗日！

事急矣！全中国的爱国军人爱国同胞大家立即紧密的联合起来，集中力量向着日本帝国主义一致进攻！中国人民现在比无论什么时候更迫切的要求着坚固的抗日的联合战线。蒋介石所要召集的一切降日卖国的国民党二中全会，或御用的国民大会我们都要坚决反对。我们主张立刻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号召全国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政治的，社会的，职业的团体与武装队伍选举自已的代表参加大会，并立刻实现下列的纲领：

（一）宣布对日绝交宣战，讨伐“满洲国”，收回华北与东北失地。（二）取消一切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与卖国借款。（三）惩办丧权失地祸国殃民的汉奸卖国贼。（四）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直接对日作战。（五）没收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一切财产作为抗日经费。（六）保证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完全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七）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八）联合全世界以平等待我的国家与民族，联合日本国内的一切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众。

这是全中国人民所要求的抗日救国的纲领，也应该是两广出师抗日的纲领。我们竭诚希望两广的爱国领袖们能够到处大胆地发动与拥护抗日人民的爱国运动，大量地武装与组织抗日人民，联合全国人民，为这一纲领的彻底实现而奋斗。我们相信只有当抗日的武装与抗日的人民打成一片，只有抗日的武装变成抗日人民的武装时，两广所发动的解放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拥护两广出师北上抗日！

全中国爱国军人联合两广一起打日本！

反对蒋介石拦阻两广义师北上抗日！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捣乱抗日！

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

反对蒋介石御用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与国民大会！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私，没收一切私货！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全中国人民抗日的联合战线万岁！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德

6月14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鉴于陕北各路敌军正向瓦窑堡地区推进，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出瓦窑堡准备作战”。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红30军军长阎红彦、政治委员蔡树藩说：东北军已分3路向瓦窑堡进攻，命令阎红彦、蔡树藩率红30军返回延川，准备侧击由清涧或由永坪向瓦窑堡进逼之敌。

毛泽东、周恩来同时电令红29军副军长谢嵩、政治委员甘渭汉率在韩城地区活动的红29军主力到延川、冯家坪之间待命。　　

6月14日这一天，西方野战军领导人提出西征作战第二阶段的基本任务是：“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摧毁安边、定边、豫旺堡及豫旺城的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解决本部给养、冬服材料。”

据此，西方野战军各部先后攻占定边、盐池、豫旺堡及豫旺城，歼灭国民党军和民团千人以上。

6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宋时轮、宋任穷、阎红彦、蔡树藩、李富春、萧劲光并转杨至诚，通报了东北军分3路向瓦窑堡进攻的情况，并说：

“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定搬出瓦市，准备作战。中央及军委各机关准备移至洪德城、河连湾一带”。“中央迁都是为着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是为着更便利于发展东西的游击战争，是为着更易于争取东北军，准备着新的回攻。”　　　

6月1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林育英、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说：

为避免引起回、汉冲突，利于争取青海的马步青、马步芳和宁夏马鸿宾，红4方面军同红2、红6军团会合后，“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

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全体执监委员先生们：

当着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的最后一瞬间，我们已顾不得你们还是对于我们怀着何等深刻的仇怨，还是集中全力向红军和苏区进攻，并在全国各地拘捕杀戮我们的同志，为了集中全国的力量，以挽救伟大的中华民族之灭亡，我们在屡次提议停止内战合作御侮救亡被你们拒绝之后，再一次的向你们正式提议：立即停止你们与我们之间互相残杀的内战及一切仇杀的行为，并立即联合起来，为挽救中国民族的灭亡进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驱逐华北内蒙的日兵并收复东北失地。

一切对外投降、退让与不抵抗的政策，是招来亡国灭种大祸的根本原因。为要挽救中华民族的灭亡，只有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武装抗战。这已经是不可争辩的真理，全国民众一致的要求。你们对于这个极明显的真理，当然比别人看得更明白。然而你们政府的负责人，如果不是甘心背叛伟大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不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武装抗战？为什么要用一切力量去阻止与镇压其他军队和全国人民对日抗战？为什么尽撤华北内蒙一切的军队和党部，继续承认日本一切无理的要求，对日屈辱退让到底？

你们中有人说：“红军妨害你们抗日”。然而红军从“九一八”以来，已屡次宣言，向你们及全国各党派和军队提议：“愿意抛开一切仇怨，与你们联合一致抗日”，你们为什么屡次拒绝红军的这个提议？为什么继续集中全国的军队和资源去进攻红军，阻止红军抗日？

我们现在再一次向你们及全国民众宣言：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

我们欢迎贵党领袖冯玉祥先生的抗日言论与李宗仁先生的抗日主张；我们同意贵党西南执行部及许多领袖的抗日救国通电；我们拥护西南抗日救国军的动员令与改编；我们还欢迎国民党中任何领袖任何党员来参加与领导抗日救国的神圣战争！

我们愿意以全力支持西南诸领袖抗日救国的英勇事业，只要西南诸领袖坚决执行抗日反汉奸的政策到底，并实现民主自由。我们愿意在一切抗日反汉奸的斗争中与西南诸领袖密切合作。今后国民党中任何领袖任何委员起来抗日救国，我们同样愿意以全力支持他们。

我们与红军不妨害任何人抗日救国的行动，我们坚决拥护全国抗日领袖与抗日民众诚意的团结起来实现中国的统一。

我们认为用“破坏统一”与“内战”的罪名去责备西南抗日的英勇行动，是无理由的。如果没有人执行帝国主义的意志用武力去阻止西南的抗日行动，内战就不会发生。而国家的真正统一，只有在全国对日抗战的一致中才能求得。我们反对强迫西南取消对日抗战来实现统一，但我们赞成南京及全国各地立即宣布对日作战去与西南统一。因此我们反对任何进攻西南的军事行动！

不立即动员全国对日作战，国家任何形式上的统一与纲纪，都是不能维持的。因为政府任全国沦亡而不急起挽救，且多方镇压人民的救国运动，这就是政府最大的背叛国家民族的行为，就是严重地破坏国家民族的纲纪。人民对这样的政府，是再没有义务来遵守他的法律命令，人民为着救国有权利来推翻这样的政府。

对日立即抗战与否？是目前解决中国内外一切问题的关键。现在已经到了决定问题的最后一分钟。日本帝国主义也已明白的告诉你们：“你们只有在投降与抗战中找一条路走。”如果有人决心要走投降的可耻的死路，那我们不去说他，让他去继续“剿共”与“讨伐西南”，在各种借口之下消灭他一切的政敌与抗日的力量，让他去继续对日“提携”“合作”，用“长期抵抗”“秘密准备”“等待机会”等言词去欺隐民众。然而民众是要走抗战的生路的，民众也热烈地盼望你们之中任何人走上抗战的生路。这就要求你们立即接受西南抗日救国的请求与我们对于你们的提议，立即停止进攻红军与对西南的军事监视，立即将军队开入华北内蒙对日作战，肃清汉奸，废除一切屈辱的条约，并立即实现民主自由，释放政治犯，另颁民主的宪法，召集全国各党各派的救国会议，组织抗日的国防政府，联合苏联与世界一切的反日力量。只有这些要求的完全实现，才能团结全民族的力量，取得全国民众的拥护与世界反日力量的帮助，创立最强有力的威权政府，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相信贵党有不少的军政领袖与党员，同样是中华民族最好的子女，没有忘记孙中山先生伟大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能够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英勇奋战。我们盼望这一切的民族英雄与忠诚的爱国志士，立即同我们诚意的携手，抛开以往一切的仇怨，在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中共同奋斗！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我们伸着手向着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人们！

我们盼望你们对于我们这个诚恳的提议给以善意的考虑！我们等候你们对于我们这个提议的任何答复！最后，向你们致以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6月20日，毛泽东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规定对东北军工作的基本方针是：

“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因此我们对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纲领，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工作。”

指示要求争取东北军的工作要采取争取上层和下层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下层统一战线工作，是使下层广大官兵团结在抗日政治目标下，给上层以推动。

6月21日，东北军高双成部乘虚向瓦窑堡市袭来。

这一天中午，瓦窑堡西北的安定县川里突然传来了枪声，贺清华一时摸不清情况，急忙跑进窑洞，向正在休息的毛泽东报告说：

“毛主席，可能有敌情，安定县川里在打枪。”

毛泽东说：

“请参谋长来。”

贺清华跑到隔壁去找张云逸，没有找到，留守人员说：

“张参谋长一听到枪声，就亲自带领通讯连、保卫队、红军大学的学员以及保卫局凡是能参加战斗的同志，赶往西门外同敌人作战去了。”

不一会儿，张云逸回来了，报告毛泽东：

“敌人是石湾的一个营和一部分地主武装。我们在瓦窑堡的只有一个通讯连和保卫队以及红大的学员，人少，枪少，子弹也不多，每人只有两三粒土造的子弹和手榴弹。主席，敌我力量悬殊，最好现在就转移。”

正在此时，周恩来也赶来了。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镇静地说：

“不要急，等后方机关全部转移了，我们再走也不迟。”

此时，西门外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更加激烈，听起来已经很近了。几个警卫员早已把毛泽东的文件、用具收拾好，还牵来了小黄马，单等毛泽东出发。贺清华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张云逸一点不着急的样子，就走进窑洞说：

“主席，该走了吧！”

毛泽东慢慢侧过身子，不慌不忙地说：

“没有关系。敌人从西门进来，我们从南门出去嘛。”

贺清华只好回到院子里，心里直发急，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摸摸小黄马，看看毛泽东的行装，又爬上毛泽东住的窑洞顶上，向枪声最激烈的米粮山望去，只见那里不断冒起股股尘烟，看样子敌人快要冲进城里来了。他急忙下了窑顶，把情况报告给毛泽东，请他快动身。毛泽东平静地问：

“机关都走了没有？”

“早走了！”

周恩来、张云逸也说：

“主席，动身吧！”

毛泽东又扫视了一遍窑洞，看看没有落下什么东西，说：

“好，咱们现在走吧。”

大家离开下河滩，穿过二道街，子弹“啾啾”尖叫着从头顶上空掠过。贺清华和其他警卫员们环卫着毛泽东，手心里捏着一把汗。当他们走到南门时，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来犯之敌已经进了西门。

毛泽东刚走出南门，发现有一个战士从半山腰上顺着城墙根背下来一名伤员，立刻迎上前去。贺清华认出那位伤员是保卫队的李科长，只见他伤势非常严重，脸色苍白，呼吸微弱，已经昏迷过去了。毛泽东不顾头顶上空飞掠的子弹，在伤员身旁停下来，招手让担架队把他的担架抬过来，把李科长放在担架上，察看他的伤口。李科长身上不断地滴着鲜血，把铺在担架上毛泽东的被褥都染红了。李科长慢慢睁开眼睛，一见是毛泽东站在他面前，大吃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还留在后边，因为说不出话，急得他吃力地摆着手，意思是请毛泽东赶快离开火线。毛泽东安慰了李科长几句，转身交代说，路上小心一点，好好照顾伤员。他看着担架在前边走了，这才移动了脚步。当他转移到保安阎家砭时，秘书告诉他说：

“保卫队李科长牺牲了。”

毛泽东一听非常难过，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沉痛地说：

“把他好好掩埋起来，在坟前立个牌子，通知他本单位开个追悼会。他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老干部。对于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们应该好好地纪念他们。”

6月24日，贺龙、任弼时、萧克等人率领红2、红6军团抵达甘孜。

萧克曾回忆说：“那时张国焘在甘孜，他派了一位代表来迎接我们。这位代表来到后，就分别单个找我们2、6军团的领导谈话，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他们率1方面军（东路军）北上如何错误，他们4方面军南下如何正确，等等。我当时不了解他们长征会师后的具体情况。那时我们6军团就一部电台，还经常坏，再加上战斗紧张，很少和他们联系，所以对张国焘代表所说的话我没有表态。也就是说，我当时没有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这不是又站错队了吗？”

红2、红6军团与红4方面军会师后，红4方面军举行了欢迎大会。朱德在大会上讲话说：

“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北上困难，到陕北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率领的1方面军会合。”

6月25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询问红4方面军“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并说：“两广事变”爆发，时局发展，“如能迅出甘南，对时局助益匪浅。”　

6月27日，红4方面军和红2、红6军团决定分为左、中、右3路纵队北上。

6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请令盐池、定边部队运送5000斤食盐到吴起镇。

6月28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转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通报了全国抗日反蒋形势及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谈判情况。电文中还说：

“全国形势的发展，证明中央估计革命已走向了新阶段，是完全正确的。南京方面答复我们的信中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我们出兵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

6月29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

“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由1或15军团担负。”

1936年7月1日，毛泽东在去保安途中，以他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68位在陕甘的党政军负责人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及红2、红6军团和红4方面军指战员，庆祝红2、红6军团和红4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电文中说：

“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出陕甘与1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你们尚保存伟大的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

7月1日这一天，贺龙、任弼时等会见红4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和朱德等人。

任弼时与张国焘进行了个别谈话。张国焘要任弼时散发污蔑中共中央和红1方面军的材料，任弼时毫不含糊地拒绝了。张国焘企图以多数压少数，采取欺骗拉拢、挑拨离间、封官许愿，控制红2、红6军团。张国焘提出两个方面军首先要一致。任弼时说：

“惟有在党中央12月会议决定的基础上，才能一致。”

张国焘提出要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企图用红军总政委的名义迫使红2、红6军团同他同流合污。任弼时质问他说：

“谁做报告？发生争论谁做结论？不能以多数压迫少数。”

任弼时又告诉张国焘说：

“我们2、6军团的同志，很多是从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是很熟悉的，有感情的。即使不是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也有最高信仰。你如果要强迫他们反对毛主席，那么，他们就要翻脸，他们是不认识你的。”

贺龙也烧毁了张国焘派人送到红2军团中的反党小册子《国焘讲座》，制止了张国焘派到红2军团“工作团”的反党活动。贺龙对红2军团的干部们说：

“同志们，这里是张国焘搞的假中央，他在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真中央是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已经到了陕北。为了抗日，我们必须马上北上，与真中央和红1方面军会合。我们大家都要听毛主席的，跟着毛主席的脚步走。谁要不听毛主席的，反对毛主席，他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朱德和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人共同努力，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　　

7月2日，徐向前率领由红9军、红4军第12师、红31军第93师、独立师及方面军总部组成的中路纵队，从炉霍地区出发，向毛儿盖前进。

7月3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等率领红4军第10师、11师，红30军第88师和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率领的红2、红6军团组成左路纵队，从甘孜出发，经东谷、两倾寺、阿坝，向包座、班佑前进。

由董振堂军长率领红5军、红31军第91师组成右路纵队，为后卫。

7月5日，毛泽东等人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电令：由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组成红2方面军。

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按照军委电令组成了红2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

红2军团：军团长贺龙（兼），政委关向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红6军团：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参谋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张子意。

红3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李干辉。

7月5日至7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等在安塞召开听取刘鼎关于东北军情况的汇报。会议要刘鼎大胆做促进东北军抗日的工作，使之成为抗日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

7月6日，任弼时等致电中央和军委，报告了红2、红6军团长征的情况：费时7个多月，行程1万余里，伤亡约5300余人；出发时17000余人，现有14000余人，红2军团9000余人，红6军团5300余人，武器比从湖南桑植出发时稍有增加。

7月10日，由董振堂率领的右路纵队从绥靖、崇化地区出发，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儿盖、包座前进。

欲知红军3大主力能否会合在一起，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在红军3大主力会师前，毛泽东一方面指挥西方野战军开拓陕甘宁新苏区，一方面联络、催促红2、红6军团和红4方面军北上与红1方面军会师，同时，他还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对东北军、西北军和利用“两广事变”迫蒋抗日的统战工作上。这三项工作有文有武，文武并重，把民主革命的眼前利益和民族革命的长远利益有条不紊地结合在了一起，充分显示出了一位革命家、战略家博大的胸怀和非凡的胆识，真真令人佩服之至。

第8章 1936年7月10日—

“战争初期日本将打赢所有的重大战役，占领主要城市的交通线，还将摧毁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而会出现持久斗争的局面。那时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作用，并在国民党的力量衰落的同时，迅速的壮大。”

话说1936年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讲话中表示不签订承认“满洲国”的协定。会议显示了国民党内求团结、外御侵略的意向。

7月11日，毛泽东率领机关工作人员经过桑树、凉水湾、安塞等地，终于到达了保安。

在瓦窑堡担任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科科长和监督、印刷苏维埃纸币的贺子珍，已经先期到达这里。

保安又称赤安县，地处陕西省北部，东邻安塞、甘泉县，西靠吴起，南界富县和甘肃省合水、华池县，北接靖边县。原赤安县志曾记载：“赤安，延安之瘠地也。”

保安县城在小石山、太平山、瓦窑山的环抱之中，人称“斗城”，小而雅，城垣、垛口完好无缺。城外东北角，有座支离破碎的旧城，南面钟楼山上，也有座故城。三城连珠，沿诸山而立。这一带因北靠长城，在古代是边陲要塞。

保安全城人口不足4百，房屋不过百间，而大大小小的庙宇却有十几座，什么龙王庙、娘娘庙、财神庙、土地庙、山神庙等等。人们传说，保安城是“庙比房多，神比人多”，可见其经济文化之落后。因此，在保安想找一孔好的窑洞居住，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毛泽东与贺子珍被安排在保安县城内小石山烽火台下炮楼山中类似溶洞又似人工开凿的石洞里。这种石洞俗称石窑，一排5孔。毛泽东夫妇住了一孔，其它几孔里住着警卫班、担架班、特务班等人员。

毛泽东住的这孔石窑与其它几孔石窑一样，既无门框，也无门板，所不同的只是大石窑里还套了个小石窑。大石窑里有一张没有油漆的木桌子，3个粗制的木凳，一个火盆，一盏马灯。小石窑里有一个盘石炕，高个子坐上去，一不小心就会碰头。石窑里边黑洞洞的，下雨时，洞顶还时不时地往下渗水，朝夕都能听到积水盆里发出的“铜壶滴漏”声。因此，石洞内就格外潮湿。后来，毛泽东就是在这个石洞里，接待过苏联专家阿尔洛夫、德国的李德、美国记者斯诺，及国际援华医生美国的海德姆、印度的柯棣华和奥地利的罗生特。

刘志丹的遗孀同桂荣，被安排在离毛泽东不远的北山坡上。

红军大学迁到了保安城外那些蜂窝似的山洞里。这些山洞不知荒废了多少年代，积了厚厚一层羊粪、腐草和兽骨，人一进去，一群群的蝙蝠扑面而飞。学员们全成了清洁工，他们动手清理了卫生以后，又动手制造了石黑板、石粉笔、石桌、石凳、石床、石枕，甚至连油灯都是石头的。有人说：“嗬！我们又回到石器时代啦！”

毛泽东来了，表扬他们是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建立“最高学府”。毛泽东又说：

“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们可成了神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

毛泽东总算在保安安下家了，可在立灶做饭的时候连个灶台都没有，工作人员只好在地上用3块石头架着锅做饭。没有专职炊事员，就由4个警卫员凑合着做。毛泽东的伙食标准跟大家一样，只是除了3顿饭外，每天晚上给他准备一两个烤山药蛋或者老玉米当夜餐。此时最困难的是吃菜，警卫员经常要跑很远的路，才能买回一点儿干豆角和山药蛋。警卫员们听说几十里以外的永宁山一带可以买到鸡，大伙一商量，就瞒着毛泽东派贺清华跑一趟。贺清华把鸡买回来了，还捎了一些毛泽东最爱吃的辣椒。大伙高兴极了，杀鸡的杀鸡，生火的生火。班长挽起袖子，做了一道大家闻所未闻的南方名菜“白斩鸡”。开饭了，贺清华端着这道名菜和几个烧好的辣椒，高高兴兴地送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还在办公，抬头看了看，说：

“呵，哪儿来的鸡呀？”

“跟老乡买的。”

于是，贺清华便说起了事情的原委。毛泽东一直听着，没有做声，等他讲完了，才摇摇头说：

“你们这件事没做好啊。”

贺清华莫名其妙地望着毛泽东，只听毛泽东接着说：

“大家的生活都很苦嘛，我应该和大家一样，不能搞特殊。”

“不，主席……”

毛泽东知道贺清华要解释什么，不等他说下去，就转了个话题说：

“我这个湖南人爱吃辣的，有点辣椒，我就可以多吃点饭了。”

说着就拿起一个辣椒，咬了一口，看着贺清华笑了。

7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我昨天到保安，周恩来尚在安塞，28军恐7月底或8月初才好南下，目前仍在原地执行任务，待命。”　

7月13日清晨，毛泽东在石窑里工作了一夜，他搁下笔走出窑洞，迎着晨曦伸伸双臂，呼吸着新鲜空气。军委机要科科长叶子龙疾步走来，将一份电报递给他，说：

“主席，这是东线指挥部周恩来同志刚发来的电报。”

毛泽东浏览了一下电文，笑着说：

“好啊！那两个美国人已经到了安塞县恩来同志的指挥部了。”

毛泽东在院子里走了几步，略一思索，对叶子龙说：

“子龙，你去通知一下接待的同志，这是第一次到我们根据地的外国记者和医生，一定要安排好他们的吃住和采访活动。”

毛泽东所说的那两个美国人，一个是记者埃德加·斯诺，一个是医生乔治·海德姆。

埃德加·斯诺，1905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他的祖父曾是美国驻中国广州的第一位领事。斯诺年轻时曾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和印刷学徒，后来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开始从事新闻工作。自1929年始，斯诺曾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以及两广、云南、台湾等地，对中国社会有一定的了解。“九·一八”事变后，斯诺以战地记者身份前往采访。返沪后，又经历了上海“一·二八”抗战。他根据所见所闻，于1932年底完成了第一部著作《远东前线》，颂扬东北和上海军民的英勇抗战。他还根据第二手资料，在此书中对江西苏区也进行了报道。斯诺在上海期间，同宋庆龄建立了友谊，经宋庆龄介绍，又结识了鲁迅。1933年秋，斯诺执教于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他同青年学生中的共产党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来往密切。斯诺从学生那里了解到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渴望知道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想，在这些年国共的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探明事实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于是，斯诺萌发了访问苏区的愿望。斯诺请求宋庆龄为他牵线搭桥，以便进入苏区后起码受到一个中立者的待遇，而不至于被当做间谍杀头；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在上海的美国进步医生乔治·海德姆也要求到苏区考察。宋庆龄对他们的要求热情支持，为他们安排了联络地点和接头人，宋庆龄还用药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秘密的介绍信。这样，斯诺就与华北地下党取得了联系。1936年6月，斯诺带着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委托柯庆施用隐色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从北平启程，在郑州与从上海来的海德姆会合，一起前往西安，开始了他的首次西北苏区之旅。张学良为他们进入苏区提供了方便，斯诺和海德姆乘坐东北军的卡车，由西安到达延安，然后步行前往红军前沿司令部的所在地安塞。7月12日，斯诺和海德姆到达安塞前线，接待他们的是一个长着一脸浓密的大胡子、温文尔雅的军人，这位军人用英语和斯诺谈话，使斯诺大为吃惊。在交谈中，斯诺才知道，他面前的这位军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周恩来对斯诺说：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位可信赖的记者，对中国人民友好，能够讲真话。我们知道这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党员，对我们来说，这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欢迎到苏区来访问的任何一位记者。阻止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你可以把看到的都写出来，我们将从各方面帮助你去了解苏区的情况。”

“我要见毛泽东先生。”

斯诺提出了要求。他和后来到延安的那些形形色色的美国人一样，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很想见一见那个有着时价25万大洋、不论死活都要缉拿到的毛泽东，要看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周恩来告诉斯诺说：

“我可以安排你们去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在保安，我现在就将你们的要求电告毛泽东主席，马上派人护送你们去保安。”

斯诺闻言，喜出望外。周恩来给斯诺拟定了一个92天的采访计划，说：

“这是我的意见，你是否愿意照办，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想你将发现这是一次有意义的旅行。”

斯诺接受了周恩来为他拟定的采访计划。第二天一大早，他和海德姆便随着一个由近40人组成的护送物资的交通队出发了。

7月13日，毛泽东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说：红2、红4方面军北出草地后应迅速攻占岷州。这样，打马步芳、毛炳文、王均十分有利，可使红军“战略上大占优势”。

毛泽东还在电报中向他们通报了“两广事变”的情况。

7月14日，毛泽东电示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说：

“在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似宜集结更优势之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有利条件下，以便一举消灭，这里须要更多的忍耐性。要扩大和训练部队，使红军生息强大，造成将来战略上大举反攻之主要的条件。”

电令中还说：对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骑兵军军长何柱国指挥“进剿”之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并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

7月15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一起，抵达中华苏维埃政府临时首都、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县城。

斯诺是第一个来到陕北采访的外国记者，海德姆是第一个来苏区考察的美国医生，毛泽东非常重视。斯诺和海德姆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半数以上的中央委员和几乎所有在保安的政治局委员都出面迎接，毛泽东也出席了欢迎斯诺和海德姆的仪式。欢迎群众打出的横幅标语用中英文写着：“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欢迎美国医生来苏区考察”。

斯诺被安排在距毛泽东住处很近的一间朝阳通风的房间里。

7月15日晚上，毛泽东正式会见来自大洋彼岸的斯诺和海德姆。当斯诺和海德姆来到毛泽东住的院子门口时，毛泽东身穿一套和普通战士一样的粗布军装，佩带着两个红布做的领章，微笑着在院子里迎候客人。他和斯诺、海德姆紧紧握手，连声说：

“欢迎，欢迎我们的贵客！”

毛泽东伟岸的身躯，坚毅的表情，睿智的目光，和蔼可亲的态度，瞬间征服了两位客人。斯诺仔细地端详着毛泽东。他是这样描绘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

“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点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目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瞬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而国民党宣传的那个卤莽、无知、凶暴的匪首形象，和眼前这位温文尔雅的毛泽东，无论如何也联系不起来。”

毛泽东将客人让进窑洞里，坐在没有靠背的木凳子上，警卫员端上开水。斯诺打量着这间简陋空旷的石窑，四壁毫无装饰，只挂着一些地图，木板床上铺着简朴的被褥，挂着一顶蚊帐。毛泽东请客人喝茶，他笑着说：

“蒋介石对我们造谣污蔑，封锁得很厉害，你们能到我们这里来，真不容易啊！”

担任翻译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吴亮平把毛泽东的话翻译给斯诺二人，两位客人都很激动。斯诺说：

“我们一进入红区，就发现这是一个崭新的天地，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喜悦！使我们忘记了旅途的疲劳。红区的新气象，已经证明了蒋介石的宣传是骗人的，是荒谬的。”

毛泽东点燃了烟，吸了一口，对斯诺说：

“周恩来同志在电报中说，你是一位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记者，相信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的情况。任何一个新闻记者到我们根据地采访，我们都欢迎。你可以到根据地任何一个地方去采访，你所看到的，都可以报道，不限制你们的采访活动。而且，要尽可能给你们方便和帮助。”

斯诺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非常兴奋。他没有想到共产党能给他采访自由，于是站起身高兴地说：

“我会公正地如实地向全世界报道你们的情况。”

“好的，希望你能如实报道。”毛泽东也很高兴，随即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对斯诺说：“不过，你的报道蒋委员长看到了，要大发脾气的。”

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感染了屋里所有的人，他们也跟着笑起来。毛泽东又对海德姆说：

“请您——海德姆博士，特别到我们每一个医院去看看，希望你能对苏区医疗条件的改善、医生素质的提高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意见。另外，我们计划创办一所医科大学，也请你结合考察，提出一个筹建方案。”

海德姆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又突然问斯诺：

“你为什么要漂洋过海到中国来？”

斯诺坦诚地说：

“我开始是盲目地到中国来撞大运的，想写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成为一个作家。”

毛泽东笑着说：

“我看你这次到我们红区里来，是撞上大运啦，保准能写出一本畅销世界的书。”

斯诺听毛泽东如此说，很高兴，他说：

“当我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蹂躏，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劳苦大众的悲惨，使我受到了很大震动，产生了深刻的同情心。后来，我为了寻找中国的希望之火，结识了鲁迅先生，他帮助我找到了一把了解中国的钥匙。我花了5年时间，翻译一本《活的中国》。这本书收录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左翼作家的小说，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未来和希望，这本书马上就要在美国出版了。”

毛泽东赞扬说：

“你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到了子夜，警卫员为他们送来了简单的夜餐。斯诺看到有西红柿炒辣椒，惊奇地问：

“保安还有西红柿？”

警卫员解释说：

“这是周副主席从东线指挥部给毛主席捎回来的，今晚为了招待您，主席特意让炒了一点。”

毛泽东告诉斯诺说：

“这是延安天主教堂的神甫送给东北军的，东北军又送给周恩来同志几个，他舍不得吃，又给我送了回来。”

他一边说一边为斯诺、海德姆夹了几块西红柿，亲切让客，他说：

“西红柿在这里是非常新鲜的蔬菜，是不容易买到的东西，你们要多吃一点。”

斯诺表示感谢，说是在北平倒是容易买到。毛泽东说：

“西红柿从欧洲传入中国才几十年时间，民间还没有大量栽种。传入你们美国可能要比中国还要晚一些吧？”

斯诺说：

“传入美国的时间，我想不比中国晚多少，因为西红柿的老家在南美洲秘鲁的森林里，它是16世纪被一个英国公爵从南美洲带到欧洲的。”

毛泽东接过话头说：

“听说西红柿原来有个很可怕的名字，叫‘狼桃’。由于它的枝叶分泌出来的汁液，气味难闻，一直被人们视为有毒之果。直到18世纪末，法国的一个画家在为西红柿写生时，被它艳丽的色泽和鲜美的浆果所吸引，产生了品尝的念头。他在品尝之前，穿好了入殓的衣服，就吃了一个。他觉得很好，并无难受之感。然而这可口的滋味，使他更加恐惧，就干脆躺在床上，等待死神的召唤。可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并没有死。于是，西红柿食用之谜揭开了，立即风靡世界，成为人们争相食用的最佳蔬菜，这个名气不大的画家，也就因此成了传奇式的人物。”

斯诺听了毛泽东这番话，立刻明白了他的巧妙的寓意，更加佩服毛泽东的才智。他说：

“我准备到红区来的时候，也是下了和那位品尝西红柿的法国画家一样的决心！”

毛泽东诙谐地说：

“你也是下定了死的决心来我们红区，准备‘品尝’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喽。”

斯诺说：

“我准备来红区的时候，白区流传着许多谣言，说红区一片焦土，草木不生。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说你是青面獠牙的吃人魔王。红区内流行着天花、伤寒、霍乱、斑疹、鼠疫等等疾病。我来的时候，身上注射了许多种预防针。”

毛泽东哈哈大笑，风趣地说：

“蒋介石老兄把我们说得比‘狼桃’还可怕呀！”

斯诺也笑了，他说：

“我那时确实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来红区的。因为没有一个非共产党观察家，能够准确而真实地讲清红区的情况。红区是一块‘未知之地’，是一个最大的谜。为了探明这一切，值得我冒一次生命危险。”

毛泽东肯定地说：

“你这个险冒得好！你将会和那个法国画家一样，成为世界上传奇式的人物。”

斯诺也兴奋地说：

“红区的一切都是新闻，都是世界上的头号新闻。这些新闻报道出去以后，一定会和西红柿一样，风靡世界。”

毛泽东似乎是在做总结，他说：

“你来中国不是为了‘撞大运’么？我看你已经撞上大运了。你将我们红区的一切，向世界如实报道出去，就是一本世界上最畅销的书。”

毛泽东是一个不愿受束缚的人，为了在炎热的夏天长时间聊天更舒服一些，他当着斯诺、海德姆的面就脱去了长裤。他回答了斯诺提出的一些问题。他在谈话时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这次谈话持续到第二天凌晨3点。在谈话临近结束时，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阴阳颠倒，夜晚工作，上午睡觉，只好邀请我们的客人晚上听我介绍喽。白天你们可以进行其它参观访问。”

斯诺问：

“主席先生，听说你每天都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到天明才休息。难道你的身体是铁打的，就不知道疲倦么？”

毛泽东说：

“这是少年时代经常参加田间劳动，学生时代坚持长跑、爬山、游泳等活动锻炼出来的，不过不是铁打的。”

他把客人送到门口，用英语说：

“祝你们晚安！”

7月16日晚，毛泽东与斯诺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

斯诺曾经这样记述：“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25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在这天晚上的访谈中，毛泽东回答了斯诺提出的许多问题。斯诺问：

“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毛泽东回答说：

“要有3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阵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3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斯诺问：

“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毛泽东说：

“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它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的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7月17日，西方野战军在曲子成立了陕甘独立师，下属3个团，其中两个团是由曲子、华池、庆阳、合水4支游击队组建的；由姚喆任师长，黎林任政委，尹国赤任参谋长。

同时，还成立了以马青年为师长的回民独立师。

7月17日这一天，何柱国以骑6师向西方野战军作试探性进攻。红1军团一举将其击溃。

7月18日晚，毛泽东与斯诺、海德姆谈中国内政问题。

7月19日晚，毛泽东与斯诺、海德姆继续谈中国内政问题。

毛泽东一连在两个晚上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状况，说明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介绍了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情况。

7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萧劲光并告彭德怀说：

红78、红81师调预旺，红28军调定边、盐池。“现安边、靖边之线防御力量甚少，感吴起镇、保安之线颇受威胁。”请周恩来令红30军迅速开往新城堡；“萧劲光、赖传珠将吴起镇以北部署情况电告。”

7月22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以他们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说：

“目前汤恩伯、杨虎城、高桂滋、高双成、张学良、何柱国、于学忠、马鸿逵各部共150余团，在蒋介石命令压迫下，向陕甘宁进攻，毛炳文全部、马步芳一部已被我吸引到甘北附近，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的进攻，迎接你们北上。2、4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1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3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

7月2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示说：

“西方野战军集中之后，宜作10天训练计划，准备对何柱国部作战。10天后如果还没有良好作战机会，则再训练10天。目前休息、训练是主要要求。”

此时，何柱国鉴于西方野战军已有充分准备，加之张学良已经从南京回到西安，遂停止了进攻。

这一天，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另一封电报中提出了“地方武装集中与分散并用的原则”，他在电文中写道：

“分散以到班为止，集中以到独立师为止，中间有排、连、团的各种形式，依照敌情及苏区巩固的程度而适宜配置之。在敌情严重及苏区尚未巩固之时，应偏重于分散配置。”

他在电报中还谈到了过去中央苏区及今春陕北苏区地方武装配置过于集中的教训，并对陕甘宁苏区地方武装的配置作了部署。

7月23日晚，毛泽东同斯诺、海德姆谈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主张，谈话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现阶段的外交政策和抗日主张、以及统一战线政策，并驳斥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工具”的说法。他说：

“共产国际是一个汇集全世界无产阶级前卫的经验以贡献全世界革命群众的组织，它不是那种行政机关，除顾问作用之外，它并未有任何政治力量。虽然它的本质与第二国际大不相同，组织上却没有多大的分别。正如有人说，某国的内阁由社会民主党组成，因此，第二国际就是独裁者，这是极端可笑的。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对全民族负责。决不是为了俄国人民或共产国际的统治。为的仅只是中国大众的利益，只有与中国大众的利益完全共同的方案，方可以说是‘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当然，一旦中国大众像他们的俄国兄弟一样，获得了民主权及社会的经济解放以后，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将惊人的扩大了。”“还有最后一点显然是最重要的，即这全世界联盟要成功的话，必须各国依其民众意志有加入或退出的权利，必须各国主权完整，绝非‘听命’于莫斯科，共产主义者从未有别的想头，‘莫斯科统治世界’的神话，只是法西斯和反革命者的发明罢了。”

毛泽东还说：

“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记住的主要任务。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与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俄各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不仅针对着中国，而且也是针对以上那些国家的。至于我国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友好的国家至少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而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帮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

“关于帝国主义问题，我们认为在大国中间，有些表示不愿参加新的世界大战，有些不愿意坐看日本占领中国，如美、法、荷兰和比利时等国，我们都把他们当做朋友，请他们合作。因此，除了日本和那些帮助日本的国家意大利、德国以外，上述范围中的各国，可以组成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反帝、反法西斯的联盟，性质上就是共同防御好战国家的和平联盟。中国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而且需要的。这种国家为了自卫加入反法西斯阵线，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

当斯诺问及如何看待不平等条约问题时，毛泽东说：

“那些援助中国或者并不反对中国独立和解放战争的国家，应该请他们同中国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那些积极援助日本的国家，自然不能给予同样的待遇。对友邦，中国愿意和平谈判互利的条约。对于其它国家，中国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同他们保持合作。至于日本，中国必须以解放战争的行动，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日本在我国的特权、租界和势力。”

毛泽东在谈到外援问题时说：

“在过去，南京曾从美、英和其它各国接受了许多援助。这些款项和供应品，大部分用于内战。这样的‘援助’不能说是给中国人民的。只有当南京决定停止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抗战，并且与革命的人民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主的国防政府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这样的援助对于中华民族才有真正的利益。”

他还强调说：

“要抗日成功，中国需要得到其它国家的援助。但这不是说，没有外国的援助，中国就不能抗日！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和中国人民，准备同任何国家联合起来，以缩短这次战争的时间。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加入我们，我们也决心单独进行下去！”“抗日战争要延长多长时间，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

毛泽东预言，抗日战争将是长期的、艰苦的。他说：

“战争初期日本将打赢所有的重大战役，占领主要城市的交通线，还将摧毁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而会出现持久斗争的局面。那时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作用，并在国民党的力量衰落的同时，迅速的壮大。”“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高涨，大批的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毛泽东预料抗日战争将持续10年，战争结束时，中国的革命队伍人数将会大大增加，装备更精良，战斗更有经验，更得民心，将成为亚洲东部的主要力量。他毫不讳言地说：

“共产党不最终夺取政权决不罢休，抗日战争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奏。”

欲知毛泽东和斯诺、海德姆的谈话还有什么惊人之语，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第一次会见斯诺的时间，距离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尚有一年时间，可他对中国未来的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果的预料，后来的历史是全部地印证了是完全正确的。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是《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如何预知祸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如何神机妙算，明朝的刘伯温怎么前知500年、后知500年，殊不知这些全部是小说家的无稽之谈。请诸君翻一翻正史，包括世界史在内，能够预知未来、料事如神，可有出毛泽东其右者？毛泽东说：“要抗日成功，中国需要得到其它国家的援助。”这是多么的坦诚！在说到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时他说：“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加入我们，我们也决心单独进行下去！”这是多么的豪迈！毛泽东还毫不讳言地说：“共产党不最终夺取政权决不罢休，抗日战争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奏。”这又是何等的光明磊落！这才是真正的历史，他才是值得称道的伟大的人民领袖！

第9章 1936年7月27日—

“国民党的宣传家们把我描绘成红头发、绿眼睛、青面獠牙的魔王，骂我是杀人放火的匪首。拍张照片也好让人们看看，我不是吃人的鬼，也不是救世的神，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

话说斯诺经过几次采访，毛泽东的个性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在后来的《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毛泽东：“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通俗资本论》的作者）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前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20分钟，偶尔只有林彪插嘴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点相一致，虽然他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斯诺在保安还同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广泛交谈。他还参观了红军大学，采访了红军战士，观看了红军剧社演出的文艺节目，又到农村与农民交谈，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斯诺为了全面、准确地报道苏区的情况，他决定和海德姆一起到前线去，在红军中进行广泛采访活动。毛泽东为了便利斯诺二人的采访活动，派人给他俩各送去一套红军服装。斯诺在临行前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还有什么困难？斯诺说没有了，他对毛泽东给他们准备红军服装表示感谢。他说：

“我们穿上这套红军服装，工作就非常方便了。”

毛泽东说：

“穿上这套服装，老百姓就会把你们当成亲人一样，不会把你们当成‘洋鬼子’看待了。”

斯诺拿出照相机，对毛泽东说：

“我想给你拍两张照片，可以吗？”

毛泽东说：

“行啊！国民党的宣传家们把我描绘成红头发、绿眼睛、青面獠牙的魔王，骂我是杀人放火的匪首。拍张照片也好让人们看看，我不是吃人的鬼，也不是救世的神，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

斯诺请毛泽东走出窑洞，在院子里照了一张全身像。斯诺拧过胶卷后，要给毛泽东照一张半身像，毛泽东说；

“好！你就照吧！”

斯诺说：

“你的头发太长了，最好戴上帽子。”

警卫员李长久连忙把自己的帽子摘下来，送给毛泽东。帽子太小，毛泽东戴不上。斯诺就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摘下来，说：

“戴我这顶照吧！”

毛泽东把斯诺的帽子戴上试了试，虽然小了一点，还算能戴上。于是，斯诺就以石窑为背景，拍下了毛泽东身穿黑蓝色军装、头戴红星帽的照片——《毛主席在保安》。

后来从7月底到9月中旬，斯诺、海德姆由黄华陪同，在甘肃、宁夏红军前线部队采访、考察，他们多次同彭德怀、林彪、徐海东、蔡树藩等红军高级指挥员进行交谈。斯诺获得了许多资料，拍下了许多照片。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对蔡树藩是这样写的：

“独臂将军蔡树藩是个有趣、很可爱、很英俊的青年，头脑机灵，容易冲动，善于辞令，妙趣横生的红军将领。”　

斯诺还记载了采访徐海东的情形。他问徐海东：

“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

徐海东答道：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4方面军。”

斯诺看着徐海东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他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3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毙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66个人。”

“66个人？”

斯诺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徐海东继续说：

“是的，被杀的有我27个近亲，39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3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1931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5次围剿中，徐家有13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到了1933年12月，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了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4个县，安徽有5个县，河南有3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4百里、南北3百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

斯诺在前线1个多月的采访期间，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一再问起斯诺的行止。

且说1936年7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问题。他在发言中肯定了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成绩，强调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过去确定的3条，即：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联合战线。但次序要变更，把建立联合战线放在第一位。毛泽东还说：

“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工作的重点在敌军较多的庆阳方面。红军的行动应配合这一工作。”

会议决定：成立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与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并转左权、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宋时轮、宋任穷，萧劲光，李富春等人说：

你们两个月来英勇地战斗，已完成了在西方创建根据地、在东方坚持游击战争、在南方发展统一战线这三大任务的第一阶段要求。目前“我们的任务是继续执行三大任务，争取三个任务在第二阶段上的胜利。”“把统一战线的任务提到比较其他任务在政治比重上更加高的地位。”　　

7月27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2、红4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7月2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询问红2、红4方面军两部的行动情况。电报中说：

“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8月中旬可出甘南否？”“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3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的大变化，兄等行军情形盼时告。”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及林育英、李维汉、杨尚昆、冯文彬、伍修权出席会议。

毛泽东在发言中谈到了加强白区的组织建设、党的领导、情报工作、外交工作等。

会议决定：整个统一战线工作和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由毛泽东负责，白区工作由博古负责，西北白区工作由李维汉负责。

7月底，西方野战军主力在预旺地区集结休整，准备策应红2、红4方面军北上。西征战役胜利结束。

西征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共歼灭、俘获国民党军旅长以下2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战马500余匹；开辟了纵横各200多公里的新苏区，使陕甘根据地发展成为陕甘宁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批资材；为迎接红2、红4方面军北上，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开展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6年8月1日，毛泽东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签署通令，决定由毛泽东直接领导红军大学和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由周恩来指挥红29、红30军各直属独立部队，各省军事部，军委各部门，后方各机关；任命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兼保安城卫戍司令。

毛泽东还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对红4方面军第3次通过草地到达班佑、包座地区表示祝贺。还通报了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总司令朱绍良、副总司令王均部的布防情况，又说：

“接占包座捷电，无比欣慰。4方面军在包座略作休息后，宜迅速北进。2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除包座到哈达铺之外，最好在西边选一条直达岷州附近之路，分两路北进较为妥当。”

8月3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说：

“接8月1日电，为之欣慰。赞同来电中提出的进军洮河、岷州、西固，出击天水、兰州的行动计划。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

8月5日，红2、红4方面军分3路纵队，分别从包座等地出发，挺进甘南。

第1纵队由红30军、红9军、红5军组成，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下，由包座、旺藏寺北上。

第2纵队由红4、红31军组成，在王树声领导下北上。

第3纵队由红2方面军组成，策应第1、第2纵队。

8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与杨尚昆为总政治部出版《长征记》征稿，致电各部队说：

“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文字只求精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

8月初，国共双方南京谈判告一段落。周小舟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此前，潘汉年自莫斯科回沪，就合作抗日问题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进行了谈判。此时也转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谈判情况。

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保安召开会议，研究周小舟、潘汉年带回的信息：国民党方面希望共产党方面派出正式代表就国共合作问题谈判。毛泽东在会议上说：

“在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南京是民族运动中一种大的力量，我们的方针过去是愿意同南京谈判，现在仍继续这个方针。”

周恩来说，同南京方面谈判应提出实际问题：一、停止内战，实行抗日民主，发动抗日战争。二、明确表示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

毛泽东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还说：

“我们在苏维埃形式、红军形式、土地政策方面也应有新的变动。我们还可以与南京及南京以外的国民党各派，同时分别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在目前阶段，我们要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我们则一面坚持作战，一面申请议和。”

8月9日，毛泽东就目前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致信张学良，建议东北军根据红2、4方面军北上，“两广事变”的发展及日军对绥蒙进攻等情况，同红军合作开创西北抗日局面，进而出兵援绥，推动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并建议张学良不要去南京，防备蒋介石的暗害阴谋。

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蒋介石对抗日的基本方针，在战略上没有变，但他准备召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是变了。战术既大变，将来有可能影响他们战略的动摇。我们3月提出谈判5条原则后，他们在5月答复时提出4项办法：1、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2、共方武装参加抗战待遇同中央军；3、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4、共方可选择一些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从这可以看出蒋介石有动摇的可能。他们五届二中全会来信对谈判又提出新的4条，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称这4条是：1、尊奉三民主义；2、服从委员长指挥；3、取消红军改编国军；4、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这新4条同5月的4项办法有些变化，现在是着重统一，对红军开赴绥远抗日没有提。

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方针。蒋介石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为要达到真正地抗日，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中间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地抗日。

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后抗日，我们是要他先给抗日的民主，要看他做到怎样的程度，才同他讲统一。我们又要抗日，又要统一。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合适。现在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主张，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

8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17名红1方面军和陕甘宁地方红军指挥员说：

“我3个方面军会合之势已成。这一空前的伟大胜利，将兴奋着全苏区全中国的广大群众和同情我们的武装部队，将震惊着我们的敌人。”“望你们分别在部队中、地方群众中广大宣传，并以扩大部队，训练部队，培养干部，争取胜利，巩固苏区，争取白军，联合苏蒙，共同抗日，保卫西北，庆祝2、4方面军北上胜利，庆祝3个方面军大会合等为中心口号，来作庆祝胜利的动员。”

8月12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凯丰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通报了8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军事战略方针与政治策略：

“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地分别地进行谈判。”“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

该电还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电文中说：

根据红军3大主力会合、东北军和我们联盟等情况，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

中共中央夺取宁夏的计划是：

1、在9月底以前，红1、红4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县或附近地区作为临时根据地，待部队整理后，分别由有力一部攻击陇西与河州，相机消灭毛炳文部，调动马步芳部东援，以支援东北军于学忠部占据兰州，进而控制河西走廊。2、10月和11月，实行3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3、从12月起，3个方面军中以1个方面军担任保卫陕甘宁苏区、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的进攻的任务；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4、占领宁夏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一部，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直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和伪蒙军的进攻，用此行动号召全国抗战运动，使之进到更高阶段。

8月13日，毛泽东为了促使杨虎城坚定联共抗日立场，派他的秘书张文彬带着给杨虎城及杜斌丞的亲笔信，到西安去见杨虎城。

这一天，张文彬随同做东北军改造工作的叶剑英和到南京做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的潘汉年及做17路军工作的汪锋等人一起，向西安进发。

毛泽东在给杨虎城的亲笔信中写道：

虎臣先生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9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国，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

敬颂公祺

　　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杜斌丞的信中写道：

“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

后来，张文彬作为共产党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被杨虎城委任为少校秘书。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给受命进攻苏区的西北军84师师长高桂滋写了一封信。他是这样写的：

培五（高桂滋字培五——笔者注）师长阁下:

马志明同志回，述阁下赞同敝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之提议，甚感甚感。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其联之者，为民族革命增义旗也。其攻之者，谓其是真正之汉奸卖国贼，为四万万同胞诛妖孽也。阁下率领之数千健儿，与于1927年大革命之役，复与于4年前抗日之役，光荣历史，国人同佩。与红军为敌，谅出于卖国贼首蒋介石之驱迫，转旆击贼，则前事消忘。从此抗日讨卖国贼之革命联合战线上，有广大民众，有红军，复有阁下之义师，无疑将更有无数之义师续续涌出于炎黄华胄之域，出中国于危亡，实为此之是赖。为使猜疑去之务尽，诚信孚于金石，就阁下对马同志所示及敝方所见，列为数条，借求明察：

1、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2、抗日讨卖国贼大计，从长计议，务出尽善，并使贵军处于安全地位，有任何卖国贼加贵军以危害者，敝方愿以实力共击之。3、在贵军尚未至能取公开行动之时机，敝方愿将双方关系及一切信使往还保守绝对秘密。4、贵军未至公开行动之时机，当敝方攻击卖国贼军队（如井岳秀）时，务望采取消极态度，即对敝方之敌不作任何援助举动。5、清涧贵部粮秣柴火，既属友军，自当尽力接济。但请阁下对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药、布匹等）亦量为接济。6、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7、互相建立最机密之通讯联络（交换密码）。8、保证双方代表及来往人员之安全。

以上各项，不论阁下所能同意者为全部或一部，敝方均愿与阁下开始实际之谈判。当此国亡无日关头，鄙人等决不因小节而忘大难。区区救国之诚，谅蒙贤者深察。抑更有进者，居今日而言，抗日讨卖国贼，非有广大之联合战线不为功，此不但在国内者为然，即在国际者亦然。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阁下曷尽力图之乎？其在国际则联合一切与日本为敌之国家与民族，实为抗日讨卖国贼重要纲领之一，远者姑勿具论，近在西北，则有伟大强立之苏维埃联邦。是国也，有与我共同反侵略目标，有援助中国反帝运动之深长历史，引以为友，实无损而有益，鄙人等当尽力以图之。附上敝党中央之政治决议及文告多种，借供参考。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儒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专此。

顺颂勋祺

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彭德怀

再说在8月13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等20名红1方面军和陕甘宁地方红军指挥员说：

“为加强统一战线的活动与争取白军工作，需要从俘获的白军官兵中施以着重的政治教育，并特别优待，以便训练出一批可以奔走各方的人才，至少可做联络交通。”

8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红1方面军8月至9月中旬，仍以训练休养生息为宜，同时求部分扩红，巩固现有根据地，形成强有力的中心力量。准备9月中旬以后向西出动一步，仍以休养、训练、扩红、扩大根据地为目的，对东北军何柱国及第57军军长董英斌部全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当红2、4方面军甘南任务完成，9、10月间北上时，红1方面军便以军容整壮之姿态与红2、红4方面军在固原、海原地区会合。

接着，毛泽东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说：如果红4方面军能攻占岷州城，则打马步芳、打毛炳文、打王均都十分有利，战略上大占优胜。万一攻不开，则围城打援。

8月14日，毛泽东写信给王世英并转刘少奇。他在信中写道：

“张金吾同志为向宋哲元接洽之代表，不论此次宋处接洽成否，必须向宋及29军继续工作；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6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

8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又分别致信宋子文、宋哲元、傅作义3人。他在给宋子文的信中写道：

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公绥。

　　 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宋哲元的信中写道：

明轩（宋哲元字明轩——笔者注）主席先生勋鉴:

刘子青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1925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29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份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贻误。兹遣张金吾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同志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鲁韩绥傅晋阎3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

专此。即请勋祺

弟 毛泽东 拜启

毛泽东在由党的代表南汉宸送给在“绥远抗战”的傅作义的信中写道：

作义主席先生勋鉴：

涿州之战，久闻英名，况处比邻，实深驰系。迩者李守信卓什海（分别为伪蒙古军军长和副司令——笔者注）向绥迫近，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专此。敬颂

勋祺

毛泽东拜启

傅作义，字宜生，1895年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安昌村。1918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到阎锡山部当见习官。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第5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中原大战后，任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代主席、主席。1933年1月，日军进犯山海关，傅作义请缨抗战，率第35军由绥远开往察哈尔、热河。5月23日，在怀柔一战重创日军。1935年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8月14日，毛泽东致信易礼容，其中问到了老朋友李达，他写道：

“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笔者注），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

8月18日，毛泽东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与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中央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发布关于筹款的训令。训令中说：根据最近中央对土地政策的新规定，对于地主，只要他不反对抗日红军，应避免用没收办法，而以捐募的方法使其尽量拿出金钱、粮食和物品。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给商人以适当保护。向富商作深入的救国宣传，进行募捐运动，筹得抗日经费。

8月19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说：应以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哥老会大多数到抗日战线上来，不应勉强回人哥老会加入汉人哥老会，也不应勉强将他们合并，必须坚持回人事情由回人自己处理的原则。

8月2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征询拟以红1方面军独立攻宁夏，红4方面军独立攻青海，红2方面军在岷州、静宁、天水地区箝制敌人等作战部署的意见。

8月22日，张国焘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说：

4方面军主力准备在永靖渡黄河西进，袭占永登，控制兰州北岸，一部出中卫援助1方面军夺取宁夏，一部控制渡口，其余在临、岷吸引胡宗南部。

彭德怀在前方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立即向中央报告说：这完全是鬼话，张国焘的目的是在黄河、洮河间背靠青海南部，回避胡宗南，使该敌全力对付我1方面军，破坏打通国际计划。

彭德怀还说：张国焘的打算事实上很少可能实现，因为渡河必须要有器材，过河既无桥梁，又无渡河船只，造船需时过久，敌备森严。

8月25日，毛泽东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关于红1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红2、红4方面军任务的训令。命令：2、4方面军9至11月在甘南活动，消灭国民党军毛炳文、王均部，发展苏区，准备冬季新的行动；红1方面军西方野战军9至11月间占领海原、打拉池、同心城及其以北地区，并争取回民大量加入红军，发展西北苏区，保障定边、盐池、预旺苏区，策应红2、红4方面军的作战。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大鉴：

自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发表抗日救国宣言以来，忽已一年多了。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创议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一致抗日的主张，虽然得到了全国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的拥护，但因贵党及贵党政府迟疑不肯采纳，致使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直到今天还未发动。而日寇则已乘虚直入，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目前，全国彷徨，不可终日，这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完全是由于贵党及贵党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掉转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挽回。为了这个原故，我们特以诚恳的态度致书于诸位先生及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之前。

读了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及蒋委员长在全会的报告之后，认为贵党二中全会对于全国人民日夜焦虑的救亡图存问题，依然没有肯定的答复，对贵党五全大会“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对外政策，并没有作彻底的改变，这对于全国爱国人民，不能不是非常失望的。

蒋委员长的报告曾经对贵党五全大会的政策给了新的解释，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中国人民始终不了解如何方可称为“和平的绝望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的最低限度。我们承认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然而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基本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因为蒋委员长在自己的报告中又认为:“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大家相信并未到达和平绝望的时期，与其说是和平绝望，反不如说是这半年来较之以前的形势，还有一线的希望。我敢说最近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因此蒋委员长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以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1936年5月被意大利法西斯占领——笔者注）的失败为借口，继续了自己的退让政策。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非常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的。在全国人民看来，东北4省的沦亡，察哈尔大部的失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猖獗，冀察政委会的傀儡化，日本大军的进驻冀察，华北经济权的丧失，泛滥全国的公开走私，民族工商业的陷于绝境，国家财政的趋于破产，海关权的破坏，华北以至西北各省日本特务机关的遍设，日、伪蒙军对于绥远的大举进攻，内蒙独立政府的成立，敌机在我领空上无限制的飞行，日本浪人的横行无忌，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爱国言论遭受日寇直接间接的干涉，大批工农群众的遭受屠杀，许多爱国人民、爱国军人、爱国警察、爱国记者，甚至许多贵党的要员与贵党政府的官吏，无不遭受不堪的侮辱，守土军队的被迫撤退，青岛的告警，华南自治运动的策动等等，无一而非中国领土主权的极大损失。在全国人民看来，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华北防共协定，以及其他没有宣布的成文与不成文的协定，无一不是丧权失地的条约。因此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强盗计划，除了动员全中国的力量给以坚决的击破之外，是决不会改变的。它的侵略方式的变换，侵略方向的转移，以及所谓“经济提携”的表示，丝毫不是因为它要停止侵略，而正是为了便利于侵略。所以如果以为冀察进兵之后，日寇一时着重于华北5省的经济侵略，而即以为和平途径有了希望，这是自欺欺人之谈。如果以为日寇的侵略会停止于黄河以北，而我们可偏安于黄河以南，也是完全的幻想。看吧，正在先生们高谈和平尚未绝望的时候，察北的日伪军又大举向绥远进攻了。绥远、宁夏、内蒙、甘肃各地遍设特务机关之后，又在这些地方建立航空总站与许多分站了。在四川强设领事馆激动了残杀爱国同胞的巨变。华北增兵之后，凶横的日军蠢蠢欲动，29军的防线时有小接触，华北局势日趋险恶。日寇军事考察团、经济考察团等侦察集团遍行各地，无孔不入。日寇的侦探网遍布全国，并且遍布于贵党与贵党政府的各种组织中。所有这些，只是指明日寇灭亡中国的形势是十分危急了。和平绝不可能，抗战决不可免，已经是明白无疑的事实，先生们的想法是完全错了。

贵党二中全会宣言中曾郑重申说：“御侮之先决条件，乃在集中一切救国力量于中央指挥之下，齐一其步调，巩固其阵线，故御侮救国之有需于统一与纪律，实为无可动摇之铁则，而军政军令之统一，尤为完成‘近代国家’组织之最低限度。”我们完全承认，为了发动全国人民的最大抵抗力量，为了取得抗战的彻底胜利，集中与统一全国的救国力量，是绝对必要的。还在九一八事变时，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即已号召全国人民与全国军队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曾向围攻苏区的所有贵党及贵党政府的武装队伍提议，立刻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华北事变之后，我们又提出了迅速组织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最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无数次地请求贵党及贵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议立即召集由全国人民及全国愿意抗日的武装队伍选举出来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抗日救亡大计，由此大会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并坚决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成为这样的国防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担任一定的战线，并保证每一作战任务的完成。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所有这些主张，是完全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的，是救亡图存唯一正确的政策。全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要求停止内战，集中统一，以便一致抗日的了，只有日寇及其代理人，才会煽动中国的继续分裂与继续内战，因为这只能给日本强盗造成灭亡中国的条件。

然而贵党二中全会所说的“集中统一”，实在未免本末倒置。须知10年以来的内战与不统一，完全是因为贵党及贵党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误国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来一贯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在贵党及贵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进行了连年不绝的内战，举行了无数次对于苏维埃红军的围攻，不遗余力地镇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与民主运动。直至最近还是放弃东北与华北不顾，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最大敌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对苏维埃与红军，从事贵党自己营垒之间的内争，用一切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捣乱红军的抗日后方，漠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剥夺全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与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我们现在正告诸位先生：如果你们不根本改变自己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把仇恨之心放到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去，而依旧放在自己同胞身上的话，那末你们即欲勉强维持现状也是不可能的，集中统一以及所谓“现代国家”更是完全的空谈。

全国人民现在所要的是抗日救民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全国人民现在热烈要求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全国人民要求一个为他们自己谋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必须：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如果要说“现代国家”，这些纲领才是真正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中国在现时代所要求的，全国人民现在正以热烈的愿望与坚毅的决心为着实现这样的目标而斗争。而贵党及贵党政府的政策，则与此种全国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以此而求人民的信任，是决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政府与中国红军，今特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我们认为贵党二中全会所决定组织的国防会议，以及贵党与贵党政府正在召集中的国民大会，是不能完成集中统一抗日救亡的任务的。依照贵党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国防会议条例看来，则国防会议的组织只限于贵党及贵党政府当权执政的少数官员，国防会议的任务是仅充贵党政府的咨询机关，这种会议之不能有任何的成就与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是十分明显的。而诸位先生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依据贵党政府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看来，也同样的不能有什么成就与不能得到人民的任何信任，因为这种国民大会仅仅是贵党及贵党政府少数官员们所操纵的机关，是这些官员们的附属品与装饰品，这样的国防会议与国民大会，同本党所主张的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即国防会议），中华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会，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我们认为抗日救国的国防会议，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各界各武装队伍的代表，构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权力机关，并从这一会议中产生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而国民大会也必须是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会，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有这样的国防会议与全国国会，才能是全国人民所欢迎、拥护与参加的，才能把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放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之上。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均决然无补实际，决然不为全国人民所同意。贵党及贵党政府历来所召集的各种会议之失败，就是最好的明证。

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又说：“险阻之来，本可意计，断不因国事之艰虞，而自懈其应负之职责”；本党“对于国家兴亡，必当尽其心思才力，贯彻始终”。诚然，贵党是中国最大部分领土中的统治的政党，一切过去实施的政治责任不能不由贵党负担，在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之下，国民党决不能逃避其责任。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贵党违背全国民意，违背全民族利益，执行了绝对错误的政策，得到了丧失半个中国的结果，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推诿于任何别人的。然而在我们及全国人民看来，半个中国由贵党而沦亡，决不能不课督贵党以恢复领土主权的责任。同时贵党中许多有良心的分子，现在也确然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于自己党中祸党祸国分子之愤怒与不满。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情于这种新的转变，热烈的欢迎这些有爱国心的有良心的，保存着并正在激发着中华民族英雄气概的中国国民党员的志气与觉悟，欢迎他们在民族危亡面前愿意牺牲奋斗与勇于革新的精神。我们知道在贵党中央及各省党部中，中央及各省政府中，在文化界、在科学界、在艺术界、在新闻界、在实业界、在妇女界、在宗教界、在医药界、在警察界，在各种民众团体，尤其在广大的军队、国民党的新旧党员与各级领袖中，实在有很多觉悟与爱国之士，并且这样的人还在日益增加着，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随时准备着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够在国民党中迅速形成一种支配的势力，去压倒那些不顾民族利益实际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实际成为亲日汉奸的最坏与最可耻的国民党员，那些侮辱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坚决地担负起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一道，坚决地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为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解除最大多数人民的痛苦而斗争，为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与民主政府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是坚决地赞助你们的，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1925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诸位先生及国民党全体党员，还没有忘记上次大革命时两党合作的光荣历史吧，因为有了这个合作，一切民族压迫者与封建压迫者都在我们面前发起抖来了！那时的民族压迫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深悉我们的合作会要进到彻底的胜利，会要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他们就挑拨离间威迫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终于挑动了合作的一方，葬送了这个第一次的统一战线。先生们清夜扪心，也应该喟然兴叹吧！现在是谁也明白，如果那时中国国民党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底，那中国就决不会有像现在这样任人宰割、沦亡及半的惨状，而决然是独立自由的中国了！现在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他们相信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地救亡图存。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们，则一定会又一次地来破坏这种合作，因为他们明显地知道这种合作会要给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向贵党政府提出的以“防共”作中心的所谓“三大原则”，就是这种预防及准备破坏国共合作的企图。但是问题是很明白的，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呢？还是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呢？现在是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一切犹豫动摇，只是国家民族的损失，只是成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诚如贵党二中全会所说：国家兴亡，贵党有责。如果贵党真正愿意担负救亡图存的责任，那末现在是要下决心的时候了，等到做了亡国奴的时候再讲什么合作那就会悔之无及了。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协定。

假如你们同我们的统一战线，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的话，那末，你们我们及全国人就有权利高呼：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无气节的奴才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暴力前面高喊“中国无力抗日”吧！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连那个帝国主义成份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内，统治着整个的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专此，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8月27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聂荣臻，程子华等，指示红1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抓紧对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15路军总指挥兼新编第7师师长马鸿逵、第35师师长马鸿宾的争取工作。

8月30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林育英、博古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说：

我们的基本方针是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联合东北军，并进行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准备冬季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与陕北、甘北相呼应，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地区。

8月31日，西方野战军为策应红2、红4方面军北上，开始向西运动：红1军团进占宁夏海原以东七营一线，包围了七营镇的东北军骑兵师1个团；红15军团占领同心城南的王家团庄、高崖一线，马鸿逵部仓惶而逃。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指示中说：

“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敌，所以把日敌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分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毛泽东同时还为中共中央拟定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全文如下：

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之有加无已，危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保全与民族之生存，一致认为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的。因此，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承认，互矢最大之诚信与决心，一致努力于下列之伟大的政治任务:

（甲）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乙）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丙）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

三、为力求以上政治任务之完成起见，双方同意实行下列各项必要的步骤与方法：

（甲）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根据地，供给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进行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经过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利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奸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并承认以后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之人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丁）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在全中国民主国会未召集与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召集基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之必要，此种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有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之权。（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迅速建立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及由此机关采取真正对日抗战的一切实际军事步骤之必要。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的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之必要，同时对日本以外之其他国家在不丧失领土主权条件下，应保持友谊并取得其帮助。

四、双方共同承认，为完善地执行本协定起见，两党中央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

五、双方互相承认，两党应忠实地执行本协定所规定之一切原则与事项，但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之独立性。

六、在本协定的原则下，双方得订立关于许多个别问题之协定。

七、本协定在双方代表签字互换后发生效力。

八、本协定之修改须得双方之同意。

这个协定草案作为国共两党谈判的依据，派潘汉年等人送交国民党有关人士。

中央确定上述方针后，打电报给红军派驻东北军的联络代表刘鼎，通知刘鼎由西安返回陕北。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刘鼎，让刘鼎把党中央新的策略方针转告张学良，请张学良今后大力劝蒋抗日。

刘鼎向毛泽东转述了张学良提出的一个设想，即：“万一东北军与蒋介石决裂时，东北军是否可以同红军一起去打游击，去抗日？”

毛泽东说：

“现在大家都要团结抗日，东北军同蒋介石的关系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原则下，也要团结，不要破裂。”

刘鼎回到西安后，向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张学良听了，觉得中国共产党虚心听取了他的意见，深受感动，决心以劝蒋为己任，积极进行争取蒋介石转向抗日的工作。

这正是：说六国，竭精殚虑，连横抗秦；

讲原则，停战逼蒋，团结救国。

欲知后来张学良如何劝蒋抗日，待后详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从8月13日写给杨虎城及高桂滋的信，到8月14日写给宋子文、宋哲元、傅作义的信，再到8月25日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一路走来做了大量的文案工作。那一篇篇文章犹如璀璨的明珠，光芒四射。其中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更是一篇政论性的力作。他一改先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抨击，而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逐条地批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报告和其宣言中的诸多错误提法，引导和推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及“全体党员”走上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确道路。通篇文章论点有理，批评有据，真诚寓于批评之中，期望溢于字里行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至今还有不少人不懂得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原则性，特别是在有关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生死存亡的问题上，要么不讲统一战线，要么无原则地求团结，这些人真应该好好学一学毛泽东！

第10章 1936年9月3日—

“共产党愿意在名称方面也做一些改变，以便合作。但在根本上并不影响红军和共产党的独立地位。如果有必要，红军愿意改名国民革命军，放弃苏维埃的名称，在抗日备战期间修改土地政策。”

话说1936年9月3日，毛泽东致电在西安的刘鼎即转潘汉年，告以国民党军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谈判代表已到，请潘汉年回保安，以讨论统一战线及西南问题。

接着，毛泽东给国民党军第17路军第17师师长孙蔚如写了一封信，交给中共陕西临时省委负责人和中共中央交通员孙作宾，要孙作宾“面陈孙军长”。

原来在1936年4月间，陕西临时省委负责学运工作的姚权被捕叛变后，省委机关和工作人员随时有被破坏和被逮捕的危险。鉴于这种情况，孙作宾和严克伦即赴陕北苏区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孙作宾在6月底临行前，杜斌丞先生特地转告他说，杨虎城和孙蔚如都要求你们给共产党中央传话，说他们的部队愿意同红军互不侵犯，联合抗日。孙作宾立即找孙蔚如面谈。孙蔚如说：“现在日寇侵华日急，蒋介石不谋攘外，反而假‘安内’之名进行内战。去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今年又发表‘五五通电’（即毛泽东、朱德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笔者注），我都反复看过了，愿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孙作宾对孙蔚如的谈话由衷赞许，并请他给毛泽东写封信。孙蔚如婉言解释说：“我过去在陕南驻军时，曾给红4方面军张国焘写过互不侵犯的信，张不守信用，公诸报端，蒋介石看到了，几乎把我整死。这次还是口头捎话好。”孙作宾到陕北后，先在安塞真武洞见了叶剑英，在保安见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向他们汇报了陕西省委连遭破坏和几次组建临时省委坚持斗争的情况。然后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安排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在8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一孔石窑里接见了孙作宾，第一句话就亲切地说：“你们在地下工作辛苦了!”孙作宾向他详细汇报了杨虎城和孙蔚如的政治态度。当汇报到孙蔚如不愿写信的原因时，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很讲信用的，张国焘那种作法是不正确的。”他答应一定给孙蔚如先生复一封信。到了9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就给孙蔚如写了一封要孙作宾面交的信，他写道：

“孙君作宾来，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尤以贵部移驻肤洛，双方益加接近，团结一致，更所必需。孙君转达各节，弟等极表欢迎。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至于交换情报，互派常驻代表，互约通信电本，均属必要，统请裁夺。其余由孙君面达。”

9月间，毛泽东为了加强高级干部的学习，在和周恩来、博古致红军西方野战军领导人彭德怀、刘晓和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等人的电报中说：

“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10本，先交富春，停3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10天寄一次。”

9月7日，毛泽东致电红28军军长宋时轮并转中共三边特委书记贾拓夫说：哥老会首领回族人马怀蔺在宁夏有群众基础，我们应优待和帮助他，委任他为西北抗日救国军第1路游击司令。马怀蔺由保安赴定边，应派兵沿途接送。

马怀蔺，原名马相如，1892年出生在宁夏吴忠大寨子一个殷实而虔诚的穆斯林家庭，父母主张“耕读传家”，将其送进学堂和清真寺读书念经。马怀蔺中学毕业后，不但文采出众，而且中文、阿文、书法也都很好。青年时期的马怀蔺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动荡时代，辛亥革命的火种传到吴忠后，他毅然加入了哥老会，秘密组织回汉人民开展反清斗争，成为吴忠地区的首领。1928年马怀蔺在绥远结识了刘志丹、高岗等陕北共产党人。就在不久前，马怀蔺动员好友金三寿（建国后为宁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存标、金风岐几位青年投奔红军，他们到了盐池县王乐井乡郑家堡子，游击队员将他们引见了三边特委军事部长高岗。高岗高兴地对他们说：“太欢迎你们了，中国革命需要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你们代表着宁夏的回族人民来参加革命，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向党中央作汇报。”很快，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指示说让他们尽快到保安来。不久，马怀蔺等人到了保安高桥，见路边沿途贴着“欢迎回族领袖马怀蔺”等大幅标语，都特别兴奋。中共陕北特委书记郭洪涛接待了他们。郭洪涛对马怀蔺说：“你冒着生命危险带着回族同志来参加革命，精神难能可贵，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重视你们，将来解放宁夏也要依靠你们回族群众的力量。”马怀蔺说：“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信任，我们一定依靠党的领导，尽心尽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两天后，郭洪涛带着马怀蔺和金三寿、马存标等来见毛泽东。毛泽东穿着灰白色旧军服，抽着烟，踱着步正等待客人。郭洪涛走上前说：

“主席，他们来了。”

然后转身向马怀蔺介绍说：

“这就是毛主席。”

马怀蔺几个人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微笑着同他们握手说：

“欢迎同志们，大家辛苦了！”

他把客人让进窑洞里，坐在几个小马扎上，给每人递了支烟，指着警卫员端上来的水杯，风趣地说：

“放心地喝吧，回族同志们，杯子是涮过的。我可不是马鸿逵说的‘魔鬼’，你们回族人说的依布里斯，要杀回灭教，也不是传说中的神。我跟你们一样，是普普通通的人。我只是要和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回族人民，一道来砸烂当今人吃人的旧制度。”

毛泽东见客人们有点紧张，又说：

“你们不要拘束，不必客气，随便谈谈。”

他在谈话中又询问了宁夏的风土人情，尤其是回族人民的信仰，生活习惯等。他还问马怀蔺：

“将来我们解放宁夏，你看要多少人马？”

马怀蔺回答说：

“有一个军就行了。”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

“不行吧！”

马怀蔺说：

“宁夏的回民多，不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去的军队再多也不行。红军是仁义之师，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老百姓肯定欢迎红军。”

9月8日，毛泽东阅读陕西当地的报纸，看到报纸内容全部与抗日无关，眼看“九·一八”事变快5周年了，邵力子主政的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却没有什么大的反应。

本传前面曾多次说到邵力子是共产党员，可他后来何以会主政陕西呢？原来早在1926年8月，邵力子和谭平山从上海出发，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临行前，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为他们开欢送会，瞿秋白在会上向邵力子建议：“这次到莫斯科去，你还是做个纯粹的国民党代表好。”于是，邵力子按照这一指示，正式退出了共产党。1933年4月，邵力子被蒋介石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

毛泽东回想起邵力子当年在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婚姻自由、妇女解放，在广大青年和妇女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现在怎么会一变如此？想到这儿，便提笔给邵力子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力子先生：

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时代之邵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今则时局越做越坏，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国一民族哭矣！安得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至祈省览。语云：越人弯弓而射之，则已弯弓而射之，其兄弯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泣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此办法问题也。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佥同，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10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书不尽意。

顺颂勋祺！

毛泽东

尔后，毛泽东又给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总司令、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和国民党军第3军军长王均各写了一封信。他在给朱绍良的信中写道：

绍良先生：

十年酣战，随处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然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为鹬蚌者不亦危乎？付上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为国家民族谋，亦为先生谋也。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天下后世颂先生为民族英雄，岂不愈于胡宗南君所谓“无期徒刑”乎？夫“剿匪”非特无期徒刑也，且是一种死刑。非曰红军宣告先生们之死刑也，日本帝国主义实宣告之，非特宣告国人某一部分于死刑，实欲举全民族而宣告之，呜呼危矣！先生而同意统一战线，则鄙人竭诚以迎。惟事宜急办，迁延则利在长驱而入之寇。尚祈致意蒋先生，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书不尽意。顺颂

勋祺！

毛泽东启

他在给王均的信中写道：

治平（王均字治平——笔者注）先生：

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10年，也可以休息了！我们致国民党书，为了共同抗日，实全国一致之要求，先生爱国健儿，对此谅有同感！朱玉阶（即朱德，和王均是云南陆军讲武学堂的同学——笔者注）同志极愿与先生合作，如能与之互通声气，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两党合作之局既为时不远，双方前线宜尽量减少冲突。如何之处，敬候卓裁。

顺颂勋祺。不一。

毛泽东　　　

9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说：

“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2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的要提出“联合抗日”的口号，希望你们依据这个方针，把自己的宣传工作改一下。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

接着，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红2方面军出两当、徽县，扩大占领区域，相机消灭国民党军王均部。红4方面军在岷县、临潭、渭源、漳县、陇西、武山地域，一部出通渭、静宁。另由周恩来指挥林育英率一组人在曲子主持统战工作。与南京的谈判有成就希望。李宗仁、白崇禧已派代表来华北。我们有人去南京。

9月9日，张国焘命令红4方面军准备以两个军西渡黄河，以主力跟进，实行其“西进计划”，要自行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9月10日，毛泽东尚不知张国焘还坚持“西进计划”，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告之国民党军第1师师长胡宗南及毛炳文、王均部3个师准备进攻通渭，红4方面军通渭、庄浪部队宜向西迫近秦安游击，迟滞敌军，掩护红2方面军提前北进。红2方面军应速通过通渭，进至界石铺、通渭之间休息，经界石铺转静宁、固原、隆德之间。

接着，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左权、聂荣臻，指示红1军团第2师速转移至静隆大道，相机袭占庄浪，迟滞胡宗南、王均部进攻通渭，为红2方面军移至通渭以北休息创造条件。　　

9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贾拓夫说：马怀蔺到定边后，要经常以开会方式同他讨论，争取他的军队，争取宁夏军队、群众，组织游击队，并了解宁夏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各方面情况。　　

9月13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出《静宁战役计划》，尔后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要求红4方面军主力迅速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电报中还说：“不让胡部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一着。”

张国焘拒绝执行军委的《静宁战役计划》，他致电红4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说：“我们大计，以快向西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

9月14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就占领宁夏的部署，联名以“绝对秘密”的电报发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文中说：

“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2、4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1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的一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10月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一线，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以上部署主要是4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1、4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

张国焘对中共中央这一“绝对秘密”的电示置若罔闻，坚持要红4方面军由临潭、洮州旧城西进，经循化、永靖西渡黄河，向青海、甘西发展。

9月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胡宗南主力前进甚速，故令4方面军速控制静宁、会宁大道。”聂荣臻部应直下静宁、隆德间，策应红4方面军。

毛泽东又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并致任弼时、贺龙、刘伯承，通报了国民党军的部署情况和1方面军已向海原、固原出动，并以1个师出隆德大道，策应红4方面军的情况。电文中还说：

“4方面军宜在5天至7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界石铺比通渭大），迟则有被隔断之虞。”

9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和李维汉、林彪、叶剑英、王观澜、宋任穷出席会议。会议讨论了目前形势和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肯定了统一战线的成绩，重申“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改“反蒋”为“联蒋”，运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建立和平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党要在统一战线中取得领导地位，反对关门主义。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议》中说：

“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策动华北独立以来，对于中国的侵略没有一刻停止的，不论它侵略的方法与方式怎样随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它并吞全中国的基本政策，是始终不变的。在华北进兵之后，高唱着的‘经济提携’实际上不过是以经济的侵掠与方法巩固已得的阵地，并给新的进攻准备基础。平津与察北的增兵，绥东的进攻，成都、北海、海口、上海、丰台等地的挑衅，表示出日寇的新侵略行动又将开始。民族危机，较之过去，是更加严重了。这指出保卫华北，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更加严重地放到革命政党与全民族身上了。”

“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攻之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的表现在全国工农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继续增长，中国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抗日救国主张的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赞助与全国主力红军的集中于西北抗日前进阵地，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开始转向抗日战线，国民党军队官兵中广大成份抗日情绪的增长，和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分化与动摇。”

“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他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中央着重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地巩固苏维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方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给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准备前提。没有坚苦的持久的斗争，没有全中国的人民的发动与革命的高涨，民主共和国的实现是不可能的。”

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说：

“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给朱德、张国焘并转贺龙、任弼时的电报中强调说：

“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以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实行攻甘西，亦需得到苏联协助才能攻克甘、凉、肃3州等坚固城池。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1、4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

9月16日，毛泽东因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火速北上，向西安兰州大道上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地区推进，又以军委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说：

“胡宗南部大部已到西安，现陆续西进，胡本人到西安。4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兰大道的宁静、会宁、定西段，否则，1、4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隔断。”

9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似有我以1军团一部向固原南部及西南部出动之必要。而在一、二日内聂率第1师宜集中行动，配合策应于静、隆大道北侧，向大道绕击，阻止胡敌西进，同时以利我4方面军北出界石铺大道。”

接着，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转聂荣臻，指示聂荣臻所率之红1军团第1师应以1个团附骑兵一部在明日先敌胡宗南部占领界石铺，另派一部直达隆德、静宁道上扰乱敌人，以配合红4方面军行动。

毛泽东还以他与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说：红1军团第1师已到静宁、会宁北端的单家集一带，红4方面军主力务须在3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

9月1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在红4方面军打击胡宗南部的部署与决心未明之前，红1军团主力暂时宜在现地待机。　　

9月18日这一天，西北局在甘肃岷县以西三十里铺举行的讨论红4方面军行动方针问题的会议已经开了3天。根据朱德、陈昌浩等多数人的意见，否定了张国焘西进青海、继入甘西的主张，肯定了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方针。

会议结束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将会议决定电告在前线指挥部的徐向前、周纯全，并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的名义下达了宁静、会宁战役命令，部署红4方面军向西兰大道静宁、会宁段前进。

9月18日晚，毛泽东分别致信宋庆龄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及蒋光鼐、蔡廷锴。他在给宋庆龄的信中写道：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一别，忽近10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悟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做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

附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做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5周年纪念日

毛泽东在给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等人的信中写道：

“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为，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做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多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孙晓村、曹孟君、何伟等14人为常务委员。

毛泽东在给蒋光鼐、蔡廷锴的信中写道：

“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拟具草案八条借供研讨，并祈转达陈真如（即陈铭枢）先生及19路军各同志。”“真如先生何时归国，深以为念，弟等甚盼其迅速回国，从事统一战线之伟业。”

毛泽东还分别致信各界名人，其中有文艺界、教育界的郭沫若、沈雁冰、周谷城等人。周谷城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来到上海的。他接到毛泽东从陕北发来的长信，很是惊讶。

毛泽东在这些信函中阐述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9月1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任弼时、贺龙说：

“3个方面军须迅速统一指挥。”

毛泽东又以他与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贺龙说：

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宁夏是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会给帮助。

电文中针对张国焘要红1方面军单独攻宁夏及红4方面军西进的错误主张说：

红1方面军独攻宁夏会顾此失彼，使进攻宁夏计划失败，也会使你们攻甘西的计划失败，只有集中占领宁夏才可避免失败。“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

9月21日，毛泽东与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复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说：

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4同志的意见，“以6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3个方面军，周恩来同志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赴前线，与朱、张、陈3同志一起工作。主席团地点宜设在同心城附近为宜。”　

9月21日这一天，一向阳奉阴违的张国焘赶到甘肃漳县红4方面军前敌指挥部，主持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他说：

“陕甘北部地区粮产不丰，人口稀少，不可能为大部队解决粮食。主力向河西、兰州以北地带开进，既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同敌人决战，又吸引了胡宗南部，减轻了1方面军的压力，还不违背中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意图，对于方面军的粮食也可以较好的解决。”

在张国焘的煽动下，漳县会议推翻了西北局会议的决定，红4方面军各部掉头西进。

9月22日，朱德得知这一情况，立即致电中央、军委及2方面军领导人，报告张国焘推翻西北局会议决定、坚持西进的情况。朱德还声明说：

“周子昆、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责任。”

朱德同时致电张国焘，对他擅自改变西北局会议的决定表示反对；又下令红4方面军各部暂时停止一切行动；通知西北局成员速到漳县开会，再次讨论红4方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

此时，徐向前到临洮调查后，已查明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他也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

9月22日晚，毛泽东分别致信学界泰斗蔡元培和蒋光鼐、蔡廷锴，还有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及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东北军第51军军长于学忠、第67军军长王以哲。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写道：

孑民先生左右：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敬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20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兖兖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条，行之于1925年至1927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8月25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全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读《新文字意见书》，赫赫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20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流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宋庆龄先生，何香凝先生……（共70人，其余略——笔者注）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

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敬颂

道安，不具。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在给蒋光鼐、蔡廷锴的信中说：

“当今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光荣的19路军系统在先生等领导下，继续奋斗，再接再厉。”“真正之救国任务，必须有许多真正诚心救国之志士仁人”，“热忱爱国如先生”。

毛泽东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写信，是因为在“两广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曾派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长云广英化名为林秀，去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联络，进行统战工作。后来蒋介石在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采取分化瓦解和武力威胁的手段，解决了“两广事变”，免去陈济棠所任各职；裁撤粤、桂两派设立的党政机关。李宗仁、白崇禧虽然被任命为广西绥靖公署正、副主任，但他们深知蒋介石总有一天会收拾他们。为了生存，李宗仁、白崇禧便和李济深在9月决定联共反蒋抗日，派钱寿康、刘仲容携带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赴陕北，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联络，希望与中共中央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形成鼎足之势。毛泽东接见了钱寿康、刘仲容，他说：

“广西这几年跟蒋介石闹独立，没有南京政府的财政支持，不仅撑得住局面，还被人称赞它为全国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个有本事的人。”

他还对刘仲容说：

“刘先生，你回广西去，要动员李先生、白先生，将本事用在抗日上。今后，各种政治力量要联合起来，共同督促蒋介石实现他在西安许下的诺言。”

毛泽东对桂系的协定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然后由秘书誊写两份，交钱寿康带回。为此，他在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任潮先生并请转致德邻、健生先生勋鉴：

钱寿康君来，具悉贵方情形及所示协定草案，谋国伟画，无任钦迟。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之阶段，敝方8月25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即提出此种实际方案，现托钱君携呈尊览。诸公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全国汹汹，抗日不成，实为南京当局缺乏抗日救亡之认识与决心，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督促批判，责其更新，全国人民及各实力派系与有责焉。

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兹对贵方所提草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缮写两份，仍由钱君携回，敬祈审察。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自存一份，以另一份再由钱君携来敝处，即成定案。起效时间，以诸位先生签署之月日为准（请填上时间）。如有尚待磋商之处，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确定。一俟确定之后，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除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专此奉复。

敬颂

勋祺

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东北军第51军军长于学忠的信中写道：

“两军相处密迩，未能通候，甚以为歉。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兹派彭雨峰君晋谒崇阶，申述敝方联合救国之旨，敬祈不佞赐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

毛泽东在给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的信中写道：

鼎芳（王以哲字鼎芳——笔者注）军长勋鉴：

日寇侵略益厉，兄我双方救亡之准备大宜加紧，庶于救亡阵线有最大之裨益。我兄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目前国际与中国形势日益紧张，一方面侵略主义者动员其侵略阵线，一方面反侵略主义者大规模动员广大民众，组成和平与救国的阵线。中国之汉奸势力虽日益嚣张（如所谓以日制蒋、以政制党、以团制军之一派），然反日反汉奸势力亦大见增进。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双方谈判现将进至比较具体的阶段，虽何时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实已存在。倘能达到成功之域，对贵我双方之合作事业自有极大之便利也。

近日外间谣传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副司令。此讯如确，是蒋氏尚未放弃其挑拨离间、排除异己之阴贼险狠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见之实行，弟等可断言蒋氏必归于最后的失败，因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非陈济棠等之不真实不纯洁的主张，乃真心实意为国家为民族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领的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国际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至于东北军最大多数官兵抗日复土之决心及其坚固的团体，亦必不容东北军中极少数无志节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国叛乡叛团体之万恶的勾当。目前蒋氏及其—派亦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安得以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观，弟则深望此说之止于谣言，或为蒋氏左右一部分汉奸分子谋划，而非现正开始若干转变之蒋氏及国民党多数有良心分子的意见。但兄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则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决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秋风多厉，为国珍摄，匆此布臆。

敬颂公祺。

毛泽东 1936年9月

9月23日，毛泽东电告在前方的彭德怀并告聂荣臻说：

接朱德来电，“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为避免胡宗南部占去先机，请加派有力部队南下交红1军团指挥，增兵界石铺并分兵至隆德、静宁大道游击。

接着，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贺龙、任弼时说：已向部队大动员，拥护与庆祝会合胜利，并通知全党全军注意当前的政治任务，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

9月23日晚，毛泽东同9月22日从红军前线回到保安的斯诺谈统一战线问题。

这次谈话的内容经斯诺整理后，形成为这样的文字：

“毛泽东正式宣布：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服从代议制中央政府的最高指挥，条件是创立政治体制，使得除了国民党以外的其它政党能够进行合作。”“共产党愿意在名称方面也做一些改变，以便‘合作’，但在根本上并不影响红军和共产党的独立地位。例如，如果有必要，红军愿意改名国民革命军，放弃苏维埃的名称，在抗日备战期间修改土地政策。”

斯诺将毛泽东谈话记录全文发表在1936年11月14日和21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对促进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9月24日，毛泽东与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复电任弼时说：

“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当前政治的军事的总方针，已为大家所同意，则中央内部的团结已有充分保障无疑。关于统一指挥等问题，正依照你们的提议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

9月24日，红4方面军撤出甘肃通渭，开始西进。

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说：

“4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其通渭部队24日撤去。据云渡河后 以一部向中卫策应1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目前阻止胡宗南西进仍属重要，界石铺仍应确保于我手中。”

这一天，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说：

“4方面军既向西，应考虑何时由何地策应2方面军北上问题。”

9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国焘动摇，老总曾有电来表示很不满意，说到漳县与张等开会，但结果仍是西进。其参谋长周子昆电告，部队已动，在通渭者24日撤，其部署是经永靖渡河西向乐都进。他们有造船工人，据云渡河不成问题。但我所虑者，毛、胡将先据乐都，且先据永登、凉州，遮其西进路。所谓一部出中卫策应，恐是空中楼阁。”

接着，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博古、王稼祥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说：

“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

毛泽东又与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说：

“4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1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2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若西进到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

张国焘给中央连复两电。他在电文中说：

“如4方面军西渡，兰州、凉州间约560里，敌决不能限制我于青海角。”“现4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划实施。”

毛泽东一见张国焘这后一封电报，顿时有了主意。他和张闻天、林育英、博古、王稼祥商量说，既然张国焘还有顾忌中央明令禁止之心，我们何不如此这般一番，管教他乖乖地回头北上。众人听毛泽东细细道来，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便开始分头起草电文。

9月27日，毛泽东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传达中共中央指示说：

“迭接26日两电，敬悉一切。……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地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中央认为，我1、4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如4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路，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僻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虑。……因此，中央认为，4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徐9月18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1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2方面军仍在外翼歼敌，则万无一失。……务请朱、张、徐、陈4兄顾及整个局势，采纳此方针。”

接着，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等以中共中央名义分别致电红1、红2、红4方面军，发布命令说：

“4方面军应即北上，与1方面军会合，尔后向宁夏、甘西。2方面军应暂在外翼牵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1、2、4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毛泽东紧跟着又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给张国焘发了一封电报，电文中说：

“中央命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电文中还说：兰凉线虽然只有五六百里，但沿途人户稀少，粮食不足，且中有大雪山，敌如先占要点，我将遇绝大困难。

至此，毛泽东犹嫌不足，又与周恩来、彭德怀电告张国焘说：

“宁夏人口120万以上，在西北为最富，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得之老苏区易于巩固，与凉州、永登接壤可向甘西发展，与绥远交界便于东进抗日，实政治、军事、经济、国内、国际之主要一环，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

至此，张国焘已经无话可说了，他只好致电中共中央和红2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说：

“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现时据考察兰州西渡需时较长，有可能失去占领永登一带先机之利。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1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决不再改变。”

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又向部队发了一通指示，说：

“西进计划因今天受到地形、时间限制，决定仍向东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向静宁、定西大路与1方面军会合。”

9月28日，徐向前、陈昌浩以前敌总指挥部名义，下达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计划中命令说：

“4方面军应迅速进出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争取迅速与1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巩固扩大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友军，接通外蒙、苏联。”

9月2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说：朱德、张国焘来电，红4方面军停止西渡转向北进。为策应红4方面军北上，红2师立即南下，红1师在原地区与第2师相呼应。其余任务不变。

9月2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告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说：

“回师北上之电敬悉，各同志十分佩服与欢慰。”“兄处似宜即用原占通渭部队，日内迅占通渭，以取先机。”

这才叫：争论随着电波飞，祸心难改耍泼皮。

任你猴子筋斗快，撒尿还在我手里。

欲知红军3大主力如何会师，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同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已经持续一年了。张国焘毕竟做贼心虚，不得不表示，西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划实施。”这就露出了他的软肋。毛泽东看准了这一点，与林育英等人几番电波，便将其击得骨软筋酥，最终乖乖地听话了。而在统战方面，毛泽东的工作面也进一步拓展，从宋庆龄到邵力子、蔡元培，到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从西北军的孙蔚如到东北军的于学忠等，且力度也越来越大。他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努力，不久便使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也正是在他的引导下，中国终于出现了全民抗战的新局面。

第11章 1936年9月30日—

“为保卫西北而战！保卫华北而战！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话说1936年9月30日，红4方面军分成5路纵队，开始由岷州、漳县等地出发北上。此时已经延误了10天左右时间，失去了进占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等地的先机，国民党军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各部相继逼近这一地区，中央和军委制定的以打击胡宗南为主要目标的《静会战役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9月30日是中国传统的中秋节，就在这一天，刘伯承与汪荣华喜结良缘。

原来在红4方面军二过草地时，刘伯承初次见到了刚被分配到总参谋部4局的汪荣华。这位来自大别山的少女，淳朴端庄，勤劳聪慧，14岁就瞒着父母参加了红军。叱诧风云、身经百战的刘伯承，一见汪荣华，怦然心动，以笔代言，平生第一次用蝇头小楷写下了情书，倾吐心声。二人终于结成了终身伴侣，从此恩爱一生，整整走过人生的半个世纪，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始终是一对模范夫妇。

话分两头。且说斯诺、海德姆在9月底从前线回到了保安。海德姆向毛泽东提交了他的考察报告，并表示要留下来和红军一起战斗。毛泽东非常高兴，当即决定聘请他担任军委卫生部的顾问兼任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

而此时的斯诺，对苏区的采访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完全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了，可他感到不足的是，毛泽东始终没有谈他个人的经历，以及他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斯诺交给毛泽东一个采访计划，提出了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请求毛泽东谈谈他个人的历史。毛泽东说：

“我们共产党人一贯靠集体智慧和才能。至于个人，那是无关紧要的。”

斯诺没有办法，只好使出了激将法。一天晚上，他对毛泽东说：

“人们读了你所说的话，就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流传的关于你的一些谣言。”

于是，斯诺就把社会上关于毛泽东死亡的各种传说和一些流行的谣言，如实地告诉了毛泽东：有人说毛泽东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有人说毛泽东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有的消息则强调毛泽东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还有一条消息说毛泽东是一个半死的肺病患者。斯诺还把本书前面已经引用过的共产国际出版的新闻简报《印象通报》上刊登毛泽东讣告的事，也说了出来！这些谣言和消息，有的是毛泽东知道的，有的是他闻所未闻的。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觉得对于这些无稽之谈倒也很有辟谣的必要。于是他看了看斯诺提纲中所提的问题，思索了一会儿，便说道：

“如果我不回答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平生梗概提供给你，你觉得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会使人更容易理解些，而且，最后一样回答了你的全部问题。”

斯诺高兴得叫了起来：

“好极了！我要的就是这个！”

从这一天开始，一直到10月初的十几个晚上，毛泽东将自己的生平告诉了斯诺。他从自己的家庭出身、童年时代、求学生活，一直谈到共产党的诞生、红军的创建、中央苏区的建设和5次反“围剿”的斗争。

他们的谈话通常从晚上9点多钟开始，谈到十一二点，毛泽东要招待斯诺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菜里有一点点肉。这在困难的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了。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对毛泽东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曾深情地提及他的另一位老师。他说：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有一天，夜已经很深了，毛泽东的窑洞里依然是烟雾弥漫，斯诺仍然在奋笔疾书。毛泽东谈到了新民学会。他还说：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1917年10月），湖北成立了另一个团体，叫做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其中有它的领袖恽代英。”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长久的注视着桌上蜡烛毕剥的火花，那目光像是一个跋涉在黑夜里的行人看到了远处的灯光。他打着手势继续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有3本书特别深的铭刻在我的心目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3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恽代英译的考茨基著《阶级斗争》；以及柯察普的《社会主义史》。”

毛泽东很重视他与斯诺的谈话，他经常搁下大堆的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同斯诺彻夜长谈。在毛泽东看来，他与斯诺的谈话，绝非是一般私人朋友式的交谈。斯诺是这样理解毛泽东的，他写道：

“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的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耳朵里。”

再说1936年10月1日，毛泽东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转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建议他们发一通知给各部队，要求各部队“对一切白军相遇接近时，先由我方试派人员携带要求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而态度诚恳的信件，如彼方先派人来或因同意我方要求来接洽，不论其动机仅是怕打或真有合作抗日诚意，我方一律以诚恳面貌招待他们，以期沟通双方，扩大西北统一战线范围。”

10月2日，西方野战军红15兵团先头部队73师骑兵团在绕过海原县城后，连续奔袭20多个小时，行程150多公里，抢在胡宗南等部到达之前夺取了甘肃会宁县城，为红军3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条件。

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说：

“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红军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只有在国民党军队向红军进攻时，我军才在自卫的方式上给予必要的回击。”“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10月7日，红1军团红1师在会宁地区的青江驿同红4方面军红4军先头部队第9师会师。

10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红4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4军主力、红31军到达会宁，与红1军团红1师及红15军团73师会师。

10月10日，红2方面军在艰苦的北进中渡过了渭河。

这一天，古老的会宁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五颜六色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鲜艳的红旗在城头上迎风飘扬。会师的指战员们心里充满了欢乐和希望，会宁城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红4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向中共中央发了致敬电。他们在电文说：

“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1师的战士们携手见面了。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和蔼亲诚的态度，使我们敬仰钦佩。”

一年前，当红1、红4方面军在巴西分手时，毛泽东曾经预言：“一年后，4方面军会回来的。”如今刚好过去了1年，两个方面军果真又在一个旗帜下团聚在一起了。

是日黄昏，红1、红4方面军各调一部分部队在会宁西津门内的文庙大成殿内举行了隆重的联欢大会。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和红1军团红1师师长陈赓来到了会场。

朱德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并宣读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通电全文如下：

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彭司令员兼政委，贺总指挥，任政委，徐总指挥，陈政委转一二四方面军各军事政治机关各军师团营连排班首长及全体红色战士同志们：

（甲）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举行对于中国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1第2第4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谨以热烈的敬意与欢跃的贺忱，致之于我们的民族英雄与红军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张国焘同志，周恩来同志，彭德怀同志，林彪同志，徐向前同志，陈昌浩同志，贺龙同志，任弼时同志，王稼祥同志，刘伯承同志，叶剑英同志，萧克同志，徐海东同志之前，致之于各军军长同志政委同志各师师长同志政委同志各团团长同志政委同志之前，致之于各级参谋机关首长之前，致之于各级政治机关首长之前，致之于全体红色军事政治指挥员战斗员全体光荣的民族英雄之前。

（乙）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学生，爱国军人，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东北义勇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总之，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丙）我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也将向正在革命怒涛中的西班牙民族证明我们是它们反对法西斯反革命的好朋友，将向法国、比国、捷克国及全欧洲各国爱好和平的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防御法西德国侵略的好朋友，将向英勇抗争至死不屈的亚比西尼亚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法西意大利侵略的好朋友，将向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证明我们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好朋友，最后我们将向苏联共和国、外蒙共和国、内蒙民族、西北回人证明我们是与他们共同奋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世界侵略者的最切近的好朋友。

（丁）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就是创造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为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万岁！

中华民主共和国万岁！

中华苏维埃万岁！

中华民族自由平等独立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通电宣读已毕，红1师的指战员们把早已准备好的大批慰问品送给红4方面军的战友，把会师大会推向了高潮。两军战友眼含热泪，悲喜交集地拥抱在一起，互致问候。

10月11日，中革军委制定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纲领》规定：

“4方面军以1个军率造船技术部队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取得攻击中卫与定远营的渡河点，加速造船，于11月10日前完成渡河准备任务。4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地休整，派多支部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通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宁静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10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纲领》还规定：红2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尔后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并威胁胡宗南部侧翼，迟滞其西进，再后准备以主力或一部接替红1方面军在固原北部的防务。红1方面军主力应逐次转移到同心城地区休整，红28、红29军集中定边、盐池，以一部逼近灵武，侦察宁夏情况。

《作战纲领》要求：各部在11月1日前休整、补充、扩大，从11月中旬起，以红1方面军主力和红4方面军的3个军进攻宁夏；以红4方面军另两个军、红2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必要时抽一部参加进攻宁夏。

话分两头。且说斯诺十几天的采访快要结束了，他翻着采访本问毛泽东：

“你多次谈到恽代英这个人。而我在几个月的采访中也曾多次听人谈论他，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的甘地。他的人品很高尚，而且他似乎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不知这样评价是否合适？”

毛泽东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说：

“你的评价是正确的。恽代英是个受人尊敬的人，他是全国革命青年的领袖。我与他有着深厚的友谊。”

毛泽东对个人经历部分的谈话相当慎重，他生怕斯诺夸大了个人的作用，或记错了什么地方。他要求斯诺将谈话内容整理出来后，交给黄华翻译成中文，由他亲自审阅，修改了少数地方。再由黄华再翻译成英文，交还给斯诺。

斯诺也感觉到：“我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一边写着他个人的历史，一边开始认识到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历史，也是共产主义如何成长、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记录。”斯诺还注意到，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斯诺同样感兴趣，她就是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毛泽东谈到的有关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有许多是贺子珍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在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贺子珍常常会送来一碟酸枣或者炒辣椒。

斯诺这样描述了毛泽东给他讲述往事时的神情和他的印象：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又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 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说到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的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事故结合了起来。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相当重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两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抢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湿润的。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兄弟。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毛泽东也不愿意穿鞋的。”

斯诺在保安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去毛泽东那里坐坐，只有一次是属于例外。那一天，斯诺夜访毛泽东，毛泽东一见有人带几本新哲学书来，当即要求斯诺改日再谈。此后，毛泽东一连用三四个夜晚，专心攻读那几本书。

在毛泽东和斯诺几十个夜晚的长谈中，所谈的内容十分广泛，除了谈时局、谈政策、谈红军之外，也谈生活中的许多趣事、闲话。未谈正题之前，他总要说一二个小故事。

毛泽东态度平易近人，说话又生动活泼，逸趣横生，久久不倦。谈话一般都谈到夜间两点来钟。斯诺说，这是他生平经历过的最可宝贵的谈话。斯诺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学识和才干：

“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事。”“不可否认，你会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会觉得，在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可以用毛的政治智慧，来说明他在共产党里的领导地位。但是，这说明不了指战员们和老乡们对他的爱戴。在说话时，他善于把很复杂的问题，讲得连没有文化的人也听得懂。他惯用俗话和家常的比喻。他从来不向听众说大话，而且，总是以平等的口气和人谈话，他和人民之间是交心的；他和群众的思想，从来都是沟通的。”

斯诺还发现毛泽东“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的熟悉”。“熟悉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

斯诺在陕北苏区生活了近4个月，以“离家”的心情，将要告别红色中国的临时首府保安。毛泽东为保证他的路途安全，先后4次给红军驻西安张学良部的代表刘鼎打电报，要他请张学良所部王以哲军长、刘多荃师长派车来接斯诺。

10月12日晨，斯诺吃过早饭后来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正在伏案疾书，见斯诺笑容满面地进了门，忙起身招呼他就座。斯诺问道：

“主席，又在忙着些什么呢？”

毛泽东说：

“一个抗日的高潮必将到来，我正在赶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你们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的反响如何？”

“共产党在宣言中呼吁中国各党派联合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全国人民热烈响应，甚至连国民党中的许多爱国人士现在也赞成同共产党联合。”

“为什么会得到各党派赞成呢？”

“因为日本的侵略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中国一切力量都必须团结起来的程度。而且，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解放的基本原则，符合各党派的根本利益。”

“我这次在吴旗、宁夏、甘肃等地看到红军战士在前线上主动后撤，避免和国民党军队交手，他们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见中国共产党真是说到做到啊！”

毛泽东肯定地说：

“我们拥护议会形式的代议制政府，即实现孙逸仙的遗嘱，坚持他在大革命时期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如果国民党开展这一运动，我们准备同它合作，并且支持他们，组成反帝统一战线。这是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斯诺感慨地说：

“主席，我这次来陕北苏区，在红军中间待了将近4个月，和你们党40多位高级将领交流了思想和看法，使我真正看到了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抗日决心，言行一致的思想作风，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党政军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团结合作有诚心。因此，你们的号召，无论对什么阶级都是有感召力的。”

他喝了口茶，继续说：

“我早就很想找机会突破为期已达9年的军事封锁，亲眼看看中国共产党，你们的红军，你们的边区，很想揭开这个谜，看看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有些什么打算？中国的领导力量究竟在哪里？这次保安之行，解答了我关心的问题。我看到了共产党领导力量之所在，看到了红军的军情、精神、训练、纪律、装备，特别是高度的政治觉悟。从政治上来说，红军真可谓是一支铁打的军队。”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是第一个来苏区的外国记者，凡受过你采访的同志都赞扬你勤奋，尊重事实，善于探索研究，而且公正。我们中国人爱说一句古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就是说，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得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就得参加革命。你深入苏区，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了初步的认识，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是你冒着生命危险进入不毛之地辛勤采访，寻找红军，追求真理的结果。”

斯诺谦虚地说：

“主席过奖了，我做的还不够。要说做了一点工作，也是经过千锤百炼具备良好品质勇于献身精神的年轻红军将士对我的感染，他们毫无杂念，极纯洁的思想令人敬佩。”

毛泽东站了起来，踱了几步，说：

“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而成了世界名人，你发现了共产党的真谛，揭破了红军这个人们不解之谜，你的发现和哥伦布的发现，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你们探索寻求的精神，将为世人共仰。”

斯诺也高兴地站了起来，说：

“主席，我在中国生活的几年中，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日本要鲸吞中国，并且要在亚洲扩张侵略。但是日本要控制中国必将引起震惊世界的抵抗，亚洲人民将奋起反击，东方只有在一场战争中才能产生深刻的变革。我的这些见解受到当时西方国家决策人的嘲笑。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认为，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不会抵抗，日本很快征服中国以后，就会北上进攻苏联。我是一个‘密苏里人’，遇事总要找出是非曲直，弄清真相。我在苏区的所见所闻雄辩地证明中国有办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中国有希望。”

毛泽东说：

“我相信你会如实公正报道你在苏区的所见所闻。”

“请主席相信，我会如实报道苏区之行的，中外人民将看到一个红星照耀的中国。我明天就回北平。”

这时贺清华进来了，给斯诺和毛泽东的杯子里添满了开水。斯诺一看手表，时针已经指向下午3点半。毛泽东吩咐贺清华说：

“你给管灶的同志说，让他们用保安特产备好下午饭，我们为斯诺先生饯行。”

贺清华转身去安排饭菜。毛泽东对斯诺说：

“你要启程回北平了，准备工作都安排好了吗？”

斯诺回答说：

“一切都安排好了，今天是来向你告别的。”

“好，应该马上回去。”毛泽东指着军用地图说：“你看张学良的东北友军从这些战线撤出，由南京的军队或其它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换防。现在，只有洛川还有东北军的一个师与红军毗邻。等蒋介石把门都堵死了，你要回北平就困难了。所以，你得赶紧离开苏区，我们已给你做好了一切安排。”

“感谢主席和苏区领导想得周到。”斯诺说：“说实在的，这里的领导好，群众朴实，山清水秀，一派和平景象。我已经和你们的干部、战士和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实在不愿意离去。但是，我要很快把我在陕北苏区的采访真实的报道给国统区人民，报道给世界人民，就必须赶快回北平。”

毛泽东笑着说：

“这说明我们这些杀人放火的‘赤匪’，把你这个外国人也‘赤化’了啊！”

“我刚进入红区时，真担心你们会杀我，会把我的东西抢走，可现在简直不想离开这里。”

“你这次回去，就成了世界上的知名人士，你是第一个全面了解我们真实情况的外国记者。”

“我一定将你们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传播，使全世界同情你们事业的广大劳动人民感到兴奋和鼓舞。”

说话间，贺清华与大师傅端来了饭菜，有小米饭，有山药蛋，南瓜，还有炒辣椒。毛泽东热情地请斯诺用餐，笑着说：

“没有什么山珍海味，但这是保安的特产，营养丰富，耐人品味，不知斯诺先生是否喜欢吃？”

“喜欢吃。”斯诺说：“我们美国人还把南瓜与山药当作佳肴品尝呢！”

“保安的生活艰苦，这里条件差，你的身体却比来时健壮了。”

“是的，保安的小米、洋芋很有营养，这些山里长出来的东西，竟使我增加了体重。初来保安时，我不习惯吃小米，极想咖啡、黄油、面包、牛奶，竟然依照《字林西报》上介绍巧克力蛋糕烘制法试做蛋糕。伟大的试验失败后，我只得乖乖地吃小米，久而久之，才嚼出小米的甘甜味道来。今天，我是在保安吃最后一顿小米，要吃得饱饱的才能放碗。”

饭后，斯诺依依不舍地向毛泽东告辞，他说：

“我很幸运，有机会到陕北苏区来，记录了这里正在展开的一页历史，我是一个记者，有责任把它公诸于人民。主席，再见了！”

毛泽东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希望你以后再来。”

斯诺肯定地说：

“以后一定再来！”

“斯诺先生，祝你一路平安，早日抵达北平！”

毛泽东一直把斯诺送出院门外，驻足看着他渐渐远去。

第二天，乔治·海德姆恋恋不舍地为斯诺送行。斯诺把自己的一件黄色鹿皮夹克留给海德姆作纪念。海德姆紧紧握着斯诺的手，郑重嘱咐道：

“你回去写文章时，千万不要提到我的名字，因为上海有我的许多朋友，如果国民党政府知道我在苏区，我的那些朋友就会受到牵连。美国还有我的一家人，我在苏区的事暴露了，他们的处境也会很危险。”

自此以后，乔治·海德姆便成了“马海德同志”或“马大夫”，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忠实地实践着毛泽东的重托。

斯诺则在10月22日到了西安，11月初返回北平。他先在美国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了苏区之行的消息。11月12日，他写的《毛泽东访问记》开始在《密勒氏评论报》分期刊出。随后，美、英多家报刊，接连发表斯诺所写关于苏区的报道，以及斯诺在苏区拍摄的大量珍贵照片。斯诺还参加和召集各种形式的报告会，介绍他的苏区之行。

在斯诺的支持下，1937年3月由王福时等人编译的中文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北平秘密出版。此书是关于斯诺对苏区介绍的大量材料的第一次结集出版。斯诺称赞此书是“向无数中国人第一次提供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斯诺的前妻韦尔斯形容此书说：“对中国像一道闪电，它唤醒了人民。”

后来斯诺在1937年7月完成了全面反映他苏区之行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10月，《红星照耀中国》一问世，立时被许多评论家称为是“真正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著作”。此后该书一版再版，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泛流传，轰动了整个世界。

胡愈之等人在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于1938年2月在上海以“复社”名义翻译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取名为《西行漫记》。当毛泽东看到《西行漫记》时，十分高兴地说：

“这是一本真实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斯诺是中国人民忠诚的朋友。”

《红星照耀中国》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1943年春，斯诺在苏联采访3名女游击队员，问道：“是谁教会你们打仗的？”她们回答说：“只有几个老同志，能教我们一些。我们从一本叫《红星照耀中国》的书中，学到了许多知识。那是我们从斯摩棱斯克城里买来的，我们游击队里差不多每个共青团员都读过它。”3名女游击队员再也没有想到，站在她们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写这本书的作者。

斯诺在1944年还从一位缅甸青年那里得知，在缅甸的德钦族抗日游击队里，《西行漫记》中关于红军活动的事迹，被作为组织开展游击战的指导范例。

《红星照耀中国》更大的影响还是在中国。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通过《西行漫记》，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他们从各地奔赴红星的所在地，不断补充和壮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

且说在10月14日，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说：

“《十月份作战纲领》完全同意，请迅速进行。”

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电文中说：

3个方面军会合后，为统一作战指挥，请朱德、张国焘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指挥3个方面军的前线作战事宜。3个方面军对朱德、张国焘两总的报告，朱德、张国焘两总对3个方面军的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革军委一份，以便密切前后方的联系。

10月15日，毛泽东发表《关于停战抗日的谈话》，单方面发布停战命令。全文如下：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现已发布命令：（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党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釆取必须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便。（四）如果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防碍举动，并愿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

吾人已决定再行恳切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该项申请书，已在草拟中。目前察晋绥3省形势．已属危急万状，吾人极愿与南京政府合作，以达援绥抗日救亡图存之目的，如南京政府诚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10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给陈伯钧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伯钧同志：

闻你在6军（陈伯钧7月4日已调入2方面军任6军团军团长——笔者注），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此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出席会议，林育英列席会议。毛泽东发言说：

“由于中央策略的正确，2方面军的赞助，全国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的影响，4方面军的同志大部分是拥护中央路线的。”

与会者认为：张国焘的错误是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的错误，是机会主义性质的，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为使红4方面军拥护和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会议决定：派林育英代表中共中央到4方面军传达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决议。

10月16日这一天，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报告红4方面军军以上干部配备情况：

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红4军：军长陈再道，政委王宏坤，参谋长张才千，政治部主任刘志坚；下辖第10、11、12师。

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下辖第13、14、15师。

红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下辖第25、26、27师。

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下辖第88、89、90师。

红31军：军长萧克，政委周纯全，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王新亭；下辖第91、92、93师。

另有甘肃省抗日救国军总指挥王维舟，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委何畏，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共产主义大学校长刘希平。

欲知红4方面军果能顺利到达陕北否？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实际上是为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在抗战时期的总纲领。《通电》中那些深刻而又正确的内涵，别说是张国焘等野心家及当时的国民党人士，就是在他身边的人，恐怕都不可能深刻理解。特别是《通电》中的一些重要原则（见（乙）（丁）两部分），在他人看来，这些话可能是策略，或者说是大话，是空话。这些后来都曾经被一些人所忽视、所不赞成。历史不是都一一验证了这些原则的正确性吗？知毛泽东者，从历史到今天，究竟有多少人呢？

第12章 1936年10月—

“我们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意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意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使他停止内战。”

话说1936年10月18日拂晓时分，红2方面军红6军团总务处长朱家胜带领一些勤杂人员，首先与红1方面军接应部队见了面。红2方面军右纵队到达静宁、会宁交界的老君铺，与红1方面军第2师5团会师。

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噩耗传到延安，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为悼念鲁迅逝世发出3封电报：一封是《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一封是《为追悼和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还有一封是《为悼念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毛泽东在《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中写道：

“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鲁迅先生陨落于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拨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到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鲁迅先生的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的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于失败；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斯基派，想用甜言蜜语来离间他离开大众的救亡阵线，但是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痛击。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了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同时，毛泽东在给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文中要求为鲁迅遗体举行国葬。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在全苏区为鲁迅先生下半旗致哀。

鲁迅逝世后，冯雪峰和宋庆龄、蔡元培等人组织了治丧委员会。冯雪峰把毛泽东的名字写进了治丧委员会成员名单中。

鲁迅遗体于10月22日被安葬在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

鲁迅墓在1956年迁移到虹口公园时，毛泽东为其墓碑题写了6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鲁迅先生之墓”。

后来，冯雪峰在1936年底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指示王尧山整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有关材料，准备重建上海地下党。为此他领导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由王尧山任书记。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冯雪峰领导。

且说在10月21日，红2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及关向应率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平丰镇，聂荣臻、左权等在平丰镇同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人亲切会面。

10月22日，红2方面军到达西吉县的隆德将台堡，同红1方面军红2师会师。红2师把5万块大洋、20头肥牛、2000只羊、数万斤粮食、1000套棉衣等物资，送给了红2方面军。两军指战员在将台堡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联欢大会。贺龙兴奋极了，他动情地说：

“这下子真要见到毛主席了，以后的路就好走了。我们都集合在毛主席的大旗下面，革命一定会发展，一定会胜利。”

10月22日这一天，蒋介石来到西安督战，在华清池向张学良部署“剿共计划”。

此前，张学良曾在9月22日《为陈明抗日主张致蒋介石电》中第一次劝谏蒋介石，他说：“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良尤愿早日在钧座领导下为抗日之牺牲。”

这一次，张学良对蒋介石“剿共计划”表示反对，向蒋介石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他还说：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看法，而且是全东北军将士的希望，亦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

蒋介石训斥道：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士气问题，我来解决，风吹草动，兵随将走，当统帅的不动摇，当兵的就不会动摇。”

张学良争辩说：

“我认为内战肯定调动不灵。要是打日本，我保证调动自如，锐不可当。风吹草动，兵随将走，但这个应该是良将，并真正爱国爱民的，还必须把路看清楚，若是不走正路走邪路，那就糟了。士兵们因为不明真相，也可能暂时会跟他走，但他迟早是会被抛弃的。再说，你有你的理，他们也有他们的理，譬如他们会说，日本侵略我们，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要把中国的老百姓变成亡国奴，这，我们是绝不答应的。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蒋介石断然道：

“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党之前，我不会谈抗日之事。”

此时，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西兰大道，并继续前进，红军处在南北夹击之中，宁夏战役已经无法实施。毛炳文、王均、胡宗南等部由南向北大举进攻。红4方面军5军与胡宗南部激战于通渭县华家岭。红5军损失1000余人，枪600余枝，副军长罗南辉牺牲。

10月22日晚，毛泽东致函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说：

“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需要10种至15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50部，共价不过100至300元。”“在11月初先行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毛泽东嘱咐由叶剑英经手选择，由刘鼎经手购买。他还告诫叶剑英和刘鼎说：

“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要节约又节约，”“一切费用均需报账。”

后来，毛泽东又给叶剑英写信说：

“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和战略的，按照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再说红军3大主力会师，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他们调动260个团的优势兵力，欲乘红军十分疲劳立足未稳之际，从东南西3面夹击红军，仅在静宁、会宁地区就集中了5个军的兵力，分4路向北进犯：一路是第3军王均部，一路是第37军毛炳文部，这两路为左路军，由会宁地区出发，直扑靖远；一路为胡宗南的第1军，共4个师，为中路军，由静宁地区出发，向海原杀来；一路为东北军第67军王以哲部和何柱国部骑兵军，为右路军，由隆德地区出发，向固原的黑城镇、七营方向进攻。

毛泽东指示红军主力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在有利的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胡宗南部以歼灭性的打击；对毛炳文、王均部予以牵制；对东北军采取统一战线的方针。

10月24日，中革军委指示红军总部和各方面军，先在预设地区集中3个方面军的主力击破南敌，除去后顾之忧，而后再进攻宁夏。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

就在24日这一天，张国焘命令红4方面军第30军在甘肃靖远上游5公里处的红嘴子偷偷西渡黄河，因船在河心沙滩搁浅未能成功。

这一天，中共中央得悉张国焘又命令红9军西渡黄河，立即致电张国焘说：

“9军似以暂不渡河为宜，而后北进到海靖线防御，4、5两军主力是否足够？”

10月25日，红30军88师第263团从靖远上游8公里处虎豹口渡河成功，抢占了黄河西岸滩头阵地，红30军全军相继过河。

10月25日，中革军委电示朱德、张国焘说：

“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30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中注意力击溃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在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两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向北。”

中革军委决定：红4方面军的红9军暂不渡黄河，而以另外1个军渡河向30军跟进，这两个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地区，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中卫情形。第二步以1个军攻占战略要地定远营。

红4方面军除渡河两个军以外，其余3个军与红2方面军主力对付南敌，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可停止其推进。

红1方面军主力在红4方面军渡河的两个军控制黄河西岸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进占宁夏金积、灵武地带。在南线敌人受到严重打击而停止前进后，红4方面军的红9军即从中宁渡河。

10月25日下午4时，张国焘盗用朱德、彭德怀的名义致电军委及2、4方面军负责人，电文如下：

中央军委、贺、任、关、刘、徐、陈：

甲、控制西兰大路10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30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

乙、我们的意见：一、1方面军将来主要在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渡河，以从王堆子渡河为次要，必要时可从五佛寺渡河。二、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4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三、我军若以一部在海固线以南活动，可维持较宽活动区。若让海固线给东北军，可缩小胡敌进攻正面，发生阻挡胡敌前进作用。究以何者为宜，上述3点请中央军委指示。

丙、纲领：根据中央军委历次关于战略方针指示，我3个方面军在这一时期以占领宁夏地区，扩大甘北活动地区和尽量巩固陕甘宁赤区以及维持扩大活动地区，吸引胡、毛、王、关诸敌于西兰大路一带，接通远方，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形成，为战略目的。

丁、布置：一、1、4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24日的电所提意见，4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1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左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二、2方面军除4师向七营开进，接替1方面军任务，另外主力应以海原东二十之马营和其西之靖西、安州为重点，组成若干支队，在硝河城、将台堡、王家河、新营、赵化川、孙家原一带，为有力之活动。目前应尽量保持单家集、平峰镇在我手中。该军目前部署、当面敌情、地区情况，应否经常电告。该军应设法吸引敌人于自己阵地前方，如敌不进应在海固直到西兰大路这一地区开展工作，情形适应以运动防御迟滞之。三、1方面军主力应速集结同心城、关桥堡地区，准备渡河技术，其在海原附近之75师，应俟2方面军接防后开始归还建制。

戊、上述任务约于11月17号前完成，执行方法，另以个别命令指示之。关于政治、军事、对内对外各项工作，仍按照中央关于《十月作战纲领》电所指示继续执行。诸同志有何意见，请即电告。

　　朱、张、彭

10月25日，毛泽东派彭雪枫化名为彭雨峰带着他的亲笔信，秘密前往绥远，同傅作义商谈合作抗日事宜。毛泽东在给傅作义的信中写道：

宜生主席先生勋鉴：

日寇西侵，国难日亟。先生统率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晋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抗日统一战线之促进。目前情势，日寇侵绥如箭在弦上，华北长江同时告急。但国内统一战线粗有成就，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红军主力之3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红军虽志切抗战，但在未得友军谅解，尤其在未得抗战地区之友军及地方行政长官之谅解以前，决不贸然向抗战地区开进。在已得正式谅解向抗战阵地开进与实行抗战时，自当以其全力为友军之助，而绝不丝毫妨碍共同抗战之友军及其后方之安全与秩序。兹派彭雨峰同志来绥，与先生接洽一切，乞以先生之意见见教，并希建立直接通讯关系。百川先生处，今春曾数数致书，夏时又托郭团长致意，久未得复，祈先生再行转致鄙意。如有可能介绍彭同志赴晋一晤，实为公便。叨在比邻，愿同仇之共赋。倘承不吝赐教，幸甚幸甚。专此。即颂

戎绥

毛泽东

信写好了，毛泽东伫立在窗前，不住地抽着烟，一缕缕烟雾在空中缭绕。忽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思路。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彭雪枫。他把写给傅作义的信拿过来，又看了一下，交给彭雪枫，说：

“雪枫同志，你的任务是，把这封信交到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手里。今后，你是中共中央驻太原的代表，秘密与阎锡山谈判，争取阎锡山与我们合作抗日。”

彭雪枫说：

“主席，这个任务很艰巨啊！”

毛泽东说：

“正因为艰巨，才特派你彭雪枫同志赴晋，认识认识那位老奸巨猾的军阀的嘛！我们回师陕北后，蒋介石的5个师借剿红军之名，开进河东道，想挤掉阎锡山。日寇西侵，灾难深重，严重威胁太原。最近阎锡山派员来，希望我们派代表去山西，与他先秘密接触谈判。他希望得到中共的支持，派人前来请我军代表入晋是真诚的。但是，我与恩来商量，你还是先去绥远，与傅作义将军接洽，由傅作义向阎锡山转致我意，再赴太原见阎锡山，更为妥当。”

彭雪枫说：

“我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碰到困难设法克服。”

10月25日，蒋介石邀张学良等人一起登华山，令其3个月内将陕北红军消灭掉。张学良不同意继续“剿共”，慷慨陈词，遭蒋介石严厉训斥。游华山途中，张学良借景生情，诵《游华山有感》：

“偶来此地竟忘归，风景依稀梦欲飞，回首故乡心已碎，山河无恙主人非。”

10月26日，毛泽东以46名中央及军界领导人的名义起草发表《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全文如下：

蒋总司令，张副司令，阎主任，傅主席，杨主任，朱主任，于主席，宁夏马主席，青海马主席，陈总指挥，王治平军长，胡军长，毛军长，王鼎方军长，董军长，何军长，孙军长，冯军长，汤军长，萧军长，高培五军长，高双成军长，邓军长，暨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师旅团长公鉴:

我苏维埃红军自去年8月发表宣言，提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以来，转瞬一年多了。这一年间日寇的侵略有加无已，国土日蹙，国势日衰。现在日寇的凶焰益张。华北分离，绥宁沦亡，已经迫在目前。即长江沿海亦莫不敌船云集，蠢蠢欲动。亡国灭种的条件，接连提出。亡国奴的命运威胁着全中国人民。和平久已绝望，牺牲是无可幸免。局势至此，非抗战不足以图存，已为全中国人民所共信。全中国人民今日所仰望于贵党政府的，是领导抗战，驱除日寇。但直至今日，我们犹未闻贵党政府下最后决心，反而见蒋总司令亲临西北，督“剿”红军。这不能不使全国人民失望，不能不使日寇称快。

时至今日，贵党政府犹欲以捣乱抗日后方加罪于苏维埃和红军吗？诸先生亲在西北，应知真相。红军自去年北上后，即向四周各军倡议停战抗日。今春借道过晋，屡屡声明系东向抗日，又不蒙蒋阎两先生见谅，只得半途折回，另辟途径。现在全国红军主力3个方面军已会合于西北，正拟与诸先生所部共赴国防前线，合力抗战。乃蒋先生忽于绥东告急大祸临头之际，不加调兵力增援绥远，反而派来甘肃进攻红军。这是谁来捣乱抗日后方？难道中国可亡，日寇可以听其长驱直入，惟独愿意抗日的红军非扑灭之不止吗？恐怕红军未灭，日寇已来，诸先生纵欲继续内战，全中国的人民，诸先生的部下，也决不会再让诸先生自相残杀了吧！虽然蒋先生声势汹汹，扬言聚歼红军，但我们认为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故苏维埃及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谓：“（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便；（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行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帮助。”依此命令，红军前线各部迄未向诸先生的部队作激烈的抗击，且逐步退让，以期诸先生的自觉。但是如果诸先生以为这是红军的示怯，那末未免大错。在10年对垒之中，为民族、为自由、为正义而战的红军的士气与战斗力，诸先生中不乏身受其教训者。现在集全国精锐于一处，用以抗击诸先生的师出无名和内部充满停战抗日情绪的部队，胜负之数，即诸先生亦当了然。

我们敢以军人的坦白与热忱敬告诸先生：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我们现更代表全中国红军负责宣言：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你们合作到底。在抗日战线上，红军愿担任一定的战线，保证一定任务的完成；在作战指挥上，红军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在不得抗日友军的同意，红军决不开入抗日友军的防地。

民族危机已到最后一刹那了。内战还是抗战，决定的关键是操在诸先生手里。全中国人民所希望于诸先生的是奋起抗战的民族英雄，不愿诸先生继续内战成为民族罪人。尤其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抗战发动得早，是中国民族的大幸。即万一不蒙诸先生采纳，我们亦必以千回百折赴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热诚地盼望诸先生给我们满意的回答。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

我们深信，绥东抗战一起，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地联合起来，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中国而战，为收复东北失地而战。

致以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朱德 张国焘 周恩来 彭德怀 林彪 贺龙 任弼时

徐向前 陈昌浩 王稼祥 刘伯承 叶剑英 徐海东 萧克 罗炳辉

董振堂 杨尚昆 关向应 左权 聂荣臻 程子华 张云逸 罗瑞卿

陈伯钧 王震 张子意 陈再道 王宏坤 黄超 孙玉清 陈海松

程世才 李先念 周纯全 周子昆 李卓然 何畏 王维舟 阎红彦

陈先瑞 周昆 袁国平 宋时轮 宋任穷 朱瑞等 同启

10月26日，张国焘不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擅自命令红9军和4方面军指挥部西渡黄河。

10月26日晚9时，毛泽东针对张国焘10月25日下午4时电中的阴谋致电彭德怀说：

“1、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2、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3、30军占领永登是对的。9军必须占领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1方面军去占，不便利，又失时机。4、4军及5军、31军，2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5、1方面军速集结同心城休息。”

10月27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转聂荣臻、左权说：

“甲、大帅（指张国焘——笔者注）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并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池枱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乙、西北局有剧烈斗争，朱德、傅钟、陈昌浩3同志拥护中央，张全无进步，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丙、本日决去找徐、陈面谈。丁、前25日前以朱、张、彭3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的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10月27日，中革军委电示朱德、张国焘说：

“目前作战重点应注重击南敌，停止过河。”“4方面军30、9两军及指挥部过河后，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过河部队应“以1个军向中卫延伸，1个军准备夺取战略要地定远营。”

10月27日这一天，张国焘电示4方面军指挥部：4军、31军将在靖远下游渡河；命令他们将在河包口的船只顺水放下，接应红4军和红31军。

聂荣臻向中共中央报告说：

“张国焘以各种方法破坏打击追敌计划，此点不仅是证明他怕胡宗南，更包含着继续向甘、凉、肃以至新疆逃跑之实质及一贯路线。”

10月28日，陈昌浩连电中革军委，提出要求：不分散红4方面军，红31军、红4军都要过河西去。

10月29日，彭德怀鉴于敌情变化，致电军委、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集中3个方面军的力量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一两个师，迟滞毛（炳文）王（均）二敌。

10月29日，张国焘电示4方面军总指挥部，谎称：

“已得毛主席同意，4军、31军即在三角城过河，准备迎接。”

这一天，担负掩护任务的红4军、红31军按照张国焘的命令，在会宁郭城驿地区与尾追的胡宗南部激战后，拉到靖远县西北的三角城准备过河，可胡宗南部已经控制了渡口，把红4军、红31军和张国焘阻拦在了黄河东岸。

10月29日这一天，蒋介石以避寿为名从西安返回洛阳，部署围剿西北红军。张学良派飞机从太原接来阎锡山同往洛阳见蒋介石，并联合在洛阳祝寿的傅作义、徐永昌等共同向蒋建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见他们人多势众，便厉声问张学良等人：

“你们只答应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张学良哀求蒋介石允许东北军参加绥远抗战，蒋介石不但不答应，反而破口大骂：

“娘希匹！等我死了，你再去抗日。”

10月30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再次强调说：

“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打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除9军、30军已过河外，其余1、2方面军全部，4方面军之3个军，统照德怀29日部署使用。”

就在10月30日这一天，红5军也在张国焘的欺骗下渡过了黄河。这样，在黄河以西的红军共有3个军和4方面军的总指挥部，其兵力有：

红9军：辖25、27师，共6个团6500人，枪2500枝，每枝枪平均子弹15发。

红30军：辖88、89师，共6个团7000人，枪3200枝，每枝枪平均子弹25发。

红5军：辖13、14师，共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枝，每枝枪平均子弹5发。

骑兵师：共200人马，枪200枝，每枝枪平均子弹25发。

此外，还有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先锋团、回民支队等，全军共计21800余人。

而在黄河西岸的国民党军，正规军有马步青的骑兵第5师16014人马，马步芳的第2军25000人；民团107个团，人数多达15万余人。马步芳见红军渡河西来，在蒋介石的催促下，投入了10万兵力阻击红军。

在兵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红军3个军在张国焘、陈昌浩等人的坚持下，组成了西路军，张国焘、陈昌浩信誓旦旦地要打通与苏联接壤的国际线。

此一去也，分明是：羊入虎口，巾帼受辱；龙困浅滩，壮士不归。

1936年11月1日，蒋介石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阅兵时训话，指桑骂槐地说：

“共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然则你们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吗？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人有什么用处？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是要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共党同声相应，甘心为共党下面的二等汉奸。任何想与共党联合的人都是连殷汝耕（大汉奸——笔者注）都不如。”

在场的许多人都看到，正洗耳恭听的张学良顿时面色惨白。张学良后来曾这样说：“不料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产党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

11月2日，毛泽东收到了一批据说是北京大学教授转来的一批物资，他立刻写了一封感谢信，他在信中写道：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火腿、时表各物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的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毛泽东再也没有想到，他收到的这批物资竟是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时期的朋友许德珩托人送来的。

当年，毛泽东离开北京后，许德珩在北京参加了五四运动，并成为学生领袖之一，参与了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事件。后来，他又赴法国勤工俭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7年初回国后，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中。大革命失败后，许德珩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翻译出版，这是第一个中文译本。1936年，许德珩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与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干部徐冰发生了联系。一天，徐冰和他的夫人张晓梅来到许德珩家，谈到了陕北的情况，许德珩非常关心毛泽东和红军的处境，他问徐冰：

“陕北现在最缺什么？”

徐冰说：

“现在，由于国民党的封锁，陕北物资供应困难，日用品和吃的都比较缺乏，尤其没有布鞋，大家都穿草鞋，也没有钟表。”

许德珩当即决定拿出自己的钱，去买一些日用品和食品送给毛泽东。徐冰说，现在正有一辆卡车要去延安，要买东西最好赶快去买。于是，许德珩拿出自己的积蓄，让夫人劳君展和张晓梅到东安市场买了30多双布鞋、12块怀表和十几只火腿。回到家里，张晓梅问：

“要不要毛主席亲自开收条？”

许德珩和劳君展说：

“不要，不要！”

当这些物品辗转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时，毛泽东只知道是北京大学教授所赠，但不知道是何人所赠了。他这封感谢信，许德珩自然没有收到。一直到了1982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选《毛泽东书信选集》时，才将这封信的复印件交给许德珩看。

11月，毛泽东开始阅读李达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他称赞说：

“这部书翻译得及时。”

到1937年4月，在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就用毛笔、红蓝铅笔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出了近13000字的批语，其中最长的一条多达1200字左右。毛泽东还用约10种符号，在书的原文中分别作出标记。

11月7日，由于毛泽东的信息从四面八方纷纷飘向阎锡山的办公桌上，阎锡山这天专门召集他的核心组织——自强救国同志会的干部委员会开会，听听各方对山西形势的反应。阎锡山说：

“日伪要攻绥，红军要出绥抗日，如果成为事实，我们是守中立，还是帮助日本反共，或者联合红军抗日。”

经过表决，与会者绝大多数赞同“联共抗日”。于是，阎锡山派出专员到陕北秘密同共产党联系，要求毛泽东派出全权代表到太原洽谈。

11月10日，著名左翼女作家丁玲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临澧县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她曾在桃源县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读书；1922年到上海入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校；1923年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7年12月以“丁玲”为笔名发表处女作《梦珂》。1928年她与丈夫胡也频及沈从文等人组织了《红黑社》，出版《红黑》半月刊。1930年5月，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初，胡也频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丁玲没有后退，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主编；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5月，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了她，关押在南京。1936年9月，丁玲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逃离被国民党囚禁了3年多的南京，经上海、北平、西安到达陕北苏区。她是第一个来到苏区的知名作家。

11月10日这天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一座大窑洞里开会欢迎丁玲。周恩来先来了，他依然是保留着长征路上蓄下的大胡子。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披着一件棉大衣，微笑着走了进来。他的颧骨突出，脸显得很长，一头浓密的头发，几乎像个大锅盖扣在头上，本来就很高的身材，因为消瘦，再加上衣服太肥，就显得更瘦了。坐在门坎上的周恩来笑着说：

“主席今天漂亮了，刮了脸啦！”

毛泽东也笑着说：

“我还没有理发呢。”

毛泽东满面笑容和丁玲握手，亲切地问：

“你就是丁玲？大作家！我读了你的几篇作品，很欣赏你的文笔。你的那篇《不是情书》写得很好嘛。”

丁玲见到了除鲁迅之外她最敬仰的人。她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得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窑洞里摆了四五桌宴席，丰盛而不奢华。张闻天、博古、凯丰、林伯渠、徐特立及中宣部的人员都出席了欢迎会。中宣部长吴亮平主持宴会，丁玲被安排在首席。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么无所顾虑欢乐满怀地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领导同志面前讲话。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

晚会开得很热烈，到很晚方散。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毛泽东专程到丁玲住的大院看望丁玲。当时和丁玲同住一间窑洞的李夫，在《女战士丁玲》中记录了毛泽东这次走访的实况和她自己的感受：

“外边和街上非常的黑，室中只有洋蜡烛光燃漾着。毛泽东坐在她们睡的炕上，同丁玲等闲谈，背靠在墙上，一只脚就跨在炕沿上，不断地吸着烟，上天下地的乱扯。这情形就好像是一家人吃了晚饭闲谈消遣，而毛泽东就是家长。炕下面是可以生火的，当火生好了的时候，毛泽东竟挨近火炕门，在泥地上坐了下去，两膝就‘n’的撑在地上。一个最高的革命领袖能够这样平民化，恐怕全中国只有在苏区才能找到。他们谈到过去的朋友、牺牲了的革命同伴以及出卖了党和同志们的叛徒；他们谈到湖南的乡情和安徽的名胜，旧小说和新文学。毛泽东旧文学的根底极好，而且也是一个出色的诗词家。他看过《红楼梦》。据丁玲告诉我说，他曾作过一篇《红楼梦》的文章，有好几万字长。毛泽东说贾宝玉是可以转变成为一个革命者的。从我个人的眼光看来，毛泽东似乎就是丁玲的父亲，而丁玲也就是他的一个喜欢的大女儿。据我所知，丁玲对毛泽东非常钦佩，曾说他是中国唯一的一个革命领袖。”

在保安的几次晤谈中，毛泽东征询丁玲对于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创作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意见，丁玲提出建立文艺俱乐部，以组织苏区文艺运动的基本队伍。毛泽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建议成立正式的文艺团体。

11月15日，丁玲主持召开了一个有34人参加的成立文艺团体的筹备会。此后，经过紧张的筹备，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征请会员、草拟会章等项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11月19日，红1军团奉命隐蔽于环县山城堡以南，红15军团隐蔽于山城堡以北，红2方面军和红4方面军红31军一部也在此集结待命。

胡宗南占领同心城后，为抢头功令其第1军主力两个师孤军深入，直插盐池，19日占领惠安堡；20日廖昂的78师第232旅及另1个团进占山城堡地区，孤立突出，翼侧暴露。

11月21日下午，红15军团和红1军团第2师向山城堡西北之哨马营方向进攻，断其退路，其他各部红军向山城堡进逼。

是日黄昏，红1军团第1、第4师和红31军一部，乘232旅变换阵地之机，从南、东、北3面向山城堡猛攻，激战至22日上午，全歼国民党军232旅及另1个团。与此同时，红28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第1师第1旅。胡宗南第1军其他各部仓皇西撤。

山城堡战役歼灭胡宗南1个旅又2个团，计15000余人，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对国内和平的实现起了促进作用。

11月22日，毛泽东就此致电潘汉年说：

“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潘汉年是在10月间去上海与国民党代表谈判的，他首先拜会了宋庆龄，向宋庆龄转呈了毛泽东写给她的信件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中央的信。宋庆龄完全拥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主张，把毛泽东的嘱托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她四处奔波，帮助潘汉年联络各方人士接洽。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果夫、张冲开始进行谈判。

11月22日下午，苏区文艺团体成立大会召开，毛泽东和张闻天、博古、林伯渠、凯丰出席了大会。由李伯钊主持了会议，丁玲汇报了文艺团体筹备的经过。

会议确定了文艺团体的宗旨和任务是：

“培养无产者作家，创立工农大众的文艺，成为革命发展运动中一支战斗力量，是目前的重大任务。特别在现时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把全国各种政治派别，各种创作倾向的文艺团体、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以无产阶级的文学思想来推动领导，扩大巩固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力量，更是党和苏维埃新政策下的迫切要求。”

毛泽东在会议上提议，由全体会员通过，把文艺团体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毛泽东还在会上发表了讲演，他说：

“中华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方面，我们干的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10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我们要文武双全。”

会场上爆发出热烈持久的掌声。毛泽东清了清嗓子又说：

“要抗日我们首先要停止内战。我们要从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意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意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使他停止内战。”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说：要发展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展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张闻天、博古也在会上讲了话。

大会结束后进行了文艺表演。毛泽东说的一段笑话，李伯钊唱的一支情歌，都赢得了全场人的喝彩。

11月23日，丁玲在中国文艺协会第一次干事会上当选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会议结束后，丁玲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拜访毛泽东。此时在陕北的作家们大多都还担负着一定的实际工作。丁玲也要求毛泽东给她安排一点工作。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丁玲，一个文艺协会主任，又是大作家，不静心写作，你还打算做什么事呀？”

丁玲爽快地说：

“当红军。”

“当红军？”

“我要上前线当红军！”

毛泽东一听更高兴了，笑着说：

“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与胡宗南的最后一仗，现在还赶得上，你就跟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方去吧！”

毛泽东立即让工作人员通知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让丁玲跟随他奔赴前线。11月23日这一天，也就是丁玲在保安住了12天之后，便以一个红军女战士的身份上了陇东前线。

后来，丁玲成为以聂荣臻为政委、以左权为代理军团长的红1方面红1军团中的一员。在前线，她结识了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左权、萧克、陈伯钧等红军将领，写下了《速写彭德怀》、《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南下军中一页日记》、《到前线去》等描写红军战斗生活的作品。

欲知丁玲后来如何发展，请看后边详述。

东方翁曰：张国焘被迫北上以后依然是贼心不死，要把红4方面军作为私人势力拉到黄河西边去，为其东山再起做准备，最终将红5、红9、红30军中的21800余人送入虎口，生还者仅有700余人。而毛泽东面对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为了民族大义，先是以46名中央及军界领导人的名义起草发表《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在劝诫无果的情况下，指挥山城堡一役歼灭胡宗南1个旅又两个团计15000多人，最终迫使国民党军停止了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两相比较，张国焘的奸诈、愚蠢与毛泽东的诚挚、果敢自然是相去甚远了。笔者在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近些年一些网站载文称，关于“西路军”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这个所谓的“新突破”，就是发现了毛泽东及军委让4方面军某军西渡黄河的电文。他们以此为根据，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颠倒历史，极力为张国焘及其追随者开脱，把西路军全军覆没的责任强加在毛泽东和中央身上。这无疑是反毛大合唱中的一个重要插曲，读史者不可不加以认真辨析。

第13章 1936年11月—

“蒋介石的头杀不得。杀了头，日本鬼子高兴，亲日派高兴。中国就要发生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以可乘之机。我们的主张是让他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而放之，叫做逼蒋抗日嘛！”

话说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发出《为请缨援绥抗战致蒋介石电》，电文中说：

“每念家仇国难从集一身，早已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国家尽一分之天职。”

他向蒋介石提出请求：

“迅颁令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

蒋介石在张学良的电文上用毛笔批了6个字：“时机尚未成熟。”而后又在日记中写道：“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5分钟之坚定力也。”

11月29日，蒋介石再次飞抵洛阳，布置“剿共”，并向东北军和17路军施加压力说：如再不积极进攻红军，便将他们调往安徽和福建。

11月底，被胡宗南军队阻于黄河东岸的张国焘与朱德率领红军总司令部，由会宁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县，与毛泽东会面。

朱德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毛泽东，二人共话别后情形，谈至深夜，意犹未尽。

毛泽东与贺龙是第一次见面，二人都很激动，紧紧握手，相见恨晚。他们在谈话中回顾了早年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北伐战争和近10年的内战情形。

何长工和毛泽东交谈了两个下午，他向毛泽东汇报了红4方面军和红32军的情况，对自己执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南下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安慰他说：

“不要背包袱，不追究下面那些人的责任，应由张国焘负责。中央对你是了解的。”

周恩来也说：

“跟着张国焘南下，这不能怪你和罗炳辉同志。张国焘要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实现他篡党篡军的个人野心，你们有什么办法？张国焘是总政委，你们不跟他走是要被杀头的啊！”

有一天，周恩来通知耿飚，军委调他到4方面军红4军任参谋长，问他有什么意见。耿飚见周恩来完全是一种商量的口气，便说：

“如果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还是留在1方面军好，4方面军我不熟悉。”

过了几天，周恩来告诉耿飚说：

“毛主席要和你谈话。”

耿飚心想，大概是为去红4军的事，心中不免有些忐忑，准备着挨批。可是到了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却笑着对他说：

“耿老乡，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耿飚随着毛泽东在阳光下沿着保安城墙边的一条小河，边走边谈，毛泽东说：

“这个河像不像你们醴陵那条河？”

耿飚说：

“你讲的是渌江吧？夏天像，冬天不像。”

“哎，叫你到4方面军去哩。”

“周副主席已经和我说过了，但是我觉得还是留在1方面军比较合适。”

毛泽东和颜悦色地说：

“已经决定了嘛，不愿意也得去哟！”

“请示主席，”耿飚问道：“叫我去干什么？”

“去当参谋长。”

“有什么任务？”

毛泽东停下脚步望着耿飚，严肃地说：

“政治任务。具体地说，就是反张国焘路线。”

耿飚却认真地说：

“这个任务应该派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去嘛，派参谋长去似乎不合适。”

“嗨，”毛泽东笑了：“你这个同志哟！一个河你分出冬天夏天，一个任务也分出政委参谋长。4军只要参谋长嘛。事在人为，参谋长也能完成政治任务。”

耿飚听毛泽东如此说，便很愉快地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得知傅作义部于11月24日在百灵庙全歼日伪军，取得大捷，便起草并发表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绥远抗战通电》。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党派各界各武装队伍及全国人民均鉴：

日伪匪军进攻吾绥的前哨战已经开始，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即将爆发。当此中华民族生死关头，非动员全国兵力人力财力以抗战，则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准备全国性的抗战。二、停止进攻红军，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三、开放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立即释放政治犯及上海各爱国领袖。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商讨救国大计。

我们再一次的要求南京政府，立即放弃对日妥协政策，停止中日谈判，实行上述迫切要求。若再因循延误，坐视傅作义将军等局部抗战而不救，而仍旧专心致力于压迫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与进攻抗日红军，则其结果不但将给民族国家以不能补救的损失，而南京当局亦将自绝于国人。

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抗战，我们更号召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更亲密地联合起来，督促南京政府实现我们的主张，克服一切困难，自动地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援助现在绥远坚决斗争着的英勇将士。抗日救亡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天职，也只有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才能逼使南京政府决心抗战，给日寇以致命的打击。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红军，一年来艰苦奋斗，东进山西，西出宁夏，无非要寻找一条抗日去路，以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然而南京当局总不见谅，一再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当此晋绥危急，全国人民均愿效命疆场，为民族争生存之时，南京当局偏又调动大军向抗日红军进攻，此真令人百思不解。此次红军在山城堡消灭×××（即胡宗南——笔者注）军一部，实出于不得已的自卫行动，并向对外妥协对内黩武之主持者略施警告，我们认为今日而犹继续内战，实属对民族国家之罪恶行为，实际上不啻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之使命，而遗民族国家以无穷之祸。

我们现在向全中国人民宣言，全中国主力红军1、2、4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的抗日战线，并愿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率机关之指挥，以抗击日伪匪军的进攻，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我们希望南京政府立即承认我们的要求，希望全国人民拥护与赞助我们的要求，我们对于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是有充分信心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

这一天，毛泽东还以他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19名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起草了给蒋介石的信，他在信中写道：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8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已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8个团向绥东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 260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11月21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德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祥 彭德怀

贺龙 任弼时 林彪 刘伯承 叶剑英 张云逸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董振堂 罗炳辉 邵式平

郭洪涛 率中国人民红军 同上

12月2日，张学良自驾军用飞机，单身一个人，不带枪、不带卫兵，飞到洛阳。他此行抱必死之心，准备向蒋介石强谏，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曾放出话来，蒋介石如果不满，可以将徒手的他随时随地当场打死，故谓之“尸谏”。

张学良和蒋介石的谈话是从南京国民政府逮捕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的“七君子事件”开始的。

原来早在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应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尔后，史良又在1936年11月12日救国会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活动中，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救国会多次同情中共的举动惹恼了国民党，也得罪了上海的日军。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即命令领事约见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要求逮捕救国会成员。1936年11月23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就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7位救国会领导人，并将他们移送至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

这一事件激起了中国共产党人﹑全国人民和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强烈抗议和谴责。宋庆龄﹑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和国际友人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纷纷要求无条件释放沈钧儒等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营救运动。1937年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要求入狱与沈钧儒等人一起受监禁。“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7人，并于1939年2月最后撤销了起诉书。

再说张学良这一回一见蒋介石，便质问道：

“他们犯什么罪？如果说他们有罪，那就是爱国之罪！”

他指斥蒋介石：

“你这样听不得劝谏，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两样？！”

蒋介石气得浑身发颤，猛地一拍桌子，吼道：

“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我是委员长，我没有错，反对我就是奸党暴徒！我就是中国，中国没有我不成！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如不然，就把你换掉！”

张学良面无惧色地说：

“你不要以为你的政绩就那么清明！没有人批评你、斥骂你吗？其实骂你的人大有人在！只不过在乎你的地位，别人不敢当面讲就是了。”

他逼视着蒋介石，大声嚷道：

“你要是不改变主张，坚持打内战，不许抗日，东北军我就没法子带下去了，学良无能，只好请你委员长亲自出马，说服大家了！”

蒋介石冷冷地说：

“好啊，我明天就去，我倒要看你的部队是听我委员长的，还是听共产党的那一套宣传！”

张学良毫不退让，说：

“好吧，学良在西安恭候了！”

说罢，他一转身，“咣当”一声，摔门而去。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

12月2日这一天，红军3个方面军的技术侦察队伍会师保安，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将军委2局、3局进行组织调整，3个方面军的技术侦察部门合并，组成统一的中革军委2局，任命曾希圣为局长。

12月初，陈立夫派张冲等人由南京到瓦窑堡同中共中央直接联系，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见了他。随后，中共中央又派潘汉年到南京会晤陈立夫。

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再飞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西北中共红军。

12月5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领导人中的“抗日派”孙科说：

“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然国民党中如不战胜其降日派与妥协派则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属望于国民党中之抗日派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向着降日妥协之辈进行坚决的斗争。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孙科字哲生——笔者注）先生。”

12月5日，毛泽东致书冯玉祥，他在信中写道：

焕章先生：

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然而蒋介石先生至今犹孤行己意，对日无抗战决心，对内则动员300个团大举“剿共”。最近敝军略施还击，胡宗南军一旅溃败，一旅覆灭，其军心动摇已极，然夫己氏（原注称：“夫己氏，词意为那个人”）犹不悟也。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者。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否则，长城淞沪诸役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诲，锡以圭针，敢不拜赐！敝方抗日救国纲领，具见8月25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前曾遣人付上，谅承鉴察，有何详判，愿接高明。

先生老部下董振堂诸君，大有进步，堪以告慰。书不尽意。

肃颂勋祺!

　　毛泽东手启

冯玉祥，原名基善，字焕章，1882年出生于安徽巢县。先后任北洋军阀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第111师师长，陕西、河南督军及陆军检阅使。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1926年9月，在五原誓师，宣布所部集体加入国民党。1927年参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反蒋抗日。

12月初，毛泽东还在为红军大学学员撰写着军事教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写好一部分就去红军大学给学员们讲授。随从的警卫员贺清华他们几个人也跟着旁听，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但也明白毛泽东讲的是革命的兵法，是克敌制胜的锦囊妙计。

天气太冷了，贺清华担心毛泽东写书时冻病了，就去供给处领了一些木炭，在办公桌下生起炭火，让毛泽东把脚放在炭火盆边取暖。毛泽东说：

“离规定烤火时间还有5天，你想想，这么多的中央机关，大家都要提前5天烤火，要多烧多少木炭啊！这些木炭又要多少树木才能烧成呢？我们现在很困难，腰包里还很空，千万不能大手大脚，要设法节约每一个铜板，用在革命事业上。再说大家都没有开始烤火，我怎么能搞特殊化呢！”

贺清华说：

“主席，你不能和大家比，你的任务很重，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说：

“正因为我是主席，才不能破坏这个规矩，大家什么时候烤火，你们给我生火盆，好么？把领来的木炭送回供给处，到大家都开始烤火时，你们再去领，一定要把今天烧了的扣回去。”

贺清华不敢违拗，噙着眼泪“嗯”了一声，把木炭送回去了。终于等到了规定的烤火时间，贺清华这才为毛泽东领来了木炭，生起了炭火。

有一天，夜已经深了，毛泽东还在写作。贺清华进门给他添开水，闻到一股刺鼻的焦糊味，心里一惊：坏了，准是炕火太旺，把褥子烤糊了，可掀开褥子一瞧，好好的，便又手忙脚乱地找了一通，猛然见办公桌下飘出一缕烟儿，急忙蹲到桌下，伸手把毛泽东的脚从炭火盆上拉下来，嘴里嚷道：

“主席，快，快！着了，着了！”

毛泽东被贺清华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停住笔，低头一看，脚上的棉鞋还在冒烟呢！贺清华忙把这只棉鞋脱下来，在地上使劲地摔打，火星灭了，鞋帮上留下一个大黑窟窿。他说：

“你看，都快烧透了，再晚一会儿，就……”

毛泽东笑了笑说：

“没关系，鞋还能穿，又没烧坏脚，不要紧的嘛。”

说着把鞋拿过去，看了看，又穿在脚上，拿起笔继续写作，还催着贺清华去休息。

几天后，毛泽东就停止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写作。据他自己讲，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只完成了5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它问题要写，后来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功夫再写，就搁笔了。

且说12月7日，中革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出第1号通告，传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

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萧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23人为军委委员。

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新的军委主席团。

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刘伯承为军委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杨尚昆为副总政治部主任。

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

12月7日晚，张学良只身前往临潼华清池拜谒蒋介石，就抗日、联共问题，再一次向蒋介石苦谏，他说：

“日本由占领东北而控制冀察，今又由冀察而进窥绥远。这种节节进逼永无止境的野心，如不再加以制止和反击，将使整个国土全部沦于敌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目前共产党一再表示愿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我们有什么理由拒不接纳？据我所知，共产党不但主张抗日，而且愿意拥护你为最高领袖，你将成为全民族的伟大英雄。内战的结果，无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自我消耗，无异在客观上帮助了民族的敌人”

说到痛处，张学良泣不成声：

“我个人和东北军始终是站在你这一边的，过去，无论风风雨雨，我们都是支持了你，甚至代你受过。‘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完全是你所决定，而我却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攻击和唾骂。我之所以抱着这种隐忍态度，完全是为了维护你的威信，以利于今后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今天我们的态度依然如故。”

尽管张学良声泪俱下，蒋介石依然无动于衷。他责备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欺骗。最后，他竟然说：

“即使你用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

12月8日，毛泽东第3次派王世英致书杨虎城，敦促他“旗帜鲜明地站在联合抗日的战线上”。

12月9日，西安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1万多人上街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并决定去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马上用电话报告了蒋介石，请蒋介石接见这些游行学生。不料蒋介石竟在电话中怒斥他说：

“这是你对学生放任，让他们闹到我跟前来，这是不允许的。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

张学良怕出事，乘车追赶游行学生到十里铺，在灞桥的一个土坡上向学生讲话，劝学生回城。他说：

“我的枪决不打自己人，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一定保证实现，一星期用事实答复你们，请相信我吧！”

12月10日，张学良来到华清池，把学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不但不理会学生们的抗日要求，反而斥责张学良说：

“你失掉了国府大员的身份，站在学生立场说话，你必须以武力弹压，以机关枪扫射，才能制止这些学生。”

12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致信张学良说：

“陈立夫第3次找潘汉年谈，红军留3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领导东北军、西北军对蒋介石发动了兵谏。兵谏之前，张学良对杨虎城说：

“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我便送他回南京。”

12月12日凌晨5时，东北军的王玉瓒、白凤翔、孙铭九率1连亲信卫兵，乘汽车开往临潼华清池。

蒋介石住在华清池依山而建的5间厅里，由他带来的二三十名随身侍卫负责警卫华清池内院。同蒋介石一起住在华清池的还有他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十来个秘书、译电人员。华清池外部警卫由宪兵第1团派1个排担任，外围由东北军105师的1个团担任警戒。

王玉瓒举起手枪，连打3枪，带头冲进华清池外院，迅速解除了宪兵武装。混战中，蒋介石的秘书萧乃华、少将侍卫长蒋孝先被打死，陆军上将兼广州行营参谋长钱大钧肩部胸部被打伤。王玉瓒等人随即冲入华清池内院，与蒋介石的侍卫队发生枪战。蒋介石那二三十名侍卫很快就死的死，伤的伤。王玉瓒、白凤翔、孙铭九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5间厅前平台上，见蒋介石住的3号厅门半掩着，王玉瓒飞步闯入卧室。蒋介石已经不在室内。一个士兵跟进来，见蒋介石的假牙托摆在茶桌上，顺手装入衣袋里。刘桂五等人也跟进室内，他们摸摸蒋介石的被子还是温的，衣服、帽子、皮包都在桌子上。众人不敢怠慢，立即分头搜寻。

原来蒋介石在睡梦中突然被枪声和呼喊声惊醒，来不及穿衣穿鞋，披着睡衣，仓惶跳墙逃到骊山躲藏，身边竟没有一个侍卫。

黎明时分，士兵们终于从骊山搜出了狼狈不堪的蒋介石。

8点多钟，蒋介石被架上汽车，由谭海、孙铭九等人押送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所在地、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总指挥部——西安新城大楼。

与东北军捉蒋的同时，西北军宪兵队包围西京招待所，囚禁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陈调元、蒋作宾、万耀煌、邵元冲、蒋百里等军政大员；解除了在西安的蒋介石嫡系警宪的武装，接管了机场。

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人竟然做得如此的干净利落。他们随即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宋美龄、冯玉祥、程潜等，指责蒋介石“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因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故“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不得不请介公暂留西安，以得觉悟”。

12月12日上午8时许，中革军委2局校译股长陈初福接过译电员递给他的一份电报，这是驻西安代表刘鼎发来的急电。他一看，电文上缺字很多，连不成句，上面有兵谏、留省反省等等。恰在此时，局长曾希圣来了。他接过一看就高兴了，一面往上面填字，一面说：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大家一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叫了起来。曾希圣拿起电话，立即报告给了周恩来。

稍后，译电员又收到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联名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

周恩来急匆匆走进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此时刚刚躺下休息。周恩来说：

“主席，西安来电，发生一个重大事件。”

毛泽东说：

“恩来同志，难道什么事情比睡觉更重要吗？”

周恩来说：

“主席，这件事足以改变中国的历史。”

“哦？有这样的事情吗？”

毛泽东接过两份电报，迅速浏览了一遍。只见张学良、杨虎城发来的电报上写着：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看罢，他对周恩来说：

“让我们来判断一下它的实际意义。”

正在此时，警卫员贺清华走进窑洞来送水，毛泽东微笑着对他说：

“贺清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起来了。”

贺清华惊得几乎跳起来，问道：

“真的吗？”

毛泽东挥一下手中的电报，说：

“真的！”

贺清华拔腿就要跑，他要去向战友们宣告这一重大消息。毛泽东叫住他：

“贺清华，不要走，还有事情呢。你赶快去请张闻天、朱德、博古、张国焘同志，到这里来开会。”

说着，递上自己的大衣，关切地说：

“外边冷，快穿上去吧。”

不久，参加会议的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陆续来了。毛泽东将电报交给众人传阅一遍，大家都很激动，都说应该把蒋介石杀了。毛泽东说：

“不能杀。绝对不能再打内战了，无论如何也不能打，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毛泽东提议由周恩来起草复电张学良、杨虎城，并将西安事变通报共产国际及前线部队。为防止国民党军队进攻西安，他提议在复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电报中强调：

“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17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

此时，正在前线制定作战计划的刘伯承听说抓住了蒋介石，图也不绘了，铅笔也扔了，激动地说：

“蒋介石也有这一天！”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按计划将事先拟好的抗日救国之8项主张通电全国：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各部、院、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

东北沦亡，时逾5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 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切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8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 杨虎城 朱绍良 马占山 于学忠 陈诚 邵力子

蒋鼎文 陈调元 卫立煌 钱大钧 何柱国 冯钦哉 孙蔚如

陈继承 王以哲 万耀煌 董英斌 缪澂流 叩

从上边签署名单中可以看出，除了原定的东北军、西北军几名领导人之外，又加上了被扣的一些中央系的军政要员。他们的目的是想增加通电的力量，但这样做并未收到预定的效果，那么多的中央军政要员突然反蒋，反而令人产生了怀疑。同时，在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亦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西安事变后不久即先后向中央军投靠。53军军长万福麟不仅未按命令执行，还将拟率部去扼守黄河大铁桥，控制陇海铁路的副军长黄显声予以扣押。在洛阳的黄大定也归顺了中央军，让出了洛阳。在潼关附近的冯钦哉通过中央军第46军军长樊崧甫等联系，亦突然倒戈，使徐庭瑶的“讨逆军”得以通过潼关进入渭南地区。

且说在12月13日上午，毛泽东与张闻天等人继续开会，他首先说：

“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是反对？应该明白确定，这是不容犹豫的。”“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它的自卫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

毛泽东还说：

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

“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我们的政治口号应该是：召集救国大会。其它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

张国焘说：

“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张闻天说：

“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联合非蒋系南京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毛泽东说：

“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

最后，会议决定了如下方针：

1、保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办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战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3、同情西安的事变，给张、杨以积极地实际地援助（军事上与政治上），使之彻底实现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沉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组成代表团，前往西安。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立即致电张学良说：

“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为重要。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只有将全部运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义举才能确定地发展其胜利。对全军举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此着是最要紧任务之一。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恩来拟去与兄协商尔后大计。如何？盼复。”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洛河畔的坪地上召开了300人的活动分子会议，他在会议上作了报告，通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

贺龙等表示赞成中央的决定。延安人民抗日剧社的文艺工作者，强烈要求处死蒋介石。毛泽东来到剧社做工作，他说：

“蒋介石的头杀不得。杀了头，日本鬼子高兴，亲日派高兴。中国就要发生大规模的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以可乘之机。我们的主张是让他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而放之，叫做逼蒋抗日嘛！你们见过驴子上山吗？它不上怎么办？不外乎三个办法：一是前面拉，二是屁股上推，有时还得用第三个办法，那就是用鞭子抽。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做赶驴子上山、逼着蒋介石抗日这件工作。相信你们能够把我们党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宣传好。”

12月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在对“西北剿总”全体职员训话，严厉批评蒋介石对内镇压爱国运动，他还说：

“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对不是反对委员长个人，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接着，张学良、杨虎城宣布取消“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由张学良任委员长，杨虎城任副委员长。

此时，西安事变已经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的焦点。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把事变引向国民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之间的大规模内战；英美帝国主义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南京政府内，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欲置蒋介石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他在《讨伐令》中说：

“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业经褫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乃犹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将所部军队集中西安，负隅抗命，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全国人民同深愤慨，政府为整饬纲纪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着由讨逆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清凶氛，而维国本。”

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主张暂不下令讨伐，也不要轰炸西安，先派人去西安看一看具体情况，积极寻找营救蒋介石的途径。

两派明争暗斗，异常激烈，而且各行其是。各地方实力派和各种政治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宣言，阐明自己的立场。

12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领导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电文中说：红军完全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爱国行动。红军可以与东北军、西北军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以张学良为总司令，将东北军、17路军、红军分别编为3个方面军。三军主力集中于西安、平凉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各个击破敌人，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大大开展战局。

电文中还通知他们说：红军已开始集中，向三原等地移动，以配合东北军、西北军抵御中央军的进攻。

12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说：

“十分注意洛阳、咸阳之敌，彼等有围城救蒋之企图，请将全部精力注意集中与团结东北军及17路军上面。”

中央军委也向内部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指示电，电文中说：

“西安的抗日义举，开始了中国革命形式的又一新阶段。我们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东北军、17路军和西北民众今后的联合。争取全国民众、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蒋系军队中一切可能参加抗日的力量到我们这方面来。争取英法的同情援助。在反对内战的旗帜下，坚决击破亲日派的进攻，巩固西北抗日局面。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12月14日下午4时，宋美龄让蒋介石的顾问美国人端纳乘飞机在西安上空投下一封英文信，说是奉蒋夫人之命来看少帅，如同意他来，就请在飞机场放一把火，不同意就走。

张学良同意让飞机在机场降落。端纳带来了宋美龄给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信。宋美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你和委座的深交要好好处理。”宋美龄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南京的情形戏中有戏。”

端纳从蒋介石的口中得知，张学良并无害他之意，就劝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意见。蒋介石听了端纳的话，又看了宋美龄的信，态度就转变了。于是，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由新城大楼转到了金家巷国民党军第84师师长高桂滋的公馆里。

12月14日晚8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公开谈话，张学良一面严厉批评蒋介石“自误误国”，要求蒋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强硬地宣称：

“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

12月15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宋美龄、孔祥熙、阎锡山等：

“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并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

12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领衔发表由他起草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全文如下：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勋鉴:

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均为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8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

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夫中国国民党中爱国英贤岂得谓少，然受制于蒋氏，复受制于媚外残民之亲日派，正气不伸，党义为毁，国则日蹙百里，伤破碎之河山，民则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

语云，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烽火之侧，而全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借令战胜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取青济，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惮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

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20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否则国亡种灭，不但全国人民及贵党中爱国志士不能坐视，鄙人等亦决不能袖手旁观也。临电屏营，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张国焘 林祖涵

徐特立 王稼祥 彭德怀 贺龙 叶剑英

任弼时 林彪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而此时的南京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却正在搞着策反的小动作，15日致电劝西北军冯钦哉倒戈有功的中央军第46军军长樊崧甫，对其加以赞扬，并要冯钦哉转发他写给杨虎城的电报文稿，企图间离杨虎城与张学良，且想通过杨虎城营救蒋介石。电报内容如下：

樊军长崧甫弟鉴：

冯钦哉力持大义自拔反正，中央同人极为嘉佩，吾弟潜移默化之功亦至伟大。惟杨虎城身在陕垣，是否被迫真意不明，而冯系其旧部当知底蕴。如能嘱冯密劝杨就近营救介公脱险，事机极为顺易，此层最为要着，即盼图之。并附托冯转杨一电，文曰：

杨主任虎城兄勋鉴：

先后奉上各电迄未得复至深系念。自介公被劫持以来，中央同人极端愤慨。群以为吾兄追随介公有年关系最切，得吾兄保卫当不虞有他。惟时已数日迄无表示，中外惊疑至深且巨，意之环境所关不得不稍有所待。汉卿真意何在，道阻不得其详，弟意以为救国抗敌之念既同，则所有问题当不妨开诚商洽。当此外患重重之际，若陡挟介公一人以居奇，则恐愈久愈陷纠纷。不特陡授敌人以可乘之机，且亦贻民族以无穷之祸。中央负全国安危之重责，为求民族生存计，势不得不出以断然之处置。在他人别有作用甘为虎伥固无论矣。惟念吾兄革命历史素极光明，忖以私心绝不甘与之玉石俱焚，实在意料之中。是以为今之计，吾兄果能力劝汉卿悬崖勒马，导入正轨，护送介公安然回京，则满天阴霾自可立即消弭。倘汉卿仍旧执迷不悟，而吾兄为自身革命光荣计，亦宜另寻自处之道。苟能密运机宜尽最大之努力，俾介公安全归来，此尤为不世之殊勋，党国利赖讵有涯涘。冯钦哉兄与吾兄相从，历有年所，今竟力主正义，薄海同饮，证实观人及友之道，即料知吾兄必早然计及矣。盖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旋乾转坤化戾为祥，端赖吾兄非他人任。忝在神契敢布腹心。

弟 孔祥熙 咸

此电请托冯密为转去，仍盼随时电告为祷。熙 咸

12月16日凌晨，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罗瑞卿、李克农一行18人从保安去延安乘飞机到西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为他们送行。毛泽东对周恩来叮嘱道：

“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

欲知西安事变如何解决，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革命”一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而且大凡要革命的，都是要革别人的命，而不是要革自己的命。翻遍人类历史，不但要革别人的命，而且要革自己命的人，唯有毛泽东。这才是真革命。蒋介石常常把革命挂在嘴上，他在训斥张学良的时候说：“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他所说的“革命”，就是要革别人的命，而不是革自己的命。他哪里知道，报应马上就要到了！蒋介石是这样，像蒋介石一样甚至还不如蒋介石的一类人，也会是这样。古人云：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可以说任何爱做梦，做美梦的“革命”者们，到头来都不过是痴儿说梦罢了。

第14章 1936年12月—

“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要争取他抗战，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这就是我们党‘逼蒋抗日’的方针。”

话说1936年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说：

“为了坚持决战胜利，千祈注意发动民众，主要将沿陇海路、西兰公路、西梁公路各县之民众发动起来，拥护抗日联军，拥护西安义举，反对中央军进攻，保卫抗日首都，保卫抗日根据地。”

12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阎锡山说：

“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于宁、陕之间。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刻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秩序不加丝毫干涉。”

12月17日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说：

“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俟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

此时，中共中央已经收到了共产国际于16日发来的指示电，但是由于译码错误，电文完全翻译不出来。毛泽东只好复电张学良说：

“我们对远方已作几次报告，尚无回报。”“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

毛泽东指示工作人员：马上搜集苏联报纸有关西安事变的报道和评论文章。

也就在这一天早晨，蒋介石给南京的何应钦写了一个手令：

敬之吾兄：

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中正 手启

12月17日晚，周恩来、博古、罗瑞卿、李克农在延安乘坐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到达西安，他们与在西安的叶剑英会合后，立即与张学良会谈。张学良说：

“据我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

周恩来表示同意，他说：

“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确实符合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意愿。事变是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的，它对全国抗日战线的形成，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张学良与周恩来商定：将东北军、17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由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替东北军防务，必要时侧击甘南的胡宗南，支援关中。为了便于三军统一行动，红军加入由东北军、17路军已经宣告成立的抗日联军西北军委。

周恩来等人又同杨虎城进行了长谈。

当晚，周恩来将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他在电文中说：

“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动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报告的这一意见，并据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蒋政策，由罢蒋和平转变到保蒋和平。

是日晚至次日，东北军两个师撤离延安，红军81师进入延安，接替了东北军的防务。

12月18日上午，蒋鼎文奉命回到南京，将蒋介石的手令交给了何应钦，果然发生了效力。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讨论了两天。毛泽东说：

“西安事变的发展无非是两个前途：一个是引起新的大规模内战，推迟抗战的发动，造成日本扩大侵略的顺利条件。另一个是和平解决，结束内战，使全民族抗战早日实现。因而，正确解决西安事变，就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中共中央为了争取第二个前途，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策略，即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政府和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道路。对于张学良、杨虎城给予同情和积极地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毛泽东说：

“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

会议决定：当天先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

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须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本党致贵党建议书及许多通电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贵党与蒋氏提议，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奈蒋氏对于日寇的步步进攻，依然是一再退让，对于绥东阎、傅两将军的英勇抗战，仍然坐视不救，对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摧残不遗余力，调集大军进攻苏维埃与红军，最后并欲压迫提议抗日的东北军与17路军，以继续扩大内战。此种举动诚为错误已极。在此情形之下，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不能奏效，实属显然。在日寇加紧侵略晋绥危急关头，此种扩大内战行动决不能为爱国人民与爱国军人所见谅，即贵党明达之士，想亦不愿以蒋氏一人而致中华民族以万劫不复的病患。试看日寇自蒋氏被幽以来，尽其造谣挑拨之能事，以鼓动内战，其阴毒计，昭然若揭。想贵党决不至如此轻举妄动，中日寇之奸谋。退一步，即对于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故本党认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17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时机紧迫，敢贡刍尧，尚希明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2月19日，中央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通电》全文如下：

南京孔庸之，孙哲生，冯焕章，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杨虎城，王鼎芳，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机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办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置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2月19日，中共中央对内也发出了由张闻天执笔起草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指示中说：

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主张的结果。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但因为事变采取了武力要求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及其一部分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处于公开的敌对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任何打击，所以如果处理不妥，就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指示中还说明了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张闻天还电告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让他们找人疏通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并作宋子文的工作，请他继续担负调解责任；还要了解亲日派何应钦的态度，以便确定对策。

12月20日，毛泽东看到了工作人员搜集来的苏联《真理报》等报纸自14日以来对西安事变的评论。这些评论认为扣押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应该立刻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使事变“迅速和平解决”。毛泽东又拿起那份翻译不出来的12月16日来自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审定和签署的指示电，哈哈大笑，一下子把它撕得粉碎。

12月20日这一天，陕北红军应张学良的要求，以红1方面军的红1、红15军团和红4方面军的红4、红31军，由定边地区南下。

12月21日，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复电共产国际书记处说：

“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

12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电告在南京的谈判代表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提出下列5项要求：

1、吸收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2、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地位。3、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4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5、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抗日。

毛泽东同时将以上提案电告周恩来，并要他以共产党代表的资格，公开与蒋介石、陈诚、宋子文、宋美龄、阎锡山、于右任进行谈判；还嘱咐周恩来派人到国民党在西北的黄埔系高级将领处，揭露何应钦与日本勾结害蒋的阴谋，并告知红军愿意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的条件。

12月21日，彭雪枫、周小舟致电中央，将阎锡山在西安事变后联共抗日态度开始明朗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彭雪枫是在接受毛泽东交代任务后，于11月12日途径绥远辗转到太原的，他代表中共中央开始与阎锡山正式谈判。阎锡山对彭雪枫的到来，采取了严格保密措施，只限于他本人和他的外甥、政训处长梁化之参与其事，连他的老搭档赵戴文也被蒙在鼓里。

彭雪枫抓住与梁化之频繁接头的机会，催促阎锡山答复共产党方面提出的问题，积极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彭雪枫的努力下，双方的徒步通讯站、通商及共产党方面人员交通过境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不久，毛泽东又派周小舟以他的秘书身份，到太原协助彭雪枫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彭雪枫、周小舟还报告说：阎锡山在12月21日绥署省府扩大纪念周上说：“国人必须抛弃主观的成见，以远大的国家民族利益利害为前提，缩小异点，扩大同点。”后来他还说：“我们今天不应当分两条战线，应当都走到一条战线才对。”

12月 22日，毛泽东给阎锡山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百川副委员长勋鉴：

陕变突起，事出非常。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敝方主张详删皓两电，抄陈台鉴。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至于红军，只要南京停止“剿共”政策，赞同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并划定适宜之防地，决不向南京管辖境内进攻。对我公领导之晋绥方面，前遣彭雨峰晋谒，已将鄙意奉陈。数月来我公及傅将军在绥东英勇抗敌，与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取消防共会，尤为敬佩之至。惟现宁陕相持甚急，如宁方坚持进攻而无丝毫转圜之余地，则红军势难坐视。战争范围扩大，所需于我公协助之处甚多。如何使晋绥陕甘4省亲密团结，联成一气，俾对国事发言更为有力之处，敬祈锡示南针。尊处与敝处电台联络亟宜从速建立，再从吉县延长建立徒步通信站。如荷同意，电台即从1月15号起开始发报。徒步通信站在吉县者尊处任之，在延长者敝处任之，在平渡关两岸各备渡船一只，约定专任通信，双方武装互不过河。晋陕经济通商亦恳早日实行，恢复寻常关系。吉县县长璩象咸先生今春随军来陕，屈在敝处教育部工作数月。璩先生诚笃君子，对敝方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知之颇悉，倘得随时往来，甚为欢迎。彭雨峰在尊处多承优遇，感荷实深，尚祈随时予以指导，使之有所遵循。一切统祈详示。

敬颂公祺 !

毛泽东　敬上

这一天，毛泽东在给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复信中写道：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诸先生：

接到了你们的信，完全同意你们信上的意见。我们与晋绥当局之间尚缺乏必要的与诚意的联系，对于当前迫切的救亡任务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坚决申明：完全同情于晋绥当局及军队与人民真正抵抗日寇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我们愿以全力为他们援助。今年春间红军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静待他们之谅解。红军虽迫切愿望迅速进入抗日阵地的最前线，但必须先求得当地友军之谅解，在没有取得谅解以前，红军决不冒然开进。如果晋绥当局真心抗日，而又于他们认为必要时，红军当与之订立合作协定，在协定中规定划分防线，互相援助，保证给养补充，并统一作战指挥等事项。如果此协定能够订立，红军依据此协定进入晋绥抗战地段，则红军当唯抗战之利益是务，决不干涉当地之行政与决不对友军有任何不利的行动。来信问到红军在西北的战略企图，我们告诉你们，红军的唯一企图在保卫西北与华北，目前是集中于陕甘宁地区，首先求得国民党军队的谅解，在合作基础上共同进入抗日阵地，舍此并无其他企图。我们现已向西北一切国民党军队发表申明：红军自动地停止攻击他们，仅在他们进攻时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在为自卫而缴获他们的人员武器，如果他们转至抗日时，一律送还，他们向抗日阵地转移时，不许红军任何人员有任何妨碍他们的举动，并须予以一切可能的援助。总之，当此国亡无日之时，我们的志愿是抗日救亡，也仅仅在于抗日救亡。各方虽尚有若干对我们怀抱疑虑的人，但悠长的岁月将证明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你们为民族解放而奋斗，我谨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与我们的红军，向你们献上热烈的敬意，希望双方结成坚固的阵线，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并望你们推动各方首先是晋绥当局迅速执行抗战并成立各派的联合阵线，我们亦正在向各方面这样去做。专此奉复。谨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12月22日于陕北苏区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是于1935年7月在香港成立的。同盟成员主要由原福建事变各党派人士和原19路军中上层军官、国民党左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组成，推举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徐谦、冯玉祥、方振武、陈友仁、李章达、王造时、朱蕴山、梅龚彬等为中央委员，李济深为主席。

12月23日上午，以宋子文为代表的南京方面与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西安方面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方面，在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中楼正式举行3方会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21日来电精神，提出共产党的六项主张：

1、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外；2、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宋子文看了共产党的提案，表示他个人同意，同时表示还须将此意见向蒋介石传达。

这天下午，南京、西安和中共3方又就组织过渡政府、撤兵、释放政治领袖、放蒋问题进行了讨论。宋美龄对周恩来说：既然中共方面有诚意，应该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恩来说：只要蒋先生同意抗日，我党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周恩来还说，除了蒋介石，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

宋子文、宋美龄、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约定次日接着谈判。

12月24日，南京、西安、中共3方谈判继续进行，蒋方由宋子文、宋美龄出席，西安方面是张学良、杨虎城，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宋美龄说：

“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宋美龄和宋子文为了让西安方面早日放出蒋介石，在谈判中做出了许多令人意想不到承诺。周恩来非常高兴，谈判结束后，立即把这些承诺归纳为10条，电传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全文如下：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撤）。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政治领袖，我们可先发表消息，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3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3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

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做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在是日午饭后，宋子文、宋美龄把蒋介石的6项承诺交给了张学良、周恩来，全文如下：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寅、蒋允回京后释爱国7领袖。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至此，双方意见已经非常接近，最后3方达成了6项协议：

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它具体的救国方法。

谈判达成协议后，蒋介石提出他以“领袖人格”担保，不做书面签字，回南京分条逐条执行。

周恩来及时把蒋介石答复张学良的6项承诺及最后达成的6项协议，报告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并说蒋介石不愿意在协议上签字。毛泽东回电同意可以不签字，他说：

“要他签字干什么，签与不签一回事嘛！他要推翻的话，签了字也没用。”

12月24日晚，宋美龄、宋子文带着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一见面，周恩来说：

“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

蒋介石勉强从床上坐起来，请周恩来坐。他说：

“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说：

“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蒋介石说：

“不是已经说好了嘛，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只要你们都听我的指挥。我让美龄、子文、汉卿代表我和你谈判一切问题。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谈判。”

12月25日，张学良因为蒋介石不签字，怕夜长梦多，再生不测，要亲自护送蒋介石经洛阳回南京。他不听夫人的劝说，独自冲下了楼。 张学良的车子开到大门口，遇见了杨虎城，急忙刹住车说：

“虎城兄，委员长要走了，快到机场去送送。”

于是，两辆轿车向机场疾驶。机场外早已有一两千学生和群众在等候。杨虎城下车后，与蒋介石握手告别。蒋介石怕群众不让他走，急急忙忙对张学良、杨虎城说：

“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再说一遍，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决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也得承认。”

他说完又重复了一遍。这时，张学良已经坐进了飞机驾驶舱。周恩来赶到飞机场，飞机已经升上了天空，飞向了洛阳。他惋惜而无奈地说：

“晚了，汉卿成了窦尔敦了！”

至此，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终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

12月26日，红军各主力部队先后进至甘肃庆阳地区待命。

12月26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对张杨的训词》。训词称：

“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尔等所受之感应，尚能如此迅速，则其它之人更可知矢。尔等过去受反动派之煽惑，以为余待人不公或对革命不诚。”

“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其责；但论究其原因，余自己亦应当负责。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动派煽动军队乘机构害之祸心。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变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发生如此毁法荡纪之事，使中枢忧劳，人民不安，国家受其损失。余抚躬自问，实无以对党国，无以对人民，不能不向中央与国民引咎请罪。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但余已明了尔等实系中反动派之宣传，误以余之诚意为恶意，而作此非常之变乱。尔等在事变之始，即已自认为卤莽灭裂贻祸国家之举动，深表忏悔；现在尔等已自知受反动派之宣传，知我对尔等不仅无恶意而且时加爱护，业已确实觉悟，而愿送余回京。余平日教诲部队，常谓部下不好，即系上官不好，要罚部下，应先罚上官。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悔悟之意，呈于中央。尔等此次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尔等对于部下应告以此次事变受反动派煽惑之经过，以及余祗知有国不知其它之态度，切实安慰彼等，使彼等不因中央处置而有所恐慌。余平日教人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上官对部下教率无方，即应负责。故此次事变，余愿以上官资格负责，尔等应听中央之裁处，而尔等之部下则不必恐慌也。”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马上就扣留了张学良。

12月26日下午，毛泽东为了使红军大学的学员们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个正确的认识，专门给他们作了一次报告，他说：

“在目前的形势下，杀了蒋介石，会使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和混乱，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何况杀了一个蒋介石，还会出现第二、第三个蒋介石。诸葛亮对孟获还搞七擒七纵，我们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

有人担心地问：

“放了蒋介石，他会抗日吗？”

毛泽东风趣地说：

“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要争取他抗战，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这就是我们党‘逼蒋抗日’的方针。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路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战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又联合又斗争。”

此前，毛泽东鉴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已经决定让红军大学第1批学员提前毕业奔赴抗日前线，回到部队中去。所以他又对这些即将奔赴到前线去的学员们说：

“我送你们一根打狗棒，就是4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泽东听说有些可能被留在红大当教员的人写信给总政治部，要求到前线去，便话头一转，又慢条斯理地说：

“我听说有不少同学写报告信，不想留在学校里。翅膀硬了，想去寻找更广阔的天空。鸟翼蓝天，鱼翔水底。好嘛！不过——”

他突然提高了语调：

“这里我郑重宣布：凡是写报名信的，统统留下。没写信的可以出校。”

刘亚楼、张爱萍等一些写报名信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哭笑不得。只听毛泽东又说：

“你们都想走，学校就办不起来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学校要继续办，并且要扩大，教员就从你们中间出。这里也是广阔的天空，有你们的用武之地。”

不少写报名信的学员，还真的被留下来了，其中就有刘亚楼、张爱萍。组织上安排刘亚楼担任红军大学的训练部长。他看着同学们兴高采烈地整点行装准备返回部队，很不高兴，嘴里嘟嘟囔囔地说：

“我这个没有理论的人，只能在战场上冲杀，怎么能办学校呢？”

毛泽东闻知此事，立刻找刘亚楼谈话，他说：

“刘亚楼哇，听说你有一种理论。”

刘亚楼一听，十分惊讶，说：

“主席，我可没什么理论。”

毛泽东说：

“有理论的办学校，没理论的上战场，这就是一种理论。听说是你发明的。”

刘亚楼连忙解释说：

“我是说我到前线去可能更合适些。”

毛泽东认真地说：

“工作合不合适，要看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的需要。要知道，办学校是一项根本的建设，培养干部的干部，我们是认真挑选的。有意见你就来找我谈，不要随便发明什么理论。军委决定了，相信你能把这件事办好。”

毛泽东的话，在刘亚楼听来，字字千斤，他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惭愧地低下了头，表示服从毛泽东的决定。

12月27日，中共中央对内发了一个《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示》中说：

蒋介石、宋子文接受抗日主张与释放蒋介石，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地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即是中国抗日派与中国亲日派的剧烈斗争，也即是世界和平阵线与世界侵略阵线的斗争之一部分，并在斗争中推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间派最后结束他们的动摇地位，而坚决走上改革内政对外抗战的道路，这个过程的快慢，首先决定于抗日派力量的壮大。因此，我们目前必须：

（一）宣传此次和平解决的胜利及日寇与亲日派挑拨内战阴谋的失败，号召全国人民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亲密地联合起来，实行改革国内政治与对日抗战；（二）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即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共产党，召开救国会议，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与实行对日抗战等条件；（三）巩固西安发动的胜利，巩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团结，赞助张杨改造东北军西北军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发动与组织西北民众，联合西北少数民族，扩大与巩固红军，把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与策源地；（四）继续推动各地实力派参加对日抗战对内民主的运动，同西北民主抗日力量实行合作，以促进南京的改革与抗战的发动。在南京政府中，推动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实行改组南京政府； （五）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吸收广大的下层群众到运动中来，消灭严重存在着的缺乏组织性的弱点；（六）在严肃基础上发展与巩固共产党的组织；（七）党应准备实现一切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必要的改变，以适合于全国统一战线建立后的新环境。

12月28日，毛泽东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嘴脸，敦促蒋介石实践在西安达成的协议，起草并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

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10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10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

蒋介石氏12月26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12月26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义，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些条件的实行，首先需要确守信义，并且需要一些勇气。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

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3字作何解释。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3字改为革命派3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何应钦等的阴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10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共产党早已于8月25日致国民党书中将此种赞助的诺言许给蒋氏和国民党了。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15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党的言行，实高出于信任国内任何党派的言行。

这正是：老蒋一生耍猴子，小张着道又入笼。

有道是权术本是双刃剑，谁人凭持事有成？

君不见，新莽持之尸身碎；项城持之帝梦空。

君不见，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到头来冰山遇着火山融。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与蒋介石斗智斗勇，请看后面详述。

东方翁曰：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因共产国际来电翻译不出来，复电张学良说：尚未接到远方来电。后来他从其它资料上才了解到：《真理报》评论认为扣押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应该立刻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使事变“迅速和平解决”。一怒之下，他把16日那封翻译不出来的电报撕得粉碎。事后他又指示答复共产国际说：“来电于20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采取了这种方针。”人们常常把没有恶意的谎言称之为善意的谎言。据此，我们也可以把毛泽东给张学良和共产国际的复电，称之为策略的谎言。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智慧的确非同一般！想当初，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对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不满意却又不敢反抗；以瞿秋白和李立三为首的中央对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亦步亦趋；而以王明和博古为首的中央则是把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当成了尚方宝剑。此时若非毛泽东主持大局，中共中央再按照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去做，岂不又要坏了大事么？

第15章 1937年1月—

“延安是个大地方，比保安大多了，好多了，咱们要到陕北的大城市啦！延安长期由国民党统治，群众不了解我们，我们可要注意与群众的关系。”

话说1937年1月1日，丁玲在庆阳前线收到聂荣臻转来的毛泽东发给她的电报，她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一首词：《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手捧电报，读了一遍又一遍，兴奋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1937年元旦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在南京的代表潘汉年，要求他与陈立夫、宋子文接洽，督促蒋介石制裁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尽快撤兵，以免爆发新的内战。

1月2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发出《关于巩固张、杨两军与红军团结，推动时局好转的指示》，指示中说：

“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要求在两军中发展党的组织，深入政治工作，主要的在团结干部。”

1月4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指示他与国民党恢复谈判。

1月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要求他们在与国民党代表张冲谈判时，要坚持3个条件：1、立即撤兵；2、立即释放张学良回陕；3、保证西安协定之实行。

1月6日，潘汉年在南京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等人，就国共两党关系的政治纲领问题进行磋商。

1月初，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娇娇出生了。为贺子珍接生的是刘志丹的遗孀同桂荣。同桂荣曾经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那是一个冬季的早上，毛主席的警卫员贺清华气喘吁吁地跑到同桂荣家里，对同桂荣说：

“快！快！贺子珍要生孩子啦，毛主席叫你快去。”

同桂荣赶紧拿上前些日子就准备好的小被子、小衣服，跑到毛泽东住的地方，老远就听到贺子珍在院外的岗楼里喊叫。毛泽东看见同桂荣来了，说：

“刘嫂子，快来呀！”

同桂荣走进岗楼，见贺子珍面色蜡黄，消瘦的身子躺在地铺上，冻得直打哆嗦。岗楼的墙是石头垒起来的，顶子是用高粱秆子抹着泥巴搭起来的，岗楼里四面透风。同桂荣很生气地埋怨说：

“怎么能挑选这个地方生娃呀！”

毛泽东说：

“石窑里太潮了，是子珍跑到这里来的。”

同桂荣便不再说什么了，先让贺子珍喝了半碗开水，让她的身子暖和些，然后扶住她，替她按摩腹部，使她减少些痛苦。不一会儿，一个女婴呱呱坠地了。毛泽东听到婴儿的哭声，走过来风趣地说：

“哟，就生了？真快呀，像鸡下蛋一样，一滑溜就下来了。”

一句话逗得同桂荣与贺子珍都乐了。这时，急急赶来的医生为娃娃扎了脐带，同桂荣用半盆热水洗了娃娃的身子，包裹好。众人将贺子珍母女抬回窑洞。同桂荣双手托着娃娃仔细端详着她的长相，看看娃娃长得像毛泽东还是像贺子珍。这娃娃生在苦难的岁月里，又瘦又小，一对小眼睛睁着看人，真叫人心痛。同桂荣看了一会儿，就笑吟吟地把娃娃放在贺子珍身边，跑回北山坡家里去取前几天准备好的鸡蛋。

半年前刘志丹的牺牲，使同桂荣的脑子受到很大刺激，影响了她的记忆，慌忙中一时间怎么也想不起把鸡蛋放在哪里了，一直翻到中午才找到那碗鸡蛋。当她推开毛泽东的房门时，看见贺子珍正在吃鸡蛋，不知是谁送来的。同桂荣端着鸡蛋木呆呆地站在贺子珍身旁，一个劲儿地落泪。

毛泽东尽管已经是4个儿子、3个女儿的爸爸了，可是在这动荡的年代，以前的那几个孩子都没有在他身边。杨开慧生的岸英、岸青、岸龙一直没有确切消息。贺子珍生的小毛托给了毛泽覃、贺怡抚养，她后来生的两个女儿也都送了人。现在43岁的毛泽东亲眼目睹了女娃的诞生，听到了娃娃的第一声啼哭，对这个小生命格外爱怜。他抱起娃娃，仔细端详着：小脸蛋，小嘴巴，小鼻子，小额头，像谁呢？他又看看疲惫的贺子珍，自言自语地说：

“像，像！像子珍的清秀、文静，是个好娇娃。”

康克清、邓颖超、刘英、钟月林闻讯都赶来祝贺。毛泽东笑眯眯地招呼她们进窑里坐。她们问：

“子珍生了？顺利不顺利？”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

“生了，生了，像母鸡下蛋一样，生了个大鸡蛋。”

邓颖超抱起娃娃，看看她那瘦小的身子，产生了爱怜之心，连声说：

“真是个小娇娃呀，一个小娇娇。”

毛泽东闻言，忽然记起了《西京杂记》中的一段话，便诵道：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如芙蓉。’对，就叫娇娇！”

后来，有人叫娇娇“毛娇娇”，有人叫娇娇“贺娇娇”。娇娇长大了，就叫同桂荣“同妈妈”，或者叫“刘妈妈”。在新中国建国前夕，娇娇从苏联回国，还托人送给同桂荣一张照片，上面写着：“敬赠刘妈妈留念，毛娇娇。”

1月10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保安迁往延安。

延安城具有1300多年的历史，城墙环绕，保持着古老的风貌。城周围有嘉岭山，俗称宝塔山，还有清凉山、凤凰山和万花山。清凉山又称太和山，位于城区东北部；凤凰山是城区的西北屏障与主要依托；万花山位于城区西南15公里处。

毛泽东在3天的行军途中精神很好，一路上有说有笑。快到延安了，他对身边的人说：

“在陕北，延安是个大地方呵，比保安大多了，好多了，有飞机场，有汽车，咱们要到陕北的大城市啦！延安长期由国民党统治，现在刚解放，群众不了解我们，我们可要注意与群众的关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警卫员们回答说：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记住。”

1月13日，毛泽东一行到了杨家岭沟口，延河边和对岸大砭沟一带都挤满了欢迎的群众。毛泽东和各界代表一一握手。有一个老乡怕毛泽东走不了结了冰的延河，牵来了一匹头扎红布花球、脖子上挂着铃铛的高头大马，请毛泽东骑着过河。毛泽东婉辞后，还是踏着冰走到了河对岸。早已集结在这里的延安、甘泉、富县的万余名市民农民顿时欢呼起来。

毛泽东与贺子珍带着襁褓中的毛娇娇，住在延安城内凤凰山麓城隍庙边李家石窑洞里。这个窑洞和陕北其它的窑洞一样，就是在土山上打一个洞，前有拱形门廊，装上纸糊的花窗格，地面铺着灰石头，后面是在黄土山腹中整理出来的平面。

这是3间用石灰水刷白了的窑洞，其中的一间作为毛泽东的书房，桌上点着蜡烛，近处有一瓶烧酒，还有一个装满书籍的书架。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一个木制洗盆了。毛泽东一直不适应北方农民睡的炕，尽管他在保安时曾经尝试着睡过。因此他的卧室里还是摆放着一张南方式的木床，用4个杆子挂着一顶蚊帐。

1月14日，延安各界隆重集会，欢迎党中央、毛泽东进驻延安。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红军到陕北是为了北上抗日，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要抗日，单靠红军是不行的，必须有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处处以维护人们利益为根本宗旨，执行铁的纪律。希望各界父老兄弟加强监督，增进军民团结，坚决把抗日救国的斗争进行到底。”

会议结束后，抗日救国会在“三仙园饭馆”设宴为毛泽东等接风洗尘。

自此以后，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都在逐步变化，直接参与打仗的日子对他来说已经成为过去。有一天，他对马夫侯登科说：

“老侯啊，你喂的那匹马，在长征中为我们帮了大忙，这功劳要给你记上。现在你愿意改行吗？”

老侯舍不得离开毛泽东，他实实在在地说：

“如果工作需要的话，我仍然愿意跟着主席当马夫。”

毛泽东问：

“许多人都到前方当干部去了，你还在这里喂马，你愿意做这个工作吗？”

侯登科说：

“别人当干部，人家年轻有文化。我年龄大了，又没有文化，我愿意给主席当一辈子马夫。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很光荣的。主席现在虽然不骑马了，可眼下通讯员送电报送信件送报纸，还需要这匹马呀。”

毛泽东非常感动，他说：

“你愿意干这个工作，我也欢迎你在我身边工作。那你就再喂一段马吧。”

此时，毛泽东还热心关照着警卫员们进学校去学习。陈昌奉给他端来了洗脸水。他对陈昌奉说：

“你已经跟着我6年了，一直没有很好的学习机会。”

陈昌奉说：

“一想到将要离开首长，就感到非常难过。”

说着，他那大颗大颗的眼泪滴到了洗脸盆里。毛泽东把准备好的本子和铅笔送给陈昌奉，嘱咐他说：

“去好好学习吧。这里是你的家，有空了回来看看。”

1月间，毛泽东曾致电李克农说：

“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历史的演义。”

《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丛书为民国时期著名历史学家、演义小说作家蔡东藩所著。

蔡东藩（1877年7月23日——1945年3月5日），浙江省山阴县临浦（今杭州市萧山区）人。他14岁中秀才，后进京朝考，名列优贡，分发福建候补知县，因不满官场恶习，数月即称病回乡。辛亥革命后，他曾先后在杭州及绍兴等地教书；1916年开始著述，用10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历朝通俗演义》。这是一部风靡海内外的章回体通俗历史丛书，内有《前汉通俗演义》（附秦朝）100回、《后汉通俗演义》（附三国）100回、《两晋通俗演义》100回、《南北史通俗演义》100回、《唐史通俗演义》100回、《五代史通俗演义》60回、《宋史通俗演义》100回、《元史通俗演义》60回、《明史通俗演义》100回、《清史通俗演义》100回、《民国通俗演义》120回，共11部。全书1040回，600多万字，记述了上起秦始皇、下至民国九年共2166年的历史，行文流畅，生动有趣。他在《民国通俗演义》中对清廷之腐败进行了抨击，为此曾收到了迫其修改的恐吓信及子弹，蔡东藩不为所动，不变初衷。加上他另撰的《西太后演义》，著述总计约700余万字。通俗的文字，精彩的点评，真实地再现了中华文明历史波澜壮阔的演进过程。因此，蔡东藩被世人称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

李克农从西安等地把《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弄到延安后，毛泽东爱不释手，连续阅读，对其中精彩的部分反复翻看。

1月20日，红军大学在延安举行第2期开学典礼，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由林彪任校长兼政委，罗瑞卿任副校长兼教育长。毛泽东只在“抗大”教育委员会任主席。

这第2期分为14个大队，共有学员1362名。其中有红军干部753人。这些红军干部除少数团级外，大多数是师、军及军团级的干部。加上甘肃庆阳“抗大”步校1400多名学员，第2期共有学员2700余人。

抗大的教员阵容也相当强大，毛泽东作了很多著名的讲演，张闻天讲授战略学，博古讲授哲学，凯丰、吴亮平讲授战术学，徐特立讲授中国文学。

1月21日，红4方面军西路军受到重大挫折，徐向前、陈昌浩电告中革军委，决定率领仅存的14000余人东返。

1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说：

“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20日晨高台被马步芳、马步青部攻破，董振堂同志牺牲，5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路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电文中所说的红5军军长董振堂是在1月20日从甘肃高台县突围的。出城前，董振堂召开了50人的干部会，他号召说：“英勇战斗，把尸首留给敌人，后人是会给我们报仇的！”在率部突围时，董振堂跳城而下，摔断腿部。他高呼：“共产党万岁！”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41岁。马步青割下董振堂的头颅，送到武威，用酒精泡在玻璃盒内，准备送往南京请功。

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要求他在谈判中坚决要求蒋介石同意保证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

潘汉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等进行了多次协商。

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说：

“西路军已于21日晚开始向东急进，以10天行程到达黄河边，能否设法停止二马追击？于学忠能否策应西路军？至低限度请查清黄河结冰段或有渡船处，帮助西路军顺利渡过黄河右岸。”

1月下旬，由于何应钦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仍然陈兵潼关，交通阻断，李宗仁在西北的特使刘仲容欲回广西不能，周恩来便提出欢迎他到延安住一段时间。刘仲容征得李宗仁同意后，便来到了延安。

刘仲容，1903年出生于湖南益阳县（今桃江县），1925年冬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他回国后长期担任李宗仁、白崇禧的高级参议，成为桂系的智囊人物。

毛泽东邀请刘仲容到家中作客，在谈话中孜孜不倦地向他谈了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抗战的光明前景，并仔细地询问了广西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毛泽东还对李宗仁的抗日主张表示赞赏，他说：

“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只要是抗日派，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随时准备和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合作，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今后各种政治力量要联合起来，共同督促蒋介石实现他在西安的诺言，发动抗日战争。只要包括广西当局在内的各方面努力督促，事情就好办了。”

毛泽东又强调说：

“经过‘西安事变’，中国的局势已发生重要变化，不要多久，全面抗日的局面就要实现。希望李宗仁、白崇禧二位先生从现在起就要做好准备。”

毛泽东还关切地询问了刘仲容个人的经历和家庭的情况，勉励他读一点革命的书籍，并劝他不要急忙回去，可以在延安多看看、多听听。

此后，毛泽东在政治上、生活上对刘仲容关怀备至。毛泽东讲课，刘仲容都去听，地方上开会，也邀请他参加。到4月间，毛泽东派人送刘仲容回广西，并告诉他：

“一路上都会有人保护你，你放心好了。”

毛泽东还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介绍刘仲容的情况，要刘仲容带上，途经武汉时交给周恩来。自此以后，刘仲容的工作即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有时也由董必武、叶剑英安排工作。

1月28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蒋介石一意孤行，用武力进逼西安，东北军在少壮派军官的鼓动下，准备与蒋介石决一死战。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说，同意红军支持东北军打一仗。他还说：

“已经交好的朋友不能放弃，搞好原朋友的关系，不会影响将来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我们要维护‘三位一体’。他们两个军要打仗，我们同意联合打，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失败也在一起，不能丢下张、杨，失去张、杨这样的朋友。”

1月下旬的一天，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带着翻译吴莉莉在丁玲的陪同下，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说起这个史沫特莱，也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1892年她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16岁那年，开始了长期的半流浪生活，当过报童、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她依靠顽强的意志和刻苦的自学，考入了一所师范学院。1916年，史沫特莱到了纽约，开始投身于激荡的政治活动。她一方面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周刊和女权运动的刊物《节育评论》撰稿，一面参加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活动。1928年3月，史沫特莱因被指控为企图煽动反对英国统治的叛乱而被捕。出狱后，她被迫离开美国，前往柏林。史沫特莱在德国期间，继续参加支持印度独立和争取男女平等权利的活动，成为2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中十分活跃的人物。1929年初，史沫特莱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1933年，史沫特莱的第一部反映中国人民生活和革命斗争的著作《中国人的命运：今日中国速写》，由美国先锋出版社出版。1934年，她的又一部著名报告文学集《中国红军在前进》，在苏联和美国同时出版。这部书是史沫特莱根据在上海期间接触到的来自江西苏区的人们的叙述，和在她家养病的红军军长周建屏提供的资料写成的。这是第一部正面报道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著作。这两部著作，使史沫特莱在中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史沫特莱在上海期间，协助宋庆龄成立了“保卫人权同盟”；她和鲁迅等左翼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曾经暗中保护过许多革命者，并把自己的家作为通讯联络和聚会的场所。1931年2月，柔石、殷夫等5位作家遇害后，史沫特莱应鲁迅要求，将他写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译成英文，在美国《新群众》杂志上发表。1936年春，史沫特莱在鲁迅家中会见了从西北苏区来的冯雪峰，听他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情况。随后，她参加了为红军募集药品的工作。在西安事变前，她前往西北采访。在西安，红军驻西安的代表接见了她，并为她安排了住处。在西安事变期间，她曾在电台用英语把事变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作了广播，并会见了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1937年1月，史沫特莱离开西安，进入苏区，在红1军团司令部受到左权、陆定一热情接待，还见到了她在上海时期结识的朋友丁玲。在丁玲陪同下，史沫特莱又先后会见了贺龙、萧克、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领导人。随后，她和丁玲一起到了延安。

丁玲一回到延安，下午便去看望毛泽东，她对毛泽东说：

“我收到《临江仙》词的几天里，都沉浸在快乐之中。”

她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前线的工作情况，毛泽东很满意，问道：

“丁玲，你还想干什么？”

丁玲还是初识毛泽东不久的那句话，“当红军”。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要求，给后方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写信，指定由丁玲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并签发了丁玲任职的命令。丁玲深知毛泽东对她的信任和希望，但她又感到为难，她说：

“当主任，我能行吗？”

毛泽东鼓励她说：

“你能行，不会就学嘛！你总愿意学习吧？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想当红军，说明你愿意学习红军。只要你肯学，一切都可以学会的。我们闹革命，搞武装斗争，开始也不会嘛！还不是学中干，干中学，慢慢就会了。”

丁玲仍然觉得有困难，就说：

“我是愿意学的，到陕北来什么都要学，可这是要我当领导，当主任啊！”

毛泽东说：

“当领导也难，也不难，只要钻进去什么都好办了。我看当好主任无非是抓那么几条嘛！首先的是要放下架子，深入实际，团结战士，团结干部，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其次要多动脑子，注意学习别的领导好的工作作风和方法，取长补短，把上级的精神吃透，把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再就是严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理论联系实际。”

丁玲被毛泽东说服了，她说：

“那我就试试吧。”

毛泽东还告诉她说：

“你开始做工作，就是要认识人，一个一个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

毛泽东语重心长一番教育，深深打动了丁玲，她鼓足勇气，决心到中央警卫团去走马上任。直到晚年她还兴奋地说：

“我现在仍然珍藏着毛主席亲笔签发我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的任职命令，我把它当作激励自己在新长征路上不断前进的号角。我时下虽已耄耋之年了，但我仍愿以我有限的人生为中国文学事业和祖国四化做出贡献。”

就是在这一次会见时，毛泽东曾手书《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一词，送给了丁玲。后来在1939年，陕甘宁边区河防一度紧张，丁玲为了珍藏这份文献，将《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寄给了在重庆的好友胡风，嘱胡风代为保管，这才使后人能够有幸看到这首著名的词章和潇洒飘逸的毛体书法精品。

后来在2月间，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丁玲走马上任。她在部队严格要求自己，不吃小灶，与战士们一起吃小米杂粮，深受干部战士的尊敬和喜欢。在此期间，她写下了《警卫团生活一斑》一文。后来丁玲离开了警卫团，专门从事文艺创作活动。毛泽东认为她不深入实际了，批评她的住处“有点像文化人的俱乐部”，说她是“名士气派”。丁玲认真总结了她在警卫团的那一段工作，后悔地说：“这是多么难得的好条件啊！我实在应该从这里开步走，好好当红军。毛主席教导我，首先要认识人，一个个的去认识。我在政治部当了一个月的副主任，那里的团长、政委、主任同我朝夕相处，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这一个月的经验，却在我以后的工作中产生了影响。”

此后的一个时期，丁玲和毛泽东的交往比较多。毛泽东每周到红军大学讲哲学，警卫员都通知丁玲去听课。丁玲也时常到毛泽东的窑洞和毛泽东聊天，他们都爱好中国古典文学，话题除了工作、学习外，常常从李白、李商隐谈到韩愈、柳宗元，谈到苏轼与宋词，谈到曹雪芹与《红楼梦》。毛泽东学识渊博，妙语惊人，丁玲自愧弗如。毛泽东与丁玲谈话，也能引发他的的文学情思，他常常谈着谈着就诗情逸飞，朗声背诵他喜爱的诗词，挥笔抄写自己以前的诗词。

再说史沫特莱到延安后，最吸引她的正和斯诺所写的一样：“毛泽东是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25万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他是怎样的人呢？那个价值这么昂贵的东方人的脑袋里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可是后来，史沫特莱却是这样描述了她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我初到延安的第一个晚上，有幸见到了朱德将军。就在同一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我还有幸见到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我决定在午夜去拜访他。掀开一个棉门帘，进入了一个黑乎乎的窑洞。洞中阴沉黑暗，中间一张粗糙的桌子上点着一根长蜡烛，照耀着一堆堆书籍和文件报纸，也照着低矮的窑洞里低矮的泥土天花板。隐约可见一个男人站立的身影，他一只手按在桌子上，脸朝门口，面目不清，正好处在背光的地方。我看到一团黑色的衣物上覆盖着一件摊开的棉袄大衣。他站在泥土地面上一块稍高的地方，使他的身材显得更加高大。黑暗的窑洞中只点燃一根孤零零的蜡烛，使洞中的景物显得阴森美静，如同岁月侵蚀的古代壁画景象。那颀长而又令人生畏的身影向我们姗姗走来，大声说道：“欢迎，欢迎。”说着便伸出他那修长、纤细、柔嫩有如女人的手，紧紧握住我们。他不握紧也不摇动你的手，而是让你把手放在他的手里，然后再把你的手推开，互相打量着对方。毛泽东有一副黝黑的国字大脸，表情深不可测，天庭饱满，嘴唇是富于女性美的嘴唇。他也许还具有别的什么品质，但无疑是个唯美主义者。我对他的倜傥气质和洞中阴暗的景色极不适应，以至毛泽东当时说了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

1月30日，毛泽东让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把他的老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徐特立，从绥德接回延安，准备为这位老战士举行60大寿庆祝会。他还给老师写了一封祝贺信。他写道：

徐老同志：

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的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地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的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是“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不是处处表现自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责任的紧要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的学习你，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60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1937年1月30日于延安

这正是：祝寿古来信万千，唯有此信不一般。师德人病两相照，毛公高意字行间。

这一天，朱德也提前为徐特立祝寿发了一封贺电，电文如下：

徐老头，你是一个革命职业家，你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又是一个教育家，你一生能勤工俭学，能耐苦耐劳，反抗社会不平制度，并要征服自然，你是一个百折不屈的老革命家。你是封建社会里生长的人，从小就背叛封建社会的习惯，就染着了资本主义革命气习，嗜好着民主自由平等的味道，参加了中国一贯的民族革命。

你为得要看穿资本主义的西洋镜，曾跑到了最标本式的欧洲巴黎等地去勤工俭学，仍是不合你的脾胃。毕竟你是一个老怪物，一直跑到了共产党的营垒来，做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老战士，你才算是死心塌地的做了下去。

我俩在同一战线中奋斗，在南昌暴动至东征中央苏区，至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以至今天，都在一路。我所见到你的革命精神与行动，真是可钦佩的。尤其是你的耐劳忍苦的模范，更兴奋了红色指战员及一般的同志。就是那些悲观失望，想掉队落伍的人们，想起我们徐老头的样子，也就起来跑了。

你是革命模范的人，你是革命前进的人。不管革命历史车轮转得好快，你总是推着他前进的。

此祝　徐老头万岁！

朱德

这天下午，丁玲和毛泽东的秘书周小舟一起来到徐梦秋的住处，他们3个人买了一块红缎子，正在那里凑句子，要写一首诗为徐特立祝寿。正在此时，毛泽东来了，看到他们那个认真的样子，高兴得笑了起来。丁玲把他们写的诗念给毛泽东听，毛泽东点评道：

“前边两句写徐老长征时的神态，很好。‘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真是那样，很现实，这是谁都知道的。末尾两句也好：‘青山与绿水，徐老永不老’。”

1月31日晚，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央其他领导人来到徐特立的窑洞，按照当地风俗习惯，提前一天为老人“暖寿”。毛泽东送给老师一盒寿糕，盒子上有他亲笔书写的6个字：“坚强的老战士”。众人在欢乐的气氛中和徐特立一起吃了“长寿面”。

1937年1、2月间，冯雪峰回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在多次的长谈中，一再关切地询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对鲁迅的怀念之情。毛泽东对冯雪峰等人主持的鲁迅治丧工作给予了肯定。

1937年2月1日，《解放日报》出版了庆祝徐特立60大寿特刊，刊发了毛泽东的贺信和题词，还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的题词。延安各界人士冒着严寒，从瑞雪纷飞中来到中央会议厅，参加中共中央为徐特立举行的祝寿大会。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会祝贺。

朱德主持会议，毛泽东发表了热情而真挚的贺词，他说：

“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佩服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

徐特立在答词中恳切地说：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是毛主席。从前，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当过毛主席的先生，那是真的。但是，那不过是一日之师，而毛主席则是我的终身之师。”

徐特立还说：

“泽东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特别是他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此外，在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学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知识是多方面的，非常渊博。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自以为是。”

欲知毛泽东和徐特立后来的交谊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写给徐特立60大寿的贺信，绝不同于一般的祝寿应酬之作。贺信开首3句话“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便开了历史的先河。作为伟大的人民领袖，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紧接着，毛泽东从8个方面赞扬了徐老“特立独行”的高贵品质，并相对应地揭露和批评了叛党投敌、在困难面前畏葸不前、本来是“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心里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以脱离群众为快乐、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只愿意拣轻松事做和遇到担责任的紧要关头就躲避，等等丑陋现象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目的是以徐特立为榜样，在陕甘宁苏区大局初定之后，给延安各界树立起一个道德标杆——“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并在党政军内开展一场广泛的思想教育运动。从历史上看，在相对稳定的新形势下开展这种思想教育运动，毫无疑问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正说明了毛泽东处理事务的前瞻性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

第16章 1937年2月—

“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一个同志落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

话说1937年2月2日晨，东北军军官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因第67军军长王以哲主张和扣压张学良的蒋介石讲和而心怀不满，枪杀了卧病在床的王以哲。何柱国、丁学忠等因事先避入杨虎城公馆，幸免。周恩来闻讯后，严厉批评了孙铭九等人杀害王以哲的错误，并和刘鼎等到王以哲家吊唁。

2月3日，驻防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得知王以哲被杀，立即向西安开拔，声称要杀孙铭九等人，为王以哲将军报仇。周恩来派党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到渭南说明情况，劝他们以大局为重，维护东北军的团结。

2月4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等人的名义致电杨虎城等并转王以哲家属，对王以哲遇害表示哀悼，他在电文中写道：

杨主任虎城先生，于主席孝侯先生，转王鼎芳先生家属诸君大鉴：

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士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特电致唁，敬候起居。

2月6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博古、罗瑞卿陪同下，离开西安，乘车前往延安。车上装载着军鞋、军衣等物，还有《左派幼稚病》等一些小册子。

早在1935年，范长江曾在川北、甘南一带采访，发表了一系列通讯报道，如实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西北的近况，分析了红军的动向及未来的前景。这一系列报道，轰动了全国。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被震惊得不知所措，他从傅作义那里获悉，中国共产党已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周恩来已到达西安。他预感到中国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就只身前往西安。1937年2月4日，范长江在杨虎城公馆采访了周恩来。周恩来在谈话中说：“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范长江提出要求，希望到延安采访，向毛泽东请教。周恩来当即表示向延安请示。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了范长江的请求。这样，范长江就成为第一个进入陕北苏区的国统区记者。

在驶往陕北的车上，博古、罗瑞卿成为继周恩来之后范长江在中共方面的两个重要采访对象。范长江问起他们各自的简历，以及红军长征中的一些情况，博古和罗瑞卿都作了回答。范长江一边倾听，一边做着详细记录。

2月9日下午，博古、罗瑞卿、范长江等人经过了3天跋涉，终于到达了延安。在进入延安的途中和落脚的抗日军政大学门上，范长江看到有很多欢迎他的标语，没想到中共中央对他的访问竟然如此重视。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先后采访了吴亮平、刘伯承、廖承志、林彪、林伯渠、朱德、张闻天等人，将他们的音容笑貌、仪表风采，一一写进了通讯中。

是日晚，中共中央为范长江举行了欢迎宴会。

晚上近10点，范长江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他后来曾经描述了见到毛泽东的最初印象：“他是书生外表，儒雅温和，走路像诸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似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

毛泽东和范长江谈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说：

“走上宪政之路，以民主求统一求和平。和平统一之后，始可以言抗日。故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可以放弃土地革命、苏维埃和红军的名义。中国将来当然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但是，共产党不放弃工农生活之改革运动。”

范长江在北平读书时见到过一些小册子，那里边强调说，反对日本侵略必须首先武装保卫苏联，必须进行彻底的阶级斗争。他对这种主张疑惑不解，便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说：

“反对共产党谈爱国主义，是不彻底懂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在半殖民地的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停止阶级斗争，是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在矛盾大过内在矛盾。所以，先缩小内在矛盾，解决外在矛盾。”

毛泽东的谈话使范长江明白了中国现阶段的任务，是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日本侵略者进攻面前，阶级矛盾应当服从民族矛盾。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解。

最后，范长江提出要求说，他希望留在陕北，一面学习，一面搜集材料，准备写书，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和事迹。毛泽东说：

“为了尽快地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宣传，广泛动员群众，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宣战，希望你立即回上海，最重要的是，设法利用《大公报》在舆论上的重要地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范长江这才意识到自身使命之重要，便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这次会见时间长达10小时，当他起身告辞时，东方已经发亮，回到抗大，稍事休息，便匆匆南返。不久，他就发表了长篇通讯《陕北之行》。

2月10日，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暨中国国民党党员诸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行。当此日寇猖獗，中华民族之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之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即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A）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B）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C）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D）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此前从2月9日开始，一直到2月10日、12日，毛泽东一连3次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指示说：

1、坚持我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的政治立场。“勿要再让”。2、关于军事问题：可提出红军改编为12个师4个军，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按中央军待遇领受。我党参加国防委员会、军委会和总司令部。规定我军防地。南方各省游击队可改为民团，但不能调到陕北。拒绝政训员、联络员的设置。3、关于党的问题和政治问题：我党参加各党派代表会议和国民大会。求得我党不被逮捕不受破坏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

2月15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这一天，范长江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蒋介石闻之大怒，他严厉申斥正在南京参加会议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说，范长江的文章是替共产党作宣传，《大公报》不应当发表；并责令张季鸾严格检查范长江的文章、信件。

2月21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一个停止剿共内战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该《决议案》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除了对中国共产党提出4项苛刻的要求之外，还自始至终摇唇鼓舌、喋喋不休地重复着10年内战中污蔑共产党的谎言。为了让读者诸君领略一下蒋介石和他的笔杆子及同一类政治骗子说假话的厚颜无耻，特将这个《决议》的全文抄录如下：

本党以历史之使命，奉总理遗教，致力国民革命，以建设国家，复兴民族，本春秋无外之恉，对于世界殷殷焉蕲至于大同之治，对于国内更断无町畦畛域之见，惟求集中国力，奠定统一之基，以维护中国之自由平等。故凡服膺三民主义，遵奉革命方略，而愿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者，无不引为同志，而竭诚容纳，此为总理创立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以迄中国国民党一贯之精神。是以兴中同盟时代，延致具有民族意识之志士，十三年改组时，则容纳共产党员个人加入本党，史实具在，可考而知也。乃共产党人加入本党之后，竟食誓言，在本党掩之下，初则对本党阴分壁垒，继则对本党多方分化，当时本党犹力予容忍，冀其自悟。逮国民革命军出衡湘，克武汉，乃复遮断本党与民众之连系，播植赤化之祸种，以谋颠覆本党革命建国之基础，阻挠东下沪宁之师，牵掣北定郑汴之役，演成两湖之恐怖，构成宁汉之痛史，北伐大业，几致停顿。又复倡言创立红军，破坏本党干部，鼓动阶级斗争，夺取革命政权。本党为巩固党基，完成北伐，以救拔人民计，乃不得不当机立断，以有清党之役。此共产党人以自绝于国民，自绝于本党，往事历历，为当世所共见共闻者也。嗣复一面鼓其邪说，荧惑青年，一面结集成队，四出骚扰，为患十年余，荼毒十数省，远之如武汉、南昌、广州、长沙之变乱，以及粤之陆、海丰，闽之龙岩、永定，赣之吉安、上饶、永新、铜鼓、弋阳，湘之平江、浏阳、华容，鄂之沔阳、黄安、监利，豫之商城、潢川等县，匪踪所至，田畴为墟。又复伪立政府，致赣、粤、闽、浙、湘、鄂等省受彼等蹂躏最久，人民之苦痛最深。中央有保育人民之责，对于毒害人民之匪类，自不得不予以荡除，数年以来，节节清剿，赖我将士智勇忠诚，秉持三民主义，牺牲奋斗，卒能抉其根株，凡经匪众盘踞而国军克复之地，立即为之区处条理，招辑流亡，不数月而渐复旧观，民获安居，咸庆得所。以我宽仁，易彼残暴，相形之下，妇孺皆知。彼等自江西总崩溃后，由湘、黔、滇边境而四川，而甘、陕、宁、晋、青等省，于人民则裹胁之后，继以残杀，于庐舍则摧毁焚烧，惟恐不尽，城市农村之经济，莫不尽力破坏，鲜有孑遗，是皆陈事昭彰，无待缕举。其尤可痛心疾首者，九一八以来，国难严重，全国国民在统一政府之下，实行集中国力，精诚团结，悉心建设，充实国防，以御外侮，犹恐不及。而共产党人乃乘国定危急存亡之际，肆意扰乱，于淞沪之役，则猛攻赣州，长城各口之役，则猛攻抚州，危及南昌，使抗战之师，为之牵制，其它破坏国防，摧残民力之事，更变本加厉，言念及此，举国共愤。今者共产党人于穷蹙边隅之际，倡输诚授命之说，本党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惟是鉴往思来，不容再误，非彼等精诚悔祸，服从三民主义，恪遵国法，严守军令，束身为中华民国良善之国民，则中央为保持国家之治安，维护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计，不能置亿万人永久之利害于不顾，而姑息少数巧言暴行之徒，以贻民族无穷之殷忧。就目前最低限度之办法言之：

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兼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它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它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兼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雠，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要之，凡独立自主之国，断不能容许有反国家、反民族而依附外力之团体，亦决不容忍任何残害民生，毁弃道德之行为。本党负建国立人之责，共产党封建割裂专制残酷之策略，及其以国际组织为背景，而破坏国家统一之行动与宣传，实与建国立人之要旨，绝对相反。吾人须知必先恢复中华民族固有之精神与道德，树立中华民国独立自主之人格，乃能恢复中华民国固有之版图，承继我中华民族历史之光荣，以实现三民主义。故赤祸必须根绝，乃为维护吾国家民族至当不易之大道。凡喻斯旨，果具决心，而以事实表曝于全体国民之前者，均所容与，否则仍当以国脉民命为重，决不能轻信诡言，贻国家民族以无穷之患；此乃本党责任所在，敢为全国同胞昭告者也。

2月22日，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发表的闭幕宣言中，对于上述内容再度强调说：

“至于共产分子，近日虽假共同御侮之口号以号召，然征之往事，十三年以来，扬言加入本党以从事国民革命，而实则破坏国民革命。十六年以来，以暴动手法，危害民国，使国家对外之力量为之减削，人民无量数之生命财产为之荡析，种种罪恶，实不能以片言之表示，即予置信。本党为国家计，为人民计，决不忍数年以来，掷其血汗以从事剿匪工作之武装同志及一切同志，怀功亏一篑之痛，无论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祸根绝于中国，免贻将来无穷之戚，而又奠民族复兴之基，此当明白为天下告者也。”

至于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文中所提的5项要求，三中全会所有文件中都没有提及。直到2月24日，蒋介石才在对新闻界发表的谈话中提出了“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3个问题，算是对中共中央的要求有了一个间接的答复。

2月26日，红4方面军西路军在甘肃临泽县倪家营子又陷入马步青、马步芳的重兵包围。

2月27日，中革军委为了接应西路军，一方面将红4、红31、红28、红32军及骑兵第1团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林育英为政委的援西军，自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兼程西进；另一方面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通过政治谈判和重金收买，寻求马步青、马步芳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

此时，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正在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进行两党第二次合作的谈判，他们重申了中共中央2月10日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5项要求和4项保证。国民党代表则根据2月21日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强硬地宣称：“中共武装必须解除”，“一国之中，决不能有性质与精神不同之军队”。要把共产党的军队缩编为3000人，继之增加为5000人，后来又提出编为两个师8个团1.5万人，“不能再多”。而所编“各师之参谋长与师内各级之副职，自副师长乃至副排长人员，皆应由中央派充”。关于陕甘宁苏区，国民党代表提出要划归相关各省。后来又允许成立一行政区，由国民党派任正职长官。还提出要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朱德出国留洋。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人说：

“红军编5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50万元，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此数。27、28、29、30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5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费内开支。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票之善后费。”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针对西安及全国反蒋派的活动指示说：

“坚持拥蒋抗日路线，一方面向蒋建议，去除挑拨离间排斥异己的政策，改为实际的全国团结一致的对外政策。但对于勾结日本的地方派，则与蒋一道反对之。一方面向各反蒋派建议，废除反蒋政策，争取推动南京进一步改变国策。”

3月1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延安文艺协会和新中华社联会欢迎女作家史沫特莱到延安访问的集会。

是日晚，毛泽东会见史沫特莱，就统一战线问题、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等同她进行了第一次长谈。《谈话记录》在3月16日至4月3日刊登在《新中华报》第338期至343期上，全文如下：

史沫特莱问：共产党现在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与你去年秋季跟斯诺记者所谈的，基本上有无改变？

毛泽东答：如果从基本上说来，是没有什么改变的。这表现在下列各点:

一、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正向中国侵略。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苏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不反对；在这个基点上我们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二、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阵线，这种民族阵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三、因此，这个抗日的民族阵线之主要政纲，应该包括下面各项：

（一）国内的和平统一；（二）对日抗战；（三）人民的民主自由；（四）南京政府转变为真正的国防政府，容纳各党各派，罢免亲日派；（五）国家制度改变为基于普选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六）改善人民生活；（七）发展工商业；（八）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

史沫特莱问：为了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们准备牺牲到什么程度？

毛泽东答：这要看看历史情形。从1927年夏天开始，国民党放弃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放弃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放弃了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政纲，并且走向相反的方面。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不单独负起中国革命的责任，并执行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政策，与国民党处于对立地位。我们当时采取的这种同国民党对立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与必要的。但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就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愿在3个条件下与国民党订立国内和平对日抗战的协定。可是那时仅有19路军同意我们的主张，南京方面则完全不同意，并且还举行了大规模的“围剿”。及至华北问题发生，国难已临极端严重关头，我们乃于1935年8月1日进一步发表了组织抗日联军、国防政府的宣言。同年12月发布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的决议案，并提出统一战线的具体纲领。这个新政策宣布之后，立即得到广大民众的赞同，国民党中不少爱国分子也都赞同了这种政策。这是因为更大敌人站在面前，只有停止国内战争，才能进行抗日御侮，在中国政治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但是国民党还不愿放弃其老政策。到了去年8月，我们又写给国民党一封长信，坚决要求把敌对的目标，由国内移到日本侵略者身上，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提出改变国家制度为民主共和国，召集普选国会，要求他们痛悔既往，与民更始。我们声明：苏区愿意实行与全国一样的民主制度。这封信获得了国民党中广大的同情。然而国民党中央并没有回答我们。西安事变爆发，国家处于重大危险面前，其危险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机进攻，其得和平解决，实是如天之福。我们为了巩固国内和平，实现迅速抗日起见，当国民党三中全会开会之前夜，乃于2月10日给了国民党一个重要的电报，在电报里表示了下列各点：

一、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并受南京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二、在特区政府境内施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三、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此种方针，在去年我们就已实行，现在不过重说一遍）；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这些新的表示，完全是为了消除各界疑虑，取消对立状态，以便同国民党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方面，则要求他们根本改变过去的政策，实行对外抗战，对内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等纲领。

史沫特莱问：你们现在在这里和在别的区域，将如何实行你们的统一战线的原则，例如对于商人、知识分子、地主、农民、工人、军队等方面的办法？

毛泽东答：对商人的关系，过去与现在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从来就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红军所至，无不保护商人。最近在西安、三原一带，红军不但保护商人，并且连地主的土地也没有没收一家，取得了各界的称赞，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至于苏区里面，商业是完全自由的。对知识分子的关系，过去与现在也是一贯的保护政策，优待技术人员、文化人员与艺术家，对他们都采取尊重的态度。对地主，只要他们不反对抗日救亡政策，就不没收他们的土地，但必须改善农民的生活。工人方面，则斟酌情形，实行各种改良待遇的办法。对待国民党军队的态度问题，任何中国军队尤其是有光荣历史的黄埔军都应在民族阵线下亲密团结，一致抗日，枪口向外，不生内战。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虽打了10年，但我们绝不记旧恨，愿和他们携手偕行，并在统一指挥下，一致为保卫祖国而战，我们相信，他们一定是和我们有同心的。

上述这些政策，我们都愿意同国民党及各界人士商量，取得一致的意见，并把这些附在抗日方针、国家制度等等主要条款之后，一并放进民族阵线的纲领里面去，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史沫特莱问：新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否即谓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民族阵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

毛泽东答：如前所述，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因此必须实现国内和平，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状态，否则对日抗战是不可能的。这叫做将部分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国内任何政党与个人，都应明此大义。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下述两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此问题：

第一，在地主资本家方面，他们是有钱有势的，首先应当尊重民族利益，对于工农的生活及待遇极力加以改善。因为地主资本家如果照旧对工农施行各种惨无人道的压迫与剥削，只顾他们一部分一阶级的利益，工农就不能生存，更不能抗日，国家就要灭亡，地主资本家也要变成亡国奴。所以稍有良心的地主资本家，都应激发爱国心，为了抗日救国的必要，赞成改善工农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决不能只让自己有饭吃，工农就没有饭吃；自己有政治上自由，工农就没有自由。我想除非日本的走狗即汉奸分子，才不顾大局与民族利益，当此亡国灭种关头，还向工农尽力地压迫剥削。这一方面的要求，我们已经代表全国工农向国民党提出，国民党为了大局与民族利益，对此应该有满意的答复。

第二，在工农贫苦群众方面，他们是无钱无势的，但他们是国家的基础，是最大的阶级。当此亡国灭种关头，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样是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并且他们将是抗日救国的主要力量，抗日救国没有他们是完全不行的。他们在得到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改良之后，他们对于地主资本家与国民党的不满，也就可以减少。但工农同样应该顾全大局与民族利益，因此，凡与抗日救国不适合的要求，我们同样不主张提出。共产党主张改善人民生活，而停止没收土地，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的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15年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

史沫特莱问：如果中国民族阵线政府建立起来，那末对日本的和平条件是什么？中日两国之间是否还应该进行谈判？

毛泽东答：如果日本愿意和平的话，我们是不拒绝谈判的。我们的和平条件是下列各项:

第一，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即取消其所谓大陆政策与广田三原则，尊重中国的独立，将两国放在完全平等地位；第二，交还东北4省及察哈尔北部，取消“满洲国”，取消殷汝耕冀东政府；第三，撤退华北驻屯军；第四，停止日本飞机在中国境内的自由飞航；第五，取消日本在中国各地的侦探组织，即所谓特务机关；第六，禁止在中国境内的日本人对于中国人所施的横暴无理态度；第七，禁止走私。

只有在日本同意谈判这些条件的原则之下，才应该进行和平谈判。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只有日本人民政府成立，才有在这些条件上谈判之可能。日本现在是军阀政府，这种可能并不存在。

史沫特莱问：对日作战是否已成为不可避免？

毛泽东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战争无可避免。德日协定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了一步。

史沫特莱问：日本方面宣称中国国共合作是妨碍远东和平的，你如何答复这种理论？

毛泽东答：日本军阀的所谓“远东和平”，是说日本占领中国，而中国则不要抵抗，让其占领，同中国问题有关系的各国如英、美、法、苏等也不要反对。这就是“不战而亡人之国”，是日本军阀需要的所谓“远东和平”。但是还有一种远东和平，那就是实行我在上面讲过的办法，日本取消侵略政策，交还东北4省，撤退驻屯军等等，使得中国人民和平地生活，世界各国与中国和平地通商，这是另外的一种远东和平。但只有这种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这是中国人所需要的，也是世界各和平国家所需要的，也是日本人民所需要的。不需要这种和平的，仅只有日本军阀及其侵略盟友德意两法西斯国家。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反对“远东和平”，这就是说的前一种“和平”；我们又赞成远东和平，这就是说的后一种和平。我们主张拿后一种和平去代替前一种“和平”。因为日本军阀口中的所谓“和平”，只是战争的别名，只是使得中国人当奴隶的别名，只是使得世界各和平国家大家感受威胁的别名，而且只是给日本人民以极大损害的别名。这种“和平”，据我看来，是应该对它“妨碍”一下的。

史沫特莱问：中日战争和世界和平之间是否有矛盾？能否找出调和的基点呢？

毛泽东答：中日战争和世界和平之间当然是有矛盾的。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都希望和平，但是日本军阀则希望战争。这种矛盾，依照日本的方针是不能调和的。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一条道路，就是一方面世界各和平国家与中国一同反对日本的侵略政策，迫使日本军阀服从世界公论；另一方面，如果战争不能避免的话，中国应该坚决抗战。只有这些办法，才是同世界和平相适应的。同世界和平调和的基点，也只能建立在制裁与抵抗侵略者的政策上面。

史沫特莱问：九国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国联盟约等类和平公约，你以为能够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吗？在中日战争中，你以为这些条约将起何种作用，有何种意义？

毛泽东答：这些条约，在今天看来，确表示着一种和平愿望，因此，侵略国家就表示了它们的坚决反对。但这些条约，对于日本这样的侵略国家，仅只是一种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是不可能的。这些条约在中日战争中，决不会起多大作用，因此也就没有多大的实际政治上的意义。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必须有一种新的条约，而这种条约应该包括以武力对付日本侵略暴行的具体事项在内，如像缔结太平洋集体安全条约之类。只有这种条约才能真正阻止战争，战争起来时，也能够迅速结束战争。

史沫特莱问：在联合阵线政府成立之后，中国能够立即对日作战吗？或者还需相当的准备时期？

毛泽东答：这要看日本的情形。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但我们并不主张向日本挑衅，我们的方针是自卫战。因此，我们应该迅速地切实地从各方面作准备，使中国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应付事变。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所谓“长期准备”，反对借准备之名，行妥协之实。

史沫特莱问：如果没有国际帮助，中国人民现有的资源、财力，是否已足以发动一个胜利的抗日战争？中国能否支持战争的财政经济负担？

毛泽东答：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红军的10年作战史，就是活的证据。但是我们正在找寻友军，这是因为日本已有了它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5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因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国的大祸，也是世界的大祸，如像德国是世界的大祸一样。何况这两个侵略国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我以为中、英、美、法、苏5国应该赶快地联合一致，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之虞。

史沫特莱问：在现状下——即日、德、意同盟的状况之下，这样一个战争，对日本的经济、财政、贸易等的影响将如何？日本能够在这两国的帮助下渡过这个战争吗？

毛泽东答：日本侵略中国，对于日本人民是完全没有利益的。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这一点，不仅日本人民知道，就是日本资产阶级中具有远见的人们也是知道的，但日本军阀则无论如何也不知道。日本军阀已经结合了一个世界的侵略同盟，希望得到德、意的帮助和策应。他们不但希望用这种方法去渡过向中国侵略的战争，而且正准备用这种方法取得全世界。他们所做的梦当然是很完满的，但是据我看来，他们的结果将不是怎样完满的。中国人应该有战胜日本的自信心。

史沫特莱问：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家如出意外，希望有所解释。

毛泽东答：并不在意外，实是在意中，只是大家没有联系过去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罢了。自从日本侵略开始以来，我们就是愿意停止内战的，因为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4年前3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国民党书等等，无不是表示我们诚恳地愿意同国民党建立新的联合战线。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当西安事变中，日本军阀方面，宁、沪、平、津一部分中国人方面，都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事变之后，宁陕对立，于是又有人说：共产党要把西安造成马德里，这也完全不合事实。中国与西班牙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内战，而在中国的今天唯一的是对外抗战，国内则必须和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话完全是臆测，有些则是恶意的造谣。

史沫特莱问：许多人不但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而且说在城墙上红旗高悬，又说红军在三原一带掳掠青年男女，究竟事实如何？

毛泽东答：关于西安插红旗一类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汉奸看见了吧，可是西安人至今没有看见。掳掠青年男女的话，也必然是出之于日本人与汉奸之口，这也只有去问三原的青年男女才会明白。现在官方文件（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笔者注）中，还在说红军杀人放火，压迫民众，破坏农村。这些话他们已经说了10年了，可是至今还不疲倦，还要说一遍，说话的人固然有他说话的自由，可是全中国人也都有用眼睛看事实的自由。现在政府还没有制出禁止人民用眼睛看事实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跑到红军走过或住过的地方去看看实在情形，用不着我来多说。

史沫特莱问：外面传说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于此，你有何意见？

毛泽东答：我知道外面正有人这样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却不愿意这样说，日本人只愿意国共相打，决不赞成这种“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因为日本军阀深知共产党采取与国民党协调的政策，尽管有人说它是“屈服、投降和悔过”，可是实际是给于日本侵略政策以严重打击的。观察中国问题有一个标准，就是凡属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反对；凡属反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欢迎。要检查任何一政策一行动之是否正确，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态度就得了。现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对所谓“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共产党向国民党要求的，是请他们结束10年来的老政策，转变到新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政策。这些要求，表现在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那就是关于召集救国代表大会，人民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迅速准备抗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愿意改变苏维埃与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中所有明智的领袖与党员，都是明白这种意义的。但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和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做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患着“左”倾幼稚病的人士，这种人各地都有，枪杀王以哲的那位孙铭九，就是这类人物的极端的代表。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与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他们开始即反对蒋先生回京，后来又反对和平解决。在西安方面，有一部分人，不但对共产党不了解，即对张杨及其他主持和平的人士也都不了解。他们不了解国民党进步虽极缓慢，但一致抗日的前途是存在的。国民党中国民革命军中的抗日情绪在日益增涨，大多数的领袖与党员是能够和我们及人民一道从事于抗日救亡的事业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满人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作这种开始转变的证据。他们不知道把国民党多数的爱国分子及可能走向爱国的分子，同实际卖国的分子即所谓亲日派区别开来，他们把这二者混而为一。他们又不知道国内一切先进分子的责任，在于多方说服暂时还不能了解我们观点的人使之得到了解，以便共同赴敌。这其间需要忍耐性，有时需要退让一步，只要不违反抗日救国的大原则都可以商量。关于这部分性急的志士们，对于我们政策的不了解，我们唯有以上述的自我批评奉献他们。至于有些唯求个人与部分利益而把民族利益置之脑后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亲日派或是口头抗日家，那就不是什么自我批评，也不是仅仅讽刺几句的问题，而是揭破他们的阴谋，使之无法施展其伎俩。

史沫特莱问：你们对于三民主义的态度如何？

毛泽东答：我们老早就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1924年至1927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谢觉哉、董维键诸位都是。又有许多人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的领导干部，我们的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叶剑英、徐向前诸位都是。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以对外抗战求得中国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以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的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去年8月致国民党书中，已要求他们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是最坚决最忠诚地为实现三民主义中国而奋斗的。即以我们过去实行土地革命政策而论，亦无非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而已。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则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无所不有，也无所不包。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中华民国光明灿烂的前途，实基于此。

3月5日，毛泽东就国共双方谈判中的军事、政党和边区问题致电周恩来等人说：

“1、总部直属队可编为两个特务团，每团1500人。2、在我党发表合作宣言的同时，国民党也发表宣言，承认我们之合法地位。3、行政区设主席与委员制为宜；经费每个月30万。4、周恩来、叶剑英两人参加国防会议，毛泽东不参加。林伯渠为特区主席。”

3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为抗大题了词，他写的是：

“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你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为抗大同学会成立纪念 毛泽东”

3月8日，国共双方在西安的谈判中意见大体一致，周恩来便将谈判结果拟成条文，电告蒋介石。

3月10日，国民党代表根据蒋介石的指令，节外生枝，对8日拟成的条文作了原则性的修改。谈判双方在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苏区隶属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

3月10日晚，毛泽东在写给斯诺的信中，附上了他3月1日与史沫特莱谈话的记录稿。他在信中写道：

斯诺先生：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谅好？我同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健康！

毛泽东 3月10日于延安

3月11日，周恩来、叶剑英在《致中央书记处并告彭、任、刘、张电》中汇报说，顾祝同与贺衷寒已经将原条文大加修改，使之明显具有收编性质。新条文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今后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及中国国民党的领导，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请求国民政府分批释放共产党，容许其在适当期内公开各节，可面报领袖候核。

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改编军队，指定现在之地区，遵照地方行政区之规划，执行中央统一政令，其行政人员得由地方及中央任命。

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3个师，服从军委会及蒋委员长一切命令：子、各级军政人员第一步得由部队长保荐呈请军委会任命；丑、各级副佐人员由中央改编后逐渐派遣；寅、政工工作由中央召集原有政工人员加以训练，与新派人员一同回部队工作；卯、现有骑兵改编问题及设指挥部一节，候请示后再定。

四、请求参加国民大会及国防会议，由中央决定后通知。

五、部队改编后应积极整理，以备国防上需要及随时调动至前线参加作战。

六、各事接洽妥善，望将中国只能实行三民主义而不能实行共产主义之真谛宣告国人。

毛泽东等立即复电周恩来、叶剑英，指示说：

“贺、顾所提各点太不成话，其企图在于欲使我党放弃独立性，而成资产阶级政党之附属品。”“彼方所提如：一、划去民选，二、分裂苏区，三、派遣副佐人员，四、取消政治工作人员，五、缩小红军至3万人，六、地方部队由行营决定，七、改要求为请求，八、服从一切命令，九、置西路军不提等，均须严拒，申明无从接受。我们的最后限度：一、3个国防师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派，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1万5千余，编制表自定，服从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二、苏区完整，坚持民选，地方部队不能少于9千人。”

电报中还说：“抗战准备”、“民主制度”、“改善民生”、“释放政治犯”、“民意的国民大会”，“必须与苏区问题同时解决”。

3月11日这一天，西路军在突围撤退中遭受重大损失。此时由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各部已经抵达甘肃镇原、固原地区，得悉西路军失败，按照中革军委指示，停止西进，就地待命，派人四处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

3月12日凌晨1时，徐向前、陈昌浩向中革军委告急说：

西路军人员已经“不满3000……无日无夜不战，弹药几尽……全军决死战斗待援，希望适时反攻。”

3月13日，西路军在肃南县石窝召开会议，决定将剩余的2000多人编为两个支队，分散到祁连山打游击：以红30军余部为主体编为左支队，由李卓然、李先念率领。以红9军余部为主体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率领。

会议根据陈昌浩的提议，决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李卓然为书记，王树声、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黄火青为委员，统一领导两个支队的行动。陈昌浩、徐向前二人离开部队，返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西路军情况。

3月13日晚，毛泽东等致电周恩来并转张冲：

“顾、贺提案完全不能接受，因其带有侮辱性，已经引起我方干部极大愤慨。”“周提15条，关于国民党方面，我们认为不满意，关于共产党方面，亦当须部分修正。”“故谈判须重新作起，两星期内周回延开会。”

3月14日晨，周恩来将中共中央来电直接抄送顾祝同和张冲，并准备立即返回延安。顾祝同不得不请张冲转告周恩来：“此事实为贺（衷寒）所弄坏”，要张冲根据原案再谈。张冲也向周恩来说明贺案作废，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应停止西安谈判的指示明确加以拒绝。他说：

“贺案作废固好，原案做基础我方仍有意见。”“每个国防师人数至少1万5千，骑兵要求一个团，地方武装人数亦应有规定，河西问题须有办法，等等，这些均须回延讨论。”

在顾祝同的坚持下，周恩来又与他们接连举行了两次会谈，并根据中央的意见，提出要直接与蒋介石面谈。

3月16日，蒋介石致电周恩来称：“请约恩来兄22至25日到沪再约地相晤，一切皆要严守秘密。”西安谈判遂告结束。周恩来返回延安。叶剑英仍留西安进行联络。

3月间，彭雪枫将他在太原的工作情况电告毛泽东：经与阎锡山多次协商，在太原新满城街30号设立电台，彭雪枫以上海某公司副经理的身份活动，对外称“彭公馆”，从此正式沟通了太原与陕北的空中联系。阎锡山暗示说：“鉴于眼下情况，与贵党的关系尚不能公开化。”

毛泽东看了彭雪枫的报告，十分高兴，他对周恩来说：

“可以答复彭雪枫，应当尊重阎百川先生。”

3月19日，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拟好的谈判条件回到西安。张冲到机场迎接。

3月20日，周恩来将带来文件交给张冲，其主要内容是：

甲、中共方面承认：

一、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二、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三、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有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边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中央任命，行政经费另定之。四、取消红军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委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统照国军同样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荐呈请中央军委任命。五、改编现在红军中之最精壮者，为3个国防师计6旅12团及其他直属之骑兵、炮兵、工兵、通信、辎重等部队，为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交通队、卫生队、修械所、教导队等。在3个师上设某路军总部。红军原有骑兵合编为一个骑兵团。红军改编后之总人数，不少于4万3千人。六、其余处置：原苏区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及行政区的保安队，编余的精壮人员改编为徒手工兵队担任修路工程，老弱残废由中央给资安置，红军学校俟办完本期后结束。红军中的医院工厂保留。

乙、国民党方面保证：

一、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全国停止剿共。二、实现民权，释放政治犯，在全国各地分批释放共产党员，不再拘捕共产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公开。三、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使各党各派、各民众团体、各武装部队均能选派代表参加，以制定民主的宪法。四、修改国防会议条例，使国防会议成为准备与指导对日抗战的权力机关，使共产党亦能参加。五、实行准备对日抗战工作及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方案。

3月22日，周恩来与张冲同机飞往上海。

3月下旬，西路军已经有1万多人战死，8000余人在弹尽粮绝和负伤后不幸被俘或失散。1936年10月出发时的21800余人，幸存下来的只有700余人了。

大病缠身的王树声在踏上西征之路时率领的是千军万马，回到延安的仅有8个人。王树声本人是只身一人一路乞讨才回到了延安。

王树声，1905年5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原名王宏信，1923年春考入麻城县公立高等小学，在校长、堂兄王幼安（又名宏文）的教育启发下，阅读进步书刊，加入该校马列主义研究会，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参与领导麻城暴动和黄麻起义，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兼团长、师长、红4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等职。

西路军中沦为乞丐的领导人不止王树声一人，李聚奎、朱良才、方强、杜义德、郑维山、陈明义等无不沦为乞丐，他们也是一路乞讨，死里逃生，方才回到了延安。领导人员尚且如此，而那成千上万的战士们，特别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女战士们，他（她）们所遭受的杀戮和蹂躏，又是何等的残酷，何等的不堪啊！

当西路军惨败的电文传到延安后，那一天晚上，一阵阵哨声把抗大学员们召集在操场上，林彪走上讲台，面色严肃，声音低沉，传达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消息。他还没讲完，会场上已经是哭声一片，许仕有和红4方面军的学员们个个哭得泪人一般。林彪用手敲击着桌子，要求大家安静。可会场上无论如何也安静不下来，林彪不得不草草宣布解散。

许仕有被搀扶到宿舍里，他和衣上床，以被蒙头，又是一场大哭。王建安、陈赓红着眼睛苦苦相劝，许仕有还是绝食了一天。

毛泽东感觉到，彻底清算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3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张国焘在会议上痛哭流涕，口头上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他保证“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

这一天，周恩来与张冲转赴杭州，准备与已经等候在那里的蒋介石谈判。

3月24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的意见，以信函的方式递交蒋介石。

3月25日，周恩来会晤宋美龄，提交了中共中央15条书面意见。

次日，周恩来面见蒋介石，他特别声明说：

“拥护蒋委员长及国民党：一、领导全民族的抗日，保证领土主权完整，达到民族独立和解放；二、实现国内和平统一、民主自由，达到民权主义为成功；三、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国民经济，达到民生的幸福。”

蒋介石则表示，不要说与国民党合作，只说和他本人合作。周恩来又强调说：

“一、中共非投降，红军非改编，而是为民族国家利益愿意拥护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和指挥，这种合作立场完全是诚意的、互信的，愿意坚持到底的。

二、中共这种大的改变，必须给以解释的机会与时间，并望谅解其困难”，因此有些问题必须声明和解决，如：（一）苏区改成边区（18县）；（二）红军改编3个师后，人数请容许在4万人以上；（三）请设立指挥总部；（四）中央军政人员只任联络；（五）学校办完这一期；（六）增加红军防地。

“三、以后一切都预力求就成一片，向心的而非离心的，并愿以拥护统一及抗日之精神影响各省。”

蒋介石听后，故作轻松地说：

“这是小节，容易解决的。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几个月后都要开。行政区可以保持完整，你们可以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担任正职，以应付各方面。副的以下由你们推选，自己干，我们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你们争，改编为3个师，4万余人，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们决不来破坏你们的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可以设法。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确定，我也决不再打共产党了。”

蒋介石还说，只要共产党认他为领袖，提出他认可的条件，在合作大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周恩来见他如此坦诚，便在3月30日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杭州。

3月29日晚，毛泽东在延安看了范长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非常高兴，就挥毫写下了一封龙飞凤舞的亲笔信：

长江先生：

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仅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甚盼时赐教字，匡我不逮。

致颂 撰祺！

弟 毛泽东 3月29日24时

信中提到的“谈话”，是指他3月1日同史沫特莱谈话的记录稿，“祭黄陵文”是他撰写的清明节祭黄帝陵的祭文。

原来，国民政府在3月份决定清明节派员祭扫黄帝陵，并通知共产党派陕北苏维埃政府人员参加。毛泽东感觉这是一个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极好机会，于是便挥笔写下了一篇极其精彩的四言古体祭文。其全文待后详录，以飨诸君。

3月底的一天，抗大师生列队在广场召开批判张国焘的大会，毛泽东、张国焘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前排就座。延安地区的不少群众组织也列席旁听。

上午8时，会议开始了，毛泽东先讲了话，提出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接下来是代表发言，会议秩序井然，可是当发言人说到西路军惨败之时，有两个学员突然闯上主席台，不由分说将张国焘的双臂向后一扭，按着他的头要他认罪。毛泽东立即站起来制止。会场又恢复了平静。

许仕有年少时在少林寺的师弟钱钧站起来要求发言，毛泽东允许后，钱钧清了清嗓子，说出了张国焘一段鲜为人知的桃色新闻。钱钧说：

“我们军中有一个女宣传员，才16岁，是四川人。张国焘身为党的重要干部，竟和她乱搞。她在军部当科长，擦屁股的事尽让我处理。她生病，我及时把她送到医院。她对我很感激，把事情全告诉了我，说她和张国焘搞了十几次腐化……”

“不许你污蔑我！”张国焘听不下去了，不等钱钧说完，一拍桌子，大声喊道：“同志们啊，我张国焘是搞马列主义的，怎能搞这个呢……”

他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会场上群情激愤，人们纷纷振臂高呼：

“打倒假马列主义者张国焘！”“张国焘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剥去画皮，还其真面目！”“让他讲清楚！”

口号声淹没了张国焘的辩驳，他摇摇头，显得无可奈何。

“妈拉个屁，你还赖账！”

钱钧更是火气冲天，他一边骂一边冲上主席台，脱下一只鞋子，照着张国焘的长脸，“啪”地就是一击。张国焘的眼镜被打落在地，他慌忙伏地摸眼镜，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毛泽东，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人，我抗议！我抗议！”

张国焘以手捂着脸，大声叫喊。此时毛泽东正在点烟，一支烟还没点上，一切都发生了。身手敏捷的钱钧已经回到原位，坐在地上了。毛泽东看了一眼张国焘，这才知道他已经挨了打，高声问道：

“谁打的？”

钱钧嚯地站了起来，朗声答道：

“报告主席，是我打的。”

“打人怎么行呢？君子动口不动手嘛。”毛泽东说着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门：“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脑袋。”

钱钧又一次立正：

“报告主席，下次改正。”

一度中止的批判会又继续进行了。许仕有再也难以平静下去了，他的心里好像开了锅。他是了解钱钧的，他相信钱钧绝不会扯谎。没想到张国焘的生活竟是这样的腐败，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他又想到张国焘在大别山“肃反”中排斥异己的政治错误，想到了被张国焘活埋的二哥许仕胜和许许多多被杀害的战友，这些错误是不可原谅的。可是错误归错误，也不能墙倒众人推啊！他更接受不了那些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的观点。

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他说：

“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一个同志落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同志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与上述略有不同，说的是张国焘在一次与抗大学员“面对面”的检讨会上，许多来自红4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他遮遮掩掩的认错态度极不满意。钱钧揭发到义愤处，忍不住走上主席台，脱下布鞋，朝他脸上打去。全场震惊。张国焘起身捂脸，举起一只手吼道：

“我抗议，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事后，毛泽东亲自到张国焘住处赔礼道歉。他说：

“国焘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们听说了，大会没组织好，有些对不住你。怎么能随便打人，蠢哟！”

张国焘余怒未息，说道：

“我犯了再大的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帮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么说我还是政治局委员、边区政府主席。”

毛泽东说：

“莫计较了。我有责任，没组织好。”

张国焘依然是满腹牢骚：

“我想明白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里面有文章，我能有什么办法？”

毛泽东又劝道：

“打人者不对，要批评处理。但是，国焘同志，你想过没有，打人者可是你们4方面军的。你的检讨不过关，大家都着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们稳定了，有了这么个家，是该总结的时候了。你、我、闻天、恩来、博古，每个人都挂了账，该有个态度才行。诚如你所说的，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不然，这样下去，对全党上下都不利。”

两人长谈多时，张国焘有所触动。几天后，他给中央政治局写检讨承认：“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了给张国焘改正错误的机会，决定对他暂时不做组织结论。

欲知张国焘能否改过自新，请看后边详述。

东方翁曰：就西路军的惨败，与其说2万多名红军指战员是惨遭国民党军队的杀戮，倒不如说是张国焘的罪恶之手葬送了他们。张国焘这个以肃反为名屠杀了无数革命志士的刽子手，后来在叛党投敌之后，身无立锥之居，最终流落在异国它乡，落得个冻饿而毙于加拿大的可悲下场。这可真是天道循环，报应不爽。前车之鉴，后来作恶者能不慎之乎？

第17章 1937年4月4日—

“请你立即转告许仕有，可以带枪来。再加上一条，也可以装上子弹。你们怕死，我可不怕死。”

话说在抗日军政大学召开批判张国焘大会的第二天，学员们分组讨论，继续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在1队的批判会上，许仕有听着听着就听不下去了，他要求发言：

“报告队长，我讲几句。”

队长陈赓在鄂豫皖曾经当过许仕有的师长，熟知他的秉性，见他要放炮，就含而不露地劝道：

“仕有同志，不要急嘛，想好了再讲吧！”

许仕有根本不理会陈赓的好意，走上讲台，着着实实放了一炮，他说：

“怎么能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中央就没有逃跑吗？中央红军不也是从中央苏区撤出来的吗？如果说逃跑，应该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红军有，4方面军有，所有红军都有！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4方面军撤到川陕，部队不是发展了吗？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

“休要讲了！”

有人出来制止许仕有。许仕有怒目圆睁，吼道：

“我的舌头我的嘴，谁敢说不让讲！有人说张国焘搞分裂，我不那么看。我就知道有人一夜之间走没了，怎么跑了的不是搞分裂，没跑的倒是搞分裂？这是哪家的道理！真让人想不通……”

“许仕有，你这是与中央唱反调！”

有人喊道。许仕有也针锋相对：

“不准你胡说八道！”

他终于把众人惹怒了，不少人振臂高呼：

“你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你是托洛茨基！”“你是大别山的土匪！”“打倒张国焘！”

众人的呼声盖过了他的声音，气得他心血潮涌，暴跳如雷，指着一位年轻的学员吼道：

“呸，你有什么资格骂我？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的时候，你还没有生下来呢！我反对中央，我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我是托洛茨基，我是土匪……”

许仕有突然说不下去了，双手捂着胸口，口中喷出一股鲜血。陈赓赶紧让人把他送进了医院。

有一天，抗大警卫连在清算“国焘路线”时，连指导员问战士：

“到底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

有人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有人说毛泽东的学问大。于是大家围绕着“究竟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展开了激烈争论。

凯丰知道这件事后，认为这是战士们政治觉悟不高的表现，对说“张国焘学问大”的战士进行了批评。事后，他将清算“国焘路线”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报告给毛泽东。

其实，在清算“国焘路线”中出现的“土匪”一说和围绕着“究竟是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的争论，还真的与凯丰有着直接的关系！

早在2月27日，凯丰就发表了洋洋3万言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一文，他在文章中不恰当地说：“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这就使人觉得他把人数众多的4方面军贬低成了“土匪”、“军阀”的队伍，成为后来反张国焘路线扩大化的先声，给4方面军的人带来了很大压力，同时也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

再说毛泽东听了凯丰的汇报，站了起来，责问他说：

“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这么多红4军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能说你正确么？凯丰同志，我看你是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凯丰一时转不过弯来，委屈地辩解说：

“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么我的精神？”毛泽东厉声批评道：“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你还别出心裁，跑到红军大学、4方面军中，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的讨论。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呀！张国焘过去在4方面军批我毛泽东，就没有批一个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都一起批了！”

他点燃一支烟，又严肃地对凯丰说：

“张国焘的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负责，不能怪罪下面，不能加到4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头上去。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就不应该负责的4方面军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

尽管毛泽东作了这样的指示，可在抗大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时候还是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据时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的洪学智回忆说：“在3月间，红军大学政治部召集学校的支部委员，布置在红大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我在1队学习，1队支部谁去参加这个会我不知道，也没有人向我传达。2队4方面军干部多，支部书记是谢富治，派了两个委员去开会。听他们说政治部说了3条：一条说4方面军是土匪，二条说4方面军干部是军阀，三条说4方面军干部是张国焘收买的。2队参加会议的两个人回去后，开支部委员会时如实传达，一下子就把政治部布置的内容泄露出来了。2队4方面军的人很多，大家想不通，吵吵起来，吵得很激烈、很凶。由于1队、2队住在一个院子里，虽然不在一个食堂吃饭，但可以听到2队的吵嚷声。我事后听说，2队许多人提出问题：说我们是土匪、军阀，蒋介石就是这样骂我们的。我们打蒋介石，打国民党，有什么错？蒋介石骂我们，因为他们是敌人，你们也这样骂，是什么问题？另外，说4方面军是张国焘收买的，张国焘1931年才从上海到鄂豫皖的，我们这些人早的是1927年、晚的是1930年就参军、参加革命的，那时候是谁收买的？这样说不对嘛！2队吵得很厉害，反映到了红大政治部，要政治部派人解释这个事，但政治部没人来作解释。”　　

1937年4月4日，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在抗日军政大学突然发生了。

此前，延安的公安部门曾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为了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除了警卫人员以外，其他在延安一带的军人不准私自带枪，随身枪支由原单位封存。中共中央将报告批转给中革军委，中革军委批准了这一报告。于是一场收缴枪支弹药的工作在延安地区迅速展开了。抗大当然也不例外。此时，红4方面军的一部分学员本来就憋着一股子气，对立情绪很大，这一来就更紧张了。住在医院的许仕有不但带头拒绝缴枪，而且还破口大骂，弄得收枪者下不来台。到医院看望许仕有的红4方面军的一部分营、团、师、军级干部，也都是牢骚满腹，一个个哭成了泪人。这对许仕有触动很大。他看着这些一起出生入死为穷人打天下的战友们眼下都感到没了出路，左思右想，便做出了一个出乎常人意料的决定。他对刘世模、詹道奎、王建安、朱德崇（后于1939年投敌）、吴世安、洪学智、陈再道等人说：

“你们就知道淌眼泪，哭有什么屁用！”

大家都说：

“被人家捏在手心里，往后的日子咋办呐？”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

“走？到哪？”

许仕有胸有成竹地说：

“回四川找刘子才（又名涛，安徽六安人，红4方面军转移时被留下打游击，任巴山游击队司令员，后来在1940年春被捕，6月在四川南江被国民政府杀害——笔者注）去！他们还有1万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巴不得我们去哩。在这里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还要缴枪！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此后，众人便秘密串联，愿意走的人越来越多，到第3天已经有2个营级干部、20多个团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愿意走。他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为他们都要骑马。许仕有作了详细计划，准备在4月4日夜10时，趁人们熟睡之时出发，从城北墙下的一个水道里出城，步行7天7夜，到达四川巴山与刘子才会合。许仕有还画了一张路线图，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都藏在身上备用。

转眼到了4月4日，这一天是星期日，天气晴朗，抗大教职员、学员们大多都到延安城内和宝塔山、清凉山等地去玩了。准备出走的学员们都不动声色地采购食品，整理着行装。许仕有也悄悄地从医院回到抗大，安排吴世安和两名警卫员携枪夜间在北门外接应。一切准备工作都在顺利地进行着。许仕有对这次行动充满了自信，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意外竟然在他最信任的老战友、红4军前政委王建安身上发生了。

原来，王建安在关键时刻幡然醒悟了。对于此次行动，他一开始就有些迟疑，尔后由迟疑到动摇，由动摇到否定。他感到不能这么干，但他又深知许仕有的脾气，单凭自己是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这次行动的。事不宜迟，否则将铸成大错。这天上午10点多，他将众人出走计划报告给了第2队的党支部书记、校党总支委员谢富治。谢富治一听不敢怠慢，马上报告给校党总支书记邓富连（后改名为邓飞），邓富连闻言大惊失色，看了看表，已是11点钟，便跑步去找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莫文骅，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了一遍。莫文骅感到事情重大，让邓富连留下注意继续了解情况，观察动静，他自己则马上去找刘亚楼、傅钟等校领导，可跑了几处都没找到，只得直接去找校长林彪。他打听到林彪在毛泽东住处开会，便飞奔而去。毛泽东住在凤凰山脚下的石窑洞里，离学校不远，过一条街很快就到了。林彪听了莫文骅的汇报，显得异常冷静，说道：

“此事不许声张，我去请示主席。”

他让莫文骅先回校，不动声色了解新的情况，并做好应急准备，待他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后再回校处理。

莫文骅急忙回到了学校，向保卫科及身边的人告知了此事，并布置好一切，以防万一。不久，林彪回来了，马上召集刘亚楼、傅钟、莫文骅、邓富连、谢富治及保卫科负责人等开会，宣布党中央、毛泽东的决定，立即将许仕有等一伙人逮捕。

谢富治，1909年8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城关镇丰岗谢家垱村一个贫农家庭里。小时候，他放过牛，喂过猪，种过地，也时断时续读过私塾；青年时当过手工工人，他常从亲朋好友处借一些书报来读，因而见识较广，周围常常聚集着一些同龄青年。1926年谢富治参加了农民协会，1930年参加工人纠察队，不久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排长、副连长。从1932年起，他曾任宣传队队长、连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红9军26师政治部主任、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川陕省委组织部部长，1935年参加红4方面军长征，曾任红9军政治部主任、中共懋功中心县委书记。

且说4月4日下午4时，一阵刺耳的哨声响彻抗大1、2队的驻地。臂戴红袖章的值班员站在院子中央，口中喊道：

“紧急集合，不准带枪！”

此时的许仕有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听到哨声，觉得情况反常。但他仍然自信自己的计划不会泄露。于是他随着1队的学员们走出宿舍，进了一个教室。他注意到2队的学员进了另一个教室。

就在此时，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率领中央警卫团荷枪实弹冲进校园，缴了抗大警卫连的枪。因为这个连原是红4方面军的警卫连。接着，警卫团又迅速包围了1、2队进入的教室。与此同时，由邓富连带几个人到学员宿舍收缴所有的手枪。

两个教室里的安排是，第1队由党支部书记胡耀邦主持开会，第2队由队长倪志亮主持开会，而傅钟、谢富治二人则分别到1队、2队宣布许仕有等人密谋拖枪逃跑的罪行和中央的逮捕决定。

两个警卫战士抱着一捆麻绳走进1队的教室，“呯”的一声关上了门。许仕有见状，方知大祸临头了。早已等候在教室里的抗大政治部主任傅钟走上讲台，简单说明了原委，就一个一个地宣读名单，喊一个，警卫战士捆一个，包括王建安在内。许仕有是最后一个被点到名字的，他走出前排，冷笑一声道：

“你们来啊，上来绑吧！”

两个警卫战士走上前去，一边一个，刚抓住许仕有的手，不意许仕有突然发力，将两个警卫战士打倒在地。学员们大哗。许仕有傲慢地将双手反剪背后，得意地说：

“你们来捆吧！”

说时迟，那时快，8名警卫战士一拥而上，将许仕有按倒在地，瞬间捆了个结结实实。许仕有破口大骂：

“娘日的，你们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你们是强盗！你们是土匪！只要我许仕有不死，总有报仇雪恨的一天。”

“快堵上他那狗嘴，别让他满嘴喷粪！”

傅钟一声令下，警卫战士立即用手绢塞住了许仕有的嘴巴。

晚饭后，许仕有被押进一间审讯室，接受了中央成立的“许仕有反革命集团”高级军事法庭的第一次审讯。主诉人傅钟问道：

“密谋出走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许仕有说：

“出走是他们逼的，我们成了军阀，我们成了土匪，还要枪毙，我们受不了这窝囊气，要说犯法，首先是他们犯法，应该先审讯的是他们。”

“够了，够了。你们要到哪里去？”

“到四川，我们要打一块根据地，让他们瞧瞧，究竟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

“谁指使你们这样干的？”

“我不是3岁的伢子，容易受人利用。要杀要斩，由我一人负责。”

“张国焘知道你们要走吗？”

“他想跟我们走，我还看不上哩！包括何畏、周纯全。”

“你知道还有哪些人想走？”

“谁告的密，你就去问谁吧。”

“这次行动听说是你策划的？”

“是，一切计划都是我做的，跟其他人没关系。”

许仕有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过去：

“给，这是我准备留给毛泽东的信，是我写的，拿去吧，算作证据。”

许仕有回到关押室已经是晚上10点左右，正遇上同班学员小张给他送行李来了。

“谁让你送的？”

许仕有冷眼相向。小张说：

“陈赓队长。”

“外面有什么风声？”

小张小声说：

“陈赓队长让我转告你，要你小心点，现在外面讲得好厉害，说你组织反革命集团，领导暴动，还要抢去张国焘，打死毛主席，炸平延安。”

“娘的屁，全是胡说八道。”

“不要乱骂，还是小心点好。我要走了，有没有要我帮忙的事？”

许仕有想了一下，说：

“如果你要有空的话，带个口信给我老婆雷明珍，叫她来一趟。”

自此许仕有度日如年，天天盼望着雷明珍出现，可是半个月过去了，雷明珍还是没有出现。这雷明珍是一位投奔延安来的革命女青年，经人介绍后不久，二人便结了婚，每到周末才能相聚一次，正在如胶似漆的爱恋之中。许仕有盼望老婆来，是要当面向她陈述这次出走的真相，他相信雷明珍是会理解自己的。盼来盼去雷明珍始终没有来，可他委托捎话的那个小张又出现了。小张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

“这是陈赓队长送给你的一条烟。”

许仕有问：

“上次的口信捎到了没有？”

小张叹了一口气，说：

“雷明珍已经提升为延安县妇女部长，昨天她到抗大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转给你。”

说着，就拿出一封没有信封的信递给许仕有。许仕有急不可待地展开一看，犹如五雷轰顶，只见信上写着：

许仕有：

我恨你！我决不爱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保卫革命的纯洁性，咱俩的事情一刀两断，我坚决要求离婚！请你看后签字。

雷明珍

许仕有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所爱的人竟然这么不理解他，恨恨地说：

“我许仕有今生今世算是瞎了眼！”

他抖动着手，连划3根火柴才点着了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他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的理智，他要骂娘，骂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

“你不要我，我还看不上你哩！”

说罢，他掐灭烟头，要过笔，唰唰唰，在信上写了“坚决离婚！许仕有”，交给小张。

众人的指责，战友的背叛，老婆的离婚，许仕有把这一切都记在了毛泽东的账上。他像一头困兽一样，大骂中央，大骂毛泽东。他以为这样一骂，一定会有人报告中央，自己就能快点死。然而人们似乎把他遗忘了，既没有人提审，也没有人来探望他。

此时，军事法庭已经把一些大的问题基本弄清楚了。在如何处理许仕有这些人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枪毙算了，少个后患；有人认为，事情并非那么严重，不能枪毙。

毛泽东感觉许仕有的问题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在看了许仕有写给他的信后，更坚定了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为此还批评了不少人，他说：

“许仕有固然有他个人的问题，而我们一些同志也不起好作用，把事情做绝了，把人家逼上了梁山。”

毛泽东掐灭烟头，拉开窗帘，天色还灰蒙蒙的。他走到门前拉开门，对哨兵说：

“通知司机出车！”

哨兵问：

“主席，这天还不亮，你要到哪里去？”

“到抗大！”

天将破晓之时，许仕有似睡非睡，隐隐听到门外传来了脚步声。片刻间，“哗啦”一声门被打开了，进来两个持枪的战士，其中一位高个子说：

“许仕有，你自由了。毛主席看你来了，请跟我们走一趟。”

不提毛泽东则罢，一提起毛泽东，许仕有顿时怒火中烧，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我不去!”

此时，抗大值班室的值班员，刚接待了毛泽东的前卫车，还没有来得及将毛泽东要来的消息告诉校方主要领导，毛泽东的车子也到了，驶进了校园大门，罗瑞卿紧随着毛泽东走了过来。值班员急忙迎上去，敬礼问好：

“主席，您早！”

毛泽东问：

“电话接到了吧？”

“接到了，校方领导我还没来得及通知。”

“不用惊动他们啦，过后通知他们一声。我来看看许军长，他住哪儿？”

值班员用手指着一片丛林，说：

“不远，就在那儿。我给你们带路。”

恰在此时，奉命通知许仕有的那两位战士跑了过来，向毛泽东敬礼报告说：

“主席，我们已经通知许仕有了。”

毛泽东边走边纠正道：

“不，你们应该叫他许军长。”

“是！主席”

两位战士吐了吐舌头。毛泽东一行人来到窑洞前，值班员说：

“到了，许军长就住在这里。”

说着紧走几步先进了窑洞，对许仕有说：

“许军长，毛主席来看望你了。”

许仕有两眼充满了敌意，不屑地说：

“他来就来呗，何必大惊小怪。我许仕有是被抓的人，还有什么看不看的。”

毛泽东低着头进了窑洞，立在许仕有面前，说道：

“许军长，让你吃苦啦。我代表党中央，向你和4方面军被抓的全体干部赔礼道歉！”

毛泽东说罢，脱下八角帽，向坐在炕上的许仕有连鞠3个躬。许仕有可不吃这一套，在他看来，毛泽东这样做，完全是虚假和做作。他攥紧拳头，瞬间起身冲向毛泽东，挥拳就打。幸亏卫士们眼疾手快，上去便抓住了他的拳头。许仕有一边挣扎一边骂道：

“可惜我手中没有枪！要有枪，我不毙了你才怪哩！”

罗瑞卿也不等毛泽东发话，吼道：

“还愣住干啥？还不快给我抓起来！”

卫士们一齐动手，三下五去二就把许仕有捆了个四蹄倒栽葱。许仕有还不住地吼叫：

“你们捆吧，捆得越结实越好！你们杀吧，杀头不过是碗大个疤！反正我许仕有这口气非出不可！”

吼罢又是一阵狂笑。毛泽东对许仕有在红4方面军的情况了解的还不是很多，只是从徐向前那里得知他善打恶仗硬仗。他对许仕有的初步印象是：敢作敢当，粗莽而勇敢，自信而武断，文化低了一些，是一个讲义气的草莽英雄。许仕有现在要动手打他，更加深了他对许仕有的这种看法。不过，风言风语传说许仕有与张国焘有勾结，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得而知，心想，且看一看他的下一步表现再说吧。

许仕有经过这一番闹腾，被再度关了禁闭，心里反倒平静多了。每当休息以后，他就在屋里抡起那唯一的木凳挥舞，练起了功夫。后来，他提出要见毛泽东一面，要当面和毛泽东理论理论。主管许仕有这一案的傅钟将他的要求告诉了毛泽东：

“主席，许仕有要求见你一面，要当面与你理论。”

毛泽东说：

“让他来，我现在等他。”

傅钟告诉许仕有说：

“许仕有，你准备一下，主席要见你。”

许仕有闻听此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尽管是个粗人，却也有细心处，心想：他毛泽东既然要见我，我何不再试一试他的诚意，于是就又提出了一个让人十分震惊的要求，他说：

“既然毛泽东给我面子，我领情。你再问一问毛泽东，我许仕有是军人出身，可不可以带枪去见他？”

此话一出，不要说傅钟，就连其他在场的人也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大家都想到了同一个问题：许仕有上次与主席见面，要打主席，这一次若是让他带枪去，他还不毙了主席？恰在此时，值班员走来说：

“毛主席来电话，请傅钟同志去接。”

傅钟来到值班室，拿起电话说：

“我是傅钟，主席有何指示？”

毛泽东在那一端说：

“情况怎么样？”

“这里情况有变，许仕有又变卦了，说是要带枪见你。”

“请你立即转告许仕有，可以带枪来。再加上一条，也可以装上子弹。你们怕死，我可不怕死。”

“主席，这……”

“就这么办了！”

毛泽东的语气不容辩驳，说完就放下了话筒。傅钟感到事情重大，立即给罗瑞卿挂电话，嘱咐他做好毛泽东的安全工作。罗瑞卿接了电话，顿感如临大敌，许仕有的粗鲁他已经领教过，让他带枪见毛泽东，岂非儿戏，闹出大乱子如何了得？他马上和属下商量，在毛泽东办公室内外加强警备。

再说傅钟来到许仕有的住处，如实将毛泽东的话告诉给他：

“主席说，你可以带枪去，按主席的意见，也可以装子弹。”

傅钟让警卫员将许仕有的驳壳枪和子弹还给他。毛泽东的胆量和大度，完全出乎许仕有意料之外，这一次反倒是他感到震惊了，自己本来是给毛泽东出一个难题，试探他一下，没想到毛泽东竟然是如此的光明磊落，这绝非是一般人的心胸和气度。许仕有接过驳壳枪的一霎那，任是再粗鲁的汉子手也禁不住微微抖了起来。尽管如此，他还是把子弹推上了枪膛。傅钟已经观察到了许仕有那微妙的变化，但是他还是忍不住交代了一句：

“请你对毛主席的安全负责！”

许仕有也不说话，将驳壳枪插入腰间，抬腿上了日式吉普车。傅钟将许仕有送到毛泽东的住地，许仕有下了车，从腰间拔出驳壳枪，握在手中，径自朝毛泽东住的院子里走去。许仕有以为，此时院子里一定是卫士林立，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可是一路走来，并未见有一兵一卒，静悄悄的。他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门口，见毛泽东正坐在办公桌前，燃着一支烟，徐徐吐着烟雾，那一副神态自若的样子，彻底征服了这位大别山里的汉子。

“是许仕有同志来了吗？”

许仕有听到毛泽东的呼唤，心如潮涌，进得屋来“扑通”一声，双膝跪在了毛泽东面前，双手高举着驳壳枪，说：

“主席，我把枪交给您！我没有谋杀主席的意思，有的只是对您的歉意。”

许仕有低下头，泪流满面。毛泽东赶忙上前，用双手将许仕有搀起来，拉着他的手，让他坐下来，把一杯水送到他的面前，说：

“许军长，按照我们湖南人的话说，咱们是不打不成交。你的出身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欢。常言说文武打天下。我毛泽东是文人，你许仕有是武将，没有你们这一班武将，一个巴掌拍不响噢！你说是不是？也请你理解我，理解我身边的同志。单枝易折，多枝难断。没有团结，什么事也难成啊！包括4方面军的同志，我们也应谅解。他张国焘是他张国焘的事，与4方面军的干部无关。”

毛泽东此时也非常激动，吸了一口烟，接着说：

“4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4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当由他自己和党中央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你们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辛苦了，我向你们表示敬意。”

许仕有还是不放心，问道：

“主席，我的错处您能谅解吗？”

毛泽东笑着说：

“我不是说过了嘛，你的性格很可爱。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我送你几句话，请你记住。”

许仕有问：

“哪几句话？”

毛泽东很认真地说：

“单用鼻子闻，认不出好菜；光发暴脾气，找不到好朋友。当然喽，除我例外。”

许仕有说：

“我一定记住主席的话！”

说起许仕有的名字，毛泽东分析道：

“在你的名字中，‘仕’字的官味太浓，‘有’字的财气太重，是否将‘仕’改为‘世’，将‘有’改为‘友’？这样，意思就是共产党人希望世界和平，人民世代友好。”

许仕有听从了毛泽东的建议，从此改名叫许世友。他看看天色不早，要告辞了，就对毛泽东说：

“对反对分裂主义的斗争，一些同志，包括我在内，还认识不清。回去以后，我要向4方面军的干部讲，把您的话向他们宣传，让那些不讲团结的人站不住脚。”

后来在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高级军事法庭公开审理“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认定许世友等人过去对革命有过功劳，决定将其中的多数人予以释放，对少数人以“企图拖枪逃跑未遂”罪从轻判决，分别判处许世友等人6个月至1年半的徒刑：其中许世友1年半，刘世模1年，洪学智、朱德崇、詹道奎各8个月，王建安6个月，并发给他们每人一张纸条，算是通知。

欲知毛泽东和许世友后来的关系如何？且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在中国二十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有两个不可同日而语的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蒋介石。他们两个不但一生交恶，而且在性格、学识、为人处事方面也都截然相反。蒋介石是以狡黠见长，而毛泽东则是以坦诚著称。蒋介石是以权术谋事笼络人，而毛泽东则是以人格及才智谋事征服人。正像他对许世友所说的那样：“咱们是不打不成交。”岂止是许世友，且不说国民党和民主党、民主人士及那些外国人，单就共产党内绝大多数的领袖人物，前面已经讲过的，后边还要讲到的，除了像张国焘、王明等一类人物外，哪一个不是在斗争中“打”出来的战友和朋友？毛泽东一生充满了激情，为革命理想而斗，为人民事业而斗，从来都是以教育人、改造人为己任，这大概就是根源于他所说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缘故吧！

另：本传前面已经说过，康生早些年就去了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因此，他不可能参与处理许世友事件。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他和毛泽东等人接王明、康生回国时的情形，就可以证实这一点：“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什么人物。”“直等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我已有8年没有看见王明，陈云大约12年没见，康生也有6年半了。”可是在许多史料中，都说是康生如何如何处理许世友等出走事件。将傅钟说成康生，要么是记忆有误，要么是以讹传讹，要么是故意抹黑康生，以证明他是一个一贯整人的人。这一类史料，读者不可不辨析。

第18章 1937年4月5日—

“你要大胆地进行改造，要把外面的‘洋包子’和延安的‘土包子’结合起来，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会更有生气，革命就能早日取得成功。”

话说1937年4月5日是清明节，这个节日是中国传统的祭祖的日子。这一天，在中国大地上厮杀了10年的两个阵营的领袖，分别派出自己的代表来到黄陵，一起祭奠中华民族共同的始祖——黄帝。

黄陵县位于陕西中北部，原称中部县，因黄帝陵在其境内而得名。黄帝陵在县城北面一公里处的桥山上，南距西安约150公里。

4月5日晨，旭日东升，万里晴空，陕北高原显得格外生气勃勃。桥山之上6万余棵古柏郁郁葱葱，黄帝陵墓前香烟缭绕，供品祭器摆设庄严整齐。

上午10时，中国国民党特派委员张继、顾祝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特派代表林柏渠，各自携带祭文，同步来到桥山，列队鸣炮致祭，并各自宣读己方的祭文。

国民党中央党部祭文云：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民族扫墓之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追怀先民功烈，欲使来者知所绍述，以焕发我民族之精神，特派委员张继、顾祝同，驰抵陵寝，代表致祭于我开国始祖轩辕黄帝之陵前曰：粤稽遐古，世属洪荒；天造草昧，民乏典章。维我黄帝，受命于天：开国建极，临治黎元。始作制度，规矩百工，诸侯仰化，咸与宾从。置历纪时，造字纪事；宫室衣裳，文物大备，丑虏蚩尤，梗化作乱；爱诛不庭，华夷永判。仰维功业，广庇万方；佑启后昆，恢廓发扬。追承绩猷，群情罔懈；保我族类，先灵攸赖。怀思春露，祀典告成；陈斯俎豆，来格来歆！尚飨！

国民政府祭文云：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谨以香醴庶羞代表敬祭于桥陵，其辞曰：惟帝智周万物，泽被瀛寰。拯群生于涂炭，固国本于金汤。涿鹿征诸侯之兵，辔野成一统之业。干戈以定祸乱，制作以开太平。盛德鸿规，于今攸赖。今值清明之良辰，援修祀之旧典。园寝葱郁，如瞻弓剑之威仪；庭燎通明，恍接云门之雅奏。所冀在天灵爽、鉴此精诚；默启邦人，同心一德，化灾疹为祥和，跻一世于仁寿。庶凭鸿贶，以集丕功。备礼洁诚，伏维歆格！

林伯渠诵读的祭文则是前边已经说过的是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祭黄帝陵文》，其文也词新意锐，与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祭文中的陈词老调大不相同。祭文曰：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载，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4月间的一天，在落日时分，史沫特莱请毛泽东去聊天，毛泽东欣然前往。他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看到吴莉莉穿上了色彩鲜艳的羊毛衫和裙子，就笑着说：

“吴小姐穿这身衣服越发漂亮了！”

毛泽东夸奖的这位吴莉莉，1911年出生于河南，原名吴宣晨，也叫吴光伟，吴莉莉是她的艺名。其父是清末民初的盐务官员，家境优良。她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去了美国留学，认识了海伦、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她的前夫是北大一位很有些名气的青年教授。离婚后，她作为生活秘书和翻译，与史沫特莱一起到了延安。毛泽东经常接受史沫特莱长时间的采访，吴莉莉就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翻译。他们3个人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或一整天，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毛泽东有时还要和她们一起吃饭。他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又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浪漫主义诗人。而吴莉莉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一个文学爱好者，更能理解毛泽东的革命情怀。在延安，吴莉莉还表现出了她的话剧天分，在“鲁艺”自编、自导、自排、自演了高尔基的名著《母亲》，引起了轰动，也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

再说吴莉莉见毛泽东夸她，装着不高兴的样子说：

“这身衣服可招来了许多人的指责和议论，说我是资产阶级小姐的作风。”

毛泽东依然微笑着，说：

“啊，这身衣服还引起这么大的议论，还真不简单哩！”

史沫特莱说：

“你还笑哩，我看你领导下的那些机关干部，都是些清教徒。红军是些斯巴达式的军队，应该好好改造。教你们一些新的生活方式，改变现在清教徒式的生活。特别是你，应该学好外语，了解外国生活，学会跳交谊舞。”

毛泽东说：

“学外语，我很愿意学。但学跳舞，我不喜欢。”

史沫特莱说：

“你真是个清教徒主义者，连交谊舞都不喜欢，那你将来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后，你出国访问怎么办？”

毛泽东随口说：

“到那时，我也不出国访问，我这个人一生不准备出国去。你说我们是清教徒主义，红军是斯巴达式的军队，鄙人不同意你的看法。吴小姐穿这身衣服，对延安倒是个改造。”

他又对吴莉莉说：

“你要大胆地进行改造，要把外面的‘洋包子’和延安的‘土包子’结合起来，我们的革命队伍就会更有生气，革命就能早日取得成功。”

史沫特莱和毛泽东聊着，吴莉莉烧菜做饭，3人共进晚餐。吃过饭，史沫特莱打开留声机，放出了《西波涅》舞曲，说：

“主席，跳舞吧，放松放松，这是最好的休息。”

毛泽东说：

“我不会跳，也不喜欢学跳舞。”

史沫特莱只好先同吴莉莉跳了一曲，然后她走到毛泽东面前，深深鞠了一躬，伸出双手说：

“主席，我教你跳。”

毛泽东感到盛情难却，只好站起身来。史沫特莱就手把手地教毛泽东如何迈步，如何跟紧音乐节奏。毛泽东跟着史沫特莱跳来跳去，别扭得出了一身汗，只好歇歇再跳。渐渐的，他对这种狂热的活动产生了兴趣，才感觉到跳舞确实是一种放松精神、换换脑子、运动休息的好方法。史沫特莱见毛泽东对跳舞的看法有了改变，就不失时机地建议在延安推广这一种西方娱乐——交际舞。不久，她就在延安城郊一所废弃的基督教堂里办起了交际舞训练班。老师就是她和翻译吴莉莉。周末到了，史沫特莱在延安举办了第一次舞会，引起了轰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出现在门口时，乐队奏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笑着说：

“史沫特莱小姐，你真不简单哩！把咱们的彭大将军也请来跳舞了。”

彭德怀连忙摆手，认真地说：

“主席，我不是来学跳舞的。我是来看热闹的。”

在轻快的舞曲中，人们翩翩起舞，史沫特莱和朱德，海伦和周恩来，原本都是跳得比较好的。而毛泽东还不老练，就跟着吴莉莉学，贺龙也有舞伴带着。唯有彭德怀说啥也不肯下场。跳舞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场接着一场跳着，一直跳了3个小时才结束。史沫特莱不无骄傲地说：

“我也许会因此得一个‘败坏军风’的恶名，但是交谊舞在延安兴起来了，这是我的一个胜利。”

史沫特莱通过和毛泽东的深入交往，改变了她原来对毛泽东的印象。她后来曾经写道：

“我最初在他身上强烈感觉到的那种阴森气质，后来证明，是一种精神上的卓尔不群。朱德为人所爱，毛泽东为人所敬。少数的他很熟的人，喜爱他。但是，他的精神内向，使他落落寡合。在他身上，毫无朱德的那种谦卑。尽管他具有女人气质，但是，他像骡子一样倔强，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毅贯穿他的性格。我的印象是，他会观望和等待若干年，但是，最终将为所欲为。他的幽默常因含有讥诮而显得冷峻，仿佛来源于精神孤高的深邃洞穴。我的印象是，他的灵魂里有一扇从不向任何人敞开的门。”

“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都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语言思考问题，有些人以能够引述他们著作中的章句，或能就这些章句发表三四个小时的长篇大论而自豪。毛泽东也能。但他难得有这样的打算。他在抗大讲课，或是在大会上演说，像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的现实生活和以往的历史为根据。千百名拥入延安的学生，已经习惯于仅仅从苏联或是德国以及其它国家少数作家的著作汲取精神营养。然而，毛泽东对他们谈论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本国的历史和文学，他引述《红楼梦》和《水浒传》这一类小说的典故。他熟悉古代诗人，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合格的诗人。”“每一个其它的共产党领袖，都可以和另一民族或另一时代的某个人物相比，但是，毛泽东无与伦比。有人说，这因为他是个纯粹的中国人，从未出国游历或留学。无论是彭德怀、贺龙、林彪，或是其他红军将领，也都不曾出过国，然而他们都可以在别的国家找到他们的对应人物。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但是，他的理论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战场经验。”

毛泽东同史沫特莱的交往，与他和斯诺的交往相比较，更富于私人朋友之间交往的性质和轻松活跃的气氛。史沫特莱可以拍毛泽东的肩膀。她这样记述了她与毛泽东的交往：

“我写条子去邀请毛泽东来聊天，他会很快就过来，还会带来一袋花生。然后是中国人要求我唱歌，在他们尽力而为之后，中国人或是唱，或是讲故事，或是全体参加一次讨论。”“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女秘书所住的窑洞来，我们3人就会在一起吃一顿简单的饭，谈上几个小时的话。因为，他从未迈出中国国境，他提出了上千个问题。我们谈印度、谈文学。有一次，他问我是否爱过什么男人，为什么爱，以及我对爱作何理解。有时，他引述中国古代诗人的诗句，或是背诵他自己的诗词。有一首是怀念他第一任妻子的，她已经由于是他的妻子而被国民党杀害。”

毛泽东还要向史沫特莱和她的秘书吴莉莉学习英语和普通话。史沫特莱认为，把《红河谷》之类的民歌记住，是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好方法。根据史沫特莱的提议和要求，毛泽东很努力地想要掌握这些不熟悉的调子和歌词：

“人们说你将从这个河谷离去……”他用低沉的声音哼着：“我们将怀念你那明亮的眼睛和甜蜜的微笑……”

可他缺乏的就是歌咏的天赋。那位将要当他英语教师的史沫特莱有点失望，面有不悦之色。她请求毛泽东不要再唱下去。

毛泽东还积极地支持史沫特莱为改善延安卫生条件所做的种种努力。他与史沫特莱联名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他能派医疗技术人员到中国。结果促成了诺尔曼·白求恩的中国之行。

史沫特莱一到延安，就对各种各样的灾祸挑战。她作为一个倡导者，在延安发动了一场灭鼠战斗。她给上海的朋友，给在西安的朋友王安娜，北平的朋友斯诺写信，物品清单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捕鼠器。起初，延安的人们对史沫特莱这种像传教士一样的热情并不理解，只觉得好笑。后来，毛泽东也要了一只捕鼠器灭鼠，共产党其它有名望的党员也就开始学毛泽东的样子，参加灭鼠战斗。

精力充沛的史沫特莱在延安做了许多工作。她除了继续写文章和报道，还为鲁迅图书馆筹建外文部；向上海的外国编辑和记者发出秘密邀请函，敦促他们访问延安；她还种花种菜。

在史沫特莱的鼓励下，《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多·基恩和合众国际社的厄尔·利夫很快就穿越国民党的封锁，来到了延安。厄尔·利夫和毛泽东会谈以后，他这样写道：

“毛泽东决非共产主义的盲目信徒。他能够同任何人长谈到深夜，所涉及的问题，小到唇膏，大至列宁主义，显示出对世界和时事的广博知识。”

毛泽东等人的献身精神，令人愉快的不拘礼节，以及苏区良好的社会风尚，给这些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还有不少人来到延安。史沫特莱这样写道：

“访问红军归来的新闻工作者们，没有一个不认为他们所接触的是现代人，是和他们自己非常相似的人。他们都非常喜欢毛泽东，会说出一些关于毛泽东的离奇古怪的故事。”

他们称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中国的斯大林，是继斯大林之后“国际政治中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领袖，是最无私的人。”甚至形容他像高居于奥林匹克之巅的阿波罗神。在这些美国人看来，毛泽东又是一个谦虚的直率的容易相处的“好伙伴”。他会随时走到你的住处同你聊天、玩牌；喜欢“毫不惹眼的坐在观众的中间观看演出”，或在舞场上“和其他客人一样，平等地站在队伍里”，等待姑娘们的邀请。他生活简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

毛泽东“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他说：“辣椒是穷人的大荤”，并宣扬“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

有一次，毛泽东用辣椒招待客人，他边吃边谈，纵论辣椒的特性，进而发挥到了吃辣椒人的性格。他说：

“大凡革命者都爱吃辣椒，因为辣椒领导过一次蔬菜造反，所以，吃辣的人也爱造反。我的故乡湖南吃辣椒的人也多，所以‘出产’的革命者也就多。”

说罢，他朗声大笑，情不自禁唱起了那首他很喜欢的《辣椒歌》：

“远方的客人，你请坐，听我唱支《辣椒歌》；远方的客人，你莫见笑，湖南人待客爱用辣椒。虽说是乡里的土产货，天天不可少。要问辣椒有哪些好，随便都能说出这几十条：去湿气，安心跳、健脾胃，醒头脑，油煎爆炒用火烘，样样味道好。没得辣子不算菜呀，一辣胜佳肴。”

毛泽东还嗜好烟草，长征路上曾“遍尝各种叶子，要寻出烟叶的替代品来”。到延安后，则自辟一块烟田，以保障他那“无节制”的烟瘾。“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

这就是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这就是实际生活中的毛泽东。他那无拘无束的个性，在征服了无数人的同时，也引出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麻烦。史沫特莱和吴莉莉在延安期间和毛泽东接触频繁，谈笑风生，由此曾引起了贺子珍的不愉快。贺子珍尤其是对吴莉莉特别反感。

吴莉莉本是一位演员，而且很有天分，来到延安后还不时地客串戏剧表演。平日里，她也是一位非常招眼的女子，风姿绰约，涂着口红，烫发披肩。毛泽东是一个以文会友的人，对于谈话投机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热情接待。他同史沫特莱和吴莉莉的谈话很愉快，很有益，接触自然就多了一些。这本是极正常的事情，但在一些“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浓厚的人看来，就是极不正常的事情了。还有一些人把无中生有的话传到贺子珍耳朵里，甚至有人向她提出了忠告。贺子珍本来就对这两个新派人物看不惯，听了这些风言风语，顿时心乱如麻，无法平静下来。毛泽东和史沫特莱、吴莉莉接触越多，她越反感。由此，她与毛泽东的情感交流就越来越少了，争吵反而越来越多了。她本来一直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如今她赌气不再当家属了，要求独立工作。同时，她觉得生下娇娇这个女儿不是时候，一气之下，便把4个月的娇娇送到了老乡家里，自己要去学习。很多人劝她说：

“孩子太小，你身体太弱，等一等吧。”

贺子珍固执地摇摇头，坚决地说：

“孩子拖累我，我要工作。”

组织上满足了她的愿望，于是，她便高高兴兴地到抗大学习去了。

就在这时候，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来说，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女人也出现了，她就是斯诺的夫人尼姆·韦尔斯。

尼姆原名叫海伦·福斯特，尼姆·韦尔斯是斯诺为她起的笔名。1907年，尼姆出生于美国犹他州一个颇有名望的家庭。她从记事的时候起，就一直渴望成为一名大作家。1931年，尼姆在犹他州大学毕业，并通过了文职人员考试。这年8月，她来到了中国。1932年底，尼姆和斯诺结婚，婚后住在北平。她是《密勒氏评论报》驻北平的记者，同时在燕京大学学习哲学。尼姆同情中国革命，是斯诺西北之行的最积极的支持者。当斯诺在他来苏区之前有所犹豫的时候，是尼姆鼓励了他，她说：“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你必须去。如果我能去，我会同你一起去的。”

在1937年初，尼姆从黄敬那里得知延安将在5月初召开一次有各地共产党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她认为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极好的采访机会。

这里所说黄敬，将是本传后边要说到的青岛学生领袖、江青的入党介绍人俞启威。1933年7月，俞启威在青岛被国民党逮捕，后由家人保释出狱，到北大数学系学习，改名为黄敬，成为北平学生领袖，尔后成为北方局的领导干部。正是在黄敬等人的安排下，尼姆由北平出发了，她于4月23日到达了西安。这时的西安已经由胡宗南控制，外国记者由西安进入苏区将受到严格禁止。尼姆设法与驻西安的红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此时党中央正与国民党就合作问题谈判，不愿在一些小事上同国民党当局发生争执，因此办事处对尼姆的请求不敢贸然答应，便向延安发去电报请示。毛泽东得知这位要求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是斯诺的夫人，马上表示同意尼姆的请求。办事处就将接头人的姓名和住址告知了尼姆，要她设法前往三原联系。4月30日，尼姆到达三原，机智地摆脱了监视她的密探，在一个叫肯普顿·菲奇的美国青年帮助下，踏上了苏区的土地。

她一到延安，就急着要见毛泽东。可能连毛泽东也没有料到，这位意志坚强的美国女性在向世界介绍宣传他和中国革命方面，其贡献是可以与斯诺相提并论的。

毛泽东在尼姆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就会见了她。陪同尼姆的王福时将他和斯诺夫妇合作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赠送给毛泽东。

尼姆是这样描绘她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当毛泽东在那个古老的砖砌的院子里和我握手，欢迎我到延安来的时候，他是随便的，冷漠的和疑惑的。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是一个中国人，而朱德不是。朱德走了额外的里程，自己并不注意，而毛泽东则是呆在自己的省份里，有自己的主张，有一种神秘的统治权。毛泽东拉过他的椅子，离开方桌，脱下带红五星的帽子，一簇浓密的黑发垂到耳朵周围，他把他极美丽的有权力的贵族式的双手交叉起来，带着疑问地看着我，还带着好脾气的幽默。这两只手显示了真正的权力。它完全不像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手，也不像工人阶级的手。毛在中国人里是不寻常的高大，身材很好。他的手正适合他的体型。”

尼姆告诉毛泽东说：斯诺返回北平后，她就全力投入了整理斯诺采访资料的工作。她认为“埃德从红区带回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毛泽东亲自给他讲述的他的生平。埃德还采访了周恩来、彭德怀和其它几个人的简要生平。”

他还对毛泽东说：“我丈夫一回到北平，我就立即把你的自传打印出来。这是一个巨大的经典著作，它将影响每一个阅读的人。”

尼姆后来曾说：“在编写埃德的材料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是多么忙碌，又是多么幸福啊！当我从哈同那里把他照的相片取回来时，我们又有多么激动啊！不到半个小时，我就认识了相片中的每一张脸，并能叫出名字。我坐下来，依据埃德七零八碎的笔记，给每张相片都写下了颇长的传记式的说明。我把埃德带回来的绝大多数材料整理成文，然后，他把它们改写成了一本书。为了感谢我为他打字，埃德把毛泽东自传的手稿作为礼物送给我。”

“埃德叫我删节毛的生平事迹，然后，把摘要揉合到他的书中去。他说他反正打算要把这个生平的一部分，用他自己的语言改写。我吓坏了。这是经典，是无价之宝啊！我抗议道。这个生平将成为埃德要写的那本书的核心和精髓。它叙述毛的全部经历，形式完美。我主张埃德不应该动它，而应一字不漏地引用毛的讲话。这就如乔治·华盛顿在福奇谷讲述革命经历一样。不管怎样，我还是坐下来，一字不差地把别人讲给埃德听而他用手记下的笔记，包括名单和其它一切，全部誊写一遍。虽然这也许会使某些读者感到枯燥，但这却是一部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历史。”“我和埃德就是否要把整个平生事迹都包括到书里去的问题，有许多争论。我是那样强烈的认为，应保持平生故事的完整性，以至于我怕在我第二年4月份独自去红区，恐怕在我离开时，埃德会把它的大部分删掉。后来，当我从红区回来重新跟他见面时，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件事。事实上，埃德尽管有些担心，但仍然发表了几乎是平生的全部。不过，我想他删掉了不少的名字。我也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使这本书失去销路。但另一方面，我知道这也会使这本书在以后的岁月中保持其永恒的价值。埃德的想法是要让人知道，要人去读。而我则想要人受教育。我想，让读者了解毛和他的问题是有益的。”

正是在整理斯诺的材料的过程中，尼姆萌生了来苏区的念头，她对毛泽东说：

“当我读着这些事迹时，我意识到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做一次和埃德一样的旅行，把其它一些传记材料搜集来。”“于是，我决定将不惜任何代价，来访问你的地区。我丈夫让我从你这里获得最后一章。”

毛泽东在这次会见中和尼姆等人进行了亲切交谈。这次谈话记录后经王福时整理，发表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

再说贺子珍此时在抗大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要学习马列、政治、军事，每天早晨还要出操。她同其他学员们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政治活动。毛泽东虽然搬到了凤凰山下的一个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二里路，可是住在学员集体宿舍的贺子珍除了星期日外，还是很少回家。

以前，他们夫妻俩也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谁家烟囱不冒烟，谁家夫妻不拌嘴。再好的夫妻也免不了来一场舌战，来一次干戈，这都很正常。那时候的毛泽东生起气来会对贺子珍来一点“政治威胁”，说要开除贺子珍的党籍，或者是给贺子珍一次口头处分。可事后他一冷静下来，又往往主动停战求和，化干戈为玉帛，笑着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块儿响叮当。”贺子珍见他如此说也就破涕为笑了。可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贺子珍对毛泽东的猜忌越来越重了。

一天晚上，毛泽东去拜访史沫特莱，恰好吴莉莉、尼姆正和史沫特莱在一起用餐。吴莉莉和延安其他年轻的政治狂热分子一样，十分崇拜毛泽东。她在酒酣耳热之际，大胆地要毛泽东拉着她的手。这一绯闻传到贺子珍耳朵里，贺子珍就非常愤怒地指责毛泽东是移情别恋。毛泽东无论如何解释，都无济于事。她心里掀起了狂涛巨浪，认为毛泽东变了，和在井冈山与瑞金的时候不一样了，因此，她的火气就越来越大了。

有一次，贺子珍回家路过一个窑洞门口，看见毛泽东的警卫员在门口站岗，料到毛泽东一定在里面，就推开门往里闯。毛泽东果然在里面，和他在一起的是史沫特莱和吴莉莉。三人谈兴正浓，个个神采飞扬。贺子珍见到这般情形，脑海里立时浮现出以前听到的那些传言，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屋子里本来热闹的气氛一扫而光，安静得没有一点声响。性格活泼的吴莉莉想打破这一尴尬的局面，就笑着拉贺子珍坐下，没想到贺子珍嘴里说着“你少来这一套”，手上又甩带推，力气也大了点，一下子把吴莉莉推得立足不稳，几乎摔倒。吴莉莉立即嚷了起来，连哭带闹。史沫特莱看不下去了，就为吴莉莉抱打不平，对着贺子珍气势汹汹地指手画脚。站在门外的警卫员听到屋里一片嚷嚷声，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连忙推门进来。贺子珍也是气昏了头，对着史沫特莱就是一个耳光。没有劝架经验的小伙子一看这架势，本是想保护贺子珍的，却拉着了贺子珍的手。人高马大的史沫特莱一拳打在贺子珍的右眼上，贺子珍的眼睛顿时充血，黑了一圈。史沫特莱正要再次出手，毛泽东看不下去了，立时发了话，对贺子珍说：

“子珍，你干什么？你疯了！”

他又对史沫特莱说：

“你不能再打！有什么话，你对我说！”

说罢，拉着贺子珍就走了。此后，贺子珍的右眼肿得像个大核桃似的，无法出门，别人问她眼睛怎么啦，她只是说自己不小心撞的了。

不久，吴莉莉也因这次风波影响太大，无法再待下去了，便离开了延安。

欲知毛泽东与贺子珍后来的关系如何？请看后边的内容。

东方翁曰：贺子珍对毛泽东的误会，只要冷静下来，应该是可以消除的。以前斯诺在苏区采访时，她作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表现得还是不错的。如今围着毛泽东转的是几个花枝招展的外来女人，她就沉不住气了。在那样特殊的环境下，通过外国友人向国统区、向全世界介绍苏区及领导人的真实情况，以打破国民党的谣言，正是毛泽东求之不得的。因此毛泽东才会竭尽所能处理好与友人的关系，花费大量的精力向他（她）们提供令外界震惊的宣传材料。严格地说，这都是党内的外交事务，毛泽东和外国友人及其助手谈话、活动的地方，都属于外务场所。身为党内领袖的夫人，以前在山村打游击的时候耍耍“小女人”的性子，打打闹闹，还属于夫妻之间的“家事”，如今在外务场所竟然对外宾大打出手，这就严重了。事后她还不思悔过，又一直闹下去，最终闹出了一个10年夫妻劳燕分飞、悔之终生的结果，岂不可惜！

第19章 1937年4月25日—

“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话说1937年4月25日上午9时，周恩来为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红军改编问题，和副参谋长张云逸、军委参谋处负责人孔石泉、副官陈友才、机要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及4名警卫员，还有负责护送的西北保卫处特务队的副排长陈国桥率领的一个班战士，共计25人，乘卡车从延安南门兵站出发去西安。

卡车穿过红军防区三十里铺兵站，沿着盘山公路驶进距延安60多里的劳山北麓的湫沿山。这里山险林密，人烟稀少，豺狼出没，土匪横行。卡车转过峡谷，刚刚进入两山间的一段平地，突然从正前方传来“叭”的一声响。陈友才警惕地问：

“什么声？”

坐在车后边的警卫员刘久洲答道：

“像是放羊人的鞭子声。”

另一个战士说：

“不对，这里是高山密林，怎么会有人放羊呢？”

说话间，劫匪们的子弹如雨点般射来，射向驾驶室，射向汽车轮胎。车上部分战士牺牲，司机的腿部受重伤，鲜血直流。子弹又打穿了汽车的轮胎，卡车躺在了公路中间。周恩来当即命令：

“快下车，散开还击！”

他推开车门，跳出驾驶室，伏在前车轮胎后，观察敌情，指挥战斗。张云逸命令陈友才和警卫员跳下车保护周恩来转移，命令陈国桥率战士们掩护。保卫处特务队成员都是从红军部队中精选而来的，个个英勇善战，可惜手中都是短枪，火力不如敌人。陈友才已经被子弹打伤了腿，他命令警卫员刘久洲、陈贤仁、向三光、曹鸿都护卫周恩来撤下公路，向右侧树林转移。他自己为了吸引敌人火力，壮烈牺牲。陈国桥继续指挥顽强反击，又命令曹鸿都这4个警卫员先撤，曹鸿都非要一起打，陈国桥揪住他的领子大喊：

“我又不是要你逃命，是要你去保护周副主席！”

曹鸿都只好带人先撤，等追上周恩来时他的3个伙伴也都牺牲了。前方有一道两人高的土崖拦住去路，曹鸿都攀爬上去，用绑腿拉上周恩来等人，向树林转移。

枪声惊动了驻守在附近山头的通讯班，他们急忙与步兵一连联络，但电话线早被割断。他们立即通过另一条线路直接向红军总参谋部一局值班参谋报告。毛泽东闻讯，没来得及戴帽子，鞋子趿拉着，亲自打电话询问情况，并下令总参谋长刘伯承集中机关与中央首长的坐骑，交由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集合警卫员前往救援。他还叮嘱黄霖：

“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

黄霖带上十几个战士飞马而去。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西北保卫处处长周兴率领集结起来的部队火速奔赴劳山，其中有蔡顺礼集中起来的骑兵，有延安市公安局文书于桑带领的保卫处特务队骑兵排，还有延属军分区独立团和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集合的民兵等。

下午4时，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吴涛、曹鸿都5人徒步回到了三十里铺。

黄霖率领的警卫员们首先赶到三十里铺。随后，蔡顺礼、于桑带领的几十个骑兵陆续赶到。张云逸令黄霖护送周恩来等回延安，自己则立即率领一部分人马赶往沿湫山的伏击现场营救。

此时，劫匪已经散去，弹痕累累的卡车停在谷底，行李、文件散落在周围，牺牲的红军战士还保持着作战姿势。还有刘久洲、温太林等4个重伤员一息尚存，立即被众人救起。张云逸检查发现牺牲的机要员口袋里的密码尚在，周恩来的毛毯被砍了几刀。于桑带领战士们收殓了烈士们的遗体。

4月26日一早，周恩来乘坐顾祝同派来迎接的双座小飞机，单人飞往西安。

4月27日，红军总参谋部在延安为壮烈牺牲的陈友才、陈国桥等烈士们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萧劲光主持，张云逸致悼词。追悼会后，烈士们的遗体被安葬在宝塔山下。

接下来，周兴亲自布置了剿匪行动。

周兴，1905年出生于江西西部山区的永丰县，父亲是做爆竹营生的。周兴年轻时做过染坊学徒，1925 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 年转入共产党，1927 年随朱德的公安局教导团参加了南昌起义。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之后，周兴先后担任江西省肃反委员会秘书、侦察部长、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长征中，周兴任红1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红军干部团特派员。后来，斯诺在采访毛泽东的时候问：“国民党方面认为，周兴是中共的特务头子？”毛泽东笑答：“我以为，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

再说周兴命保卫处侦察部长谢滋群抽调一批侦察员，秘密潜入土匪活动地域，张丕谋、李树标两人化装成货郎到金盆湾一带侦察。张丕谋在老沟了解到土匪头子李青伍近来很少回家，行为反常，只有土匪“坐地大爷”李凤山来李青伍家中联络。张丕谋就秘密逮捕李凤山，审讯查出：劳山事件正是李青伍股匪所为。边区党委指挥剿匪部队从南面迂回，数县合剿，很快将土匪四面包围。土匪头子李青伍落网，这才查明了劳山事件真相。

原来，李青伍与姬延寿勾结，早已四处抢劫，劳山事件之前还在三十里铺附近抢劫了东北军的车队。李青伍在延安南门安插了一个坐探冯长斗，专门通报延安商旅信息。周恩来出行之前，卡车停在南门外待命两天。李青伍以为车上有财物，便带人等候在沿湫山，劫掠财物。

4月底，红4方面军西路军的左支队余部到了甘肃、新疆交界处新疆一侧的哈密县星星峡。中共中央联络在苏联的陈云、滕代远，带领满载衣服、药品、食物的40辆汽车，赶往星星峡迎接这支尚存400余名红军指战员的队伍。

而此时的徐向前已经到达了援西军驻地。而陈昌浩则从河西民乐县花家寨回了他的湖北老家。后来他又在8月间回到了延安，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教书。曾编纂了一部《近代世界革命史》。

1937年5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致电徐向前说：

“向前同志：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于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

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时称苏区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有260人，列席代表74人。会议的主题是进一步动员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对日抗战。

张闻天首先致开幕词。接着，与会代表选举通过了由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刘少奇、林伯渠、凯丰、林彪、杨尚昆、聂荣臻、萧克、郭洪涛、傅钟、彭真、马明方、蔡畅、贾拓夫、刘长胜1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并通过了大会议程：1．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2．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

5月3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共分3个部分：1、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2、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3、我们的领导责任；一共讲了20个问题。

毛泽东在报告的第一部分，深刻分析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他明确地说：

“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必须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

他在第二部分着重讲了如何争取民主和自由的问题。他说：

“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

毛泽东还说，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斗争策略上可以作些让步，以便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当然“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

“1、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他在第三部分中讲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他说：

“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依现实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

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部分强调说，为了保证党对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必须同“左”、右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又要反对陈独秀的尾巴主义。

在党代会期间，朱德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带领着红军高级指挥员们去看望尼姆，为支持尼姆准备写作的《中国共产党人》，交给尼姆34份领导人的简单自传。此后，尼姆又对一些人进行了重点采访。

尼姆看得出来，这些活动都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她后来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从礼节到对外政策，毛是每件事的主宰。”

史沫特莱在会议期间则担任了红军指挥员们的舞蹈教师。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这样记述：

“在延安一次高级军事将领会议期间，我曾试图教他们中间一些人跳舞。他们的反映富有启示意味。朱德是个希望能学会世界上一切事情的人，从不让自尊心妨碍他做这种努力，他配合我作出了最初的示范。跟上来的是周恩来，但是他像是个研究数学问题的学者。彭德怀宁愿作壁上观，而不愿挪动一下腿，他是和革命结了婚的。贺龙简直是节奏的化身，不在那活动的砖块铺砌的场地上，从一头跳到另一头，就无法控制住他自己。我在延安妇女界，博得了一种很坏的名声，她们认为我在败坏红军的风气。这种名声变得坏到使我有一次拒绝再给朱德上一次舞蹈课，他却反驳我道：‘我反封建反了整整一生，现在也不打算罢休！’于是，我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又教了他一课。”

5月7日上午，刘少奇在党代会上作了发言。

据刘子久回忆说，会上还印发了刘少奇的两篇文章：《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和《关于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这两篇文章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不能不引起与会代表们的广泛注意。

原来，刘少奇曾在1937年2月20日、2月25日、2月26日、3月4日接连从天津给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写了4封长信。他在信中强烈地提出：“我要求你们切实注意‘左’倾的问题。12月决议仅是我们自己的原则的转变，而在今天则是这种原则的转变已经进入实际的转变。在这个转变关头，如果发生错误，甚至是一点小小的疏忽，都要引起深远的结果。我和全国的事实都要求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指示。”

刘少奇已经认定，他所提出的反对“左”倾的问题已经不是日常工作性质的问题，而是在历史“转变关头”将会“引起深远的结果”的大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左”倾错误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他写道：“我觉得我们从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以来，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正因为有这种错误，所以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虽然有极艰苦与英勇的工作，也就不能巩固、聚积与加强我们的力量，反而削弱了我们的力量。”“10年来是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到现在是已成了一种传统。”

他这样说仍嫌不够，接着又写道：“必须还得着重地指出，我们在四中全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改正、而且继续着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左’倾传统。”

这已经越出了对当前白区中“左”倾思想批判的范围，而扩及到对党的10年历史，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如何估价的问题了。他还写道：“直到现在许多地方还没有转变过去的错误传统，甚至还有一些地方还不觉得转变过去传统的必要。他们认为现在的转变，只是形势变更后政策的转变。他们满足于叫几句统一战线的口号。他们还不知道不转变过去的传统，就不能执行现在策略的。”“这些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还是我们的行动有了原则，还应否实事求是，应否估计形势，以及如何估计形势的问题。”

刘子久所说的会上印发的《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和《关于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就是上述刘少奇那4封长信中的重要两封。这些信中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指责，对博古、张闻天等人来说，自然是一种严重刺激。

5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结论报告，题目是：《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他说：

“同志们：对于我的报告——《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经这几天的讨论，除了个别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之外，大家都已表示同意。他们这些不同的意见，颇带重要性，因此我的结论，首先就来讨论这些意见，然后再说到一些其它的问题。”

接着，毛泽东在“讨论这些意见”时，谈到了和平问题、民主问题、革命前途问题。尔后，他又谈到了干部问题、党内民主问题、大会的团结和全党的团结。关于干部问题，他说：

“在一个4亿5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毛泽东最后讲的是：“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他说：

“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迅速地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需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完成。”

此后，会议讨论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

5月7日这一天，西路军左支队指战员们被拉到了新疆迪化（1954年改称乌鲁木齐），仅存的师级以上干部有：西路军总部参谋长李特，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一局局长郭天民，三局局长宋侃夫，五局局长欧阳毅，卫生部长苏静观，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红5军政委黄超，红9军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其中的李特和黄超在1938年初被王明污为托派分子，枪杀于迪化。

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王明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到极大的刺激。李特、黄超是从1931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他们到鄂豫皖之前，我们并不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为4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百人逃亡新疆。”张国焘甚至说，李特之死对他是一种“重大的刺激”，成为他“最后决定脱离中共”的重要原因。

5月10日，博古在党代会上作了《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

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会议认为，在目前新的政治形势下，我们的工作方式及组织形式，毫无疑义的是要随着环境变更而变更，而这一变更的关键，就是这次党的代表会议所确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

5月14日下午，林伯渠致闭幕词，宣布全国代表会议结束。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确定了新形势下的方针和任务，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党代会结束后，由于会议期间印发了刘少奇的《关于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使得与会者及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30多位代表对白区工作的认识出现了严重分歧，中共中央决定接着召开白区工作会议。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工部长刘少奇出席政治局会议，对他准备提交给白区工作会议的报告《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作了说明。这个报告共分3个部分，其中的第1部分批评了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

张闻天对刘少奇提交的这份报告很不满意，当场宣布说，在白区工作会议上第1部分暂不报告。

5月16日傍晚，罗荣桓和林月琴的新婚典礼在延安举行。35岁的新郎罗荣桓与新娘同属虎，比林月琴大12岁。

夫妻二人是去年相识的，那时林月琴22岁，端庄秀丽，人虽年轻却已经有了七八年的革命经历。说来也奇怪，原先并不打算考虑个人婚姻问题的罗荣桓，自从与林月琴相见几次之后，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爱情是个非常甜蜜的东西，罗荣桓在恋爱的日子里常常夜不能寐。正值青春芳龄的林月琴，也为能找到罗荣桓这样又是大学生人又淳朴厚实的如意郎君眼睛里常常闪着异彩。

婚期定好后，林月琴把罗荣桓的旧狗皮褥子翻晒好，又将毯子用碱水洗干净，搭设了一张双人木床，加上从老乡家借来的一套老式桌椅，新房就算布置好了。远在西安的井冈山时期的一个老战友，得到消息后，托人给罗荣桓捎来一袋子面粉。罗荣桓请几个炊事班战士全部擀成面条，招待客人。

结婚这天下午5点多钟，十几个客人及政治部的干事、警卫员、马夫都来了，大家在一起吃着罗荣桓、林月琴的喜面，还闹着要新郎新娘共吃一口面，气氛非常热烈。

婚后几天，罗荣桓奉命上了前线。又过了不久，据传在西路军中牺牲了的林月琴的前夫吴先恩（湖北红安县人，红9军供给部长，1955年授中将衔）回到了延安。消息传来，林月琴甚是尴尬，毛泽东亦震惊不已。他知道此事若处理不好，闹出矛盾，又会造成1、4两个方面军的不团结，不利于抗日救国大业。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让警卫员把林月琴叫来，听听她的想法。林月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站起来招呼她坐下，又为她倒茶，亲切地说：

“你就是林月琴同志，打过仗吗？”

林月琴自豪地说：

“在4方面军，我有一营妇女工兵哩！”

毛泽东笑了，说：

“噢，还是个营长哩。你们结婚吃了什么？”

林月琴说吃了一顿面条。毛泽东笑着说：

“好啊，吃面条也不请我！”

林月琴忍不住笑了。毛泽东说：

“罗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他原则性强。他这个同志爱吃辣椒，你们在一起生活习惯不习惯？”

林月琴笑而不答。毛泽东说：“月琴同志，你们新婚不久，我就把荣桓派去前线，战事紧张，没得办法哦。你不会怨我吧？”

林月琴说：

“主席，我哪能怨你呢！抗战是全民族的大事，怎能顾儿女私情？”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后认真地说：

“你前夫已回延安了，你准备和他和好吗？不过这是你的事，中央让你自己拿主意。你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我批准你去见见他，罗荣桓有意见我来解释。你同他商量后再告诉我，这样对你们3个人来说，都是公正、公平，也算仁至义尽。”

听了毛泽东的话，林月琴诚恳地说：

“毛主席，他已让人带口信给我，他不怪任何人，祝我和罗荣桓恩恩爱爱，永远幸福。你说，我还该去找他吗？”

“拿得起，放得下，好哇！这样的同志好！”毛泽东高兴地说：“口说无凭，信以为实。月琴同志，是否让他将心里话写出来，白纸黑字，永难反悔呢？”

林月琴听了毛泽东的话，连连点头。不久，她见到了吴先恩，说明了自己的态度，二人十分友好地分了手。后来在1955年授衔时，林月琴被授予全军唯一的女大校。

5月17日，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在延安中央会议厅召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局及其所属的北平、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还有上海的代表等，共20多人。

这天上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向会议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他只讲了第3部分的提纲。

5月20日及其以后，白区工作会议对刘少奇的报告进行了激烈争论，先后有24人发言，多数人对刘少奇的报告提出批评，有的十分尖锐，集中反映在3个问题上：（1）关于对白区工作的估计。（2）关于对“左”倾错误的历史传统的认识。（3）关于白区工作的策略方针问题。也有人不赞成对报告全盘否定，不同意某些过激批评。

会外，代表中对刘少奇不满的情绪表现得更为激烈。李雪峰回忆道：“少奇同志对过去工作作风的批评比较尖锐，语气重。”“因此，有些同志觉得我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辛辛苦苦在下面工作，怎么都错了？”李昌回忆说：有的人当时“嚎啕大哭，说以前死的同志白死了？”还有16个人联名写了意见书。吴德回忆说：“我们这个屋的大部分都签了字，我也签了名。显然，这是错误的。关于这件事，建国后，少奇同志见我时讲过：你那时还年轻，不懂得什么路线斗争。”

5月23日，周恩来、林伯渠携带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去见蒋介石。

5月24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后，蒋介石以个人谈话方式承认：1、开放言论；2、集中人才；3、赦免政治犯。

同时，蒋介石还密令所属：以后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眼。

5月24日这天，毛泽东电告周恩来，会见蒋介石时要谈下列两个问题：

“第一方面，关于纲领及苏区、红军、共犯、党报、经费、防地等问题；第二方面，关于对日、对英、对苏外交、国防、经济及国民大会、人民自由、政治犯等问题。”

电报中还说，中央要求周恩来拟定具体意见电告中央。

5月25日，毛泽东接到了周恩来的复电，在回电中表示同意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又提出下列各点：

“1、特区政府委员9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2、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可以并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至少4个师，1师长林彪，2师长贺龙、3师长徐向前，4师长刘伯承，先发表上述6个人，余俟后呈请委任。为加强抗日政治教育，政治部制度照旧，也准备让步设政训处。”

5月27日，中共中央为迎接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宣布白区工作会议休会。

5月29日下午5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简称中央考察团）一行18人，在涂思宗、萧致平率领下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陕北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是日晚，苏区政府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出席晚会并致欢迎词。他说：

这次欢迎会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是由国共两党合作干起来的，现在与那时不同，民族危机比那时严重，因此，今天国共合作比以前合作的意义与作用是更大的。过去10年国共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民族危机严重，如果国共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考察团此来，使国共两党团结进入新的阶段，其意义是很大的。

毛泽东在致词中还批评了两种错误观点：一是怀疑国共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一是怀疑国共两党合作只是临时的策略。他说：

考察团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召开欢迎会，就是国共合作的表现。我们希望两党长期合作下去，并且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做。

毛泽东还说：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所写的文章，是为着民族解放，是为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今后要写文章，一个人是写不成的。写民族独立固是一篇大文章，写由封建专制转入民权自由更是一篇长文章，民生幸福的一篇自然是更大更长的文章。我们希望的是使两党合作达到新的阶段，这不是短期的合作，是长期的问题，这篇文章怎样写，共产党的笔已经在手里了。”

5月30日下午，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和武装部队在城南门外大操场召开五卅纪念与欢迎中央考察团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说：

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现在中国最中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打日本救中国。要打日本救中国，就要国内团结。他还就某些人怀疑国共两党是否有诚意合作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解释。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在延安考察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和各武装部队，受到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群众的热情接待。此后，他们又先后考察了关中、甘肃东部的红军驻地。考察团表示，愿将苏区各界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和诚意转达南京政府，以迅速促进对日抗战的实现。

1937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白区工作会议上的争论，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朱德、刘少奇、关向应、凯丰。

张闻天在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刘少奇的报告和刘少奇3月4日的《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都是错误的。他还说，他准备了一个提交白区工作会议的报告，以取代刘少奇的报告。他准备提交的报告的第1部分中说：“四中全会后，犯了一些错误，然而总的路线是正确的，并不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且对于这些部分的错误，都经过了自己的力量而克服与纠正了。”

6月2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首先发言，为自己作了辩解。他刚讲完，立刻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仍是不同意说党内存在着一个“左”的错误传统。凯丰说：

“少奇同志有许多地方说得过火，是由于对历史条件的忽略。”“我们说，在10年中，对于左倾是斗争过的，而克服了；克服而又发生又是一件事。对于盲动主义、立三路线都是坚决斗争过的，而且是克服过的，虽然有时没有完全克服，这是由于许多同志认为左倾比右倾好些，另方面，因为反对左又来一个右，因为要反对主要的右倾，所以对左不能不放松些。就是假定有这样的左，也不是不变的，有时缩小，有时扩大。在总的说有个传统是不对的。”

博古讲得更直截了当。他一开始就说：

“少奇同志的提法是：六次大会的任务没有完成，原因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我想，问题这样的提法根本不对。”“假如像少奇同志的提法，1917年前的苏联的党那就要认为完全是错误的，我们不能以组织的破坏而说过去都是错的。我们党过去有没有缺点？有。我同意洛甫说的6点，但不能说是一贯的左倾盲动关门主义的传统。如果这样说，那便认为我们是勃朗基主义的党。少奇同志的估计与季米特洛夫同志的估计是相反的。我们的传统是革命的传统。我们只能说我们有过一些缺点，这些缺点是有一线牵连的。”“我以为两重性的转变是对的。但少奇同志对后一种转变又有一个弱点，只看到左的，不看到右的。”

6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讲了7个问题：

1、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2、这个问题在今天提出是因为什么？3、少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4、少奇的错误。5、党的路线是否正确？6、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7、几个问题——合法非法问题，少奇过去的问题，今后对付这类问题的态度。

毛泽东在以上提出的问题中说道：

“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少奇写给中央的几封信上”，“他也基本上是正确的，是勃勃有生气的，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他也批评刘少奇不对的地方：（1）把问题扩大化一般化了；（2）非辩证的发展观，似乎一无变化只是直线发展的观点是不对的；（3）过于强调了主观能动性，而主观指导也受着客观可能性的限制；（4）有时忽视了“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

毛泽东还说：党在15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我们党内也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宣传教育与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党内还没有克服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的提出来解决。

6月间，毛泽东鉴于王稼祥病情恶化，决定送他去苏联疗伤，还亲自指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护他到苏联去。王稼祥在贺诚陪同下经西安到上海，又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乘西伯利亚火车于7月抵达莫斯科。苏联医生从他腹部取出了折磨他4年多的弹片和腐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王稼祥的身体恢复了健康。

6月4日，周恩来抵达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张冲进行谈判。周恩来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蒋介石对中共中央的草案不屑一顾，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就放在了一边，对周恩来说：

“两党存在，总免不了冲突与竞争。你们共产党讲策略，则共产党隐藏在国民党内来发展，不是好策略吗？”“共产党应避开实干，不要太大，不必力争目前不能实现的要求，以便将来发展。”“化多党为一党，国民党可以改变名称，各党派均取消，加入这一党，党内是可以有派的。你们可以进来作为共产派，不要在外面。”

蒋介石设计的方案是：由国共两党干部共同组成国民革命同盟会，成员由他指定，他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之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决定，然后执行。将来视情况允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的党，并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代替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凄凄惨惨地说：

“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周恩来力争红军改编为4个师，45000人，地方部队10000人，工兵10000人，部队设总司令部，朱德、彭德怀为正副司令。

蒋介石说只给3个师的番号，45000人，在3个师上面设立政治训练处指挥之。他还说：

“红军改编后，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

周恩来提出了中共中央拟定的边区政府组成人员：林伯渠、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

蒋介石坚持要由国民党方面人士担任边区政府正职。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后，毛泽东指示说：

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由中国共产党包办，绝不让步，领导机关人选不能让步，“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坚持林伯渠为正，张国焘为副，不要国民党任何人。”“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周恩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据理力争。他们在谈判中明确告诉蒋介石：

“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作，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但是，共产党绝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任何政党。”

不久，国民党派出高级参谋4人，副主任1人，到达西安。毛泽东果断决定：

“全部坚决拒绝，不许其踏入营门一步。”

6月6日，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复会，由于毛泽东6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情况便发生了根本变化，扭转了对刘少奇不利的局面。张闻天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加进了毛泽东对刘少奇评价的一部分内容。

6月9日至10日，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长篇结论发言，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报告，并说这次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对革命极端负责的精神。会议表决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和刘少奇的结论。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见了上海等地的代表，在谈话中强调了白区工作要深入群众、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打算，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做到稳扎稳打，逐步提高。后来，他又根据白区工作长期斗争的经验教训，完整地制定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在党的正确路线和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党的白区工作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6月10日这天，毛泽东在接见参加白区工作会议的上海等地代表后，又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列席会议。刘少奇说：

“关于华北党的政治问题已解决了，今天解决具体问题。”

毛泽东谈了宣传问题和组织问题。他说：

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用来进行政治动员，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根据张闻天的提议，会议决定仍派刘少奇为中央代表，并改组了北方局。

再说在6月上旬，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常委、组织委员会书记彭泽湘来到了延安。

彭泽湘，又名一苇、祖康、若愚、岳渔，1899年11月5日出生在湖南岳阳，1919年1月中学毕业后到了北京，6月考入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21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赴俄赈灾代表团，12月经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维经斯基介绍，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12月经罗亦农和瞿秋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任中共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支部书记。1924年秋，他奉调回国出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1925年8月接替王若飞任中共豫陕区委宣传部长兼军事特派员，主要从事军事统战工作，直属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领导。1926年9月，他赴沪出任中共鄂区区委书记。不久，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出任唐生智部国民革命军第8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唐生智向右转后，他奉命离开唐部，从上海转道苏联学习，1927年10月入列宁学院学习，1928年7月参加中共六大，1930年秋回国，先后任上海中共沪中区委委员、宣传部长、区委书记。他和前任何孟雄、蔡博真一样坚决反对“立三路线”，后因不接受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在1931年1月被开除党籍。他与逃到上海避难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从事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活动，劝说19路军蔡廷锴联共反蒋抗日。福建事变后，他担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秘书长，主持政府秘书处工作，1934年1月遭到蒋介石通缉，被迫逃往香港，与李济深等一起继续为反蒋抗日进行活动，并与人一起恢复建立第三党。1935年11月，他在香港召开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组织委员会书记。1937年春，他到北平从事抗日联合战线工作，同老朋友李锡九过从甚密，并结识了杨秀峰、张友渔、张东荪一批教授，李锡九告诉他说：

“毛泽东先生知道你到了北平，他请你到延安去一趟。”

彭泽湘闻言，非常高兴，欣然启程，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一路顺利到达延安，张闻天首先接待了他，将他安排在延安饭店休息。第二天，毛泽东接待了他，初次见面，难免有一般礼仪上的寒暄，毛泽东说：

“欢迎你到延安来看看，希望你多住些日子。”

彭泽湘说：

“我向往延安已久，现在能到延安来，衷心感谢毛先生的邀请。”

从次日起，毛泽东连续4个晚上到延安饭店看望彭泽湘。他每次都带上一包前门香烟，同彭泽湘一边抽烟，一边恳谈。他分析了国家目前的形势，谈到了中国的历史，询问了上海、北平和两广的情况以及李济深、白崇禧对抗日的态度。彭泽湘反映了一些情况，也谈了自己的意见。在交谈中，毛泽东问得很仔细，听得很认真，令彭泽湘深为感动和敬佩。最后，毛泽东还谈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想法及有关的方针政策。

彭泽湘在延安期间受到了中共中央的亲切款待，从政治思想上获得了启迪和教益。一个星期后，他要离开延安了，林伯渠送来了毛泽东书写的几封信，托他转交给北平的教授张东荪、郭大中、张友渔、杨秀峰等人。

6月1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北方局王世英说：

“已与彭泽湘在延安谈好我们同第三党合作问题，他们同意我们的做法，并愿回北平指示第三党同我们合作。”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在上海的潘汉年说：

“第三党彭泽湘来延安谈，尚好，表示同意我们主张并愿合作，他明日离延安经北平约半月到上海，我嘱他找你。”

后来，彭泽湘于7月5日回到北平，向诸人转交了毛泽东的信件，又召集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华北局和北平市的负责人何世琨、王一帆、张云川、周惠生及其他全体干部、部分骨干开会，介绍延安之行的情况，介绍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谈到自己的亲身感受时，他说：

“我这次去延安见到毛泽东先生，开了眼界，很有收获。日本帝国主义如此侵略我们，抗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只要我们坚持抗日，中国人是可以打到底的。”

且说6月18日，周恩来等代表因国共双方谈判依然没有结果，就奉命离开庐山，返回延安。

6月18日这一天，徐向前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延安。一些人埋怨说：徐向前把几万人马都搞光了，他一个光杆司令回来干什么？徐向前顶着巨大压力，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西路军奉命西征和失败的经过。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徐向前讲了自己的责任，心情十分沉重。毛泽东深知西路军的失败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造成的，不能全怪徐向前，便爽朗地安慰徐向前说：

“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徐向前被毛泽东充满信任、关怀、爱护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思想包袱一下子卸掉了。

6月25日，毛泽东在何香凝托人送来的廖仲恺著《双清词草》的扉页，看到柳亚子为何香凝的“寒之友社”成员的作画题写的一首诗，对柳亚子顿生思念之情，便给何香凝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香凝先生:

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10年不见先生，知比较老了些，然心则更年青，这是大家觉得的。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敬祝健康!

毛泽东 上 6月25日

毛泽东在信中称赞的老朋友柳亚子，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逃亡到了日本。1929年，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居住，获悉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十分兴奋，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旗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诗人自注“两列宁”为“孙中山、毛泽东”。这是最早运用诗歌形式歌颂毛泽东的诗句。后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柳亚子协助何香凝组织国难救护队，担任副主席兼经济部长，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1932年，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打破蒋介石的“围剿”，柳亚子写下了《怀人三载》，诗云：

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

欲知毛泽东何时才能与老友柳亚子重逢，请读者诸君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中，刘少奇属于海归宗派主义小圈子里不被重用且受排斥的少数人之一。至今还没有见到有人研究其原因，是否因其性格所致，不得而知。他在1937年2月20日、2月25日、2月26日、3月4日接连给张闻天写了4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长信，向“左”倾宗派主义小集团发难，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上引发了激烈争论和众人的围攻。毛泽东明白，彻底清算“左”倾路线的时机还不成熟，刘少奇这种不择时机地出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但他又不能丧失原则，于是便在政治局会议上抹了一把稀泥，既指出“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刘少奇的缺点，又肯定了刘少奇“基本上是正确的”，不但稳定了推动全民抗战的大局，而且也改变了会议不利于刘少奇的局面。同时，他还不动声色地送王稼祥去苏联就“医”，一来治病，二来寻找机会向共产国际汇报国内的真实情况，其良苦用心恐怕是政治局里其他人都想不到的。后来在全民抗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在彻底斗败了王明宗派主义小集团后，他才下定决心，彻底清算党内“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的影响，从前方召回刘少奇，与刘少奇、任弼时组成党内3人领导核心，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这整个过程无不表现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畏胆识和非凡谋略，这也正是他和刘少奇的重要区别之一。

第20章 1937年7月—

“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汲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总之，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话说1937年夏，美国记者尼姆送给毛泽东一个提问的长单子，一连作了几次访问。毛泽东对尼姆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因为这些问题许多是请求解释一些看起来互相矛盾的问题。他带着听得见的微笑说：

“你看，在中国有些事是很奇怪的。”

毛泽东有时在椅子上转动着询问尼姆：

“你的意见是什么？”

他的反问使尼姆有些不安。后来尼姆才明白，毛泽东真的是想知道，对这些问题，像她这样的外国人是怎样想的。

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毛泽东安排时间让尼姆做了一次采访，以表示友好。尼姆采访的题目是：“中国革命的性质”。毛泽东欣赏智力的挑战，他知道尼姆学过黑格尔，在尼姆的采访中同她讨论了一些哲学问题。毛泽东还说，他愿意和尼姆一起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这使尼姆非常高兴。尼姆心想：“这将是怎样的独家新闻啊！”令尼姆遗憾的是两天后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毛泽东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这个共同写作的计划便无法再继续下去，只好让他的助手吴亮平还有张闻天帮助她去完成其余的部分了。

1937年7月7日，蒋介石电邀中共中央代表博古、林伯渠、周恩来上庐山谈判国共合作问题。

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再次赴庐山与国民党谈判，又派南汉宸以红军代表身份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

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其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北京西南丰台紧靠卢沟桥（亦称芦沟桥，因横跨卢沟河即永定河而得名）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

下午7时30分，日军开始在该地带演习。

晚10时40分，日军声称有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在演习中“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守城的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严词拒绝。

晚零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打来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天在宛平城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的军队，并认为其“失踪者”已经进入宛平城，要求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

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

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

“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驻守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仅余4人生还，余者全部壮烈牺牲。这就是“七七事变”，亦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日本军国主义何以如此猖狂？中国的军事力量果真不能抵御侵略者的进攻吗？请看事实：在1937年这一年，国民政府的军事和国防建设费用已经达到了13.7亿元以上，占财政总支出的65.5%。到7月份为止，中央军已经整训了50个步兵师，每个步兵师下设两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1个野炮兵团，加上工兵、辎重、卫生、特务等兵种，每师计13854人，马3508匹，各类火炮84门，并配备了坦克等重型武器。同时，中央军将空军整编为9个大队，全国设262个机场，拥有各类飞机600余架。军事工业也有了显著发展，已经能够制造德国1924式步枪、仿捷克式轻机枪、德国式重机枪、仿法国式迫击炮及各类炮弹。加上其它各地军阀的武装力量，应该说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已经相当可观了。日本侵略者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完全是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中华民族空前的危机出现了！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文如下：

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军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

本月7日夜10时，日本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冯治安部队进攻，要求冯部退至长辛店，因冯部不允，发生冲突，现双方尚在对战中。

不管日寇在卢沟桥这一挑战行动的结局，即将扩大成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或者造成外交压迫的条件，以期导入于将来的侵略战争，平津与华北被日寇武装侵略的危险是极端严重了。这一危险形势告诉我们：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新认识”“新政策”的空谈，不过是准备对于中国新进攻的烟幕。中国共产党早已向全国同胞指明了这一点，现在烟幕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地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

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29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29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

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

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驱逐日寇出中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7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等人的名义，致电蒋介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29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毛泽东 朱德 彭德怀 贺龙

林彪 刘伯承 徐向前 叩 庚亥

7月9日，毛泽东又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等红军指挥员的名义，起草并发出《人民抗日红军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通电》，全文如下：

庐山林主席、蒋委员长、冯副委员长、汪主席，太原阎副委员长，并转国民政府各院部长，西安行营顾主任、何副主任，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钧鉴，各省军政长官勋鉴：

日本法西斯蒂肆其侵略故智，惹起虞晚卢沟桥宛平事变，杀伤我国军民，强占我国土地。此种盗匪行为流血惨剧，不特破坏国际信义，且为日寇侵占华北之信号。证明日寇灭亡我国之野心变本加厉。我冀察当局及29军将士为自卫而抗战，誓保国土与城共存亡，忠义勇烈，不愧为我大中华民族之男儿。德怀等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已非一日，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之29军陷于孤军抗战，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谨此电闻，翘待钧命。

　彭德怀 贺龙 刘伯承 林彪 徐向前 叶剑英 左权

萧克 徐海东 率人民抗日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叩

7月13日，延安各机关共产党员与工作人员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号召说：

“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需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７月1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撰写的党内指示中说，当前我们工作的总方针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推动国民党蒋介石彻底转变政策，促使其下决心进行抗战；另一方面我们共产党和红军自己要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的步骤。

接着，毛泽东派周小舟给阎锡山送去他的亲笔信，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同时，他指定张云逸奔走于国民党两广当局：“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

他还与张闻天致电叶剑英，要他与救国会及各方面联系，“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

7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向彭德怀、任弼时等下达“10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要求红军各部队随时准备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同时命令红军各路领导人到陕西泾阳县云阳镇集中，讨论红军改编和开赴前线参战问题，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向他们传达中央决定和红军的任务。

7月15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当面交给蒋介石，要求尽快公布，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时再次重申“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并就红军改编与国共合作等问题与国民党继续谈判。

这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起草于7月4日，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胞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

不过我们知道，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炎黄子孙，坚忍不拔地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愿当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我们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诸项，均为中国的急需，以此悬为奋斗之鹄的，我们相信必能获得全国同胞之热烈的赞助。中共愿在这个总纲领的目标下，与全国同胞手携手地一致努力。

中共深切知道，在实现这个崇高目标的前进路上，须要克服许多的障碍和困难，首先将遇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阻碍和破坏。为着取消敌人的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地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亲爱的同胞们！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

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地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7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地党部：

日本已发动大规模的进攻，29军正英勇抗战，华北各地救亡运动正在扩大起来，中国政府正派兵增援。根据上述情况，为执行本党7月8号宣言所述坚决保卫平津，同日寇血战到底之总方针，各地此时最紧急的任务是迅速地切实地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这种统一战线的名义可依照各地方的情形来决定，如救亡协会或援助抗战委员会等。各地党应即派出适当人员出面，向当地党政军学警商各界接洽，组织这类团体。如此种统一的组织一时不能得到多数同意，可先发动各界组织各自的救亡团体。同时宣传组织统一团体之必要，以待时机一到，即成立此项组织。如国民党当局不同意加入此项组织，即先由人民方面各团体发起自行组织，而要求国民党当局批准立案。如国民党方面号召组织这类团体如北平市各界联合会，则我们即可加入工作。对国民党每一抗战的步骤，应采取欢迎与赞助的态度，坚决反对挑拨离间的阴谋。共产党员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与组织者，以诚恳坦白谦逊之态度与努力的工作，取得信仰及这类团体中的领导位置。对各界中之纠纷，共产党员应以调停人之资格，出任和解。总之为求得迅速组织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执行坚决抗战保卫国土的总方针，各地组织及同志应以无限的热忱及毅力，按照各地具体情况，完成中央给你们的使命。

中央书记处

7月17日，“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10天了，蒋介石一面与日寇继续谈判，一面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的谈话，即《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他说：

“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蒋介石在谈话中还说：

“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7月17日这一天，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同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人谈判，蒋介石坚持将红军改编为3个师，45000人，3个师的参谋长、所有副职均由南京委派；管理教育必须属于国民党军队行营；师上面只许设政治部指挥军队，由周恩来为主任，他的亲信康泽为副主任；要求朱德、毛泽东出洋。

周恩来等人据理力争，毫无效果。同时，蒋介石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也借故拖延发表，后来一直拖到1937年9月22日才由中央通讯社以《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题发表了这个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又发表谈话，说明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7月18日，延安抗日救国会召开社会各界声援平津抗战将士大会。

这一天，天气很好，数千人聚集在宝塔山下。大会主持人宣布开会，首先请刚刚来到延安准备去中央党校学习的天津市委副书记刘澜涛介绍平津的情况。刘澜涛讲了华北人民高涨的抗日情绪，以及日寇对平津、华北侵略的种种暴行。他还说：

“必须坚决抗战，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

刘澜涛讲完后，毛泽东同他亲切握手。这是刘澜涛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接着，毛泽东在大会上报告了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和最新情况。他还深刻地分析了形势，尔后大声疾呼：

“不起来抵抗，就不能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和幻想，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日子到来了！”

据报载：毛泽东的“演词激昂，听众均摩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

大会通过了致29军将士电，会后还举行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示威游行。

7月20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有关国共谈判情况的汇报后，在复电中明确指示：

“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的方针。”

此一时期，党和红军内部出现了新的右倾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早在1937年春，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红3 团团长兼政委何鸣与国民党驻军157 师谈判达成协议，将红3 团1000余人改编为保安独立大队，何鸣任大队长兼政委，卢胜任副大队长。7月16日，157 师以集中点验发饷为名要求红3 团集中到福建漳浦县城孔庙。红3 团在何鸣带领下未作任何戒备即全部进入操场集合，随即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被缴长短枪540 余枝，绝大多数人被遣散，特委书记张敏等13人被害，只有副团长卢胜率领数十人突围成功。这就是“漳浦事件”，又称“何鸣事件”。

何鸣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正在庐山与南京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林伯渠、博古，要他们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使之责令制造事端的广东军阀余汉谋交还何鸣部枪支。

7月2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卢沟桥事件正在扩大中。日本政府已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大批日军正由日本朝鲜满洲伪国输送来华，这是日寇直接武装占领华北的整个计划的开始，其首先目的是在直接占领平津。

二、29军将士对于日寇的进攻，到处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其最高将领宋哲元，张自忠等则在动摇中。他们企图以对日让步来保持他们在平津及冀察的地位。但他们的这种倾向将遭受29军将士及华北与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三、在日寇进攻开始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从新开始大规模的酝酿与发动，到处发生着援助华北的行动，组织着各种救亡团体，全国人民一致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动摇妥协。许多国民革命军将领及国民党地方党部公开通电同情抗战，要求抗战。

四、南京政府与蒋介石氏对于此次事变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在军事上亦已调动军队向河北晋绥边境集中增援并已下令全国准备应战。但是否已最后放弃暂时妥协的企图则尚属疑问。南京亲日派势力，采取隐秘的方式活动着。

五、国际上英法对中国虽表示某些同情的论调，但他们不赞成中国今天实行全国性的抗战，希望中日妥协。他们这种态度，客观上将有利于日本。美国还保持着静观态度。苏联正在严密注意事变的发展，加强远东的防卫与警戒。德意正在西班牙以新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响应日本。日本法西斯蒂有可能向苏联同时实行挑衅，以引起德意向苏联的进攻，以造成世界大战。

六、我们认为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事变发展为积极的抗战，以至发展到全国性的抗战，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是挽救平津与华北与全国免于沦亡的唯一出路。或者是由于冀察当局的让步，由于南京对于发动全国性抗战的迟疑及英法的态度而暂时求得妥协。但这种妥协对于中国完全不利，它只能把平津华北葬送给日寇作为以后继续侵略的有利阵地。

七、我们的总任务，是在争取第一个前途的实现，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主权的妥协。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武装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在这一总任务下我们主张：

（甲）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实现对日抗战；（乙）全国人民总动员，立刻开放党禁，开放爱国运动，满足人民的迫切需要，实现大规模的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丙）全面地抵抗，不但要在军事上实行抵抗，而且必须根绝日寇在中国的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势力与汉奸亲日派；（丁）统一地积极地抵抗，立刻集中抗战的军事领导，建立各个战线上的统一指挥，决定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大规模的在日寇周围及后方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军作战；（戊）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立刻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机构民主化，容纳各党各派的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与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汉奸分子，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

八、在全苏区必须扩大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进行援助抗战将士的运动，并号召全苏区人民与红军指战员准备立即抗战。红军立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准备立即向华北出动，执行对日直接作战的神圣任务。

中央书记处

7月22日晚，彭雪枫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拜会阎锡山。彭雪枫问：

“我红军即将入晋开赴抗日前线，阎主任准备如何指挥晋军协同作战？”

阎锡山说：

“此事我已反复考虑，拟用两个原则：1、事先商量。2、临时拟定计划布置，即时通报贵军，由贵军自行酌情行动。”

阎锡山说罢，也郑重其事地问彭雪枫说：

“将来平绥败退，平汉败退，甚至晋军败退，贵军是否南下？或采取适当战略？彭将军现在不必回答，请你将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先生及延安诸公考虑。”

第二天，彭雪枫将与阎锡山会晤的结果电告毛泽东，并报告说：阎锡山欲赠我军七九子弹、中正子弹各50万发，冲锋机关枪200支，并为驻晋办事处配备汽车。

7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抗大操坪上给学员们作报告，他说：

“只要不怕死的，都有上前线去的机会，你们准备看好了，哪一天命令来，哪一天就背着毯子走。延安不需要你们，不需要这么多的干部。我们欢送你们出去，到前方去也好，到后方去也好，把中国弄好起来，把日本赶出去，那时再欢迎你们回来。”

7月23日晚，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一文。他首先重述了抗战的正确方针，同时又指出：

“近月以来，平津之间的汉奸和亲日派分子积极活动，企图包围平津当局，适应日本的要求，动摇坚决抗战的方针，主张妥协退让。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这种妥协退让的方针如不迅速改变，将使平津和华北尽丧于敌人之手，而使全民族受到绝大的威胁，这是每个人都应十分注意的。”

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为着实现坚决抗战必须采用的正确办法，即“八大纲领”：1、全国军队的总动员。2、全国人民的总动员。3、改革政治机构。4、抗日的外交。5、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6、国防教育。7、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8、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

基于上述两个方面，他分析了中国的“两个前途”：一个是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采用“八大纲领”的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一个是实行妥协退让的方针，采用与“八大纲领”相反的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

此一时期，毛泽东还在做着另一件大事，就是在这7月间和后来的8月间，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教育全党，克服存在于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撰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他在每一次课后，都要组织学员们认真讨论，尔后还要补充、完善一下授课大纲。如是者多次反复，他对哲学基本理论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创造性发挥，为这门深奥的哲学理论通俗化、平民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后来收集在《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这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最精彩的部分。他在《实践论》中写道：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的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虚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

“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法，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的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写道：

“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事物的性质，主要的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

且说在7月26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根据毛泽东7月20 日“蒋不让步，不再与之谈”的指示，离开庐山，返回延安。

7月27日，当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抵达西安时，中共中央要他们“即去云阳（红军主要指挥员大多在此——笔者注）商定改编”事宜。在这一指示电中，中央还提出可以将下列各点请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转达给南京的蒋介石：

“（1）8月15号则编好，20日出动抗日；（2）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3）3个师4.5万人。另地方1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4）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5）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6）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

此时，彭雪枫再晤阎锡山，向阎锡山提出红军向山西开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建议，阎锡山表示赞成。他要彭雪枫转告毛泽东：

“请求贵军会合进军1个集团军，在五台山周围建立根据地。”

7月28日，阎锡山复信给毛泽东说：

“周小舟君抵并，持诵大札，并及先生抗日主张，至为敬佩。国事危急，非集合全国人力不足以渡此难关，愿与先生同赴国难也。”

7月29日和30日，北平和天津相继为日寇攻陷。

7月31日，阎锡山会见彭雪枫，他说：

“从今日始，你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

1937年8月1日，延安召开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作演讲。他说，

“日本帝国主义打到华北来了！平津失守了！如果我们还不动员起来抗战，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打到我们这里来了。苏区是全国抗日模范区。在这个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已到最后关头的时候，我们举行这个抗战动员运动大会，是有着极重大的意义的。我们要做一个榜样，表示我们抗战的决心。很久以前，我们就两次三番地对他们（指国民党当局——笔者注）说过，希望他们坚决抗战，他们不听，始终动摇不定，始终没有坚决抗战的决心。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动摇不定，没有抗战决心所致。华北当局始终是抱着委曲求全的态度，在军事上不做充分的准备，对于民众是怀着不必要的戒心，不发动民众，不扩大民众爱国运动；相反的，还要出告示，下戒严令，要民众‘镇静’，使有着满腔热血的爱国民众们，动弹不得。这样干的结果，便把平津丢掉了！我希望全国守土抗战的将士们，对于这个悲痛的教训，有所警惕！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立即动员全国民众，工农商学兵，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这是民族独立与自由的不二方针。

我们今天举行这个抗战动员运动大会，就是向着这个方针迈进。我们这个运动大会，不仅是运动竞赛，而且要为抗战而动员起来。为了保卫国家，保卫领土，我们要把全国民众动员起来。同志们，准备出发到河北去，准备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把我们这里的方针与办法带到全国各地去，把我们的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

8月1日这一天，“抗大”第3期举行开学典礼。这一期学员共有1372人，其中有红军干部616人。

8月3日，中共中央举行会议，就蒋介石8月1日通过张冲急电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一事，确定赴南京同国民党谈判需要解决的问题：（1）发表国共合作宣言；（2）确定政治纲领；（3）决定国防计划；（4）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5）红军作战方针。

从8月3日起，大批人员从延安出发，开赴抗日前线。

一天晚上，张爱萍接到通知，说是毛泽东叫他去一趟。张爱萍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问他在抗大的工作怎么样？还有没有其它想法？张爱萍说：

“我还是想到前线去。但我绝对无条件服从组织上安排。我现在是边学边教，边教边学，这的确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只是感到越读书越觉得自己懂得的太少，不像过去那么有信心了。”

“学然后知不足嘛。”毛泽东说：“觉得自己懂得少，是好现象，是进步的表现。只是不能以此减弱了信心。学识是无穷尽的，要活到老学到老。”

接着，他向张爱萍传授了读书的方法和技巧。

隔了两天，毛泽东派人给张爱萍送来一封信，叮嘱张爱萍不应该感觉到自己懂得少而降低信心。他在信中还说：“一般地讲，信心过高，容易犯‘左’的错误；信心不足，容易犯右的错误。”末了，毛泽东还叫张爱萍再去他那里一趟。

张爱萍不知毛泽东还有什么安排，要谈什么话题，便一溜小跑赶到了他的窑洞。毛泽东一见面就说：

“今天叫你来，要分配你出去。怎么样？”

张爱萍以为毛泽东是在试探他，便坐下来望着毛泽东，只是笑，没有说话。

“这是真的。我不是逗你。”

毛泽东非常认真。张爱萍兴奋地问：

“真的？去哪个部队？”

“怎么样，你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吧？”毛泽东笑着说：“到上海去。”

张爱萍的高兴劲儿一下子无影无踪了，他想离开抗大是为了到部队去，到前线去。而到上海又是干地下工作，就像“犍牛掉在枯井里”。他说：

“我不愿意到那里去。”

毛泽东说：

“到那里不能甩开膀子干是吧？不哟，同志！那里很重要，日本人很快就要占领它，我们必须加强那里的工作。我们要成立浙江省军委。你去当军委书记。现在浙江省委书记刘晓同志在那里，你去协助他把省军委组建起来。”

张爱萍还是不愿意去，嗫嚅道：

“我有困难，干不了。”

“干得了，干得了！”毛泽东说着扬了扬右臂：“我们研究过了，你在那里做过秘密工作，你去最合适。”

接着，他详细分析了日本人必将进攻上海、蒋介石则一定会撤逃的原因；还讲了上海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说明张爱萍去上海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工人群众，在市郊区开展游击战争；最后问张爱萍还有什么要求。话说到这个份上，张爱萍再推辞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了，便提出要带几个人一同去。

“可以，可以。”

毛泽东满口应承着，当即给罗瑞卿打电话说明此事。罗瑞卿在电话那端说：

“让爱萍自己挑，他要谁给谁。”

张爱萍后来回忆说：“几天之后，我同余立金、彭林、吴克华等同志离开了延安，奔赴上海。途经西安时，便听到上海打响了的消息，更加钦敬毛主席高远的战略眼光，从而进一步感受到肩头上的重负。”

且说8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去南京同国民党谈判。

8月6日，延安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闭幕。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致闭幕词，他说：

“运动大会精神很好，我们应该把这一运动大会精神发扬到全苏区去，发扬到每个人民中去。因为我们体育运动应该是大家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我们要唤起民众坚决打日本，坚决抗战是要每个人民参加的，正好像体育运动也要大家参加一样。”

最后，毛泽东号召大家：

“要努力学习军事体育来武装我们的手足，学习政治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把这一大会的精神带到各个地方各部队中去。”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受到蒋介石的代表姚琮及何应钦、顾祝同、邵力子、张冲等百余人的隆重迎接。

8月11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集的谈话会，从此公开活动。

8月12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南京方面的代表张冲、邵力子、康泽举行谈判。关于红军改编问题，南京代表坚持由国民党派去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坚决拒绝，双方激烈争执。国民政府代表康泽回忆说：双方“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地步。”

8月13日，尼姆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拯救中国”的10点主张告诉了她。在采访快要结束时，毛泽东站了起来，重重地敲击着桌子，他的脸变得红起来，眼睛里闪着光亮，他说：

“如果能得到南京政府的合作，使这10点得到承认，我们就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

毛泽东愤怒地重复了最后一句话，给尼姆留下了深刻印象。尼姆对毛泽东的评价是：

“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是忍耐——他一直等到那个转折点。他等待着那个最低点，然后，在车轮向上转动时，采取行动，不太早，也不太晚。他跟着历史来引导历史。”

8月13日傍晚5时，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下令全军进入战斗状态，严密警戒。13日夜，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派兵，不和南京政府谈和平，要严厉惩罚南京政府，当晚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下令：“第二空袭部队对南京、广德；第三空袭部队对南昌；第十战队及第一水雷战队飞行机对虹桥机场予以突袭。”当夜，日本近卫内阁召开临时会议，决定陆军派兵上海；发表帝国政府声明：“断固膺惩”南京政府。由于东海台风，日本海军对于中国各地的空袭延迟至8月14日开始，首先袭击了杭州、广德。8月14日，中国空军对上海日本海军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实行了轰炸。这一事件被称为“八一三事变”。此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正面战场组织的淞沪会战开始。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宋庆龄的安全，电请她撤离上海。宋庆龄于12月23日离沪赴香港。

8月14日这一天，蒋介石鉴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在东南的统治地位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这才发表了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声明书》中说：

“中国今日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际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此等条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日本苟非对于中国怀有野心，实行领土之侵略，则当对于两国国交谋合理之解决，同时制止其在华一切武力侵略之行动；如是则中国仍当本其和平素志，以挽救东亚与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吾人深信，凡我友邦既与吾人以同情，又必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也。”

同时，蒋介石对内也做了让步，他发表讲话说：

“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欲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竭诚接纳。”

8月15日，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自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将全国划为4个战区：平汉、津浦两线为第1战区，蒋介石任司令长官；晋察冀为第2战区，阎锡山为司令长官；江苏、浙江为第3战区，顾祝同为司令长官；闽粤为第4战区，余汉谋为司令长官。

8月中，中国文协主任丁玲和文协的吴奚如响应毛泽东关于文学家也应到前线去、配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发展、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号召，准备组织一个战地记者团到前线去。由于参加的人多，后来扩大组成了一个30多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巡回演出。

丁玲和吴奚如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任命为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正副主任。丁玲思想准备不足，她认为，让她这个写文章的人来带队伍，是不合适的。毛泽东在和她研究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方针时，几次和她谈话，毛泽东说：

“这个工作重要，对你也很好，到前线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要向群众和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扩大我们党的和军队的政治影响。”

他兴致非常高，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组织上嘛，在延安属军委管，到了前方由总政管。出发以前需要什么，就找留守兵团司令萧劲光同志。宣传工作问中宣部。组织机构可以小一点，你们几个领导同志，称呼团长可以，称呼主任也可以。下面就不要设‘部’、‘科’，我看叫‘股’就行了。”

丁玲连连点头称是，又问毛泽东：

“团里有几个人的历史、政治面貌不清楚，让他们去前线是否合适？”

毛泽东说：

“这不要紧。对他们，在工作中可以慢慢了解，不要有成见，更不要轻易下结论，要帮助他们。”

丁玲说：

“明白了，主席。但现在我们的节目还不晓得怎么搞才好。”

毛泽东说：

“宣传要做到使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也好，旧瓶新酒也好，都应该短小精悍，适合战争环境，为老百姓所喜欢。要向群众，向友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你是写文章的，不会演戏，但可以领导，没有搞过，可以学会。”

由于史沫特莱的勤奋工作，受到共产党人的好评。毛泽东在与丁玲的谈话中，提出要丁玲向史沫特莱学习。

此时，尼姆也打算去前线当战地记者，她就此事找毛泽东商量。毛泽东起初怀疑她能否胜任这种工作，后经尼姆反复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写一封证明信，把她介绍给前线的邓小平。

再说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举行出发前汇报演出。丁玲亲自登台，在诗人张天虚的新剧《王老爷》中，扮演剧中一个红军工作人员。

此前，中央领导人如果看戏来晚了，都习惯从后台进来，再从前台跳下去就座。西北战地服务团为了不影响演出，不影响观众，立新规树新风，在演出中禁止其他任何人从后台上前台下。这一次毛泽东迟到了，工作人员既兴奋又为难，兴奋的是毛泽东不请自来，为难的是谁也不敢让毛泽东从后台进去，只好硬着头皮向他汇报了团里的新规定，让他等到这个节目结束后再从前台下去看戏。毛泽东一听，笑嘻嘻地说：

“好嘛，遵守你们的规定。”

于是他就站在一侧看演出。就在此时，丁玲身穿着原来的一身灰军装，系皮带，打裹腿，也没有怎么化装，只在脸上涂了一点油彩，门帘一挑就上了台。台下有不少机关里的观众平日里和她都很熟悉，见她出其不意地上场亮相，轰地一声炸了窝。丁玲偷眼一瞥，看见台下一张张笑脸盯着她，一下子懵了。

毛泽东听到丁玲在台上的道白和台下的笑声，忍不住走到台前一角，从侧幕的缝隙中望望台上。丁玲一脸的窘迫样，说台词也是很重的湖南口音，看着她这本色的表演，毛泽东不禁哑然失笑，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丁玲哇，这个丁玲——”

丁玲表演完了，下台时看见毛泽东正站在戏台侧幕旁边注视着她，更觉得不好意思了。毛泽东却笑呵呵地对她说：

“啊，丁玲也上台演戏了，好呀！节目可以，就这样搞下去。”

8月15日，延安各界举行欢送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晚会。毛泽东在晚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军队用枪与日本打，我们要从文的方面，从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从此覆灭下去。”

丁玲代表西北战地服务团全体成员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宣誓，她说：

“我们的服务团虽小，但她好像小河流水一样，慢慢深入大河，聚汇成若干河的水，变成一股洪流，把日寇完全覆灭在我们的洪流中。我们要誓死打倒日寇，如不达到此目的，决不回来与各位见面。”

8月18日，毛泽东起草了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甲、两党合作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目前最重要问题，须使党与红军放在合法地位。因此要求国民党迅即实现下列各项，以便红军早日开赴前线杀敌。

（一）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发表谈话；（二）发表边区组织；（三）发表指挥部。

因为彼方的一再拖延，致使党与红军至今尚未取得合法地位，当此国难极端严重，要求彼方迅速解决上列问题。

乙、要求国民党迅速承认并立即实行下列各项，使红军得着必要基础，以便迅速出动，有效的作战。

（一）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二）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但此项可分两部分，一部分在三原补充，一部分在太原补充）；（三）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四）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之特长；（五）为适应游击战原则，须依情况出兵并使用兵力；（六）不分割使用（集中由韩城渡河前进）；（七）第一批出动红军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并交阎百川节制。

上述7项如不迅速决定，将使红军处于不利地位，有利于日寇而不利于抗战。

丙、请依据上述10项与国民党谈判，务求实现。

中央书记处

8月18日这一天，国共南京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

原来在“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严重受挫，蒋介石这才被迫对共产党方面做出让步，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共45000人，军中一切职务均由中共方面自行安排。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了上海打响了，他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18集团军的番号。”

再说8月18日这一天，周恩来和叶剑英到“首都反省院”看望被捕的中共党员，经过交涉，夏之栩、熊天荆、王根英3人当天获释。随后，陶铸、钱瑛、刘宁一、帅孟奇、张琴秋等也都获得释放。

8月21日，周恩来、朱德离开南京前往西安，谈判中的未竟事宜交由叶剑英等继续交涉。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了红军改编的命令。

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北的冯家村红军指挥所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洛川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他们是：张闻天 毛泽东 周恩来 博古 朱德任弼时 关向应 凯丰 张国焘

出席会议的还有红军和各方面的主要领导干部，他们是：彭德怀 刘伯承 贺龙 林育英 林彪 聂荣臻 罗荣桓 张文彬 萧劲光 林伯渠 徐向前 周建屏 傅钟 周子昆

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的议程是：1、政治任务问题；2、军事问题；3、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关于军事问题，他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

（1）创建根据地。（2）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

他还提出了红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原则，这就是：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是，游与击的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建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

关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说：

“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汲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总之，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必须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性，一时一刻也不要忘记，蒋介石是想通过抗日战争，消灭和削弱共产党和红军的阴谋诡计。必须保证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张闻天在补充报告和发言中，对毛泽东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了阐述和发挥。周恩来报告了南京谈判、上海抗战、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南京政府的国防外交等情况。

接下来，会议着重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博古、彭德怀、朱德、林伯渠、林育英、林彪、凯丰、聂荣臻、张国焘等人都发了言。

大家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的方针和原则，但也有人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彭德怀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表示疑义，提出要以运动游击战为主，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周恩来、林彪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打正规战争。有的人提出红军要早出兵，而且要全部开出去，不同意选择时机、分批出兵和陕甘宁边区要留守备部队的主张；有的人还主张对蒋介石要多尊重，在部队指挥上要多集中。

8月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委分会，后来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常委会议还决定建立长江沿岸委员会，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由周恩来任书记。

8月24日，毛泽东就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做总结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还说：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抗战爆发后党的方针政策没有原则分歧，这次会议是一次团结的会议。

8月25日，洛川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鼓动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把他7月23日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一文提出“八大纲领”，发展成为著名的“十大救国纲领 ”，这就是：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否认日本外债，废除日本条约。收回日本租界。为保卫华北与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为收复平津与东北而血战到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

（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针。建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与决定国防计划与作战方针。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与战斗员团结一致。军队与人民团结一致，发扬军队的积极性。援助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破坏敌人的后方。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建立全国各地军区，动员全民族参战，以便从雇佣兵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全国人民除汉奸外，皆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自由。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

（四）改革政治机构：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及人民团体的革命分子，驱逐亲日分子。国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他是民主的，但又是集中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及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与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农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

（七）改良人民生活：改良工人农民职员教员及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废除苛捐什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调节粮食。赈济灾荒。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

（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在国共两党彻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洛川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育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11人组成。这11个人分别代表了党和军队的方方面面：徐向前来自红4方面军；任弼时、贺龙来自红2方面军；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来自红1方面军；周恩来、林育英、刘伯承、叶剑英来自原中共中央机关。

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萧劲光为总参谋长，任弼时为总政治部主任。

张国焘在会议上表示同意党的政治路线，愿意做点实际工作。中共中央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欲知洛川会议后红军如何实施改编，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红军对日作战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国共两党的关系原则后，特别是针对后者强调了“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汲取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不少领导人对他在这两方面的科学论断都提出了疑义。彭德怀提出要以运动游击战为主，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周恩来、林彪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打正规战争。有的人提出红军要早出兵，而且要全部开出去，不同意选择时机、分批出兵和陕甘宁边区要留守备部队的主张；有的人还主张对蒋介石要多尊重，在部队指挥上要多集中。由此不难看出，党内依然存在着“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苗头。这些错误后来不但没有被纠正，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在军事上表现为“百团大战”，在政治上表现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都险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有些人至今对延安整风颇有微词，那就请他们从此处开始，认认真真地研究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期是如何同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的吧！

第21章 1937年8月—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

话说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全文如下：

南京已经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将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第1军团、15军团及74师合编为陆军115师。以林彪为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1938年3月在山西携款潜逃，不知所终——笔者注）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萧华副主任。

第2方面军、28军、27军等部（包括独立第1师、第2师、赤水警卫营、前委直一部——笔者注），合编为陆军第120师。以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副主任。

第4方面军及29军、30军等部（包括陕甘宁独立1、2、3、4团——笔者注），合编为陆军第129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副主任。

以上之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10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应完全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德 周恩来

以上3个师共有6个旅15个团：

115师下辖：第343旅，旅长陈光，政委萧华，副旅长周建屏，参谋长陈士榘。辖第685团，团长杨得志，副团长兼政委邓华；第686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第344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陆绍武。辖第687团，团长张绍东（1938年叛变投敌），副团长韩振纪，副团长田守尧（1943年牺牲）；第688团，团长陈锦秀，副团长韩先楚。

115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副团长黄永胜；教导队，队长孙毅；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留守处，主任陈先瑞。

全师共计15000人。

120师下辖：第358旅，旅长陈伯钧，政委王震，参谋长刘子奇，政治部主任袁任远，辖第715团，团长王尚荣，副团长顿星云；第716团，团长宋时轮，副团长廖汉生（红28军编为716团2营）。第359旅，旅长张宗逊，政委李井泉，参谋长姚喆，政治部主任张平化，辖第717团，团长刘转连，副团长陈宗尧；第718团，团长文年生，副团长贺庆积。

120师教导团，团长彭绍辉，副团长苏启胜；留守处，主任贺晋年，副主任王兆相。

全师共计14000余人。

129师下辖：第385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飚。辖第769团，团长陈锡联，副团长汪乃贵；第770团，团长张才千，副团长胡奇才。第386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参谋长李聚奎。辖第771团，团长徐深吉，副团长韩东山；第772团，团长叶成焕（1938年牺牲），副团长王近山。

129师师教导团，团长张贤约，政训处主任袁鸿化（1943年牺牲）；留守处，主任阎红彦，副主任甘渭汉。

全师共计13000余人。

另有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韦杰，代团长黄鹄显，政委邱创成。

以萧劲光任第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有陕北警备旅和一个小团共计4000余人，保卫陕甘宁边区。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校长兼政委林彪，副校长罗瑞卿，教育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傅钟。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了就职通电。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一经传达，一枚枚的国民党帽徽摆在了红军指战员面前，它将在一天之内全部戴在他们的头上。很多人想不通，也有的拒不换装。总政给全军指战员颁发了“红军十年艰苦奋斗”的奖章，又经过各级领导细致的思想工作，战士们才收起红军帽徽，不少人换装时还是流下了眼泪，情绪渐渐稳定了下来。

8月29日，中共中央宣布：根据洛川会议精神，在八路军前方部队设立军委分会，受中央军委委托，为华北八路军最高领导机构。由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任弼时任秘书长。在各师设立军政委员会，受军委分会领导。

8月30日、31日，毛泽东两次急电途经西安准备到南京谈判的周恩来等人说：

“周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商好红军入晋后各事（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

1937年9月1日，陕北公学在延安附近的杨家湾正式创立，简称“陕公”。由成仿吾任校长，李维汉任党组书记兼关中分校校长，李逸民任副校长，邵式平任教育长，周纯全任生活指导主任，袁福清任教务处主任。

毛泽东亲自为“陕公”制定了校训：“忠诚、团结、紧张、活泼”。他还审定了由成仿吾作词、吕骥作曲的校歌。

“陕公”是按照洛川会议期间的决定成立的一所特殊的新式学校，从8月下旬开始招生，9月1日这一天编班上课，学员有5个班，约300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

中共中央明确规定：“陕公”是党领导的、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日干部为目的的干部学校。对学员施以短期的革命训练后，分配到实际工作中去。普通班学习时间3至4个月，高级研究班为6个月。学校还成立了几个研究室，如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何干之；哲学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为了更好地管理学校，经中央批准，成立了有各方面负责人和知名人士参加的董事委员会，成员有：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李富春、李维汉、高岗、张仲实、成仿吾等。

9月初，尼姆离开延安。毛泽东在她临行前告诉她说：

“我们欢迎斯诺先生在任何时间再次来访问。”

后来，尼姆撰写的《红色中国内幕》被称为《红星照耀中国》的姐妹篇，中译本曾名为《续西行漫记》。1949年尼姆同斯诺离婚后一直住在美国。她在生活极其贫困的条件下，写出了17部书稿，其中大部分是与中国有关的。她的一位朋友问她：“你的这些书稿都不能出版，你还要写下去吗？”尼姆坚定地回答：“当然写下去，一直写到最后一息！我不是为出版商写的，我是为后世写的。”

与尼姆一起离开延安的还有史沫特莱。此时史沫特莱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采访朱德，准备为朱德写一部传记。她认为中国人十有八九是农民，而朱德是农民的代表，写出了朱德也就是写出了中国的农民。“七七”事变爆发后，史沫特莱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留在延安继续写朱德的传记和上前线去写战争，哪一件更重要？”

毛泽东告诉她：

“这次战争比过去的历史更重要。”

于是，史沫特莱就离开了延安，带着伤病前往华北前线。此后她不顾个人安危，跟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华中和华东，写下了许多著名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1941年史沫特莱因病回美国治疗。她在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致力于介绍中国革命，从事《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写作。1943年，史沫特莱出版的《中国的反击》一书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沫特莱决定取道欧洲来华，当她在伦敦逗留期间，不幸因病去世。1951年5月6日，在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按照她生前的遗嘱，将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竖立在墓前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朱德书写的题词：“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这正是：异邦巾帼，万里奔波，为主义不分国界；

域外芳心，如铁如磐，留汗青魂系中华。

且说9月初的一天下午，5时许，毛泽东到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詹道奎和朱德崇等人被隔离的地方来看望他们。他跟着一位秘书大步走向许世友等人，身后还有四五个人远远地站着。许世友自然是认识毛泽东的，其他人却都不认得。毛泽东问洪学智等人：

“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呀？”

洪学智等一个个作了自我介绍。毛泽东又问他们身体怎么样，生活怎么样？他们都说很好，在这儿的生活比在抗大时好，天天都吃大米饭，还有白菜哩。寒暄过后，毛泽东把话头转入正题，问道：

“你们有什么要求没有？”

众人都不作声。毛泽东知道他们心里还有顾虑，就说：

“4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4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关系。过去有一些人讲的那些话，不代表中央，只代表他们个人。”

许世友等人听明白了，也相信了毛泽东所说的话，大家都很感动。毛泽东又问他们：

“平时都做些什么，学了些什么？”

众人回答说，教员来讲了课，解答我们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平时还看点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有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着头，见他们的情绪渐渐稳定了，便趁机说道：

“你们想出去工作吗？你们想出去工作，马上就可以在边区分配工作。”

洪学智却说：

“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继续学习，过去战争年代对马列主义理论学得太少，很需要学习，提高理论水平。”

毛泽东又问其他人：

“你们还有要工作的吗？有，可以出去工作，不一定一起走，可以陆续分配。”

他们都说没有，现在需要学习，要补理论这一课。毛泽东便说：

“要学习，这一期不行了，马上要毕业了。你们要学习，就得到下一期了。”

众人说下一期也可以。毛泽东当场拍板，让他们等到下一期继续到抗大学习。

不久，许世友等人就全部被释放了。用李先念的话说：“这实际上是为他们平了反。”重获自由以后的许世友、洪学智等人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学习生活，他们不仅是抗大第3期的学员，也是各个工作岗位上的领导干部。许世友担任抗大校务部副部长；洪学智担任抗大1支队支队长、第4大队副大队长。王建安在第3期毕业后担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詹道奎在第3期毕业后担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第10大队政治处主任。

9月2日，八路军总部在云阳镇的大操场上举行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全体指战员跟着朱德高声宣读《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姐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此后，在一个高级军事会议开始前，八路军的指挥员们正三三两两聊着天。朱德和刘伯承也显得特别开心，摄影记者徐肖冰急忙抢镜头。刘伯承对着徐肖冰伸出一只手，说：

“你拍我们两个？你可知道我们两个是对头，曾经交过手的？”

徐肖冰一门心思在取景，随口问道：

“是下棋，还是打球？”

“下的啥子棋哟，我们是真枪实弹交过手哩！”

刘伯承那只好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发亮。徐肖冰感到非常惊讶，便放下照相机问道：

“真的？开玩笑吧？”

“哪个跟你开玩笑，你问总司令。”

朱德慢条斯理地说：

“要得。打过几仗。”

刘伯承笑着问徐肖冰：

“你说我们两个，哪个能打赢？”

徐肖冰看看两位大领导，不好意思地说：

“我不信你们俩会闹误会。”

“你不信我，你还不信总司令？”

朱德微笑着解释：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在四川，属于两个不同系统的军阀部队。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国共产党，我们也不懂马列主义。我们是‘各为其主’，打过几仗。”

徐肖冰见他这样说，忍不住好奇地问：

“谁打赢了？”

刘伯承指着朱德笑着说：

“总司令打了6个月的胜仗，升为精锐混成旅旅长，名震天府。可是我刘伯承打败了他，打了他一个落花流水。”

徐肖冰听得目瞪口呆，觉得这玩笑在大庭广众之下未免开得太大了，没想到朱德却乐呵呵的，说：

“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因为我的部队纪律还不好，跟当地老百姓关系不好，我们驻了5年就返回了云南。那个时候没有共产党，不懂马列主义。打仗不光是要讲战术，更要讲人心。”

刘伯承也笑呵呵地说：

“那个时候你要有了马列主义，我刘伯承就该倒霉了，非捉了俘虏不可。”

徐肖冰见他二人笑得如此开心，瞬间便按下了快门。

9月3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程子华等人乘火车到陕西潼关，坐船过黄河进入山西。阎锡山派秘书梁化之到风陵渡迎接，周恩来等随即乘小火车北上。

此后一直到1937年11月25日，周恩来因为要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才回到了延安。

9月4日，毛泽东给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发电，告诉他说：

“此间组织战地服务团，丁玲为主任，共50余人。决定由延安过河，经吉县、太原到红军服务。请交涉沿途通过事宜。”

9月5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八路军代表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等抵达太原，会见了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

9月5日晚，在延安的延河边发生了一桩震惊陕甘宁边区内外的“情杀案”，杀人凶手竟然是红军里的一名战功卓著的年轻指挥员黄克功。

黄克功，年26岁。他在少年时代参加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二渡赤水和夺取娄山关的战斗中，立过大功。担任过师宣传科长、团政委、旅政委。到延安后，黄克功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任第2期第15队队长。

刘茜，年仅16岁，山西定襄人，七七事变后，由家乡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15队学习。刘茜不仅年少貌美，而且能歌善舞。

延安的女青年们找对象有所谓“走长征路线”之说，进入抗大第15队学习的刘茜，很快便爱上了年轻帅气的队长黄克功。二人的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之后便公开了。陕北公学成立后，抗大第15队全体人员拨归陕北公学，刘茜也随队转入陕北公学学习。不久，黄克功被调回抗大任第3期第6队队长，刘茜仍留在陕北公学，以后两人接触少了，关系渐渐疏远。黄克功见刘茜与其他男同学来往，心怀嫉妒，又听了一些风言风语，就觉得刘茜在陕北公学另有所爱，对他不忠诚，于是便多次责备刘茜，并要求立即结婚。

刘茜对黄克功的反复纠缠渐生反感，拒绝结婚。她在给黄克功的一封信中说：“我希望这态度永远下去好了！将来的问题，将来再解决，你不要再急急地想结婚”“我希望我的爱人变成精神上的爱我者。”在另一封信中，刘茜强调了爱情的共同基础，她写道：“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而是意志认识的相同，你不应把物质来供我，这是我拒绝你送我钱和用品的原因，希望你不要那般的来了，你无形中做了降低朋友的行为。”对于夫妻在婚姻中的地位，刘茜认为：“就是夫妻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中，互相的也是各不依靠，而是帮助，你认清点！！”

此外，两人的观念差异还体现在交友问题上。由于工作及性格的原因，刘茜与其他男性有较多的接触，这使黄克功心怀妒意，以致无端猜疑，认为她“随处滥找爱人”，而刘茜曾告诉黄克功：“我们像亲兄妹一般地过着生活来到延安，但我们是同学之合，而没有和其中之一个产生什么爱的，我们一块儿游山玩水，一块儿打球，一块儿讨论，无形中失去了男女之界。现在仍是那般的。”

黄克功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就在9月5日这个月明星稀的晚上，不甘心结束这段恋情的黄克功约刘茜到延河边散步，试图强迫刘茜答应与他结婚。在遭到刘茜拒绝后，黄克功说刘茜不忠贞，刘茜却说双方都有另找爱人的选择权。两人的口角越来越厉害，黄克功恼羞成怒，拔出手枪威胁刘茜，逼婚未遂，便完全失去理智，对准刘茜扣动了扳机，“砰，砰”两声，刘茜应声倒在血泊中。

事件发生后，罗瑞卿将黄克功逮捕入狱，并将案情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立即赶到抗大研究处理意见，他神色严肃地说：

“我们正从全国各地吸收大批知识青年来延安学习，黄克功的行为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一定要审判处决，严肃法纪。”

边区高等法院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以雷经天为审判长的审判庭，审理此案。在审判庭调查审理此案期间，国统区的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将这个案件作为“桃色事件”大肆渲染，攻击和污蔑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法无天”、“蹂躏人权”。这些叫嚣一时混淆了视听，引起了部分不明真相人士的猜疑和不满。延安各界及广大军民也是群情激愤，舆论纷纷。

9月6日，陕北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布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拒绝国民党方面派遣任何人参与。由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9人组成边区政府主席团，以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

国民政府承认划出陕西省的延安、安塞、保安、安定、延长、延川、旬邑、淳化、定边、靖边、甘泉、富县、米脂、绥德、佳县、清涧、吴堡，甘肃省的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县、正宁，宁夏的盐池、神府、关中部分地区，一共有25个县市，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之募补区。

9月7日，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等赶往代县太和岭口阎锡山行营指挥部，与阎锡山会谈。阎锡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见客人到来，满面春风，热烈欢迎。周恩来等根据毛泽东9月4日关于“整个华北战线酝酿着极大危机，利用红军新到壮其气，而改变其做法，是一极好时机”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与阎锡山在友好的气氛中，就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以及平型关、雁门关的防御等问题进行会谈。双方商定：

（一）八路军进入山西后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二）在第二战区行营的直接指挥下，成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各级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发动民众，组织游击战争，其工作纲领由中共拟出；（三）八路军在山西境内只发动群众，不干涉县政；（四）国民政府给红军补充的物品，二战区兵站帮助运输。

阎锡山还向中共中央代表扼要介绍了大同会战预案，征求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并建议周恩来等去大同见见傅作义。

是日晚，周恩来一行到达大同，同傅作义谈了两三个小时。傅作义表示拥护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坚决抗战，服从阎锡山的统一调度。

9月7日晚，毛泽东撰写了短小精悍影响深远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全文如次：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做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1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2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3种。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4种。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5种。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6种。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处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7种。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8种。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9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10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11种。

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11种。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9月8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等，说明西北战地服务团动身时间和行程，要求办事处派人携通行证到吉县迎接。

9月10日，张闻天、毛泽东联名致电林伯渠，全文如下：

伯渠：

请告罗汉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

甲、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3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3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行考虑。

洛毛

9月10日这一天，驻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致电毛泽东说，根据湘鄂赣边区游击队在武汉的谈判代表刘玉堂、黄耀南的电报和书信报告得知，他们在与国民党谈判改编问题时，已经允许国民党提出的由武汉行营在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抗日军第1 游击支队”中安插副司令、参谋长、副官主任、军需主任、副官等6 人，且防区有一部分与保安团混驻一地。

毛泽东当即复电林伯渠说：

“湘鄂赣在武汉的谈判，根本错误，请兄不待董（指董必武——笔者注）到即行通知在汉代表停止谈判。董老已在中部途中。请董老到鄂后，立令湘鄂赣代表回去，由傅秋涛（湘鄂赣省委和军区主要负责人，抗日军第1 游击支队司令员——笔者注）换任新代表，否认旧谈判一切不利条件，重新提出有利条件。董老到后，坚持下列原则：1、部队包办，国民党不得插一个人。2、一定防区，此防区背山地，有险可守，不与国民党军队及民团混杂，不争移驻大地方。3、一定的足够的饷款。4、对鄂豫皖边区谈判原则同上。”

后来，湘鄂赣省委在董必武指导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纠正了谈判中出现的失误，对国民党军派来的人，或用下层群众反对的办法予以驱逐，或将其束之高阁般地孤立起来，或用其它办法迫其辞职，最后使他们全部离开了游击支队。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八路军的番号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为总司令部，正、副总指挥改为正、副总司令。

9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嘱咐他“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并强调说：

“这一方针的基本原则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南京只能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9月16日，毛泽东复电给正在率领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的朱德、任弼时，他说：

“我3个师已无集中晋东北一处之可能，更无此必要。”“拟以115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中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地区。以120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129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

9月16日，日军一部从山西天镇南下广灵，关东军由蔚县西进。阎锡山拟集中14个团与敌决战，并希望八路军115师参加作战。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写道：

林彪同志并告朱、任、贺、关、聂、雪枫：

（甲）据彭雪枫称，日寇某军自天镇向广灵，关东军自蔚县急进，晋阎拟集中14个团与敌决战，希望我百十五师参加作战等语。

（乙）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丙）请你将当前情况及如何配合友军作战之意见即电告，尔后即时电告。

（丁）115师现到何处?

毛16日

林彪复电毛泽东说：

“想以陈光的第343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　

9月17日，日军沿平汉、同蒲西路，向国民党华北防线的恒山支点合围。毛泽东决定改变八路军原来的部署。他在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文中说：根据华北日军大迂回进攻的形势，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3省的战略中枢，敌军向这里出动主力，阎锡山指挥的各军已失锐气，节节败退。他还说：

“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因此，八路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已不适用。“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依上述情况及判断，为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军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建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壮大红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我二方面军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之同意下，转至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活动。”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115师即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中。

9月18日，毛泽东致电朱德、任弼时说：恒山山脉是第一战区与第二战区接合部，敌主力必从此进。林彪师现已当了正面，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贺龙师决不能再用此方，应速向晋西北转进。

9月19日，毛泽东在回复贺龙、关向应并告朱、彭、任的电报中说：

“19日电悉，你师集中忻县待命转向晋西北活动，候周、彭（雪枫）与阎交涉防地后，听朱、彭（德怀）命令执行。”

接着，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说：

贺龙率领的120师主力“应速赴晋西北：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五台、定襄、盂县地区狭小，敌进太原后，即在其包围中，因此，贺龙师应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冀，向绥远与大同展开游击，方能给进攻太原之敌以相当有效的钳制。所以，贺龙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如叫再去五台则失去战略意义。”

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这是一个有共产党参与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由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共产党方面的委员有4人，他们是：彭雪枫、邓小平、程子华、南汉宸。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南汉宸任政治部副部长，另有中共党员武新宇任动员分配部副部长。

续范亭，名培模，1893年出生于山西省崞县。1909年续范亭加入中国同盟会；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第6混成旅旅长；1933年任国民党新编第1军参谋长；1935年改任第1军总参议。他是一位爱国忧民、刚直不阿、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的国民党军将军，12月26日，为抗议国民政府不抵抗日军的入侵，在南京中山陵写下5首绝命诗，尔后剖腹自杀以明志，经抢救得以脱险。抗战爆发后，续范亭先后任第二战区高级参议、暂编第1师师长。

9月21日，彭德怀将其与阎锡山商谈的情况电告毛泽东说：

“昨晚赴雁见阎，20日黄昏汇报……我提百二十师出晋西北，（开始）阎不十分赞成，黄绍竑坚决反对。我一度坚持后，（阎同意）以一旅（358旅）及120师直属队去晋西北，以神池为指挥中心，小部伸出左云（敌已逼近左云）、右玉，向敌袭击，并发动与组织五寨、岢岚、河曲、偏关地域群众，主力即在神池、宁武集结训练。”

9月21日晚，毛泽东针对一些人希望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心理，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再一次强调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说：

“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以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

毛泽东还强调说：

“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

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毛泽东在谈到林彪决定“以陈光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时说：

“这种1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9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一行33人，从延安出发。后来在10月1日东渡黄河，进入华北抗日根据地，在6个月里辗转3000余里。此后，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足迹踏遍了华北的万水千山，他们在华北大地上奋斗了6年。其间，丁玲还曾在1938年间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国统区陕西潼关、西安等地进行宣传演出，共活动了4个半月。

9月23日，毛泽东复电给彭雪枫并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刘伯承、徐向前、林育英。

此前，彭雪枫来电报告说，阎锡山9月16日在太和岭口召见他，请他转告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将来万一“不利形势到来时，以八路军会合晋绥一个集团军在五台山脉周围建立根据地。五台山纵横200里，周围600里，共26个口子，民众20余万，配合晋绥及八路军其他部分定可与敌周旋，那时则请中央军守太原及太行山脉，我们则以主力位于五台山。”阎锡山表示：“如毛、朱先生同意，希望早告我，以便预先存买粮食、衣服、弹药之种种准备。”

阎锡山与彭雪枫还谈到今后对八路军的指挥问题。他表示拟采用两个原则：一是“事先互相商议”，二是“临时将计划部署通知八路军，由八路军自行酌量行动”。他对彭雪枫说：“八路军作战主动，不用督促，晋绥军扰民有余扰敌不足，嗣后两军协同必须互取短长。”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关于阎先生所提，假如在不利情况下，两军团结一致，用游击战争坚决抵抗日寇进攻之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区域之一，现就宜加紧准备，可双方派人察看，并计划一切，不宜迟缓。”“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4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资材集中于五台一处，是不妥当的。”“上述游击战争意见，望即提供阎先生考虑，倘承采取，抗战幸甚。”“阎先生诚意合作与商量指挥之事，我们甚为佩服与感谢。”

9月23日这一天，阎锡山将平型关战役的最新战况电告朱德：22日夜日军忽然偷袭平型关阵地，发生激烈战斗。他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朱德同彭德怀立即电令林彪说：

“115师应即向平型关附近开进，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但须控制一部于灵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左翼。”

9月25日，朱德、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并告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贺龙、萧克、关向应、徐向前、林育英说：

“阎锡山面许我军驻区群众由我独立负责，不好之县长允更换，组织之游击队允予发枪。我工作之区域可实行减租减息。”

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刘少奇、杨尚昆、朱瑞，并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他在电文中写道：

周并转胡服、尚昆、朱瑞并告朱、彭、任：

甲、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

乙、除山西部署已告外，应令河北党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为此目的，周是否应与冯治安、黄绍竑等再谈一次，请酌。

丙、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为此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

丁、请以整个华北的部署见告。

毛泽东25日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转告林彪，他写道：

朱、彭、任、周并告林彪:

甲，依据现时敌攻保定代州并向石家庄太原，对灵涞广蔚4县似乎没有多兵据守的情况，依据蒋谈决在保定取决战方针，在晋西北取固守方针的情况，为阻敌南占太原石家庄支持华北的持久战起见，拟建议蒋阎派何柱国骑兵军全部，另派桂军或中央军有力步兵15000至20000人与我林师全部配合，受朱彭指挥，在蔚涞之敌向保定前进，广灵之敌向代州前进，确已深入之际，从灵涞之间向北突击（反攻性质的中央突破），恢复灵涞广蔚4县，然后向着大同张家口北平线，大同太原线，北平石家庄线，举行大规模的侧后袭击战，在灵涞广蔚建立群众的及堡垒的根据地。如此若成功，还可用相当一部进出热河方向，如此或能造成华北战争的新局面，支持相当时期的持久战，请你们考虑之后向蒋阎建议。

乙，不管蒋阎协助与否，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并候蔚涞之敌脱离蔚涞，攻至满城附近，灵广之敌，脱离灵广攻至繁峙附近，上述4县兵力极少之际（此时涿州之敌当攻至徐水附近，大同之敌当攻至雁门关附近），然后使用我林师全部向北突出，依情况再分成无数小支或分成二、三个集团，向着恒山山脉以东以西以北广大地区敌之空处侧后举行广泛的袭击战，若在敌之主力尚未集中于其主要的攻击点，敌之后方尚未十分空虚之时，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若仅派遣战术支队那是无益的。

丙，如同意上述意见就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那时应以王震部位于策应前方保持后路之地区，贺师在晋西北之使用同此原则。

丁，如出击敌后，须采取没收大地主政策，广泛发动群众，红军便不孤立。

戊，蒋阎保定决战晋北固守的方针（见蒋19日部署电），完全是处在被动的挨打的姿式下，如无上述一支骑兵袭入敌后，决难持久，只有实行上述计划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现在仅仅剩义武一着污棋，应向蒋阎极力建议（暂不说红军单独行动，只要求派兵协助）。

己，如能实现上述计划，即使保定、代州失守也是不怕的，没有某些地方失守之代价，不能取得敌后活动的便利。

庚，实行上述计划须在灵涞广蔚敌军甚少之条件下，须有敌后方敌兵不易活动，而我步兵易于活动之地形条件。

辛，以上作为各种提议，请考虑电复。

毛泽东 25日

毛泽东这一非常重要的战略计划，由于平型关伏击战已经打响，便被搁置了起来。

9月25日这一天，林彪、聂荣臻指挥115师主力，在平型关东北的小寨村至老爷庙公路附近的山地，伏击日寇板垣师团第21旅后续部队。杨得志、李天佑等率部冲锋陷阵。杨得志率领的685团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他所辖的2营5连连长曾贤生，一个人就刺死了10多个日本兵。

据林彪的老部下阎仲川的儿子阎明在《平型关往事》一文中说：“战前林彪在这一带看地形时，‘发现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公路有一条向北延伸的峡谷，这个叫乔沟的峡谷中段长约5公里，沟深20至30米，两壁十分陡峭，谷底狭窄，只能通过一辆汽车。乔沟北侧200多米的山腰上有个关圣帝庙，庙后山梁叫老爷庙梁，是附近的制高点。乔沟是日军进攻平型关的必经之地，是我军理想的伏击地点’。林彪决定在这十分适合打伏击的地方与日军一战。他将指挥所设在一个山头上，安排部队埋伏，等候日军到来。林彪命3个团在两侧埋伏，又命一个团在外围游弋，牵制日军。这次伏击，115师算是全师出动。9月25日凌晨，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之一部分，进入乔沟伏击圈，115师居高临下发动攻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进入沟中的日军被全部歼灭。”

平型关伏击战，115师“除缴获汽车82辆，大炮1门，炮弹2000余发，步枪数百枝，打死敌人1000多人外，还包围了敌之高级司令部，缴获秘密文件甚多，其中有敌整个华北作战计划及标示目的之日文地图”。

115师在此战中也伤亡了1500余人，其中团级干部3人，营级干部5人。他们最大的教训是把日军包围分割冲垮之后，还像对待国民党军队那样，认为日军已经失去了战斗力，要他们投降，结果遭到钻在汽车底下的顽敌突然射击，致使部队伤亡陡增。林彪后来在10月17日写成的《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一文，总结出12条经验教训，送给了毛泽东。

平型关伏击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贺电纷纷从全国各地飞向八路军总部，飞向115师师部。

9月26日，毛泽东复电给朱德、彭德怀说：

“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

他在电文中又说：

“向恒山山脉及其东、西、北3方向突击，展开敌人侧面的游击战略计划，暂时尚无执行的条件，要待敌人更深入，后方更空虚时才能执行。”

接着，毛泽东还就平型关伏击战对外宣传问题，向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发出了指示。

9月26日这一天，蒋介石亦复电朱德、彭德怀说：

“25日电悉，25日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至盼。”

蒋介石还复朱德一电说：“电悉，接诵捷报，无比欣慰，着即传谕嘉奖。”

随后，115师即在当地活动，派出地方工作团，发动群众抗日运动。120师率358旅进入管涔山区，分兵挺进雁北，在大同以西、以南展开，并派出地方工作团，深入晋西北各县开展群众工作。359旅派出一部，进入河北平山、井陉地区发动群众。

9月27日，毛泽东将平型关伏击战战况电告正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和叶剑英。

9月28日，蒋介石单方面宣布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原来在“八一三事变”之后，叶挺曾向蒋介石建议说，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让我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并说改编后番号叫“新四军”。他之所以称之为“新四军”，是因为蒋介石任总司令的北伐军中有个第4军（在北伐的8个军中第4军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被称为铁军。叶挺任第4军直属独立团团长），毛泽东创建的人民军队的第一个军是红4军。叶挺就是希望这支新编部队能够继承“铁军”和红4军的优良传统。蒋介石接受了叶挺的建议。在他看来，叶挺在国外过了10年流亡生活，已脱离共产党且失去了共产党信任，要乘机把叶挺拉过去，通过叶挺把红军游击队抓在自己手里。毛泽东虽然认可“新四军”这个番号，但对叶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却不完全放心，因为叶挺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所以关于“新四军”军长的人选，就推荐了其他人。国民党表示反对。他们随之提出由陈诚或张发奎指挥“新四军”，共产党也不同意。就在两党争执不下之际，蒋介石竟然单方面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共产党暂时没有表态。

9月28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徐向前、林育英说：

“我129师（缺一团）接电立即出动，经临晋渡河到侯马上车，在太原补充衣、弹，速开正太路南北地区。”

9月28日，朱德、彭德怀电告贺龙、关向应说：

“敌约千人进至马邑，阎电驻朔县守军由贺（龙）指挥，共同消灭该敌。”

9月29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的电报中说：

“华北大局非常危险，”“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目前长城抗战仅是暂时的，而且是极短的暂时。”“阎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二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9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发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一文。后来此文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名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他在文章中写道：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现在的统一战线事实上还停止在两个党的范围之内，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是目前最严重的情形。”

“当权的国民党的抗日同志们，我们和你们在今天一道负着救亡图存的责任。你们已经和我们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了，这是很好的。你们实行了对日抗战，这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不同意你们继续其它的老政策。我们应该把统一战线发展充实起来，把民众加进去。应该把它巩固起来，实行一个共同纲领。应该决心改变政治的制度和军队的制度。一个新政府的出现是完全必要的，有了这样一个政府，才能执行革命的纲领，也才能在全国范围内着手改造军队。我们的这个建议是时代的要求。这个要求，你们党中也有许多人感觉到，现在是实行的时候了。”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领导敌后抗战，容后再叙。

东方翁曰：对于平型关伏击战的评价，抗战时期称之为大捷，自然是出于形势和宣传的需要。即便如此，毛泽东也仅仅是称为“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好像没有怎么兴奋。作为历史，后人有必要为其正名。阎明在《平型关往事》中谓之“惨胜”，亦不为过。战前，林彪还不理解毛泽东提出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他是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打正规战争的。人们常说，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叫得不偿失；杀敌一千自伤二千，叫损兵折将。在平型关伏击战中，林彪投入了绝对优势兵力，虽然全歼了敌人，却付出了惨重代价（歼敌1000多，自损1500余）。这已经不是得不偿失，而是损兵折将了！林彪打仗很会算计，如果知道是这么个结果，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打的。照这样打下去，那15000人的老本要不多久就拼光了。林彪毕竟是个聪明人，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一文中总结说：“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这说明他在“惨胜”之后，已经理解并接受了毛泽东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了。

第22章 1937年9月间—

“对个别左倾领袖如章乃器等的这类错误，应在报纸上有适当的批评。批评的态度应以说服为主，暂时可不指其名。这类左倾领袖今天起着把革命群众带给资产阶级的作用。”

话说1937年9月间，艾思奇、周扬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在党组织安排下，离开上海奔赴延安。当毛泽东得知艾思奇从白区辗转来到延安时，十分高兴地说：

“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

于是，他便给艾思奇写了一封信：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近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

信中所说的“抄录了一些”，是他在读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时，作了3000余字的摘录。信写好后，他叫秘书胡乔木马上送给艾思奇。

艾思奇接到毛泽东的信，正站在窑洞门前看，突然，传来一个很亲切的声音：

“你就是艾思奇同志吧！”

艾思奇抬头一看，来人竟是毛泽东。原来，毛泽东让胡乔木送走信后，感到言犹未尽，于是便来找艾思奇交谈。艾思奇急忙上前，将毛泽东迎进屋里。此时屋里除了一个土炕外，连一把椅子都没有，他便请毛泽东坐在炕沿上，还要到屋外去借茶杯给客人倒水，毛泽东微笑着说：

“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以文会友，我们早该是朋友了嘛！老朋友见面，随便一点好。”

说罢，他一面审视着极为简陋的住房，一面端详着瘦弱的艾思奇，又说：

“生活条件艰苦，委屈你了，年轻人。不过，这只是暂时的。你出生的家庭环境优裕，又长期在条件较好的日本、上海学习和工作，希望你既做革命的理论家，又要做吃苦耐劳的实干家。”

艾思奇听着这些暖心的话语，深受教育。就这样，他们就哲学中的一些问题广泛交谈起来，这第一次会面一直谈到很晚才结束。

也就在这年的9月间，正在忙于指挥数万大军进入敌后抗战的毛泽东，后院却失了火，已经结婚10年的妻子贺子珍要离他而去了。

此时的贺子珍，由思想上的烦恼联系到了身体上的痛楚，她想动手术把身上的弹片取出来，然而延安的条件太差了，做不了这个手术，她便决定到西安转赴正处于淞沪会战战火纷飞中的大上海，到那儿去取弹片。更重要的是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非常懊恼地说：“我生孩子生怕了。”于是，她那本来要走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

毛泽东见贺子珍要走，就极力挽留她。他心里非常清楚，贺子珍此时不顾自身安危要去上海的主要原因，还是对自己有成见，便诚恳地对贺子珍说：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3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毛泽东的肺腑之言并没有打动贺子珍的心。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外表温柔却极富个性，又拿出了以前不顾一切的劲头，把女儿娇娇托付给奶妈，收拾起简单的行李，拔腿就走了。

贺子珍到了西安后，因上海战事吃紧无法前往，便滞留在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此时，毛泽东很着急，托人捎口信，请她回延安，还给她捎去一个装满日用品的小木箱，也捎去了和解的愿望。但贺子珍已经铁了心，决不回头。她用自己的津贴给毛泽东买了一床新被，并让人给他捎回了一方白手绢，在上面写了诀别信，自己仍然留在西安，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后来她受王明、康生11月从苏联经新疆迪化、兰州、西安回延安的启发，觉得上海不能去就去苏联，到那里去不但可以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有学习的机会。于是她就与11月来到西安准备赴苏联治病的蔡树藩、钟赤兵、徐梦秋以及张闻天夫人刘英一起，乘汽车从西安到了兰州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毛泽东托谢觉哉劝回贺子珍，贺子珍根本听不进去，坚持去苏联。多年后谢觉哉非常后悔地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

不久，贺子珍一行乘坐运送军火的飞机飞抵新疆迪化，住在以邓发为主任的八路军驻新疆迪化办事处。正当贺子珍等待飞机去苏联时，毛泽东又捎去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一定要回到延安。贺子珍依然不理会毛泽东的召唤。此后，驻新疆办事处收到一个电报，要求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干部，全部返回延安。这又是一个贺子珍回延安的好机会，可她还是没有回去。最后，除了徐梦秋留在新疆当盛世才的教育厅长外，贺子珍一行乘车到达阿拉木图，在那里搭上火车直达莫斯科。替代王明成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把贺子珍安排在郊外的东方大学分校住宿，由苏联人陪同进城到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病。一切安顿好了以后，贺子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马上发去一封电报，仍然要她回延安。从国内到苏联的人，也多次给贺子珍捎来毛泽东的口信让她回延安。可贺子珍和毛泽东怄气的情绪还没有好转，就给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说她在苏联生了一个男孩，长得完全像毛泽东，她的奶水不够孩子吃，孩子一半靠牛奶，一半靠米汤喂养。她还说这里的学习已经开始，等到两年后学业完成了，才能回去；并在信中又一次提出和毛泽东离婚。毛泽东这一次同意了，并正式通知了党内元老董必武。贺子珍给毛泽东写有诀别信的那一方白手绢，毛泽东一直保存在他的铁箱子里。直到1938年10月，贺子珍最终永远的失去了毛泽东。这的确是一段读来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

且说1937年10月1日，国民党第二战区为组织由晋绥军、中央军和八路军联合发动的太原、忻口保卫战，将作战地域划为左中右3个地区。为统一指挥参战部队，阎锡山与周恩来商定，右翼各军，包括国民党军第63师、独立第３旅等10个团划归八路军指挥。

这一天，朱德、彭德怀电告林彪、聂荣臻说：

“阎以第63师及章旅（第33军独立旅）另某团共10个团，交18集团军指挥，守五台地区。林、聂注意与章旅联络，并帮助其进驻神堂堡、龙泉关、石咀地区之工事设置。”

10月4日，朱德、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并报毛泽东说：

“陈长捷升61军军长，指挥步兵约10个团，仍在台怀附近，陈本人尚听我们的话，明5日派徐向前同志前往帮助指挥，望你们注意与之联络，尽量从政治上帮助。”

10月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八路军各师负责人，他写道：

朱彭任并告林聂罗，贺萧关，刘徐张（张即林育英，下同——笔者注）：

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的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心愿意围绕于红军周围。为达上述目的，除作战指挥由上级负责外，对他们应取态度及方法，须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

毛泽东

10月6日凌晨1时许，毛泽东的住处仍然亮着灯光，他依然在研究忻口会战的计划。忻口会战即将开始，阎锡山的作战计划显然是重视了晋北方向的防御，忽视了晋东方面的防御，而日军占领石家庄后，必沿正太路向西进攻。他十分担心这一点，提笔起草了一封给周恩来、朱德等人的电报，提出了关于华北作战的补充意见。他写道：

周、朱、彭并告林、聂：

关于作战问题之补充意见：

甲、程潜放弃石家庄、集中兵力守太行山山地是正确的，但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龙泉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在右翼除朱怀冰外尚有些什么兵力，能达到坚守任务否？

乙、进入山西之敌，判断总数似不过两师半。为保卫晋北已经占领之数十县，至少分散一个师，则攻太原者似至多不过一师半。雁门关以南又须沿途分兵守备，则达忻口一带作战者，似将不过一个师左右，已处于我3面包围中。如果龙泉关、娘子关能坚守一个月，又如果我方部署适当，则以我方兵力数量与质量计算，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之攻击计划。因为我方兵力数量在15万以上，红军与卫立煌军在质量上可为晋北战役之领导者，山西军已处最后关头，将不得不打一仗。

丙、此战役之关键在于下列3点：1、娘子关、龙泉关之坚守。2、正面忻口地区之守备与出击（出击是主要的）。3、敌后方之破坏。

丁、为达上述目的：1、要求南京速加派生力军三四个师位于娘子关。2、要求卫军4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余任守备。3、红军林、贺两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另要求南京派生力军两个师从涞源、蔚县行动。

戊、为此目的，我115师主力不但不应出河北，亦不宜位于龙泉关，似应第一步移至豆村、台怀之线，以便适时袭击大营、沙河、繁峙线，并准备于可能与必要时，北越长城出至浑源、应县，以此为中心，分为若干支队，采取夜间行动，袭击雁门大同线、大同张家口线之铁路，袭击张家口广灵线、广灵代县线之汽车路。115师这一行动（如再加南京两个师更好），配合贺师主力在左云、右玉、平鲁、朔县之行动，将引起山西敌军正面攻击之停顿，甚至暂时部分地后退，并将引起平汉线敌军停止深入石家庄以南，而采取以一部守备北平、石家庄线，以另一部转向灵、涞、广、蔚地区对付我军。在115师本身，则因转移与作战频繁，要准备付出相当之代价，即应准备减员2000至2500，并因减员而不得不将枪支一小部分交与地方民众，武装他们。但在支持山西作战，即用以支持华北作战较为长久之战略目的上，却有很大意义。

己、因此，在经过你们的详细考虑后，如果基本上同意此方针，便请执行下列步骤：1、要求程、阎确定龙泉关、娘子关新增守备兵力是何部何人，何时到达，保证东面之安全。2、要求程、阎派2个师出恒山北段。3、要求程、阎补充我军步枪3000至3500支，机关枪30至35挺，并允许补充新兵5000至7000人。4、115师之教导营应开至太原为中心之地区，实行扩红，不要开到河北去，因为到那里扩红是靠不住的；骑兵营应随主力行动。总部及贺师亦应派人去太原地区扩红。5、刘师主力或全部使用于正太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巩固后路。

庚、以上意见请详加考虑电复。

此电写完，接朱、彭本日6时电，我们意见已根本一致，但不知林、聂尚有不同意见否？又向阎、程建议，要求他们十分注意秘密，他们部署最好不用无线电，否则是十分危险的。

毛泽东　6日1时

10月9日，毛泽东致电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和叶剑英，要他们询问“新四军”军长候选人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是否愿意到延安来一趟。叶挺获知后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决定赴延安。

10月10日，毛泽东、谭政致电任弼时、邓小平、罗荣桓、关向应、林育英说：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已建立，主任为任弼时（毛泽东代理）、副主任为谭政，即日开始办公。规定政治机关每7天报告1次。八路军总政治部及师政治部直接报告中央军委，但中央军委对各师指示仍经过八路军政治部。报告事项为：敌我政治情况；部队政治情况及纪律情况；地方工作情况。

10月10日下午，枪杀女青年刘茜的抗大学员黄克功在狱中给毛泽东及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列举了他在革命中的功绩，请求赦免他的死罪，好让他死在抗日的前线上。

陕甘宁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一个关于处理黄克功案件的明确态度。

原来，黄克功在法院审判庭调查、取证期间，毫不隐讳地向法庭陈述了他的简历，坦白交代了犯罪经过。审判长特意问他：

“你在哪些战斗中受过伤、挂过彩？”

黄克功讲述了许多战斗的概况，人们从他那敞开的衬衣里，看到他从臂部到腿部伤疤连着伤疤，犹如打结的老树皮。法庭旁听席上有许多人竞相发言，说黄克功参加革命后为党工作多年，立有大功，应宽大处理，民族解放战争正需要这样的人，给他个改过的机会，主张免他死刑；还有不少老红军战士为之痛哭流涕。

雷经天见群众呼声太高，就给毛泽东写了那一封信，与黄克功写给毛泽东及中央军委的信一并呈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黄克功和雷经天的信，依然主张边区政府司法机关应依法办事。他认为，功劳归功劳，功过不能相抵，杀人应当偿命。不能因为黄克功是党的干部，又立过大功，就不依法处治。于是，他就给雷经天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的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每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依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和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10月12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陕北公学的大院里举行黄克功情杀案公审大会。法官、陪审员、起诉人、证人、辩护人和法警进入了会场，刑庭审判长雷经天等人也各就各位。开庭后，起诉人与证人先向大会陈述了黄克功事件的全部细节。随后，各单位代表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分析、要求以及结论性的群众意见，然后等着法庭审判。

黄克功被带了上来。当法官让他发表个人申诉时，他只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经过，并作了扼要的检讨。他唯一申诉的就是一句话：“她破坏婚约是污辱革命军人。”这声音不高，但整个会场却听得清清楚楚。审判长雷经天问道：

“你还有什么请求？”

黄克功说：

“死刑如果是必须执行的话，我希望我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如果允许，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如果不合刑律，那就算了。”

黄克功的声音越来越低，但那低沉的声音充满了感染力。

法院休庭片刻后重新开庭。审判长雷经天当众宣读了毛泽东的来信。黄克功听了以后深深地低下了头。雷经天庄严地一字一顿地宣布：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黄克功没有任何反抗，也没有表现出抵触、激动或者消沉的情绪。他拉了拉衬衣角，平静地朝会场看了一眼，举起一只胳膊高喊：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国民党！”

左边的法警下意识地拉下了他的胳膊。他低声说：

“为什么不让喊口号呢?”

他再次向天空望了一眼，便跟着行刑队穿过坐在东北侧的人群，向刑场走去。

此后的一天下午，抗大的学员们像往常一样，在延安府衙门广场上，列队坐在场院平地上听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这一回专门讲了青年人恋爱问题的3个原则，让学员们吸取黄克功的教训。他说：

“第一个原则即政治上一致的原则。我们现在的革命任务是抗日救国，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男女之间的爱情首先要有这个基础，我们能爱敌人吗？能同汉奸、卖国贼谈情吗？只有政治上的志同道合，才有可能说到此人可爱不可爱。第二个原则即是双方自愿，绝非单方面愿意。我们反对男尊女卑，我们反对大男子主义，更不能有变相的强迫。第三个原则即是不妨碍工作。在青年中要提倡工作第一，更不能‘若为恋爱故，万事皆可抛’。”

再说10月12日这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南方8省13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由共产党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其领导，决定成立新四军分局，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10月13日，毛泽东在以他和张闻天的名义发给潘汉年、刘晓（为保密二人被称之为“小开、刘小二”）并告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的《关于克服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倾向的指示》中写道：

小开、刘小二同志并告博、叶、周、胡、林：

甲、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部分左倾领袖及党员中是在增长，主要表现在对于国民党的投降，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作斗争。

乙、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只有使国民党感觉到群众对于自己的不满与压迫，才能推动它在各方面的彻底转变。同国民党和平共居，只能延长它的错误政策的寿命。

丙、对于国民党投降主义倾向必须开始斗争。对个别左倾领袖如章乃器等的这类错误，应在报纸上有适当的批评。批评的态度应以说服为主，暂时可不指其名。这类左倾领袖今天起着把革命群众带给资产阶级的作用。

丁、国民党在华北失败后，气焰大杀，其内部如陈诚、胡宗南、卫立煌等实力派对国民党老政策均表不满，更由于八路军在华北的模范作用，以及国际形势的转变，使我们在政治上处于完全的优势。因此我们应不失时机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采取攻势的批评与斗争，主要方向首先是在改组国民党，然后及于改造政府与改造军队，这不是使国共合作分裂，而是使之更进一步地开展。

洛 毛

10月13日，忻口会战正式开始。此前，周恩来在10月10日致电毛泽东说：担心日军如猛攻忻口，卫立煌部是否有极大胜利把握，尚难判断。

为此，毛泽东复电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并转博古和叶剑英，他写道：

周朱彭并告博叶：

甲、周灰电判断是正确的，北面忻口反攻无充分把握，东面娘子关守备亦不大可靠。

乙、因此，朱彭任12日重新划分区域之部署是正确的，129师的使用须慎重。

丙、华北弱点在军队太杂，无一个主力军。红军在力求配合作战，争取华北持久的原则下，须同时顾到友军不可靠时的处置。

丁、可否向蒋程阎提议任命黄绍雄为娘子关、龙泉关沿太行山脉以东各军（红军不在内）之总司令，以统一指挥确保娘子关。因娘子关不失则太原虽失仍可支持，如娘子关失守则华北战局立即变为局部战，失掉了全局意义。须知华北战局重点并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带之太行山脉。如太行山脉及正太路在我手，敌进太原如处瓮中，我军是还能有所作为的。请你们深刻考虑此点。

　　 毛泽东 13日午

是日下午，毛泽东反复考虑后，又郑重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请他们向蒋介石、阎锡山等说明：太原失守并不可怕。他还说：

“华北大局之枢纽，现乃在恒山山脉及正太路。”“为确保太行山脉、正太铁路于我手中，准备向大同、张家口、北平线作战略反攻，支持华北持久战，用以消耗敌人，保卫中原各省之目的，应实行如下的部署：

一、以现有太行山脉以东各部，并增加生力军5个至10个师，位于龙泉关、娘子关及其以东地区，以黄绍雄为总司令，并构筑坚固侧面阵地，分向进攻之敌及平汉线举行运动中的歼灭战，以达确保该两关及整个恒山山脉之目的。

二、以卫立煌、郝梦麟、刘茂恩各部，另加川军两个师，以卫立煌为总司令，位于太原以东寿阳、盂县地区，除构筑坚固侧面阵地外，以运动歼灭战，对付太原之敌。

三、以红军115师、晋军陈长捷部，另加桂军两师、骑兵一师，位于五台地区，以一部除向平型关、沙河、代县、崞县、原平线袭击外，主力准备于可能与必要时，向北夺取恒山北段，并袭击平绥线。

四、以红军129师，位于正太路以南平定、晋阳、榆次南部之地区，创造根据地，准备万一不利时之南面防御战。

五、以红军120师主力配合晋军主力15个团左右，位于晋西北直至外长城一带，确保该地区，袭击太原、大同线。

六、以晋军20个团左右，配合红军120师之陈伯钧部，位于太原以西之汾阳、孝义直至离石、中阳地区，反抗敌军西进。

以晋军之余部，位于太原以南之太谷、平遥地区，完成对太原之四面包围。”

10月14日，国民党第53军130师691团团长吕正操在晋县小樵镇主持召开了全团官兵代表会议，决定691团脱离东北军，改编为人民自卫军，由他担任司令员，并在所属各总队普遍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使这个部队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武装力量。

吕正操，1904年1月4日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毛祁镇山后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2年加入张学良的卫队旅，次年考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1929年任东北军第116师16旅参谋处处长，1932年任东北军116师647团团长，率部到热河参加对日军作战。他在与东北军中的中共党员接触中，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6年9月，吕正操在北平建立了东北武装抗日救亡先锋队，任总队长，不久被张学良选调到西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吕正操重返东北军647团任职。1937年初，吕正操任新编691团团长。1937年5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吕正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在1938年5月，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根据晋察冀军区命令，与河北游击军等冀中抗日军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3纵队司令员。

10月16日，毛泽东在发给林彪的电报中说：

“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即蒋介石和何应钦）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动摇此方针。”

10月16日，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克服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成立八路军前方军委分会（即“华北军分会”）、各师军政委员会，加强党对军队的政治教育和领导。

此后，在忻口会战中，当日军在忻口正面遭到国民党守军抗击之际，八路军115师遵照毛泽东“向北突击，掏其空虚后方”的指示，把从代县经平型关、灵丘至张家口的敌后东路交通要道完全破坏，并先后收复了繁峙、平型关、灵丘、广灵、蔚县、阳原、涞源等地；并以一部深入河北，收复冀南数县，直逼省府保定。

在此期间，115师突袭日本总兵站原平镇，在雁门关设伏，围困代县，先后毙俘日军2300余人，焚毁汽车120多辆，断绝交通，使前线日军军需匮乏，各种兵器不能充分发挥效能，有力地支援了忻口会战。

120师则切断了日军从代县到大同的西路交通，两度占领雁门关，收复了雁北数县。

10月18日，120师第358旅第716团在雁门关伏击战中，取得了摧毁敌人汽车百余辆，歼敌数百人的胜利。

10月19日，陈锡联、曾绍山率领129师769团以第3营为主力的部队，在代县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焚毁日军飞机25架，歼灭敌守备队100余人。这是八路军第一次大规模摧毁敌机，辉煌战绩立时传遍了全中国。

曾绍山，1914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第4军政治部少年宣传队队长、师政治部秘书、师司令部参谋；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斗争和长征。

陈锡联，1915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一个贫苦的山区农民家庭，3岁丧父，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过着艰难的生活。10岁那年，陈锡联给地主放牛，因在夜里耽误了给牛添加草料，被地主打了一顿。之后，他和母亲一起讨饭度日。14岁离开家乡参加了红军的游击队。有一次，担任红4军10师30团团部指导员的陈锡联，和几个小伙伴因肚子饿，一起在镇上买了几个油饼吃。有人说他们组织什么委员会，要搞阴谋活动，张国焘知道了，指示把陈锡联等人抓起来，准备枪毙。徐向前闻讯，跑去对张国焘说：“小鬼们嘴巴馋，哪懂什么委员会呀！批评教育一下，放掉他们吧。”后来，陈锡联常说，是徐总指挥救了他一命。

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论鲁迅》的演说。敬录全文如次：

同志们：

“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是先锋队的任务。当为这个伟大的民族的自卫战争迅速的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炼先锋来开辟道路。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是不谋私利的，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的；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的，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目前的战局，如果只是单纯的政府与军队的抗战，没有广大的人民参加，这是绝对没有最后胜利保障的，我们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首先全国的广大先锋队要赶紧组织起来。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要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奋斗到底。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而是因为他站在民族解放的前列，他把全部力量都献给了革命斗争。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尤其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轻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挣扎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学习革命道理一样，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儿有真理，有自由，是创造革命青年的场所。

鲁迅是从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经历过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锋利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去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上，为真理、和平、自由而斗争。

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1936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稳定，那样清楚。托派成了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经是明显的事情了。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远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安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鲁迅先生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的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绝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一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外国的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左的、革命的，等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献给敌人作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作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的文学青年，叫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他的威胁、利诱和迫害，他一点也不避锋芒。他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愤恨的一切。他往往是在战士的血迹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了坚定的决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如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不但要咬你，而且最低限度要溅你一身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也没有假慈悲、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打倒它，使它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这种精神，运用到全中国去。

综合上述的几个条件，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完全贯串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艺术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使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10月22日中午，毛泽东、张国焘、萧劲光在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彭雪枫的电报中写道：

周、朱、彭、任及雪枫：

甲、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10000支；乙、主要方法自己造枪；丙、请你们立即开始用一切方法在山西弄到一部造枪机器及若干造枪工人，准备在延长设立兵工厂造枪，即造土枪也好；丁、如何盼复。

毛泽东 张国焘 萧劲光22日午

10月22日下午，毛泽东、张闻天联名复电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告周恩来。

此前，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曾在10月19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说：部队改编后，政治工作人员的地位、职权降低，使政治工作及部队建设受到了损失。为此，建议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争取党代表名义公开，职权与过去的政委相同，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对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旅设政治处，各旅单独行动时，可临时派遣党代表，并由团政治处分配一部分工作人员在党代表指挥下进行政治工作，师政治处改为政治部，连为指导员。军政委员会书记，如不是党代表兼职，则党代表应任副书记职。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朱彭任邓并告周：

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将来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时，我军方可改为党代表。

洛 毛22日

毛泽东又复电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

此前，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在10月21日就华北八路军的部署给八路军各师领导人并报毛泽东的电报中说：第120师在晋西北、绥东发动和组织群众，王震率717团在五台山以北豆村、台怀一带，准备进至阜平、平山以西地域。第115师第343旅位于灵丘、上寨附近，小部经廊下去扰乱灵丘、涞源之敌。第344旅在阜平东北，随时准备南移。预备旅相机袭击灵丘、平型关西进或由涞源向平汉路南进之敌。在可能条件下，组织有力的挺进游击队深入易县、紫荆关、蔚县，涿鹿之间活动，收编散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第129师到达正太路以南，即开展进入太行山区的群众工作。总部直属队在盂县及五台以东地区发动群众。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朱彭任并告周：

甲、21日电悉。你们意见与我们意见是一致的，不是要总部及115师主力马上移至正太路南，而是要不被敌人隔断，确实保证于适当时机能够南移。请你们注意选择这个适当的时机，并立即布置恒山、五台山一切必要工作，并请考虑将总部特务团全部留驻五台山的问题，将来可另造一个特务团。

乙、将来南移时，第一步115师可用一个旅到汾河以西之吕梁山脉，另一个旅及师直属部队在太岳山脉夹河而阵，并可配合在太行山脉之129师作战。总部第一步亦可在汾河以东，只要不被隔断就不怕。

丙、总部经晋西北向南似不如经晋东南向西为好，总部以确保安全为第一。

毛泽东22日

10月23日，毛泽东复电给彭雪枫并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人。

彭雪枫在10月18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汇报了他与阎锡山16日秘密会谈的情况，其中提到阎锡山建议，一旦出现津浦路、平汉路失守、晋军败退的不利局势，以八路军会合晋绥军一个集团军，在五台山脉建立根据地，与日军周旋。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雪枫同志并告周，朱彭任，林聂，贺萧，刘徐张：

巧电悉。关于阎先生所提，假如在不利情况下，两军团结一致，用游击战争坚决抵抗日寇进攻之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有下列意见：

甲、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4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

乙、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区域之一，现在就宜加紧准备，可双方派人察看，并计划一切，不宜迟缓。

丙、同时应该充分注意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及部署与准备，因为敌人必将先行占领该地神池、宁武一带，以与东边占领恒山山脉之行动相配合，取得居高临下之势，然后进攻太原。

丁、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与吕梁山脉之晋西南，虽目前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如将必要资材之准备、迁移等。资材集中于五台一处，是不妥的。

戊、游击战争除军事部署以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乡村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己、上述部署及计划，并不妨碍争取以主力在长城一带举行有利的决战之现时计划。

庚、关于阎先生诚意合作与商量指挥之表示，我们甚为佩服与感谢。

辛、上述游击战争意见，望即提供阎先生考虑，倘承采纳，抗战幸甚。

毛泽东23日午

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题词，他写的是：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的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毛泽东

10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新校舍落成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要与同志们说的，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功的原因，把它总结起来说，就是能够克服困难和联系群众。过去10年的经验均证明着，你们这次挖窑洞也证明着，将来在抗战过程中还要证明着，如能如此，可以战胜一切！

克服自然困难，战胜泥土和克服活的敌人，与战胜日寇虽然在很多方面相同，然而有很多方面不完全相同，它将更艰苦更困难些，所以在抗战中，不独要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方针，还要善于运用战略与战术，还要善于组织动员领导群众与争取同盟军等等工作，补充起来才行。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天才把它陆续发扬与发挥起来，战胜日本，驱逐日本出中国是完全有可能的。”

10月25日晨，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他写道：

朱彭：

24日电悉。

甲、你们是否准备以陈光旅使用于正太路？我以为是必要的，并且徐海东旅主力似亦有南下作战的必要，留一部配合总部特务团及杨（杨成武——笔者注）支队在西北一带已足。目前决定的战斗在正太路。

乙、为确实截断雁门南北大道起见，王震部似以加入雁门关一带配合宋（宋时轮——笔者注）支队作战为有利。

毛泽东25日5时

10月25日上午，毛泽东就八路军129师771团在七亘村遭到日军袭击一事，致电八路军总部和各师负责人。

原来在10月22日中午，八路军771团抢先赶到平定县石门口，抢占了有利地势，他们刚刚稳住阵脚，日军就赶来了，向着石门口连续多次发起进攻，但始终都无法通过，被迫撤走。771团也随即撤出战斗，回到七亘村休息。

是日晚，刘伯承派人告诉771团，第一、不能把自己侧翼全部放心的交给友军，必须严加防范。第二、旧工事不可靠，并嘱咐386旅旅长陈赓随时准备接应771团。但771团还是轻敌了，完全把左翼交给了国军，也没有对地形进行认真查看，没有多派岗哨和暗哨。

10月25日凌晨，日军第40旅团的一个大队外带300多骑兵从河北井陉方向迅速占领了石门口，尔后避开大路，从谷底小沟绕了过去，从左翼和正面对771团形成了包围，大约离771团驻地200米的时候，被查岗的771团1连连长发现，随即开枪示警，部队避免了被全部包圆的厄运。日军偷袭不成，当即便开炮强攻。771团仓促应战，上下乱成一锅粥。3连5班8名战士以7人伤亡的代价，居然挡住了日军的进攻，掩护大部突围撤到了附近山上，利用夜色与山势与日军很快形成对峙之势。

大约在凌晨3点左右，刘伯承接到陈赓急电：771团遭到日军突然袭击，部队已被打散。刘伯承立刻命令陈赓驰援七亘村。日军见状况不妙，便抽兵撤退。

刘伯承很快就七亘村被袭一事电告中央，作了检讨。毛泽东当即电示八路军总部和各师负责人：

朱彭任，林聂罗，贺关萧，刘徐张各同志并转各级负责同志：

屡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771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欲知129师后来战绩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姻关系破裂的原因，1938年2月才到延安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根据道听途说写了一段文字，其中后边的几句话非常惊人。她说：“其实，造成她和毛泽东离婚的原因，她应该负主要责任。贺子珍没有文化修养，长期以来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就冲着毛泽东发脾气，还动不动就挥枪动手。一次，一个美国女记者采访毛泽东，采访完毕后按照外国的礼节拥抱了毛泽东，贺子珍见状扑上去就给了美国记者一个耳光，骂人家不要脸。此外，贺子珍的神经也出了问题，经常和一些男同志夜间往来，几次流产。毛泽东曾经问过我一些问题，我都没有完全如实地讲出来。贺子珍要到苏联看病时，毛泽东再三不让她去，她硬是要离开毛泽东。她生的孩子和毛泽东给她算的时间根本碰不到一起。这下，毛泽东震怒了！”噫嘻！一个到延安就不可能与贺子珍（1937年9月离开延安）碰面的“作家”，竟然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说这位女革命家是一个放荡的女子！这个终生受惠于毛泽东的女人，这个和那位耿直的革命家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夫人，竟然在恩人身后往领袖身上泼污水！由这样的人写历史，岂不谬乎！岂止是贺子珍，这个“史学工作者”写江青也是如此！可见毛泽东身后的“文人无行”到了何等的程度？！

第23章 1937年10月—

“右倾投降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记取1927年陈独秀投降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血的历史教训，而不是重犯那种错误。”

话说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再一次会见了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贝特兰。

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1910年出生于新西兰奥克兰。他先是在奥克兰大学取得了文学硕士，后又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还曾在意大利佩鲁贾大学学意大利文，之后到伦敦《泰晤士报》工作，1936年作为罗得斯奖学金的访问学者来到中国，在北平燕京大学学习，一些英国报刊纷纷委托他报道中国的情况。因受埃德加·斯诺夫妇和当时爱国学生运动的影响，他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立即启程赶到西安，采访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并同史沫特莱一起志愿在西安电台用英语向外界广播，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他接受毛泽东的邀请到延安访问。毛泽东曾多次会见他，并回答了他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们之间的访谈录后来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这是一份很多人难得一见的重要史料，特将全文抄录如次。

贝问：中国共产党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后，有什么具体表示？

毛答：在这次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向全国警告过，对日战争是不能避免的，所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和平解决”的言论，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词句，都不过是掩盖其战争准备的烟幕弹。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政策，才能进行胜利地民族解放战争。革命政策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实现民主改革，以动员全体民众加入抗日战线。对于相信日本的“和平保证”，以为战争或可避免，以及相信不动员民众也可以抵抗日寇的人们，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战争的爆发及其经过，证明我们这些意见的正确。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宣言，号召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抵抗日寇的侵略，加强民族统一战线。不久我们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政府所应采取的政策。国共合作成立之时，又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宣言。这些都证明我们对于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政策来进行抗日战争的这种方针，是坚持不懈的。在这个时期中，我们的基本口号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问：据你的观察，战争到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些什么结果？

答：主要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城、略地、奸淫、抢劫、焚烧和屠杀，把亡国危险最后地加在中国人身上。另一方面是中国大多数人从此得到了深刻的认识，知道非进一步团结和实现全民抗战不能挽救危机。同时，也开始提醒了世界各和平国家认识抵抗日本威胁的必要。这些就是已经产生了的结果。

问：日本的目的你以为是什么？这些目的已经实现了多少？

答：日本的计划，第一步是占领华北和上海，第二步是占领中国的其他区域。说到日寇实现其计划的程度，由于中国的抗战至今还限于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日寇已在短期内取得了河北、察哈尔、绥远3省，山西亦在危急中。唯有实行民众和政府一致的抗战，才能挽救这个危局。

问：据你的意见，中国的抗战也有它的成绩没有？如果说到教训，则教训在何处？

答：这个问题我愿意和你多谈一谈。首先来说，成绩是有的，而且是伟大的。这表现在：

（一）现在的抗日战争，是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所没有的。它在地域上是真正全国的战争。这个战争的性质是革命的。

（二）战争使全国分崩离析的局面变成了比较团结的局面。国共合作是这个团结的基础。

（三）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

（四）给了日寇以很大的消耗。听说日寇资财的消耗是每天二千万日元；人员的消耗尚无统计，但一定也是很大的。如果说过去日寇差不多不费一点气力唾手而得东4省，现在就非经过血战不能占领中国的土地了。日寇原欲在中国求偿其大欲，但中国的长期抵抗，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走上崩溃的道路。从这一方面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抗日战争的革命性也表现在这一方面。

（五）从战争取得了教训。这是用土地和血肉换来的。

说到教训，那也是很大的。几个月的抗战，暴露了中国的许多弱点。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份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有些人说：“现在的战争已经是全面性的战争。”这只说明了参战地域的普遍。从参战的成份说来则是片面的，因为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几个月来许多土地的丧失，许多军队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现在的抗战虽然是革命的，但是它的革命性不完全，就是因为还不是群众战。这也同时是一个团结问题。中国各党派间虽然较前团结，但是还远远地没有达到必要的程度。政治犯大多数还没有释放，党禁并没有完全开放。至于政府和人民之间，军队和人民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关系依然十分恶劣，这里有的是隔离而不是团结。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战争的胜利是无从说起的。此外，军事上的错误，也是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动的仗，军事术语叫做“单纯防御”。这样的打法是没有可能胜利的。要胜利必须政治上军事上都采取和现时大有区别的政策。这就是我们所得的教训。

问：那末，政治上军事上必需的条件是什么？

答：政治上说来，第一、须将现政府改造成为一个有人民代表参加的统一战线的政府。这个政府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这个政府实行必要的革命政策。第二、允许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使战争带着群众性。第三、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改良办法包括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改良工人和下级官兵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救济灾民难民等等。政府的财政应该放在合理负担即有钱出钱的原则上。第四、外交政策的积极化。第五、文化教育政策的改革。第六、严厉地镇压汉奸。这个问题现在已到了极严重的程度。汉奸们横行无忌：在战区则援助敌人，在后方则肆行捣乱，并有装出抗日面貌反称爱国人民为汉奸而加以逮捕者。但是要真正镇压汉奸，只有人民起来和政府合作，才有可能。军事上说来，亦须实行全盘的改革，主要地是战略战术上单纯防御的方针，改变为积极攻击敌人的方针；旧制度的军队，改变为新制度的军队；强迫动员的方法，改变为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法；不统一的指挥，改变为统一的指挥；脱离人民的无纪律状态，改变为建设在自觉原则上的秋毫无犯的纪律；单单正规军作战的局面，改变为发展广泛的人民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作战的局面，等等。所有上述这些政治军事条件，都在我们发布的十大纲领中提出来了。这些政策，都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的精神。只有实行这些，战争才能胜利。

问：共产党如何使这个纲领实行起来？

答：我们的工作，是以不疲倦的努力，解释现在的形势，联合国民党及其他一切爱国党派，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范围还很狭小，必须把它扩大起来，这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唤起民众”的遗嘱，动员社会的下层民众加进这个统一战线去。说到统一战线的巩固，就是要实行一个共同纲领，用这个纲领来约束各党各派的行动。我们同意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但这个纲领至今没有为各党派所承认，首先国民党还没有承认发布这样一个全部的纲领。国民党现在已经部分地实行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这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是民权主义是没有实行的，民生主义也没有实行，这样就使得现在的抗战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现在战争如此紧急，应是国民党全部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再不实行就要悔之无及了。共产党的责任，在于大声疾呼地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作不疲倦的解释和说服，务使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孙氏遗嘱，全部地彻底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起来，用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问：请你告我以八路军的情形，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例如战略战术方面，政治工作方面等等。

答：自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以后，关心它的行动的人确是很多的。我现在向你说明一个大概。

先说战斗情况。在战略上，八路军正以山西为中心进行战争。如你所知，八路军曾经取得了多次的胜利，例如平型关的战斗，井坪、平鲁、宁武的夺回，涞源、广灵的克复，紫荆关的占领，大同雁门关间、蔚县平型关间、朔县宁武间日军的3条主要运输道路的截断，对雁门关以南日军后方的攻击，平型关、雁门关的两次夺回，以及近日的曲阳、唐县的克复等。进入山西的日本军队，现在在战略上是在八路军和其他中国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我们可以断言，日军在华北今后将遇到最坚强的抵抗。日军要在山西横行，必然将遇到它前所未有的困难。

其次，战略战术问题。我们采取了其他中国军队所没有采取的行动，主要地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这种战法，比较单纯的正面防御大有区别。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再则使用若干兵力于敌人后方，其威力特别强大，因为捣乱了敌人的运输线和根据地。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防御的战法，主要应采取“反突击”。几个月来军事上的失利，作战方法失宜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这和我们过去在国内战争时采用的战法，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但亦有某些区别。拿现时这一阶段的情况来讲，集中使用兵力之时较少，分散使用兵力之时较多，这是为着便于在广大地域袭击敌人翼侧和后方。若在全国军队，因其数量广大，应以一部守正面及以另一部分散进行游击战，主力也应经常集中地使用于敌之翼侧。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

其次，政治工作问题。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3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此外，从第二个原则出发，八路军的补充不采取强迫人民的方式，而采取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式，这个办法较之强迫的办法收效大得多。

现在河北、察哈尔、绥远和山西的一部分虽已丧失，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号召全军配合一切友军为保卫山西恢复失地而血战到底。八路军将和其他中国部队一致行动，坚持山西的抗战局面；这对于整个的战争，特别是对于华北的战争，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问：据你看来，八路军的这些长处，是否也能适用于其他中国军队？

答：完全能够适用。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1924年到1927年的时代。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1924年到1927年革命时代有了新精神的军队，其作战方法也自然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因此获得了北伐的胜利。现在的抗日战场，正需要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并不一定要有几百万，有了几十万作中心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以来全国军队的英勇牺牲，我们是十分敬佩的，但是需要从血战中得出一定的教训。

问：宽待俘虏的政策，在日本军队的纪律下未必有效吧？例如释放回去后日方就把他们杀了，日军全部并不知道你们政策的意义。

答：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越杀得多，就越引起日军士兵同情于华军。这种事瞒不了士兵群众的眼睛。我们的这种政策是坚持的，例如日军现已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放毒气，即使他们这样做，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问：据我所知，日本一面进行战争，一面又在上海放出和平空气。日本的目的究竟何在？

答：日本帝国主义在达到它的一定步骤后，它将为着3个目的再一次放出和平的烟幕弹。这3个目的是：（一）巩固已得的阵地，以便作为第二步进攻的战略出发地；（二）分裂中国的抗日阵线；（三）拆散世界各国援助中国的阵线。现在的和平空气，不过是施放和平烟幕弹的开始而已。危险是在中国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准备去上敌人的钓钩，汉奸卖国贼从而穿插其间，散布种种谣言，企图使中国投降日寇。

问：据你看，这种危险的前途如何？

答：前途不外两种，一是中国人民把投降主义克服下去；一是投降主义得势，中国陷于纷乱，抗日阵线趋于分裂。

问：两种情况中何种可能为多？

答：中国人民是全体要求抗战到底的，中国统治集团中如果有一部分人在行动上走入投降道路，则其余坚决部分必起而反对，和人民一道继续抗战。这种情况，当然是中国抗日战线的不幸。但是我相信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群众将克服投降主义，使战争坚持下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问：请问如何克服投降主义？

答：言论上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行动上组织人民群众制止投降运动。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认为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不知失败正是成功之母，从失败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即是将来胜利的基础。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而敌人则在胜利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我们应当向人民群众指出战争的胜利前途，使他们明白失败和困难的暂时性，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投降主义者没有了群众的基础，即无所施其伎俩，抗日战线便能巩固起来。

问：共产党在纲领中提出的“民主”是什么意思？它和“战时政府”岂不是互相冲突的？

答：一点也不冲突。共产党还在1936年8月就提出了“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政治上组织上的含义包括如下3点：

（一）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

（二）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

（三）政府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特别是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卫的自由。

从这3方面看来，它和所谓“战时政府”并没有任何的冲突，这正是一个利于抗日战争的国家制度和政府制度。

问：可是“民主集中”在名词上不是矛盾的东西吗？

答：应当不但看名词，而且看实际。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需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主集中制。

问：这和战时内阁制度不相符合吧？

答：这和历史上的某些战时内阁制度不相符合。

问：难道也有符合的？

答：也有符合的。战时的政治制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民主集中的，一是绝对集中的，由战争的性质所决定。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义的战争，一是非正义的战争。例如二十几年前的欧洲大战，就是一个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那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强迫人民为帝国主义的利益作战，违反人民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英国路易乔治一类的政府就是需要的。路易乔治压迫英国人民不许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话，任何表现这种民意的机关和集会都不许存在；即使仍然有国会，那也是奉令通过战争预算的国会，也是一群帝国主义者的机关。政府和人民在战争中的不一致，就产生了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绝对集中主义的政府。可是历史上还有革命的战争，例如法国的革命战争、俄国的革命战争、目前西班牙的革命战争。在这一类的战争中，政府不怕人民不赞成战争，因为人民极愿意进行这种战争；政府的基础建设在人民的自愿支持之上，所以政府不但不惧怕人民，而且必须唤起人民，引导人民发表意见，以便积极地参加战争。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人民完全同意的，战争的进行没有人民参加又是不能胜利的，因此民主集中制成为必要。中国1926年到1927年的北伐战争，也是依靠民主集中制取得了胜利。由此可见，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时候，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这样的政府就不应畏惧人民反对战争，相反，这个政府所顾虑的，应是人民的不起来和对于战争的冷淡。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则。

问：那末，你们准备经过什么步骤实现新的政治制度？

答：关键在于国共两党的合作。

问：为什么？

答：15年来的中国政局，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1924年到1927年的两党合作，造成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1927年两党的分裂，造成了10年来的不幸局面。然而分裂的责任不在我们，我们是被迫转入抵抗国民党压迫的方向的，我们坚持了解放中国的光荣的旗帜。现在进入第三个阶段了，为了抗日救国，两党必须在一定纲领上进行彻底的合作。经过我们不断地努力，这个合作算是成立了，问题在于双方承认一个共同纲领，并在这个纲领上行动起来。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是这纲领的重要部分。

问：怎样经过两党的合作达到新制度的建立？

答：我们正在提议改造政府机构和军队制度。为应付当前的紧急状态，我们提议召集临时国民大会。这个大会的代表，应大体上采用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的主张，由各抗日党派、抗日军队、抗日民众团体和实业团体，按照一定比例推选出来。这个大会的职权，应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它决定救国方针，通过宪法大纲，并选举政府。我们认为抗战已到了紧急的转变关头，只有迅速召集这种有权力而又能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才能一新政治面目，挽救时局危机。这一提议我们正在向国民党交换意见，希望得到他们的同意。

问：国民政府不是宣布了停止国民大会的召集吗？

答：那个停止是对的。停止的是国民党过去准备召集的国民大会，那个大会按国民党的规定是一点权力也没有的，其选举更根本不合民意。我们和社会各界都不同意那样的国民大会。我们现在提议的临时国民大会，和已经停止的根本不同。临时国民大会开会之后，全国面目必为之一新，政府机构的改造，军队的改造和人民的动员，就得着一个必要的前提。抗战局面的转机，实系于此。

贝特兰在这次访谈后，就离开了延安，到晋南前线的八路军总部和120师采访，还冒着生命危险随一支小分队遍访华北战线前沿地区。他先后采访了朱德、彭德怀、周恩来、贺龙、萧克、左权、关向应等人，并作了详细记录。后来，他以公正客观的报道和有关著作，为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赢得了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

且说10月26日拂晓，刘伯承获悉驻守井陉测鱼镇日军第20师团的辎重部队在300多名步兵掩护下，向西开进，便指挥129师第386旅772团在七亘村设伏待敌。

9时许，日军进入伏击区。第772团第3营放过敌人的前卫部队，向它的本队突然发起火力袭击，陡坡顶上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也像冰雹似地砸向敌群。日军顿时像炸了窝的马蜂乱碰乱撞，死的死，伤的伤，有不少被挤下了深沟。战士们随着一片喊杀声，奋勇跳入敌群，跟日军展开了白刃战。两个多小时后，枪声、喊杀声渐渐沉寂了下来。此战共歼灭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和一批军用物资。

胜利的消息很快就在七亘村一带传开了，附近的孔氏村、南泉村、北泉村推派代表抬着大肥猪，送到第386旅旅部，给八路军庆贺胜利。

这一天，刘伯承又得到了一个情报，说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也正继续向旧关抄袭。他很清楚，日军的意图是急于打通正太路，从背后威胁太原。据此，他判断七亘村仍然是日军进军的必经之路，便断然决定还在七亘村设伏。根据“用兵不复”的原则，日军万万想不到八路军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

刘伯承为迷惑日军，让772团主力第3营在27日当着来七亘村收尸日军的面，佯装撤退，造成七亘村无兵把守的假象。敌人再也想不到3营绕了一圈又返回了，集结在七亘村西改道庙公路南侧山地里。

10月28日晨，敌人的辎重部队果然循原路过来了，前后有100多骑兵，300多步兵作掩护。他们毕竟吃过亏，一路加强了搜索警戒，遇有可疑处便发炮轰击。到了七亘村附近，他们更加小心翼翼，朝村里村外进行了反复的炮击。第772团3营的指战员们隐蔽在灌木、草丛和石洞里，沉着镇定，不发一枪。

11时许，日军进入了伏击地域。第772团第3营的机枪、步枪一齐响了起来，组成了严密的火力网。这次日军已有准备，一遇打击便就地组织抵抗。第3营在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仍英勇出击，将日军截成两段。负责增援的第2营因天雨路滑没能按时赶到，因此第3营没能将敌军全歼。战至黄昏后，敌人乘夜色突围而出，一部分向西逃往山西平定，大部分则向东退回测鱼镇。

这次伏击战虽然只击毙日军百余名，缴获骡马几十匹，但却牵制了敌人，使困在旧关以南的国民党军曾万钟部1000余人从敌人的包围中成功突围。

再说忻口会战的正面战场，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10月26日，国民党守军放弃娘子关，全线后撤。娘子关一失，日军迅速占领平定、阳泉、昔阳一线，对太原和忻口形成了大包围。

10月27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他写道：

朱彭：

甲、苏联远东军似对满洲日本有所示威，华北日军有一部出关一部回国说，但未证实，请勿下达致起轻敌之心。

乙、我右翼主力既集中正太路，如打得好当能有效制止敌进。我前提120师主力北上未见答复，仍盼考虑。我意只留一团在原平以西，主力两团，以宋（宋时轮——笔者注）团全部位于大同、怀仁、岱岳、左云、右玉至平鲁地区，分数支队，主力袭击铁路沿线，一部开辟西面工作；另一团位于山阴、雁门关、朔县地区，主力袭击铁道，一部开辟朔县工作，目的在保证切断运输大道，又能发展北面工作。

丙、王兆相部暂在原地待命，如86师（以高双成为师长的国民党军——笔者注）不占神府苏区交涉有效，则该师可以不回，使其在晋补充整理，交涉无效时，再电告调回。

毛泽东

10月30日，八路军第115师主力进至昔阳以西的沾尚地区，准备袭击由平定、昔阳西犯之敌。

1937年11月1日，陕北公学在延安城东的清凉山正式举行开学典礼。

这天天气格外晴朗，同学们都穿上新军装，彩旗飘扬、歌声嘹亮，一片欢腾。中共中央和延安各机关团体派出了七八十名代表前来庆贺。毛泽东在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对抗战形势作了精辟分析，批判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和单纯防御，批判了唯武器论和战必败论。他还说：

“现在的抗战虽然进行得不顺利，上海危急，敌人在华北已突破娘子关，向太原逼进，但我们决不要悲观。我们应看到我们的有利条件，如：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最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它的性质是正义的，国内也比较团结，有广泛的国际同情，等等。因此，只要坚决执行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进行人民战争，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去打击敌人，我们是一定能战胜敌人的。”

尔后，毛泽东听了在延安的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的建议，给他在牛津大学学英语时的学友、如今的英国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尊敬的先生：

我们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并代表正在与侵略者进行殊死较量的全体中国人民，向英国人民和您所领导的英国工党送上良好的祝愿。

我们特别请求您的党派支持任何在英国组织的对中国的实际援助。

我们相信，当英国人民了解到日本侵华的真相后将响应中国人民，为中国人民提供实际援助，并将敦促英国政府采取积极抵抗的政策来应对这一最终将给英国人民带来同等威胁的危险。

抗击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民主国家和平阵线万岁！

谨致问候

　　 毛泽东 朱德

这封信由贝特兰译为英文，用打字机打出，末尾的署名是毛泽东亲笔用汉字和英文签名。贝特兰又在信中附上一张字条，上写着“如果自己恰巧充当了一个友好使命的中间人，将为此感到荣幸”等字样，并提醒艾德礼要妥善保管这封信，因为“这可能是毛泽东和朱德的亲笔签名第一次出现在英国”。也许是贝特兰的话起到了作用，也可能是艾德礼意识到了毛泽东的重要性，他把这封信悉心保存了下来，历经数代而未遭损毁。

后来在2015 年12月15日，苏富比拍卖行在伦敦将这一封特殊的信件拍卖，最终以60.5万英镑（约合482万元人民币）的高价，被一名匿名的中国收藏家买走。艾德礼的儿媳安妮在拍卖此信时表示，虽然艾德礼家族将这封信视为珍宝，但她希望这封信件能被更多的人所知。

再说11月2日，阎锡山命令卫立煌指挥的正面守军撤出忻口阵地，回防太原外围，协助傅作义部固守太原。

晚9时，卫立煌部不得不撤离忻口阵地，退往太原。就在他们后撤时，遭到日军主力追击，损失重大，无法组织新防线，被迫退到汾河西岸。

忻口战役开创了抗战以来华北各次战役中最有利的局面。中国军民坚守近1个月，日军被阻于忻口不能前进一步。此战共毙伤日军四五万人，由于国民党指挥上的错误，中国军队亦伤亡了10万人左右。

11月3日，叶挺由南京转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会见叶挺时，亲切地对他说：

“你是我们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

毛泽东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这是因为1927年12月爆发的广州起义首次打出了“红军”的旗号，而叶挺正是这支红军的总司令。接着，毛泽东向叶挺详细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解释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毛泽东还陪同叶挺参观了抗大和中央党校。在中央党校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毛泽东致词说：

“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激动地说：

“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后来在11月9日，叶挺告别了毛泽东等人，到武汉筹建新四军军部。

再说11月初，日军第20师团第40旅团先头第79联队主力逼近昔阳城西马道岭。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旅长陈光以第686团第2营在马道岭节节抗击，迟滞、疲惫日军，掩护旅主力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完成伏击部署；以第686团占领昔阳广阳镇以南瑶村、前小寒以北高地，担任主攻；以第685团第3营由狼窝沟北山出击，协同第686团歼灭进入伏击区的日军。

11月4日下午1时许，日军先头两个联队4000余人通过伏击区进至寿阳县松塔镇。八路军预伏部队采取避强击弱的战法，放过其先头主力，当日军辎重部队进至广阳地区时，预伏部队突然开火并发起冲击，将其队形分割成两段，经4小时激战，以伤亡20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近千人，缴获骡马700余匹、步枪300余支以及大批军需物资。这是115师继平型关伏击战后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日军遭此打击后，不敢冒进，进至松塔的两个联队于6日撤回广阳，接应由昔阳以西沾尚镇西进的后续部队。

11月7日，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陈赓指挥所部及第385旅第769团，在第115师第343旅的配合下，再次于广阳以东地区设伏。

下午5时许，当由沾尚镇西进的日军先头部队300余人进至大寒口、中山村、户封村伏击区时，设伏部队迅即发起攻击。日军据村顽抗，八路军英勇冲杀，经1小时激战，歼日军250余人。

八路军第115、第129师在广阳地区两次伏击作战，共歼日军千余人，迫使日军改道由广阳以北之上、下龙泉西犯，迟滞日军进攻太原的行动达一周之久。

11月7日这一天，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率领115师1个独立团，1个骑兵营，还有一些干部，共约3000人马，开辟晋察冀根据地。聂荣臻遵照毛泽东关于“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很快打开了局面。

11月8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人的电报中写道：

周，朱彭任并告林聂，贺萧关，刘徐张：

甲、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

乙、判断国民党为保卫河南，在晋城、临汾未失以前，山西残兵不至退出，刘湘部队亦有开入山西可能，阎卫孙曾冯赵邓孙等各军残部将大量溃散，即游击战争亦恐不能好好支持。阎将无力再过分干涉八路军之地方工作，故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3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　

丙、吕梁山脉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但其工作尚未开始，因此，不但徐旅须立即迅速转移，林率陈旅亦不应在东边恋战，亦以立即开始转移为宜。估计转移至开始工作至少20天，工作见效（动作后）再须10天，彼时恐敌已深入汾河流域，并占领孝义等处。转移后徐旅以汾阳为中心，陈旅以蒲县为中心为合宜。总部宜立即开始西移。

丁、文年生阎红彦白志文所部，担任从佳县（原葭州、葭县，1964年因“葭”字生僻，改为佳县。）至延长之河防。陈奇涵为绥米清佳吴5县警备司令，郭洪涛为政委，指挥文阎全部。文部已在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布防完毕。阎部明日由延安出发，接防于瓦窑堡、清涧城、河口、马家坪一带。何长工为两延河防司令，指挥白部督造船，附监护运输。萧劲光为河防总指挥，扼住西岸，拒敌于河东，才能有力地保护河西，支援贺师全师在吕梁管涔两山脉左侧之第一等重要任务。

戊、129师全部在晋东南，120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非至有被截断归路之危险时，其主力不应退出山西，具体部署由朱彭行之。请周经绥德返延。

毛泽东

11月9日，太原失守。

参加太原保卫战的原是阎锡山第二战区晋绥军的主力，可卫立煌部一败退，守城兵力就薄弱了。早在11月5日，从太原以东娘子关方向过来的日军第20师团和第109师团占领榆次。11月6日，从太原以北忻口方向过来的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和第5师团兵临太原城下，负责守城的傅作义部开始与日军交火。11月7日，两路日军在日空军配合下，对太原发动总攻。11月8日夜，攻城日军突破北面城垣，中国守军誓死不退，反复拉锯争夺，死亡异常惨重。11月9日，太原城防总司令傅作义见局势已无法挽回，下令所部向西突围，太原遂告陷落。

11月9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转刘少奇、杨尚昆、彭雪枫：

朱彭任并告周转胡杨彭：

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之下，日寇不久即将移其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晋西北之神池、宁武、静乐，晋东北之五台、孟县、蔚县、广灵、灵丘，晋东南之昔阳、和顺、辽县、晋城，晋西南之离石、中阳、孝义、灵石、蒲县等处敌军均将向之前进，因此我分任四大区工作之聂部、贺师、刘师、林师（林师应即移至吕梁山脉须重新部署一番）部署纲领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大批靠近铁路公路地带先布兵先工作，偏僻地方后布兵后工作，敌快要到之地区先工作，敌暂不到之地区后工作，各军大溃，阎亦无主，红军应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人民废除苛杂税减轻租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枝，筹办军饷实行自治，扩大部队，打击汉奸，招纳左翼，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如此做去期于一个月内收得显著成绩，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线之进攻。（我齐亥电请周转与胡杨雪枫）。

毛泽东 11月9日4时

11月11日，淞沪会战中的国民党军队被迫撤出上海。

原来在10月下旬，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已经疲惫不堪了，他们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后方撤离，以求保存实力与日军再战。然而就在军队撤退时，蒋介石却突然下达了停止撤退的命令，要求各部回防。刚撤退又突然停止撤退，两道截然相反的命令给中国军队内部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到了11月5日，日军为加强攻势，派出第18师团和第6师团从金山卫登陆。蒋介石再次下令撤退。此时部队序列已乱，整个撤退成了大溃退。第三集团军副司令官顾祝同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乃退守苏州河南岸，全般动态，愈行不利。不久苏州河南岸阵地被日军突破，遂于11月8日夜，向昆山、苏州一带撤退，由于地形窒碍、道路壅塞，在日机轰炸扫射下，伤亡极为惨重，秩序大乱，整个阵线动摇。”11月11日，日军占领上海，上海市长俞鸿钧发出告别上海市民书，宣告上海沦陷。

此战前后历时3个月，日军投入9个师团和2个旅团计3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个旅共75余万人，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

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提纲共有29个要点，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在报告中说：

“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做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人民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

接着，毛泽东讲到了“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关于“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他说：

“1927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

“为什么要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呢？这是因为”，“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份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笔者注），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

毛泽东最后说：

“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为了争取中华民族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为了使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坚决有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

毛泽东关于《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引起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们的极力反对，直到后来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党内右的倾向才基本上得到了克服。

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人：

朱彭任及恩来胡服尚昆并告林聂，贺萧关，刘徐张诸同志：

甲、全国片面抗战已无力支持，全面抗战还没有到来，目前正处于青黄不接危机严重的过渡期中。

乙、山西各军大溃，除刘湘汤恩伯外，暂时均不能作战。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山西统治阶级及各军领袖已动摇无主了。

丙、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丁、林师徐旅速到吴城镇地区，准备与贺师之贺廖支队配合作战，打几个小胜仗。总部、林师师部、陈光旅速到汾西隰县地区，准备打几个小胜仗。刘师应以师部及陈赓旅位于太行山脉地区，多打几个小胜仗。刘师之另一团应交总部或林师指挥，位于介休、灵石以东汾河东岸，与西岸之陈旅配合，夹击沿汾河南下之敌，多打小胜仗。荣臻军区以杨团为基础成立第一独立师是很对的，还应以总部特务营为基础准备成立第二独立师。以上均请朱彭迅即处理。

戊、向南方及四川招兵计划暂时是不可能的。扩红方法主要经过扩大游击队，其次则向大地方招募。目前汾阳以东、介休以北虽已不可能，但汾阳以西以南、介休以南还是可能。请总部、林师注意及时抓一把，再迟亦将不可能了。过去一切计划应以太原、娘子关失守为基点，今后一切计划应以军渡、临汾、蒲县、晋城失守为基点；晋西北应以宁武、尚池、五寨失守为基点，晋东北应以五台、蔚县、广灵、灵丘、阜平失守为基点。以上均请考虑及之。

毛泽东 13日

11月15日，毛泽东复电给周恩来，并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此前，周恩来在1月13日先后给毛泽东等人两份电报。前一份电报中说，沪、宁的求和空气渐浓，晋局也危，建议：（一）以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为一切动员的中心；（二）强调游击抗战，争取和影响友军同我们一致行动；（三）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并训练干部，以坚持抗战；（四）扩大八路军，以增强主力的决定作用；（五）放手收容溃兵散枪及资财；（六）加强各军区工作；（七）实现地方政治民主化；（八）实行党的战区政策，并组织民众发动群众斗争；（九）加强反汉奸的斗争。后一份电报中说，华北随着由正规战转到游击战，八路军将取得领导地位。但目前我们仍以在取得南京当局和阎锡山的同意和接济的情况下布置华北游击战，较易于争取友军，扩大八路军，发展游击战争，电报还谈到同卫立煌、黄绍竑商谈的情况，建议在同阎锡山、彭德怀商谈后再返延安。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周并告朱彭任：

甲、周元亥电悉。

乙、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因为国民党及阎、黄、卫在日寇打击之下，已基本上丧失在山西继续支持的精神与能力。我们须自己作主，减少对于他们的希望与依靠，故“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仍然是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在大的方面仍应与国民党及阎、黄、卫商量，例如周电所述各条及朱、彭要求补充等是完全对的，仅仅不要希望与依靠他们，因为他们答应的东西很多不能兑现。我们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我们还是能够干下去这样一个基点上。

丙、同意与朱彭任、阎黄卫见面后回延安，回时取道延长为宜，请朱、彭、任快点过汾河会商，以在隰县为宜。

毛泽东 15日12时

11月16日，毛泽东以他和张闻天及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的名义，给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高岗发了一份电报：

高岗同志：

（一）太原失守，绥远更加紧急，内蒙各旗盟王有的已动摇倾日，有的徘徊无主。日寇正利用德王及沙王，企图造成内蒙傀儡政府。归绥、包头失守后，马占山等部集于新五原附近，如日伪再西进，恐难支持目前形势，亟需我们有一支兵北出蒙境，以便镇定人心，联络各旗，开展游击战争，保卫三边。

（二）因此决定你为八路军骑兵司令，率骑兵团及蒙汉支队北出东西乌审旗、鄂托克旗一带，行动于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其任务是：甲、以“蒙汉两民族团结一致抗日”、“保卫绥远”的口号去发起与奔走各旗王的联席会议，做到伊克昭盟各旗上层的抗日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对德王、沙王采取批评态度），同时进行广大的蒙汉民族工作，组织与武装他们，建立新的抗日游击队与扩大自己。乙、与马占山何柱国等及当地国民党人取得联络，传达我们抗日主张及八路军在晋情况，督促他们改善民族政策，去团结全绥抗日组织与武装当地人民，坚决向汉奸作斗争，发展独立自主的群众的游击战争，来打击日寇进攻。

（三）省委蒙民部最大部分工作人员必须随你进入蒙地工作。定边只留一二人，任招待联络之责。

（四）骑兵团及支队经过数日整理动员及准备工作后即可出动。如无皮衣可从盐税局拨2000元购皮衣。

毛　洛 萧16日

后来由于形势变化，向内蒙出动，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又交给了八路军120师。

11月17日晚，毛泽东以他和萧劲光的名义致电120师的贺龙、萧克、关向应、甘泗淇和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警备第6团团长王兆相和副团长孙超群，并致朱德、彭德怀、周恩来：

贺萧关甘，王孙并致朱彭，周：

甲、为保障我们河东部队能在晋省支持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及于必要时能迅速安全地西渡，且增加敌人河渡之阻碍，故河防之巩固为目前紧迫任务。

乙、已将整个河防线由神府马镇到宜川临真河划分3段，各段设河防司令部指挥之。

１、从临真河以北到清涧之河口，设两延河防司令部，何长工任司令员，以警备5团为河防部队。２、从河口到佳县归5县警备区指挥，以718团及警备3团为河防部队。３、从佳县到马镇设神府区河防司令部，以神府保安营任河防部队。

丙、为保障河东部队必要时实施西渡，拟选择以下地段之渡河要点：１、从三交到绥、米各渡口。２、两延间之马头及平渡两渡口。３、神府河防区内选择二三渡口（预备晋西北各兵团使用）。

丁、每一渡河地段备置船20只以上，大船每只可容百人，并征集必须的水手舵手。为隐蔽我之企图，这些船只应隐蔽河之西岸并派兵看管，防敌毁坏及刺探。其他各渡口之船只，除在必要任交通的渡口上留下一二只渡船外，其余一律或集中他处或停泊西岸，并准备必要时破坏之。

戊、凡对我军不需用之渡口，应依照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彻底破坏，并在沿河某些要点上，特别在我渡河地段上，利用天然险要，或破坏或构筑相当程度工事。其具体布置由各河防司令部负责侦察计划，并告我们。

己、两延及5县河防区已着手布置。关于神府区，请贺萧直接派人，或令王兆相派得力干部为该河防区司令员，前往侦察布置一切与指挥担任该段河防之保安部队，并请转达神府特委知照。

毛　萧17号晚

11月19日，蒋介石以国防最高会议议长的身份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在会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他明确告知与会者说：

“现在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了。”

11月20日，林森一行抵达汉口，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言》中说：“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属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

这一天，中央通讯社奉命向全世界播发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尔后，中央党政人员纷纷乘轮西上，中央通讯社与中央电台人员也撤离南京，经长沙而往重庆。

11月间，柯仲平从武汉辗转来到了延安。

柯仲平，云南广南县人。他曾先后在“创造社”和“狂飙社”出版部工作，得到鲁迅的指教，致力于诗歌创作，被誉为“狂飙诗人”。1930年3月，柯仲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的秘密报纸《红旗报》采访记者兼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秘书。此后他先后3次被捕；1935年被营救出狱，东渡日本留学。“七七”事变后，柯仲平归国到了武汉，在董必武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柯仲平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经历和打算，毛泽东爽朗地说：

“我看你今后不能光埋头写诗，要做点文艺的领导工作。”

不久，柯仲平便担任了边区文教副主任一职。

在入冬后的某一天，中央党校在学员们吃午饭的时候，通知说下午2点在礼堂听报告，要求学员们按时入座，不得迟到。

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在1933年3月13日为纪念3月14日马克思逝世50周年在瑞金建立的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首任校长是任弼时，副校长杨尚昆。不久，由张闻天任校长，董必武为副校长。长征到陕北后，中央党校以瓦窑堡附近的安定镇第二小学为校址，由董必武任校长。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入延安，中央党校也随之迁入延安东郊桥儿沟法国神甫建造的天主教堂。1937年5月，李维汉接替董必武出任中央党校校长。

下午1点多钟的时候，礼堂里开始有学员出出进进。2点钟以前，四五百名学员已经全部到齐了。

2点整，毛泽东在党校校长李维汉的陪同下，出现在讲台上，礼堂里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全体学员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毛泽东穿着打有补丁的棉军装，没有扎绑腿，脚上是黑布鞋。他的长发向后梳着，额头很宽，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他亲切地向学员们招手，示意大家坐下来。

毛泽东走到主席台中央，在一个长木桌后面坐下来，开始讲哲学问题。他的精彩演讲不时地被学员们的热烈掌声所打断。中间休息时，毛泽东走下主席台，来到学员们中间。方志纯很想上去向他问好，但又怕他不记得自己了。

本传第三卷已经讲过，方志纯曾和邵式平一起在1933年初见过毛泽东一面，并汇报了工作。在第4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红10军被改编为红11军。方志纯、邵式平也被另行分配了工作。红军长征后，他们被留在了南方。直到“西安事变”后，方志纯才风尘仆仆地奔向陕北，于1937年10月间到了延安，被组织上安排在中央党校第13班学习。

就在方志纯正犹豫时，毛泽东发现了他，并主动和他打招呼。方志纯赶忙上前几步，来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伸出手，用力握着方志纯的手，热情地说：

“你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刚到，到延安不到一个月。”

方志纯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既激动，又高兴。毛泽东告诉他说：

“邵式平同志早就来了。”

方志纯说：

“我知道，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好，来了就好好学习吧。有时间到我那里去谈谈。”

“好，好。”

方志纯连声答应着。毛泽东返回讲台上继续演讲。两个多小时的演讲结束后，李维汉挽留毛泽东和学员们一起吃晚饭。会场摆上几个桌子，就变成了餐厅。十几个学员坐一桌，一边吃饭，一边品尝着延安生产的散装白酒。一位女青年端着一杯酒来到毛泽东跟前，用标准的国语说道：

“毛主席，你刚才的讲话真好，我很受教育，我这个新学员敬你一杯。”

这位女青年头戴八角帽，帽子下面是一头浓密的乌发，身上穿着丹士林布做的衣服，腰身很细，脚上穿的是一双用布条打的草鞋式鞋子。因为女学员很少，毛泽东认出了她就是坐在最前排听报告的那位做着记录的女青年，他接过酒杯，说了一声：“谢谢。”那女青年见毛泽东没喝酒，也不便勉强，便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毛泽东问李维汉：

“这个女同志叫什么？她从哪里来？”

李维汉说：

“她叫江青，是上海的电影演员。”

毛泽东轻轻地“哦”了一声，没有说什么。此时，江青同桌的人见她很活跃，就让她代表大家向毛泽东敬酒。于是，江青再次来到毛泽东面前，她说：

“毛主席，这杯酒是我们全桌人敬你的，你一定得喝呀！”

毛泽东接过酒杯说了声“谢谢大家”，微笑着问道：

“江青同志，你来延安吃小米习惯吗？”

江青说：

“小米饭可好吃啦，我完全习惯了。”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鼓励她好好锻炼。晚饭后，毛泽东要走了，江青来到毛泽东面前说：

“毛主席，你讲的话很重要，我是个新党员，学习中会碰到许多问题，理解不了，要请你给解答。”

毛泽东说：

“那好办，可以找同学找教员研究，也可以找校部和校长。”

江青说：

“那还解决不了呢？”

毛泽东说：

“如果还有问题解决不了，可以反映给我，大家一起讨论，总可以解决嘛。”

江青，1914年3月5日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父亲李德文，母亲栾氏，家里开着一个木匠铺，雇了一个小徒弟。

早在李德文60岁那一年，30来岁的栾氏从诸城县西南100多公里外的临沂地区一路逃荒要饭，来到了诸城东关。李德文看她年轻貌美，便讨为小老婆。他的正室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因此他就满心盼望着栾氏再给他生一个儿子。当他看到栾氏生了一个女婴时，心就凉了，气来了，火大了，大骂倒霉。

封建时代的男人都希望多生男孩子，李德文也是如此。所以他时常把新生女儿叫做“进孩”，“李进孩”。后来人们知道江青的另一个名字叫李进，那就是从“李进孩”化来的。母亲栾氏则为女儿起了一个小名，叫李淑蒙，意思是让女儿纯洁无瑕而又朦胧糊涂地听天由命。可江青却违背了母亲的心愿，生就一个倔强性格。稍长时，母亲为她缠脚，她不情愿，白天刚缠上，晚上她就撕掉了。到头来，她的脚是名副其实的“革新脚”。

李德文本来是由一个学徒才辛辛苦苦的干到了一个作坊主，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可在江青出生后，他为了发财把全部家当典入了土地，没承想却赔了本，为此和那家地主反目成仇，打起了旷日持久的官司。李德文让算命先生给他测八字，算命先生说他命运不佳是因为娶了小老婆的缘故。于是，他便挥着拳头对栾氏吼骂：“你是个败家的祸根！”自此以后，他的脾气愈发乖戾、暴躁，稍不如意便对栾氏拳打脚踢。曾经在江青的心灵上留下巨大创伤的事，是发生在一个元宵节里。那一天，李德文喝了酒回到家，栾氏战战兢兢地伺候他，一不小心打了只碗。李德文又是打又是骂，盛怒之下，抓起一把铁铲打在了栾氏的背上，第二次又打在栾氏的手上，竟打断了栾氏一根小手指。小江青吓得放声大哭，父亲又迁怒于她，一巴掌打下来，打掉了她一颗牙齿。母亲背起女儿离家出走，给一个地主家当了佣人。李德文从此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

江青很小就开始读书识字，接受了正规的私塾教育。她的小学校长叫薛焕登，是诸城县的知名人士。江青的学名李云鹤就是这位薛校长给起的。薛先生说：

江青“学习刻苦认真”，“文字功底很扎实”，“成绩非常突出”。“但家境太贫寒了，连件制服都做不起，净穿男孩子不要了的旧衣服，长短大小都不合适，所以显得滑稽可笑。脚下穿着破烂的鞋子，有时露出大脚趾。”“李云鹤长得很清秀，小脸蛋俊俏，惹人喜爱。只是脾气倔强，从不愿受人欺侮，有时与别人拼力打架来保护自己。”

薛先生还说，江青的性格从小就像一个男孩子。

江青爱读书，小小年纪就读过不少古典小说。她的偶像是古代传说中的巾帼英雄穆桂英。她更崇拜《水浒传》中一百单八条好汉。她曾天真地对大她13岁的哥哥李干卿说：

“现在的中国黑暗得没有一点光明。如果再有宋江造反，第一个投奔的女将就是我！”

1926年，12岁的江青小学毕业了，栾氏再无力供应女儿读书。这年冬天，栾氏带着女儿千里迢迢投奔江青在天津的姐姐李云霞。李云霞的丈夫叫王克铭，是奉系军阀部队的一名军官。江青在天津第一次看到了无声电影，那时叫“默片”。

1928年底，王克铭奉调济南，江青母女又随王克铭一家来到济南，住在城内按察司街27号。自立自主意识很强的江青，感到老在姐夫家吃白饭，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她要奋斗，要自己去闯一条生活的路。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母亲。栾氏心酸落泪了，她说：

“你一个还不到15岁的小姑娘，出去能干什么？都怨娘，不能供你再读几年书。”

1929年春，设在济南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面向社会招生，免收学费，免费提供食宿，每个月还发2元的津贴。江青马上报了名。刚刚15岁的她，高高的身材，秀丽的面庞，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放射着青春光泽的黝黑大辫子，刚一出场，就像一枝新荷露出了水面，艳惊四座。她的文学底蕴也发挥了作用，虽是土腔土调，但谈吐清晰，稳健大方，一举一动都显示出聪明俊丽、素雅高洁。连她眼神都不同凡响，透出一股英气。加上学校的女生太少，主考官吴瑞燕女士马上拍板录取了她。

山东省立实验剧院这次在北平、天津、济南招收的第一届学生共有40余人，除了江青外，还有崔嵬、魏鹤龄、马君介、郭建英、陈宗娥、王墨琴等，分习编剧与理论、表演、音乐、舞台美术4科。

这个实验剧院直属山东省教育厅，院址在济南贡院墙根，学生宿舍在济南文庙。由于文庙太大，学生们入夜便不敢出宿舍随便走动。有男学生出主意说，谁敢半夜走上大成殿，摘回至圣先师头上的平天冠，就算他真的不怕鬼神。男生们也只是空口说说而已，谁也不敢去做。可江青偏不信这个邪，她就在半夜间去拿了那顶平天冠来。这一下，可把大家给唬住了。

实验剧院教授的是京昆和话剧，应聘来院任教的有文学家陈祖怀、孙师毅，戏剧家万籁天、丁子明、赵明义、兰馥清，音乐家何笑鸣、陈田鹤、王义山。京剧方面，梅兰芳的老师郭际湘，尚小云的老师孙怡云等，都曾任教。还有一位白俄罗斯舞蹈教师皮特罗维奇担任舞蹈课。院长赵太侔还经常约请在山东大学任教的文学家洪深、徐志摩、梁实秋为通讯导师。江青不仅广泛阅读戏剧方面的文献，学唱古典歌剧，学习表演现代戏，而且还接触各种乐器。后来，她不仅演唱得好，还拉得一手好二胡。每逢周六、周日晚上，实验剧院都对外售票，组织学生登台演出。江青全身心的投入到角色之中，她在悲剧中的表演催人泪下，观众的反响又从她的眼睛里引出了更多的泪水。院长和老师都称赞她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悲剧演员。

1930年9月，军阀韩复榘主政济南。这年年底，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院长赵太侔出任刚刚创立的青岛大学文学系教授。年仅16岁的江青和一些同学随着剧院教务主任王泊生及其夫人吴瑞燕到北平去演出。出发前，江青没有告诉母亲，只是到了火车站才给母亲发了一封信。

在北平的几个月里，江青主演过《玉堂春》。由于她衣着寒酸，被褥单薄，生活非常苦寒，加之演出又不经常，在北平根本不适宜她发展，于是她又回到了济南，到一个京剧班子里当演员，在济南、青岛、烟台一带演出。

1931年初春，江青去青岛大学投奔既是街坊又是老师的赵太侔，赵太侔安排她到文学系作旁听生，攻读艺术理论课程，希望她将来成为一个艺术家。考虑到江青生活困难，赵太侔就和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梁实秋商量，让她到青岛大学图书馆担任出纳员兼管理员，负责填写卡片和收发图书，每月30元薪水。她给母亲寄回10元，留下20元自己花销。这个工作同时使江青可以大量阅读以前不知道的许多读物。

江青求知欲望非常强烈，她常常去听闻一多的课，听赵炳欧的课。她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写过短篇小说，还写诗歌，拿去向沈从文请教。沈从文要求她每周写一篇短篇小说。她的作品经常在学校文艺园地和其它刊物上发表。

“九·一八”事变后，江青对赵太侔说：

“我想参加请愿活动。”

赵太侔立即反问：

“你也要去捣乱？你也想惹麻烦吗？”

江青吓得不敢再说什么，转身离去。从此，倔强的她再也不去听他的课了。

此时，青岛大学有大量学生抵制上课和考试，江青也投入了学生运动。她参加了学生领袖之一的俞启威组织的“海鸥剧社”，到工厂和农村去演出。她曾经出演《放下你的鞭子》和《湖上惨事》。自此以后，她就成为学校里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了。

俞启威是赵太侔的内弟，出身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名门望族，比江青年长3岁。江青原是在赵太侔的家里认识了赵太侔的夫人、田汉创办的“南国社”成员、话剧界的明星俞珊，通过俞珊又认识了她的弟弟俞启威。

早在1930年冬，俞启威进入青岛大学作旁听生。1931年夏，他正式成为青岛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32年，他与化名为王林的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王韬同住一室，不久就被王韬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俞启威个头不高，只有一米六几的样子。他对自己的身高深感遗憾，就拼命锻炼身体，跑步、压腿、打球、做伸展运动。他对自己的一头黑色卷发也不那么满意，于是就常常搽发油将卷发梳平。此时的江青也在地下党组织引导下，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青岛分会，她对这位其貌不扬的青年并不在意，甚至因为自己的贫苦出身，使她对俞启威那油头粉面的样子有些厌恶。

1932年初，江青参加了青岛的反帝大联盟。

1932年2月，江青在化名为李春亭、1月20日刚刚上任的青岛市委书记祖茂林和青岛大学党支部书记王韬的主持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就是王韬和俞启威。

江青面对着镶着镰刀斧头的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我保证服从党纲，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指挥，在任何情况下都保守党的秘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宣誓已毕，市委书记祖茂林讲了话，对江青表示祝贺，同时提出了一个让江青难以接受的任务。他说：

“为了党的工作，党决定让你和俞启威同志假扮夫妻，组成家庭，建立一个党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与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联系。你愿意吗？如果愿意，具体任务党组织会随时通知你。”

这个只有19岁的大姑娘为难了。祖茂林看出了江青的犹豫，就说：

“这是假夫妻，你不要不好意思，就像舞台上演戏一样。这是党的工作需要，认为只有你合适。”

江青想想刚才的誓言，就是有一千个不愿意，也只得点了点头。她对市委书记祖茂林和俞启威说：

“我们是假扮夫妻，不是真的，党组织一定要给作证。”

此后，俞启威也严格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去做，从不越雷池半步。后来，这对假夫妻在一起工作了5个月，为青岛党组织作了大量的工作。

6月间，由于叛徒高振东告密，中共青岛市委遭到了严重破坏，市委书记祖茂林和李伟仁、张梦荪、陈文其、武家澍、杨建成等相继被捕，青岛市委、各区委和富士纱厂等支部遭到破坏，被捕党员近80人。俞启威也同时被捕入狱，王林只身逃往上海避难（可参看徐明清自述）。从此，江青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欲知江青后来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关于江青的入党时间，叶永烈曾经这样说过：“由于种种原因，江青这人令人真假难辨。我在写作《江青传》时不能不做许多辨伪工作，关于江青入党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关于江青的入党经过，有着各种说法。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在其所著《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一书中，回忆江青在延安整风时曾对他说过的两句话：‘那时，是个姓王的介绍我入党的，名字我忘记了。现在这个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明明是1932年入党，硬说我是1935年！’江青究竟是1932年入党，还是1935年入党？内中颇为曲折，我为此进行了详细查证。其实，江青既不是1932年入党，也不是1935年入党，而是在1933年2月入党的。”“她的入党介绍人不是‘姓王的’，她也绝不可能忘了她的入党介绍人的名字。因为她的入党介绍人是她的前夫黄敬。”“至于那个“姓王的”，叫王林（原名王韬）。他原是青岛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黄敬进入青岛大学物理系，与王林同住一屋。黄敬受王林影响加入中共。所以，王林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黄敬则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叶永烈所说的这个黄敬，就是本传中的俞启威后来出狱后的化名。他的这个考证，看似言之凿凿，其实也有明显的漏洞。第一，中共六大、七大党章规定，入党介绍人必须是1至3个人，叶永烈何以断言江青的介绍人就只有黄敬一人？江青说有个“姓王”的介绍她入党，这明显与叶永烈提到的王林是一致的。请不要忘记王林彼时的身份，他用的是化名，那时候一个新党员对地下党上级的本名和化名分不清，以致多年后忘记了名字，这不是很正常的吗？第二，中共青岛市委是在1932年6月遭到严重破坏的。市委书记祖茂林在青岛海泊桥水场被逮捕（次年8月在济南被国民党杀害。王林1979年6月20日曾著有《忆李春亭（祖茂林）烈士》一文），王林立即逃往上海避难。由此推断，1932年入党的黄敬应是在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与同校同学同室的王林一起介绍江青入党。有资料说，黄敬在1933年已经成为青岛市委组织部长。请动脑筋想一想，他还是一个刚入党的青年学生，这可能吗？第三，徐明清暮年的自述提供了一个有力证明：江青是在1932年到上海的。1932年10月，徐明清受陶行知委派，参加了“晨更工学团”的创办，并成为负责人。当时“晨更工学团”是个公开、合法的教育团体，上海的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等组织，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左联”派出的是陈企霞，“剧联”派出的是田汉的弟弟田沅。正因为田沅跟“晨更工学团”有如此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在后来的一天，他把江青安排到了这里。徐明清记得，一天，田沅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到“晨更工学团”。她细高个子，穿一件蓝布旗袍，长得俊俏，性情活泼。这姑娘就是后来的江青，而当时的名字叫李鹤。田沅介绍说，李鹤刚从山东来上海，想在“晨更工学团”谋点事。徐明清看江青不仅识字，还会唱歌、演戏，“晨更工学团”当时正好缺教员，就把江青留了下来。综上所述，完全可以断定，江青说她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真实可信的。叶永烈披着史学家的外衣，往往在细微末节处篡改历史。本传在其它问题上还要讲到这一点，敬请读者关注。

第24章 江青1932—1937年5月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为妇女翻身而斗争！”

话说在1932年夏末秋初，江青拿着几十元的积蓄，踏上了从青岛开往上海的轮船，她要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江青一路上心绪不宁，加之一个姓王的济南艺专的学生，一路上向她大献殷勤，江青看出他是不怀好意，就更加愁烦了。使她更想不到的，在前面等着她的那些混迹于十里洋场的一些人，更把她看做一块大肥肉。殊不知这个18岁的年轻女子，竟是一朵刺儿玫。于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最终酿出了一段几十年恩恩怨怨的历史公案。

话休絮烦，且说江青一到上海，就有人来接她。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拍摄了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著名导演史东山。史东山是奉左翼剧联之命，和前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教师李也非一起，来接这位青岛“海鸥剧社”的成员。江青上了史东山叫来的出租车，慌乱之中竟把一件行李忘在甲板上了。

江青到了上海才知道，党的临时中央已迁往江西瑞金根据地，上海左翼文艺团体的负责人田汉、阳翰笙等人，整天东躲西藏，根本找不到。这样，江青只好暂且在山东实验剧院的同学魏鹤龄家里住了下来。

江青通过在上海的俞珊的引荐，终于见到了正在写剧本的田汉和他的秘书廖沫沙。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田汉，此时担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党的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江青来到田汉家里，田汉安排她和保姆同住一室。后来，江青到廖沫沙家借宿，她说：

“你不住在家，我在这里住几天可以不可以？”

廖沫沙说：

“我的内人回湖南马上就要回来了，她来了你就不能住了，她没回来之前你可以住。”
不久，廖沫沙的爱人回到上海，发现江青住在他们家里，很不高兴地对廖沫沙说：

“我们马上找个地方搬家，不住这里了。”

她几乎不容廖沫沙再拖延一天，立刻就跟着他去另租房子。他们当天在另一条弄堂里找了个过街楼。回去收拾东西搬家时，江青问他们搬到哪里了，还说：

“过几天我再去看望你们。”

廖沫沙原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几天后她还真的找上门来，不好意思地说：

“廖先生，田汉干扰太大，你们这儿如果能住，我也想搬来，同你们住在一起。”

廖沫沙指指后面的厨房说：

“那你只能住那儿了。”
江青只好说：

“我先到一个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儿能住下就不来了，住不下，我再来住厨房。”

后来，江青又千方百计地见到了周扬和阳翰笙。

周扬，原名周起应，1908年出生，湖南益阳人，1927年5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即因暑假回家未带组织关系而脱党。1928年，他在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同年冬留学日本，1930年回上海，参加领导中国左翼文艺运动，1932年3月在上海重新入党，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文化总同盟书记，参加文化反“围剿”的斗争。周扬皮肤很白，发亮，一看就知道保养得很好，只是因为保养过度，满脸长着粉刺。有人取笑他，他却一本正经地说：“这是锦上添花。”

江青急于见周扬，是要汇报自己在青岛的革命经历，请求恢复自己的组织生活，一来是因为漂泊不定，不能长期寄人篱下，二来是手头拮据，急于找份工作。但周扬和田汉却非常谨慎，没有答应她的要求，一是说她没有组织介绍信，二是说对她并不了解，只是和她谈一些在演艺方面的设想。倒是田汉的五弟剧联成员田沅对江青一见钟情，提出要江青到他工作的“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无奈，只好化名为“李鹤”，到上海西部北新泾镇“晨更工学团”店员识字班当了一名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结束了一个多月寄人篱下的生活。

“晨更工学团”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议创办的，是一所专门为贫苦子女接受教育而设立的学校。后来成为王观澜夫人的共产党员徐明清是这所学校的负责人。

“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这里聚集着一批热血青年，只是女教员不多，只有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当时喊她“一冰”，她叫江青“小李”，而她俩都称李素贞为“宁波李”。她们3人同住一座小楼顶上的阁楼里，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阁楼里只有一扇老虎窗，没有床，3个人在地板上铺了草席睡觉。天天住在一起，徐明清跟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教唱歌、演戏，很活泼。

上海地下党组织在“晨更工学团”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共产党员王洞若，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的左翼联盟的陈企霞，也都在这里工作。由于周扬、田汉等人没有通过左翼联盟的渠道了解和接纳江青的党组织关系，江青不得不在“晨更工学团”重新履行参加革命组织的手续。她先后加入了上海的左翼教联、左翼剧社。后来徐明清看江青表现不错，就作为她的介绍人，介绍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江青在“晨更工学团”不开心的事，就是田沅老在她屁股后头追着，弄得大家议论纷纷。江青就贸然给田汉写了一封信，说：“请把你弟弟调走吧，我不能工作了。”后来，田汉就把田沅调走了。

1934年，上海爆发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晨更工学团”成为警察监视的重点，党、团组织只好进行转移，江青被安排到北平去暂避风头。她在北平待了3个月，到北大当了旁听生，系统地听了李达教授讲解的《资本论》。

1934年5月底，“晨更工学团”党组织通知江青回上海，安排她在为女工开办的夜校里任教，化名张淑贞。这所夜校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统一领导，实际上是由地下党组织控制。江青在这里度过了她在上海时期最愉快的时光。她教唱的抗日爱国歌曲久久在女工中传唱；她拉的婉转悠扬的二胡独奏曲时时回荡在人们的耳边。她用张淑贞的名字公开发表了《宝宝的爸爸》、《王秘书的病》、《催命符》、《拜金丈夫》、《还我河山》等文章。

1934年9月，“晨更工学团”的党组织通过关系，了解到江青在青岛入党的情况，由孙达生为介绍人，重新吸收她入党。党支部书记王洞若和她谈了话，这才使江青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1934年10月的一天，江青在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人也认出了她。此人名叫乐若，是青岛的地下党员，江青来上海时，他也参加了送行。一晃一年多，两人没想到会在上海相遇。彼此谈了几句就分手了，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江青回到夜校后向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作了汇报。王洞若说，他知道乐若现在的真实身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交通员，可以和他交往，但不要谈各自所在的组织情况，不要发生组织联系。

江青第二次和乐若见面时，因为彼此通过党组织相互有了了解，谈话就轻松多了。乐若说江青不被人注意，请她给一个学校的秘密联络点捎一封信，并交代说：

“这件事很重要，关系到上海党组织的安全。”

江青回去向党组织负责人说明情况，负责人同意她去送信并告诫她很多注意事项。江青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乐若又约江青到外国人建的兆丰公园见面，交给她一张表格，让她帮助送到指定地点。就在此时，特务出现了。

原来，团中央出了叛徒，乐若已被特务跟踪。乐若一看情况不妙，叫声“快跑！”一溜烟逃脱了。江青由于路径不熟，被特务抓住了衣服。她大声喊：

“快来人呀，流氓绑架人啦，流氓绑架人啦！”

“你喊什么，混蛋！我们是警察局的。”

特务一巴掌打在江青的脸上，鲜血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来。江青仍然拼死挣扎，大声说：

“我又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

“你是共党分子。”

“血口喷人，你们有什么证据？”

“走，跟我们到警察局去！”

“我不去，我要回家。”

特务们不由分说，推着她就往警察局走。眼看走到一块野地边，天已经黑了，江青装着滑倒，歪在地上，顺手把藏在衣角里的那张秘密表格放进嘴里吞了下去。到了警察局，特务头子听说乐若跑了，只抓了个不知任何情况的女人，大发雷霆。

江青在看守所里已经完全冷静下来，她知道没有任何证据，是无法定自己罪的。无论特务们怎样审问，如何威逼利诱，江青一口咬定自己是无辜的，只是在公园里散散步，自己有正当职业，是学校的老师。被看押在同一个房间里的女工学员，是江青的学生，马上就要无罪释放了。江青托她给地下党负责人王洞若、徐明清捎信，说明情况。因为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左翼联盟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又出面保释，江青于1934年12月初被无罪释放了。

江青出狱时骨瘦如柴，还发着低烧。党组织安排回浙江临海县度假探亲的徐明清将江青带到她的老家疗养一个时期。

1935年2月初，已经康复的江青要求回上海。徐明清向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认为，现在她回上海警察局还会找麻烦，建议她先回济南老家，春节后去北京，继续到北大当旁听生。于是，江青回到济南，探望了母亲和姐姐，尔后又在北平一直待到1935年5月。

此时，江青接到党的外围组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通知，要她以演员的身份回上海工作，化名为蓝苹。这是因为，党组织考虑到，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有江青两个熟人，一个是演员魏鹤龄，是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同学；另一个是导演万籁天，是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老师。由他们二人向协会举荐，顺理成章，不会露出任何蛛丝马迹。尽管江青想从事工人运动，不愿再去演戏，但这是组织的决定，自己应该无条件地听从党组织的安排。

江青回到上海后，正赶上协会筹备外国话剧《娜拉》，编剧导演经过测试，决定由赵丹、江青主演该剧。江青为了把握娜拉的心理状态，反复阅读鲁迅1923年写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与娜拉一样具有叛逆性格的21岁的江青，在演出中获得了巨大成功，轰动了上海话剧界，公演持续了一周，整个金城大戏院天天座无虚席。鲁迅先生也曾去观看了演出。

上海各报纷纷报道《娜拉》的公演。《民报》、《晨报》都载文高度评价了江青的演出。《晨报》上有评论说：“我要说出我的新发现，饰演娜拉的蓝苹，我惊异她的表演与说白的天才！她的说白我没发现第二个有那么流利（流利并不一定指说得快）的。自头到尾她是精彩的。”颇有影响的《时事新报》刊出了《新上海娜拉特辑》，刊头是江青的大幅剧照。巨幅广告上写着：“亮晃晃的演员！白热化的演技！大规模的演出！”“直追闺怨名剧！堪称独创风格！”

江青长得并不是最漂亮的女人，她的鼻子稍微上翘，嘴唇稍厚。但她的身材苗条，面目清秀，明目丹唇，笑起来露出一排雪白如玉的牙齿，挺迷人的。她从不搽一点粉，也不施脂，更无口红，完全是自然的青春俏丽。《民报》记者李成曾经称赞她在舞台下“像乡下姑娘似的纯洁质朴。”

此时的江青虽然已经成了明星，可她在生活上还是比较艰苦的，就想着节省几个钱，补贴家用。她把大部分收入寄给母亲和姐姐，留下很少一部分自己花销。与她同岁的好朋友秦桂贞曾问她：

“你怎么不吃水果？”

江青把手一摊说：

“没钱呀！”

秦桂贞还发现，江青到了月底一回到住处就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吃点糕饼之类的东西充饥。秦桂贞问她：

“吃过晚饭了吗？”

江青说：

“没饭票了！”

就在话剧《娜拉》演出期间，导演之一的张庚迷上了江青。他曾经对人说：“她是我的人，别碰她”。但江青却处处使张庚碰壁，无论他如何恳求，江青也不同意和他一起回家。有一次，张庚终于开口向江青求婚，遭到了江青直截了当的拒绝。张庚恼羞成怒，就到处散布谣言报复她。

此时还有一个与江青同岁的影评作家、上海艺华电影公司的编剧马骥良，笔名唐纳，在看了江青主演的话剧《娜拉》后，也迷上了江青。

唐纳长得一表人才，多才多艺，为人热情，性格却像吴语一样软绵绵的，人称“奶油小生”。他从学生时代就积极进步，后来又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在白色恐怖下仍能主持正义，发表许多有进步意义的好文章。

后来，江青进入电通影业公司，在《自由神》一片中饰演了一个配角。袁牧之在自编自导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时，邀请唐纳领衔主演，于是唐纳便从“艺华”调入“电通”，同时主编《电影画报》。江青在《都市风光》中也饰演了一个角色，并担任场记。在拍摄期间，江青和唐纳朝夕相处，年轻人日久生情是很自然的事。有一次，周扬来找江青，告诫她说：

“蓝苹同志，你别跟唐纳走得太近，他很危险。”

江青却说：

“没有关系，我能争取他过来。我发誓。”

周扬断然道：

“党不需要这样的人。”

“为什么？”江青盯着周扬的眼睛，轻轻摇摇头，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她说：“他一直参加着左翼联盟的工作，思想还是倾向于进步的。”

周扬说：

“张庚和田汉同志向我再三强调过，唐纳和政府当局的某些要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注意到他的行动有什么反常吗？”

江青再次摇摇头，说：

“不知道。”

唐纳真诚地爱着江青，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江青提出要结婚，却遭到了江青的反对。江青从父亲欺侮母亲联想到她所接触的一些男人，得出了一个过激的结论：“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她的叛逆性格在《民报》记者李成采访她的时候，又一次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那是在1935年8月4日下午，李成在采访时问道：

“小姐结婚没有？”

江青笑嘻嘻地说：

“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的爱情达到了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不过我现在虽然已有了爱人，但我以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始终没有把恋爱看做比事业还重要。总之……”

李成不等她把话说完，抢上去问：

“小姐可否把爱人的名字告诉我？”

江青说：

“这何必要管他呢？我总觉得我们，尤其是女人，更应该从重重压迫之下觉醒过来，至少，也得要像娜拉这样，有反抗出走的精神，想法子能使自己多学习一点东西，把自己的力量充实起来之后再说，不要说恋爱问题，就是其它一切，都不难解决的。”

在上海有不少了解江青的人都说，看上去她俏丽淳朴，可性格却像个男人。对于报纸上的大肆炒作，她并没有像别的成功女演员那样陶醉，相反的，倒是对于自己的表演说出了一番很有见地的理性认识。1936年1月1日，她在《大晚报》上发表了《随笔之类》一文，提出了不同意“天才”一说的见解。她写道：“很明显的例子，如果让一个生活在洋楼，出入坐汽车，对于下级生活一点儿也不熟悉的小姐去扮演一个女工，试问能够成功吗？我并不是说小姐不能扮演女工，这只是说决定她的成功或失败的，是她的生活经验和她对于这个社会的理解，而不是所谓的天才！”“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一个成功的演员，他不但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社会深刻地认识，而且他还需要许多工具——各种艺术理论、文学、科学等书籍，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他更加深刻地去解剖并认识他周围的现象。”

1936年6月到8月间，江青看到了周扬发表在《文学界》杂志和《光明》杂志上的《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3篇文章。在这个时期，她也看过不少鲁迅先生的杂文，知道以鲁迅为首的提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周扬为首的提倡的“国防文学”之争。周扬以党的领导者的身份，组织一些人围攻鲁迅，鲁迅便称他们中的4人为打上门来的“4条汉子”。鲁迅还说：“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致憎恨起来了。”

鲁迅说周扬等人是：“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江青认为，鲁迅先生说得有道理，周扬说得太霸道。联系周扬对唐纳的态度，反映了周扬等人“唯我马首是瞻”的作风：只有跟我走才是革命的，否则就是汉奸，就是反革命。

此时，周扬为证明他的“国防文学”观点，树立夏衍创作的新编历史剧《赛金花》为样板，说这个剧写出了“时代的最中心的主题，给国防文学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是国防文学的一个标本。”

周扬所鼓吹的这个剧本描写的是在民国二十五年冬日，在京城天桥附近的老屋中，年老的赛金花因拖欠房租被房东赶走，因世态炎凉而不胜感慨——赛金花幼年时因家贫即入娼门，14岁被状元洪钧纳为妾室，后洪钧去世，赛金花被逼离开洪家，6年后卖身为妓。八国联军攻陷京城，众多京师大员沦为阶下囚，赛金花为了全城百姓的利益，牺牲自己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周旋，后受命促成《辛丑条约》的签定。八国联军撤走，两宫回銮，赛金花却被当作国之将亡的妖孽赶出京城。

1936年夏季的一天，周扬、夏衍、张庚3人一起找到江青，商量由她主演《赛金花》的问题。周扬开门见山地说：

“中共中央的高层形势你大概还不了解。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你是位年轻的党员，政治嗅觉比其他的演员要敏锐得多。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各派和各界人士，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12月更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促进了目前的抗日高潮。我们根据王明同志发表的《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精神，在眼下尤其要强调全民的共同利益，实行阶级融合，把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最中心的问题来对待。我们已于今年春天自动解散了左联，着手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创作和演出关于‘国防文学’的作品。”

江青听着他滔滔不绝的讲话，心里想到的却是鲁迅对于左联解散的辛辣评价：“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只听夏衍接着说：

“让你主演《赛金花》，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服务的，以推动‘文艺家协会’的建立。但是你必须从组织到生活都得听我们的。”

江青觉得这话特别刺耳，微微一笑说：

“如果只是从艺术上讲服从，我可以无条件地服从导演的安排。我认为由我饰演赛金花，比其他人更合适。尽管外界对这个剧本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为了革命工作，我能顶住压力，我可以不在乎。不过，我再次申明，要想从生活上因此而受限制，办不到。我作为一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选择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江青事后对另一个女演员说：

“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其实都是流氓，他们用当演员、主角演员为诱饵，企图拉人下水。我是决定不上当的。10个导演9个坏，我对此有充分的准备。”

谁知隔墙有耳，从此，性格倔强的江青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在周扬、夏衍、张庚选择由王莹主演《赛金花》的同时，一些流言蜚语也满天飞：“蓝苹看不起王莹，想争这个角色，被我们拒绝了。”“蓝小姐到处搞三角恋爱，好多人都准备绑架她，放她血，她迟早是个惹祸的根子。”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病逝。噩耗传来，一向喜欢鲁迅杂文的22岁的江青，于10月25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悼念鲁迅先生》一文。11月15日，她又在《绸缪》月刊上发表了《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一文。她描写了参加鲁迅先生追悼会的哀痛情景，她写道：

“一个挨着一个，静默地向前移动着。当我挨到了棺材的时候，突然一种遏制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泪水涌满了眼眶；同时从心里喊出：‘鲁迅，你再睁一下眼睛吧！只睁一会儿，不，只睁一下！’”

“由十万人组成的那个行列——那个铁一样的行列，迈着沉重的统一的大步走着。无数颗跳跃的心，熔成一个庞大而坚强的意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事业，我们要为整个民族的存亡流到最后一滴血！”

“黑暗吞没了大地，吞没了我们的导师。每个人像是失去了灵魂似地拖着滞重的脚步，跨上了归途。但在每个心头都燃烧着一个愤怒！”

1937年5月14日，江青发表在《光明》杂志上的《我们的生活》一文，用华丽的辞藻、激昂的情绪、独到的观点，给昏暗的上海演艺界投入了一丝光亮。她在文章中鞭笞上海戏剧界环境的罪恶，责骂某些导演把演员当玩物，痛斥了“演员就应该过糜烂的生活”的陈腐观点。

江青宣称演员应该是创造者，她说：“当一个演员确实地知道自己有着演戏才能的时候，就得拿出坚决的意志和毅力来教育自己，使自己能支配自己，能把自己的精神和身体配合在不同的场合中。因为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物是恰巧同你一样的，就是有所谓适合自己性格的角色，但那也不过是那个角色的某一部分和你相近，绝对不会完全相同。并且演戏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生活，所以演员在舞台上是通过一定的技术而完成的一种艺术（不是生活），而不是毫无变化地把自己硬搬了出来（我并没有否认演员个人的人格一贯地作用于他一切人物的表现中）。如果这样，那就没有创造的表现，没有创造就不能成活的艺术，而是无生命的东西。”

她认为：戏剧应该是改良社会的手段。当前应该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旗，警惕依恋旧世界的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新剧运动。

她认为：左翼戏剧不能像资本主义戏剧那样只要漂亮的脸蛋，只要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玩偶；演员应该深入生活，演出应注入自己的精神，要为社会的主体工农大众创造出艺术精品。

江青最后写道：“为什么要屈服在恶劣的环境中呢？我希望我和同伴们从那陈腐的恶劣的环境中跳出来，踏上新阶段，经自己融化在纯正的、健全的、反帝反封建的新的演剧活动中。”

此时，倔强而叛逆的江青已经厌烦了唐纳的无休止的纠缠，厌烦了报纸上纷纷扬扬的桃色渲染和那些道貌岸然的无耻文人的攻击。她不愿意做阮玲玉第二，她向自己所属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谈了不愿再当演员的想法，要求离开上海奔赴延安。王洞若也明白江青的处境，了解她的苦衷，就同意了她的要求，立即着手进行联系。他写信给在西安的徐明清说：

“李云鹤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这对于一个很有进取心的年轻女党员是不适合的。如果离开这个环境，她会有很好的发展，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

王洞若还告诉徐明清说：江青要去延安。

江青在离开上海前，兴奋地告诉与她同岁的好友秦桂贞说：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为妇女翻身而斗争！”

就在这5月间，江青离开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回到济南。此时，姐夫已经去世，她与母亲、姐姐团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搭乘去西安的火车，跨上了奔赴延安之路。

如果说不满17岁的江青，离开济南投奔青岛大学的老师是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话，那么，此时23岁的她投奔延安，则是决定了她数十年后死无葬身之地的人生归宿。

此一去也，有分教：旧怨新仇来心底，拳经脚法各有术。

欲知江青到延安以后的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江青在1937年5月14日发表在《光明》杂志上的《我们的生活》一文中提出，左翼戏剧不能像资本主义戏剧那样只要漂亮的脸蛋，只要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玩偶；演员应该深入生活，演出应注入自己的精神，要为社会的主体工农大众创造出艺术精品。这种艺术主张竟出自一个年轻的艺术家的笔下，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上海的确是十分难得的。难怪在20多年后，在她的指导下，中国戏剧舞台上出现了一幕幕的为劳动人民大众服务的艺术精品，这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第25章 1937年11月—

“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话说1937年7月下旬，江青怀着极大的兴奋，千里迢迢来到西安。她按照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的指示，在西安找到了陕西省立北大街幼稚园主任徐明清。

徐明清是在1935年4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在上海关押了3个月，被解往杭州反省院，一年多后被保释出来，组织上重新安排了她的工作，此时在党内的职务是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

江青和徐明清再次相见，分外高兴。徐明清带着她来到西安七贤庄中共中央办事处，见到了办事处负责人博古。博古了解了江青的情况后，同意她去延安，让她搬到办事处住，等待去延安的机会。

江青在办事处填写登记表时，想到李云鹤是她的学名，蓝苹是艺名，现在即将进入革命圣地，应该有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响亮名字。她想起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中的末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于是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江青”。

江青在办事处认识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后来不久在延安成为叶剑英夫人的危拱之，还有也等待着去延安的李丽莲、陈兰英等人。

1937年8月，江青与其他一起去延安的人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离开西安北上，行至中途遇上了大雨，无法前进，众人只得改乘马匹。从未骑过马的江青两天后才非常艰难地到达了洛川。

8月25日，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刚刚结束，叶子龙和一些与会者听说新来了一批知识分子，便相约前去迎接。江青和每一位领导人握手，这是叶子龙第一次见到江青。这天晚上，江青激动得一夜没有睡好觉。

次日，一个即将回延安的车队整装待发，当江青等人登上一辆汽车时，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英姿勃勃，迈着稳健的步伐在众人的目光下走向一辆汽车，有人指着他说：“那就是我们的领袖毛主席！”这是江青第一次远远地看见毛泽东。

江青到延安后，被安排在第二招待所食宿。她在住宿登记表上自豪地写着：中国共产党党员江青。党组织在安排工作之前，对她的党籍问题进行了例行审查。不久，化名为黄敬的俞启威到延安参加会议，徐明清也调到了延安。由于他们的证明，江青被恢复了1932年的党籍。党组织安排江青进行农村调查工作，以便她适应陕北的生活，同时也考验她的革命意志和能力。江青脱去半旧的蓝色旗袍，换上陕北农村妇女黑蓝色的衣服，头上包着头巾，和农民打成一片，向党组织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决定让她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37年11月间，江青搬进了位于延安东郊桥儿沟的中共中央党校学员宿舍，开始了在党校的学习生活。她穿着女八路的服装，扎着腰带，梳着两条辫子，辫稍上还系上了不太显眼的蓝带子，显得干练、活泼、俏丽，生气勃勃。她是四五百名学员中仅有的10个女生之一。自此，在党校的学习成为改变她一生命运的第二次重大转折。

前面已经讲了江青那天在中央党校聆听毛泽东演讲的哲学以及向毛泽东敬酒的情形。那时的江青的确对于哲学这门学问还知之甚少，因此听得很吃力，她不停地用铅笔在笔记本上记着，记得也很费劲。她感到有不少问题自己还弄不明白，于是就在那天晚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用楷书字体工工整整地写着：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运。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于1932年入党，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先后在舞台和电影中演出。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12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中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这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如能得到你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3时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奔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3次了，这幸福的第4次即将到来……

中央党校12班学员江 青

这一封信，且不说她那一手写得很好的楷体字和流畅的文笔，单是那苦难的出身和经历以及泼辣的个性，都会引起毛泽东的好奇与欣赏。

第二天，江青亲自把这封信送进城去，送到了毛泽东的警卫战士手里。

就在那个星期日的下午，江青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准时来到他的住所。毛泽东的房间里已经重新收拾了一下，桌子上的文件都放到了后面，用报纸盖上。毛泽东悠然地点着一支烟，对坐在对面的江青说：

“你能够提出问题，说明你学习很认真，我很高兴和你一块儿探讨。”

江青虽然鼓起勇气来见毛泽东，可当她真正面对这位传奇式的领袖的时候，还是十分紧张的。毛泽东本来就平易近人，态度温和，再加上他那拉家常似的谈话，很快就使江青平静了许多。她聆听着毛泽东的解答，也不断地回答着毛泽东提出的问题。

江青反应快，又善解人意，当毛泽东要吸烟时，她立即把烟拿来递在毛泽东手里，并且还给他点燃好。她发现毛泽东的茶水凉了，就轻轻地换上热的，把茶杯放到伸手可取的位置，而且还把茶杯的把儿正对着毛泽东伸手的方向，拿起来非常方便。时间过得很快，谈话已经过了两个多钟头。秘书来报告说：

“主席，该去开会了。”

毛泽东结束了谈话，把江青送到门口，握着她的手说：

“再见！希望你有什么问题随时来。”

江青走到值班卫士面前，很有礼貌地说：

“谢谢你，再见！”

下一个周日，江青又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两个人已经熟悉了，江青就一面说话，一面手脚麻利地替毛泽东收拾着房间。

后来，江青经常不断地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大部分都是在周日。有时毛泽东还让她在这里吃饭。吃饭前，江青主动拿来毛巾递给毛泽东擦手擦脸。毛泽东需要看书时，江青会马上把书取来，翻到毛泽东要看的那一部分。晚上离开时，毛泽东为了她的安全，就让警卫员送她。江青不会骑马，警卫员就从马厩里选出一匹最老实的马，让她骑上，自己在前边牵着马缰，把她送到桥儿沟，再骑马回来。

话分两头，再说1937年11月的一天，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通知方志纯说：

“毛主席今天下午要见你。”

方志纯原是在中央红军北上以后留在闽赣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和党的地下工作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在党组织和叶剑英的帮助下来到了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任班长、党支部书记。

下午4点多钟，方志纯随着李富春兴冲冲地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前，见毛泽东穿着一身打了补丁的灰布军装站在门口迎接他，就赶紧上前握手问好。走进窑洞，方志纯打量了一下四壁，墙上唯有一张军用地图。室内的摆设也非常简陋，一张办公用的方桌和几条板凳，还有几把椅子。方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和文件以及笔墨纸砚等。毛泽东热情招呼方志纯在一把椅子上落坐，关切地问：

“从南方来，生活习惯吗？”

“还可以！”方志纯回答说：“不习惯，慢慢习惯就是了。”

毛泽东笑着说：

“这就好，四海为家嘛！不怕苦，还要不怕死，随时准备掉脑袋。我们红军历尽千辛万苦才到陕北，牺牲了多少人！留在南方的同志，也有不少人牺牲了！方志敏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前边已经说过，早在1934年7月，以博古、李德、周恩来为成员的“三人团”在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前，命令寻淮洲、粟裕等率领的红7军团6000多人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不久，“三人团”又命令方志敏新组建的红10军与红7军团余部组成红10军团，共计10000余人，从赣东北苏区出发，北上抗曰，以偏师吸引国民党军主力。这红10军团是以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委，粟裕为参谋长，刘英为政治部主任；下辖19师、20师、21师。19师由原红7军团余部改编而成，师长寻淮洲，政委聂洪钧，参谋长王如痴，政治部主任刘英；20师由新红10军一部改编而成，师长、政委分别由刘畴西、乐少华兼任；21师由新红10军另一部改编而成，师长胡天桃。“三人团”还指示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5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随军团行动。12月间，红10军团在安徽太平县古竹溪遭数倍敌军袭击，部队损失惨重。1935年1月，方志敏等率领部队返回赣东北苏区，途径太平县谭家桥镇乌泥关、白亭、石门岗一带，被国民党军王耀武部团团围住。1月29日，方志敏在江西省玉山县怀玉山区被俘。红10军团仅有粟裕率领的800余人突出重围。1935年8月6日，方志敏被杀害于江西省南昌市下沙窝，年仅36岁。方志纯心情沉重地说：

“起初我不知道他牺牲了，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说的。”

“志敏同志牺牲得很英勇！”毛泽东面色凝重，严肃地说：“志敏同志牺牲了，可惜了，王明路线断送了他。”

方志纯有些激动了，他说：

“主席，你在瑞金那次就跟我们说过，红10军不应该调到中央苏区来，可是……”

“那已经成为历史啰！”毛泽东感慨地说：“总结历史的经验，其实当时不但不应该把你们红10军调离赣东北，相反，应当把红军主力往你们那边靠，往武夷山靠。如果这样，恐怕也不至于失败得那样惨。”

方志纯忿忿地说：

“王明路线真是害死人！”

“这是个沉重的教训，要好好吸取。”毛泽东沉默了片刻，又关心地问：“现在赣东北怎么样？”

“还有一部分同志在坚持打游击。”

“西安事变后，由于我们党的正确处理，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方几省的形势也会有个大的好转，会越来越好。”毛泽东说罢，又问方志纯：“到延安了，想干点什么工作？”

方志纯一时无言以对。毛泽东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便鼓励道：

“不要紧，有什么想法，什么打算，就大胆地说吧。”

方志纯这才说：

“主席，打了十几年仗，现在我真想坐下来好好学习学习。”

“好嘛，想学习，这是好事嘛！”毛泽东笑吟吟地说：“现在，你不是在中央党校学习吗？应该趁这个机会学点马列主义，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提高认识。”

他又对坐在一旁的李富春说：

“从南方回来的同志，都要有组织的安排他们学习一段时间。”

李富春说：

“中央组织部正是这样安排的。”

方志纯见夜幕已经降临了，便起身告辞。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好哇，方志纯同志，你想学习，今后有的是机会！”

令方志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在中央党校学习结束之后，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他又被派往苏联，在共产国际党校潜心学习了整整3个年头。

且说此时的西北高原已经是寒风凛冽，可毛泽东穿的那件旧棉衣早就不成样子了，却就是不肯换新的。警卫员们自作主张，找到管理部门，让给毛泽东做了一件阴丹士林布的新棉衣。他们也知道，直接把新棉衣拿给毛泽东，以他的脾气肯定不会要。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才想出个办法，趁他休息时把旧棉衣偷偷拿走，等他醒来没有了旧棉衣，就只好穿新的了。然后等把旧棉衣拆洗一下再做好，两件换着穿。众人依计而行，换了新棉衣，三下五除二就把旧棉衣给拆了。这一拆才知道，那旧棉布已经糟了，就是神仙也难以再照原样缝起来了。毛泽东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旧棉衣不见了，就把警卫员叫进来，指着新棉衣问：

“这是哪个的衣服？我的那件棉衣呢？”

“这是管理局给你做的。”

“我有棉衣嘛。我不要！还是把我的那件拿来。”

“那件……那件棉衣都让我们给拆了，想洗洗再缝好。看样子，那布破得缝不起来了。你还是……”

警卫员吞吞吐吐地说着。毛泽东看着警卫员着急的样子，只好无可奈何地笑着说：

“那，你看怎么办？”

警卫员一看有门儿了，马上高兴地说：

“主席，这件棉衣挺好，你就穿吧。”

“这样吧，你拿上它，给我换件灰布棉衣，和你穿的这件一样。”

说着，他拿起新棉衣，又指指警卫员的衣服。警卫员没有办法，只好去照办了。

11月27日，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写了一封真挚感人的回信。

原来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长沙长郡中学担任庶务的表兄文运昌有一位思想进步的学生莫立本，希望到延安投奔革命，文运昌便写信介绍他到延安找毛泽东。莫立本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延安，向毛泽东转交了文运昌的信。文运昌在信中除了介绍莫立本，还倾诉了兄弟离别之情，又说到了毛泽东的八舅父文玉钦以70岁的高龄在1929年以“共匪头目亲属”罪，遭到许克祥部的捆绑关押，花了不少钱财方才保释脱险，但从此一病不起，已于今年6月27日去世。毛泽东看到八舅父因受连累致死，心中非常内疚，悲痛万分。不久，他又收到了文运昌的一封信，说在长沙教书收入微薄，家庭生活困难，想到延安谋生，希望毛泽东在经济上给予一些帮助。

由此，毛泽东就给表兄写了这封回信。这是他与外婆家的联系中断了整整10年后寄出的第一封信。他在信封上写着：长沙南门外36号，文运昌先生收。他在信中写道：

运昌吾兄：

莫立本到，接获手书，今日又接11月16日详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在湘开办军校，计划甚善，亦暂难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以做到。前由公家寄了20元旅费给周文楠，因她系毛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缘故，敬祈谅之。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劳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劳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虽然如此，但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但请转知他们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刘霖生先生还健在吗？请搭信慰问他老先生。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我的身体比前两年更好了些，请告慰唐家圫诸位兄嫂侄子儿女们。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

谨祝兄及表嫂的健康！

毛泽东

信中提到的周文楠一事，是指此前组织上给在湖南的周文楠寄出的一封信和20块银元，要周文楠到延安工作。信中提到的刘霖生先生是他的一位姨表兄，前清秀才，为人正直刚毅，思想求新不迂腐。

尽管毛泽东在信中强调乡下亲人不要来此谋事，此处并无薪水，然而韶山的热血青年们还是一批一批地朝着延安千里跋涉。岂止是韶山的青年，全国各地大批的青年人也都纷纷拥向延安。

中共中央为了教育这些青年，决定在安武堡举办青训班。组织上派吴朝祥担任青训班女生队政治协理员。吴朝祥临行前，毛泽东约她谈话。毛泽东说：

“你要通过谈心，开座谈会，了解哪些同志出身于穷人家庭，哪些同志出身于富人家庭。了解她们参加革命的理想和志愿，了解她们的个性、爱好与特征，根据她们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就是俗语所说的‘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到青训班学习的，有不少人老家是东北的，她们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尝过当亡国奴的痛苦，要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让她们现身说法，教育大家懂得只有坚持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你在工作中要注意走群众路线，培养骨干，启发群众自我教育。对知识分子，既要看到她们要求救国要求革命的优点，也要正确对待她们的弱点和不足。比如，大城市来的女同志，烫了发，抹口红，搽胭脂，不要看不惯，更不要讽刺，要慢慢诱导他们转变生活作风。”

吴朝祥，女，1918年出生于四川通江，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少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和红4方面军长征。后来她在抗战时期曾先后任中国女子大学校务处副处长，辽东军区第2医院政治委员。

11月28日下午，毛泽东以他和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的名义，给八路军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高岗发了一份电报：

高岗同志：

（一）张、范（盘踞在定边、安边和靖边的土匪头子张廷芝和范玉山——笔者注）两匪据守土围，强攻土围须有严密的侦察，周详的计划，并对围内及围外之敌须有严密的警戒，不可疏忽。

（二）即请将土围巩固状况，匪之兵力工事，设备粮草柴水之供给，群众条件及匪外援之可能性，详细查明告我。

（三）27军（指以贺晋年为军长的原红27军，全国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1团，在三边地区剿匪——笔者注）是否有迫击炮，攻坚的火力如何，均请告，在未有十分把握以前不可轻动。

毛　萧28日15时

11月29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及共产国际的代表，从迪化经西安飞抵延安。同机到达的还有陈云，他是在迪化登上专机的。

王明在回国前，受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接见。参加这次接见的还有康生、邓发以及刚从南俄疗养回来的王稼祥。季米特洛夫说：需要留一个中国同志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征询王稼祥的意见，王稼祥说：

“我想回国工作。”

季米特洛夫说：

“我们决定把你留下来，因为你懂俄文。邓发同志去新疆工作。”

之后在11月11日，王明、王稼祥、康生、邓发在季米特洛夫陪同下，拜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说：

“共产党人不要怕在民族斗争的浪潮中被淹没掉，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的斗争洪流中去。”

斯大林问王稼祥：

“红军还有多少人？”

王稼祥说：

“我们红军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胜利到达陕北时，仅剩下3万人了。”

王明插话说：

“还有30多万人。”

王稼祥毫不客气地立即纠正说：

“斯大林同志，是3万多人，不是30多万人。”

斯大林说：

“我们共产党人应该重视的红军战士，是有理想拿枪的战士，是能打仗的勇敢战士，而不是吃粮食的人。”

王稼祥知道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他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和在党内的威望更不可能全面了解。而王明常年在苏联，颇受斯大林的信赖，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应该向斯大林汇报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介绍毛泽东的伟大功绩。他说：

“斯大林同志，我们毛主席主张抗日，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中国正在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斯大林听了，高兴地说：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了十几年，现在经过长征，到达了陕北根据地，这是件可喜的历史事件。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部队。请把我的话转告给毛泽东同志，并祝他健康！”

另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季米特洛夫曾经记载了斯大林在这次会见中的谈话要点。斯大林说：

（1）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

（2）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战争，而不是土地革命、没收土地。（税收必须有利于战争。）

中国共产党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以前是没收一切，现在是什么都不没收。

（3）口号就是：“争取中国人民独立的胜利战争。”“争取自由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

（4）中国人怎样打击外部敌人——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一问题结束时再提出怎样互相打的问题！

（5）现在中国人所处的条件比我们在1918—1920年时的条件更加有利。当时在我们这里，国家在社会革命方面是被分割的。在中国，民族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把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了。

（6）中国有巨大的人力资源，我认为蒋介石说中国将取得胜利是对的，只是必须在已经打响的战争中坚持下来。

（7）因此必须创建自己的军事工业。生产飞机。飞机容易生产，但是运输很困难。（我们会提供制造飞机的材料！）必须创立飞机制造业。还要生产坦克。（制造坦克的材料我们能够提供！）如果中国有自己的军事工业，谁都不可能战胜它。

（8）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这可以通过建立后备团的形式做到，以便补充现有的师。必须建立新的团队。要日夜进行军事训练。

（9）在八路军还没有炮兵的时候，它的策略不该是直接进攻，而应该是骚扰敌人，把他们引进自己一方并在后方打击他们。必须炸毁日本军队的交通线、铁路桥。

（10）不管英国还是美国，它们都不愿意中国胜利，出于它们帝国主义的利益，它们害怕中国胜利。中国的胜利将影响印度、印度支那等。它们希望日本由于打仗而削弱，但是不允许中国站起来。它们希望有日本这条拴起来的狗吓唬中国，就像过去吓唬沙皇俄国那样，但是不希望这条狗有可能独吞猎物。

（11）对于中国的党代表大会来说，讨论理论问题是不适宜的。理论问题可以往后放放，等到战争结束以后。谈论中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比起过去，机会更少了。（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正在发展吗！）

（12）建立民族革命联盟的问题迟迟未决。

（13）在武汉的八路军和党的合适的代表。

斯大林谈话中的基本观点，毫无疑问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知不知道这个谈话内容？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有关资料。但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王明回国后却反其道而行之，执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而中国共产党内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又一次上了这个政治骗子的贼船。

季米特洛夫在王明临行前，特意嘱咐他说：

“你虽然在国际工作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后，并不代表国际。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后要以谦虚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就是他们要推你为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11月14日，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到了新疆迪化。王明以托派分子的罪名，枪决了一直追随张国焘的李特、黄超。

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作茧自缚难逃脱。

人不公道天公道，天道循环命难活。

与枪决李特、黄超的同时，王明还借盛世才之手逮捕了曾经与他进行过斗争的俞秀松。

本传在第二卷中已经说过，俞秀松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925年第二次赴苏，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担任学生会主席、党团书记。其间，他与董亦湘、周达文等人对王明一伙在副校长米夫支持下的宗派主义活动表示不满和反感。俞秀松曾几次找王明谈话，诚恳地希望他改正。王明表面虚心接受，内心却记下了仇恨。1927年11月，俞秀松进入列宁学院深造和工作，多次遭到王明等人的陷害。俞秀松、周达文对王明无中生有的诬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2年7月，董亦湘、周达文、俞秀松由联共（布）中央先后派往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工作。1935年6月，联共（布）中央决定以俞秀松为组长的25人小组进入新疆工作。1937年苏联清党时，董亦湘遭王明陷害，被捕入狱。1937年7月14日，周达文因被王明诬陷，苏联内务人民部以“托洛茨基右派反苏组织成员”的罪名，将其逮捕。接着，王明又借回国途径新疆之机，逮捕了俞秀松。后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1938年4月13日判处周达文死刑。俞秀松在1939年2月21日被杀害。董亦湘在1939年5月29日被迫害致死。

再说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前往机场迎接王明。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第一次见面，彼此热情握手，很是高兴。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他说：

“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此时，毛泽东也迎接了第一批从家乡韶山来到延安的亲人。他们是毛泽全、毛泽青和堂侄毛远耀、毛远翥兄弟。

毛远耀，字卓夫，1912年出生。毛远翥，字任夫，号自财，1918年出生。

本传第三卷已经说过，1927年底，毛泽民、钱希钧夫妇接中央指示，重返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厂。他派人回到韶山挑选工作人员，韶山党支部推荐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特夫和毛智珠的长子毛远耀等人到上海，充当秘密印刷厂的工人。不久印刷厂迁往天津。后来在1931年，毛远耀和毛特夫随堂叔毛泽民从天津迁回上海中共中央出版部工作。1933年5月，秘密印刷厂被国民政府查禁，毛特夫奉命去赣东北苏区；毛远耀留在上海秘密活动。1936年，毛特夫和毛远耀及妻子胡觉民又先后回到了韶山，以教书为生。

毛泽全一行到延安后首先见到了中华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由毛泽民安排，在第3天，毛泽东接见了他们。毛泽全4人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站在窑洞门口迎接家乡来的客人。毛远翥看到他穿着灰军装，头戴八角帽，脸有点清瘦，一双睿智的眼睛却炯炯有神，便兴奋地喊了一声：“三叔。”其他3个人也高兴地叫着：“三哥。”“三叔。”毛泽东笑着朝他们走来，同他们一一握手，说：

“你们来了，好哇！”他指着毛泽青说：“你是泽青——万才老弟。”又指着毛泽全说：“你是十二老弟——泽全。”最后指着毛远耀兄弟说：“你是远耀，你父亲是智珠四哥。你是远翥，是远耀的弟弟吧。家里人还好吧？”

毛远翥觉得三叔离家10多年了，还记得家乡的亲人，心里热乎乎的，忙说：

“都好，谢谢三叔。”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询问了家乡许多事情，还询问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成员毛福轩、毛新梅、庞叔侃、钟志申等烈士的情况。待众人回答后，他又问：

“庞叔侃是如何牺牲的？在哪里被杀的？”

“1927年10月，被杀害于湘潭十七总的柳林巷。”毛远耀说：“是敌人用梭镖捅死的。”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你们到延安来，这里生活是很艰苦的呀！”

毛泽全说：

“我不怕吃苦！”

毛泽东又问：

“那么，你们愿意干点什么工作呢？”

这几个人来延安只是想着干革命，至于做什么工作却没有想过。毛泽东一问，他们一时都没有回答上来。还是毛远翥说了一句：

“我们听三叔的安排。”

“听党的安排!”毛泽东纠正说。他指着毛泽全、毛远耀：“好！你们二人去抗大学习。”

在他看来，毛泽全、毛远耀读过一些书，有些文化，是可造就的。他又指着毛泽青和毛远翥说：

“你们俩去中央印刷厂做学徒。”

几个人见毛泽东把他们分作两处，一处是学习，一处是工作，不知如何是好，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没有说话。毛泽东见了，就安慰他们说：

“你们去工厂，去抗大，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革命，都是为人民服务，为劳苦大众谋利益。学习的目的是为将来更好的工作，更好地干革命。”

他见毛泽青和毛远翥仍然不言不语，又说道：

“你们两人去印刷厂，可以边工作边学习，将来还有专门学习的机会。”

11月底，毛泽东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徐特立那里获悉：小弟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一家有了下落，而且还搬回了韶山。

原来在1928年春，毛楚雄还不到一岁，母亲周文楠就被捕入狱了，幼小的他只好由外婆周陈轩和舅舅周自娱抚养。为了安全，外婆让他改姓周。1930年，彭德怀率部攻下长沙，周文楠被营救出狱。8月，周文楠随彭德怀的部队撤往苏区，毛楚雄留在长沙与外婆和舅舅相依为命。1935年，毛泽覃牺牲时毛楚雄才8岁，在桂园附近一所小学读书，外婆将父亲牺牲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失声痛哭。1937年5月，周陈轩遇见了一位韶山妇女，继之与韶山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1月间，徐特立、王凌波在长沙建立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毛楚雄的族兄毛特夫立即向徐特立报告了毛楚雄一家的情况。徐特立指示说：“今后要好好照顾他们。”11月底，毛特夫、近门叔叔毛泽连将毛楚雄和外婆、舅舅接回韶山上屋场居住。外婆激动地说：

“楚雄，你是韶山人，从今天起，你不再姓周，该姓毛了。”

毛楚雄懂事地点点头，说：

“好，我本来姓毛，我叫毛楚雄！”

不久，徐特立派王凌波去看望了毛楚雄和他的外婆周陈轩、舅舅周自娱。

毛泽东得到这个好消息，心里很是高兴。自此，心中便时时牵挂着小弟的这个遗孤。

1937年12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单独会见了21岁的堂弟毛泽青。他说：

“万才老弟，你到延安来了很好哇！”

毛泽青说：

“我是来找三哥一起干革命，为穷人谋出路的。”

毛泽青号运才、咏才，韶山方言把“咏”说成“万”，故人称万才。他祖父是毛德臣，姐姐是毛泽建，胞兄是毛泽连，因之他是毛泽东同一曾祖的再从堂弟，在堂兄弟中排行老十，是同辈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毛泽东笑着说：

“万才老弟，你为什么想到要为穷人找出路呢？”

毛泽青说：

“因为我也是穷人，好人总是受压迫受剥削。”

“那你为什么到延安来呢？”

“因为三哥在延安，共产党在延安。只有跟着三哥，跟着共产党干革命，闹翻身，穷人才有出路。”

“好！”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严肃地说：“万才老弟，我要告诉你，到我这里来，要官没有，要干革命有的是。当然，干革命还得要有武器才行啊！”

他说着，从皮箱里取出一支乌黑发亮的手枪，掂了掂，递给毛泽青。

“送给我？”

毛泽青凝视着三哥，手却没有伸出去。

“不会打枪吗？”毛泽东见堂弟既惊奇又犹豫不决，就说：“老弟呀，不要因为不会打枪就不敢要枪，不会可以学嘛，干革命从来就是边学边干的。”

1937年12月5日晚，毛泽东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任弼时，他写道：

朱任：

对进攻冀察晋边区之敌，除上月29日电及你们来电外，请注意以下各点：

（一）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二）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进一步仍在我包围中。（三）同蒲、正太路必须积极活动，予以有力的配合。（四）注意在敌后方破坏伪组织、伪军。（五）加紧瓦解敌军工作。（六）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地歼灭和有力打击，增加敌恐怖与进攻困难是必要的，但须详细审慎。

毛　彭5日22时

12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

原来在王明回到延安后，毛泽东真诚地希望与他搞好团结，一道工作。然而王明一到延安就把季米特洛夫交代他的话抛在了脑后，目空一切，盛气凌人，处处以钦差大臣自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神气十足地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要讨论抗战爆发以来的国内政局和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方针政策。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凯丰、刘少奇、张国焘，11月7日来到延安的项英也参加了会议，共13人。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项英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

王明在他的长篇报告中，以共产国际路线代表的名义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没有提出“抗战高于一切”，否定了洛川会议关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他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3种势力的提法，不同意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谁领导谁的提法。他说：

“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他还批评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对形势的分析有错误；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中的一些观点，抹煞国共两党之间“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的根本区别，极力夸大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抗战中的作用，把抗战胜利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他说：

“相信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量和光明前途……蒋先生的雄才大略足以领导抗战。”“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中国政治制度已开始走上民主进步，人民已经‘有充分民主自由’，共产党员及一切反日派别中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要加入国民政府。”

因此，他指责中共中央在抗战爆发后对国民党的“进步”认识不够，妨碍了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他提出了一套放弃党的领导权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

王明历来以能言善辩著称，又能熟练的背诵马列主义的著名警句，还写过《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因此唬住了很多人。大家都觉得他很能干，很有前途。同时，在中央领导核心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自称是“国际路线”而实际兜售右倾投降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像王明这样的一个极具欺骗性的报告，却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赞同。像彭德怀那样既不支持毛泽东路线，也没有拥护和反对王明路线，而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的人，也为数不少。

王明投降主义的出现，声势吓人，颇为张扬。毛泽东及时敏锐地看出了问题，并与之进行抗争。他虽然没有在会议上作报告，却在两次发言中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强调只有实行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他既拒绝王明的错误理论，又没有批评共产国际。他说：

“抗日战争中，谁领导谁的问题，是始终存在的。共产党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就会使自己投降到国民党方面去。”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和江青的确有几个共同之处。首先，他们都是来自于社会的最底层，一个出身于农民家庭，一个出身于木工手工业家庭，都有一个自私暴躁的父亲和善良的母亲，都有过吃苦受罪的体验。其次，两人都爱学习，都有过比较艰苦的自学经历，也都做过大学旁听生；当然就两人的水平来说，不可同日而语。再次，两人在婚姻问题上的观念也有相似之处，都反对旧的婚姻观念。而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他们两人都具有非同一般的倔强和叛逆性格。正是基于这诸多的共同点，两个人在一起才能够谈得来。在贺子珍走了之后，追求毛泽东的女青年不乏其人，但毛泽东最终选择江青结为夫妻而没有选择别的女子，应该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情。

第26章 1937年12月—

“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要讲到他。”

话说1937年12月13日，国民党曾经吹嘘的“南京保卫战”仅仅经过近半月的激战便失利了。战役最高指挥官唐生智率长官部少数人员在第36师掩护下渡江而去，他所下达的突围命令，只有第66、第83军两部遵照执行，成功突围。其余各部混乱不堪，惨不忍睹。南京陷落。

早在攻陷南京之前，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就策划了将南京的中国军民包围并屠杀的罪恶计划。据第6师团23联队第4中队第3分队分队长中野忠之寿笔供：“1937年12月11日以后，于江苏省下关及长江上，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方针：决定在南京城内及其周围，将中国抗日军军人及抗日爱国人民从东南西北加以包围，逐次压缩包围圈，以实行一人不剩的大屠杀。”

在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奸淫、放火、抢劫和血腥大屠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惨案。在日军大屠杀期间，《纽约时报》、《中央日报》等中外媒体，均对大屠杀进行了大量的揭露。战后，据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有19万；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人数有15万，总计死亡人数达30多万。

12月13日这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组成以林伯渠、张国焘、习仲勋、徐特立、刘景范、马明方、高岗为成员的边区政府新的主席团，由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

此时，“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还在继续进行着，正讨论如何对待陈独秀愿意回到党内工作的问题。

原来在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并没有吸取教训，也不承认错误，可他对毛泽东的敬佩却一直没有改变，不但未发表过反对毛泽东的言论，还对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根据地大为赞赏。他认为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之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和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的见证。“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政制，已不是乌托邦而有了俄国的经验，他不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保障，同时，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义政制，任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权所不能召集的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只有它能够召集。”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六大”要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直接邀请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5人参加，陈独秀鼓励其他4人都去，而他则拒绝参加。1929年以后，陈独秀攻击“六大”路线。此一时期，他的观点与苏联托洛茨基不谋而合。10月16日，他和彭述之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走上了分裂党的道路。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4人决议案》。1931年5月，在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大会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中央总书记。1932年10月15日，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将陈独秀逮捕入狱，直到1937年8月23日，经胡适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保释，才被释放出来。托派分子又请他出面把托派组织起来，他的回答是“各奔前程”。托洛茨基邀请他到美国会面，他拒绝了。胡适拉他去美国，说有一家图书公司请他去写自传，他说：我的生活简单，用不着去美国。胡适、张伯苓和周佛海拉他进国防参议会，还说蒋介石答应给他5个名额。他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第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蒋介石打算让陈独秀出任政府劳动部长，陈独秀斥蒋介石是“异想天开”。蒋介石又派朱家骅找陈独秀，请他另组一个“新共党”，给他10万元经费，他还是不为所动。他就是一门心思找中共中央联系，先是让他的代表罗汉先找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后来又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表示愿意回到党内，在党的领导下工作。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讨论陈独秀的请求时，王明坚决反对让他回到党内。他说：

“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例外。”

有人说：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王明说：

“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

毛泽东与陈独秀还是有感情的，但他更坚持党的原则，他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真诚欢迎他们的转变。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3个条件时，亦愿意与之联合抗日：

第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第二，公开表示拥护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其它关系，则在上述3个条件实现后，再行考虑。”

毛泽东的主张和他提出的这3个条件，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

尔后，毛泽东与张闻天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南京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发去了上述内容完全相同的电文。可陈独秀却拒绝接受中共中央的3个条件，他说：

“我已经不是托派，所以没有发表声明脱离托派的必要。我们过去没有错误，所以也没有承认错误的必要。”

后来，董必武在1938年8月代表党组织多次去看望在四川江津县城的陈独秀，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与偏见，写一个书面检查，回到党内工作。陈独秀却依然说：

“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碍难从命。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没有因私废公，中共中央也就没有让陈独秀回到党内。斯时已经叛变投敌的张国焘趁机向蒋介石建议：由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再将陈独秀的抗战言论编辑成册，用以对付延安的宣传。蒋介石便让戴笠和胡宗南以私人身份，带了水果和茅台酒等礼品秘密拜访陈独秀。陈独秀拒不接见，戴笠、胡宗南找到高语罕通融，这才见到了陈独秀。陈独秀说：

“我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不问政治，更不曾有何政治活动，本人孤陋寡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引起喋喋不休之争，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这正是：月转圆缺光辉在，竹生枝杈气节直。

陈公本是拓荒者，局限执拗两误之。

后来，陈独秀在1942年5月27日因患高血压病逝于江津县城10公里外鹤山坪石墙院，终年63岁。

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曾经对陈独秀作了正确的评价，他是这样说的：

“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要讲到他。”

再说1937年12月13日，“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全文如下：

一、政治局认为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

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在于讨论和规定如何在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下，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同时，党七次大会应当对于自党六次大会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

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期限不能过长，应尽可能地在较短时间内召集大会。

四、党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事日程，政治局暂提议为下列各项：

1、10年奋斗的基本总结和今后奋斗的基本方针。2、如何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胜利。3、动员工人阶级积极参加对日抗战工作。4、在新工作条件下的党的建设问题。5、改选党的中央领导机关。

此大会议程应交六中全会审核及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决定。

五、为有系统的进行一切有关召集七次大会的准备工作，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准备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准备委员会由下列同志组织之：

1、毛泽东 2、陈绍禹 3、朱德 4、周恩来 5、项英 6、张闻天 7、张国焘 8、秦邦宪 9、赵容（即康生——笔者注） 10、廖陈云（即陈云——笔者注） 11、王稼祥 12、彭德怀 13、任弼时 14、邓发 15刘少奇 16、何克全 17、林祖涵 18、吴玉章 19、董必武 20、徐特立 21、曾山 22、张鼎丞 23、陈毅 24、杨靖宇 25、高岗

准备委员会之主席为毛泽东同志，书记为陈绍禹同志，为便利于进行经常工作，决定在准备委员会下设立秘书处，由下列同志组织之：

1、毛泽东 2、张闻天 3、赵容 4、廖陈云 5、陈绍禹

六、准备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责任，在于在中央领导之下，动员全党同志和扩大民众积极参加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准备工作。

七、各级党部对于大会之应行具体准备工作，由准备委员会秘书处拟定交政治局批准后通知全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

1937年12月13日通过（签名 略）

12月14日，“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

王明原本善于拉帮结派，故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有些得势，因此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毛泽东身处此境，为了抗日大局，不得不在策略上让了一步。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张闻天竟然在这关键时刻，要将总书记的职务让给王明。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毛泽东提议，在中共中央不设总书记。于是，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在中央不再设立总书记职务，重新改组书记处，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

会议决定增补刚刚回国的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加上原书记处的张闻天、毛泽东，改组为新的5人书记处。免去了博古、周恩来、项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保留为政治局委员。

会议决定，博古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张闻天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维汉任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任中央敌区工委书记，康生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

毛泽东提议，由任弼时出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会议决定：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

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凯丰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以周恩来为书记，博古为长江局委员、组织部长。领导南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中共东南分局，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丕显为青年部长，陈少敏为妇女部长，温仰春为秘书长，领导新四军工作。东南分局受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双重领导。

就这样，毛泽东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不动声色地与王明“打了一个平局”。

由于蒋介石希望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态度，特邀王明赴武汉一谈。因此会议决定，王明可以组团去武汉一趟，同国民党谈判，但应很快回延安工作。

12月16日，毛泽东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任弼时，他写道：

朱、任：

甲、根据聂电，平汉路以东地区现甚空虚，拟向东派出两支队游击。（一）由129师以步兵一个营附骑兵一连，深入到磁县、沙河、赵县以东之永年、广平、曲周、广宗、清河、平乡、南宫、新河、枣强广大地区活动。（二）荣臻以步兵两连、骑兵一连组成支队，深入到石家庄、保定、定县之线以东，沧石公路以北，天津、霸县至定兴公路以南地区活动。首先即须破坏保定、高阳、任丘至大城公路才易保持机动地区，其次沧石路之破坏亦很重要。

乙、该两支队须配足得力的军政干部及无线电台番号、独用密本。

丙、该两支队任务：（一）侦察情况。（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三）破坏伪组织。（四）收集遗散武器，扩大本身。

丁、该两支队出去须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

毛泽东　彭德怀16日

12月17日，129师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以769团4个步兵连队、1个机枪连队、1个骑兵连队组成东进纵队，由386旅副旅长陈再道任司令员，东进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

12月18日，王明、博古、周恩来、凯丰到达汉口。

12月21日，王明、博古、周恩来、凯丰等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会见了蒋介石。王明在会见中就如何改善工农处境、调动他们参加抗日的积极性，低三下四地乞求蒋介石说：

“我们甚望贤明的中央和地方当局，对各地有产阶级分子采取说服和立法的办法，使他们改正对于劳苦大众的态度，使他们对劳动群众作必要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让步，以便提高劳动者法权地位和改善劳动者痛苦生活。”

蒋介石一见王明，就高兴了。会见结束后，蒋介石说，希望王明“在汉相助”。经中共中央同意，王明就留在了武汉。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在武汉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为一个组织，由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7人组成，对外称中央代表团，对内称中共中央长江局。周恩来不经过中共中央，擅自把长江局书记让给王明，他自己为副书记。王明的目的又一次达到了。

此时，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有5人，他们是：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项英，毛泽东不得不再退让一步，予以承认。从此，王明以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身份，多次违背党的组织纪律，擅自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他头脑发热，幻想总有一天会成为“七大”的总书记。因此，他企图在武汉建立第二中央。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此时，叶挺、项英在日本租界的大和街26号召开新四军干部大会，分析抗战形势，总结上海和南京失陷的教训，研究当前的工作和任务，标志着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部在武汉正式成立。

12月25日这一天，王明在武汉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公开吹捧蒋介石领导了全国军民“5个半月的英勇抗战”，提出了右倾投降机会主义的“六大纲领”，其中在第2条中强调：“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在政治上、组织上、武装上，加强现有军队，建立新部队，有组织的进行征募兵役运动，使我国在持久抗战中，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他企图以这个“六大纲领”与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相对抗。

12月27日，王明在发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中，竟然说国民党“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是“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说蒋介石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说“国民党内部”“绝没有什么法西斯蒂一类的组织”。

后来他于1938年1月在武汉大学所作的《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讲中，否定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主、改善民生的要求。他说：

“现在也有一种恶倾向，就是先问民主自由够不够，然后再谈统一战线。这是不对的。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之外没有其它的条件。”“抗日高于一切”。

他提出了毫无原则毫无立场的所谓对友党友军的工作方法和方式。他说对友党友军要：“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思潮对新四军工作及武汉地区抗日救亡工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时，武汉地区有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救国联合会、民族解放先锋和蚁社等进步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颇为活跃，社会影响很大。王明为了表示诚意，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下令这些团体去到国民政府登记，结果一个个被国民党下令解散。王明将这些抗日团体的一部分干部输送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了。

12月30日，毛泽东以他和张闻天等人的名义起草了给正在武汉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王明、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一封重要电报，他写道：

“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意见：甲、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之战略包围，我军必须建立下列两个主要军区及六个辅助军区。一、苏浙皖赣边军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二、鄂豫皖军区，以舒桐黄广商固为中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占领三条铁道及沿江之敌。以上两区是主要的。国民党须派大员指挥，并各部署3万至5万兵力于其中。我们则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三、浙南军区，攻击占领杭甬路及浙赣路之敌。四、鄂赣军区，准备攻击占领沿江及南浔路之敌。五、汉水军区，准备攻击占领平汉南段之敌。六、豫西军区，准备攻击平汉中段之敌。

乙、为在敌之远后方起战略钳制作用，须建立苏鲁军区，以苏鲁交界为中心，并指挥鲁东游击战争。此区国民党须派可靠大员，我们派人辅助之。此区与皖南皖北两区须立即部署。以上意见请考虑后向蒋提议。”

12月底，西路军部分干部经新疆、兰州、西安回到延安，他们是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郭天民、曾传六、李天焕。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

“西路军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大漠，在几十里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的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西路军失败了，但这不是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

1937年底的一天中午，校长办公室通知刚到抗大学习不久的陈先瑞说：

“下午3点，你到毛主席家里去一趟。”

陈先瑞，1914年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今安徽省金寨县双河镇）一个贫农家庭，幼年给地主放牛，受尽欺凌。1929年8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 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4方面军手枪团班长，红25军手枪团分队长、中队长，红25军224团1营政委和223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鄂豫皖第1至5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1 月，他随红25军长征，12 月到达陕南，月底，奉命带领223团七连和少数干部到鄂陕边区的湖北陨西、陕西山阳、镇安等地打游击，开辟鄂陕根据地，组建了鄂陕游击师。他被任命为司令。1935年2 月，鄂陕游击师改为鄂陕游击师总司令部，陈先瑞任司令员，统一指挥鄂陕边区的3、4、5、6、7、9路游击师和华阳游击大队，参加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年7 月，红25军离开陕南西征北上后，陈先瑞继续领导和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9 月，鄂豫陕特委成立并组建红74师，陈先瑞任特委常委、红74师师长，率部坚持鄂豫陕边界地区的游击战争，部队由组建时的700 多人发展到2000 多人。1936年12 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红74师改编为南路抗日军（对内仍称红74师），陈先瑞任军长。1937年红74师在三原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留守处，陈先瑞任留守处主任。同年10 月，他改任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4团团长。

且说这天下午3时许，陈先瑞准时赶到毛泽东的住处，一进门，毛泽东便迎上去，握着他的手说：

“你叫陈先瑞，国民党的报纸把你的名字写成‘陈光瑞’，不管是‘先’还是‘光’，反正你在陕南坚持斗争挺有点名气，在国民党那里是挂了号的。人家动用几万军队围攻你们，就是没搞倒你们，这说明国民党不行。你的名字，我早就从报纸上知道了，人家还要活捉你，赏1万大洋。你知道吗？1万大洋可不少啊！”

陈先瑞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见毛泽东说起他的情况如数家珍，感到非常惊奇。毛泽东看到他吃惊的样子，爽朗地笑了。陈先瑞在桌旁的一条木凳上坐下来，毛泽东坐在桌子的对面。他伸手从旁边的书堆上拿起一包烟，抽出一支点燃了，抽起来。陈先瑞趁这个机会，打量了一下简陋的房间，又观察了一下毛泽东，只见他穿着一身旧的灰棉衣，身材挺魁伟，头发往后梳着，宽宽的额头，炯炯有神的眼睛，给人一种很不平凡的感觉。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说：

“鄂豫皖边区闹革命是比较早的，出了一大批红军干部，你15岁就当红军了，也是一个红小鬼呀。”

接着，毛泽东问起红25军在鄂豫皖时期和在长征中的情况，又问了红74师在鄂豫陕边坚持斗争的情况。他说：

“你们在陕南干得好，国民党动用大量军队进攻你们，你们不但没垮，反而发展壮大了。主力红军在西边行动，你们在东边闹华山，配合得好啊！你们保存了两千多人的力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我们过去天天行军打仗，没有时间总结。现在有了陕甘宁这块根据地，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过去的经验。”

毛泽东又问陈先瑞参加抗大学习有什么想法，有没有困难？陈先瑞说：

“这是我参加革命后的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是各级领导对我的关怀，我是有决心学好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们党决定办抗大，就是要有计划地把高级干部调来培训。现在，我们有很多红军干部，革命信念很坚定，道理也懂一些，有实战经验，但就是理论水平不高，文化学习不够，军事理论素养较低，光实干，不会讲，不能写，光知道打仗，不熟悉指挥艺术，这是不行的。我们办抗大，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批批来，一步步提高。你这次来学习，也是我们下了很大决心的。你们部队的任务很重，好在离部队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随时回去处理。你要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学习文化知识，学习政治和军事理论，联系过去的斗争经历，认真总结经验，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

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毛泽东站了起来，说：

“就谈到这里吧。请你来作客，就要给客人饭吃呀！”

警卫员把饭菜端了上来，很简单，一荤三素，外加一盘辣椒。毛泽东一边往陈先瑞碗里夹菜，一边说：

“菜不好，但要吃饱，到我这里作客可不能饿着。”

饭后，陈先瑞起身告辞，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欢迎你今后常来作客。”

1938年1月1日，延安工会和工人合作社举办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他除了帮助组织者策划以外，还亲自带头捐款捐物进行赞助。

组委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展览会之前发出了一个《缘起书》，说明展览会的宗旨是：“为着更广泛地动员和鼓励战时生产，提高工人的热忱和纪律性，奖励改良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促进国防经济建设，完成工人阶级在国防经济建设中，在民族自卫战争中的任务。通过这一竞赛运动，在国防生产战线上，将有千万个劳动英雄产生出来。”

展览会展示的工业品有迫击炮、高射机关枪、手榴弹；有延长油厂的原油，自造的油墨、甲油、汽油；有定边盐场生产的盐，矿场的石炭、木炭、石灰；有女工织的布、手巾、裹腿，有工人合作社鞋厂生产的鞋子；还有铁器、木器、铜器、瓷器、窑器以及衣服和糖果。展品有115种420件。参加这次展览会的人数，签名者为3527人。

1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工人制造品展览会闭幕式上发表讲话说：

“过去抗战部分失败，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如敌人，也是一个原因。将来要最后战胜敌人，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

展览组委会给获奖单位和个人发了奖，奖状上有毛泽东的题词：“国防经济建设的先锋”。

1月初，林育英因以前多次受伤，头疼时常发作，不得不带着健脑器坚持工作，就这样还是经常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刘伯承见他难以坚持正常工作，便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报告了他的病情，建议中央将他调回延安疗养。毛泽东接电后，当即与张闻天等人商量，决定调林育英回延安治病。毛泽东提议由34岁的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任129师政委。

刘华清回忆说：“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第129师政治委员，我在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接受了护送邓小平政委到辽县第129师上任的任务。当时，和邓小平政委同行的还有彭真同志，彭真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

1月6日，项英、张云逸、周子昆等从汉口到达南昌，与陈毅等人会合，在南昌市三眼井高升巷原北洋军阀张勋公馆内以新四军军部名义正式对外办公。

在此期间，项英等首先建立了新四军的领导机构，正式确定：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副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其次健全军部内部机构设置。司令部建立参谋处、军法处、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秘书处，政治部建立组织部、敌工部、民运部，并开始工作。同时还分批派员赴各地传达中央指示，动员、指导红军游击队集中整编，指挥部队向安徽歙县岩寺集结，筹备各种军需物资，建立新四军兵站。

1月6日这一天，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梁漱溟来到延安访问，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接待了他，并为他设宴洗尘。谈话中，梁漱溟问起他这次专程来延安拜访的主要对象毛泽东。张闻天介绍说，毛泽东既是书记处书记，又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每天要处理的事务都非常繁杂。他的习惯又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因此要见他只能安排在夜间。

是日傍晚6时许，梁漱溟便被人引领到一处地方来拜会毛泽东，毛泽东一见他就说：

“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你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到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女婿。”

毛泽东一席话，使梁漱溟惊愕得说不出话，顿了顿，他才频频点头，连声说：

“是的，有这事，有这事，好记性！”

梁漱溟，原名叫梁焕鼎，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仕宦之家，比毛泽东大70天。辛亥革命时，他加入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开始参加政治活动，民国后担任《民国报》记者。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梁漱溟成为国民党党员。1916年10月，他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印度哲学教师。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他的堂兄梁焕奎结识了一位知交，那就是杨怀中先生。杨怀中常到梁焕奎家中去，一来二去，梁漱溟与杨怀中逐渐相熟。梁漱溟得知杨怀中也在北京大学任教，是一位对哲学很有研究的学者，便与他讨论哲学问题，还时常到杨怀中家中造访。在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3月以前，梁漱溟晚间去杨怀中家，常常见到一个高个子湖南青年为他开大门。他们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未互通姓名。梁漱溟在客厅与杨怀中交谈，这个青年也从不加入。梁漱溟以为他是杨怀中湖南的亲友或同乡，就没有问过。后来杨怀中告诉梁漱溟：

“这位青年是我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他叫毛泽东。”

杨怀中还说，经他推荐，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白天上班和学习，晚上回杨家住宿。梁漱溟并没有记住毛泽东这个名字。杨怀中病故后，因其身后萧条，蔡元培校长出面发动募捐，资助杨家办丧事，梁漱溟也是出资者之一。1920年，梁漱溟著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学术界引起反响与批评。1924年，他辞去北大工作，到华南、华东一带考察，主张乡村建设。从1931年起，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率领他的信徒，从事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工作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而此时的蒋介石为了赢得人民的信任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在“最高国务会议”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邀请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借以装点门面。梁漱溟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也在蒋介石邀请之列。于是，他就成为参议会的参议员。不久，参议会被国民参政会所取代，梁漱溟也随之成了参政员。

梁漱溟着实没有想到，如今站在自己面前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就是20年前那个经常替他开门的同龄的湖南高个子青年。他望着眼前的毛泽东，顿时产生了一种老熟人重新相逢的感觉。毛泽东豪爽热情的笑声，更使他那书生气的拘谨在片刻间化为乌有。

他们这第一次谈话的地点，不是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而是被安排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6点时分天已擦黑，工作人员掌上了灯。时值隆冬，延安的气候非常寒冷，屋里却显得异常暖和。毛泽东对梁漱溟解释说，这是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散热的缘故。二人叙旧已毕，谈话转入了正题。梁漱溟首先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他说：

“我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我个人心中也十分悲观。不知道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中华民族会亡吗？我这次来到延安，就是想就此向中共领袖讨教。”

毛泽东耐心地听着，没有插话，只是抽烟，喝水。等梁漱溟说完了，他面露笑容，十分果断而斩钉截铁地说：

“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毛泽东一开头口气就这么肯定，神态这么坚决，完全出乎梁漱溟的意外。接着，他又十分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分析了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他还说：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战争要经过防御、相持、反攻3个战略阶段。在3个阶段中，敌我力量将由敌强我弱转化为敌弱我强，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前途。”

毛泽东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梁漱溟说：

“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

他不由得想起了蒋介石。蒋介石的讲话、文件，他看过、听过，个别交谈也有过几次，但从来没有毛泽东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他接着说：

“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受益良多。”

毛泽东谦虚地说：

“梁先生过奖了。”

梁漱溟话锋一转，询问起有关国共两党合作和国家统一问题，毛泽东一一作答。梁漱溟又说：

“在我看来，中国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回答说：

“梁先生的这种看法，我完全同意。”

听到毛泽东如此说，梁漱溟感到振奋和鼓舞，索性将自己对中国建设问题的看法，全部兜了出来。毛泽东等他说完了，强调说，在目前应当一切服从抗战。梁漱溟则说：

“这在我也没有疑问。不过我却要求，在今日民族对外之时，决定我们本身社会改造一事。我认为，此一决定为对外抗战所必要，有两个理由在这里：一则，真心团结而后能抗战，团结不力则抗战不力。但如今日的团结，明明根基甚浅，几乎是一时手段，甚感不够。完成社会改造为中华民族自身基本问题，必在此问题上彻底打通，彼此一致，团结才是真的。否则，隐略不谈，必生后患。二则抗战必求他国，而我们的友邦一面有资本主义的英、美，一面有共产主义的苏联，如果我们自己的国策未定，恐难交得上朋友。中国要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并坦然以示友邦。中国必须认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开在国际环境中的局面。”

使梁漱溟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竟然再次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转眼间，已是后半夜了。毛泽东客气地说：

“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今天我们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

梁漱溟起身告辞，将他的两种小册子和40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赠给毛泽东，他说：

“我先送您一本书，请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

毛泽东说：

“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

此后，毛泽东又先后与梁漱溟长谈了7次，据梁漱溟说：“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和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8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6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因为毛先生夜里不睡觉，而白天睡。谈话多从晚饭后开始，不知不觉到天明。”

1月7日，毛泽东与梁漱溟进行了第二次长谈，也是从下午 6点开始的。这次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双方欲罢不能。梁漱溟称这次长谈为“互不相让的争论”。

他们谈话的内容是抗战胜利后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拿出梁漱溟送的那本书，取出一卷纸，纸上已将梁漱溟书中的要点全部摘录排列得井井有条。他说：

“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过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他说：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

梁漱溟不同意的正是这一点。他表示对毛泽东的观点不能苟同，他说：

“中国社会和欧美相比，缺乏固定成型的阶级。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地主兼领主为一个阶级，农民为一个阶级；在进入资本主义之后，又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对立对抗，在中国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中国虽有贫富贵贱之分，但流转相通。”

梁漱溟引用了许多例证加以说明，坚持主张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和梁漱溟都反复申述自己的观点，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谁也说服不了谁。梁漱溟总是坚持两句话：

“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会之特殊构造来。”

毛泽东说：

“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中国社会仍然具有与其它社会相似的一般性。”

梁漱溟马上反驳：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性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乎？”

毛泽东不得不叹息道：

“梁先生！你是个宣传家哩。”

他们的争论虽然激烈，互不相让，但二人都没有动气。梁漱溟后来在《访问延安》一文中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

梁漱溟还描述了他和毛泽东这次谈话的情形：“我记得两人长谈时，我坐着的时候居多，而毛主席则常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说。有时，他又斜倚在他的床榻上显得很随和，很自然。这样的谈话形式，使人感到从容而亲切。可是，发生了激烈争论时，两人又都互不相让，不从各自的立场后退一步。我们的争论很激烈，但毛主席从没有动气。由此可见他的气度宏大，是了不起的。因此，在谈话结束之后，好像彼此心气相通，毫无隔阂之感，而且，心里总觉得有一种满舒畅的味道。我就是在通宵的长谈之后，怀着这样的舒畅的心情，退出他的住室。”

梁漱溟后来在93岁时，再次向采访他的记者描述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他说：

“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时而踱步，时而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留存，听下回分解吧。’”

欲知毛泽东和梁漱溟后来的关系怎样？请往下慢慢看。

东方翁曰：从上一章末到本章讲述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又同王明宗派主义小集团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比起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这次斗争更艰难，更具有危险性。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共中央首先占有领导地位的优势，其次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占有人数上的优势。因此，毛泽东以他那特有的大智大勇战胜一个拥兵自重的莽夫，虽有惊险，但还是有充分的自信和完全的把握的。而这次同王明的斗争，毛泽东除了智慧，就没有其它优势了。一是王明打着国际旗号，二是党内大多数领导成员都站到了王明一边；更要命的是，张闻天竟然要将总书记让给王明。毛泽东好不容易不动声色地同王明打了一个平手，周恩来又擅自将长江局书记让给了王明。长江局里的政治局委员就有5人，使王明实际上拥有了第二中央。这就迫使毛泽东不得不继续让步了。他唯一能做的就像以前将王稼祥送去苏联治病一样，决定将任弼时派到共产国际任职，争取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以期实施绝地反击。实际上，毛泽东同王明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斗争是终其一生的大事情，只要认真研究一番党内斗争的全过程，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第27章 1938年1月—

“梁先生，我也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

话说1938年1月10日，聂荣臻领导的115师一部宣布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并通电全国，宣告晋察冀边区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对此，王明却说这样做“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应该“由阎批准，再经过阎呈报中央”。

不管王明高兴不高兴，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还是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在1938年初，刘伯承率领的129师主力开创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贺龙率领的120师在大力开展晋西北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成立游击队和自卫军及各种群众组织，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山东省委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在全省范围内先后发动了二三十次抗日起义，在冀鲁边、鲁西、太西、鲁西北、胶东、清河、鲁中、鲁南、微山湖西等地区，奠定了抗日基础。

1月12日晚，毛泽东给艾思奇写了一封回信。

艾思奇是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聆听了毛泽东《论鲁迅》的讲话后，认为很有必要在延安开展鲁迅研究，但苦于手头资料有限，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借阅《鲁迅全集》，并谈到了其它一些问题。毛泽东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思奇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儿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

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

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

敬礼！

毛泽东 1月12日夜

艾思奇看了毛泽东的信，犹豫再三！心想，去还是不去呢？今晚是星期三，若是不去，岂不是失去了请教的难得机会，这是何等的珍贵呵！于是，他便立马去拜访了毛泽东，想不到两人一谈起哲学及各种问题来，谈兴大发，竟通宵长谈，忘记了时间。

这次长谈使艾思奇了解到毛泽东读过的哲学著作竟是那么多，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穆勒、歌德；从中国古代哲学到当代国内外哲学家，都涉猎到了！而且他那恢宏的哲学思想，剖析问题的尖锐、深刻程度，更是令人折服。他们越谈越投缘。毛泽东抽着烟，在窑洞里慢慢踱步。当他们谈到“实事求是”问题时，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这篇文章里，对‘实事求是’这句话有新解。‘实事求是’并不是像普通意味上的小心翼翼地循规蹈矩之谓，而是能遵循事物自身的必然法则以决定方针动向之谓。是不是这样的？”

艾思奇没想到毛泽东读自己的《中庸观念的分析》一文读得这么认真、这么细心，连对“实事求是”这一成语的新解也引起了他的注意，不由得为之感动和敬佩。当艾思奇走出凤凰山麓吴家院毛泽东的窑洞时，天色已经破晓了。

1月20日，毛泽东在给艾思奇的信中说，要有一套《鲁迅全集》。

后来在8月份，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了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第一版600万字的20卷本《鲁迅全集》，分为甲、乙、丙3种纪念本。甲种纪念本是红布烫金，属精装本；乙种纪念本是皮脊烫金，整套装楠木箱；丙种本为普通的平装本。乙种纪念本编号印制200套，非卖品。经艾思奇联系，出版社赠给延安两套乙种纪念本。毛泽东得到的一套编号为第58号。自此，他常常秉烛夜读，认真地圈圈划划，批批点点。后来，他一直把这套书带到了中南海。

1月25日，梁漱溟经过20天的参观、访问和会谈，就要离开延安返回西安了，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亲自到场为他送行。临别之际，毛泽东请梁漱溟多提意见，梁漱溟说：

“这里生气勃勃，觉得很好。”

毛泽东说：

“不行，这是客套话。”

他非要梁漱溟提出批评不可，态度十分诚恳。梁漱溟便直率地说：

“希望你对自己不要过于自信，对别人不要过于怀疑。”

毛泽东点头微笑，表示谢意。他还说：

“梁先生，我也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

说罢，二人握手，互道后会有期。后来梁漱溟果真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回到武汉就找了《反杜林论》阅读。

梁漱溟在延安曾参观考察了边区的党政机关、学校、乡村。延安的几所学校像抗大、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艺、机械学校等的办学模式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这些学校）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因为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处。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了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胜，一般身体并不见差，不是成功吗？”“吃饭总是小米饭，没有掉换。菜只一样，萝卜汤，有点盐，没有油，滋养二字，不能谈。睡在窑洞内，空气光线皆不足，而且潮湿。又是人与人挤拢在一起，铺位分不开，跳蚤虱子纵横，无法清除。最苦不堪的，是早起没有洗脸水，因为担水上山来不易，水都冻冰，要柴来烧，而柴是贵的。所以一盆水，第一个人洗过，第二人洗，第二人洗过，第三人洗，第三人洗过，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个人才算完。这种情形，卫生二字向谁讲？我留延安半月以上，随我去的邹君参加到他们学生队中，故知之详且确，没有虚假。奇怪的是身体并不见差（面色不见黄瘦难看），兴趣都很好。这不是一种成功吗？”“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涌。”

再说1月间，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影响下，傅作义派周北峰到延安晋见毛泽东，请共产党派干部和进步青年帮助他做抗日工作。

毛泽东接见周北峰后，即派潘纪文为党的驻傅作义部的代表。王一然等几十名青年学生也从延安前往河曲傅作义部。这支共产党骨干力量到达后，傅作义学习八路军的做法，在团以上设政治部，营以下设政治指导员。各级政治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多由延安来的和从西安招来的青年担任。潘纪文任35军政治部组织科长，主持开展部队的政治工作。从这个时候开始，傅作义热心研究毛泽东和八路军的战略战术，组织干部学习《论持久战》，引起了蒋介石、阎锡山的怀疑和不满，阎锡山说：“傅宜生赤化了。”不久，傅作义不得不礼送潘纪文等人出境。

1月30日，陕北公学第一期学生毕业，毛泽东为他们题了词。这是他为陕北公学第2次题词，他写的是：

“勇敢向前，牺牲一切，为着驱逐日寇、解放中国而斗争！”

1938年春，毛泽东在一个横格本上写了7页的《读书日记》，日记开头即说：“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从这个《读书日记》看，他从1938年2月1日至3月16日，再次读了李达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从3月18日开始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3月25日，他写的是：“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是在1935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刊印，后经过修改和扩充，于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1936年，李达的《经济学大纲》也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讲义刊印。李达将这两本书先后寄给毛泽东。毛泽东称《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并致信李达，称赞他是“真正的人”。

据郭化若回忆，在和李达取得联系后，毛泽东在延安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对他们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笔者注），我已经读了10遍。我写信让他再寄10本来，你们也可以看看。还寄来一本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3遍半，也准备读它10遍。”

后来在1939年1月，李达受冯玉祥的邀请赴重庆为冯玉祥及有关人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其间，毛泽东委托李达的一个学生去征询李达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当即表示：“只要有一碗饭吃，我都愿意去。”此时负责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出国治病，而留在南方局的负责人博古却误会了，以为李达是在“拿一把”，他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就这样，李达错失了去延安的机会，后于1939年9月离开重庆。周恩来回重庆后对博古这种做法很不满，说:“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这个话的意思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毛泽东对此也感到十分惋惜。

1938年2月初，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在赣州河西三宝经堂病逝，享年68岁。此时贺敏学在江西大余县池江任新四军办事处主任，贺怡亦因工作关系不在父母身边。项英、陈毅、杨尚奎等人指示在信丰油山的游击队凑了100元银洋作为贺焕文的安葬费，派人送往赣州。贺敏学、贺怡赶到赣州，与地方党组织一起将父亲葬于赣州城郊。

贺敏学与贺怡为了让母亲温杜秀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派人将老人送到延安，跟着贺子珍过日子。可是贺子珍早已去了苏联，毛泽东就把岳母当作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奉养，直到1941年老人病逝。毛泽东把岳母安葬后，还为老人立了一块石碑。

后来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把温杜秀的坟墓挖了。在延安收复后，毛泽东自己拿出10块银元，请当地老乡为岳母重新修了坟墓。这也是毛泽东做为女婿的赤诚孝心，着实令人钦敬。

2月4日，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积极向平汉、津浦铁路北段发展，破坏敌之铁路交通，打击和牵制敌人。

2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据此重提创建冀东根据地的雾灵山计划。他分别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周恩来等，请他们即刻电告秘密准备执行雾灵山计划的各种条件，主要是干部配备。请王明、周恩来、叶剑英向蒋介石交涉派5000人去冀东所需要的半年经费和装备。

冀东是联结东北和华北的咽喉地带。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以战略家的眼光提出冀东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他说：“红军要有一支部队于敌后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现在，为配合国民党军徐州会战取得胜利，实施这一计划的时机成熟了。

2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发展雾灵山游击战争的电报给前方。

2月9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说，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广大发展前途，那是独立作战区域，应派精干部队去，派去的军政党领导人员须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

后来在1938年5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在毛泽东4月21日指示的再一次催促下，抽调第120师雁北支队和晋察冀军区的1个支队，在平西（今北京以西）宛平县斋堂、杜家庄地区组成八路军第4纵队，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李钟奇任参谋长；辖第11、第12支队和独立营、骑兵大队，共5000余人。5月31日，八路军第4纵队由平西斋堂出发，向冀东挺进，开始了创建冀东、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2月上旬，新四军军部发布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的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县的七里坪和河南确山县的竹沟等地集结整编。

不久，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除琼崖地区冯白驹领导的游击队和拒不下山的游击队外，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都集结到了指定地域，他们是：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领导的闽西南游击队，约有1200人，500多枝枪。

叶飞领导的闽东游击队，有920余人，500多枝枪。

傅秋涛领导的湘鄂赣游击队，有1100人，350枝枪。

黄道领导的闽浙赣游击队，有929人，319枝枪，3挺重机枪，3挺轻机枪。

粟裕、刘英领导的浙南游击队，有600人，200枝枪。

钟得胜领导的闽赣游击队，有300人，150枝枪。

关英等人领导的皖浙赣边游击队，有398人，75枝枪。

谭余保领导的湘赣边游击队，有335人，200枝枪。

项英、陈毅领导的赣粤边游击队和桂东游击队，有450人，215枝枪。

高敬亭、林维先领导的鄂豫皖游击队，有900多人，500枝枪。

周骏鸣领导的豫南桐柏山游击队，有600人左右。

刘厚总（后来，他枪杀了项英等人）、李林领导的两部分湘南游击队，合计300余人。

吴德标领导的闽中特务大队，近200人。

经过统编，新四军全军共有10300余人，编为4个支队。

第1支队：由湘鄂赣边16师、粤赣边、湘赣边及赣东北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下辖：第1团，团长傅秋涛（兼），副团长江渭清，参谋长王怀生，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第2团，团长张正坤，副团长刘享喜，参谋长王必成，政治部主任萧国生。

第2支队：由闽西、闽赣边、闽南及浙南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下辖：第3团，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参谋长熊梦辉，政治部主任钟国楚；第4团，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之，参谋长王胜，政治部主任缪海涛。

第3支队：由闽北、闽东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下辖：第5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参谋长桂蓬州，政治部主任刘文；第6团，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参谋长黄元炎，政治部主任源英平。

第4支队：由鄂豫皖红28军、豫南红军游击队组成：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下辖：第7团，团长曹玉福，副团长杨克志，参谋长林英坚，政治部主任胡继亭；第8团，团长周骏鸣，副团长林凯，参谋长赵启民，政治部主任徐祥茅；第9团，团长顾士多，副团长高志荣，参谋长唐少田，政治部主任郑重。

另以湘南及闽中的红军游击队组成军部特务营。李林任副营长，吴德标任2连连长。

再说在2月7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

“因最近时局中发生许多新的严重问题”，“建议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日期2月22日。”

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王明等，表示同意，并提出请王明准备政治报告。

2月9日，王明、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

“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问题，已成街谈巷议之资料，对于这一切问题，我们已到不能不公开答复之机会。我们决定，对于党和主义问题，用毛泽东名义发表一篇2月2日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此稿由绍禹起草，经过长江局全体同志校阅和修正，现用油印发各报馆杂志及通讯社，明日《新华日报》（长江局1月份在武汉创办的机关报——笔者注）一次登完。此稿所以用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

在初春的一天，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朱光领着一位左翼青年作家来拜会毛泽东。这位青年作家就是舒群。

舒群是在报道了平型关伏击战之后从五台山奔赴延安的。他在途中从被日军炸毁的废墟里拾得了《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4本莎士比亚名著和《石索》、《三希堂》各两卷残帖，如获至宝。到延安之后，他认识了被毛泽东誉为“江南才子”的朱光，两人一见如故。朱光便引他来见毛泽东。

舒群虽然是初次见到毛泽东，但却似与故人重逢，欣喜不已，立即将挎包里的《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和《石索》、《三希堂》一一拿了出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见喜出望外，连连称好，哪承想朱光眼疾手快，一把将莎士比亚的名著夺了过去，说：

“这些归我。”

毛泽东顿时急了，连连说：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朱光却笑嘻嘻地说：

“见一面分一半么。字帖先不说，剧本理应归我。”

“谁说应归你？莎士比亚是一代戏剧大师，马克思就喜欢读他的书，《资本论》里还有大段引用他的名言。他的二女婿拉法格回忆马克思家中有一种真正的莎士比亚崇拜热。他的小女儿说莎士比亚作品是家里的《圣经》。我毛泽东不是教徒，莫非我不能阅读《圣经》吗？固然，也有人反对，拿破仑说过，莎士比亚的杂剧是不可说的，是可怜的。至于我，我主张公道，马克思正确！我是马克思的党徒，对于莎士比亚作品的所有权问题，岂能与你朱光善罢甘休！”

朱光依然面无愧色，强词夺理：

“我是南国社元老，当然有权决定莎士比亚的剧本归谁。书帖归你，剧本归我。”

舒群见他们二人各不相让，急忙进行调停，说是可以平分秋色，各得一半。朱光见他如此说，只得留下《奥赛罗》、《李尔王》和《石索》，将《哈姆莱特》、《仲夏夜之梦》和《三希堂》交还给毛泽东。他笑嘻嘻地问毛泽东：

“这样分配总算合理了吧？”

毛泽东看了一眼这位比自己小了十几岁的“江南才子”，只得无可奈何地点点头，说：

“权既在你手，我只得服从。但我要问你，你虽是南国社元老，而今你还能演莎士比亚的话剧吗？”

“怎么不能？”朱光说：“你先听我背诵一段独白：‘且慢，在你们未去以前，再听我说一两句话。我对于国家曾经立过相当的功绩，这是执政诸公所知道的，那些话现在也用不着说了。请你们在公文上老老实实照我未来样子叙述，不要徇情回护，也不要恶意构陷。’”

他的语言节奏及表演神态无不恰到好处，只是粤音有点浓重。毛泽东说：

“你的口音不够国语化。”

朱光毫不谦虚地说：

“我的表演，超群出众，精彩绝伦。”

“如此说来，你演出《奥赛罗》，我必须到场欣赏领教？”

“岂敢！岂敢！”

就这样，毛泽东眼睁睁地看着朱光把到手的“宝贝”给夺走了一半。这才叫：

一个是嗜读如命，见书眼开。

一个是闻剧起舞，横刀夺爱。

这小友耍赖，说是见面就要分一半；

惹领袖侧目，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很无奈。

且说2月11日晚7时，毛泽东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全文如下：

同志们！

今天的反侵略大会，不仅是延安的，而且是全国的，全国各地在这几天均举行同样的大会，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反对侵略战争。这个大会又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在明天，伦敦将举行全世界的反侵略大会，几十国代表都参加，表示一个空前伟大的世界斗争的开始。现在世界的侵略者结成一种侵略阵线，破坏世界的和平，反侵略者则团结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保卫世界的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这样两个相反方向的阵线在全世界斗争着。过去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伟大的世界运动，还没有过像今天这样动员全世界地区的大运动，现在是全世界大多数好人向着世界上少数坏人算总账的时候。

因为中国今天是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全中国人有了一个空前伟大的团结，这也是过去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我们的全国大团结，现在已经有了基础。正在向着前途扩大，尽管暂时打了一些败仗，失了一些土地，但这样伟大的团结，是力量无比的，加上世界与日本人民的援助，一定能战胜日本侵略者。现在有3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还有一个是日本的统一战线，在日本有广大人民群众不赞成他们政府侵略中国，正在组织反侵略的统一战线。这3个统一战线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有人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反侵略运动都失败了，今天的反侵略运动也会失败。这是不对的，今天的情况和过去不同，主要因为今天不但有了全国的反侵略统一战线：而且这个统一战线恰好和历史上空前的全世界反侵略统一战线相遇合，不但能和全世界的统一战线相遇合，而且恰好又和历史上空前的日本内部矛盾相遇合，即同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相遇合。这些历史特点是从前没有的，现在恰巧都有了。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打败仗是暂时的，中国的抗战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其根据就在这里。这3种统一战线，正如日初升，向着日益巩固，日益扩大的方向走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

因此今天延安城的大会，有它的全国性及世界性的意义。全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厌恶战争的人也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日本国内的广大人民也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这个目标就是反侵略，这就是今天世界政治的总方向。这样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和全日本人民的大团结，其力量是如何伟大，这种伟大的力量是无疑要把侵略者的力量逐渐削弱下去，最后把它打倒，因此我们坚定地说：只要我们努力，中国一定能够战胜侵略者，新中国的创设是必然的。

2月14日，项英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

“新四军目前行动不宜全部集结岩寺，现首先以第1支队出动，第2支队则在第1支队实际到达之后再行动。叶挺偕陈毅今晨去绩溪会晤顾祝同，要求新四军不住岩寺，尽可能向前伸出到苏浙皖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以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正规军为原则，受领一定的机动任务。如不能取得所希望要求，则一面到岩寺，一面即出发前进，不在岩寺集结停留。”

2月14日这天是农历正月十五日，延长、延川、宜川3个县残疾医院的200多个伤员在延长集中，要到延安找毛泽东请愿。两延河防司令员何长工听说这么多人要到延安去找毛泽东，这还了得，就立即前去做工作。

原来，这几个县的残疾医院都是在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成立的，住院的主要是长征中和抗战初期负伤的一些病员。医院医疗条件很差，缺医少药，生活设施简陋。再加上有些伤员是南方人，不习惯北方的生活，以及医务人员态度生硬，对伤残病人关心不够，有的伤病员就不愿意在这里生活，要去延安找毛泽东反映问题。何长工了解到这些情况，马上打电话给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听到这个事情，在电话中指示说：

“这些同志，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流过血，对革命有功，现在残废了，没有向党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要求回老家去。是些好同志啊！我们确实有官僚主义，要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你转告伤员同志们，就说毛泽东的窑洞已经腾出来了，欢迎他们到延安来，整整我们的官僚主义。”

毛泽东专门找来何长工，商量怎样改进医疗状况。他还特别提出这个医院的名字不好，“残废医院”这个名称对伤病员人格不尊重，建议把医院名字改成“荣誉军人教导院”，并任命何长工为总院长。

尔后，在毛泽东指导下，延安专门召开了荣誉军人教导院工作会议，有60多位伤病员代表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从客观上说，边区条件确实很苦，伤员同志都来延安不大可能。从主观上说，我们有官僚主义，本来工作可以搞得好一点，但是我们没有及时发现问题，没有抓紧解决大家的困难。这方面大家批评得对，要求到延安来提意见也是对的，以后有意见还可以到延安来提。过去工作没有搞好，具体谁负什么责任就不要追究了，责任在我们上面没有组织好，缺乏主动精神去抓这一工作。”

会后，毛泽东还针对伤病员的具体情况，让周恩来负责同国民党方面联系、交涉，允许一些南方来的伤病员回老家去，把他们照顾好。后来经周恩来同国民党交涉，将1000多名不习惯北方生活的残废军人，送回了南方老家。

2月15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致电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提出了关于115师分3步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的意见。

朱彭林左并告周叶：

当敌集力攻陇海路时，河北全境及山东境内乃至江苏北部必甚空虚，同时晋察绥3省之敌一时尚无力南进。在此估计下，请你们考虑下述问题并电复。

甲、用115师全部向东出动，徐旅由阜平出至天津、沧州、北平、石家庄间，师部率陈旅由现地经邯郸、磁县地域出至沧州、齐河（济南北岸）、石家庄、彰德间活动一时期为第一步。如证明大兵团在平原地域作暂时活动是有利的，而且渡黄河向南与渡运河向西均不成问题，则实行第二、第三等步。否则至不能立足时及他方紧急时，向安徽、河南出动，或向西撤回。

乙、假定第一步有利，又能过河，又能得国民党同意，则实行第二步。两旅并列，分数路突然渡河，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东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并发展至徐海南北。在此步骤内依情况尽可能持久，然后实行第三步。

丙、第三步转入安徽，以鄂豫皖边为指挥根据地，为保卫武汉而作战。

丁、如第一步实行后，河南、武汉危急，则或不去山东，将第三步改为第二步，或以徐旅出山东，而以陈旅出安徽，此时当另以129师主力出豫西策应作战。这时当依情况再定。

戊、但115师最后准备转入豫西与鄂西。

己、这一战略行动在国内国际之政治作用很明显不必说，从抗日军事战略说来，也是必要与有利的。问题是比较带冒险性，实际可能程度如何，主要是大小河流障碍能否克服问题。

庚、如经你们考虑认为可行时，则请周叶向国民党接洽出河北的各种必须事件，但切不可提出出黄河以南的问题，第二步以下完全不要提。

　　毛　滕 15日

接着，毛泽东又给项英、陈毅发了一封回电，指示说：

“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争。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4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有1个在茅山山脉，另1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发动策应。”

后来在2月20日，根据新四军的命令，第1、2、3支队向岩寺集中，第4支队向合肥、舒城、无为地区集中。

2月15日，毛泽东给范长江写了一封长信，回答了他在来信中提出的问题，进一步阐述民主政治与党领导军队的意见。

原来，范长江在接到1937年3月29日毛泽东给他的信后，非常兴奋，一连给毛泽东写了好几封信，继续讨论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在给15日的复信中说：

“先生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国家的重大问题，要说个明白，非一封短信可了。但解决先生问题的主要一点，我认为即是真实地承认并执行一个共同纲领。”“我们诚恳希望中国永远不要内战，我在去年5月延安会议所作报告的结论中，对于遥远的中国前途——民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转变，都曾指出共产党应该争取和平转变，而避免流血，何况在战胜外敌与建立民主国的阶段之内？故问题实质不在共产党，而在国民党的真实政治态度，即从抗战到建国的全部纲领之态度。”

毛泽东还在信中对范长江热情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态度，表示赞赏。

不久，范长江与胡愈之等人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内的新闻事业机关“国际新闻社”，向海内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1939年，范长江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革命工作。

2月15日晚，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转任弼时、凯丰、朱德、彭德怀，提议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两个议题：1、抗战形势及如何保障继续抗战和取得最后胜利问题。2、中共七大准备工作问题。

2月22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第6、7、8、9、10队学生毕业题词。这是他第3次为陕北公学题词，他写的是：

“为战胜日本解放中国而奋斗到底！”

2月23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

“长江局关于政治局会议决议：1、以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委托绍禹、恩来两同志作为向政治局会议之建议；2、会议日期建议以两日为限；3、长江局由绍禹、恩来同志回去代表参加会议，并在会议后立即返汉；4，会议后请求中央多派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同志出来担任各方领导工作。”

在2月间的一个午后，毛泽东身穿一件灰色棉军装，脚穿棉布鞋，正坐在一张藤椅上伏案批阅文件。警卫员小王揭开窑洞门帘，轻声报告说：

“主席，朱仲丽医生来了。”

“好，请进！”

一位身着棉军装年龄大约二十二三岁的年轻女子，随着毛泽东召唤，轻盈地步入窑洞。毛泽东将毛笔放在盛满墨汁的大砚池上，合拢文件，站起来转过身子，指着身边的椅子对那名女子微笑着说：

“请坐。”

“毛叔叔，你健旺！”

女子乖巧地脱口而出，向毛泽东表示了很亲近的问候。她又忙不迭地将右手举到帽檐上，两腿并拢，喊了一声：

“毛主席，敬礼！”

毛泽东看着这女子的一番动作，禁不住笑了起来，说：

“来，坐这儿。”

你道这位年轻女子是谁？她就是萧劲光夫人朱慕慈的小妹朱仲丽。朱氏姊妹的父亲是湖南省著名教育家朱剑凡。朱慕慈是朱剑凡的长女，朱仲丽是朱剑凡最小的女儿，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八。毛泽东在20年代和朱剑凡是忘年之交，经常到朱剑凡家里去拜访。那时仅有数岁的朱仲丽管毛泽东叫“毛叔叔”，而毛泽东则亲昵地称她为“八妹子”。

毛泽东看着朱仲丽有点拘束的样子，就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时间过得真快呀！你长大了。我在长沙看见你的时候，你刚学会讲几句话，走几步路，今天倒会向我敬礼了！”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望着朱仲丽又说：

“噢，是个医生了。读了几年？”

朱仲丽回答说：

“读了5年，实习2年，才算毕业。先是在上海同德医学院，后来又到东南医学院。毕业后到南京中央医院。”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

“不错嘛，一共7年，是医学硕士喽。牌子响当当的。”

“我的经验不多。”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突然又问道：

“你是想当一个卖狗皮膏药的医生，还是想当一个‘蒙古大夫’呢？”

朱仲丽说：

“我不当卖狗皮膏药的医生，因为狗皮膏药百病都治，又百病治不好。也不当‘蒙古大夫’，‘蒙古大夫’只是走马观花地看看病人，敷衍了事。当然，我也不愿意当像交易行里做买卖的医生哩！”

“咦？倒看不出你很会讲话哩，我也受到了你这个医生的启发啦！”

毛泽东说完，开怀大笑起来。朱仲丽连忙说：

“哪里。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说：

“你说的那种医生，是专门为老爷太太们服务的。你来边区工作，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要准备当一个人民的医生，当一个有无产阶级作风的医务人员。”

毛泽东将烟头放在烟灰缸里，接着说：

“当医生的人，要有一颗救死扶伤的心，还要以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缺乏这个基础，就容易成为自私自利的医生了。”

他见朱仲丽不住点头，又说：

“现在，你是个大医生了，要记住，到共产党队伍中来，大医生也好，小医生也好，都不能自高自傲，因为你是来为人民服务的。”

“是的。毛主席，我记住了。我一定不骄傲。当年我爸爸有学问又有钱，为了革命，也没有骄傲过。”

毛泽东见朱仲丽提起朱剑凡，沉默片刻，问道：

“他何时去世的？”

“我爸爸逃难到上海，开了一个地下酒店，忧国忧民，痛恨蒋介石，向往苏区，忧出胃病来，1931年竟不治而去。”

“你爸爸是个好人，是一个难得的教育革命家！我年轻时，在长沙闹革命，曾住在你爸爸办的周南女校内，吃饭住宿都不叫我付钱。他过早地去世了，很可惜。你到延安的革命行列里来，是继承父志喽！”

“是的，毛主席。跟随共产党闹革命，是爸爸的遗愿。”

朱仲丽说完，起身将双手一直捧着放在膝上的礼品，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说：

“毛主席，我妈妈问候你，叫我带来一包火焙鲫鱼，虽然只有这么一点儿，却都是家乡味儿。”

她说着把包打开，拣出一条3寸长的火焙鲫鱼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鱼就放在嘴里嚼。朱仲丽问：

“好吃吗？”

毛泽东边嚼边点头，说：

“好吃，好吃！我好久没有吃到家乡的火焙鲫鱼了。”

他重新点燃一支香烟，接着说：

“今日看见你长大了，当医生了，很高兴。从今天起，我有病，就请你来看，你愿意吗？”

朱仲丽高兴地说：

“愿意，愿意！不过我作为医生，第一请求你多散步；第二请求你少吸烟，最好戒掉；第三个，增加睡眠的时间……”

毛泽东不待她说完，就说：

“你大概还有第4个要求。如果我告诉你，我是今天早晨4点钟才睡觉，起床到现在只喝了杯茶，还没有吃早饭的话，是不是要我多吃一点饭？”

朱仲丽是何等乖巧伶俐的人，闻言立即站起身来，说：

“哎呀！那您快点吃早饭吧，我告辞了。”

毛泽东也站起身，握着朱仲丽的手，说：

“好吧，我不留你了，写信问候你妈妈。”

欲知毛泽东此后与朱仲丽交往的情况，请耐心往后看。

东方翁曰：王明等人从2月7日建议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到2月15日、23日致电中央，越权安排政治局会议的具体内容及时间要求等等；其间，他还擅自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文章，完全以太上皇自居，真可谓是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了！历史上的短命闹剧大抵如此。当是时也，毛泽东只能隐忍不发，权且让他们表演一番罢了！

第28章 1938年2月—

“你能不能吃小米饭呢？小米饭养人哩！不吃小米饭要饿肚子的。”

话说1938年2月下旬，林育英从前线返回延安，一边养病一边工作。毛泽东见他的病情有越来越严重的迹象，就和张闻天说：

“林育英同志的病很重，延安中央医院想了不少办法，但这里的条件有限，仍难治好。我去看了一下，见林育英病成那个样子，心里很难过。”

张闻天说：

“很多同志与我谈过这件事，并要求中央再想些办法帮他治疗一下。”

“你有什么办法?”

“还未想到。”

毛泽东说：

“我看是不是与苏共中央联系一下，请求他们派一架专机将林育英接到苏联去治疗一个时期。”

“这个办法可以。”张闻天极力赞成：“而且也只有采取这样的办法，才能治好他的病。”

此后，中共中央有关单位迅速与苏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不久，苏联派来的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林育英对此事并不知情，飞机来了，别人才告诉他说，是专门接他去苏联治病的。林育英说：

“我的伤病我心里清楚。这个样子，最好的设备，最好的医生，也治不好的，不要浪费苏联的资金、药品。有很多八路军的伤病员急需治疗，还有一些烈士的后代及其他人要去苏联，让他们去吧。他们的伤病治好了，还可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负责人只好尊从他了的意愿，考虑到飞机已经来了，不能空飞回去，便将延安其他伤病员和一些烈士子女送上专机，去了苏联。

2月27日，从武汉回到延安的王明、周恩来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共有8名政治局委员，他们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明、康生、凯丰、任弼时、张国焘。会议一直开到3月1日，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推举任弼时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应召在2月下旬从抗日前线回到了延安。

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政治报告，他说：他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没有写成一个决议，这是政治上的损失。

他还说：自1937年12月以来的3个月中，国民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出了一些新的进步。国民党是中国的第一个大政党，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因此，我们对领导中国军民抗战的第一个大友党——国民党，“抱着诚挚的友谊”，“充满热烈的希望”；希望国民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更大的改进，更大的发展，更大的增强，以领导我国军民抗战；我们不仅现在努力维护领导抗战的统一政府，即使在将来抗战更困难、更复杂的局面下，我们也是竭力赞助统一政府的。

王明同时否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他说：

“反对不要中央政府的倾向。”“现在边区要开放党禁，允许国民党公开活动。”“八路军新占的区域，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必须服从中央政府。”

在军事上，王明把他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5个统一”，发展为“7个统一”，即：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供给，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他还主张八路军、新四军要进行正规战。他说：要坚决地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王明的意见引起了在王明回国之前就主张打大仗打运动战的那一部分人的共鸣。所以他的主张再度为与会多数人所拥护。就在这紧要关头，跟着王明一起从苏联回到延安的康生，却反对王明的意见。他当着王明和张国焘的面说：

“我们这些人谁也比不上毛泽东同志，没有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我们这些人怎能够坐在这里开会呢？还不和张国焘一样断送了红军？这个历史的错误，我们再也不要犯了，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再说在2月27日这一天，日军第20师团占领山西临汾，第109师团西犯，占领军渡、碛口。

2月28日晨，毛泽东致电林彪等人说：

“敌从军渡、碛口两点猛击河西，准备渡河，绥德危急。”“应迅速以一部控制大麦郊、水头、川口、石口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巩固战略枢纽。”“派出足够的工作员大力发动石楼、永和两县群众，组织游击队，巩固渡河点。”“主力应转入隰县、午城、大宁地区，寻机作战，相机消灭该敌。”

2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作用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国民党的腐败与共产党的力量不足，日本的兵力不足与野蛮政策，再加上复杂的国际条件，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即持久性。中国抗战应有战略退却，前一段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应该知道保存实力到最后便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日军的继续进攻，将使中国被割断为许多块，因此在原则上应分割指挥，以便于发展。将来战争的具体形势，是内线外线作战互相交错，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中国抗战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

毛泽东还说，在军事指挥关系上，八路军应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主要战术是游击战；要在战争中组织游击队，从游击队发展创造成为大兵团；要在游击战争中创造根据地，使各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的据点。

毛泽东在发言中还提出要大量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并以此来推动群众抗日运动的发展。

张闻天、任弼时、康生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张闻天在发言中说，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虽有进步，但是合作中确实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保持与国民党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我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他还提议，“党的力量要重新配备，要把更大的力量放到民运工作上去。与国民党的谈判则不要许多负责同志去”。“在战区，发展党最为有利。”

1938年3月1日，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讨论了关于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发布为召开党的“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向地方党组织发布进行“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大会报告的准备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报告的政治提纲和专题论文。

毛泽东鉴于王明等人在武汉的非法活动已经对中共中央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同时也由于武汉战事吃紧，便在会议上提议说：

“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汉去了。”

会议在表决毛泽东的提议时，只有康生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其余人都同意王明继续去武汉。经过争论，会议最后决定，王明在武汉留一个月即回中央，凯丰留长江局工作。

王明虽然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由于毛泽东的巧妙抗争，最终仍像“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一样，没能通过一个正式决议或形成一个统一文件，这就使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再度获得成功。政治局中绝大多数与会者赞同或附和他，致使右倾投降主义在会议上占了上风。此时的王明已经昏昏然飘飘然了，他认为，到七大时自己坐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宝座已经没有问题了。所以他后来在武汉的工作中，便不知天高地厚，目无党纪党规，随心所欲，乱来一气了，先是以个人名义在3月11日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3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诡称“出席政治局会议的同志对目前时局和党的工作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把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冒充中央政治局的“一致意见”广泛宣扬；尔后，他又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将个人凌驾予组织之上。

任弼时在“三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受毛泽东派遣，立即赴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的主要任务是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情况，清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国际所形成的错误影响。他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请求苏联政府给予八路军武器援助。

3月1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建立民意机关”的主张。鉴于军事形势的危急和外交上的孤立，国民党决定接受共产党的主张，结束国防参议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后来在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条例》规定：“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总额150名，任期一年，正副议长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现任官吏不得为参政员，中央各院、部、会长官得出席会议，但不参加其表决。国民参政会的一切决议须由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才能有效。

随后，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遴选了第一届国民参政员。共产党方面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博古、王明、邓颖超7人被选为参政员。

再说3月2日清晨，林彪穿着一件黄色日军大衣，骑着大马，带着115师直属队一个骑兵班遛马兜风。说起他胯下的这匹坐骑，可是关外良种，名唤“千里雪”，周身没有一根杂毛，一眼望去就像一道白色的闪电，发光耀眼。此时115师的防区与晋军的防区相邻，林彪一时兴起，未及多想，一马当先便进入了阎锡山第19军防区内的山西隰县千客庄。驻防的19军哨兵带队班长远远望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身穿黄呢大衣，骑着一匹洋种马飞驰而来，误以为是日本骑兵来袭，慌乱中来不及仔细辨认，便下令开枪。只听得“嗒、嗒、嗒”一阵枪响，其中一发子弹击中了林彪的胸部。随后赶来的骑兵见师长受伤落马，立即找来担架，将他抬回师部卫生所。师卫生部副部长听到消息后，一边命令部下准备药品和医疗器械，一边带着医务人员来到林彪身边，仔细检查他的伤势，发现子打断了两根肋骨，并未伤及内脏，便立即对伤口清理消毒，贴上生肌药。

115师政委罗荣桓将林彪受伤的情况电告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得知消息后，都给林彪发来了慰问电。毛泽东还特地派有“医林圣手，军中名医”之称的傅连璋来为林彪治疗。林彪刚满30岁，年轻气壮，在傅连璋的精心治疗下，身体恢复比较快，7天伤口都快愈合了。但由于子弹擦伤了中枢神经，弹头残留体内，每逢天阴雨雪，林彪还是疼痛难忍。八路军总部向中央建议送林彪到后方休养。毛泽东回电指示，由343旅旅长陈光代理林彪的师长职务，将林彪送回延安疗伤。

林彪回到延安后，各机关、各学校的负责人和师生们纷纷前往医院慰问，毛泽东、朱德、张闻天、林育英等人也多次到医院看望他。林彪见到林育英，吃力地握着他的手，说：

“八哥，日本人没打着我，却意外地被国民党的哨兵给伤了。真没有料到。”

林育英惋惜地说：

“当初，咱们弟兄离开延安的时候，都下了决心，一定抓住这次到前线的机会，多消灭一些日本鬼子，为中华民族争口气。没有想到几个月的时间，我因病回了后方，你又因伤回了延安。”

林彪难过地说：

“我这回伤得比较重，恐怕一下子难以上前线了。”

林育英安慰他说：

“养伤不能急，还要心情愉快。你个性内向，不爱讲话，养病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此后，林育英每隔一两天总要去看看林彪。林彪本来就有神经衰弱症，这一枪又伤及了脊神经，日后给林彪带来了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由于长期使用一些吗啡和杜冷丁之类的药物，久而久之，反而服药成瘾，还逐渐形成了怕水、怕风、怕光、一紧张就出汗的毛病。此是后话。

再说3月3日，毛泽东参加了陕北公学6至10队的毕业典礼，发表了题目为《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的讲话，他说：

“陕公是全中国的一个缩影，有陕公中国就不会亡。”“你们是进步分子，是创造新中国的分子。因此，陕公代表着中国的统一战线，是中国进步的一个缩图。”“我们陕公的方向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走这个方向便须有坚定的意志和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不怕牺牲一切的精神。”“中国抗日的总的方向必然是胜利的。”

毛泽东最后说：

“你们毕业出去以后，无论在前方后方，内线外线，都要努力去创造无数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从建立山西的五台山，到建立全中国的五台山，争取最后的胜利。”“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

3月4日，毛泽东托去苏联的人给两个儿子带去了一封亲笔信。

原来在这3月初，从苏联回来的人给他捎来了两个儿子的照片，他高兴得一遍又一遍地看个没完没了。

本传前边说过，杨开慧牺牲后，毛泽民将被送到上海的毛岸英哥仨安置在董健吾的家里。后来因白色恐怖日甚一日，董健吾也不得不离开上海去了武汉，毛岸英兄弟3人的生活就无着落了，他们终日流浪街头，居无定所。岸英、岸青到烧饼铺当学徒，受不了老板的打骂，就靠卖报、捡破烂、帮助推人力车挣几个小钱维持生命。不久，幼小的老三毛岸龙与两个哥哥失散了，有资料说他是经不起折腾，病饿而死了。他唯一留在世上的是一张在大同幼稚园与小朋友们的合影。透过泛黄的照片，他那充满稚气的小脸还依稀可见。再后来，毛岸青在卖报时看到了一则让他十分震惊的消息，上面写着：“军息：伪中央区所属之伪师长毛泽覃（系毛泽东胞弟）前因我军积极搜剿，乃率领残部，鼠匿瑞金东之黄鳝口东北大山中，本月26日，经我毛炳文部24师汤团，在该处搜获，该匪顽抗拒捕，遂为我击毙……”毛岸青看着看着，眼泪模糊了双眼，妈妈死了，小弟弟失踪了，小叔叔也死了，他越想越恨，从口袋里掏出半支粉笔，在漆黑的电线杆上写下了“打倒帝国主义”几个字。巡捕和便衣特务看到了，跑过来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岸青倒在了水泥地上。毛岸英闻讯赶来，见弟弟已经昏了过去，鼻孔、眼角流着鲜血。毛岸青苏醒后就听不到声音了，他被打成了脑震荡。还是在冯雪峰到了上海以后，才找到了他们，小哥俩终于结束了流浪街头的生活。1936年6月底，地下党组织通过张学良的关系，趁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实业的机会，将毛岸英、毛岸青和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祺一同带出国去。1937年初，李杜一行几经辗转，到达了莫斯科。毛岸英、毛岸青先后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区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和伊万诺夫城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从此与父亲有了联系。

毛泽东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上写道：

亲爱的岸英、岸青：

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的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给我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

健康、愉快与进步！

毛泽东

此时的毛岸英、毛岸青不仅得到了父亲的关爱，同时也得到了贺妈妈的呵护。

那是在1938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一位叫阿烈耶夫的老师领着一个干部模样的女人，来到毛岸英、毛岸青在儿童院的住处。阿烈耶夫叫着他们的俄文名字说：

“谢廖沙，戈勒，你们瞧她是谁？她是专门来看你们的。”

毛岸英哥俩一愣，心想，我们没有亲人在这里，怎么会有人专门来看我们呢？他俩打量着来人，只见她30岁上下，浓眉毛，大眼睛，瘦长的个子，温和的脸庞上带着微笑。她回头问阿烈耶夫：

“他们就是岸英、岸青吧？”

阿烈耶夫说：

“是的，他是哥哥岸英，又叫谢廖沙；这是弟弟岸青，叫戈勒。”

阿烈耶夫介绍罢，又对毛岸英哥俩说：

“她是你们的贺妈妈，贺子珍！现在东方大学学习。”

“是的！我就是贺子珍，到苏联后改名叫文英。”贺子珍脸上洋溢着笑意，亲昵地说：“你们的爸爸可想你们哪！”

毛岸英哥俩从妈妈杨开慧牺牲后，便失去了母爱，“妈妈”这两个字，对他们来说是太生疏了。他们既不向贺子珍喊妈妈，也不向她打听爸爸的事儿。贺子珍见两个孩子不说话，又补充道

“你们父亲身体很好，工作很忙，他常常念着你们呢！”

阿烈耶夫见他们已经接上了头，招呼贺子珍坐下就走了。贺子珍见哥俩的床铺又脏又乱，就把拎来的水果放在桌上，为他们收拾起来。整理好后，又弯腰把床下清理好。把他们的脏衣服卷起来，拿到河边洗净、晾开。毛岸英哥俩看到贺子珍忙里忙外，觉得过意不去，也就跟着干起来。忙完了，3个人才坐了下来。贺子珍把削了皮的苹果送到毛岸英和毛岸青手里。毛岸英也忙泡了一杯热茶送到贺子珍面前。

贺子珍所在的东方大学离儿童院不远，每到周末或节假日，她总要带些物品去看毛岸英哥俩。她每个月领到的70卢布津贴除了自己开销，其余的全用在了小哥俩身上。渐渐地，小哥俩就主动地到贺子珍住的共产国际办公室的一间小屋里来玩了。1938年5月，毛岸英、毛岸青有一段时间没见到贺子珍，不知道她是生病了，还是回国了，就决定去看看她。哥俩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刚出生的小男孩，他们明白，这是父亲的又一个儿子。

“哎唷，小弟弟多像我爸爸呀！”

毛岸英盯着那小脸上打着褶的小男孩，左端详右端详，那高高大大的额头，很像爸爸，就连鼻子眼睛也都像爸爸。

“对，小弟弟还真像爸爸。”

毛岸青说着就去轻轻地摸他的小手腕。贺子珍见小哥俩高兴，就说：

“因为他和你们是同一个爸爸呀！”

从此，贺子珍的小房间就成了毛岸英哥俩与亲人团聚的家。贺子珍给他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如何爬雪山，如何过草地，讲他们的爸爸，也讲自己负伤的痛苦经历，还给他们唱江西民歌。毛岸英也帮助贺子珍学习俄语。

贺子珍满月后，为了回到东方大学读书，就把孩子送到了婴儿室。小孩在10个月的时候患了感冒，贺子珍怕影响学习，不想请假，仍然把孩子送到婴儿室。婴儿室的条件很差，没有护理好，小孩转为肺炎，没来得及送医院就夭折了。贺子珍流着泪把孩子葬在郊外的一处公墓里。

有一天，毛岸英哥俩回到这个温暖的家里，发现贺子珍变了，衣衫不整，也不梳洗，无力地和衣躺在床上，好像突然间苍老了许多。再一看，她泪流满面，两只眼睛痴痴的、呆呆的样子。毛岸英诧异之际，突然发现小弟弟没有在房间里，急切地问：

“弟弟呢？小弟弟呢？”

贺子珍闻言，忍不住悲痛，嚎啕大哭起来。毛岸英这才知道可爱的小弟弟因患肺炎而夭折了。哥俩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如涌泉般地哭了起来。稍顷，毛岸英劝贺子珍说：

“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呢，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

贺子珍闻言，渐渐止住了哭声。不久，毛泽东再婚的消息，隐隐约约地传到了他们那里，贺子珍还不怎么相信。毛岸英和弟弟想方设法使她高兴，有时讲故事，有时说笑话，只是闭口不提他们时时都会想到的那个人——他们的爸爸毛泽东。

且说在3月6日，毛泽东给彭雪枫回复了一封电报。

此前，彭雪枫在对鄂豫边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考察后，在3月1日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建议说：从目前山西战局及陕北三边形势看，我军有以陕南、豫西及川北之通南巴这一地域做大后方的绝对必要。党从现在起，即应重新估计这一地域，目前应：1、迅速发展并健全党的组织；2、轮番训练大批当地的党军群众工作干部；3、相机扩大而重心在于提高高（敬亭）周（骏鸣）两部军事政治水平。

为此，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雪枫：

电悉。甲：观察甚当。目前根据地仍应坚持陕甘边，但准备转移时，最好是在鄂豫皖边，望以大力发展该区工作。乙、干部可从抗大、陕公毕业生酌派一部给你们，并望从豫南各县优秀青年中挑选最好的40名送抗大学习。丙、经费不足可否斟酌考虑向民众募捐。河南局面不久将变化，熬过短时期就有办法。丁、你们中心根据地在何县何区？派人来走何路到何地与何人接触？即告。陇海路即将隔断，要指出走商南、淅川、唐县至泌阳、桐柏这几条路。

毛泽东

3月间，毛泽民的女儿毛远志和毛慎仪与文静纯的女儿章淼洪，在表哥文赐生的护送下，通过长沙、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辗转来到了延安。

原来在1937年，王淑兰突然接到了毛泽民从延安发来的一封信，要求把女儿毛远志送到延安学习和工作。是年年底，王淑兰把女儿送到了长沙。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把她们和章淼洪等一起护送到了武汉。

毛远志到延安时，爸爸和钱希钧已经去苏联了。第二天，她带上妈妈特意做的云片糕，来看望伯父。毛泽东见到远道而来的侄女非常高兴，一边吃着云片糕，一边说：

“好吃，好吃！多年没有吃到家乡的东西了。你妈妈现在怎么样？”

毛远志回答说：

“妈妈送我到了武汉，又折回湖南去了。”

“那里工作需要，就回去吧。”毛泽东说：“四嫂是很会说话的，死人也会被她说活。你还有个大哥，你知道么？”

毛远志说：

“不知道。”

毛泽东说：

“可惜他活到7岁时，得了肝炎，发高烧，送到长沙医院治疗，不料洗了个澡就死了。”

毛远志想起妈妈嘱咐的话，就对伯伯说：

“临行前，妈妈一再交代我说，伯伯干的是大事，要我到了延安后要好好学习，要靠自己奋斗，不要打搅您。”

她还说要参加八路军，要去抗大学习。毛泽东说：

“你年龄还小了点。”

说着顺手在纸上写了5个字让毛远志念，毛远志连一个字也不认识。他笑着说：

“你应该先补习基础文化，有了一定的文化，再去抗大或别处学习。”

“我就是盼着能上学读书。”

“那好！”

毛泽东提笔给滕代远写了封信，请他送毛远志去延安鲁迅小学读书。毛远志又和伯父说了一会儿话，不便久留，就要告辞。临走前，她向大伯讲述了妈妈讨米干革命的经历，向大伯提出建议说，组织上是否可以给予妈妈一点资助。毛泽东没有立即答应，要她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向上级反映。后来，毛远志将她妈妈的情况反映到陈云那里，陈云说：

“需要寄多少钱？”

毛远志说：

“20元就够了。”

陈云说：

“不算多。你提出的要求太低了。”

毛远志刚到延安，不习惯吃陕北的小米饭，加上她有胃病，有时就到食堂找米饭锅巴，用热水泡泡吃。毛泽东的一位秘书看到了，给了她一块钱，叫她每天花5分钱买碗粥喝。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立即把毛远志叫去，说：

“你能不能吃小米饭呢？小米饭养人哩！不吃小米饭要饿肚子的。”

毛远志听了伯父的劝告，开始练着吃小米饭，很快也就适应了。

欲知毛泽东的亲人们后来的情况如何？请看后边的叙述。

东方翁曰：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及“三月政治局会议”可真够凶险的！张闻天要让总书记在前，周恩来让出长江局书记在后。更为严重的是在3月政治局会议上，除了在国外的王稼祥之外，只有康生、任弼时、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而在反对王明去武汉的问题上，就只有康生一个人支持毛泽东了。其他绝大多数高层领导人几乎全部反水，站到了王明一边。毛泽东又处在了十分孤立的地位。遵义会议后刚刚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现在却又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毛泽东为挽救危局，不动声色地派出了任弼时，后来又派出了刘亚楼，他要来一个釜底抽薪。这的确是高明之举！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在党内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莫斯科派’，也叫‘国际派’，以王明为首，团结在斯大林周围。刘少奇、总理其实都是‘国际派’的，任弼时也不例外。还有一个‘国际派’蔡和森，他和毛主席亲如兄弟，可惜去世得早。关向应也是‘国际派’。不过，在现实的艰苦斗争中，关向应认准了毛主席，较早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关向应、贺龙和任弼时一起率领红2、6 军团长征。关向应1946 年在延安病故，临死前告诫任弼时、贺龙要跟毛主席走，千万不能反毛主席。在关向应的影响下，任弼时也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真心地转向了毛主席。”这就是毛泽东在党内屡遭孤立的真实原因。

第29章 1938年3月—

“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胜利的道理。”

话说1938年3月10日，毛泽东第4次为陕北公学题词。

陕北公学为争取各界对学校的援助，编了一本小册子《援助陕公》，请毛泽东题词一并出版。毛泽东的题词是：

“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它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它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女。维持这个学校的任务，我认为也应当是全国乃至海外华侨一切爱国人士的。因为这个学校并无任何公私财政基础，教员学生们都只吃小米饭，而且不能经常吃。”

3月11日晚，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为准备第二天将要召开的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请郭化若去书写几副挽联。郭化若看了几位老领导撰写的挽联稿子，觉得写得不妥，但他又不敢擅自修改，就派人将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

晚11时，经毛泽东修改的稿子送回来了，郭化若看着改过的稿子，一幅比一幅改得好，既符合挽联的格式，又讲究平仄，还有新思想新风格，便开始挥笔书写。

大约在凌晨1时半，毛泽东办公室又送来了稿子。郭化若一看，这稿子是毛泽东亲自拟的，一共有3副，一副比一副精妙。等他用毛笔书写完了，手稿也被大家抢光了。这3副挽联的内容，后来他只记得其中的一副是：

国共合作的基础为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

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曰：侵略阵线是和平阵线的死对头。

3月12日，延安各界召开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

“从卢沟桥事变以来，东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战，已经打了八个月，敌人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打，目标是灭亡中国，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呢？也是倾全国力量来抵抗，目标是保卫祖国，战略是持久奋斗。”

有人请毛泽东为他题词，毛泽东写道：

“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胜利的道理。”

3月1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4期5大队成立大会上讲话说：

“你们一定要在学习的短短时期中完成学习计划，主要的是要学得一个方向，一种作风。方向是革命的方针，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民主义的方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方针。其次说到作风，便是艰苦奋斗的作风。你们要练习爬山，因为‘爬山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为什么如此说呢？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中国的具体任务是去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便非吃苦耐劳，努力爬山不可！否则便成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再加上明确的、灵活的战略战术，学习军事知识，你们便是‘文武双全’的干部了！会打军事的冲锋，又会打政治的冲锋。这两个冲锋有机的、统一的配合起来，便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你们到抗大来可以学习3样：（1）正确的政治方向；（2）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3）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些，你们便可出去当教员，当排长也是教员，当新闻记者也是教员，教一切和你们接近的人。”

3月21日，王明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提出了3个问题：一、关于各党派团结巩固与扩大的问题；二、关于建立民意机关的问题；三、关于动员和组织群众的问题。他不经中共中央批准，将提议同时送交中共中央和国民党。

中共中央讨论了这个提议。毛泽东认为，有许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没有在提议中明确的提出来，如没有明确提出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和悲观失望的倾向；没有明确提出武装民众；没有明确提出改善民生。

3月21日这一天，萧军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延安，走进陕甘宁边区招待所，迎面碰上了昔日左翼文化运动时期的老朋友丁玲。丁玲问起他的情况，他便说：

“年初以来，我应李公朴的邀请，一直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担任文艺指导，如今要去五台山参加抗日游击队，可惜有战争，路不通了，只好先在这里住下。”

萧军，东北流亡作家，青年时期曾在张学良的沈阳“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九·一八”事变后，萧军、萧红夫妇从东北辗转到了上海，在鲁迅的帮助下，两人在文学上进步很大，其作品《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呼兰河传》在全国和上海有一定的影响。“七·七”事变后，两人又回到了北方。二人分手后，萧红去了香港，萧军辗转来到了延安。

3月22日上午，丁玲与聂绀弩一起来见毛泽东，汇报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活动情况，顺便提起了萧军不请自来的事。毛泽东对萧军闻名已久，知道他是鲁迅亲手培养起来的左翼作家，以中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震动文坛，于是就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到招待所看望萧军。和培元来到招待所，向萧军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并提出可以安排时间让他见一见毛泽东。一向以武人自居的萧军一来是年轻孤傲，不愿与政治人物打交道，二来是对于毛泽东缺乏了解，听和培元如此说，便婉言拒绝道：

“我是打算去五台山打游击的，到延安是路过，呆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

丁玲见到萧军，不无责备地说：

“既然来了延安，难得的机会，毛主席热情相邀，还是应当去见一见的。”

萧军也觉得自己有失礼貌，便点头答应去见毛泽东。正说话间，毛泽东已经来到了招待所。只见他身着一套半旧的灰色军装，与丁玲、聂绀弩、何思敬等人一一握手。丁玲把萧军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上前一步，紧紧握着萧军的手，关切地问长问短。尔后，他邀请众人一起在招待所共进午餐。

萧军晚年回想起这一往事还感到愧疚，他说：“毛主席当时真是礼贤下士，平易可亲，气度非凡。和毛主席相比，伟大的是毛主席，自己年轻气傲，就太渺小了。”

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康生等代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举行宴会，欢迎新来延安的何思敬、萧军、徐懋庸等七八个人和从前线归来的丁玲、聂绀弩等人。

徐懋庸曾任上海“左联”常委、秘书长。1936年“左联”解散后，在上海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内部发生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他在8月1日给鲁迅的信中说了一些错误的话，鲁迅就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严厉地批评了他。此后，徐懋庸心情很苦闷，处境也很困难，他只好于1937年底从上海出发，奔赴陕北，辗转数月，终于在1938年3月间来到了延安。

宴会开始后，张国焘首先致词，然后请萧军等人发言。萧军、徐懋庸和丁玲推让了一番，徐懋庸就开始发言了，他说：

“我来到延安以后，感觉延安人与人的关系与上海不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使得是非容易分清，并能增强团结，不像上海那样，很多嘁嘁喳喳，是非难分，不易团结。在上海的‘两个口号’之争中，我虽然觉得有错误，但是非的界限还是很模糊的，所以要在延安好好学习。”

接着，丁玲报告了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情况，然后是萧军发言，其大意是不同意延安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说是这一方针把文艺的水平降低了。最后是康生讲话，其主要内容是阐述党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政策。萧军竟听不下去，中途退席了。

3月25日，毛泽东受中共中央委托，另行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针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提出了8项建议。其中第2项建议是：“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

中共中央将此件电告长江局，要王明提交给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3月下旬，“抗大”第3期学员举行毕业典礼，毛泽东应邀参加了典礼，并作了重要讲话。

此前，他了解到有些从大城市来到“抗大”的青年学员，因校舍简陋，教材教员缺乏，更没有教具，衣食住行都很困难，劳动又多，受不了苦，就发牢骚说怪话，个别人甚至还说：“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吧。”针对这些情况，为了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他在讲话中没有批评发牢骚讲怪话的学员，而是首先从劳动创造人、创造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道理讲起，然后话锋一转，说到了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情况。他非常诚恳地说：

“抗大不断在扩大，学员数量成倍增加，而学校又要办好，缺乏经费，好的法宝只有一个，这就叫艰苦奋斗。抗大学生几千人，编了几十个队，每个队都已配了一些必要的勤务人员，不够用也不能再补充了。那么大家的吃、穿、用、烧，大量的服务性工作由谁承担呢？如果从前线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延安，来代替抗大的学生担任这些日常的劳动，这样做是增强了抗战力量，还是减少了抗战力量呢？我们办抗大是为了抗战，那么那种减少抗战力量的事情，我们是能办还是不能办呢？”

毛泽东要求学员们努力学习和掌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用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作比喻，勉励学员们要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他说：

“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很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机灵，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

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西游记》中的那匹白马，他说：

“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典礼结束后，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说，抗大一些担任党政工作和教学任务的干部不安心留在后方，纷纷要求上前线去，请毛泽东给干部们做做思想工作。毛泽东便让罗瑞卿召集干部开会。他在干部会议上首先说，大家的工作很辛苦，向大家表示问候和感谢。然后他又说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空前提高，各界一致拥护党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目前一件迫切需要办的事，是办一所全民性的大学校，培养我党我军的抗日战争的领导干部，这个任务落在了你们抗大全体干部的肩上，你们是干部的干部，工作岗位十分重要，也十分光荣。现在全国人民心向延安，因为清凉山上有3面大旗：一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二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爱国的进步人士，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跋山涉水，向延安涌来，要求学习抗日救国的本领，要求学习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要求学习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应该怎样接待他们呢？我们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把他们培养成革命的骨干。

你们要求离开学校到前方去，直接参加对日寇的作战，这种精神可嘉，主观动机很好，但是不符合革命形势的客观需要。学校是母鸡，下出来的蛋是干部。允许你们上前线，把学校关门停办，等于杀鸡取蛋。前方确实迫切需要大量的领导干部，可是要把账算清楚，究竟是你们这一两百人去前方起的作用大，还是经过努力工作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干部去前方起的作用大？是留着母鸡下蛋好，还是杀鸡取蛋好？请大家做结论吧！”

毛泽东最后鼓励大家说：

“希望你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下决心在抗大工作20年，不要辜负人民的期待，不要使那些等待进抗大学习的男女青年们失望。”

这一时期，毛泽东要罗瑞卿为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写一本书，论述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作为抗日战争丛书的一部分。毛泽东为了使他专心写书，让他搬到凤凰山与自己同住。罗瑞卿也非常高兴同毛泽东在一起，这样，他在写作中遇到难点和疑问，就可以随时向毛泽东请教。

在罗瑞卿写书期间，毛泽东常常主动给他出主意、想办法，对他的写作进行指导，使罗瑞卿在思想上、理论上受益匪浅。这本书写成付印时，毛泽东又为他题写了书名：《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罗瑞卿平时对己对人都要求得非常严格，使一些人对他敬而远之。毛泽东开导他说：

“你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还要有必要的灵活性，注意团结同志。”

后来，毛泽东还在一封信中告诉他说：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3月29日早上，毛泽东已经工作了一天一夜，他告诉警卫员翟作军说：

“下午我要到陕北公学去作报告，你在两点钟叫醒我。”

下午两点时分，翟作军轻轻推开毛泽东的房门，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只见毛泽东侧着身子睡得正香，就不忍心叫醒他。翟作军心想：“主席太辛苦啦，叫他多睡一会儿吧。”便又蹑手蹑脚地退了出来。3点钟的时候，毛泽东睡醒了，隔着房间问：

“警卫员，几点钟啦？”

翟作军赶紧过去报告说：

“主席，3点了。”

“到时候了，为什么不叫醒我？”

他嘴里嘟哝着，赶快起身穿衣服。翟作军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支支吾吾地说：

“我，我忘了。”

毛泽东心里明白，翟作军是有意叫他多睡一会儿，就说：

“少睡会儿觉没有关系，耽误了报告的时间，可就误了事了。记住，下次不可以这样。”

说罢，他匆匆洗过脸，吃了点饭，就到清凉山陕北公学演讲了抗日游击战争问题。

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了宣言，制定公布了《抗战救国纲领》；决定国民党实行总裁制，选举蒋介石为总裁。

关于党政关系，大会决定：“中央采取以党统政形态，省及特别市采取党政联系形态，县采取党政融化，即融党于政形态。”

为加强党内独裁及国民党对政权机构的控制，大会决定扩大特务机构，成立中央调查局，即“中统”，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和训练委员会。

3月30日，白求恩率领的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抵达延安。

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他是著名的外科医生，1935年在美国加入共产党。1936年，西班牙发生内战，德、意法西斯趁机侵入西班牙，白求恩为支援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反动军队和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志愿奔赴前线，参加国际纵队，做了大量的战场救护工作。1937年5月，他回到了加拿大。

3月31日晚11时，白求恩身着八路军灰布军装，应邀来到毛泽东住所的院子里。毛泽东迎上前去，白求恩庄重地向毛泽东行了一个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军礼。毛泽东微笑着说：

“欢迎你们来延安。”

说罢握着白求恩的手，把他请进窑洞里，分坐在桌子的两边。白求恩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皮夹，捧在手中，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打开皮夹一看，里边是一个加拿大共产党员的党证，愉快地点点头，说道：

“你们来解放区，说明了加拿大人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团结和战斗友谊，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

白求恩向毛泽东转达了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的问候。毛泽东询问了他们一路上的旅行情况，询问了白求恩在西班牙从事战场救护的情况。白求恩一一作了回答，他还说：

“在中国的抗战中，我觉得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在前线附近工作，照顾重伤员。”

毛泽东说：

“很不幸，目前重伤员中死亡的人太多了。”

白求恩说：

“他们有很多是可以救活的。这就是说，医疗队必须到前线去，到战壕附近去。根据我在西班牙的经验，如果能在战场上立即给伤员们治疗，我敢说，75%的伤员，一定可以得到抢救。”

“75%？”毛泽东惊奇地重复了一句，又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极了，那就请你立刻组织战地医疗队吧，前线很需要你这样医术高明的大夫。”

接着，他向白求恩介绍了八路军和敌后战场的情况，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变化。他满怀信心地说：

“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白求恩对毛泽东的观点深信不疑，要求马上到前线去，他说：

“在那里，我将使75%的伤员迅速恢复健康。”

毛泽东答应由八路军卫生部安排他的工作，并关切地说：

“前线很危险，任务重，条件差，生活艰苦，请你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他还说：

“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

接着，他把鲁智深醉打山门的故事绘声绘色地演绎了一遍，最后又说：

“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毛泽东和白求恩谈了3个多小时，一直到深夜才结束。他把白求恩送出窑洞，在门口握着白求恩的手说：

“请你向加拿大和美国朋友转达我的谢意！你们到前线有什么问题和困难，一定要写信来。”

这次会见，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求恩在3月31日谈话后的日记里写道：“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里和毛泽东同志面对面地坐着，倾听着他那从容不迫地言谈的时候，我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那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导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中国。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同志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英国著名女作家韩素音也回忆道：“白求恩在会见了毛泽东之后说：‘这是一位盖世的天才。他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

八路军卫生部对白求恩的工作问题，研究了几次，因为意见不统一，都没能定下来。有的人说他年近半百，身体需要照顾，应该留在延安工作。有的人说，应当同意他的意见，让他到前线去。最后一次会议，白求恩也参加了，当他听到还有人不同意他去前线时，忽然跳了起来，抄起圈椅，朝窗户砸去，椅子冲断窗棂，摔到院子里。白求恩叫道：

“我不是为生活享受而来的，什么咖啡、嫩牛肉、冰淇淋，软绵绵的钢丝床，这些东西我早就有了，为了理想我都抛弃了！需要特别照顾的是伤员，而不是我！”

与会人员被白求恩近乎卤莽的行为震惊了，大家只好都同意他上前线去。事后，白求恩对马海德说：

“我可以向大家道歉，但是，你们也要向扶着拐棍的伤员道歉。”

后来在5月2日，白求恩率领医疗队离开延安，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5月中旬，白求恩一行来到陕西东北部的神府县贺家川八路军的医院里，当他看到一些伤员因得不到及时、妥善的治疗而造成残疾时，非常难过。他不顾旅途劳累，连夜为伤员治疗。5月17日夜里，白求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这个医院的情况。他写道：“这儿伤员的残疾，许多是可以避免的。我们面临三个重大问题：1、改进对医疗人员的训练；2、获得更多的药品和装备；3、建立专科医院。”他向毛泽东建议，培训医疗人员，加强对医疗工作的领导和管理。6月6日，白求恩抵达山西岚县后，又给毛泽东写了一信，他说道：“我在此间不胜愉快，且深感我们应以英勇的中国同志为其美丽的国家而与野蛮搏斗的伟大精神来解放亚洲。”6月17日下午，白求恩来到五台县金刚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热烈欢迎。白求恩上下打量着聂荣臻，连声说：“No！No！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寺庙。”聂荣臻和一众人等，听了白求恩不着边际的嘀咕，一时摸不着头脑，都愣了神。翻译解释说，是毛泽东在接见白求恩时曾经如何如何说的，大家这才哈哈大笑。白求恩向聂荣臻请求马上开展工作。第二天，白求恩就来到后方医院，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且说1938年4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陈云、李富春及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陪同下，来到清凉山下的山谷里，参加陕北公学第二期1600多名学生的开学典礼。在热烈的掌声中，他开始了风趣而幽默的讲演，他说：

“今天陕北公学举行开学典礼，我应当送点礼物。但是，我没有多少东西送给你们，只能送你们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他还说：

“你们这样的一千五六百人，为什么不到别处去，而到这里来呢？”“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里。”“共产党为什么被你们信仰，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和某些人讨厌呢？”“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它的特点，也就是人所不及的地方。”“这特点就是：第一，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二，共产党也有它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

毛泽东的话音一停，陕北公学教育长邵式平领着师生们高呼口号：

“接受毛主席的礼物！”“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学习艰苦奋斗！”

典礼结束后，毛泽东拉着萧军与陈云、李富春、成仿吾、徐懋庸等人来到操场上，和学员们一起会餐。在春寒料峭中，粗陋的木桌上摆着几碟菜，没有凳子，大家围站在桌子的周围，没有杯子，就用一只大碗盛满酒，你一口我一口的轮流着喝。毛泽东对身边的徐懋庸说：

“我看到你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了，写得不错嘛，这样的文章望你多写写。”

他所说的文章，是徐懋庸应《新中华报》负责人向仲华之约撰写的《民间艺术形式的采用》一文，大意是以抗日为内容的文艺作品要使群众能接受，形式是可以不拘一格的，有些旧形式为群众所习惯的，也可以采用。

徐懋庸得到领袖的赞许和鼓励，自然是十分高兴。那生性豪爽的萧军，听着毛泽东鼓舞人心的话语，也愈发兴奋。他洒脱地喝着酒，只觉得心里是一片火热。

是日晚，毛泽东应邀为山西阎锡山驻汉口办事处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题词：

“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的中国而奋斗。”

4月1日这一天，王明复电中共中央，他以来不及送交为理由，拒绝将毛泽东3月2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8项建议送交国民党。他在复电中说：

“我们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起草的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建议书，于24日送去，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昨天已闭幕，你们所写的东西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对此问题的详细情形，我们有信交可靠同志带给你们。”

王明的行为已经发展到了危害共产党的肌体、涣散共产党的团结，并有可能断送毛泽东艰难开创的中国革命局面的地步，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但是，如何处理王明问题，毛泽东深知必须十分慎重，必须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起码是默许。同时，处理王明问题必然会牵扯到中央领导核心中的相当一部分领导人。所以，此时的毛泽东深思熟虑、运筹帷幄、成竹在胸，再一次表现出了他那高超的斗争艺术。

4月初，毛泽东决定让刘亚楼去苏联“治病”，并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刘亚楼出国前，毛泽东在办公室召见了他，笑着问道：

“这次没听说你发明什么理论吧？”

刘亚楼想到当年毛泽东让他当红军大学训练部长，自己还发牢骚，不好意思地笑了，就说：

“感谢主席，给了我这个学习机会。”

毛泽东特别嘱咐说：

“你这一次去莫斯科要办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学习，为党争光，多学军事，少学政治。第二件事是要向季米特洛夫汇报。共产国际对我们不够了解，你要把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你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遵义会议决议，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

后来，刘亚楼在苏联将近8年，在1945年8月9日，随苏军进入中国东北。

再说清明节又要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按照民间习俗，准备派政府秘书长曹力如去中部县黄陵祭祖。

4月1日晚上，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找到毛泽东，向毛泽东提出，他要去黄陵扫墓。此时的张国焘一直还在中央领导机构中，住在延安近郊一所漂亮的房子里，平时他只在抗日军政大学讲一点课。毛泽东对张国焘说：

“当前抗日形势很紧张，延安有许多事情要做，你身为政府副主席，就不要去了。”

4月2日，张国焘又去找毛泽东，执意请求去祭黄陵。毛泽东无奈地说：

“昨晚我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还要去呀？如果你没有去过黄陵，转转也可以。不过，你祭陵完毕，就马上回延安！”

毛泽东和张国焘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这天延安干部子弟学校的周六歌舞晚会上。张国焘的儿子是这所学校的学生，能歌善舞，自然也在节目中扮演了角色。但令张国焘不高兴的是，儿子扮演的竟然是一个叫张慕焘的反面人物，一个叛徒。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起欣赏孩子们的表演。张国焘后来说，毛泽东在看到叛徒受到责骂时笑了。他马上站了起来，撕下儿子脸上的面具，一边拽着儿子走出大厅，一边愤怒地吼道：

“畜生！混蛋！猪狗不如！”

4月3日，张国焘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带着警卫员张海、陆秘书和1个警卫班，乘一辆卡车从延安出发，下午到达了黄陵。

是日晚，张国焘背着身边的警卫员，去国民党的代表西北行营主任、陕西省主席蒋鼎文的住处，和蒋鼎文及以前和他有过交往的谷正鼎、李贻燕等，密谈到深夜。

4月4日，张国焘和蒋鼎文祭罢黄陵，并肩而行，李贻燕紧紧挎着张国焘的右臂，谷正鼎紧步其后。蒋鼎文对张国焘说：

“蒋委员长请你去西安谈谈，他正在西安等着你。”

张国焘遂对张海和陆秘书说：

“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吧，我要去西安办点事。”

张海说：

“毛主席不是说，让你祭陵完毕就回延安去吗？”

张国焘说：

“我要去西安找林祖涵同志，研究一些重要事情。”

说完，他就钻进了蒋鼎文派来的小车里，张海也只好跟了进去。到西安后，张海问张国焘：

“去八路军办事处吗？”

张国焘说：

“不，先住在西京招待所吧。”

4月5日，张国焘吩咐张海去订到武汉的火车票。张海订好火车票后，马上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负责人林伯渠，说张国焘弄不好要走。林伯渠立即赶往火车站，找到了张国焘。张国焘说：

“林主席，我到武汉去一趟。”

林伯渠问：

“中央批准了吗？”

“是我自己要去的，回头你告诉延安一声好了。”

“你是边区政府副主席，怎么能不经过批准擅自行动呢？”

“我要到武汉同蒋介石谈统一战线问题，今天就去。”

“国焘同志，请你不要走，有什么意见可以坐下来好好协商嘛。”

“谢谢你，伯渠同志，我一定要到武汉去。”

林伯渠劝阻无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张国焘走了。他马上回到办事处，将张国焘去武汉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请他拍电报给在武汉的周恩来，要周恩来设法截住张国焘。

张国焘一到汉口车站就被李克农截住了。李克农在国共两党的知情人中间，威名远扬，尤其是叛徒特务更是望而生畏。张国焘身边的两个特务一看来者是李克农，也顾不了张国焘了，转身便跑。此后好多天，国民党特务再无法与张国焘接触。周恩来和张国焘进行了长谈。

此时，在抗大学习的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来找毛泽东，她痛哭流涕地说：

“主席呀，怎么办呢？你得给我做主啊。这个老家伙丢下我们母子俩跑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哇……”

毛泽东说：

“张国焘，我们和他一起干革命20多年，他要走，要跑，不愿干革命，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希望他回来和我们一起干革命才好。”

毛泽东还想继续挽救张国焘。他双手叉腰，在窑洞里踱了几步，又对杨子烈说：

“这样吧，现在你可以去武汉，劝说劝说，做做工作。希望你们一起回来，我们照样欢迎他，对过去的错误，改了就好嘛！”

后来在杨子烈母子上路时，毛泽东还指示有关部门给了她500元法币做路费。结果杨子烈也一去不复返了。

且说4月5日这天下午，毛泽东第7次来到陕北公学，给学生们作了关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问题的报告，对两党为什么能够第二次合作，如何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和国共两党应该互相尊重等问题，一一作了阐述。同时，他也驳斥了有人借口“统一”要取消共产党的谬论。他说：

“目前谁也不能吞并谁，国民党要取消共产党是不可能的。两个不同的政党要统一起来，就要有一个桥梁，组织一个共同的委员会，或者是另外组织一个党，国共两党都参加进去，作为统一战线的上层组织。”

4月初，延安文艺界举行关于话剧《血祭上海》的座谈会。

早在1938年初春，延安为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6周年，组织抗大、陕北公学等机关六七十个生气勃勃的青年艺术家，公演了4幕话剧《血祭上海》，连演20天，观众多达数万人，轰动一时。

在这次座谈会上，有人建议创办艺术学院，立刻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当即表示赞同，他说要用最大的力量给予帮助。座谈会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为纪念已故大文豪鲁迅，艺术学院定名为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

一个星期后，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7人联名签署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一文正式发表，说明了设立鲁迅艺术学院的原因、宗旨和任务。

鲁迅艺术学院建在延安北门外。毛泽东亲自担任院长，并提名由周扬任鲁艺副院长。

前边已经说过，周扬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于9月间从上海来到延安的。原来，中共中央考虑延安需要文化方面的带头人，以领导推动延安文化向前发展，经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推荐，周扬、艾思奇、李初黎一行人来到延安工作。周扬到延安后，曾经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

4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4期3大队成立大会上讲话说：

“诸同学不避艰苦，从很远的地方风尘跋涉来此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决心是很好的。你们在这里学习，就是要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即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总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因此你们在这里应当学到以下几样东西：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都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抗日救国、怎样打、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被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要学一个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必须有这种作风才能达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方向。再次，你们要学做一个军人，要学军事，要学战略战术——灵活的战略战术。即是无论敌人用什么方法来进攻，我们都有一种办法对付；敌人用这一种方法打过来，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打过去，等到敌人技穷了，我们便可以打胜他。总之，你们在这里要学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样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胜敌人。”

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由朱光担任艺术学院秘书长。

朱光，原名朱光琛，1906年出生于广西博白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7岁丧母，11岁丧父，小时候常常辍学。他自幼热爱书画，能双手执笔写字。1927年，朱光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共青团广西省委书记，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发起组织“上海艺术剧社”；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4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部长，参加了长征；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长，马列学院秘书长，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7年他在延安同丁玲一道领导了“中国文艺协会”。他带领的戏剧组在延安先后演出了话剧《炭矿夫》、《广州暴动》、《秘密》和《血祭上海》，被毛泽东称为“江南才子”。

毛泽东在鲁艺成立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文艺工作者要坚决地到战场上去，不要在楼上不肯下来，或者下了一半又要上去。日本帝国主义是条野牛，要过黄河到陕北来吃草，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就可以了解它如何过黄河；如何奸淫抢劫，老百姓如何组织起来，拿起梭镖矛枪，八路军如何打它，如何在平型关拉着牛尾巴，扯掉了几根毛等等。或者绘成画，谱成歌，演成戏，写成文章，岂不妙哉?”

毛泽东把文艺上的提高比作“大树”，把文艺上的普及比作“豆芽菜”，即树苗，他说：

“我们要有大树，也要有豆芽菜，没有豆芽菜，怎能有大树呢?”“《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这两种歌，你们喜欢哪一种呢？我看《下里巴人》也不错，全国人民都会唱。”

毛泽东对群众中丰富的语言是高度赞扬的。他说：

“夏天的夜晚，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不用任何古典。他们讲的故事内容是那么丰富，用了许多新典，极美丽的口头言词。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因此，大众语言，要从实际生活中去学习。”

关于文艺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根据地原有的文艺队伍和由沦陷区国统区来延安的文艺队伍的统一战线；第二种是不同文艺流派的统一战线。他称根据地原有的文艺队伍为“山上”的人，称由沦陷区国统区来延安的文艺队伍为“亭子间”的人。他说：

“在抗日战争的伟大时代里，从前遥相呼应的两部分人现在见面了，结成统一战线。但是，这两部分人各有自己的毛病。亭子间的人自以为是，摆架子，写了本小书，便以为自己不是天下第一便是天下第二。山上的人也摆架子，是老粗的架子，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呐!”“亭子间的作品形式精，内容较空，可以比方为做出的菜，是‘好看不好吃’；山上的作品有内容则形式粗，可以比方为‘好吃不好看’。艺术作品，就应把两者统一起来，做到既好看又好吃。”“应该去掉这两种坏现象，大家要团结起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进行创作、演出。”

关于不同文艺流派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说：

“现在艺术派别上也需要统一战线，如鲁迅先生所说，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派、浪漫主义派、风花雪月派、鸳鸯蝴蝶派，或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然而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在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

欲知毛泽东在文学艺术方面还有什么高论，请看后边的叙述。

东方翁曰：请读者注意王明在3月21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毛泽东在3月25日为中共中央另行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以及王明在4月1日给中共中央的复电。这3个历史资料已经说明了党内极不正常的现象。作为中共中央派出机构的长江局，理应服从中央指挥；作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王明，也应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工作；可王明一伙在复电中竟然声称：“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他们显然是以党的决策者自居，凌驾于中央之上了。在武汉的政治局人数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还公然提出中央书记处不具备合法性，指责毛泽东、张闻天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毛泽东后来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可见王明一伙人已经专横跋扈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第30章 1938年4月中旬—

“如果我们不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就可进一步压迫国民政府。据我们判断，日军从山西打不到陇海线，华东日军可能 很快就要进攻徐州的。”

话说1938年4月中旬，江青从中央党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以陈正人为厅长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工作。不久，中央为了加强对鲁迅艺术学院的领导和教学工作，派出一批党员干部到鲁艺，于是江青又从教育厅来到鲁艺教务处工作，兼任戏剧课指导员和教师。在这里，江青又和张庚相遇了。现存的《鲁艺通告》上载有这样的内容：“戏剧系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指导员江青。”

江青再一次发挥了自己的艺术才能，在鲁艺的演出活动中，先后饰演了崔嵬编导的话剧《被糟蹋了的人》中的女主角和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毛泽东观看了《被糟蹋了的人》和《打渔杀家》后，上台与演员们亲切握手，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毛泽东和江青的接触越来越多了，他已经了解了江青在上海4年的经历，因此，他和江青谈论的话题最多的就是30年代的上海。毛泽东说他对左翼联盟的情况不甚了了，江青便介绍道：

“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是在1930年3月2日成立的。当时的常委委员有鲁迅，沈端先也就是夏衍，田汉，冯乃超，郑仍奇，钱杏邨，洪灵非等7人。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他说得很有预见性。他讲道：‘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是因为，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作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屋子里，最容易变成右倾。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共同的目的为必要的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事后证明，鲁迅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左联虽然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但在王明等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把持下，没有做多少好事，倒是鲁迅为左联做了不少工作。”

毛泽东插话说：

“我对鲁迅先生始终有个遗憾，就是没有见过面。这也好，君子相交未必谋面嘛。实际上，鲁迅也是反对李立三的‘左’倾路线的。有人告诉我，当年大概是1930年夏天，李立三亲自去找鲁迅，推行他的路线。鲁迅对他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要在文化上有成就，则非韧不可。’你看，鲁迅说得多策略啊。”

江青又谈到了周扬、田汉等人和鲁迅的矛盾，她说：

“周扬到了上海以后，和夏衍、田汉等人联合在一起，多次反对鲁迅，散布许多攻击鲁迅的言论。1934年11月4日，鲁迅针对着周扬、田汉等人的攻击，在《答（戏）周刊编者的信》中说：‘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在这里，鲁迅表达了对来自内部阶级敌人的攻击是极其愤恨的。他接着指出：‘这倒并非个人的事，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田汉等人的化名）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说过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也是调和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可见鲁迅对周扬、田汉等人的态度多么的明确。”

江青还谈到了鲁迅和郭沫若之间的分歧。毛泽东说：

“这些文章你替我找来，好好看一看。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当代奇才。一个重在革命的气节和勇往直前的理论，一个重在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的造诣上，两个都是我尊敬的。但是，对于鲁迅，不仅是尊敬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到老的楷模。我们要培养像鲁迅那样的文化干部，用鲁迅的精神教育人们，特别是文艺青年。”

江青从领袖的谈话中找到了知音。她把自己写的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在她的文章上批道：

“这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声音，是向整个黑暗的社会宣战的火花。”

江青看着毛泽东的批示，像得了什么宝贝似的，高兴得一夜没有睡好觉。后来，毛泽东又问起1936年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之争，江青说：

“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后，多次批驳了周扬他们的攻击。周扬诬蔑鲁迅破坏统一战线，甚至提出鲁迅与托派分子有联系；而托洛茨基分子也趁机拉拢鲁迅，一个托派分子公然写信寄给鲁迅，恶毒攻击斯大林，咒骂党的统一战线是‘出卖革命’，是‘无耻的叛卖行为’，还把他们的刊物《斗争》、《火花》赠送给鲁迅。真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鲁迅先生清醒地认识到，托洛茨基分子之所以拉拢自己，‘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这里说的某几个战友，就是指周扬他们。实际上，鲁迅对托洛茨基分子的痛斥就是对周扬他们的批驳。鲁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写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就把自己不光与托洛茨基分子区别开，也和周扬他们划清了界限。鲁迅在信中还写道：‘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止是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这些话，是1936年6月9日鲁迅怀着极大的气愤抱病写的，它不光打中了托洛茨基派的要害，也刺中了周扬他们的痛处，对‘国防文学’理论是个极大的嘲弄。所以，这封信，在当时被周扬他们把持的《文学月报》上不予刊登，暴露了他们的心虚。不光如此，在隔了一个多月，8月1日，周扬又指使徐懋庸趁着鲁迅先生‘病得要死’‘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骂鲁迅先生对‘国防文学’的看法是‘助长恶劣的倾向’，指责鲁迅这也‘不对’那也‘可笑’，‘若偶像然’，要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言行进行‘打击’，施行‘实际解决’，等等。”

江青的一番介绍和分析，使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两个口号之争的真实情况和实质问题。联想到党内的一些领导人不怎么赞成鲁迅，认为周扬等人和鲁迅的论战是一场“个人之争”，甚至是“宗派之争”，他和江青的心更贴近了。

江青告辞时，毛泽东把刘少奇1936年化名莫文华，发表在《作家》第2卷第1号上的文章《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找出来交给江青，让她带回去看看，考验一下她的分辨能力。江青连夜看了这篇文章，只见刘少奇写道：

“我以为现在我们的文学，无论‘国防文学’还是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都是以前几年文学的发展来做出发点的。这次论争延长很久，经历着很多的纠纷，也无非证明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在文坛上非常根深蒂固的，有着历史性和现实性而已。其实，两个口号并不是矛盾的，并没有截然相反的意义，大可不必如此对立。还是团结到一起吧。”

江青不同意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各打50大板的说法，她仿照毛泽东批示的办法，提笔在这本杂志上写道：

“抹煞了两个口号的实质区别，是阶级的调和论观点，不足为凭。”

毛泽东看着江青的批语，禁不住笑了。江青的字写得很好，一笔一划显示出良好的楷书功底；文章的字里行间，洋溢着才气，展示出较深的文学造诣和敏锐的洞察力。

毛泽东再看看眼前的江青，头发乌黑浓密，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明亮，鹅蛋形的脸庞，不施脂粉依然清丽白皙，腰肢苗条，笑声动人；加上微翘的鼻子和稍厚的嘴唇，表情真是迷人。这样的文字出自这样的女子之手，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心中一股爱慕之情油然而生。毛泽东说：

“中央准备变动一下你的工作，把你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你愿意吗？”

江青高兴而平静地说：

“安排什么工作我都愿意，现在，我已经感到十分幸福了。”

在这一年的暮春时节，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全体学员转入抗大，编为女生大队。在举行庆典这天，天气非常好，万里无云。毛泽东、贺龙、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出席了大会。女生大队队长张琴秋和江青也在主席台上就座。

据欧阳山尊回忆说：边区教育厅的江青“很令人瞩目”，“可能这是她在这种盛大的群众大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一次亮相。”

除了江青，那位女生大队队长张琴秋也非等闲之人。她是唯一在红军作战机关和部队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女性，还是一位海归美女，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5年。徐向前称赞她是“文武都行，不怕天、不怕地的女杰”。在川陕根据地时，张琴秋任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是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女战士在军队内担任的最高职务），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傅钟等人并列为红4方面军主要领导人。许世友、洪学智、陈再道、刘华清等都是她的下属。1935年初任红4方面军组建的妇女独立师师长，下辖两个团，2000余人。红2、4方面军会师后组成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2、4两个方面军，张琴秋与朱德、任弼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20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同为西北局委员，她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1936年，妇女独立师整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随后参加西征。张琴秋在西路军任组织部长。在西路军远征途中，她已临近分娩，仍负责指挥总部机关的直属部队，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在敌人骑兵的包围下，将孩子生在了戈壁滩上。西路军全军覆没后，张琴秋因产后身体虚弱被俘，被押往南京。抗战爆发后，经周恩来向国民党点名交涉，张琴秋被释放回延安。

且说毛泽东在抗大女生大队庆典上讲了话，他说：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妇女是最受压迫的，从来就没有自主的权利。出嫁以前一切听父亲的，出了嫁听从丈夫的，丈夫死了以后还要听从儿子的，这就是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是控制妇女的法律，中国妇女被紧紧地绑在这种封建道德上，没有一点自由。今天你们在这里集合开会，成立女生大队，意义非常重大，就是要你们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妇女的解放需要和民族的解放结合在一起，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妇女的解放也无从谈起，所以你们首先应该争取民族的解放，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那时才能使全国妇女得到解放。”

毛泽东的话赢得会场上掌声不断，口号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

在台下听讲的张文秋，凝视着台上的毛泽东，一时间感慨万千。武昌一别，已有10载。在这10年间，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留下了岸英、岸青、岸龙3个没妈的儿子；张文秋的丈夫刘谦初也被韩复榘杀害了，留下了一个从未见过爸爸的女儿刘思齐。

散会时，张文秋随着人流从毛泽东身边经过，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她，说道：

“张国兰同志，你好啊！什么时候到延安的？”

张文秋激动地说：

“报告毛主席，我现在叫张一平。来到延安已快一年了。”

“噢，改了名字。你不够朋友哪！”毛泽东幽默地说：“来延安都一年了，也不去看望老朋友？”

“主席，我一定去拜望您！”

半个月后，张文秋特地去杨家岭拜望毛泽东，见一位面颊瘦削高鼻梁头发花白的人正和毛泽东交谈，她想退出来，毛泽东却向她招手说：

“快进来吧。”

张文秋进了窑洞，毛泽东站起来，向她介绍说：

“这是刘少奇同志，我们党的负责人，先认识一下吧。”

刘少奇热情地和她握手。毛泽东接着介绍说：

“这是张一平同志，前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的爱人，现在抗大学习。大前年，谦初同志不幸在济南遇害。”

刘少奇说：

“哦，刘谦初同志，我听说过。他是一位坚强不屈的同志，牺牲得很英勇。”

毛泽东问起武昌别后情形，张文秋便把她和刘谦初的经历及诀别叙述了一番。

那是在1929年七八月间，她和担任山东省委书记的丈夫刘谦初先后被捕。这年冬天，张文秋因怀孕被党组织营救获释出狱。她走到男牢前，一再要求典狱长要和丈夫见一面。获准后，她上前紧紧地抓住刘谦初的手，眼泪便扑簌簌地往下流。刘谦初问张文秋：

“你出去后到哪儿去啊？”

他见张文秋抽泣着直摇头，就用暗语说：

“先到律师李化南家住几天，再设法到上海找妈去。”

张文秋知道丈夫说的妈就是党，这才点点头，说：

“谦初，你给未出世的孩子起个名字吧。”

“就叫‘牢生’吧！不管是男是女。”

“这是乳名，再起个大号。”

“不管你们流落到哪里，都要思念齐鲁，思念故土。中国有句古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就叫个‘思齐’吧。”

后来，刘谦初在1931年4月5日和其他11位共产党人被押赴刑场，就义之时，年仅34岁。不久，地下党组织将刘谦初临刑前用暗语写的一封遗书转交给张文秋。他在遗书中的称谓是张文秋搞地下工作时的化名，遗书中所说的“母亲”就是党组织，“兄弟”即同志。这封遗书是这样写的：

丽娟：

我在临死之际，向我最亲爱的母亲和亲爱的兄弟们告别，并向你紧握告别之手，希望你不要为我悲伤。你要紧紧记着我的话，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孝敬母亲，爱护母亲，听母亲的话！你要保重身体，好好抚育孩子，重建幸福家庭。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刘谦初牺牲后，张文秋带着年幼的女儿刘思齐长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西安事变后，她奉调回延安，化名张一平，带着女儿刘思齐一路奔波，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介绍她认识了陈振亚。陈振亚在北伐战争时，经黄公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了平江起义，后跟随彭德怀上了井冈山，成为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战友。他参加了两次攻打长沙和反围剿的斗争。1930年，他在激战中受重伤，失去了一条腿，现在也奉调去延安。此后，由陈振亚护送张文秋母女于1937年9月来到了延安。

初到延安，组织上分配张文秋到边区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不久，中央为了培养一批女干部，成立了一个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学员有五百余人，校长是危拱之，张文秋受命担任总务主任兼文化教员。想不到在抗大第3期的学员支援“抗日军人家属学校”挖窑洞时，张文秋与陈振亚又相见了。这一年，陈振亚已经37岁了，多年戎马生涯，使他无暇顾及个人的婚姻大事。恰在这时，张文秋走进了他的生活。经过半年多的接触，他们于1937年冬结为夫妻。正是因为前不久中央将抗日军人家属学校转入抗大，编为女生大队，张文秋才得以再次见到了毛泽东。　

再说4月14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任弼时在报告中说：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革命的领袖。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讨论任弼时提交的报告时，任弼时又作了口头说明与补充。王稼祥也补充说：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它与第一次统一战线的不同点，就是这个统一战线是与国民党第一次破裂后的第二次合作，而且国共两党都有武装。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不会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因为在中共中央有毛泽东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任弼时的报告和王稼祥的说明，讨论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充分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此后，任弼时又和王稼祥分别到各国代表团介绍中国的情况。他们向各国共产党人宣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详细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八路军发展壮大的情况。许多其它党的代表听了以后说：

“毛泽东真伟大，中国革命有希望，我们要向中国同志学习。”

4月15日，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山东台儿庄战役结束。

此次战役是由李宗仁、李品仙等国民党将领指挥的，历时一个月。中方参战兵力有：中央系汤恩伯第20军团，西北系庞炳勋第3军团、冯治安第19军团、张自忠59军、孙连仲第2集团军，山东孙桐宣第3集团军，桂系李品仙11集团军、廖磊21集团军、徐源泉20集团军，川军邓锡候22集团军、杨森27集团军，总兵力超过40万（另一说国民党军参战约29万人）。日军兵力为矶谷廉介第10师团、坂垣征四郎第5师团，约5万人。中方伤亡约5万余人，日军伤亡约2万余人（日军自报伤亡11984人）。

台儿庄战役是继平型关伏击战之后，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又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族的士气，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对台儿庄战役评价说：“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国民党第22集团军第41军第122师中将师长王铭章，在此役中率部坚守通往台儿庄的咽喉之县，血战3天3夜，壮烈殉国，为台儿庄会战的胜利赢得了时间。国民政府在武汉公祭王铭章将军，中共中央代表吴玉章、董必武，八路军代表罗炳辉、齐光，《新华日报》代表吴克坚等，前往参加。吴克坚致悼词说：“王师长等殉国烈士的鲜血，不仅洗涤了他们在川军20年的罪愆，而且更加振奋了全国军民枪口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他们是对得起四川的父老、对得起国家的。王师长是我们炎黄的优秀子孙，是保国卫民的英勇战士，是中国的模范军人，他的死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中国人民，他的勋名将永垂史册，他的精神将永远不死！”

毛泽东为王铭章将军题写了挽联，以他和博古、吴玉章、董必武的名义发往武汉：

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

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增光。

4月16日，“抗大”第4期举行开学典礼，这期学员猛增至5562人，其中有八路军、新四军和白区地下党干部907人。

此后，“抗大”每一期招收的学员都有所增加，而且还先后开设了13所分校。到1945年，“抗大”办学10年，总共培养出了10多万名军政干部。

4月17日这天，天一亮，第2战区前敌总指挥的车队从黄河西岸的延水关经延川县直奔延安而来。走在车队最前面的是两辆黑色的小汽车，第一辆车中坐的是卫立煌和司令部参谋长兼第9军军长郭寄峤及司令部副参谋长文朝藉，与司机并排坐在前排的是戴着金丝眼镜、白手套，佩带着左轮手枪的交际副官罗香山。第二辆车中坐的是一位参谋和第9军军部参谋长杜凤翥，还有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和随从副官张学诚，与司机并排坐的是一个佩带盒子枪的卫士排长。紧随其后的十几辆大卡车，满载着总指挥部几个大处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个特务营和一个新成立的战地工作团的官兵们。

卫立煌，字俊如，1897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卫杨村一个贫农家庭。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孙中山卫士；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4师师长，1932年任国民党第14军军长，积极追随蒋介石“剿共”，成为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蒋介石为奖励卫立煌，在安徽省金家寨设立一个新的县治，以卫立煌的名字命名为“立煌县”。早在1931年7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3次“围剿”，卫立煌率第45师作为中路军，向苏区进攻，遭到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军的沉重打击，仓惶败退，领教了毛泽东和红军的厉害。抗日战争爆发后，卫立煌先后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率部在山西忻口战役中重创日军，在太原数次会晤周恩来、朱德，对共产党人有了新的认识。在国民党阵营里面，因为他不是蒋介石的同乡，也不是从黄埔军校出来的“天子门生”，所以蒋介石往往在急需用人之际才会想起他；而到了提拔封赏时，他就不如黄埔系的那些宠儿吃香了。因此，他常常耿耿于怀。

卫立煌此行本是去洛阳参加军事会议的，他借机转道延安，来拜访慕名已久的毛泽东。

延安军民在离延安城二三十里处就贴出了红绿纸标语，上面写着：“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欢迎卫副司令长官！”在延安城外欢迎的队伍排列在道路两边，许多机关都来了人，各学校的师生也差不多都到了。卫立煌的车队一到，欢迎人群中立刻响起了震天的锣鼓声，欢迎的口号此起彼伏，表达了延安人士盼望国共合作的热忱和对于同八路军并肩作战的友军的热情。礼遇之隆可能是延安空前未有的，卫立煌半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热烈的欢迎场面。

车队在离城门不远处停下来，卫立煌等人下了车。前来迎接的滕代远参谋长、八路军陕北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交际处处长金城等人迎上前去。

滕代远等人陪同卫立煌一行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走进贴满标语的城门，来到一个接待处。这时，毛泽东已跨出客厅房门，一见到卫立煌，就握着他的手说：

“欢迎，欢迎啊。路上辛苦了！”

他和每个客人亲切握手，陪同卫立煌进入客厅，分宾主落座。卫立煌说：

“八路军对日作战，机智勇猛，深表钦佩。卫某此次到延安，有机会与润之主席见面聆教，真是不胜荣幸！”

毛泽东说：

“你也非常厉害啊，‘支那虎将’可是名副其实呢。你抗日坚决，与我们八路军相处友好，我们深表感谢。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希望你能沿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在目前日本帝国主义猖狂的情况下，要想中华不亡，大家只有精诚合作才有出路啊。你说是不是？”

毛泽东所说的“支那虎将”这一称谓，源自卫立煌在忻口会战中破坏了日军的作战计划后，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称其为“支那虎将”。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国内政治、军事形势，谈到了国共合作的重要性。他认为目前国际国内均有投降主义的活动，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他还说：

“我们是坚决反对投降主义的！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只会亡国！卫将军，我们决心抗日的人都忽视不得哟。我们必须把片面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在政治上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

毛泽东对日军的动向作了全面分析。他认为目前在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他说：

“现在，你领导的山西抗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们拖住了日军的‘尾巴’，使他们行动就没那么利索了，八路军在后方也就能放得开手脚了。如果我们不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就可进一步压迫国民政府。据我们判断，日军从山西打不到陇海线，华东日军可能很快就要进攻徐州的。”

卫立煌是行伍出身，听了毛泽东的分析，连连点头说：

“有理，有理。毛先生分析得很对！”

果不其然，正像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日军在台儿庄战役后日益迫近徐州，而蒋介石则是在一个月后才有了感觉。5月中旬，前方越来越惨烈的战报不断传到武昌国民党军委会蒋介石的案前，徐州面临的严重危机，使他因台儿庄的胜利冲得有点晕乎乎的大脑一下子冷静下来。但他意识到的是日军要围歼徐州的中国军队主力，而不是打通陇海线。他叫来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封裔忠等人研究对策。何应钦等人主张放弃徐州，赶紧突围。于是，蒋介石便口授给李宗仁的电令，令其部力避决战，撤离徐州，火速突围。5月16日，第5战区命令各部队分别向豫、皖边界突围。日军沿陇海铁路向西一直追到了开封。1938年6月9日，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军前进，竟又下令炸了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的黄河大堤，河水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造成了比日祸更甚的黄祸！此事容后详述。

且说毛泽东又告诉卫立煌说：

“卫将军，我们八路军深入敌后，困难也是很多的。首先这弹药的消耗就很大啊，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呢？还有，我们的卫生医药器材也非常缺乏，战士负伤无法及时医治。再加上快夏天了，同志们的夏服也还没个影子。这些都拜托卫长官向主管部门催促一下啊。”

卫立煌当即表示说：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这天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参加宴席的还有司令部两位参谋长和一个参谋及秘书赵荣声。作陪的有滕代远、萧劲光。

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又叫赵荣生，笔名任天马，1915年出生于安徽太湖一个“四代翰林”之家，1935年考入燕京大学法学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4月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1937年冬参加了丁玲任团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通讯部当记者，后接陈克寒任通讯股股长。此时，卫立煌为摆脱蒋介石特务的监视，大量用自己安徽同乡当秘书。当他看到延安《群众》杂志上的通讯《西线上的盛会》后，了解到这篇通讯的作者任天马本名叫赵荣声，不但是他的安徽同乡，而且还出身于名门望族，与赵朴初、赵荣琛还是堂兄弟，立即命令刘毓珩把任天马聘到他的司令部当秘书。赵荣声不愿去，丁玲就把此事汇报到八路军总政治部。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找赵荣声谈话说，希望他去卫立煌处工作。傅钟还叫赵荣声到西安去请示林伯渠。次日，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通知丁玲说，让赵荣声到卫立煌处去报到。赵荣声到了卫立煌处，即被任命为司令部的少校秘书。卫立煌此次到延安来，就是受了赵荣声的影响。10天前，他受命来延安联络，停留了3天，向滕代远汇报了自己怎么进入卫立煌司令部以及在那里的所见所闻，滕代远又带着他向中央军委统战部的刘向三作了汇报。

且说毛泽东设的午宴非常丰盛。延安向来有一个好客的风俗，平时自奉虽然极其清苦，可是一旦来了客人，主人便将最好的食品拿出来飨客。这卫立煌、郭寄峤、文朝藉等人前些日子在山西受日寇追击，给养补充不上，有什么吃什么，体重都减轻了，现在他们对每一道菜都感到很满意。毛泽东酒量不大，却谈笑风生，宴会历时甚长。结束后，毛泽东与卫立煌合影留念，并和所有参加宴会的人员合影留念。赵荣声借机在客厅外面的过道上偷偷把预先写好的一个新情报交给了滕代远，并且告诉滕代远说，卫立煌已经背熟了到抗大演讲的稿子。滕代远就临时更改了接待卫立煌的日程。

这天下午，卫立煌来到了抗日军政大学，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罗瑞卿向卫立煌介绍了抗大的历史和现状，又领着他和随从人员参观了学员们住的窑洞，看了学员们的课堂。卫立煌称赞道：

“中国各地都像你们这样搞起来，还愁日本鬼子打不走吗？”

罗瑞卿请卫立煌去大操场演讲。卫立煌登上讲台，学员们立即高呼：

“国共两党紧密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妥协投降！”“和卫副司令长官一起打到鸭绿江！”

卫立煌立刻激动起来，丢开事先背熟的讲稿，发表了铿锵有力的讲演。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只有和八路军合作，才能战胜日本，表示今后要继续与八路军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坚持华北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他每讲一段，下面就呼口号，越呼口号，他讲得越起劲。

是日晚，延安举行盛大欢迎晚会，当毛泽东陪同卫立煌步入会场时，全场热烈鼓掌达数分钟之久。李富春主持大会，毛泽东首先致欢迎词，他说：

“卫副司令长官是华北抗战的领导者。此次路过延安，希望对边区工作加以指导。现在，请卫总司令讲话。”

全场欢声雷动。卫立煌在不断的掌声中发表了讲话，他说：

“此次奉命赴洛阳，系指挥黄河南北两岸部队，继续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这次抗战中把我国的弱点、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一是不团结现象，而受到了局部失利，但由于抗战继续坚持，我们的弱点逐渐消灭了。第二没有组织，没有坚强的领导。今后要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筑成一道万里长城，来打击日本强盗的进攻。陕甘宁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

卫立煌讲完后，毛泽东和他并排坐在一起，观看延安“鲁艺”演出的文艺节目，二人一边看，一边交谈。

第二天，卫立煌离开延安，经西安前去洛阳。他对随行人员说，这次延安之行，他感到非常满意，尤其是对毛泽东极为敬佩。他还说：“要想战胜日本，救中国，恐怕只有学延安的方法。”抵达西安后，卫立煌批了一个手谕：“即发第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他还吩咐发给第十八集团军180箱牛肉罐头。不久，这批物资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及时转送给了八路军各个部队。

后来在7月7日，卫立煌让赵荣声陪他细细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认为毛泽东的见解是正确的，改变了他的速胜论和唯武器论。7月间，卫立煌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信和在延安时的照片，其中有他和毛泽东的合影及他在抗大讲演的照片，卫立煌把这些照片珍藏了起来。1938年冬，卫立煌突然问他的秘书赵荣声：

“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

赵荣声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他说：

“我只参加过民先，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怎么参加，我真说不上。朱德总司令常来，你跟朱总司令谈谈不好吗？”

卫立煌说：

“朱玉阶一时来不了，你到延安去问问吧。”

赵荣声说：

“也用不着到延安。我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问问林伯渠老先生吧。”

于是，赵荣声秘密到了西安，将卫立煌要求入党的事情，向林伯渠作了汇报。林伯渠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你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心实意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

后来邓小平、杨尚昆在1939年初途经河南渑池，过黄河去太行山根据地，曾经与卫立煌见过面，卫立煌又向他们表示愿意参加共产党，因为邓小平和杨尚昆了解不多，不知虚实，只感到奇怪，就没有发表意见。

由于卫立煌同情共产党、八路军，蒋介石在1942年1月下令撤销了他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务，调任军委会西安行营主任。西安行营只是一个转呈公文的空架子，卫立煌被剥夺了军权，赋闲在家。这是后话。

再说4月17日，在武汉被李克农控制着的张国焘向周恩来提出了3个要求：1、到上海治病；2、回江西老家；3、在长江局工作。周恩来立即将张国焘的要求报告给毛泽东。得到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后，他告诉张国焘说：

“中央不同意你的3点要求。但你可以从下面3条中选择1条：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大家最欢迎的。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想通后，再回党工作。3、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你的党籍。这3点办法，你可以考虑一下，两天后答复我们。”

张国焘马上说：

“好！”

周恩来一走，张国焘慢慢掏出纸和笔，写出了自己的选择：

“兄弟已决定采取第3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周恩来将这一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回电说：

“捆绑不成夫妻，由他去吧。”

李克农奉命放了张国焘。一小时后，张国焘提着一口皮箱步出了旅馆。他公开向蒋介石认错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彻底背叛了革命事业。

4月18日，张国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4月20日下午，毛远志和表姐章淼洪一起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起毛远志在学校的情况，毛远志说：

“学校里有个民族先锋队组织，要我参加，我不愿参加。因为那不是共产党，我只想参加共产党。”

毛泽东笑着说：

“参加‘民先队’也不错嘛！你现在年龄还小，将来长大了才可以加入共产党。”

说罢，他问毛远志是哪一年生人？毛远志回答说：

“民国十二年，农历三月二十日。”

毛泽东随手翻了一下日历，说：

“今天不正是你的生日？”

“是吗？我还不知道呢，这真是碰巧了。”

“好嘛，你们就在这里吃饭。”

毛泽东说罢，吩咐警卫员烧了两个猪蹄，还煮了挂面，和毛远志、章淼洪一起吃了饭。在返回学校的路上，章淼洪提醒毛远志说：

“你知道吗，伯伯今天给你过生日了！”

毛远志闻言心头一热，心想，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给我过生日呢，是伯伯第一次给我过了生日！　

4月20日晚，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举办的晚会。

陕甘宁边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是4月17日在延安召开的，出席代表226人。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关于抗战形势与任务》的报告，筹委会主任毛齐华作了题为《边区抗战以来职工运动的总结和今后的方针》的报告。

在晚会上，毛泽东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作了《结团体打日本》的简短讲话。他说：

“工人首先要团结起来，要把全国各省各业的几千几百万无产阶级都组织起来，结成工人的团体。我们还要结成农民的团体，商人的团体，文化人的团体，全国各种行业的人的团体。不仅要结成全国的大团体，而且要结成全世界的大团体。这样一来，就使各国的工人也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也要组织统一战线。3个统一战线，中国一个，全世界反法西斯一个，再加上日本无产阶级的一个，这就成了全世界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还要把它好好组织，好好扩大起来，一齐向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够被打倒的。中国要打胜日本帝国主义，工人阶级在抗战中有重大作用，所以无产阶级要好好团结起来，只有团结，才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接着，业余剧团在晚会上演出了秦腔《升官图》、《二进宫》、《五典坡》等传统戏。毛泽东对坐在身边的毛齐华说：

“你看老百姓来的这么多，老年人又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拥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

毛齐华指着坐在后排的柯仲平说：

“文协的柯老在那儿呢，他是专搞文化工作的。”

毛泽东转身问柯仲平：

“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

“应该！应该！”

柯仲平连连表态。毛泽东说：

“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

柯仲平说：

“好！我们马上动手去办。”

柯仲平说干就干，晚会一结束，他就找人商量如何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他开始着手筹建剧团。

4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向八路军发出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指示说：

“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广大地区，大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

八路军各师根据这一指示，先后派出部队挺进平原地区，协同地方党和当地人民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和发展平原根据地。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张国焘投奔国民党以后，蒋介石视其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给军统头子戴笠“妥善运用”。自此，他便上演了一出“共产党元老反对共产党”的闹剧。1949年前，张国焘眼见蒋家王朝土崩瓦解，带了家人逃往台湾，后来又隐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他晚年信仰基督教，靠给美国人写回忆录为生，1979年在贫困潦倒中因冻饿而毙命，成为一个流落异邦的孤魂野鬼。他的后事处理十分低调，原始墓碑上连个正式的姓名都没有留下，家眷也随后销声匿迹。一代枭雄如此下场，正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立刻就报。

第31章 1938年4月24日—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话说1938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指示新四军“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支队的具体任务是：在政治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宣传持久战战略方针，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军事上，在新四军主力部队开进之前，先到江南侦察了解日军、伪军情况，特别是敌人的薄弱环节，了解江南平原的地形及风俗民情、群众生活条件，附带了解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为以后部队开进创造和准备条件。毛泽东在电报中还特别强调：

“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

项英等人决定，从第1支队、第2支队、第3支队抽调团以下干部及侦察员400余人，分为3个侦察连，组成先遣支队，东进江南敌后。由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任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熊梦辉任参谋长（后因病未到职），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

陈毅将身边的副官和测绘参谋也派到了先遣支队，粟裕感动地说：

“陈毅同志把能兵强将都调来给我了。”

4月28日，新四军先遣支队在皖南歙县潜口祠堂门前举行了誓师大会。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陈毅在会上作了动员，他说：

“先遣支队的任务是深入江南做战略侦察，了解江南敌后情况，为主力部队挺进江南敌后确定战场位置，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而又非常光荣的。大家要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机智灵活，勇敢顽强，遵守纪律，加强内外团结，依靠江南父老兄弟姊妹打击日军。”

此后，先遣支队抵达安徽南陵县，宿营在东门外。子夜时分，粟裕下令紧急集合，他说：

“群众所以欢迎我们，是因为我们不是从前线溃逃下来的，而是向敌人开进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必定受到了敌特、汉奸的监视。这里离敌控的芜湖很近，说不定我们的行踪已经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很可能对我们发动突袭。因此我们决不能高枕无忧，必须立即转移。”

天刚破晓，日军飞机果然来了，在东门外空中盘旋，狂轰滥炸，俯冲扫射。此时先遣支队早已安全转移到城外的山村了。

后来，先遣支队进入了南京地区，粟裕将司令部设在江苏省江宁县叶家庄，派出3个小组分头执行侦察任务。第1组由作战参谋张藩带领，到南京东南地区，对丹阳县、武进县一带进行侦察。第2组由侦察参谋张锤秀带领，到南京东北地区，对下蜀、龙潭一带进行侦察。第3组由宣传队长吴福海带领，到南京市以东地区，对镇江县一带进行侦察。其他侦察员的任务，主要是调查研究江南地理地形、社会历史、风俗民情、经济文化、各阶层思想动态。

4月28日这一天，毛泽东在给鲁迅艺术学院学员作报告时说：

“《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生活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一件小事都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

你们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你们不能终身在这里学习，不久就要奔赴各地，到实际斗争中去，正如你们唱的《游击队员之歌》中所说的：‘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你们不但要在口里唱，而且要实际的去那样做。没有实际的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文艺工作者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要把中国考察一番，单单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

1938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门外广场召集万人集会，庆祝“五一”劳动节。来延安参观学习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工人代表，也参加了庆祝活动。一条上书“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横幅，赫然插置台前。

就在这一天，“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战区铁道破坏第一总队”，在武汉大智路老通成侧面院内正式成立了，“代理总队长薛水秀，副总队长徐宽、萧汉庭，参谋主任魏遵轲，副官主任吕伯勋，军需主任周新起，秘书胡子超，民运组长李自然。”

原来这“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亦称“二七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简称“平汉铁路破坏队”，是一支活跃在平汉铁路线上的工人抗日武装。据“平汉铁路破坏队”老队员周毓松回忆说，1937年12月，“董必武、周恩来和项英召集平汉路共产党员刘文松（平汉铁路工会主任委员和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特派员——笔者注）等在八路军驻汉办事处开会，决定由刘文松出面组织抗日。刘文松根据董必武的指示，向蒋介石提出成立平汉铁路工人抗日组织的要求，可蒋介石只给了刘文松一个‘军事委员会特种工作团第二团长’的空头委任状。董必武就表态说：‘先把队伍拉起来，我们支持！’于是，刘文松开始筹备‘平汉铁路破坏队’”。1938年1月，刘文松利用“特种工作团”团长的名义，号召郑州、偃城、驻马店、信阳、江岸5大站的工会负责人发动各自辖区内的工人参加抗日斗争。从2月开始，刘文松召集铁路工人和少数工人子弟到信阳李家寨柴家湾，接受“平汉铁路工人抗日训练班”（也叫特种工作团爆破训练班）的短期训练。刘文松自任班主任，潘希贤任副主任，徐宽任教导主任，胡宗良、李自然、吕伯勋、魏遵轲、刘翰章任军事教官，李积甫、魏勇仁任正、副事务主任。一期、二期先后于3月中旬和4月下旬训练结业，共培训800余人。此后，刘文松根据董必武等人的建议，组织了一部分工人代表，在“五一”前来到延安参观学习。他们在延安先后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等。

5月1日晚，一弯新月如钩。从清凉山下一孔整洁的窑洞里传出了阵阵的笑声。鲁迅艺术学院秘书长朱光和新婚妻子余修的婚礼在隆重举行。毛泽东来了，陈云、罗瑞卿、凯丰也来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对大家说：

“告诉诸位，朱光、余修的婚事是经过我的审查后同意的，我的眼光不会看错，二位可谓天生的一对才子佳人。”

“莫夸口，莫夸口。富春同志，我这个判官倒要细细审来。”毛泽东笑嘻嘻地来到煤油灯前，对着煤油灯吸着了一支自产的烟卷，先注视了一下余修，又故意看看朱光，慢条斯理地说道：“朱光，你这个土包子是如何把这娇娃子从香港骗到此地的？定要从实招来！”

喜不自禁的朱光赶紧把毛泽东安排就座，接着招呼其他人坐下，又是端茶，又是斟酒，自己也抄起一碗土烧酒呷了一口，对着毛泽东躬身一揖，拉长声调念了一句白：

“判官大人莫急，且听小生慢慢道来。”

大家看着毛泽东正襟危坐，俨然一副判官的模样，又见朱光戏剧化的一番表演，无不哈哈大笑。

5月初的一天晚上，毛泽东会见了美国情报官埃立斯·福代斯·卡尔逊。

卡尔逊，189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西德尼，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是一个职业军人。1927至1929年，他在驻中国的美国部队中服役，1935年7月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卫队营长，同罗斯福有十分密切的私人交往；1937年开始任中国军事观察员，在抗战初期就进入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进行了考察。卡尔逊在访问陕甘宁边区前，曾与罗斯福约定，将以秘密通信的方式，把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直接通报给总统本人。卡尔逊到共产党地区的计划，得到了美国海军和蒋介石的批准；并通过斯诺取得了毛泽东的默许。于是，在林伯渠的安排下，卡尔逊造访延安，拜会了他心仪已久的毛泽东。这样，他就成为1944年7月美国观察团到延安前的第一个也是唯一访问过延安的美国官员。

这天晚上，毛泽东与卡尔逊在烛光中一边喝着茶，一边剥着花生，进行了彻夜长谈。谈话的内容从抗日战争、欧美政治局势，一直谈到古往今来的政治思想发展，乃至宗教对社会的影响等等。毛泽东说：

“只要人民有志气忍受困难，有愿望继续抵抗，中国就不会垮台。只有人民信任他们的领导人，只有他们有过好一点日子的希望，人民才会建立起并保持这种意识。我们努力争取具备这些条件，我们训练干部要生活简朴、秉公执政，诚心实意地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我们相信好一点的生活来自发展民主、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我们认为，经济生活应以合作社为基础。共产主义并非眼前的目标，是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达到的。在它之前必须有强大的民主，然后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毛泽东还说：

“中国像一个能盛一加仑的细颈瓶，而日本灌进了半品脱（一品脱等于八分之一加仑）水。它的部队进占一地，我们转向另一个地方；他们追击，我们就后退。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全部中国。只要人民决心继续抵抗，他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

卡尔逊问：

“对于战后，中国共产党有什么计划？”

毛泽东说：

“我们希望目前同国民党的协定能持续下去，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两党政府。我们认为，银行、矿山、交通应该国有。应发展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社，我们赞成鼓励私有企业。最后，我们认为，中国应同一切愿意在平等基础上对待我们的国家建立和保持友好关系。”

关于欧洲局势，卡尔逊说，如果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就会参战。毛泽东说：

“不会。英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如果德国伸向西南，英国就会作战，但他不准备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

这一不寻常的预言，竟然在第二年即1939年及1940年前半年得到了完面的验证。毛泽东的话题又回到了抗日问题上，他说：

“日本把我们包围在五台山，我们在这里受到包围。日本和中国都使用突出阵地战术，好像孙连仲在台儿庄所采用的一样。但我们有另外一种类型。以日本在太原府的驻军来说吧！”

他推出一只茶杯代表日本驻军的位置，以其它4件东西代表中国军队的位置，继续说：

“太原府东北五台山有聂荣臻指挥下的我军部队，西北有贺龙，西南有林彪，东南有朱德。日本人如果侵入山西，就会受到我们其中一支部队的打击。山西是华北的战略枢纽，五台山是山西的战略枢纽，只要我们占有五台山，日本就没法控制这个省份。”

毛泽东最后说：

“另外一种包围方式就是美国、苏联与中国联合起来包围日本，那是一种国际的包围。”

第二天，卡尔逊又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和他进行了第2次长谈。

卡尔逊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这是一位谦虚、和善、寂寞的天才。在漆黑的深夜中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生活和公正的生活而奋斗着。”

在延安考察10多天后，卡尔逊要再一次进入敌后各战区了，毛泽东便介绍以刘白羽为首的5位青年文艺工作者陪伴卡尔逊去敌后考察。为此，他专门约刘白羽等人谈了话，并亲自写了一封信，以他和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名义，通令八路军所属各政治部说：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派去抗战文艺工作团一组计5人，由刘白羽率领，经榆林、晋西北，赴战区各地考察，搜集材料，建立通讯网。敬希接洽，并予以帮助。”

卡尔逊前后两次对中国战区的考察，总共历时约8个月，行程8000余里，足迹遍及延安和北方所有抗日根据地，会见了国共两党领导人和几十名高级将领，经历了许多场战斗，了解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证实了看来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这就是：日军推进的速度很快，与此同时，红军也神速地深入敌占区开展消耗战，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使他“对中国问题的了解有了飞跃的变化”。他从游击战争的发展看到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前景，从共产党、八路军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对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考察的所见所闻，使卡尔逊激动万分，他除了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外，还不顾自己是外交官的身份，在各种公开场合高度赞扬共产党的军事、政治、组织制度。当一位记者就他提供的关于红区的情况向他表示感谢，并保证不会在报纸上披露他的姓名时，卡尔逊说：

“你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们讲的一切都是真的，没有半点虚假，为什么非隐去我的姓名不可呢？”

卡尔逊的表现，受到上级的严厉指责，他不顾别人的劝阻，愤然辞去军职。他回到美国后，向公众发表演讲，为几家杂志社撰稿，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还出版了《中国的军队》、《中国的双星》两本书。

《中国的双星》一书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有评论说，卡尔逊笔下的共产党人，似乎更像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民兵，是无私的爱国主义者和仁慈的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布尔什维克或纳粹极权主义者。

且说5月4日下午，抗日军政大学第4期1大队大队长苏振华、政委胡耀邦带着1大队要开到瓦窑堡去办学，毛泽东应邀来到城北门里的一个广场上给学员们讲话。他说：

“同志们，瓦窑堡那里还有国民党和它的政府，也有我们的党和政府，那里的老百姓，熟悉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还不很了解。同志们去那里，老百姓就要通过你们来观察共产党。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党的政策和作风带去，使得老百姓拥护我们。同志们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二万五千里，这很光荣。但是二万五千里也是一个包袱，可以使人骄傲。背上这个包袱，而骄傲起来，老百姓就不喜欢我们，我们就会脱离群众。”

关于学习问题，毛泽东说：

“你们学什么——我们的政治方向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等等，那是第一条；再有坐地下、吃小米、爬山等等便是实行，这是第二条。现在你们是政治队，两个月毕业，也可到军队中去，如果再加上战略战术，那是更好。我们抗大的学习有三：（1）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2）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3）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3条就够了。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他说：

“我们过去和国民党分了十几年，现在又合起来了。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吗？那本书一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然把这话拿到现在来说是不正确的，现在合起来不一定会再分。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两句话：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关于张国焘叛逃的问题，毛泽东说：

“张国焘到延安后，中央多次开会批评他，他多次承认错误；但尾巴犹在，一反一复，两面派行为始终存在。他资格老，过去做过工人运动。我们讲仁义道德，还让他做边区副主席，希望他割掉尾巴。他说割掉了，实际上穿起长袍子，尾巴藏在里面。这次他借口到陕西中部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我们也只好开除他的党籍。”

5月4日晚，毛泽东给项英等人发了一封指示电，史称“五四指示”。

原来，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进入苏南后，国民党当局画地为牢，给先遣支队指定了一个南北只有五六十公里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在指示电中写道：

“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5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毛泽东还告诫项英等人说：

“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须不断积极出击。惟具体作战须全依敌我当前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

然而项英对这一正确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在毛泽东多次催促和陈毅的劝说下，才命令陈毅、张鼎丞率领第1、第2支队相继东进江南；而把第3支队仍然留在皖南。

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由中共中央创办的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为重点的干部学校——马克思列宁学院，简称“马列学院”，在这一天正式宣告成立。由张闻天兼任学院院长。

“马列学院”位于延安城北七八里的蓝家坪，土石山上的一排窑洞就是校舍，同杨家岭隔延河相望。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等。毛泽东参加了马列学院成立庆典，张闻天当众向毛泽东介绍了他在苏联留学时期的老同学陈伯达。他说：

“这位是从北平来的陈伯达同志，他是北平‘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

这是陈伯达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此前，陈伯达在北平担任过北方局宣传部长，担任过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成员；在1937年9月从北平来到延安，因他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教过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安排他在成仿吾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当一名教员。在筹备马列学院时，张闻天又把他调到马列学院任教员。

5月7日，毛泽东应邀来到陕北公学，以张国焘开小差为例，给即将毕业的第二期学生作了题为《坚定革命的旗帜》的报告。

这天下午，在山沟边的露天广场上，积聚着数千人。刚到延安不久的话剧艺术家欧阳山尊第一次看到了讲台上的毛泽东，只见他身材瘦长，唇边真的没有胡须，与自己早先听到的传说完全一样。毛泽东开始演讲了，他说起话来抑扬顿挫，使人听得非常清晰，声音洪亮，却不是声色俱厉。他那生动幽默的语言，娓娓道来，谈笑风生，显得特别平易近人。他说：

“张国焘自命是个革命的‘老资格’。他的资格究竟有多老呢？打个比方，譬如革命道路好比从延安到西安，有800里路，可是他只走到十里铺就开了小差。张国焘过去在政治上早已开过小差，现在又在组织上开小差了。此人一贯称自己是‘中国的列宁’，什么都要争第一，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十足的老机，在历史上不‘左’就右。党的‘三大’讨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开会十几天，他反对十几天。到了武汉，他又支持陈独秀的右倾。长征路上，他反对北上抗日，另立中央，以后又主张到新疆去建立根据地。到陕北以后，1936年10月，他反对党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信，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说什么党中央的信是‘韩文公祭鳄鱼文，与国民党合作是幻想’。党中央进入延安后，张国焘说：‘延安是一块鸡骨头，吃之无油，弃之有味’，这是曹操主义，结果味也没有了，开了小差，一直逃到汉口。延安有自由，有民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好的工作作风，但是张国焘没有看到。他开小差以后做什么呢？你们不是看过演剧队演的那出《放下你的鞭子》吗？”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做着手势：

“张国焘开小差是放下革命的旗帜，他放下革命的旗帜就拿起了鞭子。拿起鞭子干什么呢？拿起鞭子来打人民。他开小差以后，在报上发表声明，说我们破坏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可是，事实是怎么样的呢？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半夜敲了我的门，坚决主张对蒋介石处以极刑。”

说着，他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接着将头上的帽子摘下来放在桌子上，引得全场哈哈大笑，他自己也笑了。

“你们不要以为张国焘不在，我就随便乱说。有人可以作证，当夜‘独眼龙’就在场，张国焘要杀老蒋的话他全都听见了。”

毛泽东说着把脸转向主持大会的陕北公学生活指导主任周纯全：

“独眼龙，你说是不是？”

周纯全一只眼在作战中受过伤，大家都戏称他是“独眼龙”。现在毛泽东当众也叫起他的绰号来，喜得他咧开嘴巴笑着直点头。只听毛泽东接着说道：

“张国焘开小差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吗？我看没有。他是个胖子，吃得很多，他开了小差，边区可以节省些小米，这倒是有好处的。”

他最后勉励学员们说：

“我今天讲的是坚定革命的旗帜，就作为对同志们远行的礼物。每个同志出去要记住，坚决奋斗，不怕困难、不开小差，不学张国焘。”

毛泽东的演讲给欧阳山尊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他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5月8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在延安参观学习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全体工人代表。

在接见之前，毛泽东先与领队刘文松进行了10分钟的谈话，询问了工人代表们的情况，然后和代表们见了面。他在讲话中说：

“此次你们由山西、河北到这里来，是为了抗日。抗日是中国的大事情，这事办不好，一切人都没有好的生活，工农的生活自然不用谈了！所以现在要全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而工农便是其中的大多数，艰苦的工作也由他们担负，没有他们就根本不行，他们在抗日运动中的责任非常之大。现在的缺点是工农还没有普遍组织起来，对自己的使命认识不够。要提倡团体，言论出版结社有自由，可以组织各种抗日团体。我希望同志们回去通通到铁路上组织工会去，工人要在抗日中做先锋。”

毛泽东还说：

“这次你们真是‘不远千里’越过黄河而来，我们能见面也是因为国共两党合作的缘故。过去我们在‘山上’只看见手工业工人，大城市才有产业工人。我这次见到诸位，是十多年第一次看见铁路工人哩！十多年来我没有坐火车，因为人家说‘不能坐’，我只好上山打游击去。现在事情是弄好了，所以能大打胜仗。”

毛泽东最后说：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他一心一意为无产阶级而奋斗，从不违背无产阶级的利益。今天因为抗日，所以对资本家和地主让一点步，否则，日本帝国主义打不倒。我们要对工人同志讲清楚为什么要停止苏维埃和土地革命。工人的生活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我们一定要解决，但不用以前的方法，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希望同志们了解这些，经过同志们出去宣传鼓动，一道儿把这个事情干好。”

此后，毛泽东又先后给工人代表们讲了5次课。到5月中旬，刘文松和代表们在八路军和群众的热烈欢送中，乘汽车离开延安，在西安改乘火车返回战斗岗位。8月初，由刘文松接任了“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第一战区铁道破坏第一总队”的总队长。

据郑州市政协编辑的《平汉路工人破坏队队史》中说：“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是一支组织严密、有9个分队、最盛时有2000余人的队伍。从1938年到1945年的抗战期间，他们活跃在道清、平汉、同蒲、津浦、陇海、汴新、淮南等7条铁路线上，不断在‘皇军护路队’的封锁圈内炸毁日军铁路和列车，使日军视若‘神经系’的交通线时常中断，运输给养根本无法完成。”

在春夏之交的一个晚上，延安干部子弟学校学生在党校的礼堂里正在上演话剧《弃儿》。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坐在群众中观看演出。当剧中演到一对革命者被国民党军警逮捕时，剧情达到了高潮：寒风中，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在惨淡昏暗的街头奔跑哭喊：“妈妈，妈妈！”小演员演得感情真挚，催人泪下。在场的中央领导和观众都被深深地打动了。撕心裂肺地哭叫着：“妈妈！妈妈！妈妈——”

毛泽东看着舞台上的小女孩，想起自己的3个儿子在杨开慧牺牲后流浪上海，无人照料，也都沦为了弃儿，触景生情，眼窝里溢满了泪花。戏演完了，大幕徐徐落下，剧场里没有一点声音。突然，毛泽东从座位上站起来，冲着台上喊道：

“把后面的那一幕，再演一遍！”

剧场里立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于是，《弃儿》的最后两幕戏又破例重演了一遍。大幕再一次落下，观众以雷鸣般的掌声祝贺演出成功。毛泽东派人把那位小演员叫到身边，抚着她的头，亲切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的爸爸妈妈是谁呀？”

“我叫刘思齐。”小女孩说着，高兴地朝人群中一指：“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毛泽东回头望了望，张文秋和陈振亚赶紧走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便问陈振亚：

“这是你的孩子吗？”

“报告主席，这是烈士刘谦初和张一平的女儿，我只是她的继父。”

当毛泽东知道这个小女孩就是老战友刘谦初的遗腹子时，心情无比激动。他神情异常严肃，指着思奇叮嘱陈振亚：

“刘谦初同志我是认识的，他是一个好同志，可惜牺牲得太早了。这是烈士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好好地教养她。”

说到这里，毛泽东弯下腰笑着对思齐说：

“小姑娘，我做你的干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好不好啊？”

刘思齐看着眼前这位身材魁梧的人，向妈妈爸爸投去了征询的目光，张文秋和陈振亚朝她点了点头。于是，思齐羞羞答答地喊了一声“爸爸”。

毛泽东爽朗地放声大笑，兴致勃勃地说：

“既然是我的女儿了，你就跟我一道，到我家去玩玩，好不好？”

说罢，他牵着小思齐的手，朝杨家岭走去。

不久，张文秋在抗大毕业了，被分配到陈振亚所在的单位工作。此时陈振亚是八路军115师后方留守处政治部主任，张文秋则在政治部主编《生活星期刊》。1938年冬，张文秋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并破例随母姓，叫张少华。　

5月上旬，毛泽东鉴于“党内外都有很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为了“批驳这种观点”（前面加双引号的文字是《毛泽东选集》中的注释语），准备写两部论述抗日战争的军事著作。为此，他来到萧劲光的窑洞里，想借一些书籍作为参考资料。他笑眯眯地说：

“萧劲光，听说你这儿藏有宝贝，借给我看看如何？”

说罢，他的目光便停留在桌子上的一大摞书籍上。萧劲光见毛泽东要借书，就说：

“我这里只有几本旧书。以前是有几本好书，可惜长征时都丢了。”

毛泽东一边“嗯嗯”地应着，一边翻书。他拿起《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两本书，说：

“我想研究一下军事问题，这两本书我拿去看看。”

萧劲光没有吭声。毛泽东看了他一眼，笑着说：

“怎么？舍不得？好小气哟。”

萧劲光有些不好意思，说：

“是有些舍不得，我就这样两本军事书，部队教育还靠它们当拐棍哩。”

“噢，那就也给我当当拐棍吧。借你的，一定要还的，怎么样？”

“主席一定要借，那就借呗。”

毛泽东听出了萧劲光的意思，就笑了，说：

“放心，是借，不会不还的。”

此后，毛泽东就开始撰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军事著作，以此“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前边加双引号的文字系《毛泽东选集》中的注释语）。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全书共分9章：1、为什么提起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2、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3、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4、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5、和正规战争相配合；6、建立根据地；7、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8、向运动战发展；9、指挥关系。

5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就《大公报》上的两篇社论发表了重要意见。

早在4月25日，《大公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就4、5月间进行的鲁南战役评论说：“现时的时局，就是抗战前途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这一战胜利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准决胜的功效。”“全军将士注意！现在就是准决战。”4月26日《大公报》又发表社论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为准决战。因为在日本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

毛泽东反对这种意见，他在常委会上说：

“现在蒋介石与我们的估计都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争（即徐州会战的第三阶段——笔者注）是准决战，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估计，过去也有两种意见。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5月11日下午6时，毛泽东接见了从武汉来到延安的施方白先生。

施方白，1887出生于江苏省启东县北新镇附近一个普通农家，23岁时在上海加入同盟会，参加陈其美为首的讨伐袁世凯活动，事败后流亡日本，进入孙中山创办的浩然军事学社学习，1914年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9年赴南洋群岛槟榔屿主编《光华日报》，反对军阀政府；1921年回国。1926年经季方介绍，他在邓演达主持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1927年曾资助共产党员胡若愚等人脱险，他本人因“跨党分子”罪名被捕，幸得友人救援获释。1929年初，施方白回到家乡担任启东县县长，因同情和支持工农革命而被迫辞职。1930年春，他与邓演达等人发起并正式创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1938年春，施方白在武汉经周恩来、董必武介绍，前来延安访问。与施方白一道来延安的还有一个比他年轻12岁的同乡沈维岳。

沈维岳青年时因家境清贫，在上海崇明师范只读了一年就辍学当了小学教师，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受周恩来、恽代英的影响，倾向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参加北伐，先后任政治宣传员，连指导员、营指导员等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启东。施方白任启东县长时，他担任公安队队长，因掩护共产党员顾南洲被革职。1930年春，沈维岳在上海参加邓演达、施方白组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积极从事反帝反蒋活动。1931年8月，他被捕入狱3个月，后经宋庆龄营救出狱，不久到19路军工作，翌年参加了淞沪抗战，因蒋介石对19路军抗战不积极支持，使他加深了对蒋介石的认识，逐渐向共产党立场转变。抗战爆发后，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

关于这次会见，沈维岳在回忆录《幸福的接见》中是这样记载的：

“那是窑洞外面一所古老的北方式房子，毛主席经常在这儿接见中外来客。我们刚一坐下，警卫员就拿出大前门牌香烟招待我们，毛主席也拿了一支陪客。我们说：

‘到延安来观光，有很多问题要向您请教。’

毛主席笑笑说：

‘你们两位同志远道而来，我们很欢迎呀！你们要谈些什么问题？’

我们先后提了9个问题，都是关于国际形势和抗日救国前途的大题目。毛主席耐心细致地一一解答，分析得明快而精辟，使人万分信服。

接见中，毛主席一面谈话，一面抽烟，抽得很快，一会儿，烟头快烧到手指了。他扔掉烟头，右手伸进衣袋里拿出一支板烟筒来，左手伸到桌上拿着土烟罐头，把土烟装进板烟筒，又到口袋里摸出火柴来点着。警卫员向他送上第二支大前门香烟时，他没接受，只吸自己的板烟。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请毛主席批准我参加抗大学习，他笑笑说：

‘你在黄埔军校学过军事，也打过军阀。’

我说，我想学政治。主席回答：

‘当前最大的政治就是打日本帝国主义嘛！你们的家乡是苏北的大门，和上海一江之隔。你们应该回到家乡，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在敌后坚持抗日战争。我们抗大学生毕业后大都要走这一条路的。’‘共产党的大门是开着的，只要有条件的人都能进来的。你要参加共产党组织，先要准备自己的条件，到条件够了，共产党会派人来找你的。’

毛泽东微笑着为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还指示我们，要组织游击队，配合主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正确道路。告别时，毛主席亲自送到门口，和我们一一握手。”

沈维岳所说的9个问题，是由施方白提出的：“第一点，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了，共产主义革命是否仍要进行？第二点，如果仍要进行的话，是否放弃没收资本，没收土地的政策？第三点，对于三民主义，是否仍按照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执行？还是要把三民主义作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第四点，抗日战争的前途如何？敌强我弱，打败日本的把握在哪里？第五点，战胜日本后，中国的建设道路是什么？第六点，蒋一向反复无常，这一次合作能够到底吗？其保证是什么？第七点，要是蒋介石再叛变，国共再分裂，共产党可以独立担当抗战吗？第八点，现在希特勒气势汹汹，英美一再退让，第二次世界大战会不会打得起来？第九点，如果第2次世界大战打起来，谁胜谁负，现在是否作个估计？”

毛泽东在回答问题时，关于第2次世界大战，他说：

“第2次世界大战事实上已经打起来了啊！”

关于蒋介石的问题，他说：

“蒋靠不住，他要叛变，这同革命的人士没有关系，对他是没有好处的，革命总是要走向胜利的。”

施方白听了毛泽东的谈话，备受鼓舞，当即拿出了早准备好的锦纸，请求题词。毛泽东谦让地说：

“让我想一想，就写几个字吧。”

谈话结束后，施方白非常认真地把毛泽东对他的9个问题的回答作了整理。

5月12日，毛泽东把题写的赠言和他的一张签名照片送给了施方白先生。他在赠言中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他写的是：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才能达到目的。”

后来施方白曾在谈话记录的修正本中这样写道：“我于1938年5月11日18时见毛主席于延安城内，谈话一小时又十余分钟。上项九答记录，有关学术思想，为慎重起见，曾于翌日将原稿送请毛主席修正，此乃修正本也。”

修正后的谈话记录内容如下：

施方白问：抗日胜利的把握如何？假使胜利的话，政治路线有无突变的可能？

毛泽东回答：抗战的必胜，那是确有把握的。你所说的突变，如果指政治进步而言，那我可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施方白问：中国是不是需要社会革命？假使需要的话，是不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后？

毛泽东回答：中国将来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不一定要经过如同西方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中国可能和平地走到社会主义。

施方白问：是不是在抗战胜利后就可进行社会革命？

毛泽东回答：不是，条件还不具备，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不久，毛泽东在第3次接见施方白和沈维岳时，关于施方白的工作问题，他提议说：

“工作地点可以不拘，但应该注意教育事业，尤其要与青年们联系，如遇优秀青年，可介绍到陕公或抗大学习。”

此后，施方白和沈维岳在延安先后听了毛泽东两次报告，还参观了延长煤油矿，两个区人民政府，延安高等法院，几个学校和托儿所及人民医院等。直到5月底，他们二人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延安。

沈维岳在回忆录中说：“在延安观光了10多天，亲耳听到毛主席的教导，亲眼看见边区人民团结抗日的景象，我从内心里感到，共产党是民族的救星和希望。我决心回家乡，组织队伍，在敌后展开游击队。”

后来，施方白介绍了不少进步青年去陕北，为革命输送人才。1946年，施方白转入农工民主党，曾任江苏省农工民主党副主任委员。1970年1月，施方白因病去世，终年84岁。沈维岳则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回到沦陷家乡启东，组织抗日游击队。193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抗战支队第2总队副总队长。1940年新四军东进，他担任苏中第4军分区参谋长，苏中4分区抗日军政干校教育长，海、启、崇行署副主任兼启东县县长。日寇投降后，沈维岳任苏中9分区军政干校副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山东渤海公学教导主任，两广纵队教导总队军教主任，第3野战军训练1团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沈维岳先后在南京、上海、南通担任领导职务，1989年病逝于南通，享年91岁。

再说5月12日，毛泽东到鲁艺讲话，他说：

“我们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是问题。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地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

“文学艺术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提倡什么艺术至上，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眼里根本没有工人、农民。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

5月13日，毛泽东就《大公报》宣传的“准决战”问题，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说：

“《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决不应该看做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

5月15日，毛泽东为“对付蒋介石集团的破坏活动”和“打击”“党内一部分同志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对于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引自《毛泽东选集》注释语），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文采飞扬的《布告》。全文敬录如下：

为布告事：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全国爱国同胞，坚决抗战。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这是中华民族的光明大道，抗日胜利的坚强保障。凡属国人，必须循此前进。我陕甘宁边区军民，服从政府领导，努力救亡事业。凡所实施，光明正大。艰苦奋斗，不敢告劳。全国人民，交口称誉。本府本处，亦惟有激励全区民众，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不许一人不尽其职，一事不利救亡。乃近查边区境内，竟有不顾大局之徒，利用各种方式，或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得的土地房屋，或强迫欠户交还已经废除的债务。或强迫人民改变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或破坏已经建立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民众团体的组织。甚至充当暗探，联络土匪，煽动部队哗变，实行测绘地图，秘密调查情况，公开进行反对边区政府的宣传。上述种种行为，显系违反团结抗日的基本原则，违反边区人民的公意，企图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利益，破坏边区政府的威信，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察其原因，不外有少数顽固分子，不顾民族国家利益，恣意妄为。甚有为日寇所利用，假借名义，作为掩护其阴谋活动的工具。数月以来，各县人民纷纷报告，请求制止，日必数起，应接不暇。本府本处，为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起见，对于上述行为，不得不实行取缔。合亟明白布告如次：

一、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属于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本府本处当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

二、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已经建立及在其后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行改进和发展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及其它民众团体，本府本处当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阴谋破坏之行为。

三、凡属有利抗日救国的事业，本府本处在坚决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下，无不乐于推行。对于善意协助的各界人士，一律表示欢迎。但是凡未经本府或本处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处的证明文件，而从外面进入边区境内停留活动之人，不论其活动的事务属于何项，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

四、当此抗战紧张期间，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的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

右列4条，全边区军民人等一律遵照，不得违背。倘有不法之徒，胆敢阴谋捣乱，本府本处言出法随，勿谓言之不预。切切。此布。

5月的一天，陈先瑞在抗大教室里听完课刚回到住室，就接到了毛泽东派人送来的一封信，只见信上写着：“你那个部队的政委李隆贵带着几百块大洋跑了，请你速回部队处理善后工作。行前来我这里一谈。”陈先瑞不敢怠慢，立刻向毛泽东的住所跑去。毛泽东见他来了，放下手中的文件说：

“别急，坐下来谈。”

他向陈先瑞了解了李隆贵的情况后，严肃地说：

“这个人思想品质不好，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迟早要跌跤子。”

他接着说：

“当前，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所以我们党要同国民党联合抗日。我们是真心同国民党合作的，因为我们要拯救中华民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在国共两党合作期间，国民党顽固派总是千方百计同我们争领导权，争地盘，限制我们的发展。过去那种真枪真炮、面对面地公开地武装斗争少了，他们用武力征服不了我们，就采取另外一种手段，利用吃吃喝喝、金钱美女来拉拢、腐蚀我们队伍中间的意志薄弱者。李隆贵就是被这种手段征服的。你回部队后，要向干部战士讲明当前我们党同国民党联合的目的和斗争的形式，使干部战士对新形势下的斗争的尖锐复杂性有个清醒的认识，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

说罢，他站起身，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嘱托道：

“你们要开一个干部大会，讲讲在统一战线中同敌人斗争的艺术。我们联蒋抗日，这是大局，在联合中有斗争，在斗争中求联合。同国民党斗争，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在政治上一定要站住脚，不能失理。这样我们就会掌握主动，就会得到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也就会充分暴露。”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名义上归蒋介石统一指挥，实际上还是党中央领导和指挥，这一条是不能变的。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国民党授予什么中校、上校，就神气起来了，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了。这些人，如不及早给他敲警钟，就会犯错误，还会出李隆贵一类的事。红军改编，只是形式变了，我们这支军队的性质始终不会变，我们党的总目标也是不会改变的。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实际上也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国民党利用统一战线，变换各种手法来溶共、反共，想慢慢地削弱我们的力量，进而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我们要与他们针锋相对，在统一战线中发展壮大自己，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发动群众，团结抗日，”

说到这，毛泽东用力地挥了一下手：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接下来，他又用很和缓的口气结束了这次谈话：

“我讲的这些道理，通过你要让广大干部战士都明白。这样，部队的工作就好做了。”

陈先瑞告别了毛泽东，马上赶回部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妥善地处理了李隆贵携款逃跑这件事，对干部战士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政治思想教育。

5月中旬，毛泽东继《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后，又开始忙里偷闲加紧撰写另一部重要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他一动笔就连续奋战了7天，每天都坐在窑洞里的书桌旁昼夜不停地写着，一天只休息5个小时左右。夜间，微弱的烛光照着他那苍白的脸，累得他不住地扭腰捶背。

这一天，他已经连续两天没有睡觉了，只吃了很少一点东西，还一个劲地伏在桌子上写，感觉热了，顾不得身上的汗水，只用毛巾擦把脸。笔记本旁边放着一块石头，他的手由于不停地写而酸痛，就握一握那块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实在感觉太累太困的时候，他才叫值班卫士翟作军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躺在椅子上闭目养一会儿神。天傍黑的时候，翟作军走进房间，照例给毛泽东点燃两支蜡烛，在桌子的两头各放1支。半夜时分，毛泽东该吃饭了，翟作军端来炊事员准备好的饭菜，说：

“主席，吃饭吧。你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吃完饭，睡会儿吧。”

“你们先睡吧，我等一会儿再睡。工作没有搞完，睡不着啊。”

毛泽东说着，头也没有抬，手中的笔还在唰唰地写着。翟作军说：

“主席，你身体不大好，像这样熬夜怎么行啊？吃完饭，睡睡吧！”

毛泽东抬起头，看了翟作军一眼，微笑着说：

“好，等一会我就睡。”

约摸过了一顿饭功夫，翟作军回到窑洞收拾碗筷，见毛泽东还在那儿聚精会神地写着，放在桌子上的饭菜竟然动都没动，连一点热气都没有了。他只好把饭菜端回去，放到火上热了热，又送来。他说：

“主席，你吃饭吧，天冷，一会儿又凉了。”

“啊？我还没有吃饭？”毛泽东抬起头，看看眼前的饭菜，好像不大相信，又说：“好，就吃就吃。”

天快亮了，翟作军回到毛泽东屋里去看看，毛泽东还在那里写着呢，饭菜呢，依然是一动没动。

5天以后，密密麻麻地写着那些不受拘束的草体字的稿纸，已经积满了一书桌。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消瘦了许多，颧骨凸了出来，眼睛布满了血丝。在那几天里，每当他起身去吃已不止一次热过的晚饭时，工作人员便视为一个重大胜利。到了第6天，他突然感到头痛并有些晕厥，累得病倒了。医生赶来给他进行诊断，说没有别的病，是累坏了。开了点药，劝他好好休息。毛泽东吃了药，休息没多久就起来了，喝了一杯烧酒，然后坐下来一手托着头，继续写《论持久战》的结尾部分。到了第9天的半夜，他终于完成了这篇长达80个印刷页的论文。他把翟作军叫来，交给翟作军一卷用报纸卷好的卷卷，吩咐说要送到隔着延河的清凉山解放社去。

隔了两三天，解放社送来了校样，毛泽东又不分昼夜反反复复地修改。又过了些日子，解放社给毛泽东送来了一叠书，书皮上赫然印着《论持久战》，他捧着书，脸上露出了微笑。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也曾记述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的一些情况，他是这样写的：“毛主席在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保存有原始的清样稿。清样稿上除了有毛主席用毛笔改的字迹，还有许多地方是用钢笔书写的。在钢笔书写的字迹上，主席又用毛笔再作了些修改。我后来问田家英，主席不是很少用钢笔写字的么？田家英告诉我，那钢笔字是江青同志写的。多年后，我把这事当面向江青提起过。江青跟我说，那篇文章可是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对抗日战争战略、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认真研究的心血结晶啊。主席在那篇文章里所预见的事情后来都被历史证实了。这篇文章对整个的抗日战争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就是在国民党那里产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主席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全神灌注，竭尽了全力的。那时主席很容易发脾气，你不能对他有任何干扰，稍微影响了他的思路，他就会骂你。而平时主席是从来不骂人的。为了集中力量写东西，他连吃饭都是食不知味的，有时刚吃了一口，想起什么来，就马上放下，又去写了。所以饭菜常常是冷了又热，热了又冷。你送东西给他吃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后来江青就想了个办法，把小米粥熬得很薄，把菜切得很碎，放在粥里，让他把饭菜放在嘴边就能喝下去。江青说，有时主席还叫她在办公室门口守着，不让人进来，一些高级干部来了都不见，人家还以为主席是生病了，江青在那里挡着，说主席在写东西，不让任何人打扰，有事找谁找谁去。有时可能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碰到了困难，主席就显得很烦躁，甚至会全身发热，冒汗。她就赶紧拿着毛巾给他擦拭。有时写着写着，手上也发热了，她就设法找来些恒温的凉石头，让他放在手上握着，用来降温。江青说，那时她守在主席边上根本都不敢说话，看到主席写好一段，就赶紧过去帮他抄写整理好，有的地方要按他的指点抄写清楚。”

那个时候，江青虽然还没有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但她常常到毛泽东那里去，本传前面已经讲到了。因此，她对戚本禹叙述的那种情形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戚本禹，山东威海人，1931年出生于上海，曾就读于上海浦东中学、中华理科、南洋模范中学；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1949年7月选入北京中央团校学习；1950年5月4日调入中南海，被安排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任见习秘书；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8年，历任秘书、《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成员、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他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到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当图书管理员，当局强行为他办理了一个“戚文”的身份证，那承想这易名竟成谶语，后来果然以“文”闻名于世。他与关锋商定在文化战线上继续革命，编著了近200个历史人物、计200余万字的《中国历史人物论集》，与关锋等人合作编撰了《中华易学大辞典》、《论语释说与孔子批判》，还出版了他撰写的、与人合作的十几本著作。2016年4月20日7时58分，戚本禹在上海病逝，享年85岁。就在他逝世前一小时，他曾花费了5年时间撰写并抱病审定的《戚本禹回忆录》，由香港友人出版了。

这正是：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清 龚自珍诗）

且说在5月20日，毛泽东看了徐懋庸写给他的一封，徐懋庸在信中说，请求毛泽东接见他。他想谈一谈发生在上海的“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复信给徐懋庸说，愿意同他一谈，但目前较忙，待过几天相约。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

5月21日晚，毛泽东为抗大第4期学员开学题词，他写的是：

“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

5月22日，毛泽东派他的两个秘书培元、华民来找徐懋庸，了解了一下“左联”的情况。

5月23日下午3时许，徐懋庸随着华民来到延安北门内凤凰山麓毛泽东的窑洞里。毛泽东刚午睡起来，感觉比较凉，就披了一件旧棉袄，招呼徐懋庸在办公桌前和他面对面坐下，客气地让徐懋庸抽烟。徐懋庸说不会吸。毛泽东笑笑说：

“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

他自己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又说：

“现在就谈谈吧。”

徐懋庸简单讲了自己的履历，讲了“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争论，他写给鲁迅的信及鲁迅驳斥他的长文，还有事后上海的舆论包括周扬等人对他的态度等等。当徐懋庸说到“我后来基本上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毛泽东把“鲁迅”二字误听为“路线”，马上就问：

“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

徐懋庸解释说：

“我说的是鲁迅，不是路线。”

毛泽东笑着“哦”了一声。徐懋庸接着表示，自己来延安就是要弄清是非的。他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着他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徐懋庸讲完了，毛泽东表态说：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我认为：一、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二、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三、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四、但是你们是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五、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怎么样？你对我的话有什么意见？”

徐懋庸说：

“今天我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道理，非常激动，等回去好好想一想。”

毛泽东关切地问：

“你的工作分配了没有？”

徐懋庸说：

“还没有，在‘文艺界抗敌协会’只是暂住。”

“那么，你到鲁迅艺术学院去工作好么？我们正在叫周扬筹办这个学院。”

“我不想去。”

“你不是搞文艺的么，为什么不想到那里去？”

徐懋庸想了想，说：

“第一，刚才听了你的话，使我知道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懂，过去自以为懂一点，不对了，因此我要去学习，到陕北公学。这是主要的。其次，根据上海的一段经验，我觉得搞文艺的人很多脾气很怪，鲁迅也认为是这样，我不愿意再同搞文艺的人在一起。”

毛泽东笑了笑说：

“你想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很好嘛！那么你到‘抗大’去教哲学好不好？现在抗大的学生很多，搞哲学的只有艾思奇、任白戈、何思敬等几个人，顾不过来，你去也好。”

徐懋庸坚持说：

“我是要到陕北公学重新学习嘛，怎么能去做教师？”

毛泽东说：

“像你这样，一面教一面学习就可以了，何必进陕公学习。就这样好么？”

徐懋庸见毛泽东说得甚是有理，便高兴地答应了。毛泽东立即打电话给“抗大”副校长罗瑞卿，通知他徐懋庸去抗大工作的事。放下电话，他又问徐懋庸：

“你是不是党员？”

徐懋庸说：

“不是的。我在大革命时期就追求党，但‘四一二’政变后，失去机会。后来加入‘左联’，也就是为了想入党。我曾听说，上海‘左翼’组织的干部，本来是可以转党的，但是自从我写信给鲁迅遭到鲁迅公开驳斥以后，我知道的上海的党员也疏远我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但是我是决心要跟着党走的，像鲁迅那样，虽不是党员，却是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我要学习他。”

毛泽东说：

“既要革命，有条件还是入党的好，你也不是没有入党的可能的。这个问题，你可以在‘抗大’的工作中去解决。你还可以找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去谈一谈。但入党要有了解你的党员做介绍人，你有这样的熟人吗？”

徐懋庸说：

“我只知道周扬是党员。”

毛泽东说：

“艾思奇你也是熟悉的嘛，他也是党员，可以去找他。”

5月26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负责人说：

“徐州失守（5月19日国民党军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中主动撤离徐州，向西向南突围。见上一章——笔者注）后，判断敌将以进攻武汉为作战计划之中心。河南将迅入敌手，武汉危急。以为敌置武汉抗日的中心于不顾，而将主力立即转向华北及西北打击游击队及切断中苏交通的估计，是不适当的。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如果欧洲发生战争或重大危机，敌将迅速进攻广东。我们的口号是：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在上述情况下，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目前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大青山脉。”

5月26日下午，毛泽东开始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他的开篇语讲的是“问题的提出”，他说：

“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7月7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么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们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乎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现在好了，抗战10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个总结性的解释。”“因此，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

毛泽东的这个讲演一直持续到6月3日才全部结束。他全面、系统、深刻地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特殊时代以及战争双方的基本条件，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观点，揭示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而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这一客观规律。

他在演讲中提出了抗战必将出现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这一科学预见最终被历史事实所验证，是完全正确的。他在演讲中还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他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非烧死不可。”“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二战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在研究了《论持久战》之后，曾这样说：“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非常好的战略著作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在物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没有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结果，日本被中国的持久战打败了。”

再说5月26日晚，毛泽东给堂兄也是他少年时的塾师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泽东收到毛宇居的来信，信中叙说了家乡及亲友们的情况：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及其外婆周陈轩、舅父周颂年，已通过地下党组织安排回到韶山定居，但生活困苦；毛家亲戚谭季余想到延安找工作；还询问他的侄子毛远耀等在延安的情况。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宇居兄左右：

5月10日信收读。谭季余以不来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而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移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远耀等在此甚好。此复。即颂时绥！

弟 毛泽东 5月26日

1938年6月2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说：

“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口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

6月初，日军进抵开封外围。国民党军队30万人稍作抵抗后，放弃开封，向西溃逃。

6月9日上午，蒋介石闻知开封失守，大吃一惊。这个早年曾4次东渡日本深造并先后毕业于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校的炮兵生、日本陆军第13师团第19联队的士官候补生，为阻止日军西进占领郑州，竟生出了一个馊主意，命令国民党部队在郑州以北花园口和中牟赵口炸开黄河河堤，水淹日军。这一炸可非同小可，瞬间便造成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黄泛区”：豫皖苏3省40余县700多万亩耕地被淹没，89万人民死亡，中原600多万人民挣扎在泽国汪洋之中。

这正是：倭寇铁蹄踏开封，吓煞当年日本士官生。

士官生，头发懵，脚底轻，兀自生出个“水淹七军”计，轰隆隆炸得黄河倾。

休怪俺不得已而为之，俺也是为抗日，为民生。

欲知蒋介石还有什么愚蠢之举？请看本传后面将要叙述的长沙大火满城遭焚之惨状。

东方翁曰：本章前面说到了毛泽东在1938年5月初会见美国情报官卡尔逊时谈到了欧洲局势。卡尔逊说，如果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就会参战。毛泽东则说：“不会。英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如果德国伸向西南，英国就会作战，但他不准备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后来的情况果真如此吗？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吧。就在毛泽东发出这一预言之后不久，极力推行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在1938年9月同法、德、意首脑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签订了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割给德国的“慕尼黑协定”，以此推动德国向苏联进攻，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慕尼黑阴谋”。此后，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9月1日又向波兰发起“闪电式进攻”。9月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但并未组织进攻，出现了前线无战事的“奇怪战争”。1940年4月，德国军队绕过马其诺防线，攻占丹麦、挪威，5月10日至5月28日，攻占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其间在5月13日大举入侵法国，驻防法国的英军这才慌忙从敦刻尔克大撤退，损失惨重。你看，毛泽东不寻常的预言，不仅仅是结果，连方位都说准了。事情还远远不止于此，本传在第二卷中曾经说过，毛泽东早在1919年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的《高兴和沉痛》一文中，发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他说：“我们执因果而看历史，高兴和沉痛，常相关系，不可分开。一方的高兴到了极点，一方的沉痛也必到极点。”“克里孟梭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10年20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说来真是太神奇了，就在1940年6月22日，也就是在巴黎和会上参与分赃活动20年之后，法国被迫在一战结束时德国向其签署投降书的贡比涅车站，向德国签署了投降书。这岂止是大大的头痛，简直是亡国灭种啊！

第32章 1938年6月—

“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

话说1938年6月11日，晋西北120师抽调第715团、独立第4支队和骑兵营一部编成大青山支队，由李井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于9月间进人绥远（今内蒙古）大青山地区，开辟了绥南、绥西和绥中区。

6月15日，毛泽东复电给在武汉的周恩来等人。

此前，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说：日军主力进攻陇海、津浦，山西、平汉及津浦北段较为空虚，提议应抓紧有利时机扩大我军我党的政治影响，鼓励和坚定友军的抗战决心。周恩来在此电中婉转地提出了要八路军配合武汉会战的问题。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周电提议是正确的。”“我上月26日电已大略指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均暂时无法多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目前为配合中央作战，为缩小华北敌之占领地，为发展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

就在6月15日这一天，王明等人在武汉发表长篇文章，主张与日军大战，以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精神保卫武汉，片面强调保卫武汉的重大影响。与王明等人相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6月中旬制定的保卫武汉的作战方针是，要点不在于死守武汉，而在于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6月27日，毛泽东第9次来到陕北公学讲学，专门将《论持久战》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向学生们作了介绍。他还讲到了保卫武汉的问题。

初夏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参加了边区印刷厂工人文艺小组发起组织的文艺晚会。柯仲平在晚会上朗诵他创作于5月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博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他朗诵了一半，感到下面还有很长，怕耽搁毛泽东的时间，就停下来问道：

“还要不要念？”

毛泽东听得正高兴，兴致勃勃地说：

“把它朗诵完吧！”

柯仲平又挥舞着手臂，大声朗诵起来。待柯仲平朗诵完了，毛泽东走到台边，与他亲切握手，赞扬他把工农兵大众作了诗的主人，赞扬他为民歌的吸收融化和形成诗的大众化风格所作的辛勤努力。

晚会结束后，毛泽东把柯仲平的诗稿带回去审阅，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还写出了一个批语：“此诗很好，赶快发表。”

不久，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便破例在第41期、第42期上连载了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

1938年7月1日，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在延安《解放》周刊第43期、44期（合刊）正式刊出。随后，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单行本，封面上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书名和署名；扉页上有毛泽东的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此后，各抗日根据地印发了单行本。1938年7月25日，汉口新华日报馆出版了单行本，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新华日报馆也相继出版了铅印订正本，《论持久战》在国统区正式发行。

7月上旬，就在《解放》周刊刊登《论持久战》之后，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其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尽快刊登《论持久战》，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其分期刊登，王明仍不予理睬。他反对毛泽东对抗日战争3阶段的科学分析。在这年夏天的一首诗中，他是这样写的：“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的心态。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王明也表露了他的心迹：“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该报编辑部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我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7月3日，中共中央接到八路军总部参谋长滕代远转来的彭雪枫、朱理治发自6月9日的报告。彭雪枫、朱理治在报告电文中写道：

“统战工作在豫省开展，程潜、李世璋、戴民权、孙殿英、何基沣及各区行政专员，均与我有联系。豫西之别廷芳在南阳、镇平、内乡、淅川（为我于陇海路断后入陕大道）有武装近10万，已派代表与之见面，别表示只有共产党不逃，将来只有共产党天下。”

毛泽东阅罢报告，即以他和张闻天（化名洛甫）、刘少奇（化名胡服）的名义，复电给彭雪枫、朱理治，全文如下：

雪枫、理治：

来电已收到。你们对游击战争的布置一般同意，但游击战争的发动一般不应过早，须在敌人后方比较空虚的地方发动。对于伏牛山脉须即去建立党与群众工作基础，干部准备在这期抗大毕业生中派400人到河南及安徽北部，惟有游击经验的干部甚少，现正物色中，可派数人来。苏鲁边区郭子化已与山东省委郭洪涛接上头。洪涛现在蒙山建立根据地。以后请将河南游击战争发展情况随时电告。

毛洛胡

7月4日，彭雪枫立即致电毛泽东，报告豫东及南阳的军事情况。他在电文中写道：

毛主席：

1、河南自开封失守之后，各县难民之较先进者，纷纷前来联络以图揭竿而起，甚至团、旅、师长，及今在乡村间之军人，亦前来求得联系，要求指导者甚多。2、宛西之别廷芳在镇平、内乡、淅川，为我陇海路断后入陕之大道，握有极大兵力，单武装即有8万之多。目前曾派人赴内乡与之联络，别认为：（1）敌人一到，只有共产党不走。（2）将来为我党天下。对保卫家乡及前途发展，愿与我们切取联络。又豫东之西华民众运动，做得极好，男女老幼均有组织，一声呼唤，即可集合武装力量之脱离生产者约计7000人，枪支弹药齐全，并在我党绝对领导控制之下。又如遂平三区一个学校武装数百人，均在我党领导之下；舞阳县青年救国会约3000人，南召武装3000人，杞县1000人，均在我党领导之下。另外各县之零碎武装以统一战线关系及同情于我之武装力量，均不在内。3、形势现已好转，惟所缺者军事政治干部，各地前来要干部者日内数起，无法应付。根据晋冀经验，各地武装之发展壮大为我党干部领导之力。我党对中原前途应加以重视，必须派来大批有经验之团营连各级军事政治干部，方能应付目前局面。4、抗大学生毕业来时，请另送一个保卫局干部，即来工作为要。

彭雪枫

7月4日这一天，柯仲平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筹建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正式成立。民众剧团是在延安师范学校“乡土剧团”和延安“群众业余剧团”基础上，经过调整、充实组建起来的，由柯仲平任团长，刘克礼任副团长，张季纯、马健翎任剧务主任，隶属于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剧团的团旗上绣着8个大字：“大众艺术野战兵团”。剧团团歌的歌词中有这样两句话：

“你们从哪搭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搭去？到老百姓中去。”

剧团演出舞台两边的对联是：

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

明白世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

横批是：“团结抗战”

这个剧团仅仅是靠着几十元钱起家的。剧团成立后，没有汽灯、幕布，甚至没有必不可少的舞台道具。柯仲平为筹措经费，四处奔波。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纷纷相助，毛泽东拿出300元，买了毛驴、汽灯等；周恩来、博古从蒋管区回来，每人给剧团50元法币；陈云送了一台小电动机；贺龙从晋西北回来，不仅给了70元法币，还托刘白羽、林山从山西前线带回一批缴获日军的军用物品如钢盔、皮鞋、军刀、军大衣等等，赠给剧团做道具；张鼎丞也送了许多战利品。后来，民众剧团常年坚持在陕甘宁边区巡回演出，颇受陕北人民欢迎。

7月5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根据王明的意见，在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署名为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名中共方面参政员的《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意见》中说：

“我们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诚恳地愿意在参政会内与国民党和其他各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的国民参政员同志们亲密地携手和共同的努力，以期能友好和睦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法与实施方案，以便能够有效地打击与战胜日寇，并奠定使中华民国走向独立、自由、幸福的新国家的基础。”

《意见》中还说：国民参政会在产生方法和职权规定上还不是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它的召开显示着，团结全国抗战力量和走向民主化初步开端的作用与意义。《意见》提出，在参政会内应讨论怎样“动员军力人力财力物力来保卫我们军事政治经济交通中心的大武汉”，并就如何保证最低限度的人民生活的改善，如何确保各党派和人民的合法权利，普遍组织民众、扩大民主和改革政治机构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这一天，毛泽东在延安致电国民参政会，称因病不能到会，向国民参政会进3言：“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

7月6日，第一届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开幕。

参加参政会第一次会议的全国知名人士有：张伯苓、王造时、黄炎培、史良、邹韬奋、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许德珩、杜重远、王云五、谭平山、梁漱溟等100余人。

中共方面参政员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了会议。

王明在会上领衔提出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号召全国军民积极帮助政府，为全部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努力奋斗。同时希望国民政府尽快根据该纲领制定具体详明的实施办法。全体参政员起立鼓掌，通过了这一提案。

7月7日上午，延安各界召开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向抗日阵亡将士献的挽词是“抗战到底，浩气长存”8个大字。他在哀乐声中为死难者敬献了花圈，并在大雨中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

下午安排的是文艺演出，地点在延安钟楼东边原巡抚衙门旧址。

此前，延安组织“抗战戏剧节”。“鲁艺”一连排练了3个现代戏：新编京剧《松花江》、3幕话剧《流寇队长》、由丁里主演的3幕歌剧《农村曲》。据“鲁艺”戏剧系第一期学员张颖回忆说：排练《流寇队长》时，江青主动挑选一个绰号“大红鞋”的农村暗娼角色。《松花江》是根据传统京剧《打渔杀家》唱腔，填写现代生活内容的旧戏新唱，称得上是现代革命京剧的滥觞。江青扮演女主角桂英，阿甲扮演配角老父亲萧恩。彩排那天，康生来看戏，大加赞扬，并表示正式演出时，他要请毛泽东来看，江青十分高兴。

这天下午，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演出。最后的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新编京剧《松花江》。

《松花江》成功地将抗战的时代内容与民族传统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穿着渔民、农民当时通常的服装来表现抗战生活，故事的结构和唱腔板式则套用《打渔杀家》的，内容和人物塑造及其身段动作尽可能求其比较合乎现实生活，而又保持京剧的特点。演出时，戏中所表现的群众遭受惨祸的情景以及人民的抗日情绪，把旧形式和新内容的矛盾冲淡了，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参加演出的阿甲由此感叹，“想不到在‘五四’时期被否定了的京戏，竟在抗战的革命圣地延安复兴起来。”这次成功的艺术尝试，正暗合了毛泽东随后在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主张“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据翟林椿回忆说：“江青扮演的萧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演出结束后，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领导们和广大观众致谢。之后，江青和演员们回到后台卸妆。临时化妆室是一间残破的小屋，点着一盏汽灯。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的谈着。”

马社香也记载说：“2002年我曾采访过一个警卫员赵登本，黄麻起义老红军。抗战初期他在中央警卫连工作，他清楚地记得延安纪念抗战一周年时召开过一次庆祝会，毛主席也来了。江青表演京剧折子戏后，拿出一个小本请毛主席签名题字。毛主席点点头，签了名。没感觉有什么亲密关系。”

此后，毛泽东在延安机关合作社宴请了参加演出的鲁艺师生。

7月中旬，王淑兰的养子毛华初和孙子文、毛泽普、沈宁、胡觉民及其6岁的女儿毛海英等人从韶山来到了延安。

此前，王淑兰把毛华初送到大路旁，对他说：见到毛泽东“要叫他大伯，要给他鞠躬。”毛华初他们通过八路军办事处，经长沙、武汉、西安，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毛华初非常渴望尽快见到伯伯毛泽东。

毛泽东居住的院子里整齐清洁，中间有几棵碗口粗的枣树，靠山是一排4孔石窑洞，他只住了两孔窑洞，外间是会客室，里间用一块蓝布帘从中间隔开，分别作为办公室和寝室。寝室里架了一张单人床，铺盖和战士们一样，是粗布被面。外边的办公室也十分简陋，谈不上有什么陈设，只在靠窗户的地方放了一张又长又宽的大桌子，上面堆满了公文和书信。靠蓝布帘的外端，摆了一张长凳做洗脸架，上面放着两个盆。

毛华初由族兄毛慎仪领着，在会客室里见到了毛泽东。他打量着眼前这位从未见过面的伯父，只见他穿着一套和战士一样的灰色军装，戴着一顶已经摘去了五星的八角红军帽，身体显得很单薄，脸也有点黄，眼窝有些凹陷，但他的精神充沛，两眼炯炯有神。毛华初没想到伯伯当了这么大的官，住的穿的还是这么普普通通。他激动地站在伯伯面前，遵照妈妈的嘱咐，喊了一声：“伯伯”，又毕恭毕敬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毛泽东微笑着走过来，用手摸了摸侄儿的头，端详了一会儿，说：

“你这么小也来了。还是回去吧。”

毛华初听伯伯如此说，信以为真，顿时急了，说：

“妈妈说这里有书读，妈妈还要我问您好。”

毛泽东笑着说：

“这里是有书读，但敌人不让我们平平安安的读书。还要打仗，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随时可能来轰炸延安，要躲飞机，要跑路。这里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和窝窝头，还要背柴背米，又不发饷，你能吃得消吗？要做好思想准备啰。”

毛华初毫不犹豫地说：

“我不怕苦，我讨过米，跟妈妈坐过牢，又给地主放过牛，砍过柴，什么苦都吃过。这些苦我吃得消。”

毛泽东风趣地说：

“哟！原来你吃过苦，那就打收条吧。”

毛泽东见毛华初高兴了，又说道：

“不过，要记着，你过去吃的是旧社会的苦，地主压迫农民的苦，那是阶级苦。从今天起，你就要为革命吃苦了，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吃苦了。你要知道，革命是一件艰难的苦差事，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取得胜利。你今后学习也好，将来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先。一个革命队伍的同志，能够做到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是一种美德，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你要学会为革命而吃苦。”

毛泽普说：

“湖南还有许多进步青年向往延安，想来投奔延安。”

毛泽普比毛泽东小26岁，是毛泽东堂伯父兼塾师毛麓钟的儿子。他在1岁时父亲就死了，是母亲把他拉扯大，又供他读完了中学，是韶山冲少有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见他这么说，便笑道：

“无湘不成军嘛！干革命要过两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些人经不起考验，就离开了革命队伍。”

他又兴致勃勃地问道：

“韶山到延安来的人不少，一共来了几批？”

“大概有3批。”胡觉民说：“不过，中间可能还有人来过延安。”

毛泽东说：

“你数给我听听，来了那些人？”

胡觉民掰着手指算道：

“第一批到延安的是远耀、远翥、泽全叔、泽青叔。第二批是远志、慎仪和章淼洪。第三批就是我和泽普叔、华初、沈宁。一共是11个人。另外，韶山还有一些人想要来。”

毛泽东笑着说：

“他们都来了，都是毛家人，那我来当这个族长吧。”

客人们见毛泽东还是这么风趣，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又说：

“你们来了，我表示欢迎。不过，延安条件艰苦，一要吃小米，二要住窑洞，三要背柴背米，还没有薪水，没有官兵等级之分，上至总司令，下至伙夫，都是一样的待遇。到延安了，只有一心一意干革命，为人民服务。去年，谭天民烈士的父亲谭季余先生，搭宇居大哥的信，要来延安过年。我的表哥文运昌，又写信给我要到延安谋职。我都劝他们不要来，他们家累重，不能瞻顾，免得耽误他们。”

毛泽东又向胡觉民、毛泽普问起家乡的情况，询问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成员毛福轩、毛新梅、庞叔侃烈士牺牲后其家属们的情况。当他得知家属们遭受迫害生活极为困难时，当即吩咐秘书给毛福轩的父亲毛俊明寄去400大洋。

后来，毛泽普、毛华初被编入抗大学员班学习。毛泽普后来转到马列学院学习。毛华初毕业后被分配到机要部门工作。

7月20日，白求恩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在晋察冀的工作情况，提出了设立一个正规的后方医院的建议。毛泽东看了电文后，给聂荣臻发了一封电报，指示说：

“请每月付白求恩100元。白求恩报告称松岩口医院需款，请令照其计划执行。同意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顾问，对其意见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请视伤员需要，斟酌办理。”

聂荣臻向白求恩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白求恩非常高兴地说：

“我感到无上的光荣。我现在的职务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白求恩谢绝了每月给他100元的津贴费。聂荣臻劝他接受毛泽东的一片好意，他却说：

“我从延安来，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津贴都很少，八路军的官兵每天只有几分钱菜金。我愿意过中国革命队伍里普通士兵的生活。”

白求恩在给毛泽东的复电中说：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我谢绝每月100元生活补贴。军区已提供我衣食需要，我不需要钱。请将这笔钱用于前线更需要的地方。我本人若需少数款项，当随时向此间司令部支取。”

后来在8月21日，白求恩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做了一整天手术，确实很累。共10例，其中5例很严重。”“我从早晨5点半直到晚上9点，每分钟都有重要工作。”“我确实累了，但我好长时间没有这样高兴了。我很满意，我正在做我想做的事。为什么不该高兴呢？”

且说7月28日，八路军总卫生部部长姜齐贤在与毛泽东、林伯渠等一起聊天时，倾吐心事说，今乃家母70大寿之日，当此国难当头之际，无法回家为老人家祝寿，深感内疚。

姜齐贤，字竹林，1905年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神童镇，1925年夏毕业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护士班，投奔湘军，被分配在第3师12团1营当军医，后投奔国民革命军，曾任第9师中校军医，1931年在江西被俘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任红一军团卫生部部长。

姜齐贤说，母亲姓刘，共生育了7个孩子，姜齐贤最小，7个孩子个个都是读书人。母亲教育后人说，对穷人要有仁爱之心。她从不嫌贫爱富，常常把拖儿带女讨饭的人请进家里，用煎鸡蛋炒饭给他们吃。姜母也很严厉，家里任何人都不允许打牌、赌博，如果有谁胆敢破例，就罚他跪在祖宗牌位前悔过认错。后来，姜齐贤和3个兄弟参加了革命。他参军后就一直没有与家人联系上。国共合作后，姜齐贤到武汉开会，照片登在报纸上被姜齐贤的五哥看到了，写信告诉老太太说：“老七没有死，他已经去了延安。”姜母让五哥写了一封信，叮嘱姜齐贤：“好好干革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毛泽东非常尊敬这位饱经风霜的革命母亲，便叫身边工作人员找来一块红绸布，托林伯渠代笔，在这块红绸上写了“国之贤母”4个颜体大字，然后自己亲笔在右上方书写：“姜母刘太夫人七十寿辰志庆”，在左下方署名：“毛泽东敬祝”。

1938年8月1日，毛泽东应邀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举行的建军节纪念活动。会餐时，和他同席的有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还有徐懋庸。毛泽东问徐懋庸：

“你结婚了没有？”

徐懋庸回答说：

“已经结婚了，还有了儿女呢。”

“你爱人现在哪里？”

“在浙江黄岩。”

“哦，”毛泽东笑着说：“牛郎织女嘛！那么最好把他们接到延安来。”

徐懋庸摇摇头，说：

“太不容易了。”

毛泽东对滕代远说：

“这件事，你想想办法吧。”

“可以办到。”滕代远说罢，转向徐懋庸，嘱咐他：“你开个地址，再给你爱人写封信，我们通过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办事处去接。”

过了两天，滕代远见徐懋庸还没有回音，就派通讯员去把地址和信要了来。

就在这8月间，徐懋庸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由艾思奇和张庚做为介绍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的妻子刘蕴文在内侄刘仁德陪同下，带着两个儿子执提、执模于10月间来到了延安。

8月6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在武汉的王明、周恩来等人，电文中写道：

“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因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再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之不满，投降派和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请加注意为盼。”

8月9日晚，毛泽东在欧阳平送来的一张自己在抗大作报告时的照片背面，应欧阳平之请求，用毛笔写上了“奋斗到底”4个苍劲有力的字，落款署名：毛泽东，1938年8月9日。尔后，他让警卫员送回给欧阳平。

说起欧阳平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还是在7、8月之交的时候。那时候，担任抗大6大队（又名八路军随营学校）政治教员的欧阳平，随队由洛川开到延安，参加抗大学生毕业典礼。到延安住下后，大队政治部主任张正光邀他一起去见毛泽东。欧阳平说：

“毛主席这么忙，会接见我们吗？”

张正光说：

“毛主席特别喜欢青年人到他那里去聊天，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去他那里，不论是部队来的学员，还是国统区、沦陷区来的学生，只要通过报告，他都会让你进去。”

欧阳平闻听此言，满心欢喜，便随着张正光来到延安凤凰山下毛泽东住的窑洞前，经值班警卫员通报，果然得到应允，他们向毛泽东敬礼问好。毛泽东和大家一样穿着灰军装，和蔼可亲，招呼他们坐在板凳上，叫警卫员沏茶，又给每人递过一支烟，一一问过他们的姓名和职务，问他们伙食怎样，每人每天吃几钱油，能不能吃上肉，能不能吃饱饭。欧阳平告诉毛泽东，自己是兴国人。毛泽东兴奋地说：

“噢，你是兴国老表，兴国我去过好几次。你们那里的米粉鱼又辣又香呢，味道好极了。”

他又问欧阳平读过几年书，现在当政治教员讲些什么课。欧阳平不好意思地告诉毛泽东，因家里穷，自己只念过两年书，参加红军后，在红军学校读过书，拿到了毕业证，就留在红军学校当教员。现在在抗大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是现炒现卖。现在的学生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讲课比过去更难了。毛泽东鼓励他说：

“你敢给知识分子上课，你可算工农干部知识化了呀。你们都很年轻，要努力学习文化。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学习文化知识，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军事知识，你们应该起模范作用。”

不知不觉间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欧阳平、张正光起身告辞。毛泽东把他们送到门口，亲切地嘱咐说：

“以后要来可以来，路远写信来也行。”

几天后，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到干部学习理论时，提出工农干部要知识化的号召。他还以欧阳平为例，说明工农干部知识化是能够做到的。

到了8月上旬，八路军总政治部有名会摄影的学员把毛泽东在抗大作报告时的一张照片赠给了欧阳平。欧阳平把这张照片送给毛泽东，请他题词。两天后欧阳平就收到了前边所说的毛泽东在8月9日送回给他的签名照片。

后来在1939年春，在晋东南抗大一分校工作的欧阳平，又托人捎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两个月后，八路军总兵站张令彬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转给欧阳平。毛泽东在信中除了勉励欧阳平安心工作外，还答应推荐他去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11月，欧阳平便接到了去延安马列主义学院读书的通知。12月，他到了延安，住在宝塔山下总后招待所，又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接见。毛泽东接见了他并请他吃羊肉炖土豆、豆腐炒白菜，详细询问他所率领的战地工作团的工作情况。

且说8月间，徐海东在前线患肺病吐血。毛泽东电令他回延安疗养。徐海东回到延安见到毛泽东第一句话就说：

“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毛泽东安慰道：

“你要好好养病，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养好病可以更好地参加抗战嘛！”

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为防止和惩治行政机关、武装部队和公营企业中的贪污现象，制定并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共9条：

第一条 边区所属之行政机关武装部队及公营企业之人员犯本条例之罪者，依本条例处断。凡群众组织及社会公益事务团体之人员犯本条例之罪，经所属团体控告者，亦依本条例处理。

第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以贪污论罪。

一、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二、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三、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四、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五、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六、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七、违法收募税捐者；八、仿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九、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十、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

第三条 犯第二条之罪者，以其数目之多少，及发生影响之大小，依下列之规定惩治之：一、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之有期徒刑；二、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之有期徒刑；三、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至3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四、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苦役。

第四条 前第三条之未遂罪罚之。

第五条 犯本条例之罪，除依照第三条之规定处罚外，应追缴其贪污所得之财物，如属于私人者，视其性质，分别发还受害人全部或一部分，无法追缴时,没收犯罪人财产抵偿。

第六条 犯本条例之罪，于发觉前自首者，除依第五条之规定令其缴出所得财物外，得减轻或免除其处罚。

第七条 犯本条例之罪者，由地方法庭审判，呈边区高等法院核准后执行之。

第八条 本条例解释之权属于边区政府。

第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了非常精彩的演讲，全文如下，以飨读者：

同志们，说了很久要来讲话，但回回没有来得成，很对不住。今天讲3个问题。第一，当学生；第二，当先生；第三，当战争领导者。

同志们现在都是学生，又何必来讲当学生呢？况且有一部分同志快毕业了，毕了业就不是学生，其他的同志也等不了多久就毕业，为什么还要说当学生呢？岂是学生要永远当下去吗？ 我说对的，学生要当一百年。什么道理呢？又是怎样讲呢？因为同志们快毕业了，其他的几个月以后也要毕业了，所以来对这个问题贡献点意见。

党校是学校，住在这里就是当学生。出了党校门是否学生就当完了呢？有人说是的，毕业了。我反对，我说不毕业，但文凭还是赞成发，毕业典礼也赞成举行，这是毕业又不毕业。毕业告一段落，毕业后还要大学特学。无论进了党校、抗大、陕公，外面的中学、大学，都是一个人，尤其是革命的人、一个共产党员的开门。学校生活是一种开门性质，把门打开是想进房子去。进了房子，事情就多得很，在里面吃饭、睡觉、做工作，可以住上十年、几十年。外面的大学三四年，此地的学校几个月，都是开门。真正要研究东西，不是在学校，学校只算一张门，房子是中华民国，那里头才有多一点、深一点的学问供你研究。

现在讲门与房子的关系，不开门就不能进房子，叫做关门主义。强盗进房子，不得其门而入就要窬墙，小偷就打一个洞开扇小门，总而言之要开门。学校虽只几个月，但学了一个方法，除了方法以外，还有什么没有？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党校所学的是马列主义的方法、革命的方法、群众工作的方法、党的工作方法。如同下河游泳，必须先学如何游法，但还不算大游泳家，必须要真的下河游一游。如果游到中间，掉下去了，就不算好角色，是进门就呜呼。我们学的方法是为了战争，就要到各个战场上去做工作，在工作中取得胜利，才算好角色，但这张门的打开是要紧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的第一。

第二，如果活一百岁，今年20岁，那还有80年学生可当。学校以外所学的比学校学的多得多。学校所学的只是两手的一个指头，校外学的却有几个指头。不但如此，孙中山先生是学生，学的是医；他学了三民主义没有？一点也没有学。他学了中国革命方针、方法、政策没有？一点也没有。但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袖，他的一套不是从学校来的，而是在外面的大学校学的。小党校在这里，其余如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等都是大党校。如果周游列国，到了英国、美国、法国，那里也成了大党校，大党校者地球也。假使说党校在延安东10里，这话对又不对。对的是小党校在此，的确在此；不对的是大党校在全地球，那里面的东西多得很，天文地理等等之类，学之不尽，取之不竭。学到100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可能说“我已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呢？据说是50万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二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所以党校学生不可自称老爷，我们出去，要时常带着学习的态度。学校学习是第一章，以后要不断地学下去，活到老，学到老。每到一处，不要宣布自己是大老爷，要宣布自己是学生，老老实实问一问情形，地形路途，东南西北，苛捐杂税，贫农，富农，男男女女都查个清楚。从前怎样，某年怎样，如何发展，弄个明白。在党校就把党校弄个清楚，党校历史怎样等等；出去当县委区委，首先至少把一县一区查一查清楚。不要乱下命令，更不要你的命令别人做不到立即加以处罚，不弄清情形而乱下命令是要不得的。譬如开批评会开展斗争，说某人是机会主义，但如果不把他历史的、全面的弄个清楚，他不会接受你的批评。弄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隔靴抓痒是没有用的，原因在于没有抓到痒处。解决问题也要抓住其要点才行，如说打日本如何打法，种种理论如亡国论、速胜论等都没有抓到痒处，持久战才多多少少抓住了一些。你们出去无论打游击，做党的工作，群众工作，不管对象是谁，都要找清他的底子。试问是否可以看看《列宁主义概论》？一面做工作，晚上看两页书，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书本以外的东西也要研究。所以书本上的与非书本上的都是可学的与应学的，而没写字的是大学校。在党校学了一个方法，出了学校还是学习，在实际斗争中，在工作中，尤其要老老实实当学生。

我们在学校学了马克思主义，已经比孙中山还强些。讲到马克思，他有没有在学校学了马克思主义呢？据我所知，他不但没有学，并且相反，他学了反马克思主义。他的先生黑格尔是唯心论，马克思是唯物论，他们两个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是在学校外面学的，是在德国、法国等处看书、看事而学的。所看的事，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打仗，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和英国劳工运动，并且学了中国革命。后来写了许多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太上老君、开山老祖。他的法宝可使资产阶级头痛，法宝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学校外面创造出来的。列宁也是在校外创造了列宁主义。中国也可以有列宁、马克思，党校七百人中间出一二十个马克思，并不稀奇。

你们在学校已经学了马克思主义，将来继续学习，向工人学，向农民学，向知识分子学。还要向资本家学，就是研究资本家如何剥削的一套；还要向土豪劣绅学习，他们的鬼鬼怪怪要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能富，为什么能讨小老婆；还要向日本帝国主义学，为什么他有强大的飞机大炮，他的战略战术如何，政治情况又如何等等，同时打仗一定要了解他的情况，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要向自己学，如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资本家等中国人，知彼就要知道帝国主义。我们要最后胜利，如不知己知彼，就不可能。知己知彼就得学习，随时随地当学生。很多好同志有学习的精神，不把自己作为了不起，没有说学了游击战、社会科学等等就满足，党校没有这样自大的作风。但也有少数人以为自己地下全知，天上一半，不肯老老实实了解客观情形，把这情形研究一下，再想个办法，施之于事，就是不肯采纳由外到里、由里到外打倒日本的办法。我所说的就是要学这个办法，这就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中国有些古人也讲这话，如孙武子。这是第一个问题，在学校学习等于开张门，出去后要大规模的学习，第二种学习就是大党校，你们能这样，我们就放心了，不会犯大错误了。如果不用这个办法，不先了解客观情况之后经过考虑再下命令，一定很危险，我想党校同志们是有这样的意识。

第二个问题是当先生。当学生又当先生，岂不怪哉？一点也不怪，就是这样。当先生的除了学校教员外，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都有责任，在做事中间要当先生，也就是当学生同时当先生，每一个人有责任教育别人。我们中国人很多，四万万五千万，但这些人懂得不很多，什么团结抗日，什么民主政权，什么民生幸福，持久战，游击战，运动战，什么天地人和，一二三四，赵钱孙李，等等懂得很少。所以教识字的是先生，中学大学教书的是先生。我们还要放宽些，出去开学校，不用钱，房顶是天、房底是地，开露天大学，但这不是叫每个人都去当学校教员，而是说无论做支部书记、县委区委、青年救国会、自卫军、少先队、农民会、工会、妇女工作、游击队、新闻记者，你所知道的就当先生，不知道的就当学生，学了然后再去教育他们。马克思就是这样，从无产阶级学习了，又去教无产阶级。他的先生有几百万工人，工人觉得冷，觉得饿，都教育了他，工人打机器，也教育了他。后来工人懂得剥削者是谁而不打机器了，要怪机器所有者资本家了，于是工人打资本家，这些都教了马克思，造成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再去教工人。你们也如此，要从老百姓处学习，造成你们的东西，再去教老百姓，不断地教老百姓。团结干部也是如此，一定不怕麻烦地教他们。从前有个好教员孔夫子，他慢慢地来，弄清了学生脾气，使学生都喜欢，然后好好地教他们，所谓“循循善诱”。他又学而不厌，随时当学生。如果你们有人会学得厌，就不如他了。孔夫子还有一件事，当先生不打盹睡，所谓诲人不倦。你们出去无论做什么工作，也要不打盹睡，如果倦了，要用钻股法刺一下。总而言之，要好好地弄清楚，不要不耐烦。如果每人能诲人不倦，不倦地教育人家，团结干部，则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团结起来，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先提高了干部水平，继则人民水平都提高了。同志们要肯去讲，肯去说，有台就演讲，不要害羞，不会说就练习演说。有机会不演讲，有谈话机会不谈话，就不是共产党员。大家要有积极的教育人家的精神，就是当先生。

因为同志们不久要出去做各种工作，无论做城市工作、乡村工作、军事工作、政治工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我都要同志们抱这样态度。但如果宣布“我做先生”，那就坏了，群众都会慢慢地脱离你，最后剩下你一个。这就是不要摆架子，先生架子摆不得，有点臭气，摆老资格是件坏事，“老子二万五千里”就是摆资格，使人讨厌。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我提倡当先生，但又反对当先生，所反对的是自称先生。同志们都不要摆臭架子，就是要恭恭敬敬，客客气气，才和人讲得通，你的心和人家的心相通起来。无论是群众、父母、朋友或最亲爱的，都要把心打通，不要架子。每人都要有教育人家的精神，都要有提高干部水平的责任，要说到舌子烂，喉子干，就是说要肯讲肯说，多讲多说，不倦地讲，不倦地说，有当先生的精神，但没有先生架子。

第三个问题是当战争领导者。也许有人说“要我去当排长，我尚未学会，我不去”。不是如此。党校同志大多数不去当排长或师长军长，但又不一定不当。我就当过师长，在井冈山当了一回。我既未进过党校，也未进过军校，逼上梁山，不得不当，何况你们进过党校，当过学生自卫军呢？如果一逼，还是不得不当。但党校毕业生还是不当师长的多，而要去做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那么如何说战争领导者呢？现在战争参加者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如果共产党员不懂得战争的道理，不懂如何指挥，就当不成功战争的领导者，所以今天来讲一讲。

在中国今天干革命，离开了战争就不行。第一，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第二，这种国家的革命任务是要独立要自由。半殖民地是不独立、半不自由，半封建是不自由。中国既然是不独立不自由的国家，换句话说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以就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换句话就是要独立要自由。第三，用什么方法来达到独立自由，完成这政治口号，做到对外独立、对内自由呢？方法多得很，党的工作、工会农会、组织政府、分配土地、办报纸、办学校，各种方法，各种方式，但战争是与敌人斗争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说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以历史看，鸦片战争是战争，太平天国是战争，辛亥革命是战争，北伐是战争，10年苏维埃是战争，今天抗日又是战争。在中国谋独立和自由，废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主要手段是战争。国民党一路干战争，共产党也干过战争3回，第一回北伐，第二回红军， 第三回抗日。因此不论做哪一项工作，都要管战争，要和战争配合。现在有一批同志到山东去干党的工作，他们除了和游击队配合以外，还有什么办法？不然只有走，或者坐监。在山东做党的工作，离不开游击队、抗日自卫队、少年先锋队。山东的梭镖很长，日本兵很怕，因为这也是武器，也是军事，也是战争。如果有步枪，那就更好，所以大家要研究战争。党校同志对战争是门外汉，这句话相当对，又不完全对。同志们未进过抗大，但可以进一进，如果不进，学学旧戏里进门的办法，两手一张，不消一个钟，也就进了去。这就是说只要有决心。研究书籍也好，到了泰山就向老百姓研究一下、调查一下，就会有办法，就会组织队伍。115师副师长聂荣臻同志从前是第1军团的政治委员，现在是五台山的军事总指挥，他就是用两手一张、一步进门的办法学了战争，陕北许多人民也都是这样来的。西班牙有许多军长、师长、团长也是如此，昨天在挖煤，帝国主义侵略来了，就爬出洞来去当兵，当兵有了经验，就升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到军长，这些人都未进过军事学校。中国的徐海东、贺龙也是好例子。军事不用学，将来都可当军长，只要你肯干。连这也是逼上梁山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离武汉不远，如果武汉一失，日本帝国主义的胃口不吃则已，一吃便想再吃，他还要西安、广州、南昌，中国只剩下峨眉山。如果大家到峨眉山去当和尚，我就不赞成，你们也不赞成。但那些日本占领了的地方，除了武装，除了战争，还有什么办法呢？不干战争，如何做工作，如何办农会工会，如何办学校呢？上海、平津等地的工作要做，但是第二位，只能偷偷摸摸，小声讲话。党的主要工作要放在战区，用战争方式来扩大游击区，来挤日本。朝东一挤，挤到平汉线； 朝西一挤，挤到同蒲路；南到正太，北到平绥，中间五台山就属于我。挤得日本兵怕八路军，只剩下平汉线一条。不但挤白天，而且挤晚上，铁路在晚上就归我。其次一挤，挤到北平城，弄得火也熄了，城门紧闭。用这方法挤日本，扩大抗日政权，消灭汉奸统治，扩大党，扩大党的威信，组织游击队、自卫军、工会、农会，再加上外国的援助，日本内部的反对，使帝国主义的路断了。马克思算得好，说帝国主义要死，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在中国抗日政权的建立、国际的援助中国和日本国内的叛乱之下而死的。于是中国的独立自由到手，开个庆祝会，党校学生散到全国各地，到那一天大家都庆祝。战争没有困难，想做就有。女同志又怎样呢，八路军不要就不干战争吗？也不！中国从前有穆桂英、樊梨花，将来中国还要产生许多女战士、抗日的女英雄。这是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问题越讲越大，要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再有没有？没有了。如果再要有点，还是没有了。我还要到党校来，将来有机会可再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8月间的一天，毛泽东派江青代表他去医院看望陈士榘。这时，江青已经从鲁艺调到了中央军委办公室，担任军委主席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正式加入了军籍，成为人民军队中的一员。

陈士榘是在3月份的晋西午城井沟战役中身上9处负伤，左耳膜被震破，成了聋子，在8月份刚刚从前线回到延安拐峁野战军医院疗养。毛泽东让江青带去了一封慰问信和200元钱。

此时的江青在延安的女青年中还是比较出众的。她个子高挑，皮肤白皙，腰肢苗条，头发乌黑浓密。头上有时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刘海，有时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在肩上，有时梳着两条大辫子，戴上一顶薄薄的灰色军帽，帽顶推向后面，使不太高的前额全部显露出来。她眉毛如柳叶，不浓不淡，鼻子挺秀，抿着稍大的嘴巴，那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时时流露出欣喜的光芒。

江青不但能写文章，字也写得好，特别是楷书写得好。她还会剪裁，自己动手做衣服，做出来的衣服很漂亮。她又会织毛衣，能织出各色各种花样的毛衣。江青还比较注意和群众的关系，她常常给工作人员剪剪头发，教教女青年针线活，给警卫员们讲一些科学文化知识。江青的另一面也与众不同，学会骑马以后，反而喜欢上了烈性马，马越凶她越爱骑。

1938年9月初的一天下午，何其芳与沙汀、卞之琳穿着新发的灰布制服，一起应毛泽东之邀，来到凤凰山下两间石头窑洞前。

何其芳，1912年2月5日出生于重庆万州，1929年到上海入中国公学预科学习，1931—193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任教。他早期的作品有《汉园集》、《夜歌》、《预言》、《夜歌与白天的歌》等。抗战爆发后，何其芳回到老家万州任教，一面继续写作诗歌、散文、杂文等。1938年8月底，他与沙汀、卞之琳从成都到了延安，暂住在西北旅社。

且说毛泽东身着蓝布制服，正坐在一张质地粗糙且没有油漆过的小木桌前看书。警卫员将何其芳3人领进屋内，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站起来和大家一一握手，微笑着说：

“欢迎你们到延安来！”

何其芳说：

“我们来是要写延安的。”

“延安有什么可写的呢？”毛泽东话语幽默：“延安只有3座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

他一边说一边举起右手，说一座山弯下一个手指头，环视了一下客人们，又爽朗地说道：

“当然，也有一点点可写的。”

毛泽东的神态和话语，一下子把客人和他的距离拉近了。

9月4日，毛泽东约了十来个人在他的窑洞里开了一个哲学座谈会，参加的人有许光达、陈伯钧、萧劲光、郭化若、萧克、莫文骅、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

据郭化若、莫文骅回忆：此后“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持续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每次讨论都是由哲学家艾思奇、和培元等先讲，然后讨论。毛泽东除了插话，都是在最后讲自己的看法。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10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何思敬懂德文，毛泽东就请他在哲学座谈会上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何思敬是照着本子一边翻译一边讲，讲得实在算不得高明。尤其是在他自己发挥的时候就常闹笑话。有一次他说：“一个指挥员，从战略上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甚至战士在战场上拉屎拉尿的问题也要考虑到。”然而毛泽东却听得很认真。他一边听，一边用一支红铅笔在本子上做着记录，有时还要插话，说明自己的观点。

莫文骅还回忆了毛泽东“请客”的往事，他说：“l938年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个人在毛主席住处与毛主席一起研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学习结束后，已经很晚了，毛主席诙谐地说：人说姓毛的一毛不拔，今天我要拔一毛，请你们吃夜餐。大家高兴极了，心想，毛主席要‘拔一毛’，准能解解馋了。谁知，毛主席只是请每人吃了一碗大米饭。这在当时虽属不易，但一碗大米饭在毛主席看来已经算是心疼地‘拔一毛’了，可见毛主席的生活是多么艰辛！”

9月上旬，傅连璋走进毛泽东的窑洞，例行为他做保健工作。毛泽东正在写东西，一见傅连璋来了，就放下手中的笔，招呼他坐下。

傅连璋自到延安后，一直担任着苏区医院院长，还负责毛泽东的保健工作，几乎天天都要到毛泽东这里来一趟，算是常客了。傅连璋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来，毛泽东看了他一眼，十分严肃和关切地说：

“傅连璋同志，我看你可以入党了。”

“入党？”傅连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是他埋藏在心里十几年的愿望，一直没有说出来。他自从结识了毛泽东，就一直想着，既然自己了解了共产主义是伟大的事业，就要把全部的力量献给这个事业，才算没有白白活一生。他相信只要自己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总有一天，党会把他吸收到她的行列中去。没想到这么多年期望的事儿，今天却由毛泽东首先说出来了。只听毛泽东又说：

“现在没有什么阻碍了，你的历史我可以证明，你去找陈云同志谈谈。”

傅连璋激动得眼眶热热的，呆呆地望着毛泽东，心里却在沸腾着，好一会儿才说：

“我就去。”

此后，经毛泽东和陈云介绍，傅连璋参加了中央党训班。

9月7日，毛泽东亲自为傅连璋的历史做了证明，傅连璋由一个基督教徒转变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在入党申请书证明人一栏里，工工整整地写着“毛泽东”3个字。

9月11日下午2时，成仿吾、艾思奇、刘白羽、沙汀、卞之琳、陈学昭、丁玲、徐懋庸、何重芸、周扬、雪苇、沙可夫、田间、柯仲平、任白戈等延安文学界人士，在边区文协救亡室举行“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简称“文联”）的成立仪式。

会场上挂着高尔基和鲁迅的画像。由边区文协主任艾思奇担任会议主席。

刘白羽首先汇报了“文联”的筹备经过。他还说：“文联”是为适应抗战对于文艺的重大要求而诞生的，它的任务是选拔文艺干部、提供文艺食粮、创造抗战中的文艺理论。

随后，与会的其他文学界人士及中央印刷工厂文艺小组的代表相继发言。会议决定：广泛建立文艺小组，动员文艺干部深入前线，出版文艺刊物，加强文艺理论建设等。

大会推举丁玲、林山、田间、成仿吾、任白戈、沙汀、周扬、柯仲平、雪苇、刘白羽等组成“文联”执委会。

仪式结束后，与会者举行了聚餐和别开生面的文艺表演，有柯仲平的诗朗诵，陈学昭的法文歌，丁玲的小调，沙可夫的俄文《游击队歌》等。

1938年秋，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在战斗和训练之余，通过创办合作社、种菜、开磨坊、养猪、打柴、做鞋缝衣等生产和经营活动，改善了部队生活。毛泽东对此作了高度评价，他说：

“把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把抗日部队改造成为工农商学兵集合的部队，我们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还要求把这一经验推广到其他部队去。

9月中旬，王稼祥从苏联乘飞机经新疆回到了延安。

王稼祥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疗伤和工作了一年多。任弼时到了苏联以后，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共内部近期的工作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派王稼祥回国传达国际的新指示。在王稼祥动身前，季米特洛夫同他和任弼时谈了话，季米特洛夫说：

“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同志，不要再争了吧！”

斯大林也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这个时候开始，苏联每次举行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上，都要悬挂毛泽东在保安照的那张头带红星帽、身穿黑蓝红军服的大幅照片。毛泽东终于十分巧妙地拆了王明的台。

此时国内局势的发展也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随着抗日战争第一阶段的深入，毛泽东提出的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越来越显示出重大意义，华北根据地建立起来了，仗越打越精，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大。而王明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不断溃败而逐步走向破产，两相比较，毛泽东无疑是正确的。处理王明宗派团伙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王稼祥在会议上如实传达了共产国际及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他说：

“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在我临行时他（季米托洛夫——笔者注）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

王稼祥还说，共产国际同意和支持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季米特洛夫指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再争了。”

会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让王稼祥打电报通知在武汉的王明等人，要他们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王明接到通知后，马上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提出要毛泽东等全体中央领导和中央委员到武汉或西安去，在那里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为此，政治局会议不得不继续进行，后来一直开到27日才结束，实际上成了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在这期间，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对王明目无纪律、目无领导、有意抬高自己的作法，都表示了强烈不满。毛泽东讽刺王明在国统区是自己涂了胭脂，抹了粉，送上门去的。他气愤地说：

“我们党的会议怎么能到国民党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

王明又提出要王稼祥到武汉单独向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即遭到王稼祥的严词拒绝。经毛泽东同意，王稼祥复电王明说：

“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概由你本人自负。”

至此，王明已经无计可施了，只好乖乖地按照中央的要求回到了延安。

9月17日，奚定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一小张宣纸，请他给题一个报眉。

此前，奚定怀、柯仲平、刘白羽等人筹备出版边区第一个文学刊物《文艺突击》，现在已经将第一期稿件编齐了，奚定怀便按照大家的意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

因为觉得延安文艺活动表现得很沉寂，而事实上又很有这种需要，所以我们发起由文化界救亡协会联合延安各学校团体爱好文艺的同志们，成立一个“文艺突击社”，并且初步工作是出版一个油印的纯文艺的旬刊，名字也就叫做《文艺突击》。这个旬刊第1号已经编好，决于20日以前出版。大家的意思要请你题一个报眉，大小是文艺突击。希望能马上替我们挥成。你近来很忙，如果有从前的文艺作品愿意给《文艺突击》，这将使我们如何兴奋！而且也将使不久以后的每一个读者如何兴奋！

此致挚爱的敬礼！

一个抗大工作者 奚定怀

这一天，毛泽东接到信后，立即在附来的宣纸上挥就了3幅“文艺突击”，并在原信右上端批复：

“写了几个字，不知可用否？”

后来《文艺突击》出了两期之后，受到了各方的好评，大家都希望将《文艺突击》的油印版改成铅印版。正当编辑部门为经费犯愁之时，毛泽东带头捐款二三百元，许多党政军领导人随即响应。不久，《文艺突击》在1938年10月16日改为铅印出版。　

9月2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

“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

毛泽东分析了武汉即将失陷的形势，说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还论证了统一战线中统一同斗争的辩证关系。他说：

“由于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政党的合作，所以斗争是严重的、不可避免的，具体表现是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摩擦和共产党的反摩擦。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

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于29日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确定其主要议程是：1、张闻天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2、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3、毛泽东做政治报告。

毛泽东建议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他还总结说：

“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而可以保证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

欲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结果怎样，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张国焘这段话尽管是“五十步笑百步”，他的结论尽管是“马后炮”，但他对王明的评价倒也说得上是入骨三分。王明的确是一个“嘴尖皮厚腹中空”的野心家。这样的人竟然在中国共产党内招摇数年之久，而且屡屡得逞，这中间除了共产国际的因素外，党内那些“墙头草”式的风派人物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革命的重大损失而言，他们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33章 1938年9月—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地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话说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延安桥儿沟一座旧教堂里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

出席开幕式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2人，他们是：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王 明 张闻天 刘少奇 陈 云 项 英 博 古 王稼祥 康 生 彭德怀

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5人，他们是：关向应 林育英 杨尚昆 李富春 李维汉

还有党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的领导干部38人，他们是：贺 龙 罗荣桓 谭 政 彭 真 高 岗 罗瑞卿 林 彪 邓小平 萧劲光 萧 克 潘汉年 徐特立 曾 山 吴玉章 张文彬 朱理治 黎 玉 贾拓夫 林伯渠 谢觉哉 李 昌 冯文彬 滕代远 郭述申 高自立 成仿吾 高文华 柯庆施 徐海东 程子华 谭余保 李六如 杜理卿 陈 刚 杨 松 曹轶欧 孟庆树 涂振农（后于1943年初在南方叛变投敌）

全会一致通过由12名政治局成员组成六中全会主席团；推举李富春为秘书长。毛泽东代表主席团宣布了全会的主要议程。

接下来，张闻天主持会议并致了开幕词。

王稼祥向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见上一章末）。

主席团决定由毛泽东以他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写一封信，由周恩来去武汉面呈蒋介石后，再回延安参加会议。

1938年10月1日，周恩来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离开延安去武汉。

10月4日，周恩来会晤蒋介石，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15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末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

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 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这封信是用毛笔书写的，写满了8张纸，笔力遒劲，通篇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堪称毛体精品，值得毛体书法研究者细细鉴赏（可在互联网百度搜寻）。

10月5日，毛泽东和六中全会主席团向聂荣臻和晋察冀边区军民发电慰勉，电文中说：

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聂荣臻领导边区军民从1938年9月开始，开展了粉碎日军5万多人对根据地围攻的斗争。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热情地宣传聂荣臻在晋察冀创造的经验，他说：

“全国广大的敌后地区，都可以照晋察冀的样子去做，只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都可以建立敌后根据地。”

后来到11月间，晋察冀边区军民共毙伤日军旅团长以下5200多人。

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日寇进攻武汉对各政治机构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

“现日寇正集中最大兵力进攻武汉，田家镇已失守，武汉不守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各政治机构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注意：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因过分强调，武汉一旦失守，则会产生悲观失望及一切不正确的观念；立即加紧说明我们应争取防御武汉之持久，但应强调武汉即使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说明中日战争之持久性”“且一城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号召提高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坚持与日寇做长期的斗争，反对利用武汉失守及危急来动摇抗战决心，散布一切失败情绪的企图。”

10月12日下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扩大的六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题目是《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此后在13日下午，14日下午和晚上，毛泽东继续作政治报告。这个长篇报告共分为8个部分：

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15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后来，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以《论新阶段》为题，发表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57期上。其中第7部分编入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题目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他强调说：

“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的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坚持民族统一阵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

谈到“党的干部政策”，毛泽东说：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17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才，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但是，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的培养人才。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现出并正在继续涌现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关于“党的纪律”，毛泽东说：

“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1）个人服从组织；（2）少数服从多数；（3）下级服从上级；（4）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谈到学习问题，他说：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地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他强调说：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10月15日，张闻天在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

此后，王明作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北方局工作报告》和《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

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徐海东看见毛泽东和贺龙在散步，就想趁机提出上前线的问题。他走近二人，只听毛泽东开玩笑说：

“中国有3部著名小说，《三国》、《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3部小说，不算中国人！”

贺龙也笑着说：

“没看完，没看完，不过我不是外国人！”

毛泽东见徐海东凑过来了，便问道：

“海东，你看过这3部小说没有？”

徐海东答道：

“《三国》、《水浒》看过，没有看过《红楼梦》。”

毛泽东笑着说：

“那你是个半个中国人。”

说得身边的人都大笑起来。徐海东要求上前线，毛泽东摇摇头，说：

“好好养病，不要着急。”

10月20日，王明在六中全会上又临时要求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

在王明发言后，许多与会者也纷纷发言，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观点，同时也多少也涉及到了周恩来。

10月27日，毛泽东应奚定怀来信之请求，题写了3个“山脉文学”的刊名。

原来抗大、马列学院等一些青年文学爱好者为了发展群众性的大众文艺活动，自发组织了一个文学社，他们受毛泽东开展敌后山地游击战思想的启发，定名为“山脉文学社”。在创刊号稿子编得差不多的时候，大家给毛泽东去信，请他题写刊头，因没见到回复，便让奚定怀以山脉文学社的名义，再给毛泽东写封信催一催。10月20日，奚定怀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日前，我们给你一信，请你题‘山脉文学’4字。大概因为你近来事情非常之忙，所以没有动手来办这件事吧？近期之内，我们就准备把‘山脉文学’编出来，望你能替我们题下4个字‘山脉文学’。你一定支持我们吧！”

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的确十分忙碌，但他还是在10月27日这一天，在奚定怀来信的信尾空白处，为他们题写了3款竖行题字，又在来信的上面横行批道：

“写下几个字，不知可用否？名称似以‘山头文学’为好。”

这个批语完全是用商讨的口气，可那些革命青年文学爱好者还不理解它的含义，只是觉得毛主席很忙，既然已经题为“山脉文学”，不宜再去要求重题。后来，由于印刷条件不具备，《山脉文学》就未能出版，而是改出了油印的《山脉诗歌》。

在10月份的会议期间，40岁的彭德怀和浦安修在延安结婚，这是彭德怀的第3次婚恋。

在此之前，彭德怀的原配夫人刘坤模学孟姜女千里寻夫的故事，千里迢迢来到抗日战场，找到了自己的丈夫。可是当彭德怀得知她已和人同居并生了一个女儿之时，犹如五雷轰顶，强忍着痛苦对刘坤模说：

“我不怪你，孩子不能没有妈妈，你走吧！”

就这样，彭德怀和浦安修结成了伉俪。浦安修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人们评价说，浦安修是延安屈指可数的美人和才女。彭德怀给浦安修唯一的一份情书写得很特别，他是这样写的：

“我爱你，也爱你的家乡，愿与你同归。”

后来，新婚不久的浦安修随彭德怀奔赴前方，俩人一起度过了战争年代最艰苦的岁月。

10月下旬，武汉会战进入最后阶段。

此次会战是从1938年6月中旬开始的，国民党军李宗仁的第5战区和陈诚的第9战区共110万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地区，同日本侵略军第11军、第2军25万人展开激战，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在苏联航空志愿大队的配合下，国民党军的空军和海军也参加了会战，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的作战。4个月后，日军7万多人，2.7万匹马于10月11晚突然在广州大亚湾登陆，一路势如破竹，连下淡水、惠州、博罗和增城，21日攻至广州近郊。余汉谋的12集团军仅仅10天就被日军击败，余部从广州撤退，21日下午，广州沦陷。10月25日，蒋介石决定放弃武汉，守军溃退。日军26日占领武昌、汉口，27日占领汉阳，武汉会战结束。

武汉会战持续4个半月，国民党军以伤亡40余万人（军事委员会统计阵亡为254628人，加上负伤超过40万）、苏军伤亡100余人的代价，毙伤了大量日军。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称，其第11军战死4506人，负伤17380人，第2军战死2300人，负伤7600人，还有900人病死的，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则为25.6万人。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

此后，正像毛泽东9月24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9月底写给蒋介石的信中所预料的那样，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战略相持阶段。

关于在武汉会战中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指挥失误，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在其《私人回忆资料》中所写的《武汉会战之教训》曾这样说：“一、指导计划固应按各时期情况适宜变更，但如变更频繁，有使作战军不能追随之苦。此次会战中之最高指导即有此弊。二、指导计划须顾虑部队现状及实力，尤其在持久战之基本原则上，其始终目的何在，似应预先计及，否则处处追随敌人，对作战试探性之处置，必难贯彻始终。例如此次武汉撤退时机，原来决定在8月底，后改为9月18日，又改为9月底、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领袖尚在武汉。于是转战数月之残破部队不能不在金牛、保安线上竭力苦撑，以致以后转移未能按照计划实施，陷于溃退。三、无训练部队绝对不能作战。如此次王陵基部见敌即溃，致影响全局战斗之处，实不胜举。四、对装备优良之敌，以诱至山地决战有利。因一到山地，则敌之优点即难发挥，结果与我相等，而我再以旺盛的精神临之，必易成功。如万家岭之役是也。”

1938年11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结论报告。11月6日下午，毛泽东继续作结论报告。这个结论报告共分5个问题：

第一，六中全会的成功。这次会议总结了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经验，科学地分析和估计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的方针和任务。这次会议是一个好的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少有的，讨论的问题多，态度认真。我们党奋斗了17年，空前地进步了，党已能够更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第二，广州、武汉失守后的形势。在敌强我弱形势没有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条件下，广州、武汉的放弃是正确的。这种战略退却虽一时表现了有利于敌而不利于我，但从整个形势看表现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我们保存了实力，敌人的兵力更分散了。日军占领上海等地时是一鼓作气，占领武汉后它的力量就再而衰了，其战略进攻接近顶点，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来的象征。在相持阶段中，我方作战形式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敌后游击战争应分为两大区域，在已经大大发展了游击战争的区域，应大力加以巩固；在没有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游击战争的区域，应迅速地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所以，应当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

第三，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第四，战争和战略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游击战争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

第五，其它问题。

后来，这个结论报告的第三、第四部分，在建国后分别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

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说：

“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

毛泽东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说：

“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谈到“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为转变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党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方针所采取的怀疑和反对的错误态度，特别强调说：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的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好处。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失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时发展广大的和坚持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在长期的奋斗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

11月6日下午，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政治报告和结论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致各国共产党、致八路军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同胞电》和《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国共两党同志书》等文件。

《政治决议案》中写道：自遵义会议特别是洛川会议以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执行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加强党的团结和组织纪律性，“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全会为在中央苏区被“左”倾错误路线打击迫害的萧劲光、瞿秋白、何叔衡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为被“左”倾错误路线杀害的旷继勋、曾中生、刘士奇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平反昭雪。

全会一致通过中央政治局的提议，林育英由中央候补委员增补为中央委员；增补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

张闻天向政治局提出，要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此议。

毛泽东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特殊的情况下，为防止王明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提出中共中央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那只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以后的实际工作证明，书记处没人牵头不行。如果谁都像王明那样，你发一个指示，我发一个电报，中国共产党非乱套不可。所以，六中全会在进行组织调整时，做出了如下安排：

书记处书记仍是原来的5个人，只在党内分工和排名次上进行了变动：由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5位书记的重新排名为：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康生、王明。

这样，张闻天由原来的第1位降到了第2位，王明由第3位降到了第5位。

政治局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撤销王明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一书记的职务：免去周恩来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

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朱德、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委员，由刘少奇任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南方局由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组成。由周恩来任书记，驻重庆。南方局负责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国民党大后方的工作以及沦陷区的工作和港澳地区的工作；同时，领导华南的抗日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由项英任书记，负责长江以南地区和新四军的工作。

充实中共中央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常委，由杨尚昆任书记。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成立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由彭真任晋察冀分局书记，由郭洪涛任山东分局书记。

王明留延安工作，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兼管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党校委员会、妇女部及延安女子大学校长的工作。

博古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

林育英担任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副书记，主持创办月刊《中国工人》。

王稼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协助毛泽东处理中央军政大事。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全体与会者进行了会餐。

会餐结束后，天空已经生起了一轮明月。毛泽东依然像刚刚打完胜仗那样兴奋，同大家谈笑风生。他和王稼祥等人在回住处的路上遇见了朱仲丽，便把朱仲丽介绍给王稼祥，说她是湖南故人之女，萧劲光夫人的妹妹，是一个医生。就在这时候，正好王明从窑洞里走了出来，毛泽东瞟了他一眼，便把话题一转，微笑着问朱仲丽：

“小朱，我问你，你愿不愿意去开一家牛皮公司，由你来当老板呀？开一个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领噢！”

他一边说一边扳着指头：

“第一，当牛皮公司的老板要厚脸皮；第二，当牛皮公司的老板，要会夸夸其谈，还要会阿谀奉承；第三，当牛皮公司的老板，还要会拉拢一帮人替他卖力；第四，当牛皮公司的老板，还要会做广告，会印小册子，扩大宣传；第五……”

尚未说完，他自己已经忍俊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引得其他领导人也会心地笑了。朱仲丽见众人这样乐，不明就里，看了王明一眼，就冲着毛泽东和王稼祥说：

“我可当不了牛皮公司的老板，我干不了！”

这次路遇，毛泽东的特意介绍和朱仲丽的言谈举止，给王稼祥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没过多久，王稼祥就给萧劲光写了一个便条，他写的是：

“请你调给我两匹小蒙古马。此外，如果可以的话，请带你的姨妹子来我处一玩。”

朱仲丽感到这是王稼祥正式把她当作朋友来邀请的信号，也是一种求爱的表示，就非常高兴地跟着萧劲光到了王稼祥的住地。王稼祥请他们下围棋、打扑克。渐渐的，他们更加熟悉了。又过了几个月，王稼祥突然问朱仲丽：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此时的朱仲丽虽然已经爱上了王稼祥，可她也想不到王稼祥竟然如此直接，叫人猝不及防，便失声问道：

“为什么要这么快？”

王稼祥哈哈大笑起来，说：

“那好，你同意了就好。”

就这样，朱仲丽经姐夫萧劲光牵线，终于在1939年3月5日与王稼祥正式结为夫妻了。

且说贺龙在六中全会结束后要回晋西北去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师何其芳与文学系第1期的一部分学员，音乐系、戏剧系和美术系第2期的一部分学员，将随着他一起渡过黄河，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去实习3个月。何其芳来向毛泽东辞行，他汇报说，他将要在前方八路军活动地区搜集材料，写一篇报告文学。毛泽东鼓励他说：

“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前方去。不过，从大城市来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为一个困难。但不要紧，很快就会习惯的。当初我在武汉的时候，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子。后来上了井冈山，没有车子坐，就只好用两只脚走路了，很快就学会了走路。”

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政治局会议便移至毛泽东的住处开了，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定夺。为此，张闻天招来了一些人的讥讽，可他却坦然地说：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张闻天工作踏实，作风民主，能够把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大家的意见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毛泽东曾经戏称其为“开明君主”。他还曾经对王震说：

“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张闻天为毛泽东能理解他感到十分欣慰，他说：

“这是对我最好的评价。”

这个时候，张闻天在党内的分工是负责宣传教育工作，为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具体安排。此后，边区党委副书记兼中央统战部常委王观澜在桥儿沟召开边区县委书记、统战部长会议，传达毛泽东在全会上的两个报告，讲了3个多小时。新任中央统战部长王明也赶到桥儿沟会场，听了这个传达。

第二天，王观澜来到毛泽东住处，正巧碰上王明也在座。毛泽东问王明：

“桥儿沟会议的报告怎样？”

王明支支支吾吾地说：

“好是好，就是太长了。”

毛泽东诙谐地说：

“长点好呀，我们有些同志，就得像老师给学生讲课那样，给他慢慢讲才行啊！”

王明此时为什么还要挑王观澜的刺呢？此事说来话长。早年在莫斯科留学时，二人就结成了冤家。那时候，王观澜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被王明视为托派分子。而今王观澜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自然就成了王明的眼中钉。不久前，在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问题上，王观澜和王明就因为在“边区”和“统战区”有无区别，发生了激烈争论。王明武断地说：“边区”也是“统战区”，没有区分的必要。王观澜则坚持认为，“边区”是指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而“统战区”虽有八路军驻防，但地方政权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两者有明显区别，党的统战工作应因地制宜。二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王观澜气愤地说：

“把边区和统战区混同，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口号的翻版。”

王明见王观澜公然和他唱反调，心中十分不舒服，就找王观澜的岔子，重新提出他在莫斯科学习时有“托派嫌疑”，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王观澜闻讯后，直接找到王明，当面责问：

“你说我是托派有什么根据？”

毛泽东闻知此事，进行了干预。他直截了当地说：

“王观澜经过我10年的亲自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不久，在毛泽东主持下，成立了由王观澜任主任委员，萧劲光、林伯渠任副主任委员的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毛泽东在会上说，今后，边区统战工作中的一般问题就由统战委员会解决，大事直接请示中央。这样就使王明再也难以干扰边区统战工作，施加错误影响了。

王观澜以前在长征路上得了肠胃病，此时因为劳累过度还经常发作。毛泽东关切地问他：

“观澜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样工作的？”

王观澜如实作了汇报，末了说：

“每天无论工作怎样，总要处理完毕才睡觉。”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

“做事情要分轻重缓急，你这样怎么行呢？我们要让懒人学勤快，让勤快人学巧干。”

欲知后来王明表现如何，待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关于武汉会战问题，请读者注意毛泽东9月24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长篇发言。他分析了武汉即将失陷的形势，说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相持阶段。他在9月底写给蒋介石的信中也曾暗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他在10月7日起草的《关于目前日寇进攻武汉对各政治机构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中又强调说：“田家镇已失守，武汉不守的可能性很大”，“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武汉即使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一城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果不其然，事态发展的结果，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出现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事物发展的预见性和未雨绸缪、应对事变，的确是超乎常人的！

第34章 1938年11月—

“你是我毛泽东的流动哨兵。你注意收集和研究国内外的各种动态，供我和党中央决策时参考。”

话说1938年11月13日凌晨，湖南长沙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灾难——长沙大火。

原来在11日上午9时，蒋介石作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电令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旋即，张治中又接到了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内容是“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据此，张治中传令于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徐权，命他二人负责具体实施。二人于11日下午4时就制订出了一份详细的“焚城计划”。该计划共13条，明确要求，“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2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于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另外，计划还对焚城的过程，如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

此时的日军会不会前来进攻长沙呢？毛泽东11月5日在六届六中全会结论报告中曾经预言：“敌人的兵力更分散了。日军占领上海等地时是一鼓作气，占领武汉后它的力量就再而衰了，其战略进攻接近顶点，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来的象征。”的确如此，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以后，已经没有多少兵力继续内侵了。请看事实：11月8日，日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11月9日、11日先后占领临湘、岳阳，与国民党军对峙于新墙河。非常明显，日军的战略进攻已经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了。可是就在11月13日凌晨2时许，长沙南门外的一家伤兵医院偏偏失火了，因公安消防设备已被毁坏，又引发几处起火。城内的警备司令部不明真相，误以为是放火的信号，便一齐动手放起火来，一霎时，大火吞没了整个城市。因为政府当局事前并没有向市民预告，也没有采取任何疏散措施，所以当人们在睡梦中被惊醒之时，已是逃生无路，人不分男女老幼，无不哭天怆地，呼儿唤娘，在拥挤和混乱不堪中，有的人被人群踩死，有的人被汽车压死，有的人被活活烧死，可怜30000多名居民竟然葬身于这场灾难之中。大火直烧了5天5夜，才自行熄灭。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计有5.6万余栋，经济损失约10亿元。这场大火还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楚国历史文物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几近于零，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文化传承就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使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2次世界大战中被毁坏最严重的城市，同时成为在中国抗战史上与花园口决堤、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3大惨案之一。

长沙大火引起了中外的广泛谴责，蒋介石为平息民愤，不得不组织临时军事法庭，将警备司令酆悌、警备2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局长文重孚3人判处死刑。张治中也因此被革职留用。

据张治中后来回忆，蒋介石在长沙处理大火案之后，曾训示说：“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集团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

这正是：发罢大水发大火，水火无情冤魂多。

倘若真有鬼魂在，尔曹几命可够索？

再说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在击败王明宗派团伙，取得党内斗争又一次重大胜利的同时，也收获了一份纯真的爱情。他和江青已经双双坠入爱河。他们准备结婚的消息传出后，在延安在上海都引起了轰动。这次婚姻已是今非昔比，以他现在的身份和地位，自然是万众瞩目。因此从一开始，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嫉妒诋毁者有之，煽风点火造谣生事者有之；反共阵营中有之，共产党内部甚至在政治局里亦有之。人们从各自的立场、观点和利益出发，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周恩来看到江青经常帮助毛泽东抄写文章，已经成为毛泽东离不开的助手了。他们在一起那么亲密，谈得那么投入和忘情，作为旁观者，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已经深深地陷入爱的漩涡之中了。他对毛泽东说：

“我看你和江青同志应该尽快结婚了。江青同志的年龄也不小了，人又长得漂亮，不了解情况的人难免会追求，时间拖长了，可能要引起一些闲言碎语。”

毛泽东说：

“恩来，你是理解我的，我没有对不起贺子珍，是她一次次地吵着要离婚，谁劝阻也没有用，最后我只能同意，并告诉了董必武同志。当初我们结婚没搞什么形式，现在好说好散，也不需要什么形式。所以，我和江青恋爱是光明正大的，我们要公开结婚。”

周恩来不但是共产党内首先支持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人，而且他还找那些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人做工作，他说：

“你们对江青同志的历史不了解，对她的一些情况也不清楚，所以，主席也不怪你们。江青同志在上海的革命活动，中央是了解的，她在上海一直是受反对派迫害的。她写的许多文章，主席也看了，对她的思想、认识和风格都非常赞赏。”

关于毛泽东的婚事，更多的人则认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干涉。张闻天本来也是这样想的，可他在看了王世英等人的来信后，便产生了新的想法。

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曾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并参与过营救江青的工作。那时候，他在上海也不断从报纸上看到有关“唐蓝风波”的绯闻。他听说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就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很不合适……”信写好后，王世英觉得一个人在上面署名分量不够，就找到曾经和他一起在上海工作过的陈雷、南汉宸、王超北、谢祥荫共同署名，他们还一个个摁了手印，送给了张闻天。

关于这件事，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闻天觉得这种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他也了解毛个性很强，认准了的事很难回头。但是大家的意见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

毛泽东又冷冷一笑，说：

“现在我们的人还是这么封建，看不起唱戏的。其实唱戏也是一种正当职业，何况江青同志多年来一直是用唱戏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你们看不起，我偏偏要看得起，看他们能怎么样！”

还是贺龙爽快，他骂骂咧咧地说：

“什么影响不好？全是他妈的胡说八道，谁再兴风作浪，老子毙了他狗日的。一个娘儿们有什么了不起，还值得如此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故意捣乱。”

后来流传甚广的有两个小道消息：一是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婚事，同意他们结婚。二是说周恩来、朱德曾对江青“约法三章”。这些说法至今没有原始文件为据，不足凭信。以毛泽东的个性，他是决不会让政治局来讨论他的婚事的。正如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后来所说的那样：“那时大批有理想有文化的女青年投奔延安，许多首长都是在这批女青年中选择了自己的终身伴侣。作为全党领袖的毛泽东，在这样众多的优秀女青年中，不可能同一位坏得一无是处的女人结婚。后来传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经政治局批准的，还流传什么‘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我没见过哪个人出面证明么！”

杨尚昆也说过：“曾有传闻，说江青同主席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实际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毛主席不要吵翻了吗？另外还有一个旁证，两年前我曾经问过陈云，我说你那时在延安既是组织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他说根本没有那回事。”

关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姻，《江青秘传》和《女皇梦》的作者朱仲丽在回忆中，也曾经说出了一番出人意料的心里话，她说：“应该说，还是毛泽东先追的江青。江青到了延安以后，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人物。第一，她长得漂亮。第二，她会演戏，已经在全国是出了名的演员，唱京剧唱得相当不错，绝不是人们所说的她是三流演员，那是根据政治需要在贬低她，其实她的表演是很好的。 这在延安当然是凤毛麟角的人物了。第三，她善于学习，写得一手好字，而且会写文章。30年代她在上海所发表的那些文章，都是出自她的手笔。第四，她看过不少马列的著作，对《共产党宣言》一类的经典著作背得滚瓜烂熟。她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谈话，很快就引起了注意。毛泽东首先看上了她的这些长处，引以为知音了。”

朱仲丽还说：“毛泽东选择了江青，是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他对中央一些同志说，首先江青是我们党的同志，是革命的战友。就是她不成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亲密战友，可以帮助我工作。她有这个能力和水平。”

《贺子珍之路》一书的作者王行娟也说过这样的话：“客观说，江青也是才华的确出众，读了很多书，字也写得好，不仅草书好，楷书也好，毛泽东就曾让李讷临摹江青的字。李敏也说过江青能看英文原版小说，口语也不错。有些古诗词，毛泽东念上半首，她经常能接着吟出下半首。她的才华无疑也会吸引毛泽东，特别是在延安那个地方，那个年代。说到江青的漂亮、风度，那就更不用说了。”

毛泽东与江青公开恋情就是在全会后的一天下午。那时候，毛泽东早早在院子里等着她的到来。一见面，他就握着江青的手，高兴地说：

“江青同志，我发现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我已经向董必武同志讲了，恩来同志也一再催促我们，他们都和我们站在一起。我还请示了马克思他老人家，我的做法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则。”

恰在此时，周恩来和康生一前一后来到了院子里。周恩来一见二人的亲热劲，就打趣地说：

“主席啊，你和江青同志是天生的一对！”

康生认识江青比较晚，他接任党校校长时，江青已经结业走了。他听周恩来如此说，便接口道：

“江青同志是主席的动力，主席应该和江青同志结婚。”

后来在11月20日前，45岁的毛泽东和24的江青结婚了。他们没有领什么结婚证书，也不需要任何形式，就打算在婚后和老战友们聚一聚，就算请客了。

第二天，毛泽东特意请了一个厨师到家中掌勺烧菜。这时候大家都前方后方的到处跑，很难聚齐。况且一个厨师同时也烧不了几桌菜，毛泽东只好先请了几位老同志来吃饭。尽管有厨师帮忙，江青还是跑前跑后，忙了个不亦乐乎。

11月20日是个星期天，9时后宝塔山上突然警报长鸣，日军7架飞机从山西临汾机场飞来，首次轰炸延安。延安没有防空重武器，敌机肆无忌惮地向大街上的人群扫射、投弹。人们哪里见过这阵仗，一霎时像炸了锅一样，四处乱跑。此次空袭，毁民居109间，炸死30人，伤122人。

是时，陈云躲进了窑洞里，可那孔窑洞被炸塌了，七八个人在外面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扒开土层把他救了出来。

就在日军轰炸延安的这一天，毛泽东和江青邀请张闻天、刘英、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王观澜和夫人徐明清到他在凤凰山的窑洞里吃饭。说是请客，饭桌上也不过是比平时多了几个菜而已。

前边说过，毛泽东、江青在这之前已经请了一些领导人，此后又请了其他一些领导人。客人们都知道毛泽东是为他跟江青结婚而请客，但毛泽东没有说出来，大家也就心照不宣。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为客人们敬酒让菜。

这天晚上，中共中央决定，为了减少敌机空袭造成的损失，将机关、学校迁往西北郊的杨家岭。

11月21日清晨，日军飞机第二次轰炸延安，城内群众在防空司令部有关人员指挥下有序疏散隐避，伤亡较小。日机空袭的重点是中共领导人的居住地凤凰山，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那3孔窑洞被炸塌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的窑洞亦被炸，八路军干部战士伤亡30余人。中央领导人被迫从凤凰山麓迁至城外的杨家岭。毛泽东和江青也连夜搬到了杨家岭，成仿吾腾出自己的窑洞给毛泽东和江青住。

这是位于山脚下的一排3孔坐北朝南的接石口土窑。窑洞里刷上了白灰，还算敞亮。门窗是木制的，糊上薄薄的白纸，可透进光线。地上铺有砖，摆放的桌椅都没有刷过漆。窑洞外是一小块碾过的平地，摆着石桌、石凳。还留有一块菜地。

不久，贺龙从晋西北回到延安，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他走近毛泽东的窑洞，正遇着江青从里面出来。他不认识江青，却风闻毛泽东已经结婚了。江青和他打了招呼，他也只是简单应了一声。贺龙进了窑洞，故意问毛泽东：

“走出去的是个什么人呀？”

毛泽东知道他是明知故问，便说：

“你这个问题问得真毒呀！”

贺龙哈哈一笑，说：

“主席家里走出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为什么不能问？”

毛泽东也大笑起来，说：

“好，好！我请客，我请客！”

于是，毛泽东又为贺龙补上了一场喜酒。这顿饭虽说只是一顿便饭，但在毛泽东家里却也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毛泽东除了在家招待亲戚朋友和外宾以外，一般是不招待党内的同事和部下的。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不久，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满脸带笑地指着江青向从前线赶来的领导人们说：

“同志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她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她可是主席的贤内助啊。她在主席身边，不仅照顾着毛主席的身体健康，而且还事实上担负着主席的机要秘书工作。”

张闻天也在人前背后都说：“一看江青同志，就知道是个好内助。”

刘英早就与毛泽东、贺子珍很熟悉了，又曾与贺子珍一起在苏联治病一年多，对于贺子珍与毛泽东婚姻终结的内幕，自然是清楚的。如今毛泽东选择江青结为夫妻，她既“很爱怜”贺子珍，可又觉得贺子珍的责任多一些。她说：

“贺子珍文化素养确实低些，连着生孩子，也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脾气也不大好，常常干扰毛主席，有时争吵起来贺子珍还忍不住动手。所以在他们的婚姻上，我觉得两人确实不大般配。”

刘英见到毛泽东时说：

“你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你同贺子珍也实在合不来。”

毛泽东把大腿一拍，说：

“刘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这事不少老同志反对哩，你要给我做解释，做宣传！”

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虽然仍是军委办公室档案秘书，但从此以后，她就以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为主要工作了。她将那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发，剪成了和大多数延安妇女一样的短发，愈发衬托得大而明亮的眼睛平和而沉稳。她很谨慎，深知自己的革命资历比较浅，做起事来小心翼翼，在领袖夫人中间，见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

江青成了一名家庭主妇，她十分珍惜和毛泽东的共同生活。她给毛泽东编织了新毛衣，她还学会了从井里打水，学会了给毛泽东做充满辣味的湘菜。他们的饮食主要是由周少林负责，偶尔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无非是炒个猪肝，给毛泽东弄一碗红烧肉，再给江青炒个素菜，江青也不挑剔。工作人员都觉得江青虽然是从上海来的演员，还是比较随和的。

江青有时候看到毛泽东工作累了，就给他点上烟，放在他手里，然后打开史沫特莱送的留声机放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时，还用脚踏着砖地，扣着节拍，嘴里也哼哼几句。有时江青也给毛泽东唱上一段京戏，毛泽东微笑着，欣赏着。

江青对贺子珍所生的女儿娇娇也很好，常常把娇娇引出来见客，大大方方地学着握手，跑来跑去逗人发笑。窑洞里有了欢声笑语，有了温馨，毛泽东心情愉悦。

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常常是高朋满座，来了客人，江青很少露面，要么递一支烟，要么倒一杯水，旋即离去。来了外国记者，出于礼节，她也要露一露面，握握手，点个头，递上一盘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像个大姑娘。一位外国记者记述他对江青的印象说：“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

江青还学会了射击、打篮球，她也希望毛泽东多锻炼身体。有时看到毛泽东伏案工作久了，需要休息了，就两手搭在毛泽东的椅背上，说：

“走，到外面打打篮球，练练射击，这对身体有好处。”

“不行，我还是散散步好，这对我思考问题很有好处。”

毛泽东站了起来，背着双手，朝窑洞外走去。江青很高兴地和毛泽东并肩而行。她想把毛泽东引到操场或人多的地方走走，可毛泽东偏偏喜欢走山间小路，还边走边发议论，他说：

“各人的爱好不同，不要勉强嘛。这也和人与人的分工不同一样，不能强求哩。我如果和朱总司令啥都一样了，不就分不清谁是‘朱’谁是‘毛’了嘛。我看，咱们俩在一起，还是你迁就我吧。”

“那当然，你是主席嘛。”

江青咯咯地笑了。毛泽东便送给江青一个雅号，一项任务，他说：

“你是我毛泽东的流动哨兵。你注意收集和研究国内外的各种动态，供我和党中央决策时参考。”

毛泽东的新家是在杨家岭的沟口上，旁边还住着一家姓杨的农民。杨家的窑洞和一般陕北贫苦人家一样，只有一个进进出出的门，没有窗子，里面黑洞洞的。屋里一做饭，满屋都是烟。烟熏火燎，墙壁都变成了黑色。门口有一盘碾子，杨家的婆姨经常在门口推碾子。她才30几岁，不仅手很脏，脸也不常洗，连脖子都是黑黝黝的。杨家人一看见毛泽东，就热情地向他打招呼，毛泽东便停下来亲切地问长问短，有时还到他们窑洞前站站。他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也没有条件洗澡。他们辛辛苦苦劳动，还被人们瞧不起，这真是太不应该了。”

11月24日，李公朴偕夫人张曼筠及其姨侄张则孙来到延安参观考察。

李公朴，1902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谱名永祥，字晋祥，少时自名公朴。1928年，他考取美国俄勒冈州雷德大学，半工半读。归国后，他与高士其在南京筹办《徐球通讯社》，与邹韬奋、胡愈之等发起筹办《生活日报》。1934年，李公朴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第一部中译本《资本论》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35年12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常务委员。1936年11月23日“七君子”事件发生后，35岁的李公朴在庭审中据理力争。被羁押8个多月的“七君子”被无罪释放。李公朴出狱后到山西调查考察，拜访周恩来等人，并与大批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热血青年座谈。他经平绥、平汉、津浦铁路线，对抗日形势作了全面考察。1937年10月10日回沪后，发表《为全民动员告国人书》等一系列文章，提出“没有全民的动员，就没有全民的战争”。

11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延安防空司令部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抗日有生力量，认真地进行了防空部署。林伯渠受命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敌机轰炸延安，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电文中写道：

万急重庆

行政院孔院长钧鉴：

延安于本月号（即20日）马（即21日）两日连续遭受敌机轰炸，共投弹159枚，死伤军民152人，毁房屋380间。边区人民在此残暴轰炸之下，益加激愤，誓死灭此仇敌。属府本中央政府与蒋委员长之抗战方针，紧张一切工作，领导全边区人民为动员民众，驱逐日寇，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奋斗到底。现对伤亡军民已给予抚恤救济，市面恢复常态，一切工作照常进行，刻正加强防空设备，以防敌机再次轰炸，惟边区向属疾苦，属府力有未逮，敢祈俯府予赞助，俾有所遵循。

　　职 林祖涵 有（即25日）叩

11月27日，李公朴拜见了毛泽东，因这天人多，没能很好谈。

11月28日晚，毛泽东来到交际处招待所看望李公朴夫妇，李公朴夫妇急忙到窑洞外迎接，同毛泽东热烈握手，笑语寒暄。走进窑洞，大家围火盆而坐。在座的还有生活书店的职员谷军，他是来投考鲁迅艺术学院的。毛泽东再次表示欢迎他们来延安访问参观，并向李公朴了解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生活状况，了解出版发行方面的工作问题。李公朴一一作了回答，同时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从重庆来延安途中所见、令人忧心的反共摩擦事件，并就他所感兴趣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各校的教育方针、教学方法、教材、校风以及华北游击区的军事、政权、教育等问题，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作了详细的介绍，并对战争形势，对大后方的出版发行工作发表了意见。他说：

“敌人在攻陷粤汉之后还要继续进攻西安、宜昌、衡阳、南昌、韶关以及粤闽的几个重要城市的。这些地方，在目前虽然不会立刻失掉，但迟早总难免要失掉的。这样，将来我们的后方更要缩小，可以利用的后方更小。因此，书业界的工作便不得不向游击区去谋发展，同时，也是适应那边的需要。工作的地域大概可以分为华北、华中、华南3区，每区的游击根据地可以作为经营的中心地点。工作必须与当地的军队取得联络，与自己在后方的店取得经常联系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交通太困难。所以各地区的工作又必须是独立的，自印自卖。印出的书本，应该也只能是薄薄的了。”

毛泽东关于抗战困难时期新闻出版的意见，使李公朴等人顿开茅塞。李公朴当即表示，读书出版社虽然规模较小，但发展趋势必定走这条道路。他叮嘱在座的谷军，将毛泽东的指示函告重庆书店领导人邹韬奋、徐伯昕。毛泽东又恳切地说：

“延安是一个抗日的实验区，一切都在试验中进行工作，既无什么神秘的、了不得的好处，也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莫明其妙的坏处。”

希望他们在这里多住 一住，走一走，看一看。 夜渐渐深了，毛泽东该回去休息了。李公朴拿出一本画册请毛泽东题字。毛泽东高兴地在张曼筠画的《长城》画幅上题了那首“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旧作《清平乐六盘山》。

毛泽东走后，李公朴和张曼筠久久不能入睡。他们回忆着毛泽东对当前局势的精辟分析和发展趋向的科学论述，谈到毛泽东亲临窑洞会见客人的谦逊精神，以及他穿的一身灰棉军衣。后来张曼筠在《回忆李公朴》一文中写道：“28日晚上，出人意料地，毛主席到我们的住处——交际科来了。一下子，灯光突然明亮起来，一股热流通过了我们全身。我们的心抑制不住地怦怦跳动着，急忙上前去迎接毛主席，但毛主席已经走进了窑洞。高高的个子，一身灰棉军衣，慈祥地和蔼地笑着。在上海，在武汉，在重庆，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曾多次怀着崇敬的心情，向往着毛主席，渴望着见到毛主席啊！现在，毛主席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紧紧地握着毛主席温暖的手，久久不放。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我们依依不舍地送别了毛主席，望着他魁伟的身影，慢慢地慢慢地远去。回到窑洞里，我们的心情还一直在激动着。公朴满怀激情地说，‘他这么忙，想不到竟亲自来了’。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共产党就是不一样啊！’”

这一次李公朴在延安整整参观考察了一个月，虽然住的是土窑洞，吃的是小米饭，但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亲切、宜人，甚至觉得这里的空气也格外新鲜自由。他不顾严寒，拿着一根手杖，每天奔波于沟谷纵横、梁峁交错的陕北黄土高原上，热心的到处参观访问，考察学习。他参观了延安的民众组织，包括男女自卫军、儿童团、农救会、商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文协会等组织。男自卫军战时的主要任务是后方运输和交通联络，平时则负责放哨，检查来往行人的路条。他亲自经历了从延安到安塞途中，被农民自卫军盘查路条；看到了农民自卫军自带粮食，自带工具，为扩大修筑飞机场，心甘情愿地出“公役”。关于女自卫军，他曾说，“你不要小觑她是个‘辣椒足’，乡村中的‘土豹子’”，她们出操、查路条、开小组会、讨论国家大事、主持大会做主席，样样都能干。他也目睹了儿童团帮助抗日家属挑水、拾粪、拔草、耕田；观看了由老百姓组成的民众剧团自编自演的活报剧《防空活动》，揭露日军残酷地轰炸延安的情形。他深切地感受到，由于边区政府在不妨碍抗战的原则下，允许民众言论、结社、集会、出版有充分的自由，从而使这些组织在“工作上表现得非常的活跃，并且都能合乎实际的需要，能解决实际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空架子”。他调查了边区的地方政治，了解到边区的村长、乡长、县长都是民众根据民主原则，采取真正的民主选举方式产生的。边区的民众对于选举，也都经过认真考虑，被人拖着鼻子跑的被动现象很少。县长的文化程度，一般来说虽然不高，但都能看文件，写报告，具有执行法令的普通知识，而且对工作负责热诚，和群众打成一片，与民众密切联系，了解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能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李公朴认为，这样的县长是抗战过程中真正需要的，这样的县长才配称一个“新民之官”。

边区的建设工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诸如农业、手工业、合作社以及牛、马、骡、驴的养殖场，土布、毛衣、毛巾、皮革、袜、纸及小规模的机器制造厂，他都一一作了调查。边区政府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技术，改善合作事业，发动军队帮助春耕、秋收、开荒，取得了很大成绩。近两年内开垦荒田50多万亩，种植树木90多万株，成立合作社150多个，另外还有鞋子、纺织、烧瓷等合作社。他的印象是：“边区政府对于生产建设的事，无时无刻不在积极推进中。”

他考察了边区的司法管理，参加了法庭的审判，到监狱里和犯人谈话，了解了边区的民事诉讼和刑事案件。他的看法是：“没有森严，没有恐怖，一切都平凡，一切都是人对待人的样子。”“边区的法律，罪犯的生活，都能合乎教育原则，都能站在教育的基础上来进行。”

延安的文化教育是他考察的重点，无论是“鲁艺”、“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还是边区中小学、民众识字班、冬学、夜校、随营学校，他都成了不速之客，“不请自来，不辞竟去”。不仅研究了他们的教学课程，而且参加过他们的座谈会、讨论会、生活检讨会。边区教育分普通和特殊两种。边区中、小学属普通教育，学生大部分是阵亡将士的后代或前后方军政工作人员的子弟。他们学习的课程主要以适合战时需要为原则，如国文、算术、自然、化学等都与抗战有关。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则属特殊教育，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下，吸收各阶层努力救亡的青年的学校。如“抗大”分军事队和政治队。军事队的课程比较注重军事，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到军队中做军事工作；政治队则军事课程比较少一些，毕业的学生到军队中做政治工作或到敌占区做民运工作。党校和马列学院，是为训练党员与干部而设立的。课程主要有马列主义研究、世界政治、中日问题、政治经济学、哲学等。他对边区教育的结论是，边区在发扬战时教育，增强国防力量，造就大批抗战干部，支持长期抗战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通过一个月的详细考察，李公朴认为边区的司法、行政、教育、民运等方面的实施方法，可供全国学习的地方很多。他说：“为着增强抗战力量，为着奠定新中国的基础，我们应当注意这一个实验区的工作，我们应当设法取其优点，推扩到其他地方去。”当然，李公朴在参观考察中，根据自己的见解，也发现了延安存在的缺点。例如，由于缺乏专门人材，在行政管理和行政技术上尚表现得不够。又如，集体工作做得很好，个别工作就稍差，有时临时工作还妨碍了经常的工作等。唯其信之笃而爱之深，才直言批评。后来，李公朴在宜川把他的意见进行整理，坦诚相告中共。另一方面，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延安的考察确实下了一番工夫，十分深入细致，因而意见也提得尖锐中肯，又是积极的、善意的。

在延安期间，李公朴还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如艾思奇、柯仲平、高士其、张光年（笔名光未然，《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等人。同时也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像抗大教务长罗瑞卿和11月3日才到延安的音乐家冼星海等。李公朴和冼星海同住“鲁艺”窑洞，还是邻居，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他草拟了一首教育歌，由塞克写词，请冼星海作曲。和罗瑞卿结识，还有一段风趣的插曲。那是在抗大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李公朴夫妇和塞克3人是嘉宾。欢迎大会开始了，主持人罗瑞卿大声宣布：今天，我们延安各界在这里隆重集会，热烈欢迎李公朴先生和塞克夫妇。罗瑞卿乱点鸳鸯谱，惹得全场人捧腹大笑。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一个月的延安之行，给李公朴留下了深刻的良好的印象。他就延安的所见所闻，写下了《革命的摇篮——延安》一文。他写道：“延安是一个实验区，是一个革命的实验区。有人说它是革命的圣地，的确，从四面八方来到延安的青年男女，真像朝圣一样，‘顶礼膜拜’，这是象征着一种人类的希望，人民的愿望，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但作为我来说，与其说它是革命圣地，还不如说它是革命的摇篮。因为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都在这里得到孕育、成长，然后又到四面八方去发展壮大。它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是至为深远的。”

当李公朴离开延安之时，其夫人张曼筠则留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了一年。

再说1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岳——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第3和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军团长、军长、师长等100余人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参加。

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划分抗战阶段的设想。他说，此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分为两个时期，从“七·七”事变到日军占领武汉、岳阳为止，是抗战的第一时期，此后属于抗战的第二期，即“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

会议制定的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是：“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白崇禧在会上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介绍给蒋介石看，还说要让全国人民都看一看。

会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在南岳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八路军派人讲授游击战术。

11月30日，毛泽东邀请来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湘赣特委书记谭余保到家里作客，作陪的是他的老战友张启龙和王首道。

谭余保，1899年出生于湖南省茶陵县舲舫乡洮水村，1926年投身革命，被选为洮水农民协会筹委会主任，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5月任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8月当选为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1933年4月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8月，红6军团西征后，他奉命留在湘赣边继续坚持斗争，1935年7月被推选为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湘赣游击司令部政委，坚持湘赣边3年游击战争。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陈毅奉命赴湘赣边江西莲花棋盘山作改编工作，谭余保误将陈毅当作国民党的说客，大骂他是叛徒，并将他捆绑起来，用烟管敲他。陈毅气愤之极，也骂谭余保是土匪。后经陈毅苦口婆心地宣讲政策，谭余保才半信半疑，派人至吉安新四军通讯处了解了真相，一面给陈毅松绑，一面说：“陈毅同志，我把你吊了几天几夜，你也把我吊几天几夜，算我赎罪吧！”陈毅说：“你这个同志，是个好同志嘛。你警惕性高，斗争坚决，没有错嘛。”此后，二人把这支330余人的队伍带出大山，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2团2营，开赴抗日前线。此事传到延安，毛泽东称赞谭余保是“政治很强，粗中有细”。

且说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30年代初期党内的斗争，他说：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忘记把张启龙等同志的问题讲一下，现在，请你们一起就湘赣苏区的问题谈一谈吧。”

张启龙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上井冈山的途中，因病回到了家乡。1931年湘赣省委成立，王首道任书记，张启龙任省委常委兼湘赣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省军事部部长。1932年2月，湘赣军区成立，张启龙任总指挥。1933年，他遭到王明错误路线的无情打击，被开除党籍，并撤销了湘赣苏维埃副主席职务，罚做劳役，被迫与妻子李贞（本传前面说到的开国女将军）离婚。1934年8月起，他任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总务处处长、革命委员会秘书长，随红6军团西征，后参加创建和保卫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10月起任红2方面军6军团供给部部长。1936年红2方面军党委恢复了他的党籍，到陕北后任红6军团党委常委兼军团统战部部长，1937年底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任党总支部书记、校管理委员会委员；1938年调马列学院学习，任党总支部书记。

张启龙见毛泽东这样说，激动地说：

“主席，我们在湘赣是有错误的，但我们犯的是‘左’倾错误，不是他们批判的右倾错误，我们是‘左’了。”

毛泽东听了，微笑着点点头，说：

“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他们说你们‘左’得不够，就把你们打成‘右’。湘赣省委对你们的处分是错误的，我替你们平反了。”

张启龙又汇报说，1933年以后中央“左”倾错误路线贯彻到湘赣苏区，一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被错杀了。1933年4月，曾两次到井冈山巡视的袁德生亦蒙冤被捕，遭到长时间审讯折磨。1934年4月，他被害于泰和县赣江中，年仅40岁。

毛泽东沉痛地说：

“袁德生是个好同志，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38年12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了题为《加紧防空与锄奸》的社论，号召全体军民加紧防空，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和恐慌情绪，做好锄奸等各项工作，以英勇顽强的精神，开展一场反击日机残酷轰炸、屠杀无辜平民的斗争。

12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写了一封信，要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面交邓宝珊。他在信中写道：

“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嘱陈奇涵同志趋谒麾下报告防务，并将敝党六中全会之报告、决议、宣言等件带呈左右，借供参考。”

12月6日晚，蒋介石在桂林会见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组织合作关系采取跨党的办法的提议，表明了他的意见，他说：

“一、跨党不赞成，中共既行三民主义，最好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二、如果此点可谈，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就约毛泽东面谈。三、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　　

周恩来答复说：

“第一、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则不都如此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个党。第二、跨党的办法我们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其他办法。第三、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第四、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　　

蒋介石说：

“如果你们考虑合并的事不可能，我也就不必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了。”　

12月8日，毛泽东把西北局书记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找去谈话，他说：

“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我们现在钱虽然少，但是还有，饭不好，但是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3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是饿死呢，是解散呢，还是自已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开荒种地，渡过难关——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我们来一个动员，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

毛泽东的话既严肃又风趣，一下子解决了大家想解决又找不到办法的问题。3个人不约而同地说：

“大家都会赞同第3种办法。”

毛泽东开心地笑了，他说：

“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至于顽固派对进出边区的物资实行封锁，我们边区可以想一些办法，来它个反封锁嘛！”

毛泽东笑着又对萧劲光说：

“至于军队的任务嘛，战士们不也都有两只手么？你们就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好了。”

12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前来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此时，周恩来尚未到达重庆，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参加了约见。蒋介石再次提出关于两党合并的问题，他说：

“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了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是不变的。”

他还对吴玉章说：

“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

吴玉章说：

“我相信共产党是相信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的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能动摇。如果我‘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现在世界上固然有只要一个党的强国，如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和德国的纳粹，但也有各党并存的强国，如英、美、法等国。”

蒋介石蛮横地说：

“他党可以并存，就是共产党不能并存，如不取消共产党，我死也不会瞑目。”

他还威胁说：

“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那么，国共之间的冲突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12月12日这一天，日军飞机7架次第3次空袭延安，军民们听到警报声立即隐蔽。城防高射机枪齐发，日机投弹40余枚，仓惶逃跑，毁民房100多间，无人员伤亡。

12月13日晚，毛泽东在由组织部召集的关于党政军民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上讲话说：

“加紧学习，学习马列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的历史，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止。”

毛泽东还说：

“各机关要振奋精神，积极参加生产运动。”“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民；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办合作社是商人；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懂军事，会打仗，是军人。这就叫做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

12月14日，日军飞机第4次空袭延安，来袭飞机共7架次，投弹45枚。延安军民损失甚微。

12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题为《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社论，社论中说：

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已经遇到一些困难，估计将来某些地区被敌占领，边区主要交通线被封锁时，必然要遇到更多的物质困难。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困难，迎接困难，准备办法战胜困难。只有这样才不会在困难面前屈服。

社论号召在边区内广泛开展生产运动。机关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都要“一面工作，一面生产，把工作与生产联系起来”。

1938年冬，经毛泽东批准，林彪由夫人张梅陪同前去苏联养伤。

笔者借此机会分别介绍一下林彪和罗瑞卿各自的婚姻和爱情。

前面已经说过，林彪自1925年以来，一直写信要求在老家的那位只有妻子之名而无妻子之实的汪静宜改嫁。到了陕北之后，他才把丘比特的爱情之箭射向了性格开朗活泼好动的陕北米脂姑娘张梅。张梅原名叫刘新民，1919年出生，出落得眉清目秀，身材苗条，皮肤细嫩，人称“陕北一枝花”。1937年夏，林彪与张梅结为夫妻，一年后，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女儿林小琳。到苏联后，林彪一待就是3年。在这期间，周恩来在1939年由邓颖超和革命烈士遗孤孙维世陪同，到苏联治疗右臂。后来孙维世留在莫斯科戏剧学院导演系学习。这时候，林彪和张梅两人因性格冲突，感情不和，越闹越僵了。林彪经过接触，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孙维世。1942年2月他只身回国，动身前告诉孙维世说，他已经和张梅离了婚，并信誓旦旦地说，要在国内等孙维世学成归国后就和她结婚。可后来林彪回国不久就遇上了叶群，第二年他们就结了婚。林彪让去苏联治病的罗荣桓捎给仍在苏联的张梅一封信，说他已经重组了家庭。后来张梅回国后，在1954年另嫁了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的徐介藩。

罗瑞卿则是在林彪和张梅结婚的第二年，也就是林彪赴苏疗养的1938年冬天，初识他的第一任妻子拱平。那时候，抗日军政大学组织了一场特殊的报告会，给学员们作报告的是32岁的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听报告的是抗大入党8个月以上的年轻党员。坐在前排的一位秀丽端庄的女学员，名叫拱平，她是抗大5大队女生队学员。

拱平，1919年生于江苏南京，12岁时考入南京有名的汇文女子中学，17岁考入金陵大学，是金陵大学有名的校花。国民党军的一个师长千方百计地追求拱平，拱平的父亲也答应了这个师长的请求，却遭到了拱平的拒绝。不久，拱平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抗战爆发后，她从上海到了江西，又从江西到了重庆，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中，结识了许多革命志士，由此奔赴延安。

拱平对台上威风凛凛英姿勃勃的首长一举一动都看得非常仔细。此时的罗瑞卿是一表人才，英俊魁梧，干练洒脱。他的报告既显智慧又见学识，生动活泼，诙谐有趣，博得了台下学员们一阵阵的热烈掌声。正值芳龄的拱平于朦胧之中已有几许青春少女对优秀男子的爱慕崇拜之情。散会之后，她没有马上离开，静静地站在大门外等待着一个人的出现。不大一会儿，罗瑞卿迈着稳健的步子走了出来，见拱平一个人站在那儿，便关切地问：

“同志，你等谁呀？”

“我……”

拱平见首长站在自己跟前，有些慌乱，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罗瑞卿见状，又亲切地问道：

“你住哪里呢？”

此时，拱平的情绪已经渐渐平静了下来，她回答说：

“抗大文工团。”

罗瑞卿微笑着说：

“喔，我们是一个方向啊，一道走吧。”

自此，罗瑞卿与拱平由相识到彼此爱慕，逐渐加深了感情，组成革命家庭便水到渠成了。于是，罗瑞卿向组织递交了结婚申请书，和拱平结为伉俪。半年后，罗瑞卿奉命率部奔赴抗日前线，拱平因患妇科病不能随军行动。不久，组织上让拱平到重庆去治病，拱平竟在中途遗失了组织介绍信。由于没有任何组织和熟人能证明她的确切身份，拱平在重庆苦苦支撑了两个月后，又被人劝到了成都。在成都，仍然没有人相信她。就这样她糊里糊涂地脱离了党组织，开始了一个人的孤身奋斗。后来，当拱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底打听到罗瑞卿的消息时，罗瑞卿已经在1941年4月3日与郝治平举行了婚礼，小孩也有几岁了。后来，拱平在1949年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享受副司局级离休干部待遇。

郝治平，河北临漳人，1922年出生于河南安阳，1938年到延安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4月与罗瑞卿在辽县桐峪镇结婚，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75年4月，罗瑞卿在《忆往事书赠治平》一诗中写道：“延安相识未知心，太行始得互恋情。艰苦备尝开颜笑，生死与共爱更深。”

且说1939年1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机关合作社宴请延安文艺界人士，赴宴者约有100余人。

席间，毛泽东鼓励文艺工作者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绩，创造和演出更多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

1月2日晚，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了一篇发刊词，全文如下：

当抗日战争向着新阶段发展的时候，八路军同人出版这个《军政杂志》，其意义是明显的：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

八路军在抗战一年半中，在蒋委员长与战区司令长官的领导之下，在朱彭总副司令及各部各级长官与共产党员的领导之下，协同各部友军，进行了英勇的抗战，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坚持了与发展了华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许多在敌人后方的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敌人的占领地，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抗战，延缓了敌人进攻西北的行动，兴奋了全国的人心，打破了认为“在敌后坚持抗战不可能”的那些民族失败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错误观点，揭穿了中国托洛茨基反动派、汪精卫亲日派与国内某些守旧顽固分子的无耻造谣。此外，八路军的一部──后方留守部队，亦保卫了河防，现正准备配合西北友军，为反对敌人进攻西北而战。八路军的这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除了托洛茨基反动派、汪精卫亲日派与某些守旧顽固分子之外，是一致承认的。这在敌人方面，不但不敢轻视八路军，而且日益增长其畏惧八路军的心理的事实表现上，也得到充分的反证。八路军为保卫祖国而牺牲奋斗的忠诚与不可战胜的事实，是明显地摆在全国全世界的面前，除了反动派、亲日派与某些顽固分子之外，是无法否认的。中外新闻记者，观察家，旅行家的详尽的或粗略的记载，早已连篇累牍。一切无成见的人，都愿意研究八路军的经验，当然不是偶然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八路军之存在及其发展，对于中华民族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如果有人提出这类问题的话，那我们只有一句话答复：认为“无益”者，必是事实上不愿意抗战胜利者，只是直接帮助敌人的胡说。

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战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4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从前人说：读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在这里，那些“发国难财，吃摩擦饭”的人物，应该引起一点反省吧！

八路军有无缺点呢？不但有，而且多。首先是技术装备不如敌人，也不如某些友军，这是八路军的基本缺点，也是中国军队的一般缺点。因此如何加强技术装备以便战胜敌人，成为八路军在抗战新阶段中的严重任务。第二、八路军以善于游击战与运动战出名，但一部分干部对于抗日的战略战术之了解与应用尚感不足，一般干部尤其是新提拔的干部，对于现代新式军队的管理与指挥，至今还缺少初步地研究。若干工农出身的干部，还没有解决提高文化水准至必要程度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八路军当前的第二个任务。第三、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是达到抗战建国胜利的总方针，八路军干部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若干干部尤其是新干部，对于统一战线的了解尚感不足，协同友党友军一道工作与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使之利于抗战，在某些地方还做得差。因此加强统一战线教育成为重要的任务。第四、争取敌伪军的工作，久已成为八路军政治工作3个主要方向之一，也得到了许多成绩，但对战士与干部普遍施以日文日语的教授，并研究各种方法使之善于向敌军士兵与下级官长进行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宣传，还非常不足。争取蒙伪军的成绩较大，但还须更进一步。在这里，搜集与研究敌伪军的全部情况，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这方面的成绩，还没有达到需要的程度。第五、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八路军某些部分的注意，但还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如何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上，不但注意执行正确的地方财政经济政策，如像过去已经实行了的，而且提出与实行在不妨碍作战条件下，由军队本身亲身参加生产的问题？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上，战斗部队担任作战，后方机关人员担任生产。在战斗许可的情况下，战斗部队亦可利用时机，进行发动士兵群众做衣服，做鞋袜，打手套等等工作。在巩固的根据地上，种菜，喂猪，打柴，都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做的，开办合作社更应该做。这样做去，一方面改善了军队的生活，补助了给养的不足；又一方面必然能够更加振奋军队的精神，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以上增加技术装备，深研战略战术，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进行争取敌伪军工作，由军队自身参加生产运动，这是八路军在新阶段中应该加重注意的重要问题，其它工作中存在着的缺点，将从这些重要问题上的进步而克服之。

发扬成绩，纠正缺点，是八路军全体将士的任务，也是《军政杂志》的任务。抗战是长期的与残酷的，发扬八路军的成绩，纠正八路军的缺点，首先对于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是迫切需要的；同时对于以八路军经验贡献抗战人民与抗战友军，也属需要。《八路军军政杂志》应该为此目的而努力。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二日

不久，《八路军军政杂志》在1月15日正式创刊，由萧向荣任主编，在毛泽东、郭化若、王稼祥、萧劲光、萧向荣5人组成的编委会领导下进行工作。

1月5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

原来在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和夫人陈璧君以讲演为名，由重庆偷偷飞抵云南昆明。第二天，二人携着“汪派”的干将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一行人飞往越南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发出了“艳电”（29号这一天在电报韵目代码中是“艳”，故称“艳电”），标题是《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提出了中止抗战，对日求和的主张。汪精卫说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国民党中央迅速做出反应，在重庆召开了临时常委会，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12月31日，“艳电”在香港见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全文如下：

甲、蒋介石驳斥近卫宣言及汪精卫的逃跑与被开除党籍，表示了中国主战派与中和派的开始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部分动摇分子己经由亲日派转向汉奸集团，这是中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大进步，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特征。这特征己经表现在西南西北的高级军官会议上，也将继续表现在即将召集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虽是党务与政务上的进步，一般还落后于军事上的进步。

乙、这种进步将必然推动国共合作的继续进步，但这并不会取消国民党历来限共防共的政策。最近国民党各报上向本党提出的交出八路军新四军取消边区及放弃共产主义等，以及在华北西北各地的许多摩擦，就是这种限共防共政策的具体表现。

丙、我们的任务：（子）坚决拥护蒋氏坚持抗战方针及其对近卫的驳斥，拥护蒋氏的每一进步，拥护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丑）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并指出他的反共主张即为他的汉奸理论的组成部分。（寅）在打击汪精卫时，连带指出目前一切反对八路军新四军边区与共产党的主张，实为汪精卫之应声虫，只是从事实上帮助汪精卫、帮助日寇的行为，这样来间接回击国民党方面顽固分子的反共活动。

丁、到处提出下列口号：（子）拥护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丑）打倒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寅）打倒主张和平妥协的汉奸汪精卫。（卯）打倒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反对陕甘宁边区的汉奸汪精卫（这条应依照各地情况来写，不一定全部写）。（辰）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德意侵略中国反蒋反共的统一战线。

中央书记处

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建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说：

“六中全会后边区工作要有一个推动，要从边区议会做起，使边区能应付困难环境，造成对外有好的影响，因此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保证民主制度。”

1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凯丰、董必武、吴克坚、叶剑英6人为常委，周恩来为书记。具体工作是由董必武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博古负责组织部，凯丰负责宣传部及党报工作，叶剑英负责联络工作，吴克坚负责《新华日报》馆，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委员会，蒋南翔负责青年工作。

南方局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

1月17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议员有146名，其中有边区政府聘请的开明绅士特约参议员12人。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出席了开幕式。

毛泽东在开幕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边区是全中国的一个部分，但这里有些新的东西，如民权主义，别的地方很少，民生主义，别的地方根本没有，这就是边区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现在全国坚持抗战，开参政会等等，在实行着三民主义，我们边区的参议会也是其一。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相互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行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的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大事一定有人反对的，坏事有人反对，好事也有人反对的，那末怎样断定事之好坏呢？看问题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这标准就是：凡是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所反对的，那一定是好事。因之，我们要努力的干。”

接下来，会议选举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选举张邦英为副议长。

会议听取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关于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林伯渠在报告中阐述了目前的抗战形势和边区所处的环境，说明边区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总结了边区政府成立两年来在保卫边区和全国的抗战中所作的工作；提出了边区政府在抗战新阶段中的任务。他还强调说：

“边区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就是团结边区全体人民，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列，实现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

1月17日晚，毛泽东给何干之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何干之在陕北公学教书期间，曾酝酿编写一部《中国民族史》，他把这一设想和编写计划写信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干之同志：

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做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和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你的两本新书如出版时，盼各付我一本。

敬祝努力！

毛泽东

由于战争环境的困难条件所限，何干之后来最终未能完成这一写作计划。

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第一届参议会上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他说：

“武汉失守了，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而是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需要3个条件：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敌人困难的增长；国际上更多的援助。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拖‘牛尾巴’，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

此后，在参议会讨论林伯渠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过程中，边区政府各厅、处，以及高等法院也分别作了工作报告。经过热烈讨论，大会一致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各部门负责人的部门工作报告。

1月22日，毛泽东给周扬写了一封信。

早在1938年秋冬，毛泽东办公室秘书李六如、和培元两人合写《陕甘宁边区实录》，此时初稿已经完成，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因为工作太忙，就在信中委托周扬办理此事。他在信中写道：

周扬同志：

此稿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不应轻率出版，必须把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得须全盘改造，则全盘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

毛泽东

1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

此前，蒋介石在1月20日曾约周恩来面谈，重提国共两党统一之事。他说：“汪精卫离去，更是两党团结的好机会，即使暂时不统一也要有新办法。”1月2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主要议题是“整顿党务”，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演讲。他说：

“我们对中共不再像15、16年（指民国年，即1926、1927年——笔者注）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

毛泽东鉴于这种种迹象，敏锐地察觉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倾向，便在《中央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中写道：

一、国民党目前的进步同时包含着防共限共工作的强化，这种进步中的恶劣现象，一时尚不会降低。最近蒋令敌后抗战部队不得擅自移驻，不得兼行政，坚持取消冀南甚至冀中行政公署，石高（国民党军石友三、高树勋部——笔者注）之开入冀南，东北军一部开入山东，某部之移驻长治消息，战地政治委员会之设立，国民党中央发出防共密令等等，都说明蒋及国民党之政策，在于加紧限制八路军发展，同时使八路军与各地方系统部队关系恶化，以孤立八路军。

二、因此，各方顽固分子特别是暗藏的日寇奸细，便乘机加紧对八路军的摩擦、排挤与破坏，某些过去比较同情分子亦与我为防区及政权等问题发生摩擦。

三、我们对摩擦如逆来顺受，则将来摩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故我应以冷静而严正之态度对之。八路军是应当发展的，因其发展对抗战有利，而目前发展方面主要的是华中、华北，而不是东3省与察、热，因该地日寇统治较巩固，如无重大变化，八路军去必受严重损失。

四、在国民党五中全会结束以前，八路军暂不作大的移动，以观统战形势之发展。雪枫支队可暂缓去皖北，685团暂缓过陇海路，陈旅（115师343旅，旅长陈光——笔者注）亦暂缓去山东，候五中全会后，再作行动的布置。在此短时间内，着重部队质量上的整理，以备将来之发展。

五、限制八路军重要方法之一部，为不准干政与筹款筹粮，我应公开表示，抗战部队与游击队不能不吃饭，如能加饷，可考虑改变筹粮办法。已建立之政权未到万不得已时，决不应轻易放弃。

六、向各方广泛解释和证明日寇汪逆阴谋以反共行动来转移国人反日反汪视线。目前反共自觉的不自觉的均会为日寇汪逆所利用。

七、对各友军之工作具体方针，中央正讨论中，候后电告。

中央书记处

1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致国民党总裁蒋先生暨五中全会诸先生电》：

重庆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先生暨五中全会诸先生大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中国国民党五中全会致民族革命之敬礼。盖自一年半以来，由于坚持抗战国策与全国英勇奋斗，已使日寇之进攻大受打击，国际之同情日益增长，中国之胜利奠定始基，牺牲虽大，效果已彰，循此奋进，定能达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目的。武汉放弃广州不守之后，抗战正向新阶段发展，日寇乃于军事进攻外，加重其分化中国内部之阴谋。吾人对策，唯有全国更进一步的精诚团结，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到底，实行新的战时政治、军事、财政、经济、党务、民运、文化政策，以便增加力量，渡过难关，对抗敌人阴谋，消灭汉奸毒计，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救国之道，端在于此。伏读蒋委员长10月30日告国民书，12月26日驳斥近卫演说，名言至论，举国同钦，乃汪逆精卫自绝国人，逃奔就敌，高张亲日反共之旗，实行背党叛国之计，贵党中央开除其党籍，撤消其职务，词严义正，千古不磨。适于此时贵党五中全会开会于重庆，同人深信，必能总结过去之经验，昭示今后之方针，严整抗战阵容，密切军民联系，刷新政治，发皇民运，以慰全国国民如饥如渴之望，以固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之基。同人深信，抗战高于一切，团结必能胜敌，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乃与团结全国，团结抗日各党派，实现民族解放之伟大事业，丝毫不可分离。抗战虽为一艰难过程，团结则为无坚不摧无敌不克之利器。同心断金之义，同舟风雨之思，知诸先生必有同情也。

肃电致贺，敬颂勋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叩 敬

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为国共关系问题”致周恩来转蒋介石电：

恩来同志转中国国民党总裁蒋先生惠鉴：

顷得恩来同志来电，谓先生在贵党五中全会前，切望敝党提出今后国共两党合作之意见，不胜欣慰。兹特向先生坦白披沥陈之：

一、卢沟桥事变以来，举国在先生领导之下，进行对日的民族革命抗战，显示出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伟大民族团结，为世界上任何暴力不能征服之力量。胜利之基始奠，前途之希望无穷。此皆先生领导之功勋与前线将士、全国党派、全体同胞积极努力之业绩，千载而下，与有荣施。然而抗战过程，实一艰难斗争过程。日寇汉奸深知我民族团结之基础和骨干，实为国共两党之合作；因此，敌人计划遂特别努力于破坏国共两党，及两党之合作事业。在抗战进入新阶段之际，日寇对策，厥为于军事进攻之外，加紧进行“以华制华”之毒计；其中尤特别着眼于强调反共口号，不特借以欺蔽世界之舆论，尤其企图借此以破坏国共两党之合作，并破坏与分化国民党，汪精卫在强调反共口号之下，实行逃走而叛党卖国之活动，实为日寇此种阴谋之具体表露。先生在驳斥近卫声明之讲演中，曾公开指明反共即灭华，实为一针见血之论，名言至理，中外同钦。盖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进步之力量，国民革命不可缺少之因素，反共实即反对中华民族解放之事业，反共实即反对国民党抗战建国之友军，反共实即反对并分裂国民党。凡此，皆当前历史之具体真理，谅先生必有同感也。

二、抗战以来基本事实，表现两党合作日趋进步，两党同志日趋团结，中外人士皆认此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主要根据；此不仅为两党同志之光荣，抑且显示中华民族之伟大。因此，凡关心中华民族命运者，无不企盼国共两党之巩固的与长期的合作。因此，敝党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及毛泽东同志代表敝党致先生信，均诚挚具体地提出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之主张和方法，用意所在，无非欲与先生及国民党同志，相见以诚，相守以信，积极地拥护先生及政府之领导，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团结全国，渡过难关，对抗敌人阴谋，消灭汉奸毒计，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此物此志，凡在国人，已昭然共见。

三、但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地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此不论根据抗战建国之根本利益，根据两党长期合作之要求，根据中国社会历史之事实，根据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之原则，以及根据孙中山先生之遗训，都非如此不可。

四、两党合作过程中常有现象，最近尤甚。许多地方不仅原有的共产党员政治犯未曾释放，而且常有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之事。陕甘宁边区问题，虽经先生一再承认，但政府机关延不解决，少数不明大义分子，遂借以作无谓之摩擦。查禁敝党书报，侮蔑敝党言论之事，尤层出不穷。甚至八路军伤病员在三原附近者，亦被地方当局武装包围威胁，几至酿成流血惨剧。其他歧视共产党员与八路军员兵之事，不一而足。特别在冀鲁等地敌后游击区域中，各种排挤、污蔑八路军与共产党之行为，几乎每日皆有。此等情形、殊为严重。至于摩擦增加之原因，一部分固由于日寇汉奸挑拨离间之阴谋，得逞其计，另一部分不能不归咎于少数不明民族大义，不顾国家存亡者之固执成见，一意孤行。此种不幸事件积累之结果，定将不利于中华民族抗战建国之事业；日寇汉奸正注视此等事件之增加，而发出得意之狞笑。因此，必须停止此种现象，断不应任其发展，致陷民族国家于不利。

五、但敝党中央深信：巩固与扩大国共两党长期之合作，为全国爱国同胞和世界先进人士所切望，为全民族抗战建国所必需。敝党六中全会已将保证两党长期合作办法，及敝党所能让步之点及其一定限度，恳切提供先生及国民党全党同志之前；深信贵党五中全会在先生贤明远见的领导及各中委公忠谋国的精神之下，定能对敝党中央建议加以慎重考虑，而得到有利两党长期合作之恰当的结论，以慰全国人民殷殷之望，以固抗战建国胜利之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专此，敬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月25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南关举办边区首届农产品竞赛展览会。

毛泽东参加了开幕式，并发表讲话说：

“今天开边区农产品展览大会，意义是很大的。现在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前方要有将士的英勇抗战，而这些将士们要饭吃，要衣穿，这就要依赖后方努力生产来解决。边区在过去生产运动已有了一些成绩，这次农展会就是成绩的代表。前方努力打仗，后方努力生产，打下去，一定可以打垮日本的。在我们边区，不仅老百姓要如此做，其他如学校、党政机关及部队都要参加生产运动。1939年开始的时候，就开这次大会，全边区的各机关学校部队和200万老百姓大家联合起来，全体动员，为完成生产任务而斗争。”

这次展览会历时半个月，展览分为边区概况、农作物、果类、畜牧、药材、狩猎与林业6个展室，展品2000多件，展示了边区农业、牧业生产的发展情况。前往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第一天观众在8000人以上，以后平均每天在5000人左右。

1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生产运动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生产工作。毛泽东在发言中说：

“生产运动的意义，是在长期抗战中实行自给自足。”“一、准备工作。现在到春耕还有两个月，要雷厉风行地不失时机地进行准备工作。二、进行生产动员。在2月1、2、3日进行生产动员，分配生产任务，各机关学校等单位组织生产委员会。三、总的生产委员会以林伯渠为主任。”

1月28日，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中说：

“读书可以使人增长学问，有了学问，就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关于国民党早期抗战情况，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可是在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以后，蒋介石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就又旧病复发，开始在共产党身上打主意了。本章所讲的蒋介石12月6日约见周恩来时的谈话，12日与中共参政员的谈话及其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讲话，便是明显的端倪。尔后不久，他便由“溶共”逐渐走向“防共、限共、反共”的道路。诸君如若不信，请继续往下看。

第35章 1939年2月—

“大生产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至于顽固派对进出边区的物资实行封锁，我们边区可以想一些办法，来它个反封锁嘛！”

话说1939年2月1日夜，毛泽东读完了陈伯达所写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写了一封长信，他写道：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完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供你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他在另纸上写的意见是：

1、题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2、事物的实质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3、“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出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4、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10月11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5、中庸问题：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做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中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不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法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6、“半、端”问题：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的问题。

2月2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了延安党、政、军、学、群众团体生产动员大会，布置留守兵团和党政机关的生产任务。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王明以及各机关代表700多人，出席了大会。

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在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阐明了开展生产运动的意义和目的，提出了发展生产的具体计划，并号召全体军民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进一步的动员，他说：

“今天开生产动员大会，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陕甘宁边区有200万居民，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这4万人在过去，不知道怎样生产，也没有工夫生产，而事实上也不必要生产。在中央苏区，各机关粮食多得很，因而也不必要工作人员去生产；同时，那时候的环境是非常紧张的，处在包围战争的环境中，各机关工作都很忙，部队在战斗中；再则，那时也没有经验，不知道怎样来生产。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处在新的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又在历史所造成的落后经济的陕北，显然的，经济是较困难了。因此，就要自己来解决生活问题。现在虽同样是战争的环境，但这与过去是不同的；各机关的工作虽然一样很忙，但在新的环境，即在国内和平、对外战争的环境中，工作忙的程度也有些不同。讲到经验，现在也有了。去年留守兵团部分地进行了生产运动，他们日常生活改善了。冬天解决了鞋袜问题，过去有部队的战士们冻足冻手，现在这种现象消灭了，这也是进行生产之功。所以无论部队机关，这种生产运动必须开展起来。大家种菜喂猪，办合作社，进行一场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用实际行动作为全国的榜样。”

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举行闭幕式。

毛泽东在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驳斥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批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溶共方针，他说：

“‘一个主义’论者，现在不对，过去也是不对。过去皇帝时代尚有几种信仰，现在‘民国’时代反而没有，那简直是放屁。至于‘一个党’，也是不对。有不同阶级，不同主义，当然有各党各派。过去有人唱一个歌，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话说得相当对。所以‘一个主义’、‘一个党’这种话就应该取消，如果他再要讲，我们就要驳他。讲到溶化，应当溶化的是那些顽固分子，那些‘发国难财’、‘吃摩擦饭’的人，为国为民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溶化的！”

毛泽东还发出了“边区人民开展生产运动”的伟大号召。他说：不论职位高低。都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等，确立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治的基本法规。

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12件重要提案。其中有：根绝汉奸、土匪，扩大地方武装案，统一战线动员案，发展国防经济案，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案，发展国防教育、提高大众文化案，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案，提高妇女政治经济地位案等；发出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告边区同胞书》。

会议最后进行边区政府委员会和参议会常驻参议员的选举。

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当选为副主席，林伯渠、雷经天、周兴、王世泰、高自立、周扬、曹力如、刘景范、阎红彦、霍维德、马锡五、王兆祥、贺晋年、李子厚、乔钟灵为边区政府委员。

选举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选举高岗、张邦英、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子亮（女）、王观澜、高述先为边区参议会常驻参议员。

2月6日，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高自立兼民政厅厅长；曹力如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兼审计处处长；周扬任教育厅厅长；刘景范任建设厅厅长，朱开铨为副厅长；张慕尧任财政厅代理厅长，艾楚南为副厅长；高岗兼保安司令，王世泰、周兴为副司令；周兴兼任保安处处长。

边区第一届民选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河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

“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

“河北摩擦的原因，就在于军政不一致，鹿钟麟向八路军抢夺政权与地区所引起。为真正统一指挥和统一行政见，应坚决要求撤掉鹿钟麟，以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石友三副职，决不能任鹿钟麟胡干，危害抗战。敌后抗战形势，证明设立边区是正确的，维持原有各省界是错误的。因此，晋察冀边区、冀中、冀南现行政权，不但决不应取消，相反的，应在山东及其他地区，依照战略形势划分新的行政区域。”

陕北的冬天，对于来自南方的干部战士来说，真是太冷了。在生产运动中，部队后勤部门做了一批毡帽，因为料子质地不好，又是第一次做没有经验，做工很差，做好一看，帽壳平塌塌的，帽檐也软软地挺不起来，老往下耷拉着，那样子很难看。大家看着这样的帽子，宁可冻着谁也不愿意戴。警卫员王来音拿着一顶帽子对毛泽东说：

“主席，你看，这帽子戴上倒是挺暖和的，就是样子太不好看，带到头上，别人一看就笑。所以，谁都不愿意戴它。”

说着，顺手把帽子扔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拿起帽子翻过来掉过去看了看，说：

“这帽子不错嘛，没人戴我戴。”

说罢就把帽子戴到自己头上。他还特意到院子里走了一圈，让大家看看，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后来，毛泽东无论是开会，还是作报告，只要是外出，都戴上这顶毡帽。在他的影响下，人们也都先后戴上了毡帽。不久，边区的人们就编出了一段顺口溜，说是：“八路军，土包子，头上戴着毡帽子，打仗就像钢炮子，敌人像个龟孙子。”

一天，警卫班的战士们在毛泽东住的窑洞外山坡上开会，毛泽东从窑洞里走了出来，问道：

“你们开什么会呀？”

“生产动员会。”

警卫员们回答。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这很好嘛。”

大家立刻鼓掌，请他讲话。毛泽东笑着说：

“党中央号召我们，要开展生产运动，克服目前的经济困难，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

他望了望两旁的山坡，接着说：

“这杨家岭山上土地很多，我们可以种瓜、种菜，还可以养些猪，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如果再能搞好一个合作社，帮助大家解决日常生活用品，那就更好了。”

警卫员们热烈鼓掌。毛泽东临走时还笑着说：

“你们订生产计划，可不要忘了我啊！我不能走远了，不能和你们一起上山开荒，你们在近处给我分一块荒地，只开一亩，不多也不少。”

大家一听他要参加生产劳动，都坐不住了，七嘴八舌地劝阻起来。一个战士说：

“主席工作忙，身体又弱，不一定参加生产啦！我们每个人多干一点就行了。”

毛泽东摇摇头，说道：

“不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中央的号召，参加生产劳动。我现在还能动，决不要人代耕。”

此后，警卫班战士们按照制定出来的生产计划，轮流上山，分片开荒。他们考虑到毛泽东肩负着领导全党抗战的重任，日理万机，仍然坚持不让他参加生产劳动。可在毛泽东一再坚持下，警卫员们只好在附近的小河边上为他选了一块荒地。毛泽东办公累了，就扛起镢头去挖地，几个警卫员和勤务员也拿起镢头抢着帮他挖，毛泽东一看顿时急了，大声对他们说：

“你们这么抢，不是没有我的了吗？你们有你们的生产计划，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块地你们都挖了，我还挖什么？咱们各干各的，好不好？”

战士们不管他怎么急怎么嚷，只管低着头挖地，还偷偷地笑。毛泽东无可奈何，只好和他们一起干。他使劲挥动镢头，挖得又深又平，热了就脱掉外衣继续挖。战士们见他脸上全是土，衬衣也湿了，就劝他休息，他却笑着说：

“不要紧，劳动就是要流点汗水嘛。”

菜地终于开垦出来了，足足有一亩多。毛泽东问警卫员们：

“你们谁会种菜？”

警卫排长指着班长说：

“他是延安县的人，在家就种过菜。”

毛泽东笑着说：

“那很好，我就拜你做师傅。西红柿我还不会种，你教教我好吗？”

那位班长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

“菜是种过，可种得不好。”

毛泽东说：

“经验不多不要紧，我们大家一起来研究研究嘛！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呀！”

不久，毛泽东便在这块土地上亲手种上了西红柿和其它蔬菜，还有他最喜欢吃的辣椒，一有空儿便地里锄草、浇水。施肥的事儿一个人干不了，他就叫王来音跟他一起去掏大粪，二人抬到菜地去。王来音个子小，毛泽东就把粪桶向他那一头拉，王来音可不依了，毛泽东说：

“小鬼，别争了，我是要多吃辣子的呀！”

在他的辛勤培育下，地里的蔬菜长得特别好，西红柿又大又多，辣椒长得又长又红。后来每当家里来了贵宾和亲朋好友，他就用自己种的辣椒来招待客人。　　　　

2月17日，中共中央为了贯彻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学习的决议，有效地领导和组织全党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

2月20日，中央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干部教育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了讲话，强调了干部学习的重要性。他还号召大家说：

“要在工作或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入。”

此后，中央干部教育部在3月份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这个计划把延安4000多名在职干部分为甲、乙、丙3类，编班编组，按照他们文化素质的高低分类教学，做到因材施教。

2月20日晚，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并转陈伯达。

原来，陈伯达见毛泽东对他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很重视，就请张闻天将他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转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在给张闻天转陈伯达的信中对《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中的几个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写道：

伯达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细看），觉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惟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生义地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

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此点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二、“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不如倒过来说:“社会中（说国家中似较妥当）君与臣的关系，反映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事实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国家发生以前，家庭是先发生的，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如伯达所说的“基本细胞”，封建国家为了适应它们的集中（封建主义的集中）而出现。

三、中庸问题，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是对的，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但重要地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他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在“舜其大知”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四、说孔子“患得患失”时不必引孔子做鲁国宰相“有喜色”一例，因为不能指出当做了官的时候除了“有喜色”之外应取什么更正当的态度，问题在于那个官应不应做，不在有无喜色。

五、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伯达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还觉得不大严肃。

六、没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七、此外，文没有一个总的概念，使初学看了觉得缺乏系统性，如能在文前或文尾对于孔子哲学加以概括的说明，指出其根本性质则更好。我看过的伯达的几篇文章，似乎都有此缺点。

以上几点并未深想，只是随说一顿而已。

　　 毛泽东 2月20日夜

陈伯达收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按照毛泽东的7点意见，对《孔子的哲学思想》作了修改，再呈毛泽东审阅。

2月22日晚，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转陈伯达，他在信中写道：

伯达同志的文章再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达伯达同志考虑。

一、说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绩时引了郭沫若的话，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事实，也与本文冲突，我觉可以不引。

二、在最末一段前我加了一句，似更醒目。

三、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梁，胡，冯（即章炳麟、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笔者注）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地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

老子等两篇已发表，可在孔子篇的末尾来一申明（此申明低二格写），说明此篇，前二篇，及尔后发表诸文，凡引他们的话，都是引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说得对的，或大体上说得对的东西，对于他们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则属另一问题，须在另一时间去做。

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

敬礼!

　　 毛泽东2月22日夜

2月23日，新任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受毛泽东和中央委派，借回乡省亲之名，和叶挺一起从重庆绕道桂林，抵达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周恩来此行的任务一是传达六中全会精神、确定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二是力促新四军的内部团结。

原来在六中全会期间，叶挺因和项英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便致电中央和项英，去了香港，因此项英未等会议结束即返回皖南，未听到毛泽东的总结报告，对会议后期批判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确立“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方针等重要精神均不了解。六中全会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积极做叶挺回新四军的工作。叶挺于1939年2月初到了重庆，同周恩来、叶剑英长谈后，于2月16日陪同周恩来飞抵桂林。

2月23日这一天，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新四军军部干部和教导总队干部学员共2000多人，在码头附近列队迎接周恩来和叶挺。

第二天，新四军军部为周恩来举行欢迎晚会，项英在会上向大家介绍周恩来和叶挺并致欢迎词。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向新四军指战员致以亲切慰问。

晚会结束后，周恩来听取了新四军领导人的汇报和各支队负责人意见，向他们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与从前线归来的陈毅、粟裕、傅秋涛等深入交谈，召开了军部各部门人员参加的座谈会。

此时，新四军主力驻扎在皖南，而长江沿岸据点被日军占领，军部背面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驻地，左右两侧也有国民党军队密集布防，处于一面临敌、三面被围的极为不利的境地。新四军的活动区域被限制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铜陵大通镇这一横宽约100公里、纵深不过50公里的狭长地带，遇有不测，几乎没有回旋余地。因此，帮助新四军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根据新四军所处的区位、周边敌情，周恩来与新四军领导人反复研究，商谈新四军今后的活动方针；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最后确定了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活动方针。　

2月28日，周恩来在云岭召开的新四军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统一战线的性质、特点、原则、方法及其发展前途等重大问题。

此后，周恩来向新四军领导人传达了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意见，并多次与项英恳谈，中肯地指出，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他还说，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中央考虑，目前叶挺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更有利些。我们要像信任党内同志一样信任叶挺同志，军事上要放手让叶挺指挥，你着重于总的领导和东南局的工作。

据时任新四军秘书长的李一氓回忆，此后叶挺、项英之间开始保持一种和谐状态。

3月6日，周恩来应邀给军部和驻皖南地区干部及教导总队学员作报告。

上午9时，周恩来身着绿色哔叽军装，下着马裤，足蹬马靴，系武装带，挂中将军衔，在叶挺军长陪同下，来到云岭村陈家祠堂军部大会堂。

与会者每人一个背包或蒲团，席地而坐。见到戎装入场的周恩来，会场先是一阵激动的低语，随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周恩来健步走上由四张八仙桌拼成的讲台，频频挥手向与会者致意，然后以洪亮而又抑扬顿挫的声音开始作报告。叶挺、项英等人及美国记者艾·史沫特莱，围坐在讲台附近的几张八仙桌旁。

此后不久，周恩来在3月14日离开新四军军部，回了重庆。　

2月间的一天下午，冼星海应邀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冼星海，曾用名孔宇，祖籍广东番禺，1905年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家庭。192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靠在学校图书馆任助理员维持生活，师从作曲家萧友梅和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1928年进入上海国立音专学习音乐，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后因参加学潮被迫退学；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师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靠在餐馆跑堂、在理发店做杂役等维持生活。1934年，冼星海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习作曲兼学指挥；1935年毕业回国，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创作大量群众歌曲，并为进步电影《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和话剧《复活》、《大雷雨》等作曲；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2队，并赴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救亡歌咏运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剧2队，进行抗日文艺宣传。1938年9月，冼星海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的邀请电。11月3日，他和妻子钱韵玲到了延安。在毛泽东关照下，有关部门每月发给冼星海15元津贴（此时朱德每月津贴只有5元），同时享受鲁艺的教员津贴12元。这样，冼星海每星期能吃到两次肉，两次大米饭，每餐多加一个汤。

且说毛泽东正在门前小河边的坡地上种菜，见冼星海来了，便放下锄头，握着他的手热情地说：

“欢迎你呀，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

冼星海说：

“主席，你日理万机，工作那么忙，怎么也种起菜来了？”

毛泽东爽朗地说：

“开荒生产是党中央决定的，我也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我就可以例外呢？”

冼星海说：

“你是主席，多考虑一点抗日救亡的大事，岂不是更有意义吗？”

“你这个意见我可不能同意。”毛泽东摆动了一下右手，说：“星海同志，开荒生产是有战略意义的。我们要完成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任，第一个条件是要有饭吃，第二个条件是要有衣穿。这粮食、衣服从哪儿来呢？向国民党政府乞求吗？他们希望我们早早饿死冻死！向边区、根据地的人民征派吗？不行！老百姓够苦的了，不能再增加他们的负担。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动手，生产自救。”

他见冼星海没有说话，便又说：

“星海同志，我是主席，不但要带头开荒生产，而且还要求你们这些艺术家，参加到开荒生产的行列中来，要超过第一个参加农业生产的诗人陶渊明。他在自己的诗中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我相信你们鲁艺的师生一定比他强得多。”

冼星海忍不住笑了。毛泽东一边引着他往自己的住处走，一边说：

“我是湖南人，你是广东人，种水稻算得上半个里手。在延安种谷子，可就变成十足的外行了。星海同志，你会打渔、种稻，再学会种谷子，比起孔老夫子来就高明多了。”

冼星海说：

“主席，我懂了，回去以后，我一定带头开荒，争当一名生产模范。”

“好，很好！这就对头了。”毛泽东满意地说：“作曲家种粮食，在欧洲有无先例我不知道，但在我国却是破天荒的事情。当然，你在种粮食的同时，还要积极地生产精神的粮食。换句话说，人民更需要你写的音乐！星海同志，为延安的开荒生产运动写首歌子吧。”

走进窑洞，毛泽东示意冼星海落座，他点上了一支烟，真诚地说：

“星海同志，你是音乐方面的专家，我是一个真正的音乐盲，至多算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万事都有规律可循。我想请教你这样一个问题：从西洋的音乐史看来，一位艺术家所取得的成就的大小，应当和他建立本民族的艺术学派有关吧？”

“是的，很有关系。”冼星海说：“格林卡的伟大，就在于他把俄罗斯的音乐从欧洲，尤其是从德国的音乐学派中解脱出来，开创了俄罗斯音乐学派。波兰的肖邦，匈牙利的李斯特，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沃夏克等人的历史功绩，也是终生为创建本民族、本国家的音乐学派而奋斗。我在巴黎音乐学院的恩师杜卡斯教授，同样也是因为与同辈大师德彪西、拉威尔一齐倡导、创建了法国近代音乐史上的印象派，而闻名于世的。”

“这就对了。”毛泽东高兴地说：“星海同志，艺术上的流派，恐怕是要受着时代、民族、地域等条件所制约的。你想过没有？如何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建立起科学的、民族的、为广大的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中国音乐学派？”

冼星海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不过，你的话启发了我，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要有意识地为建立中华民族的音乐学派而努力。”

“好，很好。”毛泽东说：“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同时又给实践以指导。无论怎样说，一种学派的诞生，总是要建立在最广泛的社会实践上的。没有欧洲的工业革命，不会诞生马克思主义；没有资产阶级的革命，恐怕艺术上也不会完全确立各种不同的民族流派。”

他见冼星海不住点头，就接着说：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使得中国的民主革命很不彻底，最后，只好把领导革命的大权交给我们无产阶级。这在艺术上也应当有所反映吧？”

冼星海觉得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新鲜，可他一时又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毛泽东忽然站了起来，说：

“星海同志，举个例子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坛大致出现了这样三大派人。”

他举起左手，伸出3个指头比划了一下，又用右手一个一个掰着左手的指头：

“以胡适为代表的，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以林纾为代表的，认为中国古代的一切文化皆好；还有以鲁迅为代表的，要创建中国新时代的人民大众的文学。民粹派很快会消亡的，尽管它在一部分知识阶层还会有地盘。但是，像胡适他们那些舶来文化却会很有市场。这些舶来文化是半殖民地社会造成的，也是我们继承鲁迅传统，创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大敌。我们如何持久地向这些舶来文化作战呢？”

冼星海已经完全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他沉思片刻，说道：

“一、要努力创作人民大众喜爱的文艺。二、要花大气力培养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创建为工农大众所需要的中国音乐学派。”

“完全正确。”毛泽东提高了声音：“中国要革命，必须引进马克思主义。要创建中国音乐学派，恐怕也要引进西洋的音乐技术，但一定要反对艺术上的教条主义。我希望学西洋音乐的人，不要顶礼膜拜洋人，单纯地做西洋音乐的传声筒，翻译员。要立志借鉴西洋音乐的技术，创建中国的音乐学派。”

毛泽东的话使冼星海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教育，而要他为延安的开荒生产运动写首歌子的嘱托，更让他激动不已。后来当他见到塞克时，就将毛泽东的期望和嘱托说了出来，并说要塞克写个“厉害的、新的、带劲的”歌词，尽快“创造一部中西合璧的民族大合唱”。

塞克，原名陈秉钧，1906年出生在河北霸县后卜庄，20年代后期曾用名陈凝秋，30年代中期取“布尔塞维克”之缩写“塞克”为名。1927年他在上海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演出《南归》一剧广受好评，后来又在上海明星公司担任演员，并在“新地剧社”、“狮吼剧社”担任领导和导演。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夜店》和许多苏联歌曲的歌词，创作演出了《流民三千万》、《铁流》等抗日剧目。同时，他也是中国救亡歌曲的重要词作者和新音乐运动的旗手之一。著名的救亡歌曲《救国军歌》、《心头恨》、《抗日先锋队》等歌词都出于他手。1935年以后，他参与组织中国歌曲作者协会和救亡演剧第1队，并参加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年11月，塞克来到了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

一天早饭后，塞克将自己关在屋里，激情满怀地进入了写作状态。他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到掌灯时分，一组以生产与抗战为主题的多场《生产大合唱》歌剧的脚本一气呵成！冼星海拿到脚本后，喜出望外，便于3月1日动笔，集中时间、精力，投入到封闭式的创作状态之中，用了不到一星期的时间，《生产大合唱》的谱曲工作便完成了。

1939年3月4日，中共中央提出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保护同情我们者，孤立与打击与我积极摩擦的分子。”

3月18日，毛泽东接到聂荣臻送来的补充报告和照片后，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1938年11月间，聂荣臻就晋察冀创建一年来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详细系统的报告，约10万字，其中包括发动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政权等内容。毛泽东看后认为很有意义，决定把这个报告单独出版成书。为此，他要求聂荣臻再进一步对这份报告进行补充修改，然后再送来。毛泽东在3月18日的复信中写道：

“荣臻同志：你著的书及送我的一本照片，均收到。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成书出版。”

他还在信中鼓励聂荣臻努力工作，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来。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八路军总部和各师说：“这本书对外对内意义甚大。”

他将书名定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亲笔题写了书名，并为之作序曰：

“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

朱德和王稼祥也为这本书作了序。该书在延安、重庆两地公开发行后，成为第一本系统介绍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专著，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3月19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并告朱德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

德怀同志并告朱、杨：

电悉，复电如下：

甲、尽一切可能扩军是很对的，巩固着重于华北，你们的计划都看过，都对。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5省，目前请特别注意鲁省。该省我们已有基础，但缺一个领导骨干，当敌人新进攻到来时，请考虑解决这个领导骨干问题。苏北亦应责成鲁南去发展。至于发展皖、豫、鄂3省，特别河南是我们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目前虽尚无大发展可能，但应极力准备之。

乙、延安干部今后一时期主要当供给华中，并准备一部为西北用，一部为南方用，一部为东北用，对华北则以供给教员与教材为主。

丙、兵工厂人才求助友人一事或者有可能，但要看交涉如何，恐不一定可靠，主要靠在国内找。

丁、边区正发展生产运动，以备最困难时能自足自给。曹菊如现在中央财政经济部负责，不能动。李六如（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笔者注）可以腾出给你处，惟他身体有病，养息一下才能来。同时正在物色他人，结果后告。

戊、前方注意银行、税收是很对的，但根本之计在生产。请考虑在某些较稳固区域，不但发动民众增加生产，而且发动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战斗下）亦自己动手从事生产。后方已有相当经验，当供给你们作参考。

己、在职干部的学习是重要的，应使之成为运动（在不妨碍工作与战斗下），应有管理学习的机关与办法，在比较安定的机关中应实行两小时学习制。中央已设立干部教育部，后方的经验亦可供给前方。

庚、回避与鹿钟麟见面很对，对付此种人只有坚持立场，给以坚决的绝不姑息的反攻才能有效力。山东之沈鸿烈亦应此法对付之，目前沈正厉行对我进攻，请注意坚决给以回击。

辛、中央政治局会议定4月底开，讨论许多重要问题。总部及北局已定派朱瑞出席，现距开会还有一个多月，请你考虑届时能否来延一次。

毛泽东

3月21日，冼星海亲自指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师生，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了由塞克作词由他谱曲的《生产大合唱》。

《生产大合唱》是一部有人物、有布景、有简单情节的大型歌舞活报剧，整个作品的音乐主要是建立在民歌及民间歌舞的音调基础上，同时加入了一些对农村情景的造型性的描绘。它以载歌载舞和戏剧表演相结合的形式，通过“春耕”“播种与参战”“秋收突击”和“丰收”4个场面，丰富、形象、全面地表现出解放区人民的生产劳动和抗战生活，音乐具有民间韵味，合唱粗犷质朴，不仅热情讴歌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而且表现出极大的爱国抗战自觉性和唤醒万众的鼓动性。此后，这个大合唱响遍了全国，其中的《二月里来》和《酸枣刺》两个唱段，常被作为独唱和童声合唱曲目广泛演唱。特别是《二月里来》这首歌曲，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我边区人民为支援前线抗日而努力生产时的豪迈心情，有力地配合了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多捐些五谷充军粮。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种瓜的得瓜呀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

加紧生产哟加紧生产，努力苦干努力苦干，年老的年少的在后方，多出点劳力也是抗战。

冼星海在后来的《创作札记》中说：这首歌“是在风和日暖的播种场面中，以非常恬静、安适的情绪唱出的。在延安首次演出时，这首江南风味很浓重的曲子就极受观众的欢迎。”

3月29日，项英、叶挺准备在江北设立指挥部，以强化对江北新四军第4支队的领导和指挥。为此，由叶挺出面致电蒋介石说：

“职军江北支队（第4支队）官兵9000余人，职拟4月间前往巡视，暂设指挥部。”

3月30日，项英、叶挺又将此计划报告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等迅速复电说：

“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因此，仅云逸同志还不够，应有大将主持。我们提议，或者项英同志来华中，把新四军直接领导委托叶、陈、袁等同志，或者调陈毅同志来华中主持指挥部。”

3月31日，蒋介石亦复电叶挺说：

“该军长拟巡视江北支队并设指挥部一节，准如所请。”

3月31日这一天，延安《新中华报》针对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发表题为《破坏团结的分子应当受到处分》的社论，社论中说：

“今天在敌后的中心斗争，应该是我们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一切抗日力量都应该从日本侵略者、汉奸手中，夺回自己的土地与政权，而不应该是中国军队之间的斗争。”“破坏团结抗战的分子，应当受到处分。”

1939年春，美国一个3人小组经过长途跋涉到了延安，他们访问了毛泽东。这个小组的成员有：曾任教于南京大学的教师安德鲁·罗伊，美国传教士罗伯特·布朗博士，美以美教派联合中国救济委员会（ICG）的新闻记者乔伊·霍默小姐。

霍默小姐在重庆时曾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盛大欢迎，国民党铺开红地毯隆重地欢迎这位美国客人。佳肴之丰盛，使她“总是消化不良”。她在与共产党接触之前是亲国民党的，她对中国的政治态度与设想也是明确的、反共的。她满以为在延安会看到凶恶的俄国代理人和冷酷的中国布尔什维克。但是，当他们这个3人小组经过长途跋涉到延安时，竟然大失所望。毛泽东给霍默小姐的印象，与她头脑中的印象一点也不同。她描述说：

这位共产党主席相当幽默，有着“一副男孩子般的相貌”。这位中国的列宁的头脑，却“像钢铁一样具有锐性和韧性”。

乔伊·霍默的结论是：毛泽东和中国的红军是“大量流传的谬论的受害者”，他们是年青的、有热情的、有能力的、爱国的，甚至是“可爱的”。她最后的评价是：他们确实是“好人”。

欲知后来还有哪些美国人会见过毛泽东，情况怎样？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哲学如天书，特别是古典哲学。像毛泽东与陈伯达讨论的那些问题，便是如此。这门学问，除了专门研究者以外，世间能读懂它的人确实不多。既然是天书，它就能够使人聪明。可惜不少人都为某种利益所驱使，宁可蝇营狗苟，也懒得去理会它！当然，一个农民不懂哲学可以种田，一个工人不懂哲学可以做工。可一个领导人不懂哲学，尤其是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那可怎么得了？你如何去领导一个单位，一个团体，一支军队，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放眼中外，可圈可点的人物寥寥无几，其原因也正在于此。那些夸夸其谈者，道貌岸然者，大都是卖狗皮膏药者居多，而懂得一点哲学道理、具有真才实学者少之又少矣！

第36章 1939年4月—

“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

话说1939年4月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中央书记处，询问“干部之等级可否行施规定”，并说：

“部队日益扩大，正规军各种制度亟待解决。拟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3等9级制）。这可以兴奋干部，职责分明，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

4月10日傍晚，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窗好友、著名诗人、作家萧三去看望毛泽东。

萧三是由苏联经乌鲁木齐、西安于4月9日到达延安的。本传在前边第2卷已经说过，萧三原是去了法国搞勤工俭学。1923年，他又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间，他和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一起将《国际歌》歌词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1924年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从事文学活动。他写了大量文艺作品，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及其领袖人物。

这天傍晚，毛泽东从中组部会议室开会出来，一见到萧三，十分激动，握着他的手说：

“啊，十多年不见了！”

说罢从衣兜里掏出“红炮台”香烟，给身边的人各发了一支，看看烟盒里只剩一支了，便抽出来递给了萧三，说：

“最后一支给你。”

“你自己呢？”

萧三说着要把那支烟还给毛泽东。毛泽东做了一个手势，幽默地说：

“我将乞诸其邻。”

萧三随着毛泽东来到一间简朴的书房兼卧室里，两人一起吃晚饭。毛泽东敬了萧三一杯红葡萄酒。饭后，他俩谈到了新民学会，谈到了20年前一起在渤海大沽口冰上走了很远的旧事，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我还相信旧小说里所写的蓬莱仙岛是可能存在的。我8岁的时候最信神，我父亲不信神，我还认为他不对哩。”

他们还谈了许多学生时代的往事，谈到牺牲了的战友。毛泽东在谈到蔡和森的牺牲时，沉默了良久，他说：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毛泽东又和萧三谈诗，谈文章。彼此都为对方取得的成绩感到无限欣慰。毛泽东对萧三的文学事业非常关心，他非常认真地说：

“姓萧的古来文学家很少，你要争气。”

临别时，毛泽东看到萧三的烟瘾很大，就从书架底下拿出一筒自己舍不得抽的香烟，吹了吹上面的灰尘，塞进萧三的外衣口袋里。两人走出窑洞，满天星斗，毛泽东依学生时代的规矩，双手并放膝前，一鞠躬而别。

从此，萧三成了毛泽东家里的座上客。不久，萧三被安排在鲁艺任教，还担任鲁艺编译部主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职务，主编《大众文艺》、《中国导报》、《新诗歌》。他自己也不断有新作品问世。每当萧三将他的作品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总是认真阅读，有时还提出修改意见。

萧三只身秘密回到延安，很想念远在瑞典的妻子叶华和未满周岁的孩子立昂。毛泽东亲自批示，将叶华母子接来延安。叶华到延安后，萧三带着叶华和儿子立昂多次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热情，每次都请他们吃饭。有一次，毛泽东还风趣地说：“叶华中国化了。”

且说4月15日，毛泽东给抗日军政大学题词，他写的是：

“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是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

4月19日，毛泽东再次为抗大题词，他写道：

“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群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

在4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在保卫参谋蒋泽民的陪同下到延河边散步，见几个农民正在地里播种，便放慢了脚步，弯下腰抓了一把土，在手里攥了一下，又仔细看看。待农民们种到地头，他就亲热地和他们打招呼，问他们种的是什么？农民们说种的是苞谷。毛泽东又问从哪里选来的种子？他们说从去年的苞谷中选出来的。毛泽东掏出一支烟点着吸了一口，微笑着问：

“你们种多少地？一年能打多少粮食？”

农民们见他衣着朴素，和蔼可亲，便放下手中的种子和工具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回答：

“种地不少，可山地多，平地少。如果雨水充足，打回的粮食除交公粮外，我们吃不完。如果天旱，打回的粮食仅够口粮。”

毛泽东又问：

“有优良品种没有？地里都施什么肥？”

农民们说：

“没有优良品种。地里上猪粪、牛粪、驴粪，掺合在一起施在地里。”

“粪上得很好，没有优良品种不行，你们到边区政府找农业厅长高自立要，他会给你们的。另外种地要倒茬，不倒茬不行，一般情况两年要换一次。”

一位老农走上前拉着他的手说：

“大兄弟，你讲的话在理，一定是种地的老把式了，我回去后按你说的办。”

蒋泽民忍不住介绍说：

“大爷，这是毛主席。”

“什么？”老农吃惊地倒退了两步，结结巴巴地问：“毛主席？他就是毛主席？”

其他几位农民也都睁大了眼睛望着毛泽东。老农激动地说：

“毛主席呀，您的心和咱庄稼汉的心贴到一块了。”

此前，毛泽东和警卫战士们也都在自己的垦荒田里播下了种子，大部分还没有出苗，一些刚出土的小苗也都枯萎着身子。眼看就要到5月份了，天还没有下一场雨。陕北黄土高原最怕旱，如果照这样再旱下去，就意味着秋天将颗粒无收，别说农民们一个个心急如焚，就是战士们望着刚开垦出来的地也急得抓耳挠腮。

一天傍晚，毛泽东站在自己的垦田地边，望着山上农民们的土地说：

“天这么旱，山上的地就更旱了，快下一场透雨吧。”

这天晚上，天还真的阴了起来，黑云一层压一层，到了后半夜就下起了小雨。正在桌前煤油灯下工作的毛泽东隐隐约约听到了雨声，放下笔，侧耳细听，仿佛在听一曲美妙的音乐，欣慰的笑容挂在了脸上。后来雨越下越大，他索性离开桌子来到门口，推开门观看。警卫员以为他有事，忙走过来问。毛泽东摇摇头，用手指了指天，笑了。

这场雨下了大半夜又大半天，直到次日下午才停。晚饭后，毛泽东走出窑洞，高兴地对蒋泽民说：

“这场雨下得好哇，不知山上下透了没有？走，到前面看看去。”

蒋泽民跟着毛泽东走出了沟口，迎面碰上几个农民。毛泽东问他们：

“山坡和山上的地下透了没有？”

农民们高兴地说：

“山上山下全下透了。这雨开始下的小，后来越下越大，全渗到地下了。真是难得的及时雨啊！”

毛泽东放心地笑了，带着蒋泽民兴致勃勃地来到延河边，望着哗哗流淌的河水，突然问：

“泽民，你说这延河水里有鱼吗？”

蒋泽民被问得楞住了，他不愿意破坏毛泽东的好心情，就向走过来的一个老农请教：

“大爷，您说这河里有鱼吗？”

毛泽东也马上凑了过来，和这位老农攀谈了起来。

4月24日，李公朴第二次访问延安，其间，他曾到晋西南考察，迫切感到需要组建一支“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战区“宣扬民族抗战意义，教育民众抗战知识，交换抗战经验，学习抗战工作，推进抗战教育，奠定建国基础”。他便重返延安，希望中共在建团人员上给以支持。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负责。李公朴和胡耀邦多次商量，最终从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抽调了9名干部，组成了“抗战建国教学团”。

他这次在延安期间，还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参加了延安纪念“五一”大会和精神总动员宣誓典礼，聆听了毛泽东、王明、王若飞的演讲，并和他们“互道别情，约时再叙”；参观了边区工业展览会、边区青救会与文艺会举办的青年展览会；观看了马列学院在陕公礼堂举办的晚会——3幕剧《歼灭战》；参加了“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会上，除毛泽东、王明、洛甫、康生、刘少奇讲话外，李公朴和新从苏联归来的萧三亦被邀讲话；李公朴为“鲁艺”写赠言：“在去年的今天，中国艺术界发生了一道光芒，这光芒一被发现就惊动了全国，振奋了艺林，它越长越大，天真活泼，坚强有力地反映出千万人的心灵，发动起千万人走上前线。这新生的力量是新阶段中抗战的支柱，是新中国艺术界的曙光。”

他还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卫生部报告山西敌后情况；赴榆林县桃林参加文学座谈会；到“抗大”访问教育长许光达，畅谈“抗大”的教育特点，为纪念“抗大”成立3周年写赠言：“一座伟大的熔炉，燃烧在黄河之滨，锻炼出成千成万的优秀儿女。学习八路军的求实精神，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抗大是新战士的产生地。”此外，他还分别为“星海纪念册”、延安市卫生人员俱乐部题词。前者题词是：“中国数千年来，虽以礼乐为本，其实所说的礼不过是封建统治的工具；乐仅成了庙堂之声，与中国的大众生活毫无关系。音乐代表着民族的呼声。抗战前后中国大众音乐的空前发展，这就象征着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到来。谨以以上数言赠给我们大众音乐的倡导者冼星海同志。”后者的题词为：“武装起身体，武装起头脑，不分国界，欢聚一堂，为了民族解放。”

后来在6月15日，李公朴告别延安，应第二战区保安司令续范亭的热情邀请，率领抗战建国教学团奔赴抗战前线——晋西北，随后又前往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根据地，历时17个月，开展抗战教育和动员民众的工作，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做出了贡献。

再说4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作了《自己为自己的劳动是不可限量》的报告。他说：

“你们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因为你们在抗日军政大学。你们是工、农、商、学、兵团结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可算是天下第一。”

4月24日，毛泽东、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东南局并中原局转8团（指新四军江北部队第4支队第8团——笔者注）”，发出了《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指示》中说：

“一、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目前在一切敌后的任务都是建立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也是一切友党友军政府及全体人民共同的任务，因此固然不应空喊这一口号，但也不必把这任务秘密起来，而应当用主要努力去做。

二、但依皖东目前情况，我们必须长期努力进行统战工作，坚持打击汉奸和顽固分子，尽力扩大党和群众运动，推动地方进步，才能达到建立根据地的目的……”

4月25日，项英、叶挺等为落实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决定由叶挺负责去江北成立一个指挥部，加强对第4支队的指挥。为此，叶挺率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部参谋处处长赖传珠、第1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第3支队第5团团长孙仲德等一批干部和江南新四军主力第4团第1营，从皖南泾县云岭出发，突破日军长江封锁线，向庐江进发。

4月26日，中央书记处公开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全文如下：

目前全国举行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正如蒋委员长所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敌人“欲以种种方法摇撼吾人之意志，威胁吾人之精神”，必须动员全国人民振奋抗战到底之精神，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同志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并尽一切努力推动全国人民参加这一运动。为使全党同志深切了解这一运动的意义，中央特指出如下各点：

一、中国共产党早在抗战以前，就已向全国同胞号召全民族力量的总动员——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精神、物质的总动员。在抗战以前，我党进行这种号召，为的是准备抗战。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我党不断地根据古今中外无数历史上的经验，特别是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国民族的潜力，指出中国虽是一个弱国，然而如果能使全民族摆脱一切精神上的桎梏，振衰起敝，团结一致，以抵抗外寇，则将起死回生，无敌于天下。我党和那一切简单的“唯武器论”者，很久地进行过无情的斗争。在抗战发动以后，我党发表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最后胜利的有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最大的努力，去注意各方面力量的动员，其中包括着对于全国人民精神上的动员。两年以来，我党无情地反对各种式样的民族失败主义者。在去冬我党六中全会上，又复指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15条，其第一条就是：“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为达到这个目的，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全会中的报告，关于一切宣传鼓动工作，曾经这样的指出：“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战、为国捐躯、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游击战争的前进、慷慨捐输、华侨爱国等等），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又一方面，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妥协倾向、悲观情绪、腐败现象等等）。再一方面，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须知这种觉悟与自信心之不足，是大大妨碍着克服困难与准备反攻的基本任务的。”因此，共产党员必须号召全国同胞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并赞助政府推行于全国，以达到“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之目的。

二、按照“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所提出的“共同目标”是：1、国家至上，民族至上；2、军事第一，胜利第一；3、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些都是根本正确的。中国这个国家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国家，尤其是占人口90%的绝大多数中国劳动人民的国家。这个国家是我们中国人历史上生息休养创造奋斗的地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日寇侵犯我国，就是要毁灭我们中国人的生存，就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不共戴天之仇，我们必须抵抗到底，把日寇完全逐出于我们国土之外，没有与之妥协的余地，这就是“国家至上”。中华民族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尤其是占90%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民族，我们民族需要生存，需要繁荣，需要独立自由和幸福，我们民族首先需要从日寇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不坚决抵抗日寇到底，就决不会有民族的解放；不以绝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为民族的幸福，就决不是民族的最后解放；所以，抗战到底和争取民族绝大多数同胞的幸福，这就是“民族至上”。一切汉奸、汪派、托派，投降日寇、破坏团结、制造“反蒋反共”的阴谋、出卖民族国家的利益，必须给以坚决的打击。而有些不明大义之人，不免受其蒙蔽，陷在日寇、汉奸、汪派、托派的阴谋陷阱之中，企图以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来代替和掩盖全国家全民族的最高利益，认为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就等于全国家全民族的利益。这些人同样没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必须给以深刻的批评。必须号召全国人民牢牢记住：“国家民族之利益应高于一切，在国家民族之前，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私益，乃至于牺牲个人之自由与生命，亦非所恤。”对于一切出卖国家民族的人，则宣告和他们势不两立。

三、中国共产党老早就提出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一切为着抗战，一切服从抗战”的号召，这就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我党过去一切主张与行动，都是环绕于这些号召的周围。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运动中，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继续发扬自己的牺牲精神，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同时号召全国同胞，严厉地批评一切贪生怕死之徒，无情地指责在前线后方一切违反和破坏军事胜利的有害活动，无情地指责一切不顾民族利益的自私自利之徒的罪行，号召全国同胞对于这些败类给予应得的制裁。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运动中，必须号召全国坚决实行这个原则：“唯求军事之胜利乃为吾国民人人共享之光荣，唯不能获得胜利为人人最大之耻辱，一切功罪，一切是非，胥当以此为标准”。必须“竭其全部之智能与全部之时间精力以求取军事之胜利”。必须抛弃一切关于“个人得失，个人利害与个人之屈伸与荣辱”。必须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才是抗战的最后胜利。

四、为着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的目的，“必须意志集中与力量集中”，这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惟有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目的，违反这个方针，就必然会使意志分散力量分散。过去的经验证明这一真理，现在的事实也证明这点。因此，共产党员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必须继续号召全国同胞加紧团结，经过民主的方式，将一切分散的意志与力量集中起来。除了争取最后胜利，不能有第二个意志。除了集中在抗日阵线，不能集中在第二个地方。除了用民主方式，也不能有第二个能够集中最大力量的方法。为此目的，必须坚决打击日寇、汉奸、汪派、托派反蒋反共的阴谋活动，因为如果不坚决打击这种阴谋活动，必然会造成意志分散力量分散之局面。共产党员必须号召全国同胞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共合作，反对一切挑拨离间、制造摩擦、捣乱前线后方、破坏统一团结的阴谋家，并给予这些阴谋家以必要的制裁。

五、“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必须号召全国同胞实行这种最高的民族道德，这就是对于古代的封建道德给了改造和扩充。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行这些道德的模范，为国民之表率。党员过去已是这样做的，今后更应努力。如果不这样做，就不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因为一个真正的孝子慈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仅仅忠于少数与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对于仁义也是一样，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处理关系于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务而得其当谓之义。汉奸、汪派、托派之所以成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叛逆，就是因为他们只顾少数人的私利，抛弃了全民族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共产党员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必须号召全国同胞实行其对国家尽其大忠，为保卫祖国而奋战到底；对民族尽其大孝，直至中华民族之彻底解放；对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与人类之大多数给与绝大的同情与卫护，以实行其大仁；对危害国家民族危害大多数人利益之敌人、叛逆与横暴者施行坚决的斗争与制裁，以实行其大义，借以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

六、共产党员必须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号召全国同胞坚决实行三民主义。抗日战线中各党各派的任何人究竟信仰三民主义与否，不在其口头之自称，而在其行为之表现，只有言行相符，才可称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所以，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主要的不应从口头上看，而应从实行上看。只有实行三民主义，才能证明自己有这种信仰，否则只是证明他并没有信仰。对于那种行为上不实行三民主义，而只在口头上信仰三民主义的，这是一种表里不一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人，每个参加抗日战线的人决不应该如此。如果口称信仰民族主义而又企图与敌人妥协，口称信仰民权主义而又实行压制人民，口称信仰民生主义而又不顾人民生活的痛苦，都是假三民主义者，叛徒汪精卫辈就曾经是这样一种人，孙中山先生在世之时对于这种人是深恶痛绝的。国难已至极严重关头，必须广泛地动员全国同胞，切切实实地实行三民主义，揭穿汉奸汪精卫辈的假三民主义，为具体实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真三民主义而斗争。在为实行真三民主义而斗争中，共产党员同样应成为模范。

七、为着实行三民主义，争取最后胜利，必须厉行精神上的改造，“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来所号召和实行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全中国人民都应该实行起来。在伟大的抗战时代中，如果不养成艰苦奋斗的作风，则奋发蓬勃之朝气必不能养成，而醉生梦死，苟且偷生，自私自利的恶习必不能掉除。汪精卫一类人因为不能艰苦奋斗，失了朝气，而陷于醉生梦死、苟且偷生自私自利的深渊，所以他出卖民族利益，叛党叛国，做了汉奸。可知一切不愿意做汉奸的人，必须在这次国民精神总动员中认识养成艰苦奋斗作风之必要，否则是非常危险的。至于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则尤为必要，这就必须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纷歧错杂的错误思想。第一，在“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的原则下，要纠正那一切有意无意曲解三民主义而成为汪精卫辈精神上俘虏的人，要纠正那一切企图利用托派奸徒把三民主义解释为反共旗帜的人，并且要纠正那一切对于三民主义阳奉阴违口挂三民主义之名躬行贪污腐化之实的人。第二，在“不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的原则下，要纠正一切对日寇妥协投降的邪说。要广大地动员民众反对汪精卫派，因为他们“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他们响应日寇主张所谓“东亚新秩序”“日满支共同体”，并进行所谓“共同防共”。要反对一切汉奸无耻地鼓吹超越民族，欢迎日寇做东亚的“盟主”，无耻地拱让自己国家听任敌人宰割。第三，在“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的统一”的原则下，必须根据“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目标，要纠正一切破坏军政军令的韩复榘式的人物，要纠正一切作战不力的现象，要纠正一切无纪律现象，要纠正一切企图响应伪政府破坏政权统一的人物，要纠正一切对政府抗日动员法令阳奉阴违的人物，要纠正一切不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人物。第四，在“不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的原则下，要纠正一切利用抗战形势发国难财，吃摩擦饭的企图，要纠正一切利用抗战困难策动和平妥协的企图，要纠正一切利用抗战形势排斥异己破坏团结的企图，要纠正一切为一己之私利或为少数集团的狭隘利益，为金钱地位职位等利益而妨碍与牺牲民族国家利益之行为。除了上述各点之外，像那一切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和言论，反蒋反共的邪说，依赖外力的空论空想，以及否认劳动人民是民族基本主干的反民族论调，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三民主义好朋友的反劳动阶级论调等等，都是属于不利抗战的纷歧错杂的思想，都应加以纠正。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巩固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才能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争取抗战的胜利。

八、国民精神总动员，应当成为全国人民的广大的政治运动，精神动员即是政治动员，它不依靠于强迫命令，而依靠于人民之政治的自觉。若以强迫命令的方法行之，必至成为虎头蛇尾，官样文章，而毫无生气。只有经过民主方式，着重宣传鼓动，才能推动全国人民，造成压倒敌人刷新自己的巨潮，

以上8点，特指出其最要者。中央希望全体党员协同友党党员与各界先进人士，一致努力，认真地进行这一动员运动。更望全国青年，不辞艰苦，家喻户晓，使这一运动推行于全国。以期组织全国人民一体进入抗战到底的伟大运动中。全国人民真正奋起之日，就是抗日建国大功告成之时，愿与全体同志全国同胞共勉之。

1939年5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在第70期上发表了毛泽东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撰写的《五四运动》一文。在新中国建立后，这篇文章以原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他在文章中写道：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有了20个周年，抗日战争也快到两周年了。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们，努力呵！”

5月1日下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开幕典礼在桥儿沟隆重举行。

这个展览会是由中共中央提议，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等机关共同筹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会。展览大厅设在一个旧的天主教堂里，大门内迎面摆着一幅会场展览布置图，四周挂满了各方送来的贺词。正中的一块红色横幅上是中共中央的贺词：“劳动创造一切”。毛泽东书写的贺词是：“无产阶级是抗日的先锋队，应为坚持抗战到底、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各参展单位都有产品说明以及各种图表，边区机器厂（茶坊兵工厂）还有“工人生活一瞥”等照片和墙报，充分展现了边区的工业建设新面貌。展品近1000种，2460余件，分为原料、成品、机械、模型等几个部分，包括机床、石油、煤、盐、化工原料、织布机、弹花机、棉布、农具、各种日用品及轻工产品等。

毛泽东、李富春、林育英、高自立、刘景范、王明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结束之后，毛泽东在边区政府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工业展品。

在这次边区工业展览会上，最吸引参观者的展品是军工产品，如步枪、机关枪、高射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地雷、复装子弹等武器弹药，它们大多是边区机器厂及后方修械所制造的。其中最令人赞不绝口的是一支新颖、美观、短小轻巧的步枪，口径7.9毫米，一把折叠式的三棱形枪刺连接在枪管下方。这是由刘贵福和孙云龙等人在1939年4月25日制造出来的，经过试验，枪的性能良好，当时就被列为“五一”展览会的展品。这支新枪尚未命名，展览会因其短小就标了个“无名式马步枪”。

毛泽东走到崭新的马步枪前，将枪拿在手中，仔细地看来看去，掂了掂，拉拉枪栓，瞄了瞄准，高兴地对身旁的军委军工局局长李强说：

“使上我们自己造的枪啦！枪造得很好嘛，也很漂亮啊，要创造条件多生产，狠狠打击日寇。”

展览大厅里熙熙攘攘地挤满了参观的人群。尤其是那新式的马步枪和高射机枪，被许多八路军的首长和战士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舍不得离开，纷纷惊奇地议论：

“咱们边区也能造枪啦！真不简单！”

在此后的十几天里，参观者络绎不绝，达数万之众，屡有观众要求延缓展期。

5月4日下午，延安各界青年在抗大第5大队坪场举行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暨首届中国青年节庆祝大会。据记载：

“一列列年轻的队伍，浪潮似地拥到延安城北门外的广场上，凝聚成钢铁似的一团。从广场上，从广场旁边的青运资料展览室的附近，嘹亮的歌声，快乐的笑语声，汇合成巨大的喧哗，在泛滥着夕阳的红光和浮游着灰尘的空中震荡着，在酝酿着夜霭的山谷里回响着”。

在大会主席的报告完了以后，“有一个面色很和蔼的人，踏着稳重的步子，走上主席台。场上的空气立刻变了。人们热情地鼓着掌，发出心灵的呼唤。一个披着黑色头发的抗大女同学，闪着颤动的喜悦的眼光，喃喃地道：‘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的毛主席！’”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的演讲。这篇演讲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青年运动的方向》为题，编入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他在演讲中说：

“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20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毛泽东还说：

“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每个青年都要担负这个责任。每个青年现在必须和过去不同，一定要下一个大决心，把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这就是我所希望于你们的。”

关于这次庆祝大会的记载中还这样写道：“这个对一切人一切事物都关心的巨人的指示，深深地激动了青年。解放社的青年工人笑着，拿着红缨矛子的青年在笑着，扛着枪杆的青年战士在笑着，抗大、鲁艺等单位的青年学生在笑着。突然，有两把火炬冲开了群众，绕着广场，飞奔着一转又一转，像火龙开浪似地奔到主席台前，一小队茁壮的青年紧紧地挽着手，他们高掌着辉耀的火炬，有一个人挥动着粗壮的臂膀，奋然展开一面黑色的绸旗，上面闪烁着白色的大字：‘新中国的火炬！’一个女孩走出来，读她手捧着的一封信道：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延安市全体青年，谨向您——中国革命领袖致崇高的敬礼；您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青年最好的朋友。毛泽东同志，我们向您宣誓：我们一定要用自己一切力量去实现您向我们青年所指示的任务。’

读完了信，她郑重地献给毛泽东同志。在广场的另一个角落里，升起了一盏红灯。这是告诉大家，一个新颖的野火晚会快要开始了。”

冼星海走上主席台，指挥大家唱起他根据毛泽东的嘱咐与塞克共同创作的新歌《生产运动大合唱》：“二月里来呀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

5月6日，叶挺、邓子恢、赖传珠、罗炳辉等一行人抵达庐江东汤池。

5月7日，叶挺等在东汤池召开干部和共产党员会议，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下辖第4支队、第5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由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领导和指挥。

与此同时，根据项英的指示，江北指挥部还成立了以张云逸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成员有罗炳辉、赖传珠、周骏鸣、林恺、戴季英、郭述申。

5月9日，项英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新四军江北部队的编制及干部配备情况：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主持，高敬亭仍任第4支队司令员，罗炳辉任第5支队司令员，戴季英为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并提出了各部队的编组方案。

5月9日这一天，叶挺、张云逸、邓子恢来到舒城县高敬亭的驻地，向高敬亭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江北部队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和新四军军部关于江北部队的有关指示，要高敬亭率领支队司令部和仍在皖中的部队东进皖东地区。

高敬亭，1907年出生在河南新县，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当选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后，他历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苏维埃政府主席，光山县书记，豫东南道书记，红25军75师政治委员。1934年11月，红25军长征北上，高敬亭奉命组建红28军，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在大别山坚持了3年坚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7年9月，红28军同国民党卫立煌部谈判，改编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不久，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和周骏鸣领导的桐柏山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由高敬亭任司令员，下辖第7、第8两个团，第7团由原红28军改编，第8团由周骏鸣领导的桐柏山游击队改编。后来，高敬亭又从第8团中分出一部成立了第9团。

1937年底，党中央为了加强第4支队的领导力量，派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郑位三去担任4支队副司令员（对内为政委）、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行前，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高敬亭同志在大别山，以那样少的部队，吸引国民党17万正规部队，支援了主力红军长征，是作出重大贡献的。”可后来郑位三、萧望东到了4支队，高敬亭却坚拒二人在4支队任职，并向驻在汉口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提出，要从延安另换戴季英取代郑位三。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为求得4支队顺利改编和迅速出动，只得致电中央屈从高敬亭的要求。于是，郑位三被调去中共鄂豫皖特委任书记，萧望东也被调到豫皖苏边区彭雪枫游击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

1937年12月25日，高敬亭和4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新四军编制会议，周恩来指着高敬亭和林维先向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介绍说：“这两位就是闻名于大别山的游击专家高敬亭和林维先同志。”

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在武汉的周恩来、项英说：“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3点之间作战，但须附电台并加强军政人员。”

1938年2月1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致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电中说：“关于鄂豫皖28军即新四军第4支队问题，必须帮助高敬亭同志才能使4支队进步和迅速出动。”

就在这2月间，戴季英从延安被派到第4支队任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湖北黄安人，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在红25军时期曾是高敬亭的上级。他本是高敬亭指名要来的人，可他在抵达4支队的当晚，就与高敬亭发生了争论。他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要部队迅速东进安徽合肥以东敌后抗战。但高敬亭却另有计划，暴露出留恋大别山的思想。戴季英以中央使者自居，疾言厉色地斥责高敬亭：“趁早把你自己的计划搁在一边，必须统一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为此，两人的关系很快就闹僵了。

1938年4月中旬，张国焘在武汉投向国民党，并到处发信联络其旧部反水。鉴于高敬亭是张国焘到鄂豫皖后考察提拔的干部，长江局特地委派在湖北威望极高的董必武专程赴皖中舒城，向高敬亭当面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鼓励他坚定立场，革命到底。6月下旬，高敬亭因与戴季英的矛盾激化，扬言要在第4支队搞肃反，消息不胫而走，引起部队骚动，以戴季英为首的外来政工人员连夜逃离，这便是“新开岭事件”。为此，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7月3日在给长江局的报告中说：“4支队问题，最近发生一严重事件。戴同志已离开政治部，其他政治部工作人员也离开了……这事表示高已走到登峰造极。这对于统一战线，对于抗日，对于安徽的工作，都会发生莫大的影响，因此须得有一个断然的解决。”

1938年11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传达中央和军部指示，争取和推动高敬亭部东进。张云逸到江北后，与戴季英一起到安徽战时省会立煌，同安徽省政府主席、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会商，双方指定皖东地区为4支队活动范围，划无为县为江北新四军与皖南军部的联络通道，廖磊还批给新四军一个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任命戴季英为纵队司令员，由省府供给给养。这个会商结果是有利于新四军东进和发展的，却遭到高敬亭的反对。张云逸无奈，只得审慎地采取率领周骏鸣第8团和江北游击纵队东进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和推动整个4支队东进。此前，第8团团长周骏鸣、团政委林恺因高敬亭对下属亲疏有别，分配不公，曾多次向军部要求脱离与4支队的隶属关系，此次能随张云逸东进，正中下怀。而高敬亭和4支队主力第7、9团却始终在淮南铁路以西徘徊不前，并企图把部队拉到怀宁、桐城、庐江一带，开辟背靠大别山的根据地。

1939年1月27日，项英在致延安电中转报张云逸来电：“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正对党及军部极不满”，“自己不愿东进，亦不能派队伍随张行动，争取可能极少。”

1939年3月2日，项英、周子昆报中央并转中原局电中说：“我们正在解决高敬亭问题，你们有何意见？”3月14日，项英、周子昆致延安电中说：“高敬亭显然进步极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可说极差，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故季英初采取推动政策是对的。但亦不能因此对高客气，硬说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路线，使之或骄或疑，都会发生不好影响。”

1939年4月18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在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提出对高敬亭的3种处理方案：“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为上策；给以副指挥名义，4支队改为纵队，由其他同志带为中策……撤销高的职务为下策。”4月21日，项英报中央及军委并转中原局电中，有“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曾见廖磊请假”，“戴工作有成绩，下面已有对高不满”等语。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共中央书记处在4月25日发出了致“东南局并中原局转8团”的《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而为了贯彻这一指示，才有了上面所说的4月25日叶挺等人准备建立江北指挥部的江北之行。而叶挺等人的江北之行，谁也想不到竟会引发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段荒诞的且至今推诿责任的错杀高敬亭的公案。为此，笔者才不惜笔墨在前面将高敬亭与方方面面的矛盾一一叙述出来，而且还要在下边将错杀高敬亭事件的整个过程摆在读者面前，以正视听。

就在叶挺等人北上出发以前，项英、袁国平等与叶挺又讨论了高敬亭的问题，大家还商量着“顶好尽到教育责任”，将其挽救过来。叶挺到江北后，项英怕他压不住台，又于5月4日以毛泽东的名义致电高敬亭，鼓励4支队克服困难，迅速东进，其中说道：“你们要解决困难与壮大部队，就要迅速东进，积极作战，以胜利达此目的。这不仅是为了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而主要的是为了使4支队得着更大的发展前途。党中央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

5月10日，叶挺在安徽舒城县西港冲主持召开第4支队连以上干部及游击纵队负责人参加的会议，重申中共中央关于东进敌后的方针，动员第4支队主力部队7、9团东进。

此前，高敬亭一直对中央和新四军军部要他率部东进建立皖东根据地的决定不理解，因此表现得犹豫不决，行动迟缓。原因是他的部队在鄂豫皖山区作战多年，建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熟悉大别山情况，擅长山区作战，所以他一直想把部队留在大别山区。

5月11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说：“高部人数最多，五千多，问题不解决可影响发展，这对江北有大关系。”

叶挺在西港冲主持召开的会议一直开了两天，经过动员，第4支队许多干部表示坚决执行东进的命令，高敬亭也表示服从中共中央的命令。

5月18日，叶挺和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等人去了皖东。

5月中旬，在4支队主力部队东进途中，高敬亭又命令第7、第9两团抵制执行东进命令。第9团团长詹化雨、政委胡继亭认为不妥，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并将高敬亭的指令上缴江北指挥部。而第7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在5月20日带领两个警卫班投靠了国民党军桂系第21集团军。

杨克志和曹玉福原是红28军时期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这次逃跑前，他们在2月份乘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被人揭发了出来。高敬亭要撤销他们的职务，因戴季英说情而暂缓执行，此时惧怕再受制裁，就投了桂系。在江北指挥部发动的“反杨、曹斗争”中，不少干部对高敬亭也逐渐产生了不满情绪，揭发他以往在“肃反”期间杀过自己部队不少人，还有贪污腐化、抵制东进等问题，由此，“反杨、曹斗争”演变成了反高斗争。江北指挥部随即将这一情况电告新四军军部。

1939年5月26日，项英在皖南军部以他和叶挺的名义致电重庆的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诫，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

6月4日，叶挺、张云逸等在合肥青龙厂召见高敬亭。高敬亭率教导大队来到合肥青龙厂，周骏鸣从褚家圩子出来迎接高敬亭说：

“军长在褚家圩子等高司令，你们的住处已安排好了。”

高敬亭到了宿营地，未进屋子就带3名警卫员去见叶挺，被军部副官处处长黄序周扣留，并将他的警卫员及整个警卫班的枪缴了。接着，叶挺将教导大队李世安大队长叫来，对他说：

“高敬亭不执行命令，已经关起来了，你要保证部队不出问题。”

戴季英也对李世安说：

“你回去集合队伍，向部队说清楚，高违抗命令已经关押，叶军长过江来就是处理高敬亭问题的。”

李世安回去后即将教导大队300余人集合起来，他和政委江岚都讲了话，传达了叶挺军长的指示，要求部队保持稳定。

3天后，戴季英从教导大队抽调出一批手枪，装备到新成立的支队警卫排和缺手枪的营连干部。教导大队很多人想不通，有20余人离队。

叶挺派随戴季英一道从延安来第4支队的原红4军第36团参谋长杜国平，到教导大队接替了李世安的大队长职务。随即，李世安也被撤职关押。

6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新四军军部复电中明示项英：“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4支队，担任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备干部时注意。”

6月21日至23日，江北指挥部在青龙厂附近的褚家圩子连续3天召开连以上干部批斗大会，张云逸、叶挺、邓子恢等人先后发了言。叶挺在会上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对高敬亭的错误行为和不正确的意识，是尽了很大的纠正和教育的责任的。中共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纠正你的缺点，你都置之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可为你的命运惋惜。”

会议给高敬亭加上了“反党、反中央”、“违抗军令”、“可能率部叛变投敌”等罪名，要高敬亭承认错误。高敬亭拒不认错，并以自杀相威胁。他还说：

“红28军艰苦奋斗几年才有今天这支部队，我没有错误，第4支队没有搞好，不能怨我。”

会议就如何处置高敬亭，要大家讨论。大家讨论的意见综合起来是教育高敬亭，并由戴季英向军部作了汇报。可是就在6月23日傍晚，项英转来了蒋介石批准杀高敬亭的电报：“白崇禧电 奉委座电令 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关于此事，时在江北现场参加反高斗争大会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曾著文证实，就在反高斗争大会第3天傍晚正要宣告散会时，收到了蒋介石批准处死高敬亭的来电，并在会上宣读。

6月24日上午8时，年仅32岁的高敬亭被押赴刑场，他大义凛然地说：

“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死在红地毯上。请代转史玉清同志（即高敬亭爱人——笔者注），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

高敬亭被处决后，江北指挥部提出了“肃清高敬亭余毒”的口号，派工作组进驻第4支队，原红28军的许多干部受到株连，有的被降职、清洗、处决，还有100多人离开了部队。高敬亭的亲属也受到了极不人道的虐待，史玉清被开除党籍，逮捕入狱，在狱中生下小女儿高凤英。她的大女儿刚10个月，被送给一户农民抚养，后被饿死。

高敬亭被杀不久，中共中央要高敬亭到延安学习的电报就到了。毛泽东得知高敬亭已经被处决，气愤地说：“项英好糊涂啊，内战时期，蒋介石曾以重金悬赏高敬亭的脑袋而不可得，现新四军主动要求杀高，蒋岂有不准之理？”

他立即发电报质问叶挺、邓子恢等人：

“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杀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

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是年11月间，周恩来、刘少奇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质问有关人员：

“高敬亭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有什么不好？我们开辟的根据地为什么要让给国民党。离开大别山，我们没有根据地。”

1943年，参与杀害高敬亭的周骏鸣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在和他谈话中说：

“按你们说的，高敬亭有错误，为什么你们不听中央的，为什么要枪毙高敬亭！”

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和新四军代表谈话，问某负责人：

“那个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

对方肯定地回答：

“应该可以。”

听完这句话，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后来在1952年2月，毛泽东到皖中视察工作，安庆地委书记在汇报工作时说：

“高敬亭同志在这里影响很大，至今上年纪的人还常提到他。”

毛泽东低沉地说：

“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

后来在1975年11月10日，高敬亭的小女儿高凤英（解放军一○五医院眼科主任）在父亲老部下、老战友的帮助下，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她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我是已故红28军军长、 新四军4支队政委兼司令员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中共党员，现在安徽省军区105医院任医师……我父亲是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既然是革命却又为什么被杀呢？……我希望能够早日知道这个结论，来解除我母女政治上的压力。

11月30日，病中的毛泽东批示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

“请汪向了解此案的同志询问一下，以其结果告我。”

12月9日，汪东兴向毛泽东报告说，查到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白崇禧电 奉委座电令 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毛泽东批示：

“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1977年4月27日，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对高敬亭的功过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便是高敬亭冤案及毛泽东为其平反的来龙去脉。

再说在1939年5月5日傍晚，毛泽东来到鲁艺看望萧三，萧三出迎。毛泽东说：

“特来专程拜谒。”

萧三说：

“真不敢当。”

他请毛泽东来到他那间位于山下空坪的平房里。这是新盖的3间平房中的一间，屋子里没有多余的凳子，毛泽东就坐在木板床上，靠着墙，还像同学一样和萧三说话。他们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

“《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他们所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

毛泽东问萧三：

“苏联对《聊斋》有何评论？”

萧三说：

“没有读到什么评论，只知道这部书的译者是苏联院士、汉学家阿列克谢也夫，他请当时在列宁格列东方学院教中文的曹靖华替他校正译文，每章只付给5个卢布的报酬。”

谈到写作，萧三说：

“我写东西很迟缓，难能下笔千言。”

毛泽东笑着说：

“下笔千言有时离题万里。”

萧三说：

“我在苏联时，写过主席的传记，想再继续增补、修改。假如主席不反对‘翻古’，希望能详细谈谈。”

毛泽东说：

“无事‘翻翻古’，也有趣味。我在政治上帮助过你，不过你要研究调查一些历史事实才能写东西。把一些历史事实写出一部小说来，拿一个人做引线，那是有味的。”

毛泽东还答应待他休息时，可以和萧三再谈谈。

5月6日，国民党将领、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参加完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北上榆林途中到了延安，悄悄地住进了城南关一家骡马店里。晚上查店的保安人员得知此情，立即报告了上级。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在电话里指示边区交际处处长金城说：

“一定要给予邓宝珊一行以热情欢迎和优待。”

金城来到骡马店里，迎面碰上了邓宝珊的副官长于浚都，金城告诉他说：

“邓总司令远道而来，我们没有得到通知，有失迎迓。我们边区政府有几个招待所，房子虽然小，但总比这个骡马店好一些，欢迎总司令和诸位到招待所休息。”

于浚都说：

“邓总司令明天就要赶路回榆林，现在既然已经在旅店住下了，就不再惊扰贵党和政府了。”

金城无奈，只好回到办公室用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指示说：

“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多住几天。”

第二天清晨，金城早早来到旅店，在门口又遇到了于浚都，请求面见邓宝珊，说是有要事相告。于浚都依然是借故推辞。正在里边洗脸的邓宝珊听到二人说话，就走了出来，和气的对金城说：

“这次过延安，时间仓促，没有打扰边区政府。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烦你们了。”

金城说：

“听说您来了，我已报告毛主席和边区政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非常欢迎您，希望您能在延安多逗留几天，和大家见见面。”

邓宝珊见他如此说，感觉盛情难却，就答应不走了。

这天上午，毛泽东和高岗、萧劲光一起来到骡马店看望邓宝珊，一番客套之后，毛泽东邀请邓宝珊和他的随行人员到交际处吃午饭。

交际处在机关食堂里摆了几桌酒席，邓宝珊及其随从分别落座。延安方面另有李富春、高岗、萧劲光、周小舟作陪。毛泽东殷勤招待客人，和客人边吃边谈，他说：

“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我党合作搞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够合作得更好。”

邓宝珊说：

“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毛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两党重新和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

毛泽东挽留邓宝珊多住几天，说是请他到延安各处去参观指导。邓宝珊欣然决定改变计划，多住几天。

此后，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一星期，到毛泽东住处作了回访，与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也进行了交往，还由高岗等陪同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看望了在陕北公学上学的女儿邓友梅，出席了边区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

后来回到榆林不久，邓宝珊患牙疼，毛泽东特地派牙科医师梁智到榆林为他治疗。邓宝珊知道毛泽东爱吸烟，就回送毛泽东一些好的纸烟。他对毛泽东极为钦佩，案头经常放着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他读过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讲义等油印本，常和部下谈论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阐明的观点。他认为毛泽东精通辩证法，对问题看得远看得深。他还说“毛泽东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读书很多，住的窑洞里书架上有马、恩、列、斯著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他对毛泽东的谈话印象很深，说毛泽东“讲问题深入浅出，比喻生动，风趣幽默，引人入胜。”

5月7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作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演。他全面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攻击共产主义，宣扬其专制独裁的假三民主义。他强调要以国民党来“管理一切”，实行“以党治国”、“以党建国”。

5月10日，鲁艺为庆祝建校一周年，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并举行了大型展览会，共设10个展览室，其中第3展室在显要位置悬挂着“孙中山先生、蒋委员长、毛泽东同志”的大幅画像。毛泽东的亲笔手书《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两首诗参加了展出。

毛泽东还为鲁艺题了词，他写的是：“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5月11日晚，鲁艺举行周年纪念第一次音乐会，正式公演由冼星海和光未然共同创作的《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共分8个部分，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冼星海是从1939年3月下旬开始谱曲，历时6天，到3月31日终于完成了这一伟大的作品。他在《创作<民族交响曲>的经过》一文中写道：“这作品是我诚恳地贡献给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他是我最崇拜的民族的救星。他指示的道路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可以救中国，拯救整个民族的危亡。”

且说演出就要开始了，冼星海率领100多人的合唱团，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上舞台，整装列队。随着他的指挥，乐队奏响了序曲，雄壮的歌声随之而起，时而哀怨，时而咆哮，那起伏跌宕的旋律，激动人心。冼星海在日记中写道：“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里面有几首非常感动人的曲子：‘一、《黄河船夫曲》；二、《保卫黄河》；三、《怒吼吧，黄河》及《黄水谣》。’”

毛泽东被深深地打动了，当《黄河大合唱》结束的时候，他高兴得从座位上跳将起来，激动得连声说：

“好，好！这样的作品太好了！应该送到前线去演出，可以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

后来，《黄河大合唱》在陕甘宁边区和大后方演唱的时候，人们都为中国有这样的音乐而感到自豪。郭沫若评价这部作品说：“星海兄去延安，大后方的一切声音差不多都沉没了。而《黄河大合唱》却和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从北方吼唱了起来。”

5月12日晚，在中央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工业展览会闭幕大会。

“无名式马步枪”获得甲等产品奖，制造步枪的边区机器厂获得集体特等奖，主要设计者刘贵福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刘贵福作为劳动英雄的代表在大会上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坐在一起，并被邀在大会上发了言。

当晚，毛泽东宴请刘贵福等有功人员。毛泽东还亲自为刘贵福题词，称他为“生产战线上的英雄”。

后来在1939年10月，刘贵福进一步改进无名氏马步枪，试制出了一种新枪。这年是朱德55周岁，工兵战士为表达对他的敬仰，将新枪命名为“五五式”步枪，以后正式定名为“新七九”步枪。

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各地党组织要注意发扬和运用国民党当局讲演、命令、谈话与出版物中“各种积极的东西”，“力争以革命的言行相符的真正三民主义，去对抗曲解的与言不顾行的假三民主义，以真正三民主义的姿态，去反对假三民主义者，即顽固分子”。

5月间，毛雪华来到延安，在延安兵站住下后，吃过晚饭就提出要去见“润之三叔”。兵站负责人给毛泽东通了电话，毛泽东欣然同意。于是，兵站派人送毛雪华来到毛泽东在杨家岭的住处。毛泽东正从窑洞里走出来。毛雪华看到他那魁梧的身躯，连忙喊了一声：“三叔，我来了。”

毛雪华派名毛远荣，是韶山第一个党支部5名党员之一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泽东凝视着眼前这位十几岁的小伙子，问道：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

“我叫毛雪华，是从韶山来的。”

“你就是雪华？呵，你就是新梅六哥的儿子。”毛泽东亲热地拉着毛雪华的手说：“你来了，好，好。”

毛泽东把毛雪华领进窑洞，让他在一条长板凳上坐下来，工作人员沏上了一杯茶水。毛泽东说：

“你先坐一坐，我有点事出去一下，等会儿就回来。”

毛雪华点点头，就坐在长凳上，一边喝水，一边打量着屋里简陋的陈设。大约两个小时后，毛泽东回来了，见毛雪华仍一动不动地坐着，就说：

“雪华，你头一次来，就让你坐冷板凳了。”

毛雪华说：

“没关系，三叔很忙。”

“你是怎么来延安的？”

“您不是给我写了一份介绍信吗？我拿着您的介绍信去找了地下党组织和长沙八路军办事处……”

“那你怎么走了3个月？”

“我是从桂林转重庆，再转延安来的。”

原来在抗战爆发后，毛雪华的大哥、在韶山教书的地下党员毛特夫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毛泽东很快就回了一封信，向毛特夫一家表示了问候，对他们的困难深表同情，并给他寄去一些钱。自此，韶山的青年纷纷来了延安。毛特夫已经结了婚，上有老母，下有妻儿拖累，难以离家。毛雪华15岁的三哥毛慎仪，就拿着毛泽东的信到长沙找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王凌波，经王凌波批准，1938年初到了延安。毛慎仪给家里写信说，延安生活不错，还能读书，心情很舒畅，仿佛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于是，毛雪华就给三哥毛慎仪写信要求来延安。毛慎仪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开始不同意，说毛雪华年龄太小，经毛慎仪反复要求，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给长沙、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一份介绍信，他写道：

毛雪华，年13岁，系革命烈士毛新梅的后裔，要来延安学习。请沿途各办事处护送至延为盼。毛泽东

毛雪华接到毛泽东的介绍信后，便去了长沙。可是长沙刚刚发生了大火，已经找不到八路军通讯处了。毛特夫通过地下党组织让毛雪华去做报务员，他在二哥毛汉章的护送下到了衡阳，又由党组织护送到桂林，见到了李克农。李克农一见毛泽东的介绍信，就又把他转送到了延安。毛泽东听了毛雪华的叙述，才恍然大悟，说道：

“难怪你走了这么久啰。”

毛雪华说：

“三叔，我母亲叫我代她向您问好！”

“好，好。”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说：“你母亲身体好吗？”

“还好，就是体质差一点，常犯气喘病。”

毛泽东“哦”了一声，问道：

“你过去读过书没有？”

“读过。”

“读过几年书？”

“小学5年。”

“远志、华初在延安保小学习。你读过5年小学了，那你到‘边中’去学习吧。”

“可我小学没毕业呀？”

毛雪华一听毛远志、毛华初在保小，就想继续上小学。

“行了！”毛泽东把手一挥：“你去边中吧。”

毛雪华到了边中才知道，三哥毛慎仪也正在该校上学，而且还是学会的负责人。兄弟俩相见，自然是分外高兴。后来，毛慎仪和毛雪华所在的边中迁到了延安城门外，离毛泽东的家近了，弟兄俩每逢节假日，都要去杨家岭看望叔叔。有一次，毛雪华看到叔叔房间里摆满了书籍和文件，感到很新鲜，便随意翻起来。毛慎仪连忙叫住他，告诉他说：

“到了主席家要守规矩。”

毛泽东很喜欢他们兄弟俩，夸奖慎仪稳重老练，说雪华年龄小，调皮，不懂事，要好好向哥哥学习。毛泽东留他俩在家吃饭，饭菜很普通，只炒了几个家常菜，有肉片、土豆和辣椒。毛泽东问道：

“土豆好不好吃？”

毛雪华说：

“好吃。”

毛泽东没有吭声，他知道毛雪华并不习惯吃土豆，只是肚子饿了，才觉得好吃。毛雪华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挺大，吃了一碗又来一碗。毛泽东只吃一碗就放下了筷子。毛雪华吃了还想吃，他说：

“叔叔，我没吃饱。”

毛泽东怜爱地看着雪华，对江青说：

“叫周师傅再弄一点吧。”

江青就给毛雪华又端来了一碗，亲切地说：

“吃吧，要吃饱啊。”

5月20日下午3时，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在中组部召开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到会的有几百人。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我们发起的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都是永久性的。”“但是，学习的时候，死守书本也不行。有人到现在还用过去中央苏区编的《政治常识》，不求提高，大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政治常’之慨。”

毛泽东说罢，会场里有不少人笑了，他自己也笑了。他接着说：

“我们的党要由小到大，才能领导这样大的中国革命，要有大批有学问的干部。”“讲到学习运动，古人说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所以，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中国人一向说‘攻书’，要进攻，不能只保守。老把一本书摆在面前不加深研究，叫做‘守书’。”“‘人到五十五，方是出山虎。’我们要办一个‘无期大学’，人们都是出了学校才学到一些东西的。”

5月26日，毛泽东发表《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全文如次：

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他比较其它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斗争，到延安参观的人们，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这个道理。

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他们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他们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

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就是投降派与顽固派。这一点正是表明抗大是一个最革命、最进步的抗大，如若不然，他们就不会反对了。投降派顽固派人们之起劲地反对抗大，证明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荣。抗大之所以是个光荣的军事学校，不但因为大多数人拥护他称赞他，也还因为投降派顽固派人们在那里起劲地反对他，污蔑他。

抗大3年来有其贡献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成绩，这就是他教成了几万个青年有为与进步与革命。抗大今后必能继续有所贡献于国家民族与社会，因为他还要造就大批青年有为与进步与革命。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

抗大在其逐年的改良进步中间，伴来了若干缺点，他发展了，但困难也来了。主要的是经费不足、教员不足、教材不足这几项，然而共产党领导的抗大，是不怕困难与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的。在共产党面前无困难，就是因为他能克服困难。抗大3周年后，改正其缺点使之更加进步，这是我的希望，也是全国全世界的希望。

抗大的教职员们、学生们，努力啊！

5月30日，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傅钟以八路军总司令部名义，颁发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训令说：

“建立部队等级制度，是部队正规化的必要办法。等级制度的作用，在于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建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因此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等级制度的建立，使部队生活严肃，而不是使上下级隔膜，不是培养军阀主义。”“我军生活平等的原则，并不因等级制度的建立而改变。”“由于我军军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人人有可能无限上进。因此，等级制度的建立，可以保证上进者有系统的提升，而没有资产阶级国家中工农出生的军人只能升到准尉为止的弊病。”

《训令》规定了3项评级标准，即：“历史长而且革命意识坚强；能力强，工作热情高；现任职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对革命忠诚，尽忠职守。

这次拟议的军衔等级，是按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衔级设置的，为6等16级：将官：上将、中将、少将；校官：上校、中校、少校；尉官：上尉、中尉、少尉；准尉；军士：上士、中士、下士；兵：上等兵、一等兵、新兵。

欲知毛泽东以后如何处理军衔制问题，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看到朱德、彭德怀1939年4月2日的电报及5月30日的《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不知道是什么心情？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历史上没有记载，不可妄加推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看着摆在他眼前的“等级制度”、“6等16级制”这些刺眼的字眼，应该是很反感的吧！本传前面已经讲过，毛泽东从小恨的就是不平等，在学有所得之后立志要改变不平等，在创建了人民军队之后要消灭官兵之间的不平等。况且朱德、彭德怀是在民族危亡关头，是在全民抗战的条件下，提出要以“等级制度”“兴奋干部”“兴奋部队官兵”，这是极不合时宜的，也是与毛泽东提出的建军原则相悖的。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朱德、彭德怀都非常熟悉的《古田会议决议》。当然，毛泽东主张在新四军内，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谈判期间，加紧评衔工作，那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例外。建国后，毛泽东违心地同意军队实行军衔制，又在他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断然取消了军衔制，完全证明了他的理想志向是要逐步地消灭等级制度、消灭阶级，而不是要建立什么好的或者说是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等级制度。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本传将在后面继续把有关军衔制的历史梳理清楚。

另：关于枪杀高敬亭一案，说它错杀，是因为高敬亭曾经有大功于人民，虽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也还属于教育问题，罪不至死。说它荒诞，是因为毛泽东历来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而那些新四军的高级负责人竟听命于国民党军第5战区，听命于蒋介石，罢免、枪杀自己的同志！自此以后，这一错案的少数当事人及其某些后人，又就这一问题的责任相互推诿，企图把历史搞乱。在他们的回忆录和当今的互联网上，有人著文呼吁“请还叶挺将军一个清白”；也有人极力为项英喊冤。李一氓就曾经在他的回忆录里为项英开脱，把责任推给了叶挺等人。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实在不应该。还有一个自称为高敬亭立传的作者，更言之凿凿地说，他曾专访过戴季英，戴季英告诉他：“是党中央批准枪毙高敬亭的，叶挺亲自给我看的电报。”这个在战争年代“肃反”中手上沾满了战友鲜血的戴季英，在新中国建立后曾因新的问题被河南省委开除了党籍，倘若他真的说了这样的话，那便是临死也要放上一颗烟幕弹，恶习难改。

第37章 1939年5月—

“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主权。”

话说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作了《永久奋斗》的演讲，他说：

“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其他的当然也要有，如刚才冯文彬同志讲过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群育等等，但据我看来，‘永久奋斗’才是最重要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5年，10年，40年，50年，甚至60年，70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那两个人究竟孰好孰坏，我们不论，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是非。我们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汪精卫、张国焘没有这个精神，于是中途变节。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这一条上做模范。”

1939年6月1日，毛泽东在抗大成立3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今天是你们的3周年纪念日。抗大办了3年了，我们的抗战快两年了。抗大是抗日的，抗大的目的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抗大3年以来培养了很多的坚强的抗日干部，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今天，我们国内还有很多汪派的人，投降主义者，投降派；他们不赞成抗战到底，他们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讲和，主张妥协、投降。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反对投降。”

“我们抗大的人，不能有一人不抗战到底，不能有一人不反对投降，不能有一人赞成和平妥协的；如果有一个，就不是抗大的学生，是抗大的败类，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全国各党派也是一样，不许有一人讲和，要全体一致地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根本主张。过去3年是这样，以后3年，以后很多年也是这样。‘反对投降，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方针。”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四言诗一首，以资鼓励：

题《中国妇女》之出版

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

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

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

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6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目前形势的特点是日寇除军事进攻外，加紧其诱降活动，并把这种活动放在第一位，正在积极策动国民党一切投降分子，勾结英、美、法妥协派，以图达其瓦解抗战阵线目的。汪精卫正与日寇进行卖国谈判，投降分子、反共分子正在国内普遍地坚决地进行破坏工作。因此目前最大的危险就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新的慕尼黑的可能。国民党的反共运动就是准备投降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共产党的压迫，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与摩擦，对边区的挑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破坏等，都是准备投降的步骤。

二、因此党应当用全力来进行反对投降分子反共分子的斗争，党应当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来给一切投降阴谋和叛变行为以适时地坚决地反抗。

三、党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巩固国共合作，继续抗日。为此目的，党应当更密切的与一切爱国进步分子及国民党员群众联系，向他们说明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并与他们共同动员人民群众，动员舆论来孤立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动员群众和巩固国共合作，就是反对投降与反共的最好方法。党应当开展反对妥协投降的斗争，公开地揭穿反共活动即是准备投降的实质。同时党不应给民族统一战线之破裂造成借口，这种统一战线无论如何是需要巩固和扩大的。

四、关于因此而产生的党内党外宣传组织任务，另有电示。

五、此指示发至省委，向下一律用口头传达。

中央书记处

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反投降的报告；13日，他又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反投降的结论。这个报告和结论的提纲被称为《反投降提纲》，还曾被称之为《再论持久战》。在《报告》部分，毛泽东说：

“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是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政局中的现象。国民党反共也是从统一战线建立时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则是目前的实际。目前的这种形势，是由于3方面因素造成的，即是：1、日本的诱降政策，2、国际的压力，3、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

关于“当前的任务”，毛泽东说：

“第一，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第二，全党努力，同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如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必须和他们一道，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和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在这里要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和人员。第三，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必须坚持这种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动摇。”

他还说：

“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加以严正地批驳。”

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号召说：

“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

就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召开期间，发生了国民党军袭击新四军的严重事件。

6月12日下午3时，国民党驻湘鄂边第27集团军杨森的总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特务营一个连突然包围了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的通讯处，当场枪杀新四军上校参谋涂正坤，晚上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吴贺泉、赵绿莹等6人活埋于平江县的黄金洞。通讯处财物被洗劫一空。在新四军留守处十几个干部惨遭杀害的同时，在平江的红军家属及其他革命分子被杀者一千余人，其中有一红军家属兄弟8人就被杀掉6个。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轰动全国的平江惨案。

6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反投降问题的结论，其中谈到了“转变问题”，他说：

“一、我们说准备自己，应付新的可能情况，应付可能的米亚哈（即何塞·米亚哈，西班牙内战期间任马德里城防司令，与卡萨多、贝斯泰罗发动反共和国的军事政变，向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叛军投降——笔者注），是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之下的。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下，准备对付可能的米亚哈或哈恰（哈恰，即埃米尔·哈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接受了慕尼黑协定——笔者注），与准备在可能的米亚哈占领地区采取暂时的退却政策。到此为止，不能设想对六中全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即是说，如果有转变的话，不是路线的转变，而是战术或策略之局部的暂时的转变，以防意外地袭击，这一点要首先弄清楚。我们要坚持过去的总路线。

二、目前要极力争取的，用党的全力去争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并帮助并监督并批评国民党与蒋，使之能够从反汪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三、因此应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调其他东西。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克服投降危机，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更好地准备自己，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切为了孤立投降派而不是使自己孤立。”

关于“几个策略问题”，毛泽东说：

“一、巩固党问题（组织上的紧缩政策）。去年3月会议决定大大发展党之后，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故须暂时地一般地停止发展。当然不是一个也不准入党，有些地方还是应发展。停止发展为的是便于清理、除奸和教育，将来还是要再发展的。

二、党应好好保护新党员新干部，主要责任在老党员老干部身上。新老党员新老干部之间，一定要弄好，如弄不好，老党员老干部负其主责。有完全的理由给新党员新干部以原谅，而对老党员老干部则没有这种理由。此问题过去存在着某些不正确观点。这事，与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部队的关系大略相同。要从新党员中提拔大批的干部。

三、要加紧党内教育。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的统一。但目前应着重阶级教育，同时不忽略统一战线教育。要编制中级课本，哲学问题上要着重唯物史观。

四、要提拔地方干部。没有地方干部——中级的，高级的，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反对‘钦差大臣’的倾向，反对轻视‘土包子’，取消‘土包子’这个称呼。

五、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要说服工农干部，吃得下，不怕他们。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

6月中旬，萧三把他在苏联出版的《埃弥萧诗选》送给毛泽东，同时，他为了活动方便，向毛泽东提出想要一匹马。

6月17日，毛泽东在给萧三的信中写道：

子暲同志：

（一）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二）高尔基文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果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子。敬复

毛泽东

夏季的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带着保卫参谋蒋泽民到附近的农民家串门。他们来到一户农舍，这家的孩子立刻认出了毛泽东，高兴得直朝屋里喊：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

孩子的父亲急忙从屋里走出来，亲热地和毛泽东打招呼，让毛泽东坐下来，一起拉家常。毛泽东问道：

“你们这一带有多少户人家？生产和生活怎么样啊？”

农民见他很亲切，便打开了话匣子，说：

“这一带有十几户人家，几乎家家都饲养点啥。一般人家最少养一头猪，最多的养30多头。养鸡最少五六只，最多二十来只。以前不敢多养，人少卖不出去。现在好了，鸡蛋、猪肉有多少卖多少，猪肉1斤能卖1角钱，鸡蛋1角钱10斤。家家都有副业收入，少则1年十几元，多则六十多元，够零花钱了。大牲畜不是每家都有，有的养马，有的养牛，有的养驴，基本上两户一台车，一副犁。地都种在山坡上，如果风调雨顺，能把粮食全收回来。”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说：

“要搞好养殖业，得选些优良品种。饲养上还要注意卫生，猪和鸡不能进窑洞，那样人容易得传染病，猪和鸡也容易得传染病。”

说罢，他起身望着光秃秃的山，感慨地说：

“山坡上有这么多人家，可是没有一棵树，要植树造林啊！”

离开了农家，毛泽东边走边对蒋泽民说：

“这十几户农民有一定的代表性，生活不富裕，我们要帮他们。我们的战士来自五湖四海，要把家乡的农业和养殖业的好经验传授给他们。还要在他们当中举办家庭识字班，晚上派去战士教他们，一晚上学一个小时就行。”

回去后，蒋泽民把毛泽东的指示汇报给有关部门。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制定出了相应的措施：抽出有文化的战士办了农民识字班，派有生产经验的战士到农民中传授先进的养殖方法，还组织了机关人员上山植树。

蒋泽民后来回忆说：“两年后我离开延安时，坡坡岭岭上都栽满了小树苗，光秃秃的山穿上了绿衣。”

6月22日，八路军第3纵队司令员吕正操分别致电蒋介石、程潜、卫立煌和毛泽东，报告了国民党摩擦专家张荫梧袭击围攻河北深县刘家庄八路军驻军的情形，他在电报中称：

“正当武邑、衡水、束鹿之敌分路大举向职部进攻‘扫荡’之际，深县南之陈二庄、各家庄驻军，于6月21日夜12时半突闻枪声四起，同时附近蔡家庄以北之程家、芦家庄亦均发现枪声，当职等人从梦中惊醒，而我刘家庄之驻军已陷于严密的包围中。经探悉为张荫梧亲率河北‘民军’向我攻击，及派员持函交涉，请首先停止军事行动，有何问题，自可相互开诚布公协商，共同解决。乃张氏不问来由，不分皂白，竟惨杀我派去之人员，反集中兵力，进攻益急，我刘家庄驻军在猛烈炮火下死伤过半。职闻警立即饬部驰救，不意途中‘民军’伏击，经高呼口号要求停战无效，为自卫计，不得已乃出于抵抗。故在张家寺、北马庄一带发生接战。张氏亲饬所属占据附近村落，向职部施行包围，企图全部歼灭，情况万分紧张。迄翌日黄昏，幸张氏部中有不少深明大义之士，经我宣传，士气顿挫，至此刘家庄之围乃解。”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文。此文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者进行了修改，将题目定为《反对投降活动》。他在原文中曾经写了这样一段话：

“抗战两周年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新中华报》与八路军军政杂志，要我作一篇纪念文章。我手边搜集了不少材料，拟写一篇纪念抗战两周年的论文，借以答复自《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即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笔者注）出版以来从某些方面发生的责难、挑战和质疑，名之曰《再论持久战》。这里只能简略地说一说当前时局的危机问题。”

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

“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自‘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之间，这个问题争论得很严重。‘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是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的结论；‘战则亡，不战则存’——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结论。卢沟桥抗战的炮声，把这个争论暂时地解决了。它宣告：第一个结论是对的，第二个结论是错了。”

“战或不战的问题，如今改成了战或和的问题，但性质还是一样，这是一切问题中的第一个大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用全民族的血肉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两个周年的战争，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动摇和叛卖。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破坏和分裂。

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

何去何从，国人速择。我们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也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呵！”　

1939年7月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林育英、孔原、林伯渠、张鼎丞、邓小平、高岗、谭政、滕代远。这次会议一直开到8月25日才结束。

7月3日这一天，张闻天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共讲了7个问题：（一）投降妥协的危险性问题；（二）武汉、广州失守后的形势变化；（三）当前党的任务；（四）关于三民主义问题；（五）关于国民党的问题；（六）文化政策；（七）党的工作问题。他在分析形势变化时说：

“现在日本的军事压力减弱，正面的战争减少，它的主要力量集中于‘扫荡’八路军与新四军。就国民党而言，现在抗战的旗帜还存在，但正面的战争却减弱了，外来的压力减弱了。在这种情况下，疲倦与悲观失望情绪增加。敌人军事进攻减少而政治诱降加强，国民党的投降危险也增加了。”“今天的任务是要援助全国的进步力量，与妥协投降的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目前要自力更生，就是要团结一切进步力量，与妥协、投降、退步的倾向作斗争，把统一战线推向前进。”

7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南方局的工作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南方工作，是广大的地方工作与统战工作，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这是周恩来领导下取得的成绩。”

毛泽东也指出了南方局工作的弱点，他说：

“党不巩固，群众运动不深入，统一战线中没有中层阶级更大的发展。”

他在讲话中还说：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性的三民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主要政纲与我党相同，但整个革命全部政纲与我党纲领则不同。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一是理论上承认它，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二是实践上实行它，八路军、新四军、边区和党的工作，都是执行三民主义这一共同纲领。”

7月5日，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在四川乐山沙湾镇病逝，享年86岁。郭沫若回家奔丧。郭家治丧期间，收到军政要员、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挽联近300幅。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何应钦、于右任、陈布雷、孔祥熙等要员送了挽联；共产党方面的毛泽东、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以“世侄”的名义，送去了由毛泽东题写的挽联：

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

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另外，周恩来、林伯渠、林彪、贺龙、刘伯承、左权、徐向前、聂荣臻、陈光、吕正操也送了挽联。

7月7日，中共中央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由毛泽东撰写的一篇扛鼎之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胞们：英勇的将士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无限之热忱与兴奋，纪念伟大神圣之民族抗战的两周年！

两年来，我前方数百万将士，以热血头颅抵抗暴寇，忠勇奋发，劳苦备尝，当此抗战两周年之日，中共中央谨向蒋委员长及我保卫国土之忠勇将士致崇高的敬礼。

两年来，我数万万民众及海外侨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努力生产，协助军队，输财输力，支援前线。而在沦陷区域之同胞，虽身陷水深火热之中，仍群起抗敌，奋斗不懈。中共中央谨向我全国同胞及海外侨胞致亲切的敬意。

两年来，在火线上，在敌机下，在敌人暴行中，万千壮士，英勇捐躯，老弱妇孺，惨遭蹂躏，中共中央谨向我民族英烈致沉痛的哀悼，谨向英烈之遗孤遗族致亲切的慰问！

两年来，世界各国人士，或则主持公理，仗义执言，或则慷慨输将，助我抗战，或则抵货拒运，制裁暴寇，中共中央谨向同情及援助我之友邦人士致敬佩的谢意！

同胞们，将士们！民族解放斗争的两年，对于中华民族是奋发的，进步的，光明的两年。伟大的民族战争，摧毁着千百年遗留下来的阻碍我民族前进与发展的许多障碍，锻炼了全民族的精诚团结，进步统一，发扬了忠勇奋发威武不屈的精神，唤起了全世界的同情和景仰，粉碎了日寇速战速决的狂妄企图，奠定了继续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始基，开创了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远景。

强盗侵略战争的两年，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是黑暗的，困难与危机日益增长的两年。两年战争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者被迫进入了心所不愿力所不及的长期战争中，差不多一百万万的战费，近百万的伤亡，换来了广大辽阔的战区，处处遭受打击的战线，迫近危机的经济状况，孤立失助的国际地位，厌战反战日益蓬勃的民情，日寇正在这种国力消竭危机四伏的穷途上迈进。

两年抗战的结果，已经最鲜明地显示了：只要坚持抗战到底，巩固团结统一，不畏困难，不惧险阻，力求进步，奋斗勿懈，那么，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的，而最后胜利的时机，也一天天地更加接近了。

正因为这样，日寇在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失败之后，采取了速和速结的政略。近半年来，日寇在军事上集其主力于“扫荡”游击区，对沿海各地作海盗式的袭击，而在前线上的部队只能保持相机进取的姿态，日寇侵略之现阶段已侧重于以政治上诱降的阴谋来灭亡中国了。那狡诈无赖的近卫声明，不过是这种阴谋的公开暴露。虽是这种声明，仅获得少数民族败类的无耻响应，而为全国人民伟大壮烈的巨吼所反对，然自此以后，日寇却更积极施行其政治上诱降的活动，它一方面利用丧失胜利信心阴怀贰志的国内投降妥协分子，另一方面利用国际间对法西斯侵略者惯于妥协的反动力量，企图以此来达到它降服中国的目的。

在日寇策动下，汉奸汪精卫之流，公然匍伏敌前，粉墨登场，为和平之狂吠，作卖国之掮客。而国内投降妥协分子，则散布谣言，煽惑人心，故意制造日寇可能放弃其灭亡中国之野心的梦呓，制造我军力不足财力不足与民心厌战的胡说，散播国际调解应予接受的空气，散播不亡于敌即亡于共的谬论。迹其种种论调与行动，无非是替日寇之诱降灭华为内应，替汉奸之叛国亲敌作声援。盖日寇视中国之进步与团结为灭亡中国之最大障碍，乃不得不千方百计摧毁中国的进步，破裂中国的团结，而这些国内投降妥协分子则起而应之，如捧纶音，蠢蠢欲动。他们暗藏于抗战阵营之中，乘间抵隙，便利私图，呼朋引类，奋其魔力。对抗战之各种进步主张与设施，或消极怠工，或破坏捣乱。对一切进步的力量与团体，则肆意摧折，不遗余力。对赤忱为国，忠贞正义之士，则视为仇雠，排击不休。对现代科学的进步思想与文化则目为洪水猛兽，毁之惟恐不力，去之谁恐不尽。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陕甘宁边区，则更是他们造谣污蔑攻击陷害的对象，视之为眼中钉，明攻暗毁，无所不用其极。对国家民族前途所赖的青年，则束缚其思想，桎梏其行动。而尤重要者，就是尽力分裂国内团结，制造纠纷，鼓励摩擦，挑拨内哄。其所用手段，则为伪造三民主义，以破坏革命的三民主义；加紧阴谋活动，以分裂国民党；伪造情报，散布流言，以破坏共产党；造作事端，挑拨感情，以离间国共两党之团结，并引起国内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间的嫌隙与裂痕。凡此所为，或直接受命于日寇，或间接而被其利用，一言蔽之，以分裂达投降之目的而已。这不仅因为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乃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亦且因为国共团结乃民族统一战线的骨干，三民主义乃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如不分裂这个团结，破坏这个基础，就不能造成其投降乞和的条件。阴贼险狠，愈出愈奇，国人不能不深加注意了。

至于国际反动力量……虽然我国的抗战获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各先进人士的同情与援助，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反动营垒中却存在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私利主义者，存在着想以中华民族为牺牲而与侵略者妥协的阴谋家，这些分子随时准备重演慕尼黑的罪行，而以中华民族为宰割之对象。此种现象，现时虽尚未表面化，但暗中策动，渐见积极，稍不注意，便有被其牵入圈套之可能。

凡此所述，一则日寇政治诱降的恶毒阴谋，二则中国投降妥协分子之投降与分裂的罪恶活动，三则国际东方慕尼黑的暗中酝酿；三者汇合，便造成今日抗战形势中的两种最大危险，即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的危险。这就是今日政治形势中的重要的特点，可能的趋向。认清这个特点，克服这个趋向，才能使抗战获得胜利而避免悲惨的命运。

同胞们！将士们！今日与日寇言和平就是屈膝投降，中途妥协就是亡国灭种。日寇诱降中国的甜言蜜语，不过是灭亡中国吞并中国的钓饵，投降妥协分子的挑拨离间，分裂团结，防共反共，制造内哄，无非是出卖民族国家投降屈膝的实际准备。东方慕尼黑即令与西方慕尼黑有形式上之不同，而其实质亦将毫无二致。

同胞们！将士们！我们以热血头颅所换来的抗战的光辉成果，能让投降妥协分子的罪恶活动所毁灭所断送么？我们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缔结所公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能让投降妥协分子所破坏所分裂么？我们千百万先烈的鲜血，能让他白白的流去么？我们愿意受日寇甜蜜语言的钓饵，而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么？我们愿意作国际投机交易场上任人宰割的羔羊么？不，决不！

同胞们！将士们！我们要：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我们要继续抗战，抗战到把日寇驱逐至鸭绿江的对岸！我们要巩固团结，团结得如钢铁一般的强固！我们要向前进步，进步到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立！

我们要反对投降妥协分子的罪恶活动！我们要反对国际反动派的东方慕尼黑阴谋！

同胞们！将士们！坚持抗战，动员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展开全民族的全面的抗战！巩固国内团结，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力求进步，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坚决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这就是我全中华民族继续努力的总方向。

同胞们！将士们！奋斗吧！我们要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我们就一定能胜利！

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抗战到底！

拥护三民主义，拥护国共合作，精诚团结！

抗战胜利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此后，毛泽东还题写了一副对联，悬挂在“延安新市场”的大门两边，其词云：

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主权。

而“延安新市场”这一门楣横批，则是由毛泽东称为“马背书法家”的舒同题写的。毛泽东的对联流动飞舞，恣肆磅礴；舒同的横批含蓄善藏，筋力老健。两位大书法家唯一的一次合作，成了延安新市场的一大盛事，一个亮点。

7月7日这一天，是抗战爆发两周年纪念日，华北联合大学藉此机会正式宣告成立，并举行开学典礼。

此前，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工人学校和鲁艺、安吴青训班的部分人员合并在一起，成立华北联合大学，迁到抗日根据地去办学。

这天下午，毛泽东应校长成仿吾之邀，乘坐一辆华侨捐献的汽车来到桥儿沟天主堂西侧广场前面的场院，给师生们作报告。他在东边中间的桌后边坐下，因为没有扩音器，几千听众只能密密麻麻地紧紧坐在他周围，屏声静气地聆听题为《三个法宝》的演讲。

毛泽东在讲到“深入敌后，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的时候，引用古典小说《封神演义》里一个故事作比喻，他说：

“当年姜子牙（姜太公）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3样法宝。姜子牙用这3样法宝打败了所有的敌人。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第一个法宝是统一战线。现在时局的特点是妥协投降分子要闹分裂，我们就以抗战的进步、全国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抗日民族战线是战略的，又是策略的。从规定革命力量的相当布置计划，决定无产阶级的主要打击方向这一点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它规定战略任务，调动同盟军。第二个法宝是游击战争。你们不要看轻‘游击战争’这4个字，这是我们18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斯大林说，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中国现在的革命，是要把日本打出去，没有武装斗争，其它就没有办法。第三个法宝是革命中心的团结。这是指共产党要与共产党的同情者好好地团结。没有革命中心的团结，别的法宝就不能使用。”

毛泽东还说到了江淹的《别赋》，由《别赋》联想到听众，他们是别离父母亲朋，冲破封锁，奔赴延安抗日前线的革命者，因之，他又即兴吟道：“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延安，快如之何。”

毛泽东讲完后，由女同学邓寿雨代表华北联合大学师生，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宣读了“告别延安，奔赴前线的决心书”。

毛泽东高兴地接过了决心书。同学们振臂高呼：“到敌人后方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许多同学拥过来，拿着笔记本要毛泽东签字。毛泽东笑着写上“打日本，救中国”或“抗战到底”等词语，并署上自己的名字。后来拥上来的人实在太多了，他就只好在笔记本上写了“毛泽东”3个字。

7月8日，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长篇工作报告，汇报了南方局和南方党与军队的工作情况。

此后，博古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南方工作报告》，张鼎丞作了《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报告》。

在会议期间，周恩来观看了《黄河大合唱》，他兴奋地挥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7月10日晚，周恩来准备到中央党校去，为成仿吾率领的“华北联合大学”1500名师生开赴晋察冀送行。杨家岭虽然离党校不远，可是中间隔着一条延河，而且涨了水。毛泽东便让警卫员王来音牵来他的大青马，让周恩来骑，还让他的保卫参谋蒋泽民和王来音一块儿，陪同周恩来骑马前往。他们过河之后，遇到一个小沟，周恩来的坐骑受惊，把他摔了下来，右臂正好撞在石崖上，造成粉碎性骨折。蒋泽民、王来音立刻赶上去，周恩来已经自己站了起来，用左手扶着骨折的右臂，疼得紧咬着牙关。蒋泽民、王来音扶着周恩来步行到了党校会议室，中央卫生处立即派了几个医生赶来，为他先作了简单包扎。

7月11日晚上，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为华北联合大学师生挺进华北敌后，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欢送会。可容纳800人的陕公礼堂，座无虚席。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欢送会。毛泽东问联大校长成仿吾：

“杨展来了没有？”

杨展是杨开智和前妻李一纯的女儿，是杨开慧的亲侄女，1920年10月26日生于长沙。1937年杨展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担任长沙周南女中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的杨展，曾与毛泽东直接通信联系。她在信中陈述了湖南的情况，论及了她对时局的看法。那时的杨展只有18岁。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写到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妥协问题时，提到“有个学生从湖南来信”反映情况。他所说的这个学生就是杨展。1938年底，杨展在毛泽东来信的鼓励下，通过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徐特立的帮助，来到延安。她首先在陕北公学分校高级班学习结业。1939年6月，杨展为参加由陕北公学、工人学校、鲁迅艺术学院等4所学校组成的华北联合大学，和陕北公学分校的同学们到延安集结，于6月初抵达延安。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李维汉，为了抓紧对师生们奔赴华北前的教育，和华北联大的校领导罗瑞卿、成仿吾邀请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给师生们作报告，杨展聆听后深受鼓舞。原来，杨展自从到边区后，严格要求自己，从没有要求去见毛泽东。就是这一次听报告，许多同学拥上去请毛泽东签名题词，她也只是远远地望着姑父。所以，毛泽东一直挂念着还没有见到的展儿。成仿吾没想到毛泽东有此一问，正茫然间，坐在旁边的华北联大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中学部主任何干之，连忙走到台下，把杨展引到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见到杨展很高兴，让她坐在自己的身边，亲切地握着她的手，问她家里的情况，勉励她努力学习，好好工作，当一名好学员。杨展坐在自己思念多年的姑父身边，聆听着姑父的教诲，心中万分激动。

第二天，杨展随着8000多名联大学员队伍，在“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雄壮歌声中，奔赴华北敌后战场。后来，杨展在1940年、1941年三八妇女节，先后两次被联大授予“模范妇女”光荣称号；1941年又被评为“学习模范”，还被选为华北联大第二届党代表大会代表。1941年秋，杨展在河北平山县灵寿北部大山区滚龙沟西坡转移时，为掩护身体病弱的同志不幸失足坠崖，抢救无效，英勇牺牲，年仅21岁。

且说7月12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县长、区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口号是工作！学习！生产！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7月20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在杨家岭一个简易的大礼堂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

中国女子大学是根据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与加强妇女工作的决定”和毛泽东的倡议创办的，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妇女干部的最高学府。由王明兼任校长，柯庆施任副校长，王明的老婆孟庆树任政治处主任，张琴秋任教育长，吴朝祥任总务处长。

女大的校址在杨家岭和王家坪之间的一处山坡上，位于中共中央所在地和八路军总部之间。从1939年3月开始，有关部门仅用一个半月，便建成了100多孔窑洞的学员宿舍，窑洞顺山坡分两层或三层，排列整齐；又在山坡平坦的地方盖起了3间简陋教室和一个简易大礼堂；还在山麓下岩洼处建起了伙房。延河岸边的广阔沙滩地平整成为球场和活动地，周围还垒起了一道比人高的土围墙，这就是中国女子大学的校园。5月间，女大开始招生，中共中央党校的两个女生班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两个女生队也并入了女子大学，共有学员近500人。

女大的校训是：“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高尚的道德，互助的作风。”

7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其他在延安的领导人以及边区各党政军机关各院校的领导人，从前线回来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以及各界人士万余人参加了开学典礼。

与毛泽东轻装简从不同，身兼女大校长的王明骑着马，跟着副官、秘书、勤务员、马夫等，非常排场。他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的副官事先把一大摞马恩列斯的书放在讲台上。王明一会儿翻开这一本引一段，一会儿又翻开另一本讲一节，滔滔不绝，头头是道，可谓是巧舌如簧，张口闭口之间就是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条条，大有一种高深莫测的架势。加上他曾经是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因此台下的不少青年都被他唬住了，觉得他很高明，懂马列，有学问。

毛泽东也在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同志们：

今天大家都很高兴，我也高兴，……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两万万三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须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女大现在办起来，将来还要维持下去。要维持下去，就要经过更大的持久的奋斗。我们办女大，有些人不赞成，首先就是那些“顽固分子”。他们不赞成，他们设关卡，阻止各地学生到延安来学习，不愿妇女得到彻底的解放。其次，还须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因为他们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只有克服这些阻碍，才能使现在的女大发展起来。

我希望女大教职员同志们，要安心工作，准备长期工作的决心，我们党应该有很多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形势的指示》，指示中说：

“目前抗战的战略形势，仍旧是由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但敌之诱降阴谋与扫荡敌后，增加了我们的困难。全党同志应该深刻认识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敌后抗战尤其是艰苦，只有用一切努力克服投降危险，坚持敌后抗战，克服反共危险，推动中国进步，增加抗战力量，坚决奋斗，才能争取相持阶段与最后胜利的到来。应该反对无根据的认为相持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但同时要坚决反对因为抗战困难、投降危险与反共危险的增加而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因为这都是妨碍抗战动员妨碍争取相持阶段到来的不正确的倾向。”

7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根据各方材料（参考30号军政通讯），证明英日谈判英国对日已有了重大的原则的让步。这种让步造成东方慕尼黑的可能严重局势。

二、蒋介石的谈话虽然指出了独立奋斗反对依赖与观望的决心，但对英国仍抱有极大的幻想；特别由于金融上对英国的依赖，使英国对蒋仍有很大的支配力量。

三、我党必须用最大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起来在舆论、行动上，表示：（甲）全国人民对于英国张伯伦妥协派向日投降、牺牲中国利益的严重抗议，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揭破张伯伦政策是拥护日本侵略中国、反对中国抗战的政策，这政策只有助长世界法西斯侵略国的侵略，促进全世界普遍的战争的到来。（乙）坚决反对中国抗战内部任何人因张伯伦的对日投降而对抗战表示动摇，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破坏抗战的活动，强调自力更生的口号，强调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及民族自信心；打破对英国的幻想，反对依赖英国的外交政策。（丙）但对英方面，应集中力量于打击张伯伦的投降政策，主张英国人民与政府应改变这种害人害己的错误政策，以争取英国改变政策继续支持中国抗战。（丁）指出即使英国停止援助中国与日妥协，只要克服内部投降危险，中国仍有一切办法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并宣传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中央书记处

1939年8月1日下午5时，延安党政军民万余人举行隆重集会，沉痛追悼在“平江惨案”中牺牲的新四军指战员。会场上悬挂着毛泽东为牺牲烈士撰写的两副挽联：

其一曰：日寇凭陵，国难方殷，枪口应当对外；

吾人主战，民气可用，意志必须集中。

其二曰：顽固分子罪不容诛，挟成见作内奸，专以残害爱国英雄为能事；

共产党员应该警惕，既坚决又灵活，乃是对付民族败类之方针。

毛泽东还在集会上发表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后收入《毛泽东选集》，题目改为《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他说：

“同志们！照理说，什么人要杀死抗日战士呢？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要杀他们，第二是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要杀他们。但是现在杀人的地方不是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不是在日寇汉奸占领的地方，而是在平江这个地方，在抗战的后方，被杀死的是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等。很明显，是那班中国反动派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来杀人的。这些反动派，他们是准备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命令，先把最坚决的抗日分子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

“抗战以来，被暗杀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已经不下几十几百，平江惨案不过是最近的一件事。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统统被杀。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所以这件事是全国的事，是很大的事，我们必须要求国民政府严办那些反动派。”

“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队伍中闹摩擦，闹分裂，这种行为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全场鼓掌）。‘限制’，现在要限制什么人？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汪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全场鼓掌）。为什么要限制最抗日最革命最进步的共产党呢？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延安的人民表示坚决的反对，坚决的抗议（全场鼓掌）。我们要反对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8月7日至12日，刘少奇在马列学院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长篇演讲。

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后，江青觉得刘少奇的一些提法有问题。她问毛泽东：

“主席，刘少奇这个人怎么样啊？”

毛泽东说：

“据大家反映还可以，我对他不是太了解。他长期从事白区工作，是反对王明和李立三的，他给我写过一封信，介绍他长期受王明等人打击的情况，并表明坚决支持我。此人在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上表现还不错。对下面来的同志，我们要有谦虚谨慎的作风，不要以老大自居，不能求全责备。”

8月15日，日军飞机10架次空袭延安，投弹40枚，死伤6人，毁民房27间。

8月19日，中共中央就国共之间摩擦问题向党内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对待局部武装冲突原则的指示》，指示中写道：

一、在日寇挑拨与国民党反共政策下，局部武装冲突不仅可能，而且在许多地方已经屡见不鲜，应当估计到这种冲突还有加多的趋势。

二、我党我军对于局部武装冲突的立场是明确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样才可以一方面不给分裂者以借口影响统战，另一方面在自卫的立场上，给武装摩擦者向我进攻的行动以应有的坚决的打击与教训。

三、在武装冲突中，我党我军在政治上必须占取上风，有严正的态度，在军事上必须提高警惕性，免受袭击，布置必须严密，不宜给我中下级干部以随便进行武装冲突之权，以免弄坏事情，影响统战并免吃亏。

四、必须收集对方的各种材料人证物证，以便在必要时把反共分子及分裂者的阴谋向全国公布。

8月20日，中央军委发出了一个与八路军总部建立等级军衔制的规定有重大区别的《重新规定部队等级制度的指示》，《指示》要求部队在评级时“不拘于一般军队的成规，不迁就国民党的制度，按照我军之特殊性质，以便于确立指挥关系和工作关系及增进团结为原则。”《指示》中还强调说：“战斗员不宜分等级。”

8月23日、24日，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时局和南方局、东南局的工作。张闻天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南方局工作的意见，他说：

“此次政治局会议基本上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有不同意见，经过讨论便统一了，这也是必要的。”

他在谈到文艺问题时说：

“文艺问题我们的方向是民族化、大众化，恩来同志指出民主化是对的。”“民间形式在某一方面是降低了些，但要真正创造民族的艺术，这是必经的阶段。中国艺术的提高须要深入民众中去。”

刘少奇发言说：

“目前时局包含着发生突变的危险，我们要有必要的准备。要团结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批评国民党顽固派分子。要加强敌后的工作。党的工作要改变，要细心谨慎地开展工作，埋头苦干。在国民党区域，要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秘密工作的任务就是保存党的组织，保存自己的力量。”

周恩来在发言中说：

“当前时局有突变的危险，在突变还未来到时，有局部妥协的渐变的现实问题。”

他还表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南方局工作弱点的意见。

8月26日，毛泽东给两个儿子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喜欢！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的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

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

8月27日，周恩来在邓颖超陪同下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道格拉斯专机离开延安去兰州，经迪化去苏联治疗臂伤。与他同行的还有去苏联治病的陈昌浩及其儿子。

周恩来一行在迪化滞留了大约一周左右，转乘苏联专机顺利到达了莫斯科。经任弼时联系，9月14日下午被苏联政府安排到克里姆林宫医院。据邓颖超日记记载，周恩来9月19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了一个小手术。

1939年9月1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了毛泽东《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全文如下：

记者问：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其意义如何？

毛答：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签订于1939年8月23日——笔者注）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

问：人们还不明了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英法苏谈判破裂的结果，反而以为英法苏谈判的破裂是苏德协定的结果。请你说明一下英法苏谈判为什么没有成功。

答：英法苏3国谈判所以没有成功，完全由于英法政府没有诚意。近年来，世界反动资产阶级首先是英法的反动资产阶级，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一贯地执行了一种反动的政策，即所谓“不干涉”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在于纵容侵略战争，自己从中取利。因此，英法根本拒绝苏联历来提出的组织真正的反侵略阵线的建议，而采取“不干涉”的立场，纵容德意日侵略，自己站在一边看。其目的在于使战争的双方互相消耗，然后自己出台干涉。在执行这个反动政策的过程中，曾经牺牲了半个中国给日本，牺牲了整个阿比西尼亚、整个西班牙、整个奥国、整个捷克给德意。这一次又想牺牲苏联。这种阴谋，在这次英法苏3国的谈判中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个谈判，从4月15日到8月23日，进行了4个多月，在苏联方面尽到了一切的忍耐。英法则始终不赞成平等互惠原则，只要求苏联保证它们的安全，它们却不肯保证苏联的安全，不肯保证波罗的海诸小国的安全，以便开一个缺口让德国进兵，并且不让苏联军队通过波兰去反对侵略者。这就是谈判破裂的原因。在这个期间，德国愿意停止反苏，愿意放弃所谓《防共协定》，承认了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就订立了。国际反动派，首先是英法反动派的这种“不干涉”政策，乃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帝国主义的政策。它从张伯伦上台开始，到去年9月慕尼黑协定发展到了顶点，到此次英法苏谈判就最后破产。往后的时间，就不得不变成英法和德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直接冲突的局面。我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说过：“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

问：据你看，目前的时局将要如何发展？

答：目前的国际时局已处在新的形势中。早已开始了的第2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片面性状态，即是说，由于“不干涉”政策而发生的一方进攻、一方坐视的局面，就欧洲方面说来，今后势必由全面性的战争起而代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已进到新的阶段。

在欧洲方面，德意帝国主义集团和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为了争夺对殖民地人民统治权的帝国主义大战，是迫在眉睫了。在战争中，为了欺骗人民，为了动员舆论，战争的双方都将不顾羞耻地宣称自己是正义的，而称对方是非正义的。其实，这只是一种欺骗。因为，双方的目的都是帝国主义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统治权，都是掠夺性的战争。在目前，就是为了争夺波兰，争夺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沿岸。这样的战争完全不是正义的。世界上只有非掠夺性的谋解放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共产党决不赞助任何掠夺战争。共产党对于一切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则将挺身出而赞助，并站在斗争的最前线。第二国际所属的社会民主党，在张伯伦、达拉第的威迫利诱之下，正在发生分化，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正在蹈袭第一次大战时的覆辙，准备赞助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另一部分，则将和共产党一道建立反战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目前张伯伦、达拉第正在模仿德意，一步一步地反动化，正在利用战争动员将国家组织法西斯化，将经济组织战争化。总之，两大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狂热地准备战争，大屠杀的危险临到千百万人民的头上。这种情形，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运动。无论在德意，无论在英法，无论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人民如果不愿充当帝国主义的炮灰，他们就一定会起来用各种方式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在资本主义世界，除了上述两大集团之外，还有第3个集团，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包括中美洲南美洲许多国家在内的集团。这个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暂时还不至于转入战争。美国帝国主义想在中立的名义之下，暂时不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以便在将来出台活动，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资产阶级暂时还不准备在国内取消民主政治和平时的经济生活，这一点对于世界的和平运动是有利益的。

日本帝国主义受了苏德协定的严重打击，它的前途将更加困难。它的外交政策，正在两派斗争中。军阀想和德意建立联盟，达到独占中国，侵略南洋，排斥英美法出东方的目的；但一部分资产阶级则主张对英美法让步，把目标集中于掠夺中国。目前和英国妥协的趋势甚大。英国反动派将以共同瓜分中国和在财政上经济上帮助日本为条件，换得日本充当英国利益的东方警犬，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牵制苏联。因此，不管怎样，日本灭亡中国的根本目的是决不会变更的。日本对中国正面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或者不很大了；但是，它将更厉害地进行其“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而在其占领地则将继续疯狂的军事“扫荡”；并想经过英国压迫中国投降。在某种适合于日本的时机，日本将发起东方慕尼黑，以某种较大的让步为钓饵，诱胁中国订立城下之盟，用以达其灭亡中国的目的。日本的这种帝国主义的目的，在日本人民革命没有起来之前，不管日本统治阶级掉换什么内阁，都是不会变更的。

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另一个光明世界，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苏德协定增加了苏联帮助世界和平运动的可能，增加了它援助中国抗日的可能。这些就是我对于国际形势的估计。

问：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前途将如何？

答：中国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前途，这就是复兴的前途。一个是实行妥协、实行分裂、实行倒退的前途，这就是亡国的前途。

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在日本更加困难和我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我国的战略退却阶段便已完结，而战略相持阶段便已到来。所谓战略相持阶段，即是准备反攻的阶段。但是，正面相持和敌后相持是成反比例的，正面相持的局面出现，敌后斗争的局面就要紧张。所以，从武汉失守后开始的敌人在沦陷区（主要是在华北）举行的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今后不但还会继续，而且还会加紧起来。更因敌人目前的主要政策是“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英国的东方政策是远东慕尼黑，这就极大地加重了中国大部投降和内部分裂的危险。至于我国国力和敌人对比，还是相差很远，要准备实行反攻的力量，非全国一致，艰苦奋斗，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国坚持抗战的任务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千万不要丝毫大意。因此，毫无疑义，中国万万不可放弃现在的时机，万万不可打错主意，而应该采取坚定的政治立场。这就是：

第一，坚持抗战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妥协运动。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不论是日本的引诱和英国的引诱，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拒绝，中国决不能参加东方慕尼黑。

第二，坚持团结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分裂运动。也不论是从日本帝国主义方面来的，从其他外国方面来的，从国内投降派方面来的，都应该充分警戒。任何不利于抗战的内部摩擦，都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加以制止。

第三，坚持进步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倒退运动。不论是军事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财政经济方面的、党务方面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和民众运动方面的，一切不利于抗战的思想、制度和办法，都要来一个重新考虑和切实改进，以利抗战。

果能如此，中国就能好好地准备反攻的力量。从现时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在现时，一方面，应当严正地支持正面的防御，有力地援助敌后的战争；另一方面，应当实行政治、军事等各种改革，聚积巨大的力量，以便等候时机一到，就倾注全力，大举反攻，收复失地。

9月初，中共中央通知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回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山西的政治情况。他问毛泽东：

“主席，阎锡山打起来怎么办？”

毛泽东笑了笑，说：

“你们没有手吗？他打你，你就打他嘛！”

是年秋季的一天，军委二局的战士们发现安塞河滩上有一辆小汽车抛锚了，他们跑上去一看，是毛泽东在外参加完会议后回延安，刚到真武洞汽车就走不动了。毛泽东被大家接到戴镜元所在的机要工作人员驻地，听取了戴镜元的汇报，并应邀给全体工作人员讲话，他说：

“你们在二局工作要有长期打算，准备干100年，你们不能干了，儿子、孙子接着干下去。”

他还说：

“古时候人们修了一座拱桥，合龙后就差那么一块小石头。这块小石头虽不大，但要求很结实，并且缺它不可，非常难找。最后找到一位打草鞋的老人，他有一块打草的小石头，长年累月的磨砺，既光滑，又结实，拿来放在桥上正合适。你们二局的工作就是这种性质。不管做了多少工作，立了多少功，都是不会通报嘉奖的。你们只能默默无闻地做贡献，像那块补桥的小石头一样，不显眼，但却非常重要。”

“你们的工作是一门科学，科学事业的成功，是靠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坚忍不拔、顽强钻研创造取得的。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登山不怕高，只要肯登攀。只要有毅力，有钻劲，不怕挫折，敢于走‘之’字形路，就能步步胜利。不要怕困难，只要苦干实干，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不怕难，只怕不干。”

9月8日晨5时30分，防空司令部接到了有敌机向延安飞来的报告，立即发出空袭警报。不久，敌3架侦察机轮番飞到延安上空盘旋侦察。

上午9时许，15架重轰炸机由东南飞来，投弹后向东北方向飞去。接着，又有28架敌机由东面飞来继续轰炸。直到11时，警报才解除。前后两批43架轰炸机共投弹200余枚，多数炸弹落在城内北街和西山上，毁房150余间，死伤58人。奉命来延安汇报工作的晋察冀军区宣传部副部长钟蛟盘，不幸在空袭中遇难。

9月9日，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到了延安，随同北路慰劳团一起来延安的还有重庆《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和《扫荡报》记者耿坚白。

这个全国慰劳总会的前身是1938年7月在武汉“七·七”献金活动后成立的“武汉各界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迁到重庆后，改名为“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简称“全国慰劳总会”。1939年初，“全国慰劳总会”组织了南北两路“前线将士慰劳团”，分赴全国各战区去慰问。他们函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派人参加。“文协”推举老舍参加北路慰劳团，姚篷子、陆晶清两人参加了南路慰劳团。北路慰劳团的总团长是国民党元老张继，团长是贺衷寒。

9月10日下午，延安各军事机关代表百余人，在八路军政治部举行“为敌机轰炸死难之钟蛟盘同志追悼会”。会场朴素肃穆，正中挂着钟蛟盘的画像，下面一张白纸上写着几十位死难者的名字，两旁摆放着很多花圈和挽联。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致悼词并报告了钟蛟盘的简历，他说：

“延安这个小小的地方，为什么日军会出动几十架飞机，频繁地进行轰炸呢？这是因为敌人对坚持抗日的人们，怀着刻骨的仇恨！敌人早就宣布了，要把延安炸平，把边区炸平，还要放毒瓦斯。”“我们今天开这个追悼会，一方面表示我们的沉痛、悲伤和义愤，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性，下一次不要让一个人在敌机的轰炸下牺牲。我们要继承烈士的遗志，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用我们的伟大胜利来替他们复仇！”

9月10日晚，毛泽东在延安交际处会见了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全体成员，并设宴招待他们。毛泽东还和张继、贺衷寒、老舍等人碰了杯，宴会后一同前往中央礼堂，参加延安各界召开的盛大欢迎会。

毛泽东首先在欢迎大会上致词。他针对目前的局势提出，全国人民拥护抗战，拥护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告诫国民党说，要做亲者快仇者痛的事，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一件也不要做。

慰劳团总团长张继、北路团长贺衷寒接着讲了话。张继非常激动，他在谈到“民国十三年反对国共合作的人中间有我，并且我是第一个”的时候，捶胸顿足，老泪纵横，连说“我是罪人，我有罪！”接着，他提高语调说：

“今天情形变了，国共两党正常亲密团结着，我认为今日国共两党虽然有小摩擦，但是这些摩擦是通过和平方法可以解决的。现在大家没有不同意打日本的事情，我中华民族黄帝子孙绝不会再用兵打自己了。”

毛泽东为张继的“自我检讨”热烈鼓掌。慰劳团文艺界代表老舍被请上台去讲话，他还唱了一段京剧《打渔杀家》。接着，冼星海指挥鲁迅艺术学院合唱团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民众剧团演出了秧歌剧《查路条》等。老舍听到了《黄河大合唱》，极受感动，连说：

“气魄真大，好热情！”

第二天，延安的《新中华报》全文刊登了毛泽东热情洋溢的讲话。

9月13日，江青撰写的《我与娜拉》一文，载于《中国艺坛画报》上，她写道：

“当我初读《娜拉》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孩子，但是无形中娜拉却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热烈地崇拜着她，我愿意全世界被玩弄着的妇女都变成娜拉。”“没有多久，我也离开了家庭。虽然和娜拉出走的情形不一样，但是我却要照着娜拉所说‘做一个真正的人！’”“也许会有人说：‘还是回到家里吧’，不，我们决不能畏缩的退了回去，无声无息的被毁灭了。我们应该更加努力！但是必须认清努力的目标：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本着娜拉出走时的精神，挺起胸膛去争取社会上确切不移的地位。”

9月15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派八路军344旅旅长徐海东去华中，以加强新四军的领导力量。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错杀后，4支队的干部们觉得名声不好，党不相信他们了，思想很不安定，所以毛泽东就派来自鄂豫皖的徐海东前去担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任第4支队司令员。徐海东带着毛泽东的重托，将要到4支队去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为胡服，以徐海东的中校副官的名义，在徐海东掩护下，同时离开延安南下。

欲知新四军后来发展的情况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关于周恩来坠马受伤一事，本传引用的材料源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是由周恩来坠马时在场的蒋泽民1985年3月20日写给胡耀邦的信以及周恩来坠马时在场的王来音1979年6月的口述提供的。从时间上看，毋庸置疑，蒋泽民的信和王来音的口述材料，都是当局为了批判江青而搜集的。但在这些记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蒋泽民和王来音并没有提及江青。这应该是信史。而与此相反，周恩来坠马是因为江青骑的骡子惊了他的坐骑的说法，却有大致相同的三四个版本。在这三四个版本中，尽管表述不一，归纳起来也只是两个问题：其一是说，周恩来曾经说过，毛泽东一直不知道这件事与江青有关。其二是成仿吾的版本说，说是毛泽东勃然大怒，责怪江青不慎使周恩来受伤，吓得江青不敢回杨家岭。直到第二天毛泽东气消了，她才敢回去。而在这三四个版本的提供者中，没有一个是周恩来坠马现场的当事人。尽管其中之一的成仿吾在党校处理了这件事，但他也不是事故现场的见证人。况且成仿吾的版本，并不是直接来自于成仿吾，而是来自延安革命纪念馆的研究人员米世同。米世同说，是成仿吾1965年回延安时提供的。叶永烈的版本，也是来自于这个米氏，是1992年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得到的。由此看来，这三四个版本并没有真凭实据，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家之言罢了。

第38章 1939年9月—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3个法宝，3个主要的法宝。”

话说1939年9月16日，重庆《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和《扫荡报》记者耿坚白3人刚吃过早饭，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金城迎面走来。他们对金城说：今天在《新中华报》上看了毛先生9月1日的谈话，想见一见毛先生，有几个问题请教。

在这3个人之中，刘尊棋与共产党有关系，张西洛是个进步分子。金城立即向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作了汇报。柯庆施请示了毛泽东之后，让金城将毛泽东的话转告给记者们，并让他们拟一个访问提纲。金城很快便向记者们传达了毛泽东的原话：

“我十分欢迎记者来到延安，可以同记者谈一次话。”

金城还告诉他们说：请你们先拟出一个访问提纲，会见时间定在今天下午6点，地点就在你们住的这个交际处窑洞。

3位记者略一商量，推举刘尊棋、张西洛负责起草，很快就拿出了访问提纲。问题分为3个部分：1、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2、关于两党之间的摩擦问题；3、关于统一战线问题。这3个问题，都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他们迫切了解共产党的态度和政策。金城马上将这份访问提纲交给了毛泽东。

这天下午，张西洛3人按照原来的安排，参观了一个工厂。还不到6点钟，他们就返回了交际处，当他们快要登上土坪的时候，猛然间看到一个高大的人站在土坪上。这个人正是毛泽东。毛泽东一边同记者们紧紧握手，一边热情地说：

“欢迎你们，请到窑洞里面坐吧！”

这孔窑洞是交际处5孔窑洞中居中的一个，窑洞里面有一张木长桌，十几个小木凳，两盏油灯已经点着了。桌上摆了清茶、瓜子和延安生产的香烟。毛泽东坐在长桌的上方，3位记者紧靠着坐在左右。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的负责人柯庆施、萧向荣，以及新华通讯社的向仲华和《新中华报》的李初梨等人，参加了会见，另有两位青年担任记录。不大的窑洞里坐得满满的，大约有十七八个人。

毛泽东待众人坐定之后，把记者提出的访谈提纲放在桌子上摊开，一一回答记者的问题。他按照访问提纲讲完后，同3名记者合影留念，还送给3个记者每人一本签上记者名字和他的名字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

3名记者记录毛泽东的谈话，以刘尊棋的记录为主，张西洛和耿坚白加以补充，共同整理出了一份完整的记录，全文如下：

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

记者问：有几个问题请教。今天在《新中华报》上看了毛先生9月1日的谈话，有些问题已经说到了，有些尚请毛先生补充。问题分3部分，就是写在纸上的，请逐一赐教。

毛答：可以根据先生们的问题表，分别来讲。

先生们提到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的问题。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就是说，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中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可以说已经到来了。这里并不否认敌人还可能有比较大的战役进攻，例如进攻北海、长沙，甚至进攻西安，都是可能的。说敌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和我们的战略退却在一定条件下基本上已经停止，并不是说一切进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却的可能都没有了。至于新阶段的具体内容，就是准备反攻，一切都可以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这就是说，中国要在相持阶段中准备一切力量，以备将来的反攻。说准备反攻，并不是立即反攻，条件不够是不能反攻的。而且这讲的是战略的反攻，不是战役的反攻。战役上的反攻，例如对付敌人在晋东南的军事“扫荡”，我们把他打退，这样的战役反攻不但会有，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战略上的大举反攻时期，现在还没有到，现在是对于这种大举反攻作积极准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还要打退正面敌人一些可能的战役进攻。

如果把新阶段的任务分别来讲，那末，在敌人后方，一定要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经济侵略；在正面，一定要巩固军事防御，打退敌人可能的战役进攻；在大后方，主要的是积极改革政治。这许多，都是准备反攻的具体内容。

改革国内政治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敌人在目前，主要的是政治进攻，我们就要特别加强政治抵抗。这就是说，民主政治的问题，应当快点解决，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准备军事力量。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政治。

问：刚才毛先生说，为了自力更生达到抗战胜利，民主政治是必要的，那末，在现在的环境下，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个制度？

答：军政、训政、宪政3个时期的划分，原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但孙先生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里，就没有讲3个时期了，那里讲到中国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可见孙先生的主张，在他自己，早就依据情势，有了变动。现在在抗战这种严重的局面之下，要避免亡国惨祸，并把敌人打出去，必须快些召集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

先生们提出的第二部分问题里，有关于所谓“限制异党”的问题，就是说，关于各地摩擦的问题。先生们关心这件事是很对的。关于这件事，近来情况虽然比较好一点，但是根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问：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曾向中央政府表示过没有？

答：我们已经提出抗议。

问：用什么方式提出的？

答：还是在7月间，我们党的代表周恩来同志，已经写信给蒋委员长。8月1日，延安各界又打了电报给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要求取消那个秘密流行成为各地摩擦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问：中央政府有无答复？

答：没有答复。听说这个东西，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赞成。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异军”，那末，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口号只能是这样提。现在汪精卫有3个口号：反蒋、反共、亲日。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共产党却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有区别，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他要反蒋，我们就要拥蒋；他要反共，我们就要联共；他要亲日，我们就要抗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许多人的文章上常常有一句话，说是“无使亲痛仇快”。这句话出于东汉时刘秀的一位将军叫朱浮的写给渔阳太守彭宠的一封信，那信上说：“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朱浮这句话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原则，我们千万不可忘记。

先生们的问题表中还问到共产党对待所谓摩擦的态度。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摩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问：华北的摩擦问题怎样？

答：那里的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有许多铁的证据，如像张荫梧给其部下进攻八路军的命令等，我们已送给蒋委员长了。

问：新四军方面有无摩擦？

答：也是有的，平江惨案就是惊动全国的大事件。

问：有些人说，统一战线是重要的，但是按照统一，边区政府就应该取消。关于这，先生以为如何？

答：各种胡言乱语到处都有，如所谓取消边区，即是一例。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取消的理由何在？何况边区是蒋委员长早已承认了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也早在民国二十六年冬天就正式通过了。中国确实需要统一，但是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如果向相反的方面统一，那中国就会亡国。

问：由于对于统一的了解不同，国共是否有分裂的可能？

答：如果只说到可能性的话，那末，团结和分裂两种可能性都有，要看国共两党的态度如何，尤其要看全国人民的态度如何来决定。我们共产党方面，关于合作的方针，早经讲过，我们不但希望长期合作，而且努力争取这种合作。听说蒋委员长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中也说过，国内问题不能用武力来解决。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又都有了过去的经验，大家一定要长期合作，一定要避免分裂。但是要给长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证，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彻底避免，这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和实行民主政治。如果能这样做，那末，就能继续团结而避免分裂，这是要靠两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也是一定要这样努力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在今年的《七七宣言》里提出来的3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后来在10月份，这份谈话记录先后刊登在延安的《新中华报》、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刊和重庆的《新华日报》上；香港、新加坡及南洋的华侨报纸，也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范长江主持的重庆“国际新闻社”发到海外的毛泽东谈话记录稿。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对毛泽东会见3记者的事却一字未提。就这样，蒋介石见到10月19日刊登有毛泽东谈话的《新华日报》后，仍然是暴跳如雷，大骂新闻检察官是饭桶，并责令他们检查失职之责。

9月18日，八路军总部举行“晋东南各界人士纪念九一八、追悼杨裕民先生大会”。此前，毛泽东在延安为追悼会场亲书横额：“浩气长存”，还发去了为杨裕民撰写的挽联，他写的是：

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犹见典型。

杨裕民，又名彦伦，字灿如，在堂兄弟中排行十三，又名杨十三，1889年出生于河北省迁安县杨团堡村。他曾参加过觉悟社，后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河北工业学院教授，成为著名造纸专家。在共产党领导下，他参加了抗战，任冀东抗日联军第1路政治部主任，1938年冬，奉朱德、彭德怀电召，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

早在7月21日，杨裕民因长期劳顿，重病积疴，在与日寇九路围攻太行山作战转移至山西屯留时，病逝于担架上，享年50岁。

晋东南各界人士50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同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重庆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也在沙坪坝南渝中学礼堂为杨裕民举行了追悼会。

9月21日，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由伊盟和榆林返回延安。

是日晚，延安各界又一次举行盛大晚会招待慰劳团。老舍后来在他的《剑北篇》里，对这次晚会有如下记述：

“到延安，又在山沟窑洞里备受欢迎：男女青年，谐音歌咏，中西乐器，合奏联声，自制的歌，自制的谱，由民族的心灵，唱出坚决抗战的热情；为了抗战宣传，话剧旧剧兼重，利用民歌与秦腔，把战斗的知识教给大众。”

9月22日下午4时，慰劳团和延安文化界、青年团体和报界开座谈会，由艾思奇主持，毛泽东到会讲了话，老舍作了文艺形势的报告。

晚9点，毛泽东与慰劳团成员共进晚餐，至夜12点结束。

9月间，干部教育部向毛泽东反映，在职干部教育和学校干部教育普遍缺乏教材，毛泽东和有关人士研究决定，先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陈昌浩编写的《近代世界革命史》为课本；另由中国历史研究会编写一部《中国通史简编》和一部《中国近代史》，由毛泽东、李维汉、杨松、吴亮平、陈伯达合作编写一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后续课本。

此后，毛泽东多次召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写作小组成员，拟出了一个写作提纲，全书分为3章：第1章“中国社会”，由杨松、吴亮平、陈伯达负责编写；第2章“中国革命”，由毛泽东负责编写；第3章“党的建设”由李维汉负责编写；并计划在10月底完稿。后来由李维汉负责的第3章，因为没有完稿而不得不放弃了。

9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在保卫参谋蒋泽民陪同下出去散步，信步走出了沟口，只见坡上坡下种的谷子都已经成熟了，沉甸甸的谷穗低垂着头。毛泽东被这丰收的景色陶醉了，他解开了外衣的扣子，深深地呼吸着，自言自语地说：

“这个年头不错嘛，农民们又有饱饭吃了。”

他突然问：

“泽民，你说说，农民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

“是……是……”蒋泽民赶紧集中注意力，憋了半天这才吭哧出一句：“是不是土地问题？”

“对，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微笑了。他接着说：“这个问题和中国革命是连在一起的。实行统一战线后，我们进行减租减息，农民们得到了实惠。以前土地都在地主手里，农民要种点地，种点好地，得花很多钱。减租减息后，我们有明文规定，农民种地是要交一些钱，但是不准地主土豪们多要钱。这样，地主们也就无话可说了，社会尚能安定，大家共同抗战，而广大农民能种上地了，也能种上好地了。农民积极性上来了，纷纷要求参军参战。”

9月24日，毛泽东邀请第2次来到陕北的斯诺到家里作客。斯诺仔细端详着3年后再次见到的毛泽东，后来他是这样描述的：“几年来的战争不曾使他什么改变。因为不再挨饿，他的体重增加了；他的头发已经剪短；他常是穿着一套普通士兵的制服。他仍是人民中的平常人，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素质的奇异的搀杂，也有伟大政治目光和普通常识的非常的混合。他革命的乐观主义始终不动摇；他永远自信共产党最后必在中国胜利。他还是彻夜工作到天明。”

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和斯诺进行了长谈，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在谈到陕甘宁边区时，毛泽东说：

“从西安事变起，特别是从1937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批准给予陕甘宁边区政府合法地位的法案时起，蒋介石先生就承认了边区政府。至于到现在还没有发表，还没有委任边区的官吏，这只是证明行政院办事未免太迟缓，国民党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实在太严重，要改变一下才好。”

谈到国民政府的阶级基础，毛泽东说：

“现在的国民政府，主要的还是地主与资本家的代表。作为抗战的政府，它的基础主要地应该放在也将不得不放在中等阶级与广大的农民之上。”

谈到中国革命，毛泽东说：

“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不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

关于共产党对工农的领导，毛泽东说：

“可以分为政治上的领导和组织上的领导两方面。像在陕甘宁边区和在华北八路军游击区，这些地方的工人农民，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领导着，而且在组织上也领导了。其它区域，凡是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他们就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上的领导。如果组织起来了，那么，也已有了组织上的领导。”

关于抗日与民主，毛泽东说：

“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自抗战开始以来，国民政府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至今还没有什么变化。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有一些人，赞成抗日，而反对民主，这种人，实际上是不愿意抗日胜利的，是要引导抗日到失败的人。”

毛泽东还和斯诺谈到了欧战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及政治格局。

9月2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秋收动员大会上说：

“这次生产运动证明了什么呢？第一，思想是可以变成物质的。一种思想，只要是有根据的，是符合事实的，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变成物质。第二，看不起劳动人民是不对的。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第一是工人农民，第二是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的学问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是不对的，应当改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一切学问，一切科学，都是以生产为基础，阶级斗争的基础也是生产。第三，团结可以战胜一切。消灭坏事物，靠人民的团结；发展好事物，也靠人民的团结。”

9月28日，毛泽东撰写了《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参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

“当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2周年纪念快要到来的时候，中苏文化协会要我写一篇文章。我想根据我的观察，说明几个和苏联和中国都有关系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目前正在中国广大人民中间议论着，似乎还没有得到确定的结论。我想乘此时机，对这些问题提出一点意见，贡献给关心欧洲大战和中苏关系的人们，作为参考，或者不是无益的。”

“20年来，波兰政府一贯地反对苏联，在英法苏谈判中，坚决地拒绝苏联军队的援助。而这个政府又是一个十分无能的政府，150万以上的大军，不堪一击，仅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中，就葬送了自己的国家，使波兰人民遭受德国帝国主义的蹂躏。”“苏联大军进入波兰东部，是为了收复自己国土，解放弱小民族，同时也是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向东扩张，击破张伯伦阴谋的一个具体步骤。从这几天的消息看来，苏联的这一方针，是极大的成功了。这是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和波兰反动统治下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互相一致的具体表现。”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之后的整个形势，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加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中国人民，对于这个协定表示欢迎，是很准确的。”

9月29日晚，毛泽东设宴欢迎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和斯诺及苏联朋友等。

据斯诺记载说：他到达延安于24日见过毛泽东“几天以后，当那在山西前线驻防两年的何柱国将军的军队通过边区时，又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以欢迎这个红军的死敌和他的官员，以及两位苏联顾问”。宴会后，毛泽东又陪同他们出席延安各界有2000多人参加的欢迎晚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致欢迎词，他说：

“今天开这样盛大的晚会，热烈欢迎中国的、外国的许多朋友和来宾。国内的团结，再加上国际的团结，日本帝国主义一定会打倒的。”

毛泽东在介绍斯诺时说：

“1936年斯诺先生第一个到陕北苏区来。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个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何柱国、苏联人和斯诺也依次发表了热烈的抗日演说。接着，冼星海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唱了为纪念“九一八”8周年由天兰作词、由他谱曲的《九一八大合唱》；又指挥演唱了《黄河大合唱》。毛泽东问斯诺：

“你觉得怎么样？”

斯诺说：

“好极了，这是燕京大学合唱《救世主》之后，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合唱。”

毛泽东道：

“是的，这是我们保安戏院之后的一个大变革。”

晚会结束后，毛泽东又和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谈。最后，他非常自信地对斯诺说：

“延安比保安好。从你1936年访问我们以来，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给我们一点时间，如果我们按目前的速度不断进步，到1945年，我们就可以给你一点成绩了。”

此后，斯诺再次对边区军民进行了采访，回到北平不久，写出了《为亚洲而战》一书。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是：

“他依旧是普通老百姓的一员，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奇特的混合物，在他身上不同寻常地结合了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土气的常识。他的革命乐观主义丝毫没有动摇。他像以前一样，深信他的共产党最终将在中国取胜，而且，照常通宵为这个目的进行着工作。”

后来在1942年2月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第1次接见斯诺，听了斯诺的介绍后满意地说：

“你所谈的情况和埃文思·卡尔逊谈的差不多。我觉得这样的人会赢得战争的。”

他问斯诺：

“除了对中国政府（指国民政府——笔者注）以外，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中国人民呢？”

斯诺建议直接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提供援助和武器。

1944年５月26日，罗斯福在参加开罗会议以后第2次接见斯诺，他说：

“我在开罗曾告诉蒋介石夫妇，他们必须同共产党合作。我说我们不会陷入那里的内战。我们希望中国能团结抗日。”

他还告诉斯诺，蒋介石已同意让美国派一个军事观察组到延安去，并让外国记者进入延安。这使斯诺感到鼓舞。

再说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创刊写了一篇《〈共产党人〉发刊词》（参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他在发刊词中写道：

“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的刊物，现在算是实现了。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刊物是必要的。”

“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18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18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的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10月10日，中共中央鉴于张国焘叛变后国民党军统内设立了以他为主任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专门开展对共产党的特务活动，并派往延安百人之多的特务，经过研究，通过了一个《关于反奸细斗争的决议》，决议中说：

“各地党要将反奸细斗争，认为是政治上组织上的重要任务。”“党与军队的负责人，要在各种干部会议中、党员会议中、军人大会中公开讲演锄奸任务的重要性，动员全党全军来担负反奸细斗争的任务。在有政权的地方，则要公开动员全体革命人民学校学生进行锄奸运动。”

“要有系统的考查干部和党员，坚决地同时是慎重地个别隔开地清洗敌探奸细托匪叛徒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采取一切的方法来防止这些分子混入组织，同时防止惊慌失措的态度及敌人诬陷同志牵涉无辜的阴谋，在审讯方法上要坚决废止肉刑，主要的不依靠口供，而依靠证据。”

10月10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题目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参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的决定。《决定》中说：

“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

《决定》号召全党：

“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10月15日，日军飞机空袭延安。上午9时，36架轰炸机投弹103枚。

下午1时45分许，敌一架侦察机窜入延安上空，往返盘旋达1小时之久。2时40分，35架轰炸机分3批相继窜入，轮流轰炸，投弹122枚，直到下午4时30分才离去。

此次轰炸死伤60余人，大批房屋被毁。

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杨家岭沟下修建一座大礼堂，所需的木材要从劳山运来，而要用的石头则是就地取材。这采石场离毛泽东的窑洞很近，仅一沟之隔，大声说话都能听到，一放起炮来动静就更大了，直震得窗户抖抖索索嗡嗡作响。采石民工为了不影响毛泽东休息，就根据他的作息时间，改在上午10点才开工，下午3点以后才放炮，晚上8点就收工。

一天傍晚，太阳已经落山了，蒋泽民随着毛泽东来到了采石工地。准备收工的民工们有的收拾工具，有的坐在石块上抽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毛泽东走过去，和他们打着招呼，在几个民工旁坐了下来，询问他们是哪里人，都做过什么工？民工们有的说是当地人，有的说是附近农村的，给边区政府修过银行，大多数活是打窑洞，农忙时就回家种地。毛泽东问：

“你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一个民工乐呵呵的，他说：

“共产党和八路军来了真好，我们有饭吃，有活干，还有零花钱，这日子越过越红火。”

毛泽东笑着说：

“你们不错呀，出来干活，家里还有零花钱。你们村子里的人怎样呢？他们也有零花钱吗？”

“他们平时没有零花钱，秋后卖粮能换回一些钱。有的人家秋后卖猪也能换回一些零花钱。家家都能有点儿，有的多些，有的少些。”

“你们农田里的收成怎么样？”

“只要天不旱，就有好收成。自从边区政府成立后，地主减租减息了，荒地都是国家的了，如果开荒，政府两三年内什么也不要，这日子越过越稳当。”

“农村的孩子都能上学吗？”

“大部分孩子都上学了，只有偏远地方人家的孩子有的还没有上学。”

毛泽东点了点头，又指着山坡问道：

“在这里修大礼堂行吗？山水下来能不能冲坏？”

一位老成一些的民工回答说：

“这里山水不大，山下的河沟很宽，保险没事。”

毛泽东故意问道：

“你们修这个大礼堂干啥用？”

民工们说：

“给毛主席开会用的。毛主席就住在北边山上，那个站岗的地方就是，只是我们还没有见着他。”

“你们为什么上午不放炮呢？”

“你这个老爷子还不知道哩！毛主席是上午休息，夜间工作。他太累了，我们是想让他多睡一会儿，所以他一睡觉我们就休息，他一工作我们就干活。”

一位年轻的民工悄悄地问蒋泽民：

“这老爷子是干什么的？”

蒋泽民告诉他说：

“他是管盖房子的，没有经验，到这里向你们取经来了。”

1939年11月初，毛泽东对陈伯达等人交来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1章“中国社会”初稿，和他自己撰写的第2章“中国革命”部分，开始了紧张的修改工作。

11月2日，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独立步兵第1大队等部1500余人，分3路向河北涞源之水堡、走马驿、银坊方向进犯，企图寻歼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指挥机关和部队。

聂荣臻令第1军分区第1、第3团，第3军分区第2团于3日拂晓进至雁宿崖峡谷两侧设伏；令120师第715团一部及第1军分区游击第3支队牵制各路日军；令第l军分区第25团一部为二梯队。

11月3日上午，进犯银坊的日军第1大队在八路军一个小分队的诱击下，进入雁宿崖峡谷，被八路军主力前阻后截，包围在雁宿崖，战至下午4时，第1大队除少数逃脱外，过村大佐以下530余人被歼，日伪军20（日军13人）余人被俘。八路军还缴获炮6门、机枪13挺、步枪210支、骡马300匹及部分军用品。

11月4日凌晨，敌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亲率第2、第4大队1500余人，分3个梯队，再次由涞源向第1军分区腹地雁宿崖、银坊、营头扑来。

聂荣臻利用敌人求战心切的心理和孤军深入的有利时机，以第1、3分区部队和120师特务团等部，在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配合下，集中力量再歼来犯之敌。

是日夜，阿部规秀率部越过白石口，进至雁宿崖一带，连八路军和老百姓的一个影子都没找到。日军把八路军已经埋葬的日军尸体一具具重新挖出来，用木杠子抬到一起，架上木柴，浇上汽油，点燃焚化，整条山谷弥漫着焚烧尸体的焦臭味。

11月5日，日军向涞源、易县交界的司各庄、黄土岭方向进犯，下午进至张家坟、雁宿崖、三岔口一线。第1军分区游击第3支队和第1团各一部与日军保持接触，节节抗击，诱其探入。第1分区司令员杨成武见敌已上钩东犯，乃决心利用黄土岭以东寨头村至上庄子一线中的狭谷地带设伏歼敌。

11月6日，阿部规秀在八路军的诱惑下，果然兵分两路，向司格庄、黄土岭攻击东进。

11月7日晨，日军主力由黄土岭出发，沿山沟向东蠕动。

下午3时，当日军全部进入八路军伏击地域时，第1团、第25团迎头杀出，第3团和第2团从西南北3面合击过来，在群众的热情支援下，把日军团团围住，展开全面的猛烈攻击。敌人主力被迫聚集在黄土岭、上庄子附近东西走向峡谷的河滩中, 被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长约1公里、宽仅百十米的沟里。八路军100余挺机关枪从各个山头一齐朝沟中射击，炮兵部队也连续发射炮弹。日军依仗兵力雄厚和优良火器，向寨坨阵地猛冲，遭到反击后，掉头西向，妄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第3团紧紧扼守西、南两面阵地，第120师特务团也赶到了，从第3团的左侧加入战斗。日军伤亡惨重。

激战中，第1团发现远处一独家屋附近猬集一群敌人，即令第1军分区炮兵连以迫击炮对其进行袭击。瞬间，炮弹在敌人指挥所附近爆炸。在独立小院中指挥作战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阿部规秀被八路军迫击炮弹击中，顷刻毙命。　　

此战，八路军以伤亡50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900多人，缴获200多辆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5门火炮，几百支长短枪及无数弹药，还生俘了十几个日本兵，并用迫击炮击毙了日军阿部规秀中将。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晋察冀军区颁发的嘉奖令称：在黄土岭战斗中，第1军分区炮兵连充分发挥了炮兵的作用，给予敌人以极大的杀伤和威胁，以准确的射击命中敌酋，使敌人失去指挥与掌握，致全线动摇而陷于极端混乱状态中，并密切配合步兵获得黄土岭的胜利。

11月7日，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江苏溧阳水西村宣布成立，并在江南指挥部设立军事委员会分会，简称军分委。

毛泽东鉴于新四军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在1939年8月间已赴延安，便决定将第1、第2支队领导机构合并，设置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罗忠毅任参谋长，刘炎任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任副主任；辖第2团、新6团、第4团、挺进纵队和地方武装，共1. 4万余人。

江南指挥部军分委由陈毅、刘炎、粟裕、钟期光组成，陈毅任书记。

笔者在这里再插叙一个粟裕将军的婚姻趣事。就在1939年这一年江南指挥部成立前，新4军第2支队副司令员粟裕初次结识詹永珠，她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楚青。楚青是江苏省扬州人，生得是聪明伶俐，且喜爱看书。粟裕第一次见到楚青，可谓是一见钟情，立马给楚青写了一封夹有自己照片的求爱信。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楚青竟然把这封信撕得粉碎。后来，粟裕和楚青经历了两年的感情波折，这才“有情人终成眷属”。在1941年12月26日，粟裕和楚青结为终身伴侣。

11月7日这一天，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围攻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制造了“确山惨案”。

早在10月间，国民党中央政府命令第1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卫立煌用武力除掉新四军竹沟留守处，卫立煌便向第31集团军司令汤恩伯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为此，汤恩伯亲自拟定了进攻竹沟的方案，任命少将参议耿明轩（确山人）为进攻竹沟的总指挥。耿明轩立即纠集确山县长许工超、泌阳县长陈浴春、信阳县长马显阳等共同议定，抽调3县自卫团或联防队16个中队，约1800余人，进攻竹沟，指挥部设在竹沟镇河东黄岗。

11月7日，耿明轩签发了进攻竹沟的命令：“（一）确山县抽调自卫团6个中队，由该县大队长孙星南指挥，务于11月10日晚到达竹沟东部瓦岗，次日拂晓向竹沟进攻，先行消灭河东岸之敌继续攻占竹沟东寨门及两侧炮楼；（二）泌阳抽调8个中队，由张虎臣率领，于本月10日晚到达准备攻击位置，11日拂晓，以两个中队由磨角棚山西而攻占山顶，与信阳团队会合，以3个中队占竹沟西寨门楼，向镇内进攻，其余部队控制该寨以西高地，防止突围之敌流窜；（三）信阳抽调两个中队，由张健康率领，本月10日晚到达攻击位置，务于11日拂晓，由磨角棚山东面攻占山顶，与泌阳团队取得联络……”

此时竹沟留守处共有600多人，其中战斗部队近200人，另有竹沟县委组织的地方武装30余人，武器除100多支长枪和部分干部佩带的手枪外，仅有一挺苏式转盘机枪。11月11日拂晓，耿明轩亲自指挥确山县自卫团突然袭击竹沟镇东寨门，驻守东寨门的新四军指战员全部战死。河南省委、竹沟地委负责人刘子久、王国华、张旺午、危拱之等在西寨门楼组成指挥部，迅速组织全镇军民开展反击。这天上午，敌泌阳自卫团赶到竹沟西部，向西门攻击。11月12日，耿明轩重新调整部署，除信阳团队进攻毛家棚中原局印刷厂外，余部将竹沟镇团团包围，轮番进攻。是日夜，留守处500多人由参谋穆学礼、竹沟县委书记姜宗仁带领的两个班和竹沟青年队掩护，在担任泌阳联防中队长的地下党员段长贤、徐中学等人的配合下，分3批从西寨门突围。

敌人占领竹沟后，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屠杀和抢掠。耿明轩自己供认：“在我由河东岸，经东寨门沿途发现被杀尸具约有百余。”他们又在瓦岗西尖山屠杀留守处家属20余家。更有甚者，河南省委统战部长（即留守处交际副官）王恩久奉命“去确山与县长交涉”，竟被确山县常备队曹茂臣部残杀于确山西南之孤山冲。

“确山惨案”共有200多名抗日军民惨遭杀害，这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顽固派在抗战期间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犯下的又一罪行。刘少奇、彭雪枫11月18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确山惨案”的情况，并用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张云逸的名义向卫立煌提出抗议。新四军军部在给卫立煌的急电中还提出了四项要求：一、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二、竹沟留守处工作人员速回原处办公；三、抚恤死难员兵，退还所抢劫之财物；四、惩办凶手许工超及其同谋者。《新中华报》、《抗敌报》、《拂晓报》等报刊也先后发表了社论和文章，揭露和抨击顽固派的罪恶行径。

欲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如何进一步破坏国共团结抗战？请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39年9月16日同重庆《中央通讯社》记者刘尊棋、《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和《扫荡报》记者耿坚白3人的谈话记录，揭露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摩擦的阴谋，并清楚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团结抗战、反对摩擦的大政方针和坦荡胸怀。国民党官媒对此却只字不提。尽管如此，蒋介石见到10月19日刊登有毛泽东谈话的《新华日报》后，仍然暴跳如雷，大骂新闻检察官是饭桶，并责令他们检查失职之责。这就是后来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早期，国粉们极力吹捧的抗战领袖！

第39章 1939年11—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话说1939年11月7日晚，毛泽东观看了由侣朋编导、冼星海配曲、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烽火剧社演出的歌舞活报剧：《庆祝十月革命节》。

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向毛泽东介绍说，演出花钱很少，布景是从鲁艺借用的。毛泽东便找来队长陈明和侣朋、冼星海谈话，留他们吃饭，还赞助他们200元，用于开展活动。

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白求恩大夫在河北完县不幸以身殉职。消息传来，毛泽东悲痛万分，白求恩的形象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

白求恩是在10月29日带领卫生巡视团亲临火线救治伤员，在给伤员做手术时，因劳累过度，他的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划破。11月1日，白求恩受伤的中指发炎，他仍然坚持工作，在处理一名颈部丹毒发作的伤员时，受到感染，链球菌侵入血液，转化为败血症，发高烧。11月11日，白求恩在给聂荣臻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身体非常不好，也许我要和你们永别了！请你给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灵顿街10号。同时，抄送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民主联盟会。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做贡献。也要写信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并寄上一把缴获的战刀。这些信可以用中文写成，寄到那边去翻译。随信把我的照片、日记、文件寄过去，由蒂姆·布克处置。所有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箱子里，用林赛先生送给我的那18美金作寄费。这个箱子必须很坚固，用皮带捆住锁好，外加3条绳子。将我永世不变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款子，分期给也可以。我对她应负的责任很重，决不能因为没钱而把她遗弃了。还要告诉她，我是十分内疚的，并且曾经是快乐的。

两张行军床、两双英国皮鞋，你和聂夫人留用吧。马靴、马裤，请转交吕司令。贺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两个箱子，给叶部长；18种器械，给游副部长；15种器械，给杜医生；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打字机和绷带给郎同志。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一箱子食品和文学书籍送给董同志，算我对他和他的夫人、孩子们的新年礼物。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照相机给沙飞。贮水池等给摄影队。医学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每年要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用来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还有很多话要对同志们说，可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

白求恩

这天晚上，白求恩写了遗嘱交给身边的人，并嘱托说：

“请转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帮助。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解放。遗憾的是，我不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

过了一会儿，白求恩又说：

“请转告聂司令员，建议他马上组织一支医疗队，接近前线，收容伤员。”

11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刘少奇、项英的指示电中写道：

“整个江北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绝不应停止。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的与地方的）五万至十万人枪。”“军部应输送大批训练好的青年及尽可能抽一些有经验的中下级干部去加强苏北。”

11月间的一天早饭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党派科的寒光从杨家岭后沟出发，去找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赵毅敏，他刚转过山坳，就看到毛泽东窑洞前摆着十几条长凳，毛泽东吸着烟，在窑洞前的空地上散步。寒光很想走上前去和毛泽东握握手，可又想到毛泽东日夜忙于抗日救国大事，不能打扰他，便准备从一旁快步走过去。此时，毛泽东已经看见了他，健步向他走来，还伸出了手。寒光是第一次与党的领袖面对面站在一起，既兴奋又紧张，紧紧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

“青年同志，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工作？”

寒光赶忙回答说：

“主席，我叫寒光，在中央统战部工作。”

“是韩信的‘韩’吗？”

“不，是寒冷的‘寒’。我正想改为韩信的‘韩’。”

毛泽东风趣地说：

“寒冷的‘寒’，不改也可以。不是有一首古诗说：‘寒光照铁衣’嘛。”

说罢，他又问寒光上过什么学，做过什么工作。寒光回答说，他1930年在哈尔滨学院学习，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共产党员。1932年在北满从城市转入农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33年任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在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第3军做政治工作，代理第1军政治部主任，转战在南满和北满的广大地区，协助杨靖宇、赵尚志等同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1935年底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8年五六月间回国到了新疆，在邓发同志领导下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刚到延安不久。

“好。”毛泽东说：“在东北和日本人打过仗，又在苏联学习过，还与盛世才打过交道，做统战工作很合适。统战工作很重要。统一战线是我们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之一。我们要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千百万人，共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说话间，一些中央领导人陆续来了，看样子是来参加会议的，赵毅敏也来了。寒光赶紧向毛泽东道别，又去与赵毅敏打过招呼，便离开了。

后来，寒光还是将他的姓氏改成了“韩”字，由“寒光”变成了“韩光”。

1939年12月1日，延安各界人士在中央礼堂召开追悼大会，沉痛悼念白求恩大夫。在会场主席台的上方，高悬着毛泽东亲笔书写的挽词：

“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和工作热忱。”

追悼会开始后，参加追悼会的人们以低沉的声音，唱起了由朱子奇作词的《白求恩纪念歌》：

“秋风吹着细雨，延水奏着哀曲，从遥远的五台山，传来了悲痛的消息。

我们用无边的哀悼，来纪念您！

这里——河边的石头，山上的野草，也在为您流泪。

但是，亲爱的白求恩大夫，您静静地安息吧！

在您的后面，全世界被压迫的兄弟，已经起来了，我们将追随您的光辉，高举新医学的旗帜，向着白求恩开辟的道路，勇往直前。”　

吴玉章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牺牲精神。

12月1日这一天，山西军阀阎锡山为了制造事端，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2纵队为第一线，以晋绥军陈长捷第61军为第二线，向灵石、霍县间之同蒲路进行破击。很快，决死2纵队陷入了日、阎两军的夹击之中，形势险恶。2纵政治部主任韩钧被迫致电阎锡山，痛陈陈长捷的汉奸罪行，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坚决自卫。阎接电后，立即宣布韩钧“叛变”，决死队为“叛军”，通电全国进行讨伐。

12月1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他写道：

“由于策动中日妥协的英法卷进了欧洲战场，由于美国在中日问题上与英法态度不一样，由于苏联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极大增长，由于日寇政治上积极组织汪精卫伪政府和军事上占领南京，特别是由于共产党与全国进步力量的增长及其对抗战团结政策的坚持，使得国民党内占统治力量的大资产阶级成份发生了动摇惶惑的心理，即动摇于联苏联共抗战或亲英反共降日之间，时局正处在一种转变的关头。共产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在于尽一切努力争取时局的好转，即转向国民党进一步联苏联共抗战的局面，克服亲英反共降日的危险。”

“争取时局好转的基本方针，即是更加认真地根据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去组织全国一切进步力量即一切抗战和民主的力量。”“组织这些力量的基本政治口号，应该是拥护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实现三民主义和建国纲领。”

接着，他又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决定，决定中说：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12月3日，阎锡山密令第6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19军、61军等部，突袭驻防晋西隰县、孝义地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军抗日决死队第2纵队、政卫第209旅和八路军115师独立第1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蒲县等6个县抗日民主政权，残杀县政府和牺盟会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数十人，史称“晋西事变”，又叫“十二月事变”。

12月4日，驻晋东南的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部袭击山西省阳城县牺牲救国同盟会《新生报》报社，编辑王良被活埋。

12月5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发动了第1次反共高潮。

12月6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左权、彭德怀、陈士榘、林枫、彭绍辉、罗贵波、赵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彭真：

甲、晋西南阎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其详情如下：１、日寇占领隰县、大宁、蒲县后忽自动退出。２、正于此时，旧军61军、19军、73军突然联合，由午城、蒲县、隰县、永和、石楼包围6区新军196旅部。旅部3日在永和城附近被解决。在其它区域，旧军亦在积极调动，准备消灭新军及进步政权与进步群众团体。３、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

乙、我们方针：１、认清此种冲突可能扩大，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口号，但不要反对阎。２、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防止惊慌失措，一切新军准备与叛军打游击战。３、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在形式上应以调解方式出现，阻止旧军对新军进攻。八路暂时不要提反对叛军口号。４、如叛军进攻八路时，应联合新军消灭之。５、晋西南晋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

军委毛 王

12月6日，晋西南新军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组成“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在“拥阎讨逆，打倒汉奸”的统一战线口号下，以防御姿态反击围攻的阎锡山旧军。10日至15日，决死队第2纵队等部与第115师独立第1支队，在隰县东和宿、中村和中阳县暖泉等地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击溃顽军2个旅。尔后，向北转移，于27日突破离（石）军（渡）公路日军封锁线，全部抵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临县招贤镇地区。

12月8日，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奉阎锡山命令，率独立第8旅进攻决死队第1、3纵队，先后破坏了阳城、晋城、浮山、高平、长治、陵川、沁水等7个县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救亡团体，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二三百人，绑架上千人。

12月9日下午，延安世界语者协会在文化沟举办首届世界语展览。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题词被安放在显著位置。毛泽东的题词是：“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爱国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

原来早在中央红军长征时，一部分世界语工作者随之来到了延安。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在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了一个世界语班，教员由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世界语工作者王玉福兼任，培养出了第一批世界语急需工作人员。1938年5月6日，王玉福、黄乃、王仲芳等世界语工作者在吴玉章、徐特立等支持下，成立了边区第一个世界语组织——延安世界语者协会。1939年，世界语者协会创办了《延安世界语者》会刊。协会为了满足大家学习世界语的要求，除自己编印课本、小册子和世界语歌曲外，还与新华书店等单位联系，从西安、重庆等地想方设法购回了大量的课本和阅读书刊。

首次世界语展览会展出了大量国内外世界语运动方面的进步书刊，许多参观者留言要求学习世界语。毛泽东、张闻天、王明等领导人也应邀参观了展览会。展览会获得了圆满成功，在延安掀起了一股学习英语、俄语的热潮，促进了延安地区世界语运动的发展。

12月9日，毛泽东在给贺龙、关向应、李井泉的电报中提出要加强晋西北的政治领导，调李井泉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统一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

12月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总部、第120师、第129师、晋西独立支队等，全文如下：

为补充我们6日电提出如下之估计与方针：

A、对晋西南事件之估计：

1、阎乘德怀同志去宜川谈判时机，发动进攻晋西新军，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与我们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

2、旧派与日本人之关系是联络好的，阎本人对投降与反共也是确定了的。但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而其部下王靖国、陈长捷、邱仰睿、薄右丞、赵承绶等最反动分子则非常积极，有计划地造成投降反共局面，迫阎下决心。

3、阎与重庆某些投降分子是有联系的。

4、阎与汪精卫是有联系的。

5、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时期，未至实行投降时期。

6、晋东南晋东北两区抗战派比投降派的实力大，晋西南晋西北两区投降派比抗战派实力大。在投降派看来，他们在这两区是可能把抗战派压服的，但其实新军、民众、八路三者合计抗战派力量并不小，旧派与旧军内部均有矛盾，只要政策适当，抗战派是能够胜利的。

7、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决不能让投降派胜利，否则是行危险的。

B、我们方针：

1、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

2、各有关方而，应利用阎尚未至下最后决心时机，应利用旧派中杨爱源、赵戴文等与王靖国、陈长捷等之间尚有若干矛盾，集中注意反对王、陈，各地新派应该搜集王、陈等罪状向阎告状，并设法拉扰杨、赵。

3、坚决保卫抗日进步力量，原则上决不让步，仅在与阎谈判时，可表示某些具体问题上让步。

4、对投降派军事进攻，新军应在防卫姿态下，即旧军攻击新军时，采用运动战给以有力与有利的反攻而消灭之；必要时八路军应以适当力量支持新军打退旧军（最好用决死队名义）。

5、估计到新军可能打些败仗，发生叛变，并要准备打些败仗与一部分叛变；即使如此，也不要怕，只要每区有三四千可靠兵力作核心，并掌握在忠实而能干的将领手里，采用运动战与游击战术，配合八路之援助与民众之援助，是能够打胜投降派的。

6、新军中政权中牺盟中的统一与决心第一要紧，一切真正不稳分子，必须开除出去。

7、口号应该是：（1）请求阎司令长官惩办晋西事变的祸首。（2）抗日第一，团结第一，反对分裂，反对内战。（3）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打倒摧残抗日力量的汉奸。（4）一切晋绥军团结起来，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5）摧残抗日的就是汉奸。（6）山西军民团结起来，严防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7）山西军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以上口号应由新派公开宣传，但暂时不要写王靖国、陈长捷的名字，指出他们名字时，只用口头宣传。

8、八路军表面上应取调停态度，实际上积极支持新军。

9、为巩固晋西南阵地，总部除调还陈（指陈士榘——笔者注）支队一个团外，还应准备调一个团去。

10、为巩固晋西北阵地，120师应准备在适当时机，调一个团增强彭绍辉。

毛王

12月9日晚，延安各界在抗日军政大学第3大队操场上召开“一二九”纪念大会。大会执行主席宣布纪念大会开始，首先请毛泽东发表了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同志们：　　

今天开“一二九”4周年纪念大会，满堂青年，朝气蓬勃。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活泼的集会！纪念“一二九”的大会，在延安已经开过不止一次了，过去几次我都没有能参加，今天我是非常兴奋地来参加的。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事情更好办了。中国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反帝反黑暗势力两件事。帝国主义和黑暗势力，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反起，到现在已反了100年了。时间很长，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现在这件事情是好办多了。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大大加强了反共活动，打击进步的文化界，现在有些人就说：中国的事情难办了。他们是为进步而努力的，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他们满腔热情，怀着好心肠，要把国家民族弄好。但是，正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他们在周围却见到顽固势力所布下的投降、分裂、倒退的黑影，他们的努力受到种种限制和压迫，不免觉得事情难办了。这只是看到事情的一方面。我们当然坚决反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但就全局来说，却认为比之过去，现在中国的事情不仅不难办，而且是更好办了。为什么呢？这就得从我们今天纪念的“一二九”运动说起。

第一，“一二九”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志们都知道，刚才李昌同志也讲过。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了解：它是在什么政治环境下产生的呢？它有什么政治意义呢？它给中国政治上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明白了这些问题，就会知道现在中国的情况跟过去大大的不同了，现在的事情不是比过去难办，而是比过去好办多了。

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11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3个胜仗。在祝捷声中，在12月10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就是说，前者不及后者的政治意义伟大。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像的。有些人以为学生运动没有力量，但是事实怎样呢？广大学生群众的五四运动，推动“六三”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和反卖国政府的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末，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我们看看，“一二九”运动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的。一方面，它是在共产党被认为绝对无权、绝对不合法的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战争时期，在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双管齐下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在过去的所谓“剿共”战争中，共产党和红军处境的艰难是无须多说的。后来红军长征了，一走走了二万五千里，人家在后面也“欢送”了二万五千里，并且在前面还有“欢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礼”的，这礼物名曰炸弹。尽管“欢送”者一程一程地相送，“欢迎”者一站一站地相迎，红军仍然到了陕北。但敌人还是用子弹作礼物，前后迎送。这就是说，红军到了陕北，还是处在被“围剿”的环境中。这就是军事“围剿”的情形。文化“围剿”怎么样呢？敌人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报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里，也大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了东北，酝酿着“华北特殊化”，并积极准备灭亡全中国。因此，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大家都要干，要打日本帝国主义。可是，有一些人偏偏不赞成。不过，他们也是要打的，打的是谁呢？是共产党，是青年学生，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全国老百姓对他们说：你们打的方向弄错了，我们坚决反对。这就是“一二九”运动所处环境的另一方面。“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战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在事实上宣告成立。对于这些，“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

这里，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就是红军长征和“一二九”运动的密切关系。“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 　　

12月上旬，毛泽东终于完成了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的修改工作。其间，就他自己编写的第2章“中国革命”，曾向杨松和陈伯达等人征求了意见，并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和论证。

12月12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并贺龙、关向应说：

“你们对巩固4纵队的方针是根本妥当的，望坚决执行之。”“如果你们能够不失时机而方法又很恰当又很适宜地去巩固4纵队，则晋西北阵地就基本上巩固了，最好是能避免武装冲突，又能巩固4纵队。”“你们是否经常与雷任民、续范亭二人接头。他们办法较多，你们要多同他们商量、讨论。要使雷任民能够直接指挥4纵队，号召4纵队的党员及新派团结在雷任民的周围，没有领导中心是不能胜利的”。

12月13日，毛泽东在为召开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准备的政治局会议上说：

“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

12月20日，毛泽东撰写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一文。他写道：

“今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同志的60岁生日。这个日子，在全世界上，在只要是知道的又是革命的人们的心中，可以料得到，都会引起亲切的热烈的庆祝。

庆祝斯大林，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拥护自己的亲切的朋友。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没有一个国家把它们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12月21日，毛泽东为了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医生，满怀激情挥笔写下了《纪念白求恩》（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一文。他写道：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50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道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2月22日，毛泽东设晚宴欢迎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来到延安。

马占山是在1939年冬离开重庆返回防地途经甘泉时，下车打猎，被炸裂的猎枪伤了左手指，拇指被炸飞，中指折断。他的贴身随从急忙把他送往延安医院急救。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前往医院看望马占山。他对马占山说：

“我看你伤势很重，大夫、医药，延安完全给你想办法，不会误了你的伤。”

毛泽东还风趣地说：

“过几天你就回榆林吧，你是世界知名人士，万一死在延安，蒋介石会大作文章，给我带来洗不掉的污点。”

马占山也笑着说：

“不要紧，我死不了。”

毛泽东说：

“日本侵略军必定以失败告终。不过伪满地区还有其精锐部队，免不了要负隅顽抗，未来收复东北，要你搭个过渡桥。”

再说12月22日晚宴结束后，毛泽东陪同马占山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毛泽东在晚会上致词说：

“今天开会欢迎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马占山将军。中国古代社会即是欢迎有始有终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半途而废的人不被人所欢迎。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现在有些投降派，半途而废，他们是虎头蛇尾。我们要和马将军一道，和全国抗战的人一道，抗战到底。”

马占山在延安住了两周多，伤势见好，已能活动，就在延安几位医生护士的护送下返回榆林。事后，马占山向毛泽东等写了表示感谢的信。

1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

“山西新军和阎锡山各部的冲突，是新旧两派斗争的生死决斗问题，须严重注意，但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国民党自六中全会以后以军事反共为主了，与过去以政治溶共为主不同。我们对付的方针是反摩擦，但方法要灵活。现在新军虽然打了两次胜仗，但局面还很严重，要准备长期斗争。我们要提倡坚决顽强性。我们对陕甘宁边区须采取坚决争取的方针，一尺一寸也不放松。有摩擦也可以教育我们，实际上使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从12月下旬开始，毛泽东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新的一部重要论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写作之中。

原来他在修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时，因受结构和篇幅的限制，在第2章中对有关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就没有充分展开，没有进行更为深刻的分析和论述。那时候他就计划在该书完成后，再写一篇这方面的专著。所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完稿后不久，他便又全力投入到了新的论著的写作之中。

这一天清晨，贺清华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收拾东西。毛泽东正伏在桌子上，手中的笔不停地挥动着。桌子一旁的那盏煤油灯还在亮着。贺清华轻声说：

“主席，天都亮了，怎么还不休息呢？”

“噢，天亮了？”毛泽东向窗外瞥了一眼，一边写字，一边说：“好，好。再等一会儿就睡。”

该吃早饭了，毛泽东还在工作。贺清华从厨房打来饭菜，说：

“主席，该吃饭啦。”

毛泽东应了一声，没有抬头。贺清华轻轻地把饭菜放在一边，便出去了。约摸半个小时后，贺清华去收拾碗筷，却见饭菜原封未动，就说：

“主席，快吃吧，饭都凉了。”

“呵，我这就吃。”

毛泽东嘴里说着，身子却不动。贺清华只好端着饭菜，送到厨房热了再端来，毛泽东总算吃了几口。

这天晚上，毛泽东依然在煤油灯下写作。秘书来了，说：

“主席，你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党小组决定让你休息，请你停笔吧。”

毛泽东微笑着说：

“好，好。再有几个字就写完这一段了。”

卫士们等了好一会儿，见毛泽东桌上的灯还亮着，贺清华就又去劝了一回，还是没有结果。于是，大家商量着让只有十几岁的勤务员王来音去一趟。王来音是甘肃人，原名叫王来英，天生的大嗓门，常常是未见其人便闻其声，毛泽东说，你还是叫“王来音”吧。自此，王来音便将“英”字改为“音”了。他虽然年纪轻，个子小，可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人又勤快、活泼，毛泽东很喜欢他。这个王来音可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带着大家的期盼，走到毛泽东跟前，坚决地说：

“主席，夜深了，你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好觉了，该休息了。”

毛泽东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说：

“噢，是来音呵，一会儿再睡……”

王来音不等毛泽东说完，固执地说：

“不行！我们要为组织负责。你的身体累坏了，我们担不起这个责任。”

说着伸手就把桌上的煤油灯端起来，放在炕头上。毛泽东无可奈何地笑了，放下毛笔，慢慢地站起身，说：

“好吧，我马上就睡。你这个小鬼，快去休息吧。”

“不！我要等你上了炕才走。”

王来音坚决地说。毛泽东没有办法，只好移动着他那高大的身躯，走向炕边，躺在炕上睡下了，说：

“我睡下了，你们也该回去睡觉了吧。”

王来音灭了灯，掩好了门，这才高兴地从窑洞里跑了出来。他笑嘻嘻地对大家说：

“主席这回躺下睡觉了。”

一个警卫员也高兴地说：

“嘿，还是这个办法行。”

第二天早晨，贺清华和王来音起床后，听到下一班的卫士们议论说：

“嗨，主席昨夜又是一夜没睡觉！”

王来音急得直申辩：

“看他睡下，我才走的么！”

大家说：

“你们刚睡下，主席窑洞里的灯又亮了，一直到天明。”

12月间的一天，毛泽东接到了一封信，他拆开一看，非常惊喜，原来是在福建漳州分别已经8年的曾志已经到了延安。只见曾志在信中写道：

“毛主席啊，自1932年漳州一别，我常常想时时盼，希望再见到您，1936年我就想来延安，想回到您的身边了。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已来到这里，期待着您的接见。”

毛泽东看罢信，立即提笔写道：

曾志同志：

你来延安实是高兴，你明天就来我这里，我让中组部派人去接你，见面再长谈。

毛泽东

第二天午饭后，曾志在一位警卫员的带领下，来到了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地。警卫员让曾志在叶子龙的窑洞里等候，他自己先去通报一声。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过来，紧紧握着曾志的手，高兴地说：

“你终于来了，很好，很好！走，到我那里去！”

曾志来到毛泽东的窑洞，见窑洞虽然比较大，可是非常简朴。窑洞的前半截是石砌的，里面摆着个小书桌，几张木椅凳，还有一张吃饭用的四方小矮桌，再就是几个木头架子上放满了书，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正像毛泽东身上打着补丁的军装一样，有点寒酸。毛泽东示意曾志坐下来，关切地问：

“这么多年，你们在哪里？蔡协民呢？你们还在一起吗？这几年上海那边有人来延安，我一直都在打听你们的消息。潘汉年从白区来延安时，我也向他问起你和蔡协民，但他同样没有你们的消息。我还以为你不在人世了！今天见到你，好高兴噢！”

是啊，8年来在白区工作是何等的艰难啊！4次蒙冤，一度丢失党的关系，蔡协民惨烈牺牲，与陶铸的悲欢离合，真是百感交集！曾志向兄长般的毛泽东倾诉了别后8年的坎坷经历，最后，她告诉毛泽东说：

“这次来延安准备进马列学院学习，因为长期在白区工作，没有条件系统学习过。”

毛泽东吸着烟，一直静静地听着曾志的倾诉。后来见曾志这么说，就点点头，他说：

“很好，很好！你已经有了实际工作经验，把经验好好总结起来才能真正提高自己。实践，总结经验，再上升到理论，这种学习方法很重要。你一直在苏区、游击区、白区工作，经验是有，但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

曾志说：

“主席，我打算在马列学院学一年。”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不行，要学3年，至少也要2年。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一定要精读，读了还要结合中国国情和自己的实践，去理解它，分析它，将理论变为行动指南。《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止100遍了，但遇到实际问题还要去翻，有时只看一两段就会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不知翻阅了多少遍《共产党宣言》！就是要这样经常读，重复翻阅才行。你现在有时间坐下来读书，读它个两三年，将来对你会有好处的。”

毛泽东说着指一指窑洞内的书架，又对曾志说：

“我这书架上有不少马列主义理论书，你随时可以来拿。”

不知不觉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毛泽东留曾志共进晚餐，他说：

“今天就在我这里吃饭吧。”

曾志高兴地说：

“那好啊，我就吃一顿好的！”

毛泽东一听，愣了愣，立刻又笑了，说：

“哦，吃好的，吃好的。”

饭菜端上来了，大米小米加土豆的三合饭，1碗炒白菜，1碗烧土豆和一盘豆芽，豆芽上还带着豆壳子，只有那碗烧土豆里有几片薄薄的肉片。毛泽东把江青叫来了，陪同曾志一起吃饭。曾志回忆说：

“我们3人一起吃饭，延安没什么好东西吃，我至今记得那盘豆芽菜，不去皮也不掐根，白水煮煮就端上来了。江青没吃几口就跑出去呕吐，我才明白她为何显得那么无精打采，原来是怀孕了。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漱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

饭后，曾志不便久留，就起身告辞：

“天晚了，我该回去了。”

毛泽东说：

“以后每个礼拜天你就上我这里来，在我这儿吃饭。我有很多书，愿看哪本就拿去，看完后再来换。”

曾志也不客气，就说：

“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

后来曾志在马列学院学习不足一年就中断了，原因是她东奔西跑惯了，心也野了，一听课就走神，一看书就犯困，那些马列主义理论词句根本进不到脑子里去。1940年春陶铸也来到了延安，不久，他们的女儿陶斯亮就出生了。

且说在12月23日，毛泽东在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中央对时局指示》中写道：

“各地的任务是：第一、必须依照中央过去的指示，极力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力争中间阶层。第二、深入群众工作，尤其在战区与敌后，要进一步依靠群众。第三、八路军新四军必须极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第四、极力巩固党的组织，严重注意秘密工作，千万不要疏忽。第五、在一切地方准备应付局部的突然事变。第六、在华北西北中原一带，凡遇军事进攻，准备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极大地发挥自己的顽固性，绝不轻言退让。”“用所有这一切的办法，去巩固自己的阵地，击破大资产阶级的阴谋，争取时局好转，争取继续抗战，并准备在局势逆转时足以应付一切。”“此指示只发到省委与师部，阅后即毁掉，下面由你们设法传达。”

12月23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等说：

阎锡山已令国民党军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调兵进攻决死队第4纵队，“晋西北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对此冲突，应采取的方针是：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山西新军；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领有利阵地，采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新军反攻时，口号应是拥阎讨逆，打倒汉奸。”

同时电令罗贵波、彭绍辉率所属部队接应决死第2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

此时，赵承绶奉阎锡山之命，率部自岢岚、宁武、五寨等抗日阵地撤至兴县、临县、万山县一带，作进攻新军决死队的部署。赵承绶的司令部移驻临县后，召开进攻新军的军事会议，他请老友、暂编第1师师长续范亭参加了这次机密会议。当赵承绶传达了阎锡山消灭新军及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命令之后，续范亭在会议中借故脱身，策马飞奔岢岚县的中共晋西北驻地，立即向党委作了报告。

12月25日，胡宗南部先后侵占了八路军驻防的陕西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5个县城和边境的16个区、48个乡，并调动大军准备进攻延安，

诸君有所不知，在此之前，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还设有县政府、县党部、邮政局等党政通讯机关，在榆林设有地方部队常驻机关，还委派反共专家何绍南任绥德行政督察专员，继续向已划定为陕甘宁边区所辖的23个县派任县长，造成两种政权并存的复杂局面。

绥德专区专员何绍南在任两年间，组织有绥德、清涧、吴堡3县保安队，在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后，他也提出了一个“瓦解中共，并逐渐缩小以至消灭赤化区域”的计划，并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增调400余人的保安队，在区内大量制造摩擦事件，迫害和暗杀八路军指战员及抗日人士，大肆敲诈勒索群众钱财。

朱德、彭德怀等人奉命通电全国，强烈反对国民党军枪口对内进攻边区，同时指挥八路军发起反击。王震率359旅与八路军留守兵团一道打退了胡宗南部的进攻，同时对何绍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何绍南吓得逃出了边区。

后来，为了把何绍南彻底赶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程潜、蒋鼎文等人，要求逮捕审判何绍南，并提请委任王震为绥德地区专员。电文中说：“现在组织暗杀之黄若霖，虽经撤职；纵兵为匪之艾善甫，虽被管押；贩卖烟土之高步元等，虽已法办……但发号施令之主谋罪魁何绍南至今逍遥法外，未闻议处。”

毛泽东在审阅修改电文时特别写道：

“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之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

对委任王震为专员一事，毛泽东将电文修改为：

“查有绥米佳吴清警备区王震司令，前以转战华北，屡建奇勋，近则守备河防，复树劳绩，以之兼理专员一职，实属人地相宜。”

何绍南获悉边区政府这一道电文，再也不敢到绥德当专员了。边区政府又驱逐了绥德分区5县的国民党官吏，取消了所谓“统战区”及其政权，使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一带的50万人民获得解放，把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12月27日，中央军委命令120师主力由冀中星夜赶回晋西北，支援反顽斗争。

12月27日，毛泽东对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发表谈话，驳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中某战区司令长官部在《通报》中所散布的谣言。该《通报》中称：“据报，毛泽东已由新疆返延安，在本月5日向其所属各负责人报告，李立三率领730人，内有俄人及苏联飞机多架，将乘反攻敌人之际夺取中央政权，以兰州为中国之莫斯科”等语。

毛泽东驳斥说：

“这种消息是日本人造的，怎样由中国的战区司令部发出来，未免奇怪。我又‘由新疆返延安’了，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去新疆。一切想挑动国共分裂准备投降日寇的人，造作了千百件情报，但这一件是最拙劣的。‘夺取中央政权’，好大题目！明明是夺取边区，还在今年7月就把边区的旬邑夺取了，近日又夺取了边区的镇原、宁县两城，飞机大炮全使用上来了。据闻还要夺取边区的庆阳、合水、淳化、富县，打下夺取延安的基础。前面是日本人大块地夺取中国国土，后面是中国人小块地夺取陕甘宁边区。边区总共只有23县，现在剩下了20县，通通夺取干净也抵不上被日本人夺去的几分之一，然而总可谓勇敢矣。你们报馆里应作点文章，劝劝那些勇敢的先生们，叫他们稍为收敛一点，不要太横行霸道了，有勇敢到日本人面前献去，在内窝子里显劲，过去已有经验，到底显不出什么结果来的。”

12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中央关于新四军在华中及江南工作的指示》中写道：

“应付摩擦方针，已见中央过去各种电报，但在华中及江南应根据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办法。在淮北可激进一些，一般的与山东地区相同，除发展军队外，还应争取政权。如武装摩擦则应以武装还击之。在淮南应有严正的态度对付一切摩擦，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亦应给武装进攻者以还击，绝不轻言退让。在江南方面过去采取比较谨慎态度是必要的，但不应向战区多做报告，不应向他们经常请示，许多问题应相应不理。如遇武装冲突有利时则反击之，不利时则转移被攻击之部队至有利地区再讲对付。同时大事宣传以争取中立分子之同情，以孤立反共最顽固的分子。”

12月29日，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在岚县史家庄村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宣布建立“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军总指挥部”，由续范亭任总指挥，雷任民任副总指挥。

会议决定以决死4纵队全部、暂1师第36团及第120师第358旅部分部队组成左右两个纵队。左纵队首先解决开府、马坊和方山城的敌人，右纵队首先解决阳坡、寨上和白文镇的敌人，然后进攻临县之敌，策应2纵队与晋西支队的北上。以八路军新第358旅第714团一部与保安第7团为预备队，集结于岚县地区，并对静乐日军警戒。以决死4纵队18团进占兴县，摧毁兴县、岚县旧政权和公安局，控制黑峪口，保障与陕甘宁边区的交通。以工卫旅两个团由岢岚开到兴县以北的魏家滩，相机消灭驻保德的顽军第200旅。以暂1师第37团警戒五寨方向的日军，调八路军警备第6团自雁北赶回保德、五寨间，相机消灭顽军杨集贤部，然后南下临县参加反顽作战。在文水、交城的工卫旅第22团及新第358旅的独立团第1营，消灭顽军暂编第1师第1旅薛文教部。

后来从1940年元旦开始，新军及八路军各部向赵承绶部进行自卫反击，1月14日即将赵承绶第七集团军总部所在地临县攻克。赵承绶率部向离军公路以南仓皇败退，沿途遭到新军截击，伤亡逃散，为数过半，一应军资器物几乎尽行丢弃。事后阎锡山向重庆国民政府除自请处分外，并请给赵承绶以撤职留任处分。

12月底，毛泽东历时10天终于在岁末写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初稿。他给吴玉章写了一个便条：

吴老：

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送上请赐阅正指示为感。

吴玉章读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对个别文字做了订正，对一些问题也提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议说：1940年1月初，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希望主席将大作在会议上演讲。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欲知毛泽东在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如何演讲，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蒋介石、阎锡山等人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初期阶段所起草的一系列党内指示，为反顽斗争制订了一套完整的方针政策，这些文献值得认真研究。如12月6日给八路军总部、第120师、第129师、晋西独立支队等的指示电，和9日“为补充我们6日电提出如下之估计与方针”，还有他修改的以林伯渠、萧劲光的名义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出，在抗日救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是如何冷静地从全局利益出发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以看出他在突发事变出现的时候，对于事态发展的预见性和处理事变的原则性及灵活性。毛泽东高超的斗争艺术，无疑是后来者的教科书和光辉榜样！倘若诸君看完后边叙述的反顽斗争的精彩结局，便知笔者此言不虚了。

第40章 1940年1月—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话说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二、其主要课程，依据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大致规定如左：

甲，初级课程：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乙，中级课程：联共党史。马列主义。丙，高级课程：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丁，时事政治课程分为中国、日本、国际三方面经常研究。 戊，军队中应有军事学习课。

三、右列课程，可作为初级党校、中级党校、高级党校的一般标准。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得增减伸缩之。在职干部则依其水准及其他具体条件来选择学习课目。但每人同时以学习一门为原则。

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应设法翻印中央出版的关于上述各课程的教科书与参考材料，同时编辑各种适合于下级党部用的教材与提纲。

五、必须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和党所领导的军队、政权与学校中，吸收足够的在文化上与理论知识上有相当准备的知识分子党员，参加干部的自习和教育的工作。

六、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须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月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

七、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经常注意检查党校和干部训练班的工作，提高其质量，轮流征调干部入学，其因环境关系不能办党校者，必须征调干部送中央、中央局或区党委所办学校学习。

八、凡不识字的或文化水平过低的干部必须以学习文化课消灭文盲为主。

九、各级党委和政治部的宣传部下应设立干部教育科，负责管理干部教育的工作。

十、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把干部教育放在党的重要工作的地位上来，经常给以检查，指导和帮助。

　　 中央书记处

1月4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女子大学大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延安的作家、艺术家，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的文化工作者500多人。毛泽东为大会题词：

“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斗争！”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吴玉章在大会上致开幕词，王明作了文化统一战线问题报告，张闻天作了文化政策的报告。

此后，周扬、李维汉、李初梨等人分别作了国民教育、干部教育、边区新闻事业等方面的报告；洗星海、柯仲平等11名代表分别代表音乐、戏剧等界发言。

冼星海在发言中报告了音乐工作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情况。

1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一份复项英电。

此前，项英主持召开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分会联席会议，决定新四军在遇急变时向浙闽方向发展，并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中央。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甲）如遇急变不能向北，当然只有向南，你的决心是对的。（乙）陈毅仍应力争江北。（丙）蒋介石投降还不是马上的事，你们还来得及准备，但是内部秘密准备，不要露形迹。（丁）努力争取一切军队的同情者。（戊）一切自力更生，不要靠任何外援。”　　

1月9日，毛泽东开始带病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总结了100多年来反帝反封建斗争、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科学地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他的演讲共分14个部分：1、中国向何处去；2、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3、中国的历史特点；4、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5、新民主主义的政治；6、新民主主义的经济；7、驳资产阶级专政；8、驳“左”倾空谈主义；9、驳顽固派；10、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11、新三民主义的文化；12、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13、四个时期；14、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15、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在讲到“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时，说到了鲁迅，他说：

“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在结束演讲时激情地说道：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与会者一致认为，毛泽东的讲演十分深刻，请他整理后马上发表。这个演讲最先发表在2月15日《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后来在2月20日，《解放》杂志98、99期合刊登载了此文，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参看《毛泽东选集》）。

王明则与大多数人的反映不同，他看了《新民主主义论》后，写了一首口语体五律：

《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

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

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

1月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会议通过了组织新文字委员会、少数民族文化委员会、鲁迅研究委员会等50余项提案，通过了宣言及《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总决议》。

会议最后选举了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吴玉章、周扬、李维汉、李初梨、江青、冼星海、柯仲平等97人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吴玉章当选为文化协会主任。

1940年初，毛泽东亲自安排3岁的毛娇娇去苏联找她的母亲贺子珍。黄土高原的气候是“夏日热得慌，下雨泥汪汪；冬天透心凉，刮风漫天黄。”这时候的大西北，风还是格外的狂，格外的冷，吹得人们浑身起鸡皮疙瘩，风卷起来的细沙碎石，打在人们的脸上、额头、鼻尖上，像刀割一样疼痛。

那天早上，娇娇坐在毛泽东怀里，朱德、康克清带着去苏联学习的朱敏，还有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王若飞的儿子王继飞，同乘一辆轿车向飞机场驶去。

机场里满地都是枯黄的杂草，风在呼呼地叫，飞机在轰隆隆地响。娇娇不住地向四周张望，拉着爸爸的手，紧紧地依偎在他身旁。

这是一架苏联的轰炸机，几个孩子看见这个庞然大物，竟然忘记了寒冷，一个接一个往飞机上爬。娇娇松开爸爸那温暖的大手，也跟着他们高兴地往飞机上爬。

此时的娇娇根本不懂得离别的悲伤，也不知道离开爸爸后会孤独，会恐慌，只一味地跟在大哥哥大姐姐后面，在飞机上东摸摸西瞧瞧，感到好玩极了，和大孩子们一样开心地笑着。

毛泽东、朱德、康克清把孩子们的行李放好，悄然离去。飞机舱门也慢慢关上了。娇娇觉得飞机一阵颠簸，等她明白过来，飞机已腾空而起。她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爸爸呢？他坐在哪儿呢？左瞧右瞧，都没有找见爸爸。她伤心地低下头，一声不响地坐在朱敏身边。

这架飞机转到甘肃、新疆，最后到了苏联莫斯科。当有人把娇娇来苏联的消息告诉贺子珍的时候，贺子珍摇摇头，根本不相信。

“莫逗嘛，她怎么会来？”

贺子珍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想，也许是真的。当她见到娇娇的时候，一把就把娇娇搂在怀里，问着，亲着，亲着，问着：

“你是谁呀？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娇娇。”

“娇娇干什么来了？”

“来找妈妈呀。”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妈妈叫贺子珍。”

“你给妈妈带来什么礼物啦？”

“我把娇娇带来了。”

贺子珍激动得泪流满面，哽咽着说：

“娇娇，我的孩子，我就是妈妈呀！”

娇娇也紧紧搂着她，哭喊着：

“妈妈！妈妈！”

离别两年的母女，终于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聚在了一起。毛娇娇也见到了亲她爱她的大哥毛岸英和二哥毛岸青，一家人虽说是在异国团聚，其乐也融融。

1月15日，毛泽东在庆祝吴玉章60寿辰时发表了讲话，他说：

“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如果老就可贵，那么可贵的人就太多了，因此我们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利于人民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60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40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终于不变，这是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人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饥饿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各方面的好处。但特别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定性。”

1月15日晚，毛泽东起草并发出“八路军将领致林主席蒋委员长等电”，全文如下：

重庆国民政府林主席，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行政院蒋院长，孔副院长，监察院于院长，立法院孙院长，考试院戴院长，司法院居院长，覃副院长，国民参政会诸参政员先生，中央党部各委员，战地党政委员会，西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程主任钧鉴：

据报，政治部陈诚主任在韶关演说，有谓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一伤兵就是证据等语。事之真实与否未可知；然自汪精卫倡言八路军游而不击以来，好事人四方传播，竟以此为破坏职军信誉，破坏国共团结之口号，陈主任贤者，可信其不作此不负责任毫无常识之谰言。然职军将士闻之，未免寒心，愤慨之情，殊难禁遏。仅以八路军抗敌所及，东至于海，北至于沙漠，可谓处在国防之最前线。敌国来华40个师团中，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者17个师团，占全数五分之二以上。两年半中，八路军新四军所有防线，未尝后退一步，归绥、大同、张家口、古北口、北平、天津、烟台、青岛、徐州、浦口、南京、镇江、无锡、芜湖，离城十里八里即飘扬我祖国国旗者，始终是八路军新四军。两年半中，我八路军伤亡达10万，而敌伪伤亡则达20余万，我军俘虏敌伪达2万，缴获敌伪枪枝达4万。全军22万人，月饷不过60万元，平均每人每月不过2元7角2分。而币价跌落，实值15万元，则平均每人每月不过6角7分，全国无此待遇菲薄之军。有二三千人而升级为军者，有七八千人而升级为集团军者，我八路军则至今3个师，始终不予升级。八路军对于国家民族亦可谓无负矣。而毁谤之来，则为游而不击，谓发动民众为非，谓实行三民主义与抗建纲领为非，谓恢复失地建立抗日政权为非，谓培植民众武装巩固抗日根据地为非，事之可怪，未有过于此者也。冰天雪地，衣单食薄，弹药不继，医疗不备。然而奋战未尝少懈，执行上峰之命令未尝少懈，遵循人民之指导未尝少懈，八路军之于国家于民族，亦可谓无负矣。而一切怨毒之矢，不入耳之言，则集中于八路军，奇冤大辱，又有过于此者乎？我八路军在晋绥，在河北，在察热，在山东，收复沦陷区，建立根据地，屏障中原，保卫西北，天经地义，至迫切，至正当也。而论者谓为非是，必欲破坏之。昨日败军之将，丧地之官，望风而逃，唯恐不及者，今日貌堂皇，声罄款，戟指而骂，挥军而进，从八路军阵后打入亦谓之“收复失地”，摧毁我根据地，消灭我游击队，取消我民众团体，杀戮我工作人员，百端摩擦，必欲同归于尽而后快，古今之奇事怪事，又有奇怪于此者乎？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之后方也，区区23县，至今不予法律上之承认。且点线工作布于内，大军包围发于外，今日袭一城，明日夺一县，亦谓之“收复失地”，更谓之“打倒伪边区”，“消灭伪八路”。警报纷传，后方不固，摩擦事件，百次千回。而我前线犹死撑硬打，一步不退，八路军亦可谓无负国家民族矣。咸榆公路，陇海铁路，八路军必经之通线也。三民主义青年团，拦路劫人。特务机关，关卡林立。凡赴八路军之青年，一概阻拦，设立招待所，谓之“唤醒盲从八路者”。抗大学生，无走路之自由权，一经被劫，再无踪影。勒写悔过书，绑入干训团。青年何辜，遭此荼毒。甚且盗窃八路军车，伪造八路军护照，物证具在，可以复按，如此例他，他可知矣。此等行为，伤国家之体制，毁中央之尊严，法纪坠地，遗笑万邦，其不可为训，亦彰彰明矣。特务机关，恣意横行，勾引八路军与共产党人员，立有赏格，上级200元至300元，中级150元至200元，下级40元至100元。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厉行破坏，则用无数万之金钱。在湖南则有平江惨案，在河南则有确山惨案。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之不足，继之以《对于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又不足，再继之以《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开训练班，上摩擦课，“限共”“溶共”“反共”之声，甚嚣尘上。山雨欲来风满楼，意者又将重演10年前之惨祸乎？然而我八路军历千辛，冒万苦，忍辱负重，不敢告劳者，大敌当前，抗日第一，为国家民族负责，寄希望于光明之前途也。抗战两年半，全国事实昭示，军事有进步，政治无进步，贪官污吏，到处横行，土豪劣绅，作恶无尽，彼辈发国难财，吃摩擦饭，黑暗重重，屈指难数。而官官相卫，壅于上闻，此亡国之气象也。古人有言，“大官不言，则小官言之”。今且污辱及于苦战之军，纷扰及于后方之地，阻挠及于交通之途，此而隐忍，则国家民族危矣。凡此将士之呼声，德等未敢充耳不闻，默然不告，诚以如此下去，绝不利于抗战，绝不利于团结。再四思维，惟有请求钧座派遣陈主任诚，亲临前线，实地考查，究竟伤亡几人，俘获几事，复地几里，攻战几回，后方之纷扰几端，道路之阻挠几次，俱可一览了然。陈主任贤者，维护前线将士之心，至深且切，必不惮于一行。德等恭候莅临，如旱望云，如饥望岁，钧座一纸派遣之令，陈主任欣然命驾必矣。如此则流言可销，诬谤可止，纷扰可靖，阻挠可息，奸人可以敛迹，正气可以伸张，而前线与后方团结一致，抗战之胜利可期矣。所有请派陈主任诚到前线考查职军情形，以雪冤诬，杜摩擦，固团结而利抗战一节，敬谨上呈，是否有当，敬祈裁决示遵，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朱 德 副总司令 彭德怀 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

第115师师长 林 彪 副师长 陈 光 政治委员 罗荣桓

第120师师长 贺龙 副师长 萧克 政治委员 关向应

第129师师长 刘伯承 副师长 徐向前 政治委员 邓小平

晋察冀军区司令 聂荣臻 冀中纵队司令 吕正操 政治委员 程子华

山东纵队司令 张经武 政治委员 黎 玉

陕甘宁边区留守处主任 萧劲光

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南关新市沟举办了综合性的边区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毛泽东亲自担任展览会名誉主席。

这次展览分为边区概况一览、农业和工业3大部分，其中农业部分是这次展览中最丰富的内容。展览显示：边区种植面积呈上升趋势，1936年耕地面积仅818.630万亩，到1939年扩大到1004.019万亩。十几个重达30多斤的南瓜引起了群众的浓厚兴趣。洋芋、白菜、萝卜、番茄、木耳、金针等也出现在展览会上。南方的丝瓜、茼蒿以及美国玉米都已经试验成功。

毛泽东、吴玉章、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和边区领导人参加了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开幕式。毛泽东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同志们：

这个农展会，我还没去看，好不好还不知道，但我听到说还好，比去年的好。去年我是看过的，今年比去年更是好，这是老百姓同志的努力、是政府工作人员努力的结果。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姓结合，事情就办不好。有两种政府，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则帮老百姓的忙——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府。老百姓从几百里拿来一包两包面送来展览，这对打日本有大道理，这是老百姓同志的热心。边区政府受老百姓的拥护，做出许多好事，这也是热心做出来的，我们要发展这个热心。但还有一条，只有热心还不行，还要力求进步，今年的展览会就有进步。我们要奖励这些劳动英雄们，因为他们不但热心，而且求进步。这是有八路军，但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在座的有许多八路军同志，你们要向老百姓敬礼，不要骂人。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的饭是他们做的，房子是他们做的，我们要军民合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

我们边区有23个县，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但有些摩擦分子，派了兵来一打，打过我们几个县，这是不行的。你们到外面去的同志更要同他们讲一讲，我们要吃团结饭，不要吃摩擦饭，吃了摩擦饭肚子痛，要死人，还要亡国的。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有许多同志，还有张先生及蒙古同志，我们大家要吃团结饭，不要吃摩擦饭。摩擦要同日本帝国主义摩擦，将他摩入海中去，不要在自己的窝子摩擦。

1月19日，毛泽东委托王稼祥起草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及东南局的《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全文如下：

项英同志并转东南局各同志：

一、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3连人发展到12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9000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10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地发展华中力量。

二、今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即使全国发生大事变后，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假如全国“剿共”，则我们可以向南，假若是前途是国共划界而治，则我们不宜大举向南，而宜向北，以求与蒋隔江而治，所以新四军的退路有二：一为皖北苏北，一为皖浙赣闽交界地区。现在两条退路都要准备，但最后采取那一条路要到那时才能决定。

三、在全国未公开投降以前，即现在的抗日反共局面继续下去的形势下面，新四军大江南北部队，应在现地区力求发展，发展必然会引起摩擦，但只有发展力量，给摩擦者以反打击，给武装进攻者以反攻，才能巩固自己，坚持阵地和克服投降危险，反摩擦就是反对反共派、投降派的斗争，这种斗争并不促进分裂而是延迟分裂，阻止分裂，延迟投降，克服投降的有效办法，如不斗争，不足以巩固统一团结和坚诗抗战。

四、皖南即不能再调部队过江到皖北，我们同意不再调，新四军在皖南、江南，力求扩大的计划，我们完全同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五、同意4、5支队归中原局指挥，但在苏北扬州一带的部队，则仍归项英陈毅同志指挥。

中央书记处

1月25日，毛泽东就与国民党谈判条件不能让步问题为中央起草复南方局指示电：

南方局并告北局：

来电悉。中央前电所提边区扩军等各条件都是最低限度的，正当的，合理的，不能再让步，在彼方军事限共到处发展情况下，稍一让步，即可造成彼方向我进攻的机会，故如彼方能迅速承认我方所提各点，则可照此解决，否则，我们须考虑增加扩军数与经费数，并以晋察冀鲁4省及豫东、皖北、苏北全部划为我军防地，方于抗日有利。边区问题在目前形势下，不仅23县不能少，而且须考虑增至28县方能巩固后方，否则，敌在华北、西北之军事摩擦将无止境，抗日阵地将大受破坏也。

中央书记处

1月25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题词：“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百折不回，再接再励。”

1月27日，毛泽东以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的名义，致电阎锡山，电文的大意是说：虽然陈士榘支队被攻，吕梁山八路军兵站线被消灭，八路军伤兵被残杀，晋东南7县八路军军政人员被残杀70余人，但八路军仍愿意调停新旧军之间的冲突，恢复山西团结抗战局面。

1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见《毛泽东选集》），全文如下：

目前时局发展的情况，证明中央的历次估计是正确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和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的抗战方向，是对立的，双方在斗争中。目前是两种方向同时存在，两种前途都有可能。在这里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必须认清目前国内国际尚存在着许多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的客观条件。例如，日本对华方针依然是非常强硬的；英美法和日本之间的矛盾虽已部分缩小，但并未真正协调，而且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又被欧战削弱，因而所谓远东慕尼黑会议很难召集；苏联积极援助中国。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际条件。又如，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中间阶级也反对投降；国民党内部投降派和顽固派虽然握有权力，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内条件。在上述情况下，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汪精卫公布卖国协定和蒋介石发表告国人书之后，一方面，和平空气必受一个打击，抗战势力必有一个发展；又一方面，则“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还会继续，地方事变还会发生，国民党有强调所谓“统一对外”以进攻我们之可能。这是因为在最近时期内，抗战和进步势力还不可能发展到足以全部压服投降和倒退势力的缘故。我们的方针，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一切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极力扩大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宣传。蒋的宣言表示了他要继续抗战，但是他没有强调全国必须加强团结，没有提到任何坚持抗战和进步的方针；而没有这种方针，便无法坚持抗战。因此，我们应该在反汪运动中强调如下各项：

（一）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汪精卫，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三）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策；（四）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暗藏的汪派汉奸；（五）加紧全国团结，消灭内部摩擦；（六）革新内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民主政治；（七）开放党禁，允许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八）保证人民有抗日反汉奸的言论集会自由权；（九）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汪派汉奸的阴谋破坏；（十）拥护抗日有功的军队，充分接济前线；（十一）发展抗战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

以上这些口号，应公开发布之。各地应大量发表文章、宣言、传单、演说和小册子，并增加适合地方情况的口号。

延安定2月1日召开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民众大会。各地应在2月上旬或中旬，联合各界和国民党抗日派，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摩擦的热潮。

1月2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书记处《关于晋西事变经过及解释方针的指示》：

甲、去年11月间进攻晋西之敌忽然自动撤退后，顽固分子陈长捷、王靖国等在阎锡山指挥下，即动员4军47个团有计划地进攻新军。11月29日陈长捷之61军包围驻在隰县黄土村之第6行政区专员公署及独立2旅，激战终日，政治主任韩钧率部突出重围。12月3日王靖国之19军在永和将新军196旅旅长白汉三扣押，同时向该旅进攻，白旅损失过半，余突出与韩钧会合，同时6区之保安旅209旅，因受旧军进攻与韩约会合，共11个团向晋西北撤退，途中激战数次，双方均有损失。

乙、驻晋西北之赵承绶骑兵军郭宗汾之33军亦同时向晋西北新军进攻，晋西北之新军仓卒应战，但甚勇敢，旧军不支退至离石以南，现新军共约20团集中于晋西北。

丙、13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到晋东南后，秘商得中央军之同意进攻新军，并用武力解决第5行政区专员公署及各县政府。12月9日由中央军93军刘戡部援助将沁水县府解决，击毙3、5两区长。陈铁军之83师陈武部将阳城县府解决。47军李其相部将晋城县府包围，激战4小时，缴去保安队公安局枪共400余支，死伤百余人，3科科长敲击毙。19日14军彭毓斌部将壶关县府解决，县长洛洪章被枪决。21日40军庞炳勋部将陵川县府解决。26日27军范汉杰部之46师将高平县府解决，27军又将5区专员公署解决。除新军共被解决两团外，各县政府职员牺盟会及群众团体工作人员被惨杀者500余人，八路军干部被惨杀70余人，现旧军仍在准备联合中央军向第3行政区进攻中。

丁、当旧军进攻新军时，日寇在晋西南地区与旧军配合行动，并援助旧军粮食子弹。在双池镇日寇送给旧军大宗慰劳品，陈长捷部在兑九峪与日军互通电话并帮助日军招兵。19军王靖国部即委隰县汉奸维持会长为正式县长。郭宗汾军长对军队讲话云我们当前敌人是新军和八路军，我们向新军进攻时不必顾虑日军，他们不打我们并且还帮助我们。赵承绶电云现新军反攻如援军不能即到，我只有求第三者援助（指离石柳林之日军）。闻汪派人到太原向山西活动已非一日，阎曾派副官冯玉昆往返太原接洽，山西伪省长苏体仁曾亲到临汾与山西旧军方面联络，此等勾结敌人破坏抗战之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戊、新军态度为拥阎抗日讨伐叛逆王靖国、陈长捷等，直至现在新军行动仍向阎报告并请示，只是要求坚持抗日，惩办向新军进攻的祸首，并恢复牺盟会及群众团体组织，抚恤被杀人员家属等，并无叛变及不法行为。

己、我们对山西内部冲突始终采取调停态度，希望旧军停止进攻保全新军，继续实行阎之十大纲领，反对自相残杀。当冲突之始，彭德怀同志曾亲赴秋林向阎痛陈自相残杀对抗战之害，至今我们曾屡次向阎建议愿帮助调停和平解决，但我驻晋西南之陈士榘支队因被旧军进攻，卒不及防，致伤亡数百人，不得已现已撤至晋西北，旧军并截断我兵站线，杀死我伤兵百余人。

庚、各地对外解释应揭破旧军首领王靖国、陈长捷、孙楚、赵承绶4人自退出临汾后，一年半以来已事实上停止抗日，带领整个旧军躲在后面，在同蒲线抗日者均是八路军，新军。去春秋林会议以来，旧派积极反动，到处破坏新军牺盟及一切进步事业，反共反八路军，两个月以来，竟走到积极帮助敌人举行公开内战。新军之自卫行动完全是正当的。现旧军已占领整个晋东南及晋西南之一半，而中央军则积极援助之，八路军陈支队亦被旧军驱出晋西南，山西全境共产党被惨杀者在5000以上，如不设法制止，抗日前途是危险的。

中央书记处

1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项英、叶挺说：

“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

1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武装自卫反顽进攻的指示》，他写道：

朱彭，杨，刘邓，并告朱徐，陈罗（朱瑞、徐向前，陈光、罗荣桓——笔者注）：

对河北与山西境内的任何军队，不论是中央军、晋绥军及石友三，如果他进攻八路地区，我应在自卫原则下，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之。应号召我八路全体军队，号召两省全体人民，坚决打击一切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者，应公开普遍宣传“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的就是汉奸”，“打倒进攻八路军的汉奸”，“打倒进攻决死队的汉奸”，“打倒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汉奸”。只有造成全体军民反汉奸、反进攻的热潮，并给实行进攻者以彻底打击，才能停止那些阴谋家、冒险家的诡计，才能分化他们内部，才能使动摇的军队不敢参加进攻，才能与努力进行军队中统一战线工作（此工作要十分加紧）作有效的配合。此方针同样适用于山东，望山东亦坚决这样做。

中央书记处

1月3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致贺龙、关向应、甘泗淇、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的《关于晋西事变后晋西北当前工作任务的指示》，全文如下：

贺、关、甘及省委各同志并告朱，彭、杨：

你们须在最短期间内，完成下列各项任务：

甲、肃清晋西北全境的反动武装及反动官吏。目前主要注意河曲、保德、偏关及杨集贤之雁北全区直达平绥铁路。你们须指定可靠军政人员，率领必要的武装（以决死队及一部八路军临时混合编制而以决死队名义出之）限时向北完成此项任务，否则高双成、马占山、傅作义有乘机侵占可能，但你们对高、马、傅3部应取友好态度，力避冲突。高双成在保德部队，如不愿退，应让其暂驻。

乙、完成决死队的整理补充，提高其战斗力。

丙、完成政权的改造，从晋西北行署起至乡区机关止，均须掌握在共产党员与进步分子手中，建设真正的抗日人民政权，各级政府须根据民族革命十大纲领颁布具体切实的施政纲领，并认真实行之。

丁、整顿牺盟会，发动最广大民众加入，牺盟会要能够真正解决民众痛苦问题，要经过牺盟会在全境人民中普遍宣传赵承绶，王靖国，陈长捷、孙楚等投降叛变分子的罪恶，造成反投降、反汉奸与拥护决死队、八路军的热潮。特别注意迫近汾离公路一线的群众工作，准备南下讨逆的群众条件。

戊、完成120师与决死队南下讨逆的一切军事上、政治上、技术上的准备，这个准备工作要在2月15日以前完成（但究竟是否南下与何时南下须待那时决定）。

己、制定全境财政经济计划，并经过政府迅即发布春耕运动命令，务使不失农时。

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

1940年2月1日，延安各界3万军民举行讨汪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题目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演讲。他说：

“我们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这里开会，为了什么呢？为了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又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日本灭华的方针是坚决的。汪精卫订立了日汪卖国条约，还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制造摩擦以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当反对。气愤是应当的，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对各部分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我们党的政策是两条：一方面团结一切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忠心抗日的人；一方面反对一切丧尽天良的坏蛋，反对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其目的就是力争时局好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这就是我们的根本方针。”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他们要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消灭，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灭，以便统一于国民党。这是阴谋，这是借统一之名，行专政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的一党专制的狗肉，死皮赖脸，乱吹一气，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我们今天开大会，就要戳破他们的纸老虎，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反共顽固派。”

大会发表了由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一份通电：《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通电中说：

“2月1日延安举行讨汪大会，全场义愤激昂，一致决议声讨汪精卫之卖国投降，拥护抗战到底。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起见，谨陈救国大计十端，愿国民政府、各党各派、抗战将士、全国同胞采纳而实行之。”

通电中所列“救国大计十端”分别为：“一曰全国讨汪”；“二曰加紧团结”；“三曰厉行宪政”；“四曰制止摩擦”；“五曰保护青年”；“六曰援助前线”；“七曰取缔特务机关”；“八曰取缔贪官污吏”；“九曰实行《总理遗嘱》”；“十曰实行三民主义”（详细内容请参看《毛泽东选集》）。

通电最后说：

“凡此十端，皆救国之大计，抗日之要图。当此敌人谋我愈急，汪逆极端猖獗之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倘蒙采纳实行，抗战幸甚，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幸甚。迫切陈词，愿闻明教。”

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甲、目前国内时局的特点是在敌我战略相持阶段中，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抗战方向两方面展开日益明显日益严重的斗争。由于国内抗日进步势力克服投降倒退的力量还不足，就使得投降与倒退的危险依然严重地存在着，依然是目前时局中的主要危险。但由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阻力，国民党中大多数人的阻力，全国人民的阻力，日本灭华的坚决方针，英美法与日本之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欧战削弱了英法在远东的地位，因而很难迅速召集远东慕尼黑会议，苏联的强大及其积极援华的方针等国内国际的条件，就使得投降与举行全国的反共战争甚为困难。由于这两方面的情况，就使目前抗日进步势力和投降倒退势力形成了一个严重斗争的局面。双方斗争的结果，或者是时局的好转，或者是时局的逆转。但好转的可能性并未丧失，如有正确方针，加上全国的努力，是能够改变目前局面，争取时局好转的。我们的基本任务，就在于强固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如果以为时局好转的可能性已经丧失，只是一个逆转的前途，因而不去力争好转，只是消极地准备对付全国性的突然事变，这种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

乙、最近日汪协定的披露，伪中央政府的准备成立，与蒋介石反汪宣言的发表，给了国内投降派反共派与顽固派一个新的打击，又给了抗战派联共派与进步派一个新的推动，这是对于争取时局好转有利益的。但是目前投降倒退势力不但还没有受到根本的打击，且有更加猖獗的可能，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还会继续发生。这是由于以汪精卫为首领的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国内投降倒退势力相呼应，而抗日进步势力一时还不可能迅速团结起来去克服投降倒退势力的原故。蒋介石宣言强调了抗战，但没有强调团结与进步，而没有全国的团结与进步，则坚持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克服逆转可能，争取时局好转，还是一个艰苦斗争的过程。而随时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事变），仍应提起高度的警觉性。

丙、为了力争时局好转，克服逆转危险，必须强调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一。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坚决执行下列的10大任务：

第一便要普遍扩大反汪反汉奸的宣传，坚决揭穿一切投降分裂的阴谋，从思想上政治上打击投降派与反共派。坚决明确与具体地证明反共是投降派准备投降的反革命步骤。

第二便要猛力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组织进步势力，同国民党的大多数亲密地合作，用以对抗投降派与反共派。

第三便要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力争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抗日胜利只是幻想。

第四便要抵抗一切投降反共势力的进攻，对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均须在自卫原则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反抗之，否则任其猖獗，统一战线就会破裂，抗日战争就要失败。

第五便要大大发展抗日的民众运动，团结一切抗日的知识分子，并使知识分子与抗日民众运动抗日游击战争相结合，否则就没有力量打击投降派反共派与顽固派。

第六便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给民众以经济上的援助，才能发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否则是不可能的。

第七便要巩固与扩大各个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建设完全民选的没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政权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而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对一切破坏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必须加以坚决地打击。对一切暗藏在抗日武装抗日政权抗日团体中的汉奸反共分子，必须加以肃清。

第八便要巩固与扩大进步的军队，没有这种军队，中国就会亡国。

第九便要广泛发展抗日的文化运动，提高抗日人民抗日军队与抗日干部的文化水平与理论水平。没有抗日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以与总的抗日斗争相配合，抗日也是不能胜利的。

第十便要巩固共产党的组织，在无党和党弱的地方要发展党的组织。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就不能解决抗日救国的任何重要问题。

如果能坚决地并具体正确地执行上述10大任务，就一定能够强固抗日进步力量，克服投降倒退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时局逆转，击破大资产阶级分子破坏抗战与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

丁、目前宣传鼓动的口号是：一、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拥护蒋委员长，打倒汉奸汪精卫；三、拥护国民政府，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四、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策；五、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一切反共的汉奸；六、加紧全国团结，消灭内部摩擦；七、革新内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抗日民主政权；八、开放党禁，允许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权；九、人民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权；十、发展民众运动，实行减租减息减税，改良工人生活；十一、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汉奸反共派顽固派的阴谋破坏；十二、拥护抗日有功的军队，充分接济前线；十三、发展抗日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十四、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2月3日，毛泽东发出由他起草的《参政员毛泽东等为“华北视察团”事致国民参政会电》，全文如下：

重庆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诸先生勋鉴：

近顷以来，此间迭据报告，陕甘晋冀豫等省特务机关通令所属，略谓国民参政会华北视察团行将莅临，主要任务在于搜集材料，证明此数省摩擦事件之发生，其咎均在共产党八路军与陕甘宁边区。然后复返后方，向当局建议处理办法。并在下届参政会中提出议案，实行取消边区与八路军之特殊化，并乘机打击共产党。着各地特工人员，注意搜集材料，并配合党政军各机关，准备欢迎视察团，务达上项目的等情。鄙人等以事属离奇未敢置信。顷接尊处电示，始知果有视察团之组织。复查此视察团之团长团员不仅无一共产党参政员被邀参加，且连第4次参政会中提出组织此类视察团之原提案人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诸先生，以及素以老成硕望公正无私著称之张一麟、黄任之、江悟源、张表芳等诸先生，亦无参加，在全体团长团员中，除在二届参政会中，因发拥汪主和谬论而与共产党参政员及坚主抗战诸参政员发生剧烈冲突之国社党员梁实秋及国家青年党员余家菊两君外余皆国民党一党之参政员同志。由此等人选所组成之视察团，对于视察事项所收材料及所作结论，必属偏私害公殆无疑义。该团之与特务机关配合行动，尤属事有必至。犹忆前年12月间，张君劢即曾著论主张取消所谓边区与八路军特殊化及取消共产主义。未几，汪精卫发表艳电，竟倡言反共。设该视察团之目的与汪张无殊，尽可以汪张文件为蓝本，在渝作出大文，撰成提案，何必当此朔风凛疾之际，冒此严寒，多劳往返。如以为非有实地视察之名，不足以收牢笼社会视听之效，则以此等有特殊关系之人物从特务机关手里收集向壁虚造之材料，写成一本二三十万字之视察报告书，痛骂共产党一顿，谓即足为反共限共溶共之法律根据，则亦仍属可笑之事。盖国内政治问题，原只能从合理之政治原则获得解决，岂有卖弄玄虚，而能真正解决问题者乎。或曰，你们共产党所云，未免估计不当，该视察团此行，盖十分正大光明，毫无腌脏龌龊之心理，其任务在于维系两党合作，立于团结与进步基础上，共谋边区等事之合理解决也。若然，则鄙人等所言幸而不中，而国事实获进步之益，鄙人等当于该回来延安时，准备以陕北特产之小米饭高粱酒，接待诸参政员同人，与之对雪举杯畅论团结救国之大计，决不至慢待嘉宾也。敬祈贵处代为转达为荷。此复，敬颂勋祺。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毛泽东 陈绍禹 林祖涵 吴玉章

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礼堂召开成立大会，自然科学界和各机关、各学校的代表1000多人参加了会议。

在成立大会召开前夕，于光远和屈伯传曾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向他汇报延安自然科学办公室筹备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情况，请他参加成立大会并在大会上作报告。

大会开始后，首先由筹备人员致开幕词，报告研究会的筹备情况；宣布由吴玉章担任研究会会长，于光远、李苏、阎沛霖、孙鸿儒、屈伯传、丁仲文等7人为驻会干部。

大会推举蔡元培、曹菊如、饶正锡、李强、马海德、李世俊、祝志澄、傅连璋、刘景范、周扬、陈康白、屈伯传、武衡和于光远为名誉主席团和大会主席团成员；蔡元培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名誉主席。

在这次大会上，研究会发表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

陈云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可以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我们共产党对于自然科学是重视的……”

陈云正讲着，见毛泽东来到了会场，便很快结束了自己的话。与会者们热烈欢迎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站起身来，发表了即席讲话。

可惜他这个讲话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会后，《新中华报》只刊登了讲话的一段摘要。后来，《新中华报》在3月15日刊登的《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则比较全面地记载了讲话内容。毛泽东说：

“今天开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是很赞成的，因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改造社会是更好的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的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日渐发展了。这从边区的生产运动和农工业展览可以表现出来。所以，边区现在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边区经济是落后的，但是干起来也更有意义，只要大家努力，一定可以改造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

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不研究自然科学，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2月7日，毛泽东为《中国工人》月刊创刊号撰写了一篇既通俗又言简意赅的《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写道：

“《中国工人》的出版是必要的。”“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中国工人》将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报道工人阶级抗日斗争的实际，总结其经验，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努力。《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

“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以上，是我的希望，就当作发刊词。”

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指示中说：

“斗争已进入更艰苦阶段，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望军政首长，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今年各部队中的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

指示介绍了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和后方守备部队1939年的生产成绩：

“平均解决了两个月的粮食，一套夏衣，全部冬季鞋袜。给养大大改善，大部能维持菜蔬肉食，商业利润除总合作社外，全部约在12万元以上。使机关部队学校在物质艰难状况下，解决了可能和必须解决的困难，弥补了公费的短绌。”

指示中还说：

“现当阳春开始，应就这一经验在前线部队中广泛开展起来。”

2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及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全文如下：

朱、彭、杨、贺、关、聂、彭、吕、程、萧克、刘、邓、朱、徐、陈、罗、雪枫、胡服、项英、陈毅：

甲 情况：一、日本对华方针依然非常强硬，除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资产阶级外，欧美派资产阶级现时还不愿意接受日本灭华的条件。二、欧战产生后，远东慕尼黑会议无迅速召开之可能，美日间矛盾还很大。三、苏联对中国影响日益增大。四、我们的强硬态度，使顽固派渐感棘手。五、国民党中除投降派顽固派外，多数不愿举行反共的战争。六、中产与小资产阶级不满一党专政，不愿反共。以上是国际国内的的一般情况。七、敌人在华中华北困守堡垒，多次扫荡均归失败。八、敌人与中央军同时进入广西，广西派深感地位危险，因此可能在皖、鄂两省对我减轻摩擦。九、自新军在晋西北完全胜利，在晋东南部分胜利后，阎锡山的投降倒退，受了一个打击，可能稳定于一时。十、自候如墉等投降派被我们消灭后，朱、鹿（即朱怀冰、鹿钟麟——笔者注）顽固派已感恐慌，南移至英河北岸，企图与庞炳勋、丁树本、石友三、高树勋打成一片，由南向北摧毁我直南及直豫边根据地，隔断我山东、河北之联系，而石友三业已完全变成汉奸。十一、韩德勤、沈鸿烈两个顽固力量日弱，绝无好转可能。十二、自我在陇东5县、绥德5县及富县取强硬政策后，顽固派气焰业已稍杀。以上是华中、华北、西北的具体情况。

乙 任务：根据上述情况，我应坚持中央的一贯的方针，并坚决执行中央2月1日政治决定，八路军、新四军的当前战略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置于共产党进步势力管理之下，同时极大发展鄂中与鄂东，以便于全国工作相配合，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而这一任务是能完成的。

丙 部署：为达上述的目的，我之部署应如下：

一、陈毅猛烈发展苏北，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扩大军队2万至3万，建立巩固根据地。其在江南者一直发展至武沪、沪杭、苏嘉3路全线，并超过沪杭路直达海边，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并扩大军队3万至5万。

二、项英直接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建立政权，力求扩军。

三、胡服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4、5两支队应由1万扩大到4万以上，决不让任何反动派隔断我徐州浦口区域。

四、李先念部力争鄂中、鄂东，坚决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扩大军队至3万以上，坚决消灭程汝怀。

五、彭雪枫部确实掌握新黄河以北（即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到海边，将此整块地区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坚决不让任何反动派插入，扩大军队至4万。

六、陈、罗、徐、朱将陇海路以北老黄河以南化为巩固根据地，扩大军队至15万，坚决消灭沈鸿烈，坚决建立政权，造成华中与华北的战略枢纽。

七、刘、邓坚决消灭石友三及一切反动派，决不让朱、鹿顽固派稍微猖獗，将整个直南豫北化为巩固根据地。

八、晋东南是持久战争，朱、彭、杨直接指挥该区斗争，该区有建立最大根据地之前途，目前应确实巩固现有的根据地，有犯我者不论何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此原则适用于任何地方），同时对旧军暴动区域实行部分的反击，保证对洛阳的交通线。

九、聂、彭、吕、程确保五台、冀中两大根据地，深入各方面建设工作，造成敌后的模范，将各种建设经验送来中央及北局，转输至各地。

十、萧克确保平西根据地，发展冀东游击战争，直至热河、山海关，准备进一步向辽宁。

十一、贺、关将整个晋西北及绥远，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化为巩固根据地，建立西北与华北战略枢纽，中央给予直接帮助。

十二、对晋西南暂时只发展小规模的游击战争。

十三、陕甘宁边区在中央直接指导之下，总方针是将23县全部民主化，造成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有进犯者，不论何部彻底消灭之。

十四、对扩大军队，在猛烈扩大的总原则下，在晋、冀、察、绥等省以巩固为主，从巩固中扩大中，巩固之。任何军队至少须有五成枪，力戒人多枪少浪费干部与经济力。

十五、收集大量知识分子参加军队，信任他们，坚决打破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使知识分子工农化，抽调大批老兵、老干部进学校，使工农干部知识化。江南、皖南、皖东、苏北、淮北、鲁南、胶东、冀中、晋西北9地，须各办一个抗大分校，各办一个规模完备的印刷厂，各出版一个日版或3日报，晋东南及晋冀察边区两印刷厂须更扩大提高，贺、关应在晋西北办一个好印刷厂，出版日版或3日报，延安两印刷厂须更加扩大。大大发展军队与人民中的革命文化运动。

十六、所有各根据地均以自力更生为主，把外援看做偶然性。

十七、所有各根据地均以陕北、五台山两根据地为模范，各地均需学习陕北与五台山，按照自己特点而发扬光大之，陕北与五台山有输送经验给各地责任。

十八、以上任务限于一年内完成之。

丁：完成上述任务，依靠坚决消灭敌人及一切向我进攻之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但同时还依靠向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猛烈发展统一战线工作，极力孤立反动派，以便消灭之，极力团结进步派与之长期合作，极力麻痹中间派使之不为敌助，团结一切比较进步分子，争取一切抗日知识分子，政权机关中不要排斥进步的中产阶级与进步士绅，在根据地上要发展广大的有组织的抗日自卫军，一切抗日人民均应使其加入自卫军。

中央及军委

中央及军委指示中提到的石友三，笔者需要在这里做个交代：

此前，在2月9日，八路军冀中、冀南和冀鲁豫部共17个团，由宋任穷、程子华统一指挥，已经在平汉路东发起冀南战役，反击通敌反共的石友三部。

早在1月间，石友三部先后将第129师东进纵队两个连、青年纵队1个排包围缴械，又围攻东进纵队第3团及清江、清河两个县大队。清河县大队大部战死。

第129师为了自卫，决定趁顽军朱怀冰部南撤、高树勋部尚在卫河以东之际，集中冀南，冀鲁豫、冀中军区部队，歼灭顽军石友三部及孙良诚部于卫河以西地区。2月9日这一天，第129师命令宋任穷、程子华率领参战部队追击与堵截南撤的朱怀冰部。2月11日，青年纵队第771团、冀南军区特务团等部在清河以西之狼窝消灭孙良诚部1个团；东进纵队第2、第3团及冀中军区第23团于威县东北之史家庄、枣科一带，与石友三部暂编第3师激战，歼其两个营；东进纵队、青年纵队、先造纵队、筑先纵队各1个团及第386旅第4团在清河西南中兴集一带，与石友三部第181师激战终日，阻滞其撤逃。接着，八路军参战各部将顽军主力包围在威县东南下堡寺、马呜堂、窑安镇地区，并发起猛攻。2月13日，孙良诚部3000余人突围南撤，逃过卫河进至南乐地区。石友三部连遭围攻，伤亡惨重，于2月15日夜突围西逃。东进纵队主力、青年纵队之第771团与冀中军区赵谭支队等部，立即沿顽军左右两侧平行追击。

此时，日伪军由河北广平、丘县、曲周、永年、肥乡、威县出动3000余人进至广平、丘县间地区，向八路军进攻，以掩护石友三部。石友三部乘机从大名、临漳间渡过漳河，向清丰东南地区撤逃。战至2月18日，八路军参战部队停止追击。此役共毙伤俘顽军2800余人。

后来在1940年4月间，石友三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并准备在联合消灭八路军后向日军投降。受石友三节制的结义兄弟、新8军军长高树勋因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树勋部，二人矛盾激化。11月间，高树勋见石友三投敌只是时日问题，便与第69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总参议毕广垣策划谋杀石友三。12月1日，高树勋请石友三的老长官孙良诚以开会为名，邀请石友三前往濮阳。石友三率1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热情款待。不一会儿，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借故离去，4名卫兵突然闯入会议室，用麻绳套住石友三的脖子将他架走。当天夜里，高树勋命士兵将其活埋在黄河岸边。

石友三一生投机钻营，反复无常，曾先后投靠继而又背叛过多人，其中有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还有日本人和中国共产党，时人称其为“倒戈将军”。这一狡诈之徒，没想到最终竟死于自己的拜把子部下之手。

这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丢了卿卿性命。”

欲知后来国共之间的关系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0年2月1日延安各界军民讨汪大会上发表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讲中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联想到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早期有人企图否定新中国成立后2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有良心的中国人是否也可以站出来问一声：“为什么要往毛主席身上泼脏水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谎言制造者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第41章 1940年2月—

“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

话说1940年2月10日晚，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一周年纪念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他写道：

“抗战、团结、进步，这是共产党在去年‘七七’纪念时提出的三大方针。这是三位一体的方针，三者不可缺一。如果单单强调抗战而不强调团结和进步，那末，所谓‘抗战’是靠不住的，是不能持久的。缺乏团结和进步纲领的抗战，终究会有一天要改为投降，或者归于失败。我们共产党认为一定要三者合一。为了抗战就要反对投降，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反对汪精卫的伪政府，反对一切暗藏在抗日阵线中的汉奸和投降派。为了团结，就要反对分裂运动，反对内部摩擦，反对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进步势力，反对破坏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反对破坏八路军的后方陕甘宁边区，反对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反对雪片一样的‘限制异党活动’的文件。为了进步，就要反对倒退，反对把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束之高阁，反对不实行《总理遗嘱》上‘唤起民众’的指示，反对把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反对把抗战初期仅有的一点言论出版自由取消干净，反对把宪政运动变为少数人包办的官僚事业，反对在山西攻新军、摧残牺盟和残杀进步人员，反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咸榆公路、陇海铁路一带拦路劫人，反对讨9个小老婆和发一万万元国难财的无耻勾当，反对贪官污吏的横行和土豪劣绅的猖獗。不这样做，没有团结和进步，所谓抗战只是空唤，抗日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新中华报》第2年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就是强调团结和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

2月12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滕代远：

朱、彭、贺、关、滕：

甲、据南方局电，叶剑英见程潜，程表示如下：关于山西问题，阎对新军认为是纪纲问题，不能不讨伐。但中央对新军不能照阎的办法解决（即进剿），只能把新军调开山西使之立功，将功赎罪。由中央给经费，不归八路军，因八路军亦无经费。已电朱德转告新军，嘱其派人来行营商议等语。

乙、此间用萧劲光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调解新旧斗争，并愿派人见阎，阎回电辩护其讨伐新军及攻击陈支队之不得已，但无坚决不能调解之语气，对八路军亦无强硬语气，对派人见闻谈判则云，我并不拒绝，如萧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等语。

丙、我们意见：1、阎在中央分化政策下，可能与新军成立妥协。新军亦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我们政策在于暂时中立阎，不使阎与中央联合对我，不使新军受中央指挥，因为这些都是不利的。2、如朱彭接到行营电报，即转告新军领袖，要他们把行营的电报通知阎，表示新军仍旧拥阎，不超过阎而与中央联络，新军绝不宜派代表到行营或重庆去商议。3、与阎谈判应由萧劲光以居间调停形式出面进行，而新军领袖则用电报与阎联络，表示希望新旧军恢复团结，共在阎领导下一致抗日。电报中只提此种愿望，不提处罚陈长捷等条件，语气须和缓些，放诚恳些，使阎面子上过得去，方有转弯余地，使阎与旧军觉得有希望，以利萧劲光前去谈判。4、于涛可留他在行西北住两星期，那时如有用他之处，再决定要他去秋林。5、新军内部之团结，特别重要，梁化之屡次放出空气，新军3月内必有分化。此事请你们严重注意，新军应当独立自主求生存，求发展，八路军应多给以帮助。

毛 王

2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为了巩固与发展党，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

二、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可依自己的环境和能力办理以下几种党校和训练班：甲、训练中级干部（县级及区）的党校；大致由各中央局各分局办理。乙、训练区级干部的党校；大致由各省委、区党委、地委办理。丙、训练初级干部（支部干事）的训练班；大致由各地委、县委办理。

三、中级党校训练时间由半年至1年，区级党校3个月至6个月，初级干部训练班2星期至2个月，可根据当地情形来决定。

四、党校课程可依学生程度并参考本年1月3日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决定之。

五、各级党校的基本任务是在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来教育干部，而来校干部的基本任务也就是学习。因此整个党校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均应服从于这个基本任务。

六、为了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党校各种组织形式、会议以及课外活动，均应力求简单，以保证学生每日有8小时的学习时间，使学生在此时间内多多读书，而在此时间外，能多多休息。平均每日上课一次，约3小时，其余为自修时间。每周上课5次。

七、教学方面，应以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为原则，以达到学生对所学的功课真能切实懂得之目的。

八、学习方法，应采取在教员指导下以个人自习（即自己读书）为主的原则，小组会的集体研究只是帮助个人学习的辅助办法。自习为主的原则，无论低级和高级班都是适用的，但低级的班应取得教员的帮助。对于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学生，应引导与帮助他们去直接阅读与研究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

九、党委必须慎重地选择教授人才，学校中须有必要的专任教员。学校所在地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必须有计划地经常地到学校作报告，能够任课的必须担任教课。在教员力量一般缺乏的现在情况下，可采用各班合并上大课的办法。

十、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党校教习的中心目标。但在学校生活中，求得这种一致的方法，应该同在实际工作中不同。在学校中为了求得这种一致，应该使学生切实了解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应该经常研究与讨论党中央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各种文件与指示，应该经常多请当地的和外来的负责同志报告各种时事问题及各种实际工作的情况与经验。这些均应成为党校的主要功课之一部。为了这个目的，学校可专门指定一天为党日（每星期内5天上课，一天党日）。

十一、以学生程度及上述教学诸原则，学校应制定教育计划及教授提纲经当地党的领导机关审查之。

十二、党校内部的领导组织可采取党与行政合一的制度，校长由党委的负责人兼任，校长下设一总支委管理校内一切日常工作，总支委可分设教育科（管理教务）、组织科（管理党的组织工作）、总务科。党委须派一得力干部担任总支书记。各班可成立一个支部，支委人数可依班的大小决定之。总支委及支委的基本工作，均为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主要的要从党员在学习生活中，在对于各种问题的了解中，在思想上，去考察他们的党性。

十三、在学校生活中应该充分发挥民主。在学习中应提倡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与同志的辩论问题的作风。对于错误的、不正确的思想，主要的应该采取说服、解释与共同讨论的方法来纠正。

十四、对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学生，首先应以消灭他们的文盲为主要的任务。只有在能看普通文件或普通信件识字近1000者，才能称为文盲之消灭。

十五、为了培养更高级的干部，各地党的领导机关须有计划地尽可能地派送县级及县级以上的干部到中央党校及马列学院学习。

十六、以上办法一般适用于抗日民主的地区，在沦陷区及国内顽固分子、反动分子、反共分子的统制区，则应依照秘密工作的条件来办理短小精干的干部训练班。

　　中央书记处

2月20日，延安宪政促进会宣告成立，蔡元培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他说：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这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个会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

“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章一写，宪政就有了。你们也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11月12日召集了国民大会（国民党六中全会宣布于1940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笔者注），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了。这种情形，还要对老百姓讲清楚，不要把他们弄糊涂了。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

2月20日晚，毛泽东为薄一波起草了致阎锡山的电报稿，他是这样写的：

长官阎钧鉴：

3个月来，山西内部阋墙之争，中外惊疑，敌人拊掌，而演变所极，尤属痛心。盖我为鹬蚌，人为渔人。此渔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国主义，更有一顽固势力。彼挟其地位以临吾人，企图挑拨吾新旧两军，取吾两军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钧座陷于孤立，继取其二，使钧座陷入绝境。然后分之裂之，摧之折之，而晋绥军尽矣。设此企图而能实现，非但抗战不利，钧座不利，新军不利，即旧军同人亦绝无所利。为今之计，极宜由钧座调和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两军虽一时以兵戎相见，然新军全属自卫，绝无成见。苟利抗日，无不服从钧座之指挥，想旧军同人亦必不固执己见。钧座一纸团结之令，则和协之局立现，抗日战线重整于三晋之间矣。一波忝受知遇之恩，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速决大计，俾有遵循，大局幸甚。

接着，他在电报稿下面又指示薄一波、续范亭等人说：

“此电不提任何条件，只提两军团结，使阎及旧军好转弯。待萧劲光去谈判时，再与阎磋商条件。如各守现地，互不侵犯，双方均不加处罚等。此电只用薄一波出名，续范亭也可打同类电报去。如阎同意妥协，再由新军诸领袖联名发一团结抗日宣言，就可了事。山西全省新军应公开发表下列口号：1拥阎抗日；2新旧两军团结起来，一致抗日；3新军不打旧军，要求旧军停止打新军；4枪口对外，停止内争。以上这些口号，应在一切接近旧军的地方写出来。”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上述电报以薄一波的名义发出后，续范亭、戎子和等人也连续致电阎锡山，痛陈：虽然赵承绶、陈长捷、孙楚等进攻新军、破坏牺盟会、残杀抗日人员，我们还是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这就给了阎锡山一个挽回面子的机会。于是，阎锡山复电说：“萧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

续范亭早在1939年参加了秋林会议后，曾通过延安交际处，单独拜会过毛泽东，那次会见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教育。他1940年1月开始担任山西新军总指挥。

2月25日，毛泽东派萧劲光、王若飞持他的亲笔信到秋林面见阎锡山，面陈党的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抗战以来整个华北在先生英明领导之下，创立了抗日根据地，实施了进步政策，使抗战各军团结一致，屏障中原，保卫西北，功在国家，万方敬仰……亦无非受先生所赐，目前国际形势有利于我之抗战，国内关系虽有一班不明大义幸灾乐祸分子，进行挑拨离间阴谋，然深明大义者固居多数。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势所趋，终必和平解决，尤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悉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未尽之意统由萧、王二同志面达”。

毛泽东还要萧劲光、王若飞告诉阎锡山：

“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摩擦，杀人略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我们共产党以忍让为怀，可决不是软弱可欺”，“我们也不是好惹的。”

萧劲光、王若飞到了秋林，向阎锡山呈上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又向各方转达了中共中央及八路军赞成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赞成新军仍属晋绥军，不受国民党中央政府改编，巩固阎锡山之地位的意见。

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把新军拉过去或者搞垮，他虽然扫荡了晋西南，却完全丢掉了晋西北，晋东南也让国民党中央军插了进去，地盘损失了四分之三，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正当面临困境之时，毛泽东的信给了他一个既能保全面子，同时政治上也可挽回一些损失的机会。因此，不但他表示欢迎，连赵戴文、杨爱源、梁化之、李冠洋、王靖国、薄右丞等也表示欢迎。

在融洽的气氛中，萧劲光、王若飞向阎锡山提出了和平解决办法：

双方停止军事行动；2、双方停止政治攻击；3、新军表示拥阎，不受中央政府改编；4、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5、今后统一于进步，实现阎之十大纲要；6、恢复与新军电台联络及人员来往。

阎锡山表示：1、新军仍属晋绥军是其愿望，但问题已交中央，不便说话，只好让其自然演变，不了了之；2、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如韩钧等受日寇攻击，他还要助韩；3、与新军电台经常联络，并未断过；4、今后当注意以进步求团结。

阎锡山还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的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他答应新军提出的恢复晋西兵站线的条件，但不同意沿线驻兵。

经过4天的谈判，阎锡山顺着毛泽东给的台阶走下来了，双方最终达成了新、旧军和八路军划界而治的协议，晋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阎锡山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萧主任等来获读手书，如亲握晤。抗战以来，端赖全国团结一致对外，使国家地位日益增高，今于抗战第4年代，胜利业已在望之际，仍盼共同努力，克服当前一切困难，以尽民族革命之全功，所有一切详情，萧主任当能面悉不赘。”

2月27日，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手令，他写道：

“上饶顾长官：第3战区内之新四军以及共党之行动，应严密注意防范。如真有越轨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

1940年3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和军委起草了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傅钟、陆定一、贺龙、关向应、甘泗淇、林枫、赵林、陈士榘、黄骅、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彭真等的电报，全文如下：

朱、彭、杨、傅、陆、贺、关、甘、林、赵、陈、黄、刘、邓、聂、彭并转告新军各领袖：

甲、派萧劲光、王若飞赴秋林见阎，在秋林住4天，受到极大欢迎。当萧、王向阎及各方传达中共中央及八路军赞助新旧团结，拥阎抗日，赞助新军仍属晋绥军，不受某方改编，巩固阎之地位并力辟一切谣言时，不但阎锡山、赵戴文、杨爱源，梁化之、李冠洋等表示欢迎，即王靖国、薄右丞亦表示欢迎。

乙、我们向阎建议之和平办法如下：1、双方停止军事行动；2、双方停止政治攻击；3、新军表示拥阎，不受某方改编；4、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5、今后统一于进步，实现阎之十大纲领；6、恢复与新军电台联络及人员来往。

丙、阎表示：1、新军仍属晋绥军是其愿望。但问题已交中央，不便说话，只好让其自然演变，不了自了。2、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如韩钧等受日寇攻击他还要助韩。3、与新军电台经常联络，并未断过。4、今后当注意以进步求团结。5、阎公开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之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6、阎对我要求恢复晋西兵站线已答应，但不同意沿线驻兵。

丁、我们的基本政策是继续团结阎锡山，巩固旧军力量于阎的指挥下，不使发生不利于我们的分化，保存阎在吕梁山脉的地盘，不使某方进驻，八路军与新军亦不进驻，恢复新军与阎之指挥隶属关系，以利华北与西北之抗战，此种政策在现在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此次谈判业已成功。为保证此种政策之全部实现，必须实行下列各种具体办法：1、在晋西以汾离公路为界，在公路以南，准备停止游击战争，党的工作转入秘密状态。2、在晋东南以临屯公路为界，八路军及新军不向路南发展。3、停止政治攻击，不骂旧军领袖，号召在阎领导下坚持二战区抗战。4、新军牺盟恢复向阎作报告的制度，政治工作报告梁化之，军事行动报告陈光斗，请他们指示。对过去事件可以不提，因阎已承认一切既成事实，阎所谓“自然演变不了自了”，即新军自动归他指挥，不受某方收编之意。5、新军牺盟派人到秋林见阎，恢复往来关系，晋西北提议派雷任民去，续范亭、韩钧、张文昂、刘岱峰、牛荫冠等均写函件带去，函内措词诚挚恳切，表示坚决拥阎，恢复两军团结。6、晋东南新军派何人去，由朱、彭商薄、戎（即薄一波、戎子和——笔者注）决定。7、某方特务人员在阎处挑拨，谓薄一波不愿受阎指挥，又谓朱总司令与卫立煌通电，由卫收编新军，因此薄一波对阎应有所表示。8、同时加紧新军内部团结，巩固党的基础，防止任何外来破坏行为。9、必须向新军干部说明，此种团结政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只有与阎及旧军恢复团结，才能将外间一切阴谋家在阎及旧军方面之严重的挑拨离间、幸灾乐祸的行为加以击破。10、必须向新军干部说明，过去的武装自卫是正确的，现在的恢复团结也是正确的，过去因旧军宣布新军为叛变，故新军不得不宣布旧军为逆军，现在则新军首先提出恢复团结，而旧军亦停止了对新军的政治军事攻击，故团结有完全的必要。

中央及军委

3月5日，毛泽东起草了他和王稼祥关于争取对内和平、巩固已得阵地的方针与具体步骤给彭德怀的电报，全文如下：

德怀同志：

甲、反摩擦的武装斗争在西北华北的主要的地区，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与可能，因蒋之军事攻势已基本上被我击溃，而蒋现时实无法大举剿共，我在山西、在河北、在边区均有极大胜利，我在华北占优势问题已基本上解决。蒋、程、阎、卫（即蒋介石、程潜、阎锡山、卫立煌——笔者注）等不能不顾及此种事实，因而有使彼方之武装攻势暂时告一段落求得暂时协调之可能。最近两星期来蒋程阎卫4人及陕蒋甘朱（即第10战区陕西司令长官蒋鼎文、第8战区绥远、宁夏、甘肃、青海司令长官朱绍良——笔者注）均或多或少都表露了这种意向。

乙、我们方面目前任务是在主要地区求得对内和平以便在半年之内集中力量巩固已得阵地，这个任务的意义是伟大的。如果我们能在半年之内，在边区巩固23县，使其全部边区化，在晋绥地区巩固晋西北，在绥远东部、在晋东南地区、河北等区域巩固临汾、屯留、壶关，林县、漳河、大名之线以北及山东一部分，在直、鲁、豫、皖4省边境地区巩固津浦路以西，开封以东，老黄河以南，新黄河以北，那时统一战线就有某种好转的可能（当然顽固派也必然更加恨我）。再则如果我们军事反攻在主要地区没有一时期的停止，虽然我们军事行动的性质仍是自卫性质，我们在中间派看来，会觉得我们过激过分，而有可能失去中间派的同情，所以不论对巩固自己力量说来，有对争取中间派同情说来，都有使双方军事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

丙、既然双方军事斗争有使告一段落之可能与必要，我们具体的步骤就应该：一、认真恢复我们与阎锡山的关系，寻找具体办法，建立新旧军的妥协，使新军牺盟重归阎锡山指挥。二、争取使蒋、阎、卫承认军渡、汾阳、临汾、屯留、守关、林县、漳河、大名之线为双方作战地界。在此线以北之彼军如朱怀冰向南调，在此线以南之我军向北调，我们只保留垣曲通太行山及永和通灵石两条兵站线，在此两条兵站线上，驻少数护卫部队，此部队任务纯为护卫交通，不做地方工作。如果彼方能保让不向此线以北攻击，彼军即使石友三，高树勋、丁树本、朱怀冰、庞炳勋．范汉杰、王靖国在此线以南构筑防御堡垒线，我们也只得听之，仅在彼军越过此线向北进攻时，我则坚决反击之。三、上述两条中，目前的重心在第二条，其重心之重心又在朱怀冰退出磁、武、涉三县及承认壶关、林县为我驻军地区。请你考虑如彼方只承认平顺磁县之线为两军境界，要求我退出壶关林县地区时，我是否可以承认退出此两线。再则请你考虑把反攻朱怀冰之步骤推缓若干天，以看谈判之成功与否。袁晓轩应在洛阳继续谈判，暂不离开为宜，对大名以南之石、高、丁三部我们不加攻击。兄意如何，请考虑见告为盼。

泽东、稼祥

3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和平解决晋西事变的宣传方针的指示》，全文如下：

山西问题已和平解决，旧军与新军的军事冲突已经停止，并约定双方停止政治攻击，重新团结在阎司令长官领导之下，一致抗日。这是由于共产党八路军坚持团结抗战方针，由于阎长官的适当解决而得到的，同时是由于某方特务分子挑拨山西新旧冲突，以消灭阎系之阴谋被揭露失败所致。各地对外照此解释。

中央书记处

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毛泽东在延安发出唁电，向蔡元培的家属表示慰问，他写道：

香港九龙奥士甸道蔡孑民家属礼鉴：

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

毛泽东叩。阳。

3月5日这一天，八路军总部和129师集中13个团，在平汉路西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反击屡次进犯破坏抗战的朱怀冰部。

早在2月初，国民党顽军鹿钟麟、朱怀冰、孙殿英等部进攻八路军太行区。2月中旬，朱怀冰部在武（安）、涉（县）公路以南、漳河以北，袭击八路军第129师先遣支队和青年纵队，多次制造挑衅事件。

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为反击顽军的进攻，决定集中13个团的兵力发起磁武涉林战役，消灭孤立突出的第97军朱怀冰部，争取鹿钟麟、孙殿英部中立。其部署是：

以青年纵队，晋察冀挺进支队，冀中警备旅共7个团组成中央纵队，利用顽军第94、第24师接合部由北向南突破，消灭其第一线部队后，再东折消灭朱怀冰之军部及第94师；

以独立支队、第129师特务团、第386旅新编第1团一部为右翼纵队，由西南向东北进攻，首先占领并扼守南王庄、齐家岭，尔后分兵伸向北王庄、两岔口，兜击可能向西撤逃之顽军；

以先遣支队第1大队为左翼纵队，从东南向西北袭击顽军右侧背，防其南撤；以独立游击支队两个大队，在漳河以南地区选择隘路设伏；

另以第115师第344旅，第129师第385旅和决死第3纵队等部，在壶关、陵川地区牵制长治以南的顽军。

3月5日上午，中央纵队的青年纵队由冶陶出击，警备旅由石泊镇出击，同时向顽军第97军补充团发起进攻，战至下午4时，将其大部歼灭。敌余部向牧牛池东南溃逃。

右翼纵队于当日4时攻占南王庄、齐家岭，歼顽军1个营。3月6日晨，左翼、中央两个纵队于漳河以北分3路展开猛攻。3月7日9时，右翼纵队1个轻装团插至东南岗地区，阻滞了顽军南撤。3月8日4时，中央纵队主力于姚村以东截住顽军主力一部，经7小时激战，歼其3000余人。中央纵队另一部于当日拂晓在漳河南侧大河村歼顽军1个营。朱怀冰部主力第94师、第24师和新2师等部在第129师各部夹击下大部被歼，余部经横水南逃，途径临淇以北又被独立游击支队截歼一部，最后仅剩2000余人逃入修武境内。

为了争取蒋介石继续抗战，毛泽东命令八路军“适可而止”，停止追击朱怀冰残部，主动后撤，并提出休战。

3月9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出面调停。朱德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前往洛阳，向卫立煌表明共产党八路军同友军长期合作抗日的愿望。双方通过谈判，议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该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驻区，以北为八路军驻区。

3月11日，磁武涉林战役结束。此战共毙伤俘顽军朱怀冰部及其他游击杂牌武装1万余人。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彻底打破了。

再说在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中说：

“目前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并已经可能在各主要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我们和反共顽固派为政权问题在华北、华中和西北的斗争，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为全国观感之所系，因此，必须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所建立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过左和过右，均将给予全国人民以极坏的影响。”

毛泽东在指示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则：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指示同时强调：

“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

“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

“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

3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八路军总后勤部召开的技术干部座谈会，他在谈话中说，技术工作在过去发挥了重要作用，将来会更加重要。他高度赞扬科技人员工作积极，表示要进一步提高技术工作的地位。

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他说：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3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

“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3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3月16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说：

“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因李品仙现正派部队向彭雪枫、胡服两区压迫，蒋介石已注意该地，企图切断我军与新四军的联系。我军将来出路，是在中原，将来更难了。故提议调344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部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这种行动，也即是把一个新问题摆在东面，使蒋、汪注意力不得不转向东边，减轻其对华北的注意，华北方能确立巩固。”

3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和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起草了一份给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电报，要求袁国平汇报“在政治工作之各方面如何保证中央路线之实行”的具体措施，要他“逐一见告”。

毛泽东还在电文中提出：新四军要在敌人后方坚决地广泛地建立独立自主的抗日民主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设立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执行扩军计划，使1、2、3支队在一年之内扩大至10万左右人枪，使4、5、6及李先念支队在一年之内扩大至15万左右人枪，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等。

3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全文如下：

中央书记处1月3日《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已经一般地提到了干部教育的方针、课程与在职干部的学习等问题。兹对在职干部教育补充以下指示：

一、现时的在职干部大致可分4类：甲、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干部；乙、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丙、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丁、工农出身的新干部。

二、上述各类干部的课程，大致上可依如下的不同的次序：甲类 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乙类 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同时并进。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但文化课须提到能够自由阅读普通书报。丙类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丁类 文化课与党建同时并进，文化课须提到能读普通书报，党建学完则学中国问题。

三、时事问题为一切在职干部必须经常研究的课目（党报为主要材料）；军事工作干部必须研究军事，地方工作干部必须学习必要的军事知识。

四、凡课本提纲、参考材料已由中央出版的，一律使用，不足的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解决之。

五、各课的进度，由各区党委、各省委及师政治部或军区政治部斟酌具体情形规定之。

六、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各个环节的负责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保证之。

七、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每月开讨论会二次。学习小组的讨论会，应采用生动的座谈会的方式，相互间应采取同志的友谊的讨论态度，不可采取“斗争”及“戴大帽子”的方式。

八、凡八路军新四军所在地，在可能条件下可将军队中和地方组织中（秘密组织除外）的同类干部集中上课，由党内适当的负责同志担任教员。党的领导机关可指定各科学习顾问（一人或一人以上）以便指导和帮助学习。 　　

九、教学的原则，参看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

十、必须使所有在职干部了解，学习的成效，主要靠自己努力。因此努力自习是基本的方法。在小组会和大课的前后，必须有充分的自习（预习或复习）。

十一、学习的组织责任，属于支部，支部应设学习干事。学习的领导属于各级宣传部。各级宣传部应经常检查学习状况，并指导之。

十二、各级党的组织须为在职干部解决必要的物质资料（书籍等），在经常预算内须列入在职干部所必要的费用。

十三、决定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以集体奖励为原则）。今年五五为第一届节日。

十四、各级宣传部的报告须列入在职干部学习的材料，省及区党委以上宣传部的报告，须寄中央一份。

3月22日，在蒋介石、何应钦主持下，军令部针对共产党部队在山东、华中的发展，制订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

方案在第一部分“方针”中说：“国军以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异党之目的，以李品仙、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以李仙洲军（附骑兵一师）与韩德勤部之一部，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18集团军南北联系。预期于6月中旬以前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势力。”

在方案的第二部分“部署概要”中，国民党拟出动的正规部队计有：第21集团军李品仙部（至少一个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第89军及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第92军李仙洲部（另附第一战区骑2军骑1师何柱国部）以及各进剿地区内之地方游击团队。

何应钦为便于保密、掩人耳目，在方案原稿上将“异党”、“异军”、“新四军”一律改为“伪组织”、“伪军”。蒋介石对方案也作了多处批示。在“方针”部分，蒋介石批示：

“此用正式作战、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密着选编纪律严明、政治知识充实之众为机动小部队，各配属以优秀政工人员，派员统一指挥，预为充分之准备，先肃清运河以东之伪军伪组织后，相机迅速进入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与李兼总司令部队协力将伪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务截断南北伪军之连系。并侧重政治工作，如此进剿，方能有效也。”

在“部署概要”部分，蒋介石再次重申：

“此项恐不能实施，在淮海以北地区，如用正规军与之斗争，不能奏效，或反吃亏。”

在“附记”部分，蒋介石又对进剿时间过长提出异议，他批示道：

“此种进剿不可用长期计划，只要侦察准备时间充分，若一开始动作，最多不能过半月，必须用最迅速移动与之一网打尽。如果半月时间未能奏效，则可暂时向安全地区集中，作第二期进剿办法方为妥当。整个正规军在淮河以北地区防剿至半月以上，即使伪军不能阻碍我行动，而倭寇亦将乘机来攻也。”

韩德勤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部署117师刘漫天部于3月底攻击违令进入本防区内的天长、六合、盱眙等地的新四军。

3月间，王明为了加强自己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重新出版了他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出版过的那本“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本传前面已经讲过，中共中央曾经准备召开“七大”，王明就是为了抢占先机，制造舆论，要求将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作为“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的材料，让对党的历史并不十分了解的新干部、新党员学习。

3月26日，任弼时根据中共中央2月间的决定，结束了驻共产国际的工作，和周恩来等人一起乘飞机由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

在周恩来、任弼时回国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提议再和中国代表团成员座谈一次。任弼时请周恩来再次谈到了王明回国后的情况，他的右倾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季米特洛夫听了生气地说：

“王明不是一个老实人。”

季米特洛夫还明确地说：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是别人，是毛泽东。”

任弼时回到延安不久，中共中央便决定由他担任书记处书记、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工青妇和西北局的工作，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3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项英、叶挺说：

“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顾（指顾祝同——笔者注）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3月30日，鼓吹“曲线救国”的卖国贼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以陈公博为立法院长，温宗尧为司法院长，梁鸿志为监察院长，王揖唐为考试院长，陈群为内务部长，褚民谊为外交部长，周佛海为财政部长，鲍文樾为代军政部长。

1940年4月1日，毛泽东以“八路军河防兵团政治部”的名义，起草了给国民党第90军的一封公开信：《八路军致友军90军书》。

据萧劲光回忆说：“1940年3、4月间，国民党第90军突然在黄河东岸、山西境内的大宁、蒲县一带集中。陕北人民纷纷揣测，有的说是该军将开至中阳、石楼一带，以便偷渡黄河，袭取我边区绥德地区；有的说是该军即将从山西大宁、永和渡河进攻边区。我们得到的情报也证明，对方不怀好意。大军压境，一触即发，形势非常紧张。当我们正在商量对策的时候，毛主席以“八路军河防兵团政治部”名义，起草了《八路军致友军90军书》。”

毛泽东在这封公开信中写道：

“贵军乃抗日军队，其任务应为抗日，而绝不应是进攻边区。敝军担任河防，与日寇隔河对战，久历时日，虽无奇功，幸告无过，亟愿与贵军团结一致，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共歼敌伪，复兴我中华民族，绝不愿与贵军及任何友军进行内战。盖当此之时，凡枪口对内者，为民族罪人，国人绝不同情，贵我两军均是明白的。”

毛泽东在信的最后，与对方约法三章，建议双方互派联络人员，互相交换抗日情报，友好相处。接着，他又给萧劲光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萧主任：

一、此件即铅印500份。二、印出后以1份邮寄山西蒲县90军李军长，以3份分寄山西蒲县探投90军61师，53师，109师师长，以1份寄延安国民党县党部，以50份寄富县嘱其散发向洛川行走之商人及富县商人，以200份寄两延河防部队，嘱其分送吉县，大宁，永和之商人农民晋军及大宁一带之中央军，以20份寄秋林王世英嘱其散发，以1份交新中华报登报并发广播，以1份交我，其余概寄王震散发于警备区及分寄石楼中阳一带。速办为要！

毛泽东 4月1日

4月1日，中共中央就争取小党派及中间分子问题致电凯丰、董必武、叶剑英：

凯、董、叶：

一、蒋正在用决心实行宪政的允诺拉拢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分子，孤立我们，同时把内战与摩擦的责任推在我们身上，向我们进攻。

二、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分子中有反对内战、停止摩擦、实行宪政好意的要求，但他们对于国民党是内战的挑拨者摩擦的主动者则不了解，他们对蒋实行宪政的口号允诺则有幻想。

三、我们对策为得同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分子联合，必须同他们一起：（甲）提出反对内战停止摩擦的要求，但说明谁是内战与摩擦的主动者，将反对内战、反对摩擦的口号抓在我们手中，指出只有国内的和平统一，才能真正地抗日反汪。（乙）要求实施宪政与民主政治，指出今天我们决不能以口头的允诺为满足而必须认真地实行，首先要求国民大会代表以改选及党派和爱国人士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利用具体事实揭破当局过去实施宪政之毫无诚意，说明在抗日反汪的斗争中实施宪政与民主之必要。

中央书记处

4月1日这一天，朱德、彭德怀发布命令，要求各部配合，从4月10日起，对日伪的交通线发动一次总破袭。

4月2日，日军飞机第13次空袭延安。来袭飞机43架次，投弹52枚，毁房6间，石窑4孔，死马一匹，无人员伤亡。

4月初，蒋介石要求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顾祝同也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同意由周恩来等赴重庆谈判。

毛泽东在给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的电报上说：

“蒋介石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的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奋斗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

4月2日，顾祝同向蒋介石提出了“预防并准备制裁”江南新四军的3项办法：

一、第52师应抽集、控置至少两个团兵力，准备对付该军主力，以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即预为必要准备，随时严密戒备，免为所乘。二、第144师必要时由绩溪进驻旌德，预密为制裁之准备。三、电冷副总指挥及另派员，确探其是否遵命南渡，并设法牵制其北渡或向南陵方面转移。

顾祝同最后请示说：“上3项除饬遵照妥密准备外，必要时拟断然予以制裁，以遏乱萌。可否之处，谨电鉴核示遵。”

后来在4月5日，蒋介石回复顾祝同请示电说：

“查所拟3项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并将实施情报续报。”

这是迄今查到的最早出现顾祝同与蒋介石密谋部署军队“制裁”泾县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档案实证。后因1940年夏国共双方重开谈判，此案遂被搁置。

再说4月3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的电报中，再次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被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是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他特别询问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可能遭到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

4月3日，毛泽东急电彭德怀说：

“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目前对我最威胁的是绥德、皖东两点。蒋90军的目的在强渡黄河攻取绥德。如我河防不守，则前后方联络隔断，延安在危险中；如皖东不守，则皖南部队被隔断，彼方沿淮河筑封锁线，八路军出鄂豫皖边及豫鄂西之道路被隔断。故对李文军之行动及李品仙之进攻值得严重注意。贺、关须准备以主力对付李文军，同时箝制高双成可能之南下，并抗御同蒲、汾离两线日军乘虚袭击。现颇感兵力不足，陈士榘支队恐不能东调。”

毛泽东要彭德怀除343旅外再抽调三四万兵力南下华中，打通与新四军陈毅部的联系。

彭德怀看到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原先发动总破袭的计划便暂时搁置下来。

4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致电贺龙、关向应说：

“李文90军主要阴谋是渡河袭取绥德，威胁延安，切断西北、华北交通。估计该军实行渡河时，高双成可能南下袭击绥德、米脂，日寇亦必乘虚攻击晋西北。因此请考虑：一、拒李、防高、抗日3方面如何布置兵力。二、现有兵力总数是否足够应付严重局面。三、陈士榘支队如东调是否不感兵力不足。四、王震旅无机动兵力如何解决。五、王震河防部署及作战指挥统属你们负责。”

萧劲光回忆说：毛泽东4月1日以“八路军河防兵团政治部”名义起草的“公开信散发并登报、广播后，黄河两岸，边区内外，一传十，十传百，‘90军要进攻边区了’的讯息，不胫而走。顽固派当时的心理状态是：想反共，但又害伯别人公开指责他反共；不想抗日，但又害怕丢掉抗日的旗号。毛主席写这封公开信，正是抓住了对方的这个要害，用造成强大舆论的办法给对方施加压力。这样一来，我们占了主动，90军不能不有所顾忌，便没敢轻举妄动。一场眼看要发生的重大摩擦事件避免了！”

4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维护山西新、旧军团结和拥阎抗日主张面前，经过谈判，阎锡山与共产党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敌的协议。双方商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该线以南为阎军活动地区，以北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地区。

至此，中国共产党打退了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所发动的第1次反共高潮。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除山东和冀鲁豫外，基本上结束了两个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

经过此番打击，阎锡山这个第1次反共高潮的急先锋，后来在国民党发动第2、第3次反共高潮时，就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欲知国共关系此后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1940年3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是一个思虑缜密、详细周到、切实可行的群众性学习运动的指导纲领，体现了毛泽东搞教育、办学校的一贯思想，不仅正确引导了延安整风前后的学习运动，而且对于建国后的教育改革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指示》中不少内容，如因材施教的方针，预习、讨论、座谈的学习方法，决定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第42章 1940年4月—

“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

话说1940年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新四军说：

“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陈毅接到命令后，与粟裕一起率江南新四军一部组成挺进纵队，渡江北上，开辟扬州、泰州地区。

读者诸君也许有所不知，此时的陈毅不但在军事上有大行动，而且在爱情方面也有一个独特的行动。有一次，陈毅在云岭看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的演出，从武汉参军的演员张茜扮演《一年间》中的新娘子，这位新娘子一亮相，全身红妆素裹，风姿绰约，竟然使年近不惑的陈毅出乎意料的激动。演出结束后，陈毅以一首小诗向张茜求爱，他写的是：

“小箭含胎初出岗，似是欲绽蕊露黄。娇颜高雅世难觅，万紫千红妒幽香。”

这封特殊的求爱信，果然征服了年轻貌美的张茜。1940年春，陈毅和张茜在江苏省溧阳县水西村结为夫妻。有人说陈毅和张茜的结合，无论是新婚时的“郎才女貌”，还是多年后的爱情忠贞白头偕老，都可以说是他们那一代高层领导人中的理想夫妻。

且说4月10日，毛泽东在鲁艺成立两周年纪念日，为鲁艺题写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校名和8个字的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

4月15日，毛泽东电告刘少奇，项英说：

“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能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

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险境之中，这已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但对如何走出险境，项英同陈毅、粟裕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项英说：

“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

他主张“江北之叶（飞）、张（道庸）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

陈毅、粟裕则认为：“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

4月21日，陈毅、粟裕、罗忠毅、邓振询因与项英争执不下，便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东移苏南。他们认为，“皖南、苏南分则力弱，合作可以开展局面。”“国民党亦希望我们让出皖南，完全迫使我军进入平原。我们应该将计就计，以退为进”，“应先放弃皖南，集中全力发展苏南，直到海边。”

4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致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的指示电，支持陈毅、粟裕等人的意见，他在电文中写道：

“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在战争区域，特别是在敌人后方，我应放手发展武装，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坚决打击阻碍我发展的反共顽固派。”

4月间，毛泽东为了揭破顽固派的欺骗宣传，让社会各界人民明了国共之间摩擦问题的事实真相，让王稼祥以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的名义，将通过情报人员获取的6个国民党党内文件，集印成一本小册子，名曰《摩擦从何而来》，公开发行。这6个国民党文件是：《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置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

《摩擦从何而来》一书的扉页有一篇《引言》，其中写道：“摩擦之发生，非偶然之事件，而有正式文件为之指导，已为事实所证明”。“本书所利用之《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体即系最好之说明。”“我们发表此等事实材料之目的，不仅为将社会人士所关心之摩擦问题的真相披露，且为希望颁发此等文件和发动此等事件之有关方面，为民族国家利益打算，以抗战团结为重，正式取消此等文件，认真制止此类事件。”

萧劲光曾回忆说：“2月间，国民党天水行营政治部编印了一本《中共不法行为及破坏抗战事实纪要》的小册子，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胡说什么摩擦事件是由于中共的‘不法行为’引起的。”“《摩擦从何而来》这本小册子一发行，社会各界人士恍然大悟，疑团顿释；反共顽固派则气急败坏，手忙脚乱，狼狈不堪。”

1940年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王明到会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此时的王明见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自己已经无法再继续与他抗衡，于是就一反目空一切傲慢自大的习惯，带头唱起了歌颂毛泽东的高调。他在讲演中说：

“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5个字：‘学习毛泽东’。首先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的忠于革命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在农民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

“第二，要学习毛泽东勤于学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是伟大的理论家。”

“第三，要学习毛泽东勇于创造的精神。”“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的指针，同时，也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第四，要学习毛泽东长于工作的精神。”

“第五、要学习毛泽东善于团结的精神。”

王明几乎把所有好听的名词都用上了，如此动听的讲演，如此颂扬毛泽东，在当时党内外还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给东南局的重要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史称第二个“五四指示”，全文如下：

一、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二、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因此，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也就是目前每一具体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和暂时性。对于反共顽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南下，我们则以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四军的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摩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打破之。实行这样的针锋相对的政策，我们是有理由的。凡一切有理之事，不但我党中央应该提出，我军的任何部分均应该提出。例如，张云逸对李品仙，李先念对李宗仁，均是下级向上级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只有向顽固派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我党我军内部，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军队和巩固党。在对中间派的关系上，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否则都是不可能的。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1927年的错误。

三、在估计目前时局的时候，应懂得，一方面，投降危险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则仍未丧失克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目前的军事冲突是局部性的，还不是全国性的。是彼方的战略侦察行动，还不是立即大举“剿共”的行动；是彼方准备投降的步骤，还不是马上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地猛力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3项唯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如果对时局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发生过左过右的意见，而不加以说明和克服，那也是绝大的危险。

四、4、5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即是说，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五、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全国的方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在敌后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决定，你们应该坚决执行。

六、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7种），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秘密。东南局和各省委、各特委、各县委、各区委的工作人员（从书记至伙夫），应该一个一个地加以严格的和周密的审查，决不容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应十分注意保护干部，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了的干部，应转移地区荫蔽起来，或调至军队中工作。在日本占领地区（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如上海、南京、芜湖、无锡等地）的方针，和在国民党区域者基本相同。

七、以上策略指示，经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请东南局和军分会诸同志讨论，传达于全党全军的全体干部，并坚决执行之。

八、此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并于接电后一个月内讨论和传达完毕。对于全党全军的工作布置，则由项英同志按照中央方针统筹办理，以其结果报告中央。

5月13日，陈毅接到第二个“五四指示”后，召开团、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

5月的一天，周扬向冼星海传达了中央准备派他去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的决定，并告诉他说：

“晚饭前，毛主席请你到杨家岭去一趟。主席还说，要带着钱韵玲和你们的‘蜜果’小妮娜。”

这天傍晚，冼星海偕妻子钱韵玲带着女儿妮娜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非常高兴。不一会儿，受党组织委派到苏联学习考察的电影演员、编导袁牧之也来了。毛泽东说：

“星海同志，党派你们到苏联，有啥困难吗？”

冼星海笑了笑说：

“困难，我还没有想过哩。不过我怕完不成任务。”

“俄语会讲吗？”

“我们会学会的，主席。”

冼星海和袁牧之都这样说。毛泽东点点头，又说：

“斯大林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抗日战争以来，在最艰难的今天，是斯大林同志援助了我们。这次，你们如果能见到他，要代我向他表示问候。”

冼星海说：

“我们一定做到。”

该吃晚饭了，工作人员端上了饭菜，还有一只鸡。这是毛泽东特意让警卫员去老乡家里买来的。毛泽东用筷子指着鸡杂炒辣椒说：

“辣椒很好，我可以多吃一点饭。”

冼星海用筷子撕了一块鸡肉放在毛泽东的碗里，毛泽东笑着说：

“这不是喧宾夺主了吗？”

毛泽东殷勤招呼钱韵玲母女吃饭，还频频为她们夹菜。饭罢，毛泽东关照冼星海和袁牧之说：

“目前，还只有国民党和苏联有外交关系，你们到西安由统战部办理出境手续，但是护照不要写你们的真实姓名，因为你们是共产党员。”

钱韵玲拉了拉冼星海的胳膊，低声说：

“我倒想了个主意，你的名字可以随你的母姓，随我的母名，合起来就是黄训。”

毛泽东高兴地大声说：

“好得很，就叫这个名字。”

5月26日下午，沈雁冰一家和张仲实等人，跟着朱德一起来到了延安。

沈雁冰是在1938年底应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的邀请，到新疆从事革命文化教育工作的。1940年5月间，他离开了政治形势险恶的新疆，经兰州到了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了周恩来和朱德，提出了奔赴延安的想法，尔后便随朱德来了延安。

5月31日，延安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他就是著名华侨领袖和教育家陈嘉庚。陈嘉庚是应毛泽东电邀，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驱车到达延安，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

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一个华侨世家。1910年，他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支援辛亥革命。从二十年代起，陈嘉庚就倡导民主，抵制日货。“九·一八”事变后，他召集新加坡侨民大会，致电国际联盟，对日寇表示强烈抗议。抗战爆发后，他组成“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被推举为主席，从此，确立了华侨领袖地位。1938年南京失守，汪精卫发表主和言论，陈嘉庚不顾与汪的私人交谊，痛斥汪精卫是“卖国求荣”的汉奸。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陈嘉庚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赞扬。1939年冬，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于1940年3月25日乘飞机到了重庆。蒋介石隆重地接待了他，一顿饭花了上千大洋，这令陈嘉庚非常心痛。接下来在重庆的考察，使他对国民政府的贪污腐化、挥金如土感到非常震惊和失望。驻重庆的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和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人员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特地去访问陈嘉庚，并赠送他陕北出产的羊皮衣3件，请他去参加驻重庆办事处的欢迎茶会。陈嘉庚表示，想去访问延安。董必武等立即报告给毛泽东。两天后，毛泽东从延安发来电报，正式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陈嘉庚要访问延安的消息，给予蒋介石很大震动。5月间，陈嘉庚从重庆到了成都，蒋介石也来到成都，立即组织了一个规模盛大的宴会，请陈嘉庚参加。宴会结束后，蒋介石又邀陈嘉庚第二天同进午餐。饭后，陈嘉庚告辞，蒋介石又留他谈话。蒋介石说：“陈先生到成都后，是否它往？”陈嘉庚说：“还要去兰州、西安。”蒋介石又问：“尚往别处否？”陈嘉庚率直地告诉蒋介石：“如果延安交通方便，也要去看一看。”蒋介石一听就不高兴，大骂共产党“无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分明是不想让陈嘉庚去延安。陈嘉庚说：“我的职责是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凡是交通没有阻碍的重要地方，我不得不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实向华侨报告。”蒋介石本来就没有理由阻止陈嘉庚，又不好引起这个“财神”的反感，只好说道：“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此后，陈嘉庚费了不少周折，才经西安到了延安。

5月31日下午5点30分，延安城南门外5000多名来自各个单位、学校、商店的干部、学生、职工、八路军官兵和市民，集聚在公路两旁，欢迎陈嘉庚。当陈嘉庚与同行的李铁民、侯西反走下汽车时，“欢迎陈嘉庚先生莅临延安！”“向陈嘉庚先生致敬！”“向海外爱国侨胞致敬！”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边区卫戍司令萧劲光和吴玉章等人迎上前去，与陈嘉庚一行一一握手，陪同他们到边区政府交际处。

陈嘉庚稍事休息后，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的欢迎大会，陈嘉庚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早就希望到延安访问，能够实现这一愿望感到很高兴。”“广大华侨迫切希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坚持抗战，实现这两条，是全国民众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

欢迎大会结束后，高自立、萧劲光设宴为陈嘉庚一行洗尘。

1940年6月1日上午，一批留在延安的归国华侨男女青年前往交际处看望陈嘉庚先生。陈嘉庚问他们参加共产党参加八路军的感受，他们回答说：

“蒋介石节节败退，半壁江山顷刻奉送日寇，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则向敌后挺进，给人民带来信心和希望，要抗战救国就得依靠中国共产党。”

青年们还介绍说：在归国华侨中，已有几千青年投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和前线浴血奋战，不少归侨已在血战中献出生命。抗日女英雄、印尼归侨李林的事迹，已经传遍延安和敌后战区。陈嘉庚听着频频点头，对华侨子弟为国奋战表示赞赏。

6月1日下午，陈嘉庚一行到延安女子大学参观。朱德和康克清在女大迎候陈嘉庚。朱德赞赏陈嘉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合作，反对摩擦”的立场，他说，在这方面，嘉庚先生的立场和我们共产党是一致的。

陈嘉庚在朱德、康克清的陪同下，参观了女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观看了他们居住的窑洞和露天上课的情景，还参观了女大附设的缝纫、制鞋车间，边参观边提问题。当陈嘉庚和女大的华侨学生交谈后，了解到还有不少华侨学生在延安鲁艺、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陈嘉庚作为一个教育家，对此表示由衷的赞赏和钦佩。

参观结束后，陈嘉庚一行拜会了毛泽东。陈嘉庚没有想到，共产党领袖住的窑洞里竟然如此简朴，只有一张陈旧的木制写字桌，另有十余张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还有一些乡村居民用的旧式家具。他更没有想到，毛泽东的衣着也非常朴素，神态安祥，亲切和蔼，温文尔雅，思路敏锐，和下属的关系很是融洽，实行的是真正的平等无阶级制度，这真是前所未见，闻所未闻。

一番客套之后，陈嘉庚向毛泽东转达了海外侨胞的慰问，又询问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毛泽东说自己习惯在夜间工作，鸡鸣后睡觉。陈嘉庚劝他改变作息时间，保重身体。说话间，朱德、王明夫妇和一位南洋女学生先后来到，参加了座谈。

日落时分，毛泽东就在办公室里设晚宴款待陈嘉庚，由朱德、王明等人作陪。一张桌子上坐了10个人，没有桌布，只好用4张白纸铺在桌面上，摆上了4个菜，又特意加了一个炖鸡肉。毛泽东微笑着对陈嘉庚解释说：

“这是你今天来了，我们特意给你加的菜。邻居老乡听说我来了一位重要客人，把家里的一只鸡送来，让我招待你。”

席间，毛泽东还说：

“我们大批的中国人在海外，都是我们的同胞，好好地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救国。”

陈嘉庚说：

“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凡有政治上不快事项，待抗战后解决，此乃内部意见，稍迟无妨。”

毛泽东满口应承，他说明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孤立顽固派势力的必要性。他又强调说，对国民党顽固派不经过斗争，是不能到达团结的。毛泽东还托他见到蒋委员长时，代为表白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

陈嘉庚表示说，一定负责到底。他也希望共产党能够宽大为怀，做出让步，不要和国民党搞摩擦，以至妨碍国共两党团结抗日以及全国各界合作抗战的局面。

毛泽东最后诚恳地说：

“共产党将不负海外侨众的厚意。希望先生回南洋后，向海外华侨如实报告在延安的见闻。”

晚上，毛泽东、朱德陪同陈嘉庚来到中央党校内的中央礼堂，参加“延安各界欢迎陈嘉庚先生晚会”。

礼堂里既没有沙发，也没有椅子，所有座位都是钉在木桩上的长木板。提前来到礼堂里的沈雁冰见毛泽东来了，激动得站起身来，向毛泽东走去。他们已经有14年未见面了，老友相见，分外高兴，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互致问候。毛泽东又与张仲实等人一一握手问好。

晚会开始了，毛泽东和陈嘉庚互相致词。尔后，陈嘉庚毫无拘束地同毛泽东并排坐在木板上观看了由鲁艺演出的《黄河大合唱》。

陈嘉庚原定在延安只住三四天，因为他的秘书李铁民在参观女子大学时被汽车撞伤，送进医院治疗，一时走不了，所以他就有了更多的时间，了解延安各方面的情况。

6月2日上午，陈嘉庚到医院看望李铁民，遇见了亲自为李铁民治病的卫生部长傅连璋，傅连璋告诉陈嘉庚说，他原来是闽西一家天主教医院的院长，红军到达闽西时，他参加了红军，经过长征到达延安。陈嘉庚对他经历很感兴趣，接连向他提了不少问题。傅连璋向他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在缺少军饷、弹药和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抗战；介绍了白求恩、柯棣华大夫等国际友人在敌后同军民一起抗战。陈嘉庚、李铁民深受感动。

2日下午，陈嘉庚应邀到抗大第3分校参加抗大师生欢迎朱德总司令返回延安、欢迎陈嘉庚先生莅临、欢迎沈雁冰、张仲实从新疆来到延安的大会。

6月3日至7日，是陈嘉庚在延安随意活动的时间。他每天从早到晚参观，不断思考，毫不疲倦。陈嘉庚对于延安市面上看不到乞丐，看不到无业游民和衣着破烂面黄肌瘦的灾民，感到奇怪，在与毛泽东会面时，一再询问是为什么？毛泽东便告诉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改造社会的目标就是要使整个社会一没贪官污吏，二没土豪劣绅，三没赌博，四没娼妓，五没小老婆，六没叫化子，七没结党营私之徒，八没萎靡不振之气，九没人吃摩擦饭，十没人发国难财。通过实地考察，陈嘉庚看到延安的社会状况和他在国统区看到的情况大不相同，的确是两种制度两重天，在这里一是没有苛捐杂税，不像国民党统治区捐税多如牛毛；二是领导人廉洁，薪金和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一律称津贴，这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丰厚薪俸，以及贪污舞弊、中饱私囊形成鲜明的对照；三是没有妓女，没有失业的人，人民生活过得去，不像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四是领导与群众平等相处，不像国民党统治区等级森严；五是治安好，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六是男女关系严肃；七是朴素成风。此外边区政府还提倡开荒，鼓励人民生产，并且实行县长民选等等。

这期间，毛泽东、朱德一再邀请陈嘉庚到毛泽东住处晤谈，毛泽东还多次到交际处同陈嘉庚会谈，并共进晚餐，其间发生的一些小事颇引起陈嘉庚的注意。在一次谈话中，一些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来了，不敬礼便坐下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有一次，毛泽东在办公室与他谈论南洋情况，总司令部内的人都可参加，顷刻间席位告满。有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便挤身坐下。毛泽东向他望一望，把自己身躯移开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服些。还有一次，毛泽东陪同他逛延安新市场。毛泽东的穿着并不比当地赶集的农民好多少，走在街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跟他打招呼，有的人还停下来和他聊几句，大到对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家里的红白喜事，人们语无顾忌，毛泽东都能认真地听。在一天晚上，毛泽东和他共进晚餐后，又到陪同他到来延安的一个国民党科长的住处，同这位科长交谈到很晚才回去。陈嘉庚对此感触很深，他说毛泽东能与一个小科长“长谈若是”，“足见其虚怀若谷”。

陈嘉庚经过考察，一再说收获良多。他相信共产党言行是一致的，团结抗战的立场同侨胞的愿望是一致的。他说：

“亲眼看到陕甘宁边区军民一致，官兵一致，这是克敌制胜之本。”

6月7日晚，延安各界千余人举行集会，热烈欢送陈嘉庚。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欢送会。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欢送词。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相继致词。陈嘉庚兴奋地说：

“这次访问延安最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方面对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立场坚定，态度诚恳；对边区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感奋。通过访问，对抗战胜利有了绝对的信心。”

6月8日，陈嘉庚悄然离开延安，要到山西战区“慰问考察”。陈嘉庚一出延安，就感慨地对随行团员们说：

“我未来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经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毛主席。”

后来在7月25日，陈嘉庚应重庆“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之邀，作了题为《西北之观感》的演讲，如实地报告了延安之行的所见所闻；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说他是“未免为共产党涂脂抹粉，火上浇油”。陈嘉庚回答说：

“我是凭良心与人格说话的，我决不能昧着良心，指鹿为马。”

陈嘉庚回到新加坡以后，在一次演讲中说：

“我到陕北延安，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在那里，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刻苦耐劳从事建设，成绩斐然。毛主席的办公室设在一个窑洞内，布置很简单，……毛主席的烟瘾很重，可说烟不离口，他拿出一罐英国的香烟对我说，我每个月薪俸有限，不配抽这样名贵的香烟，这一罐是美国华侨司徒美堂送的。有一次我看见他一根烟抽过一半了，有客求见，他舍不得把半截烟蒂丢掉，却把烟头的火灭了，搁在烟灰碟上，然后去会客，及至会客回来，再把那截烟蒂吸完。”

后来他还回忆说：

“中国人民的希望在1940年我去延安时就看到了，去延安之前，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不知道要再过几十年，中国才会出一位伟人来治理好国家，振兴中华。到了延安后，开了眼界。延安没有见到一个乞丐，而在重庆乞丐满街都是；延安的老百姓吃穿虽不是很好，但人人都有工作，有秩序，治安好，精神好，这就是政治好。去延安前周恩来副主席告诉我，延安有以10万计军队。但是到了延安几天都没有看到军队，我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对我说：‘工农红军是人民子弟兵，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军队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因战备和生产需要都很少出来，有的战士所穿的衣服与老百姓的衣服同样，一时要认也认不出来。如果你需要去看看军队，可以请朱老总陪你去看看。’当晚我睡不着觉，一直在想，世界上哪有用不着老百姓供养，而是当兵的自己养活自己的军队？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才有这样的军队。在朱总司令陪同我去检阅部队时，我看到了战士队列整齐，步伐有力，个个精神饱满，指挥员口令如洪钟，真是好军队呀！而想到国民党军队不顾民生，军风不正，四处强行抓丁，有的地方成为散兵游勇，变为侵扰百姓的兵痞。在延安毛主席请我们几位吃便饭，为了照顾客人多了一两个菜，虽然吃的不是很好，可是我很高兴，这才是为人民着想。而在重庆，大官们设宴请我们，花了很多钱，在那国难当头，在大后方大吃大喝，是吃人民的血汗，我心里深感难受，吃也吃不下去。通过那次回国参观的对比，我早就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共产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在此处叙及：在陈嘉庚到延安以前，延安还没有小汽车，中央领导外出都是骑马或步行。管理人员将陈嘉庚赠送的两辆小汽车，分给毛泽东一辆。毛泽东说：

“分车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

他坚持一辆让管军事的朱德用，一辆给延安的5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用。大家认为应该分给毛泽东一辆，毛泽东再三坚持不要，众人只好作罢。

后来，毛泽东有一次骑马去枣园开会，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左手受了伤。朱德和5老都要把车让给他坐，车开来了，毛泽东仍然坚持骑马回去。他的伤还没有痊愈，又要去中央礼堂作报告，机灵的警卫员悄悄把车叫来了，对毛泽东说：

“主席胳膊摔伤了，不方便，就坐这一回吧。”

毛泽东风趣地说：

“胳膊摔伤不耽误两条腿走路嘛！走！”

说完就大步向中央礼堂走去。

再说6月7日，八路军总部敌工部副部长谢振华受命带领100多名干部离开延安，到苏北敌后开展工作。临行前，毛泽东亲自找谢振华谈话，再三嘱咐他说：

“到敌后发动群众，要讲策略，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争取一切可能团结的爱国力量，共同坚持抗战。”

谢振华佩戴上校军衔，率领穿着国民党军服化装成中央军校学员的干部队伍，通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经西安、洛阳、开封等地到达皖北。

6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沈雁冰正在住处阅读吴玉章主编的《中国文化》，毛泽东突然来访。

“雁冰在家吗？”

沈雁冰听出了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忙把他迎进窑洞落座。毛泽东乐呵呵地说：

“直到今天才来问候你和夫人、孩子，实在是太忙，请你们原谅。”

说罢，他拿出一本《新民主主义论》送给沈雁冰，又说：

“刚刚出版，你是大作家、评论家，请你看后多多批评啊。”

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谈起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令沈雁冰惊叹不已。毛泽东又问起沈雁冰今后的创作计划，沈雁冰说：

“在新疆呆了一年，使我深感大大落后于沸腾的生活，非常需要补课。我想多读点东西，再到前线后方走走，体验体验生活。我今后仍想搞我的创作。”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这个想法，很好。我建议你搬到鲁艺去住。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

沈雁冰听毛泽东如此说，十分感动，却又连连摆手，说：

“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我乐意，因为我是搞文学的。前几天有人叫我去全国‘文抗’延安分会，因为丁玲他们都在那里。今天你劝我去鲁艺，我还是听你的。”

说话间已经到了掌灯时分，沈雁冰的夫人孔德沚端上了晚餐，招呼毛泽东吃饭。毛泽东笑着说：

“那好，就打扰雁冰兄了。”

毛泽东饭量不大，吃了一些，便放下筷子，一支接一支吸烟。孔德沚劝他戒烟，他却摇了摇头，说：

“戒不了啰！前几年医生命令我戒烟，我服从了，可是后来又抽上了。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个顽固分子。”

毛泽东风趣的自嘲，引得大家笑了起来。

6月15日，陈毅将他与粟裕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和项英、刘少奇说：

“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或者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皖南军部方面宜速部署。”

陈毅、粟裕决定将江南指挥部及所属北上部队移到茅山。粟裕率部离开水西村，过溧（水）武（进）公路，亲去茅山地区扩军。国民党第3战区第2游击区总指挥冷欣发现江南新四军主力有渡江北上的意图，连夜调集两个团赶来堵截。

6月18日，粟裕在茅山脚下的西塔山附近亲自指挥反顽战斗，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团各一部。接着，粟裕又巧施“金蝉脱壳”之计，引诱前来“扫荡”的日军和顽军乒乒乓乓打了几个小时，双方才发现自己打的不是新四军。冷欣气急败坏地说：

“粟裕真厉害，我们上了大当，吃了大亏。”

后来在7月8日，粟裕率江南指挥部渡过长江。江南与江北两支新四军部队胜利会合于江都县吴家桥地区。

6月21日，毛泽东发起的由艾思奇、何思敬牵头的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在延安北门外的文化俱乐部召开。毛泽东、张闻天及刚回到延安的朱德和新哲学会其他成员50多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何思敬致开幕词，艾思奇作会务报告。开幕词和会务报告都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在哲学上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毛泽东也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了，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和众人来到沟口新开张的胜利食堂聚餐。毛泽东问坐在他身旁的于光远：

“你是学什么的？是不是学自然科学的？”

“是。”于光远回答说：“我是学物理的，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

毛泽东说：

“搞哲学的也要搞自然科学，也要搞社会科学，因为很多问题是联在一起的。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不能不研究自然辩证法，因为哲学本来就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概括出来的。希望你多注意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自然科学研究会也要多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此后在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艾思奇演讲了孙中山的哲学思想，陈唯实演讲了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周扬演讲了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范文澜演讲了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何思敬演讲了黑格尔的逻辑，郭化若演讲了军事辩证法，和培元演讲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陈伯达演讲了中国近代哲学思潮。

范文澜，字仲潭，189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书香世家，仅比毛泽东大40天。1917年，他在北京大学毕业后成为校长蔡元培的私人秘书；1926年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一度脱党，“七七事变”后，在河南大学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开封沦陷后，在河南省委领导下进入桐柏山区打游击，1939年底抵达延安。

再说6月下旬，黄克诚率八路军第2纵队第344旅、新编第2旅主力在安徽涡阳县新兴集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6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1938年5月，宋时轮、邓华曾用过这个番号，1939年2月撤销），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新编第2旅改为第2旅；第344旅改为第4旅，其第687、第688、第689团改为第7、第8、第9团；第6支队第1、第2、第3团编为第5旅；第 6支队第1、第3总队编为第6旅；另设1个游击司令部。

1940年7月初，毛泽东撰写了《团结到底》一文，他写道：

“抗日战争的3周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19周年。我们共产党人今天来纪念抗战，更感到自己的责任。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我党中央已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的中心是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这个宣言希望得到友党友军和全国人民的赞同，而一切共产党员尤其必须认真执行这个宣言中所示的方针。”

“我们对于坚决的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他们的容忍，就是让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所以必须坚决反对投降派，对于反共分子的进攻必须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地打退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对于团结抗战不利的。”“必须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但同时，任何共产党员也不许可不尊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此，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在抗日原则下团结一切尚能抗日的人，必须反对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

“抗战的第4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和友党友军团结一致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相信，在我党全体党员和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之下，克服投降，战胜困难，驱除日寇，还我河山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

7月间的一天下午，毛泽普所在的马列学院开荒队在收工时，突遇暴雨，学员们飞快地跑回住处。毛泽普则慢悠悠地走在后面，雨水淋湿了全身，走到毛泽东的窑洞前，毛泽东招呼他进屋躲雨，叫服务员找衣服给他换上，留他吃了饭。毛泽东说：

“刚下暴雨，延河涨水，不好过去。你今晚就住在这里吧，很方便，行军床一架就行了。”

晚上，毛泽普向毛泽东汇报了开荒竞赛和步行百里背柴的情况。毛泽东问他：

“累不累？”

毛泽普老老实实地说：

“有点累。不过我们受得住。”

毛泽东说：

“敌人卡我们，我们不能坐着等着饿死。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要用两只手制服它。现在多打一斤粮食，就等于多生产一颗子弹，多打一个鬼子。”

后来毛泽普从马列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第一秘书处，与另一名教员共同担负警卫人员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工作。有一次，毛泽东找到他，问某某警卫员最近有什么心事，某某公务人员学习如何，毛泽普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批评他只顾埋头讲课，不注意调查研究。毛泽东还说：

“据反映，你的课量太大，大道理太多，学生们受不了。讲课要注意效果嘛。”

7月12日，毛泽东起草了他和朱德、王稼祥联名给周恩来等人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恩来、胡服、项英、陈毅、雪枫、克诚：

恩来电悉，我们均同意。

一、叶、管（叶飞、管文瑞——笔者注）部已将顽军击溃，陈毅已抵苏北，并令粟裕率江南指挥部及2、6两团过江，津浦路东淮北部队亦正往援中。

二、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对李品仙应取守势并力争和缓，以防蒋桂联合对我，不要截断皖省从敌区运私货通道。并请雪枫保护于学忠运饷弹道路，不要禁止通过，如通知我们时，我军应负责保护。

三、苏南自陈毅、粟裕北上后，兵力较弱，指挥无人，请项英同志妥为布置，以维持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

毛 朱 王

7月16日，国民党在国共双方的谈判中提出了一个《关于陕甘宁边区及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的提示案》，即所谓“中央提示案”。

早在6月间，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如下要求：陕甘宁边区以现状划界，包括23县；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建制，八路军编为3个军9个师，新四军编为3个师；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各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人民在敌占区进行游击战争的权利；划给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5省足够的战区；保证八路军、新四军足够的补给；承认共产党在冀察的行政领导及其它游击区的行政权。

国民党在这个《提示案》中则要求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公署”，隶属陕西省政府。要求缩编八路军为3个军6个师，再加两个补充团，不准设支队；新四军编为两个师，限制其防地和抗日活动。要求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都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两省这一狭窄地区内。

7月24日，周恩来带着《中央提示案》飞回延安，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虽不反对军事划界的办法，但绝不可能接受这个让自己困死冀察的提案，于是便提出了以华北5省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区域的修正案。蒋介石立即予以拒绝。中共方面又提出增加山东及绥远之一部为作战区域，各地游击部队仍留原地作战的建议，蒋介石仍然毫不通融。

7月25日，陈毅、粟裕挥师东进，兵分3路，1纵插到江苏泰兴黄桥以北营溪、老叶庄一线，2纵插到黄桥以东，3纵由西向东正面攻击前进。

新四军在老叶庄、徐家桥一线击溃陈泰运两个团。为了争取陈泰运、孤立分化韩德勤，战后新四军归还了他的被俘人员和枪支，得到了陈泰运在新四军与韩德勤冲突中不支持韩德勤的保证。随后新四军击败何克谦部，歼何部2000余人，何部一部战场倒戈。

新四军陆续占领黄桥、营溪、蒋剁、古溪等地，又乘胜攻取靖江东北之孤山、季家市、西来镇等日伪军据点，建立起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并先后建立泰兴、泰县、靖江、如皋等地政权。

欲知国共两党之间后来斗争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给东南局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值得后人认真学习。文章中讲到的“同一性”和特殊性，斗争和统一，以及对时局的估计、局部和全局的关系、统一战线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问题，至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43章 1940年7月—

“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19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

话说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3人名义向晋察冀军区、120师、129师下达了破袭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规定参战兵力不少于22个团，同时说明战役目的是：“1、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2、打破敌军西犯西安的企图，振奋抗战军民，影响全国战局，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

这一命令用电报发给晋察冀军区、第120师、129师和所属各区；同时上报中央。

毛泽东看到彭德怀等人破袭敌人交通线的预备命令，还以为这只是他们部署的一个游击战中经常要进行的战役行动，不会涉及到战略问题。对于这样的作战计划，他当然是不会反对的。

关于中央军委对于彭德怀等7月22日的命令没有回复，聂荣臻是这样说的：“破袭正太路，或者破袭平汉路，这是游击战争中经常搞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日常工作，不涉及什么战略问题。这样的作战计划，军委是不会反对的。”

1940年8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对彭雪枫、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4纵队进行改编，以新2旅、南下的苏鲁豫支队等部为八路军第5纵队，辖3个支队9个团，20000余人，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东渡运河，开辟淮海根据地；余部仍称第4纵队，辖9个团，17000余人，以彭雪枫为司令员兼政委，执行坚持豫皖苏边区和向西防御任务。

毛泽东指示中原局说：苏北反摩擦，应严格坚持自卫立场，可向韩德勤公开提出：“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

8月3日，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出生了。此时，江青26岁，毛泽东47岁。小女儿的降生，使毛泽东异常高兴。这是他的第10个孩子。杨开慧所生的3个男孩，只有毛岸英、毛岸青幸存，毛岸青在上海流浪时又被打伤，落下了病症，父子们分离多年，直到现在还都不在身边。贺子珍所生的6个儿女，除了送人的夭折的，唯一留下来的一个女儿娇娇也远在异国他乡。如今江青生了这个小女儿，怎不使他爱怜有加？毛泽东让小女儿随了母姓，名叫李讷，取意于《论语·里仁》中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他特别欣赏这句格言，因为它与自己的“不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理论有些相似之处。

李讷相貌清秀，宽额方脸，酷似乃父；而眼神和嘴巴，均像其母。江青不溺爱孩子，她认为从小就应当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后来当李讷刚会跑时，她就坚持不让人去扶，跌倒了让她自己爬起来；一会说话，就让她见人问好；两三岁时，开始教她学唱京剧，有时随着留声机唱，有时亲自教，还教她学习表演各种动作。

据徐明清说，江青后来在1941年又怀过一次孕，但她和毛泽东都不想这么快再要孩子，便去做人工流产，没想到那位医生一时疏忽，竟把一块纱布忘在了子宫里，引起高烧不退，生命出现危险，不得不又进行了子宫摘除手术。为此，徐明清曾到医院去看望过江青。此后，江青为恢复健康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

再说8月4日，日军飞机27架次分3批空袭延安，投弹100多枚，死伤6人，牲畜34头，毁房5间。

8月8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3人名义发出破袭正太路《战役行动命令》和《破击战术之一般指示》，规定参战部队仍然是22个团，并说明这次战役成果之大小，主要是看破坏正太路的程度，破坏工作为这次战役成果最中心的环节。

8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宣传教育部起草了《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

一、必须在全党的在职干部教育中，党校和党的训练班中，及党领导的各种干部学校中，把党的策略教育列入正式教育计划之内，并作为成绩考查的重要标准。各省委、区党委、各政治部，尤其是这些环节的宣传部，须经常地计划、指导、组织并检查这一方面的工作。 　　

二、当前策略教育的材料有以下各种：（1）党中央的宣言、决议、决定及其它关于策略的指示；（2）中央领导同志的讲演、报告和论文；（3）党报及其“文摘”中关于党的政策的重要文章；（4）中央宣传部将要发布的政治情报；（5）当地高级党部关于策略的指示及策略经验的总结。

三、在公开的环境中，党的领导同志或党的领导机关在集体研究上述材料后（党的正式文件须在领导机关即党的委员会研究），须分别地召集负责干部会议和普通干部会议作报告，在他们研究之后，经过他们传达于普通党员中去。凡属有非党干部在一起工作的机关或有非党干部一起学习的学校，同样须给非党干部进行一般的公开的策略教育。一般的讲演，可集合党员同非党员一起进行。这些地区的在职党员的支部，须在领导干部的领导和帮助之下，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和党员中的策略教育，把它当做支部工作的重要部分。

四、在秘密的环境中，亦须利用个人研究的方法，有直接工作关系的干部间之集体研究的方法（如委员会内部、机关内部、党的小组内），来加强干部的策略教育。当地高级的领导机关，须负责选择材料，并将他们综合起来使之便于传达给干部，便于研究。研究中的疑问，上级党的领导机关须设法给以解答。 　　

五、在“中国革命史”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联共（布）党史”及“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等课程的教授、研究和学习中，须尽可能充实策略的部分或方面。 　　

六、在各种干部学校中，除开充实策略教育课程外，尤须注意提高教员及其他教育干部的策略知识的水平。为此，党的领导机关必须有计划地给他们作策略经验和策略知识的报告，帮助他们研究，在可能的不妨害秘密原则的条件之下，供给他们以策略教育的材料。要纠正忽视提高教育干部策略知识的观点。

中央宣传教育部 　　　　　　　　　　　　　　

8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

甲、根据七七中央决定必须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而在友军中则须扩大交朋友工作以便争取200万军队继续抗日，对于这种交朋友工作毫无成绩的地方须受到党的严重责备，你们必须根据这一决定检查你们自己的工作。

乙、3年以来有些地方党及部队根本不曾有系统的进行这种交朋友的工作，根本忽视这一工作，尤其是国民党实行反共政策以来，许多干部甚至某些重要领导干部，认为国民党及中央军都是顽固派，我们方针只是对立斗争与准备破裂，也不研究国民党的内幕了，也不研究各个中央军及非中央军的具体情况了，也不研究各个社会阶层的动态了，也不研究自己干部中的旧有社会关系以便利用这些关系开展交朋友工作了，也不研究宣传鼓动的内容形式了，也不研究统一战线的组织方式了。对于统一战线工作机关（统一战线部或连络部）及其工作人员，没有指导，没有检查，没有督促，大家觉得无事可做了，甚至根本没有设置这种机关。对于中央屡次号召加强统一战线的指示，有些人竟把它当作耳边风，当作官样文章，实际上置之不理，一味骄傲自大，等待内战，或悲观失望，束手无策。所有上述情形，是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内严重地存在着，因此许多地方对中央的报告中，只有战斗报告或其它工作报告，而很少或根本没有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中央现在严重地唤起你们注意，凡属存在着上述错误现象的，必须立刻改正，必须在党内开展自我批评，总结过去3年的经验教训，发扬有成绩的地方，改正有错误的地方，中央现在等候着你们在电到1个月内用电报发出你们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带总结性的专门报告，尤其着重的是关于对友军工作的报告。

丙、研究对待各友党友军及各阶级阶层的策略问题，是各级干部尤其是中级高级干部的中心问题。而要有正确策略，必须有正确认识，必须使自己及干部的头脑正确地反映各友党友军各阶级阶层的具体实际情况。到现在止，很多干部对于当前抗日统一战线环境中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真实情况如何及其在每一时期与每一事件中的意图政策方针作法如何，并无正确理解，有的根本是模模糊糊，不闻不问，有的则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这些干部的头脑根本没有政治化与策略化，必须明白，这种态度是不能对付行将到来之国际与国内的重大事变的，因此必须改变这种状态，必须加强对于干部的策略教育。而这种策略教育的首先一步，是引导干部精密研究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具体情况，及其在每一时期每一事件中的意图、政策、方针与作法。

丁、国际国内的重大变化行将到来，全党必须在精神上组织上有所准备，而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则是达到胜利的保证。我党在19年斗争中，有了伟大的成绩，但也有过严重的错误。在大革命时期中，有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又有李立三及苏区中白区中一切打倒否认联合（工人农民以外的某些可能部分）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由于这两种错误，曾使大革命失败，又使土地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现在是第三个时期，我们必须总结过去经验，避免前两时期的错误。在策略上，对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我们只反对当前直接向我进攻的极少数人，而联合及中立极大多数人，以便各个孤立与各个击破那些坚决的投降派与反共派。所以“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乃是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正确策略方针。

8月20日晚8时，八路军各部破袭正太路的战役开始了，彭德怀在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人协助下，组织晋察冀军区10个团，129师8个团，120师4个团，共计22个团，以正太路为重点，向华北地面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同时展开大破袭，攻克日军重要据点娘子关、井陉、涞源、东团堡、榆社等，断绝日军交通。

战役开始后，八路军很快又投入了大量兵力，实际参战的部队已经由最初的22个团增加到了105个团。

8月22日，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王政柱向彭德怀、左权报告说：破袭战役参战部队有“正太路30个团，平汉线卢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津浦线天津至德州段4个团，邯郸至济南公路线3个团，代县至蔚县公路段4个团，北平至大同线6个团，辽县至平定公路线7个团，宁武、苛岚、静乐公路线4个团……共计105个团。”

彭德怀说，不管是一百零几个团，就叫百团大战好了！从此正太战役便称为百团大战。

8月27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向蒋介石转报八路军兵力部署时说：“百团大战除职部之115师主力、山东部队未编入战斗序列外，120师、129师、晋察冀军区各部主力及决死队之请示参战，部署计105个团。这是华北抗战以来空前未有之积极主动向敌进攻。”

8月31日，彭德怀在向部队发布的命令上是这样写的：

贺、关、荣臻、刘、邓诸同志并报毛、朱、王：

此次百团战役胜利中已暴露敌之严重弱点，是兵力不够分配，华北战场上之兵力缺乏，已抽调出去不少，因此引起我们考虑以下问题，彻底毁灭正太路和彻底毁灭全同蒲路之忻县、朔县段，并可引起华北战局某些变化，你们认为可能时请电告并同时准备继续扩大之。

彭德怀

1940年9月1日，中共中央社会部发出《关于锄奸政策与锄奸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

“不放过一个敌探，不错办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敌人，不制造一个敌人，不放过一个内奸，不冤枉一个同志。”

在初秋的一个上午，延安马列学院的党总支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通知教育处长邓力群、院务处长韩世福、教育干事安平生和宣传干事马洪，要他们去杨家岭接毛泽东到学院作报告。邓力群一行4人刚走上延水河桥头，就和毛泽东相遇了。毛泽东开口问他们：

“你们4个风风火火地要干么子去？”

邓力群答道：

“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

毛泽东笑了笑，说：

“接我？嗯，我晓得了，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

邓力群不好意思地说：

“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啦，很不像话。”

毛泽东扬起手摇了摇，说：

“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4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

毛泽东故意环视一周，好像很认真的样子，说：

“哦！4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4个人，来个8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

邓力群4人都笑了，谁也不说话。毛泽东看看他们，也笑了，一个劲地摇手说：

“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8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嘛。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毛泽东这一次在马列学院了解了许多情况，他作了报告后，在和马列学院的负责人分手时说：

“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然而我还要坚持一条原则，再作报告时，不搞接接送送了。”

9月5日，毛泽东给历史学家范文澜写了一封信。

原来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开始后，学术研究的每一场学术报告，毛泽东都要到场，吸取别人的长处，学习自己未精通的学问。他对范文澜讲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非常重视，听完报告还要向范文澜索要演讲提纲再读一遍。范文澜在9月初的第3次演讲，毛泽东因病未能参加，便给范文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3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毛泽东

9月10日，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八路军以一部分作战部队转入休整，准备参加第二阶段作战。

在第一阶段中，八路军的口号是“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个车站、不留一个碉堡、不留一座桥梁”，“让敌人用脚同我们赛跑”，“让敌人用牛驴搬炮弹、飞机大炮”。八路军每攻克一处，便使用各种办法，如爆破、火烧、搬拆、水淹等，将之彻底破坏。正太路大部被破坏，日军交通完全中断。

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百团大战时，告诫大家说：

“不要说是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现在还是游击性的反攻。”

9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指示中说：

“中央七七宣言与七一宣言决定，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打击敌人，应按照华北百团大战役，先向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的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将以缩小占领区，扩大根据地，打破封锁线，提高战斗力，并在山东、华北方面，继续扩大我军之数量，而给予200万友军，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千万万人民以良好影响，给予敌人向重庆等地进攻计划以延缓作用。”“一切大规模行动，应是更加有计划、有准备的，不应轻率举行。”“对于友军则不论何部，即使是最反动、最顽固者，在目前时期中，在彼等没有向我进攻或进攻已为我击破时，均应采取缓和态度。”

9月13日午后，毛泽东睡觉起来对贺清华说：

“告诉老周，我们到中央医院去看看关向应政委。”

晋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关向应因长期鞍马劳顿，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不久前才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中央医院疗养。

周西林开来了汽车，拉着毛泽东向中央医院驰去。中央医院在延安城北一二十里的地方。这个医院位于一座大山上，从下到上，是一排排整齐的诊疗室和病房。关向应的病房在最高一排的窑洞里。

毛泽东下了车，向山上走去。山高坡陡，天气又热，毛泽东和警卫员们吃力地走着，中途休息了两次才来到关向应的病房前。毛泽东轻轻地推开房门，走进病房，正躺在病床上的关向应看到毛泽东来了，便要坐起来。毛泽东赶紧走上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问道：

“身体好些了吗？”

毛泽东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忽然从门外进来一个小姑娘，穿着洁白的衣服，戴着白帽子，她看到毛泽东，觉得很面熟，可又想不起来是谁，就走到毛泽东面前说：

“同志，对不起，医生说了，病人需要安静，现在不能会客。请你马上出去。”

“啊，对不起，小同志，我不知道医生有这个吩咐。医院的纪律应当遵守，我马上就走。”

毛泽东谦和地微笑着，又对关向应说：

“好吧，你一定要安心养病。”

毛泽东走出病房，转身进了护士办公室，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他就问随身跟来的小护士：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小护士回答：

“我姓刘，人家叫我小刘。”

“噢，小刘同志，我有一点事想和你谈谈。”

小刘移过一张凳子，请毛泽东坐下。毛泽东询问了关向应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又询问了医院的工作，询问了医生和护士的生活学习情况，与小刘握手告别。小刘又回到关向应的病房，关向应说：

“小刘，你干的好事，你把他赶走了，你知道他是谁吗？”

“外面站着警卫员，反正是位首长。”小刘理直气壮地说：“不管是谁，我有责任执行大夫的吩咐，不准别人扰乱你的休息。”

“好嘛，”关向应看着小刘的那副脾气，不由得笑了，他说：“那是毛主席！”

“啊！”小刘听说是毛泽东主席，不由得怔住了。

此时，毛泽东正在看望其他伤病员，他走进最北面的一个窑洞，见到了正处于昏迷状态中的老病号萧玉璧。

萧玉璧，陕西省清涧县马家村人，小个子，从小给财东放马为生，1933年4月加入陕甘红军游击大队清涧支队；1939年底调任边区贸易局副局长。

毛泽东看着萧玉璧问身边的医生：

“我们这位老战士患的是什么病？”

医生撩开萧玉璧的被子，指着他肚子上的几处伤疤说：

“他的这种病是由于几处掼穿伤没处理好，造成消化功能弱化，再加上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致使身体过度虚弱形成的重度昏迷。”

毛泽东关切地问：

“这可好治愈？”

医生说：

“其实非常好治，只要给他吃一个月好饭就行了。”

“营养极度欠缺？”毛泽东非常惊讶：“到了难以维持生命的地步？”

医生点点头。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

“目前我们还很困难，把伙食全部提高做不到啊！”

他再度撩开萧玉璧的被子，看到密布在萧玉璧身上那疙疙瘩瘩的伤疤，总计87处枪伤、刀伤，眼睛渐渐潮湿了。走出窑洞时，他特别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把中央配发给他的每天半斤牛奶的取奶证送来，由院方负责取奶让萧玉璧饮用。

半个月后，毛泽东再次走进医院，专程看望萧玉璧。萧玉璧激动得挣扎着要坐起来。毛泽东轻轻摁住了他，示意他别动，亲切询问他的病情，并嘱咐医生一定要照顾好他的生活。

萧玉璧出院后，组织上决定安排他到家乡清涧县任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这样便于家人照顾他的生活。萧玉璧想不到竟会被安排到张家畔那样一个小地方去当一个小小的税务分局局长，他质问组织部门为什么这样安排，得到的回答是：担心他的身体承受不住更繁重的工作了。萧玉璧一听，立刻暴跳如雷，拍着胸脯说：

“我这身体当年4捆手榴弹都没能把他炸烂，七八把剌刀都没被捅翻，如今又不是上战场撕杀，怎么承受不了？”

他见组织部门的人一时没有表态，又气愤地说：

“你们不答应，那我就直接去找毛主席。”

说罢，萧玉璧径直来找毛泽东评理，毛泽东告诉他：要服从组织分配。萧玉璧急了，撩起衣服说：

“主席，你数数我身上有多少伤疤！”

毛泽东坐在办公桌前，眼珠动也不动，平静地说：

“我不识数。”

萧玉璧没了招儿，只好前去上任，没承想这次竟掉进了钱堆里。

就在这年冬天的一个傍晚，萧玉璧从张家畔回到马家村的家，一个人紧随其后跟了进来。此人姓张，是萧玉璧儿时的玩伴儿，因他弟弟在国民党军队当师长，这几年一直往国民党统治区跑，弄一些边区紧缺的物资过来，挣了不少钱。萧玉璧在贸易局时几次到国统区换油换粮，都是他帮的忙。

此后，萧玉璧应姓张的请求，帮助他将从外面搞来的一批土布卖给边区贸易部门，为此得到了姓张的100块大洋酬金。后来，他又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克扣公款，并投资与姓张的合伙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国民党军队。事发后，萧玉璧逃往盐池，企图从那里穿过长城逃往蒙古，最终在盐池被捕。

经查实，萧玉璧在担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共贪污公款达3050 块大洋。陕甘宁边区检察署经过侦察取证，向边区高等法院提起公诉。边区高等法院根据1938年8月颁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判处萧玉璧死刑。萧玉璧表示不服，他说：

“不就贪污几千块钱吗，就判我死刑，这也太重了！我要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肯定不知道情况，他要知道了，肯定不会让我死的！”

林伯渠把萧玉璧的信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问：

“萧玉璧贪污了多少钱？”

林伯渠说：

“查实的数字是3050 元。”

毛泽东又问：

“他的态度如何？”

林伯渠说：

“他在信中求您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份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

毛泽东又问：

“你们的态度呢？”

林伯渠说：

“据我们统计，目前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犯罪率达5%，这股歪风非刹住不可。不过，最后究竟怎样处置萧玉璧，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主席的意见，所以，我特地来请示。”

毛泽东说：

“你记得我是怎样对待黄克功的吧？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后来在1941年12月，萧玉璧这个陕甘宁边区最大的贪污犯被执行枪决。

再说 9月20日，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开始，中心任务是扩大第一阶段战果，在继续破击交通线的同时，歼灭交通线两侧及深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

此一阶段，八路军打了一些得不偿失的攻坚战，部队伤亡不小。

9月22日，叶挺、项英关于国民党军有围攻新四军皖南部队企图致电毛泽东等：

毛、朱、周、叶：

战区近来对我外表缓和，而实际加紧限制。缩小我在皖南活动地区，将友军靠近军部附近，形成包围，并密令友军以实力对实力，组织对组织，公开对公开，秘密对秘密，来打击和摧残我军周围之地方与群众组织，强迫接近我分子自首。停发我军弹药、器材（已有半年之久，4个月经费至今未发）。近日加调144师开入军部与3支队之间的地区（青阳以东中山镇、乔木湾、何家湾、六里丁、戴家汇），大构筑工事，双方步哨远则不过三五里，近则二三百米。该师师部与军部仅隔一个山，并有一部已入3支作战地区，在名义上为布放水雷与袭击长江，将我军作战地区划入该师范围。108师近有一个团开到泾县及军部以东地区，并诡计有可能派队进驻章家渡。该地区如此。144师、52师、108师一面将3支与军部截断，一面形成对我紧密包围。友军之一切移动和战区作战行动并未知道，也无通报。目前3支与友部之地区回旋甚小，特别在敌“扫荡”时，3支无法回旋，有被夹击之危险。我交涉抗议，彼则敷衍或不理。估计以目前局势，特别两党谈判之际，彼尚不敢公开向我进攻。但此企图和举动，显然系对敌人不作实际进攻准备，在形势突变中以便于随时对我攻击，使我困难防范与作战。前曾经联合要求重划作战地境，划清我友防地，均未理。当继续交涉，估计无成功。我军除严加戒备和遵守严格自卫立场外，但此种对峙形势恐难避免冲突。此情是否请恩来直向蒋、何提出抗议，并划分作战地境，以避免冲突。如此，在将来冲突时，以免彼方造谣责我。同时，请给以对策指示（请延安即转重庆）。

9月25日，叶挺关于国民党军第52师制造摩擦致电蒋介石、何应钦：

重庆蒋委员长、何部长：

窃52师与职部戍区密迩，纠纷叠出。前奉钧座电示，宜以大局为念，互让互助，职勉力奉行，无敢违怠。而该师殊未能仰体斯旨，仍不断向我军进行威胁。近如：

一、职部兵站第3派出所（泾县东之马头）遭该师强令迁移，该站迫不得已让出，后撤十余里。二日该师又派兵一连强进住屋，遂使该派出所不能执行职务。

二、该师近两月来，时以演习为名，多至一团，少亦一连，于职部驻地附近进出不已，民心为之惶惑不安。

三、职部通信、采买人员于南陵、泾县区内，虽服装整齐，证件备具，仍遭其扣押毒打。近有职军职员在南陵旅社中被其毒打禁押，且强污以押娼之名。

四、该师近于南陵、繁昌境内，多次召集民众大会，公开辱骂职军为匪军、异军等。

以上种种，虽遵转托战区联络参谋陈淡如前往晤商，要求制止，而多诿为语误，变本加厉，后果堪虞。职迫不得已，谨电呈明，伏乞转令制止，实为万幸。

职 叶挺 有午

9月26日，国民党国防委员会委员徐谦在香港病逝。徐谦是国民党的元老，他积极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曾和他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共过事。毛泽东获悉徐谦逝世的消息，为他撰写了一幅挽联：

存亡攸关，抗战赖持久，而今正是新阶段；

死生同慨，团结须进步，岂能再抄旧文章。

1940年秋，边区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向边区政府反映，留守兵团在恳荒时占了他们的田地，并发生了其它一些侵害百姓利益的事情。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极为关注，他约见留守兵团及所属部队的十几位领导到杨家岭一谈。据莫文骅记载说：

“毛泽东同志在杨家岭接见八路军留守部队的一些领导同志。到会的有萧劲光、耿飚、阎红彦、甘渭汉、贺晋年、文年生、锺汉华、余飞、周仁杰、刘随春、李宗贵和我等10多人。毛主席半开玩笑地说：

‘今天请各路诸候来谈谈军民关系问题。’

有的同志发言时带有怨气，埋怨群众态度不好，说有的老百姓动不动就要拉着部队同志找毛主席评理。毛泽东同志听了以后，耐心地开导我们说：

‘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老百姓见了军队就跑。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大好事。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敢批评军队的？你们懂历史，你们说说看，是不是这样？如今变成了民管军，这该多好啊!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的民主建政工作有很大成绩。军队有广大人民群众当老师，你们做军队工作的才不会犯大错误，才能打胜仗。边区才有希望。’

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心悦诚服，怨气一扫而光。认识到军队要加强军政军民团结，这决不仅仅是方式方法问题，而是自觉保持人民军队本质的问题，是思想意识改造的问题，要摆正军队与人民群众的位置，自觉地把军队自己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接受人民群众教育监督的位置上，彻底肃清剥削阶级军队的残余意识即军阀残余思想的影响，树立牢固的拥政爱民观念。”

1940年10月3日，韩德勤调集了包括其精锐主力在内的26个团3万余人，兵分3路向新四军占领的黄桥进攻，其部署是：以嫡系李守维的89军、翁达的独立第6旅为主力，分别经营溪、古溪、祖师庙、加力进攻黄桥北面和东面；以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部为右翼，以5个保安旅为左翼，分别进攻黄桥以西和以南，并掩护中路军两翼安全。

此时，陈毅、粟裕领导的江北新四军指挥部只有7000余人，实际参战兵力也不过5000人。韩德勤大兵压境，陈毅和粟裕议定，由粟裕亲临黄桥前线指挥作战，陈毅则在黄桥以西约20公里的严徐庄“总领全局”。

粟裕对于黄桥决战提出了3个方案：“一是乘韩德勤进攻黄桥时，我们以一部主力攻占海安。二是乘韩德勤还未向我们进攻，先以一部兵力向东发展，控制（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几县，并造成北进东台的局面，以主力守卫黄桥地区。三是以全力依托黄桥这一基点，采取攻势防御，将顽军歼灭在我工事面前。”

粟裕还对这3个方案的利弊作了比较，第一个方案好处是：“我们以主力进攻海安、东台，在军事上争取主动，并且是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容易取得胜利。”坏处是：“假使韩德勤以主力向黄桥进攻，我们以主力向海安进攻，在韩军主力尚未被歼情况下，断不容易把海安攻下；如果攻海安不下，而把黄桥丢了，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士气，增加对方气焰，尤其给群众很不好的影响，可能群众会认为新四军是打游击的，不要根据地，不要后方，蹲不长，会走的，使以后发动群众增加困难；我们以主力袭击海安是一个大兵团的运动战，如果仍采取打游击的办法，把后方挑起走，那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个方案的好处是：“东进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因为那边他们部队少，战斗力很弱，我们东进去打他们，如探囊取物，可以绝对胜利；可以把东边那块地区很快创造成为根据地，以便同上海外围和江南连成一片，这是战略上的胜利；我们东进，韩德勤会分一部兵力对付我们，并且还必须分一部兵力防止我们北进东台，这样，就使他的兵力分散，防御线宽，而利于我们作战；无论人力物力，我们都能得到迅速的补充；在东边创造一块新区后，可与西边黄桥地区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更有力地牵制敌人，取得战略优势。”但坏处是：“在韩德勤南下前我们就东进，将在政治上蒙受不利影响；他们在东边的部队是保安1旅和保安5旅，不是韩德勤的嫡系，在营溪战斗以后，保1旅就派代表来和我们接头，愿和我们建立统一战线，如果我们东进，他们必定要依附于韩德勤和我们作对，妨碍我们统一战线的开展；我派一部东进，将使黄桥部队减少，那么黄桥未必能保卫得住；我们派部队东进，固可牵制、分散韩的兵力，但他如果下决心丢开东边，集中兵力来攻黄桥，攻下以后再回头去搞东边，这样对我就不利了。”

第三个方案的好处是：“以黄桥当轴心进行攻势防御，军事上的主动权仍然操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利用轴心向左向右自由转动，用兵依然很自如；我们依托黄桥作战，是完全的自卫，政治上有充分的理由，不仅广大群众拥护我们，上层人士也会同情、赞助，就是顽军的大部分官兵也会对他们的这种进攻不满；在黄桥作战，能得到群众有力的支援。”

经过讨论，新四军没有采取第一、第二方案，而是按照第三方案部署战斗。粟裕命大部主力在城外埋伏，仅以少部兵力守城。

此时，李明扬、李长江和陈泰运由于新四军的统战工作，对韩德勤已经心怀二志，保持中立，所以二李在接到韩德勤的命令后，只稍稍推进了一点就停了下来。左路军保安旅又多系乌合之众，害怕被歼，畏缩不前。因此，进攻黄桥的实际上只剩下韩德勤本部89军1.5万人的中路军，形成了孤军深入的态势。粟裕便以第3纵队坚守黄桥，以第1、第2纵队隐蔽于敌主攻方向两侧，并先以一部采取运动防御，诱敌进入黄桥阵地前沿，即全线出击，以分割包围手段，逐一歼灭之。

10月4日下午3时，新四军第1纵队在高桥、周家庄一线将由古溪经高桥向黄桥前进的韩德勤军截成数段，其独立第6旅大部溃散，一部消灭，其第17团向古溪方向逃窜。战至黄昏，独立第6旅之大部被新四军第1纵队歼灭，仅有残余部队退守高桥西南之张家庄、八尺沟一带进行顽抗。

10月4日下午6时，新四军第1纵队仍在高桥附近与独立第6旅残部缠斗中，而第2纵队进至八字桥后行动不明。黄桥东面之韩德勤第33师正在集结，准备于5日拂晓总攻，其第2梯队已进至西官庄、刘家堡一线，有于5日拂晓配合第33师猛攻黄桥之企图。

依据上述情况，粟裕令第3纵队于4日晚12时以两个团兵力出击黄桥东面之韩德勤军，以干扰其拂晓的总攻击，并配合新四军突击兵团夹击该敌；令第1纵队将围困于张家庄之独立第6旅残部交由指挥部特务营负责解决，该纵主力立即全部南下，经何家桥．太平桥向刘家堡、野屋基之韩德勤军侧后攻击。

4日午夜12时，新四军第2纵队已进占分界，与韩德勤军接触后即继续由分界向黄桥攻击前进。第1纵队已由高桥经八字桥南下。

5日凌晨2时左右，第3纵队两个团在黄桥东面袭扰韩德勤军总攻。韩德勤军以猛烈的炮火掩护部队向东门进攻。新四军防御工事大部被毁，部队伤亡很大。韩德勤89军第33师中一部突进了东门。情况十分紧急。粟裕把“前线指挥部”里包括炊事员在内的全体人员组织起来，编成突击队，亲自带队跑步冲往东门。正在此时，有报告说奉命增援的江南部队一个主力营老4团第2营己到距黄桥仅10公里的季家市。粟裕振臂高呼：

“同志们，江南增援部队过来了!”

部队士气大振，在第3纵队司令员陶勇和纵队参谋长张震东的率领下向敌人扑去，终于夺回了东门。

此后，新四军第1纵队经黄桥东北的八字桥插到东面的分界，第2纵队由八字桥与黄桥之间南下，与守卫黄桥的第3纵队完成了对李守维部的合围。

5日11时半，粟裕令第3纵队全部出击。在新四军的全面进攻下，韩德勤军第33师全部动摇溃退，在新四军第2、第3纵队东西突击下大部被消灭，一部向东北突围退至野屋基、何家塘之线，向其军部及第117师靠拢。

是日晚9时，韩德勤军大部主力已被新四军解决。粟裕立即下达追击命令：“（一）情况（略）（二）各部应不顾疲劳，不惜一切牺牲，不重缴获，而在于乘胜追击以占领海安。 （三）追击任务及路线区分如下：（1）第1纵队由现地（野屋基）经八字桥、古溪，向营溪、孙家庄，经胡家集渡运盐河，由海安以西向海安进击。（2）第2纵队由现地（何家塘）经太平桥、古溪以南芦家桥、小塔头桥、花园桥、祖师庙，由海安以南向海安进击。（3）第3纵队由现地（大焦庄）经分界、搬经、加力、花园桥以东，由柴湾镇以北渡运盐河，经立发桥绕攻海安东北，截断海安顽军向东台之退路。（4）各部自行酌派兵力打扫战场，收容伤兵，应将主力之大部迅速兼程前进，务于10月6日早晨到达海安。（5）我随中央纵队前进。”

但此时各部队因过于疲劳，同时由于退守野屋基之敌未能完全解决，因此没有达成于6日早晨占领海安的任务。

10月6日拂晓，各追击部队从八字桥、野屋基、黄桥附近分路向海安追击，乘势歼灭第89军军部，军长李守维仓皇逃窜，失足于水中。韩德勤眼看败局己定，率残部向兴化方向逃去。

6日下午，新四军第2纵队与逃至营溪附近的韩德勤残部接触，战斗三四小时尚未解决。粟裕决定以第2纵队全力解决营溪之敌，而以第1纵队迅速出动，其先头部队经孙家庄由胡家集渡运盐河，务于1940年10月7日（次日）早晨确实占领海安。第3纵队则仍照原定路线追击前进。

从1940年10月4日至10月6日，粟裕指挥黄桥决战以伤亡900余人的代价，歼灭韩德勤部11000余人，第89军军长李守维溺毙，独立第6旅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人毙命，俘虏其33师师长孙启人，99旅旅长苗瑞林、117师参谋长等师、旅、团军官30余名，下级军官600名；缴获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3门，迫击炮59门及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

10月6日这一天，日军由于在百团大战一二阶段中损失惨重而受到巨大震撼，便调集重兵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报复，日伪军深入根据地反复“扫荡”、“清剿”，实行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消灭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使抗日根据地遭到重大损失，给根据地军民带来了严重困难。

也就是从10月6日开始，彭德怀指挥八路军进入百团大战第3阶段，即反“扫荡”作战阶段。

10月8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叶挺、项英等人，关于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移动方向，发出指示：

叶、项、胡服、陈毅、雪枫：

一、蒋令顾、韩“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摩擦是可能的，主力战将在苏北与江南。韩进攻陈毅部队，被消灭2000余。另有顾、冷一师到江边还有北渡增援韩之模样，而李品仙等也可在策应，但是次要的方向。

二、最困难的是在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动到3支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下决心移皖北，由4支应派一部到无为接应。

三、苏北以全力击退韩之进攻，解决韩部。对顽方之李品仙、何柱国等力求和缓，惟同时应注意日寇之“扫荡”。日寇有可能配合此摩擦，四出“扫荡”我华中地区。

四、苏南新四军部队，应以游击战争坚持原地区。

毛 朱 王

10月9日，刘少奇关于军部应从速北移致电叶挺、项英等：

叶、项并报毛、朱、王：

一、桂军3个师已由五战区开大别山。另据立煌来人谈，鄂北东到有中央军，立煌亦到有中央军两个师，只据守据点。淮南路附近之吴山庙、高塘集到桂军一个师。

二、据确情息，李品仙在重庆令各部将于最近向皖东大举进攻。因我军在苏北之胜利，使津浦路东西直至海边各根据地打成一片，实为顽固派不能坐视之事。现我在皖东兵力薄弱（因4个团东进），且部队未整训好，在屡次战斗中伤亡数目甚大，棉衣未作好，今年路西灾荒我中心区又十分严重，故在顽固派大举进攻下只能以游击战争坚持，原有阵地不能巩固。

三、军部在皖南既不可能，建议从速北移。因目前交通尚有可能，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皖南阵地即用游击战争坚持，如不可能坚持即放弃亦可。因我如能巩固皖东、苏北、鄂北广大地区，使之民主化，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指挥部暂时不能北移，希夷同志及若干人员是否可以首先北来？如何处理望告，2、4支队及游纵如何策应亦望指示。

10月10日，沈雁冰偕夫人孔德沚随董必武的车队离开生活、工作了5个月的延安，奔向重庆新的工作岗位。“鲁艺”全体师生在桥儿沟西边、延河北岸列队欢送他们。沈雁冰夫妇微笑着挥手向同志们告别。

此前，毛泽东在和沈雁冰的谈话中说，中央希望他能去重庆工作，担任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以加强国统区文化战线的力量。沈雁冰爽快地答应了，并决定把一双儿女留在延安。临行前，他在向毛泽东告别时说：

“我把两个孩子都交给了党，请党来教育他们吧！”

“这很好嘛！”毛泽东风趣地对老朋友说：“你现在把俩包袱扔在这里，可以轻装上阵了。”

10月11日，项英关于皖南情况及军部北移困难致电毛泽东等人：

毛、朱、王并告胡服：

齐亥电（10月8日指示——笔者注）悉。“扫荡”皖南敌军被我追击，已向青弋江下游退走。希夷尚在泾县，明日回部，讨论后再作详报；现在我军已积极布置准备。最近32集团军指挥部移宁国，新增来88军（原在上饶）两个师，行动布置已至绩溪、宁国一带。附近友军（总共8个师）不久前曾有军官会议之举行。地方政府传说正在开会，显系战备，正从各方布置。依据各方形势与条件，军部困难北移，也不便移3支区域（地区太小，敌友进攻无法住），仍以军部所在地作基点较有利，以便与3支地区连成一片，作准备已相当完备。

10月12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等人，建议放弃皖南，集中力量巩固华中：

毛、朱、王：

一、据各方情报，蒋、李将大举向皖东进攻，并有桂军两个团即将进入无为县讯（原无为有桂军一两团），江南军部北渡道路可能被切断。

二、现皖东兵力薄弱，在顽方进攻下只能坚持游击。我因苏北百事待办，拟即日去苏北。而张、邓两同志留路西，一老一新，在情况紧张时亦不无问题。

三、前次建议江南军部及3支队即速北移（因移苏南已不可能），你们意见如何？我意应速下决心放弃皖南阵地，或以游击坚持皖南，而集中力量巩固华中已得阵地，否则华中、皖南均不能巩固，于我不利。除华北外，如我再巩固目前华中已得阵地，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相当的保证，时局的好转亦有相当的保证。

四、目前华中部队仍过少，屡次作战，伤亡减员甚大，且未经过长期整训。地方干部更少，华北干部事实上不能到达。军部现有大批干部，并有工作能力的机关在皖南，又没有很多工作可作，故为巩固华中，应付摩擦与“扫荡”，军部及3支均以即速北渡为有利。望考虑速决电叶、项，办理。

10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黄克诚：

叶、项、胡服、陈毅、黄克诚：

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甲）蒋在英美策动下可能加入英美战线，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就是明证。因此，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乙）省韩大败乞和，显系缓兵待援，此时黄克诚应以增援陈毅为理由，派部进至东台，与陈部会合，而以主力占领兴化以北以东之广大地区（东台河以北归八路负责），迫韩放弃反我方针，承认我之抗日根据地，停止皖西进攻之师。而陈毅则不拒绝和议，一面整理扩大部队，扩大根据地，示我全为自卫不为已甚。我皖东部队，应速部署向西防御，坚持皖东根据地，一面向桂军呼吁，反对内战，强调团结对敌。皖东决不可失，如失皖东，则蒋介石必沿运河淮河构筑封锁线，断我向西之前途。

毛 朱 王

10月1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说：

“为对付日寇进攻，为巩固国内团结，华中摩擦在韩进攻失败后，我应加紧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与整训自己的部队，对韩不应进攻，而应在韩再向我进攻时，各个反攻击破之。否则会妨碍我在重庆之统一战线工作，但胡服建议控制旧黄河以南阜宁一带战略要地，是必要的，可执行。”“对李品仙应力求和解，这是有关桂系与我们的整个关系。”

10月14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并告叶挺、项英、刘少奇、黄克诚，电文中提出了同韩德勤谈判的主要条件，并请韩德勤及李明扬、李万里、陈泰运转告国民党中央及顾祝同。谈判条件是：

“1、停止安徽向皖东进攻；2、撤退皖南对新四军之包围；3、撤退苏南对新四军之包围。”

10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就建设苏北根据地问题又发出了3封电报。他在给陈毅并告刘少奇的电报中写道：

“建设苏北根据地是很大的工作。同意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同意胡服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注意苏北与皖东打成一片，不要使中间有间断。尊重李明扬、韩国钧等中立态度及其利益，注意收集蒋、顾、韩的反共证据（人证物证），注意收集知识分子，注意调节各阶层利益，实行政权中的‘三三制’，预防‘左’的危险，注意组织财政经济问题，从长期战争出发，勿使人力物力浪费。”

在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的电报中，毛泽东写道：你们注意吸收陶行知等生活教育社人员参加苏北文化教育工作是对的。但同时也应注意黄炎培、江问渔等所领导的职业教育社在江浙两省知识分子中的颇大影响。黄、江不仅在文化教育界有地位，而且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的著名代表，因此，也应吸收职业教育社社员及其各方有关人员参加苏北的文化教育和财政经济事业。应设法同江浙民族资本家代表张一麐、黄炎培、江问渔、褚辅成、穆藕初等联络，欢迎他们派人或介绍人参加苏北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写道：

“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如果我们能够以正确政策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民主方面与我们合作，在国共斗争方面保持中立，则不仅对孤立大资产阶级有极大帮助，且使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得以开始在全国注目之地区实现，对于目前阶段整个革命进程是有帮助的。”

他在电报中还说，请周恩来等除对生活教育社人员加以联络外，同时亦对江浙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加以联络，向他们说明苏北事件真相，说明我们在苏北的各种政策，约请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到苏北去办教育文化事业，去投资兴办实业，并说明我们欢迎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参加苏北的政权工作和民意机关工作，以便经过他们，扩大我们争取江浙民族资本家的范围，并帮助我们巩固苏北根据地。

10月17日，毛泽东为建设苏北根据地起草指示电，要晋东南、冀南及晋察冀下决心抽调300至400个有经验的党政军民工作干部，随杨得志部队南下，交刘少奇分配使用。

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总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出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

“皓电”最后以“中央提示案”的形式提出：限令大江南北坚持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1个月内”，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集中到冀察两省和鲁冀晋一隅，受阎锡山指挥，不得越境和武装民众；还要求将50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

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以速为好。

10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陈毅、粟裕说：

“关于军部北移与胡服会合、统一领导华中问题，我们已屡电叶、项，你们可去电催。”

10月25日，毛泽东将周恩来的来电转发给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并说：

“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19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

10月25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说：

“目前我们的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他不进攻，我不乱动；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向国民党及中间派及广大人民说明，贝当路线与英美路线两者的危险性，强调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再坚持一年，世界形势就大变了，目前是准备待机时期。”

10月25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说：

“国民党现在发动的反苏反共新高潮，一方面是放弃独立战争参加英美同盟的准备步骤，……一方面也有向日本示意的作用。国民党愿意替日本担负镇压中国民族革命的责任以求交换日本对国民党的让步；同时又将加入英美同盟恐吓日本，以求日本的让步；故何应钦等反共活动特别起劲，日本也正在拉蒋、何。”

10月28日，项英致电中央说：

“一、北渡因只能去工作人员少数与少数部队易于转移，而且要相当时间。因沿江敌人握有较密之封锁据点，易于暴露而遭敌、友打击。

二、仅少数或一部部队留皖南，依敌、友情况与地形条件，很难坚持游击战，必然限于靠近狭小地区，除非好转，相安无事，否则易遭消灭，或突破后方能生存，这又在政治上不便。

三、少数或一部部队留皖南，即或一时相安，但地方工作、广大群众组织均无法完全保持，绝大部分必遭打击和摧残。

四、要坚持皖南阵地，必须有相当强的兵力才能保证，因此原有的力量不能减弱北移。

五、坚持目前情形，当以加强江北为主要，以求控制华中一带，要坚持皖南，确难二者兼得。为了便于将来我更大发展，坚持皖南阵地有极大作用。如现放弃，将来不易取得这一个强固的支点。

六、目前总的方针，应有明确的政策，以便于各方之准备。如必要坚保皖南阵地，兵力不能减弱，而领导人要留一强者来统一指挥；如决定放弃皖南，则各方应积极准备，而不能形成顾此失彼等。应如何？请速示。”

10月29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电报，电文中说：“国民党目前是从局部讨伐入手，一月满期后，国民党拟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及八路军、新四军在各地的办事处，然后实行局部讨伐，亦即东讨北锁的高压政策。”

他立即将这一电报转发给彭德怀、刘少奇、项英、陈毅。

10月29日下午，彭德怀从黎城指挥部火速赶到武乡县蟠龙镇石门村，亲临前线督战，决心消灭在蟠龙关家垴驻扎的日军冈崎大队。

敌36师团冈崎大队指挥官为冈崎谦受步兵中佐，该大队此前接受的命令是奔袭八路军总部，即开展所谓的斩首行动。他们共有560人，其中军官16名，士兵544名；配备武器除步枪手枪外，还有两挺92重机枪，18挺轻机枪和18具掷弹筒。日军这区区500多人沿桐裕河谷进入了黄崖洞，顺利地破坏了八路军的兵工厂，从容撤退。彭德怀闻讯大怒，命令将守卫兵工厂的连长就地枪毙。此时冈崎大队已经连续奔袭16天，既找不到八路军总部，又严重缺粮，没办法继续下去了，便撤退到关家垴，准备取道武乡县再回沁县。

是日晚，彭德怀召集正在蟠龙镇附近休整的129师师、旅干部开会，正式下达总部的作战命令：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129师386旅、新编第10旅各一部；陈赓指挥385旅一部和决死第1纵队25、38团各一部；彭德怀亲自指挥总部炮兵团的山炮连和迫击炮营，共计2万人，除一部分担任外围防御阻击任务外，其余兵力于10月30日凌晨4时对冈崎大队发起攻击。

关家垴是群岭环抱中的一个高高的山岗，山顶是一块方圆几百平方米的平地，其北面是断崖陡壁，东西两侧坡度较陡，仅有南坡较平缓，方便出入。南坡上住着50余户关姓人家，沿山壁修建了一孔连一孔的窑洞。南坡的对面是一个比关家垴更高的山岗，叫柳树垴，与关家垴互为掎角，从柳树垴上可以利用火力控制关家垴的通路。冈崎大队在关家垴构筑了简易工事，另派出一个中队占领柳树垴，在关家垴和柳树垴部署了一个防御阵地。

10月30日凌晨4时，八路军总攻开始后，山炮营的5门山炮前后发射几十发炮弹，居然极少击中目标，当即被撤下去，换上了迫击炮营，但迫击炮只能杀伤日军有生力量，却无法攻坚，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决死第1纵队38团经过2小时苦战，一举占领日军兵力空虚的柳树垴。这是一支新部队，战场经验不足，就在老部队撤走，新部队刚刚进入阵地的时候，遭到日军中队的突然反击，一个团几百名战士一下子就被区区几十名日军击溃，柳树垴阵地又被日军夺走。利用地形侧面包抄关家垴的385旅769团，被日军机枪火力压制得无法抬头，担任正面主攻任务的386旅772团，被日军交叉火力扫射，伤亡极大。战至中午，772团1营1连只剩下3人；3连只剩下指导员和2名伤员；14时，当1营被兄弟部队换下来时，只剩下了6个人。陈赓认为照这样打下去，损失会更大，便打电话给彭德怀，请示说：

“此处的地形对我十分不利，是否可以把冈崎大队放下山来，另选有利地形打他的伏击？”

彭德怀说：

“我的老兄，一旦放走日军，就很难再打着他了，必须在此将其消灭！”

陈赓说：

“这样打下去，代价太大了！要拼光了。”

彭德怀坚决地：

“就是拼光了，也要拿下关家垴！”

陈赓说：

“现在拼光了，将来怎么办？”

彭德怀说：

“拼光了自然以后给你补充！不能打硬仗的部队，留着也没用！”

陈赓有些急了，说：

“这样打法，我不赞成！”

彭德怀说：

“有意见可以保留，但命令必须执行！”

说完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129师又打了几个小时，伤亡更大。刘伯承也急了，打电话要求撤退。彭德怀说：

“冈崎大队所剩人已不多了，我们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应该一鼓作气坚决消灭他！”

刘伯承说：

“我的彭老总啊，这样打我们赔不起呀！”

彭德怀耐着性子说：

“我的老兄，敌人援兵正在逼近，一旦放虎下山，他立刻就会得到援兵的接应。”

刘伯承说：

“那就以后再收拾他！关家垴的地形对我不利，我军伤亡太大了！”

彭德怀仍坚持打下去，刘伯承也有些生气，两人大吵起来。刘伯承说：

“你这是赌气，蛮干！这一仗，我不同意再打！”

彭德怀说：

“拿不下关家垴，我就撤销129师的番号，杀头不论大小！”

刘伯承无奈，只得一面强攻，一面开始挖地道。16时，第二次攻击开始，八路军集中重兵，以769团作为先锋，通过地道掩护，经过10次强攻，终于攻上关家垴山顶，和日军进行白刃战。日军毕竟人少，不敌，败退到山腰的一排窑洞里死守。

这第一天的激战，八路军经过18次强攻才勉强占领了日军第一道防线。日军仍然控制着关家垴和柳树垴核心阵地。

10月31日，八路军又强攻一天，毫无进展，伤亡却很大。16团参加进攻的一个营仅存18人，16团团长谢家庆也牺牲了。新10旅也遭受很大损失，旅长范子侠负伤。

1940年11月1日，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八路军只好撤退，冈崎大队得以成功突围。日军在当地报复性屠杀了6000多名中国平民。

11月2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宣布全面结束“扫荡”。因此，关家垴战斗成为百团大战主要战斗结束的标志。八路军苦战两天，毙伤日军200多人，以迫击炮弹炸死了冈崎谦受；自身也伤亡了2000多人，是日军伤亡人数的10多倍。

欲知八路军后来战绩如何，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关家垴战斗是八路军在百团大战第3阶段中进行的一次最典型的、最大规模的正面进攻，彭德怀以2万余人的重兵，围攻日军一个500余人的大队。此战非但没有取得胜利，反而在付出重大伤亡代价（死伤2000余人，毙伤日军200多人）之后，眼睁睁地看着日军脱围而出。这一仗打得实在是糟糕极了。对于彭德怀的蛮干、瞎指挥，其他当事人提出了诸多批评。彭德怀在回忆录中也说关家垴战斗是他一生中4次大败仗的第2次（其他3次是红军时期的赣州战役，解放时期的西府陇东战役和朝鲜战争中的第5次战役）。可是这一类攻坚战的重大失误，却一直被淹没在百团大战的欢呼声中，而极少为人知之。后来到了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才由刘伯承的一份工作报告，引出了对百团大战的重新评价，一是肯定了它的功绩，二是认清了它在战略、战术上的严重失误。这种一分为二的评价，应该说是客观、公正的。

第44章 1940年10月—

“中央几次会议都觉得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甚毒。”

话说1940年10月30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说：

“现在问题，请中央决定下列3个方案，我们采哪条件作为与顾及上官谈判之方针：1、保持皖南阵地，根本不转移。2、完全放弃皖南到皖北，这会引起与桂军的摩擦。3、完全放弃皖南，移苏南。在执行第2、第3方案时，地方党必遭受重大破坏。敌后地区仅一条线，无论大、小部队均无法留下，最后必然是完全放弃。欲留一部分，转移一部分亦不可能。以上望中央速电复方针。”

1940年11月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说：

“甲、30日电悉，要求顾祝同划郎溪、广德、溧阳、溧水、金坛、宜兴6县为我防地，并保证移动时沿途的安全，你们可答应移苏南。如顾不同意，可求希夷先生去苏北一行。乙、皖南各友军中联络工作应大大发展。这对于你们今天有特别严重的意义和作用，你们在这方面的成绩是不大的。”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给项英的电报，他写道：

“1、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2、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3、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来电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望考虑答复。”

毛泽东又以他和朱德、王稼祥的名义致电刘少奇，叶挺、项英，张云逸，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说：

“（甲）蒋介石已通知我们限在11月20日以前，将在华中与山东的新四军、八路军一律开至华北。近据确息，蒋已令汤恩伯率9个师、李品仙率3个师立开豫、皖，准备期满后向你们进攻，皖南、鄂中两方面亦必有进攻布置。乙、你们应立即开始加紧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准备，补充兵员，厉行整训，征集资财，加紧根据地的创造与巩固，加强友军中统战工作，加强部队中政治工作，并预计如何打破蒋介石的这一严重进攻，预先向内部与民众宣传反共如何是罪恶，是为至要。”

11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向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吕正操、程子华、刘伯承、邓小平、陈光、罗荣桓、黎玉、罗弊初、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萧克、张云逸发出由他起草并修改的《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此指示起草于10月29日，发给了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修改于11月1日，添加了第11条），全文如下：

贺关、聂彭、吕程、刘邓、陈罗、黎罗、陈毅、克诚、雪枫、先念、萧克、云逸：

关于目前时局：

（一）一个月来英美与日德意在中国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后者要求中国政府放弃抗日战争，加入日德意同盟，前者要求中国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目前这一斗争已到白热化，蒋介石态度也因之大变。

（二）英国的开放滇缅路，美国的借款与撤侨，都向中国表示英美的反日决心，要求中国不跑德日意路线，而英美两使坐镇重庆，紧紧拉住蒋介石不让跑掉。

（三）运城鄂北两飞机场的停闭，阿部的回国，南宁龙州的撤兵，海通社在重庆的正式开设，则是表示日本让步与德国劝和的开端，这种形势有急转直下可能。

（四）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准备加入日德意同盟，如果日美战争能早日爆发并有胜利把握，他是愿意加入英美同盟的，一个月来他已利用日德意同盟的声势，不久他还会利用日本向他的让步，向英美再敲一笔竹杠。

（五）如果带决战性质的日美战争不能迅速爆发（这个可能多），或虽爆发美无胜利把握（两年内是无把握的），如果英国被德意日3国在今冬明春打得落花流水（十有八九），如果日本能退出武汉等地，仅占沿海与华北，并声明主权仍属中国，由蒋介石派人管理（可能性很大），如果参加日德意同盟反对英美能使中国资产阶级发洋财，他是愿意投降日本的。蒋介石走这条路的可能性最大。

（六）目前的反苏反共新高潮，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准备，但尤其是放弃抗日战争投降日本与加入德日意同盟的准备，我们不要被蒋介石的宣传所迷惑，他的联合英美是宣传，投降日本则是实际。

（七）因为要日本让步须用威迫利诱两个政策，所以蒋介石一面装腔作势地要加入英美同盟以威迫之，一面又发动反共高潮以利诱之。蒋介石知道日本南进需要一个巩固的后方，一个“太平”的中国，而共产党今天已成了破坏日本这个后方的最严重因素，于是蒋介石表示愿意替日本担负巩固后方的职务，以求得日本对他的让步。同时欧洲的德意需要交换亚洲的资源，蒋介石反共于德意亦有利益。故此次反共高潮，主要是准备投降日本与德意的步骤。

（八）在7、8月间蒋介石确曾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准备亲苏和共与某些政治改良，至9月已动摇，至10月乃大变，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

（九）但苏联出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国要争得比较法国优胜的地位，只有苏联出面调整与我们坚持努力才有可能。

（十）但无论那一种局面，国共间的严重斗争是不可免的，蒋介石不论投降日德意或投降英美，均将给我党以大的打击，用武力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严密封锁之，这一计划是下了决心的，故我们有迅速考虑应付办法之必要。

（十一）但不管怎样严重局面，我们是能够冲破的，这种信心应在全党建设起来。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一方面要打破蒋介石的进攻，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严重局面。如何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地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十二）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毛泽东 东亥

11月1日晚，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

“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蒋大喜之时。”“蒋现在正处于3个阵线争夺之中。”“破裂的危机已至。务请中央迅速考虑各种办法，权衡轻重比较，如何能对时局有利，速行决策指示。”

11月2日凌晨，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说：

“中央几次会议都觉得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甚毒。今日会议讨论你一日建议，仍主表面和缓，实际抵抗。”

11月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和缓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你们有何意见，盼立复。”

11月6日，毛泽东复电给周恩来，他写道：

恩来同志：

江电所示重要情报今晨才阅悉。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他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根据3日来电，如能由上述4种势力的联合与配合好转可能性还是有的。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蒋崩溃，请你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是否于适当时机请求见蒋面陈一次，亦请你考虑。向各方活动，应动员多数人员出马（党的、非党的）。蒋夫人处的活动值得注意，桂林方面请告克农亦如此办。

毛泽东 鱼辰

11月6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动员党内外一切力量制止剿共降日的指示，全文如下：

克农、项英、董老并告恩来并转告各方：

目前日德与亲日亲德派包围蒋压迫蒋发动反共战争，投降日寇，我们应向国民党人员及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说明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蒋崩溃，有百害无一利。应动员党内外多数人员出马作上述积极热烈的活动。说话时不要骂蒋骂国民党，只骂亲日派，要求大家注意自己的存亡问题，我们共产党爱护蒋爱护抗战与团结，只要不剿共不投降，等到因剿共投降而闹到亡党亡国之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要告诉党员与一切抗日人员，只要人家团结与积极活动制止剿共投降还有可能性，还来得及，还有这种时间。各地情形望告中央为盼。

毛泽东 鱼辰

1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日本正在积极引诱中国投降。德使陶德曼已有电报致中国当局实行劝和。国内亲日派阴谋家与内战挑拨者，正在积极活动，包围与压迫中国当局，发动内战，实行投降。日本与亲日派之目的，在于引起中国分裂，使国共两党互相火并，两败俱亡，以便彼等坐收渔人之利。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

（二）迅速动员党内外一切积极分子，用口头、文字、图画、书信、电报及一切可能方法，直接间接向政府当局，向国民党，向军队，向各党各派各界，诚恳积极地说明：剿共就会亡党亡国，投降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抗日军瓦解，必使抗战统帅身败名裂，必使全国人民陷入牛马奴隶的境地。这些正是日本的诡计，正是亲日派阴谋家与内战挑拨者的诡计，我们万万不要中此诡计。鹬蚌相争，只使渔人得利。枪口对内，只使亲痛仇快。我们共产党始终爱护蒋、爱护国民党、爱护友军，爱护一切抗日党派团体人员。所要求者只是坚持抗战团结，不投降，不分裂，不内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行我党中央今年七七宣言中的一切宣示及历来统一战线方针，愿与国民党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团结到底。如果他们一时不慎，陷入敌人圈套，闹到亡党亡国，我们就爱莫能助了。对于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全国人民是决不能容忍的。对于一切抗日朋友，则始终爱护。今当存亡危急之时，我们不得不尽忠告之道。同时，要求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积极注意最近河南方面有20万军队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大家应要求政府制止这些军事行动，制止内战的爆发。

（三）党内外积极分子作宣传时，应当注意自己的态度。不要骂蒋，不要骂国民党，不要骂中央军与黄埔系，不要骂杂牌军，不要骂三青团与复兴杜，也不要骂英美与英美派（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加入英美集团，因为他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但这不是目前斗争的中心），而要集中一切注意力痛骂亲日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强调日本的诱降阴谋，响亮地提出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口号，提出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提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制止投降制止内战、驱逐亲日派的口号。我们态度要诚恳积极热烈，尽一切可能，到处奔走呼号，不惜舌敝唇焦，表现自己是一个团结全民捍卫民族的爱国志士与忠心朋友。当此紧张时机，全党中心任务是反对投降与内战，我们过去对于顽固派斗争的火力，现在主要的要转移到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以此为中心而痛击之，如果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被击破，顽固派要投降就比较困难了。

（四）谁是具体的亲日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应依据各地具体证据去决定。而其全国性的领袖，就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集团，这一集团与日本及汪精卫秘密联系着，目前正在包围蒋介石，劝诱蒋介石下剿共命令与调动剿共军队，这一集团的目的，是在执行日本命令，挑起国共战争，使日本军队能从中国泥潭中拔出，好去对付英美，而中国一经内战，势必实行投降。但要全国投降，必须拖蒋下水，于是亲日派从拥护蒋之反共政策着手，极力助蒋反共，他们以为反共战争一经爆发，便把蒋置于炉火之上，下不得台，投降就可以实现。然后要求日本把蒋踢开，自己充当中国贝当，这就是何应钦等的全部阴谋，因此也就可知蒋及蒋系是有被亲日派牵入圈套由反共而走到投降的极大危险性。这是蒋的主要危险，我们应当十分警戒，绝对不可疏忽，以免上他的当。但就目前而论，蒋还站在国际三大阵线中国三条道路（或者投降，或者加入英美集团，或者继续独立战争）的交叉点上，还末下作贝当的决心，因此我们还要争取他，以期延长抗日的时间，那怕是很短的时间也好，目前最危险的，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及内战挑拨者。全党应向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从口头上揭穿何应钦等的巨大阴谋，用各种方法宣布何应钦等的罪状，俾众周知，深恶痛绝，仅仅暂时避免在公开文字上提出何应钦的名字。

（五）必须积极加紧统一战线工作。要进到更加具体化，不失一个机会去联络每一个可能的具体对象。要研究如何接近与如何同每一具体对象协同进行反投降反内战的工作。要求不要过高，那怕只有一二点微小的口头协定都是有用的。要每日每时检讨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要紧密分析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各团体各个人的具体情况，看出其中的矛盾与可能性。不要只看见黑漆一团，闭门不纳，望而却步，这些都是不对的。

（六）关于国民党区域的党的一切组织，必须遵照中央历次指示，全部地完全地有秩序地隐蔽起来，并准备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任何地方，都要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要经得起这种袭击。

（七）关于我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同时必须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反共战争，必须充分地准备着去粉碎日本与亲日派联合夹击的阴谋。

（八）又须告诉党内外一切积极分子与抗日人员，只要大家起来进行坚决的恰当的斗争，目前制止投降与内战，还是有可能的，还来得及，还有这种时间。因此我党及全国人民必须为制止投降与制止内战而奋斗。今天我党及全国人民多作一分反投降反内战的工作，即是明天多得一分胜利。时局的最后结果究竟如何，主要依靠我党的政策与工作来决定。

（九）不管时局的发展如何，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我党有50万军队，有60万党员，有全国人民广大的同情，有很多中间派还可作为我们的朋友或者守中立，有苏联伟大力量的赞助，有世界革命的酝酿，有帝国主义间空前紧张的矛盾，有敌人内部的严重困难，有亲日派与顽固派、顽固派与中间派以及各派内部的严重矛盾，一切这些，都是我们有把握地来说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与中国人民。不论时局如何黑暗，我党是有一切把握去最后战胜这些黑暗的。全世界与全中国的任何黑暗都是暂时的，只有依靠着自己坚决斗争与坚固团结的革命政党与革命人民，才是最后的胜利者。这种信心，要在全党与全国人民中巩固的建设起来。党内外必然发生的一切悲观动摇情绪，必须予以坚决地克服。

11月9日，毛泽东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起草了回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佳电”。他在“佳电”中驳斥了“皓电”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与无理要求，揭露了亲日派的反共投降阴谋，电文中说：

“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劝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惊心动魄，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事甚者。”

毛泽东在“佳电”中警告国民党说：

“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协调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指朱德——笔者注）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做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毛泽东在“佳电”中还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考虑到中间势力“希望中共取缓和与缓转的政策”的愿望，中国共产党采取必要的退让政策，允将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开赴长江以北。

11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明了“佳电”采取的基本立场是：

“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称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亦请对外宣扬，以期停止彼之进攻。”

11月10日，刘少奇致电中央说：

“如不迅速解决韩德勤，巩固苏北阵地，不集中华中主力给反共军主力以痛击，消灭一二个主力师，则华中形势愈难应付”，决心以八路军第5纵队一部监视霍守义部，“主力即进攻宝应、射阳镇以北之曹甸、车桥、平桥一带韩部据点，控制淮安、宝应段之运河，得手后相机南攻兴化、沙沟，彻底解决韩部。”

11月11日，刘少奇再次致电中央说：

“首先消灭韩德勤，巩固苏北，确保津浦路以东地区，集中全力在皖东决战后再相机向西大发展。”

11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陈毅、刘少奇、黄克诚、彭雪枫说：

“一、目前即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第一仗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动手。你们现在应积极准备一切。一面我们仍在重庆谈判。二、对霍守义、何柱国应取争取政策。”

11月14日，国民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共军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以第3、第5战区主力避免与日军作战，集中力量，分期迫使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

第一步，以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再用兵力“肃清”苏北八路军、新四军。

第二步，以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属之李品仙、冯治安、王仲廉各部，及由平汉路以西调来之汤恩伯部，分为鄂中、淮南、襄西、淮北4区，限2月28日前“肃清”黄河以南新四军。

11月15日，毛泽东就如何发动反内战运动以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致电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并新四军、八路军领导人说：

“根据中央11月7日对时局指示及朱、彭、叶、项佳日联名复何、白电所取政治立场，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定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

毛泽东在分析蒋介石进攻华中已具决心，但还存在几种困难时说：

“蒋介石、顾祝同均怕我消灭韩德勤。故我应在各地放出如下之空气，略谓苏北事件我已遵令和解，不咎既往，但如汤、李、霍、莫不停止进攻，则我不得不打韩德勤，此空气尤应直接从韩本人及顾祝同方面着手，表示我可继续保全韩德勤，但必须停止汤、李、霍、莫进攻作交换条件。”

11月16日，毛泽东发出《关于今冬华北各部队任务的指示》，规定华北部队的任务是：1、坚持抗战，与敌人的冬季“扫荡”作斗争；2、进行一次冬季扩兵运动；3、尽量争取时间进行休息与整军；4、强化政策工作；5、加强干部之团结及党的团结。

11月1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向全军批转了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中央及军委完全同意陈毅同志的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战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义，逞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报告转告你们作具体教育材料。”

11月18日，刘少奇与陈毅等分析了苏北形势后，再次向中央报告说：

“现在各方面均来电要求先打韩，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以便将来集中力量对付西面汤、李之进攻。”

至此，刘少奇已经多次强调“苏北地区顽固派到处捣乱，地方武装叛变，中间分子动摇”，苏北根据地“不是走向巩固”，而可能“有许多地方被破坏”等情况，毛泽东终于同意江北部队以增援受到桂军进攻的皖东为名，攻击苏北大运河东侧地区，以期打通苏北与皖东交通。

11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即电复给刘少奇、陈毅、黄克诚，提出以黄克诚部主力隔断东北军112师霍守义部与韩德勤部联系，并说：

“为达此目的，你们应立即准备一个局部战斗，以八路军第5纵队主力，突然攻占凤谷村、车桥两点，再行攻占平桥、安丰等地区，以打通皖东、苏北之联系。限电到5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

接到中央命令后，华中总指挥部立即令八路军5纵队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作攻占射阳、安丰、曹甸、平桥之战斗部署。

11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彭德怀说：　　

“蒋介石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汤、李东进也是吓，许多中间派被他吓到了，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词以释之。我除在文章（佳电）上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其它是寸土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

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陈毅在苏北，李克农在广西，南汉宸在西安，通过各种渠道揭露国民党制造摩擦、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明察真情，奋起阻止，形成反对破坏抗战反共内战的政治攻势。

11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1、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2、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3、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叶挺、项英说：

“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物资势必被打散。”

11月26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示刘少奇、陈毅说：

“攻击淮安、宝应间地域望继续作充分准备，待命实行。”

是日，刘少奇、陈毅即于盐城复电中央说：

“我对韩攻击已全部准备好，决于明日（27日）晚向沙沟、射阳攻击，解决该地之韩部（保留兴化不打）。如何，望即复。”

11月27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等说：

“同意你们意见，唯不得攻击兴化”。

兴化是韩德勤所率江苏省政府所在地。中央认为，在淮安、宝应间打开一个缺口，打通苏皖即可。不打兴化，苏北动作不碍大局。

此次战役由华中总指挥部直接指挥，参战各单位分别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1纵队、2纵队、八路军5纵队1支队。陈毅专门作了战前动员，他说：

“此项行动胜利完成，即会取得大会战的主动地位，与我之全部获胜有重大意义。同时，此次行动为我八路军、新四军战役、战术配合之第一次行动，宜以此次战斗意义振奋各兵团。”

11月27日这一天，项英以他和叶挺的名义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无论如何要在12月底才能开动完毕。他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并耍赖说：

“中央大计如何？究竟有何举动？假若是队伍既未到苏南，又已离皖南，在半路上要战斗，则颇不利。但如有何变动，来得快时，则请无须顾虑，我们就在皖南打，资材与人员的损失是顾不了的，如何？盼立即复。”

这一天，项英又致电毛泽东说：经多方研究与考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不如由第3支队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有利，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化妆过封锁线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请中央电示是否同意这一行动计划，以及叶挺与项英是否同行，或分途北进，何人先走？

11月2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说：

“感酉电悉。1、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2、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电示。”

11月29日拂晓，八路军、新四军参战部队发起曹甸战役。

11月29日、叶挺、项英尚不知曹甸战役已经发起，耽心苏北战事会给皖南新四军带来不利，便致电中央说：

“苏北动作如何？如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们安全北渡后?”

11月30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等人并转周恩来说：

“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应间开一个缺口，以便隔韩、霍，打通苏、皖。顾、韩会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以大局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转移，12月底以前移完不算太迟。”

11月30日这一天，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府，公布了汪精卫与日本驻南京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的《日满华共同宣言》。

毛泽东获此消息，电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李克农，并告彭德怀，刘少奇，项英说：

“日军从24日起向鄂北、鄂西大举进攻。在此情况下，国共关系可能变化，望利用时机善处之。汤恩伯北进反共，敌人却西进反蒋，算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此次蒋、何、白串通一气，用‘皓电’、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它法宝。还是我们历来说过的话，蒋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他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冯玉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他会撕破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蒋现在的特点是内外不稳固，为挽救危机稳固内外防线起见，结成蒋桂何联盟。”“其中心战略是攻势防御，以攻势之手段，达防御之目的，决非全般战略攻势。”

1940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给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提出了与国民党谈判的12项条件，他写道：

“我们应从各方面采取攻势，击破国民党的反共进攻：

一、皖南部队北开，但须延缓开动时间，解决补充条件，保证道路安全。

二、苏、鲁、皖3省部队事实困难，绝对不能移动，立即停止霍守义、莫德宏之进攻，否则引起冲突，我们不能负责。

三、华北部队无饷无弹，如再不发给，迫至无路可走，惟有渡河南下。

四、停止进攻边区之军事部署，停止构筑封锁线，我们则保证不向彼方攻击，所谓我向宜川、宜君攻击，全是谣言。

五、彼方释放罗世文，我方释放孙启人（第33师师长，黄桥战役中被俘——笔者注）。

六、停止陇海、咸渝两路捕人、扣车、扣货，已捕之人、已扣之物一律释放归还。

七、如张国焘、叶青加入参政会，我方决不加入。

八、桂林办事处决不自动取消，如彼方要封，则让其封闭。

九、取消何应钦停发八路军饷之命令，要求立即发给11月经费及10月余欠。

十、停止石友三隔老黄河之行为，并停止其配合敌伪进攻八路军。

十一、保证各办事处之安全，如有逮捕、暗杀、失踪等事，彼方应负其责。

十二、拒绝与何应钦、白崇禧谈判，要求与蒋直接解决问题或与指定之他人谈判，否则宁可不谈。

以上12项，除参政员一项外，均用朱、彭、叶、项意见提出，由你们代表转达之。也不必同时一次提出，遇谈判某一项或某几项问题时相机提出之，但对各项态度均坚决不变。”

12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1941年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毛泽东针对这一年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有所放松，粮食没有实现自给比例的问题，在会上强调说：

“经济工作要适应当前的环境，要团结多方面的人，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12月3日晚，毛泽东致电项英，要他回答下列各项问题：

“1、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2、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3、皖南、江南地区各友军中，是否有坚持抗日同情我党的高级、中级进步军官与进步部队？有突然事变时，是否有掩护我军或与我军一致行动的可能？我在附近友军中统一战线工作如何？4、某方在第3战区的意向如何？顾祝同等中央军态度如何？黄绍竑态度如何？东南局领导下的地方党是否有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上和实际上准备？”

接着，毛泽东批阅了中央机关生产委员会的报告，提笔在报告上画了一个问号，让警卫员去把中央办公厅主任兼机关生产指导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叫来。不一会儿，李富春匆匆赶来，问道：

“主席，有事吗？”

“坐吧。” 毛泽东点点头，指着旁边的椅子。他拿起桌子上的报告问道：“富春同志，这个报告怎么没有规定书记处同志的生产任务呢？”

“我们考虑书记处同志的工作太忙……”

“不！”毛泽东打断李富春的话，说：“这不能成为理由，不能因为忙就站在生产劳动运动之外嘛！”

李富春不以为然地说：

“唉，书记处的同志要抓那么多的大事，哪能事事躬亲呀！”

“该躬亲的事，一定要躬亲。”毛泽东说罢，点上一支烟，重重地吸了几口，若有所思地说：“目前，我们全党集中精力抓生产，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对于这样的大事，我们不能只是发号施令，必须身体力行，必须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做出榜样。作为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就更没有理由将自己置身于大生产之外。”

李富春想了想说：

“你和朱总司令肩上的担子太重，情况特殊，不能按一般同志要求。再说，你还种了菜，这也可以算作生产任务嘛。”

毛泽东摇摇头，站起来，来回踱着步子，说道：

“我们动员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参加生产运动，我们领导同志应该首先站在生产的前列，绝不做特殊公民！我虽然不能和同志们一样去山上开荒种地，但我可以实行变工互助。比如，大家都有制造羊角纽扣的任务，我就可以利用工余时间多干一些嘛！”

李富春无可奈何地笑了，他说：

“我总是说不赢你。那好吧，我们就修改一下生产计划。现在大家的热情很高，中直管理局的同志们提出也要开荒种地缴公粮。”

毛泽东一听，觉得很新鲜，吃公粮的人要缴公粮，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忙问道：

“缴多少？”

“缴一个月的口粮，按每人每天1斤半小米计算，每人上缴45斤。”

“好啊！我举双手赞成。我也要缴一份。”

“那怎么行呢？”

“那怎么不行呢？”

“你的负担太重了呀！”

“大家也不轻松呀！既要抗日，又要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作斗争，还要参加生产运动，可以说是满负荷运转。可是大家仍在奋斗，仍在拼搏，难道我能特殊？你说呢？”

李富春沉思片刻，试探着问：

“主席，你的那一份公粮，由办公厅的同志们代缴行吗？”

毛泽东说：

“那可不行。作客，看戏，可以代替，公民缴纳公粮可是不能代替的。再说一遍，我可不愿做特殊公民噢！”

12月4日，华中总指挥部要求各参战部队攻击前进，在曹甸一线会合，以求得在曹甸彻底消灭韩德勤的主力部队。

毛泽东立刻电示华中总指挥部说：

“只待曹甸、安丰等地占领，此次战役即可结束，仍留兴化、高邮及它处不打，保存韩德勤与蒋介石讲价钱。”

黄克诚闻知曹甸情况后，根据以往作战经验，致电华中总指挥部并报中央军委，对曹甸战役的具体打法提出建议说：

“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消耗伤亡可能。我的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

黄克诚还提出6点具体战法：“1、首先在4个据点（曹甸、安丰、车桥、泾口）间构筑据点，截断其联系与增援；2、肃清4据点周围之敌据点及附近村落中敌人，将其完全逼入4个据点内；3、逐步筑垒掘沟推进；4、用小部队不断接近，消耗其弹药，增加其疲劳；5、派小组潜入，放火烧其房屋；6、探悉哪有弱点可乘时，即以主力猛击而消灭之。我如决强攻，请集中新四军、5纵队全部迫击炮、小炮轰击之。”

黄克诚的建议非常具体，切实可行，但是按照这个方案打起来需要时间太长，更重要的是不符合中央“保存韩德勤”的方针，所以刘少奇和中央都不会采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给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人说：

“国民党甚关心苏北冲突，你们应坚持原定方针，不打兴化，保留韩德勤。并望10天内结束曹甸战役。”

是年冬，毛泽东的警卫员高富有的父亲从山西老家来延安，硬要拉他回家结婚。高富有陪父亲逛完延安市场返回杨家岭，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在他们面前戛然而止，车上的警卫员招手让高富有上车。高富有知道毛泽东在车上，不肯上。毛泽东拉开车门，探出头，指着高富有的父亲问：

“这是你什么人？”

“是我父亲。”

“你还有位老人家，上车，上车。”

毛泽东下了车，不由分说推着高家父子上了车，询问他们家乡的生产和家里的生活情况。高富有的父亲说着说着又扯上了高富有的婚事。毛泽东笑着对高富有说：

“你不回去，他老人家就不走，这可怎么办呢？再想一想，看有什么办法。”

车子很快就到了杨家岭。分手时，高富有的父亲高兴地拉着毛泽东的手说：

“你真好，你真好！”

几天后，毛泽东想出了一个办法，安排高富有到清涧县的裕里村，又派人把他的未婚妻从他们老家的敌占区接来，为他们办理了婚事。

12月5日，彭德怀指挥的华北百团大战历时3个半月结束（关于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本传前边已经讲过，11月2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宣布全面结束“扫荡”。因此关家垴战斗成为百团大战主要战斗结束的标志。但由于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对此役的战绩统计截止日期是在12月5日，因此史学界不少人把12月5日看作是百团大战结束的标志。另一说是15日结束，还有说是1941年1月24日结束。如果承认后两种说法，百团大战就不是3个半月，而是近4个月和5个多月）。

此战的结果，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在《百团大战各阶段作战概述》（也称“1940年百团大战战斗汇报”）中统计：大小战斗1824次，攻夺敌人据点293座，毙伤日军12645人，毙伤伪军5153人，俘虏日军281人，俘虏伪军1407人，伪军反正1845人，日军投诚7人。缴获步马枪5437支，手枪281支，轻机关枪179挺，重机关枪45挺，山炮16门，重炮3门。破坏铁路948里，破坏公路3044里。

另据1940年12月25刊登在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2期上的由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联合公布的《百团大战总结战绩》一文统计：毙伤日军20645人，毙伤伪军5155人，俘虏伪军18407人；拔掉敌伪据点2993个；解放煤矿工友10120人，铁路工友2055人，被迫修路同胞673人。与上一材料的统计差别很大，其它各项则大同小异。

八路军在此战中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共计伤亡17000余人（另一说：阵亡约6000人，伤11700人，中毒21182人，失踪约1000人，合计约40000人。含八路主力及晋察冀军区地方部队，不含其它地方部队及民兵）。根据地人民死伤无数，仅太岳区沁源一县，群众被杀者就多达5000余人，牲口损失近万头，大部房屋被烧毁，不少村庄完全毁灭。

再说12月7日，蒋介石批准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下达各部队遵照执行。

12月8日，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齐电”，电文中除了对八路军、新四军极尽污蔑之外，还强调说：“调防”是“军令”，必须执行，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听从军令调度”，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开到黄河以北。

12月9日，蒋介石下达手令：

“限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至1940年12月31日前必须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新四军限于1940年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并于1941年1月31日前撤到黄河以北地区。”

12月10日，蒋介石密令第3战区司令官顾祝同说：

“一、察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行规定路线亦可。

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及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本年12月31日）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12月10日这一天，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发布了《百团大战总结战绩》。

12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说：

“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新高潮，我们当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12月13日，江北新四军第1、2纵队及八路军第5纵队第1支队奉命合力总攻曹甸。

12月14日拂晓，新四军、八路军各部在曹甸东、南、西3面各自为战，未能形成统一的进攻步调。曹甸久攻不下，且伤亡较大。为此，陈毅命令部队撤出战斗。

12月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

“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战役，我伤亡共约2000人，消耗甚大，平桥虽被我占，但韩部及东北军尚有8000多人在车桥、泾口、安丰、曹甸一带。”“此次战役大概只能如此结束。苏北问题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彻底解决。”

曹甸战役因八路军、新四军无法取胜而收场，这样一种结果，使战役指挥者之间产生了不小的矛盾。刘少奇认为，曹甸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黄克诚的作战消极，有右倾表现。刘少奇还认为黄克诚长期担任政治委员职务，做思想工作是他的强项，但不适合带兵打仗。于是，他以中原局的名义电报中央，建议撤销黄克诚5纵队司令员职务，保留其政治委员。

后来在1941年7月，日军对华中敌后的指挥中心盐城实施大“扫荡”，此时中原局已改称华中局。围绕是否保卫盐城问题，黄克诚又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人刘少奇、陈毅发生了争论。这年秋天，华中局在阜宁停翅港召开干部会议，对黄克诚提出了措词激烈的批评，指责黄克诚“不服从指挥”、“机械地保存主力”等。黄克诚并不服气，据理争辩。他说:

“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到预期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失当。本来有的仗不应该打，要打也不是这种打法。”

联系曹甸战役和盐城反“扫荡”作战的情况，他的结论是“上级处置失误”。黄克诚的观点并未被刘少奇和陈毅接受，他们坚持黄克诚是错误的，应对此负责，并要求他在干部会议上作检讨。黄克诚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为了顾全大局，服从组织，虽对于所争论的问题并没有改变看法，仍按组织决定在旅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我当时考虑，可能是由于我从八路军刚刚划归华中局指挥，相互缺乏一定的了解，所以才会产生我‘不服从指挥’的误会。”

一年后，陈毅对曹甸战役有了理性的反思和总结，他说：

“曹甸战斗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攻坚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

刘少奇后来对曹甸战役也有了客观地反思和自我批评。1944年7月10日，他在给黄克诚的复电中说：

“我们在华中工作，都是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因此，我们能够合作，并能够完成中央所给予的任务。然而在具体工作中，对各种具体问题的处理，则仍有不少错误。例如，曹甸战役，本来是可以不举行的，因为当时过分估计了汤恩伯东进的威胁，2师在桂军进攻下呼救甚急，使我没有细心考虑，急促下决心向顽军进攻，这是我应负责任的。后来强攻曹甸，也是不应该的。当时你反对强攻是对的。曹甸战役未能完成任务，当然不能由你负主要责任。当时有此种说法是不妥当的。”

在抗战胜利后，黄克诚率3师进军东北，途经山东临沂与陈毅相见。陈毅当着山东军区政委罗荣桓的面诚恳地对黄克诚说：

“过去我也有批评错的地方，请你多加原谅。例如曹甸战役，我和少奇没有认真听取你的意见，坚持要打，结果没有打下，我军伤亡很大，最后批评你3师配合不力。撤了你的职，其实责任在我。不看你的功劳，指责你态度不好，指责你把问题直捅延安……是我有错，向你道个歉”。

再说12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叶挺、项英电，电文中说：

“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蒋以新四军正在移动，不同意项副军长来渝，因此中央决定项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叶、项二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资材及后方移苏南者可由子昆、小姚负责指挥。”

毛泽东在电文中所说的小姚，就是饶漱石。

12月16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刘少奇15日电并告陈毅、叶挺、项英说：

“依大局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局部进攻是必然的。华中斗争是长期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与耐心。”“苏北部队亟须整训扩大一短时期，然后以主力一部增援皖东。”“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作为坚持皖东之核心。其大批干部分配苏北、皖东两处建设根据地。”

12月18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刘为章，要求将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时间，“暂缓移动时间至明春2月半”。

12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甲、重庆形势严重，项、曾（山）二人暂勿离开部队。乙、希夷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做部署。丙、秘密文件必须烧毁，严防袭击。”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叶挺、项英，强调说：

“你们的机密文件电报须一律烧毁，切勿保留片纸只字，以免在通过封锁线时落入敌人手中，你们的密码须由负责人带在自己身上。”

12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陈光、罗荣桓、叶挺、项英并告刘少奇、陈毅：

（一）据西安消息，现在皖、豫交界之李仙洲3个师，准备东进援助韩德勤，有渡淮河向砀山前进讯。综合各方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二）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德怀、左权令杨得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达到彭雪枫地区，望陈光、罗荣桓令第5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月内到达张爱萍地区。……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

12月2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希夷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江边须有周密布置。速与胡服、云逸联系，在对岸作准备。”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说：

“据叶、项电，叶军长及干部一部分准备渡江，你处须在江边做周密布置。与韩谈判条件不可过苛，并尊重李、陈各部利益。兴华、高邮地区应保留给韩，我军应停止于兴、高地区，苏北应全部休战，求得妥协，巩固已得阵地。”

12月2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

“目前重心在苏北，其次才是淮北与皖东。故陈、黄两部及115师增加之两个团，目前均应集中于苏北，加紧整训扩大，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并准备于蒋介石真正向我淮北、皖东进攻时，首先解决韩德勤（最后由中央决定），第二步才向淮北、皖东出动。这是胡服前电意见，我们认为是恰当的。”

12月下旬，顾祝同即以7个师8万余人在泾县、太平间布成袋形阵地；第2游击区冷欣也做好了截断苏南、皖南共军联系的准备；李品仙以第176师准备在江北无为地区布防堵截。

12月23日这一天，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说：

“对于北移，原定主力到江北，其他经苏南，同时布置除资材人员从5日起至15（日）止分批到达苏南，目前因敌增兵堵截，正设法北进。”

12月25日，毛泽东鉴于皖南新四军渡江受阻，便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

“据项英电称，顾祝同忽令新四军改道繁、铜渡江，而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舰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偷渡则不能渡，势将进退两难等语。请速向蒋交涉下列各点，并电告结果：1、须分苏南与繁、铜两路北移。2、许由1个月时间。3、皖南军队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4、皖北军队由巢、无、和、含4县撤出，由张云逸派队接防，掩护渡江。5、保证不受李品仙的袭击。6、弹药及开拔费从速发下。”

这一天，周恩来立即约见蒋介石。蒋介石说：

“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今天是4年前共患难的日子，还是和你谈谈话为好。”

周恩来明白蒋介石所说的共患难的日子，就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被释放的那一天。只听蒋介石接着说：

“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抗战4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打内战吗？愿意塌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开到河北，其实是我为你们着想。如果非留在江北，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我这些话没有向外人说，我可以向你说，你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同志：你们过，从皖北一样可过。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至1月底，绝不进兵。”

多么经典的一段台词！蒋介石这一番表演可真叫绝，他正是靠着这一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征服了中国大大小小无数个军阀头目，也把共产党内不少领导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这可真是：古来名伶代代出，唯有今朝出得绝。

抚肩牵手虎哥们，摩顶拍腚狼外婆。

周恩来从蒋介石那里出来，一回到住所便马上将谈话内容报告给中央，说蒋介石已经承诺：

“只要你们说出一条新四军北上的路，我可保证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

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关于目前时局与政策》。他在这个指示稿中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引子，借以强调党的政策在目前反共高潮形势下的极端重要性，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中共中央在讨论指示稿的前一部分时，竟然发生了严重分歧，不仅王明、博古等人否认他们在土地革命时期所推行的“左”倾错误路线，就连其他一些领导干部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现在不应该再算老账。他们还说，王明的“左”倾错误只不过是策略上的错误，不能说是路线错误。

毛泽东为了等待这些领导人的觉醒又一次做出了让步。他在修改稿中，不再提“路线”二字，只说是过左政策。全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改为《论政策》）如下：

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必须明白，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10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五次“围剿”和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是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种过左政策，是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而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具体地说，就是：

一、一切抗日的人民联合起来（或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

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四、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五、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六、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

七、对于反共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顽固派又有两面性，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结日寇和不积极反汪反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因此我们的政策也有两面性，即在他们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们对我党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将这种两面派分子，和汉奸亲日派加以区别。

八、即在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即对其亲日的方面，是加以打击和孤立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是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将这种两面分子，和坚决的汉奸如汪精卫、王揖唐、石友三等，加以区别。

九、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

十、对待帝国主义亦然。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我们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国民党有区别的。在国民党是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我们则应加以区别，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

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许多人不能认真地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的反共政策看得不严重；同时，又有许多人不能执行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简单地看成漆黑一团，表示束手无策。在日本占领区域，也有类似的情形。

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内，由于只知道联合、不知道斗争和过分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性，因而模糊了国共两党的原则差别，否认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的政策，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迁就国民党，甘愿束缚自己的手足，不敢放手发展抗日革命势力，不敢对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作坚决斗争，这种右倾观点，过去曾经严重地存在过，现在已经基本上克服了。但是，自1939年冬季以来，由于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和我们举行自卫斗争所引起的过左倾向，却是普遍地发生了。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纠正，但是还没有完全纠正，还在许多地方的许多具体政策上表现出来。所以目前对于各项具体政策的研究和解决，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各项具体政策，中央曾经陆续有所指示，这里只综合地指出几点。

关于政权组织。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吸引广大的非党人员参加政权。在苏北等处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还可以少于三分之一。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均要吸引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必须容许不反共的国民党员参加。在民意机关中也可以容许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关于劳动政策。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但是切忌过左，加薪减时，均不应过多。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8小时工作制还难于普遍推行，在某些生产部门内还须允许实行10小时工作制。其他生产部门，则应随情形规定时间。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至于乡村工人的生活和待遇的改良，更不应提得过高，否则就会引起农民的反对、工人的失业和生产的缩小。

关于土地政策。必须向党员和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

关于税收政策。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征外，80%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捉人罚款以解决军饷的办法，应予禁止。税收的方法，在我们没有定出新的更适宜的方法以前，不妨利用国民党的老方法而酌量加以改良。

关于锄奸政策。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对于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不要将国民党一般情报人员和日探汉奸混为一谈，应将二者分清性质，分别处理。要消灭任何机关团体都能捉人的混乱现象；规定除军队在战斗的时间以外，只有政府司法机关和治安机关才有逮捕犯人的权力，以建立抗日的革命秩序。

关于人民权利。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政府仅仅干涉在我根据地内组织破坏和举行暴动的分子，其他则一律加以保护，不加干涉。

关于经济政策。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凡此都是为了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

关于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不要畏首畏尾，惧怕反动分子混进来。这样的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混进一些来，在学习中，在工作中，再加洗刷不迟。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

关于军事政策。应尽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抗战的最可靠的武装力量。对于国民党军队，应继续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尽量地发展交朋友的工作。应尽可能地吸收那些同情我们的国民党军官和无党派军官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加强我军的军事建设。在我军中共产党员在数量上垄断一切的情况，现在也应有所改变。当然不应该在我主力军中实行“三三制”，但是只要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里（这是完全必需的，不能动摇的），便不怕吸收大量同情分子来参加军事部门和技术部门的建设。在我党我军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已经巩固地建设成功的现在时期，大量地吸收同情分子（当然决不是破坏分子），不但没有危险，而且非此不能争取全国同情和扩大革命势力，所以是必要的政策。

以上所述各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规定的许多具体政策，全党必须坚决地实行。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但在纠正错误时，应是有步骤的，不可操之过急，以致引起干部不满，群众怀疑，地主反攻等项不良现象。

这个修改稿子虽然被通过了，但党内这一批人一被触到痛处就不认账甚至要赖账的事实，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全党对过去党的历史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科学的正确的认识；二是必须纠正党内在学风、党风、文风方面存在的不正之风，即解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全党才有巩固的团结，才能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部队。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有必要研究一番党的历史，把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把正确与错误弄明白。只有这样，才能统一全党认识，才能在未来的斗争中保持步调一致，保证党的事业健康向前发展。

毛泽东首先决定编辑一套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把这些历史的东西展示出来，要让全党都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为党内开展一场整风运动做好准备。

不久，他便开始着手筹划并主持编辑《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为此，他呕心沥血，阅读了大量文件，在王首道、陈伯达和胡乔木的协助下，历时将近两年，终于完成了这两部大型历史文献。其中的《六大以前》，收入的从1922年3月至1928年6月的各类文件，就多达199篇。

欲知毛泽东还有何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中共中央在讨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与政策》一文时所发生的严重分歧，可以说是毛泽东决定进行延安整风的主要起因之一。到了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高层中的多数人，还不承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影响，这可能是毛泽东没有料到的。前边已经讲过，有一批人长期以来一直是讳疾忌医，一触即跳。可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采取的策略，是多么的具有远见。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要以史为鉴，教育全党汲取历史的教训，不要在新的条件下重犯历史的错误，是多么的艰难。于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计划在毛泽东的心中开始酝酿，提拔新人！整顿党风！

第45章 1940年12月—

“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

话说1940年12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一封致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人的复电。他在复电中写道：

“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接着，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项英说：

“关于销毁机密文电是否执行？你应估计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在此基点上，除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外，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电报通通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电稿随看随毁，密码要带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并预先研究遇危险时如何处置。此事不仅军部，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

12月26日晚，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驻地设宴招待来自南方参加“七大”的各位代表，宴席摆了六七桌，41位代表都参加了。

这41位代表来到延安的确很不容易。早在1939年11月，香港党组织选出的“七大”代表有钟明等5人，分两批先后进入东江游击区，由东江纵队派人护送到韶关，与广东省委选出的“七大”代表古大存等会合，组成广东代表团。随后，广东代表团成员分别化装到桂林，在八路军办事处集中，换上了八路军战士的军装，乘新四军派来的军车到达黄山附近的太平镇。由于前面没有公路，代表们徒步翻越黄山，到了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又转移到中共中央东南局驻地丁家山。在这里，他们与浙江、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上海、闽粤边、苏南等9个地区参加“七大”的代表会合，共41人。根据东南局的指示，代表们组成了临时党支部，由古大存任书记。这时，中共中央来电指示，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局势恶化，南方各省出席“七大”的代表不宜走西安等后方大城市，而应通过敌后根据地到延安。1940年1月，新四军反“扫荡”取得胜利，铜陵、繁昌先后被攻克，北上的道路已经打通，东南局让“七大”代表对外称“服务团”，指定由古大存为团长，立即出发。1月20日，“服务团”在新四军军部一个连的护送下，从芜湖乘坐两只大木船，绕过日军的巡逻艇，渡过长江。之后，他们又随罗炳辉的部队夜间越过津浦路，辗转行军，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安徽来安县半塔集。“服务团”在半塔集停留了半个月后，又向皖东北挺进，两渡古金河，夜行百里越过陇海路，经过台儿庄，抵达鲁南山区八路军115师师部峄县抱犊崮。经过一个星期的休息后，115师派老6团团长贺东生率一个加强连护送“服务团”去鲁西地区，经泰西、东平、湖西、鲁西，进入冀南根据地。8月，冀南军区派一个团护送过平汉路，进入冀西武安山地区。随后，“服务团”又在部队的护送下，到达八路军总部。9月，徐向前由山东经八路军总部去延安，总部派了两个团护送，总部让“服务团”和徐向前同行，连闯5道封锁线，于12月26日下午到达延安。代表们历时一年，跨越11个省，行程万余里，可谓是一次艰苦的“长征”。他们尽管历尽艰险，但在新四军、八路军的掩护下，41人全部安全抵达延安，也算是一大幸事。

毛泽东、朱德、张闻天、林伯渠、博古、王若飞等中央领导人亲切地接见了各位代表。宴会开始后，毛泽东叫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饭。他端起酒杯致词说：

“同志们旅途辛苦了，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各位致意，敬大家一杯酒。”

说罢，他端起酒杯逐一到代表席上敬酒，一一问好，询问代表们的姓名和籍贯。一位代表见毛泽东来到了自己跟前，连忙起身，激动地说：

“我是韶山的，叫毛朗明，派名毛泽林。”

毛泽东惊喜地说：

“呵！你是韶山哪个屋场的？”

“我是龙坝湾的。”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毛秋阶，派名毛贻桂。”

“呵，你是秋阶二叔的儿子。嚯！好呀！老弟你也当上代表了。”

毛朗明是韶山区委书记，他见毛泽东如此亲切，就说：

“主席，韶山的父老乡亲要我代表他们向您表示问候。我还有许多情况要向您汇报。”

毛泽东说：

“好，谢谢乡亲们。我正想知道一些乡里的事情，你什么时候有空，到我家里来谈一谈。”

“我一定要来看您的。”

此后，毛朗明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由于他水土不服，也不习惯吃小米，得了胃病，又患上了疟疾，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不久，有一封信转给了他，他还以为是毛泽东的回信，可仔细一看，却是自己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只见信封上写有几个字：“有意见请自己来。”后来他才知道，毛泽东并未见到这封信，是他的秘书不知情，怕影响他的工作，就在信封上批了这句话，退了回来。

12月27日，毛泽东仍然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移做最后的努力，他一面让周恩来继续同蒋介石交涉，要蒋介石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毛泽东在电报中写道：

“新四军江南部队遵令北移，祈饬庐、巢、无、和、含、滁地区贵属勿予妨碍，并予以协助，以利抗战，特此电恳，敬盼示复。”

12月2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给项英的电报中，再次严厉批评了他犹豫迟疑的态度，电文中说：

“若不迅速北移，必然遭到极大损失。”

12月29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和第3战区的计划，国民党第32集团军，制定了《进剿匪军计划》。计划明确规定：

“以策应苏鲁友军作战，决先扫荡苏南、皖南一带匪军匪党为目的，于苏南方面对敌伪及匪军采取守势，以主力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之。”

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转达周恩来29日来电说：

“据恩来电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4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12月31日，毛泽东按照30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

一、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汤、李各部正在东进，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以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

二、除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加强华中兵力外，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

三、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各部须完全服从他们的命令，不得违误。

四、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

五、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必须指出国民党这一行动的危险性，在于日益削弱抗战力量，非但不利于共产党，更加不利于国民党，不利于全国人民，只有利于敌人与亲日派，如不被阻止，势必发展为全国的内战。估计到反共军的士兵是不愿意的，多数干部是被迫的，也有许多高级将领是动摇的，因此我们对于反共军不但要注意打击，而且要注意争取，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灵活的运用策略。

六、估计到反共军进攻的口号可能是到敌后抗日，并不提出打八路军新四军，因此我军在其进攻开始时的对策还是一来即打，还是先礼后兵，是值得考虑的。关于这一点，届时中央当有指示，你们可提出意见。

七、估计到华中的斗争是长期斗争，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因此反摩擦斗争必须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扩大巩固军队密切联系起来。在此斗争中，逐渐削弱反共军的力量，逐渐壮大与锻炼我们的力量，而最后击破反共军。因此我们必须紧张地对付这一局面，但又必须作长期耐性的计划，不要过于急躁，不要企图在短期内取得全部胜利。

八、估计到国际国内各种条件，国民党的反共进攻及高压政策是要失败的，必无前途的，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提高胜利信心，不要为国民党的进攻与高压所吓倒，必须克服可能的悲观情绪。

九、目前中原局的任务是积极进行粉碎这一进攻的布置与力量，目前南方局的任务，则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决心。蒋及国民党虽然其势汹汹地举行进攻，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

十、对于蒋及国民党急于要求我们表示最后态度，答复蒋之命令，中央决定报之以冷静与不理，自朱、彭、叶、项佳电发出后，不论其如何谩骂与进攻，党中央及朱、彭、叶、项暂时都不去理他，待其闹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发言，表示我们的态度。这与各下级及地方党应该随时表示态度有区别，然而正是目前对付国民党的好方法。因为蒋介石要急，我们就并不急了。

中央书记处

12月底，蒋介石下达密令将新四军皖南部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此时，顾祝同任命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为前敌总指挥，采取“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的方针，已经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

1941年1月1日，新四军军部致电中共中央说：“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但电文中没有说明他们转移的具体路线。

1月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说：

“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1月4日夜，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1个教导团、1个特务团和第1支队、第2支队、第3支队的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分3路由军部所在地泾县的云岭及罗里村等地向南进发，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部队为什么不直接向北进入苏南根据地，却偏偏要南下呢？原来，项英耍了一个小聪明，他提出要“声东击西，迷惑敌人”，命令部队向东南走，绕道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麓到溧阳苏南根据地，然后待机从镇江以东渡江北上。这条路线对新四军非常不利：在政治上，向国民党后方行动，无异于授柄于国民党，他们可以说新四军是要进攻他们；在军事上，向国民党重兵扼守方向行动，无异于自投罗网。

此时，国民党利用有利地形，已经在新四军东去南下的路上布下了重兵，计有新7师、40师、52师、79师、108师和临时从苏南调来的62师、从太平调来的川军144师，以及从铜陵、繁昌调来的原为江防用的两个炮兵旅，共8万余人。国民党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的部署是：以国民党第25军军长张文清，为“剿匪右翼军指挥官”，以国民党第32集团军副总司令刘雨卿，为“左翼军指挥官”，率部堵截新四军东去之路；以第23集团军司令唐式遵指挥的79师、62师，堵截新四军南去之路。这些部队分别于1941年1月3日之前到达指定地点，修筑碉堡工事，早已形成了对皖南新四军的袋形包围。

1月5日，叶挺、项英致电中央说，新四军皖南部队于1月4日夜开动，5日晨到太平、泾县间茂林地区。

1月5日下午，皖南新四军到达大康王、茂林、潘村铜山等地，先头部队1个团在山口隘路遭到国民党第40师前哨阻击，双方发生争夺战。

1月6日，国民党军第40师主力投入战斗，第144师、52师、79师迅速向新四军进逼。

１月7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叶挺、项英5日来电说：

“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1月7日下午，新四军3个营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于黄昏时分攻克了星潭，乘胜向廊桥河进击，3路人马只要会师于廊桥河，部队就可以冲出包围圈。可惜新四军军部与前方部队没有拉电话线，此时军部不知道星潭已经被前锋拿下，项英还在百户坑主持召开临时军事会议，而且一讨论就是7个多小时，丧失了宝贵的突围时间。

项英在袁国平、周子昆的支持下，否定了叶挺坚决攻下星潭突围的正确主张，改令部队立即后撤，向西南方向行动，走高岭绕道去天目山，坚持游击战。

1月8日凌晨，皖南新四军向石井坑方向转移，遭到国民党军第79师和新7师的拦截。项英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经与叶挺、周子昆、袁国平、李一氓、饶漱石研究，决定重返云岭，从铜陵、繁昌间渡长江北上。由叶挺亲赴第一线指挥战斗。

1月8日夜，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擅自离开了军部。深夜11点左右，叶挺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离队的情况报告了刘少奇。

１月9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报告说：

“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项、袁、周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

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的电报，这才知道皖南事变发生了，但具体情况不详，便以他和朱德、王稼祥的名义复电刘少奇说：

“9日电悉。你说项、袁、周已离开部队，我们尚未接到此项消息，他们何时离开的，现到何处，希夷、小姚情形如何，军队情形如何？望即告我们。得叶、项微辰（5日——笔者注）电，他们支（4日——笔者注）夜开动，微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1月9日晚，叶挺、饶漱石在给刘少奇并转中央的急电中说：

“支持4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即斟酌实情，可否由中央或重庆向蒋交涉立即制止向皖进攻，并按照原议保障新四军安全移江北及释放一切被捕军部工作人员。”

１月10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报告说：

“接希夷、小姚9日来电，说项、袁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别，行动方向不明。部队受敌包围激战，决定9日晚分批向北突围。他们在何处及情况如何我亦不知，2支队在江南集结，待命行动接应他们，亦不知他们行动。他们应从泾县以北青弋江、宣城向郎溪东进才安全，而先向南行，动到茂林拖了许多天，致受敌包围。”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立即复电刘少奇、陈毅说：

“你们转来叶、姚电悉。叶、姚是完全正确的，望你们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

1月1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并转叶挺、饶漱石并全体同志，电文中说：

“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

1月11日下午，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回到石井坑大园村军部。项英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

“我们的事中央知道吗？”

“已经知道了。”

“中央的意思呢？”

饶漱石没有回答，拿了一份电报给他看，电报上说，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项英把电报还给饶漱石，说：

“好吧，既然中央有命令，那你们就负责指挥吧。”

袁国平对叶挺说：

“军长，我向你检讨，我犯了右倾的错误。”

项英说：

“这一切由我负主要责任，如能生还，我将向中央检讨。”

1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的指示电。指示电说：

“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给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电：

“新四军在茂林地区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有全军覆没之可能，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最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

毛泽东还致电刘少奇、陈毅并转告叶挺、饶漱石说：

“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指定目标，分作几个支队分道前进，不限时间，以保存实力，达到任务为原则）为有利。望考虑决定为盼。因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这天晚上，刘少奇、陈毅向中央建议说：为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请朱、陈、罗准备包围沈鸿烈，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

1月1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彭德怀、左权，陈光、罗荣桓，叶挺、项英、饶漱石，周恩来、叶剑英，全文如下：

胡陈，彭左，朱，陈罗，叶衔姚（胡陈转），周叶：

甲、同意胡（指胡服，即刘少奇——笔者注）陈12日电，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胡陈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

乙、周叶正在重庆抗议，我们正用朱彭叶项名义发出抗议通电，望叶项电达茂林被围部队，如无法突围应再坚持10天可能有办法。

丙、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丁、为应付严重事变，华北准备机动部队应加紧。

戊、为应付严重事变，重庆、桂林、西安、洛阳各办事处应即刻准备好对付蒋介石袭击。

己、对皖南事变应公开宣传，对消灭韩沈部署，应绝对秘密。

　　毛 朱 王元申

接着，毛泽东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起草了抗议国民党军包围皖南新四军的通电。通电中说：

“我江南新四军军部及部队万人遵令北移，由叶挺等率领行至泾县以南之茂林地区，突被国军7万余人重重包围，自鱼至文，血战7昼夜，死伤惨重，弹尽粮绝。挺等率部遵令北移，并遵顾长官祝同指定路线向苏南转移北上，不意全是诱我聚歼之计。在战斗中据所获包围军消息，此次聚歼计划，蓄谋已久，布置周密，全为乘我不备，诱我入围，其所奉上峰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等语。”“我八路军新四军前受日寇之扫荡，后受国军之攻击，奉命移防者则遇聚歼，努力抗战者则被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特电奉达，敬恳中央立解皖南大军之包围，开放挺等北上之道路，撤退华中之剿共军，平毁西北之封锁线，停止全国之屠杀，制止黑暗之反动，以挽危局，以全国命。敬恳诸公仗义执言，予以援助。临电悲愤，不尽欲言。”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

“请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交涉，如不立即解围，我们即刻出兵增助，破裂之责由彼方担负。”

指示电中还嘱令他们立即散发抗议通电。

此后，蒋介石一面诡称：已电告顾祝同查询真相，一面密令国民党部队，切实执行已定的“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计划。

1月13日下午，国民党军第40师向泾县东流山发动第3次总攻，新四军5团和特务团的阵地相继失守，设在石井大院的军指挥所被冲散，新四军军部秘书、《渔光曲》的作者任光在突围中壮烈牺牲。从东流山后撤的余部，一齐拥向石井坑，原来的建制已经打乱，无法实行统一的指挥，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是日晚，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叶挺军长下令，要求大家想办法突围出去，他最后说：

“现在全面突围，走西北角穿过凤村，向铜、繁挺进。集中突围如果不成，就分散突围，三五个人一起都行，过江后到无为会合。明月有缺也有圆，人生有散也有合，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

说罢，他亲自率领大家翻过一座大山，向大京王方向退却，第二天拂晓到达大康王。此时，出坑口处已被国民党军108师堵击，封锁了新四军出路。饶漱石主持召开新四军党组织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参加会议的有叶挺、李一氓、张元寿、钱俊瑞、余立金、王聿先等人。会后，饶漱石对叶挺说：

“你是否可以下山去同国民党军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谈判，让在山上的我军指战员能下山回苏北新四军去？”

叶挺说：

“现在谈判是没有条件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10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再也不能有第二次了。”

饶漱石说：

“过去的那些暂时不谈。这一次，是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派你去的，我自应向党中央报告，在座的同志只要有一位能冲出去回到部队，就可以证明是党派你去的。”

叶挺沉思良久，说：

“好吧，如果是党决定派我去的，我就服从。”

叶挺先派了两个参谋拿着他的名片下山联系，结果被国民党军扣留了。

1月1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刘伯承、邓小平，吕正操、程子华，朱瑞、陈光、罗荣桓，刘少奇、陈毅，周恩来、叶剑英电，正式宣布：

“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

“现在不是走何路线问题，而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攻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

1月14日下午4时，叶挺带着王聿先、黄炳生、徐冬梅和几个侄子叶育青、叶一舟、叶钦和、叶天流、叶福如，还有两名警卫员和副官、秘书，一行13人下山去和国民党谈判，在鹿角山以西山冲中，被国民党军52师扣押。

上官云相随即给所属部队下达了分区清剿新四军余部的命令，要求“各部细密打扫战场，须注意遗弃械弹及化装潜匿之匪军要员，勿使得逃。”

至此，皖南新四军指战员们经过7昼夜的英勇拚杀，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阵地完全被国民党军占领。除黄火星、傅秋涛、江渭清等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7000余人大部分壮烈牺牲，一部分被俘和失散，被俘的指战员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来查明，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周子昆等人是在1月13日又擅自离开了部队，袁国平在突围中身负重伤自戕而死，项英同警卫人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五六个人，周子昆同警卫员黄诚，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同张益平、王本元等四五个人，分头突出了包围。几天过后，项英等同李志高、谢忠良以及刘厚总等先后相遇。又过了几天，项英一行十多人，又与周子昆、黄诚等相遇。项英、周子昆见面时心情非常激动，都留下了眼泪。项英说：

“部队受到这么大的损失，责任在我。回到中央后，我要作检讨。”

他们在石井坑的一个小茅棚里住了几天，随后又向激坑方向转移。在转移过程中，项英、周子昆都曾掉到河里，烤衣服时，暴露了他身上保存的黄金、银元、钞票和首饰。

在激坑期间，又有一些指战员与项英等会合在一起，其中有军部代理协理员杨汉林、5团3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军部参谋刘查、老一团的营长李元、营教导员敖箔胜等。在2月底至3月初，他们又转移到了撅坑的石牛坞村。在蜜蜂桶附近有一个山洞，位处半山腰，地势险要，又较隐蔽，项英、周子昆便住在这个洞里。住在这个洞里的还有警卫员夏冬青、黄诚和副官刘厚总。洞下面约200米处，搭了一个茅棚，谢忠良、李德和、张益乎、郑德胜等住在那里担任警卫。3月13日晚，警卫员夏冬青有事外出，洞里点上了蜡烛，项英和周子昆在地上划了个棋盘，用小石子作棋子下棋。10点多钟，黄诚说：“天很晚了，首长睡觉吧”周子昆说：“小黄，你先睡吧，等一下就睡。”3月14日凌晨，黄诚睡得正熟，突然被几声沉闷的枪声惊醒，伸手就去摸枕头下面的手枪，突然一道电筒光射在他脸上，右臂挨了一抢，紧接着又是一枪，他就昏过去了。开枪的不是别人，就是刘厚总，他以为3个人都被打死了，便抄走了他们的武器和经费，急急忙忙下山逃走了。

后来，已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叶挺将军听到项英的死讯后，对探监的朋友说：“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他的重大失误不是与我合作不好，而是对中共中央一再要他提高政治警惕性的指示置若罔闻，竟然完全按国民党顽军设计的陷阱走，最后铸成大错。”

再说在１月15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皖南事变，他在发言中说：

“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新四军的领导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摩擦的思想准备，其次便是指挥上的错误。新四军本来可以北上，但项英动摇，如不是项英动摇，是可以不失败的。对于皖南事变，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前年我们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那样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中间派喊叫，我们也不可全信。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对项、袁的错误须立即宣布，如何处置交‘七大’解决。”

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英、袁国平同志错误的决定》，全文如下：

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项英于1937年9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说，即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此后，他对统一战线的了解，都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在此问题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是完全和项英一致的。他所领导的政治工作，也是失去党的独立性，引导新四军去适合国民党要求的。3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地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机会主义路线。他们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3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关于项、袁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以为他们有了转变，今始证明依然未改。在新四军之其他部分，则在胡服、陈毅诸同志领导下，或则执行了正确的转变，例如皖东与苏南，或则自始即未受项、袁错误领导的影响，例如鄂中与淮北。在这些地方的新四军，适与项、袁直接领导之皖南部分（约占老部队三分之一，在全军则占九分之一）成为相反之对照。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因项、袁先是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刚刚开动走30里，又停下来，在泾县以南之茂林村地方，徘徊不进，让反共军逐渐合围，最后，除傅秋涛同志率领一部突出外（但至今尚未脱离大包围），主力约七千人全部覆灭。该部于1月5日开至茂林，在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之反共军七万人合围后，仓促应战，除项英、袁国平等少数人仍然表示可耻的怯懦动摇外，全体指战员在军长叶挺与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二人领导下，与反共军激战7昼夜，表示了共产党员与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但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至于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当项英、袁国平一贯执行其机会主义路线时，新四军军委分会委员与东南局委员中即有不满或反对项、袁错误的同志。对于项英压制干部积极性的家长制态度，党内不满意的人是很多的。当胡服同志在皖东，陈毅同志在苏南，传达中央指示，执行工作转变时，当地同志全体对于项英错误的坚决反对与对于中央路线的热烈拥护，就是明显的证据。为了今后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胜利地进行抗日反汉奸的斗争，中央对于项英、袁国平所犯错误特有如下之决定：

一、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全党全军应该警惕，引为鉴戒。当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时，项英、袁国平也是参加了的，但随后他们却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强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虽然在现时我们还不把项英与叛变了的张国焘同等看待，还待他今后事实的证明，如果项英没有在战斗中牺牲与没有冲出包围而是被反共军俘虏，我们还希望他们在被俘后能够表示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但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是应该指出的。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像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而对于已经犯了严重错误又不服从中央或上级领导的同志，必须及时预防，加以调动与处置，这亦是从项、袁失败应该引出教训的。

二、当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处于严重困难关头，蒋介石与国民党实行坚决的反共政策之时，我全党全军必须以项、袁为戒，于坚持抗日立场之下，在精神上、政治上、军事上及一切组织上严肃我党我军的阵容，方能粉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反共进攻与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

三、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四、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

1月15日晚，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人说：

“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只有猛烈地坚决地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裂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1月16日，在医院休养的林育英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又见党内不少人出于对国民党背信弃义的愤怒，要求与国民党决裂，心里很不平静。他抱病给毛泽东写信说：

“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矛盾，皖南事变虽然使我党受到很大损失，但与‘四一二’、‘马日事变’还是有些不同，日本帝国主义未赶出中国，统一战线仍要坚持。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不可能胜利。”

毛泽东读了林育英的信，为他关心党的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的精神所感动，马上复信嘱咐道：

“你病如何，甚以为念，请好生保养为盼!”

此后，毛泽东又来到林育英住处看望他，握着他的手说：

“育英同志，你的病情我一直挂记在心，我总想来看看你，因为太忙，一直没有来成。今天，我特地抽点时间来看看你。同时，也感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

林育英说：

“主席，我现在是老病号。你太忙，再不要来了。”

1月17日傍晚，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发布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通令中还说：“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

同时发表军委会发言人谈话说：“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

此前，白崇禧力主取消新四军番号，蒋介石便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关于此事，王世杰在1月17日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今晨予往蒋先生寓邸，面述关于处置新四军问题之意见。予力主不将处理命令公布，如有必要，仍应以密电通知各军政机关。予所顾虑者，此种公开宣示，有促成共产党军队叛变，造成大规模内战之危险，国际方面观感及沦陷区域人心亦应顾虑。”此意见虽未被蒋接受，但蒋明确表态说：“公布文件中应不涉及共产党或第十八集团军，而以指斥新四军为限。”

毛泽东获悉重庆军委会发布的通令和军委会发言人的谈话，立即致电周恩来说：

“蒋1月17日命令及谈话，对我们甚为有利，因为他把我们推到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因为破裂是他发动的，我们应该捉住1月17号命令，坚决反攻。”“蒋以为我们怕破裂，我们须表示不怕破裂。”

1月17日，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他又打电话怒斥何应钦说：

“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被国民党当局扣发后，指示报纸次日刊出他书写的题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的谈话》。会议同时决定：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介石呈报任何文电。

《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皖南新四军军部及主力8000余人于本月4日起，开始遵照党中央向国民党让步的决定，服从蒋介石命令，向江北移动，不料国民党当局早有“聚歼”计划，我军行至泾县之茂林即为国民党军队7个师重重包围，激战7昼夜，全部覆殁。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国民党现已公开宣布新四军叛变，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

二、国民党这一表现的原因是：第一，亲日派何应钦及西西系陈立夫等经过反共，准备投降的阴谋活动。第二，顽固派头子及英美派代表，由于英美集团与德意日集团间矛盾之扩大与英美拉拢中国之积极，及日本在中国的进攻行动受到了英美的牵制等原因，他们的气焰大为高涨，认为此乃向我党进攻以巩固其统治的有利时机。皖南事变即是三国同盟以来国民党内亲日派、英美派同谋的一连串反共事变的继续发展。

三、皖南事变及国民党的公开处理，在全国人民及全世界公正人士前面，暴露着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真面目，暴露着他们的阴险毒辣，没有信义，没有道德，它将使国民党的威信大受损失，同时揭破其关于统一军令政令之宣传的全部虚伪性。因此，皖南事变同时造成了我们在政治上给国民党亲日派、英美派向我们的进攻以有力回击的有利条件。新四军是积极抗日的，北移是服从命令的，现在得着的是被消灭，被宣布为叛变与被交军法审判。一切理由都在我们方面。

四、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进攻，中央特决定：

（甲）在各抗日根据地内经过刊物，报纸，会议，群众大会，对于国民党亲日派，顽固派同谋歼灭皖南新四军的行动，提出严重抗议，并到处提出下列口号：（子）立刻释放叶军长，释放一切被俘将士，抚恤伤亡，惩办祸首！（丑）立刻停止华中20万大军前进剿共，反对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前线国军同八路军新四军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日！（寅）立刻停止陕甘宁边区周围的碉堡线，把一万万元的碉堡建筑费，用到国防建设上去，用到改善人民生活上去！（卯）取消一党专政，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政治，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释放张学良，杨虎臣，马寅初以及一切抗日救国的政治犯。保障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辰）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驱逐亲日派头子何应钦、陈立夫！

（乙）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无情地揭破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对人民，对革命分子则肆意压迫与屠杀，对日寇、汉奸则消极应付与宽容，有功者罚，有罪者赏等一切倒行逆施的黑暗的反动的方面，指出只有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才能使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

（丙）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

（丁）在大后方应经过各种不使党的组织遭受破坏的，侧面的，间接的方式去动员舆论与群众，特别抓住物价高涨去提高人民的不满情绪到要求驱逐亲日派，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抗日的水平。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的谈话》全文如下：

此次惨变，并非偶然，实系亲日派阴谋家及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查自抗战军兴，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不久即合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3年余以来，该军转战大江南北，抗御强敌，屡建奇功，不但国人所尽知，亦为环球所共见。此等抗日有功之部队，理应加以爱护。乃当局人员，于大敌当前国难益深之际，未能凛然于民族第一、抗战第一之义，挟其10年反共之成见，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之军队，始终视为异已部队，侮辱、虐待、包围、袭击之事，层出不穷，对新四军当无例外。该军在鄂中之李先念支队，被程汝怀等攻击多次；在苏南之陈毅支队，迭受冷欣压迫；在苏北之管文蔚部，则受韩德勤压迫；在皖东之罗炳辉、淮北之彭雪枫部，则受李品仙压迫。该军在平江、在豫西之后方留守人员及受伤官兵，则迭被惨杀，曾发生有名之平江惨案与确山惨案。即该军参谋长张云逸之老妻幼子，亦被拘捕。此皆过去数年之事实，昭昭在入耳目者。近数月来，更变本加厉，苏北、皖东、鄂中各地，大举进攻，名曰剿匪，江淮一带，早已闹得乌烟瘴气。不宁惟是，去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总参谋长之名义，致电十八集团军朱彭总副司令及新四军叶项军长，不顾事实，强调所谓军政、军令，勒令新四军、八路军各部限期集中黄河以北。朱彭叶项为顾全大局起见，允将新四军江南部队北移，是以有佳电之答复。至12月底，新四军叶军长等，业将移动部队准备就绪，正欲开动之际，不意国民党各地言论机关，公开宣布该部北移消息，实际上不啻向敌人告密；同时即闻当局已对顾祝同、上官云相下达袭击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之语。然外表则说已令各部协助通过，决无留难云云。叶军长等以言出负责当局，料可置信，乃于本月4日毅然开动，计新四军军部及部队共约万人。不意甫经开动，即遭袭击，行至泾县、太平间之茂林村地区，即突被52师唐云山、108师戎纪五、79师段茂林、144 师范子英、40师詹忠言、新7师田钟毅、第10师王劲修等7万余人，统受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分进合击，大举围攻。叶军长等一面仓促应战，且战且走；一面电告当局，质问理由。乃当局在该部被围血战7昼夜中，始终佯称已电顾祝同询问真相，并诡称已令顾氏撤围放行，实则密令各部实行其聚歼计划。至13日，激战已8昼夜，我遵令北移遭遇袭击之新四军，果已弹尽粮绝，全部牺牲，已达当局聚歼之目的矣！至昨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正式发出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并直认将皖南新四军部队歼灭，又谓该军军长叶挺负伤被俘，副军长项英在逃，正缉获中，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等语。一篇堂皇文告，已将其阴谋消灭抗日部队之真面目，赤裸裸的表白于全国人民面前。事有凑巧，正是17这一天，日本同盟社亦从南京发出了一个惊人电讯。该电略谓：“重庆政府严令长江下游江南地区之共产军，于12月26日以前移往江北，第3战区司令长官为使共产军早日移往江北，遂开始在东流附近围攻新四军及共产军各军队，共产军一部已于10日由荻港附近溃退江北。自14日以来，日军各部亦攻击宣城、金坛附近之新四军，‘国民政府’绥靖部队亦协助日军作战”。至此，一幕消灭抗日武装摧残异己力量之大阴谋惨案之真实内容，乃益大白于天下。所谓限期北移者，不过诱我军入围配合聚歼之诡计。所谓军纪国法者，不过于聚歼之后，尚有宣布叛逆交付审判之一套而已。过去高唱军纪森严国法神圣之滥调，不过是摧残异己阴谋杀人之骗词。新四军为抗日部队，北移乃遵令行动，乃竞遭围击聚歼之惨变，军纪何在？国法何存，盖违令者即下令者，毁法者即造法者，实已无置辩之余地。当江南新四军惨被袭击歼灭之际，当局复令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王仲廉、韩德勤等共20余万军队，大举进攻江北之新四军，所谓“一网打尽”之计划，固不仅限于江南一隅而已。同时，在西北方面，包围陕甘宁边区者，亦有军队20余万。西安特务机关对八路军办事处除实行封锁压迫外，竟于前数日将办事处挑水夫绑去，逼其回去在水内施放毒药；桂林军警机关则压迫八路军、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立即撤退。至对全国各地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则早已事先调查名单，又要来一个“一网打尽”，大概快要下手了吧！？从这种种事实看来，过去内战之悲惨局面，又有重演之势，3年半全民抗战之英勇业绩，有中道而废之可能。歼灭皖南新四军之无耻罪行，不过是整个阴谋计划公开暴露之一部分，仅仅是亲日派阴谋家和反共顽固派以内战代抗战，以分裂代团结全部阴谋公开实行之开端。此等为敌张目无法无天之罪行，不仅我们共产党几十万党员，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数十万将士，绝对不能容忍，即全国军民爱国同胞和全世界主张正义之人士，亦绝对不能坐视。我们呼吁全国一切爱国军民同胞，我们号召全世界同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公正人士，与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以达到下述各项目的：

一、严惩阴谋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之罪魁祸首。 　　

二、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将士，保障叶军长等军政干部之生命安全。

三、抚恤新四军皖南部队死伤将士及其家属。

四、停止华中数十万大军之剿共战争。

五、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

六、停止全国各地残杀逮捕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的犯罪举动，释放一切爱国的政治 犯。

七、肃清何应钦等一切亲日分子。

八、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之阴谋计划。

九、严整抗日阵容，坚持抗日到底。

我们深信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的大多数军民同胞，一定以民族国家命运为重，与我们 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少数亲日分子及民族败类，打破他们的内战外和、投降卖国的无耻 阴谋。中华民族正处在抗战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前面，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大多数军民同 胞深知在此艰危时局中我们应该担负的责任和应该采取的措置。

1月19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彭德怀、刘少奇等，对“皖南事变”后我党应采取的应变措施作了指示：

“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但暂时不提蒋名字），惟仍取防御姿态，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必要时打出去。在组织上拟准备撤销各办事处。”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起草并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1941年1月20日，于延安）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命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1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接着，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的电报中写道：

“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4个月或6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在准备时期边区及晋西北方面不作大的军事调动，以免震动。八路人员暂时不发表反蒋言论。”

1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谈话》中说：

“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之后，为急谋解决中日战争，遂积极努力，策动中国内部的变化。其目的，在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行动。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1月17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最重大的事变，将在今后逐步演出。日寇和亲日派的整个计划为何？即是：

1、用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布致朱彭叶项的‘皓’‘齐’两电，以动员舆论；2、在报纸上宣传军纪军令的重要性，以为发动内战的准备；3、消灭皖南的新四军；4、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以上诸项，均已实现。5、任命汤恩伯、李品仙、王仲廉、韩德勤为华中各路‘剿共’军司令官，以李宗仁为最高总司令，向新四军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诸部实行进攻，得手后，再向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进攻，而日军则加以密切的配合。这一步骤，已开始实施。6、寻找借口，宣布八路军‘叛变’，取消八路军番号，通缉朱彭。这一步骤，目前正在准备中。7、取消重庆、西安、桂林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逮捕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诸人。这一步骤也正开始实施，桂林办事处已被取消。8、封闭《新华日报》；9、进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10、在重庆和各地大批逮捕抗日人士，镇压抗日运动；11、破坏各省共产党的组织，大批逮捕共产党员；12、日军从华中华南撤退，国民党政府宣布所谓‘收复失地’，同时宣传实行所谓‘荣誉和平’的必要性；13、日军将原驻华中华南的兵力向华北增加，最残酷地进攻八路军，与国民党合作，全部消灭八路军新四军；14、除一刻也不放松对于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之外，在各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继续去年的休战状态，以便转到完全停战议和的局面；15、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订立和平条约，加入三国同盟。以上各步，正在积极准备推行中。

以上，就是日本和亲日派整个阴谋计划的大纲。中国共产党中央曾于前年7月7日的宣言上指出：投降是时局最大的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在去年7月7日的宣言中则说：“空前的投降危险和空前的抗战困难，已经到来了。”朱彭叶项在去年11月“佳电”中更具体地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故皖南事变及重庆军事委员会1月17日的命令，不过是一系列事变的开始而已。特别是1月17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盖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何况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在目前的时机下，欲改变发令者此种决心似已甚难，非有全国人民的紧急努力和国际外交方面的重大压力，改变决心的事，恐怕是不可能的。故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若问中国的前途如何，那是很明显的。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皖南新四军部队就是代价的一部分），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其原因，则是：

一、中国共产党已非1927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

二、中国其他党派（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党员，懔于民族危亡的巨祸，必有很多不愿意投降和内战的。有些虽然一时受了蒙蔽，但时机一到，他们还有觉悟的可能。

三、中国的军队也是一样。他们的反共，大多数是被迫的。

四、全国人民的大多数，不愿当亡国奴。

五、帝国主义战争现时已到发生大变化的前夜，一切依靠帝国主义过活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于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

六、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这些国家的革命和中国革命必然互相配合，共同争取胜利。

七、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力量，它是决然帮助中国抗战到底的。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故我们还是希望那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冲昏头脑。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如果这班人能够冷静地想一想，他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并且很快地去做下列几件事：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关于新四军，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1月20日下了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该军在华中及苏南一带者尚有9万余人，虽受日寇和反共军夹击，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同时，它的兄弟部队八路军各部，决不坐视它陷于夹击，必能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必要的援助，这是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他们的。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7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1月17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不知读者诸君看完《谈话》原文有何感想？笔者每每读之，无不感其寓意深邃。真可谓是：

煌煌檄文，古今少见。“阴谋大纲”，妙不可言。蒋氏读罢，哭笑不得；敲敲打打，如训童顽。

1月23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人通电宣布就职，呼吁全国人民“拒绝内战，一致对敌”。

1月24日，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集中全力反共，日军乘虚向河南大举进攻，国民党军仓促应战，丧师失地。此后，日军连续侵占了确山、驻马店、遂平、西平、舞阳、项城、沙河店、象河关、蒙城、涡阳、周口等地。

1月25日，新四军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在苏北盐城组成新的军部，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扩编为新四军，共有7个师和1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其建制是：

第1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主要活动于苏中地区。

第2师师长张云逸（兼），后由罗炳辉接任，政治委员郑位三；主要活动于皖东地区。

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主要活动于苏北地区。

第4师师长彭雪枫，政治委员邓子恢；主要活动于皖东北及津浦路以西地区。

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主要活动于鄂豫皖地区。

第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主要活动于苏南地区。

第7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主要活动于皖中地区。

独立旅直属军部，由原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改编，旅长梁兴初，政治委员罗华生，副旅长吴世安，参谋长李梓斌，政治部主任刘兴元。

1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他在电文中写道：

恩来:

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因此延安命令及谈话的全部，包括文字在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表明态度之后听凭蒋介石去处置，或者他执行我们的十二条，两党重归妥协，或者实行全面破裂。你们应向各方表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对立地位，除非蒋介石取消17号命令及实行其它必要步骤，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路走，你们应迅即回延。余详书记处电。

毛泽东 有申

1月25日这一天，周恩来将毛泽东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12条，当面交给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冲，要他转交蒋介石。

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在国际上不仅为苏联所反对，美、英等国因为要中国继续抗战，也表示不满。各国使节纷纷往访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反对中国分裂。美国政府正式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强有力地反击，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呼声和压力，使国民党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他们不得不收敛反共活动。

1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发表演说，他力图缩小皖南事变性质的范围，称：“完全为整肃军纪，当然不牵涉其他问题。”

蒋介石被迫提出妥协办法：允许华中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北移，允许将新四军编入八路军，增编一个军。中国共产党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一办法。

1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同意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逐步撤退的办法，在蒋介石宣布全面破裂（取消八路军番号，宣布中共“叛变”）以前，办事处仍留少数人不走；蒋介石不取消1月17号的命令并实行12条，则不能恢复谈判，这个态度是完全正确的。”

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

“蒋介石1月27日讲话，说皖南事变只是所谓军纪问题、局部问题，我们必须说明是政治问题、全局问题、外交问题。从开始破裂到全面破裂还有一些时间，应公开批评蒋介石。日本企图使中国彻底投降，亲日派想推动蒋介石由抗战到投降，蒋介石目前还是第三集团。”

会议讨论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及1月17日宣布新四军叛变的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如果在1月17日以前争取蒋介石好转还有可能性，因而这个争取政策还是正确的，在1月17日以后，这种可能性就已经没有了，因而对于蒋介石的争取政策也就不正确了。）

二、这次破裂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首领蒋介石发动的，我党维护团结的长期努力，特别是在去年11月9日经过朱彭叶项发表佳电及1月初旬我们在皖南实行撤退新四军的步骤，被蒋介石以皖南聚歼计划及“一·一七”反动命令完全破坏了。蒋介石以皖南聚歼新四军及“一·一七”反动命令的步骤，把我党我军及全国人民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他使我党我军及全国人民除了和他完全对立以外，没有其他路走，因此，破裂的责任完全在蒋介石方面，而一切人民的同情都到了我们方面。因为蒋介石所取的反革命步骤，完全是背叛民族利益，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的，并且经过他自己的“一·一七”命令，向全国全世界充分暴露出来了。

三、为了保卫民族利益抵抗蒋介石的反革命步骤起见，我党中央已经采取了自己的第一个必要的革命步骤，即于1月20日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新四军问题的命令及谈话，用以对抗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反革命命令及谈话。待蒋介石又采取其他步骤时，我党再行采取其他必要步骤以对抗之。只有这种尖锐对抗的政策，才是目前唯一正确的政策。因为只有这种尖锐对抗的政策，才能团结全党全军，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争取中间派，才能孤立已经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才能抵抗日寇与亲日派的联合进攻，才能抵抗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步骤，才能经过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之后，克服蒋介石的反动，达到争取新形势下的时局好转（新的时局好转）之目的。

四、蒋介石的阴谋计划是对于我们及人民抗日力量采取各个击破政策。他现在宣称目前的问题是军事问题非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非全局问题，是内政问题非外交问题。我们必须全部揭破他的这种阴谋。必须指出他的先消灭新四军，再消灭八路军，再消灭共产党，再消灭其他人民抗日力量的各个击破政策。必须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全局问题，是与外交分不开的问题。必须指出这次事变是蒋介石发动全面破裂的开始，是准备投降的重大步骤，是日寇与亲日派推动蒋介石执行的整个阴谋计划的一部分，是西安事变以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到反革命的转折点或分水岭。

五、蒋介石发动的利于日寇不利于抗日的国内破裂，按照目前的国际国内条件（日蒋尚未公开妥协，英美不愿中国内战，苏联不愿中国分裂，我党力量的存在，人民的反对，国民党的内部矛盾等），由开始破裂到完全破裂，可能还有一个相当的过程，其时间的快慢，由国际国内各种复杂条件来决定。但蒋介石实行全面破裂的前途是确定了的。因为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日益反动，毫无希望了。

六、但所谓破裂是蒋介石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全体人民之间的破裂。在全体人民中，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愿意破裂的，国民党中一切真心抗日的人也是不愿意破裂的；因此，我们的尖锐对抗政策，只是对付发动此次破裂的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特别是对付这个阶层的政治代表们，而不是对付其他阶层。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我们过去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则仍是以联合为主的政策，同时，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的动摇性，则实行善意的批评，保持我党的独立性。

七、因此，必须使全党明了，我们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对于实行三民主义、总理遗嘱与抗战建国纲领必须强调。中央在12月25日指示中关于各项政策的指示，依然有效，并且在长时间中都是有效的。

八、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在他还只宣布所谓新四军叛变，没有宣布所谓八路军与共产党叛变以前，我们亦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则用当局字样或其它暗指办法，代替蒋介石的名字。对于何应钦等亲日派首领，则指名反对之。对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一七”反动命令及谈话，则公开地尖锐地反驳之。但对于日蒋间的矛盾，即使是很小，亦须加以利用。

九、对于目前时局的解决办法，必须对国民党国民政府提出下列十二条要求：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反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十、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进行胜利地抗日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华民国。为此目的，我党必须赞助实行总理遗嘱主张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与非国民党员组织革命的国民党，必须赞助各个代表中间阶层主张抗日民主的其他党派，必须赞助其他主张抗日与民主的任何政治组织、军事组织、文化组织与经济组织；必须极力巩固与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所有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必须争取一切尚能抗日与不赞成反共的中国军队及其军官，而对于坚决反共不惜内战的反动军队则取消不发展党的组织的决定，改变为适当的发展党的组织；必须极力争取日军士兵及下级官长，争取一切可能叛变的伪军，以瓦解这些军队。我们经过上述这些努力，并待国际条件发生变动时，就可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实现新的时局好转，这就是我们今后的政治方向。实现这个新的政治方向，在一切国际国内的必要条件发生变动时，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这一天，毛泽东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通告了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并要求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他还说：

“我们不怕与蒋破裂，事实上，蒋介石迟早都会投降日本。”

接着，毛泽东还致电周恩来说：

“从破裂开始到全面破裂尚可能有一个过渡时期，其时间快慢长短，依国内外各种条件决定。我们方针，不是促它快，但要准备它快，在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办事处尚须留下少数人撑持门面，因此相当的时间是可能有的。”

1月30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说：

“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日，但日本决不能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的力量解决中国事件。”“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党到华北，破坏日本利益。”

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指示中写道：

“在蒋介石未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并不断绝和他们往来，惟对两党关系，须坚持我们十二条件，不再谈其他问题（如北移、扩军、边区等）。”

欲知毛泽东如何进一步斗败蒋介石，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项英一贯大言不惭地自诩为“游击战专家”。可这个党内蠹虫，却聪明反被聪明误，以其之愚，不但累及一代名将，而且还葬送了七千壮烈之士。饶漱石也是明知事不可为而强为之，继项英之后，以党自居，白白将叶挺送入了虎口。

第46章 1941年1月—

“继续攻势，针锋相对，跟踪追击，坚持12条，对1月14日皖南事变、1月17日反动命令，咬住不放，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

话说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在苏联的两个儿子挑选了60本书，寄往苏联。其中既有哲、经、史书，又有古典文学和武侠小说。他在寄件上注明：“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由林彪同志转交你们。”毛泽东又附了一封信，他信中写道：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而且是几次的信和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喜欢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岸英的长信”是指1940年4月12日发表在《新中华报》上的《中国儿童在苏联》一信。原来早在1940年元旦节，时在苏联的周恩来到儿童院看望中国的孩子们，他了解到毛岸英不仅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在孩子们中间威信很高，而且还善于表达，是个小演说家，儿童院每有社会活动或外出演讲，几乎都要派他去参加，便鼓励他把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及种种见闻写下来。毛岸英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在长信中除了赞美中国儿童在苏联的幸福生活以外，还以火一样的激情讴歌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表达了他们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向往。周恩来回国后将这一封长信交给了毛泽东，并推荐给《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看到儿子的进步自然是很高兴的，但他对孩子们的成长看得很远很深，自然免不了要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诫勉一番。

1941年2月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就“日军进攻态势及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致电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刘少奇、陈毅，彭雪枫等人，全文如下： 　

彭左，刘邓，胡陈，雪枫，克诚，云逸，朱瑞，陈罗，黎罗（指黎玉、罗舜初——笔者注），先念，周董：

甲、敌有占洛阳可能，汤胡卫（指汤恩伯、胡宗南、卫立煌——笔者注）主力有被击溃可能，中条山胡卫两军、大别山桂军均有处于狼狈地位可能，西北胡军有一部援豫可能，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属第一。

乙、我之方针：1、政治方面，继续攻势，针锋相对，跟踪追击，坚持十二条，对1月13日皖南事变、1月17日反动命令咬住不放，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此条由周董负责）。2、军事方面，八路原地不动，仍不松懈准备，新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克诚即改新四番号，新四已成全国人民中极荣誉军队，这是皖南代价换来的）。

丙、统战方面，彭左、刘邓注意中条各军，雪枫注意河南各军，先念注意湖北、河南各军，大大发展交朋友，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

丁、苏鲁两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坚决歼灭之。

　　毛 朱 王冬亥 　　

2月的一天，南汉宸接到通知说，要他立刻赶到杨家岭，毛泽东有要事与他商谈。南汉宸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严肃地说：

“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弄得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这是一件大事！你想想看，世界上有什么比吃饭的事还大呢？可偏偏我们现在就要开不了饭了。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中央研究决定，让你来管这个家务，由你来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想办法解决大家的穿衣吃饭问题。”

南汉宸说：

“主席，我怕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没有米怎么能够做出饭来！”

毛泽东说：

“是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就是要你当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你的阅历丰富，办事能力强，同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关系，所以中央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嘛！”

毛泽东又鼓励他说：

“汉宸呀，你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革命碰到了艰难危厄，我们相信你能担起这个重任，能使革命把这道难关闯过去！解决目前困难，不能只看重财政，单纯在财政上打圈子，那样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决定财政的是经济，没有经济基础不能解决财政问题，也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

毛泽东这次谈话进行了4 个小时。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把南汉宸送到窑洞门外，又叮嘱说：

“以后，每个星期到我这里来汇报一次情况！”

就这样，南汉宸担任了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

2月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指示电《关于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全文如下：

恩来同志：

一、此次敌军进攻规模甚大，战况激烈，似比宜昌战役还要大些，完全是蒋、何、白反共计划召来的。

二、汤集团损失不小，3个军已转回豫西，南阳4日失陷。李仙洲尚在淮河西岸，战况亦烈，敌一路由上蔡攻占项城，捣李之背，一路由亳州攻占太和，迫李之前，估计李军战败亦将西撤。集中在大别山的桂军主力，现与后方交通断绝，变成了敌后部队，这对桂原是一大打击，估计莫德宏部将来亦有西撤退可能。范汉杰军已从中条山南调，如洛阳危急，他军亦非渡河不可，原定庞炳勋出冀南隔断我冀鲁交通的部署，当然要放弃。胡部李铁军军已星夜东调，第8师从正宁撤至分州，大概是准备东调的，包围边区兵力已经减弱。河南战况发展，有再调一部可能。总之剿共计划已根本打破了。

三、蒋介石原知敌人1、2、3月内要进攻的，他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发表“一·一七”命令及部署大军进攻淮北、皖东、鄂4军，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进攻，我在反共了，国共冲突扩到很大，日本会坐山观虎斗罢，拖过几个月，希特勒就会迫令日本南进，中国就太平了。岂知日本人的想法另是一样，第一，时间不让他等待。国共冲突固然很好，但你是骗我拖延时间的，倒不如利用国共冲突，乘机进攻，把你削弱，中国问题就易解决了。卅日东条演说有云：“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力量解决中国事件。”故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幻想打破了。第二，日本人不愿意我们去华北。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

四、在外边宣传时请将佳电中“肺腑之言”那一段（从“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蜂起之时”起至“深愿为两公一吐者”止，共102个字）着重指出，使国民党及中间派想一想，目前发生在国共间，中日间的危险状况，我们实不幸而言中，他们一定要“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所以造成了“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何及”的结果。

五、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虽然皖东与关中边区还在进攻），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此种估计是否适当，你的意见如何？

毛泽东 虞酉

2月14日，毛泽东电示周恩来，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他写道：

恩来同志：

各电均悉。

一、估计是一致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只说可能)。

二、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顿，将来再发动高潮，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除非投降），故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

三、敌必向蒋进攻，某君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

四、但对蒋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

五、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

六、蒋不会对敌举行反攻，他的主意仍是保存实力。但日本向蒋进攻的可能甚大，蒋亦不得不被迫应战，实力仍不能保存。

七、目前国共是僵局，但时间不会久，故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但如敌不进攻，则僵局会继续）。

八、只有那时蒋表示对我和缓，我才可以表示和缓，但目前非其时。目前让僵局存在正是有利，愈僵愈于我有利，愈于蒋不利。

九、目前的僵仅政治上僵（国共关系上僵〉，军事上在我并不僵，因我并未去打他。

十、如蒋再令汤集团攻淮北，是他自造僵局，将来敌军再一击，他失败更大。如蒋不再打淮北，则目前就可解消他自己的军事僵局，仅剩一个政治僵局；蒋如聪明，应如此做。

十一、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皖南事变，17日命令，限期北移，纪律命令，华中进攻等等），我之攻势已收成效，还会有成效的。

十二、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应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

十三、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1月17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17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

十四、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军事守势政治攻势8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

十五、对于国共关系，军事守势政治攻势也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

十六、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

十七、以上各点请向某君解释，并问他的意见如何。

十八、华北、华中敌我兵力及配备，弄好即告。

毛泽东 寒辰

2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7名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

此前，蒋介石指使张群、宋美龄出面拉拢小党派，以某些小让步为诱饵，使小党派对之产生幻想，借以孤立共产党；并动员小党派领袖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等人，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邀请共产党方面参政员出席参政会。小党派领袖虽然不相信蒋介石，对蒋不满，但也希望共产党“再忍一次”，“即使上当也是最后一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考虑到斗争策略，为了争取中间势力，接受了民主党派的建议，同意以7个参政员的名义，将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提交给参政会。他在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中是这样写的：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钧鉴：

关于政府对新四军之处置，我党中央曾有严重抗议，并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如下：（略）

请政府采纳。在政府未予裁夺前，泽东等碍难出席。特此函达，敬希鉴察。

毛泽东 陈绍禹 秦邦宪 林祖涵 吴玉章 董必武 邓颖超

周恩来将这一公函送交国民参政会，并将此公函抄送各党派参政员20多人。

2月17日，毛泽东起草了他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发给彭德怀、左权等人的《关于皖南事变后我军军事方针的指示》，全文如下：

彭左、刘邓、贺关、聂彭、吕程、朱瑞、陈罗、陈胡：

一、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日蒋还有严重矛盾，故必须利用之，因此我们采取了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时间愈长愈有利，愈短愈不利。

二、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这些办法目前都是有害的。

三、八路军尤应利用蒋差别对待政策（新四军问题不牵涉八路军），除中下级可以声援新四军外，总部应取沉默态度（此种态度一方面表示留余地，一方面亦是示威），军事上则取防御姿态。

四、新四军已无合法地位，本来可以大闹，但为不使日蒋矛盾缩小，相反应使之扩大，故亦不应该去大后方，暂时仍以限制于敌占区及其附近地区活动为原则，河南敌退后，彭雪枫过新黄河的活动应暂时放弃，主力向河南发展任务，目前应改为准备而不是实行。

五、对八路军机动部队的准备亦然，目前也是准备，不是实行，准备愈快愈好，以防万一，实行愈迟愈好，以便配合国际国内的最有利条件，因此在加紧准备机动部队中必须抑制部队中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

六、因此在目前只有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才是适合上述要求的。战略的军事攻势只在必要条件成熟时才是正确的。所谓必要条件，第一是蒋介石宣布全面破裂并且投降时（他不投降不会宣布全面破裂），第二是国际最有利时机的到来。只在这些条件具备时，我们才有主动权，否则我们将陷于政治上军事上的被动地位。这种主动权我们必须拿在自己的手中。

七、请你们根据上述方针部署军事，这个方针是中央决定的。

毛 朱 王 叶

2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向国民党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这第二个十二条是：

1、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2、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我党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3、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4、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5、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6、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7、于十八集团军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6个军。8、释放叶挺，回任军职。9、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10、退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11、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1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共产党代表副之。12、共产党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

1941年3月2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1次会议正式开会。蒋介石将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时间推迟一天，是为了争取共产党方面参政员出席。

共产党方面代表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再次向国民参政会提交中共中央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函文中说：

“兹为顾全团结加强抗战起见，必武、颖超特就在渝所见各方奔走之殷，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附列于后，倘此十二条能蒙政府采纳，并得有明白保证，必武、颖超届时必可报到出席。”

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蒋）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但明令保证的条件蒋决不会答应的，因此须决心不出席。”

中共中央的坚决态度，使蒋介石的企图完全落空了。

3月6日，蒋介石在没有共产党方面参政员参加的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说，一方面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仍然大弹“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老调子，可他同时也不得不宣称：

“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3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方面7名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他写道：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转全体参政员先生公鉴：

鱼电诵悉。诸先生关怀团结，感佩同深。4年以来，中共同人为维护民族抗战与国内团结，心力交瘁，早为国人所公认，中共参政员，对于历次参政会，无一次不出席，亦为诸先生所共见。惟独本次参政会，则有碍难出席者。盖中共参政员，为政府所聘请，而最近政府对于中共，则几视同仇敌，于其所领导之军队则歼灭之，于其党员则捕杀之，于其报纸则扣禁之，尤以皖南事变及“一·一七”命令，实为抗战以来之巨变，其对国内团结，实有创巨痛深之影响。“一·一七”命令之后，敌伪抚掌，国人愤激，友邦惊疑，莫不谓国共破裂之将至。中共中央睹此危局，自不能不采取适当步骤，力挽危局，以保团结，乃向当局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迁延期月，未获一复，而政治压迫，军事攻击，反变本加厉。新四军被称为叛军矣，八路军被称为匪军矣，共产党被称为奸党矣，而延、渝道上打倒共产党，抗日与剿匪并重，剿匪不是内战等等惊心动魄之口号，被正式之官府与正规之军队大书于墙壁上。似此情形，若不改变，泽东等虽欲赴会，不独于情难堪，于理无据，抑且于势有所不能。耿耿此心，曾有前电致参政会秘书处，略述梗概，当蒙洞察。嗣后参政员同人中颇多从中奔走以图转圜者，泽东等感此拳拳之意，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计，乃由在渝参政员必武、颖超二人提出临时办法12条，请求政府予以解决，以便本党参政员得以出席大会。同时，即以此意通知参政会秘书处，亦未蒙政府置答。泽东等所提善后办法与临时办法诸条件，乃是向泽东等为参政员之政府当局提出请求解决，以为泽东等是否出席此次参政会之标准，政府固有予以解决与否之自由，泽东等亦有出席与否之自由。泽东等爱护参政会之心，今昔并无二致，如能在此次会期内由于诸先生之努力促成，与政府诸公之当机立断，采纳泽东等所提各项办法，一有定议与实施上之保证，则本次大会虽届临毕之时，中共在渝参政员亦必应命出席，否则惟有俟诸问题解决之后行。泽东等接受政府之聘请，为团结，为抗战也。皖南事变以来，对于国共团结所加之深重裂痕，一日未被消灭，则泽东等一日碍难出席政府所召集之任何会议。泽东等目前所处环境与诸先生不能尽同者，其故即在此。

谨布区区，尚希谅察。

中国共产党参政员 毛泽东 陈绍禹 秦邦宪 林伯渠 吴玉章 董必武 邓颖超

3月上旬，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第3科科长胡立教和作战科科长叶超，在突围中脱队后到达盐城，向刘少奇汇报皖南部队被国民党军围击的情况。

3月11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将胡立教、叶超汇报的皖南事变经过，电告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及中共中央。

3月12日，毛泽东鉴于蒋介石3月6日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演说及参政会3月8日在董必武缺席的情况下选举他为驻会参政员一事，周恩来仍然肯定是防御性的，便致电周恩来，解释说：

“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必武为常住会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

3月14日，蒋介石约见了周恩来。在会谈中，他表示由于先前事务繁忙，因此不便接见中共代表。对于皖南事变和一个时期以来各地的政治压迫，蒋介石推脱这不是他的意思，是下面人做的。他还说：

“国共本无事，地方摩擦即国民党内也有，不算什么。你们不应拿来做宣传，日本人即无事也是要造谣的。中央决不会再来剿共。如再剿共，中央即不能抗战，那是中央的失败，但你们也不要反中央，那是你们的失败。”

蒋介石还表示，一些具体问题如释放被扣人员、继续发饷等可以提前解决。周恩来提及到防地、扩军等问题时，蒋介石只是含糊其词地说：

“你们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

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军事进攻开始，而以政治失败告终了。

3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复电给著名旅美华侨领袖司徒美堂。

说起这位司徒美堂先生，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传奇人物。他原名叫司徒羡意，字基赞，又名彭柳，1868年出生于广东开平，1873年丧父，1877年失学，在新会县城一家小店当杂工。1880年，由其母借50元龙银，乘轮船到美国谋生，在三藩（即旧金山，华侨粤语译作三藩）市“会仙楼”食馆当厨工。1885年，他拜堂盟誓，加入三藩市洪门致公堂。1886年，他打死了一个吃“霸王饭”的白人流氓。司徒美堂从小学过武术，有一身好武艺，手持一刀一棍，六七人不能近其身。这年他20岁，见到这白人流氓吃“霸王餐”，气愤不过，三拳两脚就结果了他，为此坐了10个月苦役监，出狱后，替一个华侨家庭管带孩子。1894年，他到美国军舰“保鲁磨号”当厨工。随舰到过南美及西欧一些国家。1894年冬，司徒美堂在美国波士顿致公堂内另立系统，组织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旗号。安良堂很快就成为洪门致公堂旗下的强势团体，最后发展到全美国31个城市都有安良堂，规模浩大，成员达2万多人。1898年，他与几名中国海员辞职，回到波士顿，推小车沿街出售水果蔬菜肉类谋生。1904年，孙中山赴美活动，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05年，司徒美堂在美国纽约成立“安良总堂”，自任安良堂总理，被称为“大佬”，尊称为“叔父”。法律顾问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后任美国总统）。1931年，司徒美堂领导侨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持19路军上海抗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发动美东地区侨社成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抗战八年，纽约“筹饷总局”募捐达1400万美元。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远在美国纽约的司徒美堂觉得“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爆发之虞”，便以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名义致电国共两党领袖，说中国的抗战“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人人需要出财出力，甚至出命，团结一致，以争取整个国族之生存。”要求蒋介石停止反共行为。

因此，毛泽东在3月14日给司徒美堂的复电中一方面介绍了国内的抗战形势，一方面又强调说：

“国共合作，已遇严重之危机”，“中国今日决不能同时进行既对外又对内之两个战争，必须完全取消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计划，并驱逐亲日派，团结全力，以与日寇相搏斗，抗战始有胜利可期。”

3月1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出版《农村调查》（内容包括毛泽东早年的《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一书，写了一个《序言》（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他写道：

“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

“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第二是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的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

3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中写道：

一、从何白《皓电》（去年10月19日）开始的第2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1月17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而3月6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处于世界两大帝国主义集团进行着有决定意义的斗争的前夜，依然和日寇对立着的中国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不能不对目前紧张的国共关系，谋取暂时的和轻微的缓和。同时，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中央和地方之间，CC系和政学系之间，CC系和复兴系之间，顽固派和中间派之间，皆有矛盾，CC系内部和复兴系内部又各有矛盾），国内的情况（广大人民反对国民党的专横，同情共产党）和我党的政策（继续抗议运动），均不容许国民党在国共间继续过去5个月那样的紧张关系。故目前谋取暂时的轻微的缓和是蒋介石所需要的。

二、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这种情况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他自己的地位和态度。他现在强调国防，宣传党派观念已陈旧，乃是企图以“民族领袖”的资格，站在国内各种矛盾之上，表面上表示并不偏于一个阶级一个党，以便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如果只是形式上的欺骗而无政策上的改变，他的这一企图必然徒劳无功。

三、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11月9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12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得成效。在国共间各项主要争点未得合理解决之前，我们对国民党内亲日派反共派所造成的皖南事变和各种政治的军事的压迫，仍应继续严正地抗议运动，扩大第一个十二条的宣传，不要松懈。

四、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国民党对淮北、皖东、鄂中的进攻还会继续，我军必须坚决地将它打退。各根据地必须坚决地执行中央去年12月25日的指示，加强党内的策略教育，纠正过左思想，以便长期地不动摇地坚持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3月24日至4月2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柳亚子缺席的情况下，指使八中全会将在皖南事变后谴责了蒋介石，并拒绝参加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的柳亚子开除出国民党，并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

在毛泽东的关照下，吴玉章、林伯渠、张曙时等人在柳亚子被开除国民党党籍的第二天，从延安发去电报，对他慰勉有加，赞颂备至。陈毅也给柳亚子寄去了一首诗：《沁园春·慰柳亚子》。

不久，柳亚子也在香港发表声明，以一位老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宣布“正式”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毛泽东在延安得知这一消息后，对柳亚子的这一惊人之举，称之为“一件值得中国人民庆贺的大事。”

后来，柳亚子于11月间在《寄毛润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时诸公》一诗中写道：“弓剑桥陵寂不哗，万年枝上挺奇花。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商山诸老欣能健，头白相期奠夏华。”

3月间，八路军军政大学教育长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第16期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首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理论概念。

张如心，1908年出生在广东省梅州兴宁县，1926年2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参加国民党留苏学生党部领导工作，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1929年回国后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研究部部长。1931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编著《哲学概论》；1931年9月在瑞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后来他在《毛泽东论》一文中追述道：

“这一次会面的一切真是平凡极了，普通极了，原以为毛泽东总该是特别一些，不同一些，当天若不是别人介绍我还以为他只是总司令部的一位参谋呢！毛泽东对人民亲切，和蔼，诚恳，不摆架子，不耍威风，不装腔作势，这些比起旧式的‘大人物’那‘一套’来说也许是极其平凡的，然而只有这种平凡才是真正的伟大。”

1934年，张如心参加了长征，到陕北后，先后任延安抗大主任教员、军政学院教育长、中央党校三部副主任、延安大学副校长。

他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作期间，亲眼看到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在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有了更进一步地认识，开始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1941年3月，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写道：

“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于中国共产党长期斗争丰富的经验，根据他对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革命规律性深邃的认识，在中国革命诸问题的理论和策略上，都有了许多不容否认与不容忽略的创造性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毛泽东的理论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典型的结晶体。”我们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此后，张如心在1941年4月又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1942年2月8日发表《怎样学习毛泽东》。

张如心还先后出版了多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小册子。他主持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授提纲》一书，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填补了党史教材空白。他对毛泽东理论的科学、系统、正确的论述，为“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的确立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为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6年1月，张如心因病在上海逝世，追悼会由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冯文彬主持，陈野苹致悼词，悼词中高度评价他说：“张如心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党的理论工作、教育工作勤奋努力的一生。”

再说从1941年起，敌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行“南进”政策，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并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以战养战”，集中兵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经济、文化、特务“总力战”。

日本冈村宁次提出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烈、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剔抉”等办法，由以往短促突击式的进攻，转为长期的“清剿”、“驻剿”；由长驱直入地进攻，转为步步为营的纵深“扫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毁灭性地打击。同时，国民党蒋介石以数十万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配合日军攻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由于战斗频繁，伤亡严重，部队减员颇多。在华北，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不少盛产粮食的平原地区相继变成了游击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那样：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穿，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然而，任何困难也吓不倒共产党人。毛泽东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相持阶段中这一最困难的阶段，称之为“黎明前的黑暗”。他说：

“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日益接近胜利的、暂时的困难。”

他号召解放区军民战胜困难，坚持敌后长期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有一天，毛泽东去二十里铺参加了一个边区党的会议，当他归来走到延河河滩上时，被稀稀拉拉的几片绿色吸引住了，便停下脚步，瞧瞧四周，原来那是一些长着圆圆叶子的野菜。毛泽东对警卫员说：

“你们看，这是一种能吃的野菜，你们给我搞一点回去炒炒吃，叫老周减少一个别的菜。”

他见警卫员有些迟疑，又说：

“这叫冬寒菜，很好吃，我过去吃过。”

警卫员们这才和他一起拔起野菜来。回到住处，毛泽东接连吃了好几次冬寒菜，他见警卫员们仍然不吃，就说：

“这菜很好吃，你们也可以拔一些来当菜吃，不是现在没有菜吃吗？”

警卫员这才明白过来，毛泽东是教育大家以野菜代替蔬菜，解决吃菜难的问题。

1941年3月，经毛泽东和朱德批准，359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进了南泥湾。

359旅原先曾在绥德一带屯过田，但因驻地人稠地少，种粮代价又高，又无经验，结果失败了。此后，为了寻找适宜军屯之地，朱德便和留守兵团负责人来到南泥湾一带考察了一番。

南泥湾是个方圆几百里的平川，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以外，是延安的南大门，属于汾川河流域，是金盆湾的一个乡，与临真镇、马坊、九龙泉接壤。据说在很早以前，这里人烟稠密，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生产和经济都十分繁荣。到了清朝中期，统治者不断挑起回汉民族纠纷，使他们互相残杀，老百姓为避祸乱相继逃往他乡。从此，这块富饶美丽的平川，变成了野草丛生，荆棘遍野，人迹罕至，野兽出没的荒凉之地。

朱德等人发现此处既是战略要地，土质又肥沃，水源也比较好，是理想的军屯之地，便向中央作了汇报。于是，毛泽东决定，由359旅旅长兼政委王震主持延安军分区和延安卫戍区的工作，统管全旅的工农业、商业和运输生产；由副旅长苏进和副政委王恩茂在金盆湾主持生产练兵等日常工作，将以苏鳌为团长的补充团开进南泥湾屯田。

毛泽东、朱德等还命令警4团在富县一带的槐树庄屯田；命令驻扎在陇东的王维舟的385旅开进沟深林密的大、小风川屯田。另外，豹子川、清泉镇等军屯区的生产活动也开展了起来。

与此同时，中央办公厅机关也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开赴南泥湾，开辟出了一个拥有300多亩地的农场。江青曾主动到南泥湾参加大生产运动，在那里一干就是二三个月。

1941年4月上旬，续范亭满怀惜别之情，告别晋西北人民，被人用担架抬上船，渡过黄河，来到了延安。

续范亭是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积劳成疾，胃病、肺病复发，在中共中央的催促下，才到延安治疗休养的。当他躺在担架上被抬到杨家岭时，毛泽东在附近的山坡上迎接他。

毛泽东对续范亭十分关心，让他住进位于延安城东七八公里的柳树店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治疗，并专门安排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校长王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以及院里内科主任黄树则等人为他诊断。

毛泽东还把自己的药品分出一部分，派人送给续范亭，写信告诉他，药品的疗效和服用方法。他听说续范亭过去用过一种进口药治胃病有效，马上把续范亭的秘书找来，让他开出英文原名，交给工作人员发电报要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设法购买。

有一次，毛泽东专程从杨家岭走了十多公里，前往延安柳树店医科大学后山的窑洞去看望续范亭、王观澜。他一进校门，就被医科大学的学员们围住了，在众人的簇拥下，视察了学校的教室、实验室、宿舍、厨房，听取了师生们的汇报。人越来越多了，毛泽东又被师生们拉到礼堂里去讲话。他站在讲台上说道：

“一切事物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的，有生命力的都会蓬勃发展，前途无量；失去生命力的就会枯萎、死亡。”

他指着外头山边的一棵小树说：

“医科大学像那棵小树的生长过程一样，过去是小学，现在成了大学。虽然校舍和设备还很简陋，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会不断发展的。以后，解放了全中国，进了大城市，会发展得更大更好。只要我们真正为人民利益学习、工作、服务，我们的事业就有无限的生命力。前进中可能会遇到曲折，但是总会不断发展的。”

毛泽东正讲着，一眼瞥见续范亭来到了礼堂，便中止了讲话，走下讲台与续范亭紧紧握手，亲切地询问他的病情。

续范亭对毛泽东非常景仰，他虽然病情很重，但听说毛泽东到了医科大学，还是带病下山到医大来看望毛泽东。他告诉毛泽东说，他的病情已经好转，感谢毛主席的关心。毛泽东招呼续范亭入座后，又继续上台讲下去。最后他转过脸，指着续范亭对学员们说：

“如果你们把续老的病治好了，就算你们立了一大功。”

毛泽东走下讲台，与师生们挥手告别，随着续范亭来到他的窑洞里，问寒问暖，嘱咐他安心治病。

后来，续范亭的身体渐渐康复了，便从柳树店移居到杨家岭党中央机关附近，毛泽东让他住在与自己邻近的窑洞里，方便二人见面、交谈。

4月16日，毛泽东起草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一文：

一、苏联根据其一贯和平中立政策，于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这个条约的意义，首先在于巩固了苏联东面的和平，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发展。而苏联的这种和平与发展，也即是全世界劳动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利益。

二、苏日条约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的提高了，苏联无论在东方在西方都增大了他的发言权，这对于一切反动派都是不利的，而对于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与被压迫民族则都是有利的。

三、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的正义的对日抗战，只要中国政府的方针是坚持民族解放的独立战争，只要中国政府对于苏联的援助是用以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不是用以反对国内同胞，例如今年1月，在皖南消灭新四军及目前在安徽湖北等省大举进攻新四军之所为，只要不是这样，我们根据苏联的国策，深信苏联是会继续援助中国的。苏联的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决不为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束缚自己援助被压迫民族的正义行动的手足。日本此次对于限制苏联援华的目的没有达到，是表示失望的！中国人民的希望，只要说到外援，便是首先寄托在苏联身上的，而苏联在这次条约上并没有使中国失望，也永远不会使中国失望。

四、至于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所谓满洲国者，早为日本用为扰乱苏联与外蒙边疆的工具，张高峰、渤蒙坎两次战争，便是明证，苏联既与日本订立和平中立条约，便不能不把这一问题同时加以解决。在苏联，根据其和平中立政策，无论与日本订约与否，都是不准备侵入东四省的，而日本却屡图侵犯外蒙，而外蒙是与苏联订了互助条约的，现在苏日声明，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外蒙有利，即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说到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绝不能像有些投机家，总是希望苏联同日本打起来，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及见苏联声明不打满洲，他就认为苏联不对，这种人至少也是毫无志气的家伙。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的。

五、在苏日条约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第一，任何对抗战的动摇是不许可的。第二，国共合作必须继续，解散新四军一类的分裂行动必须取消，以后再不可发生此类行动。第三，各种反动的对内政策必须停止。循此以行，外援方有所附丽，抗战才可期胜利。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必至众叛亲离，危亡可立而待。我们共产党深望国民党当局实行深切的反省，善处当前的时局，则非仅国民党之利，民族解放事业实利赖之。

4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出版《农村调查》一书撰写的《跋》中说：

“10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份，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毫无疑义是错误的。”“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

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中写道：

“在兵工建设上，应注意收集专家，给以负责工作，如厂长、所长等。依延安经验，应以新来的精通技术的干部为厂长，不设政委，另以老干部、工人为副厂长，对技术工作不加干涉，也不负责监督技术的责任，而只进行行政和政治工作，收效很大。”

4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审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拟在第二届参议会竞选时提出的施政纲领，决定照毛泽东的修改通过，于五一劳动节发布。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共二十一条，其中七、八、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九、二十这些条款是毛泽东起草的，他对其它一些条款也作了重要修改。

4月28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修改和发表问题，写信给任弼时并转边区中央局。他在信中写道：

“施政纲领的最后修正稿付上二份，请在边区刊物上发表，并印多张广为散布于边区境内及境外。”“群众报上，须为之逐条加以通俗解释，并张贴于通衢。”“与此纲领发布同时，须由边局发一通知，亦同样在报上发表，在通衢张贴，并使干部人手一张。”

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新中华报》上正式发表，全文如下：

一、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

二、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

三、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后方勤务的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同时加强抗日自卫军、少先队的组织与训练，健全其领导系统。

四、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彻底实施优抗条例，务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属得到物质上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

五、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六、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七、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

八、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

九、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今年开荒60万亩，增加粮食产量40万担，奖励外来移民。

十、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与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

十一、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

十二、调节劳资关系，实行10小时工作制，增强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纪律，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

十三、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同时健全财政机构，调整金融关系，维护法币，巩固边币，以利经济之发展与财政之充裕。

十四、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

十五、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

十六、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上的积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

十七、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十八、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

十九、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纠正公务人员及各业人民中对游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对会门组织实行争取、团结与教育的政策。

二十、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举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仿此。

二十一、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

5月7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七七”事件爆发后，国民党因为要应付抗战，它的内外政策有过很大的改变。但是由于它要维持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首的一党统治，它的抗战政策都是两面性的，服从于它的抗战政策的宣传政策，也是两面性的，这政治上和宣传上的两面性，表现在：一方面抗战，另方面随时进行投降阴谋；一方面联共，另方面随时进行反共活动；一方面要求精诚团结，另方面强行绝对统一；一方面要求民众参战，另方面强行统制民众；一方面高唱精神动员，另方面厉行思想统制；一方面强调三民主义，另方面修正三民主义；一方面强调文化教育，另方面厉行复古主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为了贯彻这种两面性政策，国民党更采用各样各色的两面性的和虚伪的宣传战术，这就是在进步的东西（比抗战前）中夹着反动的东西，以冠冕堂皇的词句，掩盖着反革命的实质；对自己则隐恶扬善，无理说成有理，坏的说成好的；对别人则隐善扬恶，有理说成无理，好的说成坏的；对老百姓及落后分子，则欺骗蒙蔽；对我党及进步人士，则造谣污蔑，并实行“以理论对理论”、“以政治对政治”、“以文化对文化”、“以量胜质”的战术，尤其是利用它的统治地位厉行思想统制、物质统制、检查统制，并滥用“法令”、“军纪”等作武器，来专制军民的口舌与抗议。尤其重庆时期以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更为变本加厉。我们必须展开对国民党的宣传战，以正全国人民的视听。

二、对国民党展开宣传战的总方针，是多方揭破其反动宣传，更加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更加提高人民的觉悟程度，更加争取广大的同盟军，以便坚持抗战到底，达到抗战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胜利。为此，我党进行宣传战的基本政策是：一方面坚持抗日第一与抗战到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新民主主义政治，坚持真正三民主义与总理遗嘱，并多方揭露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阴谋罪行，及其违反三民主义与总理遗嘱的言论行为，以推动国民党进步分子，争取其中间分子，孤立其反动分子。又一方面，争取社会的广大同情者和同盟军，来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反对其反动的复古主义和一党专制主义，在这方面，我们要强调思想、信仰、言论、研究、创作、出版、教育之自由，要赞助广大中间分子自由主义立场，要同情被压迫、被排斥的地方势力。

三、对于国民党的抗战方面和合理方面的宣传，我们应出以拥护和赞助的态度，但估计它在这方面的两面性、不彻底性（反动的宣传）、虚伪性（掩盖着反动的实质）、局限性（地方的、时间的与问题的局限性），不可笼统地、抽象地、一般地去拥护，而应分别对待之：1、只拥护它的真实进步和真实合理的东西。2、批评它的不彻底性，揭露它的两面性、虚伪性，冲破它的局限性。因为有推进它的进步合理的作用，所以在采用正面的直接的方式有利时，即采用正面的直接的方式，否则采用迂回的侧面的方式。3、利用它的进步即合理的一面，以打击它的反动的错误的一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个战术，在对国民党进行宣传战时，需要灵活使用。4、把它的进步地和合理地宣传，变成群众性的鼓动，造成“支票兑现”运动。

四、在反对国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一般反动宣传时，我们应以马列主义批评其反动理论，以真正三民主义和总理遗嘱对抗其修正三民主义，以新民主主义文化对抗其复古主义文化，以三大政策（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解释的和我党所实行的）击破其反动政策。

五、国民党不敢正视现实（由于它自已阶级的没落性），所以在它要表扬自己打击别人时，它就尽量搬出世界上一切没落阶级所惯用的宣传武器，这就是虚伪、夸大、造谣、掩饰。为要击破它的这种宣传，应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和真正科学的立场，我们宣传鼓动中某些夸张的东西是不必要的。

六、在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时，应注意以下原则：1、以科学立场，解释共产主义和中共适合中国国情之需要。2、以客观事实证明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合法地位（合于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合于总理遗嘱，合于抗战建国纲领）。3、以真凭实据粉碎其造谣诬蔑，以公开揭露对付其秘密宣传。4、在反对一般的反共宣传中，应当遵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需要以说理明事的态度，去贯彻义正词严的立场，以便争取社会的尤其是中间分子的同情。5、但对于顽强的、有影响的反共对手（人或言论），则应向之进行系统的斗争，直到他全军覆没，哑口无言为止。

七、要同国民党展开全面的（国民党已开始这样做）、进攻的（国民党方面一般是防御的）宣传战。这就是说，要从理论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文艺的（今天以前我们在这方面多多少少做了些工作），以至教育的、经济的、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这些方面至今我们做的很少），各方面都建立和巩固我们的作战阵地。要做到这个地步，就要我们有计划的培养和调节各方面的干部（国民党在这方面有极大的困难和弱点），有系统的加深他们的专门研究。

八、在瓦解反动宣传方面，不但应当从外面来击破它，还应当乘隙打入国民党的各种宣传堡垒里面去瓦解它，尤其要善于利用其内部矛盾而各个击破之。在反对反动宣传和扩大进步宣传方面，应当同时使用合法战与非法战，应当动员外围军和中间力量，并利用外国宣传机关。为要胜利地使用这些战术，就需要我们灵活地、正确地执行宣传战方面的统一战线政策，善于建立、扩大和巩固外围力量与中间力量，善于处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务求长期地保护宣传战方面的内线工作、外围力量与中间力量。

九、在国民党区域的出版发行工作（党的和同情者的），要以精干政策战胜国民党的量胜政策，以分散政策抵抗其统制政策，以隐蔽政策对抗其摧残政策。因此，需要改变和改善宣传战方面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出版发行工作。

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要能战胜国民党反动宣传，就必须一方面熟悉我党政策、口号及其实际，熟悉我党和我党领袖人物的言论、文献（国民党中有些颇注意研究我们这方面），又一方面熟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历史，熟悉其文献、政府法令，熟悉其内部派别、领袖人物及言论（国民党颇有一部分人善于引经据典）。但要做到这地步，就必须纠正党内（同样宣传工作干部中）相当普遍的轻视或忽视研究国民党的观点。

十一、要战胜国民党反动宣传，就必须努力（尤其是宣传工作干部）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努力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真正在我们宣传战上做到使“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真正使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洋八股休息退位。但我们宣传工作还远没有做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

5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全文如下：

这一次的反共高潮，正如3月18日中央的指示所说，是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在国际国内的新环境中继续抗战的局面。在这个新环境中所增加的因素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国际革命运动的高涨，苏日的中立条约，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再加上最近日本准备新的对华大举进攻。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并继续有效地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和反共逆流起见，研究和学习我党在英勇地胜利地反对这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一、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1927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二、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1月17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的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三、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证明了。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它路可循。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

四、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这是去年3月以来中央就屡次指出了的。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证实了它的正确性。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份虽然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和统制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有矛盾，故一般地亦须以中间派看待之。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而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其他各地方实力派更不待论。我们同志中却有许多人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看法，将一切地主资产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五、有些同志由于对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并因此对国内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对党的政策也有时发生动摇。这些同志在皖南事变后，从其“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估计出发，似乎感觉去年12月25日的中央的原则指示，已不适用，或不大适用了。他们认为现在需要的已不是包含一切主张抗日和民主的人们的政权，而只是所谓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了；已不是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像过去10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的政策了。党的正确的政策，在这些同志的心目中，至少是暂时模糊起来了。

六、这些同志，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他们不了解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

七、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在皖南事变后需要特别强调所谓统一战线教育以外的阶级教育。他们至今还不明白：我党在整个抗日时期，对于国内各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即使是伪军、汉奸和亲日派分子，除对绝对坚决不愿悔改者必须采取坚决的打倒政策外，对其余的分子也是这种两面性的政策。我党对党内对人民所施行的教育，也是包括这两方面性质的教育，就是教导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如何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联合抗日，又和他们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反共性作各种不同程度的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弄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

八、还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有些人以为只有实行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才算实现了新民主主义，这是不对的。现在各根据地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无论就政治、经济或文化来看，只实行减租减息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同样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5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委员；以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高岗为书记。

高岗担任西北局书记后，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以为自己是隶属于中央军委的，和西北局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的工作不向西北局汇报，有事也不向西北局请示。高岗为此大为不满，他不仅在各种场合对留守兵团提出批评，并且还说，留守兵团如果再这样下去，西北局将不再负责他们的后勤供应和保障。一时间，西北局和留守兵团之间的关系搞得很紧张。

高岗除了和萧劲光这个矛盾之外，以前就有过节，那还是在他兼任留守兵团所属的保安司令部司令的时候。身为留守兵团司令的萧劲光一是忽视了高岗在党内的地位远比他要高得多，二是忽视了毛泽东对陕北红军干部的重视，曾多次强调外来干部要与本地干部搞好团结。正是这两个原因，萧劲光只把高岗当作自己的下级看待，按一般的上下级关系来处理他和高岗的关系。

二人之间的第一次冲突，缘自有一架飞机要来延安，因飞机场正在维修，无法降落，萧劲光便让高岗去督促一下，争取快些修好。结果高岗没有按时完成任务，萧劲光就对他大发雷霆，高岗由此对萧劲光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毛泽东知道他们之间的矛盾后，就把萧劲光和留守兵团的其他负责人叫去，要求他们尊重高岗，尊重西北局和地方政府，搞好党政军关系。他明确地说：

“军队和地方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做检讨；军队和地方闹了矛盾，军队首先要做自我批评，事情就好办了。这要作为一个原则定下来。”

毛泽东还推心置腹地说：

“要尊重西北局的领导，连我们中央决定的事都要通知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知一下西北局呢？部队在哪里住，就应该尊重哪里的地方党委和政府。”

这样，高岗总算报了修机场那一箭之仇。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本传在近期修改中加入了诸多毛泽东撰写的电文、党内指示、施政纲领、评论、公函和总结等文稿，不但使历史脉络更加清晰，而且也使毛泽东的文韬愈发显现出来。3月8日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一篇，半文半白，文字优雅，读起来朗朗上口，绝无冗长累赘之感。这一类原始材料，特别是信札、文告之类，笔者每每诵读，兴味盎然，爱不释手。用词口语化，用典委婉，表意出新，这些不寻常之处，充分展现出一位语言大师、文章大家的卓越风采！这是迄今为止很多“毛学”研究者很少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47章 1941年5月—

“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将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

话说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说：

“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事业亦加以改进，通为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党宣传。《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早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中央机关刊物是《解放》周刊。此外还有《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共产党人》等10多种报刊杂志。在1940年以前，这些报刊杂志与时代的需求基本相适应。但从1941年开始，《新中华报》就显得内容不够了，而且是3日1刊，周期长，分量也不足。《解放》周刊有时是两周合刊，满足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其它报刊也基本类似。再加上根据地进入非常困难时期，纸张、经费严重不足，发行渠道堵塞。因此，毛泽东向中央提议停办其它报刊，集中力量创办《解放日报》。

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由博古任社长，杨松任总编辑。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发刊词，全文如下：

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一使命是更加严重了。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是帝国主义强盗互相屠杀的世界，还是世界人民和平的世界？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还是中国人的中国？这些问题，在现在帝国主义战争变为世界范围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最后灭亡中国之时，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了。

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卷入战争（美国实际上已经参战），战争已以全球为屠场，全世界人民如不奋起反对战争力争人民的和平，则世界有陆沉之忧，人类有毁灭之祸。现在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战的斗争已经发展起来，这是世界真正光明的所在，各国共产党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这一斗争将援助着中国人民的斗争，中国人民有与世界人民相联系的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在4年战争中不能解决的中国问题，它现在企图来“最后解决”了，一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加以轻视的意见是不对的，在这种意见之下，就是国共摩擦，就是反共高潮，就是两个战争。我们主张是国共团结，是消灭摩擦，是一个战争。须知只有一个战争，一个专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是亲苏政策，虽然同时不放弃对英对美的外交。中国的内政政策，必须是民主政策，一切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动政策，必须取消。

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是与人为善的，一切在抗日战争中犯过错误的人，中国共产党予以反省改悔的机会，仅仅对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人，方才予以坚决地打击。而这乃是完全必要的，对于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民族叛徒，如不予以坚决地打击，则民族抗战必然遭到失败。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本报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然要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今当本报发刊之始，愿掬至诚，以告国人。

5月间，中原局把徐海东的病情和心情报告给毛泽东。

此前，徐海东因劳累过度，肺病复发。在皖南事变后，他对新四军的损失十分痛心，因之病情加重了，病倒在了华中战场上。

毛泽东给徐海东发了一封200多字的电报，大多是安慰他治病的话，最后是8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徐海东看了毛泽东的电文，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让秘书把那8个字，用毛笔写在日历牌的硬纸上，放在自己的枕边。回想起自己在延安治病时，毛泽东曾多次去看望他，知道他不能吃东西，就亲自批条子，派人送给他50块钱作为生活补贴。毛泽东对他太关心、太爱护了。徐海东对毛泽东充满了感激之情，他相信，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有八路军、新四军在，天不会塌下来。

徐海东在养病期间，总忘不了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所说的谁看不完那3部古典小说不算中国人的笑话。他常说，只要我不死，一定要读完《红楼梦》，决不做半个中国人。他在病情稳定的时候，除了注意战局，学习共产党文件，就坚持读《红楼梦》，终于读完了这部小说。他高兴地说：“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了。”

5月中旬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给统战部送来了一个开会通知。这是一份出席干部会议的人员名单。韩光见名单上有其他几个科长的名字，唯独没有自己，心中很不舒服。他还听说毛泽东要在会议上作报告，便决心一定要争取去听听。他找到副部长柯庆施，说：

“柯部长，别人都有会议通知，我也想去参加会议，不知是否可以？”

柯庆施说：

“按条件，你可以参加。这样吧，你写一个简历和申请，我给你送上去。”

韩光按照要求很快就写好了。柯庆施便把他的材料送给了中央秘书长李富春。

第二天，韩光便接到了参加会议的通知。

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长篇报告。

毛泽东作报告从来不喜欢照着稿子念，只偶尔看一眼简明扼要的讲话提纲。这一次的报告也是如此。只见他站在讲台桌前，面前放着两三页纸，讲话间，时而在桌子前走来走去，时而举起右手打着手势，以期引起听者的注意。他那生动的语言，严谨的论证，深入浅出的道理，妙语连珠的比喻，不时引起会场上阵阵的掌声和会心的笑声，气氛十分热烈。

坐在听众席上的韩光聚精会神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他感觉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最好的报告。毛泽东一开始便说：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关于“研究现状”，他说：

“‘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关于“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他说：

“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关于“主观主义的态度”，毛泽东说：

“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已，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之一。他的“号召，很快就在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论战。”（引自《毛泽东选集》注释语）

5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为成为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

华中局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邓子恢、张云逸、郑位三、郭树勋、彭雪枫、黄克诚、张鼎丞、谭震林、刘英组成；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

华中军分会由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饶漱石、赖传珠、罗炳辉、刘炎、粟裕、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张鼎丞、谭震林、曾希圣、傅秋涛、彭明治、谭希林、叶飞、周骏鸣、张爱萍、郑位三组成；刘少奇兼任书记，陈毅、邓子恢、赖传珠、张云逸、黄克诚、饶漱石、刘炎为常委。

5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党内指示：《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全文如下：

1、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2、日本帝国主义以迫蒋投降为目的的军事进攻，现已告一段落，继之而来的必然是诱降活动。这是敌人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老政策的重演。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3、日本和军事进攻同时发动了谣言攻势，例如所谓“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八路军乘机扩大地盘”，“打通国际路线”，“另立中央政府”等等。这是日本挑拨国共关系以利诱降的诡计。国民党“中央社”和国民党报纸照抄散布，不惜和日本的反共宣传互相呼应，其用意所在，甚为可疑。我们也应揭穿它，反对它。

4、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有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此次晋南战役，八路军复自动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两周以来在华北各线做全面出击，至今犹在酣战中。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一切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败，以利投降。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5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一份《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全文如下：

中共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所占的重要地位，中共每一负责同志和领导机关之一言一动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影响，政治形势之紧张，敌人谋我之尖锐，党派斗争之激烈，都要求我党统一对外宣传及采取慎重处事的态度。从近几月中各根据地的广播与战报看来，我党的对外宣传是不适合于这个要求的。特别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许多违反党的政策与中央指示的言论之公开广播（如另立中央政府的主张，马日事变的估计，陈团起义的发表，仇货充斥的自白等〉，与各地对外宣传工作中独立无政府状态的存在。这种全世界任何国家政党所没有的极端严重的现象，如不迅速纠正，对党对革命必有很大危害。因此中央决定：

（甲）一切对外宣传均应服从党的政策与中央决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负责同志的公开发言，尤应严格遵守此原则。各军事领袖不得军委许可不准公开发表有关全国性的意见。凡牵涉到全国性意义的重要政治事变，任何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负责同志及任何军事首长，在中央未指示前，不得公开发言，以保障全党意见与步调的一致。

（乙）一切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应统一于宣传部。宣传部应负责立即停止在这方面的无监督无政府的现象，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应经常检查这一工作，并加强其领导。

（丙）各地方报纸下的通讯社，应成为对外宣传的重要机关。广播台及起广播台作用的战报台，应划归通讯社，并设立广播委员会专门负责广播材料的审查编辑，并由宣传部指定一政治上坚强的同志领导之，并经常检查其工作。

（丁）各地应经常接收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代价设立之，各地报纸的通讯社，应有专门同志负责接收与编辑的工作，应同延安新华社直接发生通讯关系，并一律改为新华社某地分社。关于电台广播内容与广播办法等，应受延安新华社之直接领导。

（戊）各地报纸应经常发表新华社广播，其他根据地的广播的登载与否，应根据本决定第二项来审查处理，无选择地登载是不允许的。

中央书记处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小礼堂主持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并研究解决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

会议正进行着，突然间天降暴雨，一道闪电从屋角穿入室内，“轰隆”一声把一根木头柱子劈断了。与会人员都受到了巨大震动，惊慌失措，纷纷逃出屋外。正当众人惊魂未定之际，会议室内又传出了凄厉的呼救声。林伯渠立即派人进入室内，将受伤人员一一扶了出来。延安市高市长、志丹县赵县长、延长县白县长经过抢救都脱离了危险，唯有延川县4科科长、代县长李彩荣不幸身亡。

有道是祸不单行。在延安南关市场里，拴在木桩上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了。它的主人是一位50来岁的安塞汉子，这汉子本来就对时下的负担过重不满意，如今又损失了毛驴，气不打一处来，站在大街上扯着嗓子便骂开了：

“老天爷不开眼，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劈了李县长，劈死我的毛驴……”

周围的老乡们都吓了一跳，有的上前去劝那汉子，有的则议论说：“这是老天爷对人间的惩罚，是一种报应，是大难临头的不祥之兆。”也有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八路军抗战，是为了咱老百姓过好日子，可也不能不管咱们的死活呀！”

消息传到边区保安处，有人提议把那汉子抓起来，也有人建议向党中央汇报，请示毛泽东如何处理。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立即让工作人员打电话，要保安处来人谈谈。不久，边区保安处的小吴来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望着小吴问道：

“听说你们要拘留那位老乡，为什么？”

小吴激动地回答说：

“他在大庭广众之中侮辱你。”

“是吗？他是怎样侮辱的，你说给我听听。”

“李县长是中了雷死的，与主席有甚关系？他自己死了驴，心里有气，竟然迁怒于你，而且在延安最热闹的市场上，指名道姓地骂你。我们认为这是一桩严重事件，所以应该马上拘留审讯他。”

毛泽东听罢，爽朗地笑了，他说：

“他骂了我毛泽东，可没有犯法呀！”

小吴坚持说：

“不。你是人民的领袖，骂你，说明他不是汉奸特务，就是土豪劣绅，我们拘留审讯他是应该的。”

毛泽东依然微笑着问：

“你想过没有，真的汉奸特务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骂我吗？”

小吴一怔，张张嘴却回答不出来。毛泽东起身走到他身旁，用温和的目光看着他，又问道：

“小吴，你知道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我们，热爱我们？”

小吴说：

“因为我们为老百姓打天下，谋幸福呗！”

“这就对了。人民拥护我们，热爱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不管什么人，不管他采取什么方式提出批评意见，我们都应该接受嘛！你说对吧？”

“可他不是提意见，是骂人。”

“骂人也是一种提意见的方式嘛！”

小吴不再吭声了。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说：

“小吴同志，我建议你们，不要拘留那位老乡。还要请你们帮我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看他究竟对我有什么意见，行吗？”

小吴爽快地答应了。过了不久，小吴来向毛泽东汇报调查的情况，他说：

“抗战初期，边区群众的救国公粮只有1万石，1939年是5万石，去年是9万石，可今年猛增到20万石。群众嫌负担过重，对政府有意见。有的人说：‘救国公粮任务太重，群众要饿肚子了。’有的人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那位老乡就是对今年分配的救国公粮不满才骂人的。”

公粮何以会猛增呢？原来到了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脱产人员已经增到了7.3万人，这么多人要吃饭，自然就需要增加更多的公粮。20万石公粮，在陕北这个不过一百三四十万人口的地方，人均负担1斗4升。这样的负担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相比，并不算太重，可是和前几年相比，的确是重多了。毛泽东听完了汇报，“噢”了一声说道：

“原来是这样。”

他心情非常沉重，叹了口气，思索片刻，又说道：

“看来，这位老乡是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意见，批评得对呀！群众的意见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要允许人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人家说救国公粮太重，这是实际情况。1940年以来，人民的负担是加重了。人家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说明他们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就是对我们的工作和作风有意见。”

他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的任务从20万石减少到16万石。尽管如此，一些地方的征收任务还是比较重，加上有些干部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还是难以避免发生一些损害党和群众关系的事情。

清涧县一位农妇，因为生活艰难，干部强征公粮，忍不住骂了共产党，骂了毛泽东。保卫部门知道后马上逮捕了那个妇女，说是要枪毙她。保卫处长钱益民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正在窑洞里写东西，听完汇报，气得“啪”地一声把毛笔甩在桌子上，站起身来，盯了一眼钱益民，然后在窑洞里来回踱步。停了一会儿，他才对钱益民说：

“不要为难这位农民，你把她带来，我要亲自问问话。”

不久，钱益民将一名叫伍兰花的中年妇女带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一看，此人是一位十足的农村妇女，虽说只有36岁，但看上去却像50多岁的样子，一副老实忠厚的农民形象。毛泽东马上走上前去，亲自替她松了绑，说：

“你不要怕，坐吧。”

伍兰花坐下后，毛泽东面带微笑把一杯开水送到她手上，和蔼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骂共产党，骂毛泽东啊？”

伍兰花误认为是保卫部门在枪毙她之前，押她到大官面前认罪，她气愤地嚷道：

“枪毙我也要骂，反正咱活着也是饿死，不如早死了痛快。”

毛泽东问：

“为什么活着也是饿死呢？”

伍兰花没好气地说：

“你们培养出来的好村干部，只知道逼我们老百姓交公粮，不管人民群众的死活！”

毛泽东问：

“你家有什么困难吗？”

伍兰花看到毛泽东比其他干部都和气，略微平静了一点，说：

“咱清涧苦啊！咱一家6口人，3个娃都小，婆婆72岁，男人又是个傻子，就靠我这一个女人维持这个家。咱住的窑还靠着沟边，发水就涝，就是想挖孔新窑，也没有钱雇人。共产党来了，咱分了5亩地，头两年还好，这两年村里官、乡里官、县里官，都不管咱死活啦，要公粮咱出不起，就骂咱男人和老娘。”

毛泽东问：

“村干部乡干部真的骂人？”

伍兰花说：

“妇道人家不敢撒谎，咱要说假话出门就叫挨枪子。咱不是不拥护你们八路军，只是咱家确实交不起公粮。今年遇上天旱，咱一个人忙死忙活，才收了一点粮食，咱跟催公粮的干部求情，把公粮推到明年一块儿交，可他们不同意，硬是把咱家的一袋粮食给背走了。咱想全家人都没有活路了，一气之下，是骂了毛主席。”

毛泽东听到此处，气呼呼地站了起来，点着烟猛吸几口，前后踱了几步，大声叫道：

“钱益民！”

钱益民应声进了屋，说：

“毛主席，有何指示？”

毛泽东当着伍兰花的面，大声训斥道：

“你们保卫部门在搞什么名堂？连这样简单案子都断不明白？中央对交公粮的政策规定得非常清楚，要在不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前提下，自觉地交公粮，怎么能没收老百姓的口粮呢？这位妇女敢讲真话，是位好同志，不但没有罪，我们还要接受她的意见，赶快改正工作中的缺点，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真正地拥护。伍兰花同志现在就释放，你亲自护送她回家，还要代表我跟村政府讲，不但要把没收的粮食退还给她家，还要好好照顾，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可以直接找我。总之，不准饿死一个人。”

伍兰花听说自己面前的人就是毛主席，非常吃惊，又听了他说的话，感动得“扑咚”一声，跪在毛泽东面前，大声说道：

“毛主席，咱对不起哩，您真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泽东连忙将她搀了起来，安慰她说：

“伍兰花同志，我们八路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就该挨骂嘛！以后老百姓有困难不解决，你就来找我毛泽东。”

就在这年的6月初，与陕北的雷击之天灾相比，发生在国民党陪都重庆的“大隧道惨案”可真正是人祸了。这个惨案，与前边已经说过的1938年6月9日的黄河花园口决堤，和1938年11月13日的长沙大火，并称为抗战时期的3大惨案。

那是在6月5日下午6时左右，重庆市区雨后初晴，市民们正准备吃晚饭，突然间空袭警报长鸣，人们纷纷拥向较场口公共防空大隧道的三个进出口：十八梯、演武厅和石灰市。由于当局有关方面未及时对拥来的市民进行疏散，大量民众拥入了这个通风照明设备未曾验收且不能使用、洞内设计上既不能使空气对流又没有通风井，还没有排水井、出入口又狭小的特大隧道，立时呈现出饱和状态。

据当天防空部档案记载：“是日敌机24架分三批（每批8架）袭渝，自17：33起于湖北宜都松滋处发现西飞。”第一批于“19：28侵入重庆市空投弹，至19：54始经丰都东逸。”第二批于“20：47侵入重庆市郊投弹后至21：20经丰都东逸。”第三批“22：17侵入重庆市郊投弹后至23：13经丰都东逸。”

由此可知，三批次空袭的间隔几乎都在近1个小时左右，可是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锁了栅门，不准里边的市民在空袭间隙出入隧道喘息休息。因此，长时间的高温和严重缺氧，致使避难者因通风不畅而窒息，同时又发生了推挤践踏，最终酿成了骇人听闻的“大隧道惨案”。

有生还者朱更桃回忆说：“在洞内，起初只觉得头脑发闷，大汗淋漓，渐渐身体疲软，呼吸困难，似乎淹在热水当中，脚下温度异常之高。左右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衣裤撕碎，好像精神失常一般。”

生还者何顺征也说：“开始感觉热得慌，心脏似欲下坠，如患急病，很想喝冷水。往外走，竟有人拉着，不能举步，黑暗中有人拉我的手乱咬，手和背到处受伤，衣服也被撕破了。”

随着二氧化碳增多，洞内部分油灯已经由于缺氧而熄灭，人群骚动得更加厉害了。面临死亡，沉默的人们再也按捺不住性子了，开始拼命往洞口挤。由于洞门是向外关闭的，人群越往洞口挤，门就越打不开。守在洞外面的防护团员只知道日机空袭时禁止市民走出防空隧道，而对洞内所发生的危险情况一无所知。洞内的人发疯似地往外挤，互相践踏，前面的人纷纷倒下，有的窒息死亡，后面的人浑然不知，继续踩着尸体往外挤。后来洞门被挤破之时，洞内的人如同破堤的河流一样冲出了出去，因此得以生还。郭伟波是冲出洞外的少数人之一，他说：

“后来，木栅不知怎样打开的，守在外面阶梯上的防护团也跑掉了。人流穿过闸门，犹如江河破堤，拼着全力往隧道口上冲。我和两位同学因年轻力壮，用尽力气随着人流挤出木栅，昏头昏脑地上了阶梯，终于来到地面上。当时我到底是凌空？是滚爬？还是被人流夹住推出来的？实在是闹不清楚。只觉得一出洞口呼吸到新鲜空气，浑身都感到凉爽、舒畅，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我那时没有手表，昏睡了大约半个小时又苏醒过来，只听见隧道里传来震耳的呼喊和惨叫声。我从地上爬起来一看，自己躺的位置离隧道口约30米，周围有100来人，有的正在苏醒，有的呆呆地站着，然而，再也不见有人从隧道口里走出来。我低头一看，自己的上衣已经被扯破，钮扣大部失落，帽子丢掉了，肩上挎包所装的信件、相片、日记本也全部不见了。东西是损坏、丢掉了，但我总算挣脱了死神，回到了人间。”

这次空袭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当日军的飞机离开陪都重庆时，防空大隧道已是死一般的沉寂，听不见活人的声音。到处都是死难者的尸体。其凄惨情状正如当时重庆市市长吴国桢所说：

“洞内之（难民）手持足压，团挤在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昏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而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可卒睹。”

6月6日凌晨，国民政府当局开始组织人处理善后事宜，从隧道内拖出的遇难者尸体成垛成垛地放在洞口。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重庆防空司令刘峙在幕僚建议下，派出卫戍司令部的卡车，把所有窒息而死的人运至朝天门河坝，用意是这些人因缺氧而死，运至河边空气新鲜处，或可复活。但是参加抢救的士兵、特务人员、防护团员、服务队员不管死活把人一个个拖出洞门，有些还未死的，被他们拖死；有些被拖断手脚；有些尚有一丝气息，因上有尸体堆积，被活活压死。更有甚者，一些参加抢救的人员非但不全力救人，反而趁火打劫，从尸体上搜取首饰、钱物，剥取衣裤，引起群众极大愤慨。运至朝天门河坝的人中，确有少数因吸到新鲜空气而复活者。他们醒来后发现随身所携带的财物已被洗劫一空，感到今后无以为生，便绝望地放声大哭。

这一天，重庆防空总司令部对外宣称：“惨案死亡461人，重伤291人。”重庆卫戌总司令部在致行政院的函中称：“截止本（6）日午后4时20分止，3处洞口共计运出男女尸944具，童尸74具。至于洞内余存死亡数目，因隧道太深，一时无从清查。”6月8日，重庆卫戌总司令部再次呈文行政院说：“3洞尸体已全部运出洞外，计有1115人。”

而据广东籍的幸存者刘伟波回忆说：“一夜之间因窒息挤压而惨死市民近万人。”避难生还的欧阳祝泽也说：“十八梯洞内死的人很多，搬了一个昼夜才勉强搬完，大约死的五六千人。”曾入演武厅避难生还的李建国说：“3个洞子都死了不少人。其中以十八梯大洞死的最多，石灰市大洞第二，演武厅洞子第三，但演武厅洞子也死了不少人，大约有二三千人，总计3洞死了万把人。”

大隧道惨案到底死了多少人，如今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准确的统计了，但有一个数据还是可供读者参考的，那就是防空洞设计的容纳量。这一段大隧道的长度为438. 4米，乘以宽度2. 5米，面积是1096平方米；乘以高度2米，等于2392立方米。防空部规定洞的容量标准是每平方米4人。当时的审委会的解释是：“镇静之避难者, 在换气设备之防空洞滞留1小时，每人所需之空气应为1立方公尺，通常以滞留2小时为准，每人应有3立方公尺之空气量。”据此计算，该洞常规容量是4384人；加上两侧梯道面积134. 75 平方米, 容纳555人，合起来总容量就近5000人。而当天入洞人数，从上面引述的生还者提供的资料来看，有可能超过了万人。

大隧道惨案的发生使重庆舆论为之震惊，市民强烈要求惩办责任者。不久，蒋介石下令免去刘峙的重庆防空司令一职；重庆防空副司令胡伯翰撤职留任，隧道工程处处长吴国柄撤职，副处长谢元模记大过两次；重庆市长吴国桢撤职留任。震惊中外的大隧道惨案就这样草草了结了。

再说6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一个《关于老苏区老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全文如下：

国民党正用武装进攻、胁迫、自首等方法向我老苏区老游击区进攻，这些地区党要实现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则必须：

一、隐蔽组织，避免打击。一切仅仅有利于国民党的抗战动员不再起模范作用，应与大多数民众取同样态度，对新四军家属之互助救济则在不妨害秘密工作情况下，可暗中进行。

二、对于不反对我党而反对国民党的土匪，不再帮助国民党剿匪。如上述的土匪要求我们帮助时，可以给以适当的帮助。

三、目前在大后方老苏区老游击区一般地不应当与国民党作武装斗争，但如果国民党武装进攻时在必要与可能武装自卫并能坚持的条件下，可以武装自卫，并应有不怕武装斗争扩大的决心，但武装自卫的目的仍在求得和平和保存党的力量，因此自卫斗争必须遵守下列的原则：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乙、“有理，有利，有节”。

四、武装自卫只有在迫不得已而且可能坚持的情况下进行，决不是任何老苏区老游击区都可武装斗争，因此何处应武装自卫须由南委及华中局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不能武装自卫的区域应保存枪枝，并迅速撤退已暴露的干部。

五、利用社会上厌恶内战情绪，发动当地绅商、军政各界人士制止国民党的内战，分化和孤立顽固反共分子。

六、当国民党强迫党员和群众办理自首手续时，可以允许党员和群众一起假自首，那些不能假自首的干部应迅速调开，但假自首的党员绝不准破坏机关和人员，破坏机关和人员者即是叛徒。

七、党内一般地不要采取小组、支部、区委、县委等等的组织形式，不要开会，只用个别联系，选择当地能够立脚在职干部任联络员、工作员，特派员，形成只有党员而无组织形式。

八、改变党的组织形式，绝不是取消党，党员不作突出的活动也不是取消工作，每个党员应该：一方面识字读书，自我学习，另一方面以普通社会人士面目去赞助公益事业，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培养自己在群众中的信仰。

中央书记处

6月22日，德国军队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不宣而战。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了。

6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党内指示，全文如下：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

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任务是：

1、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

2、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的活动，必须坚决反抗。

3、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6月间的一天，毛泽东在散步时远远看见黄有凤和一个女学生在一起。第二天，他在作战室看地图时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黄有凤：

“黄有凤，你快30岁了吧？昨天那个女同志是谁呀？”

黄有凤老老实实回答说：

“是的。她叫赵雪明。”

赵雪明是抗大的学员，黄有凤正和她谈恋爱。他们已经商量好了，等抗战胜利后条件好了再结婚。现在经毛泽东一问，他便红着脸把二人的交往和心愿说了一遍。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含着笑替他参谋起来。毛泽东说：

“抗日战争是个持久战，你们年纪都不小了，等到战争胜利那天，恐怕你们都老喽。我看你还是打个报告结婚吧。”

黄有凤听了毛泽东的话，就和赵雪明商量结婚的事。不久，他们就向组织上递交了结婚申请报告。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经过20年的革命锻炼，现在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决定的因素，然而放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这样就要求我们的党更进一步的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没有这样坚强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因此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二、我们的党，虽然已有20年英勇奋斗的历史，虽然已经是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但必须指出：我们的环境，是广大农村的环境，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份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军队干部中的这些倾向，假如听其发展，便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可能发展到小组织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损害。而有这些倾向的个人如不改正，亦会身败名裂。叛徒张国焘的结局与项英反抗中央的机会主义所引起的皖南失败，便是明显的历史教训。这些缺乏党性的倾向，今天在党内虽然还不是一个普遍的不可终日的危险，可在某些个别部分中，确实是存在着的严重危险。上述的这些倾向具体地表现在下列各方面：

（1）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

（2）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

在思想意识上，是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地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地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

三、为了纠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采取以下办法：

（1）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要求各个独立工作区域领导人员，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应当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

（2）更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

（3）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才更能挽救干部，和不使工作受到损失。反对当面客气，背后指斥，一切批评应当是正面坦白诚恳的提出，目的是为了挽救，而不是为了打击。应当强调党内外团结互助，爱护干部，帮助干部在政治上的进步，对于屡说不改者，必须及时预防，加以纪律制裁。

（4）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因为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要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

（5）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

（6）最后，决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7月间，17岁的毛雪华在边中毕业了，到杨家岭看望叔叔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

“叔叔，我毕业了，要分配工作了。我想当教员，您看到哪里去适合？”

毛泽东说：

“你自己看呢？”

“我想去抗大。”

“去抗大？你年龄还小呢，那些学员的年龄都比你大啰。”

“那我去边中怎么样？”

“到边中有困难，你普通话还讲不好啊！”

毛雪华哑然了，毛泽东看着他的样子，说：

“你到自然科学院去吧，继续学习，多学些自然科学知识，将来解放了，建立了新中国，需要大批建设人才，你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为祖国出力。”

毛雪华临别时，说边中校长董纯才为制作学员证书，委托他请毛泽东为证书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题写了“为教育新的后一代而奋斗！”

后来，毛雪华在自然科学院学习期间，又应教务长魏之想委托，请毛泽东题写校名。毛泽东拿出一张旧《解放日报》，铺在办公桌上，挥笔写下了“自然科学院”5个大字，他端详了一下，又重写了一幅，放下笔说：

“这两份随你选吧。”

7月8日，萧军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向毛泽东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一书，同时要求见面谈一谈。

萧军是继1938年之后在1940年6月间第2次来到了延安，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的理事，以后又被推为七个主席之一，还担任了《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鲁迅研究丛刊》的主编等等。在从事大量的文化社会工作的同时，仍然继续撰写他的长篇巨制《第三代》，还不时地在《文艺月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杂文和评论。生性豪放的他，论人论事从不注意方式方法，坦率直言，因此在人际关系上很快就出现了矛盾。他曾在《文艺月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何其芳的诗《革命，向旧世界进军》和周立波的小说《牛》。说何其芳那首诗“我感觉不到情绪、形象、音节、意境……只是一条棍子似的僵化了的硬棒棒的东西。”萧军甚至说“这不是诗，何其芳不适宜写诗。”如此尖刻的批评，自然引起何其芳等人的反感。当时刘雪苇曾出来为何其芳辩护，萧军又在报上同刘雪苇展开激烈的争论。加上革命文艺队伍从上海左联时期就开始出现的宗派主义倾向，在延安也仍然存在，就更使萧军感到苦恼、烦躁。就在这时候，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烦躁的萧军看了这篇文章就更烦躁了。周扬这篇文章在论及延安文艺界情况时，指责了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周扬的指责激怒了萧军。他便与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开了一个座谈会。由萧军执笔，把大家意见归纳为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这篇文章针锋相对地说：人要吃肉，是生理需要，和吃饭、睡觉、结婚一样都是正常的。只有三种人不想吃肉：一是发下了宏愿决心不吃肉……二是生理上有不吃肉的毛病，三是像周扬同志那样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此外，还讲到凡是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吃肉，是为了来革命；正如周扬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

文章寄给《解放日报》后被退了回来，艾青、罗烽等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争强好胜的萧军却认为不公平，太不民主。在萧军看来，既然周扬可以写文章批评别人，为什么反批评的文章得不到发表呢？他对这种“宗派主义和行帮作风”十分反感。这期间，萧军还碰到一些其它不愉快的事，懊恼之余，便想索性离开延安回重庆去，直接和反动派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省得在这里生闲气。他还想在走前见一见一年来一直没有深交的毛泽东，就写出了那一封借书并求见的信。

7月15日，萧军等了一个星期未见到毛泽东的回信，便不耐烦了，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泽东同志：

本月8日曾有一函奉达，想已收到。惟迄今不见回示。我推测原因或许不外以下三种：一信未收到，二近来工作忙，三或是我的要求“不可能”或有“越级”等嫌疑。如属第一、第二两项，我还愿再等一星期，如属第三项，我也就决定不再求了。我所以要和您作一次谈话的原因，除开施政纲领之中引起我一点不能决定的疑惑外，附带还有把一年来在边区的观感，尽情说出，虽言一得之愚，对于党的本身，或有小用。因为我到边区一年有余，近来很想到大后方行走行走，此会晤算作“告别礼”也可。余无他求。敬祝近好。附上第一信收条。

萧军

7月20日，毛泽东和萧军进行了一次长谈。萧军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次谈话的情形：

“在谈到鲁迅先生的清苦生活，以及一些战斗的故事，他（主席）的眼睛似乎有感动的泪！这是个人性充足的人！接着我就谈起了我预备谈的题目：①根据施政纲领，组织的纪律与政府的法令抵触时，应该谁服从谁？②关于党内的一些事，党外人士可否批评？他先是问我：‘你对于施政纲领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呢？’他翻着我带去的一本中国文化方面的施政纲领。‘对于这施政纲领在原则上我是全部赞成的，只是为了其中的个别条款与我所经历的事实不合，所以引起了我的疑惑……’他接着把我在条文上所用红笔划好的地方匆忙地解说着，他指着‘把持包办’说：‘为什么要规定施政纲领呢？就因为党和群众中间有了矛盾。这几乎成了普遍现象……所以有了三三制的规定……你要知道，过去国民党和共产党全是一党专政，一时是改不过来的……起码要等三年，五年，或二十年。如果抵触了政府法令也就是抵触了组织纪律……党外人士当然可以批评党……你可以批评，而且应该到处批评，拿着施政纲领批评他们……。’”

“谈到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的原因，我把党内外作家各作了一番分析。党内：个性被消磨，文章被机械批评，自动不写了，投机分子以文章做工具。党外：生活琐碎，精神受压抑。他很为这些事所焦急！他说：‘为什么一个作家不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呢？’

我知道他是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是谁，丁玲的调动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罗烽等来……就是一个证明。”

7月30日，毛泽东、朱德、叶剑英联名给各兵团发出指示，要求各兵团尽可能吸收大后方与广大沦陷区技术水平高深的医务人才，并给予他们特殊优待。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说：

“20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抗战以来，我党在了解日本、了解国民党、了解社会情况诸方面是大进一步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也减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属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作风并未彻底消灭。对于20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到延安来报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数，对于他们自己从事工作区域的内外环境，不论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在敌伪方面，在友党友军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为此目的，特决定办法如下：

一、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三、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举例如下：第一，收集敌、友、我3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第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第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第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第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属之。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四、除中央及各地的调查研究机关外，必须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并供给上级调查研究机关以材料。

五、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3方）的教育。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要提倡干部与学生看报，指导看报方法，指导他们分析时局的每一变动。要供给干部与学生关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各种情况的实际材料，把讲授与研究这些材料及其结论当作正式课程，给予必要时间，并实行考绩。

六、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7月1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应该说，毛泽东起草的这一个决定不仅是方法论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政论写作的经典范文之一，值得后人认真研读。

8月2日，毛泽东经过一番慎思，拿起铅笔给萧军写了一封信，一霎时，一个个大而粗重力透纸背的铅笔字洒满了三张信笺。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近好!

毛泽东

毛泽东这封信写得既诚恳坦率又严肃认真，既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指出了萧军的优点又指出了他的缺点，可谓推心置腹之言，表现了最亲切的同志之谊。萧军看了深受感动，便去信表示，“诚恳地指出我的病根，这是值得尊重感谢的！”承认“缺乏信心”，“走极端”、“不善于调理人我关系”是在社会上碰钉子的主要原因。萧军又十分苦恼地说，“一个人和自己格斗所费的力气，那是十倍于敌人的啊！”同时萧军又心悦诚服的表示，“我是很羡慕你那样从容宽阔的，但这一时是不容易学习的。”萧军向毛主席提出请求：“如果可能，将来可以随时寻你去谈谈。”并随信寄去了3张报纸和一篇文章。

8月4日，日军轰炸机共27架次，分三批空袭延安，投弹100多枚，目标是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其中一颗炸弹落在林育英的窑洞门口，爆炸声和冲击波使本来就有病的林育英的大脑、心脏受到强烈刺激。他的病急剧恶化，身体出现水肿，秘书、警卫员及其妻子涂俊明连忙将他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抢救。

毛泽东获悉后，指示中央医院一定要全力抢救。在何穆、金茂岳等名医的悉心治疗下，林育英的病才得以稳定下来。

8月6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璧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再奉约略叙。敬祝健康！

毛泽东

萧军所寄“报纸”是延安《解放日报》6月17日、18日、19日三张报纸，上面有前边已经提到的周扬的那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文章”就是由他执笔的与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合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

8月10日傍晚，萧军又收到了毛泽东写给他的一封信，只见上边写着：

萧军同志：

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

此致敬礼！

毛泽东 8月10日下午8时半

萧军看了信，当即来到杨家岭，在昏暗的灯光下与毛泽东就文艺界各方面的情况促膝长谈。萧军重提他与其他一些文艺界人士对某些观点的不同意见，不能在党报《解放日报》上发表，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毛泽东爽朗一笑，点拨他说：

“你不是编了一份《文艺月报》吗？《解放日报》不给你登，你不会登在《文艺月报》上吗？”

经毛泽东一点拨，萧军心中多日来的不愉快一扫而空。他问道：

“党有文艺政策吗？”

“哪有什么文艺政策。”毛泽东说：“现在正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呢！”

萧军建议说：

“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加强团结才有利于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

毛泽东赞赏地说：

“你这个建议很好。你甭走了，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好吗？”

毛泽东如此真诚坦率的态度，深深地打动了萧军，他答应继续留下来，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夜已经很深了，萧军起身告辞，他向毛泽东建议说：

“在‘文抗’住的艾青、罗烽、白朗、舒群以及其他许多作家，到延安来投奔革命，都想见见您，您是不是抽个时间和他们见见面呢？”

“群贤毕至，有失远迎啊！”毛泽东亲切风趣而又深表歉意地说：“你代我向大家问好，过几天我一定去看看大家。”

8月11日傍晚，毛泽东由一名警卫员陪着，从杨家岭漫步来到了“文抗”的所在地杨家沟的半山腰兰家坪。萧军见毛泽东不期而至，又惊又喜，忙招呼他先到自己的窑洞里坐下，然后就匆匆忙忙地去找舒群和艾青、罗烽、白朗及其他作家。他虽然已经告诉了众人毛泽东最近可能要来造访，但不曾想毛泽东这么快就来了。由于事先没有约定，萧军跑了几个窑洞，也没有找到一个人，等了大约半个小时，才远远望见艾青一个人姗姗而归。萧军抢上去一把抓住艾青，告诉他说毛泽东已经来了。艾青急忙脱掉身上的旧军装，换上一套笔挺的西装，系上领带，随着萧军快步来见毛泽东。

夜已经很深了，警卫员提着马灯在前边引路，萧军和艾青陪着毛泽东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一直走到山下，这才握手作别，望着毛泽东高一脚低一脚地慢慢离去。

毛泽东回到杨家岭窑洞，见重庆发来一纸电文，说是国民党要员张冲已于8月11日病逝，年仅39岁。

张冲，又名淮南，字以行，1904年出生于浙江乐清，1919年考入温州省立第十中学，参加新文化运动，组织“醒华会”；192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组部代理副部长。他是国民党中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真心主张抗战的少数人之一，长时间代表国民党方面与周恩来等人谈判。毛泽东一直敬重张冲的为人，稍加思索，便提笔为其写下了一幅挽联：

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

斯人独憔悴，始病热，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

8月12日清晨，萧军刚刚起床，见毛泽东的一个警卫员匆匆赶来，递给他一封信，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

敬礼！

毛泽东 8月12日早

萧军忙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他的夫人王德芬，又跑去通知艾青、罗烽、舒群等人。艾青的夫人韦嫈昨晚在兰家坪的山路上散步，错过了见毛泽东的机会，听说毛泽东要见她们，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拍手叫好。

吃罢早饭，萧军在前边领路，王德芬抱着刚满月的儿子萧鸣和舒群夫妇、艾青夫妇、罗烽夫妇一起随后跟着，一路下山，来到了毛泽东的窑洞前，早有江青抱着女儿李讷在门口迎候。毛泽东闻声走出窑洞，迎上前去，与他们一一握手，招呼他们进屋。众人进入窑洞，见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也来了，便相互之间分别握手问好，落座叙话。大家畅谈了有关文艺和文艺界的许多问题，谈得十分尽兴，不知不觉间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毛泽东让工作人员端上来饭菜，招呼众人围坐在一起进餐。他和大家边吃边谈，他还说，中央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以便集思广益，制定一项党的文艺政策。

这时候，毛泽东住处的枣树上已经结出了一串串的青果，微风吹拂着树叶，整洁的庭院里飘逸着淡淡的清香。

有一天，毛华初高高兴兴地跨进了院门。叶子龙见他来了，就说：

“啊，你来了。有客人刚过去，要见主席你快进去，过一会儿要开会，就没有时间了。”

毛华初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窑洞门口，见毛泽东正和王若飞、彭真握手，问好。

王若飞和彭真上身穿着白色粗布衬衫，下边穿着蓝色土布裤，坐下后，各自用草帽扇着冒汗的身子。毛泽东见毛华初来了，便向他招一下手。毛华初进了屋，走到毛泽东面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问候道：

“伯伯和叔叔们好！”

毛泽东向王若飞、彭真介绍说：

“他是烈士的后代，是一个孤儿。过去一直由我弟弟毛泽民的爱人王淑兰带着。”

彭真笑嘻嘻地说：

“带的和亲生的也是一样。”

“别看他这么小，就做过长工，讨过米，还坐过牢。”

毛泽东看着眼前的侄儿，自然想到了陪着妈妈坐过监的毛岸英，想到了自己那些流浪的儿女们，想到了更多的孤儿，他越说越激动：

“蒋介石是一个封建法西斯独裁者。他既世袭了封建主义的残酷无情的那一套，杀人如麻，白色恐怖，又比封建帝王、法西斯还利害！一人‘犯法’，要株连亲族，连小孩也不放过。在中国革命的战争中，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啊！有多少父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留下多少这样的孤儿啊！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一定要打倒封建法西斯的统治，蒋家王朝非推翻不可。”

毛华初听着伯伯的话，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敌人杀害了他的生母罗醒，还把母亲的头割下来，挂在永和镇示众7天，她的身躯被丢在沙洲上，不许收尸，让狗吃，让河水冲走。毛华初的眼里溢满了泪水。

8月19日，日军飞机35架次空袭延安，投弹35枚，死伤10人。延长县也遭到7架敌机空袭，死伤多人。

据1946年3月10日《解放日报》报道，从1938年11月20日至1941年10月，在近3年里，日军飞机不定期来延安空袭，先后共17次，投弹约1690枚。军民死亡214人，伤184人，毁公房1176间，过街楼10座，石牌楼10座，石洞5座，毁民房14452间，死牲畜197头，毁粮34.4万斤。另外还炸毁基督教堂1座，房屋94间，天主教堂房屋75间。与此同时，日军飞机还对边区境内的富县、甘泉、延长、延川、清涧等县城进行了轰炸。

且说8月26日，高克林撰写的《鲁忠才长征记》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这是高克林在1941年初对鲁忠才运盐队的三个人做了调查研究后，所写的一个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后，当日为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作序。他写道：

“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8月29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议定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以毛泽东为组长，准备编辑马、恩、列、斯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

1941年9月1日，毛泽东与国民党联络参谋谈话，提出了恢复和改善国共两党关系的方案，他说：

“1、国民党释放叶挺，中国共产党派董必武出席参政会议，否则仍不出席。2、中国共产党决不推翻国民党政府，决不越过现疆界，国民党承认我方在敌后有发展权力，承认现有防地，承认边区，在敌后的国共两军，双方下令，停止攻击。3、恢复新四军，发给欠饷，停止逮捕。4、何应钦停止反共，我停止反何，并重新来往，但何若再反共，我必再反何。”

欲知国共关系后来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十分清晰地为王明一类政治骗子画了像。那些辛辣、尖锐、深刻的语言，至今读起来，依然让人觉得痛快淋漓！想当年，王明一伙人崽卖爷田，是何等的颐指气使。到如今，他们却俯首帖耳，如坐针毡。我们后人也实在有必要把‘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副对子贴在自家墙上，经常用这面镜子照照自己。这对每一个人都是大有裨益的。

第48章 1941年9月—

“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有利于抗战，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

话说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在延安的政治局成员任弼时、王明、博古、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凯丰、邓发、朱德、康生；列席会议的有杨尚昆、李富春、林伯渠、高岗、王若飞、叶剑英、李维汉、彭真、陈伯达、杨松。会议记录由王首道、胡乔木担任。

这次扩大会议此后又先后在9月11日、12日、29日和10月12日开了4次，史称第一次“九月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会议采取主题报告和自由讨论相结合的方法，本着对党负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联系自己，联系实际，畅所欲言地进行讨论。

在这5次会议中，毛泽东作了主题报告，除了王明出面辩驳外，还有28人次先后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并肯定了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不少人联系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表现，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重要领导人也幡然醒悟，痛心检讨。有的人发言两次，还有人三次发言，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找出教训，分析危害，明确纠正的方法。会议开得成功而热烈。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解放日报》配合“九月会议”连续发表社论，如：《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加强党性的锻炼》、《打碎旧的一套》等，还发表了胡乔木、艾思奇等人的文章，宣传开展整风学习的意义和参加整风应取的态度。

9月10日，毛泽东在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题报告中，首先说明了召开这个扩大会议的原因是“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非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

接着，他重点讲了三个问题：

1、“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左”倾冒险主义自称是“国际路线”，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实际上是假马克思主义。

2、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他说，主观主义来源于党内“左”倾传统、苏联德波林学派的影响、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三个方面。“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

3、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办法。“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前者，用它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中央政治局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根本业务。而“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首先要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反对闹独立性。他建议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并提议由王稼祥为副组长。他说，“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9月11日，张闻天在扩大会议上首先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是错误路线的观点。他分析说：那条错误路线的特征是政治上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号召攻打大城市；组织上是宗派主义；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顶点。

张闻天还检讨说，自己在莫斯科学了一些马列主义条文，回国后不了解实际，却写文章、作报告，代中央起草文件、规定军事战略，要苏区和红军去实行。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根本塌台。他深有感触地说，没有调查研究，夸夸其谈，自以为比别人高明，就会转化为教条主义。他建议，“七大”时一定要彻底清算教条主义。

张闻天还表示，自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要下决心补上这一课。

博古在发言中检讨说，1932年至1935年，整个路线是错误的。这表现在对革命的性质、动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结合，以及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等问题，都有不正确的认识。过分估计敌人的动摇和崩溃，夸大革命的力量，总说革命比以前更“高涨”。这就导致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和强迫命令主义，对中间阶级不讲策略；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他分析说主观主义是认识上的唯心论，方法上的机械论。那时，我们把马列主义词句和苏联的经验，当做教条在苏区搬用。

接着，王明开始了在扩大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他言不由衷地说：毛主席报告对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说是路线问题，今天又有洛甫、博古的讲话，现在（我）都同意了。反主观主义与反教条主义，对我有很大好处。

接着，他便夸夸其谈，表明自己一贯正确。他说：1930年反立三路线时我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我在莫斯科看了很多中国报纸，对博古、洛甫在中央苏区时对毛主席的关系是不同意的，博古是“苏维埃后期主要的错误负责者。”声称他只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他还说，他对五中全会认为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是不同意的。我在国际十三次会议上发言开始说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四次全会上便提出了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办法。

接着，他又假惺惺地说：当然我也有缺点，就是“没有很好研究中国问题”，所以，要“从头做起，向下学习”。

王明的发言，根本不涉及他的“左”倾路线错误问题，空洞无物，引起与会者们的严重不满。

王稼祥在扩大会议上发言说：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是以主观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以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以致后来还会犯错误。我们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没有实际经验，很容易地成了教条主义者。

9月12日，任弼时在扩大会议上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说这个报告在党内外影响很大。他分析说，陈独秀有社会经验，但对革命不敢前进；李立三等缺乏社会常识，只知一味地“前进”。四中全会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进一步发展。主观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它脱离实际，又要巩固自己的地位，组织上必然实行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

任弼时还联系自己说，过去以为学了理论去做实际工作，就是理论联系了实际。毛泽东、刘少奇能根据实际情况，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真正地理论联系实际。

他又检讨说：在中央苏区时，自己毫无军事知识，却不尊重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意见，认为苏区以外也能打仗，为什么要“诱敌深入”啊。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那时，我们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

李维汉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他也在扩大会议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他检讨说，在立三路线时期担任中央领导工作，积极执行了错误路线。他说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就是反对毛泽东；在江西反对“邓毛谢古”，就是因为他们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

9月12日下午，王明在扩大会议上第二次发言。他抓住李维汉发言中的一句话，大做文章。李维汉发言时说，经过检查，放下了思想包袱，觉得“轻松愉快”。这句毫无问题的话，却被王明大加批判，他认为李维汉的检讨“不诚恳”、“不彻底”。他说：1932年至1935年的主观主义危害很大，罗迈却认为“轻松愉快”，这是没有法子纠正的；如认为自己可以马虎过去，这是不能纠正错误的。

然后，王明继续采用“搅浑水”的战术，在会上点了许多人的名，说这个是右派代表，那个是立三派，或暗藏的托派、奸细，以图转移目标，在混乱中逃脱大家对他的批判。 　　　

9月13日，毛泽东在对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他讲了三个问题，全文如下：

一 、情况是逐渐了解的，需要继续不断地努力。

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

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

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后来，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这五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是“过火”。其实，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为农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不过，在当时我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当然，今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剥夺地主、富农的所有权，而是减租减息。否则，是不能团结他们抗日的。

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所以，从我个人调查农村来说，是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的。现在你们有了过去同志们的经验，都可以走直路了，可以把六七年的工作，在几个月内完成。今天同志们的任务是脚踏实地去钻，去努力，只要不整天睡觉，一天就六小时的工作，也是可以获得很多成绩的，但需继续不断地努力。

二、方法。

1、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只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地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时认识的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他开始看见的是整个的延安，现在看见的也是整个的延安，但与开始的了解不同了，现在他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观察一个农村，也同样是如此。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在第二步骤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古人说：文章之道，有开有合。这个说法是对的。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

如果我们观察问题是走马看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空花费了时间，一事无成。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方面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对立统一和阶级斗争。像我上面刚才讲的分析法和综合法，就是用这观点。假如同志们把这观点用去分析农村，你就可以知道农村有些什么阶级，它们主要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怎样。同志们给我的问题中，有问到什么是富农。我以为地主是以收租为主；富农是以雇工为主，自己参加劳动；中农是以不出卖劳动力为主，经营自己的土地；贫农是一定要出卖劳动力，靠自己的土地不够生活；雇农完全出卖劳动力，没有土地。当然，这是指它们的主要标志。这样分析了农村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及其生活概况，然后才能对农村有正确的全面的了解。

我们要用钻研的方法来分析客观，分析阶级。对实际问题不应当熟视无睹，应当捣毁“牛皮公司”，应当经过自己头脑深思熟虑，应当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1905年，列宁说推翻沙皇政府，俄国要组织工农政府，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只能组织工人政府。这就是托洛茨基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真正地结合起来。我们应当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如中国抗战的持久性，长期性，就是抗战的规律。今天同志们下乡去调查，就应该以这种观点和方法指导自己的实践，另方面又从实践中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理论。

2、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就有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

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因此，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所以，我们做综合工作时，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

三、答复几个问题。

同志们提了很多问题，只能答复一部分。有些问题也不能答复，因为要全部答复了，同志们便可以不必下乡。而这许多问题又必须亲自下乡调查后才能了解，依据不同的具体对象和情况，而有不同的解决。

怎样开调查会？一个调查会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参加调查会最好有三五人。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占有土地达40%，富农占有土地达30，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为10%，总计地主与富农占有土地80%，中农、贫农只占有20%。但是，地主人口不过1%，富农人口不过5%，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80%。一方面以6%的人口占有土地80%，另方面以80%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20%。因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80%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怎样找调查的典型？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

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都必须自己亲身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找出经验来，用这些经验再随时去改进以后的调查和整理材料的工作。

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

其他问题也不必多谈，还是让你们早日下去亲自调查为好。

9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中说，成立高级学习组的目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20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

决定中还说，高级学习组成员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高级领导人为主，全国以300人为限，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延安和各地高级学习组通归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管理指导，按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为题。

9月29日，“九月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在10年内战后期负责中央工作的博古、张闻天和李维汉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

9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以中央学习组组长的名义和副组长王稼祥起草给中央学习组及高级学习组各同志的通知，全文如下：

“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要目另单）。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幼稚病》（用1939年解放社版）；（二）艾译《新哲学大纲》第8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4章）；（三）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第6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四）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的‘序说’（已油印发出）。”　　

1941年10月初，毛泽东和王明应邀到坐落在蓝家坪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去演讲。

这一天虽然是个晴天，还是有些凉意。在学院北边的长方形教室里，学员们大都是席地而坐，有的人捡块土砖垫着，也有的拿张报纸或自己的手帕铺在地上，静静地等候着毛泽东。不久，毛泽东和王明等人从侧门悄悄地进来，走上了靠北墙的讲台。

这是一个1尺高1米多宽两三米长的土台子，上面放着一张陈旧的木桌子，摆着两三张长木凳。

毛泽东高大魁梧，蓄着浓密的黑发，笔挺的身躯穿着同干部、战士一样普通的八路军服装，裤子膝盖处还有块大补丁，脚蹬一双旧布鞋，十分朴素，脸上总露着一种和善的微笑，没有一点派头，没有一点架子，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一样。和他相比，显得又矮又胖的王明，头发梳得光亮光亮的，穿着一身黄色呢军服，今天破例没有再穿他那双皮马靴。但他依然是神气活现，显得十分傲慢。

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话说，请王明同志先讲。王明也不客气，站起身来，瞥了毛泽东一眼，就夸夸其谈地讲起来了。他对自己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抗战爆发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没有一句自我批评的话，仍然坚持着自己的错误观点。

王明讲完了，毛泽东针对王明的讲话作了讲话。他不尚空谈，也没有慷慨激昂，更不是声色俱厉，而是慢慢地摆事实讲道理。他说：

“党的历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对苏维埃根据地和对红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白区100%损失了，苏区损失了90%以上，使白区和苏区牺牲了不计其数的好同志，把一块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中央苏区也丢掉了，这是对中国革命犯下的大罪。”

“‘左’倾机会主义者比猪还蠢。一头蠢猪总想用嘴拱破菜园的篱笆，拱进菜园去偷吃菜，但是它被菜园的主人用棍棒打出来后，它第二次就不会再从原地拱进菜园去偷菜吃了，它会换一个地方再拱进菜园去偷菜吃。可是我们的‘左’倾盲动主义者，今天喊要打长沙，明天喊要打南昌，还高喊要攻打武汉、上海等大城市，已被打得头破血流，牺牲很大，还是硬要去攻打城市，不知道转个弯。你们看，‘左’倾盲动机会主义路线者，是不是比猪还要蠢？”

毛泽东的话引得学员们哄堂大笑。

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说：

“1、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并希望你能参加七大。2、动身时望带一可靠电台。3、何时可以动身盼告。”

10月4日，中共中央学习组发出通知：各地高级学习组暂不进行马恩列斯方法论的研究，本年内均先通读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与六大以来的文件选集，明年可进入研究阶段。

10月上旬，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南关13个大窑洞里举办了一个农业展览会，陈列着谷子、糜子、小麦、荞麦、玉米、高梁等边区各类农产品的样品。每一种展品的旁边，都写着生产单位和生产者的名字。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毛泽东也赶来农业展览会参观。在农展会工作人员陪同下，他从一个窑洞走到另一个窑洞，兴致勃勃地观看着每一张描述边区农业概况的图表和每一种展品。当他看到写有“延安南川吴家枣园郝光华”名字的展品时，一个工作人员指着旁边一个正在参观的农民说：

“主席，他就是郝光华同志。”

毛泽东立即朝郝光华走去，热情地同他打招呼，拉着他那结满厚茧的大手，兴奋地说：

“听同志们说，你劳动得很好，打了不少粮食，大家都应该向你学习啊！”

10月7日晚，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三人同王明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对王明说，抗战初期，你在武汉工作期间，对形势估计乐观；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忽视在统战中的独立性和斗争性；在军事策略问题上，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在组织问题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极不正常，不经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了许多文件，这都是不对的。

王明不仅拒不承认错误，反而批评了中央的方针政策，他说：

“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新民主主义是将来实行的，现在不行，吓着了蒋介石。”“我们与蒋介石的关系应当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

王明最后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10月8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王明、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参加了会议，李富春、王首道、胡乔木列席会议。

王明在会议上第一个发言。他首先声明：昨晚和毛泽东等人的谈话，“是随便谈的，今天我把对时局及过去武汉的工作发表我的意见”。他谈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时局问题。他认为，国际来电后国共关系仍不好，妨碍统战，其原因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认为该文没有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未说明要联合大资产阶级，也未说明今天我们不希望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抗战期间要与国民党搞好关系，应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二是关于过去武汉的工作。王明认为，他与党中央是一致的，那时武汉的“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错误，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这些“个别问题”包括：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件、谈话，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和前方发指示性的电报等。说这些都是“作风问题”。他还说，有的也是别人负责造成的。发言结束时，他还气势汹汹地冲毛泽东发起挑衅，他说：

“你是党的领袖，我的话对否，做结论全在你。” 　　

毛泽东在发言中通报了7日晚上四人谈话的情况。批评了王明的错误。他最后说：

“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展开讨论，王明同志提议检查中央政治路线，我们要提前讨论一次。关于苏维埃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

王明听说要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并在政治局进行讨论。一气之下，肝火上升，心跳加快，扁桃腺发炎。

10月10日，黄有凤和赵雪明在中央军委办公楼二楼举行婚礼，毛泽东作为他们的证婚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还送给他俩两瓶延安大生产时期自产的红葡萄酒和一床碎花洋布被子。

10月11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说：

“‘七大’大约还需等半年才开，甚望你能到会，请与陈、饶（姚）各同志商，能否在两三个月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两三个月后动身来延安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华中我军主要是对敌伪分散作战，你来延安指挥华中，似对华中工作不会有大损失，而你的身体得到休养，则大有益。以上请考虑见告。”

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继续召开，毛泽东专门准备了一个讲话提纲。可此时的王明知道大势已去，便宣布有病请假，不参加会议了。

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说：

“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最近，我和王明同志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现在又提出对目前时局的原则问题，我们大家来讨论是好的。”

毛泽东根据大家发言的意见，归纳了几点看法，作为准备提交六届七中全会、再提交七次大会的一个结论草案。其要点是：1、说明这一时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比之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2、这一错误的时期问题，从1932年开始，到1934年五中全会时便发展到最高峰。3、我党20年来的历史问题。认为四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但在实际政策上没有执行正确的转变。4、这次讨论，要从检讨过去错误中得到经验教训，使全党了解失败为成功之母。要采取治病救人的办法。5、要进行加强对学习组的领导。

会议决定：组织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成员包括：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织以陈云为首的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成员包括：高岗、谭政、陈正人、彭真。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了党的高级干部对王明“左”倾政治路线的认识，提出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伟大任务，为发动全党普遍整风奠定了基础。

10月14日，王明住进了中央医院。从此，他借口养病，长期不参加中央会议和整风运动。有一天，康生见到了江青，他说：

“王明同志在医院里住着养病，他几次捎话，想见见毛主席。你看怎么办？以我的意见，要是主席不忙的时候，可以去看看他。不管怎么样，这个人总可以当全党的反面教员吧。”

江青将康生的话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那好，你替我去看看他吧，他有什么要求，我们有能力的就尽量给他满足。但是，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再迁就他。这个人对他的错误是死也不会认账的，该说的时候，那就狠狠碰他几下。”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让江青代表自己去和党内的重要人物打交道。江青知道王明是个能言善辩极难缠的主儿，所以她决定在王明面前要表现得体，不卑不亢，显示出毛泽东的风度和气量。王明见江青来看他，就问道：

“老毛的身体还好吧，你在他身边，他的健康就交给你了。”

江青说：

“你放心，他现在的精神好了，没有人再给他找麻烦，身体自然会健康。他那个人，可能你也知道，不是得理不饶人的人。他很懂得马克思所说的那句话，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所以，他能够团结和自己合作的一切人一起工作，即使过去意见有不一致的地方，他也能求大同存小异，不计较以往。”

“看来你对老毛的了解，要比我们了解得多啊。”

“朝夕在一起，我对主席是了解的。他对你的才华和水平评价很高。尽管你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并不影响你们可以成为很好的同志和朋友。全党都希望你们在这次整风后，会出现一个大团结。分清了路线是非，不就可以在正确的基础上携手前进吗？自古来君子眼里有小人，小人眼里无君子。我看，我们党内都是正人君子吧。”

“是的，是的，我对毛泽东同志是尊敬的，毕竟他把这支红军力量挽救过来的嘛。请你回去转告他，过去的是是非非、疙疙瘩瘩、长长短短，都不要说了吧。还是我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句老话：在我们面临新的任务的时候，翻腾老账没有意思，都不要提了吧。”

江青见王明的真实嘴脸终于露出来了，就也平静地说：

“这次整风既不是翻老账，也不是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很重要。特别是对于新入党的同志，更是一次很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这一点，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了。主席常常跟我说：经验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教训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不经受这两种教育的人，是成不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

王明没有想到江青说出了这一番大道理，他不想再谈下去，于是就转换了话题，说道：

“江青同志真是一个有水平的女人，老毛有了你这样会说话的人，是很幸福的么。难怪有人对我说，老毛的老婆是他的一个贤内助。虽然我们见了很多面，但是真正坐下来交谈，今天还是第一次。我可是深有感触了。”

江青是得理不饶人，她笑着问道：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我可是讨厌两面派。张国焘也吹捧过我，后来又骂我是戏子，说我是靠毛泽东往上爬的演员。不错，我是在舞台上演过戏的人，这总比一直在生活中演戏的人好得多吧？舞台上演戏是艺术，生活上演戏的人是什么？是骗子，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骗子！”

王明简直是哭笑不得，无奈地点点头，说：

“对，很对。看来这是老毛让你给我上了一堂课嘛。不过也好，我总算领教了江青同志的水平了。”

江青干脆装出很认真的样子，说：

“我这个人能有什么水平呀，主席还说他是个土包子，我最多也只是个半土半洋的包子。你们从苏联回来的人，见过大世面，才是货真价实的洋包子呢！”

王明有点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做出送客的姿态，走到江青面前神秘地说：

“有句话请你回去转告老毛，康生这个人可是靠不住的人。我和他打过多年的交道，他是一个不忠诚的人，老毛迟早是要受他害的。”

江青问：

“有什么根据吗？”

王明不愿意再谈下去，只是说：

“苏联的同志在康生临离开莫斯科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是从党的事业出发才讲这个意思的，还是请老毛多做参考。”

江青回到家里，向毛泽东汇报了她和王明的谈话，说到康生的时候，毛泽东笑了笑说：

“康生是个看透他的人，所以，他竭力反对康生，我们不要上他的当。康生在上海临时中央的时候，就是搞党的情报和锄奸反特的领导人，敌人提起他的名字是恨得要死的。王明现在是别有用心的，你不要理睬他。凡是他反对的人，我们都要团结。他这么一说，反而提醒了我。”

后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常到医院或家中去看望王明，及时解决他在医疗中遇到的问题。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还专门到医院，嘱咐院长傅连璋要认真负责。傅连璋亲自挂帅，担任王明的主治医师，选择金茂岳大夫担任他的助手。

金茂岳，1935年毕业于山东齐鲁医科大学，1938年赴延安。先在边区医院，后调入中央医院，任妇产科和外科主任。

金茂岳提出自己是学妇科的，不宜担当傅连璋的助手。李富春、傅连璋考虑，在大夫中间，金茂岳名气最大，而且上下间人际关系也好。于是进一步做了金大夫的思想工作，事情也就这样定下来了。

王明刚住院时，经医生查明是心脏不好和扁桃腺发炎。住院不久，又发现了大便秘结和卡塔尔性黄胆。当时的传统疗法是，凡肝胆病都用甘汞，外加静脉注射葡萄糖。治了两个星期后，王明病情有了好转。金茂岳通知护士停止服用甘汞。结果，他只通知了白班护士，没有通知夜班护士。

那时的中央医院，也没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每个人都凭着一腔热血工作。1942年前后，在知识分子群中，思想上一度有很大波动，对延安不满的情绪，也势必影响到工作上。再加上每天上午医院都要关门参加整风，医生和护士交接班制度，也一度松了下来。

金茂岳除了给病人治病外，还要领导他所在科室进行整风，对病人的护理记录忘了检查。白班护士也忘了告诉夜班护士，每个人所关心的是如何写整风学习心得。王明继续服用甘汞，病情开始加重。西医治疗无效，请来中医李鼎铭先生，服用几剂中药，始见好转。经化验检查，查出王明尿液中有汞。于是，王明说金茂岳用药害他，把他告到了中央。

中央得知此事，命傅连璋组织人会诊，把问题查清楚。经检查会诊，确认金茂岳失职。金茂岳感到问题严重，得罪了一名中央高干，又痛心又害怕。于是，私下向王明承认过失，赔礼道歉，并跪在王明床前，喊王明“哥哥”，请求原谅。金茂岳边说边落泪。王明的警卫员巴方廷实在看不过眼，把金茂岳拉起来，劝走了。

王明是个欺软怕硬的主儿，一个劲儿地向中央告金茂岳的状，理由是，金茂岳是否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中央收到王明的控告信后，责成中央社会部调查金茂岳，并组织全延安著名医生为王明会诊。

后来在1943年7月，金茂岳被拘留审查，被迫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直到1945年，才澄清金茂岳根本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只是一次医疗事故，这才又重新恢复了他的工作。

在批判王明路线时，还有一个与金茂岳的遭遇完全不相同的趣人趣事，他就是不是王明的王明。这个王明也就是1955年授上将衔的王平。

王平，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原名王惟允。他参加红军时，连长是广东人，点名叫王惟允时，常常喊成“王翁翁”，王惟允无奈，只得改名为王明。此时，党内军内批判王明路线，此王明一说到彼王明，也难免拗口，于是又改名为王平。后来毛泽东知道后也觉得非常有趣。有一次他召见王平，还谈起了此事。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挥笔为王平写了一纸任命书：命令贺晋年任27军军长，王平任27军政委。

再说毛泽东在1941年10月12日以后，为了彻底清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便专心著述，对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下发的9个文件进行了解剖。这9个文件是：1931年9月20日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的《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12月22日的《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2年1月9日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2月26日的《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1932年3月30日的《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1932年4月14日的《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苏区党部的信》及同一天发出的《在争取中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1932年5月11日的《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一气呵成写出了两万多字的文章，他题名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史称“九篇文章”。这“九篇文章”高屋建瓴，文风犀利，思想深刻，对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严厉批判，其中还点出了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刺人的话也不少。他几经修改，仍感觉有点锋芒毕露。为了团结那些犯过错误的政治局委员，他暂时还不准备在党内发表。

后来，毛泽东曾将这“九篇文章”送给任弼时和回到延安的刘少奇看，并不是征求他们的意见，而是要教育他们，首先争取他们坚定地站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10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的指示，指示中说：

“请即根据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加以考虑，规定各地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名单（注明现任职务及党龄）及其组长、副组长、秘书，电告中央，以便指定材料，开始学习（重庆高级学习组已经建立，共25人，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新落成的参议会大礼堂开幕。到会参议员219名，其中18名为候补参议员。在这219人中，有共产党员123人，民主党派25人，无党派人士61人。晋冀豫、胶东、鲁西、华中、苏北等敌后根据地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晋西北行署主任续范亭、国民党驻第18集团军高级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也出席了开幕式。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了30分钟的演说（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的《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选集》注明的时间是1941年11月21日，其依据是这篇《演说》首发于1941年11月22日的延安《解放日报》，故而编者把闭幕日当作了开幕日），他说：

“各位参议员先生，各位同志：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大意义的。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主义的中国。”

“现在苏联红军正在为苏联和全人类的命运奋斗，我们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还在继续侵略，它的目的是要灭亡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的中产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力，想要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产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

“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力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

“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人士合作，现在就应该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

毛泽东最后说：

“各位参议员先生不辞辛勤，来此开会，我很高兴地庆祝这个盛会，庆祝这个盛会的成功。”

在开幕式上聆听毛泽东演讲的参议员中，有一位个子矮小、两眼炯炯有神、拄着拐杖的老人，他就是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李鼎铭先生。

李鼎铭，原名丰功，1881年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一个中农家庭，1903年赴绥德应试，取为廪生，后来曾做过榆林中学的教员。1913年，他在担任米东区区长期间，利用临水寺庙产，创办了米脂县第一所国民小学，自己兼任校长；1923年曾任榆林道尹公署科长职务；1926年因病返里，专心研究医学，对中医中药的掌握和使用比较精通。1930年后，李鼎铭住米脂县城，开业行医。他为人耿直，同情农工，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1941年作为开明绅士的代表，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

李鼎铭这是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第一次聆听毛泽东演讲，内心非常激动。他觉得毛泽东的话是这样透彻，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11月7日，医科大学举行建校10周年庆祝活动。毛泽东在任弼时等人陪同下来到学校，详细地观看了学校建校10周年展览，挥笔在留言薄上写下“办得很好”四个大字，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参观之后，毛泽东在学校礼堂对师生们讲了话。他首先祝贺医大建校10周年，向师生们问好，然后说道：

“抗日有许多工作，学医治疗伤病员就是其中的一种工作。做学生的要好好学习，学好了要全心全意为全体军民服务。做老师的要好好教，要教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他还以庸医杀人、良医治病的事例，对师生们进行教育。

11月7日晚，毛泽东为了更加有效地粉碎日军频繁而残酷的“扫荡”，为中央军委起草并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一、一般问题。

（一）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

（二）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已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因此必须反对悲观失望，害怕困难，对游击战争消极，对敌屈服的右倾观点；同时又应反对空喊运动战（在武器未改变前，运动战的可能日益减少甚至不可能），空喊决战，急躁盲动，缺乏忍耐持久的韧性的“左”倾观点。

（三）在这一新阶段中，我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分：（甲）主力军，（乙）地方军，（丙）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在根据地建立时期，集中主要注意力于主力军之扩大与巩固是正确的；然而最近敌我形势改变了，因此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而这方面恰恰是我们的弱点所在。我们的观点还停留在前一阶段上（抗日战争与过去国内战争不同，没有集中最大力量对敌进行消灭战的可能）。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及运动战的可能绝对减少，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项英在前一阶段就主张精兵主义是错误的，但如我们在现在阶段还不提出主力的精兵主义，也将犯错误。

（四）无论将来有无大的变动，在山地根据地内主力军与地方军（人民武装不在内）数量上的比较，一般应以二与一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内则以一与一之比为原则。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如冀东、大青山、苏南），应当打消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地方化。至于人民武装（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应当包括人民的最大多数，其中之骨干（即民兵，模范自卫队及青抗先或青年自卫队）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之全部数量。而每个根据地脱离生产者全部数目（包括党、政、军、民、学），仍只能占我统治区全人口3%左右。当然这些比率是大概的，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而具体化。为坚持对敌斗争，我根据地之党政军民学各种组织，必须一致努力，来进行上述的军事建设。

二、地方军及军区问题。

（一）主力军与地方军之间虽有区别，但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一般地说，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区别，在于前者是精干的正规部队，担任较大的战斗任务；后者是游击性极大的地方部队，担任分散游击的任务。前者是统一指挥的，不限于地区的部队。后者是分散指挥的，限于一定地区的部队。

（二）在根据地创立与扩大的阶段，集中全力扩大主力，主力兼军区地方军之指挥，建制亦属主力军，是必要的，但现在情况已变，故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关系也要改变。地方军应有独立的建制及指挥机关，即军区与军分区。但主力帮助地方武装之责任，不但仍旧不变，且应较前加重。主力军在缩编（不是扩编而是缩编）与充实自已的编制时，应依照前面“一般问题”中所说的比率，以相当部分部队划归地方军建制（但部队名义不一定要改），主力军应给地方军以许多的干部、枪械、弹药等等。在作战时，主力军应规定地方军的一般作战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地方军是受主力军指挥的。主力应帮助地方军训练部队。但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建制又是彼此独立的，主力军绝对不应该吞并地方军。至于主力军按照比率，遇有损失应加补充时，须由自卫队、民兵、地方三方面酌量动员抽补，以维持相互间应有之比率为原则。

（三）地方军之数量，按照前述比率建设之，但一般最低数目，仍有特别指示之必要。兹规定区应有约50人枪的区游击队，县应有约200人枪的县游击营，分区应有约2000人枪的独立营团。区游击队归区的党政机关指挥；县游击营归县的党政机关指挥；分区则应成立指挥部，不由主力兼，地委书记应兼分区政委；军区则由主力兼，或单独成立指挥，但无论主力是否兼任军区一级，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建制仍是各自独立的。在战争频繁地区，区武装应坚持本区，县武装坚持本县，分区武装坚持本分区，反对逃跑主义（因真正情况不利，暂时移动者，不在此例）及随便调跑。在根据地腹地，区县游击队应同时受分区指挥，到游击区去活动，以锻炼自己和准备将来。在山岳中心地区，过去敌人少到的，应估计到今后必到，迅速建立区县武装，不可再缓，其人员武装数量，可较少于平原地区及边境地区。

（四）地方军必须真正地方化，其主要成份尤其主要干部应是本地的，故培养本地干部，由地方党输送优秀的本地干部到地方军去，乃是头一等的重要任务。地方军之斗争方法、政治工作、服装等等，均应适合本地情况（即尊重地方性游击性）。故空喊正规化，机械地将主力的一套搬运到地方军中去的办法，是不妥当的；限制地方军之独立活动，授以不能胜任的作战任务的指挥方法，亦是不妥当的。

三、自卫队及民兵问题。

（一）为加强各根据地广大民众的自卫武力，以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必须更加认真地建立自卫队和民兵，这是目前敌后根据地军事建设上一个极大的问题。但迄今各根据地（除晋察冀外）在这一工作上尚未收到应有的成绩。今后务须加紧努力来完成这一任务，否则各根据地必将遭受莫大的损害。

（二）自卫队和民兵（包括模范自卫队和青抗先）都是广大民众保卫家乡、保卫抗日根据地、不脱离生产的武装自卫组织，但二者的范围与任务却互有不同。在根据地内凡年在16岁至55岁者，不分阶级、性别、种族、宗教、信仰，均应登记，编为一般自卫队队员或妇女自卫队队员（当然要注意政治动员，不能单靠强制）。此种自卫队之基本任务是进行群众游击战争，维持根据地内的治安，担任抗战勤务（如运输、担架、送信、封锁消息、坚壁清野等）。

（三）民兵则是自卫队的骨干，它是下层人民武装中的高级组织，是由模范自卫队与青年抗敌先锋队两种群众性的组织，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所有身强力壮、愿意武装杀敌的男子，均可按自愿原则加入。其任务是侦察敌情，独立自主的作战，及配合主力作战，袭扰敌人，封锁与围困敌人的据点，破坏敌人交通，打击少数敌人与武装汉奸之活动，在敌人进攻时领导自卫队掩护群众转移等。

（四）自卫队是全民的群众组织，应按队员居住地区编队，分为中队、分队、小队，人数可不划一。而民兵的编制，则应在可能范围内力求各单位有比较整齐的人数，以便于作战与训练。

（五）自卫队与民兵应由各级（由边区到县）人民武装委员会统一领导。这种委员会是由各级人民武装代表大会所产生的民主集中的组织，不应采取委派办法。在边区范围内，在武委会的统一领导下，民兵应有其独立的组织系统，县区村各级应分设队部，内部生活应悉依民主原则，各级负责人员均应由选举产生，切勿委派。

（六）整个下层人民武装均应有其独立的组织系统与内部生活的民主制度，军政机关不得干涉与代替。但在执行各项基本任务时，应由政府经过同级队部指挥之。民兵平时在总的意图下，应受政府指挥，进行独立自主的活动；在配合主力作战时，应接受正规军或游击队的指挥。各级武委会也不能干涉各种人民武装组织的独立性，其权力只在于统一指挥、武器分配、统一经费与统一教育。

（七）自卫队的武器主要的是大刀与梭标。民兵的武器主要的是各种各样的新旧枪械（快枪、鸟枪），手榴弹（各根据地甚至各县均应设手榴弹厂，大量制造手榴弹，分配民兵每人2个至4个），地雷，土炮，挨丝炮等。同时在民兵中应专门进行对敌铁道、矿山、火车、公路、工厂的破坏技术训练，以便开展群众性破坏工作。主力军务须有计划地拨出一批枪枝武装民兵，千万不可吝惜。手榴弹与地雷这两种主要武器尤应大量制造，普遍发给。

（八）自卫队和民兵的干部，应该是土生土长，与群众有血肉联系的。各地区应从地方上有计划地抽调大批干部，给以专门训练。各地抗大分校或其他军事学校，应负起这个责任来。

（九）最后，中央军委特再重复指出，民兵建设与自卫队建设的中心一环，在于民主集中制度的建立，任何官办委派，都会妨害其发展，妨害其自动性积极性的发扬。同时应指出，在分配任务时，应估计到民兵是人民武装的基于部分，应使用于对敌斗争方面，而一般的抗战勤务，则应多由自卫队担任之。

四、（略）

11月14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彭德怀的名义，从延安给在重庆的冯玉祥发去贺电，祝贺他60寿辰。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各方面发给冯玉祥的贺电、贺词和寿文。周恩来代表共产党著文并题写“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

冯玉祥曾多次派人到周恩来住处，征询革命道理和商讨抗日的主张。他在三户印刷厂秘密印刷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他还营救过越南的共产党人胡志明和不少中国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

11月中旬，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政会上看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不但参加大会、小会，而且还找一些参议员谈话，仔细听取对政府的批评建议，深深地感觉到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是真诚的。于是，他根据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困难和老百姓负担过重的状况，决定向大会提交一个“精兵简政”的提案。一些民主人士因对共产党能否采纳建议持怀疑态度，曾数度劝阻他不要提出这样的提案。但是李鼎铭还是以主人翁的责任感，毅然决然和姬伯雄等10位参议员联名向大会提交了题目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的提案，其内容大略曰：

理由：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

办法：1、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2、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3、在财政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疾、滥竽充数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现象。4、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及消耗。5、提供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李鼎铭等人的提案提交大会秘书处以后，果然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他们认为，在抗战救国的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的兵力向我们进攻，实行精兵简政，岂非束手就擒？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提出这个提案的动机不良。

在一个隆冬的夜晚，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阵阵寒意透过薄薄的窗纸袭来。毛泽东在微弱的灯光下，反复翻看着引起争议的李鼎铭那个“精兵简政”的提案，用红笔把重要的段落圈起来，又一字一句地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旁边还加上一段批语：

“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不久，李鼎铭登上参政会讲台发言，正式将“精兵简政”这一提案提交大会讨论。他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了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对这一提案表示极为赞成。他极其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还说：

“正像人穿衣服，冬天穿得多，随着天气气温逐渐升高，衣服就逐渐的脱了下来，到了夏天就穿的很少了。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生活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已不适应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

毛泽东又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情绪提出了批评，他说：

“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有利于抗战，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

欲知李鼎铭的提案能否被大会通过，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王明在“九月会议”上再一次进行了拙劣表演，妄图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继续对抗下去。由于毛泽东作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不少犯错误的领导人幡然悔悟，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任弼时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尽管“九月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毛泽东还是感觉到“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为此，他写出了“九篇文章”，而且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不断修改，还边修改边征求意见，以备不时之需。由此可见“九篇文章”是多么的重要！只可惜到目前为止我们还难以见到，依然被锁在“深闺”无人识，不知何时方能得见天日。

第49章 1941年11月—

“那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老兵的欺压，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的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话说1941年11月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闭幕式。

李鼎铭等人的“精兵简政”提案，获得165票的多数拥护被会议通过了。

大会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选举李鼎铭、谢觉哉为副议长。

大会选举了边区政府领导人员，边区政府委员会由18名委员组成，他们是：林伯渠 李鼎铭 高自立 南汉宸 萧劲光 贺连城 刘景范 马明方 柳 湜 霍子乐 那素滴勒盖（蒙古族）毕光斗 萧筱梅 高步范 杨正甲 马生福（回族）高崇珊 徐特立

在以上18人中，有共产党员7名，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同意，依次由非党人士向文焕递补为委员。

经毛泽东提议，李鼎铭被选举为边区政府副主席。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发表了演说，并提请续范亭、李鼎铭等人讲话。续范亭站在主席台上，怀着激动的心情说道：

“我奔走了几十年，始于今日，目睹边区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真正看见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将来的中国是胜利的、光明的、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因为我们有了共产党的保障，中国劳苦群众先进人士的保障，毛泽东政策路线的保障。我们应该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李鼎铭在讲话中说：

“我今年61岁了，本来没有能力，加之衰病交加，10余年不出家门，纵然有点思想，也是闭门造车，不能出门合辙。今天大家选举我，我觉得惭愧得很。但是，既蒙选举，自当勉尽绵力。”“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无党无派中也有几等。一等是中立不移的，一等是倾右的，一等是倾左的。我本来倾右，觉得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不对，转念我又想我们常常笑人盲从，我说社会主义不对，究竟从何处说起？于是我找到几种社会主义的书，加以研究，才知道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在现在世界，无论何国，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中国今日强敌压境，资源薄弱，要实行社会主义，困难殊多，但当这生死存亡的时候，必须要努力进行，不过这种努力要有一个路线。我站在无党无派的地位，一方面对共产党进几句忠言，一方面奉劝我们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人，大家都向一条大路前进。”“第—，就是团结二字。昨天大会开会时，诸位对这团结，再三再四的致意，但是诸位先生指示的团结，究竟怎样做法呢？我想，最好不要责备别人，先从自己做起。第二，是经济问题，所有抗战建国的工作，都离不开经济，我们处在资源薄弱的地方，又加以连年灾荒，经济的困难，达于极点。但是，无论如何困难，我们抗战建国的事不能不做。因为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人人都应该毁家纾难，把中国救下来再说别的。”

参政会结束后，毛泽东对李鼎铭非常关怀，李鼎铭每次到杨家岭，毛泽东再忙也要接见他，给他讲国内外抗战的形势。毛泽东还到边区政府看望他，指示有关部门对他生活上加以照顾。李鼎铭的大儿子在国民党统治区当差，他想叫儿子弃暗投明，回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经毛泽东同意，边区政府派人带着他写给儿子的亲笔信，经过一番周折，把他的大儿子全家接回了延安。李鼎铭看见儿子安全回来，满面笑容，高兴地说：“共产党真行！真行！”

按照边区政府组织法规定，边区政府作出的重大决定，发布的命令和布告，除了边区政府主席签署以外，还需要边区政府副主席副署。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党内有一些人本来就不愿意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共事，可是现在办起事来还需要请示李鼎铭，他们就更不高兴了，于是就采取了排斥态度，公开表示不愿在党外人士领导下工作。

李鼎铭对此很不满意，他说：“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党只有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把我当摆设。”他甚至说，要辞职回家行医。

林伯渠、李维汉等人感觉到，边区政府“三三制”政权中出现的这些矛盾，主要责任在共产党员。于是，他们就到李鼎铭家登门拜访，听取李鼎铭的意见，虚心接受了他的批评，作了诚心诚意的自我批评，说明了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合作的宗旨，表示今后一定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教育，注意改正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后来，林伯渠、李维汉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还谈到边区实行“三三制”政权，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现在经过不断改进工作，使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合作较好的开展起来，李鼎铭、安文钦等党外人士也有了“边区立场”。毛泽东听了非常满意，他说：

“对于党外人士的议论和批评，都要重视，凡是对的，就要研究解决，一定要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好党外人士，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条件。”

此后，毛泽东和李鼎铭的接触越来越多了。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所患的风湿性关节炎和胃病，发作得特别厉害，胳膊疼得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也不见效。李鼎铭先生精通中医，他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听说了毛泽东的病情后，立即给毛泽东切脉看病，他说：

“不要紧，吃三服中药就好了。”

此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很尖锐，西医说中医是封建迷信，瞧不起中医。毛泽东身边的医生也不同意他服用中药。毛泽东不听，他说，还是试试看吧。他坚持吃中药，同时接受李鼎铭的按摩治疗。三服中药吃完了，病痛果然全消失了，胳膊也活动自如了。毛泽东多次与李鼎铭谈论中药的性能、治病的道理和方法，讨论中医发展的前景。有一次，毛泽东问李鼎铭：

“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应该如何发展？”

李鼎铭答道：

“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才能求得共同发展和进步。”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这个想法很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此后，毛泽东有病时，常常请李鼎铭给他开中药处方。他还在一些会议上，谈中医的好处，称赞李鼎铭先生医术高明，要求大家尊重、爱护、扶持中医。他还说：中西医之间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实行中西医结合。他又把李鼎铭介绍给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看病。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边区成立了中医保健站，中西医协会。李鼎铭不仅兼任中医训练班主任，还在1945年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医研究会时被推举为会长。

且说11月25日，毛泽东审批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规定中建议各地根据高级学习组成员的情况，把高级学习组成员分成政治组与理论组，前者以研究实践为主，后者以研究思想方法为主。

1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实施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通知，通知说：

“近因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或宽或严，未能一致；由中央逐一审查批准，势不可能，特制定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各地收到后，即根据此条例加以审查，决定去取，除组长、副组长、秘书三人须向中央报告其姓名、业务外，其余可只报人数。”

11月下旬的一天傍晚，中央军委二局的机关干部们习惯地在晚饭后来到延河边，有的滑冰，有的散步漫谈。一辆大卡车呼隆呼隆地由远而近开来，到了延河中间，冰层突然裂开，车子的两个前轮陷入泥泞中不能动弹了。两个警卫员敏捷地从车上跳下来，走到前面的驾驶室边打开车门，从驾驶室里走出一位年约50开外身材非常魁梧的人。

“哎呀，是毛主席！”

河边上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大家飞快地向汽车奔去。毛华初也挤了上去，向毛泽东道一声：

“伯伯好！”

“好！”

毛泽东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说：

“大家好！”

这天晚上，毛泽东被安排在二局机关四科院内的办公室里休息。

第二天上午，太阳出来了，照得二局机关院子里暖融融的。干部们集合在院内，挤得满满的，大家喜气洋洋，谈笑风生。

大约在10点钟，中央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陪同毛泽东来到院子里，只见他身穿一套褪了色的旧蓝布中山装，左右膝盖上补了两个大补丁。人群中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少人都在议论：

“后勤部门为什么不给主席做一套新棉衣服？天这么冷啊！”

“看，毛主席多么艰苦朴素啊！”

毛泽东在一张方桌前坐下来，曾希圣亮了亮嗓子，大声说：

“同志们！今天大家都高兴，毛主席去马家沟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路过安塞，专门来看望大家。现在，请毛主席作指示。”

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站了起来，亲切地向大家问好。他接着给大家讲述了国内外的形势，他说，中国人民只要一致抗日，日本帝国主义就一定会失败，中国人民就一定会取得抗战的胜利。

毛泽东讲了大约半个钟头，他最后说：

“同志们，你们的工作很重要，你们是党的耳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很重视你们的工作，没有你们提供准确的情报，我们就不能知己知彼，运筹帷幄，就不能指挥打胜仗。你们都是无名英雄，一个人的作用等于一个师的作用。你们要当无名英雄，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他还以诙谐的语调对大家说：

“你们是无名英雄，我认为一个人还是做无名英雄好啊！你们看，我因为有了点名气，就不方便了。敌人算计我，警卫员要保护我，我的行动就不那么自由了。所以我说，为了党的事业，我们需要千千万万的各行各业的无名英雄，去工作，去战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这样，我们的革命就一定会胜利，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早日实现！”

毛泽东的讲话结束了，大卡车也开过来了，他挥手与大家告别，在热烈的掌声中，从容地走进驾驶室。人们目送着汽车，驶向茫茫荒原。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夏威夷瓦胡岛上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12月8日，日本公布了天皇诏书，对英美宣战；接着，德国对美国宣战；英美也宣布对日本进入战争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了。

12月9日，毛泽东起草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全文如下：

本月8日日本法西斯政府已经对英美两国宣战，轰炸夏威夷、菲律宾、香港与新加坡，陆军在马来亚北部登陆。在日本宣战后，美国及英国亦已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了。这一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日本法西斯这种新的侵略行为是与他10年以来对于中国的侵略行为完全一样的，也是与德意法西斯对于欧洲对于苏联的侵略行为完全一样的。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全世界一切民主国家将无处不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同时全世界的一切民主国家也将无处不起而抵抗。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在罗斯多夫胜利，伟大的苏联红军已经开始进入对德反攻阶段的情况之下，在英美两大强国具有丰富资源与极大军方的情况之下，在我们中国已经在日本侧面英勇奋战5年之久的情况之下，在德意日三国资源将届枯竭内部人心动摇的情况之下，即使希特勒墨索里尼尚能逞凶于一时，即使日本法西斯于其在太平洋作战的初期可能获得许多胜利，并可能截断我滇缅路，还可能对我举行残酷的战争，但法西斯阵线的最后失败局面与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局面是已经确定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5年的光荣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为了这个唯一的目的，必须实现如下各项重要任务：

一、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

二、全国军队积极打击敌人，并积极准备大规模的战略反攻。

三、八路军及新四军继续忍受艰难困苦，坚持华北华中敌后抗战，粉碎敌人的扫荡，大量的牵制敌人。

四、向日本军队、日本人民，向朝鲜、台湾、安南（越南——笔者注）各民族，向中国沦陷区的人民，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更加广大的宣传鼓动，为建立日本内部的反法西斯阵线而斗争。

五、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合作，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争论，恢复新四军，发给八路军饷弹。

六、制裁亲日派与亲德派，肃清敌人的第五纵队。

七、实行民主政治，使全中国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的代表都能在政治组织上担负抗战建国的责任。

八、加强南洋及各地华侨同胞的内部团结，反对一部分人的挑拨离间行为，同时全体华侨应与各友邦政府及各本地民族协同一致，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进攻。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

是日，中共中央同时向党内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

一、如同本党中央对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所说，英美及太平洋各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英美对日的胜利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因此，我全国人民，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越南的人民在内。这个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联盟。应当实现中英美及其他太平洋各国的反日军事同盟，应当建立宗主国政府与土著民族的亲密合作，同时应当改善各土著民族的政治、经济地位，组织其民众，提高其积极性，并开展一切日本占领区内的游击战争。没有这些，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

二、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

三、必须大大地开展南洋与英美各地的华侨工作。华侨工作的方针应当是团结全体华侨，团结其各阶层各党派，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宣传并拥护祖国的团结抗战，赞助并参加当地政府一切抗日的设施与行动。应该纠正侨胞中及一部分共产党员中的过左倾向，要求他们与当地中国使馆领事馆及国民党部合作。但对亲日亲德分子分裂侨胞团结妨害抗日工作的行为，必须坚决地但是适当地反对之。

四、必须努力开展华南敌占区、海南岛、越南及日本在南洋一切占领区域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应尽可能与各抗日友军及英美等抗日友邦的军事行动协同一致，及取得他们在各方面的赞助，游击队所实施的各种政策应该符合于反日统一战线的要求，应该注意防止并纠正各种“左”的倾向。

五、在南洋各地的工作，应与当地民族的共产党取得联系，并帮助他们纠正存在着的“左”的倾向，广大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12月13日，中共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的指示。

编整委员会拟定出编整方案，制订了边区县政府、区公署和乡镇政府三个组织暂行条例。

12月16日早晨，毛泽东在傅连璋的陪同下，走了五六里山路，淌过一条小河，从杨家岭来到中央医院看望王观澜。

严重的失眠已经使王观澜连续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了，他头疼难耐。毛泽东走到他床前，在一条窄条板凳上坐下，亲切地安慰道：

“观澜同志，不能睡就静静地躺着，不要着急，总会睡着的。”

毛泽东回到住处，又给王观澜写了一段话：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出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指示》，全文如下：

甲、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无疑的对于我国抗战是有利的。它将侵略营垒与反侵略营垒的对阵最后的加以分明了。从经济的（战争资源）、政治的（正义与非正义）及军事的（潜在力）各方面看来，最后胜利一定属于反侵略的国家。日本与中国战争已4年有余，现在又与英、美、荷及南美等20余国为敌，而德意侵略国经过6个月的对苏作战与苏军的反攻，其锐气已非昔比，苏联已经开始进入反攻阶段。因此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不能不有所减弱。日本困难大大增加。目前乃是中国与英、美、荷协同作战积极准备反攻的良好时机。

乙、自从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军在华的位置发生一些变化，日本进行的主要战争已经是太平洋战争，在华的空军将调到太平洋作战，在华陆军亦可能调动一部（调华中、华南的军队可能性较多，但苏联未参战，在华大部陆军不致调动），对华军队的人员及物质的补充将减弱，增兵华北的可能已经暂时消除，日军士兵情绪将更觉前途渺茫，伪军伪政权将更形恐慌，而我军民的战胜日寇的信心亦会增长，亲日派、亲德派、分裂派的气焰将被压低，中、英、美、荷的合作更加亲密。一切这些都是有利于正面与敌后抗战的条件。

丙、然而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形势是有利于日本的。日本有了长期的准备，而英美准备不足；太平洋军事地理条件有利于日本，加之日本又占领海南、越南，整个南太平洋均处在日本的攻击与威胁中；日本为集中海陆空军作战，路程近捷，而英美集中兵力困难，路程遥远，因此战争初期，英、美、荷可能受到一些挫折，日本可能取得一些战争资源，滇缅路可能被切断，太平洋战争一般地说是长期战争，日本闪击速胜是不可能的，而英美要反攻战胜日本亦非短期的事，国民党现时的兴高采烈，到那时悲观情绪又将发生。加之，敌人为供应太平洋战争，其榨取在华资源，巩固占领地之心必更切，因此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仍旧是可能的，而对根据地财富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强化与残酷，同时敌人必更加紧控制伪军伪政权，增强其特务活动与破坏工作。这些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

丁、根据上述估计，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应当说明太平洋战争后的有利形势，说明胜利前途更加接近，以克服右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以坚定胜利信心；同时说明敌后抗战仍旧是长期的、艰难的、残酷的，以避免懈怠心理的可能产生。

戊、军事方针仍旧，假如敌进行扫荡，应坚决反抗之，如不扫荡，则除进行必要的游击战争外，应利用时间，休养兵力，恢复元气。但八路军新四军之战绩，应广为宣传，尤其对海外的宣传，应当加强。军事建设仍旧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主力缩编后，干部不应降级使用，而应集中于山地，并送一部来中央，加以长期的训练。

己、应当加强对敌伪的政治攻势，太平洋战争，使我们对敌伪工作，有了更有利的环境，我们应用一切办法向敌军、伪军，伪政权宣传日本必败，中英美必胜的前途，以瓦解日军，争取伪军及伪政权的转向抗日。同时利用这个机会向根据地特别是游击区敌占区居民宣传，以提高他们的抗日情绪，组织他们参加抗日斗争。加强薄弱区域的工作，恢复一些失地，开辟一些新的区域。

庚、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力财富一般地说已经很大减弱，因此：“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关于精兵问题已见军委指示，政权、党、民众团体脱离生产的人数亦应缩减，务求全部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3%。根据地的财政政策必须注意量入为出与发出为人的配合，一切工作应求质量，坚决肃清浪费，铺张，不节省民力的现象，严厉惩办党政军系统内贪污敲榨民财的恶棍。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地消耗完，假若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而与我们脱离，那末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

辛、在精兵简政政策实现之后，干部必有多余，同时为准备将来还应抽调干部，一并加以训练，除各根据地自已极端注意训练干部外，中央准备办一高级学校，训练几百个真正高级的干部。

壬、目前全世界正处在空前的大动乱中，斯大林同志说：“几个月，或者半年，也许一年希特勒便会被击败”。我们可以说希特勒被击败后，再过一个相当时期，中英美再加上苏联便可战败日寇。中央号召在敌后艰难困苦条件下英勇斗争的全体同志，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学习，训练干部等），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

12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决定锄奸政策的出发点》的社论。社论中说：抗日根据地的反特斗争取得显著成效，被国民党派往抗日根据地的特务原形毕露，纷纷落网。

12月2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一九四二年中心任务的指示》：

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主要负责同志：

太平洋战争是长期战争，日寇将在南太平洋愈陷愈深，目前正从华北华中抽兵南进，将来还有抽调一部可能。重庆政策是仅用游击队对敌，不用主力与敌对峙，让敌撤走，我军亦应取此政策。1941年我根据地受了很大损害，应乘1942年敌人忙于太平洋对中国采取战略守势之际，集中精力恢复元气，坚决执行中央12月13日指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占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有计划地训练干部，在军事上是粉碎敌人可能的扫荡（任何扫荡必须坚决粉碎之），收复敌人撤退地区，对深入我区之据点，尽可能使之陷于孤立，自动撤去，对某些最必要的地方，可以个别地采取强攻收复手段，但不可采取大规模攻势，反而抑留敌人，引起报复扫荡，非徒无益，而又害之。部队中及地方上可能发生的冒险精神，务须防止。世界大势及国内大势迫得国民党要作某种政治上的转变，但其过程仍是慢的，我党我军的宣传，务须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躁急。总之，明年的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如敌人不攻苏联，我们即取此政策以待敌军之弊。如敌攻苏联或苏联攻敌，我们即有充分精力配合苏军作战。务望各同志研究实行之。

中央书记处 中央军委

12月间，由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正式出版，内容包括从1928年6月“六大”至1941年11月间的557个文件。这部大型资料是整风准备阶段高级干部学习的主要读物。

194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新年团拜会，陈云在团拜会上讲话说：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20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他就是毛泽东同志。”

1月13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示刘少奇、陈毅、饶漱石说：

“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启程，望告。”

1月17日，毛泽东亲自为《文化课本》写了一篇序言，他写道：

“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有大批精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将来也必然还会有大批这样的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但课本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这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诸同志的功劳。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大群的干部会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这个课本的。”

1月2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刘少奇电：

“你们之间的争论，中央派少奇同志去山东和你们商讨解决，请你们先行准备总结山东工作的一切必要材料。”

1月23日，毛泽东指示陕甘宁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学习中国共产党红军第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他要求将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打印数千份，发给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干部，下至连长一级，每人一本。还要求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需熟读。以便进一步肃清“左”倾错误残余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部队中的影响。

1月26日，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全文如下：

一、本部宣传要点，以前偏重党外宣传，从本期起，决定加上党内宣传，希各地同志注意。

二、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故在去年内，中央政治局多次地着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与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此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的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这些决定及演说，已在全党起了指导的作用，已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注意，已在具体纠正至今尚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这是好的现象，这是一方面的现象。但在另一方面，中央的决定及中央同志的演说，在另外许多同志中，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其原因，或则是有些同志过去犯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相当的严重，一时尚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愿意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不愿迅速的改正自己的错误；或则是有些同志自以为过去并没有犯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路线错误，因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不知这些同志在他们自己过去与现在的思想中行动中，也曾有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因素，也曾犯过某些错误。例如容易冲动，以感想代政策，对于敌友我3方情况懂得很少也安之若素，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精神，而有自以为是的精神，这些便都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素。再则，例如在党内闹独立性，把发扬独立工作能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这些正确的东西与不服从上级、不服从多数、不服从中央、将个人与党对立、个人超过了党（个人突出）、个人英雄主义（与民族英雄主义群众英雄主义相区别的）这些错误的东西，混淆起来。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上，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上，在本军干部与友军干部的关系上，在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帮助互相团结，而是一个轻视一个，甚至一个欺负一个。在这里，没有加重外来干部、军队干部、本军干部及老干部的责任，而对本地干部、地方干部、友军干部及新干部则没有多加原谅，多加帮助，以期团结他们提拔他们在斗争过程中克服各种弱点。许多地方既尚存在着各种不正常的内部关系，这些便都是宗派主义残余在党内的表现。至于党员与非党员，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存在着非常之大的隔阂，不了解，不关心与轻视，而其责任则主要应由党员及党的干部担负之。三三制在各根据地并没有完满地彻底地十分认真地实行，就是这种宗派主义存在的表现。在党内与党外的关系上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一点，并未为一切或大多数同志所深刻注意，这是真确的事实。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地认真地深刻地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因此，希望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机关与各级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加以注意，进行宣传，进行工作。本部对这个问题将陆续给以上述材料，以为同志工作的参考。

中宣部

1月28日，毛泽东主持制定并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规定》及三个《附件》。

在减租减息政策执行过程中，曾一度出现了两种偏向，一种有些不明大义的地主借故不实行减租；另一种是有些农民不交租交息，甚至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和废除债务；尤其是党内一些负责人，在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出现了“左”的倾向，在农村“过分打击地主”，对地主采取过火行为的问题很突出。因此，《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规定》及三个《附件》，对减租减息的数额作了更详细更具体的规定。

1942年2月1日凌晨，毛泽东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周文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周文在1月底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延安的文风充满八股味，有冗长沉闷之感，希望对文风进行改革，并提出了他自己对改革的意见。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来信收到，并已转中宣部、解放报各同志阅。你的意见很好，我们正着手改革，并准备专为此事开一次干部会。望你们向解放社写些关于此问题的文章，打击党八股和新文言。”

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此时礼堂里连凳子都没有，与会者全是站着听讲。毛泽东便也站在讲台上讲话了，他说：

“党校今天开学，我庆祝这个学校的成功。今天我想讲一点关于我们的党的作风问题。”

“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笑声）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的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

“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

据温济泽回忆说，毛泽东在讲到反对主观主义时，说了一句令他为之一惊的话。毛泽东说：“你们当中也有30年代在上海做过工作的吧？有些人比猪还笨。每逢一个纪念日，都要去示威，明知敌人已经有准备了，要逮捕人，他们还是不顾一切。你们看，猪在猪圈里，哼哼着向前走，碰到墙还知道回头。可他们明明知道要遭敌人逮捕，也不回头。这不是比猪还笨吗？”

温济泽还说：毛主席这句话“在解放区出版的老本子上有过。很多人都听到过这些话，我是亲耳听到的。话说得不太好听，但有分量，给我的感受也很深。接着，毛主席又讲到了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等问题。讲到理论与理论家。毛主席说：‘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么，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道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大概不能算吧。’”

关于宗派主义问题，毛泽东说：

“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部分人，排挤一部分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关于党八股的问题”，毛泽东说：

“今天不能讲了，准备在另外一个会议上来讨论。党八股是藏污纳垢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

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

“趁着今天党校开学的机会，我讲了这许多话，希望同志们加以考虑。（热烈鼓掌）”

2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纪念“三八”节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全文如下：

在苏德战争，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国际法西斯侵略阵线与反法西斯反侵略阵线最后明朗与剧烈斗争的时候，中华民族坚决地站在反法西斯反侵略阵线上，在加强团结，准备反攻方面获得了更有利的客观形势。

在这种环境中来纪念今年的“三八”节，它的政治任务是在动员各国妇女建立国际妇女反法西斯反侵略统一战线，为消灭东西法西斯主义而斗争。在国内则应更加巩固各阶层各党派妇女的抗日统一战线，配合全国各方面的动员，积极准备反攻，为最后驱逐日本法西斯出中国而斗争。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今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工作，必须在恢复元气、积蓄力量、坚持群众抗日积极性的总方针下，更加注意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提高妇女参政能力，坚决实行妇女团体中的三三制，改组与巩固妇女组织，这些应成为今后的中心工作。在大后方，则应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妇女团体和妇女刊物，在知识妇女和一部分劳动妇女中，进行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民族民主教育，巩固各阶层各党派妇女的亲密团结。中央建议各级党委，在敌后根据地纪念今年“三八”节的办法，应灵活地采取下列各种方式：召开群众的“三八”纪念大会和晚会，分别组织各阶层妇女（如女工，女护士，女参议员，非党女领袖，女干部等等）的小型会议，调查一定地区的妇女生活及其要求，检查一年来的妇女工作，发动妇女干部、妇女团体的会员在工作、学习、生活、思想各方面进行深入的自我检讨，慰劳前线作战部队、受伤将士及抗日军人家属，通电世界各国妇女——英、美、苏、德、日、意、印度、缅甸、泰国，以及南洋华侨和各民族妇女等等，提议建立国际妇女反法西斯反侵略统一战线。在大后方，于扩大妇女反法西斯运动，推进妇女抗战团结的原则下，与各公开的妇女团体，在合法的条件下，共同纪念“三八”节。必须尽力纠正和避免暴露的突出的纪念方式和方法，以免影响妇女反法西斯运动的开展。

2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1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三个附件，是综合5年来各地经验而得的结论。它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够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不能起来，则一切无从说起。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在经济上只是削弱（但一定要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对富农则是削弱其封建部分而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在经济上，目前我党的政策，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一个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政策。在政治上，则实行三三制，使地主资产阶级觉得还有前途。所有这些，都是为着拆散地主资产阶级与敌人及顽固派的联合，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而不跑到敌人与顽固派方面去，跑去了的，也可以争取回来。

二、联合地主抗日，是我党的战略方针。但在实行这个战略方针时，必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当广大群众还未发动起来的时候，一般地主阶级是坚决反对减租减息与民主政治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必须积极帮助群众打击地主的反动，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反动统治，确立群众力量的优势。才能使地主阶级感觉除了服从我们的政策便不能保持他们的利益，便无其他出路。在这种广大群众的热烈斗争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过左行动，而这些过左行动，如果真正是最广大群众自愿自觉的行动，而不是少数人脱离群众蛮干的（这是绝对不许可的原则问题），则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因为可以达到削弱封建发动群众之目的。在这种时候，畏首畏尾，束缚群众手足，就是右倾错误，这是策略斗争的第一阶段（打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应被联合抗日的战略方针所限制，不能拖得过长，不能听其自然发展下去，以致迫使地主阶级跑到敌顽方面坚决反对我们，或跑去了也不愿回来，妨害抗日战争与妨害根据地的巩固。因此，党的策略，不是在事先限制这些过左行动不发生，以致妨害群众之充分发动与充分起来，而是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充分起来之后，能够及时地说服群众，纠正过左行动，给予地主以交租交息及政治上的三三制，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使其感恩怀德，愿与我们合作，达到团结抗战之战略目的，这就是策略斗争的第二阶段（拉的阶段）。在策略斗争的第一阶段中，也不是一切打倒，而是争取一部分倾向我们的地主（打中有拉），中立（麻痹）一部分动摇不定的地主，集中火力打击一部分最顽固的地主（但与内战时期打击地主的内容与形式都不相同）。在策略斗争的第二阶段中，我们必须极力表示宽大，认真实行三三制与交租交息，认真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公开批评自己内部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纠正过火行动。在这种时候，如不着重说服党员，说服农民，争取地主，就不能拆散地主与敌顽的联合，就有使我党与农民陷于孤立以至失败的危险。但在纠正过火行动与作自我批评中，必须同时注意到保护干部与群众的积极性，热烈情绪或热气，须知我们正确地批评过火行动与宗派主义，决不是向这种热气泼冷水，以致造成干部消极，群众失望，地主反攻的局面。在正常的斗争过程中，应该有一个酝酿斗争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地主还是优势，农民还正在准备斗争。如果把这个作为第一阶段，则实行斗争（打）为第二阶段，团结抗日（拉）为第三阶段。在晋察冀区域，除了雁北及平西两区尚未普遍与彻底按照党的政策解决土地问题以外，其他基本区域是都经过了酝酿斗争团结这样三个阶段的，这是最正常的策略模范。在其他若干根据地中，也有这种模范。所有这些，都是为着执行联合抗日这个战略方针的总过程中，应该极力注意的策略阶段。

三、各地过去在执行土地政策中所发生的过左错误，大体已经纠正。在今天，一切为广大群众所拥护，而地主又已不生严重争议的事件，应作为已经解决，不再变动，维持良好的抗日秩序。但对三三制之没有彻底实行及地主农民间尚有重大争议的事件，仍须着重纠正错误。

四、目前严重的问题，是有许多地区并没有认真实行发动群众向地主的斗争，党员与群众的热气，都未发动与组织起来，这是严重的右倾错误。这种错误，不但在较差的根据地中，是严重存在着，就是在最好的根据地中，亦有一部分区域尚未实行减租减息与发动群众斗争。因此，目前应当强调反对这种右倾，要求一切没有实行减租减息，没有发动群众热情的地区，在广大农民群众自愿自觉而不是少数人包办蛮干的基础之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迅速把群众热情发动起来。各地党部必须检查这一问题，对此问题如有某些人采取漠不关心与官僚主义的态度，就须向他指明加以纠正。

五、在农民已经充分发动彻底执行了减租减息，经过了打的阶段，因而进入了拉的阶段的地区，由于我们开展自我批评，纠正过火行动，彻底实行三三制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地主阶级必然要抓住新政策之有利于己的方面，加以扩大，和农民作斗争。由于今天根据地内部在此阶段（拉的阶段）内，各阶级的争议只能采取民主的合法的说理的方式去进行，而文化落后的农民群众甚至区村干部，遂容易被老奸巨猾的地主所欺骗，或被地主收买操纵区村政权，或被地主打击而不敢回击。因此必须教育县区村三级干部，学会与地主作合法斗争的本领，熟习政府的法令，熟习拉中有打的策略，以便对付某些奸猾地主的无理进攻，同时须防止被收买。

六、减租是减今后的，不是减过去的，减息则是减过去的，不是减今后的，大体上以抗战前后为界限。在减息问题上，第一，应当允许农民清算旧账（包括算公账与算私账），以此作为发动群众的手段。到了群众已经充分发动，才把双方争论加以调停，使归平允。第二，抗战以后，是借不到钱的问题，不是限制息额的问题。各根据地，都未认清这个道理，强制规定今天息额不得超过一分或一分半，这是害自己的政策。今后应该听任农村自由处理、不应规定息额。目前农村只要有借贷，即使利息是3分4分，明知其属于高利贷性质，亦于农民有济急之益。同时政府每年的建设费中，应以70%至80%投于农村，作为对农民的低利贷款（包括合作社贷款在内），以发展各根据地的基本的农业经济。而只以20%至30%投于公营工商业及私人商业。须知发展农业不但是农民的利益，而且就是扩大政府税收的最大与最可靠的来源，就是解决财政问题基本政策。

七、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及其三个附件，都已公开发表，各地应即公布，广为宣传，认真实行。这是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长时期的土地政策，不但今天必须实行，而且还有很长时期要实行的。至于本指示，则是专门对党内的，不得公开发表。每一根据地内，应利用会议党校及文电使党的基本干部懂得中央的战略与策略方针，然后经过他们，使下级干部懂得，使这种具体的策略教育确实收到成效。

2月8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有党内外高级干部和从事文化工作、研究工作、编写工作的人员参加的大型宣传工作会议，与会者共有800余人。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他开门见山地说：

“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大笑）”

毛泽东详细分析了党八股的坏处，他说：

“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

毛泽东顺便把钟灵1938年在延安城墙上写标语的事，作为实例讲了出来。

原来钟灵在写“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时，感觉繁体的‘农’字，与‘工人’二字从美术的角度看不太对称，于是他灵机一动，把‘工人’二字写成了隶体字。毛泽东有一次从城墙边经过，一眼就看到了这条将‘工’字中间的短竖拐了两个弯、‘人’字一捺上加了三撇的标语。

毛泽东接着说：

“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革命的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毛泽东在会上还散发了题名为《宣传指南》的小册子，他劝到会的人们多看几遍。

2月中旬，旧历年关到了，李鼎铭决定返回故里探亲搬家。

毛泽东闻讯，指示工作人员用爱国华侨陈嘉庚送给延安的那辆福特牌高级轿车送他荣归故里。此时在边区能够享受这等殊荣待遇的党外人士，也只有李鼎铭一人。

2月13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刘少奇说：

“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

2月14日，从苏联回国后在西安停留的林彪，乘坐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汽车回到了延安。

这天早上，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刚走出窑洞，与毛泽东不期而遇。毛泽东和师哲边往山下走边说：

“林彪同志回来了，我去接他。”

师哲感到很意外，他心里想：朱德从前线回来，周恩来、任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去接他们。1940年周恩来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毛泽东通了话，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毛泽东还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前往迎接，而且他去主要还是为了接他的夫人蔡畅；过了好几天，中央组织部才在杨家岭山下的沙滩上为周恩来等人开了一个欢迎会。而今天主席竟要亲自去迎接地位远比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低得多的年轻人林彪，师哲感到实在不可理解。

师哲陪同毛泽东在一个院子里等了一会儿，一辆大卡车开来了，林彪下了车，毛泽东迎上去和他紧紧握手。林彪看见师哲也在一旁，就用另一只手和师哲握手，毛泽东问：

“怎么，你们也认识？”

毛泽东拉着林彪的手回到自己的窑洞，吩咐伙房为林彪搞饭吃。他还让林彪住在杨家岭，靠近他。毛泽东让林彪继续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抗大的学员们都说：“林彪校长确实是我们八路军高级将领中的一位杰出人才。他并没有魁梧高大八面威风的大将风貌，而是像拿破仑一样，个头不高，像韩信一样，身体消瘦。但他却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帅才人物。”

在此前后数天里，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报道林彪的消息。2月13日《解放日报》3版刊登了《平型关大捷指挥者林彪师长伤愈返国》的报道；2月14日3版刊登了《林彪师长返延，沿途备受热烈招待，与地方当局晤谈甚欢》的报道；2月16日3版刊登了《一一五师全体指战员致电欢迎林彪师长》；2月18日3版刊登了《干部欢迎晚会，林彪同志畅谈苏联已获得战争主动权》的报道等。

再说2月14日下午，林彪去看望堂兄林育英，兄弟俩谈了一阵，医生来为林育英检查病情。林育英见天色不早了，就对林彪说：

“育容啊，今天见到你，我有几句话要说，也算是我的嘱咐，你要好好记住。”

林彪说：

“你讲吧。”

林育英说：

“我们林家三兄弟参加革命最早的是育南，最早去世的也是育南，他实际是受王明迫害而死的。他蒙冤而逝，死得太可惜，我总惦记着这件事。近来，我与关向应同志多次谈过这件事，也向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反映过，希望党中央对他与何孟雄、李求实等同志的问题重新作个结论。党中央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你回来了，要把这件事与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再谈谈。育南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才华横溢，能文能武，很了不起。在那个非常时期，发现并勇敢地站出来反对王明路线，没有非凡的胆略和智慧，是做不到的。而且他反对王明路线，既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争权夺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他还是我和你的革命引路人。他的冤屈，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关系到党的路线和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如不为他说句公道话，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他。”

林彪点点头说：

“八哥，这件事我记住了。”

林育英又说：

“我活不了多久，尽管革命的路还很长，相信胜利终归属于我们共产党人，遗憾的是，我看不到那一天。我们林家三兄弟能看到革命胜利的只有你了。你还很年轻，有很好的前途。但是，任何人的前途，既要靠党的培养，又要靠自己努力。毛主席多次与我谈到过你，说你很有军事才干，对你寄予很大希望。我希望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革命信念，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

2月15日，延安美协在联防司令部附近的军人俱乐部新建的三间窑洞里主办讽刺画展，展出作品70余幅，作者是张谔、华君武、蔡若虹三人。《解放日报》对画展进行了报道。报道中说：

“边区美院的画展，参观者络绎不绝。参展的作品主要是针对延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恋爱、开会不遵守时间、乱讲自由、自高自大等不良现象而发的。可谓对症下药，切中要害，妙笔横生，针砭各至。参观同志，无不同声称快，流连欣赏。”

华君武等人的讽刺性漫画，在延安引起了争议，毛泽东就派舒同去找他们谈话，了解情况，支持华君武。

画展的第三天，毛泽东、王稼祥前往观看。这天正好是华君武值班，他陪同毛泽东等人参观画展。毛泽东对这些讽刺画看得很认真很仔细，一张一张地看过去，遇到那些看不懂表现主题思想的画，就问华君武：

“这是什么意思？”

华君武作了解释，他就点点头。看了有些画，他禁不住笑了起来，看到有的画则不笑不问就走了过去。看完以后，华君武送毛泽东出门，诚恳地说：

“请主席批评。”

“漫画还要发展。”

毛泽东只是说了这么一句就走了。

2月17日晚，延安机关干部1000多人在中央礼堂举行晚会，欢迎伤愈归国的林彪和从前线回来的120师师长贺龙。许多人站在门外，等着看一眼抗战名将的风采。

毛泽东和朱德都来了，主持会议的谢觉哉请林彪先讲话。林彪说：

“该受欢迎的不是我，而是从前方归来的贺师长。”

林彪还说：

“我们党的领导机关，不但应该是战争的堡垒，还要成为要塞。苏联的党能把俄国建设成一个强国，我国的建国条件强于苏联，我们应该建立世界更强大更幸福的国家。我们的党在正确的指导下，一步一步去做，才可以正确执行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要忠于我们的民族，忠于我们的党，忠于我们的领袖。”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安排林彪的工作，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请读者再认真看一看毛泽东在1942年2月6日起草的《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他在这个指示中写道：“联合地主抗日，是我党的战略方针。但在实行这个战略方针时，必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而且他还在这个指示的最后部分特别交代：“至于本指示，则是专门对党内的，不得公开发表。”我之所以请求诸君“再认真看一看”，是因为每当我看到这一类资料之时，总不免想起我和一位故去的数十年的挚友关于“策略”与“阴谋”之区别的争论。我的老朋友始终认为，“策略”与“阴谋”没有本质的不同。很可惜，他再也看不到这样精彩的历史资料了。“策略”与“阴谋”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愚以为，它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当事人的一言一行的出发点是为“公”还是为“私”，或者说是为“彼”还是为“己”。毫无疑问，前者便是“策略”，后者必是“阴谋”。本传讲的此类事例已经枚不胜数了，二者可谓泾渭分明，不知诸君以为然否？

第50章 1942年2月—

“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这个党的生命就停止了。”

话说1942年2月18日至19日，八路军军政大学教育长、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连载《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批判叶青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中所提出的错误观点。

叶青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在本传前面的叙述中，毛泽东已经两次提到了他的名字。此人原名任卓宣（1896—1990），字启彰，四川南充人，以“叶青”的笔名著称。他也是一名“海归”，早年留学法国，跟周恩来等人熟识，对革命有着崇高的信仰，在法国期间加入了共产党。1926年底，叶青奉命返国，在党内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继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末，由于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叶青被调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是年冬，因叛徒出卖被捕，他被判处死刑。这一天午时，叶青等被押上刑场，执行枪决。第一枪他没有被击中要害，刽子手用脚拨了他几下，其中一人说，这个人还没有死，再补上一枪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叶青仍然没有被击中要害。刽子手撤离刑场后，天上下起了雪，他被冻醒，意外地被‘剥鬼皮’（即剥死人身上衣服）的人救回。康复后，叶青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又领导了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暴动。他的行踪很快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再次入狱。叶青彻底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壮烈，告别了共产党，成了可耻的叛徒。他写了大量的反动文章，受到蒋介石特别嘉奖，一跃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中组部研究室主任、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宣传部长等职，最终在1949年1月以“文化围剿”的打手被列入国民党战犯名单，成为中国共产党通缉的第二批国民党战犯之一。

再说叶青在1941年秋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后，撰文提出了“毛泽东主义”的问题。他在文章中评论说：“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

尽管叶青的观点是一种偏见，但他却是在中国第一个提出“毛泽东主义”这一命题的人。

张如心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中，把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分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三个组成部分，指出“这三个组成部分内在有机的统一便构成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体系”。他在批驳了叶青的错误观点之后，还特别强调说：

“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2月20日，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刘少奇及华中局说：

“1、除吕振羽、贺绿汀外，其他高级文化人亦望抽调一批带来延安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在苏北游击环境无研究学术可能，不如来延安成就较大。2、保护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3、新四军各部及山东部队的电台密码，望少奇督促重新编制，亲自带来。”

2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陈毅、刘少奇、饶漱石、朱瑞、陈光、罗荣桓等人电，电文中说：

“训练干部是当前大事，请你们考虑在不严重减弱斗争力量条件下，从华中及山东军队中地方上抽调一批高级干部来延安进中央党校与抗大总校的问题，如何抽调及抽调多少望电告。并望少奇加以组织。”

2月26日，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找王明谈话，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省自己的问题。王明不但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向周恩来提出质问，仍然以老腔调为自己辩护。王明说：

“我有下列两点请你考虑给我解释：1、为什么四中全会决议及9月20日决议是路线错误？其具体内容如何？2、即使假定为路线错误，为什么这是所谓王明路线？因为我并不是此时期重要决议的起草人，同时，也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当然，我并非推卸责任。”

王明如此态度，周恩来也无可奈何。

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决定》中说：

“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也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一切工作包括国民教育工作在内，都须经过干部去做，‘在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产生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同时，着重地认真地办理干部学校，抽调许多干部进入各种干部学校，施以系统的教育，当然是很重要的任务，对此决不应该稍有忽视。但最大数量的干部，90%以上的干部，还是在工作中，在人力财力与工作需要上，目前又不可能办理很多的干部学校；因此，对在职干部，就其工作岗位上，施以必需的与可能的教育，实在是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位工作，应该引起党政军民各级领导机关及其宣传教育部门的充分注意。游击战争的特点，不但允许这样做，而且我们必须这样做。”

“在职干部教育，自六中全会以来已经引起党内相当的注意，在许多地方与许多部门的在职干部中引起了学习的热潮，这是极好的现象。但忽视的现象还是存在着。在有些地方与有些部门中，甚至还没有开始，没有强调业务教育。而大多数在职干部要求学习业务与精通业务的热情则是很高的。政治教育虽一般地注意了，但或者不得其法，或者轻重不分，或者没有经常性。文化教育，是我党多数工农出身的干部所迫切需要的，但也没有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充分注意。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或者至今没有引起注意，或者脱离实际，成了教条主义的东西。而理论教育的成败则是革命成败的第一个关键。所有这些，都是必须改革或必须加强的。”

是日，中央书记处还发出了《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决定停止过去所定的课程，在本年内教育与学习党的路线；军事学院高级班并入中央党校；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高级干部，包括高级学习组，以300至400人为限，参加党校学习。

《新决定》并决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决定取消原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由邓发、彭真等人组成负责党校日常工作的管理委员会。邓发仍任校长，主持校务会议；彭真为教育长，主持政治教育会议；林彪主持军事教育会议。

1942年3月3日，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刘少奇说：

“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以前更加艰苦的阶段，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地区缩小与分割，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弱点。表现在工作不深入，政策掌握不够，特别是高级领导同志间存在互相不满与极不团结现象。”

3月4日，毛泽东在给留守兵团、保安部队的慰问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们，摆在我们肩头的任务是很重大的。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要依靠我们全体更加百倍的团结和发扬忍苦耐劳、永不疲倦的战斗精神意志。我们应当在上下级间，在指挥员与战士间，在全体人员相互间，认真加强团结友爱、互相照顾的关系，克服其间的任何冷酷、无情、不知友爱和隔阂与不团结现象，在这种钢铁般的团结与艰苦奋斗的努力下面，便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障碍不能战胜，没有什么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毛泽东还在信中勉励部队指战员们说：

“要加倍努力生产，大家动手，解决吃穿问题。”

3月5日，林育英在弥留之际用微弱的声音将警卫员、秘书及妻子涂俊明叫到身边说：

“我不行了，革命20年如一日，未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深以为憾。我虽未为我们的党和革命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但尽了力。我死后，请组织上将我葬在杨家岭对面的青年文化沟——桃花岭上，使我能天天望着党中央、毛主席!”

3月6日凌晨1点15分，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因突发脑溢血，英年长逝，享年45岁。

这天下午，中共中央成立了林育英治丧委员会，由李富春、林彪、邓发等人组成。林育英的遗体移入延安中央大礼堂，供人们瞻仰悼念。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林彪、叶剑英等，轮流为林育英守灵。

3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员张浩同志积劳成疾病逝》的消息。

3月8日上午4点至9点，延安各界人士万余人向林育英的遗体告别。

毛泽东为林育英书写了一幅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毛泽东、朱德、叶剑英、陈云、李维汉及林彪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3月8日，毛泽东借纪念国际妇女节之机，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3月9日，中央决定公祭林育英。毛泽东在公祭之前对朱德、任弼时等人提议说：

“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对革命的贡献很大，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一样的。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抬到桃花岭。”

朱德、任弼时都表示赞同。

上午9点，林育英公祭仪式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门前的广场上举行，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公祭仪式。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主祭，李克农宣读祭文：号召大家学习林育英对组织忠诚、英勇不屈、吃苦耐劳、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正派的好品德、好精神。

康生报告了林育英的生平事迹。老海员工人朱宝庭代表中央职工委，谢觉哉代表边区政府与边区200万人民，高长久代表边区几万工人，相继致词。

最后，由林育英的次子林汉雄致答谢词，他告诉大家说：“努力学习，准备将来好好工作，继续爸爸尚未完成的事业，这样才能对得住党，对得住死去的爸爸……”

公祭仪式结束后，一万多人自发为林育英送行。林育英的灵柩装上白布帷的灵车，送葬者迅速结成了漫长的行列。毛泽东亲自执绋。送葬队伍抵达桃花岭下，距墓地仍有一段高陡的山路，毛泽东同朱德、任弼时等众多中央领导人抬着灵柩爬上山顶。队伍齐集山顶，将灵柩送入墓穴，毛泽东亲自给墓穴奠了土。

后来，毛泽东又为墓碑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六个大字。

再说3月9日这一天，丁玲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暴露黑暗”的杂文《三·八节有感》。

此前，她在《解放日报》创刊后一直担任文艺副刊主编，编辑部里还有刘雪苇、陈企霞等人，有关文艺稿件，几乎都经博古、杨松过目。博古曾多次对丁玲说：“《解放日报》是党报，文艺栏决不能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能搞成像延安青委在文化沟张贴大墙报那样的‘轻骑队’。”文艺副刊每周出一至二期，每期约占半个版面。到1942年3月，作家队伍中已经涌现出了30多位新人，副刊先后收到500多万字的稿件。文艺副刊对有些稿件没有把住关，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就在3月7日那一天，《解放日报》社的陈企霞派人送信给丁玲，请她写一篇纪念“三·八”节的文章。丁玲联想到延安发生的两起离婚事件，又想到在文化俱乐部周末舞会上那些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人，一股为女人鸣不平而又怒其不争的情绪一发而不可收拾，就挥笔撰写了那篇《三·八节有感》。她在文章中过分地强调延安存在的问题，片面地夸大了延安的社会不良现象，在党内、文艺界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少人要求处理她。

3月1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我们正在调查由华中到华北道路上敌人封锁线的情形、安全保证的程度，俟得复电即行转告。望你等候这一复电。”

3月16日，毛泽东审批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全文如下：

（甲）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各地方党部应当对自己的报纸加以极大注意，尤应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

（乙）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符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末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如果各地党报犯有这样毛病，就须立即加以改正。

（丙）要使各地的党报成为真正的党报，就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各地高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要使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要把党的政策，党的工作，抗日战争，当地群众运动和生活，经常在党报上反映，并须登在显著的重要的地位，要有与党的生活与群众生活密切相联系的通讯员或特约撰稿员，要规定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负责人经常为党报撰稿。

（丁）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就要有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批评，表扬工作中的优点，批评工作中的错误，经过报纸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在党报上可以允许各种不同的观点的论争，可以容许一切非党人士站在善意的立场上对我们各方面工作的批评或建议的言论发表。另一方面，要有对于敌人的思想的批判。

（戊）各地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通俗简洁的标准，就是要使那些识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识的人们听了别人读报后，也能够懂得其意思。

中 宣 部

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整风运动大会，因院长张闻天外出调查研究，由代理他工作的李维汉在大会上讲了话，提出了几点意见。

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带头反对李维汉的意见。他说：整风就是要整领导人，要割大尾巴。王实味反对指定一部分人当整风委员会的委员，他主张全体委员要由民主选举产生。

王实味还写了《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的短文，贴在中央研究院为整风创办的墙报《矢与的》前两期上。他提倡“绝对民主”，鼓动大家“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要检查自己“是不是对‘大人’有话不敢说？”“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全延安以至全党”。

这一天，毛泽东连夜打着灯笼跨过延河来到中央研究院，在王震的陪同下，掌着马灯，仔细阅读了王实味发表在墙报上的材料。王震发脾气说：“我们在前方打仗流血，王实味这样的人却在后方这样讽刺挖苦我们的领导干部，攻击我们的党。”

毛泽东看了墙报，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

王实味，1906年出生于河南省潢川县，1925年考入北大文院预科班；在北大参加了共产党组织活动，不久又离开了党组织；1926年1月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只身来到了延安。此前，王实味在2月17日就将一篇题为《政治家·艺术家》的杂文发表在文艺刊物《谷雨》上，他在该文中写道：“针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阵营，”“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3月19日，刘少奇和随同他一起上延安的100多名干部，由八路军115师教导5旅第13团护送，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启程赴延安。

3月2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兹将彭电转上，你看此种情形有安全之保障否？山东尚无回电，请你直接询问。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

3月间，毛慎仪病情严重。他给在柳树店边中学习的四弟毛雪华写信说，请转告叔叔毛泽东，能否有办法把他的病治好，早日康复，继续为党工作。

毛慎仪是1940年在边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二局，担任电讯机要工作。期间，他得了肺结核和痔疮，由于肺结核病情严重，也影响到痔疮的治疗。

毛雪华接到三哥的信后，立即去杨家岭向毛泽东报告了三哥的病情。毛泽东对毛雪华说：

“快送他进医院。”

毛雪华马上赶到几十里以外的安塞县城。此时，毛慎仪已经病入膏肓，身体非常虚弱，躺在担架上起不来。毛雪华和二局的人立即组织民工，抬着担架，把毛慎仪一站一站地送到延安。到了毛泽东的窑洞口，毛泽东看到奄奄一息的毛慎仪，十分惊讶，焦急地说：

“怎么病得这么厉害？赶快送他住医院！”

毛泽东亲自把毛慎仪扶下担架，让他喝了点水，又给白求恩医院院长黄树则写了一封信，介绍毛慎仪去那里治病。毛泽东写完信，用自己的汽车将毛慎仪送往柳树店白求恩医院。然而，由于延安医疗条件太差，又缺乏药物，尽管医院想了许多办法，仍无回天之术，毛慎仪不幸病逝，年仅19岁。

这天是星期日，毛雪华到杨家岭，把哥哥病故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脸上流露出一阵哀伤和痛楚，沉默了片刻，惋惜地说：

“慎仪牺牲太早了！他才19岁呀，血气方刚，正是为革命出力的时候。”

毛雪华认为三哥的病并不难治，主要是医术落后造成的，因而对医院有些埋怨责备。毛泽东劝道：

“雪华，革命总是有牺牲的，医院里死人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你要从大局看。医院条件差，缺少药品，但他们还是尽到了责任。”

毛雪华提出想给哥哥立块碑，毛泽东同意了，他说：

“碑你去立，花多少钱，你来我这儿拿，我出钱。”

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将毛慎仪的母亲接到北京治病长达半年之久，安慰她说：

“慎仪是个好孩子，他是在延安病逝的，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死得很光荣，你要珍惜身体，不要难过啊！”

再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央党史》的报告，全文如下：

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从《六大以来》发出到现在，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已经读了半年，别的单位现在也已经开始读。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开始看到了好的结果。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的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去年八九月中央经过讨论，印了《六大以来》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里研究。我们怎样研究呢？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合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

革命的任务，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

联合的群众，第一个阶段是全国各民主阶级，是国共合作；第二个阶段是缩小了的统一战线，国共分裂，全国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一部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互相对垒，进行内战；第三个阶段是全民族抗日，恢复国共合作的形式。

革命所打击的目标，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北洋军阀，我们的政策是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反对国民党，我们的政策是狭小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是我们的打击目标。革命的阵线是国共合作，全国各爱国力量。这是我们的路线。

第一个阶段内我们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正确的地方是实现了国共合作，打击目标是对的，革命队伍的组织是对的。后来发生了陈独秀路线，1927年上半年党的路线就不对了。当国民党准备实行叛变革命，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要把我们和革命群众丢了的时候，我们还和它联合，这是右的机会主义。情况变化了，我们的政策路线没有跟着变。右的倾向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的时候，还要同它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变了，而我们的政策不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打击革命了，我们的政策也还是不变。这就犯了右的错误。在联合中应该一方面与它联合，一方面与它斗争。第二个阶段中全国分为两个营垒。马日事变以后，有过一种盲动主义，说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接着的立三路线是在不应该全国暴动时要暴动。“九一八”到遵义会议，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这就发生了“左”的东西。那时的领导路线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九一八”以后情况变化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倾向我们，如孙科、黄炎培等。但是我们说他们是改良主义，说他们是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把这些人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是不对的。还有当时提出消灭富农，也是过左的。第三阶段既不是一切联合不要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不要联合，而是联合与斗争的综合，联合是主，斗争是辅，要求统一下的独立性。统一就是联合，独立就是斗争。什么叫独立性呢？你站在这里，没有人叫你站开，这就不发生独立性的问题；在你站的位置上别人也想站，要赶你走，这就发生独立性的问题了。斗争、摩擦是为了统一，是统一的手段，这叫一打一拉，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节。在不妨碍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希望团结得更好。

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

在1925至1927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1921至1924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可以和1925年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七七”以前，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大体上已经形成，这可以考虑合并于第三个阶段，也不必再分。

说到革命的准备，1921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准备的。所以严格的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而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那时无产阶级没有以一个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1921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内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在“五四”以后一个月发生了“六三”运动，全国罢工、罢课、罢市。那时的罢工还是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

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估价，需要研究。辛亥革命是完全失败呢，还是有些胜利?五四运动是有群众，还是没有群众？我认为五四运动是有广大的群众性的，比起大革命来自然是差些。那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还没有农民参加，只有广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农民参加了。土地革命时，参加的农民就广泛多了，但是统一战线不够广。到抗战，农民参加得更广泛了，比大革命时广，比土地革命时也广，同时有了比过去更广大的统一战线。

五四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着自发的性质。但是这种自发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觉醒，许多人赞成十月革命，赞成列宁的革命。孙中山曾说，列宁是革命的圣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他是作为同盟者来赞成共产主义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当时的人们有一个很大的觉醒。五四运动发展到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了，这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在说到辛亥革命时，如不说到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就不能说明革命的发生。同样，不说明“五四”时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也不能说明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发生。所以当时的重要政治文件，像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袁世凯、段棋瑞政府的一些文件，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

1921年到1927年这时期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北洋军阀。如不说明那时候地主怎样压迫农民，资本家怎样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分裂中国，北洋军阀怎样对付革命，那就很难了解当时的斗争。要研究当时的国共合作，如果只看共产党的宣言而不看国民党的宣言还不够。共产党员那时是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党是一个大团体，如果不把这个大团体搞清楚，就不能了解当时的情形和后来陈独秀犯错误的要不得。关于“四一二”、马日事变的材料也要看。内战时，我们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如不讲国民党如何投降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同国民党一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就看不到内战的必要。如果我们不知道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和牛这些东西是在谁的手里，不把地主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关系搞清楚，就不会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如果不把国民党在“九一八”以后还是继续打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这些情形讲一讲，我们反对国民党就显得没有道理、没有根据。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对国民党反共的根据。因为他们先发表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些东西，闹摩擦，我们在不妨害团结、不致引起分裂的条件下强调斗争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强调斗争，那就会又来一个陈独秀主义。

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棋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我想，为了有系统的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现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在研究历史时也应该注意历史上有没有这些东西。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学得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不是主观主义，不是宗派主义，也不是党八股。我们要应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研究各个个别的问题，如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

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比如说，我们党在大炮没有、飞机毫无的条件下创造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

3月31日，毛泽东和博古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党内外负责人及作家座谈会，到会70余人，内容是座谈《解放日报》的改版问题。

《解放日报》在1941年5月16日创刊以后，身为社长的博古没有办报经验，一味仿照苏联的办报方法，几乎每天都有社论和大块文章，对共产国际的宣传到了一种不适当的程度；报纸的文风也充满八股味。累得总编辑杨松旧病复发，过早谢世。不少人对《解放日报》有意见，直接反映到中央，还有一些人直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更为严重的是，《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在1942年3月9日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后，从3月13日到3月23日，又连续发表了王实味以《野百合花》为总题的一组杂文，这组杂文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艺晚会说成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是“到处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

王实味代表了一批从敌占区和蒋管区来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的倾向，以所谓的“鲁迅笔法”，“暴露”解放区的“黑暗”，含沙射影地讽刺、攻击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及陕甘宁边区。他的观点在党内尤其是在文化界引起了很大分歧。有些人支持他的观点，但更多的人反对他和丁玲的这种做法。文艺界一度出现了混乱现象。

王实味的文章也引起了国民党宣传机构的注意，他们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的小册子，广为散发，并且加了编者按，其中说：“中共歌赞延安县是革命圣地，然而在陕北污染、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之下，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国统区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作为攻击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

毛泽东鉴于这种种情况，决定对《解放日报》进行整顿，重新改组《解放日报》。

博古在座谈会上就《解放日报》10个月的工作，做了简单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

毛泽东讲话后，与会者开始发言。萧军发言说，希望报纸进行改革；他还提出了改革的办法。柯仲平要求报纸要反对边区的太平观念。徐特立主张党报要大胆说话，要开展争论，要深入下层，多反映老百姓的事情，要对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谢觉哉以厨司作比喻，说不应总是一碗肉又一碗肉，使人感到腻口。报纸不能篇篇都是大文章，板起面孔说话。朱德强调报纸要多反映战争，反映敌后残酷的扫荡和反扫荡斗争，并帮助解决军民关系中的问题。

毛泽东最后总结说：

“今天这个会，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今后就可以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它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地利用报纸。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当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座谈会后，《解放日报》进行了人事改组和版面改版。

毛泽东为了保护丁玲，只把她调离了文艺副刊主编岗位，让她到文艺协会去工作。

文艺副刊主编则由年仅29岁的舒群继任。舒群提出，他不能胜任副刊主编之职，理由是主编工作不好干，丁玲比他年龄大，水平又高，尚且出了问题，他年轻，更没有经验。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找舒群做思想工作。他对舒群说：

“要找这么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你编综合性副刊，文艺是你的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都是先点后面，从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现在，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

舒群思考了片刻，欣然接受了任务，他说：

“希望主席给以不断指导。”

毛泽东点头笑了。

1942年4月1日，新版的《解放日报》出刊了，第一版是要闻，以头题发表了边区参议会减轻征收公粮公草的决议，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第二版是边区和国内消息，发表了解放区整风动态与抗战捷报；第三版是国际消息；第四版为副刊。

这期报纸还发了博古写的社论《致读者》。社论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指示，从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四个方面检查了报纸过去的错误，提出改版的目的是要把报纸办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报纸的整个篇幅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改进”。

改版后的第四版是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性的副刊。其中“文艺”占半版位置，每周见报四五次，其它内容增添了学习和介绍毛泽东著作，还有问题解答，刊登各类知识性的常识，读者信箱，等等。自此，这个天天和读者见面的全版副刊成为国内新闻史上难得见到的一个大型副刊。

4月初，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总学委高级干部学习会议，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丁玲也参加了会议，这是她自文章发表后第一次听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批评。

曹轶欧在发言中提出，应当把《三·八节有感》与《野百合花》联系在一起批判。贺龙气愤地说：

“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

彭真也指着丁玲说：

“你以为毛主席喜欢你，你犯了错误他也喜欢你？”

丁玲对《三·八节有感》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感到不可理解，她说：

“我所犯的错误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反作用。”

在七八个人发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

“《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毛泽东这些话给丁玲的问题划定了范围，定了性，进一步保护了丁玲。

会后，丁玲找毛泽东谈话，诉说了自己的苦恼。毛泽东说：

“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这个党的生命就停止了。”

丁玲问道：

“为什么你在文章里批评人，人家服气，我写文章批评，人家就不高兴呢？”

毛泽东很动情地告诉她：

“共产党是愿意听批评的，如果我们不听批评的话，我们这个党就完了！我也批评嘛，你批评没有什么不好的，可以批评的，但是要看对什么人。我们批评共产党人是自我批评，是我们自己人的批评，应该与人为善嘛，与人为善就应该充分估计人家好的地方。批评同志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人家有优点，要肯定嘛！缺点，有几分就说几分，要恳切，不要刻薄。你不肯定人家的优点，缺点又说得过分，人家当然不高兴喽。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怎样有功劳。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点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

毛泽东推心置腹的话，使丁玲深受感动。为了减少即将全面展开的文艺界整风运动可能出现对丁玲的冲击，毛泽东还提醒她最好拜访一下对《三·八节有感》不满情绪最重的贺龙。他又说：

“你不要只到我这里来，还要到康生那里去一下。”

丁玲说：

“我同康生有什么关系呀？我要到他那里去干什么？”

第二天，丁玲按照毛泽东的提示，主动登门拜访了贺龙。她一见贺龙便说：

“老总，我来听意见来了。老总还有啥子意见？”

贺龙笑了，说：

“没得了，昨天提完了。劳你大知识分子来看我，我哪天要回拜哟。”

后来，贺龙真的去看了丁玲，还在她那里吃了一顿饭。贺龙指着一盘炒肉问：

“你们常吃得到吗？”

丁玲说：

“专门为你炒的。”

贺龙又用筷子指一指一盘土豆丝：

“那你们作家就天天吃这个啰？不行哟，我们关心文化人不够，要好好搞大生产运动嘞。”

4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

决定中说，进行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首先必须由党的各部门领导机关负责人把这种责任担负起来。各机关各学校对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研究，热烈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和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在阅读和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必须作历史的全面的考虑，避免有害的片面性。在检查工作时，要切实地检查，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要运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彻底改造本部门的工作，彻底改造每个同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讨论和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扬民主并重，不可偏废。研究、讨论和检查的目标是为着认真地、切实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为此，在讨论中，应时常把握毛泽东同志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

决定还对学习的文件、学习的时间以及考试的办法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毛泽东在会上提议，延安进行讨论整顿三风与检查工作的各系统由以下一些人员分工领导：

中央直属系统由康生、李富春负责；军委直属系统由王稼祥、陈云负责；中央党校由毛泽东负责；各学校（除军事学校）由凯丰负责；陕甘宁边区由任弼时、高岗负责。

会议通过了这项提议。

4月4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来信及附件（关于文艺界的资料——笔者注）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了，谢谢你的好意。此复。并致敬礼！

毛泽东

这天下午傍晚时分，萧军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工作。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萧军同志，你改行怎么样？”

萧军为之一愣，问道：

“改行干什么？”

“入党，做领导工作。”

毛泽东认真地打量着萧军。萧军也望着毛泽东，看他不像是在开玩笑，就忙不迭地摇着手，连连说：

“哎哟，不行，不行！斯大林说过：‘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入党，我不是那块材料，当领导，我也不是那块坯子。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匹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都管不了自己，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您这么看得起我。”

毛泽东轻轻地挥了下手，微笑着说：

“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

窑洞里渐渐暗了下来，毛泽东叫警卫员点上灯，继续和萧军谈话。他谈起自己从陈独秀右倾之时起，先后在党内受到的大小八次处分，他的正确意见往往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赞成，那种滋味是如何的难受；他又是如何保留意见，接受组织决定，忍着委屈进行工作，在工作中继续对同志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末了，他深有感触地总结道：

“这种境况，对革命者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萧军静静地听着，深深地被感动着。他步出毛泽东的窑洞，在斑驳的月光下缓缓而行，细细品味着毛泽东的那一番话语。回到住所，他拿出纸笔，文思如泉，一气呵成，写出了一篇《论同志之“爱”与“耐”》，第二天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鉴于自己在谈话中涉及了不少党内问题，此时尚不宜公开发表，就建议萧军删改后再行发表。萧军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认真进行了修改，于4月8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在延安引起了很大反响。

4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克勉的来信：《“轻骑队”及其他》。作者在信中批评了延安壁报“轻骑队”，他写道：

“轻骑队”的内容除了发泄牢骚以外，还有多少有真正义、有多少能够教育人的东西呢？“轻骑队”大概算是讽刺性的壁报吧。它的讽刺对象是延安各机关和人员。而实际上它是为讽刺而讽刺，养成只发牢骚不求解决问题的坏风气。最令人头疼的是“轻骑队”对被批评的机关和人员都用某某的字样，使读者引起很大误会。这样，“轻骑队”的言论可以说是不太负责的。请问，为什么不能公开地写出被批评者、机关和人员的名字呢？为什么不采取直率的热骂，而采取暗箭式的冷嘲呢？

此后，“轻骑队”代表童大林于4月10日发表谈话，他说，自“轻骑队”创办以来，先后收到了朱德、萧军、艾青、欧阳山、草明、王实味、萧三等人的意见，多系鼓励。4月12日，“轻骑队”墙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声明，驳斥童大林。声明中说：“日前，本刊编委会曾详细检讨过一年来工作得失，认为过去方针有错误，已决定加以彻底转变。至于接到朱总司令及各界同志的意见，多系严正批评、指责，而该消息只说鼓励，与事实不符，特此声明更正。”4月23日，“轻骑队”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做自我批评，承认编辑方针有错误，没有坚持顾全大局与人为善的批评，而是片面的甚至与被批评者完全是对立的。决心在第二年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欲知毛泽东如何解决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3月30日在中央学习组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演说，从形式上看是一个工作报告，但从实质上说，它却是一篇非常难得的学术论文，值得后人认真研读。这篇文章最早论述了中共党史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中共党史的历史时期划分问题，对于后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推动和指导以及所形成的中共史学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由此可证，毛泽东在治史方面的造诣是不少所谓的史学家都难以企及的，因此有人称他是中共党史学科的开山鼻祖，一点都不为过。

第51章 1942年4月—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们不能去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

话说1942年4月初，毛泽东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文艺工作上。他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经过酝酿，决定由他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等人，先在文艺界广泛征求意见，摸清情况，然后召开座谈会，统一文艺界人士在文艺工作上的认识。

毛泽东初步列出一些研究题目和讨论问题，开始征求意见。他请“鲁艺”、“文抗”等单位的一些文艺工作者，或单独或几个人一起，到他的住处谈话。先后参加过谈话的人有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刘白羽、罗烽、欧阳山、草明、艾青、萧军。其中，谈话次数较多的有欧阳山、草明、艾青、萧军等人。

毛泽东在向艾青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一共给他写过三封信。他在第一封信写道：

“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此致敬礼！”

艾青应邀来到毛泽东家里，毛泽东就文艺方针的有关问题，同他交换了意见。在谈到目前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时，毛泽东问道：

“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艾青此时并没有看出有什么严重性，他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佩和信赖，就说：

“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毛泽东说：

“我说话有人听吗？”

艾青认真地回答说：

“至少我是爱听的。”

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了第二封信，他写道：

“前日所谈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

艾青见信中“反面的”三个字打了圈，也不知道什么是反面的意见，就没有收集，只是根据自己多年从事文艺活动的积累、体会和来延安一年的感触，从正面提意见的角度，写成一篇约8000字的长文《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寄给了毛泽东。这是毛泽东在向文艺界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收到的最长的一篇书面材料。

过了几天，毛泽东给艾青写了第三封信，他写道：

“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此致敬礼！”

艾青此时在“文抗”工作，住在蓝家坪，与杨家岭隔着一条延河。时值春雨过后，河水骤涨，毛泽东担心艾青过河发生意外，特派人把他接了来。二人分坐在窑洞中间的一张桌子两旁，毛泽东拿出艾青的那篇文章，交还给他。艾青接在手中，见在第一页上空白的地方有毛泽东手书的“请几位政治局同志传阅”的字样。毛泽东又拿出几张纸，上面有用铅笔写着的一些文字，说道：

“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

艾青正准备作记录，由于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他就走出窑洞去找垫桌腿的小石片，没想到毛泽东比他还利索，马上捡来小瓦片垫好了桌子。接着，毛泽东谈到了文艺与政治、暴露与歌颂等问题，艾青认真地把这些意见记了下来。

后来，艾青根据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的意见，对文章作了修改，仍然以《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为题，发表在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

再说4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四·三决定》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此后，整风运动从思想发动阶段转入了学习阶段，延安各机关掀起了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必读文件的热潮。

续范亭积极置身于整风运动之中，努力学习和热情赞颂22个文件。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大文如大餐，丰富复精美；使我饥肠人，欲罢不能已。

厨师费匠心，消化全靠你；本是百年粮，贪多怨自己。

出身小资产，遍体多油腻；湖水涤难尽，延河洗不去。

二十二文件，是我新武器；革命称至宝，应比匕首利。

续范亭托交际处金城处长将这首诗转呈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到他的诗后，很高兴地来到交际处找他谈心。续范亭兴奋地对毛泽东说：

“这22个文件好极了，通过整风运动，我们党的作风一年之后一定会大变。”

毛泽东却笑着说：

“我可没你那么乐观。党的作风的转变，没有那么容易，有很多困难。我们党从成立以来，在政治上建党，有纲领；在组织上建党，有党章；可在思想上建党呢？长期以来没有建好，多次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可见思想上建党之难。处于幼年时期的我党，就像一群小孩子赶一辆牛车，目标是清楚的，但路线怎样走却都不知道。刚取得点胜利就头脑发热，拼命地抽鞭子，结果翻了车。翻了车怎么办？一个孩子把另一个孩子推到一边，说还是我来赶，可又不认真吸取教训，端正思想路线，结果还是拼命抽鞭子，还是翻车。这个比喻是说思想路线的重要性。我们的思想路线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我们当初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整风运动若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变化，我就很满意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续范亭思考了很长时间。几天以后，续范亭对金城说：

“上次主席的谈话，对我启发太大了，我真犹如茅塞顿开。这两天我老在琢磨这个问题，联想很多。的确，人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们的阶级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形成的世界观也不同。”“就拿我来说吧。我出身于中农家庭，在旧军队中过了大半辈子。我对旧社会的很多东西就习以为常。比如女人小脚，你们看了一定会感到反感，当然也怜悯。而我看着就很习惯，不觉得难看。我也知道天足好，裹小脚是不对的，但就是积习难改。这就是思想感情的差别嘛。中山先生说过，我们的敌人有比帝国主义还要厉害的东西，就是社会的旧思想。列宁也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难克服的。”

续范亭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他新作的一首诗，题为《积习难去——认识与改造》，诗曰：

革命大敌谁为最，人类积习最难去；明知前面是光明，依然迷恋旧社会。

认识世界固不易，改造最难是积习；社会多少罪恶事，大海沉浮不自觉。

4月7日下午，毛泽东让工作人员给萧军送去了一封短信。

此时，萧军虽然很积极地为毛主席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却不打算参加文艺座谈会，因为他知道自己脾气急躁、心直口快、耐心不够，如果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同志意见分歧，发生争论、冲突，弄得不愉快。所以他借口要到延安附近的定边、靖边、安边各县去体验生活，请毛泽东为他向当地驻军359旅旅长王震要一张通行证。

毛泽东在给萧军的信中写道：

萧军同志：

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临我处一叙，商量一些问题。

敬礼！

毛泽东 4月7日下午3时

萧军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当晚即赴约。他在和毛泽东的谈话中，毫无保留地谈了自己对文艺方针问题的看法。之后，他又将自己的意见作了系统的整理，写成书面意见送给了毛泽东。

恰在此时，毛泽东也收到了中央文委常委、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的一封来信。欧阳山在信中说，他感到延安文艺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一些来自大后方的作家、艺术家，并不了解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不懂得怎样正确地开展革命文艺活动。他在信中建议说：党需要制定一套明确的文艺政策，以便大家工作起来有统一的标准。欧阳山还援引了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工作提出的一些方针政策，请中央参考研究。

4月9日早晨，毛泽东复信给欧阳山，他写道：

欧阳山同志：

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同志偕来。

毛泽东

9日上午9时左右，欧阳山、草明夫妇应邀来见毛泽东。

欧阳山的夫人草明曾在上海“左联”工作过。1941年“皖南事变”后，她和丈夫欧阳山带着三个儿女随着从重庆撤退出来的一部分文艺工作者来到了延安，被安排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

欧阳山和草明来到杨家岭昆仑收发室，被工作人员引领到毛泽东的窑洞里。毛泽东看见他们，便放下笔，起身和他们一一握手，让他们坐在自己对面的二人旧木板凳上。欧阳山已经是第二次见毛泽东了，比较熟，所以毛泽东开门见山地对他说：

“党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会，和文艺界同志一同研究一下文艺工作。事先征求大家的意见，会上是不是讨论这么三个问题：一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二是立场和态度问题；三是工作对象问题——作家要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他们的问题等等。”

毛泽东还就此三个问题谈了他自己的看法。据草明回忆说，毛泽东当时谈的时间很长，其中有许多观点是她有生以来头一次听说，因此印象很深。这些观点有：文艺工作者要有正确的立场，党员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文艺要解决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要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党的干部，只有熟悉他们，才能表现他们。文艺工作者要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并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文艺的目的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和敌人作斗争。

欧阳山就上述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谈到了目前文艺工作中的种种困难，特别提出：希望中央制定明确的文艺政策。

草明是第一次见毛泽东，她看毛泽东和欧阳山滔滔不绝地交换着意见，自己插不上嘴，就默默地观察着毛泽东，只见他的穿着和自己与欧阳山一样，都是灰布棉袄，而且他的袖口都破了，衣襟前还被烟灰烧了几个洞。她还注意到毛泽东在谈话时惊人的专注，听完对方的话能立刻理出对方的观点并做出反应，循循善诱地启发对方深入思考更正确的方面。正在暗暗惊叹中，听毛泽东又讲到“延安的青年是拥护共产党的，但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头脑中还有非无产阶级思想，还要改造世界观。作家要到工农兵中去，也要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草明不免有些庆幸，自忖道：我还不错，生长在手工业区的乡镇，很熟悉工人；我已写了10年的女工和劳动人民的生活了，革命都十多年了，还用得着改造世界观吗？正得意间，毛泽东问道：

“草明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草明来时就没有思想准备，此时也不想发言，见毛泽东突然发问，便率直地回答道：

“文艺界有宗派主义，不好，不团结。”

她还简单举出了两个例子。毛泽东一听倒很重视，说：

“这是个原则问题。行帮恶习，宗派主义是扩大的个人主义，是维护个人和他的小集团利益的，文艺界也不例外。这个问题过去上海有、重庆也有，因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艺术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中去的自由。文艺家只有到工农兵的生活中去，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宗派主义就会消失。不过，要彻底解决，还得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在群众斗争生活中起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到这时候，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

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勤务员端来饭菜，摆在餐桌上，有炒猪肚、炒猪肝，有辣椒、有豆豉，四菜一汤，大米饭。毛泽东招呼欧阳山和草明围坐在餐桌旁，又叫来江青，陪着客人一起吃饭。

后来草明回忆说：“我觉得这顿饭，比几十年以后的任何大饭店的美餐佳肴都好得多。”

4月13日，毛泽东分别给萧军及欧阳山和草明写了一封信。他在给萧军的信中写道：

萧军同志：

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

敬礼!

毛泽东

他在给欧阳山、草明二人的信上写道：

欧阳山、草明二同志：

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

毛泽东

4月17日，毛泽东又给欧阳山和草明写信，要求他们“正反两面都盼搜集”，并附“简明的说明书”给他。

欧阳山和草明遵照毛泽东的嘱托，与魏东明、吴介民、汪琦、董迟等人一齐动手查找资料，尤其注意有资产阶级文艺观方面的材料。文艺研究室书籍杂志较多，他们找出了一堆，将其中有关的文章或者折起来，或者做个记号。欧阳山写了一篇简要说明，内容包括中国一些文艺的派别、主张和论争。材料包好后，由草明面交毛泽东。

草明来到杨家岭昆仑收发室，由工作人员领着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打开纸包略略看了一眼，便放下了，让草明坐下来，问她工作是否顺利，生活有没有困难？草明回答说：

“一切都好，只是三个孩子缠身，送不出去，写作有困难。”

毛泽东立即叫来叶子龙，交代他写封信给叶剑英参谋长，安排草明的两个女儿欧阳代娜和欧阳天娜到军委干部子弟学校上学；毛泽东又叫来傅连璋，请他安排草明的小儿子欧阳加进入中央托儿所。

草明万分感动，不便再耽搁，她拿了信向毛泽东告辞。叶子龙送她到收发室外。

4月17日这一天，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说：

各地党部及八路军新四军负责同志，有各种材料证明，蒋及国民党现正准备于日苏战争爆发后举行第三次反共高潮，我们必须准备团结全党和人民适当地应付此次高潮及今年的极大困难。高潮到来时必须表现沉着态度，不可随便发表意见。必须向干部指明要认识困难的严重性，方能有步骤地克服困难。同时应指明困难的性质乃是破晓前的黑暗，整个国际国内条件都和十年内战时不同，克服困难之后，就有我们与全世界人民的胜利。

中央书记处

4月中旬，李鼎铭在家乡米脂已经停留了两个月，当他携带家眷返回延安时，毛泽东又派专车接他到杨家岭，热情地把他迎进窑洞，问他搬家情况。他告诉毛泽东，已把全部家产献给边区政府了。毛泽东说：

“留一点吧。”

李鼎铭口气坚决地说：

“一点也不留。”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道：

“你真是开明人士！”

4月2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军事斗争形势，联名给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115师、120师、129师、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山东纵队发出《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征求意见电报，全文如下：

各地：

关于军队中干部军衔等级（将校尉）问题，有的同志主张现在实行，有的同志主张暂不实行，我们认为等级军衔之划分与否，各有利弊。规定军衔对军队正规化固有帮助，然而目前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强，正规化是有限度的，超过现有物质基础，而过分强调正规化，则有陷于主观主义之危险，无益反而有害。加之军队分散，全军等级不易统一规定，一地区自行规定亦为不妥。再则，艰苦环境要求干部同生死，同患难，等级之明白划分，在缺乏长期深入解释时，亦难免有碍干部之间团结。因此，我们起草的内务条令之草案上暂时不划分干部之等级军衔。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中央军委 1942年4月24日

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发出后，各部队均作出反应，表示拥护中央不划分等级的指示。

八路军总部发给军委并各兵团的电文《同意暂不分官衔等级》，是这样写的：

军委并告各兵团：

关于军队干部军职等级问题，同意暂时不分官衔等级。各级干部之津贴仍照前规定发给，以免生风波。

彭 左 罗 1942年5月11日

新四军军部在给军委的电文《同意军队目前不划分等级》中写道：

毛、朱、王、叶：

关于军队中干部等级（将校尉）问题，目前我们同意不划分等级。谨复。

陈、饶、赖 1942年5月3日

八路军120师在给军委及八路军总部的《关于军衔等级问题的报告》中写道：

军委、贺，并彭、左：

关于我军军衔等级（将校尉）问题，我们同意军委24日电暂时不定。除军委24日电理由外，我们补充以下理由：我军现实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时扩大，有时缩小，部队的流动性和干部的流动性很大，猛烈扩大时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通讯员马上升为连长、营长，至缩编（缩小）时，剩下红边黄边一大堆不好分配工作，又不得取消其军衔。升官易降级甚难，现时不定等级，干部对等级问题没有什么争执，如定了等级则会争执。故现时不定等级。利多弊少，如定了等级弊多利少，请考虑。

周 甘（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笔者注）

1942年5月6日

再说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应毛泽东之邀，从桥儿沟出发，来到了杨家岭。毛泽东招呼众人在中间的窑洞里落座，他首先问道：

“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

毛泽东见大家都不做声，又问：

“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

何其芳几个人还是没有说话。毛泽东开始严肃起来了，他说：

“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

他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缓和了一下口气，问姚时晓：

“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姚时晓回答说：

“我是江苏吴兴人。”

“你从前做什么？”

“在上海做工人。”

“做过多少年工？”

“做过十多年工。”

“那你是老工人了。”毛泽东说罢，转换了话题，又问道：“你们在农村演戏，老百姓看不看得懂？”

姚时晓说：

“看不懂。演的戏写的是铁路工人。陕北老百姓连铁路、火车都没有看见过，怎么能懂？”

“问题主要不在这里。你们多到农民中去，你们了解了农民，农民也了解了你们，你们的戏农民就能看得懂了。”

毛泽东说罢，又问曹葆华：

“你是哪里人？”

曹葆华回答说：

“我是四川嘉定人。”

毛泽东说：

“我国有两个嘉定，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江苏（1958年划归上海——笔者注）。四川的嘉定是一个水陆码头。”

曹葆华马上联想到成都，他说：

“成都有几个有名的士绅，叫‘五老七贤’。”

“哪五老，哪七贤？”

毛泽东问罢，举起右手，伸开手指，待曹葆华说一个名字，他就弯下一个手指头，可曹葆华说出两三个名字后，就再也说不出其他人的名字了。毛泽东见气氛缓和得差不多了，就把话又转到正题上来，他说：

“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小资产阶级喜欢讲人性，讲人类爱，讲同情。比如打仗，我们正在追击敌人，这时我们旁边的同志受伤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应该停下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还是应该继续追击敌人呢？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先追击敌人，把敌人消灭，完成战斗任务以后，再回来照顾受伤的同志。这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说我们没有人性，没有人类爱，没有情面。”

中午时分，毛泽东招乎几位教师和他一起吃午饭。在一张普通的漆成绛色的方桌上，摆着四小碗菜，还有酒，大家一起喝酒、吃饭。午饭后，毛泽东到卧室里去休息，何其芳等人仍然坐在中间的窑洞里，小声闲聊着。没过多久，毛泽东就出来了。严文井问毛泽东：

“听说主席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您喜欢李白，还是杜甫？”

毛泽东说：

“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后来说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

“《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其中有一篇题目叫做《席方平》的，就可以作为史料。《聊斋志异》是反对八股文的。它描写女子找男人是很大胆的。”

他给大家讲了《聊斋志异》中那篇《狼》的故事，他说：一个屠夫在黄昏中走路，狼追着屠夫。道路旁边有一个农民搭的窝棚，屠夫就到那里面去躲。狼把前爪伸进窝棚。屠夫赶快捉住它，不让它逃走，但又没办法杀死狼。屠夫只有一把不到一寸长的刀子，就用小刀割开狼的前爪皮，用吹猪的方法使劲吹，吹了一阵，狼不大动了，才用带子绑住。屠夫出窝棚一看，狼已经胀得像小牛一样，腿直伸不能弯，口张开不能合了，就把狼背回了家。故事讲完了，毛泽东笑着说：

“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

姚时晓问毛泽东：

“主席喜不喜欢看话剧。”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们天天在演话剧。”

姚时晓说：

“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把它写成很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

毛泽东说：

“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在4月6日有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的抗日战争的。”

眼看时间不早了，何其芳等起身告辞，毛泽东把他们送出窑洞，边走边聊。何其芳他们建议说，最好开个会，让文艺工作者充分发表一下意见，彼此在会上交换一下思想。然后由主席集中讲一下，以统一思想，有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毛泽东笑着说：

“很好，中央正有这个打算。”

看看到了一个高坡处，毛泽东这才伸出手与何其芳他们一一握别。

4月27日清晨，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萧军已经遵照毛泽东的嘱咐，搜集到了一套《文艺月报》，共14期。这套刊物登载了这一时期延安文艺界的许多争论文章。在完成任务后，他觉得自己应做的事已经做了，意见也谈完了，看看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日期还没有定下来，就给毛泽东写信说就要动身旅行去。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萧军同志：

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以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1—14期收到，谢谢你！

敬礼！

毛泽东 4月27日早

萧军看了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带来的这封信，骑上马涉水过河来见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了解了一些情况，又告诉他马上就要开会了，要他留下来参加会议。

至此，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毛泽东集中主要精力，先后约请丁玲、艾青、萧军、舒群、罗烽、周文、于黑丁、李雷、欧阳山、草明、刘白羽、萧三、塞克、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陈荒煤、李伯钊等20多位文艺家，面对面促膝交谈。通过交谈，深入调查文艺界的情况，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共同商讨党的文艺方针等相关问题。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随后，毛泽东约请两位作家，商议草拟了文艺界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名单。

4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延安文艺界及有关人员发出了40多份粉红色油光纸油印请帖，上面写着：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问题的意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此致

毛泽东 凯丰

4月30日，刘伯承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座谈会上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以来的工作，其中不可避免地提到了“百团大战”的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的这些问题，并非针对彭德怀，而是对他领导的129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由大家讨论。后来，彭德怀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问题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

1942年5月2日下午1时许，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小礼堂召集延安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这是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文艺界空前的盛会。在这座青砖灰瓦镶嵌着玻璃窗的小礼堂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博古、陈云、凯丰、康生、邓发、贺龙、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杨尚昆、李卓然、吴亮平、彭真及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毛泽东秘书兼中央研究院副院长陈伯达、毛泽东秘书胡乔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徐一新，和许多在国内颇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周扬、艾思奇、范文澜、艾青、陈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刘白羽、周立波、华君武、萧军、欧阳山、草明、吕骥、欧阳山尊、张庚、柯仲平、于黑丁、舒群、罗烽、周文、李雷、萧三、塞克、严文井、曹葆华、姚时晓、李伯钊、陈波儿、江青、丁玲、陈企霞等以及没有收到请帖而主动前来参加会议的部分文艺工作者王朝闻等，会聚一堂。江青、丁玲就坐在会场的前排位置上。

这次座谈会原计划在5月2日、5月16日分两次举行，后因与会者讨论热烈，要求发言的人很多，于是便又增加了两次，时间在5月9日、5月23日。

在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来到小礼堂，和与会者一一握手。他握着从晋西北回来的120师战斗剧社社长兼演员和导演的欧阳山尊的手说：

“欧阳同志，你从前方回来了。”

毛泽东与文抗秘书长于黑丁比较熟，走到他面前握手并开玩笑说：

“黑丁，你来了！你的名字不正确，你并不黑呀！”

中宣部部长凯丰宣布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他说：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它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

讲到这里，他还曾风趣地说：

“我们有两支队伍，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毛泽东所说的鲁总司令就是鲁迅。与会者听他这么一说，都会意地哈哈大笑，继而是热烈鼓掌。

他在这次讲话（即《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部分）中，提出了座谈会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他根据会前调查研究的情况，将原来设想的三个问题增加到五个，他说：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的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关于“立场问题”，毛泽东明确地说：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关于“工作问题”，即熟悉“工农兵及其干部”的问题，他说：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毛泽东最后说：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它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接下来，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坐在萧军身边的丁玲轻轻地推了一下他，笑着说：

“你是学炮兵出身的，你就第一个上去开炮吧。”

萧军兴冲冲地走上讲台，作了题为《对当前文艺诸多问题之我见》的长篇发言。他说：

“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萧军的火爆脾气在延安是出了名的，他讲完了，竟没人接茬。坐在他旁边的胡乔木见大家没有反应，便站起来反驳萧军说：

“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萧军马上予以回击。胡乔木没有再反驳。萧军认为胡乔木不说话是认输了。他在当晚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我的讲话和平时一般，引起普遍注意凝神和欢腾。我的精神和言语始终是控制着他们。”萧军哪里想得到毛泽东当晚曾请胡乔木吃饭，如果他知道了，就不会这样写了。

且说各个文艺单位的负责人和文艺工作者们在会议上一个接一个发言。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许多人发表了很好的见解、体会或建议，但其中也不乏一些理论性质的相互辩驳和争论。

丁玲在发言中说：“文艺到底以‘歌颂’为主呢？还是以‘暴露’为主？还是如有的人讲的，‘一半对一半’？”

丁玲还说：“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

戏剧家张庚公开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说法。

这些观点一出现，就有人起来反驳。双方展开思想交锋，有时争论得非常激烈。

会议结束后，萧军因为自己已经在会上发了言，又听不惯一些人的言论，于是就又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到外地去旅行考察。

5月5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会（指原定的第二次会议——笔者注）到16日才开，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吧。此复，即致敬礼！

毛泽东

萧军看着毛泽东的来信，感觉到了字里行间流露着些许领袖的无奈和遗憾。王德芬也劝他说：

“你怎么可以会开到一半就溜了呢？不是太不通人情了吗？有什么不同意见，大家可以商量嘛，别闹个人意气，让毛主席一次又一次留你，不觉得难为情吗？”

萧军听着夫人的劝告，又想起了毛泽东过去劝他“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的肺腑之言，想想自己也确实太任性了，太说不过去了，不禁有些惭愧，便决定改变计划，留下来继续参加座谈会。

5月9日，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前举行第二次会议，萧军再次“放炮”。据朱鸿召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一书中记载：

“他（指萧军）继上次会议发言大走调后，又尖锐地指出：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早就应该整了，而且还要整得厉害一点，但这样整风能不能整得好，他表示怀疑。”

胡乔木因有毛泽东支持，这次反驳萧军的态度显得极为强硬，言词也非常尖锐。他说：

“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在会议上发言说：

“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每当剧团离村的时候，群众都恋恋不舍送了很远，给了许多慰劳品。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

听他这么一说，许多人都笑了起来。毛泽东也笑了，待笑声过后，他插话说：

“普及工作还要和提高工作相结合，不能老是《小放牛》，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冇得鸡蛋吃了。”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及后来16日的会议上，一直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用铅笔做笔记。每当他听到发言者精彩独到的见解或错误的言论，便用铅笔记下来；听到有趣的话，就用左手掩住嘴，和大家一起笑。别人发言时，他很少插话，只有个别时候才说一两句话。

5月13日，中共中央为了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军事指挥，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由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徐向前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林枫任副政委。关向应在养病期间，由高岗代理政委。

5月14日，毛泽东在给续范亭的信中写道：

“你3月间的《漫谈》，到今日才复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张，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5月16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欧阳山尊在会议上发言说：

“敌后的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需要是很多的，他们会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不能说你是一个作家就拒绝给他们唱歌，也不能说你是一个演员就不给他们布置‘救亡室’，他们需要什么，你就应当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的贡献出来，正像鲁迅说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初看起来似乎付出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所收到的、学习到的东西却更多。有些同志在部队干文艺工作不安心，认为到头来只算个排级干部。我的认识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当哪一级的问题上，是趣味不高的。鲁迅、高尔基又是哪一级干部呢？要集中注意的倒是怎么满足群众的要求，怎么把工作做好的问题。”“前方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么多的文艺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方去吧，我举双手欢迎！”

毛泽东听了欧阳山尊的发言，非常满意，他对周扬说：

“到底是从前方和群众一起经过炮火考验的。”

5月23日下午，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很多人都想听毛泽东的总结报告，所以到会的人特别多，有100多人，连在延安的许多中央委员都出席了，中央礼堂实在挤不下，会议只好转移到外边的一块黄土敞坪上。黄土敞坪的中央放着一张长方桌，当做发言席，与会者们就围坐在桌子四周的各式各样的椅子或小凳子上。

毛泽东从杨家岭左边的山坡上下来了，手里拿着的一卷纸就是他准备讲的《结论》部分的提纲。他走进敞坪，站在桌边，一开始便说：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几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

接着，毛泽东系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文艺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说：

“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的和我们合作的。”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文艺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我们所说的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

毛泽东的结论还没有讲完，天色已经渐入黄昏，大会暂时休会。负责摄影的吴印咸邀请毛泽东和大家合影留念。人们争先往前坐，要离毛泽东近些。萧军却远远站在最后的台阶上。他当时的心情比较复杂，几次想离会而去，不单是因为与同志们争论伤了感情，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尖锐批评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中也包括萧军的文艺思想。丁玲、艾青、罗烽等党员作家都纷纷做检讨，表示悔改。唯独心高气傲的萧军，在感情上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此时，毛泽东本来坐在前排中间的位置上，就在快要拍照时，他站起来走到丁玲面前，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丁玲，还笑着说：

“让我们的女同志坐在中间嘛，我们可不想在下一个三八节再吃到批评。”

在场的人听了毛泽东的话，都大笑了起来。

晚饭后，工作人员在敞坪上用三根木棍支起了一个架子，挂上一盏明亮的煤气灯。毛泽东就在灯光下继续作结论。关于文艺批评问题，他说：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毛泽东针对丁玲等人所提出的糊涂观点说：

“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针对有的文艺家提出的“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的观点，毛泽东说：

“‘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参加会议的所有人都为这篇《结论》恢宏的气势、精湛的道理、严密的逻辑、锐利的锋芒所震慑，所激动，所折服。

毛泽东讲完了，大家热情地鼓起掌来。他转身跟近处的与会者一一握手，又向全场与会者招手致意。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萧军终于可以去“三边”了，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毛泽东向王震要一张通行证。

1942年5月25日，毛泽东给萧军回了一封短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来信已悉，王旅长现在富县，俟他回来，即与他谈。此复。敬礼！

毛泽东

这是毛泽东写给萧军的最后一封信。萧军与毛泽东交往的黄金岁月从此就结束了。

此前，艾青也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前线去。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来信收到，赞成你到晋西北，但不宜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呆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切实研究农村阶级关系，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中国的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此致敬礼！”

他在信纸的边上又加了一句：“待天晴，我再约你面谈。”

后来，天一直没有晴，艾青也没有接到毛泽东的邀约，就随着一个运盐队到定边、安边、靖边去了。

5月25日这一天，大批的日军飞机对太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辽县十字岭狂轰滥炸，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中，不幸壮烈殉国，年仅37岁。

左权，原名左纪传，号叔仁，1905年3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3年，他考入程潜在广州举办的湘军讲武堂，1924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1期，1925年11月被程潜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27年8月，他与刘伯承、屈武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1930年5月，左权与刘伯承、陈云、屈武一起归国；12月，左权被任命为闽西新红12军军长。1931年5月，左权被调到红1方面军总前委，任参谋处处长，开始了他一生中极有建树的参谋工作。

左权牺牲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将山西省辽县命名为左权县。1942年9月18日，山西辽县5000余人集会，举行将辽县改为左权县的命名典礼。

5月27日，延安中央研究院全体人员开始举行关于王实味问题的座谈会。

在座谈会期间，历史学家范文澜批评王实味说：

“粪土堆里长了几棵小小的野百合花，不经意地望去，似乎也还有几分姿色，仔细一研究，原来枝枝叶叶都充满着要人性命的毒汁。”

诗人艾青说：

“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文章风格是卑下的。”

作家丁玲则说：

“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

5月30日下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邀请毛泽东给鲁艺全体人员讲话。部队艺术学校的学员们闻讯也赶来了。鲁艺礼堂小，人太多，会场不得不移到操场上。此时，尽管天上飘着雾一般的细雨，可操场上还是挤满了黑压压的听众。毛泽东站在一张小桌子旁，环顾了一下四周，待人们静下来便开始讲话，他说：

“你们不久以前不是演过《带枪的人》这么一出戏吗？那里边不是有列宁吗？在现实生活里，列宁没有到过中国，更没有到过我们延安，而且现在已经去世了，可是在你们演的戏里他还活着，并且还来到了延安。列宁在这出戏里和前线回来的战士交谈，向他们了解情况；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和斯大林打电话商讨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吃饭，也没有屙屎。”

大家听到毛泽东这句话，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毛泽东也笑了，接着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到屙屎好笑，实际上这是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事情，人不吃饭会饿死，不屙屎呢，会胀死啊。人们生活里有许许多多看来是重要的东西，但是在文艺作品中并不都要来表现。文艺作品所表现的应该是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的东西，这样，才能完成使人民群众警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的任务。”

“我最近和延安文艺界的同志们开了个座谈会，研究了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其中就有鲁艺在整风中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提高与普及的关系。”

“广大劳动人民就是鲁艺的老师，你们要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要打开大门，走出这个‘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到工农兵群众里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里去。你们果真这么做了，就可以学到为工农兵服务的本事，也就会作出为工农兵所喜爱的文艺。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不要瞧不起本地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知识分子不要摆知识架子。外来干部对本地干部，洋包子对土包子，知识分子对工农群众，如果态度不端正，自高自大，自以为了不起，吓唬群众，开头也许让群众摸不清你有什么本事，还尊敬你，等到他们看清楚了你，就不会佩服你，你就再也不能吓唬人了。”

欲知此后延安的文艺界有何变化，请继续往后看。

东方翁曰：1942年4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决定，显然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朱德、彭德怀等人在1939年及其以后提出的在八路军中划分等级军衔制的答复，更确切地说是毛泽东在非常恰当的时候对朱德、彭德怀等人提出的在军队中划分等级制度的托词。从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在决定中提出的理由，的确是合乎时势、合乎人情的。读者诸君如若不信，可以看看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的情况。那时虽然经过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可一部分人还是闹得不可开交。如果1939年在八路军中划分等级制度，结果又会如何呢？是打日本人呢？还是比资历、比贡献、争官位、闹情绪呢？这件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又出现了数次反复，那些当事人的人性、立场和品格无不尽情显现。其中的是非曲直已经成为抹不掉的历史，请读者诸君慢慢研判吧。

第52章 1942年6月—

“整风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澄清思想，分清是非，辩明真伪，提高认识，而不是追查个人责任。”

话说1942年6月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因沿途通过无保障，山东又缺乏统筹之人，故你不宜西进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115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似较适宜。”

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了整风最高领导机构——“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康生、凯丰、李富春、陈云组成，负责监督和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毛泽东担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

总学委下设4个委员会：1、中共中央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负责人康生、李富春。2、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负责人王稼祥、陈云。3、陕甘宁边区系统学习委员会，负责人任弼时、高岗。4、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学习委员会，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

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讨论学习问题，并通报时事、政治和工作等问题。

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直接领导下，中央直属机关系统学习委员会、军委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陕甘宁边区系统学习委员会，分别成立了中心学习组（甲组）；此外，还有文委系统学委会和中央党校学委会、延安各机关、学校学委会，分别成立了中级学习组（乙组）和普通学习组（丙组）。

延安共有10098人参加了整风学习。总学委先后派出许多巡视团和巡视员，深入到各个机关和学校检查学习的情况，听取各个单位负责人的汇报，还不定期地抽查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进一步推动了学习运动的深入开展。

中共中央要求各学习组在整风运动中要掌握以下几个原则：

1、在分析错误时要实事求是，一般错误绝不上升为路线错误，非原则错误绝不上升为原则错误，偶然的局部的错误绝不上升为一贯的全局的错误。2、弄清楚犯错误的原因，不着重个人责任。3、对任何问题，采取分析态度，不搞否定一切，就是对王明等人也不要一概否定。4、发扬民主，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敢于讲话。5、对犯错误的人，要满腔热忱，不搞惩办主义。

整风的方法，就是学习、检查、总结；即学习文件，检查对照，反省自己，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写出总结。

后来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对党内历次错误路线寻根追底的现象，有的人要追查错误路线的责任人，要查明哪份文件是谁起草的，要追究起草人的动机和意图。毛泽东知道后，指示说：

“整风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澄清思想，分清是非，辩明真伪，提高认识，而不是追查个人责任。那样做是不对的。”

6月4日，中央研究院召开了一个批判王实味的专题会议，与会者声色俱厉地对王实味提出了各种质问。王实味刚要申辩几句，即被打断，会场秩序比较乱。萧军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对会议主持者说：

“大会主席，这是不行的，应该让他发言说全了话大家再反驳他，无论什么会也得有个秩序啊！”

会后在回家的路上，萧军对妻子说：

“这开的是什么会啊！怎么把屎盆子朝一个人头上扣，这哪像高等学府！”

没想到他这牢骚话被旁边的一位女士听到了，便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第二天晚上10点，萧军为批判王实味的事来见毛泽东，反映了他对批斗王实味不正当方式的意见。毛泽东劝他说：

“王实味的问题很复杂，不但犯了政治错误，还有托派和国民党特务嫌疑问题，你不要管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

萧军在这天的日记里记载道：毛泽东显然很懊恼，“也许在烦恼我又去多事。”

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四名代表给萧军送来一份有108人签名的《抗议书》。《抗议书》中说：

“你是鲁迅的学生，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我们很尊敬你。既然你是共产党的朋友，为什么同情托派分子王实味？为什么反对我们批判王实味？为什么说怪话？你应当向大家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萧军一看就火了，把四名代表轰了出去。代表们走后，他写了一份备忘录，追记了那次批判会的详细经过，先是在“文抗”作家俱乐部当众宣读，然后又亲自给毛泽东抄送了一份。

6月11日，中央研究院的全院座谈会结束。

在座谈会期间，有人举证成全、王里夫妇一起到中央研究院看望潘芳、宗铮夫妇，潘芳、宗铮就住在王实味隔壁的窑洞里，这两对夫妇又一起拜访了王实味。后来五人又来往了几次，还在一起吃过饭。座谈会以此为据，把他们五人说成是“托派关系”，他们的来往是“托派组织活动”。

最后，座谈会把王实味与成全、王里夫妇和潘芳、宗铮夫妇五人定性为“五人反党集团”。

6月12日，毛泽东仔细阅读了罗烽在延安写的《高尔基论艺术思想》等几篇文章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罗烽同志：

你的文章读过了，今付还。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得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途是有益的。

未知当否，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6月20日，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决定》：

一、“七七”五周年纪念的时候，正是处在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日益强固的时候，苏英新条约的签订，苏美协定的成立，20余国热烈举行联合国日，特别是苏联前线的胜利，都表示反侵略同盟国的力量正在迅速增强与结集，准备最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法西斯侵略者则日益接近失败和死亡的末路。我们纪念“七七”，要庆祝苏英美协定的签订，庆祝联合国的团结与胜利，欢迎中苏英美及一切反侵略国的胜利的光明的前途。

二、“七七”五周年，表明了中国人民在反对日寇的战争中的艰苦卓绝排除万难的精神。抗战第六个年头，将是接近于战败日寇的年头，同时也是抗战最困难而应做绝大努力的年头，我们全国军民必须团结一致，渡过目前的困难，迎接将来的胜利。为此必须：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建国，加强国共合作，加强全民族的团结，改善各抗日党派间的关系，提高军民抗战的积极性，坚持抗战到底，实行反攻日寇，与反侵略国一同打倒世界法西斯。

三、抗战五年中，我们很多的抗日英雄为国捐躯了，很多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党无派的人士及爱国同胞在前线在后方牺牲了，最近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同志又在太行山战斗中英勇殉国。我们纪念“七七”五周年，应对抗战死难将士举行追悼大会，以慰死者，以励士气。

四、在延安举行纪念抗战五周年追悼抗战死难将士的大会，指定李富春、谭政、高自立、陈正人、方强、李力果、萧向荣七同志为纪念及追悼大会筹备会的委员，以李富春同志为主任。各地纪念会由各地党政军机关按照当地情况规定之。

6月25日，毛泽东关于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等问题给林哲写了一封信。

据俄罗斯解密档案和俄文翻译师哲回忆录记载，林哲的日本名字叫野坂参三，原是在共产国际工作的日本共产党代表，1940年3月受共产国际派遣，化名“林哲”，随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一同到了延安，执行“破坏日本军队以援助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设立反战中心并确立与日本国内共产主义者的联络”等任务。在延安期间，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顾问，指导敌军工作部，具体工作是主持日本问题研究室和日本问题研究会，同时创办教育和训练日军俘虏的“日本工农学校”。

毛泽东给林哲的这封信是用毛笔写在两张纸上的，自左而右横书，笔力遒劲，潇洒脱俗，一气呵成，可以说是他“毛体”书札中的一幅力作。原文如下：

林哲同志：

今天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创立的消息，非常高兴，我跟同盟诸同志的心是完全一致的。同盟给我的信，我十分感谢！现在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又快开会了，我谨以至诚祝大会的成功！正如大山同志所说，在华北的几十万日本兄弟，必能响应大会的号召，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与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共同敌人而奋斗。所有同盟及大会的革命活动都是在你领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你及一切日本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动，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援助你们，请以此意告诉同盟诸同志。敬致

中日两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6月间，斯大林派飞机为延安送来一批医务人员，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送给毛泽东10件皮大衣，10双筒皮靴、几双皮鞋、10条毛毯和几箱香烟。毛泽东向机组人员询问了斯大林的健康状况，对他们表示欢迎。毛泽东除了留下一箱香烟和一双皮鞋外，其余物品全分给其他人了。

第二天，苏联飞机要回国了，毛泽东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回信，让人缝了一个小布袋，装上他自己亲手种的红辣椒。毛泽东告诉苏联机组人员说：

“延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给斯大林同志送这点礼品，表示我的谢意吧。”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一文，文章说：

“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

这一天，邓拓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由他撰写的题目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社论中说：“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所以能够成为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坚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因为有了毛泽东主义。”

社论中还说，“毛泽东同志领导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斗争，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直到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在这些斗争中巩固了党和党的正确路线，同时更加确立了毛泽东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

社论强调，毛泽东“在其理论与实践中，有着许多新的创造，给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理论以更进一步的具体化与充实，使之更加适应于中国与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的新的历史条件。”

社论号召“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到一时一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中去”

7月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逐渐提升上来的，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能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干部投降了敌人，但这是不足为奇的，原一、二方面军干部中亦有极少数分子投敌。

二、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国焘路线统治时期，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焘路线，但必须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之间的分别。只有几个人对国焘路线的发展是起了积极帮手的作用的。压倒的大多数由于文化政治水平关系，由于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由于军队的集中原则等原因，而服从和执行了国焘路线。抗战五年来的实际，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了1937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指积极起帮手作用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内，他们在国焘路线时期并未起过此种作用。就是对国焘路线起过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争取教育，使他们觉悟转变，而不是抛弃他们，这一政策也已收到了效果。

三、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他们过去执行过国焘路线而有所歧视，应当根据这些干部每个人的德（对党的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凡原有工作不适当者，应设法改变之，尤其重要地是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政治军事水平。

四、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工作中有成绩则应表扬，如犯有错误（任何干部都有错误可能）则应当就其错误的性质和程度加以指示和帮助纠正其错误，不指出和夸大错误都是不对的，应当有相互间的诚恳坦白的关系，任何隔阂、冷淡、歧视的态度都是不应当存在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当原四方面军干部犯有错误时决不可轻易加上“国焘路线的继续”、“国焘路线的残余”等等大帽子，因为这是不合事实的，对干部团结是极端有害的，这实际上是帮助敌人来挑拨我们的内部关系。

五、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对工作有意见时，应坦白地直率地随时向当地军政党领导者提出。尤其重要地是加紧自己文化、政治、军事的学习，提高自己对党的认识和工作能力。

六、十年内战、五年抗战已经证明，我们军队干部及其他干部除个别分子外，不管他们来历如何，是团结的是一致的。现在抗战日益困难，日寇及国内反动分子想用一切方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内部的关系，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地方关系而发生的任何微小的隔阂。

七、各地接到此指示后，应在各级干部会议上报告并讨论之。

7月4日，毛泽东关于整风问题致电聂荣臻。他在电文中写道：

“你的文章‘号召整风学习，纠正整风中的偏向。’并指出边区学习的特点，对于整风开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点请你注意，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些，某些是上级多些。即如党八股，就是包含着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内的，如不包含这些，就不叫做党八股了。”

“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已发现许多同志的毛病，正在纠正中，你们那里可作参考。”

7月9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

“我们很望你来延安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仍以在敌后依靠军队为适宜。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以此标准来决定暂在山东还是仍回军部。”

7月21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他告诉周恩来说：国民党已经决定由张治中、刘斐同共产党代表谈判，并将继续派联络参谋去延安。

1942年8月1日，贺龙与薛明结为终身伴侣。

长征前，贺龙与萧克分别娶了出身于商人家庭的一对学生姐妹，萧克娶了妹妹蹇先佛，姐姐蹇先任成为贺龙的第四任夫人。到延安后，因感情不和，贺龙与蹇先任离婚。

1938年，贺龙42岁，薛明22岁。二人第一次见面，贺龙向来自天津的漂亮女学生薛明发出邀请：我那儿有一个会做天津包子的厨师，今后你可以到我那儿去玩玩，看看这个天津包子像不像。此后，虽经陈正人等撮合，薛明一直没有动心。

据薛明后来回忆，她对贺龙真正动心是因为一次大雨。那一回，薛明被派往贺龙驻地汇报学习整风文件的心得，汇报结束后贺龙送薛明回住处。贺龙在前，薛明在后。恰逢大雨，天黑路滑，薛明一只脚陷进泥沼里，贺龙回头拉她。她一抬头，正好一个大闪电，她这么一看，他穿着长筒皮靴，白衬衣扎进灰裤子里，腿比较长，走路步子很大。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她当时觉得他很英武。就是这么一瞬间，情定终身。这次雨夜送行迅速在西北局“传为佳话”。

贺龙结婚的当天，任弼时、林伯渠、高岗、陈正人、张邦英等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以及王震、李井泉等老部下前来祝贺。几天后，毛泽东在贺龙的陪同下，来到贺龙驻地接见“战斗篮球队”队员，同时也向贺龙和薛明表示热烈祝贺。

8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他重提7月21日国民党决定由张治中、刘斐与共产党代表谈判的事，问道：

“恩来，延安最近有无来电？”

周恩来说：

“我党来电说，有关政治军事问题，愿与张文白、刘为章谈判，以寻求解决途径。”

蒋介石说：

“目前战事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要好好解决。我一周后将去西安，想在西安约见毛泽东先生一晤。”

周恩来答复说，待请示延安后即行奉告。回到住所，周恩来将见蒋情况电告毛泽东，说蒋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测”，在态度上还看不出蒋介石有啥恶意。周恩来提出两条对策供中央选择：一是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介石。二是周恩来和蒋介石一起去西安，然后周恩来回延安，再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去西安见蒋。周恩来估计：前一个办法可行，因为林彪在苏联治病期间受到斯大林的器重，在今年初回国后，由兰州返回延安的途中，蒋介石曾严令国民党军政当局好好接待，妥为护送；而后一个办法不易得到蒋介石的同意，除非带到西安的是朱德。

8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说：

“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更好。”

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会议认为丘吉尔和斯大林从8月12日至15日进行了会谈，讨论关于建立第二战线问题，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局势有好转可能。

8月19日4时半，毛泽东急电周恩来说：

“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10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

周恩来随即复电毛泽东说：

与蒋会晤时间“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来渝，也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毛泽东再来渝。

8月间的一个星期天，中共“七大”代表毛朗明与堂弟毛泽普、堂侄毛远耀及另一个老乡到杨家岭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正在院里看书，见他们来了，忙起身相迎。寒暄之后，毛泽东交代担任中央办公厅科长的毛泽普，要他写一个材料。毛泽普接受任务后，就和那位老乡走了。毛泽东询问了毛朗明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情况，接着又问道：

“你从家乡来，乡亲们都好吧？”

毛朗明回答说：

“都好。”

“你这次来延安的途中，走了不少地方吧？”

“我们路过湖南、广西、江西、浙江、安徽、山东、陕西各省的好多地方，看了不少风光。”

“你到了这些地方，心中一定有个比较。你认为，农业搞生产，哪些地方搞得好？”

“还是湖南搞得好。湖南人最勤劳，农业生产技术比较先进，江浙都不及湖南。北方，如山东、河北、陕西，生产技术比较落后，农民搞生产，没有南方人发狠？”

“你有什么根据？”

“比如冬天，南方农民有事干，打粪积肥，冬耕冬种，忙个不停。北方农民冬天就没事干。陕西人运东西用毛驴驮，不仅行动慢，而且一次只能驮七八十斤，而湖南人运东西用箩筐挑，一担就可挑一百七八十斤，速度也比毛驴快。”

毛泽东笑着说：

“北方没有南方的簸箕箩筐等运输工具，因此，北方人不会挑。你路上看到荒地多不多？”

毛朗明说：

“不多。延安开展大生产，荒地尤其少。”

毛泽东把话头一转，问道：

“你们党校出了个吴奚如是吗？”

毛朗明说：

“是的。”

“吴奚如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吴奚如是党的高级干部，会写文章，是个作家。他思想上有些问题，是老古董，倚老卖老，讲话不注意场合。还有，他对延安的艰苦生活不满意，有贪图安逸的想法。”

“你看，对这个人怎么办？”

“组织上已经对他做了处理，但处理有点过分。”

“为什么呢？”

“说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不对。虽然思想上有些毛病，但他毕竟是老干部，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么做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利于弄清是非、团结同志。”

毛泽东点了点头，不再问什么了。

也就是在这8月间，毛泽东突然接到陈潭秋、毛泽民从新疆发来的急电，建议党中央把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迅速撤离。

原来，毛泽民因患有气管炎病经毛泽东和党组织批准，由妻子钱希钧陪同，在1937年冬去苏联“治疗休养”。1938年初，毛泽民、钱希钧行至新疆，恰遇新疆与苏联交界处发生鼠疫，交通中断，不得不留在迪化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暂住。

此前，新疆军阀盛世才打出了“亲苏拥共”的旗号，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多次要求共产党从延安派干部到新疆工作。中共中央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保证西北国际交通线运输的安全，决定与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从1937年起，陆续派遣了100多名干部到新疆工作。此时，盛世才要求共产党派一名财经能手到新疆整理财政，毛泽东和中央便决定由逗留在迪化的毛泽民，与接替邓发为党代表的陈潭秋一起，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民化名周彬，出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尔后又任民政厅长。

钱希钧在1939年与毛泽民离了婚，从新疆回到了延安。因为她和毛泽民没有生育，所以在延安见到毛远志和王淑兰的养子毛华初，就格外怜爱，胜如己出。每到周末，兄妹俩也总要去看望“钱妈妈”，钱希钧便拿出自己的伙食“尾子”，给兄妹俩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后来，钱希钧又和周小鼎重新建立了家庭。新中国成立后，钱希钧先后担任了食品局副局长、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职务。

毛泽民则是在1939年再次被派往苏联，于6月初到达了莫斯科。

毛泽民的外孙、毛远志的儿子曹耘山，为了搞清楚外祖父去苏联“治病”的真实原因和目的，曾到莫斯科查阅了毛泽民的档案，最终还原了历史真相。

毛泽民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请他回忆撰写一系列有关中共重大事件情况的报告。此后，毛泽民撰写了一系列报告，其中有《关于过去肃反工作中的片断材料》、《关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领导党和红军的错误问题》的报告、写给共产国际执委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两封亲笔信件等，以及他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研究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都陆续转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上。

毛泽民在这些报告材料中，几乎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总结了“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共带来的教训，笔锋直接指向王明，条分缕析，反驳了王明的一系列相关说法。他还写道：“18年来，中国革命和整个党遭到的损失更多是来自内部的敌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流血的教训，重要的是找出这些教训的实质。”

曹耘山还看到了一份由刘亚楼、林彪、毛泽民联名写给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有3000多字，内中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尖锐质疑：“遵义会议这样重要的决议案”，为什么三年之久“尚未到达国际主席团”？“我们不了解过去中国驻国际代表团在干什么！”报告提出的一连串疑问，都与王明有直接关系。

另据2004年8月《作家文摘》转载卢弘的《李德曾对在华错误做过检查》一文记载：1939年12月底，毛泽民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监委会召开的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并在会上有发言。文中提到，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曾对过往“耿耿于怀”，李德是这样写的：“毛泽民把许多罪名无理地归咎于我……周恩来（1939年8月至1940年3月在莫斯科治病——笔者注）坐在一旁，像是‘原告’……后来我多次听说，周恩来和毛泽民受了毛泽东的委托，要在莫斯科把我当作‘人民的敌人’开除出党，如有可能还要把我消灭。”

诸多史料说明，毛泽民也是毛泽东“阶梯式”地派往苏联对王明宗派主义错误路线实施釜底抽薪的重要使者之一。

后来在1940年1月22日，毛泽民离开莫斯科，回到了新疆。他与一个在新疆做统战工作的地下共产党员朱丹华（又名朱旦华）的姑娘，结为伴侣。朱丹华从此成为“周厅长”夫人。1941年2月14日，朱丹华在新疆迪化生下了她和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就在这一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盛世才逐渐撕下了“亲苏拥共”的假面具。1942年8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初到迪化与盛世才谈判，达成了反共协议。陈潭秋、毛泽民正是鉴于这一重大变故，立即给党中央发了急电。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责成他们制定一个分期分批撤离党员的计划。陈潭秋和毛泽民接到中央的指示后，立即组织117名准备撤离的党员、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开展气节教育，以便应付突发事变。同时，他们探知新疆与延安的道路已经被国民党封锁了，便决定和苏联取得联系，暂时撤到苏联去。

再说8月25日，毛泽东修改了《中情通报十八号》。《通报》中说：斯大林、丘吉尔会谈后，反希特勒战争即将进入决战的阶段，这是整个战争的新形势。

《通报》中还说：国民党近已放弃了5月间的军事反共计划，而采取政治上解决国共关系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谈话，国共关系确有走向好转的趋势。

毛泽东在修改《通报》时加写了三段话，他写的是：

“由于缅甸失陷，西南国际通路断绝，迫使国民党不能不注意西北国际道路，并与苏联增强外交关系。”“加以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财政税收的困难，人民对负担的不满，其内部困难日益增加，如再扩大反共战争，将至不可收拾，这亦是对国共关系避免军事解决改取政治解决的重要原因。”“由于我一贯实施争取好转的政策，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重申我党拥蒋合作方针，这不能不起促进好转的作用。”

8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在这夏秋之交的某一天，舒群通知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人说，毛泽东邀请他们到枣园（应是杨家岭，当事人记忆有误。毛泽东在1943年春才移居枣园）去见见面。

这天午后，华君武三人在清凉山会齐后，由舒群陪着他们来到了毛泽东的住所。院子里有几棵枣树，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四周摆着几把椅子。毛泽东穿着一身洗得很干净的蓝布制服，从窑洞里出来，与华君武他们一一握手，请他们围坐在桌子四周，亲切地问华君武是什么地方人，华君武回答说：

“江苏无锡。”

毛泽东又问了蔡若虹、张谔的籍贯。大家随便交流了一会儿，毛泽东请大家吃饭。华君武见桌上摆着一盘生煸青辣椒，想起人们传说的毛泽东吃辣椒的故事，便问毛泽东：

“外面传说主席连吃西瓜都要就辣椒，有没有这回事？”

毛泽东一听就笑了，说：

“那是在长征时到了甘肃的一个村子里，吃饭时桌上也有辣椒，正吃着，又送来切好的西瓜，就又吃了西瓜，大概就是这样传开去了。”

说罢，他把谈话切入主题，问华君武：

“有一幅画，叫《1939年植的树林》，那是延安的植树吗？”

《1939 年植的树林》是华君武的一幅漫画，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画的是在长着野草和野花的延河旁，有一棵已经种了三四年的树，枝干伸向天空，树叶被马啃得光光的。

“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

没等华君武回答，毛泽东又这样说。华君武心想，清凉山是《解放日报》所在地，知识分子多，我的意思也是讽刺知识分子植的树不会好好管理。只听毛泽东接着又说：

“不好好植树应当批评。但是延河哪一段植树不好应该注明，如果王家坪植树不好就应该注明王家坪，延河很长，否则就变成整条延河两岸植树都不好了。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

华君武频频点头，觉得毛泽东说得很有道理。

“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毛泽东建议说：“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枝叶都被马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画家为难呢？”

华君武说：

“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能每幅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

毛泽东转向蔡若虹和张谔，问道：

“你们说，漫画是不是本身就有局限，有片面性？”

华君武不等二人回答，就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

“有一次桥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

毛泽东喝了一口酒，说：

“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要发表在全边区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从整个边区来看，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好的。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更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以前，有一个小孩，老拖鼻涕，父母老骂他，他改不了。后来，他的小学老师看见他有一天没有拖鼻涕，就表扬了他，从此，小孩就改了。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

毛泽东的意见使三位漫画家心悦诚服。大家一边喝着酒，一边谈话，时而讲些道理，时而讲些故事，时而又说些笑话，华君武还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他说：

“如果我在前方，叫我冲锋，我是敢冲锋的。但如果敌人把我抓去了，用严刑拷打，我怎么办？”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道：

“你要想到为人民！”

吃罢饭，华君武他们看天色已近黄昏，便起身告辞，结束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毛泽东陪着他们走了一段路程，才与他们一一握手告别。毛泽东握着华君武的手又说了一句：

“你要想到为人民。”

1942年9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全文如下：

抗战以来，各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一般地是统一的，党政军民（民众团体）各组织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的，因而支持了几年来艰苦斗争的局面，配合了全国的抗战。然而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由于对某些政治观点与组织关系还缺乏明确的了解与恰当的解决，党政军民关系中（实际上是军队系统中党员干部的关系）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现象。例如：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本位主义，门户之见等等。这些不协调的现象，妨害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建设，妨害我党进一步的布尔塞维克化。根据地的建设与民主制度的实行，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加以日寇“扫荡”的残酷、封锁线与根据地增强，上下的联系很困难，抗战的地区性与游击性的增大，要求各系统上下级隶属关系更加灵活，每一地区（军区、分区）活动独立性以及活动各方面的领导统一性更加扩大与增强，要求各地区的各种组织更加密切的配合，不给敌人以任何可利用的间隙。为此目的，中央特作如下之决定：

一、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委会、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区党政军委员会（党政军委员会的设立，在根据地创立时期是必要的正确的）。各级党委的性质与成份必须改变，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但不是联席会议），因此它的成份，必须包括党委、政府、军队中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党委之常委亦应包括党务、政府及军队三方面的负责干部），而不应全部或绝大多数委员都是党务工作者。各级党委的工作应该是照顾各方面，讨论与检查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地方工作。

二、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兵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的执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系统与上下级隶属关系仍旧存在。上级政府的决定，命令，上级军事领导的命令，训令，上级民众团体的决定（以上文件之重要者必须经过各该机关党员负责人及同级党委批准，或事先商得党委负责人同意，然后颁发，但不是一切都要批准），不仅下级机关、军队；民众团体必须无条件执行，下级党委也必须无条件执行，不得假借无上级党委指示而违抗或搁置。下级党委对上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之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报告上级党委。在遵照各组织上级的决议解决具体问题而党委内部发生争论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解决之。政府、军队、民众团体负责人即使不同意多数意见，亦必须执行同级党委之决定，但可将自己的意见报告上级有关机关。

三、中央局与中央分局为中央代表机关，由中央指定之。区党委、地委，由军队与地方的党组织的统一的代表大会选出，经上级批准之。区党委、地委，应包含地方党的组织，军队党的干部与政府党团的负责人，主力军是否参加县委，由各地按具体情况决定，县委（无主力军参加之县委）及区委，只包括地方党，地方军及政府的党的负责人。各级党委书记，应选择能掌握党政策及各方面工作的同志担任之。因此，党委书记不仅须懂得党务，还必须懂得战争和政权工作。区党委书记人选，由中央局分局议定，经中央批准之。地委书记人选，由区党委议定，经分局中央局批准之。为统一地方党与军队党的领导，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兼任军区、分区（师或旅）政委，另设副书记，管理党务工作。如军区、分区政委被选为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则可设副政委，专管军队工作。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应照顾各方面工作，除兼政委外，再不宜兼任其他具体工作。如有个别特殊情况党委书记不必兼政委或政委不必兼党委书记时，须得上级党委或中央批准，军队中军政委员会及政治部，成为同级党委（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的一个部门，与其他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平等权利和义务，不隶属其他部门或委员会，但与其他委员会和其他部门不同，仍保持其上下级直接领导和隶属关系。军事政策（扩兵建军原则，政治工作等等）与军事行动的大政方针（如反扫荡的战略战役计划及总结等），须交党委会讨论，但具体军事行动由司令员政治委员（即党委书记）决定之（司令员与政委对军事行动之最后决定权仍照政治工作条例），无限制的民主讨论只会引导军事的失败。军队主要人的任免，仍须经过军事机关依照已定规则进行之。

四、主力军是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是建设根据地与支持斗争的有力柱石。主力军应以巩固和坚持各所在根据地为其第一等任务。主力军固全国性，但同时具有地方性。过去有些根据地领导不统一，主要的是由于该地主力军某些领导同志对于该根据地之建立与坚持缺乏正确的统一的认识，因而其所实行的某些政策（如军事建设中之地方武装问题、扩兵问题，财政经济政策问题中之统筹统支等）只注意了主力军，而忽视了根据地，整个工作的配合，因而与地方党地方政府发生争执。同时有些地区，党政领导机关对于一切服从战争的认识不深刻，对主力军人员之补充，粮食及物质保证，优抗及反逃亡斗争，未能尽到应有的责任，因而使军队与地方党政间的关系不协调。今后为了实现根据地领导一元化，除实现以党委为各地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外，还必须纠正某些地方主力军，某些地方党政机关领导人思想上政治上的一些错误，实现中央关于根据地的各种政策。实行军委关于军事建设的几号指示。今后主力军必须执行各级党委的决议、决定与各级政府的法令。主力军对于驻扎所在地的下级党委与下级政府（如县、区，乡）的决定，亦必须执行。如有不同意处，可报告上级党委与上级政府。并应当经常地彼此联系，彼此帮助。主力军的军事措施如军事行动，布置及戒严令等等，地方党政民机关必须遵照执行。主力军应当负有保护党政民机关的责任，凡因军队之疏忽与漠不关心，因而使军政民机关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时，军队负责人应当受到处分。今后，如有争执，首先应当就地协同解决，并将争论及解决经过报告上级，反对各个组织只是向上告状，而不在本地当面商谈解决问题的办法。

五、政权系统（参议会及政府）是权力机关，他们的法令带有强制的性质。军委及政权系统的关系，必须明确规定。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必须纠正。为了实行三三制，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方向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下级党委无权改变或不执行上级参议会及政府的决定与法令，党的机关及党员应该成为执行参议会及政府法令的模范。党应该进行政治工作以提高参议会及政府的威信，党的干部及党员违反参议会及政府法令时，党的组织应给予严厉的处分。党对参议会及政府工作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党委及党的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党团必须服从同级党委，但党团的工作作风必须刷新，不是强制党外人士服从，而是经过自己的说服与政治工作。在党团万一没有说服参议会及政府的大多数因而党团意见未被参议会及政府通过时，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是假如党团同志因为自己的意见与同级党委有分歧因而不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这是党团同志违反党纪的行为，应该受到指斥与处分。党必须派遣得力的干部到参议会及政府中工作，一切忽视政权工作，把干部堆在党的机关中的现象，必须纠正。在实行三三制时，党员在政权系统中的数量减少，但在政权系统中工作的党员质量必须大大提高，在政权系统中工作的党员和干部，必须服从党委与党团的决议、决定与纪律，不得利用自己的地位自由行动。在这里，应特别提出，党对三三制政权之领导的实现，有赖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之言论行动的一致及其对党的决定的绝对服从，所以严整政权中党员及党员干部的党纪是有严重意义的。党委在调动政权系统中的党员时要慎重，还必须经过党员实行向政权机关辞职的手续。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必须改善；军队中应进行拥护政府的教育；政府应保证军队的给养与运输；军队的首长应被选为政府委员及参议员。军队应成为尊重政权执行法令的模范，军人的违法行为，军事机关必须严格处分。军人除以公民及政府委员，参议员资格对参议会及政府发表意见外，一切军事机关无权干涉参议会及政府内部工作。但军队政治机关，必须尽可能地帮助政府工作。

六、民众自己的自愿组织的团体，党、政府、军队不应直接干涉民众团体内部的生活，党对民众团体的领导，经过自己的党员及党团。但党民不分、包办、清一色的现象，必须纠正。民众团体的各级委员会须尽可能有半数以上的非党员。民众团体中的党团问题与政府中党团同。政府应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工作。给民众团体以必要的帮助，要求民众团体执行政府的法令。民众团体应依法向政府请求登记，取得合法地位。如民众团体违反政府法令时，政府可加以处分，甚至解散，此外一律不干涉民众团体的生活与工作。民众团体应号召民众，拥护政府和军队，帮助抗战动员工作。但民众团体并非政权机关，不得代替政府行政及对人民执行逮捕、审讯、判决等事宜。军队与民众团体应相互帮助，但不应相互干涉。

七、在游击区因为它的特殊性，领导的一元化不仅是在相互关系上应有所确定，而且在党政军民的机构上在必要时亦须一元化。党委、政府、民众团体的机关，可与军队指挥机关政治工作机关合并。党政民干部在军队或游击队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如正副军事指挥员、政委及政治部各种工作），战时参加军队与游击队工作，战斗空隙时则仍执行其原来的党政民的职务（如党委书记、县长、工会主席）。

八、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同级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在实行政策及制度时，必须依照中央的指示。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凡带地方性的不违反上级及中央决定的不在此例）。下级党政军民组织对上级及中央之决议、决定、命令、指示，不坚决执行，阳奉阴违，或在解决新的原则问题及按性质不应独断的问题时，不向上级及中央请示，都是党性不纯与破坏统一的表现。在这里，应当再一次的提醒各地党政军民领导同志的注意，各级党委及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中的党员负责同志，不得中央许可，不得发表带有全国意义和全党全军意义的宣言、谈话及广播，各级领导同志的文章应经过同级党委或党团适当人员的审阅。分局委员以上，师以上负责人的文章，凡带有全国及全党意义的，应事先将主要内容报告或电告中央。各级不应再直接对外广播，应统一于延安新华社。应当深刻认识，一个党的负责高级干部，不经过同级或上级一定组织的同意，而擅自发表政见，是何等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何等妨碍党的统一的恶劣行为！

九、为统一根据地的领导，为改进党政军民的关系，必须在党政军民各系统党员干部中进行思想教育，整顿三风，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在干部会议上，根据中央决定与毛泽东同志报告，教育干部识大体，顾全局，号召干部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干部管得全局，不陷于局部与本位的偏向，而懂得全体与局部、上级与下级，这一局部与那一局部间的正确关系。要加强党政军民各组织中的教育工作，使全体同志认识领导一元化及根据地革命秩序与革命法令的重要性。在这里，应特别警惕军队干部，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在一般情况之下，军队干部应负担较大的责任，军队手中有枪，容易独断独行，轻视党政，不守纪律。自由行动，破坏群众利益。因此，军队中军政干部必须特别约束部下，检点自己。必须号召自己的部下，拥护党的领导，拥护政府，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与政府的法令，同时，又应纠正某些党员和干部中不合事实的观点：认为只有在党务及党的机关中工作才叫党的工作，其实一切党员和党的干部不管其执行的是政府工作，军事工作，群众工作，经济工作，技术工作，文化工作等等，都是党的工作，在党的机关的工作，只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党务工作）。党员服从党的领导，是服从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决定、指示与纪律。某些党员空喊或曲解服从党的领导，而对于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决定、指示与纪律，则不认真研究，不认真执行，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

十、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要在全党中说明，假若军队削弱，假若战争失败，则根据地无法存在，党政军民都会塌台，因此，党委、政府、民众团体以及全体人民，都有巩固军队，加强其战斗力的义务。军队的人员补充，粮食、服装、弹药的供给与运输，营舍的让予，伤病残废人员的输送、看护与保养，抗日军人家属的优待等等，党委及政府、民众团体，应有随时加以解决的责任，一切漠不关心的现象，都是极端错误的有害的。在军队本身，则都深深了解，没有党、政府、民众团体的配合，光杆军队是一天也不能支持抗战的。因此，必须加强部队中的教育，做到能爱惜根据地，爱惜人力物力，尊重党政，加强军纪，给党政民以必要的帮助。军队的人员物资补充、运输、优待等等，必须依照政府的法令、规章去做，乱来一顿，只会损害抗战，于军队本身是不利的。

十一、各根据地领导机关根据本决定的原则，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定与此有关的各种细则，以政府法令、军队条例，党团规则、民众团体章程等等方式规定之，以解决统一领导的许多具体问题。制定后须报告中央。

9月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10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顿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到西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9月5日，周恩来就毛泽东准备会见蒋介石的问题复电毛泽东说：

“1、见蒋的时机尚未成熟，蒋介石的政治解决是要中共屈服，我屡次请求回延安，蒋皆不准；蒋继续派人欲劝降狱中的叶挺，说明蒋介石仍包藏祸心，不能不防。2、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顽固派欲借苏联对德战争处境困难之时妄图压中共屈服，若主席来此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公可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我估计晤蒋前途有二：（1）表面上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2）约主席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主席长住，不让回延安，如此于我损失太大。”

周恩来建议：由林彪出来打开谈判大门，“看蒋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主席是否出来。”

9月7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题目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他写道：

“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但是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

“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而第五年以后的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抗日的第五第六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既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我们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的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战胜敌人。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的同敌人做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

毛泽东针对有人担心精兵简政以后无法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他写道：

“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很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9月间，毛泽东为自然科学院题写了院名。原自然科学院学员毛雪华回忆说：

“194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根据领导的嘱托，到延安杨家岭找毛主席为我校题校名。我到杨家岭见到了毛主席，把来意对他说了，他很高兴，他停下工作为我校题校名。勤务员为他准备了纸墨，纸是《解放日报》旧报纸代用的。每半张纸写一个字，写了‘自然科学院’五个大字。共写了两套，让我带回供选用。回校后，学校把毛主席所写的校名一比一翻写到一块长木板上，挂在杜甫川我校的大门口。”

9月1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

电文中还说：林彪昨晨已乘车起身，闻蒋介石已返渝，我们仍要林彪到西安后赴渝，以期打开商谈门路。

9月15日晚，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说：

“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200余人作了报告，据舒群说，影响很好，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的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解放（指《解放日报》——笔者注）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范（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孙雪苇（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刘雪苇）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接着，毛泽东又给谢觉哉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谢觉哉由于繁忙的政务，大量的写作，加上生活条件不好，积劳成疾，在1942年元月，毛泽东让他搬到杨家岭休养。最近，他的好友王凌波在延安病逝，谢觉哉于9月6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诉说了他沉痛的心情。毛泽东在给他复信中写道

谢老：

6日函悉，死者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有所调节，务不过劳，文章亦不宜写得太多，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谢觉哉收到信后，即复信给毛泽东说：

“示悉。于公于私都需要活下去，至少还想活10年以上。然鉴于凌波的死，知道活下去也不易。上次到你处不知道路上有那么热，脑筋昏胀了。你似乎看了不对叫我睡，我还能够马上静下来，否则就要发生病。我执行4小时工作制已数日，很好”

9月17日下午1时，盛世才派出军警特务，将陈潭秋、毛泽民、林为梁（化名林基路）、徐梦秋（化名孟一鸣，任新疆教育厅厅长）、李一欧、汪小川（化名汪哮春）的住处包围，以他捏造的所谓中共“在陈潭秋、毛泽民的策划指挥下，由李一欧几次召开秘密会议，与徐梦秋等共同讨论决定，为了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新疆政府，定于民国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在群众大会上刺杀盛世才等军政要员”的“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为由，将他们软禁在刘公馆。接着，又囚禁了共产党在新疆的所有党员。

盛世才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他准备公开审理“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和遗留积案“杜重远（新疆学院院长，1940年被软禁，1941年5月被逮捕，1943年6月被杀害）阴谋暴动案”等，请蒋介石迅速派一个懂法律的“审判团”到新疆协助审理。蒋介石收到请求信，清楚盛世才的用意，便将这一“重任”交与有丰富反共经验的徐恩曾办理。

且说毛泽民见盛世才翻脸成仇，顿时怒火满腔，当众把盛世才的特务头子、警务处处长李英奇痛骂一顿。李英奇被迫打电话请示盛世才，毛泽民抢过话筒，大声斥责说：

“你背信弃义，竟敢把我们这些抗日有功的人关押起来。你必须无条件地立即释放我们，把我们送回延安去，否则，你是没有好下场的！”

盛世才支支吾吾，企图为自己开脱。毛泽民知道盛世才已经无可救药，一怒之下，把电话机砸成了碎片。

后来一直到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才从共产国际那里得到了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被盛世才扣押的消息，随即电告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要他“设法打听他们的消息并考虑有无营救的办法”。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电告周恩来说：“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陈潭秋的化名——笔者注）等140多人的要求……要求重庆方面去电迪化，释放并准他们经兰州、西安回延。”5月间，中共代表林伯渠赴渝，又向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面交《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之意见书》，其中说：“请政府命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件被捕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此等人员，均属爱国志士，请予自由，以利抗日。”

再说9月20日，毛泽东和文艺版主编舒群为《解放日报》第四版拟定了一个征稿办法，让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按名单发出通知，说是晚上毛泽东要在杨家岭宴请他们。

是日晚，所邀请的人如期而至，毛泽东欣然说道：

“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日摆宴，必有所求。”

接着，他当众宣读拟订的征稿计划，只听他念道：

“一、《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

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江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它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

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0000字。

柯仲平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邓发同志：以工运为主，其它附之，每月8000字。

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5000字。

王震之同志：以戏剧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冯文彬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艾思奇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0000字。

陈伯达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它附之，每月10000字。

吕骥同志：以音乐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蔡畅同志：以妇运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董纯才同志：以教育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吴老：以语文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以上共149000字。

二、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

三、每篇以不超过4000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作为例外。

四、如每人征集之稿件满12000字者，可在第四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也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三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

五、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征补。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

毛泽东放下征稿计划，笑嘻嘻地接着说：

“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只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所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诸人欣闻毛泽东相约是为了征稿的事，皆乐于接受，纷纷表示，为办好党报，愿尽全力而为之。众人边吃边交谈，直到很晚方才尽兴而散。

毛泽东送走客人，见柯仲平一个人仍然坐在那里又吃又喝，兴致正浓，便叫来舒群，又让警卫员添上两个碗，连柯仲平面前的酒碗里都一一斟满了酒，说道：

“喝吧，老柯、大舒，‘酒逢知己千杯少’，”

柯仲平接口吟道：

“话不投机半句多。”

毛泽东吟道：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柯仲平抢着说：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吟罢，三人各饮了一碗。毛泽东见柯仲平对答如流，非常高兴，说道：

“老柯，你带个剧团，常年奔波‘他乡’，辛苦了。喝吧，这是慰劳酒，慰劳酒！”

柯仲平说：

“感谢你，是你——毛主席批给我300块钱，让我搞起这个剧团。”

毛泽东说：

“让你去受苦受难。”

柯仲平说：

“过惯了，我愿意和老百姓在一起。”

月光如水，夜色已浓。舒群悄悄写了个纸条，背着毛泽东递向柯仲平，欲劝他罢饮归去，不料却被毛泽东截住了。毛泽东看了一眼，笑了笑，撕掉纸条，劝二人继续喝下去，直到柯仲平喝到不能再喝了，这才散席。他把客人送到屋门口，望着柯仲平和舒群远去。

柯仲平喝多了，骑在马上左摇右晃，行至半道从马上摔了下来，舒群下马搀扶，两人东倒西歪，没走多远，竟卧地呼呼大睡。不一会儿，毛泽东带着两个警卫员又赶了来，叫醒二人，扶上汽车，亲自送他们回机关。

欲知此后《解放日报》办得如何？请诸君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传曾经提到毛泽东注意到了山东根据地不团结的问题。在那种特殊条件下，不团结的问题在其它根据地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正像毛泽东在1942年9月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由他起草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序言部分所说：由于“日寇扫荡的残酷、封锁线与根据地增强，上下的联系很困难，抗战的地区性与游击性的增大”，“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本位主义，门户之见”“这些不协调的现象”。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不利因素存在，《决定》就要求各根据地“各系统上下级隶属关系更加灵活，每一地区活动独立性以及活动各方面的领导统一性更加扩大与增强，要求各地区的各种组织更加密切地配合，不给敌人以任何可利用的间隙。”这个《决定》值得认真一读。毛泽东思虑严密，其指示环环相扣，在方方面面都作了严格的规定，使这个《决定》成为各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保证。这种严密的组织纪律，至今依然可以作为社会活动家的重要借鉴。

另外，本章末所叙述的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征稿宴客一节，读来让人忍俊不禁，真可谓是快人快事，着实有趣得紧！

第53章 1942年9月—

“中央原则上同意赵寿山的申请，可作为一个特别党员。为了防止暴露，不举行入党仪式，不办理入党手续，在党内也不公开，待时机成熟后再追认党籍，党龄可从‘双十二’算起。”

话说1942年9月21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发去了一封电报。

此前，刘少奇在山东分局停留了近四个月，为了减小目标，原来一起来延安的100多名华中干部重新返回新四军军部。刘少奇只带了几个工作人员和警卫班，在9月上旬到了129师师部河北涉县赤岸村。

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

“安抵129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关于最近时局情况我有电至总部，可索阅。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做周密布置。”

9月间，中共中央派李维汉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担任秘书长兼西北局委员。李维汉走马上任前，毛泽东把他约到杨家岭，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说：

“罗迈同志，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太落后，文盲多，巫神多，你到任后，务必抓紧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毛泽东还嘱咐他，到任后务必加强团结，边区内部要团结在以林伯渠为首的边区政府周围，边区党的组织要团结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的周围，使边区能在最佳状态下运转。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李维汉走出窑洞，再三叮嘱，方才道别。李维汉到任后，协助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对前几年建立起来的 1340所小学和10所中学进行了改革。

毛泽东又指示留守兵团和西北局、边区政府，要积极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活动。后来，部队经常帮助群众生产，请群众联欢，看电影、看戏，帮群众打水、劈柴等；地方政府组织慰军活动、优待军人家属，形成了融洽的党政军民关系。

延安的工作和生活是紧张的，气氛是严肃的。从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到各院校的师生，都像留守兵团的战士一样，过着军事化生活。每天从起床到熄灯，工作和生活既紧张又有节奏，任何懒惰、腐化、特权现象，在这里都是不允许的；贪污、失职、通敌等，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紧张的生活，并没有压垮聚集在黄河之滨的这群民族骄子。边区到处呈现出蓬勃生机。

有关部门想尽一切办法，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让人们在一周紧张的工作之后，有一个充分放松的机会。每到周末，延安市内，最吸引人的要算大大小小的舞会。一到晚上，舞会就会传出中西合璧的乐队所奏出的古老的舞曲。未经修饰的男女工作人员，穿着一色的灰布制服，走进“舞场”。在这里，无所谓职务高低，大家都是平等的。负责服务的勤务员小鬼放下盘子，也加入到了跳舞的人中跳了起来。在中央的领导人中，周恩来的华尔兹跳得漂亮而标准，只是略显拘谨；朱德的一步舞则像在长征中行军一样稳健，千变万化的乐曲也无法影响他的舞步。

朱德除了跳舞，还喜欢跟抗大篮球队的小伙子们挤在一起打球。毛泽东则喜欢看戏，每逢有戏只要能抽出时间就去看。他喜欢悄悄地坐在后边看，不愿意惊动大家，看完戏再到台上去看望演员们，聊上一会儿。有一次，主持人见毛泽东又坐到了后排，就对坐在前排的老乡们说：

“毛主席也来看戏了，哪位同志给主席让个座？”

他刚说完，前排的人哗啦一声全站了起来。毛泽东一看，再坐在后排是不行了，赶紧起身来到前排，将一个小孩抱起来放在自己腿上，跟大家一块儿坐下来看戏。

毛泽东因忙于理论研究，要写文章，又要批阅文件，坐得时间太长，肩关节炎由急性转慢性。经医生会诊后，给他开了一个特殊的药方：跳交谊舞。毛泽东对跳舞毫无兴趣，可禁不住医生们连劝带磨，这才答应试一试。舞会的伴奏任务是由文工团担任，毛泽东每次都特意向文工团的演奏员们致谢，他说：

“没有你们，我们就搞不成啊！”

有一次，一曲舞毕，毛泽东问伴舞的杨泳实：

“你是无锡人，我出题考考你，无锡有座庙，庙门有一幅楹联，上联是：‘无锡有山山无锡’，下联是什么？”

杨泳实摇摇头，说：

“不知道。”

毛泽东笑了笑，说：

“那你回去想一想。”

久而久之，毛泽东通过跳舞还真的减轻了肩关节疼痛，而且舞步也愈发纯熟了，能跟着音乐的节奏变换步伐。他深有感触地说：

“跳舞这个运动不错，能休息脑子，使双臂双腿活动，还有一个联系群众与群众交谈的好机会。它补了游泳之不足，在水里就无法和别人说话了。”

延安各种各样的歌咏、戏剧和体育比赛也是大家欢迎的项目。抗大的救亡室经常组织各种文艺晚会，搞得生动活泼。

有一次，在他们组织的晚会上，李富春和蔡畅演唱了法国的《马赛曲》，李先念演唱过《义勇军进行曲》。救亡室的活动在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表扬。

这里顺便说一说王树声“遭遇爱情”的故事。在延安的一次周末晚会上，已经年满38岁的“大龄青年”王树声，遇到了中央门诊部的一枝花杨炬。晚会结束后，王树声急中生智，跟着杨炬走，说自己的脚后跟裂口子，请教怎么处治。跨进了中央门诊部的门坎，王树声这才向杨炬吐露了心声。说起自己在16年前的一桩婚事，他说，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按照父母之命结婚了，这是一桩从小定的“摇窝亲”，女方叫胡静贤，是个小财主的女儿，人品和长相都不错，思想也挺开明，可他的心思没在这上面，婚后没过三天，就溜回了部队。有一天，胡静贤手捧几双亲手做的鞋找到了部队，王树声递给她5块大洋说，你日后自己想法混个生活吧。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在晋冀豫边区太行山期间，经人介绍，他曾与一位县级女干部结了婚，后因感情不和，经组织批准解除了婚约。王树声的坦诚，打动了杨炬的心，后来在1944年中秋节的夜晚，二人终于喜结良缘。

再说1942年10月2日，萧军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转交了王实味在10月1日写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王实味在信中说：“为什么说谎的是好干部，而老实人却是反革命呢？”“救救我吧，把我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哟，我要安静要安静呀！不一定要颐和园北戴河或莫干山呀，看看吴满有家里能有一席之地没有？我必须离开中央研究院，必须！”

萧军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泽东同志：

这是一种意外的事，今天早晨王实味在山下呼着我的名字，把这封信放在山脚下，要我代转给您。后来他又说“做错了”，要我交给“文抗”支部再转给您，我就如此照办了。专此祝好。

萧军 1942年10月2日晨

毛泽东没有回信。事情到了这地步，毛泽东的态度已经清清楚楚了。他对萧军不听劝告，继续过问王实味的问题，无疑十分反感。

10月9日，毛泽东将刘少奇撰写的《论党内斗争》一文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他在为该文起草的编者按中写道：

“这是刘少奇同志于1941年7月2日在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期间，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究。”

10月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题目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请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社论，他写道：

“斯大林格勒之战，英美报纸比之为凡尔登战役，‘红色凡尔登’之名已传遍于世界。这个比拟并不适当。今天的斯大林格勒之战，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凡尔登来，有性质的不同。”

“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挣扎的表现；而在战争中，又以攻击斯大林格勒表现它自己的最后挣扎。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内的人们也有许多被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迷惑，看不出它的实质。自从8月23日德军全部渡过顿河河曲，全面的开始攻击斯大林格勒，9月15日德军一部打入该城西北部工业区，至10月9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红军突破该区德军包围线为止，共计进行了48天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这一战终于胜利了。在这48天中，这个城市每天的胜负消息，紧系着无数千万、万万人民的呼吸，使他们忧愁，使他们欢乐。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10月9日以后的希特勒，将只有死路一条好走了。”

“只要迫使希特勒转入了战略防御，法西斯的命运就算完结了。因为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着决定性的。这种决定性，是关系于整个世界战争的。”

“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

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

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

10月12日这一天，《解放日报》为在10日创立的平剧研究院出版了《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特刊》，毛泽东为特刊题词：“推陈出新”。

朱德题词：“宣扬中华民族四千余年的历史光荣传统”。

林伯渠题词：“通过平剧使民族形式与革命精神配合起来”。

特刊还发表了平剧研究院的《成立缘起》、《致全国文艺界书》、《致全国平剧界书》等文件，确立了平剧改革的总方针“是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方针。一方面研究平剧理论，一方面进行改造的实践。二者互相联系，互相推进”。这些文件同时指出，平剧改革的方向和重点是“改造平剧，一个是宣传抗战的问题，一个是继承遗产的问题。前者说明它今天的功能，后者说明它将来的转变。从而由旧时代的旧艺术，一变而为新时代的新艺术。”

10月13日，林彪、周恩来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

林彪是在10月7日到达重庆的。10月12日，曾家岩50号周公馆接到国民党方面的通知说：蒋介石定于13日会见林彪，请中共方面做好准备。

林彪进入曾家岩德安里101号蒋介石的办公室，看见蒋介石，走向前去叫道：

“校长，你好’”

蒋介石握住林彪的手说：

“林彪，你是我的学生，我欢迎你到重庆来。”

双方落座后，林彪说：

“毛泽东先生本拟亲自来见校长，因身体有病，行动不便，无法前来，待恢复了健康后，再来重庆与你会晤。”

蒋介石问道；

“你这次来渝，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我？”

林彪说：

“我们接到校长的电报后，毛先生即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专门讨论，还约我商谈数次。毛先生托我转给委员长的意见主要有三点：抗战建国、国内统一团结及对校长的期望。”

关于国共团结问题，林彪根据毛泽东的嘱咐，说道：

“毛先生要我转告校长，为了赢得抗战的胜利，国共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容，彼此打成一片。这三个彼此，已成为我党的普遍共识，也写进了公开发表的宣言，并已成为全党所一致遵从的、不可动摇的行动准则。这一原则，不但现在不能动摇、违背，将来也是如此。我们对校长个人也是如此，不但现在拥护，将来也必拥护。”

蒋介石对这段话很感兴趣。他问林彪：

“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

“当然是真拥护。”

周恩来插话说：

“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战，我们是坚决拥护的。对此点，我们今天当面对委员长这样讲，在我党的会议及广大人民群众中，也是这样讲的。”

“那好！”

蒋介石面带笑容点头称是。林彪又说：

“国共两党的分歧问题，外传主要有两点：一是主义，二是党的问题。实际上，这两点皆可趋于一致，因为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均具有一个共同理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我认为，只要国共两党不采取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而能认识救国之需要，趋于救国之目的，自然能达到一致。”

蒋介石却说：

“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它与三民主义完全是两码事，怎么能趋于一致呢？”

林彪坚持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这样认为的。”

蒋介石皱着眉头说：

“你们看法不对。”

林彪说：

“我们党的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上是个救国救民的政党。过去我们党制定的十大纲领，其核心就是外求民族独立，内求民权平等和自由民主。这一步实现了，我们党在现阶段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将来的社会条件如何，是否需要社会革命，那是将来的问题，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

蒋介石说：

“你们共产党人提倡和信仰的共产主义，不大切合中国的实际，也可以说是幻想。”

林彪反驳道：

“不是幻想。我认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如果国共两党真正做到彼此接近，彼此相容，彼此打成一片，也许将来两党可以合二为一。”

蒋介石说：

“你们共产党喜欢搞阶级斗争，国民党怎么能与你们合二为一呢？”

林彪反驳说：

“共产党是代表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政党，对违背工农阶级利益，歧视、压迫工农阶级的任何人，任何团体，共产党均坚决反对。其实，共产党强调的阶级斗争，是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反对极少数特权阶层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坐在旁边的张治中和周恩来都不时地观察着蒋介石的脸色。他们都发现蒋介石很不高兴了。林彪却不管蒋介石高兴不高兴，按照毛泽东事前的交代，继续说道：

“在目前，共产党就是团结一切爱国政党、团体和广大人民，反对、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希望今后国共能长期真诚合作。但是，我们也要指出的是：有些人对共产党看不惯，总想挑起内战，消灭异己。中国的现实又不允许发生内战。哪个党派挑起内战，必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共同反对。人民一反对，挑起内战者就必然失败。我们党虽然反对国共打内战，但话又说回来，我们不怕内战。中国地域辽阔，多山，多森林，又多湖泊，如内战实在难以避免，我们可以利用辽阔的地域和空间与之周旋。此处不能固守，他处可以防御；平原不能抵抗，山地可以持久。我们在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均能自给自足，也能织布、产粮食，就是在山地，也有南瓜、包谷可吃。任何困难，都难不倒我们共产党人；任何力量，都摧不垮我们的人民军队。我讲这些，目的是使校长知道，对于政党分歧及党派问题，不是用军事手段所能解决的，而要通过相互信任、协商、谈判的办法。总之，无论就中国的社会、地理、经济、军事各方面论，我党均希望中国从此能统一团结，而不可再发生内战……”

林彪的话还未讲完，蒋介石就不停地看手表，他不想再听下去了。周恩来立即示意林彪不要再讲了。就这样，林彪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谈在不愉快中结束了。

10月16日，林彪、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等人举行了会谈。

林彪、周恩来在会谈中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停止全国性的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限制、打压；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发饷、发弹、发药”的要求，遭到张治中等人的拒绝。

双方没谈多久就结束了。

10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后方经济虽困难，但可组织干部团，实行屯田政策及分散到后方部队中担任副职，一部分则可进军事学校或党校。少奇同志现在何处，是否还在总部，过封锁线有困难否？望告。”

10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开幕式。

这次会议的会期原定半个月，后因涉及问题多，至1943年1月15日闭幕，实际开了89天。参加这次会议的正式代表266人，其中有陕甘宁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学各系统负责干部97人，分区党政及军队旅一级负责干部52人，县级党、政及军队团一级负责干部117人，参加旁听的有209人。此外，中央党校高级学习组的全体成员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二部学员（团级及以上）也都到会旁听。大会开幕、闭幕和讨论边区经济财政问题时，政府和财经机关的党外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

大会开幕式由林伯渠主持，首先选举高岗、林伯渠、贺龙、谢觉哉、陈正人、徐向前、萧劲光、贾拓夫、方强9人为大会主席团，贾拓夫为秘书长。接着，由高岗致了开幕词。

毛泽东出席了开幕式并讲了话，他讲了三个问题：

一、关于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他说：

“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线在今冬要起变化，德国已宣布了今后采取守势，这是件大事情。这正是有关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历史转变的时候。这样的形势对中国是有影响的，从1941年夏天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共关系是比较好的。我们始终坚持抗战的方针，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摩擦到来了，我们采取防御性的斗争。我们总的方针是团结，但有时要斗争，斗争过去又是团结。今年‘七七’宣言的方针是我们坚持到底的方针，是打胜日本以后还要坚持团结的方针，那时我们仍是采取国内和平的方针。”

他特别强调说：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敌人，如果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敌人，闭着眼睛捉麻雀，就会亡党亡国亡头。”

二、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说：从今春开始的整顿三风，是进行很大的党内教育，是根据抗战以前和抗战以后新老党员的情况提出的。新党员没有受过马列主义的教育，有的只是民族斗争中的教育，老党员中是从遵义会议以后才纠正了过去的许多缺点，但许多人又增长了新的缺点，自由主义、教条主义等。对于“党棍”要坚持清除。没有斗争便不能有进步。有人说我们所进行的党内斗争是不符合中国习惯的，但我们说我们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党员更提高更前进。现在这个会开得非常好，这就是行动上、工作上的整顿三风，是整风学习的考试。

三、关于边区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的军队将来要采取朱总司令提出的“南泥湾政策”，开荒生产，建立工厂，减轻人民的负担。要重视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中央去年就有了决定。这次开会我们是要大检查、大整顿。我们这次所提出的“七整”——整政、整军、整民、整党、整财政、整经济、整关系，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做的。通过“七整”，要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反官僚五项目的。其中尤其达到统一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做到统一领导。　　

10月19日下午，中央研究院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大会”。

会议将要结束时，萧军要求在会上宣读他写于6月份的备忘录，表明他并非同情王实味，更不可能反对批判王实味。台下几位党员作家周扬、刘白羽、丁玲等和他展开了激烈争辩。萧军“舌战群儒”，毫无惧色。辩论会从晚上8点延续到午夜2点，双方唇枪舌剑，气氛紧张激烈。大会主席吴玉章见双方各不相让，就劝解道：

“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才使得萧军同志发火，我们应当以团结为重，先检讨自己。”

吴玉章的话让萧军很受感动，于是他主动承认了错误，说：

“吴老的话让人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99%都是我的错，那1%的错，你们有没有呢？”

丁玲猛地站起来说：

“我们一点错都没有，100%都是你的错。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你，对共产党毫无影响。”

萧军反驳道：

“我99%的错都揽过来了，你们一点错都不承认。你们的朋友遍天下，我这根毛也不想附在你这牛身上。我到延安来没带别的，就是一颗脑袋，一角五分钱就解决了（一角五分钱可买一颗子弹——笔者注），怎么都行，从今天起，咱们就拉蛋倒！”

说罢，拂袖而去。此后，由于他拒绝检讨，就被扣上了一顶“同情托派王实味”的帽子，任何部门都不想接收他。此时萧军已感觉到毛泽东的冷淡和疏远，就没有再去反映问题，老老实实待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里，成为赋闲之人。

后来在1945年2月18日，萧军在一次舞会上和毛泽东相遇，两人虽然很自然地握了手，“但在每个人的面上全显一种不甚自然的表情”。萧军在日记里写道：“我相信我们彼此是理解的。”

10月20日，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开始学习文件。

10月21日、22日，陈正人在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连续作了《整党整民报告》。

他在报告中讲了七个问题。在讲“整党为了什么事”时，陈正人对边区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全面分析，认为边区党是老党，是从斗争中产生的，是比较好的党，全国很难找。但是问题也不少，有些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还有不是马列主义的，党员也有很落后的，新发展的党员思想上也有毛病。在政治上有些党员还不能很好地掌握政策，这次整党“目的就是为着把边区的党搞好，度过困难，去争取革命的胜利。”

在讲到“本着什么原则精神来整党”时，陈正人指出，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整风的精神，学好会议文件，统一思想，提高觉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边区党达到新的团结与新的统一。”

在讲“整党草案从何而来”中，陈正人介绍了提交这次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的整党草案的起草经过。说它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派出的考察团在绥德、安定经过调查研究，后又经过组织部长联席会议的讨论后产生的。陈正人要求与会同志敞开思想，认真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在讲到“党员政策”时，陈正人对边区党的基本情况作了客观的分析，认为“在边区党30000党员中，完全符合党员条件的有12000人，占40%，这是党的基本力量。基本符合条件的有15000人，占50%，不好的占10%。”他还提出，对好的党员要鼓励，使之更加进步；对中等水平的党员要加强教育，严格要求，使之尽快达到党员标准；对不好的也要以教育为主；对硬不肯前进者则淘汰；对极坏的应坚决清洗出党，以纯洁党的组织。

在讲到“支部建设”问题时，陈正人对支部建设提出了巩固政权、拥护军队、团结群众、执行政策、教育党员等六项任务，尤其是提出了在支部工作的同志要加强学习，提高文化水平。他还就县委与支部的关系，发挥支部工作积极性，发动乡村斗争等问题，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

在“干部政策”中，陈正人对边区党的干部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对狭隘经验主义、地方观念、个人地位观念、享乐腐化思想、自由主义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

在“使用干部”问题上，陈正人认为“过去强调干部资历，今后要强调干部的才与德，所谓才是看他能否胜任工作。”此外，对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等，陈正人做了全面分析，要求各方面的干部都要加强团结，相互学习，真诚协作，共同前进。

最后在讲到“新区同边区工作问题”时，陈正人鉴于新区比老区多且发展快这一新形势，强调新区更要加强党的建设和领导，要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搞好政权建设和生产建设，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

从10月23日起，西北高级干部会议围绕陈正人的报告，用了八天时间进行讨论。

10月23日这一天，中央研究院党委会做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定王实味为“托派分子”。王实味坚决予以否认。

后来在1947年3月，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大批人员在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王实味被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里。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军飞机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请示对王实味的处置办法。有人提出，带着王实味行军是个拖累，不如把他给收拾了。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里掩埋，时年他41岁。关于批复杀王实味的领导人，一说是贺龙，一说是王震，在毛泽东逝世后，又有人说是康生和李克农。究竟是谁批复了杀害王实味的请求，至今依然是一个待解之谜。毛泽东在1949年进北京以后，听说王实味早已在晋绥公安总局被杀了，大为震怒，他厉声说：“要还我一个王实味来！”

10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林彪说：

“第一次见蒋时，是否谈到了我见蒋的问题？如未谈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李宗仁对李先念打得很凶，请找张治中一谈，要求停止进攻。”

10月27日，毛泽东给陈正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正人同志：

整风铅印草案尚未收到，我尚未研究此问题，康生同志在看过后有些值得考虑的不同意见，提议在讨论后暂不做结论，接着讨论其他问题，结论可以在闭会（指西北高级干部会议——笔者注）前作，而在作结论前中央可以讨论一下。请与任（任弼时）、高（高岗）商量酌定为盼。

毛泽东

10月2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关于陕甘宁边区整风情况，他在电文中说：

“边区正开高干会议，实行整党、整军、整政、整财、整民、整学、整关系，大整顿、大检查。”

敌后“大施精简，统一领导”，整风已见成效，困难可以克服。

10月间，毛泽东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时，向他们询问冯雪峰的情况。

原来早在193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由刘晓、冯雪峰和王尧山组成三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机构。在三人团领导下，成立两个委员会：一是工人工作委员会，由林枫任书记，吴仲超、马纯古为委员；二是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由王尧山任书记。1937年七七事变后，冯雪峰奉命到南京参加与国民党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博古见到冯雪峰后，给他一份题为《中国工农红军将士为卢沟桥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当他看到其中有“服从蒋委员长”“信奉三民主义”等内容时勃然大怒，一气之下给潘汉年写信请假，回浙江写红军长征的小说。1937年底，他回到故乡义乌，此後近两年间失去党的组织关系。1939年，冯雪峰恢复组织关系，任中共中央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著有《关于“艺术大众化”》；1940年基本完成关於长征的小说初稿《卢代之死》，约50万字，後失落；又著有《论典型的创造》、《文艺与政论》、《关於形象》。1941年，冯雪峰在金华被宪兵逮捕，先后被关押于江西上饶集中营、福建徐市集中营。

毛泽东得知冯雪峰被捕被囚的消息，立即和陈云商定，一定要想办法将他营救出来。随后，他致电周恩来，请周恩来和董必武设法营救。董必武找到与共产党有关系的胡秋原帮忙，未能成功。后来在11月下旬，冯雪峰由第3战区《前线日报》主编宦乡出面保释出狱。1943年5月间，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获悉冯雪峰到桂林的消息后十分高兴，要他立即到重庆。此后，冯雪峰便到了重庆，留在南方局，先后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统战和文化工作。

再说1942年11月1日，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致信毛泽东，询问毛泽东准备何时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11月2日，毛泽东复信给贾拓夫，他写道：

“大约可在10号左右讲，那时再商量确定日子。事先请你将布化十二条及结束语（指《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结束语——笔者注）第四第五条按听众之数铅印或油印若干份，先期发与他们研究。十二条译文要用最近一次师哲译出的，请注意。”

11月5日，西北高级干部会议对陈正人的报告已经讨论了八天，讨论中涉及到了本传前边在103章中讲到的原西北红军两个派系的形成及产生矛盾的历史问题，与会者要求充分展开讨论，许多人要求大会发言，明辨是非，统一思想。

大会主席团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集中一段时间，用整风的精神，讨论边区党在中央到达陕北之前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解决过去的争论问题。

在此后的十二天中，会议由五个分区分成的五个小组讨论，改为大会发言，民主、公开、激烈、严肃地对历史问题进行讨论与批判。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张邦英、王世泰、霍维德、贺晋年、贾拓夫、刘景范等70多人先后在大会上发言，不少人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11月6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题为《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短文。全文如下：

我们以最大的乐观来庆祝今年的十月革命节。我坚信，今年的十月革命节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战胜法西斯阵线的转折点。

在过去时期内，因为红军单独抵抗法西斯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希特勒还能继续进攻，希特勒还没有被打败。现在，苏联的力量已经在战争中壮大起来了，希特勒的第二个夏季攻势已经破产了。从此以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任务，就是发动对法西斯阵线的进攻，最后打败法西斯。

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做出了有关全人类命运的英雄事业。他们是十月革命的儿女。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法西斯势力则必归于消灭。

我们中国人民庆祝红军的胜利，同时也即是庆祝自己的胜利。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五年多了，我们的前途虽然还有艰苦，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

一切努力集中于打击日本法西斯，这就是中国人民的任务。

11月7日夜，毛泽东给国民党第38军中将军长赵寿山发去了一封密电。

赵寿山，原名赵生龄，1894年12月出生于陕西户县一个佃农家庭；1924年投奔坚持靖国军旗帜的杨虎城部队，历任营、团、旅、师、军长，成为第17路军著名的爱国进步将领。1936年，身为西北军17师11旅少将旅长的赵寿山，对杨虎城建议说：“目前的形势是处于国家兴亡的紧急关头，对我们来说，只有反蒋联共抗日这一条路。看蒋介石最近调兵遣将的举动，是要对红军大举进攻，还要把我们也拉入内战漩涡，甚至会消灭我们。因此，是否可以考虑蒋介石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1938年1月，在山西坚持抗战的赵寿山秘密访问了延安，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向他提出了“培养干部、改造部队”的建议。赵寿山当即向毛泽东表示，他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共产党的指示。赵寿山还和共产党方面约定了联系办法。1938年秋，蒋介石把原17路军编为第38军和第39军，由赵寿山任38军军长。

毛泽东在给赵寿山的密电中写道：

勤兄：

一、可否派贵处郝克勇来和我一谈，请裁复。二、今后通报改用公明勤3字。

弟 公叩 虞辰

这天夜晚，赵寿山思绪如潮，久久未眠。次日晚，赵寿山约见郝克勇，一见面就说：

“延安来电报了，毛泽东指名要你去汇报，你知道了吧？”

郝克勇说：

“我知道了。”

两人落座后，赵寿山问道；

“毛泽东主席指名要你去汇报，你和他熟识吗？”

郝克勇说：

“我和毛泽东没有见过面。”

“没见过面，那他为何点名叫你去延安面谈？”

“毛主席知道我和你的特殊关系。”

赵寿山有点惊异地问：

“你给叔说，你究竟在共产党内担负什么责任啊？”

郝克勇的父亲郝鹏程是杨虎城的结拜兄弟、赵寿山的故友，因此，二人时常以叔侄相称。郝克勇回答道：

“我代表共产党组织和你联系。”

“噢！原来是这样，这就好了。”赵寿山高兴地点点头：“咱们部队的情况你都熟悉，由你去向毛泽东汇报，我就放心了。”

他点燃了一支土雪茄烟，一边吸着，一边若有所思地说：

“去年，蒋介石迫害咱们部队，要37名干部受审，搞得很紧张。我们派张西鼎（中共党员——笔者注）去中共陕西省委汇报情况，请示方针，至今不但人去未归，而且杳无音信。以后又托伍云甫（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笔者注）询问过几次，也无回音，使人十分焦急纳闷。现在好了，毛泽东来了电报，你可以作为我的代表，把咱们部队的情况如实向他汇报，请毛泽东给予指示。”

11月中旬，国民政府粮食部参事郑延卓受行政院赈委会派遣，携款30万元到陕甘宁赈灾，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

11月14日，毛泽东参加了西北局高干会议的讨论会。

11月16日，毛泽东致电林枫、周士第、甘泗淇说：

“少奇同志过路，你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

11月21日，毛泽东才开始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22日停了一天，23日继续，讲完了《十二条》。

他在讲解中首先强调，一般地说，中国共产党是布尔什维克党，从它的路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拿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准来说，那还有许多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

接着，毛泽东逐条进行讲解。

斯大林的第一条说，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毛泽东说：执行这一条，就要领导一元化，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即前面所说的1941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笔者注），党要领导军队、政府和民众团体。

斯大林的第二条说，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必须完全精通与革命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说：十年内战时期，有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党内还有很大的缺点，党内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坏倾向。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现在我们要增强理论，党校的同志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次高干会后我们应当有一个学习，每人选读几十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斯大林的第三条说，党在制定各种口号、指示时，应根据对国内和国际具体条件的分析。毛泽东说：这一条讲方法论、思想方法问题。制定口号、指示时，国际条件、外国的经验固然要考虑，但主要的是对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

斯大林的第四条说，党要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检查自己的口号、指示是否正确。毛泽东说：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

斯大林的第五条说，党的全部工作，每一个行动，都要走向使群众革命化。毛泽东说：这一条的原意是党不要有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党有两种缺点，一个是“左”，一个是右。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我们应该反对自由主义，同时当然也要反对过左的。

斯大林的第六条说，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和同群众最大限度地联系相结合。毛泽东说：这一条是讲群众工作的原则。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要把党的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的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

斯大林的第七条说，党在工作中要善于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相结合。毛泽东说：这一条是讲统一战线原则，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列宁写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就是讲的这个第七条。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机动性问题。我们的“三三制”就是最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要灵活地用各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达到革命的目的。不调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险主义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不要同迁就主义混淆。

斯大林的第八条说，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怕批评，要善于在自己的错误中改进和教育自己的干部。毛泽东说：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那末党就不免于灭亡。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郑重的党的标志。

斯大林的第九条说，党要善于把先进战斗员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毛泽东说：领导核心有什么条件，斯大林讲两个条件，就是要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

斯大林的第十条说，党必须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份，消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说：不够党员资格的，也要清洗，还要经常吸收好的分子。

斯大林的第十一条说，党必须建立起铁的无产阶级的纪律。毛泽东说：建立铁的纪律，是区别于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之一，也区别于自由主义。建立铁的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

斯大林的第十二条说，党应系统的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毛泽东说：这次高干会议以后进行精兵简政，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整民、整关系，是有系统的有威信的人去进行。

最后，毛泽东总括地说：这个12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

11月23日晚，毛泽东给欧阳山尊、朱丹、成荫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是年秋季，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在延安演出了该社政治指导员成荫创作的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晋察冀的乡村》、《荒村之夜》、《自家人认自家人》、《求雨》等剧目，很受观众欢迎。毛泽东和许多领导人在杨家岭中央礼堂也观看了这些戏。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一直站在台下鼓掌，并向台上谢幕的演员挥手致意。贺龙得知自己部下的剧社演出如此成功，便要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副社长朱丹、政治指导员成荫给毛泽东写封信，请他对剧社的工作给予指示。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欧阳山尊、朱丹、成荫同志：

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

敬礼！

毛泽东

11月27日，国民党自12日召开的五届十中全会专门就中共问题通过了特种委员会关于《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结果案》中说：

“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今后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割据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能履行（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国难之宣言，服从政府命令，忠实地实现三民主义，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

11月29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国民党十中全会通过关于对待我党的决议案，略谓：总裁盱衡时局，对内对外作政策上的指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不违背法令，不扰乱秩序，不组织军队，不分裂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履行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国难宣言，服从政府法令，忠实实行三民主义，自当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恭聆之余，于11月26日晚集会，详细研究，一致认为经审慎考虑而发表之指示，大会敬谨接受，并于宣言中将此种意义明白宣示。但为防止下层党政机关及人民误解起见，应由国民政府发表文告，在此文告内说明：在我国境之内，无论其为何人及何种名义，凡有擅自组织军队，企图割据地方，违反国家纪纲，扰乱社会秩序等情事，皆为国法所不容，政府必予以依法之制裁，务望均能彻底觉悟，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精诚奉行三民主义。果能如此，则不问其过去之思想与行动如何，亦不问其为团体或为个人，政府当一视同仁，不但不予歧视，而且保障其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等语。同时，十中全会发表宣言，其中关于对待我党者有云：对外必须互相合作，实现人类平等之公理，对内必须共同团结，共示精诚无间之决心。又云：三民主义非但国民党所信仰，实为全民必循之途径，顺此者昌，逆此者败。时至今日，不应再有所谓政见之异，亦不容再有互相猜疑，互相排拒，互相牵制妨碍之现象。吾人愿提示全国，凡能诚意信仰三民主义，不危害抗战之进行，不违背国家之法令，无扰乱社会秩序之企图与武装割据之事实者，我政府与社会应不问其过去思想之如何，亦不问其为团体为个人，一体尊重其贡献能力效忠国家之机会。必有举国一致之真诚团结，而后乃能负起空前艰苦之使命。凡此尤愿特为标举，以冀引起全国有识人士之共鸣者。等语。

国民党从1939年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中间经过1940年1月及其前后一段时间的第一次反共大摩擦（苏德条约订立及苏芬战争时期），1941年1月新四军事件的第二次反共大摩擦（德意日三国同盟订立及日苏中立条约订立之后），这两次摩擦均有国际的与国内的因素为背景。自1941年6月苏德战争及跟着苏英美订立同盟以后，国共关系即有某些改变，停止了大的冲突。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发生，滇缅路被切断及英苏订立20年同盟条约之后，更有好转。最近苏联在斯城的伟大胜利及英美在北非与在太平洋的胜利，增强了国民党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心，对国共关系好转，亦有促进的影响。在国内，1937年以来，我党我军的极大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但至今年，我党我军在抗日战场上的损失及根据地的缩小，减轻了国民党的恐惧心理。他们估计，我党我军在今后抗日期间，还会有大的损失（这种估计是适当的）。同时，在日寇侵苏危险减少以后（过去国民党长期地寄希望于日苏战争）日寇必然要加重对中国的压迫，国民党需要利用我党的抗日力量（日寇在华31个师，我党担负了15个师）。再则，自从远东慕尼黑危险消失之后，我党停止了反对投降危险的宣传。而从去年4月直到现在，我党对国民党批评甚少，坚持地求得和他们改善关系。虽则国民党在这一期间内，仍然对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压迫（在大后方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出版大批反共刊物，在湖北、安徽攻击新四军，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广大的特务破坏活动与经济封锁），我们亦忍耐下去，力求不刺激国民党。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取得了国民党广大人士的同情。再则，国民党自己有很多的极端严重的困难存在着。其中，特别是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及农民的骚动，他们需要集中精力去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并企图经过缓和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去缓和他们和农民的关系，这里特别有严重意义的是河南600万灾民的自发斗争，某些部分已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最后，1940年与1941年两次反共大摩擦，国民党企图利用武力压迫把我们屈服，但遇着了我们的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斗争，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又企图动员舆论赞助他们的反共，但多数舆论的同情却站在我们方面。由于上述这种种原因，促成国民党不得不对国共关系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解决。十中全会的决议，表示了这种解决的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我们不超出他们所设定的严格的范围，他们则答应和我们合作。十中全会的这一处置，是我们和他们长期接洽及他们经过许多的动摇犹豫之后才决定的。最近10月间，我们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11月他们派了郑延卓来延安。十中全会的这一决议，对于从1939年到现在四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于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的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虽然这些争论问题还不见得很快就能完全的解决。十中全会的决议，在某一点上和1937年2月间国民党三中全会关于所谓“根绝赤祸”的那个决议案有些类似，它是严厉的，但却是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的。各地对于十中全会的决议，应本《解放日报》发表之态度进行解释。根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党共赴国难宣言所列四条（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停止土地革命，苏维埃改为民主政府，以期政权统一，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委会的统辖），与国民党十中全会向我党要求的各点相比较，在基本精神上没有互相分歧之外，我们不但过去遵守自己的诺言，而且在将来也准备遵守这一诺言。

关于组织军队一点，过去是为了抗日的需要而组织游击队，并且是遵照二十六年蒋介石“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卫国之责任”这一宣言的。至于今后不允许我们再组织军队，我们可以这样做。关于国民党允许给我们以公民应得的权利及自由，我们应表示欢迎，要求实现。在十中全会后，国民党会放弃军事压迫而加强政治斗争，摩擦还会有的，但方式会缓和一点。各地对于国民党人员应继续采取诚恳协商，实事求是，有理有节的态度，力戒骄傲夸大有害无益的态度，借以争取更进的好转。 　　　　　　　　　　　　　　　　　　　　　　　　　　　　　　　　　　　

中共中央

1942年12月1日，在延安赈灾的郑延卓要返回重庆了，毛泽东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请他带往重庆。这封信是用毛笔书写的，极具书法研究价值，原文如下：

介公委员长政席：

前承宠召，适感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郑兄返渝之便，特肃寸楮，借致悃忱。

敬颂勋祺！不具。

毛泽东 谨上 卅一年十二月一日

12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郝克勇在欧阳钦的陪同下，来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所。

原来，国民党军第38军军长赵寿山奉毛泽东11月7日的电令，派郝克勇于11月中出发，回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郝克勇是共产党在第38军的地下工委委员、统战部部长。他是在11月底到达延安的。

毛泽东尚未起床，欧阳钦和郝克勇就在传达室和胡乔木等人闲聊。不一会儿，江青和叶子龙的夫人蒋英从窑洞里出来了，江青非常和蔼地对郝克勇说：

“主席还没有起床，先到里面坐吧。”

郝克勇和欧阳钦随着她们进了窑洞。房子中间摆着一个方桌，四边各放着同样大小的小方凳。江青让他们坐下后，为他们倒了茶，说：

“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办公，白天睡觉，到下午4时起床，请你们等一下。”

她说着，取来一副扑克牌，要郝克勇和她当对家玩扑克，打所谓统一战线。江青洗牌快，分牌快，出牌也很刁。郝克勇配合得很好，二人很快就赢得了500分。

苏联记者彼德·伏拉迪米罗夫曾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描述1942年的江青：“她是一个瘦小的、有着柔弱身段与机灵黑眼睛的女人，她站在丈夫身旁的时候，同丈夫那伟岸的身躯相比，显得是那样弱小。”“极端的自觉性是她杰出的品质，她的理智胜过她的秉性，她好不仁慈地驾驭着自己，她的事业就是她自己的一切。她在年轻的时候就急于要获得她最终得到的东西。”

且说蒋英见江青和郝克勇赢了500分，很不服气，就说江青和郝克勇有暗号。江青说：

“没有暗号呀，他是做统战工作的能手，最能了解对方意图。你要打听你父亲的下落，他一定会知道。”

蒋英一听立即兴奋起来，她对郝克勇说：

“叶子龙也给我说过，你肯定知道我父亲的下落。他叫蒋听松，听说在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处当什么参议，但一直联系不上，你是否知道？”

郝克勇由于做秘密工作的习惯，警惕性高，纪律观念也强，见江青和蒋英如此说，有些为难。坐在旁边的欧阳钦说：

“你如果知道的话，说说也无妨。”

郝克勇这才对蒋英说：

“你父亲蒋听松确实在卫立煌处当参议，和赵寿山有关系，也和我们党有间接的统战关系。”

蒋英一听，喜极而泣，拉着郝克勇的手说：

“这就好了，以后别人就不能骂我是特务羔子啦，请你给我写个证明吧！”

郝克勇望了望欧阳钦，欧阳钦点点头。郝克勇就说：

“好吧，回头由组织部出面找你时，我再写。”

正在此时，毛泽东披一件延安生产的呢子上衣从另一个房间里出来了。江青知道毛泽东要谈工作了，就拉着蒋英退了出去。毛泽东首先问郝克勇现在用什么名字？他说：你回到延安，应该改个名字。我给你起个名字，就叫范明吧。于是，郝克勇马上改名为范明，而且此后一直使用范明这个名字。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他在国民党38军的统战工作情形。范明汇报说：

“赵寿山军长提出要求，他想加入我们的党组织。”

毛泽东“哦”了一声，高兴地说：

“要求入党好啊！好吧，这是一个严肃的组织问题，请你详细讲一讲。”

范明汇报说：

“赵寿山军长要求入党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在我来延安之前，接连和我谈了几次。他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出乎我意料地向我详细谈起了他的身世和历史，谈了他多年来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和主席与中央领导同志关心他教育他的情况。他对我说，在西安事变后，他们部队曾和一、二方面军在三原会师，与红军领导人朝夕往返，获益甚多。有一次，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等同志由云阳到三原会见他。当时，他对放蒋一事不大理解，心存疑虑。经过彭总、弼时同志耐心解释后，他的疑虑顿释，心情格外高兴，随即叫来照相馆的人，就在司令部的院子里同红军领导人合影留念。照相毕，彭总握着他的双手说：‘赵司令，这一下你可叫蒋介石抓住啦，你这是通匪有据啊！’赵寿山认真地说：‘我不怕，请你报告毛主席，我不仅通匪，我还要上山参加哩！’”

毛泽东听到这里高兴地笑了。范明接着汇报说：

“赵寿山还说，从那时起，他不仅与共产党保持了密切联系，而且实际上是保持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一直没有得到批准入党的答复。为此事，他曾问过他的参议、我们的党员杨明轩同志。杨告诉他说，共产党不是青红帮，随便说一下就可以入党的，你必须郑重地提出申请，历行党章规定的入党手续，才算入党。”

毛泽东说：

“讲得好！”

范明说：

“他听杨明轩一说，这才明白过来。所以，他在最后一次和我谈话结束时，很严肃很郑重的委托我，代表他正式向主席提出入党的要求。”

毛泽东听到这里，欣喜地笑道：

“还有这样生动的故事啊！”

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几口，扫视了一下在座的人，然后对范明说：

“赵寿山军长的入党问题，是一个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大问题。你可以根据你所了解的情况，讲讲你的意见嘛！”

范明略加思索，胸有成竹地说：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看，他有三条可以入党。”

毛泽东蛮有兴趣地“哦”了一声，伸出他那宽大的左手掌，问道：

“这第一条？”

范明说：

“赵寿山是17路军中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他最早响应我党《八·一宣言》，不仅是参加西安事变的重要将领，而且在抗战中与八路军密切配合互相支援。主席在延安接见他之后，他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进步，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在部队中大量吸收和重用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他还学习八路军治军经验，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把38军这支国民党的旧军队改造成团结进步、联共抗日的劲旅，赵寿山的觉悟和进步是实实在在的。”

毛泽东屈了一个指头，说：

“好，这是第一条。再往下讲。”

范明接着说：

“赵寿山与我们党在巩固部队、保存实力、争取生存、外抗日本、内斗重庆诸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他之所以能由11旅旅长当上17师师长，又由师长当上38军军长，表面上是当的国民党的官，实际上当的是由我们共产党员撑腰的官。”

毛泽东又屈了一个指头，说：

“在北伐战争时期也有过这样的先例。你讲第三条。”

范明说：

“赵寿山也清楚地知道，38军的人事权、财权以至兵权，绝大部分都掌握在共产党员的手里。而这些共产党员又都是他亲自培养出来的拥护抗日、团结、进步方针的中坚力量，赵寿山只有依靠共产党继续坚持抗日，才能在日蒋两种力量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否则，要么被国民党分化瓦解掉，要么被日寇消灭，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毛泽东听完，屈了第三个指头，许久没有伸开，只是不住地吸烟。待了一会儿，他才缓缓地说：

“事情正是这样的，38军军长赵寿山和我们党有两个共同的利益基础，一是要共同抗日，二是要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分化、瓦解、吞并以至消灭的阴谋。所以，赵寿山领导的38军和八路军的利益是一致的，和我们共产党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对赵寿山应当完全相信，决定不向他保密，要向赵寿山全部公开38军的党员名单，党的重大决定都要和他商量，使他安心。”

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香烟，抽了一口，郑重地说：

“中央原则上同意赵寿山的申请，可作为一个特别党员。为了防止暴露，不举行入党仪式，不办理入党手续，在党内也不公开，待时机成熟后再追认党籍，党龄可从‘双十二’算起。”

毛泽东把烟灰轻轻地弹入烟灰缸里，又嘱咐范明说：

“你回到前方后，请代我向赵寿山军长问好，要向他转达党中央的指示，请他不仅要做好38军的工作，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做好孔从洲、李兴中、陈硕儒等西北军将领的工作，还要鼓励孙蔚如出面向蒋介石做工作、作斗争。对国民党的腐化堕落现象和社交应酬，要同流不合污，防止部队腐化。又不要标新立异，孤芳自赏，以免暴露。同时，一定要搞好军民关系，做好群众工作，这是你们能否生存的根本条件。”

毛泽东这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点燃一支香烟，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反复踱步，停了一会儿，走到窗口，朝外望了望，说道：

“啊！黎明前的黑暗，天快亮了，肚皮也饿了，该吃饭了，喂饱肚皮再说。”

江青应声端上来饭菜：一盘辣椒炒肉片，一盘辣椒烧豆腐，一盘辣椒炒土豆，一盘辣椒红烧小鱼，中间放了一碗菠菜豆腐汤。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请吃饭吧！朱夫子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咱们今天反其道而行之，黎明即起，喂饱肚皮，请放开肚皮吃饭，回去好好睡觉，明天再谈。”

范明、欧阳钦也都笑着拿起碗筷，随着毛泽东盛了大米小米混合饭，埋头吃了起来。

欲知赵寿山和38军后来情况怎样？容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1942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中，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对10月9日刚刚结束的苦战了48天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他断言：“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当此时也，“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内的人们”，还有“许多被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重大转折。毛泽东这一惊人的预言，又有多少人会相信呢？说来也怪，历史的车轮果然按照毛泽东的预言转动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结束后，苏军凭借人力、物力上的优势，逐渐占据主动，在1943年8月的库尔斯克会战中又挫败了德军在东线的最后一次战略攻势，从而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收复了绝大部分国土，进而占领东欧多国，在1945年4月30日攻占德国首都柏林，5月8日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在3个月后，百万苏联红军又在中国东北歼灭了60万日本关东军，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事情到此还远没有结束。在苏军占领的东欧地区，迅速出现了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民主德国8个社会主义国家，加上二战后亚洲的朝鲜、中国、越南、老挝，拉丁美洲的古巴，还有二战前建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世界的西方到东方竟然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预见是多么科学，多么高远，多么神奇！

第54章 1942年12月—

“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讲丰衣足食，还得讲艰苦奋斗。没有艰苦奋斗，哪有丰衣足食？丰衣足食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话说1942年12月8日晚，毛泽东为了撰写一篇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用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亲自组织收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的和现状的材料，为此，他在给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南汉宸的信中写道：

汉宸同志：

各件均收，写得很好，大有益处。现我还急需贸易、金融、工业三部分，并须在三天至多四天要。请你日夜赶办，于本星期五交我。金融过去原不归你经手，但现已归你；工业你也管了一部分，由你将你管的，建厅管的，军队管的综合起来写成一件，最为适当。

敬礼！

毛泽东 12月8日夜

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南汉宸的信中写道：

“后送各件收到，甚慰。拟再请你对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项干部在自己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应兴应革），每项写1000至1500字左右给我，以插入报告中教育干部，对于你今后的工作有大助益。此次高干会主要需要教育材料。在三至四天内送我即可。”“每项能写二三千字更好。”“如何使他们不扰民、不贪污、不浪费而又能完成任务。每个问题分列若干条应注意之事项。”

12月16日晚，林彪给毛泽东及书记处写了一个关于同蒋介石谈话经过的报告：

毛主席并书记处：

甲、14日接到召见通知，本日上午恩来同志指示了见蒋时谈话要点。午后由张文白陪同见蒋，谈约45分钟，彼问我何时回去，行前还有什么话要向他说，我当即谈：一、我党对党内、党外均发了拥护十中全会宣言与决议的文件。我赞扬了此次会的新精神，赞扬了他在十中全会中演讲。二、我党拥蒋为民族领袖确是诚意。三、两党将来关系。四、现在须求彻底实行三停，并力求二编，并如何实行二编。五、双方今后当更接近。感谢郑延卓去延安，并说明毛有信托郑带来致谢，郑已抵达西安。六、请他发点药品给我们。

乙、蒋表示如下：一、统一团结问题，他们是诚意的，不是政治手段。希望能真团结，希望大家在政令下工作。二、各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所有问题应求解决，并要求整个解决，很快地解决，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的零零碎碎。三、只要他一天活着，解决问题与问题解决后，总会更合乎公道的，不让我们吃亏的，他死了就管不了。中共是爱国的，有思想的，是国家的人才，国家是爱惜人才的，不会偏私的，一视同仁的。四、过去革命五年的、十年的随便过去了，现在当求国家问题解决后，国家必能一日千里的进步。五、答应发给药品。如果我不离重庆有了时间可去找他，离重庆后，如果要再来亦可以的。

丙、谈完后，张治中陪同退去。在回来途中张说：“蒋先生既说愿意解决问题，你们可以提出具体意见，可以与他商量。”并说，蒋此次是很诚意认真的。

丁、我在向蒋报告时，我提到新四军三字时，他即插言说：“你们既然拥护政府、委员长，而又提新四军，在报纸上、文章中皆是新四军。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今后切勿再提新四军。”再提他是不听的。面红耳赤地唧唧说了这一遍。说完了才让我继续发言。他说我是他的学生，所以他才告诉我这话，他还未向别人说过此话。

以上情形望中央研究与指示。我们正准备向张治中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

林彪

12月20日，毛泽东致信南汉宸说：

“请你写的东西不知着手否？我要的关于粮草、税收、金融、贸易四部分，每样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1943年应如何作法。请你从今天至星期四4天之内下一番苦工赶一下，于星期五交我就好了，或在星期二三先将粮草一件交我，余在星期四五交我。金融、贸易二件请找银行与贸易局的人研究一下，粮税你是熟的。你前交报告很好，只是向少数人说的，不是向广大干部说的，故须重写。你写的被服部分我已采入工业问题里去了。”

12月21日，毛泽东撰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书面报告，由贺龙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直到12月29日才结束。这个书面报告共十章，原计划写的税收和节约两章因高级干部会议闭幕而来不及写了。报告中的第一章《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题目改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毛泽东在报告中“着重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提出了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引自《毛泽东选集》注释语）。毛泽东说：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地有效地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毛泽东批判了“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错误观点。他认为要发展经济，就要解决好公私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说：

“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

毛泽东还强调说：

“这次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

这年冬季的一天，在军委二局工作的毛远志从安塞来到延安医院看病，顺路到杨家岭看望伯伯。毛泽东和几位客人刚吃完饭，警卫员正收拾碗筷，毛远志忙说：

“不要拿走，我还没吃饭呢！”

毛泽东看着风尘仆仆的侄女，心疼地说：

“赶了50里山路还没吃饭？那就赶紧吃吧！”

他吩咐警卫员再拿个好菜来。不一会儿，警卫员端来三个烤辣椒，这的确是毛泽东最爱吃的好菜。毛远志就着辣椒，将伯伯和客人们剩下的二米饭和一个炒黄豆芽一扫而光。警卫员收拾了碗筷，抹干净桌子，转身去了。毛泽东亲切地望着侄女说：

“学了文化，会写信了，你写的信我收到了。你经常头痛，我听说了。”

一位客人问毛远志多大了？是否入党了，毛远志得意地说：

“我已经是正式党员了。”

“你入党了？什么时候加入的？”

毛泽东有点半信半疑。毛远志说：

“1938年10月我就是预备党员了。只因为年龄不到18岁，硬要我做了二年半的预备党员。”

“哎约，你好辛苦哟。”

“辛苦倒不辛苦，就是有些着急。我想，不成为正式党员就不来见您。”

“噢，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才不来的。”毛泽东拿了一叠纸和两支铅笔送给侄女，又嘱咐道：“你今天看完病不要回去了，就在我这里住上两个礼拜，一面就近看病，一面学习。正好你妹妹李讷和她母亲住医院去了，你就住在她的窑洞里，吃饭就同工作人员一道吃。”

毛远志到医院看完病回到杨家岭，毛泽东又问起她在二局的工作、生活情况，毛远志便将谁是她的科长、谁是她的股长、工作怎样忙、几乎天天开夜车等等讲述了一遍。毛泽东又问道：

“你们伙食怎么样？”

“唉——”毛远志叹口气说：“净吃土豆。吃多了就吐酸水。有时酸水还从鼻子、眼睛里往外流。”

“哎约，那样厉害呀！你做过饭吗？”

“我帮厨呀！”

“那你会做什么菜？”

“会切土豆丝、胡萝卜丝呀！”

“炒菜放多少油？”

“放油很少。一大锅白水熬菜，菜煮熟了，才浇上半勺油，漂在上面。”

“你们那里年轻人多，工作紧张，看来伙食是差了些。我认识的三个人就病倒了两个半。”

毛泽东所说的两个半人，一个是毛顺义，一个是毛华初，半个则是毛远志。后来，他从自己的办公经费中拿出了三分之一给二局做本钱，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将赚的钱补贴在工作人员的伙食里，伙食果然有了明显的改善。

这天晚上，毛远志就睡在了李讷的床上。夜已经很深了，她正睡得迷迷糊糊的，警卫员把她推醒了。原来，毛泽东此时才吃晚饭，让警卫员送来一个小猪蹄让她吃。毛远志迷迷糊糊地啃完猪蹄，倒头又睡。又过了两天，毛泽东问毛远志：

“头痛是不是好点了？”

毛远志回答说：

“不加夜班，是好多了。”

“那好，你就再养一段时间。”

大约一个星期后，江青回来了。这是毛远志第一次见到江青。尽管江青对她很亲热，很体贴，但家里住的地方实在紧张，她还怕影响伯伯工作，便去向伯伯告别，她说：

“伯伯，我想回去了。”

毛泽东不解地问：

“咱们不是有君子协定，你住两个礼拜吗？”

“我觉得头痛好多了，我要回去工作。”

“你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跟我住在一起可能过不来吧？”

尽管毛泽东一再挽留，毛远志还是告别伯伯回到了二局。后来在1943年，毛远志被调到西北局工作。有一次，她跟伯伯说：

“我想去前方工作。”

毛泽东笑着拍拍侄女说：

“你还想远走高飞呀？我看你还是先把病治好吧。”

果然，没几天毛远志的头痛病又复发了，而且比较利害，组织上把她送到西北局农场养病，离毛泽东住的地方很近。毛远志住在一间干打垒平房里，自己做饭吃。毛泽东关照警卫员拿来了一些旧报纸，帮她把墙糊上，还送来了两只别人送给他的风干鸡，让她补补身子。江青也经常来看望毛远志，非常关心她的身体健康状况。

再说12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给续范亭，他写道：

“大示敬悉。我近日忙着，你又有病，迟一下我们再谈更好。你身体差些，望维持。我右臂比上一年好一点，中医似乎有效。又是一年了，真是‘天增岁月人增寿’啊！其余不尽。”

1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茶坊”工厂厂长毛远耀按照军委总后勤部军工局的通知，和总工程师沈鸿一起从安塞策马启程，奔向延安，中午时分到达大砭沟军工局驻地。午饭后，二人稍事休息，便来到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临时住处。

他们一进门，毛泽东立刻起身相迎，微笑着和沈鸿亲切握手，又把沈鸿介绍给旁边的彭真和高岗。落座后，毛泽东对沈鸿说：

“你来了几年，今天才第一次见面咧，真抱歉！你是从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来的，见多识广，我们这里可困难呢，除了黄土地，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克服困难，才搞出现在这种手工业的自给经济。沈先生在这里一定遇到了许多不便吧？”

沈鸿连忙说：

“领导上对我的工作安排得很周到，有些困难也能克服。”

“沈先生是从哪里学会机器制造的？”

“我没有上过专科学校，我原是布店学徒，因为喜欢，先做锁，后来胡乱做一些机器，说不上好，能用就是了。”

毛泽东听罢大笑起来，他说：

“啊呀，你同我一样，我也没有进过军校，人家来打我嘛，逼得我只好从打仗中学打仗。我们现在只能发展自给经济，以保障供给，支持抗日战争。看起来这种特殊的经济似乎不合理，但它是符合现实要求的唯一办法。有人建议在这里搞重工业，搞大军工计划、大盐业计划，这是办不到的，那将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了。我们现在开这会，开那会，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真正懂得怎样办工厂。最近我们开了一次讨论经济（包括工业）政策的会议，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初稿已印出，请沈先生过目。你是行家，希望多提意见。”

说罢，他从书桌上拿出一本小册子递到沈鸿手中，又笑着说：

“当前的中国是七分封建三分资本主义。战后就是七分资本主义三分封建了，到那时你还可以回上海当你的资本家去！”

是日晚，毛泽东设便宴招待了沈鸿和毛远耀。沈鸿回到“茶坊”后，仔细认真地读了毛泽东为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撰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并对有关工业方面提了一些建议。

沈鸿大部分时间是在安塞县山沟里的“茶坊兵工厂”担任总工程师，解决了一项又一项的技术与生产难题。据统计，在抗战八年中，沈鸿与茶坊兵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共设计制造了供子弹厂、迫击炮厂、枪厂、火药厂和前方游动修械厂使用的成套机器设备134种型号、数百台套，还为民用工业，包括制药、医疗器械、造纸、印刷、造币、化工、炼铁、炼焦、玻璃、石油等工厂设计制造了成套机器设备、单机和重要部件400多台件。为此，他三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和特等劳动模范。

1943年1月1日晚，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1000余人的干部团拜会，庆祝新年，并欢迎刘少奇自华中归来。

刘少奇是在毛泽东的关怀和周密部署下，经过9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12月30日安全回到延安的。

毛泽东、朱德莅临元旦团拜会并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发出了继续战斗的号召，向前方和后方的军民提出了不同的战斗任务。他说：

“1943年胜利在望。在前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战斗、生产、学习；在后方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生产、学习。”

他号召后方的干部和群众努力工作，发展生产和教育，援助前方，争取胜利。

刘少奇报告了华中及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艰苦奋斗坚持抗战的情况。

随同刘少奇一起来到延安的历史学家吕振羽，在团拜会上见到了毛泽东，他喜不自支，随酿成小诗一首：回到圣地心花开，八州翘首向延安。欢迎晚会红光闪，亲聆音容乐无边。

随后，吕振羽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1943年底改任刘少奇的学习秘书。

1943年初，毛泽东迁往枣园居住。

这枣园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城西北8公里处，原是一家地主的庄园，这个僻静的山村横卧在山坡和平川之间，村内村外长满了枣树、梨树、杏树，以枣树居多，故俗称枣园。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枣园成为中央社会部的驻地，遂改名为“延园”。后来枣园旧址的大门石柱两侧一直保存有康生所书的“延园”二字。

就在毛泽东移居枣园不久，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的电影纪录片《生产、战斗结合起来》已经拍摄结束了，摄制组认为大生产运动是在毛泽东号召下开展起来的，在纪录片中应该出现毛泽东的镜头，为此，摄影队长吴印咸便到枣园请求毛泽东为电影题词，毛泽东欣然同意了。吴印咸感觉窑洞内太暗，就在窑洞外加好了摄影机，请毛泽东到窑洞外去写。毛泽东在两张长210毫米、宽160毫米的白色凸版纸上分别题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个过程全被吴印咸拍摄了下来，编辑到了电影里，并将这部纪录片改名为《南泥湾》。

后来在2月4日，《南泥湾》在延安首映，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极大的轰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也随着影片广为流传。

1月5日，毛泽东向陈毅、饶漱石发去《关于新四军行动总方针》的指示电：

陈、饶：

来电悉。同意你们分散计划。惟浙东方面不宜去人，恐抗战胜利时被国民党消灭，收不回来。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我们正与国民党谈判，将新四军编为八路军一个军，取得合法地位，并答应国民党于胜利后开至黄河以北，以期继续合作，共同建国。目前国共已接近一步，但要具体解决悬案，恐尚须拖一时期。在远东慕尼黑危险即国民党投降危险存在时期，我们向江南浙东发展是必要的。在此种危险已不存在，我们须准备在战后与国民党继续合作时，我们即须准备于战后开至黄河以北，这是总方针。

苏联冬季反攻胜利极大，仅斯城战区即击溃德意罗军40余师，包围德军22师，已无逃路，俘虏及击毙敌军达31万人，希特勒总崩溃为期不远，战胜希特勒后，中国时局将好转，日寇亦将夺气，有利我军抗战，我们应利用这种形势，鼓励军心民心，达到坚持目的。

少奇同志已安抵延安，并告。

毛泽东

1月8日至11日，任弼时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他在第三个问题“检讨历史教训与党性问题”的第一部分“关于中央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决定的两点解释和检讨历史的教训”中说：

“中央这次重新审查1935年的陕北‘肃反’问题，认为朱理治、郭洪涛两个同志应负错误肃反的主要责任，而不应由戴季英、聂洪钧两同志来负主要负责。自然戴、聂二同志是那次错误的肃反政策之坚决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们应该受到一定的处分，但主要的责任是不应该由他们来负的。中央认为朱理治、郭洪涛所主持的‘肃反’把陕甘边的26军的高级干部逮捕了许多，并杀害了200以上的优秀干部，这不仅是错误，而且是革命中的罪恶。产生这种错误肃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朱理治、郭洪涛两同志当时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左’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时期党内曾经占统治地位的一种错误路线，而陕北的这种错误肃反也就是由于他们执行并发展了这种‘左’倾机会主议错误路线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朱理治、郭洪涛两个同志的品质恶劣。就是说，他们两个党性很坏，到了陕北这个区域，大摆‘钦差大臣’的派头，有高度的领袖欲，是一种政治野心家，想篡夺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党政军的领导，以满足自己当领袖的欲望，好来称王称霸，因此就把党内的原则斗争发展成为党外敌人斗争的性质。当时他们所用的政治资本，就是反对所谓以刘志丹、高岗同志为代表的‘右倾取消主义’路线。经过这次高干会议检讨的结果，认为当时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所执行的路线不仅是没有错误，而且是从实事求是出发的一种正确路线。”

“在1937年5月的苏区党代表大会以后，中央已经感觉到高岗同志是陕甘宁党内同志和党外群众应真正拥护的领袖，从高岗、张秀山、王世泰等同志的具体工作中看出他们是有能力的老干部，从那时候起，中央已经认为这些干部在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是有工作能力的，在全边区党中是有威信的。因此，在后来的边区党委以及以后组织的边区中央局和西北中央局，高岗同志都担任了这些组织的书记。”

“这次高干会对于陕北党历史问题的检讨，高岗同志作了正确的结论，这不仅对边区党、边区干部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而且因为这些问题带有全国全党的性质，因此，对于全国的党来说，也是有重要的教育意义的。”

1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书记处关于坚持华中敌后斗争和保存干部给陈毅、饶漱石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陈、饶：

4日电悉。（一）在敌寇扫荡下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你们须动员全党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并以大力去开展敌占区及敌占城市中伪军伪组织和人民中的合法工作，以便配合我之武装斗争及在必要时荫蔽干部等。在根据地中一切工作方式切忌张扬，以免引起敌人警惕。报纸学校工厂应少办，政治攻势的口号亦不应提出，而应采取各种复杂的方法来保存我之力量，以便渡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二）同意你们送大批干部来延安，并同意赖传珠来延安，以粟裕为参谋长。干部来延路线，主要须经华北各根据地护送，其他路线则可经刘晓送西安转延，或经北京、彰德、开封转延，交通建立办法另告。但人数不能太多，并须可靠的能在敌区国民党区行走的干部才可以。（三）在华中的文化干部及医生技术人员等应设法送一些来延安，以免在敌后损失，但须估计他们的身体是难于长途行军的。

　　 中央书记处

1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目为《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

吴满有在边区政府发展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的号召下，订出自己周密的劳动增产计划，靠劳动致富，成为劳动英雄。为了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林伯渠、李鼎铭联名通令全边区，号召农民向吴满有学习。

1月14日，是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的最后一天。

会议认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从实际出发，依靠山地农村发动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路线是正确的。”

大会还对359旅全体指战员，对王震、何维忠、罗章、晏福生、马文瑞、习仲勋、沈鸿等22名在大生产运动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干部，进行表彰，颁发了有毛泽东亲笔题词的锦旗和奖状。

毛泽东在给359旅的锦旗上题写的是“发展经济的前锋”，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给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给马文瑞的题词是“密切联系群众”，给沈鸿的题词是“无限忠诚”。

大会还对6名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干部进行了惩处。

毛泽东在闭幕式上作了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他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话，阐明了领导的真实意义。他说：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的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这就是所谓群众观点和领导艺术，就是真正理论与实际的联系。高级干部会议已经完成了将边区广大人民和广大党员的意见集中起来的任务，现在就是坚持下去的问题了。实际上“坚持下去”的任务已经开始执行。

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西北局、留守兵团都积极部署了1943年的大生产任务，在陕甘宁边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生产劳动竞赛，形成了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村庄与村庄、军队与民众、部队与部队及各机关之间竞相开展生产竞赛的热烈场面。

有一天，毛泽东问部队负责人王近山：

“部队对自力更生、生产自给有什么反映？”

王近山回答说：

“战士们对丰衣足食的口号兴趣很大。”

毛泽东说：

“有兴趣就好。不过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讲丰衣足食，还得讲艰苦奋斗。没有艰苦奋斗，哪有丰衣足食？丰衣足食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毛泽东又说：

“蒋介石净做坏事，但他不给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发饷，倒算做了件好事。我们经济上受到了封锁，我们少了几十万块饷钱，使原来对蒋介石还有点幻想的人，不再幻想了，应该谢谢这位‘委员长’，他使我们找到了‘自己动手’的道理，这比任何饷、任何援助都可靠。”

1月1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的决定》：

由于延安与华北华中的联系更加困难，陕甘宁及晋西北两个边区更加重要，特决定成立联防军政治部，直接管辖上述两个边区的部队的政治工作。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同志兼任联防军副政委及联防军政治部主任，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同志兼任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委12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兼联防军政治部第二副主任。

留守兵团政治部撤消，并入联防军政治部，委方强同志为385旅及陇东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委伍晋南同志为120师358旅及三分区政治部主任，委张平化同志为120师及晋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在甘泗淇同志不在晋西北时代理120师及军区政治部主任。

另以总政治部一部搬至杨家岭王稼祥同志附近，组织很精小的总政治部，统管全军政治工作。

　　中共中央

1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给彭德怀的“对战后形势的分析和关于当前工作问题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德怀同志：

你12月18日电最近才看到，兹复于下：

一、在德意日打倒后，国际国内形势均会发生根本变化，这一形势是利于人民不利于独裁的。但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去年七七宣言是在这个基点上发的。争取边区与新四军合法化，并答应国民党在战后将黄河以南部队集中到黄河以北，两年来《解放日报》及新华社根据我党方针，尽量避免刺激国民党，去年9月蒋约我见面，派了林彪去，现尚未回，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所有这些也都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就是精兵简政除当前作用外，也有这个作用。我们既不准备打内战，无须多兵，兵少又可减轻国民党的畏惧心理，求得和平，以待全国人民的觉悟。如果人家要打，我们也有恃无恐。

二、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改善生活的条件，一是减轻农民对地主的负担，即实行减租减息；二是减轻农民对政府的负担，即实行精兵简政与发展一部分公营经济；三是认真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及副业生产，增加农民的粮食收入及副业收入。各根据地对这几件事都有很多工作可做。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与教育二项，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与教育三项。

三、教育以对象分有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等项，目前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而不应放在国民教育上。不是不要国民教育。以内容分有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等项，而对于干部特别就目前时期说来，应着重思想教育，其办法就是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这是建党的基本政策。延安去年4月起学了8个月，今年3月底可学完，收效极大。审查干部亦已开始，并有成绩，准备以今年一年审查完毕。延安以外陕甘宁边区各地党政军民干部今年仍是整风学习，并进行审查干部。敌后各根据地对整风学习均未深入审查干部，还未认真着手，望加注意。整风主要是整高级干部，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一个根据地大约有100至200人，包括各中央局分局委员在内。其次是中级干部，每一根据地有数百至数千人。再次才是下级干部。有些根据地把这个方向弄颠倒了。只有在认真地深刻地整风学习与展开自我批评的热潮中，审查干部才会彻底。过去对于审查干部，不论延安与外地大都是形式的。如果能在今明两年抗战胜利前经过整风与审查，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保存骨干与教育骨干，这是今明两年的两个严重任务，各级负责人必须抓住这个方针。为这两件事必须进行各种对外对内的严重斗争。

毛泽东　　

1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他写道：

最近中美中英间签订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协定，美英放弃了在华的特权。我们应当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各地党部凡在战争环境许可下，均于旧历元旦前后召开军民庆祝大会，庆祝中美中英间新的关系与新的团结，坚定军民抗战信心，号召军民为驱逐日寇，完成中国独立解放而斗争到底。一切共产党员，均须循此目标前进。并向全国人民说明下列各点：

一、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是中国逐步丧失独立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历史，同时，又是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历史。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残暴，中国民族中败类自西太后、袁世凯、北洋军阀、不抵抗主义者、直到汪精卫等等卖国求荣的无耻，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反抗与解放斗争，自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红军运动直至现在的民族大抗战。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一方面是庄严的斗争。

二、中国殖民地化过程与民族解放过程的斗争，到了“七七”抗战以后，已进入到决定胜负与决定中国最后命运的阶段。百年来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斗争涌出了领导这个斗争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七七”抗战的发动，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共合作的坚持，全国军民的卓绝奋斗，国际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形成，英美苏（苏联还远在十月革命后即发表声明书，声明废弃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后又签订孙文越飞协定，更于1924年正式签订条约，完全取消中俄间不平等条约，完全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取得的特权）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援助，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使中英美间不平等条约得到废除。

三、中国今后命运是要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得到决定。抗战已五年有半了，今后困难尚多，我们必须坚持抗战，克服困难，巩固国内团结，反对民族败类——汪精卫及其他无耻汉奸，揭露日汪间一切奴役中国、出卖中国的协定，打走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不如此，中国的独立解放便无法实现，中美中英间不平等条约之废除也还是一纸空文。

四、中国要变成独立的国家，要变成与世界列强列于平等地位与平等关系的国家，不仅有赖于对日战争的胜利，而且有赖于战后国家之建设。我党中央在去年七七宣言中已指出战后中国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尤其重要的是历史事实证明了：当国内团结，国共合作时，中国是充满着光明与希望的，当分裂内战时，人家便来欺负，国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上一次国共合作，曾经收复了汉口、九江租界，这一次国共合作，又取消了不平等条约。战后新中国的建设，是保证中国独立解放的重要关键。

五、中国共产党自诞生后，便投入了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孙中山先生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改变革命方法，采取发动群众的路线，实行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共产党在大革命时代始终尽了急先烽的作用，后虽不幸破裂，被迫退入农村，继续民族解放的斗争，但自“九一八”后，共产党又不断提议，组织民族统一战线与恢复国共合作，特别是“七七”抗战后，国共两党实行合作，举国一致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发动伟大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始终是站在最前线的地位，担任最艰苦的职务，转战敌后五年有半，抗击在华日军恰好一半，前仆后继，未尝稍懈，共产党不仅是为抗战胜利而坚决斗争，并且还要在战后独立、自由、民主、与国际列强列于平等地位之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中，同样也站在最前线。

1943年2月5日，这一天是农历大年初一。一大早，枣园乡的农民们穿着新衣服，吹着唢呐，捧着油馍馍、年糕、寿桃，提着米酒，抬着“为民谋利”的锦匾，来给刚搬进枣园不久的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拜年。

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其他人，也早早等在他们各自的门前，迎接拜年的乡亲们。

中央小礼堂一排排长桌上，铺着延安生产的粗线花条子桌布，摆放着红枣、苹果、香烟、瓜子。毛泽东把乡亲们领进小礼堂，和几个老年人坐在中间的桌子旁，连连招呼着老乡抽烟、吃果子，笑着问大家：

“年过得好啊！”

枣园乡乡长杨成福上前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拉着他的手，说：

“乡长叫成福，有福气，居民才有福气。你是枣园乡的乡长，我是枣园的一户居民，以后你们开居民会可别忘了我，也要叫我哩！”

毛泽东的话逗乐了众乡亲。他问乡亲们说：

“枣园有多少户人家，过年杀几头猪？”

众人抢着说：

“全村24户，杀了18头猪。”

“不多啊！今年还要多养猪，明年过年，争取每户都杀一头猪才好哩。”毛泽东笑着说。他又问大家：“今年是大生产年，你们能不能做到‘耕三余一’？”

众人说：

“不但能做到‘耕三余一’，还要争取做到‘耕二余一’哩！”

“有什么措施？”

“多耕地，多上肥，多锄草。”

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很好！但这还不够，还要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实行变工互助。在自愿参加的原则下，大家组织起来，实行人力、畜力、工具互助，这样可以提高效率。将来还要组织生产合作社，实行集体化，这是农民彻底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

他又问枣园村的谢村长：

“现在老乡们卫生搞得好不好？害病的人多不多？”

谢村长一边用手比划，一边笑着说：

“今日枣园村的卫生可好得很，每家都修了一个厕所。在中央警卫团的帮助下，还设了个接生站呢，婆姨们可欢笑死了！从前养娃娃不卫生，养不活，现在讲卫生，养一个活一个。”

毛泽东也笑着说：

“咱们搞革命就是要人财两旺嘛！以后每个村庄都要修一个小医院才更好。”

毛泽东最后跟大家说：

“咱们都是老邻居了，今天中央请老乡们吃顿年饭，喝杯年酒，但要多吃多喝，不准客气。”

宴会开始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桌分一个，轮流给乡亲们敬酒夹菜，大家也不断地给毛泽东等敬酒敬菜。

关于这次拜年的情形，毛泽东的卫士顾昌华是这样说的：“主席和其他首长在小礼堂门前忙着接待客人。经过大生产运动，延安人民丰衣足食，心情特别愉快。这天，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来了，他们有的捧着油馍油炸糕，有的提着米酒。枣园的乡亲们还特意蒸了个白面大寿桃，缝制了一面小红旗，上面写着‘为民谋利’四个大字。他们要将这些礼物献给毛主席。小礼堂里并排放着两行桌子，上面铺着延安生产的粗线花条床单布，颜色十分鲜艳。花生、糖果、香烟、红枣、苹果摆了一桌一桌的。毛主席和几个老年人一起坐在中间那张桌子旁，主席笑着望望这边，望望那边，问大家年过得都好吧？大家说，主席好!枣园区的区长把大家一一给主席做了介绍……主席对大家说：我们是老邻居，今天请大家到一起吃顿饭，希望不要客气，多吃多喝……主席正说着，饭菜已经端来了。主席不断到各桌去劝酒，要大家多吃些。农民们也不断举杯向主席敬酒。整个小礼堂里，洋溢着一片欢笑。”

2月6日是大年初二，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到枣园回拜。毛泽东见到区乡干部都道一声：

“辛苦了，过年好哇！”

他拉着李区长9岁女娃的手，问她几岁了，上学没有？当他听说女娃还未上学时，就对李区长说：

“陕北地薄人穷，文化不发达，教育儿童是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将来总不能常住延安，今后的地方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2月6日上午，延安文化界70余人，在青年俱乐部与吴满有、赵占魁、黄立德三位劳动模范座谈。三位劳动模范分别讲述了他们的翻身经历和生产的现实情况。文化工作者们听了，深受感动。历史学家范文澜说：

“像我们这样只知道吃救国粮的文化人，对于自己应负的责任实在太惭愧了。”

哲学家艾思奇说：

“文化的源泉是生产实践，我们要好好地向你们学习。”

作家丁玲感慨地说：

“过去总有些伤感的心情，今天几位新的英雄，已经给予我们新的健康的题材了。”

文化界人士一致接受三位劳模“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他们表示，要把笔头与锄头、铁锤结合起来。

春节期间，杨步浩带着延安六合乡的群众代表和秧歌队200多人，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抬着春节为毛泽东绣的“人民救星”的金匾，给毛泽东拜年。杨步浩代表乡亲们讲话，他说：

“毛主席领导我们穷苦人闹翻身，过上好日子，是我们的大救星，我们给毛主席送个‘人民救星’的金字匾，表示我们六合乡人民的一点心意。”

毛泽东在乡亲们的热烈掌声中接过金匾，转给工作人员抬着。他说：

“延安县川口区六合乡人民，经常和中央机关来来往往，像亲戚一样，今天又送来了金字匾，对中央这样关切，谢谢六合乡的全体人民，祝贺六合乡人民今年夺取更大的丰收。”

毛泽东说完，观看乡亲们表演的文艺节目。毛泽东和杨步浩及乡亲们坐在一起，边看节目边交谈，亲如一家人。

中午，毛泽东和杨步浩及乡亲们一起吃了午饭。下午，乡亲们还要去慰问朱德，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这里有汽车，送你们去！”

于是，乡亲们坐着毛泽东的小汽车和军委的大卡车，敲锣打鼓，吹着唢呐，热热闹闹地到朱德那里去了。

鲁艺秧歌队也在春节期间演出了《兄妹开荒》，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等人看后，认为很好。毛泽东边看边连连点头，笑着称赞道：

“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你们觉得怎样？”

朱德说：

“不错，今年的节目与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

2月9日，毛泽东高兴地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说：

“陕甘宁财政难关已经渡过。今年决定大力发展农、工、盐、畜产品的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

春节期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慰问团，到南泥湾慰问359旅。延安县的慰问团也来到了南泥湾，慰问开荒种地的模范部队359旅的指战员们。杨步浩是县慰问团的代表，他在与战士们的交谈中，听说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分配有生产任务，心头一热，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了下来。他向县慰问团长要求道：

“毛主席、朱总司令日夜操劳国家大事，那么忙，还分配有生产任务，那怎么能行。这任务得由我来替他们完成。”

后来，延安县的领导向毛泽东、朱德报告说：延安县农民杨步浩要求替毛主席、朱总司令完成生产任务。毛泽东、朱德为杨步浩的热心所感动，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2月18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来到枣园前面的田野间散步，枣园村侯老汉、胡老汉正在那里抽着旱烟锅子拉家常。毛泽东走到他们面前，亲热地问候道：

“你们辛苦了。”

老乡说：不辛苦。毛泽东询问他们高寿多少？一个老汉说：

“咱们都60多了。”

毛泽东又问：

“这大年纪的老人，村里有多少？”

两个老汉回答：

“有24个。我们两个是同年同庚的，明天正月十五就是我俩的生日。”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

“那很好呀，你们正是‘六十花甲年高有德’的人，应该给你们贺寿才好。”

胡老汉“唉”了一声叹了口气，说：

“咱们这号受苦人过生日，还贺个啥寿哩。”

毛泽东笑着说：

“咦！如今咱们都翻身了。生产又搞得好，真是人寿年丰呀！正好明天是元宵节，请你们到我那里去玩玩，咱们大家一起来贺寿！一定都要去，千万不要讲客气。”

一个老汉说：

“哪敢领毛主席的情。”

毛泽东说：

“今非昔比，正是后生给老人贺寿的好时辰。”

毛泽东回到住处，吩咐管理员明天下午2时准备三桌酒席，还要做一些又细又长的面条，再备24份礼物。他又派人到枣园的24个老人家里，挨门挨户通知他们，说是明天毛泽东要给他们贺寿。

老汉们听到这个消息，一个个欢天喜地，奔走相告，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议论，说：这可是开天辟地第一遭的稀罕事。

据蒋秦峰记载，元宵节前夕的这天晚上，延安市灯火辉煌，锣鼓喧天，噼噼啪啪的爆竹声此起彼伏。

2月19日下午，还不到2点钟，枣园村24位老汉陆续来到毛泽东的会议室门前。毛泽东早早地站在门口，笑眯眯地迎接他们，一个个握手，不断地重复着祝贺生日的话。寿星们见到毛泽东都很感动。刘老汉情不自禁地流了泪，哽咽着说：

“咱祖宗三代，没人看得起，是毛主席把咱推到人前来了。”

不少老汉也都流了泪。毛泽东说：

“咱们今天都翻了身，生活大改善，自己又当了主人，以后每个年老的人都要贺寿。”

毛泽东把老人们让进会议室，分宾主坐了，陪他们抽烟、喝茶，拉着家常。三桌酒席上来了，毛泽东请众人入席，挨个给他们敬酒敬菜，每个人端了三杯酒，还不住地祝贺着：

“晚年幸福，寿比南山！”“延年益寿，老当益壮！”

当24碗长长的面条上席之后，毛泽东站起来，笑嘻嘻地说：

“祝贺各位长寿，像寿面这样长久的健康的生活下去！”

众人酒足饭饱，已是黄昏时分。毛泽东又敬烟敬茶，还给每人赠送了一份寿礼：一条毛巾，一块肥皂。

毛泽东又在会议室门口，专门给老人们放了一场《列宁在十月》的电影。直到夜深了，有些老汉还恋恋不舍和毛泽东亲热地拉话谈心。

2月21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联共中央和红军将士们，祝贺苏联红军成立25周年及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他说共产主义思想是“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不适合中国国情。蒋介石还把10年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他还说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2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

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方案，决定将方案修改后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书记处会议决定：王稼祥、陈云因病休息3个月；在陈云病假期间，中央组织部日常工作由王鹤寿负责，重要问题请示刘少奇处理。

3月15日，野坂参三以“林哲”的化名在《解放日报》发表《在日本工农学校纪念三一五》一文，毛泽东读后，当即给他写了一封信，其中说：

“向你建议，多写些日本革命史料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请你考虑。”“你的文章我都喜欢看，并劝同志们学习你对事物的客观分析态度，我们的人很少会作分析文章的，主观主义夸夸其谈的东西满口满纸，我们正在打击这一传统甚深的极坏作风，并请你予以帮助。”

3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康生、凯丰、博古、邓发、张闻天、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共13人。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时局与方针的讲话，讲话要点如下：

一、时局。日本最近从满洲调兵入关，对华采取攻势。最近国民党电台与延安联络，这是国共关系好转的表示。国民党在去年冬天估计日本一定会进攻苏联，但今年2月后认为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由于日本新的进攻，国民党因外援不到，就想到内援。现在谈判仍然未停，说谈判要以何、白皓电为基础。如果日本继续进攻，国民党政府可能迁都成都，还不会投降。在日本新的进攻中投汪的增多，日本已决定扶汪打蒋的方针，现将华北、华中等伪政权统一起来。

德国是今年被打坍还是明年？首先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今年不能打坍，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等）也要估计到。这两种可能性中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是哪一种。总的估计：日本是扶汪打蒋的方针。国民党在日本进攻下，外援不至，要求内援。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中国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我们仍要坚持两年到两年半。整个世界形势和历史的发展对国民党不利，而对我们有利，但要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才能战胜国民党。

二、工作方针。中央的工作方针，是研究与指导，要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之目的。研究问题：1、国际 英、美、苏、德、意、日六大国，主要是研究六大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三大项。去年对日本的研究最有成绩，其他无成绩，今年要有成绩。2、国内 国民党统治区，主要是研究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根据地，研究政治、军事、经济、文教。政治主要是政权，军事是军事建设、民兵建设，经济是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去年研究成绩最好的是中央研究院与政治研究室。3、历史 中国近百年历史的研究：政治（范文澜），军事（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经济（陈伯达），文化（艾思奇作哲学史，周扬作文学史）。中共党史开始研究：22年的路线问题；政治局同志座谈；在一年内应有确定的收获。4、对干部要保存他教育他。教育包括业务教育和理论、思想教育，后一种教育今年要继续努力。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要进行理论、思想教育，读马、恩、列、斯的40本书。干部各种教育中主要是整风教育与思想教育，在各种干部中主要是高级干部的教育。

指导问题：方式——报纸、电报、党务广播、口头报告。报纸是很重要的一种方式。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要有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解放日报》自去年4月改版后有进步，摸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报纸材料的来源就无穷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本质），是具体的分析具体问题。党务广播，是党内教育干部的一种方式。去年工作有成绩，今年要有更大的成绩，经过报纸与党务广播传到全国去。

今年要准备开第七次代表大会。

方针中还要增加一条：我们的领导要联系群众。现在财经、妇委、职委、文委的工作方针都在转变。审查干部也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方法是要从下层总结经验，然后再加以指导，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唯一的来源、唯一的出路是群众。

我去年与许多部门工作同志很少接触，今年要多接触，多接触才能有知识。

三、工作任务。中央机关的任务是工作、生产与教育；前方是战争、生产与教育；后方是生产与教育。这种方针要向全体同志说明。公开说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但在我党高级干部中要说明保存骨干，积蓄力量。现在华北正送大批干部到陕甘宁边区学习。保存骨干不仅保存地方干部，而且要保存军队的骨干。现在要瘦一点，就是精兵简政。为了保存骨干必须坚决实行精简政策，反对敌人的“蚕食”政策。这就是战争的任务，这是第一个任务。第二就是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干部教育是第一，过去干部进步很慢，而战士进步很大，陇东马夫中还出了一个木刻家。过去干部学习没有时间，没有经费和课本。中央对干部教育的决定要切实实行。第三就是生产的任务。

用这些方法来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

3月16日这一天，蔡和森、蔡畅的母亲葛健豪老人病逝于湖南永丰石板冲，终年78岁。

临终前，她还一直不知道蔡和森早已壮烈牺牲。她问长女蔡庆熙：

“和森、咸熙（即蔡畅——笔者注）有信回没有？”

老人嘱咐长女写信告诉蔡和森、蔡畅：

“母亲已看不到他们事业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后来，毛泽东为老人题写了一幅挽联，他写的是：

“挽蔡母葛太夫人：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毛泽东 一九四三年”

3月中旬，国民党军王仲廉部根据军令部的命令，自安徽蒙城地区东进，企图向新四军淮北根据地进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为扩大地盘，并接应王仲廉部东进，亲率第89军、独立第6旅、保安第3纵队等部，侵入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泗县金锁镇、界头集、山子头一带。

3月17日晚，新四军第4师主力在第2师、第3师各一部的配合下，由第4师师长彭雪枫、政治委员邓子恢统一指挥，冒雨对据守在山子头的韩军总部进攻。

3月18日14时，山子头战斗结束。新四军击毙保安第3纵队司令王光夏、独立第6旅旅长李仲寰等人，生擒韩德勤及韩部官兵1000余人。王仲廉部闻讯后，迅即退至津浦路以西。

陈毅与韩德勤在一个特殊场合见面了。陈毅向韩德勤阐明了中共团结抗战的基本主张，表示对韩德勤坚持敌后抗战将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同时希望即使将来国共之间有大规模的摩擦发生，也力求与韩德勤保持友善态度。韩德勤说：

“贵党贵军确有顾全合作的诚意，对本人的优待，至为感激。”

接着，他检讨了自己从黄桥决战到山子头战斗的许多问题，并提出共同订立协议以示互信。

后来在3月31日，韩德勤的参谋长吕汉劲代表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部，与新四军代表彭雪枫共同拟订了一个合作抗战的协定，交陈毅、韩德勤核准执行。

在3月31日这一天，陈毅在4师师部设宴礼送韩德勤。席间，陈毅、韩德勤、彭雪枫、邓子恢、吕汉劲、张震、范长江、吴芝圃依次而坐，陈毅表示发还韩德勤一批人枪，应允给一块活动地盘，在淮北划一个乡给韩德勤驻扎。韩德勤苦笑着说：

“一个乡是不是小了点。”

陈毅说：

“1940年江南新四军开进苏北抗战，没有立足之地，你省主席连一个村子都不给。我们可不那么小气哟，开口就是一个乡。”

次日，新四军交还韩德勤400多人、300多支枪以及一部电台。另有缴获韩德勤的收音机、貂皮大衣、钢笔都发还给了他。陈毅还特别给了韩德勤8万元作为活动经费。韩德勤感谢不尽，连称以后决不再与新四军搞摩擦。在4师骑兵大队护送下，韩德勤坐上新四军为他准备的牛车，带着新四军交还的部分人枪，前往指定区域驻防。

再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召开，康生介绍了中央组织机构调整和精简的酝酿过程，他还说：

“少奇同志意见，书记处应有1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处理和决定日常工作。”

与会者表示同意中央组织机构调整和精简的草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

会议一致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主席；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刘少奇参加中央军委工作，任军委副主席。

周恩来因在抗战初期的战略方针问题和在南方局工作上的错误，在整风期间为党内所不理解，因此未被推定为书记处书记。

会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

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记。

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任弼时、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组成，刘少奇为书记，负责统一管理中央组织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和海外工作委员会。刘少奇兼任中央研究局局长。

会议决定：中央党校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领导，邓发调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兼任校长，彭真任副校长。

会议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归王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归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归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归杨尚昆负责管理。

欲知毛泽东此后在党内如何开展工作，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从1941年10月3日开始，一直到1942年11月16日，毛泽东为了使刘少奇能够从新四军军部安全到达延安，先后12次打电报给刘少奇本人及其他领导人，不厌其烦地详细交代安排刘少奇在路途上的安全问题，可见毛泽东此一时期是多么急切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历史促使毛泽东选择刘少奇，除了其它一些因素外，最主要的一是因为刘少奇一直不受“左”倾机会主义头子重用，甚至还受到了张闻天的排斥；二是因为刘少奇1941年7月2日在华中局党校所作的《论党内斗争》演讲，公开表明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反“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立场上。所以也可以说，刘少奇之所以能够在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跃而成为党内最显赫的第2号领导人，与其说是毛泽东有意栽培他，倒不如说是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延安整风运动成就了他。这正是：“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

另：毛泽东在1943年1月5日给陈毅、饶漱石发去的《关于新四军行动总方针》指示电中说：“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苏联冬季反攻胜利极大，仅斯城战区即击溃德意罗军40余师，包围德军22师，已无逃路，俘虏及击毙敌军达31万人，希特勒总崩溃为期不远，战胜希特勒后，中国时局将好转，日寇亦将夺气，有利我军抗战。”后来势态的发展，果然如毛泽东所料，其预言何其精准也！

第55章 1943年4月—

“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

话说1943年4月1日，毛泽东为抗日殉国的国民党军将领戴安澜撰写了挽辞和挽诗，从延安发给戴安澜治丧委员会。

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安徽省无为县人，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生。1933年3月，他率部参加长城古北口抗战；1938年先后参加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9年1月升任第200师少将师长，该师是新建的第5军的主力师，对外号称是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机械化师。1939年，他先后率部参加随（县）枣（阳）之战、长沙保卫战、桂南昆仑关战役。1941年12月，第200师开赴缅甸协同英军作战。他率领200师开进东瓜，逐次接替了英军的防务，掩护英军撤退；1942年3月参加东瓜保卫战；1942年4月参加棠吉之战。1942年5月10日，远征军大部队退至胡康河谷，在温佐一带掩护其撤退的戴安澜第200师，与军部失去了联系。戴安澜决定带部队进入缅甸中北部山区打游击，并寻隙退回国内。18日，第200师兵分两路，横穿细抹公路。激战中，戴安澜胸腹部受伤。1942年5月26日下午5时，戴安澜伤重去世，享年38岁。1943年4月1日，国民党在广西全州香山寺举行戴安澜追悼会，由李济深主持。

共产党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撰写了挽辞、挽诗、挽联和挽幛，遥奠忠魂。毛泽东书写的挽辞是：

海鸥将军千古！毛泽东 挽

其挽诗云：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后来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在1956年9月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毛泽东向戴安澜的家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4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全文如下：

自1942年“四三”决定后，整风运动有了大的成绩。凡整风深入的地方，党内团结空前地增长了，干部中不正确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极大地改造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与军阀主义倾向也逐渐被克服了，面目不清的干部被审查明白了，暗藏在党政军民学机关内大批奸细分子被清查出来了。凡整风深入的地方，证明着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个重要关键，是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一个重要关键，是22年来我党历史中一个大的创造事件。凡整风深入的地方，又证明着整风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与极端精细的斗争，必须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拿出极大的责任心，负责贯彻到底，并自己动手，以身作则，毫不夸张浮躁，毫不粗心大意，才能完成任务。但是由于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还不认识整风的深刻意义，故在这种情况下的地方，还没有获得成绩。有些地方则在部分的机关学校部队中获得成绩，而在其它的机关学校部队中则尚未深入。因此中央决定，从1943年4月3日到1944年4月3日，继续开展整风运动。除陕甘宁边区责成西北局重新做出整风计划外，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责成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依据战争环境特点，重新作出自己的整风计划。己经作成此种计划并在实施中的地方，则根据此次指示加以必要的修改或补充。

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以来，我党增加了约70万新党员，他们过去都是未受过无产阶级科学思想（马列主义）的锻炼的。在数万老党员中，对于受无产阶级科学思想锻炼的程度也极不一致，其中有许多人仍然拖着很长的小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的尾巴，思想上的关节还未打通（其中并有若干重要干部）。对于上述新老两类同志（目前着手是对于干部），给予深刻的整风锻炼，借以纠正其错误思想，打通其思想上的关节，坚定其阶级立场与党的立场，改造其工作作风，是完全必要的。对于那些思想比较正确，或对马列主义武器掌握得较好的同志，则借整风增进他们的修养，可以使他们更趋于进步与发展。因此，凡以为整风是专整下级，不整上级；或专整上级，不整下级；或专整新干部，不整老干部；或专整老干部，不整新干部；或专整别人，不整自己；或专整自己，不整别人，都是错误的。

又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的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这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已经充分证明。各地内奸的严重程度虽然不一致，也不是说每个支部都一定有内奸，但就各个地区说来，可以断定，此种情况是无例外地存在着。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凡整风尚未深入的地方，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尚未被纠正，内奸问题也至今不曾引起注意。

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分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着，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因此在进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风的初期与中期，除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十分注意外，在公开号召中，必须绝对不提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的任务，只提纠正错误思想与检查工作的任务，否则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难于纠正，内奸亦不能发现与肃清。因此，在领导策略上，各地在今年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在此阶段内，对于“四三”决定上要求注意民主方面，予以强调，而对于该决定上要求注意领导方面，则暂时不予强调。这样做的目的，第一，在于使下情获得上达的机会，表露各种正确的意见，发扬正气纠正缺点。第二，在于让有错误思想的同志，尽量表现其错误观点，以便根据其表现而给予具体的与明确的纠正，使他们在自己经验中认识自己矛盾着的思想，因而便利于克服错误思想，转变为好同志。否则毫无生气的，平平常常的学习，必不能有多大的效益。第三，在于使内奸分子利用我们的民主政策，认为有机可乘，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使领导机关与广大干部逐渐识别他们。对于内奸分子，凡非军事紧急时机，紧急地点与紧要环节，不要忙于宣布他们为内奸，只把他们当做有错误思想的同志看待，以便诱使他们尽情暴露，达到彻底根究之目的。不论同志的错误思想与内奸的反党表现，领导人员对之均要镇静忍耐，不慌不忙，以便冷静地正确地观察与辨别谁是有错误思想的同志与谁是反党的内奸分子。至于任何同志的正确意见，更要虚心倾听，绝对不能抑制。

在采取这种政策后，在第一阶段中，一方面正确意见会生长表露，另方面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说怪话、反领导、乃至反党等各种不正确的现象，也会发生。而这两方面，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尤其要使错误思想多多暴露。这一阶段是初学学风文风的阶段。在第二阶段中，则应组织积极分子对于错误思想的反驳，强调“四三”决定上要求注重领导一方面，着重发扬正确意见，缩小民主范围，把错误观点明确地坚决地克服下去。但须注意这种克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克服，而不是武断的命令主义的克服，不要伤害每一个还可挽救的同志。在这一阶段内，仍然不要提内奸问题。到了第三阶段，是学习党风的阶段，这是学习深入时期，此时大家都接触了实践问题（党风），又有了思想武器，将是反省自己、批评别人最开展最热烈的阶段。此时除学完党风文件外，主要地应审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与历史，以便弄清各同志的面目，了解其缺点与纠正其缺点。对于个别顽固的典型错误分子（党员），可以发动群众斗争，借以教育本人与教育群众。同时应开始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这对于继续发现内奸与教育群众都有极大作用。在第三阶段中，还应检查各单位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与改善工作。

这样，每一具体机关学校，从重新布置整风之日起，至少5个月内（战争时间不算在内）均须做为发现同志错误思想与纠正错误思想的时间。5个月后，方为开始着手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与部分地清理内奸的时间。这样，一年以内（除去战争及其他繁忙任务所占时间）可以大体上结束整风学习，而把全部完成审查干部与清查内奸的任务，推至以后的时间。延安部分机关学校，1943年4月才结束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这些机关学校，从1942年冬季才开始着手审查干部，1943年4月，才正式审查干部。敌后情况与延安大不相同，主观计划常易为客观情况变化所中断，故应灵活地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的经验，随着情况变化而修改自己的计划，采取适应环境的处置。但对内奸问题若过于仓卒处理，势必不能彻底，且易发生毛病。内奸的可怕是我们的不自觉，只要我们一旦自觉，内奸就不可怕了。有军队与政权在手，且有内战时期肃反经验的党，是有充分可能把内奸肃清的。故各地在1943年冬季以前，必须着重与深入整风，决不可放过整风的伟大思想斗争。如果各地能于今明两年对敌斗争的严重环境中，恰当地分配时间与人力，将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几件互相联系着的重大工作做好，就是我党的极大胜利。关于处理内奸问题，中央准备尔后再向各地作具体指示。

4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为着指导的便利，今后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归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归任弼时管理。

会议同时决定：中央及军委直属单位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分别召集全体人员会议，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

4月9日至12日，延安召开2万多人参加的中央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大会，动员开展反特斗争。

4月22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凯丰同志：

从前你有几封信我还未回复，兹复于下：1、小资产自由主义问题，今年“五五”来说，还不相宜，就全党来说，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还不宜于就作总论。惟今年“五五”，中宣部或可发表一个一般整风学习的总结性的东西，以推动全党的整风，请加考虑。2、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3、高、中两级干部教育计划，依你昨日主张暂停为好，先做肃奸教育，配合此次肃奸工作，昨信已复。4、中宣部今年业务集中于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文艺运动3项，同意此种意见。惟译、著方面（译是马列，著是历史），须集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以上请考虑。明日拟开一次宣委会议。

敬礼!

　　 毛泽东

1943年5月2日，刘志丹墓由瓦窑堡迁葬于志丹县新建的陵园。毛泽东为刘志丹题写的挽联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毛泽东还为刘志丹陵园纪念碑题了字，正面是“革命烈士纪念碑”，背面的碑文是：“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和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鉴于共产国际这种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应各国进行革命斗争的需要，建议解散共产国际。

5月2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将于5月22日公布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请中共中央急速讨论这一提议，并将意见告知。

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提议。

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43年5月15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二、共产国际曾完成了它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不仅在欧美各国及日本保护了那被机会主义者所糟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帮助了先进工人团结成为真正的工人政党，支持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百折不挠地反对了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战争；而且用了它的一切可能帮助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帮助了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工人组成自己的政党，成为站在一切解放运动最前头的人民先锋队。特别使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是它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在1924年，当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帮助了国共合作的形成，随后又帮助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再则，当1927年至1937年期间，中国革命处于最困难地位的时候，它又声援了中国革命的人民。最后，在1937年以来的6年抗日战争中，它又号召各国支部及各国劳动人民，帮助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总之，在共产国际存在的一切时期中，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是尽了它一切可能的力量来给予援助的。但时至今日，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提议书上所说，因为各国内部和国际间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个原有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各国工人运动的继续增长；因为在当前的反法西斯主义同盟的解放战争中，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争取更加广泛与更加迅速的民族高潮与群众动员，借以达到彻底的完全的胜利；因为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和政治上的成熟；由于这种种理由，故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向各国共产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共产国际之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由于目前战争情况，不允许召集国际代表大会来讨论共产国际解散问题，故由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向各国共产党作出此种提议。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一提议书上所说的理由，批准共产国际之解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指出在马克思解散第一国际之后，各国工人运动是更加发展了。现在第三国际之宣布解散，无疑将使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全人类的解放更加迅速的到来。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凡是那里有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便会有一天出现工人阶级的政党。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中国共产党从创立时起，即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道路，而且全党同志以身作则，忠心不贰，为自己民族的一切解放事业而奋斗，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自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不干涉各国共产党组织事宜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即遵照此种决定，没有干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事宜。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各种革命力量，是中国一切进步方面的支柱，而自抗战以来，即在敌后进行历史上空前艰苦的斗争，这些革命力量完全是中国共产党赤手空拳，不假借任何外力，而独立创造起来的，可以说，在最近数十年的中国革命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在此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他们将继续英勇地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和国民党及一切抗日党派、无党无派人士合作，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的措施，战胜日寇及其同盟者——德意法西斯，完成独立民主新中国的大业。

四、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运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能，一如他们在革命实践上的创造才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完成中国人民所课予的各种历史大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深信我党同志必能完全一致地团结起来，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扬自己的创造性、积极性。果能如此，那末，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虽然还很强大，我们前进路上的困难虽然还很多，我们的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是日晚，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一出现在会场的讲台上，全场与会者立即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任弼时宣布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接着，李富春宣读了这两个文件。

毛泽东以中央政治局主席的身份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他说：

“共产国际的解散，正如外国通讯社所报道的，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4天以来全世界各国，不论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还是法西斯侵略者阵营中的，不论何党何派，对此问题都加以极度注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共产国际为什么要解散呢？难道它不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级谋解放和为反法西斯战争尽力的么？是的，共产国际是列宁首创的。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极端巨大的功劳。”

“在北伐战争前夜，共产国际帮助了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促使国民党在1924年实行改组，并缔结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当时蒋介石先生曾衔中山先生之命到过莫斯科，国民党的代表还曾列席过共产国际的会议。这些就足以证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何等巨大，再不必说对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和近年的抗日战争的援助了。

革命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只有22年的历史，但却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既然共产国际对中国以及各国有很大的功劳，那末，为什么又要宣布解散呢？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其所以如此，主要的是由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因为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的情况，都比过去更为复杂，其变化也更为迅速，统一的国际组织已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变化迅速的情况。正确的领导需要从仔细研究本国情况出发，这就更加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在过去情况比较单纯，变化比较还不很迅速的时候是适合的，现在就不适合了。第二，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庸国中也有很大的差别，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为了迅速地和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国际性的集中组织早已感到不大适宜，这种情况至近来乃特别显著。第三，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经过三次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是连续不断的，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比俄国革命还更复杂。在这些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身经百炼的优秀干部。自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

现在共产国际没有了，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担负了极大的责任。从这种责任心出发，就要发挥共产党人的创造力。我们正处在艰难地民族解放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在敌人后方抗拒着极其强大的敌人，我们的环境很艰苦，战争的时间还很长。但是这种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正好锻炼我们自己，使我们用心地想一想，绝不粗枝大叶，自以为是；使我们认真去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老一套的党八股作风，而拿出完全的负责的态度与高度的创造力来。

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第一，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被我们战胜的。第二，全党同志都要善于团结人民群众，这里我想要请同志们学习近日《解放日报》报道的陈宗尧、左齐两位同志的榜样。陈宗尧同志是八路军第718团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驮米，全团指战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无一个开小差。左齐同志是该团的政治委员，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了锄头，就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使战士们感动得不可名状。我们全体党的干部，都要学习这两位同志的精神，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5月31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纪念抗战六周年宣传工作的指示》：

根据目前国内外情势，抗战六周年纪念之宣传应该集中于我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之英勇壮烈，并说明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的原因，借以击破游而不击、封建割据及交出军队、政权之类的反动宣传。因此，除中央将有宣言发表外，各战略根据地负责同志均须做文章。下列各同志均请作文：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程子华、贺龙、林枫、朱瑞、罗荣桓、陈毅、饶漱石，各同志之文章题目由新华总社另行通知，一般的文长不要超过5000字，多作生动活泼之描述与分析总结，少用枯燥无味之表格统计，文章望于6月20日前经新华社电台发总社，经中央审定后统一广播发布。

中央书记处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全文如下（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一、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二、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地普遍地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例如1942年的各地整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凡无成绩者，都是没有采用此种方法。1943年的整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号召（全年整风计划）外，必须在自己机关中和附近机关、学校、部队中，选择二、三单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中若干个（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思想特点、学习勤惰和工作优劣，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具体的解决各该单位的实际问题，借以取得经验。一机关、一学校、一部队内部也有若干单位，该机关、该学校、该部队的领导人员也须这样去做。这又是领导人员指导和学习相结合的方法。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

三、1942年的整风经验又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个条件的第九条中所说建立领导核心问题，我们应该应用到一切大小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和农村中去。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无论是执行战争、生产、教育（包括整风）等中心任务，或是执行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除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以外，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四、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五、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在组织中在斗争行动中发生正确关系的思想，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思想，在领导意见见之实行时要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互相结合的思想，都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普遍地加以宣传，借以纠正干部中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这次整风，必须纠正这些缺点，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学会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并在以后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

六、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同志们在这次整风中应该这样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应该这样去做。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去做而得到的。

七、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例如审查干部，如果仅仅由组织部这个领导机关的少数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好；如果通过某一机关或某一学校的行政负责人，推动该机关该学校的许多人员、许多学生，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全体学生都参加审查，而上级组织部的领导人员则正确地指导这种审查，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审查干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完满的达到。

八、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九、领导方法问题上的各个细节问题，这里不一一说到，希望各地同志根据这里所说的原则方针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复电给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一、有电悉，同意对太南处置办法。

二、国民党对敌、对外（英美）、对共、对民、对党（中央与地方、CC与复兴）五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渐增长。彼方对东条扶汪倒蒋新政策毫无对策，投降者增多，战力大损；英美仍是集中对德，援华甚少，口惠实不至，彼方无丝毫办法。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天天宣传我党罪状，打击我党威信，励行特务政策，图从内部破坏我党，此外亦无办法。甘、黔、川、陕民变四起，规模甚大，除镇压外，无他办法。党内纠纷不绝，有增长趋势。凡此均使抗战局势，处于日益困难地位。抗战还须准备三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注意。

三、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对人民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应坚持一年计划）二是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包括在内）；三是保存干部（送大批干部来后方学习）。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

6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冀鲁边区工作给山东分局等的指示，他写道：

山东分局朱、罗、黎（指朱瑞、罗荣桓、黎玉——笔者注）并告北方局：

冀鲁边形势严重，已成为完全的游击区域；必须善于争取伪军伪政权，密切与群众联系，隐蔽自己的力量，彻底改变过去的一套工作做法与组织形式，才能适应该区的艰苦斗争，有下列提议望考虑执行：

一、关于争取伪军、伪政权及游击区的群众工作经验与具体作法，冀中、冀南的经验对该区极有帮助，分局、北局应经常将此种经验介绍给他们，给以具体的指导与帮助。

二、该区脱离生产人员太多，望考虑在不妨碍坚持的条件下，将军队之一部分向其他地区转移，以减轻敌人注意和减少人民负担。

三、军、政、党在组织上应实行完全一元化，除可以隐蔽的地方干部外，其他负责干部应随军行动。统一党、政、军、民的领导，不必再保留各个机构的架子，多余的及当地难于隐蔽的干部，亦可有计划地撤出。

四、该区内有汉奸与国特的活动，希注意，我们已得有一些材料，即分别电告。

　　书记处　

6月初，江青看了彭德怀1943年4月7日在太行山区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一文，又看了邓小平在太行地区干部会议上号召人们学习这篇谈话的讲话，以及报刊上接二连三地刊登的学习这篇谈话的文章。她感觉很不正常，就把这些东西交了给毛泽东，她说：

“你看看你这位老乡，越发鼓吹得起劲了，你再不出面，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会造成严重影响。他的这些东西和王明的那一套，没有什么两样。”

6月6日，毛泽东看了江青送来的材料后，立即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德怀同志：

你在两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

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策需要出发。又如谈话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是为着反封建的。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是说从思想、自由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是说为着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讯及其它任何政治权利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个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些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曾在去年11月发布关于宽大政治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对，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它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两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之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着一种为着打倒共同的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也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这并不符合事实。等等。

你前所说的《党内生活》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

毛泽东

彭德怀看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很不是滋味，他对北方局的领导人说：

“老毛就是多事，咬文嚼字地找毛病。有什么错误？我就看不到我有这么大的问题。”

彭德怀还指示他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把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中有关批评他的段落删去，再予以转载。还是邓小平转得快，他在毛泽东批评彭德怀之后，马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在太行分局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德怀，他说：

“彭德怀的错误，就是中央所指责的闹独立性和严重的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这当然是我们所不允许的。”

3个月后，彭德怀回到延安，还专门去找毛泽东要理论此事。详情容后再述。

这正是：人非全才百路通，古来事异有分工。

诸葛何尝耍大刀，关公未曾祭东风。

老彭倘若读历史，庐山焉能走麦城。

6月17日，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第二次来到延安。

此时，蒋介石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电召邓宝珊去重庆开会，指定他绕道宁夏、兰州到重庆。邓宝珊生气地说：“不定路线倒罢了，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

6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共中央礼堂设宴招待邓宝珊，作陪的有朱德、贺龙、林伯渠、高岗、李鼎铭、续范亭等党内外人士数十人。宴会开始前，邓宝珊一见毛泽东就高兴地说：

“毛先生发胖了！”

毛泽东风趣地答道：

“是啊，我们边区军民扩大生产、丰衣足食了嘛！”

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几天。毛泽东等人曾和他围坐在院内乘凉漫谈。毛泽东说：

“国际局势处于大变动的前夜，法西斯行将土崩瓦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走投无路了。”

邓宝珊说：

“毛先生比我大一岁，中国有毛先生这样一位领导，乃民族之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我们一定要为毛先生祝寿。”

续范亭听他如此说，非常感动，即席赋诗一首赠邓宝珊，诗曰：

三十年来土与尘，欣君五十刃尚新。

半生革命总同路，一世交情有几人？

6月18日，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秘密布署剿共作战，调动驻守河防的一部分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

6月20日下午，毛泽东和江青来到王稼祥夫妇的窑洞门口，王稼祥和朱仲丽连忙迎了出来，王稼祥说：

“请主席和江青同志到里面坐吧。”

毛泽东见院子里的枣树绿叶婆娑，新结的青枣密密麻麻地点缀在枝头，便指着树荫下的小石桌和小石凳说：

“我们就在这儿坐坐吧，比窑洞里空气好些。”

说罢，他和王稼祥分坐在石桌两边的石凳上，江青和朱仲丽坐在一边陪着。警卫员张志送来了茶水和香烟。毛泽东点上了烟，笑着对朱仲丽说：

“你的麻将牌打得好啊，可惜赢得少，总是输，将来衣裳输进当铺里怕赎不回来哟！”

毛泽东此言一出，逗得大家笑了起来。朱仲丽也笑着说：

“是的，我欠你的‘债’大约有几千万了。”

毛泽东和朱仲丽说的笑话，是在几天前的事。那一天，朱仲丽见毛泽东不是坐着或躺着看书，就是批文件写东西，为了让他多活动活动，就想法劝他打麻将。毛泽东说：“打麻将是很浪费时间的呢。”尽管他不想停下手头的工作，但还是经不起朱仲丽软磨硬缠，只得答应了。于是，他和叶子龙、江青、朱仲丽便噼里啪啦地打起麻将来。朱仲丽为了让毛泽东保持一个好心情，不时地故意将好牌给他，果然，毛泽东一连和了好几盘。毛泽东笑着说：

“如果是开赌场，只要朱仲丽坐在我的上家，我敢下赌万万元，必成大富翁。你这同志是不是在收买我？给我金钱炮弹，叫我当资本家呀？”

朱仲丽也连忙笑着说：

“不，主席，我不善于打麻将，所以不会扣下家的牌。”

毛泽东依然是一脸的灿烂：

“你要是在赌场里打牌，恐怕连裤子也要送进当铺喽！”

说笑已毕，毛泽东吸着烟看着王稼祥，以商量的口吻说：

“党成立22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我们应该写篇理论性的文章，是不是请你抽空儿写一篇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和抗战六周年的文章？”

王稼祥说：

“是，我可以写一篇。纪念党成立22周年，又值抗日战争进入第6个年头，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不是轻而易举取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结果。”

说罢，他问毛泽东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他还说：

“我还没个准备哩！”

毛泽东说：

“我看从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方面作为文章的中心内容。党的历史，是一部不平坦的斗争历史，22年来的历史你都知道。针对世界局势和全中国的局势，可以抓住目前党内思想上的几个问题来谈，你看如何？”

王稼祥说：

“好的，主席。我可以马上动笔，然后请你审稿。”

毛泽东见他如此痛快地接受了任务，非常高兴，转头对朱仲丽说：

“听说你很会照顾稼祥呀！他的身体每天能够负担这么繁重的工作，全靠你的照顾，功劳不小啊！”

朱仲丽忙说：

“不，是党和同志们的关怀。”

毛泽东起身要告辞了，又笑着对朱仲丽说：

“稼祥即将付出大量的劳动，希望你朱仲丽医生批准！”

朱仲丽说：

“我会照顾好他的。”

此后，王稼祥经过几天的努力，一篇七八千字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终于脱稿了。他又逐字逐句反复修改，润色了几遍，直到自己满意了才罢手。

6月26日，王稼祥将文稿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在大信封的正面郑重地写下：“呈主席亲阅”，并附一短笺，他写道：

主席：

关于纪念党的22周年和抗日战争六周年的文章，已拟好了初稿，请审阅修改。

布礼

王稼祥

他装好信笺，让警卫员马上去送给毛泽东。

6月28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林彪等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林彪和周恩来、邓颖超等100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欲知中共“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情况如何，请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3年4月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又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认真研究一下这个文献，对于正确理解延安整风运动和认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污蔑，是十分必要的。

第56章 1943年6月—

“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

话说1943年6月28日这一天，刘少奇将他起草的给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晋绥军区副司令续范亭的一封回信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在这个信稿上作了66处批改。这66个批语分别指出了刘少奇关于人性问题的一系列历史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二元论的错误观点。最后，他又在信稿上写上了这样一段话：“一气看完你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

兹将刘少奇的信稿和毛泽东的批语抄录如下：　　

大概如我们到了40岁以上的人，对于各种哲理问题是特别感觉兴趣的，因此，这也可以当作一种游戏【毛批：这样说不妥】。　　

关于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是中国过去哲学历史上提得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二千余年来，历代均有争论，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毛批：马克思主义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只是缺乏通俗的宣传，缺乏拿马克思观点分析中国历史的工作，不能说还没有解决】。

何谓人生？所谓人生，应该也是和一切物质的属性一样，即是人这种东西的属性【毛批：应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不应从哲学定义出发】。一切事物，均具有一定的实质【毛批：即该物之特性】，而与其他事物区别。一切物质的属性，均是从各该事物的实质中发生出来的。当这个事物不与其他事物接触时，它的属性是蕴藏着，并不外现出来，这个事物的实质即不能被认识。但这个事物一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时，它的属性就表现出来，人们就可从它表现的属性去认识它的实质（如真金有不怕火烧的属性，用金与火接触之后，人们就可认识金的实质）。当这个事物与其他事物有了全面的（全过程的）深刻的接触时，就要暴露它全部的实质【毛批：事物的历史是无穷的，事物与事物的相互关系是无穷的，因而其属性是无穷的，普通所谓“全面暴露”，实只其有限的一些部分，一些片断】，并也暴露它最深刻【毛批：比较深刻】的最基本的实质，即暴露它的本性与本质。人们就可深刻地认识【毛批：认识也是无穷的】到这个事物的本质。这是一个普遍的原理。这对于人也是适用的。　　

人这种东西，是物质的东西，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物质性（或称物性，即来信所说的“宇宙的共性”，宇宙万物的共同性，即万物的物质性）。人这种东西，又是动物的一部分，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动物性（或称兽性，即来信所说的“动物的共性”）。但人这种东西，又是一种特殊的最高等的动物，一种发展到了最高形态的动物，不独可以与其他物质区别开来，而且与其他一切动物也有显然的一定实质上的区别。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与动物性之外，还具有特殊的为其他一切物质一切动物所没有的人性。所以一般地说来，人性也是一种物质性、一种动物性；但是特殊的来说，即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人性与一般的物质性、一般的动物性又应该也可以区别开来。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绝对区别开来的人性哲学（如许多宗教家及绝对的唯心论者）都是错误的；但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不加区别的哲学，也是错误的。

人与其他动物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毛批：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人的脑筋及其全部神经系统特别发达（这是长期劳动长期斗争的结果），所以人能理解自然界各种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能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之发展过程，能认识各种现象之间相互的内部联系；因而人就有可能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去改造客观事物，去进行劳动生产，去制造工具，去改造世界。这是一切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其他动物至多只有思想的萌芽，而无完备的思想而不能制造工具）。这只有人才特具的。这就是人与其他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其它一切的区别都是形式上的，不是本质的）【毛批：这是进化了的人，不是原始人，原始人与猴子的区别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点上。自从人能制造石枪木棒以从事生产，人才第一次与猴子及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不是因有较猴子高明的思想才与它们区别开来，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因为人是最高等的有完备思想的动物【毛批：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之外，人还具有特殊的主观能动性，即灵性【毛批：动物亦有】、理性等。即人能够思想，能够用思想去把握各个客观事物和各个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并能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之后使自己的行动去适合这种规律，使自己的行动具有意识性、计划性，自觉地不逾越客观规律之外。即是人的思想行动之能够自觉地规律化。亦即孔子所说的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毛批：这些在人类是历史地进化的，在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地进化的，小孩子不懂得规律性，孔子七十才不逾矩。阶级社会内没落阶级不懂得规律性】。所以“人为万物之灵”【毛批：这是唯心论的社会观，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能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别开来，并利用自然界去改造自然界（相对的与自然界对立起来）【毛批：这也是历史地进化的，不是一下子如此的。人最初是不能将自己同外界区别的，是一个统一的宇宙观，随着人能制造较进步工具而有较进步生产，人才能逐渐使自已区别于自然界，并建立自己同自然界对立而又统一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也是历史的，将来的对立统一观的内容与现在又将不同】。但是人所特具的这种主观能动性、灵性、理性等，即人的思想，也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也是一种特殊的物性——人脑的属性。这种属性也和其他物质的属性一样，要人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通常要在六、七岁以后），并须要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经过五官的感觉）之后，它才能产生，才能表现出来，否则人就不能有思想。人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产生，独立存在。因为人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物质的属性，就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毛批：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所以人不论是怎样的“为万物之灵”，但人决不是神仙，人的思想也决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解释的东西，人永远不能作神仙，即人永远不能解脱自己的物质性与动物性【毛批：否，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永远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主观能动性永远不能超越客观的限制性，思想永远不能离开外界的物质而独自产生与独立存在，完全不是如佛家（其他宗教家本质上是相同的）所说的那样，“无声无色，湛然寂然”，“无论用什么方法也不起波动”（来信用语），完全解脱红尘【毛批：红尘即社会】，往天上去，去到空虚，而又似乎是存在。所以人不能有神性【毛批：人不能离社会而为神】，人性不是神性、鬼性。人没有神性、鬼性。思想在根本上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主观在根本上不能离开客观而独立存在【毛批：这是两个问题，思想不能离开物质，精神现象是人脑的属性，讲的是脑子与脑子的属性的关系，一种物质运动形态与别一种物质运动形态（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主观反映客观，讲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心与外物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把它们混同了】，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又把人与妄诞中的神仙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质。把人性与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区别开来，又把人性与妄诞中的神性鬼性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性【毛批：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义的，无问题的。人是一种什么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既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该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孟子说：“食色性也”，王阳明强调“好好色，恶恶嗅”的“人性”。但孟子与王阳明在这里所说的人性，不独是没有说出人的社会性，就是人的自然性，也没有说出来。因为食色之性，好好色、恶恶嗅之性，不独是人有，其他许多动物也是有的【毛批：人的食色是社会的，与动物的食色根本区别】（其他许多动物都好吃好的东西，甚至比人还长得更美色，都有恶恶嗅的嗅觉）【毛批：这是两种不同范畴的好恶；把它们等同起来，就是庸俗唯物论】，他们在这里只说出人的动物性的一部分【毛批：人的食色并非动物性而是社会性】。如果把这当作人性，就是片面的说法，就是偏向。就不能把人性与兽性区别开来【毛批：人的一切都与兽性区别开来，没有不区别的】。如王阳明主张“狂”，六朝文士甚至认为人在当时可以不穿裤子，就是强调人的动物性【毛批：人不穿裤子并不是动物性，还是一个社会的动物】。程颢、程颐与朱熹则是相反的，他们抓住人的理性这一面，故意强调起来，主观地机械地制作许多规律来限制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来摧残人们的自然性【毛批：应说来摧残人们的社会性，程朱把人们当作非人所谓“圣贤”来处理，所以是错的】（程朱已经察觉到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把性分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毛批：正是错误的二元论，实即唯心论】。但他们认为义理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人能克制气质之性，发扬义理之性，就成为圣贤，并以克制气质之性的多少为标准，认为学道功夫就在这里。如是就主张尽量的去故意摧残人的自然性）【毛批：摧残正当社会性】，这也是一种偏向【毛批：是完全错的，不止偏向】。因此我希望你在摘引他们的说话时，应该注意。因为人有思想，而思想是人的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的统一，所以人就有犯错误甚至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之可能（只有人才可能犯错误，其他一切动物差不多都无犯错误的可能【毛批：不妥，竞争生存的学说，说生物由竞争而遗传而择种留良，避免淘汰，就是避免犯错误的要求，只有矿物才无此种要求】，尤其无犯系统严重错误之可能），人也一定要犯错误（因主观与客观矛盾，可以说完全不犯错误的就不是人）。人是不断犯错误又不断改正错误的（虽然人可以避免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所以人在看自己的时候，常常忽视自己主观的能动性，把人降低与普通动物平列，或者又常常夸大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把人说成神仙那样。这是人在看自己的时候的两种偏向。　　

以上是说人的自然性【毛批：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把思想放在自然性范畴，美国“行为派”（以庸俗唯物论为表形的主观唯心论）正是如此】。但是人的自然性，只是人的一种本性，人还有另一种本性，即是人的社会性【毛批：二元论】。人的社会性与人的自然性有区别、有矛盾、但是又凝合在一起、并且在基本上是保护着（人类共同的）自然性的。二者互相限制，也互相推移【毛批：这个观点不妥，当作人，它只是社会的动物，人分成阶级后，只是阶级的人，再也不能多一点，无所谓人类共同的自然性，更无所谓以社会性去保护自然性，人的生命及种族存续，它就是当作社会的人的存续，再无别的】。　　

何谓人的社会性？因为人的生活，是社会的生活，必须有维持社会一切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规律，这种社会规律，限制着人们的自然性、自然欲望【毛批：不妥】只能在一定限度之内发展。因为人为万物之灵，人的思想行动能够自觉地规律化【毛批：人的自觉是历史的，不是绝对的】，所以人也就最容易在客观环境的影响之下而引起自身的变化，比一切其他“冥顽不灵”的东西不同【毛批：人同冥顽不灵的猴子的最初区别，仅仅在于用工具劳动】。人们在不断地社会劳动的过程中，改造着自然界，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改变着人们自己的本质与本性【毛批：改变着人们自已的手、脑、五官和思想等等，由各种不同社会结构，改变为各种不同的社会性，只应这样来解释人的性质的改变，否则就是唯心论】。人们的思想形态，是由这些人们经常接触的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来决定的。一定形态的人们的思想，又指挥着人们在一定形态上去行动，并逐渐改变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　　

人们的生产劳动，永远是社会的生产劳动。人们相互间在一定的劳动样式的基础上，发生一定样式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等（即人们共同生活的规律），这些一定的关系就决定着人们一定的社会观念形态，即决定着人们一定样式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心理、道德等。长期的一定的人们的生产样式与生活样式，养成人们在思想行动上的一种特性，这就是人们的社会性【毛批：这些是对的】。人们长期按照一定的规律（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去劳动，去生活【毛批：但是长久地不自觉的，自觉是一个历史过程】，如是也就使人们的思想行动按照这种规律相对的定形化。一定的经济性质，一定的社会性质，决定人们一定的社会意识的性质与伦理道德的性质。一切人们的理性，是自然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毛批：只是社会的】。人的自然性，是先天的，是从人这种东西的根据中产生出来的。如人的体质、聪明、本能等（这些东西受后天的影响，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不被后天所根本改变）是先天生成的。人的社会性，是后天的，是从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条件中养成的，如人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等，是人在生产中斗争中养成的，学会的【毛批：但前面又把思想意识归入自然范畴，又把聪明归于自然（先天）范畴】（如驯养很小的野兽，也可使野兽具有某种驯性）【毛批：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说先天，那么，猴子是先天，整个人的历史都是后天。拿体质说，现在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中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一点，就要堕人唯心论】。但是自从人类社会发展成为阶级社会以后，人就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人们的社会性，就被各人在生产斗争中所占的完全不同的阶级地位所决定，人们的社会性，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以至相反的人们的阶级性。特定阶级人们的阶级性，分裂了掩盖了人们共同的社会性【毛批：是分裂了，不是掩盖了】。比如现今社会中各阶级人们所特具的各种不同的特性（如封建地主的等级性、神秘性、残酷性，资本家的垄断性、竞争性、自私性，农民的分散性、落后性、反抗性，工人的进步性、组织性、集中性等）是表现得很明显的。人们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成为人们的党派性，特定阶级人们的这种阶级性党派性，就贯穿在这些人们一切具体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中，以致使各种军事、政治、学说、艺术和道德等等，都表现着一定的阶级性与党派性。过去历史上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把自己的阶级性，看作是代表整个人类的人性，并且看作是最善良的人性、自然的人性。而把其他阶级人们的阶级性看作是违反自然人性的例外的恶劣的表现。把他们看作是无人性的人，把他们看作是不够人格的人。过去一切统治阶级都讳言人们的阶级性，并且讳言人们的社会性【毛批：实在也由于不知道，连最好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也不知道】，都把人们的阶级性社会性看作是人们先天的自然性，因为这样，才能巩固统治阶级的阶级地位。所以在过去各种人性学说上，都明显地表现其阶级性。所以有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有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也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论。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人，具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一分子（在阶级社会中还是一定阶级的一分子），人又是社会人（或阶级人）。所以人同时具备着自然性与社会性，这就是人性的两个基本方面，这就是人这种东西所有的两种基本属性【毛批：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对的，但这就是说，它是社会人，不是所谓自然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特殊的部分——社会人】。

何谓善恶？人们的善恶观念是由什么决定的？人们的善恶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一切对于人们有利的事物，人们就认为善；一切对于人们有害的事物，人们就认为恶（这是以人类为本位来说的。但有些中国佛教家的善恶观念还把动物界包括在内来说，所以他们戒杀生，认为杀害动物也是恶）【毛批：佛戒杀生，恐有其社会的原因，如英国戒捕鸟，中国农民戒杀牛，是因为鸟少牛少的原故】。但人是具体的人，人的利害也都是具体的。如是个人的利害、部分的利害与整体的利害、暂时的利害与长远的利害之间，就时常是发生矛盾的。特别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利害就常常是相反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人们彼此之间这些不同的利害关系，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中就成了不同的善恶观念。比如剥削阶级认为善的，被剥削阶级就认为恶；被剥削阶级认为善的，剥削阶级又认为恶。如果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人们的不同利害关系，还可以用部分服从整体，暂时服从长远的办法，把它们调和起来的话，还有人类社会全体共同的利害关系的话【毛批：“人类”这个概念，其实产生于阶级分化以后，原始人是不可能有现时我们这个概念的。至于“人类共同利害”，从来就没有过，只待将来阶级消灭后才会发生】。那么，在阶级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利害关系就在基本上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即使人们真的能够好善恶恶（而不是好恶恶善），那末，各阶级人们之间的善恶观念及其好恶也是不能一致的。孟子与王阳明只在人们的食色之间，好好色、恶恶嗅之间，去找人类共同的好恶及人类的共同性。除此以外，大概他们也很难找到人类的共同善恶及好恶了（当孟子说到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等等人类共同心理时，只能举出一个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但孺子是还没有思想的【毛批：不是有无思想的问题。希特勒的小哥儿跌下井去，也只有他的共同利害者才去打救】，无善恶之可分的【毛批：否】。如果说到成人的话，那孔子对少正卯，孟子对杨朱、墨翟、盗跖诸人将入于井，是否还有那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那就很难说了。在【毛加：“将来”】无阶级的社会中，人类社会全体是还有共同的善恶观念的，是还有共同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与辞让之心的。因为在这时候有社会全体的共同利害。但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善恶观念就不能一致了，就各有各的善恶标准，共同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也没有了（比如今天希特勒的是非与我们的是非，是相反的，今天希特勒横死，我们也并不会有恻隐之心）。故关于人性善或人性恶的问题的争论【毛批：是抽象争论】，是不能得到一致的答复的。因为没有一致的善恶标准。至于说人性无善恶，那也只能是抽象的，并且只是就人的自然性来说才可以【毛批：否，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但人们的善恶观念，是人们的一种社会观念，说到人性的善恶，只能是就人的社会性来说，而人的社会性又是后天的，因此，具体的人来看具体的社会的后天的人性，那就总是有善有恶的，因为这是由具体的人所处具体社会环境的善恶（对于一定的人们来说）来决定的，比如我们今天站在一定的立场，对于一切具体的人都能确定他本质上的好坏，就是因为我们站在具体的立场，有具体的善恶标准，能测量一切相当成熟【毛批:不成熟也一样】的具体人们的好坏。所以人性无善恶的说法，还是抽象的说法，唯心的说法。如果具体的来说，不独是人的自然实质有好坏（体质禀赋有强弱）【毛批：秉赋也是社会的】，就是人的社会实质也有善恶，不过各阶级之间所认为的善恶不一样就是了，在告子与孟子的争论中，告子的缺点就在这里（自然告子的意见比孟子是要正确多了）。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似乎这是人类普遍共同的德性。是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也自然就爱好真理。真理也有吸引人来爱好的力量。但是对于一切剥削阶级来说，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常常是无情的与他们的利害相反。在这种时候，一切剥削阶级就都不爱好真理，不爱好进步了，都爱好自已的利益，爱好反动，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来处理事物，都不是按照客观是非来处理事物，都要故意来歪曲是非，歪曲真理，欺骗群众，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是剥削阶级主观上的是非，与客观是非又常常是不能一致的（他们常常是把自己的利益当作绝对真理）【毛批：这些都说得好】。因此，对于剥削阶级来说，他们的是非与他们的好恶、与他们的善恶观念，都不能是一致的【毛批：这一点不妥，虽有明知故昧的事，但剥削者的善恶总是以他们所谓是非为标准的，二者大体是一致的】。是者，他们常常不好，不认为是善，非者，他们倒常常好，不认为是恶。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好好恶恶，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作不到的【毛批：他们是是其所谓是，非其所谓非，善其所谓善，恶其所谓恶】，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毛批：他们统一其所统一的东西】，而况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彻底认识客观真理。所以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批：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梭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你企图把王阳明的四句话改成真理，我看是很难作到的【毛批：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来信所改4句，也还有可议之处。　　

中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存在了二千年，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制度，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也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伦理哲学。但是这种哲学是封建的，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同时又是封建阶级的政治纲领与封建国家的宪法。因此，在今天任何拥护这种哲学的言论行动，都在实际上是拥护了中国的封建残余，阻碍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批：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中国现在有人著了一本书，名《中国之命运》，在这本书上全部的接受与拥护中国封建阶级的“固有道德”及其伦理哲学，坚决地反对现代思想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然而他们又在大大反对什么“封建割据”（如果是民主割据，他们就不反对吗？）对于这些人，你还有什么是非可讲的呢？他们是不是还有是非之心呢?　　

人们的道德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这在中国的墨子早就看清楚了。墨子说:“义：利也”，利是义之实，又说“忠：利君也”，“孝：利亲也”，“功：利民也”。墨子是主张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社会全人类的共同的利益为其道德的标准的。墨子是第一个把道德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伟大的哲学家。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就是这些剥削阶级的利益的反映。中国的封建道德，封建的伦理哲学，就是以封建君主（父、兄、夫在内）利益为中心的道德。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受苦的基础上，建立在使大多数人受苦的基础上，这就是一切没落的剥削阶级的天性及其道德的标准。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建立在全人类共同幸福的基础上，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天性及我们的道德的标准。

一切剥削者的特性，都是最恶劣的人性【毛批：当着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还在破坏旧制度建设新制度时，他们是有其历史作用的】。他们都是在牺牲大多数人的基础上去求得自己兽性高度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发泄（如三宫六院、酒池肉林等），一切劳动的被压迫阶级的特性，都是当时社会上最善良的人性，他们是最有理性的，是舍己为人的。　　

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加：“以及将来的人类”】，才能深刻地认识客观真理【毛批:这是对的，但与篇首论人为万物之灵一节矛盾】，才能有最高的理性，使自己的思想行动按照认识了的客规真理自觉地规律化，方能有最高的自觉的纪律性与原则性，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才能完全作到: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善者善之，恶者恶之，好者好之，恶者恶之，才能具有人类中最优良的德性（但不是封建的“固有德性”，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德性”），才能创造最优良的社会秩序。也才能把人类特出的理性、人类的天才发展到最高限度，才能具有最优良的人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毛加：“及将来的人类”】，它的利害与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才是完全一致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以全体人类解放的利益，整个人类社会进化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坦率地爱好真理【毛批：当资产阶级对封建革命时候，他们是代表了社会进化的利益。他们也爱好他们所能知道的真理，例如民约论与进化论】，爱好全人类共同的利益，爱好社会进化的利益。如好好色那样自然；恶恨邪说，恶恨人类共同利益的破坏者，恶恨反动。如恶恶嗅那样自然，也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其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正确的解释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并把这种哲学提高到最高的程度。

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他把下列几句话刊登在《防奸经验》第6期上：

“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这几句话中的“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审干“九条方针”（见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

7月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宣言中说：

“自从万恶的法西斯各国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我们中国以及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久经艰苦斗争，但是一向处于劣势地位的这种不利情况，现在已经根本改变了。这是一个国际范围内的有决定意义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苏联第二个冬季攻势的胜利，英、美在北非的胜利，中国的6年抗战与英、美过去一年在太平洋上对于日寇的打击所造成的，其中特别是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起了转变整个战争形势的主要决定作用。由于这些伟大的胜利，就在过去一年中造成了极端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与极端不利于法西斯侵略国的世界局面。”

“在抗战第七年中，我们又将遇到新的有利的变化，各同盟国对于西方法西斯的最后决定性的打击实现之时，就是整个法西斯失败与世界各民族解放大部分实现之时。到了那时，东方法西斯的失败与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也就接着会要实现了。”

“整个中国战场上，6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特别是因为处在敌后战场上的抗日军民，他们抗击了日本匪军的半数以上，而其处境则较之正面战场要困难百倍，因此加强对于他们的援助是义不容辞的。我们认为只有加强这两个战场的互相援助与特别加强对于敌后抗战军民的援助，才是加强整个中国战场作战努力的具体办法。而在过去数年中，对于敌后战场上的绝对大多数抗战军民是没有什么援助的，正面战场作战的积极性也是很不够的，我们希望政府对于这种现象能够有所改进。”

“抗战的第六周年，同时即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22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其诞生之时，即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并根据此种纲领在各个时期规定了各种具体实施的政策。22年中，全体党员和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道，为着实现此种纲领与政策，为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为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举行了轰轰烈烈英勇顽强的斗争。不管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难，他们总是坚决前进，绝不徘徊，绝不畏缩，终于使全国人民从黑暗中找到光明，从绝路中找到生路。22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

7月4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关于蒋介石进攻边区的军事部署的情况通报，他写道：

总部、129师、120师、聂军区、115师、新四军：

去年10月国民党十中全会后，形势似稍有好转。但不久，蒋介石即令朱绍良、胡宗南准备进攻边区。3月蒋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自己公开出面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可说是进攻的思想准备。4月甘肃民变规模日趋扩大，至5月，竟占23县，人数至数万之多，当时蒋估计我方或将支持民变，彼即借口向我进攻。但我方依据团结抗战方针，对任何反政府民变都不干涉，边区留守部队，谨守自己的防地，不给彼方以任何借口。但彼方挑拨性的言论及以挑衅为目的的军事布置仍然非常积极。5月共产国际解散，蒋胡均认为此乃对共党镇服良机。6月，蒋允许周恩来、林彪二同志回延安，但不给以任何具体意见（周、林现尚在重庆至西安途中），其用意似在周、林回延，我党中央正讨论如何改进国共关系问题时，彼即发动闪击战式的军事行动，逼迫我党接受彼方提出交出军队取消边区之条件（这些条件现尚未正式提出，但已在报纸上宣传），因彼方已熟知我党一贯方针是为团结抗战而努力，竭力避免一切足以引起两党摩擦与两党破裂之事件发生，彼方或以为在此种情况下，有将我党压服之可能，故乘周、林回延时机，急速抽调河防部队追入边区附近，并下令边区南线各军限七月八日准备完毕，待令攻击，故边区形势现已极度紧张。至于日寇东条实行勾结中国抗战阵营叛变而不甚强调反蒋的新政策以来，蒋与日本密使（吴开先等）经常接洽，是否与此次进攻边区之准备有联系，亦值得严重注意。此外西安国民党方面则传出下列消息：半月内苏德大决战将爆发，日本将闪击苏联，集中目标于先打击苏联，再对付英美等语，蒋、胡向我进攻之准备如此急迫，或亦与此有关。兹将5、6两月及最近数日内胡宗南军事进攻准备的具体情况列举于下：

（1）令53师由韩城河防开洛川，接替暂骑2师防务，暂骑2师限5月17日到耀县集结，业已接防完毕。

（2）167师由大荔河防开邠县，已于5月13日到达。

（3）赶运粮弹补充宜川、洛川、中部、宜君一带之部队运输络驿不绝。

（4）令所属修补工事，并令调查边区地形、工事、粮食、交通情形。

（5）令潼关河防之第1师，赤水（临潼属）之第78师准备交防行动。

（6）令现驻甘肃之第38集团军总司令范汉杰亦作进攻边区准备。

（7）令炮2旅在淳化成立第2指挥所，王曲之装甲兵2团（战车坦克70余）装油待动。

（8）7分校教导总队刘钊铭已集结两个团，由岐山开赤水一带，接替第78师防务。

（9）165师与61师的武器均已全部换成新品。

（10）令胡公冕、侯声赴延安视察边区情形。

（11）5月20日傅作义电胡宗南商讨夹击边区，并谓应不怕破裂和牵动国家大计。胡复电极表赞同。

（12）胡得悉第三国际解散消息，突加紧张，对封锁线部队重新部署，进攻边区部署均已完成。

（13）5月23日电蒋呈报对我作战计划，共分三期：第一期划分关中、陇东两区，以陶峙岳、范汉杰分任总司令，完成攻防准备，确实封锁。第二期除河防部队外，加强关中兵团，实力收复囊形地带。第三期，继第二期之后，保持重点于咸榆公路，协力收复马栏、关中、陇东全部。并请中央派空军及令2战区协助，惟因甘南民变胡系调去了5个师兵力影响其第二期计划实施甚大（以上均系5月情形）。

（14）自6月初迄今边区形势更形紧张。6月4日胡令各部：现系军事紧张时期，部队随时有移动，兵扶不得缺额，否则以贻误论罪。

（15）驻宜川之90军长李文分工兵连开洛川，归53师指挥，修筑交河口桥梁。并令辎重连大车20辆开洛川，协助53师运输。

（16）暂骑2师6月10日已接替165师耀县防务。新27师由富平庄里镇开到洛川附近。并令暂25师、新27师、53师、暂骑2师、陕保指挥部等防务，统向右延伸，全部已于6月10日延伸完毕。

（17）6月18日胡宗南随同陶峙岳，李文及61师师长邓钟梅，暂25师长刘英，新37师师长徐保等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并召集新27师、53师官长训话。

（18）6月18日胡之副参谋长李昆岗电36军（36军在甘南进攻民变）或另有任务，希努力进剿。

（19）6月18日，李文批准第一野战医院开洛川，90军对我军之作战计划办于是日携至洛川交胡。

（20）6月28日胡令第8师（袁璞）限6月30日开陕北同官待命作战，令驻赤水之78师即开分县。第1师驻朝邑之一个团开东泉店。

（21）6月30日，胡令90军之28师，即刻秘密由韩城开赴中部集结待命。7月2日又令改开洛河（洛川南）集结。该师83及84两个团7月2日晨已出发，82团及师直7月3日晨出发，7月6日可全部到达。

（22）78师原令开宝鸡之一个团改开分县。

（23）第8师于29日全部到达同官山地，该师留商县剿匪之24团第3营亦拟调回参战。

（24）16军炮兵团第1营，已于6月28日由郃阳开耀县。

（25）重炮3团3营，6月28日已撤出河防阵地，30日已向西行动。

（26）西安办事处30日亦有电告：胡对边区之军事部署，忽趋紧张，对闪击陕北空气，由军队的紧张准备军官干训团及党政当局之议论，以及于社会，此种情形比过去为迫急。此种布置恐出自蒋及国民党估计日本半月即将攻苏借机进攻边区等语。

（27）7月2日陶峙岳令各军限7月8日准备完毕，听候胡手令动作。

总的说，胡进攻边区之部队已经集结完毕，部队的动员，粮弹的准备，均已完成，只须待命进攻，胡将河防部队大部撤出，置于边区周围，这是历来所未有。从此点看，蒋是否与日本有何谅解，值得注意。此外辎重部队的配属，兵站的开设，通讯线路的调整（非必须线路的撤收，斜线路的增设），部队非必须品为后运，战前教育实施，都表示进攻准备已经完成，可以随时作战，这些都是历来所未有的。

　　军委 午支

7月4日，中央以朱德名义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致胡宗南电”，全文如下：

西安胡副长官宗南兄勋鉴：

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至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边区留守部队，安分守己，保境息民，从事生产与教育。吾兄前派胡侯二兄来延参观，备致赞美，嗣接尊电，拟再派侯兄驻延联络，德等当即表示欢迎。不料近日形势大变，贵方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实为德等大惑不解，谨电奉陈，即希示复。

朱德

不久，毛泽东又在6日以朱德名义发出由他起草的“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致蒋介石等电”，揭露国民党军队妄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图谋，呼吁团结、坚持抗战。

7月5日，毛泽东审阅了王稼祥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他非常满意，稍加修改后，给王稼祥打电话说：

“文章看过了，写得很好，准备交《解放日报》发表。”

毛泽东还亲自到王稼祥家里，和王稼祥谈心，他说：

“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和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7月6日，刘少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他在文中写道：

“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22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

7月6日，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358旅主力4个团由晋西北调回边区，八路军前委筹调机动兵力，做好应变准备。

7月7日，胡宗南指挥6个师的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炮击富县柳林区和关中区，发出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信号。

7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少外国记者纷纷质问内战危机。

宋庆龄写信给美国《新群众报》，向国际舆论揭露国民党封锁、进攻抗日根据地，使抗日部队得不到医药、供给，中国正处在分裂内战的危险之中。

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王稼祥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概念。他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后便积极参加中国民族解放战争，22年如一日，其中参加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苏维埃运动与抗日战争。党便在这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壮大起来。毛泽东思想也就是在这三大革命斗争中生长和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同时又反对了那些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思想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由于中国革命运动正在不断向前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保证。”

7月8日这一天，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一、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准备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迫我就范。同时发动宣传攻击，以造成反共舆论。

二、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

三、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7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其宣传方针，根据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之内容与口号。

四、为乘此机会加强党内教育与人民教育，应将延安发表诸文件及当地发表之文件，印成小本，给予干部阅读并发动讨论。

五、陕甘宁边区正在进行各分区及各县党政军民的广大动员。

　　 中央书记处 午齐

7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蒋胡尽撤河防兵力开到洛川、中部、邠州线，密令积极准备待命攻击。我已调晋西北4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晋西北现仅留6个小团，颇为空虚，同时事变有可能发展至两党破裂，我党不能不事先有所筹划。如至那种局面，拟实行前年春季所定计划，从五台、太行抽调10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请你在日内加以考虑，提出意见电告。目前此间除作军事准备外，极力进行政治动员，展开宣传战斗，并将此种宣传散播至西安重庆各地及英美苏各国，动员国内外舆论打击蒋之反革命企图。

　　 毛泽东午佳

7月9日下午，延安召开3万多人的纪念抗战六周年军民大会，并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延安民众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通电全文如下：

国民政府林主席，蒋委员长，各部院长官，各地方长官，各抗日将士，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及全国同胞公鉴：

正当我全国民族团结抗战已经坚持了6年，愈益接近胜利的时候，正当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主动权已经转移到苏英美同盟国方面，德日意法西斯匪帮已迫近最后失败的时候，不意中国抗战阵营内部竟有一部分丧心病狂之日寇第五纵队，出来响应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汪精卫、王克敏的反共号召，宣称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他们包围军事长官，企图将原在抗日阵地的军队转变为反共内战的军队。他们现正积极策动内战，怂恿军事长官调动队伍，进攻边区。最近一个月来，除原驻陕甘宁边区周围，担任封锁边区的10余师军队，早已积极准备进攻外，近日又从河防阵地抽调抗日大军，移作进攻边区之用。根据确实消息，第1军主力第78师，第167师，已从华阴、渭南开到邠州、淳化，第90军之第28师，第53师，已从韩城、合阳开到洛川，第57军之第8师，已由西安开到中部，第16军之重炮兵营，已由河防开到耀县，原驻西安之炮兵旅，亦已开到淳化，除上述业已开动之部队外，尚有很多军队，正在待命出动。陇海铁路，咸榆公路，西兰公路，兵车运输，络绎不绝，居民惊骇，奔走相告。为了配合此种军事行动，西安的反共特务头子劳动营训导处长著名托派汉奸张涤非，竟敢公开在西安召集会议，假造民意，狂吠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最奇怪的是堂堂的中国官方通讯机关之中央社，也将此种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言论，于7月6日发出广播，通告中外，以为发动内战之舆论准备。内战危机，千钧一发。敌人第五纵队与中国反共分子此种丧心病狂的举措，如果实现，不仅将破坏全国人民6年以来辛苦坚持的抗战大业，并且将严重损害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共同行动。日寇第五纵队包围军事长官，准备发动内战之唯一目的，就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他们此种举动，不仅背叛我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同时也背叛了同盟国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他们此种举动，实际上是替垂死的法西斯主义作支持者，是掩藏在抗战营垒内的亲日派汉奸，因为在此种时机发动内战，除了牺牲民族利益，是绝对没有其他结果的。

在过去6年抗战中，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是无限忠诚的。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他曾使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释放蒋委员长，达到全国的团结抗战。他曾指导了八路军中新四军中及地方民众中的共产党员，团结全体军民在敌后战场上抗击了侵华敌军50%的兵力，而没有得到任何弹药与军饷的援助。新四军甚至被诬为“叛军”，但是新四军至今在华中敌后战场坚持着英勇的抗战，而且至今仍然拥护国民政府，没有任何的“叛变”行为。这是全中国每一个老百姓，乃至日寇汉奸，无不知道的。八路军在华北艰难百战，不予奖励，反于妨害。陕甘宁边区为八路军新四军仅有的后方，少数留守部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全世界都无此种模范军队。陕甘宁边区的党政机关与民众团体，坚决地实行了三民主义，实行了联合各抗日阶层的三三制政策，使一切抗日人民都有人权、政权、财权，都有说话机会，都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使他们各得其所。现在边区已经成了全国实行三民主义的模范区域，边区人民在抗战中过着民主自由与丰衣足食的生活，比较大后方的惨淡情况，何止高出百倍。不管国民政府怎样至今还没有实行承认边区的诺言，但边区政府却始终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我边区人民对于这样忠实于民族解放利益，这样坚持团结抗战，这样替边区人民做了无数好事的中国共产党，是竭其全力给予拥护的，对于边区的一切民主进步设施，认为不仅是关系自己切身利益，而且也是坚持抗战的可靠力量，是全国人民所同声称道的模范建设。我们将誓死保卫这块地方，不许日寇及其第五纵队的阴谋活动来加以破坏。

目前国内政治上许多反常事件，我们长久地忍隐不言，以期相忍为国，渡过难关。不料反共分子的欺压毒焰，继长增高，暴行虐政，有加无已。今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调抗战之将士，肆内战之阴谋；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一党至上，专制集中；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异盗卖法西斯；放弃团结原则与统一战线原则，无异置民族于死地。指挥特务，盗窃民意，今日可以提出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明日亦何尝不可以发布讨伐令，解散八路军。凡此反常之行为，实属惟恐天下不乱，惟恐抗日胜利，惟恐民族获得解放，惟恐人民获得自由之反革命心理所表现。另一方面，对于投降敌人背叛祖国之33个高级将领，却一个也不责备，也不声讨，有时还替他们曲予辩护。对于像吴开先那样受敌人派遣到我抗战首都进行卖国活动的著名大汉奸，却不但不予逮捕，反而容许吴逆仍挂国民党中央委员之名，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地进行阴谋活动。对于像张涤非那样的日寇第五纵队，在西安假澄民意，声言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的汉奸活动，不但不加制止，反而给他们广播消息，企图以此欺骗人民，准备军事进攻的舆论。对于今天大后方民生憔悴，民怨沸腾，民情隔阂，民变蜂起等危险情况，则不但不思所以变计，反而一味高压，惟恐民怨之不普遍，民变之不扩大。华北庞炳勋、孙殿英诸军之覆灭，其原因乃在于庞、孙领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之秘密命令，尽一切力量准备进攻太行山区域之八路军（八路军已获有确实证件），丝毫不作对日寇战斗之准备，致使日寇乘虚袭击，束手受缚，叛国降敌，不敢声张，反替庞孙作辩护之词。我华中及山东之新四军八路军，苦战奋斗，敌人欲置之死地而不可得，彼乃派遣王仲廉、李仙洲两个集团军，限期东进，务求消灭八路军新四军而后已。共产党则称之为“奸党”，新四军八路军则称之为“奸军”，试问天下有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道理么？今日何日？不是正当日德意法西斯国家已面临失败危机，我们为了自己民族的解放，为了与反法西斯各同盟友邦的配合，需要更加加紧自己抗战行动的时候么，为什么竟从抗日前线撤回大量军队，要来进攻陕甘宁边区呢？这有什么理由呢？为什么不打日本人要打中国人呢？抗战时期，只应该团结一切力量，加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条唯一的战线，不应该制造第二条国内战线，这个道理，难道还不明白么？内战一开，兵连祸结，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这个道理，难道还不明白么？为什么这样痛恨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而那样不痛恨我们的民族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呢？撤了河防大军来打边区，难道就忘记了日本人么？那时日本人从剿共军背后打来，你们怎么应付呢？庞炳勋、孙殿英的覆辙，你们难道完全忘记了么？

我们延安各界人民，今天在此开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我们竭诚向国民政府呼吁，向蒋委员长呼吁，向胡宗南副长官呼吁，向正在准备进攻边区的一切官兵呼吁，向全国同胞呼吁，请你们认清日寇第五纵队的阴谋策动是不利于国家民族的，是帮助日寇侵略的。我们请求蒋委员长与胡副长官，立即命令抗日军队仍返原防，保持团结，避免内战。我们掬诚忠告那些接受密令准备进行内战的军官和士兵，共凛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祸，鉴于过去10年内战之惨，不要打共产党，不要打八路军，不要打边区，不要枪口对内。胡宗南副长官曾云，“剿共是无期徒刑”，这是一句真话。请你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再打10年内战，能打得出什么结果呢？何况内战一开，敌人乘虚而入，中国马上就会亡国，哪里有10年时间，许我们从从容容地打内战呢？我们要求蒋委员长与胡副长官，立即逮捕著名托派汉奸日寇第五纵队分子张涤非，并惩治其破坏团结抗战的反革命活动。我们要求国民政府立即逮捕日汪密使吴开先，并予公审。我们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明令讨伐通敌叛国的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毕载宇、吴化文、荣子恒、厉文礼、杨汝贤、李振汾、侯冠文、王廷英、杨光有、王瑞亭、赵星彩、于光辉、侯如镛、杨志希、赵瑞、杨诚、李长江、徐继泰、杨仲华、吴漱泉、王劲哉、苏振东、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任兰圃、赵天时、薛豪平、于怀安、金亦吾等33个将级军官，并移华中山东一带剿共之师去剿伐他们。我们要求全国爱国同胞与抗日党派帮助我们制止内战，实现上述各要求。

我们的口号是：（略）

与此同时，英美苏三国对中国国内的局势表示不满，各国大使会晤，警告重庆政府，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各国将停止对其援助。

7月9日这一天，周恩来、林彪一行到达西安，收到了毛泽东发给他们的电报，要他们同胡宗南交涉，要求胡宗南撤走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胡宗南宴请了周恩来和林彪，不承认有进攻延安的企图。他在席间称周恩来为老师，称林彪为同学。

周恩来、林彪一行在西安逗留3天后继续北上。

7月10日，蒋介石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命令胡宗南从陕甘宁边区撤退军队。

7月11日，毛泽东因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为新华社写了一篇通讯：

【新华社延安11日电】重庆消息，《新华日报》7月1日纪念中共22周年社论，力持团结抗战，但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扣留，不准发表。中共中央“七七”宣言，于4日送检，5日去取，亦被扣留。6日报馆派人找检查所负责人谈判，结果准许登载，被删去3000多字。但到晚上，新闻检查所突然通知，又不准登，报馆交涉无效。不但如此，当局又令化龙桥特务宪兵警察，全体出动，如临大敌，从新华日报馆门口直至化龙桥，设立3道检查哨，再在两路口设1道检查哨，据称：其任务是查看报纸上是否还有“七七”宣言。但查验没有宣言，亦不准发行。《新华日报》于7日6时已全份印出，报馆方面几次向检查所交涉，直到8时半，才将特务宪兵警察撤去。当日国民党中宣部招待外国记者席上，纽约时报记者询问周恩来氏回延安之任务。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发出挑拨性的回答，诬称：“共产党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与政府合作，一派反对。”关于此事，日本法西斯通讯机关同盟社，立即于8日将张道藩之挑拨的诬蔑的声明给予传播，帮助张道藩鼓吹。在7日的外国记者席上，合众社记者又问：听说最近陕北形势很紧张，中央派遣大军包围八路军，是否确实？张道藩态度甚窘，只得用中国话小声地说了一句：“没有的事。”另一美国记者问：每年“七七”共产党都发宣言，何以今年7月7日的《新华日报》没有看见宣言？张答：“这是新闻检查所的事，待我去查查看。”关于撤退河防，包围边区，准备进攻一事，原来是秘密进行的。但因调兵遣将，运输络绎，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形势，已经闹得中外皆知，国民党宣传机关虽然还是讳莫如深，但是已经无法掩盖云。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请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传在修改中特意将毛泽东1943年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共9条，见上一章），6月28日在刘少奇给续范亭的信稿上所作的66处批改，以及后来在1958年主持讨论并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一并录入书中。笔者之所以不嫌其细、不厌其多，将这些文献全文录入，一是因其无论在当时、在当今或者在将来对人们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二是因为这些文献都是一段真实的历史，由此可以见证毛泽东对他的下属是如何的至诚、至爱而不厌其烦地教导他们，这种耳提面命式的教育，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常言道，知恩图报真君子，忘恩负义是小人。在数几十年之后，还会有多少人能够记得起毛泽东的恩泽呢？

第57章 1943年7月—

“今后再不能允许出现逼死人的现象。我们对审干的方针政策应该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务分子，我们一个不杀，他才敢坦白呀。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

话说1943年7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总学委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全文如下：

为了动员和教育广大群众，积极地起来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继续加紧清除奸细，中央总学委有以下的通知：

一、将中共七七宣言、朱总司令通电、托匪汉奸张涤非假造民意的消息、解放报7月9号社论、延安民众大会通电等文件（可以参考其他文件，如解放报7月6号刘少奇同志的文章和8号王稼祥同志的文章），在各机关、学校、部队、民众团体的广大群众中，展开热烈深刻的讨论。讨论时间，一般地规定为一星期。讨论方法，可以采取群众大会、军人大会、支部大会、干部会、小组会、大座谈会、小座谈会、漫谈会、作报告、上课、集体阅读、集体问答、自由辩论、个人研究、学习晚会等各种方式，根据具体环境、具体对象灵活运用。

二、在讨论文件中，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反特务斗争上，提高干部与群众的阶级觉悟。利用这次国民党企图进攻边区的具体事实，进行无产与非无产、革命与反革命的思想斗争，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与他所提出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路线，反对那些“只团结不斗争”的投降主义，反对那些认为现在的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共产国际取消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取消”并“合并”到国民党中去的叛徒理论。号召全体党员加紧锻炼自己的阶级意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实际，学习军事知识，学习反奸细斗争的本事。一切半条心的人，在大敌当前之际，应诚心的批评、纠正与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与民族的、阶级的、公开的、暗藏的敌人坚决斗争。如果战争真正爆发，估计一部分幼稚动摇的党员，会发生悲观失望的情绪，甚至发生逃跑叛变的行为，因此目前更要加紧进行教育，指出国内国外党内党外各种对我之有利条件，国民党对敌、对外、对共、对民、对党各种不利条件，以坚定他们胜利的信心；同时指出我们也有各种困难及能够克服困难的力量，以坚定其战斗的决心。

三、在进行干部与群众的教育中，必须与审查干部坦白运动密切的结合起来，利用这次国民党正要进攻边区的时机，继续加紧反奸细斗争。目前特别应注意下列工作：（甲）从思想上去瓦解敌人。拿国民党撤退河防进行内战的具体行动，拿国民党33个将级军官的投敌叛国的具体事实，与欢迎日寇奸细吴开先到重庆并仍作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具体例子，打破他们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幻想。使他们认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实质上是日寇的第五纵队，号召他们不要再为日寇第五纵队服务。告诉他们国民党区域内民情隔阂，民生憔悴，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等具体事实，打破他们认为“国民党尚可依靠”的心理。说明共产党、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救国的功绩，实行民主自由、丰衣足食的事实，与他不可战胜的力量，使他们晓得不应破坏与不可战胜的道理。号召他们在此紧急时机赶快出来坦白自新，党的宽大政策是开着门的，但如果甘为第五纵队服务，观望等待，企图进行阴谋破坏工作，则将以军事时期的严厉办法处理之。（乙）加紧反特务斗争的宣传教育工作。各机关、学校、保卫部门的同志应写反特务斗争的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号召自首分子写文章，揭露国民党特务机关充当日寇第五纵队的实质，反对国特破坏抗战团结、挑拨内战、杀害青年、破坏共产党、八路军与边区的罪恶，号召全中国人民群起而攻之。（丙）加紧对反革命分子的清查、突破和甄别工作，将精密细心调查研究的个别解决，与有准备的坦白大会、劝说运动结合起来。加紧发动群众的积极性，有计划地教育干部，达到10%的干部学会反奸工作。（丁）各保卫部门应继续加紧审讯工作，在监狱中进行反省运动与控诉运动。（戊）目前紧张时期内，必须更加防止和反对“逼、供、信”的主观主义，坚决实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九条方针”（见《防奸经验》第6期），这是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任何时候都应遵守的。

四、加强警戒工作，严格地执行枪支登记制度与各机关学校的警卫制度。各机关学校应立刻建立有名有实的自卫军，彻底检查过去机关自卫军的工作，纠正徒有虚名而无实际，徒有形式而无内容的一切办法，使自卫军真正成为保卫自己警戒敌人的组织，并适当地进行军事教育。

五、改造机关党的支部组织，使各机关学校的首长（特殊者例外）兼任党的组织负责人，使党、政、学的工作一元化。

7月12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质问国民党》（请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他在社论中写道：

“近月以来，中国抗日阵营内部，发生了一个很不正常很可骇怪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许多党政军机关发动了一个破坏团结抗战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以反对共产党的姿态出现，而其实际，则是反对中华民族和反对中国人民的。”

接着，毛泽东在社论中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准备进攻边区、洞开对付日寇的河防的罪恶阴谋，以辛辣的笔调驳斥了他们所散布的“第三国际既已解散、中国共产党也应‘解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等无耻谰言。

针对国民党准备进攻边区、洞开对付日寇的河防的阴谋，毛泽东写道：

“许多国民党人肆无忌惮地天天宣传共产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强抗战么？难道进攻边区，倒叫做增强团结么？”

“你们不应该打边区，你们不可以打边区。‘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

毛泽东最后写道：

“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撤退到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中央社于7月6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这两种错误，都是滔天大罪的性质，都是和敌人汉奸毫无区别，你们必须纠正这些错误。

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请你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河防，请你取缔中央社，并惩办汉奸张涤非。

我们向一切不愿撤退河防进攻边区与不愿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真正的爱国的国民党人提出呼吁：请你们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我们愿意和你们合作到底，共同挽救民族于危亡。

我们认为这些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大礼堂举行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宣布说，经过3个月的抢救，已经有450人向党坦白。

会后，整个边区机关、单位、工厂、学校都掀起了“抢救运动”，一度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情况。有不少人在前一天还抢救别人，第二天就成了被抢救者。

7月16日，周恩来、林彪等100余人乘汽车自西安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等人的热烈欢迎。

7月21日，毛泽东为公布《评<中国之命运>》致电留在重庆的董必武，他写道：

必武：

此次反共高潮之近因，一由于国际解散，二由于相信日将攻苏，故蒋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事机不密，为我党揭穿，通电全国，迎头痛击，于是不能不竭力否认（如胡、徐等复电），尽量敷衍（如对周、林，并稍示和缓，边境已有两个师后撤）。但实际上目前军事准备决不会放松，政治压迫亦必会加紧（如七七封锁新华，日前检查渝办）。我为彻底揭穿其阴谋并回答其自皖变以来的宣传攻势计，除已发之通电及解放社论外，并于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各方面。为此目的，望注意执行下列数事：

一、文广播后，设法秘密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二、报馆中，以此文作为课本，进行解释讨论。三、文发表后的各方面影响，并将国民党回驳此文讨论的文章择要电告，并全部寄来。四、新华尤其群众可用其他迂回办法揭露中国法西斯的罪恶（思想、制度、特点和行为）。五、其他技术问题由恩来电告。

　　 毛泽东 马

7月间，著名音乐家、作曲家贺绿汀来到了延安。不久，他便被安排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

一天晚上，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举行文艺联欢晚会。毛泽东也来了，他穿着灰布中山装，敞着领扣，左手夹着烟卷，正与旁边的人谈论着。周扬把贺绿汀领到他面前，介绍说：

“这位是《游击队之歌》的作者贺绿汀同志，刚来不久，湖南邵阳人。”

毛泽东握着贺绿汀的手高兴地说：

“还是老乡哟。贺果这个人你认识吗？”

贺绿汀说：

“他是我三哥。”

“啊！贺果是我在长沙第一师范的同学。”毛泽东显然很兴奋：“你的《游击队之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7月23日，杨步浩把打下的小麦选最好的装了500斤，用4头毛驴驮着，带着他的亲戚李志明，高高兴兴地赶着毛驴来到枣园，把粮食送给毛泽东和朱德。

原来在毛泽东、朱德同意由杨步浩替他们交公粮后，杨步浩感到非常荣幸，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起早贪黑，也不觉得累。到了夏季，他种的小麦果然获得了丰收。

这天下午，毛泽东接见了杨步浩。他握着杨步浩的手说：

“杨步浩同志，请坐，请坐！”

杨步浩就紧挨着毛泽东坐下了，心里“突突”直跳，满肚子的话，激动得不知从何说起。毛泽东问他：

“杨劳动英雄，你为什么要替我代耕？”

杨步浩向毛泽东讲述了自己的苦难经历，说道：

“毛主席，要不是你来得快，我全家早就饿死了，一辈子也翻不过身来。你是我们劳苦人的大救星，又是人民的领袖，一天到晚为国家安危操劳，还有生产任务，我实在放不下心，就想为你代耕，公粮由我给你交。”

毛泽东感慨地说：

“这才像无产阶级闹革命啊！”

他接着问：

“你的麦子为什么种得这样好呀？”

杨步浩就把自己不违农时，如何施肥、锄草等等重要环节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很高兴，当即提笔给延安县长曹扶写了一封信，希望他重视与推广杨步浩的生产经验。

晚上，毛泽东请杨步浩在家里吃饭，并给他讲了边区建设和打败日本鬼子后建设新中国的事情。杨步浩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咧开嘴幸福地微笑着。

第二天，毛泽东请杨步浩到他住地附近的山坡上看自己种的蔬菜，随手摘下一些西红柿送给杨步浩。毛泽东还送给他一些熏肉、饼干，让他带回去给娃娃们吃。

杨步浩临走前，毛泽东让他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那里，给林伯渠谈谈农村的情况。他在给林伯渠的信上介绍道：

“兹有延安县川口区六乡石家畔劳动英雄杨步浩及其亲戚李志明二位，由延安县曹扶县长介绍来谈，获知乡村情况，很有兴趣。兹转介至尊处，倘有时间，乞为接谈，他们极愿晋谒领教。并望招待他们住一晚，第二天回家，因他们离此70里之远。”

这一时期，毛泽东经常到延河滩上去散步，遇到人就和人家聊天，问寒问暖，拉家常。

有一回，毛泽东在河滩上散步时，遇到了一个从城里回来的文人，只见那人手中持一根拐杖，不住地在手中打转玩，他跟毛泽东打招呼时，拐杖还在手中不停地转来转去的挥动着。说来也巧，正在此时，有老乡的驮盐的毛驴队从这里经过，那人的拐杖还是不停地转动着。乡下人一向对读书人对有钱人谦恭，老乡们见此人如此傲慢，不得不往一边靠，被挤到了一边也还是忍气吞声地赶着毛驴队过去了。毛泽东非常气愤，对身边的人说：

“真是目中无人。他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只比老百姓多这么点知识，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

7月30日，毛泽东和康生谈到了抢救运动中的扩大化问题。

原来在不久前，毛泽东发现一些在中央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人员被怀疑，受到审查，感觉有些不对头，他说：

“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特务。”

他让有关人员将某些被审查者的口供材料找来，认真审阅，刚看到第二份材料，便派人将负责复查案件的李克农、师哲叫了来，问道：

“你们送来的口供，我还没有看完，你们那里还有没有这样的供词？”

李克农说：

“还有三四十份。”

“你们觉得口供的真实性如何？”

“基本没错，个别地方可能有偏差。”

“江西肃反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啊！”毛泽东列举了在江西搞逼供信的那一套，接着又问：“现在是否也是这样办的？”

师哲回答说：

“一些具体的做法还不太清楚。”

“你们送来的6份口供材料，我只看了一份，第二份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后也不要再送给我了。”毛泽东看着二人疑惑不解的样子，解释说：“为什么不想看？我看这些材料像是写文章，不像是口供，有些话不实在。你们怎么看？”

师哲说：

“一句两句错话，恐怕难免，但这无关紧要。”

毛泽东认真地说：

“如果有一句假话，会不会有10句假话？有10句假话，会不会有一段假话？有一段假话，会不会全篇都是假话？我写一篇文章，不到1000字，贴到墙上，每天改几个字，一个月后就改得面目全非。这还是自己写的，自己和自己打仗。他们写的全对吗？写口供不是写小说，不能编假的。你回去对写口供的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是假的，改正一句话，一段话是假的，改正一段话，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们把他们的口供交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改，但要说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我们要弄清楚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

师哲等人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向写口供的人一了解，才知道其中果然有假，有的口供竟然全部是假的。

不久，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了抢救运动中的混乱现象。毛泽东听后说：

“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做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做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做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

再说毛泽东在7月30日和康生的谈话中说：

“这样搞肯定是有问题的。”

毛泽东指示说：立即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

7月30日晚，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通报了中央关于审干“九条方针”和在敌后的八项政策，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一、周、林（即周恩来、林彪——笔者注）返延，七大准备开会，请你及罗、薄、聂、吕（指罗瑞卿、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笔者注）来延参加大会，希预为布置。太行、太岳、北岳各区须重选代表若干，中央另有通知。

二、敌后整风有进步，可于7月9日北局关于整风经验及关于思想意识二文见之（已交广播）。敌后整风请督促务于今年切实办完，以便从明春起开始全面审查干部，明年一年办完。

三、审查干部之方针为：一、首长负责；二、自己动手；三、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四、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五、调查研究；六、分清是非轻重；七、争取失足者；八、培养干部；九、教育群众。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其详另有说明（见后8月15日《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笔者注）。

四、蒋、胡进攻边区计划，被我及时揭破，见我有备，被迫暂时停止，争取一年和平已有希望，但我军事防御准备绝不松懈。

五、望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解放报社论，及陈伯达、范文澜评《中国之命运》等文多印广发，借此作一次广大深入的有计划的阶级教育，彻底揭破国民党的欺骗影响，不要把此事的重要性看低了。国民党思想在我们党内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的。

六、前电所述六项政策，在敌后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八项政策，其次序是：一、对敌斗争；二、整顿三风；三、精兵简政；四、统一领导；五、拥政爱民；六、发展生产；七、审查干部；八、阶级教育（在陕甘宁边区，对敌斗争改称军事教育作为第八项）。

七、在群众中普遍的经常的任务则是战争、生产、教育三项。

八、阶级教育，即是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教育，不是离开统一战线的孤立的阶级教育，对外不提“阶级教育”名称。

此电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几个区党委负责同志。

　　 毛泽东 午卅

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中央办公厅欢迎他和林彪回到延安的大会上发表讲话说：

“没有比这3年来的事态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的了。”“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此后，周恩来参加了高干整风和研究党史的活动。他在整风会上为自己在抗战初期的错误做了诚恳的检查。高级干部中也有不少发言者批评了周恩来。

8月5日，中央总学委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进行一次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问题的通知》，全文如下：

目前边区周围局势暂较缓和，延安对失足分子的抢救运动亦已告一段落，保卫边区与审查干部的工作虽仍须继续进行不懈，但趁此时机利用活生生的事实与群众中已经激发的感情，有系统的进行一次对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实为迫切的需要。应该指出：自从抗战以来，党内即有不少的一部分同志对今天的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不正确的了解，因此在实践上犯了许多错误，虽经毛泽东同志与党中央多次纠正，但这些问题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至今仍未彻底解决。在审查干部的工作中，在共产国际解散的讨论中，在这次反对国民党进攻边区的斗争中，证明不仅许多青年党员的思想中还保存许多错误观点，即老党员中亦有些人有这种观点。因此，教育全党同志把这些问题（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彻底弄清楚，无论对于目前保卫边区和审查干部的工作上，或对于从思想上政治上使党更加巩固、统一和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都是有极端重大的意义的。而为达此目的，三朝两日，轻描淡写，畏首畏尾，心不在焉的方式是完全不济事的。因此，中央总学委决定自8月16日至8月31日的半个月中，各单位一律以主要力量来进行这个教育。

二、规定在此期间以学习以下5个文件为中心：1、《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 2、《延安民众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3、陈伯达同志《评〈中国之命运〉》。4、王稼祥同志《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5、刘少奇同志《清算党内的孟塞维克主义思想》。并参考《解放日报》7月1日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7月12日社论《质问国民党》，7月27日社论《论时局》，及其它有关的文章。

三、为使这一学习能够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规定8月5日至15日为浏览阶段，8月16日以后再进入讨论阶段。中央总学委决定在浏览阶段结束，讨论阶段开始前，召集一次会议，反映浏览情况，研究讨论方法，望各单位学习领导机关注意准备意见。

中央总学委

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中央党校第二部今天开学。同志们大多是从前方来的，从战场上回来的；一部分是从边区各地来的，从工作中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在延安的，离开工作来学习的。现在大家在一个学校里学习，要有一个一致的意见、统一的思想，要达到一个统一的目的。否则，有人要学经济学，有人要学哲学，有人想看小说，有人想学外国文，那末，我们的学校就不好办，也办不好。我们全党要统一，学校里的学习和各种活动也要统一，要有一致的意见。今天开学，我主要地来做这样一个宣传。

我们要执行什么统一的意见，达到什么统一的目的呢？就是刚才彭真同志说的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关于干部标准的4条：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我们要按着这4条来学习，学校里的学生、工作人员统统要为达到这样的目标而努力。”

“中国革命要完成什么任务呢？中国共产党到底要办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办两件事，要换两回朝。

第一，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变为民主主义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这同过去法国、英国及任何其他国家（苏联的二月革命除外）由封建社会改变成民主主义社会是不相同的。以前各国的那种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发动群众不彻底，生怕群众觉悟起来，超出资产阶级控制的范围。我们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它的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破坏了封建秩序，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压迫，而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了。”

“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

“中国几万万农民到底跟谁走？如果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走，中国仍是一个存在剥削和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果跟无产阶级、跟共产党走，就可以由半封建社会进入民主主义社会，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的国家。我们办党校也是为了要换这个朝。

第二，共产党还要办一件事，还要换一个朝，就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有些同志，包括有些老干部，只知道头一个换朝，不知道第二个换朝。头一个换朝他们有经验，叫做打土豪、分田地，他们赞成；现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赞成；反特务斗争，他们赞成；不让胡宗南进攻边区，他们赞成。但这些都是属于刚才讲的那个头一个换朝。”

“我们的干部还必须懂得将来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我们说的两个革命。”

关于联系群众问题，毛泽东说：

“联系群众这一条，也要用客观标准来衡量。比如，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

8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他和周恩来给董必武的电报，全文如下：

董：

甲、边区军事虽稍缓和，但国民党的武装准备并未放松，其宣传斗争则更加紧，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等团体请解散中共电，已有十多处，中央社更发反共社论、专电动员舆论。不知重庆月来舆论如何？望电告。

乙、此间除继续广播评《中国之命运》各文外，拟于8、9两月发动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不久将有通电、文章广播，请预为准备。

丙、渝、桂文化界反压迫抗议事可行，惟望注意：一、除少数知名之士外，不要暴露隐藏的文化人。二、发表的形式可采取多样的。三、尽量争取中间人，在中间刊物发表抗议。四、译成英文向美、英出版界揭露。五、新华、群众多登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

　　 毛泽东 周恩来 真延

8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署名边章五（文武兼备的军事指挥员，1954年病逝）的《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名叛国将领概观》一文，该文说，抗战迄今，国民党将领及其所率军队，叛国投敌现象，层见迭出。文章中公布了国民党58个叛国将领，他们是：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于怀安、宁春霖、厉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乾、景顺扬、杨志希、陈孝强。

《解放日报》社论借用民谣：“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鞭鞑国民党以优良装备扩编嫡系部队，排挤非嫡系部队，妥协投降，挑动内战，提醒全国人民警惕和深思。

8月13日，毛泽东就击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的形势分析和关于党的政策问题，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吕正操、李先念、黄敬，他写道：

蒋介石及国民党进攻边区的阴谋，虽因我们的揭穿、有准备、及外国人的干涉而暂时停止，但他们的阴谋并未放弃；同时在全国广泛发动要求解散共产党的舆论，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了很多这样的电文，同时在华中与山东继续坚决地进行不声不响地对于我军的军事进攻；对于日军及伪军则采取消极态度，同时蒋之代表张治中在周恩来林彪两同志离渝前非正式的告诉他们，说国民党在国际解散后，拟有两个方案：一是要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党的合法化；一是国共两党合一。据今年7月统计，全部在华日军36个师60万人，国民党只抗击25万人，共产党抗击了35万人；全部汪精卫王克敏的伪军62万人（大部分是蒋介石军队投敌伪化的），国民党只牵制了广东方面的6万人（但并不攻击他们），在华北华中56万伪军均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日本政府公开发表诱降声明，蒋介石连一个文字的驳斥也没有。蒋的部下大批的和日本特务人员及汪精卫的人员互相勾结，达到了惊人程度，降敌者日益增多。英美两国舆论对于国民党抗战不力与政治黑暗日益不满。国内各小党派及地方实力派和我们同样受压迫，同情我党的倾向在增长中。我党政策是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大内战，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抗战不力与反共阴谋，对抗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并准备自卫实力。

　　毛泽东

8月1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对审干“九条方针”作了详细说明。决定中说：

“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在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领地，欺骗与压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组织，并为其服务，中国买办、封建的法西斯的国民党，虽有抵抗外国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从1927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设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于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则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亦是很多的，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方针。

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离开了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及其联系群众的强有力的干部，就无法妥善地最彻底地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是和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的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这个错误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三个字。审讯人对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他威逼办法，然后被审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然后审讯人及负责人不加思索的相信这种绝对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这是完全主观主义的方针与方法。抗战时期，山东湖西地方的错误肃反事件，也是重复这种方针与方法的结果。这种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中，特别是在保卫工作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地保存着。只有采取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才有充分可能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而使这次审查干部乃至审查一切人员，达到最妥善，最彻底之目的。”　

关于“调查研究”，决定说“调查与研究每一个人的历史，找出其矛盾，发现其问题，每一单位，须由领导核心根据所有的人员平日的言行，经过慎重考虑，拟定两种名单，一种是估计无问题的，一种是估计有问题的，经过上级再慎重考虑后的批准，然后对于有问题的一个一个地予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信方法。”

关于“争取失足者”，决定中说：就是“对于一切大小特务，叛徒，或被日本被国民党一时利用的普通分子（占多数），原则上一律采取争取政策，即宽大政策。延安审干查出两千多人（其中有部分被弄错了或被冤枉了，准备在最后清查时给予平反），至今未杀一人。其罪大恶极，反复无常，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自应处以极刑。但这种人是极少数的，前方及边境地区环境特殊，或对某些个别分子有早日镇压的必要。但总方针应该是毫不动摇地、千方百计地、耐心地、热情地去争取他们。在大会小会及个别谈话中，向他们说明世界法西斯末日已到，国民党腐败黑暗，决无前途，共产党光明正大，前途无限，从思想上瓦解他们。延安经验证明，绝大多数这类分子是能够被我们争取为一条心的，许多人转变得很好。整风的任务就是将半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审查干部的任务就是将二条心的人转变为一条心。日本及国民党很久以来就采取与软化共产党员为其服务的反革命方针，很少杀人，我党必须采取争取大部至全部特务分子为我们服务的方针，否则我们就是失败的。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恐惧心理，当然不是故意放纵让其跑掉，但是不可因怕跑掉而主张多杀。在某种情况下，宁可让他们跑掉，亦不可多杀人，跑掉比杀掉为有利。只要少捉不杀，或少捉少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留得人在，虽有冤枉可以平反（确实冤枉的必须平反绝无犹疑余地），多捉多杀，则一定会犯不可挽救的错误。”　　

自此，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查干部阶段。江青作为一名军委机关的干部，自然也要过这一关。她这是第3次接受组织审查了。

此次审查江青的材料依据主要有3个：

第1个材料：早在1939年，国民党的报纸借助江青的历史问题，大做文章，发表了《蓝苹小姐弃艺从政，江青活跃延安“舞台”》等一系列报道，目的是指桑骂槐。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看到了国民党的报纸后，指着报纸问扬帆：“你是否知道蓝苹其人，她在上海的情况怎样？”扬帆是在1937年3月也就是江青离开上海的前两个月到上海进入戏剧界的；在江青走后的8月份加入中国共产党。扬帆见项英问起蓝苹，就把他所听到的关于江青在上海的一些传闻告诉了项英，他还说：“江青是一名影剧演员，原是党员，被敌人逮捕过，但是否自首我不清楚。”项英要扬帆把他所说的情况写了1份书面材料，他自己又拟了1份电报，在电报末尾说：“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然后让李一氓将电报发给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康生。

第2个材料：1939年周恩来给江苏省委发去电报，询问江青在上海的历史情况。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是在1937年5、6月间来到上海的，此时江青已经离开了上海。刘晓是在到了上海后先建立了上海临时委员会，1937年11月成立了江苏省委。他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就和其他省委负责人张爱萍、沙文汉、王尧山联名回电，反映了有关江青的一些绯闻，结论是江青历史不清白，“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妻”。

第3个材料来自于严朴。严朴在1928年参加党的“六大”后，从莫斯科回国，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江青来到上海时，他已经转移到了中央苏区。所以，严朴的材料也是源于传闻。

此外，来自上海的周扬、袁牧之也提供了一些材料。

有一次，江青要让毛泽东替她说句话，毛泽东不赞成，他对自己的妻子也一样严格按原则办事。他说：

“既然没问题，你怕什么？为什么要让我说话？”

江青不高兴了，说：

“他们搞的不是我，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秘书。”

毛泽东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

“党员接受组织审查，任何人都不能特殊！”

江青说：

“反动报纸的宣传能相信吗？他们还骂你和朱德是土匪呢，多少次登报说你被击毙，能信吗？有些人和反动派唱一个调，那是为了攻击你！”

实际上，审查江青的那些材料都是一些旧传闻，组织上早已调查过两遍了，没有可以佐证江青有历史问题的新东西。关于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意见，毛泽东表示过强硬的态度，也早已结了婚，更没有任何意义了。因此，江青过关是很容易的事。

此后，江青也接到了柯庆施的一份申诉材料，她向毛泽东汇报说：

“少奇同志在华北局时，审干工作处理得不太好。”

毛泽东问道：

“有什么问题？”

江青说：

“他支持彭真在运动中打击了许多人，有不少人是被冤枉的，柯庆施就是其中的一个。据他们搞的材料说，柯庆施是国民党的特务，主要证明人是张秀岩。而张秀岩是彭真同志老婆的亲妹夫，是大官僚大地主出身的人。他们已将柯庆施同志关押了两年了，连柯庆施同志的老婆也被逼得跳了井。柯庆施在拘留室写给我的信中说：真正写了‘反共启示’的薄一波等人，倒被刘少奇、彭真同志包庇了。柯庆施同志在莫斯科时，是我们共产党员中唯一见过列宁同志的，他要是国民党的特务，那简直不可思议。现在这件事，你要是再不出面，这个同志可就要含冤而死了。”

“有这么严重吗？”

毛泽东立刻叫来康生，了解柯庆施的案件。康生说：

“不错，柯庆施的案子是彭真同志亲自抓的，少奇同志也过了手。我虽然负责中央的审干工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经过我这里，大量的案子处理，是由各单位自己来抓。”

毛泽东指着江青说：

“江青向我讲了柯庆施同志的案子有出入，你把这个案子的全部材料调来，我要看一看。在没有弄清问题之前，你通知有关方面先放人。少奇的工作由我来做。总之，今后再不能允许出现逼死人的现象。我们对审干的方针政策应该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务分子，我们一个不杀，他才敢坦白呀。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各单位自己处理大多数的问题，必须遵循这个原则，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弄清是非，解决问题。”

康生马上向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求他们认真执行。柯庆施终于获得平反昭雪。他后来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流着泪一个劲地说：

“毛主席真伟大，毛主席真伟大！要不是毛主席救我，我也要上黄泉路了。”

毛泽东说：

“是江青同志向我报告了你的情况，我才知道的。”

柯庆施感激地对江青说：

“毛主席有了你这样的贤内助，是我们党的幸事。”

柯庆施又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刘少奇在华北局时期的问题，毛泽东说：

“这些问题先不要再讲了，事情复杂，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你要学会忍耐，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共产党员不学会顾全大局，就干不了革命。”

且说初秋的一天下午，天高气爽。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刚刚开学上课，学员们正在窑洞里复习功课。一辆美式吉普车驶进了柳树店的山沟，旋即停在医科大学的操场上。当车上的主人走下车来时，被附近的几个学员发觉了，他们立即欢呼起来：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

在宿舍里自习的学员们听到欢呼声，都跑出了窑洞，奔向操场，把毛泽东围了起来。

“当当当……”一阵清脆悦耳的集合钟声响了，学校领导指示各大队集合，整队到大礼堂听毛泽东讲话。

礼堂被席地而坐的学员们挤得满满的，老师和校领导都被挤到礼堂内东侧，从大门口到主席台排成一溜儿紧靠着墙站立着。

主席台上放着一张学员上课用的书桌。毛泽东的随行卫士穿着一身灰色的军装走上主席台，瘦小的个儿显得精干利索，从腰带上解下用布袋装着的军用白搪瓷茶缸，从挎袋的布口袋里拿出一个无提手的小暖水瓶，倒了半杯水，放在书桌的西侧。

当毛泽东出现在大礼堂门口时，学员们热烈地鼓起掌来，随着掌声的节奏，学员们齐声欢呼：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毛泽东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和战士们难以区别的灰色军装，松散着裤腿，上了主席台。他唯一与众不同的是那1米8以上的魁伟身材，高大而宽阔的前额，深邃的眼神。一头浓黑的头发使他那黝黑的面孔显得更加消瘦。他微笑着举起了双手，手心向下，轻轻地按了几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坐在第一排的王鹤滨看着毛泽东的样子，立即想起了他在华北联大时学生中流传着的一句话：“毛主席像个老妈妈。”他正想着心事，突然听到毛泽东说道：

“枪是可以杀人的！”

毛泽东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了他讲演的第一句话，顿了顿，接着说：

“同志们，我们革命党人认识这个真理，代价却是惨重的，花去了无数个革命志士的生命，是以革命遭到了失败的教训才认识到的。于是，我们革命党人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也拿起枪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我们继续战斗了。”

毛泽东顿了顿，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问道：

“那么，我们手里的枪是从哪里来的呀？”

毛泽东启发式的提问，一下子把学员们的思维集中了起来。一个学员大声说道：

“大概是通过地下工作者送来的吧？！”

毛泽东微笑着亮出了底牌：

“是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运来的嘛！蒋介石给我们当运输大队长，还是很称职的哟！他既不用牛车拉，也不用毛驴驮，而是用火车载汽车运的呀！运来了嘛，我们就统统地收下，但是，不开收条的哟！”

毛泽东的话音刚一落，会场上立即迸发出爽朗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也笑出了声音，他随手拿起小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接着说道：

“从前我们就是这样，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敌人的飞机和大炮，现在，我们对付日本鬼子也是这个办法……”

1943年9月初，彭德怀从华北前线回到了延安，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准备就毛泽东对他4月7日在太行山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的批评意见，和毛泽东辩论一番。毛泽东已经听到了传言，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和他纠缠不清，就让江青接待他，跟他解释一下。江青对彭德怀说：

“主席为你讲的话，两天没有睡好觉。你代表中央讲这类意见，应该事先请示中央，而不能这样无组织无纪律，这是向中央闹独立性的表现。毛主席说，希望以后再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彭德怀一听就火了，很不耐烦地说：

“你是代表谁来和我这样谈话？老毛呢？他为什么不能和我来谈？还要你来出面？我认为你还不够格。你只要替中央把老毛的身体照顾好就行了，其它的事情不要你来操心。好不好？”

因为事先毛泽东有交代，江青有思想准备，就耐着性子说：

“我是没有什么资格，可是我们共产党人是讲真理的，对的听，错误的批评。毛主席让我把他的意见转告给你，这有什么够格不够格的？你的封建残余思想也太多了。如果你认为毛主席的批评有道理，还是尽快改正为好。”

彭德怀一气之下，拂袖而去。

后来，刘少奇和彭德怀去看望病中的关向应，关向应流着眼泪说：

“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

此时，聂荣臻也根据中央的指示离开晋察冀，来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

聂荣臻长期独立领导一个大战略区的党政军群工作，卓有成效，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在临行前，毛泽东特意发电报给他，要他带一支部队，兵力起码4000人，保证路上安全。安全抵达延安后，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人，来到聂荣臻住处看望他。

9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先后参加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博古、邓发，共11人；王明、王稼祥、凯丰3人因病未到会。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萧向荣、胡乔木，共19人。这次会议史称“第二次九月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严厉地批判了王明在抗战以来的右倾错误路线。许多干部都在会议上作了检讨。

彭德怀在会上报告了华北的斗争情况，总结了各阶段的经验教训，检查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他还总结了自己对毛泽东认识的三部曲：大哥——先生——领袖。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会议变成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会上提出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是“入股革命”，一贯反对毛泽东，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帮了蒋介石的忙。

关于百团大战问题，毛泽东解释说：

“在群众中应该说打得好，在高级干部中也要说明百团大战是英勇的，只能在战术上加以说明。”

毛泽东很不满意有关方面对百团大战的宣传。据聂荣臻说：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批评了这件事。毛泽东说：

“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100多个团参战，蒋介石很惊慌，他一直有这样一个心理，害怕我们在敌后扩大力量。在他看来，我们发展，就是对他的威胁。所以，这样宣传百团大战，就引起了比较严重的后果。还有，在战役的第二阶段，讲扩大战果，有时就忘记了在敌后作战的方针，只顾去死啃敌人的坚固据点，我们因此不得不付出比较大的代价。死啃敌人坚固据点的做法，是违背游击战争作战方针的。”

在秋季的一天，任弼时曾郑重嘱咐萧三说：

“写一本毛主席传，以庆祝他的50大寿。”

他希望萧三能在12月下旬完成。胡乔木也极力赞成此事。萧三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说：

“我曾有幸和毛泽东同志在小学和师范学校同学过，参加了‘新民学会’的成立会，共同参加五四运动，在北京、上海也曾一道活动，直到他亲自到码头送我们上轮船赴法国勤工俭学。”“我倍受阳光雨露的哺育，领袖良师益友的教导熏陶，自然有许多亲切的珍贵的回忆。”

后来，萧三为此遍访了在延安的许多人，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贺龙、陈毅、罗瑞卿、蔡畅、谭政、陈正人、何长工、郭化若等人，搜集了大量的素材，可是到了年底，萧三的那本毛传并未能如期完成。

有一天傍晚，毛泽东请中宣部长张闻天打电话把民众剧团的柯仲平、马健翎和抗战剧团的杨醉乡请到枣园住所谈话。

杨醉乡，原名杨增爱，1906年出生于延川县杨家圪台村，1927年5月在延安省立4中加入共产党，历任村党支部书记，永远区委宣传部长，列宁剧团团长，工农剧社社长，人民抗日剧社党支部书记，抗战剧团团长，创作有秦腔剧本《崔福才转变》、《王老虎》，快板剧《消灭汉奸》，陕北小调剧《送公粮》，眉户戏《求婚》、《三姐妹》、《劝妻》等小戏。他在演出中经常反串老婆婆，故有“杨妈妈”、“佘太君”之称。

毛泽东的窑洞里陈设极为简单，办公桌紧靠窗口，桌上摆满了书刊、稿纸和文具。西南角放着一张木板床，床上折叠整齐的被面上打着一块约2尺长的补丁。

毛泽东见客人来了，和他们一一握手，示意他们在点有小马灯的办公桌旁坐下，笑道：

“请来‘三贤’，有两位‘美髯公’，一位‘佘太君’。你们是苏区的文艺先驱，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像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插秧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撒到哪里。”

他指着柯仲平说：

“云南诗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劲。你们民众剧团比抗日剧团成立晚好几年，但也是在创作力量和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诞生的。一个时期，是靠种田做工的写剧本，靠大伙节衣缩食搞募捐解决经费问题的。”

他又指着民众剧团编导主任马健翎说：

“‘马髯公’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走大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大写根据地，连续创作和演出了《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拿台刘》等剧目。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这很好。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

柯仲平、马健翎、杨醉乡汇报了两个剧团演出的情况，大家边说边笑，气氛非常活跃。谈话快要结束时，毛泽东说：

“抗战进入了新的时期，共产党不仅要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且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新国家中，不但要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要有新文化。什么是新文化？作为观念形式上反映新的政治力量和新的经济力量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具体一点说，抗战剧团和民众剧团的创作和演出，就体现了一定意义上的新文化。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9月底，陈潭秋、毛泽民等人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

前面已经说过，盛世才于1942年9月将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囚禁；后来在1943年2月7日又把这些共产党人投入监狱。从4月10日起，由蒋介石派来的“审判团”等组成的审判委员会开始动用“抽皮鞭”、“坐飞机”、“老虎凳”等种种酷刑，残酷折磨共产党人。徐梦秋和潘同（化名潘柏南）、刘希平（化名刘西屏）3人叛变。

9月27日深夜，新疆警务处李英奇与审判委员会主任富宝廉，拿着盖有盛世才印章的秘密处决手令来到第2监狱。他们指挥9名刽子手，手拿棍棒、绳索，把陈潭秋、毛泽民、林为梁（化名林基路）从牢房中唤出，先用大头棒将他们击昏，然后用绳索勒死，装进麻袋，埋在荒无人烟的山坡上。过了3天，盛世才又下令将陈潭秋、毛泽民、林为梁的尸体挖出来，一个一个进行拍照，把照片送给宋美龄，向蒋介石报功邀赏。

后来在1944年国共谈判时，中共代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即陈潭秋——笔者注）、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系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其间，毛泽东还曾表示：“要重点营救徐梦秋。”显然，他们还不知道陈潭秋、毛泽民等人早已牺牲和徐梦秋、潘同、刘希平3人叛变了。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代表们仍然不知陈潭秋已经牺牲，又把他选为中央委员。

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对党内的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指示要求：

“秋收已到，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今秋如能检查减租政策的实施程度，并实行彻底减租，就能发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明年的对敌斗争，推动明年的生产运动。”

“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陕北称变工队，过去江西红色区域称耕田队或劳动互助社），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90%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10%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明年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否则便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毫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10月5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社论。他在社论中写道：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污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同时又声言‘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在大多数国民党员把持操纵之下，通过了和十一中全会大体相同的对共决议案。此外，十一中全会还‘选举’了蒋介石作国民党政府的主席，加强独裁机构。”

“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人可能打什么主意呢？不外三种：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

国民党内的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对共产党打，对国民党拉’的要求，是一路来主张投降的。他们时刻企图策动反共内战，只要内战一开，抗日自然就不可能，只有投降一条路走。国民党在西北集中了40至50万大军，现在还在由其他战场把军队偷偷地集中到西北。据说将军们的胆气是很豪的，他们说：‘打下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是他们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上听了蒋介石先生所谓共产党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的演说，和全会作了与蒋所说大体相同的决议之后说的话。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亦作了与此相同的决议，可是墨汁未干，将军们即奉命作成消灭边区的军事计划；今年6、7两月实行调兵遣将，准备对边区发动闪击战，仅因国内外舆论的反对，才把这一阴谋暂时搁下。现在十一中全会决议的墨汁刚刚洒在白纸上，将军们的豪语和兵力的调动又见告了。‘打下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决定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切赞成‘打延安’的国民党人，不一定都是主观上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义者。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许是这样想：我们一面反共，一面还是要抗日的。许多黄埔系军人可能就是这样想。但是我们共产党人要向这些先生们发出一些问题：你们忘了10年内战的经验吗？内战一开，那些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义者们容许你们再抗日吗？日本人和汪精卫容许你们再抗日吗？你们自己究有多大本领，能够对内对外两面作战吗？你们现在名曰有300万兵，实际上士气颓丧已极，有人比做一担鸡蛋，碰一下就要垮。所有中条山战役，太行山战役，浙赣战役，鄂西战役，大别山战役，无不如此。其所以然，就是因为你们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两个要命的政策而来的。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你们越是积极反共和消极抗日，你们的士气就越发颓丧。你们对外敌如此，难道你们对共产党对人民就能忽然凶起来吗？不能的。只要你们内战一开，你们就只能一心一意打内战，什么‘一面抗战’必然抛到九霄云外，结果必然要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无条件投降的条约，只能有一个‘降’字方针。国民党中一切不愿意真正投降的人们，只要你们积极地发动了或参加了内战，你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变为投降主义者。如果你们听信投降派的策动，把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参政会的决议当作动员舆论、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工具，其结果必然要走到此种地步。即使自己本来不愿意投降，但若听信了投降派的策动，采取了错误的步骤，结果就只好跟着投降派投降。这是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的第一种可能的方向，这个危机极端严重地存在着。在投降派看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正是准备内战亦即准备投降的最好的掩眼法，一切共产党人、爱国的国民党人、各个抗日党派和一切抗日同胞，都要睁起眼睛注视这个极端严重的时局，不要被投降派的掩眼法弄昏了头脑。须知正是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之后，内战危机是空前未有的。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参政会的决议可以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这就是‘暂时拖，将来打’。这个方向和投降派的方向有多少的差别，这是在表面上还要维持抗日的局面、但又绝对不愿放弃反共和独裁的人们的方向。这些人们是可能采取此种方向的，那是因为他们看见国际大变化不可避免，看见日本帝国主义必然要失败，看见内战就是投降，看见国内人心拥护抗日、反对内战，看见国民党脱离群众、丧失人心、自己已处于从来未有的孤立地位这种严重的危机，看见美国、英国、苏联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发动内战，因此迫得他们把内战阴谋推迟下去，而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空话，作为拖下去的工具。这些人们历来的手段就是善于‘骗’和‘拖’。这些人们之想‘打下延安’和‘消灭共产党’是做梦也不会忘记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投降派毫无二致。只是他们还想打着抗日的招牌，还不愿丧失国民党的国际地位，有时也还顾虑到国际国内的舆论指摘，所以他们可能暂时地拖一下，而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作为拖一下的幌子，等待将来的有利条件。他们并无真正‘政治解决’和‘实行宪政’的诚意，至少现时他们绝无此种诚意。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前，共产党中央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会见蒋介石先生，在重庆等候了10个月之久，但是蒋先生和国民党中央连一个具体问题也不愿意谈。今年3月，蒋先生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10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今年6月28日，蒋先生允许周恩来、林彪等同志回延安，但他就在这时下令调动河防兵力向边区前进，下令叫全国各地以‘民众团体’之名，乘第三国际解散机会，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共产党人乃不得不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呼吁制止内战，不得不将国民党各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阴谋黑幕加以揭发。我们已忍耐到了极点，有历史事实为证。武汉失守以来，华北华中的大小反共战斗没有断过。太平洋战争爆发亦已两年，国民党即在华中华北打了共产党两年，除原有国民党军队外，又复派遣王仲廉、李仙洲两个集团军到江苏、山东打共产党。太行山庞炳勋集团军是受命专门反共的，安徽和湖北的国民党军队亦是受命反共的。所有这些，我们过去长期内连事实都没有公布。国民党一切大小报纸刊物无时无刻不在辱骂共产党，我们在长期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国民党毫无理由地解散了英勇抗日的新四军，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9000余人，逮捕叶挺，打死项英，囚系新四军干部数百人，这是背叛人民、背叛民族的滔天罪行，我们除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和善后条件外，仍然相忍为国。陕甘宁边区是1937年6、7月间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和蒋介石先生在庐山会见时，经蒋先生允许发布命令、委任官吏、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行政区域的。蒋先生不但食言而肥，而且派遣四五十万军队包围边区，实行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必欲置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后方留守机关于死地而后快。至于断绝八路军接济，称共产党为‘奸党’，称新四军为‘叛军’，称八路军为‘奸军’等等事实，更是尽人皆知。总之，凡干这些事的国民党人，是把共产党当作敌人看待的。在国民党看来，共产党是比日本人更加十倍百倍地可恨的。国民党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共产党；对于日本人，如果说还有仇恨，也只剩下极小的一部分。这和日本法西斯对待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是一致的。日本法西斯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则一天一天地心平气和了，‘反共’、‘灭党’两个口号，于今只剩下一个‘反共’了。一切日本的和汪精卫的报纸刊物，再也不提‘打倒国民党’、‘推翻蒋介石’这类口号了。日本把其在华兵力58%压在共产党身上，只把42%监视国民党；近来在浙江、湖北又撤退了许多军队，减少监视兵力，以利诱降。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向共产党说出半句诱降的话，对于国民党则敢于连篇累牍，呶呶不休，劝其降顺。国民党只在共产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一股凶气，在日本面前则一点儿也凶不起来了。不但在行动上早已由抗战改为观战，就是在言论上也不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和各种侮辱言论做出一点两点稍为尖锐的驳斥。日本人说：‘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的论述方向是没有错误的。’蒋先生及其党人曾经对这话提出过任何驳斥吗？没有，也不敢有。日本帝国主义看见蒋先生和国民党只对共产党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但对20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委，58个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却不愿也不敢提出军令政令和纪律问题，这叫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不轻视国民党呢！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面前，只看见蒋先生和国民党解散新四军，进攻八路军，包围边区，诬之为‘奸党’、‘奸军’、‘新式军阀’、‘新式割据’，诬之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经常不断地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而对于20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委，58个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却不执行任何的军令政令，不执行任何的纪律处分。即在此次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也是依然只有对付共产党的决议，没有任何一件对付国民党自己大批叛国投敌的中央委员和大批叛国投敌的军事将领的决议，这叫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又如何看待国民党呢！十一中全会果然又有‘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话头了，好得很，我们是欢迎这些话头的。但据国民党多年来一贯的政治路线看来，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堆骗人的空话，而其实是为着准备打内战和永不放弃反人民的独裁政治这一目的，争取其所必要的时间。

时局的发展是否还可以有第三种方向呢？可以有的，这在一部分国民党员、全国人民和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希望如此的。什么是第三种方向？那就是公平合理地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诚意实行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内召集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会。我们共产党人是自始至终主张这个方针的。一部分国民党人也会同意这个方针。就连蒋介石先生及其嫡系国民党，我们过去长期地也总是希望他们实行这个方针。但是依据几年的实际情形看来，依据目前事实看来，蒋先生和大部分当权的国民党人都没有任何事实表示他们愿意实行这种方针。

实行这种方针，要有国际国内许多条件。目前国际条件（欧洲法西斯总崩溃的前夜）是有利于中国抗日的，但投降派却更想在这时策动内战以便投降，日本人和汪精卫却更想在这时策动内战以利招降。汪精卫说：‘最亲善的兄弟终久还是兄弟，重庆将来一定和我们走同一道路，但我们希望这一日期愈快愈好。’（10月1日同盟社消息）何其亲昵、肯定和迫切乃尔！所以，目前的时局，最佳不过是拖一下，而突然恶化的危险是很严重的。第三个方向的条件还不具备，需要各党各派的爱国分子和全国人民进行各方面的努力，才能争取到。”

毛泽东在社论中同时表示：

“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

欲知此后毛泽东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7月12日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和10月5日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堪称政论文中的典范之作。且不说他老人家下笔辛辣，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理透彻，单就其政策和策略来说，一般的政论文都是无法可比的。须知在这个特殊时期，这一类文章既不能像一般的辩驳文，也不同于讨伐檄文。它既要充分揭露和批评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恶行，又不能把老冤家一棍子打死，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教育人民和团结抗战之目的。所以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中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让人越读越觉得奥妙无穷！

第58章 1943年10月—

“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像国民党他们那样，连棉布都靠外国人。”

话说1943年10月6日，这一天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九月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首先通报了书记处会议关于整风检查暂停，高级干部先行学习的决定。

接着，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相继发言。刘少奇主要讲了党内斗争的传统问题。

朱德说：

“毛泽东同志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有毛泽东同志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同志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同志办事的本事。”

他还回顾了亲身经历，他说：

“与毛泽东同志在一起时，打仗就能胜利，离开毛泽东同志，有时打仗就要吃亏。跟毛泽东同志在一起虽然也有争论，但最后还是顺从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在长征路上，张国焘屡次逼我表示态度，我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坚持中央立场，这是我离开毛泽东同志后利用自己一生的经验来对付张国焘，最后与中央会合了。”

周恩来是第一次参加政治局整风会议，他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最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小结，先讲了团结问题。他强调说：我们是要团结的，犯路线错误或犯个别错误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是非，是达到真正团结的基础。

他还讲到了党内斗争的方法，强调说，要避免党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错误斗争方法；这次整风继续以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10月间的一天，毛泽东起了个大早，精神格外好，喊道：

“齐吉树，今天我们到南泥湾，9点出发，告诉贺清华通知德怀、弼时同志。”

毛泽东此去南泥湾，有三个目的，一是视察生产，二是检查战备，三是借此机会做做彭德怀的思想工作。

此前，毛泽东就百团大战问题批评过彭德怀，彭德怀有点想不通。所以，此次南泥湾之行，毛泽东特意安排由江青陪同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彭德怀夫人浦安修一起去。

9点整，司机周西林把一辆大卡车开到枣园大门口。毛泽东拿着一本书，钻进了驾驶室。其他人员坐在由杨成洋开的另一辆大卡车上。

一路上，毛泽东都是专心致志地在那里看书。在另一辆车上，江青、陈琮英、浦安修凑到一起，有说有笑，可热闹了。只有彭德怀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沉默不语。他身边的几个小鬼都知道他不高兴，都晓得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所以，谁都不敢和他搭讪。

车子爬上蟠龙山顶，突然停了下来。毛泽东从车上下来，朝大家说：

“山下就是南泥湾了，大家休息一下好不好？”

大家都说：“好！”齐吉树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脚未站稳，就听“咔嚓”一声，糟糕，他挎在身上的暖水瓶被碰碎了。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怎么回事？”毛泽东回过头来问道。齐吉树心情紧张极啦。毛泽东看了看，赶忙说：“坏了就坏了吧，以后办事小心一点就是了。”

齐吉树下车后本来是想请毛泽东喝水，没想到这一下把瓶给弄砸了，又是急又是恨自己，心中骂道：“齐吉树呀齐吉树，你怎么这么笨！”

此时的南泥湾正是遍地黄金、丰收在望的时候，毛泽东望着眼前的景象，高兴地说：

“好一派南国风光哟，咱们走走看看。”

他走进田间，一会儿掂掂沉甸甸的谷穗子，一会儿用手捻捻，看看颗粒的成色，一会儿又与劳动的农民和干部战士们交谈，了解情况。一路上走走停停，不知不觉过去了好长时间，他问道：

“几点了？”

身边的人说：

“快12点了。”

“哟，我们要晚点喽。”

中午，毛泽东一行来到了南泥湾垦区政府所在地阳湾，王震和团级以上的干部已经等候多时了。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大声赞赏说：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你们的庄稼长得蛮好啊，看起来，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王震说：

“如果没有天灾的话，问题不大。”

毛泽东说：

“这就好。”

开饭的时间到了，王震请毛泽东到新盖的房子里吃饭。毛泽东笑着说：

“刚来就吃饭，可见你们的粮食多得很喽。”

新房子是一座全用木头盖成的会议室。董廷恒在桌子上摆满了丰盛午餐，有炖山鸡，有用土豆、南瓜、玉米、毛豆角做成的各样饭菜。毛泽东说：

“怎么搞这么多菜呀，我们尝都尝不过来，这得花多少钱？”

董廷恒说：

“这些菜和粮食，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王震也自豪地说：

“一分钱也不花，菜是自己种的，野味是自己打的，这些都是咱们自己生产的。”

毛泽东品尝着用玉米黑子做的菜，说：

“这个黑乎乎的东西很好吃哟，有些竹笋的味道。”

他问王震：

“战士们每人每天多少油？多少菜？”

王震说：

“每人每天5钱油，菜随便吃。”

“星期天改善伙食吗？”

“星期天的午饭多半是吃大米，白面。”王恩茂副政委回答说：“有时还杀头猪，有时宰只羊，几个单位分着吃。”

“有没有发生柳拐子病的？”

“没有，一个也没有。”

“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柳拐子病都消灭了。”

毛泽东的风趣话把大家逗得笑了起来。饭后，毛泽东听着王震的汇报，不时地点头微笑。王震说：

“刚来的那年，平均每人种3亩地，今年每人种30亩。去年的口号是：‘不领公家一粒米、一尺布、一文钱’；今年的口号是：‘耕二余一，每人生产指标是6石1斗细粮、6斤皮棉，把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

毛泽东说：

“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像国民党他们那样，连棉布都靠外国人。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尔后，毛泽东来到通讯连视察，他看到一孔孔新开的窑洞，窑顶和四壁都刷得雪白，就问石灰是那里来的？战士说是自己烧的。他高兴地说：

“真是了不起呀，你们不但会打仗种田，还会烧石灰。”

战士们睡的是通炕，炕沿是用平滑的石板和木料拼成的，炕上铺着用茅草编织的草垫子。窗前整整齐齐地摆着学习用的书桌书架。毛泽东随手拿起一个学习本，翻开看了一下，说：

“你们的字写得不错嘛！”

战士不好意思地说：

“不行，不行。”

毛泽东摸摸本子问：

“这是桦树皮吧？看，倒真像纸哩。”

王震说：

“同志们都叫它不花钱的油光纸。”

任弼时说：

“这很好，你们多搞点，送到延安，让他们也用点。”

毛泽东说：

“你们这里什么也不用花钱，就靠你们的两只手和聪明才智，克服了困难。看起来，群众有无穷的创造力啊！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诸葛亮，这样，我们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毛泽东从通讯连出来，走进厨房，老炊事员李金山正在切菜，他一见毛泽东来了，连手都忘了擦，迎上前去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亲切地问：

“做些什么菜？”

“炒北瓜片。”李金山连忙回答：“还熬了个粉条、菠菜、萝卜汤。”

“你一个人做多少人的饭菜？”

“不算多，40几个人的。”

“辛苦啰！”

“同志们每天下地，手都磨了泡，比我辛苦得多。”

毛泽东最后鼓励李金山说：

“大师傅的工作很重要，同志们吃得好，营养好，才有劲搞生产，打敌人，你说对不对？”

他从厨房出来，又到了养猪场。饲养员老杜正在猪圈里掏猪粪。毛泽东站在栏外，看着那一群肥猪和一窝活蹦乱跳的小猪仔，笑呵呵地说：

“老同志，你养的猪好肥啊！”

老杜只顾在忙活，没注意来了这许多人，更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来到这里。王震提高嗓门说：

“老杜头，毛主席夸你猪喂得好呢！”

老杜这才抬起头来，左手依然拿着铁锨，抬起右手对着毛泽东敬了个礼，还不好意思地说：

“过去没养过猪，没经验。”

毛泽东亲切地和他握了手，问他多大年纪了，身体好不好，老家在什么地方！还说：

“老同志，你的工作也很光荣哟，把猪养得肥肥的，好给同志们改善伙食，你说对吧？”

老杜连连回答：

“对，对。”

毛泽东向老杜挥挥手，向营地西边田里走去。不远处的田地里，一群战士正忙着收割，毛泽东提高声音和他们打招呼：

“同志们辛苦了！”

战士们直起腰，齐声回答：

“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掂起沉甸甸的谷穗，用手捻一捻，看着黄澄澄饱满的谷粒，说：

“这是你们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果实啊！”

这天晚上，毛泽东就住在阳湾北面山顶上的两孔窑洞里，一间是寝室，一间作会客室。任弼时、彭德怀各住了一个窑洞。齐吉树准备去给毛泽东倒水，走到会议室外面，听见毛泽东、彭德怀、任弼时3个人不知为了什么，争论得很激烈。他走进会议室，只见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彭德怀坐在一把木凳上，脸色非常严肃。毛泽东说：

“百团大战，固然成绩突出，但我们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啊！”

任弼时接着说：

“彭总，毛主席说得很对呀，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吧！”

齐吉树不敢多耽搁，倒罢水就出去了。

第二天，毛泽东在操场上检阅了部队，观看战士们刺杀、投弹、越障碍等项目的军事表演。检阅结束后，毛泽东走进交通沟，察看新修的作战工事，他对王震说：

“你们生产是模范，练兵也是模范。我们的军队既要能打仗，又要会生产。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如果做到这些，我们就会是孟夫子所说过的‘无敌于天下’了。胡宗南还在我们门口，随时准备进犯边区，同志要一面备战，一面生产。”

王震汇报了军事工作，毛泽东说：

“好啊，你们这个地方还能放几个旅几个团？你们首先要把兵练好，你们有吃有穿，就站住了脚，这么好的地方，如果需要，再给你调几个团来。”

毛泽东走到718团驻地，在窑洞里和指战员们交谈。毛泽东问：

“这么大的窑洞，几天挖一个？发生过倒塌没有？砸伤过人没有？”

他摸着战士们的被褥，感到有些潮湿，就说：

“你们的被褥，要经常晒晒，可以减少疾病。”

彭德怀也说：

“没有一个很好的身体，怎么能打胜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齐吉树见彭德怀的脸色逐渐好起来，已经有说有笑了。他心想：看来，彭总的思想已经通了。

周恩来、王震为了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特意挑选了一位烹调技术高、思想作风好的蔡师傅为毛泽东服务。据说蔡师傅是南洋归侨，还在法国开过西餐馆，周恩来当年在法国留学曾吃过他做的饭。

这一天中午，蔡师傅给毛泽东做的中餐有鸡鸭肉，还有青菜和辣椒。蔡师傅问毛泽东饭菜可口不可口？毛泽东说：

“做得很好，我很爱吃。”

饭后，毛泽东对齐吉树说：

“你转告蔡师傅，饭菜做得很好吃，但数量多了。延安还很困难，吃不了不就浪费了嘛。让他给我做得和延安的标准一样就可以了。”

719团驻地附近有个九龙泉，九龙泉有不少美丽动人的传说。这个地方方圆几十米，有几口泉眼昼夜不息地汩汩流淌泉水，晶莹透彻，清甜纯净。

下午，毛泽东来到九龙泉，查看了周围的地形，弯腰用手捧起九龙泉水喝了几口，说：

“这里的水又清又纯，真好呢！”

他来到战士们刨土豆的地里，拿起铁锹挖开了黑黝黝的土，挖出了一个很大的土豆，高兴得喊了起来：

“你们来看，这土豆长得这么大，长得真顽固哟！”

任弼时问身边的一个战士：

“小同志，你们的土豆长得这么好，主要靠什么呢？”

战士回答说：

“上级领导得好。”

“小鬼，你回答的还不全面，我看有三个原因，一是九龙泉的水好，可说是天时；二是土地肥沃，可谓地利；三是战士们不怕辛苦，上肥多，这是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你们都有了，这土豆哪个能有长不好的道理？”

彭德怀问王震：

“听说你们这里出了一个郝树才，外号叫气死牛。”

毛泽东好奇地问：

“什么气死牛？”

王震说：

“郝树才1935年参加红军，曾参加过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平型关伏击战，在大生产中，他创造了一天开荒4亩3分地的最高记录，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被评上特等劳模。”

“一头牛一天能耕多少？”

“最多3亩多一点吧。”

“好，好，真了不起！真了不起！要在边区报纸上好好宣传郝树才同志，号召大家向郝树才同志学习。”

毛泽东一行又参观了359旅办的打铁厂、食品加工厂、家属纺织厂。毛泽东说：

“你们组织起来了，生产自给，很了不起。这些工厂虽小，但解决了大问题。359旅同志们穿的、用的都比过去好多了。革命胜利后，要搞合作社，搞集体农庄，妇女都可以参加集体劳动。”

他对家属纺织厂的负责人说：

“你们那里有女工、女同志，半边天嘛，应该同工同酬。”

晚上，蔡师傅给毛泽东做了1盘辣椒、3个小菜，1碗大米饭。毛泽东说：

“这样很好嘛！”

毛泽东问警卫员们在什么地方吃饭，伙食搞得如何？齐吉树说：

“我们在阳湾上口的饭庄里，吃得很好，每天都有肉，青菜也很多，吃的是大米白面，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说：

“在这里，你们要多吃一点，回到延安就吃不上了。”

毛泽东一行已经在南泥湾视察了五六天了，在回延安的头天晚上，毛泽东到外面去散步。他看着从山头上一排排窑洞里透出来的灯光，映得整个山头犹如空中的楼阁一般，就对齐吉树等人说：

“你们看这些窑洞多像高楼大厦啊！将来解放了，我们要建好多好多漂亮的楼房。在南泥湾我们亲眼看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战胜了敌人的封锁。可见战争不但是军事的政治的斗争，还是经济的斗争。要最终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还要会做经济工作。中国靠我们来建设，要建设新中国，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努力学习。”

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切实执行十大政策”的讲话，其内容摘录如下：

我们党在抗战中提出的各种政策，都是行之有效的，都证明是正确的。现在切要的有十条政策，这十条政策要联系起来执行。

一、对敌斗争。陕甘宁边区要准备对胡宗南、对国民党顽固派、对蒋介石的摩擦进行斗争，即军事上要作准备，使军队在政治上更巩固，在军事上更提高。今年冬季要开展大练兵，全体官兵都要紧张地转到大训练的运动中去，训练得一个人能打两个敌人。边区现有50000军队，都训练好了，还不能打仗吗？须知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时只有25000人，红军改编时只有45000人，现在边区有了50000兵而且训练精了，还不好办事吗？大练兵要认真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士兵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办法。高干会议以后，就是各旅的团长、政委的责任了。要学习6旅的一个连长关心士兵半夜查寝室查岗哨的办法，学习陈宗尧团长与士兵一同背米、开荒的精神。我们的同志，不管有什么毛病，只要肯改，只要有马列主义精神，就好办事。凡是能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即是马列主义者，即能成为群众的领袖，要在军队中努力提倡这种作风。过去一个时期，部队中的有些同志对党、对政府、对人民采取霸道、蛮横的态度是不好的。用霸道对敌人是正确的，对敌人就是要狠，但用霸道对人民、对党、对政府则是错误的，对人民对群众应讲王道。我们要有两种态度，对敌人用霸道，对人民用王道。这一条要记得非常牢固。今年阴历过年要再开展一次拥政爱民运动，再颁布一次公约，首先从军队做起，然后是党政，双方都作自我批评。要把军队同人民打成一片的作风传开来、传下去，这是无产阶级军队同资产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我们拥护人民，为人民打敌人，对人民讲王道，采取自我批评态度，反对军阀主义倾向。我们的武器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干部间，官兵间，军民间，将问题摆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把错误的东西清除掉，就能真正地团结了。

二、精兵简政。这是重要的一条，已在实行。

三、统一领导。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比喻事权不统一，令人无所适从。语出《左传·僖公五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三公指春秋时晋献公和公子重耳、夷吾——笔者注）。如果有的领导同志心里有气，就应向大家谈出来，加以分析，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达到团结和统一。凡是对这一条执行得还不够的，应当立即搞好。

四、拥政爱民。每年来一次，检查一年的缺点、错误，向人民作自我批评，要每年颁布公约。中央准备颁布一个统一的各地都实行的拥政爱民与拥军的各10条的公约。一切问题的中心是老百姓问题，武装的人民（军队）与非武装的人民要打成一片，必须要有政策才能实现，只要军队能拥政爱民，政府和人民是会爱护军队的。

我们的军队和军队中的干部是“闯州过府”的，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是见闻广博而有经验的。我们的军队是中国人民的组织者与宣传者，是最有觉悟的。军队中的党是最先进的，它应创造地方的党和政府，爱护地方的党和政府，爱护人民。只要军队对人民的态度好，人民的态度是没有不好的。过去留守兵团有的负责人，总是说边区人民不好，不爱护军队。但是我们要问问我们军队对人民的态度如何？替人民干了些什么事？首先应当检查自己，责备自己，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我们就是要实行这种方法。

五、发展生产。要做到农业生产“耕三余一”，备战，备荒。

我要特别讲讲组织劳动力的问题。边区今年来了一个革命，全区35万个全劳动力，经常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变工队、扎工队中的有3万余人，即占全劳动力总数的十分之一。临时性组织的，就延安县说有70%，明年一年还会有所发展和提高。边区绝大多数的县，应向延安县看齐，要将劳动力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形式中，其中临时组织的占大多数，经常组织的要根据各县情况由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二、三，达到10万人左右。此外还有半劳动力，这也是一支劳动大军。

边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是过去的封建剥削关系，这种封建剥削关系，在有一半的地方经过土地革命已经完全破坏，另一半的地方经过减租减息也受到打击。这就是土地革命，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1400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部队、机关、学校要大力提倡合作社，提倡合作的生产方式，例如一个连队就可以作为一个合作社的形式。根据杨家岭的经验，将运输队改为合作社，采取二八入股、二八分红制，即公家以8辆大车，22个驮骡和全部用具，作为80股，22个运输队员作为20股，按斤由公家发运输费。其结果是运输力由每月只运19万斤提高到38万9千余斤，增加了100%，而且工具节省了，牲口受到爱护，替公家节约了大量经费。这个办法在中直军直各机关学校中普遍运用，都收到很大效果。中央管理局的运输营100头牲口20辆大车，在未组成合作社以前每月运输120万斤，改组为合作社后每月运输力提高到185万斤，增加了50%。因此，请大家考虑这种合作办法是否可以广泛运用于工厂、农场。我们的农场按伙种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合作社性质的办法，当然不按伙种而用自种的办法也可以采取。

合作社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要想到群众。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部队中的负责同志要替士兵着想，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替人民着想。

六、整顿三风。边区做得有成绩，还要继续做。

七、审查干部。反特务斗争要继续开展。

八、阶级教育。阶级教育即时事教育，这次大规模地进行了3个月，还要继续做，灭他人的志气，长自己的威风。

九、减租减息。许多根据地开展得不彻底，边区有些地方也没有做好，还要继续搞。如果国共关系破裂了，我们还是实行减租减息，不实行土地革命。

十、“三三制”。要认真实行，如果国共关系破裂了，十大政策不变，“三三制”政策也不变。

以上十大政策，坚持贯彻下去，就能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能对付国共关系可能的破裂。当前各根据地最重要的任务是四项：第一，对敌斗争，即打敌人，挤地方；第二，发展生产，即弄饭吃；第三，整顿三风，即整歪风；第四，审查干部，即反特务斗争。这四件做好了，党就可以巩固，现在还只是相当巩固，而不是十分巩固。

对敌斗争，挤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挤，我们生了两只脚就无立足之地。据聂荣臻同志回来说，晋察冀挤了一些地方回来，晋东南挤了140万人口的地方回来。6年的抗战，在敌后我们被敌人挤得好似由茶壶底到茶壶腰，再挤到茶壶顶，现在我们一定要从茶壶顶往下挤一些才行。蒋介石如果要挤我们，要挤边区，我们就准备非同他挤不可。

讲到生产，弄饭吃，全党干部非学会这一套不可，只要半年就可以学会。过去这是总务处长、财政厅、建设厅的事，现在各部队首长、各机关负责同志、各学校校长都非学会不可，连文人学士如周扬、陈伯达、范文澜等也都学会了。

部队生产，今年2月王震同志订计划时，计划每人开荒6亩，当时还有很多人反对，但实际发展的结果，平均每人开荒18亩。这种群众的创造，解决了革命的大问题。军队自己可以发饷，我们养千万的军队都有办法了。

每一个旅应当建立一个后方。国民党以前不是常说我们“窜回老巢”吗？过去我们并没有“巢”。在陕北这个地方，靠着桥山山脉的确可以建立一个又深又好的“巢”，敌人进不来，里面有工农商业，有牛羊鸡犬，有女子和娃娃，有生产班。这要好好计划一下，要像朱总司令所讲的好好地搞一个革命家务。

抗战以来，国民党用特务政策企图从内部破坏我们，我们的反特务斗争，破坏了国民党的这一计。

要实施对敌斗争、发展生产与审查干部这3项工作，就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整顿三风的方法，去年的高干会议分清楚了两条路线，克服了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错误，但对我们的工作也有两种态度要分清。要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些同志自以为马列主义很多，其实一接触到实际工作，可以说连马列主义的气味都未闻到一点。马列主义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要讲老实话，才能纠正错误，求得进步。如果自以为是，对整个工作不加分析，只讲成绩，怕讲缺点、错误，就无法使工作进步。工作是一个整体，如加以分析，指出其成绩和缺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分析的方法。对工作还要做结论，即是说要综合。不作分析就无法综合，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事物要有解剖，才能总结。有些犯主观主义的同志，就不懂得分析的方法。去年高干会议、军政干部会议和120师小干部会等，都是实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做了正确的分析，把统一的东西加以解剖，研究了各个侧面，才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又如财经问题，不作分析工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要做详细占有材料与详细分析的工作，何况我们呢?

对工作要有谦逊的态度，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不要得浮肿病，不要以为自己是首长就了不得，要自觉不足。要同他人交换意见，诚意地听取对方的意见。要经常想到自己有缺点，有错误，有不足，这样才能有进步。

语言、文字、思想是反映客观实际的，但是，客观实际的规律要反映成观念形态的规律，需要有千百次的反复，才能比较正确。要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妄自尊大。我们看同志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有无谦逊的态度。

马列主义的方法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条，反对自发论的思想是又一条。在去年高干会议以前，自发论的思想是很流行的，例如财政经济非常困难，就是不去想办法解决，而是让各种学说自流，让工作自流。在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也很多，不作批评，不作斗争，对工作不加严厉的督促等。我们共产党员不能有自由主义，要力争上游，反对消极倾向，要批评错误，以斗争求团结，要同人民打成一片，克服困难，改造世界，这才是马列主义。

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要运用到四个范畴。第一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从斗争中把资产阶级提高到赞同抗日纲领的地位，无产阶级是可以领导资产阶级的。我们要按实际办事，不是按书本办事，而王明则反对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说列宁没有讲过。第二是无产阶级对农民。这是与第一个范畴完全不同的范畴。农民是小生产者，是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军，对农民要采取同志态度，以斗争求团结，把农民提高到接受共产党的纲领的水平。第三是在无产阶级自己队伍内。以斗争求团结，反对一切分裂无产阶级的落后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孟什维克思想。第四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内。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以斗争求团结。

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三条，一是理论同实际相联系，二是反对自发论，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批评，结果是使党团结；一种是不正确的批评，如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那种批评，结果是使党分裂。我们要发扬正确的批评，反对不正确的批评，这就是整风。要继续将歪风整掉，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团结一致地干，并且一定能干得好。

1943年11月初，毛泽东分别接到了陈毅和饶漱石的来电，这才知道他们之间的矛盾激化了。

原来在1942年底，饶漱石代替刘少奇出任新四军代理政委，陈毅认为饶漱石没有政治、军事经验，对这位代理政委不太满意，就在干部会上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饶漱石因此对陈毅怀恨在心。1943年10月26日，饶漱石利用整风之机，在江苏省盱眙县黄花塘镇新四军军部召开干部会议，搞突然袭击，发动干部们斗争陈毅，翻出了井冈山时期“八月失败”和红4军七大陈毅二度取代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老账，列举出陈毅10条错误。斗争了陈毅，饶漱石还不解恨，又给毛泽东发了一份1500字的电报，罗列陈毅反对毛泽东、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要求中央另派干部取代陈毅。他还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

11月8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和饶漱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饶：

1、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2、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1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做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1938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以及其它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转达七大方针。以上提议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

后来陈毅于11月25日愤而离开新四军军部，赴延安向毛泽东陈述原委，要讨回公道。　　

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讲话说：

“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9年是很幸福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

11月13日至27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继续批判王明在10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说：

“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然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2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

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1937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是做了否定的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六中全会的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同志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4个原则错误，即速胜论、运动战、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

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有许多同志喜欢做总结，而不喜欢分析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

洛川会议我提出抗战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大家都没有了解。在革命中资产阶级采取暴力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左’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采用改良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右倾机会主义。蒋介石在他的敌人面前是警觉的、坚定的、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资产阶级政治家。

大革命时，我们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当时我主张反击，因为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联共党史》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就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

11月15日，王明的夫人孟庆树给中央写信说：

“感觉到为了王明同志的病，党花了很多钱，尤其是在生活方面，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志还常常去电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到不安的。”

“最后，我再一次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泽东和中央各位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想尽了许多办法，无论在医药、生活方面和对金大夫问题处理方面，都以花了很多力量。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了。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间了。”

这封信显然是由王明授意而以孟庆树的名义书写的。以“十万分的热忱”对毛泽东和党中央为其千方百计治病表示感谢的王明夫妇，时隔30年之后，就完全变了一副嘴脸。王明在他所写的《中共五十年》中一口咬定，他此次生病是由于毛泽东的“蓄意谋害”。

11月下旬，邓宝珊和他的随行人员于浚都、杨令德等人在由西安返回榆林途中，第3次到了延安。

此前，邓宝珊曾在重庆3个月，蒋介石几次找他谈话，并让他列席了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邓宝珊离开重庆在西安逗留期间，曾向共产党代表表示，愿意到延安看看。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到交际处看望养病的续范亭时，对交际处金城等人交代说：

“邓先生不久就要来延安了。他是国民党里面联共抗日的进步人士，我们对他的帮助团结方针不变。对国民党里的进步派和反动派，我们历来是区别对待的，不能等量齐观。对进步派，我们要真心实意地帮助。1933年19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并派代表与我党谈判，然而由于‘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坐失有利战机，最终导致19路军失败，红军也只剩下突围长征这一条路。从这一历史教训看现在，我们对邓宝珊这样长期合作的朋友，还是要坚持争取、团结的方针，并尽可能予以支持和帮助。”

不久，邓宝珊一行果然来到了延安，下榻在交际处。毛泽东在和他的会晤中，谈到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和胡宗南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问题。毛泽东幽默地说：

“胡宗南不过是以卵击石，不过是挑两筐鸡蛋招摇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个石头过去，就全部砸烂了。”

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会议。

此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3年11月9日致电蒋介石，告知他在两三天内去北非埃及，请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与他在埃及的开罗会晤，希望蒋介石11月22日抵达开罗。蒋介石接到电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国家利益的好机会，于是要求手下官员拟订会谈方案，其中涉及中国政治方面的方案包括：战后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交还中国，并无偿接收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等。11月18日上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美国在华军事将领史迪威和陈纳德等20余人，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分乘两架飞机飞往埃及开罗。

开罗会议着重讨论三国联合对日作战计划问题。罗斯福告诉蒋介石说：你们必须和共产党合作，美国“不准备卷入中国的任何内战趋势，我们希望中国一致抗日”，你们“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11月23日晚，蒋介石带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在谈到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时，罗斯福对蒋介石说：

“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

罗斯福所说的这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包括先岛诸岛、冲绳诸岛、奄美诸岛、土噶喇列岛、大隅诸岛等岛屿，面积约4600平方公里。在12世纪，琉球群岛上出现了中山、山南、山北3个小王国，公元1372年开始向中国明朝进贡，国王分别受明朝册封，官民与明朝往来十分频繁。此后，该群岛又形成了统一的琉球王国，但仍向中国封建统治者朝贡。1609年，日本萨摩藩诸侯岛津氏用武力征服琉球。此后，琉球王虽向明朝与萨摩藩同时进贡，但国王仍受中国册封，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朝。琉球国王一直受中国册封，在交往中又偏重中国，日本统治者对此极其不满，十分担心琉球归并于中国。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未与中国商量，强行废琉球王国为琉球藩。1879年，日本又强行吞并琉球藩设置冲绳县。日本对琉球的强行侵占，曾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琉球人民也曾用各种方式进行过反抗，但都失败了。琉球群岛系中国的东大门，历史上又与中国关系密切。罗斯福想把日本用武力侵占的琉球群岛交给中国，是很有道理的。但他的这个提议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过了老半天，蒋介石才说：

“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

11月25日，罗斯福与蒋介石再次会谈时，又谈到了琉球群岛。罗斯福说：

“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得到了台湾，如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

蒋介石想到琉球被日本占领多年，在国内草拟的谈判方案又不含琉球问题，便十分犹豫。罗斯福见蒋介石半天不做声，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又补了一句：

“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

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答复道：

“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

罗斯福心里明白了，蒋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岛。自此以后，罗斯福及美方的其他人员在蒋介石面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会议期间，蒋介石向丘吉尔提出要求，要英国将香港归还中国，遭到了丘吉尔的拒绝。

开罗会议通过了在缅甸北部发动对日反攻作战的方案，签署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简称《开罗宣言》。《宣言》在写到打败日本后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岛。

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开始后悔没有接收琉球群岛。他觉得这件事说出去有损他的形象，于是叮嘱王宠惠说：

“罗斯福要把琉球交给我们的问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再不要往外说了。如果有人问此事，就说我们没有条约、根据，提不出理由。”

王宠惠回到重庆后，还是向极少数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要员透露了罗斯福要将琉球群岛划入中国的事。此后，国民党的文件、档案、杂志、图书一提到琉球问题时，都说因无根据，故中国在开罗会议上未提琉球群岛的问题。

后来在1945年3月26日，美军发起冲绳战役，并在3个月后占领了琉球群岛。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完全主权。1972年，美国将琉球诸岛交给日本。随后，日本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岛。　　

再说11月26日，金城在电话里报告毛泽东说，今天发现邓宝珊偶感风寒，可他又不愿到医院里去。毛泽东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到交际处探视、慰问邓宝珊。他还请来了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为邓宝珊把脉诊治。

毛泽东回到办公室后，又派工作人员送去了一些狐皮。他在给金城的信中写道：

金城同志：

狐皮10件，送邓总司令作衣料，请转交为盼！

毛泽东

邓宝珊病愈之后，交际处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周恩来、林伯渠陪同观看。此时还处在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余波中，节目中安排有《血泪仇》和一些表现边区军民反对胡宗南进攻、坚决保卫边区的节目。邓宝珊看着表演显得很不自然，他始终没有鼓掌，但又不得不随着群众的掌声而表示赞赏。杨令德看到话剧中蒋介石从桌子上倒栽下来，说道：

“这样的节目对我们压力太大了。”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严肃地批评交际处的金城等人说：

“你们为什么弄这些节目给他们看？他们感到有压力嘛！”

林伯渠赶紧打圆场，他说：

“明天可以另外搞一台戏，再请他们一次。”

第二天晚上，交际处又组织了一台由延安平剧院演出的一些老戏，其中有一出《棒打薄情郎》。这出戏演到金玉奴被丈夫莫稽推下水就结束了，没有再演金玉奴在许公帮助下与莫稽团圆一节。邓宝珊称赞说：

“这出戏改得好，阶级调和改成了阶级斗争。”

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半个月，游览了不少地方，还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会，出席了劳动英雄大会，一直到12月初才回到榆林。他曾经这样对人说：“在延安，同毛先生长谈，谈得很好。边区正在开荒生产，要做到自给自足，我看能办到。胡宗南想封锁边区，此人志大才疏，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再说11月26日，中共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在延安同时举行了第三届生产展览会（第二届叫农工业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吴满有、杨步浩等17位特等劳动英雄的画像同毛泽东、朱德等领袖的画像一起挂在了主席台上。

这天下午，两大盛会隆重开幕。朱德、贺龙、高岗、林伯渠、李鼎铭以及晋绥行署主任续范亭等参加了大会。

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总结交流了生产经验，明确了指导1944年边区生产的方针和办法，给劳动模范发了优厚的奖金，并颁发分别有毛泽东、朱德、高岗、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等亲笔题字的奖状，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全边区农民、工人、战士、机关干部、学校师生，进一步发展生产，充实物质力量，准备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对付反动派的袭击，夺取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

11月29日下午，中共中央把参加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全体劳模请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接见并宴请了劳模。毛泽东在招待会上作了题为《组织起来》（请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长篇讲话，他说：

“今天共产党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从农民群众中、工厂中、部队中、机关学校中选举出来的男女劳动英雄，以及在生产中的模范工作者，我代表中央来讲几句话。我想讲的意思，拿几个字来概括，就是‘组织起来’。边区的农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中的群众，根据去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今年进行了一年的生产运动。这一年的生产，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和很大的进步，边区的面目为之一新。事实已经完全证明：高级干部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高级干部会议方针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这又有几种样式。一种是“变工队”、“扎工队”这一类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从前江西红色区域叫做劳动互助社，又叫耕田队，现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从前我们在江西综合了群众的经验，这次我们在陕北又综合了这样的经验。经过去年高级干部会议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实行，边区的劳动互助就大为条理化和更加发展了。今年边区有许多变工队，实行集体的耕种、锄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群众看见了这样大的实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实行这个办法。我们现在不希望在明年一年就把全边区的几十万个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组织到合作社里去，但是在几年之内是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妇女群众也要全部动员参加一定分量的生产。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内，都应该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广泛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生产合作社。

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3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

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4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也必须学会；只要有决心，半年一年工夫就可以学好的。他们可以帮助群众组织生产，帮助群众总结经验。我们的同志学会了组织群众的劳动，学会了帮助农民做按家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组织运盐队，组织综合性合作社，组织军队的生产，组织机关学校的生产，组织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加上旁的各项本领，我们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一定可以协同全国人民，把一个新国家建立起来。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

毛泽东最后说：

“各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你们是人民的领袖，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自满。我希望你们回到关中去，回到陇东去，回到三边去，回到绥德去，回到延属各县去，回到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去，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来，组织得更多，更好。希望你们回去实行这一条，宣传这一条，使明年再开劳动英雄大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成绩。”

1943年12月1日，王明让其妻子孟庆树代笔，口授了一封由他签名的给毛泽东和政治局的信，信中写道：

“现在因病不能参加会议和学习，很觉难过。”“中央所讨论的关于我的主要的是哪些问题，我还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后，我将尽可能加以检讨。”“关于过去已经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同志指示我的错误和缺点问题，虽然我现在没有精力详加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的明确承认之必要。”

王明所说的他承认的错误，只是他在1941年9月底10月初同毛泽东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抗战路线的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而对于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推行的“左”倾主义路线错误和抗战初期在武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则闭口不谈。接下来他在信中写道：

“现在我再一次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一切问题以党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为决定。”“我很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提出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12月9日，毛泽东在林伯渠、陈云等陪同下，参观了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展览会有近百个展室，6600件展品，近2000张图表和照片，生动显示了边区军民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创造力。

参观结束后，毛泽东委托西北局邀请参加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的吴满有、杨步浩、申长林、阎开增、李位、冯云鹏、张振财、田荣贵、张清益、高仲和、孙万福等17位劳动英雄座谈。

下午4时半，毛泽东在高岗、贾拓夫陪同下，走进西北局办公厅会议室。正在室内交谈的劳动英雄们马上起立，纷纷走上前来。在贾拓夫的介绍下，毛泽东一一与他们握手，然后聊了起来。毛泽东一会儿同冯云鹏谈移民问题，与张振财等谈变工问题，与田荣贵谈合作问题；一会儿又与李位谈部队生产问题，与张清益谈义仓问题，与高仲和谈打盐问题。每当劳动英雄们谈自己的生产经验时，毛泽东都仔细地听着，并不时地鼓励他们，要将这些经验在群众中广泛传播，使之成为指导边区生产的方针。这些劳动英雄们还兴奋地谈起了他们是怎样从贫困和饥饿中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的，他们说：

“我们在你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大翻身了！”

陇东老英雄孙万福说起这段历史，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近毛泽东，用两只有力的大手，抱住毛泽东的双肩，沾着吐沫的胡须因兴奋而不断颤动。他连声说：

“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账也还了，地也赎了，牛羊也有了，这些都是你和共产党给的，没有你和共产党，我们这些穷汉子趴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

这次座谈会一直进行到深夜才结束。

12月16日，毛泽东就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下的敌后任务问题，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复电给邓小平，他在电文中写道：

小平同志：

（甲）亥江电悉。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之到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山东、华中应如何注意，待朱瑞、陈毅到延了解情况后再告。

（乙）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6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非易事。反之，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如开罗会议可能促使日本财阀间军阀间各派别之矛盾减少而较前更妥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两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请随时注意各区实际情形予以纠正。

（丙）太岳、中条整风生产全无反映，望注意检查督促。

毛泽东 彭德怀

12月20日，中共中央举行专题会议，作出了《关于一九三五年西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前边已经说过，在1942年10月下旬的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西北原26军和陕甘边出身的干部提出了西北的“肃反”问题。中央便在清算全党“左”倾错误的同时，从1942年11月5日开始，在300多名县、团级以上干部中举行了12天的专题会议，对西北“肃反”问题进行重新审理和清算。中共中央的《决定》便是根据那个专题会议的结论作出来的。《决定》中说：

“1935年9、10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名以上的党政干部。这种将党的好干部诬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杀害，不仅完全是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在1935年及以前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中共中央这次专题会议还对朱理治、郭洪涛等“肃反”主要负责人给予了组织处分。

毛泽东总结说：

“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会议才把历史问题搞清楚。”“现在作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

张秀山在《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一书中说：“毛泽东的讲话，对分清西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对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执行的错误路线给定了性。”

尽管中央已经作出了《决定》，原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的纠纷还远没有结束，高岗出于个人野心，又多生枝节，使矛盾更加复杂化了。就在1942年11月中央召开的西北地区县、团级以上干部专题会议期间，担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阎红彦说：

“前几年陕北干部议论过成立陕北师的事，现在还是应该向中央反映，要求成立陕北师，由你作师长，我作政委。”

阎红彦说：

“成立陕北师的意见，不是向中央反映过了吗？中央决定不成立，大家都没有意见，现在你又要成立陕北师，是要弄个115师、120师、129师那样的地位吗？”

高岗慌忙换了话题，说：

“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不就是子长、志丹、你和我创建的嘛！”

接着，高岗要阎红彦证明他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阎红彦听后，批评他说：

“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知道。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你只是3支队2大队的政委，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那时候你没有负责任。在临镇战斗中，你火线上当了逃兵，大家都很气愤。队委会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按当时游击队的纪律，叛逃者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你回来了，编造了一套谎言。当时，我任游击队总指挥，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你留党察看的处分。刘志丹要你立功赎罪，队委会决定让你到一个游击小组去当战士。”

高岗听他如此说，恼羞成怒，就利用中共西北局书记的职权，在西北高干会议上倒打一耙，诬陷阎红彦“对他造谣、陷害”，并无中生有地反诬阎红彦有野心，说阎红彦“企图组织陕北师，向中央夺权”。后来到了1945年，阎红彦被选为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当高岗在会上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时，阎红彦认为不妥，直接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受到了刘少奇、任弼时的误解和批评。高岗在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阎红彦再次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了“几条意见”，指出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不可信赖，希望党中央注意，并要求中央记录存档。事后，阎红彦还主动向高岗说明此事，希望他改正。由此，高岗对阎红彦更加怀恨在心，在1945年7月第2次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整阎红彦，并指定人揭发阎红彦，结果碰了一鼻子灰。高岗的阴谋虽然没有得逞，但中央对他却是非常信任的。康生奉命在会上宣布：“高岗同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高岗后来曾对人说：“我原来要阎红彦当边区保安司令，因为他和我闹别扭，没让他当。”一直到1954年，高岗反党阴谋被揭穿，中央查阅了当年阎红彦要求记录存档的原始档案，刘少奇、周恩来等这才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充分肯定了阎红彦同高岗进行的斗争。周恩来说：“历史证明阎红彦对高岗的看法是正确的。”

为此，毛泽东后来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当面向阎红彦道了歉。事情到此总该结束了吧？不！谁也想不到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的矛盾，在1962年，还在毛泽东身后，围绕着小说《刘志丹》的问题又多次发酵，热闹还在后头呢。

请读者诸君耐心往下看吧。

东方翁曰：本章讲到的王明和高岗这一类人最终不能成大事的原因，基本上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低劣的人品和素质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后人往往把他们说成是毛泽东的同路人，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抬高了他们。他们之所以混迹于共产党内，不过是风云际会，机缘巧合罢了。无数事实证明，这一类人不是混进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便是钻进共产党内的变色龙和小爬虫。他们何尝信奉过《共产党宣言》，信奉过共产主义？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不过是通过改朝换代爬上统治阶级的地位，而一旦取得了最高权力，便与原来的反动派毫无二致，一样维护私有制，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

第59章 1943年12月—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

话说1943年12月20日晚，毛泽东给秘书胡乔木写了一个便函，他写道：

乔木：

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耶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毛泽东

毛泽东所说的“猴子变人的小说”，就是苏联作家伊林和夫人谢加尔合写的《人怎样变成巨人》一书。

12月24日，毛泽东派人给刘少奇送去了一本书，并附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少奇同志：

此书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阅。郭烈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我看过，还好。后来听说他犯有错误，我还不知其错误究在何处。我正在找其它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

毛泽东

12月27日，毛泽东起草了他和康生关于反特斗争方针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华中局并转1、2、3、4师，山东分局，5师：

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所谓少捉，即除直接危害抗日之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外，对一切特务嫌疑分子为着弄清线索而逮捕者，不得超过嫌疑分子总数5%。此点须通知下级注意，以免逮捕过多，难于处理。所谓少杀及不杀，即除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得经县以上机关批准处以死刑，及汉奸现行犯而有武装拒捕行为者得就地格杀外，一切特务分子虽已证据确实亦应不杀一人，争取转变为我所用。此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应通知下级，对于证据确实的特务分子，1944年一年之内不许杀害一人。延安、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今年反特务运动中清出大批特务，没有杀一人，故虽有许多被弄错的、被诬陷的，因党内错误被误认为特务的，仅有党派问题但未作坏事亦被认为特务的，均得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此种经验，值得注意。关于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之处理，有太行军区命令一件，发供你们参考。

　　 毛泽东 康生 亥感

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最近经过新华社广播的《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是集合前共产国际各领导者（季米特洛夫、曼努依尔斯基、爱尔科里）关于反对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文章而成的。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党22年的经验，赞扬我党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轰轰烈烈坚忍奋斗百折不回的伟大成绩，赞扬我党以坚固的马列主义为基础而在1921年开始产生的中国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发展与巩固，同时也将批判在我党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地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左”倾及“左”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的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五中全会的达到顶点，直至遵义会议的开始克服。但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现在共产国际虽已解散，但共产国际领导者们的指导原则依然适用，这些原则，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于我党中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则是完全符合的。各地在我党七次大会决议发表以前，可以在中央局至区党委的领导机关中及在这些领导机关周围已被历史证明无特务嫌疑的高级干部中，初步传达，初步讨论内战时期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其严重损失（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抗战时期（1938年）这个反党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受其影响时期的损失）。

这后一个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一、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三、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四、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

在一般干部中目前不要传达这些，应研究前共产国际领导者们《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并继续深入整风。要使干部及党员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8年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诬蔑都是错误的，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现在我党已成了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核心力量，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经过七大，我党将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大与更高度的一致，向着彻底战胜敌人解放中国的大路迈进。

　　 中央政治局

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时向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发出由毛泽东为书记处起草的《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指示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研究总结王明、博古在内战和抗战时期的“左”右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

指示还要求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要很慎重地组织这一研究，每一中央分局在所属地区组织100到200人左右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两条路线的有关文件。指示还特别强调：“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12月间，江青听说中央党校由学员组成的京剧组正在排演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就到党校观看了演出。她看后高兴地对编导人员说：

“这出戏的主题非常好，是反映农民革命的，我们革命都是反动派逼出来的。但是，剧本显得粗糙，不集中，我来参加你们的修改，好吗？”

江青把剧本拿回家后作了部分的修改。

1944年元旦，京剧组在中央党校首次演出由杨绍萱、齐燕铭等人集体创作、由齐燕铭导演的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大获成功。

此时也有一部分人对《逼上梁山》冠以新编历史剧有不同看法。胡乔木说：

“历史上恐怕没有这回事吧，这出戏起码是反历史主义的，还是不要演。传出去好像延安再没有人才了。连戏也是胡编乱造的。”

彭真也说：

“我同意胡乔木同志的意见，这出戏还是不演为好。因为不符合真实情况。京剧就得反映历史，话剧可以反映现实。《逼上梁山》历史不历史，现实不现实，算什么东西！”

争论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剧本，说：

“他们懂个屁！舞台上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是两回事。如果演戏变成演历史，我看就没有多少人愿意看戏了。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当然好，不能结合也可以编戏，只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就行。”

毛泽东还对剧本的个别地方进行了修改。

1944年1月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向敌后军民致贺电》，全文如下：

英勇的八路军、新四军指挥员战斗员们，游击队员与民兵们，在战斗中负伤患病的伤病员们，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们，全体抗日同胞们：

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的新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你们的英勇斗争致敬意，并向你们祝贺新年！

抗战6年半的长时期间，你们始终站在祖国的最前线。100万的敌伪军，一年几十次的“扫荡”，烧光杀光抢光的残酷毁灭，特务分子暗杀放毒告密的恐怖，粮饷弹药的缺乏，许多地方还加上天灾，但是你们毫不动摇地站在最前线。你们在去年一年打了大小几千次的仗，打死5万以上的敌伪军，打退了常常几倍几十倍的敌人进攻，打垮与歼灭了大汉奸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刘桂棠的主力，收复了许多的失地，许多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是扩大了。许多地区，不但胜利地进行了对敌斗争，并且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还进行了人民和部队的生产运动、救灾运动、防奸运动与干部的整风学习运动。你们这种艰苦卓绝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是古今中外所少见的；你们吸引了侵华敌人的大多数，牵制了向正面进攻的敌人，掩护了抗战的后方，保证了最后的胜利，你们的大功劳，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各国人民也己明白。你们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共产党所领导的爱国军队的战士，不愧为中华民族的长城；有了你们，中国才有资格与苏美英等同盟国站在一起。

在莫斯科、开罗、德黑兰3次会议以后，欧洲第二战场很快就要开辟了，打倒希特勒解放全欧洲的胜利很快就要在英勇红军与英美盟军的一致行动下完全实现了，因此，我们中国人民打倒日寇的胜利，也就更加确定与更加逼近了。但是在同盟国对日总反攻之前，我们必然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困难，甚至是比前更大的困难。敌人必然要更加千方百计地来摧残你们，破坏你们，但是你们是不怕困难的！你们已经经历过这么多的锻炼，你们已经学会了怎样和敌人作斗争，而且正在学习着怎样更好的斗争。6年半的教训，使你们知道取得一切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团结，首先是军队与人民的团结。八路军新四军知道人民是自己的母亲，在抗战中间，不但为人民抵抗敌人的进攻，而且掩护人民的耕种收获，帮助人民的转移和恢复被破坏的家园，尽力减轻人民的担负和保障人民在自己的根据地得到自由解放；人民也知道八路军新四军是自己的子弟，是自己的一家人，自愿供给军队的食粮，积极参加抗战的勤务，自动进行侦察和掩护工作，普遍组织民兵配合作战；因此，你们的这种同生死共患难的团结，也是古今中外所少见的。但是困难既然继续增加，你们的团结也就需要格外增强。在不休息的战斗中，一年过去，一年又开始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战士，切实检查你们自己对人民的关系还有一些什么缺陷，还有一些什么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些吧！根据地的一切人民，也切实检查你们自己对抗日军队对抗属对抗战的一切工作还有一些什么可以做得更好些吧！一切共产党员，动员起来，更好地团结全军全民，更好地把一切坚持根据地的力量组织起来吧！在你们的铁一般地团结之下，你们今年的对敌斗争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你们的生产运动一定会在胜利的对敌斗争下得到更好的发展，你们一定会清除奸细破坏分子，把根据地十倍百倍地巩固起来。

庆祝你们已经得到的胜利和今年将要得到的更大胜利！　

中华民族胜利的旗帜——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万岁！

扫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月4日，延安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张金才来到即将离开延安到重庆去的班威廉夫妇住的房间里，他那孩子气的脸上充满了兴奋，告诉客人说：

“毛主席来了！他就要在我们食堂里和你们喝茶！”

班威廉颇感意外，惊异地问：

“已到了这里吗？”

“对呀！现在正在办公室和秦主任谈话。马上就要会见你们了。”

班威廉是英国物理学家，原任北平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早在1941年12月7日，当他和夫人从收音机里得知日美开战的消息后，便于8日清晨迅速乘车离开北平市区，在共产党人和沿途农民的帮助下，历尽艰险通过了日军防线，到达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班威廉夫妇帮助根据地开设了无线电机务高级研究班，培养出了一批优秀学员，“电讯大王”王士光便是其中的一员。

且说班威廉等人来到食堂里，等了不大一会儿，毛泽东就来了，他的翻译是黄华。毛泽东和客人们一一握手问好，招呼大家坐下。班威廉见工作人员摆好了茶，便向毛泽东表示谢意，他还说：

“你是一个大忙人，居然还亲自来看我们。”
毛泽东说：

“你们都在我新年拜客的名单中，还有我们党内的老同志林祖涵、徐特立等。你们到延安已有3个月了，一直到现在才有机会来看你们，很是抱歉。关于你们提出的问题，我没有预备答复的时间，也很抱歉，只想在喝茶时和你们随便聊聊。”

接下来，他询问了班威廉等人在河北教授无线电技术以及战前在北平的生活状况和对英国、中国将来的看法等等，他自己则很少表示意见。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起身与客人握手告别，来到一辆写有“纽约华侨洗衣工人救国会谨赠”的敞篷汽车前，在10余名警卫员的护卫下上了车，回头向班威廉等人挥手致意。

后来，班威廉夫妇到了国统区，他们在敌后根据地两年间所写的笔记、保存的报刊文件均被国民党特务烧毁了，只留下一本日记，他们便根据这本日记写成了《新西行漫记》一书。关于此次会见，他们对毛泽东的印象在书中是这样写的：“他有动人的、和蔼的微笑，敏锐的幽默感，谈话时会把坚定而深思的目光盯在别人脸上。他给我们一种绝对诚恳的印象，以他的地位，在此祖国危急时期，他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他没有大言不惭、居之不疑的神气，偏激的革命狂热是完全没有的。”

1月9日，毛泽东请在重庆的董必武转交给郭沫若一封电报。

在1943年底，毛泽东收到了郭沫若寄来的新话剧剧本《虎符》。《虎符》是他的6个剧本之一。该剧以魏安釐（音厘）王的“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影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政府。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1月9日晚，毛泽东和江青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观看由党校学员业余演出的京剧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看完演出，毛泽东当晚给党校三部历史研究室研究员杨绍萱、齐燕铭二人写了一封信（丁玲后来说：演出组全是党校的学员。这封信在60年代被说成是写给平剧院的），他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第二天早上，毛泽东派人把信送到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手里，彭真把信转给了杨绍萱、齐燕铭。后来，毛泽东这封信还在演出组当众宣读了一遍，大家倍受鼓舞。

1月18日，毛泽东为书记处起草关于对待国民党军队执行自卫原则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有关区党委：

为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见，请你们通饬有关各部队，对于国民党军队，我军谨守防地，不得发生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仅在彼方进攻时，我应执行自卫原则。如发生大的事件，须先行报告，待命处理。

　　中央书记处 子巧

1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给邓小平、饶漱石、林枫、程子华的指示电：

小平、漱石、林枫、子华4同志：

一、对于坦白分子之处理，首先要进行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绝不要将所有坦白了的人都认为是特务分子，因为在坦白运动中，固然有少数重要特务分子，常常用假坦白的手段来欺骗我们，我们必须警惕。但又有很多坦白分子，按其性质，并不是特务问题，他们或因问题复杂，一时难弄清楚，或因惧怕镇压，或逼于群众压力，或由于逼供信的错误，或由于特务的诬陷，而暂时承认自己是特务分子。这种事实，在延安是很多的。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区别，笼统地将所有坦白分子，都主观肯定为特务分子，就会犯严重错误。

二、根据延安初步经验，已坦白的人大致可分为六类：

第一类是职业特务。他们是加入了特务组织，进行过特务活动，保持着特务联系，以特务工作为职业的。但这类职业特务是极少数，仅占全体坦白分子百分之十左右。其中又有自觉与被逼，首要与胁从之别。

第二类是变节分子。其中有的破坏过党的组织，捉过人、杀过人的；有的是自首后写过反共文件的；有的被敌人短促突击，接受了敌人的任务，但回来没有实行，但也没有向党报告的。这一类人在坦白分子中也是少数。

第三类是党派问题。他们是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公道团或其他党派，其中许多人加入我党后，没有向党报告，但还不是特务分子。这类人占颇大数目。

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其中有的是在敌人红旗政策下不自觉地被特务利用；有的因为半条心作了特务的工具。

第五类是党内错误。如假造历史，虚报党龄，与坏人来往，泄露秘密，包庇亲友，欺骗组织，政治错误及贪污腐化等等，在坦白运动中，被人怀疑，甚至被误认为特务。

第六类是被特务诬害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的人，这类人虽然是少数，但确是有的，甚至在已逮捕的人中也还有的。

以上六类是根据延安坦白分子的情况，作一个初步的分析。其准确性，尚待今后甄别工作来证实。但职业特务是极少数，有党派问题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及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占绝大多数，这种估计大致合乎事实，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因此你们可以将这六类分析，当作一个方法，去细心分析你们那里的人，遇有不是特务而被误认为是特务者，必须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要教育同志认清：从党内清除特务固然是成绩；从坦白分子中，将弄错了的人平反，同样是成绩，而且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种平反，不是在反特务斗争正在高潮之时，而是在高潮过去，特务已经清出之后。由领导同志先向高级干部解释明白，对于所有坦白分子进行复查，根据复查结果而加以平反。

三、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害。这里要注意：不要将所有或多数新知识分子都认为是特务分子或嫌疑分子，延安许多机关，在初步复查工作中，已证明新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好的，其中有政治问题的（轻重不等）只占20%左右，这个经验值得注意。在反特务斗争中，要注意保护知识分子。

四、关于坦白分子的党籍问题，为了顺利地开展坦白运动，目前不要宣布停止，即对于那些杀过我们人的和假坦白的人，暂时也不明白宣布，但你们绝不要通过什么正式决议和文件。中央局及分局的负责同志也不要肯定的担保党籍，因这个问题目前还不到解决的时期。对于不愿真正坦白的分子，主要的是依靠调查研究搜集证据与宽大政策感化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促其觉悟，一般地不要采取逮捕的办法，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确实材料与真凭实据，即使逮捕了也不能解决问题。

　　 中央书记处子敬

1月25日是农历正月初一，延安农村到处张灯结彩，呈现一派欢乐气氛。杨步浩心里惦记着毛泽东，拿着自己做的油糕、黄馍馍、白馍馍，提着鸡，到枣园给毛泽东拜年，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

杨步浩回到村里后，向乡亲们传达了毛泽东对乡亲们的问候与关怀，乡亲们都很激动，憋足劲儿要搞好生产。

这一年，村里每户喂了两头猪，还搞起了变工队，办起了粉坊，日子开始过得红火了。

1月27日，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赞扬艾青写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

原来，艾青在1月中将他所写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修改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读后，就给胡乔木写了这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乔木：

此文写的很切实、生动，反映与具体解决了近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子，起教本的作用。

1944年初，毛泽东请回到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的杨得志到枣园吃饭，他交代警卫说：

“我要留这位客人吃饭，给我们加个菜吧。此人是我的家乡人，多搞些辣子就可以了。”

杨得志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在那里工作的情况。毛泽东问他长征后是否专门学习过。杨得志说：

“东渡黄河后，到干部学校学习过，1937年初又到抗大学习过，两次都因为打仗，没学完就到前方去了。不过，我在抗大时听过你几次讲演。”

毛泽东笑着说：

“你们打仗创造了经验，我来讲演，如此而已。不过，我还是建议你有机会到党校去住一段时间，你才三十几岁，来日方长呀！”

后来在“七大”闭幕后，杨得志果然去了党校学习，可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又到前方去了。

有一天，毛泽东和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一起过延河去杨家岭，走到女子大学的河坝时，萧劲光向毛泽东讲起一件事：女大有一女生，在石坝下洗衣服，一个战士把一块石头踢了下去，正好打在女生头上，双方争执起来了。女生说战士是有意打的，战士说自己是无意的。问题一直没能解决。毛泽东听后，立即说：

“不管怎样，我们的战士要做自我批评，毕竟是打了人家的头嘛。遇到问题，首先要批评自己，然后再去批评别人，别人也才能做自我批评。这要成为一个原则。凡处理内部团结问题，都要这么做。”

后来，留守兵团的战士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作了自我批评，顺利地解决了问题。

1944年2月4日，毛泽东因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曾转达了蒋介石希望共产党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愿望，就在给董必武的电报上写道：
“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谨慎步骤，力避由我启衅外，拟先派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上月郭参谋见我，要求林（伯渠）、朱（德）、周（恩来）赴渝，我即以林、周或可先后赴渝答之。”“我并告郭：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

2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向罗荣桓、黎玉、萧华并总部、新四军、129师、五台军区、120师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对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的指示，指示中说：

“目前整个敌后根据地及所有我们部队如何更加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对此点应有严重地注意。因我们部队中存在着一种单纯军事观点，表现出若干横蛮霸道的国民党作风，而政治工作部门本身的群众观点就是不足的。过去红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三大任务：作战、筹款（现在应称为生产）与做群众工作，后来变为只着重注意第一个任务，其余两个任务是被忽视或多少被忽视了。且在我们部队中产生了一种对群众工作极不正确的认识，以为我们进行群众工作，单只为着军队；殊不知道我们军队本身之所以有存在之必要和不顾牺牲进行战斗就是为着群众。因此，你们此次会议应很好地从干部思想上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把这个加强群众观点的问题，作为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贯彻到全部议程中去。”

“现在你们的生产节约运动已在进行，并已有若干成绩，这是好的，但你们仍必须在部队中把这一问题提到原则的认识上去。政治工作应把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全体干部与战士中加强生产教育与节约教育，从思想上改造与反对那种轻视劳动与浪费资财的观念，因为真正把生产搞好并能进行节约，不仅对部队巩固才有物质保障，向群众少要东西才使军民关系更加改善，同时使官兵在亲自参加劳动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劳动观点，改变小资产阶级与兵痞的气质，干部更好地与战士生活打成一片，军队更好地与劳动人民结合起来！”

“目前更需要加强我们内部的团结，115师与山纵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应经过这次政工会议作到融洽无间。其办法是军队着重批评自己缺点，115师与山纵之间亦应各自着重批评自己，不着重批评对方，并由干部领导，在连队中发动坦白运动（经过很好准备，然后以一个星期进行之），将侵犯群众利益、想开小差及对坏人（奸细）隐秘不报等，一切平日不肯说的话都说出来，然后加以很好的教育，以改正官兵关系中及军民关系中一切不良现象。”

2月8日，毛泽东在给罗荣桓的信中写道：

“你的病况，中央同志都很关心，因来电所述病情甚为严重，故我们复电在山东医治，如不可能，则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东医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来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详告。”

罗荣桓是在1942年冬患了严重的肾病，连续1个多月尿血不止，他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带病工作。1944年初，山东分局将他的病情，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十分关心罗荣桓的病情，一方面担心他的病，另一方面更担心他到敌占区治病的安全问题。结果，罗荣桓哪里也没有去，仍然以超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坚持繁重的工作。

2月17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告诉他说，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3月12日以后。

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发表了讲话，“关于路线学习”，他说：

“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同志的错误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有关的情况，他们没有报告是不好的。确定了上述问题后，就好检讨四中全会是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四中全会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这样，在政治上便于弄清是非，在党内便于团结。”

“在四中全会后到中央工作的同志，有一些没有参加过大革命，却认为自己似乎是很高明的。这也是他们犯错误的原因之一。”“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定。当时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是如何打蒋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对六大决议中关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纲，是没有争论的。争论是在没收后博、洛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而我是不同意的。”

“在讨论中有少数同志企图否定六大，有人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十大政纲，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指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不要群众的是李立三。”

关于“工作作风问题”，毛泽东说：

“有些同志过去不用脑子，不会分析具体问题，只会大喊大叫，做大块文章。脑子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不用脑子是一个大毛病，近来情况有些改变，特别是最近有进步。”

“有什么好的工作方法呢？我看最近开劳动英雄大会、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劳动英雄与战斗英雄大会，就是一种好的工作方法。”

“今年边区还要开劳动英雄大会，有各区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各方面的模范工作者参加。这是群众创造出来的好方法，这样的方法是一种好的竞赛方法，可以提高干部，联系群众，推进工作。”

“今年部队中有一个人种了三四十亩地的（去年只有18亩），能产6石粮食，4石归公，2石归个人。杨家岭的个人生产平均每人是1石5斗。现在实行的公私兼顾的分红制，是一个新的原则问题，是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

关于“时局和我们的方针”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的方针是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内战。我们是不愿意打内战的。去年下半年对国民党实行的政治攻势，逼出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关于对共产党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的声明，今年可能不会发生内战了。”“日本已经决定不向苏联进攻，这种国际局面影响到中国，使内战减少了可能性。我们的政策是采取防御，实行‘后发制人’。”“最近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计划改变了，近日有4个主力师离开了边区周围。”“我们的情况也在改变，军队进行了冬训运动，生产有了成绩，军民关系比较改善了。去年我们进行了时事教育（即阶级教育），团结了内部；兵工生产发展了，现在已能炼钢；训练了自卫军，兵力增加了两个旅。”“最近外国记者要到延安来，我们要准备让他们看。我们要采取同国民党搞好关系的方针，即是实行‘孔夫子打麻将——和为贵’。

辩证法是从过程中来规定的。我们在去年对国民党实行政治攻势时，主要是强调批评国民党的一面，现在主要是缓和同国民党的关系，这两方面不能同时强调提出，否则就是形式逻辑。

国民党提出同我党谈判的条件是以皓电为基础，要按比例裁兵，我们提出我军编为4军12个师。我们的原则是三民主义与四项诺言，七大也要抓住三民主义和四项诺言，强调避免内战，集中力量抗日，强调战后和平。现在我们要答应以皓电为基础（不是完全实行皓电），才能重开谈判之门。”

3月7日，陈毅到达延安，这是在分别10年之后，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这一次毕竟是饶漱石告状在先，陈毅不知道毛泽东对他会是什么态度，心中有些不安，所以，见到毛泽东，表现得毕恭毕敬。毛泽东对他这个样子很不满意，发了脾气，说：

“你这个陈毅，我们从1934年在江西分别，到现在差不多10年了。老战友，老朋友，你怎么这个样子！有人说了什么，大家交交心嘛，你这样子，我还能跟你说话吗？”

陈毅听了毛泽东的话，很感动，他要求毛泽东召开中央会议，谈一谈新四军的问题。毛泽东却给他浇了冷水，说：

“如果你要谈3年游击战争的经验，谈华中抗战的经验，那很好，我很赞成。我可以召集一个会议，请你谈3天3夜。至于你跟小饶的这次争论问题，我看还是不提为好，一句话也不要提。关于这件事，华中曾经有电报发到中央来，这个电报在我这儿，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给你看，但是我看你最好还是暂时不要看为好。”

陈毅马上说：

“那我就不看，华中的事也就不谈。”

毛泽东满意地说：

“这就很好。我欢迎你这个态度。”

毛泽东给陈毅讲了许多党史上的问题，逐渐使陈毅的心情平静了下来。他开始给中央和军委写一份《1938年至1943年的华中工作总结报告》。

3月15日，毛泽东看到陈毅的心情有了进一步地好转，就对他说：

“你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考虑，我认为你的基本态度是好的。你现在可以给华中发一个电报，向他们做一个自我批评。我也同时发一个电报去讲一讲，这个问题就可以打一个结了，你看如何？”

陈毅诚恳地说：

“这样也好，我照你的意见办。”

于是，陈毅给饶漱石及华中局、新四军军分会起草了一份电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我自己对于如何团结前进的问题上，我的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测，自己又常重情，重旧节，不正面解决问题，对人对事不够严正等等陈腐作风，这样与彼此协和工作以大的障碍……我自惭最近一年来在华中的工作尚未尽我最大努力。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获得的教训。”

陈毅还在电文中表示，自己愿意在“七大后再回华中工作”。

毛泽东看了陈毅的电报稿，很高兴，于是他也起草了一份电报稿，他写道：

漱石同志并转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

陈毅同志抵延，知悉华中工作发展情况，甚以为慰。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是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毛泽东 寅删

毛泽东将电文交给陈毅看，陈毅自然为毛泽东对他的总结和评价十分感激。毛泽东遂将两电于当日发给华中局和饶漱石。谁知饶漱石接到毛泽东和陈毅的电报后，仍然对陈毅不依不饶。

3月16日，饶漱石即以个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复了一份电报，电文主要内容是：

“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有个别右的观念。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这些陈毅同志来电有隐约说到，所以我去电欢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详告于你，以便你给他帮助。”

饶漱石还告诉毛泽东说，他将另外也给陈毅回一份电报。饶漱石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上，尚且没有表现出对陈毅的宽容态度，他给陈毅的电文内容就可想而知了。

此时，对于陈毅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和谭余保也闹起了别扭，起因是他在学习班上重提1937年劝说谭余保率领红军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而被谭余保用烟袋敲脑壳的事，他还讥笑谭余保说，农民党员要读马列主义。谭余保本来也没有忘记那时候陈毅骂他是“土匪”的事儿，如今见他旧事重提，也不高兴，因此两人又闹了起来，见面连个招呼也不打了。毛泽东得知此事，就把王震召来，笑着说：

“王胡子，请你办件事。”

“什么事？主席。”

王震问。毛泽东说：

“陈毅和谭余保闹矛盾的事你知道吧？”

“好像听说过。”

毛泽东便交代说：

“你同他们两人都是好朋友，你还是陈毅的‘崇拜者’，你请他们吃个饭，讲个和嘛！”

王震愉快地答应了，第二天上山打了两只野鸡，又亲自下厨房做了一桌丰盛的佳肴，请陈毅、谭余保赴宴。王震见他俩来了，一边让座，一边解下围裙说：

“今天，我请你们来尝尝我做菜的手艺。陈军长，你可不要把桌子推倒了。”

陈毅、谭余保二人为王震的诚意所感动，互相看了一眼，放声大笑起来。从此二人握手言欢，成为至交。

3月19日，郭沫若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写的一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郭沫若在他的文章中，总结了1644年李自成和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后的惨痛教训：由于若干起义军领袖因胜利而骄傲，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错杀了起义军的功臣李岩，对清军进关掉以轻心，导致起义军最终失败了。

国民党《中央日报》认为郭沫若是在“影射当局。”而毛泽东在延安看到《新华日报》上的《甲申三百年祭》后，连连击掌叫好：“好文章，好文章！”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篇文章，他指示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还被列为整风文件，在延安和各解放区都印成单行本大量发行，供全党学习。

1944年4月2日，毛泽东给周扬写了一封信。

此前，周扬在鲁艺主持编写一套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共分五辑，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高尔基、鲁迅有关文艺的理论。尔后，他为丛书写了一篇序言，送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周扬同志：

此篇（指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笔者注）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10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敬礼！

　　 毛泽东

4月上旬，毛泽东召集中宣部、西北局宣传部和边区政府负责人以及边区5个区的地委书记进行座谈，他说：

“1943年我们把经济搞好了，但文化问题还未提到日程上来。我们有些宣传部门不知如何干法。有的同志只会搞军事、政治，不会搞经济、文化，这不行。军队需要文化，才能战胜旧军队。战士没有文化，不可能提高战斗力。不发展文化，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4月9日，毛泽东给陈毅写了一封回信。

前边已经说到了毛泽东为调解陈毅和饶漱石的矛盾，毛泽东作了不少工作，可饶漱石还是不依不饶。此时陈毅正患感冒，看到了饶漱石发给他的复电，顿时怒火中烧，激愤难平，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马上派人送去。毛泽东在复信中开导他说：

“来信已悉，并抄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第二天，毛泽东找来陈毅在他的住处面谈，询问了他的病情，然后又开导他说：

“你现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

陈毅说：

“本来我的气很大，你这样一讲，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

毛泽东愉快地笑了，他又问陈毅对《学习和时局》草稿有什么意见。陈毅说：

“我曾提了一个意见，并对任弼时的意思亦认为有考虑的必要。”

毛泽东说：

“好，还有什么意见随时告诉我。”

陈毅知道毛泽东正忙于修改《学习和时局》的草稿，不便多耽搁，就告辞退出。

4月10日，延安各界1000余人为朱德的母亲举行了追悼会。

朱德的母亲钟老夫人是在1944年2月15日以86岁高龄在四川仪陇县马鞍场逝世的。蔡畅曾在“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宣布了钟老夫人不幸逝世的消息。3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朱母钟太夫人传略》。

在朱德母亲的追悼会上，各界人士敬送了花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党校及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林伯渠、王若飞、谢觉哉、陈云、邓小平都送了挽联。毛泽东在挽联中写道：

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

4月12日，陈毅经过一昼夜的思考，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是这样写的：

“我个人说来，多年含茹于经验主义的原野之上，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

欲知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能否化解？容后再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让陈毅到延安参加“七大”，一方面是借机化解他和饶漱石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要让陈毅到中央参加整风运动，受一点教育。毛泽东不让他看华中的告状电报，目的还是要化解矛盾，以免干扰延安整风运动的大方向。尽管他在3月15日给饶漱石的电报，对陈毅在井冈山时期及红4军“七大”两度取代他前委书记及工作上的错误，做出了宽容的总结和评价，但是在整风运动中，陈毅还是受到不少人的严厉批评。后来的历史证明，陈毅对那些批评的确是耿耿于怀的，否则他就不会在文革中大闹怀仁堂时说出那些过激的语言了。

另外，毛泽东在1944年2月4日给董必武的电报上写道：“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后来到了七、八月间，中缅印战区果然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指示，向延安派驻了以戴维·包瑞德上校为组长的美军观察组，从而推动了罗斯福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问题更多的关注。不久，罗斯福9月6日又派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其任务之一就是协调国共关系。毛泽东的判断和预言之准确，真是令人震惊！

第60章 1944年4月—

“对国民党谈判不要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住陕甘宁边区。”

话说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学习和时局》的演讲。据《毛泽东选集》注释说：“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在1942年到1944年间，对于党的历史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时期的历史所进行的讨论，大大帮助了党内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学习和时局》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对于这个讨论所作的讲演。”

毛泽东的讲演共分三个部分。关于学习问题，他总结说：

“去年冬季开始，我党高级干部学习了党史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这次学习使广大高级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提高了。在这次学习中，同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中央政治局曾对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

“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做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另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

毛泽东在讲演的第二部分中说：

“同志们可以看见，1937年7月起至现在止，这7年时间内，在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种情况。我党抗击了日寇的残酷进攻，建立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大大发展了党和军队，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党内发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全党学得了许多可宝贵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7年的工作的总结。”

在演讲的最后部分，毛泽东说：

“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指1944年郭沫若作《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笔者注），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么我们就会胜利。”

4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党对国共谈判的方针。周恩来说：

“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所谓10项罪状。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

毛泽东说：

“这次总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住陕甘宁边区。”

4月29日，共产党方面谈判代表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甫一行离开延安，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谈判。

4月29日晚，毛泽东给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写了一封信。

此前，李鼎铭先生曾将陕西米脂人李健侯所著的《永昌演义》转交给毛泽东阅读。李健侯出生于书香门第。他从1926年开始着手写作章回体历史小说《永昌演义》一书，历时多年，6易其稿，终成大作，共计40回34万字。该书描写了他的同乡、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全过程。毛泽东看《永昌演义》后十分高兴，令人将书抄存了一份，便给李鼎铭先生写了这一封信，他写道：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传阅；近日鄙人阅读已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

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两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两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

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敬颂

大安！

毛泽东

写毕，他吩咐工作人员拿出200元边币，以示对李健侯的奖励，将信及边币一并送给李鼎铭。李鼎铭立即让他的四子将毛泽东的手书及200元边币一并转交给李健侯。李健侯激动不已，即赴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又奖励他两石大米。

建国后，毛泽东指示陕西省政府将李健侯安排在省文史馆当研究员，修改《永昌演义》。李健侯不幸于1954年病逝，没有完成《永昌演义》的修改任务。实属可惜。

且说4月30日晚，毛泽东邀请续范亭和另外几位同志到家里小宴，亲切地询问了续范亭的病情和治疗情况，还给他讲了一些有效的疗养方法。举座叙谈甚欢。

饭后，毛泽东与续范亭等人坐在院子里的丁香树下，一边品茗，一边叙话。续范亭问毛泽东多大年纪，毛泽东说：

“光绪十九年癸巳生。”

续范亭问是何月何日，毛泽东说：

“旧历11月19日，公历12月26日。”

续范亭的出生时间是旧历10月19日，正好比毛泽东大一个月，他想到去年农历11月19日是毛泽东的50寿辰，而延安各界并没有举行庆祝活动，感到很遗憾，便即席赋诗一首，献给毛泽东，以祝愿毛泽东健康长寿，诗曰：

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

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

毛泽东和在座的客人听了，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天夜里，毛泽东谈话时的情景久久萦绕在续范亭的脑际，他对毛泽东的学识、人品、才能都很钦佩，便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写了一首《五百字诗》，还在长序中详细地记述了这次难以忘怀的会见，抒发了他那无比欢欣的感触：

“毛主席身体健康，器宇雄厚，脚踏实地，眼光向下。至于毛主席的智慧，究竟在哪里？我看他的智慧就是群众的智慧，同时群众的智慧，就是他的智慧，此其所以为大智慧。古人说：‘大智慧亦寿考’，不祝亦必寿考也。30年奔走无成，见到如此领袖，使我心悦诚服，中国革命，从此再不会走冤枉路了。”

续范亭还把毛泽东看作自己最好的老师和朋友，他在《赠毛主席》一诗中写道：

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

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他在交际处拿出《赠毛主席》一诗给金城看，并解释说：

“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最好领袖，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和方针政策。他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人。但是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无论是对干部、战士、勤务员，还是对普通老百姓，他都平等待人，推心置腹，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所以我说他‘领袖群伦不自高’。毛主席是知识分子，博大精深，满腹经纶。从外表看，他文质彬彬，完全是学者风度，但他实际上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只有毛主席那样的政治、军事谋略家，才能在西安事变时力主释放蒋介石；才能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第2句是‘静如处子动英豪’。第3句‘先生品质难为喻’，的确，拿毛主席比喻历史上哪个人好呢？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同历史上一切伟人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关于这一点，斯大林有句名言，当一名记者问斯大林，列宁同彼得大帝相比，谁更伟大时，斯大林回答说，如果说列宁是大海的话，彼得大帝就是沧海之一粟。所以我说‘先生品质难为喻’。我曾想把毛主席比作刘邦的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但还觉得不够全面。所以这首诗的前面3句我早就想好了，可最后一句想了几天，最后才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万古云霄一羽毛’。这句诗是杜甫赞颂诸葛亮的，是《咏怀古迹》中的一句，这里面，‘万古’是空前；‘云霄’是甚高。‘一羽毛’是羽上的一毛，品清质虚而体积小，惟其清虚而不自大，所以空前而又甚高。用诸葛亮比喻毛主席，还是不够的，但想不出更恰当的比喻，只好这样了。”

1944年5月4日至11日，林伯渠、王若飞等在西安同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了初步会谈。

5月15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说：明日将由电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你。

这份意见书是由毛泽东起草的。

5月17日，共产党方面谈判代表林伯渠、王若飞等人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从西安同机到达重庆。同以往的情况一样，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拿不出任何方案来。他们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拿出具体意见。

毛泽东电示林伯渠以公函形式将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交给王世杰和张治中，以此作为谈判的具体内容。

毛泽东在《意见》的说明部分写的是：

“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

毛泽东在《意见》中提出的“希望政府方面解决”的问题共有20条。关于全国政治方面的有3条：

“1、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2、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3、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方面的有17条，主要内容是：

允许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编为16个军47个师，每师1万人，目前至少给予5个军16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平均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等。

在此期间，董必武自重庆给在桂林的柳亚子寄去一首贺寿诗，内有“诗能报国应长寿”句。柳亚子为此作了一首律诗回赠：《次韵和必武贺寿新诗，分寄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张曙时、邓颖超诸同志》，诗云：

“誓以心肝酬党国，岂贪姓字上旗常？平生管乐襟期在，倘遇桓昭试一匡？”

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于5月21日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会议确定了全会的议事日程和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会议决定向全会提议：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5人组成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

5月21日下午2时，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开幕。

这次全会后来一直开到1945年4月20日才闭幕，历时11个月，期间先后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这是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也是在党的历史上、也可能是在世界历史上经历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

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特别是从1931年初到1943年底这一时期的历史问题；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时为“七大”的召开做充分的准备工作。

出席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幕式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17人，他们是：毛泽东 刘少奇 任弼时 朱德 周恩来 康生 彭德怀 张闻天 邓发 陈云 博古 李富春 吴玉章 杨尚昆 孔原 陈郁 李维汉

列席会议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有：高岗 彭真 贺龙 林彪 叶剑英 陈毅 刘伯承 聂荣臻 朱瑞 徐向前 谭政

应该出席会议而请病假的有4人：王稼祥 王明 凯丰 关向应

原定出席会议而外出的有2人：林伯渠 董必武

会议根据书记处的提议，选举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5人组成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六届七中全会召开期间，由会议主席团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

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听取了毛泽东所作的工作报告。报告全文如下：

今天因为时间的限制，我只能向全会作简单的工作报告，详细的中央工作报告是否还需要，请大家考虑。我觉得不必作详细报告了，因为最近这个时期中央的工作，中央同志都知道，参加全会的同志也大体知道。至于是否要向七大作从六大到现在的详细的中央工作报告呢？我觉得从六大到现在有16年，中央主要负责人换了几次，这个详细报告也很难作，对于过去工作的检查，准备放到历史总结中去。过去联共中央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实际上也就是政治报告，我们只准备对七大作政治报告，不另作工作报告，工作的总结也可以在这个报告中提到，只解决已经成熟了的中心问题。

我今天只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在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这个方针最初决定于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以后的民主共和国决议（1936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37年5月）、洛川会议（1937年8月）、六中全会（1938年9月至11月）直到现在，都是为执行这个方针而斗争的。我们在执行这个方针中，对于如何发展自己与团结友军，对于日本、国民党与我党的看法，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与具体政策，是有争论的。我今天讲话的目的，就是要为中央的政策作辩护。

这里有国民党河南调统室给其中央调统局的一个关于河南战争的报告，是最近时期抗战情况的典型材料之一，请王首道同志宣读一下。这个材料表明，蒋介石的3个主力之一汤恩伯如何完全无能，日寇乱冲一顿，他们就乱跑一顿，胡宗南有两个师在河南也只剩下一个团。这证明抗战中的两个方针带来的不同结果：不民主的方针必然使抗战失败，只有民主的方针才能战胜敌人。蒋介石的中央军没有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教育，只有法西斯的教育，因而战斗力完全瓦解，一击即溃。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实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教育，我们充分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在敌后建立了十几个根据地，曾经停止了敌人在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达5年半之久。现在日本进攻河南，是因为日本要救死，国民党太不行，而共产党的力量又还没有达到保护汤恩伯的程度。现在胡宗南也有一部分军队调到河南去了，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蒋介石的3个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将来在英、美准备反攻的条件下，日本的军心民心和中国敌占区民心大大动摇时，日本力量和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对比也就会起变化。实行民主则胜，不实行民主则败，以前这还只是我们的一种理想，现在开始变为现实了。去年我们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使外国人注意共产党的抗战力量。英、美从来没有像现在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作过这样露骨的批评的。胡政之访问英、美回国后，请董必武、潘梓年同志吃饭，说他在外国讲中国共产党有前途，他又说国民党十二中全会无希望。最近孙科说要辞职，于右任不愿参加十二中全会。这些人都是寒暑表，表明情况要有变化。

关于发展自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以此为代表中华民族打击日寇的中心力量，这个问题中央曾做过很多工作来同反对这个方针或不积极执行这个方针的同志作斗争。华中与山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曾经表现得最严重，差不多花了1939年一整年才纠正过来，但后来还是出了皖南事变，到皖南事变后才彻底纠正过来。当日军占领江、浙，国民党逃走一空时，我们的同志不敢当县长，说是没有人委任。当山西新旧军冲突时，旧军向新军开枪，新军要不要还枪也成为问题。这些就是在民族战争中不敢实行独立自主政策的具体表现。问题就是要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今天的世界上，苏联的政策是最独立自主的，美国次之，英国犹豫，在法国、意大利、波兰等问题上，英国都徘徊于两可之间。蒋介石也是这样，对共产党及其他许多政策都表现出徘徊犹豫，表里不一。汤、胡均以反共的《剿匪手本》为教材教育其军队，这样的军队对日一定是没有战斗力的。我们就不同，始终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摩擦则要同它斗争，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大举进攻共产党，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一个目标上去。在反摩擦中，我们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摩擦斗争归于缓和，我们对于三次反共高潮都是如此。我们在抗战初期只是一个很小的党（不超过4万有组织的党员）和一个很小的军队（只有45000人)，发展到现在的近百万的党员和近50万的军队。当1935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7000人，成了“皮包骨”。我们当时说长征是胜利了，长征是播种机和宣传队，留下的这点力量，不要看轻了它，它的发展前途是很大的。当时有些同志发生悲观情绪，其实是很不符合实际的。从1936年至1939年，我们曾经希望改造国民党，所根据的是张学良进步的先例与国民党丧失了江、浙的地盘。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不过我们并没有亏本。归根结底，主要是靠了八路军、新四军，才挽救了民族的危亡，抗击了58%的日军与90%的伪军。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中国的抗战决不能有今天。我们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团结友军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

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7年至1940年。这一阶段的头两年，日本以主力对付国民党，国民党也比较有朝气，国共关系比较好，我们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方针，发展了军队，建立了根据地，开办了干部学校。对运动战还是游击战的问题，我们内部也发生过争论，但是还是执行了以游击战为主的正确战略方针。统一战线政策在1938年受过一次挫折，后来被六中全会纠正了。在第一阶段，我们队伍中生长了一股骄气，有些同志过于轻视日本，过于相信国民党，自以为万事大吉，骄傲得很，这一点是吃了亏的。

第二阶段是1941年至1942年。日本以主力对付共产党，举行了无数次的残酷“扫荡”，实行“蚕食”政策与“三光”政策，我们的根据地、人口和军队都缩小了。但是这种困难教育了我们的同志，我们采取了适宜的政策，例如对敌斗争、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统一领导、“三三制”、减租减息等，都有成绩，因此我们在敌后站稳了脚。我们虽然受了损失，但是得了经验，渡过了困难。这一阶段，日本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这个政策还是从1939年就开始了的，到1941年汪精卫成立傀儡政府而更露骨，日本对国民党差不多没有大的军事行动。国民党则日趋反动，对日本的进攻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发动进攻则是积极的。

第三阶段，从去年开始。我们的根据地、人口和军队又上升了。军队现在有47万人，战斗力提高了；党员发展到90余万；根据地人口，在第一阶段直接、间接负担粮税的近1万万，第二阶段降到不满5千万，1943年又上升到8千多万。各种政策更有进步，特别是整顿三风与发展经济。整风是为着弄通思想，团结全党。我们党基本上是团结的，但在各种政策问题上有许多不同意见，有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而在纠正之后又团结了。统一是我党第一个侧面，不统一是第二个侧面，这两个侧面都要看到。历史上的曾经起过不良作用的宗派，在政治上与组织上已不存在了，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的残余还是有的。现在还严重存在着带有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这是由于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长期被分割的农村根据地与我党教育工作的不足而产生的，必须加以克服。经济工作是我们在长时期内缺乏经验的，现在我们要大大的注意。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未解决根据地问题，而提出准备暴动，夺取大城市。这在六大到现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将在七大以后去实行，七大以后我们必须实行这条方针。1927年我们曾经配合薛岳占领了上海，但是随即受到国民党的袭击。现在我们要将薛岳进上海变为陈毅进上海，而且我们有了几十个“薛岳”。六大至七大我们实际上走了根据地路线，现在也必须坚持根据地。在根据地上，我们必须发展经济。1939年陕甘宁边区只有700个工厂工人，1942年即有4000个，今年有了12000个。如果边区有30000个工厂工人，边区工人同边区人口的比例即超过全国工人同全国人口的比例。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曾经发生过许多争论，将来由农村转到城市，又会发生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做城市工作。将来农村是供给军队粮食和干部的地方，没有我们，没有八路军、新四军，是不可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大城市的。

我们党要准备应付将来的大事变。七大要选出比过去23年更强的更有能力的中央。

关于国共谈判，林伯渠同志这次出去，国民党派文武两大员迎接，每天谈4小时，沿途招待，空前未有。原来我们的估计很低，以为这次不能解决问题，故要林伯渠同志只提出一些小事。彼方提出根据林彪去年提的4点来谈判，林老答以根据恩来今年提的5点来谈判，彼方又不赞成，故党中央提出了20条。前途不外两个：一仍是拖；一是解决部分问题，如军队问题、边区问题、防地问题、在个别地点办党办报问题。他们如决心解决这4个问题，我们应准备接受，向全国表示我们愿意搞好国共关系。

今年军事仍以精练为主。明年准备发展，并占领一批小城市，准备驱逐日寇出中国。

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就召集七大的准备工作，通过了《召开党的七大的决议》，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七大”政治报告；成立了负责起草七大政治报告、军事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党的历史问题决议4个文件的各个委员会，其中以任弼时为召集人，由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康生、彭真、高岗7人组成负责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委员会。

5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了《发展工业 打倒日寇》讲话，他说：

“现在无论中国和外国都为了同一的目标而奋斗，那就是打倒法西斯。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也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目的一样，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边区在5年前才真正开始有了一点工业，当时只有700个产业工人，1942年有了4000个工人，到了今年就有12000个工人。所以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这次开大会的目标，就是在两年以内要争取做到工业品的全部自给，首先是布的自给与铁的自给。假如我们做到了全部自给，我们工人的数目还会大大的增加。全体工程师、厂长、工人们都要向这方面努力，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都要向这方面努力。像沈鸿同志、陈振夏同志，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心和共产党员一样，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艰苦奋斗的。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了58%的日军、90%的伪军，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是，对于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我们边区是个大学校，其中有一门课叫做工业，这次职工代表大会便是一个工业的短期训练班。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同志们！今天延安大学开学。我们这个学校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课程的学校，你们要学政治、经济、文化，准备将来去做这些方面的工作。这个学校，过去有些部分是分开办的，现在合起来了。像周扬同志所讲的我们的工作中间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的缺点错误是暂时的。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再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过去办学校办了多年没有搞好，现在有了进步，方针、办法上了轨道，这是同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晋西北等各个根据地整个工作的进步相联系的。

我们的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深入中国国土，每一个中国人的任务就是打日本。有些人反对共产党，和我们闹别扭，这些人就违背了这个方针。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两条心。我们是一条心，开大会是一条心，开小会也是一条心，公开的、秘密的都是一条心，就是要把日本打出去。

要把日本打出去，就要建立根据地。整个中国凡是没有沦陷的地方都是抗日的根据地，大后方是根据地，华北、华中是根据地，广东、海南岛是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是根据地，我们共产党在许多地方创造了抗日的根据地。有人说根据地不好，不应该有根据地，这个话不妥当。没有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就没有饭吃，没有地方出发去打敌人。”

“我们是为根据地服务，为什么不说为全国服务呢？因为你总要落一个地方，像飞机飞上天总得飞回来要落在一个地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是不落地的，它是挂在空中的。我们不要搞教条主义，要脚踏实地地为实际服务。”

“敌后是非常艰苦的，斗争也非常激烈，但是我们站住了脚，坚持抗战7年之久。这个残酷的战争经过最困难的1941年和1942年，今年我们又向上发展了。中国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有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当然，如果说大后方这个大根据地一点不救中国，这个话也不妥当。有的人说只有他那个大后方根据地救中国，边区和敌后根据地不救中国，这就完全没有道理。你那里是怎样救中国的？你们300万军队只负担日军的42%、伪军的10%，我们47万军队负担却那样重。我们的根据地比较小，但是担子很重，没有任何接济，就靠我们党政军和老百姓结合起来，一齐努力奋斗。这次河南战役，日军十余万，国民党军队约40万，就不挑担子，一听枪响就‘向后转，开步走’。现在许多事情难办，所以要搞一个办法，就是民主，这个办法有的人不赞成。还有一条就是团结，有的人也不搞，他那里发小册子，开大会小会，骂共产党为‘奸党’，八路军为‘奸军’，边区为‘奸区’，很不讲团结。”

“现在边区政府发了指示，要求边区人民的所有家庭，140万人口，35万家，每家有一年余粮。不仅要防备天旱，还要准备反攻。这个目标去年没有达到，要在今后两三年以内实现。我们在延安、在边区做工作，办延大，如果使得35万家农民都有一年余粮，那末我们共产党就了不得。还有陕北的山头都是光的，像个和尚头，我们要种树，使它长上头发。种树要订一个计划，如果每家种100棵树，35万家就种3500万棵树。搞他个10年8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此外，还有工业，现在开工厂代表大会，提出日用工业品要全面自给。边区工、农、商、学、兵150万人口，一年需要31万匹布，可是我们现在每年只能生产10万匹，还差21万匹。我们要在两三年内完全解决衣服的全部自给，根据过去经验，这是有把握的。边区过去的棉花、棉纱、布，都要从外面买，要花几十万万元边币，血向外流。如果我们棉花自己种，棉纱自己纺，布自己织，150万人大家动手，血就不流出去了，我们的经济就更坚实。每年公家和老百姓需要470万斤铁，大部分不能自己生产，又要花几十万万元边币从外面买，血又要向外流。现在要求在两三年之内做到470万斤铁完全自给，自己采矿，自己冶炼，并制造必需的机器和农具。我们的工业生产有各个种类，主要的是纺织和炼铁这两项。这两项主要的要做到自给，其他各项也都要自给，这是全面自给。”

“周扬同志刚才说到了整风和审干，这两件工作有很大的意义，改造了人，改造了思想。同时也犯了错误，正在纠正。除了周扬同志讲的以外，我再讲几句。我们有一条方针，叫‘一个不杀’。有人还不相信，说不晓得政府哪一天会要杀。真正是特务，过去做了破坏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事情，搞了情报，只要交待清楚，我们一个不杀。从去年4月到现在，一个也没有杀。这有没有害处？没有害处。对于真正的特务，过去真正的坏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他改造好。我们的方针是教育人，这个方针是确定了的，我现在再一次向你们宣布。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信不信由你。《论语》上说‘言可复也’，意思是说过的话是要实行的。中央决定的方针，既然宣布了，就要实行，大家可以看。一个不杀，这个意义大得很。不管有多大的罪，既然不杀，就可以教育，教育好了，还能做点事情。过去做了坏事的真正的特务，我们希望他自己觉悟，跟我们一道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一百个人中，有一两个人硬不觉悟，硬不合作，怎么办？有办法，让他自己搞小米吃，自己动手，发展生产，丰衣足食，那有什么坏处？他不觉悟，不同我们合作，顽固得很，我们刀下还留不留人？我们刀下还要留人。为什么要留？为了稳定多数人，因为杀了他，其他有类似问题的人便要恐慌。你顽固10年，就让你劳动10年，你顽固20年，就让你劳动20年，你顽固，我们也顽固，就这样顽固下去。这叫做是则是，非则非。是特务就是特务，要搞清楚，使他们不再做特务的工作，能同共产党合作打日本。非则非，本来不是特务，搞错了，给他戴上了特务帽子，我们就要把帽子取下来，要分清是非轻重。‘抢救运动’那时候，空气紧张得很，‘抢救’了好些人，许多是搞错了的，非则非，今天要行脱帽礼，脱去给人戴错的帽子。共产党办事，不明白的时候是会犯错误的，明白了以后错误就要改正，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搞错了是坏事，但可以变成好事。比如我冤枉了你，现在经过我的手取下给你戴错的帽子，从这里我们得到了经验，以后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对于被冤枉的人来说，他们心里不舒服，很痛苦，但是也受到了锻炼，得到了经验，以后他们审查别人的时候就会谨慎一些。关于审查干部，我们实行9条方针：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现在延安审查干部，就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则是，非则非，实行宽大政策。

今天开学，还有一件事说一下，你们的一些课是由边区政府各厅的负责同志来教的，他们是做实际工作的，你们是学习的，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自己来教课，这很好。同时，你们也要经常去请教，走上门去，也可以打电话。如果哪一天没有来教课，便将他们的军，请他们一定来讲。”　

5月26日，西北局、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联合召开技术人员座谈会。会议号召一切工业技术人员回到工业战线上来，迅速集中专门技术人才到各工厂去，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技术，提高效率，保证在两年内做到边区工业品的完全自给。

5月下旬，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还是拒绝接受毛泽东提出的20条谈判意见，并不肯把共产党方面的意见书转交给国民政府。

毛泽东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对意见书作了修改，将原来的20条改为12条，其余8条作为口头要求提出。

5月31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中央所作的上述修改，并说：

“如彼方再不接受与解决，则屈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

结果，国民党方面仍然不接受共产党方面的意见，他们拟定了《林伯渠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和由陈布雷起草的《林祖涵来渝事件之应付要点》等秘密文件，企图通过宣传，逐步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

1944年6月5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拿出一份《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提示案》中说：“第18集团军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4个军10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关称为陕北行政公署。”

张治中、王世杰还声称：只能按照这个提示案进行谈判。

6月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城市工作。会后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即后边提到的“巳微”指示电）。指示中说：

“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争取在日寇压迫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与市民群众，瓦解伪军伪组织，并准备武装起义，不能配合军队与农村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

“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日寇现在为着救死而正在向中国正面战场大举进攻，日寇正在没落过程中。西方反希特勒斗争不久可望获胜，太平洋反攻日寇今后必更开展。这一切给予我党以良好条件，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据现有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又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以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相互配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

“各局各委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地位，改变过去不注重或不大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唤起全党注重此项工作，认真地与细心地总结经验，研究办法，组织机关，配备干部，进行工作，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到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

“要进行教育，使广大干部完全了解由我党领导里应外合地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以便最后驱逐日寇的可能性、必要性与重要性，没迅速地有此种思想教育，是不能动员全党行动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战均已确切接近完全胜利，国民党的极端腐败与我党我军在广大敌后战场的胜利坚持，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更加失望，而对我党我军则寄以无限希望，敌占区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潮，今后必然有极高涨，目前去进行这一工作，比以前有更宽广的社会条件与群众条件。因此，在以前曾经正确地不提出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大城市的任务，而在现在就必须提出。现在如果不提出，则我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在将来反攻时逼使我们在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去进行争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斗争，使我军将来进攻城市时没有充分与必要的内应，以及在夺取城市后不能迅速发动群众建立城市的革命秩序与掌管城市。”“我们进行城市工作的方针和一般策略是无法秘密的，是应该向全党传达的。但是在城市与一切敌占区的具体工作计划及具体组织工作，则应完全秘密，应在党内进行关于秘密工作的教育，每个党员及干部，只应知道他们所必须知道的事，不应知道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事。”

“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争取数十万伪军伪警和争取数百万工人苦力的工作上，因为他们是武装起义的决定力量，而这点正是各地以前所注意不够的。我们在工人苦力中的活动与组织，应与上层统一战线的活动分开进行。而上层活动一般应是为了掩护与协助下层群众中的活动。”“同时，要动员城市与要道中的大批工人与革命知识分子出城出路参加游击战争，其中若干人准备在起义时派回去指导起义的武装斗争，以便里应外合，占领城市与要道。重说一次，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夺取城市与要道的根本思想，应从这点出发去部署一切力量，布置一切工作。”

“党在内战时期在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方法，一般是错误的，是不能采用的，应该批判这种错误，以免重复。而在抗战以来，各根据地在其附近敌占区与某些小城市进行了极有成效的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配合的工作，在某些大城市，也有许多好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其方法一般是正确的。如果将我们在敌占区与小城市的工作经验，加以适当改造，就可移用于大城市、中等城市和交通要道。”“在目前，口头宣传是主要的，甚至可用散布流言的方法。发行非法的传单、书籍、报纸则应有周密谨慎的组织。总之，在城市工作方法上，应反对两种偏向：一是粗心大意，不负责任，大喊大叫，莽冲莽撞的冒险主义方法；一是根本不动，单纯隐蔽，不去联系群众与进行群众工作的尾巴主义方法。”

“数年来在各根据地附近敌占区的两面斗争中，已经锻炼出广大而善于进行合法斗争的党与非党干部，其中许多人是有善于应付敌人、欺骗敌人、进行合法斗争的丰富知识的，有些甚至超过我们内战时期城市工作的老干部。其中许多人，是能够到城市工人苦力中及其他各种职业中立足的，应该很好地训练培养与使用这些干部。”

“上述各项具体问题的意见，应由各局各委依据当地情况，加以切实研究，灵活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并在以后工作中加以充分发挥。只有这些具体问题完全解决，才能使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获得显著成绩，走向武装起义的目的地。”

6月12日早上，毛泽东给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发来了一份浅红色的请柬。送请柬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说，希望先生们下午4时就去，为的是在晚餐之前可以和毛主席谈谈。

这个参观团来到延安，说起来也有一段缘由。此前，国民党长期对边区的封锁，反而增强了边区的神秘感，从而激发了外国记者们探密的欲望。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多次公开邀请外国记者访问延安，也起到了鼓励他们的作用。1944年2月16日，以《纽约时报》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后来国民党以其“亲共”为由，将他驱逐）为首的驻重庆的外国记者，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到延安访问。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2月23日不得不同意记者们的请求。于是，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3名美国记者和2名英国记者与1名塔斯社苏联记者迅速组成了一个西北参观团。共产党方面立即作出积极反应。3月19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位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向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周恩来还请董必武通知驻渝《新华日报》记者龚澎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赴延安。

国民党在西北参观团中增派了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新民报》、《大公报》9名中国记者，其中中央社的杨家勇是一个冒牌的记者，其真实身份是中统特务；《中央日报》记者张文伯是一个CC分子，领有特殊使命。国民党还规定了由国民党官方代表担任记者团的正、副领队和中外记者统一行动的纪律。这正、副领队是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和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配有“随员”4人，有一个专门搞党务工作的杨西昆，其他的人是魏景蒙、陶启湘、张湖生。5月17日，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离开重庆，前往西安参观。5月21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进入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在此期间，阎锡山大放厥词，恶毒攻击山西新军、八路军和共产党。

毛泽东看到阎锡山的谈话后，要贺龙转请新军领导人续范亭、薄一波、韩钧等人写文章予以驳斥，向公众说明真相。续范亭欣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他抱病卧床口述，由秘书记录，写出了《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痛斥了“左手提着同志头，右手拿起一等侯”的阎锡山勾结日寇、投敌卖国、压迫人民的罪行。内中还写道：

“我虽不是共产党，但我十分同情并拥护共产党的办法，因为他们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我所以反对你，是因为你背叛了三民主义，做了山西的土皇帝，勾结日寇，背叛祖国，压迫山西的人民。”“我这一封信虽然批评你、骂你，但是很公正、很确实的。三国时诸葛亮骂死王朗，我今天并不是想把你骂死，我也不是诸葛亮，当然骂不死你。因为你比王朗的程度高得多，王朗还讲些廉耻，挨了骂以后就羞愧而死，你是个自私自利不顾一切、阴柔奸诈、顽钝无耻成了精的老怪物，当然把你骂不死的。”

续范亭派人将文章送给毛泽东指正。毛泽东读了续范亭的《五千言书》，给他回信说，读了大作“振奋人心”，并称赞这是一篇“檄文式的文章”。

毛泽东指示陆定一，将续范亭的《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

5月30日，参观团进入陕甘宁边区，先在固临、延长参观访问，后到南泥湾参观了359旅的军事训练和生产建设；于6月9日到达延安，受到了热烈欢迎。

6月10日晚，朱德举办游园会欢迎中外记者，叶剑英致欢迎词。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来到延安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们很快乐。因为延安之行可以帮助神圣的反法西斯工作。在同盟国国家的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被关闭起来，对于职业的新闻记者，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不让他们去看一看，因为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关闭着的。这次我们来到这里，把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缝隙，使光线透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作为一个团体，我们对任何政治派别和信仰，都没有偏见或成见，我们准备仔细地、客观地、精确地研究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业绩，以及这里的各种工作情形，并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

且说6月12日这天下午近4时，中外记者先后登上汽车。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发现自己穿着新买的凉鞋，又是赤足，觉得未免不郑重，便要回去穿一双袜子。招待人员告诉他说：

“先生，到了那里，你将发现比你穿得更随便的人。这边是不讲究这些细节的。”

赵超构只好上了车。过了延河，车子行驶了10分钟，在中央大礼堂前停下来。大礼堂大门前站着两名着装非常整齐的卫兵。客人们被引入大礼堂后面的客厅休息。

赵超构感觉这个客厅是延安最漂亮的，又宽又长，两边陈设沙发，中间是一排摆成丁字形的桌子，可以坐40个人，洁白的桌布，上面放着鲜花。墙壁上除了马恩列斯四大领袖的肖像外，还有两幅巨大的油画分挂在两边，一幅是朱德的，另一幅是毛泽东的。

赵超构靠在沙发上，习惯地伸着赤裸裸的两只脚，点上一支延安最名贵的曙光牌烟卷。过了半支烟的功夫，毛泽东昂然走了进来。只见他身材颀长，穿着一套陈旧的毛呢制服，领扣照例没有扣，露出白色衬衣。他那浓厚的长发，微胖的脸庞，宽阔的前额，隆起而端正的鼻梁，显示出一副尊贵的气概。周恩来向他介绍着客人，他握着客人的手，眼睛却盯着介绍人和每一个客人，好像是在极力地记取着对方的姓名。宾主落座后，毛泽东首先即席致词，他说：

“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与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

各位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我们表示极大的庆祝。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要前进，世界要前进，我们必须取得最后胜利。

第二战场的开辟，是经过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经过莫斯科、德黑兰会议发展而来的，在这些会议上决定了从东、西、南三面打击敌人。第二战场现在是实现了，三面打击希特勒的计划是实现了，我们谨祝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斯大林元帅的健康！

全中国所有抗战的人们，应该集中目标，努力工作，配合欧洲的决战，打倒日本军阀。现在时机是很好的。

关于中国国内情况，诸位先生是十分关心的，我在这里必须讲几句。关于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态度，早已见于中共中央历次文告及其报纸。今乘诸先生来延之便，特再申述如下：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合作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此种政策始终不变，抗战前期是如此，抗战中期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但是，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赵超构感觉，毛泽东虽然是满口的湖南口音，“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

在毛泽东致词后，不少记者纷纷提问：

斯坦因问：“毛主席能否谈一谈，林伯渠先生在重庆谈判的情况？”

夏南汗神父问：“上述问题为大家所关心，可否尽先答复？”

斯坦因说：“为使问题明了起见，我请毛主席将1936年国共谈判的情形与今日谈判情形做一比较。”

爱泼斯坦问：“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否引起了一个新阶段？中共中央对此是否准备发表宣言，阐明中共中央之政策？”

谢爽秋问：“为着加强团结，中国共产党希望于各方面的是什么？”

赵炳烺问：“为使问题明了起见，我增加问，中国共产党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其其他各党派做些什么？中国共产党本身又准备做什么？”

毛泽东答复说：

“诸位的问题可综合为三个：第一个问题，关于国共谈判，谈判已进行了许久，但是今天还在谈判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其它今天还无可奉告。

第二个问题：关于第二战场。日前《解放日报》社论已说明是一个新阶段，我们不准备再发表宣言。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同盟国战争合作的结果。其总的性质，现在与过去比较，是没有变化的。但是第二战场的开辟有与斯大林格勒反攻某种相同的意义。1942年11月以前，是法西斯凶焰高涨、反法西斯力量被打与退却的时候，赖有苏联的进攻结束了过去的阶段，开辟了新阶段。北非和太平洋相继有了进攻，这是同盟国从防御到进攻的一个大转变。第二战场开辟，在进攻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现在欧洲已进到了决战阶段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新阶段，特别在军事方面，我已说过，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将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就目前来说，对中国的影响似乎不会很大，你们可以看见，外面的情况虽然很好，但是中国的问题还靠中国人民自己去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第三个问题，关于中央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为了打倒共同的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外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现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了决战阶段，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及抗战7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军队相互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国家，并发展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在中国的朋友以民主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的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和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的会议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

先生们来到边区已经十几天了，今后还要有若干时间留在边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人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有不足的，必须继续做。如果有缺点必须克服这些缺点。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战胜敌人，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对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们所希望于他们的，也是如此。持此观点来看许多问题，没有不可以说通与做通的。今天时间已晚，今后还可以相互交换意见。我要说的，就是如此。”

谈话大约持续了3个小时之久，日色渐渐向晚。毛泽东和客人们一起共进晚餐。

是日晚，毛泽东请客人们到大礼堂观看延安平剧研究院的演出。毛泽东坐在赵超构的右侧，大概是吃了几杯酒，两颊微微红润。他殷勤地向两边的客人们让茶让烟，像朋友一样和他们谈着话。

演出开始了，演的是京剧《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4场戏。毛泽东自始至终非常有兴味地观看着，不时地发出笑声，不是微笑而是恣意尽情地笑。当看到张飞自夸“俺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他竟是捧腹大笑。他还对身边的赵超构说：
“我对于京剧没有研究，很喜欢看看。”

演出结束时，已经是夜里11点了。毛泽东微笑着送走了客人。在归途中，有朋友问赵超构，今天有何感受？赵超构回答说：

“完全出乎意外的轻松。”

6月14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全文如下：

今天是第三次联合国日，延安有热烈的民众大会，这个大会不但是一个庆祝大会，又是一个动员民众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的大会。

1942年罗斯福总统发起以每年今日为联合国日，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都在这天作纪念，今年是第三次了。过去的两年，是世界形势起巨大变化的两年，包括两个巨大的事变。第一个是在1942年11月，苏联红军从斯大林格勒开始进攻，扭转了世界的历史，随后又有英、美在北非与太平洋的进攻，把联合国的防御与退却形势，转变到了进攻形势，苏联红军的伟绩，起了决定作用。第二个是本月6日英、美联军开辟了第二战场，使进攻转到了决战阶段，英勇的盟军正在法境作艰苦的但是胜利的战斗，它的影响将及于全世界。我们在中国纪念联合国日，不要忘了苏、美、英人民的艰苦奋斗，不要忘了斯大林元帅、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的英明领导和他们所指道路之正确。

欧洲与太平洋早已转入进攻，欧洲且已进入决战阶段，但是日寇还在向中国进攻，中国不但还没有转入进攻的迹象，而且还不能停止退却，这是今天中国的新形势。从4月18日开始，日寇相继发动向河南、湖南与广东的进攻，洛阳失陷，长沙岌岌可危，其中最严重的是河南战事。在这个战场上，洛阳失守以前，敌以攻击第一战区蒋鼎文将军及汤恩伯将军统率下的30余万军队为主要目的，以洛阳失陷而告一段落。本月初旬，又开始第二个战役，敌以向部署在灵宝、虢略、官道口线的第8战区胡宗南将军统率下的军队进攻为主要目的。至本日为止所获情况，该线业已不守，敌向潼关前进，显有攻陕目的。据闻西安已下令疏散，西北处在极大的威胁中。中国纪念联合国日，却和欧洲及太平洋处于相反的情况，那边在进攻，这边在退却。

中国境内也有两种情况，敌后战场在进攻，正面战场在退却。中国从抗战开始，即形成了两个战场，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敌主力向正面战场进攻，但是八路军、新四军却向敌后前进，开辟了几个广大的敌后战场。武汉失守后，敌人开始改变其战争政策，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而逐渐移转其主力于敌后对付共产党，直至今年3月，整整五年半时间，主要的打击力量都落在共产党及敌后人民身上。最高峰时，60万日军及90万伪军的总数中，共产党担负的几达四分之三。然而我们是没有任何接济的，各抗日根据地又是被敌人分割了的。五年半中，敌对正面战场只作过几次战役性质的作战，都是早去晚归，并无战略的与占领性质的进攻。国民党统治人士在此期间的政策，是招架与观战的政策，敌来招架，敌去袖手，而注其全力于防制人民、压迫民主与反对共产党。这个政策，贯彻于其一切党、政、军机构中，顽固执着，不愿稍变，以迄今日。

但是敌情起了变化，4月18日以后，过去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改变为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政策。敌人所以出此，全为救死，但是敌人今天并未丧失战斗力。可是我们的政府与国民党统治人士，却因长期执行不适宜的政策，而陷于几乎丧失战斗力与束手无策的境地，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军队官兵脱节，军民之间又脱节，作战50余日而退入潼关，西安震动，又在准备退却。

敌后战场以1941及1942两年为最困难时期，在敌人主力重击之下，根据地人口由一万万下落到五千万，军队缩小了，土地也缩小了。但是我们坚持奋斗，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各项适宜的政策，打退了敌人一切进攻，终于站稳了脚。1943年及今年则举行广泛的进攻，又从敌人魔手下夺回了大批的土地，解放了广大的人民，根据地人口又上升到八千多万。八路军、新四军恢复元气，并且发展了，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合计，共有正规军与游击队47万，民兵200万，主要的是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敌人原欲摧毁敌后战场，再攻正面战场，但是不可能了，为救死计，被迫着同时挑起这两个战场在肩上。

这本是极好的形势，只要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愿意修改自己的政策，就能振奋士气，击退敌人进攻。有如此坚强与如此广大的敌后战场存在，只要正面稍作有力的回击，即足退敌。敌人并不多，到目前为止，豫、湘、粤三处进攻部队合计不过十几个师团，难道以倾国之力还不能给它打回去吗？而无如至今还只看到自己的退却。

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为什么共产党能够站住，能够进攻（虽然现在尚不是战略性的进攻，尚不能攻破大城市），国民党反而不能站住，不能进攻呢？原因很简单，共产党坚持团结与民主，共产党团结了华北、华中、华南一切敌后战场的各界人民，实行民主，依靠人民，在那里充满抗敌卫国的爱国精神与再接再厉的朝气，对于全国则力求团结，无论国民党的政策如何反动，总是愿意和它改善关系。国民党不然，就其统治人士来说，今天为止，尚毫无反省与择善的意图，没有团结与民主方针，反而天天诬蔑共产党为“奸党”，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为“奸军”，诬蔑抗日民主地区为“奸区”，自大骄傲，不可一世，已属中外皆知。只知伸手向同盟国要东西，满心依赖同盟国打日本，很少自力更生的意图与计划。以此而求胜敌，岂非缘木求鱼？

中国正面战场现在已处于极端严重的状态，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即刻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修改自己的政策，从今天起，与民更始，则事尚可为。目前最严重的任务是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这是今天一条唯一的国际通道，此处若失，则威胁四川。我们共产党人始终希望国民党作好，我们及全国人民均希望国共两党改善关系，解决悬案，重新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不要再使人民失望了。这种希望，美、英、苏各国同样迫切。记者团诸君已经来延安，华莱士副总统即将到中国，我们希望他们能起促进的作用，帮助中国人民解决团结与民主的问题，借以克服中国正面战场存在的危机。要医治中国这个时症，再无他药，惟有团结与民主，离了这些，军事危机是无法解决的。乘此联合国日纪念，谨致我们共产党人的热望。

6月2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鉴于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场上的大溃退，便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到中国。华莱士在与蒋介石首次会谈中，告诉蒋介石说：

“罗斯福总统认为，你们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若果双方不能够一致，你们可以找一个朋友从中撮合。罗斯福还表示说，他可以充当这个朋友。”

此时的美国，急于利用它的影响促成国共谅解，目的是为了让共产党的力量“充分发挥用途”，一是挽救国民党的军事危机，二是利用共产党的军队和根据地配合美军对日作战。可是蒋介石不同意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也反对美国与中国共产党采取任何联合行动。蒋介石要求将史迪威和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调回美国。而华莱士则一再说明罗斯福、马歇尔、史汀生都希望美国军事观察团早日到延安去。蒋介石被迫允许美军以观察组的名义去延安。

华莱士回到美国后，向罗斯福汇报了他的中国之行，他说：蒋介石政府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无知的政府”，“广大民众普遍不喜欢国民党政府”。华莱士又认为：现在中国还没有人有足够的力量来取代蒋介石。他提议由魏德迈将军换回史迪威，影响蒋介石采取进步政策。他还说：“除支持蒋介石以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

6月28日，毛泽东因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延安一事，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说：

“美国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

6月29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问题。会议决定：要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同美国人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美军观察组。

欲知毛泽东如何接待美军观察组，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4年5月21日六届七中全会开幕式上的工作报告，值得认真研究。《报告》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方针、战略（统一战线、持久战、山地游击战）和抗战状况（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的总结，是完全符合事实的。本传前面已经把这一段历史交代明白了。这种实事求是的总结，是令人信服的。包括那些曾经跟着王明跑的人，和不理解山地游击战的人，恐怕不服气都不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无数次地征服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包括敌人在内，他的坦诚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另外，毛泽东在《报告》中对1945年、对“七大”以后的估计和预言——明年“夺取一些小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后来也都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第61章 1944年6月—

“美国政府是否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以防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打内战。”

话说1944年6月30日，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报告文学《田保霖》，文中叙述了陕北靖边县城区合作社主任田保霖的先进事迹。

欧阳山在这一天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报告文学《活在新社会里》，文中记述了合作英雄刘建章的事迹。

1944年7月1日早晨，毛泽东看了丁玲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这两篇报告文学，立即写信给两位作者，他写道：

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7月1日早

这天上午，住在延安南门外边区文协的丁玲、欧阳山接到了毛泽东这一封毛体书法甚佳的亲笔信，他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

下午傍晚时分，丁玲和欧阳山来到枣园毛泽东住处，晤谈甚久。毛泽东留他们共进晚餐。席间，他对丁玲的新作仍赞不绝口，他说：

“我一口气读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

毛泽东也同样鼓励了欧阳山。饭后，他与丁玲、欧阳山二人又谈了许多合作社方面的问题。

晚9时，宾主尽欢而散，毛泽东送走了两位客人。

后来，毛泽东还在高级干部会议上和不同的场合表扬了丁玲，他说：

“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出好文章。”

丁玲对于毛泽东的赞扬很清醒，她说：“这是毛泽东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他这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使我通行无阻，他是为我今后写文、作人，为文艺工作，给我们铺平一条平坦宽广的路。这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是为许多的文艺工作者。”

以后，毛泽东又读了丁玲的《三日杂记》，文中记述了她深入农村时，到一个叫柳拐子的村长家里与村长的老婆躺在一个炕上聊家常的情景。毛泽东见到丁玲高兴地说：

“哎！丁玲，你能够和柳拐子婆姨聊天了。”

再说7月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指示中说：

“为了适应我军发展、准备战略反攻及对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突然事变的需要，整训现有部队，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的提高一步，为军队将来发展一倍至数倍准备条件。

军事整训就是练兵，应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

7月1日和2日，萧三所著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连续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看到后，几次传话让萧三停止写他个人。他还亲自当面劝萧三多写群众。萧三分辩说：

“我这是自己补课，并且写你和党的斗争，二者是不可分的，有重大教育意义。”

毛泽东闻言，便不做声了。自此，萧三成为党内研究毛泽东生平的第一位专家。

7月4日，毛泽东为庆祝美国独立168周年，与朱德设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国侨民和中外记者团。晚上，毛泽东又出席了延安各界在王家坪大礼堂举行的庆祝晚会。

这天晚上，毛泽东为准备和安排美军观察组飞机在延安降落的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告知他们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时应注意的事项，包括雨季飞机不能超过的重量，跑道的长度、宽度和降落方向及机场标记等。

7月5日，毛泽东为边区党政联席会议起草了“关于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全文如下：

日寇临死挣扎，进攻河南、湖南，正面战场后退，全国危极，西北危极。但是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敌后战场则捷报频传，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巩固，成为全国人民希望之重心。为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准备对敌反攻，决定本年11月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主要的将讨论下列各项问题：

一、团结与民主问题。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之所以发展，所以巩固，依靠于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民主与文化上的民主，团结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人民成为一条心。今年的参议会应检讨已有好的和不够的经验，反映各方意见，给团结与民主以更充实的内容，使各界人民，男女老少，一齐动员，增加力量。且要以边区的模范推动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从速终止一切分裂与反民主的现象。

二、军事问题。过去拥军优抗工作与组织民众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还有缺点。今后两项均应加强，务以军民一体与全民皆兵之阵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今年参议会应该检讨此种工作。

三、边区经济文化建设问题。旧社会给边区的遗产是：贫穷、愚昧与疾病。多年以来全体人民在政府领导下，与贫穷现象斗争，这种现象或者已经消灭，或者已经减轻，人民的生活已有很大改善，丰衣足食的新现象已日渐推广。但是还没有普遍，更因抗战与备荒的需要，必须增加生产，因此必须号召人民于2至3年内普遍做到每户至少有一年余粮。为改变边区秃山太多现象，应号召人民植树，在5年至10年内每户至少植活100株树。边区各项工业品年有增加，但还不能自给，特别是布、铁等项，要办到三年内完全自给，并且不仅求数量多，而且要求质量好。在与愚昧斗争的事业上，年来虽有进步，但文盲还未消灭，要用一切有效方法，使男女老少在数年内至少都能认到1000字。在与疾病斗争的事业上，更须作极大努力，方能克服“财旺人不旺”的现象，应在数年内做到每乡至少有一个医生，每区至少有一个药店。总之，应使现在已经蓬勃发展或已开始发展的经济运动、文化运动、卫生运动，更加向前大踏步发展。其办法：一是公营，一是民营。而主要的方法是民办公助，号召人民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只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顾与在自愿原则下（禁止任何强迫摊派），把绝大多数人民都组织到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合作运动中去，才能完成上述任务，今年参议会应具体检讨这些工作。

四、选举问题。边区参议会议员应于明年改选。为使人民更能把自己爱戴的人选到参议会去，使这些新的参议员更能反映人民利益与决定抗战建国大计，关于选举条例及选举方式应在今年参议会中提出讨论。

上述四项，为今年参议会必须讨论之主要问题，本联席会议责成各级政府，各参议员及各级参议会，各抗日团体，各劳动英雄，在事先发动热烈地讨论，准备意见，以便届时反映于参议会，作出有利于增强团结抗战与发展边区各项建设之决议，至为至要！

7月初，延安平剧院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由编导室任桂林、魏晨旭和李纶组成的《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他们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120回本的《水浒传》，又请齐燕铭在构思上给予指导，尔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建议说：

“这个戏要写好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

7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5师工作给郑位三、李先念、任质彬、陈少敏的指示电，他写道：

郑、李、任、陈并告华中局：

午江电悉。

一、我们赞成你们在半年内以巩固原有地区为主，以发展河南及湘鄂赣工作为辅的方针。

二、关于发展河南工作，应首先沿平汉路两侧向北发展，以求得和华北八路军打通联系，以便中央能派干部到你们地区来。中央已令华北派部队到密县、登封、淮阳、西华一带活动，望你们由信阳、罗山逐渐向北发展。目前你们有一个团的兵力，并有一批干部组织河南工作委员会去工作是好的，但须有得力干部去领导。

三、对于湘鄂赣你们应利用目前机会去占领若干有利阵地，以便将来能有更大发展。亦应组织湘鄂赣工作委员会，有得力干部去领导。

四、中央准备派100个以上高级和中级干部到你们地区工作，并带各种材料给你们，只要交通有办法，在两三个月以后，即可从延安起身。

五、望你们注意侦察河南及湘鄂赣敌友我三方情况，随时电告我们。

　　　　　　　　　　　　　　　 中央

7月14日下午3点钟，毛泽东接受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的美联社记者斯坦因的采访。在斯坦因眼里，毛泽东是一个“穿着肥大裤子，操着浓重乡音，精力充沛的农民知识分子”。

毛泽东和斯坦因一直谈到吃晚饭时才停下来。他们走出窑洞，在一棵老苹果树下共进晚餐。晚餐后他们回到窑洞，一边喝酒一边继续交谈。

毛泽东仍然不停地抽着烟，斯坦因则继续在纸上记录有关共产党及其在抗战中的一些目标。毛泽东看到斯坦因写字的桌子不稳当，就走出去，在院子里捡来一块小石头，弯腰垫在摇动的桌腿下面。他同这位敏锐但毫无名气的新闻记者一谈就是12个小时。直到凌晨3点，毛泽东还像下午那样，精力充沛，讲话有条有理。当斯坦因站起来离开的时候，他感到意识不清、四肢发麻、眼睛发胀。

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斯坦因在他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斯坦因：你们是否有可能改变“共产党”这个名称？

毛泽东：各国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必须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必须严格地将观察、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共产主义方法，同我们实际采用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加以区别。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我们的近期目标。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将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我们目前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在任何条件下都将必须继续实行，而且还要实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因为中国现存的具体条件要求我们这样做。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目前中国需要做三件事：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主制度，使人民获得一切现代自由，以真正自由的普选方式选举中央及地方政府，这些在我们管辖的区域内都已经实现了；三、解决土地问题，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并通过引进现代生产方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些就是目前中国革命的任务。在这些任务完成之前谈论实现社会主义，只能是空谈。这就是1940年在我的那本《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告诉我们党员的观点。那时我就说过，我们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决不是短暂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中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比起你们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很可能要晚相当长的时间。

斯：你所考虑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毛：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即使是现在抗日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的时期，也是如此。因为中国的农民是主要的被剥削者，他们不仅受中国反动派的剥削，在敌占区还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剥削。正是由于在我们作战的区域实行了新民主主义，我们才从一开始就在各地成功地抵抗了日本军队，因为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改革符合农民大众的利益，而农民大众构成了我们作战力量的基础。

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因此，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许多年前的发展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国到1937年为止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其性质与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过去所进行的土地革命基本上相同，土地革命扫除了封建障碍，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你们在内战时所采取的从地主那里没收土地分给农民的激进政策是否还将实行？

毛：在内战时期我们没有理由阻止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地主阶级不仅压迫他们，而且在实际上领导着反对农民的斗争。我们的党只是满足了农民在这个问题上的意愿，把他们的要求变成口号，并作为政策来实行。根据中国的条件，这种没收土地的做法是一项正确的政策。农村广大群众的基本要求始终集中在对土地所有权的渴求上。已故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认识到了这一点，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他解决民生问题纲领中的要点之一。

在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阶段，情况当然有所不同。民族战争可以说服农民群众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群众也认识到，当地主也愿意抵抗外敌的时候，没收土地的政策可能会驱使地主跑向日本人控制的城市，然后再同日本兵一起打回来重新夺走土地。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农民很快就了解到我们用减租的新政策代替过去没收土地的做法，具有两大好处：一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二是吸引了地主留在乡村参加抗日。实行有利于佃农的普遍减租以及我们保证向地主交租的政策，使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从而使日本侵略者在我们区域内简直找不到合作者了。

斯：共产党对土地政策的改变，在当时是如何决定的？

毛：这是我们党用民主方法制定政策的一个典型例子。从没收土地到普遍减租和向地主交租这一根本性的政策转变，最初是由党的下级组织的同志建议的，我们党中央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因为很明显这一建议是符合群众的愿望的。我们对这些要求进行了研究，根据这些要求制定政策，并普遍加以实施。

假如整个中国在一切党派合作的基础上，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那就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我们的减租政策。尽管它还比不上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是土地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法），但它实际上仍然是一次伟大的改革。只要真正的民主政府制度在各地建立起来，就可能把现在处于封建剥削制度下的一切土地逐步地和平地转移给耕种者。

实行一切土地逐步转移给耕种者的方法，将会鼓励地主的资本投向工业，同时还要制定出其他的有利于地主、佃农，有利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财政经济政策及其实施办法。但是，这样的解决方法取决于真正的国内和平和真正的民主的实现。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将来全部的没收地主土地并分给佃农的必要性，因为如果战后国民党坚持进攻我们的话，就可能再次爆发内战。但是，不管将来国内是和平还是内战，我们宁愿不实行没收土地的政策，而是继续实行目前的减租和交租的政策，因为总的说来这将减少前进和改革道路上的障碍。

我想提醒你一下，1930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曾经颁布了一个土地法，规定地租的最高限额为佃农主要作物收获量的37.5%，对次要作物不得收取地租。但是事实证明，国民党不能够、也不愿意将土地法付诸实施，这项法律从未实行过。因此，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能够真正实现土地改革，即使它采取的仅是减租的方式。

斯：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对中国工商资本采取何种态度？

毛：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在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商业关系方面，我们要以同一切国家进行自由平等贸易的政策，来代替日本把中国沦为殖民地的政策。在国内，我们要以在解放区已经实行的促进人民生产力发展、提高购买力、尽快为现代工业稳定发展创造先决条件的政策，来代替国民党政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阻碍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

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实现工业化有3种方式，就中国的一般条件来说，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凡是能够操纵国民生计的关键产业如铁路、矿山等，最好由国家开发经营，其他产业可以让私人资本来发展。为了开发利用手工业及农村小工厂的巨大潜力，我们必须依靠强大的用民主方式管理的合作社。

斯：共产党打算在战后的中国起什么政治作用呢？

毛：我们的党员在中国人口中当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只有当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时，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才是健康的。

今天，共产党不仅反映了农民和工人的意见，也反映了许多抗日的地主、商人、知识分子等的意见，也就是说反映了我们区域内一切抗日的人们的意见。共产党愿意并且时刻准备同所有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中国人密切合作。这种愿望表现在我们的民主代表制性质的“三三制”中，在一切民选机构中，共产党员的席位不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席位给予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斯：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

毛：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合作，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假使国民党让我们这样做的话。而且，我们将会像今天一样，继续履行我们在1937年对国民党许下的4项诺言。

斯：关于4项保证，在重庆时我常听到人们笼统地提到它及其附带的条件，它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毛：我们允诺：一、不继续实行我们过去实行的那种土地革命政策；二、停止用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三、把边区苏维埃政府改组为地方民主政府；四、将我们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我们那时说过，我们将履行自己所声明的诺言，但要求国民党方面做到：一、停止内战；二、对日作战；三、推行民主政治，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四、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的生活。

斯：对目前的政策，或对你所阐述的中国远期目标，中国共产党内部有没有反对意见？

毛：没有，现在我们党内没有反对意见。在以前的时候有过两种偏向。一种是托洛茨基主义性质的，以陈独秀为代表，他的反对意见早已毫无影响。陈独秀在1942年死了。另一种是张国焘的偏向，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对抗党的正确路线，最后孤身一人离党而去。现在他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工作。这两种偏向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团结，而且没有留下影响团结的痕迹。

斯：你是说你的政策从来没有被怀疑过或被反对过吗？

毛：我们党内自然也时常会发生意见分歧，但这些分歧都能通过讨论和分析这种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决议的正确性仍然不信服，那末，在党的会议上经过彻底辩论以后，他们就会服从决议了。在我们工作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我们经常去了解我们哪些政策为群众所接受，哪些政策受到群众的批评或拒绝。只有那些受群众欢迎的政策才能成为我们党继续实行的政策。

每当采取一项新的措施时，党内和党外总会有一些人不大理解。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种绝大多数人共同的意见，这是因为我们的党始终在注视着党内外的普遍反应，而且还根据人民的实际需要和意见，不断修改我们的措施。我们所有的党组织，从上到下都必须遵守我们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这就是不脱离群众，同群众的需要和愿望息息相通。

我们任何一项政策的正确性都必须由群众来检验，而且事实上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自己也不断检查我们自己的决定和政策，一旦发现错误就加以改正。我们从所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并尽可能广泛地加以实施。通过这些方法，共产党同人民大众的关系就能不断得到改善。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如果党的领导者真正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作，如果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诚心诚意的，那末他们听取群众意见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我们十分注意倾听人民的意见。我们通过村、乡镇、区、县的群众大会，也就是我们区域内任何地方的群众大会，通过党员同各阶层人士的交谈，通过各种会议、报纸和群众的来电来信等等一切能听到人民呼声的渠道，总是能发现群众的真正的意见。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此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一切活动中找出几个令人满意的和令人不满意的典型例子，经过深入研究，总结经验，得出具体结论，以求得必要的工作改进。这种观察实际情况，研究好的和坏的典型例子所用的时间，有时是几个星期，有时是几个月，有时甚至是几年。虽然用的时间比较多，但这种方法却使我们能同现实发展情况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能了解人民的愿望和需要，能向党内外工作出色的人学习。

我们有些同志有时可能没有透彻理解我们的政策，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犯了错误，对这样的同志必须进行批评和教育。为了达到教育目的，透彻地研究和分析一个工作中好的例子也是很重要的。就拿今天的《解放日报》来说吧，有一篇长文章占了整整一个版面，它详细讲述了八路军的一个连如何改正缺点成为一个最好的连队。我们军队的每个连的干部和战士都要阅读、研究和讨论这篇文章。这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做法，利用一个连队的好经验对5000个连队进行政策教育。今后你还会看到有关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所学校、一家医院或一个地方行政单位的类似的文章。

我们再来谈党员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相互理解、密切合作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吧。虽然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地很坚决地改善，但是我们的一些同志依然在犯错误，纠纷和误解仍然不断发生，到处还有我们的一些党员在包办一切。因此我们一直要求大家注意，在民主的“三三制”之下，使非党人士有实际权力的重要性。在我们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我们要向所有同志具体讲明，我们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真诚合作，不仅帮助了群众，也帮助了我们自己。这样做的结果，党和非党人士的相互信任，在他们必须通力合作的实际工作中增长了。

斯：你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曾在政策上犯过重大的错误？

毛：在所有基本点上，我们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首先，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政策是正确的。这个基本政策是让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为实现民族独立，为建立民主制度，为在私有制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进行革命。只是在把这些基本政策应用于具体情况时，有时才容易出现某种偏向，有“左”的，有右的。然而，这些偏向并不是全党性的，也不是党内某个派别的，而是党内某些人的。从这些错误中，全党都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某些时期，我们党内曾有几个人相信共产主义现在就可以在中国实行了。但是，我们的党从来没有这样的观点。由于中国的具体条件使共产主义在很长时期内不能在中国实现，因此，在我们党内不可能有一个主张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小集团存在。

国民党断言在我们党内有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小集团，这是毫无根据的。国民党自身被派别搞得四分五裂，因而不能设想会有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政党，也许这就是这样的谣言在重庆能有人相信的原因吧。

斯：你是否有曾因处于少数地位而使你对某个问题的主张得不到实行的情况？

毛：是的。我自己曾经有过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在这种时候，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但在近些年，这种情况就非常少了。

斯：我在重庆的时候，一些中国朋友要我来观察一下共产党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请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毛：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这就像在国民党区域人们向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一样，问我们是在为我们的党工作，还是为人民工作？去问我们的人民吧，去哪儿问都行。他们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为他们服务的，他们有在最艰难的时期同我们共患难的经验。至于我们的思想方法，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们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当人们问我们是“共产党至上”还是“中国至上”时，可能指的就是这一点。可是，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

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

外国文化也一样，其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如法西斯主义。

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今天中国需要的是什么。中国需要国内和平和民主。没有国内的和平，中国既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不能赢得和平。我们在抗日战争之后若不能取得国内和平，这可能会影响国际间的和平关系。因为，如果在中国再爆发内战，那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期，同时也势必会影响到别的国家。

外国仍然有许多人不十分明白，过去23年的中国政治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一直是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将来依然如此。

在这重要的23年里，其第一个阶段中，从1924年到1927年，假如没有国共的合作，在中国就不会有国民革命。在第二阶段后期，从1931年到1936年，中国不能抵抗日本就是因为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倾其全力，其中包括利用外国贷款、外国军事顾问以及其他形式的外援，进行“剿共”战争。在第三阶段，从1937年至今，如果没有国共合作，我们就不可能进行抗日战争，至少不会坚持这么长久。再说，如果国民党继续同共产党合作，至少像战争初期那样的合作，中国的作战能力比现在就不知要强大多少了。

斯坦因单独采访毛泽东打破了国民党“统一行动”的纪律约束，其他外国记者也就将参观团统一行动的纪律置之脑后，先后单独会见了毛泽东。美国记者哈里森·福门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毛泽东家里的情形：

“毛泽东在他居住的小院门口迎接了我。院内是一字排开的6个普通的窑洞，这里住着毛泽东一家及其贴身侍卫。毛泽东那年轻美丽的妻子同他在一起，她就是以前大上海闻名遐迩的影剧演员蓝苹。这是一个极为聪慧的女人，并且在193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她毅然放弃了她的电影事业，转赴延安，在延安鲁艺学校从事戏剧艺术教育。”

“夫妻二人的穿着都很平常。妻子的一身像睡衣裤一样宽大的劳动布服装穿在她那纤细的腰身上，使她的身段愈显苗条。丈夫穿着一件粗糙的带补丁的上衣和短得不能遮住小腿的裤子。我被带到了‘客厅’，这是一间用砖铺地、用白灰刷墙、摆有几件结实但很粗糙的家具的窑洞。时间已经到了晚上，洞内仅有的几点光线，来自一支被固定在倒置茶杯上的蜡烛和几支抽着的烟头上。谈话期间总有几个儿童跑进跑出，这些儿童站下来盯了我几秒钟，然后剥一块糖放在嘴里又跑出去玩了。毛泽东好像根本不在乎她们的存在。”

哈里森·福门所说的这几个儿童，就是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和叶子龙的两个女儿。

7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华南根据地工作给曾生、冯白驹等的指示：

曾王林（王林，指王作尧、林平。林平，即尹林平，下同）同志并告东江纵队全体指战员，冯白驹同志并告海南岛人民抗日军全体指战员：

自广州沦陷，迄今6年，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抗战进入了第八年度，国际环境对于我国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是空前有利。

我八路军、新四军7年来不仅坚持和巩固了华北华中敌后根据地和团结了敌后8600余万的人民和210万的民兵并拥有47万的正规军，克服了1941及1942两年最困难时期，而且一年来在地区和人口上均有极大的发展，冀东我军已挺进至热河、多伦、赤峰及辽宁之锦州一线。一年来党的十大政策在敌后各根据地获得伟大的成效，使全体根据地党政军民，在为着坚持根据地和准备对日反攻上空前的团结起来了。

总之，不论在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及中国敌后战场都是胜利的，只有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则处处失败，中原沦陷，长沙、耒阳相继弃守，现粤汉之敌，南北对进，已快会合，并有打通湘桂之企图，因此大块华南将沦为敌手，拯救华南人民的责任，不能希望国民党而要依靠我党及华南广大民众。因此，你们在华南的作用与责任，将日益增大。英美在太平洋上继续作战的胜利，一旦接近中国南方海岸，实行对日反攻时，则我华南根据地，将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可予盟国部队以直接的配合，并可能获得他们一部分帮助，为着迎接新的伟大任务，首先必须在思想上有充分准备。为此，必须更亲密团结自已的队伍，加紧整风，打通干部思想，坚持统战政策，加强与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坚持原阵地，并力求继续发展，扩大武装部队，建立广大的与强固的根据地。

为使我们能及时了解你们的斗争情形，望随时将敌伪友及我部队根据地情形电告。

关于冯白驹同志领导下之琼崖抗日部队，因交通中断，此间已无法联络，望你们东江纵队多方设法派人赴该岛与该部取得联系，并建立电台通讯，使华南两大根据地有机的配合起来，并力求与中央取得电讯联络。此电请曾王林派人转送海南岛。

　　 中共中央军委　

7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个《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他写道：

各同志：

兹将时局近况通知你们。

一、蒋之军队由于其士兵是捆绑与购买来的，军官极其腐败与根本没有民族民主教育，提倡反共教育，因而大部分军队充满失败情绪，失去战斗意志。蒋军在河南、湖南作战中，绝大多数均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损失在40万以上。进攻河南敌军不过4个师团，蒋军近40万，除少数武器较差、待遇较坏的杂牌军比较能作战外，几乎无不望风而逃。胡宗南有10个师由陕、甘开入豫西参战，但是只有一二个师能打一下，其余都是一触即溃。河南人民，在蒋军残酷压迫下引起他们普遍的与军队对立，群众暴动围缴军队枪械。这些地方的共产党，早已被国民党摧残，但是这些地方的人民在对国民党失望后，希望中共军队到临抵抗敌军之心甚为强烈。

二、胡宗南已调动10个师入豫参战，对边区威胁减轻，但直接包围边区军队并未减少，封锁依然存在，一切反共行为依然继续。

三、英、美、苏记者到边区已一个多月，他们感到兴奋。但是蒋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传，蒋又派一批人同来监视他们，进行破坏中共工作，但未达到目的，这些人现已离边区，他们出去后可能进行破坏宣传。但是英、美、苏三国主要记者尚留边区，他们愿意多看一看，并将赴晋西北参观。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

四、罗斯福三次电蒋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延安，均被蒋拒绝；此次华莱士来华，率美方在渝有关人员全体见蒋，正式提出罗斯福第4次电报，蒋始被迫答应。美军事人员18人不日可到延安。

五、国共谈判无进展。关于党的问题，国民党虽在形式上说可以照抗战建国纲领办理，但是实际上仍不承认我党合法地位；关于军队问题，仅承认10个师即10万人的名义，其余37万军队、200万民兵，均要解散；关于政权问题，只承认陕甘宁边区一处，对华北、华中、华南各敌后根据地代表八千六百万人民的民主政权，概不承认；我党被捕人员不肯释放；其他要求条件都不答应。林伯渠同志尚在重庆，但是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待蒋更困难及美方施以更大压力时才有希望。

六、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酿着极大危机。孙科、宋子文、于右任及许多国民党党员均不满蒋及其集团的死硬政策，各中间党派及川、滇等省地方实力派更加不满。如果日本继续向内地作深入进攻，重庆可能发生重大事变。

七、我党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近几个月有新发展，消灭了许多敌伪军，夺回了许多土地。为克服物质困难，发展了广大的生产运动，今年天雨及时，粮食可望丰收。在人民面前，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在敌人继续进攻情况下，这种区别会更显露出来。但是我党困难仍是很多的，日寇将向我们施行残酷进攻，经济困难依然极大，决不可粗心大意，失去警惕性。

八、对国民党问题，我们将继续谨慎处理方针，谈判虽无结果，但仍在进行中。

　　毛泽东

后来在7月19日，毛泽东将这份电报发给了李先念和中共华中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分局、北方局、晋察冀分局、晋绥分局。

此一时期，毛泽东对于直接关系到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卫生状况也始终挂在心上。他经常从边区政府工作汇报和同农民的交往中了解这方面的情况，逐渐了解到边区人民习惯喝生水，生了病不去找医生，而是去找巫神。许多人耽误了医治的最佳时机，最终被巫师折磨而死。他还了解到，边区妇女生孩子还用旧的接生法，不讲究卫生，造成婴儿大量夭折，成活率仅有40%。有的妇女一辈子生十几个孩子，仅有一两个成活下来。成人的死亡率也非常高。

有一天，毛泽东让中央办公厅打电话，通知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说有要事相商。张汉武以为一定是关于战争或大生产运动的事，于是一路小跑来到毛泽东住处，见面就问：

“主席，有什么紧急任务？”

毛泽东让他坐下，请他喝茶、吸烟，问道：

“你知不知道，侯家沟有两个村庄的妇女为什么不生娃子？”

张汉武被问得瞠目结舌，他说：

“不知道。”

毛泽东马上把脸一沉，严肃地说：

“市委书记连人民群众不生娃子的大事都不关心，算不上是人民的好公仆。”

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

“是不是水有问题呢？请中央医院的同志，去把水化验一下，好不好？”

张汉武说：

“好是好，只怕这种小事情人家中央医院不干。”

毛泽东生气地说：

“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人民群众的疾苦决非小事。我马上打电话请中央医院派人去化验，请你带路，并将化验结果告诉我。”

几天后，张汉武正准备派人去侯家沟调查，中央医院的负责人来了，说是毛主席亲自下的命令，要他们去侯家沟验水。经过化验，果然发现那水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质。医院帮助群众对水进行了处理，帮助群众治病。

后来在10个月后，侯家沟那两个村子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毛泽东得知后，高兴得合不拢嘴。

再说7月17日，延安市卫生展览会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在杨家岭大礼堂开幕了。

此前，毛泽东还曾指示边区和中央各医务机关，要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开展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这卫生展览会大门口挂有一条横幅，上面是毛泽东为展览会手书的题词：“为全体军民服务。”展览会场上还挂着阿洛夫大夫的画像和白求恩大夫的遗像。

安德烈·阿洛夫是苏联医生，1942年5月来到延安。作为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阿洛夫总结了一套火线抢救、止血包扎、固定搬运的野战医术，为边区培养了一批野战外科人才，获得陕甘宁边区“模范医务工作者”称号，《解放日报》曾多次报道他的先进事迹。

这次展览会上的展品有：延安市和延安县人口出生及因病死亡人数统计表；有反巫神斗争、防疫卫生、妇婴卫生、营养以及各医务机关为群众看病治病情况统计表；还有边区自制的药品、器械等。整个展览图文并茂，用形象生动的方法说明疾病、迷信的危害和防治方法。

观看展览的人络绎不绝，周恩来、李富春、杨尚昆等前往观看，徐特立整整看了一下午还没看够，第二天又接着去看。

7月18日，毛泽东会见了英国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他首先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传统和外来事物问题上的态度，他说：

“我们有批判地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诸如在俄国的那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条件还不成熟。现在还不存在推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是，如果某些东西有用，我们不会因为害怕批评就拒绝接受它。科学无国界。”

“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3000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富于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其重要，不可盲从。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适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条件。”

毛泽东回顾了自抗战以来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演变，指出造成目前两党关系恶化的根源，在于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他说：

“国民党的根本政策必须修改。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它必须采取团结人民的政策。只有这样，军事形势才能改观。我诚恳地盼望你和其它愿意援助中国人民的朋友们，帮助国民党认清新的形势。我们一切希望都是团结和民主。”“自然，委员长是公认的中国主席。我们一直坚守诺言，并且还要坚守下去。第一，不推翻国民党。第二，不没收土地。第三，我们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都是国民党政府下属的地方政府。第四，我们的军队都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管辖下的国民军的一部分。”

7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战略区指示电，要求调查并电告天主教、耶稣教的教徒在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分布的情况，以及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和对共产党的态度。他在电文中说：

“据云单是天主教全国有教徒400万，华北有150万，绥远有22万。这是一个大问题，日本人及国民党均在争取教民，必须引起我党注意，争取教民是我党不可疏忽的任务。”

7月22日这一天，一架满载美国外交官和士兵的C-47飞机在延安的黄土地上降落，首批美军观察组成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的率领下抵达延安。

毛泽东乘坐用救护车充当的轿车，到机场欢迎“迪克西使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美国政府官员握手。

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接触及相互关系说来话长。早在1938年，美国设在中国为专门搜集有关中国冲突资料的情报官卡尔逊对边区的两次访问以及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同共产党驻国统区代表的接触，在美国方面来说，只限于对共产党一般地了解情况。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的美国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打算。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成为美国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一个转折点。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公开向国民党表示，“美国政府决不接受在中国以‘战争对付共产党’的政策”。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也明确表示，愿在各种场合与美国等盟国进行诚恳坦白的合作。

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向美国驻华官员发出欢迎美国官方代表访问延安的邀请。1942年和1943年，以约翰·戴维斯和约翰·谢伟思为代表的一批驻华美国官员，在美驻华大使高斯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的支持下，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军事合作关系，并给中国共产党以有限的军事援助的建议。由于美国政府那时的对华政策主要是依靠国民党进行对日作战，企图通过全力扶持蒋介石政府，以保证在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控制，所以美国驻华官员的建议未被采纳。1943年开罗会议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之一是，要求蒋介石“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的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以避免战后内战的发生。美国开始考虑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一定的联系，以便从中调停国共关系，在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政治统一。

开罗会议后不久，约翰·戴维斯在给美国总统助理霍普金斯的报告中，再次提请白宫加快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的步伐。他说：“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团到共产党中国去，在政治上争取中共，削弱中国依附俄国的趋势，使美国能够在战时和战后适应中国所能出现的改组。”戴维斯的建议，白宫马上有了反映。1944年2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出派一个美军观察团前往“山西”和“陕西”观察军事的问题。蒋介石回电愿意“提供方便”，但又提出考察应限于国统区内。罗斯福认为，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应在不损害美蒋现存关系的前提下进行。由此，美国同共产党正式接触的问题又被搁置。1944年春、夏，国民党战场出现的严重军事危机，最终促成了美国同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接触。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让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

7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部署的指示电，他写道：

华中局并告北局、山东分局：

一、华中局真电悉。

二、北局已决定由太岳派2个团渡河赴豫西工作。冀鲁豫分局已派一个营加强睢杞太（指睢县、杞县、太康——笔者注）阵地，四军5师抽7个连沿平汉线向河南发展，这是我党向河南敌后地区发展的初期部署。同时华中局提议在4师抽5个团兵力进入永城、夏邑、萧县、宿县地区建立阵地，打通与睢杞太的联系，并相机控制新黄河以东之地区。

三、4师西进部队应配置百名以上地方干部统归雪枫、芝圃率领，加以集训，然后向西开进。

四、四军3师派一部进入淮北地区。

五、鲁南军区可接收运河支队地区，以便4师向西发展；同时冀鲁豫6分区应相机派队打开微山湖西岸局面，以策应4师在南面的发展。

六、中央正在准备派一批干部分发到河南及湘鄂等地工作，最早要到冬初才能动身，各地不要等待，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政策问题详另电。

　（此电由华中转5师）

　中央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东江纵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给林平的指示，他写道：

林平转军政委与临委：

敌阁虽更迭，但对打通粤汉路仍势在必行，你处工作应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之方针加紧进行。

1、凡敌向北侵占之区，只要其有久占意图，即应由你处派出得力干部或武装小队至该区与当地党员取得联系，尽力发展抗敌武装斗争，将来此项武装在名义上不一定与东江支队联系，与余汉谋部亦应避免摩擦，以便自己发展。同时敌向北行动，三角洲及其以西地区亦有可能扩大我现有武装，希望广东我党武装能扩大一倍，并提高战斗力。总此诸事统应由军政委会讨论施行，并统一其指挥。

2、国民党军队所在地区，我地方党员仍应坚守隐蔽待机之方针勿变，惟临委可斟酌实情抽调一部分干部转至游击队受训，参加游击工作。

3、你处仍应不断设法派人与琼崖游击队打通电台联系，如可能亦应派人至广州湾附近发展武装抗日斗争。

4、在广九市上的武装斗争有成绩，但不宜常做，免致引起敌人对我过多报复和进攻，并妨碍我城市秘密和抢救工作。

5、你们与潮梅闽西南最近有无联系，潮、汕附近有无发展游击战争可能，望告。

　　 中央 午有

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布置湘粤两省工作和桂林疏散给董必武的指示，他写道：

董：

敌阁虽更迭，但对打通粤汉路势必继续，因此布置湘粤两省敌后工作和桂林疏散仍属必要。

1、同意派周礼、谢竹峰、张春林（即白毛）秘密转回湘南布置敌后各县的人民武装斗争，但在敌未到或只经过而无久占意图的地区切勿过早暴露，免为顽方所乘，至国民党军队所在地区党员，仍应坚守原来隐蔽待机方针不变，周、谢等动身前应训练一两星期，请若飞亦参加此训练。

2、李应吉如由衡阳撤回，仍宜深入商业，不参加秘密工作。

3、孙仁如能由川东调出，最好派回，因他极熟习湘中情形。

4、东江由此间直接电其沿粤汉路向北谋发展。

5、广州湾以北最空虚，该处几无国军，望设法通知该处同志一方谋武装发展，另方力求与琼崖游击队打通联系。

6、同意对桂林疏散办法，对叶、廖、柳（指叶挺、廖承志、柳亚子——笔者注）三家宜多接济，以便其能早日移动。如桂林危，文化人亦宜走不宜留。

　　 中央 午有　

7月26日晚，中共以八路军总部名义为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举行宴会。

毛泽东与坐在他身边的谢伟思亲切交谈，对谢伟思参加观察组表示高兴，说他从周恩来和董必武那里知道谢伟思是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朋友。他还问谢伟思：

“美国政府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

谢伟思回答说：

“这有一些实际困难，首先是在这一地区的美国人太少了。”

毛泽东解释说：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抗战一结束，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那将是国民党打内战的最危险时刻。”

谢伟思表示可以把这一问题反映给上级，他又不失时机地说：

“我有许多问题愿在你闲暇时和你探讨，虽然其中没有一件可以称得上是公事的。”

毛泽东听了之后笑了，说：

“等我安顿完以后，我们会有充分的机会交换意见的。”

谢伟思生长在中国四川成都，并长期在中国工作，且对共产党抱有友好的态度。毛泽东对他很感兴趣。毛泽东将谢伟思的情况告诉了陈毅，要他也参加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

7月28日，毛泽东致电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等，请他们答复十项重大问题：

先念、漱石、荣桓、黄敬、小平、子华、林枫同志：

下列问题，请予电复：

一、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租之后，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三三制的推行，是否生长了一种“左”的现象，党外人士是否对我们发生不满，其不满之点主要是什么，他们是否感到有职无权，如何使他们有职有权，如何使他们经过参议会、座谈会、参加政府工作与社会事业，把他们进一步团结起来。同时，右的现象是些什么？

二、减租中的偏向，明减暗不减是否还存在，减租是否还应定为今年的任务；同时，减租中的过左现象有些什么？

三、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是否较前进步，两项工作的缺点各是什么？

四、据你们看，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事？现在军队军事与政治工作两方面的主要缺点是些什么？

五、民兵工作的缺点是什么？是否还有大量发展的可能性？如何使民兵及地雷战普遍大量发展？并如何使战斗与生产相结合在民兵运动中完全实现？

六、沦陷区接敌区合法与非法工作相配合的工作是否有更大发展？赤白对立现象是否发生过及如何克服的？

七、据你们看，中央对城市工作指示其实现的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项工作？

八、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后，是否可以酌量减轻人民负担？例如减轻10%至20%，是否不至损害财政支出？

九、在今年部队机关生产发展基础上，是否已经看得见战士及工作人员的生活有了相当改善？或者还是很苦的？同时，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得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于国家计划、互助组织及合作社的态度如何？在这些工作中存在的命令主义是否很严重？全根据地粮食、棉花及各项工业品其自给程度及可能性如何？

十、对于将民众团体的工作在减租减息后转到领导各界人民发展生产、文化、卫生方面，你们意见如何？据你们看，是否只在作了这种转变后，民众团体（各救）的工作人员才有事做，才不是空架子？各地是否正在作这种转变？

以上十项问题，请作一次或分作几次答复（每项不必太详，以能扼要说明问题为限），以便中央在今秋能对其中几项工作作恰当的指示。

毛泽东 午俭

7月28日这一天，毛泽东又给谢觉哉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觉哉同志：

《明季南北略》及其它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到，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它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

敬礼！

毛泽东

7月间的一天，毛泽东召见王震，交给他一个任务，让359旅派一个团长率领一个加强营，护送干部团经鄂豫边新四军5师根据地，到广东抗日游击区，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

王震回到部队找几个团长商议此事，大家都感到这次护送干部要通过日伪顽军占领区，长途行军，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王震见他们为难，便又找到毛泽东，主动请缨，他要亲自率领加强营护送干部团。毛泽东说：

“你去嘛，我就另有打算。党中央研究一下，我们再谈。”

隔了一天，毛泽东把王震找去谈话，他说：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就是要向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发展。所以，中央的部署：一是由晋冀豫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由太岳区抽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由新四军5师抽7个连沿平汉路北上河南，由新四军4师西进豫皖苏地区，力争控制中原，扩大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把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二是由华东新四军分批派部队过长江，逐步向苏南、皖南和浙江发展。三是由广东的东江纵队向前发展，琼崖纵队力争占领海南全岛并和东江纵队取得联系。四是由你们南下支队护送干部，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赣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把华中和华南联系起来。”

毛泽东还说：

“359旅要全部南下，再加上一批地方干部，包括从广东、广西等地来延安学习的干部，分成两个梯队。你带领第一梯队先走，等你们与东江纵队会合了，第二梯队再继续南下。”

毛泽东和王震谈话后不久，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359旅一部主力部队，由中组部选调一批工作干部，组成“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一游击支队”，即南下支队，准备开辟新的根据地。

毛朗明获得这些消息后，欣喜万分，远离故土几年了，他是多么希望回到家乡看看乡亲们。许多从湖南来的人和他一样，也纷纷要求跟随359旅南下。毛朗明打定主意，就去枣园和毛泽东道别。

这是一个星期天，毛朗明从中央党校步行来到毛泽东家里。毛泽东正在看文件，一见毛朗明，便高兴地把他迎进屋里。

“主席，我想回湖南去。”

毛朗明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在延安不习惯？”

毛朗明说：

“习惯。”

“是不是想家了？”

毛朗明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毛泽东接着问：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毛朗明说：

“随王震司令员的第一梯队南下。”

毛泽东想了想，点头说：

“可以。”

正说着，朱德、康克清夫妇来了，毛泽东起身向他们介绍说：

“这是我的本家，从韶山来的，叫毛朗明，现在中央党校学习。”

朱德立即走过去和毛朗明握手。毛泽东说：

“他要跟359旅回湖南去。”

“那好啊！”

朱德一口四川话，和蔼可亲。这时有人进来叫毛泽东接电话，毛泽东向朱德打了招呼，就去了隔壁办公室。

“回湖南好！”朱德和气地对毛朗明说：“这次情况比以前大不相同，国内外形势对我们有利。革命一定会取得成功。”

毛朗明觉得自己不便讲话，只是静静地听着。朱德接着说：

“这次回去，困难还是很多的。战争是艰苦的，要取得胜利，还很不容易，要准备进行长期斗争。不过现在的形势比以前好多了，斗争的经验也多了。只是南方的力量还单薄了一点。”

朱德看着毛朗明一直不做声，以为他可能是害怕困难了，便改口说：

“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中午，毛泽东留毛朗明吃午饭，饭菜很简单，也没有什么荤菜。

后来，正当毛朗明准备南下时，中央组织部帅孟奇找他谈话说，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召开，他是湖南派来的代表，要他暂不南下，等参加了“七大”以后再说。这样，毛朗明就又继续留在了延安。

再说在此时的延安市卫生展览会上，最吸引人的内容，一是妇婴卫生，二是反巫神，三是显微镜下的细菌和一只苍蝇。

1944年8月1日，天上下着小雨，观看的人仍然多达3000多人。白家坪一位姓殷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冒雨前来参观，她看了妇婴卫生部分，听了讲解员的解说，激动地说：

“我活了一辈子，生了13个娃，只活了两个。要是现在的话，我那13个娃都可以长大了。”

殷老太回去以后，立刻拉着毛驴赶到已经出嫁的女儿家里，接女儿回来看展览，她对招待员说：

“这是我女娃，再穷么，这会儿我也要送她去医院接生。”

在反巫神部分，摆着三山刀、表旗、神剑、铃子、麻鞭、神牌位等等什物。几位改邪归正的巫神正在现身说法。一位老巫师用粗犷的声音不停地向人们说着：

“我是柳林区的一个老神官，以前骗过人家不少东西和钱。我劝你们不要再迷信鬼神，那些鬼神都是人搞的，不信，你们看。”

老巫师说罢，马上表演起来。许多观众后来都把栓在腰里辟邪的红布条扯下扔了。

展览会上最让人震惊的莫过于防疫部门显微镜下的细菌。有些村里传说着这样的故事：展览会里关着一只绿苍蝇，拳头那么大，会说人话，全身长着毛毛，可厉害了，它飞到哪搭，哪搭就死人。许多人专为看这只苍蝇赶到展览会，拳头大的苍蝇没看到，却看到了显微镜下苍蝇身上那些到处乱动的细菌和水中游动的微生虫。一些人喊了起来：

“苍蝇最可怕！”

一些人则说：

“以后再也不敢喝生水了！”

在延安的外国记者参观团的爱泼斯坦、福尔曼等人，也参观了展览，目睹了当地的群众卫生运动，他们感慨地说：

“这样的展览会，在中国任何其它地方都未见过！这样的展览会，容易为群众接受。”

后来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一行东渡黄河，在8月13日抵达晋绥军区司令部采访，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他们在晋西北前线做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后，于10月2日离开晋绥根据地返回延安。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和晋绥前线访问期间，记者们先后写出了数以百计篇的电讯和通讯，报道了根据地艰苦抗战、实行民主的真实情况，有的还把这种情形和国民党战场及国统区的真相对比，使人更加看清了国民党错误政策对抗战的危害，而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也逐渐为外国人士所了解。有的记者还写出了系统介绍边区及晋绥前线军民抗战业绩与建设成果的著作。福尔曼在1945年出版了《北行漫记》（原名《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斯坦因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爱泼斯坦在1947年出版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这些专著不但在外国发行，而且大都译成了中文，广泛地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此外，中国记者赵超构在重庆《新民报》上连续发表的客观报道，也受到国民党统治区读者的欢迎，后来结集为《延安一月》出版。

欲知陕甘宁边区还有哪些新鲜事？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4年7月14日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的美联社记者斯坦因的谈话，值得认真一读。这是一篇绝妙的、即席表述式的访谈录，堪称中共在抗战末期面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宣言。《三国演义》第21回“曹操煮酒论英雄”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从斯坦因的访谈录中可以看出，斯世之英雄，毛泽东当之无愧也！作为一个革命领袖，他的确是胸藏万壑。同时，他在谈话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机敏、睿智、坦诚和幽默，也无不凸现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风范。

第62章 1944年8月—

“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并不愚蠢地想只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

话说1944年8月3日，毛泽东以他和刘少奇、陈毅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在上海、杭州周围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和组织水手工作的指示，他写道：

华中局：

关于如何使游击战争极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使沪杭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以便加紧进行这些大城市工作并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再则如何使沿海的水手从吴淞至沙市的长江水手及长江两侧各小河的水手尽可能组织起来，以便将来配合夺取大城市。以上两项工作请你们加以研究，分段分区给各地党与军队以一定的任务，努力争取完成。

　　 毛、刘、陈未江

8月7日，美军观察组第二批人员到达延安。

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由美军中缅作战司令部和驻华使馆的军官、专家18人组成，组长由史迪威将军的顾问戴维·包瑞德上校担任，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雷蒙特·卢登和约翰·谢伟思担任政治顾问。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军观察组，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和充分的重视。毛泽东明确指示有关方面说：

“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的既定方针。”

8月10日，陈毅奉命和美军观察组会见。包瑞德在回忆中说：

“8月10日，后来在共产党统治中国大陆成了共产党政府的外交部长的陈毅将军，给我谈了新四军的事。”“陈将军不但公开抨击国民党，而且在几杯白干下肚以后，还在一定意义上一般地排外，有时也特别指出美国的不足之处。”

参加会见的谢伟思对陈毅这位老乡发生了兴趣，几天之后，他便登门拜访了陈毅，二人谈了3个小时。陈毅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是这样的：

谢伟思问：到了反攻时期，国民党军队进入新四军地区，他们是一定要打的，你们怎么办？

陈毅答：以国民党在日军进攻之前招架不住的现状来看，他们的军队是绝对实行反攻的，这是第一；第二，如果在盟军联合之下进行反攻，一定需要调整一下全国国共关系和在华中与新四军的关系。如果没有新的调整，国民党军队进入解放区，我军有各种理由拒绝他，很简单的理由就是他后来不承认我们。

谢伟思说：即使有个调整，但恐怕国民党将来还会食言又打你们的。

陈毅说：如果国民党又食言向我们进攻，我新四军单独的力量就可以制止其反动行为。

谢伟思问：有把握吗？

陈毅说：有的。

谢伟思在听取了陈毅举出的各种理由后，又问：国民党在反攻未到来之前会不会塌台呢？

陈毅说：我们是以坚持抗战、实行民主、要求战后和平的中国和平的世界为目标的。无论国民党如何反动，改变不了中国民主和平的发展方向，我们党有力量打破逆流！

谢伟思说：我一定到华中去看一看，你们的办法和成绩很好。

在这次谈话中，谢伟思约请陈毅把《苏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变的真相》写出来给他。

随后，包瑞德上校也提请陈毅尽快把他与谢伟思谈话中约定的两个文件，即《苏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变的真相》写出来。

8月12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谈话，他扼要介绍了国共双方自5月份以来谈判的经过。他说，由于国民党方面的无理态度，在谈判中“任何一个具体的即使是最微小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8月14日，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我认为通过少量的弹药、自动武器、大炮和通讯器材援助他们，将会发生直接的效果。如果中共应该得到美国的援助而我们不给，我们也许将失掉更多的东西。”

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

毛泽东在原稿“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特意加上“战友们”三个字，并强调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这是中国抗日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

社论预祝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成功，并“希望这一成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

8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

“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成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中共中央还制定了接待美军人员的方针：第一，对观察组的接待工作，要根据毛主席指示的政策方针，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做好工作。他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凡属在我们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就不要回避，要坦率地、正面地解答，开诚布公地交换。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是同盟国盟友的关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我们要讲原则，坚持我们的立场，决不无原则地让步。第二，对美军人员给予“热情而适度的接待”。在生活上，我们要热情、周到，给他们予优待和照顾，使他们适应延安的环境。

8月21日，陈毅写好《苏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变的真相》后，又给包瑞德写了一封信，一并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材料中的错误进行了修正，并在《皖南事变的真相》中加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我们曾于某部分友军处获悉，蒋介石于1940年12月初即已下令各军，叫他们不要截击新四军首批通过的辎重行李，让他们安全通过，以便待新四军军部及主力通过时，各军合击，一网打尽。当时许多人不相信，直至袭击事变发生，方才证实。”

毛泽东改毕，当天就派人又送给了陈毅。陈毅看到毛泽东的复信是这样写的：

陈毅同志：

各件均好，略有增改，请再酌。在《苏北事件》第6页所称1929年的均是1940年之误，均已改正，请再酌。各件重抄送去后，请留副本交李富春转秘书处保存，将来有用。

敬礼！

毛泽东 8月21日

8月22日，毛泽东让陈毅起草一份关于华中整训部队的指示。陈毅起草后，毛泽东审阅作了修改。他又写信给陈毅，谈了几点意见：

“中央整训指示中有用兵一项，今年当然不能强调，应以练兵为主，但应提及。整训指示又规定一年整训主要靠今冬完成，因不但明春春耕到来后练不成，且恐时局变动得快，故团级以上干部讨论练兵办法不宜过久，去冬边区只用5天讨论5天下操，即完成了练兵动员。又高级训练班时间亦不宜太长，以便应付时局。”

之后，这封指示电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的名义发给饶漱石、张宗逊、赖传珠：

饶、张、赖：

14日电悉。

一、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可参考张宗逊关于冬季练兵的总结报告。其中经验，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办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华中各地，应令在职的团级及团级以上干部，有10天左右时间讨论这种练兵新法，使他们学会练兵，保证获得优异的练兵成绩。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术，着重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四大基本技术练好。同时，在干部中还应讨论带兵，去创造新的管理方法；讨论养兵，去保证增加生产，改善待遇，增强体力；讨论用兵，去增强作战指挥方法。这四样是当务之急，能在一年内解决得好，我军战斗力可提高数倍，便利去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开这种练兵会，或在军部开会，或在各地分组开，应就便去做，负责师、旅干部应亲自主持。

二、关于培养团级干部，军部可办团级训练队，或称军事整风班亦可，吸收离职的旅、团级干部，并选一部优秀营级干部参加，时间不宜太长，课程可定为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军事行政事项）五大项，以提高干部的指挥艺术为中心。关于战术学习，最好采用总结过去战例的互相批评的整风座谈办法，就是要学生报告自己的作战经验，或提出若干问题让学生发表意见，举行辩论之后，然后加以总结。这种根据实践的启发式的具体学习，最合我军干部的需要。以前照本宣科的办法，既不易注入，且难切合实际。延安抗大，正准备冬季开办抗大教员训练班，先教好教员，4个月后再回去教学生，其课程也是上述几项。教员，此间无人派来，应由你们自己负责作教员，或在学生中培养和选拔教员，或即用学生教学生、发挥特长、学习特长的新办法，或就华中现有旧军人材，加以改造，作为教学助手。延安军教人材亦感缺乏，因此全靠你们自己负责去解决。

三、关于特种兵人员，如工兵之类，可在各抗大开办训练班。关于使用新武器、掌握新技术等教育，目前暂不强调，如果我们把练兵、带兵、养兵以及战术基础，做得很深入巩固，到了有新兵器之时，再来学习使用，也来得及的。

以上提议，请你们按实况实施之。

　　 毛 刘 陈 未养

8月23日，毛泽东约见谢伟思，二人谈话持续了6个小时。毛泽东首先谈到国共关系问题，他说：

“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反共、反民主，压迫人民；在经济上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假如让这个国家在目前领导下听任自流下去，看来不可避免就会发生一场国民党挑起的内战。”“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人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我们懂得，对中国来说，它将意味着常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不仅是中国人，而且所有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国家，都将蒙受影响。所以，我们共产党人怕内战。我们憎恶内战。我们不愿发动内战。我们愿全力避免它。”

毛泽东谈到了美国在防止内战问题上的作用，他说：

“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大——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远东日益增长的力量，已经大到能够起决定性作用了。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府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因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已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美国人民的问题，也是对民主的中国人有最大利害关系的问题。”

毛泽东希望美国政府在防止中国内战方面起积极作用：第一，运用美国的影响，促使国民党接受共产党关于召开由各党派、各界群众代表参加的临时国民大会的建议，以加快真正的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现。第二，美国应承认共产党军队是一支积极的抗日军队，承认共产党人在争取中国民主中的影响。为了确保国民党不使用它的新式美国武装来打内战，美国应当把它的援华武器，划分给一切抗日部队，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美国可以运用援华物资及其它方式，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使得国民党不能够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愿望。

毛泽东最后谈到美国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的问题。他说：

“不仅在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会和美国有很好的合作，在战后，中国的工业化也需要同美国合作。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的，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交织在一起。” “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并不愚蠢地想只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美国无须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的援助。这就是为什么了解你们美国人在想什么，计划什么，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谢伟思将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做了详细记录。

8月29日，谢伟思把他所写的报告交由驻华大使转呈华盛顿。他在报告中说：

照现在这样援助“只会助长目前国民党不民主的趋势。当援助能帮助国民党延续不稳定的政权时，国民党一直拒绝改革，它甚至会助长有法西斯思想的国民党领导人去发动一场内战。这场内战不仅会给中国及战后世界在这个地区的和平带来灾难，而且会给我们在这个地区平时的利益带来灾难。”

8月31日，毛泽东给博古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博古同志：

此文（指《解放日报》社论草稿《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笔者注）改了一些，原拟发表，后觉改的与原文各部分颇不调和，故决定不发表，而请报馆另写一篇不涉及许多根本问题的文章发表了。关于原文不妥之处，我的意见如下：原文着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运动方面说的很少（即在已发表的那篇社论上亦是如此），而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种群众运动，有当地的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变工队及合作社，自卫军及民兵，乡议会，小学、识字组及秧歌队，以及各种群众的临时集会；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群众运动——进军队（才有革命军），进工厂（才有劳动力市场），进学校（才有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巩固家庭”的口号，只有和上述种种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革命的口号。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扩军、归队、招工人、招学生（这后二项将来必多）、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这个数目，在现在敌后战场是很大的，在战后也将是很大的。剩下的男女老幼，才是提倡巩固其家庭。在内战时的兴国县，有些家庭，剩下来待我们巩固的，竟至占人口的少数。只要有一个大的时局变动，例如打下北平之类，我们居住的这个现在很少变动的边区农村家庭人口，也将有许多人走出家庭。实际上，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没有社会活动（战争、工厂、减租、变工队等），家庭是不可能改造的。襄垣李来成家的改造，正是在社会群众运动的大浪潮中才获得。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能经过群众运动。

此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日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以上，请给艾、陆、余三同志一阅。如有意见，请告知。

敬礼!

毛泽东

又，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1944年9月1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举行会议，据《陈云年谱（1905—1995）》记载：“会议讨论关于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派部队南下、开展满洲工作和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等问题。”

会议确定“联合政府”为党的主张，并决定向国民党提出；同时提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是“作为尔后组成独立政府的初步步骤。”

关于“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周恩来认为“明年我们可组织”。

9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提出改组国民政府的主张及其实施方案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林、董、王：

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其进行办法为：

一、望你们在起草回答张王的信中加上此项主张，以说明这是我们对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具体步骤和主张。

二、在这次参政会中，如取得小党派及进步人士同意可将是项主张作成提案，即使不得通过或改变性质地通过，我仍可向国内外宣传，你们估计此次参政会能否提出此项提案，望即告。

三、龙与华（指龙云与华岗——笔者注）商定的5条，可用，依其提议可由5方面代表商谈。我党此项主张如同意，可从各方面进行推动，以代替攻守同盟之请，因为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四、下届参政会如扩大名额，我们提议重新加入救国会（如沈陶张史等）（指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史良——笔者注），并增加文化人（如郭沫若、茅盾等），如愿增加中共名额，望先商定数目再商人选。

五、延安及敌后待你们致张王信稿到后，再定发表办法。

中央 申支

9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开展满洲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山东分局并转胶东区党委：

一、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中国未来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因此，特责成山东分局与胶东区党委，各组织一满洲工作委员会，专门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之力量，来开展满洲工作。

二、两委员会之工作，分头进行，均直接受中央城市工作部领导并与该部通报（应指定译电员负专责，胶东的电由分局电台转），但分局与区党委应用极大力量给予指导和帮助。

三、如组织机构一时难以健全，可先指定一二得力干部负责开始工作，再逐渐充实之。

四、人选决定后，望即电告。

　　中央

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开展满洲工作给晋察冀分局的指示，他写道：

晋察冀分局：

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未来中国之局面至巨，而且己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因此特决定：

一、分局、冀中区党委和冀热区党委，各组一个满洲工作委员会，负责动员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量开展满洲工作。

二、三个委员会之工作分头进行，均直接受中央城市工作部领导，并与该部通报（应指定译电员负专责，翼热边翼中的电可由分局电台转）但分局与区党委，应用极大力量，给予指导和帮助。

三、如组织机构一时难以健全，可先指定一二得力干部负责，开始进行工作，再逐渐充实之。

四、人选决定后，望即电告。

　　 中央

毛泽东还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分局及5师：

一、你们接到巳微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后，对该项工作之具体布署及进行情况如何，望即电告。

二、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它任务。其负责干部，应根据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为当前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之原则来准备，要真能负责指导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伪军伪警，以准备武装起义之艰巨工作。上述干部决定后望即电告。

三、凡本地有城市或交通要道工作可作，或有可能进行其他区域城交工作之县委，应指定专人负责进行工作。

四、各地城市工作之进行情形及其经验教训和你们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与新的问题，望随时报告中央城市工作部。

（请军部转1、2、3、4、7师及浙东）

中央 9月4日

9月5日，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炭窑坍塌而牺牲。有人觉得，一个普通警卫员死了，不必惊动毛泽东。不久，毛泽东得知了张思德在安塞牺牲的消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张思德同志职务虽然不高，但他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像这样的同志，不管职务高低，都要为他们开个追悼会，表示对他们的纪念。”

他还指示说，准备为张思德召开追悼会，并要亲自致悼词。

9月8日下午2点多钟，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在枣园口的操场上举行追悼张思德大会。警卫团全体指战员和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分别列队在操场上。

会场前面的土台子上搭着布棚，布棚正中挂着一面有镰刀斧头的党旗，党旗下面是张思德的遗像。台前悬一条横额，上书“追悼张思德同志大会”。土台周围放满了各色各样的花圈，正中间放的是毛泽东亲笔书写着“永垂不朽”的花圈。

会场上一派肃穆的气氛，毛泽东缓缓走来了。他穿着长征时的那件青色粗布夹袄，衣袖上和裤腿上补了好几个补丁，已经褪色的八角帽上，还依稀可以看到五星的痕迹。他一句话也不说，微微低着头走向主席台，慢慢地登上台子，静静地站着。

追悼大会开始了，全体肃立，唱起了庄重的《国际歌》。在与会者向烈士默哀后，毛泽东接过卫士们递过来的那一个由他自己题名的花圈，敬献在张思德的遗像前，面对着烈士的遗容，瞻仰沉默了许久。台下很多同张思德一道长征过来的人都流下泪来，与张思德共同战斗多年的老战友胡德山竟哭出声来。

政治处张主任报告了张思德同志的生平简历和牺牲经过。毛泽东慢慢地走到台前，开始致悼词，他的语调沉痛而激动。他说：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的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这篇悼词便是《毛泽东选集》中非常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今天读来还是大有益处。这铿锵的语言，令人反思，警醒，伟大而光辉的思想，催人奋进！故将全篇录入本传，以启迪后世。

9月11日，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率部在河南夏邑地区与顽军作战，全歼顽军一个支队，俘获其支队司令李光明等1000余人。战斗刚刚结束，彭雪枫却被一颗流弹击中，不幸为国捐躯，年仅37岁。

彭雪枫在军中享有“德才兼备，能文能武，智勇双全，战功卓著”的盛誉。

9月15日，共产党方面代表林伯渠根据9月1日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

9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电讯稿《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时作了重要修改，并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一看6月5日政府之提示案，就可知道，提示案没有一个字提到抗战（这是最值得注意的），没有一个字提到当前的艰危之局，没有一点表示改弦更张放弃误国政策之意。该提示案要把敌后抗战卓著功勋、抗击了敌伪军六分之五的武装力量的五分之四以上，‘限期取消’。即是说，该案允编10个师，依国民党编制每师约一万人，不过10万人，其余37万正规军都要‘取消’，而且要快快‘取消’，试问这不是日本人的腔调吗？日本强盗千方百计用残酷的战争方法所不能‘取消’的，现在经过国民党政府诸公一纸提示案，假如真正‘取消’了，那岂不是要受到天皇陛下的头等奖赏吗？该提示案又要把由中国解放区人民民主选举出来的、与敌后人民血肉相关、甘苦与共、坚决领导抗战的民主政权，‘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但是这些所谓‘省政府’也者究在何处呢？谁也不知道它们逃在什么角落里去了。它们究竟与人民及其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有一天查明了它们的所在地，这些所谓省政府的老爷们，只应该给他们一种公平的待遇，就是‘撤职查办’四个大字。何况还有许多卖国贼暗藏在这些所谓省政府里面呢？卖国贼庞炳勋、石友三不都是过去这类省政府的主席吗？至于委员们之投敌叛国者更不可胜计了。总之这个提示案只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只是那些为着私利而忘掉国家民族的人们之意旨的反映。说得明白一点，所谓提示案，正是今天一小群只图私党利益，不知民族大义的国民党法西斯分子之卑鄙意识的结晶，是每一个真正爱国者所不可能与不应该接受的，因为谁要接受这种提示案，就无异于帮助日本侵略者。”　　

9月21日，毛泽东撰写了《延安观察家评国内战局》一文，全文如下：

最近中国两个战场的军事情势，尖锐地揭破了国民党当局所谓“军令统一”的实质是什么。在完全由国民党统帅部所指挥的正面战场，自本月2日湘敌进陷常宁后之12日间，先后失去湘桂路沿线的祁阳、零陵、东安、新宁、道县、资源、全县7城，湘桂路正面的桂林与侧翼的邵阳，均已岌岌可危。同时期中，广东敌自西江与雷州半岛两路侵陷高明、四会、肇庆、开平、新兴、廉江6城。目前自道县南犯之敌，已窜抵湖南最南部之江华、永明。由西江北犯之敌，则已进陷广西之怀集、信都。两线相距已不满120里。此种日丧一城之可耻失败，即今日所谓“服从军令”之代价。当盟国在海上竭力准备进攻菲律滨与中国海岸，在陆空竭力加强滇缅运输与轰炸日寇占领区及其本上之际，重庆腐败无能的统帅部乃竭力造成自己的危险与盟军的困难，而给予日寇以重要的有利阵地与拖延失败的机会。盖西南战场失败的严重性，首先尚不在丧师失地之巨之速，而在其战略的结果。广西的危急，意味着日寇可能由此而敲昆明甚至重庆之大门。另一方面，日寇所最畏忌的盟国空军，亦因湘桂形势的急速恶化而丧失了重要的阵地，且继续感受国民党恶劣军事指挥的危害。退一步说，敌人即使仅仅打通其横贯中国之交通线，并将中国切为两半，此对反攻日寇所造成的不利，亦即不可胜计。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两次演说，没有一个字道及如何挽救当前的危机，或如何改变造成此危机之统帅部的方针与成份，徒然一再强调其阻碍抗战胜利的所谓军令统一。殊不知所谓军令统一一语，诚如参政员王云五、胡霖两氏所说，“原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只是用什么军令去统一。如必以今日失败主义的军令来统一全国，则无非欲全国军队均向过去的河南战事与现在的湘桂战事看齐，同归于尽，而后甘心。这种亡国心理除了帮助敌人，阻碍胜利与引向失败之外，不能有任何别的东西。

试一返观被国民党诬为“不服从军令”的敌后战场，则情形完全相反。这个战场的人民军队，在8、9两月中，连续获得了重要胜利。山东的八路军，在8月下半月与9月上半月中，连克5城，即旧黄河口的利津、乐陵、临邑，胶东半岛尖端的文登和山东东南部的沂水，山东西南部的郓城战役，解放村镇600余，山东东南滨海区的反“扫荡”战役，歼灭伪军陈三坎一旅，尤与正面战场的日失一城成一极鲜明的对照。此外，沿海各省亦均有许多胜利，如河北八路军攻克北平城北16里的高丽营，攻入北平东南的青云店与西南的长辛店，以及沧州、雄县、深泽的县城和易县、徐水的城关；活动于南京、上海、宁波三角地带的新四军，攻克南京西南16里的六郎桥，长江北岸的石庄、张黄港、新生港，攻入太湖西南岸的长兴及南京长兴间的溧水、溧阳3城与宁波的近郊，广州附近的东江纵队，亦攻入广州市郊的龙眼洞。仅就沂水、文登、鄂城、长兴4次胜利统计，解放的国土即达一万四千方里，或约一万五千方里，由于敌后最近的连续胜利，中国解放区的人口总数已由八千六百万增至九千万以上。如果所谓军令，是要抗日，要胜利，则敌后战场实为执行抗战军令的模范。但是若国民党所提议的必须将这种有效抗日力量“取消”五分之四，亦即将收复的失地、解放的人民和俘获的人枪送还敌伪五分之四，才叫做“服从军令”，则这种所谓军令也者不过是天皇陛下的走狗们所发的叛卖民族利益的卖国军令，中国人民将起而惩治这些实际上的卖国贼，决不许其逍遥法外。

综观中国两个战场的最近情形，可以清楚看出，正面战场的中心问题是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人民团体各地方抗日力量的紧急国事会议，立即废除国民党的寡头统治，彻底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立即将一切卖国贼，投降派，失败主义者，专制主义与法西斯分子全部驱逐出去，并交付人民惩办，由代表抗战利益与人民意志的人们去掌握政令军令，才能阻止敌人前进，挽救国家危局。至于敌后战场的中心问题则易加强武装。在这里，完全应该按照共产党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五，而且天天打胜仗，国民党仅仅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一，而且天天打败仗这种事实，共产党应得盟国援助品的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最多只能得六分之一。而且不能由国民党分配，因为它已无资格做这些事了。如果政府与统帅部不改组，则六分之一的物资交给国民党亦应考虑，因为国民党应负丧师失地与阻碍同盟国胜利之责，把任何一件武器交给他，适以资敌。

9月22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形势、国共关系、审查干部等问题。与会者认为，不管蒋介石是否改组政府，我们可以先成立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刘少奇又提出，还可以成立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已经不适应了。

9月24日，各党派负责人及社会名流董必武、冯玉祥、覃振、邵力子、张澜、沈钧儒、王昆仑、邓初民、黄炎培、张申府、胡子婴、李璜、左舜生等500余人，在重庆集会，要求改组政府，实行民主。

9月27日，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了一封回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他写道：

雪艇、文白两先生大鉴：

9月10日两先生来函，及在这次参政会上双方关于谈判经过的报告，和蒋主席在参政会上对于本问题的表示，均已报告我党中央。兹将复示以下几点，奉告两先生，并请转达国民政府蒋主席及贵党中央。

一、我们对于蒋主席在参政会上表示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一点，表示欣慰。因为国内一部分强有力的人士，对于内战的准备，并未放松，内战危机，依然存在。并且愈到反攻之时，危机将愈严重。按照他们的计划，是要把反攻与反共合并举行，以达其所谓一举两得之目的的。但是蒋主席在参政会上有此表示，足使我们及国人暂时放心。对于参政会所组织的延安视察团，我们表示欢迎。对于两先生延安之行，仍盼命驾。至于两先生问是否能派负责代表偕返重庆一节，要看延安谈判结果如何而定。但可确告者，只要国民政府与国民党方面不拒绝继续谈判，又能保障来往自由（至今天为止是没有这种自由的），即使无人立即出来，不久一定会有人出来。虽然周恩来、董必武二同志在渝多年，前年林彪师长来渝，祖涵此次来渝又已5个月，无一人获有谈判结果；但是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总是有人来谈判的。

二、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不论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到处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政府与人民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军官与兵士之间、军官与军官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无一不发生异常严重地脱节现象，全国人民皇皇不可终日，烦闷、苦恼与怨恨的情绪与日俱增，大家感觉没有出路，在此种种情况下，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因此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不能动员与团结全国抗战力量，不能巩固军心民心，不能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项设施符合抗战、民主与团结的需要。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如果一党专制的局面继续不变，则无法取得人民的信任，各种危机只会增大，人民不能动员，抗战不能胜利，离心离德的危险现象无法克服，国家统一断乎不能实现。我们这个建议，实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即贵党中亦有不少人士同具此心。这个建议，祖涵已在此次参政会内正式提出，兹特重申此意。两先生历次谈话与函件，对于实行民主，全属敷衍之词，使人感觉不到任何诚意。即9月10日来信，仍是如此。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

三、两先生9月10日来信中有“要求与时俱增”一项责备之词，不能不予以辨正。林彪师长所提4项，时在一年半之前，当时已为政府拒绝，林师长空劳往返。5月间祖涵在西安与两先生所谈，约定各呈报自己中央请求指示，祖涵与两先生均无权作最后决定，故只有6月4日（于6月5日由祖涵面交两先生的）敝党中央所提正式十二条与委托祖涵所提口头八条，才是敝党中央的意见。且西安所谈，原约定双方签字呈报双方中央，但祖涵签字后，两先生不愿签字，应即不能成立，何得事后又引为根据？两先生此种作法，说得客气一点，叫做不友好态度；说得正确一点，叫做玩弄无谓的手腕，是只会影响问题的解决的。至于“华中华南”四字，明是电文脱落，后经校正，故即补上。华中、华南广大解放区人民抗日政权之存在，已历多年，岂有不要政府承认之理？

四、综观两先生9月10日来信，仍如政府提示案及两先生前次来信一样，不从抗战利益出发，故总是不着边际，毫无结果。除前述实行民主一项关系国家兴亡之大问题外，关于广大中国解放区军、政两项要求国民政府承认问题，亦复如此。现在再一次明告两先生：全部敌后解放区的军队与政权是一定要请国民政府承认的，而且一定会“与时俱增”。因为整个敌后战场的战争情况，与正面战场恰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是节节胜利。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华南抗日纵队是在一天一天地发展，收复的国土、解放的人民与民选的政府，也是在一天一天地增多，这些难道国民政府与国民党都不喜欢吗？难道蒋主席也不喜欢吗？不见得吧！不管国民政府、国民党承认与否，万恶的日本强盗总是要打的，而且是要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国土的。我们所以请求承认，是要求统一，要求国民党、共产党及全国一切抗战力量，都在民主基础之上，而不是在独裁基础之上，统一团结起来，好配合盟国早日把日本强盗打倒。如果你们坚持不承认主义，或少承认主义，祖涵以为是不妥当的。为什么打胜仗的军事力量你们不要，打败仗的军事力量你们尽要呢？为什么收复的国土你们不要，反加责备，而几个月之内从郑州到桂林丧失如此广大国土，你们反而不可惜，不加责备呢？我现在敬告两先生，并请转告国民政府与蒋主席，请你们嗣后再也不要讨厌我们共产党人请求你们承认打胜仗的军队与收复的国土了，因为这种嫌恶情绪是很不合于民族利益的。率直之言，尚乞鉴谅！

　　林祖涵

9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开展苏浙皖地区工作给华中局的指示：

华中局：

敌寇目前已进占衢县丽水温州等地，其目的在控制浙江海岸线以预防盟军登陆，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建议作如下部署：

一、浙东挺进纵队派一个得力部队约两个团到天台山，去发展天台黄岩临海乐清等地工作，沿公路沿海岸进行游击，创造游击区，背靠四明山，用推进方法，沿敌伪区进军，解决顽方地方武装，造成将来大部歼灭顽部的条件。

二、向天台山脉进军后，依据可能程度，由浙东派一个精干连（或营）配一部分干部，由刘亨云、张文碧等率领，携带电台，相机挺进至平阳山区与龙跃汇合，造成该区的扩张形势。龙跃地区的中心任务是沿温州及浙闽交界的海岸线力求蔓延式的发展，海岸线愈长愈好。

三、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中心工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伸入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浙东区党委，应加强金华义乌衢县桐庐富春（即富阳）等地的敌伪区的游击工作，以迎接苏南部队的南进。

四、估计到苏南地区现有兵力不敷分配，且必需加强干部，建议派叶飞、朱克靖等同志率两个主力团，由华中局抽调苏南浙江一批干部，随同渡江，汇合16旅，共同担任南进任务。

五、建议恢复6师师部，以叶飞任师长，苏南区党委名单及6师军政人选，请考虑提出交中央核准，将来6师师部可设在天目山。

六、中央正准备派一部干部到苏浙皖等地工作，要明春才能动身，目前为了发展苏浙皖工作，故派遣叶飞等先往，部队抽调转移，交替的妥善办法，请与苏南苏中商定电告。

　　 中央 申感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4年9月8日为警卫团战士张思德举行的追悼会上致悼词，明确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种思想正是他几十年革命光辉实践的真实写照。他在悼词中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样的警句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为今人竖起了一面照妖镜，让那些“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服务的人，无所遁其形！

第63章 1944年10月—

“对于新四军的胜利表示痛恨的，只有两种人，就是日本侵略者与中国蒋介石。日本人的痛恨我们，不必说了。至于蒋介石，他有两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欢迎：一件是反共活动，一件是《中国之命运》。”

话说1944年10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

此前，毛泽东在审阅社论稿时，在上面加写和改写了几段话：

“对于新四军的胜利表示痛恨的，只有两种人，就是日本侵略者与中国蒋介石。日本人的痛恨我们，不必说了。至于蒋介石，他有两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欢迎：一件是反共活动，一件是《中国之命运》。蒋介石的千万件反共活动中，尤以阴谋袭击新四军，逮捕叶挺将军与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最受日本人欢迎。当1941年春，蒋介石干出此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背叛民族的罪恶事件时，日本同盟通讯社曾嘉奖说：‘蒋介石几年来未作什么好事，但解散新四军一事算是做得好。’”

“不管日、蒋如何合谋危害新四军，但是新四军依然在发展壮大，依然在打胜仗。”

“时至今日，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师其故智，天天在强调其所谓‘军令政令之统一’。而这所谓‘统一’者，不是别的，就是要把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取消’五分之四，和‘限期集中使用’。谁也明白，这样的‘统一’，也并非‘统一’到蒋介石手里，而是实实在在地‘统一’到日本人手里。因为五分之四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取消’了，其余五分之一又‘集中使用’起来了，五分之四以上已解放的中国国土，不就‘统一’到了日本人手里吗？真是替日本人帮忙的好计策！天皇陛下之传令嘉奖是毫无疑义的了。”

“但是中国人民是决不准许这样的叛卖阴谋的，八路军、新四军也决不准许这样的阴谋。单拿新四军来说吧，它现在已经成了华中人民的长城，成了华中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要把它消灭，要把它赶走，日本人办不到，任何什么反动派也是办不到的。”

10月1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评论：《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请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他写道：

“空洞无物，没有答复人民所关心的任何一个问题，是蒋介石双十演说的特色之一。”“他又反复说不要‘丧失我们的自信’，就是在国民党队伍中，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人士中，已有很多人丧失了信心的反映。”

“蒋介石的演说在积极方面空洞无物，他没有替中国人民所热望的改善抗日阵线找出任何答案。在消极方面，这篇演说却充满了危险性。蒋介石的态度越变越反常了，他坚决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了他所准备的反共内战的借口。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己的做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他自己的脚。”

10月11日这一天，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召开边区文教大会。会场两边贴着两幅巨大的标语，一边写的是：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要武装部队与文化部队相结合。另一边写的是： 文教工作与生产结合起来。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450余人，其中有工、农、兵中的 文教工作者；有学者、诗人和热心文化建设的士绅、国际友人等。

毛泽东对文教大会非常重视，在会议筹备过程中曾多次过问。

10月中旬的一天，陈先瑞接到一个通知，说是要他到毛泽东那里去一趟。陈先瑞立即风风火火地赶到了毛泽东住处，一进门，就看到385旅770团团长张才千也来了。毛泽东向陈先瑞招招手，让他坐下，然后笑着对二人说：

“你们不是早就想到前方去吗？这次就答应你们的要求。中央决定，尽快在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决心把警1旅2团（陈先瑞带过的部队——笔者注）和770团放出去。这两个团都是红军老部队，在西北搞了七八年，这回要老虎出山显显威风了。”

接着，毛泽东向陈先瑞、张才千分析了河南的形势。他说，1944年4月以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河南会战，大举进攻河南，国民党在河南的40万大军不战而逃，使郑州、洛阳、许昌、南阳等30余座城镇沦入敌手。为了驱逐日军，开辟中原根据地，从战略上将华中、华北、陕北联系起来，中央在7月间发出了向河南进军的命令。9月，由太行军区抽调两个团组成豫西抗日第1支队，渡过黄河，从新安以西进入日军占领的箕山、嵩山地区；尔后，又从太岳军区抽调两个团进入陇海路、新安、渑池地区。中原李先念部也派部队向西进入嵖岈山地区。这次中央决定由王树声、戴季英组成河南军区，进军豫西，创建豫西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还强调说：

“河南地处中原，是古今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能否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关系到能否把华中、华北和陕北联系起来的战略全局。因此，你们肩负的任务很重要。你们这两个团改编为两个支队，你们各率一支，迅速进入伊川、登封、汝阳地区，战略目标是三点（开封、郑州、洛阳）一线（陇海线）。这两个支队虽然人数不多，但红军骨干多，部队素质好，战斗力强。到达预定地区后，要迅速扩大力量，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站稳脚跟。脚跟站稳了，就有了开展工作的根基，就能打开局面。”

陈先瑞和张才千进入河南就要归王树声、戴季英为首的河南军区领导，毛泽东担心他俩对曾经在陕北犯过错误的戴季英信心不足，又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说：

“有的同志过去犯过错误，中央的方针还是团结教育他们，给他们在斗争实践中改正的机会。犯错误并不可怕，改了就是好同志。中央相信他们会改正错误的。你们去后，要尊重、服从河南军区的领导，主动工作，注意团结，依靠集体的力量完成好这一任务。”

毛泽东还告诉他们说，你们以后可以直接向中央汇报工作，使中央及时了解和掌握河南的斗争情况。

10月14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巩固太岳、豫西等根据地的指示，他写道：

北局、平原、太岳：

皮徐（指皮定均、徐子荣——笔者注）申陷电，你们酉冬转来于酉文阅悉。

甲、已决定戴季英、王树声、刘子久、韩钧等率河南干部约百人及770团、警2团约千六百人，11月初由延起程，照来电经太岳往河南。

乙、太岳派两个团入豫西，我们意见：A、铁道与伊河间之河水深，两岸淤泥亦深，不易随便徒涉，如遇敌顽进攻，不大便于机动，在冻冰前似不宜用大兵，在不妨害中条山发展与巩固情形下，派政治军事较强的干部，率一个小团进入该区，与地方党密切联系，巩固已有同情武装，先求站稳脚，部队小给养亦易筹。B、太岳区目前极应巩固中条山已得阵地，积极发展汾河以东（三角地区）沁河以西广大地区，特别豫北之沁、济、温、孟4县，山西之垣、平、芮3县，以及黄河与铁道间，估计有被敌控制之地区应广泛利用合法形式及建立隐蔽根据地，使华北与中原密切衔接。

丙、太行、太岳、平原区，今冬整军期间，尽可能充实小团，并每区补充两个大团（共60团），根据目前发展情形，似有必要与可能。

丁、解决河南新区军队给养问题，在根据地未具规模以前，可采取以下临时过渡办法：A、按每亩产量抽5%至7%，未减租以前，由地主出，减租以后，农民确实得到减租利益时，东佃各半。B、或者照国党田赋征实办法，每两粮银应征公粮若干，但无论那项办法，均须比以前国党及现在敌伪统治民众的负担要轻与合理些，并保障每年只征一次，请当地士绅及富、中、贫农代表商讨上述办法或其他更适当的办法。总之力求与地主不要过早搞破脸，使自己站稳脚，如与地主过早搞破了脸，基本群众又未发动起来，将增加我们许多困难。C、在根据地建立有初步头绪时，即应筹办征收出入口税，以保障根据地物资与帮助部分解决财政问题。其征税原则：1、对敌利大，对我利小，则抽重税甚至禁止出入口。2、对敌利小，对我利大，则抽轻税，甚至免税。3、对敌我均有利，则按我需要缓急，定出适当税率。D、为避免混乱保障安定社会秩序，便利于自己站稳脚，须禁止乱打汉奸乱罚款，军队须由最高司令部统一发给临时粮票，给粮户作为收据，对部队内部须按人数给以应得粮票，以免重复过去浪费。以上意见提供你们及皮徐同志参考，并望将你们意见电告。（北局转皮徐）。

　　中央 酉寒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开辟河南根据地问题给郑位三、李先念、任质彬、陈少敏的指示电，他写道：

郑、李、任、陈：

申艳电悉。

一、八路军第一批南下部队两个团，在皮定均（司令）、徐子荣（政委）率领下，已于一个月前在新安以北渡过黄河，申陷进至登封、临汝、禹县地区大峪店东西疾山一带。现正从事建立根据地，并分向各地活动中。尚有后续部队，正从新安以北渡河南下。洛阳、伊川、宜阳一带已有地方党员所组织的游击队进行活动，群众对我军进入河南极为欢迎。敌情与顽情亦不十分严重。

二、中央已决定派戴季英、王树声、刘子久、陈先瑞等从陕北率两个老团并大批干部进入河南活动，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为解放河南而斗争。王、戴、刘、陈等在一个月内可从延安起身。中央派到5师的部队及大批干部，亦可同时起身。

三、你们派到豫南的部队，应坚持进行活动，建立据点，发展地方武装，并设法与皮、徐部队取得联系。

　　 军委 酉寒　　

毛泽东在这个电文中首次使用了“人民解放军”这一称号。此后不久，警1旅2团改称为豫西第三支队（又称第三分区），由陈先瑞任司令员兼政委，并担任地委书记。陈先瑞率三支队进入豫西后，很快在登封、汝阳一带站稳了脚跟；不久又进军伏牛山，在伏牛山东南地区，成立了鲁山、南召两个县级政权和5个区的区政府，使两万多人口获得解放；并与占据南召的国民党11战区副司令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达成了双方之间停火、互不侵犯、互通情况的协定。

10月1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四师工作给华中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华中局并转淮北区党委及韦、吴（指韦国清、吴芝圃——笔者注）：

一、四师西进部队已获得极大战果，目前应以巩固已占地区为主要任务，应即迅速建立与加强地方武装，可以吴信元及其他投诚的部队与地方发展的部队为基础建立若干独立团，除派干部外并可由主力部队抽出若干连编入地方部队，使其担负地方守备任务，以便主力能迅速进行新的任务。

二、四师在豫皖苏时代的武装政策中有一些是错误的，如并吞过多的部队，处理胡晓初部队的失当等。应切实研究过去的经验，凡来投我之部队其领袖及其干部愿意进步者，均应切实忍耐的帮助其进步，不得随便撤换及调动。我们派去帮助工作的干部，应诚恳在其领袖的领导下工作，不得有盛气逼人，锋芒毕露的态度。

三、路西应即成立地委，由区党委配备得力干部，应利用秋收立即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并立即召集士绅座谈会、县参议会等，以便迅速组织与团结人民，巩固我军的社会地位。

四、如果能利用伪军关系在商丘、宁陵、柘城之间派一个小部队去活动，建立一处跳板以与水东打通联系，那是有战略作用的。如有可能，应设法求其实现。

五、最近顽军一部已由涡河北进寻求你们作战，应准备集中必要兵力将其击破，并歼灭之。

　　 中央

10月22日，美国《时代》与《生活》杂志的记者西奥多·怀特（又叫白修德）来到了延安，他通过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发出了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同行们相似的报道，给后世留下了一份人们难得一见的更有说服力的关于此次延安之行的珍贵历史资料，本传不忍舍弃，特摘录于此：

“1944年10月21日，周六下午，临近傍晚时分，在重庆泥泞的跑道上，我挥手送别了史迪威。我知道我必须赶紧行动起来了。史迪威一走，短则一周，多则10天，新的美国驻华指挥官就将抵达中国了。美国大使馆正处于混乱中，毫无实权。国民党政府因为一时蛮勇逼走了史迪威，还在震惊中，不会马上处罚我，或禁止我自由行动，但很快，等他们回过神来，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当夜，美军总部还在史迪威下属的掌控中，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知道明天会有一架美国货运飞机起飞，飞往共产党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如果我去拜托他们，他们还能想法子把我送上飞机。第二天下午，小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着，我已登上了去延安的飞机。”

“我和戴维斯是在那个周日下午搭乘同一班飞机前往延安的。我此行的目的是找新闻。而他的目的，他并没有告诉我；尽管我们私交甚笃，但在那些年，像戴维斯这样的外交官是不能将秘密告知我这样的媒体朋友的；我也不会硬逼他。我们在延安机场分别，他将入住美国军事观察团‘迪克西使团’的参谋处，我则会住在一英里外的民用招待所。延安是座山城，到今天，已经成为传奇之地。当时，他在延安只待两周，我们各自有不同的目的，但其间经常碰面，因为彼此欣赏，碰面的气氛总是欢乐的；不过，直到多年后，所有文件公开出版，他写下精彩绝伦的回忆录《抓住龙尾》（Dragon by the Tail），我才知道他当时在做什么，或者说才完全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

中国有句老话可描述当时的情况：‘天高皇帝远。’那一周，天确实高，但并没有皇帝。约翰·戴维斯没有上级，因为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重庆，并没有人负责统辖美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严格来说，戴维斯是美国国务院的政治官员，国务院派他来华是为了给军事指挥官史迪威提供政治建议。只是在他抵达的那个周末，史迪威已经走了，美国军事指挥部已经没了。因此，戴维斯开始自己探索：中国共产党在美国抗日战争中能派上用场吗？他们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价值？

戴维斯在刚到延安的那天晚上就忙碌起来了，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开了一场深夜会议。如果我们的部队要乘飞机在中国沿海降落，共产党会有能力提供支援、切断铁路线、动员农民吗？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但提问当时的局势并不明朗。共产党已完全掌握了蒋介石与美国因史迪威关系破裂之事，对国民党军队的堕落与崩溃更是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正在准备组建一个独立政府。所有伟大的中共军事领袖都在赶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隔16年后的第一次！他们有的已经回到延安，有的正在从开展地下工作或抗日游击的地区徒步返回。”

“当时，戴维斯的任务是探索与中共开展军事合作，即联盟的可能性！戴维斯出现的时机再好不过。我也一样。在这几周里，我们将见证一场革命从胚胎到成型的过程；我是当时唯一的新闻记者，加上我与周恩来是旧识，与叶剑英相熟，又机缘巧合地与约翰·戴维斯共同抵达，让旁人误以为我身份显要，因此获准参与了为实现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结盟而展开的探索之旅。

在10至11月的那几周里，延安留下了我们许多的欢声笑语，友谊的美酒在流淌；朱德和周恩来会在散步时，以朋友的身份突然拜访美军的前哨基地，与美军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聊天的内容不过是消磨时光的闲谈，无关军政大事。他们自己的同志——地下党、身经百战的老兵、游击队指挥官都在为参会而陆续抵达延安。当时的游击队正在无形中不断壮大，且以武力不断地取得胜利。在那几周里，共产党与美方充满着善意——温暖、开放、彼此信任。20年后却成了相互残杀的异己，在当时，他们对彼此的信任，他们渴望与我们交朋友的心是真实的。我无法想象在圣彼得堡斯莫尔尼宫（Smolny）内为争权而斗争的苏联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但他们至少是不会欢迎美国人的，约翰·里德（John Reed）当然是为数不多的例外。而在当时那个过渡时期，延安视我们为盟友、为朋友，是欢迎我们的。

每天早上，我都会在招待所的小房间内被军号声叫醒，号声悠悠，朝山峦之外传去。早餐是棕色的小麦馒头—切片，烘烤，然后和蛋一起端上桌来。我会走出房间，到窗台边俯视这个山谷，只见一队队骆驼从北方沙漠而来，脖子上挂着的驼铃叮当作响。下面的市集十分热闹，有骡子，有骑马的人，有挥鞭赶牲畜的人，以及普通老百姓。百姓们看上去很健康，穿着棕褐色的毛料衣服或有厚厚棉花夹层的蓝色外套。共产党相信，士兵、军官、学生都应该有东西吃，且能吃饱，吃饱了他们才能工作，才能以雄健有力的步伐大步向前，光凭这一点，他们就与国民党内怠惰的军官、虚弱的士兵不同。

他们都是健康的；但我注意到，这种绝对的平等并不存在于奢侈品上，比如说，牛奶就优先供应给医院中的伤病员。之后若有剩余，则会供应给高官的家人和子女。我咄咄逼人地问道：哪些人的孩子能喝到牛奶？这个问题令他们尴尬不已。因此，我没有再进一步逼问什么，毕竟他们是主，我是客。我可以一个人四处转悠：去皮革市场，那里的气味难闻得就像制革厂，去卖水果和蔬菜的货摊，爬坡下坎，畅通无阻。”“相比政治会谈，我更能理解军事会谈，因为我的中文水平可以理解简单、平实、专业的战争用语，但无法理解他们政治用语中的微妙之处，那些说法都太新，太具有革命性，西方语言都还没发明出与它们对应的术语。不过，这座山城中说过的话，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变成全世界革命者的通用语，就连20世纪60年代美国街头上的动荡制造者（Changemaker）都逃不过其影响。那时似乎一切都充满了欢声笑语，直到今天，我也无法认为一切都是假装，一切都是虚伪。”

“在《毛泽东选集》中，收录了毛泽东1944年10月30日在延安的重要讲话，它有一个令人生畏的名字‘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如今看到这篇经过修饰后收录到国家文件中的讲话，已经完全看不到讲话当日毛泽东的风采了。当天下午，毛主席走进大会堂，在当地官员与受邀者间走来走去，就像美国政客与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县医疗与公共卫生工作人员。他边走边与人握手；他穿着黄呢子中山装，扣子扣到了脖子上，很快走上讲台开始了他的演讲。他先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才进入主题。他从口袋中掏出几页笔记，先从解答听众的质疑开始，在给出答案的过程中再抛出他的问题，让台下的当地卫生官员参与到他的演讲中去，待大家都投入了，他才开始进入严肃的部分。在这里，他就像个老师一样，这次讲课的主题是使用巫医、草药医生、针灸师以及一切中国本土医药资源救助人民及军队的必要性，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他的人民与军队缺乏西医资源。

对于这堂课，我记住了两点：一是，他精彩卓绝、平易近人、极富表现力的台风；在我听过的所有美国政治演说中，只有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的表现能与之媲美。在台上，毛泽东会模仿，会配合手势，会四处走动，说话时会气沉丹田，压低声音。他所说的，我有半数理解不了，但是作为一个拿出最佳状态的演讲者，他会扣动你心弦，让你移不开目光。另一个是周恩来。在这场关于医疗的劝诫式讲话中，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一同坐在第一排。他随身带着本子和笔；他也许是在展示自己对毛泽东的忠诚，也许是为其他人树立个好榜样，让他们注意听讲。不过，他坐在毛泽东前面的第一排，把自己的小本子高举空中，动作幅度似乎有点夸张，明显在一边听主席这次伟大的讲课，一边记笔记，向其他人展示他对这位老师的尊敬。”

“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蒋介石所制造的战争灾难在华东的破坏程度。国民党军队正在分裂；日本人正在一个省一个省地大口吞噬中国领土，共产党紧跟在日军身后组织抗日。无论日军抢占了什么，共产党人都觉得自己有责任暗中破坏并组织力量反抗——而这一组织的移动速度甚至超过了共产党自己原本的期望。短短6个月，蒋介石百万之众的国民党部队就折损了四分之一；而共产党招募的新兵数量每周都在成倍增长。如今，他们在日军后方组织了不少于16个地区军政根据地，这些根据地被称为‘解放区’。在其中某些根据地，共产党控制地区面积甚至达到了100乘200平方英里，且日军和国民党都无胆进入，当地唯一的政府就是共产党政府。他们所考虑的唯一政治问题就是，如何将所有这些‘解放区’联合成一个‘人民政府’，一个真正的政府，一个有能力管辖并保护9000万群众的政府。在他们的考虑中，所谓的蒋介石政府已经随着其华东部队消失不见了；它目前在中国西部，只是美国特许权的所有者而已。不过，你快看哪，就连美国人（戴维斯和巴雷特）都开始试探共产党对瓜分该特许权的意愿了。因此，当这些地方政府领导人齐聚一堂，且更重要的是，军方指挥官也与他们一起，考虑16年后首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以及建立共产党政府的可能性，史迪威被撤事件也刺激他们开始思考，这一正在孕育中的新政府是否要与美国同呼吸共命运。身处如此事态中对一个记者来说是再高兴不过的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13人，个个个性鲜明，思想开放，友好亲切，且热切渴望接受美国的拥抱。”

“在探索历史的过程中，我在延安直接学习到了许多东西，其中之一是：革命都是知识分子发起的。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是革命者。不过，知识分子若能将自己的如何团结普通群众的想法结合起来，就可以诱使他们走到一起，紧密配合起来。如果他们足够精明，能够向工人和普通家庭讲清楚时局，就能够让这些单纯的人民意识到是什么在束缚他们或摧毁他们——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调动这些老百姓来改变现状，调动他们去杀敌、去抓捕、去牺牲，让他们变得坚忍不拔。

政治局中的高级将领都很愿意与我聊天。他们（除周恩来和毛泽东外）显然都相信我服务于美国政府，是个半官方的友好记者。

政治局中的这些将领承认自己对使用现代大炮一窍不通，对航空一窍不通，他们的人员管理方式还非常原始，他们的通信网络还很基础，依靠的都是从日本线路上剪下的电线，或者是用从占领城市中偷运出的零件组装而成的无线电设备。但他们的情报系统强大得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准确知道日军师部的战斗命令，敌人的通信线路，敌占区的范围。他们的情报会深入到对日军各在野指挥官的性格研究，会按照能力、背景、卑劣程度、合作程度对蒋介石的将领分门别类。在各军事谈话中所传递出的最终信息都是：我们可以帮助你，但蒋介石不行。与这些将领的谈话都惊人相似，没有任何相互矛盾之处，而他们对自己在战时的军事部署、计划、移动的毫无保留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对毛泽东的崇拜在延安时就已经开始，他是‘主席’，但就像耶稣一样，他会布道，而他布道时，其他人会仔细聆听。人们对他的这种崇敬是经年累月的积累：来自战场——在战场上，他时而要顺河漂流，时而要翻山越岭，时而要指挥步兵作战；来自令他痛苦的不幸——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他的妹妹都丧命于国民党之手，后来，两个弟弟也被敌人杀害，其中毛泽民是1943年被新疆军阀活活绞死的，1943年正是我见到毛泽东的前一年；来自他的以身作则——他是个老烟枪，自己耕耘了一块烟叶田。不过，这种崇敬最主要的来源还是他革命导师的权威。他是在所有人犯错时，还能保持正确的人：1927年，他率先与苏联共产党决裂，当时，周恩来等人都没有认真思考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武装攻打城市的想法，后来，当事实证明这些人都错了，他重新欢迎并原谅了他们。毛泽东就像面前举着本史书一样，书中是只有他可以破译的神秘符号，然后用这本书给党内同志及其领导人上课，告诉他们中国将走向何方，他将如何带领他们走到那里，抵达之后他们必须做些什么。没人反对毛泽东的意见，他的头脑具有神性的力量。他做过图书管理员，他的阅读是很庞杂的；但他的意志，他的个人意志，以及他对见到这一意志得到执行的坚持，很可能是除了列宁意志外，20世纪最令人敬畏的个人意志了。

有一天，早上7点我就被叫醒了，来人告诉我，如果我想见一见主席，就得马上准备一下，去和他共进早餐。他接见我的地点并不是办公室，而是在他个人的窑洞里——里面很干净，泥土地面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桌面一尘不染。他年轻时是个不修边幅的人，30年前，他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所住的学生宿舍房间是会脏乱得吓到同班同学的，这些同学后来还讲过他的故事。不过后来他养成了爱整洁的习惯，且有点强迫症的程度，该习惯后来也成了新中国所有大街小巷都必须遵守的原则——干净整洁。

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那种自然而然的强大气场。毛泽东的发际线有些后移，唇上留着几不可见的胡须，下巴上长着颗小痣，虽然身材高大雄壮，但绝对算不上英俊。他平时说话的声音轻柔，没有什么变化，与站在台上发言时不同，而且也感觉不到想要说服你的意图。他说话实事求是，而他所说的都会被认可为真实。他是指导他人的圣贤。他走路时喜欢拖着脚慢慢走，身子轻微摆动，从容悠闲，因为身材魁梧，会有点像熊走路的感觉。不过，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坐着不动的，他的思想会通过嘴从那懒散的身体中传递出来。

我首先拿出了采访国家元首的一套例行问题：美国的目标是让中国各派系统一起来与我们联合抗日，那么国民党是否有进行内部改革的希望，是否有‘解开这个结’的可能性？他的回答很直接：‘这个结没法子解。’谈判会不会有？希望非常渺茫，他说。谈判是国民党一直以来欺骗美国人的手段：‘国民党希望美国能打败日本，这样他们就能调转枪头，集中火力，消灭中国共产党。’我们继续聊了很多。他说他目前不会攻打蒋介石，但若蒋介石先动手，他一定反击。毛泽东说，蒋介石指控共产党是‘苏联赤党走狗’，追求土地共享，以及共产共妻。过去四年里，蒋介石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都挺过来了。只要蒋介石仍旧坚持前线抗日，‘我们就不会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口号’。是的，他们此刻确实在考虑建立新的‘国民参政会’，以此将所有游击根据地和解放区联结起来；强烈要求开展此项工作的压力来自在前方作战的将领，不过他们‘尚未做出任何决定’。至于美国，他并不反对其向蒋介石军队提供数量有限的军需补给，但是，美国若给蒋介石军队的10个或20个师装备上现代武器，蒋介石就会利用它们来对付共产党。因此，比起只供应蒋介石，不如双方都别提供；如果美国非要提供，那么他的要求是，美国要按照国共双方抗日的成效给他们分配补给物资。

这次正式采访只持续了一小时左右，我们就谈了这么多。我承诺会将写好的新闻稿提交给他，以获取刊发的官方许可，毕竟他是代表共产党发言的；不过，在我拿到他返给我的稿子时，我发现里面改动太大，已经没有发表的价值了。

正式采访后，我们随意地聊了起来。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泰然自若；之前蒋介石在面对我的某些问题时，思路虽然清晰，但会无意识地抖动膝盖，这一肢体语言也将他的紧张暴露无遗，毛泽东则完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与在蒋介石办公室和白宫总统办公室中不同的是，毛泽东说话时没有任何人拿着电话留言走进来，或者拿着记下的要事打断他。这里是共产主义中国思想诞生之地。毛泽东显然不掌管行政，他是个圣贤，思考时是不得打断的。闲聊中，他会想到什么便说什么。这不是一场对话；我是他的学生，他在教导我。他很威严，不容他人反驳或质疑。他有着令人生畏的气场。在正式提问结束后，我问他，他们一旦获胜，会在大城市中推行什么政策。他之前组织的是农村抗日，但大城市与农村有很大不同；大城市中有报纸杂志。他会允许支持敌对势力的报纸随心所欲地刊发文章，哪怕是对共产党怀有敌意的？当然，毛泽东回答道。在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中，会有言论自由、权利自由、新闻自由。在他未来将建立的这个中国中，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报纸上发表自己想要发表的任何内容——除了‘人民的敌人’。我当时忘了问一个问题：人民的敌人由谁来界定？

从与他的对话中能看出他是个自学者，所读都是兴之所至，口味使然。他可用马克思主义者的严谨来探讨西欧的土地私有与封建制度，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将土地重新交还给农民后法国资产阶级的突然转变。紧接着，他转换‘上课’主题，对比了现在外国记者在延安看到的中国，以及过去外国记者在乔治·华盛顿司令部所在地福吉谷看到的美国独立战争。他说，外国人现在也许只看到了延安简陋的条件，这很像过去外国人看到华盛顿位于福吉谷的总部时，只看到了简陋，却没有意识到华盛顿的思想会带领他成为战争最终的赢家。乔治·华盛顿当时有机器设备吗？乔治·华盛顿当时有电吗？没有。这些东西英国全都有，华盛顿没有，但华盛顿赢了，因为得道者多助，人民站在他那一边。我意识到，他在阅读马克思原著时，并没有将工业时代和电气化时代放到它们对应的世纪中。不过，这一点无关紧要：这个人了解他的国家。这个人知道能让人民拿起枪的是思想，枪杆子下才出政权。他发明了现代游击战争的原则，在游击战中军装是毫无意义的，在游击战中是没有中立者的，男女老少，无论是否情愿，无论是否身着军装，都必定会被卷入战火中，都必须奋起反抗。这是一场无休止的革命，他是这场革命的原则制定者，他比我所采访过的任何领导者都要了解自己的人民。

我是来与他共进早餐的，原以为这场采访会很快结束。但他似乎很享受这种像老师在指导学生一样的非正式对话，加上我的引见者说了很多好话，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在他说该吃午饭时，我吓了一跳。他还问我是否要留下用餐。当然要啊。为我们上菜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江青。参加革命前，她是上海的电影演员。当天她穿着厚厚的棕色呢绒长裤，但仍掩盖不了她令人惊艳的身材。午餐很简单，上好菜后，她就落座，与我们一同用餐，餐桌上的她也充满了魅力。当时的她32岁，比毛泽东小了差不多20岁，我当时那种养眼的感觉，毛泽东一定也曾有过。”

“在延安的那几周我见了毛泽东好几面，一年后，在重庆又见到了他。只是那些都是正式会面。真正令我难忘的还是我们初见时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有思想，能拿枪，而且可以迫使历史朝他思想所指的方向前进。”

后来，怀特的真实报道，却遭到了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反对，赫尔利说：

“像怀特这样的记者，是成功推行美国对外政策的障碍，他们那些不利于国民党的评论，将危及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

再说10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向苏浙豫皖发展给华中局的指示：

华中局：

梗电悉。

一、同意粟裕率两个团南下发展苏浙，必要时还应从1、2两师再调一部去。所有苏南及浙江归粟统一指挥，叶飞留苏中主持。

二、新四军（除5师外）在最近的任务，是向南（苏、浙）向西（豫东、皖北）发展，除现在派出之部队外，将来仍须派遣部队南进、西进，并须有主要负责人同去，望你们加以考虑并预作准备。中央为了协助新四军完成任务，准备在明年春季派遣数百个干部到新四军（长江下游）工作。

三、发展河南是已经确定的方针，但现在只能逐步发展。首先建立巩固阵地，然后向前推进。你们在津浦路两部队，已有冀鲁豫区南下水东之3个团，可以配合作战。

四、美军有在杭州湾登陆可能，十分注意发展宁波、杭州、上海三角区工作，以便配合美军作战，时间可能很快。

军委 酉敬

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报告，讲到了干部要提高原则性和警惕性，要善于识别叛徒、自首变节分子问题。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

“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护送刘备的夫人来到古城，当他叫张飞出来迎接时，张飞却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吼声如雷，挥矛向关羽便打，直叫道：‘我今与你拼个死活。’张飞与关羽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羽，是有很高的原则性。关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了，封了寿亭侯，帮曹操杀了颜良、文丑，你又回来究竟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一定要学张飞的原则性、严肃性。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抢救运动，十几天，我们马上就停下来了。”

10月30日，陕甘宁边区 文教工作者会议举行闭幕式。毛泽东来了，他走上主席台，等热烈的掌声停下来，便开始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请参看《毛泽东选集》）的讲演。他说：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希特勒一样，快要灭亡了。但是还须我们继续努力，才能最后消灭它。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90%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我们的任务是联系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

“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

文教大会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通过了《关于培养知识分子与普及群众教育的决议》。

刚从重庆回到延安的林伯渠也参加了闭幕式，他兴奋地说：

“这是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教大会，是新民主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在全国来说，这样的大会，从来也没有开过，现在，也只能在边区开。有这样一个边区，中国便有希望。”

1944年11月1日，天气分外晴朗。延安新机场上红旗飘扬，鼓声震天。八路军总部在这里召开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第一梯队南下誓师大会。

第一游击支队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副政委王恩茂、参谋长朱早观遵照毛泽东和中央的部署，率领359旅主力7个大队4000余人，党政军民干部900余人，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和全新的衣服被褥，组成南下支队第一梯队，整装列队在新飞机场上。

毛泽东、朱德、任弼时、贺龙、叶剑英都在大会上讲了话。毛泽东说：

“一个共产党员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就在哪里活起来。但是柳树也有弱点，就是随风倒，软得很，所以还要学松树。松树的劲大得很，到冬天也不落叶子。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有灵活性。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什么是特殊材料呢？就是松树和柳树结合起来，像柳树那样可亲，人人喜欢，像松树那样坚定，稳当可靠。这样人民群众就会成群结队地围绕在我们身边。”

毛泽东握着王震的手说：

“我们走了10年了，那里的人民在想着我们，盼着我们，你们回去后一定要站稳脚跟，再打出一个苏维埃政权来，中央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王震非常激动，他向毛泽东立正敬礼，说：

“请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不辱使命。”

11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再次当选为总统。

这天下午，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飞抵延安。赫尔利到达延安的一幕颇具戏剧性。包瑞德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周恩来，我，和一大群中国人和美国人到飞机场接机。飞机着陆后，门一打开，梯子上赫然出现一位身材高大、头发灰白、军人模样、非常英俊的人物，他穿的是我历来所见剪裁最漂亮的制服，胸前佩着的绶带在我看来足以代表美国参加过的每一场战争。他就是美国总统特使巴特立克·赫尔利少将。他访问延安，显然事前没有人通知我们。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他此行目的是要在国民政府和中共之间担任调停工作。

周恩来一看这位军人气派十足、服装异常漂亮的人物，显然吃了一惊，立刻问我，这位贵宾是谁？我告诉他，这就是赫尔利将军。好几年前他是陆军部长，我曾在纽约和他有过一面之缘。周说：‘你留他在这儿，我去请毛主席来。’接着就在滚滚沙尘中扬长而去。

一会儿，比我所料想的还快，毛和周坐着中共在延安唯一的汽车来了。这辆司机室关闭着的破旧卡车至少是我在延安所仅见的一辆汽车。紧跟着他们而来的是一连步兵，显然是在飞机场附近兵营临时匆匆召集的。毛以正式的礼节欢迎赫尔利将军，一连步兵排列成为仪仗队，接受赫尔利将军的检阅。赫尔利将军回敬步兵连长的敬礼，然后挺直他的高昂的身躯，像中毒的小狗一般鼓足气，发出一声印第安人的长啸。毛和周看见这位贵宾的怪异行为后的脸上表情是我毕生难忘的。

检阅仪仗队之后，毛泽东和赫尔利将军爬进破旧卡车的司机室内，我也跟着挤进去做翻译。赫尔利将军语言泼辣，说话奇特，因此翻译相当困难。此外，他的谈话缺乏条理分明的思路。他看到路上的乡下人，就回忆往事，联想俄克拉荷马州的老朋友——这些对毛都是没有意思的。他看见一个老农夫使劲扯着一只被我们的卡车惊吓逡巡不前的骡子，大声叫嚷：‘差利！打它的另一边。’我必须有敏捷的思想，才能把这种自然流露出来的谈话大意翻译出来，使毛主席和周恩来了解他的说话的一些内容。”

中共中央为赫尔利的到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毛泽东在宴会上把江青介绍给包瑞德，他指着江青说：

“包瑞德上校，这是江青。”

包瑞德后来这样描述了江青：“她的举止体态优雅端庄，俨然一个传统女明星形象；像其她所有中国女演员一样，她的普通话说得也十分可以。我记得她在其他中共领袖们的夫人中间，是最为出众、最为漂亮别致的。”

毛泽东欢迎了赫尔利以后对朱德说：

“这家伙是个小丑。”

从此，‘小丑’就成了赫尔利在延安的绰号。

欲知赫尔利还有什么拙劣表演，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摘录的美国记者怀特关于在延安访问的历史资料，的确是非常难得、非常珍贵的。他说延安的“百姓们看上去很健康，穿着棕褐色的毛料衣服或有厚厚棉花夹层的蓝色外套”，“那时似乎一切都充满了欢声笑语，直到今天，我也无法认为一切都是假装，一切都是虚伪。”“光凭这一点，他们就与国民党内怠惰的军官、虚弱的士兵不同。”怀特还说：毛泽东“是在所有人犯错时，还能保持正确的人”，“他说话实事求是，而他所说的都会被认可为真实。他是指导他人的圣贤。”“他比我所采访过的任何领导者都要了解自己的人民。”几十年后，在一些国粉蠢蠢欲动、企图篡改历史的时候，这个美国人的话，应该是击破他们那些谎言的利器。关于中美关系，怀特是这样说的：“共产党与美方充满着善意——温暖、开放、彼此信任。”“延安视我们为盟友、为朋友，是欢迎我们的。”“他们渴望与我们交朋友的心是真实的。”这些话，对于批驳污蔑毛泽东搞闭关锁国和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政策，也是一个有力的旁证。

第64章 1944年11月—

“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s”

话说赫尔利来到延安的原因和目的，还得从美国军事观察组说起。前面叙述过毛泽东同观察组成员的谈话，给观察组成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观察，他们开始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强大的和成功的”，将在未来中国占主导地位。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独立自主的。尽管它愿意保持同苏联的友好关系，但是也十分重视同美国的友谊与合作。因此，美国应当同中国共产党发展友好关系。他们向美国政府建议，对国共双方实行不偏袒的政策，并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提供一些武器援助，以帮助其对日作战。但是，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不愿意接受观察组官员的这些明智的建议。关于这一点，斯诺在会见罗斯福后曾说过：“罗斯福显然无意抛弃蒋介石政权，罗斯福可能想把中共当做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促使他走向革新他的政权，成为统一、进步的中国的核心。”

这样，赫尔利实际上是带着罗斯福总统交给他的调解国共关系、在中国组建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亲美的联合政府的使命来到中国的。9月初，赫尔利到达重庆，他会见了蒋介石，说明“维护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经过一系列准备后，赫尔利这才飞往延安。

且说1944年11月8日上午，毛泽东和赫尔利举行第一次会谈。包瑞德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这次会谈的情形：“我觉得赫尔利将军在开场白中竭力做出一种姿态，表示他对国民政府和中共都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他强调美国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只愿竭尽全力最终击败日本。他进一步表明，他坚信蒋委员长和毛主席都是忠心爱国的中国人，都希望中国统一和平。接着，他递给毛主席一份声明，说蒋委员长愿意根据其中的条件和共产党达成协议。声明内容如下：

1、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统一中国全部军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

2、中共军队将遵守并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国民军事委员会之命令。

3、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遵循孙中山之原则，在中国建立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两党之政策应促进进步与民主政制之实施。

4、中国只应有一个国民政府与一支军队，共军所有官兵经中央政府改组后，将按军队接受与国军相等兵饷与津贴，所有部队皆应获得武器及物资之平等分配。

5、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合法存在。中国各政党皆享有合法地位。

以上条文的措词无疑带着美国口味，其中‘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以及‘促进进步与民主政制之实施’等字眼尤为明显。这些不平常的措词显然逃不过毛主席的眼光。条文一念完，他立即询问这5点内容代表谁的意见？赫尔利将军回答，这些要点是他的意见，‘但我们大家都参加起草工作’——大概他指除了他自己之外，还包括蒋委员长及其顾问。赫尔利将军继续说：这些条件并非‘不容讨价还价’的建议，而是要和毛主席及其他中共领袖坦诚进行磋商的，我觉得这是合理的态度。根据史密斯军曹（赫尔利的秘书——笔者注）对会议的报告，我当时告诉赫尔利将军，我认为毛主席想要知道蒋委员长是否同意所提出的全部条件，赫尔利将军回答，他都同意了。

当时我觉得毛询问这些条件代表谁的意思似乎有些唐突。但是，我后来阅读这些文件，感到这个询问是合理的，因为其中有些措辞不像蒋委员长普通的语调。”

这天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举行第2次会谈。包瑞德记载道：

“在第一次会谈中，多半时间是由赫尔利将军发表声明，我看他的目的是要表示美国政府真心诚意促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而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次会谈的经过情形和上午的会谈不同。第一次会谈由赫尔利将军扮演主角，第二次会谈则由毛主席支配。”

毛泽东同赫尔利的谈话内容全文如下：

我们欢迎赫尔利将军到延安，并感谢赫尔利将军帮助中国团结抗战之热忱。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安已有一些时候的包上校知道得很清楚，还有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但是要团结必须有民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民主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打得很好，唯有中国正面战场上打得不像样子，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现在赫尔利将军到来，帮助中国人民一手，促进中国民主团结，我们极表欢迎。尤其是在今天，日寇向中国西南进攻，美军打到菲律宾需要中国配合，但国民党当局所负责的正面战场却天天打败仗。中国人民和盟国朋友都非常着急，希望经过赫尔利将军的努力帮助，中国局势能有一个转机，就是从破坏团结、破坏战斗力、破坏民主、和同盟国关系搞不好的方向，转变到加强团结、加强战斗力、加强民主、和同盟国关系搞好的方向。经过赫尔利将军帮忙，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全中国人民都会感谢的。

今天上午赫尔利将军说要进行自由的、公开的、坦白的谈话，现在我就按照你所提的方法来谈一谈。

直到现在国民党还是一个大政党，拥有庞大的军队，这个军队在抗战头两年打仗打得比较好，现在总算也还在打日本，国民党当局还没有最后破裂民族团结，这是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党和政府好的一方面。因此，我们一向愿与蒋先生合作打日本，我们从未放弃过这一条。但是，还应当看到另一方面，那就是中国的困难、缺点与严重危机。如果不看到这方面，就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中国政府的政策（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希望有所改变）是不利于全中国人民的团结的，是妨碍全国人民起来打日本的。

中国现在分为三个区域：敌占区，中国共产党人与非党人士所领导的解放区，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

对于第一种区域，即敌占区，国民党当局是不管的；对于如何在这个地区内组织地下军以期配合盟军登陆作战，国民党当局也是不管的。

对于第二种区域，即解放区，国民党当局则是拼命妨碍、限制、缩小、消灭，但是解放区还是天天生长。你看解放区为什么这样广大，这就是8年来广大人民艰苦战斗的结果。他们前面要打日本，同时后面又有国民党破坏，他们是处于被前后夹击的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关于国民党如何对解放区施行包围、进攻和派遣特务捣鬼等等，可以说是千方百计，一言难尽。

在第三种区域，即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尤以军事危机为甚。自今年4月起，在日寇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已由二三百万减至195万。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是打不得仗、一触即溃的。在大后方，民不聊生，土匪横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从未有像今天这样低，各界人民包括大学教授、学生、小党派人士以及国民党员，都对当局不满和怨恨。

以上就是中国三个地区的概况，希望盟国朋友能了解真相。

现在日寇进攻中国西南，美军打到菲律宾急需中国配合，我们怎样才能很快解决问题，来团结全中国一切力量，配合盟国迅速打败日本，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上午赫尔利将军说，美国要增加一点力量，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中国人民对此非常高兴。

关于如何解决，赫尔利将军曾提出几个要点希望作为形成协定的基础。我们感觉还有这样一些问题，虽然还没有形成条文，值得提出来谈一谈。

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政府。同时，现在政府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必须有所改变，而代之以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政策。

这一改革之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挽救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的军事、政治、财政、经济各方面的严重危机。解放区虽然非常困难，但是没有危机。如果不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就无法振作大后方军队的士气，就无法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严重危机。国民党总是埋怨盟国军火接济不够，可是如果政府不改组，老的政策不改变，虽有大量坦克、飞机等新式武器，也是无济于事的。国民党统治的各种机构，腐败达于极点，改组政府，首先是为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如果国民党自以为大权在握，不肯改变，人家有什么办法？可是它自己的危机，便会无法挽救。

关于“政府民主程序”一点，我感觉似乎首先应当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改变政策。可是蒋先生历次所表示的，却是想拖，拖到战争结束后一年以内，才来办这件事，有人向他提出改组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他便一巴掌打回去。如果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使国民政府有崩溃之危险。对于这一危险，不只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外国朋友，如许多外国记者，都是感觉到的。因此，国民党统治区域危机的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

现在看一看我们共产党人如何工作。在沦陷区，我们组织地下军，准备配合盟军作战。在解放区，我们进行公开工作，组织人民，实行民主，坚持抗战。我们从不妨碍国民党，而国民党却来妨碍我们的抗日民主活动，在195万国民党大军里面，有77万5千人被用来包围我们，其中有一部分在进攻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是用一切力量对日作战。在国民党区域，当局见到共产党人，非捉即杀。从1939年起，我们在那里的党便被迫成为地下党。只有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少数共产党人还被允许公开工作，在西安也只有少数共产党人可以公开活动；在大后方其他各地，我们的党都被迫在地下工作。虽然如此，我们一不罢工，二不罢市，三不罢课，我们还是拥护国民政府打日本。因此，我愿重说一遍：国民党统治区域危机的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共产党的存在。

相反的，我们在敌后战斗的63万军队和9千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牛尾巴”，这样保护了大后方；假若没有这个力量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国民党早被日寇打垮了。今年6月间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一个方案，要取消我们军队80%，还要取消解放区的民选政府，这方案如果实行，就没有人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就只有害他国民党自己。

上午赫尔利将军所提的要点中，有一条说改组我们的军队，说在改组后我们的军官和战士将获得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和津贴。这一条主要地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现在美军观察组，在参观陕甘宁边区、晋西北、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我们在敌后有几十个根据地，大的有17个。我们愿意你们组织几百个人的观察组，到各根据地去看看来做出结论，应当改组的究竟是哪一种军队。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关于薪饷待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饥寒交迫，走路都走不动，士兵月薪50元，只够买一包纸烟。我们的军队，吃得饱，穿得暖，走起路来蛮有劲。现在要我们拿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那不是要我们军队也和他们一样吃不饱、穿不暖，走路都没有力吗？这如何使得呢？

我们的意见大要如此。对赫尔利将军为了帮助中国而不辞劳瘁长途跋涉的热忱，我们在延安的人们深表感谢。关于中国三个区域的实况，我们感觉到有告诉你的必要。

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要破坏解放区的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

我很愿意和蒋介石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

对于毛泽东上述谈话，包瑞德在他的记载中是这样评述的：

“毛主席首先有礼貌地作了一番最简短的挖苦，接着就对蒋委员长和国民党政府进行抨击。他提出好多点指责，直截了当地指出，正是国民党顽固地拒绝与中共妥协，因此阻挠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他宣称，中国必须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它政党的联合政府，为此目的，现政府必须加以改组。毛强调，蒋委员长决意拖延政府改组，直至击败日本之后，如果情形如此，结果会造成政府的崩溃。毛坦率地宣称，国军已经失去战斗力。在195万大军之中，77.5万人用来监视共产党，而最近在所有对敌战役中，其余的士兵都逃跑了。他说，在另一方面，中共竭尽全力进行抗战，牵制了大批侵华日军。对于共军应领取与国军相等兵饷以津贴之建议，毛指出国军每位兵士的兵饷只足够买一包中国香烟，共军士兵吃得好，穿得好，身体强壮，而蒋军士兵却饿着肚子，衣衫褴褛，许多人羸弱多病，甚至短程行军都不行。

毛主席关于国军的一些说话，我是同意的。我知道他们所领取的贬值货币根本没有购买力，他们的口粮少得可怜，人体必要的维他命尤其缺乏，而且他们的制服的质地甚差。我自己曾亲眼看过一些士兵走了短短一段路程之后，就倒下来死了。但是，我仍然认为，在会谈中过早对国民党进行抨击，对他本身利益而言是一项错误，因为我感觉这种做法会使赫尔利将军对整个共产党的运动产生偏见。”

接下来的情况，包瑞德记载道：

“赫尔利将军对于毛抨击蒋委员长和国民党的谈话做出了迅速的反应，他指出国军最近在缅甸北部和萨尔温江赢得几次重大胜利，为此目的不得不在事前由华中前线抽调兵员物资，结果在华中地区战事失利。他说，他感觉主席所说关于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话，好像是中国的敌人或者希望中国继续分裂的人所说的。

赫尔利对毛抨击蒋委员长和国民党的话做出反应之后，我感到毛有些震惊。但是，他犹豫片刻之后，就进行有力地反击。他说：‘将军，我所说的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话，是罗斯福总统、丘吉尔先生、孙科博士和孙中山夫人都说过的。你认为这些人士是中国的敌人吗？’

毛否认他的言论有如中国之敌人的言论后，赫尔利将军的回答在我看来表现了充分的谈判技巧。显然他感到继续争辩毛对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抨击并没有好处。或者，他大概承认这位中共领袖的回答是有力的，于是他改变了语调。他说，他误解了主席谈话的意思，而且，他回答毛的一项具体指责，承认国民政府确有些贪污现象。赫尔利将军明确表示承认毛真诚希望中国和平并且继续有效进行抗战之后，气氛缓和了不少。赫尔利将军接着声称，蒋委员长愿意在全中国军队的最高管制机构——国民军事委员会中让中共占有一个席位，这是他有意与中共达成协议的明证。

毛立刻嘲笑这个建议，断然声言这是毫无意义的。赫尔利将军进一步说，它至少让中共一只脚踏进门来。毛加以反驳，说如果双手给人绑在背后，一只脚踏进门户是毫无意义的。赫尔利将军又说，中共在国民军事委员会占有一席，就能了解所有重要的军事计划和行动。毛再嘲笑这个建议，指出许多军事委员会委员对军事行动毫不知情，而且整个委员会好久没开过会了。

赫尔利将军于是采取一个我认为是明智的步骤。他说：‘主席，如果你认为蒋委员长邀请你参加联合政府的条件不公平，那么你在什么条件下才愿意参加呢？’

赫尔利将军要求毛提出达成协议的条件，毛表示他需要花一些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和党的其他领袖讨论。他较早时已经在会谈中声明，在不破坏抗日根据地军队与不放弃民主原则的前提之下，中共愿意与国民党谈判以解决分歧。他建议下一次会谈在明日下午举行，那时他会提出达成协议的建议。”

11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第三次会议，讨论毛泽东与赫尔利谈话的问题，拟定答复意见。

与此同时，包瑞德则驾驶着观察团的吉普车带赫尔利参观了延安和郊外的一些地方。

11月9日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举行第三次会谈。他代表中共中央把修改充实后的5点建议递交给赫尔利，其内容如次：

1、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共同合作，统一中国一切武装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

2、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代表的联合政府，颁布及实行用以实施军事、政治、文化的新的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3、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确立思想、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及向政府请求平反冤狱权力，实行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的各项政策。

4、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5、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接下来的情形，包瑞德是这样记载的：

“赫尔利将军念完了条件，接着这么说：‘我认为这些建议是完全合理的，但我以为它们还不足够。如果毛主席不反对的话，我想要加以详细研究，并且在明天上午提出一些建议。’中共代表听赫尔利将军说，要研究各项建议以便扩大其范围，似乎吃了一惊，但是没有人提出反对，于是宣布休会，并定次日上午开最后一次会议。”

11月9日晚上，毛泽东得知毛泽普、毛远翥即将随南下支队出发，就把他俩请来窑洞，为他们饯行。他特意叫厨师炒了几个家乡菜，还让江青作陪。他指着毛远翥二人向江青介绍说：

“他们是我老家韶山的，玩泥巴出身，现在他们参加革命了。回南方去。”

江青打量着看上去很斯文的毛远翥，说：

“现在像个文化人样子了。”

毛泽东问毛远翥说：

“部队明天就要出发，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了。”毛远翥高兴地说：“我早就想到南方去了。”

“是不是想家了？”

毛远翥点点头。毛泽东说：

“去吧，到家乡去看看父母，看看乡亲们，顺便也代我问问他们好。你们这次去南方，会遇到很多困难的。南方大片土地还未解放，敌伪顽固势力还很猖獗，各种各样的困难都可能出现。因此，要充分依靠白区的党组织，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壮大我们的力量。千万不要脱离群众，回去要像松树一样，经受风雨的考验，百折不挠；要像柳树一样，有顽强的生命力，插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生长。”

11月10日上午，毛泽东与赫尔利举行第四次会谈。赫尔利提交了修改后的5点建议。包瑞德记载道：

“这些条件后来称为中共之5点建议，内容如下：

1、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合作，统一中国全部军队，以便立即打败日本，重建中国。

2、目前之国民政府应改组为联合国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政党与中立政治团体代表，实施新的民主政策，有效地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之改革，同时国民军事委员会亦应改组成为联合国民军事委员会，包括所有抗日军队之代表。

3、联合国民政府将按照孙中山之原则，在中国建立民治、民享、民有之政府。联合国民政府将执行进步与民主之政策，确立公理、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保证向政府申诉之权利、申请人身保护之权利与居住权利。联合国民政府之政策亦将保证免于恐怖之自由及不虞匮乏之自由。

4、所有抗日军队皆必须遵守并执行联合国民政府与联合国民军事委员会之命令，并将受到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承认。外国供应之物资将予以公平分配。

5、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

当赫尔利将军把以上条文拿给中共代表看时，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明显看出他们非常高兴。由于他们知道赫尔利将军在来延安之前曾与蒋委员长举行冗长的商讨，因此他们预料他会力求削弱他们的条件，却料想不到他居然会加以扩大，简直把美国宪法所保障的每项权利都包括在内。经过修改的条件在11月10日上午递交中共领袖后，余下的会谈好像联谊宴会，在座者皆大欢喜。只有观察团的一位指挥官讲了一句不开心的话，他说现在遗留下来的全部工作就是争取蒋委员长接受这些条件。在会谈中提出条件和接下来的喜气洋洋的聚会花了很长的时间。时候不早了，我们来不及吃午餐，就准备去飞机场。正当我们要离开会谈场所时，赫尔利将军提出一项最后建议。我们站在会堂外的美丽的灿烂的秋天阳光下，他对毛泽东说：‘主席，你和我应该签名，表示我们承认这些条件公平合理，我以为这样做才妥当。’于是，他们把几份有关文件摆在一块不高不矮的扁平石头上，在上面签名。我清楚记得毛签名的方式好像美国人签支票，而不是在两份文件上盖印。文件上还特意留下一块空白，下面用打字机打上蒋介石的姓名。如果蒋介石日后同意的话，就可以在文件上签名。

为了对赫尔利将军表示公平起见，我要在此提起一件事。正当他和毛准备签名的时候，他说：‘毛主席，你当然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件公平合理，我不能保证蒋委员长会接受它。’这时，周恩来提出一点警告，我认为是明智的警告，大意是说应该先把条件直接递交给蒋委员长，不能先让宋子文和其他国民党政府官员阅读。

毛主席拒绝了赫尔利将军所提出的毛主席应亲自飞往重庆与蒋委员长讨论条件的建议，但周恩来和他的秘书陈家康将飞赴重庆。在赫尔利将军的建议之下，我也要随机前往重庆。”

这里尚需补充的一件事是，毛泽东在赫尔利修改后的文件上签名之后，接受赫尔利的建议，给罗斯福总统拟了一份电报稿，交工作人员发往美国。他在电文中写道：

罗斯福总统阁下：

我很荣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3天之内，我们融洽地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8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地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一致通过这一协定之全文，并准备全力支持这一协定而使其实现，我党中央授权我签字于这一协定之上，并得到赫尔利将军之见证。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总统阁下，我还要感谢你为着团结中国以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的利益之巨大努力。

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历史传统的深厚友谊的。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44年11月10日于延安

11月10日下午，延安各界人士在新飞机场为南下支队第一梯队举行欢送大会，王震和王首道率部集结在机场上，接受毛泽东和朱德的检阅。

此前，王震曾去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嘱托他，在进入湖南后，派人到韶山冲将毛泽覃和周文楠的儿子毛楚雄带到部队上。王震非常爽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大会结束后，南下支队第一梯队便出发了。

11月10日这一天，汪精卫因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

在临死前一个月，汪精卫曾写下了《最后的心情》一文。他写道：“铭盖自毁其人格，置40年为国家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艰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好一个大卖国贼，竟然是至死不悔！可谓死心塌地也！

11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广东区委负责人尹林平，命令华南东江纵队“特别注意西江，迅速向桂林、柳州发展。以便明年能和湖南部队（对外守秘）向桂林南进部分取得联系。”

11月15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追悼邹韬奋的专刊上题了词。

邹韬奋是在1944年7月24日因患癌症病逝于上海，此时上海还处于日军的掌控中，因而有关他逝世的消息只得秘而不发。9月下旬，新华社在延安发布了邹韬奋逝世的消息，中共中央准备为他举行追悼会，由周恩来、吴玉章、博古、邓颖超、周扬、艾思奇、柳是、张仲实、张宗麟、姜君辰、林默涵、李文、陈今吾等13人组成了治丧委员会，有关邹韬奋的唁电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9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邹韬奋家属发的唁电中说：“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新华社也发布了邹韬奋逝世的消息，《解放日报》为此还发了社论。毛泽东在《解放日报》追悼邹韬奋专刊上的题词是：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后来在11月22日，即邹韬奋和救国会其他六位领导人1936年以“救国罪”被逮捕的日子，各解放区都举行了韬奋同志追悼会。其中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的追悼会最为隆重，场内场外挂满了挽联和悼词。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追悼会，朱德、陈毅先后在追悼会上讲了话。

11月20日，南下支队第一梯队从陕西省绥德东进，于次日到达黄河西岸的佳县螅蜊峪一带，用了两天时间从这里渡过黄河，然后通过山西省离（石）临（县）公路，进入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吕梁山区，很快逼近日军占据的同蒲铁路。

第一梯队在通过陇海铁路南进时，遇到了国民党的军队，他们不听南下支队的耐心劝说，并开枪阻拦。南下支队忍无可忍奋起反击，越过铁路，涉渡洛河，继续向前，边打边走，在河南鲁山县城以南地区和日军进行多次激战，打退了敌人的阻击，通过平汉铁路，于1945年1月徒涉信阳浉河，向豫鄂边境急行，进入中原解放区。

11月21日晚，毛泽东因周恩来要去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就给沈雁冰写了一封信让周恩来捎去重庆。他在信中写道：

雁冰兄：

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敬祝

健康！

毛泽东上

接着，他又给郭沫若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早在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了周恩来托林伯渠从延安带给他的延安出版的历史剧《屈原》与《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他在10月底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于毛泽东如此重视他的《甲申三百年祭》，表示感谢。郭沫若还在信中盛赞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与丰功伟绩，同时对共产党也提了一些建议。毛泽东读了郭沫若的来信，非常高兴，便在复信中写道：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是会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及精神焕发！

毛泽东 1944年11月21日，于延安

1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给柳亚子写了一封信。

此前在11月间，柳亚子接到郭沫若的密邀，在宴会上认识了周恩来。郭沫若提议柳亚子讲几句话，口吃不畅的柳亚子沉思片刻后才说出了两句：“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将柳亚子的近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转交了柳亚子的近照。毛泽东在给柳亚子的信中写道：

亚子兄：

广州别后，18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吧？没有病吧？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敬祝

健康！

毛泽东

再说赫尔利从延安回到重庆后，试图说服蒋介石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在他看来，“最重要地是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如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成功了。”

11月22日，蒋介石对赫尔利已经签字的5条协议既不表示反对，也只字不提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的事，而是另行提出了一个3点反建议草案，要求共产党将所有的军队改编为国军，交给国民党指挥，这样才能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他这一招太极推手，顿时把赫尔利弄了个180度大转弯。赫尔利哪里明白中国人的把戏，又转而支持蒋介石了。他派巴雷特上校带着5点协议，前往延安与毛泽东协商，看是否有修改的可能。毛泽东见赫尔利如此混蛋，顿时发了脾气，怒骂蒋介石是杂种，又对着这位美国人吼道：

“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当巴特雷回去向赫尔利汇报时，赫尔利也是暴跳如雷，骂“毛思同”先生是“混蛋”。就这样，美国政府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者之间，再一次选择了偏袒国民党的政策。赫尔利在白宫的授意下，出尔反尔支持国民党作为反建议的3点草案。由此，国共谈判形成了僵局。赫尔利为迫使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3点草案，下令美国所有驻华机构中止与共产党商谈军事合作问题。同时，又把他认为有“倾向共产党”嫌疑的外交官和军官，或撤职或调离，连驻延安观察组的主要负责官员也均被撤换。

11月23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

“我们开七大宣布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是一种步骤；另外一个步骤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时不搞，还是提成立联合政府。”

刘少奇赞成第一种步骤，他说：

“联合政府有两个，一个是以蒋为主的，一个是以我为主的。蒋介石不搞国是会议， 不改变政策，我们参加是没有好处的。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快点成立好。半年后即可看清形势。”

11月底，吕正操和林枫一起来到延安参加“七大”。

早在1939年贺龙离开冀中时，吕正操就给毛泽东写过信，简要汇报了冀中的情况，并表示了想到延安学习和见毛泽东的愿望。1943年11月，吕正操调任晋绥军区司令员，一年后，便作为晋绥的代表准备去延安参加“七大”，其心情之高兴可想而知。11月上旬，他带着妻子刘沙和孩子离开兴县，与晋绥军区政委林枫一道去延安。

在延安，吕正操先住在联防司令部，后移往杨家岭。联防司令部是几排平房。吕正操和林枫住隔壁，贺龙、徐向前、谭政、张经武等人住在他们后面一排平房。美军观察组就在联防司令部的左面，他们自己发电，有电灯。吕正操还去那里和他们打过桥牌。吕正操听说毛泽东为开好“七大”，要找外地来的代表谈话，就兴奋地等待着这一天。这是他早就渴望的事了。没过两天，就有人来通知他：毛泽东要接见吕正操一家和林枫。这虽然是意料中的事，但当愿望变成现实时，他们全家还是欣喜非常，两岁的孩子手舞足蹈，兴高采烈地喊着：

“我要见毛主席了!”

吕正操走进窑洞，来到毛泽东的跟前，一时间好多心里话却不知从何说起。倒是毛泽东先开了口，微笑着说：

“你那封信我是看了的，就是你那个签字为难了我，猜了半天，才认出是吕正操三个字，干吗要把这三个字连成一个字呢？”

吕正操不好意思地笑了。这天，毛泽东留林枫和吕正操全家在他的窑洞吃了午饭。两天后，毛泽东又派人把吕正操和林枫接到枣园，一起用餐，并详谈到深夜。临走时，毛泽东亲自端着蜡烛照明，送他们走下山坡，上了汽车。

1944年12月1日，陈毅就自己的思想变化，给毛泽东写信说：

“在几年整风弄清路线原则之分歧后，做大度的自我批评，讲团结对外，这足以教育一切人。华中的团结亦只有走此道路。回想几年华中工作，被我打击屈服的高级干部，至少也在一打以上，只有自己批评去打通思想而团结对外才是于党于己的有益办法。去冬在华中，我不理解这一点，所以满腔愤愤不平之气。赴延留别诗中说：‘知我二三子，情深更何言。去去莫复道，松柏耐岁寒’。这仍包袱很重，自以为残菊傲霜。春间到延，你要我于华中近事取得教训，略略纾解情懑。近事与许多人谈话，广泛阅读文件，似乎更感觉以前所见不免皮相，才知道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别人的批评反对，其中事出有因，查实无据者有之，而自己过与不及两种毛病则所在多有，那种‘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已’的自己条条做到的态度，实在要不得。”

毛泽东接到陈毅的信，边阅读边点头，自然十分高兴，12月1日这一天，他在给陈毅的复信中写道：

陈毅同志：

来信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

今日已电渝不交复案，周、董均回，拖一时期，再议下着。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白区劳绩必须承认，你说得非常之对。还有“南北”问题，南方党问题，久想讲，那天临时忘了，恐怕还有别的。七大讲一次，似有必要。一切不公不平之事，必须使之归于公平，以利团结对敌。有所见时，请随时告我。

自从你及聂公开后，伯承即无秘密之必要。昨日党校的会，请他未到，是未正式告他可以公开之故。请你先告他，我亦当告他。

下游干部配备请和彭真一商。你的意见我以为是好的。

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见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敬礼!

毛泽东

1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四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报告。

12月8日，毛泽东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包瑞德会谈，他在谈到与国民党的会谈时说：

“由委员长向我们提出的3点建议的首要之点是，共产党的军队必须服从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改编。这意味着把我们的军队完全置于委员长的控制之下，其结果将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裁减我们的武装力量，那时，我们将任其摆布。”“与这种相当于完全投降的交换条件相应的是，总共才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名额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当年的重要将领冯玉祥、李济深二位将军也是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他们对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毫无影响。”

“我们被告之，要我们牺牲自己以拯救局势是高尚的事情。我们看不出把我们置于任蒋介石摆布的境地，能有助于解决当前的危机。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让步，我们将获得世界的赞许。但是，如果我们让委员长绑住手脚，世界的赞许对我们没有一点用处。”

毛泽东为了了解美国方面的反应，向包瑞德通报了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想法。包瑞德不无担心地说：

“组成联合委员会进而建立一个独立政府，会使蒋介石关于共产党人是叛乱分子的说法得到证实；美国大部分舆论或许都要认为你们是叛乱分子；如果日本人在昆明和贵阳被击退，你们将十分难堪。”

毛泽东给包瑞德上校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包瑞德后来说：

“他给我留下了一个极为好的演说家的印象：他总是神态自如。当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的观点时，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没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演说家，通过他的手势吸引他的观众，那么，他就是毛泽东。”

包瑞德后来还承认：中国共产党“给予美国陆军的合作和实际协助的程度，几乎是尽善尽美的。”

12月9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第五次会议，讨论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

“在目前情况下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也要从反面考虑一下。虽然不叫政府而叫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但是要想到，美国不帮助，蒋介石取消八路军，中间派不赞成，我们是否会孤立。”“现在只成立准备委员会，中央主要负责人不要公开发表讲话，也不写社论，看看情况再讨论决定。”

12月11日，王若飞致电延安，转告“包瑞德认为当我们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时，蒋介石会宣布我们搞分裂而打击我们”。

12月12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

“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缓成立，报上也不宣传，可放口头空气。现在全国总的任务是建立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其他的不提，七大也要采取这种态度。”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

“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们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题目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讲，他说：

“1944年快要完结了，我们在1945年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有些什么工作在明年要特别注意去做呢？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现在美国已打到莱特岛，并可能在中国登陆。同时，日本侵略者已打通了由东京到新加坡的大陆交通线，中国的沦陷区更加扩大了。敌人是否会停止它的进攻呢？我看还不会停止，它还有可能再向我国西南部及西北部进攻。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必定又要玩弄诡计，企图通过中国的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政府投降。中国内部的状态仍然是不团结，国共谈判毫无结果，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被中国反动派人工地分裂着。正面战场的战事，节节失败，国民党当局仍然固执其为全国人民所不满意的一党专政及其失败主义的政策，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团结与民主的建议。只有艰难缔造的广大的中国解放区，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团结各界人民，建立了英勇的军队，粉碎了一切敌人的进攻，并能发动攻势，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必须使全国人民明白，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我们经过林祖涵同志曾经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又向国民党当局用书面提出了，最近周恩来同志又专为此事去重庆谈判一次，但是依然没有结果。在目前，很清楚的，单是谈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只要中国有一个真正实行民主政策的、能够动员与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的联合的中央政府出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就会很快了。为了这个目的，大家应该想出许多办法来。

在大后方，我们必须援助被反动当局压迫的民主爱国运动，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敌人的进攻，必须警惕投降主义者背叛民族投降敌人的阴谋活动。青年们及其他各界，应该有许多人到敌人占领的地方去打游击，广大群众则应当准备在一切敌人可能到的地方就地抵抗。同时，解放区则以自己的英勇作战行动及发动新地区的游击战争，有力地援助大后方。大后方的一切人民，一切爱国党派，都有责任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努力。大后方已经有许多党派，许多工业家、教授们、学生们，甚至许多国民党人，赞成联合政府的主张，认为这是目前抗日救国的唯一正确道路。但是现在的力量还不够，应该号召广大的人民起来为此而奋斗。

在沦陷区，广大人民遭受敌人的残酷压迫，渴望解放。我们必须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配合军队的进攻，里应外合地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我们的兄弟姊妹们。这一任务，现在必须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十分迫切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难都要去做。在这个工作中，法国共产党与法国人民有了光荣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法国的经验。在沦陷区人民中，应解释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必要，使他们知道只有这个政府出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解放就快了，号召他们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在解放区，这里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截至1944年11月止，有了65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有了200多万民兵，有了9千万被解放的人民。1944年一年中，我们不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哪一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在1945年有些什么工作值得特别指出的呢？我认为，1945年，中国解放区应该注意”：

“扩大解放区。无论哪一个解放区的附近，或其较远之处，都还有许多被敌伪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军队应该进攻这些地方，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这种进攻，是完全必要的与可能的，我们的军队已经举行了很多这样的攻势，特别是今年有很大的成绩，明年应该继续这样做。在一切新被敌人占领、尚未建立解放区的地方，例如河南等处，必须号召人民组织武装队伍，反对侵略者，建立新的解放区。几年的经验证明，组织众多的经过训练善于执行军事政治各方面任务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去袭击敌伪，组织人民，以配合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有很大的效力，各地都应该这样做。”

“敌人的进攻（‘扫荡’）是不会停止的，我们应该经常警惕，随时准备用反‘扫荡’粉碎敌人的进攻，没有这种警惕是不对的。不要以为我们强了，敌人弱了，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现在已经改变了，须知敌人还是强的，它决不会忘记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比敌人弱，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并执行正确的军事政策及其他政策，才能改变这种形势。只有到了我们占优势的时候，敌人进攻这回事才会成为不可能了。”　　　　　　　　

“1945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　　

12月22日，毛泽东在给邓宝珊的亲笔信中写道：

宝珊先生吾兄左右：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8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8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应，未知先生以为然否？何时获得晤叙机会，不胜企望之至。

专肃，敬祝健康！

毛泽东 上

12月26日，贺龙见到住在和平医院养病的毛远志，招呼她说：

“今天是你伯伯的生日，你要去看看他呀！”

毛远志说：

“这儿离枣园那么远，我去不了。”

“就搭我的车子一起去嘛！”

贺龙带着毛远志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见朱德早已来了，便与二人打了招呼。毛泽东指着毛远志对朱德说：

“这是我的侄女，泽民的女儿，叫远志，志向远大啊！就是头痛个要死。”

这一天，毛华初、章淼洪，还有胡觉民带着女儿海英，都来了。吃饭时，毛泽东与朱德、贺龙、江青坐在一起，毛远志、毛华初、胡觉民、章淼洪带着海英和李讷在另一间窑洞里。毛泽东走过来看望他们，毛远志等起身祝贺老人家生日快乐。毛泽东也高兴地说：

“祝你们身体健康。”

12月28日，周恩来奉命致函赫尔利，拒绝了蒋介石的3点反建议。他还在公文中写道：

“如果国民党政府欲向国外表示其与民更始之决心，应先自动实行：1、释放包括张学良、杨虎城、廖承志等大批爱国政治犯；2、撤退包围边区及抗日根据地的军队；3、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4、停止一切特务活动。”

欲知国民党能否向好的方面转化，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请认真研究一下毛泽东与赫尔利的4次会谈以及毛泽东在11月10日发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报吧。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在翻历史旧账时动辄说中共破坏了团结抗战，还有一些人也时常把“闭关锁国”、“外交一边倒”挂在嘴上往领袖身上泼脏水，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无疑是击破他们谎言的铁证，也是教育那些受到蛊惑的善良人们的良好教材！

第65章 1945年1月—

“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话说1945年1月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等问题给冀鲁豫分局的指示，他写道：

冀鲁豫分局并告北局：

一、黄（指黄敬，1944年冬到延安治病休养——笔者注）病假期间，由宋任穷兼代冀鲁豫分局书记与军区政委。

二、冀鲁豫尚有广大地区未实行减租减息，务必在今年彻底发动群众实行。在太行山整风的1000多平原干部可否从速结束整风，专心学习土地政策与减租减息工作后，望北局及太行区党委派负责人向他们作报告，将太行区减租及生产经验告知他们，派回平原去发展大减租运动。须知土地政策的彻底实行，是我党政军取得广大农民拥护的关键。万不应迟缓忽视。

　　中央 子东

1月3日，毛泽东发表《延安权威人士评蒋介石元旦广播》一文，他写道：

延安权威人士发表对于蒋介石元旦广播的评论。该评论称：

蒋介石在其广播中开始说：抗战“8年以来，要以去年这一年为危险最大而忧患最深的一年”。这句话鲜明地反映了由于国民党失败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危机之深刻性。对于陷国家于如此危境的原因，蒋氏要求“全国上下”“彻底地反省和一致地觉悟”。可是蒋氏本人却既无反省，又不觉悟。蒋氏说：“过去这种弱点和错误的存在，政府与社会都有其责任。就政府来说，一方面是战时行政不够积极，不能彻底。另一方面是顾恤人民的困难，不愿增加人民的负担，……结果影响了战斗精神，影响了军纪、风纪，最后影响了军事。”在蒋氏统治的区域内，人民负担占收入80%左右的时候，蒋氏竟说什么“不愿增加人民负担”，确实要有很厚的脸皮才说得出口。蒋氏不但不肯指出蒋氏自己及其一群的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寡头专政为一切战争失败与国事败坏的总根源，反而将责任推诿给“社会”。就这一点来说，这是由于全国人民痛恨蒋氏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寡头专政，达到了空前高度，怒骂指责，无日无之。为了平抑众怒，蒋氏不得不轻描淡写地对于他的政府工作，说了“不够”二字。但随即抬出一个“社会”，说什么“社会”也“有其责任”，借以欺骗那些政治水平不高的人们。但是“社会”里一切受蒋氏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人民，已经逐渐清醒起来，他们知道受压迫的人民是不能担负这种责任的，唯一应负责任的是蒋氏及其一群的寡头专政、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路线。既然政府的责任只是一个工作做得“不够”，而且还有“顾恤人民困难”的深恩厚泽，那么这个政府，就应该万岁万万岁。可是蒋氏觉得不然，他又在其广播中说：“我觉得我们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战争结束以后，……我现在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归政于全国的国民。”岂不有些奇怪？但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最近几个月来形成的极其紧张的政治形势，迫着蒋氏将其早已发出的不兑现纸币，填上一个似乎不很久就有希望的实无日期的日期。可是蒋氏这一声明，决不会有什么积极影响，因为他的这种声明，仅仅将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毫无记性这一点上。可是中国人民是有记性的，他们记得国民党政府开过很多支票，请看：“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日为宪政开始日期”，“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开国民大会，开始宪政”，“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国民大会”，“至迟要在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限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抗战结束后一年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蒋介石先生，我们要问你：你的票子不是早已填上了许多确定兑现的日期吗？第一张，“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日”，第二张，“民国二十四年四月”，第三张，“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均在“七七”抗战以前，那时并无“军事紧张，国民大会的召集，事实上陷于困难”的情形，何以一次也不兑现？抗战七年半，不论哪一年均比现在的“军事紧张”情形要好些，何以不兑现？你现在开的一张，又答应在“候我们军事形势稳定……的时候”，请问你的寡头专制与失败主义路线不改变，你的“军事形势”能够稳定么？“俟我们反攻基础确立……的时候”，请问在你的寡头专制与失败主义路线之下，你的“反攻基础”能够“确立”么？“候我们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请问何时“更有把握”？你不是历来都说“绝对有把握”么？何以现在忽然觉得缺少把握了呢？你一向压迫人民，垄断抗战，妄自尊大，为所欲为，到了1945年元旦，忽以缺乏把握宣告于世，请问你及你的一群，该当何罪？还有什么资格来谈国民大会？孙中山还在1925年的临终遗嘱上就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你违背孙中山，从人民手里篡夺政权，建立你的血腥寡头专政，人民不赞成，基础不稳，你就三番五次以召开国民大会空言骗人，过去还有确定日期，现在日期也没有了，抗战胜利的把握也没有了，请问该当何罪？就拿你的话来说吧，在抗战期内召开国民大会，请问是战前贿选出来而在战后大部投汪附逆了的那个“国民大会”，还是重新选举的呢？如果是前者，谁要那个不但死了，而且臭了，不但臭了，而且烂了的“国民大会”呢，如果是后者，如何选法？谁来执行？谁来监督？不先消灭寡头专政，彻底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代之以民主的联合政府，消灭特务机关，给予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请问有什么民选的国民大会可言？袁世凯开过洪宪国会，曹锟开过猪仔国会，难道到了今天还有什么独夫民贼胆敢召开什么蒋家国民大会或猪仔国民大会么？

延安权威人士于揭破蒋氏召开国民大会的无耻欺骗之后，结语称：为了抵制全国人民所属望的立即建立联合政府，蒋氏搬出了挡箭牌。可是蒋氏及其一群的所谓“国民大会”，早已臭名远播，不搬还可藏拙，搬出一次就会臭气大发一次。孟子说道：“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西子是个美人，蒙了不洁，人皆掩鼻。一个独夫浑身浸在粪缸里，怎能叫中国人民不掩着鼻子开跑步呢！若欲人不掩鼻，除非洗掉大粪。

1月7日，西北局和边区的主要负责人高岗、林伯渠、贾拓夫、刘景范、李维汉，在毛泽东处谈劳模大会总结问题，刘少奇也在座。他们向毛泽东反映，党外对区乡干部有意见。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原因，这才知道一是区乡干部文化水平低，缺乏理论修养，独立执行政策的水平差；二是区乡干部处在第一线，工作任务重，上级机关在下达任务时，有时不考虑实际，下达的任务根本无法完成。他非常生气，他说：

“热过头了，要泼点冷水。”

稍后，毛泽东平静下来，接着说：

“上级指示行不通的，打个招呼顶回来，才是真正对革命负责。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上级指示也不可生硬。”

1月9日，毛泽东为了使初步建立起来的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不致破裂，他又打出了一张牌，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如果罗斯福把他们当作中国主要政党发言人接待的话，共产党愿意派出毛泽东或周恩来，或者他们二人，前往华盛顿同总统本人会谈。

毛泽东在信中还要求，如果罗斯福不打算邀请他们，请予以保密，以免激怒正在与共产党进行不愉快谈判的蒋介石。

第二天，周恩来也在给魏德迈的信中嘱咐他务必不要让赫尔利知道此事，因为共产党对他持不信任态度。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送给在重庆的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可惜事不凑巧，此时的魏德迈并不在重庆，而魏德迈与赫尔利之间有代为拆信之约，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这两个信件全落在了赫尔利的手中，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赫尔利电告罗斯福说：“国民党是能治理中国的唯一力量，中共势单力薄，不成气候。”赫尔利建议罗斯福总统不要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对话。

这正是：事缘不凑巧，外交并非一边倒。中美交恶数十载，始自小丑捣。

1月1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向463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发表了重要讲话，题目是《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他说：

“各位劳动英雄，各位模范工作者：

你们开了会，总结了经验，大家欢迎你们，尊敬你们。你们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这就是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第二个，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第三个，桥梁作用。你们是上边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

你们有许多的长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以骄傲。你们被大家尊重，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过去已有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学他们。”

接下来，毛泽东着重讲了经济工作，他说：

“近几年中，我们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这还只是开始。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我们必须使农业、工业、贸易三方面都比现在有更大的成绩。”

“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1月18日，毛泽东为书记处起草关于对待国民党军队执行自卫原则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有关区党委：

为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见，请你们通饬有关各部队，对于国民党军队，我军谨守防地，不得发生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仅在彼方进攻时，我应执行自卫原则。如发生大的事件，须先行报告，待命处理。

　　中央书记处 子巧

1月23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加强冀鲁豫根据地工作给北方局的指示，他写道：

北方局：

最近冀鲁豫根据地有极大发展，人口将近2000万，超过太行、太岳数倍，为敌后最大根据地，但减租减息大半尚未实行，各种政策尚未完全上正轨，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尚不巩固，而黄敬又因病离职。为此，中央特向你们提议，北方局即时进至冀鲁豫根据地工作，并从太行、太岳抽调一批减租减息有经验、群众作风又好的干部到冀鲁豫，普遍发动冀鲁豫群众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求得根据地进一步地巩固。在有数千万人口的根据地，中央土地政策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认真贯彻。北方局必须亲自负责到平原去工作至少半年至一年，协助分局完成这一伟大任务。冀鲁豫因地区广大，须要成立三个至四个区党委与军区，并须增派一些得力干部去工作。其次，总部与野政仍留太行继续掌握与收集各大城市及交通线上的情报，以及甄别抢救运动中的干部，领导军事生产等。以上望你们与分局商量后电告。

　　中央 子梗

1月27日，王震、王首道率领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到达鄂豫边的大悟山根据地，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5师会师，向第5师移交了从延安带来的900余名干部。

1月28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给周恩来的指示，他写道：

周：

南方局在目前时期的工作，除开进行一般的民主号召与上层联络工作外，应用大力进行下层的群众工作。为了准备可能的日本对于云、贵、川的进攻以及将来国内的重大事变，我们必需在大后方的农村中建立可靠的基础，南方局及大后方各地党的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训练与动员一批党员、进步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联系深入到农村去，用合法的以及非法的办法去为农民群众服务，联络农民以及民团等。只有这一工作获有大的成绩时，然后才能在日本进攻中或国内重大事变中有雄厚的与可靠的基础发动游击战争。这个工作望你与若飞商量，加以布置。

　　中央 子俭

1月31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社论，他写道：

“根据1月28日《解放日报》所载张平凯同志关于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运动的报道，晋察冀边区的许多游击区内，已于1944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收到了极好的成绩。”“‘使得大家的给养有了改善，每人每日增加到5钱油和盐，1斤菜，每月斤半肉。而且几年没有用过的牙刷、牙粉和识字本，现在也都齐全了’大家看，谁说游击区不能生产呢！”

“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要求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完全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个‘能够’和‘必须’，事情就可以普遍地办起来。”“1945年，整个解放区，必须全体一致地从事一个比过去规模更大的军民生产运动，到今年冬季，我们来比较各区的成绩。”

1945年2月7日，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彭雪枫举行追悼会。毛泽东痛悼爱将，以他和朱德、彭德怀、陈毅的名义，为彭雪枫撰写了一幅挽联，其词云：

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垂，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

千万里破碎河山，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

毛泽东还为彭雪枫题写了挽词，他写道：

“雪枫同志在与敌人斗争中牺牲了，全民族和全党都悲痛这个损失。为了补偿这个损失，应该学习雪枫同志的英勇精神，更加努力扩大解放区，扩大八路军、新四军，促成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使日本侵略者在有效地联合打击下早日消灭，使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早日实现。”

2月11日，毛泽东为转发胡宗南给蒋介石的密电，起草了军委的指示，全文如下：

此报转发5师、北局、王戴（指王树声、戴季英——笔者注）、刘子久、太岳、五台。

胡宗南给蒋介石密电

自去年8月以来，共党刘伯承129师主力，向黄河南岸窜扰。入豫旅长陈赓（军校一期，湖南人），设豫西指挥部于登封附近，向豫西各地，乘隙窜扰，建立根据地。渑池有韩钧，3000余。偃师有一支挺进军，2000余。汜水有李静，1000余。临汝有王焕成统帅之豫西独立第2支队，10000余人。叶县、舞阳、鲁山，有董必谦豫西独立第一支队，1000余。桐柏山脉有13旅周坚志，5000余。确山有李先念第5师，1000余。汝南有14旅吴林焕，1500余。正阳有华北支队李卓英，900余。汉川有萧华南支队赖朋，1000人。光山有15旅杨经营，3000人。信阳有豫南挺进纵队周映升，1000人。此皆匪军精锐，近来人数虽不多，但预想半年后，共党活动诱惑力量必更大。这些部队相当精干，及因经费充足，政工人员善于诱惑欺骗，对民众要给之粮食、柴草，均以现金法币付价，且有超过原市价者。因而彼对豫西民众，政治上成功，收获甚大。而我方游击队，挺进队，及地方团队，吃百姓，穿百姓，百姓正当担负以外，又额外摊派。额外摊派外，甚至勒索、欺压、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水深火热。因此，代表抗战之国民党，所给人民之印象，与奸军恰相反。自去年6月后，河南2000余万人口，现仅余700余万。而现存之700万人，亦正动摇于匪我之间，不能确保，此乃极大腹患，亦为吾人特应警惕者。在此局势下，如果我们不动，则5个月后，一切皆非我有。无论美方对我军队整训如何之精，美国装备如何之好，也难打出去。再过两月，刘伯承指挥部必移豫西，国军陷入包围封锁，联络切断，豫、鲁、皖、冀，将均非我有。应请中央下最大决心，对黄河以南，平汉路以西地区之奸匪，进行清剿。虽用很大兵力，用多少金钱，在所不惜，方能挽回这一局面。基于上述，拟定对策如次：

一、派新一军，以两个师，分两个纵队，给以特种装备，特种组织，及经费，以伏牛山为根据，向渑池、新安、洛阳、临汝、登封、鲁山、叶县、漯河渐进。另以周贵昌部，编成6个纵队，经侯马，临汾，向太行山，中条山区前进，以为策应。详细办法另拟。

二、在灵宝、卢氏、南阳、洛阳、登封、鲁山、叶县、驻马店、温河、新郑、郑州，各设战地学校一所，收容高中以上学生，训练两个月，分配各地区，秘密使用，组织民众。详细办法另拟。争取民枪，不如争取农民。争取农民，不如争取青年。有青年，自有农民，有农民，自有民枪。青年归我，则我胜利。青年归奸军，则奸军胜利。此应请中央认识。

三、毫不犹疑，毫不顾虑，在不脱离生产，不增加人民负担之原则下，大量发展河南地方团队。如陕州、洛宁、渑池、新安、伊阳、临汝、鲁山、叶县、襄城等地，请中央竭力帮助，以军队掩护民众组织，以学校收容知识青年，以团队阻止奸军发展。如此必可歼灭奸军，争取胜利。一得之愚，恭请明察。

（上件转给你们参阅。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主义，加以兵力不够分配，胡宗南计划未必能充分实现。但我王戴、皮徐、刘韩<皮徐、刘韩，指皮定均、徐子荣和刘聚奎、韩钧——笔者注>三部，在王戴统一指挥下，应在豫西豫中两区，于最近数月内，扫清顽伪，发动民众，建立比较巩固之根据地，然后相机南进，打通5师联系，以防胡军之进攻。）

军委丑真

2月12日，毛泽东读了《解放日报》刊登的《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后，写信给博古说：

“今天报载张平凯《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请全文分数日播放。此文写得生动，又带原则性。早几日《贯彻减租》社论，谅已广播了，也是很好的。我们报纸能写这样的社论，大进步了。谁人写的？”

2月14日，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告别新四军第5师战友，向鄂南挺进。前方最大的障碍是长江天险。新四军第5师特派第14旅旅长、第4军分区司令员张体学率领两个团一起渡江，挺进鄂南。

此时，武汉三镇以东的大江两岸，大小城镇都被日伪军占领。国民党军在江北岸大别山一带有桂系65军和鄂东挺进第16纵队守备。在这些地区，日伪军和国民党军互相穿插，犬牙交错。南下支队南渡长江将不可避免地要同时穿越日伪军和国民党军占领区。

国民党军获悉南下支队要南渡长江，立即调集了3个师的兵力，严密封锁这一带渡口，企图把南下支队消灭在长江北岸。南下支队在新四军第5师第44、第41团配合下，于2月19日至23日从湖北黄冈以东分批渡过长江；2月24日拂晓，全部踏上长江南岸，进入了鄂南地区。

2月13日是农历新年大年初一，毛泽东起得很早，他对朱德说：

“今年赶个早，咱们到老乡家去拜年吧！”

朱德表示赞同，他还说：

“是要早些去，不然，他们又要抢先了。”

枣园人刚吃过饺子，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提着年礼，来到乡政府给乡长、文书拜年。乡长杨成福见毛泽东和这么多领导来了，笑嘻嘻地迎上来。毛泽东大步上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杨乡长，你们辛辛苦苦一年了，年可过得好吗？”

杨成福连连说：

“好，好！毛主席过年好！首长过年好！”

他把毛泽东一行人迎进屋里，又是拿烟沏茶，又是张罗酒席。朱德笑着说：

“杨乡长，我看你不要忙乎了，毛主席要到乡亲们家里去拜年，你就领我们挨家走走吧。”

杨乡长心想，枣园山高路窄，怎敢劳领袖大驾，便脱口说道：

“使不得，使不得！挨家拜年就免了吧！毛主席的美意，我一定转告乡亲们，我回去开个群众会，代您向群众拜年就行了。”

“拜年要乡长代理，你这个主意可出得不好。还是领我们去吧。”

毛泽东的风趣话，逗得大家乐呵呵的。杨成福想了想，他说：

“现在去，他们不一定都在家。我看，可以把一些群众代表请到乡政府来，一来主席能见上面，二来这样更热闹些。”

毛泽东问朱德：

“你看怎么样？”

朱德笑着说：

“这样也好！”

毛泽东转身对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说：

“那你就和杨乡长一起去请老乡，能来的都请来。”

杨乡长转身就去通知人，毛泽东几个人动手收拾桌子，摆上了他们带来的烟、酒、茶和花生。

在乡政府的团拜会上，世代受苦的百姓们，受到了领袖们的热情款待。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敬茶敬酒，无微不至；乡亲们一个个喜形于色。毛泽东询问大家：干部战士砍柴时，砍了老乡的树没有？借东西还了没有？损坏东西赔了没有？对老乡态度好不好？乡亲们争着回答说：

“他们好着哩，说话和和气气，哪年不帮咱耕耕种种，收收割割，亲热得像一家人。”

毛泽东还是请大家多提意见，他说：

“批评他们，就是帮助革命。只有通过批评，才能改正错误，把工作做好，革命就能早日胜利。”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毛泽东一行人要走了，乡亲们依依不舍地为他们送行。毛泽东对大家说：

“我是这里的一户居民，和你们接近得少了。今年，得和大家多接近，希望你们常到我那里去。”

他回到住处，板凳还没暖热，新市场、柳树店、裴庄、杨家岭、桥儿沟的乡亲们都赶来拜年了，他和朱德、任弼时围坐成一圈，观看他们的扭秧歌和吹拉弹唱。

2月15日，毛泽东穿着一套打着补丁的灰色布军装，站在中央党校礼堂的正中央，给党校5部、6部的学员们做《时局问题及其它》的报告，他一讲就是3个多小时，他说：

“今天这个报告会是中央党校5部、6部发起的。5部、6部的同志们以及许多别的同志到延安很久了，我一次话也没有来讲过。今天就是专为5部、6部的同志们开这样的会，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同志参加。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同志们给我出的：一个时局问题，一个山头主义问题，一个审查干部问题。此外，我还想讲一点其他的问题。”

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说：

“大家关心时局，这很好。所谓时局，有全世界的时局，有我们中国的时局。今天全世界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几个大国能不能团结到底消灭法西斯。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中国能不能团结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

关于时局问题，有些报纸特别是敌人方面经常散布谣言，说英国、美国、苏联这三个大国是不能够团结的，说他们的团结是要破裂的，说他们中间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他们中间有没有纠纷？有纠纷。从前就有过纠纷，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正在开会讨论，将来也还会有。但是在所有的问题中间，有很多问题是能够取得相互一致的，能够和气解决的；当然也有一部分问题有些争论，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法西斯主义者就希望三个大国不团结。还有一部分人（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人）是反苏反共的，他们早就希望英、美两国有一天去打苏联。这样的人还不少，英、美两国里头也有许多人是反苏反共的，反对他们那个地方的共产党和革命，也反对别的地方的共产党和革命。那末，三个大国的情形到底怎么样呢？可以这样说，摩擦是有的，但是团结占主要地位，占统治地位。这几个大国自从订立了条约共同反对法西斯以来，大部分问题都能解决，现在又在黑海开会，我们估计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们能够团结，并且我们估计不但在战争时期而且在战争以后也是能够团结的，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和平。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有一个共同敌人，打倒这个敌人是要各国人民都来参加的。苏联是大指头，是主力。你们看欧洲打法西斯，英、美两国只出了80个师，苏联出了200多个师。苏联出了很大的力量，没有苏联就不能够胜利。没有英、美能不能胜利？当然也不能够胜利，但是没有苏联那就更不能胜利。所以苏联是很大的力量，是决定的力量，是少不了的。”

“这几年来法西斯到处在侵略，到处在杀人，欧洲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美国人民的觉悟、英国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现在的一个月抵得历史上的很多年。过几个月之后，比如打到柏林，把德国法西斯打倒了，那对全世界的影响会更大的。”

“这就是说，大家都拥护英、美、苏三个国家团结，三个国家也会团结。为什么会团结？因为全世界人民觉悟了，因为这一团结现在能够保证打败法西斯，将来能够保证世界的进步。”

“国民党和共产党能不能够团结起来？能不能团结一致打日本呢？我们天天要求团结起来。国民党现在口里也讲要团结起来，因为他们不讲不行，但是他们心里恨我们恨得要死。我这个话是有根据的，不是乱讲的。蒋介石亲自讲过：‘共产党如果不解散，我死了的时候眼睛还是睁着的。’死后眼睛还不闭，一句古话就叫做‘死不瞑目’。现在周恩来同志又到重庆去了，同他们再谈判。看样子国民党是不准备真正解决问题的，说要解决问题就要照他们的办法，我们提的事情他们一样也不办，只是要我们加进他们那个政府里头去，去一两个人到重庆吃大米。我们说，委员长请你办几样事：第一条，废止一党专政。他说此事难办。第二条，成立联合政府。他说那也不行。第三条，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他说这个可以。我们说这要看是怎样的合法，在特务制度底下说合法是合特务制度的法。第四条，我们说你那个特务机关都要不得，要取消。他说那不行，特务机关好得很。第五条，我们说有些东西要取消，就是那些压迫人民自由的命令、法律要取消。这个他也不干。第六条，我们要他释放政治犯。我们说，把张学良放出来吧！把杨虎城放出来吧！把叶挺放出来吧！把几百几千的共产党员放出来吧！然而他有宗旨一条，叫做一个也不放。还有一条，我们说你把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撤走吧，包围我们边区，老百姓不高兴，你打日本没有兵力，就把你在华北、华中打我们的军队开去打日本吧！他也不干。最后一条，我们说我们这个解放区你赞成不赞成？要求你承认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这一条也是谈不好的，去年就谈过。他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解散五分之四，也就是说，留下4个师，其他的统统解散。我们提出了8条，他一条都不办。我们说，你先办两三条或者先办三四条吧！他说一条也不办。谈判情形就是这样。”

关于“山头主义问题”，毛泽东说：

“大家正在讨论山头主义问题，这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问题。”“现在不仅我们党校讨论山头主义，延安各个机关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提倡各个机关开会，曾经在各个根据地奋斗的人、各部分军队的人开会，检讨历史，进行自我批评加以分析，其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消灭山头，使它溶化，全党都变成一个整体。”

关于“审查干部问题”，毛泽东再一次主动承担了在审干中出现的错误的责任，他说：

“前年和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这个工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进行过，但没有像整风以后的最近两年这样认真来做。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犯了许多错误，这是两条经验。

第一条经验，成绩是伟大的，这对于我们党、对于中国人民准备胜利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的方针有两条，即采取严肃的态度和谨慎的态度。为什么说在组织问题上我们的党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区别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因为像共产党这样的严肃性和纪律性，是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所没有的。无产阶级是被压迫的阶级、手里没有权力的阶级，要从被压迫的地位、没有权力的地位求得解放，取得权力，非有严肃的纪律不可，必须坚持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样的党，是自有政党以来从未有过的模范党派。在整风以前，同志们都知道，我们党在思想上并不纯洁，有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并且相当浓厚。现在怎么样？大有进步了。肃清了没有？还没有，还要做工作，所以党校还要办。办党校或其他干部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是纯洁的，是马列主义的；在组织上也要是纯洁的，我们审查干部就是要在组织上使我们党纯洁。这样一种严肃态度非有不可，但讲起来容易，具体采取怎样的态度时却经常会忘记这一点，似乎不大严肃也不要紧。农业社会的人在观念上反映农业社会的散漫状态，自由主义是小生产的反映。同志们，我们党在七八年中由几万人发展到一百多万人，思想不纯洁，组织不纯洁，有些坏人混进来了，不纯洁的分子混进来了。怎么办？我们在组织上应该纯洁，应该搞清楚。这两年的运动怎么样？我讲有很大的功劳，我们学会了整风、审干、审查党员，这方面有很大的成绩。有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只看到我们犯了错误，举了几十件几百件，可我知道的有几千件，拿件数来算还不能否定我们运动的性质。这个运动的性质根本上是正确的，它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巩固，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胜利。我们把许多问题搞出来了，这是一条经验，有了这条经验，将来我们出去，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建设党的工作，去整理我们党的组织使它纯洁，整理我们同志的思想使它纯洁。一百多万党员中，抗战爆发以后加入的占九十多万。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如果要的话，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一条讲要有一个党，要有什么样的党呢？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有革命作风的共产党。我们要看到成绩，这一条经验对于我们全党的作用是很大的。

第二条经验，就是犯了错误，拿件数来算就很多。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但是，同志们，对这条错误的本身要加以分析：一个叫做坏处，一个叫做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是犯了错误。在审查干部中，搞清了一些人是同志，或者是特务、叛徒，或者是自首分子，或者是其他党派分子，这些人搞清了，很好。我们对这些人要和气，和他们团结，他们自动讲出的也好，被逼出来的也好，只要讲出来，我们就欢迎，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我讲的话是算数的，发出去的支票是要兑现的。一个支票——一个不杀，这一条兑现没有？还不是兑现了！现在如果口头讲一个不杀，结果杀了两个，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确我们是一个也没有杀。要分清是非轻重。是则是，是特务、叛徒、自首分子、其他党派分子，怎么办呢？团结他抗战。人家现在愿意抗战，过去走错了路，现在不再走，就算了。我们宣布这一条，主要是帮助这些走错了路的同志。因为党过去有很多缺点，人家害怕，不敢讲，就没有讲，现在讲出来就很好。对于戴错了帽子的，把非当做是的，怎么办?非则非，取掉帽子，赔一个不是。党校也搞错了一些同志，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那末，被戴错帽子的人应取何种态度呢？当着我们给他戴帽子的时候，他应该生气吧！他想我不是特务、叛徒为什么给我戴上这种帽子？乱戴一顿，这样对不对？这样不对。现在我把帽子给你拿下来，赔一个不是。”

说到此处，他立正身姿，把右手举到帽沿下，给被错戴帽子的干部敬礼。全场的与会者，被毛泽东严以律己的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一边敬着礼，一边巡视了一下会场，见大家高兴了，就微笑着说：

“你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你应该还我一个礼吧！现在我向你敬礼，你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

他的话音刚落，全场的人们纷纷起立，举起右手向他敬礼。就这样，台上领袖的陪礼，台下部众的敬礼，来而有往，使领袖的心与干部的心贴得更近了。毛泽东也激动了，他放下手，继续说：

“同志，过去把你当特务、叛徒，不是当同志，我们搞错了。本来这种愤怒之火要向着敌人而不是向着同志，可是结果是向着了同志，这叫做错了。但是，开始的动机、目的是向着敌人，整个运动的方向是向着敌人，不是向着同志，因此凡是戴错帽子的都取下来。所有这些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你手中有理，你有道理，我们没有道理，所以你在这点上应该把心安下来。同志们，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给人戴错帽子取下来的事有没有？有。但是像我们去年采取的那样的态度，过去就很少，过去搞错了把帽子取下来就不理了。所以我说，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对被搞错了的人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了的，都要修正错误，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地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做什么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斯大林写了一本书叫《列宁主义概论》，讲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有四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自我批评。我前面讲的山头主义问题，讲来讲去就是讲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第二个步骤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国革命要胜利，我们就要采取这种态度。犯错误本身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犯了错误，不好。第二是犯了错误之后又会变成经验，比如以后再来审查干部，双方都有了经验。给别人戴错帽子的同志，因为犯过错误，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就会比过去谨慎。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以后给别人戴帽子时，也会谨慎，因为他吃过亏。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再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时，就会好得多。所以，我说是两条经验：一个是成绩，一个是缺点，这两条都有用处，成绩要发扬，错误要修正。我们采取严肃态度和谨慎态度，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严肃态度是反对右倾，不严肃就是右倾、自由主义；谨慎态度是反对‘左’倾，不谨慎就出乱子。”　

关于“其他问题”，毛泽东说：

“第一个问题，关于南方、北方问题。这个问题我早已注意到了，那天忘记提了。现在在西北、华北、华中这三个地方工作的同志，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外面来的南方人，一部分是本地人。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一下？因为要使得我们的同志注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性质就是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在抗战时期发生乱子和摩擦的很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想外来同志首先要有一种认识，要认识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地的本地同志们的功劳和他们的长处。我过去没有讲清这点，没有很好分析，也不怪那些同志。整风后我才讲这个问题，综合了好多经验。南方的同志，在西北，在华北、华中，现在还活着的不到二万人，他们有很大的功劳，北方的同志、本地的同志应该感谢他们，西北的人民，华北、华中的人民，应该感谢那些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中国革命长期在南方发展，到了抗战时期才转移到了北方。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主要的都是在南方，南方是很光荣的。但是同志们，这些革命都失败了，太平天国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了，北伐战争失败了，土地革命失败了，都失败了。又有光荣，又有困难，还是讲两方面。南方有老布尔什维克，北方也有老布尔什维克，并且也不很少，陕甘宁边区就有，华北也有一大批，陈毅同志讲华中也有。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不要以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我们要认识这个陕甘宁边区，它有缺点，叫做‘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但是只有陕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的根据地都丢了。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你们等两天就要走，将来中央也要走。抗战以来，我们的队伍除新四军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最近王震又是从这里出发的，戴季英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北方的队伍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在北方，在华北，也有革命好多年的党员，像彭真、薄一波，当然还有很多，他们在班房里头同敌人斗争了许多年。在北方、在华北的地方党也发动过一些暴动，虽然是失败了。许多同志经历过三个时期，即北伐战争、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听陈毅同志讲，华中也发现当地有这样的同志，特别是苏北、苏南。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一下？就是我们的同志应该看到这个问题，外来的同志应该看到这一点。不但南方是光荣的，我自己是光荣的，华北也是光荣的，华中也是光荣的；不但一方面军是光荣的，二方面军是光荣的，四方面军是光荣的，陕北红军也是光荣的。各部分里头的每一部分都是光荣的，是不是有一部分就高一等，有一部分就矮一等，我看不高不矮都光荣。南方、北方也不高不矮都光荣。抗战时期入党的有九十几万人，这应当引起几万外来干部的注意和重视；同时，这九十几万人应该感激这几万人，因为他们教会了我们关于战争这一套经验。

第二个问题，关于大后方党的问题。大后方党大概有10万人，是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还有在座的许多同志他们负责领导的。在前年审查干部的时候，有的同志觉得那些地方的党不大靠得住，‘红旗政策’很多。根据去年甄别的结果，事实上证明也应该是两条：首先应该采取严肃态度，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底下，有坏人混进来破坏我们，一些坏人混进来了，一些不纯洁的人混进来了，我们今天应该承认这一条。第二条不可夸大，切记不可以为多得了不得。究竟有多少？现在还无法计算，等将来全国胜利后才能搞清楚，但是估计可以作，10万人里头大多数应该说是好的，不是特务。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那里大批的是农民同志，国民党就是在被它破坏了的地方，对他们也不大注意，我们又采取疏散的方针，到处散了，一盘散沙，所以就能隐蔽下来，就可以不被破坏或者少被破坏。此外，还要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不要把国民党看得神乎其神。我们对自己内部要搞清楚，大体上是这样两条：一条承认地方党有问题；一条承认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是纯洁的，少部分是不纯洁的，有问题的。这样的估计应该作出来。应该讲南方工作的同志有成绩，总的说来在抗战期间有成绩。在战略方面来说，只有根据地也不行，要有三个方面——解放区、沦陷区、大后方，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最后，关于白区工作问题。这个问题我从前没有想到，那天陈毅同志告诉我有这样一个问题，他提得很对。从前我们批评内战时期白区工作的领导路线有问题，有某些时候应该说是有错误，因而使白区工作受了很大的损失。过去说损失100%，现在看没有到那样的程度，还剩下一些，大部分是损失了。领导路线是错误的，应该受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今后好好地工作，不要再犯那样的错误，并不是说所有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干部没有功劳。这就像南方根据地丢掉了，并不等于说红军战士和干部、地方同志和干部他们没有功劳，没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一样。白区工作的同志中，没有坐过班房还活着的、没有坐过班房牺牲了的、坐过班房还活着的、坐过班房牺牲了的这几部分人，他们为党为无产阶级作了英勇斗争，他们拿着命去拼，因为这样才坐了班房，少数侥幸逃脱的没有坐班房，应该估计到他们斗争的成绩。”

欲知毛泽东以后有何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延安整风及审干运动是毛泽东身后的一个热门话题，一是一部分在延安整风中受到刺激的人，公然站出来发泄私愤；二是一些社会沉渣泛起，趁机搅浑水。尽管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不敢公开辱骂毛泽东，但他们却采用项庄舞剑的老伎俩，指桑骂槐，从而达到否定毛泽东的目的。延安整风究竟有没有必要？延安整风及审干运动到底是对是错？本传已经对其前因和整个过程及最后结果作了全面的真实的叙述，毛泽东也曾多次对延安整风作出过评价。1945年2月15日，他在中央党校礼堂所的报告《时局问题及其它》，又一次讲到了审干问题，而且讲得那么客观，那么真诚，那么感人！只要认真地对这些重要文献加以研究，是不难搞清楚的！

第66章 1945年2月—

“我们这次大会，是一次关系全中国4亿5千万人民命运的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话说1945年2月16日，国共谈判仍无结果，且无法再进行下去，周恩来便从重庆回到了延安。

2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谢子长新陵墓为谢子长烈士举行隆重的移葬公祭，凭吊者逾两万人。

毛泽东为谢子长陵墓题了词：

“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

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国民革命军河南人民抗日军八大主张”写了一个批语。

河南人民抗日军八大主张是：一、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河南同胞联合起来，保卫国家民族，保卫河南，坚持抗战，准备反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国民党立即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放弃一党专政，成立真正抗战的、各党派、各军、各界联合的政府与统帅部。二、彻底实行民主政治，团结河南各界人民，安定社会秩序，保障一切河南抗日人民的生命、财产、言论、集会、结社、宗教信仰及武装人民的自由。取缔贪官污吏，建立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抗日民主政府。三、团结一切抗日友军与地方武装。欢迎伪军反正，共同对日作战。消灭日寇，保卫河南，解除河南人民痛苦。四、帮助各地民众组织抗日团体，成立抗日自卫队，游击队。五、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合理负担。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减轻河南人民负担，实行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发展农业生产，救济灾民，取缔奸商禁止抬高物价，保护工商业贸易自由发展。六、实施抗日救国教育，恢复学校，优待教员。七、抗日高于一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识出智识，共同发挥抗战力量。八、军民合作，军爱民，民爱军。本军为河南人民的军队，誓与河南人民团结抗战到底。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一、此八条可用，转发湖南、湖北及华中局。　　

二、王、戴（指王树声、戴季英——笔者注）：1、八大主张可用，可即发布。惟在第1条中保卫河南4字下加保卫家乡4字。第5条中取缔奸商禁止抬高物价，改为取缔奸商操纵物价。2、帮助河南经费一事，正在考虑，另复。但你们须着重自力更生。

　　 中央 丑号　

2月22日，毛泽东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委萧三送来的作品《第一步——从参加边区参议会及劳模大会归来》后，在给萧三的信中写道：

萧三同志：

你的《第一步》，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当然，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罗迈、李富春、彭真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此事请你与他们去谈谈，我有机会也将告诉他们。今年全边区性的大会少开，但地方性的、延市、延安县和延属分区的，必有许多，同县、市、分区的负责同志及宣传部讲通这些事，也很必要，可否也请你去谈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2月22日晚，延安平剧院公演《三打祝家庄》。

前边已经说过，该剧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平剧院编导室任桂林、魏晨旭和李纶等人集体创作的。他们几易其稿，历时7个月之久，终于拿出了剧本并排练演出。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彭真观看了演出后说：

“《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了平剧可以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政治服务，即为人民服务。特别是第三幕，对我们抗日战争中收复敌占区城市的斗争，是有作用的。”

毛泽东、朱德看了《三打祝家庄》以后，也写信向作者、导演、演员们祝贺。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作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

2月间，王观澜的病又复发了。毛泽东去看望他，见他病情好转，非常高兴，鼓励他坚持锻炼身体，争取参加“七大”。王观澜身体稍有好转，就拼命地看书学文件，导致病情愈发严重，生命垂危。

毛泽东在王观澜处于生命危急的关头，写信告诉他说：

“你的病不一定没有希望，要鼓起勇气来，争取有效办法，同死亡做斗争。”

毛泽东的话对王观澜发生了特殊的效果。几个月后，他的病居然又开始好转。毛泽东知道他肠胃功能很弱，就把自己土法烤面包的铁鏊子送给他。因为他手脚发凉失眠，毛泽东又将自己的一只热水袋送给他；还把仅有的一点点营养品送过去。

2月24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向皖南、浙东、苏南发展的战略方针给华中局的指示：

华中局：

江微各电、发展东南灰电、粟鱼电及你们复电，你们文电均悉，根据你们所述情况及所提意见答复如下：

一、积极布置南进，同时又根据情况审慎考虑具体步骤，这种精神完全正确，中央和你们是一致的，下述意见都从这点出发。

二、美军登陆是必然的。日寇为保卫沿海必须肃清其近后方，故扫荡顾祝同的可能性很大。但此两事目前尚未实现，大变化尚未到来，尚须稍有所待。因此，我苏南粟部，浙东何（指何克希，时任苏浙军区第2纵队司令员——笔者注）部，皖南部队，应就现地扩大及深入农村工作，整训及扩大部队，准备大举跃进。粟部占领莫干山后，暂不宜深入突进，以巩固现地，诱顽来攻为宜。谢祥军可率两团即去皖南，他的任务暂时亦不是向顽区挺进，而是加强南陵、铜繁、宣城、当涂、芜湖一带游击工作，贯通与苏南联系并兼顾沿江西上直至鄱阳湖的游击战争，巩固皖南阵地，这是将来深入皖南和赣东北的基础；浙东部仍就现地向敌后扩张。各部对顽方之进攻应有迎击部署，取各个诱歼政策。

三、苏南工作，久与江北悬隔，艰苦坚持，成绩很大，但仍须从各方提高一步，这是我军将来夺取大城市最可靠基础，粟裕同志宜长驻苏南指挥。我军江南大营，应常设在苏浙皖交界地带，将来敌寇大举攻顾，及美军在沿海登陆时，应派兵进入闽浙赣敌占区（在敌占领之后），而江南军区仍应在苏浙皖三省交界处主持，目前要争取半年左右时间，深入扩大苏南工作，把孝丰、长兴、吴兴、郎溪、广德、宣城、溧阳、溧水、高淳、金坛、宜兴等县工作深入，发动伟大的群众运动，深入减租减息，训练人民武装，培养本地干部，这是我党我军在江南生根落脚的基础，这一基础打定，向南扩张和将来进城才有稳妥依靠。江北各根据地的经验，可供参考，万一将来上海变为雅典，我军仍可据农村为退路，打出局面来。为此目的，我们还提出另一重要工作，即除以大力加强城市工作外，应派遣许多有训练的武装工作队，去敌后之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京沪杭三角地区有20多县，我们的工作很薄弱或毫无基础，这一弱点如不立即去补足，会妨害夺取大城市的任务。其办法：从主力部队抽调精干连队，配置强的领导干部，犀利短小武器，配置党政军民的工作人员，分路派遣进入沪、杭、苏、锡敌后之敌后去建立隐蔽的游击支点和广泛进行半公开的及秘密的居民工作。可学习华北武装工作队的经验，华中建立同情区的工作经验、掌握边沿区两面派的工作经验、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经验，充分运用去开展敌后之敌后工作。这一工作有成效才能于盟军登陆、敌寇从农村市镇紧缩撤退时，我武工队即就现地以地方暴动方式，顺利接收那些地带一变而为我广大农村根据地，也就是造成了夺取大城市的乡村基础，没有这一条件要夺取大城市归为我有，是不可能的。大城市夺取后如遇意外挫折，亦有稳固的退路。这些武工队进入敌后还应很谨慎地去争取伪军与顽方敌后工作进行精巧的斗力与斗智的斗争，顽方的部署是很积极的，我们必须重视压倒的对策。为了实行上述办法，淞、沪、苏、锡线的武工队，应由苏中派遣。南京镇江外围，应由2师与苏南分担。太湖东岸，由苏南派遣。浙西、浦东，由浙东派遣。当涂、芜湖由7师派遣。每处派遣若干队以及每队兵员数目，均按实况决定之，总以布满敌后空隙、掌握一切农村为目的，且必须迅付实施，但均须经过训练方有作用。

四、震林、叶飞两部，现应在原地待机渡江，到4月后，看情况再定行期，当敌寇大举攻顾或盟军登陆时再转移，亦不会丧失时机。苏中军区，仍应保持。叶南去后，亦应保持，那时可就文蔚、期光、丕显、季方、逸峰及其他同志成立新军区，目前即可委托克诚指挥苏中工作，谭未去前2师领导，人选不变，谭去后再考虑实施你们的拟议，梁崇学可即升任2师副师长，要叶、谭安心部署1、2师工作，并对南进部队，进行各种准备。至于军部南移，更是以后的事，看将来情势再决定如何实施你们的拟议。

五、近来华中的动员较之1943年扩大部队十数万以上，证明动员力量和后备力量之强大，但应注意这类大动员，在华中各老区，也只能一次二次，再过即超过限度，不能应付将来最艰苦的局面（此点必须估计到）。你们确定以整训部队发展民兵为今后主要任务，这是很正确的，望坚决执行。部队编制目前一般仍宜采用千五六百人的中团制，2000人以上的大团制，抗战初期华北采用过，并不合乎实际，只有将来配合同盟国作战时，参加配合作战的部队应采用大团制。目前已成立大团的不必缩小，但注意不要一般采用大团制就可以了。你们对华中大扩军之后，宜就主力、地方团、县区武装三者进行适当配备，这种分散不集中的配置，仍是最好的储蓄力量的办法。23团建制，即划归山东，不调回华中。八路军为准备应付可能的苏联参战，不能顾及陇海以南。淮北路西方面，应由4师负责，目前发展皖北、豫东，打通水东并准备以一部向中原西进是4师的任务。3师主力留作机动部队。1、2师担任南进，52团可即南开，但苏中仍应留1个到2个主力团，那一带的坚持对整个江北有战略意义。江北各老区仍是发展东南的起点，现在任务是如何深入工作、深入积蓄力量，以备将来有决定意义的大动用。

六、华中局拟补充云逸、传珠、刘晓、粟裕、震林、子恢、克诚、汉年、炳辉为委员，连陈、饶、曾共13人成立委员会，以陈、饶、张、曾、赖5人成立常委，原来之军分委撤消。上述人员你们可提出意见，然后由中央最后决定。钟期光留苏中工作，我们正考虑派人到军政治部来。华中局还应考虑各区党委的名单，选拔有威望的地方干部，参加各区党委工作，将选定的名单交中央批准。你们决定抽调大批干部往江南工作，这是很对的，一切抽调及准备南调之军、政、经、教工作人员，均宜给予政策教育，使每人有明确的任务及政策观念。

七、以上各项请你们加以研究，然后电复，你们如有意见，请再提出为盼。

　　 中央 丑敬

2月25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给王若飞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若飞：

养电悉，答如下：

一、蒋在目前方针仍是玩弄民主外衣，维持独裁实质，不到最后关头（如苏联参战、国际干涉等等）连一点点民主让步也不会给的。旧金山会议只能有利于国内民主运动的推动，还不能说蒋在此会议前必有若干让步，真正能逼蒋让步的条件，还没完全成熟。国际方面，苏联还未参战，苏、美、英还未直接干涉中国政治；国内方面，大后方民主运动还未形成公开阵线，群众基础还很薄弱，而解放区的统一机构也还未组成，因此蒋利用目前某些情况，还可能拖一时期，国共谈判也不能望其速成，而只能运用公开谈判的形式，以援助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

二、对王世杰的草案是要回答的，我们仍坚持以党派会议讨论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的方针，回案拟好后当电告。

三、关于旧金山会议，我们曾向赫尔利提出国民党独裁统治，既不能代表解放区9千万人民，也不能代表大后方广大人民的公意，因此，绝不应由国民党单独代表出席，而应由国、共、民盟三方合组的代表团出席，国方代表只应占全数三分之一，其中且应由民主派参加。赫尔利回答：须由政府及蒋选择。现在各方既均主张代表人选应包括各抗日民主力量，望即本党之主张，发动运动，以证明国民党不能代表全国人民公意。

四、对大后方民主运动，我们一向极力援助，且决意使民主统一委员会能在大后方宣告成立，你在渝，即是以党的代表资格参加此运动的，在七大前后周、董（指周恩来、董必武——笔者注）均不会出来。望向各方说明。

　　中央 丑有

2月27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瓦解阎锡山部队扩大太岳解放区的指示，他写道：

太岳区党委并告北局：

一、阎锡山勾通日寇，配合进攻我抗日根据地，积极扶持伪军伪政，准备反攻时与我争夺太原，且成为蒋系顽固反动派进攻华北的直接桥梁。我为争取抗战胜利计，必须削弱与瓦解阎部，堵塞国民党顽固势力过黄河伸入吕梁、中条，准备反攻时首先夺取太原的有利条件。因此晋西北太岳区必须加强晋西南各项工作，达到缩小阎地区，削弱与瓦解阎部队，并须于今年内做出一定成绩来，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在阎锡山还未公开投敌以前暂不便以八路军公开名义进入吕梁山，只能以地方名义，采取复杂的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由南北东三方面逐渐向吕梁山内地推进。至于已进入我根据地内之阎部，在有利条件下，应坚决消灭之。

二、为着工作便利进行起见，临汾、乡宁、吉县及其以南各县划归太岳区党委领导，依靠条西及汾河南岸现有阵地，积极发展游击战争及其他各种秘密组织，达到驱逐国民党特务队及阎之势力，逐渐向乡宁推进。该地区情况复杂，区党委似宜南移，以便就近确切领导。洪洞、赵城、蒲县、大宁及其以北各县，并洪、赵支队及洪、赵原有汾河东铁路地区（即前年划给太岳区者）仍归晋绥分局领导，依靠晋西北根据地及洪赵现有基地，发展中阳、汾阳、孝义、汾西地区，逐渐向隰县、石楼推进。

三、太岳一分区与晋西南党委，应建立密切的联系制度，当铁路西游击队万不得已转移路东时，应由太岳供给粮食，帮助东渡难民，解决土地、种子等，并给游击队子弹、手榴弹、地雷等帮助。

四、太岳、晋西北、北局、集总应注意挑选适宜回晋西南地方及阎部工作的干部，逐渐派回开展晋西南与瓦解阎部顽军工作，必须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向军官士兵同时进行工作，以及分批放回一些俘虏，进行收买工作。切实研究阎之兵农合（即“兵农合一”，是阎锡山制定的土地政策——笔者注）极端剥削的土地政策，以及抽兵、检举、统治商业等政策。提出群众所迫切需要的口号去发动群众。希望晋绥分局及太岳区党委根据实际情况，详加考虑并将布置情形电告。

　　 中央　

2月28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第六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与国民党谈判问题的报告。

2月28日这天，赫尔利回到了美国。尽管此时已经有一份由美国驻华使馆全体政治官员联合谴责赫尔利对华政策的电报已经先期到达华盛顿，可赫尔利却大言不惭地向罗斯福总统保证说，只要美国坚持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到4月底，就可以迫使中国共产党屈服。

1945年3月2日，毛泽东撰写了一篇极其精彩的檄文式的《新华社记者评论蒋介石3月1日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的演讲》，他写道：

新华社记者称：蒋氏这个演讲鲜明地反映了国民党内最反动集团的立场和企图。这一集团，坚持寡头独裁及其法西斯主义、失败主义的政治军事政策，反对联合政府，反对民主与人民，阴谋吞并八路军新四军与取消中国解放区。这一反动集团是助长敌人的侵略，造成目前国民党区域军事政治经济严重危机的负责者。蒋氏此次演说，不过是又一次充当这个极端反动集团的代言人而已。统观全篇演说，其要旨不外，一、坚持党治，严拒民主的联合政府；二、曲解国共谈判经过，污蔑中国共产党；三、玩弄所谓“还政于民”与“召开国民大会”的无聊戏法，保持其法西斯独裁。

关于第一点，蒋氏声称：“共产党最近的要求，是要中央立即取消党治，将政权交给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而我政府的立场是：准备容纳其他政党（包括共产党）及无党无派的有志之士参加政府，但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决定权，移交于各党各派，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与理论事实两不容许的局面。”这是蒋氏坚持寡头专政，拒绝联合政府的鲜明表示。也好，与其像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王世杰氏那样的含糊吞吐，还不如蒋氏这样一掌推开，使人感觉其立场的清楚明确。蒋氏用以拒绝联合政府的“论据”，除了所谓建国大纲之外，尚有：“如将政权与责任移交各党各派，则中央政府必日日在风雨飘摇之中，其结果必使抗战失败，将使国家引起可怕变乱”，“因为我国情形与他国不同，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国民政府之基础，是革命先烈与抗战军民无量数生命鲜血的牺牲所构成的……有不容放弃的责任……决不能以国事为儿戏”等项。所有这一切，明眼人一看，都会知道不过是专制主义者的一篇低级遁辞，本来不值一驳。但是蒋氏既然那么煞有介事的津津乐道，我们也就不能默尔而息了。

我们首先要问：所谓不能违反建国大纲一说，是那一条法律定下来的？建国大纲只不过是孙中山先生早年的一种对建国程序的设想，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经地义，孙中山晚年自己就已修改了这种程序。民国十三年孙先生北上时，主张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的国民会议，解决国事。孙先生临终时，又在其遗嘱上谆谆瞩咐：“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必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他的不肖子孙，背叛遗嘱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及其首领蒋介石，却在孙先生死后20年的今天，还是背着孙先生自己修改了的那篇所谓建国大纲，当作维持自己独夫统治的护身符，岂不令人笑脱牙齿？按照孙先生遗嘱，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战胜日本侵略者，然后由联合政府主持，在全部国土上实行无拘无束的自由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岂不正适合今天的需要？所谓组织联合政府将招致抗战失败国家紊乱一说，请问何以见得？18年来中国并无联合政府，只有蒋介石的独夫统治，难道抗战还未失败，国家还未紊乱么？远的姑且不说，即如去年河南战役以来的事实：几个月内，就使敌寇打通了大陆交通线，百万军队望风而逃，豫、鄂、湘、桂、赣，粤诸省，一万万同胞沦陷敌手，难道不算是抗战失败，反而算是抗战胜利么？特务横行，贪污猖獗，工商破产，民怨沸腾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难道不算是国家紊乱，反而算是国家上了轨道么？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及很多无党无派人士之所以提出立即废止一党专政，组织民主的举国一致的临时的联合的中央政府，难道不正是反映全国人民的公意，为了要挽救由于蒋介石独夫统治所造成的这种抗战失败和国家紊乱的可怕现象么？中国人民对于蒋介石的独夫统治，一刻也不愿意它继续下去了。中国人民宽大为怀，如果成立了联合政府，可能还让蒋介石在这个政府中占上一席，让其痛改前非，将功赎罪以观后效。但是18年来，尤其是抗战8年来把中国引导到如此水深火热的危境的这个独夫统治，必须立即结束，中国人民是具有了这种坚决意志的。所谓“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中国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的负责团体”，这项论据，也属荒谬可笑。为什么18年来只有独夫统治，没有人民代表机关？这是谁的责任？我们的独夫将一切人民的自由权利剥夺干净，于今连党派会议也不愿召开，但是他却愿意在今年11月召开他那个拖延了8年不愿召开的猪仔国民大会。岂不是因为只要不是猪仔，便是最容易开的党派会议也决不愿意“征询”一下，惟有猪仔才愿“征询”么？我的政权是流血得来的云云，这不是论据，只是一套流氓腔调，视国家为私财，以国事为儿戏，正是独夫的观点。综观蒋氏拒绝联合政府的各项“论据”，纯是一片遁辞。其真正理由，乃是反映蒋氏及国民党内的最反动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利害，坚持其一人一派的私利。只有这一点是真的，其他都不过说说骗人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一主张，提出来还不过短短几个月，现在已轰动国内外，成了广大人民的主张，使得蒋介石不能不抛头露面，表示正面拒绝的态度。

关于国共谈判毫无结果的原因，新华社记者称：蒋氏委责于中共的企图是失败了。蒋氏力说他的“宽大”和“尽量替共产党着想”。但是他到底是怎样个“宽大”和怎样个“替共产党着想”呢？蒋氏说：“政府在行政院内设置战时政务会议，为行政院决定政策之机构，特使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人士参加。”但是所谓行政院战时政务会议，如周恩来同志所说，“是没有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决定权的”伴食机关，是粉饰独夫统治的花瓶，共产党及其他政党若果参加了这种机关，无异于帮助法西斯主义者、失败主义者来欺蒙人民，阻碍抗战胜利。蒋氏既说：“容纳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有志之士参加”，但是他同时又说：“在宪政实施之日起，各政党均有合法的平等地位。”这里蒋氏在自己打嘴。照这样说，在蒋氏的“国民大会”未开以前，国民党外的其他政党是没有合法地位的，你要各党各派以不合法的地位去参加所谓战时政务会议，还说“实在没有不可接受的道理”，试问这样的话，除了蒋氏这样厚颜无耻的人，还有什么人说得出来的么？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一致拒绝了蒋氏这个无聊提议，难道有什么丝毫不对的么？

蒋氏说：“政府并准备组织一个三人委员会管理整编共产党军队为国军的一切事宜，三委员中，一位代表政府，一位代表共产党，一位是美军军官。”蒋氏又说：“可将共产党军队在最高统帅节制之下，指派一个美国将官直接统率。”在这里蒋介石神经错乱，讲疯话了。如果不是疯话，那就应该说：组织一个人民的委员会，管理与整编蒋介石所统率的那些压迫人民与经常打败仗的军队。蒋介石指挥无能，应予撤职查办，由人民组织的委员会指派一个在抗战中立了功勋的中国将官去代替他。此外，给予八路军新四军以崇高的褒奖，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奋战敌后，抗击了多数的敌伪，收复了广大的国土，解放了众多的人民。只有这样，才算公道。我们不愿请出外国人来压迫异己，仅仅提出中华民族赏功罚罪的民族纪律，中国人民定会一致赞成的。

蒋介石说：在国共商谈中，“我们所得到的经验，都是一个要求方才容纳，立刻就来一个另外新的要求”。蒋氏的疯话是这样无穷无尽的。不是吗？从1943年林彪同志赴渝，1944年林祖涵同志赴渝，同年11月周恩来同志偕同赫尔利将军赴渝，今年1月周恩来同志再度赴渝，中国共产党所提出一切建议，蒋氏曾经“容纳”了哪一件呢？即如最轻而易举地释放政治犯，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取消镇压人民的反动法令，撤销封锁，承认解放区等等，你在何时“容纳”了呢？

关于蒋氏所谓“还政于民”及“于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宪政”一节，新华社记者称之为在政治上走死路。独夫蒋介石及国民党内最反动的专制主义者们，现在遇到了空前的危机，他们不从顺从民意，废止独夫统治，成立联合政府求出路，却想找寻一件民主的外衣，来包裹其反革命法西斯的躯壳，这就是所谓“还政于民”与“召开国民大会”的实质。

我们的独夫现已穷极无聊，在政治上钻牛角，竟然钻到袁世凯的洪宪国会和曹锟的猪仔议会那里去了。好罢，我们共产党人代表中国人民向蒋氏劝告，叫他不要如此自寻死路也算仁至义尽了，你一定要钻进牛角尖里去，就让你钻去罢。只是一件，要提醒你：在你钻进去出不来时，不要妄想什么人再给你解救，因为这是任何人也解救不了的。袁世凯做皇帝之前，也曾有人劝过他不要如此，他一定不听，做了83天皇帝之后，留下了一场“新华春梦”，给中国历史添上个无足轻重的插曲，做了个“一双空手见阎王”的枉死鬼。现在有想追他踪迹的，尽可追上去罢。

新华社记者结语称：综观蒋氏演说，最清楚地暴露了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立场与企图。此种立场与企图，与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所自由表达的意见，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目前的国共谈判，早已不是商谈两党之间个别悬案的问题，而是解决着国家民族生命所系的迫切的政治问题。共产党在谈判中所提的要求，不仅是中国解放区九千万人民的要求，而且是中国沦陷区人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共同要求，中国民主同盟的宣言，海外侨胞的通电及其他无数文件，足资佐证。就是在国民党内，亦有数量众多的爱国之士对共产党的主张，深抱同感。现在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深闭固拒，谈判不得结果，这是全国人民的不幸，也是国民党的不幸。蒋氏声称：“政府仍将继续寻求合理的办法”，似乎尚有转圜余地。果然如此，中共是不会拒绝的。但是所谓“合理办法”，实在无需再去寻求，这就是立即废止这个威信扫地的一党专政，成立一个有威信的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来领导抗战，争取胜利，并准备在战后召集真正由无拘束的自由选举选出来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民主的正式政府。我们希望蒋介石不要再耍什么花枪，要么就照着这个主张去做，要么就走你自己的路，我们的立场是坚定而清楚的，任何花言巧语，欺骗恐吓，江湖流氓，借外人以压同胞，逞武力以图异己等等下流无耻行为都不行，让那些下流人物自由自在地去干罢，要想吹动别人一根毫毛，那是没有希望的。

3月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华南工作方针的指示》，他写道：

林平同志转临委、军政委：

一、丑灰电悉，中央同意你们关于工作布置的方针。

二、国民党为着准备配合盟国可能在华南的登陆，已将3、7、9战区放在顾祝同指挥下，成立东南行辕退保实力，等待时机。因此，在目前敌占地区及其周围，特别是湘粤桂边区，国民党的兵力乃极为薄弱，在将来沿海及敌占的城市要道，定将成为敌我友顽争夺的场所，同时也有可能日寇在盟国未登陆前，乃至登陆后发动新的攻势，将国民党这些军队压入山地，或部分消灭之。依这些估计及目前情势，我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粤桂边为主要发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并便于造成更大的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斗争。你们对于地区划分原已合此方针，现再提醒你们，小北江方面可否再多派一些队伍，自然不要太削弱东江主力。北江以东，西江以南的两个地区发展，亦要与此方针相配合，好分散敌顽注意，便于我在小北江建立基础。

三、东江沿海发展亦要注意建立向北山地之基础，珠江三角洲的布置固要面对城市，但背靠东西两面山地的发展仍是必要的。

四、关于沦陷区工作，除你们规定者外，应由临委设法通知各该处过去隐蔽或隔断的党员，恢复组织和工作，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武装斗争，在没有党员和尚不能派部队去的地方，应设法找到留在外面的干部回去活动。

五、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经过单线或个别关系领导，尽力劝导一部分城市党员转入乡村工作，在农民中建立党的秘密基础，以便今后发动。至于一时审查不清的党员可令其单独工作，在工作中考查。

六、上层统战关系及外交工作，在华南特别重要，你们应力求打通商路与李济深（闻在玉林）、张炎的联系，并告以蒋介石先后派彭泽湘、陈策等带特务去谋刺他，要其小心。

七、中央决定将临委及军政委合并改为区党委，实行领导一元化，领导广东包括南路一切党政军民工作，并暂时兼管闽粤赣党的工作。区党委及其常委人数名单与各人分工，望你们照顾各个地区领导成份及其能力，拟呈中央批准。

八、关于闽粤边工作另电告。

　　中央 寅鱼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开展潮、梅、闽西南工作的指示，他写道：

林平并转临委：

我们对潮、梅、闽西南工作有如下建议，望考虑后转告林美南等同志。

一、沦陷区及可能沦陷区，如潮、揭、普、惠，潮、澄、饶工作，可以经审查后恢复活动，以组织保卫家乡各种式样的地方性武装为主，未能审查党员则给予任务单独活动。林美南应到潮、普、惠、揭主持工作，潮、澄、饶则由周礼平负责。

二、梅、埔等国民党区工作，应劝导一部城市党员转入乡村工作，同时积极开展新的战略据点，梅、蕉、杭武边的放点工作，由李碧山负责。

三、闽南可能沦陷的老支点，应由阿叨乌鳅分开负责，组成2个流动武工队恢复联系。闽西仍应在群众中继续巩固秘密党的基础，此二地应统一在朱同志领导下。

四、潮汕一带敌后游击小组，可以集中行动，并求发展。调罗林回来负队长职务，在普、揭中找一干部为政委。

五、沦陷区的各式反日武装及国民党区的反蒋武装，我们均应设法与之进行统战工作，特别澄、饶边土匪武装，更应打入工作。

六、各地情况如何，望经过东江电告。

　　 中央 寅鱼

3月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通讯：《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全文如下：

【新华社延安8日电】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氏7日答外国记者称：“现在政府决将关于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提付国民参政会审议。”新华社记者称：王世杰博士据说在英国学过法律的，现在看来并未学通。所谓国民参政会是个什么东西呢？难道不是独夫蒋介石所委派的一个无聊机关吗？把所谓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交给这样一个机关去“审议”，“审议”的结果说可以召集，根据王博士的法律，难道就可以召集吗？国民参政会的大数参政员，都是我们的独夫及我们的博士那一党的“同志”，开国民大会去决定召集好了，何必要这个机关去“审议”？自从国民参政会成立以来，根据它的组织法，根据历来的事实，任何决定问题的权力也没有，现在叫它“审议”起国民大会的应否召集来，按照王博士的法律，它说“应”也没有用，它说“否”也没有用。假如忽然有用起来，岂非犯法乱纪，参政员们不是有被居觉生先生的司法院拿去办罪的危险吗？最使人们吃惊的，是王世杰博士的记忆力竟然差到如此程度：你的“领袖”蒋介石不是在3月1日说过“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吗？6天之后，你就忘记了，似乎有了一个什么“负责团体”，而且敢于“审议”起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了。据说是“政府决定”的，这个政府不知是世界上哪一个国里的？但是一定不是中国蒋介石那个政府，因为蒋介石刚在3月1日说过：“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这是一个疑案，有请王博士答复之必要。

新华社记者称：王世杰氏又在反对他的“领袖”了。王氏说：“无论如何，我相信政府必将设法，使各党派以及无党派之社会领袖参加国民大会。”“无党派”，不去说它。至于“各党派”，那是注定了没有福气参加这个猪仔大会的，因为按“领袖”的圣旨，他们没有合法地位。圣旨说过：共产党在交出军队以前，民主同盟等各党派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是不给合法地位的。下这道圣旨的时间也是3月1日，我们的博士难道忘记了？或者有意反对你的“领袖”？二者必居其一。

新华社记者称：蒋介石以下反人民集团的一群，近来丑态百出，越来越不像样子。中国人民必须振作精神，将自己家里不肖子孙们的一切胡言乱语，奇形怪相，歪心秽行扫除干净，整顿家务，好打日本侵略者。整顿之法，就是追问独夫蒋介石丧师失地祸国殃民的责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猪仔国民大会，立即废止蒋介石独夫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3月13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配合盟军登陆问题给林平的指示，他写道：

林平：

寅微电悉。你们现处之环境最复杂，英国对港九绝不放手，且视广东为其势力范围，而美国则又易于先在广东登陆。美以扶蒋为主，英在拉拢地方实力，对我均有顾虑，对你们则较轻视，而英尤狡猾。英美在华南，一方面有矛盾，一方面也必须求得妥协，闻蒙特巴顿至重庆亦为此事有所商洽，且曾言美国将在广州湾、大鹏湾两处登陆，但时间未说出。国民党不会放松这个机会，必在南路和东江有所布置，可以断言。闻其在南路已将张炎杀死不知确否？在东江及广九一带，除收买伪军外，戴笠特务系统还与英美两方进行破坏工作的合作，戴之破坏方向对我重于对敌，尤注意我与英美关系，且已得到若干情报。凡此种种均应放在你们考虑的问题之中，这是一方面；另一面我们华南力量不仅没有像华北、华中那样大的主力和根据地，并且与华中根据地也还隔得很远，而城市工作在短期内的发展也有一定限度，一旦盟军登陆，你们会遇到种种复杂而矛盾的情况。你们现在就应预计到并作种种准备，务使你们在盟军登陆的配战中不将自己放在各种矛盾的尖端上被攻击受损失，反而能利用矛盾，壮大自己，准备应付坏的条件，争取好的条件，以便进退有据。因此，你们的工作方针，应尽量运用统战关系联多数，反少数，依靠群众，扩大武装，好立于不败之地。本此方针你们对盟国军登陆事，应有下列的看法和布置：

一、盟军所要登陆的情报，可以给他，但他说的登陆地点不要完全信他，如大亚湾即可以登陆，其西之大鹏湾即可以登陆，其西之墺头，有公路通惠州，再西之大鹏湾，则可迂回广九线，而大亚湾以东之地形并不甚好，是否有意将我们注意力引至东边，并便牵制敌人，望注意侦察。

二、在谈情报时，你们可正式与欧乐义谈具体配合问题，并提出武装我们的要求，看他如何答法。

三、英军服务团如亦向你们提出此问题，可以同样方法处之，但不要打通。

四、你们对配合盟军登陆的可能准备和布置望告。

中央 寅元

3月15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及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指示：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目前国际国内两方面形势，都给了中国抗战和民主运动以有利条件。

一、在国际方面，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和精神，表现出：1、英美苏三大国间虽有过并仍将有某些重要争执，但团结终究是统治一切，这将保证战后的持久和平。2、三大国在解放欧洲之后，将立即增强解放亚洲的可能性，而太平洋问题，没有苏联参加，也绝不会得到彻底解决。3、三大国在欧洲不仅要彻底胜利，消灭法西斯主义最后残余，而且要保证所有解放区都能实现民主制度；这一决定在将来可以运用于亚洲和中国。4月间旧金山会议，将是克里米亚会议精神的发展。日寇最后失败已不可免，但他此时正准备持久挣扎，故我们在抗战胜利前尚有一段艰难路程。

在国内方面，自去年9月我党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后，国内民主派及广大人民，已纷起响应，并赞成以党派会议讨论这一要求的实施办法，只有蒋及其专制集团内恃其尚有150多万军队归其指挥，外靠其尚有美国政府为之供应，仍坚持其独裁和分裂立场，反对党派会议和联合政府，并企图以伪装民主的国民大会使独裁合法化，以便在他们认为时机适当时好下反共内战的讨伐令。同时，美国目前政策，偏以扶蒋，这更易以助长蒋之独裁气焰和内战危机，而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起来，蒋更要加紧压迫。因此，国共谈判，至少目前不会有何结果，而内战危机则依然存在。总之，要专制派自动向民主让步，是不可能的，只有国内外压力增加，最后恐还要引出国际干涉，才能找到问题的出路。

二、我党在坚持联合政府的方针下，目前着重于揭穿和反对蒋所要召开的国民大会之伪装的反动的实质，指出它将是一党包办的、具有分裂性质的御用猪仔国会，绝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而我们所主张的国民大会，是要在国土恢复、人民自由、党派合法等条件之下，实行全民无拘束的普选，才能实现。且这些条件，必须联合政府才能保障其实行，而国民党专制政府是绝对不会实行的。在战时，我们主张建立临时的联合政府，亦即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民主分子组成的举国一致的政府；在战后，我们主张建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亦即真正民选的举国一致政府。为推动此运动，并团结各解放区及全中国民主力量，积极准备反攻，以便击败日寇，建设中国起见，中央拟于七次大会上向各解放区及全中国人民提议在延安召开全国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一方面成为各解放区的联合政权机关，但不称为政府，而称为解放联合会；另一方面又保持其抗日人民的民主阵线的性质。这一组织在政权上说，它将是地方性的联合政权，不是第二中央政府，但同时，又因为国民党政府必不承认它，故又是独立性质的地方政权。在全国没有联合政府时，它将是促进联合政府实现的一种主要动力，在全国有了联合政府时，它将是联合政府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联合政府的支持者、辅助者，而在人民中将起着极大的动员和组织作用。

三、现在距七大开幕之期不及一月，为使各解放区党外人士及党内负责同志，对上述提议不致感觉突然并有所准备起见，中央责成你们于电到半月内经过各边区、各行政公署，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商谈这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问题，尽量征求大家意见，以供中央参考。座谈会中应注意事项：甲、参加人数应使党外知名之士及杰出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多于党内同志，以便将来解放联合会中，能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领导。乙、吸收由沦陷区逃来的党外人士及各民众团体代表参加。丙、这一问题可说明是本地党的提议，由党的负责同志根据此指示加以解释，但商谈时要尽量推动党外人士及群众领袖发表意见，即使是反对意见也不要拒绝。丁、这一座谈会暂不公开登报，各种意见望先汇报中央，暂不作任何公开响应。以上执行情形望告。

　　中央 寅删

3月15日，邓小平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关于形势的报告里说：每个共产党员要“更加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在党史上邓小平第一次把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

3月26日，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梯队进入湖南省平江县，对外称“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驻扎在县城天岳书院。

3月27日晨，王震、王首道命人公开张贴了部队南下前曾经由毛泽东亲自改定的《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全文如下：

去岁湖南沦陷，日军肆虐横行。皆因抵抗不力，政府抛弃人民。

本军奉命援湘，消灭万恶敌人。实行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好人。

工农商学各界，军队地方士绅；不分阶级党派，皆愿相见以诚。

一致联合对敌，展开民族斗争。独裁贻误国事，专制违反民心。

唯有迅速改革，方能耳目一新。实行三民主义，恢复中山精神。

取缔贪官污吏，扶持好人正绅。厉行减租减息，改善社会民生。

取消苛捐杂税，买卖务求公平。反对强迫兵役，欢迎志愿从军。

保障人权财权，维持社会安宁。严惩汉奸特务，悔过可以宽容。

中国有共产党，华北有八路军。满布大江南北，则有新四大军。

广东广西一带，抗日起义纷纷。德寇正在瓦解，日寇亦将土崩。

苏联英美中法，保障战后和平。世界进步很快，中国岂能后人。

愿我三湘子弟，一致义愤填胸。起来保乡卫国，充当抗日英雄。

倘有汉奸国贼，敢于阻挠军容；自当痛击不贷，勿谓三令五申。

特此剀切布告，仰各一体遵循。

司令 王震

政治委员 王首道

3月31日，毛泽东复电给王震、王首道，他在电文中写道：

王震、首道：

你们占领平江、崇城及人民欢迎你们之电报，今日收到，甚为欣慰。同意你们在湘北工作一时期，建立联系南北之间根据地（包括崇、通、平、浏、岳、湘、长、潭），然后再南进。但要注意策略，勿主动进攻顽军，待其来攻然后打击之，站在自卫立场上。

毛泽东 寅世

3月3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七次会议，讨论准备向七大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和提交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及军事报告。毛泽东首先对《论联合政府》作了一个说明，他说：

“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我们应该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纲领，动员全国人民争取其实现，也就是团结全党全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这个纲领以前大部分是有的，现在加以综合及发挥。”

“我这个报告讲抗日的部分不太多，有些同志对此有些意见，这是因为思想不很通。《新民主主义论》讲抗日的话还要少一些。还在1937年我就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当时有同志不赞成，他们不知道抗日的问题是已经定了的，当时的问题是如何抗日。我说的这次有些同志思想未通，但同1937年‘十二月会议’至六中全会时期的错误倾向是有区别的，那是主张依靠国民党，不要民主、民生，不要三民主义的。要三民主义是一个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同志们的意见很好，90%以上我都采取了。”

“对一切要联合的对象我们都采取联合的态度，但也略示区别，略有批评。这一点也很重要，没有区别是不好的。对资产阶级，我说是多半与土地联系着。对大后方民主运动中的某些分子，也批评其不坚决，指孙科之类。有的人看到3月1日蒋介石的讲话与我们的痛驳后，又慌张了；听说赫尔利回我们的电报中说不要作最后结论，就又高兴了。中间派是动摇的，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假如中国有农民党，我们也要与它区别。这是要我们共产党员弄清楚的，惟有区别才能领导。

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动摇，是两面派。一面抗日，一面投降；一面联共，一面反共；一面联苏，一面反苏。蒋介石的欺骗我们都揭穿了，而且有外国人压。赫尔利来延安，美军观察组驻延安，这个影响很大，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受到影响。爱金生、高桂滋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文化界签名谢冰心、顾颉刚都参加了。这个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但有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这个报告，蒋介石看了最不高兴，中间派看了又高兴又不高兴。中间派是有前途的，外国人在蒋介石不行了的时候会扶他们，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但他们是动摇的，蒋介石让步了他们就会拥护。3月1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罗隆基就写文章欢迎“还政于民”；2日我们广播了新华社记者对蒋介石讲话的评论，民主同盟在10日又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所以，他们是可以听我们的，但需要我们的坚强领导。领导问题我在报告中讲了一下，除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还包括其他民主分子。

对外国主要联合苏联，对英、美及其他反法西斯的各国以联合为主，但也有警戒的暗示，希望他们尊重中国人民的意见。

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列宁也要我们发挥他。他的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共产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作自己的旗帜，我们就有孙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缘，曾经和他合作过。内战时期不讲他不能怪我们，因为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

“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反旧民主主义也提了一下，军队国家化之类就是他们的口号，但不着重反对旧民主主义，因蒋介石不是什么旧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报告里也说明了有三种经济成份。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也存在了几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未得，富农存在得更久一些。”

“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

“刚才几位同志提到大会的精神算不算旧账的问题。不算旧账当然不是一个口号，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账，但我们的算账不要含有要搞垮谁的意思。参加七中全会的同志应当用很好的理由与态度去说服七大的代表们要有这种自觉，把过去历史问题托付给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已集中力量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如果在大会上讨论历史问题，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议题，而结果仍不会超过现在的决议草案。扯到军事历史、华北历史、各个山头等等，更是扯不清楚。决议草案中没有说百分之百，没有说品质，没有说非法，也没有说宗派，这些不说至多成为缺点，而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都采取了这个方针。”　　

会议决定：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一内容写入党章。开始，毛泽东不同意七大党章中“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他说：

“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经过酝酿讨论和修改，毛泽东才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同意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体系命名，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会议通过了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党章草案》、《军事报告》，通过了七大主席团、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确定了七大会议日程。

欲知中共“七大”召开的情况如何？请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5年3月2日撰写了一篇极其精彩的檄文式的《新华社记者评论蒋介石3月1日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的演讲》。在讲了一番大道理之后，他最后议论道：“袁世凯做皇帝之前，也曾有人劝过他不要如此，他一定不听，做了83天皇帝之后，留下了一场‘新华春梦’，给中国历史添上个无足轻重的插曲，做了个‘一双空手见阎王’的枉死鬼。现在有想追他踪迹的，尽可追上去罢。”毛泽东还说：“我们希望蒋介石不要再耍什么花枪，要么就照着这个主张去做，要么就走你自己的路，我们的立场是坚定而清楚的，任何花言巧语，欺骗恐吓，江湖流氓，借外人以压同胞，逞武力以图异己等等下流无耻行为都不行，让那些下流人物自由自在地去干罢，要想吹动别人一根毫毛，那是没有希望的。”多么辛辣而犀利的语言！现在是到了又需要写时评和政论的时候了，可是有不少写手的文章不是言之无物，便是索然无味，何不学一学毛公的文风和笔法呢？

第67章 1945年4月—

“我们这次大会，是一次关系全中国4亿5千万人民命运的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话说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发表谈话说：“中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支持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不支持中国共产党。”

这是美国为了迫使中国共产党让步、打破国共谈判僵局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早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就采取了对苏联妥协的策略，鼓励国民政府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同苏联签订秘密协议、同苏联举行关于签定中苏条约的谈判，企图通过苏联的影响，压迫中国共产党妥协。赫尔利4月2日的谈话，就是在这些同苏联的不光彩交易之后发表的。

4月5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日苏中立条约》将于4月期满，条约期满之后不再延长。

4月12日，美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三巨头之一的罗斯福总统因病逝世。历史终于使毛泽东与这位美国伟人失之交臂。

此前在1945年3月3日，斯诺从欧洲战场采访回到美国，罗斯福第三次接见他时说，准备在对日战争最后阶段直接给中国共产党以援助。他的不幸逝世，使美国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打算被搁置了起来。后来斯诺在回忆起这一憾事时写道：“一个月后，罗斯福去世了。这就关闭了这一战时中美友好的大门。”

毛泽东在罗斯福病逝之后，与朱德谈起了美国新总统的竞选问题。他说：

“美国正在竞选总统。我估计杜鲁门可能当上美国总统。”

朱德也说：

“蒋介石支持杜威竞选总统，我看他的算盘打错了。”

毛泽东的思路跳跃性很强，他没有接朱德的话，而是很自信地说：

“蒋介石投靠他的美国主子打内战，镇压人民，是注定要失败的！”

后来的结果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杜鲁门击败了杜威，由副总统升为总统。他一上台就赤裸裸地支持赫尔利的扶蒋反共活动，开始实行向蒋介石一边倒的对华政策。是年6月，美国联邦调查局以泄密罪，将谢伟思等6名同情中国抗战民主事业的美国进步人士逮捕入狱。

再说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八次会议，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期间，王明一直在家中养病。毛泽东先后三次把准备讨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稿送给王明看，请他提意见。就在4月20日这天，王明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弼时，说请他阅后转交毛泽东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各位与会者，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赞扬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功绩，并检查了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王明在信中写道：

“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的历史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建设意义。”“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我郑重声明：中央根据七中全会这一决议的立场和精神，与根据对我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所犯各种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对我作出任何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我都服从接受。”“我认为中央应立即撤销我在党内的一切领导职务。”

王明这封信是他第一次公开向党中央系统检查自己自土地革命战争以来所犯的错误，对于维护共产党的团结和召开七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第八次会议上首先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了一个说明，他说：

“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24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国民党致力国民革命凡50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坏事，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错误。现在的决议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全国人民的。

这个决议有两个问题：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错误。看趋势是要做，但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纠正，使革命不受损失。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如何做？交七大还是交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原来是准备交七大的，后来决定交七中全会。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

内容上的其他问题：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了？现在弄清楚了，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

治病救人的方针证明是有效的，要看什么时候需要强调哪一个方面。前年12月以后治病太多，救人差一点，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1940年不许提路线，1941年谈了路线，以后就发生了王明同志的问题。他养病的时候，我们整了风，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是确实的，但‘沛公’很多，连‘项庄’自已也包括在内。发展的过程就是如此。到了现在，这个决议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王明同志写了这封信，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其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都很好。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李立三在大革命时代也有功劳。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

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这个支票是要兑现的。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经过八次修改、向全会提供三次草稿、而且是每一次都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最后定稿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给予极高的评价。《决议》对于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作出了正确总结。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专门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肃反”作了总结：

“1935年秋，犯‘左’倾错误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同原在那里的犯‘左’倾错误的郭洪涛同志结合，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个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等同志。接着又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极端错误地逮捕了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

4月21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七大预备会议。

这时候，各地的代表都已集中到了延安。萧三也是七大代表之一。可就在此时，在“审干”中所发现的一些代表的问题，又提出来了，如果不承认其代表资格，就需要他所代表的那个地区重新选举。这样一来，由于关山阻碍，交通不便，七大就又得延期举行。毛泽东听取了任弼时关于代表资格审查问题的汇报后，当机立断，说道：

“开会，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审查了。”

接着，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他说：

“代表同志们！今天我们能够开一次很好的大会。这个时机很好，我们有了很大的力量，我们党较之过去是空前地团结了。

我们大会的方针是什么呢？应该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　　　　　

“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12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中国是翻天覆地的24年，世界是翻天覆地的28年。这28年是苏联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后的28年，中国共产党的24年也是同过去大不相同的24年。这一点是要使广大人民知道的。”

“第一次大革命的7年当中，党员的最高数字不超过6万人。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这是一大经验。被人家打了一枪，发了气，再干，干得很好，如打倒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很对。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勾结，我们就提出革命口号，叫打倒蒋介石，和他打了10年。打蒋介石是不错的，但是如何组织队伍，以及组织了队伍又如何放枪，这就发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所讲的。大体上说，不同的意见主要不外乎这3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在这三个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中，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见大体上比较恰当，适合中国国情，比较正确些，在组织队伍、如何打法的问题上比较好一些，但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当时党内的同志天南地北，除了几个被国民党悬赏几万元捉拿的人以外，大都互相不知道。可是意见可以相同，或者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相同，或者在那样一个问题上相同。

孙中山这个人我见过，在座的同志看见过他的还有。他是1925年去世的。当他致力于国民革命39年的时候，我见到了他，那时他已将近60岁。当时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座的林老也是参加的一个。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是国民党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39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1924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苏联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39年老是失败。我们当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有很多人反对我们，说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是36天罡星。搞军队也是国共合作，当时的主要干部，军队的与党的，都有国共两党的人。第一军是蒋介石当军长，恩来同志是党代表，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是李富春同志，第六军党代表是林老。那个时候也就是联合政府，军队是政府的主要部分，所以联合政府以前就有过。

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但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德苏战争以后，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至于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志一起在安源做过工人运动，后来五卅运动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劳。

现在讲一讲《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经同志们详细讨论过。同志们提议将这个问题交七中全会处理，不提交大会，使得大会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个意见很好，这是为全党、为全国的人民、为党的将来着想的。决议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交给大会以后的新中央采纳修改。

大会的工作方针就是团结和胜利。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4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

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有90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战；我们根据地有9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如像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保持谦虚。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很多东西在讨论中你们提出来了，这很好，叫做谨慎从事。要慢慢来，天塌不下来的。从古以来，天都没塌下来过。以前有一个杞国，有人怕天掉下来，天天忧愁，谓之‘杞人忧天’。到现在几千年了，二十四史都没说天掉下来过。就是掉下来，我们同志当中也有几个很高的可以撑住，不要紧。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经过10年8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共产党里头闹别扭的有两个主义：一个教条主义，一个经验主义。这个决议上说我曾受了多少次的打击，我说要勾掉。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但是把它勾掉好，不必写这些。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20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又如最近写决议案，写过多少次，不是大家提意见，就写不这样完备。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说我毫无本领，一点也不懂马列，那我也不同意。一个托派分子，过去是共产党员，名叫叶青，他说毛泽东这个人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只有一个主义叫做毛泽东主义，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主义。这我不赞成。好像我这里没有，他那里倒有很多马列主义，甚至都在他那里。说我马列主义成了堆，那也不是。人家喊万岁，我说我52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但总是引出一个任务来，即还要前进，要再长大一点。说懂一点马列主义，也引出一个任务来，也是要前进。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整个宇宙不晓得经过多少万万年，现在比过去是进步了。地球上出了生物，出了动物，出了人类。人类又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出了文明社会，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教给我们，要懂得将来还要进步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还要进步，直到阶级没有了，政党也不要了，共产党、国民党一概不要，八路军、新四军也不要了。太阳、地球在很远的将来也都有一天要毁灭。旧的东西毁灭了又有新的产生。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一定要这样看问题。但今天要政治不要？要。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从科学上说来他这话不对。他这话只有一个革命意义，即是反封建，因为封建社会的政治是皇帝一人专制。但原始共产社会有众人，没有政治。政治是从奴隶社会才开始有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恩格斯说阶级斗争有三种：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理论斗争。后面两种斗争也都含有政治性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这种观点，这是彻底革命的观点。因此，我们要经过战争，经过阶级斗争，要放手发展壮大共产党，壮大八路军、新四军。

人世间的事总是不完全的，儿子比老子完全一些，孙子比儿子完全一些，后来居上。

这次大会有些同志未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有什么，大家可以解释解释。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五次大会我参加了，但没有表决权。我当时身为农委书记，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央不通过，五次大会也没有采纳。现在党是比过去公道些了，但是不公道的事仍然会有的。

这就是说，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的努力。

现在又出了一个‘共产党’，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集合了一些叛徒，组织成的一个‘非常委员会’。他们已经发出了宣言，口号是打倒毛泽东。我们这个历史决议出来后，敌人一定会利用它。但是我们不管他们利用不利用，还是作出了这个历史决议。我们要不听任何敌人的挑拨。党内也可能有一些有歪风的人进行挑拨。不要怕这些挑拨。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我们有一条方针，就是团结，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总起来说，我们党24年来有成绩，成绩也相当的大。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

预备会议确定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通过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新党章和选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会议选出15人组成“七大”主席团，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

选举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有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无表决权），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代表全党121万党员。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20岁左右。

此时的王明仍在病中，他是被人用担架抬进会场的。

代表们坐在木制的长凳上，前面是一排绿色植物和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24面红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走过的24年的路程；每一根柱子上都有一个很大的“V”字，表示与盟军一起反法西斯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灰色的砖墙上贴着标语，上面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心同德！”等等。

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和主席团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在主席台前就座。

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幕，并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在24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我们应该感到荣幸，我们应该庆贺这个成功。”

毛泽东以《两个中国之命运》（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为题致开幕词，他说：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4亿5千万人民命运的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1943年所发表的《中国之命运》——笔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指他自己准备在这次大会上要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笔者注）。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

“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及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先后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彭真作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

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题目是《论联合政府》（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大会印发了《论联合政府》全文。

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共分五个部分：一、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二、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三、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四、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五、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

毛泽东在第三部分最后讲到了中国的“两个前途”，他说：

“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裕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

“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在第四部分，毛泽东讲到了“我们的一般纲领”，他说：

“我们主张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

关于“中国解放区的任务”，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的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与联合政府的成立。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全国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责任不要使他们失望。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起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第五部分中，毛泽东说：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毛泽东最后说：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4月25日，朱德向大会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4月27日，毛泽东在百忙中抽空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见《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他写道：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集中必要的兵团，离开现在分散作战的地区，到一定的攻击目标上去作战。这种集中行动的大兵团，不但不能生产自给了，而且需要后方的大量的物质供给；只有被留下来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其数目将还是广大的），还能照旧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照此看来，我们全军应趁目前的时机，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之下，一律学会完成部分的生产自给的任务，难道这还有疑问吗？”

“1942和1943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目前正当春耕时节，希望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工作人员、人民群众，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学会生产的地区，今年应当更大的努一把力。”

从4月30日开始，“七大”在继续讨论政治报告、军事报告的同时，进行了大会发言，周恩来、彭德怀、陈毅、高岗、张闻天、康生、博古、彭真、聂荣臻、杨尚昆、陈云、李志中、陆定一、刘伯承、朱瑞、古大存、李富春先后在大会上发了言。

毛泽东在“七大”期间和彭德怀谈话时，彭德怀就自己在百团大战后期战役指挥上失误一事，不无愧疚地对毛泽东说：

“华北抗战基本上执行了正确路线。”

毛泽东说：

“华北抗战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

彭德怀又说：

“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艰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

毛泽东则说：

“锻炼了部队。”

毛泽东一席话，温暖了彭大将军的心。

1945年5月2日，毛泽东复电河南区党委书记戴季英、河南军区及河南人民抗日军司令员王树声，对他们在4月25日关于河南发展现状和向伏牛山腹地扩大与建立基地的请示报告作了答复。他在电文中写道：

河南区党委：

如果你们觉得向嵩、伊、临、鲁、南召地区进展是有利的，你们可以这样做。文年生等部赴湖南广西的部队本月下旬可从延安出发。

中央 辰冬

5月4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等，他在电文中写道：

王震、首道，并告郑李（即郑位三、李先念——笔者注）：

一、顽方既以6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可以采取机动作战，在你们考虑成熟之后，即可行动。机动办法，或以大部队向修水、铜鼓行动一次，或由王震率精干支队向南行动，均由你们依据情况考虑决定。二、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建立，以为南北枢纽。区党委组成问题，中央另电通知。三、“七大”辰有前可毕，会后数日9旅3100人，文旅2100人，即可由延出发赴湘。四、“七大”文件广播你们收到否？

毛泽东 辰支

收到电报后，王首道和王震、王恩茂、张体学等立即在通山山口铺召开边区党委会议。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决定由王震率领主力第一、二支队和第五、六支队之一部，跳跃式向湘北挺进；王首道随军直机关以及三、四支队偕张体学部坚持鄂南斗争，以此南北配合，进一步巩固、发展鄂南根据地，为建立湘鄂赣边区根据地打下基础。

后来，这南下部队第一梯队反复在湘北和鄂南一带周旋，花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与顽军作战，在长江以南、赣北彭泽以西、湘北岳阳以北广大地区，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南北130公里、东西180公里的湘鄂抗日根据地。

经毛泽东批准，南下部队在湖南平江成立了湘鄂赣边区临时区党委、军区和边区行政公署。王震任军区司令员，王首道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张体学任军区副司令员，聂洪钧任行署主任。

5月11日，“七大”第一轮发言结束。

5月14日至15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说：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理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5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讨论了中央委员名额和提名方式。

5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主席团会议，通过了选举中央委员会条例草案，并决定印发各代表讨论后在大会上通过。

5月21日至23日，七大会议继续进行个人发言，冈野进（日本共产党代表）、乌兰夫、朴一禹（朝鲜独立同盟代表）、林彪、马凤舞、刘澜涛、张鼎丞、傅钟、叶剑英先后发了言。

乌兰夫，1906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蒙古族，汉名云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九一八事变后，乌兰夫和云继先等人发动“百灵庙暴动”，打响了蒙古族抗日第一枪。

5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召开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对大会选举问题的讨论情况的汇报。

各代表团在讨论中，有人提出中央委员会要少而精，有人提出不要照顾山头，有人提出王明是否要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毛泽东就大家所提出的问题，说道：

“少而精的思想是好，但这是理想。山头是要照顾的。中央委员会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各方面的知识。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过去八七会议不要陈独秀出席，后来又不选他，过去还有所有犯错误的人都不要，这些都是不对的。现在拟的名单，形式上看很庞杂，实际上大不同。现在世界形势变了，党有了三个时期的经验，整风以来25个中央委员中起了很大变化。少而精只是一方面的真理，少不见得就很精，多一点也不见得就不精。就是说要照顾山头，要照顾到犯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次就精得不得了，太精了就会脱离群众。”

5月24日，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他说：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开得很顺利，三个议事日程已经过去了，大会结论等两天就可以做。第四个议事日程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关于选举的方针，主席团交换过几次意见，决定了一个方针，我现在向同志们报告一下。”

关于“选举的标准”，毛泽东说：

“我们采取一个什么标准，用什么原则来进行选举呢？各个代表团的主任反映了许多同志的意见，有这样的，有那样的。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成中央委员会。采取这样一个原则比较好，比较恰当。这样一个原则，应该是我们选举中央委员会的原则。

这次要选举许多过去不是中央委员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就是说，有两批人要选进中央委员会来。一批是过去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人数并不很多。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17年了，这17年中间，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几次的选举，现在剩下来的中央委员还有25个人。这25个人，大部分应该继续选进中央委员会工作，因为他们有很多经验。再就是应该选举大批过去不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因为他们也有很多经验。新的中央委员会必须比过去老的中央委员会的25个人扩大，我们大会必须采取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这样一个政策，对于我们党现在的情况、国内的情况、国际的情况都是适合的。就是说，新的中央委员会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但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如此才能够适应党的目前情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

按照这样的标准和原则，于是就提出：一、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现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不应该选举，一种是应该选举。二、这次选举中央委员会要提拔许多过去不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要不要照顾各方面？就是所谓要不要照顾山头？也可以有两种考虑，一种是不要照顾，一种是要照顾。三、中央委员的资格和标准是能够执行大会的路线，这是重要的，但对他的能力要求如何？是不是要有各方面知识的人我们才选他？还是有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的知识的就可以选他？这个问题，同志们也提出来了。总之，在选举方面有这样三个问题。

关于第一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只选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凡是犯过路线错误的我们就不选，这样一种意见，主席团认为是一种好的愿望，一种好的理想。这种意见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我们吃了亏，原因就在一些同志犯路线错误。同志们！我们这次大会跟过去历次大会都有很大的区别，过去的大会我参加过三次，代表们一般对选举都不大认真，只有少数人认真。而这次大会，我们各方面的同志对选举都非常认真。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有了经验。过去我们的经验非常不足，觉得我自己也选不到中央委员会去，随便你提一批人吧，你提什么人，我就选什么人，结果是我们自己受了惩罚。这次情况变化了，大家对选举都非常关心。所以这个问题提出来，是有这一方面的理由的。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不选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甚至绝对化一个也不选，那就不好，就不恰当。”

“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结果是不是好呢？陈独秀后头跑到党外做坏事去了，现在看不选他是不对的。我们党是不是因为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从此就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解决了问题呢？六次大会选举出的中央纯洁得很，没有陈独秀，可是我们党还有缺点，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没有因为不选他，我们就不闹纠纷，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选陈独秀，这里面有一条原因，就是为了图简便省事。在预备会上我曾讲过，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再有一次，是六届四中全会把李立三开除出政治局，要他离开中央工作，虽然中央委员的名义还保留，但实际工作离开了。以为这样一来立三路线的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真的解决了呢？我们把陈独秀赶走得干干净净，结果我们还是跌筋斗；李立三没有到党外干坏事，还是同志，可是政治局的工作赶开了，中央的工作也赶开了，但四中全会也跌了筋斗，赶李立三的那天就是一个筋头，以后翻的也不少。这两次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内战时期，喜欢图简便，不愿意同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共事，‘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一种作风是不好的。最近10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因此，七次大会应该接受过去的经验，就是说，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过去中央委员会里头，有的人错误犯得少一些，有的人错误犯得多一些；我今天也声明一下，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没有呢？我说就没有。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所以说：‘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

“鉴于历史上闹的乱子，这次要谨慎一点，不是凡犯过错误的就不选，只要承认错误又决心改正错误的同志我们还要选。”

“关于第二点，要不要照顾到各方面？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照顾山头的问题。也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要照顾，一种是不要照顾。主席团认为还是要照顾才好。”“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抗战时期也有山头，就是说有许多抗日根据地，白区也有很多块，北方有，南方也有。”“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有山头而没有主义，另外来一个主义叫做马克思主义，叫做山上的马克思主义。从前有人讲山上无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把这个‘无’字改一下，叫做山上有马克思主义。如果山上没有马克思主义，那我们七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因为七大是在清凉山开的。”

“关于第三点，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应该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每一个中央委员都应当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一种是每一个中央委员不一定要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主席团认为，前一种意见也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是有道理的，如果能做到那样，当然很好。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所谓各方面的知识，就是各方面事物发展的逻辑。斯大林讲过：联共中央委员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才，有文化教育方面的，有经济建设方面的，各方面的都有。我们的新的中央也应该是包罗各种人才的，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山头。”

关于“选举的人数”，毛泽东说：

“今天要通过选举法，选举法的第一条，就规定了要提两回候选名单，第一回是预选的名单，第二回是正式选举的名单。通过选举法以后，大家就要考虑，在代表团进行小组酝酿，明天或后天主席团就要提出预选的名单。

关于人数问题，主席团考虑了很久，但是没有提出确定的人数，我做这样一个数目字的提议，叫做70人左右。上面我讲过，我们要照顾各个方面，照顾新提拔的、知识比较多的、知识比较少的、代表各个地方的革命力量的，这个数目字要有多大呢？要有70人左右。在人数问题上，也考虑过三个方案，一个是100人左右，一个是70人左右，一个是30人左右，就是大、中、小的三个方案。这三个方案中，我想我们两头不要，取一个中间，就是70人左右。主席团认为这个方案比较好，太小了不能够反映我们党的现状和发展，今天我们党有100多万党员，将来还要发展，比如一年之内可能发展到200万党员。新的中央委员会比过去扩大些，扩大到70人左右可以不可以？我想可以，应该采取这样的方针。我们要采取一个慎重的方针，不要选得太多，但是也不要选得太少。30个人、40个人左右太少了，100个人左右太多了，70个人左右很好。我代表主席团提出这些意见，当然最后还是决定于大家。”　

“政府是什么东西呢？国家是什么东西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机关，是个机器，是个工具。我们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反革命的工具。反革命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革命的工具。总之，都是一种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府也是工具，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领导机关，也是党的工具，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党是阶级的领袖，中央是全党的领袖，我们都当作工具来看。这一点，我今天讲一下。过去我们有许多同志不了解这个问题，认为自己是英雄，出来是干革命的，很有一番自豪。有一番自豪是对的，但应该是作为工具的一番自豪。我们是阶级使用的武器，我们阶级要胜利，就要选出先锋队来。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各个中央委员，各个领导机关都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国际歌》上所讲的，少奇同志在这里念过几次，‘不是神仙，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自己救自己，他就要选举党，选举工具。

总之，我们大会主席团希望同志们，全体代表同志，采取这样的选举路线。主席团认为这种希望是反映了代表同志大多数的意见，反映了全党同志大多数的正确意见的。这样的选举路线，如果得到了同志们同意的话，那就这样做。请同志们考虑。”

欲知中国共产党“七大”接下来的情形怎样，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第8次会议上说：“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可以说，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毛泽东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因为只有了解了毛泽东的完整的真实的一生，才能够正确理解他所说的“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这句话。在那个时候以及此后相当一个时期内，其他人是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一生的终极目标的，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最终要干什么。尽管毛泽东历来都把他的终极目标像宣言一样宣示于众，但在别人眼里看来，那只不过是口号喊喊而已，并没有把它当真的。以至于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为毛泽东的终极目标出现后，连他的同代人甚至经他亲手培养起来的部下们，绝大多数人也都不理解，不支持，甚至于反对。

第68章 1945年5月—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那本书上说：被推翻了的阶级，一定要报复，搞复辟。这件事，将来会要证明的。过去我们没有经过那种危险，如果注意这一条，提高警惕性，警戒自由主义，危险就可能减少。不然，将来要吃大亏的。”

话说1945年5月29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起草的《新华社评论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5月5日在重庆开幕，21日闭幕。这次大会虽然开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实现民主团结、加强对日作战、反对内战危机的时候，开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已将全国人民的要求加以总结和宣布的时候，但是它对于希望国民党有所改进的国民党员与国内外人士，所给予的却是失望。国民党的大会在该党反动统治集团的支配下，决定拒绝联合政府（这是在全国实现团结统一，保障国内和平与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任何最小的民主改革的必要前提），决定仍于今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党当局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决定坚持独裁的反人民的“统一”，“绝对禁止违背政府法令及在外交、军事、财政、交通、币制上有任何破坏统一之设施与行动”；对于国共谈判，决定“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也就是说，准备随时以所谓“妨碍抗战危害国家”的帽子戴在共产党头上，一切问题实行武力解决。国民党的大会，既然在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违反了人民的意志，它对于目前的局势就不但不能澄清和改进，而且更正式地表明了国民党当局已经选择了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道路。这样，这次大会所作出的一切“民主”的姿态就只能成为一种显然的伪善。蒋介石向大会提出：“本党在军队中原设之党部，一律于3个月内取消；在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改属于政府，担任训练青年之任务；在6个月内，后方各县市与各省临时参议会，应依法选举，俾成为正式民意机关；制定政治结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团体得依法取得合法地位；本党党部在训政时期所办理有国家行政性质之工作，应于本届代表大会闭会后，陆续移归政府办理。”这就是说：国民党当局决定如同把他的政权交给他所制造的国民大会一样，把他的军队青年团及其他行政工作（包括他的特务工作）交给实质上毫无变更的国民党政府；使他所制造的各省县市参议会由临时变为正式；其他政党凡合国民党之法者均为合法，不合国民党之法者均为非法。并且所谓撤销军队的党部实质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加强国民党法西斯组织控制军队，这等于在1938年蒋介石宣布废除小组织，但是实际上是加强了CC团、复兴社等法西斯小组织。国民党的这次大会吸收了几乎所有高级军官为中央委员，便是一个明证。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实际上是把国民党的各种反民主的活动“国家化”，所以蒋介石的开幕词也说，“在实施宪政以后，本党的责任不但不因之减轻，而无宁更为加重”。总之，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定把独裁的大权由左手“还”给右手，而这就叫做“民主”，并且不许不叫做“民主”，反对的就是“破坏统一”，就是“妨碍抗战危害国家”，就不合于“政治结社法”。国民党的大会此外还通过了很多很多“民主”的宣言和决议，在这些文件里，国民党当局对于人民的迫切而易行的要求如减租减息、救济民营工业等等不作明白的规定，却高谈其所谓都市土地的公有，集体农场，消灭剥削，党与国家的超阶级，甚至决定要“抑制遗传缺憾分子之生育”、“调剂两性比例”等等，而其中心只是在实际上为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垄断兼并开辟更多的门路，这是政治上反民主的必然结果。因此，国民党大会的许多漂亮文件只是引起广泛的厌倦与怀疑。合众社24日的重庆电讯说：“此间独立的和自由派的中国报纸一般的论题是提醒过去漂亮的决议案和诺言太多，而兑现的太少了。”它转述国民公报的社论称：“过去20年来国民党威信日降，可以归之于这样的事实，即它没有按照它的话去做。”它又转述素来为国民党政府说话的大公报的意见：“宣言和决议案无论怎么样，除非他们立即见诸行动，他们就会经常停留在一纸诺言上的。不仅如此，全国的统一和团结，是全国最根本的也是国民党当前的主要问题。这一点如果能够办到，则一切就将自动解决；如果不可能办到，那末，整个8年武装抵抗所作的牺牲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国民党的宣言没有充分规定这一点。”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成就，就是如此。

必须指出，国民党的大会是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之下进行的：虽然大会的代表实际上出于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指定，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仍然在各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情绪与改革要求，但是这些人的意见一般地不可能在被操纵的大会上通过。例如对于国民大会问题，据中央社宣称，代表们即曾提出“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确定重新推选国民大会代表，以便实施宪政案”，“请修正国民大会选举法以应需要案”，“请修正国民大会组织法案”等等，但是一切这些重大问题国民党的大会都只以“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常会慎重研讨之”一句话而不加解决，可是开会的日期却又以“应依照总裁宣示”一句话而解决了。同样，虽然这次大会是为狂热反共与准备内战的反动集团所支配，但由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影响着大会的代表，反动集团终于未敢公开作出反共内战的决议，而只以“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这种暖昧的阴谋家的词令来作内战的伏笔。国民党大会所通过的若干漂亮决议，虽然只是内战阴谋的装饰品，但是仍然反映了广大人民和国民党员对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本家统治在实际上太不漂亮的愤懑反抗，与他们对于共产党所实行的，其他民主党派所主张的民主纲领的同情向慕。国民党大会恢复该党第一次大会承认少数民族的宣言，这是纠正了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错误。大会又通过没收或“征用征借”中国在美各银行的冻结存款，这也多少表示了对于蒋孔宋金融寡头及其他大存户的不满情绪。大会要求“提高各级党部工作人员素质，特别注重其经历，人格，学识与革命性”，这可以看出国民党统治集团是使用着一批怎样的爪牙，而蒋介石本人关于撤销军队学校中党部的提议，更自己答复了国民党的统治到底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的问题。但是军队学校的国民党党部既然应该撤销，政府中的国民党独裁为什么反而不应该撤销呢？不但这个问题蒋介石不能答复，其他许多在大会上提出的问题蒋介石也不能答复。在9、10两日的国民党大会上，质问的人数达一百几十人，问及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准备反攻、澄清吏治、改善役政、改善士兵公教人员生活，花纱布管制局业务失职案，黄金涨价消息泄露案，等等问题，而质问的结果乃是蒋介石的一顿大骂，用中央社的说法则是“总裁莅会致训，勖勉各代表多提供根本问题而有建设性意见”。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党外的独裁同样也实行于党内，这甚至在细节上都表现出来。国民党这次大会的主席团与新的多至460名的中央执监委员会，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因为大会主席团的职权是“于总裁不出席大会时轮流主持大会”，大会后的中央执监委员会的职权比这当然要更小而且要宣誓“服从总裁命令”。蒋介石虽然要大会“全体一致起立”（而不是无记名投票）“选举”他继续做总裁，但在大会选举以前的开会期间，他的总裁职务却始终没有停止，这种“选举”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国民党大会的路线既然是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路线，而这种路线又不仅违反全世界潮流和全国人民公意，并且也违反多数国民党员的意见，那么，这个路线与其支持者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民将丝毫不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恐吓、欺骗和摧残所动摇。中国人民将继续以一切力量，为争取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实现民主团结、加强对日作战，反对内战阴谋，为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战斗到底。

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作了长篇口头总结报告，这个报告记录是难得一见的重要历史文献，特将其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一、国际形势。我在报告中这样说：“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这是历史的总趋向。这一看法到底对不对？世界是不是会倒退？“倒退”这个问题，报告中也讲到了，说应该“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地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那就要作另外的一种估计，报告中的某些基本点就要修改。最近四五年来，国际局势经常是矛盾的，一会儿是好消息，一会儿是坏消息，好了又坏，坏了又好，今后还会是这样，时好时坏，不好不坏，波浪式地发展。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世界上有两种势力在斗争：苏联和各国人民的势力是一方，反动势力是另一方。前一种势力要使局势变好，第二种势力要使局势变坏，这样就要经常斗争。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矛盾的世界。但是，说苏、英、美三国不团结，说英、美两国要联合日本，联合德国的那些俘虏，组织一个反苏反世界人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可能性今天存在不存在？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为什么说没有呢？因为客观实际上不存在。现在有两个客观实际，我上面说的不是按照反动派这个客观实际讲的，而是按照苏联和世界人民这个客观实际讲的，苏联和世界人民不要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说现在反苏反世界人民的大战的危险是不存在的。英、美资产阶级内部，有一部分反动派要干，一部分不愿干，一部分是想干而不敢干。旧金山会议可能无结果而散，也可能有些成绩而散。苏联在旧金山会议的记者分析得就很好，我们只能就大势而论，有3种可能性：1、有所成就但不甚圆满；2、无结果而散，也不破裂（同我们跟蒋介石谈判一样），下次再来；3、最坏的结果是完全破裂，推翻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现在看来，第3种可能性不大，第1、第2两种可能性大一些。但是，即令第3种情况发生了，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推翻了，这是不是说英、美就要组织反动派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进攻苏联呢？也不能作这样的结论。莫洛托夫在旧金山会议上的声明说得对，他说即使这次会议不能成功，不能建立防止侵略的国际安全机构，也不等于将来也不能建立，我们要努力争取建立，这次搞不好将来再搞。他的这个话是包括对整个世界情况的估计，和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说，我们相信苏联的力量，相信世界人民的力量，相信印度、南美、中国人民的力量，相信英、美资产阶级内部不统一，不是完全反苏的，有一部分人还是愿意同苏联合作的。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还没有结束，只结束了一半，日本还没有被打败。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即使旧金山会议这次搞不成，也不能说就永久搞不成。在宣布欧洲胜利的那天，斯大林说，欧洲已进入和平时期。斯大林说得对不对呢？很对。在欧洲，战争时期过去了，和平时期到来了。斯大林的判断是根据整个情况说的。苏联是在国际范围内胜利了。列宁曾经讲过：俄国布尔什维克“只要在10至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20至40年白匪恐怖的苦难”。这是在1921年讲的。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是不是20年呀？在莫斯科危急时，斯大林说：或者胜利，或者灭亡。现在是胜利了。苏联的胜利是从在莫斯科打胜仗开始的，不是从斯大林格勒才开始的，没有莫斯科的胜利，也就没有斯大林格勒的胜利。现在苏联红军的旗子已经插在柏林，列宁的话讲灵了。苏联在国际范围内胜利了，现在只是努力巩固这种胜利。苏联的胜利，就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资本主义有它的历史，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两三百年以前，世界上才有资本主义，产生了一个娃娃叫资产阶级，同时产生了另一个娃娃叫无产阶级。中国和外国的古书上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没有共产党，这都是近代的产物。按照列宁的分析，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而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削弱着帝国主义的力量，使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单独胜利。以前马克思、恩格斯讲社会主义将同时在所有国家胜利，至少在几个文明国家同时胜利。到了20世纪的时候，列宁根据新的情况，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的话又说灵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十月革命，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变化，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从这时起，资本主义倒霉了，走下坡路了，社会主义走的是上坡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我也讲资本主义是向下没落，社会主义是向上发展。从十月革命起，资本主义缺了一只脚，剩下的资本主义，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变为法西斯的资本主义，一部分变为民主的资本主义。现在这两部分资本主义打架，民主的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合作，将法西斯的资本主义一夹，夹掉了一个德国法西斯，再一夹，就要把日本法西斯也要夹掉。资本主义好比一个四只脚的马，十月革命搞掉它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夹掉它一只脚，现在只剩下了两只脚，成了一个跛子，成了不完全的东西。资本主义残废了，它怎样走路呢？就装上木脚来走路。你们说这剩下的资本主义，是比过去更强大了还是更削弱了呢？不是更强大，而是更削弱了。

我们的同志要注意，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许多同志往往对于普遍的大量的东西看不见，只看见局部的小量的东西。十月革命，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法西斯资本主义打倒了，法国内部最坏的东西垮台了，许多小皇帝也垮台了，小国家起了变化，都进步了，这又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这些都是大事情，必须看到这些大事情，才能正确地进行分析，才能在分析时不会犯错误。

现在英、美各国的通讯社和报纸，专为一些小问题咬住不放，吵闹不休，令人看起来很觉奇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说资本主义有一种特性，就是“蚀大本，算小账”。第一次世界大战失掉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失掉一只脚，现在却抓着一根头发死也不放。本钱蚀去了，不仅把法西斯打掉了，而且英国本身也打得五劳七伤，这表示资本主义残废了，苏联和欧洲人民强大了，他们不抓小辫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的资本很小了，所以只得抓着小辫子不放，放不得，放了就无话可讲了。这是我们的看法，但他们也有他们的用意。世界各国反动派的反苏言论，其作用在于：1、阻止苏联及欧洲人民力量的发展，在苏联及欧洲人民面前，抓着小辫子讨价还价。2、调动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给自己撑腰。要找人撑腰，就不得不唱些适合于反动派的调子，才能调动那些反动派，团结那些反动派，作为自己的基础。3、压制革命人民。丘吉尔发现他处在欧洲人民包围之中，处在英国人民包围之中，所以要唱一点反动调子，压压人民。由此看来，我们便可懂得，旧金山会议争论那么凶是为了什么，将来东方问题还要争论的。这些争论，好比做文章，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他们还有两只脚未砍掉，还可以走路，还不甘心，所以有争论是可以解释的，如果没有争论反倒成为不可解释的了。

现在世界上大国的外交政策，只有苏联是主动的，英、美、中都是被动的。波兰问题的小辫子也抓不了几天了。苏联没有挂牵，所以能主动。英、美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被动的，英国原来是搞“慕尼黑”的，想叫希特勒去打苏联，把苏台德区等送给德国，但是它雇佣的希特勒这个“劳动力”有点闹独立性，先打了老板一顿，打得哇哇乱叫。对日本也是如此。美国和英国原是出钱雇“劳动力”去打苏联的，送铁送汽油给日本，也就是出工钱的意思。日本就在边界向苏联挑衅，从美、英拿工钱，把工钱弄到了手，它不去打苏联，而去打珍珠港了。日本打了珍珠港，美国和英国才对日本宣战，英国并与苏联签订有效期为20年的《同盟互助条约》，美国与苏联签订在反侵略战争中互相援助的协定。资本主义的主动性，是在18世纪的时候，19世纪上半世纪还有一点，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昏庸腐朽，变成帝国主义，即处于被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美是被迫打的，没有计划的。对南斯拉夫，他们不承认，后来又承认了。现在对波兰也不承认，将来还是要承认的。现在他们不承认中国的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将来也会承认。

资本主义是向下的。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下降了，日本的资本主义下降了，英国的资本主义也下降了。只有美国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它的生产在战争中是它历史上未曾见过的大发展，超过它战前生产的一倍半到两倍。1928年繁荣期间，美国的生产总值为600万万美元，现在，有人说是2000万万，有人说是1800万万，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说是1500万万到2000万万。如果说过去600万万是两个指头，那末现在若为2000万万就差不多是7个指头。它的生产有这样大的发展，所以说美国资本主义是向上的。但是，美国现在的繁荣，带有特殊性，是特殊的繁荣，美国的经济危机很快地就要到来了。从经济上说，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喜马拉雅山，但这个山是要倒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应该这样来认识。美国的危机，归根到底不能由资本主义自身来克服，而是要由无产阶级革命来克服。

这次旧金山会议，即使搞不成，第二次旧金山会议还是会要来的。因为世界情况需要它。关于建立反苏堡垒线，英国保守党是有这种企图的，从前是以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组成的这道墙壁，现在被苏联拆掉了。若它再搞这一套，那就回到张伯伦那里去了，但现在已不是那个时代了。希特勒倒了，苏联强大了，欧洲人民觉悟了，英国人民觉悟了，美国资产阶级中有想与英国反动分子结合反苏的，但大部分人是愿与苏联搞好关系的。英、美都是现实主义的，一手打日本，一手抓一把（做生意）。打败日本后，两只手都要做生意。

总起来讲，第一次大战以后，所谓资本主义的稳定已经没有了，不稳定就经常产生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有的，大概是10年8年来一次，是有规律的有周期性的。这次美国的战时繁荣是带特殊性的，以后也不会有稳定。他们要和平，要建立国际安全机构，要做生意，都是求得战后资本主义的稳定。也可能稳定下来，但不是长期稳定，其中包含着危机。

世界上这几个大国谁是领袖？是苏联还是美国？有人说美国是领袖。这种说法不对。从经济上可以这样说，但经济之外还有政治，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才是更强大的，那就是苏联。苏联在经济的量上说不如美国，但苏联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它产生了伟大无比的力量，产生了强大的红军和英勇的人民。苏联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英、美各国的人民，对苏联的信仰都是非常高的。

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性质？前边说过，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主要的已经打垮了。民主的资本主义比法西斯资本主义进步些，但它仍然是压迫殖民地，压迫本国人民，仍然是帝国主义。它一方面打德国，一方面又压迫人民，打法西斯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它打法西斯的时候，对它的压迫人民要忍一口气。蒋介石也是这样，他打日本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他还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忍一口气，不提打倒蒋介石。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二、国内形势。

第一，《论联合政府》报告的原稿上有“两三年中将是中国情况大变化的关键”这样一句话，在发表时删去了。删去这句话，不是因为说得不对，而是不说为好。但是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

第二，三个大会。去年9月民主同盟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日前国民党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党正在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三个大会如果说有一点相同，那就是都要打日本。不同的是国民党的大会是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实际上也是法西斯主义的。昨天和今天的《解放日报》上都有文章批评国民党的大会，同志们可以去看。国民党的这次大会上有一点特殊，蒋介石的话就是国民党的命令，过去这仅仅是事实，这次变成了纪律，中央委员要赌咒发誓服从总裁。世界上除法西斯政党外，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都没有这样一条。还有一条，就是规定国民党员不准加入其他政党。我们共产党不是谁想入就能入，党章规定要经过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入党是有条件的，但出党是自由的。上面这两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国民党现在更虚弱了，更惧怕了，他们的党员中想要加入其他政党的人更多了。但这个赌咒发誓，在现在这个时代往往是不行。

第三，有人提出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我看这个提法很对。在抗战以前近100年中间，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半殖民地。“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国民党削弱了，就不得不依赖美国，这样中国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以美国为主控制国民党，英国可能插进一只小脚。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这将是1931年日本进攻中国以来16年中的大变化，这个变化对我们是有利的。把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可是又来了一个“特殊繁荣”的美国，它现在控制着国民党，所以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争取美国的无产阶级援助我们。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的情况。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第四，有一个问题要讲清楚，叫做“准备吃亏”。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些困难，又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点光明。我看光明多得很，国内民主运动已经兴起，将来更有希望，苏联援助我们，美国、英国的无产阶级将来也还是要帮助我们的，这些都是光明。但是我们更要准备困难，我下面讲的困难有17条：

第1条，外国大骂。现在英、美的报纸和通讯社都在骂共产党，将来我们发展越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他们有人曾经向我们示过威，说：你们那样不行，美国舆论要责备你们。我说：你们吃面包，我们吃小米，你们吃面包有劲，嘴长在你们身上，我们管不了。这叫做没有办法，要准备着挨外国人的骂。

第2条，国内大骂。是大骂，不是小骂，他们将动员一切人来大骂，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毫无人性，等等。只要是世界上数得出的骂人的话，我们都要准备着挨。

第3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不是说几小块，也不是说统统占光，而是被他们占去几大块，他们要打内战“收复失地”。在10年内战时期，他们就曾经占去我们几大块，这次我们还要准备被他们再占去几大块。

第4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1941年中央曾打电报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说我们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可能性有两种，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那时我们有50万军队，准备被搞掉25万，还有25万。这25万是什么？原来50万是伸开的手掌，这25万是握紧的拳头，虽然缩小了，可是精壮了。现在我们的军队差不多有100万，我们还要发展，到将来蒋介石进攻我们时，我们可能有150万，被他搞掉三分之一，还有100万，搞掉一半，还有75万。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

第5条，伪军欢迎蒋介石。伪军摇身一变，挂起蒋介石的旗子，欢迎蒋介石，欢迎阎锡山，使我们很不好办。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他们马上就占了，我们来不及。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

第6条，爆发内战。我们要用各种方法制止内战。现在的揭露就是一种方法，我们要经常揭露，在大会文件上、在报纸上、在口头上揭露。此外，还要用别的办法来制止内战。内战越推迟越好，越对我们有利。抗战8年以来，我们的政策就是使蒋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们的政策还要这样继续下去，使他不敢轻易地发动内战，但是我们要准备他发动内战。

第7条，出了斯科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腊人民在抗击德国占领的斗争中解放了三分之二国土，成立了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德军败退后，英国将军斯科比率英军及希腊流亡政府进入希腊，向希腊人民解放军进攻，屠杀了一万多名爱国民众，并将五万余人投入监狱，希腊民族解放阵线被迫解散了人民解放军，交出了武器——笔者注），中国变成希腊。这种情况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来避免，如果发生了，就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我曾经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的原则是三条：第一条不打第一枪，《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第二条“退避三舍”，一舍30里，3舍90里，这是《左传》上讲晋文公在晋楚城濮之战中的事，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政策。第三条“礼尚往来”，这是《礼记》上讲的，礼是讲究往来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你来到我这里，我不到你那里去，就没有礼节，所以我们也要到你们那里去。我叫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把这3条告诉胡宗南，希望他们也采取“不为天下先”、“退避三舍”、“礼尚往来”的政策，这样就打不起来。他们不喜欢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这是老子主义，是晋文公主义，是孔夫子主义。无论斯科比来了也好，蒋介石来了也好，我们都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不打第一枪这个原则我们要谨记，从一个时期来看好像不一定有利，但从长远来看则是很有利的。当然到了该打的时候，就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有人讲两面作战怎么得了？他们要搞两面作战，我们有什么办法，我只好准备这一着。我们现在好像坐牢一样，前门是日本人守着，后门是蒋介石守着。

第8条，“不承认波兰”。这里是比喻我们得不到承认。现在我们是一个中指头，你不承认，将来是一个大指头，你也不承认，到了是一个拳头、两个拳头的时候，看你承认不承认？你90年不承认，100年不承认，将来到101年，你就一定得承认。因为我们的政策正确，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第9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将来如果形势不好，蒋介石、斯科比两面夹攻，到处打枪，有些党员就向后转开步走，跑掉了，散掉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散得最厉害的是1927年，还有散得多的是内战时期，有组织的党员只剩下三几万。在不好的情况下，党员中有一部分悲观失望的人就跑了，有一部分被压散了，也无非就是这样，我们准备散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

第10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中国革命是长期的，从1921年到现在24年了还没有胜利，还要搞下去，还要牺牲许多党员和军队。党内会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的问题，不仅要对我们大会、中央、中央局，还要对区党委、地委这些领导机关都讲清楚。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是100%的布尔什维克！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

第11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天灾是天不下雨，玉皇大帝不帮忙。最近得到报告，华北、华中很多地方都天旱。古人说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今年我们边区没有收成，这是一件大事。所以，我们要讲节省，从中央起都要讲节省，准备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共产党有本领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打出一条生路来！华北、华中许多地方都要准备这一条。

第12条，经济困难。有天灾经济是困难的，没有天灾经济也是困难的，所以我们要大力学做经济工作。我们曾经提出这样的口号——在两三年内学会做经济工作，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克服困难。

第13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有的同志问：日军退出华南、华中，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怎么办呢？现在日本法西斯作战是寸土必争，看样子是不会撤的。但我们要把事情往坏一点想，即使长江流域的日军统统撤到华北，难道我们就呜呼哀哉了吗？中国抗战的局面是明年日本就要被打倒了，它横行不了多久了。敌人集中华北，提出和平妥协的条件，跟英、美讲和，假如这件事出现了怎么办？我们准备想各种办法对付之，这些办法大家想，中央也想。

第14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所以我们要有准备，以防万一。

第15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不要以为不会发生意见分歧，上述困难一来，许多情况出现，就可能产生党内意见的分歧，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不满意等等。如果我们准备了，分歧就可能少一些，没有准备，分歧就可能多一些。

第16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中国革命是长期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国际无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帮助我们，他们还料不到我们的困难来得这样早，就是料得到也没有办法，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做外交工作，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但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而没有援助，我们怎样办？还是按照过去那样，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第17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

困难我讲了17条，下面讲我们一定要胜利。

第一，暂时吃亏，最终胜利。这个原则是不会错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吃亏都是暂时的，终久我们是要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信这一条。

第二，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此处吃亏，彼处胜利，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们总有道路。

第三，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天要下雨，他硬要跑那有什么办法？就让他跑掉吧。党员中间的动摇分子，他们在革命热闹的时候来凑热闹，在困难的时候就跑了，要跑就跑，我们开欢送会。今天有一些人跑了，明天有一些不怕困难的人又来了，我们党24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说一定有许多的人会来的。

第四，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但总有活着的人。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民族，怕什么。

第五，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我们要感谢何应钦，他不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他这样一困，我们就提出了是解散，是饿死，还是自己动手搞生产的问题。解散不甘心，饿死不愿意，那剩下一条，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

第六，克服天灾，太行有经验，共产党会捉蝗虫，这些经验很好。

第七，党内发生纠纷，这也是给我们上课，使我们获得锻炼。来一次大纠纷，就是一次大锻炼。毛铁炼成钢，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敲打的。

第八，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没有援助有一个好处，援助太多了也有一个坏处。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个国际主义的原则下，要学会自力更生，准备没有援助。现在对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大考验，考验我们究竟成熟了没有，有本事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不是只有外国援助我们，我们也援助外国。24年来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支队伍，我们这个队伍的斗争就援助了外国无产阶级，也援助了苏联，国际无产阶级也一定会援助我们的。

三、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

上面讲了国际国内形势，现在讲第三个问题，关于党内思想政策问题，这里面又包括若干个问题。

（一）领导问题。《解放日报》昨天发表了一篇苏联人华西里也夫写的文章，叫做《论科学的预见》。这篇文章我们很久以前就翻译过来了，这是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几个月写的，所以文内没有讲到关于这次大战的情况，但是可以从中看到对于这次大战也有预见。

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斯大林说：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整个人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于社会的发展历来没有预见，或者没有很清楚地预见。例如原始社会变成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发生革命变成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又发生革命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革命往往是自发的。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多好的预见，但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是盲目的。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比如，我们中国有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间阶级，我们能看清它们的前途。这三个阶级都在活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都在那里准备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去年9月召开的民主同盟代表会议，日前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正在召开的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这种准备的体现。我们的文章，我们的大会文件，根据我们的预见，指出了中国人民将要走什么道路，并规定了我们的政策。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这是斯大林讲的。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人们通常看得见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但是有些大东西，也看不见。比如，大城市是一个大东西吧，国民党加帝国主义是大东西吧，可是我们就是看不见，总叫国民党是“总崩溃”。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一个大东西吧，但是我们也曾看错过，以为这个东西很容易打，很容易就可以把它赶走，于是产生轻敌观念、速胜论。陈独秀那个时期，农民要土地，这是一个大东西吧，土地问题是一个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吧，但是那时候也看不见。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看不见，也会犯错误，但那只是一点一件的错误，牵涉的面不大，这种错误10个、8个也不是很关紧要的。当然，犯了这样的错误也不好，但毕竟不算大错误。凡是大的错误，就是对大量的普遍的东西看不到。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的普遍的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我们这次大会提出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注意工人运动，就属于这种预见。现在还有很多同志对于这些问题感觉不到，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在农村，还是在关内。大城市是一个大量的普遍的东西，东北四千万人口也是一个大东西，但是在今天来讲，还不是一个眼前的现实问题，还不容易注意到。现在我们大会就已经指出这是明天的事，是一个大量的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24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再有24年还不解决，那就一定要灭亡。工业在人家手里，大城市在人家手里，机械化在人家手里，正规军在人家手里，我们都没有，过了48年还没有，那还不灭亡吗？我们要依靠老百姓，但总是吃小米，靠小米加步枪是不行的。不能设想，我们党永远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不掌握经济，没有正规军队，还能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灵了。其实，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没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农民运动，我们比较会搞，工人运动就比较生疏了。我们党走过的路是这样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再到工人运动。过去我们是从工人运动起家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比如内战时期、抗战时期都是搞农民运动，将来我们要再转到搞工人运动，搞大工业，搞正规军队等。这就是我们的预见。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

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有预见的。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无产阶级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但无产阶级成为自觉的阶级只不过几十年。1843年马克思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到1903年整整60年，地球上的俄国才产生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叫做社会民主工党，社会民主工党内出了一个派别，叫做布尔什维克派，然后全人类才找到新的方向。60年前人类就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没有普及，没有去实现，60年以后，才产生了这样一个派别，后来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行动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从1903年到1914年，11年后，世界上来了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到1917年，又是3年，来了一个十月革命。1903年到1917年，14年，十月革命胜利了。没有1903年在俄国出现布尔什维克派，没有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活动，就没有十月革命。没有十月革命，我们中国会不会有共产党呢？当然中国大批的无产阶级产生了以后，总会产生党的，所以不能说不会产生共产党，但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产生，就不知道了。1903年产生了布尔什维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就使得全世界历史改变了方向。1921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

我们要提倡想问题。早几年前《新中华报》要我写几个字，我当时是有感而发，就写了两个字“多想”。“多想”，就是说要开动脑筋。我们的同志过去不大想问题，这要怪过去的领导不提倡想问题。脑筋是“心之官”，是思想器官，这个器官专门做一项工作，就是“想”。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两千年以前他就规定了脑筋的任务。我们全党要提倡想问题。这次大会闭幕后，同志们回到各个地方去，要告诉每个同志，我们的脑筋要多想，想党内的各种问题，想阶级的问题，想国家的问题，想我们民族的问题，等等。遇到问题就分析一番，错了也不要紧，有错误就纠正。我们的同志见了面，不要只讲生活怎么样，不要把生活问题变成主要的话题。我们要提倡想各种问题，多思多想，开动机器，开动脑筋，还要放下包袱，精神解放，轻装前进。我们的同志们还要善于分析问题。我们党内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子，无论做文章、讲话，都用这个框子去套。这个框子就是所谓党八股。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所以，要提倡多想，这样就可以去掉盲目性，就可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同志们，问老百姓。打仗也是这样。我们要善于跟同志们交谈。比如，《逼上梁山》就是一个集体创作，《三打祝家庄》也是一个集体创作，《白毛女》也是一个集体创作，让自己的功劳同大家共有，这有什么不好呢？《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合作写的。我们搞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搞了一个政治报告，如果不是大家都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搞得完全呢？首先要承认这一点，就是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启发同志的思想，去掉盲目性。

（二）略。

（三）干部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性质，现在是一个农民问题，将来是一个全国人民的问题。从内战时期开始到今天，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农民问题。我在前面已经引用过列宁在1921年讲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应同农民保持正确关系的一段话，这段话很重要。我看也可以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如果中国共产党在10年至20年之内，同农民有正确关系，那就可以保证中国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如若不然，我们就要忍受20年至40年的白色恐怖。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如果同农民关系搞不好，那就会灭亡。…… 1936年从窗户吹了一点风进来，有同志说：边区的人民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检查一下，原来我们搞错了，先是对待红26军，后头是对待红27军。中央派到各县的人自称英雄，说什么我是二万五千里，你是什么？你是土包子，吃不开，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这就引起本地人的不满。关于知识分子，我也讲一个例子。去年春节，杨家岭的秧歌队到安塞演出，正赶上安塞的劳动英雄开会，我们杨家岭的娃娃同志、青年同志和劳动英雄一起扭秧歌，这说明关系好了，我说从此天下太平了。从前躲飞机也不走一条路，现在在一起扭秧歌了。同志们！躲飞机这是要命的事，还分得这样清，不走一条路，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现在我们有100万军队，将来要有几百万军队，我们能否胜利就看我们能否团结中国的三万万六千万农民，实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四）整风、审干、锄奸问题。这次整风、审干、锄奸工作是有成绩的。有没有缺点错误？有。我是党校校长，整风在党校老一部得到的成绩相当大，但也有缺点与错误；第二部搞得比较好，进步了。以后整风要照第二部的方法，照这种进步的方法去办。

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所谓“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我们是与天下人共欢乐的。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为什么搞错了呢？应该是少而精，因为特务本来是少少的，方法应该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们搞的却是多而粗，错误就是在这个地方。当着潮流起来的时候，没有例外地觉得特务相当的多，进入甄别阶段以后又觉得很少。还有，被认为是特务的多数不是特务。对这个问题，过去不大了解，审干以后才知道的。所以关于特务，从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

多年来，我们就搞过这项工作，比如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在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那末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更应该废止肉刑，封建主义才采取肉刑。1929年12月作了这个决议，1930年1、2月就打AB团，我们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后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

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抗战时期，出了湖西肃反的错误（指微山湖以西，江苏、山东、河南交界地区，又称苏鲁豫边区。请参看《罗荣桓反思肃反：只用肉刑差点全军覆没》——笔者注），在延安又来了这样一个“抢救运动”。我看，延安犯的这个错误非同小可，因为延安是有全国影响的。犯了错误，也有好的方面，我现在就讲好的这个方面。在肃反问题上前前后后都犯过错误，打仗也打过许多败仗，这样的政策、那样的政策，也碰过许多钉子。凡是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好武器。这个犯错误的经验，抓到我们手里来，同样也非同小可。中央在这里，党校在这里，七大在这里开，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华民族就胜利了。所以犯了错误不可怕，要把错误抓到手里，变作经验，当作武器。对搞错了的同志，要向他们赔不是。

现在还有没有宗派主义呢？我听见有一个同志说：没有宗派主义了。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看？我认为，主观上不要忙于否认有宗派主义，有没有宗派主义，要以客观事实来证明，要在将来工作中来证明，主观上否认，效果很小，不能解决问题。有人要求在党章上加一条：“保障党员的政治生命。”同志们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它反映了在审查干部中有的同志受冤屈。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把这一条当作教训，当作武器，这样就有用处。

在审干中间，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9条方针并不是一开始就发明出来的，而是经过几个月情况的反映，逐渐积累才搞出来的。废止肉刑，不轻信口供，再加上9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乱子就出不来了。但是这9条方针没有完全贯彻下去，以致有很多人不知道。

在目前，同志们还要警戒自由主义的危险，严肃性是必要的。在这次审干中有很大的成绩，不说清楚这一条，是不好的。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那本书上说：被推翻了的阶级，一定要报复，搞复辟。这件事，将来会要证明的。过去我们没有经过那种危险，如果注意这一条，提高警惕性，警戒自由主义，危险就可能减少。不然，将来要吃大亏的。我们党内有两种情绪，一种是过火的情绪，潮流一来，就是急急忙忙地搞，搞逼、供、信，结果搞错了；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熟视无睹，这种情绪也是不对的，要克服的。

（五）准备转变问题。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某些方面也已经有了准备，有些同志让我解释一下将来如何转变，我想现在不用多讲，就是按实际情况去学习，去准备。比如，我们可能要集中20到30个旅，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去打大城市，这也要有准备，具体的步骤交给中央军委去办。各位同志回去后要告诉各个地方，就是要开始准备，这个问题朱总司令已经讲了很多。到城市去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我们七大现在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要在精神上作准备。现在可以做的具体的工作，就是派人去或者调人来训练，或者再多派一点人去训练地下军。把日本赶走以后，我们如果占领了城市，首先要搞吃饭、穿衣的问题。在座的将军们，如果你们搞到北京，没有煤炭烧，搞到上海，没有饭吃，火车不能开，电车不能开，怎么行呢？因此，现在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

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工人运动的重要性，七大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于过去做过工人运动的同志，我们要很好地注意他们，培养他们。有了大城市，整个情况就会起大的变化，今天还没有这个变化，我们还觉不出来。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因此要加以注意。

再就是东北的问题。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现在有没有基础呢？有基础，但是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

（六）、（七）、（八）略。

（九）国共两党谈判还有没有希望？我们从来是主张要谈的，七大的文件上也规定了要谈，至于谈拢的希望是一丝一毫也没有。但现在我们还不向全国人民宣布，因为一宣布，下文必然就是要打倒蒋介石。我们说现在可能性总还有一点，这一点我们也不放弃，就是在没有破裂以前还要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蒋介石洗脸、改造，如果有一天他变成大花脸，发动内战，那时我们党就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现在我们还是极力阻止内战，在一定的条件下不拒绝跟他谈判，情况就是这样。

成立联合政府有没有希望？我们要尽量争取。将来如果能成立解放区人民联合会，还是要打电报请他组织联合政府。我们总是请，但他总是不出来，就像新媳妇一样不肯上轿。那怎么办呢？你不出来我们就请，你还不出来我们就再请，在没有全面破裂以前我们还是要请，明天早晨破裂，今天晚上我们也还要请。

（十）关于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我们的文件上说，要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这个会议一开，就要搞一个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或者叫解放区人民联合会。中国要解放，所以叫解放联合会。它是不是一个政权机关呢？我们已经打了电报告诉各地，这不是第二个中央政府，和内战时期我们成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不同，和那时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情形也不同。它的名称不叫政府，叫解放联合会。它是不是有政权机关的性质？我们说他有发号施令的职权，是带有政权机关性质的，是为了联合各解放区而奋斗的过渡时期的组织形式。什么时候召集呢？大概在11月份。

这里还要讲一个党外合作的问题。全党要注意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并且要加强这个合作，使我们能联合更多的人，联合得更好。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我们党内有很多人还没有学会，很多人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我们要学会这一门科学。

（十一）党性与个性问题。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的问题，集体与个人关系的问题。在我们党内，在我们解放区，人民有了比较充分的自由，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没有人格、没有自由、没有独立性、没有个性的。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原因是他们没有财产。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财产所有权，他们使大批的人破产，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财产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自己就有独立性、个性、自由，而广大人民丧失了财产所有权，也就没有个性、独立性、自由，或者是削弱了。因此要恢复他们的个性，就要进行革命斗争，比如我们组织工会，在资本家的工厂里把工人组织起来，在解放区搞减租减息，建立人民的武装和政权，这就使人民有了个性、自由和人格。至于我们党，它本来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当然不会使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出身的党员没有人格。人民有人格，我们党也就有，人民都没有，我们党哪里会有呢？我们要向党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懂得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格，没有自由，要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在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社会上的人都有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们党的教育下，更发展了他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120万党员就是120万块木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会有好处的。

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对我们党来说是如此，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创造性的个性是什么呢？比如模范工作者、特等射击手、发明家、能独立工作的干部，不但党外斗争有勇气，党内斗争也有勇气，盲目性少，不随声附和，搞清楚情况再举手，这就是创造性的个性，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统一的。另一种个性，是带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谓标新立异。其实标新立异也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标新立异，比如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发明家，他们提出很多好的意见，比许多人工作更进步，这一种是创造性的革命性的标新立异。另一种是破坏性的标新立异，它越出了无产阶级轨道，同党性不一致，是小资产阶级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马克思讲的独立性和个性，也是有两种，有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有反动的独立性和个性。而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有些人所谓的发展个性就是说，我们拥护新民主主义，就必须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新民主主义，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主张打日本，就一定要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打日本，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反对汪精卫，就一定要有一批人拥护汪精卫，才算是发展个性。这种发展个性，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在党性与个性问题上，整风中有党性，也有个性；生产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军事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政府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任何一项凡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党性，也有个性。这种个性必须是与党性统一的。

（十二）理论工作问题。对外国党和共产国际的经验，我们都要吸收，这个问题上次已经讲过。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5本书，我向大家推荐这5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5000人到10000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我们可以把这5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5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个方法可以在各个地方介绍一下，我们不搞多了，只搞5本试试。我们还应经常注意报纸上刊登的外国党的宣言、纲领一类文章，看他们做些什么事情。过去共产国际对中国无产阶级、中国人民有很大的帮助，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有过很大的功劳，共产国际解散时我们党的决定上说到了这一点。

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许多人不重视理论工作，似乎这个工作不要紧。对理论工作看法的动摇是不对的。我们对搞翻译工作的、写理论文章的人要看得起，应多和他们谈谈。没有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很有功劳，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译了一本书，也是有功劳的。别人不重视这个工作的思想，是不好的；做这个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个工作的认识也有动摇，这同样是不好的。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改行，说做这个工作吃不开，要求做别的工作。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鲁迅全集》开卷第一页，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其中有几句写得不错。他说鲁迅是一个既博览又很谦虚的人，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家的作品；翻译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轻视这个工作和对这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的。

（十三）实事求是问题。第一，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24年的经验证明：想一手抓一个天下是抓不到的，土地是一寸一寸地争来的，叫作“寸土必争”。我们的敌手，日本人和蒋介石，对我们也是寸土必争。我们的枪是一支一支地增加，地方是一小点一小点地扩大，然后合起来就壮大了，就可以夺取天下。我们应当是现实主义的，当然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斯大林告诉我们，要学习美国人的实际精神，还要有俄国人的革命气概，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第二，我们这次大会强调团结精神，就是要在一个原则下团结起来，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是头脑清醒的团结，不是盲目的团结。同志们！我多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我们要把中国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山挖掉！

中国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5月31日下午，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条例》和毛泽东关于中央委员名额70人左右、正式中央委员40人左右、中央候补委员30人左右的建议。

欲知“七大”的选举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延安整风是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基础和重要条件。可以说，没有延安整风对党内历史上各种机会主义路线及其代表人物的彻底清算，就不会有“七大”的伟大成就。“七大”不但是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点，同时也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折。正如本传前面所述，毛泽东在1918年走上社会以后，在20年的革命活动中，奔走呼号，呕心沥血，出生入死，经历了多少坎坷和挫折，经历了多少痛苦和磨难。艰难困苦的生活且不说，单是在五四运动前后来自社会上的非议和攻击，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来自国民党右派的排挤及党内陈独秀的打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来自下级和上级的多次夺权和罢官，在遵义会议以后来自下级的责难和张国焘的威胁，在王明回国以后来自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反水危机和重重阻碍，真可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就是在这艰难险阻面前，他以无比的大智大勇、高超的斗争艺术和坚忍不拔的忍耐力，终于走到了今天，彻底击败了各种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从而结束了他侧着身子两面战斗的历史，令人叹为观止。从此以后，尽管前进的道路还是不平坦的，但就毛泽东来说，领导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可以说是如脑使臂、如臂使指，一片光明了。

第69章 1945年6月—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话说1945年6月9日凌晨，毛泽东就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5月27日来电作了答复。此时罗荣桓肾病恶化，他在5月27日电告毛泽东说，因健康关系，希望中央能派人去接替他的工作。毛泽东在复电中说：

“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报。你可于休养中在病许可下，指导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

不久，罗荣桓在鲁南时，毛泽东又给他发电报说：

“身体重要。能否到新四军检查治疗。”

罗荣桓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淮南治疗了一段时间。新四军的医疗条件也不能查出病因，有人建议罗荣桓化装成商人，到上海做彻底检查，并将这一建议电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

第二天，毛泽东又发一急电说：

“罗荣桓同志身上有枪疤，易被敌人发现，不宜去上海。”

再说6月9日，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始选举中央委员会。此次选举是根据选举方针和选举条例，充分发扬民主：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先由各代表小组提出，经过反复酝酿后，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

毛泽东先后两次讲话，向代表们做了许多说服动员工作，提议把王明、博古、凯丰等几位犯过严重错误的人选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说：

“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现在经过整风，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要太着重个人责任。”

尽管李立三不在国内，毛泽东也没有忘记他在党的历史上所作出的贡献，仍然提议选举他为中央委员。

毛泽东还专门提到王稼祥和张闻天，说他们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他说：

“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这样，多数代表才投了王明的票。投票后，大会宣布唱票，代表们可以自由活动，毛泽东在主席台上没有动，一直等到唱票快要结束，看到王明以320票过了半数，他这才起身离去。

博古和张闻天此前均在七大上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再一次做了诚恳的自我检讨，因而得到党和代表们的谅解和信任，都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

王稼祥则因为得票没过半数而落选。原因是早在1943年秋以后，由于身体状况，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44年又因病脱离工作，进行疗养；更主要的是在整风时期，毛泽东请他担任中央高级学习组组长、国际政策研究室主任，但他由于对整风运动有一些看法，便对这些工作都不积极。所以很多代表都不太熟悉他，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只得了204票。

凯丰在七大上对自己追随王明、博古所犯的错误，也做了深刻检查，可在选举时还是落选了。

这样，大会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包括王明在内的44人为中央委员。

6月10日上午，被编入七大第11组的毛朗明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尚未起床，秘书告诉他说：

“主席昨晚忙了个通宵，直到天亮时，才上炕休息。”

恰在此时，毛泽东醒了，问道：

“谁来了？”

警卫员进屋报告说：

“主席，毛朗明同志来了。”

毛泽东下了炕，毛朗明已经走进屋来，说：

“主席，我开完七大，还回湖南去，找359旅去。”

毛泽东说：

“你回湖南可以，不过你还是等开完会再说，会后由组织上决定你回去与否。”

毛泽东问毛朗明参加大会的感想，毛朗明说：

“很受教育和鼓舞。”

“是吗？”毛泽东问：“我做的政治报告，你觉得怎么样？”

毛朗明说：

“您的报告写得很好，我反复读了，很受启发。它为革命指明了方向。”

“选举有什么情况？”

毛泽东继续问道；毛朗明说：

“代表们对王明、博古不大满意，不赞成他们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解释说：

“尽管他们犯过严重错误，党内意见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大局着想，选他们当中央委员。会上我已经向代表们讲过，做了代表们的思想工作，大多数代表的思想通了。因此，王明、博古也当上了中央委员。”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继续说：

“他们看过我的政治报告，认为报告很好，承认中央的策略和方针是正确的。所以，代表们还是选了他们。王明、博古分别给我写过信，都承认自己的错误，认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

6月10日下午，大会首先公布了9日选举的中央委员名单。他们是（按得票多少为序，票数相同者按姓氏笔画为序）：

毛泽东 朱 德 刘少奇 任弼时 林伯渠 林 彪 董必武 陈 云 徐向前 关向应 陈潭秋（本传前面说过，党中央此时尚不知他和毛泽民等人已经牺牲——笔者注） 高 岗 李富春 饶漱石 李立三 罗荣桓 康 生 彭 真 王若飞 张云逸 贺 龙 陈 毅 周恩来 刘伯承 郑位三 张闻天 蔡 畅 邓小平 陆定一 曾 山 叶剑英 聂荣臻 彭德怀 邓子恢 吴玉章 林 枫 滕代远 张鼎丞 李先念 徐特立 谭震林 薄一波 王明 博古

接着，毛泽东作了关于选举中央候补委员问题的报告。他说：

“中央候补委员的选举，意义也是很大的。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中央候补委员的作用就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

毛泽东还特意为王稼祥说了话，他说：

“我在这里关于这个问题要说几句话。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第一是四中全会以后，王稼祥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到中央苏区，他参加了2、3、4次反围剿战争；在一些同志受到排斥压制时，他却赞助并信任了我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支持我们的正确主张。第二是他早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是最先从‘左’倾教条小宗派中杀出来的，在遵义会议这一关键时刻，更起了关键作用，不然，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在又一次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六中全会时，是他及时带回并忠实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旗帜鲜明地参与解决了党内的若干严重问题。第三是在中央工作期间，做了很多好事，中央的许多决策性文件，都是王稼祥同志主持起草的。”

毛泽东扳着手指数着文件的名称，又让大会工作人员把王稼祥在这次会议中写给他的信发给大家。王稼祥在信中检讨了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表示坚决拥护大会的各项决议。毛泽东再一次强调说：

“这封信是他考虑很久才下决心写的。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引起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中央候补委员的第1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毛泽东最后说：

“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东北是很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

大会选举出33人为中央候补委员。在毛泽东的说服下，王稼祥以第2名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6月10日晚上，鲁艺为七大代表演出大型歌剧《白毛女》。

早在1940年，晋察冀边区阜平一带传出了一个“白毛仙姑”的故事，经过群众口头创作，故事逐渐完善。不久就出现了有关“白毛女”的小说、话本、报告等。1944年，周巍峙等人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转战晋察冀，服务团成员邵子南把这个故事带回延安，写出歌剧初稿。后来鲁艺对歌剧初稿进行了集体创作，由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向隅等人作曲。1945年2月，由王大化、舒强、张水华担任导演，鲁艺开始排练《白毛女》，准备向七大献礼。

10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全体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及七大代表观看了演出。陈赓的入场票被人拿走了，他没有座位，只得坐在窗台上看演出。当歌剧演到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唱出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同起立鼓掌。毛泽东连声叫好。

第二天，中央办公厅派人向鲁艺传达了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三人的三条意见：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艺术上的创作是成功的；第三，黄世仁应该枪毙。

后来，《白毛女》在张家口演出时，根据群众意见作了重要修改。

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大会首先公布了10日下午中央候补委员选举结果，33名中央候补委员（按选举得票多少为序，票数相同者按姓氏笔画为序）是：

廖承志 王稼祥 陈伯达 黄克诚 王首道 黎 玉 邓颖超 陈少敏 刘 晓 谭 政 程子华 刘长胜 粟 裕 王 震 宋任穷 张际春 乌兰夫 李葆华 王维舟 万 毅 古大存 曾镜冰 陈 郁 马明方 吕正操 罗瑞卿 刘子久 张宗逊 陈 赓 王从吾 习仲勋 萧劲光 刘澜涛

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并决定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朱德、吴玉章、徐特立先后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演讲；接着，毛泽东以《愚公移山》（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为题致闭幕词，他说：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作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三个报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开了50天的“七大”终于胜利闭幕了。会议期间，一共先后开了全体会议22次，代表团会议8次及小组会议许多次。大会贯彻了民主和团结的方针。大会主席团尽可能让每个代表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闭幕后，朱德、彭德怀、李富春和陈云都去看望王稼祥，一来探视病情，二来为大会出现的选举反常现象抚慰王稼祥。王稼祥感谢大家的好意，没有一句怨言，连一点不愉快的情绪也没有。他对自己在党内地位的突然下降，竟毫不在意，甚至于无动于衷。

毛泽东始终不忘这位老朋友。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王稼祥被递增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上，再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是后话。

6月15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了关于建立南方战略根据地问题给王震、王首道的指示，他在电文中写道：

王震、首道并告郑李（即郑位三、李先念——笔者注）：

此次作战虽有牺牲，亦有胜利，你们数月来在湘鄂边行动是有成绩的。惟王陵基集中对我，我主力回旋地小，已处被动。今后方针，不外一、仍在现地坚持；二、向南发展。如取第二项方针，又有一、王震先率精锐南进，首道率余部在现地；二、你们两人率主力（大多数）南进，留小部配合张体学创造湘鄂边区等候张启龙、文年生等。南进时之目的地又有两项：一、以3个月左右时间一直进至湘粤边，在赣州、韶州、梧州、桂林、衡州5点之间创造游击区及根据地，与广东部队靠拢打成一片，启龙、年生等亦以8个月左右时间进至同一地区，建立南方局面，并准备被隔断；二、你们进至衡宝地区创立根据地，张启龙率9旅后续亦进至此区，而以文旅进至湘粤边与广东打通，亦须准备被隔断。

以上各项方针究以何者为宜，请你们考虑电复，以便决定。目前整个形势仍于我有利，南洋战区由英国负责，美军不打广东，故日寇放弃南宁，缩短防线，巩固粤汉，并东攻三南、河源。美军由欧东调，须要时间，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之时间可以利用，过此则将发生变化，国民党有发动内战可能，到那时你们的根据地须具相当规模，以便应付内战，造成南方一翼，此任务具有重大意义。望根据此种前途考虑见复。

　　 军委 巳删

6月16日，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不参加此届国民参政会》的新闻稿，全文如下：

【新华社延安16日电】新华社记者就国民政府决定于7月7日召集新的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是否有人出席一项问题，询问中共中央负责人。承其答复如下：

国民党政府决定于今年7月7日召集的所谓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没有什么人去出席。这是因为：

一、从去年9月以来，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广大民主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迅即取消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发布民主纲领，实现民主改革，以便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有力地配合同盟国战胜日本侵略者；并由此种联合政府依据民主原则，于全部国土获得解放之后，实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人民的选举，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政府。此项主张，实为中国大多数人民公意之反映，但在本党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几次谈判之后，已被国民党政府所拒绝。至于恢复团结与建立联合政府之一些起码的条件，例如取消镇压人民的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及一切爱国分子，承认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合法地位，承认中国解放区，撤退包围与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等项，不但一项也不愿实行，反而变本加厉增强了破坏团结与破坏抗战的反动措施。

二、此次所谓新的国民参政会之召集，国民党政府当局事前并未与本党协商，亦未与其他民主党派协商，仍和过去的国民参政会一样，完全由国民党一手包办。依据国民党政府的法令，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至今没有合法地位。即就中共方面的参政员而论，亦为国民党当局所指派，并非中共自己所推选。而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力量，现在已成了战胜民族敌人、解放中国人民的中心力量。国民党政府此种对待中共的态度，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

三、尤其重要的，是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一切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决定于今年11月12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的准备内战的所谓国民大会，而在行将开会的国民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行国民党的反动决议。而如果这样做，就将铸成大错，反民族反人民反民主的大规模内战就会爆发。很明显，这样做的结果只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

根据上述各项理由，中共方面已决定不参加此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以示抗议。

6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华南战略方针和工作部署给广东区党委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广东区党委：

一、七大已闭幕，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朱总司令《论解放区战场》两报告广播，想已收到，望发动广泛讨论，并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

二、对日战争，今年尚不能达最后决战阶段，明年可能有大变化。华南形势，因英、美划分作战地区，美国将不在华南登陆，英军逐步东移亦需时日。故日寇目前行动似在缩短广西阵线，转向粤赣边扩大战场，还不能估计其已有从华南撤退之迹象。

三、国民党“六大”开后，专门依求外援，等待胜利，积极伪装民主，准备内战，但在敌人未败退前，还不能放手内战。

四、美政府目前政策是在扶蒋抗日反共，但日如寻蒋决战，蒋尚有再败可能，英、美在华南矛盾甚大，苏联对华赞成《论联合政府》，主张声援民主运动，英、美及蒋，不能对苏无顾虑。

五、因此，我党除在华北、华中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外，还须在华南利用目前有利条件，迅速建立战略根据地，以便在敌人败退时，我华南武装，能进退有据，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你们能配合全国起来，制止内战。

六、华南战略根据地不可能以目前之东江地区为中心，依今日敌情及将来变化，均应以湘、粤、赣边区为中心，并可东联闽、粤、赣，西联湘、粤、桂，中央即将电令现在湘、鄂、赣边区之王震部队，沿粤汉路，经衡阳、宝庆间，直向湘、粤、赣、桂边区发展，另由延安派出5000人部队，由文年生率领，沿平汉、粤汉路南下，向湘、粤、赣、桂边地区前进，并负责护送七大广东代表，及200名军政干部给你们，计时7至8个月可到，以至配合你们创造南方局面，成为制止内战之一翼。

七、为实现此战略方针，你们应即派遣大的有力部队由负责同志率领，随带大批干部，迅向北江地区发展，直至坪石、南雄之线，扩大游击根据地，以便在数月后和王震、文年生各部打成一片，并接收干部。现在小北江支队，及在紫金支队，亦应继续向北发展，以扩张左右两翼。

八、区党委会议，除决定上述战略方针及在此方针下的各种工作外，还应着重讨论在国民党区的农村散布生活在群众中的武装工作队的工作，国民党军队工作（顽军以破坏为目的，友军以统战交友便于将来改造为目的，有愿入党的重要分子，可发展为极秘密党员）及伪军工作。

九、区党委委员，应包括东江、珠江中区3纵队，及南路北江各负责同志，并推出区党委书记名单，速电告，以便中央核准。

十、琼崖不划入广东区党委管辖，你们及南路有无办法送电台及人给琼崖，望与云涌商复。你们电收之中央各项公开文件，云涌如不便带回，必须使其择要，多看数遍，以便回去传达。

十一、南路及闽西南报告俟收齐后另复。

十二、执行情形望告，并将政权工作及政策实施情形，分类电告。

　　 中央 巳铣

6月17日，“七大”代表和延安各界人士根据中央“关于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毛泽东敬献的挽词是：“死难烈士万岁”。

毛泽东主持公祭，并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说：

“百年以来，特别是自共产党成立以后的24年来，中国的人民，中国的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为了反抗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便是在这种伟大的斗争中牺牲了。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少。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要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外国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中国的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革命人民，虽然被屠杀了几十万、几百万，但是却有更多的几十万、几百万起来继续革命，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中国今天的广大人民抗日民主运动，1万万人民的解放区，100万的人民抗日军队，120万共产党员，与共产党七大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纲领，就是这些几百万的民主主义者与几十万的共产主义者先烈们的鲜血所创造的，就是他们几十年奋斗的结果。现在中国人民已经更懂得如何团结、如何奋斗了。中国一定是人民的，中国一定要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100年来，特别是近24年来一切革命先烈的志愿，一定要胜利实现。”

6月18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在豫中、豫东建立根据地问题给河南区党委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河南区党委：

根据来电，伏牛山似非敌占区，胡宗南必用全力来争，我党在伏牛山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可能性似甚小，而比较利于建立根据地之豫中豫东广大敌占区尚未开辟，因此请你们考虑根本部署问题究以何者为宜。大约日寇溃败，国民党反攻，仅有一年至一年半左右时间，我党如丧失这个时间则将难在河南立足。再则国民党对日寇取避战政策，对我党取坚决作战政策，其战斗力决不可轻视。请根据这一形势考虑电复。对高树勋及其他杂牌部队必须争取其中立，对任何国民党部队必须坚守自卫立场。

中央 巳巧

6月18日这一天，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二梯队由文年生、张启龙率领，从延安出发，开往华南。

陶铸也在这批南下干部之列。中央鉴于敌后斗争异常艰苦凶险，决定此次深入敌后一律不调女干部，也不准带家属。可是曾志下决心一定要随陶铸一同南下。因为她在审干运动中也曾被审查过，所以她在一次舞会上找到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她说：

“我要随陶铸去，死也要死在前线，我要用自己的鲜血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与清白！”

毛泽东有些为难地说：

“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任何女同志都不许去，何以单单让你去呢？”

曾志倔强地说：

“不能一律不准去，个别情况个别对待，我做过那么长的地下工作，怎么就不能去敌后呢？你们不要看不起女同志！”

毛泽东见拗不过她，便宽厚地笑笑，挥着手爽朗地说：

“好好！我支持你去敌后！回去我同少奇同志讲讲。”

结果，中央还真的特批曾志随陶铸南下了。

毛远耀、毛朗明也随队离开延安南下。毛朗明任359旅9团政治处民运干事。行前，毛泽东对毛远耀说：

“你这次随军南下湖南，到那里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如果有机会回到韶山故乡，见到家乡父老，代我问他们好。一定要告诉他们，我们的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一定会成功的，我们有这个信心。大家团结起来，大家都要有这个信心。”

第二梯队开拔后，中央又组织有5万人之众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三梯队，以古大存任司令员，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准备“相机开赴华南”。

后来，当第二梯队进至河南省新安地区时，日本帝国主义就宣布投降了，第二梯队便奉命转赴东北地区。第三梯队则由古大存率领直接由延安开往东北地区。

6月19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主持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陈 云 康 生 高 岗 彭 真 董必武 林伯渠 张闻天 彭德怀

选举5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们是：毛泽东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根据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规定，毛泽东以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

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七届一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事项的决议》，决议中说：

“七届一中全会根据七大通过的毛泽东同志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提议，及各个解放区的热烈响应，特决定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及其筹备事项如下：

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定于本年11月在延安举行，各地代表统限11月1日以前到达延安。

二、代表名额定为400名左右，为适应战争环境及备荒起见，希望有半数代表能由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及各解放区留延人士中选出。”

6月24日，毛泽东鉴于欧洲战场发生的巨大变化，德国法西斯投降，日本法西斯也行将崩溃的形势，针对王震、王首道想在湘中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为敦促他们迅速进至湘粤边界，与广东部队连接，创立五岭根据地，起草了中央给南下支队第一梯队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湘鄂赣区党委、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军政委员会各同志：

一、集中兵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和国民党优势兵力反复地多次地打大仗，不但在军事上是不利的，而且在政治上是不利的。

二、我军的战略方针是在日寇占领区域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建立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建立与扩大军队、游击队与民兵，削弱敌军、伪军与联敌攻我之顽军。对于国民党军队不应该超过自卫立场，只有在国民党军队向我进攻，妨碍我在敌占区的抗日战争，而又在兵力对比的有利条件下，才可以集中相当数量之兵力，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反击取得胜利，其目的也在于便利我党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不应在干部与战士中灌输专门打顽军或主要打顽军的思想，而应向他们灌输主要打敌伪军，只在自卫立场上打顽军的思想，以提高他们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的认识与情绪。

三、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时间很迫促，而在湘中衡、宝、潭、醴地区建立解放区，在目前是可能的，在日寇崩溃后要继续存在坚持，将是很困难的。那时有使我军处于极困难地位，甚至被迫北返之可能，而且不能和广东力量打成一片，违背着在南方一翼建立局面，以便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牵制国民党一翼的战略意图。这一方针在延安时我们向你们所说，在地区上是不同的，但我们认为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四、因此，你们现有主力及张、文后续部队均应取道敌占区向南（取道敌顽接合部，走之字路），直至湘粤边界和广东部队联接，并准备将兵力与干部分为几个部分，在以三南为中心的粤赣边，在宜章、坪石、乐昌、南雄地区，在郴州、道州、临武、蓝山、连县地区，在以永明、灌阳、恭城为中心之湘桂边区（如有敌伪军占据），分散建立许多游击根据地，逐渐成为巩固根据地。准备一切条件，使我军在日寇崩溃国民党发动内战时，能够依据五岭山脉坚持并发展，准备被切断，准备独立作战，惟一的直接的依靠是你们内部的团结，是你们自己的正确的军事政策与正确的团结人民的政策。如果你们在这些政策上犯了大错误，那便要接受失败的结果，这一点必须预计到，必须预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种种可能情况，并从这点出发去克服困难，争取光明与胜利的局面。

五、各领导干部必须十分虚心，力戒骄傲，十分谨慎，力戒浮躁，十分团结，避免并逐步消除可能的意见分歧。在情况许可条件下，实行委员会的民主讨论，集中多数同志的意见，然后坚决执行之。

六、现在大局有利于我，只要党内能团结，不丧失时机，在政策上不犯大错误，我们相信你们是能够完成中央给你们的强大任务的。希将你们的意见电告。 　　

中央6月24日16时 　

王震、王首道等人接到指示后，这才决定留下少数部队协同张体学部继续巩固鄂南、发展湘北，主力则向南挺进。

1945年7月1日上午9时35分，一架美式军用飞机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在山城上空盘旋了一圈，向北飞去。飞机上载着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们是：黄炎培、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和傅斯年。黄炎培一行是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赴延安访问的。

黄炎培，字任之，1878年生于江苏川沙，中国近现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1905年，黄炎培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省议会会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员。1941年，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派”，以沈钧儒为代表的“救国会派”，以张君劢为代表的国社党，以章伯钧为代表的第三党，以左舜生和李璜为代表的青年党，经过协商，三派三党联合组织成了包括张澜、罗隆基等无党派人士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黄炎培被推举为常委会主席。

抗战胜利在即，国民参政会在讨论“五五”宪法草案时，会内会外有人想甩开共产党，召开单方面的国民大会；共产党方面也表示不再参加。黄炎培极为忧虑，他在参政会上说：

“这份宪草有值得极度重视的一点，就是必须在全国和谐一致的气氛中产生。”

国民党元老褚辅成等人相继发言，赞成黄炎培的意见。之后，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7人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又求见蒋介石，力促恢复国共谈判。3周后，他们得到延安的肯定答复，并邀7人访问延安。王云五因故未能成行。黄炎培在行前发表谈话说：

“我们不是第三者，不是和事佬。若问我们的使命，只是良心的使命。若问我们的身份，倒是一分子主人翁的身份。”

7月1日下午1时30分，美式军用飞机降落在延河畔的简易机场上，黄炎培6人走下飞机，看到迎面而来的欢迎人群，不禁吃了一惊：毛泽东、朱德 、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吴玉章、张闻天、博古、邓颖超、刘伯承、陆定一、林彪、徐特立、李富春、杨尚昆、谢觉哉等，一共有30多人，几乎所有的高级领导人都到机场了。

毛泽东与6位客人一一握手，他走到黄炎培跟前，开口就说：

“我们是老相识了！有20多年不见了！”

黄炎培面露诧异之色，他说：

“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

毛泽东笑道：

“先生知道么，我在25年前就有缘见到你。1920年5月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那个杜威博士的大会，你主持会议，你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

黄炎培想想确有此事，便笑了起来，连称：

“不敢当！不敢当！”

他称赞毛泽东真个好记性。此时的黄炎培，嘴上说不敢当，心里却暗暗得意。后来他回到重庆，每次讲到延安之行，都十分得意地说：“想不到当初我作报告之时，台下大群的听众之中，竟然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毛泽东的风趣话，使场上的气氛，霎时从宾主的客套，变得如久别重逢的家人一般。

毛泽东和傅斯年握手时，自然也说到了他在北大图书馆时期，他与傅斯年及胡适的关系。

7月2日下午，黄炎培等6 人应邀到杨家岭的会客室去会见毛泽东。

杨家岭离延水稍远，风景很好。在那高高矮矮的山坡上有一排排的窑洞，当中有一个规模比较宏伟的大礼堂，靠山朝阳。黄炎培等人从大礼堂的右边走上山坡，绕到后面，便进入一个会客室里。这会客室呈长方形，光线充足，中央放着一张长条桌，四周摆满各式椅子，可容纳20余人。

黄炎培步入会客室，惊异地发现在会客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特熟悉的画作：这幅画上画着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酒壶旁有几只杯子，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的作品，画旁有黄炎培题写的一首七绝，诗云：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黄炎培说，这幅画是在1943年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中，沈叔羊为其父亲“画以娱之”；叔羊请我在画中题词，我忽然想起，传说长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子里洗脚，针对这个谣传，就题写了这首七绝以讽喻。想不到，这幅画竟然挂在共产党领袖的客厅里！

此时的黄炎培看到自己的作品，一股知遇之感的暖流涌遍了周身。

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客人，在会谈中，他一再鼓励黄炎培等人在延安“随便走走，多提意见”。他还说，你们“要到哪里，看哪里，都绝对自由”。

在这6位客人中，天性好动的黄炎培还真的在几天时间内几乎跑遍了小小的延安城，会晤了许多新老朋友。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会见时，对他执弟子礼。

且说是日晚，毛泽东为黄炎培一行举行了欢迎宴会。周恩来致欢迎词。黄炎培致答词，他说：

“我们来延安的目的，就是想在促成全国团结上努力，我们相信，现今世界有一种好的趋势，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国家，在由分而合，走向团结的一条路。”“第二目的想来看看延安，我们来到这里，还只有一天半，当然不够资格说什么话，不过就我们所看到的，没有一寸土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在闲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很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它问题了。”

晚宴结束后，毛泽东陪同客人观看了文艺节目。秧歌剧《兄妹开荒》给黄炎培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7月4日下午，毛泽东特地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的家里作客，他们整整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各方面的政策，谈到了延安整风运动和教条主义的危害。他说：

“中共作风，到民国三十一年那年才转变。那时觉悟到过去的种种错误，错误在中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毒。当了中共党员，没有看见中国，看见的只是书架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黄炎培作为从事职业教育的教育家，与毛泽东探讨了教育学上的看法。毛泽东说：

“我并没有其它资格，我只是一个师范毕业生。”

黄炎培认真地说，你所讲的话，都是“教育学上的要点”。毛泽东抽着烟，问黄炎培：

“来延安考察了几天，你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毕竟是熟读古今历史，且有着60多年的丰富阅历，他感悟出中国有一条可怕的周期律，有一种使人堕落，使物变质，使时间逆转的无形支配力。黄炎培坦率地道出了他心中的一团疑惑。他说：

“延安充满勃勃生机，大出我的意料。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的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国民党初起时，不也是一个万众瞩目、人心所归的革命政党么？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希望能够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黄炎培的忧虑，毛泽东早就有所注意，他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见黄炎培如此说，他略作沉吟，朗声答道：

“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罢，心头的那团疑惑涣然冰释，连连点头，心中暗暗称好。他高兴地说：

“是的，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致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以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4日晚上，毛泽东又单独邀请傅斯年到家中作客，他们交谈了大半夜，情甚融洽。毛泽东称赞傅斯年在“五四”前后的工作，肯定他在反封建、反军阀斗争中的贡献。傅斯年说：

“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毛先生等人才是项羽、刘邦。”

傅斯年临别时，向毛泽东求书法，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此时已是凌晨时分了，毛泽东还没有睡意。他展开宣纸，笔走龙蛇，为傅斯年写了两个条幅，又写了一封短信。他将写好的信和条幅装入一个大信封中，并在信封上写道：

“早上送交际处王世英同志交转孟真先生毛缄”

事情办完了，毛泽东方才入睡。

7月5日，工作人员吃过早饭，按照毛泽东的嘱咐，将他装好的大信封按时交给了王世英，王世英又转交给傅斯年。傅斯年拆开一看，只见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旅安

毛泽东 7月5日

毛泽东书赠傅斯年的两个条幅，一个写的是北宋诗人钱惟演在《始皇》一诗中的两句，他写道：

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宋人诗句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7月5日

另一个条幅写的是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他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咏史一首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此时，黄炎培等人在延安已经待了5天，其间，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三个半天的会谈，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在和睦的气氛中，达成了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协会议”的一致认识。

短短的五天访问结束了，黄炎培等人就要离开延安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机场为黄炎培6人送行，大家依依握别。毛泽东要傅斯年转达他对胡适的问候。

12时50分，飞机飞返重庆。

后来，黄炎培在他的《延安归来》一书中这样描述他的所见所闻：

“政府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一位女士笑着说：‘连妇女卫生纸都是由公家发的。’”“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等诸位先生，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狙犷傲慢样子。天天见面笑谈，真是古人所说‘如坐春风中’，这一点太出乎我们意外了。”“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再说7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说：

“你们决定南进是正确的，沿途除必要休整时间外不宜停留过久。沿途如有有利和可靠之人民武装，应酌量派出些干部散布种子，助其扩大，主力不宜浪战过分损耗精干力量。”

他还告诉王震、王首道说，南下的张启龙、文年生两部已到晋西北，不久渡汾河南下。

第二天，王震和王首道率领主力部队3000余人，由鄂南咸宁县的茶地铺出发，经蒲圻、崇阳，入湘北的临湘、岳阳、湘阴、平江，于7月20日抵达长沙以北的福临铺。

7月7日，毛泽东起草军委关于美国对华的反动政策及我之对策的指示，他写道：

（甲）从美大使赫尔利公开发表全力扶蒋不与中共合作以后，我党对美国态度是反对美国现在对华的错误政策（扶蒋、反共、防苏），反对美国政府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如赫尔利等），支持其中进步的对中共同情的分子（如被捕6人等），批评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而要求其加以改变，特别要抓紧美军对日作战如无我军配合则不能缩短战争减少牺牲这一点，逼迫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

（乙）在延安已公开向美军观察组表示，在美国未与我方确定军事合作以前，不许他们派人到前方去，特别不准在敌后我区建立通讯机关（现在晋绥、太行两电台已交我们代管）。我们拒绝了美军如下的要求：1、在灵邱、阜平、沂水等地建立机场；2、在各军区分区建立通讯网；3、派人到山东降落；4、在敌后增加地上救护及气象工作人员；5、在晋绥增加气象台；6、在南泥湾建立对日的侦察电台等等。目的在警惕其反动阴谋，增加美军在敌后行动得不到我军配合的困难。

（丙）最近美蒋合办之特种突击队（在西安及各地训练的），已陆续派往敌后活动，有一批在新乡降落，如进入我区，你们要先解除其武装，禁止其通讯，监视其行动，但仍招待其生活并报告延安请示。

（丁）不得我许可擅自降落在晋察冀的5人，早已解除武装，停止活动，并不许其通电。现留在晋绥、太行的美军各一人，只能给予少数的一般的敌军情况材料，凡属机密性的情报停止供给。望各地注意执行。

军委

7月1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他在评论中写道：

“以粉饰蒋介石独裁统治为目的而召集的四届国民参政会，7月7日在重庆开会。第一次会议到会者之少，为历届参政会所未有。不但中共方面无人出席，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定数290名的参政员中，出席的仅有180名。”

“中国人民必须教训蒋介石及其一群：对于违反人民意志的任何欺骗，不管你们怎样说和怎样做，是断乎不许可的。中国人民所要的是立即实行民主改革，例如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给人民以自由，给各党派以合法地位等项。对于这些，你们一件也不做，却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的时间问题上耍花样，这是连3岁小孩子也欺骗不了的。没有认真的起码的民主改革，任何什么大会小会也只能被抛到茅屎坑里去。”

7月12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一篇评论：《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他写道：

“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

7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拟定准备提交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名单：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总参谋长叶剑英。

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兼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陈伯达。中央社会部（包括中央情报部）部长康生。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主任周恩来。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张闻天，副主任凯丰。中央职工委员会主任邓发。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蔡畅。中央青年委员会主任冯文彬。

7月13日，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发出通电说：

“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自6月2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与参议会常驻委员会发起以来，迅速得到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与解放区各人民团体的热烈响应，在短短的22天里，各方选出参加筹备工作的代表已达129人。被选担任筹备工作的同人鉴于解放区人民对于这个代表会议的迫切期望，已于今日（7月13日）在延安集会，宣告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并选出周恩来、林伯渠、续范亭、邢肇棠、李鼎铭、谢觉哉、刘少白、杨秀林、成仿吾、郭任之、郭子化、李澄之、沈其震、古大存、何思敬、杨尚昆、潘汉年、蔡畅、邓发、丁玲、张宗麟、柳满、乌兰夫、李延禄、周泽昭等25人为常务委员。

在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会上，通过关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的决议，决定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在延安举行，希望各地各团体选出的代表统于11月12日以前到达延安。为使这个代表会议尽可能反映最广泛的中国人民的意旨起见，筹委会又决定：代表会议的代表，除极大部分由各解放区依地域选出外，解放区各种性质的人民团体，如工人团体、农民团体，妇女团体、青年团体、文化团体、宗教团体等，都有权选出一定数量的代表；此外，筹委会并热诚欢迎中国的各党派，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沦陷区的人民团体，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团体，中国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团体，南洋及其他海外各地的华侨团体，都能选出自己的代表来参加这个关系中国前途的会议。”

7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创造湘粤赣桂边根据地给广东区党委的指示，全文如下：

广东区党委并告王王（即王震、王首道——笔者注）：

一、军委估计了整个抗战发展形势，对于华南局势，认为要经过一段长期复杂而艰苦的斗争过程才能获得胜利。没有时局的预见，没有未雨绸缪的及时准备工作，将会遭受到许多困难，甚至严重地挫折与失败。

二、华南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们能否在一年内（决不可错过此种时机）建立起真正有群众基础的粤北、湘南、赣南山区根据地，以准备在一年之后，英、美、蒋军占领广州及平原地区之后，我军能有山地依靠，将华南斗争坚持下去，使你们日益发展着的主力军，获得回旋机动的群众条件、地理条件，以为将来之依靠。如果这一任务不能完成，那你们在一年之后就将遇到失败。

三、我们曾电告你们，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向粤北、赣南、湘南的五岭山区，建立湘粤赣桂边（以五岭为中心）根据地，迎接八路军南下部队，合力创造华南新阵地，配合华北、华中我军，进行对日反攻作战，并于日寇消灭后，能够对付国民党必然发动的内战。

四、你们接电后，执行情形如何，你们派出的北江支队已进到英德地区活动，现进到何地？人枪多少？首长为谁？与你们有无电台联系？除此以外尚有其他力量北上否？均望即告。你们要以极大注意力执行北上任务，派往北面的兵力与干部愈多愈好，并必须有强的党、政、军领导人前去。

五、王震，王首道二同志所率部队，由湘北已开始南下与你们会合，望你们迅速与该部取得电台联系（3局已将通信呼号等电告你们，密码不日即有电告望注意接收），加强湘南、赣南、粤北的情报工作，随时将该区敌、伪、友、顽、我的情况，电告王震、首道，协助其顺利南下，并作一切配合行动的部署和部队会合后的各种准备，达到华南全军团结一致完成党的任务。

　　军委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河南今后作战方针给河南区党委的指示，他写道：

河南区党委：

一、我军入豫后，在对敌作战、发动群众与建立党政等方面均有显著成绩，你们的领导是正确的。

二、你们今后作战方针，是向西防御，向东向南进攻（即对顽占区取防御方针，对敌占区取进攻方针），以求利用时间北与太岳太行，东与渡新黄河西进之冀鲁豫部队，南与5师部队完全打成一片，逐步地争取数百万群众，扩大民兵、游击队与主力军（在财力许可下），建立可靠的军事政治经济基础，准备一切条件，在一年之后，对付胡宗南大举进攻。如果不能利用时间完成上述任务，我党在河南就将处于失败地位。此点必须预先想到。

三、完成上述任务依靠你们现有力量自力更生，不要希望中央及太行、太岳再给你们以军力、财力及干部之援助。向一切负责干部明确地说明上述任务及依靠你们自己协同河南人民解决一切问题不靠任何外援，是必要的与有益的。

四、完成上述任务当然具有许多有利条件；但是必然会遇到种种内部的与外部的困难，对于此点你们应有充分的预见与精神准备，然后采取各项谨慎的坚决的适合情况的步骤，执行各项正确的军事政策，坚决发动群众的政策，以减租减息发展公私经济为基础的财政政策，团结各部分军队各部分干部特别是地方干部的内部政策，以求逐步地克服内外困难。

五、你们应与晋冀鲁豫中央局（不日成立）及鄂豫皖区党委建立密切联络，将各种活动通知他们，同时告知我们。

　　 中央 午删

欲知国共两党的斗争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所述毛泽东6月24日为中央给南下支队（即湘鄂赣区党委、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军政委员会各同志）起草的指示电，首先说明“集中兵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和国民党优势兵力反复地多次地打大仗，不但在军事上是不利的，而且在政治上是不利的”，接着说“不应在干部与战士中灌输专门打顽军或主要打顽军的思想”。他同时指出，王震、王首道要在湘中建立根据地的想法，是和在延安时交代他们的“在地区上是不同的”，是“违背着在南方一翼建立局面，以便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牵制国民党一翼的战略意图”的，而且还警告他们说，如果坚持错误的政策，就有“处于极困难地位，甚至被迫北返之可能”。这既是对二王的严厉批评，也是对他们继续南下的有力敦促。

毛泽东早已预料到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从策划开展东北地区的工作，到派支队南下开辟南方巩固的根据地，他那一系列的指示，为在抗战胜利后的内战中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描绘出了一幅多么辉煌的南北呼应的战略蓝图。只可惜彼时的南下支队和广东区党委就像两个极不情愿的少男少女，一个不愿意下轿，一个迟迟不去迎娶，就这样丧失了有利战机，南下支队最终是损兵折将，“被迫北返”，岂不惜哉！

第70章 1945年7月—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

话说1945年7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起草的新闻稿《新华社记者论时局》，全文如下：

【新华社延安二十二日电】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时局的评论。新华社记者说：中国政治形势在最近半年内，被赫尔利——蒋介石政策推到了内战的边缘；希腊的黑暗局面威胁着全中国人民，威胁着抗日战争与国际和平。这一危险形势，在中国解放区人民面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民主党派及各界人民面前，也在英、美、苏三同盟国面前提出了严重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纠正赫尔利——蒋介石政策与制止内战危机。大家明白，要打倒日本侵略者与建设国际和平，决不能容许中国打内战，决不能容许赫尔利——蒋介石政策 继续推行下去而不被制止。

在赫尔利鼓励之下，蒋介石于1月1日与3月1日宣布了实质上是准备内战的计划。这个计划采取了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的形式。这个计划，近日虽然受到了某些阻碍，不得不在国民参政会上略为修改所谓“国民”大会的办法，但是内战危机依然在继续发展。对于赫尔利——蒋介石的这个反动计划，中共自始即表示了坚决反对的立场。其他民主党派，包括国民党民主派在内，也表示了反对态度。此次参政会开会的前夜，中共发表声明不派人出席，这一行动鼓励了许多民主派参政员在参政会内与会外反对“国民”大会的勇气，褚辅成、黄炎培等6参政员来延时，中共当局和他们交换了意见，表示了同样的态度。参政会开了两星期，已于20日闭会。整个会议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国民大会问题。在几次的激烈辩论中，独裁派与民主派均表示了自己的立场。19日，通过了一个决议案。新华社记者指出：这个决议包含了某些妥协性，但是并未变更国民党的反动计划。

这个决议说到了四个问题：（一）国民大会的日期；（二）国民大会的代表性；（三）国民大会的职权：（四）某些民主要求。关于日期问题，决议说：“本会同人意见未尽一致，本会兹不提出具体意见，由政府斟酌情形决定。”所谓“日期”，在反动派看来，决不只是一个事关“政府威信”的问题，而是一个独裁与内战的问题。他们一定要保持一党专政即独裁的权力，不允许有非国民党人参加的国民参政会在国民大会的日期问题上作决定。在内战问题上，国民党反动派在一切军事布置上都是为着向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解放区“收复失地”与消灭中共这个具体目标的。而要打内战，没有国民大会固然一样可以打，有了国民大会则更加好打。日期“由政府斟酌情形决定”，他们将斟酌些什么情形呢？当然是斟酌最有利于保持国民党独裁的时机，尤其是斟酌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时机。要说这一条有它的一点积极意义，那就是以十分委婉的语调没有承认今年11月12日开国民大会这个威胁人民的确定的日期。这就是说，国民大会这个威胁人民的法宝仍然拿在独裁者手里，他想什么时候使用都由他；不过为了应付人民的坚决反对，日子或者会稍为更动一下。中国政治形势发展到这样一个局面：中国独裁者争着要“还政于民”，时间越早越好；中国人民却坚决地反对。这件事看来好像奇怪而且滑稽，实际则是表现了中国独裁者与中国人民所处的从来没有的新环境。这件事不可能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初期与中期，因为那时还没有造成中国独裁制度遭受到如像现时这样严重的危机，也没有造成中国人民如像现时这样巨大的民主力量，也没有造成现时这样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国际条件。

7月19日的参政会决议，没有赞成独裁者今年开国民大会的“还政于民”的反动计划，对于独裁者说来，无损独裁制度的毫末，对于人民说来，没有增加丝毫的权利。必须记着：“国民”大会这个法宝仍然拿在独裁者手里，而且即使没有“国民”大会，仍然可以打内战，中国人民绝对不可稍有疏忽与大意。中国独裁派是很狡猾的，他们善于在政治上耍花样与善于组织对人民的突然袭击。他们一群的下一手是什么，中国人民，首先是各民主党派，必须十分注意。

新华社记者说：参政会决议的第二条也是极其含糊的，反动派很可以利用这一条。这一条说：“关于国民大会代表问题，请政府参照本会各参政员提案，衡量法律与事实，妥定办法，尽使国民大会具有极完满之代表性。”这里所说的“政府”，是独裁派的政府，这里所说的“法律”，是独裁派的法律，现在写上了决议案，将来他们“衡量”一番的结果，依然不外强迫人民承认10年前的那一批国大“代表”依然有效。独裁派也会“衡量”“事实”，其结果不外加“选”或加派一批人。这样他们就会说：已经“具有极完满之代表性”了。但是中国人民与民主党派应该这样来看问题，所谓“政府”必须是一个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组成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任何由现在的国民党独裁政府所召集的“国民”大会，我们都反对。所谓“法律”，必须由联合政府来重新制定，任何由国民党独裁政府所制定的反动的代表选举法，国大组织法等等，我们都反对。“事实”是10年前的所谓国大代表，是由国民党一手伪造的，必须全部否定它；在敌人未完全消灭，国土未完全解放，人民无完全自由的全部时间内，不许可办理国大代表的选举。只有全部否定旧代表，并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下重新选举新代表，才能称之为“具有极完满之代表性”。我们完全赞成“极完满代表性”这几个字。从今以后，谁要召开什么绝无代表性及代表性不完满的“国民”大会，必将受到坚决地反对。

第三条：“宪法制定时，应即予实施，俾政府还政于民之旨早获实现。”这一条表现了国民党独裁派的反动计划，依然坚持着。历来只唱“制颁”宪法，反对“实施”宪法的，现在他们唱起“即予实施”的好听的调子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选举”大总统，仿效袁世凯做皇帝。今天中国的独裁派即帝制派很需要这一条，他们急于要以帝制（一名大总统）来镇压人民、发动内战，以维持其自己的反动统治。

第四条列举了几项要求。“采取可能之政治步骤”，这一项，独裁派必然要耍新花样，对于民主派所主张的召开党派会议，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一项要求，仍将深闭固拒。第二项，保障人民自由，加了“合法”二字。第三项，承认各政治党派，加了“依法”二字，在独裁派看来，一切都好办了。第四项，“各省各级民选机构之设置”，也是独裁派需要的，因为所谓“民选”，实际上都是党选，独裁派有了这些“机构”，他们的宝座就更稳当了。综合第四条各项，对于独裁派，并不会损失什么东西。仅有一点稍有意义，就是规定这些措施，应在“国民大会召开前”做到，表示国民大会今年或者不会开。

新华社记者结语说：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现有各种铁一般的事实，包括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军事行动在内，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较前更加积极地准备发动一个极大规模的内战，借此以援助日本侵略者。国民参政会对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决定，绝不会改变这种危险的形势。新华社记者说，只有三个条件可能改变中国的政治形势：第一个，解放区军民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坚决制止内战；第二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力量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内战；第三个，英美苏三国在东方问题上团结一致，反对中国的内战。中国人民应该为争取三个条件，反对内战危险而奋斗。 　　　　　　　　　

7月22日这一天，毛泽东复电给王震、王首道，他在电文中写道：

王震、首道：

一、巧电悉。桃花山、金家坪在何处，沿途情况如何，估计多少时间到达五岭山脉？

二、日寇为对付盟军在山东登陆，由湘、桂抽调5个师团北开，并非放弃华南。但为缩短防线，已放弃南宁、柳州、赣州等处，还可能放弃若干地点。但至少它要固守广州及整个粤汉路。吉安、袁州并未被占，商人所传不确。

三、三巨头（指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笔者注）在柏林开会将决定欧、亚两大问题。宋子文赴苏会谈10余天，尚未解决问题。三巨头会后，宋仍将赴苏，可能决定中苏共同作战。蒋介石一切准备都是反共的，内战危险空前严重。

四、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完成这个任务将遇到极大困难，但只要内外团结，政策正确，是能够完成的。不要希望在浏、醴、衡、宝一带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必于日寇失败后出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那时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应该一直往南，建立五岭根据地，利用湘、粤、桂、赣四省交界之矛盾，日寇失败后我亦可以立脚。此外，和东江纵队会合，使他们获得援助，保存并发展这个多年创立的南方力量，避免可能的失败，具有极大战略意义，也要你们去完成。看问题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被一时现象所迷惑。

五、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全党应取的态度。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与躁是革命工作的大敌。希望你们以此自守，并教育一切干部。

六、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例如严重的敌情，打败仗，无饭吃，部队不但无扩大而且很大缩少，内部意见分歧，不团结等等。只有对这一切预先想透，有了充分精神准备，并使干部有此种准备，然后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

　　毛泽东 午养

接到毛泽东又一次催促南下的电报后，南下支队于7月28日从湖南省宁乡新田湾出发，继续前进。1945年8月1日，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等和王震、王首道举行联席会议，违背毛泽东7月22日发来的“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的指示，决定将一部份兵力（“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4支队”）留在湘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余部则于8月6日从湘潭与衡山间的龙船港抢渡湘江。

7月23日，毛泽东为朱德、彭德怀起草了《抗议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致蒋介石、胡宗南电》，他写道：

万万火急，重庆蒋委员长、西安胡长官勋鉴：

据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敝部报告，一周以来，西安方面，突起变化，反共声浪，甚嚣尘上。大批军队，由潼关、灵宝、陕州一带抗日前线纷纷西开。陇海路停止商运，专运军队，昼夜不息。已达同官、耀县、泾阳、乾县、兴平、淳化、栒邑一带者有第1军之第1师，第3军之第7师，新7军之暂36师，16军之预1师、预3师，36军之52师、59师，80军之新37师、165师，共计9师之众，声言反共第一，抗日第二，进攻边区，杀尽共产党。本月21日，第59师部队，突然袭击我边区防地淳耀县爷台山一带，迄发电时止，业已激战3日，尚无停止象征。窃以大敌当前，国脉民命，系于国共两党之团结。当此三强会于柏林，盟军由西东调，我国正宜调整内部，以便配合盟军反攻强寇之际，忽闻内战急报，实属惊骇莫名。除饬敝部谨守防地外，特电奉闻，乞予制止，并祈赐复。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朱德

副总司令 彭德怀

7月24日，毛泽东为周恩来起草了《揭露蒋胡内战阴谋致龙云电》，他写道：

治州主席：

反攻在即，举世正属望于柏林三强会议及苏联过问远东战争之际，蒋胡忽暗调潼关防线大军8个师，集中栒邑、淳化、三原、耀县、同官等地，企图攻占边区，挑起反共大战，破坏抗日局面。现胡军之暂编59师、预备第2师，已侵入我关中囊形地带，攻打马栏镇以南之爷台山甚急。我除守自卫原则坚决抵抗外，已通电国内外，呼吁团结，要求一致反对蒋胡阴谋，制止内战扩大。特此电告，并乞转知华兄（指华岗——笔者注）。此间通电新闻，另由广播发出，请收听。

周恩来叩 午敬 延

7月29日，毛泽东在《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中写道：

福斯特同志和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欣悉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会议决定抛弃白劳德的修正主义的即投降主义的路线，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并已恢复了美国共产党。我们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谨致热烈的祝贺。白劳德的整个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充分表现于白劳德所著《德黑兰》一书中），本质上是反映了美国反动资本集团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这个反动资本集团现在也正在力图扩大其影响于中国，赞助中国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反民族反人民的错误政策，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危害中美两大国人民的利益。美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美国共产党反对白劳德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胜利，对于中美两国人民目前所进行的反日战争和战后建设和平民主世界的伟大事业，无疑地将有重大的贡献。

1945年8月4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说：

“祝贺部队已达湘潭南部，行军顺利，甚为欣慰。今后南进究走何路，由你们根据情况决定，总以出敌不意，走‘之’字路，如你们最近20余天所取办法为有利。”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开辟湘粤边根据地准备长期斗争给广东区党委的指示》，全文如下：

广东区党委：

午陷电悉。

一、王震、王首道率3000人7月从鄂南出发，现到湘潭、衡山间，一个月内可到湘粤边。文年生、张启龙率6000人现到河南，4个月内可到湘粤边。

二、你们应立即加强北江及小北江各部之兵力及领导，并从东纵派出一有力支队，由一个得力同志率领，附电台及大批地方工作干部，于半月至一个月内到达湘粤边宜章、乐昌地区，准备与二王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地。

三、现到广宁、四会间并向怀集、连县、连山、阳山地区推进之珠江纵队主力，与你们有无电台连络，领导人是谁，兵力多少？该地区敌顽分布情形，均望即告。这一地区（小北江）极端重要，你们对之应加强领导。

四、盟军登陆日寇北撤后，你们所处平原地区将处于极端困难地位，目前即应充分考虑此种情况，在精神上与部署上作周密而适当之准备。整个广东力量应就各部现在活动地区及其附近，选择适当地点，深入群众工作，训练干部，准备将来长期奋斗，方不至临时张惶失措，遭受挫折。这些地区为小北江地区，乐昌地区，南始地区，北江地区，东江地区，珠江地区，西江地区，中路地区，高、雷、钦、廉地区，琼崖地区，潮汕地区等。每区均应有主力军、游击队、民兵之组织，极力和民众打成一片，坚决减租减息，解除民生痛苦，准备长期奋斗，不怕内战，对国民党绝不让步。每区均应有电台联络，并多购无线电器材。上述各区中应有一区为中心根据地，作为建立广东军区机构及区党委所在地。此区以在何处为宜，望考虑电告。

五、中央除给你们干部200人（由伍晋南率领随文年生部队南下）及派王震等至湘粤边建立根据地和你们配合作战外，一切依靠你们及各区同志自力更生，依靠人民，独立奋斗，发扬创造力，绝对不要依赖外援，即王震部亦是配合作用，不可存依赖心理。

六、你们必须将上述方针在半年内部署完毕。尤其注重精神准备，要有不怕一切困难之精神。

　　中央 未支

（此指示正式发出日期是在8月7日18时发往广东，8月8日4时发往驻扎在安徽大悟山的新四军郑位三、李先念的第5师，8月11日午时发给王首道。）

8月4日这天，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发展豫鄂根据地对付将来的内战危险给郑位三等的指示》电文如下：

郑、李、陈（指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笔者注）：

午马电未支收阅。你们已估计到将来问题是很对的。

一、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你们作准备工作，你们必须在这时间内准备一切，对付必然要到来的内战局面，方不至临事张惶遭受挫折。

二、日寇失败内战爆发后，你们现有平原地区必难完全保持，现在就应考虑在桐拍山、大别山、鄂西、鄂南、鄂东、襄北扩展根据地问题，此项任务甚为困难，但必须精心设计，预为筹划。你们应有几个根据地，其中鄂东、鄂南、鄂西、襄北，可就现根据地逐步发展之，大别、桐柏两处，现亦有相当基础，将来可集中主力夺取其一部或大部，作为主要根据地，而以其他各处为卫星。目前极力发展豫南力量，迅速与王、戴（指王树声、戴季英——笔者注）打成一片，甚为必要。是否可将师部及区党委移至豫南，请加考虑。

三、加强群众工作，加强民兵，加强军训，加强财经工作及准备干部，此5项，望在扩大会上根据自己经验加以总结。此5项中，有几项是你们不甚擅长的，应加强调。军队不只是打仗一项任务，还有做群众工作及从事生产自给两项任务，这个问题，你们必须着重解决。军队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亦须于军训中很好解决。不是缺少做地方工作干部问题，而是军队帮助地方做群众工作一项任务强调不足之故，对此加以强调，转变军队作风，地方工作干部就会多起来。

四、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应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

　　 中央 未支

（此指示在8月7日5时发给新四军第5师，8月7日8时，中央又将此指示分别发往华中与河南）

8月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造成控制山东全局的条件给山东分局的指示，他写道：

山东分局：

美军登陆期近，国民党必用全力争夺山东。我为准备条件，以利在美军登陆后获得迅速发展，造成控制山东全局的力量起见，你们应注意：（一）训练军队；（二）训练干部；（三）加强武工队；（四）加强群众工作（彻底减租，但防止过左）；（五）尽可能彻底消灭顽伪；（六）加强城市工作（可能被我夺取之城市及要道）。如你们能在半年内加强这些条件，一遇美军登陆，敌军集中对美，我党即可乘机发展，控制广大地区，而不怕国民党的争夺，否则我党将处于不利地位。上述任务，在冀鲁豫及华中是相同的。山东及华中的某些沿海地区，敌将于美军登陆前加强对我扫荡，自应加以注意。并告冀鲁豫及华中局。

　　中央 未鱼

这个指示后来在8月10日才正式发给了山东分局。

8月6日这一天，美国在日本第七大城市广岛扔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广岛当天死伤17万人。　　

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

8月9日零时，苏联红军百万大军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统率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越过中苏边界，向日本关东军75万大军发起强大攻势。

8月9日晨，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的名义致电斯大林，欢迎苏联对日作战，他写道：

斯大林大元帅：

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

毛泽东 朱德

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长崎当天死伤6.6万人。

至此，原子弹的威力震慑了整个世界，同时也传递出美国核威慑的信息。

这一天，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美军原子弹轰炸日本的消息，并加上了“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的标题。毛泽东一看就来气，把报纸推得远远的，怒道：

“怎么搞的，这是谁家办的报纸？渲染恐怖，吓唬谁？”

他摁灭烟头，抓起电话，要接线员接通延安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负责人博古。正与《解放日报》全体人员开庆祝会的博古接到毛泽东的电话，脸色顿时变了。毛泽东口气非常强硬，一口湖南话透过话筒，使室内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听清楚，他说：

“博古同志，你今天的报道是政治性的原则错误！你搞的是什么名堂，你有没有一个共产党人的立场？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和相关的同志立即到我这里来。”

尔后，毛泽东把博古和《解放日报》相关负责人、编辑严肃批评了一个多小时，责备他们不该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渲染原子弹的威力。

翌年8月6日，面对美蒋勾结发动的全国范围内气势汹汹的军事进攻，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轻轻一弹烟灰，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这句气吞山河的话，立刻传遍了世界。

毛泽东严厉批评《解放日报》不分青红皂白渲染原子弹的威力，反映出他从一开始就未雨绸缪，高瞻远瞩，预见到了核武器的物质破坏和精神威慑的双重作用。

再说8月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苏联参战后的时局和方针问题。朱德、彭德怀、陈毅、彭真、聂荣臻、叶剑英等15人作了发言，毛泽东先后两次讲话，他还说：

“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准备发表一个声明。我们的任务有4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配合作战是同苏联红军配合，具体的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对日军我们应广泛发展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这不会犯冒险主义，要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可能攻开的就攻。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阻止的，中间是蒋的，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美国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将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

毛泽东所说的准备发表一个声明，就是从他在会议上讲话中摘录的一部分，即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一文，内容如下：

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解放区的巩固仍应注意。今冬明春，应在现有一万万人民和一切新解放区的人民中，普遍地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组织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加强民兵工作，加强军队的纪律，坚持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防止浪费人力物力。凡此一切，都是为着加强我军对敌人的进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8月9日晚，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闽粤赣边工作方针与部署的指示》，他写道：

林平、陈平英并转林美南、朱蔓平、魏金水、李碧山各同志：

一、国民党正在企图利用盟军登陆之机，准备大规模内战，现时许多地区已打响，但因国内外条件及我党坚持武装自卫反对内战的方针，一方面积极扩大解放区，发展自己力量；另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民主运动，实行有利条件下的人民武装自卫斗争，故内战出现尚不是直线发展而是断续出现的。可是，全面打响的危机，却日益严重，尤其是华南，更为国民党首先争夺之所。敌寇可能由华南北撤，但仍可能巩固粤汉干线及其周围，以备作大陆作战的进退要道。故闽粤赣边敌之攻势是流动的，国民党之围攻将是长期的。因此，闽粤赣边党的工作方针，应以党的政治口号，放手动员群众，坚持与发展各地武装据点，实行人民武装自卫的斗争，并领导群众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掩护党的工作，发展和保护群众利益，以达到树立华南革命根据地的右翼基础的目的。

二、闽粤赣边既是将来内战顽我必争的战略据点，故现在必须加强一切必要准备。闽西在巩固岩永据点下，王涛支队可依靠汀连据点以武工队向清流、宁化方向前进，在可能时设法与汀瑞县委取得秘密联系。龙岩大队应以恢复岩南漳据点为目的。而永定大队则恢复岩永靖据点。永和靖须加强大埔、平和边工作。闽南除恢复本身据点外，应加强云和韶工作，及向安南永放点。饶和埔除巩固武工队发展的据点外，应着重杭蕉武工作及韩江河边据点。潮普惠大队除巩固南南山工作外，应发展南洋山、梅林一带工作，以便取得与海陆丰支队联系，并向潮揭丰边放点。潮澄敌后小组，应向莲花山放点，以便配合闽南与饶和埔工作。以上各项作为建议，由当地领导同志依情况自行决定与变更。这些地区的星罗棋布，以一年为期，打下基础，准备在大规模内战时能起华南一翼的牵制作用。

三、武工队应是政治工作队，故每组应有能灵活执行政策、有党务工作经验的领导者，用各种方法（主要是荫蔽的）去建立据点，切忌急躁暴露，以致群众受摧残。杀人只能是对付个别最顽固分子，不可滥杀。没有必要和没有胜利把握的仗，绝对不打。到处根据群众切身要求，领导改善生活斗争，采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应注意争取中间分子并照顾其利益。一切应作长期打算，落地生根，然后用细胞分裂方式发展。故武工队，到处应能参加群众生产，使其能联系群众，取得掩护，而又减轻生活负担。武工队视环境需要及条件如何定其面目，不一定都以党的面目出现。

四、农民组织，除在国民党统治薄弱可作为我据点的地方应一般地组织农救会外，大乡村则一般地应采取各种农村旧有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以保长远。农救会在据点中应成为我党领导斗争、掌握武装、乡政的坚韧外围，通过它领导合法的乡、保长去应付敌顽，又通过它采用适当非法方法保卫群众利益。应逐渐扶植农民领袖在乡村内由参预乡政到控制乡政。在人民中有传统的两面应付经验，我们应予以研究和发扬，使之用来保护群众利益，掩护革命活动。城市民主运动，应利用民主同盟及进步中间力量的活动去发动，但应与秘密党严格分开。发动后除留必要人物支持城市工作外，原则上应着重识识青年下乡与乡村青年结合，帮农民改善生活，防止抗战初期的救亡暴露作风与下乡不切实帮助农民作好事、不与农民结合等错误。我们有办法建立的农村工作，应独立自主的干，不能受同盟者束缚。

五、已暴露干部，应尽量参加武工队，避免损失。暴露的组织，如靠近支点或山林者，可暂避而采必要自卫，否则应停止活动，另找社会关系掩护，以待时机。同时在这些地方应很秘密地建立短小精干的平行组织，保证暴露的组织撤退，或停止活动后该地区我们仍能领导。对过去撤退至渝桂昆干部，如回来，应经过详细审查，单独使用，从不断工作中考验他们。对老干部要很好爱护，帮其总结经验，解决其一些困难，提高其政治信心，以转变其情绪和认识。罗林最好仍安插在潮澄饶以便将来开展与闽南的联系。

六、你们电台既已恢复，望速设法与东江叫通，不要经常使用，每周只通一次报，以保安全。在通电后望你们考虑是否可以恢复闽粤赣边的集体领导机关（暂时不超过5人委员会），有无适当地点可以集中和联系，均盼经东江电告我们。

七、谢育才应在独立工作中作长期考察，不应使之和林美南一起。方方有一电致谢，有便转去。

中央 未佳

8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夺取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部署给华中局的指示：

华中局：

日本无条件投降，无可避免，实现在即，我军在华中立即实行下列部署：

一、由2师担任夺取蚌埠至浦口之线，4师担任夺取徐州，3师主力即日开动集中津浦线，与2、4师共同担任夺取该线并巩固其占领。

二、由7师担任夺取芜湖，1、6两师及苏南、苏中担任夺取南京、上海之线，浙东担任沪杭甬之线。

三、以上两项行动，均采取重点主义，集中主力去占领大城市和要点。津浦线至少集中10万到15万人，沪宁线至少7万人。此外，各中小城镇据点由专署、分区、县府及地方部队动员民兵就近占领之。

四、5师集中全力进占信阳、武汉之线。

五、军部即日发表江苏、安徽、浙江三个省主席，上海、南京两个市长；5师师部即日发表武汉市长及湖北省主席，人选你们拟定之。

六、占领城市后，立即委派官员接收公共机关，出榜安民，维持秩序，发动群众，推行新政，武装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坚决镇压一切反抗。

七、以战胜者的姿态，用军师首长名义，就近令各敌伪军投降，违者即坚决解除其武装。

八、在津浦线一面进占城市，一面要有准备击退李品仙、何柱国与我争夺城市的计划。江南要有准备击退顾祝同的来犯，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

九、具体行动办法由你们拟定令行。

十、如日本投降实现时，你们立即照上述方针办理，如敌继续抵抗，你们亦应积极准备实施上述方针，以免将来临事仓卒。

　　中央

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苏联参战后，日本政府有继续抵抗可能，亦有投降可能。在此伟大历史突变之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在日本投降实现时，我军对日军应令其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投降缴械，缴械后可予以优待。否则应以各种方法追其投降缴械。对伪军，则应令其立即反正，接受我之委任与改编，并指令防区驻扎，否则应即消灭之。如遇顽军妨碍我们进占城镇和要道时，应以自各种方法阻止以至打击消灭之。当我军进占城镇时，应宣布纲领，特别严明纪律，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加紧防卫，并注意爱护各种资材，照顾统一战线。在所有占领区，迅速发动群众并武装他们，主要是武装工人苦力。

　　 中央 10日

8月10日这一天，日本外务省通过中立国瑞士、瑞典政府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转交对日作战的中、美、英、苏4国政府，要求投降。

这天下午，蒋介石一得到日本要求投降的消息，就接连发出3道命令：第1道命令发给国民党军队，要求“各战区加紧努力，一切按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第2道命令发给伪军，要他们“负责维持治安”，“趁机赎罪”；将50余万伪军改编成“国军”，成为国民党的“先遣军”。第3道命令发给朱德，要求“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擅自行动”，收缴日伪枪械。

8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全文如下：

转发各区党委

一、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

二、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私自犹豫。为此目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但各地均应保留必要数量之地方兵团与游击队，放手提拔地方干部带兵，用以保卫地方，民兵枪支必须保留，决不可一切皆集中。在此阶段内，陕甘宁、晋绥、太岳、河南、湖北、皖中、浙西、湘粤等地应有必要兵力防御国民党进攻，其余均用于解决敌伪。某些有特殊情况的地方，中央已另发个别指示。（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按情况决定。一部分地区如江南、豫、鄂、晋、绥等地，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

三、迅速加强城市工作，特别加强我党可能夺取与必须夺取的那些城市的工作。派大批有能力的干部到这些城市里去，迅速学会管理城市中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人参加城市工作，解决维持城市秩序。坚决镇压反动派的反抗，但不可轻易杀人。兵力使用与干部使用应有重心，否则将一事无成。

四、掌握政策，任何行动不要脱离群众。扩兵是必要的，但决不可超过人民财力负担的限度。收集物资也是必要的，但决不可只顾军队，不顾人民，尤不可损害人民利益。攻破据点，占领城市，应有统一的指挥与严格的纪律。迅速训练干部。迅速加强军队政治工作。

五、我军人力资源是民兵，保卫乡村也是民兵，必须迅速扩大民兵组织。

六、今冬明春，必须在一万万人民中，放手发动减租（已经减好的照旧），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减租，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地方政府与提拔地方干部，以便迅速确立我党在基本群众中的基础，迅速巩固一切新解放区。但是绝对不可损害中农利益（中农也是基本群众），富农除封建剥削部分实行减租外，不应加以打击，地主须使之可以过活。没收分配土地是过早的。某些地区已经分配者不再变动，但对地主必须设法救济，对富农必须设法拉拢，对中农受损害者必须补偿损失。这些方面如不注意，将破裂农村统一战线，使我党陷于孤立，有利于国民党。

七、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的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同时，对美国被难人员仍应救护，对美军登陆仍应准备作双方有利的配合，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但斯科比危险的可能性尚未过去。

八、望各地本此方针，参酌地方情况，考虑执行之。

中 央

8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创立湘粤边根据地等给广东区党委的指示》：

广东区党委：

一、苏联参战，敌寇投降，内战迫近，华南马上会出现蒋、余（即余汉谋——笔者注）争夺敌伪而又共同压我的局面。

二、你区在接得未灰中央一般指示及延安总部广播命令后，应根据华南情况注意如下事项：（甲）你们应乘目前混乱状态而蒋、余两系军队又忙于进入广、韶等大城市之际，仍以最大主力用极大速度迅向粤北发展，以便与湘粤边两周后可能到达之王震部队取得联系，造成我华南制止内战的主要根据地。这是最要的一着，没有此，你们将无退路。（乙）你们另以其他兵力迅速进占广九线及各路某些小城市，收缴敌伪武装，扩大自己，准备迎接国民党发动内战。（丙）港九、汕头、广州等大城市不要勉强去打。但可能取得武装时必须取之。一切被我占领之小城市亦须随时准备退至乡村坚持游击。（丁）望火速派员通知南路、琼崖及其他游击区，令他们于任何情况下，都要在本地区发动人民坚持游击，只要坚决依靠人民，少犯政策错误，总是会胜利的。

三、执行情形望告。

　　中央 未真　

中共广东区党委接到指示后，这才下决心令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启程北上。东江纵队于8月15日出发，珠江纵队于8月23日出发，分东西两线从粤汉铁路两侧向粤北推进，打向五岭，准备与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梯队会师。

8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同时致电王震、王首道，指示说：

“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的任务仍然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

此时，国民党已洞悉了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南进的战略意图，蒋介石电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组成联军，计划从三面包抄夹击，将南下支队消灭在湘粤边境。

南下支队为了摆脱敌人的堵截尾追，于8月17日进入湖南桂东以西八面山中。国民党军立即调动第4军、暂2军和第44军等共8个团，占领了八面山所有的山障、险要的通道，然后派兵前堵后追。8月19日清晨，南下支队冲出包围，到达汝城以北开山一带，8月23日到达江西崇文县的文英墟。

再说8月11日0时至11日18时，朱德代表延安总部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伪展开全面反攻的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日伪军发出通牒，限他们于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各解放区抗日部队进入日伪侵占的城镇要塞后，由部队司令员实施军事管制。

此后，晋察冀、冀热辽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向内蒙和关外进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部向辽宁进军；东北地区的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人率所部向东北城市进军。此外，中共中央还决定派万毅率领足够建100个团的干部先行奔赴东北开辟地方工作。

毛泽东为了指挥反攻，日夜操劳。他恨不得把1天当10天用。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把办公地点移到枣园的小礼堂，为的是一面处理事务，一面接见各地、各级来请示工作的地方领导人和军队领导人。他一面同这些领导人谈话，一面挥笔疾书，起草命令，写委任状，起草评论、电报、文告、声明等等。每天都要在办公室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有时忙得无暇进食、饮茶。幸而适逢延安瓜果成熟的季节，工作人员挑选了最好的瓜果送到他的办公桌——乒乓球台子上。台子中央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物。毛泽东在工作时顺手抓起瓜果来解渴、充饥；时而啃几口馅饼或面包。

此时此刻，蒋介石听到延安方面的“最新情报”，暴跳如雷，他大声嚷道：

“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日伪军只能向国民政府和中央军投降。”

8月12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必须力争占领的交通线及沿线城市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区党委：

依据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确定我党必须力争占领之交通线及沿线大小城市如下：

一、太原（含）以北之同蒲路。二、归绥（含）以东之平绥路。三、北宁路。四、正太路。五、道清路。六、白晋路。七、德石路。八、郑州以北之平汉路。九、郑州以东之陇海路。十、津浦路。十一、胶济路（美军如在青岛登陆，将占去其东段）。以上应力争占领之。平绥路西端（包头），太原以南之同蒲二路，郑州以西之陇海路及以南之平汉路，长江以南各要道及大城市，根本不作占领计划，而置重点于占领广大之乡村，并须积极准备对付蒋介石之进攻。在城市及要道未取得前，乡村仍是我党的根据地。

　　中央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给华中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华中局：

真电悉。在国共力量对比下，华中部署改变如下：

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扩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除以人民面目活动外，党的组织仍取隐蔽政策。浙东力量仍在原地扩展，内战失利时准备转到浙南。

二、江南在内战胜利（打几个大胜仗）后就原地继续扩展，长期坚持，此种可能很大。但如在内战中失利，不可能在现地坚持时，应准备开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此点使少数领导人作精神准备，决不退回江北，或在内战发生后，先派小部开入闽浙赣起钳制作用。

三、江北力量全部留江北，不再派兵去江南，任务为力争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消灭伪军，准备与李品仙何柱国作战，并以有力部队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

　　 中央 12日

他又起草了军委关于执行中央坚持江南斗争方针的具体部署给华中局的指示，他写道：

华中局并李、郑（指李先念、郑位三——笔者注）：

关于执行中央12日指示的具体部署建议如下：

一、江南方面立即有计划分路发动进攻，占领吴兴、长兴、宜兴、溧阳、溧水、郎溪、广德、金坛、句容、高淳诸城镇及太湖西岸各地及浙西敌区各县各地，并立即在以上各地造成一整片的（包括城镇）统一的广大农村局面，造成迎接内战的坚强基础，对沪沿线苏州、无锡、武进、镇江、丹阳等城可相机占领，不可能时即不要去，如能占领时亦不宜作久住之计，而主要的是去占领各该县的农村市镇。江南的任务是于占领各城镇后即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武装群众，屯积资财，布置内战战场。顾祝同大军各分路东进京杭沪，通过我区时，不作正面堵截，应让其通过，即截击其翼侧后尾，仍按照自卫原则。

二、 江北方面，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以南，运河两岸，这一整块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市，解放所有地区，打定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苏中负责解决孙良诚、李明扬、陈太运等，伪顽各部，2师予以协助。2、3、4师主力则迅速出动，巩固占领津浦线，对徐州、蚌埠两点之占领，主要由2、3、4各师负责，八路只能配合，必需如此，才能控制津浦线，贯通华北，取得对付李品仙、何柱国的优势。7师皖南部队，要打通与苏南联系，造成整块农村的连接，7师巢无地区，于敌伪投降，准备就地坚持，不能坚持时可退集2师地区协同作战。

三、军部在运河沿线，选择适当指挥布置。

以上意见作为你们部署行动时一个参考，请电告实施办法。

军委 12日

8月13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一篇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评论中说：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第18集团军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在延安总部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为’。这种评论，荒谬绝伦。”“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这同一个法西斯头子，又敢于‘命令’所谓地下军（实际上就是实行‘曲线救国’的伪军和与敌伪合流的戴笠系特务）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不许解放区抗日军队向敌伪‘擅自行动’。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

8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以第18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起草了一个给蒋介石的电报（引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注释语）。电报中说：

“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

8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军委小礼堂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以及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党政军干部和机关干部。

毛泽东走上简陋的讲台，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开始了著名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长篇讲演。他说：

“最近几天是远东时局发生极大变动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经定了。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的东北，这个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不能继续打下去了。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抗日战争当作一个历史阶段来说，已经过去了。

在这种形势下面，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我党的方针怎么样？这是全国人民很关心的问题，是全党同志很关心的问题。”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8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力。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毛泽东在这次演讲中首次说到了原子弹，他说：

“苏联出兵了，红军来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件事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掉，没有那么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

毛泽东最后说：

“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全国性的内战不论那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在8月14日这一天，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正式签订了《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苏联政府在道义上、物质上和军事上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苏联政府保证不援助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他们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关于旅顺口、关于大连的协定，规定中长铁路、旅顺口、大连港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使用；还互换了关于蒙古等问题的照会，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来，延安沸腾了！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人们欢呼着，歌唱着，锣鼓声，唢呐声，鞭炮声，汇成了欢乐的海洋。欢快的舞步，雄壮的旋律，在延河两岸通宵达旦，人们唱啊，跳啊，拥抱啊，脸上映着火光。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也来到了狂欢的人群中，他们谈笑风生，与延安军民的大秧歌融为一体，享受着胜利的欢乐。

毛泽东在返回驻地时，问身边的警卫员高富有说：

“高富有，听说你想去前方，有这么回子事？”

高富有也不隐瞒自己的想法。毛泽东说：

“你这个人啊，想到前方，就不想在后方？”

“主席，我不是不想在后方。前方……我现在不想去了。”

“那你可要倒霉了。” 毛泽东缓缓地说：“前方，比后方是好些，你么，起码当个营长、连长的。”

高富有赶紧解释说：

“主席，我不是想当官啊！”

毛泽东说：

“和我在一起，和陕北人民在一起，小米饭好吃啊，我是有感情的啊。”

高富有听着毛泽东的话，知道他又动感情了，就连忙说：

“主席，我哪儿也不去，就跟着你！”

后来不久，高富有被任命为中央警卫团手枪连副连长。

中国军民在长达8年的抗战中，共伤亡3500万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枝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多门。解放区面积扩大到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多达1亿，人民军队的主力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20余万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伤亡指战员60余万人，敌后解放区人民伤亡600余万人。

可是在8月15日这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了第1号通令，他指定中国唯有蒋介石政府才享有中国受降的权力。

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同时在这一天分别向日军发出了命令：

蒋介石致电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命令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状态，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而朱德则电令冈村宁次说：“应下令你所指挥的一切军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

这正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

东方翁曰：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刚刚经历了8年的浴血抗战，眼看着一场新的腥风血雨又要到来了。好一场中原逐鹿，究竟鹿死谁手？请看第五卷：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目 录

第五卷 谁主沉浮（1945年8月14日—）

第1章 1945年8月14日—

第2章 1945年8月28日—

第3章 1945年8月30日—

第4章 1945年9月2日—

第5章 1945年9月12日—

第6章 1945年9月20日—

第7章 1945年10月6日—

第8章 1945年10月中旬—

第9章 1945年11月1日—

第10章 1945年11月中旬—

第11章 1946年1月—

第12章 1946年2月—

第13章 1946年4月—

第14章 1946年5月—

第15章 1946年6月—

第16章 1946年7月—

第17章 1946年8月—

第18章 1946年11月—

第19章 1947年2月—

第20章 1947年3月18日—

第21章 1947年3月31日—

第22章 1947年4月—

第23章 1947年5月—

第24章 1947年6月—

第25章 1947年7月—

第26章 1947年8月18日—

第27章 1947年8月20日—

第28章 1947年9月—

第29章 194年10月—

第30章 1947年11月—

第31章 1948年1月—

第32章 1948年2月—

第33章 1948年3月—

第34章 1948年4月7日—

第35章 1948年4月18日—

第36章 1948年5月—

第37章 1948年6月—

第38章 1948年7月—

第39章 1948年9月—

第40章 1948年10月10日—

第41章 1948年10月24日—

第42章 1948年11月9日—

第43章 1948年11月21日—

第44章 1949年1月1日—

第45章 1949年1月中旬—

第46章 1949年1月28日—

第47章 1949年2月11日—

第48章 1949年2月25日—

第49章 1949年3月15日—

第50章 1949年3月24日—

第51章 1949年3月28日—

第52章 1949年4月6日—

第53章 1949年4月24日—

第54章 1949年5月—

第55章 1949年6月—

第56章 1949年7月—

第57章 1949年8月7日—

第58章 1949年8月28日—

第59章 1949年9月19日—

第60章 1949年9月21日—

第61章 1949年9月27日—

第五卷 谁主沉浮（1945年8月14日—）

第1章 1945年8月14日—

“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得礼让。”

话说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发给毛泽东一封电报，电文中写着：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蒋介石这封电报打破了由陈布雷起草的惯例，是由国民党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起草的，事先连《中央日报》社的社长、主编都不知道。蒋介石如此保密，是要给延安的毛泽东来一个突然袭击。毛泽东一时没有给予明确答复，他决定来个虚晃一枪。

8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第二天，将其刊登在《解放日报》上。他是这样写的：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今日以说帖一件分送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英驻华大使薛穆爵士，苏驻华大使彼特罗夫，请其转达美、英、苏3国政府。说帖原文如下：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

（1945年8月15日）

在我们共同敌人——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宣言条款宣布投降之际，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及二万万六千万人民，谨向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联合王国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送出下列的说帖。

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时候，我们请求你们注意目前中国战场这样的事实，即在敌伪侵占而为国民党政府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地区中，经过我们8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一万万以上的人民，组织了100万以上的正规部队和220多万的民兵，在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19省建立了19个大块的解放区，除少数地区外，大部包围了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来敌伪所侵占的中国城镇、交通要道及沿海口岸。此外，我们还在中国沦陷区（在这里有一万万六千万人口）组织了广大的地下军，打击敌人。在作战中，我们至今犹抗击和包围着侵华日军69%（东北4省不在内）和伪军的95%。中国国民党政府对于敌伪主要的是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方针，其军队的大部不打敌伪，退至大后方，保存实力，准备内战。中国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不予承认，不予接济，且更以94万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我们中国解放区的全体军民，虽然受尽了日顽两方面长期夹击之苦，但丝毫未减弱我们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的意志。中国解放区人民，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以便停止内部纠纷，动员和统一全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领导抗日战争的胜利，保证战后的和平，但均被中国国民党政府所拒绝。

现敌国投降瞬将签字，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有理由向贵国政府及贵国人民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

一、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协定及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又未事先取得我们的同意时，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

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中国解放区及其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五、为减少中国的内战危险，请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站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的利益上，立即停止对于中国国民党政府之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如果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对中国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内战（此种内战危险，现已极其严重），请勿予国民党政府以援助。

8月16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一篇评论：《评蒋介石发言人的谈话》（见《毛泽东选集》）。评论中说：

“蒋介石的发言人，于15日下午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讲关于所谓共产党违反蒋介石委员长对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时说：‘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之公敌。’新华社记者说：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已经发明了种种词令，如所谓‘异党’、‘奸党’、‘奸军’、‘叛军’、‘奸区’、‘匪区’、‘不服从军令政令’、‘封建割据’、‘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以及所谓中国过去只有过‘剿共’，没有过‘内战’，因此也不会有‘内战’等等。这一次稍微特别的，是增加了一个新词令，叫做‘人民公敌’。但是人们会感觉到，这个发明是愚蠢的。因为在中国，只要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谁。”“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这个人民公敌，要打内战了。人民怎么办呢？新华社记者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一事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反对内战。”“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内战就可以制止。”

8月16日中午，毛泽东以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起草了一个给蒋介石的电报（见《毛泽东选集》）。电报中说：

“在我们共同敌人——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但尚未实行投降之际，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和2亿6千万人民，特向你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

毛泽东在声明部分中写道：

“在敌伪侵占而为你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地区中，违背你的意志，经过我们8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过1万万的人民，组织了过1百万的正规军和2百多万的民兵，”在“19个省区内建立了19个大块的解放区。”“此外，我们还在中国沦陷区（在这里，有1亿6千万人口）中组织了广大的地下军，打击敌伪。在作战中，我们至今还抗击和包围着侵华（东北不在内）日军的69%和伪军的95%。而你的政府和军队，却一向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方针，对于我们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不予承认，不予接济，而且以94万大军包围和进攻他们。”“现在敌国投降将要签字了，而你和你的政府仍然漠视我们的意见。”

接着，电报中提出了6点要求；并再一次谴责蒋介石8月11日的“命令”。电报中还说：“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

8月16日下午，毛泽东就蒋介石14日的邀请电，发了一个复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与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毛泽东发完电报，接见了此时国民党政府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和罗伯伦，明确告诉他们说：

“我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请你们转告蒋先生。”

在此期间，也就是8月16日和18日，斯大林先后两次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希望和平解决中国国内争端；他还说要毛泽东赴渝同蒋介石谈判，否则内战打起来，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斯大林似乎是和蒋介石一唱一和。毛泽东看了电文，非常生气，他说：

“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也就是在8月18日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向苏军投降了。后来到8月30日，苏军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全境和朝鲜北部，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苏军俘虏。此役，苏联红军歼灭日军8万人，俘虏60万人；苏联红军也伤亡了32000人。

8月19日，山东解放军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向中央军委建议，将部队统一改称为“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立即复电罗荣桓，同意他的建议。

8月20日，蒋介石再次电邀毛泽东赴渝：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抗战8年，全国同胞如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临为感。

蒋中正　　

这一封电报同第一封密电不同，电波尚未传到延安，中央社已经在新闻电中发表了电报的内容。显然，他的这一封电报纯粹是为了政治宣传。蒋介石的目的是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我蒋介石是要和平的，而他毛泽东却拒绝和平。否则，你毛泽东为什么不肯接受我的邀请，到重庆来共商建国大计呢？

毛泽东既看清了蒋介石第2次来电意在搞政治宣传，就决定针锋相对，奋力反击：你可以将电报公之于众，我何不来一个对社会的宣言呢？于是，他就起草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准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

8月20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除了已经设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外，成立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以邓小平、刘伯承、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为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常务委员，由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刘伯承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滕代远任第1副司令员，王宏坤任第2副司令员，薄一波任第1副政委，张际春任第2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王新亭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成立晋察冀中央局，由聂荣臻为书记。

8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示华中局，应华中局的要求，将京沪杭地区部队改称“人民解放军”。电文中还对华中局提出发动上海起义的要求指示说：

“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贯彻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它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

这一天，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山东分局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冀鲁豫分局并告冀察晋分局：

红军（指苏联红军——笔者注）占领东北，国民党力图争夺东北。我方除李运昌率3个大团深入辽宁，冀东冀察两区各有一部深入热河之外，中央决定从山东调两个团（万毅支队在内），冀鲁豫调一个团，冀中调一个团，共4个团，归万毅率领开赴东3省。山东之两团限电到10天内准备完毕，即行出发，经河北会合冀鲁豫及冀中之两团，开至热河边境待命。每团官兵不得少于1500。必须明确宣布去东3省之任务（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必须配备必要之地方工作干部。3处所集中之东北干部亦望交万毅带去。必须有良好之纪律。配备及出动情形望告。另由陕甘宁边区配备1个团，晋绥军区配备3个团，中央配备1个干部团，共5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东3省。以上告知万毅，但勿在报上发表。

中央军委未号

毛泽东还致电晋察冀中央分局并告各分局说：

“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的人民武装起义，以便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8月21日，毛泽东根据形势变化，致电华中局，取消上海起义计划，撤退已经到达上海市郊的新四军部队；同时也放弃了在北平、天津等地准备组织武装起义的安排。

8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改变战略方针，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的指示》，他写道：

各党委、各军区：

一、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望各地按具体情况逐步转变思想与部署。

二、蒋介石占领各大城市及要道，需要相当长时间。国民党内部困难仍多，美、苏均不赞成中国打内战，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

三、对大城市仍应积极派人去发动群众，争取伪军，出版报纸，布置秘密工作，争取我党在城市中的地位。

　　中央军委

8月22日，毛泽东为了揭穿蒋介石的真实图谋，表明共产党的和平诚意，第2次给蒋介石复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20日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延安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举行，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国共谈判问题。24日就要出发到前线的林彪、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陈赓、薄一波、萧劲光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中国应该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不能有第3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我们现在的新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够取得的：苏美英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

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

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决定停一下，因为日本突然投降，蒋介石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然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在讲话中既考虑到和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和平建国的可能性，同时也清醒地估计到和平的暂时性。他说：

“一场严重地内战是不可避免的，我党必须做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军事上的准备。战后人民迫切要求和平、休养生息，应当在不放松武装自卫准备的前提下，力争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尽可能用和平的方法改造中国社会，或者通过谈判，延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时间。如果不能实现和平，也可通过谈判，教育人民，争取中间势力，使全国人民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

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没有做好内战的准备。在谈判中，我们要有所让步，准备最大的困难，但并不是无原则地让步，要以斗争求团结，对蒋介石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与蒋介石打打停停，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甚至可能打痛蒋介石，逼他让步。”

毛泽东对即将上前线的指挥员们说：

“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打的胜仗越多，我就安全一些，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我回延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打得不好，谈判就困难一些，我就危险一些。”

有人问：

“主席，你是否真的要去？”

毛泽东说：

“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5人开会。”

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

经毛泽东提议，会议为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以及不可避免的新的大规模战争，作了组织上的准备，组成了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有12人，他们是：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陈毅 聂荣臻 贺龙 徐向前 刘伯承 林彪 叶剑英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4人，他们是：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由彭德怀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以八路军总参谋长兼任军委副总参谋长；刘少奇兼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程子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任军委秘书长。后来在9月2日又任命杨立三担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长。

会议决定：为促进国共合作，谋求国内和平，中央军委所属部队继续使用八路军（第18集团军）、新四军及华南各游击纵队番号。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忙着，蒋介石也没有闲着，他断定毛泽东不敢来重庆，就把和平的调子唱得更高了，要再将毛泽东一军。

8月23日这一天，蒋介石又匆匆忙忙第3次电邀毛泽东，电文中写道：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

8月24日，毛泽东第3次复电给蒋介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好一番电文斗智，实在精彩。此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他就可以宣布共产党拒绝和平，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去了，他就通过谈判对共产党施加压力，诱骗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如果达不到目的，就借此时机，部署内战，赢得准备全面内战的时间。毛泽东历来是洞察秋毫，正像前边所说，他对蒋介石的图谋，事先就已经做好了各种应对准备。

是日，远在美国的胡适也要凑凑热闹，也给毛泽东发来了一封电报，电文中写道：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22日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18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20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佛生10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50年前仅得44000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1200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兄谈话要点，今特陈达，用供参考。

毛泽东对胡适的这封电报根本不屑于回电。后来，胡适也承认他给毛泽东发这封电报是一种“天真”的做法。

8月24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高层会议，商讨关于东北地区的问题。

原来在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内部在军队是否进入东北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以白崇禧、戴传贤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放弃东北，巩固国民党在华北的实力地位；而以熊式辉、杜聿明为代表的一派，则坚决主张进军东北。

蒋介石在这次高层会议上，最终采纳了熊式辉、杜聿明等人进军东北的主张，决定将东北列为“国民革命最重大的目标和最迫近的工作”。

后来在8月30日，国民党政府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并将东北划分为9省2市，任命了各省省长和市长。

8月24日这一天，准备赶往山东的林彪、李富春、张闻天、高岗和赶往其它战场的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薄一波、陈赓、陈锡联、陈再道、张际春、滕代远、萧劲光、杨得志、邓华、宋时轮、李天佑等20名高级干部，同乘一架美国运输机，由延安飞抵太行山八路军总部。

此前，毛泽东找陈毅谈话，要他重返华中。毛泽东已经预见到将来要开辟华东战场，非陈毅压阵不可。陈毅说，我回华中无事可做，不如去其它战场。毛泽东坚持要陈毅回华中去，他说：

“你到华中，什么事也不要做，只须呆在司令部里下下围棋，摆摆龙门阵即可。”

8月24日晚，毛泽东致电饶漱石等，提出了《关于抗战胜利后的方针》，他写道：

饶张赖并转粟叶（即张云逸、赖传珠、粟裕、叶飞——笔者注）：

各电悉。一、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二、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四、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五、中央正向重庆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六、蒋介石困难甚多，加上国内外压力，可能赞成和平建国。七、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就现地集结整训，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每次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之），打得几个大胜仗，威震大江南北，对于促成国共谈判非常有利，顽军亦不敢轻视你们。八、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九、设法向敌伪购买子弹愈快愈多愈好，同时注意从敌伪撤退区收集军用资材，为持久计。

毛泽东

8月25日晨，新华社正式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全文如下：

全国同胞们！

由于日本的投降，我全民族8年来所坚持的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地结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地结束了！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全国同胞们！

对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最后扑灭了法西斯的暴政、奴役与侵略，在全人类面前展开了和平发展的前途，这是英美苏中4大同盟国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相信，我全国同胞必能以自己表现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转而用之于伟大的建国事业中。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与牺牲，为中外所公认，在今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中，也应继续作为全国民主建设的模范与和平团结的中坚，而尽其伟大的任务。

但是，在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道路上，不是没有阻碍、没有困难、没有荆棘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还没有执行波茨坦宣言，还没有放弃使其侵略的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企图，他们还在放肆地施行挑拨、分裂与奴役中国的阴谋，他们在中国的走狗们——中国的吉斯林们（维德孔·吉斯林VidkunQuisling，挪威国家统一党元首，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任挪威首相，因与纳粹德国积极“合作”，1945年被处以死刑。因此，“吉斯林”便成了“卖国贼”或“叛国者”的代名词——笔者注），正奉行其日本主子的指示，摇身一变，取得保护色彩，以图继续挑拨内战，破坏团结，阻碍民主。他们的这种企图并没有遇到打击，他们的罪行并没有受到惩处。相反，他们还受到了鼓励，愈益横行无忌。因此，中国吉斯林们及其他反动分子们的各种危险活动，重大地威胁着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必须严重警戒与击破敌人的阴谋。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目前必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若干紧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这些紧急措施是：

（一）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抒民困。

（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中国共产党声明：我们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同胞们！

抗战胜利了！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5年8月25日

后来在8月27日，《解放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宣言，拥护和支持《宣言》中提出的主张，强烈要求以和平方式解决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问题。中国民主同盟还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一文中，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方针，并提出了10项主张。

8月25日，南下支队第一梯队进入大庾岭。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王震、王首道的指示电，电文中说：

“你们艰苦行军，到达仁化、汝城间，中央甚为怀念。望依3省边大山休息，恢复疲劳。”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平原分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平原分局：

敬电的意思是因为中小城市的敌伪能歼灭者则歼灭之，不能歼灭者如有可能则让其集中大城市，以便我们能占领许多的中小城市，应付即将到来的新局面。

　　中央未有

8月25日晚，毛泽东与政治局成员和回到延安的驻重庆代表王若飞连夜磋商，进一步研究关于他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大家觉得可以去重庆，可以答复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今日的来电。

魏德迈在来电中称：“美国驻华大使愿意继续调解国共两党关系，并表示愿意到延安迎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美方都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毛泽东在回复魏德迈的电文中写道：

“鄙人承蒋委员长3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意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自己赴重庆谈判的重要性和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方案作了报告。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为蒋介石电邀他到重庆谈判不在于诱捕他，而是要利用和谈，争取备战时间，推卸战争责任。毛泽东说：

“我去重庆的问题，昨晚政治局7同志与若飞同志商谈，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可以彻底戳穿国民党诬蔑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谎言，教育和团结全国人民。”

“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

有人提出疑问说，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面？毛泽东说：

“要充分估计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做一些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

毛泽东设想了作出让步的限度，他说：

“第一步是广东至湖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苏联、美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多一些同志到外面去，延安不要轻易搬家。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4个条件，所以决不怕，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毛泽东提议，在他去重庆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

会议正式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和刘少奇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说：

“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人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得礼让。”

此后，中共中央给魏德迈发去电报说，请他派出专机，并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同机前来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

8月26日这天，毛泽东为了使全党了解他去重庆谈判的意义和方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全文如下：

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大小59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175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镇等处，我军威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例如新四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和江淮间许多县城，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晋绥占领了平绥路南北许多城市，就造成了极好的形势。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对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

现在苏美英3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3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我党力量比华北、江淮所处地位较为困难，中央对于这些地方的同志们深为关怀。但是国民党空隙甚多，地区甚广，只要同志们对于军事政策（行动和作战）和团结人民的政策，不犯大错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完全有办法的。除中央给予必要的指示外，这些地方的同志必须独立地分析环境，解决问题，冲破困难，获得生存和发展。待到国民党对于你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可能在两党谈判中被迫承认你们的力量，而允许作有利于双方的处置。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

总之，我党面前困难甚多，不可忽视，全党同志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但是整个国际国内大势有利于我党和人民，只要全党能团结一致，是能逐步地战胜各种困难的。

毛泽东还担心着华中局的事，他致电华中局说：

“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出致中共山东分局及罗荣桓的电文，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彪、萧劲光二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山东军区。分工：罗荣桓为书记及政委，林彪为司令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如因病必须休养时，林代理罗的职务，林、萧均为分局委员，其余不变动。”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军委关于目前军事部署的指示，他写道：

刘邓滕薄、子华转尔陆并贺吕林（指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程子华、赵尔陆、贺龙、吕正操、林枫——笔者注）：

关于目前军事部署提出以下意见：

一、晋冀鲁豫军区：（子）太行应即集结主力（太岳集结一部协助）组织夺取白晋路，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顽，逼敌投降。2分区协助赵尔陆部夺取正太铁路，重点置于祁县、太谷段。7、8两分区继续向道清路进击，消灭伪顽，造成配合冀鲁豫平原主力包围新乡。（丑）太岳区应集结主力，宽正面向同蒲路进击，重点置于该路南段，尽速发动民众、民兵，以游击方式包围封锁敌伪大据点，夺取小据点，彻底破坏同蒲路，控制平陆、垣曲一带黄河渡口，造成迟滞与打击胡宗南北进之有利条件。（寅）冀鲁豫平原主力应继续向开封，新乡、汤阴地区进攻，消灭孙殿英、庞炳勋部，逼敌投降，控制黄河铁桥，必要时破坏桥梁保持桥基。以地方游击队民兵配合适当基干兵团，拔除平原根据地内敌伪据点，逼敌向大城市集中或投降。

二、同意晋察冀分局军区24日部署外，赵尔陆部主力应即进占正太铁路之榆次、娘子关段，控制该路，夺取阳泉兵工厂。同时以次要力量破坏同蒲路中段，发动群众造成包围封锁阳曲有利条件，促进阎锡山内部变化。

三、晋绥军区应以协助聂军区夺取大同，巩卫张家口，因此须在绥远境内，集中力量在野战中寻求几个胜利战斗，消灭傅作义一部或大部，可能时争取收复归绥。在山西方面须尽量消灭阎锡山部，夺取离石、汾阳、孝义、文水、交城，一时不能取得，亦须造成包围封锁之势。威迫阎锡山内部变化。并将情形电告。

　　军委26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复电给河南区党委，他写道：

河南区党委：

来电悉。对国民党进攻，必须站在自卫立场坚决反击之，但须打得好，不要浪打，打则必胜。

　　中央未宥

8月26日，南下支队第一梯队进入湘粤赣边境五岭山区，第二天越过五岭进入广东省南雄县，随即被广东余汉谋的一个军和薛岳所部的追兵前后围堵，与华南部队会师的道路被切断了。

后来在8月29日，南下支队第一梯队从南雄突围，进入一个叫沙坑的小山村。王震、王首道等人决定避开顽军优势兵力，立即北返中原，与新四军5师会合。这一天，王震在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中说：

“我们对会合广东力量的中央指示，是抱极高的热情和决心去执行的，但是一切客观情况对我极为不利。故我们集中意见，一致建议北上，靠拢李先念，预计20天行程可达湘鄂边。”

中央军委在9月4日复电中说：

“日本投降，引起了时局的迅速变化，过去中央给你们的任务难以完成。今天的新任务是如何战胜顽军之追击、堵击、截击，达到保存自己，站稳脚。”

王震、王首道见军委指示中并没有明确指示他们北返，而只有北返才有可能实现中央军委复电中所说的“保存自己”的这一指示精神，遂于9月5日再电中央军委（请参看李少瑜《关于中原突围前后几个问题的商榷》），“请求北返”。9月7日，中央军委复电给王震、王首道，这才明确地说：

“知道你们目前处境异常艰难，在日寇投降、时局变化的情况下，你们确已难以完成原有任务。同意你们由现地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5师靠拢。”

后来王震、王首道率部于9月23日返回鄂南地区，接着渡过长江，回到鄂豫皖地区，与新四军5师第2次会师。9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王震、王首道说：

“知道你们已安全北渡长江与5师主力（张体学部——笔者注）会合，甚亟欣慰。这次长途行军，又是一次重大的考验，证明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对你们艰苦行军特表慰问之意，并望你们在适当地点集中休整补充，治好伤病人员，以便在鄂豫皖中央局和军区司令部领导之下，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中共中央在10月17日也致电王震说：

“南支在王、王领导下，克服了由于突然事变所产生的极大困难，胜利地北渡长江，保存了基本力量，中央对全体指战员深表慰问之忱。”

再说8月27日晨，蒋介石第4次致电毛泽东，电文中写道：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顷闻先生可偕周恩来先生同时来渝，至为欣慰。兹派张部长文白偕同赫尔利将军于今日乘专机来延迎驾，特电先闻。

蒋中正

这一天，延安军民得知毛泽东将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都非常担心。各界群众纷纷派出自己的代表，到中央办公厅请求毛泽东不要去冒险。他们说：重庆是国民党统治的窝巢，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同时，蒋介石是一个反复无常、极其阴险的阴谋家，人们对他扣押张学良，软禁胡汉民等事记忆犹新。

吴玉章专程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转达范文澜夫妇的意见，说：

“请告诉毛主席，我们劝他千万别去呀！”

毛泽东笑了笑，对吴玉章说：

“谢谢他们的好意，我注意一点好了!”

一些根据地的负责人也发来电报，劝毛泽东不要去重庆。

此时因日军侵入新加坡而流亡在印度的陈嘉庚，听说毛泽东要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也很担心毛泽东的安全，他打电报劝毛泽东不要到重庆去；又打电报给周恩来说：

“若望国民党官吏放下屠刀，还政于民，正无异于与虎谋皮。”

8月27日下午，赫尔利、张治中乘专机飞往延安。

张治中，字文白，安徽巢县人，出生于1890年，比毛泽东年长3岁。他只有一点和毛泽东相同，就是典型的农工子弟出身。张治中是完全靠个人的努力，进军校，入黄埔，走上了军旅之途。张治中胆识过人，又严于律己，他在国民党集团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他又是国民党多如牛毛的将军中唯一一位握有重兵、却从未与共产党人直接对抗厮杀过的将军。本传在前几卷中已经叙述过，张治中曾几次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过，有“和平将军”之称。

如今张治中静静地坐在飞机上，一幕幕往事在脑海中重新显现：

他与周恩来曾经在黄埔共事，在合作中建立了友谊。1925年，张治中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表示欢迎，告诉他请示组织后即予答复。后来，中共中央决定，不吸收他加入共产党。因为国共两党有约，共产党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加入共产党。自此，周恩来与张治中约定：“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此后，张治中一直同情共产党，一贯主张国共合作。自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关系破裂，两党之间虽然不断商谈，但久无成果。张治中是国民党内主和派的代表，他曾多方劝慰，力主合作。在1943年夏季的一天，蒋介石在他的官邸紧急约见张治中。蒋介石开口就说：

“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

张治中很是兴奋，由蒋介石自己先提出这种会晤，这还是第一次。他连忙答道：

“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

蒋介石当即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张治中。此时，在重庆参加国共和谈的林彪准备回延安去，张治中当晚在家中为他饯行，并把蒋介石的信，交给林彪带回延安。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邀请未作表示。碍于礼节，张治中也没有向在重庆的周恩来查询。

抗战胜利后，当人们都在狂欢胜利的时候，张治中却一个人闷在家里沉思：不错，抗战是胜利了，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国共两党的商谈已陷于停顿，内战有一触即发的危险。于是，张治中和吴鼎昌就积极活动，力主国共和谈早日恢复。蒋介石将计就计，这就有了3次电邀毛泽东的举动。

张治中正想着往事，飞机已经到了延安，在机场徐徐降落。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人早已守候在延安机场，热情迎接赫尔利和张治中。

这是毛泽东和张治中初次会面。毛泽东给张治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此之前，张治中对毛泽东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长期欺骗宣传，使张治中对毛泽东还有过怀疑，他怀疑毛泽东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

中共中央为了确保毛泽东重庆之行的安全，特意安排由陈龙和颜太隆负责警卫，还配备了在重庆工作的龙飞虎、蒋泽民、贺清华、舒光才、齐吉树参与警卫；此外，由八路军办事处的刘昂负责照料毛泽东的生活，由李泽纯专门为毛泽东做饭。周恩来还嘱咐陈龙、龙飞虎、颜太隆这“3条龙”随时跟随毛泽东及其一切外出活动，不得稍离片刻；他还亲自到飞机上检查毛泽东的座位和安全带。

是日晚，边区劳动英雄杨步浩也来到了毛泽东家里，毛泽东叫他吸烟，他不吸；叫他喝茶，他不喝；叫他坐下谈，他说：

“我坐不住呀！毛主席啊，你领导我们抗战，大生产，没离开过我们一步。如今要去重庆，延安人民都不愿意你去！”

说着说着止不住流下了眼泪。毛泽东安慰他坐下来，自己坐在他对面，解释说：

“延安人民的心情我很理解。你转告大家，我去谈判好了，很快就会回来的。”

杨步浩说：

“他们既然要来代表接你，那就在延安谈判不一样吗？”

毛泽东笑笑说：

“他们当不了蒋介石的家嘛。”

杨步浩说：

“那你也派代表去就行了呗。”

毛泽东说：

“跟敌人斗争，要讲策略。今天，全国人民都反对内战，渴望和平、民主、团结，我们共产党是最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如果我不去，恰好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会借此欺骗全国人民，说我拒绝和平，想发动内战。因此，这个‘鸿门宴’我应当去，必须去。”

杨步浩明白了，可他还是忍不住说：

“蒋介石这个大坏蛋，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我看太危险！”

毛泽东呵呵一笑，站了起来，说道：

“我们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有八路军、新四军做后盾，蒋介石即使耍流氓手段，他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再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一再保证……”

杨步浩心直口快，他不等毛泽东说完，就说道：

“他们都是一路货色，说话不算数，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毛泽东给他倒了一杯水，又坐下来耐心地解释说：

“为了人民的利益，个人得失不能计较。蒋介石虽然从来不讲信用，但谈判订个‘协议’，以后他再要翻脸，就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输了理，人民就会站在我们一边。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杨步浩见说不动毛泽东，就起身告辞，他紧紧拉着毛泽东的手说：

“你去了要格外小心。你啥时平安回到延安，我们心里这块石头才能落地。”

8月28日上午，毛泽东要去飞机场了，江青准备完毛泽东穿戴的衣服帽子，又检查了给毛泽东带的书。她又叮嘱跟随毛泽东去重庆的卫士齐吉树说：

“重庆是个‘火罐子’，热得厉害，主席肯定不习惯，请你多费心，特别是晚上，要催他早睡觉，不要怕他说你。主席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就不多说了。我和主席都非常信任你，在重庆，主席的一切都靠你照顾了。”

江青带着女儿李讷挤上了去机场送行的汽车，当她们赶到机场时，看到的是人山人海。

原来在这一天大清早，人们就自发地从枣园、桥儿沟、王家坪、杨家岭等地向延安机场拥来，等着给毛泽东送行，他们的心里像是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沉重、焦虑、疑惑、不安。

时近11时许，汽车的马达声传来了，人们都扭头望着大路，一辆吉普车转过山嘴，驰入机场，周恩来、王若飞下了车，后面跟着国民党的代表张治中。又一辆吉普车驶来了，从车上下来一个长腿美国人，戴着黑墨镜，叼着纸烟，他就是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

不一会儿，一辆中型汽车转过山嘴，朝机场驶来，人们不由自主地朝前涌去，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走下车来，环视着送行的人海，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和平日不同，身着崭新的布制服，深灰色的考克帽，整个装束像出门作客一样。站在人群最前面的中央负责人迎上前去。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

江青母女在保育员李若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来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望着江青激动中带着忧虑的脸庞，自信地点点头。他用宽厚柔软的大手，在女儿的小脑瓜上轻轻地抚了一下，又俯下魁梧的身躯，把女儿揽在胸前，在她稚嫩宽净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毛泽东为了争取人民所需要的和平与民主，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含笑举起右手，与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朝着停在前面的飞机走去。

一位送行者曾经这样描写那难忘的一幕：“机场上人群静静地站着，千万双眼睛随着主席高大身形移动，望着主席一步一步走近飞机，一步一步踏上飞机的梯子，走到飞机舱口，转过身面向送行的人群。送行的人群又一次像波浪一样向前涌去，拼命地挥手。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顶深色的盔式帽。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主席这个动作给全体在场的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像是表明了一种思索的过程，做出断然的决定。主席完全明白当时人们的心情，而用自己的动作把这种心情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概括了历史转折时期领袖、同志、战友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无间的亲密，他们无比的决心和无尚的光荣。”

当毛泽东的面容再一次出现在飞机窗口时，人群又一次涌上去。直到飞机升空，在头顶上盘旋，人们还是仰着头，目送着毛泽东渐渐远去。参加送行的萧三用诗歌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时刻，他写道：

毛主席坐车一进飞机场，

千百人立即大鼓掌，

千百双眼睛从此都目不转睛，

一直送他到飞机上。

毛主席站在飞机的门口，

慈祥地望着众人一挥手，

众人鼓掌然后手齐飞，

场中顿时长出千株柳。

人民感谢他救民于水火的精诚，

人民信任他的大智、大勇、大仁，

人民衷心地祝福他康健，

人民用自己的力量维护他的安全！

毛主席飞去了，

脸上含着几分忧色，    

他一贯忧国忧民，

今天更加显得深刻。

且说此时的毛泽东，斜躺在机内座位上，神态安祥。他问身边的警卫员：

“这次去重庆，你怕不怕？”

警卫员回答说：

“和主席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毛泽东点点头说：

“是的，用不着怕。我们到重庆去，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国民党反动派把我们扣留不放，回不了延安；另一个可能，反动派畏惧人民力量强大，不敢冒险，谈判可能有成果，我们胜利回来。”

欲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如何智斗蒋介石，请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的大智慧在去重庆谈判前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自8月15日始，从《朱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到回复蒋介石的邀请电；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到《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从“关于改变战略方针，夺取小城市及广大农村的指示”，到“关于抗战胜利后的方针”等，以及有关军事领导人、领导机构的安排，和一系列会议讲话或私下谈话，细细读来，无一处不精彩：一是对内做了周密的安排，二是争取到了美苏、特别是美国保证共产党谈判代表安全的承诺。未赴渝已操胜算，其谋略超迈千古，着实高明之至！

第2章 1945年8月28日—

“哦，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话说1945年8月28日，重庆的天气特别好，晴空朗朗，彩云栉栉，炎阳虽骄，却并不十分肆虐灼人。

这天一大早，中共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刘少文、王炳南、徐冰、钱之光、张晓梅、龚澎、陈家康、潘梓年、章汉夫、熊瑾玎等几十个人就来到了重庆九龙坡机场，准备迎候毛泽东并做好接待工作。

这天下午，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和民盟领袖鲜英、黄炎培、冷遹同车来到机场，迎候毛泽东；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几位负责人立即上前打招呼，彼此寒暄一番。隔了一会儿，民盟领袖沈钧儒、章伯钧、左舜生等人也先后来到，大家谈笑甚欢。不多时，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副秘书长雷震、国民党战地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程潜、重庆市市长贺耀祖也到了，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也来了。接着，国民党知名人士陈铭枢、谭平山也相继驾临。冯玉祥因事不能到机场，特派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到场欢迎毛泽东。最后赶到机场迎客的是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除各界领袖人物外，中外记者数十人也前来机场迎候。

下午3时37分，机场北边远处高空中蓦地出现一个闪光的小点，随着引擎声渐响渐近。3时45分，一架草绿色军用飞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机舱门慢慢打开了，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第一个出现在舱门口。只见他身着一套合体的蓝灰色中山装，头戴一顶灰色巴拿马式帽子，脚穿一双黑色布鞋，雍容凝重，容光焕发。他脱下帽子，高举着，轻轻地挥动着，向欢迎人群致意，尔后满面笑容地频频颔首，徐徐走下舷梯。

走在毛泽东身后的是周恩来，后面依次是王若飞、赫尔利、张治中。5人下了飞机，刚刚站定，欢迎者立刻紧步上前。

张治中把蒋介石的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周至柔介绍给毛泽东。《新华日报》经理熊瑾玎抢先赶到毛泽东身边，他们都操着湘潭话，握手问候。中外记者一拥而上，把毛泽东团团围住了。

现存台湾的史料《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是这样记载的：“毛于摄影记者包围下……手指对面山景，自言自语谓：‘青山绿水好风景。’”

周恩来一看，顿时急了，他马上招呼记者们说：

“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儿来吧。”

周恩来把毛泽东事先准备的机场讲话材料，分发给蜂拥而至的记者们。这边新闻记者正津津有味地看着毛泽东的书面讲话材料，那边厢中共中央工作人员、《新华日报》负责人之一的乔冠华走到毛泽东身边，介绍毛泽东与各方人士见面。正当乔冠华逐一介绍时，毛泽东忽然从人群里发现了张澜，不仅是因为张澜身材颀长、五绺银髯飘拂，更主要的是张澜的那件麻灰色旧布长袍，挤在华衣衮服中独显寒酸。毛泽东一下子就辨认了出来。他顾不上乔冠华介绍了，径自走到张澜跟前，热情地伸出厚实的大手，笑容荡漾地说道：

“您是张表老吧？您好！”

张澜，字表方，人称表老；毛泽东神态自然，如见故人。

“不敢！不敢！”张澜只觉得眼前一亮，立即握住了毛泽东那双温暖绵软的大手掌，一双明眸亲切地凝视着眼前这位魁梧奇伟、威重当代的重要人物，满脸堆笑说道：“润之先生好！欢迎你光临重庆！”

“大热天气，您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亲热地说着，一双睿智的目光饱含敬意的望着这位眉宇清肃、气骨刚正的“川北圣人”。

“应该的嘛，你奔走国事，才真是辛苦了！”

“哪里，哪里！”

毛泽东与张澜此前虽然素未谋面，却是神交已久，就此寒暄开了。乔冠华走了过来，毛泽东只得松开紧攥着的张澜的手说：

“改日长谈。”

乔冠华继续向毛泽东一一介绍迎候者。毛泽东和邵力子已经近20年未见面了，这次重逢，彼此都十分高兴，握手之后，就在机场合拍了一张照片。时光是无情的，64岁的邵力子头发已经花白了，而52岁的毛泽东也失去了青年时代的英俊，显然发胖了。他与矮小的邵力子站在一起，显得更加高大魁梧。

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已经等候多时，他和毛泽东紧紧握手，互致问候。二人分别18年后在重庆再次相逢，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周恩来一双锐利灵敏的目光照应着全场，一俟乔冠华介绍完毕，立刻从毛泽东身边绕过去跟张澜握手，请张澜过来与毛泽东并立，又邀张治中、邵力子和郭沫若分站在毛泽东、张澜两旁。摄影记者们早已纷纷上前，忙着抢拍这个历史性的镜头。

毛泽东同赫尔利等人拍完新闻电影及照片后，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谈话。

《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记录的毛泽东机场谈话仅有210字——毛先生在机场接见记者时称：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重庆各界人士和记者们一齐拥了上去，有的提问题，有的报姓名。路透社记者问：

“请问毛泽东先生，假如谈判破裂时……”

毛泽东爽朗地回答道：

“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

欢迎仪式结束了，周至柔请毛泽东一行上车。毛泽东问身边的张治中：

“我们住在什么地方？”

张治中说：

“委员长专嘱，请毛先生下榻重庆条件最好的山涧林园美国招待所。”

“我是中国人嘛，为什么在中国还偏要住美国招待所呢？”

“政府招待所也在山涧林园，只是相比之下，条件有些差，不知毛先生可肯屈就？”

“我想，总不会比延安的窑洞差吧？你说对不对，文白先生？哈哈哈……”

此时，整个山城都沸腾了！毛泽东到达重庆的新闻，已经成了重庆市民街谈巷议的中心。原来早在28日这天早晨，《新华日报》就已经预先刊登了毛泽东即将到达重庆的消息。下午5时前，《新华日报》又印发了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号外：“毛泽东来了！”“毛泽东到重庆了！”无数的工人、市民、学生拥上街头，都想一睹毛泽东的风采。

毛泽东抵达重庆不仅轰动了山城，而且轰动了整个国统区，使国统区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重庆、成都、昆明、西安等地的报纸、社会名流，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热烈赞扬毛泽东的重庆之行。成都《华西晚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评论说：

“毛泽东重庆之行，将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分别致信毛泽东和蒋介石，对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寄以厚望，他在信中写道：

“不惟国人倾耳，静待好音，即盟邦友好莫不期待中国内部问题有一圆满适当之解决。”

毛泽东到重庆的当晚，《新华日报》就收到一封由许多人签名的写给毛泽东的致敬信，信中说：

“你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蔑完全粉碎了，这证明中国共产党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希望谈判成功。”

中外舆论一致称颂毛泽东“一身系天下之安危”。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赴重庆谈判，却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曾经说过：“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共产党拒绝和谈，我们更有文章可做。”

再说28日下午5时许，毛泽东一行抵达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等单位举办的欢迎会。

晚上8时，蒋介石在山涧林园官邸设宴为毛泽东等人接风洗尘。

林园位于重庆市西郊歌乐山南麓的槽谷之中，山上古柏青松，峰峦叠嶂，曲径通幽。这里原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馆，故称林园。1943年8月林森病逝后，蒋介石于第二年搬进林园，在这里又新建了3栋楼房。

毛泽东在张治中、邵力子的陪同下，与周恩来、王若飞出席了欢迎宴会。已经18年未晤面的毛泽东和蒋介石握手了，一个看起来不修边幅，一个则是衣冠肃整。毛泽东尽管穿了一双新皮鞋，但他那皱巴巴的新衣服，好像是从衣堆中随意取出来的一样。蒋介石的制服笔挺合身，而且还挂满了勋章。

国民党方面作陪的还有张群、陈诚、吴国桢、王世杰、周至柔、蒋经国。赫尔利和魏德迈也出席了宴会。

蒋介石端坐在椅子上。毛泽东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说：

“蒋先生，我们大概有18个年头没有见面了吧！”

蒋介石受不了毛泽东的吞云吐雾，下意识地挥了挥手，说：

“是呀！18个年头已经足够建设一个中国了。”

毛泽东见蒋介石在说话前轻轻地挥挥手，立刻意识到，蒋介石是受不了这浓浓的烟味。于是，他默默地将手中燃着的香烟掐灭了。从此以后，毛泽东在和蒋介石的10余次会面中，一直克制着没有抽烟。蒋介石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他曾对他的政治亲信陈布雷说：

“毛泽东的自制力真强，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据说一天要抽50支烟。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对不抽一支，无怪乎他能成为我最强的对手，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

在这次宴会上，当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老对手举杯共酌时，双方都笑容可掬。毛泽东的镇静透出他内心的自信，面对蒋介石，每每以坦诚相见。蒋介石的矜持则遮掩不住他内心的奸诈，在毛泽东面前，往往虚以委蛇，阴遮阳盖。宴会上的其他人，都关注着这种不可思议的场面，看着二人的表演，他们脸上都没有一丝笑意。

当人们为毛泽东敬酒时，周恩来一一接过来，替毛泽东喝下。毛泽东尽管饮酒甚少，但吃饭很多，蒋介石见了，不无讥讽地说：

“你的肚子真大啊。”

毛泽东一边吃，一边随口答道：

“是啊，我的肚量大。”

是日晚，毛泽东留宿林园，蒋介石对毛泽东说：

“这里很安静，希望你能睡个好觉，睡到什么时候起来都行。”

毛泽东住2号楼底层东屋，王若飞住底层西屋。周恩来则住在林园3号楼。

周恩来亲自检查了毛泽东的住处，叮嘱警卫人员要机警、细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不能有任何一点疏忽。毛泽东的副官蒋泽民、贴身警卫龙飞虎和陈龙，都和衣躺在毛泽东卧室前的客厅沙发上，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

毛泽东虽然旅途劳累，却辗转难眠。一是他骤然间不习惯这暑热的山城气候；二是他睡惯了硬板床，不习惯林园的软床。思考问题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一向晚起的他，在8月29日清早5点多，就下了床，轻轻走出卧室。警卫员随即也从沙发上起来了。

毛泽东信步走出2号楼，沿着林间小道，慢慢踱着。警卫员在他身后紧跟着。猛然间，毛泽东见到一个人从对面踱过来。4目相对，彼此都感到意外。

“蒋委员长。”

毛泽东脱口而出。他熟读历史，自然是深谙韬光养晦之计，此时此刻，他一改在公众场合叫蒋介石为“蒋先生”的称呼。蒋介石自然很高兴，就亲切地说：

“哦，润之先生，睡得好么？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听说你有夜晚工作，白天睡眠的习惯？”

毛泽东笑道：

“有道是前30年睡不醒，后30年睡不着啊！委员长是否有同感？”

“有的，有的。”蒋介石一边应付着，一边说：“好吧，润之先生，坐下聊聊。”

两个人在小道旁的石鼓凳上坐了下来，中间隔着一张蘑菇型的石桌。蒋介石说起了林园，提起了林森。毛泽东也说起了他和林森的交往。毛泽东说，林森去世时，他曾去电致哀。蒋介石说，林森病危时，周恩来曾去医院探望。两人居然谈得很得体，彼此都在寻找共同的话题，该进早餐了，方才从石凳上起身道别。　　

林园的西式早餐，就是黄油、牛奶、面包、炸牛排，跟毛泽东的口味相去甚远。毛泽东笑着对警卫说：

“蒋介石吃的是美国饭！我们是中国人，以后请他们还是给我吃中国饭。”

8月29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张治中等人，在林园3号楼进行了初步会谈。

下午，国共双方会谈正式开始。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宣布了谈判代表名单：蒋介石的谈判代表是外交部长王世杰、四川省主席张群及张治中、邵力子。毛泽东的谈判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

蒋介石表示一切问题愿意听听共产党方面的意见，他说：

“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希望中共方面本着精诚坦白之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毛泽东说：

“中共方面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久和平能够实现……”

蒋介石截住毛泽东的话说：

“中国没有内战。”

毛泽东反驳道：

“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要求了，但是没有实现。到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抗战8年，大家一致打日本。但是内战是没有断的，不断地大大小小的摩擦。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

至此，毛泽东新来乍到的热烈和谐气氛戛然而止，双方在谈判桌旁开始了唇枪舌战。最后，蒋介石提出了谈判3原则，他宣布说：

1、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2、政治与军事问题整个解决，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实整个解决一切问题；3、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

就在8月29日这一天，何应钦密令国民党各战区重印了蒋介石1933年编的所谓的《剿匪手册》。

晚饭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邵力子继续商谈，双方同意先做一般性的交换意见。

是日晚，毛泽东继续住在林园2号楼。黄炎培，傅斯年等6位赴延安的参政员，到毛泽东的住所拜访。

毛泽东在林园又住了一夜，便决心离去。他对周恩来说：

“此处戒备森严，我简直成了‘笼中之鸟’。”

周恩来说他也有同感。此时，中共方面在重庆有两处宅院，一个是红岩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一个是周恩来住的上清寺曾家岩50号，人称“周公馆”。曾家岩50号比较狭小，起居拘束，2楼还住着一位国民党官员，显然不宜于毛泽东居住。于是，周恩来就向蒋介石提出，毛泽东还是住到红岩嘴去好。蒋介石同意了。可是红岩嘴一是太偏僻，远离市区，山坡陡，石级多，于来访者有诸多不便；二是国民党特务早就盯住这片红区，监视着进进出出的人物，此处也不是毛泽东理想的住所。为此，周恩来便去找张治中商量，向张治中说明了他的苦恼，没想到张治中当即表示把他离“周公馆”只有一箭之遥的的官邸上清寺桂园腾出来给毛泽东住，他一家可以搬到复兴关中训练团的一所平房里去住。

桂园的确是一处比较理想的地方，对面是蒋介石的官邸德安里3号，离红岩嘴也不算太远，可以说对内对外都很方便。自8月30日起，毛泽东白天在桂园办公、会客和休息，由朱友学负责安排警卫，伍全奎、宋福生、王东森负责招待来宾和做饭，晚上就可以回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去住。

自此，桂园、林园和德安里3号成了重庆谈判最引人注目的3个轴心。

张治中为了给毛泽东创造一个工作和休息的最佳环境，对自己的家人反复交代，不要去桂园打扰客人，交代在郊外南开中学上学的女儿素我、素央、素初周末也不要进城了，并把在城内上学的小儿一纯和小女素久也安排到桂园后面的平房里去住。他还特别安排张家的服务人员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不让外人有任何插手的机会。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放心，因为市区里的散兵游勇比较多，袍哥帮会也多，而毛泽东身边仅有几个警卫员，还存在着安全隐患。张治中与周恩来商量，拟增加警卫力量，可一般警卫又无济于事，最后决定请宪兵来桂园担任警卫。张治中立即找到宪兵司令张镇，要他部署警力，由他们负责对所有来桂园的访客进行登记和监督，每天要向上司汇报警卫情况，并不断调换其负责人。

再说8月30日，柳亚子接到八路军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送来的一封邀请函。

李少石，原名国俊，又名振，字默农，广东新会外海区潮连乡人，1925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调到香港工作，1929年到上海做秘密交通工作，1930年调回香港建立联系上海中央和苏区中央的秘密交通站，就在这一年，他与廖仲恺、何香凝的长女廖梦醒成婚，1933年与廖梦醒同时奉调至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并任中国工人通讯社英文翻译，1943年春奉调重庆，化名少石，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兼编辑，实际工作是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外事组，兼任周恩来的英文秘书。他今天来见柳亚子，就是奉周恩来之命，送来了毛泽东的邀请函。柳亚子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今晚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与一些老友聚会，望先生拨冗莅临。毛泽东”

柳亚子是在1944年9月12日从桂林飞往重庆，与共产党领导人接触频繁。1945年1月，他在《新华日报》创刊纪念会上公开宣称：“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并赋诗《延安一首》寄毛泽东，云：“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接莫斯科。”相反，他对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发动3次反共高潮极为不满，在《口号二首》里，直指蒋介石：“顽旧可怜仍反共，滔滔举世欲安之。”

8月30日上午，毛泽东与周恩来赴城内拜访于右任，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周恩来便去告诉张澜、鲜英说：

“主席下午要来特园看望你们。”

张澜说：

“主席刚到重庆，国事繁忙，应该由我们去拜望他才是。”

周恩来说：

“毛主席的意思是要自己来，你们就不要客气了。”

周恩来走后，鲜英马上吩咐家人打扫宅院，准备迎接毛泽东光临。

下午3时，毛泽东、周恩来乘坐的小车开进了特园的大门，张澜、鲜英马上迎了上去。几名警卫人员先下车，打开车门。张澜、鲜英见毛泽东、周恩来下了车，急步上前，热烈握手，谈笑甚欢。

特园的名字出自鲜英的字——特生，建于1931年，位于嘉陵江南岸上清寺，占地20余亩，住宅面积7亩半左右，正房是3层楼房，大小20余间，主楼名“达观楼”，前后是花园。整个宅院依山傍水，结构严谨，布局典雅，居室宽敞，庭院幽静，景色秀丽宜人。

毛泽东环顾四周，观赏特园的风景，赞道：

“这宅子坐落在山弯弯里，碧山、翠林、绿水萦绕，楼房庭院错落有致，真是幽静典雅，出尘拔俗。”

张澜、鲜英迎接客人步入前花园，4人边走边谈，穿过葡萄架，来到花园台阶前。特园里的居家老少都站在台阶上迎候客人。鲜英的小辈们一边亲昵地向周恩来这位特园的常客齐声叫着：“周伯伯！周伯伯！”一边又屏息静气，怯生生地争睹毛泽东的丰仪神采。周恩来向他们点头微笑，毛泽东满面含笑，举起厚实的大手，伸向前方，频频挥动着，招呼着。

这时候全宅仆佣等人，也想看一看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风姿，他们放下手里的活计，纷纷前来瞻仰。毛泽东走到他们面前，一一握手问好，神态自然，平易近人。张澜见此情景，深深地被感动了，便对鲜英叹道：

“这才是真正的老百姓的领袖啊！我自己出身农家，至今恐怕脚上还闻得出泥巴的气息，可多年来弃农，读书，从政，奔走国事，沾染上了士大夫习气了啊！比之于润之先生，能无赧乎！”

毛泽东随着主人来到二门口，忽然站定身驱，仰面观看门额上的一块匾，只见上面书写着“民主之家”4个隶体大字，口中喃喃道：

“民主之家，民主之家，这里确是一个民主之家啊！”

毛泽东又觉得这一笔隶书清劲秀逸，看落款处霍然入目者，是冯玉祥的大名，便笑着对张澜说：

“冯将军行伍出身，能写得这样一笔好字，不简单啊！既武既文，亦俗亦雅，不虚儒将风范。此公现在是我们的朋友了。”

张澜笑道：

“是啊，冯将军也是民盟的知己。”

鲜英在一旁解释道：

“毛先生，因为表老住在这里，民盟总部亦在这里，各界人士共商国是的聚会、宴请也常在这里，董必武先生乃赠此徽号。冯玉祥将军间来作客，听到这个名字，欣然命笔写了这块匾。郭沫若先生还为之题诗呢。”

毛泽东笑道：

“原来这是董老赠的名，还有郭沫若先生题的诗，那加上冯将军的书法，堪称三绝了。”

众人点头赞许。毛泽东的视线转移到两旁的楹联，轻声念道：

“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

毛泽东读毕上联，侧首问鲜英：

“谁的手笔？”

鲜英笑答：

“表老所作。”

毛泽东赞道：

“意义好，词好。”

“哪里，哪里！”

张澜谦虚道。毛泽东又笑对鲜英说：

“你不仅古道热肠，任侠好义，还如此雅达，数风流人物，还看我们的鲜特生啊！”

“毛先生打趣了。”

鲜英也连连摆着手。毛泽东侧首含笑，打量着鲜英：

“这是表老对你的评价嘛，你这位儒将文武全才，又如此潇洒，如此慷慨大度，还不配称风流？”

原来这鲜英乃是四川西充县人，早年曾入同盟会。1912年，张澜任川北宣慰使，配备了一个支队的兵力，委任鲜英为支队长。杨森、刘湘均属鲜英的部下。鲜英还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之役”。1925年他任四川陆军第10师师长、江巴卫戍司令，驻防重庆。1933年春，鲜英与张澜代表刘湘赴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联络反蒋抗日，1937年在成都与张澜、钟体乾代表刘湘，与中共代表李一氓签订联合抗日反蒋的秘密协定。1939年以后，鲜英看到国事日非，遂谢绝仕途。

且说毛泽东接着念出下联：

“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

读罢下联，他又反复诵吟“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一句，赞道：

“威武不屈，其气浩然！”

在众人的赞美声和笑声中，张澜、鲜英引领客人穿过二门，转弯抹角，进入张澜卧室。

这是一间仅有14平方米的小房间。张澜到重庆，应鲜英之邀，住在此处。张澜素来简朴，不喜奢华，鲜英曲承其意，不事铺张，只一床一桌几把椅子点缀其中而已。张澜笑对毛泽东道：

“斯是陋室。”

毛泽东随口答道：

“惟吾德馨，何陋之有！”

4人坐定，女仆送上香茗。鲜英打开上等听装香烟，递给毛泽东一支，并替他点燃了。周恩来看了一下手表，对张澜说道：

“表老，我今天下午还要同国民党代表继续会谈，先行告辞了。”

张澜忙说：

“公事要紧，公事要紧。”

鲜英送走周恩来，毛泽东对张澜说道：

“表老，首先请允许我向您转达朱德同志对您这位老师的问候。”

原来大约在38年前，张澜担任四川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监督兼任讲授修身课，朱德在这个学校曾受过他的影响和教诲。张澜说：

“谢谢他！回延安后，请代我向他问好。”

毛泽东点点头，又道：

“其次，您的老朋友吴玉章同志托我向您问候。”

“岂敢，岂敢！烦请代致谢忱，并颂安康。我们一别多时，彼此南北相乖，无缘会面，时在念中，时在念中。”

毛泽东说：

“一定都替您转达到。”

张澜话头一转，感叹道：    

“润之先生，此次您竟会来重庆，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您现在来了，我们又不能不为您的个人安危而忧虑啊！”

鲜英也说：

“我们这些人都在为您的安全担心啊!”

毛泽东神情坦荡，悠然一笑，感激道：

“多谢关怀！多谢你们各位的关怀！此次单刀赴会，来之前我们是做了充分研究和布置的。按目前形势看来，可以说有惊无险，或者是有险不危。我现在不是甚好吗？毫毛无损，我一下飞机，没有把我扣留起来啊！我是诸葛亮到东吴，身在虎口，安如泰山啊！”

张澜从毛泽东的眼神里体察到了这位共产党领袖处危若安、宁静致远的胆魄，但他心中仍然有所不安，他说：

“润之先生，国共两党要谈判，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行了，何必动您的大驾呢！”

“表老，这次他们连发3封电报邀我，做得颇有诚意，我如不来，其必大放谣言，说我们不要和平，不要团结。这种调子已经在唱了，不得了，罪名一大堆往你头上浇下来！现在我来了，他们哑口了，谣言不攻自破，统统烟消云散，以后再也造不出来了。”

张澜连连点头，又郑重地说：

“润之先生，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曾当面告诉蒋介石说：‘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来了，邀您来谈判，我看他演的是民主的假戏。”

毛泽东笑着说：

“哦，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张澜咀嚼着毛泽东的话，稍顷，肃然问道：

“润之先生，您看此次谈判前途究将如何？”

毛泽东一皱眉头，眉尖起了个疙瘩。他接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大口，吐出团团浓雾，说道：

“国民党一方面要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我们进攻，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大军不算，仅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已有80万大军。”

张澜“哦”了一声，露出惊讶和愤慨的神色。毛泽东继续说：

“所以说蒋介石的主意是老早定了，他要消灭我们，而且是越快越彻底越好，不如此，他是不舒服的。”

“足见此人根本无诚意谈判，他在骗人。”

“是啊，他总是骗人，他没有诚意，他是靠不住的，积多年之经验，我们深知是这么一回事。不说别的，此次他们三请四邀，诚意惊人，可我来了，他们却毫无准备，看来，今后一切提案还得由我们提出呢，岂非笑话？”

“这就足证其假了，我看他们根本就没想到您真会来的，故而，我认为谈判很难有什么真正结果。”张澜忧心忡忡道：“内战危机重重啊！”

“表老，您说的是有道理的，是有根据的。”毛泽东停了停又说：“但是，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事情还有另外一面。表老，蒋氏要打内战，有3大顾虑：1、我们解放区现放着人民一万万、军队120万、民兵200多万，这个力量，他是不敢小看的。2、大后方人民反对内战。今天，民盟在广大人民中已有很大影响，民盟在中国民主革命中为团结、统一、建国，为反对内战，起着重大作用。现在民盟在您的领导下，正合我们共同奋斗。蒋氏对此岂敢轻视。3、国际上的有识之士也不满意中国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民主。有此3条，蒋氏要实现其妄想，决非易事。这就迫使他不能不讲点现实主义。他邀请我，我就来谈判。至于结果如何，到时再看，但我们还是要力争，以成其好事。他来两手政策，我们也早有准备，谈则谈之，以此求和平；打则打之，消灭他个干干净净。他要这么干，你有什么办法！但我们不先动手，后发制人，还要怎样呢？”

张澜十分赞赏毛泽东透彻精辟的剖析。他想了一想，郑重说道：

“现在既然国共谈判了，蒋氏是从来不讲信义的，承认了的也会赖掉，为了不让他赖，我说应该有第三者参加。”

“这恐怕他们是不会同意的。”毛泽东摇了一下头，稍倾，他又说道：“我看这样吧，以后我叫恩来他们随时向您和诸公报告谈判情况，如何？”

“那也好。”

就在这时，门咿呀一声打开了，一位雍容端庄的妇人出现在门口。妇人向毛泽东、张澜莞尔一笑，托着盛满糕点的红色漆盘子，款款走到书桌旁，放下盘子，将糕点分摆在3人面前，笑道：

“粗点心，请随意用一点。”

张澜向毛泽东介绍说：

“润之先生，这位就是鲜夫人。”

毛泽东满面笑容，起身和鲜夫人握手致谢。

“不敢当，不敢当！”

鲜英夫人忙答礼退去。毛泽东接着就中共中央8月25日《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中的6项紧急措施，进行了详细解释。张澜听后，连声称赞说：

“很公道，很公道！抗战8年，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解放了大批土地和人口，不给几个受降区是不公平的。这6项，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全部采纳施行。”

他说到这里，忽有所悟，捋着胡子笑道：

“您刚才说假戏真演，看来，这场戏倒是很有看头哩！”

毛泽东、鲜英都笑了。毛泽东又介绍了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社会面貌、生产、教育，以及人民福利等情况。张澜为之兴奋、激动，说道：

“上个月，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几位参政员从延安回来对我讲了一些，真是‘归来向人说，疑是武陵源’啊！”

正在此时，一名警卫人员敲门进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今晚宴会的时间快到了。”

毛泽东一看表，笑对张澜、鲜英说：

“我们谈话忘记了时间，晚上张治中先生邀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我要告辞了。”

“他也邀了我。”

张澜接口道。

“那好，我们晚上再见。”

毛泽东欣然离去。鲜英对着毛泽东的背影赞叹道：

“毛泽东真伟大，真了不起啊！”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做好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工作，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8月29日下午，在国共双方初次正式会谈中，蒋介石说：“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毛泽东知道蒋介石历来说话言不由衷，不管他说什么都要反着听。所以，关于蒋介石这一番表白，毛泽东在与张澜、鲜英这些民主党派人士谈话中说：“我来了，他们却毫无准备，今后一切提案还得由我们提出呢。”他这样说，完全是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是出于宣传和争取民主党派人士支持的需要。可自此以后，一些历史学家就一直沿袭了毛泽东的这一策略的说法，说由于蒋介石对谈判未做准备，拿不出任何具体的方案，因此谈判的一切提案均由共产党提出。这似乎已经成了历史定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蒋介石除了在8月28日日记中记下了他的谈判方针外，还在毛泽东抵达重庆3小时前，就召集要员们商讨对策。后来张治中曾说：“蒋介石从来不做蚀本生意，从来不做没有准备之事。重庆谈判他采用后发制人，所以常被误以为他没有准备。”由此可以看出，历史本身是多彩的，我们后人对于历史做结论，应该好好用点脑子，否则就会在有意无意之中小看了前人。

第3章 1945年8月30日—

“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怀着真诚的愿望，对局势也有清醒的认识。中共中央认为，无论如何，现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完全必要的。不管困难多大，尽量争取和谈成功，苟能求全，不惜委屈。”

话说1945年8月30日晚，毛泽东出席张治中的招待宴会，作陪的有于右任、孙科、邹鲁、叶楚伧、张澜等人。本传前边说过，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邹鲁、叶楚伧等人共事多时。时隔多年，毛泽东与他们又见面了，谈笑甚欢。

晚饭后，于右任辞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来见毛泽东，众人又晤谈多时方罢。

8月30日夜，毛泽东一行到了红岩嘴，尽管这里的房舍比林园差得多，可这里是被称为共产党驻重庆的“大使馆”，是重庆的“红区”。毛泽东在这里如鱼得水，好像回到了老家一样。

此时，柳亚子应毛泽东上午之邀，来到了红岩嘴。重庆文化界的郭沫若、沈雁冰、马寅初等一大批知名人士也已经在会客室等候多时了。不一会儿，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来到会客室。周恩来一一介绍着来宾。毛泽东走到柳亚子面前，握着柳亚子的双手，说：

“不用介绍了，不用介绍了。亚子先生，您还好么？我们好像有19年未见面了。”

柳亚子连忙说：

“是的，是的！还好，还好！”

“19年的变化真大哟，我们都好不容易走过来了，特别是您。今晚是和大家初次见面，结识新朋友，探望老朋友。亚子先生，我如果有暇一定要到府上去探访您，咱们要好好聊聊。”毛泽东说罢又问道：“你老先生最近有大作可供拜读么？”

柳亚子闻言，立即兴奋起来，随口吟道：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吟罢，他提笔抄写工整，递给毛泽东，说：

“匆匆作了一首，请润之先生雅正。”

毛泽东接了，凝神朗诵一遍，赞道：

“嗨，好诗，好诗！只是把我夸得太过了。”

接着，毛泽东和柳亚子、郭沫若、沈雁冰、马寅初等人促膝谈心。说起国内外时局，沈雁冰问毛泽东：

“你高瞻远瞩，对形势的看法如何？”

毛泽东说：

“蒋介石是要打仗的。但是，他不得人心，和平的旗帜在我们手里。他要打，我们也不怕，我们有准备。”

柳亚子回到家，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又赋诗两首，其中几句是：

“最难鲍叔能知管，倘用夷吾定霸齐。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

周恩来在送走客人后，安排毛泽东住在最凉快的2楼右手第一间。他对南方局秘书处处长兼机要科科长童小鹏等人说：

“所有的工作人员不要再穿皮鞋。楼道、过道全是木板铺成的，穿皮鞋会发出‘噔噔’的响声，影响毛主席工作和休息。”

童小鹏和在3楼工作的电台人员，为了不影响毛泽东工作，上下楼干脆都打赤脚。

午夜时分，毛泽东将他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人拟出的、准备于下月初向国民党提交的11条意见，电告刘少奇并转中共中央。这11条意见是：

1、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2、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3、承认国共两党及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立长期合作、和平建国方针。4、承认解放区部队及地方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与合法地位。5、严惩汉奸，解散伪军。6、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参加受降工作。7、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暂留原地待命。8、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9、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5省省府主席，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10省副主席，北平、天津、开封、上海4个特别市副市长，推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选。10、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解放区部队编成16个军48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军委会及其各部的工作，设立北平行营及地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11、党派平等的必须办法：释放政治犯，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等。

8月31日上午，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前往国民参政会，出席邵力子的宴请。

8月31日下午，毛泽东约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屈武等负责人。

原来在这天上午，王炳南就通知屈武说，近日不要离开重庆，周恩来已请示了毛泽东，将要会见你们。

下午3时，屈武和王昆仑、许宝驹、侯外庐、曹孟君、谭惕吾、于振瀛、倪斐君8人，相继到达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大家在客厅里等候毛泽东会见，陪同的有王若飞、王炳南、徐冰。不一会儿，毛泽东随着周恩来进了客厅，他笑容满面，向客人们挥手致意，连声说：

“欢迎！欢迎！”

王炳南把屈武等人一一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以手示意说：

“请坐！请坐！”

众人围着毛泽东成半圆形坐下。屈武和王昆仑坐在毛泽东左边，周恩来坐在毛泽东右边。毛泽东说：

“今天和大家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也可以说是老朋友相聚。虽然南北相隔几千里，我知道你们这个组织。你们提供的材料和意见，供延安分析时局动向，帮助很大，首先要感谢你们。我这次来重庆谈判，很希望听到你们的意见。重庆各界人士特别是国民党上层人士，对这次谈判有何反应，对谈判的前景如何估计，对我们中共，对我本人有什么希望，请大家随便谈谈。”

周恩来要王昆仑先发言，王昆仑便说道：

“毛主席来到重庆，举国欢腾。人民遭受了8年苦难，希望和平，毛主席来进行和平谈判，全国人民无不拥护。重庆市拥到新华书店瞻仰毛主席照片的人群，就表现了他们的心愿。我们祝毛主席身体健康。雾都重庆的气候不知主席适应否？山城气候变化无常，尚请主席保重。”

毛泽东环视着大家说：

“谢谢你们。我这个人在哪里都能生活得好。”

王昆仑谈到了5月5日至2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大的情况，他说：

“蒋介石对一部分中央委员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到我们的任务。”

大家提起蒋介石在六大上骂王昆仑的事，纷纷发言说：

“5月10日下午，蒋介石大发其怒，指着昆仑兄骂道：‘你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公然在国民党大会上替共产党说话，你还像国民党的代表吗？你王昆仑吃着国民党的饭，在家里却暗通共产党。’蒋介石所说的共产党，指的是昆仑兄的夫人曹孟君。当时会场上一片哗然。昆仑兄从容退出会场，以示抗议。事后，蒋介石自知失态，在中央纪念周上承认语言不当，他说：‘请同志们不要在意。’他还派黄少谷向昆仑兄解释误会。于右任先生很幽默地说：‘王昆仑10年中委无人问，一骂成名天下知。’”

毛泽东莞尔一笑，说道：

“很妙！这也是一个战场嘛！”

王昆仑说：

“这次我虽然未遭杀身之祸，候补中委已被一笔勾销。从我的切身体会来看，蒋介石之为人极不可信，他3次电邀您来重庆谈判，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自诚意。这个人只有独裁之念，而绝无为人民谋幸福之心。贯弄权术，好话说尽，坏事做尽，食言而肥，是他的习性。目前这样做，为了掩盖他的内战阴谋，欺骗全国人民，以应付中共和平建国、制止内战的倡议。如您不来，他就将破坏和平之责推到中共身上。他蒋介石没有想到您敢于冒险犯难、大义凛然来到重庆。打破了他的阴谋，已经取得一次胜利。您到重庆，使举世皆知中共谋求和平诚意，气势上就压倒了反动派。毛主席今天和我们谈话，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

大家见毛泽东态度随和，也就无拘无束了，纷纷劝毛泽东说：

“蒋介石心狠手辣，还要请主席注意安全。”

王昆仑说：

“此次谈判，前途堪忧，恐怕收效甚微。”

毛泽东诙谐幽默地说：

“国共和谈，宛似两个人谈恋爱，总要论及婚娶。现在我党有诚意，事情先成功一半，大家再推一把，拉一把，国共两党准会结婚。”

侯外庐担忧地说：

“只怕剃头挑子一头热。国民党犹如病入膏肓风烛残年的老人，共产党又好比是一位青春正茂的妙龄女郎，这样两人结婚自然是希望渺茫。”

毛泽东用右手把下巴一抹，笑道：

“老头子刮刮胡子净净面，不就行了吗？”

众人哄堂大笑。王昆仑明白，毛泽东这话是比喻国民党内部的自身改造问题，沉吟道：

“即使结了婚也是悲剧哟！”

毛泽东说：

“当前蒋介石正玩弄着发动内战与和平谈判的两面手法，牛魔王、白骨精忽而变作正人君子。我们也要变的。要学孙悟空闹龙宫，闯地府，七十二变，外加十万八千里筋斗云。”

侯外庐说：

“《红楼梦》有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不正好说明事情在向相反方面转化嘛！”

毛泽东说：

“我们的目标是4个字‘和平民主’，这与蒋介石打算正相反。不过，他愿意谈，我就谈；他愿意打，我就打；他愿意边谈边打，我就边打边谈，反正我是延安来的客人，客随主便嘛！”

王昆仑恍然大悟地说：

“真是醍醐灌顶，顿开茅塞啊！”

毛泽东接着说：

“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怀着真诚的愿望，对局势也有清醒的认识。中共中央认为，无论如何，现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完全必要的。不管困难多大，尽量争取和谈成功，苟能求全，不惜委屈。第一，由于和平、民主、团结是战后全国人民强烈的愿望。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当通过和平的途径求得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第二，通过谈判，可以使全国人民看清楚国民党反动派究竟是真要和平民主，还是以和谈为幌子实际仍旧是搞独裁内战。这可以用事实教育人民，提高人民觉悟。我们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尽力阻止内战。内战不仅会使中国人民遭受灾难，而且又危及世界和平。”

他一边抽烟，一边继续说：

“中国今天只有一条振兴之路，就是和为贵，其它打算都是错误的！至于说到我个人的安危，昨天下午我在‘特园’看望张澜、鲜特生二位先生时，作了长谈。二位老先生都不相信蒋有和平诚意。张先生指出蒋在表演‘鸿门宴’，是假戏。我说，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教育意义了。我谢谢大家关心。不过也请大家放心，对于蒋先生要贸然违反人民意志可能加害于我，我料想他还不敢，有国内国际的舆论压力，有强大的革命力量，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我既来了，他不会那么做。”

毛泽东掏出怀表看看，已是下午5点30分，望了一下王若飞说：

“看来，我同民主革命同盟的朋友们有缘分。我们谈得很投机嘛！”

王若飞征询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宣布说：

“毛主席请大家共进晚餐。”

这是一顿很简单的晚餐，毛泽东举杯向大家敬酒。不久，他因有别的事情要应付，说声“失陪”先行退席。

饭后，王炳南告诉王昆仑、屈武和许宝驹，要他们3人留下，说是毛泽东还要和他们谈话。

晚上8点，王昆仑、屈武和许宝驹被召到另一个房间里，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也在座。毛泽东说：

“对不起，劳你们久等了，请坐。”

待客人坐定后，毛泽东说：

“我很想再听听你们的谈话。你们可以畅所欲言。讲讲国民党元老的看法及其它方面的反应。”

屈武说：

“主席这次来重庆谈判，各方面反应都非常强烈，称赞主席大智大勇，很得人心。国际反应也很强烈。昨天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彼德罗夫对我说：‘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是中国和平的曙光，将会轰动世界。在对日作战期间，国共两党的分歧，阻碍了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动员中国人民武装抗日和创造新的民主生活方面，有了很大成就，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中共的力量有很大增长。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有关中国前途。如果和平谈判成功，对于中国实现人民民主制度将起推动作用。对亚洲和平、世界和平也将起重大作用。’因此，他们也希望和谈成功。”

毛泽东说：

“屈武同志是于右任先生女婿，又是蒋经国好友，请谈谈他们的看法。”

屈武说：

“主席这次谈判，出于国民党元老的意料之外，很多人都以为主席不会亲自来，而是派人来谈。于右任先生对我说：‘蒋介石很可能是单相思，毛泽东未必亲临重庆。’主席抵达重庆后，于先生说：‘真没想到，毛先生如此顾全大局，可以舌战群儒，笔扫千军。’张治中也说：‘毛泽东这一行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于右任对张治中说：‘你陪毛先生来重庆，将来史书上要记上：秋八月，张治中陪毛公飞渝。’孙科和邵力子等人也都表示，毛先生能来，中国前途就大有希望。至于蒋经国，他说：‘谈得好是好事。’但他这句话含义是怕难得谈好，这中间就有文章。总之，举国上下、国民党的有识之士，都极望和平。但一些掌实权的人，他们怕中共得势于他们不利，妄图消灭共产党，才能保持其既得利益，扩大他们的权势，使中国仍像抗战前一样，由他们统治。蒋介石是这些人的总代表。他们认为可以消灭共产党，因为他们保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反共方针受到美国的支持；已取得全国胜利果实和美国军援。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外战外行，内战内行。这一股反动势力是蒋介石的中坚力量。他们不想和平，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他们不愿听。他们想的是内战独裁。”

毛泽东说：

“他们想在内战中捞得好处，但中国共产党也不是无还手之力，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要是那样好摆布，他也不会请我来谈判了。敢入虎穴，就不是畏虎之人。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争取经过和平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逐步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这是战后人民的普遍愿望。即使前进道路会迂回曲折，斗争会十分复杂，有时要委曲求全，但仍然有利于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所要力争的。”

王昆仑说:

“在民主人士中，大家企望和平，总希望共产党尽量让步。牺牲人民利益来求得和平。他们没想到，今天中国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治势力，如果没有共产党所领导的军事力量，做为人民的后盾，蒋介石不会让民主人士说半句话的。这种想乞讨民主的想法，我看很天真。所以在民主队伍中，也还要进行宣传，使大家明白不能牺牲人民的根本利益，任凭中国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所以，共产党的让步也应是有限度的。”

王昆仑3人又谈到了国民党内部矛盾方面和国民党口蜜腹剑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

“蒋介石内战之心不死，但他内战的部署一时难以完成。我们和全国人民有可能争取实现和平的局面。即使是暂时的和平，也应该积极争取。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想利用时间做内战部署。我们革命力量尽力争取和平，能争取和平是福。蒋介石发动内战，革命力量也有一个应变准备的时间。要尽力团结争取国民党的上层人士，使他们看清形势，为和平团结出力。”

他看了看表，对屈武说：

“请问候于右任老先生。于先生书法、诗词功底都很深，他为新华日报写刊头，听说写了十几张，可见他认真的态度。”

屈武说：

“于右任先生几乎天天写字。”

毛泽东说：

“可惜我没他那么多时间。快天亮了，谢谢你们。”

于是，王昆仑、屈武、许宝驹3人与毛泽东握手告别。

1945年9月1日下午7时，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副会长邵力子、陈立夫举行酒会，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并生效。

此时天上下着细雨，过往的行人都被文协大门前的热闹情形吸引住了，不约而同地冒雨伫立，引颈围观。众人都在谈论着毛泽东，猜想他会不会来出席酒会。周谷城在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张西曼带领下，也早早赶来了，站在离会场入口处几十步远的地方等候着。不一会儿，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经观音岩向文化协会稳步走来。只见他身着蓝布衣服，头戴一顶灰白色礼帽，手里握着一根手杖，神态非常自然。大门外立刻欢声四起，人们怀着崇敬而好奇的心情簇拥在他的周围，诗人臧克家也一直追随在后边。

周谷城一见毛泽东，急忙快步上前，握住了他的手，激动得半晌说不上话来。多年不见，音容邈渺，但毛泽东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老朋友，他用带有陕西口音的湖南话大声问道：

“你是周谷城先生吗？”

周谷城赶紧回答：

“是的。”

毛泽东打了一个手势，说：

“18年了！”

说着眼里禁不住涌出了泪花。毛泽东念旧情深，使周谷城非常感动，也忍不住流了泪。他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关切地问：

“您从前胃出血的病好了吗？”

毛泽东爽朗地说：

“我这个人啊，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来当‘土匪’，病就没有了。”

说罢，他仰面大笑起来。周围的人都被他这句风趣话逗笑了。大家紧随着毛泽东，一齐拥到楼上来了。

出席酒会的来宾多达500余人，有宋庆龄、沈钧儒、覃理鸣、董必武、郭沫若、史良、谭平山、马寅初、王昆仑、李德全、沈雁冰、侯外庐等，还有国民党的其他军政要员冯玉祥、陈诚、王世杰、张治中等，中苏文化协会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里都挤得满满的。毛泽东进入会场，各界名人争先恐后围上去和他握手，所到之处无不洋溢着真情的问候。

冯玉祥在宴会上首先讲话，他说：

“今天这个大会，正是实现了孙总理所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时又显示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在这激动人心欢欣鼓舞的时刻，一定要加强团结，提高警惕，严防有人要从中破坏！”

冯玉祥的话引起与会人员的极大共鸣，大家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在会场上自始至终成为与会者注目的中心。冯玉祥激动地拉着他的手说：

“你来了，中国就有希望了。来来，为总理的三大政策的实践干杯！”

干杯之后，冯玉祥背过身去，用手帕拭泪。覃理鸣也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得只是流泪，久久说不出一句话。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依次到各个会议室看望与会者，很多人都向毛泽东举起了祝福的酒杯。告辞时，又是一连串的热烈握手，许多人还恋恋不舍地一直把毛泽东送到门口。在他上车时，聚集在大门外的千百名群众热烈鼓掌，高呼：“毛先生！”“欢迎，欢迎！”

晚上8点，毛泽东同周恩来应张群、王世杰、吴铁城的邀请，赴吴铁城府邸出席宴会，冯玉祥、邵力子、甘乃光作陪。

席间，大家畅谈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谈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在谈到抗战胜利后对汉奸的处理时，毛泽东说：

“溥仪已经被苏联拿住了，将来送回来归谁审判？”

大家都说，请冯先生审判。冯玉祥笑着点头，说：

“那好极了，这34年（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45年——笔者注）的文章就算定了。民六为他，民十三也是为他。若真能这样办，也是一件痛快事。”

冯玉祥所说的“民六为他”指1917年讨伐张勋复辟，“民十三也是为他”是指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发动的“北京政变”。

散席后，冯玉祥送毛泽东回桂园。由于天黑路滑，毛泽东、周恩来乘坐的车子掉在道沟里卡住了。冯玉祥及其随行人员帮着推车，却怎么也推不出来。冯玉祥笑着说：

“好了，既然推不出来，你们就坐我的车一起走吧。”

说罢，不由分说拉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到自己的车上，一直送到桂园门口。此时，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梅治郎分别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

9月2日上午10时，毛泽东约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对国共两党谈判提出了8项原则性意见：

1、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2、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3、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受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4、应给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5、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6、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7、中共军队须改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8、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欲知国民党能否接受毛泽东提出的8项原则性意见，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9月2日对国共两党谈判提出的8项原则性意见，只是抛出的一个试探性气球，如果真按照他在8月30日所拟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谈判的11条意见达成协议的话，那么国共两党之间几乎可以说是南北分治，平分秋色了。这的确是一着妙棋！毛泽东非常明白，你姓蒋的要后发制人么？要我提条件，那么好吧，我就来个漫天要价，看你如何就地还钱？斗勇尚需斗智。智者无形，智者不逞匹夫之勇而能屈人之兵也。

第4章 1945年9月2日—

“我们共产党对和谈是有诚意和信心的，这次国共会谈一定要成功的。比如我们办一件事，如果一开始就有一半把握，再加上大家的努力，那不是非常有希望了吗？比方两人谈恋爱，一方表示了很大的诚意，就已经有了一半的希望了。”

话说1945年9月2日中午，由鲜英做东，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招待会的还有沈钧儒、黄炎培、冷遹、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左舜生。

上午11时左右，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再度驾临特园。张澜、鲜英和沈钧儒等7位著名人士一起出迎。毛泽东一进特园，便兴冲冲地说道：

“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

众人闻言皆喜，将3位客人迎入大客厅坐定。不一会儿，一桌丰盛酒席摆了上来。张澜、鲜英等人起身请客人入席。毛泽东推让不过只得坐了首席，他拉着张澜请他坐在自己右边。鲜英是宅主，陪侍在左侧，其他人等随意落座。

鲜英站起身来，手执大酒壶，先给毛泽东、张澜各满斟一杯，然后离座，逐个斟满了杯，回到座位上，指着毛泽东杯里的酒，笑着说道：

“这是家酿的枣子酒，请毛先生一尝。”

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说：

“我在特园宴请客人常用此酒，这枣子酒浓度不高，味道却香而醇厚。”

毛泽东便笑道：

“特生先生献家宝喽！我不胜此物，但今天定要领这个情，一醉方休！”

他的话引来满堂笑声。本传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不善饮酒，呷一杯葡萄酒也会满脸通红，所以他平时极少喝酒。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用酒：一是为睡觉，他用1杯就会头晕，3杯必然倒下；因此，有时为了入睡快，就来上1杯。二是为打仗或写作，他为打一场重要的战役或者写一篇重要的文章常常连续几天不睡觉，也需要酒，掌握用量，间或饮一点，以刺激兴奋神经。

张澜站起来，举着酒杯，热情激动的目光环视着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兴奋地说：

“今天承蒙3位不弃，屈驾特园，我代表民盟中央全体委员表示热烈欢迎和谢忱，干杯！”

大家一起站起身来，十几只杯子碰撞出和谐而清脆的声响。张澜又替毛泽东斟满一杯，自己也满上了，然后举杯敬毛泽东，开口吟道：

“会须一饮三百杯！”

他吟的是唐朝李白《将尽酒》中的一句。

“且共欢此饮！”

毛泽东脱口而出，对的是东晋陶潜《饮酒》中的一句。两人碰杯后，一饮而尽。毛泽东两杯酒下肚，脸上早已红到脖子根上了，便放下了杯子。主人见他的确不善饮酒，也就不再多劝了。毛泽东勉励大家道：

“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

宴会在热情洋溢亲切无间的气氛中进行着。毛泽东反复强调“和为贵”，表达了对和谈的期望。他还同沈钧儒谈健身运动，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回忆五四运动往事。宾主之间谈得最多的还是大主题：当今时局。一时间觥动觞举，酒酣耳热，神采飞扬，谈笑甚欢。

宴饮过半，仆人上了一道甜菜，另外端来一大碗白开水。鲜英拿起汤匙，凑到大碗边，笑着对毛泽东说道：

“请洗一洗。”

毛泽东说：

“不必洗了，甜咸一样吃，这些菜就够好了，老百姓哪里吃得到。”

他不洗汤匙，主人也不好再洗，大家也都跟着不洗了。宴毕，众人坐在客厅里饮茶叙话。忽然从边门那厢闪出来一个小姑娘，手里拿着一本纪念册，神情踌躇，一副欲进还退的样子。她最终还是鼓起勇气走到毛泽东身边，毕恭毕敬行了个90度鞠躬礼，羞怯地说：

“毛伯伯，请您在上面题词留个纪念吧。”

毛泽东瞧着眼前这个眉清目秀的小姑娘，忙接过纪念册，温和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鲜继根。”

这个姓鲜的小姑娘就是鲜英的女儿。毛泽东点头笑道：

“好，好。”

此时，鲜英正在招呼客人抽烟用茶，闻声回过头来，挥手叫道：

“大人在这里说话，你来做什么！不懂规矩！还不快出去！”

“爸爸，我请毛伯伯题词呢！”

鲜继根显得有点委屈的样子。毛泽东笑着对鲜英说：

“你啊，真是个严君。”

他说着，起身拉了鲜继根的手走到桌子边，翻开纪念册放到桌子上。鲜继根立刻整好文房四宝，磨好墨。毛泽东执管在手，蘸得浓墨，稍加思索，一挥而就。鲜英早已跟了过来，捋着尺把长的银须，双目炯炯，心神贯注地看着，见毛泽东署名已毕，反复吟哦，赞叹不已。张澜等人也都围上来观看，只见纪念册上赫然写着4个大字：“光明在望”。毛泽东笑对诸公说：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谢谢毛伯伯，谢谢毛伯伯！”

鲜继根粲然一笑，十分小心地捧着纪念册，飞也似地去了。

转眼已是午后3时，周恩来催促毛泽东动身。毛泽东因为要在桂园会见邹鲁和各方友好，便告辞道：

“已经约定一些朋友在桂园见面。”

于是，张澜、鲜英等人送客出来，直到大门口，拱手而别。

9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桂园会见了邹鲁及各方友好人士。

是日晚8时半，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去林园赴蒋介石的晚宴，在座的还有孙科、吴铁城、张群、王云五、张伯苓、傅斯年等。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同蒋介石就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编组数目和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代表等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说：

“我们的100多万军队，至少应改编为16个军48个师。”

蒋介石答复说：

“最多只能编12个师，这是中央所能允许之最高限度。”

毛泽东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政权。蒋介石说：

“中共方面所提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

毛泽东说：

“应由各党各派派出代表参加政府，立即对现在政府进行改组，使之民主化。”

蒋介石说：

“中央政府之组织之人事，暂不更动，须待国民大会开过之后，才可依法接纳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中央政府，中央亦可予以考虑。”

毛泽东要求，国民大会的代表应当根据民主原则重选，抗战前的国民党单方面选出的代表，应宣布无效。蒋介石说：

“国大代表仍应有效，中共方面如欲增选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新华社以《蒋介石先生宴请毛主席》为题报道称：

【新华社重庆二日电】本月2日为日本正式投降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特于2日晚8时半，在其官邸宴请毛主席及周恩来、王若飞两同志。并有孙科、冯玉祥、吴铁城、熊式辉、张伯苓、莫德惠、江庸、王云五、张群、左舜生、傅斯年、冷遹、黄炎培、邵力子、吴鼎昌、王世杰、张治中、陈立夫、甘乃光、吴国桢、雷震、白崇禧、翁文灏、许孝炎等作陪。席间蒋介石先生称：“今日为日本投降日，欢迎毛泽东先生，倍加高兴。”毛主席对蒋氏盛意，亦表示感谢，并庆祝胜利。

9月3日上午，毛泽东会见王世杰。由周恩来、王若飞将稍作修改后的11条意见，面交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转呈蒋介石。

9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王炳南陪同下访问了于右任、戴季陶、白崇禧、吴稚晖。

毛泽东首先来到于右任官邸，守门人说蒋介石正在于右任家作客，毛泽东便提议先去看望同住一个院子的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戴季陶。他信步走进了戴季陶的官邸“陶园”。戴季陶是坚决反对和共产党谈判的。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来拜访他，一开始有些局促不安，诺诺连声。后来他受到毛泽东的感染，叙谈之间也无形中连连点头，对毛泽东深表敬佩。

从戴府出来，毛泽东在小道上和正要来看望戴季陶的蒋介石遇了个正着。蒋介石问毛泽东去了哪里？毛泽东说刚见到了戴季陶。蒋介石闻言先是一怔，继而佯笑道：

“好，见见好，见见好。”

下午5时，毛泽东会见韩国临时政府官员。

此后，他还有一个计划，就是到郭沫若住所天官府，看望郭沫若及文化界人士，得知重庆各界正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交通拥挤堵塞，已经无法前往，聚会地点只好临时改在桂园。

下午6时，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和周谷城、邓初民、冯乃超、张奚若、臧克家等20余人，赶到了桂园。徐冰在门口迎宾，向毛泽东一一介绍着客人，临到臧克家，徐冰说：

“这位是诗人臧克家。”

毛泽东微笑着和臧克家握手问好。不一会儿，翦伯赞也来了，毛泽东起身迎上前去，与他亲切握手。

翦伯赞，1898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一个维吾尔族家庭，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以“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常务理事身份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1940年，冯玉祥曾请翦伯赞为他讲解中国史。皖南事变后，文化界一部分进步人士纷纷疏散到香港或解放区，而翦伯赞则留在了重庆，用一年半时间撰写出了70余万字的《中国史纲》第1卷和第2卷。

翦伯赞与毛泽东寒暄了一番，落座叙话，他说：

“润之先生来赴鸿门宴，殊为不易呀！”

毛泽东微笑道：

“民主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演假戏，我们就来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看看，这场戏就有价值了。”

臧克家问：

“国民党这么顽固，争取团结、民主、进步，办得到吗？”

毛泽东说：

“雪山草地都过来了，没有争取不到的事情！”

周谷城问毛泽东：

“过去您写过诗，现在还写吗？”

毛泽东幽默地说：

“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要说写诗，应当问我们的郭先生。”

毛泽东转过身，对坐在他左侧的郭沫若说：

“你写的《反正前后》，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

毛泽东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谈到了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的愿望，他说：

“共产党是私的？还是公的？无疑是人民的。党的做法，应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好处为原则。如果做事对这些都没有好处，我们就需要改正。和平总是要到来的，然而要达到目的，是很不容易的。”

郭沫若听觉不好，他特别用心地听着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注视着毛泽东的每一个手势。他见毛泽东没有手表，随身带的只是一只旧怀表，就随手摘下自己的欧米嘎圆形机械手表，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

后来，毛泽东一直带着这块手表，虽然也修过，也换过表带，但他还是非常珍惜，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了，也不能叫人拿走。

傍晚7时半，毛泽东赴苏联大使馆，出席苏联大使彼得洛夫的欢迎宴会。在这次宴会上，毛泽东会见了英美法各国大使及荷兰、比利时等国的使馆官员。

9月4日，蒋介石看了共产党方面的11点意见后，最初的反应是“脑筋深受刺激”。他也拟出了一个《对中共谈判要点》。这个要点一开头就说中共9月3日的11点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他说，中共方案第1、第2条提出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我的领导，如果出于诚意，那么其余各条就根本不应提出。他还说，他提出的谈判要点，是他和毛泽东的谈话要点。蒋介石拟出的《对中共谈判要点》有4条内容：

1、中共军队之编组，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2、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3、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派人士参加。4、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额。

蒋介石召集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把他亲自拟定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们，正式指定他们4人为谈判代表，要他们拟出对中共9月3日所提方案的答复方案。

9月4日上午，毛泽东会见来桂园拜访的白崇禧。

中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应赫尔利大使的邀请，共进午餐。

下午5时，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在军委会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茶会。会后，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了商谈。

是日晚，毛泽东出席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魏亚特将军的招待会。

9月5日，邹鲁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

本传前面说过，邹鲁和一班西山会议派在1925年曾解雇苏联顾问鲍罗廷，开除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及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于树德的国民党党籍，树起了反共的旗号。但邹鲁在此后的“九·一八”事变前夕，面对日本土肥原诱其驱逐张学良的图谋，指斥土肥原说：“我国稍有知识的，也决不愿做傀儡出卖国家，何况我是个革命者？张学良是我国官吏，政府自有权任免，其行为、政治如何，都是我国内部的事，何必劳你异国过问？至于东北首长，更无需你拥护！”1935年春，土肥原游说西南军阀反蒋，又对邹鲁表示，愿借款及军械以共同防俄防共，邹鲁说：“我反共最早而又最坚决不渝。如日本有诚意与中国合作防共防俄，应即还我东北，否则无合作可言。”后来邹鲁还曾经向西南当局提出：“国难当前，应捐成见，服从中央决定，增强御侮力量。若假抗日之名，阴作颠覆中央之计，内战既开，兵连祸结，转为日人所乘，坐收渔人之利。”他向许崇智、叶楚伧提出了“全国各党各派值此国难当前，应放弃一切成见”；“消灭内战，以全力抗日”；“要唤起民众，使学、农、工、商、兵一致团结”，“凡助我抗日者皆认为朋友”的主张。南京沦陷後，邹鲁又向蒋介石提出了“派员赴俄联络，器用抗战将领”的意见。

毛泽东鉴于邹鲁维护民族利益的立场和表现，在席间晤谈之中对其多有溢美之词。

下午，毛泽东在桂园接见《大公报》记者。接着，他又会见了中国妇女联谊会的代表和各方友好人士。

晚上，黄炎培、傅斯年等赴延安的6位参政员，在傅斯年工作的中央研究院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

9月6日上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驱车来到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看望柳亚子、张伯苓。

毛泽东一行到了柳亚子的寓所，柳亚子将他们迎入室内。柳亚子感动之极，当即赋诗一首，诗云：

兰玉庭阶第一枝，英雄当拜复何疑。已看三杰留鸿爪，更遣髯翁补小诗。

柳亚子吟罢，拿出一本诗稿，说：

“我现在正在编一本《民国诗选》，是替我的好友林庚白完成心愿的。只可惜原稿取材太少，我打算扩大一下收选范围，其中就想收入您的一首大作。不过诗在传抄中可能会有讹误，您亲自改一下如何？”

毛泽东微笑着接过诗稿，浏览了一遍，在他的《七律·长征》中认真地改正了几个错字，又交给了柳亚子。柳亚子又问道：

“不知您是否还有其它佳作？”

毛泽东沉吟片刻，就在柳亚子的纪念册上书写了《沁园春·雪》。上款写着：“亚子先生教正”，落款是：“毛泽东”。

毛泽东手书的《沁园春·雪》，可谓是词、书双绝。柳亚子看了，大喜过望，惊喜异常，拍案叫绝。他说：

“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

柳亚子请毛泽东盖章，毛泽东说：

“没有。”

柳亚子慨然许诺说：

“我送你一枚吧！”

柳亚子又说要《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的这首词，毛泽东以不愿让人知道自己能写旧体诗词为由拒绝了。这次长谈进行了近3个小时。

柳亚子送走毛泽东一行后，在日记中写道：“通过这次谈话，觉得他这次是抱着大仁、大智、大勇三者的信念而来的，单凭他伟大的人格，就觉得世界上没有不能感化的人，没有不能解决的事件。”“说也奇怪，自从和毛先生见面后，我的心境完全转变了。连一年多的神经衰弱症，也渐渐变得兴奋起来，脑筋儿也渐渐有些活动了。”

柳亚子不擅金石，请青年篆刻家曹立庵连夜为毛泽东刻了两方印，一为朱文“润之”，一为白文“毛泽东印”。他随即在毛泽东书写在纪念册上的《沁园春·雪》旁，钤上了两方印章。

再说9月6日中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同赴于右任的宴会，作陪的有陈立夫、叶楚伧、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维汾。

毛泽东和于右任二人都喜欢诗文，志趣相投。在谈话中，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对词末“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尤为赞赏，称之为激励后进之佳句。

毛泽东却笑道：

“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这样的神来之笔。”

原来，于右任曾在成吉思汗陵墓前赋词一首《越调·天净沙》，内云：“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说罢，毛泽东与众人皆拊掌大笑，举座皆欢。

9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访问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

居正（1876-1951年），原名之骏，字觉生，号梅川，别号梅川居士，湖北省广济县（今武穴市）人，1900年中秀才，1905年就读日本法政大学预备部，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秋入日本大学本科习法律；1908年赴新加坡助田桐主持《中兴日报》，与保皇党《南洋总汇报》论战；后往缅甸仰光，主持《光华日报》；1910年与宋教仁等筹设中部同盟会，谋划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1911年初到武汉策动起义。1912年，他任南京临时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1914年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党务部部长兼《民国》杂志总理；1915年回国参加护国运动，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1924年，他在中国国民党“一大”上反对国共合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在11月参加西山会议，反共反苏，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在国民党“二大”上受到警告处分。1927年，他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1929年因反对蒋介石而被囚禁两年，1931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此后，他一直是蒋介石反共清共政策的坚决执行者。

再说毛泽东从居正那里出来后，前往中正学校、中央大学访问故旧；又到重庆郊区小龙坎孙俍工的寓所，看望他在湖南一师学习时期的书法导师。

此时的孙俍工已经成为有影响的教育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家。他是在1944年来到重庆的。今天，他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刚刚来到重庆不久的毛泽东会来登门拜访他。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一幅书法作品，递给孙俍工，说：

“这是俚词一首，送与先生。信笔涂鸦，还望先生看看，这字写得有无长进？20年来，先生教给我的书法要领，一直不敢忘记呢。”

孙俍工双手接过纸卷，展开来略一端详，忘情地说：

“太好了，仿古而不拘于古！尽得古人精髓，而又能以己意出之！非基础厚实者莫能如此。况您由行而草，竟能卓然自成一格，真不简单！主席，你自由了！”

孙俍工说着眯起双眼，看得如痴如醉。毛泽东送给孙俍工的这幅书法作品，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沁园春·雪》。毛泽东和孙俍工从谈书法、谈文学，到别后生活、国共合作。毛泽东尊师重友之情让孙俍工非常感动。

9月6日晚，宋庆龄宴请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宴会结束后，毛泽东访问了苏联大使彼得洛夫。

晚间，毛泽东回到红岩嘴，接到了中共中央转发来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李运昌在电文中写道：

“我们在山海关与苏联红军开盛大联欢会，红军答应尊重我在热河的政权和领导机关。还说，山海关以东沿海一带，我们部队均可登陆。”

此时，冯玉祥正准备宴请毛泽东，吩咐上清寺康庄冯委员办事处人员，写好请帖送往桂园毛泽东住所，还安排他在乡间住所歇台子抗倭楼的张厨师，来做湖南口味的菜。冯玉祥对副官说：

“明天有五六个人吃饭，叫老张搞好一点，丰盛一些。多弄几个湖南口味的菜。”

9月7日，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设午宴招待毛泽东。覃老先生还请了广西旧军阀杨希闵出席作陪。

覃振，字理鸣，湖南桃源县人，在抗战时期，积极主张抗日，与蒋介石意图多有相悖，曾自愿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创办的“塘田战时讲学院”院长。

这天中午被邀请的还有周恩来、叶剑英、翦伯赞和侯外庐。覃振住在重庆临江门边的山下，毛泽东则住在山上，从中一路到覃府，有一段很长的下山的阶梯，毛泽东和叶剑英走在前面，周恩来、翦伯赞和侯外庐走在几步之后，大家一路下坡步行来到了覃家。覃振感叹道：

“共产党人就是不同啊。国民党的大官们上下山，哪一个不是坐滑竿？有谁步行过？”

席间，覃振说话较多，介绍了不少有关蒋介石的情况，并用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背信弃义的事实，提醒毛泽东不要上当受骗，劝他早日离开重庆。毛泽东非常感谢覃振的关心，幽默地说：

“既来之，则安之嘛。”

覃振也谈了不少阎锡山的情况，且对阎锡山略露美言之意。毛泽东说话不多，只涉及和谈的主题，对阎锡山不置一词。

这一时期，湖南正遇上了大水灾，民不聊生。说起灾情，覃振拉着毛泽东的手，老泪纵横，他说：

“润之，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湖南人拼命。可是现在有实力的湖南人不多，目前湖南正遭受严重的水灾，赵恒惕（1939年在湖南任湖南临时参议会议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将军事参议官；1945年后，任湖南省参议会议长。不少资料上误写为赵恒锡——笔者注）去跟蒋介石打了多少回报告也不顶用。现在只能靠你了。”

毛泽东听了很感动，于是要了赵恒惕的请赈报告，说是要转给蒋介石。不久蒋介石果真批拨给湖南稻米20万石、法币若干万元，救济灾民。

宴会即将结束时，毛泽东邀请覃振有机会去延安访问，他说：

“欢迎你到延安去看看，我们虽然请不起山珍海味，但还是有鸡鸭鱼肉的。”

后来，毛泽东托林伯渠送给覃振一件黑色羊皮袍，覃振一直非常珍视，把它看作是友谊的象征。每当穿这件衣服时，他总要翻来覆去地抚摸很久。

9月7日下午，天气晴朗，惠风和畅。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前往英国大使馆访问英国大使薛穆，晤谈一小时。接着又前往法国大使馆，访问法国大使贝志高，晤谈一小时。

这天下午，冯玉祥因晚上要宴请毛泽东，便和夫人李德全一起来到康庄办事处，到厨房里询问备宴情况。冯宅向来有一条老规矩，不管宴会大小，招待客人是谁，从来不备烟酒。冯玉祥发现这一次依然没备烟酒，便立马命人去买了。他这个办事处与特务头子戴笠的别墅相邻，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又叫来手枪营营长葛效先，命令说：

“我今天请客，你们站岗放哨要特别加强守卫，严密警戒，不得有半点疏忽。”

下午4时许，一辆黑色轿车在一辆军用吉普车护卫下开进了康庄。吉普车上坐满了国民党的宪兵。冯玉祥和夫人知道客人来了，急忙步下台阶，满面笑容地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身穿中山装，脚着黑皮鞋，笑容可掬地走出了轿车。冯玉祥和李德全迎上前去，与毛泽东等人一一握手问好，又恭恭敬敬地陪同客人迈上台阶，进入客厅，分宾主就座。毛泽东手夹香烟，风趣地对冯玉祥说：

“今天我要违反先生的纪律了。”

冯玉祥说：

“你是贵客，请随便吧。毛先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富强，不顾个人的辛劳与安危，飞抵重庆，奔走和平，实为玉祥所敬佩！”

毛泽东向冯玉祥转达了朱德的问候，又问他是否看过8月25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他强调说：

“宣言中指出了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

冯玉祥对“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非常赞赏，连声称道：

“很好，很好。这就要看蒋总裁的态度了。如果他能以国家大局为重，从人民利益出发，就该回心转意采纳施行，那就是全国人民之大幸啊！”

说话间饭菜已准备停当，冯玉祥请毛泽东、周恩来坐上首，毛泽东没有就座，冯玉祥大声说道：

“你们二位远道而来，首位当然要你们来坐。”

周恩来是冯玉祥的熟客，也就不再推辞了，他让毛泽东坐首席，自己陪在一侧。宾主分别就座后，冯玉祥手执酒壶为客人斟满了杯，说：

“毛先生为祖国和平远道而来，这第一杯酒先敬毛先生！”

毛泽东笑着说：

“还是让我们大家同饮吧！”

于是，冯玉祥和李德全就与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等人碰了杯，大家共同一饮而尽。频繁地碰杯，亲切地交谈，使宴会的气氛更加热烈。毛泽东说：

“焕章先生的丰功伟绩，已举世所闻名。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你为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呼吁团结，反对内战，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还望焕章先生为实现祖国和平、民主、团结而努力，不负国人所望。”

冯玉祥说：

“我愿为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奋斗到底！”

周恩来也说：

“焕章先生始终献身于祖国的正义事业，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就是先生伟大成功之处。”

毛泽东吃饭快，首先放下了筷子。冯玉祥的副官郑继栋为他递上了擦手毛巾，毛泽东亲切地看着郑继栋，问他多大了，郑继栋恭恭敬敬回答说，21岁了。冯玉祥在一旁说：

“这孩子是反清革命先烈冯金声的儿子。”

毛泽东连声说：

“好，好！清王朝杀了多少革命党人，结果它垮台了。各路军阀杀了多少革命志士，结果他们是身败名裂！革命的人是杀不绝的！”

冯玉祥说：

“毛先生的话极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念。”

饭后，稍事休息，毛泽东因有会议，就起身告辞。冯玉祥和李德全送别了毛泽东等人，李德全依然很兴奋，她对身边的郑继栋说：

“继栋，你看毛先生的精神多么好，举止言谈多么谦虚可敬，对前途充满了乐观主义的信心，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9月8日上午，国民党方面谈判代表将他们根据蒋介石的《对中共谈判要点》拟出的一件“答复案”，交给周恩来。这答复案的核心是要“统一军令”、“统一政令”，要削减共产党的军队和取消解放区，只是在形式上做出一些“让步”，允许共产党参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工作。

此时，国共双方通过交换意见的这个谈判初期阶段，彼此之间都有了一些了解，蒋介石已经相信共产党不愿意打内战，而是希望通过谈判采用民主办法解决国共矛盾，并愿意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同样，中共南方局的情报人员也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军队问题最后可能让到16个师，在共产党参加政府工作问题上，考虑在中央各院增设一个共产党人士为副院长；如果毛泽东愿意，可任命他为新疆省政府主席。

这天上午，周恩来和王若飞又应邀出席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福利社的开幕典礼。周恩来向朱学范提出，出席世界工会大会的代表团，必须包括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董必武、邓发、章汉夫3人。

9月8日下午4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桂园举行茶话会，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和代表。出席这次茶话会的有美国联合援华会、英国援华会、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美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济委员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等组织的负责人和代表。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毛泽东在茶话会上致词：诚挚地感谢各国朋友和各方人士8年来对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的大力援助，并希望今后在中国和平建国时期、在经济建设方面继续给予帮助。

晚7时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孙科的招待宴会。

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

9月9日，宋庆龄由王安娜陪同，到上清寺桂园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到客厅门口迎接，与她亲切握手。在客厅里，他们从北伐战争、10年内战、8年抗战谈到孙中山的《建国大纲》、目前形势和革命前途。毛泽东对宋庆龄忠诚不渝信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对她同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不懈斗争，对她的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高贵的革命气节表示敬意。宋庆龄赞扬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业绩，表达了争民主、争和平、反独裁、反内战的立场。

宋庆龄看到毛泽东面容憔悴，还不停地吸烟，就劝毛泽东保重身体，喝点咖啡，少吸一些烟。毛泽东点头同意。

宋庆龄感觉到，毛泽东“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毛泽东“思想锐敏，见识远大，令人钦佩”。

宋庆龄起身告辞时，毛泽东一直送到大门外，目送宋庆龄的汽车消失后才返回。

9月9日晚，毛泽东在红岩嘴会见郭沫若及其夫人于立群和各界人士。他穿着延安宽大的灰布制服，态度平静谦虚，举止沉着稳重，给于立群留下了难忘的形象。

毛泽东、周恩来与郭沫若、于立群等人共进晚餐。大家谈起郭沫若在文化界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说：

“我同意郭沫若先生自己的见解，态度应该强硬些，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9月9日这一天，周恩来给朱学范写了一封信，重申出席世界工会大会的代表团必须包括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董必武、邓发、章汉夫3人的这一意见。当天，朱学范就去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提出了要求，他说，否则的话，中国劳动协会单独参加，世界工会大会不欢迎。

同时，国民党驻英国大使顾维钧给国民党外交部打电报，也反映国际舆论的要求。

这样，国民党被迫同意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

9月10日，毛泽东约请朱学范、易礼容到上清寺桂园会见。他约见朱学范和易礼容是因为迫切需要解决解放区工会和中国劳动协会组织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出席10月初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大会问题。

毛泽东身材健硕魁伟，穿一套整洁的蓝布中山装，态度谦虚诚恳，谈话机智精辟。他听了朱学范的介绍，频频点头，郑重地对朱学范说：

“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支持你们。”

毛泽东向朱学范、易礼容阐明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他说：

“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保证国内和平，实行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所有政治上、军事上的分歧和问题，只有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才能求得合理地解决。”

第二天，朱学范飞往巴黎。后来邓发取得护照后亦到了巴黎，与朱学范一起参加了世界工会大会。

9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根据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中国要和平，第二中国要民主”的基本原则，同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开始了第二阶段艰难的谈判。双方争执最为激烈的是军队和解放区问题。

此时的蒋介石一面与共产党周旋，一面调集傅作义的部队进攻察绥解放区，逼近张家口。蒋介石还指使阎锡山的军队进犯上党地区。

9月11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桂园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就促进国共双方的团结问题交换意见。

沈钧儒不相信蒋介石对和谈有诚意，一再忧心忡忡地向毛泽东提出，要提高警惕当心骗局，流露出对毛泽东安全的关切和对和谈缺乏信心。毛泽东却风趣地说：

“我们共产党对和谈是有诚意和信心的，这次国共会谈一定要成功的。比如我们办一件事，开始没有把握是自然的，如果一开始就有一半把握，再加上大家的努力，那不是非常有希望了吗？比方两人谈恋爱，一方表示了很大的诚意，就已经有了一半的希望了，现在就看国民党方面了。”

周恩来说：

“我不得不向诸位报告一个不愉快的消息。”

众人忙问：

“什么事？”

周恩来说：

“最近，山西阎锡山集中13个师的兵力，估计有38000余人，突然进攻上党地区。”

说完，他将身子靠在椅背上，摇摇头，轻轻叹息了一声。张澜怒道：

“公开打电报请你们来谈判，又背地里发动战争，绝对不能容许他们这样干！”

沈钧儒、黄炎培在一旁也愤慨不已。张澜沉思片刻，说道：

“我想改日请你们双方谈判代表，到特园谈谈，借此我倒要质问质问他们这件事。”

周恩来赞同道：

“这甚好，这甚好。”

欲知国共双方在上党地区交战的结果如何？请看后边的内容。

东方翁曰：关于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对于国民党军政要人、著名民主党派代表、民主人士和亲朋故旧的应酬，不可等闲视之。这是他一生中一贯重视的“统一战线”思想的最突出、最集中的一次体现。而他与蒋介石、戴季陶等极右派代表人物及老右派代表邹鲁等人的交往，则是他一生中一贯重视的“政策和策略”思想的最典型的示范。后边将要讲到的戴季陶的变化，便是这一策略思想的重要成果。这些活生生的事例，是常人不可想象的。这些事例也无不体现出他提出的“第一中国要和平，第二中国要民主”的谈判原则。迄今为止，任何一部有关重庆谈判的文艺作品，包括所有的影视剧在内，都没有也不可能表现出毛泽东这方面的大智慧，岂不令人遗憾！

第5章 1945年9月12日—

“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话说1945年9月12日晨，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接到了一封大红请帖，只见上书：

兹订于9月12日上午10时，在红岩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谨备菲酌候教，希拨冗惠临。毛泽东

上午8时许，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徒步来到红岩嘴。作陪的有周恩来、华岗、熊子容，还有另外两个人。

许德珩和毛泽东已经有20多年没有见面了。一见面，毛泽东就一手拉着许德珩，一手拉着劳君展，笑着说：

“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

许德珩的夫人劳君展，早年曾在长沙周南女校读书，加入了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还参加过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前边已经说过，在1920年5月，劳君展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在上海候船时，毛泽东约了十多名旅沪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集会，欢送他们这一批留学人员，并摄影留念。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经给在法国的劳君展写信，问她是否愿意参加共产党。劳君展回信说，因学习紧张，暂不参加。

毛泽东和许德珩夫妇一起回忆了在长沙、在北大的往事。许德珩、劳君展还向毛泽东讲述了留法勤工俭学及回国后的情况。毛泽东也谈了自己20多年的斗争生活，他风趣地说：

“你们知道我这个人怎么会打仗呢？我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大家都会意地笑了。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延安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他说，经过大生产运动，现在陕北人民的生活，已经显著好转，基本上达到了丰衣足食。红军刚到陕北时，生活是极其艰苦的。那时北平的教授先生们，知道我们物资缺乏，还给我们送来了火腿、怀表和布鞋，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劳君展闻言，这才把她和许德珩在1936年初冬在北大听徐冰、张晓梅夫妇说陕北如何困难，许德珩让她和张晓梅如何买东西，如何托人送给毛泽东的经过，一一说了出来。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说：

“啊！原来那些东西是你们送的呀！早就收到了，让他们吃了用了，我也吃了。”

许德珩向毛泽东介绍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

原来在抗战后期，以许德珩、梁希、潘菽、涂长望、金善宝、税西恒、黄国璋、劳君展等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常在许德珩家聚会，互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他们有时也在中苏文化协会张西曼处恳谈。大家一致认为，要争取民主，要团结抗战。这种聚会和恳谈逐渐形成了座谈会的形式，于是他们就取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成员在重庆青年会举行盛大座谈会，不少人希望“能成立一个永久性组织，长期存在下去”。于是，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大家便决定把座谈会改为“九三座谈会”，并成立了“九三座谈会”筹备会。

毛泽东听了许德珩的介绍，大加称赞，他建议说：

“既然有许多人参加，就把‘九三学社’搞成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嘛。”

许德珩说：

“我们也这样考虑。不过，担心成立组织人数太少。”

毛泽东说：

“人数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科学、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吗？”

劳君展在告辞时，把他们夫妻二人为毛泽东安全担心的意思，含蓄地表达了出来。她对毛泽东说：

“重庆气候不好，山城不可久留，早作归计为好。”

毛泽东说：

“多谢关心。”

彼此心领神会，一笑而别。

后来许德珩等人在1946年1月9日，举行“九三座谈会”扩大会议，决定将座谈会改名为学社，并成立了“九三学社筹备会”。5月4日，为纪念日本帝国主义在1945年9月3日签字投降，在重庆正式创立“九三学社”，选举许德珩、褚辅成、税西恒、潘菽、涂长望、黄国璋等16人为理事，梁希、卢于道、黎锦熙3人为监事。

且说9月12日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应蒋介石之邀，到林园共进午餐。毛泽东和蒋介石商谈了中共方面军队的整编数目，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就在9月12日这一天，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孙连仲在郑州、洛阳、新乡等地集中了20万的兵力，准备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

9月13日凌晨，毛泽东批准了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的上党战役计划。

9月13日上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首次会见了中外记者。毛泽东在会见中说：

“全国人民希望和平，我到重庆来尽一切努力以达到和平。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会谈有良好的结果，使中国能由抗战转到和平建设的时期。共产党竭力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冲突，自许多地区后撤，避免冲突的危险，但将继续与伪军作战，因为敌伪军依然攻击我军，并重占许多城市。”

毛泽东还说：

“目前双方保证不向外公布会谈情况，但希望会谈成功。”

中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赫尔利之邀，参加午宴。

赫尔利在谈话中，无端指责中国共产党企图解决很多具体问题，致使谈判停滞不前。毛泽东则明确表示说：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来办。

这天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新民报》的部分工作人员。周恩来将《新民报》副刊编辑、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张恨水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夸奖张恨水主编的《新民报》副刊在抗战中很有贡献，说他是以小说、诗文为武器，对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还称赞他的小说“比以往的言情小说进了一大步”，特别喜爱他的抗战小说《八十一梦》，喜欢那种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地揭露国民党达官贵人的腐败现象和黑暗面的文章笔调。

这一天，张治中将戴季陶请他代约时间宴请毛泽东的邀请函，交给了毛泽东。

前边说过，毛泽东是在9月3日主动拜访了戴季陶。此后，戴季陶尽管依然反共坚决，思想保守，但他对毛泽东来到重庆和对他的拜访表示敬重，一改反对和谈的态度，对毛泽东重庆之行反而寄予了热切的期望。他在邀请信中写道：“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20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之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

是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陪同下，应邀来到戴季陶的官邸“陶园”赴宴。

9月13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

关于与国民党谈判问题，通知如下：

一、我们与国民党初步交换意见的谈判，已告一段落，国民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谈判将拖延一时。

二、蒋对具体问题表示：政府法统不容紊乱，军政令必须统一，国大要速开，旧代表有效，但可增名额，容纳各方，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对党派合法问题将制定政治结社法。不主张似法国的多党状况。对释放政治犯及大赦均不同意，只允我提名单释放若干。对人民自由，说已切实实行人身自由保障法。特务不能取消。

三、关于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对军队只允编12个师，需完全服从命令，按指定地区集中。对解放区民主政府，则表示含糊。对参加受降、停止进攻、反对利用伪军等，则避而不答。

四、蒋表面上对毛周王招待很好，在社会上造成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实际上对一切问题不放松削弱以致消灭我的方针，并利用全国人民害怕与反对内战心理，利用其合法地位与美国的支持与加强他（保障美国在远东对苏联的有利地位），使用强大压力，企图迫我就范，特别抓紧军队国家化问题。因此在谈话态度上只要求我们认识与承认他的法统及军令政令的统一，而对我方则取一概否认的态度。

书记处 申元

9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日本人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毛泽东问鹿地亘手下有多少日本同志，鹿地亘难为情地说：

“很遗憾，除了自己夫妇和孩子，只有4位战友。”

毛泽东说：

“那很好，很了不起。要好好爱护培养这4位同志，他们是最可宝贵的。4个人数量虽然很少，但正是这4个人才能变成将来的百万之众。”

是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白崇禧之邀请，到他的官邸赴宴。

9月15日上午，毛泽东在桂园会见了梁希、潘菽、涂长望、谢立惠、李士豪、干铎、金善宝等科学家。

此前，《新华日报》社派人向潘菽传达一个口头通知，说是毛泽东要会见参加“自然科学座谈会”的科学家们，并请潘菽告知其他人。

梁希、潘菽等人来到桂园，由王炳南在门口接着，迎入房间，并排坐在这个长方形房间的一边。毛泽东来了，和大家一一握手寒暄，坐到了对面。他问道：

“各位对时局有什么看法吗？”

梁希回答说：

“我们感到很苦闷。”

“噢，苦闷！”

毛泽东重复了一遍。梁希问：

“为什么已经解放的一些地方让给国民党？”

毛泽东站起来，在椅子旁边向后退了两步，已经到了墙边，他说：

“让一步是可以的，让两步也可以，再让就不可以了！”

他说着挥动大手，作了个反击的手势。大家都会意地笑了。毛泽东又指着坐在稍远处的金善宝问道：

“那位白发老先生有什么意见啊？”

金善宝起身将自己的一张名片递了过去，毛泽东接过一看，伸出两个手指笑着说：

“啊！我比你大两岁。请谈谈你的看法吧。”

金善宝说：

“今天我们都很高兴。从历史上看，人民总是要革命的，而革命总是要流血的，不流血的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孙中山先生为了求得和平，让位给袁世凯，终于导致了革命失败。看目前形势，蒋介石对和平谈判并没有诚意，今后的内战还是要打的。重庆是虎狼之地，不宜久留。毛先生是吃惯了小米的人，到这里来吃大米是不习惯的。”

毛泽东明白他的意思，边听边频频点头。

后来在南京及全国解放后，金善宝作为著名的农业育种专家先后被毛泽东任命为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南京市副市长、南京农学院院长兼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1955年他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金善宝被调到北京工作，先后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之职。1967年至1973年，他又多次受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礼。可谓三生有幸。

且说9月15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在重庆德安里101号（即现中山四路36号，蒋介石、宋美龄、李宗仁等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官邸，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等均在此院中）与张群、邵力子就光复区省份的划分、双方军队的驻地等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国民党代表说，中共所提军队数目与中央规定相去甚远，无法再谈。解放区问题，中央之主张已不能再有变更。至此，国共双方谈判陷入了僵局。此后，蒋介石在会见周恩来时说：

“恩来，你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

先不管蒋介石在这里如何恫吓周恩来，且说毛泽东在另一边3访张澜。就在9月15日这天下午，毛泽东来到了特园。张澜、鲜英非常欣喜，依然将他引入张澜的卧室。张澜待毛泽东坐定，迫不及待地问：

“润之先生，展望谈判，终将如何？”

毛泽东答道：

“表老，目前谈判是有所收获的，已有部分达成协议。首先，他们同意避免内战和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其次，他们承认了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自由权利。”

张澜闻言点头微笑。毛泽东接着说：

“另外，蒋氏已同意结束训政，召开政治会议。”

张澜欣喜道：

“召开政治会议，也即党派会议，这我们从年初喊到现在了，斗到今天了，蒋氏迫于时势，总算同意召开这个曾被他目为分赃会议的会议了，不容易啊！”

张澜说到这里，叹了口气。他所说的蒋介石的话，是发生在这年2月份的事，那时，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告知他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派会议的意见，蒋介石横眉道：“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张澜接着问毛泽东：

“那么，何时召开呢？”

“未定具体日期，但我们当力争早日召开。”

“那联合政府呢？”

“我们提出在政治会议上讨论决定之。当然其它问题，如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法等等，都将在会议上讨论决定之。”毛泽东抽了口烟，又说：“上述这些您也已有耳闻，目前，大体上都有了眉目。”

张澜欣慰道：

“这些看来都是确定的了？”

“口头是确定了，也记录在卷，问题是要看今后实现得如何了。纸上的东西，要变成现实的东西，还得加一大把力呢。”毛泽东说罢，又告诉张澜一个内情：“这次我们为了换得人民需要的和平民主，是作了一些让步的，我们准备让出南方8个解放区。”

“这是为什么？”

张澜、鲜英无不为之惋惜。毛泽东解释说：

“人家要回南京，我们的这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在他的过道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宋太祖是困不着觉的。他们硬要争，还造谣说共产党就是要地盘。我们考虑到这还不至于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做了这个让步。抗战时我们自动取消工农革命政府名称，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所做让步比现在还大呢。现在，我们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其内战阴谋，使他们的谣言制造厂破产关门，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

“您所见在大处，甚是，甚是。”

毛泽东继续说道：

“目前的症结所在，是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大问题。”

“至今还谈不出一个圆满办法来？”

“是啊。表老，关于军队问题，我们提出我们的军队可以缩编为48个师，国民党他们是263个师，我们占六分之一。后来，他们说，他们的军队要缩编到120个师，我们说很好，准备继续让步，照比例减下去，我们可以缩编到24个师，甚至20个师。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但我看蒋氏本意是要在‘统一军令’的借口下，取消我们的军队，这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今天没有、也不大可能真正解决的根本原因所在。关于解放区的问题，我们先后提出了4个解决方案，但逐一给他们否定了，理由只有一个，我们所提均不合其‘统一政令’的口味，被认为与‘统一政令’背道而驰，看来蒋氏这个‘统一政令’非取消解放区不可。”

毛泽东猛抽几口烟，又长长地吐了出来。张澜静听着毛泽东的叙述，目光深沉凝重。他看到毛泽东的神情，不由得推心置腹地说道：

“润之先生，在五四以后，为了摆脱北洋军阀的统治，使国人能够过问政事，我曾经和吴玉老在川北推行过地方自治，深知政权、军权之于民之重要。润之先生，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老百姓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干净土！”

毛泽东连连点头，神态肃穆而激动！鲜英夫人送来了点心。大家用毕，毛泽东又说道：

“表老，这里我要告诉您一件事，他们正在美国支持下大力运兵，名为接受，实则准备内战。”

“哦”张澜惊怒道：“此事先前虽有所闻，尚未能全信，今日看来，确然无疑了！”

毛泽东说：

“表老，蒋氏在抗战之初，打仗还像个样子，一上峨眉，就基本上躲在山上观战了。对他来说，胜利是等来的。他的方针也是早已定了的：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我们的方针是坚决反对内战，尽最大努力，委婉忍让以制止内战。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内战危机十分严重。如果蒋氏置一切于不顾，决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拿起刀来，那么人民被迫也只能拿起刀来。”毛泽东说到此处，想起在抗战时期，拥有军队的共产党竟然被蒋介石规定为以文化团体资格参加国民参政会，就不无戏谑地又接着说道：“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没有合法地位的武化团体也就只能回敬他一个‘无法无天’了。表老，对此我们是有估计的，也是作了精神准备的。”

张澜关切地问：

“假若时局真的发展到不可逆转的境地而被迫一战，敢问，前途如何？有几分把握？”

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道：

“广大人民是和我们在一起的，这是我们的事业必然取得胜利的保证。我们有坚强的党，有从事人民战争的军队，又具有威力的统一战线，这是我们籍以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当然困难是有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张澜凝视着毛泽东，他从毛泽东那睿智而深邃、敏锐而坚定的目光中体味出一种难以言传的东西来。他在心里忽然默默念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沉默片刻，张澜又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

“润之先生，内战到了不可避免之日，四川该怎么办？”

“表老，我今天主要就为这件事来的。四川支持8年抗战，蒋氏在这里有一定势力，他还都南京后，对此岂肯放手？是还会另有打算的。”毛泽东说着，忽一昂首，举起厚实的大手，竖出两个指头，亲切而又诚恳地说道：“表老，如内战不可避免，我谨代表我党中央郑重拜托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请您以您之威望，影响地方实力派与我党通力合作；第二件大事，请您协助我地下党发展武装，组织游击队。日前，我跟恩来商量决定，派贾子群等在南充组织川北民主联军，打通华蓥山、大巴山，伏牛山至五台山，也就成了连接四川与华北解放区的地下通道。表老，这要请您大力协助了。”

“我当尽力为之，不负君命！”

张澜一口应诺，毛泽东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四目默然相向，豪情壮气在双方感应、交融，溢满斗室。毛泽东缓缓地松开张澜的手，拿起搁在烟缸边上仍燃着的大半截香烟，抽了几口，眉头一紧，密嘱道：

“表老，如果国共谈判成功而建立联合政府，视情况许可，川康问题可由地方自己解决。如果谈判失败，内战打起来，川康力量够，就早起义，力量不够，可等我军进川时协同作战。”

张澜郑重地点了几下头。毛泽东换上一支烟，吸着思考着，又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

“表老，恩来和我都有一个想法，也是一个要求，我们希望今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民盟能与中共事先交换意见，共同商讨，统一认识后采取一致行动，未知尊意如何？”

“甚好，先前我亦早有此想，因如此始有力量掣肘蒋氏，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双方必须建立此种密切合作关系。”

毛泽东站起身来，一边抽着烟，一边在室内来回走了几步，又回到座位上，继续说道：

“表老，我们刚才谈的都是准备战争的事，当然，话得说回来，打仗，只是到了被逼至无可奈何的地步，出此下策，才走的一着棋子。我们总还是要用一切办法、尽最大努力来争取实现和平的！”

“是啊，是啊。这更为我素所主张的！润之先生，我们民盟不日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民盟决心与中共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共同奋斗到底！”

毛泽东起身向张澜伸出手去，张澜也立即站起，二人长时间紧紧地握手。张澜忽然道：

“现在，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把它公开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免得蒋介石以后不认账。”

毛泽东欣然道：

“您看用什么方法方式好？”

张澜想一想，说道：

“这样，你们如有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国人面前，好受到全国百姓的监督和推动。”

毛泽东笑道：

“好，好，谢谢张表老！表老真是老成谋国啊！”

“谈不上，谈不上，我只为蒋氏此人从来不讲信义啊！”

毛泽东与张澜、鲜英挥手告辞，高兴地说：

“今日畅谈甚欢！”

就在9月15日，苏联远东司令部为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派一名苏军大校由曾克林陪同飞抵延安。

原来，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部队进入沈阳后，在沈阳成立卫戍司令部，与苏军取得了联系，并从苏军处获悉：中国共产党只要不用八路军、共产党的名义，而用“东北人民自治军”等东北地区地方性部队的名义，就可进入苏军未占领的城市和乡村，接管政权，维持治安。这样他们将不加限制。此时，美国政府正命令它在西太平洋的陆、海军司令，按期运送国民党部队前往东北。而苏军则尽可能地阻挠或迟滞国民党接管东北。

9月1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与苏军代表会谈，苏军希望中共中央尽快派负责人去东北，以便协调与苏军的行动。中共中央当即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和中央商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陈云、叶季壮（程子华后在10月间为委员）、伍修权、林枫（后于10月23日到东北）为委员，以彭真为书记。并立即派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和莫春和6人，18日乘苏军飞机飞抵沈阳。为便于同苏联红军打交道，行前，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伍修权为少将，段子俊、莫春和为上校。

再说9月16日下午4点半，美国驻华第14航空队总部的3个士兵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和杰克·埃德尔曼应毛泽东之邀，来到红岩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他们以好奇的目光欣赏着“小解放区”的初秋景色。

毛泽东何以会邀请这3个美国士兵呢？原来在不久前，海曼3人得知毛泽东喜欢抽烟，便从部队配给他们的香烟中拿出几条美国香烟，又写了一封对毛泽东表示崇敬并希望中国人民有一个繁荣和平前途的短信，送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他们还通过大学里的朋友见到了周恩来，向周恩来表达了渴望拜会毛泽东的愿望。几天后，他们就得到了回信，说是毛泽东接受了他们的礼物，并邀请他们到办事处来一起吃饭。

海曼、贝尔和埃德尔曼走进办事处的接待室，担任翻译工作的龚澎满面笑容迎了上去，热情地说：

“请坐，毛主席马上就下来。”

毛泽东身着白色衬衫，外罩灰色中山装，顺着二楼楼梯走下来。他掀开竹帘，进了接待室，对客人们亲切地说：

“欢迎你们。”

说着，他笑容满面地和3位客人一一握手。他见客人们汗流满面，便把手中的扇子递给他们，又请他们进客厅。海曼打开背包，拿出一包香烟，腼腆地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接了，微笑着说：

“谢谢！你们太慷慨了。”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交谈起来，间或也讲两句英语。客人们见毛泽东如此随和，平易近人，初时的紧张和拘束一扫而光。毛泽东仔细听着客人提出的问题，坦率诚挚地向他们讲述了共产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他也询问了客人们的身世、家庭和在美国的生活状况及对战后生活的愿望，了解有关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3个美国人把他们剪辑的旧报纸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接在手里，认真地翻阅着，他说：

“世界正在变化，而且发展很快。”

他还对客人们说：

“你们如有机会，请代我向斯诺、爱泼斯坦、史沫特莱表示问候，祝贺他们取得的一些成就。史沫特莱具有坚定不移的高贵品质。具有这种品质很重要，很宝贵，我们就是以此战胜敌人的。”

52岁的共产党领袖和20岁刚出头的美国士兵成了忘年之交，他们谈天说地，无拘无束。不知不觉间太阳渐渐西坠。毛泽东指着客人胸前挂着的照相机说：

“你们是不是想照相？现在太阳还未下山，抓紧时间拍一张吧！”

于是，3个美国士兵，还有办事处的钱之光、乔冠华、龚澎、舒光彩，簇拥着毛泽东来到办事处楼房西侧的一丛香蕉树前，摆好姿势，一连照了几张集体合影。

傍晚7时许，周恩来从城里回到红岩嘴，来到会议室，向客人表示歉意。

毛泽东、周恩来请3位客人共进晚餐。在一张椭圆形的大桌旁，3位客人分坐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侧。毛泽东、周恩来先后举杯祝酒，感谢3位美国客人的光临，感谢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援助。晚餐虽然没有美酒佳肴，但大家互相敬酒敬菜和祝福，倒也十分亲切。

3位客人将他们积存的115美元赠给毛泽东，说是表示美国人民对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的支援。周恩来马上问：这些钱，都是谁的捐款？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表示感谢。

眼看到了深夜时分，3位客人起身告辞，他们问毛泽东：

“我们对中国应如何帮助？”

毛泽东说：

“你们将自己在中国所见到所听到的一切，回去告诉美国人民。”

说罢，他将12幅一套的版画，赠送给客人作留念。他和周恩来一直把3位客人送到办事处大门外，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毛泽东还说：

“希望有一天，在中国能再见到你们。”

爱德华·贝尔回到兵营，按捺不住喜悦的激情，打开笔记本写道：“毛主席是我见到的最客气的人，对人极为坦诚。毛主席的个性不同凡响，第一次见面就给人深刻的印象，使你不由自主地喜欢他。”“他非常谦虚，”“他讲起话来声音柔和，从不高腔大调的讲话，从不激动，他是真正的人民领袖。”“我在毛主席面前，不由自主地有一种卑微感。”

霍华德·海曼后来在毛泽东逝世后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深情地写道：“学者和历史学家们可能向你们讲述毛是一位诗人、历史学家或革命家。可是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位热情、恬静、关心人的人，他能很容易地立即使你不感到拘束。”

9月17日，蒋介石亲自签发命令，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反共内战动员。

9月17日中午，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在林园共进午餐，作陪的有张群、吴国桢、赫尔利。

午餐后，他们一起商讨军事问题，毛泽东断然拒绝交出解放区，自然就想起了蒋介石让周恩来捎给他的那句话：“你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他巧妙而又毫不含糊地对蒋介石说：

“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尽管谈判陷入了僵局，但是毛泽东和蒋介石谁都不愿意把已经绷得很紧的弓弦扯断。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利只好分别约见国共双方代表，劝说他们各自妥协让步。

9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话会，与实业界著名人士章乃器、刘鸿生、李烛尘、范旭东、吴羹梅、吴蕴初、胡西园、潘昌猷等人进行了亲切交谈，热情地赞扬了他们为发展民族工商业所做出的贡献。毛泽东还说：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前途。我们不会把民族资本家看做敌人，而是看做朋友，不没收产业，而是调节劳资关系。”

茶话会结束后，毛泽东起身送客。他问走在后面的范旭东：

“如果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范先生可否出任一个部的部长？”

范旭东沉思片刻，恳切地说：

“毛主席，我不是做官的料。不过，我可以向你推荐一个人。”

“谁呀？”

毛泽东显然很有兴趣。范旭东说：

“李烛尘！”

李烛尘，原名华榗，1882年出生，祖籍在湖南省永顺县。他从20世纪初开始致力于创办民族化学工业，先后任永利碱厂厂长、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在抗战时期，他将工厂迁入了四川，以著名实业家的身份成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

毛泽东回到办公室，看着刚进屋的周恩来，问道：

“恩来呀，我那位湖南同乡李烛尘怎么样啊？”

“很进步，很有胆量。”周恩来认真地说：“他和我们党早就有了交往。上个月，他还对《大公报》和《新华日报》发表谈话，欢迎主席来重庆哩！”

9月17日晚，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以《为力争东北，控制热察之战略计划及工作部署》电告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建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皖南、皖北新四军第7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调10万至15万人北上。毛泽东、周恩来当即复电中共中央说：

“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方针。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

电报中还告诉刘少奇等人说，谈判无进展。

9月18日，刘少奇等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转发给彭真等人。

9月19日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在重庆的美国战时新闻处的韩丁等人。

韩丁回忆说：“记得毛泽东是在一个小房间里会见我们的。房间里除一张木头方桌和几把椅子以外再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我们在桌旁坐下来。毛泽东和我是对面坐着，格里·坦纳鲍姆坐在他的左边。周恩来的助手、担任翻译的龚澎坐在他的右边。毛态度友好，但精神严肃安祥。他有十足的自信心，但丝毫不想给人以任何了不起的感觉。”“毛一贯地设法同抱有各种见解的各式各样的美国人直接接触，来尽可能多的了解美国的情况，他同我们的会见便是这种坚持不懈努力的一部分。”

韩丁还记述了这次会见的情形，他写道：

“我们本来准备要问他一大堆有关解放区、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的未来等问题的；但是，毛却把问题倒了个个儿，反而问了我们许多问题，问的都是美国的情况。格里有过一段当工人和组织工会的经历。我以前从事过农业，搞过农业工会。毛向我们两个询问了有关美国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他们的组织和斗争情况，他们同政府和大企业的关系以及他们对这两者的态度等问题，不管我们对这些问题能提供什么样的见解。他提的问题表明，他非常了解美国社会的基本情况，这些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去深入思考。

他问我们：‘农业局和农场主联合会有什么区别？’‘美国的大多数工人为什么没有组织起来？’‘杜鲁门会主张对农民和工人采取什么政策？’对于这些问题是不能够毫无准备、简单地做出回答的。我们对于许多问题的回答都是很不够的。然而，即令是在这样的时候，毛也是耐心地专心致志地听着。因此，我们一点也不感到紧张和拘束。

我们离开时得到的主要印象是：毛是一位专心致志听别人谈话的人。”“格里和我都不是什么取得了伟大成就的人物，而是美国的两名各自有自己的社会经历的好心的青年。对毛来说，这就够了。他把我们看做是提供有价值的材料的来源，用了大半个下午同我们友好的交谈。”

9月19日夜，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发出一份“万万火急”的《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党内指示电，电文如下：

一、国共谈判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在敌伪掩护下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伪军几乎全部为国民党掌握。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东北全境我亦有控制可能，但红军在12月初将全部撤离东北（热、察两省将更早撤退），我必须迅速作妥善部署，方能保障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

二、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此，特作下列部署，望坚决执行之。

（甲）晋察冀（除冀东外）和晋绥两区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马占山向察哈尔张家口之进攻及将来胡宗南由北平向张家口之可能的进攻，坚决打击傅、马及其他进攻之顽军，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

（乙）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3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调3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

（丙）华东新四军（除5师外），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

（丁）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

（戊）晋冀鲁豫军区竭力阻滞并打击顽军北上部队，准备3万兵力在11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己）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庚）关于各区具体部署另定。

这一天，林彪、陈毅一行在去山东赴任途中已经到了河南省濮阳境内，根据这一指示，林彪立即拨马赶往冀热辽军区。陈毅则“取捷径直到山东”，接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的工作。

欲知东北局势后来怎样？请看后边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谈判陷入僵局之时，针对蒋介石的威胁，反击老对手说：“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这话说得实在是有趣得紧！既不虚张声势说大话、说假话，又不卑不亢地把自己的战略方针明明白白地告诉敌人。这就是伟人的性格！

第6章 1945年9月20日—

“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

话说1945年9月20日上午，毛泽东在王炳南陪同下，登门拜访了陈立夫。他的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非常惊异。他们奇怪毛泽东为什么要去拜访那CC系头子。他们说，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可毛泽东却说：

“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

毛泽东想的是，越反动的头子越要去拜访他，越要去做工作，这样才越能显示出共产党和谈的诚意。王炳南心里暗暗想：同陈立夫这种人可怎么谈呢？没想到毛泽东在会见陈立夫时，先以回忆的口气谈起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实行剿共的错误政策，他说：

“10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毛泽东在谈笑自若中，对国民党的政策巧妙地进行了批评，同时又向陈立夫介绍了他对于国内时局的主张，提醒国民党认清人心所向。毛泽东的诚恳态度，使陈立夫不得不表示对这次国共谈判要“尽心效力”。

毛泽东从陈立夫官邸出来，又去看望了在大革命时期他的老对头叶楚伧。接着，他到上清寺程潜府上回访。

此前，程潜曾到毛泽东的住处拜访，既是礼节性的访谈，也是同乡和老相识的会见，二人相谈甚欢。

程潜，字颂云，1882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他曾任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在第1次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长。那时候，他和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都是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的理事。程潜在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军长，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等职。因他主张和共产党联合抗日，与共产党有较多往来，遭到蒋介石的猜忌，1938年冬被免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职务，此后又先后调任徒有虚名而无实权的西安行营主任、天水行营主任、国民党战地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担任武汉行营主任。

且说程潜设宴热情款待毛泽东。毛泽东向程潜介绍了中共中央的政策与主张，他说：

“我们和国民党当局在谈判中，互相做了一些让步，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如果今后蒋介石还要发动内战，那他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

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对程潜说：

“颂公，您是国民党资深望重的元老了，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下届行宪国大选举时，您老可以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嘛！竞选成功了，可以为老百姓谋点利益。”

程潜说：

“我没有钱，竞选搞人家不赢。”

毛泽东说：

“你跟你的老部下商量，找他们想办法嘛！如果不成功，也没有什么，你就只要个湖南，可以回湖南去搞和平运动！有一个地盘，掌握实权，就好活动。没有实力，官做得再大也没有用。”

后来程潜在1963年贺毛泽东70大寿时，写了12首祝寿诗，其中有句云：“我本多年邀默契，喜从中夜挹明光”。其中的“默契”之说，指的就是这次谈话。

毛泽东的话还真的对程潜产生了重大影响。1948年春，国民党召开行宪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身为国民政府武汉行辕主任的程潜接受毛泽东的劝告，参加了副总统竞选。第一轮竞选投票后，6位副总统候选人中，李宗仁、孙科、程潜得票领先。然而蒋介石在幕后操纵竞选，为孙科拉选票。程潜愤而放弃竞选，转而支持李宗仁，击败了孙科，由此得罪了蒋介石。蒋介石便将他调离南京，出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

9月20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出席《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在李子坝报社举行的招待会。

报馆里一片喜气洋洋，职工们一齐动手，将院内外清扫得干干净净，“季鸾堂”被装扮得焕然一新，正楼前的花坪显得格外艳丽。

两辆小汽车先后开进报馆院内，首先走下汽车的大高个正在上台阶，只见他穿着朴素的中山装，面孔很慈祥，他就是毛泽东。跟在毛泽东后面的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人。王芸生迎上前去，与毛泽东等人一一握手。他们乐呵呵地走进正门，步入了2楼的“季鸾堂”。

王芸生在新闻家、政论家、《大公报》前任主编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的影响下，仅从主观愿望出发，期盼国共合作，尽快重建破碎的国家。他在《毛泽东先生来了》这篇社论中，对于国共和谈寄于很大希望，以为只要蒋介石能坐下来和毛泽东谈判就是大团圆了。席间，王芸生对毛泽东说：

“希望国共继续合作，不要另起炉灶。”

毛泽东笑呵呵地回答说：

“‘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人家的锅里是不许我们造饭呀！”

王芸生闻言，无言以对。在王芸生的要求下，毛泽东为《大公报》报社职工题了词，他写的是：“为人民服务”。

这天傍晚，毛泽东应重庆市市长贺耀祖特邀赴其私邸出席晚宴。

贺耀祖，湖南省宁乡县贺石桥人，早年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

毛泽东来重庆时，贺耀祖在机场和他一见如故，视为知己。他十分关心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多次严令有关方面加强保安措施。

晚宴已毕，贺耀祖出于对毛泽东的敬慕，安排了一个小型的“湖南同乡会见”，原定只有十数人参加，没想到消息一传出，众多的湖南故旧都来了，竟然有二三百人之多，客厅里坐满了，院子里也坐着站着许多人。毛泽东对乡亲们说：

“两党共同领导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今后应当继续合作。”

贺耀祖说：

“民同此心，国家有望。”

毛泽东又说：

“中国革命能取得这样的成果，社会各界和老百姓及诸君作了努力。”

贺耀祖笑了笑说：

“是的，广东人出钱，湖南人出命。”

毛泽东作了一个手势，也诙谐地说：

“是的，那些浙江人就做官了！”

众人闻言，哄堂大笑。后来在毛泽东离开重庆后，蒋介石把贺耀祖叫去狠狠地训了一顿，他说：“湖南人团结非国家之福，乃国家之祸！”

9月20日晚上，毛泽东回到红岩嘴，收到中共中央来电，其中说：据西安确息，蒋介石密示所嘱：“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做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以土匪清剿之。”

9月21日，国共双方因谈判一直陷入僵局，决定休会5天。

这一天，赫尔利找毛泽东谈话，要求共产党要么交出军队，要么破裂。毛泽东回答说：“我们还要讨论。”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各党派、文化界、新闻界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说明了谈判停顿的原因。

据9月21日的《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这样记录：“当晚9时45分，毛泽东偕王若飞、王炳南及其随员等7人，分乘国渝1247号车与5645号吉普车至桂园。该1247号旋驶上清寺于11时55分接周恩来至桂园，旋毛氏偕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及随员等乘原车往嘉陵新村白部长公馆至深夜1时许返红岩嘴。”

9月22日上午，全国难民赈济委员会赈济专员、国家社会党重要领导成员蒋匀田到桂园会见毛泽东。

中国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由一贯反对共产党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张君劢和张东荪等在北平发起成立。国社党标榜国家社会主义，在强调爱国的同时，一面反对共产主义，一面强调要避免“重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弊点”，推行“渐进的社会主义”。因此，国社党和青年党一样，既被共产党敌视，又被国民党打压。

且说蒋匀田在会见中问毛泽东：

“毛先生到渝20天了，谈判结果如何？”

毛泽东说：

“事关保密，本不能告人，蒋先生是友党领袖，不妨实告。商谈近20日，时间白费，毫无结果，已面临僵局了。”

“20日来谈及哪些问题？僵在哪一点？能否相告？”

“两个问题，一是军队的分配比例问题，一是我们管理地区的自治问题，如果没有协议，可以说商谈就是失败的。”

毛泽东坦率地回答了蒋匀田的问题，没想到蒋匀田却说：

“对你们来说，失败是可惜的。但从人民角度看，如商谈成功，那才是真失败！”

毛泽东闻言，已知他欲逞口舌之辩，便问道：

“你意何所指？”

蒋匀田面呈得意之色，说道：

“第一，如军队分配获得协议，将来政府增一团，你方亦必按比例增加，否则失其比例。如双方俱增，那将演成国内军备竞争，人民何能负此重担？第二，如你们就划分领土管理权达成协议，其结果不外延缓今日之战争为明日之战争而已。”

毛泽东又退了一步，问道：

“那么，你们有何高见？”

蒋匀田说：

“最好恪守你在机场的书面谈话，争取民主与自由。只有真正的民主，才能为人民谋福利，在野党的安全也才有保障，此其一。其二，商谈不宜只限贵党与国民党，其他少数党领袖亦应参加。”

“希望你的高见能够实现。如果贵党提出商谈参加人问题，我们一定主张邀请其他党派参加。”毛泽东抓住蒋匀田的话反将了一军，接着步步进逼，他说：“此次来访重庆，最大的憾事，就是未能见到张君劢先生。张先生多年来不计艰险，为民主政治奋斗的精神，亦至令人敬佩。他给我的一封公开信，想必你亦必阅过。”

毛泽东说的公开信是张君劢在1938年12月10日刊登在国社党机关刊物《再生》上的《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他在中说：“军队应属于国家，不可使军队与特殊主义发生联系……不可属于一党。先生所率之军队，名曰国民革命军，更望毅然首倡，以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于蒋先生手中。”

毛泽东接着说：

“在那封信里，他要我们将军队交给蒋先生，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若教我将军队交给政府，理犹可说，教我交军队于蒋先生个人，更不可解。最近蒋先生曾对周恩来同志说：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我翌日拜晤蒋先生，当面对他说，现在打，我是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交军队于个人，能解决问题吗？不知君劢先生发表那封信时，想到这个问题没有？我想君劢先生是没有机会练兵，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

蒋匀田回答：

“关于君劢先生那封公开信，我在桂林从报纸上阅及后，亦感惊奇。至于毛先生说君劢先生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我想毛先生没有看到君劢先生在北平创党时所拟的政纲。我们当时的政纲，载明不收现役军人为党员。为什么有此条规定呢？不是我们不重视现役军人；而是我们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的信心与力量为基础，不是单凭武力可以打出来的。只有由政党的组织行动，不计个人牺牲，反对一党专政，启发人民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与信心，才能渐渐趋向民主政治成功的道路。假如有一天不需要枪杆保卫，像欧美民主国家一样，你愿意放弃所有枪杆吗？”

毛泽东反问道：

“请先回答，你相信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技术吗？”

蒋匀田老老实实地说：

“我确信你们的政治斗争技术不在任何党派之下。”

毛泽东见蒋匀田已经举起了白旗，就再将他一军，说道：

“那好，你刚才提的问题，你自己已经回答了一半了。试想，如单凭政治斗争就能取得政权，我们为什么搞几十万军队？请注意，别说是军队可以杀人，就是特务跟踪，你在前边走，他们在后边跟，步步威胁你，你受得了吗？”

蒋匀田已经无言答对了，只有找话说：

“请问，你对中国文化的估价如何？”

毛泽东见他又撞到枪口上了，便笑着反问道：

“怎么？你是否怀疑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就不懂中国文化和历史了吗？”

蒋匀田一看毛泽东的势头，只得连忙收手道：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9月22日晚上，毛泽东在下榻处分批会见了在重庆的作家和戏剧界人士。他在会见张恨水时问道：

“张先生生活一向可好？”

张恨水答道：

“还可以，谢谢！毛先生大智大勇，以民族大业为重，不计前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亲临重庆，国人无不感佩。和平有望，国家有望啊！”

毛泽东说：

“不敢当，我们共产党一向是主张和平的。正如先生小说所描写的那样，现实的中国社会魑魅魍魉太多了。多少年来，华夏大地战火频仍，弹痕累累，哀鸿遍野，黎民菜色。尽罹倒悬之苦的人民无有一日不期望和平哇。”

他说到这儿，将手中的烟蒂使劲摁灭，接着说：

“过去我们和蒋先生打了几年仗，蒋先生把我们从江西送到了陕西。后来，日本人的枪炮，又帮助我们握了手，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嘛。现在日本投降了，我们不想也不能再打下去了，这是大家的意愿，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意愿。孔夫子说，和为贵。我们就是为了和平而来的。我们愿以自己诚心诚意的行动，为实现和平建国的光明前途，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毛泽东见张恨水频频点头，微微一笑，接着说：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但事物的发展并非那么简单。和平的实现，不仅需要国共双方的一致努力，也需要各党派、各界人士共同携手，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而做出不懈的奋斗。张先生编辑的《新民报》副刊也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我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位绰号叫‘袁大胡子’的先生，曾嘲笑我的作文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今天遇到了张先生，我可是小巫见大巫了哟。”

张恨水说：

“毛先生雄才大略，大笔如椽，我辈小说家，岂敢相比，真是惭愧。正如一些同道所批评的那样，我的小说脂粉气太浓了些。”

毛泽东说：

“脂粉气也未必有什么不好，我看曹雪芹的脂粉气比先生要浓得多，但《红楼梦》不也一样令我们叹为观止嘛！我以为，文艺作品的好与坏，不能在题材上作统而言之，关键在于我们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刻画了社会的人和社会的事，反映出社会的矛盾斗争。”

张恨水一向被文学圈内人士笑骂为“鸳鸯蝴蝶派”，没想到眼前的这位政治家竟会说出了一番不同凡响的文艺理论，就好像遇到了知己似的，兴奋得不住地点着头。毛泽东又笑问道：

“张先生‘恨水’一名，想是笔名吧？很有味道，愿闻其详。”

张恨水说：

“确是笔名。我原名‘心远’。‘恨水’一名是我17岁那年在苏州第一次投稿时自己取的笔名，是从南唐后主李煜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中截取出来的。那时，我想人生有限，决不能让光阴如流水一样白白流逝，所以取这个笔名，也好随时听人称呼，随时看到‘恨水’二字，时刻自勉，珍惜时光。可50年来，仍是蹉跎岁月。”

毛泽东笑道：

“先生著作等身，堪可欣慰。李后主词哀怨凄凉之作，竟被先生悟出如此深意，可敬可佩！我也用过许多笔名，却无先生之名寓意隽永。例如我以前常用的‘润芝’一名，便是在湖南一师时杨怀中先生为我取的。有一次，我在给杨先生的信中署名‘毛学任’，杨先生问我何故？我说学一学梁任公（即梁启超——笔者注）。杨先生便给了我一部《胡文忠公全集》要我读。我反复阅读后，觉得胡林翼（清代湘军将领——笔者注）确实值得学习，胡字‘润芝’，我就改为‘学润’。杨先生对我说：‘司马长卿崇拜蔺相如就改名为相如，你既然尊敬胡润芝，就干脆改成润芝吧。’以后，师长和好友们多叫我‘润芝’。”

不知不觉间两个小时过去了，张恨水临别时，毛泽东赠给他一块儿灰色呢料、一袋小米和一包红枣，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我没有什么好东西。这块儿我们自制的精毛呢和延安的小米、红枣，就送给你吧！”

张恨水回到距重庆30多公里的南温泉，高兴地向家人叙述了见到毛泽东的情景，他还对夫人说：

“毛先生不仅胆识过人，且知识渊博，见地不凡，确是当今豪杰。”

他吩咐夫人烧了一锅红枣小米粥，让全家品尝。不久，他用延安的毛呢做了一套中山装，只待集会、接客时才舍得穿。后来衣服的颜色褪色了，他就改染成了藏青色。

且说毛泽东送走了张恨水，又和冯雪峰进行了亲切会谈。冯雪峰是最早获悉蒋介石蓄意利用和谈机会将毛泽东长期软禁情报的，当即报告了周恩来，这样就使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及时制定了迫使美蒋方面保证毛泽东安全来去的措施。

毛泽东在谈话中称赞冯雪峰的杂文集《乡风和市风》与《真实之歌》。毛泽东曾在紧张的谈判之余，阅读了冯雪峰的新作《奴隶与奴隶主义》。他说：

“《奴隶与奴隶主义》是几年来很少看到的好文章，它抨击了帝国主义、封建法西斯奴化人民思想的罪恶。”

9月23日至26日，毛泽东对外称出访友好故旧。

原来在9月下旬，江青带着女儿李讷秘密飞抵重庆，悄悄地进入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毛泽东抱着女儿，亲着她说：

“我的娃娃，爸爸好想你们啊，好想我的娃娃哩。”

江青打量着毛泽东的面孔，说：

“怎么拖了这么久还没有定下来，都把人急死了。外面纷纷传言，蒋介石要把你们扣留起来，我实在是不放心呀。”

毛泽东简单介绍了一下谈判的进展，又询问延安的情况。江青把带来的材料拿了出来，她说：

“据各根据地部队报上来的材料看，几乎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在积极地准备内战。只是他们的大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到达前线，所以用谈判来为他们赢得时间。这些材料都是最新的报告，有的来不及用电文发出，我亲自带过来了。”

毛泽东看罢材料，对江青说：

“你既然来了，还是不要暴露身份的好，以免让国民党知道了采取措施，要防止他们把你们作为人质。你还是看看病回去吧。”

江青说：

“不，我要等你这边有点结果再回去。既然来了，我总得能放心才回呀。只要我不暴露身份，其它的安全问题还是有保证的。”

毛泽东说：

“谈判不会这样拖下去，我将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谈判真相和我党的态度，然后通知蒋介石，我将返回延安。我估计，蒋介石还不敢公开扣留我，我们这一个多月在重庆的工作还是有成效的，你和女儿赶紧回延安，千万不要成为我说走就走的拖累。”

江青听从毛泽东的安排，和李讷看完病后就秘密地返回了延安。

毛泽东根据江青带来的材料，了解到国民党集中了50万大军，在日伪的掩护和配合下，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线向平津、张家口和东北急进。他指示刘少奇等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彻底破坏铁路、公路，迟滞蒋军的行动。他在指示中还说：“迟滞蒋军的行动是当前的战略任务。”

9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起草了《关于目前的宣传方针问题致中央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为配合目前情形，我们主张在宣传上采取以下方针：

一、继续要求国民党真正实行民主，批评其违犯民主的各种措施。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重选国大代表，释放政治犯。又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批评的态度暂时不要太尖锐。

二、坚决要求政府：反对敌伪汉奸在签降后仍继续进攻中国解放区及在其他各地屠杀人民，反对任何利用敌伪、联合敌伪的政策。

三、坚决要求政府：承认解放区的人民政权与人民军队，以实践政府实行民主还政于民的诺言。解放区军队是中国军队国家化的与民主化的模范，民主的军队，是民主的政府之必要部分，不可分离的。这暗示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虽已作到仁至义尽之重大让步，但因国民政府之坚持反民主、反团结方针，已经遭遇到困难，但必须避免发表谈判具体内容。

四、希望美国政府与舆论界同情中国人民之和平民主团结事业，重视中国人民之意见。

以上各项，请自即日起以各种方式，经过延安与张家口新华社，英文书面与口头广播及《解放日报》加以宣传，特别是反对利用敌伪汉奸继续进攻一项，希望材料尽量详细、具体、确实，并尽量供给重庆。

9月26日，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代表不得不根据蒋介石的授意，主动提出恢复谈判。

毛泽东决定率先让步，以打破僵局争取主动。他提出，中共中央仅要求军队数目达到全国军队的六分之一，即国民党现在263个师，共产党方面应编有48个师；以后国民党军队缩编，共产党军队亦按上述比例递减，如国民党军队编120个师，共产党军队应有20个师；国民党军队编为60个师，共产党军队可减至10个师。在国民党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的原则下，共产党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黄河以南的8个解放区的军队，撤到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

周恩来、王若飞在谈判中提出了这一让步的新方案。国民党代表则说：允许中共增加数个补充师，但至多不超过5个军16个师；军队驻地与所谓解放区不可混淆；中共可以提出堪任地方各级行政官员的人选名单，报请中央量才任用，但不可指定何省应划归中央。

共产党方面自然不同意这个方案，僵局仍然没有打破。此时双方的让步，基本上都已经到了各自拟定的底线。

9月27日，《新华日报》为了配合重庆谈判，刊登出了甘贝尔撰写的《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全文如下：

1945年9月，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12个问题，请因国共两党谈判逗留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回答。

一、问：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法避免内战？

答：可能。因为这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中国当权政党的利益。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

二、问：中共准备作何种让步，以求得协定？

答：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

问：中央政府方面须作何种的妥协或让步，才能满足中共的要求呢?？　　

答：中共的主张见于中共中央最近的宣言（指8月25日发表的《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笔者注），这个宣言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允许他们参加接受日本投降，严惩汉奸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四、问：你对谈判会达到协定甚至只是暂时协定一事，觉得有希望吗？

答：我对谈判结果，有充分信心，认为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与互相让步之下，谈判将产生一个不只是暂时的而且是足以保证长期和平建设的协定。

五、问：假若谈判破裂，国共问题可能不用流血方法而得到解决吗？

答：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在无论什么情形之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困难会有的，但是可能克服的。

六、问：中共对中苏条约（指国民政府同苏联政府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笔者注）的态度如何？

答：我们完全同意中苏条约，并希望它的彻底实现，因为它有利于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尤其是远东和平。

七、问：日本投降后，你们所占领的地区，是否打算继续占领下去？

答：中共要求中央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它的意义只是要求政府实行国民党所早已允诺的地方自治，借以保障人民在战争中所作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与教育上的地方性的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于国民党创造者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

八、问：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你们准备和蒋介石合作到什么程度呢？

答：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九、问：A你的行动和决定将影响到华北多少共产党员？B他们有多少是武装起来的？C中共党员还在些什么地方活动？

答：共产党员的行动方针，决定于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十、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笔者注）。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十一、问：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

答：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十二、问：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

答：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9月27日这一天，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到西昌去度假。在飞机上，他看到刚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刊登的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

“中共现有120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看到这段话，蒋介石多日来郁积在心中的愤怒爆发了。想到剿共多年，共军却越剿越多，如今共产党代表已经与他在同一张桌子上谈判了，他便在这天的日记（指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在2007年开放的存放在该院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中写道：

“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尤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120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7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此后，外间便纷纷传言，说是“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

两天后，蒋介石又在1945年9月29日的日记中罗列了中共11条罪状，并决心要扣押和审判毛泽东。对于扣押毛泽东的后果，他首先想到了美苏两国可能的反应。由于当初赫尔利曾担保毛泽东赴渝谈判的人身安全，一旦扣留了毛泽东，美国必定大为光火，而苏联也可能“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因此，蒋介石在第二天又犹豫起来，最终打消了扣押毛泽东的念头。这个心理变化反映在10月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他还在日记中很自负地写道：

“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尽管蒋介石已经改变了主意，但传言已经引起了强烈反应。毛泽东在和章士钊谈话中，问他对时局作何分析。章士钊想了片刻，在纸上写下一个“走”字，并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认为蒋介石对和谈没有诚意，正在背后准备内战，乘他尚未准备就绪，毛泽东应迅速离开重庆，防止突变。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冯玉祥也分别给蒋介石打电话说：

“蒋先生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九州尽知其诚，然现在竟有微词，说先生有软禁毛泽东之意，这种传闻于和谈有碍。为正视听，余等准备通过报界予以辟谣，澄清事实。”

蒋介石一听十分恼火，但又不便发作，只好故作镇静地说：
“明人不做暗事，谣言不攻自破，请二位先生及其他党国要员不必介意道听途说。”

9月29日，周恩来奉命去看望张治中，他说：

“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一点签订协定好不好？”

张治中问：

“预定那一天回去？”

周恩来说：

“预定10月1日。”

张治中思忖了一下，说：

“让毛先生一个人回去不好，我们不放心，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还是应该由我护送他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动日程都已经安排好了。我需要向蒋委员长请示。毛先生离渝日期，最好稍晚一些，以便安排，要10月10日以后才行。”

周恩来闻言大喜，当即表示感谢。

此时，八路军办事处从美军人员嘴里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昆明和龙云打起来了。王炳南深夜把毛泽东叫醒，向他报告了这一消息。毛泽东说，只要龙云能顶住就好了，你们要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随时将情况报告我。

龙云是张澜秘密发展的民盟成员，对民盟和民主运动贡献殊多。

9月29日晚，毛泽东起草了军委关于彻底破坏和控制铁路公路迟滞蒋军行动的指示，全文如下：

饶张、罗黎、刘邓、聂萧、贺李、宋杨苏（指饶漱石、张云逸，罗荣桓、黎玉，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萧克，贺龙、李井泉，宋任穷、杨得志、苏振华——笔者注）：

蒋军数十师分经津浦、平汉、同蒲北进，美军已公布在秦皇岛、塘沽、天津、青岛登陆，助蒋争夺华北、东北。我为争取时间，扩大解放区，发展东北，整编主力，必须迟滞蒋军行动。军委前已数电破坏铁道、公路，并尽量控制其一段。有些区域已在认真执行，如晋冀鲁豫区已破坏与控制沙河安邑段，但仍有许多铁道畅通无阻，对打击与迟滞蒋军行动、争取时间的当前战略任务认识不深，兹再规定如下：

一、津浦路之徐州浦口段，饶、张须指定专门部队分段负责。徐州、济南、沧州段，由罗、黎指定专门部队负责，彻底破坏与控制之。

二、正太路、石家庄至北平之平汉路、平津段、塘沽至唐山、通州至密云、北平至南口统由聂、萧指定专门部队，分段负责，彻底破坏与控制之。

三、同蒲路之太谷以南，由刘、邓指定专门部队负责，彻底破坏及控制二三段。太原以北至大同，仍归贺、李负责，破坏控制。

以上之铁道、公路，必须坚决顽强进行破坏，愈彻底愈好，并必须掘毁路基，使难修复。在顽军通过前控制以阻顽前进，在顽军通过后，控制断绝其后方接济，牵制其前进，以及广泛使用地雷、炸弹，普遍袭击、截击，寻求有利机会，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其一两师主力。如此做法才能打落蒋顽气势，争取时间，争取胜利。

军委9月29日

9月30日，毛泽东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会见青年学生，勉励他们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准备担负更重要的工作。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曾到位于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与教授会面。据《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记录：毛泽东“与中央大学卢教授谈话时，其夫人出与毛握手，谓：‘毛氏之风采，是可为一国之领袖’。”

据王炳南回忆说：“主席去看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授的一位老同学，照例由周副主席同行。主席的汽车停在校门口，先由我去探听主人是否在家。当这位教授得知毛主席来看他时，喜出望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校门口迎接主席。霎时间，一传十，十传百，“毛主席来中央大学”的消息传遍了全校，学生们在教授家周围越聚越多，都想看看毛主席。这时警卫告诉我，中央大学政治情况复杂，为主席安全计，不宜久留。周副主席也同意。当主席一走出教授家，学生们便拥了上来。周副主席挥手要大家让出一条路来。学生们自动分站两旁，热烈鼓掌，还高呼：“欢迎毛先生！请毛先生给我们讲话！”以后主席几次对我们提起这件事说：你们总是讲，蒋介石统治的地方，这里不能去，那里有危险。我看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我两次同群众见面的场面，你们都看见，可见人心向背呀！”　　　　

1945年10月1日，张澜得知蒋介石命杜聿明以武力解除了龙云在云南的权力。骤闻之下，不胜震惊。

原来在9月30日凌晨5时，受命解除龙云部武装的杜聿明率部到达进攻位置，并将军委会命令送给龙云各部队。龙云各部猝不及防，仅50多分钟就结束了战斗，仅剩下一座五华山。

张澜由此联想到了毛泽东的安全，立刻派人来见周恩来，敦促毛泽东早日离渝。

10月2日，毛泽东会见了成都市各校学生代表和四川大学的吴殿康等。

《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第10份文号为“警政渝字第4453号”的报告，记录了成都市各校学生选派代表到重庆会晤毛泽东的情况：“成都各校之……学生，推选川大学生吴殿康为全市学生总代表，于本月2日乘车来渝面晤毛泽东。”

10月2日晚，柳亚子应邀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会见毛泽东。

原来柳亚子把他准备与画家尹瘦石举办诗画联展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完全支持，并亲笔为《新华日报》编印的“柳诗尹画联合展览会特刊”题写了刊头，并约他一叙。柳亚子行前，对尹瘦石说：

“今天，毛先生约我去谈话，你何不同往？应该为他画一张像。”

尹瘦石闻之，精神为之一振，兴奋地说：

“啊，这太好了！我非常想见毛先生一面，如果能为他画像，更是三生有幸！只是怕他太忙，恐怕无暇为我作‘模特儿’。”

柳亚子一拍胸脯说：

“包在我身上了。我们是老朋友，老交情。到时候，你不必说，由我提出来好了。”

不一会儿，毛泽东派来接柳亚子的汽车就到了，尹瘦石连回去换衣服都来不及了，便匆匆陪同前往。汽车开进化龙桥，在一幢黛青色的建筑物前停下来。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将二人迎入客厅。须臾，从楼梯上传来了沉稳的脚步声，毛泽东健步走下来，陪同他的是王若飞。尹瘦石举目望去，只见毛泽东年约50余岁，体态伟岸壮硕，上身穿黑色中山装，下着灰色长裤，布鞋。面庞方中带圆，隆准、高颧、广额；眉毛很淡，但一双眼睛深沉有神；蓄长发，中分，好像很久未剪，不修边幅；下巴上一颗显眼的小痣，略略偏右。尹瘦石正凝神观察着，又见毛泽东微笑着招呼柳亚子说：

“亚子兄，我在此恭候大驾光临哩！”

“我今天为你带来一位新朋友。”柳亚子一面和毛泽东搭着话，一面转身对尹瘦石说：“这是毛先生。”

“欢迎，欢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毛泽东说着向尹瘦石伸出手来，尹瘦石连忙握着他那厚实绵软的大手说：

“毛先生，久仰，久仰！”

柳亚子对毛泽东介绍说：

“这是青年画家尹瘦石先生。”

毛泽东把紧握着尹瘦石的手摇了几摇，说道：

“喔，艺术家！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艺术人才是极为重要的！延安有一所鲁艺，在抗日战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不过，那里的艺术家都是窑洞里培养出来的‘土包子’噢。”

尹瘦石忙说：

“我也是土包子，没有留过洋。”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们是彼此彼此了。我只读到师范，没有进过大学。恩来他们去法国勤工俭学，我也没有去。我是觉得对中国的问题还未充分了解，首先需要好好研究一下，就一头钻进线装书里研究历代兴亡史了。不过，我对于美术却研究甚少。记得小时候，最不耐烦的是图画，在纸上画了一条横线、一条弧线就交卷，先生问我画的是什么，我说：这是李白的诗意，‘半壁见海日’！”

说罢，他先自朗声大笑起来。毛泽东的平易近人、潇洒豁达，立刻使尹瘦石消除了拘谨心理。柳亚子说：

“尹先生是我多年的知交，虽然年纪轻轻，却极富才华。端木蕻良说他‘龙蟠蠖曲谁家笔’，‘勾勒直寻吴道子’！”

毛泽东笑道：

“好嘛！中国绘画，源远流长，后继有人，将来，‘土包子’一定能胜过‘洋包子’。中华民族随着政治的独立崛起，一定会迎来文艺的复兴！”

柳亚子说：

“我和尹先生正在筹备一个诗画联展，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毛泽东问：

“‘东风’者何？”

柳亚子答：

“独缺润之兄一幅画像。今天我请尹先生来，就是想为你写真，你要为他做‘模特儿’噢！”

尹瘦石见柳亚子切入正题，心中不免有些紧张，不知道这一位身系天下安危的政治家有没有余暇，肯不肯配合？没想到毛泽东竟满口答应了，连声说：

“可以，可以。”

他回头问王若飞：

“你安排一下时间，哪一天好啊？”

王若飞有些为难，谈判期间时间紧得很，这画像之举又节外生枝，还颇费时间。他马上查了一下预定的工作日程，说：

“那么，只有5号下午了。”

毛泽东说：

“一言为定。”

王若飞取出一张自己的名片，在上面写上几个字：“5号下午送尹先生到红岩嘴。”写罢，递给尹瘦石说：

“届时请先生持此到张公馆，有车子送你过来。”

尹瘦石起身告辞，毛泽东即请柳亚子上楼叙话。柳亚子向毛泽东提出了迁居延安的想法，毛泽东说：

“亚子先生在国统区有一定的影响，还有更大的作用。亚子先生，我们不久就会要见面的。”

柳亚子听了毛泽东的意见，连连点头，决定回到他的老根据地上海。毛泽东认为这蛮好。

10月4日，毛泽东获悉柳亚子的妻子郑佩宜因盲肠炎住重庆市立医院开刀，特意写了一封回信表示慰问，他写道：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致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敬颂

兴居安吉！

毛泽东

柳亚子对毛泽东的盛情万分感激，又写了两首诗，其中有：“驰笺问疾殷勤甚，合走深山慰病妻。”他还在另一首诗里写道：“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陆游陈亮宁卑视，卡尔中山愿略同。”

10月5日，周恩来、王若飞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曾家岩蒋介石侍从室会谈。周恩来代表共产党方面宣布：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定于周内返回延安。

10月5日下午2时许，尹瘦石携带着笔、墨、纸、砚到了上清寺桂园，随周恩来登上了等候在门前的汽车，前往红岩嘴。同行的还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张友渔。

3时许，车子到了红岩嘴，周恩来陪同尹瘦石进了客厅，吩咐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钱之光陪同尹瘦石，等候毛泽东下楼来画像，他自去忙他的事务了。

这间客厅极为简朴，仅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而已。尹瘦石作画心切，短短的等待好像过了很长时间。他想，毛先生手头的工作可能没有处理完，也许毛先生还要梳洗一番，准备一下。尹瘦石正在猜测和等待之时，毛泽东突然出现了！他未做任何“化妆”，依然是上次见面时的装束，只是因天气转寒多加了一件黑色大衣，长发依然未加修剪，甚至连唇边长出的短髭也听之任之。尹瘦石心想这样更好，这才是真实的‘天然去雕饰’的毛泽东。

“噢，你来了。”毛泽东步下楼梯，亲切地和尹瘦石打招呼，仿佛是老朋友了。尹瘦石站起身，还未及说话，毛泽东又问道：“你看怎么画？我听你的，我坐在哪里？”

尹瘦石心中的一些精神准备和隐约的顾虑都被冲散了。毛泽东对他没有任何要求，更没有“限制”或“指令”。他把桌子移开，留出挥毫的余地。在距离桌子两三米远的地方摆一张藤椅，目测了一下角度，然后说：

“毛先生就坐在藤椅上吧。我作画的时候，先生尽可以随便讲话，吸烟，完全放松，但请动作不要太大，也不要走动。”

毛泽东在藤椅上坐下，微微点头，表示“照办”。时间是珍贵的，尹瘦石立即进入了亢奋的创作状态，吮笔抚纸，据案写生。手中的画笔，仿佛有千钧之重，40分钟过去了，他仔细地审视着刚刚完成的作品，看看是否还需要加工或修改。当他觉得已经的体现了所要表现的一切时，这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放下画笔，说：

“毛先生，好了！”

“噢？”毛泽东从沉思中被惊醒了，从容走向画案，仔细观看画中的那个毛泽东，又回头笑问钱之光：“你看，画得像不像啊？”

钱之光一直在画案旁边凝神观看写生过程，他连声说：

“像！像！”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尹瘦石大功告成，非常兴奋，竟然忘了让毛泽东在画上签个名，这成为他一生中一件追悔莫及的事情。

第二天，柳亚子在毛泽东的画像上题诗一首，诗云：

恩马堂堂斯列健，人间又见此头颅。龙翔凤翥君堪喜，骥附骖随我敢吁。

岳峙渊渟真磊落，天心民意要同符。双江会合巴渝地，听取欢虞万众呼。

欲知毛泽东和柳亚子的友谊后来如何发展，请继续往后看。

东方翁曰：本章所录9月27日《新华日报》为配合重庆谈判刊登的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12个问题的原文，比任何一部有关的史书或其它历史资料的概括或引述内容都有趣得多。只要认真研究一番，就会发现毛泽东在斯时斯地对那位老外的回答，无不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特别是笔者划为黑体的那些文字，其用意着实妙不可言！

第7章 1945年10月6日—

“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以外，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

话说1945年10月6日，苏联驻华大使就国民政府照会要派部队到大连一事，答复说：

“根据中苏条约，大连是商港，是运输货物而不是运输部队的港口。不管哪个国家要在大连登陆部队，都是破坏中苏条约的，苏联政府将予以反对。”

10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所属主力部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整编为野战军，共4个纵队：

冀鲁豫军区部队改编为第1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下辖第1、2、3旅。

冀南纵队改编为第2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下辖第4、5、6旅。

太行纵队改编为第3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下辖7、8、9旅。

太岳纵队改编为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下辖10、11、12旅。

晋冀鲁豫军区所属地方部队划分为4个军区：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政委张玺。下辖第1、2、3、4、5、6军分区。

冀南军区：司令员杜义德，政委李菁玉。下辖独立第4旅，第1、2、3、4、5军分区。

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委李雪峰。下辖第1、2、3、4、5军分区。

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兼），政委王鹤峰。下辖第1、2、3、4、5军分区。

10月7日中午，李烛尘应毛泽东之邀，来到红岩嘴办事处二楼东头靠里边的一间房子里，宾主寒暄过后，共进午餐。李烛尘想起了毛泽东9月17日在茶话会上的讲话，便坦诚地告诉毛泽东说：

“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确实可信可行。不过，我的政治态度是不右倾，不左袒，主张‘民有、民治、民享’。我和黄炎培、胡厥文诸位先生现在正在筹组民主建国会，要为争取民主政治、维护产业界生存而斗争。”

毛泽东笑道：

“烛尘先生真是快人快语，令人钦敬。这么大的国家，应当允许不同主张、不同观点的存在嘛，搞独裁是行不通的。”

李烛尘说：

“要是国共两党组成联合政府，希望能采取‘国农民工’的建国之策。战后国力维艰，百废待举，政府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扶持发展中国落后的农业，而工业则不妨交给已有一定力量、一定规模的民族工商业者来兴办，这样工业、农业不就可以兼顾了吗？”

“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连连说：“烛尘先生和范旭东先生创办化学工业，对国家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的嘛。我们共产党是始终把民族资本家当作朋友的噢！”

宾主频频举杯，尽欢而散。李烛尘回到家里，在搬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里当教师的大儿子李文采，问他对毛泽东和蒋介石有何看法，李烛尘毫不含糊地说：

“毛润之先生是炉火纯青，伟大的政治家，而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狡诈的小人。”

李烛尘哪里知道，他这个儿子早在1930年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0月7日晚，毛泽东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信笺上挥笔书写了《沁园春·雪》，钤上柳亚子送给他的两方印章，又给柳亚子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迭示均悉。最后一信慨乎言之，感念最深。赤膊上阵，有时可行，作为经常办法则有缺点，先生业已了如指掌。目前发表文章、谈话，仍嫌过早。人选种种均谈不到，置之脑后为佳。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敬颂道安！

毛泽东10月7日

毛泽东写毕，唤来工作人员，将书写的《沁园春·雪》随信函寄给柳亚子。

接着，他又给孙俍工先生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俍工兄：

惠我诗篇，感且不尽。约吃家乡饭，更领盛情。你的好意，永远记在心里。事冗不克再晤领教，惟有俟之异日。

敬颂道安。

毛泽东10月7日

10月8日，重庆各大报刊纷纷刊登或转载毛泽东将于近日内返回延安的消息。

是日傍晚，张治中奉蒋介石之命，在重庆林森路国民党军委会大礼堂举行盛大鸡尾酒会，邀请参议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著名人士参加。但张治中没有在请柬上说明举行晚会的原因。重庆党政军各方人士500余人前来赴会，除了蒋介石没有露面以外，重庆的头面人物几乎都来了，可谓盛况空前。

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也来到了会场。全场上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正当大家纷纷猜测晚会的主旨时，张治中宣布：

“今天的晚会，主要是为了欢送毛泽东先生。”

张治中首先致词，他说：

“毛先生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地位，应国民政府蒋主席的邀请，到重庆来商讨和平建国的大计。此事，不但为重庆人士所关怀，也为全国人士所关怀，也可以说为全世界人士所关怀。因此，大家对于毛先生的惠然莅临，一定感到莫大的欣慰。”“毛先生准备月内回延安去，所以今天的聚会既是欢迎，也是欢送。毛先生来重庆，是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偕同赫尔利大使迎接来的，现在毛先生回延安去，仍将由本人伴送回去。”

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答谢词，他说：

“这次来渝，首先感谢蒋先生的邀请与40多天的很好的招待。感谢今晚的主人张文白先生及夫人举行了这样盛大的宴会，也感谢所有今天到会的各界人士。说是欢迎和欢送，非常感谢，非常不敢当。”

“这次双方的商谈，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士都很关心，因为我们所谈的，不是一二个党派的问题，而是全国人民利益相关的问题。刚才文白先生说，谈判情况良好，前途乐观，这在我们也有同感。因为，在法西斯德国和日本被打倒后，世界是光明的，中国也是光明的，我们在这样的情势下来商谈团结、合作、统一的问题，当然是可乐观而且是应该乐观的。”“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以外，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

会场上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接着说：

“商谈是在友好空气中进行的，没有得到协商的问题，相约继续由商谈来解决，而不是用其他的方法解决。我们这次的商谈，不是暂时的合作，而是长期的合作；不是一时的团结，而是永久的团结。我们要互谅互信，共同一致，克服困难。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大家一条心，不做别的打算，作长期合作的计划！（鼓掌）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努力几十年，在蒋主席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一定可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毛泽东还说：

“困难是有的，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对的。中国人民的面前现在有困难，将来还会有很多困难。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国共两党与各党各派团结一致不怕困难，不管困难有多大，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在蒋主席领导下，在彻底实现三民主义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听众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最后振臂高呼：

“新中国万岁！”

全场顿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冯玉祥也致了词，他说：

“右边站了先生毛泽东，左边站了部长张治中。二位都说要统一，并且都说要和平。这使我深深地感到，从此和平有希望了。”

鸡尾酒会结束后，举行了京剧晚会，演出剧目是《群英会》。毛泽东非常喜爱京剧，他和张治中坐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观赏着演出。周恩来就坐在侧面。正观看间，有一个人神色紧张，匆匆来找周恩来，将一张纸条递给他。周恩来看了一眼，当即离开了座位，他不想惊动毛泽东，便走近毛泽东轻声说：

“主席，有点事，我出去一趟。”

周恩来和那人在外面说了几句话，又把正在看戏的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叫到外面去谈话。原来在这天下午，柳亚子到曾家岩50号见周恩来，因周恩来公务外出，他便与交谊甚笃的李少石晤谈了良久，尔后由李少石送他回沙坪坝，车抵红岩嘴下土湾，遭到国民党士兵的射击，李少石身受重伤，送到医院不久便死亡了。周恩来面色煞白，要求张镇查明情况，缉拿凶手。

李少石遇害处，正是毛泽东每日必经之地，从桂园到红岩嘴，一来一去都走这条路。晚会结束后，许多人劝毛泽东暂住桂园，不要再回红岩嘴了。毛泽东执意要回，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毛泽东毅然返回了红岩嘴。

事后查明，这次枪击事件是由于李少石所乘汽车的司机开车太快，不慎撞伤了路边的国民党陆军重迫击炮第1团第3营第7连士兵吴应堂，其班长田开福见车未停，便向汽车鸣枪，子弹从车后工具箱穿过，射穿李少石肺部。子弹是汤姆式的，创伤面很大，中弹者死亡率极高。因此，李少石流血过多，送重庆市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晚7时45分牺牲，时年39岁。

事情弄清楚了，蒋介石也如释重负。为了让公众眼见为实，他下令将被撞伤的士兵吴应堂从中央医院转到市民医院，安排住在停放李少石遗体的病房隔壁。这样，来送别李少石的人们，同时也能看到被撞士兵的情形。

周恩来在10月10日下午亲自到市民医院看望被撞成重伤的吴应堂，他诚挚地说：

“对不起，我们的车撞伤了你，我代表八路军办事处向你表示歉意。我们会承担你的全部医疗费、营养费和后期治疗费，请你安心养病。”

为此，《新华日报》还发表了澄清事实的声明。

毛泽东在离渝前也为李少石题了词，他写的是：

“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共产党员，不幸遇难，永志哀思！”

再说在10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蒋介石夫妇邀请，赴林园共进午餐。作陪的有宋子文、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午餐后，蒋介石和毛泽东商讨国共合作问题。蒋介石说：

“谈判快要结束了，我有几句肺腑之言，很想对毛先生再说一遍，真可谓不吐不快。”

毛泽东淡淡一笑，说：

“请蒋先生直言，我当洗耳恭听。”

蒋介石摆出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他说：

“共产党最好不要搞军队，如果你们专在政治上竞争，那你们可以被接受。国共两党缺一不可，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只要我们二人能合作，中国的问题就好办。10年之内，总要搞出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

毛泽东认真听着，然后诚恳地说：

“对解放区的努力应当承认和帮助，我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只要为国防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

蒋介石提出共产党不要搞军队，毛泽东就说赞成军队国家化。蒋介石见谈不下去，就转换了话题，他说：

“这次没谈好。”

毛泽东则爽朗地说：

“我看还是很有收获，主要是方针，确定了和平建国的路线，我们完全拥护。”

1945年10月10日，经过43天艰难曲折的尖锐斗争和工作，国共双方代表在桂园一楼的客厅里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原来，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意识到再继续施加高压，也无法使毛泽东屈服；而这次谈判举世瞩目，谈判如果破裂无结果而散，他将无法向国内外交代。于是，蒋介石就改变了他原先拟定的“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的方针，政治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留待以后再谈。就这样，国共双方比较顺利地达成协议，共同起草了《会谈纪要》。这份纪要不但把双方取得一致意见的内容写了进去，而且对不一致的问题，也写明了双方各自的看法。

这天清晨，毛泽东来到桂园时，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和张公馆的工作人员正在为签字仪式收拾客厅，整理衣帽架。这个20平米的客厅，四周摆着沙发，在北墙“天下为公”的横幅下，工作人员将洁白的台布铺在条桌上，准备了茶叶、香烟，端端正正地放着两党代表签字用的笔墨。

下午4时，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先后到场，彼此互相致意。此时的毛泽东正在楼上。

签字仪式没有邀请中外记者参加。代表们都显得很高兴，谁也没有发表讲话，就开始共同审阅誊写好的《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政府蒋主席于抗战胜利后，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先生，商讨国家大计。毛先生于8月28日应邀来渝，进见蒋主席，曾作多次会谈；同时双方各派出代表，政府方面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4先生，中共方面为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迭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商谈，已获得左列之结果，并仍将在互信互让之基础上，继续商谈，求得圆满之解决。兹特发表会谈纪要如下：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延缓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等3项主张。政府方面表示：国民大会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其名额可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决，五五宪法草案原曾发动各界研讨，贡献修改意见。因此，双方未能成立协议。但中共方面声明：中共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同时双方均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于以废止或修正。

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

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

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各地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惟政府希望不以此影响国民大会之召开。

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24个师至少20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8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20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中共方面提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应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队人员为整编后的部队的各级官佐，编余官佐，应实行分区训练，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并确定政治教育计划。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项，均无问题，亦愿商谈详细办法。中共方面提出：解放区民兵应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政府方面表示：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时，酌量编置。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3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

十、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方面开始提出的方案为：依照现有18个解放区的情形，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并即以原由民选之各级地方政府名单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依据蒋主席曾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国军令政令统一以后，中央可考虑中共所荐之行政人选。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差别。于是中共方面提出第二种解决方案，请中央于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5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府主席及委员，于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6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省府副主席及委员（因以上11省或有广大解放区或有部分解放区），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4特别市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副市长，于东北各省容许中共推选之人参加行政。此事讨论多次，后中共方面对上述提议，有所修改，请委任省府主席及委员者改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4省，请委省府副主席及委员者，改为晋、绥两省，请委副市长者改为平、津、青岛3特别市。政府方面对此表示：中共对于其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决定任用，倘要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副主席等，则即非真诚做到军令政令之统一。于是中共方面表示可放弃第二种主张，改提第三种解决方案：由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重新举行人民普选，在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监督之下，欢迎各党派、各界人士还乡参加选举。凡一县有过半数区乡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县级民选。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省级或行政区民选。选出之省区县级政府，一律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此种省区加委方式，乃非谋政令之统一，惟县级民选可以考虑，省级民选须持宪法颁布，省的地位确定以后方可实施。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即恢复常态。至此，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种解决方案：各解放区暂维持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民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而目前则规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之恢复。同时，中共方面认为：可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方面则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久悬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亟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继续商谈。

十一、关于奸伪问题，中共方面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政府方面表示：此在原则上自无问题，谁惩治汉奸要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妥慎办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

十二、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多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国庆纪念日于重庆

王世杰 张群 张治中 邵力子

周恩来 王若飞

20分钟后，双方代表均表示没有异议，于是，众人依次在纪要上签字。因国民党方面张群出国未归，双方一致同意由张群归国后补签。张治中在自己的名字前，为张群留了一个很大的位置。签字仪式结束了，邵力子对大家说：

“这次商谈所以能够获得初步成功，达成协议，多有赖于毛润之先生的不辞劳苦与奔波，应该请他下楼相见。”

众人欣然同意。齐吉树赶紧跑上楼去请毛泽东。毛泽东满面笑容地走下楼来，与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一一握手道贺。

下午4点多，蒋介石到桂园回访毛泽东。

此时，毛泽东正在房间里看报纸，忽然一阵杂乱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一帮持枪荷弹的国民党士兵盛气凌人地闯进房间里，迅速站到各个角落，持枪肃立。齐吉树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他急忙持枪站在毛泽东身边，准备预防不测。毛泽东依然翻看着报纸，似乎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

“你出去！”

一位国民党军官对齐吉树生硬地说。齐吉树不予理睬，他的职责是保卫毛泽东。这时，毛泽东方抬起头，望了望四周，然后朝齐吉树挥挥手，示意他出去。齐吉树刚一离开，一群身材高大的士兵就簇拥着蒋介石快步走进了房间。

站在门外的齐吉树和刚刚赶来的龙飞虎为毛泽东的安全心急如焚，但他们又不知所措。时间在一分一分的过去，大概过了10多分钟，蒋介石和保镖们走了出来。齐吉树和龙飞虎立即冲进房间，毛泽东冲他俩微微一笑，轻蔑地说：

“你不出去，他们不放心，怕你们害了蒋先生嘛！”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蒋介石乘车赴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双十节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毛泽东和蒋介石举杯互相敬酒，共同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又笑着举杯对蒋介石说：

“为蒋介石先生长寿，干杯！”

席间，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大谈“和为贵”。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了桂园。

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林园蒋介石官邸辞行。毛泽东一行在侍卫人员的引导下，步入客厅。蒋介石上前与毛泽东3人握手寒暄。宾主落座后，毛泽东提出延缓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于明年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说：

“如政协会议能在今年11月份召开，国大问题可以考虑。”

毛泽东和蒋介石会谈持续两个小时，也没有任何结果。毛泽东起身告辞，蒋介石送到楼前石级的时候，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润之，明天我另有要事，恕不能到机场亲自相送了，我的军政部长陈诚将军将为我代劳。”

这天晚上，毛泽东就留宿在蒋介石官邸。

10月11日清晨，毛泽东在早餐后向蒋介石辞行。毛泽东提起解放区的问题，蒋介石说：

“政府决不会再做出任何让步。”

毛泽东说：

“在我返回延安以后，周恩来、王若飞继续留在重庆，同贵党代表举行商谈，以期《纪要》未予解决之问题，能在召开政协会议之前得到解决。”

蒋介石点头，表示首肯。

10月11日上午9时，毛泽东与蒋介石最后一次握手。

9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王若飞、钱之光陪同乘车去九龙坡机场，他在途中笑着对张治中说：

“我在重庆调查过，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团能作到民主领导，也不要钱，干部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我还知道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为和平奔走最有诚意。”

张治中问道：

“何以见得？”

毛泽东说：

“有事实为证，第一，你把《扫荡报》改名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很有些人不赞成的。第二，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销了，是做了一件好事。”

张治中更加佩服毛泽东的细心和诚挚。

此时的机场上，天高气爽，金风送凉，长空万里一碧。陈诚代表蒋介石也来到机场为毛泽东送行。由于毛泽东来的比较早，一大群中外记者将他团团围住。其中有几个国民党记者居心叵测，出了一揽子难题。毛泽东神色自若，恢宏大度，时而严正，时而诙谐，挥洒随意，应付裕如。他们未能得逞，只得灰溜溜地站在一旁，而大群中外记者仍争相提问，围着不肯散。毛泽东对中外记者们说：

“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偶尔抬头，看见张澜、鲜英正快步赶来，于是排开人群，含笑趋前与张澜握手：

“有劳相送，甚不敢当！”

“应该的，应该的！”张澜愉快地说：“您总算要平安归去了。”

“多谢关心。”

毛泽东报以感激的眼神。张澜又依依惜别道：

“日后中国实现民主了，我还要到延安去看望您哟！”

毛泽东连声笑答：

“欢迎，欢迎，欢迎您去延安，延安川人多，我要用延安的川菜招待您哟！”

毛泽东又与鲜英握手告别：

“再见了，我们的孟尝君。”

毛泽东与前来送行的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等政府要员以及文化界、戏剧界柳亚子、郭沫若、沈雁冰等各界知名人士、中外记者70多人，一一握手告别。

9时45分，毛泽东步上舷梯，王若飞、钱之光跟随其后，在张治中陪同下飞往延安。

下午1时半，毛泽东一行安全抵达延安。张治中走下飞机时，感到非常惊讶，只见飞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有干部，有群众，有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他们的表情流露出了对他们的领袖最大的欢悦和关切。那种情形看着真叫人感动！张治中看到的这一幕，正是林伯渠、李鼎铭等人组织的2万余名群众热烈欢迎毛泽东胜利归来。毛泽东在机场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虽然前面还有困难，但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张治中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我把毛先生接到重庆去，今天又负责把他护送回来，这对得起大家。兄弟的责任是尽到了，我也感到光荣。谢谢大家！”

是日晚，中共中央举行盛大晚会，欢迎毛泽东归来和张治中第2次到延安，宾主尽欢而散。

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毛泽东报告了重庆谈判情况。与会者一致同意国共谈判纪要。

10月12日，张治中返回重庆，毛泽东亲自送到机场。他们握手告别，共祝和平早日实现。

10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双十协定签订后党的任务与方针的指示》：

各局并转区党委：

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这一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此次谈判的重要成就。但有下列各点望加注意：

一、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夺北宁、胶济、平绥3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

二、由于上述原因，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

三、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在谈判中，我方提出43个师，是对彼方现有263个师的六分之一。后来彼方提出编整国防军计划拟编120个师，故我方答应到那时可以编为20个师，也是六分之一。目前伪军未解散，敌军未缴械，解放区问题未解决，谈不到编整部队问题。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

四、为表示让步，取得全国同情起见，我方答应退出浙东、苏南、豫鄂等8地，这是因为在和平局面下这些地区不可能保持。但对当地人民是一大牺牲，须作妥善之解释及适当之处置。但在鄂豫目前仍照中央原定方针办理。广东则执行分散长期坚持计划不变。

五、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中央

10月12日这一天还有一件大事不能不交待明白，就是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率领的晋冀鲁豫解放军从9月10日发动的、一直伴随着重庆谈判进行的上党战役，历时30多天胜利结束。此战的一线指挥官是一位猛将，他就是386旅旅长刘忠。刘忠率386旅攻打长子县城，强大的攻势使守敌吓破了胆，顾头不顾尾地乱钻，有的神智尚未清醒就当了俘虏。

解放军在此役中最终攻占了上党，歼灭阎锡山3个军13个师共35000余人，逃跑2000人，散掉1000人，俘敌副总指挥胡三余、19军军长史泽波、暂编46师师长郭溶、暂编49师师长张宏、66师师长李佩膺、68师师长郭天兴、暂编37师师长杨文采等27名将官。

战后，长治前线司令员陈赓接见了史泽波，向他交代了共产党的俘虏政策，还问他：

“你认为这次作战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史泽波感慨地说：

“抗战8年，贵军在上党地区对日作战，日本投降后，我们来抢地盘是不对的。不过没想到失败得这样快，真是天助你们！”

陈赓说：

“你讲对了！《水浒传》上说梁山的好汉们‘替天行道’，我们也是‘替天行道’。我们的天就是人民。我们依靠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军，也依靠人民打败了你们。历史证明，与人民做对，必然要失败。希望你今后能为反对蒋介石、阎锡山发动内战做些贡献。”

陈赓的话打动了史泽波，后来他领衔联合上党战役被俘的高级将领发出通电，揭露蒋介石、阎锡山挑动内战的罪行。

再说毛泽东一回到延安，就看到了蒋介石散发的《剿匪手册》。

原来在1945年10月8日下午6时，一架蒋军运输机因迷航被迫在河南太行山麓焦作附近降落。八路军某部缴获了这架飞机，从飞机上搜出了编号为3251的蒋介石的代电密件和两册《剿匪手册》。这一偶发的飞机迷航事件，泄露了蒋介石的天机。代电密件上写着：“阎司令长官密启”。这个密件是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2组发出的。全文如下：

吉县第2战区阎长官勋鉴：

兹附发剿匪手册两本，请查收。

中正

毛泽东一看才知道，这《剿匪手册》虽然是新印的，却是老版本的翻印，还是蒋介石1933年夏季写给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教材《剿匪手册》。他早就读过蒋介石的这一大作，还清楚地记得这个小册子的序言一开头便说：

“国家兴亡，军人之责，盗匪不灭，军人之耻。我革命军自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时逾3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及4人之多。其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惟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獗有加无已者何哉？主义不明，而心志不坚之所致也。故云：破山中之盗易，破心中之贼难；吾人如果欲破此江西山中之贼，必须行破吾人怕匪怕死之心贼。苟吾人而能具必死之决心以剿匪，则士卒必能以勿生还之勇气而尽忠。”

毛泽东还记得在《剿匪手册》的后面，另附有《赤匪的战术》，详细记述了红军采用的游击战战术。他微微一笑，将《剿匪手册》随手扔在一边，点燃了一支烟，大口地吸着。为了新的战争的需要，一个新的整军方案开始在他的头脑里酝酿。

10月13日，蒋介石向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了一份密令，他在电文中说：

“奸匪若不速予剿除，不仅8年抗战前功尽弃，且必遭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我辈将士何以对危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册》，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建功于国家者必膺懋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绳。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10月13日下午，毛远志和她的未婚夫曹全夫及毛泽民的战友余建新来看望毛泽东，她高兴地对伯伯说：

“蒋介石对你怎么样？他不是居心要害你吗？我们可担心了，就怕他不放你回来。”

毛泽东笑着说：

“蒋介石对我挺客气，还请我吃饭呢。”

“伯伯，你瘦多了。”

“噢，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用点脑子就瘦。蒋介石这次请我，我一定要去。去了，我们就有理，蒋介石就输了理。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这个不会改变。但是现在他还没有下山，需要欺骗人民，需要时间做准备。”

毛泽东和江青留毛远志、曹全夫、余建新一起吃饭，还特意让服务人员上了一大碗扣肉。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曹全夫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曹全夫是一个穷学生出身，来延安参加了革命，上了抗大，又从敌后回到延安来学习。毛泽东听了他的讲述，微笑着点了点头，夹了一片肉放在他的碗里。毛远志向伯伯提出要去前方，毛泽东问：

“要去哪里？”

“我想和全夫一同去东北。”

“你们应该远走高飞去锻炼锻炼了，闯一闯好。”

余建新趁机拿出毛泽民的照片给毛泽东，问道：

“泽民同志现在哪里？”

毛泽东接过四弟的照片，眉头紧锁，脸色阴沉，嘴角抽动了几下，半晌，才轻声道：

“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掉了。”

毛远志闻听此言，犹如当头一个晴天霹雳！多少年来她一直在苦苦等待盼望着爸爸啊，何曾想到自己与亲人之间早已是天人相隔了！她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告诫自己不能当着伯伯的面哭出声来，可她怎么也控制不住涌泉般的泪水簌簌直流，急忙捂着脸离开饭桌，跑到里间屋里去。江青走过来安慰她说：

“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了，怕你受不住，一直没有对你讲，现在你要离开延安去东北，应该让你知道了。”

毛远志想到伯伯还没有吃好饭，偷眼一瞧，老人家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便强忍悲痛，擦干眼泪来到伯伯跟前，斩钉截铁地说：

“伯伯请放心，我会坚强起来的。”

毛泽东慈爱地扶着侄女的双肩，鼓励她说：

“你的工作和学习我都是放心的，今后要像你爸爸一样，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无论到哪里，都不要希望人家鼓掌；无论到哪里，都要搞好团结；无论到哪里，都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要依靠组织，不要依靠家庭，不要有任何特殊。”

毛远志告别伯伯来到院子里，毛泽东紧紧拉着侄女的手，又一次叮嘱说：

“你在二局的表现不错，今后工作中还是要相信同志，依靠群众，不能特殊。”

毛远志回到驻地，立即给伯伯写了封信，表示一定要按伯伯的教导去做。毛泽东很快回了信，同意她和曹全夫结婚，并说：

“你们就要到东北去了，祝你们一路平安。”

后来，毛远志一直都严格按照伯伯的临别赠言要求自己，无论在部队，在地方，调动过不少单位，从来不以毛家人自居，总是不显山不露水默默地奉献着，很少有人知道她是毛泽东的亲侄女。每当有人提到毛泽东时，她要么称毛主席，要么叫老人家，从不把自己与伯伯毛泽东联系起来。

且说10月中旬，美苏两国与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忙，美国海军中将巴贝指挥的美国海军运送国民党部队抵达大连，要求登陆，遭到苏方拒绝。苏军驻中国东北司令马利诺夫斯基通知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说：

“苏联政府不反对在葫芦岛、营口、或安东登陆。”

于是，美国海军又运送蒋军先后到达葫芦岛和营口，“发现该两处已被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控制”。熊式辉就质问马利诺夫斯基说：

“讲好可以在营口登陆，为什么有大批共军包围该港口？”

马利诺夫斯基回答说：

“这些军队不是从苏军控制的地区来的，而是从南部进入营口的。”

美蒋双方无奈，巴贝只好指挥海军返回，准备从秦皇岛登陆。

10月16日，毛泽东电示彭真说：

“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作战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

是日，毛泽东又指示彭真、陈云、程子华说：

“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望坚决全部消灭之。”“凡我到东北之部队，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

10月16日这一天，晋冀鲁豫军区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下达邯郸战役的命令。

原来在10月14日，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第40军、第30军和新编第8军共７个师45000余人在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领下，从新乡沿平汉线北犯，32军及伪军孙殿英部跟进，其后续部队４个军正向新乡开进，打算与进驻石家庄的两个军一起攻占邯郸。

新8军高树勋部、40军马法五部、30军鲁崇义部很快便进入了磁县、邯郸地区。　　

晋冀鲁豫军区决定集中太行、冀南、冀鲁豫３个军区主力共６万人，并动员10万以上民兵，发起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的战役计划是诱敌到漳河以北、邯郸以南的河套多沙地带，以1纵在平汉路东，2纵和3纵在正面和平汉路西，发起钳形攻击，准备以两个月的时间逐次歼灭敌人。

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见《毛泽东选集》）的报告，他说：

“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让出这8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枪交给他们呢？那也不是。交给他们，他们岂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毛泽东号召全党说：

“我们要加倍的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

接着，他又谈到了工作，鼓励大家“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他最后说：

“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10月17日下午，杨步浩骑着毛驴，提着鸡，来慰问毛泽东。

自从毛泽东去了重庆以后，杨步浩吃不好，睡不好，一直惦记着毛泽东的安危，日夜盼望着毛泽东快点回来。他10月16日到县政府开会，听说毛泽东已经回到了延安，兴奋得一蹦老高，回到家里就同妻子商量说：

“毛主席在重庆一个多月，为咱老百姓办事，太辛苦了，把咱家的3只鸡，给毛主席送去，尽尽咱老百姓的一点心意吧！”

妻子表示赞成。第二天，杨步浩就来到了延安。

10月17日晚上，毛泽东在办公室接见了杨步浩。一见面，杨步浩就急切地说：

“毛主席，你去重庆谈判，我们六乡的人民可把心担扎啦！蒋介石那坏蛋不安好心，你让他来延安谈嘛！”

毛泽东笑了笑说：

“我去那里也是斗争呀，蒋介石搞假和谈，我们就揭露他。谈判订了协议，以后他再发动战争，就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输了理。但是，蒋介石从来不给人民和平、自由，不讲信用，所以，还要准备打仗。你看，他不是一面和谈，一面又向解放区进攻么！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咱不怕他。”

杨步浩听了毛泽东的话，心里豁然开朗。他对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的伟大气魄无限敬仰，情不自禁问道：

“你身体好吧，六乡人民念叨着你呢，乡亲们叫我问你好！”

毛泽东说：

“谢谢乡亲们，问乡亲们好。”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应对蒋介石的假和平、真战争，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重庆谈判太精彩了，它的精彩之处主要缘于有两位能够自编、自导、自演的超级编剧、重量级导演和空前的大腕明星。君不见，蒋介石是又哄又骗又压也让步，背后加“剿匪”。毛泽东则是出于真诚，当面称先生，背地叫委员长，不但做了大量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工作，同时也广泛联络国民党的左派和几乎所有的大右派。他面对的毕竟是蒋介石，所以在原则问题上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得不上下其手，漫天开价，尔后以退为进，并以反击战之胜利达到求和的目的。若说毛泽东对于和谈没有诚意，那么他在后来的四平之战前后对和平的期待就无法解释了。如果说毛泽东把和平的期望完全寄托在蒋介石身上，那么他在和谈期间对于程潜在湖南的安排，以及对于张澜在四川的安排，还有下一章将要叙述到的回到延安就开始大整军以致累出病来，也就无法说得通了。可惜这些精彩的历史，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人们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基本上是从电影、电视剧中得来的。两相比较，即使那些最为人称道的电影或电视剧不也显得有些干瘪、有些缺乏色彩吗？

第8章 1945年10月中旬—

“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

话说1945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延安的干部到东北解放区去，此时还有一些干部在整风运动中的问题没有弄清楚，毛泽东说：

“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呀！”

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为到东北解放区和其它解放区工作的干部举行欢送会。毛泽东穿着一件部队的旧棉大衣出席了这次欢送会。他在会上说：

“同志们，你们就要离开延安了，将到各个解放区去工作。那里都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你们到那里去，要同当地干部在一起，发动广大群众，保卫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胜利果实，不能让蒋介石抢走地盘，摘走桃子。蒋介石要抢着来摘桃子，我们就要保卫自己流血流汗取得的胜利果实。这样就会发生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啊！你们到各个解放区去一定会碰到这场斗争，这就要同当地干部和群众站在一起，保卫由解放区人民流血流汗灌溉起来的果实。这个担子很重啊！”

在这一批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在延安整风中受过委屈。因此，毛泽东接着说：

“同志们，你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整风运动中受了委屈，这我是有责任的，对不起大家，我向大家赔个不是，请大家原谅。”

毛泽东说罢走到讲台前面，深深地鞠了一躬。台下的干部们非常感动，有的人热泪盈眶，有的人高声呼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回到原来的位置，继续说：

“我们革命队伍里，在历史上，在‘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下，也有过对好同志做了错误处理的，那些被错误处理的同志没有灰心丧气，都保持了革命意志，坚信党会纠正错误的，继续为革命奋斗；有的同志还献出了生命，这是我们的好同志。”

台下的干部都知道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他自己也是几次被错误路线处理过的人。只听毛泽东又说：

“从今天起，我向大家赔了不是，过去的事已经是过去了，把它忘掉吧！应该重振精神，为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努力工作，到那时，党和人民会感谢你们的。”

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就这样，许多干部又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这正是：试玉要烧三日满，育才须待七年期。

万千星火播四海，九州处处烈焰飞。

且说在某一天的傍晚，在中央党校疗养所休养的女作家草明将要去东北解放区了，她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再见到毛泽东，便决定先去看看邓颖超，再去看望毛泽东。邓颖超热情地接待了她。邓颖超嘱咐她说：

“到了东北新区，要注意做妇女工作，不论什么地方，什么部门都有妇女，要是妇女发动起来，事情就好办了。当然，更注意的是劳动妇女，农村妇女。日本14年的奴化教育对东北人民影响较深，妇女背上背的精神负担更重。要宣传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是彻底解放妇女的。”

说话间开饭了，邓颖超留草明吃了饭。草明说：

“我想去看看毛主席。”

邓颖超立即去找来江青，江青引着草明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招呼草明坐下。桌上的饭菜已经摆好了，毛泽东放下笔，问草明吃饭没有？草明说：

“在邓大姐处吃过了。”

草明趁毛泽东吃饭的机会，先讲了自己在疗养所的情况，又讲了疗养员们担心毛泽东在重庆被蒋介石谋害的故事。毛泽东很快吃完了饭，微笑着说：

“他们之所以不敢动手，不是因为毛某有什么，而是因为有共产党，有八路军新四军，还有解放区的人民和大后方的革命人民。”

草明告诉毛泽东说：

“我即将到东北新区去，我一定按您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去做。我过去不懂到群众中去，虽然生在缫丝女工的环境中，但不是有意识地了解她们，更谈不上有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去分析她们，研究她们，所以作品写得不理想。”

毛泽东说：

“你过去的工作是有意义的。现在到解放区去，看见工农兵就更高兴了。”

草明说：

“可惜我懂得太晚啦，我都33岁了。”

“33岁算不了什么。66岁还可以为党工作好多年嘛。”毛泽东说罢，又问道：“整风中受委屈了没有？”

草明回答说：

“没有受委屈。”

“有也不要紧，审查者和受审查者彼此都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听说你和欧阳山离婚了？”

草明没有想到毛泽东在百忙中还会了解到自己这么细微的事情，慌乱中回答说：

“是的，我现在没有感情了。”

“怎么会没有感情呢？感情更洗练了，今后更能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中去了。”毛泽东安慰罢她，又问道：“到前方带孩子去吗？”

草明一听两眼立刻溢满了泪花，心里说，敬爱的毛主席，你日理万机，还惦记着我的孩子！她强忍着泪水说道：

“前方工作可能很紧张，我身体又不好，不准备带了。两个大的女儿读书的读书，有一个都工作了，小的还在托儿所。”

毛泽东说：

“那好，把孩子交给党吧。”

草明激动得再也说不出话了，便起身告辞。毛泽东送她到门口，又关切地问：

“有没有骑马来？”

草明不愿再给领袖添麻烦，就撒谎说：

“有。”

毛泽东点点头，和她握手告别。草明踏着微明的月光，乘着凉爽的秋风，迈着轻快的步子向中央党校走去。

此时，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的毛华初，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报名要求去东北解放区工作，得到了组织上的批准。他兴致勃勃地到枣园向伯父告别，刚进枣园，正好遇着叶子龙，叶子龙告诉他说：

“主席很忙，忙得几个昼夜没睡觉了。今天起床一定起得迟，你先到外边等着吧。”

毛华初一直等到下午4点，毛泽东身着一套陕甘宁边区自产的黄色毛呢制服，头戴呢帽，从房间里走出来。毛华初走上前，叫了一声：“伯伯！”又立正敬了一个军礼。毛泽东微笑着说：

“华初，你来了，坐。”

毛华初告诉伯父说：

“组织上批准我去东北，过几天就出发了。今天特地来看望您老人家。”

毛泽东高兴地说：

“啊！你要去东北。好！我赞成。有什么困难没有？”

毛华初想了想，说：

“到东北去路远，许多干部搞到了牲口，我也想要一匹牲口，您能不能帮我解决一匹？”

“不行！”毛泽东说：“你想要一匹牲口，这个要求不高。可是我们枣园的牲口，每匹马都有一个牌子，谁要拿走一匹，就违背了纪律。拿不得，公家的牲口不能给。”

毛泽东一席话说得毛华初满面通红，羞得不敢做声了。毛泽东见侄儿有些难堪，便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你要点零用钱吗？可以从我的稿费里给你一点钱。”

毛泽东叫警卫员取了几元钱给毛华初。毛华初接过钱，非常激动。告辞时，毛泽东紧紧握着他的手，一字一句地说：

“去吧，到人民群众中去，一切都要依靠群众，依靠党。哪里有群众，哪里就要有你出现。”

毛泽东又叫警卫员拿来一件大衣，这是一件蓝色斜纹棉大衣，又长又大。毛泽东说：

“天气越来越冷了，冬天早晚更冷，拿去在路上御寒吧。”

毛华初接过大衣，说了声：

“伯伯多保重！”

他又向伯伯行了一个军礼，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枣园。后来，毛华初到张家口时，将伯父这一件珍贵的大衣转赠给了同时从延安出发、又将马上归国的朝鲜干部崔某。

此后的一天，毛雪华带着未婚妻陈涌岷到枣园看望毛泽东。

毛雪华这一年刚从延安自然科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军委观察所担任气象员。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21岁的大小伙子了，正在谈恋爱。毛泽东见族侄带着女朋友来了，很是高兴。毛雪华把未婚妻向毛泽东作了介绍，他说：

“她姓陈，是个浙江姑娘，父亲也是一位烈士。”

毛泽东说：

“你们都是烈士后代，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毛雪华又悄悄地说：

“三叔，我还有一件事想和您商量商量，看您的意思。”

“什么事？”

毛泽东见他神秘兮兮的样子，也细声问道。毛雪华本以为叔叔早就明白自己的意思，见叔叔还是这么问，弄得他有点不好意思，扭扭捏捏不知说什么好。还是旁观者清，江青在一边插话说：

“你们俩想结婚吧？”

毛雪华腼腆地说了声：

“是的。”

毛泽东笑了，说：

“噢！原来是这个事。我不管。这个事你得问你们组织。组织上同意你们结婚就结婚，不同意，你们就不能结婚。”

毛雪华和陈涌岷回到单位，向组织递交了结婚申请书，得到了组织的批准。然后他们又去了毛泽东那里。毛雪华喜滋滋地说：

“三叔，组织上已经批准我们结婚了，我们准备过新年时结婚。”

毛泽东说：

“那好，我祝贺你们！”

“谢谢三叔。是不是请您参加我们的婚礼？”

毛泽东笑了笑，没有做声。江青知道毛泽东忙，没有时间参加他们的婚礼，便说：

“你叔叔忙，我代表毛家去吧。”

后来，毛雪华和陈涌岷于1945年底结了婚。在举行结婚典礼那一天，江青果然穿着时新的服装，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代表毛泽东和全家向他俩表示了祝贺。

在1946年，毛雪华的大儿子毛海山出生了，因为生活条件太差，陈涌岷没有奶水给孩子吃，孩子饿得哇哇直哭。毛雪华去见毛泽东，讲了孩子没奶吃的情况。毛泽东焦急地问江青：

“有什么法子没有？替他们解决奶粉问题。”

江青说：

“我想想吧。”

不久，她还真的想法搞到了两桶美国奶粉，送给了陈涌岷。

在1949年9月，毛雪华夫妇进入清华大学学习。开学之前，毛雪华到香山去看望了毛泽东。毛泽东兴奋地称他为“韶山的第一个大学生”。1951年，毛雪华从清华大学毕业，于6月赴苏联留学。临走前，他特意到中南海去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高兴地称赞道：

“你是我们乡下的第一个留学生。”

毛雪华学的是机电专业和电化专业，后来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说10月17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晋冀鲁豫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晋冀鲁豫中央局诸同志：

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等的或更大的胜利。在你们领导下的一切力量，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外，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你们须准备以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8万顽军的一半左右或较多的力量，方能解决问题。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力，由刘邓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8万顽军中有几个军具有颇强的战斗力，不可轻视。但顽军新到，地理民情不熟，系统不一，补充困难，急于求胜，又有轻视我军的心理，使我有隙可乘。务望鼓励军民，团结一致，不失时机，以上党战役的精神，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

　　中央 酉

10月18日，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要他与苏军接洽，接收东北领土主权。

原来这杜聿明在9月30日解除龙云的武装后，受命于10月15日飞抵重庆。蒋介石对他优礼有加，还兴致勃勃地询问了解决龙云的经过，尔后对杜聿明说：

“你解决龙云为国家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龙云。你应该为国家背过，任劳任怨。我表面上先公布将你撤职查办的命令，以后再任你别的职务。”

杜聿明很了解蒋介石的为人，就慷慨地说：

“只要于国家有利，个人不计较任何名利地位。”

蒋介石听了很高兴，第二天就发布命令说：“杜聿明在云南处理失当，着即撤职查办。调任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时隔两天，蒋介石便在10月18日又发布了以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新任命。

10月1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电，他写道：

郑李：

一、阅酉寒电，你们野战军太少，地方军太多，望从各分区再抽调至少一万兵力补充野战军，使9个团每团充实到2000人以上，方能打大仗。这是第一批野战军，总数须达二万四千左右。

二、将来还须编第二批野战军，估计到沿河平原地区在国民党集中摧毁政策下不能生存，现在就须在高级人员中有精神准备，先作必要准备工作，到了那时，使当地变为合法斗争（配合当地的非法斗争），而将那里的主要力量编成第二批野战军（每分区一个旅），随第一批野战军到新地区行动。此事须精密考虑，不使步骤零乱。

三、鄂南及九江附近之力量须立即北移。

四、你们意见盼告。

　　军委 酉皓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参谋处长李作鹏即转陈毅、黎玉并告华中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罗李即转陈黎并告华中局：

山东除竭尽全力组织渡海外，陈黎组织津浦战役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望陈黎精心计划，组织一支至少三万五千至四万人的野战军，在徐州、济南间适当地区占领铁路一段并向南北扩大占领区，然后选择时机，歼灭蒋军一两个师，打一个开始的好胜仗。再连续各个击破顽军，准备歼灭顽四五万人，方能解决问题。此外，再责令渤海军区负责协同冀中占领德州、天津间一段铁路，坚决歼灭北上蒋军，是为作战的辅助方向。

　　中央 酉皓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指示中说：

“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10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各兵团首长：

目前开始的6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6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在这一期间内，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例如重庆、上海、北平）内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广大群众，发动要求民主，惩治汉奸，挽救经济恐慌，救济失业人民与援助还乡人民等项运动，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我党在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除移动大量军队与干部去东北及热河等地，并在那里组织人民，扩大军队，阻止与粉碎顽军侵入外，在一切解放区，是组织强大的野战军，有计划地歼灭向我进攻的顽军，歼灭得愈多、愈干净、愈彻底愈好。这是自卫的战争，我们具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区的一切工作，都应为这一中心任务而服务，其中实现新区域的减租减息，肃清汉奸分子，建立民主政府，推行瓦解伪顽的政治工作，特别是组织明年全体解放区人民的生产运动，保证各解放区军民的粮食、被服及日用品的供给，关系于争取胜利特别重大。和过去几个月一样，今后6个月中，是全党工作特别紧张时期，希望各地领导同志及中心骨干善于掌握自己的工作。在过去几个月中，我党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最后结果如何，要看我们今后6个月的努力。估计到顽方和我争夺华北、东北，虽有其便利条件（美国人日本人及伪军的援助），但有其不便利条件（地区太广，兵力不敷分配，地理人情不熟，孤军深入，脱离群众，补充困难，系统不一等），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这在双十重庆协定上已经规定下来。但国民党力图在最近几个月内控制更多地方，力求他们在华北东北占优势，力图削弱我党我军，以便在有利于他们的条件下实现和平妥协，故在目前过渡阶段上发生了大规模的猛烈的军事斗争（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这一不可避免与已经到来的当前形势，我党必须认识清楚，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全中国人民有利。因此各解放区应以多年来组织起来的力量，并继续迅速组织我们的力量，全部使用到今后6个月的斗争中去，争取这一斗争的伟大胜利，因为这是中国新的历史阶段中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战斗。

中央 酉号

10月22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中共鄂豫皖局代理书记郑位三和新四军第5师师长李先念，他在电文中写道：

郑李：

1、你们须准备至少6个月内在豫鄂活动，三部会师后，集中强大野战军打几个大胜仗，方能有助于整个局势，也方能转变你们自己的局势。2、目前你们野战军会合王戴、二王，以夺取桐柏山区域最为适宜，不可过早向其它区域去，反而增加你们的困难，且于大局不利。东面之豫东南（大别山）、豫东北（新黄河）、西面之豫西（伏牛山）、鄂西北，只能做几个月后之预备机动地区，不宜提在目前的计划上。3、只要打胜仗，财政就有办法，几个胜仗之后，占领大块地区（至少七八个县），不怕不能解决财政问题，各解放区军队都是如此解决，你们亦自能解决。目前你们即应有坚定决心在桐柏山区域（铁路以西，南阳以东，叶县以南，随枣以北）创造战场，歼灭顽军，解决财政。这本是你们原定计划，希望坚决执行。

中央 酉养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张饶赖，并告罗李，陈黎：

接陈黎哿电，我山东第8师占领邹县，控制铁路40余里，歼灭顽伪2000余，并准备歼灭续进之顽。此外，我山东第3、第4两师占领大汶口，控制铁路20里。

二、希望我新四军野战军在蚌埠、徐州间扩展铁路占领区，集中主力歼灭顽军。

三、只要我控制铁路一段，顽方是一定要进攻的，战斗将愈打愈大。因此我军第一，必须将占领地段向南北扩展，创造出利于打运动战的战场；第二，必须集中强大的野战军，山东、华中各须有一个至少35000至40000人的野战军，并须计算到连续战斗后的补充，动员民兵助战，地方党、政亲自动手，协助作战，我山东、华中均须以连续战斗各歼灭4万至5万顽军为目标；第三，为了集中歼灭顽军之目的，山东华中两地只应该各有一个主要作战方向，其他都是辅助作战方向，不要分散兵力。

四、山西上党战役我以三万一千主力，五万助战民兵，40天时间，连续举行几个战斗，结果阎顽38000人，除逃去4000余外，被歼33000余人，缴获山积，可为范例。现刘邓集中6万野战军，准备歼灭新乡北进8万顽军至少4万左右，聂贺集中5万野战军正在歼灭绥东顽军5万之大部或全部。如你们能在山东、华中打几个好的歼灭战，则对整个局势将起大影响。

　　军委 酉养

10月22日晚8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聂荣臻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聂萧罗刘并告贺李：

一、21日22时电悉。你们取得初步胜利，甚为欣慰。

傅部主力必须歼灭，归绥、包头、五原、固阳必须占领，如有可能则占领临河。大同必须占领，如能速占则速占之，否则待回师时再占。请按此方针部署作战。如傅部固守归绥，则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使傅部绝粮突围，然后歼灭之。如我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

三、二局情报，归绥城内混乱恐慌，陶林被姚占领。

四、速令冀晋、冀中、平北各组第二批野战军，每处至少1万，共3万，候令开至平北作战。

　　军委22日20时

10月24日，傅作义公开发表通电，指责共产党没有遵守蒋介石“就地驻防待命”的命令，与傅作义部发生冲突。通电中说，共产党要承担内战的责任。

毛泽东对于傅作义的指责，指示新华社负责人发表文章予以驳斥，文章的中心是：傅作义企图逃避战争责任。

10月24日这一天，鄂豫边区的李先念、郑位三率领新四军第5师占领豫西南的桐柏县城，尔后和从广东北返的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支队、以及王树声率领的由河南中部南下的嵩岳军区部队，共6万大军，在桐柏山区会师。

10月24日，毛泽东致电郑位三、李先念，他写道：

郑李：

庆祝你们占领桐柏。望努力扩大战果，大批歼灭顽军，占领多数县城，创造新局面。

中央 酉敬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黎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黎：

你们占领铁路地段还太短，要攻占打成一片的几个城市，如像刘邓占领高邑、内丘、邢台、邯郸、磁县等城那样，方利野战。徐蚌间及津济间亦宜如此。

　　军委 酉敬

毛泽东又复电给彭真，就东北的军事力量分布问题写道：　

彭真：

酉齐电告我军发展分布情形，酉养收阅，甚慰。俟大批干部及军队到后，除仍以旧辽宁省及热河为第一位布置力量外，对旧吉黑二省首先是吉林省各重要城市迅速布置相当力量，甚为必要。洮南方面亦望注意。报告大连情况电已收到。

　　毛泽东 酉敬

10月25日，侵占台湾地区的日军在台北举行投降仪式，结束了50年的殖民统治，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0月25日，在桐柏山会师的3支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组建中原军区：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委，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中原军区所属部队分别整编为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野战部队有：

第1纵队：司令员王树声，政委戴季英。下辖皮定均的第1旅、张才千的2旅、刘昌毅的第3旅。

第2纵队：司令员文建武，政委任质斌。下辖第13、14、15及郭鹏、王恩茂的359旅。

地方部队分为：汉江军分区：司令员罗厚福，政委文敏生。鄂东军分区：司令员张体学，政委聂鸿钧。河南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黄霖。

10月25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彭真、程子华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真、子华即转李运昌：

关于组织冀东野战军。

一、蒋介石正由陆海空运兵至平津、唐山、秦皇岛线，其数达20万。其中10万将位于唐山、秦皇岛线，是进攻东北的，运输及到达期均尚未定；10万位于北平、天津线，除一部守备该线外，主力将向热河进攻，此部正在空运及陆运，11月中旬可到齐。

二、我已决定组织冀察晋第2野战军，由萧克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于3星期内组成，5个旅15个大团（每团2000人）位于平北地区，任务为由西向东歼灭由北平向承德进攻之顽军。我黄永胜两团，文年生两团，共约六千（均老兵）到承德，作为热河野战兵团骨干，请运昌速令热河所部抽调较有战斗力者八千至一万人左右，与黄文两部合编为热河野战军，由程子华指挥，迅速巩固古北口地区，配合萧罗作战。

三、我运昌所部冀东部队，迅速区分为野战军地方军两部，即从现有全部队伍中抽调较有战斗力者一万五千至二万左右，编为7个至10个大团，每3团编为1旅，共编为两旅至3旅，总称为冀东纵队，由运昌亲率位于机动地区，依将来情况决定，或者配合我辽宁野战军打击由关内向关外进攻之顽军，或者配合萧罗及程子华野战军打击由北平向承德进攻之顽军。

四、中央对冀东热河两区我军数量、质量、分布位置均不明了，望运昌接此电后一面按照上项方针实行编组部队，一面将两区实况经彭真电告我们，愈快愈好。

　　军委 酉有

10月27日，国民党军第13军、第52军在秦皇岛登陆，进入东北。

10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中局指示电，任命粟裕为苏皖军区司令员，邓子恢为政委，张鼎丞、张爱萍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这一天，粟裕看到中央军委的指示电后，当即致电中央军委说：

“我在华中局阅悉中央以职及张鼎丞同志分任正副司令之电示，不胜惶恐。以职之能力，实不能负此重任。鼎丞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职为高超。抗战以前为长辈；抗战初期，为职之上级；近数年来，又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绩卓著，且对于执行与掌握党的政策，均远非职所能及。为此，曾再三请求华中局，以鼎丞同志任司令，职副之，未蒙允许。为慎重并更有利今后工作起见，特再电呈，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给予之光荣任务。”

这是粟裕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一让司令员职务。

10月29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中局，同意了粟裕的请求，“同意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不称苏皖军区——笔者注）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并兼华中野战军司令”。

华中军区下辖：

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委陈丕显。下辖第1、2军分区及独立旅、直属炮兵团、特务团。

淮南军区：司令员周骏鸣，政委萧望东。下辖第3、4军分区。

由华中军区直接管辖的军分区另有第5、6、7、8军分区。直属华中军区的部队还有：海防总队：政委王治平。解放第1军（由伪军起义改编），军长钟剑魂。解放第2军（由伪军起义改编），军长杜新民。解放第4军，军长戴心宽。

10月30日，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决定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率领所属新8军与河北民军1个纵队共12000余人，在邯郸南面的马头镇举行起义。

高树勋起义后对自己简朴而贴近群众的新生活非常满意，他对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说：

“这里的一切都大不一样，在蒋管区，社会阶层等级分明。……那里只看你有多少金钱，做多大的官，住什么样的公馆。”

10月30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

胡部16军94师（原预1师）、109师，过去任陕西河防，久未作战，22师（原预3师）亦久未作战，今年7月淳化事变时该师一个团守爷台山被我歼灭5个连。3个师人数经此次长途行军后，估计每师实际不超过5000余人。胡宗南25日令34集团全部南援，至29日，李文始令16军一个军南援，已是4天之久，命令上又有到高邑后逐次向南进军之语，似不十分积极。该军一部似可日内开动，另一部似须交防给第3军（两个师）后才能南进，到高邑后，又须查明情况才能前进。如北面地方兵团及民兵能作有力之阻击、困扰，可能迷惑该顽不敢冒进，给我以充分时间，集中优势兵力，放手作战，各个歼灭当面之敌（每次歼灭一部分），然后再打援敌。

　　军委 酉30

稍顷，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个给刘伯承、邓小平的补充指示，他写道：　

刘邓：

为集中一切可能力量歼灭当面之敌，再歼援敌之目的，除令赵尔陆率6个主力团南进外，请你们考虑是否调太行七八两分区主力至磁县地区，准备钳制王仲廉可能北援之部队，沁阳不必打了。

　　军委 酉30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陈毅、黎玉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黎，并告华中局：

一、陈黎酉俭布置甚妥。

二、北面歼灭霍守义，南面歼灭陈大庆，即是援助东北，因为这些军队都是要开东北的。除注意邹滕间战役，不失时机歼陈吴，并还须准备对付更多北上顽军外，北面歼灭霍守义极端重要，请注意该地作战指导，首先歼霍部二、三个团，顿挫其行动，然后各个歼灭之。

三、李品仙亦有开平津之可能，徐蚌间破路及歼灭李部战役，其意义即是援助华北、东北，此点望华中充分注意。

四、破路重在掘毁路基及军民兼顾，掘毁路基使缺乏人力之顽方难于修复，公私兼顾使人民获得利益，方能彻底执行破路。

　　中央 酉30

毛泽东还为中央起草了给聂荣臻转萧克、罗瑞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聂转萧罗及澜涛，并告热河分委：

你们一面组织野战军，一面组织运输队，一面则要指挥冀察现成部队迅速肃清北平、古北口间铁路线上之伪军并控制该路（至少北面一段），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准备野战战场。此项任务必须在11月内争取先机完成之，否则将处于被动地位，不能巩固热河，亦不能巩固张家口。故萧罗下月一个月内必须完成3项任务，第一是组成野战军，第二是组织运输队赴承德接运武器弹药，第三是占领北平、古北口间铁路线，准备野战战场。以上3项任务，澜涛等领导后方工作的同志们须尽全力协助完成之。澜涛等同志的主要精力，今后须转向东方战线，西方战线则由聂耿独力处理之。澜涛电台速与延安联络勿误。关于歼灭石匣、密云、怀柔地区之敌伪，发动该地区民众创造野战战场一项任务，热河分委负有由古北口向南竭力协助萧罗之任务，该地区地方工作之管辖划归热河负责，免去过去三不管状态。

　　中央 酉30

就是在这个时候，晋察冀军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行整军，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萧克为副司令员，刘澜涛、罗瑞卿为副政委，唐延杰为参谋长，朱良才为政治部主任，耿飚、曾涌泉为副参谋长，潘自力、蔡树藩为政治部副主任。

下辖5个地方军区是：

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委林铁。下辖第6、7、8、9、10军分区。

冀晋军区：司令员赵尔陆，政委王平。下辖第2、3、4、5军分区。

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政委刘道生。下辖1、11、12、13、19军分区。

冀东军区：司令员陈伯钧，政委李楚离。下辖第14、15、16、17、18军分区和第11旅。

热河军区：司令员段苏权，政委黄火青。下辖热西、热中、热东、热北军分区。

计划将晋察冀军区所属冀察、冀中、冀晋、冀热辽军区的主力部队整编为两个机动作战的野战军及以李湘为师长、张明河为代政委的直属教导师。

第1野战军位于晋察冀地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4个纵队：

冀晋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委王平。下辖第3、4旅。

冀察军区第1、第12、第13军分区部队各一部组成冀察军区刘道生纵队，辖第8、第10旅。

冀察军区第1、第12、第13、第19军分区组成冀察军区郭天民纵队，辖第6、第7、第9旅和骑兵旅（刘道生、郭天民纵队合称为冀察纵队，郭天民任司令员，刘道生为政委，李天焕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易耀彩任参谋长，下辖第6、第7、第8、第9、第10旅和骑兵旅，共2．5万余人）。

冀中纵队：司令员杨成武，政委林铁（兼）。下辖第11、12、13旅和纵队直属团。

到11月初，晋察冀军区在冀热辽地区组建了第2野战军，司令员萧克，政委罗瑞卿（兼），下辖5个纵队：

第1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下辖第1、2、3旅。

热辽纵队：司令员黄永胜，政委朱涤新。下辖第22、27、30旅和混成旅。

冀东纵队：司令员詹才芳。下辖第12、13、14旅。

冀晋纵队：司令员赵尔陆。下辖3个旅。

冀中纵队：副司令员黄寿发，副政委帅荣。下辖2个旅。

10月31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嘉勉5师和南下部队胜利会师给郑、李、王、戴、王、王指示》，指示中说：

“你们最近在豫南、鄂北的行动已取得主要的胜利，因而吸引了刘峙五六个师的军队对着你们，这就大大帮助了刘伯承在平汉北段的作战……中原部队会师后，应更加团结一致，为创造中原地区的新局面，配合华北、华东、东北的斗争，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制止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黎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黎：

据息，临城陈大庆97军以护路为任务，若干天内似无强大后续力量。惟邹滕地区蒋介石在所必争，必将增兵北进，我以主力位于该区，准备打大歼灭战是完全必要的。渤海军区在德州南北占领两段铁路，占领黄河崖、恩县，歼灭一部敌伪，具有很大意义。望令该军区扩大铁路占领区，发动民众公私兼顾，掘毁路基，并集中注意于歼灭霍守义12军。该军似急于赴东北，决不应让其过去。为此目的，请考虑增加该方面兵力，并加强作战指导。

　　军委 酉世

毛泽东还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

已令赵尔陆率6个主力团南下对付16军，使你们安心歼灭当面之敌，望速指示赵部行进路线。你们是否还感兵力不足，除陈赓纵队主力外，一切在半月行程内可能调动之部队均可调动，以便集中最大兵力。杨张（指杨勇、张霖之——笔者注）派赴邹滕地区协助陈黎作战之一个旅可即西调，4军已陆续入鲁，那边不需要了。

　　军委 酉世

10月31日这一天，中央军委鉴于苏军不赞成东北的部队用八路军的名义，决定将在东北的部队统一组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林彪为总司令，东北局书记彭真为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吕正操任第一副总司令，李运昌任第二副总司令，萧劲光任第三副总司令兼参谋长，程子华任副政治委员。

10月31日傍晚，毛泽东给彭真发去了一封复电。

彭真在给林彪、萧劲光并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1）苏军允许蒋军10月30日在营口登陆，蒋军11月20日将进至沈阳、阜新线，苏军将全部撤走，请林、萧速来沈阳商讨部署。（2）为对付蒋军登陆，拟编派两个旅担任锦州方面作战，3个旅担任营口方面作战。如同意，请令有关部队星夜赶来沈阳，时间紧迫，不可再缓。”

毛泽东在复电的电文中写道：

彭真：

一、31日4时电悉。时间大迫，有军队亦来不及，刘转连、杨国夫才开始到达，就是证明。

请严催已到冀东及山东渡海各部于11月12日前务必通过海城、锦州一线。黄克诚要11月10日才能到玉田，将来只好绕道赴洮南。

三、营口、葫芦岛登陆之蒋军必须抵抗，可能迫使蒋军缓进，我可争取时间。

四、蒋入满只两个军，现方开始由海防、广州起运，目前拟在葫芦岛登陆者似系天津去的一小部，若能有10万军队能打的，可能用野战歼灭之，并且必须确定此方针，按此方针去部署。

五、刘其人、文年生催其速开沈阳不去热河。黄克诚不日可通过平津线。

　　毛 31日18时

欲知毛泽东在军事上还有什么部署？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以战求和则和平存，以和求和则和平亡。深谙这一辩证法，正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面对蒋介石紧锣密鼓地部署夺取东北的计划，毛泽东也立即进行军事动员和整军工作。后来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在中共党内是无人可及的。

第9章 1945年11月1日—

“中国人民被欺骗得已经够多了，现在再不能被欺骗。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话说1945年11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关于11月作战部署的指示电：

林彭，聂萧罗，陈黎，罗李，刘邓，张饶赖：

11月作战部署。

一、情况：东北方面，我以李运昌所部五千为基础已扩大至10万人，惟战斗力弱。我各地入东北部队截至目前止，尚只有万毅、沙克、杨国夫、刘转连、曹里怀、萧华、吴克华等部约3万以上。在路上前进者有山东刘其人师，山东第1、第2、第3、第7等师，四军黄克诚师等部约8万人。而蒋军已决定在葫芦岛、营口登陆，其数约两个军6万人，按其计划是11月12日进至锦州、海城一线，11月底进至沈阳，苏军则于11月底从东北撤完。华北方面，蒋军主力由平绥、同蒲、平汉、津浦4路集中平津，经北宁热河两路入东北之计划，基本上已被我打破。我聂、贺军已击破平绥路蒋军5万以上，包围归绥。我刘邓军已开始击破平汉路蒋军6万（高树勋两师起义投我），并吸引由正太路窜入石家庄之蒋军35000不易北进。我陈黎军及华中已切断津浦路南北中3段，阻滞了蒋军，因此使空运平津之蒋系两个军陷于孤立，亦将使海运入东北之两个军陷于孤立及被南北夹击之地位。

二、我党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而11月开始之主要作战方向已转至东北方面，第二个作战方向则是华北、华中。为此目的部署如下：甲、东北方面，林彭立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葫芦岛至锦州、营口至海城之线尽力阻滞登陆之蒋军，以待已到部队之组成及路上行进部队之到达，并于适当时机坚决歼灭蒋军，不使进沈阳。乙、陈黎、罗李速令山东第一批入东北部队（1、2、3、7等师）兼程北进，第二批部队及四军一部即速起程北上。丙、黄克诚师即速过平津路北上。丁、萧罗野战军限上半月在平北集中编组完毕，待命东进，侧击进入山海关、锦州、沈阳线上之蒋军。戊、刘邓军待当面战役完毕,准备抽出杨苏纵队配足10个团待命北上，另组新纵队代替杨苏。己、华中叶飞纵队待穿上棉衣后起程北上。庚、聂贺军待绥远作战完毕，即以主力转至平津方面，策应东北作战。辛、刘邓、陈黎及华中3处除开东北者外，仍服原任务，准备歼灭必然继续向北进攻之蒋军主力。

三、各部执行情形随时电告。

　　中央军委 戌东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聂荣臻转冀中军区的指示电，他写道：

聂转冀中军区：

冀中黄同志20日电悉。动员一切力量破坏定县至石门铁路甚为重要。我刘邓军在邯郸地区与顽军6万血战兼旬，石门顽军3个师南援，情况紧急，30日高树勋新8军举行起义站到我们方面，顽30军、40军被迫向漳河以南退却，我正追击中。判断石门南进之顽亦必北返，故冀中加紧破路甚为重要。霍守义第12军由济南北上，我渤海军区在德州南北占领两段铁路，阻击该顽，望冀中亦于沧州南北地区占领铁路一二段，动员民众，公私兼顾，掘毁路基，配合渤海行动。

　　军委 戌东

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给李运昌并告彭真的指示电中写道：

李运昌并告彭真：

运昌31日电悉。你的决定很对，你即在彭真、林彪指挥下担任山海关、锦州地区指挥作战，编整部队，运输干部等项任务，而以作战为中心任务。坚决歼灭北进之敌，不要回冀东。詹才芳编成之野战军及在山海关、锦州地区之一切军队及地方工作统归你指挥，而你则接受彭、林指挥。

二、杨国夫师据詹电已到山海关，山东刘其人师前令其去古北口，现令其改开山海关、锦州（请要詹才芳速通知）。黄克诚35000现到冀中，10日可到玉田，请令詹才芳催其速进。山东第1、第2、第3、第7等师亦已开动，月底可到。

　　中央 1日

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致刘伯承、邓小平电，电文中说：

“高树勋起义意义很大，你们处置很对。”

电文中还说，应公开发表高树勋部宣言及起义经过，方式可采取新华社记者访问形式，但须征得高树勋同意，并告诉他公开发表有很大影响。

尔后，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给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周恩来、王若飞的电报中说：

“高树勋率两个师起义，影响极大。”“此战胜利后，将给‘剿匪’军以大震动，现今刘邓清查文件，为数必多，拟公开发表，击破国民党之污蔑宣传。”

11月2日，中央军委任命周保中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三副总司令，萧劲光改任第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任政治部主任。

11月2日这一天，邯郸战役结束。此战历时10天，歼敌1.4万多人，2.3万多人被迫放下武器。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40军军长马法五、11战区参谋长宋肯堂、第40军副军长刘世荣、参谋长李旭东、39师师长司光恺，106师师长李振清、67师师长李学政等高级军官被俘。

11月2日晚，刘伯承、邓小平电告毛泽东说：高树勋很关心延安对他起义的反应，是否请您同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一个贺电。

毛泽东当即起草并发出他与朱德联名给高树勋的贺电：

建侯（高树勋，字建侯——笔者注）将军吾兄勋鉴：

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　　

接着，毛泽东给彭真发去了一封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真：

一、你处与罗荣桓电台、庄河方面电台及承德电台均联络否？如未，须即联络，调兵灵便。

二、罗荣桓已到胶县，正北上中。30日来电，第二期山东决调４万，其中有第１、第２、第３师3万2千，其他8千。

三、沈阳得失决于美军是否协助蒋军进攻，如不协助，依靠你们现有兵力及不久到达之兵力，很能打胜孤立前进之蒋军；如协助，亦需坚决作战，争取时间，控制东西北满。

四、葫芦岛打枪，重庆已有反映，王世杰请苏方令中共撤退，苏方说，这是中国自己的事，他们不与闻。似此如我在葫岛、营口、安东等地坚决抵抗，可能使蒋方有所顾虑，先在关内集中兵力。

　　毛　戌冬

11月3日，毛泽东获悉邯郸战役大捷，致电刘邓等晋冀鲁豫解放军负责人说：

“戍冬未电悉，甚为欣慰。”

11月３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际春、李达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薄张李：

戌江电悉。一、对西北系军官加以优待是正确的，但不要放走。他们如愿意发表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宣言及谈话，应鼓励之。二、一切俘虏官兵照中央指示原则上均收留教育，反动者监视，均不放走，仅在必需时可考虑放走个别的人。三、十分注意搜寻蒋介石的“剿匪”文件（如“剿匪”手册等）并公开发表之，尤其注意勾结美国打内战的材料。

　　军委　戌江亥

11月4日，毛泽东就高树勋起义宣传问题电示刘伯承、邓小平说：

“马头镇距邯郸很近，邯郸系历史名城，因此可称为邯郸起义。”

关于高树勋部起义后的名称问题，毛泽东指示说：因为汪精卫曾用过和平建国军名义，故高树勋部应改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其他名称或仍用新8军旧名均可。

11月4日这一天，高树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以通电的形式发表《停止内战团结建国的起义宣言》，声明脱离国民党阵营，同时揭露了蒋介石企图以“统一”为名吞并解放区的阴谋，说明了起义的原因。他说：

“国民党对外宣传是叫我们北上受降及恢复交通，但实际给我们的命令是北上剿匪，当我们进抵新乡的时候，中央还颁发了一个《剿匪手本》，这些行动与我们全体将士的意志是完全违背的……如果国民党不改变他的现行政策，国民党是会断送自己前途的。”

11月4日晚，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豫北冀南战场胜利捷报》的新闻报道，对邯郸战役的胜利予以重点宣传。

11月４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黎玉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黎，张饶赖及华中局：

邯郸战役２日结束，除逃去3千人外，高树勋率两个师反正，30军３个师、40军３个师全部歼灭，俘11战区副长官兼40军长马法五，11战区参谋长宋肯堂及39师、106师、30师、67师等４个师长，我正予以优待，以利争取。

二、11战区副长官李延年所属，除第８军３个师（美械）在广州待运青岛外，共10个师，计霍守义12军３个师（111师、112师已到济南，117师尚在徐州），何柱国骑２军两个师（何本人瞎眼在重庆，该军军长何人待查）已到济南，王毓文97军两个师（33师、暂30师）在临城，骑８师在徐州，51军两个师在徐州。计在临城、徐州线上者共６个师（均归19集团军陈大庆指挥），均将北上，但战斗力均弱。

三、第２集团军刘汝明所部55军曹福林３个师（29师、74师、81师）、68军刘汝珍两个师（119师、143师）现到尉氏、扶沟、太康、兰封之间，正向兰封集中，判断将开徐州北上。此两军为西北系，战斗力颇强。望利用孙连仲失败，高树勋起义之影响用大力争取。据刘汝明酉有电称，该属30团及120团2千余在太康境内叛变，已令29师进剿。请查明是否拖到我方来。

四、对一切西北系（55军、68军、38军）、东北系（12军、骑2军、51军）展开军运工作，极端重要。对西北系各伪军亦然。

　军委　戌支

11月5日，毛泽东又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重要谈话：《国民党进攻的真相》（见《毛泽东选集》）。他在谈话中说：

“合众社重庆3日电报道，国民党宣传部长吴国桢宣称，‘政府在此次战争中全居守势’，并提出所谓恢复交通的办法。”

“吴氏所说‘守势’云云，全系撒谎。除我军已撤退的浙东、苏南、皖中、皖南、湖南5个解放区全被国民党军队进占、大肆蹂躏人民外，其他大多数解放区，例如广东、湖北、河南、苏北、皖北、山东、河北等省，国民党正规军已有70余师开到我解放区及其附近，压迫人民，进攻我军，或准备进攻。正在向我解放区开进者，尚有数十师。这难道是取守势吗？其中由彰德北进一路，攻至邯郸地区之8个师，两个师反对内战，主张和平，6个师（其中有3个美械师）在我解放区军民举行自卫的反击之后，始被迫放下武器。这一路国民党军的许多军官，其中有副长官、军长、副军长多人，现在都在解放区，他们都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奉命进攻的全部真情。这难道也是取守势吗？我豫鄂两省解放区军队，现被国民党第1、第5、第6等3个战区的军队共二十几个师四面包围，刘峙任该区‘剿共’总指挥。我豫西、豫中、鄂南、鄂东、鄂中等处解放区都被国民党军队侵占，大肆烧杀，迫得我李先念、王树声等部无处存身，不得不向豫鄂交界地区觅一驻地，以求生存，但又被国民党军队紧紧追击。这难道也是取守势吗？”“傅作义将军奉命进攻我绥远、察哈尔、热河3省解放区，已两个多月，曾打到张家口的门口，占领我整个绥远解放区和察哈尔西部。难道这也是取守势和未放‘第一枪’吗？我察绥两省军民起而自卫，在反攻战斗中亦俘虏大批官兵，他们都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进攻等等。”

针对吴国桢“提出所谓恢复交通的办法”，毛泽东揭露说：“这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为着迅速制止已经普及全国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内战”，他提出了3项主张；最后又说：

“中国人民被欺骗得已经够多了，现在再不能被欺骗。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11月5日，罗荣桓一行赴东北途中到了龙口。码头上到处是准备渡海去东北的部队。许世友前来为罗荣桓送行，罗荣桓望着他心爱的战马对许世友说：

“这匹马陪伴我多年啦，送给你吧。”

许世友知道罗荣桓不仅仅是依恋战马，更重要地是舍不得他亲手创建的山东根据地，便将腰间的手枪解下来，双手托着，回赠给罗荣桓。

罗荣桓与许世友握别后，一行人乘船渡海，行至旅顺，遇到苏联军舰的拦截。罗荣桓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苏军舰长怀疑说：

“你是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

罗荣桓从皮包里取出一张照片交给他，那舰长接过照片一看，认出了照片中的毛泽东，也认出了罗荣桓，立即敬了一个军礼，说：

“司令员同志，请原谅。你们可以在旅顺、大连以外的任何港口登陆。”

11月6日，罗荣桓一行人在貌子窝登陆，踏上了东北的土地。

1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见《毛泽东选集》）。他在指示中写道：

“我党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为达此目的，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时又使地主还能生活，使工商业资本家还有利可图；并于明年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济饥民、难民，供给军队的需要，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

“在1946年内，全解放区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务使有一个新的发展。不要因为新的大规模战争而疏忽减租和生产；恰好相反，正是为了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要加紧减租和生产。”

接着，毛泽东发给李富春、黄克诚一封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富春，克诚：

山海关发生战事，该处有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当可迟滞顽军前进，掩护黄梁两部到锦州。黄梁任务是迅速到锦州充当歼灭顽军之主力，你们到玉田后立即调查由玉田通往锦州路线，不走山海关，走山海关以西，荫蔽前进，以免暴露，看地图似以走喜峰口为宜。喜峰口、山海关中间地区是否有直路，请调查。路线确定后，黄梁均应派人率少数掩护部队先行到锦州打前站或径到沈阳设办事处，与东北局彭、林接头，解决两部各项问题。

　　毛泽东　戌虞

11月8日，重庆10个团体各界人士为庆祝陈嘉庚从流亡地印度安全回到新加坡，举行“陈嘉庚先生安全脱险庆祝大会”。毛泽东为大会赠送了一个条幅，上书：“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此时，陈嘉庚对毛泽东也非常敬仰，在自己的住宅怡和轩的会客厅里悬挂了一张毛泽东画像。

11月9日，毛泽东在和萧军谈话中，提到了萧军的入党问题。他说：

“听彭真说，你要入党，我们欢迎，只要你自己什么时候下决心。一个党员不是说要取消他一切特性、创造性。”

萧军说：

“我主要是怕自己发脾气。”

毛泽东说：

“这不要紧，发一点脾气可以的，这叫做大团结里的小摩擦。”

当晚，萧军在日记里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他们对人的态度一例是周到亲切的，这也是一种‘政治素养’。”

自此以后，萧军虽然和毛泽东还有交往，但过去那种无拘无束的气氛已不复存在。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我们似乎全在有意避免一种东西——过去那些不愉快的历史。”后来在1948年，萧军在东北因“《文化报》事件”遭到严厉批判，同情王实味事亦被重新翻出，自此被排挤出主流文学圈。1958年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开展“再批判”，指责萧军与丁玲在延安“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萧军被迫彻底退出文坛，弃文从医。

11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子丑）起草给东北局（寅卯）的指示电，他写道：

寅卯：

一、戌鱼电佳日（戌鱼电，指中共中央东北局11月6日给中央的电报。佳日，即9日——笔者注）收到，有此结果甚慰。

二、目前只争半个月，半个月内黄永胜、文年生两部五千，梁兴初、黄克诚两部四万多必能到沈阳、锦州线。望令山海关我军坚持半个月，即有办法。山东渡海部队须以主力集中营口、沈阳间，照林彪办法部署作战。国民党美械师战力不强，我刘邓已俘缴3个完全的美械师，望扩大宣传以振士气。

三、沈阳步枪既不多，须保留一部装备后到部队，能送一部枪弹去热河否？

四、石家庄李正先（国民党军，下同——笔者注）16军3个师已开始北运，半个月内可能集中山海关附近，石觉13军由上海海运，估计本月中旬可到山海关附近，52军由安南起运，估计本月底可到山海关，你们面前之敌只有这3个军约8万人，孤军深入，地理民情不熟，脱离群众，南方人怕冷，又多新兵，弱点甚多。

五、十分注意控制长春等处机场，必须保证歼灭空运部队。

六、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向民众宣传蒋介石收复东北无功，抛弃东北有罪，造成民众反蒋热潮。派大批民运党务干部去沈阳、山海关线，沈阳、营口、安东线，把发动民众创造战场当作当前紧急战略任务，千万注意。

　子丑　戌灰

11月10日，华中野战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正式组建：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参谋长刘先胜，政治部主任钟期光。野战军下辖：

第6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江渭清。第7纵队：司令员姬鹏飞兼政委。第8纵队：司令员陶勇兼政委。第9纵队：司令员张震兼政委。

11月10日这一天，高树勋的起义部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改称民主建国军，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王定南为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为第1军军长、乔明礼为第2军军长。

11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陈毅、黎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黎：

一、庆祝你们歼灭吴化文的胜利。二、为准备战胜必然要来的大举进攻，除集中与整训部队外，必须创造更广阔的战场，向南北扩展铁路线的占领区，拔除临、滕、邹、兖地区的据点，广泛发动民众，给民众以经济利益。国民党正在重庆开将领会议，实行全国反共，惟调集大军于邹滕地区尚须时日，你们应利用此间隙创造战场，将创造战场的任务当作战略任务。

　　中央　戌真

11月11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黄克诚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克诚立即转梁兴初并告李沙，林彭：

一、佳未电悉。你们不要走喜峰口、平泉线，路太长，又无火车，你们应走冷口及界岭口捷径赴锦州，只有800里。

二、山海关作战已一周，顽军火力盛，士气低，鱼夜我杨国夫师一个团出击，俘兵50，缴炮１门，重机１，轻机18。顽军最怕冲锋，一冲即溃。已令李运昌、沙克指挥杨师坚持山海关，掩护克诚全部速到锦州。惟梁师过界岭口后，望准备随时候令转至绥中（山海关以东），策应杨国夫坚持山海关、绥中、兴城、锦州线，如能坚持一个月至两个月，于大局极有利。

三、由冀东经冷口、界岭口到锦州路上全靠你们自己办粮草，东北局照顾不及，你们立即组织前站人员先行数日筹办给养，亦不要希望坐火车，一切均作艰苦的打算。

四、行军情况每日电告。

　　军委　戌真　申

11月12日，彭真按照中央确定的作战方针，作出在苏军撤退后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3市的部署，并报告了毛泽东。

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会议上作了《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的讲话，他说：

“最近时局发展很快，自从苏联出兵、日本投降后，3个月来有点手忙脚乱，国共两党加上美国都是如此。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列车上了轨道。过去的游击部队正组成强大的野战军。再就是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派遣去东北的干部已在路上的就超过3万，彭真来电说已收到3000人，不包括山东去的。我们组建的野战军，算上已经走的和部分正在走的有：聂荣臻第1野战军原定7万人，现在不到7万；贺龙3万人，现在也不到3万；刘伯承7万；陈毅7万；李先念3万；粟裕5万。关内这6大军区，加上东北一个军区（林彪20万)，共7个大军区。6大军区32万野战军，东北算20万，共52万，再过几个星期，组建工作大体可以完成。

派19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已到9万，正在走的10万。已到李运昌部1万、沙克部2000、曹里怀部2000、黄永胜部4000、刘转连部5000、杨国夫部7000、梁兴初部7000、萧华部2万、万毅部15000。黄克诚部35000，几天后就出关。李运昌到得早，部队已扩大为10万。现在山海关正在打，已打了一星期。从时间上我们还能争取本月的最后18天，因为本月底苏军就要撤走了。黄克诚部如到锦州，这一线老兵就在6万以上。在葫芦岛、营口，国民党军今天还未登陆，可能不登了。仗只在山海关打，时间是完全有的。蒋介石准备空运部队，但美国不出飞行员，苏军不走也不能空运。两星期内我们如能在山海关坚持住，葫芦岛、营口国民党军队不登陆，争取到这两条，我们就有办法。沙克以满洲人民自卫军名义不许美国中将巴贝登陆，他们就没有登陆。最近两星期是一个关键。

我们控制东北的可能性在增长。国民党军在葫芦岛、营口没有登陆，按苏军是允许他们登陆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要求共军撤退，苏军说这是中国的事。以后他们也可能登不了，只有山海关还能坚持争。国民党的兵力尚未集中，平、津要守备，石家庄那里的5个师又手忙脚乱。他们利用空隙进入石家庄5个师、进入济南两个师，但现在都动不得。现在他们计划从北平运一个师到长春，但天津司令部说共军在那一带有10万兵力，不能运走。现在他们顶多可能运3个军。

东北的事情，我们只能做不能说。现在有一部分政权我们接收了，枪接收了12万支，还有些炮，工厂也接收了一些。再有一两个星期，苏军撤走前，必须接收完。接收要有人有兵，现在真正在沈阳附近接收的不多，那方面很紧张，正在进行争夺战。现在差的是长春、哈尔滨，要有个把团，待苏军一走我们就接收。

我们正在调动10万兵力，罗荣桓部4万，叶飞部22000，谭政带5000，杨得志部22000，陈赓部12000，共10万零1000人，准备夹击国民党军。现在用海运，每次6000人，3天一次，迄今没有遇到过危险。东北3千多万人口，我们去了这么多干部和兵，也差不多了。

在关内，可以说国民党军的3路进攻已被我们打破了。今年8月，傅作义率部6万多人，沿平绥线东进，占领已被我们解放的城镇，来势很凶。晋察冀、晋绥两军区部队集结、整训约一个月后，第一个回击就把傅部打到了平地泉，以后一直打到归绥。昨天我们总攻归绥，计划一直打到五原、临河去。现在傅的原计划是被打破了，我们即使不能取得归绥、包头，他要再进攻也困难了。在上党战役中，阎锡山的主力被消灭了，将官被捉者27人。这一仗意义很大，我们已无后顾之忧。上党区是出兵出粮之地。平汉战役（邯郸战役——笔者注）打了10天，是这几仗中主要的一仗，使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北进受阻了。现在潼关至徐州这一带有国民党军30个师，因为这一仗，他们不能前进了，李先念的部队与苏北新四军也起了钳制作用。新四军调山东的只到了两个旅，就配合山东军区部队消灭了吴化文部，过几天，再到4个旅，共18个团，力量就更大了。在同蒲路，陈赓纵队攻占了洪洞、赵城。陈赓部调离太岳，因此太岳还要组织几个团注意防范胡宗南。

蒋介石在重庆开会，实际上是研究如何对付我们。目前国民党对付我们的兵力，最多有127个师（49个军），实际上广州新1师只能出个把团，南京的新6军只能向浦口睃一下，所以充其量也不过50个军。现在我们已搞掉了他们9个军，只剩下40个军了。目前他们要再增加兵力是困难的，除守备要点外，能够进行野战的不会超出一半，而我们的野战军大体已组成了。这一时期，我们缴获的枪支有20万。

我们的方针，既要确定同蒋介石谈判，同时准备蒋一定要打。蒋采取两面策略，我们就学他，也实行两手。我们没有因谈判而影响军事行动，集中了军队，打了3个大仗，东北也派去了干部。

总的来说，蒋一定攻，我坚决打。现在还不能说：我们已控制了东北，在华北占了优势。只有确实打下来了，才能说是我们的。到那时，我们才能提出东北自治的问题。控制了东北，是不是不允许国民党插足？可以允许的。但他们却决不允许我们插足，现在美蒋一定要把我们整下去，给我们压力很大，没有别的方法，只有打。谈判是要谈的。我们不成立中央政府，蒋介石下讨伐令，我们也只是要他收回成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也可以开。如他取消第十八集团军，我们朱彭就搞解放军，我们还可以打电报要他收回成命，取消错误政策。也有一种可能是他不下讨伐令。

美国实际上在干涉中国内政，但也有弱点，必须声明不干涉。有消息说它要派20万美军来，但没有得到证实，可能不致搞到这样。就是来20万，分布在中国也相当稀薄，也弱得很。美国无产阶级声援我们，纽约举行示威是事实，周恩来同志已打电报去了。

蒋军的基本弱点有二：兵心不固、民心不归。还有弹药不济，粮食不足，打仗全靠火力，我们一个冲锋它就垮了，一个手榴弹可以缴它5挺机关枪。还有天时不利，蒋军中南方人多，去北方打仗冷得很。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军心与民心。另外还有杂牌军叛变的可能，如孙良诚可能过来，张岚峰也有可能。此外还有刘汝明、曹福林、商震、冯治安，再加38军。高树勋造成的影响很大，通电传得很广，现在已令各处庆祝。破路也成了宣传战，他们说我们破坏复员，我们说这是制止内战的手段之一。我们组织了破路司令部，公私兼顾，群众得到铁轨和枕木，积极得很。

蒋军来势很凶，对我们压力很大，除抵抗以外，别无办法。我们不打肯定是被消灭，打顶多也是被消灭，为什么不打呢？我们打而胜之的可能性很大。打下去是否会引起世界大战？我看不会。苏联在战后必须休养生息，它不愿再发生新的世界大战，要引起大战，除非有谁去进攻苏联。只要有现在的条件，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美国实际上是在干涉中国，但只要我们不断打胜仗，他也得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苏联能取得胜利，很多人不相信。现在对我们能打胜，就更不相信了。白崇禧的秘书说，白无论如何不相信他们打不胜。如果我们能坚持半年，蒋介石和美国都可能重新考虑问题。

解放区现在要搞生产与减租，新区要搞大的减租运动，彻底地普遍地搞。如果做到这一条，人民群众的元气是会恢复的。对地主的土地是不是要没收？七大的方针还是减租减息，要彻底减，把地主的威风打下去。

生产方面，明年要有组织的搞粮食和日用品。现在大兵团作战，消耗很大。搞工业生产，我们没有大城市，只有中等城市。

如果不彻底减租，群众的情绪不能提高，对生产也没有兴趣。现在要划分前方和后方，不要造成后方工作无人管。恐怕还要两个月，才能走上轨道。

在东北，经济工作是个很大的问题。什么本溪湖，什么抚顺，谁会搞？少奇同志前面说了，谁会搞谁就搞。现在平绥线上开火车的，还不就是那些老人。东北工业占全国80%，要把这80%的工业搞起来，用日本技术人员是可以的。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指示中说：

“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个、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

11月中，柳亚子的《和毛润之先生咏雪词》首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继之在重庆各报上发表，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人们都想欣赏一下“毛润之的咏雪”原作。于是，《新民报》副刊《西方夜谭》的编辑吴祖光就请《新民报》著名记者浦熙修通过她的关系去查询一下毛泽东的原作。

这浦熙修原是国共和谈的新闻专家，在和谈期间与共产党建立了密切联系。她早就见到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还曾拿给张恨水看，希望张恨水和一首，在《新民报》上发表。张恨水觉得这词大气磅礴，非同凡响，因此未敢冒昧应和。如今她见吴祖光有此请求，便将《沁园春·雪》这首词交给了吴祖光。

11月14日，吴祖光以《毛词·沁园春》为题，将毛泽东的原作和他所写的“编者按语”，一并在该报副刊显著位置上发表。

编者按语：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此报一出，立即轰动了山城。正在重庆的美国记者斯特朗评述说：

“毛泽东写的这首词震惊了重庆文坛，那些文化人以为他是一个从西北来的土宣传家，而看到的却是一个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远远超过他们的人。”

国民党方面的反应尤为强烈，国民政府新闻局头目立时召见《新民报》的主持人陈铭德，大骂《新民报》副刊是替共党张目，向共产党投降。陈铭德辩解说：“蒋委员长对他都以上宾相待，报纸发表一首词，有什么不可以！”

过了一天，毛泽东这首大气恢弘的词又出现在《重庆日报》上。两周后，重庆《大公报》还把柳亚子的和词与毛泽东的原词集中在一起，以醒目地位发表。

柳亚子是在10月22日要“附润之骥尾”，和了一首，他写的是：

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可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由此开始，在重庆的郭沫若、聂绀弩也发表了他们的和词及文章；在晋冀鲁解放区的陈毅、在延安的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等人也争相唱和，众多诗人亦纷纷写《沁园春》，10余种报刊连续发表了步韵、唱和之作与评论文章，舆论沸腾，可谓盛极一时。

国民党方面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也暗中组织填词高手，在《中央日报》、《益民报》、《文化先锋》等报刊上，以唱和为名，纷纷填写《沁园春》，更有一些混人也趁机嗡嗡乱叫，或作词或著文，歌颂蒋介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骂毛泽东是反贼，说毛泽东有帝王思想，还胡说词里提出成吉思汗就是歌颂黄祸。在不长的时间内，国民党控制的报刊连续发表所谓“和词”近30首，文章10余篇，但无论其思想，还是其词艺文采，都为人所不齿。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说：“怎么有能耐的人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呢？我们的人怎么那么不争气！”

关于《沁园春·雪》还有一个小故事，在这里不得不补叙一下。早在10月21日曾为毛泽东画像的尹瘦石，在向柳亚子求索毛泽东词和柳亚子词的手迹时，柳亚子特意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写了一段跋文，他写的是：

“余识润之，在1926年5月广州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会议席上，时润之方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也，及1945年重晤渝州，握手怅然，不胜陵谷沧桑之感，余索润之写长征诗见惠，乃得其初到陕北看大雪《沁园春》一阕。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中共诸子，禁余流播，讳莫如深，殆以词中类似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讦之资，实则小节出入，何伤日月之明，固哉高叟，暇日当与润之详论之。余意润之豁达大度，决不以此自歉，否则又何必写与余哉。情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恩来殆犹不免自怜以下之讥欤？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终逊一筹，殊自愧汗耳。”

这幅毛泽东手书、并由柳亚子题跋的作品，后由尹瘦石带到解放区保存了下来。

据说，后来毛泽东又吟成了《忆重庆谈判》一首，诗云：

有田有地吾为主，无法无天是尔民。

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

炸桥挖路为团结，夺地争城是斗争。

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时人见了这首诗，也不辨是真品或是托名之作，便相互转抄，很快就传播开了。

再说11月14日，延安各界在鲁迅艺术学院为伟大的人民艺术家冼星海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为冼星海题写了挽联：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冼星海在1940年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去了苏联，可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该片制作不得不停顿下来，他想经新疆回延安，却因军阀盛世才反共而交通中断，被迫羁留于哈萨克的阿拉木图。在供应十分困难的战时条件下，他相继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第一交响乐”）、《神圣之战》（“第二交响乐”）、管弦乐组曲《满江红》、交响诗《阿曼该尔达》和以中国古诗为题材的独唱曲。因劳累和营养不良，他的肺病日益严重。1945年初，苏联有关方面将他送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医院接受治疗。刚住进医院，冼星海便开始创作管弦乐《中国狂想曲》，致使病情加重，经李立三努力，得到了联共（布）领导人斯大林的批示，在苏联国际救济总会协助下，入住莫斯科一家医院，但终因患上了严重的血癌，不幸于1945年10月30日病逝，年仅40岁。

李立三夫妇与苏方一起为冼星海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致悼词的是后来为《莫斯科——北京》谱曲的苏联著名音乐家穆拉杰利。冼星海被安葬在莫斯科近郊公墓，骨灰盛放于一灰色大理石小匣，匣子正中镶着音乐家的一张椭圆形照片，周围环绕缎制花束，下刻金色俄文：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和共产党员：黄训

11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冀热辽分局，并告东北局、晋察冀局及黄、梁的指示电，他写道：

冀热辽分局，并告东北局、晋察冀局及黄梁：

以锦州为中心之地区为我主力集中作战之战略枢纽，冀热辽分局必须兼顾东南两面，除南面以粉碎从北平向承德进攻之蒋军为目标创造战场、布置工作前已电告外，望迅即派大批干部并有得力领导同志去朝阳建立领导中心，将干部分配于朝阳、凌源、阜新、绥中、兴城、锦西、锦州、义州各县，其任务为发动民众；镇压反动，组织民兵游击队及地方军，创造战场，援助锦州、山海关主力之作战，并为我军建立稳固后方，设立兵站线，供给粮食，收容伤病，输送干部，确保锦、朝铁路线于我手。在这一工作上，分局应接受东北局之指导意见。

中央 戌寒

11月14日午后２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李运昌、沙克的指示电，他写道：

李沙：

一、合众社称蒋军占领山海关，情况如何即告。

二、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必须坚守，掩护我主力黄梁集中锦州，时间至少３星期，多则两个月，望动员民众构筑多道防御工事。

三、凡不得已放弃之地必须于放弃前破坏道路阻敌前进；破坏铁路必须采公私兼顾政策（使民众得木料铁轨等物）及将路基掘毁（掘成宽深之坑,使敌不易修复）。

四、山海关、绥中、兴城一线我军共有多少兵力，战斗力如何，民众发动如何，游击队民兵组织如何，地形利于作战否，即告。

　　军委　14日14时

11月14日晚，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交际处接见了即将迁往东北的自然科学院和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和领导。原自然科学院教员艾提回忆说：

“记得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交际处内灯火辉煌。被接见的教员和干部早早到达了交际处的会议厅，等待毛主席的到来。当毛主席由周扬同志陪同来到我们面前时，大家起立致敬，鼓掌欢迎，会场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毛主席进入大厅时，人们都围站在一起。周扬同志向毛主席一一介绍了我们每个人的姓名和工作，毛主席一一与每个人握了手；当介绍到恽子强同志时，周扬同志说：

‘他是恽代英同志的弟弟。’

毛主席询问了恽子强的一些情况。周扬同志介绍到阎沛霖同志时解释说：

‘他姓阎，是阎锡山的阎。’

毛泽东说：

‘你这个阎好，阎锡山的阎不好。’

毛泽东的风趣引起全场轻松的笑声。在一一介绍之后，大家围着一排长桌坐了下来。毛主席就座之后，开始讲话。他说：

‘你们这次到东北去，是为了彻底解放东北而工作，而斗争的。’

接着，毛主席讲了对国民党作战的战略思想。他讲：国民党的军队比我们多，怎么办？我们的办法是局部以多胜少，要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打无准备之仗，要以一倍、两倍以至10倍的兵力去打仗，打歼灭战。毛主席说：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要用5个指头吃掉他1个指头。’

说着，他用右手的五指紧捏着左手的食指，作了个手势，继续说：

‘吃完他一个，再吃一个，一个一个地吃。’

他讲得极为生动具体，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对敌斗争的教育。那天晚上，毛主席讲了一些关于在重庆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的情况。接见时，主席刚从重庆回延安不久。毛主席说：在重庆谈判中，蒋介石提出关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关系问题时，我说，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好朋友。毛主席还讲了一些在重庆的民主党派和美国友好人士对我们党的同情和支持。整个接见，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毛主席那次接见给了我们极大的精神鼓舞。”

11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电报中写道：

“一面照顾友方信用，同时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3处着陆部队，夺取3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

是日，他又给彭真、林彪发去一封电报，电文中写道：

彭、林：

13日19时电悉。顽13军、52军，已在秦皇岛抚宁地区集中，估计其后续尚有1个军，至少集中3个军，然后向山海关绥中之线攻击前进，目前山海关作战并非真面目战斗。我黄、梁两部42000，远来新到，十分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使歼敌一部，不过小胜，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陷于被动。为避免此缺陷，谨慎使用主力，求于将来决战时，一战解决问题。应令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梁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战，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俟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军集中最大兵力，由黄克诚35000、梁兴初7000、杨国夫7000及李运昌、沙克部，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者（新部队可以参战作为辅助兵力）共约7万人，于有利的时间地点，由林或罗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再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歼灭3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冀东已编成两个野战旅，可调至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的西面山地隐蔽集结，于正面主力决战时，从侧面切断敌军后路。总之，从内线作战着眼，此种方针最为有利。你们是否同意，仍望考虑电复。

毛泽东 戌删

11月17日，毛泽东致电黄克诚等人，发出了《中央关于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宣传攻势的指示》，全文如下：

黄刘洪詹张并告林彭（即刘震、洪学智、詹才芳、张明远、林彪、彭真——笔者注）：

甲、国民党此次进行内战是违背全国人民意志的。它没有可能动员广大的官兵和人民来进行反对人民的内战，军心不固与民心不固，是国民党在此次内战中最大最基本的弱点。你们在山海关一带战斗中，除开在军事上进行积极防御与认真准备战场，以疲劳、消耗敌人兵力外，还必须认真对顽军进行有力的政治攻势，从敌人最基本的弱点上来痛击敌人，以瓦解敌人军心，使敌人丧失战斗意志，然后进行主力决战歼灭之。你们政治机关应从俘虏中及人民中调查顽军内部的政治情况，了解顽军的欺骗口号及官兵情绪，而提出适当的口号，动员全体指战员及人民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宣传攻势。

乙、以下的宣传口号望斟酌采纳：

1、日本打完了，全国应该和平了，你们应该复员回家了，为什么老远的从南方到北方来打八路军。2、天气冷得很，日本早已打完了，为什么要挨冷受冻，来打八路军。3、打日本死也光荣，打八路军死了不值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4、你们的父母妻子在家里苦苦等你们平安回去，你们越走越远，性命越是危险，我们是八路军，同你们无仇无怨，不要打了，想法回家去吧！5、你们是来干什么的，东北日本人都缴枪了，这里没有日本军队，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都有很多日本军队，为什么不去缴他们的枪，你们来干什么？6、我们是八路军，在这里抗战七八年，你我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你们拿着外国枪同外国人一起来打中国同胞。7、想起抓壮丁，你们恨不恨，国民党对你有什么恩，为啥要拼命。8、不打八路军，停止内战，平安回家。9、八路军朱总司令是四川人，四川人快快拖枪过来。八路军不杀俘虏，优待南方人，要回家的给路费、路条，半个中国通行无阻。10、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官长要压迫你们打枪时，你们把枪口朝天放。11、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八路军同你没有仇恨，拒绝你们长官要你们杀害同胞的命令。12、高树勋大将军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率领万多人投了八路军，好男儿要学高树勋。13、八路军讲平等，不骂人，不打人，当兵要当八路军，不当国民党受罪兵。

丙、以上口号及高树勋通电，应印成传单拿到阵地上及敌人后方去广为散发和张贴，动员政工人员和战士在4百里纵深的一切地方写上大小标语，并进行喊话，写信给敌方官长，进行联欢等。政治机关对于这种工作切实组织和勤加检查。

丁、对俘虏官兵除照中央决定处理外，为了揭破敌人欺骗与扩大政治攻势，可在宣传后释放少数俘虏回队，在我部队中应深入优待俘虏的教育。

戊、对于上述工作进行情形望随时电告。

中央 戌筱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邯郸战役和高树勋起义的关注，无不凸显出一个伟大的军事统帅过人的机敏和高瞻远瞩：他首先提出要高树勋发一个宣言，扩大影响；继之在11月5日《国民党进攻的真相》谈话中，用邯郸战役的战果对国民党予以揭露；又在11月10日给东北局的指示中说：“国民党美械师战力不强，我刘邓已俘缴3个完全的美械师，望扩大宣传以振士气”；还在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中说：“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个、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不久，他进一步提出开展“高树勋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学习高树勋部的榜样，拒绝进攻解放区，举行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一系列措施的影响，在后来的战争中的确是不可低估的。据一些相关史料统计，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共有188万人，包括将领1500余名，涉及到陆军240个师，海军大小舰艇97艘，空军飞机128架。正所谓“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如此辉煌的成果，不仅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特例，而且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独特现象。

第10章 1945年11月中旬—

“为了和平、民主，为了人民利益，我们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作一切有效的准备，粉碎国民党空前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为保卫解放区、保卫民主、保卫人民既得利益而奋战，为争取和平民主新中国而奋战。”

话说1945年11月中旬，毛泽东由于一连串的整军工作，过度劳累，患了植物神经紊乱等疾病，一度很严重，不得不一边休养一边工作，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临时交由刘少奇主持。

斯大林得知毛泽东病情严重，非常关心，希望他到苏联去治疗。毛泽东十分感谢斯大林的盛情，也想到苏联去，无奈国内形势紧张，脱不开身，最终没能成行。此后，他一直休养到1946年2、3月份。在此期间，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欧阳山尊及其他一些人，每逢星期天都被派去陪毛泽东打牌或打乒乓球。

欧阳山尊在陪毛泽东打乒乓球时，总是故意把球抽得很远，让他去捡球，增加他的活动量。警卫人员在一旁看着偷偷乐，也不为他代劳。次数一多，毛泽东就看出来了，他也故意把球抽得很远，哈哈大笑道：

“让你也捡捡去。”

打球打累了，毛泽东就进窑洞和江青等人打牌。欧阳山尊不会打牌，只能在一边看。有一次毛泽东赢了个满贯，竟有20多亿。他高兴极了，笑着说：

“这一下把全世界人民都赢来了！”

11月19日，苏联红军正式通知中共中央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军，有红军之处不准中共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共要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国民党军能接收。

11月20日，彭真、林彪、罗荣桓电告毛泽东、刘少奇等：苏方提出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全部交蒋军，有苏军之处不准我与国民党军作战，如我军不撤，苏军将不惜武力驱散我军。

中共中央当即复电给东北局说：

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我们应作秘密工作布置。你们应根据新情况速作布置，东北局本身及林彪应靠西满联系热河，部队主力亦靠西边，罗荣桓、萧华及山东部队靠东面，成立东南满分局，另派部队及负责人（如周保中）到北满佳木斯、嫩江一带组北满分局。现仍在路上到东北的干部均在承德停止。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蒋军斗争。

3小时后，中共中央又致电东北局说：

中央决定改变自10月以来扼阻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方针，并照顾苏联外交，同意我方迅速退出大城市及铁路线以外。从大城市退出后，我们在东北与国民党的斗争，除开竭力巩固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外，主要决定于东北人民的动向及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因此，你们在一切行动中，必须注意政策，给东北各阶层人民以好的影响。从城市退出应保持良好的纪律，除开我们所需要的物资机器可以撤走外，其他一切工厂、机器、建筑均不要破坏，这些工厂在将来若干年后，仍将归于我有，不怕暂时让给别人。……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在业已建立秩序的地方，发动群众控制汉奸及减租运动。国民党将不能满足东北人民的要求，只要我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

11月21日上午，林彪在锦西前线致电中央军委及东北局，他写道：

军委，彭，罗：

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参加作战者疲劳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兴初）师刚到，黄（克诚）师尚未到，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吃不惯高粱，缺乏用费。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故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缺点，向我推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的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仓促应战，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因此在沈阳、营口各地我军不必赶来增援，应就地进行装备与训练，养精蓄神，特别加强炮兵的建设，以待以后之作战。目前黄梁两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进行积极寻求战机。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不拟轻易投入战斗，并拟义县为后方，对敌正面与后面，仍以现实部队与敌纠缠扭打。部队急需补充棉衣、棉鞋，有大衣，望大量筹集，并望迅速大量印地图。

以上意见望军委考虑决定，指示给我们与各兵团，我与各部不能畅通电报。于锦西坎圭附近已开始与敌接触，我即向江家屯转移以利与黄梁会合。

林彪 马8时

11月22日，中央军委致电东北局彭真并东北自治军负责人，电文中写道：

彭罗并林李沙并黄刘洪：

一、顽13军、52军向锦州急进，望集中营口、沈阳兵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梁两部以全力全部歼灭该顽。据报顽13军只有16000人，每连只有六七十人，且无斗志；52军虽情况不明，但孤军深入，军民不和，弹药不继，加之我以全力坚决打击之，是能大部或全部加以消灭的。

二、蒋军困难很多，兵力不够分配，现在顶多只能调5个军入东北，即使苏联允许蒋军控制东北各大城市，在苏军走后，我仍有可能夺取大城市，现在如能消歼其两个军，则将给蒋以决定打击，煞美蒋在全国威风，并给国共谈判和全国反内战运动以极好影响，并对我争取东北及华北斗争亦有极大帮助。望你们根据情况尽一切可能达到消灭该顽之任务，这是决定大局的斗争。

中央 11 22

11月22日，中共中央在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上说：

一、彭林电，戍皓（11月19日）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及城市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我与顽军作战，要我们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彭林未答应。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但近两日情况如何尚不知。望你速探听中苏谈判结果电告。二、顽13军、52军突破山海关向锦州急进，林彪已去前线指挥，但我黄克诚部38000人初到绥中以北集结，疲劳未恢复，其他部队亦未集中，我们已去电必须集中兵力消灭该顽。

这个电报始终没有发给东北的林彪、彭真等人。

11月22日这一天，林彪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上说：

“杨国夫师与我无秘本联系，情况不明。”

11月23日，黄克诚、刘震、洪学智在给彭真、罗荣桓并转中央军委的电报上说：

“与林台秘本始终未弄通，林来报均未译出。请转告林设法送秘本来。”

11月23日，林彪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后，在复电中写道：

军委：

1、我决心在锦西高桥以西山地进行大规模的歼灭战。2、梁师、黄师应迅速到达江家屯地区附近一带，迅速休整恢复体力，鼓舞士气，同时派出干部侦察地形提供作战意见，并以小部控制大小虹螺山构筑据点。3、已令沙、李部在高桥、锦西（30里）附近正面抗击敌人牵制敌先头，目前则派出小部队逼近敌人进行骚扰与夜袭。4、杨国夫部应以1个团接近铁路逼近与吸引敌人，其主力应到杨家掌子、毛家屯一带，望立即行动。5、此战关系全国政治形势，关系东北前途，必须以最高度的积极勇敢，组织与进行这一战役，望加速休整部队，尽可能求得部队的足衣足睡蓄养精力，以便猛冲敌人，向敌人肉搏。

林彪 23日11时

11月26日，刚到辽西不久的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在给中央军委的一封电报上说：

“部队50多天行军，极疲劳。因自华中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及回到东北装备等，现遇到极为困难之情况，无党，无群众，无政府，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

就在11月26日这一天，国民党部队占领锦州，夺取了辽西走廊，打开了进入东北的大门。

11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说：

近两个月来我在东北虽有极大发展，但我主力初到，且甚疲劳，不能进行决战，而国民党已乘虚突入，占领锦州，且将进占沈阳等地。又东北问题已引起中美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铁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在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以及营口、锦州、吉林、龙江、安东等城市，则需准备被国民党军队占驻，我需作撤退准备，目前尽可能抓一把，并布置秘密工作及群众工作的基础，但工作重心不要放在这些城市中。东北局应本上述方针速作部署。但林彪在北宁路附近，罗、萧在东满均各须组织一支野战军，作为机动突击力量。

上项具体部署，由东北局及林彪决定电告。

11月29日，彭真在本溪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根据中央28日来电作出东北局关于今后新方针的指示，他说：

“目前我党已无独占东北之可能，必须改变计划。在过去的情况下，我们把主力干部和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及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及其附近，是正确的。现在由于情况变化，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北满、东满、西满，即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路两侧的广大地区中，以中小城市及次要铁路线为中心，背靠着苏联、朝鲜、外蒙、热河，创造强大的根据地，面向长春路及沈阳附近，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在长春路沿线创造战场，包围沈阳、长春及哈尔滨等大城市，以便在苏军撤退时与国民党争夺这些大城市。”

1945年12月1日，云南昆明国民党当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一”惨案。

这一惨案的起因是因为在11月25日晚，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时事报告晚会，到会者多达6000多人，吴晗、周新民、闻一多参加了晚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4位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了讲演。演说正进行时，包围会场的国民党军队突然用冲锋枪、机关枪、小钢炮对会场上空射击，进行恐吓。第二天，昆明3万学生为反对内战和抗议军警暴行宣布总罢课，提出立即停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口号。学生组织了100多个宣传队上街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和追捕，许多学生受伤。12月1日，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别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炸死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4人，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昆明3万多师生立即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在继续坚持罢课的同时，每天出动100多个宣传队到街头、工厂和郊区农村宣传。从12月2日起，昆明为4烈士举行公祭，一个半月中，参加公祭的各界人士有15万人，近700个团体；全国各地学生也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声援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迫使国民党“公审”并枪决了杀害学生的凶手，并免去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的职务。

12月4日，林彪向中央军委转发了杨国夫的一封电报，电文是这样写的：

中央军委：

国夫电转如下：我师自渤海海陆行进，又在山海关坚持半月之久外，后又运动防御，每旅皆有战斗伤亡，减员2000之多，现部队干部情绪低，战士带枪逃亡者甚多（仅昨夜连跑28人带枪9枝）。原因：部队自出关来，未领分文款项，服装不能解决，生活极端困难。目前部队极须整顿与补充。

林 支转

12月7日，刘少奇等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电报，电文中写道：

第一由于目前国际条件不够，第二由于我在东北还有各种缺点，我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为苏联为了照顾与美国的关系，不能完全拒绝蒋军进入东北和接收大城市，我亦不可阻止蒋军进入东北，即使在苏军撤退后我们消灭进入东北之蒋军占领东北大城市，美军还有可能进入东北。因此我们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15万野战军，建立20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这是一个工作方针问题，望你们迅速考虑成熟，加以确定，否则动摇不定，妨害工作，丧失时机。

……请你们注意目前事实：杜聿明两个军由山海关打到锦州几乎未遇严重抵抗，我之东北新部队还不能作战，黄、梁、杨国夫等部因疲劳没有地方群众配合及各种困难，如不经休整准备，亦几乎不能作战；阻断北宁路及大量歼灭顽军暂时是不可能的。林彪2日电部署以旅为单位分散打土匪、做群众工作是对的。因此目前与顽军作战，我们一切条件都不够。但我们必须利用东北一切对我有利的条件，迅速准备，以便明春能够进行胜利的决战。

必须派必要的老部队和干部去加强长春铁路两边深远后方的开辟工作，建立后方，建立工业，组织与训练军队，开办学校，以便能够源源供给前线，有如汉高祖之汉中。只有这一计划的成功，我在东北的斗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能迟早争取胜利。你们部队和干部应该更高度的分散到内地去建立工作。看到现在，还要看到将来。看到顺利的情况，还要看到困难的情况。你们应抓住现在有利的时机以发展力量，同时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以准备将来。

12月8日，彭真起草东北局给林彪、陈云、高岗、吕正操、李富春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文中还说：　

“我们独占东北目前已不可能，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均为国民党所接收。我在北宁线作战，因主力初到，已不可能阻止国民党军队沿北宁路之前进。因此，我们同顽军的斗争应有长期的准备。同时，为了解决目前主力没有后方与广大的阵地作依托之困难，以及加强新编兵团之作战指挥能力起见，为了使军区有有力之基干部队及县区武装，使我们既可迅速创造根据地，又有机动之野战兵团，我们必须迅速适当地配制力量，把主力与各新成立之兵团合并指挥单位，组成野战兵团，并成立军区基干兵团及县的武装，划分地区统一施政建设，创造广大的阵地，以造成我军与顽军战、和之有利条件，这已成为目前的紧急任务。因此，提出以下部署：

一、以黄克诚师与李运昌部合并指挥单位，担负山海关至锦州大凌河以西沿北宁线之作战，并由李、黄负责另组成一地方性之基于兵团，以共同创造辽热边根据地。

二、暂以梁、罗、杨3师组成一纵队，与李、黄均直接归林指挥。以吕、李组成之后方为后方，担负由大凌河以东至奉天沿北宁线之作战，并协助创造辽西根据地，此一部队将留作为作战重点转移之机动力量。

三、邓克明旅、赵承金旅与24旅直属于吕、李指挥，除参加沿北宁线作战外，首先集中力量解决新民、彰武、法库之土匪，并担负掩护根据地工作之开展。

四、最近登陆之罗舜初部（约14000人），将布置于沈阳以南，辽阳以西地区（包括辽阳、鞍山），与程、曾、唐部合并指挥单位，担负沈阳东北铁岭、清源线以南，沈阳以南辽河以东广大地区之作战，形成3面包围沈阳之局面，创造以奉安线为基线控制大块山区及中小城市之根据地。保安3旅即作为该区域之地方基干兵团。

五、万毅部与聂、张部合并，359旅与周保中部合并，除留相当数量建立地方基干外，组成两个纵队（至少5个旅），统归高、陈指挥，并适当布置开展东北满之根据地（包括吉林）。

六、萧华部（包括吴克华部）除就现划定地区创造安东省大块山区根据地、并以适当的力量控制安东至普兰店之线、确保各海口外，应加强海城至营口线之机动作战力量，准备向北及其东北之机动作战。

七、北满、西满各军区之划分，地方部队之组成及作战重点之确立，请高、陈、吕、李合并具体部署并电告我。

八、各军区必须以大力建设地方武装，并得从各野战兵团中抽出个别连队作骨干。在没有野战兵团之新开辟或偏僻地方，军区一级尤其必须设法培养出地方基干兵团，以肃清当地之成股的反动武装。

九、以上之部署请中央指示，并望林、高、陈、吕、李提出意见，以便立即实施。

12月11日，林彪在给东北局、吕正操、李运昌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上说：

“老百姓说：八路军和中央军都是为老百姓的，彼此不打好了，又认为国民党是中央，旧政权，旧武装人员，皆盼望找国民党接头。”

12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粉碎国民党军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指示》，并批示：“发晋冀鲁豫中央局（太行）、华东局山东（前方及后方两处）、晋察冀中央局、晋绥分局并贺李聂、热河分局、中原局（5师）、东北局、冀东、太岳、冀鲁豫、林彪、杨苏（贺李聂，杨苏，指贺龙、李井泉、聂荣臻，杨得志、苏振华——笔者注）。”：

一、国民党正以强大兵力布置进攻解放区，已到进攻准备位置者，计有44个军，另有若干个独立师；尚在战略开进中者计有10个军。除伪军及独立师外，共有54个军。其中有3个军对陕甘宁边区，5个军对东北，5个军对豫鄂李先念区，实际进攻华北、苏北者还有41个军及若干个独立师，并准备空军广泛使用，企图控制所有铁道线和沿线城市，分割我解放区使我处于不利情况下，来逼迫我接受他的苛刻条件，这一反民主、反人民、反和平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即将爆发。不粉碎国民党军这一严重的反革命军事进攻，中国的和平民主即很难实现。为了和平、民主，为了人民利益，我们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作一切有效的准备，粉碎国民党空前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为保卫解放区、保卫民主、保卫人民既得利益而奋战，为争取和平民主新中国而奋战。

二、为贯彻和平民主的方针，为揭发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必须在全党、全军中，各机关、学校、民众团体中广泛开展反内战运动，发动广泛深入的民主讨论，使解放区每个人民，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指战员，深切了解发动内战者是谁，从历史事实说明：国民党一贯的内战反动政策，在抗战中消极等待胜利，且无数次发动内战，八路军、新四军处在敌后毫无接济，坚持8年艰苦抗战；但在抗战胜利时，又不要八路军、新四军受降与进入大城市，不承认人民流血换来的解放区，不缴敌伪武装，反而集中强大兵力，使用租借物资，联合敌伪军进攻解放区，借外力并联合敌伪屠杀中国人民，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三、国民党反动头子，贪污腐化发国难财，弄得人民饥寒交迫，士兵受冻挨饿，不死于抗日而死于内战；应抓紧国民党一切罪恶行为与铁的事实，坚持自己和平民主立场，向国民党军有系统的、猛烈的开展政治攻势，与争取杂牌、中间实力联系起来，号召他们反内战的起义，逃跑回家和到解放区来，参加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事业。

四、顽军在平汉、上党两役惨败教训后，今后可能避免冒进。且其主力进攻方面是平汉、津浦两线，次要方面是同蒲、平绥、北宁各线。地形平坦，多大村落，这一自然条件比较有利于顽军作战，因其素质是火力强、战斗力弱（但不是一击即溃）。平原易侦察、警戒、连络与发扬火力，村落易变为堡垒，且便于大兵团行动。但他有许多不利条件：如后方不巩固，进攻的41个军中还需相当大的兵力担任守备，且因待遇不公，杂牌不满，纪律败坏，人民反对，补给困难，兵心不固，南人北地，地理民情不熟。而我则有广大解放区与万万以上民众作依靠，百万主力军与地方军以逸待劳，二百万以上民兵协助，补给方便等有利条件；只要我有团结一致的决心，有很好的指导和准备，我便能粉碎其进攻。然而我装备差，火力弱，不大熟习大兵团正规战，战术素养不强。为克服我这些弱点，必须提高战术，加强相互间、步炮间的协同教育，尤其夜间战与村落战的练习，在平汉、津浦线我主力兵团更须特别注意，并须尽可能争取时间对主力兵团整训补充，建设必要的后方工作、军区工作，作长期打算。

五、为了粉碎国民党军这次严重地大规模地军事进攻，必须取得各方面工作的有效配合，尤其地方兵团、游击队、武工队、民兵等的密切配合。除对他们一般的政治动员与军事训练外，还须着重于普遍地破袭爆炸教育。各主力兵团、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要认真去注意这一工作。准备顽军全面的大举进攻时，进行一次统一地全面地有组织有计划地大破袭（如百团大战时之一致协同动作，时间另行电知），将所有铁道、公路、桥梁、电线、仓库、飞机场等给以广泛地摧毁，使一切交通动脉在同一时间断绝。为完成这一任务的技术准备，各局必须通令各部队、各军区认真准备，如炸药、工具、侦察、分工、组织等。忽视这些具体工作的进行，即是空谈，并须在来年1月中旬准备完毕。同时，也不应因准备大破袭，而妨害或放弃现在的破袭。

六、动员群众帮助运输粮食、弹药、救护伤员外，在预定顽军可能进攻地区，适当时期进行空舍清野，广泛埋雷爆炸，把抗战中许多宝贵经验集中起来，普遍发扬。从反顽进攻中教育锻炼广大人民，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了解到战争同切身利益是一致的。

全党、全军同志，紧张起来：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中央军委

12月14日，林彪对东北局的工作极为不满，他在给东北局及李运昌、吕正操的一封电报上说：

“在东北新成立的十多个旅，成份皆极坏，皆缺乏政治认识，流氓、土匪、宪兵、伪军甚多，真正的工农成份，亦被带坏。这些部队所见之李运昌部（3个旅），亦无战斗力，对群众纪律极坏，不但不能发动群众，反而造成群众对我不满，不但不能消灭敌人，反而助长敌人士气，不但不能打土匪，且受土匪勾引。”

12月15日，毛泽东带病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对党内的指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见《毛泽东选集》）。他在《方针》中对“1946年各解放区的工作”提出了10点要求：

1、“粉碎新的进攻。”“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2、“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3、“练兵。各解放区野战军，一般业已组成，地方军亦不在少。目前扩兵一般应该停止，而应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不论野战军、地方军、民兵，都是如此。”4、“减租。”“使广大群众，在此运动中翻过身来，并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5、“生产。按照11月7日指示，各地立即准备一切，务使1946年我全解放区的公私生产超过以前任何一年的规模和成绩。”6、“财政。”“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仍是解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方针。”7、“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8、“救济。各解放区有许多灾民、难民、失业者和半失业者，亟待救济。”9、“爱护本地干部。”10、“一切做持久打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2月17日，黄克诚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上说：

“部队武器仅补充步枪1200枝，轻重机枪44挺，山炮10门，野炮4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杨（国夫）师、梁（兴初）师稍多一点。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为不满。”

这正是：毛公先事而绸缪，临时主事虑不周。

东北政从多门出，将士临战无措手。

12月20日，乔治·马歇尔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来到中国，开始介入国共之间的调停，国共双方恢复谈判。国民党代表是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

12月22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并东北局，告之各部驻地及实力，电文如下：

军委、东北局：

一、各部驻地：梁兴初师驻阜新西20里之海州，罗华生师驻北镇，杨国夫师驻黑山，黄克诚师师部在阜新，7旅在清河边门，8旅在阜新西北40里之王府（贝子府），10旅驻义州，独立旅驻新邱，冀热辽军区军直驻北票，22旅驻北票朝阳一线，27旅驻朝阳，30旅驻锦州西北山地。

二、各部实力：梁师3个团3016人；罗师3个团6238人；杨师3个团5127人；归杨师之39旅2123人；黄师7旅3个团6800人；8旅6000人；10旅3个团6900人；22独立旅5716人；师直4835人；冀热辽军区：军直2247人；22旅3个团（新部队）4500人；27旅4500人；30旅4200人；炮兵旅2250人。

12月25日，彭真、罗荣桓、萧劲光向林彪通报了最新统计的东北部队实力及分布情况，电文如下：

林：

我军实力各分布如下：1、龙江军区刘锡增部8500余人，枪3000支，分布于龙江、嫩江、开通一带。2、辽北军区倪部1.2万人，枪8400支，重机枪40挺、轻机枪115挺、各种炮10门，该部分布于黎树、西安一带。3、辽西军区邓陶部1万人，分布于康平、法库一带。4、吉林军区万周部3.8万人，枪2.4万支，分布于长春附近海龙城、梅河口一带。5、延吉军区罗文涛部8000人，枪3000支，分布于延吉周围。6、滨北王聂部1.4万人，分布于滨北。7、孙光2000余人，分布于佳木斯。8、吴克华部2万人，山野炮4门，步平速射炮13门，迫炮14门，掷弹筒120具。重机枪64挺，轻机枪120挺，步马枪8005支，分布于海城、营口、盖平一带。9、萧华2000人分布于安东、貌子窝沿海一带。10、359旅8000人向北满前进中。11、辽宁军区程罗部4.82万人，分驻于抚顺、本溪、辽阳、鞍山。12、杨部2万人。总直5000余人，分驻本溪附近。

上列各部再加梁、罗、杨、黄、李、陈合计人数27.3万人。

12月27日，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得到了民主同盟和其他民主人士的的赞同。

12月28日，毛泽东在病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对东北局的指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见《毛泽东选集》）。他在指示中写道：

“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也不是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建立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据《毛泽东选集》注释语：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笔者注）。”“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

12月28日这一天，毛泽东还给在美国的司徒美堂先生写了一封信。

本传前面已经介绍了司徒美堂先生。他在在1941年冬回到重庆之时，蒋介石夫妇对他毕恭毕敬，到访必迎，出则亲自搀扶到门外，并许以国府委员之职。而司徒美堂目睹了国民党腐败和大后方民众的困苦，对国民党感到极为失望，于是便拒绝加入国民党并不肯任官职，只受聘为中国国民参政会华侨参议员。司徒美堂在重庆期间，经陶行知等人介绍，两次拜访了周恩来。1942年秋，他在重庆又受到中共方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口头转达了毛泽东“欢迎美堂先生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延安”的邀请，并赠送延安生产的羊毛毯子、陕北小米、河南小枣。司徒美堂复函向毛主席表达了敬意和谢意，后因需赶返美国，未能访问延安。1945年3月12日，“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纽约举行，决定将洪门致公堂改组成海外华侨政党“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全美总部的主席，成为举足轻重的美洲侨领。他在会上联合美洲各华侨报界发出著名的《十报宣言》，提出“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同时他还被推举为联合国成立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华侨顾问。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过问政治的热情日增，表示要回沪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回国前他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蒋介石，毛泽东和民盟方面均复信欢迎，惟蒋介石不予答复。毛泽东在给司徒美堂的信中写道：

纽约司徒美堂先生勋鉴：

顷接11月27日代电，反对内战，力争民主，不胜钦佩。敝党代表团久已抵渝出席即将召开之政治协商会议，并已向政府当局提议立即无条件全面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谋国家之团结、统一与和平建设。尚祈贵党与全美侨胞，一致主张，促其实现。民族前途，实深利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46年1月，罗荣桓病情恶化。毛泽东即刻给罗荣桓发电报，催他到医院检查，在原日本陆军医院检查确诊为肾癌，医生认为必须做手术。因为苏军医院设备简单，不能做大手术，东北局决定送罗荣桓去大连治疗。

1月2日，毛泽东在病中起草关于坚持东江地区的斗争问题给林平、曾生的指示：

林平并曾生同志：

林亥俭电悉。莫斯科3国外长会议公报声明他们商定中国必须是团结民主的国家，对中国停止内部战争亦有一致的意见。周恩来同志等在重庆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获得国内外广大同情。和平局势大体可定，惟达到和平还会有曲折，还须经过严重地斗争，国民党必然想再进行军事上对我更大的压力，夺占我一些重要阵地之后来实现有利于他的和平局面，我们要准备回击他这些进攻。你们那里也是一样，在粤闽两省之内我们已经有的力量，必须坚持一个时期很艰苦的斗争，争取在和平局面实现时，我们能在粤闽地方政权中也能取得一定的地位。这依靠你们根据自己力量和各种条件灵活地去领导当前的斗争。据林平同志亥俭电，知道你们目前处境已相当困难，我们已告重庆在同国民党谈判停止内战问题时包括广东琼崖等地停止军事进攻，只要你们熬过当前二三个月，可能改变这种困境。至于军事上具体布署，你们可按具体情况自作决定。对林平同志提出在江南各地区留下精干武工队坚持斗争，主力向惠紫突围到海陆惠紫五广大地区内活动及区委和电台移香港的建议，我们没有不同的意见，请你们自己商量决定。

　　中央 1946年1月2日

1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保卫承德、张垣（张家口的别称，下同）的战斗部署给聂荣臻等的指示，他写道：

聂刘、程萧罗、运昌、詹、孙林、刘邓并林彪、陈饶张黎（指刘澜涛、程子华、萧克、罗瑞卿、李运昌、詹才芳、孙毅、林铁、刘伯承、邓小平。陈饶张黎指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笔者注）：

甲、蒋顽强调无条件恢复交通，有条件停止军事进攻，与我无条件停战才能恢复交通相对抗。企图以此达到推迟与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并狡猾地要求在满苏军迟撤（2月1日），利用推迟接收东北，以便集中力量先取承德、张垣。他在国内外压力下势必停止内战之前，企图集中力量控制战略要点，隔断华北、东北，降低我党我军地位，动摇3外长会议后美对华目前政策，恢复赫尔利政策，以便迫我在谈判中接受其苛刻条件。

乙、为坚持和平、民主方针，我必须保卫承德、张垣，其战斗部署提议如下：

（一）以杨苏纵队、赵尔陆纵队、冀东主力4至6个团，约3万人，组成强大突击集团，荫蔽集中于平泉附近地区，待敌进逼平泉以东适当地点，以突然动作坚决消灭西进敌之一部或大部。以李运昌部4个旅为箝制兵团，一部沿朝阳、平泉段铁道节节抗退，主力由北向南侧击，重点置于义县、凌源（建昌）段，截断西进敌之后路。冀东军区应向平津段及塘沽、山海关段，有重点的进行破袭，并须控制车站，哪怕是一两天的占领也是好的。平北分区应集中全力向平古段进行破袭，古北口至承德应有一部兵力纵深防御，以上均由程萧罗部署。

（二）冀中军区、晋冀军区应向石平铁道及平津近郊有重点的破袭，并须尽可能烧毁机场，控制车站，以上由荣臻部署。

（三）冀南、太行军区应各有3个团向石家庄近郊之南、西、东进袭，务使第3军及22师不能北调，抑留石保线，以上由刘邓部署。

（四）渤海军区尽可能进袭津沧段及塘津线，以上由陈饶部署。

（五）义县、阜新段须截断，由林彪部署。

以上各项，电到后立即行动，并将行动部署及所获成绩向军委报告。

　　军委 子江

1月4日凌晨，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坚持和发展江南游击战争的指示，他写道：

华中分局并华东局：

浙东、苏南、皖中、皖南我前留下之游击队，现在情况如何，与你们有无联系，望告。现在国共谈判，因有美国参加，很可能于最近停战。在停战后将继续讨论我之驻兵、恢复交通及参加政府等问题。如我在江南仍有游击队活动，我仍可争取在江南的某种合法地位，如驻兵若干及参加若干县政府等，这对我在江南今后的工作关系很大。望你们设法坚持并相机发展江南的游击战争。浙南、闽东游击更须坚持并发展之。

　　中央 子支

接着，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死守平泉、凌源、承德的指示，他写道：

程萧罗并林彪、克诚、运昌（程萧罗指程子华、萧克、罗瑞卿。克诚即黄克诚，运昌即李运昌——笔者注）：

据恩来同志子江电告，国民党、马歇尔已同意立即停战，双方停战命令可能于10数日内下达。望你们即令前方部队死守平泉、凌源、承德，不得退让，同时迅速集中兵力打击进攻之顽军。林、黄（指林彪、黄克诚——笔者注）应不惜重大牺牲打击阜新至义州之敌，截断铁路牵制顽军西进。李运昌、黄永胜部应以一切努力阻敌前进，截断顽敌之后方铁路交通。这一切作战之目的是为保持热河这一战略要地于我手中，最近一二星期的战斗，带着决定的意义，各部须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任务。并将你们布署立告。

　　中央 子支　

1月4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建立东满、南满、西满、北满4大军区。由林彪任民主联军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任副总司令，程子华任副政委，萧劲光兼任第一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任总政治部主任，周桓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叶季壮任总后勤部长，杨至诚任总后勤部政委，贺诚任总后勤部副部长。

林彪将战斗力最强的两个老部队山东1师（梁兴初部）和新四军3师7旅（彭明治部）划归总部直属，其他各部队根据所在地区分别置于大军区领导之下。

南满军区：程世才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辖安东、辽宁军区和辽南军分区，并指挥东北民主联军第3（吴克华部）、第4纵队（胡奇才部）。（安东军区辖第3、第4军分区和安东保安司令部、安东保安纵队；辽宁军区以张学思为司令员，白坚为政治委员，辖本溪地区，下属1个军分区，保安第3旅和3个保安司令部，约1万人，后来3月间辽宁军区撤销。）

北满军区：高岗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辖松江、合江、嫩江、北安军区，并指挥山东解放军第7师（杨国夫部）和第359旅（刘转连部）。（松江军区以聂鹤亭为司令员，张秀山为政治委员，辖哈尔滨地区，下属哈东、哈西、哈南、哈北4个军分区，约1.4万人；合江军区辖第1、第2军分区和哈北军分区；嫩江军区以王明贵为司令员、刘锡五为政治委员，辖油河、泰来、洮南、白城地区，下属4个军分区，警备第1、第2旅，约8500人，1月间，所属第4军分区编成嫩南军区，调归西满军区建制；北安军区以叶长庚为司令员，王鹤寿为政治委员，辖北安地区，下属3个支队和1个军分区，共约8000人；第7师辖第19、第20、第21旅。）后来在4月间，成立牡丹江军区，以李荆璞为司令员，李大章为政治委员，辖3个支队及直属炮兵团，归北满军区建制，同月，改称绥宁军区，6月间撤销，部队分别编为合江军区第1军分区和东安军分区。

西满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后为黄克诚），李富春任政治委员，辖嫩南、辽西军区，并指挥新四军第3师（黄克诚部欠第7旅）。（嫩南军区辖洮安、扶余、安达支队；辽西军区以邓华为司令员，陶铸为政治委员，辖沈阳以西和阜新地区，下属第1、第2、第3军分区及保安第1旅和工人训练总队，约1万人；新四军第3师辖第8、第10旅和独立旅。）

东满军区：周保中任司令员，林枫任政治委员，辖通化、吉东、辽北军区（通化军区辖由原辽东军区通化支队改编的杨靖宇支队、由朝鲜义勇军南满第1支队改编的李洪光支队；吉东军区辖2个警备旅；辽北军区以倪志亮为司令员，郭述申为政治委员，辖梨树地区，下属3个军分区，并指挥由东北挺进纵队改编的第7纵队（万毅部）第19、第20旅，由山东解放军第2师（陈光部）改编的第22、第23旅，由原吉林军区部队组建的第24旅。

此时，东北民主联军总兵力已达32万人，成为抗衡国民党独霸东北的强大力量。

欲知东北局势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尽管毛泽东早已提出要重视东北问题，且已派出彭真等大批领导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地区，先是成立了东北局，在10月底又成立了以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委的军事领导机构，但从11月21日林彪的电报及此后他和黄克诚、杨国夫等人的往来电报中可以看出，在地方党的支持和后勤补给方面是相当的不如人意。这种状况自然与苏军将大、中城市和铁路线交给国民党接管这一特殊时局有关，但归根结底，问题还在于内部没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指挥机构的缜密计划和具体部署。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从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到东北局，再到军事长官林彪，各发各的指示，政出多门，不糟糕才怪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不得不带病工作，发出许多指示，并在后来的6月间重组东北的军事指挥部，任命林彪为总司令兼政委，这的确是非常必要的。

另外：关于提出“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问题，有人在毛泽东身后搞了不少小动作；企图颠覆世人对历史的认知。

本传在前面交代过，毛泽东在1945年10月11日从重庆回到延安后，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一方面仍努力争取和平，一方面指挥着东北的对敌斗争，并着手全面的整军工作，积极备战。正是由于过度劳累，患上了植物神经紊乱等疾病，一度很严重，在11月17日向黄克诚等人发出《中央关于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宣传攻势的指示》后，他不得不一边休养一边工作。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临时交由刘少奇主持。尽管如此，毛泽东在12月28日又带病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东北局的指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在《毛泽东选集》注释部分被编者称为“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后来在1985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再版《毛泽东选集》之时，竟然将有关题解中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内容删掉了。

此后，更有人断章取义，罔顾11月22日中央指示电中说友方要求“长春路沿线及城市交蒋，有红军之处，不准我与顽军作战，要我们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这一前提，仅凭“彭林电，戌皓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几句话，便断言“刘少奇在致重庆周恩来电中，将这一战略思想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还说什么“在东北战场的困难时刻，刘及时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思想和斗争策略，指导东北军民打开了局面。”这岂不是太夸张了吗？！为此，本传在修改时已经将这封电报全文引入，请认真看看吧。

关于这个问题，一位东北解放战争的亲历者、《四野战史》领导小组副组长、被林彪称之为“一个苏静等于十万兵”的苏静中将，曾在一次修改《四野战史》的会议上讲得非常明确，他说：“‘让开大路，占领两厢’问题，你们刚才在说明中讲到，说是中央和毛泽东给东北局没有这个批示，没有这个提法，这个我显然不同意。为什么呢？我在那里亲眼看到了，而且1962年的《四野战史稿》，就专门有这个题目，叫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并不是现在才发现的。这个‘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当时我觉得挺好，觉得比农村包围城市提法更符合东北的实际。而且中央和毛主席给东北的批示，也是这个主要精神。”“‘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是陈云、高岗、洛甫的主张，中央接受了，指示他们执行了，集中起来，胜利了。’这个不是中央的指示吗？怎么能说没有这个内容呢？抓住这个，中央文献研究室1985年再版把毛泽东选集有关题解中‘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几个字删掉了，作为一个根据，我想这是站不住脚的。”

第11章 1946年1月—

“不要幻想蒋会真的变成民主派，不要幻想他会改变消灭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与共产党的企图，不要幻想此后的政治斗争（包括特务斗争）会松懈下来，相反的，在武装斗争基本上结束以后，政治斗争与秘密的特务斗争必将更加激烈。”

话说1946年1月5日凌晨，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在停战前应坚守阵地歼灭来攻之敌的指示：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国共谈判由于马歇尔的参加，双方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军事冲突并双方恢复交通，可能于最近成立协议，停战命令可能于最近10天内下达（但还有可能再拖延若干时日）。但国民党在停战前可能向我作突然之袭击，如在热河，国民党军即正进行积极的进攻，企图在停战前控制更多的要点，造成对彼有利之形势，然后实行停战。望各地提高警惕，坚守阵地，勿作轻易之退却；对于来攻之敌，仍须坚决彻底消灭之。在最近10数日内，我军对于深入我区之据点，如能拔除者，应迅速拔除；对于某些交通线能控制者，应迅速控制。一切行动须有在10天后作一结束之准备，但不应该对国民党发动战略性之进攻战役，在国共停战谈判中，我方声明对未解除武装之日军及伪军的战斗行动除外，满洲问题亦除外。

　　中央 子微

1月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国民政府代表张群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

同时，国共双方代表还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详情见1月10日公布的内容）。

1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山东野战军正式组成：由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兼任司令员，山东军区副政委黎玉兼任政委，宋时轮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

山东野战军下辖：

第1纵队：司令员叶飞，政委赖传珠。下辖第1、2、3旅。

第2纵队：司令员罗炳辉，政委赵启民。下辖第4、5、9旅。

第7师，亦称第3纵队：师长谭希林，政委曾希圣。下辖第19、20、21旅。

第8师：师长何以祥，政委丁秋生。下辖第22、23、24旅。

同时，山东军区所属5个军区也进行了整编：

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委罗舜初。下辖5个军分区。

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王麓水。下辖3个军分区和1个独立支队。

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政委唐亮。下辖3个军分区。

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林浩。下辖5个军分区。

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政委景晓村。下辖5个军分区。

1月7日这一天，毛岸英随苏联派来为毛泽东治病的专家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大夫从莫斯科乘飞机到迪化，又乘飞机由迪化到西安，再从西安飞到延安。

时值三九严寒，西北风刮得黄土高原上天昏地暗，凛冽的寒风中摇曳着干枯的树枝。飞机在延安的上空，转了个大圈子，向机场俯冲降下时，把人颠得几乎从座位上掉下来。

飞机刚一停稳，毛岸英第一个走到机舱门口，在那些陌生的人群中寻找着父亲的身影，他心里想，爸爸太忙了，爸爸会来吗？突然，他的眼睛一亮，人群前面那个和照片上一模一样的人不就是爸爸吗？他迅速走下舷梯，朝父亲奔去。

毛泽东看着眼前和自己一样高大伟岸的年轻人，也快步迎上前去，张开双臂，紧紧抱着已经分离了近20年的儿子，激动地说：

“你长得这么高了！”

毛岸英也紧紧地搂着爸爸，连声说：

“爸爸，爸爸，我想您呀！”

毛泽东看看儿子，也说：

“我一样想你呀！”

毛泽东拉着儿子的手，上了吉普车，回到他的住地枣园。

此时的毛岸英，不但懂得俄、英、德3种语言，而且还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参加了对德国法西斯的大反击战，经历了战火的考验。

那是在1942年5月，毛岸英用俄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最高统帅部

敬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5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眼看着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国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

致革命敬礼！

谢廖沙1942年5月于伊万诺夫（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毛岸英将信发出去10天后，毫无音信，他又写了第2封、第3信。后来，他见到了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曼努意尔斯基将军，在他的迫切要求下，被批准进了军校学习军事，先后在苏雅士官学校速成班、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3年1月，毛岸英加入联共（布）党组织。他在军校毕业后，获得中尉军衔，被任命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一个坦克连的党代表，终于参加了苏联的大反击战，千里长驱，英勇杀敌，穿越了波兰、捷克等好几个东欧国家，直至攻克柏林。

在这次回国前夕，毛岸英受到了斯大林的亲切接见。斯大林赠给他一把手枪，作为对他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卓越表现的最高褒奖。

毛岸英向父亲汇报了自己在苏联的情况。毛泽东要求他脱下苏式军装，换上自己以前穿过的旧棉袄、棉裤，转眼间把一个“洋学生”、“苏联军官”打扮成了一个陕北农民，一个土八路。

江青对毛岸英也显得特别亲热，她忙来忙去地招呼着毛岸英，还说马上就要给毛岸英编织一套毛裤、毛背心、毛袜子。

毛泽东对儿子说：

“你过去是吃面包喝牛奶，回来要吃中国饭，吃陕北的小米，小米可养人啦！”

他又问儿子：

“你在苏联经常读中国的书吗？”

毛岸英说：

“经常读的，能找到的我就找来读。”

“读过什么小说么？”

“读过《红楼梦》、《水浒传》，还有鲁迅的作品。《红楼梦》里的诗词不大好懂。”

“还好，应当知道中国的知识，更要懂得中国革命的知识。”毛泽东说罢站了起来，遥望着延河那边正在凤凰山上开荒的人们，缓缓说道：“岸英，你在苏联长大，国内的生活你不熟悉。你在苏联大学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这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毛岸英领会了父亲的意思，就说：

“是的，我离开中国这么久，在苏联大多过的是学校生活，中国农村我不知道，也不会种田，我愿意向农民学习。”

毛泽东给儿子讲了一个孔子的故事，他说：

“有一次，孔子的学生问他种田的事情，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学生又问种菜的事情，孔子说，我不如老圃。”

他顿了顿，又说：

“你在莫斯科睡得那么好，一人一个床，到了延安，就是炕上铺张芦席子，底下烧火，不要怕。老百姓有虱子呀，不要怕，有水就多洗一洗，没水，就用手多捉几个。”

毛泽东说到这里，自己也笑了。他最后说：

“过些时，我替你找个校长，往劳动大学去。”

“好，很好！”

毛岸英爽快地回答着。

1月7日晚，毛泽东给次子毛岸青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岸青，我的亲爱的儿：

岸英回国，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很是欢喜。看见你哥哥，好像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你妹妹（李讷）问候你。她现已5岁半，她的剪纸，寄你两张。祝你进步、愉快、成长！

毛泽东

1月8日，毛泽东给在苏联求学的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和张太雷的子女等人写信说：

“正如你们信上所论，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适当的。总之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健壮，愉快，进步，并希望你们团结一切在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

再说毛岸英从小受到的是欧式、特别是俄罗斯式教育，和人谈话高兴时就旁若无人、开怀大笑；听不懂、搞不明白的时候，就耸耸肩，摆摆手。毛泽东看到儿子这些动作，很不高兴，他认为是一种毛病。毛岸英也逐渐发现，在谈话时，爸爸总是用他那双眸紧紧盯着自己的手势；自己一有手舞足蹈的动作，爸爸那双锐利的眼睛便会盯得自己莫名其妙，很不自在。久而久之，毛岸英意识到，爸爸可能是看不惯、不喜欢自己的动作。爸爸没有直说，只是用眼神告诉自己要注意，要改掉。毛岸英果然猜对了。有一天，毛泽东对儿子说：

“你现在是在中国，在延安，不是在苏联。你要按照东方人的传统习惯行事。年轻人在长辈面前，在年纪大的人面前，要文静，要规规矩矩地跟人说话，不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你先去看看延安的老同志。见了人不要没大没小，年纪大些的，你喊他伯伯、伯母，叔叔、婶婶；最老的要喊爷爷、老爹爹、老奶奶；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你就喊他哥哥，或称同志。不能随随便便就直呼人家的大名。”

毛岸英按照父亲的嘱咐，就到各个窑洞去看望老一辈人，一一问候：

“周伯伯您好！邓妈妈您好！”

“朱爹爹您好！康妈妈您好！”

有一次，毛泽东让陪他打乒乓球的欧阳山尊一起吃饭，江青、毛岸英也坐在旁边。毛泽东一面吃，一面对欧阳山尊说：

“医生不许我抽烟，不许我吃辣椒，我都遵命照办，可是不让我看文件读报，这是要我‘失业’啊，这些都是我工作的重要方面嘛。”

欧阳山尊说：

“主席，医生的意见是为了让您更好的休养，早日恢复健康。”

一会儿，毛泽东的一碗饭吃完了，他问毛岸英：

“我添过饭了吗？”

毛岸英说：

“还没有。”

“那就再吃一些。”

毛岸英给他添了饭，他接过饭碗笑着说：

“每天不工作光吃饭，这不成了个饭桶嘛。”

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吃完饭，毛泽东和江青、欧阳山尊、毛岸英围在一起聊天，他问毛岸英：

“你在苏联听到那里的人对美国原子弹的议论了吗？”

毛岸英回答说：

“都说那个家伙蛮厉害的咧。”

“厉害是厉害，不过要是美国向苏联丢原子弹，世界人民都会起来反对。”毛泽东说到这儿，停了一下，用一种父亲对儿子的语气说：“年轻人就是毛毛躁躁的。”

他笑了笑又说：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

不久的一天，毛岸英从部队回来看爸爸，毛泽东问：

“你在部队吃么子灶？”

毛岸英说：

“吃中灶。”

毛泽东说：

“你应该跟战士一样，吃大灶去嘛！”

毛岸英一声不吭地服从了。

在一个星期天，江青把一位在抗大学习的漂亮女学生约到家里来玩。此女姓傅，来自北平。江青又把毛岸英从部队叫回来，3人一起吃饭聊天，高高兴兴地玩了一天。傅姓姑娘走后，江青对毛岸英说：

“你都二十三四了，也不小了，该找对象了。你看傅姑娘怎么样？”

毛岸英脸红了，低声问：

“我爸有这个意思吗？”

江青一看毛岸英中意了，就说：

“只要你同意，他那里我说一声准行。”

江青兴冲冲地去找毛泽东说明了这件事。毛泽东听了，却摇摇头，他说：

“见一面就定终身，也太轻率了吧？孩子年轻沉不住气，你也沉不住气？你叫岸英来。”

江青过去关照毛岸英说：

“你爸叫你去呢，现在可就看你的态度了。”

毛岸英就来见父亲，说：

“我觉得人还挺不错……”

毛泽东笑着说：

“不漂亮不聪明，你也不会动心，这一条我也理解。可是见了漂亮的就动心，这一条我就不敢理解你了。”

他见毛岸英低头不语，就又说道：

“除了漂亮，你还了解什么？理想、品德、性格，你了解吗？她刚从北平来，我们都不了解。婚姻对你说，既是终身大事，也关系着我们的革命事业。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呢？一定要慎重，不能轻率从事。”

毛泽东果然考虑得有道理，那位姓傅的女学生后来终于过不了延安的艰苦生活关，又跑回北平去了。此后不久，毛泽东就给毛岸英介绍了一位老师，他指着特等劳动模范吴满有说：

“他就是劳动大学的校长。”

又指着毛岸英对吴满有说：

“我现在给你送一个学生，他进过外国的大学，没有进过中国的大学。”

吴满有说：

“咱叫什么大学，咱啥也不懂。”

毛泽东诚恳地说：

“我知道的你都知道，你知道的我还不知道。他还是娃娃，我就拜托你，你要教他种地嘛。告诉他，庄稼怎么种出来，怎么多打粮食。”

吴满有笑着说：

“那我行。”

毛岸英赞同父亲的观点，第二天就愉快地背着行李，带着一斗小米和一些菜籽、瓜种，离开父亲，到离延安8公里的模范村吴家园学习农业生产。临行时，毛泽东把一件打了补丁的棉衣披在儿子身上，又嘱咐道：

“你到村子里要和农民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劳动，要锻炼得和农民一个样。从开荒一直到庄稼收割后再回来。等你劳动大学毕了业，再上‘延安大学’，好不好？”

毛岸英爽朗地说：

“好，很好！”

于是，他告别了父亲，背起行李向吴家园走去。

一月间，毛泽东家的窗户坏了，后勤部门派了一位50多岁的老木工来修理。窗户修好后，毛泽东请老木工留下来吃午饭。主食还是和往常一样，黄色的小米搀一点大米，毛泽东叫做“金银元宝饭”。菜也和往常一样，很简单，当然少不了辣椒。他们边吃边聊，毛泽东问老木工是哪里人？参加八路军多久了？老木工回答后，又说起他的父亲，他说他父亲很严厉，自己小时候经常挨打，有时候挨了打还不知道是为什么挨打。他还说，同村有几个孩子，也经常挨父亲的打。有一个孩子被父亲打坏了一只眼睛，父亲很后悔，为此竟然一病不起。毛泽东很认真地听着老木工的叙述，自然也想起了自己的父亲。6岁的小女儿李讷也听得很入神，伸着筷子竟然忘记了夹菜。老木工讲完了，李讷一边夹菜，一边笑着说：

“我爸爸好，我爸爸一次也没有打过我。”

周围的人看着李讷都笑了，毛泽东却依然是一脸的严肃，他用筷子指指自己碗里的饭，认真地说：

“如果你爸爸没有这个，也会打你的。”

李讷看看爸爸的脸色，眼圈立时红了，小嘴咧咧，差一点哭出声来。

1月10日上午，国民党召集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青年党5人，民主同盟9人，无党派人士9人。

共产党的代表是：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

1月10日，国民党公开发表了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国民政府代表张群1月5日签署的《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和国共双方代表1月5日签订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

《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全文如下：

【据中央社重庆10日电】：政府代表张群及中共代表周恩来，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商定办法，会同声明，已由双方分别向所属部队颁发下列命令：

中华民国国军及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不论正规部队、民团、非正规部队或游击队，应即实行下列命令：（一）一切战斗行动立刻停止。（二）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唯对于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军事调动乃属例外。（三）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阻碍该项交通线之障碍物应即撤除。（四）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3人组成之，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3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

双方并声明：下列规定亦经同意并载入会议记录内：（一）上列停止冲突命令第2节，对国民政府在扬子江以南整军计划之继续实施，并不影响；（二）上列停止冲突命令第2节，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三）上列停止冲突命令第3节内所云之交通线，包括邮政在内；（四）兹同意国民政府军队在上列规定下之调动，应每日通知军事调处执行部。

双方并声明：军事调处执行部之一切协定、建议及指示只涉及停止冲突所引起之直接问题。美国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仅为协助中国委员实施停止冲突命令。军事调处执行部内设之执行组，包括若干官兵，足敷实地监察详细办法之实行。军事调处执行部各委员，得各别设置通讯线，足保迅速而无阻碍之通信。军事调处执行部先设于北平。

《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全文如下：

【据中央社渝10日电】，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对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交通问题，经过几度商谈交换意见，曾于1月5日获得一致之协议，兹因停止军事冲突命令业已发布，特补发其全文如下：

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兹商定如下：（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关于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之命令依第2项之规定商定之；（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有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故应由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三）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各推定国共两党当事人以外之公正人士8人，组织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在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

1月10日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中国解放区各部队首长，各级政府同志们：

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

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日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并发布了《关于遵照停战命令停止进攻坚守阵地的指示》：

各局各区党委：

国共停战命令今日已发表（中央社广播文字如有出入以后更正）。但蒋在今日又秘密命令各军尽快尽量秘密控制军事要地并解除日军武装以免共军利用之。为此，我各地部队应即遵守命令，停止一切进攻及破坏交通行动，不给国民党以借口。但必须十分警惕，防止国民党的进攻，如彼来进攻应坚决彻底消灭之，并迅速报告延安。

中央 子灰

为此，毛泽东提议叶剑英为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滕代远、王稼祥为顾问。滕代远另以副参谋长的身份在北平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毛泽东把王稼祥叫到办公室，诚恳地对他说：

“你对党内的军事状况很熟悉，以顾问的身份到北平做‘3人小组’我方顾问正合适，你的身体也可以趁此机会在北平的大医院里做做检查和治疗。”

王稼祥说：

“主席，我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毛泽东又交代说：

“把仲丽也带去吧，一方面可以照顾你，另一方面还可以为别的同志看看病。看来时局不妙，可能全面进入战争，你们夫妻最好在一块儿。”

王稼祥十分高兴，他说：

“谢谢主席总是照顾我们。仲丽听了一定会感激你的关心，希望主席多注意休息。”

王稼祥回到家里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夫人朱仲丽，朱仲丽马上跑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向毛泽东告别，她说：

“主席，我和稼祥就要走了，我会很想你的。”

“是真的很想我？”

毛泽东放下手中笔，抬起头来笑着问。朱仲丽认真地说：

“真的！稼祥已经有7年没有发过病，现在肠胃伤口发病了，我好着急，这次好了，他正好去北平治疗。‘七大’他没有选上中央委员，我倒不在乎。主席你一篇讲话，我听说了，对稼祥一生有全面的看法，使我十分感动。”

毛泽东说：

“他是一个好同志嘛！在工作上坚持原则，难免有同志心胸狭窄，对他有意见。”

朱仲丽说：

“主席，我和稼祥很快要动身到蒋管区北平军调处，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你啦。”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不无忧心地说：

“军调处的谈判，也不过是做做样子的，国民党要消灭我们的心不死，我们趁此机会也想喘口气，调动调动部队应付他们的进攻，全中国必须解放！”

朱仲丽见毛泽东不停地抽烟，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劝道：

“主席，你要少抽烟，多睡觉，中国人民需要你来领导，身体要紧啊！”

毛泽东又抽了一口烟，笑着说：

“仗是会打赢的，因为我们有群众的支持和战斗力旺盛的部队。烟是不会戒的，因为不抽烟就不会有灵活的脑细胞。”

朱仲丽严肃地说：

“主席，你错了。你忘了我是医生。抽烟只会使脑细胞迟钝。”

毛泽东不高兴了，他说：

“你这个医生又来做我的思想工作，我就是一根也不减少！”

朱仲丽只好笑着说：

“等将来再说吧。主席，我们就要飞北平了，请您保重！”

1月1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停战后我党对满洲的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

东北局并林、黄（指林彪、黄克诚——笔者注）：

一、国共停战协议及命令已公布，望遵行。停战是包括满洲在内的，但我们同意国军开入满洲及在满洲境内调动，并在谈判记录上取得默契4点，即在满洲不得驻兵过多，经过秦皇岛登陆的国军只能开入满洲，如派遣国军经过华北我区其他路线而入满洲，须事先经过协商，进入满洲各地的国军调动，须按日报告北平执行总部。叶剑英13日即飞北平总部处理一切。

二、在国军未到达满洲广大地区前，你们应速谋发展，将部队高度分散，控制广大地区。一切尚无国民党正式委任名义和关系的土匪，你们均可迅速剿除：但对于正式国军及已被国党正式委任之部队应避免冲突，不给国民党以进攻我之任何借口。各地武装应以人民自卫武装名义出现；但凡在未驻红军之地方，尤其西满，是否可以八路名义出现，请与辰兄（为对日作战而进入我国东北地区的苏联红军的代称——笔者注）商量决定。凡是红军驻扎之地方，均将交国民党接收，因此你们应力求红军缩小驻防地区，使红军从一些次要地区撤退交我接收，不要弄得因红军关系而不得不让出许多地方。在靠近苏蒙地区一切要点你们必须控制，不要弄得被国党控制隔断我与苏蒙联系。

三、全国和平后，满洲对国民党亦应采取和平合作方针，设法与国民党建立外交关系。迅速发动广大群众，要求民主改革。你们有何意见，望即告。

　　中央 子真　　

1月1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执行停战命令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局、各区党委、各纵队首长：

一、停战命令已下，全国各地统限于1月13日24时以前停止一切战斗行动，过此时限的一切进攻行动，均属非法。此次停战有美国代表参加及到各地监督，我各地部队必须于13日24时以前停止一切向对方攻击的行动，特别是攻城的行动，不给对方以任何借口，违者将受到处分。

二、停战包括对日军及伪军的战斗行动在内。对日军、伪军亦须依时停止攻击。但仍可对敌伪包围，以便交涉争取受降。

三、我们届时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但必须坚守阵地，严防对方背信之突然袭击。

四、从子真特别是从子元24时以后，所有对方向我任何地方、任何部队、政府的进攻，特别是对城市的进攻，应将其进攻的时间、地点、番号、经过、死伤等完全准确地迅速报告延安及北平，以便抗议揭露。各地电台须与北平叶剑英建立联系。

　　中央 子文

1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关于停战后的宣传方针的通知》：

各局、各区党委及纵队：

一、蒋虽被迫接受停战并可能实行某些民主改革，但我们必须在此时机，教育全党全军与各界人民，不要幻想蒋会真的变成民主派，不要幻想他会改变消灭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与共产党的企图，不要幻想此后的政治斗争（包括特务斗争）会松懈下来，相反的，在武装斗争基本上结束以后，政治斗争与秘密的特务斗争必将更加激烈。我们必须学会这些为我们所不很熟悉的斗争形式，否则我们就会失败。

二、为了上述目的，《解放日报》1月7日社论（题目是《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笔者注）与蒋的元旦演说应印发作为全党的教育材料，发动党内党外予以讨论。

三、杜鲁门声明，3外长会议关于中国的声明及贝纳斯12月7日与12月30日声明，这些都是国民党所极不愿意宣传的东西，我们则应大量予以宣传（尤其对于在国民党影响下的人民与军队）。这些材料及有关的延安评论，可以合印成册，或与上述蒋之演说及《解放日报》1月7日社论合印成册普遍发行。

中宣部 子元

1月16日，中共代表团以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的名义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一个经过毛泽东审批修改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

草案在“总则”中写道：“中国国民政府，鉴于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设新阶段应即开始，为此特邀集各抗日党派代表与社会贤达，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兹经一致同意：（甲）确认国内各民主党派，应实行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国内任何政治的、民族的纠纷，均应以政治方法寻求解决。（乙）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在蒋主席领导下，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丙）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草案在“人民权利”部分提出：“政府应保障国内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苦、免于恐怖等自由。”“承认男女平等及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所有侵害人民权利的一切特务机构，应即解散，并立即无条件释放汉奸以外之一切政治犯。”“立即无保留的废除一切新闻出版戏剧电影及邮电等检查制度。”

草案在“中央机构”部分提出：“必须立即扩大现有的国民政府的基础，改组为能够容纳全国各抗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参加的、举国一致的、临时的、联合的国民政府。”“各党派无党派民主分子，应广泛参加组织政治的一切部门，多数党在政府主要职位中所占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改组后的政府施政方针，应以本纲领为根据。”

草案在“军事改革”部分提出：“改组军事委员会及其一切附属机关，使之成为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领导的机构。”“承认一切抗日军队均为国军，公平合理地分期整编全国军队，缩减军额至最低限度，划定军区，厉行平等待遇，确定公正的人事、征补、供给与后勤制度。”

1月17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中原地区对敌斗争方针给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郑李：

电悉，停止内战走向和平的趋势是确定了的，但在停战命令公布前后，特别是11日到15日，各战区均经过一度激烈的军事斗争，这是由于蒋介石两面政策所引起的，蒋一面被迫需要准备停战，一面于7号命令各战区迅速进占战略要地，他这一两面政策在华北、苏北、东北均受到我相当严重地打击。

你们的处境是艰苦的，一切计划要放在克服困难，长期坚持斗争的基础上，不要过多寄托在停战和平的希望上，要放在独立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不要过分放在希望外援上。停战命令公布后，斗争形势将更复杂，一方面要进行合法斗争，开展和平民主的政治攻势，瓦解对方的内战意谋；一方面又要随时提高警惕性，坚持自卫原刚，防止与打击对方突然袭击。因为我们的对手是有经验的而且很狡猾的反动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松消灭我们的企图。其次在武装斗争上，必须严格坚持自卫原则，当对方向我进攻时，必须坚决消灭其一两路，抗战中又斗争又团结的原则仍可运用。至如转移何地就粮请你们自己决定，因为你们更多了解具体情况。

　　中央军委 17日午

1月2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给中共驻重庆谈判代表团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丙丁（指代表团——笔者注）并告东北局：

停战命令规定东北9省（指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相当于今辽宁、吉林、黑龙江大部地区——笔者注）为着恢复主权，国方可以调运军队，对于我们在东北地位未加承认，据情报新6军已由上海开入东北，苏军可能很快就要撤退，国方似不愿承认我在东北地位而不想谈东北问题，因此我们现在似须主动提出东北问题与国方谈判，要向他声明如不先谈好，在东北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并必然影响全国的和平，与国方谈判时可考虑提出以下几点：

一、政府接收东北主权时，各党派及东北民主人士及民众团体均须有代表参加，要求取消行营，改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包括各党派代表为委员，释放张学良并参加接收工作。

二、承认在东北的八路军及东北人民组成的自卫武装，并编为地方自治政府的保安部队及民警。

三、由乡到省政府实行民选，并承认现在各地已经民选地方政府的合法地位。

四、派进东北的政府军队数额不得超过10万至15万人，分驻东北各地军队之数额和运进路线，须加协商。

是否还须提出其他问题请加考虑。至于我在东北武装力量不必否认（已决定黄克诚师及梁兴初一师称八路军，其他称自治军、自卫军、义勇军等），要解决东北问题，如果预先没有确实的妥协，将来总是免不了要打一下，不过当此停战时不好现在就打，现在主要是立稳脚准备力量。

谈东北问题可考虑也请马歇尔参加，特别关于限制去东北军队数目问题，在政协会上也可提出我方解决东北问题的意见。

对上述各项有何意见望告。

　　甲乙 马　　

1月2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的方针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并林彪、黄克诚：

一、国民党新6军、新1军等正向东北输送，美国必须助蒋进占东北，苏联亦必须将东北交蒋接收。我方亦不能不承认蒋军进入东北接收主权，我在东北虽有实力，但尚无任何合法地位，因此苏军不能公开向我办任何交代。现全国停战业已实现（这在蒋是被迫停战的并不是蒋的阴谋），东北亦必须停战。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但由于蒋军在进攻锦州、阜新、热河时，我未能给以有力打击，使蒋轻视我在东北力量，相信杜聿明报告，认为可以不费大力即能击溃东北我军，控制东北。因此蒋现拒绝与我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不想承认我在东北地位，而仍想武力解决。在此情形下，东北的武装冲突，暂时还难避免。

二、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只有这个方针才是正确的，行得通的。因此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在目前形势下这种思想显然带着冒险主义性质，是目前客观形势下不能允许存在的。如我们对国民党采取内战方针，我们必归失败。

三、由于蒋介石现在还不愿承认我在东北地位，不愿和平解决并不愿实行民主改革，因此我们在东北要实行和平解决与民主合作的方针，还有严重困难，还必须经过严重的甚至流血的斗争，才能达到目的。但是这个方针只要我们明确的加以确定，并为之而实行不疲倦的斗争，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因为苏联和美国都不容许国共两党在东北进行长期内战，全国人民和东北人民反对内战，不论国共两党都不能违背人民意志长期内战。在全国停战后，政协改组政府谈判已获有结果，全国均须与国民党和平合作不能内战。我们在东北有力量能在东北长期坚持，蒋介石在东北有很多困难，只要他在东北打一、二个败仗，他的威信必然降落。由于这些客观条件，我们完全不应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

四、但要达到东北问题的和平解决及与国民党实行民主合作是有严重困难的，这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并作到以下几点：（甲）必须我们采取一个完全坚定公开明白的和平合作方针，动员全党全军及东北人民为东北和平民主而斗争，并使自己的行动严格限制在防御与自卫的范围内，不给对方以破坏和平的任何借口，不给对方以难受的刺激，并采取一切办法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表示诚意与他们合作。（乙）在军事上力求巩固自己，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打下长期坚持的基础，在完全自卫的条件下力求打一二个大胜仗。（丙）力求苏联在外交上配合我们这一和平合作的方针。

以上数点，望你们努力作到。我们采取和平合作方针，苏联和美国是赞成的，全国人民和各党派都赞成，如我在军事上能站住并给蒋以打击，我们必能打破蒋之内战方针，争取东北和平的实现与我在东北的地位。

五、为了实行上述方针，中央已告恩来和国民党及马歇尔谈判，提出我们派人共同接收东北，我之东北武装编为地方部队，地方政府民选自治，国民党到东北武装不超过10万等条件，并派中美停战小组到营口，如国民党拒绝谈判则东北发生冲突将由国民党负责。中央还准备公布东北情况及我对东北主张。同时望你们立即实行下列各项：（甲）在军事上避免在长春路沿线及其他若干大城市如抚顺、吉林、龙江、牡丹江等地与蒋军冲突，切实退出长春路及这些大城市，以表示我方让步。但必须巩固的控制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切实准备在蒋军向我进攻时给以歼灭的打击。在军事上我应采取完全防御的姿态，不应有任何进攻挑衅的行动，在完全防御的有理的条件下来击败蒋军的进攻。不在大城及铁路干线附近决战，在军事上想亦是有利的。（乙）切实加强内地农村工作发动群众，准备在决战不利时能长期坚持，而不陷于溃败。（丙）对国民党派到各地之接收人员，一方面应有足够警惕性，同时要表示合作协助的诚意，不要一概加以拒绝，尤其不要加以危害，设法建立下层合作以推动上层合作。（丁）对国民党军队官兵及官吏进行和平攻势，并设法公开某些负责人（如李兆麟等）设法找国民党谈判。组织地方绅士去与国方接洽。（戊）将我们和平合作方针向辰兄（苏联红军——笔者注）切实说明，要求他们给以协助配合。以上各项望你们切实进行，并将情况电告。

　　中央 子寝　

1月27日，周恩来由重庆飞回延安。行前，他在民盟总部见到了民盟常委兼秘书长梁漱溟，梁漱溟托周恩来带给毛泽东一封信。毛泽东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和平有望，我对于现实政治的努力，至此告一段落，今后要从事思想言论工作。只有离开现实政治，才便于说话。希望毛先生给予谅解。”

毛泽东给梁漱溟写了一封回信，让周恩来转交。他在信中劝道：

“言论与行动是可以兼而得之的，何必停止行动而专搞言论呢？”

后来周恩来在1月30日返回重庆，将毛泽东的复信交给了梁漱溟。他还说：

“我们坚决不同意你的意思。国民党多年来采取关门政策，逼得我们不能不来叩门，请他开门。现在门开了，你们却不打算进去，往回倒退，这还行吗？如果这样一来，大家你也不干，他也不干，岂不垮了！岂不散了！问题实在严重，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梁漱溟历来是我行我素，没有听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劝告，在2月1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他的《八年努力宣告结束》一文，他说：

“只有离现实政治远一点，才好说话。尤其不能参加政府，参加政府就不便说话了。”

1月28日，毛泽东获悉柳亚子在上海玉佛寺各界群众公祭昆明“一二·一”死难烈士于再的追悼大会上发表了演讲，激烈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政策，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亚子先生左右：

很久以前接读大示，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阅报知先生已迁沪，在于再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快何如之！印章2方，先生的和词及孙女士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我也要这样说了。总之是感激你，相期为国努力。贱恙是神经疲劳，刻已向好，并以奉闻。

敬贺道安

毛泽东 1月28日

在信中所说的孙女士是指谭平山的夫人孙荪荃。

1月30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广东应坚持自卫原则开展和平攻势的指示，他写道：

曾生同志：

子宥电已转北平执行部，派执行小组飞广州，当于数日内可实现。但你们处境是异常艰苦而严重的，不管执行组到达前或到达后，均须时时提高警惕，防止对方袭击，坚持现有阵地，坚持自卫原则，采取游击战方式坚决而灵活地打击进攻之顽军。但力求避免对方藉口，绝不主动向顽军袭击，坚持和平方针，开展和平攻势。尽量散发蒋介石、毛泽东、马歇尔3人签订的停战协定，毛，蒋颁布的停战命令，多找中间人士，经过他们与对方进行和平谈判，要求对方撤退至13日原有地区。只有坚持自卫原则下的武装斗争与开展停战和平的攻势结合，才能在广东坚持我们的阵地与旗帜。

　　中央 子卅

1月31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接受了中共代表团16日提交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的基本方针，通过了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宪法草案5项决议。

蒋介石在闭幕式上讲了话，他说：

“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就是本着统一、民主、和平、团结这4大原则而进行的。所以各种议案都有可信可行的决定，我要坦白说一句，这实在是中国50年来国民革命的精神所孕育陶铸而成的结果，足使饱经忧患痛苦而急需休养生息的全国同胞感觉到无上安慰。自今伊始，国家完全进入建国大业开始的时期了。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地坚定地遵守本会议的一切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诚，督促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

1946年2月1日，刘少奇极为兴奋地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在这同一天，他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与上述内容基本相同的《时局问题报告》。这些内容曾是几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厉批判和此后一些人极力要掩饰的东西，因此有必要将这份党内《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的全文公示出来，以供读者研究和评判：

各局、各区党委、各纵队首长：

一、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激烈争论之后，已获得重大结果。决定改组政府，并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一新阶段是已经到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现已陆续公布，望各地在党内外，特别在各大城市，分别进行适当的广大的宣传，举行庆祝大会，发出庆贺通电，要求政府立即实行决议；而在我们自己方面，则准备为坚决实现这些决议而奋斗。

二、此次重庆重大协议之所以获得，是由于3国莫斯科会议的决定及对中国实行干涉（以马歇尔为代表）我们党的强大存在与4个月来的坚决自卫斗争，以及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内战与反对一党独裁和国民党内部的困难，使得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开始放弃其一党独裁，并开始实行国家民主化。虽然一切决议尚待实行，即是实行，离开全国彻底民主化还是很远。但是只要各党派在全国合法化，人民有了初步政治自由，民主运动即可能逐步发展，成为不可抗御的力量，破坏封建专制主义，推动国家继续走上民主化。因为有苏美英3国的支援，有国内3个主要政党（国共及民主同盟）的合作及3个主要阶层（劳动人民、中等阶级及一部大资产阶级分子）的要求，其中有强大的苏联、中共与觉悟的劳动人民，保证了中国继续走上民主化的前途。应当指出，国际国内反民主势力依然强大，蒋介石国民党此次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如同他们过去实行抗日一样，带着极大被迫性，因而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并且英美大资产阶级与中国大资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阴谋企图将中国变成反苏基地，我党与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是很大。但是这一切困难是能够逐步克服与必须逐步克服，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三、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但军队中的全部党员仍保留党籍，各级军政干部仍留原来部队服务，政治工作必须加强。全党同志必须认识这种改变是完全必要的。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在今天只有采取这种形式才能取得合法地位，被国内各党派及各国政府所承认而保存起来，并且换得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与国家的民主化，换得国民党军队脱离国民党所有，个人私有与派系所有。因此，这种退让是适合全国人民利益的，它丝毫也不改变我们军队作为人民军队的本质，相反要更进一步改造全国军队，使之逐步民主化，最后变成人民的军队。我们军队中的党员今后必须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在脱离党的直接指挥及组织指导后，他们只从党的一般号召及党的一般政策与其他间接方法来了解党的主张与党的活动方向。因此他们将更加倚靠自己的自动性与创造性，去进行自己的工作，他们应该比较过去更加团结，更加守纪律，更加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更加提高政治工作，借以保持与提高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本质，因而也就能够保持与提高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本质，因而也就能够保持与提高我们的军队作为人民军队的本质。由于18年艰苦斗争，在党中央与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和教育下锻炼出来的军队及其极大多数干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在我党整风及七次大会之后，虽然有人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人民军队，应严加警惕，但中央坚决相信，决不会因为停止党的组织在军队中的活动，而堕落、瓦解与背叛人民的（个别分子有此可能应当提高警惕），相反，我们在军队中的同志将因为此项改变而使自己锻炼得更成熟。国民党的军队能够脱离国民党的直接指导，我们应当相信我们的军队也能脱离我们党的直接指导。

四、除开个别地方国民党依然可能向我进行武装袭击，我应严加警戒外，武装斗争是一般停止了。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3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人破坏。并须在此期间准备整编军队及精兵简政。关于这方面，应先作精神准备，考虑成熟，待命实施。此次精兵简政，必须避免上次精简中所发生的弊病同时要在6个月至10个月内放手发动群众（目前主要危险是许多干部畏首畏尾不敢放手动员），完成新旧解放区的减租，以巩固我党在解放区的群众基础，要抓紧生产运动的领导，以迅速克服财经的困难。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此外，我们还要准备将全党的工作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去，用心去学习与组织合法斗争及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工作的配合，把党的工作推进到全国范围去，推进到一切大城市去，并在广大范围内，参加全国经济建设，使国家工业化的工作，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动员与组织广大群众进行这些斗争与这些工作，中国的民主化与一切协议的实行，才有保证。我们党的继续发展及其在全国政治地位的继续提高，阵地的保持与继续取得，中国革命的前进，均将依赖于我们党，善于去组织与指导广大群众进行这些斗争和这些工作。我党对于新的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采用得愈迅速愈熟练，便愈能夺取主动权。在8年抗日战争中，我党在这方面有了很大成绩，对于运用新形式，我党比较国民党要熟练些，但是我们还有许多缺点，必须迅速改进。

五、因此，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及18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地克服这些偏向。有些党外人士比党员还要左，我们应当好好说服他们。由于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央相信这种偏向是不难克服的，但在以后一个时期，国内和平民主新阶段更加确定，并为广人群众看清之后，在国民党实行若干重大改革之后，右倾情绪即可能生长起来，并可能成为主要危险倾向，那时我们就要注意克服右倾情绪。但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同志中的左倾关门主义。

　　中央 2月1日

后来在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3个人开会，在周恩来报告国共谈判情况后，鉴于国民党11月15日撕毁政协协议，3人就关于国共谈判的估价、国际国内形势和今后的方针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刘少奇承认“在一二月间是糊涂了一下”。

再说2月1日晚，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注意爱护古迹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

据热河来人称，热河故宫围场及其它各地古迹、孔庙与铁路设备受了很多破坏，望各地负责人迅速制止并尽可能修复。凡能收回的古物须一律收回，并教育军政干部与军民群众注意爱护公共财产，禁止破坏。以后到新解放区参观的人日益增多，这些方面更须注意。

　　中央

2月2日，刘少奇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实施政协协议问题时说：

华中我们应该保留，也可能党中央将来搬去。对此朱德也表示同意。于是，中央书记处当即电告陈毅，要求“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

陈毅接电后即安排此项工作。

2月3日上午，军调部美方的一架专机在延安机场降落，从飞机上走下来军调部汉口执行小组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王震一下飞机，便直奔毛泽东的住处。马上就要见到阔别1年零3个月的领袖了，王震显得非常激动。毛泽东见王震来了，连忙把笔一扔，紧紧握着他的手，大声嘱咐工作人员说：

“通知伙房，今天中午加个菜喽！慰劳慰劳我们劳苦功高的王大胡子。”

2月3日，延安召开庆祝和平民主大会，到会者2万余人，朱德在大会上讲话说：

“中国共产党已经准备参加政府，以便站在负责的地位来参加各党派合作。”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彻底实现，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环境，以便全国人民从事经济建设，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全国各解放区军民要加倍努力，把解放区建设得更好；同时要提高警惕，防止破坏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的行为。”

2月4日（农历正月初三）上午，刘志丹遗孀同桂荣和谭政的夫人王长德来给毛泽东拜年。

“毛主席，过年好！”

她俩说着给毛泽东鞠了一躬。毛泽东连忙从椅子上起身，满面笑容，说：

“你们二位新年好！”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让警卫员端来米酒，拿来橘子，殷勤地让着客人，他还说：

“这橘子是从重庆带回来的。”

同桂荣说：

“毛主席，您去重庆谈判，牵动着整个边区人民的心，我们怕蒋介石害您。”

“蒋介石是没有那个胆量的。”毛泽东说：“我在重庆，很想延安，咱们边区是民主的地方，国民党那儿可黑暗啦。我们和蒋介石谈判的目的，就是要停止内战，和平建国，让全国好起来。”

谭政夫人王长德说：

“蒋介石不怀好意！”

同桂荣说：

“毛主席为全国人民的利益，深入虎穴，真伟大呀！”

毛泽东说：

“不是我毛泽东伟大，是中国共产党伟大，是中国人民伟大。所以，我在重庆，蒋介石不敢动我一根毫毛。”

他边说边指着自己的鼻子，说罢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2月5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对解放区私人企业的政策给邓子恢的指示，他写道：

子恢同志：

27日电悉。党对解放区内私人企业的政策、方针，确属和平时期经济建设中的重要课题，将另有决定发表，兹将关于此问题之某些要点的初步意见，先行电告你们参考。

一、凡在敌占期间，未与敌合作的私人企业，一律保护其继续经营。至于因敌伪强迫加入资本而变成敌伪资本与私人资本联合经营者，只要能证明敌伪资本确属强迫加入，则只没收敌伪资本充作官股，私人资本并不没收，以公私合营之方式继续经营。

二、凡被敌伪没收的私人企业，一律发还原主。至于敌伪没收该企业后，又投入新的资本者，则敌伪之投资应予没收，充做官股，原业主则收回其原投资本的所有权，以公私合营之方式继续经营。

三、某些应发还原主的私人企业，在收复后又还未曾发还，且已由政府或民间投入资本恢复生产者，原业主收回其原投资本的所有权后，亦应以公私合营或合作经营等方式继续经营。

四、在收复前，确曾出力保护资材装备，使企业得免敌人破坏的职工；或在收复后，确曾出力抢修，使企业迅速恢复生产的职工；除政府予以奖励外，均应受到厂方之奖励和优待。

五、私营企业购买机器原料及运销成品时，政府尽可能予以便利，并帮助解决其困难。

六、私人企业如感资金不足，可请求政府贷款；亦可请求政府投资，改组为公私合营之企业。但政府不强迫加入官股，以谋吞并或统制私人企业。

七、私人企业如遇不可抗拒之意外损失，可请求政府予以特别辅助，政府在可能范围内当给以适当的补助。

八、私人企业之正当利润，政府当予以保护；但私人企业不得故意高抬物价，紊乱市场，操纵国民生计。

九、政府当通过税收、贸易等政策法令，使私人资本有利可图，以扶助私人企业之发展；但私人企业亦必须遵守政府的工厂法、劳动法及其他一切法令，不得违法压迫工人，并应适当地增加工人工资，以提高工人的劳动热忱，增加生产。

十、总之，我们是奖励私人企业，提倡私人资本主义之发展的。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发展解放区的经济建设。故上述一般方针对私人矿产仍是实用的。

　　中央

2月6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

“如果改组政府确定了，党中央的工作重心会转移。因此，党中央机关要考虑搬家问题，搬到离国民政府近些的地方。”

2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争取蒋介石国民党向民主方面转变暂时停止宣传攻势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局、各区党委、各纵队首长：

政协会议以后，国民党内部已起分化，一派主张与各党派合作，除开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外，邵力子、王世杰、张治中以及政学系的张群、于右任等最近都转到这一派，他们愿意支持政协决议。另一派则反对政协决议，他们认为政协是国民党失败，国民党从此完事，大哭大闹，要弹劾国民党出席政协代表，并对蒋威胁。CC、复兴的领导成份，若干元老如吴稚晖等及何应钦等将领，属于这一派。以上两派，正在形成，斗争已开始激烈化。因此，我们今天对国民党的态度必须细心谨慎。我们的方针是争取蒋介石国民党继续向民主方面转变，以实现国家民主化，孤立国民党内部的反动派。我们现在应谨慎地与蒋介石、孙科、王世杰、邵力子及政学系等人合作，进行民主化工作，而反对CC、复兴两系中的坚决反民主分子。

为了执行上述方针，中央决定暂时与国民党成立宣传休战，停止对于国民党的宣传攻势。停止宣传攻势并不是不要报导事实，不要有批评。只是说，不要如过去一时期那样的攻势。宣传休战是国民党方面提出而我们赞应，这对于和缓两党间的紧张空气及孤立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实有必要。将来国民党如再对我党采取宣传攻势，那时我们当相机决定在宣传上回答他。对国民党内反动派的反动措施，我们仍应严格批评，但在这种批评中，应该指出这是反动分子的行动，使之与整个国民党及蒋介石分开。

中央 丑虞

2月9日，毛泽东接见美联社记者，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表谈话，他说：

“政协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今后当然还有困难，但相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其间马歇尔特使促进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各党当前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对于政治的及经济的民主活动，将无保留，出而参加。”

欲知毛泽东纠正克服刘少奇的“糊涂”倾向，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蒋介石在1月31日的重庆政协会议上说：“自今伊始，国家完全进入建国大业开始的时期了。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地坚定地遵守本会议的一切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诚，督促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此后，刘少奇便在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要求“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全党同志必须认识这种改变是完全必要的”，“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同志中的左倾关门主义”。这种极端危险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与毛泽东告诫党内军内“不要幻想蒋会真的变成民主派，不要幻想他会改变消灭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与共产党的企图”的思想，相去何其远矣！而一些人在互联网上有意把毛泽东2月9日同美联社记者的谈话，与刘少奇2月1日起草的对内《指示》混同起来，借以验证刘少奇后来所说的“在一、二月间是糊涂了一下”，企图混淆毛泽东的对外策略和刘少奇的对内政策的区别，往毛泽东身上泼污水，何其拙劣也。

第12章 1946年2月—

“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但我方一切秘密准备，对外切勿声张，勿给顽方以任何借口。”

话说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

早在2月2日，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等19个团体为促使政协会议5项决议贯彻实施，决定于2月10日上午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邀请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为总指挥。陈立夫闻之，立即召集方治、叶秀峰、王思诚等人开会，密谋破坏。

10日晨，参加庆祝大会的群众团体约1万余人陆续进入会场。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章乃器等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由中统秘密安排进来的“主席团成员”吴人初、刘野樵、周德侯先后登上了主席台。主席台两侧早已伏下了众多的特务打手。周德侯突然叫嚷：要刘野樵当执行主席，并悍然宣布开会。李公朴、施复亮上前阻拦，立时遭到了特务们的毒打，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马寅初等和新闻记者及劳协会员60余人均被打伤。特务们见周恩来、冯玉祥等人赶来会场，遂四散遁去。

是日晚，政协各方代表举行紧急会议，推出周恩来等4位代表向蒋介石当面交涉，并带去周恩来、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联名写给蒋介石的抗议信，对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行径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校场口事件破坏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对于和平民主建国的希望，让人民群众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坚持独裁内战、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的反动面目。

2月13日，新华社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发言人关于东北形势与中共对东北问题的主张答新华社记者问：

记者获悉：去年9月间，由延安出发去东北的中共中委彭真、陈云、林枫等同志，已经到达东北，并于最近将东北政治情况报告中共中央，特于今日往访中共中央发言人，询以东北形势与中共对东北问题主张，兹将谈话内容志次。

问：现在东北一般情况如何？

答：自从苏军进入东北，消灭敌伪以后，东北领土主权，复归我国，国民政府办已派遣军队与官吏前往接收，14年来的国耻，一旦荡涤。东北本为我国资源最丰富、工矿最发达的地方，但因敌人14年的残酷统治，人民生活现极困苦，工商金融也因战争的影响，多少陷于停顿或紊乱，所以现在东北人民最大的要求，就是彻底肃清敌伪残余势力，在广泛民主方式的基础上，建立和平安定的生活，恢复与发展经济建设。这一问题的中心关键，则在于国民党方面派去的军队和行政人员，如何根据停战协定及和平建国纲领的原则，与东北各地地方人士、地方军队、八路军及各地的民选政府实行和平民主的合作。

问：东北各地现在有些什么军队？地方政权情形如何？

答：东北民间武装，素为全国之冠，自去年8月苏军开入后，各地民众即纷纷武装起来消灭敌伪。从抗日联军保存下来的部队和干部，此时最为活跃，发展亦极迅速。前抗日联军领袖周保中指挥下的部队已有数万人，分布在东满北满，并成立了杨靖宇支队、赵尚志支队等。在8年抗战中，被敌人俘虏囚于东北的八路军战士与华北游击队员及民兵，为数亦众，他们在获得自由后，亦积极参与消灭敌伪工作。同时八路军中东北将领张学思、吕正操、万毅等所部，与其他奉命前往东北消灭敌伪的八路军新四军一部，亦均在战争中与东北人民得到密切的结合。原在冀热辽边区抗战的李运昌将军所部，则在辽西一带。东北人民在这些抗日武装领导下，现已组成为一支数近30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分布于苏军所未驻防或已撤退的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各地，此外还有各地的保安队与警察，协力肃清敌伪残余，维护地方秩序。敌伪消灭以后，各地人民又根据地方自治的原则，推选各方公正人士，成立了各县民主政权，负责地方行政。这些部队与地方政权的领导，除东北各方民主人士外，多数都有本地的与外来的共产党员参加。但是，由于我党在东北的领导机关，久被敌伪破坏，所以这些党员的行动，最初未能完全一致，直至我党中央派去的彭真、陈云、林枫、林彪、罗荣桓等同志到达以后，并建立了党在东北的最高领导机关，才联系和统一了东北各地党的组织与党员的行动。现在凡有共产党员活动的地方，秩序都已经安定或正在安定，土匪已逐步肃清，工商业亦已逐步恢复，汉奸已着手惩办，人民在抗日反汉奸与向汉奸算账复仇的斗争过程中，其政治的觉醒与生活的改善，都已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在某些偏僻的地方，还有土匪与伪军残部骚扰，若干野心未死的日人，并图利用他们以谋破坏东北的和平民主与保存自己的侵略势力，人民对之极为痛恨，希望民主联军能够迅速前往剿除，以便东北同胞的安居乐业。

问：中共对于东北前途的主张如何？

答：中共对于东北的主张，与对于全国的主张一样可以用和平民主、团结建设8个字来概括。中共从未反对由国民政府派人接收东北主权，并派遣一部分军队到东北维持治安，这在去年11月28日朱德总司令谈话中，即有明白的表示，在今年1月10日国共两党共同发市的停战命令中，也正式声明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不受军事调动一律停止的限制。但是为了实现东北的和平民主与团结建设，我们认为以下的原则是应该确定的：（一）现在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机构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不合于东北与全国的民意，因此从行营及其政治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到各省政府，都应该改组，尽量吸收东北民主人士与国内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使一切民主分子享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二）对于东北现有抗日民主部队应予承认并整顿，使与国民政府派去的军队共维地方治安，消灭伪军土匪，避免军事冲突；（三）对于东北各县民主自治政权应予承认，如认为它们的基础尚有不够广泛之处，亦应采取协商改组办法，或另行选举，不应不予承认，或坚持委派的不民主办法，而反对人民选举的民主办法；（四）现在中苏友好，国共停战，全国要求裁兵复员，东北治安又有地方部队协力维持，故国民政府为恢复主权而开入东北的军队，应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以轻民负，以利和平。至于收编东北伪军及利用华北伪军（如姜鹏飞部新27军）去接收东北之权，则应予以禁止。

问：中共上述方针能否实现，政府方面对此有何表示？

答：我们认为，在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东北人民的要求下，在东北只有这个方针才是正确的，行得通的，与此相反的方针，必然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东北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如果不承认国民党的地位，不与国民党推诚合作，共谋东北的和平民主、团结建设，就要犯严重的错误，同样，国民党方面如果不承认东北地方民主力量与共产党的地位，不与他们推诚合作，共谋东北的和平民主、团结建设，也会犯严重的错误。过去国民党方面曾实行以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我们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但为了求得整个东北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共领导的军队在军事上曾作过许多世所周知的让步。但是事实证明，仅仅片面地退让，显然并不足以维护和平，因此甚至在1月13日以后，国民党方面的军队，仍图夺取营口、盘山，以致停战令虽已发生时效，冲突尚续有发生，而且国民党方面这种武力解决的方针如仍固执不改，则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之下，同样的不幸事件即仍有继续发生的可能。最近重庆二人委员会方面曾有派遣执行组前往调处的提议，我们为了实现全国的停战，是赞助这一提议的，相信政府方面应该不致拒绝。在政治方面，政治协商会议对于有争执的地方政权问题也已经成立了以民主方法合理解决的协议，相信也应首先适用于东北。总之，东北在全国地位既如此重要，情况又如此复杂，如果有关各方，不作一通盘协议，因而引起东北的军事冲突，那就实在太对不起被蹂躏14年、渴望和平民主的东北人民，也实在太对不起渴望东北问题和平解决的全国人民。我党现已要求与政府进行这个谈判，深望政府仍本停战协定与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使这一谈判能够迅速进行，并迅速得到圆满的结果。

2月18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中原军行动方针给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他写道：

郑、李：

一、关于你们的行动方针是力求合法北移，但估计国民党可能故意为难不让你们北移，因此你们应积极进行自动非法向皖东或向华北行动的一切准备。但在非法行动前，必须先得中央允许，不可冒然行动。恩来不久可到武汉，届时当可决定是否能合法北调。你们现在仍未脱离危险的环境，国民党仍企图消灭你们，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以必死之心来求取生路。

二、如果你处只能养活5000人，那就只留5000人，其余不愿走者可令其隐蔽或遣散。但留的部队仍须准备在国民党袭击下进行游击战争。

　　中央 丑巧

2月22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操纵和煽动沙磁区部分学校学生7000余人进行反苏、反共、反民主大游行，组织特务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杨黎源等人。同时，特务还捣毁了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营业部。此后数日内成都、昆明《新华日报》营业分销处又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暴徒捣毁。

2月23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有计划地控制粮食等向城市出售的指示，他写道：

华东局、晋察冀局、太行局、晋绥分局、承德分局、华中分局并告东北局：

据滕代远同志由北平来函，平市粮价高且缺，市府要求帮助，每月定购一万万斤。想城市缺粮、缺煤及其他必需品，是战区所有大中城市普遍现象，如天津、济南、青岛、保定、石家庄、太原、徐州、开封、上海等大中城市，均时闻缺粮、缺煤，我各解放区贸易局应有计划地适当地提高粮价，收买储存大批粮食，利用机会，贸易局公开与国民党各市政府进行谈判，沟通商业外，另以私人名义（以老百姓面目）至城市开设粮行，领取粮食行照，取得长期合法在城市生根，控制粮食陆续向城市出售，交换日常必需品满足解放区人民需要，否则将来交通恢复，粮食无限制的流向城市，奸商操纵，反可造成解放区粮荒或工业品价高，农产品价低的剪刀形势，于农民不利。

根据地不仅有部分粮食出口，且有大量的煤、棉、毛、皮、丝、植物油、药材、猪、牛、羊、鸡等等出口，我应选派可靠党员学做生意，特别是熟习行情善做生意的党员寻找社会关系，以商人面目到各城市，领取行照，加入行会，开设行栈屠场。上述工作在城市能做出较大成绩，不仅能影响城市经济生活，而且对解放区经济发展亦有重大帮助，首先要使这些同志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使之了解这是和平阶段重大建设工作之一。

　　中央 丑梗

2月24日，毛泽东鉴于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中央认为：我党军事干部应该请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以便将来在国防部占有一定地位。”“由国家按级一律待遇。”“我军各级干部即须实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

指示规定除了“保留一部分（大约1/3）好的军事政治干部，在各解放区隐蔽起来，不要求去请求国民党加委”，以应付反动派对我的突然袭击外，整编后保留的正规部队的干部，“均将由中央政府按将校尉加委，其他保安部队干部及其余退伍残废军官，以后即由国家按级一律待遇”。

新四军按照这一指示在3月7日作出规定：军长、政委为上将衔；副军长、副政委为上（中）将，参谋长为中将。师长、师政委、军区司令员、政委为中将；副职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为少将衔。旅长、旅政委、军分区司令员、政委为少将衔。团长为上校，副团长为中校，营长为少校，连长为上尉，副连长为中尉，排长为少尉，司务长为准尉，副排长为上士，班长为中士，副班长为下士，战斗小组长为上等兵，老战士为一等兵，新战士为二等兵。

此后不久，蒋介石便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评衔工作因之半途而废。　

再说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宣传反攻及应注意事项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

在政协会后反动派所布置的反攻，由于捣乱北平执行部，捣毁《新华日报》与《民主报》及重庆等地的反苏、反共游行，已将他们企图撕毁停战令、政协决议与挑拨中苏、美苏邦交的法西斯阴谋充分暴露，并已引起美国的不满与苏联的反击。我们应抓紧这一时机，立即发动一个宣传的反攻，集中火力打击国民党内法西斯反动派，压倒其反动气焰，粉碎其反动阴谋，针对他们破坏停战、反对政协、武力解决东北问题、公开反苏、挑拨美苏关系、勾结敌伪、特务横行等罪状，联系各地具体事件，经过报纸、社论、新闻、谈话、抗议、通电等形式，予以痛驳。在宣传中应注意以下各点：

一、只反对国民党内的法西斯反动派与特务机关，强调这些反动分子必须从国家机关中清洗出去，中国才有和平民主。但不要一般地反对国民党、国民政府与政府军，不要反蒋，只批评政府对反动派非法横行采取放纵鼓励政策的错误。对国民党内主和派与民主派，则应予以鼓励与争取。

二、对北平事件、重庆事件中的特务与群众，应加以区别，不要一般地反对群众。但应严正地与善意地指出其政治错误，并注意在批评其行动错误时，不要一般地反对请愿示威，致中反动派的圈套，借此而限制真正的群众游行请愿。

三、对苏联与东北问题的解释要特别慎重。我们要站在真正爱国的立场上，主张维护中苏两大民族的友谊，履行中苏条约，保障远东安全；对东北我们要求和平解决，不反对国军和平开入；但反对反动派在东北打内战、收编伪军土匪、勾结日本人、制造张莘夫（煤矿工程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笔者注）惨案，以为反苏反共的借口。

四、批评态度要着重说理，根据停战令、政协决议与和平建国纲领，举出我方再三忍让对方再三挑衅的具体事实，采取防御姿态，不要嚣张谩骂，争取广大中间群众的同情。

　　中央 丑有　　

2月25日这一天，最高军事3人小组经过多次协商和反复地讨价还价，国共双方代表张治中、周恩来和马歇尔在重庆签定了《关于军队整编方案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这个方案是由马歇尔提出的折中方案，国民党代表最后接受按5：1整编军队。

按照这个方案：国共双方在整军的第1阶段的前9个月，国民党军队缩减为105个师，共产党军队缩减为20个师；到第12个月，国民党军减为90个师，共产党军队减为18个师。到第18个月，国民党军队减为50个师，共产党军队减为10个师，合计60个师。其中，中共军队驻东北3个师，驻华北7个师。

蒋介石说：这个方案是国民党“最大之损失”。

1946年3月4日，由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军事3人小组到达延安。

原来，3人小组为了贯彻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的执行，乘专机到各地做了历时7天的《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的执行情况检查工作，在返回重庆途中由太原飞抵延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伯渠及各界群众6000余人到机场欢迎。毛泽东走上前，紧紧握着马歇尔的手说：

“欢迎马歇尔将军来延安！”

是日晚，中共中央举行盛大晚会，欢迎马歇尔、张治中一行。毛泽东致欢迎词，他说：

“我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军事3人小组的马歇尔将军、张治中部长、周恩来同志，向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的全体同仁致敬！祝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将军及美国人民健康！现在我提议为和平使者马歇尔将军，为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伟大成就，干杯！”

毛泽东在向马歇尔祝酒时说：

“让我们为中美两国、为国共两党持久的合作，干杯！”

马歇尔致答谢词说：

“我这次有机会到延安，会见和认识中共的各位领袖，深感荣幸。对你们的诚恳和友谊招待，特表衷心的感谢！”

张治中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还趁着酒兴说道：

“我这次到延安是第3次了。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可别忘了写上‘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

张治中的话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和笑声。这句话暗示着共产党将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因为，只有胜利者才能书写历史。当张治中回到席间坐位上时，邻座的毛泽东对他说：

“你将来也许还要回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

毛泽东是语言大师，张治中知道他话里藏话，便答道：

“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会搬到南京去了。延安这地方，不会再有来的机会了。”

毛泽东见张治中如此机敏，便微笑着说：

“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去。”

3月5日上午，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一行离开延安去武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机场送行。马歇尔在临上飞机前对毛泽东说：

“我们的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他再次向毛泽东表示感谢。毛泽东说：

“我也愿意重申我们对您帮助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努力的衷心感谢。”

马歇尔又问毛泽东，准备何时再与蒋介石谈判？毛泽东爽快地说：

“什么时候蒋介石先生邀请我，我就什么时候去！”

临了，毛泽东又说了一句令马歇尔激动不已的话，他说：

“可以说，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时代还等着中国！”

3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接受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批复电报，发给周恩来，请他转交给叶挺。

此前，中共方面在3月4日以在邯郸战役中俘获的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交换被蒋介石囚禁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叶挺出狱后即在5日致电党中央、毛泽东，表达了重新回到党内的热切愿望。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亲爱的叶挺同志：

5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人民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以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中共中央

3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了《关于广播、报纸宣传方针的通知》，他写道：

各局、各分局、各区党委，各报社、新华分社并北平：

承德工作一同志于2月下旬来信称：“我们的报纸上整天只看见解放区挨打退守，大后方特务横行，民主势力受打击的消息，因而谣言纷起，物价大涨，老百姓对我面孔变冷，连基本群众也问八路军能否站得住，而报纸对我们力量的宣传，却只有根据地建设的零碎消息。据说这是政治攻势，但承德的报出不了城，到底攻谁去呢？只有攻自己罢了。”这个下级工作同志的观察，反映了一个相当普遍严重的问题，即各级宣传工作同志不知道区别一般地宣传与具体地宣传。对此中央以前已有指示，但在许多地方仍未纠正，这是不应该的。新华总社的许多宣传主要对象是全国与国外，它在某些时候着重宣传反动派向我进攻的罪恶，而不宣布我与反动派斗争的胜利是为了证明反动派无理，我方有理，是为了激起全国与全解放区人民的敌忾心。至于各个地方报纸是否登载与如何登载这些消息，以及如何登载一些新华社所不广播的消息，则仍须在总的宣传方针下，根据本地情况与需要斟酌决定。鉴于现存的缺点，兹持规定几项办法，望各宣传机关与报社新华社编辑研究施行：

一、新华总社的广播与全国性报纸在集中暴露反动派罪恶时，应同时注意适当报导人民自卫斗争与民主运动的胜利方面（但不可给反动派以任何借口），各地新华分社应注意经常有系统的供给此种材料。

二、各地方报纸对于新华总社发表的材料，除中央重要文件评论应一律登载外，其新闻、言论均应根据地方情况、报纸篇幅，酌量取舍或修改摘要发表（作为本报讯，不作新华社电）。

三、地方报纸的主要内容应是地方新闻与地方工作指导的评论，不能依赖新华总社的供给。

四、地方情况愈困难，则地方报纸愈应少登人民受损失的情形，而多登人民胜利的情形，以壮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但敌人进攻人民损失情形仍应由新华分社供给总社。

五、地方宣传机关与地方报纸编辑，应负责决定地方宣传政策，并负责使之在每天报纸的新闻与言论中具体实现。

中宣部 寅齐

3月13日凌晨，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方针给东北局和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并丙丁（指代表团——笔者注）：

真亥两电均悉。

一、东北同志的想法和你们及我们都有很大距离，他们雄心很大。不了解为什么要让出许多地方给国民党，东北全党全军都是这种心理，东北局诸同志不过是反映这种意见。但在蒋军尚不承认东北停战，拒绝与我谈判东北问题及不承认我在东北地位时，他们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是好的。只有如此，才能逼蒋承认我在东北地位。故我们暂不要他们退让。可在国民党真意与我谈判，并承认我在东北地位时，我们必须有某些让步才能达到妥协。也只有到那时，才能说服东北同志。

二、在谈判中，你们现在可以承认在停战条件下国军可以接收沈阳至哈尔滨之长春路上各城市（路两旁不在内），至政府军以后再要进驻那些地区和我军须从那些地区撤退，须待政治问题解决及我军驻防地区确定，并须到东北和我军负责人员商讨后才能具体解决。到东北和我军负责人商讨一点须十分重视。但我们内心的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即沈阳至哈尔滨）及抚顺、鞍山、本溪、营口、辽阳等数地，是要让给国民党的。但此种让步须有交换条件，你们暂时不要答应国方并且也未征求东北局同意。现在你们切不可一般承认国军有权全部接收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因中东路大部南满路南段应力争由我接管，至于两路以外之苏军驻扎区，大部已交我接管，一部即将交我，其中除抚顺、本溪准备让出外，其余均不能让。如你们答应国民党有权接收苏军撤退区则安东、通化、延吉、海龙、合江、佳木斯、黑龙江、洮南、通辽、辽源等地及其他广大地区均到过苏军而我决不能让，将来不好收口。我们并想以让出长春路主要部分及抚顺、本溪交换国方从热河撤兵。自然在东北保持我们这种地位，须要经过严重的外交斗争以至军事斗争，我们要以一切力量去争取。

三、你们在此问题的交涉中，须通盘计划步步设防并与中央及东北密切联络，以期做到算无遗策。因东北与华北、华中不同，华北、华中是就地冻结，各守原防而东北则须由我们让出许多地方，所以最难说服同志，而可能造成党内纠纷（在整军问题上各地不同意见已有很多）。再则，在长春全路及东北全地大打内战，美蒋均有顾虑，蒋方对东北内战消息向苏方讳莫如深，就是证据。蒋方对东北问题大吹大擂，高声恐吓，其实是想达不战而得大部地方之目的。不论他的兵力、士气与民心，也不论国际国内环境，都无在东北大打久打与反苏反共到底之可能。此点亦请注意。再则东北友人态度甚硬，亦堪注意。

四、希望你能回延一次，住四五天然后返渝。由于苏军突然撤兵，蒋介石急欲解决东北问题，我倒可不急，迟几天无不利之处。

　　甲乙（即中央——笔者注） 寅午

3月13日，梁漱溟搭乘美国军用飞机，由重庆经北平飞抵延安，毛泽东亲自到飞机场迎接，并设宴招待他。

梁漱溟这次到延安来，是为了让毛泽东谅解他那“离现实远一点”、“尤其不能参加政府”的主意。梁漱溟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对中国政治前途的见解，他说：

“宪政不到二三年或许一年就失败，而我又无力改变中国的现状，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进行经济建设，我只有失望。”

毛泽东对这个书生气十足的人的言论，没有直接发表意见。但他却明确地告诉梁漱溟说：

“我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坚信中国革命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取得完全的胜利。”

梁漱溟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

“希望包括毛先生在内找10位领导人，给我一个机会，陈述我个人的意见。”

毛泽东答应明天下午可以安排。

3月14日下午，毛泽东和朱德、张闻天、任弼时、彭德怀等10人在会议室会见了梁漱溟。梁漱溟陈述了他的政见，他说：

“在重庆的各个方面，都在说中国的未来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两大党，一上一下，轮流执政，互相反对，台下的攻击台上的，反过来也是这样。”“我个人从年轻时就欣赏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后来对欧美式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一直是赞同的。但是，经过自己30年来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与西方国家相比较，认为特点很不相同。”“我认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现状、需要，其后果将不利于中国长时间的迅即进行经济建设，致使中国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状况，而无法以独立、富强之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如果各位问我，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你的意见、设想如何实现呢？我却答不上来。我有自己的理想，如上所述，但面对现实却不知如何去实现。因此理想又如同梦想。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无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再往深处说一句，我所说的面对现实，就是指我无力改变中国的现状。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在这样的场合，讲这篇话，把自己的希望、理想（或者称梦想）说出来，向各位请教。如果不便深谈，也无妨。我只是把我讲的这些话向各位通报一下，算是留个题目吧。”

梁漱溟像一位教书先生面对一群学生一样，洋洋洒洒地讲了一大篇，最后又给学生们留下了一道作业。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毛泽东等10位中共领导人都很耐心地听我发言。当时我讲的要比今天回忆的长，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分析，我依据自己的学习研究心得，讲了不少。在我发言时，毛泽东的习惯与上次一样，抽着烟，一会儿坐，一会儿站，更多的是在房内来回走动，但这一次他没有插话，我讲完后他也没有说什么。我现在能记得的是，在我讲到对中国的现状无可奈何，自己也不知道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任弼时笑着插话说，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蒋介石先生死了，国民党垮台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而现在蒋介石又没死，国民党又跨不了台，因此答不上来。我们彼此相视而笑，都没有正面答复。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段插曲。”

后来在3月17日，梁漱溟在边区教育厅与延安大学联合举行的欢迎会上说：

“1939年我自华北华东回重庆，因目睹国共两党在各地的冲突，乃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参加者有救国会、青年党、社会党及其他小党派。曾以此事见蒋介石先生，同去者有黄炎培、张群、王世杰。蒋先生面允我们的组织。不幸1940年底发生皖南新四军之变，我们更感觉有中间力量的必要，又鉴于从前的无组织、无宣传，于是派我去香港办报，即光明报，同时改会名为民主建国同盟。到了1941年10月10日，发表宣言及十大政纲，除了第一条为坚持抗战外，均为促进民主团结，如国事应商量协议解决；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都是当时列入政纲的。今则逐渐实现，至堪欣慰。”

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党内出现的“糊涂”思想，他说：

“蒋介石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对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即如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蒋介石的两条，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微平静一点就忘了，2月1日到9日就忘了，较场口事件（2月10日——笔者注）以后就不忘记了。马歇尔能放长线，蒋介石也较何应钦不同。假如有一个放长线的，放半年我们就会忘了，那就危险得很。”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转省委、区党委、纵队首长）：

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

一、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即将展开。为了和平，我方代表曾极力向蒋、马（指马歇尔——笔者注）提议，在东北停战，但马、蒋商谈后提出5条，作为给东北停战小组的指令，以为派遣小组去东北的先决条件。规定小组只能随政府军前进，政府军有权进驻东北之主要地区，长春路两侧各30公里以内，政府军单独管理，苏军撤出地区中共军队不得开入占领等。但东北政治问题及我党我军在东北地位，则没有提及亦不愿讨论。在此条件下，我方当然不能接受，停战小组亦暂不能派出。东北军事冲突仍有可能继续一个时期。

二、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除以CC为主干的少壮革新派所进行之反苏反共反政协运动外，还有以何应钦、白崇禧为首的军人派，正在积极进行反苏反共阴谋，企图破坏停战整军，借口东北问题，实行各地军事接收，想在马歇尔离华期间，造成新的内战局面，煽动美、苏冲突和美、苏尖锐对立。为此，何、白已电召孙连仲、王耀武、傅作义等到渝，并在全会宣读阎锡山反共电报，而这种阴谋，是蒋介石所知道的，因此十分值得警惕，其阴谋之危险性，较CC革新派更为严重。

三、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反动派，特别是何、白军人派之阴谋挑衅，除开审慎应付东北问题外，华北、华中各地应即提起警觉，密切注意顽方动态，并在军事上作必要准备，加强整训，加强侦察，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如果反动派发动进攻时，必须能够在运动中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但我方一切秘密准备，对外切勿声张，勿给顽方以任何借口。

四、恢复交通及北平执行部一切合理命令仍应主动照常执行。北平执行部及各地执行小组中我方人员，须加强工作，不称职者须加强人员，当作一件大事办理，并注意争取美国人。

五、切实具体地展开统战工作，以分化与争取顽军，反对内战阴谋为主要目标。

六、除东北及热河外，各地第一期复员整军（即精兵简政包括党、政、军、民、学所有脱离生产人员在内），不论时局变化如何，均应力争完成，以裁减老弱及无职务、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单位，充实部队，减少财政支出利于作长期打算为目标。中央希望第一期复员三分之一左右，时间3个月左右完成，由各地自己做成计划（此计划须能适应和平、战争两种环境），电告中央批准，即可执行。各地首长暂时不要来延，并不要远离部队。在复员工作中，要有充分政治准备与组织准备，须向一切人首先是干部说得清清楚楚，反复解释多次，由当地主要负责人出席解释，并发动复员者自己讨论，以便人人明了复员的积极意义及复员后的工作方向。最重要地是充分注意安置他们的生产及生活，动员各方面欢送欢迎，把他们当作有功劳于国家的光荣战士看待，使他们各得其所，如果还未解释好准备好的地方便不要仓卒复员。如果对此点疏忽，定会造成恶果。同时要向复员者说明，如遇反动派大举进攻，除老弱外，要在一声号令下准备归队。

七、减租、生产两件大事，一切地方须抓紧推动，召开专门的减租训练班、生产训练班，纠正偏向，奖励成绩，在报纸上讨论减租及生产工作中的优点、缺点，务必在今年内获得空前巨大成绩，造成解放区不可动摇的群众基础与物质基础，不怕任何反动派的破坏。对这两件事注意不足的地方，务必加强注意力，务必派得力干部去指导。

八、不论反动派破坏如何猖獗，甚至再打一时期内战，不论全世界、全中国反苏反共活动如何高涨，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局面业已确定，任何反动派不能改变此种大局。我们应当有此坚信。在时局估计与党的政策等项问题上，党内各种过左过右偏向，希望随时解释，妥为纠正。

　　中央 寅删

3月17日，历时17天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结束，会议通过了推翻政协宪草中各项民主原则的决议及其它多项反共决议。

3月18日，共产党驻重庆负责人周恩来奉命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说：

“国民党内为数不少的顽固派，利用二中全会通过了很多重要的违反政协决议的议案，这不足为怪。而可怪的是这两个会议的决议既如此相反，却都是在蒋主席主持和领导之下通过的。在政协开会时，蒋主席曾作了保障人民权利的4项承诺，但在政协开会后，就连续不断地发生了沧白堂打人、较场口事件、捣毁新华报馆、捣乱西安第18集团军办事处，一直到捣乱执行停战决议的北平执行部事件。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5方面的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

3月18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等人，发出了《中央关于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指示》，全文如下：

叶饶罗，聂刘程萧，林彪，彭真，陈毅，刘邓薄，张邓谭，贺李，郑李（叶剑英、饶漱石、罗瑞卿，聂荣臻、刘澜涛、程子华、萧克，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贺龙、李井泉，郑位三、李先念——笔者注），西北局：

一、据密息，国民党中宣部于3月12日，向各地国民党部颁发了第62次宣传通报，说宪章制定仅国大有此权力，在国大通过之前，政协决议不能成为定案。因此国民党主张：

（甲）国大为有形组织，代表人民行使4权。（乙）省为中央代表机关，不赞成制省宪。（丙）中央政府维持总统制，此事最后决定权既在国大，故二中全会提出意见，不能认是变更政协决议云云。现二中全会已根据这3项原则，通过了5条决议，公开发表，不管文字上如何曲折，实质上是将政协决定的国会制、内阁制、省宪自治等基本原则完全推翻。这是一件有关中国人民命运的原则问题，是中国走民主道路还是走独裁道路的问题，各地应严重注意和警惕。

二、国民党内反动派以至蒋介石，都不喜欢政协决议，企图推翻，但正面推翻丧失信用过大，乃采取迂回阴谋手段，首先推翻宪草原则，只要宪草原则推翻，成立独裁政府，则国大改组、政府纲领、整军等决议，势必成为具文以至全部推翻。因此，我党对国民党反动派此种阴谋必须坚决反对，坚持和强调政协决议每一条每一句均须实现，反对修改，特别对于宪草原则，反对任何修改，对国民党二中全会推翻宪草原则的决议及其在宪草审议会中所提出修改宪草原则的任何主张，必须予以痛驳，并要他们遵守信义，中央已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声明。

三、在坚持实现政协决议、宪草原则，反对修改的斗争中，我们不要害怕破裂，事实上我们愈坚持不许修改，国方就愈不敢破坏。我们在精神上必须准备不怕分裂，不怕打内战，然后才能压倒反动派的破坏，并可能免于分裂，如国方因我坚持政协决议并利用东北问题实行分裂，发动全国内战，我亦不应惧怕，即是再打内战，我虽可能受些损失，但大势所趋，仍将归于和平，而那时反动派的阴谋必将更加暴露，他们的气焰亦将大为降落，人民再受一次教育，和平、民主的前途更有保障。在反动派如此嚣张，蒋介石如此阴谋百出的情形下，和平、民主是完全没有保障的。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的，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

四、停战协定、政协决议，整军方案我们是不愿其破坏的。但反动派必欲破坏，只要使人民了解这是由国方破坏的，而不是由我方破坏的，那对于中国的前途，也会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们不破坏它们，但我们决不怕反动派破坏，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

中央 寅巧

3月中旬，国民党正规军进入东北地区的已有7个军，共21个师，连同地方部队，总兵力达到了30万人以上；其后续部队第93军、第53军不久也即将到达东北。

3月22日，梁漱溟离开延安去重庆，毛泽东等人到机场送行，他对梁漱溟说：

“目前国内各政党是交错的，也是交流的。”

梁漱溟说：

“但愿交错而团结，交流而沟通。”　　

3月24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控制长春、哈尔滨及中东路保卫北满给东北局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并告林彪、黄李（指黄克诚、李富春——笔者注）：

一、美苏中苏关系业已改善，苏军4月撤完，已照会王世杰，判断蒋介石必由沈阳出兵向北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

二、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

三、为此目的，请速与辰兄交涉，允许由我方派兵占领长哈两市从中东全线，如得允许，即令周保中部担负占领任务并厉行剿匪。

四、黄李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五、我南满主力就现地坚决歼灭向辽阳、抚顺等处进攻之敌，如能歼敌一两个师，即可牵制大量顽军不得北进。

六、如作战结果顽军在辽阳、抚顺地域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以致可以抽兵北上向四平街长春前进时，你们须准备及时将南满主力转移至四平街、长春之间，与黄李及周保中协力，为保卫北满而奋斗，留下相当数量之部队保卫南满解放区。

七、以上望考虑电告。

　　中央 寅敬酉

3月25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东北停战前坚决保卫战略要地给林彪、彭真等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彭并李黄程萧（指李富春、黄克诚、程世才、萧华——笔者注）：

恩来今日已到重庆，东北无条件停战的协定可能于日内签字，但小组到东北并召集双方代表协议实际停战，还须若干时日，因此你们至少还须经一二个星期也许更长时间的恶战，才能实际达到停战。在此时间内顽方会拼命进攻，企图控制更多的战略资源要地，而你们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保卫北满。据密息，顽军后方运输困难，弹药不继，望切实破坏铁路、公路，截击顽军后方联络线，以争取战役的胜利。凡有苏军地区，小组均不会去，但苏军撤退地区，若有冲突，小组即将派去。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之，否则停战小组即将派到这些城市，保证国民党的占领。但如被我控制，小组亦将保证我军的占领，以待整个东北问题的解决。关于东北停战及以后东北工作意见，由饶漱石转达，饶现在延安。

　　中央 寅有

3月27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代表吉伦军事3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协议规定：派遣执行小组前往冲突地点或国共双方军队的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作必要及公平之调处。关于政治问题则另行商谈，迅求解决。

3月27日晚，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东北目前工作方针给东北局及林彪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及林：

宥日5时电悉。目前时机，对蒋对匪两项任务中，第一是对蒋。为了阻止蒋军北进，力争由我军占领长哈齐及中东全线（是否可能，主要由友人决定，但我应力争），必须使用主要力量，并须迅赴事机，迟则无用，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为了防止蒋军与股匪联络，在我区设置据点，遗害将来（美蒋必要求派停战小组前往股匪地点监督停战），必须同时在乡区留下次要力量，配合地方党政，迅速剿匪。你们须下两个通令，一个给主力军，规定他们的任务是对付蒋军，如你们近日所下者。一个给地方兵团与地方党政，规定他们的任务是剿匪，发动民众，巩固后方，特别对于那些已与蒋军有电台联络之股匪，不可忽视。应谆谆告诫地方兵团与地方党政负责同志，切不可以为自己工作不重要，他们也把自己目光放在占领长哈齐方面。望本以上方针，部署力量，指导工作。

　　中央 感申

3月28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几项通知，他写道：

各局并转各区党委、省委：

一、各解放区输出贸易，除了特别约定的交换之外，必须努力以换取输入工业及农业的大小生产工具为条件，以便发展生产。至于输入生产工具的种类，可以按照解放区的需要和客观可能条件处理之，但目前须着重输入纺织工具。最缺乏的必需日用品也可以考虑输入一部分。货币的输入则必须避免。

二、国民党官吏在收复区所接收的敌伪产业，很多私自偷窃出卖，各解放区可由公家或在解放区投资的私人和用各种社会关系，相机购买一些有用的生产工具，但须以可能设法运入解放区为条件。

三、现在国民党区的自由工业家备受官僚资本的压迫，不能立足，很多技术人员失业。各地的党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或统一战线，与他们谈判，欢迎他们来解放区投资和工作。关于工业的土地、原料、劳动力、交通、市场税则，我们应给予特别的便利。技术人员的待遇从优。

四、各解放区，特别是产棉区，原来的民间纺织业，必须尽力恢复，并鼓励合作，提倡私人投资。各地公私机械工厂和铁工厂，除了制造农具之外，应该努力试造各种纺织机，帮助民间手工纺织业逐渐改变为半机械化的纺织业。

五、各解放区所接受的敌伪工业，为着适应解放区发展生产的具体需要，可以进行必要的改造。恢复公路交通的事业，首先也须以适应解放区经济发展为原则。

六、各地党与政府必须选派得力的干部负责组织经济的工作，根据当地的条件，拟出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计划，以达到丰衣足食为第一步，并随时将真实情况报告中央。复员的许多干部，可转入生产部门工作。各地必须组织生产训练班或研究班，动员大批干部，初步学习当地实用的经济常识和技术。

七、解放区劳资关系必须取合作方针，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无论公营、私营，都是如此。任何工厂、工会与党支部，必须与厂方协同制定生产计划并协同执行之，力求以较低之成本，得较多较好之产品，从此获得较多之盈利，劳资双方有利。工人之福利必须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之，任何片面的过火要求，都将破坏解放区的经济。

　　中央 寅俭

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了关于派干部到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开展工作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

为着建立各收复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中的工作基础，应抓紧目前时机（国民党立脚未稳，人民情绪等），派一批适宜的干部到各大城市去建立工作。首先是打入学生群众，重要产业工人中，开展职工、学生、青年及妇女群众运动，并进行统战工作。为此，望各地即着手调集一批干部，给以短期训练后，分布到附近城市和交通要道，其中如有适于各该战略区以外的其他区域的城市工作干部，即报告中央，以便统筹调剂。如何布置，盼电告。

　　中央书记处 28日

3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东北局：

寅艳给各地指示电悉，很好。在用迅速猛烈手段夺取长哈齐时，对其武装部队应取歼灭政策，将其全部解决武装，但对其非武装人员（党政）勿加侮辱与杀害，将其移置乡下软禁以利将来交换。此点应令各地首长明确知道，有所遵循。

　　中央 寅30

1946年4月间，毛泽东得知军调处执行部顾问王稼祥在北平“中和医院”检查身体时，病情加重了。

原来，“中和医院”的医生极不负责任，他在给王稼祥做X线透视时，射线用量过多，烧伤了王稼祥后肠胃脊部的皮肤，不几天，皮肤就溃烂如铜钱大小，折磨得王稼祥疼痛难忍。

毛泽东立即电令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叶剑英，安排飞机将王稼祥由北平送到解放区张家口白求恩和平医院附属医院治疗。王稼祥转到张家口后，毛泽东又特意从延安派著名外科大夫周泽昭到张家口为王稼祥治疗。

4月间，毛泽东鉴于党内“有一些同志”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所谓‘美苏必战’，所谓‘第3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情况下，“由于过高估计帝国主义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爆发新的世界战争，因而在美蒋反动派武装进攻的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选集》注释语），就为党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的文件。全文如下：

一、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3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所谓妥协，是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所谓较早较迟，是指在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内，或者更长时间。

二、上述这种妥协，不是说在一切国际问题上。这在美、英、法继续由反动派统治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这种妥协，是说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但是，这一类的妥协在目前短期内还不会很多。美、英、法同苏联的通商贸易关系则有扩大的可能。

三、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做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

这正是：高瞻远瞩知音少，三十年后有谁识？

至今犹患恐美症，死皮赖脸作人妻。

且说4月初，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集中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企图首先夺占本溪、鞍山、四平等战略要点，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到占领全东北之目的。

4月2日，国民党军以5个师的兵力进攻南满解放区本溪地区，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政治委员萧华奉命指挥所属第3、第4纵队和保安第3旅保卫本溪，牵制国民党军兵力，策应北满主力保卫四平。3纵7旅、9旅分别在本溪石人厂、三人淘和大甸子地区将国民党军第52军第25师击退，8旅在铧子沟地区将其第14师击退，共歼敌1000余人。

4月4日凌晨，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关于反顽伪蚕食斗争的指示，他写道：

一、自停战发生时效后，华北、苏北敌伪顽联合大规模军事进攻，一般停止了，然而顽伪特务联合，以伪军为主，在国民党反动派操纵下，向我解放区进行蚕食进攻，有加无已，他们依据铁道、城市向我解放区步步压缩，最近两月来，各解放区均受着严重损失，仅就冀中冀东两区不完全的统计，即被占去村镇300余处，杀死我村区县级干部300余人，人民被杀，财物被抢，无数计。反动派蚕食阴谋，在这一时期，是有较大收获的。如不给以坚决打击，如不歼灭蚕食进攻的顽伪军，收复1月13日以后的失地，反动派的蚕食阴谋，是决不会自动停止的，伪军亦不能从国民党控制下动摇分化与瓦解，我解放区边沿地带的群众，难以迅速发动起来，减租减息，即不能实现，基本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能提高，边沿地带不易巩固，解放区将益见缩小。如我们坚持正确的政策，采取积极的防御，寸土不让，坚决保卫解放区，给进攻者以打击，并配合停战小组的调处，反动派的蚕食可以打退与停止的。

二、为反对蚕食，确切保卫边沿地带群众利益，掩护春耕，应动员群众自卫联防，村与村、区与区联防，实行边沿区戒严，封锁消息，组织各种各样群众性的侦察通讯联络（鸣锣、擂鼓、烧烟、放炮），一村遇袭，各村自卫武装民兵、武工队、车子队迅速赴援，发扬抗日战争中民众武装斗争与武工队斗争经验，发扬战斗与生产结合的互助精神，并在边沿地带选择重要地点，利用建筑物，构筑一班一排的秘密防御工事，准备粮水弹药，遇敌袭击，坚决据守待援，掩护主力机动消灭进攻之敌。同时准备地道（坑道），在极端危险时，可借此撤退。被敌占领时，可利用此地道接近爆炸，打击顽伪。但设施此种防御工事，须选择重要地点，以达到节约兵力，便于机动。如边沿地区普遍设防，反而分散兵力，结果到处薄弱，到处被动，到处不能防守。为着随时打击进犯之敌，必须在适当位置控制机动兵力，目前还必须适当集中力量，对于1月13日以后进占我解放区一切大小村镇之顽伪军，有重点的给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

三、国民党利用伪军进攻我解放区并以伪军补充其主力，除军事上给以坚决打击，使之知难而止外，更重要的，须各方面积极进行瓦解伪军工作。（子）对一般伪军官兵，应采取宽大政策，调查与动员其家属亲邻，号召他们回家，允从宽免究，保护其生命财产，至于过去作恶多端为人民所深恶痛恨，今仍依附国民党中法西斯分子坚决反共、反人民、反民主者，我必须采取坚决态度给以严厉打击，没收其财产，以至公审处决；但一经反悔，申明不继续作恶者，应不究既往，予以自新之路。（丑）对于向我进攻之伪军，应坚决消灭之，尽量多击毙，特别是军官。但一经俘虏或自动投诚者，均分别给以优待，在解放区安家回家就业者，以同等公民看待。

对于伪军政策，必须宽严适当，宽大与镇压，必须密切联系，才能申张正义，动摇与分化伪军。

　　中央军委 卯支

4月4日，国民党军新编第1军进占昌图。第71军78师和71师（欠第88师）攻占法库，尔后沿公路北进，企图绕过八面城，与从铁岭南进的新1军构成南北夹击之势，攻击四平。

四平是东北中部的重要交通枢纽，这里形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4月4日这一天，林彪和前方总部到达四平，致电黄克诚、李富春及中央和东北局说：

“我此刻已到四平”，“此次集中6个旅的兵力，拟坚决与敌军决一死战”，“一定要争取胜利”。

4月5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和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东北局及林：

一、美蒋决以15个军（已到7个尚有8个待运）向我大举进攻，尽占东北点线，然后与我谈判。

二、我方政策，一方面利用停战小组力争停战；另一方面不要被停战小组所迷惑，必须同时有对付15个军进攻的全盘与持久计划。

　　中央 卯微午

4月5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各局及军队负责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局及军队首长：

目前正是国际国内反动逆流高涨之时，望提高警觉，加强侦察，加强防御配置，严防敌人突袭，切勿大意。

　　中央 卯微

4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林彪、彭真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彪同志并告彭：

林支日从四平所发电悉，集中6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去冬邯郸战役，刘邓所部历时10日，伤亡8000，卒获大胜，可为借鉴。

二、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

三、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国民党现有之7个军，包括94军及姜鹏飞伪军在内，此两部或则不齐，或则无力；拟调各军，非半年以上不能到齐，且包括云南龙部及其他次等部队，大有文章可做。如我能在3个月至半年内，组织多次得力战斗，歼灭进攻之敌6个至9个师，即可锻炼自己，挫折敌人，开辟光明前途。为达此目的，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而在当前数日内，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则是关键。

四、各军区后方剿匪与发动群众斗争，一刻不能松懈，望同时严督实行。

　　中央 卯鱼

4月7日，国民党军第52军军长赵公武亲赴前线，指挥第25师、第14师和新增调的第182师第545团，兵分3路向本溪民主联军阵地发起第2次进攻。

4月8日，民主联军第3纵队将其左路第25师阻截于小四家屯、石富屯地区；第4纵队第10旅将其右路第14师阻于金钟山地区。

4月8日下午，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东北作战问题的补充指示，他写道：

林彪，彭真同志：

关于作战问题补充数点：

一、北面作战应以反复肉搏打几昼夜歼灭顽敌1个师至2个师之大部或全部为目的，因此，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例如6个旅或更多）；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军事准备；必须选择有利于我之地形；这就是说，不要浪打，打则必胜。

二、为大规模作战所不可少的各项后勤组织，例如粮食供给、兵源补充、民兵游击队配合作战等项，必须迅速在北面组织起来，南面机构及人员必须大量北移，并须从速，迟则不利。

三、破路极关重要，应组织专门破路司令部，凡敌将占及已占之路必须彻底破坏，动员兵众，公私兼顾，主要须掘断路基又宽又深，铁轨、枕木、器材让民众取去。已被敌占者固须大破，暂时尚未被敌占但不久必被敌占者（例如四平北端，本溪北端，抚顺东端等等）尤须大破。据密情反映，国民党入满各军，如有5天得不到粮弹两项接济，即无法生存。因此普遍设立破路司令部，动员广大民众破路，是战胜顽敌最重要方法之一，望速通令实行。

　　中央 卯齐

欲知欲知毛泽东还有什么重要部署，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6年2月提出的对军队干部请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目的是要在未来改组后的新政府国防部中占有一定的位置。这是为了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主动地位而不得不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与1939年朱德、彭德怀要在八路军内部搞等级制度，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这样做，正是他的过人之处。如果不这样做，一旦中国真的暂时获得了和平，组建了联合政府，那么共产党在政府里面就可能吃大亏。

另外，毛泽东在1946年4月间撰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文章虽短，却是一篇力作。据《毛泽东选集》注释说：“这个文件，当时没有发表，只在党中央一部分领导同志中间传阅过。1947年12月的中共中央会议，印发了这个文件。由于到会同志一致同意这个文件的内容，后来将全文收入了中共中央1948年1月发出的《关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会议决议事项的通知》中。”由此可见，这篇文章最终得到党内高层的认可，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的。历史已经反复验证了毛泽东在该文中的预见和判断是非常科学的，至今仍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后人不可不读。

第13章 1946年4月—

“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

话说1946年4月8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发生了一次令人扼腕的空难。

原来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和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中央委员王若飞和博古，以及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被释放的新四军军长叶挺、进步教育家黄齐生、八路军参谋李绍华、彭踊左，随员魏万吉、赵登俊，还有叶挺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儿子阿九、女工高琼，延安鲁艺学院教员黄晓庄，也就是黄齐生的孙子，乘美国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当天下午，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浓雾失事，全体人员与4名美军驾驶员同时罹难。

毛泽东初闻飞机失踪，心绪不宁，不胜悬念。

4月9日，南满民主联军第3纵队追歼国民党军第25师2个营。敌中路第182师第545团见其左邻第25师受阻，也停滞不前。

4月10日，3纵、4纵在反击中于长岭地区歼敌1300余人，国民党军第2次进攻本溪遂告失败。

4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加强察北、热北两地工作给聂荣臻、程子华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荣臻、子华二同志：

国、美两方通同一气，久欲寻找借口在热察两省建立反苏、反共据点，因此察北、热北两处匪患必须迅速肃清，两处之无秩序状态必须迅速消除，两处之群众斗争必须迅速发动。为此目的，须选派大批得力干部前往工作，并派有威信之领导人，前往领导一切。你们应抓紧两处工作，经常予以检讨与指导，使两处迅趋于巩固，不给国、美以任何可乘之隙。务望十分重视两处工作，并将具体情形电告。

　　中央 卯蒸

4月11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纠正群众工作中的错误给陈毅的指示，他写道：

陈毅同志：

7日电悉。关于纠正群众工作中的错误，建议如下：

一、群众工作中的错误有两类。第一类是空白村子及命令主义。空白村子是右的领导，完全不去发动群众的结果。命令主义，表面上是在积极发动群众，实际上是用少数人包办及强迫群众服从的办法，代替群众自觉的与有组织的斗争，即用非群众路线代替群众路线，其结果亦仍然是空白村子，并使群众受到坏影响。故凡属存在这一类错误现象的地方，必须注意研究与纠正。

二、第二类是党在领导群众斗争过程中所发生的过火行动，即“左”的错误。其中首先应当注意的是侵犯中农利益，一经发现，必须迅速纠正。其次，是除减租减息外，过分的打击了富农与中小地主，亦必须注意于适当时机加以纠正。

三、至于给汉奸豪绅恶霸反动分子以严重打击，只要是真正群众的行动，则不是错误而是必需。大城市中豪绅地主的大声叫喊，是必然现象，我们绝不应为其所动。但是，到了群众斗争已经胜利，清算减租已经实现之时，党便应当劝告群众，对地主阶级由打的政策改变为拉的政策。例如让逃亡地主还乡，给地主以生活上的出路，并联络开明绅士参加某些工作等。拉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减少反对力量，使紧张空气和缓下来，因此是必需的。但应注意不要拉得过早，损害群众利益与影响群众情绪。

四、只要是真正的群众运动，当我们纠正“左”的错误，即纠正干部及群众对于中农、富农及中小地主的过火行动时，应当用极大的善意与热忱去说服他们，使他们在自觉与高兴的基础之上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出补救的办法，绝对不可泼冷水，绝对不可使他们感觉受了挫折。

五、来电说，在不动摇和承认农民已得利益的原则下，在不削弱群众积极性的条件下，逐渐纠正错误，这是很对的。山东及各地群众斗争正在发展，虽有不少错误，但成绩甚大，前途是光明的。

六、减租与反奸清算二者都不可少，应当研究各地工作的具体内容，善于领导，使群众斗争有广大发动，而又适可而止，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七、此电所述问题，是各地同志应当普遍知道的，如你觉得有必要时，请摘要转发各区党委与地委。

　　中央 卯真

4月12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军事斗争与群众工作问题给东北局及林彪的指示：

东北局及林：

一、同意林真子电，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为主，不以固守城市为主，并须统筹全局，作长期打算。

二、长春如有可靠之内应及在力量对比上有把握则占领之，否则放弃占领计划，但以一部力量占领飞机场，阻敌空运，以利谈判。

三、詹才芳在绥中破路已见大效，望你们重视破路，看作战胜敌人的重要方法。

四、注意组织民兵，全满普遍实施民兵制度。

五、注意组织受县区指挥之游击队，全满各县均应有游击队。

六、在敌占区组织武工队，每县数队，每队数十人，遍布敌占区。

七、你们最近数仗打得不错，敌人已在叫苦，望对打胜仗之部队传令嘉奖，鼓励士气。

八、全满普遍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巩固后方，一切从长期打算出发。

　　中央 卯文

4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林彪并告彭真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并告彭：

马歇尔有于文日动身来华说。马到华后东北可能停战，国方必于数日内尽力攻夺四平、本溪。望注意在可能条件下击退其进攻，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情况如何望告。

　　中央 卯元

4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得知王若飞、博古、邓发、叶挺等乘坐的飞机已经失事，立即成立了以他为首的由26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

4月14日，《东北日报》以醒目标题报道：【本溪、四平前线民主联军自卫战大胜击溃顽军3个师，毙伤顽军副军长、师长、副师长、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名，放下武器官兵1200余名，缴获美式轻重武器甚多】（该档案现藏于本溪市档案馆）

4月14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彭真、林彪，程世才、萧华、罗舜初并告叶剑英、饶漱石、周恩来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林，程萧罗并告叶、饶、周：

此次本溪大捷，击溃顽军两个师及1个团，歼灭不小部分，缴获甚多。配合四平方面击溃两个师并歼灭一部之胜利，必能引起于我有利之变化。望通令全军鼓励士气，粉碎顽军之进攻。

中央

4月14日晚到15日凌晨，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14个团的兵力，在金山堡、大洼一线，一夜之间歼灭国民党军87师两个团，击溃91师一部，共毙伤俘国民党军4000余人。

4月15日天明，数架国民党军飞机轰炸扫射正在打扫战场的东北民主联军，林彪命令：

“立即通知部队组织各种火力对空射击，飞得这么低，太猖狂，狠狠打，打不下来也要吓它一跳。”

于是阵地上的轻重机枪、步枪、骑枪纷纷交叉射击，一架飞机被火力罩住，起火燃烧，撞向地面爆炸。这是民主联军在东北战场上打下的第1架国民党军战斗机。

4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林彪、彭真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彭：

一、马歇尔数日内可到渝，国美对我和战方针究竟如何，短期内即可看清楚。

二、71军现进至何处，我是否有可能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击溃或阻止进攻之敌于四平以南及西南。

三、本溪方面我军望令其速加整理，以便再战。

四、除长春你们寒卯电已有正确处置外，其他苏军撤退地点及匪占地点须迅速占领及消灭成股之匪，以便在停战以前夺取优势。大约一切重要作战问题须争取于10天内外解决。

五、敌准备使用飞机助战，望注意领导机关之安全。

　　中央 删午

4月1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对顽军进行政治攻势及彻底破坏铁路给东北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东北局并林、李黄、程萧（指林彪、李富春、黄克诚、程世才、萧华——笔者注）：

一、请特别注意对顽军进行政治的和平攻势，以削弱顽军士气，来配合我之军事斗争。望在详细调查顽军各部队官兵之政治情绪及其长官之欺骗宣传教育后，写出简明有煽动性的传单、标语，在前线广为散发、张贴、书写及进行喊话等。对于俘虏过来之顽军官兵，须进行很好的教育并加以优待，选择其中不顽固的一部分放回各部队去；对于受伤的顽军官兵，应医治及宣传后放回；死者在可能时亦可令百姓抬回，以示我军渴望和平，对顽军官兵无敌意。这一工作望令前线各级司令部、政治部及地方党政动员群众广泛进行，以便在其军队中打破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并宣传我之政策。解放报驳蒋介石的文章及其他文章，亦可相机发到顽军官兵中去。

二、各处经验证明，铁路破坏如不彻底，规模如不很大，顽方修复甚快。只有在化费数十万人工大规模破坏路基百数十里，并将水塔炸毁，铁轨移开埋藏，顽方因为缺少大规模的劳动力，才不容易修复，交通才能长期隔断，现尚在手中但不久即将退出的铁路，均望发令各地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彻底破坏。不要以为随便破坏几座中小桥梁即可阻止顽军通车，临时通车的小桥梁只须数小时即可架好一座。

　　中央 卯铣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李富春、黄克诚并告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李黄并告林：

删电悉。占领法库，对援助四平、长春方面之作战有很大重要性。望组织一精干有力部队（例如1000人左右）携带充分爆炸器材，由法库南下破袭北宁路，并向沈阳以北游击，发展群众工作。

　　军委 卯铣

4月18日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各局并告叶剑英、饶漱石、林彪的指示电：

各局，并告叶，饶，林：

渝周铣电称：蒋表面愿求妥协，以欺骗国人，暗中布置军事，阴谋甚大，马歇尔来后态度如何，尚难断定等语。望准备一切条件，应付任何事变。各战略区主要负责人不得中央许可，不要离开队伍。

　　中央 卯巧

4月18日，王若飞等“四·八”空难烈士们的遗体由晋绥边区的兴县运回延安。

4月18日这一天，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在四平发生血战。震惊中外的四平保卫战全面打响了。

4月19日晨，林彪闻东北民主联军攻占长春，精神为之一振，致电东北局并报中央军委说：

“1、长春攻占意义甚大。2、敌新1军3个师、71军两个师正向四平进攻，现1个师已被我大部歼灭，另1个师被我歼两个营，我方伤亡甚大（开原起义约4000人）。敌昨日已直接开始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3、望今攻长春之杨国夫部、曹里怀部及第8旅等有战斗力的部队星夜南下，向四平急进，决不可以攻长春伤亡与疲劳而有所影响，否则对大局极不利。4、长春只留少数部队保卫城市。”

4月19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彭真、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林并转周、陈高（指彭真、林彪、周保中、陈云、高岗——笔者注）：

一、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

二、杨师（指东北民主联军第7师，杨国夫任师长——笔者注）立即或休息数日南下参战，必须增加四平方面兵力，歼灭新1军主力，并准备继续打几个大胜仗，方能保卫长春。

三、用全力夺取哈、齐2市。

四、用全力发动长、哈、齐3市及长、哈、齐线东西两侧各200里左右地区的数百万群众，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与武装起来，作为控制全满之中心区域，迅速准备一切，为保卫长春而战。为此目的，应派遣大批有经验懂策略干部分布中心区域各县市工作，发动群众，消灭土匪，清算汉奸，减租减息，改善职工待遇，分配大汉奸土地，这些工作，短时期内须见成效。但须注意坚持广泛民族统一战线，只得罪少数人，不要得罪太多的人，为群众所反对之汉奸、豪绅、恶霸，必须惩办，但不要牵连太广。工人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切不可提得过高，必须采取劳资合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资两利的政策，决不可只顾工人暂时片面利益，结果害了自己。

　　中央 卯皓午

尔后，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以长春、哈尔滨为建设民主东北的重心给彭真、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林：

一、杜聿明由平赴沈对人称，东北共军40余万，国军10余万，相差甚远，但仍须决心打下去，有坦克百余，将运沈阳，并要使用飞机等语。要战胜顽敌保卫长春，必须准备对付飞机坦克（参加过抗日的将士有办法对付之），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

二、在不削弱各地工作条件下，抽调大批干部加强长、哈为中心地区的工作，即四平、海龙以北，齐齐哈尔、海伦以南，洮南以东，牡丹江以西，约30至40个县市，似应派较多干部分往各县市，发动群众，改造政权，组织武装，解决土地问题，掌握工商业，将这一带建设成民主东北的重心，这主要应从工作较深入干部较多的南满方面抽调干部（南满工作不要放松）。是否可行，请加考虑。这一计划是从我能确保长、哈、齐3市至少确保哈、齐2市来设想的。至于3市是否能确保，决于是否能在四平地区大量歼灭敌人，故争取战争胜利是基本环节。

三、东北局如移长春，应住在郊外安全地点统筹全满工作，解决有关全局各项重大问题，而不要直接去管长春市工作。如你们觉得长春尚不稳固，暂缓迁移亦可。

　　中央 卯皓

4月19日这一天，延安各界3万多人举行“四·八”空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怀着沉痛的心情，以党中央的名义为空难烈士们题写了挽联：

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主，驱除反动，不屈不挠，惊听凶音哀砥柱；

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惟将悲苦，化成力量，一心一德，誓争胜利慰英灵。

4月2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四·八”空难烈士的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悼念文章，他写道：

亲爱的战友们，不朽的英雄们：

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将加深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它将加强中国人民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事业的决心！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将继承你们的遗志，继续奋斗，直到胜利，决不懈怠，决不退缩。

毛泽东

4月20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和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东北局及林：

皓晨电悉。

一、国民党兵力，除进至四平街一带之新1军3个师、71军1个师共4个师作为第一线进攻部队外，尚有在昌图集结待命之52军1个师（即从热河开来的195师）似系预备队，尚有60军1个师（182师，新到）位于铁岭、开原、双庙子线守备铁路。

二、大战将在四平至公主岭地区打，不歼灭顽方三四个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凡可调与应调之兵力必须早调，兼程向公主岭集中，争取主动，不要逐渐增兵，陷于被动。

三、对长春（哈齐同样）国民党党政财经文化人员，一般应使他们留下好印象，表示我们的宽大；对进步分子给以优待；对特务则予以监禁。

四、一切决定于打胜仗，望全力争取之。

　　中央 卯号

发完电报，毛泽东还不放心，当即又为中央起草了给彭真、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林：

一、南满部队速调一部北上交林直接指挥作战。

二、长春应布置守城，指定守城部队准备粮弹死守，配合野战军歼灭敌人。

三、速调新兵补充主力。

四、彻底破坏沈阳、四平间铁路。

　　中央 卯号

4月20日晚，毛泽东就关于谈判重点及对国民党与美国的态度问题，起草了给周恩来的指示电，他写道：

周：

皓夜电悉。

一、力争东北停战及解决政治问题，力争民主宪法（其中不得有任何利于独裁的条文），力争政协决议100%兑现，必须如此，方可将国大省宪两个形式问题留待以后再争。

二、不要准备对国美两方同时弄僵。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内战与独裁方针，力争和平与民主，为此目的，不怕与国民党弄僵。但对美国则除非他恢复赫尔利政策，公开全面的赞助国民党实行内战与独裁，我们不应和他弄僵。因此，我党一切反内战、反独裁的主张（东北、宪草、国大、自由、组府、运兵，借款等）均应向马歇尔严正表示意见，但应避免用激烈态度与抗议形式。周、马之间仍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

三、极力团结民盟及孙科，但对张君劢应警惕他。

中央 卯号亥

4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东北局、林彪并告李富春、黄克诚的指示电：

东北局，林并告李黄：

一、长春我军除杨师已南下外，其余迅即划分为城防、野战两部分，以明职责。任城防者，准备死守长春，任野战者，随时调赴前线作战。

二、由保中（即周保中——笔者注）负责，党政协助，乘长春民众热潮，招募志愿兵一万至数万，干部由长春部队、前线各旅及总部派出，组成多数之新兵团，每团千五至2000人，略加训练，源源开赴四平前线补充各旅，时间愈快愈好，能于10天内外办出成绩否？此外，永吉哈市二处亦应招募志愿兵，成立几个新兵团。

三、姜鹏飞伪军俘虏，迅速淘汰反动落后分子，加以必要政治训练，至可用时补充前线。

　　中央 卯马

未几，毛泽东又起草了给林彪、彭真的指示电，关于敌我战略方针之变化，他写道：

林彭：

过去蒋军作战重心放在南面，是因估计长、哈苏军不会速撤，现在蒋军作战重心已经放在北面，以争夺长、哈为目标，故南满我军宜多抽调向北，并须兼程开进，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大量敌人（至少三四个师），保卫长、哈。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

　　中央 卯马

4月21日晚，毛泽东对东北战局还是不放心，又起草了这一天中给东北局和林彪的第3封指示电，他写道：

东北局及林：

新1军是缅甸远征军，蒋军主力，我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养精蓄锐，待其疲劳不堪，粮弹两缺，选择良好地形条件，以数日之连续战斗，将其各个击破，全部或大部歼灭之，就可顿挫蒋方攻势。望照林电令杨国夫、曹里怀及第8旅等星夜南下，南满两个旅（3纵主力——笔者注）兼程北上，必要时还应加调部队，总期集中优势兵力，争取这一有决定性的战役胜利。

　　中央 卯马亥

4月23日，毛泽东在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军事斗争的同时，还指挥着中共中央新华社展开了政治攻势。他在新华通讯社报道中写道：

【新华社四平街（4月）23日电】四平街战争日益激烈。国民党正以6个师的兵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四平街猛攻，除新1军3个师与71军的一部分外，现又发现新自热河偷运至东北的52军195师与新由美舰运抵东北的60军182师。连日来，国民党军以各种火炮与火箭炮向市郊猛轰，每日落弹2000发以上，并助以飞机轰炸。民主联军奋勇自卫，坚决抵抗，国民党军迄今没能得逞。在20日激战中，国民党新1军新30师副师长张某负重伤。

接着，毛泽东为东北局关于东北目前斗争方针的指示写了一个批复，他写道：

彭真同志并告林（即林彪——笔者注）：

东北局近来几次指示我都看了，都好。特别是卯皓5条指示很好，望切实执行。速将南北主力依林彪电向四平集中，速招新兵补充前线，速组织民兵及地方部队剿匪保乡，速发动四平以北哈市以南广大群众为保卫长哈而战，速在全满解决土地问题，放手的大量的用本地人做事。取得长哈后一定有许多人把眼光集中于大城市，忘记乡村，忘记艰苦工作，须再三指出纠正。

　　毛泽东 卯漾

4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政治委员萧华和副司令员罗舜初并告林彪、彭真的指示电，他写道：

程萧罗并告林彭：

养电悉。我以两个战斗力不强之团，从卯巧起死守四平，至卯有已守了8天。如敌向你们进攻，未能在野战中粉碎其进攻时，你们应以有力一部（例如两个团）死守本溪，以主力在外面行动，挫敌锐气，争取时间，以待停战到来，停战时机已不在远。

　　中央 卯宥

4月28日晨，新华社播放了毛泽东起草的四平之战的新闻稿：

【新华社延安28日电】经过10天的激战，四平街仍在民主联军的固守中。

自4月4日国民党攻占昌图后，四平街外围战即行开始。自18日起，战事更趋激烈。国民党军以飞机、火箭炮及各式大炮的猛烈火力，向四平街做全面进犯。新1军之新30师、50师和52军之195师，60军之182师，沿长春路从南面及东南面进犯；新1军之38师，和71军之91师与87师残部，沿四洮路从西面与西南面进犯，并迂回至四平街西北，造成对四平街的弧形包围形势。郑洞国（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兼第1兵团司令）、梁华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均亲临四平街南50里的双庙子，直接指挥这一场空前残酷的内战。四平街守军虽与国民党军众寡强弱悬殊，但为了制止内战，保卫和平民主，仍坚决奋勇自卫，屡次击败国民党军的进犯，并不断做强有力的反击。战事呈现胶着状态。

4月28日，国民党军以5个师共5万余人分3路向本溪地区发起第3次进攻。

此时，程世才、罗舜初已奉命率南满第3纵队第7、第8两个旅北上参加保卫四平作战。

辽东军区以第4纵队阻击敌右路第71军第88师和中路新编第6军新编第22师、第14师；以第3纵队第9旅和保安第3旅第7团及军区警卫团阻击其左路第52军主力。由于防御面过宽，兵力不足，战至5月1日，南满民主联军便陷入了被动局面。

4月28日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

目前情况，马歇尔虽急于停战，但蒋尚想击破我主力，打到长春。因此，我从长春及南满调来的生力军集中后，我们意见只在有充分把握能击溃新1军并歼灭一大部根本改变战争局面这样的条件下，才应当使用生力军，否则不宜轻易使用，留待将来使用为有利。你的计划如何盼告。

军委 卯俭亥

接着，毛泽东又为军委起草了致东北民主联军的嘉奖令，他写道：

坚守四平的指战员、政工人员们：

为和平民主，你们坚守四平，甚为英勇，特传令嘉奖！望你们再接再厉，坚守到最后胜利，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4月29日，中共东北局以林彪、彭真、罗荣桓3人的名义，通令嘉奖保卫四平的将士们，嘉奖令中写道：

英勇保卫四平的将士们：

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于攻占山海关、夺取沈阳之后，节节进逼，我军忍无可忍，已于四平展开壮烈保卫战，阻止反动派军队之进攻。你们在接受与执行这一任务上果断、坚决、奋不顾身，使四平的保卫战已进入第12天，粉碎了顽军无数次的猛攻，杀伤顽军3000余众。顽军虽然集中飞机、大炮向你们袭击，但竟不能动你们分毫，这本是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色，也是你们忠诚为东北人民服务的崇高表现，更是我们争取东北和平早日实现的必经阶段。这里，特向你们致敬。并令全军、全线策应你们，支援你们！尚望你们继续发挥过去12天保卫战的英勇精神，与四平10万市民团结一致，再接再厉，勿因疲劳而松懈，勿因胜利而轻敌。尽量争取化四平为马德里，把进攻的顽军埋葬在四平。

4月29日这一天，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发言人为蒋军妄图歼灭中原我军发表声明》。

中原解放区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它东逼南京，南扼长江，西慑西安，控制平汉、陇海两大铁路干线，战略地位尤为重要与突出。况且中原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中原逐鹿之说。国民党军为夺取这一战略要地，在鄂、豫两省交界之宣化店地区构筑碉堡6000多座，将中原军区所属3个军分区分割成品字形，并断绝了这一地区的粮食、医药供应。为此，毛泽东在《声明》中写道：

【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根据可靠情报，国民党军事当局即将对被围已久的我中原军区李先念将军所部6万余人实行凶恶的“围歼”计划。现中原形势异常紧急。国民党方面各种进攻的军事准备业已完成，如不即谋制止，势将演成绝大惨剧。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一个极端严重足以牵动大局的问题，特郑重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负责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制止这一重大流血阴谋的实现，并迅速允许李部安全转移与复员。反之，如果国民党当局竟纵容国民党内挑战分子掀起中原的血战，则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为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内战，已由国民党方面再一次发动，其一切后果均须由国民党当局负其全责。

4月30日，毛泽东鉴于中原解放区处于国民党军的重兵包围之下，中原军区势单力薄，难于长期坚持，就为中央起草了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指示电，他写道：

郑李王：

一、只要顽军不破裂，应以原计争取合法转移为上策。二、假如顽军破裂向你们大举进攻而迫使你们非突围不可时，你们准备向何方向前进，向西还是向东？二者利害及前途如何？望预先秘密计划并电告。三、5月上半月必须将2万人复原完毕。四、王震不要来延。

中央 卯30

4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政委刘澜涛和冀热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程子华、司令员萧克的指示电，他写道：

聂刘，程萧：

蒋介石拒绝马歇尔、民盟及我们3方都同意之东北停战方案，继续在东北进攻，并继续调兵。冀热方面除热河已调195师及88师外，平津地区之军队亦有调一部赴东北可能。望你们立即准备，如顽方再调军队，聂刘须对平古线及南口地区举行攻击，程萧须对石觉（国民党军第13军军长，该军位于热河境内——笔者注）举行攻击，并将准备情形电告。电台每日联络。

中央 卯30　

4月30日夜，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

感电悉。一、击退26日敌之进攻，并有缴获甚慰。二、时局正在变化，明后日可能签订停战协定。三、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四、控制强大机动部队，养精蓄锐以为将来之用，目前不要向敌人举行大规模进攻。

中央 卯30子

1946年5月1日，蒋介石密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为总指挥，调集11个军约30余万兵力，围攻中原解放区郑位三、李先念部。

5月1日下午，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练兵的指示，他写道：

各局：

关于练兵指示：

一、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

二、准备工作中，除精简老弱（复员），充实部队，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外，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

三、3个月来各地练兵工作抓得不很紧，没有造成热潮，有的练了，有的没有练，此种现象应即刻检讨改正。

四、接此指示后，立即下令全军练兵，上级督促检查，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

五、练兵内容，军事上练3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区之决心与信心。

六、执行情形速告。

　　中央 辰东

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了关于东北前线指挥及在四平、本溪歼敌给林彪的指示电：

林：

感电悉。

一、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如因工作繁忙需人帮助，则可考虑调高岗等同志来助你，如前线机关以精简为便利则照现状为好。

二、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3方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6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取得长哈，兵力资财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

三、力戒轻敌，每战必须集结全力，打敌一点，以期必胜。此点你已充分注意，望深入教育，一体遵行。

　　毛泽东 辰东　

5月1日晚，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中原军突围方向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指示：

郑、李、王：

一、据你们30日电国军纷纷调动，据另一密息白崇禧最近至徐州、开封、新乡、郑州于卯30到西安，同日蒋介石亦到陕，均为布置进攻5师及全国性内战，并闻蒋在去南京前，拟于武汉逗留数日，大概亦为指挥进攻5师，辰微即开始行动。

二、你们须立即准备突围，以最大决心，坚决奋斗，团结一致，才能克服困难，战胜危险，但主力突围方向应详细考虑。

三、目前顽军主力布置在西面，然在津浦路上2月以来即秘密加强碉堡与封锁沟，企图以强大兵力分路由西向东追击，压迫我于津浦路以西附近狭小地区歼灭我军，如果我不能战胜渡黄河、淮河水网及津浦路上封锁，其危险性是很严重的。主力向西当然亦有许多困难与危险，但比向东地区广大（豫西、鄂西、陕南、川东），便于机动，且早麦将熟，如和平破裂，即准备在这一广大地区作长期游击战争，牵制敌人，配合华北、东北，将起重大战略作用。至那时，如万分困难坚持，亦可出敌不意，突然向华北或陕甘宁区转移。你们目前如采取向西方针时，可以二三千人先一二日分路向东出动，吸引敌人向东调动，另以三五千人（与地方有密切联系的部队）分成若干股，准备在当地现有解放区长期坚持，待主力向西突围后，敌人回头追击时，分途袭扰，以达到分散迟滞敌人，减轻敌人对我主力威胁。究应如何，请依具体情况自行决定。上述意见只作你们参考，并盼将你们方针电告。又中央现正在各地发动舆论和外交攻势，反对顽方向你们进攻，以制止顽方阴谋之实现，但可能无效，你们应准备坚决奋斗。

　　中央 5月东戌

5月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中原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中原局：

一日两电均悉。顽进攻时在原地打几仗，不轻走，以免中敌挑拨之计和自取困难，万不得已向西突围方针甚好，即照此执行，但一切准备工作宜快。

中央 辰冬

5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他写道：

山东、华中、张家口、太行、东北局：

华东局微日电悉。关于外交方针，我应积极争取在对我有利条件下，直接与美、英、法各国解决一些地方问题，美国在山东的积极活动，其目的在攫取山东的经济权利，还有军事目的，还想在山东经济事业上插足之后，援例在我各解放区插足。美国还不相信中共能和他们实行长期的经济合作，还怀疑我们要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以抵制美国。故他们与你们的接触带有试探性，在他们完全弄清我们态度后，才会确定他们对我们的方针和政策。我们应采取和美国以及英、法各国实行通商及经济合作的方针，但须拒绝美国经我们的手在山东建立任何军事据点。苏联除开一般通商外是不会到山东及华中华北来投资经营任何事业的，美国资本要控制中国（解放区在内）今后的经济生活，其趋势已不可避免，但在解放区美国经济事业的发展，须有我们的同意和赞成。美国可以经过国民党及买办的手来吸取山东的利益，也可以经过我们的手及山东本地工商业者的手来吸取。而我们则应争取美国经过我们及山东工商业者的手来进行解放区的经济活动，我们即可从中获得利益，否则是对我不利的。因此我应采取直接与美国及英法等国政府及其个别商人进行经济合作的方针，在两利的原则下，我们政府及商业机关应和外国商人以至外国政府直接订立一些经济契约，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资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在订立这种契约时，只要避免不致因此而受垄断、受控制及受外间政治上的攻击，不与国民党法律抵触，而又对我有利，即应放手订立，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工矿。美国的工业合作社是小资产阶级和技术工人的进步团体，可以放手与之合作。为了开始这种合作并吸取经验，你们可请美国及英法到烟台设领事，请烟台美人工厂的资本家及威海英法资本家回来经营。并非正式进行关于通商及开发工矿的某些谈判，以窥测其意图和政策。至于外国在我区进行传教及其它文化活动，只要遵守政府法令，当许其自由进行，各国财产亦应发还。因为我们尚无外交经验，望你们切实抓紧谨慎进行，并将经验电告。

　　中央 辰江

接着，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名义给林彪等人一连发出了5道军事命令。

他在给林彪和彭真的指示电中写道：

林彭：

艳日林来电悉。自蒋介石拒绝停战后，东北我军须作长期打算。前方不要攻坚，除必须数量之守城部队外，应控制强大机动部队，以为有利时机在运动战中打击敌人之用。除坚持四平阵地外，速准备公主岭及他处之第二线阵地。后方必须保证新兵与弹药之充分接济，必须迅速建立兵工厂，自造弹药、地雷及必要枪械。后方一切机构应用全力为前线服务。总之，一切为着前线胜利。

中央 辰江

他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林彪的指示电中写道：

“詹才芳两个旅29日又在绥中破坏大段铁路。一星期内，热河方面亦将对13军举行攻势，并破毁锦热路。”

他在给冀热辽军区政委程子华和司令员萧克并转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的指示电中写道：

程萧并转詹才芳同志：

詹30日电悉。破路又有成绩，甚为欣慰。东北正在大战，五六两月将是重要关键，务望鼓励士气，继续不断破毁锦榆段。为着将破路范围扩展至兴城、锦县起见，请考虑从两个旅中抽出一部向北发展，多带地方工作人员，将兴城、锦县铁路线以西，朝阳、凌源铁路线以东地区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并组织游击队，建立巩固根据地。该地区目前情形如何，望詹电告。

中央 辰江

他在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政委刘澜涛和冀热辽军区政委程子华、司令员萧克，并告叶罗，林彭的指示电中写道：

聂刘，程萧，并告叶罗（指叶剑英、罗瑞卿——笔者注），林彭：

一、同意冀热辽分局辰东电，在一星期内发动对朝阳、平泉铁路线上顽军之攻击及彻底破坏该段铁路线。理由是顽方违约调动两个师去东北打内战，为阻止再调动，我不能不破路。

二、攻敌及破路时，各部应集中力量攻击某几点，每一部只应选择一点举行攻击，得手后再打第二点、第三点，切忌处处都打，分散兵力，并应保留预备队，以利继续战斗。

三、黄朱文（指黄永胜、朱涤新、文年生——笔者注）纵队使用于此战役，暂不他调。

四、詹才芳部集中于破毁锦榆路。

五、平古线及南口方面目前仍应保持平静，但聂应令该线我军采取某种适当动作，占领若干空白地点，起示威作用，使该线顽军不敢调动。

六、热河战役完成后再与国美开会，恢复和平。

中央 辰江　　

他在给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政委萧华等并告林彪、彭真的指示电中写道：

萧华同志及各旅首长，并告林彭：

辰东电悉。你们决心保卫本溪，中央甚为欣慰。望鼓励士气，争取胜利。各部在进行攻击时，应集中主力打敌一点，以期必胜，切戒处处攻击，分散兵力；在进行防御时，应学习四平范例，以少对多，死守不退。只要你们能在本溪地区坚守10天至半月时间，敌之锐气必受挫折，我之胜利就有希望。我詹才芳率两个旅在榆锦线大破路协助你们。

中央 辰江

可就在这天下午，南满民主联军4纵等部已经撤出了防御阵地，廖耀湘率领国民党新编第6军进占本溪。不久，新6军又伙同第71军88师星夜北上，进击四平。　

本溪保卫战共毙伤俘国民党军4000余人，减弱了其对四平进攻的力量；同时为东北民主联军向四平战场集结兵力争取了宝贵时间。

5月3日这一天，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代表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等人因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分别乘飞机从重庆到达南京。

吴玉章、叶剑英分别留在重庆和北平继续开展统战工作。

5月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会前，刘少奇、任弼时召集来延安参加全军整编会议的各解放区负责人邓子恢、薄一波、黎玉等进行座谈。邓子恢等人汇报说，各解放区广大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斗争中，已经开始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指示由刘少奇、任弼时主持，请邓子恢、薄一波、黎玉等人参加，由胡乔木执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关于解放区土地问题的文件。于是，刘少奇等人便起草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草案）。毛泽东认真审阅修改了这个文稿，并将题目改为《中央关于土地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

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通过了“五四指示”。指示中说：“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与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万万数千万人口的解放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会大大巩固解放区，并大大推动全国人民走向国家民主化。”

“五四指示”决定，在各解放区内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指示规定不可侵犯中农土地，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要有所区别，对开明绅士等应适当照顾，允许中小地主、富农、开明绅士保留多于农民的土地。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解决土地问题的方针，七大讲的是减租减息，寻找适当方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当时七大代表多数在延安时间太久，各地新的经验没有能够充分反映。现在中央的这个指示，就是群众所创造的适当方法，为中央所批准的。”

毛泽东还说：

“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

5月4日晚，毛泽东致电林彪，他写道：

林彪同志：

我军准备于双庙子以南建立据点，断敌后路，包围四平之敌而聚歼之，这是一个勇敢的计划。但应估计当我断敌后路时，敌必出死力来争，如我能战胜来争之敌，则四平之敌非全线撤退不可；如我不能战胜来争之敌，则战局仍将成胶着状态，于我不利。为了使我能于双庙子以南确定地战胜来争之敌，引起整个战局变化起见，使用于该方面之兵力，似宜多于两个旅，即于南满调来之两旅外，再加一部兵力。这样，我将以强大力量出现于敌后，保证建立坚固据点及歼灭来争之敌（例如歼灭其一个师），则四平之敌必将退走。我于该敌退走之际举行反攻，可获大胜。此种反攻，须准备连续打好几天，似宜准备一部分干粮。以上意见系供参考之用，请按实际需要决定之。

　　毛泽东 辰支

5月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李井泉并告聂荣臻的指示电，他写道：

贺李，并告聂：

一、你们须加紧准备对付傅作义之进攻。

二、速在卓资山、集宁、凉城、丰镇等处构筑强固工事，并预先指定守城部队（数目不要太多），屯集粮弹，准备死守，以待主力从机动位置歼灭敌人。此次东北四平街战役，我以两个团（一星期后增加一个团）守城，敌5个师3面包围，打了20天不得逞，我主力正在外围寻求歼敌机会，望通知部队效法。

三、聂对南口方面之敌，亦须作同样准备。

四、迅速剿灭察北土匪。

五、加紧练兵，提高技术与士气，准备粉碎进攻之敌。望将各项准备工作电告。

军委 辰佳

5月10日晨，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布置热东战役应兼顾其他工作给冀热辽分局的指示：

冀热辽分局并告聂刘，林彭（指聂荣臻、刘澜涛、林彪、彭真——笔者注）：

一、当着你们布置及执行热东战役的时候，不要忘记热西的剿匪，不要忘记热中、热西、热北、冀东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工作，同时须着重领导生产。

二、热东战役胜利后，准备以黄朱文（黄永胜、朱涤新、文年生——笔者注）纵队开入辽西作战（仍属你们指挥），位于锦沈铁路线以北地区，担任破毁锦沈线铁路及发动该地区群众；该纵队何时可以去辽西及应做些什么准备工作，望考虑电告。

三、詹才芳纵队应扩展其破路范围至兴城、锦州线，并应注意该地区群众工作及组织地方游击队。

　　中央 辰蒸

5月10日，毛泽东继续为新华社撰写东北战场四平街保卫战的战况报道：

【新华社四平街（5月）10日电】东北民主联军英勇保卫四平街，现已进入第23天。激战仍继续中。此一坚强民主堡垒，经国民党集中7个师长久猛攻及空中轰炸，仍然屹立未动。

现国民党进攻四平街之兵力，计有：新1军之38师、30师、50师，71军之87师、91师，60军之182师，52军之195师共7个师，以每小时1800发炮弹的猛烈火力，对四平街集中轰击，但民主联军始终坚守阵地。四平街老百姓充满信心地说：“国民党军看得见城，但进不来。”

5月12日晚，毛泽东起草了给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

一、望将最主要力量放在开原、昌图地区，切断四平敌之后路，歼灭由沈阳北进之敌。

二、南满应取积极动作钳制现在本溪地区之敌5个师，使其不能调动或不能多调动。

三、热河我军明日开始进攻13军，得手后向辽西发展，协助你们。

毛泽东 辰文亥

5月13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萧克和政委程子华即转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的指示电，他写道：

萧程即转詹才芳：

确息，驻锦西之89师正向朝阳、凌源开进，锦西空虚。望速派得力部队（例如一个旅）向锦西前进，相机占领，并向锦州、兴城之线破毁铁道，发动民众，策应各方作战。

军委 辰元

5月13日，新华社报道说：

【新华社四平街（5月）13日电本社记者陈沂报道】四平街保卫战已接近4个星期。由于守城部队的英勇抗击，外线部队的机巧运动，民主联军阵地，仍屹立不动。

现新1军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除9日夜双方一度炮战，民主联军将国民党军比较突出的3层高的红屋阵地摧毁外，最近数日，全线已呈胶着状态。虽有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亲自指挥新1军，驻双庙子督战，然而也无法改变这一形势。现进犯军给养困难，高粱米也难于买到，每日仅发给士兵20元，但无物可买，向老百姓抢东西充饥。8日在四平街东南前线，竟有排长向民主联军守军说：“请你们不要打枪，我愿意爬到你们那里谈谈话好吗？”守军则慨然应允。那排长爬过来问：“你们到底要守到哪天？”民主联军战士回答说：“守到你们停止进攻为止。”敌排长颓丧地爬回去了。

民主联军士气旺盛，在最前线的指战员们写信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说：“四平街永远是我们的！”

四平街秩序亦极安定，城门业已开放，居民可以自由通行，市场交易按时进行，四乡农民运进粮食蔬菜。辽西、辽北民主联军前线指挥部，携带大批物品慰劳阵地战士。

现新1军正一面调动军队，下令尽量节省弹药，以备将来决战，同时加强对士兵的监视，另方面等待沈阳方面的增援。

有一位极有名望的记者这样描述四平街居民：“他们憎恨打内战的国民党军，把他们叫做‘胡子兵’。民主联军是市民们写信去请来的。他们沉默而坚毅地走到民主联军的身旁，建起工事来。这样做的每天有上千人。”“在艰难的日子里，由于血流在一起，部队和人民在四平街像钢一样的结合。现在白天，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家里。他们在地里掘了地窖。晚间在窗户上遮了黑布，不让电灯光露出一点来。”

5月14日，国民党美械装备的新6军前锋第65团向开原威远堡发起攻击。经过激战，民主联军撤出阵地。

5月15日，杜聿明调集10个师，分3路突击四平，以新1军担任正面攻击；71军2个师向四平以西攻击，威胁侧翼；以新6军等5个师向四平以东迂回，企图截断民主联军退路。

新6军以其优势的装备突破了东北民主联军3纵主力部队的防线，其他增援部队又耽误了抵达和进入阵地的时间。

5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时局及对策的指示，他写道：

各局，周，叶罗，饶李伍（指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饶漱石、李立三、伍修权——笔者注）：

关于时局及对策：

一、国民党除在东北大打外，积极准备全国内战，但因美国政策除一般扶蒋及助蒋在东北作战外，对全国内战尚不赞成，蒋对我军实力、国际舆论及国内人心有所顾虑，故尚不敢立即发动全国内战，但其准备是异常积极的。

二、我党方针是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至少也要推延全国内战时间；因此我应采取如下对策：（甲）不向国民党挑战；如国方向我蚕食或进攻，我必须坚决将其击退，收复失地，否则彼方得寸进尺，大内战将来得更快；但我必须坚守自卫立场，不向彼方主动进攻；纠纷发生，经过斗争之后由执行小组加以调处，使我处于有理有利之地位。（乙）对执行部及各执行小组的工作加以调整，改善对美国人关系，无论美国人如何偏袒国方，我除据理力争外，只要美国未恢复赫尔利政策，策动全国内战，我即应尽可能争取美国人。最近时期，有些地方对美国人关系弄得不好，这当然是由于美国人态度不好所引起，但我们的争取工作亦有不足；今后应当注意研究争取美国人的工作，即对国方代表及国方官长，亦须注意争取。总之，我方权利所在，必须力争，彼方无理要求，必须拒绝；但总的精神是求得在不吃亏的基础上解决纠纷，而不是使纠纷扩大。（丙）东北方面是一方面坚决作战，四平街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另方面是我对外谈判人员应强调停战与争取停战。热河方面，因彼方源源调兵扩大东北内战，故我不能不对锦热路加以破击，一俟告一段落，即应转入调整。（丁）除东北加紧作战，同时抓紧减租生产外，各解放区均应抓紧练兵、减租、生产3大任务，必须于今后6个月内做出显著成绩，即以此制止全国内战，如国民党必欲发动内战，我亦能将其彻底粉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后6个月又分为两期，5、6、7月为一期，8、9、10月为一期，望各地首先抓紧目前3个月工作，切勿麻痹松懈。（戊）在一切大城市中，除发展群众工作外，应用极大力量争取各部分中间派及国民党中间派。

　　中央 辰删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林彪、彭真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彭：

一、13日马歇尔找恩来谈话，马称：东北问题，已无法再向蒋进言，除非中共军队撤出长春，我可提议，政府亦可现时不进，只让执行部派一部分人驻长；同时，也须将解决东北政治、经济、交通、军事等方案谈好；政治、经济、交通如在渝所谈，而军事则须将整军计划、驻军地点及双方比例谈定；如中共能同意此项建议，则全国停战停运，恢复交通，平毁碉堡，整军复员，自由保证及政协决议等问题，亦须同时实施等语。

二、马歇尔在关内主维持和平，此点马、蒋不甚一致；在东北主收复长春，此点马、蒋一致；但在调整东北政治、军事、经济等项问题上，马较蒋要开明一点。

三、现在是马歇尔第二次出面调停，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军队，以便将来之用。望复。

四、作战方面，务望用全力击溃新6军，并坚守四平，同时令萧华率南满各旅积极动作。热河方面及詹才芳纵队正在积极动作，可能将93军大部吸引于锦州地区（该军一个师守备绥中，其余两师大约月底可到锦州）。在此形势下和美蒋成立妥协较为有利。

中央 辰删

毛泽东又中央军委起草了给萧克、程子华并转詹才芳的指示电，他写道：

萧程并转詹才芳：

一、东北战局异常紧急，务望萧程指挥热河各部积极动作，尽量歼灭顽军有生力量及彻底破毁铁路。

二、至作战第二阶段时，望考虑抽出黄朱文（指黄永胜、朱涤新、文年生——笔者注）纵队东出阜新、义县地区举行袭击，吸引93军（云南军，其主力目前正在葫芦岛登陆）。

三、詹纵队主力速向锦西、锦州地区推进，广泛破击北宁路吸引93军。是为至要。

军委 辰删

5月17日，国民党新6军第22师在辽北清原南山城子与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4纵10师激战，被歼灭1500余人，重武器几乎全部被民主联军10师缴获。

5月17日这一天，林彪致电中央及东北局说：

“四平今日敌北面与西南的攻击被我击退，我获枪百余枝。东南阵地则被敌攻占，现东南形势危急，此刻敌我正猛烈争夺中，已令各部拼死奋战，求得压倒敌之新攻势。”

是日晚，林彪再次致电中央及东北局说：

兹将程世才来电转如下：除大台山作战外，自10日至今，连续进行7日保卫战，部队没有睡过一通宵，终日作战、转移、修工事，甚疲劳，所携子弹炮弹已耗尽了，地方对我战斗动员差，找不到担架，前线上伤员运不下。

林彪还说：黄昏命令第3师（黄克诚部）第10旅（旅长钟伟）火速增援距四平20里的塔子山。但该旅被国民党军阻于河边塔子山阵地，危在旦夕。

林彪等人鉴于敌众我寡和四平周围的军事态势，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撤出四平的要求。

5月18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

一、16军1个师攻我北平城南之庞各庄，使用战车攻击，遇我坚强工事，攻击无效，现我正反攻中。顽军在四平方面准备使用坦克，望研究破敌之术。

二、我热河破击战已进行4天，除吸引13军全部不能动外，又吸引93军新到之一个师开至热河。在此形势下，93军只能对付热河及北宁路。

三、据息，新6军之14师使用于西丰方面，望注意。

军委 辰巧

5月18日，林彪致电东北局并报中央说：

“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方正猛攻，情况危急。”

未几，林彪再电中央及东北局说：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撤出战斗。”

5月18日晚，四平保卫战中东北民主联军各部全部撤出了阵地。

5月1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和副政委刘澜涛并告叶剑英、罗瑞卿、贺龙、李井泉、萧克、程子华的指示电，他写道：

聂刘并告叶罗，贺李，萧程：

17日10时电悉。

一、郭天民、杨成武两纵队应停于现位置，不要动作，平古线及南口正面应保持平静，平汉路不要破毁。

二、对傅作义应保持平静，并加强联络。

三、热东破路是因为彼方违约调动大批部队去东北扩大内战（第5师由热河调攻营口、海城，第195师由热河调攻四平街），我应当予以报复并防止其再调。

四、热东应着重破路，特别破坏朝阳、凌源间及凌源、平泉间两段，应掘毁路基，炸毁一切桥梁，使顽不易修复，并尽可能控制一段。此外则着重收复建平地区。

军委 辰皓　

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给林彪并告彭真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并告彭：

巧电悉。

一、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10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二、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三、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则愈前进愈分散，粮弹愈困难，其力量必减弱下来。

四、长春以南铁路应迅速彻底破坏。

五、究应采取何项方针，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

中央 辰皓

当毛泽东这一指示电传到林彪那里之时，四平街早已为国民党军所据守。

四平之战，国民党军以17000余人的代价攻占了四平街。第71军军长陈明仁因此得到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升任为兵团司令。

东北民主联军在此战中也伤亡了8000余人。32个日夜的四平争夺战，是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进行的第一次阵地防御战，这是在特殊条件下进行的一次特殊作战。这个时期林彪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尚无稳固的根据地，按林彪的说法，四平争夺战是在“且战且退”中进行的，是在“且战且退”中阻击敌人，迟缓敌人的进攻，赢得后方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的时间。

再说5月19日，毛泽东获悉林彪已经指挥部队退出四平，便又为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和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东北局，林：

一、四平退出，我兵力获得自由使用，顽占领面积愈大，补给线愈长，将愈困难。

二、鉴于在敌北进以前未能破坏沈阳、四平段铁路，使我吃了大亏，现应动员一切力量昼夜不停彻底破坏长春至四平段铁路，不但搬去铁轨，炸毁桥梁、水塔、车站，而且要广泛掘坏路基，使顽不易修复，此事万不可放松。

三、立即开始在稳固后方建立兵工厂，自己制造枪弹，作长期战争打算。

四、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开始布置守城作战，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不靠主力援助，而我主力则将在敌人两侧及远后方行动。

五、所获大批步枪除补充主力及地方兵团外，应大量武装农民，组织民兵及自卫军。

六、十分注意长哈线两侧十余县的群众工作。

中央 辰皓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周恩来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的指示电，他写道：

周叶：

一、四平已难再守，决定放弃该城，打运动战。

二、最近一星期，顽方连夺我安次、萧县、夏邑、定远4城，并向我水东区进攻，每处使用兵力约2万之众，明为挑衅行动。我在大局上仍忍耐，惟须取局部报复手段。

甲乙 辰皓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战略部署，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四平保卫战前后常常向各解放区领导人发出重要指令，有时几乎是天天都有指令，甚至一日数令，可谓殚精竭虑矣。他所渴望的不是战争，而是国共双方停战，期盼建立一个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和平建国。其殷殷之情，拳拳之心，无不洋溢于那些指令的字里行间。所虑者是蒋氏亡我之心不死，终有一战，他不得不对部下耳提面命，从战略到战术，谆谆教诲，使之勿存恐惧美蒋之心，并时刻戒备，不得懈怠，不得浪战，必须战而胜之。难怪杜聿明等原国民党将军后来看了解放战争的图片展览后，心悦诚服地感叹“毛泽东是战神”，且嘱咐把这句话提供给以后研究军事史的人。

第14章 1946年5月—

“国民党当局自停战协定以后，始终未认真执行过停战协定，近来更有变本加厉之势。我们希望全国人民以及世界舆论严重注意这一事实，并切实督促国民党当局放弃这种破坏停战协定、挑起全国内战的企图。”

话说1946年5月19日，毛泽东复电给聂荣臻并转王稼祥。

原来，王稼祥此时在张家口治疗了一段时间，由于条件所限，病情仍不见好转，他的情绪也日益消沉，便对朱仲丽说：

“我是一个病躯，不能为党工作，反而给党增加负担。”

朱仲丽感觉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就背着王稼祥拟了一个电稿，交给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请他发给毛泽东。电文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

稼祥的烧伤治不好，他疼痛难忍，十分消沉。我在他身旁责任甚大，特报告党中央，是否有其它办法医治。

朱仲丽

聂荣臻很快就收到了毛泽东的复电，立即拿给王稼祥和朱仲丽看。只见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

聂并转稼祥同志：

关于派机接稼祥赴苏治病，自我方交涉后，彼方考虑已久，初则顾虑国际环境，要稼祥夫妇去外蒙登机，但现在已无此种顾虑，决定派机直飞张家口。因此现在只有一个稼祥身体能否坐飞机的问题，请稼祥自己决定告我，即可告远方派机来接。我意只要身体勉强可以乘机，以去苏医治为上策。

毛泽东 5月19日

王稼祥看完电文，高兴地连声说：

“感谢毛主席的关心，既决定我到莫斯科治病，我愿意去。”

5月20日，毛泽东在给重病在身的罗炳辉的复信中写道：

炳辉同志：

来信收到，极为感谢，你身体有病，望多休养。留得青山，是很要紧的。我身体好些了，勿以为念。

此致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刘伯承、邓小平的复电。

刘伯承、邓小平是在5月20日晨致电中共中央，提出集中第7纵队主力攻取东明，然后再向长垣方向发展。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同意攻取东明，得手后再考虑夺取长垣，以为顽夺我安次、萧县、夏邑、定远4城及向水东区进攻之报复手段。

5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

四平已失，为不给顽方以发动大战之借口，东明作战暂勿举行，但对东明、长垣、考城、永年、聊城等处进行侦察准备。

中央 马卯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陈毅和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舒，张粟谭（指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笔者注）：

四平已失，为不给顽方以发动大战之借口，各地除对顽方进攻之地区例如定远、夏邑、萧县等处予以还击收复失地外，仍应保持平静，不要有所动作。

中央 辰马

5月21日晚，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我之基本方针的指示，他写道：

各局并周叶（即周恩来、叶剑英——笔者注）：　　

一、国民党现正积极布置全国内战，除在宣传上大造谣言，鼓吹讨伐之外，顽军已向我豫东区及淮北、淮南之铁路西侧地区进攻，并占领冀中安次及其他地区，向我挑战，企图激动我们急忙的大举报复，以便顽方有借口发动全国内战。现全国性的内战危机，极端严重，我应积极加以准备（特别抓紧练兵）加以制止，如不能制止，亦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方对我有利。如不能推迟半年，即推迟3个月两个月以至1个月的时间爆发，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因此，我在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

二、对于顽军在各处的进攻和蚕食，我应在当地积极予以打击。如果这种打击还不能停止顽军进攻，不能使顽军退出侵占我之地区，我在其他适当地区采取某些报复行动是有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报复，顽军的部分进攻和蚕食必然更加猖獗，对我不利。但这种报复行动目前必须注意不要使之成为顽军发动全国内战的借口，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必须在外交上预先有充分准备。　　

三、对于顽军的进攻，各区必须经过小组及北平执行部及3人会议提出抗议，迅速供给充分情报，要求调查和调处；如顽军拒绝调查调处，或不服调处，我即应相机提出警告，申明我将采取必要行动，并申明由此所发生之一切不幸结果，均由顽方负其全责。必须是事件无法由外交途径商谈解决，或经过各种外交途径仍无法解决，并正式提出申明和警告之后，才去采取军事上的报复行动，方能显出我方有理。在报复之时及报复之后，我应在外交上公开声明这是报复行动，不要害怕小组来调查调处，而应理直气壮地责难对方首先发难，并提出一切交换条件来进行调处。经过这些外交手续之后去报复顽军的进攻与蚕食，是可以采取和必须采取的，但必须这样作才能减少顽军发动全国内战的借口。望各区及备小组中的同志妥为运用。　　　　　　　　　　　　　　　　　　　

中央 辰马　　　　　　　　　

5月22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解放区实行粮食管制的指示，他写道：

太行局、张垣局、华东局、晋绥分局、承德分局、华中分局：

国民党积极布置内战，在我解放区所包围的而国民党军所占据的重要城镇，正在大量囤积粮食，且南方产粮各省普遍旱灾，此项囤积将更严重。为了照顾解放区民食，增加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某些重大困难，利用国民党最近扣押我贸易局人员，抢夺我粮物的正当理由，各解放区实行严格粮食管制，停止向顽伪军所占城镇的粮食自由出口，以便取得有利的物资交换；且各解放区本年春雨适度，夏熟可望丰收，富裕农民及地主必有余粮出口，特别城市粮价高涨，我禁粮出口，势必发生偷运走私，因此我各解放区政府，应采取适当价格购存大批粮食，然后有计划地以一部分分散出口，换回解放区必需物资；同时动员人民储粮备荒，恢复与建立义仓（积谷）公谷等制度。总之，以保存解放区粮食，增加敌人粮食困难为基本方针。望根据各地具体情形定出对策以及执行情形随时电告。

　　中央 辰养

5月23日，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出长春。这一天，蒋介石乘坐马歇尔的专机来到了沈阳，指挥围攻长春的国民党军进兵北满共产党的辖区。

5月2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深入东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给黄克诚等的指示：

黄克诚、萧华并告林彪、彭真同志：

敌深入长春，进占辽源、伊通、西丰、西安（1956年改称东辽县——笔者注）后，必企图继续前进，占我齐、哈、永吉、安东，贪图无厌的国民党，不经过严重斗争，是决不会改变的。为了保持北满、东满某些大中城市，作为长期坚持东北斗争的有利的战略基地，迫使敌人停止前进，必须立即分派干部与部队深入敌后，普遍地开展游击战争，破坏铁道、公路、电线，并允群众搬回铁轨、枕木、铁丝、电杆及其他一切需用器材，建立与巩固村区及中小城镇政权，放手发动群众，没收敌伪财产、土地分给人民群众，打击国民党特务下乡征收粮草、抽丁派夫，在全党全军中、广大人民中普遍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决不离开东北，要把东北建立成华北、苏北一样的根据地，乘着敌人目前忙于前线，忙于城市，而敌后乡村比较空虚之际打下有利基础，切不可稍微成松，这一工作做得愈好成绩愈大，保卫北满、东满大中城市与整块根据地的可能也愈大。其次，目前南满、西满仍应集中适当主力（两三个团为限），灵活地寻找敌人弱点，每次消灭敌人一连一营，取得不断胜利，提高群众及军队斗争情绪与胜利信心，这对发动群众、牵制敌人是很重要的。

　　军委 辰宥

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了军委关于准备对付国民党进攻给聂荣臻等的指示，他写道：

聂唐并告贺李（指聂荣臻、唐延杰，贺龙、李井泉——笔者注）：

国民党积极准备进攻，你们必须积极准备作战。为此，除加紧练兵、加紧剿匪、加紧解决土地问题外，应注意扩大民兵，加以整训，以便将来作战时动员一部民兵，补充前线之消耗。此外，应认真进行顽伪军内线工作，派得力干部专门主持此项工作。

　　军委 辰宥　　

5月27日，毛泽东起草了军委关于晋绥、晋察冀准备对付国民党大举进攻的部署给贺龙等的指示，他写道：

贺李、聂唐（指贺龙、李井泉、聂荣臻、唐延杰——笔者注）：

为准备对付将来国民党向我发动大举进攻起见：

一、晋绥方面兵力，应区分为两部分，即以主力对傅（即傅作义——笔者注），位于凉城、卓资山、集宁地区，准备俟顽来攻于运动中歼灭之；以一部及地方兵团对阎，位于大同至太原之线阎顽所占各据点附近，多备黄色炸药，练习攻城及爆炸，准备逐一夺取大同及其以南各县城；我晋冀察部队之位于同蒲东侧者，其准备任务与此同。

二、晋冀察部队之位于平古线两侧者，同样多备黄色炸药，练习攻城及爆炸，准备攻占平古路；冀中方面须组成主力纵队，并加强各分区独立团营，加强县区游击队及民兵，准备对付即将到来的顽军进攻。

　　军委 辰感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和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东北局，林：

寝电悉。目前军事方针，除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给以扰乱及破路外，主力应不怕丧失地方，脱离并远离敌人，争取时间休整补充，恢复元气再行作战。外交方针已告恩来，我方让步至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此外一概不能再让，美蒋要打由他们打去，要占地由他们占去，我方绝不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总之东北是未了之局，我党须准备长期斗争，最后总是要胜利的。

中央 辰感

尔后，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战略区的指示电，他写道：

“东北四平街之所以能久守，主要是因敌未料我军有防线，故逐次增兵，便于为我各个击破，使敌遭受我军重大打击。故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目前，我力守大城市则许多中、小城市将被丢掉，许多运动战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不能利用，敌如继续增兵对我守军进行包围攻击，则我必然仍要放弃大城市。”

5月29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迫使侵入我区的顽军撤退给聂荣臻等的指示：

聂刘并周叶（聂荣臻、刘澜涛、周恩来、叶剑英——笔者注）：

冀察战区孙连仲部以李文为指挥，攻占安次地区后又进攻胜芳，有飞机战车参战，据确息并有于最近进攻香河、宝坻与芦台地区之企图及侵平津保三角地区之企图。请聂即以军区司令名义向北平执行部及张家口小组致送正式照会，说明上述顽方进攻情形（时间、兵力、番号、侵占地区、我方死伤人数及人民被杀、物资被劫等情），要求执行部命令顽方立即退出侵占区，并阻止对于香河、宝坻地区及平津保三角地区之进攻，并申明如顽方不退出安次等侵占区及进攻香宝等地区，我将被逼采取某种报复行动，其责任由顽方全部担负。在发出上项照会同时，你们应迅速准备报复的军事行动，如袭占及破坏平古路或破坏北宁路、平汉路或袭占其他顽占地区，在有理、有利、有节条件下，在经过警告之后的适当时机，采取这种报复行动，是完全必要的，可逼执行部派小组去调处安次、胜芳冲突。但必须先送照会，先有警告，方能表示我之有理。在报复之后，我不应拒绝小组调查，应让其调查，申明我系报复，在调解时则将我占地区与顽方侵占区作为交换条件，彼停我亦停，彼退我亦退，否则不停不退。

　　中央 辰艳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军委关于充分准备对付国民党大举进攻的指示，他写道：

各军区首长：

一、国民党在东北扩大战争，在关内积极准备对我大举进攻，因此我应有对敌作战之充分准备。

二、对于在力量对比上可以攻克或炸毁与应当攻克或炸毁之城市、车站、桥梁，各战略区应于电到半月至1月内完成侦察敌情、配备兵力、配备武器弹药（例如黄色炸药）及预拟作战计划等项准备工作，不得有误，对于防御方面之准备工作也是如此。

三、准备情形随时电告。

　　军委 辰艳

尔后，毛泽东又给各军区领导发去了一个补充指示，他写道：

各军区首长：

黄色炸药为攻城之重要武器，各军区应设法大量购办，储存备用，每旅应有数百斤至数千斤。各大战略单位应自己制造黄色炸药。在练兵中，除练三大技术（指射击、刺杀和投弹——笔者注），练守城，练夜战等项之外，应着重练习攻城战，其中包括练习黄色炸药之使用。此事甚为重要，望唤起全军注意。

军委 辰艳

5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的指示电：

陈：

梗电所提意见，经与张黎（指张云逸、黎玉——笔者注）研究，似以首先消灭泰安、大汶口、兖州地区吴化文部（国民党军暂编第7纵队——笔者注）12000人，张店、周村、南定地区张景月部（国民党军山东保安第3师——笔者注）12000人，德州王继祥部（国民党军暂编独立第13总队——笔者注）6000人，共3万人为有利。一则时局发展是逐渐的，不是突然的，我宜从小的打起显得有理，不宜从大的打起，显得无理；二则消灭上述3部后看顽方如何动作，然后决定我主力使用方向，方不陷于被动；三则我打吴化文时，济南、徐州均可能增援，我打张景月时，济南、潍县均可能增援，我可于运动中消灭增援之敌。以上意见提供你们考虑，如有新的重要理由，望电告。

军委 辰30

　5月3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华东局并告刘伯承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华东局并告刘邓薄，邓张粟谭（指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笔者注）：

陷电悉。国民党在东北扩大战争，占我四平、长春、吉林等十余城，现正向哈尔滨进攻中。在关内，5个月来占我城镇乡村数百处，近日又占我安次、萧县、夏邑、定远，攻我水东。本日悉，北平11战区司令部不用事先任何通牒，即出动数万兵力进攻我冀东三河、宝坻、香河、宁河等县。因此你们已用不着事先提出照会即可动手攻取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枣庄等地。战况随时电告。

中央 辰世

初夏的陕北还是枯水季节。一天下午，阳光明媚，万里无云。王鹤滨手里提着眼镜盒，跟在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后面，离开驻地蓝家坪顺着河床底踏出的小路，向东南方向的枣园走去。本来就不善健谈的傅连璋一路无话，年轻的王鹤滨却哼着陕北民歌《信天游》，悠哉悠哉地跟在他后面走。

蓝家坪离坐落在清凉山麓的枣园只有一公里多路，一过河就不远了。傅连璋指指村西头路南侧的一处建筑说：

“到了，那就是毛主席居住和办公的房子。”

毛泽东住所的东南侧，长着一颗大槐树，腰身粗壮，枝叶茂密，绿荫如盖，形似一顶大伞。紧挨着大树干的西侧，有一块架起来的石板，约1米见方，不成方圆，1尺多高，算是桌子，桌旁放着几块从河滩里捡回来的大鹅卵石，算是凳子了。

江青刚从屋子里出来不久，在院子里随便走动着。她穿着灰色的旧军装，未戴军帽，腰间系着皮带，脚上穿着一双白布条打成的新布草鞋，布草鞋的尖端，各缀着一个粉红色的绒线球，整个人显得既干净又利落。傅连璋向江青打了招呼，说明来意，又指着王鹤滨介绍说：

“这位是王医生。”

江青说：

“主席在屋里，你们去吧。”

傅连璋和王鹤滨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正在伏案处理文件。他见来了客人，放下手中的笔，站了起来，微笑着抬起一只手向客人打招呼。他仍旧穿着褪了色的灰色军装，面容显得更加疲倦了。傅连璋说：

“我们今天来，事先没有给主席打招呼，是想给主席检查一下眼睛。”

毛泽东对于老朋友傅连璋的‘突然袭击’不好推辞，便说：

“那好吧。”

傅连璋把王鹤滨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微笑着向王鹤滨伸出手，王鹤滨急忙用双手握着毛泽东那只又大又厚的右手，竟然忘记了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慈祥地问道：

“多大岁数啦？”

王鹤滨恭敬地回答：

“22岁。”

“在什么地方学的医呀？”

“延安中国医科大学。”

傅连璋补充说：

“主席，是咱们自己培养的。”

“好！怎么个检查法呀？”

毛泽东说罢，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他的办公桌，大概那里尚有亟待批示的文件。王鹤滨布置好视力表，为毛泽东检查了远距离视力，又测定了近距离视力，接着就选配镜片。毛泽东坐在检镜盒前，说：

“哟，还这么复杂呀！”

傅连璋见毛泽东还在想着办公桌上要处理的文件，就连忙说：

“很快就完！”

王鹤滨说：

“主席，你的眼睛有点轻度近视，需要配眼镜。”

毛泽东说：

“看东西不碍事，不要配眼镜了。”

说完就向办公桌走去，王鹤滨只好作罢。此时，邓子恢笑嘻嘻地走了进来，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一边喊着“爸爸，爸爸”，一边从寝室里跑了出来，向爸爸的怀里扑去，依偎在毛泽东的身边，毛泽东的脸上又挂满了笑容。邓子恢用手抚着李讷的头，亲昵地笑着说：

“哟！我们的小公主啊，长大后谁敢来娶你呀！”

傅连璋、王鹤滨见此情景，知道该走了，便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把二人送到门口，说了声：

“不远送了。”

傅连璋二人握别毛泽东，目送他回到办公室。

1946年6月1日中午，毛泽东起草了军委关于对阎锡山部斗争方针的指示，他写道：

太行局、张垣局、晋绥分局：

一、过去山西方面反阎顽磨擦斗争，我各解放区配合不很密切，这是由于各区相互情况不了解，通讯连络不密切，3个战区跨区平立之所致。俾阎顽利用此种空隙，不时向我进攻，致我在山西的优势不能显示出来，推迟了阎锡山内部的变化，今后在山西应对阎采取报复行动，阎夺我一村我必夺其数村，夺我一城我必夺其数城，捉我一兵一民，我必须歼灭其一连一营，偿还我之代价，准备在半年内磨掉阎顽现有实力一半以上，在阎锡山未表示悔过以前，我对阎所有城市据点，采取坚决封锁政策，一粒米、一斤煤不得运入阎部。加强对阎部政治攻势，特别内线工作，放手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只有如此方针，才能动摇分化与瓦解阎锡山统治，才能确立与巩固我在山西之优势，成为坚持华北斗争的堡垒。

二、为了密切各区联系，统一对阎顽斗争，提议各区须立即建立联系制度，统一必要的军事行动：（甲）吕梁区与太岳区联系，吕梁区选派代表至太岳区党委。（乙）正太路以北之1、4分区各选派代表至太行区党委。（丙）晋冀之5分区（即五台、广灵、渊源地区），派代表至贺李（指贺龙、李井泉——笔者注）处，双方准备交换阎伪之军事政治材料（如碉堡数量、强度、内线工作），讨论对阎伪之经济封锁、政治攻势、内线工作等之进行，准备密码，弄通电台，在军事斗争需要配合行动时之指挥关系。提议：在晋南方面（祁县、文水以南），吕梁军区受太岳军区指挥；在晋东方面（榆次、太谷以东），正太铁路以北之1、4分区，受太行军区指挥；晋北方面（太原至大同），晋冀之5分区受贺李指挥。此提议如不适合具体情况有所变更时，望电告我们。

　　军委 巳东午　

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中央关于中原军须求经济自救与准备突围给郑位三等的指示：

郑李王（李先念、王震——笔者注）：

一、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国内战不可避免；要求美机运款接济你们，恐已希望甚小，你们须求自救之道，如一方面节省用费留出准备突围时费用；另方面麦子已熟，向民众征收粮税。

二、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及突围作战。预拟突围后集中行动及分散行动两个计划，大概在突围及突围后一个时期内以全军集中行动为有利；而在敌人追剿紧急行军给养均极困难时，便应分为两股或3股，各自独立行动，可以避免集中行动之困难而利于分别牵制敌人与互相作战略上之策应。

三、目前时机紧迫，你们应充分注意。并团结内部准备艰苦斗争。

　　中央 巳东　

毛泽东还为中央起草了给华东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华东局：

一、经考虑后，同意你们辰梗电所提战略方针，但应先夺取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诸点，然后进攻济南。望照此进行部署及各项准备工作。二、在夺取泰安等地之后，如那时情况不宜于打济南时，可以临时决定不打。三、济南霍守义（国民党军第12军军长——笔者注）、徐州冯治安（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3绥靖区司令官——笔者注）两部内应工作加紧进行为要。四、致南京、北平照会修改后已发出。

中央 巳东

6月3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同意放弃哈尔滨采取运动战、游击战方针给东北局及林彪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林并告李黄（指李富春、黄克诚——笔者注）：

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实行中央去年12月对东北工作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对于分散与孤立之敌据点，应在可能条件下攻取之。目前军队应争取休整，恢复疲劳，提高士气。

　　中央 巳江

6月3日这一天，李立三将他写的《东北情况》的报告交给了毛泽东。

原来，李立三在1930年根据共产国际的命令到了莫斯科。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全面、深入、反复检查批判自己的错误。1938年2月，他在苏联被捕入狱。1939年11月，无罪获释。他多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中共中央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中共中央召开“七大”时，他正被共产国际停止党籍，在莫斯科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还是提议把他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1月，已经离开中国革命斗争15年的李立三，由苏联回国到东北工作。他是在5月间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

李立三一见到毛泽东，就检讨“立三路线”的错误，汇报在莫斯科15年的学习和改造，以及回国后的感受。衷心感谢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的信任和关怀，表示今后要努力工作，将功补过。

毛泽东对李立三在苏联的遭遇表示同情，对他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态度给予了表扬，勉励他放下包袱，大胆工作。还让人给李立三发了一套干部服，换下了他从国外穿回来的衣服。

后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同李立三进行了长谈。

6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贺龙、李井泉并告聂荣臻、刘澜涛，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电，他写道：

贺李，并告聂刘，刘邓：

一、巳东电悉。大同、口泉地区敌多守固，又有日军，又可能牵动傅作义，因此，暂时只作准备工作，加强侦察及内应，准备黄色炸药，不要动手。

二、朔县、宁武敌较少，又不致牵动傅作义，你们可首先攻取一处（或朔县，或宁武），得手后，看情形如何再行考虑是否打第二处。

三、打时须作充分准备，迅速拿下，又须抓住理由，收集阎顽攻我事实，以便说理。

四、不要调动北线对付傅作义之兵力。

五、麦收后，应动员一部民兵补充主力，每连补足120人，准备粉碎傅作义之进攻。至要至要。

军委 巳支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和政委谢富治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李井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谢，并告刘邓，贺李：

据贺李电称：吕梁兵力薄弱，陈赓路过吕梁时说，可从太岳调兵增强吕梁等语。查吕梁为太岳与陕甘宁之接联枢纽，有加强兵力全部控制该区之必要，此种责任，责成陈谢担任，望统筹部署电告。

军委 巳支

6月5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给林彪、彭真和罗荣桓等的指示电中改变了6月3日指示中“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的部署，他写道：

“一、望保持松花江以北地区于我手中，尤其保持哈市。二、望保持鞍山、营口于我手中。”

6月5日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聂荣臻、刘澜涛和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唐延杰、副参谋长曾涌泉并告程子华、萧克的指示电，他写道：

聂刘唐曾并告程萧：

3日16时电悉。国民党正在准备进攻承德，我应集中精力准备一切条件，以便于敌向我进攻时，从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人，粉碎其进攻阴谋。因此：一、不要进攻平古线，也不要进攻南口、八达岭，以免惊动敌人，消耗自己；二、由你们统一冀察晋与冀热辽两区军事步调，以便在统一指挥下战胜敌之进攻；三、加紧练兵，养精蓄锐；四、征调一部民兵补充主力，每连补足120人；五、加强群众工作（解决土地）与剿匪工作，巩固根据地；六、准备大批黄色炸药，演习使用方法，以便在粉碎敌人进攻后，夺取敌之据点或恢复已失据点。

军委 巳微亥

6月6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东北局、林彪并告萧华、曾克林，李富春、黄克诚，陈云、高岗的指示电，他写道：

东北局，林，并告萧曾，李黄，陈高：

据宁周（指周恩来——笔者注）5日电告，15天停战协定，7日起实行，至21日为止。在此15天内，我党代表团在宁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我东北民主联军各部应利用此15天时间，休息补充，提高士气，准备再战。在15天内，如国民党遵守协定，停止进攻，则我亦应遵守协定，停止军事冲突，但须严防敌军进袭，不要松懈警惕性。

中央 巳鱼午

6月6日下午，毛泽东致电华中局并告陈毅说：

“目前，我们的方针仍力争和平，但你们的工作必须是一切都准备打。”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萧克、程子华并告聂荣臻、刘澜涛的指示电：

萧程并告聂刘：

一、新1军、新6军在长春、吉林之线，不可能来热河。你们当面之敌并无变化，13军在原位置，93军一部警备锦榆线，一部在该线以西至建昌一带进剿我詹（指詹才芳——笔者注）纵队及地方部队，除非从南方海运新部队，顽方不可能向热河增兵。

二、但你们准备保卫承德很对，必须准备一切条件粉碎其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进攻，但在情况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要过多调动兵力，目前以休整养精为要。

军委 巳鱼

6月7日，毛泽东电示林彪，速去哈尔滨主持和谈大计，说：

“我党基本方针应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下实现和平，长期战争于我不利。”

此时，中央军委已经对东北民主联军领导人进行了调整，由林彪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周保中、吕正操、萧劲光任副总司令，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任副政治委员，萧劲光兼任第一参谋长，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聂鹤亭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

6月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贺龙、李井泉并告聂荣臻、刘澜涛的指示电：

贺李并告聂刘：

一、你们可以同时或先后攻取朔县、宁武两点，得手后再考虑攻取山阴、岱岳两点。

二、对大同、口泉、怀仁3点不去惊动。三、不要调动北线主力，不要惊动傅作义。

军委 巳佳

6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力争和平与准备大打给郑位三的指示，他写道：

郑：

佳电悉。目前时局虽还有由谈判获致协议，推迟全面内战爆发之可能，但全面内战亦有很快爆发之可能。我们方针是力争和平，但同时必须立即准备于国民党全面大打时能坚决粉碎之。你们应即准备好一切，在全国大打时能够发动广大群众，坚持鄂豫川陕以至江南广大地区的斗争。根据以往经验，在内战中如果不发动农民的土地斗争，是很难胜利与坚持的。现中央已指示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切实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将来大内战如果爆发，你们亦须发动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但现在尚不要发动）才能坚持敌后斗争并建立根据地。

　　中央 巳灰

6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给张鼎丞、粟裕、邓子恢、谭震林的指示电：

张粟邓谭，并告陈（指陈毅——笔者注）：

鱼电悉。一、国民党攻我淮南路东，现又攻我路西及南通区，我向国民党某区取主动攻势，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二、军事上究竟应否攻宜陵、白塔，由你们根据实情决定之。三、我必须用一切方法歼灭敌人于南线，保卫900万人口的南线各区。

中央 巳真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陈毅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

一、望将此次攻克泰安、大汶口、枣庄、德州、周村、张店、胶县等处攻城经验，尤其是使用黄色炸药及工兵组织之经验总结电告。二、战役完毕后，立即休整补充部队，一切部队每连补足百二十人，并实行大练兵。三、继续攻取兖州。

军委 巳真

6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华东局并告周恩来的指示电，他写道：

华东局，并告周：

真电悉，甚慰。一、此次恩来回延讨论时局，决定竭力争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二、山东我军肃清大汶口伪军后，暂时告一结束，全军休整练兵，准备于国民党不愿和平时，能够进行有力作战；对济南、兖州、海州进行侦察及兵运。三、从政治上巩固郝部（指郝鹏举部。郝鹏举原任汪伪淮海省保安司令，抗战结束后为国民党收编，1946年1月被改编为华中民主联盟军，后在1947年2月初叛变，2月7日即被华东野战军歼灭，郝鹏举被俘，待后详述——笔者注），该部情形如何，盼告。

中央 巳文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并告东北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丙丁并告寅卯：

真电悉。

一、山东灰电称：泰安、大汶口、枣庄、张店、周村、胶县已完全占领，德州已占四门正向城内扫荡中。

二、我已令刘邓攻取永年并令陈赓纵队占领太原、临汾间同蒲线，因阎部大举向我太岳区抢粮及以6个团攻占我文水、交城地区。

三、我愈取坚决有力之报复行动，美蒋对我愈有所顾忌，和平可能性愈增加。

四、蒋军攻我南满海城以东地区战事激烈，我已克服拉法。

五、哈尔滨机场完好，林彭罗、高陈均在哈尔滨。

六、可先修复津浦、胶济、陇海3路，在3路中应先修津浦，后修胶济、陇海，否则先修津浦、平汉，后修胶济、陇海。

甲乙 巳文

6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27小组（沈阳）中共方面负责人饶漱石，林彪、彭真，周恩来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委员叶剑英的指示电：

饶，林彭，周，叶：

一、我党方针是竭力争取和平，争取于15天内保持平静，争取延长停战时间，变短时停战为长期停战。二、同时我东北全军应积极准备再战，并应准备长期战争。三、望根据以上基本方针进行工作。

中央 巳元

6月14日，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关于目前时局的谈话》。这是一份重要的历史资料，特将全文照录如下：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于14日就目前时局发表谈话如下：

一、东北停战问题。

我们一向是主张东北问题应和全国问题一样用政治协商方法解决的。虽然因为国民党当局坚持要在东北实行一党专政，否认坚持东北抗战14年的抗日义勇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合组的民主联军，否认东北的地方民主政权，因此便在东北造成了可痛的内战，但我们总是本着一贯的和平方针，一再敦促政府停战，力求避免战祸的。可是从山海关、锦州战事时起，许多次停止东北内战的机会和要求，都被政府放过和拒绝了。这次东北15天短期的休战，虽然与全国人民的愿望相去甚远，但如果能由此重开和平之门，为长期停战开辟道路，仍是值得欢迎的。

现在休战命令发布已近一周，按诸政府方面之行动，则内战部署仍在全面进行，在宣传上也毫无理由地强调接收主权，与歪曲军事冲突的原因，故意以之制造内战借口。其实，只有容许外国在华驻军、外轮在中国内河航行等等，才会发生主权问题。如对中国人民的地方政府及其武装而强调接收主权问题，除掉为着制造内战借口外，别无意义。且在本月6日休战令发表前后，照熊式辉、杜聿明两将军的表示看来，使人对于国民党当局在东北实行休战的诚意，不能不发生怀疑。我军撤退长春后，熊式辉、杜聿明两将军于5月22日曾发表通电不以取得长春为满足，而强调要我军退出东北各大城市和铁道沿线。在休战令生效之同日（7日），杜聿明将军又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长篇声明，谓：“国军预计于15日后继续接收之主要区域为大连市、安东、嫩江、松江、合江、黑龙江与兴安诸时，及交通线与城市。”这样说法，就使休战成为没有意义。休战至第5日（11日），中央社报导杜聿明将军又公开限我军于12日午12时，退出拉法，否则将破约采取行动。这些显然不是休战以求和平，而系争取时间，进行休整，等待增援，以谋再战。

事实也说明了与说明着国民党当局这一个态度。自民主联军退出四平街、长春后，国民党军队即继续攻占东丰、伊通、双阳、海龙、磐石、万宝山、农安、九台、永吉、德惠，辽源、双山、怀德、桦甸（后被我收复）等十几个重要城市。就是在休战命令生效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进攻也并没有停止。虽然因为我们交通困难，但据已知之事实，证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之东西南北各线均在进攻，7日中午海城国民党军队东攻析木城。8日起，国民党军队向法库进攻，战斗激烈，已被占去法库附近镇市丁家房身等多处。同日，另一路从铁岭向其西北我军阵地进攻，占领镇西铺后，亦向法库前进。本溪方面，国民党军队自7日起分两路向其以南及西南我军阵地进攻。在北线，国民党空军7日以后仍猛烈轰炸敦化、蛟河和平居民。拉法系双方对战，国民党东北军事当局却故意煊染这一件事，以制造破约的借口。其实，长春执行分部现已筹备设立，一切冲突，便应交由停战执行小组依照3人会议3月27日签订的东北停战指令3条实行调处，方合休战本旨。还有，国民党在东北部队已达7军之众，现在休战期中，国民党尚企图从广东、上海增运3个军（54、53及第5）至东北，这也是值得指出的。

二、关内冲突问题。

自1月10日停战协定起，到5月20日止，据我们现有的材料统计，国民党军队向关内外各解放区大小进攻达3675次之多，先后使用兵力共为258万余人，强占我解放区村镇2077个，县城26座，如能搜集全部材料，恐这个统计数字还不止此。

其次，关于军队之调动。根据1月停战协定，军队不能自由调动。但据现有材料，自1月13日至5月底为止，国民党军队共调动了42个军，118个师，2个工兵团，2个炮兵团及一个炮兵营，共计有130万人的移动。

再次，关于修筑碉堡，阻碍交通。国民党军队在冀南、晋南地区（即我之晋冀鲁豫解放区周围）修筑碉堡2104座。在豫南、鄂北地区（即我之中原解放区周围）修筑碉堡6000座以上。如果把各解放区周围的碉堡全部统计，这个数目必然大得惊人。凡是在解放区周围上空飞行过或在地面上走过的人，都会看到那林立的碉堡的。

又次，关于遣俘。据我们所知，在山西还保留有7000名日军，其中在大同附近者1000名，阳泉附近者1200名，榆次约1000名，太原军官训练所300名，清源约200名，朔县3000名，平原150名，太谷200名，还有些未计算在内。这些日军现均有武装，对我军不时侵袭。

以上这些统计，说明国民党当局不断地破坏自己亲手签订的停战协定。至进攻我军的具体事实，远者不论，单就五六月说，首先在平津地区，5月下旬，国民党军队有计划地先向永定河北岸我之安次县及庞各庄一带侵犯，并占领安次城。6月初旬，开始向我冀东之香河，宝坻两县进攻，激战未已，现正在发展中。

其次是山东、徐海方面，国民党当局除不断增兵徐州，积极准备北上外，5月中曾攻占我陇海路南之夏邑、萧县两城；在德州，泰安、大汶口、周村、张店、胶州。枣庄等处，则策动伪军向我积极挑衅，四出抢劫。这些伪军有德州之伪治安军王逆金样，泰安之伪3方面军宁逆春霖，周村、张店之伪3方面军张逆景月，胶县之伪国民自卫军张逆步云及赵逆保元等。他们或则出扰人民，或则向我进攻，其企图不外是挑起战斗，以便利其存在和发展。我军洞烛其奸，故只在其极端放肆时方予还击。最近这些伪军已经纷纷投诚，对全国尤其对山东说来，实在除害不小。

江北形势日益紧急。自5月10日定远被占后，国民党军队在该县清剿了一月之久，60万人民受着极端摧残。最近在东北休战之日，政府又令其73军、第7军及74军各一师，攻占来安县城，继向天长进攻。而沿江北岸之南通、泰兴两地，国民党军队又纷纷北进，东海之国民党军亦开始南下出扰，整个江北地区，有全部卷入内战可能。

山西地区，自5月17日起，阎锡山军和国民党中央军以2万余兵力，向汾河以南我稷王山地区进攻，激战20余日，现这块被我解放了7年的地区，已经被其强占而去。晋西北方面，自4月18日起至5月底止，这40多天中，阎军联合敌伪军向我进攻大小达149次，平均每日3次，使用兵力总数在3万以上，现已将我交城、文水2县城占去。

以中原地区而论，自5月10日签订中原停战协定后，国民党军队在像南、安陆、云梦及黄陂、黄安以南一带，仍先后向我进攻10余次，侵占许多地方，现此种侵占仍在扩大中。

总之，国民党当局自停战协定以后，始终未认真执行过停战协定，近来更有变本加厉之势。我们希望全国人民以及世界舆论严重注意这一事实，并切实督促国民党当局放弃这种破坏停战协定、发起全国内战的企图。

三、时局的危机。

我们共产党人不讳言时局的严重性，因为中国的好战分子从国民党二中全会以后，正把中国一步一步引上极端危险的内战的道路上去。这一次15天的休战，在实质上还未能使国民党内好战分子改变自己的政策。从本月初在南京举行的军事会议与财粮会议乃至官方宣传商谈的经过看来，一方面暴露了当局在军事、经济和人心上的深刻危机，另一方面最不幸的是当局没有正视这些危机，依从全国人民的愿望，采取和平民主的政策，来克服这些危机，相反的，还采取了准备扩大内战的错误政策，企图以“扬汤止沸”、“抱薪救火”的方法，解救自己的困难，因此，必然更加深化了时局的危机。所不同的是用了些和平的名词，来掩盖内战政策的实质，更利用了言论统制（不允许中共的报纸、通讯社登记，迫令北平《解放报》、新华通讯社及上海英文《新华周刊》停刊），片面宣传，企图把他们自己计划、布置和领导的内战责任，加在中共和民主人士身上，这当然不能使时局好转，也不能解脱国民党当局自身的危机，而且必然会把全中国人民投入可悲的境遇。我们要千百次地提起国民党当局和全中国人民的注意，不能允许国民党好战分子再玩内战之火了。

四、最近的谈判。

关于最近谈判，全国舆论界和全中国人民都很关心，这是很好的现象。谈判的内容现在还不到发表的时候，但应该指出，我们极希望谈判能早日顺利结束，能早日发表成功的消息，以安慰全国焦急等待的人心。可以先告诉全国同胞，我们对于谈判的态度是很真诚直率的。我们对于最后通牒式的文件，虽然认为十分遗憾，但是凡有一线和平希望，我们决不放过争取机会。无论在中央在地方，凡有和平商谈的可能，我们不但不拒绝参加，而且要推动其进一步的发展。

为了促成真正和平，我们愿就此次协商的程序，实事求是按步就班地解决问题，以增强谈判的信心与便利谈判的进行。因此，解决问题，可以一个一个解决，其范围，也可先易后难，以便打开新的局面，使目前极端紧张的局势，能够转向和缓，使暂时的休战成为长期的停战。这正是全国人民的希望。

同时，我们也正告国民党中的好战分子，休战的日期已过了一半，问题非解决不可，但是可以一个一个解决的。和平、民主是中国的出路，也是大家的出路，内战的前途是毁灭，进攻的对面是抵抗，谁要玩火，谁就会先烧了自己。

6月15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陈毅、舒同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舒，刘邓薄：

聊城伪军3千及高唐、博平、禹城间伪军万余必须迅速肃清。除晋冀鲁豫出兵15000外，望陈舒令渤海出兵1万以上，迅速出动，归刘邓薄统一指挥，消灭该匪，以除后患，而利尔后之作战。望刘邓薄立即任命此战役的统一指挥机关，进行各项准备，争取于本月底下月初消灭该匪。

军委 巳删

6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陈毅、舒同，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的指示电：

陈舒，刘邓薄：

一、对夺取兖州及聊博两战役，望在本月内准备完毕，但在未得中央最后电令前，不要实行攻击。二、最近我已得了许多地方，目前短时期内需要平静一下。三、如蒋方于15日期满后重新发动向东北进攻，或大举攻我苏北，你们便可夺取兖州、聊、博。

中央 巳巧

6月19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大打后我军部署的指示，他写道：

刘邓薄、贺李、聂刘并告陈舒（指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贺龙、李井泉、聂荣臻、刘澜涛、陈毅、舒同——笔者注）：

一、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

二、大打后，我晋察冀热辽主力应对付热河及平津方面蒋军主力，以一部协助贺李对付傅作义及夺取同蒲北线，以又一部协助刘邓薄夺取正太线。

三、我贺李统一指挥晋绥主力及聂刘一部，准备粉碎傅作义之进攻及夺取同蒲北线；以一部协助刘邓薄夺取晋西南及同蒲南线。

四、我晋冀鲁豫主力应对付河南方面蒋军主力，其余用于夺取正太线、同蒲南线及晋西南，最后协同晋西北、晋东北夺取太原。

五、拟以陈赓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组织指挥机关，统一指挥太行（太南不在内）、太岳、晋西南（吕梁）及晋东北靠近正太路两个分区之一切党政军民力量，其任务为夺取同蒲南线，晋西南全区，白晋路之东沁线及太原娘子关间之正太路，陈赓纵队司令员职务以别人代替或代理。

六、你们对于上述布置有何意见望告。

七、我大打必须在蒋大打之后，以示衅由彼启。

中央 巳皓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郑位三、李先念、王震说：

郑李王：

1、宁周（指周恩来——笔者注）电称：蒋决定大打，你处须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2、突围后有两个可能前途：第一个能达向北目的；第二个被敌阻隔不能达向北目的。3、因此你们须做两个准备：第一个争取一切可能向北；第二个在向北不可能时，准备在国民党区域创造根据地，以待时局之变化。　

中央 巳皓

毛泽东还为中央起草了给陈毅、舒同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舒，并告刘邓薄：

一、宁周电称，蒋决定大打，除围攻5师外，胶东苏中两区必定进攻，望根据此种情况进行准备。

二、统一胶东滨海两区指挥，集中兵力于即墨、胶州、高密之线，待敌进攻时歼灭之。此处须准备对付3个美械军，如能歼灭其二、三个师，即可顿挫敌锋，阻其西进。

三、准备夺取济南。

四、准备粉碎徐州北进之敌。

五、在蒋决定大打条件下，我渤海兵力是否能抽万人配合冀鲁豫夺取聊博，请陈舒与刘邓薄商定之。

六、吴化文动摇，速争取其反正。

七、孙良诚亦动摇，望令华中争取孙部反正。

八、华中须准备于蒋军大举进攻苏中时，坚决粉碎之。

九、为推迟蒋军大举进攻时间，目前我不应有进攻行动。

中央 巳皓

6月20日14时，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将蒋介石制定的彻底围歼中原军区的计划，下达其所属部队。

6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贺龙、李井泉的指示电，他写道：

贺李：

一、占领朔县及轩岗镇甚慰。二、望即攻取宁武，事先充分准备，然后一举攻克。三、待宁武占领后，再考虑对崞县、代县、繁峙、山阴、岱岳等处逐一攻取之。四、在打这些城市中，锻炼出一支善于攻城的队伍来。五、对傅作义及大同、口泉、怀仁仍不要惊动。

军委　巳号

6月21日，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指示中对形势作了另一种估计，他写道：

“国民党危机空前扩大，大城市人民对国民党极大不满，酝酿反战运动；各省灾荒甚重；杂牌军动摇；美国舆论已开始批评国民党。如重新爆发内战，估计打不长久，半年之后，可能议和。”

6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聂荣臻、刘澜涛和冀热辽军区政委程子华、司令员萧克的指示电，他写道：

聂刘，程萧：

如果敌于平泉集中3个师西进，我不能于野战中歼灭其主力，承德即有被占之可能。假如将来出现这一形势，则应考虑固守承德或者主动放弃承德的问题。如有把握歼灭敌军主力，从根本上粉碎其进攻，则应当固守承德；如无此种把握，则应准备放弃承德。一则保存杨苏纵队（指晋察冀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笔者注）及其他部队有生力量不至过于消耗，坚持冀热辽广大区域，俟土地问题解决，兵力即可增强，那时可能收复锦热路及承德；二则抽出赵纵队（指晋察冀军区冀晋纵队，司令员赵尔陆——笔者注）回晋冀，协同太行、冀中夺取保府石门及正太路。究以何者为适宜，请依敌我力量对比考虑电告。在考虑期间不要下达。再则，假如承德不守，其对我增加之困难情况如何，亦望告。

中央 巳马

6月2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代表团关于对东北问题的四项和平建议致国方政协代表函，他是这样写的：

哲生、铁城、雪艇、力子、立夫、厉生（即孙科、吴铁城、王世杰、邵力子、陈立夫、张厉生——笔者注）六先生并请转陈蒋主席勋鉴：

自东北休战以来，全国人心，举世舆论，莫不渴望国共双方，在此15日中，能由于马歇尔之共同努力，获得关于交通、停战及东北整军3项问题之一致协议，使暂时休战，成为长期停战，以重开和平之门。不幸经15天各方面之奔走努力，政府方面所提整军方案竟完全出乎意外，以图将中共部队在整军期间排出大城市及铁路线，以便消灭。坚执美方代表在3方协议中之最后决定权，以保证此案之实施。似此情况，敝方实无从考虑，且政府运兵备战之事日亟，内战大火有一发难收之势，值此紧急关头，如再不立即停止内战，则人民涂炭，国家糜毒，惨淡前途，诚不堪设想。兹接敝党中央训令，根据目前内外情况，全国人民意志，诚为非迅速停战实现和平，不足以挽救当前之严重危机，出同胞于水火。为此特向贵方正式提议，实现如下步骤：

一、由3人会议立即宣布东北长期停战并重申全国停战命令，规定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之具体办法，命令双方部队严格遵守。

二、停战令下后，由3人会议立即协商恢复全国交通之具体办法，并首先修复重要铁路。

三、由3人会议，定期商定全国及东北整军复员之具体补充办法，并立即付诸实施。

四、由政府经协商定期重开政治协商会议，迅速解决改组政府、保障人权、解救民生、完成统一及各项政治问题。

上述四事，如荷赞同，请即分别提交3人会议及政协综合小组协议实施，以安人心，以符众望。时危事息，特此建议，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敬颂公安

周恩来 董必武 叶剑英 吴玉章

陆定一 邓颖超 李维汉 谨启

6月22日，毛泽东发表《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今日为美国对华军事援助发表声明如下：

美国国务院于本月14日提付国会审议的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对中国的和平安定与独立民主有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此项法案。中共此种意见，并为中国广大民主人士所支持，在抗日战争中，美国对于中国实施军事援助，并派遣美军在中国领土上协同作战，其目的是击败中美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但就在那时，由于美国错误地仅仅援助国民党军阀，这种援助也并未有效地加强中国的抵抗，相反地是被国民党军阀用以加强其对于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解放区的进攻与封锁，在日本投降以后，美国没有停止反而极大的加强了对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军事援助，并在此实际目的下派遣庞大的军队驻在中国的领土与领海之上，这种行动已经证明是中国大规模内战爆发与继续扩大的根本原因，仅仅在美国政府宣布履行1945年12月莫斯科3国外长会议公报关于中国问题的约束，与中国国民党宣布停止内战，并宣布履行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决议的前提之下，中国共产党才曾经不反对美国对于中国的某种军事援助。但是现在这些前提都已被严重破坏，因此美国实行所谓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只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只是使中国不能实现整军复员和履行其对于联合国的义务，只是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独立与领土主权完整，只是破坏中美两大民族的光荣友谊与中美贸易的发展前途。中国人民今天所急需的并不是美国的枪炮及美军留驻中国领土，相反，中国人民痛感美国运来中国的军火已经太多，美国在中国的军队已经驻的太久，它们已经构成中国的和平和安定与中国人民的生存和自由之严重巨大威胁。在此种现实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继续以出售、交换、租借、赠送或让渡等方式将军火交给中国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派遣军事使团来华，并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

6月22日这一天，毛泽东密电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和陈毅、舒同，他写道：

刘、邓、薄，陈、舒：

全局破裂后请你们考虑下列方案：

一、太行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尽可能攻取长垣、考城、民权、兰封、封丘、宁陵、睢县、杞县、陈留、通许、太康、柘城、淮阳、商丘、鹿邑、西华各点，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

二、山东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山东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取黄口、砀山、虞城、涡阳、夹沟、符离、宿县、任桥、固镇（即徐蚌间）各点，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

三、太行区除山西对阎（阎锡山——笔者注）部队外，其余以一部监视豫北之敌，应以最大主力出动于豫东区域。

四、山东以胶东对付青、潍（即山东省之青岛、潍县——笔者注），以渤海对付济南，其余鲁中、鲁南、滨海3区主力及新四军主力全部南下。只要占领开封、徐州间及徐州、蚌埠间主要铁路线及上述各县城之半数左右，即为有利，有些县城可让地方部队逐次攻占之，我主力不必每个城均去打。

五、在上述作战阶段中，充分注意争取杂牌及伪军反正。

六、在上述作战计划中，我5师主力突围向河南出动，其任务为钳制河南之敌，配合你们作战。

七、粟谭（指粟裕、谭震林——笔者注）主力对付江北之敌，配合你们作战。

八、上述作战胜利（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后，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

九、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介石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

十、这一计划可保障5师不致被消灭或吃大亏。

十一、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

十二、如能逐步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

十三、蒋现延长休战至本月30日，7月初即将大打；我须速定战略方针，以利作战。

十四、意见如何望告。

中央 巳养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给东北局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转各分局、各省委、各纵队：

蒋介石为着完成进攻准备，延长休战8天至30日止，如我党不能承认其苛刻条件（例如东北只给旧黑龙江其余一切不给），7月初将向东北及全国进攻。你们现在即应准备于谈判破裂时，动员全党全军克服任何动摇、犹疑、恐惧心理，利用我方各项有利条件，紧紧依靠群众，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我党取得大的胜利之后，必能实现国内和平。在此伟大斗争中，我华北、华中解放区及全国民主力量，均将以行动援助你们。

中央 巳养

欲知毛泽东预言蒋介石“7月初将向东北及全国进攻”准确与否？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6月14日为新华社起草的《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关于目前时局的谈话》——关于国共双方在东北的停战及关内的冲突问题的谈话，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揭露既有理、有据，又有节，且十分坦诚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和平建国的愿望，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时评性质的政治宣言！

第15章 1946年6月—

“美国和中国反动派均利用人民对他们的丑恶行为认识模糊，欺压人民，从中取利；我们应当尖锐揭穿，方能使彼辈在人民面前孤立起来。”

话说1946年6月23日，毛泽东看了中原局、中原军区“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突围的计划”电文，终于放了心。

中原局、中原军区在6月21日的报告中说：“我们现在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向东向北（阜阳）突围没有可能，依中央指示我们现做之战略准备：1、主力向西突围，而后直迫内乡、淅川、荆紫关地区，待许昌敌人调动后，主力经伏牛山腹地，出卢氏、洛宁，越陇海路渡河到太岳区。万一不成，那么我们即在伏牛山、秦岭打游击，必要时转甘南创造根据地或到陕甘宁会师。同时，我们亦准备渡襄河进到武当山，创造根据地或者进川再转甘南地区，但我们力争第一案。2、主力如此布置，将鄂东、鄂中两军区部队（即万人）留当地打游击，万一立足不住，鄂东往皖东突围，鄂中转入武当山打游击，以待情况的变化。”

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在复电中写道：

中原局：

1、21日电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2、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可请示，以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3、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中央 6月23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贺龙、李井泉，聂荣臻、唐延杰的指示电，他写道：

贺李，聂唐：

一、必须于最近期间攻取怀仁、岱岳、山阴、宁武、应县、繁峙、代县、崞县、原平、忻县、五台、定襄，然后相机夺取大同。

二、为执行此任务，同意贺李第二方案，从绥东4个主力旅中抽调一个旅，使用于上述目的。调动时注意隐蔽，不露形迹。

三、聂刘即派一个主力旅附炮交贺李指挥执行上述任务，同时令路东地方党政军协同动作，并即派人至贺李处受领任务。

四、为完成此任务，望贺李与聂刘直接联络。

军委 23

6月23日这一天，以马叙伦为团长，由胡厥文、雷洁琼、包达三、阎宝航、吴耀宗、盛丕华、蒉延芳、陈立复、陈震中、张絅伯和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两位学生为代表，共13人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为呼吁和平、停止内战，赴南京请愿。上海各界包括300多个单位的学生、工人、教师、店员5万多人，在上海火车站组织了大规模的欢送会，欢呼声，歌声，爆竹声连成一片，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等口号，此起彼伏。许广平、田汉、叶圣陶、周建人、王绍鏊、吴晗、陶行知、沙千里、林汉达等社会知名人士也到车站为和平请愿团送行。

是日晚，和平请愿团抵达南京，在下关车站下车后遭到国民党特务组织的“苏北难民代表”的围攻和殴打，这种暴行持续了十几分钟后，一批宪兵才出来驱散了所谓的“难民”，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陈震中和记者浦熙修、高集以及前往欢迎的叶笃义（民盟）、陆兰秀（中共党员）等十多人在被殴中受伤或受重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亲赴医院慰问，马叙伦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不久，毛泽东在延安也给马叙伦等代表发来了慰问电，电文中说：

“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中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

6月24日，毛泽东起草军委关于作战重点与任务给陈毅等的指示，他写道：

陈舒并告刘邓薄（指陈毅、舒同、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笔者注）：

为使作战有重点起见，一、开徐间陇海线之占领及豫东、淮北各城之占领全归刘邓薄负担；二、陈舒全力担负占领徐蚌间铁路线及调动徐敌出击而歼灭之；三、以苏中地方兵团吸引并牵制通扬线上之敌，粟谭（指粟裕、谭震林——笔者注）率主力占领蚌浦间铁路线，歼灭3、4分区之敌，策应北面作战；四、动员民众，公私兼顾，彻底破坏陇海路、津浦路；五、必须策动杂牌军及伪军举行起义；六、以上为第一阶段，渡淮向南为第二阶段；七、郑李（指郑位三、李先念——笔者注）主力在豫鄂西吸引敌人，一部在原地吸引敌人；八、准备时间为半个月必要时酌量延长；九、不要阻止敌方向青济等地增兵，彼方向北增兵愈多愈好；十、望考虑利弊见告。

军委 巳敬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动员各群众团体要求美国改变对华反动政策的指示：

各局转各省委、区党委并南京、北平、重庆、长春：

美国对华军事干涉已日益露骨（美军长驻中国，美舰继续运兵，美陆海两部与国务院共同提出军事援蒋法案，并有对华举行3万万贷款讯），而蒋介石政府之美国殖民地色彩亦日益显著（无理由地无条约地允许美军驻华，出卖内河航行权，允许美舰美机任意航行飞行中国领海领空，公开宣传美方在调处中国内争中之最后决定权等），为了唤起中美两国广大舆论反对美国军事干涉助长中国内战与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毛主席已发表声明提出抗议，继苏杭学生示威之后上海又有5万人示威。望各地动员各种群众团体与民主党派举行示威大会，并分电美国政府国会、群众团体与名流（电报需简单扼要并经电报局或美方人员发到美国），要求纠正美国政府的对华反动政策，要求撤回驻华美军，要求否决贝纳斯（美国国务卿——笔者注）6月14日法案，说明中国现在要的是和平，既不要内战亦不要外战，故不要美国的武器来装备中国的军队，只要美国的生产机器；同时致电国民政府、政协会议、国民参政会及各高级将领，要求蒋介石爱国，要求国民党保持中国国家民族利益与主权完整，向美国交涉撤退美军收回内河航行权，保护关税及领海领空，谢绝美国武器等。此种宣传除解放区外，可依当地条件，采取群众游行、请愿等形式，但须注意不要反对整个美国与整个美国政府，亦不要反对杜鲁门、马歇尔与美国调处中国内战，对美方公正人士与普通人员，仍应争取其同情，指明真正破坏中美友谊者乃是中美反动分子的反动政策，强调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

中央 巳敬

6月24日这一天，中原局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说：

“我们已决定28日突出包围圈。24日晚王树声、戴季英部即开始在我区隐蔽行动，但很难不被敌发觉。请特别注意供我及两纵密息情报。32小组仍在宣化店，留去都难。如分途安全突出包围圈后，我们根据中央意旨及自己具体情况拟定行动计划，请中央随时指示。”

6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给林彪等发出了4道军事命令。

他就当前形势问题在给林彪的指示电中写道：

林：

敬电悉。一、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时无和平希望。二、谈判破裂，全国大打，不限于东北。三、全靠自力更生。四、半年至一年内如我打胜，和平有望。五、友邦（指苏联——笔者注）在将来可能在外交上给以援助。六、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让步，以求妥协，但你们不要幻想。

中央 巳有

毛泽东在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复电中写道：

郑李王：

敬电悉。一、巧妙避开敌之打击，分途突出包围圈。二、如遇严重不利情况，则以旅为单位分散前进。三、留下部队至少万人，坚持原有地区。四、务必保护32小组（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驻中原军区的第32小组——笔者注）安全，或留置现地交由我地方部队妥为护送其回汉，或带至铁路附近让其回汉，或带其同行（暂禁其电台工作），由你们决定。

中央 巳有

他在给贺龙、李井泉并告聂荣臻、刘澜涛的指示电中写道：

贺李，并告聂刘：

一、同意贺李意见，从绥东调两个旅南下夺取同蒲北线。二、留两个旅固守绥东，如遇傅（指傅作义——笔者注）部进攻，由聂刘令陈正湘兵团协同歼灭之（蒋计划是令傅以一个军向绥东行牵制性攻击，另一个军即22军向陕北行牵制攻击）。三、运动时注意隐蔽。四、派人至傅作义处妥为联络。

军委 巳有

在给华中局并告陈毅、舒同的指示电中，毛泽东写道：

华中局并告陈舒：

苏中地区在蒋优势兵力进攻下，有暂时失陷可能。你们宜作事先准备，以免临事仓卒，受过大损失。

中央 巳有

6月26日，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程潜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兴奋地公布蒋介石的话说：

“未来48小时内，将发生惊人的奇迹。”

这个所谓的奇迹，就是蒋介石命令国民党10万大军向中共中原军区发动了前哨战。

是日晚，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在国民党军重兵围困下，分南北两路向西突围。

北路军为第2纵队的第13旅、第15旅1个团、第359旅、干部旅及中原军区机关，约1．5万人，由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率领，从宣化店出发，向西北方向移动，于6月29日晚在河南信阳以南的李家寨及柳林车站间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越过平汉线。

南路军为第1纵队（欠第1旅）及第2纵队之第15旅（欠1个团）共1万余人，在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率领下，从河南光山县的泼陂河出发，向西移动。

与此同时，为了迷惑与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西进，由张体学率鄂东军区部队佯装主力，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另有第1纵队第1旅旅长皮定均、政委徐子荣、副旅长方升普率领本部7000余人，掩护主力向西突围后，诱敌向东突进。后来皮定均部以一支孤旅独自转战24天，大小战斗23次，行程500多公里，奇迹般地于7月20日进入苏皖解放区，胜利地进行了千里大转移。

也就是在6月26日这天晚上，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华中局并告陈毅、舒同的指示电，他写道：

华中局，并告陈舒：

一、8天期满后，国民党即将向我大举进攻。

二、为粉碎国民党之进攻，决令刘邓主力出陇海豫东，陈舒主力出徐蚌间，调动敌人而歼灭之。

三、你区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通扬线上之敌，粟谭（指粟裕、谭震林——笔者注）率主力（不少于15个团）位于3分区，与陈舒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恢复3、4分区失地，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

四、用全力策动孙良诚（国民党军暂编第5纵队司令——笔者注）起义。

五、午灰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待命攻击。

六、你们一切听陈舒指挥。

七、为应付长期连续作战，你们应准备动员并适当使用自己的各项后备力量，一切作长期打算。

中央 巳宥亥

6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周恩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毅、舒同、邓子恢、张鼎丞的指示电，他写道：

周并告刘邓薄、陈舒、邓张：

蒋介石所谓48小时后有惊人举动，是指阴谋歼灭我中原部队而言，蒋于月中下令聚歼，有不许漏网之语。昨夜起实行攻击，我中原部队不得不起而自卫。这一自卫斗争是否能不受严重损失，现尚不能预计。请对外广泛揭发国民党之阴谋。

中央 巳感

6月27日，陈毅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以华东局名义致电华中分局和华中野战军，命令华中野战军留一个纵队坚持苏中地区，牵制敌人，集中陶勇、王必成2个纵队及5旅、10纵在六合、天长间整训，准备于淮南津浦铁路蚌埠、浦口段作战。

6月27日这一天，粟裕就毛泽东在26日、陈毅在27日要华中野战军主力西移淮南的计划，给各领导机关发出了一封电报，电报全文是这样写的：

山野、军委、华中军区：

一、中央26日电及华东局27日电敬悉。中央作战方针完全正确。惟在3分区集中大兵团作战，粮食、民夫和交通运输均极困难。如集中兵力过多，则所需粮、夫必超过当地负担，不仅影响当地，且影响战斗更大。因此，特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1、将5旅调往淮南，连同淮南独立旅及18团并路西部队共约8个团，如必要时可从9纵抽调3个团至淮南作战，共11个团。山东既有主力至7分区，则9纵愈可以南下，苏中主力则以扬州、泰州为进攻目标，以钳制顽军西移。

2、如第一方案不成，则谢（10）纵队必须留苏中，协同7纵队方能守住海安、东台、兴化、高邮之线，否则对华中影响甚大。俟苏中顽军西调后，再适时抽调谢纵西去3分区参战。但目前我们主力都集中于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已准备完毕，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因1、6师和7纵指战员大多是苏中人，有些家中已遭顽军摧残。为此，我们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

二、如立即执行第一方案，在7月10日以前无法完成新的进攻准备，最快需迟至7月20日到新地区集中完毕。

三、我明晨召集各师、纵首长传达中央方针，明午后由海安出发回淮安面商。上述意见，请军部即派专人送新安镇转呈陈军长。

粟 6月27日

6月2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委刘澜涛和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并告程子华的指示电，他写道：

聂萧刘罗，并告子华：

26电悉。

一、你们战略意见是正确的。

二、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3路4城。

三、热河4个独立旅，冀东、冀中各两个旅，商都两个团及其他地方部队，均为保卫地方之用。在地方保卫战中，在万不得已时，一城一地之暂时得失是不足怪的。

四、当敌进攻承德时，你们的主力不是保卫承德（因为这将劳而无功），而是乘敌北进，集中杨、杨、郭、赵（指杨得志、杨成武、郭天民、赵尔陆——笔者注）4个纵队及冀中、冀晋全力举行平汉战役，占领从长辛店至石门（即石家庄——笔者注）整个平汉路，相机占领保定、石门两城。

五、举行平汉战役其利有七：一能集中最大兵力；二能打通冀晋、冀中；三能割断平津左臂；四能锻炼新队伍；五能增加人力物力；六能获得热河、冀东两区之战略配合作用；七该线夺取后可能巩固。因此希望你们用全力组织平汉战役，于半月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

六、平汉胜利后，即以主力3个纵队不少于20团4万人入晋，充当夺取山西之主力，首先配合山西各区，夺取正太、同蒲两线，扫清太原、大同以外一切敌据点，使冀晋、晋绥、吕梁、太行、太岳5区打成一片，然后相机夺取太原、大同。

七、野战军以萧克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

八、冀热辽方面由程子华、李运昌负军事领导之责。

九、所有对平汉、正太、同蒲3路之进攻，均是攻城战，望立即训练攻城技术，多备黄色炸药，制造黄色炸药之工厂日夜加工。

十、夺取三路四城（保定、石门、太原、大同）须准备6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

十一、刘邓另有任务，不能以主力配合你们打石门。

十二、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十三、此电阅后即烧毁。

中央 巳俭

6月28日，毛泽东就粟裕27日电复电华中野战军说：

“部队继续隐蔽于待机位置，听候安排。”

6月28日晚，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舒同并告邓子恢、张鼎丞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陈舒，并告邓张：

一、陈舒电请由刘邓统一指挥，中央认为甚为必要。为达统一步调克敌致果之目的,请刘邓即日担负此职。

二、必须待谈判破裂国民党动手打我，然后方能打他，争取有理地位。

三、根据陈舒建议，为准备充分避免仓卒作战起见，将准备时间延长至午哿，必要时延长至午30，但最迟不要过午30。

四、各事均望刘邓、陈舒直接商定。

中央 俭亥

6月29日，粟裕到淮安后，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商议作战方略，3人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粟裕便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和陈毅，电文中说：

“华中主力转至淮南后，不仅粮食须由苏中供给，即民夫运输恐难支持，因淮南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苏中公粮收入占华中二分之一，人口亦占五分之二，对支持今后长期战争有极大作用。”“苏中地方武装已很弱，难以担任钳制任务。如苏中丧失，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如是，不仅对苏中本身不利，即对华中整个作战部队之供应更有极大影响。”

粟裕4人建议说：在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第1师和第6师仍留苏中解决当前之敌，改善苏中形势与钳制敌人；在山东及太行两解放区部队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后，华中野战军第1、第6师再加入蚌埠、浦口线作战，完成第二阶段任务。

6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舒同和邓子恢、张鼎丞说：

“一、我郑李除留万人于原地打游击外，主力4万余决于29日突出平汉线，向豫鄂西前进，以求生存，该军西进必能吸引该地敌军大部向西，但我军被强敌压迫在豫鄂西地区，恐难支持长久。

二、你们行动可以救中原为名，时间迟早以部队调动及攻击准备之完成为标准，由刘邓统一规定，总以既能完成准备又能不失时机为原则，远地部队应即开始秘密移动。”

6月30日，毛泽东复电粟裕4人，他在电文中说：

“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

6月30日，陈毅致电中央军委并告华中分局，断然拒绝了粟裕27日电及29日粟裕等4人联名电的建议。他在电文中说：

“我们认为7月间非打不可，则王必成、陶勇纵队应立即西开，保证于7月15日到7月20日前后能按时发起战斗。”“我们认为王、陶留苏中，一二仗无法改变该地严重局势，胶滞于该地于全局不利。5旅不能调淮南。”

陈毅发出这封电报后，接到了毛泽东于30日发来的电报，展开一看，只见电文中写道：

“华中29日酉时电主力留苏中确保财源，而将淮南作为钳制方向，以9个团担任破路阻敌，此意见似有道理，你们觉得如何？望告。”

这正是：粟裕唯实不唯上，毛公闻之亦三思。

再说6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东北局：

一、蒋介石在各方逼迫下明日起继续停战。二、望利用此时机加紧进行军事、政治、群众工作各方面之准备。三、敌不攻我，我亦不攻敌，保持平静。四、克服党内一部分同志的恐惧心理，准备持久战争。五、提倡自力更生，不要倚赖外援。

中央 巳30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周恩来的指示电，他写道：

周：

一、蒋介石得寸进尺，除已让国民党象征占领哈尔滨（中共同意国民党军一个团不超过5000人进驻哈尔滨——笔者注）及东北3师关内7师（据《关于军队整编方案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规定，中共军队缩编为10个师，驻东北3个师，驻华北7个师——笔者注）外，目前一时期内不要再作让步，请表示再无可让，以观动静。二、陈舒（指陈毅、舒同——笔者注）电，济南顽军于27日攻占我龙山、枣园两车站及章丘县城。三、以后局面是边打边谈，我们须准备应付此种局面。

中央 巳30

尔后，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陈舒，邓张（指陈毅、舒同，邓子恢、张鼎丞——笔者注）：

一、蒋为各方所迫，将发继续停攻命令。似此，我各部暂时宜位于待机位置，以免集中过早暴露企图。二、望利用此时机，一面加紧练习攻城战及进行具体侦察，一面加紧进行高树勋运动，例如对守备徐蚌间之滇军58军，应设置专门机关，集中一切云南人，由此专门机关率领直达徐蚌间各据点附近进行工作。

军委 巳30

6月间，毛泽东邀请他的老师符定一先生从北平赴延安共商大计，符定一遂偕女儿符德芳欣然前往。

原来，符定一在1943年从北平假道重庆，回到湖南家乡衡山新铺隐居。1944年，他被国民党逮捕，在共产党地方组织和乡亲们的帮助下得以脱险。1945年，王震、王首道率领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到达湘潭、株洲时，符定一派儿子前去迎接，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46年初，符定一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重上北平，会见了叶剑英，参加地下活动。

且说符定一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欢迎先生的莅临。符定一发表讲话，揭露蒋介石政府和国民党的腐败，对解放区给予热情洋溢的赞颂，号召人民群众跟毛泽东、共产党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6月底，阎长林经组织分派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阎长林到了枣园，在毛泽东的行政秘书王林的引领下，最先见到了江青和李讷及李讷的保育员李文芳。阎长林这样描述他初次见到的江青：

“江青像20多岁，身材苗条，脸色白净，头发乌黑，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穿着带翻领的列宁装，漂亮而有风度。”

王林向江青介绍了阎长林，江青很客气地和阎长林握手，让他坐下，给他介绍毛泽东的生活和工作习惯，以及在毛泽东身边工作需要注意的事项。她还说：

“毛主席工作很忙，生活和安全方面的事，全靠工作人员很好的安排。”

江青看到阎长林有点紧张，又安慰他说：

“不要怕，许多同志调来时都有些拘束，其实过几天就和在家里一样了。主席对每个同志都是很好的。”

阎长林听了江青的话，略微放松了一些，笑着点点头。江青问：
“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阎长林习惯地放大嗓门说：

“组织决定我来直接保卫毛主席，是交给我的一项光荣任务，我要努力做好！”

王林提醒他说：

“主席就在隔壁睡觉呢，以后在这里说话声音要小些。”

江青说：

“等主席起床后就领你去见他。如果去散步，说话的机会就更多了。”

阎长林离开毛泽东的住处，警卫参谋贺清华告诉他说，毛泽东起床后要到杨家岭去，你可以先到他乘车的地方去等一会儿。果然，不大一会儿，毛泽东在江青的陪同下走过来了。阎长林快步向前敬了一个礼，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你到我这里工作，很好，很好，欢迎欢迎。你是从哪个部队来的呀？”

“从新4旅来的。”

“从新4旅来的？新4旅是很能打仗的呀！”

“是打过一些胜仗。”

“你在部队担任什么工作？”

“连长。”

“噢，你在部队当连长，来到我这里当排长，不是降职了？你没有意见吗？”

“叫我跟主席当警卫员也没有意见。”

“那好呀，能升能降，根据工作需要嘛。”

江青催促说：

“上车吧，在路上边走边谈。”

阎长林连忙去接毛泽东搭在胳膊上的线衣，毛泽东说：

“谢谢，这衣服不重，我自己拿着吧。”

江青把毛泽东送上一辆蓝色中型吉普，就转身回去了。阎长林是第一次坐汽车，又是坐在毛泽东身边，非常不自在，往里边坐怕挤着毛泽东，往外边坐怕摔下去闹笑话。毛泽东看着他的样子很好笑，就叫他往里边坐一些，用手抓住挡风玻璃上的铁环。阎长林果然感到舒服多了。毛泽东问他：

“你是哪里人？”

阎长林回答说：

“河北顺德府尧山县。”

“顺德府是一个大平原，那里出麦子出棉花，是个好地方呀，我们将来要到那里去的。尧山县过去叫百人县吧？”

“我只知道有个百乡县，没有听说百人县。”

“你们尧山县就是百人县，在历史上还有个传说哩。”

毛泽东接着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皇帝路过尧山县，看见有100个人不知在干什么，就被吓跑了。后来他了解到农民就是在干活，并没有反对皇帝的意思，于是，皇帝就命名这个县叫百人县。说话间，车子到了杨家岭，毛泽东主持会议去了，阎长林问贺清华：

“今天随主席到杨家岭，你看我说话有没有什么问题？”

贺清华说：

“我看行，还可以随便一点。主席忙或思考问题时，上下汽车或走路散步都很少说话，我们也不要多说话，以免打扰他。他工作不太忙的时候，坐汽车也好，走路也好，什么都说，什么都问，你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主席最讨厌不懂装懂的人。”

1946年7月1日，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撰写的中共中央发言人评阿泽逊的声明，全文如下：

阿泽逊（后译为艾奇逊Acheson，Dean，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笔者注）氏试图辩护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美国国务院的最近提案，但他的辩护与事实不相符合。阿氏说美国所谓援华计划“早经同意”，我们不知其意何指，因为不但中国共产党从未接到过美国政府所提出的何项计划，即蒋介石政府也从未向人民泄露过这类计划。阿氏力称该项计划“不能够释为支持中国任何党派之军事集团”，其目的只是协助中国获得和平、统一与再建，并称美国如不在中国联合政府成立以前即开始其援助，则中国“或将召致经济崩溃之危机，而陷中国一般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事实比任何美丽的言词更重要。在事实上，世人都知道美国政府仅仅支持着中国国民党内法西斯派的军阀集团，即《时代》杂志所谓“贪污、不合理和以武力维持政权”的“恶政府”。因此美国政府的一切所谓“援华”仅仅是反华或侵华而已。与阿氏的宣传完全相反，美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只是鼓励了蒋介石的“恶政府”公开诉诸武力，公开拒绝政治协商会议，公开要求废弃整军方案，借以保留其庞大的军阀军队与在此军队操纵下的独裁制度。美国如果真正要求中国的和平统一与再建，就应当停止而不是继续所谓“军事援华”，因为中国今天对内对外都不需要战争，中国的整军也绝对不需要美国的杀人武器和美国杀人艺术的导演。没有美国的所谓“军事援华”，中国就一定能够和平，能够整军，能够再建；有了美国的所谓“军事援华”，中国就一定不能和平，不能整军，不能医治战争的创伤，不能免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灾难。但是美国政府当局根据其所谓“国家利益”，却坚持以汽油来浇泼中国的火灾，以枪炮和军事顾问团来制造中国的和平，以无条件拥护蒋介石独裁内战来实现中国的团结民主，以强迫中国人民在战争恐怖和饥饿中大量死亡来寻求中国的友谊。中美两国人民本来很亲睦，今天中国人民尤其希望在两利的原则下发展两国经济关系，但是美国政府的所谓“援华”却引起中国人民的普遍反感，使美国在中国丧失友谊与信誉。很多美国人士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势，要求美国政府迅速改变政策。无疑的，他们比阿泽逊是更知道真理。

7月1日这一天，国民党军队对中原军区发起总攻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在南京宣布说：要在“48小时内全歼”中共中原军区的部队，“让解放区成为历史上的名词”。

7月2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蒋介石边打边谈政策和我之对策的指示，他写道：

各局：

一、据恩来巳30电称：蒋介石政策如中央所指是边打边谈。东北方面因兵力不足一时不致有大动作；关内则必在所谓自卫、恢复交通及难民还乡等口号掩护之下向我中原、苏北、山东、热河等地进攻；同时保持谈判，这样一则便于美国军事援助，二则不过于刺激群众。　

二、望各地照原定计划加紧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同时对执行部及小组工作仍取积极态度，适应边打边谈之情况。

中央 午冬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聂荣臻、刘澜涛并告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和政委林铁的指示电，他写道：

聂刘，并告孙林：

孙林艳电悉。一、夺取青、沧需有充分准备，如准备尚未充分，宁可迟几天动作。

二、在20天至一个月内，请令冀晋冀中两区对平汉线保持绝对平静，不要有任何破击扰乱之事，以便麻痹敌人，放松对我之戒备。

军委 午冬

7月3日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郑位三、李先念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郑李，并告王戴，王张：

一、你们应以数天行程，进至天河口以西、枣阳以北地区，争取数天休息。

二、信阳、天河口、枣阳之线以北地区属孙震所辖之第5绥靖区，而孙震指挥之兵力只有第15、第41、第47、第3等4个整编师。其中47师陈鼎勋部受命进剿宣化店；15师武庭麟部只有两个旅，现到柳林准备向西；41师曾甦元部正由确山向信阳进，该师准备以一部位于桐柏，以主力协同15师向西追击；而以天河口为各部攻击目标。此外可能有66师宋瑞珂一部参加西进。共计追击兵力不会超过6个旅。第3师赵锡田部亦受孙震指挥，孙令该师第3旅周庆祥部由枣阳以西向枣阳前进，守住枣阳，节节抗击，以待追兵之到达。

三、因此，只要你们进到天河口以西、枣阳以北地区，便可将一切敌人主力抛在后面及侧面，可以取得数天休息，而这是完全必要的。

四、休息时可将各纵队各旅分布于东西向之长方形地区内，待敌向我前进时，我将各部逐渐由东边向西边收拢，以少数部队任后卫与敌保持接触，如此可以取得数日至一星期之休息时间。

五、第3师还有两个旅在襄樊及南阳任守备，似难用于野战。

六、待你们取得休息查明敌情后，在有利条件下，可考虑用伏击方法歼灭敌人一部（例如一个旅），顿挫其追击计划。

军委 午江亥

7月4日，毛泽东鉴于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可能向华中军区发动进攻，便在陈毅与粟裕关于是否立即进行外线作战的争论中采纳了粟裕的意见，决定推迟外线作战的时间。他在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及华中局的指示电中说：

“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粟裕根据中央军委这一决定，加紧了进行苏中战役的准备。

7月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中原军在行动中须注意事项的指示，他写道：

郑、李、王：

为了孤立反动派，便利自己行动，请注意以下各项：

一、注意军队纪律与居民工作，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各伙食单位，成立纪律检查小组，班排连利用行军中之大小休息时间，进行5分钟的纪律会报，出发前宿营时首长队前简短讲话，注意三兵三夫检查，各支部成立居民工作小组，领导党外战士，参加社会同查，向居民宣传写标语，向部队报告社会情形。

二、对国民党军官兵家属，进行慰问，说明抗日是光荣的，帮助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内战，老百姓受害自己牺牲是值不得的、不光荣的，对于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贫苦家属应给以救济。

三、对于民团、保甲，暂应采取麻痹策略。对我军坚决反对的民团给以打击，但须先礼后兵，动摇的民团争取中立，同情我军者，给以暗助。对于保甲亦暂不提取消或反对口号，一般应争取临时为我利用，少树敌人，对进步者给以暗助，对动摇者加以争取，对个别极坏者在反贪污恶霸口号下给以打击。

四、筹办给养是一件大事，在行动中尽可能利用旧的习惯、旧的机构（区团保商会）进行摊派，但须注意钱粮多者多出，钱粮少者少出，贫苦者不出，此种办法虽极难合理，但比较自己直接征发与没收有利。至如在初步建立根据地区，一般应采取合理负担，或临时筹借或田赋征实。

五、行动中标语口号：1、工农商学兵一齐大团结，反对内战，争取和平。2、工人有工做，农民有田耕，工资要增加，租息要减轻。3、取消苛捐杂税，生意买卖自由经营。4、学生有书读，教员要加薪。5、抗日军人回家受优待，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不光荣。6、反对豪绅恶霸，拥护开明士绅。7、打倒贪官污吏，赞成官史廉明。

以上各项只是提起你们注意，是否合乎实情，请斟酌。

中央 午微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目前军事形势及中原军的任务给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他写道：

郑李并告王戴、王张（指王树声、戴季英、王震、张体学——笔者注）：

一、蒋介石以武庭麟、宋瑞珂作战不力，未能堵我西进，饬令查办；并称，此次“剿匪”关系整个战局及建国前途，要求努力作战；从各“剿匪”将军反映，一切“剿匪”部队，均未完成任务，我方损失甚微，彼方毫无所获。

二、据整编75师第6旅午江反映，我王戴部已至平林市附近，该旅长林曦祥率部由安陆向北准备追击；据武庭麟称，该师午江开始由柳林西进，但粮食困难；曾甦元、宋瑞珂两部何日行动尚无反映；第10师之第3、第20两旅程潜令其抽兵确保随枣，判断该两旅除守备襄樊者外，仅能各抽一部增防随枣据点。

三、现在一切主要敌军均被你们抛在后面，你们各路，每路应以一小部附电台任后卫，远距离与敌保持接触，迟滞敌人，主力争取时间休息。

四、你们任务是活动于鄂西北、豫西南广大地区，一面保存自己；同时钳制大量敌人，对全局贡献极大。

五、襄汉军区部队应令其在原地坚持，不要带走，该区仍是你们很好回旋地区之一，不要轻易放弃。

六、整个时局变化于我有利，反动派外强中干，弱点甚多。

军委 午微

7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发表纪念“七七”宣言后对美国及国民党斗争问题》给各局和周恩来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局及周、叶、伍（指周恩来、叶剑英、伍修权——笔者注）：

中央“七七”宣言尖锐批评美国及中国反动派，唤起国人起来救国，足以振奋人民意志，置反动派于困难地位，以便在人民面前孤立他们。但同时指出，加强对美国民主人士之联系，主张国内开各党派在内的政治协商会议，不论何人，只要赞成政协者均表欢迎。因此，各地对北平执行部及各小组仍应照前指示，尊重国美两方代表，并注意拉拢美国一切人员，对马歇尔不要公开说他好，也不要公开说他不好，在谈判中仍须经过他来缓和局面；对各地美军，仍应避免冲突；对国民党军队，则看彼方态度，彼打我亦打，彼停我亦停；对谈判，我党已有所让步；但国民党贪得无厌，提出很多无理要求，应予拒绝。美国反动派与中国反动派面前均有许多困难，我们对于他们的困难条件应当有足够估计，以便利用他们的困难，进行坚决的但是适当的斗争，争取时局好转。若干中间人士必以为我们宣言所取态度太强硬，应向他们解释，美国和中国反动派均利用人民对他们的丑恶行为认识模糊，欺压人民，从中取利；我们应当尖锐揭穿，方能使彼辈在人民面前孤立起来，方能打退其进攻。

中央 午鱼

7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枣园住所召集的十几个人的聚会上说：

“在前一段工作中，我们也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同蒋介石斗争多年，有丰富的经验，他的任何阴谋诡计，都骗不了我们。但是我们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这是第一次，没有经验，上当了。有这次经验教训，我们以后再不会上当吃亏了。”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全文如下：

全国同胞们，一切爱国志士们：

今天是我国人民抗日爱国战争胜利结束后的第一个“七七”纪念日。我全国的爱国军民，在9年以前迫使国民党内反动派停止了内战和不抵抗政策，开始了全民族团结一致的抗日战争，在此后的8年战争中，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终于挽救了由反动派消极抗战政策所造成的国家民族的危机，协同欧亚战场的盟军，取得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胜利。我几万万人民和将士在8年中间浴血奋斗，历尽牺牲，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实现民族解放，消灭外国侵略，巩固远东和平，使我国不再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保护国和国际侵略战争的工具；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民主化，消除国内封建的法西斯主义，不再让法西斯独裁者、军阀、特务、贪污、土劣骑在人民的头上，吸尽人民的膏血；是为了确立国内的和平团结，终止自相残杀的内战；是为了发展民族的经济，迅速实现我国的工业化。一言以蔽之，是为了我国的独立、和平与民主。但是抗战结束以后，一方面固然是人民力量空前高涨，一致奋起，要求独立、和平与民主；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反动派却在日本法西斯残余的拥护与美国反动派的支持之下，利用各种条件篡窃胜利的果实，坚持独裁和内战。而美国反动派也在中国反动派的合作之下，企图代替日本的地位，变中国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因此，人民爱国战争的胜利，并未达成全国的独立、和平与民主。民族的危机，仍然严重存在，抗日战争所没有解决的神圣任务，然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加以完成。

在日本投降以来的11个月中，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路线，与反动派的卖国、内战、独裁的路线，曾经进行严重的曲折的斗争。去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的宣言，首先提出了独立、和平、民主作为战后建国的根本方针。中共主席毛泽东为了实现这个方针，亲赴重庆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作了40多天的谈判，结果是在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会谈纪要。国民党当局虽然迫于全国民意与世界民主潮流，在双十协定中公开接受了中共关于长期合作、避免内战、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党派平等合法地位、严禁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民主的地方自治、改革和裁减全国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等项重要主张；但同时却又依靠美国赫尔利、魏德迈集团的武装干涉政策，向解放区实行了连续3个月的大规模进攻。然而我国人民击退了反动派的进攻，美国人民和世界民主力量也斥责了赫尔利、魏德迈政策。因此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之下，在去年12月莫斯科3国外长会议的要求以及美国特使马歇尔的参与之下，今年1月10日国民党当局又被迫与中共共同发布了停战令，并召开了有国内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政协会议以全体一致通过了在民主基础上改组政府，改组国民大会，实行和平建国纲领，改革和裁减全国军队，修改宪法草案的决议，使国家民主化的前途表现了极大的光明。全国人民、中共、民主同盟、国民党内的和平民主分子，美国和其他盟国的人民都一致欢呼和拥护停战令和政协决议，惟有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却宣布这是他们所必须“补救”的失败。从政协闭会后第10天的2月10日重庆较场口惨案以来，特别是从3月间国民党的二中全会以来，反动派就一步一步地撕毁了他们的全部诺言。当反动派发现美国政府并未忠实执行莫斯科会议的决定，对于他们的反动行为继续加强军事援助，而使马歇尔的和平努力，事实上成为陪衬而且归于无效的时候，反动派对于人民的进攻就愈加猖獗。他们在过去半年中间攻占了解放区的四十几个县城，两千多个村镇，向华北、东北调动一百万以上的军队。他们继续征兵，继续使用伪军，公开号召全国的内战，而禁止人民反对内战，公开要求夺取解放区更多的地方，并要求推翻整军方案，以便扩大内战和保存军阀制度。他们有时也宣称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但是事实上他们是一切用武力解决，就是对于学者、工业家们的温和请愿，也都实行武力解决。他们实行了比以前更野蛮的法西斯恐怖统治，在重庆、北平、西安、南通、西康、云南、广东、上海、南京各地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血案。他们公开要求推翻政协决议，以便制定独裁的宪法，并公开拒绝重开政协会议。在他们的黑暗统治之下，成千万的人民被饿死，大批的工厂在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的联合压迫下倒闭，连政府的中下级官员和大学教授也因不能生活而罢工；但是反动派却继续贪污，继续向农民勒索粮食，并继续通货膨胀以供给内战。反动的潮流是暂时在广大范围内蹂躏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我国反动派为什么能在人民爱国战争胜利后继续独裁和内战？举世周知，这仅仅是因为美国反动派的军事干涉。举世周知，没有美国反动派的所谓“援华”，我国就早已得到民主，而内战也根本不可能发生与继续。美国反动派一切所谓帮助遣送日俘，帮助我国复兴、帮助我国全体人民等等借口，实际上无一不是帮助了我国反动派的独裁和内战。但是，美国反动派又为什么不顾中美两国人民的无数次责难，如此神秘地热心于义务式的“援华”呢？举世周知，这是因为美国反动派有其不可告人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这是因为善于出卖国家民族的中国反动派，允许美国侵略势力实际上操纵我国的军事、经济、财政、内政和外交，毁灭我国的民族生产，自由侵入、占据和使用我国的领土、领空、领海和内河。由于美国帝国主义比日本帝国主义更强大，它的侵略方法表面上似乎更“文明”而“合法”，并且利用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资本和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资本，它就可能豢养更多的汉奸和带有更大的危险性。因此，很明显的，中华民族的生存现在是已经受着中外反动派的共同威胁，他们正在同谋着把我国变为尸横遍野的地狱，变为浩大的集中营，变为殖民地和帝国主义新侵略战争的基地。一切爱国的人们，一切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一切孙中山的信徒，必须警惕起来，团结起来，击退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为完成我国的独立与民主而奋斗，为实现我国的和平而奋斗。独立、民主与和平，这已经成为我国人民三位一体的斗争任务。不让我国独立民主的人们首先不让我国和平，因为只有内战才能压制我国人民要求独立民主的力量，便利于他们的军事独裁和军事干涉。没有民主，中国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与和平，而中国如果不能完全独立，和平与民主就更是空话。

中国共产党决心坚持中国的独立与民主，决心坚持中国的和平。在今天的严重时机，为了挽救祖国的独立、和平与民主，我们谨向国内外各方作以下的紧急呼吁：

一、立即重行发布全国（包括东北）无例外无条件无限期的停止冲突、停止运兵、停止建筑工事、停止征兵的命令。

二、重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上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各级政府成为各级民主联合政府，改组国防、外交、财政、经济、内政、交通、教育等部，解散一切特务机关，清洗法西斯分子、好战分子与贪污分子，取缔官僚资本，实行保护关税，没收大汉奸大贪污的财产，救济民族工业，救济失业工人、灾民和饥饿线上的公教人员。

三、在政治协商会议的监督之下，实行最大限度与最高速度的复员裁兵，彻底废除军队属于少数个人的军阀制度，立即停征并发还军粮，裁减军费到最低限度，移军费作救济费和教育费，封存一切剩余武器，停购军火，送还美国一切租借军火，谢绝美国军事顾问团，通知美国立即撤退一切在华海陆空军，井声明在我国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以前全国对华一切贷款我国人民概不负责。

四、要求美苏英3国重申忠实执行莫斯科会议决定，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武装干涉我国内政，停止助长我国内战，取消对华租借法案，停止派遣军事顾问团，并立即自动撤退一切在华海陆空军。

同胞们！一切为祖国独立、和平、民主奋斗的战士们！目前民族的危机仍然严重，我们的奋斗虽然还要经过许多曲折，但是我们的前途却是无限光明的。历史永远不会再重复。一百年来我国人民为独立民主的斗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有力，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8年的爱国战争曾经比今天的形势更困难、更危险得多，但是我们胜利地渡过了严重的考验，我们在日本帝国主义与本国反动派的夹击中间建立了并保卫了我国独立民主事业的强大壁垒——1万万4千万人口的解放区。今天的要求独立、和平、民主的斗争，仍然是全民族性的爱国主义的斗争，而人民的力量却比抗战时期强大了很多倍。解放区人民的斗争和国民党统治区城市乡村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正在联为一片燎原的怒火。我们不但在国内有全民族的联合战线，在国际也有广大的同盟军。无论如何，法西斯德意日即国际法西斯主义的主力是已经灭亡了，各国人民的民主力量是已经兴起了，他们终将消灭一切法西斯残余并战胜亲法西斯的侵略主义的反动派。我国人民的斗争已经得到并将继续得到他们的兄弟般的帮助。美国人民和美国民主派人士已经并将继续和我们站在一起来反对中美两国的反动派，因为美国反动派的军事干涉，中国反动派的军事独裁，中国的内战，这些也都严重威胁着美国人民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而在我国反动派方面，他们甚至在加上外国援助以后还是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各种困难。目前中国反动派的猖獗，不是表示他们的强大和有生命力，而是表示他们的软弱和回光反照。任何国家的法西斯统治，都具有这种性质，中国不能是例外。法西斯主义是最丑恶的，因而又是最软弱与最无生命力的。因此，中国反动派要想消灭人民的力量，实现永久的法西斯统治是做不到的与不可能的。同样，外国侵略者要想把我国变为殖民地，变为菲律宾式的“独立国”，也是我国人民永远不会允许其达到目的的。

同胞们！全解放区和全中国一切爱国志士们：祖国的灾难催促着我们，胜利的信心召唤着我们，过去不久的神圣爱国战争的伟大精神鼓舞着我们，让我们更坚强地团结起来，更勇敢地行动起来吧！我们毫无别的要求，我们只是要求独立、民主与和平。在最近的谈判中，为了和平，我们已经作了足够的重大的让步。但是如果贪得无厌的反动派一定要挑战，那么，就让我们准备着把一切敢于挑战的反动派打回去！全国同胞应该懂得，中外反动派的反动企图是可以打败的。我们一定要打败中外反动派的一切反动企图，我们一定要实现独立、和平与民主，我们一定要实现停战令、政协决议与整军方案。凡愿意实现这些的，不论什么人，我们都表示欢迎。凡属反对这些的，不论什么人，我们都表示反对。全国同胞们，我们的要求是这样的合理，我们的事业是这样的具备正义性，那么，我们的要求是一定要实现，我们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反对内战，坚持和平！反对独裁，坚持民主！反对卖国，坚持独立！拥护停战令，拥护政协决议！拥护莫斯科三国会议决定！加强中美人民的友谊与中美民主派的团结！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反对外国侵略者！抗日爱国战争的胜利万岁！爱国主义的民族大团结万岁！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七日

7月11日，远在新疆的朱丹华带着5岁的儿子毛远新；张文秋带着女儿刘思齐、张少华（后改名为邵华）和在陈振亚牺牲后出生的小女儿张少林，和其他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及家属共131人一起，结束了在新疆第4监狱4年的铁窗生活，顺利地回到了延安。

此前，张治中在1945年冬到新疆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一职，他根据重庆谈判中关于释放新疆在押共产党员的协议，决定释放在押的所有共产党人及其家属。1946年5月间，张治中交代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说：“要派能干可靠的人员护送在押的共产党人回延安。”陶峙岳当即找到总部交通部长刘亚哲，拟订了安全、生活、交通、医务各方面护送计划。由于胡宗南的军队扼守着去延安的道路，为了以防万一，刘亚哲便让共产党人和家属131人分乘10辆大卡车，由他带着武装队伍亲自护送，历时两个月到达了陕北。

张文秋和两个女儿是在1939年春陪同陈振亚到苏联去为陈振亚安装假肢的，结果中途被盛世才扣留在了新疆。1941年5月，陈振亚在医院被特务毒死。1942年，年仅5岁的张少华和姐姐刘思齐、妹妹张少林随母亲和100多名共产党员和家属，被军阀盛世才一同投入了监狱。

毛泽东到中央党校看望从新疆归来的全体人员，不论是大人或是小孩，和他们一一握手，连声说：

“同志们，辛苦了！辛苦了！”

他握着张文秋的手，说：

“你回来了，不容易呀！思齐呢？怎么没见到她？”

张文秋把站在身后的刘思齐拉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高兴地拉着她的手，说：

“七八年不见面，都长大成人了，我真认不出啦！你是我的干女儿，记得吗？”

刘思齐也高兴地说：

“记得，记得。我和妈妈常提起你呢。”

“很好，明天到我家里来玩。”

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弟媳朱丹华和侄儿毛远新，不由得想起了牺牲在新疆军阀盛世才屠刀下的毛泽民。他看着眼前这个矮小、瘦削、羞怯不安的“小豆豆”，仿佛看到了弟弟，两只眼睛顿时红了，蹲下身来将孩子搂在怀里，激动地说：

“这是泽民的儿子，我抱抱，我抱抱！”

他又轻声对毛远新说：

“叫伯伯。”

在场的人眼睛都湿润了。这个未成年的孩子乖乖地叫了声“伯伯”。

两天后，毛泽东把刘思齐一家和毛远新母子接到了家里，热热闹闹地庆贺了一番。

后来，朱丹华被分配在中央妇委工作，带着儿子改嫁方志纯，毛远新自此改姓方氏，在延安保育院这个马背上的摇篮里，伴着解放战场的隆隆炮声，度过了童年。

且说7月11日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常委李公朴先生和夫人张曼筠在外出归途中，行至昆明青云街大兴坡遭到国民党特务枪击。

此前，李公朴面对险恶的形势曾经说过：

“我们搞民主运动的人，是要随时准备牺牲的。”“为了民主，我已准备好了，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进门了。”

如今果然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12日凌晨在医院不治身亡。

7月13日，毛泽东惊闻李公朴被害，与朱德联名给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发去唁电，深表哀悼，电文中写道：

昆明探转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女士：

惊悉李公朴先生为反动派狙击逝世，无任悲愤！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是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全国人民必将以先生之死为警钟，奋起救国，即以自救。肃电致唁。

毛泽东 朱德 午元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电，他写道：

郑李：

一、蒋介石决心大打，其计划是先攻苏皖，后攻华北，并企图消灭我中原军；其攻苏皖之计划定于数日内行动，分为3路，一路由徐州向南，一路由津浦向东，一路由江北向北，同时向我苏皖边区进攻，总兵力在20师以上。

二、我党决心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争取胜利，取得和平。

三、我中原军之任务，是以机动灵活之行动，在鄂、豫、皖、川、陕广大的境内，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是为作战之第一阶段；然后，我内线部队渡淮向南与中原军会合，夺取信阳、大别山、安庆之线，是为第二阶段。

四、上述计划务守秘密。

五、此电阅后即毁。

六、你们行动计划望告。

中央 午元

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陈毅等人的指示电。

此前，周恩来在7月12日致延安并转北平的报告中说：“一、苏北大战即将开始，部队由徐州向南，津浦线向东，江北向北，三面同时开始；以武装难民作先锋，先求解决苏北，后再打通津浦、平汉等。二、蒋在北伐誓师大会上称：现在力量远比北伐期大，拥有十几个美械师，打不胜共产党，骂昆明的部下不争气，并举炮10团自昆明北调因无汽油至今未到。三、甘乃光此次赴菲律滨晤麦克阿瑟，麦称：中国问题不能用马歇尔之和平民主办法解决，用武力半年可解决；顾维钧在伦敦见艾登亦表示只有打。四、上海新美军600余人得增南京，现南京有美军400余。”毛泽东在给陈毅等人的指示电中写道：

陈张黎，刘邓薄，张邓粟谭（指陈毅、张云逸、黎玉、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笔者注）：

一、陈张黎真子电判断及部署均正确；对桂顽进攻淮北，应有反击准备；但鲁南大军仍不宜此时南下，以免陷于被动地位。

二、刘邓所部亦在现地整训待机，不要轻动。

三、宁周午文称：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

四、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

五、山东对胶济方面休整待机力戒浪战之部署亦是正确的。

六、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

军委 午元

是日，粟裕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发起了苏中战役。

他在无意之中第一次改变了毛泽东的战略决策。

这正是：统帅兼听明决策，“粟郎”挥戈斗顽军。

7月14日，陈毅致电中央军委，依然坚持原定的南线出击作战计划，他在电报中写道：

“敌本月如大举进攻苏皖，是敌分区蚕食的诡计。苏皖现有力量胜任应付，必须友邻同时出动配合，才足以挽救。我们意见，应即执行前定作战计划，截断津浦南段，造成山东、太行主力在淮南北之会合，准备渡淮作战。”“如敌大举进攻苏皖，我军不大举向南，则使苏皖陷于单独作战，实大不利。故我们的意见，主张敌本月大举进攻苏皖时，我军应即按原定计划行动。”

毛泽东很冷静，他坚持让华中野战军先摸清国民党军的底细再说。

7月15日晨，毛泽东复陈毅7月14日电，不同意陈毅的主张，电文中说：

“在蒋军尚未进攻苏皖时，我军仍在现地待机，最近几天可看一看泰兴战斗结果如何。”

这一天，粟裕指挥的第一仗宣泰战斗结束，歼灭国民党军2个团。

恰在此时，粟裕接到了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转粟裕并告陈毅、宋时轮的来电，电文中说：

“此次泰兴作战不论胜败如何，均须于结束战斗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战。即使打了大胜仗，也要如此，因敌人会继续进攻，我军在南线须准备打四五个大仗，方能解决问题。”

7月15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中原军创造根据地及作战部署给中原局的指示：

中原局：

胡宗南有强兵节节堵击，北上很难通过，且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创立根据地是我中原军的光荣战略任务。因此，我中原军全部应遵中央午文电，在鄂豫皖川陕五省境内进行机动灵活之作战，摧毁国民党统治机构，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我华北、华中主力之作战。目前为避免和胡宗南、刘峙两路大军作战，并取得休息时间起见，你们可南入巴山，进一步占领通南巴及川东北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我王刘（指王树声、刘子久——笔者注）纵队则在鄂西创造根据地；皮徐（指皮定均、徐子荣——笔者注）则活动于皖西及其附近；原路东、路西根据地留下之部队则坚持原地区。将来你们还应准备派一部向大西南发展。

总之，为着根本破坏蒋介石以重兵进攻东北、华北、华中、中原之反动计划，并发展解放区至中原及长江上游，我党必须采取午文电计划及本电所述之部署。你们意见如何速告。

中央 午删

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了军委关于在陕南建立临时根据地给郑位三等的指示，他写道：

郑李戴（指郑位三、李先念、戴季英——笔者注）并告王震：

一、15日电悉。你们休息两天很好。

二、进到山阳、柞水、镇安地区时既是山地，又两面无敌，应多休息几天，完全恢复疲劳；应考虑在陕南是否可能给追兵以打击，歼灭其几部分，并考虑是否可能在陕南建立临时根据地，以便顿住一时期，然后留小部在陕南游击，主力渡汉水占领通南巴（指四川省东北部之通江、南江、巴中3县地区——笔者注）开展新局面。

三、你们尽可能多休息，敌人无奈你们何。

四、王刘（指王树声、刘子久——笔者注）过襄河后，15旅至流水沟被75军之第6师追上未能过去，现沿襄河东岸北上，进至宜城东北耿家集、新街地区，该旅虽与第6师作战，但损失很小（据敌人反映）。

五、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3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

六、西安息，一战区政治部主任顾希平，警备司令赵才标在宴会上说：李先念之企图系占据陕南，控制关中，响应陕北，进展甚速，威胁甚大，国军预计在两礼拜内进攻陕北，现已被破坏等语，足见你们对大局帮助之大。

军委 午删亥

7月17日，毛泽东就军调小组7月16日向突围的中原部队空投通知要求谈判一事，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郑位三、李先念并告周恩来、叶剑英电，他写道：

“目前国方重心在歼灭我军，无意和平。你们应集中注意对付敌人，不要上当。只有到敌人无法歼灭我军，我军反而严重威胁敌人大后方之时，才有可能迫使敌人改变计划，停止追击，恢复和平。因此你们暂时不要派代表出去，但可写信给两小组（由地方交顽军转达），要求国方停止追击，以便派遣代表出去谈判。”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指挥各解放区作战，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6年6月22日首次提出的由太行、山东、华中3大主力野战军在南线出击作战的外线战略计划，密商于3大主力领导人之间长达旬日之久，意在集思广益。他的这一战略构想，并不是出于战略决战的目的，而是基于打乱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取得反击战的胜利，以实现通过和谈取得较长时间的暂时和平。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构想打下去，以3大野战军的实力，打乱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是完全可能的，通过谈判取得暂时的和平也不是不可能的。其他领导人按照毛泽东的设想都在积极备战，唯有粟裕根据华中的具体情况，据实提出了补充建议。没想到这一补充建议，竟然使毛泽东改变了主力到外线作战的战略计划。相比之下，陈毅则固执得多了，他与粟裕的争论一直持续到8月13日毛泽东明确表态，方才作罢。读史至此，着实令人感叹不已。

第16章 1946年7月—

“蒋介石说，民不能有二主，天不能有二日，我就不信，偏偏要出个太阳给他看看！”

话说1946年7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惊悉著名民主斗士闻一多教授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便与朱德联名致唁电给西南联大请转闻一多家属，深表哀悼。

原来在7月15日上午，云南大学为李公朴先生举行追悼大会，由闻一多先生主持大会。在李公朴的夫人张曼筠血泪控诉的过程中，混入会场的国民党分子毫无顾忌，嬉皮笑脸，说笑打闹，扰乱会场。张曼筠女士刚刚离开讲台，闻一多先生满腔悲愤地拍案而起，即席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他说：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地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地来暗杀！（鼓掌）这成什么话？（鼓掌）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热烈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热烈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鼓掌）”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以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怎样长的！（捶击桌子）其实简单，他们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你们完了，快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光明，恰是反动派的末日！（热烈鼓掌）”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鼓掌）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长时间的鼓掌）”

是日下午，闻一多又主持召开《民主周刊》社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李公朴被暗杀的事实真相。散会后，他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壮烈牺牲。

毛泽东在唁电中写道：

昆明国立西南联大请转闻一多先生家属：

惊悉一多先生遇害，至深哀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特电致唁。

毛泽东 朱德 午篠

毛泽东联想到李公朴和闻一多在5天之内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激愤不已，又提笔为他们写了一副挽联：

继两公精神，再接再厉争民主；汇万众悲愤，一心一德反独裁。

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对党内的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

进攻》（见《毛泽东选集》）。指示中说：

“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的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做持久打算。”

7月2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致电王树声、刘子久、张才千说：

“庆祝你们粉碎敌1个团又6个连的大胜利。”

后来，王树声部越过平汉路，横越大洪山，强渡襄河，于7月下旬抵达武当山地区，创建了鄂西北游击根据地。

就在7月24日这一天，李先念等再次看到了国民党军用飞机散发的通知传单。

原来在7月23日，蒋介石以军调部第9执行小组和第32执行小组的名义，用飞机散发传单，要求中共中原军区部队停止前进，在商县龙驹寨或西安与之进行谈判，其内容如下：

中共中原军区李司令鉴：

第9执行小组及32执行小组业于7月23日到达西安，决做和平最后之努力，务请将军接到此信后，即刻发电与9小组贵方代表取得联络，同时派能全权负责之高级官一员于7月28日前来龙驹寨或者西安谈判停战及驻地给养等问题。如贵司令亲自来此，则更觉光荣，除请政府代表通知第一线，允许通过及保护外，盼先电复。专祝平安！

第32执行小组

李先念鉴于中原军区突围部队已十分疲惫，伤亡过重，更有一些与大部队失散的小股部队生死不明，因此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利用这一机会促成暂时停战，以利部队恢复战斗力。

7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先念、文建武、任质斌电，他写道：

“只要你们能生存，恢复谈判及实行停战是有希望的，因国民党对我中原军四出游击深为恐惧。”“你们应下决心以团为单位，分散于陕南各县，划分区域，每团管一县至二县，分散的程度以能打民团及国民党一连一营为标准。”

于是，中原军区主力部队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继续向前，进入陕南，与在当地坚持斗争的陕南游击队会合。

1946年8月3日，李先念部成立鄂豫陕军区，创建了游击根据地。

第359旅和干部旅则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由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领，自陕西柞水地区继续北进。

王震率领的第359旅、干部旅这一路突围部队，是于7月中旬到达豫西南淅川县的。在淅川，随队转移的毛楚雄碰上了王震。王震握着毛楚雄的手，上下打量着他，只见他身材魁梧，英姿勃勃。他的眼睛大大的，脸上有一颗黑色的平痣，穿一身灰布学生便装，非常帅气。王震高兴地说：

“小毛，跟我走。”

毛楚雄笑笑，向王震行了个礼，跟着359旅继续西征。

8月6日，毛楚雄随部队到达陕西省镇安县。王震派干部旅旅长、原军调部第9执行小组共方代表张文津，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警卫员毛楚雄赴西安谈判，同行的还有吴祖贻的爱人和另外一个干部。

8月7日，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一行5人化装从陕西省镇安县泗庙启程。

8月10日，张文津等一行人到达宁陕县东江口镇文家庙山村，分别在两户农民家里住下。他们的形踪被伪保长发现后，当即遭到国民党军胡宗南部61师181团第4连哨兵的扣押。181团少校团长韩清雅闻讯后，对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3人进行了审讯。

8月14日，李先念和王震报告中央，“请设法营救”张文津等人。尽管周恩来、叶剑英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包括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抗议，并发动舆论界广泛呼吁，但胡宗南部矢口否认扣押中共谈判代表。从此，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等人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

王震率部于8月底到达陕甘宁边区，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和边区人民的热烈欢迎。

30多年后，经人民政府多方调查，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等被害的真相才得以弄清楚：原来胡宗南部是经蒋介石同意后，便开始密谋杀害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等5人。

那是在1946年8月22日深夜，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一行5人和一个带路的农民刚出村不远，181团少校团长韩清雅便命伪保长带领一伙保丁和伪装成土匪的国民党士兵追了上来，在门家沟将他们团团围住。伪保长把毛楚雄拉出来，恶狠狠地问：

“说，你们是不是掉队的共产党？谁是你们的领导？要到哪里去？不老实，宰了你！”

毛楚雄说：

“我是个学生，你说的我都不知道。”

伪保长恶狠狠地对匪兵们说：

“杀，给我杀！”

一个匪兵举起斧子，凶残地向毛楚雄砍去。张文津、吴祖贻等人也遭到了同样的杀害。他们的尸体被埋在城隍庙背后石坎下小渠旁的石灰窑内。可怜19岁的毛楚雄，在大伯父的召唤下，随着王震的大部队行走，竟然惨死在几个小蟊贼之手，葬身这荒山野岭之中。

7月25日，粟裕致电陈毅、华中军区并报中央军委，他在电文中写道：

“当面尚有顽10个师（旅）之众，而我们仅能集中35000人之野战军于1个突击方向，于短期内恐难使战局打开更大局面。目前我淮南部队很难保住天长与盱眙，果如此，则淮南仅以少数坚持即可，故建议淮北尚未大打时，仍将5旅调至苏中参战，比留淮南更有效，如何？盼考虑。”

这一天，陈毅率山东野战军主力越过陇海线到达淮北，他接到粟裕的电报后，仍然坚持毛泽东原来提出的山东、豫北晋冀鲁豫、华中3路大军主力南下外线出击的作战计划，他认为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为重要。所以，他不仅没有同意粟裕提出5旅东调的要求，相反要求粟裕率主力立即西移淮南。

7月27日，陈毅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上说：

“我兵力胶济线3万余，淮北5万，苏中3万余，每处均难进行连续战斗，以苏中为例，该部一战可解决两个师（旅）或3个师（旅），过此便难继续胜任。我淮北部队数量较多，也只能寻求打敌2个师或3个师的仗，过此不宜轻试。因此，我认为淮南5旅不改东调，仍留淮南，粟部亦宜逐渐向西转移。”

1946年8月1日午时，粟裕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并转中央，他在电文中写道：

“根据近来战斗，我仅以少数兵力（不足两个团）阻止强大敌人之进攻，顽军伤亡消耗均甚大，其战斗勇气极差，我们正计划于阵地前求歼其一部。如我能增加1个旅至4个团之生力军，则进攻之敌不仅可以击溃，甚至可以歼灭大部，如此则苏中战局可能改观。因此建议速将5旅及特务团以最迅速方法运送至高邮南部，以便协同10纵向扬泰线出击，至少应使10纵全部3日内能向扬泰线出击（我已令10纵集结两个团于樊川待命），以配合1、6师包围泰州（约有敌4至5个营），而便调转进攻海安之敌，于运动中歼灭之。”

“我各战略区除在战略上应互相配合外，在战役上似不应要求一定之配合（事实上也很难做到），而在单独作战，以自己力量解决当面敌人，否则会影响到另一战略区之机动。依目前华中兵力，实无法组成两个野战军。现天长、盱眙既失，5旅等部留淮南已无大作用，因此建议将淮南主力大部东移苏中参战。只要苏中局面打开，则淮南形势亦可能逐渐改善，而后我再以主力西移，则淮南局面亦可能打开。是否有当，请示复。”

8月1日下午，陈毅接到张鼎丞等转来粟裕的电报，即电告中央军委说：

“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舍不得苏中，以主力在该地打转，实际上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重要，此道理以前讲过多次，讲不通。现在，粟如在海安、东台打几个胜仗，恐仍不能退敌，值得考虑一下。”

“敌此次进攻特点，是仗恃其数量优势，如其一路被歼灭即迅速补上，维持其前进态势，我各路迎战，必不能击中其要害，必须在主要方面进行连续的彻底的消灭，创造新解放区，并策动起义，才能击中要害，破其态势，达到保卫老解放区之目的。”

“我建议粟部迅速西调，仍以切断津浦、陇海开展淮新区夺取徐州为目的。由军委统一调动，减少往返商量，方足以应付。”

粟裕和陈毅这两个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重要领导人，一个要将淮南5旅东调，一个要其主力西移，而身在后方的毛泽东该如何处置呢？他在给陈毅的复电中说：

“粟裕集团应否于此时调动，各有利害，待考虑再告。”

8月2日，毛泽东致电粟裕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1个月内在苏中再歼敌两个旅有可能否？如你们能在8月内歼敌两个旅，南线情况即可改观，那时粟可率主力转至淮南作战。”

8月5日，粟裕复电中央军委并告陈毅说：

“在5旅增到苏中条件下，于8月内再歼敌两个旅是有把握的。”“如5旅不来，而仅以现有兵力作战则感到吃力，对9月份战斗亦将有影响，且对苏中局面不能得较快的好转，因此要求5旅仍应东调。”“我坚决要求5旅及特务团仍东调参战，以期早改变苏中战局而使主力西移。否则淮南、苏中均成僵局，于整个战局亦不利。”

8月6日，毛泽东致电陈毅说：

“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主力西调为有利，因粟部西调过早，一则苏中人心不顺；二则敌军亦将早日西调，如西面仗打不好，怨言必多。故不如让粟部在苏中再打一仗（不论胜负），然后西调，各方则无话说。”

8月6日这一天，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乘卡车前往毛泽东的住处，没想到天不作美，一阵暴雨使延河水位骤然暴涨，路面也被浑浊的河水淹没了，斯特朗只好返回住处。

斯特朗，1885年11月14日出生在美国布拉加斯加州绅兰德城的一个牧师家庭。1908年斯特朗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1年斯特朗到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此后，她以苏联为家，在那里住了30年，写了大量介绍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报道和著作。1925年，斯特朗首次访华，报道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1927年，她再次来到中国，在武汉目睹了大革命失败。1928年，她根据两次在华收集到的材料，写成了《中国千百万大众》一书，向世界报道了中国大革命的真相。1937年至1938年，斯特朗第3次来华，访问了山西八路军总部，会见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人，她撰写的《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歌颂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斗争。1940年底她第4次来华。在重庆，周恩来向她介绍了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情况。斯特朗回到美国后报道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的真相，引起很大反响，对避免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全面破裂起了一定作用。1946年6月，斯特朗第5次到了中国。7月31日，她在北平搭乘美军观察小组飞机来到延安。

8月7日7时，粟裕给陈毅及中央军委发了一封电报，再次说明要求5旅东调的理由，他写道：

“本应遵令不调5旅东来，但华中兵力过于分散，形成钳制方向之兵力多于突击方向，此次留在淮南9个团未起任何作用，现淮南已全被占领，如靠5旅等部去配合淮北作战，估计亦不会有成效，反之如以5旅加入苏中作战，则苏中战局很可能于最近有新的开展。”

8月7日下午3时，雨后初晴。斯特朗由担任翻译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和马海德大夫陪同，乘坐大卡车来到了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虽然是第一次会见斯特朗，但他知道斯特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下午起床后特意穿上了一件稍好的蓝布衣服，站在院子里迎候客人。

斯特朗是这样描述她第一次见到的毛泽东的：“毛泽东身材魁伟，衣服宽大，举动缓慢稳重，但动作自如，像一位美国中西部的农民那样。他的脸略有些平，态度平静含蓄，微笑时则顿时显出勃勃的兴致。在他满头黑发下面，有着宽大的前额和一双锐利的眼睛，体现了他那灵敏的头脑和洞察力。他具有一种为深沉而机灵的理智所驾驭的天然活力。他身穿一套普通的深蓝色布制服装，态度不慌不忙，沉着而友好。我们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平坦的土台上，下午慢慢地过去了，落日给贫瘠的山丘增添了光彩。毛的小女儿穿着鲜艳的花布衣服，在父亲膝前玩耍，爬上他的膝盖，让爸爸亲她。她还跑过来把手伸给来访者，好奇心战胜了羞怯。谈话进行得很顺利。”

且说毛泽东和斯特朗、陆定一、马海德围坐在石桌四周的4个小木凳上进行交谈。他谈话的内容非常广泛，古往今来，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毛泽东对美国一些事情的了解，甚至超过了斯特朗，这使斯特朗感到很吃惊。她在回忆中说：“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的比我还详细。”

谈话切入正题后，斯特朗问毛泽东：

“你觉得中国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有政治解决、和平解决的希望没有？”

毛泽东回答道：

“这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话，和平是有希望的。”

斯特朗问：

“如果美国除了它所已经给的以外不再帮助了，那末蒋介石还可以打多久？”

毛泽东答：

“一年以上。”

斯特朗问：

“蒋介石在经济上可能支持那么久吗？”

毛泽东答：

“可以的。”

斯特朗问：

“如果美国说明此后不再给蒋介石以什么帮助了呢？”

毛泽东答：

“在现时还没有什么征象，表示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有任何在短时期内停止战争的愿望。”

斯特朗问：

“共产党能支持多久？”

毛泽东坚定地说：

“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斯特朗问：

“如果美国人民问到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该怎样回答呢？”

毛泽东答：

“因为蒋介石要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自卫。这是美国人民所能够理解的。”

此时斯特朗发现附近20多米处的草丛中有响动，吃惊地问道：

“那儿是谁？”

毛泽东朝草丛中望了一眼，笑着说：

“是另外一家老百姓的孩子。他大概是对我的外国客人产生了好奇心。”

斯特朗望着毛泽东，感觉他是自己很少见过的这样能和周围环境打成一片的人，就“哦”了一声，接着问道：

“你对于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如何看法？”

毛泽东回答说：

“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包括两个方面。在一方面，美帝国主义确实在准备着反苏战争的，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的反苏宣传，就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在另一方面，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

他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笑着把桌子上的茶杯、小白酒盅、香烟和火柴盒排列起来，风趣地解释说：

“这里有欧、亚、非3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

他还说：

“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3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

斯特朗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是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

毛泽东略一思索，回答道：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他特别关注自己使用的“纸老虎“一词，停顿一下，看看这位美国记者是否领会了它的准确涵义。担任翻译的陆定一把“纸老虎”一词译成了Scarecrow，即“稻草人”。毛泽东要斯特朗解释Scarecrow是什么意思，斯特朗解释后，毛泽东认为“稻草人”这个词未能表达出“纸老虎”的真正涵义。他说：

“这不是我的意思了，这样译不好。纸老虎并不是插在田里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小孩子的。它的样子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用纸板做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

马海德在一旁听出了二者的不同，插话说：

“不是Scarecrow，而是Paper tiger。”

“讲得很对。”毛泽东点头笑了。他接着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究竟哪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底，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做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最后笑着用英文说：

“蒋介石——纸老虎。”

“请等一下，我是一个记者，”斯特朗问：“我是不是可以报道说，毛泽东说蒋介石是一个纸老虎？”

“不仅仅是这几个字。”毛泽东笑着慢吞吞地说：“你可以说，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铁老虎。如果他背弃人民，发动反人民的战争，就像他现在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纸老虎，雨水就会把他冲掉。”

是日晚，毛泽东和江青用番茄、洋葱、蚕豆和辣椒招待斯特朗3人，最后上了一道甜食“八宝粥”。这种甜食通常是用大米等8种美味食物做成的，但在延安“宝”比较少，只用大米、花生、核桃、大枣和李子做成象征性的“八宝粥”。斯特朗对这道甜食很满意。饭后，毛泽东继续接着前边的话题对斯特朗说：

“帝国主义之所以还有力量，这仅仅是由于人民受了蒙蔽，真正的力量不是炸弹。正是广岛的大爆炸，把原子弹搞臭了，现在全世界人民都起来反对它。最后奏效的不会是原子弹，原子弹不会消灭人民，而人民却会消灭原子弹。”

斯特朗心里明白，毛泽东非常清楚新式武器的威力。斯大林曾经规劝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降低国共之间的敌对程度，生怕美国会用原子弹轰炸中国，甚至轰炸苏联。毛泽东就是要把这种失败论调从中国消除掉。斯特朗又把话题转到了蒋介石身上，问道：

“主席，你除了在重庆谈判时见过蒋介石外，过去见过他吗？”

“见过。”毛泽东回忆着说：“那是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65名代表和6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出席大会。我这个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的湖南代表，坐在第39号席上。而蒋介石不是代表，他只是列席会议。在此之前，我们虽然彼此知道对方，却从未谋面。这一次见了面，也并无交往。这时候，掌握国共两党大权的是孙中山和李大钊。

我被大会主席提议，经大会通过，成了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还在大会上发了言。我这个中共中央执行委员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大会结束后，我又被派往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工作。而蒋介石和我毛泽东相比，就大大逊色了。他只是坐在列席位子上听着，会议结束后，就悄然回老家溪口去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我这个满口湖南话的年轻人竟是他一生的政治对手。”

斯特朗听得非常感兴趣，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毛泽东亲自口述的他和蒋介石两大政治对手鲜为人知的早期秘闻，这也正是她要写作毛泽东传记的最好材料。于是，斯特朗又急切地问：

“主席，你们第2次是怎么见面的？”

毛泽东说：

“我和蒋介石再次见面时，他已是今非昔比，成了手握重兵的新贵了。真是风云变幻无常，人世沉浮难定呀！而我呢，在赵恒惕军队的追捕下，疲惫不堪地由湖南逃到了广州。”

斯特朗停住了记录，问道：

“你不是在上海么，怎么能从湖南逃到广州呢？”

毛泽东说：

“是这样的，我在上海不仅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秘书，同时也是中共中央的秘书。这秘书可不好当，不论在国民党里，还是在共产党内，我这个秘书当得都很艰难。国民党方面说我是‘跨党分子’‘毛头小伙’，排挤我；共产党方面，我和陈独秀产生分歧，而他的家长作风很盛，容不得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心情极为不佳，夜不能寐，便产生了思乡之情。于是就在中共快要召开四大前夕，我以‘养病’为理由，回到了湖南。”

“噢，你是这样回湖南的。”斯特朗一边记录一边点头说。她又抬起头来问道：“中共四大你当选了吗？”

毛泽东笑着说：

“中共四大毛泽东名落孙山之外，陈独秀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还兼任中央组织部主任，这位‘家长’的权力更大了。”

斯特朗急着问：

“蒋介石呢？”

毛泽东面带着笑容说：

“蒋介石这时候可神气啦，他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因为还是国共合作，就请共产党员周恩来出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点着烟，深深地吸了几口，接着说：

“1925年10月1日，蒋介石率领东征大军出师。10月14日，首战告捷，一举攻克陈炯明老巢惠州城。紧接着，蒋介石挥师乘胜追击，到11月底，就荡平了陈炯明的部队，东征大获全胜。蒋介石班师回羊城，名声大振，成了英雄。

蒋介石顺水又遇顺江风，正当他名声大振成了英雄的时候，国民党‘二全’大会正在紧张的筹备之中。按照国民党《党章》规定，一年一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我积极参与了国民党‘二全’大会的筹备工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5名委员之一。我执笔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

1926年1月4日，国民党‘二全’大会在广州中央大礼堂开幕了。大会主席为汪精卫，大会秘书长则为共产党人吴玉章。我坐在代表席上，蒋介石则今非昔比，在‘一全’大会时，他只不过是个列席者，这一回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坐在主席台上，并向大会做了军事情况的报告。这位‘东征英雄’，趾高气扬地讲道：‘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大会期间，我和蒋介石相继登上了讲台。我作了《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的报告；蒋介石向大会提出了《改良士兵经济生活》的议案。国民党‘二全’大会，是我和蒋介石第一回同在一个讲台上作报告。国民党‘二全’大会选举结果，我依然被选为候补中央执委，而蒋介石以最高票数当选为中央执委，掌握了国民党的军事大权。大会以后，我担任了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并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

毛泽东说到这里，停下来又点燃了一支烟，狠劲地吸着，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斯特朗停住了飞快记录的笔，问道：

“这时候，你对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有无察觉？”

“有察觉。”毛泽东继续说：“我预感到要出事了，在发现中山舰和宝壁舰向黄埔驶去时，问李之龙：是谁的命令？李之龙说是蒋校长的命令。我同时发现蒋介石掌握的第1军各部，几天来晚上都是‘枕戈待旦’。我将这些异常情况报告给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要他注意蒋介石的这些异常动向。陈延年乃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之子。他答复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但他没有提高警惕。结果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黎明，指挥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乘着黎明前的黑暗，分头开始了行动。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了海军局，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软禁了周恩来，苏联顾问团驻地被监禁，汪精卫住宅以保护为名被包围，广州市实行戒严。何应钦接到蒋介石的密令，把驻守潮汕的第1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扣押……”

斯特朗急忙插话：

“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三·二0事件’吗？”

“是的，也称‘中山舰事件’，或称‘广州事变’。蒋介石第一次初露反革命锋芒，他一举成功了。”

斯特朗停住笔又问：

“你当时是怎么对待蒋介石搞的这次反革命事件的？”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

“‘三·二0事件’发生后，我立即去苏联顾问团住处，正好陈延年也在那里。我向苏联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和陈延年建议，要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措施，不能让他得寸进尺。我们应马上把广州的所有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察委员们，秘密集中在肇庆叶挺独立团，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和蒋有矛盾，再加上李济深，蒋介石就无力对付了。”

斯特朗插话说：

“多好的建议啊！”

毛泽东说：

“当时我只能向他们陈述自己的见解，提出自己的建议，却不能要求中央照我的意见去办。虽经激烈争辩，也无济于事。结果使蒋介石获得了一箭三雕：第一，拘捕了李之龙，打击了共产党；第二，汪精卫出走，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第三，威逼苏联军事顾问季山嘉回国，苏联表示同意。”

他喝了一口茶，接着说：

“陈独秀还在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著文，称赞‘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蒋介石看后高兴得眉飞色舞，说陈独秀是个好朋友！”

斯特朗望着喝茶抽烟的毛泽东，问道：

“国民党‘二全’大会以后，你和蒋介石再见过面没有？”

毛泽东慢慢地放下茶杯，说：

“见过，那是在国民党的二届二中全会上。”

说着，他又陷入了回忆之中：“蒋介石在‘三·二0’事件之后，由于陈独秀不敢强硬，一再退让，蒋介石就开始得寸进尺了。‘三·二0’事件使蒋介石取得大胜的消息传到上海，有一位鲜为人知的人物——张静江，急匆匆地从上海赶来广州。此人为‘三·二0’事件后的蒋介石站稳脚跟，起了幕后谋士和‘导师’的重要作用。张静江何许人也？此人骨瘦如柴，双腿瘫痪，年已50有余，却有着一番传奇经历。他很有经济头脑，在巴黎经商发了大财。1905年冬天，张静江回国后返巴黎，正好和孙中山同船。他仰慕孙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可以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随之给了孙中山‘ABCDE’为序的联络暗号，并告知若需要经费时，在电文中写A，即电汇1万元，写B，2万元，写C，3万元，写D，4万元，写E，5万元。孙中山听后，将信将疑。过了两年以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同盟会本部经费十分困难，正当无计可施之际，他忽然想起了张静江，便往巴黎按联络密码给张静江发了电报，电文中写的是‘C’。几天后，果然从巴黎电汇来3万法郎，使孙中山大吃一惊。从此，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遇到经费困难时，张静江总是有求必应。不久，张静江加入了同盟会，成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后来，他当了中国革命党的财政部长。张静江和蒋介石的关系也非同寻常。1920年，蒋介石在张静江的资助和指点下发了财。后来，蒋介石失利，欠了一屁股债，又是张静江替他还清，并指点他去广州投奔孙中山。蒋介石‘三·二0’事件得手后，张静江很快由上海赶到广州，为蒋介石出谋划策，成了幕后‘军师’。

1926年5月15日，在戒备森严的气氛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了。我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会议，和蒋介石又一次见面了。此时的蒋介石更是今非昔比了，他高高坐在主席台的正中，而我坐在下边很不显眼的地方。自孙中山这口革命的洪钟坠地之后，国民党中央的会议向来由汪精卫主持，而现在改由蒋介石主持了，这意味着蒋介石已经成为国民党的领袖。

在5月20日，我在会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大会是由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我就辞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职务。”

毛泽东脸上的那种回忆往事的表情消失了，他看着还在记录的斯特朗，吸了几口烟，说道：

“我在早期和蒋介石的几次交往，就谈到这里。这些情况已经成为历史了，对你有用吗？”

斯特朗异常高兴地说：

“太有用了，它是我给你写传最珍贵的材料。”

毛泽东站起身，来回走动了几步，站在斯特朗面前，把那只大手一挥，说道：

“蒋介石说，民不能有二主，天不能有二日。我就不信，偏偏要出个太阳给他看看！”

此时已经是午夜了，毛泽东和斯特朗约定几个星期后再见。他和江青一起提着一盏马灯，照亮高低不平的小道，陪同客人下山，把斯特朗、马海德、陆定一送到山坡下的大卡车旁，互道再见。

斯特朗对这次采访的印象十分美好，她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直率的言谈，渊博的知识，诗意的比喻，使这次谈话成为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为动人的谈话。他把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武器形象地称之为输血。他说，美国输给蒋介石的武器，蒋介石又输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的比喻像他那样尖锐，那样富有诗意。在国际会议上，如果让毛泽东代表中国讲话，他就会施展讥讽的才智，使辩论更为生动。”

8月7日深夜，毛泽东送走斯特朗、马海德、陆定一3人后，还惦记着粟裕和陈毅之间的争论，于是就复电给粟裕，提出两种方针由粟裕自己选择。他在电文中说：

一是“对苏中目前即取防御方针，而由你率主力与陈军长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断津浦线，直接配合刘邓之作战。”二是“照你8月5日电办法，8月内再在苏中打一仗，然后西移。”

正在此时，毛泽东接到粟裕一封急电，粟裕报告说：

“5旅已东调，歼敌良机已到。”

这正是：调一旅好事多纠缠，得良机外将敢擅专。提苏中孤军，事无稍殆，马不歇鞍；管教尔有来无回，七战七捷喜报传。

着实令人可敬可贺！

8月8日晨，毛泽东复电粟裕等人并告陈毅说：

“歼敌良机已到，甚好甚慰。如连续歼敌2个旅有便利条件则可连续歼敌2个旅。”“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张、邓、谭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

就在这一天，华中野战军在江苏如皋李堡发动进攻，俘敌5000余人，毙伤3000余人。粟裕在华中战场上指挥的苏中战役的第2个战斗已经胜利结束。

8月8日，陈毅接到华中的捷报后，再次重提3大主力出击外线作战计划。他在给中央军委和粟裕的电报上说：

“粟部在苏中已打两个胜仗，这是正确而必要的，今后应迅速西调为好。苏中再打一胜仗不一定能改变局面，而我3大主力在陇海、津浦获得胜利，徐州顽军可起义，可开辟新解放区，大大调动敌人，苏中局面方可保证无虞。现山东、太行均须全力向南向西会师。集中主力留滞苏中与敌人分路纠缠，必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

此时的国民党军，以两个整编师的兵力位于开封至商丘一线，企图阻止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

8月9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电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占领陇海路徐、汴段和路南10余县，以配合苏皖野战军作战，并吸引围追中原军区之敌。

8月9日这一天，徐海东奉中央指示，离开山东根据地，从威海秘密乘船抵达大连，住进大连市文化街75号一座幽静宅院里养病，直到全国解放。

8月1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第6、第7纵队，乘虚通过国民党军防御间隙，突然向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沿线之国民党军发起攻击。

8月12日，毛泽东就陈毅坚持出击外线作战一事，复电陈毅、宋时轮，电文中写道：

陈宋：

粟裕军前日在苏中第2个胜仗，不但使苏中蒋军陷入极大困难，亦将使淮南第5军无法北调。粟部在苏中民情熟悉，补给容易，地形便利，苏中敌军装备亦比第5军差，较易取胜。马上调淮南，因敌人硬，地势险，不一定能完成切断蚌浦路任务，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

军委 未文

8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公报后我党对策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周：

灰电悉。

一、同意你们对马、司发表公报后形势分析和应付总方针与办法。

二、马、司既已发布此种公报，今后将有一个相当时期是大打大闹时期，而主要是靠打得好，消灭蒋力量来解决问题。

三、在这种情况下，解联会似有成立之必要，如国民党一意孤行在11月12日召开国大，我们应考虑同时召开解代会。

四、同意继续逼美扩大外交活动，准备闹到联合国会上去，应指出过去调处的失败是由于美国援蒋错误政策的必然结果，对美错误政策可彻底清算与批评；但对马、司个人，仍取某些保留的态度。

五、关于半年多以来特别是6月以来国共谈判经过，请你发表一适当谈话。

六、致杜鲁门电可用代表团名义，交马歇尔转达。

七、如马回国，请考虑现在的执行部及各小组机构是否应继续存在，你须向马要求保证我方人员的安全。

中央

8月13日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宋时轮的指示电：

粟谭，并告陈宋：

12电悉。部署歼灭99旅及65师一部，甚好甚慰。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如交通总队，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你们如能彻底粉碎苏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惟希注意：一、告诫部属，切勿骄傲，每次作战，均须精心计划，充分准备，不要轻敌。二、适当休整部队，恢复疲劳，保存元气。

军委 未元亥

就在粟裕率华中野战军连续取胜的同时，陈毅却在淮北作战不断受挫，特别是进攻泗县县城损失较大，事实终于教育了陈毅。

8月13日这一天，陈毅致电粟裕、谭震林说：

“宜就地开展局面，不必忙于西调，军委有此指示，望照办。部队应争取数日休息，再寻新的机动，反较西调为更有力配合各方。”

至此，陈毅与粟裕之间一场旷日持久地争论终于结束了。

欲知粟裕后来的战绩如何，请继续往后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关于“纸老虎”的论断值得认真研究。在同斯特朗的谈话中，他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关于原子弹，毛泽东解释说，“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正是广岛的大爆炸，把原子弹搞臭了，现在全世界人民都起来反对它。”关于美帝国主义，他解释说，“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至于蒋介石，他解释得更有意思，他说：“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铁老虎。如果他背弃人民，发动反人民的战争，就像他现在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纸老虎。”由此可以看出，在毛公眼里，不管是反人类的大规模屠杀性武器，还是反人民的权贵和反动集团，统统都是纸老虎。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可至今还有不少善良的人和一些作福作威的人都认识不到纸老虎“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的道理。

第17章 1946年8月—

“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

话说1946年8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等的指示电，其中问道：

“1、此次作战伤亡多少？部队情绪如何？要休息多少天才能再战？是否可迅即获得新兵补充？2、敌情变化如何？3、你部以西移淮南作战为有利，还是以在苏中利用群众、地形等条件再打一仗然后西移为有利？”

8月14日，粟裕、谭震林报告中央军委，电文中写道：　

“8月13日电敬悉。

一、此次作战共歼敌约9000人，除俘虏5000余人外，敌伤亡淹死者共3000余人。

二、我方伤亡共约1200余，部队情绪仍极高。本可于13日再歼敌一个旅，但以大雨水阻致停止行动。此次作战前后只3天，而实际战斗只16小时，故部队并不十分疲劳。如有机会可立即作战，否则拟于休息一周后再主动寻找敌人作战。

三、目前部队已补新兵，等于总伤亡的三分之二，周内可将伤亡补足，如以所补俘虏计算，则已超过伤亡数。这次俘虏除少数外，对作战均有帮助，故无影响。

四、敌情：此次战前敌本拟以65师之160旅及187旅接替泰州、黄桥、姜堰、蒋垛、溱潼等地之63旅（属83师）及148旅（属25师）防务，而以63旅接替25师扬州、仪征等地防务，海安、如皋、李堡分由105旅、79旅及新7旅驻守。估计敌人此种部署，似在抽出25师全部（40旅、148旅及105旅）使用于进攻运河线或调赴津浦线，但以调赴津浦线可能为最大，因敌原拟集结于天长附近之45师及96师，均已在25师调防之先已向北开。目前敌似已完全放弃其抽出25师之计划。据密息，25师之3个旅及63旅之防务仍照旧，前已令65师之两个旅回援海安，99旅（属69师，已准备北调津浦线者）回援如皋，并抽出40旅全部集中宜陵待命东援。此次战前，敌人表示苏北已趋安定，驻如皋之陆空联络组已回常州，其守备部队则准备巩固后方转入‘清乡’，机动部队亦有他调可能。

五、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意见再在苏中打仗为有利，其理由如下：

1、在苏中作战，不仅群众、地形、运输（前次淮南8个团作战，已感到民夫应付不上）、粮食均较淮南方便，且有足够民力可用，同时威胁长江，可直接拖住敌人，不仅使其无法他调，且将吸引其继续调兵来援。

2、苏中敌人在进抵如皋、海安等地后，前锋已分散，遭受我军3次打击，现其未被歼灭者均已遭很大消耗与损失，已很动摇，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上说，亦较淮南为有利。

3、现整个淮南仅敌人4个团，如我主力向西，必须首先打下盱眙和天长，以开辟战场。但要打下该两城，除付出一定代价外，不一定能调动敌人。如舍天长、盱眙而直趋铁道线，则战场狭小，后方亦无法安全。

六、基于上述，我拟于周内以一部攻占南通、海门，吸引敌人南援而歼灭之。估计能再歼敌两个旅，则苏中局势将更好转。在主力西移前，已令淮南部队积极行动，以开辟战场。是否有当，祈示复。”

8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所见很对，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灭敌二、三个旅，则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

8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占领砀山、兰封等城镇、车站10余处，歼灭国民党军1.6万余人，控制铁路190公里，打乱了国民党军南线进攻的计划。

正当刘邓率军转移至陇海路以北准备休整时，蒋介石又在郑州、徐州一线集中14个整编师计32个旅30万人，采取“钳形攻势”向刘邓所部反扑，企图以优势兵力合击刘邓部于山东定陶、曹县地区。其部署是：

以徐州绥署薛岳所属的第5军、整编第11、第88师共5个旅，分3路自虞城、砀山、徐州地区向城武、单县、鱼台进攻。

以郑州绥署刘峙所属的整编第3、第41、第47师和第55、第68师的各1个旅共10个旅，分3路自封丘、开封、商丘地区向东明、定陶、曹县进攻。

另以第31集团军王仲廉部等13个旅在平汉路之安阳、新乡及其以东佯动，配合主战场的进攻。

8月22日，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的部署，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刘邓，并告各首长：

一、刘、邓马戌电悉。庆祝你们歼敌两个师的大胜利。

二、望集中主力至少18个团于路北休整，补充新兵，以利再战。

三、大战方开始，你们必须准备在三四个月内打七八个大仗，一切补充休整应以此为目标。

四、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凡与顽正规军作战，每战必须以优势兵力加于敌人，其比例最好是四比一（4千人打1千人，4万人打1万人)，至少是三比一，歼其一部，再打另一部，再打第三部，各个击破之。望以此教育干部，克服战役上及战斗上平均用力、普遍求胜之轻敌观念（此观念在许多干部中是存在的）。

军委 未养

晋冀鲁豫野战军遵照毛泽东这一指示，对敌情作了周密分析，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歼灭整编第3师于定陶西南地区，打开局面，尔后视情况再歼整编第47师大部或一部，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8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各战略区首长的电报中说：

“我粟谭军从午元至未感一个半月内，作战6次，歼敌6个半旅及交通总队五千，造成辉煌战果。而我军主力只有15个团，但这15个团是很充实与很有战斗力的，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方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未宥集中10个团打敌两个团，未感集中15个团打敌3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8月29日，毛泽东要求陈毅率领的山东野战军学习粟裕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的战法，歼灭一部国民党军。他在电令中说：

“你率主力应在睢宁以东地区待机，仿粟裕办法，集中主力歼敌一部。”“如此常保高度士气，纪律亦可改善。”“每次歼敌一团一旅，打五六次，即可造成有利局势。”“9月正是作战时机，刘邓军、中原军（李先念部）均希望你军配合。此时不打，敌占地愈多，威风愈大，我士气民气均将受损，故必须寻机作战，灭敌人威风，壮自己志气。”

后来在9月初，毛泽东考虑到山东野战军军事主管的确不大擅长大兵团作战，准备派徐向前到山东负责鲁南的军事，并正式告知了陈毅。

陈毅心里很不是滋味。时为山野作战科科长的王德回忆说：“有一天夜里，我在值班，陈毅同志走了进来，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我将来还是搞我的文化工作去好了……我们给中央说话也不灵了，提什么意见都不灵了。’”

尽管如此，陈毅还是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欢迎徐向前前来。

再说8月29日，毛泽东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说：

“孙震令第3师（两个旅）、47师（两个旅）先肃清定陶以南之张庄等地，尔后再攻定陶。望令我主力在1星期内休整完毕，俟第3师两个旅进至适当位置时，集中全力歼灭其1个旅，尔后相机再歼其1个旅。该师系中央军，如能歼灭影响必大，望按实情处理。”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集结于定陶西南区；以第6纵队两个团诱敌北进。

8月31日下午，粟裕指挥的苏中战役胜利结束，华中野战军在连续45天的作战中，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军5万余人。华中野战军牺牲3000多人，伤1.3万人。

苏中战役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华中野战军进行的战略侦察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它使国民党在“3个星期内消灭苏北共军”的计划化为泡影。

国民政府国防部在检讨此次作战中的教训时说：“1、进剿时使用兵力不充分，未能将匪主力击破，嗣后分散防守贻匪以各个击破，招致重大损失。2、苏北匪化甚深，故匪之情报灵活、行动自如，我军则每日有盲目作战之感，常贻匪以集中兵力袭击我一点之机会。”

就在这8月底，斯特朗在离开延安去其它解放区采访之前，她又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气愤地告诉她说：

“自从上次谈话以来，美国又给了蒋介石近10亿美元的战争物资。”

斯特朗问：

“中共对此是否感到担忧？”

毛泽东回答说：

“那倒不是。在你到延安的这一个月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近14个旅的兵力。美国援蒋就像是一种输血，但过后还会从蒋介石那里输送到我们这儿的。蒋介石从美国那里得到装备，我们则必须要拿到这些装备。我们损失了一些战士，但是，随后蒋介石的士兵就补充过来了。蒋介石的士兵今天被俘虏缴械了，明天他和我们一起战斗，这就是辩证法。”

斯特朗问：

“现在共产党有可能被打败吗？”

她以为会得到否定的回答。但是，毛泽东的答复却使她吃了一惊。毛泽东说：

“这取决于我们对土地问题解决得如何。如果千百万农民分不到土地，并积极保卫他们的土地的话，我们可能失去承德、哈尔滨、山东的海港城市，甚至失去张家口。但关键还在于土地问题解决得如何。”

此后，斯特朗到晋冀鲁豫、晋察冀解放区和东北等地去进行采访。

1946年9月2日，国民党军整编第3师被诱至秦砦、桃源，整编第47师进至黄水口、吕砦。

这时，刘峙将该两师会攻定陶的计划改为以整编第3师攻菏泽，整编第47师攻定陶，致使两师的间隔加大到20至25公里，形成了于晋冀鲁豫野战军十分有利的战局。

9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说：

“蒋介石迫令刘峙冒险前进，正是我歼敌良机，望即部署歼其一路。”

刘邓决定乘徐州、郑州两路国民党军的钳铗尚未合拢，郑州各路国民党军仍处于分散态势，整编第3师陷于孤立疲惫之机，将该师诱至菏泽大杨湖地区加以歼灭。

9月3日下午，国民党军整编第3师进入晋冀鲁豫野战军预设战场，整编第47师被阻于桃源、长乐集以南。当夜，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对整编第3师发起攻击，激战至6日，全歼该师。

9月7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全歼国民党军第47师的第127旅和41师的第122旅。

9月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1个团，收复东明县城。

至此，定陶战役全部结束。是役，晋冀鲁豫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4个旅约1.7万人（其中俘虏1.2万人），活捉整编第3师师长赵锡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以钳形攻势合击歼灭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计划。

9月11日，陈毅决心打一个漂亮仗，改变中央对自己的看法。他连发两电给毛泽东并告粟裕等人，他在电报中说：

“山野决心在淮泗间歼敌，以保卫两淮，改变战局。部队明晚即可部署就绪。分批歼敌两旅到三旅是有把握的。”

然而山东野战军很快便被国民党军“佯攻沭阳、真攻淮阴”的策略所迷惑，陈毅没有采纳粟裕等人的建议，决策再次失误。结果，山野主力被桂军一个多师牵制了7天之久。

9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在《蒋军必败》的社论中写道：

“捷报传来，我刘伯承将军所率劲旅，在陇海线以北之菏泽、定陶、曹县、东明间地区，消灭蒋介石进犯军刘峙部4个旅（原师），蒋介石嫡系第3师师长（原为第10军军长）赵锡田就擒。这是继续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3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9月14日，周恩来奉命向马歇尔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全文如下：

马歇尔将军阁下：

阁下调处中国内争，抵华之最初3个月内，曾被认为极大成功，但其初步成就未能使之持久，国民党政府过时未久即撕毁协定，并对中共解放区发动攻势，从东北打到关内，致使阁下之努力归于失败。目前内战席卷全国，和平谈判徒成为政府当局放手大打之烟幕。于分析此种严重局势时，不能不认为仅仅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之财政、军火与物资的援助，即已大有助于政府当局之进行内战。

回忆自中国抗战至今，据已知者，美国政府曾予中国14项借款，总计约13亿1459万美元，加以各种转账，中国政府现在美存款尚有7亿美元之巨。此外，自1942年起，在租借法案项下，据7月21日华盛顿联合社讯，美国政府曾交中国总值15亿美元以上之武器及作战物资，其中约有五分之三于胜利以后始给予中国者。过去12个月中间，国民党政府对此巨量物资大肆挥霍，实际上仅为支助其全面反共战争，未作它用。最近在反共战争正如火如荼之际，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又订约让售价值8亿2500万美元之剩余物资与设备。这种火上加油的办法，不能不使中国人民感到极大的不安与愤怒。

兹请阁下注意，美国政府此类行动实未合于去岁12月15日杜鲁门总统声明中所云：“美国的支持将不致发展为军事干涉，以致左右中国任何内争的发展。”

中共一经获悉售卖剩余物资之谈判在进行中，即于8月26日向阁下提出抗议，反对在此时进行售让，并指出此项行动所引起之严重后果。然此宗买卖竟不顾吾人抗议，而于8月31日签订。因此，余今复受命代表中国共产党及解放区一亿四千万人民，对于此项交易，经过阁下向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并要求美国政府在中国和平团结及联合政府未实现时，将该约所列之物资、船舶等全部冻结。鉴于美国政府一再宣称，其在中国无其它目的，仅为促进交战党派间之和平团结，我们希望经过阁下之努力，务使这一要求能够实现，以灭战祸，以安中国人心。

亟盼早日得到阁下回答，并候起居。

周恩来 谨启　

9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对党内的指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见《毛泽东选集》）。他在指示中提出了9项军事原则，其中说：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

“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6倍、或5倍、或4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3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灭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我军以少数兵力牵制敌军的其余各旅（或团），使其不能向被我军围击的旅（或团）迅速增援，以利我军首先歼灭这个旅（或团）。得手后，依情况，或者再歼敌军一个旅至几个旅；或者收兵休整，准备再战。”

“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

9月16日这一天，晋察冀解放军部队从大同撤围，大同集宁战役结束。

大同集宁战役历时一个半月，歼敌1.2万人，但由于指挥者二次关键指挥错误，使大同未攻下，集宁又失守，张家口处于敌军两面夹击不利形势下。

罗瑞卿后来评论说：“大同战役，实际上是一次败仗！这是起了战略性的影响的。主要的还不是影响了张家口的过早失守，主要的是影响了晋察冀地区在大半年时间内，在对敌作战中都处于被动地位。这是一次战役方针不对，在执行战役时又无明确计划（如究竟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是没有明确预见的。先着重打城，而后又被迫打援）以及轻敌不慎重初战，不集中兵力等完全违反主席军事思想的一相当典型的战例！”

傅作义后来在1947年2月也曾说：“集宁会战，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101师参加战斗之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12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31师，而去全力打101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他那天晚上（12日）去攻新31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就在大同集宁战役结束后，傅作义在20日通过他的部队机关报《奋斗日报》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内称：“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我不相信这是一军事上的胜利，因为诚如你们所说，本战区国军武器最劣，人数最少，战力最弱，”“但我们没有失败，失败的却是你们。”

傅作义还狂妄地说：“只要毛先生参加政府，以政府一员的资格，向政府保荐贺龙或你们任何一位先生接替我现任的职位，我不但首先衷心欢迎，并愿尽力促成。你如果不嫌的话，我自己愿在毛先生部下当一个最低级的职员，而绝对忠实地服从你。”

国民党的中央社在21日即向全国全文播发了傅作义的《致毛泽东的公开电》。

再说9月16日18时，聂荣臻、萧克、刘澜涛和罗瑞卿致电中央军委等说：

“我在集宁附近歼傅作义部约5000余而未消灭其主力，集宁14日失守，威胁大同攻城，故决心撤除对大同之围攻。根据平绥线将处于敌之严重进攻的情况，我已集结主力准备打击进攻之敌，保卫察哈尔。为配合主力保卫察哈尔，热河我军应牵制热河敌人，冀东应适时向平蓟以东活动，原定进行平汉战役之5个旅及各地武装应即准备对平汉线进击，冀中东部及10分区则在敌后破坏平津间之北宁路。”

此时，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正计划集中第11、12战区主力对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进行东西夹击。

9月17日14时，聂荣臻、萧克、刘澜涛和罗瑞卿致电中央军委等说：

“在敌东西夹击张家口情况下，我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做坚守。”

9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聂荣臻等人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聂萧刘罗（萧刘罗即萧克、刘澜涛、罗瑞卿——笔者注）：

一、16日18时、17日14时两电均悉。

二、我们同意你们16日18时电之精神，除各方布置外，集中主力于适当地区待敌分路前进，歼灭其1个师（两个团左右），得手后看情形如有可能，则再歼其一部，即可将敌第一次进攻打破。依南口至张家口之地形及群众条件，我事前进行充分准备，各个歼敌，打破此次进攻之可能性是存在的。

三、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如届时敌数路密集不利于我，可以临时决定不打。若预先即决定不打，则将丧失可打之机，对于军心士气亦很不利。

四、每次歼敌1个团2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10个至15个团即有可能歼敌1个旅（两个团）。胡宗南以其精锐8个旅（整编旅）入晋，我陈赓纵队只有3个旅，第一仗即歼敌1个旅，现又准备再歼1个旅。胡军自被我歼灭1个旅后，即畏惧不敢冒进。希望你们聚精会神，充分准备，寻找良机歼敌一两个团。打第一个胜仗，即能振奋军心民心，打出威风。

五、同时张家口应秘密进行疏散，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之，这种准备和积极布置歼敌计划并不矛盾。

六、晋绥部队担任钳制傅作义，冀中、冀晋担任破坏平汉路，热河、冀东担任钳制敌后尾。

军委 申巧

9月19日，华中野战军主动放弃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

9月20日，粟裕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提出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集中行动改变战局的建议。

陈毅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复电给粟裕等人，作了自我批评，同时说明将按粟裕等人的建议行动。他在电报中说：

“你们对山野行动的意见均正确，同意办理。此次出毛病，没有估计到敌迅速南下，原想避开桂军，控制主力于（六塘）河北，不料蒋军又不来，未碰到他……此次淮北作战，由于主观指导错误，贻误全局，五内如焚，力图挽救，当尊重兄等建议。”

9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人指示电说：

“我放弃淮阴后各部主力撤至距敌较远地区休整，以一部扰击敌人，待1、6师到达之后，待敌分散有机可乘之时，各个歼灭敌人。”

9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陈毅、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山野、华野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如同意，请即公布（对内）执行。”

9月27日，毛泽东因《解放日报》在第3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刊登的文章跟不上形势，写信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他写道：

定一同志：

文章的写法应改变，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7月以前是必要的。7月以后，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

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能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尤其是在失去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关心。因此，我们的文章与新闻立论之重点，不是说敌人如何压迫，如何凶狠，而是要解释敌人虽有二百师兵力，虽有美国援助，虽已经占去一些地方与还可能占去一些地方，但是，有种种条件，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每遇一次胜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每失一重要地方，即写一短文解释之，说只要歼敌，将来可以恢复。

以上方针，请加考虑。并与胡乔木和《解放日报》总编辑余光生商酌实行。至于为揭露美蒋欺骗，可借进攻张家口事件写文章揭发。但归结仍应强调我军必胜，方不泄气。

毛泽东

9月28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等，对山东、华中两大野战军主力会师指示说：

“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我们意见：1、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2、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

9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开展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的指示》：

张家口、晋绥、太行、山东、华中、东北局并告南京：

一、美国显然已令马歇尔、蒋介石在大打中进行和平攻势，因此，当前我们的宣传口号，已不能只是无条件停战，无条件停战仅能给与蒋介石以便利，巩固其3个月来的占领地区，和争取时间，补充兵力。

二、当前的宣传口号，要转到“美军退出中国”，以打破和平攻势之欺骗。斯大林已发表谈话。美国已有运动周，25个城市有撤退驻华美军之示威，上海从申养起举行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并将电联合国及美政府要求美军撤退与不干涉中国内政，此运动将转为揭露美军暴行，向司徒抗议，请3人会议调查，实行法律控诉。北平、成都、重庆、香港、南洋亦将响应。

三、解放区准备进行同样的运动周，拥护此种主张，并要求蒋军实行一月停战协定，其中包括蒋军撤出解放区及将1月13日以后增调之兵撤至长江以南，但时间须稍迟（约在10月中旬），待外面各地发动之后再进行，现在即可做文章拥护，及访问名人发表谈话（不要说外面的运动是我们发起，而要说民主爱国人士发起）。准备，座谈会及群众大会，进行运动周。

中央 申艳

9月29日下午，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蒂尔并谈到了《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问题。此谈话内容后来收集在《毛泽东选集》中，全文如下：

斯蒂尔问：阁下是否认为美国调解中国内战之举已告失败？如美国政策按目前形式继续实行，则结局将如何？

毛泽东答：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这一政策继续实行下去，必将激起全中国一切爱国人民起来作坚决的反抗。

斯蒂尔问：中国内战将延长多久？其结果将如何？

毛泽东答：如果美国政府放弃现在援蒋政策，撤退驻华美军，实行莫斯科苏美英3国外长会议的协定（不干涉中国内政，苏美军队尽早从中国撤离——笔者注），则中国内战必能早日结束。如果不是这样，就有变为长期战争的可能。其结果，一方面，当然是中国人民受苦难；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必将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决定自己的命运。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任何本国和外国的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这一任务的实现。

斯蒂尔问：阁下是否认为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当然领袖”？共产党是否将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接受蒋介石的5项要求？如果国民党企图召集一个无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则共产党将采取何种行动？

毛泽东答：世界上无所谓“当然领袖”。蒋介石如能按照今年1月间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决议处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等项问题，而不是按照所谓“5项”或10项违反上述协定和决议的片面要求，那末，我们是仍然愿意和他共事的。国民大会只应当按照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由各党派共同负责去召集，否则我们将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

9月30日，周恩来遵照中央指示，发表《中共代表团致蒋介石马歇尔备忘录》：

敬启者，自6月休战谈判中断以来，政府即进一步地不顾一切约束，撕毁停战协定，在关内大举进攻。在此3个月中，政府军队已进占解放区许多城市，摧毁许多地方的民选政权，狂炸解放区，伤害无数居民的生命财产，更提出无理的5项要求，强要中共军队及民选的地方政权退出若干地区，而当中共根据政协纲领的规定不予接受时，政府更加紧军事进攻，以期达到政治要求的目的，并扩大其占领，因此，政府军队除了攻占中原、苏北、皖北、山东、山西、河北、热河等解放区一系列地方外，又借口中共围困大同，声言要攻下承德、张垣和延安。果然政府军队旋即攻占承德，并续占平绥路上如集宁、丰镇等重要城市。其实中共对大同的战役，仅是牵制山西阎锡山进攻，属于围困性质，最近更正式宣布撤围，大同的威胁已不存在，但政府军队却毫无任何借口的继续扩大对热河和冀东的占领，并且公然发动对张家口的3路大举进攻。事实已很显然，政府不惜以进攻中共解放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来迫使国共关系至最后破裂的境地。恩来等特受命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肢裂，并以后放弃政治解决方针，其因此而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特此奉告。

中共代表 周恩来 董必武 叶剑英 吴玉章 陆定一 邓颖超 李维汉 谨启

9月30日这一天，符定一的女儿符德芳返回北平，毛泽东让她给前些时先行回北平的符先生捎上一些礼物，并附信一封：

宇澄先生夫子道席：

既接光仪，又获手示，诲谕勤勤，感且不尽。德芳返平，托致微物，尚祈哂纳。时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肃此。敬颂

教安。不具。

受业 毛泽东

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电示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等人说：

“防御是为着集结主力，消灭敌人”，“应以小部兵力抗击敌之进攻，集中主力机动歼敌。”

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以歼灭由康庄、怀柔西犯之敌为目的，保卫张家口。

10月1日这一天，陈毅致电中共中央，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粟裕所在的华中分局“两次到分局会议，他们战争方针很正确。但我至淮北，战局顾虑太多，决心不够，未能发挥山野力量，有负党与人民的付托。”

陈毅还主动表示：

“今后集结张（鼎丞）、邓（子恢）、粟（裕）在一起，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定可改变局面。”

他在电报中还说：准备集中山野、华野主力于宿迁、沭阳之间六塘河以北地区，10月5日前后可集中完毕，如敌东进即歼敌于运河东岸，敌如不进即西渡运河恢复淮北，此部署着重点是集中主力出击并确保和坚持华中地区。

10月1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三个月总结》的党内指示。此《总结》共分19部分，“详细总结了1946年7月全国规模内战爆发以来的3个月战争的一系列经验，提出了人民解放军在今后的作战方针和作战任务”（引自《毛泽东选集》注释语）。他写道：

“7月20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3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

“向解放区进攻的全部正规蒋军，除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不计外，共计一百九十几个旅。此数以外，至多再从南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后即再难调。而此一百九十几个旅中，过去3个月内，已被我军歼灭25个旅。今年2月至6月被我军在东北所歼灭者，尚未计算在内。”

“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25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2个25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3个25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

“过去3个月内，我们损失淮阴、菏泽、承德、集宁等几十个中小城市。其中多数是不可避免地要放弃和应当主动的暂时放弃的；一部分是仗打得不好被迫放弃的。不管怎样，只要今后仗打得好，失地即可收复。今后还可能有一部分地方，在不得已时被敌占去，但是将来均可收复。各地应检讨过去作战经验，吸引教训，避免重犯错误。”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3个月歼敌25个旅时所采用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

“3个月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5月4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

“今后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

10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主力纵队发起巨野战役。

这一天，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中关切地询问：

“你们是否已发动对邱、胡的歼灭战？歼灭该敌正是时机。”

10月3日晚，毛泽东又致电陈毅并告张鼎丞、邓子恢、粟裕，他写道：

陈，并告张邓粟：

一、酉东电悉。部署甚好，望坚决执行。二、目前你处与刘邓之任务是集中全力歼灭薛岳10个旅左右，即能转换战局。三、刘邓现正对付邱胡两部举行歼击，如得手，薛岳威势必将减煞。希望你们在淮海方面打几个好胜仗。

中央 酉江

后来在10月7日，巨野战役结束。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主力纵队歼灭国民党军第5军和11师共5000余人，自己也“伤亡4300余人”，不得不退出战斗。

10月4日，陈毅鉴于指战员们情绪很大，在给山野主力8师负责人的信中剖析自己与友邻指挥员刘邓、粟裕、陈赓相比的不足，承担战役失利决策与部署的责任，他在信中说：

“由于3月来战争，山野在淮北未获连续胜利，既未完成截断津浦的任务，内线亦未歼敌，而且丧失5个城；部队撤退多，前进没有转移多，疲困病苦；与各兄弟兵团如刘、邓、粟、陈赓等比较相形见绌……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团干部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一个是先打强，即不应打泗县；一个是不坚决守淮阴……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

10月7日，粟裕与张鼎丞、邓子恢联名致电陈毅，建议陈、粟会合在一起，山野与华野指挥机关合并，并说：

“盼军长来此统一指挥”，“统一指挥是今后取胜的基本条件。”

此前陈毅尽管多次作了自我批评，可他如今又改变了主意，不打算按原计划与华中野战军合并，准备率山东野战军返回山东。

10月9日，陈毅致电毛泽东、粟裕等人说：“我意山野必须迅速回鲁”，并要求“华野派队接替淮海区”。

是日傍晚，华中分局负责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发给中央一份密电，全文如下：

张邓曾报中央：

陈佳（即陈毅9日——笔者注）电悉。我们对陈此部署决不同意，对陈这几个月在华中指挥亦深表不满。当他大军屯住陇海时，桂系攻占灵城，我们建议山野移灵泗公路间歼灭桂顽，陈不听，后桂顽已占泗城，陈决攻泗城。我们曾两电建议不应攻泗，陈决心不变，又不亲自指挥，而把如此重任给宋一人主持，结果8师、9纵损失甚重，情绪降低。当山野据守众兴，陈拟北撤回山东，我们建议守泗阳，陈决在众兴与淮阴待机，但以后敌情未明，山野主力即撤到六塘河以北，把泗阳防务交给元气未复之9纵把守。以后李延年三军南下泗阳，阵地3天即失。陈尤不守淮阴，虽经中央电示两淮关系全局。但陈始终不重视，把主力控制于渔沟、来安之间，等待桂顽，一无所获。而淮阴方面我守军兵力薄弱，主力未到，我们几次求陈派队南援，终不来。后5旅赶驶顽强，给74军以惨重杀伤，淮阴局面已定，6师亦于皓日可到淮阴，陈亦允派2纵南来增援，并派人来要粟、谭布置出击，巧晚粟、谭遵命布置，将部队摆开，但到皓晨3时半陈又来电，部队不来，此时淮阴守军已摆开，一时收不回来，敌即在此时从我空虚处进入淮阴城。虽经皓日一日巷战，已无可挽救。这完全是由于陈对用兵开玩笑所致。否则，不仅淮阴可保，且可歼灭敌人，改变战局。为什么陈如此动摇，固与宋曾有关，但我们估计与陈之英雄思想亦非无关系。两淮失后，中央决定山野与华野合并，陈、粟、谭统一指挥，命令已公布，但陈始终保持两个机关，拖不合并，陈亦自己行动，不在一起，仍采取临时接头会商方式。我们屡电建议，陈不采纳。此次因敌知我北移，攻宿74军，东攻涟水，决1、6师南下配合5旅、皮旅歼敌，要8师接防徐家溜，峻集防务，保持六塘河防线，但陈又于今天提出山野北返山东，甚至让淮海失掉。如按陈此种布置，则六塘河、沐阳一带可能丧失，则1、6师将无归路，（因要渡黄河、盐河、前后六塘河及沐河），这对华野是极大威胁。同时陈指挥如此踌躇，山野回鲁南后也不一定打胜战，而山野、华野分开行动，对将来战局无法改变，对全国战局亦有害处。因此，我们坚决反对陈这种布置。我们主张：

一、山野仍应在原地担任后防，候华野10日后北来，再配合作战。

二、陈、粟、谭应会合一起，不宜分开，使粟能助陈下决心，并便统一山野指挥。

三、为了兼顾山东起见，以8师回鲁南，由叶去指挥。并要山东补充叶纵5000人（闻叶纵人数很少）。

四、如陈定要北返，至少应以2纵留下，山野无论如何，要在1、6师北返前确保六塘河与沐阳城，否则前途极坏。

此我们3个人几个月以来观察所识，本知无不言之义，直告中央。是否妥当，请中央决定，但望勿告陈。

酉时 张鼎丞 邓子恢 曾山

10月11日，晋察冀军区主动撤出张家口，转入冀西山区继续作战。

张家口保卫战历时半个月，晋察冀军区解放军在平绥东段和平汉北段给了敌人以有力打击，共歼灭国民党军22550人，其中俘敌13150人，毙伤9400人。但由于对敌人从集宁经尚义、张北迂回张家口的进攻路线估计不足，西线兵力未能部署在能应付各种敌情的机动位置，给了傅作义可乘之隙。

罗瑞卿总结了张家口保卫战失利的教训，他说：“一个是远的，叫和平幻想，备战不足，和的工作做得太多了，备战工作太少了，复员过多直接影响到战争，练兵工作我们没有抓紧，军工建设也没有大力进行，当时张家口那样好的环境，我们连手榴弹、迫击炮弹也没有多准备些。”“近的原因，主要是在军事指导上，初战没打好，因为当时有轻敌思想，对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思想，在战役指导上和战术指挥上均存在问题。”

蒋介石在傅作义部进入张家口的11日下午，兴高采烈地宣布将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高官还骄慢地宣称：“共军已崩溃”，“可在3个月至5个月内，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

10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晋察冀军区聂荣臻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聂刘萧罗，张宗逊，并转各纵队、各军区首长：

张垣失守后，傅作义部已极端分散，利于我各个歼灭。但目前我仍应以一部在张垣附近钳制傅军，我主力仍在东面原地依原计划歼敌，以期彻底击破东面之敌。我对16军已给了一个相当严重之打击，如这两天对94军又能给以根本打击，则今后只须对53军以一二个打击及对16军再给一二个打击，便可彻底粉碎东面敌人之进攻。然后我军加以休整即可向西打傅。在几个月内完全可能打破东西两面之敌。目前你区敌人进攻，无论傅作义、李宗仁均已达到顶点，其后备已经用尽，我们方面一城一地之得失无关大局，主要任务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望本此方针鼓励士气，团结全党，完成中央给你们的神圣任务。

中央 酉文

10月15日凌晨1时，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致电中共中央说：

“我们商讨共同认为宜速出击淮北。李延年正布置北攻沭阳。已令粟裕率1、6两师北回沭阳集结，可能打几个好仗。如敌东进快，而华野来不及北返时，则就地相机打击敌侧背，山野拟选蒋军一路，从1个团到2个团着手，亦可能打一二个胜仗。故回鲁南的打算已暂缓。”

10月15日晚，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并告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张邓曾，并告粟谭：

删子电悉。决心在淮北打仗，甚慰。南京息，蒋方计划，引我去山东，我久不去，乃决心与我在淮北决战。此种情况于我有利。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7至10个旅，就一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鲁南方面由叶纵及各警备旅监视该敌，必要时可考虑将滨海警备旅派去。只要淮北胜利，鲁南之敌决不敢深入临沂。总之，转变局势主要依靠你军与刘邓军，而其关键是歼灭薛岳10至15个旅（你们担任歼灭7至10个旅，刘邓担任歼灭3至5个旅），只要不再犯错误，此项目的是能实现的。

中央 酉删亥

10月19日，国民党军中将师长张灵甫率整编第74师和整编第28师第192旅，共4万余人，从淮阴出发，分3路向仅有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成钧的第5旅守卫的涟水城发起攻击。

涟水城西南距淮阴35公里，南距淮安30余公里，是苏北地区的重要门户，也是联系山东解放区与苏中地区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整编第74师是国民党军队的“五大主力”之一，自称“天下第一师”，全部美械装备，训练有素，号称蒋介石的“御林军”、“王牌军”。自内战爆发以来，它攻淮南，夺两淮，连战连胜，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10月28日，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全部赶到涟水，粟裕下达了歼灭74师的命令。

10月30日夜，华中野战军全线展开进攻，张灵甫见势头不妙，仓皇逃回淮阴城。

一战涟水，张灵甫不仅未能如愿，还付出了伤亡7000余人的惨重代价。

10月30日这一天，在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到满洲里铁路上的肇东车站，哈尔滨机务段的工人们报请上级批准，将一台精心修理好的报废机车命名为“毛泽东号”。

1946年11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苏中七战七捷的指挥者粟裕将军》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

“苏中七战七捷的指挥者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司令粟裕将军，最近又参与组织了涟水保卫战的胜利战役。他的军事天才和保卫人民利益卓著的功绩，光辉地照耀着苏皖解放区。”“粟裕将军的历史，就是一部为民族与人民解放艰苦奋斗的历史。今天，粟裕将军成了苏皖军民胜利的旗帜。战士们说：‘跟粟司令打仗最高兴，从来不会打败仗。’最近泰县人民送给粟司令的匾上写着：‘粟司令打仗仗仗胜。’”

11月２日，毛泽东两次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指示电，要刘伯承、邓小平他们在11月份“打两三个大仗，打孙震、刘汝明两集团，收复大片失地，孤立邱胡（指邱清泉、胡琏——笔者注）”。

11月3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强调说：

晋冀鲁豫野战军当前的作战行动，“总以拖住邱、胡不便加入鲁南为原则，……我苏中、苏北现处困难中，如邱、胡加入鲁南，切断陇海，则苏中、苏北难于支持，极为不利。”

11月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加上在此前后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置于美国的控制和掠夺之下。

11月10日，毛泽东起草并发表《中共中央发言人廖承志关于揭穿蒋介石继续大打阴谋的声明》，全文如下：

蒋介石氏于11月8日发表声明，决定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在一党专政的情形下召开其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以通过其所谓“宪法”。这个非法的分裂的步骤，表明蒋氏长期独裁，长期内战的决心；表明中国的局势已比以前更为严重。蒋氏为了粉饰这个独裁与内战的步骤，同时又宣布了一次所谓“停战令”。可是蒋氏曾亲自下过多次的停战令而又曾亲自一一予以撕毁。此次停战令和历次的一样，不是什么“停战令”，而是继续大打的作战令，全国人民切记不可上当。现在蒋介石的大量军队已侵入解放区，占领解放区120个大小城市，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在全国征兵征粮，准备长期内战，调动军队，准备新的进攻；其中，正从各方面抽调军队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即是一例。蒋氏在此次所谓停战令中，将所谓“防守现地所必需者”除外，即是为继续进攻，找好了借口，正如他历次撕毁停战令时所找到的借口一模一样。中共及全国人民均渴望和平，但可惜蒋氏并无丝毫和平诚意。如果蒋氏欲证明他对和平具有诚意，那么，他就应当：（一）下令停开一党包办的所谓国大，按照政协决议的内容和程序在各党派协商的基础上召集民主的国大。（二）将侵入解放区的军队撤出去，并停止调动军队，恢复1月间第一次停战令的位置。只有实行这两点，才能证明蒋氏具有和平的诚意。否则，所谓停战，所谓和平，必定是假的。一方面，召开分裂的御用的国大，一方面，一百个旅打进解放区，如此而欲人们相信蒋氏片面的一纸命令具有诚意，就连小孩子也欺骗不了。中共声明：凡属以真正和平为目的之商谈，我们均愿参加；凡属欺骗行为，我们一概反对。

11月15日，国民党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

11月16日，毛泽东致电驻南京代表团，要求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人立即返回延安，南京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数人同国民党继续保持接触。

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党内指示（见《毛泽东选集》中的《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全文如次：

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35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各地对于蒋介石开“国大”、打延安两点，应向党内外做充分说明，团结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为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

欲知国共之间战局如何发展，国民党军能否占领延安？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心系武战场，关注文战场，由9月27日他写给陆定一的那一封信可见一斑。形势变了，《解放日报》不能随势转笔，还要站在旧码头上弹老调，岂不是长国民党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正如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那样：“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7月以前是必要的。7月以后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毛泽东这一封文字不多的重要信件，后来的政治家、军事家实有一读之必要。

第18章 1946年11月—

“原子弹算完了，无知的人们却还在谈论它，但从此以后再也不会使用原子弹了。在日本的爆炸毁掉了原子弹本身，因为，全世界都起来反对它，原子能将交给人民使用，但原子弹已经寿终正寝了。”

话说1946年11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第3、第6纵队和第7纵队（欠1个旅），发起河南滑县战役，一举捣毁国民党军指挥机关，战至22日夜，歼灭孙震之整编第41师第104旅和整编第47师第125旅大部及河北保安第12总队全部共约1.2万人。其中俘虏8800余人，包括104旅旅长杨显明、副旅长李克源和河北保安12纵队司令何冠三在内，毙伤3000余人，缴获山炮5门，战防炮4门，迫击炮30余门，轻、重机枪300余挺，步枪5000余枝，汽车5辆及其它大量军用物资，并吸引整编第27、第26军回援，从而打破了国民党军北进攻占邯郸、打通平汉线的作战部署。

11月19日，周恩来结束了同国民党历时一年多的谈判，与邓颖超、李维汉等人回到了延安。

11月2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情况的报告。接着，毛泽东讲了话，他说：

“蒋介石对我党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他是要在不允许我党保持一块地方的条件下，签订城下之盟的。因此，我党的方针是战争方针，这是确定了的。过去几个月内，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军38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可能的，也是能够改变战局的。

我们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打到长江以南去，大约用3到5年的时间达成这一目标。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些，我们不但要准备3到5年，还要准备10到15年。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至于要不要马上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我看可以按这个目标去做，但不必急于提这个口号。”

此时，毛岸英在吴家园已经呆了半年了，他学会了种庄稼的本领，白皮肤晒成了黑皮肤，手上也磨出了老茧。因为胡宗南要进攻延安，吴满有就把他送回到了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望着用白羊肚毛巾扎着英雄结、穿着灰土布汗褂子、一副地地道道陕北农民打扮的儿子，开心地笑了，他说：

“好呀，白胖子变成了黑胖子了，你学习的成绩不错嘛，不过今后还得继续锻炼。”

吴满有说：

“岸英是个好后生，他学会了驮粪、刨地、犁地、播种这些庄稼活儿，还利用空余时间组织村里的青年人学政治、学文化。上山劳动回来，还总要捎回一捆柴，送给军烈属。岸英在劳动大学毕业啦。”

毛泽东摸了摸儿子的双手，看着儿子手上一层厚厚的茧子，满意地说：

“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

毛岸英很快便被分配到了中央宣传部做编辑工作。

就在这11月间，毛岸英随中央宣传部移住到瓦窑堡一带。他不断给父亲写信，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和学习心得。

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的60大寿。中共中央向朱德发去了贺信，庆祝这个“人民的佳节”。毛泽东为朱德题写的贺词是：“人民的光荣”。

12月3日，蒋介石王牌军张灵甫的整编第74师向涟水城发动了第二次攻击。此时，陈毅、粟裕均在北线，坐镇南线的6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决定来个以硬碰硬，命副师长王必成率6师摆在涟水南面，对决74师。自此，6师浴血奋战，坚守涟水13天。

12月初，晋绥第1纵队第358旅和独1旅由山西调回延安，住在延安南边的七里铺进行休息整训。

12月7日下午，第1纵队第358旅和独1旅的指战员们整装集合在延安飞机场，举行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誓师大会。

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乘车来到飞机场，晋绥第1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副司令员贺炳炎、参谋长王绍南、政治部主任冼恒汉、副主任张国声，358旅旅长黄新庭、政委余秋里，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疾步上前，迎接毛泽东等。张宗逊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在一阵嘹亮的军号声中，毛泽东等在张宗逊、廖汉生的陪同下，顶着瑟瑟寒风检阅部队。毛泽东穿着一件灰色棉大衣，围着一条深蓝色的围巾，脚上是一双半旧的布鞋，裤脚上打着补丁。他面带微笑来到队伍前面，神采奕奕地绕着边排走到最后面，边走边挥手致意；再从中间走回来，健步登上主席台，抬头看了看天色和风势。风比较大，又没有扩音设备，他怕大家听不清他讲话，就让随行人员找来一张大方桌，摆在队伍中间。毛泽东登上大方桌，队伍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挥手示意大家静下来，接着提高音调一字一顿地大声说：

“同志们，反动派要进攻解放区，我们要反对他。在各解放区，我们打了许多胜仗，只5个月的功夫，就消灭了他39个旅。现在，他们又要进攻我们陕甘宁边区，进攻我们延安。你们来了很好，党中央欢迎你们，边区人民欢迎你们，党中央派我们当代表来欢迎你们。我们一定要把进攻的反动派消灭掉。在华北，在东北，我们的军队很多，他们到处在打反动派。我们有力量，有很多的军队。解放区的人民支持我们，国民党地区的人民称赞我们，外国朋友也称赞我们。我们一定能打败敌人。军队要和边区人民团结在一起，把军民关系搞好，那样，我们就一定能打胜仗！”

他的话音一落，全场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继而，指战员们振臂高呼：

“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打垮反动派的进攻！誓死保卫延安！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

接下来，朱德、林伯渠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此后，358旅旅长黄新庭、政委余秋里率旅部进驻柳树店，部队驻扎在雀儿沟。

12月8日，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举行的盐南反击战歼灭国民党军5000多人。

12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盐城前线之捷》的时评说：

“这是5个月来粟裕将军所部的第11次大胜仗。这11次大胜仗歼灭蒋军足足有9万人。苏皖军民光荣的自卫战绩，最生动地证明了蒋军的必败。”

12月9日下午，毛泽东复电给陈毅并告粟裕等人，答复陈毅6、7日先后4个上报中央军委并告华野粟裕等人的攻击国民党军、改变战局的作战方案。毛泽东在这个复电中指名要求粟裕提出作战方案上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应待盐城作战结束，粟率1师北返，并待敌情完全明了后再考虑部署。届时请粟提出计划电告。”

12月11日下午4时，毛泽东致电粟裕等说：

“9日电悉。一、庆祝盐城大胜，望对指战员传令嘉奖。二、望粟即日北返部署沭阳作战。三、1师及皮旅（即皮定均旅——笔者注）于结束追击战斗后休息二三天即行北返。”

此时，蒋介石为了配合其国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声势，决定以12个整编师（军）28个旅的兵力，组成4个集团，于12月13日分路向苏北、鲁南发动新的攻势。

12月12日，粟裕自盐城前线北进，同陈毅见面。在陈毅主持下，召开了包括华中军区领导人在内的作战会议，决定集中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两军主力，歼灭由宿迁向沭阳、新安镇进攻的国民党军整编第11师、第69师。

12月13日，毛泽东致电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说：

“整11师到达宿迁后，必配合69师及预备3旅向沭阳进攻，唯有歼灭该敌方能保持沭阳在我手中。如沭阳失守，华野主力即难在苏北继续作战，有被迫转至鲁南可能。对此点必须严重估计到。你们对此意见及部署如何，盼告。”

陈毅，粟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迅速调整了部署，上报军委：

一、华中第9纵队位于叶海子、五花顶地区（均位于宿迁以北），主要任务是监视宿迁方向的敌人，随时准备阻击增援之敌；二、第6师、华中第10纵队的第6旅、第7师的第19旅，位于涟水地区，主要任务是监视淮阴的敌人；三、华中第7纵队的第31旅、第10纵队的第13旅和第30旅，位于盐城地区，主要任务是监视东台的敌人；四、鲁南第10师、滨海警备旅位于峄县以东地区，主要任务是监视台（儿庄）、峄（县）、枣（庄）之敌；五、第1纵队、第8师集结于郯城西南地区，随时做好作战准备；六、第2纵队与第7师的第5旅集结于沭阳南北地区，执行机动作战任务，支援各方向作战；七、第1师由盐城向涟水地区转移，隐蔽待机。

12月15日，毛泽东批复了陈毅、粟裕的作战部署，他复电说：

“决心与部署甚好，战况望随时电告。”

12月15日晚，粟裕在宿迁以北纵横不到10公里的狭窄地区内，组织宿北战役。由山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指挥的右路军，突然向国民党军左路的整编第69师3个半旅实行穿插合围；而以一部分主力楔入69师和11师之间的结合部，把他们分割开来。

12月16日，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攻入了涟水城。谭震林随令王必成率6师撤出城去。

二战涟水，交战双方均伤亡惨重：74师伤亡8000余人；守城方仅6师就有5000多名指战员血洒疆场。在6师的作战史上，如此的伤亡是前所未有的。尤其令王必成痛心的是，有些部队被困在城里未能冲出，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粟裕曾评价此战说：“因我方战场指挥判断一时失误，被敌人钻了我防御部署上的空子。”“有人说，这是一个败仗。这不对，它是一个消耗仗。涟水作战并没有死守的任务，而是运动防御。迟滞敌人前进，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结果是整编第74师被我军阻住在六塘河以南，无法救出整编第69师，从南线保障了宿北战役的进行。”

12月18日，陈毅、粟裕报告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说：

一、此间集结1纵、2纵、9纵、8师、5旅等部于宿沭路作战，自15日开始出击，经几昼夜激战，至此刻为止，已歼灭预3旅全部、60旅大部、41旅一部，并击溃11师118旅，俘其人枪五六百，总计已俘获人枪近8000，山炮10余门，机枪200余挺。据俘供称60旅长黄保德亦被俘，但尚未查出，41旅长董继陶、预3旅长魏人鉴均下落不明，亦可能被俘。69师一部及60旅、41旅等残部仍在我包围歼灭中，现我军正与11师全部继续作战，详情后报。

二、我们拟于此战役结束后，不论11师大部或一部歼灭，决即渡运河西进，恢复淮北局面，逼近津浦徐州，使鲁南敌人后撤，两淮之敌回援。谭率1、6师及7师（5旅与19旅合编）全部及6旅之两个团，仍留涟水以东打击74师等部东进，或尾击其回援淮北，并相机再派队回援盐城，但盐城恐难持久。此部署是否妥当，请示复。

12月18日12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的复电说：

“今接来电主张西进，迫近津浦徐州，迫使鲁南之敌后撤，两淮之敌回援。如你们觉得这样有利，可以这样做。”

12月18日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并告张鼎丞、邓子恢，张云逸、黎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并告张邓，张黎：

一、庆祝宿沭前线大胜利，望对一切有功将士传令嘉奖。

二、此战胜利整个苏鲁战局好转，涟水暂失将来可以收复，也一定要收复。但第二步作战，似以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峄台，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逐步收复苏北、苏中一切失地。究应如何，望按实情处理。

军委 亥巧

12月19日午时，陈毅、粟裕致电张黎，陈舒，并告中央说：

一、昨晚69师师部全歼，41旅大部被歼，现有一部向南突围，11师派队来援，我们正进行歼击11师北援部队，今晚宿北战役可结束，计歼69师全部，11师一部，于全局有利。

二、现薛岳令74师及桂顽第7军171师由涟淮北攻，限令23日攻占沭阳。我军应先回师消灭74师。

三、明日部队休整，拟以9纵一部过河转入淮北威胁敌后，以8师北上先打邳县、岔河等地强敌。

四、我们要打74师之后，或大部回援鲁南或西进。俟当时情况定。请张黎令10师警旅全力阻敌东进，并坚决调队保卫临沂。一定要经过残酷战斗，则局势可完全好转，望作各种准备。

12月19日18点，陈毅、粟裕电告中央宿北战役结束。　

此战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69师师部及3个半旅共21000余人，其中将师长戴之奇自杀，副师长饶少伟被俘。整编第11师星夜撤回宿迁。这是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会合后打的第一个大歼灭战。

12月20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并告张黎，张邓，刘邓的指示电，他写道：

皓日两电均悉。歼敌2万以上于大局有利，甚好甚慰。一切有功将士望传令嘉奖。74师向沭阳前进，先打该师，甚为必要。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

军委 亥号申　

宿北战役后，国民党徐州绥署命令其各兵团继续“进剿”，企图会攻临沂，与共产党的野战军决战。

12月24日，陈毅、粟裕等报告中央军委并告张黎，刘邓：

一、涟水、盐城、阜宁相继失守，蒋顽除调11师到宿迁外，44师之两个旅已到苏中，目前又有一个旅到达苏中，第4师也调到高邮、扬泰一线。由此估计顽因在全国军事均陷入僵局的情况下，集中较大力量力求解决华中问题。

二、我歼灭3个半旅之后，拟再歼74师以稳定华中局势，但74师进到徐淄、古寨、老张集、刘皮镇（均在涟水西北沭阳东南）后，即停止不进，似乎在等候阜宁之65、26、49各师之大部到来再向前进。如果顽以8个旅之兵力，由东南进攻沭阳，而11师即作策应攻击，冯治安及26师又向临沂南进，不仅沭阳无法保守，而且鲁南也很危险。故我决将主力之大部（1、6、8师1纵)北调，以迅速之动作歼灭冯治安及26师，解除后顾之忧再行南下，这样与刘邓行动也直接配合起来，造成威胁徐州之新局势。此计划于27号后即可开始执行。

陈粟张邓谭曾 12月24日　

12月24日傍晚，陈毅、粟裕、谭震林致电刘邓、并报中央：　

甲、我们原拟集中主力于六塘河北岸歼灭由涟水北进之74师，但等了3天，该敌仍逗留不进，似在等齐进占阜宁之李默庵部，再行北进。而鲁南之敌已进至马头以西之重坊及临沂以西南之贾庄，有迫近临沂、郯城，以截断我苏鲁联系企图。

乙、我为应付今后苏鲁敌人之南北夹击，必须先击破一面，故不再等74师进，决即集中主力彻底歼灭鲁南之敌，攻占台、枣、峄之线，并进击临城韩庄，以配合刘邓行动，进逼徐州，并由北面打开恢复淮北之局面，以迫使华中敌人回援徐州，尔后再依情况反击淮海之敌。目前我们正调动部队，此战斗行动，须至明年元月3日前后才能开始，但我们可先令鲁南派兵一部进至济宁、滋阳地区配合你们行动。

陈粟谭 24日酉时

接着，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鼎丞和邓子恢致电张云逸、黎玉、陈士榘、唐亮并报中共中央，刘伯承、邓小平。电报中说：

74师迟援，我决放弃歼击，留部队钳制，主力回援鲁南并相机收复淮北，1纵今晚北开，1、6师继续西开。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本夜北返临沂。请张云逸、黎玉令10纵等部坚决阻击敌第26师，保卫临沂。陈士榘、唐亮到新安后，即计划集中1纵、8师歼击第59师之侵入部队。如是可配合刘邓行动，造成威胁徐州的形势。

12月24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等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张邓并告张黎：

敬电悉。主力似不宜分散，如放弃74师不打，似宜集中25个团（包括4师、9师、10纵、警旅在内）左右兵力于鲁南地区歼灭26师，迫退冯治安部，然后相机出淮北较为有利。如何，请按实情处理。

军委 敬亥　

12月25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　

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你们必须集中第1、第6、第8、第4、第9、第10各师及1纵、警旅等部，并有必要之部署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第一仗似以打26师3个旅为适宜，因该师系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若先打冯部，则恐一时不能解决鲁南问题。究应如何，望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军委 有申　

陈毅、粟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置淮阴、涟水地区国民党军的北进于不顾，以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共27个团的兵力，星夜隐蔽北上，首先歼灭整编第26师及第一快速纵队，尔后续歼第33军或整编第51师。

12月26日下午，刚从国统区回到延安的欧阳山尊到枣园来见前些时回到延安的周恩来，他向周恩来汇报了工作，尔后随着周恩来去看望毛泽东。

欧阳山尊将一盒盛着几串冰糖葫芦的土特产送给毛泽东，他说：

“路过北平，买了些冰糖葫芦叫您尝尝，可惜在飞机上糖都化了。”

“没有关系，远道来的，大家都来尝尝。”

毛泽东说着，把冰糖葫芦分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又叫服务员分一些给在门外站岗的警卫员。

欧阳山尊离开毛泽东的家，又去见李克农，谈了一些工作，已到了吃饭的时候，李克农便把他带到中央领导人用餐的食堂里。大家围着桌子站着，吃的是小米饭和极普通的菜。正吃着，服务员又给每桌上了一盘白面做的糖饼，刘少奇拿起一个咬了一口，惊讶地说：

“糖饼！今天是……”

他刚说了几个字，便停住了。大家彼此望了一下，都会心地笑了。欧阳山尊不明就里，小声问李克农：

“这是怎么回事？”

李克农轻声答道：

“今天是毛主席生日，不让做寿，食堂就给大家增加了这份糖饼。”

吃罢晚饭，天已经黑了，毛泽东要去党校礼堂参加晚会，就叫欧阳山尊搭车一同去。欧阳山尊上了敞篷中吉普，和警卫员们坐在后面。毛泽东坐在司机旁，警卫员见他穿的那套打过补丁的旧棉衣棉裤不保暖，怕他冷，就递给他一件新做的粗布面老羊皮大衣。毛泽东也感觉到了冷，便穿了起来，可袖子太窄，不容易套进棉袄，腰身也显得瘦了一些，他一面穿一面嘟哝着：

“要大一点，大一点，还是做得这么小。”

来到中央礼堂，毛泽东坐在第一排，警卫员在他前面摆上一个火盆，里面燃着木炭，让他取暖，又将他的搪瓷缸放在火盆的木架上，不让里面的茶水凉。

晚会开始了，演的是京剧，毛泽东一面看，一面用翘着的那只脚打拍子。欧阳山尊见毛泽东如此喜欢京剧，心里很高兴，因为他的父亲就是著名的京剧演员欧阳予倩。毛泽东正看得入神，没想到那只打拍子的脚一下子把茶缸给弄翻了，茶水泼在炭火上，嘭地一声，蒸汽将炭灰冲了起来。后面的观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吃惊地站了起来。毛泽东见影响了大家看戏，便转过身来歉意地对大家说：

“没有什么事，怪我，请同志们坐下看戏吧。”

是日晚，毛泽东写信给大儿子毛岸英，他写道：

岸英儿：

来信两封收到。第2封信写得好，这表示较之你初回国时不但文字有进步，思想品质也有进步。你的那些工作是好的。坚持读文章的计划，很有必要，再读一年也是好的。我身体比你走时更好些了。江青、李讷都如常。

祝你进步！

毛泽东

1946年冬季的一天，毛泽东派人请杨步浩来枣园，问他：

“咱们边区打下那么多粮食，蒋介石、胡宗南要进攻陕甘宁边区，你说该怎么办？”

杨步浩说：

“毛主席，这个你不用担心，有办法。打个圆窖窖，把粮食藏起来，上面用犁翻后，磨得平平的，谁也看不出来。”

毛泽东又问：

“能藏几年？”

“能藏5年。”

“你会打吗？”

“会打，我们经常这样藏粮呢！”

“你现在就给我打一个好吗？”

“好！”杨步浩说着抓起一把铁锹，来到院外梨树下，只一个多小时，就挖好了一个圆溜溜的粮窖。毛泽东看了，连声说，这个办法真好。马上让杨步浩到正在召开的边区治保会议上介绍藏粮的经验。

杨步浩的经验受到边区治保会的赞扬，在边区迅速推广开来，对于保护好粮食，免遭国民党军队的掠夺起了重大作用。

不久，杨步浩的老家横山县解放了，毛泽东指示杨步浩，要他回横山帮助党和政府做些宣传工作。杨步浩愉快地接受了任务，马上回到横山县，向乡亲们宣传党的好政策、好主张。杨步浩在横山期间，他的妻子病倒了，毛泽东知道后，十分关心，亲自派医生为她治疗，并通知杨步浩回家看护妻子。因为任务紧，杨步浩一直拖到农历腊月底才回家，他的妻子因治疗无效已经去世。毛泽东安慰杨步浩，高度赞扬他以革命利益为重的精神。

1947年1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祝辞》，全文如下：

在1946年，战后世界的光明面和黑暗面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中国的光明面和黑暗面也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的世界和中国都发展了争取和平与争取民主、自由的规模极大的人民运动。这个运动必然走向胜利。这个运动是任何力量阻止不住的。但是反动派总是企图阻止。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在于团结一切力量，击破反动派的阻力。在1947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政策的世界统一阵线，将要迅速发展；而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则将要得到比1946年更重要的胜利。其结果，将使中国的情况发生变化，有利于和平的恢复与国家的独立。

我们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力求战后各党派的合作，但是同时提出了警告：“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及‘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和全国人民在一起，曾经用一切忍耐的努力来阻止内战的发生和扩大，不幸这个努力是被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和国民党一党的“国大”所破坏了。但是中国人民仍在经过两种努力来继续争取和平，即解放区各阶层人民粉碎反动派进攻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日见高涨的群众运动。中国人民的这个联合意志将要确定地压倒任何反动分子的意志，从而使各党派间诚意的和平谈判和全国范围内真实的和平生活成为可能。现在国民党当局还没有表示任何起码的和平意图，他们在美国政府指使下，正在忙于以分裂的“国大”和独裁的“宪法”来装饰自己，以便使他们的战争和美国的援助“合法”化。但是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那末，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元旦这一天，枣园人抬着“祝福匾”，踩着高跷，载歌载舞，兴致勃勃地汇集在毛泽东的驻地，向毛泽东等人祝贺新年。

1月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给陈毅的复电。　

陈毅在1月1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总结了宿北战役和盐城、涟水作战的经验教训。他还说，最近的胜仗，缴获多而大，但由于本位主义打埋伏，抛散浪费太多，今后确定以战养战的思想。部队对使用炮兵，处理俘虏，防空防炮均有进步，但打敌整编第26师，则未克服反坦克的困难，故又提出以战教战，打一战进一步的思想。

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复电中写道：

陈并告粟：

子东电悉。一、以战养战，打一仗进一步口号甚好。你们应以宿东战役（即宿北战役——笔者注）为例，力争打大歼灭战，即每战全部彻底歼敌3至4个旅，如此再打二三仗即可停止敌之进攻，并收复一部失地。二、打马励武是否准备完毕？粟及1师是否已至鲁南与你们在一起？我们希望此次作战能获宿东同样战果。

军委 子冬

1月2日，粟裕指挥山东、华中野战军发起鲁南战役。

1月3日，陈毅、粟裕复电中央军委，说明陈粟已于12月29日会合在一起，共同指挥这次作战，第1师已经参战。　

此时，国民党统帅部根据前线的谎报，错误地认为共军“伤亡惨重，续战能力不强”。他们又侦悉共军主力集结在临沂地区，判断共军将固守临沂。于是，蒋介石、陈诚制定了“鲁南会战”计划，调集了11个整编师（军）共29个整编旅（师）计31万余人的重兵，组成两个突击集团，企图与华东野战军在临沂附近决战。其部署是：

南线由欧震率8个整编师（20个整编旅）组成主要突击集团，从陇海路东段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分3路从南向临沂进攻；以第42集团军郝鹏举部配置在白塔埠、驼峰地区担任侧翼掩护；以4个整编师为预备队，随后跟进。

北线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部3个军9个师为辅助突击集团，分由明水、周村、博山南下。乘虚进占莱芜、新泰、蒙阴，配合南线行动。

以上各路军马分进合击，南北夹攻。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他声称：

“党国成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此外，他还从冀南、豫北战场抽调王敬久集团（辖5大主力之一的第5军和3个整编师）至鲁西南地区，企图隔绝晋冀鲁豫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的联系，并伺机转用于鲁南、鲁中战场。

陈毅、粟裕依据南线敌军紧逼，威胁临沂安全的情况，拟待鲁南战役结束后部队略事休整，将作战重心放在南线，准备南下打欧震集团及第74师，并以一部兵力牵制北线进攻之敌。

1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连续起草了给陈毅、粟裕的3个指示电：

“尚须准备第三步作战，以期解决59师及51师，收复台、邳、峄、枣，创造战场，利于尔后向西南发展。”

“如果冯部有较强战斗力，你们应集中兵力首先解决77师，然后再打他部，不宜分散兵力同时打几处。”

1月7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的第3个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

为着彻底歼灭77师、59师、51师，攻占邳、台、峄、枣，并相机歼灭20师及52师残部，攻占临韩，将苏北之敌吸引至徐州以北之目的，如你们感觉现在手中兵力不够，请考虑从震林那里抽调主力一部北上参战，以便集中最大兵力彻底解决问题，而沭阳则在不能保守时准备暂时放弃之。

军委 虞申

1月10日午后，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

一、当面敌军分布及战况如何。

二、如你们能于数日内歼灭冯部并夺取峄枣，则可推迟11师前进时间，以利部队获得休整，然后再打11师。

三、李延年、欧震两军相当强大，震林所部准备打欧震，此时是否合宜，是否暂时不打，待打冯结束后再行决定为宜。

四、刘邓在鱼台胜利对你们帮助极大。

军委 子灰未

1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张：

灰电悉。沭阳失守无关大局，且有利于引敌北上作战。但目前谭张所部似宜加紧补训，不必急于打仗，待峄枣战役结束（部队亦需短期休整），欧震等部超过沭阳、东海之线向北，那时可以考虑集中最大兵力歼灭欧震集团。究应如何，请按实情酌定。

军委 子真

1月14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陈士榘、粟裕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陈粟：

文电悉，计划甚好。鲁南胜利，局面打开，我已夺取主动，敌已陷于被动。数部敌军正向徐州附近调动，如我攻占临城，还可能有几部敌军被调北上，利于我以鲁南为基地各个歼灭之。你们攻临城时仍须集中优势兵力，准备歼灭64师之增援队。临城作战完毕，如南面敌军未动，全军休整两三星期，极为必要。新兵补充是否有办法，俘虏兵可否大量补入部队，先补后训，以期迅速。

军委 寒亥

1月15日，粟裕致电陈毅、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申述攻占枣庄的决心和理由：

“一、打开枣庄后，减少今后西南顾虑，且可开辟西南战场和鲁南粮道；二、如不攻占枣庄，将增敌守备信心，增加我军攻坚困难，于士气、民气也不利；三、打开枣庄，威胁临韩、运河线，对徐州威胁甚大，对刘邓配合较好。”

1月16日晨，粟裕致电陈毅、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

“已全歼齐村之敌，继续攻歼枣庄之敌。攻枣庄拟只使用4个团，其余部队抓紧时间休整，以便应付新的战役。”

1月1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陈士榘、粟裕并告华东局的指示电：

陈陈粟并告华东局：

铣电悉。一、攻克齐村，甚慰。再以数天攻克枣庄甚为必要。

二、枣庄攻克后，似宜拆毁大部分堡垒，留下一部分堡垒派兵固守。峄县亦如此做。你们打欧震时利用这些堡垒防御冯治安、胡琏可能的进攻，以便取得时间，打完欧震，再打冯、胡。

三、除攻枣庄4个团外，其余休整已一星期，震林指挥各部则已休整近一个月，大约再有一星期至10天左右时间，即可开始打欧战役。望抓紧此点速作准备，新兵补充愈快愈好。

四、你们应以歼灭欧震6个旅至8个旅为目标，集中45个团左右，事先开一干部大会（半天至一天开完），准备以连续多日之战斗，打更大之歼灭战。

军委 17

是日，毛泽东再电陈毅、粟裕等人说：

“如果你们感觉打欧震需要集中更大兵力，则4、9两师可否留下一个师，打完欧震再回鲁中，即使泰安失守也不要紧。”

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陈士榘、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

陈陈粟谭：

毫无疑义，薛岳必和我军争夺陇海台枣两线，你们必须准备在这两线打几个大歼灭战，开辟向南进攻的道路。目前除以一部打枣庄外，主力立即准备打欧震，以歼灭欧部8个旅为目标，务于一星期内准备完毕。待欧震进至陇海线，即举全力歼击之。此项准备工作愈早完成愈好。

军委 子巧

1月1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

前电要你们迅速准备打欧震，但欧震集团北进甚速，数日内即将占领陇海线。如果各部准备不及，不能歼敌于立足未稳之时，则率性推迟至两星期以后发起歼击，以期准备充分，一举解决欧军大部至全部似较有利；仓卒去打，只能歼灭一部，又要休整方能再战，不如准备充分再打为宜。26师进占向城、兰陵20天后，我军仍能于两日内攻歼，即是一证。如何，望你们按情酌定。

军委 子皓

1月20日，粟裕攻克枣庄，全歼整51师，鲁南战役第二阶段结束。

山东、华中野战军经过18个昼夜的激战，分割歼灭国民党整编第26师、整编第51师两个美械装备的整编师和被国民党誉为“国军精华”的第一快速纵队，计两个师部、5个旅，共53000余人，俘获中将师长马励武、周毓英以下36000人，缴获105毫米榴弹炮48门，山炮、野炮41门，坦克24辆，汽车474辆及大量军事物资。山东、华中野战军仅伤亡8000余人。

陈毅和张鼎丞、张云逸等人巡视战场，陈毅乘兴赋诗一首，诗云：

快速总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鲁南泥泞走不得，坦克都成废铁堆。

陈毅登上一辆坦克，在高高的炮塔顶上坐下，一脚踏着炮身，和同行人员合影留念。

1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

一、枣庄攻克，51师全歼，甚好甚慰。望对有功将士予以嘉奖。

二、从攻克枣庄翌日起，全军整训两星期，集中一切力量歼灭欧震。

三、35天内你们歼灭第69、第26、第51等3个整师，取得空前大捷。主要缺点是未能于宿北、鲁南两役中集中山野、华野全力于一个战役，而被欧震、李延年牵制了我军20个团以上，否则胡琏、冯治安两部已被歼灭。今后打欧震务必集中50个团于一个战场上作战。对台徐临方面仅用地方游击队监视之即可。

军委 子马

1月21日，是农历的除夕日，中央机关人员在军委卫生部驻扎的山坡上的一个大院子里，借着皎洁的月光，举行了春节晚会。职工们自编自演一些小节目，气氛热烈。在大家的欢迎下，孙维世和毛岸英表演了节目。孙维世是职业演员，上过银幕，留学过苏联，艺高胆大，她拉起腼腆的毛岸英，跳起了俄罗斯的踢踏舞。孙维世跳得很娴熟，毛岸英也能跟得上舞步。他俩虽然穿的是布便鞋，但踏在上了冻的土地上，也能听出踢踏踢踏踢踢踏踏的声音，收场时，孙维世用右手拉起毛岸英的左手，来了个向空中奔去的动作，高声笑着说：“飞走了！”

孙维世和毛岸英的舞蹈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大家也一饱眼福。

1月22日，是春节的大年初一，毛泽东和朱德最后一次请枣园人吃年饭，喝年酒。毛泽东说：

“蒋介石在政治上破坏了和谈，在军事上进攻延安。中央撤离延安后，少则1年，多则2年，就要回来。今天丢延安，明天得西安，得上海、得北平、得个全中国，何乐而不为？”

1月23日，陈毅、粟裕、陈士榘致电中央军委，报告说：

“我们集议后，饶、张诸同志昨回临沂，部署苏鲁各地方机关的合并，我们在前线部署整编部队，成立华东野战军，并准备休整两星期打欧震部。蒋薛可能调集大兵向我组织新攻势。我在其新攻势前先打欧震或待其新攻势组成再打，当依据本身休整准备及当时具体情况定之，容后报。”

1月24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等人说：

“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4月底为止，准备5月开始（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面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5月1日以前在内线歼灭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

1月24日，陈毅、饶漱石、张鼎丞、黎玉报告中央军委说：

“现决定由胶东、鲁中各调6个团（两个师）组织胶济路野战军，任命许世友为司令员，王建安为政委，为胶济线突击兵团，请即批准，以便执行。”

1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给陈毅等人说：

“同意组织胶济野战军，许世友为司令，王建安为政委。”

1月26日，陈毅、粟裕、谭震林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拟定了集中50个团的兵力、先打南线国民党军右路的欧震集团各路进攻之敌的作战方案，并将这一初步方案上报中央军委。他们在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报上说：

“敌集结在陇海、新安镇一线者17个旅，集中在临城至台儿庄者8个旅。我正商决先打右翼敌整编第25、第65两师，再引诱整编第74、第11师北进以歼击。建议刘邓军切断铁路拖住敌第5军一个时期，使我能于2月初取得第一步胜利，尔后作战才易于得手。”

1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

26电悉。一、先打右翼较弱之敌很好。胜利后，如74师、11师未动，可再打左翼64师、20师及中间77师、59师、83师等部，使74师、11师、7师完全孤立，然后相机歼灭之。总以多打弱敌孤立强敌为原则。二、部队休整情形如何，似宜再休息10天左右。三、刘邓已占定陶，切断陇海阻止5军当无问题。

军委

接着，毛泽东又向陈毅等通报了“蒋国防部”的“鲁南进行会战”的计划：

“据息，蒋国防部计划进犯鲁南进行会战。陈诚已于17日令由湖北、贵州调7个师，苏北胡琏之11师，将为进攻主力。闻现位大名之王敬久部所率3个师,将东开出击我刘邓部。”

1月2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

你们是否得到消息，陈诚直接指挥之进攻将于不久时间发动？其进攻兵力现在徐海徐临两线二十几个旅中，能使用于第一线者，似不会超过18个旅，其中只有6个旅是较强的。你们是否觉得陈诚还要等候从它处调集兵力方能举行进攻？如果陈诚之进攻确将于2月上旬或中旬举行，我军似以待其进攻再打为有利：一可使我军获得充分休整时间；二可打敌立足未稳；三可连续作战歼灭多数之敌。但如敌进攻时间推至2月底或3月初，则我军自不宜等候太久。又25师、65师所筑阵地坚固程度如何，你们是否认为歼灭该两师并不困难？又打该两师时74及83师势必增援，我军可能于歼灭该两师后，接着歼灭74及83师之一部至大部。如此则陈诚之进攻计划根本被破坏，尔后我军将对冯治安、胡琏及64师、20师等逐一采取阵地攻击之方针，此种情形亦须估计到。请将你们意见电告。

军委 子俭

1月底，国民党军队准备向延安进攻，中共中央撤离延安的计划正在拟订中。毛泽东和斯特朗进行了一次正式谈话，向她介绍了战争的形势。毛泽东还说：

“蒋介石开始狗急跳墙了，所以他攻占张家口和烟台，现在又准备进攻延安，他一定要把军队开进这座空城。这里不是战略要地，也不是经济中心，他要占领中共中央所在地，这样就可以向全国宣布‘共产党完蛋了。’这样，他们就觉得放心了。但是，即使我们撤出延安，战斗还是照常进行。如果你问，保住延安还是撤出延安哪个好？那还是保住好。但是，如果撤离了，那也没有什么。人民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谋求生存和民族独立，它不取决于一城的得失。撤离延安的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此时的斯特朗已经将她在1946年初冬时节同毛泽东两次谈话的记录做了整理（后被收入《毛泽东选集》），写出了关于“纸老虎”的问题和“毛泽东思想”等文章，并请陆定一在“政治准确性方面”作了核对。关于“毛泽东思想”一文，还受到了刘少奇等领导人的重视，文章被译成中文，由中央领导人审定后，又翻译成英文，准备让她带出去对外发表。现在斯特朗听毛泽东说，中共中央要撤出延安，马上向陆定一提出，要跟中共中央机关一起走。陆定一说，一路上将会有艰苦的长途行军；还说毛泽东将有重要的消息，需要她带给外部世界。斯特朗不相信，她认为自己没那么重要，坚持要跟部队一起走，她说：

“我可以骑骡子，可以步行，可以爬着走，怎么做都行，就是不要把我送走。”

1月3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

陈饶粟谭：

蒋介石企图于3月莫斯科3国外长会议以前击败我军。据南京息，蒋军日内即将进攻，似此甚有利于我在野战中大量歼敌。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但不先打陇海路，即敌至郯马地区是否就打亦值得考虑，似宜待其进至郯马以北发起全力歼击，可连续打数个大歼灭战，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地位，丝毫不陷于被动（如打得太早即有打成胶着陷于被动可能）。究应如何，望按实情决定。

此外，后方机关须迁至安全地点，临沂须准备万一失去。许世友、王建安野战军须立即组成，开至胶济路南待机歼敌，以对付蒋方南北夹击之计。总之，此次蒋军孤注一掷，我军必须有全盘计划，准备以连续作战歼灭其10个旅左右，便可彻底打破其进攻，而这是完全有把握的。

军委 子世

就在1月31日这一天，华东战场上南线的欧震集团果然兵分3路开始北犯。他们的配置和行动计划是：左路为整编第11师、第59师、第64师共8个旅，由运河集、邳县地区沿沂河西岸向临沂进攻；中路为编整第74师、第83师及第7军（同整编师）共7个旅，由新安镇沿沂河、沭河之间的郯城、华埠向临沂进攻；右路为整编第25师、第65师及第67师（同整编旅）共6个旅，由沭河以东的城头、阿湖地区向临沂进攻。此次进攻，兵力密集，3路互为策应，而每一路也都有精锐主力部队作为骨干。为防止被共军各个歼灭，他们采取“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法，推进速度每日平均不到10公里，占一地巩固一地，然后再同时进击。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表了《关于不承认蒋政府一切卖国协定的声明》，全文如下：

1946年1月10日，根据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会谈纪要的规定而召开的，由中国各主要党派与社会人士所组成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是全国人民与世界列强所一致承认的中国最高政治机构。在中国未有真正民主国会期间，凡在其他民主国家须经国会通过的各种重要内政、外交事项，自应经过这一会议或其中各主要党派的同意，方能认为有效。但自1946年1月10日迄今，中国国民党政府不但在内政方面作了许多专擅的措施，并且在外交方面也单独与若干外国政府进行了多次性质严重的外交谈判，并在这类谈判中成立了各种书面的或口头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协定和谅解，而未曾经过政治协商会议的通过，亦未曾征询过本党和其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的意见。这些外交谈判，包括向外国政府借款、继续租借物资、购买和承受军火和战时剩余物资，缔结关于通商、航海、航空及其他经济、法律特权的条约，要求或允许外国海陆空军驻扎和活动于本国领海、领土、领空，进入或占领，共同建设或共同使用本国国防要塞和军事基地，要求或允许外国军事人员或其他人员，参与本国海、陆、空军事力量的组织、装备、训练、运输与军事行动，洞悉本国的军事秘密和其它国家秘密，允许外国干涉本国内政等严重事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这些措施，完全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已经使并将继续使中国陷于内战、反动、丧权辱国、殖民地化、混乱与崩溃的危机之中。本党为了挽救祖国的危机，维护国家权益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尊严，兹特郑重声明：对于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与今后未经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或未经征得本党和其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同意的一切同类外交谈判，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见《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写道：

“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去年7月至今年1月的7个月作战，已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进攻解放区的218个旅中，被我歼灭者已超过四分之一。”“我军如能于今后数月内，再歼其40至50个旅，连前共达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我党和中国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时说：

“发这个指示很必要。这种文件去年还不能发。总的形势是说革命高潮要来了，这种革命高潮在半个世纪中只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抗日战争。”“革命动力是两个阵线，解放区和蒋管区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胜利愈大，高潮来得愈快。”

“我们的文件没有塞死和平的可能，因为我们没有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推翻蒋介石的口号。”

毛泽东在会议快结束时再一次发言说：

“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地方要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已进行土地改革的地方“必须认真检查，实行填平补齐，务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能获得土地，而豪绅恶霸分子则必须受到惩罚。”

毛泽东还说：

“革命胜利的时间，还要准备相当长，5年到15年，5年已经过了1年半。这个指示在干部中应该普遍散发，但不公开发表。”

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中说：

“国民党军的攻势虽然还在继续，但是比1946年秋季已经衰弱得多。为了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敌40至50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为达此目的，必须充分地实行去年10月1日中央关于3个月总结的指示和去年9月16日军委关于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指示。”

2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周恩来请斯特朗和马海德等几位外国朋友到自己的窑洞吃饭，毛泽东、朱德应邀作陪。毛泽东和斯特朗谈论了国际国内形势。饭后，毛泽东有事先起身告辞。朱德对几位外国朋友说：

“你们都要求留下来，我们已经决定，除安娜·路易斯以外，都可以留下来。马海德要到北平去为我们办事，正好护送她一起去。”

斯特朗的眼里顿时涌出了委屈的泪水。朱德安慰她道：

“你的任务是写作，部队要东奔西走，没有固定的地方住，你在那样的条件下，是无法写东西的，就是写了也无法发表。”

斯特朗难过得哭了，朱德和周恩来轮番劝慰她，周恩来还告诉她说，毛泽东有重要的材料要交给她，只有她才能成功发表。最后，斯特朗才表示能够理解这一安排。

斯特朗为什么不愿意走？毛泽东在她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请看一看她那深情地表白吧：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最高明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分析是引路的指南。但是作为一位人民领袖，他之所以有力量，不仅在于他能掌握人民的基本需要，并具有一种能决定首先采取何种步骤的艺术，而且还在于他具有一种用简洁、生动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知识和纲领的能力。他的鲜明的比喻使马克思主义熠熠生辉，他的语句则成为格言。”

“毛不仅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而且知识渊博，能与学者论学。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很深的造诣，并偏爱中国戏剧，他可以随时引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同可以随时引用农民的谚语一样。他也可以轻松自如的谈论西方的哲学家，从早期的希腊直到当代的哲学家。”

这就是斯特朗心目中的毛泽东！

就在2月1日这一天，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命令，合并成立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陈士榘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

华东野战军辖第1纵队（含第1、第2、第3师和独立师），叶飞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2纵队（含第4、第5、第6师），韦国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纵队（含第7、第8、第9师），何以祥任司令员，丁秋生任政委；第4纵队（含第10、第11、第12师），陶勇任司令员，王集成任政委；第6纵队（含第16、第17、第18师），王必成任司令员,江渭清任政委；第7纵队（含第19、第20、第21师），成钧任司令员，赵启民任政委；第8纵队（含第22、第23、第24师），王建安任司令员，向明任政委；第9纵队（含第25、第26、第27师），许世友任司令员，林浩任政委；第10纵队（含第28、第29师)，宋时轮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委；特种兵纵队（由缴获的大量火炮、坦克、汽车和俘获的技术兵组建），陈锐霆任司令员，张潘任政委。

另外，原华中野战军第7纵队改为第11纵队，兼苏中军区（辖第31、第32旅和3个军分区），管文蔚任司令员，吉洛任政委；原第10纵队与苏北军区一部合编成第12纵队，兼苏北军区（辖第34、第35旅和3个军分区），陈庆先任司令员，曹荻秋任政委。

整编后，华东野战军约有27.5万余人。

再说2月1日，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报告中央军委说：

一、顽共3路，74师及172师统归李天霞（83师师长）指挥为中路，其以对郯城、码头之进攻，该敌已于丑东午后进占郯城码头。25师亦已午后进占南林（城东南）、竹墩（桃林东）之线。整11师已由邳县官湖向沂河以西地区进犯。估计该敌明日可能继续进犯。

二、我们主力共50个团（包括胶济鲁中4、9师6个团），正集中于临沂东南及西南地区待机。待情况继续变化后，再决定先歼灭25师（右路）或再歼整11师（左路），此以便于达我歼灭为定。战况容后报，并已令胶东许世友部、渤海7师，准备及时转至鲁南参战。

2月2日，陈毅、饶漱石、张鼎丞、黎玉报告军委说：

“我们为集结优势兵力，歼灭进犯鲁南之敌，已由胶济抽调5个师南下参战。王建安率4、9师本冬（2月1日——笔者注）日到临沂，许世友率5、6两师，宋时轮率7师，刻正准备南下中。”　

2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饶漱石、张鼎丞、黎玉、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饶张黎粟谭：

为着彻底粉碎陈诚向鲁南之进攻，请你们注意下列各点：

一、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你们将王建安、许世友、宋时轮3部南调是很对的。

二、休整部队，利用敌大举进攻前夜全军休整，多一天好一天，休整即是胜利。

三、诱敌深入，敌不动我不打，敌不进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地点我亦不打，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四、先打弱者，后打强者，可能进攻之敌22个旅中，战力较强者约8个旅，较弱者约14个旅。如我能首先歼灭较弱之14个旅，此次进攻即算打破，然后再歼较强之8个旅，便很从容。

五、每次歼敌不要超过4个旅，最好是3个旅，一则保证速胜，二则手中留有未使用的大量兵力，可以接着打第二仗。这即是说，将你们手中的全部兵力分为两个集团，轮番作战与休息，准备在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内连续不断打七八个大仗，彻底粉碎敌之进攻。

以上各点，当作建议，究应如何办理最为妥善，请按实情决定。

军委 丑江

2月3日，国民党军进抵重坊、郯城、桃林一线。陈毅、粟裕向各部队下达了作战预备命令，拟定了在临沂及其以南地区作战的3个方案。第一方案，如敌右路前进较快，即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整编第25师及整编第65师一部于郯城以东、东海以西地区。第二方案，如敌左路前进较快，则首先集中兵力歼整编第11师于沂河以西的苍山地区。第三方案，如敌左右两路均前进迟缓，而中路突出时，即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整编第74师于沂河、沭河之间，郯城以北地区。　

2月4日，陈毅、粟裕、谭震林向中央军委报告去年投诚过来的郝鹏举部又投向国民党的情况说：

“郝部判变，架走朱克靖及干部随从共7人，其余干部20余在郝部叛变时踞屋顽抗，叛军不施退去，得安全归来。故除朱等7人被架去献交国方外，余无损失。郝部后方计千人被我解除武装。郝部叛后，顽方委以42集团军兼鲁南绥靖分署的名义，但不让郝部进海州，驱其赴前线作战。郝部逃亡甚多，内部对郝之叛变不诚者甚众。我们拟郝部北进时予以歼灭之，但不因之妨害我们主要的歼灭薛、陈部队的任务。”

接着，陈毅、粟裕、谭震林报告中央军委说：

一、顽74师攻占郯城后，现汇集郯城以南十余里之东西曹村及蒲汪之线，83师攻占码头镇后退回码头以南之小码头及归昌之线，该两师之敌似在准备第二步进攻或作为机动策应。现郯城码头镇之线由桂顽接防。

二、整11师进占重坊（码头镇西南）及小南庄（重坊西）后，即在该线筑工事，并未继进。25师主力则全部集中于桃论（蒲汪东廿余里）西南地区与74师互相依靠，其对赤岸、竹墩之线仅派出少数侦察部队。冯治安部之59师则进到岔河镇（邳县西北）筑工事，亦仅派少数向前出扰。

三、68师已到新安镇以南之高流附近，65师及171师之1个团则尚在新安镇。郝鹏举部则进到白塔埠、驼峰及石榴树之线。

四、依上情况，敌前进甚检稳重，且有待5军到达后再作第二步进攻（其中路兵团之作战命令为攻占郯城、码头并未涉及临沂）。如目前我军进行出击，只能击溃，很难达成歼灭。故已部署待其第二步前进时，首先歼灭其东路（25师）或西路（整11师），尔后再依情况各个歼灭之。同时已令调许世友部转至路南，以对付王耀武部之南下。但可虑者，如顽5军到达后与整11师及74师等部齐头并进，则很难达成各个歼灭任务。顽5军进到何地，是否已东开?盼刘邓电示。

2月4日下午，毛泽东得悉华东战场上南线3路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法，致电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

陈饶粟谭：

不管邱军到鲁与否，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必须等候敌进至郯城、临沂之中间地带（比较接近临沂），然后打第一仗方为上策。敌愈北上，士气愈下降，指挥官愈恐慌，接济愈困难。现在南京方面已起恐慌，国防部参谋部人员均无信心，认为即使占领临沂，问题仍不能解决。我刘邓军现在所处地位甚好，必能在战局中起积极作用，帮助你们。望令政治机关在敌人前进路上充分布置对敌政治宣传，以降低敌军官兵战斗意志。

军委 支申

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等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决定诱敌北进到郯城、临沂地区再进行歼击。

这时，北线李仙洲所率3个军已自明水、博山分两路南下，其先头部队进占莱芜，威胁到战区后方安全。华野鉴于南线之敌兵力集中，行动谨慎小心，不易分割等情况，便决定改变保卫临沂的作战方针，以主力转移北上，歼灭北线之国民党军。

2月5日，陈毅、粟裕、谭震林致电中央军委电，提出了3个作战方案：

“1、以一两个纵队，向东南方向之白塔埠出击，消灭该地区郝鹏举的42集团军。这样吸引北进之左路敌东援，从而分割右路和中路敌人联系，并逼迫中路之74师迅速北进，尔后我集中兵力歼灭其中较弱的一路，再视敌情变化，歼灭另外一路。2、如执行第一方案仍未调动和分割敌人，便以一个纵队的兵力在临沂以南地区监视敌人。我主力部队集中于临沂以北地区休整，于敌人继续北进中再寻机歼灭之。3、如南线敌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歼灭，则除以一个纵队留临沂地区与敌纠缠外，其余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敌人，平毁胶济线，威胁南线，以吸引南线敌人进入临沂以北山地，或增援胶济线，尔后我再举全力反攻，各个歼灭之。”

2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饶漱石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并告饶张黎，张邓，刘邓：

一、完全同意微未电第3方案，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

二、一星期至10天内，全军在原地整训，对外装做打南面模样，待敌12军占领莱芜，73军及46师占领新泰、博山之线，然后秘密移动全军（缺1个纵队），首先歼灭73军、12军及46师，然后攻占胶济全线，时间须1个月至1个半月。此时南面敌人必已被动地深入临沂以北山地，我可全军回击，大批歼敌。总之，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避免被动。

三、为使王耀武放手南进，我渤海区应停止攻击。

军委 丑鱼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陈毅、饶漱石、张鼎丞、黎玉、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

陈饶张黎粟谭：

你们应在临沂建筑必要防御工事，以便在有利情况下，在临沂附近歼灭敌人。这样做对于在必要时准备放弃临沂并不矛盾。峄枣工事应一概平毁。

军委 丑鱼

2月6日这一天，华东野战军韦国清的2纵受命及滨海警备旅向在国民党军南线担任侧翼掩护的郝鹏举之42集团军发起攻击。

2月6日酉时，陈毅、粟裕、谭震林报告中央军委说：

“敌74师、25师左部今日由郯、码向北推进，约行15里即停止，敌甚谨慎，估计明日将续进。我们决心诱敌深入，再选机会予以歼击，已作于必要时放弃临沂的准备。我们在正面只留两个旅，就地予以纠缠，大部争取休整。我们已指定日内移临沂以东地区。”　

2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

除12军占莱芜已证实外，73军、整46师是否正向新泰前进？你们由现地开至莱芜、新泰作战需要几天，并是否能荫蔽不暴露？又你们能否同时歼灭莱芜、新泰两地之敌，或先打莱芜，后打新泰，不使12军跑掉？以上盼告。

军委 丑虞

2月7日这一天，华东野战军韦国清的2纵等全歼郝鹏举的集团军部及所属两个师，生俘反复无常、极为反动的鲁南集团军兼绥靖区中将司令郝鹏举及少将师长赵建勋、黄再兴等国民党将军10余人。

2月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

解决郝鹏举部很好。但就全部战略方针来说，如你们方针是解决南面，则似乎打得早了一点，可能影响敌各部进得更谨慎。打了郝鹏举后你们似应按兵不动（要有极大忍耐心），让敌各部放手北进，然后各个歼灭之。如你们方针是先解决北面，则打郝鹏举并无妨碍。你们须在两个方针之间首先有所决择。

军委 丑佳

2月10日，《解放日报》报道了刘胡兰的英雄事迹。

原来在旧历年初，延安各界组织了一个慰问团，由崔田夫任团长，张仲实和黄静波任副团长，东渡黄河慰劳王震的部队和陈赓的部队。在山西省文水县委的一次会议上，负责人向慰问团汇报了刘胡兰的英勇事迹。说在一个月前，也就是1月12日，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在阎锡山部队的突然袭击中被俘。刘胡兰在敌人的淫威下坚贞不屈。她在敌人用铡刀铡死与她同时被捕的6个农民的情况下，毫不畏惧，从容地躺在铡刀下，壮烈牺牲。晋中地委书记解学恭也向慰问团汇报了刘胡兰的事迹。之后，跟随慰问团的新华社记者缪海棱又前往云周西村进行了采访。慰问团返回陕北后，副团长张仲实向任弼时汇报了刘胡兰壮烈牺牲的情况。任弼时说：

“刘胡兰同志英勇就义的事迹，对全党、全军、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都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报告，要大力宣传。”

第二天，任弼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怀着沉痛的心情，挥笔写下了一幅挽词：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2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晋绥军区第1纵队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新编第4旅、教导旅、警备第1旅、警备第3旅合编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全野战军共6个旅，两万六千多人。由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王世泰为副司令员，廖汉生为副政委，阎揆要为参谋长，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冼恒汉为政治部副主任。

2月11日，陈毅、粟裕、谭震林报告中央军委说：

“我们决心集中叶、王、陶、成各纵队及王建安、许世友、宋时轮等部共53个团，拟首先集中全力解决73军及驻南北师庄的12军之1个师，尔后再转移兵力，解决进占新泰之46师，及向胶济线进攻，以彻底解决北线问题。此次战役于19日前后可开始攻击，估计解决北线问题需1个月至40天始可南下，再打南线敌人。”

2月12日，陈毅、谭震林又报告中央军委说：

“一、我军北上拟先歼73军、12军等部，争取尽量消灭其援队。对46师暂予监视，俟消灭李仙洲、霍守义后，然后骗46师西开，于途中伏歼之。尔后即全军扫荡胶济线，吸引8军，予以歼击。在基本上完成北线内线作战任务，再视战况发展考虑南下击敌，或围济南吸欧震北上、李宗仁南下，更便利刘邓、聂萧在南北之大发展。

二、我军逐日北移，至早要17日后才能开始攻击，亦可奉令迟至20号前后，预计消灭73军、12军、46师需要10天时间，3月初到15日才能控制胶济线中段，要3月底才能完成胶济线任务。”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复电，同意华野主力北上作战计划，并指示说：

“为彻底解决北面敌3个军23个团之众，我韦国清纵队及8师似宜北上参战。”

于是，华东野战军除以两个纵队伪装主力，在南线继续阻击和迷惑国民党军外，主力5个纵队迅速放弃临沂，连夜隐蔽挥师北上。

2月13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同斯特朗在杨家岭看了一出反映土改斗争的新戏后，一同回到枣园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作临别谈话。阎长林和卫士搬来几个凳子和一张桌子，摆上了茶水、瓜子和花生糖。周恩来说：

“因为斯特朗女士明天就要离开延安，今夜特地为你饯行。”

他送给斯特朗一份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送给斯特朗一本《边区经济和财政报告》，说是希望斯特朗将这两个文件带给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看看，特别嘱咐她要让美国和东欧共产党的领导人看看。毛泽东还补充说，他觉得没有必要给莫斯科看。毛泽东还就如何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请斯特朗要注意一些问题。关于所谓“暴行”的一些报道，他说：

“要尽可能使人们相信，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纪律最严明的军队之一。当然也发生过一些事件，但那往往是由于报道者的偏见造成的。”

毛泽东特别强调说：

“告诉各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会胜利，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是可以打败的。这一点很重要。许多人以为我们打不赢，他们说，仗将长期打下去，谁也无法取胜，这是不对的。如果你对其它国家共产党谈起，就说是我毛泽东这么说的。如果对其它人讲，就用你自己的话说。”

毛泽东在谈到要告诉各国人民不要过高估计美帝国主义的力量时，又一次提到了原子弹。他说：

“原子弹算完了，无知的人们却还在谈论它，但从此以后再也不会使用原子弹了。在日本的爆炸毁掉了原子弹本身，因为，全世界都起来反对它，原子能将交给人民使用，但原子弹已经寿终正寝了。”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接着说：

“你必须火速离开延安，就坐明天起飞的飞机，如再逗留，就可能长期同外界失去联系。等我们再一次同外界有了接触以后，你可以再来。”

斯特朗问：

“需要多长时间？”

毛泽东大胆地作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测，他说：

“大约两年之后，我们将再次与外部世界取得联系，届时欢迎你再返回中国。”

2月14日，斯特朗搭乘军调部最后一架军用飞机，离开延安抵达北平，转道上海。10月，她由上海乘轮船到达苏联，随后，又去了北朝鲜和东欧国家。1948年1月，斯特朗返回美国。她举行演讲会，报告她的延安之行，在美国共产党内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各国共产党的政策要适应各国的具体情况的主张。把她的延安之行写成《中国的黎明》一书，在印度、美国和法国出版。在美国《美亚》杂志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思想》一文。1948年9月，斯特朗离开纽约去莫斯科，打算经苏联再次前往中国。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她在莫斯科被当作“美国间谍”遭到逮捕，随后又被驱逐出境。她的好朋友爱泼斯坦分析个中原因是：“很显然，‘纸老虎’这个概念，是不为那里的某些身居高位的人所喜欢的，更不用说毛泽东思想所提出的每个共产党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家的具体条件来进行革命这一论点了。”后来在1955年，苏联宣布取消了对斯特朗的“间谍”指控。

欲知斯特朗后来何时才能再来中国，待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1947年2月13日，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大约两年之后，我们将再次与外部世界取得联系，届时欢迎你再返回中国。”实践证明：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进程的预言，简直像计算机一样精确！如果说他的这一预言是基于对蒋介石、对中国国情太了解的缘故，那么在原子弹刚刚出世不久，他就明确地说：“原子能将交给人民使用，但原子弹已经寿终正寝了。”这一论断，则无疑是这位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对事物发展规律的理性把握。这是一切经验主义者永远都无法企及的！

第19章 1947年2月—

“蒋介石打仗是为争地盘，占领延安，他好开会庆祝。我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装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

话说1947年2月19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在莱芜东西地区，形成了对国民党军北线李仙洲集团的包围态势。

2月20日拂晓，粟裕、陈士榘指挥华东野战军发起莱芜战役，首先对国民党军第77师进行攻击。当晚华野又发起全线进攻。至2月23日下午5时，莱芜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华东野战军以伤亡8000余人的代价，全歼北线国民党军1个“绥靖”区指挥所，第46、第73两个军部及6个整师，第12军1个师，共计7个师56800余人（连同南线及胶济路东段的作战，共歼敌7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徐州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和中将军长韩浚以下将级军官20名，击毙第73军77师少将师长田君健等将级军官2名。缴获各种战炮457门，轻重机枪2056挺，长短枪16168枝，各种炮弹26258发，各种枪弹291万余发，战马1027匹，汽车56辆，电台29部，电话机290部，铁甲车1列，火车1列，并击落飞机5架。

战后，国民党第2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气急败坏地吼道：

“5万多人，3天就被消灭光，就是放5万头猪，叫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蒋介石得到败报，立即从南京飞到济南，把王耀武大骂了一顿，他说：

“你们只是在莱芜这个战役里就损失了2个军和1个师，损失了这样多轻重武器，增加了敌人的力量，这仗以后就更不好打了。”

且说2月23日18时，陈毅、粟裕、谭震林给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中说：

“一、20日晚完成对李仙洲及其第73军、第46军、第12军之新编第36师各部之包围，战至23日午后大部解决。此役共歼敌约5万人，李仙洲及两个军长亦在俘。

二、即派宋时轮部和许世友部向博山及胶济线推进，首先破击铁道一段，我军大部争取三五日休整再全力向北。

三、经此役，估计欧震、王敬久集团可能在津浦路兖州南北汇合。”

2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刘邓，并告饶：

一、今日接陈粟谭梗日18时电悉。李仙洲五万人被歼极为欣慰，全体将士应予嘉奖。

二、同意陈粟谭意见，先以一部破坏铁道，主力休整五六天，然后举行胶济战役，希望能于3月上旬歼灭12军全部、96军、8军各一部，打通渤海、胶东两区与鲁中区之联系，以便用胶、渤之人力、物力供给大军长期作战之需要，并利于尔后集中最大兵力向欧震、王敬久两集团作战。

三、刘邓全军（5个纵队）除以一部监视王敬久外，主力应集中于黄河以北巩固区域休整补充，待华东部队完成胶济任务后，准备相机会合两军歼灭欧、王。望令6、7纵队迅取间道向主力靠拢。

军委 丑敬

2月27日晚7时，重庆警备司令部孙元良送给共产党驻渝代表吴玉章一份指令：限令于28日3时起，中共代表停止一切活动；中共驻渝人员及其家属于3月5日前，一律撤离重庆。

2月28日，共产党驻南京联络处收到国民党首都卫戍区司令部一封信，只见上面写着：

梅园新村十七号中共南京联络处及代表周公鉴：

请贵处将留居本京者于本年3月5日前全部撤退，并将驻京人员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务，造名册送往司令部，以便护送离境，特此送达知悉！

与此同时，共产党驻上海办事处也收到了上海警备司令部内容相同的通知。

后来从3月3日到8日，共产党驻渝人员249人，分别乘美国飞机返回延安。3月7日，共产党驻南京、上海人员返回延安。这一天，延安《解放日报》作了如下报道：我党留京沪工作人员董必武、华岗、潘梓年、王炳南、梅益、陈家康等74人及留渝部分同志，乘飞机撤退回延安。此时，由于美国人员退出北平执行部，叶剑英也已经由北平返回延安。至此，除解放区救济会代表伍云甫等少数人员仍留在上海工作外，共产党驻蒋管区的机关全部撤回，第二次国共合作至此结束。

这里顺便说一下，原国民党38军军长、第3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于1947年3月遵照党中央“你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可回延安”的指示，借口赴美考察水利，绕道回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后来在7月6日，赵寿山发表反蒋通电，公开宣布起义。1949年1月，赵寿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副司令；1950年3月6日，被任命为青海省政府主席；1952年11月，调任陕西省省长。

再说2月28日，由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严重受挫，蒋介石便飞抵西安，召集西安党政军负责人开会，决定由胡宗南统一指挥进攻延安，“彻底解决陕北问题”。

就这样，在蒋介石的部署下，国民党军从1947年3月起，由原来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战略改为重点进攻战略，第一个目标就是陕甘宁边区；后来在4月6日，又对山东解放区进行了重点进攻。在向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中，国民党军先后动用了94个旅。

1947年3月2日，国民党军第29军第48旅突然佯攻陇东庆阳地区，企图牵动共产党主力部队西向，以便乘虚突袭延安。

毛泽东看破了胡宗南的阴谋，他命令新编第4旅、第358旅、警备1旅等部12000人，准备在甘肃合水县西华池主动出击，集中全力歼灭国民党驻军。

3月3日，毛泽东起草并发表《中共中央负责人关于蒋介石强迫京、沪、渝中共代表撤退的声明》，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负责人评论蒋方迫使中共驻京、沪、渝代表及工作人员撤离事称：蒋介石在京、沪、渝的卫戍警备机关，于2月27日和28日分别通知现留在上述3处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吴玉章和工作人员及眷属，限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并已强迫停闭重庆新华日报，严密监视和强迫集中上述各地的中共人员。蒋方这一荒谬措施，无论是出于蒋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其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都是表示蒋方已经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之门。从去年2月以来，蒋介石一贯背信弃义，无数次地破坏停战令与政协各项决议。中国共产党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平、民主，始终委曲求全，在历次谈判中做到仁至义尽；甚至当蒋介石已经悍然不顾一切，一面召开伪国大，制成伪宪法，一面发动向延安的攻势之后，中共仍然愿意在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与取消伪宪、恢复政协路线两个最低限度的条件下，继续谈判，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一切重大问题。然而蒋介石却蛮横地拒绝中共所提出的最合理的与最低限度的起码要求，在其自己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近来遭逢严重的危机之后，竟然出此一着：强迫中共在各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部代表与工作人员限期撤退，最后地关死一切和平谈判之门，妄图内战到底，实现其武力消灭中共及全国民主势力的阴谋。至于蒋方宪警机关所说的中共人员“煽动风潮，组织暴动”，“散播谣言，鼓动变乱”云云，乃是蒋介石宪警特务无耻的毁谤威吓之惯技，企图作为在各大城市对中共人员和一切民主人士造成大恐怖的借口。他们限令中共人员如此匆迫地在3月5日以前撤退完毕，很有可能在到期不能全部撤退时，便在“概不负保护责任”的借口下，逮捕和迫害中共人员。蒋介石的宪警特务机关现已将渝、沪中共人员集中起来，形同监禁，连进出大门通电话也没有自由，可能就是一个先声。该负责人末了称：“蒋介石这一荒谬步骤，如不立即改变和放弃，那真是他自己走到了绝路，一切后果应由他负责。”

3月5日，在西北战场上，新4旅、358旅和警备1旅歼灭国民党军一部，自己也伤亡了1200人。毛泽东命令部队撤出战斗，集结在富县一带，掩护中央机关和老百姓撤退。

是日傍晚，新4旅黄振棠副政委、程悦长副旅长和16团团长袁学凯来到毛泽东住处，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们在西华池开展阻击战的详细情况。

这16团原是陈赓的386旅组建的一个团，程悦长担任过16团的政委。后来在1940年，程悦长先后入延安军政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曾请程悦长等人吃饭，他说：

“你们大都是红军改编后到前线去的，你们走的地方很多，有的还进过大城市，可以算是‘洋包子’了。‘洋包子’我们需要，只是不允许‘洋包子’看不起‘土包子’。”

从1943年11月中旬开始，16团奉命在一个多月里行程2000公里，到达陕甘宁边区，向党中央报到。在1944年2月间，为了加强延安的防卫力量，中央决定将16团和771团、25团组成新4旅。毛泽东接见了新4旅旅长王近山、政委徐立清、政治部主任黄振棠和16团团长程悦长。他招呼王近山他们坐下来，说道：

“你们就要到新4旅去工作了，今天特地找你们谈谈，看你们对工作有什么意见。”

程悦长说：

“我们拥护中央军委的决定，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好。”

毛泽东问了16团的情况，还重提16团来延安的路上在韩略打的那一仗，歼灭了日寇华北战地参观团100多人，他说：

“那是一场硬仗，但打得很好，很灵活，你们要把16团的战斗作风，保持发扬下去，不要失传。今后还要注意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搞好部队和群众的关系。现在成立新4旅，这叫‘有备无患’嘛，边区不能老唱‘空城计’。我们有些同志，该磨刀的时候不磨，磨了刀又不会用，这种人总是要吃亏的。”

警卫员来告诉毛泽东说，饭好了。程悦长看看表，已经是下午6点半了。毛泽东和他们共进晚餐。饭后，毛泽东继续和他们谈话，他说：

“蒋介石净做坏事，但他不给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发饷，倒算得做了件好事。我们经济上受到了封锁，我们少了几十万块铜钱，使原来对蒋介石有点幻想的人，不再幻想了。应该谢谢这位委员长，他使我们找到了自己动手的道路，这比任何饷，任何援助都可靠。”

在1945年7月，程悦长率16团驻甘泉、富县一带。1947年3月初，16团被调回了延安。

再说3月5日傍晚，毛泽东在接见黄振棠、程悦长和袁学凯时说：

“这次叫你们回来，是为对付敌人伞兵。”

他谈了全国战场的形势，又说：

“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敌人，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好比你面前有3个敌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一个强的，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我们这次打仗，采用蘑菇战术。你们的任务，是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使他们疲劳饿饭，再寻机会歼灭它。一个月歼灭它几个团，过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

黄振棠、程悦长、袁学凯谈到了毛泽东的安全问题，他们说：

“主席，现在部队兵强马壮，给养充足，士气很高。指战员们纷纷请战，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只是形势已经很紧迫，大家都担心主席的安全。我们全旅指战员都请求主席早些转移到黄河以东去。您应当马上撤离延安。”

毛泽东微笑着说：

“你们代我谢谢同志们的关心。好多地方来电报，催我过黄河，中央有个安全的环境，对指挥全国作战的确有好处。不过，我有个想法。”

毛泽东扳下一根手指，接着说：

“其一，我们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他停了停，又扳下一根手指，说：

“其二，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20多万人马，我们只有2万多，兵力的比例是10比1。这样我们其它战场就要好得多，敌我力量对比不这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现在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他的‘西北王’，其它战场就可以减轻不少压力。”

黄振棠、程悦长他们面面相觑，既感动又不安，可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告辞了。

3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陈毅等7人，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的复电。

原来，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在3月4日午时给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张鼎丞、邓子恢的电报中说：

“华东野战军现以5个纵队暴露于胶济线张店、周村之周围及淄博地区休整待机，以引诱南线敌人深入山地造成尔后歼敌之有利条件。对今后作战我们提出两个作战方案。

第一、集中山东及刘邓军于津浦线之兖济间与敌决战，如此能歼敌四五个军，不仅胶济及兖济段仍为我控制，且可迫使敌向济南、临城收缩，甚至转入全面守势，利于我提早反攻转入外线。

第二、华东主力转鲁南线歼敌，建议刘邓军向东南进击，截断陇海，与华东部队形成对徐州之钳形攻击，迫津浦敌南返，而后我再全力于运动中歼灭南下之敌。但辗转南北需时较长，对转入外线作战时间亦需推迟。华东主力转入南线作战又有两个突击方向：向临沂东南至海州间地区，歼灭整编第74师；或以全力由临沂与枣庄向南进入敌人纵深，攻占台儿庄运河线，歼灭该地区之敌。”

毛泽东在给陈毅等并告刘邓的复电中写道：

陈饶张黎，粟谭陈，并告刘邓：

支午电悉。你们主力5个纵队争取休整半月以上，甚为必要。至下一步行动，目前可从几个方案考虑，待敌情发展再行决定。但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因5师主力一部已渡河到达太岳，一部正待机北渡，鄂西王树声部一部已渡江去湘西，一部留原地。因此，中央原令你们提早转入外线援助5师之计划，现可改变，大约本年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我华东军在今后10个月内，以平均每月歼敌4个至5个旅，付出伤亡6000至7000人计算，共须歼敌40至50个旅，付出伤亡6万至7万人之多（明年的尚未计算在内）。你们须从长期作战的思想出发，并使广大干部建立此种思想，随时随地节省人力物力，方能战胜蒋介石，解决中国历史任务。在同样的长期作战任务下，我刘邓军现时亦须休整补充，恢复元气。其下一步行动，似以打黄河以北之王仲廉、孙震两部，与华东作远距离之配合较为适宜。在一般情形下（特殊情况除外，刘邓军须在黄河以北，基本上解决王、孙两部，并调动吴绍周指挥之两个师到黄河以北给以歼灭，然后南下陇海较为有利，因黄河已放水，过去与现在情形已不相同。此外，你们的3纵似亦宜令其就地休整，以利尔后加入主力作战。对敌津浦集团北进不要阻止，让其进至泰安一线，于我最为有利。王、许两纵如能歼灭8军夺取潍县是很好的，但如果情况已不许可则宜令其适时进入休整，务使尔后作战经常集中60个团行动。

军委 寅鱼

3月8日，风和日丽，晴空万里。延安各界在南门外商会大操场上举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动员大会。

此前，教导旅旅长罗元发曾向毛泽东汇报说，由于延安一直处于和平的环境中，部队里滋生了一些太平观念。他还说：

“战士中流传着一种说法，打败小东洋，回家种地忙。老婆娃儿热炕头，小日子像蜜糖。”

毛泽东将手一挥，说：

“大凡天下事，总得两厢情愿哟！你要过小日子，蒋介石愿不愿意呢？他现在把胡宗南的几十万人，摆在延安大门口，这是干什么呢？是帮我们守大门吗？还是想窜进来捞一把呢？我看他们是不安好心喽！”

罗元发，1910年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1929年参加红军。后来升任西北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第1野战军第6军军长。

毛泽东根据罗元发汇报的情况，决定在延安召开战前动员大会，进行广泛的战争动员。

3月8日这一天，参加动员大会的有机关、工厂、学校、部队，还有从几十里外赶来的农民和民兵，约有1万多人。整个会场和附近的山坡上都站满了人，步枪、红缨枪像一片片树林，口号声震天动地。朱德在大会上首先讲话，他号召群众说：

“我们大家要抛弃和平观念，切实坚壁清野，民兵要配合主力部队，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周恩来、林伯渠也出席大会并讲了话。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约见了杨步浩，给老朋友讲了一通如何对付蒋介石、胡宗南的办法，最后满怀信心地说：

“咱要饿死胡儿子，困死胡儿子，磨死胡儿子！”

他要杨步浩去给参加陕甘宁治安保卫工作会议的干部们讲讲话，交给他的另一个任务，是让他到延安交际处接待随美军观察组来的外国记者，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杨步浩还真的去到保卫工作会议上，站在讲台上向各级领导干部们发表了一通“坚壁清野”、“饿死、困死、磨死”胡宗南的“战略演说”。

自此，“胡儿子”就成了陕北人民对胡宗南众口交毁的代名词。

后来，杨步浩又去了交际处。他头扎羊肚毛巾，腰别旱烟袋，披着老羊皮袄，坐在记者中间答记者问。两个美国记者问他：

“蒋介石派胡宗南进攻延安，老百姓怕不怕？怎么办？”

杨步浩的旱烟锅烧得吱吱响，他有板有眼地说：

“咱延安老百姓都晓得，蒋该死有个诨名，叫运输大队长，这次咱们还欢迎他把美国的武器弹药，无代价地运给咱们，咱们保证打收条。”

他磕掉烟灰，慢条斯理地装上烟，点上火，继续说：

“先生问咱怕不怕，有啥好怕的？俗话说砍掉头碗大个疤，砸了坛坛罐罐值几个钱？丢座空城算个啥？蒋该死得个地图上的延安，又咋着？他还不知道哩，进城容易出城难呵？”

杨步浩回到毛泽东那里，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见杨步浩不辱使命，基本上表达了他的意向，高兴得直叫好：

“看他那些外国记者怎么写这篇报道！”

这正是：有名师名导，农友立地成名票。记者面前代言，干部会上作报告。

语不惊人不出口，旱烟吱吱抽，战略一套套。

后来毛泽东撤离了延安，杨步浩依然和他心心相印，把两个五大三粗的男娃先后送到了西北野战兵团，临别赠言是：“不打败胡儿子，不准回家！”两个儿子一走，杨步浩便和婆姨扛起枪加入了延安游击队，出没于莽莽群山，同胡宗南军队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磨”。

且说3月10日，毛泽东派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到南线视察部队的战备情况，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

3月11日上午，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乘飞机撤离延安。

这天下午，国民党空军开始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

3月11日这一天，彭德怀视察了延安南边的前沿阵地南泥湾和金盆湾。他要求阻击部队争取防守一星期，掩护中央机关撤退。

与此同时，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旅以上军官会议，传达西安会议的决定，宣布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并在洛川成立了前进指挥所，统一指挥西安绥靖公署所属各部共34个旅计25万人。胡宗南说：

“领袖授命我们进攻延安，彻底摧毁共产党的根据地。大家要不负领袖重托，奋勇作战，建立奇功。3日之内占领延安。只要占领了延安，共军就得过河。”

胡宗南的部署是：以整编第1军7个旅、第29军8个旅共15个旅担任主攻，从南向北进攻，占领延安；以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和榆林的邓宝珊分别由西北两线配合作战，另以整编第10师等5个旅为预备队；一举聚歼中共武装力量，或逼迫其东渡黄河。

3月12日，毛泽东作出决断，让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带领中央机关人员迁到瓦窑堡办公，他和周恩来留在延安，由枣园后沟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办公。他说：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主动撤离延安，诱敌深入，让敌人占地盘背包袱，而我们则可以轻装上阵，依靠良好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敌周旋，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

毛泽东在王家坪居住的是两孔窑洞和两间平房。平房是会议室，位于石窑洞北侧，窑洞和平房之间相距20米。

彭德怀从前线回到王家坪，向毛泽东汇报了在防卫延安的主阵地南泥湾检查、指导罗元发的教导旅的情况，要求他们抗敌5天。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军用地图前和周恩来、彭德怀研究迎敌方案。国民党军飞机又飞来延安轰炸，并在北门外丢下了8枚重磅炸弹和许多燃烧弹，有几颗炸弹就落在了总部附近，其中一颗落在毛泽东的窑洞前，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火药的气味，遍地都是散落的弹片和烧黑的石头，一棵大槐树也被弹片削去了一大块。

警卫排长阎长林为毛泽东的安全捏了一把冷汗，毛泽东却仍旧聚精会神地批阅作战文电，察看地图。他左手端着的茶杯竟然动也没动，杯里的水不曾洒出一星半点。站在一边的周恩来和彭德怀，目光随着毛泽东的笔尖在移动。此时，警卫参谋贺清华走了进来，毛泽东看着地图头也不抬地问：

“客人走了吗？”

“谁，谁来了？”

贺清华有点纳闷。毛泽东用笔尖朝上指指，说：

“飞机呀！喧宾夺主，讨嫌！”

大家闻言都笑了。一名警卫员把落在院里的弹片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接过弹片，掂量掂量，一本正经地说：

“嗯，发财发财，好啊，能打两把菜刀呢。”

说罢，他交代阎长林：

“去，你们赶紧去查查群众有什么损失没有？”

毛泽东又指示彭德怀调新4旅16团守卫延安机场，准备歼灭国民党军的空降兵。

周恩来到窑洞外察看，觉得毛泽东住的窑洞土层薄，很不安全，就在不远处的山坡上为毛泽东选了一个比较安全的石洞作为防空洞。毛泽东干脆带上地图、文件及用品，工作食宿在这个石洞里。石洞里又潮湿又寒冷，很容易感冒。警报一解除，警卫员便提醒毛泽东出去晒晒太阳，毛泽东摆摆手，说：

“你们去把大衣和帽子拿来。”

他又对卫士们说：

“敌机来时，不许打搅我的工作。它扔它的炸弹，我办我的公。”

晚上，阎长林回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南门外敌机炸死了一头毛驴。”

毛泽东问：

“人呢？”

阎长林说：

“赶毛驴的老汉被土埋住了，被人扒出来后，一个劲地骂蒋该死。”

毛泽东说：

“损失一头毛驴，这笔账我们迟早要跟蒋介石讨。”

3月13日拂晓，西安绥靖公署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指挥两个整编军15个旅14万人的兵力，由洛川、宜川分两路向延安发起猛攻。45架国民党军飞机也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大轰炸，俯冲扫射。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山洼里冲起浓烟大火，河滩上激起巨大水柱。有一颗重磅炸弹在毛泽东的石洞前面爆炸，气浪冲进室内，冲倒了桌上的热水瓶。毛泽东仍然在批阅文件。

罗元发的教导旅和警备第3旅第7团共5000余人，在延安以南的临真镇、金盆湾、牛武镇、富县茶坊一线，组织了长约90公里、纵深60至70公里的运动防御阵地，依托有利地形阻击敌人。第1纵队及新4旅位于富县西南地区待机。

这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尚在晋绥军区，彭德怀主动请缨，对毛泽东说：

“在贺龙未来延安前，陕北几个旅并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

毛泽东说：

“很好！”

3月16日，中央军委正式决定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成立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

3月16日中午，毛泽东正同周恩来、彭德怀谈上星期举行的保卫边区动员大会。周恩来说：

“在会场上，步枪、红缨枪挺立如林，口号声震天动地。”

毛泽东说：

“群众发动起来了，其势如暴风骤雨……”

他话音未落，国民党军飞机投下了两颗重磅炸弹，在门前不远处爆炸，顿时天昏地暗，门窗玻璃全被震碎，气流像强台风一样冲进来，窑洞里嗡嗡作响。洞外弹片飞了一地，洞内泥土落了满桌，毛泽东用手将身上尘土轻轻一拂，笑着说：

“他们的风不行，连我一个人也吹不动。我们的风起来就不得了，要将他们连根拔哩！”

他问身边的小女儿李讷：

“飞机轰炸，你怕不怕呀？”

李讷说：

“我和阿姨跑到防空洞里就不怕了。”

“现在敌人离延安不远了，正往这里打炮，你怕不怕？”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很好。看看飞机轰炸，听一听炮声，这也是对你的锻炼呀。大人需要锻炼，小孩子也需要锻炼。”

彭德怀出得窑洞，召集院子里的警卫人员说：

“主席一向说到做到，一向不顾个人安危。我们党要顾，你们要顾！不许由着他的性子来。必要时，抬也要把他抬走。”

3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向延安地区的防御部队发布了保卫延安的命令，全文如下：

一、敌3股以5师12旅约8万人进攻延安，经两天猛烈攻击突破我第一线阵地，由于我军坚决英勇抵抗敌伤亡甚大，困难增加颇疲劳今后将更甚。

二、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10天至两星期（16至29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企图。为完成上述任务，各兵团守备任务区分如下：

（1）独1独8旅、警7团为右翼兵团，归张宗逊、廖汉生同志指挥，在道佐铺、甘泉、大小劳山、清北沟、山神庙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

（2）教导旅、2纵队（王震部）为左翼兵团，归王震并罗元发同志指挥，在王震未到前由罗元发同志指挥，教导旅在南泥湾、金盆湾、临真、松树岭地区组织防御战斗，上述地区至少坚持7天。

（3）新4旅为中央兵团，以不少于4个营兵力在庙尔梁、程子沟、三十里铺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由南泥湾向延安前进之敌，旅属炮兵应加强庙尔梁阵地，余为预备队，位置延安兼防敌伞兵控制机场，该旅首长仍兼延安卫戍。

三、各守备步骑兵团，应利用地形组织短促火力，大量使用手榴弹、地雷杀伤敌人，掌握预备队，灵活反击夜袭歼灭敌人。

四、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5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五、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47年3月16日 于延安

此时驻守延安近郊的新4旅主要领导人想见见毛泽东，就托咐原来从新4旅调到中共中央担任警卫排长的阎长林，把这一愿望转告给毛泽东。

3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王家坪办公的石洞里接见新4旅旅长张贤约、政委黄振棠、副旅长程悦长、16团团长袁学凯和高浩平等6名旅团级干部。

毛泽东站在门口微笑着迎候张贤约几个人。张贤约等连忙加快脚步迎上去，向毛泽东敬礼问候。众人鱼贯进入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拿出两种烟，对大家说：

“两种烟随便抽吧，这一种是咱们自己造的，那一种，还是日本鬼子送咱们的呢。”

众人也不客气，各自点着烟抽起来。毛泽东问：

“我们要暂时撤离延安，战士们有什么意见？”

程悦长说：

“大家都拥护中央的决定。但是，只要中央下命令，我们保证不让敌人进延安。”

毛泽东又问：

“干部们有什么想法？”

袁学凯说：

“不在这里好好打一仗，就把延安让给敌人，真有些不甘心。”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

“现在我们的部队在前面打得很激烈，阻止敌人一天进不了几里远。敌人来了，你完全可以在这里放几枪，欢迎胡宗南嘛！告诉他：我们走了，延安这个包袱，送给你背上吧。”

窑洞里一阵哄堂大笑。毛泽东等大家乐过了，又说：

“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我们要主动放弃它，战士们是会有些反应的。当然敌人更会有反应。中央搬了家，他们就会喊叫：共产党垮台了，解放军垮台了，去欺哄人民。一切反动派都喜欢造谣，喜欢无事生非。他们要是占了延安，更该吹牛了。蒋介石还会开一个庆祝大会，庆祝他们的‘胜利’。”

毛泽东说到这里，爽朗地笑了起来，大家也都笑了。他接下去说：

“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将来人们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决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了。”

毛泽东又说：

“我们在延安住了10年，挖了窑洞，种了小米，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了干部，指挥了全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延安。不能不保，但是延安又不可死保，要讲究策略，敌人调来大量的军队，我们部队少，硬拼是要吃亏的。为了保存力量，诱敌深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最后彻底消灭他们，我们要暂时撤离延安。失掉一座空城有什么关系？目的是要打败敌人的军队。”

毛泽东生动地打比方说：

“譬如有一个人，武艺较高，他背了一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面尽是金银财宝，碰见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财宝。这个背包袱的人怎么办？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就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丢了。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打，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而敌人背的包袱背得越来越走不动，到那时，我们就能大量消灭敌人。”

毛泽东还形象地比喻说：

“敌人进攻延安是握着拳头的，到了延安，就要占地盘，兵力就要分散，握着的拳头就变成了分开的手指，强敌变成了较强和较弱之敌，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吃掉。”

说到这里，他问大家：

“你们看是不是应该撤离延安呀？”

大家齐声回答说：

“毛主席分析得极好。”

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说：

“胡宗南要来延安，那就请他来嘛！不就是几个窑洞嘛！还是我们自己出力气打的，他也搬不走，要是他破坏了，那样也好，我们将来好盖大楼。不止是延安，东北、华北，还有别的解放区，必要时我们会暂时让一点地方给他们，让他们多背上几个包袱。他们背不动了，还是得给我们放下。只要我们好好打几个大胜仗，不止延安要回到我们手里，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北平也会回到我们手里。全中国都是人民的，都要回到人民手中。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是显而易见的。蒋介石打仗是为争地盘，占领延安，他好开会庆祝。我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装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来壮大自己。”

当晚，毛泽东还把周恩来、彭德怀叫来，和新4旅的干部一起吃了晚饭。

警卫人员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多次请他早些转移。可毛泽东仍然泰然自若，他说：

“着什么急嘛，现在还不到走的时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从大路来，我们从小路走。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呢。等敌人到七里铺，再走也不晚。”

毛泽东来到杨家岭徐特立住处，叫徐老早走一步，问他需要什么东西？徐特立的干女儿也是他的秘书徐乾随口说，需要一个热水瓶，毛泽东笑着点点头。毛泽东走后，徐特立很生气地批评徐乾说：

“毛主席很辛苦，又在斗争的最前线，更加需要，我要什么热水瓶呢？”

不一会儿，毛泽东亲自捧着一个热水瓶送来了。徐特立说：

“我已经批评她了，又给你添麻烦。”

毛泽东笑着说：

“徐乾做得对，不应该批评，我还要表扬她呢！”

他还劝徐特立在路上要多骑马，少走路。

毛泽东也惦记着续范亭，派人赶到国际和平医院，劝续范亭早日转移。后来续范亭离开延安后，转移到了晋绥解放区。

欲知毛泽东何时撤出延安，请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在不少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相左，为此在1943年9月被调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受到了党内不少人的严厉批评。“七大”结束后，战友们一个个奔赴战场，打得很火爆，可他却始终坐着冷板凳。直到1947年3月，他终于坐不住了，这才不得不主动请缨。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莽帅这一面镜子，后人也应该时时照一照的。

第20章 1947年3月18日—

“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的兵力投入其它战场，就可以减轻其它战场的压力。同时在政治上也会给蒋介石沉重打击，坚定陕北我军打败胡宗南进攻的信心。”

话说1947年3月18日一早，从南边传来的枪炮声越来越近了，警卫战士见毛泽东和往常一样，还坐在那里安祥地办理着公务，急得他们一个个坐立不安。手枪连里的石玉玺排长再次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着急地说：

“主席，您经常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天我们要保证您的安全，也就是为人民服务呀！”

毛泽东始终坚持“老百姓走完我才走”。他用手一拂，又在桌子上轻轻一击，说：

“不要说了。我有言在先，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

他看着石玉玺极认真又极担忧的神态，放缓了口气，笑着说：

“不要紧，来得及。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上那个山头，我上这个山头。怕什么！”

说罢又提起笔来给彭德怀、习仲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只要你们一个月能消灭敌人1个团，保证3年后一定能回到延安。”

此时，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都在紧张地做着撤离的准备工作。许多干部战士对撤离延安想不通，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眼看就要离开延安了，大家都依依不舍，许多人流下了眼泪。

毛泽东对阎长林说：

“你叫一辆车，帮助把孩子的东西准备好，请保育员李文芳同志带孩子先走。”

车就要开了，毛泽东走出来和小女儿李讷握握手，又把她抱起来亲了一下，说：

“在路上好好听阿姨的话。”

江青坚持不走，她要和毛泽东一起留在陕北。就这样，李讷由保育员李文芳带走了。

3月18日下午3时，周恩来对中央警卫团的几个负责人说：

“今晚出发。我们傍晚走，你们先派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跟着我们走，其余的坚持到晚上12点走。出发之前，要派人检查中央机关驻地，不能给敌人留下片纸只字。我随后还要去察看。”

周恩来、彭德怀还看不出毛泽东要走的意思，便催促道：

“主席，敌人的飞机随时都可能来轰炸。”

毛泽东说：

“我要看看胡宗南的军队像个什么样子。”

黄昏时分，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已经窜到了吴家园一带，东南方向密集的枪声已清晰可闻。毛泽东要彭德怀通知阻击部队立即撤出阵地。不一会儿，彭德怀又跑来了，喘着粗气吼道：

“怎么主席还不走？快走快走，一分钟也不要待了。”

中央警卫科参谋龙飞虎来不及报告，冲进毛泽东的住室，急促地说：

“主席，彭总发脾气了，请你立刻出发！”

刚从晋绥赶回来的王震忙说：

“主席，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你必须尽快撤离。”

周恩来也劝道：

“主席，时候到了，该走了。”

习仲勋也说：

“你不走我们不放心，敌人已进到延安附近，再不走，路被截断，就不好过去了。”

毛泽东一面吸烟，一面倾听门外，外面没了彭德怀的声音，显然是又去忙他的事儿了，于是又稳稳地坐在椅子上，问道：

“机关都撤完了吗？”

“早撤光了！”

好几个人争着回答。

“群众呢？”

“全撤离了。”

“嗯，”毛泽东说：“好吧，吃饭！”

此时，枪声已近在耳畔，一阵紧似一阵，还夹杂着喊杀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警卫人员火燎屁股一般急，早已将饭菜装在饭盒里了，准备带到路上吃。他们见毛泽东如此吩咐，不得不又拿了出来，摆放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吃饭历来是狼吞虎咽，这一次却是细嚼慢咽，蘑菇起来。他有言在先，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周恩来无奈，只好让人去叫彭德怀。此时的彭德怀也顾不得许多了，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吼起来：

“主席怎么还不走！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走走走，部队代你看了。你一分钟也不要呆了，马上给我走，快给我走！”

毛泽东望着心急火燎的彭德怀，又用筷子夹起饭菜往嘴里塞。彭德怀朝工作人员瞪起眼叫道：

“还愣什么！快把东西都搬出去！”

秘书急忙清理办公室，窑洞外的那辆深蓝色的美式重型吉普车也轰隆隆地发动起来了。毛泽东皱了皱眉头，终于端着饭盒站了起来，慢悠悠地对彭德怀、习仲勋说：

“只要一个月消灭敌人1个团，3年保证收复延安。”

彭德怀转身去了，毛泽东又对阎长林说：

“要把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具一点也不要破坏。叫胡宗南知道，我们还要回来的。一定注意不要掉了文件。带不走的书要摆整齐，让胡宗南的兵读一点马列主义也有好处嘛。”

他放下饭盒筷子，环视一遍打扫过的居室，一声不响极不情愿的离开办公室。警卫战士已经列队在汽车旁边等候，毛泽东从警卫战士队伍前缓缓走过，打量着每一个人，半天才说：

“怎么样，咱们走吧？”

说罢，他又反背着双手，仰望宝塔，久久一动不动。

“你们愿意走吗？”他好像是问身边的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又好像是自言自语：“我本来还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可是彭老总不答应。他说让部队代表我看看，我惹不起他，那就这样办吧。”

毛泽东还要警卫员在他的窑洞门口贴了一副新警示语，上面写着：“毛主席住地，请勿喧哗”。后来，有一个目睹延安撤退的德国医生说：“延安撤退是任何国家首都的撤退中最有秩序的。”

毛泽东在登车之际，又蓦然回首，像发表宣言一般大声说道：

“同志们，走吧。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到延安来的。”

他和周恩来、江青，还有两位警卫员，挤在吉普车里，司机周西林立即踩动了油门出发了。一列车队离开王家坪，朝飞机场方向飞驰。

此时，胡宗南的军队已经迫近延安城约3公里处，那里是教导旅的最后掩护阵地。

自此，毛泽东开始了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艰难历程，一直到1948年3月23日，历时1年零5天，行程2000多公里，到过12个县，住过37个村庄，创造了他一生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一个历史时期。

彭德怀护送毛泽东等人到了飞机场就折回了王家坪。毛泽东一行人经过桥儿沟到了拐峁。王震也要回部队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下车相送。王震握着毛泽东的手问：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没有？”

毛泽东笑笑说：

“没有什么了，就按我们研究的去做吧。”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按照你的指示，打好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仗！”

王震说罢，翻身上马向东驰去。

此时，拐峁以北出现了由延安转移出来的群众，人们背着行李，担着锅碗瓢勺，赶着猪羊，牵着毛驴。山梁上，大路边，民兵持枪警卫。撤退的群众队伍井然有序。毛泽东沉默了，皱着眉头，凝望着撤退的群众队伍。车队顺着延河从宝塔山对面的清凉山下一拐，沿着咸阳榆林公路向东北驶去。这时路上静悄悄的，只有马达的轰鸣声。

毛泽东这辆车的前面，有一辆开路车，扬起很大的灰尘。龙飞虎怕毛泽东吃土，就让周西林将车开快一点，超越过去。谁知周西林开得快，前边的车也跑得快。周西林按喇叭，前边的车还以为是让他们快跑，又加足了马力。周恩来说：

“算了，就让他们在前边吧。他们在前边我们吃土，我们在前边他们吃土，反正总有吃土的。”

毛泽东开玩笑说：

“龙飞虎，你有本事你就叫他们停下。你是飞虎嘛，你飞过去让他们走在后边，咱们不就可以不吃土了吗？”

龙飞虎笑着说：

“我不用飞，走也能赶上他们！停车——”

待周西林停了车，他跳下去就急忙向前奔去。前边的车一看后边的车停了下来，以为有什么事，也就停下了。龙飞虎说明了情况，又叫赶上来的周西林将车开到前头去。毛泽东看着龙飞虎上了车，笑着说：

“老虎，你可真有办法。”

周恩来、江青和车上的人都笑了起来。

3月19日凌晨，毛泽东一行经过大半夜的奔驰，行程70多公里，到达转战陕北的第一站——延川县永坪镇西南面的刘家渠。毛泽东坚持不打扰老百姓，就在村外的石板上睡了。江青依偎在毛泽东身旁，好歹熬到了天明。她对毛泽东说：

“应该打一仗，挫挫胡宗南的锐气，不然，老是让他们追着屁股。”

毛泽东说：

“很好。你记得我们撤退的路上经过一处地势险要的大川吗？你还说这是伏击的好地方。你马上拟份通知，告诉彭德怀，就在这个地方打伏击，这个地名叫青化砭。”

3月19日上午，陕甘宁边区各防御部队经过7昼夜激战，以伤亡500余人的代价，给予胡宗南部以5000人的杀伤，主动撤离延安。

上午10时，国民党先头部队董钊的第1旅进入延安城。董钊立即给在洛川的胡宗南发报，报告占领延安的消息。胡宗南大喜，发布战报说：

“我军经7昼夜的激战，第1旅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敌5万余人，缴获武器无数，正在清查中。”

3月19日傍晚，毛泽东率部从刘家渠出发，至深夜转移到清涧县徐家沟。

3月20日，蒋介石致电胡宗南，电文中是这样写的：

宗南老弟：

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10余年来积愤，颇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

中正

后来，蒋介石还在胡宗南的陪同下，得意地站在延安的窑洞前，手持手杖，一身威武的戎装，和他的高级将领们合影留念，以显示他的“辉煌胜利”。胡宗南得到了蒋介石授予的“河图勋章”，晋升为国民党陆军上将，更是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他又在西安和叶霞翟宣布结婚，可谓是双喜临门，得意之际扬言要在“3个月消灭陕北共军”。

3月20日中午，彭德怀率领指挥机关抵达青化砭西北的梁村，在这里正式组成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从西北局调来的张文舟为参谋长，王政柱为副参谋长，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兼任野战兵团后勤司令。

这样，一个有五六十人的司令部就组织起来了。彭德怀按照毛泽东在青化砭打伏击的指示，令独1旅第2团第2营摆出阵势，漫山散开，向延安西北方向的安塞佯动，诱敌前进。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他将6个旅的电台全部配属给这个营，电台网络全部沟通，频频联系。这样一来还真的把国民党军的飞机引来了。敌机跟踪侦察的结论是共军的大部队在向安塞方面撤退。

胡宗南认为共军已经“不堪一击”，便急于寻找其主力部队决战。

3月21日，他集中了主力整编第1军的5个旅，由延安沿延河向安塞方向追扑上去；又令整编第27师第31旅（缺91团），由延安东南的临真镇向青化砭前进，以保障其主力进攻安塞的侧翼安全。

3月21日夜，毛泽东率部从徐家沟出发，转移到清涧县高家堡。

3月22日，正当第31旅孤军向青化砭开进时，彭德怀已经将6个旅的主力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一带，以逸待劳，待机歼敌。

青化砭是一条南北长15公里的大川，咸榆公路蜿蜒其间，路两边都是高山，正像一条张开的口袋，前后一堵，国民党军纵使插上翅膀也飞不出去。只是其间有个土寨子，要使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就得让出土寨子，这样一来，又会增加攻击的困难；如果不让出来，又不能全歼敌人。

西北野战兵团的指挥员们计议了好久，也没有想出一个两全之策。后来，新4旅771团发动干部战士讨论，才想出办法：拆掉土寨子的北墙，留其南墙，敌人是从南边来，既可以挡住敌人的视线，又可以减少攻击的障碍。

西北野战兵团的部署是：第2纵队和教导旅埋伏于青化砭至房家桥大道以东；第1纵队第358旅埋伏于大道以西、青化砭西北5公里的阎家沟至白家坪；新编第4旅埋伏于青化砭正东及东北高地，布成一个袋形阵地。

3月23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说，同意在青化砭的作战部署。

3月24日拂晓，西北野战兵团6个旅按照部署进入伏击阵地。彭德怀、习仲勋得到情报说，胡宗南的31旅、135旅自延安分兵北进，已进到拐峁、刘家沟。按路程计算，过午即可到达这里。

伏击部队等了一天，也没有见到敌人的影子，不少人沉不住气了，到阵地上探头张望，纷纷猜测：恐怕走漏了风声，敌人回去了。

毛泽东、周恩来在高家堡的窑洞里也在分析着敌情。周恩来说：

“31旅莫非不进我们的口袋？”

毛泽东说：

“只要没暴露目标，会进的。胡宗南不是说我们已经成了‘流寇’吗？哪有不进的道理？”

天已经黑了，侦察员向彭德怀、习仲勋报告，敌人在拐峁补充粮食，已经宿营了。战士们在山头上趴了一天，又冷又饿，手脚都有些发麻。战士们求战心切，稍作休息，半夜里又去原地设伏。

3月25日晨，胡宗南的两架飞机到青化砭上空盘旋了两圈，侦察一番之后飞走了。情报一个接着一个传到彭德怀的指挥部里：敌人出动了。敌人进沟了。

将近10点钟，敌整编第31旅的先头部队闯入了伏击圈。待敌军全部进入伏击圈后，2纵队首先在尾部打响了。1纵队、教导旅自两侧合击，新4旅卡着脖子，把31旅斩成数段，仅仅1小时47分钟，战斗就结束了。

青化砭战斗，西北野战兵团仅以伤亡265人的代价，全歼31旅旅部及其第92团，共2900余人，无一漏网。31旅少将旅长李纪云、少将副旅长周贵昌、少将参谋长熊宗继、第92团上校团长谢养民被生俘；缴获子弹20万发，崭新的重机枪，美式发报机，都连驮着这些武器、装备的骡子也牵来了，这是胡宗南进攻延安送来的第一批礼物。李纪云被清查出来后，他双手抚着胸口说了一句话：

“我的心绪已乱。”

初战告捷，大大提高了西北野战兵团的士气和战胜胡宗南集团的信心。

青化砭大捷的消息传到高家堡，毛泽东高兴得笑了，情不自禁地挥笔写下了两个红枣般大小的字：“甚慰”。

3月25日夜，毛泽东率部从高家堡出发，转移到子长县任家山，与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会合。

3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彭德怀、习仲勋的指示电，他写道：

“一、庆祝你们歼灭31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二、135旅可能向青化砭方向寻找31旅，望准备打第二仗。三、毛于昨日已与中央各同志会合。”

3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周恩来等在任家山召开会议，鉴于转战的战时条件，决定《解放日报》停刊，报社人员迁往晋察冀边区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3月27日，《解放日报》停刊。

3月27日这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贺龙、李井泉，并告彭习的指示电，他写道：

贺李，并告彭习：

榆林之敌只能自保，出扰能力不大，贺炳炎旅可即解除渡河掩护之任务，该旅使用由你们决定。中央直属人员到晋西北者是否转到太行，待恩来到你处决定。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据彭电已歼31旅（缺一个团），俘4000人，旅长以下无一漏网，缴子弹20万，士气大振，信心提高，并可能争取新胜利，各个歼灭胡军。为配合打胡宗南，我陈谢集团日内开始向晋南三角地带出击，约需一个月时间。如阎锡山向石楼、中阳出扰，那时亦可北上打阎。大约在三四个月内，我主力尚不能北上打傅作义，全靠你们以现有兵力支持北线。详由恩来面达。

中央 寅感

3月28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周恩来在延安北面的子长县瓦窑堡召开开会，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毛泽东说，坚决不离开陕北，要和陕北军民并肩战斗，拖住蒋介石的最大的预备队胡宗南集团。不少人却认为，陕北兵力单薄，非常危险，应该撤到黄河以东去。

3月29日，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陕西省清涧县枣林沟。

此时，许多大战略区的负责人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请党中央东渡黄河，转移到晋西北、太行等比较安全的地方去。党中央是继续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在这个问题上，几天来党内一直存在着严重分歧。

是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紧急扩大会议。朱德、任弼时认为：各地负责人的建议有道理，坚持要党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到比较安全的地方指挥全国作战。毛泽东说：

“这个时候中央离开陕北，陕北人民，全国人民会怎么想？当年我们长征到陕北，力量受到很大削弱，是陕北的小米使我们恢复了元气，站稳了脚跟。眼下一有战争就走，他日相见陕北父老乡亲，将何言以对？”

周恩来说：

“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党中央放在什么地方，要从战略的全局来考虑。”

刘少奇说：

“总司令和弼时同志提出中央和主席的安全问题，必须认真考虑。听说主席在青化砭遇到敌机扫射，汽车的座位都被打个大窟窿。”

毛泽东说：

“我们在陕北十几年，和这里的人民形成了鱼水相依的关系。有陕北人民的掩护，加上这里的地形好，我们的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是有保障的。”

任弼时说：

“主席，敌人要是真的知道你在陕北，他们会发疯一样的扑来。”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

“这就对了。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的兵力投入其它战场，就可以减轻其它战场的压力。同时，在政治上也会给蒋介石沉重打击，坚定陕北我军打败胡宗南进攻的信心。”

周恩来说：

“从军事意义上讲，中央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的主力，将会很大程度上减轻山东省、华北战场的压力。”

任弼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激动地说：

“党中央要是就近放在晋西北，不是同样吗？”

众人争论来争论去，迟迟形不成统一意见。毛泽东急了，就大声说：

“要走，你们走！恩来和我在陕北，给我们留下一个班！”

众人见毛泽东动了感情，都不说话了，屋子里一阵沉默。周恩来环视了一下众人，说：

“如果我们都不过黄河，坚持在陕北……”

刘少奇不等周恩来把话说完，就说：

“对！我们都不过黄河！”

毛泽东还没消气，他反问刘少奇：

“万一蒋介石把我们一网打尽呢？”

刘少奇说：

“这不大可能。”

周恩来灵机一动，说：

“要是我们5个人分成两班，一部分坚持陕北，一部分过黄河，怎么样？”

任弼时闻言，便对毛泽东说：

“你留在陕北，我也留在陕北。我负责中央机关的工作，主席什么时候离开，我就什么时候离开。”

最后还是由毛泽东拍了板，将中央机关分为前委、工委和后委3部分：前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率领党中央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工委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经晋西北转至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后委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为常委，以叶剑英为书记，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为委员兼代理后委秘书长，到山西做后勤工作；李涛负责具体的情报工作，架设电台，侦察敌情，当好中央的耳目。毛泽东说：

“为了便于行动，前委工作班子要小而精，人员由中央有关部门选留，具体安排请任弼时同志负责办理。”

周恩来提议，从新华社抽调出一支二三十人的精干新闻队伍留下来，由新华社副社长范长江带队。毛泽东同意了，他说：

“好，这样中央留在陕北有文武两条战线，一条通过电台指挥作战，一条通过新华社指挥舆论。”

3月30日下午，朱德召集留在毛泽东身边的警卫部队连以上干部开会，他深情地对大家说：

“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这个任务很重大很艰巨，你们要坚决要勇敢，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要保证绝对安全，否则，是无法补偿的。”

毛泽东找到他的马夫侯登科，劝他说：

“老侯同志，我要在陕北打游击了，你年岁大了，过河东去吧。”

侯登科比毛泽东还大4岁，可他不愿意离开毛泽东，他说：

“我年纪虽然大了，可身体很好，主席留在陕北，我怎么能过黄河呢？我不愿意离开主席。再说，以后汽车不能用了，主席还需要骑马哩！”

就这样，侯登科又留在了毛泽东身边。他负责喂养毛泽东用的3匹牲口。有的年轻人问他：

“老侯，你这么大年龄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劲头？”

侯登科喜滋滋地说：

“我不能拿枪上前线，又不会拿起笔写东西，我只会割草煮料喂牲口。我看着毛主席骑着我喂的牲口指挥打胜仗，越干越有劲头。”

3月31日下午，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出发，东渡黄河。随中央工委一起行动的有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办公厅、党校，以及《解放日报》等单位。周恩来同去河东，安排好中央工委机关的事后再回河西来。

毛泽东本来要让江青带着女儿李讷，随工委到解放区西柏坡去，可是，江青坚决不走，非要留在毛泽东身边不可，毛泽东只好让江青留了下来，让李讷跟随邓颖超她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李讷双手抱着毛泽东的胳膊，不愿离开。她泪水满面，嘴里不停地喊着：

“爸爸！爸爸！”

江青蹲下来，一边给女儿擦眼泪，一边劝她说：

“以后行军不能坐汽车，你也跑不动，跟阿姨到河东去。到那里要听阿姨的话，以后爸爸妈妈来看你。”

毛泽东也说：

“乖孩子，去吧！打败胡宗南，爸爸去接你。”

李讷点着头，还不停地抹眼泪。江青也在抹眼泪，毛泽东的眼睛也潮湿了。

“开车吧！”毛泽东对司机颜再生说：“你把李讷送到黄河边，等着周副主席回来。”

汽车开动了，李讷摇着小手，大声说：

“爸爸妈妈再见，以后来看我。”

自此，江青留在了毛泽东身边。她是唯一一个留在陕北跟随毛泽东转战的女干部。

各个机关分批走了以后，枣林沟顿时冷清了许多。留下来的兵力只有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政委张廷桢、参谋长古远兴率领的1个骑兵连、2个步兵连、1个手枪连和1个警卫排，加上机关人员，也总共才有几百人。

部队很快就要出发了，毛泽东的卫士们将两箱子书搬出来，毛泽东看着沉重的两箱书，有些为难了。他对一位警卫员说：

“你是本地人，我想请你办一件事。”

警卫员说：

“主席，您尽管吩咐！”

“我这书能放到你家里吗？”

“能！没问题。”

“对家里人不会有妨碍吧？如果，万一有什么问题，会不会受牵连？”

“主席请放心。我家离公路很远，就是万一那个，家里人也不会害怕。”

“那就请你跑一趟吧。”

欲知毛泽东这一支小小的部队如何转战？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行事，历来出人意料。因为他的思维方式与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本传在第四卷中说过，中央红军刚到陕北不久，他就在东征中离开主力部队，带着一支几百人的小队伍，拖着阎锡山的大部队兜圈子。照他的话说，一是牵着敌人的一部分主力游行，一是要办“大事”。而如今，他又要带着几百人的小部队单独行动了，这与他在东征中的活动何其相似乃尔！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还带有情感方面的因素。正像他所说的那样：“这个时候中央离开陕北，陕北人民，全国人民会怎么想？当年我们长征到陕北，力量受到很大削弱，是陕北的小米使我们恢复了元气，站稳了脚跟。眼下一有战争就走，他日相见陕北父老乡亲，将何言以对？”由此可见，毛公心里时刻装着人民，为人处世的确与众不同。

第21章 1947年3月31日—

“只要粮食埋藏好，敌人找不到，就会饿肚子，我们就好消灭他。粮食比枪炮子弹还重要，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负。敌人那么多军队，光靠蒋介石送粮，就会吃不上饭，打不死也得饿死。”

话说1947年3月31日傍晚，国民党军的先头部队离毛泽东的住地只有5公里了，毛泽东这才率中央前委离开枣林沟。他和任弼时、江青等人乘车往北走了十几里地，到了绥德南边田庄车子突然抛锚了。从延安撤离时，共有3辆吉普车。今天周恩来去山西用一辆，刘少奇、朱德去河北开走一辆，剩下的就是毛泽东用的这一辆。司机周西林急得满头大汗。毛泽东对任弼时说：

“看来这个铁家伙不愿意跟着我们钻山沟了。好么，就把它留给胡宗南吧。没了它，还省里拖累，我们还是老办法，走！”

从此，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或骑马，或步行，再没坐过汽车。

毛泽东率部突然来个猛转弯，徒步向西奔去，向着子洲县高家塔方向转移。

此时的江青，在这一支小部队里特别招眼。只见她一身戎装，不再长发披肩，而是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盘成一个发髻，戴着军帽，打着裹腿，足蹬黑布鞋，骑在马上俨然是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将军。她在行军路上有时还搞点小鼓动；诸如给大家出个谜语之类。有一次，江青出的谜语是：

“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

大家猜了很久猜不出来，原来谜底是“唱戏”。后来在转战陕北的100多天里，一个女干部跟着党中央在山沟里转，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江青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把毛泽东的起居生活照顾得倒也算得上周到。正是有这些经历，江青在全国解放后，要求保留了她的军籍。

再说胡宗南的十几个旅沿着公路朝东北方向追击，他们以为中共中央机关向东北方向转移，一定会在紧要关头东渡黄河。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料到，毛泽东竟然逆着他们走来，只隔着一架山梁，擦肩而过。

毛泽东不久前得过一次肺炎，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况且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长途行军了，如今这一徒步跋涉，一开始还真有点不适应，一段路走下来，脸上身上都出了汗。他擦擦汗，脱掉一件衣服，坚持往前走。卫士看他走得很艰难，就牵过马请他骑上，他没有推辞就骑上了。对于毛泽东来说，骑马也不是轻松的事情，走了一会儿，他就感到腰酸腿痛，要下马。卫士们扶他下了马，他弯弯腰，蹬蹬腿，活动一下又开始步行。

“还是让主席坐担架吧。”

一个卫士提议说。于是，担架组将打开的担架放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摆摆手，说：

“出发前我就说过，我是不坐担架的，现在你们又让我坐。走路累一点怕什么？什么事情开始总会有困难的，行军也一样，现在走路有些累，再走几天就会好的。”

要说服毛泽东坐担架是办不到的。他不愿意做的事，谁也休想让他做。警卫员孙振国就把挑干粮的柳木棍子递给他，让拄着走，他试一试很满意，就笑着说：

“有这东西省力多了。”

孙振国没想到这一根柳木棍，毛泽东再也舍不得扔掉了，竟然伴随着他走过千山万水，直到走进了北平城。此时毛泽东拄着棍子在前边走，还不住地念叨着长征时候的事，他说：

“长征时走的路和条件更坏，大家克服了种种困难，长征也就胜利了。那时也有马，有时有病号就把马让给病号骑。警卫员也让我坐担架，除一开始因为有病坐了几次，后来就没有坐。现在行军比那时好得多了，也很自由，想走就走，想住就住，还用得着坐担架？”

毛泽东走了一程，朝后边看看，说：

“咱们休息休息再走吧。”

说着，他就在一块稍平的地方坐了下来。任弼时命令后边的部队原地休息。他走过来对毛泽东说：

“以后咱们就这样，一天走五六十里，15里小休息，30里大休息，吃顿饭。”

“好，就听你的。”毛泽东说罢又和卫士们议论起来：“行军是个学习的好机会，最好谈些什么，既可以减轻疲劳，又可以增长知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谈些什么呢？”

阎长林说：

“就请主席像刚才一样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吧。”

毛泽东说：

“我可以讲长征的故事，你们也得讲，这才公平嘛。你阎排长是从太行来的，就讲太行的故事，石国瑞从晋察冀来，就讲晋察冀的故事，张林是绥远人，就讲内蒙古的故事。人人都讲怎么样？”

孙振国接过话头说：

“把学习文化也搞起来吧，请主席给我们上课。”

毛泽东说：

“好呀，孙振国提议行军中学习文化，是个好办法。我看，上课不一定合适，我出题目或你们出题目，咱们一起讨论，也就等于上课了。”

大家都说这样好。毛泽东又说：

“这算第三条。谁还有新建议？”

朱劳士提议说：

“让伍银岭讲《红楼梦》吧。”

毛泽东问伍银岭：

“你读过几遍《红楼梦》了？”

伍银岭说读过一遍，毛泽东笑着说：

“读一遍没有发言权，要讲，起码要读3遍到5遍。”

正说着，绥德地委派遣的一位区委书记来了，毛泽东指着他说：

“这又来了一个好老师，请他给我们上课，讲一讲这一带的情况，这算第五条，不是很有现实意义嘛。”

大家都拍手赞成。毛泽东总结说：

“好，这五条就是我们的行军计划，以后就按这五条办，办完了再换新的。”

暮色降临了，部队又开始了行军，毛泽东说：

“请区委书记先上课，介绍一下这一带的情况。”

这位区委书记也是个年轻人，爱说爱笑爱热闹，也不推辞，便说道：

“这道川非常富庶，水土肥沃，庄稼生长良好，玉米长得比小孩子的胳膊还粗，老百姓都管叫这里米粮川……”

毛泽东听了区委书记的介绍，又与他约定，每到一个村子，都要把村干部和党员找来谈话。部队走到下半夜，来到了一个村子，叫邱家坪。任弼时问毛泽东：

“是否可以在这里住下？”

毛泽东说：

“听你的。”

任弼时说：

“第一天徒步行军，大家都很累，就在这个村子里宿营吧。”

战士们接到命令，在村干部的安排下到了指定的窑洞，放下背包，倒头便睡。毛泽东问区委书记：

“能不能召集村干部开个会？”

区委书记说：

“首长太累了，先休息一下，明天再谈吧。”

毛泽东说：

“那怎么行！路上说好了的，怎能随便改变呢？明天要行军，时间靠不住。我不累，累一点也没有关系，我想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如果他们没有什么不方便，就请来谈谈，他们不会不同意吧？”

“他们怎么能不同意呢，我已通知他们等着了，主席愿意现在谈，我马上让他们来。”

“好，现在就谈。”

不一会儿，村里的民兵队长、粮秣主任、党支部书记和委员六七个人都来了。毛泽东自我介绍说：

“我是支队队长，睡梦中把你们吵醒，打扰你们了。”

村干部都认出了毛泽东，他们小声嘀咕着，非常兴奋。不过毛泽东说他是支队队长，大家也不好说破。毛泽东问年纪大的支书：

“你们村有多少党员啊？”

党支部书记说，咱村是一个支部，有十几个党员，在座的都是。毛泽东问民兵排长：

“你们有多少民兵呢？”

年轻民兵排长回答说，全村有100多个民兵。毛泽东打趣地说：

“好呀，你这个官不小，比我这个队长带的兵还多呢！当然，算上没有来的是要比你的民兵多。”

毛泽东问他有多少枪？胡宗南来了怎么办？民兵队长说，敌人来了就打，我们有十几条枪，全队分成两组，一组支援前线，一组准备迎击敌人。毛泽东说：

“你们的胆子不小啊！十几条枪，要组织好，能起很大作用。打是可以的，但要看机会。你们应该分成3组，除了支前，扰乱敌人，还要有一组负责保护老百姓。这该是你们最主要的任务。如果敌人来搜山抢粮，你们打他一下。有小股掉队的，你们就消灭他。如果敌人住在这里，你们夜间就扰乱他，叫他们睡不好觉，日子不好过。这样就可以配合主力部队消灭敌人了。”

毛泽东又问粮秣主任：

“粮食埋好没有？”

粮秣主任说：

“公粮全部埋进山里了，是党员和积极分子埋的，敌人有神法也找不到。”

毛泽东夸奖说：

“只要粮食埋藏好，敌人找不到，就会饿肚子，我们就好消灭他。粮食比枪炮子弹还重要，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负。敌人那么多军队，光靠蒋介石送粮，就会吃不上饭，打不死也得饿死。我们的部队只要有粮食吃，就能打胜仗。”

粮秣主任说：

“对呀，打仗也和庄稼人种地一样，没有吃的，再好的家伙也不顶事。”

毛泽东又问：

“老百姓的口粮是怎么安排的？”

粮秣主任说：

“大部分埋在山里，有个别人家图方便，埋在家里。”

毛泽东说：

“这太不保险。家有多大？一翻就翻出来了。现在还不晚，要动员那些人家，把粮食埋到山里去。远一点敌人不容易去，敌人就是去挖粮，民兵还可以打他。这个道理，要反复向老乡讲清楚，千万不能麻痹，不然会吃亏的。没有粮食吃，就不能搞生产，更不能支援前线了。”

支部书记说，现在有些地富分子已经蠢蠢欲动。毛泽东说：

“这不是个小问题，那些地富分子有反攻倒算思想，就等着这一天。要教育群众提高警惕，还要警告地富分子，如果他们敢做坏事，将来群众会跟他们算账的。”

毛泽东还说：

“陕北根据地十几年没有战争，老百姓多少都有些太平观念，认为敌人不会来，加上敌对分子替国民党散布幻想，群众很容易上当。所以眼前要抓紧思想工作，认真备战，决不可有丝毫麻痹大意。备战做好了，就可以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眼前春暖了，干部要利用一切机会抓生产。敌人不可能在这里常住，敌人来了要转移，敌人走了就抓紧时间进行生产。只要有了粮食，就是打上几年也不怕。”

天快亮了，毛泽东和区委书记将村干部送出窑洞，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毛泽东休息了几个小时就起来了，阎长林问：

“主席睡得好不好？”

毛泽东说：

“一天走几十里路，比吃两片安眠药还顶事。”

毛泽东通过一路调查，发现陕北根据地群众中普遍存在着对战争的麻痹思想，部队快到高家塔了，他把区委书记叫了来，说：

“你现在立刻回去，告诉地委，把群众立刻发动起来，搞好坚壁清野，粮食财物都要妥善安排，确实做到家喻户晓才行。”

区委书记说：

“地委给我的任务是一路护送主席，介绍情况，把主席送到驻地再回去，现在任务没有完成，回去不好交代。我还是把主席送到再回去吧。”

毛泽东说：

“你回去地委不会责备你的。他们可能还没有发现问题，我现在发现了问题，你回去把这项工作做好了，敌人来了，群众就可以少受损失，这件事情重要。我没有关系，敌人没有来追，走到哪里都有群众，有吃的有住的就可以了。如果地委问你，你把我的意见告诉他们就是了。”

毛泽东待区委书记走了后，对阎长林说：

“陕北根据地的老乡没有经过战争，在和平的环境里体会不到战争的危害。区委书记回去，大概可以解决了。现在他回去了，他以前的任务就由你们担负起来，每到一地，都要详细了解情况，做好群众工作，把情况汇报给我。这件事我以后就不再交代了。”

阎长林知道毛泽东说了的事，是要马上办的，就告诉打前站的张林说：

“你要按照主席的吩咐去做，一安排好住处，就注意了解情况。”

1947年4月2日，毛泽东率部到达子洲县高家塔。

4月3日，部队离开高家塔，向子长县涧峪岔转移。这一带常有国民党军小股部队滋扰，毛泽东走了一段路程，听说徐业夫和文件驮子还在后边，就干脆不走了，让大家原地休息，一直等到驮子来了，才重新上路。他问卫士们：

“如果敌人向我们冲来，我们也走不了，你们首先一件事要干什么呢？”

卫士们争着说，与敌人拼命，保护主席脱险。毛泽东说：

“与敌人拼命，争取脱险，这都是对的。可我讲的是已经走不了啦，敌人要把我们活捉去，你们怎么办？”

朱劳士说：

“走不了也要拼，拼死几个不就赚了呗！”

毛泽东说：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话。我是指敌人冲上来，你们是先保护我呢，还是先保护徐秘书呢？”

徐业夫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负责保管文件。阎长林这才明白毛泽东的意思，是要在紧急情况下保护好机密文件，就说：

“我们有分工，真到那时，首先集中力量保护主席脱险，同时派人去保护拿文件的秘书。”

毛泽东加重语气说：

“我说的情况是已经走不了啦，你们光说脱险，你们就不能朝最坏处想想吗？”

石国瑞、朱劳士、孙振国仍然坚持他们的观点。毛泽东不说话了。马汉荣想了一会儿说：

“到了万分紧急的关头，一方面和敌人拼，一方面赶快和徐秘书一起把文件烧掉。”

毛泽东听了马汉荣的话，这才开腔说道：

“到那时我们拼也好，打也好，反正走不脱了，就要被敌人活捉。捉你们几个人没关系，捉了我还有能代替我的人，可是不能让敌人把我们的文件拿去了。这是关系胜负命运的问题，不得了哇！到那时保护我也没有用了，你们都被敌人绑住了，还怎么保护我呀！所以，到那时你们不要管我，先帮徐秘书烧文件，把文件烧了，就减少损失，光顾我，结果咱们都被捉去，文件也被人家拿去，多危险呀！”

毛泽东看卫士们还是想不通，就又说：

“我是要大家重视这个问题，思想上有个准备，不至于事到临头手忙脚乱，束手无策。大家的想法也有道理，先保护人，只要人在，丢点东西总比人被活捉强。我说的是在走不了的时候，就先烧文件，千万不能让敌人连人带文件都弄去。”

4月4日，毛泽东率部由涧峪岔转移到子长县石家湾。

4月5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横山县青阳岔。由于这里相对安全，昆仑纵队就暂住下来。

毛泽东在青阳岔抓紧时间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重要的文件（即《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的通知》）。由于春季气候变暖，毛泽东的皮肤过敏，手肿得利害，还起了水泡。江青找来黄树则大夫给他敷了药，包扎起来。毛泽东无法动手书写，只好口述，由江青执笔记录。

4月6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汤恩伯、王敬久、欧震3个兵团，共13个整编师计34个整编旅25.5万人，沿临沂至泰安一线，并肩向西北鲁中的新泰、蒙阴地区推进，对山东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企图聚歼华东野战军于沂蒙山区。

华东野战军实行高度机动回旋，力求调动国民党军，捕捉战机。

而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主力部队自3月25日在青化砭损兵折将后，一直到4月6日，走了200公里路，费时12天，求战不得，兵疲粮缺。如今由于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等部的攻击，晋南又告急，胡宗南部已经进退维谷了，被迫以第135旅留守瓦窑堡，主力南撤蟠龙、青化砭，进行休整补充。

4月6日这一天，彭德怀根据毛泽东为策应4纵在晋南作战，要拖住胡宗南部，不让其南下援晋的指示，命令各纵队和教导旅在延川县永坪地区追歼南下的整编第29军军部和整编第17师第12旅，但因各部之间协同不好，此战只杀伤国民党军600余人，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当胡宗南发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就在背后时，随即调驻清涧的整编第76师72团到瓦窑堡，接替第135旅的防务，令第135旅南下，和整编1军、整编29军等部共10个旅的兵力，南北夹攻，企图围歼西北野战兵团于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

4月8日下午5时，周恩来和社会部的汪东兴，从河东返回到了青阳岔。毛泽东见了汪东兴，问道：

“汪东兴啊，河东好呢还是河西好？叫你和我们一起在陕北和敌人斗争，你害怕不害怕打仗啊？”

汪东兴说：

“没有什么怕的，在什么地方打仗我都不怕，就是担心毛主席的安全问题。”

毛泽东说：

“这就是怕嘛。我就不怕。总是为我担心，没有必要。”

晚上，毛泽东召集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开会，叶子龙、汪东兴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主持会议，讨论前委机关的组织问题。他说：

“我们这支队伍，也是个小社会哩，行军打仗，吃饭睡觉，事情多得很，是不是成立了小政府，把这几百人组织好。”

会议决定对留下来的机关和警卫部队进行轻装整编，共编为4个大队：1大队包括参谋值班室、机要科、警卫科、行政处、卫生处、调查组和军委作战室；作战室由李涛负责，卫生处由黄树则负责。2大队负责情报工作，由胡备文负责。3大队包括电台、有线电话，担任通讯联络工作，由崔林负责。4大队为新华社，由范长江负责。

毛泽东对任弼时说：

“我看，你就兼任个头头，全盘考虑一下如何？”

自此，前委机关对外称为“3支队”，代号为“昆仑纵队”，由任弼时兼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叶子龙任参谋长，汪东兴任副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江青任政治协理员。

周恩来提议说：机关有了代号，我们也应有个代号，以便保密。毛泽东表示同意，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他说：

“我们一定能得胜，我叫李德胜。”

周恩来说：

“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叫胡必成。”

任弼时一时想不起来，就说：

“我叫什么呢？”

毛泽东说：

“你是支队司令，就取谐音叫史林。定一同志是政委，就叫郑位吧。”

此后，任弼时作为3支队司令员，担负着保卫毛泽东和中央前委的重任，纵队的衣食住行、安全警戒、敌情侦察，他都要一一过问。后来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任弼时身体很不好，患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常常带病工作。毛泽东总是劝他注意休息，嘱咐医务人员注意他的病情。吃饭时，毛泽东总是争着吃粗粮和榆树面糊，把细粮留给任弼时吃。有一次，急行军之前，卫士好不容易给毛泽东做了一盆面汤，毛泽东要卫士把面汤分成几份，要周恩来、任弼时等每人喝上一份。毛泽东一直看着任弼时喝完了，才高兴地端起碗喝。任弼时对毛泽东的吃住行更是精心照料，每到一地，他都亲自查看毛泽东住的窑洞，布置和检查岗哨。遇到紧急情况时，他总是先组织人员护卫毛泽东和周恩来，向安全地区转移，自己指挥部队警戒或阻击，确保毛泽东的安全。有时行军遇到暴风雨天气，任弼时就让战士们组成人墙挡风，扯开大衣挡雨，让毛泽东处理军务。此种情形容后细述。

且说4月9日，毛泽东向党内发出了《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的通知》（见《毛泽东选集》中《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的第2部分）。全文如下：

国民党为着挽救其垂死统治，除了采取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驱逐我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代表机关，宣布国共破裂等项步骤之外，又采取进攻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之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一项步骤。

国民党之所以采取这些步骤，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其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为着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

在上述情况下，中央决定：

一、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二、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

三、同时，为着工作上的便利，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它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以上3项，为上月所决定，业已分别实行。特此通知。

4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指示西北野战兵团继续在现地区同国民党军周旋；注意侦察其135旅动向，并准备乘该敌南下时在运动中歼灭之。

4月12日上午，毛泽东鉴于青阳岔是个集镇，处在绥德通往安塞、保安的大道上，来往行人很多，对保密极为不利，于是就率领昆仑纵队转移，下午便到了靖边县的王家湾。

王家湾位于陕西安塞县的北部，距县城60多公里，四周环山，树木葱笼。一条小河弯弯曲曲绕村而过。村中10多户人家，大多姓高。相传，明末农民起义领袖高闯王高迎祥兄妹，就出生在这里。

王家湾村子太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都住在贫农薛如宪老汉腾出来的有两个半房间的一孔大窑洞里。这窑洞又黑又破，还摆满了酸菜缸，站在院子里就闻到一股酸溜溜的味道。

毛泽东和江青住在里间，办公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周恩来、陆定一睡在外间迎门一方土炕上，周恩来办公是坐在一个木墩子上；这外间还是大家开会和讨论问题的地方。右边名为半间，其实只是一个小土炕，任弼时就在这里办公睡觉。大家吃饭、办公和休息都挤在一起，过上了集体生活。

阎长林看首长们这样挤，过意不去，就和薛如宪老汉商量再腾一个窑洞，让毛泽东和江青住。阎长林回去先和江青商量，江青知道薛老汉一家有3个媳妇，还有婆姨孩子一大群十几口人，挤在一个窑洞里，就说：

“你是一片好心，可就没有好好想想，他们那么多人住在一个窑洞里，时间一长闹出意见就不好了。就是不闹意见，主席也不会同意老乡再腾房子的。你来的时间不短了，还不知道主席吗？”

毛泽东正在西墙边坐在小凳子上看文件，阎长林朝他看了一眼，意思是要不要和毛泽东说说。江青看出了阎长林的意思，就说：

“我们现在住在一个窑洞里，互相之间可能受到些影响，但他们不会说什么的。在困难的条件下，照顾得过分了，他们反而会有意见。我们住在一起很好，不要让老乡再腾房子了。”

阎长林感觉江青的话很有道理，这才作罢。可房东的粮食、咸菜都放在毛泽东住的里间，薛老汉每天都要来拿粮拿菜，卫士们不放心，每次都要跟着一个人，说是帮助拿东西，实际上是在监视他。有一次，薛老汉又来拿菜，哨兵说：

“你拿一次吃几天不好吗？不要每天进去嘛！”

薛老汉和卫士们已经熟悉了，就笑着说：

“好后生，多些是好啊，可是没地方放。”

哨兵也开玩笑地说：

“你真麻烦！”

不料这句话被毛泽东听到了，他从里边出来，站在门口，严肃地说：

“不要这样说，人家的东西人家还不能随便拿吗？”

他向薛老汉招手说：

“来吧，来吧，你什么时候想拿就进来拿，我们住你的房子给你添麻烦了。”

陆定一递给薛老汉一支烟，薛老汉接了烟，进到里边拿一碗酸菜出来就走了。周恩来对卫士们说：

“你们工作灵活些嘛，我们都在这里办公，老乡进来拿东西你们就不要跟进来，他也不可能偷我们什么东西。”

王家湾离国民党占领的瓦窑堡只有35公里，所以这一带也难免会有国民党便衣特务活动。毛泽东工作之余出去散步，有时翻山，有时走石头路，为了适应行军生活，有时还要骑马。他若骑马一出去就是二三十里，身边只有一两个警卫员，和老百姓聊起天来，少则十几分钟，多则半个多小时。为此，大家一见他要出去，便提心吊胆。阎长林知道明着派人去护卫，毛泽东一定不同意，就暗地里派几个警卫员远远地走在毛泽东的前边。毛泽东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了，几个暗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阎长林便干脆派上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将周围的山头、路口都放上暗哨，可不久就被毛泽东发现了。他问阎长林：

“那边山上是不是你们的人呀？”

阎长林不好说假话，半晌才吐出两个字：“我怕……”

毛泽东说：

“怕什么呢？敌人目前不会到这里来的。武装来不了，便衣也不好来，我们有老百姓嘛！现在农活多忙，你们不多派几个人去生产，都跟着我做什么呢？我们要相信群众。敌人头上虽然没有写着‘反革命’几个字，可是群众心里是有底的。外地来的坏人，总瞒不住老百姓的眼睛，我们群众工作做好了，用不着我们动手，老乡就会把他捉起来。我们应该多做群众工作，只要我们认真做了这一点，群众就会永远跟我们在一起，做我们的铜墙铁壁，任凭刀山火海摆在眼前，也绝不会离开我们。”

毛泽东又问阎长林：

“你听说过我们机关的‘六多’么？”

阎长林说：

“老百姓说我们背盒子枪的多，骑马的多，电线多，妇女多，手电多，驮骡多。”

阎长林说的妇女是指电台报务员。毛泽东微笑着说：

“这是我们这支队伍的特点。可见老百姓是很有分析能力的，恐怕我们的同志还不知道这个特点呢。不过，我们要告诉群众，注意保密。如果敌人得到这样的信息，我们就会住不长了。”

停了一会儿，他又问阎长林：

“咱们今天打破常规，去个新地方，怎么样？”

阎长林想了想说：

“南沟去过了，东沟去过了，往西的山也爬过，只有往北顺着沟走了。”

于是，毛泽东就骑着马向北走去。这条沟是他们从青阳岔来时走过的，村子多，而且村子里都住着机关里的人。这条沟虽小却有树木，有流水，山清水秀，毛泽东说：

“这么好的地方，过去怎么没发现呀！”

说着，他便下了马，看看树木，又走到水边用那根木棍搅搅水，兴致极高。阎长林提醒他该回去了，他说：

“咱们再往里边走走，看还有什么好玩的。”

来到一个悬崖的下面，毛泽东下马到了一个不大的水塘边。这是由瀑布冲积而成的水塘。毛泽东突然被一种野菜吸引住了，他说：

“你们看，这是什么菜呀？”

石国瑞跑过去拔起两棵递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说：

“这个菜好呀，你们吃过没有？”

卫士们没吃过，都摇摇头。毛泽东说：

“这个菜南方有，来北方很少看到，在延安时种过，很好吃，拔一点回去，给我炒个菜。”

卫士们回到王家湾，将野菜交给高师傅，高师傅惊奇地说：

“这是好东西，在哪里找到的？”

阎长林说：

“这是主席发现的，他说这种菜好。”

“当然好了，长征时没有菜，就找这种菜吃。到延安后没有找到这种野菜，还托人弄了一点种子种过呢。”

“你多炒点，我们也尝尝什么味道。”阎长林见高师傅有点舍不得，又加了一句：“山沟里多的是，明天再去拔。”

高师傅说：

“早发现就好了，省得让主席吃苦菜了。”

吃饭的时候，高师傅端出来两盘野菜，毛泽东和江青一盘，卫士们一盘。毛泽东那一盘吃完了，他让高师傅再去炒一盘。后来，周恩来、任弼时的饭桌上都有了这种野菜。

自此，毛泽东在王家湾住了将近两个月，共计56天，他在这里部署了羊马河战役和蟠龙战役，还为中央起草文件和电报计有114件。

欲知毛泽东在王家湾如何部署羊马河战役和蟠龙战役，请接着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和阎长林谈话时说：“我们有老百姓嘛！现在农活多忙，你们不多派几个人去生产，都跟着我做什么呢？我们要相信群众。敌人头上虽然没有写着‘反革命’几个字，可是群众心里是有底的。外地来的坏人，总瞒不住老百姓的眼睛，我们群众工作做好了，用不着我们动手，老乡就会把他捉起来。我们应该多做群众工作，只要我们认真做了这一点，群众就会永远跟我们在一起，做我们的铜墙铁壁，任凭刀山火海摆在眼前，也绝不会离开我们。”这就是他的人民观，与一些视人民如草芥、骂人民为刁民的权贵比起来，是何等的鲜明啊！难怪毛泽东一生在人民群众中如鱼得水，无往而不胜！而那些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反动派，在群众面前则是色厉内荏，畏民如虎，一出行便是警车开道，护卫如云，何其心虚也！

第22章 1947年4月—

“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外：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话说1947年4月12日这一天，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向蟠龙和青化砭西北方向进犯。西北野战兵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以一部兵力阻击其进攻，以主力部队集结在子长县羊马河地区待机伏击孤军南下的第135旅。具体部署是：

第2纵队和教导旅与新编第4旅，分别埋伏在羊马河以北瓦窑堡至蟠龙大道东西两侧地区；由第1纵队节节抗击，诱其主力前进，并将其阻于青化砭和蟠龙地区，同时保障新编第4旅的侧翼安全。

4月13日，胡宗南因主力部队受到第1纵队的顽强抗击，误认为西北野战兵团军主力在蟠龙至瓦窑堡大道以西，遂急令第135旅迅速南下，向右翼整编第29军靠拢，并令其左翼整编第1军向西北方向猛进，包围西北野战兵团。

4月14日晨，国民党军第135旅沿瓦窑堡至蟠龙大道两侧高地南下，10时许与2纵担任诱敌任务的小部队接触，且战且进。

当135旅全部进入羊马河伏击圈时，西北野战兵团各路伏击部队迅速将其包围。135旅立即给胡宗南发报，报告其被围情况。胡宗南令其就地修筑工事，固守待援，把共军紧紧吸住；同时又命令董钊、刘戡率部急速回转，同共军决战。然而此时的董钊、刘戡所部，已经被第1纵队紧紧阻住，只有其后卫部队1个旅与135旅隔着一道山，却也被西北野战兵团第16团第2营坚决顶住了。苦苦等待主力接应的135旅，眼睁睁地把逃跑的机会错过了。

下午4时，羊马河伏击战结束，西北野战兵团伏击部队全歼135旅4700余人，生俘135旅代旅长麦宗禹、405团团长陈简、404团团长成耀煌。

4月15日，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兵团发去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见《毛泽东选集》）的电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缺粮，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敌3月31日到清涧不即北进，目的是让一条路给我走，敌西进瓦窑堡，是赶我向绥、米。现在因发现我军，故又折向瓦市以南以西，再向瓦市赶我北上。”

“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你们现在位于瓦市以东和以北地区，引敌向瓦市以北最为有利；然后可向敌廖昂（胡宗南部整编76师师长，后在10月11日清涧战斗中被活捉——笔者注）薄弱部分攻击，引敌向东；再后你们可折向安塞方面，引敌再向西。”“但你们在数日内即应令359旅（全部）完成向南袭击之准备，以便在一星期以后派其向南担任袭击延长延安之线以南、宜川洛川之线以北地区，断敌粮运。”

4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彭德怀、习仲勋并告朱德、刘少奇，各战略区负责人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习，并告朱刘，贺李，聂萧罗，林王，叶杨，刘邓，陈谢，滕薄王，陈饶粟谭，林高：

接彭习寒亥电，继寅有在青化砭歼灭31旅之后，卯寒又在瓦窑堡附近将敌135旅（属15师建制）全部歼灭。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6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望对将士传令嘉奖，并望通令全边区军民开会庆祝，鼓励民心士气，继续歼敌。

中央 卯删

羊马河战役结束后，胡宗南不顾其部队疲劳缺粮，急令整编第1军、第29军迅速东进，企图围歼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但当他们尚未到达瓦窑堡时，西北野战兵团主力部队已转移到瓦窑堡西北安定到清涧大道以南地区隐蔽待机了。

4月17日，胡宗南寻找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又扑了个空，后来在荒无人烟的地带爬山越岭数日，被拖得苦不堪言，只好撤到永坪和蟠龙进行休整补充。

4月20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新华社社论：《战局的转折点》，全文如下：

4月14日，我西北人民解放军获得大捷，胡宗南部整编15师135旅在瓦窑堡（安定县）附近被我军全部歼灭。此次歼灭战的干脆迅速，与上月25日青化砭（延安东北）歼灭31旅（缺一个团）之战一样，足称为模范的战例。

135旅的歼灭，标志着胡宗南从此走下坡路。

胡军以16个旅（初为14个旅，后增加两个旅）10余万人之大兵从洛川、宜川之线窜犯延安及陕北，至此刚一个月。这样的集中兵力进攻一地，是蒋军在此次内战中仅次于进攻临沂的一次，在其他地方尚未见过。侵占延安之后，胡宗南集中主力四处乱闯，进攻安塞时用9个旅，进攻延长、延川、清涧时用11个旅，进攻瓦窑堡时用9个旅，回窜青化砭蟠龙时为8个旅，胡军每次进攻，全军轻装，携带干粮，布成横直140里之方阵，只走山顶不走大路，天天行军，夜夜露营，每日前进二三十里。据俘虏讲：这是所谓国防部指导的新战术。这种战术，与国民党军队中另一派战术不同。另一派战术是被白崇禧、陈诚等认为保守的那种战术，主张携带重装集中驻扎，每日前进10里左右，即所谓“用兵宜正不宜奇，驻军宜聚不宜散，行军宜缓不宜急的战术”。这两种战术比较起来，所谓国防部新战术，是在形式上表现为比较更疯狂的战术，但在实际上却表现国民党的毫无出路，异常愚蠢与孤注一掷。胡宗南用的就是这种战术。又据俘虏讲：胡宗南又发明了所谓“钻隙战术”，遇到我军绕道而过，以求迅速。这实际上就是不打仗只走路的战术。这种战术除了表示胡宗南的懦怯而外，没有别的。

胡宗南应用这种战术其结果是怎样呢？现在所已经表现出来的是：第一、占领了一些地区之后，不能不分散兵力担任守备，因而其所能集中的兵力，就越来越小。到现在已由攻延安时的14个旅减为8个旅。第二、由于分散兵力，因而其薄弱之点就显露出来，被我军歼灭的机会就加多了。第三、因为人民反对，胡军所集中的主力像瞎子一样只能到处扑空，白天武装大游行、晚上几万人集中大露营。第四、由于粮食缺乏，将士疲劳，减员异常巨大。据俘虏供：胡军士兵每天只吃一顿稀饭，一顿干饭，有些队伍干脆饿饭。士兵离开队伍5里即被我游击队捉去。因为露营而病者极多，许多士兵乘机逃亡，一个月中连队中减员多者60%，少者百分之三十几。在这种情形之下，胡军士气以非常快的速度降低下去，其战斗力亦以同样速度降低下去。

在陕甘宁边区军民方面，情形就完全相反，游击战争很快地发展，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很快提高，军民团结很快增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法，很快被领会，因而愈战愈强。

135旅的全部被歼，说明所谓国防部新战术的破产，说明胡军战斗力的下降与西北人民解放军战斗力的上升，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胡宗南军就要走下坡路了。胡军的凶焰仅仅维持了一个月时间，从此就要下降了。胡军现在所能集中的主力只有8个旅，消灭了135旅之后，就连8个旅的集中也将难于维持。这样下去，不论胡军是继续其攻势或者转取守势，对于胡宗南都是死路一条！

135旅的全部歼灭，对于西北人民解放军则奠定了今后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同时又证明了西北人民解放军仅以自己现有的力量，就足以打败胡宗南。

西北战局的转折点，同时就是全国战局的转折点。在时间的顺序上说，胡宗南军是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牌。到今年3月，国民党三中全会上，蒋介石宣布“政治解决已经绝望”之时，蒋介石手里还可能组织十几个旅在一起的进攻力量，只剩下胡宗南这一支了。蒋介石于召集伪国大之后，又驱逐中共驻京沪渝代表人员，下令进攻延安，决心最后破裂；其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胡宗南这支军队身上。胡军窜抵延安之后，国民党所以那样兴高采烈，大吹大擂，把占领延安描述为好似反动势力从此得救，民主势力从此倒霉，就是这个道理。西北战局的转折点，意味着蒋介石全部希望的最后寄托，已经靠不住。而在人民解放军方面，西北战局的转折点，是在几个战场已经转入优势，另外几个战场将要转入优势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是说：全国战局将从此全面的起变化。可以预计：4月开始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成为攻势。蒋介石从此走下坡路，再没有什么本钱挽救其普遍全国战场的颓势了。今后事变的发展，将证明这个估计。而当全国人民了解了这种形势之后，当现在正在开展的同蒲路、平汉路、石家庄周围及东北、山东等地区的大胜利充分发展了之后，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崩溃，将会加速起来。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外：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继西北野战兵团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华东战场上也传来了捷报。

4月24日至26日，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等人指挥下，向国民党军左翼侧后据守泰安之整编第72师出击，一举攻克泰安城，歼灭整编第72师主力24000人，俘其师长杨文泉。

随后，华东野战军又插入敌后方，威胁其补给基地兖州。

再说西北野战兵团由于连续作战，兵员补充和后勤补充都很困难。彭德怀等人遵照毛泽东的部署，准备攻打胡宗南在陕北的战略补给基地蟠龙，夺取其物资储备。

蟠龙位于延安东北45公里，筑有坚固的防御阵地，且有较强的整编第167旅和1个地方武装团驻守。胡宗南的十几万大军，每一次大游行之后，都要回到这里补给。如果打下蟠龙，就断绝了国民党军的补给，无异于釜底抽薪。

此时的西北野战兵团在炮火方面大大加强了，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攻坚能力。可是现在要攻打蟠龙，就必须先把蟠龙外围的国民党军主力引走，使其孤立无援，然后才能下手。所以，能不能调动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就成了攻打蟠龙的关键问题。据此，西北野战兵团立即进行了声东击西的战术部署：

以359旅一部，加上从各主力旅抽调的1个排，配合绥德军分区部队和晋绥独立第5旅，伪装成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节节诱敌，沿着咸榆公路北进，沿途故意遗弃一些军用物资以迷惑敌人；同时派出南下支队，到延安以南破坏交通，断敌粮运。

以新4旅的两个营和当地群众在绥德、米脂以东黄河以南各渡口，集中了大批船只，摆出主力部队要东渡黄河的态势。为扩大敌人的错觉，新4旅的这两个营白天将部分人员送过黄河，晚间再接回来。

而以第1纵队、第2纵队、独4旅和新编第4旅各部主要兵力，做好攻歼蟠龙守军的准备；以第359旅主力在清涧以西监视并阻击可能从绥德、清涧回援之敌；以教导旅在青化砭以北，阻击青化砭地区可能北援之敌。

蒋介石和胡宗南果然上当了。蒋介石得到的情报说：“中共中央及西北共军主力在绥德附近集结，已开始陆续东渡黄河”。他信以为真，立即命令胡宗南集团迅速北上；命令驻守榆林的邓宝珊部南下配合，在佳县等地实行南北夹击，即使消灭不了西北共军主力也要把他们赶到黄河东岸去。

4月26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除了留下整编第1师第167旅（欠第500团）守备蟠龙外，其余9个旅全部北上绥德地区。

4月27日下午7时，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习仲勋等人致电毛泽东说：

“董、刘两军27日未时进抵瓦市，有犯绥德模样。蟠龙留167旅直及499团守备，似有粮弹未发完。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得手后再围歼甘谷驿、桥沟84旅之251团，并彻底破坏永延段公路。”

4月28日7时，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习仲勋等人，批准了这一作战计划，他在电文中说：

“27日酉时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

1947年5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研究决定：在中央工委成立中央外事组，由叶剑英任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下设研究、翻译、新闻3个处。成员有：乔冠华、黄华、钱其琛、宦乡、柯柏年、龚普生、龚澎、章汉夫、章文晋、徐永瑛等。

5月2日，胡宗南的主力9个旅被西北野战兵团诱到绥德。毛泽东电示彭德怀、习仲勋等人说：

“攻击蟠龙决心很对。如胜利，影响必大；即使不胜，也取得经验。”

5月2日深夜，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第1纵队、第2纵队、独4旅及新4旅，对蟠龙守军167旅主力发起攻击。

毛泽东、周恩来在距蟠龙十几公里的王家湾这个小村庄亲自指挥战斗。平时喜欢外出散步的毛泽东，此时也轻易不出窑洞，偶尔出来一次，也只是独步沉思。警卫人员猜测，一定又有大的战役行动了。

5月2日午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没有休息，聚在窑洞里开会。机要秘书拿着电报跑进跑出，气氛显得比平时紧张。不久，从王家湾东南方向突然传来隆隆的炮声。警卫战士一骨碌爬起来跑到院里。毛泽东披着补了又补的灰棉袄和周恩来、任弼时也快步走出窑洞。毛泽东问哨兵岳成帮：

“是炮响吗？”

岳成帮报告说：

“是炮响！已经响了一会了。”

毛泽东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说：

“胡宗南又该倒霉了，看他怎么办！”

他站在院里，仔细听了一阵，又和周恩来、任弼时回窑洞里去了。这一夜，窑洞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5月3日未时，彭德怀、习仲勋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报告说：今拂晓攻击蟠龙，敌将保安队守备第一线，我攻占一线后，天已大明，故停止攻击，共俘保安队600余人，我主力均已接近敌阵地，伤亡甚少。本日黄昏后决心再攻。

陕北蟠龙这块硬骨头尚未啃下来，华东战场上又骤然紧张起来了。

顾祝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指挥60个旅约45万人，采取集中兵力，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法，向山东解放区再次发起进攻，企图压迫华东野战军北渡黄河，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　

陈毅、粟裕在5月2日报告中央说：

“华东野战军攻泰安时期，敌继续向新泰、蒙阴山区猛攻，企图诱我出击，与我决战。华东野战军主动放弃新泰、蒙阴，主力进至临蒙公路以东地区，以一部攻宁阳，调动敌人（5军）向西使敌分散，主力东移，配合攻击进入蒙阴之敌。4月29日至30日夜，敌第83师约两个团兵力在青驼寺以南地区被我军歼灭。但未能及时施行对敌74师等部之攻击。”

5月3日，陈毅、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华东局并刘伯承、邓小平，报告说：

“蒙阴附近之敌较集中不好打，故改打新泰”，“拟以4个纵队攻歼进入新泰之第11师。”

这一天，陈毅、粟裕又报告中央军委说：

“因5军及85师已进至距离新泰以西一天路程，故放弃本夜歼新泰11师之计划。”“决定陈士榘率第1、第6两纵队南下鲁南，谭震林率第7纵队去华中，以调动敌人向后，同时集中5个纵队45个团（加上第10纵队，共50余个团）于山东基地，待机歼击前进我后方之敌。”

他们在电报中还说：

“蒋、陈以进攻山东为其战略要点，企图依靠黄河封锁，迫我东撤海滨，同时集中使用兵力，不轻易分散，自然增加我方许多困难。我们除尽力争取在山东基地击破敌人外，正考虑作更远的打算。”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刘伯承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陈谢，陈粟，并告彭习：

现在可以确定下列诸点：

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

二、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

三、刘邓军10万立即开始休整，巳东以前完毕，巳东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军受刘邓指挥。

四、陈谢主力（4个旅）在现地工作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顽，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

中央 辰支

此时已是中午时分，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习仲勋，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习：

一、江未电悉。俘敌600，甚慰。敌主力似在绥米地区有数天停留，至少一星期才能返抵蟠龙。我军如能在一星期内攻克蟠龙，即可保持主动。胡宗南已令张新率24旅一部（可能是一个团）增援，望注意。二、东北自卯初歼敌4个团后，敌之攻势已停，我正准备发动攻势。山东卯宥歼72师3个旅，现似准备新的有力战役，惟尚未接报告。刘邓已克汤阴。陈谢正攻运城。聂萧正攻正太线。

毛 4日午

5月4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陈毅、粟裕并告刘邓的指示电：　

陈粟，并告刘邓：

江日两电均悉。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你们后方移至胶东、渤海、胶济线以南广大地区均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莒县，陷于极端困境，然后歼击，并不为迟。惟一、要有极大忍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因此，请考虑1、6两纵是否暂缓南下为宜，因南下过早，敌可能惊退，尔后难于歼击。但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

军委 支亥

陈毅、粟裕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放弃以第7纵队南下苏北和第1纵队去鲁南的计划。命令已位于新泰以西的第6纵队就近南下至平邑以南地区，不再以牵制敌人为主要任务，不采取积极行动，隐伏于鲁南敌后待命。必要时即可作为一支奇兵使用。

5月4日夜12时，西北野战兵团发动的蟠龙战役终于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全歼守军第167旅（欠1个团）和陕西自卫军第3纵队共计6700余人，活捉有名将之称的敌167旅旅长李昆岗、副旅长涂建均；缴获山炮6门、夏季军服4万套，白面1.2万多袋，子弹100余万发，骡马1000多匹及药品无数。

蟠龙战役捷报传来，毛泽东让警卫员将帆布躺椅搬出窑洞，甩去披在身上的补丁灰上衣，只穿着细毛线衣，手夹一支烟，在帆布椅上一坐，沐浴着明媚的阳光，轻松地说：

“来，晒晒太阳，照张相。”

咔嚓，照相机快门闪过，毛泽东在王家湾留下了一张历史性的照片。

彭德怀让人给毛泽东送来了一些白面和腊肉；贺龙让人送来了一些细粮和菜。毛泽东派工作人员把这些东西都分到大伙房一部分，让大家一起改善生活。

蟠龙大捷后，西北野战兵团主力随即转至安塞休整。后来，胡宗南的主力于5月9日放弃绥德赶回救援时，蟠龙兵站基地早已变成了一座空堡。

至此，西北野战兵团按照毛泽东的决策和战术，牵着国民党军的鼻子一个劲地转悠，在转得他们晕头转向之际，3战3捷，歼其1.4万余人，为粉碎胡宗南的进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并告刘邓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并告刘邓：　

你们3日电4日收到，当即复电提出几点意见，谅已收到。今日收到你们2日电，得悉青驼寺歼敌3000，但因1纵远去宁阳，来不及集中兵力打74师等部，失一歼敌机会。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鉴于青驼寺教训，尤不宜分兵，不但1、6两纵不宜过早分出，即7纵亦似宜暂留滨海地区一个月左右，作为钳制之用，一个月后看情形再行南下。因此，五六两月你们除以7纵位于滨海外，其余全部似宜集中莱芜、沂水地区休整待机，待敌前进或发生别的变化，然后相机歼击。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例如调动敌人，可能被调动，亦可能不被调动，可能大部被调动，亦可能只有小部被调动。凡在局势未定之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此次你们一意对付西面之敌，没有料到汤兵团主力北上，没有事先准备集中最大兵力于适当位置，可以打由西向东之5军、11师等部，亦可打由南向北之74师等部。青驼寺作战时，已来不及集中兵力，但失去一次时机并不要紧。当着不好打之时，避开敌方挑衅，忍耐待机，这是很对的。又在泰安大胜，敌人深入恐慌日增之际，故估计五六两月内，可能给我歼敌机会。即使没有机会，只要敌主力进至泰安、莱芜、沂水之线，最好让其进至淄博地区，你们则退至淄博之线或淄博以北，装作向河北退走模样，使敌发生错觉。我主力距敌要远一点，不要守阵地，对敌正面侧面后面一枪不打，让敌放心前进，又使敌完全不知我主力所在，当此时机好打则打之，不好打则以主力转入敌后，局势必起变化。此次胡宗南以31个旅攻入只有人口150万之陕甘宁边区，集中11个旅，有时10个旅，有时9个旅成一横直四五十里之方阵，使我无歼击之机会，我们即以上述方法对付之。对集中之敌置之不理（此次敌9个半旅入绥德，我们一枪不打），而集中全力打敌后路，使敌完全陷入被动地位，可作你们参考。所不同的山东地区较狭，你们兵力甚大，转动不易，自应因地制宜，一切望按情况决定。

军委 辰鱼

5月6日下午，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陈毅、粟裕，并告刘邓的指示电：

陈粟，并告刘邓：　

4日一短电，今（6）日一长电，谅达。为扫清后方及引敌深入之目的，请考虑以有力部队攻击昌乐、潍县之敌，估计此种行动可能引起几种情况：一、蒙阴、新泰之敌深入昌潍地区增援，如好打则以主力各个歼灭增援之敌，然后攻克昌、潍；二、如不好打，则我以相当力量拒止援敌于昌、潍以南，以利攻克昌、潍；三、既不能拒止援敌，又不能攻克昌、潍，则将攻昌、潍行动改为佯攻，引诱援敌深入，以利我主力转入敌后行动；四、如敌不敢增援，则我有充分时间攻克昌、潍，达到扫清后路之目的。是否可行，盼告。

军委 鱼申

5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的指示电，他写道：

“据你们野参微辰（5日上午——笔者注）转来顾祝同命令，敌第1兵团主力将向沂水进攻，因此，只要你们不性急，不分兵，不去扰敌后路，让他放手前进，你们则集中主力距敌较远地点（不要天天接触），必能找到歼敌机会。昨电打昌、潍之提议暂缓执行。目前关键是全力解决粮食问题，在现地坚持八九个月,必能击破蒋军。”

5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的指示电：

刘邓，陈粟：

为着于6、7两月内击破顾祝同系统第一线兵力（位于泰安、新泰、蒙阴、临沂之线约30个旅）之目的：

一、刘邓军仍按中央辰支电争取于巳东前休整完毕，巳灰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为着在该区长期立脚，全军应有充分的政治动员（使每个人明白政治任务，提倡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及干部、经费等项的充分准备。对中央二一时局与任务指示（即本传前面所说的毛泽东1947年2月1日起草的党内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笔者注）应作普遍传达。

二、陈粟军在巳灰以前应集结全力（27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巳灰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谭率7纵亦似于巳灰以后向苏中出动为宜。

军委 辰齐

5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等并告朱刘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刘邓，彭习并告朱刘：　

一、从实施黄河堵口复故计划之时起，蒋介石一贯方针，第一步驱我至黄河以北，第二步于黄河以北歼灭我军。

二、2月间刘邓渡河休整，蒋认为已经驱逐，再难飞渡，故敢将王敬久军用于山东。

三、很长时间开放泰安缺口，让陈粟由此北渡，陈粟不听，且歼李仙洲，蒋乃开放胶济，封锁泰安，压陈粟北撤西转。今后方针必以第一线各部（5军、11师、74师、83师、25师、65师、7师、48师等）向胶济线前进。如陈粟放手让路，敌必误认为不敢恋战，可达驱逐目的。

四、胡宗南此次进攻，亦是企图将我驱至河东，寅世占清涧故意不去绥德，让一条路给我走，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卯宥起才令董钊率8个半旅北上，辰冬到绥德，认为可以驱我渡河。辰微我克蟠龙，彼始惊悉我在延安附近，令董钊迅速南撤，绥德不留一兵，仍然开放着。由此证明，胡军目的完全不是所谓打通咸榆公路，而是驱我过河。

五、待陈粟击破顾祝同第一线，刘邓渡河向南，彭习向陇东、关中进军，蒋将发现他的迷梦归于破产。

军委 辰真

5月11日这一天，在华东战场上，顾祝同下令各部“跟踪进剿”。第1兵团司令汤恩伯变更稳扎稳打的战法，不待各兵团统一行动，即兵分3路，以整编第74师为中路，整编第25、第83师左右两翼配合，自蒙阴东南的垛庄东西地区北犯。并以第65师保障第25师翼侧；第7军和第48师保障第83师翼侧。同时，王敬久兵团之第5军，欧震兵团之第11师等部，亦已由莱芜、新泰出动东犯。

5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

野参真（11日——笔者注）辰电悉。敌5军、11师、74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

军委 辰文

陈毅、粟裕等全面分析敌我态势后，决定在蒙阴以东、坦埠以南地区，集中华东野战军优势兵力，以中央突破的方式，出其不意地迅速打掉国民党自翊为“五大主力”之一的美械装备“王牌”部队整编第74师。其具体部署为：

以第4、第9纵队在坦埠正面阻击敌人；以第1、第8纵队分别楔入第74师与左右邻之间，割断该师与第25、第83师的联系；以第6纵队由铜石以南星夜兼程东进，抢占垛庄，切断第74师的退路，然后5个主力纵队共同围歼该师。

5月12日亥时（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給起草给陈毅、粟裕指示电，他写道：

“一、中央社息，5军占莱芜，有向博及进模样。二、你们应集中主力，待敌进至适当地点，不失时机发起歼击，首先解决一两个师。三、根据陕北经验，敌增援能力不大，如有四五十里间隔，以有力一部筑工抗击，可使敌强大援军根本不能增援。”

陈毅看罢电报，高兴地说：

“毛主席真是明察秋毫，用兵如神，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个指示非常及时，十分英明。”

5月13日上午,华东野战军发出孟良崮战役政治鼓动口号：“歼灭蒋顽74师！”“活捉张灵甫！”　

5月13日傍晚，陈毅、粟裕致电中央并刘邓，报告围歼敌74师的决心和计划：

“一、74师11日开始向坦埠进攻，83师在青驼以北跟进，25师在蒙阴东南为其左翼部队，桂顽则在临沂东北汤头、葛沟。二、我们今晚集结1、4与8、9纵向74师出击，于明晨完成包围。战斗约需两三天，待歼灭74师后再视机扩张战果。”

5月14日上午，西北野战兵团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庆祝蟠龙战役的胜利和西北战局的扭转。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向全体指战员祝贺，他还在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仍旧留在陕北！”

“毛主席还在陕北！”这个消息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鼓舞，人们兴奋得欢呼着，跳跃着，把帽子丢上了半空。

这天下午，天气很热，毛泽东和从真武洞回来的周恩来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陆定一将干电池收音机放在一只翻过来的木盆上，调好了音量，里面传出了一位女播音员的声音，她正在播送新华社广播电台关于蟠龙大捷和真武洞祝捷大会的消息和评论。女播音员说到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内战的时候声音冰冷，说到真武洞狂欢祝捷的时候热情洋溢，说到“毛主席”的时候则充满感情。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义正词严，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鼓舞人心，真是爱憎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

此时，房东薛如宪老汉光着膀子，乐呵呵地跑来了。毛泽东高兴地跟他打招呼，搬凳子让座。老汉从没有见过收音机，一见这方盒子里会说话，惊奇得不得了。他半弯着腰，双手按着膝盖，左看右看，半晌才说：

“这是啥东西，里面有人？”

众人轰然大笑。毛泽东说：

“你们不要笑，知道这个原理的话，给老人家讲一讲嘛。”

毛泽东见大家都不开口，就递给薛老汉一支烟，让薛老汉坐下，给他讲收音机的原理。毛泽东从山谷里的回声，讲到空气的震动，又归结到收音机的构造，说得既形象具体又通俗易懂。老汉高兴地说：

“哎呀，这里真有大学问，今天我可开了眼长了见识了！要不在半道上绊个跟斗，拾这么个玩意回来，还兴许叫我砸了烧火哩！”

一席话又引起大家一阵哄笑，毛泽东也笑了，他说：

“好了，你以后拾到这个东西，可别砸了烧火。”

老汉很认真地说：

“不能烧不能烧，我还要留着听毛主席说话哩。”

老汉至今还不知道他面前的李德胜，就是他所说的毛主席。此刻，收音机里广播员以高昂的音调报告了说：

“毛主席还在陕北！”

薛老汉一听高兴得叫起来：

“毛主席还在陕北啊！”

后来，他逢人便说：

“你们知道吗？毛主席还在陕北，不打败胡儿子他是不走的。”

5月14日这一天，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向第74师发动全线攻击，将其四面包围于孟良崮及其以北的狭小地域内。

5月14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并告刘邓的指示电：　

陈粟并告刘邓：

元酉电悉。以1、4、8、9纵歼击74师极为正确。该敌歼灭后，你们应集中尚未使用之各纵（2、3、6、7、10，除小部用于钳制外），乘胜歼击83师及25师，收复蒙阴、青驼之线，实现中间突破。为此目的，使用于钳制东西两面敌人（5军、11师、7师等）之兵力，不应超过一个纵队，或仅以地方部队钳制之，而集中在你们手里直接使用于坦埠附近地区者，至少要有8个纵队。总之，集中一切力量打破一路，则全局好转。

军委 辰寒亥

毛泽东发完这份电报，已是午夜时分，因陈毅正率部在行军途中，未能及时接到。毛泽东彻夜不眠，等候回音。直到陈毅回电说，已经收到中央军委的电报，他才准备去睡觉，放心地说：

“陈毅这个同志，只要接到命令，没有不全力执行的。”

5月15日拂晓，华东野战军王必成第6纵队在第1纵队的协助下，攻占梁庄；王建安率领的第8纵队攻占了万泉山。至此，3个纵队打通了联系，最后封闭了对第74师的合围口，同时也构成了阻击国民党军第25、第83师的防线。

蒋介石闻报又惊又气，差一点没晕过去，蒋经国赶紧将父亲扶到椅子旁坐下，问道：

“父亲，您没事吧？”

蒋介石闭着眼睛，摆摆手。蒋经国倒了一杯白开水，放在父亲面前。

“经国，”蒋介石说：“给顾祝同发报。”

蒋经国赶紧拿过纸和笔，说：“父亲，您说吧，我记录。”

蒋介石缓缓地说道：

顾司令祝同兄并恩伯、灵甫兄勋鉴：

今已得知灵甫之74师被困孟良崮，甚惊，又甚喜。其惊之因是灵甫被困，随时都有危险发生。其喜之因是灵甫给我军寻找了一个歼共军陈、粟部于孟良崮的大好机会。因为我74师战斗力强，装备精良，且处在有利地形。再之，有恩伯、敬久、欧震3兄兵团大军云集，这是我国军同陈、粟决战的好机会。现令74师灵甫部坚守阵地，吸引共军主力，再调10个师之兵力增援74师，以图里应外合，中心开花，夹击共军决战一场，歼陈、粟大部或一部之兵力，一举改变华东战局。总之，一切均仰仗于诸位精诚团结，协同作战，为党国之大业献身出力，乃千秋殊荣也。

顺颂戎祉！

中正

不久，张灵甫复电蒋介石说：

“我74师坚守孟良崮，固若金汤。望校长放心，灵甫决心固守孟良崮，吸引共军。但希望新泰之第11师、蒙阴之65师、桃墟之第25师、青驼寺之第83师、河阳之第7军和第48师、莱芜之第5军、鲁南之第64师、第20师以及楼德之第9师迅速向我增援，以构成内外夹击，与共军决战。我师建制完整，又处于战役中心，只要空投弹药及粮食、饮水，及时供足，外援友军及时效力，精诚参战，此时歼陈、粟大部可成定局，我国军必胜。否则，学生将以身殉国，杀身成仁，报校长多年之教诲。学生，灵甫叩呈。”

蒋介石看到张灵甫的回电，激动地说：

“这个张灵甫，真是我的好学生！”

此时，转战在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也密切关注着孟良崮战役。周恩来对毛泽东说：

“孟良崮战役已经打了2天了，一直就这么相持不下，这样下去，战役的情况转移是可能发生的。”

任弼时也不无担忧地说：

“陈老总的胃口太大了，这样撑下去是不行的。”

毛泽东说：

“我看，让华野先打掉74师，挫伤蒋介石的元气再说。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陈、粟发报吧。”

5月15日上午9点30分，中央军委致电陈毅、粟裕、谭震林说：

“孟良崮一役，应迅速解决，不要贪多。首先歼灭整74师，然后再寻找战机。”

陈毅、粟裕、谭震林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后，彼此交换了意见，马上向各纵队下达了作战命令，命令中说：

“党中央和毛主席来了指示，说不要贪多，首先歼灭张灵甫的整74师，然后再寻战机。现在敌人的10个整编师已经围在我军四周，先后打响。当前你们各纵队的主要任务是把张灵甫的整74师这个轴心敲掉，这样，敌人就没有巴望了，我军也就免得两面作战了。如果拖延下去，情况的逆转是可以预料的。因此，我担任主攻任务的各部队一定要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牺牲、不怕疲劳的作风，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孟良崮拿下来，要坚决、干净、彻底、全部地消灭74师。”

陈毅又拿起电话，要通了1纵叶飞、4纵陶勇、6纵王必成、8纵王建安、9纵许世友，他连珠炮般地吼道：

“国民党蒋介石和我们拼死决战，把我们反包围了，情况十分严重。现在成败在此一举，要不惜一切代价吃掉张灵甫和74师，拿下孟良崮。你们打掉1千，我给你们补充1千，打掉2千，给你们补充2千；全部打光了，我再恢复你们的番号。谁攻上孟良崮谁就是英雄。现在是只有冲锋，后退就是死亡。”

粟裕从陈毅手中接过电话，补充说：

“不要怕敌人的飞机和地面援兵，我们有困难，敌人更困难，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有丝毫动摇！”

5月16日凌晨1时，粟裕命令各部队所有的炮火一齐向孟良崮实施猛烈轰击！293发炮弹只有12发没有命中目标。华东野战军主攻各部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发起总攻。

王必成6纵的预备队特务团在副团长何凤山和政委叶松盛率领下攻上了山头。叶松盛带1个加强营，歼灭了第74师1个团后，最先登上孟良崮，直捣张灵甫的指挥所。3连战士首先冲入张灵甫指挥部洞口，一阵猛烈扫射，张灵甫被汤姆枪子弹击中后脑，副师长蔡仁杰和58旅旅长卢醒等高级将领一并被击毙。

主战场的枪炮声渐渐平息下来了，一名参谋拿着向中央报捷的电报稿，请粟裕签字，粟裕连连摆手，说：

“命令各部队重新报战果，对歼俘敌人的数字，要力求准确无误。命令各部队必须继续搜查，不可放松警惕，特别是一些比较隐蔽的山沟里，要仔细搜查，没有命令，不准停止。”

粟裕见周围的人不理解，又说：

“我把歼俘敌人的数字作了反复统计核对，发现还差7000人左右。7000人不是个小数目，不可掉以轻心。”

后来，华东野战军一部果然在一条山沟里发现了正准备突围的这批国民党军部队，当即被其全部歼俘。陈毅知道了这回事，立即给粟裕打电话说：

“老伙计，这个仗你硬是越打越神了！我在电话里向全体指战员祝酒致贺！”

5月16日下午5时，华东野战军全歼蒋介石的5大主力之一的王牌整编第74师及整编第83师的1个团，共计32000余人，其中毙伤13000多人，俘虏19000多人。解放军方面损失了12000多人，其中牺牲6000余人。

后来在5月25日，新华社报道：我军在孟良崮战役击毙整编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等。同一天，《人民日报》在配发的记者纪实报道中写道：“蒋介石嫡系精锐主力军第一个美械师74师师长张灵甫，已为人民解放军手中的美国武器击毙。”“尸首查出后，经被俘之该师辎重团上校团长黄政、58旅172团上校团长雷励群及张灵甫之侍从秘书张光第等人前往辨认，确证张氏后脑被汤姆枪弹炸烂，血与脑浆均已干涸。……人民解放军已备棺代为埋葬，以待张氏家属前来领柩回籍。”

在5月30日，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在给“军委，刘邓”的电报中写道：

军委，刘邓：

一、据最后检查证实，74师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58旅旅长卢醒，确于16号下午2时解决战斗时，被我6纵特团副团长何凤山当场所击毙。当特团何副团长走近张灵甫等藏身之石洞，据师部副官出面介绍为张灵甫等人，现尚在俘官处可证。

二、另查出51旅旅长陈传钧、副旅长皮宣猷、57旅旅长陈嘘云、参谋长魏振钺、副参谋长李运良、58旅副旅长贺翔章、师新闻处副处长赵建功，均被俘，现在野战俘官处生活。

陈粟谭榘 30日

蒋介石得到74师被歼的消息，气急败坏地说：

“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众所陷害。”“孟良崮的失败，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真是空前大损失，不能不令人哀痛。”

王耀武也哭着说：

“74师之失，有如丧父之痛。”

蒋介石为了嘉奖张灵甫，在南京风景区玄武湖建立纪念74师的纪念碑，并把一艘炮舰改为“灵甫号”。同时，他将第1兵团司令汤恩伯撤职，处分了25师师长黄百韬；将83师师长李天霞交军事法庭审判。后来，李天霞花了几十根金条才得以解脱。

黄百韬，又名黄伯韬，字焕然，广东梅县人，初在江苏省防部队任排长、连长，后被奉系军阀俘虏，先后追随孙传芳、张宗昌，与国民革命军作战，升任旅长。张宗昌被蒋介石消灭后，他又投靠蒋介石，由团长、旅长升任第41师师长。到了抗战时期，在陆军大学毕业后，他先后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冀察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军事委员会高参、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1943年4月，黄百韬晋升中将，10月调任有川军、中央军、西北军背景的杂牌军第25军军长。抗战胜利后，第25军被编为整编第25师，黄百韬任师长。

且说孟良崮战役结束后，粟裕就如何处理张灵甫的尸体，打电话对第6纵队政治部主任皮定均说：战死沙场的将军，应该得到一个军人的荣誉。皮定均按照粟裕的指示，派人花了400银元给张灵甫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还要给他穿上新军装。因为找不到国民党军的将军服，只好给他穿了一套解放军的服装，并且把他的脸也洗得干干净净的。

被第6纵队俘虏的1个少将旅长和8个上校，要求最后看一眼他们的师长。政治部副主任谢胜坤向皮定均请示，皮定均同意了。皮定均、谢胜坤和战士们押着这9个将校来到了张灵甫尸体前，9人围成半月形跪下，全部哭了，哭了一会儿，收住泪站了起来。皮定均、谢胜坤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待他们站定，皮定均说：

“这就是你们师长的下场。他执行蒋介石命令，积极打内战，说要3个月内消灭共产党。他一路追着我们，从淮阴到涟水，从涟水到山东。结果被消灭的不是我们，是74师，是张灵甫本人。你们师长如此下场，是什么原因？你们认真考虑一下吧。”

5月2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高岗并告朱德、刘少奇，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高并告朱刘：

高卯号电，林辰巧、辰皓两电均悉。出师顺利，甚慰。东北在你们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设了一支强有力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目前你们以8个师南进，希望能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于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13军、92军等部，发动群众，扩大军队。该两区共有人口1500万，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沈、平、津4城必不可少之条件。夺取两路4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关内方面，我苏鲁军负担最大，在他们面前，集中了32个整编师85个旅（包括被歼者在内），直至此次歼灭74师，才使敌人进攻发生了困难，今后再歼二三个师（军），即可转入全面反攻。我刘邓军现攻安阳，6月间可以10万人渡黄河向中原前进。我彭习军（只有6个不充实的旅）对付胡宗南31个旅的进攻，两个月作战业将胡军锐气顿挫，再有几个月必能大量歼敌，开展局面。陈赓部4个旅拟使用于西北。聂萧罗军上月正太作战歼敌3万余，缴枪15000以上，现须休息半月，约下月中旬拟打津沧线，配合你们作战。总观全局，目前大部分地区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二个胜仗，即可转入全面反攻。

毛泽东 辰号

5月21日，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西进陇东，攻击突然袭击陇东地区的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两部；同时调动胡宗南军。

5月22日，新华社就孟良崮战役发表评述说：

“华东人民解放军和华东解放区的人民，在全国人民的爱国自卫战争中，担负的任务最严重，得到的成就也就最荣耀。”

5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榘，张饶邓黎，并告刘邓：

哿电悉。歼灭74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5月起），6、7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下一步行动方针有二：

一、休整若干天后即执行你们哿电办法，以3个纵队攻潍县，以6个纵队打援兵（6、7两纵均留北面不分散很对）。

二、将攻潍计划再行推迟（已经推迟一次，打了74师，甚为正确），考虑先打5军。该军现驻莱芜、颜庄两地，比较孤立，但不知其工事坚固程度如何？你们对打该军把握如何？我军钳制11师等部，使之不能增援，把握如何？望你们从长考虑，分析利害电告。如能先歼5军（或该军一二个师）及其他数部，然后再打昌、潍，则利益甚大。因我打昌、潍，敌必增援（这是必然的），时间愈早，则援敌愈大，我军打援愈难；时间愈迟（即在正面多歼几部敌军之后），则援敌愈小，我军打援愈易。故应把打潍当作一种争取我军主动、使敌陷入被动之重要手段，尽可能不要过早使用。只有在正面已绝无作战机会之时，才采取打潍步骤。如何，盼复。

军委 辰养

欲知毛泽东的战略目的能否实现，且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例如调动敌人，可能被调动，亦可能不被调动，可能大部被调动，亦可能只有小部被调动。凡在局势未定之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毛公战法，妙之极矣！

第23章 1947年5月—

“胡宗南想让我们向东走，我们偏偏往西行。天下的路多得很，他走他的大川，我走我的沙漠，谁消灭谁咱们走着瞧！”

话说1947年5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重要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见《毛泽东选集》）。评论中说：

“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

蒋介石卖国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曾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蒋介石的军队，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打了败仗。从去年7月到现在共计11个月中，仅就其正规军来说，即已被歼灭约90个旅。不但去年占长春、占承德、占张家口、占菏泽、占淮阴、占安东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没有了，就是今年占临沂、占延安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也没有了。蒋介石、陈诚曾经错误地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法，以为退却就是胆怯，放弃若干城市就是失败，妄想在3个月或6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但在10个月之后，蒋介石全部进犯军已经陷入绝境，被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所重重包围，想要逃脱，已很困难。”

“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5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复电蔡畅、王稼祥，告诉他们说：

“已联络苏联方面，允许贺子珍回国，请你们对贺子珍母女加以照顾。”

原来，毛泽东曾经委托在苏联的蔡畅、王稼祥和朱仲丽夫妇，设法寻找贺子珍母女的下落。蔡畅、王稼祥从朱德的女儿朱敏口中得知，贺子珍被苏联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强迫住进了远离莫斯科的伊万诺夫城一家精神病院里。王稼祥立即与苏方交涉，要求让贺子珍到莫斯科诊治。可是苏方却不予配合，他们在一周后通过联络员给予答复说：

“经过上级考虑，贺子珍同志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不便来莫斯科。你们的请求没有获得预期结果，很抱歉。”

王稼祥随即与苏方磋商，提出让朱仲丽以医生身份去察看一下贺子珍的病情，结果也被苏方拒绝了。王稼祥严肃地用流利的俄语对苏方联络员说：

“请你们以我们的名义，再次向有关领导提出，我们有权利代表我们的党，看望自己的老同志贺子珍。如果她确实病情严重，我们将向国内请示，是否将她继续留在苏联治疗，或是将她接回祖国，我们已经解放了哈尔滨等大中城市，那里有较好的医疗条件，完全可以让她得到较好的治疗。如果她病情不重甚至没病，你们就更没有理由把她长期关在疯人院内！请你们的上级重新考虑我们的郑重要求。”

这样，苏方才不得不把贺子珍送到莫斯科，结束了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朱仲丽回忆说：“我们第一次见到贺子珍同志是在共产国际大厦旅馆。那天，我们细心地打量着站在面前的贺子珍。她身材消瘦，戴着一顶法国式的圆形无边帽，遮盖着那被剃光了头部（苏联的精神病院有一条规定，所有患者不分男女都要剃光头）。上身穿着黑灰色薄呢子西装短衣，下面穿着一条黑裙子，一双半高跟的圆头皮鞋。令我们稍感安慰的是，贺子珍虽然经历了如此巨大的悲痛，受到如此严重的磨难，但她的容貌依然如初，神态安祥沉着。见到我们后，她有着说不出的喜悦和高兴，稍事停顿，便激动地说：‘你们好！我几年没怎么说话了，中国话更是没机会说，现在说起话来，口齿都不顺。’”

贺子珍向蔡畅和王稼祥夫妇诉说了她的痛苦经历：自从失去小儿子后，她便陷入了极度苦闷之中，形成了抑郁症状。娇娇到苏联后，生了一场病，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工作的贺子珍不得不全力照顾娇娇。儿童院院长要贺子珍上班，贺子珍就和院长发生了争吵，院长斥骂她说：“我把你关到疯人院去！”结果还真的把她关到了如同监狱的疯人院里。

王稼祥看着贺子珍如此模样，强忍着心中的震颤，问道：

“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贺子珍脱口而出：

“回国去！”

王稼祥把贺子珍母女安顿好以后，对蔡畅和朱仲丽说：

“我们必须把贺大姐带回祖国，无论是出于一个革命战友的阶级感情，还是考虑到她和孩子的境遇，必然关联到毛泽东同志，我们有责任为中央处理好这件事！”

蔡畅、朱仲丽都表示完全同意王稼祥的意见。王稼祥马上向苏方正式提出：贺子珍不宜再回精神病院，应该暂时留在莫斯科，等待国内指示，决定她的去留问题。她的女儿当然要留在自己的母亲身边，并随同母亲去留。接着，蔡畅、王稼祥夫妇很快就把此事如实电告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理。于是就有了毛泽东5月30日的复电。

1947年6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邓并告陈粟及朱刘的指示电：

“一、同意本月刘邓野战军全军休整，渡河时间推迟至月底。二、在此期间，望令老黄河以北各区之部队，亦以主力从事休整，以期下月配合作战更为有力。三、主力南进须做长期打算，望做政治上、物质上之各种准备工作。”

6月7日，胡宗南因为连遭惨败，恼羞成怒，决定派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4个半旅，沿延河北上，从延安、安塞县经蟠龙镇、龙安镇向靖边县王家湾一带扑来。此时，开往陇东分区庆阳、环县一带的西北野战兵团离王家湾有七八百里，毛泽东身边的警卫部队只有300多人，且都是短武器，情势十分危急。

6月8日午饭后，周恩来快步进了毛泽东住的窑洞，他后边跟着任弼时。毛泽东知道周恩来一直守在电台旁，现在和任弼时一块来，定有情况，就问道：

“有什么情况？”

“刘戡的4个半旅扑来了。”

“唔，在什么位置？”毛泽东走到放着地图的桌前，拿起地图看了一下，说：“胡宗南想赶我去陇东。也好，二万五千里长征，大河，草地，雪山都经过了，就是没有走过沙漠，正好，我们去看看风情，看看边疆。”

任弼时看毛泽东说得那么轻松，有点着急，就说：

“目前我们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是，摆脱刘戡4个半旅的追击。”

“刘戡？”毛泽东淡淡一笑，说：“搂草打兔子，捎带着就把他给收拾了。”

任弼时认真地说：

“他是黄埔生，蒋介石的嫡系。”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看兵先看将，看孩先看娘’。黄埔，嫡系，有这两条就不值得正眼看。”

说罢，他将陕北地图放在桌上，兀自休息去了。

自从胡宗南进攻延安以来，毛泽东很少能有规律地休息，所以在他休息时，大家就自觉地把窑洞周围当做禁区，谁都希望他能多休息一会儿。此时，陆定一来见周恩来和任弼时，报告说：

“董钊的人马也来了。”

这就意味着胡宗南的六七个整编旅从东边、南边都压过来了。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商议决定，分头通知王家湾的群众坚壁清野，向山里疏散；昆仑纵队各大队掩护群众撤退，除了必须携带的东西，其它物品就地掩埋，于下午6时开始向王家湾以东的青阳岔、石湾方向转移。

这天下午，毛泽东一起床，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即来见他。周恩来说：

“王家湾待不住了。”

毛泽东说：

“说说吧，他是怎么个来头？离这里有多远？”

“在镰刀湾和李家岔一带，距这里20里地。”

接着，周恩来把任弼时他们3人议定向东转移的部署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果断地说：

“我们不能向东转移，敌人就是想把我们向东赶，妄图在东面的大川设下圈套，把我们赶进去，然后前后夹击消灭我们，消灭不了就把我们赶过黄河，我们不能上当。敌人的企图无非有3个：第一，要把我们消灭在这里；第二，要把我们赶过黄河；第三，要把我们赶到沙漠里去饿死。但是我们坚决不让敌人消灭，也坚决不过黄河，我们一定要在陕北坚持下去，拖也要把胡宗南拖垮。敌人往东来，我们向西去，敌人向北，我们就向南走；敌来我走，敌人走了我们就住下来。

现在我们要向西转移，向靖边城内马鸿逵的部队靠拢。胡宗南打算利用马鸿逵的部队配合刘戡合击我们，但马军听不听胡宗南的指挥还很难说。我们避开刘戡，利用马鸿逵的地方主义，走一段沙漠路。胡宗南想让我们向东走，我们偏偏往西行。天下的路多得很，他走他的大川，我走我的沙漠，谁消灭谁，咱们走着瞧！”

周恩来听毛泽东这么一分析，就说：

“好，我们只能边走边看，现在我们先向靖边方向走。”

任弼时对陆定一说：

“我们马上去布置。”

说罢，他又派罗青长骑马去把支队各大队人员追回来，改向西走。布置已毕，众人来催毛泽东出发，周恩来说：

“敌人离王家湾不远了，请主席收拾一下，准备马上出发。”

毛泽东笑着说：

“不要慌，还没有看到敌人呢！我走过雪山，走过草地，就是没有走过沙漠，我要看到敌人才走呢！不要着急，我们总是不会按照敌人的设想行事的，他想把我们赶过黄河，我们却偏偏往西走，路多得很哩，过沙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等等看，胡宗南的兵到这里再走也不迟。”

任弼时着急了，说：

“你别的意见我们都照办，就是这个意见不能办，你得听支队的安排，马上走！”

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

“敌人着急消灭我，我不着急。要走，你们先走，我看到敌人再走。”

说着，点燃一支烟，踱出窑洞，向远处望望。此时天空乌云密布，快要下雨了，他解开衣扣，欣喜地说：

“这是一场好雨。”

说罢安祥地坐在小木凳上吸起烟来。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见毛泽东决意不走，就商量对策。周恩来说：

“既然主席要看到敌人再走，不让看恐怕是不行的，能不能找个人替他看？”

任弼时说：

“我看这个主意不错，可以试试。”

他来到毛泽东面前，说：

“主席，我有个建议，你看可不可以派个同志替你看敌人？”

毛泽东听了，回过头对副参谋长汪东兴说：

“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

汪东兴向前跨了一步，说：

“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来等敌人。”

毛泽东闻言大笑，说：

“好！给你一个连的兵力够不够？”

汪东兴略加思索，说：

“给一个加强排就够了。”

毛泽东说：

“就给你一个加强排，任务是替我看到敌人才能走，还要打他一下。我们收拾东西准备上路。”

汪东兴说：

“请主席赶快出发，我不看到敌人不离开王家湾。”

毛泽东说：

“我们这就走了，给你留一部电台，要和支队随时保持联系。”

汪东兴从中央警卫团2连挑选了2排的30个人，由排长陈少先带领，每个班配备轻机枪1挺，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2个，子弹尽量多带，个人物品尽量少带。

汪东兴又和警卫团参谋长古远兴一起勘察地形，把1个排的兵力分成两个梯队：由陈少先带18人组成第一梯队，在原来支队政治部的驻地杨岭崂湾前面的制高点，设防阻击敌人；在王家湾后面的山顶上部署第二梯队设防；电台和骑兵的马匹隐蔽在山顶的庙里。限令两个梯队在明天早上8点以前挖好工事，搞好伪装，绝对不能提前暴露目标。

天快黑了，毛泽东走出窑洞，接过警卫递过来的柳木棍子，忽然又拐进窑洞，写了一个便条交给一个战士，说：

“把这条子送给汪副参谋长。”

他在条子里交代汪东兴要小心谨慎，不能有负伤的，更不能出现牺牲。他又对警卫人员说：

“把窑洞打扫干净，再仔细检查一遍。”

交代已毕，他走出院门，站在薛如宪老汉的窑洞前问：

“房东还在吗？”

警卫员说，村干部已经带他们转移了。毛泽东这才回过身来对周恩来说：

“我们走。”

此时风狂雨猛，昆仑纵队主力从王家湾的小路撤出，向西北方向转移。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没有穿雨衣。警卫人员让毛泽东坐担架，他不肯，战士们怕他被雨激病，就用一床油布给他罩在头上。毛泽东与干部、战士一起，手拉手连成一线，费力地爬上了西边的山梁，天黑路滑，山道狭窄，泥泞难行。

6月9日凌晨3点，风雨停了，部队经过短暂的休息，继续前进。天亮以后，昆仑纵队又走了10公里左右，到达了毛乌素沙漠南部边缘的一个地方。这里离王家湾也只有20公里远近，有两条河流在此交汇，周围是群山环抱。前卫部队发现山坡下杨柳林后面隐隐现出一排排窑洞，它便是靖边县的小河村。昆仑纵队进入小河村休息，毛泽东被安排在曹九林家的窑洞里。

6月9日上午9时，留在王家湾担任阻击任务的汪东兴已经做好了战前准备。观察哨向汪东兴报告说：刘戡前卫部队约1个团的兵力，正向前沿阵地逼近。汪东兴和古远兴立即来到第一梯队阵地上，密切观察着动静，一直等到刘戡的先头部队进入了火力射程之内，汪东兴这才一声令下，战士们一齐开火，一阵猛打。

刘戡的先头部队摸不清共军虚实，也不敢冒然前进。一会儿，一架飞机飞临阵地上空侦察，盘旋了一阵又飞回去了。

刘戡的先头部队又上来了，汪东兴和古远兴指挥战士们集中手榴弹投向敌群，然后又以猛烈的火力进行射击。敌机又飞来了，在阵地上空用火力扫射侦察。一名战士的眼睛受了轻伤。此时，一个战士跑来报告，国民党军一部从后面绕道上来了。汪东兴立即发出命令：由第二梯队掩护第一梯队撤退。

第二梯队在后面打响后，国民党军被迫停止前进。第一梯队安全撤到了第二梯队的阵地上。

下午，突然下了一阵暴雨。汪东兴决定趁机撤出阵地。

晚上，侦察兵向汪东兴报告说：

“敌人在9点进驻了王家湾。”

此时，刘戡所部已经在王家湾安营扎寨。说来也真是巧合，刘戡所住的窑洞，刚好就是毛泽东住过的那一孔窑洞。他的勤务兵捡到了一个上有“李德胜同志”字样的信封。刘戡捉摸了好一阵子，他断定：“李德胜”就是毛泽东，于是他立即命令部下启程，按照马蹄印向西追击，一个山头一个山头严密搜索。

再说汪东兴率领后卫部队赶到小河村时，正好与支队部留下来等他们的骑兵相遇，骑兵们说：

“支队机关在这里休息几小时后，又向20余里外的靖边县天赐湾一带转移了。毛主席让我们在这里等候你们，让你们一到这里即去天赐湾与支队会合。”

汪东兴率部赶到天赐湾，一进村口，哨兵就打响了报警枪声。前卫战士立即示意是自己人。汪东兴来到支队驻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迎出门来。毛泽东问：

“刚才枪响是怎么回事？”

汪东兴说：

“是哨兵把我们当成敌人了。”

毛泽东说：

“这算是欢迎你们吧！”

汪东兴向毛泽东简单汇报了替他看敌人的情况。毛泽东说：

“你们打得好！你们用极少的兵力阻挡了大量的敌人，为我们的行动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说明敌人一点也不可怕，他们还摸不清我们的行踪和实力，我们的勇敢和智慧是可以以少胜多的，我们很快就会把胡宗南打败的。谢谢你们替我看到了敌人，辛苦了，快找地方吃饭休息。”

6月10日下午，哨兵向毛泽东报告说，刘戡的部队已经到了小河村对面的山顶上了。

6月11日下午，毛泽东接到报告说：有一股敌人正朝这里扑来，离村子只有几公里路程。周恩来立刻命令警卫团长刘辉山派1个警卫排带1挺机枪，到村东制高点监视敌人；支队迅速撤离天赐湾。昆仑纵队走了一段路程，天已经黑了下来，而且还下起了雨。队伍正顺着山梁往上爬，突然，山下响起了一阵零落的枪声。战士们爬上山梁，发现左边的山沟里，一派火光，看不见头，望不到尾，一个火堆接着一个火堆，整个山沟都被火光照得通红。原来刘戡的部队就在山脚下。偏偏在这个时候，向导曹九林迷路了，队伍无法前进。任弼时只好派人到附近村子里另找向导，他又命令警卫部队立刻派1个排，带着3挺机枪，到左侧山下的村东警戒，并设置阵地准备阻击，敌人不到跟前决不能开枪。任弼时还命令：所有人不许打手电，不准抽烟，不许咳嗽。

毛泽东对周恩来、任弼时说：

“不要让刘戡老跟在我们身边。派1个排到西南方向活动，趁着天黑去诱开敌人，造成一种假象，让刘戡以为我们是要向西南的保安、吴起镇方向去投奔我主力部队去。”

任弼时马上去布置诱敌任务。他派出的那个排装作与国民党军遭遇的样子，向西南方向节节撤退。果然，国民党军立即开拔追了过去。

毛泽东站在光秃秃的山梁上雨地里，时而仰望天空，时而俯瞰火光映红的山沟，习惯地吮吮下嘴唇，说：

“这场雨下得好，再过半个月，就该收麦子了。”

卫士石国瑞见连一块可以坐的石头也没有，就把身上背着的包袱放在地上让毛泽东坐，毛泽东说：

“这会弄脏了呢！”

石国瑞说：

“不要紧，脏了还可以洗。”

毛泽东说了声“谢谢”，这才坐在湿漉漉的包袱上。此时雨越下越大，顺着脸直流到脖子里，一位警卫战士出了个主意，几个人紧紧靠在一起，把毛泽东围在中间，每个人头上加个旧大衣，连雨也淋不着了。毛泽东笑着说：

“真是铜墙铁壁，风雨不透，可是你们要冷呢。”

天亮时，任弼时踩着泥泞走了过来。他说：

“主席，向导找到了，我们走吧。”

毛泽东拍了拍身上的泥土，说：

“大路通天，各走一边。我们走我们的。回天赐湾！”

队伍继续出发了，战士们请毛泽东坐担架，毛泽东说：

“我早就说过不坐的，你们愿意就扛着吧。胡宗南一进攻倒把我的身体锻炼得结实了，这得感谢他呢。”

天赐湾地势很高，四面又有大山环抱。在沟底的大路上，根本看不到这山上还有个村子。这里是个既隐蔽又险要的所在。毛泽东说：

“就在这里休息，做好行军战斗准备，把警戒部队组织好。敌人上来，我们立刻就走；敌人顺沟过去的时候，我们就住下。”

侦察员不断来向毛泽东报告：

“敌人顺沟过去了。”“又有一批敌人过去了。”

毛泽东往山下望了望，判断敌人可能往保安方向去了。他将柳木棍往地上一戳，说：

“好，我们住下。”

天赐湾只有20来户人家，因为打仗，老百姓都已经转移，只剩下空洞洞的窑洞。由于人多、村小、房少，根本住不下昆仑纵队。几位中央领导只好挤在两间土窑洞里。

这户人家的男人叫王有余，女人叫马怀芳，他们一家人都转移到山沟里，什么都搬走了。毛泽东和江青住在里边一个小窑洞里，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几个人共同挤在外间土炕上，警卫人员没有地方，找些禾草准备到院子里露宿。毛泽东见了，说：

“刚下过雨，外面太潮湿，容易生病。”

阎长林笑着说：

“不要紧的。”

毛泽东不同意，他说：

“你们得了病，我还要一个个照顾。进去吧，挤一点没关系。”

周恩来也跟着说：

“还是进窑里睡吧，挤在一起暖和。”

于是，警卫们就把禾草铺在窑洞里地面上，大家挤着睡。两个小窑洞，挤进十来个人，根本没法睡。有的坐着，有的半躺着，挤挤靠靠，倒是暖和多了。

天明了，队伍刚要生火做饭，侦察员又来报告说：

“有一股敌人向这个方向出动了，离这里只有20多里。”

任弼时马上命令大家做好行军和战斗的准备。毛泽东说：

“他们可能只是经过这里向保安方向去。”

果然，大队的国民党军又顺着山下的深沟开过去了。午后，又有一支国民党军从王家湾开来，离天赐湾只有几公里，形势再度紧张起来。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商量对策，毛泽东说：

“敌人仍不会来村里。你看是不是这样？”

周恩来说：

“是这样。”

就这样，刘戡按照毛泽东的“指挥”，命令他的部队先后顺着山沟往保安方向去了。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共产党中央机关的踪迹，只好垂头丧气地退回延安。

毛泽东叫人找来汪东兴，问道：

“这几天休息恢复得怎么样？”

汪东兴说：

“吃饱饭，睡个好觉就恢复过来了。”

毛泽东说：

“再给你个任务，你敢不敢去？”

汪东兴笑着说：

“只要主席下命令，哪里我都敢去！”

毛泽东说：

“刘戡的部队寻找中央前委机关在王家湾扑了个空，现在从小河镇向延安方向撤走了。你带1个连，尾追着敌人，到延安去一趟，你们在安塞、延安之间袭击扰乱敌人，叫敌人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不得安宁，疲劳不堪！给刘戡造成错觉，搞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部队与他周旋。你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到枣园一带了解一下敌人的情况，看他们都住在哪里？对老百姓怎样？二是再看看那一带的老百姓有回去的没有？他们有什么困难？要设法帮助他们解决。一路上要机动灵活，遇上大股敌人就走，遇上小股敌人就消灭它！”

“主席，我带1个连太多了吧，你这里怎么办？”

“你放心去吧，不要管我，我自有办法。你回来的时候，我们也许离开这里了，到什么地方，还不能肯定，反正是不会离开陕北的。你把电台、骑兵带上，一定要保持和我们联系，随时把敌人的动向报告给我。”

汪东兴说：

“请主席放心，我这就去准备，争取明早出发。”

毛泽东说：

“不要急，一同吃中饭。吃了饭，向恩来、弼时、定一同志报告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意见。”

这天下午，汪东兴就和张廷桢带着3连离开支队，一同去执行毛泽东布置的任务。

这时候，房东大嫂马怀芳知道自己的部队来了，赶忙从山沟里回来招待毛泽东等人，她不安地说：

“我们这儿房子太少了，窑洞太小了，对不住首长了。”

毛泽东感到房东的话很有意思，于是模仿着房东大嫂的语调说道：

“我们的队伍太大了，人马太多了，对不住大嫂了。”

他用3句话中的3个“了”字，对大嫂的3个“了”字，直把房东和在场的十几个人逗得哈哈大笑。

房东大嫂马怀芳安上锅点着火，烧水做饭，江青立即过来搭帮手。她见马怀芳面黄肌瘦，说话有气无力，就问道：

“大嫂，你是不是病了？”

马怀芳把自己的病情说了一遍，江青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让3支队的医生黄树则对马怀芳进行检查。经诊断，马怀芳是肝炎，黄树则给她打了针吃了药。马怀芳非常感动，她回到山里躲藏的地方，拿来自家的炸豆腐、糜面糕，让毛泽东、江青等人吃。江青每天领着马怀芳去打针，不几天，马怀芳的病情就大为好转。她的丈夫王有余也每天都为毛泽东站岗放哨。

有一天，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在一起闲聊，周恩来见毛泽东抽着烟神情专注地在思考着什么，就小声问：

“主席又在想什么？”

毛泽东抬起头，冲周恩来微微一笑，说：

“我在想，我小时候读《水浒传》中梁山英雄好汉的故事，读得入神。可是，有一次我忽然想到，这部小说中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的为什么就没有谁去赞颂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所以我在想，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思想是统治思想，被统治的农民的思想是不能占统治地位的。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产生真正地歌颂农民英雄的作品的。《水浒传》能用这种方式歌颂一些非农民出身的英雄好汉，已经不容易了。这部书能够传下来，也是民间下层口口相传的结果，下层民众用这种方式，竟能让它不胫而走，世代相传，了不起啊！”

毛泽东又从《水浒传》谈到《三国演义》，说：

“小时候我喜欢看《三国》，读起来就放不下。《三国演义》算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吧。可也受了一点骗，许褚好像不得了。现在发觉算不得什么。我们警卫排的战士都是种田的农民，我看哪个都比许褚厉害。关云长就不如我们的彭老总！”

江青在一旁听到了，说：

“我听说必成（周恩来的化名——笔者注）同志4岁读唐诗，9岁读完《水浒》和《三国演义》，而且能背诵许多精彩段落。”

毛泽东看着周恩来问：

“是这样吗？”

周恩来说：

“是这样，我喜欢古典小说，不满9岁就读了许多，特别是《水浒》和《三国演义》。”

毛泽东说：

“那你读这些书比我早，我十几岁才开始读《水浒》和《三国》。”

周恩来说：

“可我当时读这些书，就没想到那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直到刚才才听到了这个问题，得到了答案：写书的人都不种田！”

有人提起董卓如何厉害，毛泽东却说出了另一番道理，他说：

“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时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

6月1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刘少奇说：

“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1个月，病愈再工作。”“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你们在今后6个月内：1、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2、将土地会议开好；3、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3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6月15日，毛泽东在天赐湾已经住了5天，考虑到村子太小，中央机关人多，在这里居住不便于工作，不是长久之地，就决定返回小河村。

欲知毛泽东在小河村有何重大战略决策，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看兵先看将，看孩先看娘’。黄埔，嫡系，有这两条就不值得正眼看。”这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细细品读，却是大气恢弘！在胡宗南六、七个整编旅从东从南压过来之时，毛泽东一言九鼎：“我们不能向东转移”。可谓料敌如神！当尾追不掉的敌军就在自己脚下的山沟里之时，他吩咐：“不要让刘戡老跟在我们身边。派一个排到西南方向活动，趁着天黑去诱开敌人，造成一种假象，让刘戡以为我们是要向西南的保安、吴起镇方向去投奔我主力部队去。”以四两拨千斤，“指挥”刘戡的几个旅乖乖地开往保安方向，更是神乎其神！

第24章 1947年6月—

“蒋介石伸出两个拳头打我们，一个在山东，一个在陕北。两个拳头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我们的战略方针，就是要紧紧拖住这两个拳头，让刘邓大军进军中原，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

话说1947年6月1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从天赐湾又返回到了小河村。

前边已经说过，小河村是个不小的村庄，群山环抱、依山傍水，掩映在树林之中，十分安静。昆仑纵队几百号人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在河滩边，有一座地主的大院子，十几间砖砌的瓦房式窑洞。院门前有一棵大槐树，根深叶茂，几个人都抱不过来。周恩来、任弼时和司令部就在这里办公、休息。

后勤部门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安静地办公和休息，安排他住在半山坡上军属贾树堂家的窑洞里。这里是相连的3孔窑洞，毛泽东和江青住在北头，警卫人员住在南头，中间窑洞的炕上是房东家养的蚕。不一会儿，任弼时来看毛泽东，走进窑洞，忽然停住脚步，问：

“这沙沙的声响是什么声音？”

阎长林说：

“是房东养的蚕吃桑叶的声音。”

任弼时说：

“这太吵了，会影响主席办公和休息。我们要在这里长住下去，明天换个房子吧。”

第二天，阎长林就忙着找房子。毛泽东知道了，说：

“你们还是帮助老乡收麦子去吧，那是要紧的事。这里很好，不需要搬。他喂他的蚕，我办我的公。”

阎长林只好和房东商量，让他将蚕搬到卫士住的窑洞里。毛泽东知道后又说：

“不要因为我们在这里住，就把老乡的东西乱搬。我们住人家的房子，已经够麻烦的了。”

阎长林又和房东商量：你在窗下放个小凳子，首长休息时，你进出从窗台上过，窗台低，很方便，也不会因开门关门弄出响声。房东是同意了，可毛泽东生气了，他说：

“你阎长林可真想得出来，谁家有门不走走窗子呀！因为我住在这里就让老百姓走窗子吗？赶快改过来，一定要让老百姓走门！惊醒我没关系，可以再睡嘛！”

后来，因为要召开一个人数较多的会议，毛泽东住在这里不方便，就搬到下面的大院里去了。毛泽东来到大院里，走来走去，转了一圈又一圈。他忽然停住步，点上一支香烟，一只手叉着腰，看看窑洞，看看院子，又看看院外的大槐树，他说：

“这个地主，栽树的时候也没想到我们用，如果门外那棵树栽到院子里多好，我们就可以在树荫底下办公开会了。”

阎长林灵机一动，说：

“主席，我们在这个院里搭个凉棚好不好？”

毛泽东说：

“好，好。你们去搞些木棍和树枝，在院子里搭个大一点的凉棚，可以当办公室，可以当饭堂，也可以当开会的会场。我们最近要开一个会，来的人比较多，没个大房子，没个合适的地方，我看搭个棚子，在下面开会就很好。”

阎长林找村干部商量，村干部们非常支持。大家在村干部的带领下，从老乡家里借来了一些木料，很快就搭起了架子。战士们又到河边砍些柳树枝，盖在上面，一个简易凉棚就这样搭成了。

6月22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并告刘邓：

19电悉。一、东北夺取四平后，下一步行动尚未定。聂区下一步拟向平津平保两线机动。刘邓月底出击不变。陕北俟陈赓部到后拟打榆林、三边之敌，然后向南行动。蒋区学运暂时休息，准备再起。二、据悉蒋以东北危急令杜聿明坚守两月，俟山东解决即空援东北等情，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你们作战方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只要有胜利把握，则不论打主要敌人，或打次要敌人均可，否则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

军委 22日15时

6月25日，国民党军在华东战场上经过40天的重新调整，再次以32个旅计24万人的兵力，向沂蒙山区发动进攻。他们在莱芜、蒙阴一线就集中了18个旅，仍然采取齐头并进的密集平推战术，缓慢前行。

6月28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名义，对毛泽东发出了通缉令，给毛泽东开列的罪名是：“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

6月28日，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刘先胜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张云逸、饶漱石、黎玉。电报中说：根据敌6个整编师采取靠拢在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沂鲁山区进犯的情况，我以1个纵队攻占费县后，向西威胁泗水敌主要补给基地，以4个师扫除临蒙之少数敌人后即控制该线。其余主力仍集结于沂水西南与东里店之线及其南北地区。估计刘邓南下前，我一部西进，可能引起变化，创造出击机会。

6月29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并告刘邓：

28电悉。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6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前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3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滕、临、枣，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准备于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4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其外出两路之兵力，或以两个纵队出鲁南，以3个纵队出鲁西亦可。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军委 29日12时

6月30日，华东野战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分兵两路，从国民党军的间隙中猛插其后。

6月30日晚12时，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部署，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约13万人，在鲁西南的濮县到东阿（张秋镇到临濮集）150公里的地段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性大反攻的序幕。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甚为震惊，他把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称为“六·三0事件”。蒋介石为了堵住这一缺口，立即从豫北战场和豫皖苏战场上调集了3个整编师零1个旅，由王敬久指挥，分兵两路北上，企图坚守郓城，迫使刘邓大军背水作战或退到黄河以北。

刘伯承、邓小平等对敌我态势作了分析，决心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打破国民党军的堵截。

1947年7月1日，东北野战军自5月13日发动的夏季攻势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第71军之第88师、91师，第60军之184师、暂编第21师4个师的全部及非正规部队计83200人，收复城市42座，扩大解放区16万平方公里，使长春、吉林国民党军陷于孤立，东北国民党军主力局限于沈阳及其附近地区。

7月1日这一天，中央机关在小河村召开纪念建党26周年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讲了话。

这一天，新华社发表了社论：《努力奋斗，迎接胜利》。

这篇社论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他在审阅稿子时见题目是《迎接胜利》，感觉太单调，就在前面加上了“努力奋斗”4个字。他还在社论中加写了3段话，其中第3段话是加在社论的最后，他写道：

“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些困难，宁可做长期打算，不要有速胜论。有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也一定可以克服。同胞们，同志们，勇敢前进，努力奋斗，迎接胜利。”

7月2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邓的指示电：

陈粟谭并告刘邓：

30电悉。布置甚好，惟莱芜距敌主力甚近，陈士榘所部似以越过莱芜直打泰安及其南北之线为宜。得手后收复肥城、东阿、平阴、宁阳、汶上、济宁，与刘邓直接联系。尔后并应准备出鲁西，与刘邓协同打陇海路，出淮河，展开新局面。判断蒋方7天或10天内必改变部署，以主力一部回到兖泗，阻止我军与刘邓会合。因此，我军必须在7天或10天内，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如动作过缓，则来不及。如攻泰安时间过长亦可置之不打，并应在打泰安时先以一部抢占泰安以西及西南各县。以上请酌办。

军委 午冬12时

7月3日傍晚，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邓的指示电：

陈粟谭，并告刘邓：

根据野参冬未电，泰安为73军残部，大汶口、曲阜为72师残部，泗水、宁阳、汶上、兖、济、邹、滕为杨干才、吴化文、耿继勋等杂部。你们西进、南进之5个纵队，应以攻占泰安至临城全线尽歼该线之敌为第一目标，胜利后再攻占该线以西各地。如行动迅捷可能达此目的，与刘邓打成一片。

军委 江酉

7月4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第6次国务会议上提出并通过了《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号召全民，一致奋起，淬厉进行”，“从速戡平叛乱”。

7月4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等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华东局，并告刘邓：

饶张诸同志4日1时电悉。

一、为顾及后方可能被敌侵扰，攻击郯马、新安镇之任务，在目前数日内可作积极准备，待我西进两路在津浦打响，正面之敌开始后撤时，立即执行。

二、正面之敌后撤时，可能扰乱后方之敌只有昌潍之8军。你们应组织地方兵团对付该敌，保卫后方，以便不但使用3个纵队执行南下任务，而且为着使南下3个纵队易于完成歼灭51师等部起见，有使用陈粟谭手中留下之一个纵队，临时钳制桂系于现地一个时间之必要。

三、51师歼灭后，你们应准备以两个纵队直下淮北、苏中，打开新局面。北面留下两个纵队，迅速移至胶济线，准备打8军。

四、这样4路分兵打敌后路，对于敌之主力完全置之不理，是因为正面之敌极端集中，没有好打机会，故应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方针，完全主动作战，将敌抛入被动地位。而在目前情况下，此项方针是可能收效的。

五、胶东、渤海、滨海、鲁中4区尚有多少地方旅，可否集中数个旅成立1个至2个新纵队，使北面共有3个至4个野战纵队。

六、尔后敌主力分散给我以歼击机会时，我仍可集中4至5个主力纵队作战。

军委 4日18时

7月5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

为吸引正面之敌向东，不使后撤太快，便于我西进两兵团取得胜利，同时保护后方，请考虑以足够兵力歼击由潍县向临朐前进之8军，并相机攻取潍县，而将南进计划推迟一步执行。

军委 微午

7月7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抗战发布对时局的口号》：

一、全解放区军民团结起来，发展正义的爱国自卫战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蒋介石进犯军。

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背叛政协决议执行内战独裁卖国政策的蒋介石政府！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只有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消灭内战，实现和平；取消独裁，实现民主；制止卖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

三、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向蒋介石要和平！惩办一切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反革命内战及在战争中残杀人民的战争罪犯，缉拿这些罪犯交人民法庭审判；没收他们的财产，赔偿被蹂躏的人民。

四、反对蒋介石的饥饿政策，向蒋介石要饭吃！实行抗丁、抗粮、抗款，没收万恶的官僚资本，没收贪官污吏的财，救济饥饿的人民，救济饥饿的学生和公教人员，救济抗日有功的失业军人和烈士遗族，救济灾民难民，保护民族工商业。

五、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向蒋介石要自由！反对恐怖暴行，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取消背叛政协路线的伪国大、伪宪法，抵制蒋介石的伪选举。

六、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反对蒋介石借外债打内战，反对蒋介石用美国军火杀害同胞，取消卖国的中美商约及一切卖国条约，否认蒋介石政府在内战时期所借的外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美国政府供给蒋介石军火助长中国内战，要求一切美国海陆空军和美国顾问团全部退出中国。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平等互惠原则下，和外国（不论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通商友好关系。

七、惩办日本战犯冈村宁次，惩办“九一八”以来一切日本侵华罪犯及汉奸卖国贼。制止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实现日本民主化。日本赔偿中国的物资必须交给人民分配，反对蒋介石利用赔偿打内战。

八、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致敬！向民兵游击队致敬！向战斗英雄人民功臣致敬！向爱国自卫战争中死难的烈士及其家属致敬！向爱国自卫战争中受伤和残废的荣誉军人致敬！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们，进一步提高战斗力，学习阵地战，学习迂回战术，勇敢地围歼敌人，不让一个敌人逃跑，全部消灭进犯军，夺取敌人武器装备自己。一切为人民服务，严守纪律，保护人民。

九、向伟大的解放区人民致敬：向劳动英雄、模范干部致敬！加强群众工作，干部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保护群众利益，执行群众路线。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帮助军队作战，军民团结，消灭万恶的反动派！

十、坚决实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务使一切无地及少地的农民获得足够的土地及生产工具；保护中农，保护民主分子，惩办土豪恶霸。

十一、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务使解放区有足够的粮食、军需品、民需品，处处从全面与长期着想，支持爱国自卫战争。

十二、国民党军队官兵们！不要作无谓的牺牲，不要丢下你们的父母妻儿替卖国贼独裁者送命；蒋介石的崩溃已不可免；举行起义，反战罢战！放下武器的将受优待，停止作恶的将受宽恕，继续作恶的将受惩罚。国民党员们！回到孙中山的革命立场上来，只有脱离反动阵线，停止反动罪行，转到人民方面才有出路。

十三、向蒋管区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反卖国的人民及其领袖们致敬！向在蒋介石恐怖下被监禁被杀害的民主战士们致敬！一切民主党派、一切民主团体、一切国民党内的民主分子团结起来！争取民主的胜利！

十四、向争自由的少数民族与海外华侨致敬！团结起来争取祖国的自由平等！

十五、全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爱国青年、爱国妇女、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及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一切爱国分子联合起来，组织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反对蒋介石的卖国内战独裁，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十六、人民解放军万岁！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万岁！民主的联合政府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7月7日至1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攻克郓城，第2、6纵队解放了定陶、曹县，第3纵队则进至城武。至此，刘邓大军的主力摆脱了背水作战的局面。

7月10日，毛泽东关于第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给林彪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高（罗荣桓、高岗——笔者注）：

战略方针：

一、第一年作战，除山东外，一切区域均已将敌战略进攻停止，并已转入我军之进攻，敌在陕北虽尚有进攻能力，由于地形等条件，已变为游击性的，我军已能主动作战；东北及太行早已采取攻势；五台自改善领导后亦能主动作战；山东敌集中攻我鲁中，估计亦难持久，我军将逐步转入攻势。

二、第一年我军共歼敌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歼伪军、保安部队等杂部34万人，共歼敌112万人。

三、敌军主力仍在南线，连被歼者（其中大半已补充，惟人数不足，战力弱，一部在准备补充中）计算在内，共有154个旅，其中，山东（包括苏北）88个旅，太行26个旅，西北（包括晋南，榆林，宁夏，不包括兰州以西）40个旅。北线敌力较弱，共有64个旅（被歼者在内），其中，东北（不包括冀东察北）24个旅，五台及晋绥40个旅（孙连仲15个旅，傅作义10个旅，阎锡山15个旅）。敌后方守备兵力30个旅，其中，新疆及甘西8个旅，湘鄂川滇黔5省16个旅，东南各省及台湾6个旅。全国敌正规军248个旅，去年7月共有兵员180余万人，一年作战被我歼灭78万人，补充60万，逃亡20万，现有兵员150万人，今后一年准备补充100万人。此外尚有特种部队（炮工辎海空）、伪军、交警及保安部队等100万人（被歼者除外），后方军事机关180万人。一年作战，敌军士气已衰，厌战情绪高涨，民心尤为厌战，蒋政权在人民中已陷孤立。

四、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100个正规旅及大量杂部，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

五、我军：山东有27个头等旅，太行（不包括陈赓）有13个头等旅，14个二等旅，西北有边区6个旅（其中4个是晋绥来的），陈赓4个旅，晋绥3个旅，五台有9个头等旅，4个二等旅，东北（包括察北、冀东）有头等二等三等12个旅，我全军共计112个旅（东北、山东两炮纵，东北、晋绥4个骑旅不在内），90万人。此外，地方部队60万人，军事机关40万人。

六、第二年我军任务，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甘宁大部；北线我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其中极重要地是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联系，使华北、西北我军获得军火接济。

七、上述北线任务应以东北我军为主力，五台、晋绥为辅助完成之。

八、东北我军目前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约于八九月间发动新攻势，以4个月至6个月时间占领中长、北宁两路之大部，相机夺取长春、四平、辽阳、锦州等城；如能顺利达成上述任务，约在明春即须以东北有力兵团配合五台、晋绥进攻平绥路；待战争发展到平绥附近时，五台、晋绥我军统一归林罗指挥作战。

九、在第二年计划顺利完成条件下，第三年，山东、太行两主力即可向长江以南发展；东北、五台我军，除留必要兵力攻击平津沈及其他第二年尚未占领之城市，并守备本地外，即可以相当数量之兵力加入西北及长江以南作战，而主要是加入西北，以期夺取西北各省及四川全省，巩固后方。

十、东北军事工业应全力接济关内；目前开始的一年内，你们必须用大力建立大规模军事工业。

十一、我军作战方针，仍如过去所确立者，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先取中等城市及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及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夺取地方是歼敌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须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夺取地方；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与大部兵员（十分之九的士兵及少数下级官佐）补充自己，配合土地改革与发展生产，支持长期战争；今后作战，运动战的可能已减少，主要是攻击敌军阵地，必须用大力加强炮兵与工兵。

十二、以上是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午灰

7月10日中午，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等的指示电中写道：

陈粟谭并告刘邓：

一、叶陶歼灭峄枣之敌后，似宜向西攻占邹、滕、临、韩，切断津浦，吸引桂系及欧震向西，直接威胁徐州，策应刘邓。

二、陈唐望照前电主力迅速南下，歼灭大汶口、泗水、曲阜等地之敌，以小部向西攻占肥城、平阴、东阿。

三、正面我军望精心选择机会歼灭黄百韬部，然后再决第二步行动。

四、刘邓已克郓城等地，如能歼灭70师，并争取在路北多歼几部敌人，然后休息若干天，整顿队势，举行陇海作战，似属有利。我军愈在内线多歼敌人，则出到外线愈易发展。

军委 灰午

7月11日，华东野战军两路外线兵团在华东战场上，连克费城、枣庄，威胁徐州；再克泰安、大汶口、津浦路各城，孤立济南。国民党军主力被迫由鲁中分路西撤。至此，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已经基本被粉碎了。

此时，毛泽东看到国共双方的兵力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重大变化：国民党总兵力已经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下降到370万，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下降到150万，而且二线兵力缺乏，在整个战场上的兵力只有40个旅。而人民解放军则越战越强，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其中正规军有100万人，而且可以全部机动，部队装备也大为改善，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战斗力大大提高。总兵力虽然少于国民党军，但在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却优于国民党军。国民党的后方异常空虚，在国民党后方担任守备的兵力仅有21个旅，而且分布在台湾到新疆的13个省的漫长战线上。

在晋冀鲁豫战场，刘邓大军牵制了20多个旅的国民党军，国民党军的防御力量大为削弱，只有少量兵力防守，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在陕北战场上，西北野战兵团也将胡宗南的主力吸引在西北，陕南、豫西地区极为空虚。

毛泽东鉴于这一有利的形势，又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确保刘邓大军实现千里跃进大别山、首先夺取中原的战略设想。这个战略设想就是：三军配合，两翼牵制。

三军配合是：由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18万余人为左路，在鲁西南强渡黄河，掩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尔后挺进豫皖苏地区，实行战略展开。由陈赓、谢富治率太岳主力部队为右路，奇兵突出，杀向豫西山地；一来可以配合西北野战兵团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二来可以在豫西、陕南、鄂西北实行战略展开，创建鄂豫陕根据地。这样，刘邓、陈粟、陈谢3支大军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的广大地区，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互相配合，机动歼敌。

两翼牵制是：以西北野战兵团在陕北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国民党军北上，以利于陈谢兵团的行动。以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把进攻山东的国民党军引向海边。

对这一战略行动，毛泽东生动地比喻说：

“蒋介石伸出两个拳头打我们，一个在山东，一个在陕北。两个拳头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我们的战略方针，就是要紧紧拖住这两个拳头，让刘邓大军进军中原，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

他还不无讽刺地引用蒋介石曾经说过的“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这两句话，描绘了他这一宏伟战略蓝图，他说：

“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行，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为了实现“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宏伟战略计划，特别是为了安排好陈赓出兵豫西和彭德怀在陕北牵制的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研究决定：发出通知，在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

7月12日午后，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等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并告刘邓：

10日21时电悉，布置甚好。望令陈唐、叶陶利用目前绝好时机，以10天至15天时间，放手歼灭72师残部，20师、84师（吴化文）全部，耿继勋部，完全占领运河以东、泰安以南、临城以北全区，同时以一部扫清泰安以西各县。如你们能完成上述任务，则必可保证粉碎鲁中敌军之进攻，否则仍将发生困难。你们正面则以全力寻求机会歼灭黄百韬部。

军委 12日13时

7月12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

陈粟谭：

你们手中各纵宜寻机歼击黄百韬部。东里店战斗后，你们是否向西移动须依情况决定：

一、如敌以一部西援，确有夹击歼敌机会，则你们可移至利于夹击之位置（不是与陈唐等会合），与陈唐等夹击该敌，自属有利。

二、如敌仍维持现状，则你们西移与陈唐会师，无仗可打，且敌将全军向西，迫你们处于背水地位。

三、如敌大部或全部西援，则你们西移亦不好打。总之，只有第一种情况方可考虑西移，第二第三两种情况均不可西移，而以位于东面吸引敌人，并寻机多歼敌数部最为有利。东里店胜利后，望再找歼敌机会。陈唐、叶陶则放手歼击津浦线上各敌，愈多愈好。

军委 12日15时

7月14日晚9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并告刘邓：

你们近日对陈唐指示变化太多。陈唐主力仍宜迅速打下泗曲，以10纵攻取宁阳、汶上、济宁，对12军暂置不理，否则将丧失时机，一事无成。正面敌军西援必十分谨慎，不敢冒险，故陈唐、叶陶应放手攻占泗、曲、邹、滕、宁、济、汶等地，不要顾虑太多。俟西援之敌迫近，依情况，好打则由你们全军夹击该敌；不好打则另寻机会，再无机会，则考虑以两个纵队（似以叶陶为宜）过湖西协同刘邓作战。但目前任务是坚决放手攻占泗、曲、邹、滕、宁、济、汶等7城，并准备与你们正面配合夹击敌人。你们正面4纵目前亦应坚决歼击较为分散之敌。东里店未能歼敌，甚为可惜。

军委 14日21时

7月17日下午，奉命到延安一带执行任务的汪东兴回到了小河村，他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工作。毛泽东高兴地说：

“欢迎你回来，怎么样？看你这副样子很疲劳，又掉了不少肉吧？”

汪东兴说：

“这次主席派我带队伍单独出去执行任务，对我又是一次考试。这次出去34天，仗打得不多，大部分时间是帮助和保护老乡收麦子。”

毛泽东说：

“你带小部队深入敌后，插到延安附近的枣园地区，该打的仗打了，你们帮助和保护群众收麦子，这同消灭敌人一样重要。你们了解了敌情，了解了民情，任务完成的很好。”

汪东兴说：

“延安、安塞地区的人民群众非常想念毛主席和党中央，他们也很关心你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健康安全，要我们早一点回来保卫你们。”

毛泽东说：

“陕北的老百姓真是太好了。”

他抽着烟，微笑着望着汪东兴说：

“你这次执行任务，还做了一件大好事。还记得你派人送来的董钊的那个密码本吗？这个密码本缴获得太及时啦！它对我们截获的敌军无线电报的破译工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7月18日，前来参加前委扩大会议的贺龙，第一个骑着马到了小河村，他拉着毛泽东的手，上下打量了一会儿，说：

“主席呀，你比在延安时瘦了呢！”

毛泽东笑着说：

“这是好事呀！我觉着比在延安时更结实了。行军是个好事情，可以锻炼身体，现在不骑马走上10里20里，一点也不累。”

“听说主席要留在陕北，我一天不知收到多少电报，都要求你到黄河以东去指挥。后来你没有过黄河，指战员们一见到我，头一句话就是问你的情况。”

“你回去就可以告诉他们了，不管胡宗南还是刘戡，都没有捉住我毛泽东，毛泽东比过去更壮了。”

“那太好了。”

毛泽东拉着贺龙来到卫士们搭的凉棚下，指着借用老乡的桌椅布置好的会场说：

“咱们就在这棚子下开会。”

贺龙四下打量了一下，说：

“主席，你们这里的条件太艰苦了！我们司令部开会又是电灯又是沙发，有的同志还嫌不好呢。我回去要给他们好好上一课。”

毛泽东说：

“我的办公室会议室都在马背上，三天两头搬家，胡宗南不让我们添置家具。”

7月19日，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来到小河村参加前委扩大会议，他一看见毛泽东，老远就开口说：

“主席，你可经过不少艰险啊！你带的警卫部队太少了，武器又不好，我们实在担心你的安全，旅长们都要求过河来保护你呢！”

毛泽东热情地握着陈赓的手，说：

“这次就是叫你们过黄河的，不过可不是来保护我。”

陈赓说：

“我叫他们给警卫部队送些好武器来吧！我们缴获了不少美式武器，好用得很。”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

“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我们缺什么就给我们送什么。陈胡子，你们在晋南打得很好，把蒋介石吓坏了。我这里你不用担心。好武器应该留下给你们使用，你们还要打更大的仗！”

毛泽东扭过脸对贺龙说：

“贺龙同志，我一直想跟你说句话。”

贺龙问：

“什么话？”

毛泽东说：

“你虽然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但实际上没有带兵打仗，实在受委屈了。”

贺龙豪爽地说：

“主席，不打仗，手是有点痒痒。但是，党的决议，我无条件服从，而且是高高兴兴地服从。”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说：

“好呀！彭老总，贺老总，你们两位，一个在前方，一个在后方，一个当韩信，一个当萧何。”

陈赓不失时机地请战，他说：

“主席，我来当先行，只要中央一声令下，我陈赓保证拿下太原，把阎老西的醋坛子端来！”

毛泽东连连摆手，说：

“不妥，不妥！阎锡山对我威胁不大，以后再收拾他。现在主要的目标是蒋介石和胡宗南。”

7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靖边县小河村毛泽东住地院子里的凉棚下召开中央前委扩大会议。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陕甘宁晋绥司令员贺龙、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以及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马明方、贾拓夫、王震、杨尚昆、陆定一、张经武、胡乔木、王铮14位军政领导人参加了会议；江青作为军委机要秘书也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总结了战争第一年的战绩：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及伪军、保安队共112万人；国民党军虽然不断扩充，可总兵力还是由战争爆发时的430万下降到373万人。而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却由120万上升到了195万。双方比例从1：3.58缩小到1：1.9。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已被粉碎，重点进攻也遭到了严重失败。

毛泽东根据第一年的作战形势，说明了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以主力打到外线去，举行全国性反攻。他说：

“我们不能等到敌人的进攻完全被粉碎，不能等到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都超过敌人，才展开战略反攻。我们必须立即转入进攻，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毛泽东首次提出了用5年（从1946年7月算起）时间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的设想。他说：

“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群众更加不信任他；当然还未绝对孤立，还有一些人迷信他，这是一个过程。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5年解决，看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是可能的。说5年，用不着讲出来，还是讲准备长期奋斗，5年到10年甚至15年，而不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又说几十个月，现在又说才开始。处处要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向全党全军解释。敌人的把握在于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内部要精简节约。”

毛泽东最后说：

“我和恩来、弼时同志最近有一个新的战略设想，现在请恩来同志介绍一下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那里的情况。”

周恩来说：

“据伯承、小平同志来电说，目前国民党整编第70师、32师、66师分别进至六营集、独山集和羊山集，他们彼此间隔二三十里，形成了一条断断续续的长蛇阵。到今天为止，也就是7月21日，刘邓大军已完成了对这一部分敌军的包围，敌人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困境。刘伯承、邓小平决心立即向敌人进击，各个歼灭敌人。此后，刘邓大军按照主席的计划，正准备挺进大别山，向蒋介石的胸膛上插上一把尖刀。”

毛泽东接着说：

“中央军委已经命令，由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18万余人为左路，在鲁西南强渡黄河，掩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尔后挺进豫皖苏地区，实行战略展开。”

陈赓急切地问：

“我们的任务呢？”

毛泽东说：

“我说陈赓哇，你急什么。我不是给你说过吗？我不要你们来保护我，你有的是大仗打。”

周恩来插话说：

“陈赓同志，军委对你们早有考虑。有些同志曾经提议，把你们部队调入陕北战场，以减少陕北战场的压力；或者让你们兵出潼关，打胡宗南的后路。主席、弼时同志我们几个经过研究决定，你们主力掉头向南，挺进豫西。”

毛泽东说：

“豫西敌人兵力空虚，是个空子。挺进豫西机动作战，大量歼敌，开辟根据地，可以迫使胡宗南军南调，配合陕北我军，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可以配合刘邓，经略中原。”

贺龙把腿一拍说：

“妙，这是一招妙棋！陈赓同志，你这是插向蒋介石的第3把刀！”

毛泽东问：

“陈赓同志，你有什么意见没有？有意见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

陈赓激动地说：

“我完全同意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

毛泽东说：

“西北野战兵团在陕北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人北上，以利于陈谢部队的行动；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以配合3路大军的行动。”

周恩来说：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粟挺进豫皖苏，陈谢挺进豫西，陕北、山东一齐动手，主席把这个战略部署称为‘三军配合，两翼牵制’。”

彭德怀说：

“这个战略部署好，我们西北野战兵团打榆林，诱敌北上，把胡宗南拖得筋疲力尽，然后再寻机吃掉他一大块肥肉，以保证陈赓同志顺利渡河，挺进豫西。”

贺龙说：

“彭老总，你们北上榆林，放的是一条长线，要钓胡宗南这条大鱼。”

任弼时对彭德怀说：

“为了配合你们，昆仑纵队也要向榆林走。”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单独召见了陈赓，向他面授机宜。毛泽东说：

“刘邓率主力挺进大别山，一定搞得敌人手忙脚乱，到处调兵去追堵。胡宗南又被牵制在陕北，深入绝境。豫西敌人不多，是个空子，师出豫西是有战略意义的。进去以后，应当放手发展，它东可以威胁洛阳，配合刘邓、陈粟，西可以威胁西安，牵制陕北的敌人。东西机动作战，大量歼灭敌人，开辟豫陕鄂根据地。”

毛泽东还给陈赓讲了破釜沉舟的故事，他说：

“陈赓啊！当年的项羽跟秦兵打仗，过河以后把锅砸了，把船沉了，激励士兵不打胜仗决不生还。说来也巧，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你将要过河的地方。”

陈赓掂量出毛泽东说话的份量，他坚决地说：

“那我更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打到豫西去。”

毛泽东笑了，他说：

“只是你别把锅砸了，船也别沉。你们还有什么困难？”

陈赓说：

“现在部队士气很高，在晋南反攻中又搞到了敌人大量的装备，兵强马壮，弹药充足。在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一定可以师出报捷。出师以后，部队迅速展开，弹药的运送补给可能有时跟不上；到了新区，伤病员的安顿也可能有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笑着说：

“对嘛，弹药不足，你们可以向蒋介石去要嘛！由蒋介石来补充你们。伤员安顿问题，那就更好办了，靠群众嘛。不论打到什么地方，群众都是我们的靠山，你们可以把伤病员交给群众，群众是会给你们管好的。根据地是创建起来的，不是一切都搞好了才去革命。蒋管区的人民遭受封建势力和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你们去了，要好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人民革命的高潮推动起来，这样就一定胜利!”

陈赓爽朗地笑了，说：

“一个是取之于前线，一个是托之于群众。主席这一提醒，任何问题都解决了。”

由于时间紧迫，毛泽东和陈赓等人研究决定：由谢富治负责在晋南立即组织一个新的兵团，执行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建立豫陕鄂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7月23日是前委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军前委，以彭德怀为书记。

会后，毛泽东立即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陈粟谭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陈粟谭，华东局：

在目前情况下，为了确保与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对军事部署建议如下：

一、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10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我们已令陈赓纵队，并指挥太行纵队、5师、38军共7万余人，8月下旬出豫西，建立鄂豫陕边区根据地，吸引胡宗南一部打运动战。

二、陈士榘所部在未能出泗曲与叶陶会合，因而不得不出鲁西情况下，邱清泉、吴绍周两集团可能迅出鲁西，并可能集中行动，不利歼击。因此，陈唐应以一部钳制邱、吴，主力迅速行动，放手歼击陇海线上及其以北地区分散孤立薄弱之敌，扩大该区战场，钳制邱、吴于该区内，待其分散时相机歼其一部。陈唐不可轻出陇海以南，仅在必要时可临时以一部或大部出至陇海、新黄河、淮河之间机动。尔后，陈唐可往来陇海南北机动，并可以一部回至鲁南配合主力作战。

三、叶陶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其步骤：第一步，于现地休整数日，迅速歼击泰安、大汶口、肥城、平阴、东阿、东平地区之敌，占领该区，以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时间，在该区内（或在聊城）完成休息、补充、配备干部及政治动员；第二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目的地。广东纵队受叶陶指挥随同南下，并请考虑组织东南分局，子恢、鼎丞、曾山前往主持。

四、陈粟谭率鲁中主力并在刘邓到大别山后，指挥陈唐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陈谢集团至豫西后受刘邓指挥作战。

中央军委 午漾

此后，西北野战兵团改称为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委。同时，中央军委为了加强西北野战军的力量，令晋绥军区许光达率领第3纵队西渡黄河，归入西北野战军建制。

欲知毛泽东制订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计划结果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1947年《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抗战发布对时局的口号》16条，前瞻性极强，值得认真研究。这些口号从战争到政治，从内政到外交，从政策到策略，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名曰口号，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行动纲领。好比写文章，毛泽东提出的每一条口号，还只是一个或几个题目，后来在破题开篇之后，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却都是前所未有的锦绣文章！

第25章 1947年7月—

“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话说1947年7月23日这一天，叶子龙来到机要科看望大家。机要科的高智提出了一个埋藏心里已久的愿望，他说：

“叶参谋长，主席能不能和我们照张相？”

叶子龙望着高智笑笑，没说什么。高智有些后悔了，他想主席那么忙，自己不该提出这样的要求去打扰他。可没想到刚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就来了，他兴致勃勃地大声说：

“不说是照相吗？来吧来吧，一块儿照一张。”

机要科的干部战士一阵欢呼，拥出窑洞，簇拥在毛泽东身边。大家挤呀挤的，谁都想靠近毛泽东身边。叶子龙不停地调换大家的位置，多拍几张，让每个人都有一张靠近领袖的照片。因为是在战争年代，为了受伤包扎方便，大家都剃光了头，所以，高智和同伴们都保留了一张剃了光头的和毛泽东的合影像。

7月27日，谢富治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晋南组织了渡河新兵团，这个兵团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新编第9纵队和由原来毛泽东批准的“特别党员”赵寿山领导的、已经光荣起义的国民党第38军及太岳军区第8纵的22旅组成，共计8万余人。陈赓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委。同时组成了兵团前敌委员会：以陈赓为书记，谢富治为副书记。

7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华东局的指示电：

陈粟谭，华东局：

同意华东局午宥电，临朐战役后主力移诸城、莒县地区，吸引敌人向滨海及胶东前进，以利尔后机动。同时，陈唐与叶陶会合作战，不要过湖西，以利刘邓之行动。

军委 午感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粟谭的指示电：

刘邓，并告陈粟谭：

一、利用5军回驻莱芜，吴绍周亦在对付叶陶之机会，望你们立即集结全军休整补充半个月，执行中央梗电（即上章末7月23日电亦即午漾电——笔者注）任务。

二、我们已面告陈赓，准备提早至未哿以前渡河。陈赓约未鱼（即8月6日——笔者注）可到太岳。

三、从现在起，陈赓集团即归刘邓指挥，望令陈秦赵各纵及38军提早于未删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未删至未哿间渡河。

四、未齐左右，边区部队开始攻击榆林方面之敌，吸引胡军主力北援，以利你们南进。如陈赓能于未哿前渡河，你们能于未删左右南进，则可能取得几个星期时间在豫西及大别山立住脚跟。

五、按陈粟谭有午电，陈唐不出湖西而与叶陶会合，全力对付鲁中之敌，并吸引吴绍周等在鲁中，对于刘邓南出最为有利。叶陶可照中央梗电，在两个月后再行南出。

军委 午感

7月28日，刘伯承、邓小平大军胜利结束了鲁西南战役。经过28天的连续作战，歼灭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师部、9个半旅，共计56000人，其中俘虏整编第66师师长宋瑞珂、第70师师长陈颐鼎、第32师副师长理明亚以下43000余人；击落飞机4架，缴获大量轻重武器，取得了战略反攻的初步胜利。刘伯承满怀喜悦和豪情，赋诗一首，诗云：

狼山战捷复羊山，炮火雷鸣烟雾间。千万居民齐拍手，欣看子弟夺城关。

7月28日这一天，刘伯承、邓小平致电毛泽东、中共中央军委说：

“23日电奉悉。因作战未即复。我们完全拥护所示方针。唯有如下困难：第一，南渡后连续作战，战果不小，但消耗甚大，炮弹消耗殆尽，无法补充，新兵没有，俘虏多，争取补充至少需要20天。第二，原打算第一步依托豫皖苏区尚能保持后方接济，故所带经费只有法币十数亿元，不足半月开支，一到南面即难生活，冬衣难发。”

刘邓分析了战场形势后说：

“我们当前有敌十几个旅，战力均不强，山东敌难西调鲁西南，因此仍有内线歼敌机会，如果在陇海路南北机动两个月，再歼灭其七八个旅以上，则南下更少困难。”

7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邓和陈粟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陈粟谭，华东局，邯郸局，并告陈谢及彭：

各电均悉。

一、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二、陈谢集团照原计划于8月出潼洛，切断陇海，调动胡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之作战。该部亦与太行、太岳保持后方接济。该部是否远出伏牛、桐柏，依情况决定，有利则远出，不得则缩回河北。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坚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增加。

三、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准备以叶纵再加他部取道皖西或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

军委 午艳

7月30日13时，刘伯承、邓小平致电军委、中央局、陈粟谭、华东局和陈谢：

军委，中央局，陈粟谭，华东局，陈谢：

连日我们再三考虑军委梗电方针，恰好顷奉艳电，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敌19个旅，至少有10个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出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宜。准备无后方作战。要求下列数事：

一、请山东令渤海，尽量赶运炮弹，急用，可能条件最好再给我们一千炮弹。我们已派车到德州接运。

二、请邯郸即当千方百计派大批干部，接收现有之一万伤员，好抽医院出动。

三、请邯郸将现存法币全给我们。

以上，请限10号前完成。

此外，建议陈唐兵团在鲁西南拉一下敌人。山东抽出皮定均旅到大别山，作军区骨干。

刘邓 午陷

这就叫：劝将不如激将，一语震惊刘邓：斩足不如破膛；

如不调动胡儿，致使陕北不支，尔等势亦难张。

7月30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并告陈谢韩（韩即韩钧，兵团副司令员——笔者注），及陈粟谭：

午陷电悉。如你们决心直出大别山，请注意下列各点：

一、开一次团长以上干部会，除告之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

二、营长以上每人发鄂豫皖3省有县境的明细地图一份，油印的亦好，如每连发一份更好，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

三、大体确定征粮、征税办法，告知一切干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在我方政权未建立以前，仍暂时利用国民党下层机关（在我党有力人员监督指挥之下），以大体累进方法征粮，惟免除赤贫人口负担，方能解决大军给养。国民党人员未逃跑者除极坏分子外，均可利用，逐步过渡到人民政权。

四、如皮定均旅一时调来不及，请考虑以赵（基梅）纵使用于大别山。该纵由潼洛渡后直趋大别山。陈谢则使用38军于豫西建立根据地。

五、如你们决定直趋大别山，决心不要后方，亦应使陈谢建立此种决心。如陈谢于8月下旬渡河，可能争取一个月时间，在豫西立住脚跟。胡军主力由靖边、横山线南调，估计至少须一个月行程，该敌十分疲劳。

军委 陷酉

7月30日，彭德怀、习仲勋根据小河村会议的战略决策，率西北野战军由大、小理河向榆林前进。

7月31日，据侦察部队报告，国民党军的一支快速部队正向小河村扑来，毛泽东决定次日开始向东转移。

是日晚，毛泽东让卫士们清点借老乡的东西，一一归还，损坏的东西照价赔偿，并挨门挨户向老乡们告别。

任弼时召集干部开会，作了动员，他说：

“这次行军是艰苦的，敌人企图封锁绥德、米脂，把我们包围在无定河以西，我们要抢先赶过绥德。”

1947年8月1日一大早，毛泽东离开住了40多天的小河村。村里的农民们听说3支队要走，纷纷前来送行，送出村外很远还恋恋不舍。毛泽东举起手跟老乡们打招呼，他说：

“老乡们，我们一住就是40多天，给你们添麻烦了！大家请回吧，我们不久还会回来的。”

昆仑纵队沿着大理河向东往绥德方向转移，为了保守秘密，毛泽东又决定把3支队改称9支队。毛泽东边走边问阎长林：

“阎长林，你们新4旅打过许多胜仗，该有不少好经验吧？”

阎长林在新4旅待过好几年，还从没有好好分析过部队的作战经验。他见毛泽东这样问，想了想就说：是党领导得好。毛泽东说：

“这是最根本的！有党的坚强领导，部队战斗素质就高。我们革命队伍都有这个特点。”

阎长林又说：

“新4旅还有些不同，部队里河北人最多。”

毛泽东摇摇头，说：

“河北人不一定都能打仗吧？三国时候，河北名将颜良、文丑，不是叫山西人关云长给杀了么！”

大家哄地一声笑了，毛泽东见阎长林有些发窘，就说：

“能不能打仗，不在乎是哪省的人。国民党的兵最不能打仗，可一旦被我们解放过来，经过教育，懂得了为什么打仗和为谁打仗的道理，立即就会变成能打仗的好战士了。”

他还鼓励阎长林说：

“说错了没关系，再好好想想，说对了大家接受，不对的，大家一分析，也就明白了。”

阎长林琢磨了一会儿，又鼓起勇气说：

“新4旅老战士多，差不多都是38年以前参军的。”

“这一条可以成立。”

“我们旅的干部差不多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

“干部老，指挥作战有经验，这也是一条。还有呢？”

“武器也不错。”

“对。”毛泽东点点头，似乎是做总结：“干部老，战士老，阶级觉悟高，净打胜仗，武器装备也就充足了。”

傍晚时分，昆仑纵队第2次到达靖边县的青阳岔。

8月2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通令嘉奖刘邓大军的消息。嘉奖令是由毛泽东起草的，嘉奖中说：

“自卫战争第２年第１个月作战，除我山东及各战场均歼灭敌人一部外，刘邓自７月２日到７月28日在郓城、巨野、定陶地区连续作战，歼灭敌人正规军９个半旅及４个师部，毙伤俘敌６万余人，成绩甚大，特此通令嘉奖。”　

此前，毛泽东为了加强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领导力量，抽调郭天民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任副参谋长，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和参谋长李达，组织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

郭天民，1905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广州起义。毛泽东对郭天民是了解的。有一次，郭天民恨铁不成钢，一时没有控制住火爆的脾气，动手打了战士。毛泽东当面批评他说：“你是铁匠出身，像打铁一样打人。”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听说33岁的郭天民还没有结婚，就把他叫了来，问是怎么回事？郭天民说：他的未婚妻不是党员，上级不批准成婚。毛泽东笑了，他说：“你那未婚妻是个从东北来的流亡学生，跑了几千里地来革命，干嘛非要人家入党不可。你回去跟政治部说一下，就说我同意你们结婚。”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晋察冀军区2分区司令员的郭天民，指挥部队在牛道岭战斗中击毙了日军少将清水联队长。这是八路军首次击毙日军将官。日军对郭天民的部队恨之入骨，郭天民的名头也就愈加响亮。性格豪放的郭天民，打起仗来从不粗心，称得上是一个相当细心的指挥员。有一次，分区的一位科长通过电话报告情况，对方刚说出：“我的位置在……”，郭天民一把抢过电话，严厉地问道：“你是谁？报上姓名！”那位科长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突然想起，在电话中说这些是属于失密行为，有可能被狡猾的敌人所窃听。

再说8月2日这一天，刘伯承、邓小平召集各纵队和冀鲁豫、豫皖苏军区负责人开会，讨论和部署南进行动。会议讨论时气氛很热烈，不少人主张在鲁西南或豫皖苏再打一个大仗，理由是依托根据地作战有利条件很多，有人民群众的支援，物资弹药补充以及地形也都便利，加上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５个纵队已到达郓城、巨野地区，力量上更加强大。部队虽经连续作战，消耗较大，也很疲劳，但在连战连捷的鼓舞下，士气旺盛，求战情绪很高。而且如能再给敌人一个大的打击，歼敌越多，对战略跃进就越有利，南下的包袱也就减轻了许多。

刘伯承说，毛主席对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估计了3个前途：“一、付出代价，站不住脚返回来；二、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大别山周围坚持打游击；三、付出代价，站稳了脚，恢复了大别山根据地。”并要求我们“要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前途”。当然，我们马上行动，会有很多困难，但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战略区特别是陈粟、陈谢大军的有力配合下，有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8月2日晚，昆仑纵队转移到火石山。据报，国民党军队竟然不吃不睡一路紧追。昆仑纵队为了隐蔽目标，就在白天休息，待天黑了以后再冒雨上路。

8月3日黎明，昆仑纵队到了小崖子。毛泽东顾不得换衣服，就忙着看电报。

3日下午，昆仑纵队继续赶路，转过一个山包，毛泽东忽然下马站住了，一眼望去，整个平川由于在5月间被国民党军队洗劫过，庄稼全毁，窑洞门窗被烧，坛坛罐罐打得粉碎。他站了很久，直到部队过去了，这才上了马，一路很少说话。

3日晚，毛泽东率部到达横山县萧崖则。

8月4日，粟裕起草了上报中央军委的关于南麻、临朐战役的初步总结，引咎自责。

原来华东野战军在7月后半月，正如陈毅所说的：“因雨季没有打好仗。7月17日至21日在南麻打敌11师，5天5夜只消灭1个团。7月24日至30日，在临朐5天5夜只消灭两个营，打费县消灭1个旅，打泰安敌人跑了。7月打8仗只有3仗打好。”他们在鲁南、鲁西、鲁中3个方向分兵作战，从战略上看，调动、分散了国民党军，策应了刘邓大军的战略进攻；但从战役战斗上说，打的多是消耗战，未能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陈毅对粟裕引咎自责甚感不安，他认为仗未打好，彼此有责，不能由粟裕一个人承担责任。后来在8月6日，他电告中央军委和华东局说：

“1、……最近粟、我共谈，粟态度可佩，昨夜长谈，对今后共同工作很有好处。2、我认为我党20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刘、林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两仗未全胜，彼此共有责任，不足为病。谭、我本此观点，互相研究教训，粟亦同意。3、我本挽3人共谈，谭因东行，故谭未参加。谭临行遗书，此书临别我看了一遍，对粟有帮助……我们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负责。过去常胜者以此。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取教训以便再战。军事上一二失利实难避免，虚心接受必为更大胜利之基础。”

8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给陈毅、粟裕等起草了3份指示电，指示说：“山东主力（陈唐叶陶5个纵队）现在西边，……请考虑粟裕同志带炮兵主力迅去鲁西南统一指挥该5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并强调说：“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于该5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陈唐叶陶（陈唐指挥3、8、10纵，叶陶指挥1、4纵——笔者注）应在郓巨地区从速休整，待刘邓出动时即积极动作，勿误时机。”

中央军委还决定成立华东野战军西兵团，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

是日下午，毛泽东在给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华东局的指示电写道：

陈粟谭，并告华东局：

我们支午电发后，接你们江午电。我们仍主张粟裕迅即绕道聊城去郓城，指挥陈唐、叶陶5个纵队在郓城地区休整，就现有兵力在鲁西南积极策应刘邓作战，不可丧失时机。粟未到前该5纵均归刘邓直接指挥，粟到后粟受刘邓指挥。陈率6、9纵俟水退后，迅速转至东边与2、7纵会合，从反面钳制鲁中、鲁南之敌。但你们的供应重心应转至鲁西南。

军委 支申

8月4日晚，昆仑纵队冒雨到达子洲县巡检寺。此时黑灯瞎火，一时找不到住处，人们站在雨地里，互相打着招呼。好不容易找到一间屋子，毛泽东问：

“周副主席他们来了吗？”

卫士说还没有，毛泽东就让派人去迎一下。他一直在雨中徘徊着，等到周恩来一众人等都来了，这才进屋休息。

8月5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并告陈粟谭：

待陈唐、叶陶5个纵队渡过运河后，请令该5纵以有力部队沿运河西岸择要筑工固守，制止敌邱欧（指邱清泉、欧震——笔者注）西渡；主力集结郓城地区休整，并在郓城地区构筑防御工事，保证北岸接济。该5纵至少须有两星期安全休整，并待粟裕到来方能举行机动作战。在局面没有大开展时期内，该5纵主要任务是直接钳制邱欧，即借以间接钳制陇海线上及其以北之敌，而不是直接钳制陇海及其以北之敌。只要该5纵能于你们出动以前，制止邱欧西渡，又于你们出动后，能在鄄郓地区立住脚跟，不被邱欧切断后路，则不但邱欧不敢使用于进攻你们方面，即金乡、菏泽等地之敌亦将不敢轻动。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军委 微午

8月5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华东局，并告刘邓：

各电均悉。

一、华东局仍应在胶东。陈率6、9纵应迅速转至东面，与谭及2、7纵会合，从反面钳制敌人，不使敌达到驱我过黄河目的。我们多次告诉你们，敌之基本计划是驱我过黄河，而不是迫我入滨海与胶东，你们必须重视此种企图。

二、但目前你们有5个纵队已到运河以西，正好协助刘邓执行出击计划。对于此种计划，刘邓及陈谢集团准备已久，非有特别重大情况，不应轻易动摇。根据刘邓江酉电，此次黄河大水已过，敌我均在抢修河堤，仍争取实现原计划。根据陈粟谭未支电，陈唐3个纵队此次行动中仅减员5000余，不算很大，不必补充人员，只须休息10天左右即可作战。各部略有损失即叫苦连天，你们应予指导。叶陶减员较多，应酌量补充，但亦非不得补充即不能作战。该5纵均应集中郓城，由刘邓指导整理。你们速派粟裕西去，统一指挥5纵，将全军供给重心经渤海转至鲁西南，争取在鲁西南立足，协助刘邓作战，否则有被敌驱过黄河危险，你们必须严重对付此种情况。

三、待刘邓南出最后决定并实现后，原先刘邓所得之供给可拨交粟裕，加上渤海供给即可支援5纵作战。冀鲁豫仍属邯郸局管理，但应指定暂作华东局机动地区，望刘邓区处。

中央军委 未微酉

8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陈粟，并请转告陈唐叶陶：

目前整个形势对我有利，敌已分散，我已集中。敌机动兵力分置于鲁中、运东、陇海（桂系等）3处，加以鲁西之敌新受巨创，士气不振，我则以一部钳制鲁中之敌，主力位于鲁西南；敌虽想从运河陇海两线向鲁西南进攻，但估计短时间内尚不可能；敌目前既怕你们全力向东攻邱欧，又怕你们全力向南攻陇海。在此情况下，你们全军可以安全休整10天内外，鼓励士气，整顿队势，以利争取新胜利。此次华东各部虽有几仗未打好，但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待陈粟率野直及6纵到郓巨，我军实力更厚，领导更强，对于争取新胜利极为有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并问全军将士安好。

中央 未鱼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并告陈粟谭，陈谢：

你们对于出动后敌之可能对策估计如何？我们觉得敌可能采取两种或3种办法。第一种办法，迅速组织进攻，使你们不能立足。但此种办法难于调动很多军队，估计可用于进攻者约12个旅（或较多）左右，即7师、48师、10师、79师、3师、58师各两个旅。其中除桂系外，战力均不甚强。其出发地点不一，在短期内，势必参差不齐。如我能于运动中歼灭其四五个旅，其攻势必受顿挫，我可取得休息机会，以利再战。敌此种办法的基本缺点，是进攻兵力太少，我之回旋余地甚大，并有迫我渡江南进之危险（敌很怕此着）。第二种办法，宁可给我以立足机会，不急于尾我进攻。除上述12个旅（或较多）外，并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共二十几个旅，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先从长江、平汉两线完成部署，然后向西向北进攻。此种办法之基本缺点，是给我以立足时间，且使山东攻势完全破坏，鲁西、豫东亦大部难保，即使集中二十几个旅，分两线多路进攻，我亦可能于运动中各个击破之。第三种办法，即同时采用上述两种办法，既以12个旅左右分数路迅速进攻，又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用于长江方面。你们必须同时准备对付这几种办法，而主要准备对付第一种办法，即用全副精神注意于运动中大批歼灭敌人，一切依靠打胜仗。陈谢出豫西后，胡宗南对陕北攻势必被破坏，除现已东调10师两个旅、79师一个旅及骑1旅外，必再调至少六七个旅，使用于潼关、商、洛方面，估计一个月内，很难举行有力进攻。此外，我两路南出后，合肥、安庆、鄂东、汉口、平汉沿线，汉水流域及南阳、潼关、洛阳等地均须守备，而要守备这许多地方，非有几十个旅不可。敌在山东、鲁西、陕北之机动部队共有45个旅（山东29，鲁西8，陕北8），守备兵力则有96个旅（被歼者在内）。为要抽出几十个旅守备长江、汉水、平汉各地，不但有大减陇海线及其以北各地守备兵力之可能，且有将机动兵力一部改为守备兵力之可能。如此，则全局可能引起变化。只有在我南出兵团不能大量歼敌，因而不能立足，被迫缩回之情况下，就只能起临时调动敌人之作用，不能起变化全局之作用，且需付以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此种代价，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须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

军委 未鱼

8月6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等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并告陈粟谭：

微巳电悉。敌现时计划是以邱欧10至12个旅由运河线，桂系四个旅为主力配合罗广文等由陇海线，向我郓巨地区进攻，至少需两星期方能部署完毕。故你们从未鱼起，至少尚有10天时间，容许你们及陈唐、叶陶休整补充。因此：

一、你们仍争取至未删以后出动，最快未灰以后出动，不要太急。此时桂系刚到兰封，邱欧在运河以东，你们南出暂时只需对付陇海线上之敌。

二、陈粟率郓城5个纵队，再加6纵，目前主要任务是从侧面，将来则从反面（将来邱欧可能南进）钳制邱欧，如邱欧由陇海线向南，陈粟则尾随之。总之，陈粟从反面钳制敌人最为有力。谭许3个纵队则在滨海钳制鲁中之敌。

三、你们南出前不要企图再打一仗，南出后在沙河以北亦以避免打大仗为宜。

军委 鱼午

8月6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华东局，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

华东局，陈粟谭：

鱼午电告你们，同意陈粟率野直及6纵去鲁西南，谭黎许组成东兵团，并同意华东局去渤海之建议。兹接饶、张、黎、曾、袁微巳电，云逸、子恢、舒同以全力组成西兵团供应，华东局领导中心暂设东面，俟西面布置完毕，后方中心另作决定等语。关于华东局是否即日西移或暂留东面，何者较便，请华东局依情况决定。惟陈粟应速西去，愈快愈好。

中央 鱼申

此时，蒋介石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丝毫无察觉，他认为刘邓大军在鲁西南战役后已疲惫不堪，短期内难以再战。因此，他调集了30个旅分5路向郓城、巨野进击刘邓大军，企图将刘邓大军消灭于陇海路与黄河之间，或逐回黄河以北，以堵住南线中央被刘邓大军打开的战略缺口。他采取了“饭馆子”战术，企图使刘邓大军留在内线。加之从8月1日起，鲁西南又是连日大雨，黄河水位猛涨，蒋介石阴谋以水代兵，水淹刘邓大军。

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邓小平认为不宜在鲁西南继续休整，决定提前南下，8月6日下达了预备命令，并于次日报告中央军委说：

“我决心提前于8月7日全军开始战略跃进。”

8月6日这一天，彭德怀根据小河村会议制定的战略部署，指挥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8个旅和绥德分区的警备第4、第6团，开始围攻榆林。

榆林旧称榆阳，又叫驼城，靠近无定河、榆河。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由于它北依长城，南抵乌延，西北与宁夏毗邻，地处晋陕绥宁要冲，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驻守榆林的是邓宝珊指挥的第22军。毛泽东为西北野战军规定的方针是：攻得下就攻，攻不下就撤，然后寻机歼敌。

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在两天时间内就扫清了榆林守军设在神木高家堡至横山响水堡100多公里防线上的大部分外围据点，大军直逼榆林城下。

邓宝珊顿时急了，飞电南京请蒋介石派兵解围。

8月7日，毛泽东尚不知刘伯承、邓小平已经决定南下，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并告陈粟：

鱼辰电悉。

一、你们至少一星期不动，帮助陈唐、叶陶休整，并待陈粟到来。

二、陈粟集中6个纵队于郓鄄地区筑工固守，控制黄河渡口，不怕邱欧来攻。万一不能守，退至黄河以北，转攻泰安一带，邱欧亦不敢南下，孙震、刘汝明亦不敢全部南下。

三、陈粟6纵全部必须从内线，即从你们的反对方向钳制敌人，才是最有力地钳制。你们不要希望他们出陇海线直接掩护。

四、你们出动，全局变化。敌不可能专心先打陈粟。

五、只要陈粟6个纵队集中处于内线，一切有办法；如果分散南进，则全局不利。

六、叶陶现到何处，运河西岸是否已筑工封锁，黄河船只是否不缺，过渡是否便利，嘉祥是否尚在我手，望即告。

军委 虞

8月7日夜，刘邓野战军4个纵队12万大军分成3路秘密出发，向南疾进。1纵、中原独立旅为西路，沿曹县、宁陵、柘城、上蔡一线直奔豫南。3纵为东路，沿城武、虞城、鹿邑、界首一线直奔皖西。中原局、直属队和2纵、6纵为中路，沿沈丘、项城、息县一线直奔大别山腹地。

再说8月7日这一天，蒋介石因怕榆林失守，影响整个西北战局，慌忙乘坐“美龄”号波音专机飞临延安，同机到达的还有王叔铭、罗泽闿等。专机在延安简易机场那尘土飞扬的跑道上稳稳停下来，蒋介石下了舷梯，以自嘲的语气对迎接他的胡宗南等人说：

“来而不往非礼也。两年前我邀请毛泽东到了重庆，今天我来到延安回访。可惜的是毛泽东没有邀请我，是我不请自来。”

蒋介石等人被送到延安城内最好的、戒备森严的原边区外交宾馆安歇。

下午，蒋介石主持召开有胡宗南、裴昌会、薛敏泉、董钊、刘戡参加的旅以上军官会议，专门研究出兵增援榆林的问题。国防部作战司司长罗泽闿首先讲话，他说：

“诸位，山东我军英勇作战，已取得辉煌成果，共军正在溃逃，消灭山东共军已指日可待。陕北方面，共军主力正在榆林，这是天赐良机。总裁决定，胡宗南将军率国军主力，将共军压迫至佳县、米脂、榆林三角地带，一举歼灭，即使不能歼灭共军主力，也要将彭德怀部赶过黄河。”

胡宗南站起身，立正说：

“我坚决服从总裁的命令！不过——”

蒋介石说：

“讲，不要吞吞吐吐。”

胡宗南说：

“我有两个困难，请研究决定。第一，现在正是雨季，汽车补给用品时有中断。第二，要集中主力北进决战，就不能沿咸榆公路交通线留有掩护部队，所以长途运输很不安全。”

蒋介石当即对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说：

“你把运输机集中到西安机场，空投补给。”

王叔铭立正报告说：

“总裁放心，我们空军保证胡将军的军需补给。”

蒋介石对胡宗南说：

“这下你不该有顾虑了吧？照国防部的意图，立即拟定作战方案。”

胡宗南毕恭毕敬地回答：

“是！”

是日晚，蒋介石单独与胡宗南研究榆林作战问题。胡宗南说：

“此次共军打榆林的真正意图，也许是准备在米脂以北伏击我增援部队。”

蒋介石说：

“今后陕北作战，不必再强调稳扎稳打了，采取急进猛打的战法，弥补以前与共军作战显露出的缺陷。迂回增援的整编第36师不但要隐蔽，而且行动要快，要达到出乎共军意料的奇效。”

他还告诫胡宗南说：

“陕北为主要战场，为匪之首脑所在，如不肃清，后患无穷。本令7月底彻底肃清，现在决定延长一个月，8月底定须肃清。”

这天晚上，国民政府警卫总队队长石祖德率领武装卫队驻守在原边区外交宾馆四周，胡宗南的精锐嫡系部队在外围担任警戒。

8月8日一大早，蒋介石在荷枪实弹的大群侍卫保护下，出现在延安城里，到处转悠。在抗大旧址，蒋介石说，这就是共产党的“黄埔军校”了。在这个旧址上，军事训练场地只有一些自制的木马、竹天梯等教具，越野障碍则是一座陡峭的崖壁，崖壁上留下了许多人体攀爬过的痕迹。除此之外，还有简陋的窑洞教室，一切因陋就简，几乎没有像样的教具。黑板都是用木炭灰涂黑的，礼堂是露天的，标准配备是每人发个小凳子。朱德和各级军官都曾经在这里听课学习。蒋介石用手在黑板上轻轻一抹，手指就留下一个黑印。他又取过小凳子坐了一下，小凳子太矮，已经60岁的他很不习惯，险些坐在地上，吓得宋美龄和蒋经国赶紧扶住他。

在一座山坡上，蒋介石看见大片土地被开垦出来。有人告诉他，共党开展大生产运动，官兵一起开荒种田，359旅旅长王震就是著名的劳动模范。还有彭德怀，经常下田劳作，董必武是有名的纺线能手。连毛泽东、周恩来也经常参加劳动，自产的粮食蔬菜基本上可以满足需要。蒋介石点点头，脸色阴沉。

胡宗南、俞济时等人随着蒋介石来到了枣园。蒋介石终于看见了被自己“通缉”的毛泽东住过的那间窑洞，见它与当地农民的窑洞没有两样。俞济时说：

“看，门窗是没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洞内墙面剥落，靠窗的那张榆木桌子桌面坑洼不平，简陋的床也是榆木钉的。”

蒋介石对毛泽东等人的情报十几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过，但在此时，面对延安小城和这些近乎原始的窑洞，他还是感到十分震惊，怎么也无法想象老对手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如何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如何有效地指挥着千军万马在全国战场上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政府军作战、对抗，且能在这样的桌子上把文章写得那样尖锐犀利而又文采飞扬！他惊讶毛泽东的意志，感叹他的毅力。突然，蒋介石发现窑洞外院子有棵树，走过去，树下有个石凳，旁边还有架纺线的纺车，他指着纺车问道：

“毛泽东要这东西做什么？”

胡宗南回答说：

“由于我大军围困，延安物资匮乏，据说这是毛匪亲自纺纱用的！”

蒋介石试着摇了摇纺车，纺车吱呀一声，线断了。他站起身，摇了摇头。就在此时，侍卫按照他的吩咐，把一个吓得发抖的村民带了来。蒋介石和颜悦色地问村民：

“你见过毛泽东吗？”

村民回答：

“经常见。”

蒋介石问：

“他穿什么衣服？”

村民答：

“跟那些兵一样。”

“新的还是旧的？”

“旧的，袖口打了补丁。”

“毛泽东穿什么鞋？”

“布鞋，还有草鞋。”

“他跟你讲过话吗？”

“讲过。”

“讲些什么？”

“他说额（我）家的红枣好吃哩。”

“你送给他的？”

“没，他买的，给了额钱。”

蒋介石又问：

“毛泽东还说过什么？”

村民想了想说：

“他说，为啥陕北人不爱吃红辣椒？”

“你怎么回答？”

“额说，吃了那家伙屁眼疼。”

“他平时最喜欢吃什么菜？”

“一个是南瓜，一个红辣椒。”

“他平时有何爱好？”

村民想了想说：

“散步、逗孩子、开会、听匣子（收音机）。”

蒋介石挥一下手，让侍卫带走村民，步出窑洞来。胡宗南告诉他说：

“旁边和下面是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等人住的窑洞。”

蒋介石一眼瞧去，外观和毛泽东这间窑洞都一样，估计里面也差不多，便绕开了，直接回到住处，审定了胡宗南送来的作战计划，就离开了这个让他心绪不宁的地方。

胡宗南送走了蒋介石，立即部署兵力，以整编第27师仍固守延安城防，各军的辎重和非战斗人员留驻延安；以10个半旅63000多兵力分路北进。其具体部署是：

整编第17师解除在甘泉、富县沿公路的守备任务，集中在蟠龙镇以南地区归还第29军建制；由刘戡指挥整编第17师、第36师（缺28旅）、第90师，从蟠龙镇附近沿咸榆公路前进，到达瓦窑堡补给后，继续向三皇峁、周家岭一线前进；其中以整编第36师为援榆快速兵团，取捷径迅速行动，昼夜兼程救援榆林邓宝珊。

由董钊指挥整编第1军的第1师、第38师，在第29军后保持1日行程的距离跟进，随时支援第29军作战。

整编第36师师长钟松接到命令后，立功心切，率部死命地向榆林急进。

钟松者，何人也？此人出生在浙江松阳，为人华而不实。他曾经与胡宗南同时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后大病一场，已无重返1期继续学业的可能，校部经过考虑，将其编入军校第2期炮兵队第2区队学习。在校期间，钟松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并参加了“革命军人同志会”，后因“中山舰事件”发生，钟松又退出共产党改入了国民党。他所率领的国民党军第36师属于机动能力特强的特别师，是胡宗南的3大主力之一。

彭德怀见钟松的第36师来势凶猛，便命令教导旅在横山一带阻截之。教导旅很快便占据了横山沿无定河到鱼河堡的要道。这钟松也狡猾异常，一发现鱼河堡一带有共军，立即命令说：“我们不和共军在这里纠缠，绕道行军。”

8月8日，毛泽东率部离开巡检寺，到达绥德县李家崖。

8月9日，彭德怀电告中央军委说：榆林城坚，东、北两面是沙漠，西、南两面是水道，攻城不易。目前钟松增援甚急，如果近期不能攻克榆林，准备集中6个旅，先歼灭援军再攻城。

8月1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的指示电：

刘邓，陈粟：

一、刘邓虞电，陈粟齐电均悉。

二、在敌主力东迫郓城、西迫鄄城情况下，我在郓巨作战已不适宜，即北撤亦来不及，只有南进才利机动，刘邓决心完全正确。

三、敌此次判断我北撤，完全不料我南进，又有宋时轮、王秉璋两纵迷惑阻滞敌人，南面除桂系到商丘，潘文华两个旅位于平汉外，完全空虚，极利机动。

四、陈唐、叶陶到豫皖苏后，照刘邓虞电，在该区活动一时期，掩护刘邓南进，尔后即活动于陇海南北地区。陈粟率6纵及军直到黄河北岸后，如邱、欧、罗广文已南进，即相机渡河与宋时轮、王秉璋会合，在鲁西南活动。

军委 未灰

8月10日这一天，西北野战军对榆林进行强攻与爆破，均未奏效。

8月10日晚，毛泽东率领昆仑纵队经过30公里急行军，到达离绥德还有15公里的黄家沟。此时三更半夜，人困马乏，正准备烧水做饭，忽然来了报告，说刘戡部队的7个旅正扑向绥德。昆仑纵队如果再向绥德前进，就有互相碰面的可能。任弼时立即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

“好哇，敌人可以不吃不睡，我们也可以不吃不睡，敌人是快速部队，我们也是快速部队，我们还要赶过敌人。走！立刻出发。”

当刘戡的部队进抵绥德时，毛泽东已经率部由绥德向北转移了。

8月11日晨，彭德怀、习仲勋电告中央军委说：如果钟松部13、14两日可到，决定围城打援。

8月11日中午，毛泽东电示彭德怀说：

彭：

真卯电悉。榆林非急攻可下，而钟松仍有可能迅速增援，似宜决心暂停攻城，集结部队，准备于12日夜或13日打钟松。胡宗南虽因畏我伏击令钟松停进，而钟松本日似仍行动，仍有此种可能，即胡宗南见钟松绕道横山西北，向榆林西南60里之白家涧、古城见前进，可以出我不意，仍令钟松前进。因此，你们宜准备于钟松到达白家涧、古城见之当夜，乘其立足未稳，立即攻击之。若当夜不攻，钟松可能在该地建立立足点，与榆林、石湾（刘戡）成犄角之势，迫我离开榆林。打钟松时宜集中7个旅。望今晚部署完毕，明晨看好地形，并先以一部适时占领白家涧、古城见。又横山我军于钟松通过横山西北以后，击其后路为宜。如钟松改变计划攻横山，则仍在横山抗击之。以上望酌办。

军委 真午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陈粟：

一、佳辰灰申两电均悉。

二、刘邓部署很好。前已通知你们所有山东全军统一归刘邓指挥，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我们尽可能帮助你们。

三、6纵似宜开至聊城，相机与宋王会合，直接策应陇海南北，不宜分散使用，望按情酌办。

军委 真午

尔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陈毅、粟裕，饶漱石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饶：

一、陈鱼午电悉，所见甚是，完全同意。7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

二、漱石既在东面，华东局即应在东面，子恢到渤海可以工委书记名义执行任务。

三、刘邓南下，全局必有变动，鲁西南诸敌势必大部南去。陈粟率6纵及野直进至聊城待机与宋王会合，可能开展鲁西南局面，并利于直接策应陈唐、叶陶。

四、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

中央 未真

8月12日，毛泽东对刘邓大军的远征行动作了具体部署，他在电文中写道：

刘邓，并告陈粟：

有3点请你们斟酌：

一、鉴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情况紧张时应当走几天长的，但应跟着休息几天，恢复疲劳。

二、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待我军习惯于无后方外线行动，养精蓄锐，又在有利于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考虑打大仗。

三、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

四、以上3点，如刘邓认为可行，则请告知陈唐、叶陶一体遵行，使大家有精神准备，以利战胜蒋介石。

军委 未文

此时，蒋介石认为刘邓大军是北渡黄河不成而“南窜”，他以20个旅分路尾追，另以一部分兵力在平汉路侧击，企图将刘邓大军歼灭在黄泛区。

刘邓大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以两天的时间，迅速通过了宽达40多公里的黄泛区，渡过了沙河、洪河，矛头直指大别山。此时，蒋介石才如梦方醒，他慌忙调集了3万多人赶到汝河南岸，企图挡住刘邓大军的去路。刘邓大军在“到达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鼓舞下，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

8月12日下午，钟松率领整编第36师到达距榆林不到15公里的苏庄子、天鹅海子一带。他们是冒着炎炎烈日，绕道出至长城外，经毛乌素沙漠，渐渐逼近榆林的。

彭德怀、习仲勋得知钟松已经靠近榆林，围城打援已不可能，于是在榆林城南的赵庄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彭德怀说：

“我军已达到了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配合陈谢兵团南渡黄河挺进豫西的目的，应该主动撤围榆林，再寻机歼敌。”

此时钟松部虽然离榆林不远，却也不敢贸然行事。待到搜索部队侦察后回报：

“榆林城周围未见共军，共军去向不明。”

钟松这才率部入城。当晚，钟松即电告延安胡宗南说：

“榆林解围成功，共军逃窜。”

胡宗南也立即电告蒋介石说：钟松快速纵队击溃围攻榆林的共匪！蒋介石致电胡宗南，嘉奖钟松进兵神速！

西北野战军撤围榆林，蒋介石、胡宗南估计是共军要过黄河了，于是，急命各路部队加速追击，一举歼灭共军主力。

8月13日，毛泽东率部以急行军方式，渡过无定河转移到绥德县延家岔。

8月14日，钟松根据蒋介石、胡宗南追击西北野战军的命令，率整编第36师从榆林南下，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他狂妄地说：

“一战结束陕北战争。”

8月14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行抵米脂县城郊外井儿坪。骑兵侦察报告，刘戡的部队已在30公里外宿营。毛泽东说：

“好，他们休息，我们也休息!”

8月15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彭德怀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

寒未电悉。一、完全同意你的部署，但请注意分割该敌为几部分逐一歼灭之，28旅主力可能随钟松前进；二、刘戡16进绥德，17补粮，要18才能开始北进，故南面顾虑甚小；三、我们今日至乌龙铺。

军委 15日2时

8月15日下午，毛泽东得到情报，自榆林南下的国民党军第36师已经到了米脂城北的镇川堡。于是，他率领昆仑纵队继续赶路，并且改变行军方向，离开大路，转向东边的山沟里。

周恩来由于过度疲劳，鼻子流血了。毛泽东听说后，忙让担架队去抬他。周恩来的鞋子磨破了，一上担架，鞋子的破洞露出来了，江青看见了，说：

“周副主席，你的鞋底露出袜子来了。”

周恩来笑笑说：

“怪不得走路硌脚呢！”

担架队走得快，到了毛泽东前面，周恩来又要下地行走。毛泽东连忙把他按住，笑着对战士们说：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的担架到底用上了，这叫有备无患。”

一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傍晚时分，部队转移到米脂、佳县交界的陈家岔。

8月16日上午，毛泽东率部由陈家岔出发。

8月16日这一天，彭德怀的司令部移住佳县崖窑畔。

8月16日下午，毛泽东为保障战略远征远离华东的陈粟大军供应，致电主持晋冀鲁豫军区实际工作的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他写道：

滕，并告陈粟：

删辰电悉。一、我山东主力6个纵队及炮纵均在冀鲁豫及豫皖苏地区作战，你们必须以全力援助解决供应问题，即派负责人去聊城、寿张找陈粟商量。二、王新亭纵队仍在太岳地区，以一部攻占垣曲，策应豫西陈谢行动。先念率赵纵至聊城，受陈粟指挥，相机南进。王宏坤纵队迅速完成编整准备，于本月底下月初受陈粟指挥，加入鲁西南作战。

军委 铣申

8月16日深夜，毛泽东率昆仑纵队冒着大雨进至佳县以西乌龙铺以东的曹家庄。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子，村子里的老百姓都已经入睡。工作人员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破窑洞，让毛泽东休息。

周恩来打电报给彭德怀说：9支队不过黄河，仍然留在陕北。彭德怀在复电中建议说，9支队向佳县以北地区转移，他派许光达率第3纵队到乌龙铺一带，接应和掩护9支队转移。

毛泽东吃过饭休息了。警卫排长阎长林刚躺下，有哨兵来报告说：

“陆定一和胡乔木同志的窑洞顶上掉下来一块石头，砸在炕的中间，因他们两人睡在两边，所以没有受伤。”

阎长林跑去一看，真有些后怕，正想请他们换个地方，骑兵侦察员送来了情报，说刘戡的部队又出动了。

此时，钟松的第36师已经到达镇川堡；董钊的第1军军部及其第1师守备绥德、米脂；刘戡的第29军军部率5个整编旅，由绥德扑向佳县。这样，西北野战军和昆仑纵队被挤在佳县、米脂、榆林交界的狭小区域，处于背靠沙漠，数面受敌的境地，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8月17日黎明，狂风怒吼，暴雨如注，到处一片漆黑。任弼时来向毛泽东报告敌情，毛泽东说：

“敌人这么积极？他们不睡觉，我们也起身吧。”

任弼时转身就去通知部队。

战士们都紧紧地挤在几株老槐树下避雨。这曹庄离黄河不远，有个战士说：

“黄河就在前面，这回准要过河了。”

另一个战士说：

“不会的，毛主席说过，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

说话间，任弼时冒雨跑来了，说：

“部队行进方向不变，继续顺葭芦河北上。”

部队又出发了，风雨仍然很猛，眼前黑乎乎一片。战士们借着闪电，辨别着路径前进。闪电一停，大家就迈不开步，手拉着手，相互转告着：“小心！小心！”一齐摸索着往前走。

天明的时候，雨下得更猛烈了，整座山白茫茫的。下山的路，连马也不能骑，毛泽东和卫士们手挽着手朝山下走。

8月17日上午，立功心切的钟松不听刘戡的劝告，竟然远离主力，孤军深入，派第123旅及165旅的第49团作为前梯队，向乌龙铺方向冒进。他自己亲率165旅主力为后梯队，进至沙家店。刘戡也率5个旅继续北进。

8月17日中午，雨停了，毛泽东率部又登上了一座小山。卫士们在山上回首东望，太阳像个火球，近看葭芦河水，成了一条细流。葭芦河在这里入黄河，老百姓又叫它“黄河叉”。遥看黄河，如同一根银丝，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大家为眼前的美妙景色吸引住了，几天来的紧张劳累，一下子都消散了。警卫战士李文奎捅捅石国瑞说：

“你不是爱念诗吗？看，这里多有诗意呵，还不作上一首。”

石国瑞此时也正有诗意，嘴里不由得念叨起来：

“黄河在向我们招手……”

毛泽东听见了，笑着问道：

“石国瑞呵！你又想过黄河了么？”

石国瑞也笑了，忙说：

“主席，我们在念诗呢！”

毛泽东高兴地说：

“啊！有这个兴致，好极了！咱们休息一会儿，听你作诗吧！”

石国瑞红着脸说：

“只怕念不好。”

他望着黄河想了一会儿，一字一句地念道：

“黄河在吼，他微笑着向我们招手。

呵！亲爱的毛主席，过黄河吧，河东要比河西安全！”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又接着念道：

“我们也向黄河招手，黄河，你不用担心，这里有我们的野战军，还有千百万的老百姓，既顺利，又安全！再见！”

大家听了石国瑞的诗，哄然大笑，都围着他打闹。毛泽东笑着说：

“诗做得很好，可惜没尾，应该再加上一句——我们打败了胡宗南，再拜托你，把我们送到东岸。”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与国民党军赛跑，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关于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对部下的解释说得非常明白：“刘邓南下，全局必有变动。”“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此一着，堪称中外战争史上的大手笔！

第26章 1947年8月18日—

“初战一定要打赢，赢了就争得主动。战士碗里有肉吗？刺刀要见红，碗里要有肉，没有肉就杀马吃！把老马残马杀了吃！”

话说毛泽东率部来到葭芦河边，决定过葭芦河，由任弼时负责组织渡河。突然间，后边不远的山头上枪炮轰鸣，是殿后的警卫部队和刘戡的部队接上了火。毛泽东回头望望那山头，神态自若地在河边踱步。浮桥一时搭不起来，情况紧急，汪东兴要先护送毛泽东过河。毛泽东摇摇头说：

“不，我留在这里！你想办法先把秘书、译电员和文件送过河去吧。”

机要人员按照毛泽东的吩咐，伏在未加鞍子的马背上，顺着水势过了河。不多久，河水暴涨，轰鸣之声震耳欲聋；巨浪一个接着一个，铺天盖地而来。部队只好又找到一处最窄的河床，由周恩来、任弼时、叶子龙指挥着战士们架浮桥，羊皮筏子刚一下水，立刻就像一片草叶一样被巨浪卷走了。刘戡的队伍已经很近了，只隔着一个山头，情势十分危急。

“给我拿支烟来！”

毛泽东突然伸出两根指头，要烟抽。他的声音不大，却像雷声一样传遍整个队伍。

“烟，得胜同志要抽烟！”

“得胜同志要抽烟！”

“烟！”“有烟吗？”“快找烟！”

卫士们因毛泽东前段时间患肺炎，已经戒烟，都没有准备烟。这几天，天天下暴雨，人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身上难得有干的时候，去哪儿找烟？

“烟呢！给我一支烟！”

毛泽东有点焦躁了。队伍里终于从马夫老侯那里找来了用油布包裹着的烟和火柴。周恩来指挥卫士们打开背包，用一条薄被遮在毛泽东头上，并亲自扯起被子的一角，为毛泽东遮风。他指挥道：

“举起来，不要举得太高，朝东南斜点，好。”

卫士钻到被子下，把1支烟插到毛泽东右手的指缝里。“嚓！”“嚓！”他一连划了几根火柴，火光只一闪便被风吹灭了。毛泽东几次把嘴凑过去，都没有点燃，有点火了。周恩来又换上另一个卫士，终于把烟点着了。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又狠狠地接连吸了几口，烟头的火光闪烁着往上窜。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眼睛盯着毛泽东，盯着那支青烟袅袅的香烟，仿佛中央前委几百人的命运，甚至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都系在那支香烟上。远处的枪炮声和眼前的波涛声交相轰鸣，毛泽东全然不觉。他眉头微蹙，咝咝地吸着烟，一缕缕烟雾从鼻孔中和齿缝间流淌升腾。手中的香烟眼看着只剩下一点烟蒂，他蓦地把烟头奋力摔在地上，立起身，用脚狠狠地踩灭，大声说：

“不过河！放心跟我走，老子不怕邪！”

说罢，他迈开大步沿着葭芦河向西走去。任弼时立刻下达命令：“出发！”几百人的昆仑纵队，不慌不忙大摇大摆地顺着临时改变的方向，沿黄河叉大堤由东向西前进。警卫员们抢着上前保护毛泽东，都被毛泽东喝退了。说也奇怪，此时尾随警卫部队而来的那些国民党的追兵忽然停止了枪炮轰鸣，一时间整个世界仿佛都沉默了，变哑了。

刘戡领兵赶到葭芦河畔，再也找不到中共中央机关的踪迹，他们以为毛泽东已经过了黄河，便在河边上架起大炮，朝佳县县城猛轰。

西北野战军彭德怀接电报得知，葭芦河因大雨水涨，不能徒涉，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无法向北转移，部队临时改变方向，由东向西北方向冒雨行进，尚未脱离险境。但他却不知道毛泽东已经险到了极点。

毛泽东走到一座山下，仰面望望西边，那里是山路崎岖，高峰陡壁，云雾缭绕；又看看下边，有一条羊肠小道。他把目光转向任弼时，意思是：怎么样？任弼时会意地点点头。毛泽东下了马，大踏步地走在前头。

“上山！”任弼时向部队下达了命令，他又吩咐身边的参谋刘长明说：“让后面的部队把上山的痕迹擦掉。”

毛泽东正往山上走，闻声折过身，将手中的木棍在山脚草坡上一戳，说道：

“擦什么？你们就在这里竖块牌子，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我看那些蠢货也毫无办法！”

周恩来含笑劝道：

“还是擦掉吧，敌人跟脚就会追来。”

毛泽东戳着柳木棍说：

“给我竖。我看他敢追？我看他刘戡到底有多大本事！”

毛泽东上山走了。周恩来扯一下刘参谋，小声嘱咐说：

“主席的安全关系全党全军。为防万一，部队过后，你们还是照史林同志说的办，把痕迹消除干净。”

毛泽东走到半山腰，忽然听到几声枪响，便停住脚步。此时，雨已经停了。周恩来问：

“怎么回事？”

毛泽东把草帽拿在手里扇凉，慢悠悠地问道：

“是敌人来了吗？”

阎长林说：

“还不知道。”

毛泽东找了块石头坐下来，索性不走了，说：

“好吧，我们等着，我倒要看看刘戡是个什么鬼样子。”

过了一会儿，侦察员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

“是对岸民兵打枪，误会搞清了。”

毛泽东缓缓立起身，说道：

“没有事？没有事咱们就走。”

他顺着山坡到达了佳县白龙庙村，坐在白龙庙村子前一块青石上休息，遥望黄河，忽然唱起了京剧《空城计》中诸葛亮的一段唱词：

“我站在城楼观风景……”

白龙庙是一个七八户人家的小村子，树极少，缺水；但它的地势险要，居高临下，周围的山川河流一览无余。毛泽东进村不久，就下起雨来。周恩来建议在白龙庙宿营，毛泽东说：

“对，就在这里住下，把警卫部队布置好，敌人要上山，还可以打它3个多钟头，到那时再走不迟。”

天黑以后，刘戡的部队在佳县以西安营扎寨，篝火望不到头。阎长林和卫士们在山头看得真真切切，赶紧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说：

“把警卫部队布置好，不要告诉主席，让他好好睡吧，他太疲劳了。”

毛泽东在屋里听到了，大声说：

“不要担心。现在不是他们的天下了，是我们的天下了！”

毛泽东半夜里去厕所，天特别黑，阎长林为他打着手电照路。毛泽东说：

“不要打了，慢慢走吧。”

阎长林意识到毛泽东是怕暴露目标，就关了手电。在往回走的时候，毛泽东说：

“你去向你们的领导说一下，给我调换一个勤务员。”

毛泽东的勤务员延永生因一些小事与其他卫士团结不好。据阎长林说，大家都对延永生有意见，他也不会做勤务员工作，对毛泽东生活上的事，像喝水吃饭，都照顾不够。毛泽东见阎长林没说话，又说：

“他是一个好同志，做别的工作可能很好，但不适合当我的勤务员，请你们的领导和他好好谈谈，你也和他谈谈，不谈清楚他会背思想包袱的。”

阎长林说：

“如果把他调走了，还得来一个人，李银桥同志怎么样？”

于是，阎长林就把李银桥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说他是河北省安平县人，11岁参军，也是一位“三八式”老战士，现在机要通讯排工作，曾经给周恩来当过勤务员。毛泽东同意了。阎长林马上将此事报告了叶子龙和汪东兴。叶子龙、汪东兴就找来李银桥谈话。叶子龙说：

“给你的工作变动一下，调你到主席身边当卫士，因为你过去一直干这项工作，有经验。”

汪东兴说：

“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我们是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的。任务既光荣又重要，你不要辜负组织上的信任。”

李银桥没有马上表态，他低着头不说话，想着自己的心事：自己当兵十来年一直干卫士，干勤务员工作，与自己同时当兵的，有不少人已经是营团级干部了，自己刚到基层不久，现在又要去当卫士……

“怎么样，有什么意见吗？”

叶子龙问道。李银桥说：

“不行呀，我怕干不好，况且我干这个工作干得太久了。”

叶子龙、汪东兴有些惊诧，又有些不悦。李银桥说出自己的意见后也感到把话说得太满了，不够妥当，就补充说：

“当然，组织决定我服从。”

叶子龙松了口气，说：

“服从就好，相信你会干好的。”

汪东兴也说：

“今天你先回去，最后怎么办，等我们研究以后再决定。”

叶子龙、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们和李银桥谈话的情况，毛泽东先是一怔，接着就将手朝窗外一指，大声说道：

“你们不要再研究别人了，我就要他！”

就这样，李银桥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在山上安安稳稳地休息了一夜。

8月18日，大雨如注。上午10时左右，西北野战军在乌龙铺以北和沙家店以东，分别同钟松第36师前后两个梯队接触。刘戡带领主力为寻找中共中央机关，仍然冒雨北进，到达佳县店头镇一带。

这一天，毛泽东也率领昆仑纵队冒雨下山，到了葭芦河上游，沿河向西，有时走在山坡上，有时折回到河滩里。部队在葭芦河比较窄的河段停了下来。这里水面不宽，但水流却十分急。叶子龙和汪东兴指挥一批会水的战士连游带趟到了对岸，去村子里借来绳索和门板搭浮桥。由于水急，架桥工作进展缓慢。这时追兵又近了，山头上枪炮声大作。毛泽东望望架桥现场，朝刘参谋吩咐道：

“我看还有点时间么，把电台架起来。”

他坐在战士们用手撑开的棉军被下，审阅各战区发来的电报，用铅笔写着命令，交刘参谋送电台发报。天空响起了嗡嗡声，几架敌机飞来了。大家忙劝毛泽东去山脚下隐蔽一会儿。毛泽东眼睛不离电文，用铅笔朝上头指指，说：

“他不要命吗？我看他比你们乖巧。”

果然，几架飞机哼哼半天，转了几圈又飞走了。

浮桥终于搭好了，为了保险，几名战士脱去外衣，只穿着裤衩站在激流中做辅助桥墩。毛泽东走到河边，立住了脚，望望河里的战士们，眼圈红了，他回头说：

“同志们先过！”

“请李德胜同志先过！”

岸上的战士们喊着；几百人都喊着；河里的战士们也喊着：

“请李德胜同志先过！”

周恩来走到毛泽东身边小声说：

“主席，你不过同志们是决不会过的。快上桥吧，时间久了河里的同志们会冻出毛病的。”

毛泽东只得踏上了浮桥，部队顺利地过了葭芦河。

8月18日晚，毛泽东率部到达杨家园。他一进窑洞，顾不上换去一身湿漉漉的衣服，盘腿坐在炕上，就着油灯查看地图。阎长林和几个卫士点起火烘烤衣服，柴草太湿，只冒烟不起火。窑洞里烟雾腾腾，呛得大家直咳嗽，毛泽东也被呛得吭吭地咳了起来。阎长林擦着泪水喊：

“小李，快扶李德胜同志出去透透气。”

李银桥一边咳着走向炕边去扶毛泽东，一边说：

“得胜同志，透透气吧。”

毛泽东甩开他的手，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记号，自己下了炕，一边咳，一边扶着墙摸索着走出窑洞。此时雨已经停了，毛泽东用力咳出几口痰，迎风做着深呼吸，而后在院子里散步。他慢条斯理地问身后的李银桥：

“你叫什么名字啊？”

李银桥立正回答说：

“报告，我叫李银桥。”

“那几个字啊？”

“木子李，金银的银，过河的桥。”

毛泽东立住脚，看着李银桥又问：

“银桥，为什么不叫金桥啊？”

“金子太贵重了，我叫不起。”

“哈哈，你很有自知之明嘛。你是哪里人呢？”

“河北安平县。”

“父母干什么呢？”

“我父亲种地拉脚，农闲时倒腾点粮食买卖。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也下地干活。”

“我们的家庭很相像么。你喜欢父亲还是喜欢母亲？”

“喜欢母亲。我父亲脑子好，多少账也算不糊涂。可是他脾气大，爱喝酒。吃饭他单独吃，他吃馒头我们吃窝头，稍不顺意就打人。我母亲心善，对人好，我喜欢母亲。”

“越说越一致了么。你母亲一定信佛。”

“主席怎么知道？”

“你说她心善么，出家人慈悲为怀。”

“您，您母亲也信佛吗？”

“我也喜欢母亲，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时候我还跟她一起去庙里烧过香。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人民还是受苦。”

“磕头不如造反。”

“好，讲得好！”

毛泽东继续散步，走了一圈，又问李银桥：

“怎么样，愿意到我这里工作吗？”

李银桥老老实实地说：

“不愿意。”

毛泽东轻咳了一声，说：

“嗯，你能讲真话，这很好。我喜欢你讲真话。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意在我这里工作？”

“我干太久了。从1938年参军，我一直当特务员，当勤务员。我想到部队去。”

“噢，三八式，当卫士，进步是慢了些。就这一个原因吗？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在周副主席那里当卫士就愿意，来我这里就不愿意？”

“没有，决没有那个意思！我一直想到部队去，我在周副主席那里也说过这个意思。我在他那里干过一段，他了解我的情况，形势缓和后提出走的要求也容易，后来我就下基层了。如果到主席这里来，怎么好刚来就提出要走。”

“你怎么知道我会不放你走？”

“主席……恋旧。”

“什么？恋旧！你听谁说我恋旧？”

“反正我知道。听人说你骑过的马，有好马也不换；穿过的衣物，用过的笔砚茶缸，一用就有了感情，再有了多好的也不换。就比如你那根柳木棍，不过是孙振国背行李的木棍子，有了好拐棍儿你肯换吗？掉到山下还要捡回来呢。我可是个大活人，我们要是有了感情，主席你还肯放我走吗？”

“哈哈哈！”毛泽东笑了：“小鬼，什么时候把我研究了一番？嗯，可是我喜欢你呢，想要你呢，怎么办？总得有一个妥协吧。”

“那就只好我妥协了。”

“不能太委屈你了，我们双方都做一点妥协。”毛泽东认真地看着李银桥，继续说：“大道理不讲不行。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你为我服务也是间接为人民服务。可是，光讲大道理也不行。三八式，当我的卫士，地位够高，职务太低。我给你安个长，做我卫士组的组长。”

毛泽东略一沉吟，把手掌一举，说：

“半年，你帮我半年忙，算是借用，你看行不行？”

李银桥点头说行。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挥，说：

“好吧，你找叶子龙谈谈，他对我更了解。”

这天晚上，毛泽东又是一直工作到深夜。他忽然皱起眉头，抓起纸匆匆向外走，李银桥手扶盒子枪紧随其后。毛泽东走到门口，扭头交代李银桥说：

“我要解手，你扛一把锹帮我挖坑。”

李银桥忙找来一把铁锹，跟着毛泽东走到村外野地里。毛泽东指着一个隐蔽的地方说：

“就在这里吧。”

李银桥照着一般厕所的情况，挖了一个一锹宽一锹深的长方形坑，又把两边脚踏的位置垫高垫平，说：

“主席，试试吧。”

毛泽东试了试，“嗯”了一声说：

“好么，很好。”

李银桥选择一个位置隐蔽好，警惕着周围的情况。毛泽东这一时期常常便秘，大便非常困难。李银桥也不知等了多长时间，毛泽东才终于办完了大事。李银桥在回去的路上问：

“主席，你为啥不在厕所里大便呢？”

“我嫌它臭，对脑子不好。”

“可是我见你跟老乡聊天，就用手捏碎粪蛋，拍拍手又拿烟抽，你可没嫌臭。”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毛泽东说着望望李银桥，问：“你说，什么时候思考问题好？”

“大概，大概躺在床上吧？”

“不对，”毛泽东贴近李银桥，笑着说：“我告诉你吧，就是拉屎的时候。拉屎的时候正好想事情。”

李银桥噗嗤一声笑了。毛泽东却一本正经地反问道：

“你说，厕所那么臭，能想出好主意吗？”

“不能。”

李银桥嘴里这样说，却还是忍不住笑。

8月19日凌晨4点多钟，毛泽东率部要向沙家店靠近，到梁家岔去。警卫员们正在做着出发的准备。毛泽东说：

“把带的那些书都埋掉，暂时不用的衣服也埋掉吧，尽量轻装。”

警卫班的战士们闻言都楞住了。他们知道，毛泽东是个嗜书如命的人，一路上不管遇到多么紧急的情况，都没有舍得把书轻装掉，现在却要把这些书埋了，可见形势是十分严重了。毛泽东见大家都不情愿的样子，神情庄重地说：

“你们也知道，我们在沙家店一带和敌人有个大的战斗，双方主力都集中在那里，地区又狭小，打得好，我们就转危为安，暂时不走了；打不好，我们就过无定河，再往西走。”

战士们这才知道，毛泽东是作了最坏的打算。

是日中午，毛泽东率昆仑纵队到达镇川堡正北40公里的老苏区梁家岔。这里距离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驻地东原村不到10公里。

梁家岔位于山的东坡上，只有七八户人家，一下子来了几百人，简直没有立足之地。卫士们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几个人勉强借到了两间窑洞，又给工作人员弄了一个小窑洞，其他人员都露宿在野外崖畔下大树周围，连老百姓的牲口圈里也住满了人。

8月19日这一天，刘戡部进至佳县城及其以西的神泉堡、李家庄。

钟松的第36师师部及165旅在沙家店附近构筑工事，第123旅指挥的493团进至乌龙铺以北的刘家沟。

彭德怀判断，西北野战军歼灭第36师的意图没有暴露，钟松明天很可能还会继续东进，在沙家店歼灭钟松第36师的时机已经到了。他和习仲勋、张云逸研究决定：一面通知各部队，一定要坚持歼灭36师的决心；一面将作战计划报告给毛泽东。

晚8时左右，彭德怀、习仲勋、张云逸电告毛泽东说：

“拟于明天拂晓包围沙家店附近敌之两侧而歼灭之。得手后逐次向东北各个歼灭之。”

此时，毛泽东正在梁家岔和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等人一起开会。卫士报告说：电话排就地架线，已经接通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电话。毛泽东就拿起话筒，与彭德怀直接通话，他第一句话便说：

“喂！是呀，我是毛泽东!”

周围的人听了又惊又喜。毛泽东自从撤离延安后，一直使用李德胜的化名，现在首次公开自己的名字，可见陕北形势大大改观，胜利在望了。

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了钟松第36师即将被围的情况。毛泽东说：

“好！一定要抓住他，给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跑掉！打好这一仗，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彭德怀又汇报了几句，毛泽东大声说：

“要挖壕！侧水侧敌，大意不得！”

他又听了片刻，还是大声说：

“先解决123旅！他是很可能固守待援。钟松‘援榆有功’，刚受过蒋介石嘉奖；刘戡‘援榆不力’，刚受过训斥。十几万人马麇集在这个狭小地区里，困兽犹斗，敌人是会做垂死挣扎的，各种情况都要考虑到。初战一定要打赢，赢了就争得主动。战士碗里有肉吗？刺刀要见红，碗里要有肉，没有肉就杀马吃！把老马残马杀了吃！”

毛泽东放下电话，吩咐卫士备马，说是西北野战军正在那里召开作战会议，他要亲自参加。昆仑纵队走了一天，战士们都感到很疲劳。可是毛泽东连晚饭也不吃，骑上大青马就向东原村奔去。

那一边的彭德怀，一放下电话，立即对司令部人员说：

“向各部队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动员全体指战员，为保卫党中央，坚决打好这一仗！”

彭德怀等和各纵队的司令员们正在东原村司令部里开会，忽然听见门外有人报告说：

“毛主席来了。”

他们立刻拥出窑洞外，抢着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见了大家也很高兴，一边握手，一边笑着说：

“同志们辛苦了！”

“主席辛苦，主席瘦了。”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毛泽东风趣地说：

“瘦了走路方便。”

“主席几次遇到危险，我们可担心呢！”

“我也替你们担心呢。”毛泽东笑着说：“那么多敌人，跟在你们后边，如果你们打了败仗，陕北战争的胜利就要推迟了。”

“那也不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路敌人是比不过我们的，拖也把他拖死。”

众人拥着毛泽东进入会议室，继续开会。会议确定西北野战军于20日拂晓进入阵地，到黄昏前歼灭钟松的第36师。毛泽东一边听大家讨论，一边看地图，最后同意了这一作战方案。会议结束后，彭德怀把毛泽东送到门外，再三请毛泽东注意安全。毛泽东笑着说：

“你们只管打仗，不要顾我。你们仗打好了，我就安全；你们仗打不好，我就不安全。”

返回梁家岔，毛泽东彻夜未眠，反复审视着明天沙家店的作战方案。他感觉太困了，就问李银桥：

“银桥，我们还有酒吗？”

毛泽东本来不善饮酒，喝一杯葡萄酒也会脸红脖子粗，所以他极少喝酒。但他也有两种例外，一是没有安眠药了，要喝一杯酒。喝1杯就会晕，喝3杯肯定躺倒；二是打仗或写作，连续几天不睡觉，也需要喝一杯酒，刺激神经兴奋。这一段时间正好没有安眠药了，李银桥就为他备着酒。李银桥见问，就说：

“有酒。要什么酒？白酒行不行？”

“不要白酒。”毛泽东想了想，摇摇头：“钟松没有那么辣。”

“那就拿葡萄酒？”

毛泽东想了想，又摇摇头，说：

“这一次敌人有十几万，我们又是侧水侧敌，仗也没有那么好打。嗯，有白兰地吗？”

“有！还是外国货呢。”

“我看就是白兰地吧！”

毛泽东把手指头敲在地图上被红色箭头包围的篮圈里。李银桥拿来白兰地，放在地图旁。酒瓶旁边放一盒烟一盒火柴，另一边摆开油灯和蜡烛。桌子旁边还放着一个帆布躺椅，屋角里放个绿搪瓷壶当作便壶用。

毛泽东的习惯是，在战役打响前后，便守在电话机旁，一边和前方联系，一边查看地图。前方无大事，就看各战区的电报，写电令。电话铃一响，就放下笔抓听筒，听汇报，作指示。烟是一支接一支地吸，茶水是一杯接一杯地喝，泡过的茶叶用手指头一抠便塞进嘴里，嚼一嚼咽下去。

这一次，毛泽东也是这样，他感觉疲劳了，就呷一点白兰地刺激刺激，不停地吸烟，不住地喝茶水，吃茶叶。茶水喝得多，尿就多，走到屋角拿起那个绿搪瓷壶就尿，尿完了，李银桥拿出去倒掉。他决不出屋，也不上炕，累到极点就躺在帆布躺椅上闭目养几分钟神，眼皮一掀就又开始工作。

8月20日凌晨3点，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研究后，最终批准了沙家店战役计划。毛泽东亲拟中央军委致彭德怀的复电说：

“完全同意你们对36师的作战计划。沙家店打得好，我们转危为安，不走了；打不好，我们就向西走，准备进沙漠。”

此时，彭德怀已经率领野战军司令部机关移住到预定战场以北的刘金塔，他一接到毛泽东的电示，立即向各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

8月20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发起沙家店战役：以许光达的第3纵队和绥德分区警备4、6团阻击刘戡所部，以第1、第2两个纵队将第36师师部及第165旅包围在沙家店地区。

天亮时，李银桥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外边下雨了，雷声响得利害。”

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

“不是雷，是我们的炮。叫同志们到山上听听炮声去吧，炮声激烈时来向我报告。”

8月20日午后，新4旅和教导旅又将由乌龙铺掉头西援的第123旅，包围在常家高山地区。

8月20日中午1时，彭德怀发出总攻命令：“彻底消灭36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开始，是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为着人民解放事业，继续发扬你们英勇杀敌的精神，立即消灭36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地完成战斗任务。”

在梁家岔山峁上瞭望的警卫战士，听到来自西南方向的炮声，一路飞跑下山，兴奋得连喊带叫：

“打响啦，打响啦！”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闻声走出山窑，向西南瞭望。毛泽东高兴地说：

“好！我看这一回胡宗南怎么交代！”

欲知沙家店战役结果如何，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指挥战争的确是神乎其神，但他毕竟是人不是神。在本章开头部分所描述的过葭芦河一节中，有关毛泽东抽烟的细节，以及他说：“不过河！放心跟我走，老子不怕邪！”说罢，迈开大步沿着葭芦河大堤向西走去。这样的记载再现了毛泽东的性格，应该说是真实可信的。这个资料取自李银桥口述、权延赤整理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中。可是作者接下来的描述，说国民党追兵忽然看见走在大堤上的毛泽东，都惊呆了，笔者就不敢采用了。这种说法无疑是神化了毛泽东。愚以为，把毛泽东说成神是贬低了毛泽东。因为神办不到的事情，毛泽东都办到了。所以凡是神化毛泽东及有关他的那些演义、传奇之类的故事，本传一概不予采用，对历史对读者应该取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第27章 1947年8月20日—

“我军第2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话说钟松受到东西两面夹击，急电胡宗南和刘戡求援。胡宗南一面命钟松固守待援，一面令刘戡驰援钟松。刘戡亲率两个半旅救援，却被西北野战军第3纵队和绥德分区警备4、6两个团阻止在乌龙铺附近地区。野战军一部逼近刘戡的军部，俘虏其警卫连10余人。刘戡不明就里，一见不妙，也顾不得钟松了，马上率部溜之大吉。

1947年8月20日午后，第1、第2两个纵队将整编第36师师部及165旅击溃。钟松见大势已去，只好和165旅旅长李日基更换便衣乘黑夜带着少数随从仓惶逃走，他的部下全部做了西北野战军的俘虏。

西北野战军新4旅和教导旅于黄昏时分在常高山以南完全歼灭了36师的第123旅，活捉其旅长刘子奇。

钟松的整编第36师6000余人全部被歼了。彭德怀立即通过电话将胜利的消息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

“好！打得好！这一仗使钟松‘结束陕北战争’的牛皮吹破了，变成了‘结束他自己’。骄兵必败，古来如此。请你们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一仗对整个战局是有决定意义的。沙家店一仗，它宣告了我们内线作战从此结束了！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要把战争打到蒋管区去，转入外线作战。”

毛泽东太高兴了，他抓起剩下的大半瓶白兰地，晃一晃，“唉”了一声，说：

“拿错酒了！”

李银桥说：

“什么敌人遇见主席，白酒也得变得成葡萄酒，想辣也辣不起来。”

毛泽东笑了，说：

“银桥，你想想办法，帮我搞碗红烧肉好不好？要肥的。”

李银桥说：

“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吃碗红烧肉还不应该？我马上去搞。”

毛泽东已经3天两夜没有睡觉了，他疲倦地摇摇头，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这段时间用脑子太多，你给我吃点肥肉对我脑子有好处。”

李银桥让厨师高经文烧了一碗红烧肉，毛泽东先用鼻子深深地吮吮香气，两眼一眯，轻轻地赞叹道：

“啊，真香！”

他抓起筷子，三下五去二，转眼间就吃了个碗底朝天。他放下碗，发现李银桥看得目瞪口呆，就像个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说：

“有点馋了。打赢了，吃点肥肉补补脑子，我的要求不过分吧？”

李银桥红着眼圈说：

“不过分，不过分！主席要求的太低了，太低了。”

毛泽东说：

“不低了。战士们冲锋陷阵也没吃上红烧肉，只能杀马杀骡子吃呢。”

不一会儿，前线指挥部又向毛泽东报告说：

“123旅少将旅长刘子奇、参谋长罗秋佩已被我活捉，钟松、李日基尚未查到。”

毛泽东笑了笑，说：

“敌人跑几个回去也是应该的。总要有人给胡宗南报信嘛！”

毛泽东让龙飞虎到前线去看看抓到多少俘虏。龙飞虎问过后，飞快地跑来报告说：

“主席，抓了一沟俘虏。”

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什么叫一沟俘虏哇？”

龙飞虎说：

“因为天黑，俘虏又多，他们一时无法清点，又没有地方关押，就统统地押在一条山沟里。所以说是一沟俘虏。”

毛泽东听了笑得直不起腰来，连连夸奖：

“咱们的战士真聪明，这也是个发明创造吧！”

战役结束了，毛泽东要去解大便。李银桥扛把铁锹跟上去。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李银桥兴高采烈地说：“怪不得主席不进厕所呢，野地里不臭，拉屎正好想大事。”

“嗯，银桥，那咱们就再订个协议怎么样？我解手，你就扛一把锹，帮我挖个坑。你看行不行？”

“行，就这么定了。”

沙家店一仗，初步扭转了西北的战局，至此，经过近半年的作战，西北野战军共歼敌31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新华社为此发表评论说：

“36师的被歼，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业已开始反攻，蒋介石因进占延安而在战略上所犯的重大错误，现在已经到了自食其果的时候。”

在梁家岔这几天，大家是天天吃黑豆，天天肚子胀，没完没了地放屁。打了胜仗，大家就比赛放屁。于是乎，立时响屁不断，笑声飞扬。这一闹腾，惊动了毛泽东，他走出窑洞，也被战士们的笑声感染了，跟着大家笑。他大声问道：

“黑豆好吃吗？”

还没等人回答，有人又放了一个响亮的屁。毛泽东问：

“这是哪个说‘不’呢？”

战士们哄然大笑起来，毛泽东也忍不住大笑起来。笑声过后，毛泽东这才慢条斯理地说：

“吃黑豆是个暂时的困难，陕北就是这么大个地方，每年打的粮食只够自己吃。现在敌人来了20多万，又吃又毁，粮食就更困难了。我们要渡过这一关，再过几个月，就不在这里吃了，到敌人那边吃去！”

战士们听着毛泽东的话，都非常激动，不知谁又放了一个响屁，真如响雷一般！有人说：“响雷就要变天了！”大家又忍不住哄笑起来。

8月21日，周恩来等发出毛泽东在20日晚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整个军事形势转变》给朱德、刘少奇等人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朱刘、刘邓、陈粟、林罗、贺习、饶黎谭、陈谢、聂萧、杨罗，叶杨、井泉、徐滕薄（贺习指贺龙、习仲勋，聂萧指聂荣臻、萧克，杨罗指杨得志、罗瑞卿，叶杨指叶剑英、杨尚昆，徐滕薄指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笔者注）：

一、我们自靖边之小河经石湾、绥德、米脂、佳县及通秦寨附近，昨日转至榆林东南120里镇川堡正北80里之梁家岔地区（老苏区）与主力会合，大家都安全。

二、刘戡率7个旅昨日进至镇川堡、佳县一线，另3个旅至绥德一带，我军集中8个旅，今日拂晓开始歼击36师于镇川堡乌龙铺之间，黄昏解决战斗，除小部逃脱外，该师主力被歼。经此一战，局势即可改变，利于陈谢南进。

三、我刘邓全军于未皓全部渡过沙河，并占项城等数县城向大别山前进；我陈唐叶陶（指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笔者注）4个纵队现至鲁西南城武、单县地区，从内线钳制敌人，以利刘邓行动；陈粟率6纵及炮纵至聊城地区，会合宋时轮10纵及李先念部，略作休整即出鲁西南；许世友、谭震林率4个纵队现在胶东休整，准备歼击鲁中之敌；我陈谢集团（陈谢4纵4个旅、秦基伟9纵3个旅及孔从周38军）定于未马渡河进攻潼洛及豫西。由于以上各项行动及陕北胜利已使并将使南线各敌处于被动地位，我之战略局势大为改善。东北我军再有一个多月休整补充即可大举出击，晋察冀我军亦正准备出击。

四、我全党全军应在目前数月内一致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整个军事形势的转变。申酉戌亥4个月将是敌我两军转变形势的关键，务望各同志齐心协力争取胜利。

五、以上各点，望转告所属一体知照。

中央 未马

自转战陕北以来，毛泽东只有一条用得像麻布一样的没有什么“毛”的毛巾，他擦脸、擦脚，用的都是这条毛巾。警卫员说：

“主席，再领一条新毛巾吧，用新毛巾擦脸，用这条旧毛巾擦脚，擦脚擦脸应该分开嘛！”

毛泽东看看警卫员，笑着说：

“擦脚、擦脸分开就不平等了。现在每天行军打仗，脚要比脸辛苦多了。它能用，我看还是不要分开好，分开，脚会有意见哩。”

警卫员也笑着说：

“那就让它俩分工：新毛巾用来擦脚，旧毛巾用来擦脸。再说，一条毛巾也值不了几个钱。”

警卫员的目的就是要想着法子给毛泽东换条新毛巾。毛泽东摇摇头，说道：

“账可不能这么算。我领一条新毛巾，好像不值多少钱，如果我们的干部、战士，每人节约一条毛巾，这笔钱就够打一个沙家店战役了。”

警卫员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毛泽东仍然用那条旧毛巾擦脚擦脸。

8月22日夜至23日拂晓，陈赓、谢富治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率领8万大军在洛阳、陕县、灵宝、潼关之间黄河最凶险的一带分两路强渡和偷渡黄河。

东线左纵队第10旅强渡成功，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第13旅渡河后，迅速占领新安、渑池、宜阳3座县城，歼敌4000余人。

西线右纵队第38军和第22旅于22日24时在平陆茅津偷渡成功。

兵团主力部队乘胜向陇海路出击，于23日拂晓逼近陕县东侧的会兴镇，击溃陕县出援之敌，于19时攻占会兴镇，炸毁会兴车站铁路大桥，抢占了尚村、洪渠一线。

这样，陈赓、谢富治一举将东起洛阳、西至陕县150多公里的国民党军队黄河防线全部突破。

8月23日，彭德怀在司令部驻地佳县东原村召开西北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要骑马亲临会场，向指战员们祝贺胜利。

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许光达、王震等人远远等候在村口迎接毛泽东，毛泽东也老远就高兴地大声说：

“打得好啊！”

指挥员们握着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手，都说：

“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指挥得好。”

毛泽东乐呵呵地指着彭德怀说：

“是彭老总指挥得好，是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的结果。胡宗南是个没有本事的人，阴险刻薄，志大才疏。他那么多军队，拿我们没有一点办法！我们打了那么多仗，没有吃过一次败仗。他的本事，就是按照我们的计划行动。”

彭德怀说：

“他也有本事哩，他的本事就是一切照主席的计划行动，决不走样。”

毛泽东把两手往外一摊，幽默地说：

“那有什么办法！我们那样想，他就那么办么，当然要吃亏了。”

众人哄笑着进了彭德怀的窑洞，窑洞很小，炕上坐满了人，有的还挤在门外面。毛泽东坐下后，点燃了一支烟，说：

“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们的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善战，在短短一天时间，就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

他又扳着指头数着：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整个凑起来，我们已经吃掉他六七个旅，打垮了胡宗南自命的常胜军，胡宗南说他有四大金刚，我看他的‘金缸’不如老百姓的腌菜缸。”

停了停，他接着说：

“他们4口缸被我们搬来了3口：何奇、刘子奇、李昆岗，只剩下一口，叫什么？”

有人回答说：

“叫李日基。”

中国方言发音中有把“日”念成“二”的，如把“日头”说成“二头”。毛泽东接口说：

“对了，李二吉。这次没有抓住他，算他一吉；下次也许还抓不住，再算一吉；第3次他就躲不过了！”

一句话逗得众人哄堂大笑。毛泽东又说：

“我看国民党那些有名的人物，像蒋介石、胡宗南之流，也许有个一吉两吉，但终究很不吉，不管他们逃到何处，总要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的。同志们，有信心没有？”

“有信心！”

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一定把他们缉拿归案。当然我们还有困难，不是军事力量的对比方面，主要是粮食方面，没有粮食是不能打仗的。边区粮食少，我们就不在这里打了，我们要打出去！到胡宗南家门上和他打，还要吃他的东西，这是个便宜事哩！”

大家又哄笑起来。毛泽东还说：

“沙家店一战，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完全打掉了！用我们湖南话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从此，陕北战争翻过了‘山峁’，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形势对我们有利，战争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找机会再打几个这样的漂亮仗，到那时候，陕北的敌人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彭德怀见毛泽东讲完了，就站起来说：

“毛主席讲过坳了，这是对我们的鼓励。我们要真正过坳，还要多打几个胜仗。”

中午，毛泽东在彭德怀的司令部吃了面条。饭后，他在彭德怀陪同下，视察了歼灭36师的阵地。彭德怀递给毛泽东一架望远镜，并在一旁讲述歼敌经过。毛泽东边听边点头，举着望远镜看了一会儿，称赞说：

“地形选得好，对我军有利。”

毛泽东告别彭德怀等人，回到梁家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昆仑纵队早就转移到朱官寨去了，只有周恩来、任弼时正等着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停留便起身上路，到了朱官寨，号房子的负责人说：

“毛主席的住处在后沟，还要走2里路。”

毛泽东问道：

“为什么到那里去住啊？”

那人回答说：

“那里房子好，也安静。”

毛泽东坐下不走了，他说：

“我现在不需要安静，只需要睡觉！你在这里给我找一个房子就行啦，我不愿去住好房子。”

那人只好临时腾出一孔破窑洞，请毛泽东快些休息。

8月24日天一亮，叶子龙和汪东兴就在朱官寨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寻找住房。朱官寨只有20来户人家，他们在村子东面的山沟里找到了5孔并排的窑洞，认为这里比较合适。周恩来起床后，汪东兴向他作了汇报，周恩来说：

“等主席起来问问他，如果暂时不走的话，就请主席搬过去住；如果马上走就算了。”

于是，叶子龙和汪东兴就坐在山坡上等毛泽东。汪东兴问叶子龙：

“昨天主席在西北野战军干部会议上讲了什么？”

叶子龙正说着，忽然有一架国民党军的侦察机飞来了，他俩赶紧隐蔽起来。飞机转了一圈飞走了。汪东兴去看毛泽东，见他仍然睡着，就和参谋处的丁农、徐业夫、车平度、刘长明谈论起沙家店的战斗情况。正在这时，周恩来派人来叫值班参谋过去，说是毛泽东醒了。叶子龙、汪东兴和值班参谋一起过去，来到毛泽东的窑洞，见毛泽东精神很好，正在查看地图，就知道他睡得还不错。周恩来对叶子龙和汪东兴说：

“我刚才和主席商量过，暂时不走了，你们通知一下各大队安排好住房，住下后就开始工作。”

汪东兴说：

“我们已经做好了走与不走的两种准备，现在决定不走，主席和你就搬过去住吧？”

周恩来问：

“离这里远不远？”

汪东兴说：

“离这里不到200米。”

周恩来就和他们一起到山沟里看了新窑洞，同意了换房的意见。汪东兴随即派人把窑洞打扫好，按毛泽东的工作、生活习惯布置停当。

此时，毛泽东正在起草给陈毅、粟裕，并告刘邓、华东局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陈粟，并告刘邓、华东局：

粟裕同志巧酉电意见极为正确。西兵团作战范围，规定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望转示榘唐叶陶（指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笔者注）及6、10两纵及炮纵坚决执行。目前除6、10纵、炮纵在聊城张秋镇休整，迅速准备南进外，请令榘唐叶陶遵刘邓哿辰马申两电，攻占鲁西南各薄弱县城，并大举破袭汴徐线，第二步准备向路南行动，务必采取积极行动，策应刘邓作战。现已有约20个旅之敌军向刘邓方面前进，鲁西南及豫皖苏边区较为空虚，你们必须在9、10两月内歼灭几部敌人，攻占多数薄弱城镇，逐步将此两区创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之后方。若西兵团在9、10两月内不能达到上述目的而使刘邓在大别山站不住脚，甚或遭受不利，因而被迫北返，则于大局不利。部队每旅有5000人左右即很可作战，不应经常顾虑补充，应当提倡不怕牺牲、不怕困难、连续作战、猛攻猛打之作风。一个大的战役（包括几个战斗）之后，休整时间不宜过长，10天半月即够，整月休整之事，一年只宜有一次或二次，因为敌情不许可我们作长时间休整。彭副司令指挥之西北野战军，原来只有6个旅，本月始由晋西北增加两个旅，每旅人数少者3000，多者5000，共不过3万4千人，其中包括两个战力很弱的地方旅，5个多月（3月19起）作战，完全未补充解放区新兵，补充的都是俘虏兵。5个月共歼敌约8个旅，他们连续作战，每次作战后只有5天至多10天之休息，但现在不但人数比战前略为增多，战斗力也增强了。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7月减员较多，无损大局。希望你们尽速赶至鲁西南，统一指挥西兵团各纵，配合当地地方兵团完成中央付给我华东军的伟大任务，我相信你们必能完成此种任务。为着使执行任务坚决有力，必须使全兵团一切部队从上至下（一切指战员）明确了解自己任务。此次西兵团仓卒出动，对于在运河以西，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平汉以东地区作战之新任务，尚未充分传达，望令各纵首长迅速传达，并令各级干部研究地理环境（营长以上每人发简明地图一张）及民情、敌情，以利作战。第二年作战基本任务，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部份任务是在内线歼灭敌人，借以破坏国民党之计划（将战争引向解放区破坏解放区使不能持久），达到我们分散敌人、各个击破敌人，并使解放区不被破坏，使战争能够持久之目的。这一战略方针，亦须使各级干部完全明了。此电请转发西兵团及东兵团各纵及旅级同志为盼。陈毅同志已从渤海回部否？你们何时可到聊城？

毛泽东 未敬

8月24日晚饭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搬入了新窑洞。自此，毛泽东在佳县的朱官寨，一住就是29天。

说来也巧，朱官寨全村只有一个碾子，又恰好在毛泽东住的窑洞的窗前。每天天不亮，就有老乡牵着毛驴来碾米，人吆吆喝喝，碾子吱吱呀呀，偶尔还有驴子高吭的叫声，十分噪杂。

毛泽东习惯于晚上写作，白天休息，这样一来，白天也就休息不好了。警卫员们怕影响他休息，就劝老乡把驴子牵走，几个人帮着老乡推，碾米的老乡也不说话了，一有空，就蹲在地上抽旱烟。可是碾框坏了，一动就吱吱嘎嘎地响，蘸上点油也不解决问题。阎长林就说：碾子太响了，我们有个病号在这里，他睡醒就好了，你们等一会儿再推好不好？老乡们只好蹲在碾子旁等着。毛泽东醒来走出窑洞，见老乡们都鸦雀无声坐在那里，就打招呼说：

“你们是来推碾子吗？怎么不套驴娃子呢？”

一个老乡说：

“毛驴子太吵，我们拉回去了。他们帮着推呢。”

另一个老乡说：

“碾框子光响，我们在这里等了半天了。”

毛泽东一听就明白了，抱歉地说：

“又给你们添麻烦了。以后不论什么时候，你们该干活就干活，我休息我的，不要妨碍你们。”

说着走上前和大家一起帮老乡推碾子，边推边说：

“你们等半天了，我们赶快帮你们推。”

一个老乡问：

“你们这个同志说这里住着一个病号，是不是你呀？”

毛泽东看看卫士们，对老乡说：

“我不是病号，我是一个好人。”

老乡说：

“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就是这个同志不说实话，就说你在这里睡觉，我们也是不推碾子的。”

毛泽东笑着说：

“你们推你们的碾子，我睡我的觉。”

说罢，他转向阎长林：

“以后再不要说我是病号了。”

回到窑洞，毛泽东严肃地对阎长林和其他卫士说：

“我们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为民兴利除弊。咱们处处麻烦老乡，不能帮助他们，已经很对不起人家了，再限制人家干活，就更不对了。这是一种脱离群众的现象，再不要为我个人休息乱定规矩。”

毛泽东到朱官寨没几天，武团长就带着东北电影团来了，他向周恩来报告说：

“我们准备把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在陕北战争中的艰苦生活拍摄下来，这是全国人民希望看到的。”

周恩来说：

“这当然很好，不仅能教育群众，而且也是宝贵的历史材料。但是主席是不愿意宣传自己的，你们要拍摄也得经过他的同意。”

武团长早就和毛泽东很熟悉，听周恩来如此说就来见毛泽东。毛泽东问他：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撤出延安就没有见你们了？”

武团长遂将他们的活动向毛泽东简单汇报了一下，然后说明来意。毛泽东说：

“我也希望看到各地解放区军民斗争的情况啊，你带来了没有？”

武团长说没带，毛泽东一听就不高兴了，说：

“你们要拍电影，要照相，应当到部队去拍。他们在战争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我没有什么可拍的。”

武团长没有办法，只好又去找周恩来，找任弼时和江青，请他们帮忙。这一天，江青在陪同毛泽东散步时说：

“拍电影的同志来了，你不让人家拍。那些同志是从东北来的，走了很远的路，也没有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呀！”

毛泽东说：

“为了完成任务，那就让他们拍吧。这片谷子长得很好，咱们在这里照张相，也就等于把这谷子带走了。”

卫士一听，赶紧去通知武团长，武团长和他的同伴立即背上摄影机和照相机，跑到了毛泽东散步的地方。毛泽东见武团长等人这个模样，又说：

“你们拍电影、照相，就想照我，应当给大家拍嘛，给战士拍，给农民拍。”

武团长嘴里应着“是是是”，回头就忙着指挥手下的人开动摄像机和照相机抢镜头，还请毛泽东站着照，坐着照，走着照。毛泽东看他们忙得不亦乐乎，笑着对武团长说：

“你今天可发财了！”

8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赓、谢富治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谢，并告彭、习，刘、邓，陈、粟：

一、陈、谢渡河后，主力攻占新安、渑池、陕县、灵宝、阌乡，相机夺取潼关。以一部攻占宜阳、洛宁、卢氏、嵩县，另以一部攻占雒南、商县、商南，切断西荆公路迫使胡军一部向陕南布防。

二、36师被歼及陈、谢渡河后，胡军主力7个旅今日仍在镇川堡（米脂北）以北与我主力对峙，饥疲不堪，每旅四五千人，少者3000人。此外，绥德、清涧、蟠龙、延安、洛川、三原马栏（关中分区），各一个旅，鄜甘一个团。一个月内胡军主力不可能到豫西，陈、谢应乘此时机放手发展。

8月2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的指示电：

刘邓，陈粟，许谭（饶黎转），陈谢，并告彭习，朱刘（转聂萧），杨罗杨，林罗：

在目前情况下，给敌以歼灭与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必须同时注重。给敌以歼灭是说将敌整旅整师干净全部地加以歼灭，不使漏网。执行这一方针，必须集中3倍或4倍于敌之兵力，以一部打敌正面，以另一部包围敌之两翼，而以主力或重要一部迂回敌之后方，即是说四面包围敌军，方能奏效。这是我军的基本方针，这是在敌军分散孤立、敌援兵不能迅速到达之条件下必须实行的正确方针。但在敌军分数路向我前进，每路相距不远，或分数路在我军前进方向施行防堵，每路亦相距不远之条件下，我军应当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针。这即是说，不要4面包围，只要两面或3面包围，而以我之全力用于敌之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不以全部歼灭敌军为目标，而以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为目标。这样做，可以减少我军伤亡，其被歼灭之部分可以补充我军，其被击溃之部分可以使其大量逃散，敌能收容者不过一部分，短期内亦难恢复战斗力。现在顾祝同系统尚有32至35个战略性野战机动旅，分散使用于胶东、鲁西南、皖西及河南，若我能依情分别采取上述两种方法，在短期内给其10个至15个机动旅以歼灭及歼灭性打击，则局势可以迅速改变。望斟酌实施之。

军委 未俭

8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

宥酉电悉。饶黎、许谭均主张东兵团在外线作战，要他们转回胶东很勉强，且到内线确有被敌封锁不能出来之危险，不如在外线较为机动。目前中心一环是：你们率6纵、10纵、炮纵迅速南渡与陈唐、叶陶会合，在9、10月内打开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平汉以东、

运河以西之广大局面，大量歼敌（打有把握之仗），并在渤海、冀南建立补给中心，则侵入胶东之敌必难持久，否则两头失塌，刘邓亦难在南边立脚，则于大局不利。你们现到何处，何日可渡河南进，极以为念。

军委 俭申

8月30日傍晚，毛泽东给陈毅、粟裕发去了一封绝密电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粟：

29午电悉。你们在惠民留驻时间太久，最近几天又将注意力放在胶东，其实目前中心环节是在陇海南北积极行动，歼击及抓住5军57师，攻占一切薄弱据点直接援助刘邓。我们对于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两天多毫无积极行动，你们亦未严令督促，十分感觉焦急。为此问题，军委多次指示未见具体答复。现在欧震、张淦、罗广文、张轸、王敬久、夏威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务望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江，并以全力关注配合刘邓。胶东方面，9纵、13纵在内线，2、7纵在外线，是很好的。

毛泽东 30日19时

8月底，贺龙来向毛泽东汇报说，续范亭病情恶化。

原来此时的续范亭，下肢开始水肿，逐渐遍及全身，气喘胸闷，咳痰不爽，舌根渐硬，饮食已不能正常进行。住在附近的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等老人都去看望他。续范亭一再问：

“毛主席过河了没有？”

他还说：

“毛主席要注意身体，他太辛苦了。”

续范亭自知将一病不起，握着谢觉哉的手说：

“大局我看清楚了，我很乐观，望转告中央各位首长多珍重！”

谢觉哉劝慰他：

“你放心养病，现在前方情况很好，人民解放的日子快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前线，都极健康！”

毛泽东听完贺龙汇报，立刻给续范亭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鼓励续范亭，期望他病体好转，亲眼看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将信写好后，交给贺龙，要贺龙带着信去看望续范亭。

1947年9月1日，毛泽东在朱官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对党内的指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第一年作战（去年7月至今年6月），歼灭敌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34万人，共计112万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9月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赓、谢富治、韩钧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谢、韩，并告刘、邓、彭：

一、30日、31日6时、31日12时、1日10时、1日19时各电均悉。攻占新安、渑池、宜阳、洛宁等地，歼敌4000余，甚慰。

二、你们作战范围，包括黄河渭水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西安汉中线以东广大地区。应使干部熟习这一地区地理、敌情、民情，准备以至少半年时间在这一地区东西南北往来机动，大量歼灭敌人，才能建立根据地。

三、作战原则，对敌守备薄弱之据点及城市则坚决攻取之，对敌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又环境许可之据点及城市则相机攻取之，对敌守备强固之据点及城市则避开之，着重点放在调动敌人打运动战及占领广大乡村，消灭反动武装，发动群众，必须准备经过一个困难时期逐步建立根据地。

四、目前停攻横水，以一部监视洛阳之敌，主力西进相机攻取陕县、灵宝、阌乡、卢氏、雒南、商县、商南7城或7城中之几城，着重扫除7县乡村之中之反动武装。你们第二步机动方向，是东向平汉路或南向汉水以北，临时酌定。

9月3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粟：

申东电悉。作战方向及征调地方工作人员均很对。但有一点，你们应从根本上改变依靠后方接济的思想。刘邓已实行无后方作战。陈谢亦决心深入敌区，准备与后方隔断。你们的胶东、渤海都成了前线，决不可希望仍有过去一样的接济，对晋冀鲁豫亦不可要求过高过大。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剩下3000人、4000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彭副司令所部就是如此），俘虏兵即俘即补，重炮不要带去，不要怕后方被敌切断，勇敢地向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进军。你们各纵过去依赖后方补给心理太重，你们自己亦反映了此种心理，望你们迅速转变，适应新形势。军中要禁绝怕牺牲，怕吃苦，要带大部队，要求大休息，每日叫苦连天等等错误思想。中央已同意华东局留在胶东，你们不应坚请他们到渤海。

毛泽东 申江

这天晚上，陈毅、粟裕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率领华东野战军第1、3、4、6、8、10纵队及特纵和晋冀鲁豫第11纵共8个纵队，南渡黄河，挺进鲁西南地区。

9月4日午夜，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陈赓、谢富治并告刘邓，彭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谢并告刘邓，彭：

一、据密息：27旅以一个团分散守备灵宝、阌乡及该地车站，主力驻华阴为预备队，陕南、豫西南各县似甚空虚。

二、你们应以4纵有力兵团位于阌乡以西，准备歼灭27旅主力之增援，以4纵主力分别同时包围陕、灵、阌3城，相机攻占之。得手后，交38军守备，令其着重肃清3县地主武装（这是非常重要的）。4纵全部则分两路，一路取捷径出陕东南，相机攻取洛南、商县、商南、荆紫关诸城镇；一路出伏牛山，相机攻取卢氏、淅川、内乡3城。4纵于占领上述各地后，即应散开于各县乡村，攻破地主围寨，消灭地主武装。上述任务，争取于本月内完成。

三、秦纵以有力兵团位于洛阳以西，阻止洛敌西犯，其余南进，相机攻取嵩县、鲁山、南召诸城，并消灭各县地主武装。

四、应将占领县城与占领乡村、消灭敌正规军与消灭敌地主武装看得同等重要。全军都要有在豫西、陕南、鄂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心。

军委 4日24时

9月7日，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在菏泽地区发起沙土集战役。

从9月8日至9日，华东野战军西兵团用4倍于国民党军的兵力，在郓城、沙土集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57师师部及其所辖2个旅全部，并将其援军以相当地杀伤。此役毙伤国民党军6000余人，生俘中将师长殷霖茂、少将旅长罗觉元、王理直以下7300余人，共计13000余人，缴获大批轻重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华东野战军以伤亡3900人的代价，取得了外线出击后的第一个胜利，迫使国民党军从大别山和山东内线战场抽兵增援，对刘邓大军和山东内线战场的人民解放军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9月9日晨，陈毅、粟裕电告中央军委说：

“我军士气旺盛，决迅速转移攻势予5军（整编第5师）以歼灭性打击。”定于10晚开始行动。

9月11日下午，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粟，并告刘邓，饶黎，陈谢及彭副司令：

一、陈粟佳辰电悉。郓城、沙土集歼灭57师全部之大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特向西兵团全军将士致庆贺与慰问之忱。

二、根据来电我军士气甚旺，决迅速转移攻势，给5军以歼灭性打击等语，果能再歼5军一部或大部，使该军失去战斗力，则鲁西南局势大为开展。俟对5军战斗结束后，你们应迅速全军南下，相机攻占成武、定陶、曹县、单县、民权、虞城诸薄弱点，完成下一次作战的机动态势。然后，集结全军休整10天至15天，利用敌军重新部署的间隙（判断11师等部将要调来），将师、纵、军3级缩小为轻便指挥机关，将大量人员补充连队，将各师下面薄弱单位归并调整。只要西兵团有6万至8万精干部队，就是很有力量的野战军。在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人员补充主要靠俘虏，应采即俘即补方针，弹药补充主要靠取之于敌。应注意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同时严整军纪，争取群众，你们就一定能完成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巩固根据地，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饶黎谭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之伟大任务。你们处在上述4大根据地之中间地带，你们的胜利有重大战略意义。

中央 真申

欲知华东野战军西兵团能否完成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性任务？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于重大问题历来是反复思考，反复斟酌，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而形成决策的。关于解放战争时期外线作战的战略问题，也是如此。早在1947年1月下旬，他已经提出了外线作战的准备问题，他说：“努力争取于5月1日以前在内线歼灭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此后，他不断地审时度势，捕捉战机，直到小河村会议以前，形成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外线作战的战略构想，便开始了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陈粟、陈谢两翼配合的战略行动。1947年9月1日，他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党内的指示中，又将外线作战定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军的共识，从而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第28章 1947年9月—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话说1947年9月12日，毛泽东写信给毛岸英，鼓励儿子进步。

自中共中央撤出延安，毛岸英随着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先后在山西省的兴城、临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他每到一地，都给父亲写信汇报思想和工作，以便得到父亲的教导。在临县郝家坡土改时，他给父亲写信说：

“我在郝家坡两个多月的土改工作中，学得了如下东西：1、最重要的一点，认清了自己所站的无产阶级立场。2、群众路线就是阶级路线加上民主作风。3、不把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掀起到最高程度，是不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4、没有群众的监督，没有民主，干部便必然变坏，必然会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哪怕这干部在未当干部时成份是好的，人也是很好的。”

毛泽东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也一直惦记着儿子，多次给毛岸英写信。他在12日给儿子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岸英儿：

别后，晋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托便带去。我们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了。

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我们这里打了胜仗，打得敌人很怕我们。

问你好！

毛泽东

再说9月中旬，贺龙带着毛泽东写给续范亭的信，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从前线东渡黄河，来到山西临县看望续范亭，哪知续范亭已于9月12日病逝了。续范亭的夫人许玉侬含泪向贺龙奉上了续范亭的遗嘱。这是续范亭在临终前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和中共中央：

范亭自辛亥革命以来，即摸索为民族和人民解放的真理，奋勇前进，在几经波折之后，终于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才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彻底解放的道路。七七抗战之后，即欣然接受领导，参加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战建设工作，想从此更好为人民服务，以偿平生夙愿。孰料范亭方奋力以赴之时，竟以身染重病，去延休养。在延数年，蒙党百般爱护，尤觉欣幸者，得以时常聆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导。范亭奋斗一生，始于今日目睹解放区广大人民的真正翻身，真正看见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每自不禁感奋，热泪夺眶而出。屡欲请求入党，作一名革命军的马前卒，以终余年，但以久病床褥，迄未提出。现范亭已病入膏肓，恨不能亲睹卖国贼蒋介石之行将受审，美帝国主义之滚蛋，与全国人民之彻底解放，是为憾耳。范亭数年来愧无贡献，然追求真理之志未尝一日或懈也。在此弥留之际，我以毕生至诚敬谨请求入党，请中共中央严格审查我的一生历史，是否合格，如承追认入党，实平生之大愿也。专此谨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续范亭

贺龙马上将这一不幸的消息电告毛泽东。毛泽东惊悉续范亭逝世的消息，非常悲痛。

9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致唁电给晋绥行署、中央分局、军区司令部，并转续范亭家属，他在唁电中写道：

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晋绥军区司令部并请转范亭同志家属：

接电惊悉范亭同志病故噩耗，至深哀悼。范亭同志早年参加同盟会，即献身于民族民主的革命事业，百折不挠。在抗日战争期间，领导山西新军为坚持山西抗战与山西民主化而奋斗，功在国家。范亭同志在弥留之际，遗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革命忠忱，实令人感奋。本党决定接受范亭同志的要求，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以此引为本党的光荣。望我晋绥边区党政军民各方同志一致努力，继承范亭同志遗志，与晋绥人民团结前进，发展与巩固晋绥解放区。争取爱国自卫战争的彻底胜利，并望范亭同志家属节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9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赓、谢富治、韩钧等指示电，他写道：

陈谢韩并告彭，及刘邓：

一、刘、邓电告罗广文整10师两个旅将由信阳转至郑州，判断是因新1旅，64旅等部被歼，调该师加强洛阳方面。在此种情况下，秦纵仍应照前电以一个旅留于新安以东监视洛阳之敌，秦率两个旅向洛阳东南机动，相机攻占临汝、郏县、襄城、叶县、宝丰、鲁山、方城、南召诸城，威胁平汉路，迫使3师、10师等部向洛阳东南各县救援。

二、许文耀之27旅两个团现由龙驹寨、三要司、朱阳镇向洛南及芦灵关收缩，西安新到骑2旅（该旅已被我在环县附近歼灭一个团，其残部调至西安编整）可能开至西安以东防守。此外，三原、淳化两地之新9旅、暂2旅仍在原地防我王世泰纵队，但有可能抽一个旅至西安以东布防。渭华、商洛一带七八个城防广兵单，利于我给该敌一个打击，减轻建立豫西根据地之西面威胁，创造你们尔后出桐柏山方向之便利条件。因此，你们应令卢氏之12旅于扫除卢氏附近地主武装之后，迅即南进，相机攻占荆紫关、商南、龙驹寨3点，然后转向西北，相机攻占商州、山阳，威胁西安侧翼，吸引西安敌人注意该方面。你们在陕州作战完毕后，不论得手或不得手，休整数日，留38军一个师于陕、灵、阌地区，你们亲率4纵全部及38军一个师携带数天粮食，于商州、潼关之间自择道路（避开坚固据点）进入渭华以南、商雒以北地区，然后相机攻占临潼、渭南、华阴、华县、潼关、蓝田、洛南诸城，如你们能于本月下旬进入上述地区，并开始作战，则甚为有利。那时，我彭副司令所部及王世泰两个旅，当可钳制胡军主力，并可能向洛川一带前进配合你们作战。

9月21日，毛泽东率昆仑纵队由佳县的朱官寨出发，转移到佳县张家崖窑。

9月22日，毛泽东为统筹中原3路大军的后勤供给，特别是远离华东大后方的陈粟大军供给，决定重新划分华东野战军及渤海区建制，他在给刘邓等的指示电中写道：

刘邓，徐滕薄，陈粟，张邓，饶黎张曾（并转许谭）并告朱刘，叶杨：

由于目前华东地区与渤海隔断及陈粟西兵团执行新战略任务，特将华东野战军及渤海区重新区分如下：

一、陈粟西兵团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受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除现辖之第1、第3、第4、第6、第8、第10纵队外，王秉璋纵队划归其直辖。

二、渤海区暂时划归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

三、陈、粟、张、邓4同志加入晋冀鲁豫中央局为委员，邓小平仍为中原局书记兼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为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副书记并代理书记，陈毅为该局第二副书记。陈、粟代表该局负责指导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地区之党政军民工作，以利直接支援前线。张、邓代表该局指导渤海地区工作。

四、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统筹刘邓、陈粟两野战军及陈谢兵团的后勤供给。在目前，除供应刘邓、陈谢两军不可放松外，应将供应陈粟野战军工作放在紧要地位。

五、华东野战军东兵团改为华东野战兵团，由许、谭负责指挥，受华东局直接领导，辖第2、第7、第9、第13纵队。

中央军委 申养

9月23日，毛泽东率昆仑纵队离开张家崖窑，向佳县的神泉堡转移。在途中，路边枣树上挂满了珍珠、玛瑙似的大红枣。这一带的枣子，个头大，肉儿多，没虫子，看了就让人眼馋。战士们行军又饥又渴，鲜美的枣子对他们的诱惑力就更大了。此时正是收获季节，地上落了不少熟透的枣子。一个卫士说：

“吃树上的枣子是违反群众纪律，从地上拾一个吃没关系吧？”

他说着就从地上拾起一个枣子塞进嘴里。阎长林和其他几个人也照此办理，吃了枣子。汪东兴也觉得枣子落在地上实在可惜，就从地上拾起两个吃了。阎长林和卫士们的动作毛泽东没有看到，可汪东兴的动作恰巧被毛泽东发现了，他大声说：

“汪东兴，你怎么带头违反群众纪律呀？”

汪东兴说：

“没有啊，我是从地上拾的。”

毛泽东说：

“树上长着是老百姓的，掉到地上就不是老百姓的了？枣子熟了当然会往地上掉，不会往天上掉。”

阎长林和卫士们有些不服气，他们笑着和毛泽东辩论，都说吃地上的枣子不能算是违反群众纪律。汪东兴也说：

“当然主席说的对，枣子在树上在地上都是老百姓的，可掉在地上的不拾，踩坏了怪可惜的。”

毛泽东耐心地说：

“枣子掉在地上，踩坏了也没人说你违反群众纪律，可是你拿起来吃，老百姓看到了，不知道你是在地上拾的还是从树上摘的，就会以为你违反群众纪律。”

这个道理把卫士们说服了，汪东兴说：

“我们一定记着主席的话，做任何事情都要想一想群众影响。”

神泉堡坐落在葭芦河以南，依山傍水，宁静而秀丽，有30几户人家，150多口人。村子东南是一条大川，村南有一条很长的深沟。部队在这里住的条件好多了，毛泽东和江青住一个窑洞，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也都各自有一个窑洞，而且窑洞都是砖砌的，又大又干净。毛泽东还有一个窑洞用以办公和开会，这是自撤离延安以来第一次有了办公开会的地方。

中共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来到神泉堡，看望9支队。叶子龙和汪东兴接见了他。张俊贤说：

“神泉堡离佳县县城只有15里路，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办，通知我们一声就来。”

9月25日早上，驻在阎家峁的中央警卫团刘辉山团长来电话说，上午11时，中央警卫团举行欢迎新战士大会，请中央前委首长们参加。

原来，警卫团从前方调来一批战士，这些战士一看警卫团住的房子很差，穿的衣服很破，吃的也不好，就不相信这是党中央的所在地。他们有的说：“我们是来保卫毛主席的，这里没有毛主席，还是让我们回去打仗吧！”有的说：“我们要看一看毛主席是不是真在这里。”警卫团领导做工作都没有用，他们不相信自己来到的部队是中央警卫团。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就说：

“好吧，他们既然不相信，咱们都去和他们见见面。”

早饭后，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人先行一步。毛泽东在叶子龙、廖志高和汪东兴陪同下，随后出发。毛泽东在中途下马散步，叶子龙几人和毛泽东合影留念。上午10时50分，毛泽东一行到了阎家峁。

中央警卫团欢迎新战士的会场设在团部驻地打谷场上，场上设有一个主席台，主席台上摆放了长桌、长椅。毛泽东一行来到会场的主席台上，全场军民热烈鼓掌欢迎。

刘辉山团长主持会议，他宣布大会开始。然后跑步到毛泽东面前，立定行军礼，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站起来，向欢呼的人们招招手，说道：

“我们来看看你们，你们就放心了，就相信党中央住在这里了，就会安心工作，好好学习。”

毛泽东接着讲了国内的形势和枪杆子的重要性，要求战士们要熟练的掌握武器。他最后说：

“你们是青年人，要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你们一定会生活得更好。”

周恩来、任弼时也在会议上讲了话。

这天晚上，毛泽东一行在团部吃了晚饭，就住在阎家峁一个大院里。这座大院通道两旁都是茂密的葡萄架，房子也很漂亮。毛泽东感叹道：

“这一带地主，盖这样多的房子，不知老百姓要花多少工呢！”

警卫团的人告诉毛泽东说：这是我们西北野战军参谋长阎揆要同志的家。

阎揆要，1904年出生，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期。1926年加入共产党。本传第三卷中已经讲过，他在1927年参与领导了西北地区的清涧起义。后来在抗战时期，他在八路军总部工作过。

毛泽东熟悉阎揆要，但没有想到今天会住进他的家里，就笑着说：

“是呀，地主也能办些好事，为我们培养了有文化的革命人才。”

这天晚上，警卫团里的几个参谋、干事和战士们，给毛泽东等人表演节目，有京剧清唱、二胡独奏、陕北民歌、山东快书。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轻松愉快地演出中笑得合不拢嘴。

9月26日，西北各界人士1800多人，在临县督村为续范亭举行了追悼大会。

这一天，解放军总卫生部部长苏井观来到神泉堡，向周恩来汇报了工作后又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道：

“续范亭同志在晋西北逝世了，你知道吗？”

苏井观说：

“知道。续先生临终前还写过一首《斥蒋贼》的诗，他写的是：‘人民公审蒋中正，项上忽生千万头。好教每人杀一个，淋漓痛快报公仇。’他在昏迷醒来后还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临终前没有看到蒋介石被人民审判，十分遗憾。”

毛泽东闻言，连声赞叹，他说：

“续范亭是个很有骨气的人，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9月29日是中秋节，是日晚，毛泽东在神泉堡住所的院子里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请警卫人员席地而坐，就着辣椒喝酒，一同赏月谈天。

1947年10月4日午后2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指示电：

刘邓，并告陈粟：

为着（一）分散大敌，使敌主力疲于奔命；（二）歼灭小敌，使我获得歼灭敌正规军一旅两旅、一团两团之多数机会，广泛歼灭民团、保甲；（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四）解决物资，目前主要是冬衣等项目的，请考虑你们手中集中的9个旅，分出3个旅越路西进，相机攻占孝感、云梦、应城、安陆、京山、天门、钟祥、随枣诸县。你们手中集中6个旅，仍有每战歼灭弱敌两个旅、强敌一个旅之能力。目前向西南，相机攻占麻城、黄安、黄陂、礼山、广水、花园诸地，并相机控制铁路一段。尔后则可向东方或向东北方机动。而桐柏山地区则留待赵王（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和第10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赵基梅和王宏坤——笔者注）两纵去经营。陈谢10个旅分散5个旅于豫西、陕南10余县，打民团、土匪、保甲及一团一营之正规军，集中5个旅打中等规模之仗，甚有效力。陈粟目前情况，则宜以纵队、以旅为单位分散歼敌，过一时期后，再集中6至7个旅往来机动，打中等规模之仗。此种办法可制敌死命。

军委 4日14时

10月8日，毛泽东写信给毛岸英，他写道：

岸英：

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你现在怎么样？工作，还是学习？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来，身体好。

我和江青都好。我比上次写信时更好些。这里气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再谈。

问你好！

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永寿，就是毛岸青。原来在不久前，贺子珍带着毛岸青和娇娇与蔡畅、王稼祥夫妇一起，从莫斯科乘火车回到了祖国。在回国途中，娇娇显得特别高兴，和二哥毛岸青用俄语讲故事，说笑话。唯有贺子珍坐不住，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脸贴着车窗玻璃往外看看。列车终于驶进了中国的领土，终于驶进了哈尔滨车站。此时的哈尔滨，已经是满地金黄色的落叶。贺子珍快步走下车，娇娇跟在后面小跑着，差点跌倒。他们的前方，站着几个人，其中一个人微笑着向他们走来。贺子珍走过去，和那人紧紧地握手，激动得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来接贺子珍、蔡畅和王稼祥夫妇的不是别人，正是李富春。

李富春和蔡畅是中国共产党内著名的一对恩爱夫妻。由于他们二人从年轻时候起在国外生活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受到的影响也就比较大，他们在生活上保留了不少外国人的习惯：李富春喜欢穿皮鞋，而且走起路来更喜欢那种嘎吱嘎吱的响声。在他们夫妻之间，李富春称呼蔡畅叫“姐姐”，蔡畅称呼李富春叫“弟弟”。如果夫妻之间长时间未见面，一见面不管有什么人在场，他们也会旁若无人地拥抱接吻。这一次夫妻俩久别重逢，自然也免不了要再亲热一番。

王稼祥到达哈尔滨后，通过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他们一行人回到哈尔滨的情况，他还说：

“我已经恢复健康返回祖国，并等待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中央复电指示王稼祥留在哈尔滨，任命他为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后又兼任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

贺子珍、毛岸青和娇娇也暂时被安排在哈尔滨休养。毛岸青中文比较差，蔡畅就向东北局建议说，为了安全，不必让岸青去学校读书，让女作家草明辅导他学习中文。

此后，贺子珍先是在东北财政部担任机关总支书记，后又调到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工作。毛岸青和娇娇则开始像呀呀学语的小孩子一样，在草明的辅导下，学习他们认为难学、难记的方块字。正在山东战场上同进攻胶东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的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12师师长贺敏学，派妻子李立英带着5岁的女儿贺小平，到哈尔滨看望妹妹贺子珍。李立英爽直热情，与贺子珍很谈得来。两人带着孩子们朝夕相处，同睡在一张床上，通宵夜话，给贺子珍带来不少宽慰。

再说10月8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华东局转许世友等的指示电：

华东局转许谭及各纵：

各电均悉。庆祝你们收复掖县及歼灭敌人数部的重大胜利。自从你们转入反攻后，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我刘邓、陈粟、陈谢三军48个旅约40万人，业已在长江黄河间立住脚跟。西北我军不久即将向敌区进攻。东北我军攻势有很大发展，整个形势于我有利。希望你们在华东局正确领导之下，继续争取胜利。

中央 8日24时

10月10日，毛泽东在神泉堡公布了为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即《双十宣言》，见《毛泽东选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共67条，其中有首次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他在《宣言》中写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现已大举反攻。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北线我军已向中长、北宁两路进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

本军作战目的，迭经宣告中外，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则是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

《宣言》中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毛泽东选集》注释语）”，其中有：

“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战犯。”

“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

“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这一天，毛泽东又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见《毛泽东选集》）。

此时，由于形势相对稳定，毛泽东除了指挥全国的作战，可利用的时间相对多了，他十分想多读一些书，并开始他的英语课程学习。为此，他派江青带着几个警卫员渡过黄河，到山西后方取一些书来，顺便看看女儿李讷。

10月13日下午4时，毛泽东致电林彪，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

12日10时电悉。关内除李宗仁系统可能抽调少数出关外，各战场蒋军均感兵力不敷应用，很难抽援东北。胶东整8师及某部前有抽调说，是否实行，尚待证明。你们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沈阳、锦州间，锦州、山海关间，山海关、天津间，天津、北平间，北平、张家口间均为很好作战地区。依据关内各战场经验，在敌尚有能力举行大规模进攻时期，因敌高度集中前进，我集中的大军很难求得运动战机会。在现时敌已被迫分散于黄河、长江间六七个战场上，采取战略守势时期，我集中大军更难求得运动战。但如我兵力不太大，则尚有许多运动战机会，且可大量歼灭分散守备之敌。故目前南线各军的野战机动兵团，大体都是以5个旅至10个旅的兵力组成之，其余则以纵队以旅为单位分散作战。你们今后野战兵团之组成，除若干特别情况外（例目前打吉林，将来打锦州或他处），亦应注意此种经验。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组成一个有9个师左右的头等野战兵团，几个有4个或5个或6个师的2等3等野战兵团，同时在几个区域机动作战。

毛泽东 13日16时

10月15日晚，毛泽东就“东西兵团的指挥和建制等问题”，致电陈毅和粟裕：

陈粟：

一、我们意见，许谭东兵团及其他华东部队一切行动由华东局指挥，让漱石学习战争指挥甚为必要。胶东此次防御部署及反攻部署均甚适当，再过若干时期，漱石及黎玉均可在军事指挥上锻炼出来，你们有意见向饶、黎提出。你们则集中精力，指挥西兵团及规定区域一切武装之作战，该区一千万人民群众之发动，党及政权之建立与发展，部队给养之筹划等事项。

二、你们部队对外仍称华东野战军，对内则属晋冀鲁豫建制，以利部队补给及地方工作之统筹。一切后方补给事宜及地方工作干部之派遣等事，你们应尊重徐滕薄意见，向他们报告情况，请他们指示办法。

三、因胶东、渤海、鲁中3区现在已可打通，渤海武装应即向黄河以南发展，故将原决定改变，渤海仍归华东局管辖，但该区对于你们的补给事宜，则仍归邯郸局统一筹划，以免分歧。

四、战局可能发展得快，6个月内（10月至3月），你们各纵在河淮之间作战，另准备以原淮南独立旅恢复淮南。6个月后（约在明年4月），你们须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不是闽浙赣）边区。那时拟由刘邓方面派一个或两个纵队出湘鄂赣边区。当你们派部出皖浙赣时，拟由许谭所部4个纵队中抽出一个加强你们西兵团兵力，但此是预计，须待那时考虑方能决定，现时不要通知他们。

五、我们发给你们电报中，有许多未接你们复电，不知你们是否收到及是否同意。嗣后，你们收到我们电报，请复电说明收到某日某时电，同时对该电内容哪些可以实行，哪些与情况不符不能实行，表示你们具体意见。

毛 15日22时

10月16日下午3时，毛泽东找来叶子龙和汪东兴，对他们说：

“我准备出去到佳县城内城外去看看。最近身体感到有些疲劳，下去看看，一来了解一些情况，二来换个环境活动活动，可能对身体有好处。我想东兴和徐业夫跟我下去以外，再带上警卫班及必要的工作人员就行了，你们考虑一下，总之是下去的人不能太多。子龙留下。”

汪东兴说：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为了行动方便，这次就不带电台了。我们带上5个骑兵，来回送信送文件方便，也快些。”

毛泽东说：

“同意带5个骑兵。子龙，你前5天不要送文件，5天后我要文件，通知你再送。”

10月17日下午，毛泽东从神泉堡动身，朝着正东方向的一条大道前往佳县县城。此时，天清气爽，他骑在马上，显得很轻松，兴致勃勃地欣赏着陕北秋季的景象，还不时地和工作人员说说笑笑。走了一程，他对阎长林说：

“咱们去看看黄河吧！”

阎长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问道：

“去看黄河？”

毛泽东说：

“是啊，以前大家都劝我过黄河，我也不去想它。不知为什么，我现在倒很想它。在延安时就听说，黄河边上的佳县，是陕北通往各根据地的要道口，非常险要，我想亲眼看看它到底怎么险要。”

一行人来到一座大山下，下了马，远远望见佳县县城竟然直陡陡地挺立在山顶上。

佳县古称葭州，又称葭芦县、葭县，位于陕西省东北部，东邻黄河，与山西省临县及三交区隔河相望，西南连米脂县、西北接榆林、神木县，南邻吴堡县。陕北自古有“铜吴堡、铁葭州、烂泥捏的绥德州”的说法。这葭县三面环水，形似孤岛，称之为铁葭州，并非浪得虚名。

且说遥望着高高在上的佳县县城，有人惊叹道：

“佳县县城这么高呀！”

毛泽东说：

“行军打仗，我们从来不怕山高路远，今天更难不住我们了，走，上！”

说着，他撇了老青马，大步踏上石阶。佳县县委书记、县长在城门口迎接毛泽东。

佳县县城的街道上店铺都开了张，人来人往，非常热闹。毛泽东走在十几个随行人员中间，起先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待走完半条街，突然被一个青年人认出来了，他喊道：

“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消息一传开，从四面八方围拢来的人群，顿时把一条街挤得满满的。毛泽东微笑着向大家招手。人们欢呼着，沸腾的人群越围越紧。迎接毛泽东的县长在前面开路，挤也挤不动，好不容易把他们领到不远处的县政府门口，没想到县政府的大门也被围住了。县长怎么解释，人民也不离去。他见无法通过，只得折回来，领着毛泽东穿过一家院落，这才进了县政府。休息了片刻，毛泽东就要去看黄河。政府外边的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县长说：

“试试看吧，未必出得去。”

毛泽东一出大门，群众就像动荡的大海，潮涌浪翻，立刻被人潮淹没了。十几个卫士费尽气力才把毛泽东拖回县政府院里。前面是无法通过了，县长只好引路，穿过几个院子，尽绕小胡同走，来到县城东门。城内大街小巷还传来群众发自肺腑的欢呼声。毛泽东敞开棉衣纽扣，两手插在腰间，迎风而立，俯瞰着山脚下的黄河，此时正是夕阳西下，黄河宛如一条金色的龙，他胸膛起伏着，大声赞叹道：

“真美啊！”

县长指着他们上山时走过的小路说：

“从黄河上佳县城，只有这一条小路可通。”

毛泽东似乎没有听见，兀自感慨道：

“自古说黄河有百害而无一利，这说法是因为没有站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便只见洪水，不见河流！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

他将大手一拂，深情地说：

“不谈五千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待不了那么久。抗日战争中，黄河替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即使有害，只这一条，也该减轻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的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到那时，对黄河的评价更要彻底改变了。”

他转过身，指着西南边一座大山问：

“那是白云山吧？”

县长说：

“是白云山，山上有个白云庙，远近闻名，热闹得很。”

毛泽东说：

“倒可以去看看。”

太阳落山了，毛泽东一行回到城里，天已经黑了。在大街上，远远闻到一阵肉香。街两边到处摆着卖煮羊肉、羊杂碎的摊子，吃的人很多。一家卖羊杂碎汤的小店，正煮着一锅热腾腾的羊杂碎。毛泽东吸吸鼻子，说：

“咱们就在这里吃晚饭吧？”

县委书记说：

“主席想吃羊肉、羊杂碎，这好办，我们买一点回去吃，怎么样？”

毛泽东笑着说：

“买回去吃就不香了。”

阎长林说：

“那些东西做的不卫生。”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说：

“什么叫卫生呀？我知道你们是对我说的。要是吃，你们都比我吃得多，也不会死人。”

县委书记也劝道：

“这里的羊杂碎吃不得，你们仔细看看，这些羊肠子肚子都洗得不干净。”

毛泽东一听就笑了，他说：

“羊吃草长大，羊粪不过是羊消化过的草，煮熟了吃点也没有关系。”

说罢，便笑着离开了羊肉摊，向前走去。县政府准备的晚饭果然很丰盛，还有清炖羊乳，羊杂碎汤。毛泽东对阎长林说：

“你到街上去买一碗，比一比哪个好吃。”

阎长林说：

“老乡关门了。”

毛泽东不高兴了，说：

“你还没去，怎么知道关门了？”

阎长林只得去买了一碗。毛泽东尝了尝，说：

“你们都吃一点，看哪个好？保管你们愿吃买回来的。”

晚饭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干部谈话，了解佳县的土地改革情况。他说：

“实行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几千年的封建半封建剥削制度，这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也是人民解放战争能够胜利发展的基础，所以美蒋反动派最为惧怕。你们要依靠群众，把土改工作做好。”

是日晚，叶子龙派人送来了谢觉哉替毛泽东为续范亭拟的一幅挽联，征求毛泽东的意见。西北各界人士3000多人将在10月18日为续范亭举行葬礼。毛泽东一看，只见谢觉哉写的是：

为民族翻身，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

眼睛亮得很，骨头硬得很，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他点点头，说道：

“还好。”

便提起笔，蘸饱墨，将挽联稍加改动，一挥而就，书成了一幅流传后世的著名挽联：

范亭同志千古！

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

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书罢，立即令来人将挽联送回，转交续范亭葬礼现场。

10月18日一清早，毛泽东接见出席县委召开的区委书记和区长会议的干部们。应县委的要求，他还作了一个简单的形势报告，对支前和土改工作作了指示。当县委的同志把一块白布送到毛泽东面前请他题词时，他略加思索，挥笔写下了：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欲知毛泽东此行还有什么趣事？请继续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吃晚饭一节，细细品味的确有趣得紧。由此可以看出，他不仅在言语、行动上与人民群众分不开，而且在思想、情感上也是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他喜欢与劳动人民一同坐在小铺子里吃饭，他说：“买回去吃就不香了。”他又说：“羊吃草长大，羊粪不过是羊消化过的草，煮熟了吃点也没有关系。”他还说：“你们都吃一点，看哪个好？保管你们愿吃买回来的。”“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这就是毛泽东！当你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不知作何感想？

第29章 194年10月—

“将来西南有长江，西北有黄河，再加上修铁路，修公路，还有飞机航运，交通成网，非常方便，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就不用骑马了。”

话说早饭后，毛泽东和随行人员在县委负责人的引导下，离开佳县县城，顺着一条独一无二的羊肠小道，七弯八拐，下到了黄河边上。

太阳已经高高升起，毛泽东一行站在河堤上，眼见得天际碧空无云，河面上浊浪汹涌，遥远的对岸，隐约可见片片丛林，郁郁群山。毛泽东看一会儿，有些惋惜地说：

“咱们来晚了，早来一个月，可以下水洗澡，该有多好！”

说话间，忽见一条船穿浪而来。船工们包着白羊肚毛巾，赤膊摇桨。他们那古铜色的肌肤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毛泽东用手一指，大声说：

“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

待到来船拢岸，摆渡人一下船，毛泽东就上前搭话，他说：

“快穿上衣服，不要伤风。”

船工们说：

“没关系，习惯了。穿上衣服干活反而不方便。”

毛泽东问道：

“敌人来的时候，你们把船放到哪儿？”

船夫们说：

“早摆过河东岸了。”

毛泽东说：

“他们有枪有炮，不会把船打沉吗？”

船夫们笑着说：

“船一摆过去，就沉下河底，或埋在沙子里，他连影儿也看不到，往哪儿打？”

毛泽东说：

“噢，真有办法。将来我们要过黄河，请你们给摆渡好吗？”

此时，船夫中有人认出了毛泽东，兴奋得叫起来：

“原来你是毛主席！”

其他船夫也慌忙上前和毛泽东握手，他们说：

“毛主席，我们等着你，一定安全地送你过河。”

毛泽东笑着说：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别了船夫们，毛泽东要到附近村子里去看看，县委的负责人要陪同前往。毛泽东说：

“我们只是看看，不要耽误你的工作，请你先回去吧。”

10月20日午时，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陈赓、谢富治、韩钧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谢韩：

17日9时电悉。

一、4、9两纵休整时间可延长至本月底，下月1日开始行动。

二、我陈粟8纵3个旅活动于郑汴线以南、郑许线以东地区，6纵主力两个旅活动于许昌、确山线以东、淮河以北、沙河以南地区。

三、敌5师主力两个旅在漯河对付我8纵，敌10师两个旅及骑1旅在许昌一带对付我6纵，均任守备，不敢进攻。

四、你们休整完毕后行动部署：甲、拟以一个旅破平汉路。因许昌以北敌力较大，应直向许昌、武胜关段及武胜关以南机动破袭，吸引10师向南，然后转破许昌以北。该旅应充分准备破路器材，研究破路方法。该旅一个月至两个月内专任钻隙破路，不作别事，要有机动灵活之干部去领导。乙、一个旅位于新、宜、伊、嵩，剿匪、分财、分田，与卢氏打通并监视洛敌。丙、主力5个旅，第一步分数路同时出动，相机攻占陇海以南、平汉以西、方城、南召、舞阳之线以北诸县，歼灭民团、保甲、土匪及小股敌军，发动群众，分地主粮食、财物。第二步看形势集结兵力，歼击由洛、郑、漯、许可能向我前进之敌，但遇5师主力则避开之，遇3师、10师等部则各个歼灭之。如洛、郑、漯、许之敌取守势，则延长第一步作战方案之时间。以上方案是否适当，望召集前委会研究电告。

五、12旅及17师亦休整至月底为止。下月初除留一部于卢氏及西荆公路以东剿匪、分粮、分财、分田以外，主力下月初西进，分几个步骤攻占陕南七八个县，歼灭民团、保甲、土匪及小股敌军，建立根据地。陕南较贫，但建立根据地有战略意义，要说服指战员具有艰苦奋斗之决心。

军委 20日12时

10月20日晚，毛泽东住在白云山下的南河底村一户农民的家里。房东大娘见是毛泽东来了，忙烧了热炕。

自撤离延安以来，毛泽东一直没有睡过热炕，都是借老乡的门板搭铺。这一次警卫员怕他不习惯，想给他搭个铺，毛泽东说：

“老大娘一片好心，烧了热炕，就这样睡吧。”

10月21日，天气晴好，太阳暖洋洋的。毛泽东吃罢早饭，拿着那根柳木棍就上路了。县长听说毛泽东要参观白云庙，从城里赶了来陪同。大家绕着盘山的松柏林荫道向前攀爬。毛泽东对李银桥说：

“我是去过大庙的。在湖南长沙读书时，我和一个同学徒步走了5个县，做社会调查。我们身上一文没有。有一次到了沩山寺，讨得一顿斋饭。那寺庙好大哟，方丈是个很有学问的人。”

登上白云山顶，他放眼远望，又愉快地说：

“白云山，真是名副其实，可惜今天无云，要是在雨季里，我们就像腾云驾雾的神仙啦。”

庙里的老和尚恭候在庙门外，合掌施礼。毛泽东说：

“老师傅，我们来参观参观你们这个大寺庙，好吗？”

老和尚躬身施礼，口中连称：

“欢迎，欢迎。首长请。”

毛泽东说：

“你们过去是称‘施主’么，不要坏了规矩。”

老和尚在前头带路，把毛泽东一行人引进一间大房子。他不知来人是谁，但见县长殷勤的样子，猜想必定是个大官，也就殷勤地掸尘让座。毛泽东说：

“不要费事。”

老和尚端上茶，毛泽东喝了一口，问道：

“你们现在生活怎么样啊？”

老和尚看了县长一眼，说：

“好，好的哩。”

“出家人不打诳语。”毛泽东微笑着，诚恳地说：“你们是超脱的，更要讲实话。每天来烧香拜佛的人多不多？”

老和尚说：

“太平时，来烧香的就多些，最近来的人就比前些时多了。”

“烧一次香你收香客多少？”

“不多，烧一次香收2毛钱。以前信神的人多，出家的人也多，布施的人也多，收入也多，生活很好。如今出家的人少了，布施的人也少了，就是遇到庙会，也收不了几个钱，生活一时有些困难。人民政府叫我们自力更生，种点地，搞些农业生产，开头不习惯，现在手脚灵便了，倒也能劳动。打的粮食够吃，其它穿衣服、治病、修理寺院，一概由政府包下来，再加上收布施香火，生活倒也蛮好的了。”

“这不错呵，这是一大改变呵！”毛泽东说：“你觉得这种安排妥当吗？”

老和尚忙说：

“托毛主席的福，安排得很周到。出家人也得随着社会进步啊。”

毛泽东说：

“讲得好！社会变了，人也要变。过去，和尚一不生产人口，二不生产粮食，现在要变。不生产人口可以，不劳动不行。劳动才是生活出路。新社会里，一切要靠自己劳动。参加劳动后，身体也好了。这是个好办法。今天在你这里‘取经’了。”

老和尚说：

“不敢不敢。现在新社会，没有出家的人，我们这些人都老了。”

毛泽东对县长说：

“这可是个问题，他们年岁老大了，如果不收些年轻的徒弟，再过上几十年，这个地方就没人管了，这可不好。他们还是要收些徒弟，要往下传。边区政府是保护宗教自由的嘛，你们开会时也提一提，只要有人愿意出家，我看还是要收些新徒弟。”

老和尚听毛泽东这么说，立刻高兴起来，说：

“我也是这么想，如果不收徒弟，将来就没有人上白云庙来了。”

毛泽东说要参观一下寺庙，老和尚就前头带路，一路看下去。寺庙很大，佛殿甚多。毛泽东对匾牌古迹看得很仔细，有的还一字一字地读，他说：

“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要好好保护，不要把它毁坏了。”

老和尚高兴得连声说：

“施主说得对，施主说得对。”

毛泽东又指示县长：

“县里要拨点经费，把庙修一修。”

县长说：

“我回去马上办。”

毛泽东要走了，老和尚说：

“明天是九月九重阳节，这里有庙会，还有大戏，施主也来看看吧，热闹着哩。”

毛泽东说：

“谢谢啦，我们要来看戏的。”

10月22日一大早，毛泽东起来散步，看到老乡们三五成群兴高采烈地往山上走去，就笑着问：

“你们到哪里去啊？”

老乡们都说到白云山赶庙会去。他转身对阎长林说：

“走，咱们也去赶这个有趣的庙会。”

阎长林说：

“今天是第一天，人可能太多，是不是明天再去？这庙会还有好几天哩。”

毛泽东说：

“你们又怕不安全吧？赶庙会就是赶热闹，人少了还有什么意思？看庙看文化，看戏看民情。不懂文化不解民情革命是搞不好的。老百姓利用庙会去行善、做买卖、看戏，咱们不是去行善，也不买东西，就是去看热闹。我们去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这一带的民情和习俗，这对我们接近群众有很大好处。”

阎长林还是不敢答应。正好汪东兴来了，毛泽东说：

“汪东兴，我想到白云山赶庙会，你敢不敢让去？”

汪东兴知道毛泽东想做的事一定要做到，就说：

“主席想去就去吧，反正现在老乡们都知道了，敌人也没有办法。”

毛泽东说：

“没有关系，如果有特务混进来，老乡们会把他们捉起来的。”

一吃罢早饭，他就对卫士们说：

“走吧，今天只留两个人看门，大家都去！”

这一天，庙会上人特别多，大殿内外香烟缭绕，路边还摆了许多吃食担子。在寺院的最高一层，搭了戏楼，远远就听见锣鼓敲得震天响，毛泽东和卫士们寻声到了戏楼前。县长摆了一把椅子，请毛泽东坐。毛泽东摆摆手说：

“怎么，人家都站着，让我一个人坐着，这不太孤立了吗？”

他不但不坐，还一个劲儿地往人堆里挤，站在他身边的一个老乡认出他了，消息一传开，人们挤得更厉害了，都想看看毛泽东，连台上的演员也停了演出，挤出来看毛泽东。毛泽东招呼着老乡们说：

“看戏吧，老乡们，不要挤，咱们都是来看戏的。”

他又招呼着台子上的演员们：

“你们快演吧，我是来看你们演出的，大家是来看戏的，不是来看我的。”

好一阵子，人们才平静下来，演出继续进行。有人想给毛泽东让出空地方，毛泽东说：

“没关系，咱们一起看。”

他见自己的出现已经影响了群众看戏，就向身边的老乡告辞说：

“你们好好看，我要回去了。”

说罢，挤出人群离开了。突然，身后的戏场里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再见……”

毛泽东也不断地回头打招呼，连声说：

“再见，再见！”

下山的时候，汪东兴问毛泽东：

“主席，今天换个地方住好不好？”

“为什么要换地方？”

“新鲜嘛，想到哪里住就到哪里住。”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今天大家在庙会上都看到我了，你怕反革命来袭击我们，是吧？”

“这也是一个原因，主要还是多住些地方新鲜。”

“现在我是听你的呀，一切由你安排吧。”

汪东兴见毛泽东答应了，立即派人把东西搬到邱家坪。这天晚上，毛泽东就住在了邱家坪。正好中央机关派骑兵通讯员送来电报，毛泽东处理完公务，又在灯下看书。

10月23日早上，毛泽东本来要参观邱家坪的造纸厂，但临时又改变了主意，要先看黄河渡口。他们一行人顺河下去，走了十几里路。毛泽东看到岸边一群纤工正“嗨哟，嗨哟”地喊着号子，合力拉纤，船上满载着货物，觉得奇怪，就向一个老乡请教：

“都说黄河不通航，这里为什么会有运货船？”

老乡说：

“上下只能通航百余里，再往前走，河窄礁多，易出危险，就不通航了。”

他谢了老乡，对身边的人说：

“将来西南有长江，西北有黄河，再加上修铁路，修公路，还有飞机航运，交通成网，非常方便，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就不用骑马了。”

有个卫士说：

“坐飞机太悬了，万一掉下来，还不摔成肉饼！轮船也不保险，翻在河里，也得喂鱼。”

众人笑着说：

“巧事都让你碰上了！”

毛泽东也笑着说：

“照你这么说，我们只好骑马走路了。将来到了华北，再想回延安看看，还得来个长征。再远些，比如要到莫斯科去，那又怎么办呢？恐怕要走一辈子了。”

午饭后，毛泽东一行人回到邱家坪，他看到街上的墙壁上贴满了纸，就问：

“这是什么东西？”

有人说：

“这是造纸厂晒纸。”

毛泽东说：

“走吧，去看看，百闻不如一见。”

邱家坪的造纸厂是一个手工造纸厂，用小毛驴拉着几盘石磨磨浆，纸浆盛在池子里，用面箩那样的东西往外捞，捞起来贴在墙上，晾干就是一张纸。毛泽东一进造纸厂大门，工人们都鼓掌欢迎。有个工人喊道：

“毛主席！”

毛泽东说：

“我姓李，叫李德胜。”

“不，你就是毛主席！”

那位工人坚持说。毛泽东问：

“你怎么知道的，在哪儿见过我？”

“我在打沙家店时抬过伤兵，那时见过你。”

厂长向毛泽东汇报造纸厂的情况，说这个造纸厂是在1940年响应“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建立起来的，主要是生产马兰纸。毛泽东问：

“一天能出多少纸？”

“一天可以生产10刀。”

毛泽东摸摸纸的厚薄，又问：

“原料供应得上吗？”

“用麦秸和马兰草做原料，不成问题。”

“纸的价钱多少？”

“每刀纸的价钱合1斗小米，或1斗半黑豆，或8升黄豆。”

毛泽东对这种农民企业很感兴趣，他说：

“什么东西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慢慢成长发展起来的。你们原先只有几个人，现在有几十个人，将来就可能有几百人，几千人。你们现在是工人，将来就要做工业方面的领导人了。我们国家这样大，造纸这行，大有前途。”

他看着工人捞纸很容易，就说：

“我也试一试。”

接过面箩似的工具，他往纸浆中捞了一下，只捞了半张，第2次第3次就好多了，只是还不怎么均匀，就说：

“看事容易做事难呐！”

从造纸厂出来，汪东兴问：

“主席，今晚上住什么地方？”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

“叫我决定的话，还是到南河底睡热炕去。”

是日晚，毛泽东一行再次回到南河底村，和房东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骑兵通讯员送来了电报，请毛泽东审批。

原来在10月22日，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委罗瑞卿、第二政委杨成武率第2、第3、第4纵队，炮兵旅并冀中军区独立第7旅结束了定县清风店战役，歼国民党军1.7万余人，其中俘第3军军长罗历戎以下官兵1.1万余人，击落击伤国民党军飞机各一架，开创了晋察冀歼灭战的新纪录，对扭转华北战局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聂荣臻与萧克、罗瑞卿、刘澜涛当即联名给中央军委发报请示说：

“敌第3军军部直属队，率第7师全部及第22师之第66团（共4个团及1个军部和1个师部）在定县、望都之间被我包围，经两昼夜激战，已于今晨被我全部歼灭（内第3军军长罗历戎已被活捉）。现石家庄仅3个正规团及一部杂牌军，我拟乘胜夺取石家庄。军委是否批准此方针，请即复。不管怎样，提议太行准许以有力部队抓住阎氏敌人，以减弱石家庄防御力量。我们拟乘大战空隙到前线一行，并与野战军首长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

毛泽东看了电报，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聂荣臻等人的复电，他写道：

“清风店大歼灭战的胜利，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目前如北面敌南下，则歼灭其一部，北面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地休息10天左右，整顿队势，恢复疲劳，侦察石家庄，完成打石家庄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9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家庄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家庄。”

10月24日早上，毛泽东起床后来到打谷场上，正帮老乡打谷子的卫士们放下手中的连枷准备陪他去散步，可他却拿起一个连枷说：

“你们打得好熟，我也打几下。”

毛泽东打了几下，打得很费劲，带起的谷子掉在了头上，挥舞一阵子，头上就冒汗了。一个警卫员接过连枷说：

“主席休息一会吧。”

毛泽东看到一群孩子在掰玉米，就说：

“那个活儿我可以干。”

小孩子们一见毛泽东来了，都高兴地围上来。毛泽东和他们开玩笑说：

“你们谁是地主呀？”

小孩儿们都认真地说：

“地主都让我们斗倒了，哪有地主呀？”

“不是地主，怎么会有这么多粮食呀？”

“这是我们好几家的粮食哩。”

毛泽东笑了，说：

“哦，原是大家的。”

孩子们又跳又叫：

“你是逗我们玩的！”

10月29日，周恩来给毛泽东送来信说，中央机关准备迁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去，那里房子多，适宜办公，不通大路，便于保密。毛泽东决定离开南河底村。房东的两个孩子听说毛泽东要走，都依偎着他，不肯放手。毛泽东就说要送给他们点东西，既表谢意，又是纪念。卫士们一听就急了，这样的事过去都是江青办的，现在江青到河东接李讷去了，大家身边除了被褥和换洗衣服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拿什么给孩子们呢？正在为难之际，李银桥说：

“主席用的毛巾和枕巾都是新的，先送给老乡，咱们再买。”

毛泽东说：

“你会想办法，就这么办。”

李银桥将毛泽东的毛巾、枕巾给男孩女孩各一条。石国瑞对男孩开玩笑说：

“好好保存着，结婚的时候用。”

房东大娘拉着毛泽东的手说：

“才熟了又走，为啥不多住两天呢？”

毛泽东说：

“不能再住了，公家人外出，跟媳妇走娘家一样，得按时回去，不然要受批评了。”

老大娘说：

“还有人敢批评你吗？”

毛泽东笑着指指卫士们：

“你问问他们，有没有人批评我？”

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北佳县城关附近李家坪的一个大院子里，接到了带着女儿李讷从河东回来的江青等人。

原来，江青东渡黄河后，见到了分别半年的女儿，她决定带女儿回到毛泽东身边。她们渡过黄河后，与前来李家坪迎接她们的毛泽东会合。

“娃娃，我的大娃娃，乖娃娃，爸爸可想坏你了！”

毛泽东一见小女儿，便喊起来。他上去从江青膝下抱起李讷，举到空中，颠一颠，又落下来，搂在怀里，拍打着女儿的后背，在她的小脸蛋上亲一下，嘴里又不停地叫着“大娃娃，乖娃娃”。

“小爸爸，乖爸爸，我也想你呢！”

李讷留着齐耳短发，圆圆的脸，一双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眉毛，忽闪忽闪的。她搂着父亲的脖子，拍打着父亲的后脑勺，撒起娇来。负责照料李讷的阿姨在一旁说：

“李讷，不能对爸爸这样。对主席要讲礼貌。”

毛泽东头也不回地说：

“大娃娃就是大娃娃，小爸爸就是小爸爸。我们家里的主席就是小爸爸，女儿就是大娃娃。”

说罢，又问怀里的李讷：

“大娃娃，你哪儿想爸爸了？”

“这儿想。”

李讷用指头点点脑门。毛泽东一脸的灿烂：

“还有哪儿想？”

“这儿想。”

李讷小手按到心窝上。

“还有哪儿想？”

“嗯……这儿想。”

“脸蛋怎么会想？”

“想叫爸爸亲我。”

毛泽东哈哈大笑，在“大娃娃”的脸上接连亲了几口。他放下李讷，扶着她的双肩，夸她长高了，长胖了，也懂事了。李讷抱住父亲的胳膊不放，仿佛怕他再走了似的。江青怕冷落了同来照顾李讷的保育员，就提醒毛泽东说：

“你光看李讷了，这里还有个人呢。”

毛泽东这才注意到旁边还站着个大姑娘，忙伸出手去，说：

“欢迎，欢迎。很对不起你！你叫什么名字？”

那位姑娘握了一下毛泽东的手，说：

“我叫韩桂馨。”

“这个名字很好，你愿意在我身边工作吗？”

韩桂馨说：

“主席是为人民谋福利，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大事，身边的一些事就忙不过来。我能帮助主席做一些事，可以使主席更好地为人民办大事，我愿意在主席身边工作。”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夸奖说：

“小韩阿姨讲话很有水平么，你读过书吧？”

“读到高小毕业。”

“是个女秀才嘛。你是哪里人？”

“河北安平县。”

“太好了，以后你就是我们家里的一个成员了。我这里大部分都是河北人，你可以和他们谈得来。”毛泽东说着，朝李银桥叫道：“银桥，是你的老乡哩，你们都是安平县人，为革命走到一起了，这也叫缘分。过来，你们握个手吧！”

李银桥红着脸和韩桂馨握了握手。毛泽东介绍道：

“小韩阿姨，他是我的卫士组组长，也是咱们的党小组长。以后你就归他领导，有什么事多在一起商量。”

10月31日，毛泽东一行人回到了神泉堡。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行踪，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一生到过不少寺院，对佛教等宗教也有不少不同凡响的评说。本传多有叙述，读者不妨专门研究一下。毛泽东进入成年以后，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信佛也不信其它宗教的，但他却是一贯主张尊重宗教，并对宗教方面的历史文化遗产持保护态度的。此次在白云庙，他对匾牌古迹看得很仔细，有的还一字一字地读。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要好好保护，不要把它毁坏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可在毛泽东身后，一些无良文人在文化传承方面无端地生出许多借口，歪曲、污蔑、谩骂老人家，这些特色现象是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积极地抵制和批判的。

第30章 1947年11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已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

话说1947年11月6日晨，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等指挥的晋察冀野战军发动了石家庄战役，以第3、第4纵队及冀中军区独立第7、第8旅，冀晋军区独立第1、第2旅以及军区炮兵旅共56000人，攻打石家庄；并以第2纵队及独立第9旅，第3、第9军分区部队展开于定县南北地区，抗击从保定方面来的国民党援军。

参加攻城的部队还有朱德从华东地区抽调来的1个榴炮营；另有支前民兵11000余人，民工82000余人，担架10000余副，大车4000余辆，牲口10000余头。

此时的石家庄虽无城墙，但从清风店战役缴获的《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要图》及俘虏的口供中得知：国民党长期以来大力修筑工事，建筑了3道防线；留守石家庄的总兵力约25000人，由国民党军第32师师长刘英统一指挥。国民党军扬言：“石家庄是城下有城，共军一无飞机，二无坦克，国军凭着工事可以坐打3年！”

11月12日上午11时，石家庄获得解放。晋察冀野战军夺取像石家庄这样设防坚固的城市，在解放战争中还是第一次。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2.4万人，缴获坦克9辆，火炮100余门及大量机车、汽车和军用物资。

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并告朱刘，东北局，他写道：

林，并告朱刘，东北局：

8、9两日电悉。一、新部署甚好。二、清风店胜利后，石家庄又被攻克。杨杨部休整短期后，即可至平津保三角地区作战。晋察冀野战军及后方工作，近已改变作风走上正轨，冬春两季可与你们配合作战。三、南线陈粟、刘邓、陈谢、许谭、彭张5军均已完全取得主动，一切困难均可克服。敌已完全陷入疲于奔命的被动地位。四、望东北局用全力加强军事工业之建设，以支援全国作战为目标。

毛泽东 戌元

11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9支队从神泉堡出发，到达阎家峁。

11月18日，毛泽东给吴创国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创国同志：

10月25日来信读悉，甚为感慰。消灭一切敌人，你的志向很对。你对农民土地斗争所表示的热情非常之好，你的诗也写得好，我就喜欢看这样的诗。你年纪高，望保重身体。

此致敬礼！

毛泽东

吴创国，1888年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任暴动委员会委员。1931年至1934年，他转入地下工作，全国抗战爆发后即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训练班学习，后在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工作，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1945年作为中直、军直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后任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参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他在给毛泽东的诗中写道：“农民痛苦要诉清，分配土地自己耕。发展生产足衣食，消灭封建正气兴。土地改革无私情，分配果实要公平。大家都把地主斗，天下农民一家人。拥护主席是真理，相信群众定成功。”

11月20日，毛泽东率部到达佳县乌龙铺。

11月21日，9支队到达米脂县申家硷。

1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部到达米脂县的杨家沟。

米脂县地处陕西省东北部，东邻佳县，西界子洲县、南接绥德县，北靠榆林市和横山县。这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历史上有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及当代开明绅士李鼎铭，还有国民党的著名将领杜聿明，都是这一带人。米脂县不但地主多，而且还有不少资本家。因此，农民们长期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而杨家沟更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封建堡垒，全村200多户人家，光地主就有70多户。

毛泽东来此之前，已经了解了杨家沟的情况，如今一看，果然名不虚传。他们离村还有五六里路，就看见拦路搭建有一座座石牌坊；道路两旁还竖立着许多石人石马；高大的石碑，密密麻麻，一直排到村里。每到一座石碑前，毛泽东总要停下一会儿，看看碑文，一路看下去，尽是些颂扬祖上功德的文字。那些被称颂的人，有的是管粮食的官，有的是管治安的官，有的不过是个私塾先生。他说：

“别看是芝麻小官，这些人都是官府的爪牙，旧社会的统治者。那时候社会非常落后，有文化的人很少，只有地主子弟才读得起书，当得上官，向老百姓作威作福。”

他又走到一块石碑前，见碑上刻的是篆字，看了看，笑着对身边的保育员韩桂馨说：

“这是一个相当于高小毕业程度的人。你是高小毕业的，如果生在那个时代，也要给你立个牌坊呢！”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忽然小声问李银桥：

“你看小韩这个人怎么样？”

李银桥随口答道：

“不错。”

毛泽东神秘地望着李银桥，笑着说：

“你们可以多接触，多了解一些么。”

李银桥心里一热，低下头没言声。毛泽东像父亲同孩子说悄悄话一样，温和地说：

“多谈谈，互相多关心，多帮助，那多好呀。”

一行人进了村，毛泽东见到路两旁都是破旧的窑洞，土墙上用白灰、锅烟子新刷了一些标语，有一堵墙上还抄写着《土地法大纲》全文。再往上走，才是一座座整齐的砖瓦窑，不用说，这是富人的居住区。过了一段吊桥式的窄路，呈现出一座油漆彩画的高大门楼。门楼内豁然开朗，青砖铺地，迎面是一栋安装有玻璃窗户的楼房，楼房前筑有凉台。整个建筑飞檐彩画，富丽堂皇。据带路的人说，这是一座外国式的洋楼，因为这家地主的儿子是位留学生。这座庄院还有个特别的称呼，叫做扶风寨，因为它3面临崖，崖深数十丈，只有来路才能通往外界。在房子北面的山包上，还筑有围墙和碉堡。毛泽东观察了一会儿，笑着说：

“这个地主，不但会剥削人，还懂点军事常识。你们看，他很会选择地形。”

有人说：

“别看这家地主势力大，可就是胆子小。”

毛泽东说：

“压迫人的人，总是什么都害怕。不仅怕遭土匪抢劫，更怕穷人造反。你们看过《打渔杀家》吧？那个打渔老汉，就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跟地主拼命的。这在封建社会，是很常见的事情。”

毛泽东走进屋里，才发现这所房子外面只是一层玻璃走廊，里面也是用绿色油漆刷过的窑洞。众人议论起来，有的说：

“地主真会享受，这里准是冬暖夏凉。”

有的说：

“盖这所房子，不知要花农民多少血汗钱！”

毛泽东说：

“也算他做了一件好事，盖了房子，咱们来办公，比他吃光了好得多。”

自此，毛泽东一家就住在了这里。周恩来住在院内西边3孔窑洞里。其他领导人员住在下面一个大院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又将9支队这一代号改为“亚洲部”。

这个时候，杨家沟正在搞土地改革，村里群众从早到晚忙着斗地主、挖浮财、分土地，情绪非常激昂。毛泽东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参加各种会议，回来向他汇报情况。在一次散步时，他问阎长林：

“你家亲戚中有没有地主？”

阎长林说他父亲的舅舅是地主。毛泽东问：

“他对你们好不好？”

阎长林说：

“记得有一年快过年了，我家里没有粮食，还有人堵着门逼债。我父亲就到他家借钱。可是他说：‘要借钱拿文书来。’我父亲没法，只好把家里仅有的两亩地的文书抵押给他。”

毛泽东说：

“这件事可以给老乡们讲讲，这是个教育。地主对待穷人，不讲良心，无情无义。”

阎长林参加了不少会议，了解到杨家沟有些地主或当过保长，或当过寨头，还组织过“铲共义勇队”，那时候他们随意逮捕农民，安上通匪的罪名，吊打、烧烤、杀害，致使许多人被迫流亡。新政府成立后，那些地主又阳奉阴违，暗中破坏。今春开始土地改革后，还有些地主千方百计蒙混过关，至今没有解决。阎长林又向毛泽东反映了一件事，说是他和几个伙伴去参加会议，在街上听到群众议论说：

“这婚结得好，不骑马，不坐轿，溜溜达达过来了。”

他们打听是谁家结婚，人们气哼哼地说：

“除了村长，谁有这福气哩！”

阎长林他们赶到村长家，见炕上坐着个身穿粗布衣服细皮嫩肉的年轻女人，一打听，才知道村长娶的是沟东一家地主的女儿。那个地主为了找个保护伞，就把村长拉到家里，说要做个开明绅士，把女儿嫁给村长，真正和贫雇农打成一片。这光棍村长架不住利诱，就把那个地主的女儿娶到了家。毛泽东听了，诧异地说：

“我们住的村子，还能出这样的事！如果村长被人拉过去，替地主办事，这个村的土地改革就搞不好了。告诉机关党委，立即组织一批干部，参加这个村的土改工作。”

阎长林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机关里抽出来一批得力干部，到村里帮助工作。任弼时还做了典型试点工作。过了一天，毛泽东问阎长林：

“村长的问题处理没有？”

阎长林说：

“村长刚把婆姨接进门，那个地主就把细软物件送到他家里，叫他藏起来。现在村长已经被撤换了，正在做检讨呢！”

毛泽东说：

“这就好了，群众有了这个经验，眼睛就会明亮起来，再不会上地主的当了。”

11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的复电，同意将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由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任副司令员，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任副政治委员，刘亚楼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

11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粟裕并告邯郸局（并转陈毅）（陈毅已去中央工委汇报工作），华东局、中原局及张云逸、邓子恢电，他写道：

“所指各点是正确的。”“在划定给你们之区域内（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及淮南铁路以东、长江及淮河以北，以淮南铁路及淮河为你们与刘邓之分界），以今年9月初至明年8月底之一年时间，做到完成土改、消灭敌人两大任务。将此两大任务明确告之各级一切干部，并领导他们与刘邓、陈谢两军比赛，有步骤地完成任务，不要落在友军后面。”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和华东局等电，他写道：

“陈、粟区域人口二千余万，党政民工作的领导亟须加强，请考虑让邓子恢率华中分局机构去陈、粟处，以加强陈、粟区域及苏中、苏北的领导，明年秋冬或后年春夏，陈、粟主力出江南时该机构则随军南进。目前渤海区土改及后勤工作的领导由康生暂代邓子恢，待华东局派人接替渤海工作时康生可去山东帮助土改。”

1947年12月上旬，毛泽东致电中央工委刘少奇，要在西柏坡汇报工作的陈毅立即到杨家沟参加会议。他在电文上说：

“中央想请现在中工委处的陈毅同志来此一商，往返约需一月，不知他的工作许可否？请征求他的意见，电告。”

此时，陈毅尚未到西柏坡。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指示，立即转告正在赴西柏坡途中的陈毅。

自从进入冬季以来，由于胡宗南几十万军队的抢掠、糟蹋和风沙雨涝、冰霜等自然灾害的侵袭，陕北大地闹起了饥荒，上百万军民面临着饿肚子的威胁。

这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困难的一个时期。他和周恩来、任弼时和当地军民一样，只能吃米糠、秕谷和瓜果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片片熬成的“钱钱饭”充饥，后来情况好转一些的时候，多半也只是吃一点晋绥军区支援陕北的黑豆，连豆皮都舍不得去掉。在一次吃饭时，李讷见大家的嘴都是黑的，就笑着对父亲说：

“爸爸你看，阿姨、叔叔们的嘴都是黑的。”

毛泽东说：

“你不要笑，前方解放军叔叔就是靠吃黑豆打胜仗的呀。黑豆好吃，吃了黑豆也能长胖长高。你也应该带上碗筷和阿姨一块去吃黑豆饭。听爸爸的话，你将来一定是个好孩子。”

李银桥说：

“孩子才7岁，还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吃饭吧。”

毛泽东说：

“陕北老乡的娃娃一样长得壮，你不要说了。”

自此以后，一直到1948年春，江青就带着女儿李讷坚持吃大灶饭，和工作人员一样，一天两顿咸水煮黑豆。江青还对女儿说：

“你看贫苦农民的孩子连饭都吃不上，有时偷马料吃，咱们有豆子吃就很好了，你说是吗？”

李讷点点头，一副懂事似的样子，说：

“黑豆好吃。”

江青又说：

“我们是毛主席最亲近的人，一定不能搞特殊，别人能够做到的，我们一定要做得更好。陕北的娃娃吃黑豆长得很壮，你也一定行。”

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还号召中央机关所有人员，每人每天节约1两粮食，帮助群众度过春荒。于是，“亚洲部”全体人员便把节约下来的粮食分发给杨家沟和邻近几个村子的贫苦农民。

就在这一个时期，有个了解不少秘密的警卫战士因为吃不了苦逃跑了，被追回来后，听说要枪毙他，就吓得哇哇地哭叫起来，大喊：

“饶命！饶命啊！我不是投敌，我是想家呀！”

毛泽东本来是最恨叛变、逃跑的人，可当他看到这个逃兵年纪不大，长着一张娃娃脸，身上沾满了灰土，吓得哆嗦个不停，脸色煞白，满是鼻涕眼泪，就大声说：

“放了，放了，快放了他！”

周围的战士们说：

“他是逃兵，这小子坏呢。”

毛泽东说：

“他还是个娃娃么。快放了，别把娃娃吓坏了。”

一名干部不服气，说道：

“这么严重的问题，不判不关还放了，不执行纪律，以后怎么带兵。”

“只有你会带兵？”毛泽东停了一会儿，换上温和的口气说：“孩子小，刚参加革命，没吃过苦，受不了，想家。你再关他不是更想家了？他不是叛变投敌，他就是小么。快放了，多做点好吃的就少想家了，听见没有？”

就这样，这个逃兵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受到优待，接连吃了几天小灶。

12月19日凌晨，粟裕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报中央军委，建议说：

“我们及陈谢必须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至完全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

1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陈赓、谢富治，并告刘邓的指示电：

粟，陈谢，并告刘邓：

一、粟皓电悉。刘邓行军忙碌，电台难于联络。

二、刘邓将敌主力吸引至西面后，我主力乘隙向东，此举甚为适当，破坏了白崇禧驱我向西向北计划。

三、完全同意粟皓丑意见，粟及陈谢两部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至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

四、配合方法：除8、10及11纵照粟电转至民权，相机歼灭吴化文及新21旅，攻占商丘，再东向破击津浦外，主力3、4、6、1等4个纵队，提议由粟亲率南下与陈谢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向南直迫武汉。

12月25日，中共中央前委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史称前委“十二月会议”。

此前，毛泽东为了开好这个会，亲自主持了一个预备会议。他把预备会成员分成政治、军事、土改3个小组，从12月7日到24日，在这18天时间里广泛收集资料，征求意见，并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认真研究。

同时，毛泽东为写好会议主题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花了很大功夫。他说：

“我好久没写文章，写完这一篇，就要等打败蒋介石以后再写了。”

他写好了初稿，又修修改改，然后让江青抄写一遍。他交代说：

“不要写错字，不要写草字，不要写怪字，不要写别字，不要写简字。”

江青抄好后，再由他修改。如此反复了很多遍。基本完稿后，他就把草稿和在1946年4月初撰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一并分发给与会者传阅。

且说12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他住所的小饭厅里主持了“十二月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周恩来 任弼时 林伯渠 王明 谢觉哉 李维汉 彭德怀 贺龙 习仲勋 张宗逊 叶剑英 陆定一 李克农 马明方 张德生 甘泗淇 王维舟 李井泉 赵林 李涛

列席会议的人员有：范长江 胡备文 崔林 叶子龙 汪东兴 廖志高 罗青长 黄树则 张文舟 江青

毛泽东首先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见《毛泽东选集》）的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已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4亿7千5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

毛泽东在说到“17个月”作战，“共打死、打伤、俘虏了蒋介石正规军和非正规军169万人”这一伟大胜利时，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

“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保守或夺取之。

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2倍、3倍、4倍，有时甚至是5倍或6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

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接着，毛泽东讲到了“土地改革”问题、“整编党的队伍”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和“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

报告的第八部分，是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最后，他满怀信心地说：

“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的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12月26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周恩来作了军事报告。

这一天，是毛泽东54岁生日，各解放区早已发来了电报，有的要为毛泽东祝寿，有的说要打个漂亮仗，并部署了战役计划，请求中央前委批准。毛泽东一一拒绝了。对于后者的要求，他说：

“如果不是为我祝寿，我可以批准，为我个人，我不能批准。为我祝寿打漂亮仗，不为我祝寿就不打漂亮仗吗？”

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们也纷纷对毛泽东说：

“我们赶上吃你的寿面了。”

毛泽东笑着说：

“寿面并不能使人长寿啊！吃不吃无所谓哟。”

大伙儿说：

“沙家店战役结束了，全国进入反攻阶段，应该庆祝这一胜利，顺便为你祝寿。”

毛泽东说：

“那可不行哟，就是全国解放了，党内也不可搞祝寿活动。”

毛泽东见大家不理解，就扳着指头说：

“第一，眼下群众和部队还缺粮吃，我们不能忘掉群众疾苦，破费东西搞祝寿。第二，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都要带头搞移风易俗。”

末了，他又宣布了两条规定：1、不准中央机关为他的生日请客吃饭；2、不许以任何形式为他歌功颂德。

这一天，“亚洲部”各大队负责人为毛泽东的生日问题，也在汪东兴的住处专门开了会，有人说：

“外地不为毛主席祝寿是可以的，可我们是中央机关，只有几百人，为了庆祝1947年的伟大胜利，也应该给主席祝寿。”

汪东兴说：

“外地的要求主席都拒绝了，我们再搞祝寿，主席也肯定不同意。”

又有人提出：我们不举行仪式，只要开个晚会，和主席见见面就行了。在大家的催促下，汪东兴只好去向周恩来报告，请示怎么办？周恩来说：

“我看主席是不会同意的，大家一再要求，你就去和主席商量一下吧。”

汪东兴去见毛泽东，反映了大家的意见。他还说：工作人员已经悄悄地作了一些准备，如果主席同意，他们还要请一些负责人陪毛泽东吃顿饭，再请晋绥军区贺龙司令员派来的剧团演一场戏。毛泽东一口回绝了，他说：

“一是战争期间，许多同志为革命的胜利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一个人祝寿，太不合情理。二是部队和机关的同志没有粮食吃，搞祝寿活动，这是让我脱离群众。三是我才50多岁，如果不被胡宗南打死，还大有活头，更用不着祝寿。”

他吸了一口烟，又说出了3条规定：

“一不许请客吃饭；二不许唱戏，如果剧团来了，过几天再演，先演给老乡们看也可以；三不许开大会，大家想和我见面，想请我讲话，随时都可以，不一定非要祝寿才这样做。”

毛泽东的意见，大家不好违拗，祝寿的事只好作罢。

晚上吃饭时，除了毛泽东和江青外，李银桥把李讷也领回来了，毛泽东没有反对。因为有了孩子，毛泽东和江青吃饭就比平时热闹了许多。一开始，勤务员端上来的菜和平时一样，毛泽东没说什么。接着，勤务员端上来一个比较好的菜，毛泽东看了看，就说：

“你把这个菜端回去，请老高同志吃。”

勤务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刚想问，江青忙说：

“快端给老高同志去吧，告诉他这是主席的意思。”

勤务员端着菜出了屋，江青也追了出来，问：

“伙房里还有菜没有？”

勤务员说：

“还在炒呢。”

江青说：

“快告诉高师傅不要炒了，再往这里端菜，你们就要受批评啦。”

阎长林看到这些，想起一年前的今天在延安，毛泽东还让烧了几个好菜，上了点酒，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了一顿饭，今年连这些也不让搞了，禁不住热泪盈眶。

12月27日，中共中央前委“十二月会议”继续进行，与会人员讨论毛泽东的报告。

12月28日，“十二月会议”就要结束了，与会者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通过了毛泽东1946年4月起草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会议还通过了其它一系列决定。

这天晚上，晋绥平剧团演出了江青曾经指导过的新编平剧《恶虎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其他与会者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全体演职员。毛泽东称赞他们说：

“你们的戏改造得很成功。对于旧的传统戏目，就是要从大处着眼进行改革，把旧戏改造成为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新艺术。”

12月31日中午，毛泽东的饭菜端上来了，他一看就不高兴了，说：

“去把汪东兴叫来！”

汪东兴来了，见毛泽东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在窑洞内踱来踱去，摆在桌子上的饭菜还没有动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小心地问：

“主席，找我有什么事？”

毛泽东指着桌上的饭菜说：

“这些腊肉腊鱼是从哪里搞来的？”

汪东兴一听是为这事，便松了一口气，他说：

“是贺总开会来时带的，开会时吃了一些。贺总特别关照我，让我留一些给你过元旦时吃。今天中午每个首长都加菜，包括我们的饭桌上都有。”

毛泽东说：

“贺龙同志对我们很关心，带来这些好东西给我们改善生活，搞一荤一素就行了嘛！加菜是不是你出的主意？”

“是我让灶上安排的。”

“陕北老百姓为了支前，小米都吃不饱，哪里还吃得上两荤一素？你算过没有，这腊肉腊鱼要用多少小米才换得来吗？”

“还没有算过账。”

毛泽东看着汪东兴有些不安，语气便缓和了些，说：

“你们一桌人吃两荤一素是可以的，我这里人少，两荤一素就多了些。这样吧，腊肉我中午吃了，腊鱼留到晚上再吃。以后要学会当家，不要铺张浪费。过年还是要过的，但要根据情况，区别对待。”

汪东兴说：

“我下次注意，你先吃饭吧，菜要凉了。我一会儿去告诉周绍林同志，留一个菜晚上吃。”

毛泽东这才坐到桌前，拿起筷子，笑着说：

“今天让你立在窑洞里，下次不改，就要罚你站在外面晒太阳了。”

汪东兴看着毛泽东开始吃饭了，就悄悄地退了出去。他回到饭桌上，周恩来、彭德怀已经吃了饭。叶子龙说：

“快吃饭吧，怎么去了这么久？”

周恩来也问道：

“主席那里有什么事吗？”

汪东兴就把毛泽东为加菜生气的事儿说了一遍。周恩来说：

“主席了解老百姓生活艰苦，吃上一点好饭菜，就想起老百姓。”

叶子龙解释说：

“我昨天和东兴同志商量，过年了，把留下的腊肉腊鱼今天吃掉，怕放时间长了，坏掉了。”

汪东兴说：

“咱们想得不周到，下回注意吧。”

叶子龙说：

“好。给你留了点菜，快吃吧，要凉了。菜不够，去灶上再要点。”

1948年1月1日上午，行政处的谢邦宪想法搞来了羊肉和面粉，又给不吃羊肉的人搞来了鸡蛋和面条。他们按人头把羊肉、面粉分到各单位自己包饺子吃。北方过年不吃饺子不算过年。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虽然每人只有4两面粉，但还是热热闹闹地包起饺子来，一年吃上这一次饺子，也算是难得的享受。

周恩来、彭德怀、胡乔木、叶子龙和汪东兴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饺子。彭德怀笑着对汪东兴说：

“今天又吃好的，你不怕说了？”

汪东兴笑笑没吭声。周恩来说：

“今天过年，全体人员都吃饺子，主席也高兴。”

“亚洲部”机关里的人想组织一个小型舞会，慕丰韵科长也非常热心，他会拉京胡，又找了两个拉胡琴的，还借了一面大鼓，组成了一个小乐队。他给新华社和电台打电话，分别请来了一些女青年。

吃过晚饭，工作人员就忙碌起来，他们把小灶食堂里的桌子搬出来，把房内打扫干净，还在每个墙角都点上一盏灯。阎长林跑去对毛泽东说：

“主席，去跳舞吧？”

“噢，有舞会呀，在哪里？”

毛泽东惊讶地问。阎长林说：

“有哇，在小灶食堂里。”

“和谁跳啊？”

“新华社和电台的同志。”

“这倒新鲜！好吧，我去跳舞。”毛泽东站了起来，又说：“你去告诉周副主席他们，就说我说的，请他们也去跳舞，玩一玩。”

以前在延安时，每逢周末，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喜欢去跳舞。转战陕北以来，他们整天忙于指挥打仗，除了有限的散步，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毛泽东、周恩来来到舞场，与新华社和电台的青年们握手问好。这些青年在行军途中虽然有时也能见到领袖，但那都是匆匆忙忙，有时连句话也说不上，今天能欢聚在一起，自然十分高兴，所以都抢着和领袖握手。毛泽东说：

“咱们都是难友，胡宗南把咱们从延安赶出来，到处流浪，闹腾了大半年，现在算是得到了解放，咱们就用跳舞来庆祝这个解放吧。”

阎长林听毛泽东如此说，就去告诉乐队做准备，舞会开始。乐队刚要奏响乐曲，毛泽东却一屁股坐在了一个凳子上，和身边的一群男女青年聊了起来。他问一个女青年：

“行军时你怕不怕？”

女青年调皮地说：

“我害怕。”

“噢，你害怕呀？”

女青年见毛泽东认真了，就笑着说：

“我怕主席有危险。”

毛泽东说：

“我没有危险，这么多警卫员保护我嘛。我真怕你们跑不动，那才危险呢。”

另一个女青年瞪着大眼睛说：

“我们都是挑选出来的身体最好的，在行军中，有时还帮助男同志背东西呢。”

“好啊，你们都是好样的。”

又一个女青年说：

“有两次敌人离咱们很近了，领导叫我们把一些机密东西都烧了，可真把我们急坏了，问大队长，主席怎么办啊？大队长说，放心吧，主席不会有危险的。”

毛泽东说：

“战争总有危险的，打仗总要死人的嘛。你要怕它，就可能死得更快，你要不怕它，反倒可能死不了。”

毛泽东这边说得热闹，周恩来那边跟几个人谈话，也不时传出笑声。阎长林悄悄地要那些青年请毛泽东跳舞，他们也不肯，只顾和毛泽东说话了。阎长林没有办法，就去找江青，他说：

“你去让主席跳舞活动活动吧。”

江青就走到毛泽东面前说：

“人家组织的是舞会，可是你把舞会变成了座谈会，还是跳一会儿舞再谈吧。”

江青这么一说，毛泽东才站起来，说：

“跳舞吧！”

于是，乐队奏起了舞曲，毛泽东、周恩来和一部分人在屋子里跳，多数人则在院子里跳，大家怀着愉快的心情，活跃在这个别有风趣的辞旧迎新的舞会中。

欲知毛泽东在新的一年里如何指挥战争，请接着往下看。

东方翁曰：严于律己，是毛泽东人格魅力的又一个闪光点。不搞特殊化，不仅是对他自己，对家属、对孩子也是一样的要求。爱女只有7岁，在那样艰苦的情况下还不让她和自己一起吃饭，未免有点过于苛刻了。但他就是这么做的。听汪东兴说毛泽东为加菜而生气的事，周恩来说：“主席了解老百姓生活艰苦，吃上一点好饭菜，就想起老百姓。”这倒是一句实话，也是毛泽东后半生的真实生活写照。

第31章 1948年1月—

“历来我党对时局的提法，都说是形势有利于我们和人民，从未提出肯定‘胜利’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是在全中国范围内取得全部胜利的时候了。”

话说1948年1月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刘伯承、邓小平，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粟陈唐，陈谢并告徐滕薄（徐滕薄指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笔者注）：

一、粟陈唐东晨电悉。此次粟、陈两军歼灭3师及围攻确山之行动，已从大别山方面调动敌人6个旅向西向北，85师亦被赵纵之行动调至应城地区，5师75师亦被调动至沙河附近，这一形势有利于大别山方面之作战，亦有利于郑徐线南北我军之活动。但因20师未能歼灭，刘邓方面尚未来得及执行由分散工作到集中歼敌，白崇禧所部进攻刘邓之实力并未减少，如果此时粟陈唐部迅即转回郑徐线，陈谢准备向渭南，则大别山之困难仍难解决；而大别山困难只有由刘邓、粟陈、陈谢3军协力在1至2个月内歼敌数个旅，方能开辟胜利解决之道路。大别山根据地之确立，则是整个南线胜利的重要环节。

二、因此我们意见：（甲）刘邓在内线于本月内开始集中相当兵力，以寻机歼敌2个至3个旅为目标。（乙）刘邓之1纵仍在淮河以北执行钳制任务，必要时配合粟陈、陈谢作战。（丙）粟陈、陈谢已会合之各部，统在确山、许昌之间集结休整若干天，吸引敌人于自己周围，以利刘邓之作战，并准备寻机歼敌一路，如南面无好打之仗，许昌之敌好打则打许昌之敌，如许昌之敌不好打，则考虑以粟陈唐部攻占南阳，陈谢部攻占襄樊，吸引白崇禧部向西，以利刘邓之作战，并寻机歼灭向西之敌之一部，同时让敌重占许昌确山段，以利尔后粟陈唐回师歼其一部，陈谢占襄樊后，与已占郧阳之刘旅打通联系，在汉水中段建立自已的巩固后方，以利尔后向渭南之行动（在大别山困难已获初步克服之后），并协助王、赵两纵开辟桐柏江汉两区，如果我军采取此项行动，还可能分散白崇禧一部向宜昌一带布防。（丁）8、10、11纵于攻克荷泽后，休整若干天即举行徐蚌段破击战役，该3纵在两个月内即在徐蚌东西，郑徐南北地区单独作战，不要盼望主力向东。

三、你们对上述部署意见如何，盼考虑电复。

军委 子冬

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建立报告制度》（见《毛泽东选集》）的党内指示，全文如下：

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今年起，规定如下的报告制度。

一、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报告文字每次1000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2000字。一次不能写完全部问题时，分两次写。或一次着重写几个问题，对其余问题则不着重写，只略带几笔；另一次，则着重写其余问题，而对上次着重写过的只略带几笔。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写发综合报告的日期是单月的上旬，报告用电报发来。这是各中央局、分局书记个人负责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的经常性的报告和请示。书记在前线指挥作战时，除自己报告外，指定代理书记或副书记作后方活动的报告。此外，各中央局和分局向中央所作的临时性的报告和请示，照过去一样，不在此内。

我们所以规定这项政策性的经常的综合的报告和请示的制度，是因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仍然有一些（不是一切）中央局和分局的同志，不认识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并请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或仅仅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报告和请示，以致中央不明了或者不充分明了他们重要的（不是次要的或技术性的）活动和政策的内容，因而发生了某些不可挽救的、或难以挽救的、或能够挽救但已受了损失的事情。而那些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中央局或分局，则避免了或减少了这样的损失。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各中央局和分局是受中央委任、代表中央执行其所委托的任务的机关，必须同中央发生最密切的联系。各省委或区党委，同各中央局和分局也须密切联系。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加强此种联系，极为必要。

二、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此项报告和请示的内容是：关于该军纪律，物质生活，指战员情绪，指战员中发生的偏向，克服偏向的方法，技术、战术进步或退步的情况，敌军的长处、短处和士气高低，我军政治工作的情况，我军对土地政策、城市政策、俘虏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克服偏向的方法，军民关系和各阶层人民的动向等。此项报告的字数、写作方法以及发报时间，和各中央局、分局报告的办法相同。如规定的写报告时间（逢单月的上旬）恰在作战紧张的时候，则可提前或推迟若干天，但须申明原因。其中关于政治工作部分，由该军政治部主任起草，经司令员、政治委员审查修改，并且共同署名。报告用电报发给军委主席。我们规定此项政策性综合报告的理由，和上述中央局、分局应作综合报告的理由相同。

1月7日下午，陈毅来到了米脂杨家沟。他见到毛泽东，疾走几步，两脚并拢，行了一个军礼，大声说：

“主席，陈毅前来报到！”

毛泽东伸出手，和陈毅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笑着说：

“走了这么远的路，你辛苦了，辛苦了！”

“我虽然路远，有时能乘汽车，你在陕北才真叫辛苦呢。主席，你瘦了！”

“我觉得身体比以前更好了！”

毛泽东拉着陈毅走进办公室，落座后，说：

“今天在这里吃饭，我还给你留着一块腊肉呢。”

毛泽东说的腊肉还是贺龙送给他的，他舍不得吃，只切了一小碟，说，收起来放好，前线来人的时候好招待他们。陈毅听说给他留有腊肉，就说：

“我也给你带来了美国罐头。”

毛泽东说：

“好呀，咱们来个会餐吧。”

毛泽东拿出“十二月会议”的会议记录给陈毅看。他还说：

“根据我们一年作战的经验来看，如果从1946年7月算起，作战5年，建设500万解放军，歼敌750万，就可以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从根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历来我党对时局的提法，都说是形势有利于我们和人民，从未提出肯定‘胜利’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是在全中国范围内取得全部胜利的时候了。”

不一会儿，周恩来也来了，3个人谈得忘记了吃晚饭。江青进来提醒说：

“主席，你说请陈司令员吃饭，现在饭做好了，吃了饭再谈吧。”

毛泽东说：

“吃饭，吃了饭再谈。搞腊肉了没有？”

江青说：

“搞了，还按你说的多搞了点菜。”

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一起来到餐厅，边吃边谈。这一晚，他们一直坐到深夜。

1月9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等，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协助建立大别山等根据地之作战部署的指示，他写道：

刘邓，粟陈唐，陈谢，并告邯郸局，华东局，中工委：

各电均悉。为着在两至3个月内歼敌10个旅左右，协助刘邓建立大别山、桐柏山、江汉等处根据地，协助陈谢建立豫西南、鄂西北、陕东南及豫西根据地，协助彭张（指彭德怀、张宗逊——笔者注）建立渭北根据地，并破坏津浦路扩大豫皖苏根据地，协助苏北苏中作战之目的，部署如下：

甲、第一阶段：一、刘邓集结相当力量，粟裕3个纵队（4纵不在内），陈谢不少于5个旅，于子有以前休息整训完毕，子有以后，粟裕及陈谢两军统一由粟指挥，由现地向豫鄂陕边行动，相机攻占南阳、镇平、内乡、淅川、邓县、新野、襄阳、樊城、宜城、南漳、光化、老河口、谷城、均县、郧阳、西坪、卢氏、商南、商县南城镇，相机歼灭该区敌人，并吸引白崇禧军一部西进相机歼灭之，在配合作战时王宏坤、赵基梅两纵受粟指挥（该两纵以分散游击为主）。

二、刘邓在大别山淮北各部集结相当力量相机歼敌。

三、陈粟8、10、11纵及4纵分别在陇海汴徐线以北及沙河流域休整一个整月，然后以3个纵队在徐蚌线东西，郑徐线南北相机歼敌，并大破该两路。

四、彭张主力（8个旅）于本月休整完毕，下月初开始向延安、宜川线出击（该线有胡军7个旅），得手后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进击，以建立渭北根据地为目的（该地是向陇南行动建立甘陕川边根据地之跳板）。

乙、第二阶段：粟部及陈谢部在豫鄂陕边地区休整一时期，然后陈谢部向渭南行动，粟陈唐3个纵队并加一个纵队向北行动，相机攻占郑州潼关间各城镇，歼灭该线敌人，刘邓在现地相机休整及作战，陈粟之8、10、11纵仍服原任务，准备从山东调2、7两纵至苏北作战，待华中分局建立后，该两纵归陈粟指挥（陈毅于子虞到中央，约两星期后动身归队）。

丙、第三阶段：粟部准备在郑潼线上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请邯郸局准备粮食），然后向平汉线上及平汉津浦之间作战。

军委 子佳

接着，毛泽东在习仲勋1月2日的报告上作了一个重要批示。

此前，西北野战军一部在攻占榆林高家堡后，部队中出现了向商人捐款、没收敌军官家属财产等破坏纪律的行为。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我军到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资本，在该地成为根据地时，亦只许由民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军队没收或破坏。军队给养应取之于敌人仓库、地主阶级、土地税及政府向商人征收之正当的营业税及关税。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亦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

毛泽东 1月9日

1月9日下午3时后，粟裕、陈士榘复电给中央军委，提出“向郑陕线行动，破击津浦路和向南阳、襄樊行动两个方案”。

1月10日，毛泽东致电粟裕、陈士榘，并告陈谢、刘邓，发出关于粟裕部向豫西、鄂北地区行动计划的指示，他写道：

粟陈，并告陈谢，刘邓：

佳申电悉。

一、军委佳电已回答了你们的问题，两个方案都要执行。你们现在集中全力进行准备工作，休养兵力，提高士气及战术，整顿纪律（十分要紧），开干部会，25日以后执行向西南行动的计划。

二、西南10余县是一个宽大机动区域。有山地，亦有平地，有缺粮区域，亦有富足区域。敌情不甚严重，分几个步骤，争取攻占南阳、淅川、西坪、卢氏、襄、樊、老河口等城，争取歼灭65师及其他敌人及地主武装。攻城先经侦察及试攻。环境许可时用坑道作业去攻，无法攻的，临时改为围城打援，或弃之不攻，再攻别地。不预先存着一定要打开某城，一定要歼灭多少敌人的想法，能歼多少即算多少。军队疲劳了就休息（充分注意休息）；休息好了就打仗。要准备打9师、10师、20师等部的增援。增援到了，看形势，好打就打，不好打就机动，临机决定。这一战役将包括许多次战斗。时间亦不要固定。顺利则打久些，一个月两个月均可，看情况决定。如果形势有利的话，还可设想到信阳、汉口、襄阳三角地区去机动。对你们困难的，是安置伤员的地点。你们应与陈谢一道在汉水中段设置临时后方。那里在肃清土顽以后，估计会是安全的。陈谢有一个旅已占郧西、郧阳。只要再占淅川、均县、老河口等处，并派小部武装及政工人员剿灭土匪，发动群众，后方就有了。你们熟悉这一带，对于秋季机动，也许是几条道路中的一条道路。

三、你们应召集陈谢开一次会，大致商定作战步骤。陈谢及10纵12纵受你们指挥，你们应当放胆指挥。对不大之敌两军分区行动，对较大之敌（仍然只打中等规模之仗）则合同行动。总之一切由你们相机处理。

四、补充一事，待执行第二计划你们到达郑州潼关线上作战时，可以解决。

五、陈军长到此谈了你们的情形，我们认为是满意的。

毛泽东 子灰

1月1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对中间派和中产阶级右翼分子政策的指示》：

叶罗（指叶剑英、罗迈即李维汉——笔者注）转香港分局，上海局，并告中工委，各局，邯郸局并转承志：

一、对酉感指示（指1947年10月27日《中央关于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笔者注）的原则运用时，应注意灵活性。

二、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份，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

三、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地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

四、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

五、对华莱士（美国前副总统——笔者注）及其一派应采联合态度。

中央 子寒

1月1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边区政权机关性质给邯郸局的指示，他写道：

邯郸局并告中工委，新华总社：

新华社晋冀鲁豫13日电中有在边区农代大会成立前政务会议应尊重农代筹委会的意见和依据贫农、雇农、工人的要求改进工作等语，其中不但没有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连中农、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提到。像晋冀鲁豫这样大范围的政权机关不应只是代表农民的，它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而以劳动群众为主体。因此，边区最高政权机关是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而不是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尽管现在各解放区是农民占绝大多数，但是必须顾到工人及其他各层民众，在农民中则必须顾到中农。此项新闻不知你们是否事先看过或事后有所检讨。根据此项新闻，至少我们的新华社及报纸的工作人员，对于毛主席亥有（12月25日——笔者注）报告，并未研究，以至对于这些同志的过左的不正确的观点，并未纠正。望你们根据此电检查新华社的工作，并将结果电告。

　中央 子铣　

1月17日，蒋介石因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连吃败仗，便起用赋闲在家6年之久的卫立煌。他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共总司令，专负东北军事全责。

卫立煌后来到任后，将国民党军整编为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旅），另有一些地方保安团，总兵力55万人，分布于长春、沈阳、锦州3个地区。

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对党内的指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一、党内反对错误倾向问题”：“反对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例如，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到国民党区域作战，惧怕消灭买办封建制度、平分地主土地和没收官僚资本，惧怕长期战争等等。”“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二、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必须将新富农和旧富农加以区别。在减租减息时期提出鼓励新富农和富裕中农，对于稳定中农、发展解放区农业生产是收了成效的。”“地主富农在老解放区减租减息时期改变生活方式，地主转入劳动满5年以上，富农降为中农满3年以上者，如果表现良好，即可依其现在状况改变成份。”“极少数真正罪大恶极分子，经人民法庭认真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所组织的委员会）批准枪决予以公布，这是必要的革命秩序。”“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对于某些犯有重大错误的干部和党员，以及工农群众中的某些坏分子，必须进行批评和斗争。”

“三、关于政权问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

“四、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

1月18日晚9点多，在杨家沟参加团以上干部会议的358旅政委余秋里按照彭德怀的通知，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先问了部队一些情况，然后又问他：

“你们的诉苦、三查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

原来在去年进入冬季以后，彭德怀、习仲勋等人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在西北野战军中开展了一场广泛的冬季整训运动。余秋里和黄新廷旅长又结合解放区兴起的土地改革运动，在358旅中将这次冬季整训运动发展成为以诉苦（诉旧社会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

余秋里见毛泽东问到了诉苦、三查运动，便汇报说：

“我们组织诉苦时先做调查，找出苦大仇深的典型，让他们先讲，引发大家诉苦，提高阶级觉悟。这样，每个连队一开诉苦会，大家都争着倒苦水，会场上一片诉苦声。有的还喊口号：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蒋介石！一边喊口号，一边把枪举起来，表示战斗决心。我们领导上很放手，用典型把群众发动起来，再顺着群众的激情引导群众进一步找苦源、挖苦根，使大家认识到蒋介石是地主老财的总代表，要彻底翻身过好日子，就要跟着共产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余秋里汇报完，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个对，要顺应群众的心愿，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办事是不会成功的。今天就谈到这里，明天晚上再谈一谈。”

1月19日晚9点，余秋里又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说：

“你谈谈解放战士的情况。”

余秋里汇报说：

“国民党军队的战士，除了个别的兵油子，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出身，有的是被抓来的，有的是用钱买来的。他们在家受地主老财的压迫，到国民党军队里又受长官的压迫，受不了就逃跑，就被打死。实际上他们的阶级成份跟我们子弟兵一样，有的家里比解放区来的战士还要苦。经过诉苦教育，他们的觉悟提高很快，揭发坏人坏事坚决得很，阶级界限划得很清楚。”

接着，余秋里向毛泽东汇报了解放战士路新理的转变过程。他说：

4连有个战士叫路新理，受国民党欺骗教育，中毒很深，从蟠龙解放入伍后，一直怪话怪事不断，谁听了见了都头痛。夜行军走山路，他说：“钻山沟，走夜路，和土匪一样。”发了顶解放军帽子，他见没人便扔到地上用脚踩；发的津贴是边区票子，他一转身就撕了。攻打榆林时，他畏缩不前，把头埋在地下，不瞄准就放枪。诉苦座谈会后的一个深夜，全连都睡熟了，路新理悄悄爬起来，抱着一包东西跑向野外。查铺的指导员发现了，以为他想开小差，就悄悄地跟了上去。路新理头也不回，一直跑到后沟的一个土崖下，掏出一个纸牌牌，插到土坎上，点燃插好带来的蜡烛和供香，跪下磕了3个头，一边轻轻诉说一边痛哭起来。指导员先在一边悄悄地听，当他听到最伤心处，触动了自己的血泪史，再也忍不住了，走上去与路新理抱头痛哭。第二天，全连召开诉苦大会，路新理哭着上台，痛诉了自己的苦难遭遇。

原来，路新理老家在山东曹县，父亲给地主扛长工，他稍大时也开始打短工。父子俩常年累死累活，也养活不了一家4口人，父亲硬是活活累死了。他和母亲掩埋了父亲的遗体，领着妹妹讨饭到了晋东南的夏县。他去给盐场晒盐，盐场没有防护鞋，脚上布鞋一湿，双脚被盐水蚀烂，疼痛难忍。可为了母亲和妹妹不被饿死，只能咬牙硬撑着。后来母亲也因病饿交加离开了人世，他没钱埋殡，连吊孝的麻布也买不起，一块儿逃难过来的乡亲们凑钱帮他把母亲草草入土。此后，他带着9岁的妹妹继续在盐场干，没想到有一天国民党军队突然来盐场抓兵，就把他抓走了。从此以后，可怜的小妹妹是死是活就不知道了……

路新理泪流满面，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嚎啕大哭起来。

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他的情绪随着余秋里的讲述不断地变化着，听着路新理的苦难遭遇，他也明显地激动了起来，眼睛也红红的。余秋里讲完了，他还深深地吸了几口烟，稳定了一下情绪，这才说道：

“很好！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讲清楚了。明天你到会上去讲，请陈毅同志也参加。”

1月20日，余秋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358旅开展诉苦三查的情况。

1月26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关于南线各军三个月行动方针的指示》，他写道：

刘邓李，并告粟，陈谢，徐滕薄，华东局，邓子恢，中工委：

有午电及刘邓报告一般情况各电均悉。

一、陈粟，陈谢两军本月休整，2月开始新作战，丑寅卯3个月包括作战间隙中的几次短期休息在内，可以举行3次至4次较大战役，歼灭大批敌人，即可有力地帮助你们。

二、你们在3个月内，以分遣坚持，多休息打小仗，待3万新兵到手充实部队后，则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3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

三、3个月内，陈粟，陈谢两军作战原则是调动敌人打中等规模之歼灭战，其机动范围是郑洛潼方向，南阳襄樊方向，信阳广水方向，淮阳开封方向，总以能歼灭较多敌人首先配合你们，其次配合彭张及徐滕薄，又其次配合苏中、苏北为原则。

四、请徐滕薄除训练新兵准备输送前方外，注意炮弹、手榴弹及炸药对于南线各军之供给。

五、彭贺陈（指彭德怀、贺龙、陈毅——笔者注）到中央会商完毕，彭张（指彭德怀、张宗逊——笔者注）军丑齐以前从清涧以北开始南进，陈于月底动身东返，经中工委，五台，渤海，邯郸，转达中央方针后，约寅初可到部队。

六、许谭率7、9两纵休整完毕后，由胶济线向苏北出动，今后苏北苏中可形成一重要战场，威胁京沪。

中央决定恢复华中分局，陈毅为书记，邓子恢为副书记，受华东局领导，管辖现豫皖苏地区，苏北苏中地区及巢湖以东之淮南地区，7、9两纵及一切华中部队统归陈粟指挥。

军委 子宥

1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封给粟裕的密电。

原来，毛泽东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的深远后方，改变中原战局，他和周恩来、任弼时、陈毅等人筹划让粟裕率3个纵队南渡长江，以吸引中原国民党军的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他在给粟裕的密电中写道：

“关于由你统率叶、王、陶3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同志研究有3个方案：

（甲）就现态势再休整半月，你率叶、王、陶3纵乘敌不备从宜昌上下游渡江。陈、唐指挥3、8两纵及陈赓主力进入江汉地区，打85师等部，掩护你们渡江。此举缺点是新兵与干部来不及送上。

（乙）丑、寅、卯3个月照原计划进入伏牛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平汉以西地区。除作战外，你率叶、王、陶3纵在该地区争取休整一个整月，然后渡江，陈、唐指挥3、8两纵及陈赓主力在江北掩护。此举好处是新兵及干部可以送上，缺点是敌人可作准备。

（丙）丑、寅、卯3月至伏牛、长江之间作战，辰月全军北返，你率叶、王、陶择地休整两三个月，秋季渡江。此举好处是准备充分，缺点是要到秋冬之间才能实现调动敌人之任务。

以上3案各有优劣，请你熟筹见复。至于你率3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你以七八万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渡江地点似以秭归、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首、监利附近，择地进入湘西为较适宜。由洪湖、沔阳地区渡至鄂南，敌似更不及料，亦可考虑。此事只先由前委几个同志及叶、王、陶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

1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个对党内的指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目前在我军部队中热烈进行的三查、三整（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笔者注），就是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方法，达到前两项目的。

关于经济民主，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

关于军事民主，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此种会应开几次。”

“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力。”“同时，应当使士兵在必要时，有从士兵群众中推选他们相信的下级干部候选人员、以待上级委任的权力。在下级干部极端缺乏的时候，这种推选很有用处。”

1月31日，毛泽东收到刘邓大军解放河南邓县、歼灭守军6000余人的捷报，立即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李达，表示祝贺。

原来在1月16日，刘邓大军第10纵队攻克邓县县城。指挥邓县城防的丁叔恒绰号叫丁大牙，他在北京大学受过高等教育，是一个反共老手。第10纵队19800余人在司令员王宏坤、政委刘志坚、副政委赵紫阳、副司令员孔庆德、参谋长靖任秋、政治部主任张力之指挥下，经过5天的准备，从15日17时发起总攻，到16日攻占其内城，以伤亡300余人的代价，解放了丁叔恒自诩为“真如铜墙铁壁，可谓固若金汤”的邓县县城。第10纵队的战士们说：“走7天打5县，没见邓县真捣蛋。”

毛泽东在贺电中写道：

刘邓李：

庆祝你们攻克邓县，歼敌6000余人。

中央 子世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朱德关于军事民主及职工待遇问题给中央的信写了一个批语：

朱总司令亥灰信中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用民主讨论方式，发动士兵群众，在作战前，作战中，作战后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歼灭敌人，完成战斗任务。特别是在作战中，放手发动连队支部，班排小组，反复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收效极大。陕北攻克蟠龙整一师一六七旅阵地的经验，也是如此。当时有一个团打了几天，上面认为无法打了，下令撤退。但连队认为可打，不肯撤。连队战士分组讨论，找出了办法，继续打，结果获得胜利。陕北将此种情形，叫做军事民主，而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叫做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第二个问题，是工厂中商店中工人店员职员的生活条件，不可过高。我党工商业政策的任务，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如果我党不善于领导工人阶级执行这一任务，提出了过高的劳动条件，重复过去历史上犯过的错误，致使生产降低，经济衰落，公私不能兼顾，劳资不能两利，就是极大的失败。这件事，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决不可只看见眼前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此事，中央早已发了指示。但在许多地方并未引起注意，许多中央局分局未能据此发出指示，未能向工会工作同志及工人群众进行正确的解释，迁就党内与工人群众中的孤立的片面的狭隘的思想，仍然执行历史上使我党遭受过严重挫折的错误方针。各地中央局以下各级党委，必须以严正态度对待此项问题，立即改正党内在此项问题上存在着的错误思想与错误政策。

毛泽东 子世

1月31日这一天中午，粟裕认真研究了毛泽东1月27日的指示，复电中央军委说：

“1月27日电示敬悉，经与陈唐详细研究，特报于后：

一、从叶、王、陶3个纵队的现状看，感到无论在兵员补充、干部配备、物资装备等均很不足，特别是部队的整党整军、思想工作方面都还很差，同时，为准备干部及印制地图和宣传品均需时间，故最近即行出动恐较困难，因此，关于行动时间特建议：

1、即将叶王陶纵调至陇海线附近继续休整一个半月，至3月下旬即可出动。目前为配合刘邓、陈谢作战，则将10纵及11纵（王张）南调，以代替叶王陶各纵。对津浦线则暂不派队活动。

2、叶王陶各纵照目前部署，仍随3、8纵及陈谢南下，参加一至两个战役后再行北返，3月中旬进入休整，休整一个半月或两个月，至5月中旬即可出动，不必等至秋季，以便乘夏荒时期好发动群众。当叶王陶休整时，仅以3、8纵配合陈谢向郑潼行动即可，必要时仍以10纵、11纵加入作战。

以上两案以第一案为最好，以便乘热打铁继续休整收效较大，究应如何，请即示。

二、职对于中原战局认识，除已于1月22日电呈外，认为我军以原有的政治优势，于反攻中又取得了战略优势，但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并非优势。加以土改又为反攻中最主要政治内容，故进展较慢。在军事上，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3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3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王陶外可以3至4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如是则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我军在机动兵力的数量上，则将逐渐走向优势；同时也可因战役的胜利，取得较多的休整与提高技术的时间。如果我军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

三、对渡江路线有以下方案：

1、由武汉以西渡江，水面狭小，两岸地势险要，易于渡过和阻击敌人炮舰的进扰。但我军渡汉水后，敌亦可能加强该段的江防；且渡江后须经较长时间，才能转至闽浙赣地区，如是恐将有半数之减员。此种减员，沿途无游击区安插，只任其置于民家，则几全部抛弃，甚为可惜。忆1934年7军团北上之失败，其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之不团结，但沿途无处安插伤员，故好仗亦不敢打，每战必须转移，士气日低，同时不打算在沿途有基础之地区（如闽中及闽北）停脚生根，使减员更大，元气大损，加以当时整个战局不利等原因，故此失败。因此如从湘鄂西南进，则应尽可能争取在湘鄂西建立根据地为宜。果如是，则将造成战略上极大有利，将来以全国主力沿粤汉及其两侧南下，使东南半壁全抛在我军侧后（只需以少数兵团，配以大量地方干部，依东南各省现有基础，即可开展），使敌人之基本区截为两段。如是则战争中心移至湖南，而东南各省则更便利开展，如此出兵计划，仅为在湘鄂西之先遣任务，俟适当时期主力进入湖南，则形势又将大变。如果此去不能在湘鄂西单独建立根据地，只能建立游击区的话，则只有继续将主力经湘赣转至闽浙赣，但应准备以适当干部和部队留置于湘鄂西、湘南、湘赣及闽粤赣等地区，以便布置各该地为前进基地，甚至将叶王陶各纵专任南方各省前进基地之建立，沿途留置，亦可更大的分散敌人的兵力。但如此则须配以能独立掌握局面之政治干部于各纵及各旅，才能完成此专门建立南方各省前进基地之任务。

2、从湖口、当涂之间，甚或从南京至江阴间，采取宽正面的分路与分梯队的偷渡。此一方案的缺点是江面较宽，敌人防守较严，其截击的危险性亦较大。但好处是江南江北离我们工作地区均不远，且苏中沿江地区仍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渡江前易于布置（我们已派出加强营带40挺轻机枪及全营武器，并带干部200余人往皖南，另派曾希圣带皖江干部百余人至中原局，请其分配至皖江地区加强工作，同时又派原7师参谋长孙仲德带批干部至含山、和县、巢湖地区组织水上工作，估计船只不成问题），渡江后能迅速分散干部开展工作，伤病员易于处理，部队落伍掉队人员亦可为地方收容而加强地方。至我军主力于渡江后向浙赣沿线及闽赣腹地挺进，可调动敌人。同时叶王陶各纵干部，对此一带江南江北地区均较熟悉，对地方工作之开展较多便利，且该3个纵队过去流动地区较大，南方人较多，南去情绪很高，即或不到皖浙赣地区而派往其他各省，对部队亦无影响。

对以上两案之路线均进行布置，俟布置完毕再详查研究后，于出动前最后决定。究以何方案为宜，请示。”

毛泽东很重视粟裕的意见，但他认为从目前来说要调动中原国民党军主力去江南，向蒋介石的要害地区出击是最有效的一着。

1948年2月1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并告刘邓、饶邓电，他写道：

粟裕，并告刘邓，饶漱石，邓子恢：

世午电悉。

一、完全同意第一方案，叶王陶3纵即开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3万新兵中以2万补充叶王陶3纵。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宽正面分路或分梯队偷渡，望加紧布置水上及两岸工作。

二、3、8、10、11等4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

三、豫皖苏区党委及地方部队照原布置不变动，子恢率华中分局机构丑月可至该区。11纵仍属榘唐（即陈士榘、唐亮——笔者注）野战军。陈日内动身东返。

四、请漱石、子恢帮助粟裕解决南进有关诸问题。

军委 丑东亥

2月2日，中央办公厅为陈毅饯行。毛泽东对陈毅说：

“这些日子我们已经谈得很多了，你们作战是可以放心的。从山东转入外线前的几个仗没有打好，不伤大体。别的没有什么大问题，今后要讲究策略，整训纪律，各级干部要重视政策，不要胡来。回去代我问候同志们好，问候华东部队全体指战员好！”

毛泽东将他设想的成立东南野战军的方案，写了一个手令交给陈毅：任命陈毅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还兼东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叶飞为第1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2月3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提出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问题，他写道：

关于土地法的实施，应当分3种地区，采取不同策略。

一、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这种地区大体上早已分配土地，只须调整一部分土地。这种地区的工作中心，应当是按照平山经验，用党内党外结合的方法整理党的队伍，解决党同群众间的矛盾。在这种老区，不是照土地法再来分配一次土地，也不是人为地、勉强地组织贫农团去领导农会，而是在农会中组织贫农小组。这种小组的积极分子，可以担负农会和农村政权中的领导工作，但是不应当排斥中农，规定一定由贫农做领导工作。这种地区的农会和农村政权的领导工作，应当由贫农和中农中思想正确、办事公道的积极分子去做。在这种地区，过去的贫农大多数已升为中农，中农已占乡村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必须吸收中农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农村的领导工作。

二、日本投降至大反攻，即1945年9月至1947年8月两年内所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占现在解放区的绝大部分，可称为半老区。在这种地区，经过两年清算斗争，经过执行《五四指示》，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已经相当提高，土地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但群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尚不是很高，土地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这种地区，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并且应当准备一次分不好再分第二次，还要复查一、二次。这种地区，中农占少数，并且是观望的。贫农占大多数，积极要求土地。因此，必须组织贫农团，必须确定贫农团在农会中、在农村政权中的领导地位。

三、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群众尚未发动，国民党和地主、富农的势力还很大，我们一切尚无基础。因此，不应当企图一下实行土地法，而应当分两个阶段实行土地法。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在这个阶段中，又要分为宣传，做初步组织工作，分大地主浮财，分大、中地主土地和照顾小地主等项步骤，然后进到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在这个阶段中，应当组织贫农团，作为领导骨干，还可组织以贫农为主体的农会（可称为农民协会）。第二阶段，将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拿来分配，并对前一阶段中分配地主土地尚不彻底的部分进行分配。第一阶段，大约须有两年时间；第二阶段，须有一年时间。太急了，必办不好。老区和半老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也须有3年时间（从今年1月算起），太急了，也办不好。

2月4日，陈毅告别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启程东返，他怀着喜悦的心情赋诗一首，诗云：

小住杨沟一月长，评衡左右费思量。弯弓盘马故不发，只缘擒贼要擒王。

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更当行。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

2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晋绥分局关于纠正“左”的工商业政策的补救办法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晋绥分局并告西北局、中工委：

俭电悉，我们认为行署所拟办法，虽属完善，但如果因为要退还所有超额营业税和错误罚款以及补偿错误没收的某些企业而要大量增发农币，以致引起金融波动，反而又影响现有工商业以及整个人民的生计，则那些办法就切不要公布，也不必作一律退还和补偿的规定。对工商业者目前更重要的，就是提早宣布今年度营业税标准，该项标准内应当表现出比去年税率真正减低，确有保护工商业发展的规定，使现有工商业者安心经营自己的企业，使去年受过打击但还有力量恢复营业的工商业者敢于重新复业。即是使工商业者相信我们对工商业的政策确有改变。只对那因征税过重而完全破产特殊困难者和错惩了的经济反革命，他们现在生活都不能维持者，则必须加以补助。确为社会上迫切需要的某些原属地主富农的企业（如药铺小作坊等），在可能时（如尚未分散破坏者）可以退还并使其复业。

以上意见，供你们参考。

中央

2月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哈尔滨市战时暂行劳动法草案中的错误给东北局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并中工委：

一、哈尔滨市战时暂行劳动法草案收到。此件仅对劳动者福利加以详细规定，其中有些是只顾片面利益并且是难于实行的，而对于和厂方合作、积极奋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责任和劳动态度，则没有提到或提得很不够。从这点来看，文件的起草者不但对于1938年六中全会以来中央历次指示没有领会或完全置之不理，而且对于1947年12月25日毛主席时局任务报告中所强调指出的方针亦没有领会或完全置之不理。你们对此项草案不加可否原样向中央提出亦有责任。

二、此件对公私企业未作原则区别，亦是原则性的错误。全党应认清解放区公营企业中工人与厂方的关系，解放区私营企业中劳资关系，蒋管区民营中小企业中劳资关系与官僚资本帝国主义资本企业中的劳资关系，乃是4个性质上各有不同的关系。对于它们，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分别采取不同态度。解放区公营企业中，从厂长到工人都是同一阶级，其中没有剥削，共产党必须唤起工人觉悟到这是自已与人民的事业，应与厂方通力合作，在战时更应节衣缩食，加紧生产，牺牲目前与局部某些次要利益以换取长远与全体的根本利益。解放区有益国民经济的私营企业（包括暂时允许存在的外资企业），在接受人民民主政府领导的条件下，即在不作非法操纵、过分剥削及其他破坏性活动的条件下，虽仍剥削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但大体上亦是为人民与国家服务的，其一定的发展是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及新民主国家有利的，故与不受人民领导的蒋管区私营企业不同，与完全反对人民的官僚资本更不同。

三、为了重行起草劳动法，东北局与哈市市委应召集公私企业中的工会代表、厂方代表开几次会，共同研究，根据实际可能，提出既照顾工人利益，也照顾全体人民利益与资本家利益，既规定工人权利，也规定工人对生产的劳动态度既为工人所接受，也为政府与资本家所接受的新草案，并提出与此相配合的工厂法（其中亦须区别公行私营两种），电告中央批准，然后在工人代表大会上通过，然后市政府批准分布总使在公布以前须得公私劳资各方均认为切实可行，一经实行即可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目的。为了通力合作，提高效率，实现成本低、产量多、质量精、推销畅，公营企业应成立厂长负责制的厂方与工人的共同委员会。私营企业如资方了解并同意，亦可考虑成立此项组织。如各方均同意，则此项组织即可规定在劳动法工厂法中。此种合作方针是完全正当的，我们不但要向解放区工人与资本家公开宣传，而且要向全国工人与受蒋美压迫的资本家公开宣传。

四、东北公私工厂目前实情望简告。

中央 丑鱼

2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的指示》，他写道：

中工委，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

在我军胜利进攻中，不仅新占领了广大农村和一批县城市镇，而且可能占领一些中等的甚至大的城市（如石家庄）。在原有的解放区，我们已经遇到一些外国侨民，和他们设立的教堂、学校、医院等。在新占领区和城市中，我们还会遇到更多的外国侨民和他们设立的教堂、学校、医院、育婴堂、养老院等，以至外资开办的工厂、矿山、商店等，甚至设有外国领事馆及外国银行者。我们目前对于这些外国侨民所办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机关，不论其是否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一般地还不采取排除或没收的政策。对于外国侨民及其国家代表机关，一般地应采取保护政策。除非他们妨害我国家主权，破坏我民主政府和军事行动决不容许者外，只要他们承认遵守我民主政府及人民解放军的法令条例，即容许他们继续居留于我解放区，进行业务或其他正当活动，并受我民主政府之保护。具体政策暂定如下，望即遵照施行。

一、凡遇有外人设立的教堂，及所举办之学校、医院、育婴堂、养老院等，我军到后，均不得加以没收和破坏。并允许他们在遵守我解放军及民主政府法令，不作敌探和破坏活动时，可以继续进行各自的业务。如外人或被外人委托的负责人逃走者，则由政府代管其财产。但可允许原举办人回来接办。如这些机关在农村中购置或霸占土地者，其土地应按土地法规定交给农会处理。但其机关范围内之不大的园地，仍应留给该机关所有，其机关所有之财产，非附属于土地者，不得没收。

二、凡遇有外人投资设立并主持之私营工厂、矿山或其他企业，我军到后，暂不加以没收，亦不许加以破坏，并可与之商定继续营业的临时合同，规定在服从民主政策法令与在一定的劳动条件之下继续营业。如原主逃走，则由政府接收经营之。但在接收时，不得加以分散或损坏，以便能继续开办。如原主回来时，视情况，得与之订立公私合办的合同，或仍按前述规定，交回其自办。凡外人开设之商店，不进行破坏活动，并服从民主政策法令者，均可允许其继续营业，并受民主政府保护。如店主逃走，并关闭其商店者，则由政府负责保存，限原主或其委托负责人，于一定期间内，回来恢复。逾期不回，即由政府接收经营。不论公营、私营工商业中之外人股份，一律承认其股权有效。

三、凡遇有外国银行，或其代办所，不管其是否由于两国条约有互惠规定和特许，一般地应先停止其营业，并审查其业务情况。如认为在某种范围的规定内，确有令其继续营业之需要，亦须经中央批准，并与之订立临时营业合同后，方得许其重行营业。至对其财产，不论重行开张与否，一律不得没收或破坏。

四、凡遇有外国领事馆之处，及其领事或馆员，在我军到后，仍留原地未动者，对其馆址及人员，应加以保护。对其财物，文件，不得没收和损坏。也不得随便进去施行检查。但应向各该领事馆领事人员宣布，不得进行干涉中国内政与帮助国民党军队的任何破坏活动。如被我发现，有破坏民主政府及人民解放军的证据时，得进行领事馆内及人身之检查。如其破坏行为已被证实时，得按情节轻重，分别处置。必要时，得驱逐其犯罪人员出境，直至封闭其全领事馆。领事馆在我国内战争期间，不得我军总部许可，不许设立无线电台。如有违犯，以破坏行为论罪。各该领事馆，不论其本国政府已否承认我民主政府及人民解放军，如为保护各该国侨民利益向我进行交涉时，我概以外交代表视之，并接受其所委托之代理人员或代表。如该领事馆人员须撤退回国，或转至国民党区域，并得我同意者，应使之安全撤走。如我军到达时，各该领事馆人员均已离去，或经我同意而离去者，各该领事馆之馆址，及其内部财物、文件等，均不得加以损坏或分散，并须负责保管。

五、我军到达之处，遇有外国侨民，经检查，确有该国之护照，且有正当职业者，应允许其居留，或经过该处。但应加以登记。并向之声明，必须服从我民主政府之法律。有犯法行为时，应受我民主政府法庭之审判。平时，对他们的行动自由，和生命财产，应加保护，不得随便侵犯与逮捕。如发现他们从事间谍活动，或特务破坏行为时，即应加以扣留，交由军区或前线高级司令部治罪。如其犯法属于普通性质，应由我民主政府普通法庭依法办理。但不管属于那种性质，如被判为死罪，必须得中央批准，方得执行。在前线作战中被俘之外国参战人员，不论其国籍职别，一律以俘虏待遇。如需释放，得经外交手续处理之。

六、我各级政府及人民解放军，须教育人民和战士，对于一般外侨应取友好态度。同时，应提高警觉，从言论和行动上，鉴别外侨中某些帝国主义分子，注意他们有无阴谋破坏行动，特别是公安保卫机关，应在这方面多负责任。当某些外国传教士进行特务破坏活动时，我们除将其扣留治罪外，应搜集充分证据，公布中外，以明其罪。但必须将其罪行与合法的宗教活动区别开。即犯罪的传教士，须治罪，或驱逐出境。教堂，则不必封闭。并可许其另派人来主持，以免外国人民误会我解放区政府是在排斥宗教。对其他职业的外国侨民，有犯法行为而并未牵连其整个职业机关时，亦应采此同样态度。惟各国外交人员，特别是领事及其领事馆机关，如主持或参加破坏我民主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活动时，则其职务机关，却须对其罪行负直接的联带责任。

以上各项是军事时期民主中央政府尚未成立及尚未由民主中央政府颁布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法令以前的临时办法。各地应将执行情形，和已有经验，以及将来遇到的问题，随时电告中央。以便将来能够规定更完善的政策与办法。

中央

2月7日晚，毛泽东起草关于辽阳收复后东北野战军作战方针的指示，他写道：

林罗刘，并朱刘：

6日电悉。

一、庆祝你们攻克辽阳。

二、南线各军除一部分外，一年半中没有作过大休整，最近作了一次全面大休整。彭张军丑上旬结束休整，中旬行动。陈粟军，陈谢军，许谭军，徐滕薄军，丑底结束休整，寅初行动。刘邓军暂时分散打小仗，是半休整状态。苏北军原只4个旅2万余，现拟增强至7个旅5万余，寅月可行动。南线敌除对大别山尚有重点进攻外，其他均取守势。杨罗杨（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笔者注）军丑底寅初当可打平绥，卯月或可出冀东。该军须学会宽大机动的战略思想，他们一出平绥出冀东，看见宽广的天地，眼光就扩大了，许多不必要的顾虑就可扫除了，此点请朱刘就近加以督促。

三、你们如能照我前次电报所讲的意见，将大休整（一个月或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时间推迟至解冰以后，而在解冰以前只利用几个战役或战斗之间的空隙，作若干次小休息（这种小休息是完全必要的），则尚可利用冰期打两个月仗，歼灭大批敌人，替夏秋两季创造良好战场。你们现在打辽、鞍、本、营区域之敌，很有必要。这个战役完成后，你们就可解放辽南，两个纵队增至主攻方面去。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原故。但最近你们已连续取得几次大胜仗，如果你们再有几次大胜仗，杨罗杨又出平绥，出冀东，南线我军又有积极行动，蒋军从东北撤退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其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因此，你们应准备于一个月内外，完成现地区之作战，而于一个月以后，再进行一个战役（包括打几仗），然后进入大休整，准备应付上述可能的新形势。但不知部队情况许可这样做否。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滦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如果我军尚无足够力量阻止其撤退，则撤退后的蒋军似将控制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间地区，并打通津浦北段，其给养当然会很困难，士气会更衰落，但兵力则较集中，这些可能情况亦须预先见到。当然，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但除非我军强大到使其无法撤退，否则是难于设想的。

毛泽东 7日20时

又是一年一度的春节就要到来了，部队和杨家沟的群众都准备了庆祝的节目，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农民们传出了话说，元旦时毛泽东请他们看戏，这次过春节，他们要给毛泽东演戏。

2月10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这一天，老乡们早早吃过饭，就化了妆，扭着秧歌，舞着狮子，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来给毛泽东拜年。工作人员对他们说：毛泽东是夜间办公，上午休息，现在还没有起床哩。老乡们就说，那我们就在外边等着吧。毛泽东起床后，阎长林去对他说：

“老乡们一直等着给首长拜年呢。”

毛泽东说：

“不要麻烦他们往这里跑了，咱们去给他们拜年吧。”

阎长林去告诉了老乡，可老乡们说啥也不依，听说毛泽东已经起床了，就敲打起锣鼓，又是跳又是唱，还喊着口号，一齐向扶风寨拥来，把整个院子挤得满满的。村干部走上前，代表群众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站在台阶上，向在场的人拱一拱手，说：

“谢谢你们！祝你们春节快乐！”

老乡们热烈鼓掌，村干部带头欢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此时，周恩来也来了，他和毛泽东都热烈鼓掌。

节目开始了，老乡们演着他们自编的《斗地主》、《挖浮财》等一些小节目。毛泽东看了一会儿，突然问阎长林：

“咱们有什么吃的没有？”

阎长林知道既没有糖块，也没有花生瓜子，就如实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想了想，说：

“那就拿烟给他们抽吧。”

阎长林跑去拿出几盒纸烟，和警卫们分头给老乡们敬烟，有一个老乡激动地说：

“我过去来这个院门，不是挑水，就是送粮送钱，地主拿我们不当人看。今天和毛主席一起过年，他还给烟抽，这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啊！”

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见《毛泽东选集》）的党内指示，他写道：

“最近几个月中，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不加选择地没有分析地传播了许多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不健全的通讯或文章。”“不是宣传依靠贫雇农，巩固的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的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对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民主政府，而是孤立的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或者说民主政府只是农民的政府，或者说民主政府只应该听工人和贫雇农的意见，而对中农，对独立劳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等，则一概不提。这是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

“在整党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忽视成份、又反对唯成份论的宣传，有些地方不够有力，甚至有唯成份论的宣传。”“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关于既反对观望不前、又反对急性病的宣传”，“许多地区却助长急性病，甚至发表赞扬急性病的东西。”“在劳动者和群众的关系上，”“错误地强调所谓‘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助长了尾巴主义。”“在工商业和工人运动的方针上，对于某些解放区存在着的严重的‘左’的倾向，或者加以赞扬，或者熟视无睹。”

“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宣传部，新华总社和各地总分社，以及各地报纸的工作同志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中央路线，对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加以检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

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见《毛泽东选集》）的党内指示，他写道：

“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的速度。不要企图在几个月内完成土地改革，而应准备在两三年内完成全区的土地改革。”

“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又要分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和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要有区别。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但在待遇上，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8%，人口10%。”

“先组织贫农团，几个月后，再组织农民协会。严禁地主富农分子混入农民协会和贫农团。”“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必须吸引中农参加，并照顾中农利益。”

“反动的地主武装组织和特务组织，必须消灭，不能利用。”“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

“应当利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但是赞成土地改革的本地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参加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严格注意保护工商业。”

2月17日深夜，毛泽东致电邓小平、李先念，他写道：

小平，先念：

粟裕所部为敌5军等部扰乱，不利休整，需要榘唐（即陈士榘、唐亮——笔者注）、陈谢及你们淮北部队集中兵力打几个胜仗调动5军等部，方能安心休整。该部休整需一个多月，大约要卯月中旬或下旬方能出动。在此期间，榘唐、陈谢及你们淮北部队正好集中打几仗，然后当粟部出动时，则以全力配合粟之行动。同时你们主力4个纵队（10个机动旅）不宜全部集中，只宜集中两个纵队（5个机动旅）和榘唐、陈谢一起行动。兵力已很大，应留5个机动旅于大别山待机歼敌。因此，我的意见，大别山全区交先念指挥，小平率领应当集中的部队，现在就渡淮北上，和伯承会合，统一指挥3军合组的野战军（共有22个机动旅）。大别、桐柏、江汉3区均为辅助战场，北面为主要战场。你们意见如何，盼复。

毛泽东 攸亥

2月19日，李银桥去给毛泽东送茶水，毛泽东正在窑洞里踱步。李银桥将茶水轻轻地放在桌子上，悄步退出。毛泽东叫住了他，说：

“银桥，你不要走，我要和你谈谈呢。”

李银桥转回身，问道：

“主席有什么事？”

“今天是19号。”毛泽东扳着手指头算日子：“8月到9月，9月到10月……半年，正好半年。”

他望着李银桥，试探着问：

“你，还想走吗？”

李银桥低着头，小声说：

“想走。”

毛泽东有些失望的样子，不吱声了。李银桥瞥了他一眼，不安地说：

“如果主席需要……”

毛泽东断然地将手一挥，打断他的话，说：

“不，咱们有言在先。你是老实人，工作兢兢业业，对我照顾得很好，我喜欢你。但我不食言，你可以走了。”

李银桥眼睛有些酸了，他说：

“主席已经同意我走，那么，上次订的协议算是圆满实现了。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订协议。我愿意再订一次协议。”

毛泽东一听就笑了，他说：

“好，那好。我们重新订约。半年，你再帮我半年忙，看我彻底打败胡宗南。”

欲知半年后李银桥能否如约离开毛泽东，请继续耐心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8年1月10日向粟裕等发出的关于粟裕部向豫西、鄂北地区行动计划的指示，可以说是他起草的军事电文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篇。这个指示既全面、又详细还特别具体，既有微观分析，又有宏观指导，千里之外，洞若观火，耳提面命，谆谆教诲，如此引领部下，岂有不打胜仗之理？

又，毛泽东在1948年2月7日给林彪的电报中，已经提出了在东北锦州一线关门打狗的最初设想。可惜林彪不理解这一战略意图，坚持打长春那样的攻坚战。打长春如何能使长春等地的国民党军成为“孤悬”之师？毛泽东提出的关上东北大门，待其弃城逃走之时，岂不是更好打？林彪在狐疑半年之久，方才下决心打锦州。惜哉！

第32章 1948年2月—

“只要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规，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话说1948年2月19日，毛泽东在李井泉关于老区贫农中农领导地位问题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井泉同志：

丑灰电悉。

一、几属已经平分土地，地主富农的封建经济基础已经消灭，只是尚不十分彻底尚须酌量调剂土地的地区，例如绥德黄家川那样的地区，即不应再去平分土地，只应采取合理的抽补办法，满足一部分农民土地尚感不足的要求。在这样的地区再去平分土地是错误的。你们现在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在这类地区，只在农会内部组织贫农小组保障贫雇农利益，并在农会委员会中，在政权的代表会议及政府中，使贫雇农及新中农共占三分之二的位置，保障他们的领导权，同时使老中农占三分之一的位置，这样做就很好，很适当。在这种贫农占少数新老中农占多数的地区也去组织贫农团，硬要指挥一切，这就是冒险的命令主义，是违反全国土地会议的路线的。你们那里的工作团或工作组如果尚有这样做的，应当停止，将他们调回训练再去按照具体情况重新做。

二、你们那里是否有介乎新区与老区之间的半老区，即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得像老区那样彻底，但比完全没有解决或大体上没有解决的新区要好些，或好得多的那种地区，那里的工作方针应当比老区新区都有所不同，望你加以研究，并将结果电告。

毛泽东 丑皓

2月20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陈士榘等指示电：

刘邓，陈唐，陈谢，粟刘：

一、粟部须休整两个月才能出动，刘邓除留3万人在大别山坚持外，4个纵队主力集中沙、淮间休整补充亦须一个月左右时间，伯承暂时不去许昌。而敌孙元良、胡琏南即欲打通平汉路，邱清泉等部向鲁西南尾进并欲打通郑徐段，裴昌会部欲打通郑潼段。

二、因此决定：（甲）陈唐率3、8两纵至平汉路西与陈谢主力靠拢，陈谢受陈唐指挥，在平汉以西、郑潼以南地区集中11个旅以上兵力，主动寻求作战机会，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内不要盼望和他部配合作战。（乙）10、11两纵在完成护送新兵给刘邓之任务后，暂时即在沙河、陇海、津浦之间机动作战，或破击陇海，或破击津浦，或打其他分散之敌，调动5军等部向南，以利粟部休整。该两纵暂时受粟裕指挥。（丙）在刘邓集中整补完毕，并和陈唐、陈谢靠拢，确实建立战役指挥关系以前，陈唐（包括陈谢）仍受我们指挥，并即提出丑底寅初作战计划，电告我们。

军委 丑号亥

2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审阅修改过的【新华社陕北22日电】中共中央发言人驳斥杜鲁门援蒋咨文的谈话。

毛泽东在该文中加写了一大段话，他写的是：

“发言人说：虽然如此，可是人们不要误认杜鲁门、蒋介石及东方一切美国傀儡们的互相合作，多少亿元的援蒋计划，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这些合作与援助，当然有一点作用，这就是病人临死前的强心剂的作用。现在世界形势已变到于美国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极端不利，而于世界人民民主力量极端有利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两年时间之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业己混乱不堪，并正在走向更大的混乱局面。而世界人民民主势力，则有极大的发展，并正在走向更大的发展局面。优势是在民主力量方面，不是在反动力量方面。反动派的金钱和枪炮，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优势，人心讨厌反动派，不赞成反动派，人们团结起来反对反动派，并和反动派作斗争，这个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在蒋介石匪帮发动内战以前，曾经得到美国帝国主义者40亿美元的帮助，又得到日本100万军队留下的装备，蒋介石自己有400多万军队，所有这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比较起来，应该算得是优势了。然而仅仅一年工夫，人民解放军即已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并使自已转入了进攻，这个具体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单是金钱和枪炮的优势，单是物质的优势，不能算是真正的优势，而只有人心加物质的总和，只有掌握物质的人们，即是说人民的革命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吗？如果过去如此大量的美国援助，不但不能使蒋介石匪帮得到胜利，而且使他们得到如此严重的失败，那么五亿七千万美元的新借款，又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呢？发言人说，中国人民必须明白，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是一定要作垂死挣扎的，我们必须准备坚持的斗争，方能最后战胜他们。但是每一次卖国贼与其外国主人的丧权辱国的勾当，每一次美国反动政府给其中国走狗的新借款，已经激起并且还要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这种愤怒将转化为力量，加速蒋介石匪帮的灭亡。”

2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原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李鼎铭先生是于1947年12月11日在陕西绥德县义合镇病逝的。

毛泽东发去了由他撰写的挽词和两副挽联。挽词中说：

“李鼎铭先生与其他许多和李先生一样的开明绅士，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时期，在美帝国主义者援助蒋介石匪帮举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民主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独裁，赞助人民革命战争，赞同消灭封建制度，实现土地改革的真正爱国的民主的开明绅士，无论过去与现在，都是中国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分子。对于李鼎铭先生的逝世，表示我们的悼念之意。”

两副挽联其一是：老成谋国与本党合作无间；民主参政襄边区建设有成。

其二是：抱正义感反独裁反内战反卖国大声疾呼为救国；

以责任心倡精兵倡简政倡生产睿思远虑建边区。

此后，毛泽东与江青一起谈论了开明绅士问题。江青走了之后，毛泽东用有些沙哑的声音，问正在用黄杨木梳子给他梳头的李银桥：

“银桥，你见过开明绅士吗？”

李银桥说：

“在延安开大会时候见过李鼎铭。”

“不是那种见面。”毛泽东用两根指头在眼角处揉揉，又说：“我是说，比如去他家里作客。”

“没有。”

“我说过利用暑假走了湖南5县的事，你还记得吗？”

“记得。您还到庙里讨过斋。”

“嗯，我也到绅士家里去讨过，那绅士比起地主来，算是开明多了。他没有儿子，只有几个女儿，都出嫁了。他是一位翰林，懂么？是一种不小的官，经过皇帝亲自考试的不小的官。那天我们走到中午，在路旁一个小饭馆休息，饿得利害，就问饭馆的女主人：你知道就近有读书的人家吗？她说这后面的小山坡上，就住着一位告老在家的翰林。我们决定去向他讨饭。你知道跟读书人怎样讨饭吗？”

“还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吗？”

“你看，你就比我少一些社会经验。我和我那位同学用自己最好的书法写了一首诗，我现在还背得出：‘翻山渡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我们如果打着板子要饭，也许吃不饱，甚至被赶走。我们送去这首诗就不同了。”

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并告中工委：

关于城市工作。

一、中工委丑皓电所述石家庄城市工作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必须讨论中工委丑皓电并将中工委丑皓电当作党内文件印发至地方地委一级，军队团委一级。各级党委收到中工委丑皓电以后均应引起讨论。

二、尔后各局各军在攻占城市及在占领以后不久时期内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即以中工委丑皓电所述攻占石家庄及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的方针及方法。

三、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这是经验主义地方主义还在我们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攻占及管理的城市，似乎还没有作过一次认真的研究，亦没有将城市工作的比较完全的经验向中央作过反映。我们占领了并长期管理了张家口、邯郸、长治、晋城、淮阴、烟台、威海卫、淄川、博山、德州、承德、赤峰、安东、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石家庄等几十个大城市及中等城市，临时占领不久又退出的则有沈阳、长春、焦作、韩城、许昌、漯河、运城等处，可是，这一切城市工作经验（不能说不丰富），除运城一处我军入城秩序不好，曾由邯郸局有过反映外，没有任何一处有过反映。像石家庄这样重要的经验，是由中工委总结的，两年前张家口的经验，我们是从中工委的丑皓电才看到的。这种在重大问题上（不是小问题或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极端恶劣的习惯，在七大以后并未根绝，现在已相当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发展。

四、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3至4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电告我们。

中央 丑有

2月25日午夜，毛泽东给林彪发去了一封复电。

林彪这天上午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一、我军一部正布置攻开原站（铁岭以北50里，敌约4000）、营口（敌约12000）。我大部现在新民附近钳制敌之主力（连向新民增援者，共11个师），并拟于27日起，主力乘开始解冰之际，迅速跨过辽河，围歼四平之敌（约15000人），并打增援。二、范汉杰兵团到东北者，大约只有两个旅到3个旅。在此种情形下，如我军摆在沈、锦之间，则敌必害怕，不敢出来打通铁路，则我军即难寻战机。故现拟在四平战斗结束后，将部队摆在四平和吉林、长春之间，一面进行补整，一面防止吉林之敌退集长春。同时，引沈、锦间敌人出来，打通交通和分散兵力。三、下一攻势，或突然回击北宁线，或攻长春，依当时情况再定。4、我意，杨罗杨部队在东北新攻势未发动前，将勿过早来冀东，以免使敌不敢打通北宁路。他们最好在下一次攻势发动时进入冀东，以便造成我们和他们配合打大城市（在没有中小城市可打的情况下）、打大增援的可能。”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林：

一、完全同意25日10时电的部署计划；二、杨罗杨部（即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委罗瑞卿、第二政委杨成武——笔者注）当照来电所说的时间进入冀东；他们现在尚未建立出冀东的意图与信心。

毛泽东 25日24时

2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工商业政策》（见《毛泽东选集》）的党内指示，全文如下：

一、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对于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这些地方的党委，在纠正这种错误的时候，必须从领导方针和领导方法两方面认真地进行检查。

二、在领导方针上。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应当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的。许多地方所犯的错误就是由于全部、大部或一部没有掌握上述方针而发生的。各中央局、分局应当明确提出此一问题，加以分析检查，定出正确方针，并分别发布党内指示和政府法令。

三、在领导方法上。方针决定了，指示发出了，中央局、分局必须同区党委、地委或自己派出的工作团，以电报、电话、车骑通讯、口头谈话等方法密切联系，并且利用报纸做为自己组织和领导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在通常情况下，各中央局和下面的联系必须力求密切，经常注意明确划清许做和不许做的事情的界限，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这都是领导方法问题。

四、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5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的，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

2月27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

26日13时电悉。对营口起义部队采取查明情况慎重处理之态度很好。惟整编时，除你们已知之逐步地淘汰坏人提拔好人及加入我们的人进去等项办法以外，应当：一、废除原称号，改用人民解放军称号，亦不用民主联军等项称号。二、照我军例，有一师人就称为师，有一团人就称为团，不要名不符实，其师长团长等军官不要升格。三、给养不要特别优待，宁可初期较差，逐步升至我军水平。总之，以老实态度对待他们，不用虚名笼络方法。

军委 27日24时

2月28日，刘戡率部到达宜川西南地区。

此前，西北野战军根据毛泽东制定的“围宜打援”的战术，首先包围了宜川敌军一个旅，发动了宜川战役。胡宗南令其29军军长刘戡率领整编27师31旅、47旅，整编90师53旅、61旅，共约24000余人，由洛川、宜君向宜川驰援。

西北野战军发起打援歼灭战，经过29日至3月1日30个小时的激战，将该敌全部歼灭，生俘18000余人，毙伤5000余人。

此战中，刘戡因突围无望，急电胡宗南说：“败局已成。”然后引爆手榴弹自杀身亡。整编90师中将师长严明及31旅少将旅长周由之、47旅少将旅长李达、53旅少将副旅长韩指针亦被击毙。整编第29军少将参谋长刘振世、整编第27师少将副师长李奇亨、整编第90师少将参谋长曾文思被俘。

1948年3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的党内指示，他写道：

“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也即是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上明确地指出的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

我们不要抛弃那些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现在也还同我们合作、赞成反美蒋和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例如晋绥边区的刘少白（1942年11月被选举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笔者注）、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等人，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而在我们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们又并不妨碍和反对土地改革，因此对他们仍应采取团结的政策。但是团结他们，并不是说将他们当作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力量来看。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方面。我们今天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我们今天同敌人作斗争的主要力量是占全国人口90%的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而不同于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

依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少数右翼分子，他们也是革命的敌人；依附劳动人民反对反动派的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分子以及从封建阶级分裂出来的少数开明绅士，他们也是革命者。但是这两者都不是敌人或革命者的主体，两者都不是可以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

“开明绅士是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这些人士，同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矛盾，同封建的地主、富农也有某种矛盾。我们团结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有什么大的力量，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性（他们根据封建制度占有的土地，应当在取得他们同意之后交给农民分配），而是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反美蒋斗争时期，在政治上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在土地改革时期，如果有少数开明绅士表示赞成我们的土地改革，对于全国土地改革的工作也是有益的。特别是对于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地主富农的家庭出身），对于争取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同土地有联系），对于争取全国的开明绅士（大约有几十万人），以及对于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反动派，都是有益的。正因为开明绅士有这些作用，他们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分子，所以，团结他们也是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

接着，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关于中原、华北我军机动作战部署的指示，他写道：

刘邓，粟刘，陈唐，陈谢，并告中工委，邯郸局，向前，彭张赵（指粟裕、刘先胜，陈士榘、唐亮，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笔者注）：

各电均悉。部署如下：

一）刘邓应即将1、2、10、11等4纵组成为一集团，寅卯两月在津浦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地区机动作战，包括休息时间在内，辰巳两月或仍在该区配合粟刘机动或向平汉以西机动，依情况决定，粟刘即令10、11纵完全接受刘邓指挥。

二、陈唐并指挥陈谢主力，寅卯两月举行陇海郑潼线作战，包括休息时间在内，日内开始第一阶段打郑洛段，相机攻取洛阳；第二阶段打洛潼段，争取歼灭裴昌会兵团大部（原7个旅，已有两个旅西开阳潼关，一个旅在商洛未动，现留阌乡至洛阳一线者约4个旅），孙元良兵团一部，配合彭张赵渭北作战，彭张赵现正围攻宜川，吸引90师27师增援，各个歼灭之，现正战斗中。

三、粟刘所部依5军情况决定，或跨河两岸或全部到北岸，总以安全休整两个整月为目的。

四、刘邓除留大别山之3万人外，其3、6两纵主力暂时最好留大别山一时期，箝制10师20师等部，尔后或向北或向西依情况决定。

五、向前所部在浮翼整训准备打临汾，阎锡山集中7个旅于平介，有南援模样。许谭所部除留13纵于胶东外，主力7、9两纵配合渤海地方兵团，寅月上旬开始向胶济西段作战。韦国清率2纵丑下旬由诸城南下苏北与该地11、12两纵合组苏北兵团，加强苏北之作战。东北方面冬季作战已消灭敌9个正规旅（内一个旅起义），现正准备攻四平，得手后休整，然后举行春季作战，我东北兵力有很大增强。晋察冀军不久休整完毕，即举行新作战。知注并告。

军委 寅东

3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等人：庆祝西北野战军围城打援歼灭整编第29军军部、第90师、27师等部的巨大胜利。

3月3日，西北野战军攻克宜川，歼灭守敌整编76师的24旅5000余人，少将旅长张汉初被俘。宜川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从打援到攻城，全歼胡宗南主力整编第29军军部，两个师部，5个旅，共约29500余人。

这一天，毛泽东指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令小个子西北王胡宗南非常尴尬的特殊通告，通告中说：

受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委托，特此通告阵亡的国民党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及整编第90师师长严明的亲属好友，如果前来运回2人的尸体，解放区军民将予以方便。

3月4日，毛泽东在彭德怀、张宗逊和赵寿山关于宜川战役战果的报告上为中央军委写了一个按语，连同报告一起转发给中工委、有关中央局和各野战军，他写的是：

宜川战役我以11个旅7万人包围歼灭胡军精锐部队5个旅（缺1个团，洛川），两个师部，一个军部，共28000人，无一漏网，为西北战场第一大捷。其基本原因在于两个多月的冬季整训。经此役后，胡军除守延安之17师两个旅，近由豫西开返潼关之第1师约两个旅尚有较强之战斗力外，已无主力。我向渭北、陇南进军之门户，业已洞开。

　军委 寅支

3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在哈尔滨的朱学范。

原来，朱学范是应中共中央之邀，在1月中旬与刘宁一、俞志英一行3人，经布拉格、莫斯科于2月8日到哈尔滨的。2月9日，朱学范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他写道：

毛主席、周副主席鉴：

学范已和宁一兄到了哈尔滨。在巴黎时，看到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范完全同意并竭诚拥护这一彻底粉碎蒋政权、驱逐美帝国主义、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真正的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完成独立民主和平的革命事业的英明主张。所以范决心到解放区参加这一历史的斗争。范知这一行动，不只是我个人的行动，更相信还有不少真正孙中山信徒和广大的爱国人士，都要向这一方向前进，并肩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下，斗争到底，获得最后胜利。

谨此向你们致革命敬礼！

毛泽东、周恩来在3月4日的电报中写道：

朱学范先生：

接2月9日电示，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欢迎。

此致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周恩来

3月6日，新华社播发由毛泽东撰写的《中共中央发言人评民盟三中全会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言》，全文如下：

【新华社陕北6日电】中共中央发言人评论今年1月5日民主同盟三中全会宣言，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今年元旦所发表的宣言与行动纲领称，这些文件，表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民族民主运动的统一战线，是何等广阔，表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集团、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纲领，乃是一切爱国者所公认的唯一道路。这一个纲领，在解放区1万万6千万人口中，已经实现或者正在实现中。人民解放军进攻的继续胜利，将使这一纲领在全国范围实现。中国民族一切爱国的儿女，必须以一切方法帮助人民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蒋介石匪军，把中华民国从美国帝国主义与卖国独裁的蒋介石匪帮手里挽救出来。

发言人指出：毛主席在去年12月25日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这件事，不但同我们的土地政策和城市政策相联系，而且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同蒋介石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高潮时期，这一总的政治形势，密切地联系着。现在，人们看到了蒋介石统治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因而将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身上，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民主同盟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宣言，证实了毛主席的话。任何企图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建立所谓第三条道路的中立地带、或中立组织，甚至中立政权，在中国与世界一样，都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进行此种活动，实质上必然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所说，是“美国反动派支持下的第二个反民主政权”，绝不能有其他任何作用。我们欢迎民主同盟重建其领导机关，我们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我们愿意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中，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一道，为着共同目的而携手前进。

3月6日晚，毛泽东就政策与经验的关系问题复电给刘少奇，他写道：

少奇同志：

丑巧电早悉。所提各点甚好，已收纳于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工作指示中。惟政策与经验的关系一点，似应了解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作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的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以上两种情况，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最近3个多月，我们即就各项政策，努力研究，展开说明，以补此项缺失。但各中央局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例如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例如晋绥分局，对于在订成份上侵犯中农，对于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对于抛弃开明绅士，都是自己犯了错误的。但是这类“左”倾错误犯得比较严重的似乎还不是晋绥而是华北华东华中各区（从日本投降后开始，投降前也有），晋绥的严重程度似乎还在第二位。是否如此，请你们加以检讨。又其次，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上述各点，请你向参加中工委会议的各同志正式提出，并展开讨论一次。

二、划分阶级草案写出后，感觉一月决定草案上所写的东西不够了，现正以一月草案中间一大段为基础重写一个决定，准备尽速公开发表。一月草案的首尾两段则写社论发表。因为中央发了新区土改要点，我给粟裕的那个电报没有发出的必要了，因此决定不发而将其中某些部分写入社论中公开发表为有利。

三、粟裕部队要3月15日以前才能在阳谷全部集中完毕，你们及饶陈康邓（即饶漱石、陈毅、康生、邓子恢——笔者注）似可在3月20日左右去阳谷，你们可有充分时间讨论全部政策问题（以划阶级一书为中心）、华北局组织问题及其他问题。

毛泽东

3月7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等指示电：

陈唐，陈谢，并告刘邓，邯郸局，粟刘，中工委：

一、我彭张赵军正向澄城、白水、洛川、中部、宜君、同官攻进，向前军正攻临汾。

二、敌1师、30师、36师将全部缩回陕境，估计一部守渔关，大部回至西安一带。

三、你们率3、4、8纵应以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孙元良援兵之目的，迅速对洛阳及洛郑线发起攻击，希望能于两周内外完成此项任务。

四、第二步准备向陕东前进，配合彭张赵歼灭胡军。

五、望邯郸局速筹10万人，两个月粮食，供给3、4、8纵。

军委 7日2时

3月7日，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评论，全文如下：

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评西北人民解放军最近一次大捷称，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发言人说：这次西北人民解放军突然包围宜川敌军一个旅，胡宗南令其29军军长刘戡，率领两个整编师的4个旅，即整编27师之31旅、47旅，整编90师之53旅、61旅共约24000余人，由洛川、宜君一线向宜川驰援，于28日到达宜川西南地区。西北人民解放军发起歼灭战，经过29日至3月1日30小时的战斗，即将该部援军全部歼灭，无一漏网。计生俘18000余人，毙伤5000余人，刘戡本人和90师师长严明等人，亦被击毙。接着于3日攻克宜川，又歼守敌整编76师的24旅5000余人。此役共歼敌1个军部、2个师部、5个旅，共30000人。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个大胜仗。

发言人分析西北战场的形势说：胡宗南直接指挥的所谓“中央军”28个旅中，有8个旅属于3个主力师，即整编第1师、整编36师和整编90师，其中整编第1师之第1旅，前年9月在晋南浮山被我歼灭一次，其167旅主力，去年5月在陕北蟠龙镇被我歼灭一次，整编36师之123旅、165旅，于去年8月在陕北米脂沙家店被我歼灭一次，这次整编90师又被全歼，剩下的胡军主力，就只有整编第1师的78旅和整编36师的28旅，还没有受到过歼灭。因此，整个胡宗南军队，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精锐骨干了。经过此次宜川歼灭战，胡宗南过去直接指挥的正规兵力28个旅，现在只剩下23个旅，这23个旅分布在下列地区：晋南临汾1个旅，已成死棋；陕豫边境和洛阳、渝关线有9个旅，对付我陈、谢野战军；陕南有1个旅，任汉中一带守备。此外，分布在渝关到宝鸡、咸阳到延安“丁”字形交通线上的有12个旅。其中3个是“后调旅”，全系新兵；被我军全歼新近补充起来的有2个旅；曾被我军给以歼灭性打击的有2个旅；受我军打击较少的5个旅。可以想见，这些部队不但很弱，而且极大部分分任守备。胡军以外还有邓宝珊2个旅防守榆林；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步芳的9个旅分布在三边和陇东。以上胡、邓、马各部，全部正规军包括过去被歼一次至两次但又补充起来的部队在内，目前总共34个旅。

以上是就西北敌军态势而言。再说所谓“丁”字形交通线上受我军打击较少的5个旅，其中2个旅困守延安，3个旅在大关中，其他多数是新补充的部队，少数是受过歼灭性打击的部队。这就是说，整个大关中特别是甘肃方面，敌军异常空虚，无法阻止人民解放军的攻势。这种形势，势必牵动蒋军在南线的一部分部署，首先是牵动其豫陕边境对付我陈、谢野战军的部署。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此次向南进攻中，旗开得胜，声威大震，改变了西北敌我对比的形势，今后将比过去更有效力地同南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配合作战。

发言人说：我刘邓、陈粟、陈谢3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30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国。我晋察翼、山东、苏北和晋冀鲁豫各路野战军，都在去年英勇作战大量歼敌之后，完成了冬季整训，不日又将展开春季攻势作战。总观全局，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只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惧怕敌人，反对惧怕困难，依照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指示，我们就能展开进攻，大量歼灭敌人；打得蒋介石匪帮，或者只有暂时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或者连招架都没有，只有被我一个一个地歼灭干净。

发言人着重指出：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了。西北野战军在去年作战中，还只能一次最多歼灭敌人2个旅，此次宜川战役，则已能一次歼灭敌人5个旅。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前线领导同志们的坚决地、灵活地指挥，后方领导同志们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协助，以及敌军比较孤立，地形有利于我等项，都是应当指出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的有秩序的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3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发言人说：这种新式的整军运动，不但在西北方面实行了，在全国人民解放军中都已实行，或者正在实行着。这种整军运动，是在作战的间隙中进行的，并不妨碍作战。这种整军运动，同我党正确地进行着的整党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同我党缩小打击面，只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严禁乱打乱杀（杀人愈少愈好），坚决团结全国90%以上人民大众的正确方针相结合，同我党实行正确的城市政策，坚决地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方针相结合，这样就必然会使人民解放军的威力无敌于天下。任凭蒋介石匪帮及其主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面前如何拼命挣扎，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

3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晋绥分局的指示《党的政策必须适时地向群众公开》，

全文如下：

近两月来，晋绥分局许多指示及2月10日在《晋绥日报》上公布的分局紧急通知，对土改和整党工作所规定的方针和办法，与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基本上并无不同之处。故中央这一指示，仍应公开发表。这种新精神很有利于你们澄清干部中认识问题模糊、不懂得区别情况、不能掌握具体政策的混乱思想。

任何政策的决定或改变，任何政策中之正确的部分或错误的部分，必须适时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指出，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而成为力量。领导者必须经常掌握这一主动，不要因为过分小心，许多有关政策问题，仅限于少数干部知道，弄得群众及下级干部反彷徨不定，结果必使自己陷于被动。你们如果认为中央指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是原则问题上）在实行时还须加以解释，不致使下级干部看到后以为他们所做的凡不完全合这一指示的，都需推翻重做，那你们可作一个决议接受这一指示，而将应该注意之点写在上边同时发表。

中央指示第4项有“调剂土地的工作已经做好的地方，即应确定地权，不再变动”的规定，对你区多数土地已经分配的地方，除掉如你们紧急通知所指因动中农面过宽，应对不愿抽地的中农（划错成份的在内）实行减抽或退回一部外，完全适用。

3月7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的指示电：

陈唐，陈谢，并告刘邓：

鱼巳电悉。

一、洛阳这样的重要城市，顾祝同决不会不增援。你们占领黑石关、偃师、新安后，应以一部攻击洛阳，吸引敌人来援，集中全力歼灭援敌，重点放在打援上面。敌援兵可能主要是孙元良，11师亦可能来一部。请刘邓令11纵速向11师佯攻以钳制之。

二、宜川胜利后，西安一带大震，30师已到合阳防我南下，1师、36师亦有向渔关集中讯，究竟是否开动，请令9纵查明。

三、我11个旅五六两日由宜川向西南攻进，估计一星期内外可能占领澄城、白水、洛川、中部、宜君、同官诸点，威胁西安。

四、向前所部本日起攻临汾。

军委 7日24时

3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在部队中试验组织士兵委员会》的指示，全文如下：

三查与诉苦的新式整军运动，在我各野战军各军区部队中都已实行或正在实行着，其成绩已逐渐从部队的觉悟、巩固、团结、学习和作战上表现出来，其本身就是部队中政治、经济、军事3方面的民主精神的新创造新发扬。如果运动中尚有若干错误与偏差，大多由于领导者没能很好地掌握三查运动的正确方向，开始时不敢放手发动，发动后又未能预见一些“左”的偏向加以防止。但一般地说，这次新式整军运动的成绩却是极大，各战略单位都是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在进行。为巩固和发扬这一成绩，现在确实需要将这一民主精神的新运动转为部队中集中领导下的经常的民主生活。中共4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笔者注）上规定了的士兵会的组织，似较适宜。在名称上，究用士兵会与士兵委员会，或革命军人大会与革命军人委员会，可由各部酌定，主要的是其权限及其工作方式究应如何方为适当。现在这一组织，在少数部队已开始建立外，大多数部队都还未着手组织。中央认为必须经过各军自己的实践，才能更有把握地对于这一组织作出适合于今天各种条件的具体规定。为此，中央特责成各野战军、各军区政治部于最近数月内，利用作战间隙，选择几个不同情况的连队，一两个不同情况的营以上的直属队或机关，试行这一组织，并派负责人员亲去指导，以便取得经验，报告中央。所谓不同情况，是指要选择连队中俘虏兵成份多或少、新兵多或少、连队或机关的行政领导强或弱、党的支部健全或不健全、前方或后方、火线上或休整中等的不同情况，得出不同的工作方式的规律。进行这一组织的基本原则大致是：

一、这一组织不论在连队中，在机关中，必须在其直接的行政首长领导之下进行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民主生活。

二、这一组织的任何决定，必须得其行政首长批准后，方得实施。

三、上级命令，这一组织必须绝对服从，无权变更，只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得由其行政首长提交讨论这一命令中的实施办法。

四、这一组织如欲对其行政上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检讨，必须在情况许可和需要时，得到上级政治部的批准和领导，方准定期进行。

五、这一组织中的一般批评与自我批评，亦必须领导其向着有利于战争胜利和部队巩固的方向进行。

各政治部在试行时，可根据自己所遇到的实际情况，使这些基本原则具体化，或加以新的补充。试行的经验不论好坏（而且必须看到好坏两方面），几个月后由各野战军、各军区政治部负责向中央提出意见，以便集中起来，规定最后办法。

3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商议了东渡黄河的事情，召见叶子龙、汪东兴。毛泽东说：

“中央前委商议，准备东渡黄河。我看过黄河的时机到了，找你们两个，就是商量一下，咱们什么时候过黄河？准备怎么过法？具体由谁去组织指挥？”

周恩来说：

“现在正是黄河上游化冰的季节，我的意见是不是3月下旬东渡黄河较为适宜。”

任弼时说：

“东渡黄河要准备船，要找有经验的船工，和他们商量看什么时间过河合适，一定要保证安全渡河。”

叶子龙说：

“争取用10天时间完成准备工作，我提议由东兴同志具体组织渡河的准备工作。”

汪东兴说：

“渡河的工作需要仔细策划。渡船、技术船工、木材，还有粮食、草料、治安工作，都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帮助和支援。”

毛泽东说：

“我同意子龙的意见，由汪东兴组织渡河的准备工作。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派给他一个连的兵力，除担任渡河的警卫外，还可以在准备工作中担任劳动力。给他一部电台，一名报务员，一名译电员，随时将准备工作向前委报告。渡河的准备工作对外要注意保密，时刻提高警惕，防止敌人侦察到我们的动向。我们马上发电报给陕甘宁边区的林伯渠同志，请他派得力的干部协助你。同时，我们给贺龙同志发报，请他通知晋绥边区政府在东岸接应。从明天开始，10天内准备就绪。”

周恩来说：

“东兴同志，主席的指示很明确，考虑也很周到，你明天召集有关同志开会布置，争取11日出发去进行准备工作。东渡黄河是一项大的战略行动，任务很艰巨，就拜托你了。”

汪东兴说：

“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任务，请各位首长放心吧。”

3月10日，毛泽东让周恩来将“亚洲部”渡过黄河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消息告诉大家，征求大家的意见。周恩来在任弼时、陆定一驻地扶风寨窑洞后面的空场上，召集“亚洲部”所有人员开会，首先宣布了宜川大捷的消息，他说：

“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息，我们西北野战军在宜川一带打了胜仗，敌29军军长刘戡也被打死了。”

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长久的掌声。周恩来接着说：

“同志们都熟悉这个人，他在陕北整整追了我们一年，我们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梦想搞掉我们中央机关，现在把他自己搞掉了。本来想活捉他，向他算算账，没想到他自杀了，算是便宜了他。”

会场上立刻爆发出一阵哄笑声。周恩来待笑声平息下来，又说：

“我中原、华北各野战军从去年夏季起，渡河南进，调动了蒋介石中线的军队，迫使敌人处于被动地位；东北野战军发起冬季攻势，一连解放了很多大城市；晋察冀、山东、苏北和各路野战军，也都在去年大量歼灭敌人之后，完成冬季整训，又开始了春季攻势。目前在各个战场上，都打得蒋介石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全国解放已经为期不远了。同志们，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准备过黄河到华北去了！”

人们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沉静片刻，立即欢腾起来，鼓掌，欢呼。周恩来等大家稍稍平息下来，又说：

“现在，有两个问题请同志们考虑：一是目前党中央过黄河是否适时？二是陕北籍同志的去留问题，谁愿意到华北工作，谁愿意留在陕北工作，可以自己提出要求，由组织决定。毛主席让我把这件事告诉全体同志，让大家充分讨论，自觉地来处理这个问题。陕北籍的同志，愿意跟机关走的，我们欢迎；愿意留在陕北的，我们支持。因为陕北也同样需要干部。”

会后，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们进行了讨论，他们说，为了迎接全国的胜利，党中央应该到华北去。至于个人去留，大多数人摩拳擦掌要跟着毛泽东走，只有张瑞岐有些犹豫。他一是陕北人，二是年岁大了，有意留在陕北，可又舍不得离开毛泽东。正讨论间，毛泽东推门进来了，大家忙站起来。毛泽东摆摆手，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问道：

“讨论的怎么样？谁想走，谁想留呀？”

马汉荣抢着说：

“我可不留，我正想跟着主席去见见大世面呢！”

毛泽东平时就很喜欢马汉荣，他年轻活泼，好说好唱，从不知道什么叫忧愁。有一次大家问他火车是什么样子，他想了想说：“火车，火车，一定有火。”一句话把毛泽东逗得大笑起来。毛泽东想起马汉荣那句话，就笑着说：

“好，我一定让你坐上火车！”

毛泽东又看了看张瑞岐，问：

“老张，你这老陕北，打算怎么办？”

张瑞岐参军多年，很少回家，30多岁了，家里也给他定了亲，平时闲扯时，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总是吧哒着小烟袋，不慌不忙地说：“打败了胡宗南再说吧。”现在经毛泽东一问，他竟不知如何回答好了。毛泽东微笑着说：

“我听说你想留下，留下也好。陕北是个好地方，我对这里很有感情，我们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突然要离开，心里还不好过呢。将来，我们也要回来看看的。”

张瑞岐说：

“我想把主席送到华北，再回陕北来工作。”

毛泽东也舍不得张瑞岐这样的老实人，就说：

“那就这样吧，先到华北看看，再回陕北工作。走远些，开开眼界，将来回来工作，也可以把看到的听到的新鲜事物跟老乡们说说了。”

3月12日，毛泽东在谭政文关于山西崞县土地改革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谭政文，1910出生于湖南资兴，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上井冈山，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参加过中央革命根据地第1至第5次反“围剿”作战中政治保卫工作，又随中央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七大代表，曾被中央晋绥分局派往山西崞县领导开展土改工作，任土改工作团团长兼中共崞县县委书记，写出了《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情况报告。毛泽东在该报告上的批语是这样写的：

这是山西崞县的一篇通讯，在这个通讯中说明了那里的群众斗争业已展开，群众对于分配土地业已完全酝酿成熟，在一个农民的代表会议上完成了平分土地的一切准备。那里对于划分阶级成份，曾经划错了许多人，但是已经公开地明确地经过群众代表的讨论，决定改正。对于不给地主以必要的生活出路，不将地主富农加以区别，侵犯中农利益等项错误观点，作了批判。总之，在这篇通讯中所描述的两个区的农民代表会议上所表现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作者写这篇通讯时，崞县还没有实行分配土地，因此，这个经验还不完全。我们希望在当地实行改正划分阶级中的错误（这是一件大事），实行平分土地以及组织生产、改造政权等项工作完成以后，再有一篇描述这整个过程的通讯。关于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我们有了晋察冀区平山县的典型经验（这是刘少奇同志总结的）。关于如何在老区调剂土地而不是平分土地（因为那里已经平分了）的工作，我们有了陕甘宁区绥德县黄家川的典型经验。现在又有了晋绥区崞县这样一个平分土地的经验（虽然不完全）。这3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已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已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

毛泽东 1948年3月12日

3月14日晚，华东野战军一部及陈谢兵团第一次攻克豫西重镇洛阳，全歼国民党守军青年军第206师和国防部直属炮兵、汽车分队等近20000人，俘其师长邱行湘。

3月14日深夜，毛泽东起草军委关于攻克洛阳后的部署及打南阳的方案，他写道：

陈唐，并告刘邓，粟，邯郸局，中工委：

元亥电悉。

一、洛阳战役结束后，一部在前而阻击援敌掩护洛城搬运必要与应当搬运的物资（注意城市政策），主力即在洛阳附近休整。邯郸局给陈唐、陈谢的弹药等援助务求迅速。

二、下一步行动，如洛阳以东及东南有作战机会，应在这一带再打一仗，如无作战机会，应准备打南阳得手后出汉水。打南阳有两方案：（甲）走伏牛山东麓直打南阳。（乙）先打商县洛南（有65师4个团），卢氏（情况不明大约敌人很少），淅川（有较强的反动民团），取得巩固后方再打南阳。以上两方案何者为适宜，望与陈赓商酌电告。

三、你们率3、4、8纵或再加9纵一部出南阳汉水必将调动11师、20师等部西援，你们可能求得运动战，你们有10个旅以上可以独力作战，不要刘邓配合。

四、但刘邓于本月休整完毕后，有两个行动方案：（甲）率1、2两纵过路西配合陈唐歼灭援敌。（乙）独力作战，率1、2纵过沙河，会合10、11纵寻打74师、75师、84师等部，于4、5两月争取歼敌3、4个旅，以利粟裕机动，否则粟裕行动将遇到困难。以上两案何者为适宜，请刘邓酌定，粟及陈唐、陈赓亦可发表意见。

五、前电要陈唐准备协助彭张打西潼线之意见拟不执行。

军委 寒亥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军委关于在宽大机动中歼敌及出击平绥线等问题的指示：

杨罗杨耿（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笔者注），并告中工委（转彭聂）晋绥分局，林罗刘：

10日15时电悉。你们只有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迫使敌人分散配备，才能克服你们遇到的敌人大量集中不利我军歼击的困难问题。你们机动的范围，第一是整个平绥线，包括绥远全省在内，第二是北宁线，第三是平承线，第四是平保线。目前所采出平绥线的方针，应当执行到敌人已经大量集中该线，我军已无好仗可能之时为止，下一步主力的行动，可以出平保线打一二仗调回敌人主力，然后再出平绥线。你们拟派两个纵队出绥远的计划是很好的，可令该两纵于攻克柴沟堡一线之后，不要停留太久迅速出绥远，以绥远全境为活动范围，你军所占地方即归你们管辖，多派干部建立政权，建立地方武装。晋绥分局取协助方针。晋绥分局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同蒲线阎军地区及协助西北局向陕甘川前进。你们主力必须建立向冀热察交界地区从冀东地区作战的计划，但出动的时机与出动兵力的数量应依情况决定。此外你们必须向全体指战员进行在新区工作的策略与政策教育，此点不知你们在此次休整中已做了没有，如果没有或不足，你们应在作战中补足之，此种教育极为重要。

军委 14日24时

3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对党内的《关于情况的通报》（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的‘左’的偏向，主要是侵犯中农，侵犯民族资产阶级，职工运动中片面强调工人眼前福利，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没有区别，对待地主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没有区别，不按平分原则给地主留下必要的生活出路，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越出了某些政策界限，以及不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不要开明绅士，在新解放区忽视缩小打击面（即忽视中立富农和小地主）在策略上的重要性，工作步骤上的急性病等。”“右的偏向主要是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惧怕美国大量援蒋，对长期战争有些厌倦，对国际民主力量的强大的程度有些怀疑，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制度，对党内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熟视无睹等。”“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规，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其时机大约在1949年。”“中央亦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

毛泽东详细通报了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的数量变化和战斗力情况后，接着写道：

“1946年7月至1948年1月的19个月中，我军共消灭国民党军队197万7千人（2月和3月上半月尚未统计好，大约有18万人左右），即是说，国民党不但将其在过去作战期间所动员参军的100余万新兵消耗了，而且大量消耗了它原有的兵力。”“5年左右（1946年7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3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一、我们本日动身东移，约卯删可至中工委所在地。

二、不论现在打洛川，将来打延安，敌均有增援可能，望部署打援。

三、陈唐（指挥陈谢）已放弃洛阳，集结新、渑、宜、洛休整一时期，或打南阳，或打平汉线，或再打洛阳，尚待决定。向前克临汾后，或打豫北，或打平介灵石，那时再定。

总之陕甘全局，除陈谢一个旅在陕南外，由你们独力担任。

毛泽东 寅马

3月21日下午1时许，毛泽东率领“亚洲部”从生活战斗了120多天的杨家沟出发，开始了长途跋涉之旅。此时天气晴朗，杨家沟的山峁上、沟畔上、大路旁站满了欢送的人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挥手告别了送行的人群，踏上了东渡黄河的行程。毛泽东对阎长林、李银桥说：

“要去河北了，你们河北人一定高兴啊。”

这天晚上，毛泽东率“亚洲部”宿营在绥德吉镇。

3月22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陈士榘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邓，陈唐，陈赓，并告陈粟，中工委，彭张赵：

各电均悉。部署如下：

一、陈唐（指挥陈赓）率3、4、8纵休整至卯微止。休整地点或在现地，或照刘邓意见移至临汝、伊阳，争取补充（首先是受损最大之8师）。卯微至卯灰间开始向南阳方向行动。或先打南阳，后打宛西4县，或先打宛西4县，后打南阳，临机决定。

二、刘邓率1、2、10、11纵及其他可能集中之兵力，在沙河、淮河及平汉线之间机动作战。

三、两军互相声援，独立作战，必要时由刘邓决定以一部或全部配合作战，争取于卯辰两月歼敌三五个旅，变动战局，协助粟裕行动。在配合作战及互相策应时，陈唐受刘邓指挥。

军委 寅养

3月22日晚，毛泽东率部到达黄河岸边的佳县刘佳坪，附近的群众得知中央领导要离开陕北，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不时地与道旁的乡村干部和群众握手话别。毛泽东深情地说：

“陕北小米子我吃了13年，实在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为了全国的解放，我们又不得不离开。”

3月23日早晨，毛泽东率部经过螅蜊峪到达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村。

部队就要离开陕北了，毛泽东下达的最后一道命令是：东渡黄河的中央警卫团全体干部战士，把所携带的干粮袋里的小米全部倒出来，过秤后一两不少地交给当地人民政府，留给陕北人民。毛泽东动情地说：

“我们要离开陕北人民了，陕北人民养育了我们，我们欠他们太多了，从现在起就想办法去偿还。”

这一天风和日丽，毛泽东考虑到国民党军队可能从西安派飞机来袭扰，决定把渡河时间改在下午。

天近中午时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亚洲部”数百人，来到了川口村南边的园则塔渡口。

赶来送别的陕北乡亲站满了河边和山坡，黑压压地拥了一大片，其中有不少是“亚洲部”在经过螅蜊峪时涌上街头的乡亲们，他们一直送到了这里。

十几条木船停在河边，几十名健壮强悍的黄河水手早已做好了摆渡的准备。毛泽东在河边慢慢地踱步。

造炊的师傅做好了饭菜，烧好了开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战士们及工作人员就地午餐。因为考虑到过河之后还有一段路程才能到达宿营地，因此需要在这里简单吃一点东西。当地的村镇干部感到很过意不去，一再说：

“没有照顾好中央首长。”

周恩来说：

“赶路要紧，我们本来就没有准备在螅蜊峪镇上吃饭。”

毛泽东也说：

“我们这么多人吃顿饭，也得你们忙几天呀。我们打游击在野外吃饭惯了，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知道陕北的乡亲们对我们很好，现在要离开陕北，还真有点舍不得呀。等全国都解放了，我们还会来看大家的。请你们转告陕北的乡亲们，谢谢他们。”

饭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走到河水边，和区镇干部们一一握手道别，向送行的乡亲们挥手致意。

按照事先的安排，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分坐在10条木船上。毛泽东乘第1条船，周恩来和任弼时乘第2条船，陆定一、胡乔木等上第3条船。毛泽东踏上船，和船工们一一握手，他说：

“劳累你们了！”

船工们非常兴奋，都说：

“送毛主席过河，这是我们的光荣任务。”

毛泽东连声说：

“谢谢，谢谢。”

正说话间，周恩来的那条船已经先开了。毛泽东乘坐的这条木船也慢慢离开岸边。毛泽东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

此时正是凌汛期，黄河巨浪滚滚，夹杂着磨盘大的冰块，汹涌咆哮着，发出一阵阵的轰轰巨响声。木船忽而跃上浪尖，似要腾空飞驰一般；忽而沉落波谷，浊浪像墙壁一样遮住了视线；冰块撞击着木船，发出惊心动魄的砰砰声。阎长林扶着毛泽东，说：

“主席，快坐下吧。”

毛泽东推开他的手，望着浊浪滔滔的黄河，望着渐离渐远的河岸和人群，呼吸有声，胸脯开始起伏了。阎长林和其他几个卫士只好都紧靠着他，怕他出危险。毛泽东说：

“你们放心，船工们的本领是很高明的。”

的确，船工们镇定自若，热烈亢奋，划动木浆，挥动杉篙，发出让人热血沸腾的号子声：“嗨哟，嗨哟，嗨哟……”

毛泽东面对此情此景，心潮激荡，突然转身望着大家问：

“你们谁敢游过黄河？”

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只有两三个人会游泳。有人说：

“马汉荣行。发大水那次他游过黄河岔给彭老总送信，他能行。”

石国瑞说：

“我在发大水时，游过延河。”

孙勇说：

“我在枯水季节游过黄河，还可以试一试。”

毛泽东兴奋了，说：

“那好极了！来，咱俩不用坐船，游过去吧？”

听他如此一说，船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纷纷嘀咕：

“哎呀，今天可不行呢，现在可是凌汛期……”

孙勇一听也非常着急，心里想：主席的安全事大，我怎敢和他一起游黄河。于是他连忙附和着说：

“是呀，今天河里有大冰块，不能游了！”

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他说：

“不能游了？你们是不敢游啊！”

船到中游，毛泽东向黄河上游远眺，李银桥和其他几个卫士请他坐下。毛泽东还是不肯坐，依然非常亢奋，嘴里念念有词：

“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吟罢，又说道：

“只一个唐代诗人李白，就有这么多赞美黄河的诗，可见黄河不愧是孕育我们华夏民族的母亲河。”

他长长吁一口气，摇摇头，接着亢奋地像发表一个宣言：

“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说罢转向叶子龙：

“来，子龙，脚踏黄河，背靠陕北，给我照一张相如何？”

“好，照一张。”叶子龙很快选好位置，边调焦取景边说：“应该照一张，很有纪念意义。”

毛泽东很快敛去笑容，显出一副沉静庄重的神情。只听“咔嚓”一声，这一历史瞬间，凝固成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毛泽东无限感慨地说：

“好啊，把黄河照下来，把陕北高原和人民照下来，这是很有意义的纪念。”

说话间，只听阎长林大喊一声：

“哎呀，坏了！”

毛泽东问：

“出了什么事？”

阎长林说：

“老青马掉到河里了。”

原来，在船队中有一条船是集中载运领导人的坐骑的，毛泽东的老青马也在其中。因为受惊吓，有几匹马在船上互相拥挤，老青马长嘶一声，掉进了河里。毛泽东转过身，怜惜地看着老青马。老青马是会游泳的，可它不知道往东岸游，却拼命地往回游。有个战士喊道：

“王振海，你还不赶快喊，老青马听你的，你叫它往这边游。”

王振海真的使劲高声喊道：

“老青马，往这边游……”

毛泽东说：

“你的声音，它是听不到的。如果它看见你在这里，也许会向这边游来。”

王振海一直给毛泽东拉这匹老青马，当然比别人更着急，急得他直跺脚。木船离黄河东岸近了，毛泽东回首西望，眷恋地说：

“陕北是个好地方。陕北人民对我们太好了！我现在和撤离延安时一样，还是不愿意离开陕北。但是，我们不能再提出，不打败蒋介石，我就不离开陕北。如果这么提，那就不切合实际了。”

石国瑞说：

“主席，上次撤离延安时，你提出不打败胡宗南绝不离开陕北，现在，这个诺言已经实现了。在往白龙庙行军的时候，我们面对黄河念诗，你加了一句，‘打败胡宗南，再拜托你，拜托你把我们送到东岸’。现在木船已过河心，快到东岸了，主席对黄河的要求也实现了。”

毛泽东一听高兴了，说：

“石国瑞，你还真能触景生情，还想朗诵诗吗？好吧，我们再听听你的诗作。”

石国瑞说：

“我这不叫朗诵诗，叫顺口溜。”

阎长林说：

“那你就再来一段顺口溜吧。”

“我念不好，请主席给纠正。”石国瑞说罢就朗诵起来：“黄河蜿蜒像巨龙，波涛滚滚气势雄。溜冰季节更艰险，木船加固才能行。毛主席微笑船上站，黄龙驮船直向东。船到东岸齐欢喜，今天黄河立新功。过去黄河祸害多，如今开始被称颂……”

卫士们听了，都给石国瑞鼓掌。毛泽东也高兴地说：

“好啊！你给黄河平反了！我同意。将来，黄河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周恩来坐的船一直为毛泽东开道，毛泽东上岸时，周恩来已经先一步上了岸。毛泽东上岸后，紧紧握着船工们的手说：

“谢谢你们！”

船工们说：

“毛主席再见！毛主席再见！”

毛泽东走上河边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凝神向对岸凝望，深情地说：

“陕北人民对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是忘不了的。”

周恩来接口道：

“是呀，我们会永远记住他们，我们的下一代也会记住！”

毛泽东说：

“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

自此，毛泽东利用千里转移的机会，又进行了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这次社会调查，与他早年的“游学”以及在20年代、30年代所做的那些社会调查，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

欲知毛泽东如何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又如何？请看下文。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3月7日撰写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揭示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从而“使自己无敌于天下”的客观规律。众所周知，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所有的反动派都是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外国的反动派是这样，中国的反动派也是这样。他们不承认有阶级，更不承认有阶级斗争。他们宣扬的“宿命论”就像当今无处不在的毒品一样，麻醉着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使之安于所谓的“天命”。毛泽东在这篇文献上说：“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也就是说，新式整军运动是用诉苦和三查的方法促使安于受压迫、受剥削的自在阶级，发展成为反压迫、反剥削的自为阶级，促使劳动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由自发阶段进入到了自觉阶段。这的确是一个法宝，这种转变也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

第33章 1948年3月—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话说黄河东岸就是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境内，先期到达河东的慕丰韵科长及地方干部前来接应。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与众人握手寒暄后就上路了，刚走不远，突然听到后边有人喊：

“主席，老青马回来了！”

毛泽东回头一看，王振海满头大汗，正牵着大青马跑来，他喘着粗气说：

“主席，这是船工们刚用船送过来的。”

“谢谢，谢谢。”

毛泽东说着，伸手抚摸着老青马，好像久别重逢似的。他跨上老青马，沿着沙滩，沿黄河临县的索达干、碛口，于下午2点到达临县依山傍水的寨则山村。

寨则山村像过节一样红火热闹，村头挤满了男女老少，大家热烈鼓掌，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向群众招手示意，随着人流走进了一处大院子。这个院子是晋绥分区开办的一所工读学校，里里外外站满了人。毛泽东首先交代任弼时说：

“安顿下来以后，你组织一些同志调查一下1947年这里受灾的情况和群众生活情况。”

他又对村党支书、村长陈斌和老农会会员张茂福说：

“请你们向干部群众转达中央的问候。”

是日夜，毛泽东及“亚洲部”就住在寨则山。

1948年3月24日傍晚，毛泽东率部到达临县三交镇的双塔村。在村口旁，有一支驴驮人挑的支前队伍迎面而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跳下马，让在路旁，向民工们问好：

“同志们辛苦了！”

“首长辛苦了！”

民工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些首长就是毛泽东等人。

三交镇是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的所在地，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大多数都转移到了这里；中央土改工作队也在这一带住着。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对各地的指示，一般都是通过后委下达的。所以后委既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枢纽机关，同时还负责对陕北前方的供应工作。

中央后委的叶剑英已经率领部队前往西柏坡去了，此刻迎接毛泽东一行的是杨尚昆。杨尚昆说：

“主席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打败胡宗南过河来了！今后不是胡宗南的问题了，而是要直接和蒋介石算账了。”

毛泽东朗声道：

“是啊，大家都这么想。革命形势需要我过黄河，我就过来了！”

晚饭后，杨尚昆陪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双塔村转了一圈，查看了中央后委机关驻地。

毛泽东在后委驻地发现晋西北的土改搞得很“左”，就严厉地批评说：

“你们后委就住在这里，这些事你们根本不反映，你们读的马克思主义到哪里去了？”

他在谈话中对形势的发展做了一个估计，他说：

“我们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打60个月，前30个月我们是‘上坡、‘到顶’，后30个月为‘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毛泽东召集有关人员开了一个小会，讨论下一步行军问题，大家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前委机关和警卫团一部分人乘坐汽车前行，在晋绥军区住几天，听一听他们的汇报和意见；在沿途各县停一停，了解一下当地的工作情况；然后赴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与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委会合。前委的其他人员和后委人员，由杨尚昆率领，步行随后跟进。毛泽东说：

“行军是很艰苦的事，还需要给机关人员开会动员一下，给大家鼓鼓劲，要大家有个敌情观念，还有遵守纪律方面的问题。”

3月25日下午，周恩来、任弼时主持召开了前委和后委全体人员动员大会。周恩来讲话说：

“这次我们离开陕北、山西到河北平山县去，到了那里，中央机关就会合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日子就不远了。”

任弼时也讲了话，他说：

“我们的中央机关早已到达了西柏坡，那个队伍庞大得很，有名的5位老人中的4位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就在那个队伍里。还有又说又笑的小朋友，他们去西柏坡的时候，一个毛驴驮两个，一个骡子驮4个。我们这支队伍是经过战争锻炼过来的，走十几天路不算什么，这是跟着毛主席、党中央胜利进军呀！”

周恩来在任弼时简短说明了会议的决定之后，朝着正在北房台阶上来回踱步的毛泽东问道：

“主席讲话吗？”

“不讲了。”

毛泽东摆了一下夹着香烟的手。与会所有人员热烈地鼓起掌来。毛泽东听到这掌声，猜到了大家的愿望，就止住脚步，大手一挥，朗声说道：

“同志们，行军是艰苦的，可前途是光明的！”

会场里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掌声。有人喊道：

“一年多没有听毛主席讲话，请毛主席多讲几句。”

会场里又是一阵放鞭炮似的掌声。毛泽东被这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大步走下台阶，来到大家面前，充满激情地说：

“咱们都是转战陕北的战友啊！大家同甘苦共患难一年多，你们帮助我们做了许多事情，这要好好谢谢你们。你们还记得吗？那次十几天的急行军，走了几百里、上千里的路程，打了沙家店，我们就等于翻过了山坳，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在陕北战争中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里了。现在要到华北去，还是要翻山越岭，还要经过华北的最高山脉太行山，路上还有敌人的城市，如太原和大同。虽然我们有部队掩护，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敌人不敢轻举妄动，但我们仍要提高警惕，不能粗心大意。到河北平山县一带，那里条件要好些，对指导全国有利，所以我说，行军是艰苦的，可前途是光明的。翻过太行山这个最高山坳，我们在全国也将是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以后就越来越好了，全国的胜利很快就要到来，同志们，努力吧！”

全场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3月25日晚，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他写道：

中工委转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为使中央充分明了情况起见，除已规定的报告制度务须严格遵守外，兹规定：

一、你们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军事，土改，财政，经济，整党，政权，外交，工青妇运，宣传，组织，文教，城工，肃反，打人杀人及对待中间人士等），不论是用电报发出的或用书面发出的，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

二、下级向你们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我们，文长者摘要电告或函告。

三、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给中央或中央主席的电报，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电台必须照发。此项请你们专函通知在当地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四、以上3项定为制度，从本年卯月起实施。

中央 寅有

3月26日，毛泽东起床后手里拿着转战陕北时的那根柳木棍，在院子里散步。他问警卫班长张瑞岐：

“老侯在什么地方？”

“他就在南边不远。”

吃过早饭，毛泽东穿着那件多年的旧灰布棉衣，手里拿着那根柳木棍，叫张瑞岐引路，去看望他的老马夫侯登科。

侯登科是专门给毛泽东饲养牲口的马夫，老青马就是他一手喂养的。侯登科喂养牲口的精细讲究程度在陕北老乡中极有名气。正在牲口圈里忙活的侯登科见毛泽东微笑着来了，两只手在衣襟上擦了又擦。毛泽东走上前去，紧紧握住他的双手。侯登科知道和毛泽东分别的时候就要到了，激动得只叫了声“主席”，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毛泽东已经明白了侯登科的心思，以分别时特有的心情说：

“老侯同志，谢谢你啦。咱们在陕北转战一年多，都是你喂马给我骑，今天我要坐汽车了，你不能和我们一起走，你要随机关一起行军，你年纪大了，走路不大方便，就骑上这匹老青马吧。机关可能老弱病号多，你也是老人，又有病，你同你的领导讲，就说这是我的建议。”

侯登科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泪水，颤动着双唇，说：

“主席，你放心吧，我能走，有困难了，走不动了，我一定按你说的办。”

毛泽东眼里也噙满了泪花，他转身来到老青马旁边。老青马看见主人来了，摇头摆尾。毛泽东用手不停地抚摸着老青马，似乎在说：老青马，老青马，你陪伴着我不知度过了多少日日夜夜，跋涉了多少山山水水，今天我是向你道别的，谢谢你了。

从此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骑过这匹老青马。

有人来催毛泽东上车了，毛泽东再一次握住侯登科的手，说：

“老侯同志，再见！河北平山见！”

“河北平山见，主席一路平安！”

毛泽东慢慢转过身，走到门口，又转回身向侯登科挥挥手。

上午10时许，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各乘一辆中吉普，其他领导人乘一辆吉普，电台人员和警卫部队分乘几辆卡车，离开了双塔村。

车队在公路上开得很快，取道白文、康宁，直奔中共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兴县蔡家崖。

蔡家崖是一个不满百户的小山村，坐落在距县城7公里的元宝山下。蔚汾河绕村而过，八角塔挺立村中。“晋西事变”后，晋西军民在贺龙与爱国志士续范亭的领导下，于1940年1月在这里成立了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也先后设立在这里。在抗日战争中和内战开始以来，晋绥边区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屏障和后方基地，为保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因此，蔡家崖获得了小延安的称号。

3月26日下午1时许，毛泽东一行的车队到达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李井泉早已迎候在村口。毛泽东一下车，贺龙就上前敬礼、握手，说：

“主席啊，你可到河东来啦！你来了，我们也就放心了。”

毛泽东也笑着说：

“见了你们，我很高兴。”

贺龙把自己的窑洞腾出来，让毛泽东、江青一家休息。李井泉也把他的窑洞腾给了周恩来。任弼时住的是军区其他领导的房子。毛泽东对贺龙说：

“你给我们安排别的房子住就行了，我住你这里，你还得搬走，何必这样麻烦呢！”

贺龙拔出嘴里含着的大烟斗，笑着说：

“主席，我们这里的房子都不错，我现在住的房子，也比你在陕北打游击时的房子好得多，主席住在这里便于休息。”

吃过饭后，贺龙对毛泽东说：

“主席，请你在我们这里多住几天，我们要向你汇报晋绥军区的工作。”

毛泽东说：

“好，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准备在这里停留几天，你们安排一下。只听领导汇报不行，还要在基层做一些调查研究，开一些小型座谈会，希望晋绥军区把整党整军工作搞好，把农业、工业生产搞好。”

从第二天开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连续听取了贺龙、李井泉的工作汇报；接着又先后召开了贫农团代表、土改工作团代表和地方干部参加的5个座谈会，对农村的阶级成份、土地占有情况、土改工作和整党整军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毛泽东还对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进行实地考察。

贺龙看到毛泽东太辛苦了，为了让他放松放松，决定晚上到距蔡家崖半公里远的北坡村露天剧场去看戏。毛泽东来到剧场，见看戏的群众不多，就对贺龙说：

“这一定是你安排的，不要搞得那么戒备森严嘛，用不着布置那么多岗哨，不要隔断我和群众的联系，要请群众和我们一块儿看戏。”

这天晚上是晋绥边区平（京）剧团演出《打渔杀家》和《三打祝家庄》的“第三打”。毛泽东看完《打渔杀家》，满有兴致地评论戏中的人物萧恩说：

“这人是条英雄好汉，敢与剥削压迫农民百姓的官府做斗争，敢于反抗，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只有他们父女二人，单枪匹马，力量就太单薄了。他要是能团结起广大受苦受压迫的人民，来反抗官府的剥削压迫，那力量就大了。”

第二天晚上，贺龙安排的演出是山西梆子的传统剧目《打金枝》。戏场里站满了看戏的群众，毛泽东一看就高兴了。他和这么多群众一块看戏，感到自然踏实。

演员们知道毛泽东就在台下看他们演出，唱念做打格外精彩。毛泽东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发出轻轻的笑声，时而为演员精湛的演技鼓掌叫好。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称赞剧中扮演升平公主的演员唱腔好做戏好，把个金枝玉叶的喜怒哀乐表现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周恩来还走上舞台，同演员们亲切握手。他微笑着说：

“我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向全体同志致谢。祝贺你们演出成功。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将来有机会了，可以到各个解放区去演出更多的好戏。”

1948年4月1日，贺龙在蔡家崖主持召开晋绥干部会议，他亲自布置会场，甚至连毛泽东用的桌子椅子，都要亲自试试看行不行。会议开始了，贺龙首先讲话，他说：

“解放战争以来，特别是毛主席、党中央撤离延安后，大家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非常关心，中央后委机关由延安转移到晋西北临县，毛主席仍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也直接指挥陕北战争。在那炮火连天的战争时刻，全体指战员一再要求毛主席和党中央到晋西北根据地来指挥全面作战，因为这里安全有保证。但是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毛主席和党中央离开不离开陕北不仅是中国战争全局的问题，也是世界关心的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看准了留在陕北能更有力地消灭蒋介石的部队，鼓励陕北和全国各个战场尽快地更有力地消灭蒋家王朝，夺取全国胜利。在战争中，毛主席身边只留下了不到400人的警卫部队，连一门小炮、一挺重机枪都没有，几次遇到敌军几万人的前堵后追。毛主席带领中央机关历尽了苦难艰险，取得了陕北战争的胜利，使全国各战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需要到更合适的地方去，以便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争取早日夺取全国胜利。毛主席从这里路过，对我们的工作很关心，作了具体指导。大家要求见见毛主席，请他讲话，主席答应了，现在请主席讲话。”

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中，根据调查的材料，站着作了长达3小时的著名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贺龙一再请他坐下讲，可毛泽东习惯站着讲话，一直没有坐。他讲的“主要的是一些和晋绥工作有关的问题，然后讲到一些和全国工作有关的问题”。

毛泽东在总结了晋绥工作中的成绩和错误之后，分析了晋绥解放区“获得上述成功的原因”，他说：

“就领导方面来说，主要的是”：“在去年春夏康生同志在临县郝家坡行政村的工作的帮助之下，晋绥分局在去年6月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

接着，他指出了这次会议的成功之处和缺点，肯定了“晋绥分局在今年1月采取了纠正‘左’的偏向的适当的步骤”。

毛泽东又讲到了“晋绥党组织”在“抗日时期”的成绩和教训，讲到了“今后晋绥党组织的任务”，最后分析了“全国的形势”，提出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说：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4月2日上午10时，毛泽东在贺龙、陆定一陪同下，来到晋绥军区司令部的接待室，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详见《毛泽东选集》）。他一见到报社人员，就说：

“办报，你们是先生，我是学生啰！”

报社总编常芝青将报社人员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他握着一位姓阮的手说：

“啊，是梁山泊的阮氏兄弟嘛！”

他又握着一位叫高丽生的手说：

“哈，高丽参，朝鲜产的高级补品嘛！”

毛泽东的风趣幽默使报社人员一点拘束感都没有了。大家纷纷向他请教：“如何贯彻全党办报方针”，“报纸如何联系实际”等等。毛泽东一一作答，他说：

“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我们的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

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

不知不觉间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工作人员来催吃饭了，报社人员又提出请毛泽东为《晋绥日报》题写报名和题词。毛泽东挥笔写了“晋绥日报”4个大字，又为该报写了两幅题词，一个是：“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一个是：“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毛泽东邀请报社人员一起吃午饭，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毛泽东为了这次谈话，连早饭也没有顾得上吃。

4月4日清晨，毛泽东一行离开蔡家崖，驱车东进岢岚。车队进入岢岚县会里村一带，毛泽东让司机停车。他下车后径直向田间几个老乡走去，和老乡搭起话来。老乡们没有认出毛泽东，毫不拘束，其中一个老乡还把自己的旱烟袋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一边吸着旱烟，一边问他们分到多少地，准备种什么，家里几口人，生活情况怎么样？

车队进入岢岚县城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毛泽东一行步行穿街过巷，参观着古老山城的街容市貌。晋绥分局和岢岚县委的负责人把毛泽东一行安排在预先准备好的贸易局院子里。

稍事休息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由县委负责人带路，登上了岢岚县的古城墙，绕城墙走了大半圈。

天色将黑，岢岚县委书记丛一平在胡乔木引导下，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

“你叫什么名字？”

丛一平说：

“我姓丛，就是一丛树的丛，叫一平。”

毛泽东点点头，说：

“《百家姓》上有这个姓，中国果然有这个姓。不过，你们岢岚的‘岢’字，恐怕除了这个地名、山名外，别的地方似乎再没有见到。”

他听完了丛一平的简单汇报，又说：

“土地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现在一定要努力发展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前线，改善人民生活，这一切都是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丛一平说：

“县里正在开3级干部会，同志们很想见您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毛泽东说：

“可以嘛，我和恩来同志都想和大家见见面。”

4月5日上午7时许，参加岢岚县3级干部会的200余人整队来到毛泽东居住的院子里，毛泽东身着蓝灰色棉衣，脚穿圆口黑色棉鞋从屋里走出来，和周恩来、任弼时一道接见了大家。丛一平对毛泽东说：

“请毛主席给我们讲几句话吧？”

毛泽东在热烈掌声中开始讲话，他说：

“同志们，你们好，晋绥是个好地方，岢岚也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产莜麦、洋芋。你们这地方的工作搞得不错嘛，是你们这些干部辛苦得来的。你们反对了右的偏向，搞了土地改革。关于土地改革和整风要按照晋绥边区会议办，既要反对右的偏向，又要纠正左的偏向，把错划的成份纠正过来，不要扩大化，不要把自己人推向敌人那里去。现在全国形势很好，我们要解放中国，军队要吃饭、要穿衣，工人家民要吃饭、要穿衣，这就要靠我们军队打胜仗。我们也要生活，要逐步有新改善，这就要依靠生产。全国有许多像岢岚一样的县。听说你们正在总结土改和整党工作，这很好，还要讨论如何更好的生产。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战争的事，尽可能减轻农民负担，改善生活。”

毛泽东接见了干部们之后，就乘车离开了岢岚县城，于上午11时到达晋绥2分区司令部驻地五寨县。2分区主要领导不在机关，由政治部主任王定一接待了毛泽东一行。毛泽东听到“王定一”这个名字，感到有些耳熟，仔细打量了王定一一番，高兴地说：

“噢，认出来了，你是长征路上的红小鬼嘛，现在当分区政治部主任了，进步啦。”

王定一非常佩服毛泽东的记忆力。

毛泽东一行的住宿刚安排停当，正准备休息，晋绥2分区司令部机要科突然收到一份加急电报，译电员译出来的内容是：

“告你处大人物改住神池。贺龙。”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见到贺龙的建议，虽然猜不出有什么特殊情况，还是决定即刻离开五寨。

下午5时许，毛泽东一行到达神池。由于晋西北连续几年受到了自然灾害的侵袭，神池人民的生活极为困难。

晚上，周恩来因毛泽东长途劳顿，明天还要早走，就安排他好好休息，委托主管土改工作的任弼时去听取地方工作汇报。

任弼时在听取了晋绥2地委驻神池县土改工作团团长郑林关于土改、整党和生产自救的汇报后，指示说：

“土改后，一定要努力发展生产，关心群众生活，组织发展生产自救。”

4月6日清晨，毛泽东一行离开神池继续东行，路经阳方口地段，在公路和铁路的交叉口，毛泽东下车察看铁路的情况。他见路基上有些地段的钢轨、枕木石子都没有了，就说：

“敌人力量不是太大的地方，铁路破坏到这个程度也就可以了，等敌人消灭了，将来我们也好修复。”

车队通过北同蒲铁路，穿越朔县，行至山阴县一带，毛泽东隔窗看见不少农民正忙春耕，有的穿着单衣，有的光着膀子，他裹了裹身上皱巴巴的棉袄，感慨地说：

“我穿着棉衣也不觉得热啊，可他们却穿得那么单薄！”

车到古雁门关隘，毛泽东见后面周恩来他们的车子还没赶上来，就下车散步等候。在地里干活的老乡和孩子们见来了汽车，就围了过来，几个娃娃好奇地围着汽车转。毛泽东将一支香烟递给光着膀子的中年农民，那人也不客气，接过烟放在鼻子上嗅嗅，毛泽东又给他划着了火柴，他赶忙接过火柴说：

“不敢当。”

毛泽东微笑着问：

“你多大年纪了？”

“40岁。”

“你家有几口人？土改时，分了多少地？”

“我家一共7口人，以前只有8亩坡地，土质都不好，现在又分了十几亩好地，平均每人2亩多。十几亩好地去年全种了麦子，现在小麦长势很好，盼着今年有个好收成。”

“你的想法很好，努力生产，多打粮食，不仅能吃饱肚子，还能更好地支援前线打胜仗，争取解放全中国，到那时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和咱们一样有地种，有饭吃，有衣穿了。”

毛泽东又问中年人：

“你为啥不穿上衣，光着膀子不冷吗？”

“不冷，干活穿棉衣要出汗呢。”

“你们是没衣穿，还是有不穿上衣的习惯？”

那位农民叹口气说：

“什么习惯不习惯，日本鬼子没来以前，那时也穷，可那时还能穿件破衣服，谁也不愿意光膀子。自打日本人来了以后，大伙没钱买布，做不起衣服，不光是男人不穿上衣，就是女人们天气暖和了穿棉衣热，穿单衣又没有，也只好光着膀子干活。说习惯也是习惯，大家都这样。等将来粮食多了，有了钱，谁也不会露着上身干活了。”

毛泽东听农民如此一说，忍不住心中酸酸的，他点着头，安慰中年人说：

“说的对，老乡们吃不饱穿不暖，主要是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造成的。现在好了，你们要搞好农业生产，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的。”

他看看周恩来、任弼时的车辆赶上来了，就和中年人握手告别，随大家一同登上了雁门关古战场。随行的晋绥军区参谋长陈漫远介绍说：1937年10月，我们在这里伏击过日军的汽车。毛泽东说：

“那一仗打得不错，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

说罢他突然问：

“恩来，还记得那篇《吊古战场文》吗？”

周恩来说声“记得”，便朗诵道：

“浩浩乎平沙无垠，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

任弼时也很有兴致，接口诵道：

“黯兮惨悴，风悲日熏。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

毛泽东又接道：

“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

诵罢，毛泽东指着陈漫远说：

“他不是告诉我们了吗？在这里把小鬼子的汽车队给覆了。”

众人闻言，都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周恩来观看了牌楼、石碑，认真读着碑文。

“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常尊第一关。”毛泽东朗诵毕，又说：“我们中国人民，历来都是反对外国侵略的。为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为了中国人民不受外国的压迫，有多少英雄豪杰在和侵略者的拼杀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现在的人民解放军，也和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坚持抗战8年，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再花几年时间，要打败美蒋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使中国强大起来，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再也不敢来欺负我们的人民，再也不敢侵略我们的祖国。这样，我们才对得起历史上一切为祖国献身的英雄们。”

周恩来也说：

“这里古代是反对外来侵略的关口要塞。现代战争中，这里也是有名的战场。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名扬天下，平型关离雁门关不远，都在晋北地区。真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啊！”

4月6日下午5时，毛泽东一行到达雁门关古城代县。在代县搞土改的《晋绥日报》社社长郝德青和代县县委书记苏黎，早已安排好了住所。毛泽东一进屋就打趣说：

“你们欢迎我们吗？你看我们这么多人，走到哪里都闹得大家不得安宁呀。”

郝德青说：

“毛主席和党中央来到这里指导我们工作，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大家都非常欢迎，我们能在主席身边做点事情，也感到光荣啊！”

晚饭时，毛泽东吃着喷香的大米，说：

“你们这里的大米真好吃，我多吃了一碗。山西北部是个高台地区，没想到还出产大米。”

苏黎说：

“晋北稻米很少。代县滹沱河西岸产得多些。将来条件好了，还可以扩大稻田的面积。”

毛泽东说：

“现在是战争环境，老百姓能有产量高的粗粮吃就不错了，将来粮食多了，就能粗粮细粮调剂着吃了。”

周恩来问郝德青：

“听你们两人的口音，差不多都是本地人吧？”

郝德青说：

“我是平遥人，也算本地人。苏黎是代县本地人。”

“代县人，知道代县由何而得名吗？”毛泽东问罢，不等苏黎回答，就不紧不慢地说：“汉高祖封其子刘恒为代王，代县由此而得名。”

晚饭过后，郝德青、苏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郝德青说到代县在土改中组织了法庭，用来审判较大的地主恶霸分子。毛泽东很感兴趣，详细询问法庭审批的组织程序和工作情况，他说：

“你们的这种做法很好，应该总结一下，可以登报宣传宣传，这样做在土改中可以少出偏差。你起草一份在土改中关于组织审判庭的组织法和审判条例，写好后直接寄给我。”

郝德青汇报到整党工作中出现的一些不正确做法，他说：

“有些地方在整党中，摆脱了原来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上由工作团下由贫农团决定一切，使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都成了被整的对象。这样做，党员有意见，党组织也无法发挥作用，整党工作很难开展，因为打击面宽，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对各项工作都非常不利。”

毛泽东说：

“我看你这个同志，还是有马列主义水平呀！你到过延安没有？”

郝德青说：

“我在延安党校学习过，还听过主席的几次报告呢。”

夜深了，毛泽东嘱托郝德青、苏黎说：

“当前一方面要做好支援前线，动员解放区农民参军参战；另一方面抓好今年的春耕生产，争取全年有个好收成。”

他把在蔡家崖所作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稿子拿出来，请他们看，说：

“这个讲话要公开发表，你们看了后要提出意见，从内容到文字，都可以谈谈你们的看法。”

已经凌晨3点多了，郝德青、苏黎才离开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一直把他们送出院子。

欲知毛泽东的下一步行程是否顺利，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8年4月2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这是多么宏大的气魄啊！相比之下，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如高喊革命口号的蒋介石一类政客，如打着社会主义旗子的希特勒一类法西斯头子，如共产主义的叛徒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一类修正主义者，则拙劣得多了。他们满嘴跑火车，以谎言骗人，以阴谋起家，结果如何呢？到头来还不是原形毕露，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第34章 1948年4月7日—

“这里离北平只有400多里，我们坐汽车一天就可以到了。可惜他们现在还不欢迎我们去，只能耐心等待他们觉悟。当然，北平是一定要去的，他们不觉悟我们也是要去的。”

话说1948年4月7日上午10时许，毛泽东邀请郝德青、苏黎一起进餐。稍事休息后，他和周恩来、任弼时等由晋察冀军区派来的迎接人员带路，驱车向五台山进发，原计划到达五台山台怀镇，没想到天气突变，一时间狂风漫卷，大雪纷飞，天地之间一片洁白，车队被阻于繁峙县伯强村了。

4月8日清晨，毛泽东起床后走出房门，在院子里雪地上徜徉。周恩来、任弼时来了，他指指漫天飞舞的大雪，说：

“我们什么时候走？路上不宜耽搁时间太长啊。”

任弼时搓了搓手，说：

“刚才我和恩来商量过了，你今天休息，下午我俩带人去探路，明天出发，翻过五台山。”

毛泽东笑着说：

“好，任胡子，你是中央纵队的司令，我们都得听你的。”

此后，毛泽东召集村干部和群众代表进行座谈。伯强村党支部书记兼村长耿明昭、贫农团团长耿祥明和村财政委员李生峦向他汇报了土改和生产情况。谈完了工作，毛泽东问：

“这里离五台山有多远？五台佛爷还有没有？你们信不信佛爷？”

李生峦作了回答，又解释说：

“和尚喇嘛才信佛爷，咱们不信。”

毛泽东说：

“对，没有什么佛爷，人民大众才是真正的佛爷。不要迷信佛爷，我们要团结起来，做天下的主人。”

这天下午，周恩来、任弼时从山上回来了，周恩来说：

“主席，如果今晚不下雪，明天天气好的话，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毛泽东只得静下心来在伯强村办公，批阅一份又一份来自全国各地的电文、战报，其中有一份是陈赓、谢富治率领的人民解放军在1948年4月5日第二次攻克豫西重镇洛阳的重要消息。他立即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见《毛泽东选集》）。他在电文中写道：

“关于城市政策，应注意下列几点”：

“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做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如国民党人已逃跑，企业处于停歇状态，则应该由工人和技师选出代表，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然后由民主政府委任经理和厂长，同工人一起加以管理。”“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

“严禁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罪大恶极者，可根据乡村农民团体的请求送到乡村处理。”“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

“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处理。城市一经由我们管理，就必须有计划地逐步解决贫民的生活问题。不要提‘开仓济贫’的口号。不要使他们养成依赖政府救济的心理。”

“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

“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应该对所属一切工作人员加以训练，讲明各项城市政策和策略。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

由于这个电报的“内容不但适用于洛阳，也基本上适用于一切新解放的城市，”毛泽东便“同时发给了其它前线和其它地区的同志（《毛泽东选集》注释语——笔者注）”。

4月11日上午，天气终于放晴了。午饭后，毛泽东一行离开了被阻数日的伯强村，乘车向白雪皑皑的五台山进发。他的车子走在最前面，周恩来、任弼时的车子随后跟进。从伯强村到五台山的中心腹地台怀镇，在正常情况下只需要两个多小时，可现在是山高路滑，车队足足用了一个小时才走了不到一公里的路程。毛泽东的司机周西林高度集中注意力，辨认前方的道路。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大。汽车挡风玻璃上的雪刮都刮不及，汽车终于熄火了。警卫战士跳下车，在后面推车，汽车仍然开不动。毛泽东从车上探出半个身子，大声喊：

“大家休息一下，不要着急。”

休息了半个小时，周西林又发动汽车，卫士们在后边推着，艰难地向上爬行。车轮在地上打滑，战士们就干脆脱掉棉衣垫在车轮下。由于道路太滑，方向盘很难控制，突然间，汽车向路边的悬崖滑去，周西林连打几下方向盘也未能控制住，急得他两眼冒火，猛地踩下刹车，另一只手死死地扳着手刹杆，吉普车终于在悬崖边停住了。周西林头也不回，对阎长林喊道：

“快让主席下车！下车！”

阎长林迅速打开车门，把毛泽东从车上接下来。战士们跑到前头低头一看，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真危险啊！汽车已滑到了崖边，一只前轮已经悬空。要不是周西林反应敏捷，处置得当，后果不堪设想。

不一会儿，后边的车跟上来了，在他们的帮助下，毛泽东这辆车子被拖回到公路中间。毛泽东拍了拍周西林的肩膀，感激地说：

“这次你救了我一命。”

此时的周西林脸色还有些发白，连忙说：

“主席福大命大！主席福大命大！”

汽车不能再坐了，毛泽东一挥手说：

“走！”

说罢，一个人迈开大步踏着积雪向山顶走去。刚走了一程，聂荣臻派来的许建国、周荣鑫带着迎接的部队赶到了。毛泽东骑上一匹红马，由战士牵着，向台怀镇走去，攀过鸿门岩，于傍晚时分抵达台怀镇。毛泽东指着不远处的塔院寺对任弼时说：

“寺庙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引以为自豪。我们转战陕北时，还到过佳县的白云山寺，这次来五台山，大可一饱眼福。”

这五台山海拔3000米左右，最初因清凉宜人被叫作清凉山。山上有东南西北中5座高峰，每个峰顶都平坦宽阔，宛如平台，故又被称为五台山。五台山上有70多座庙宇，供奉佛像2万多尊，自古以来就被称为中国佛教圣地。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被安排在塔院寺方丈院内。毛泽东下榻的里院北屋东阁间内，摆放着一张木桌一张木椅，桌上有一砚台一笔筒；桌子和炕之间置一取暖火盆，上边放一把铜茶壶。毛泽东向方丈询问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故事和杨五郎出家在那个庙？又听方丈讲了五台山的历史、佛事活动。他对方丈说：

“共产党允许人民信教。我们的政策是保护宗教活动。”

4月12日，毛泽东与江青吃过早饭，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由许建国、周荣鑫陪同，在方丈和小沙弥引领下，游览台怀镇各个寺院。毛泽东饶有兴趣地给大家讲《水浒》里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和杨五郎出家五台山的故事。

从塔院寺东口出来，毛泽东见对面东门墙上有一副对联，写的是：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他默默念了一遍，问方丈：

“这对联是谁写的？”

方丈答道：

“是老衲所写。”

毛泽东略一沉吟，说：

“这副对联应广为宣传。我们不是和尚，不是从佛家慈悲放生的立场出发。要知道自然界中的三春鸟捕捉害虫，是保护农作物和树木的益鸟。”

他由塔院寺进入十方堂，来到后大殿，看见几个和尚正在整理残缺不全的经书。有个叫罗真呢嘛的与方丈搭话。毛泽东听了他的口音，问道：

“你是青海人吧？”

“是的。”

“你来五台山多久了？啥时出的家？”

罗真呢嘛见眼前这个衣着朴素的人，气宇不凡，反问道：

“你去过青海？你知道青海省有几座出名的寺庙？”

毛泽东说：

“有两座。西宁东广大寺和塔尔寺，对吧？”

罗真呢嘛点点头。毛泽东指了指那些残损的经书，又问：

“这些经书毁坏了，可惜不可惜？”

罗真呢嘛不做正面回答，漫不经心地道：

“有生之物，有生就有死；有形之物，有成就有坏。”

毛泽东见他如此，便故意问道：

“那么，打倒蒋介石，可惜不可惜？”

罗真呢嘛被问得不知所措，只好埋头整理经书，不再言语。毛泽东看到“四大天王”背后被人掏了个大洞，再一细瞅有几个“弥勒”缺少了脑袋。忙问身边的方丈：

“此为何由？”

方丈痛心地说：

“五台山数僧为掩护抗日军民，曾遭日寇屠戮，寺庙亦被破坏。”

毛泽东说：

“等全国解放了，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寺庙和文物，绝不能让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破坏。”

接着，他又详细询问了寺院的修缮工作和寺僧生活情况，并指示陪同的几位地方干部要加紧寺院的修复和管理保护。

毛泽东一边观察一边兴致勃勃地踏上了通往灵鹫峰菩萨顶的108级石阶。方丈气喘吁吁赶到毛泽东身边，说：

“老衲老矣，跟不上贵人龙骧虎步了。”

毛泽东忙说：

“慢走，不急，我们这几年转战陕北，成天与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周旋于崇山峻岭之中，早已习惯了。”

方丈仰视毛泽东，目露崇敬之情，对搀扶自己的小沙弥说：

“徒儿，此人雍容富贵，体拥佛云，目蕴睿智，行止大度，有拔众生脱苦海之力，苍生有福了。”

此时，早已进殿的毛泽东正端详着弥勒佛的慈笑憨态，打趣说：

“胖师傅，久违了……”

引得众人哈哈大笑起来。刚从殿外进来的任弼时见众人大笑，说道：

“笑么子哟，莫非要和弥勒佛比个高低！”

毛泽东面对方丈道：

“讲得好，等革命成功那一天，老师傅可给我们作证，看谁笑得最好，笑得最响。”

方丈垂头念佛：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敢嬉笑佛爷，罪过罪过。”

毛泽东忙表示歉意，说：

“噢，是我们的不是了。方丈若能明白我们说革命成功是什么意思，恐怕就不见怪了。所谓革命成功之日，便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天下老百姓耕者有其田，万民乐业安居时。”

任弼时插话说：

“用佛教的话说，就是人无贵贱，众生平等，行善慈悲，福极无涯的境界。”

毛泽东问方丈：

“弥勒佛的像义不就是如此吗？”

方丈点头道：

“贵人所言极是，但愿此话弥勒佛爷知晓。”

毛泽东笑道：

“信仰自由嘛。你们可以信佛教，我们信马列主义；你们讲修行，我们讲革命，讲造反，用枪杆子推翻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

他边说边走上钟楼，细细品读着巨钟上铸刻的经文，抬头对周恩来说：

“佛教文化传入中国近两千年，它和儒、道学说相融，成为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我们要加以保护和研究。”

周恩来点点头，说：

“是啊，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今人成就是在历史的基础上取得的。我们信仰马列主义，也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毛泽东说：

“几千年来，佛教在哲学、建筑、美术、音乐上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忽视的，这是全人类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和灿烂文化的重要部分。”

任弼时也笑着说：

“佛学的教义从根本上讲，也是一种献身于拯救民众的精神。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看到人世间百姓遭受生离死别、病患贫困、自然灾害的痛苦，才下决心抛弃荣华富贵、儿女情长献身于佛教事业，舍生取义嘛。”

毛泽东说：

“我们共产党人则是信仰马列主义这个‘佛’，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拯救天下穷人脱离苦海，团结起来闹革命，求解放，当家作主人。”

他转身问方丈：

“长老意下如何？请赐教。”

方丈正和小沙弥听几位讲佛论禅，深感精深博大，一时难以找到适当的词句对答，慌忙说道：

“岂敢，岂敢，施主真人，大义参天，老衲受教匪浅。”

毛泽东说：

“长老谬赞了。我们共产党从献身精神上来讲，与佛教有相同之处，但本质不同，最大的分别便是共产主义讲现实，向一切不合理的封建剥削制度发动革命，推翻蒋家王朝，让天下穷人都过上实实在在的美满幸福生活。来世之说，空怀一种美好的信念，不去斗争，一切子虚乌有。”

任弼时插话说：

“还有佛门戒条颇多，第一戒‘杀’，共产党可不守佛戒，当然这不是我们好战，而是为了长久的和平，为了人民的幸福，不得不打败日寇，打败国民党军队，取得民族彻底解放的胜利。”

毛泽东问方丈：

“你看，我们能胜利吗？”

方丈回答道：

“能，一定能，天遂人愿嘛。”

毛泽东笑道：

“好，好一个天遂人愿。”

眼看到了中午时分，周恩来与任弼时嘀咕了几句，说午饭后就出发，继续前进。此时江青游兴正浓，她拉着毛泽东向大殿走去。殿中一老僧正为香客解签，毛泽东上前微微躬身，说：

“打搅长老了。”

老僧举目一瞧，见说话的中年男子身材魁梧，慈祥大度，聪睿沉着，忙说：

“不敢当，施主求签还是拆字？”

毛泽东望了周恩来、任弼时一眼，笑着说：

“求签打卦纯属游戏，共产党人从不相信天命。”

说话间，江青早已从香案上拿起签筒，摇了几摇，随手抽一签，看完一笑，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见竹签上歪歪斜斜写着：“上上大吉”4个字，将竹签递给周恩来和任弼时，二人传给老僧。老僧看了竹签，凝视着毛泽东说：

“施主此行平安无事，一生上上大吉。”

毛泽东摇了摇头道：

“说什么此行平安无事，昨天过五台山巅，汽车失控向悬崖滑去，若不是司机周西林技术好，险些丢了性命。”

周恩来笑着说：

“主席福大命大，化险为夷。”

毛泽东感慨地说：

“我走过的这五十几年，道路是曲折艰辛的，曾被敌人辱骂，在党内受孤立、误解，甚至遭到打击，几至开除党籍。一生上上大吉，那是骗人的，也是不可能的。”

他从寺院出来，信步来到台怀街上，见几个孩子在踢毽子，就走上前去，抚着一个孩子的头说：

“我也来一下，怎么样？”

说着从一个孩子手中接过毽子，踢了两下，把毽子交给小孩又继续往前走。他看见一个摆摊卖纸烟、花生、大豆的小商贩，便上去打招呼，问道：

“生意如何？”

这个小商贩叫董富财，他说：

“差不多。想买些什么东西？”

董富财看到毛泽东穿着单薄的旧棉袄，就问道：

“凉不凉？”

毛泽东说：

“不冷。”

董富财说：

“们这里离了这羊皮袄可不行哩。”

五台县方言把“我”念作“们”，毛泽东也学着五台方言说：

“来，们想买包烟哩。”

董富财被毛泽东的“五台话”逗乐了。毛泽东将钱递给董富财，董富财终于认出了毛泽东。

“你是毛主席？”

董富财给吓楞了，只一个劲地躲着不收钱。毛泽东说：

“买卖要公平嘛，我们共产党人可不能随便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是纪律。”

董富财只好收了钱。后来，他逢人便说：

“毛主席买我的烟还付钱哩。”

4月12日下午，毛泽东与周恩来、任弼时一起鉴赏了康熙御衣、吴道子绘画真迹和其它一些文物。他对陪同的方丈说：

“很有价值，好好保存。”

尔后，车队离开五台山继续东进，经石嘴、上长城岭，又经晋豫交界的龙泉关，进入河北省阜平县境内。毛泽东看着车窗外嫩油油的麦苗，对司机周西林说：

“老周，咱们停车休息休息吧。”

他下了车，站在路边的一个土坎上，把大衣脱了下来，说：

“看来，我这件大衣不需要再穿了。再往前走，连棉衣也可能不需要了。你们看，气候差别多么大。前两天，农民在地里劳动，在街上吃饭，还可以光着膀子。昨天，大风雪里，穿着棉衣皮袄还受冻。现在，这里的麦子长这么高了，树叶出来了，桃花也开了，咱们这几天的路途上，就经过了夏季、秋季和春季。从现在开始，就是春季了。”

阎长林说：

“河北人一般都说，二八月里乱穿衣。”

“对啦，你们河北人来到河北，情况熟悉，更有发言权。昨天住的五台山是山西省的地区，现在这里是阜平县，已经是河北省的地区了。这两个地方，都叫晋察地区，也叫华北地区。你们不是经常说，河北这也好那也好吗？今天第一天印象还不错。”

毛泽东说完，喝了几口水，说：

“咱们出发吧。今天不着急，路程不远。”

车队很快就到了阜平县的西下关村。毛泽东被安排在村中路北的一个院子里。这座院子很整洁，北屋很高大，东西配房也都是砖砌的。毛泽东坐在屋门口的台阶上吸着烟，对周恩来、许建国和周荣鑫说：

“我们在这里住一天，明天下午就到军区司令部去。告诉聂老总，我们都很好，见了面再谈。”

周恩来对许建国、周荣鑫说：

“你们二位也辛苦了，先回司令部休息。你们的任务完成了。这里离司令部很近，就不必担心了。”

房东老汉从地里干活回来了，阎长林说：

“老大爷，给你添麻烦了。”

老汉说：

“军民一家人嘛，用不着客气。要不是解放军打走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咱老百姓哪会有今天的好日子过呀。”

毛泽东搭话说：

“我听说过，阜平县不富，平山县不平。你们这一带的土地不是很好吗？又有水渠灌溉，可以旱涝保收。”

老汉说：

“我们这里的地，都是平地就好了。能浇上水的好地，全村人平均不到半亩，别的都是山坡沙土地，不好长庄稼，打粮全靠一点水浇地。”

“你们应该想办法，把这每人半亩地深耕细作，多施肥，多浇水，就能多打粮食。山上也应该想办法多种果树，种经济作物。有了粮食，再多收入点钱，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

“首长说的对呀，过去这山沟山上有许多树，在战争中都被破坏了，以后不打仗了，慢慢就好了。”

慕丰韵科长来向周恩来报告说，民兵们的武器库就在毛泽东住处附近的空院里，那里有地雷、炸药、手榴弹、土枪土炮。周恩来生气地说：

“在我们没到以前，就应该把周围检查好，让毛主席住在这样的地方怎么行？”

他立即和慕丰韵一起去检查了武器库，交代说：

“这里要警卫连派哨兵看守，谁也不准到这个院里来，所有的武器都不准动。你要亲自把看守的任务布置好，还要来检查。”

第二天，毛泽东要出发了，来到附近的水渠前，望着哗啦啦的流水，对警卫员说：

“这都是前人给后人造的福啊。如果山区有条件的地方，都能修上水渠用这样的水浇地，供人吃用，那该多好呀。有些山区，不用说用水浇地，连吃水都困难。我们要时刻想到人民的困难，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为人民造福啊！”

周恩来说：

“主席，请上车吧。”

“弼时和定一同志呢？”

“他们随后就到。”

毛泽东在车上还想着“阜平不富”的事，他说：

“人们都说阜平不富，这里有山有水，为什么不能富呢？一是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二是过去农民没有土地，没有生产资料。今后土地改革了，多打粮食，就有饭吃了。在山上多种树，造果木林，几年以后，收入也会很多的。在山区多种草，发展牛羊畜牧业生产，是可以富起来的。以后应当把阜平不富的名声改过来，把阜平县改成富平县。”

毛泽东又对司机周西林说：

“老周呀，咱们现在离开你们山西往东走，离你的家越来越远了，你高兴吗？看来太原不解放，你想回家看看也困难呀。”

周西林说：

“主席，太原包围起来了，为什么现在还不把阎锡山消灭掉呀？”

毛泽东说：

“老周，你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还是小米加步枪噢。如果我们有飞机加大炮，太原随时都可以解放。太原肯定是要解放的，但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个东风不是诸葛亮借的那个东风，而是人民解放军借的东风，那就是大炮。大炮一到，太原就可以解放了。”

4月13日黄昏时分，一队快马向军区疾驰而去，报告司令员聂荣臻：毛泽东、周恩来的车队，即刻就要到了。聂荣臻和参谋长赵尔陆立即带领有关人员乘车来到村外二三公里远的地方，迎接毛泽东的车队。毛泽东看见两辆吉普车迎面开来，便叫到：

“停车，停车！”

他下了车，聂荣臻、赵尔陆等人快步迎上来和他握手。聂荣臻说：

“主席，总算把你等来了。”

毛泽东说：

“是吗？我可是个大包袱，硬把胡宗南给压垮了。”

赵尔陆说：

“主席辛苦了，也瘦了。我们大家都非常担心你的健康和安全。”

毛泽东笑着说：

“我和你们大家一样，都是亲临战场和敌人作战。你们担心我的健康和安全，我也担心你们的健康和安全呀。看来我是比在延安的时候瘦了些，这都是在战争中锻炼的结果。这个瘦是个好现象，用钱是买不到的。”

大家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都笑了。此时，周恩来、任弼时的车子也到了，众人寒暄已毕，在聂荣臻、赵尔陆车子引导下，车队抵达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军区司令部设在一个大院里，前后共有4排新盖的平房；院子北面是高山，西北边紧靠着一个山坡。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聂荣臻、赵尔陆等人引领下，走进一个会议室。工作人员把行李等一应东西搬进了安排好的房子里。毛泽东和江青住的是聂荣臻腾出来的两间房子，里面是个套间，办公和休息很方便，家具和办公用具也很齐全，还有电灯。

邓颖超来了，毛泽东握着她的手说：

“你坚持在一线工作，取得了成绩，又有了经验，很好啊！可你这个后勤部长没有当好。这么久，你连到前委来慰问也没有，可苦了恩来呀。”

邓颖超是在中央枣林沟会议以后分在后委工作。她参加了阜平县土地改革和整党的试点工作，担任细沟村土改工作组组长。她这次来是参加部分区县干部关于土改和整党工作座谈会的，终于见到了分别了一年的周恩来。邓颖超见毛泽东和她如此说笑，也笑着说：

“恩来的身体很好，有主席的关心，有警卫员照顾，我不去也很放心呀。”

毛泽东说：

“那可不行，我们都代替不了你这个后勤部长啊。”

周恩来笑着说：

“通信联系，也等于见面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几个领导人在小灶上吃晚饭，工作人员在司令部的中灶吃，饭菜全是河北味，阎长林、李银桥，韩桂馨这一些河北人高兴极了。

毛泽东召开了一个有定县、曲阳、阜平3县县委书记和部分区委书记参加的土改、整党工作汇报会，邓颖超也参加了会议。

一天下午，毛泽东召见了侄女毛远志夫妇。

毛远志、曹全夫是在1945年10月中旬动身去东北的途中，由于交通阻断，被组织上安排在张家口工作。

毛泽东穿一身灰色的旧军衣，坐在院子里的小木凳上，曹全夫见他脚上的一双布鞋都破了，两脚的拇指露在外面，便说：

“伯伯，您该换一双鞋子了，解放区每人节约一针一线就够您穿的了。”

“破了没关系，旧鞋子穿着舒服。”毛泽东说罢，看着毛远志穿的衣服上面补得东一块西一块的，就笑了：“看来你还会打补丁噢！你的衣服呢？”

毛远志也笑了，说：

“好一点的给孩子改做衣服了，旧的缝缝补补自己穿。”

毛泽东点着了一支烟，望着毛远志、曹全夫问道：

“现在土改了，你们那里怎么样？”

毛远志向伯父汇报了自己和丈夫的工作情况，她还说：

“我住的老乡家隔壁是个地主，被扫地出门后没有房子住。”

“后来怎么样了？”

“地主婆娘没处去，半夜敲我的房门，问我怎么办？”

“那你怎么看？”

“我认为这样做不合适。扫地出门了，破房子也该给一间住嘛！他们没地方呆，就会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

毛远志见伯伯不住点头，肯定了自己的观点，便接着说：

“还有一家地主有一个儿子，是小学教员，听说在半道上被人截住打死了……”

“哦，竟有这种事？”

毛泽东站起身来，吸着烟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毛远志见状，赶紧打住话头，以免影响伯伯考虑问题。

4月15日，杨成武奉命乘车由蔚县来到城南庄，晋见毛泽东。

原来，毛泽东此时正考虑着新中国联合政府的组建问题，准备去东北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在哈尔滨签署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3党的联合声明；尔后由哈尔滨出发去苏联一趟，向斯大林说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以便在成立联合政府的时候，取得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这一去一回，都要经过许多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地区，少不得涉艰险打恶仗。为此，毛泽东交代聂荣臻说：

“杨成武，还是叫杨成武来。”

杨成武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已经休息，他半坐半躺着伸一下手，说：

“成武，你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

杨成武说着在毛泽东面前坐下。毛泽东说：

“你打大同、打集宁、打清风后又打石家庄，你好威风啊！部队现在怎么样啊？”

杨成武汇报了出击平绥线和察南战役的情况。毛泽东说了一个“好”字，顺手从床头小桌上拿了一支烟，点燃后，不慌不忙地说：

“这次又要给你一个任务。你选一个熟悉的、战斗力最强的师由你亲自率领，准备护送我到东北去。怎么样？”

“主席去哪儿，我就护送到哪儿，保证完成任务！”

“哈哈，你要护送我武装大游行啊？”

4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等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刘邓，并告陈粟、陈唐、陈赓：

卯元电悉。

一、请令转入太康、柘城及以北之1、11两纵，在陇海郑徐段及其南北地区歼灭分散之敌。

二、你们所率2、3、6纵及陈士榘、陈赓各纵，在平汉路西将黄河以北补充人员及物资，运达各纵，补充完毕，准备新行动。

三、新行动方向是豫西南、鄂西、鄂西北及整个汉水流域，歼灭分散之敌，调动平汉线以东之敌向平汉以西，以利粟裕行动。不要企图在平汉线附近和数个师集中兵力行动之敌作战，而应远离集中之敌，到有分散之敌可打之地区去作战。我军到豫西南及汉水流域去的兵力亦不要太大。我们意见：（甲）将宋纵派回郑徐线地区，与1纵、11纵汇合成1兵团，担负该区作战任务。（乙）以陈士榘、陈赓之3、4、8纵共10个至11个旅，待补充新兵、弹药、夏衣后，早日向西南，首先夺取宛西4县，然后出汉水。他们说该区缺粮，我们则认为在夺取宛西4县及汉水广大城镇乡村之后，是可能解决粮食问题的。（丙）你们直属之2、3、6纵则位于现地区休整，居中策应郑徐线地区及汉水地区两兵团之作战。第一步准备协助陈唐、陈赓向西南行动，第二步准备向沙、淮间行动。

四、以上意见是否适宜，盼复。我们已到阜平，不日即可与中工委会合。

军委 卯铣

4月17日晨，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解决新解放城市粮荒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陈谢，邯郸局并告陈唐，陈粟及中原局，华东局，东北局：

陈赓关于洛阳缺粮问题3电均悉。我们认为此一问题已渐带普遍性，将不仅在洛阳一处发生。凡被我军包围较久之较大城市，一旦被我解放或敌军撤走，城中均有发生粮荒可能。尤其是这种城市，如离我老解放区较远成为灾荒区，或为敌人有计划破坏者，这种情况会更严重，但解决粮荒的主要办法，绝不能倚靠我老解放区远道送粮，而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就地筹划上面，其原则办法大致可有：

一、动员城市基本群众（工人、贫民、职员、学生）及一部分工商业家开明人士，在民主政权领导下组织救济委员会，调查城中囤粮大户大商，实行征借平粜或部分施放。

二、鼓励附近各县区乡运输粮食入城交换所需货物或鼓励小商贩下乡换取粮食。

三、疏散城市中有乡村亲友关系的人民下乡。

四、吸收城市贫民工人参加我军，调往乡村后方训练。

五、吸收好的青年学生转往乡村或老区训练。

六、如离我有粮老区不太远，亦可动员一部分贫民苦力前往运粮或作贩卖或作救济。

七、对此等城市，我军只应留下必要的警戒或维持治安部队，其余部队均应移至城外就食。此外，你们或尚可想出其他办法，但主要精神必须放在就地筹划上，而陈赓同志则放在要求老区远道送粮上，这是极不适当的。因如此，不仅使管理该城市的领导同志和部队失去其依靠当地人民解决当地问题的信心，并且影响当地人民失去其自力更生的信心，不愿为解决粮荒努力，而眼巴巴等着解放军送粮来救济，不来，便会抱怨我们，反倒掩盖了敌人给予他们造成的灾难和祸害。关于此事，陈谢应派最负责的人员亲往洛阳主持，并根据上述所提原则，订出适合洛阳情况的具体办法，迅谋实施。邯郸局亦应就你们经验，给陈谢以较具体的指示，并令宋任穷等同志迅速前往主持。处理情形如何，望告。

中央 卯

毛泽东一连几天忙得连散步的时间都没有，阎长林说：

“主席，来城南庄已经好几天了，你一直在屋里，出去走走吧。”

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是喜欢散步的，但散步也必须要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空余的时间。这几天事情太多，没有空闲的时间，也就顾不上出去散步了。”

阎长林说：

“活动活动对身体有好处，时间长了不注意活动，会影响健康。”

毛泽东说：

“我的身体很好嘛，这一点你们不用担心。从明天起，咱们就可以出去散步了。”

第二天上午，聂荣臻对阎长林说：

“你们除了留下岗哨以外，都坐车到后勤供应部去，他们要给你们发衣服，发鞋袜。”

警卫排的战士们一听说要发衣服发鞋袜，就猜测说：毛主席要留下，可能和在陕北时一样，和晋察冀的部队一起行动，狠狠打它几个漂亮仗，然后再到西柏坡去。大家欢欢喜喜地上了车，来到后勤供应部，每人领了一身卡其布新衣服和新鞋新袜子，还有水壶、毛巾和挎包。战士们在返回的路上又议论开了：

“上前线打仗，为什么还要穿新衣服？我们穿的衣服虽然旧了，但这毫不影响和敌人打仗嘛。”

“这新衣服相当漂亮，外衣是美国卡其布做的，我们还没见有谁穿过。这白洋布衬衫，倒是有人穿过，那是在延安，中央委员和机关部门的最高领导才能穿。”

马武义说：

“是不是北平敌人投降了，咱们要跟毛主席去谈判？”

张天义摇摇头说：

“我看不像去谈判，如果要是去和敌人谈判，就该是周副主席去。”

“毛主席还去重庆谈判了么。”

“现在情况变了，不像重庆谈判了。那时毛主席亲自去和蒋介石谈判，现在蒋介石别想再做那个梦了，就是他提出来要谈判，毛主席也不会去。”

这天下午，毛泽东起了床，洗了脸，吃了点东西，对阎长林说：

“走，咱们出去一下。”

“要不要车？”

“不要车了，走走吧。”

毛泽东到了村边，望着一片麦苗说：

“解放区能有几个丰收年就好了。”

城南庄的村边到处都有菜园子，什么青菜都有。阎长林想到转战陕北时很少见到青菜，就是东渡黄河以后，一直走到阜平的下关村，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青菜。毛泽东转了一会儿就要往回走，阎长林说多待一会儿，毛泽东说：

“回去还有事，等一会儿再来。”

他刚回到住处，聂荣臻就领着一个人来到了院子里，说：

“这是裁缝师傅，给主席量体做衣服来了。”

战士们见毛泽东要做新衣服了，还给师哲也量了尺寸，就议论说：

“我们一下子都穿上了好衣服，看来这里边必有原因，肯定是有新的任务了。”

他们的猜测没错，只是后来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出乎意料的迅速，毛泽东访苏未能成行，去东北的计划也取消了。

且说毛泽东等裁缝师傅走了以后，喝了一杯茶水，又提出和大家一起到山上看看。于是，他们出了村子，向东边的一座小山走去。开始爬山了，工作人员在难走的地方要搀扶毛泽东，毛泽东不让，他说：

“现在咱们是散步，是锻炼身体，只有累一点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呀。”

他在山头上坐下来和战士们聊天，他说：

“你们河北人总说河北好，咱们现在坐的地方就是河北，你们说，这里比延安好在哪里？你们再说说，咱们坐在这里，周围远的近的都是些什么地方？”

王振海说：

“我是定县的，我小的时候在家里听说，铁路西有个平山县，没有听说有个阜平县。我们定县可能在这里的正东或正南。”

阎长林说：

“河北比延安就是好，河北有大平原，延安就没有。我是顺德府尧山县人，在石家庄南边180里。我小的时候到过石家庄，也到过平山县。再往北就没有去过了，也没有听说过阜平县。”

一个卫士说：

“我是河北完县人，完县离这里不远。咱们这个地区叫晋察冀，也叫冀西。铁路以东是冀中，铁路以西是冀西。西南方向是石家庄，到这里不过200里。”

毛泽东说：

“在三交镇时，你们谁说咱们坐在汽车上，叫老周开车，一天走它400里，就可以到河北平山了。可是，我们走了20天才到这里。按照你们的说法，这里离北平也只有400多里，我们坐汽车一天就可以到了。可惜他们现在还不欢迎我们去，只能耐心等待他们觉悟。当然，北平是一定要去的，他们不觉悟我们也是要去的。”

欲知毛泽东在城南庄还有何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从召见杨成武，到警卫部队换装，到与警卫人员聊天遥望北平，以及后来起草的一些电文，很显然，一幅辉煌的蓝图正在毛泽东胸中描绘：联合各民主党派，成立新中国联合政府，迅速获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认；以至于定都于北平，也都在他的考虑之中。这正是基于他原来的战略方针和对胜利充满信心的未雨绸缪之计。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毛泽东调整了原来的战略方针，从而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同时也终止了去哈尔滨去苏联的计划呢？这正是本传下面要叙述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35章 1948年4月18日—

“很好嘛。敌人没有什么好怕的，丢了几颗炸弹就跑了，才炸坏了两间平房，连个哨兵也没有炸到，这说明他们确实没有办法了，只能等着我们去收拾他们了。”

话说1948年4月18日，粟裕将一封近3000字的电文发给中央军委和华东局，提出了3个纵队暂时不过长江的意见。

原来，陈毅从2月初开始，在归途路上向晋绥、晋察冀、山东渤海等地传达中央前委“十二月会议”精神，4月初才回到了河南濮阳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他兴致勃勃地把毛泽东与他商量的第1兵团南下计划，绘声绘色告诉了粟裕。没想到此时的粟裕看到国民党军在中原的防御体系已经出现裂痕，解放军在中原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的可能性已经有所增长，又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设想：第1兵团暂不过江，集中中原和华东两大野战军主力，背靠解放区，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另外以一小部分兵力组成多支游击队，深入江南，扰乱敌人后方，破坏敌人支援战争的力量。

陈毅觉得粟裕的设想太过大胆，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原来的战略部署。这样重大的问题，自己不敢贸然表示同意，就提议召开华东野战军前委会议，让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在前委会议上，与会者就华东野战军第1兵团是迅速渡江争取把国民党军主力一部牵到江南去有利？还是先集中兵力尽可能多的歼其主力于长江以北，然后再渡江更为有利？进行了反复研究。大家都认为，粟裕的设想虽然不无道理，但却与毛泽东要第1兵团过江的战略计划正好相反，谁也不肯公然支持粟裕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粟裕只好征得陈毅及大家的同意，于4月16日以个人的名义把他的设想电告给刘伯承、邓小平，而后又在4月18日把这一设想报告给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他在电文中是这样写的：

“职对目前战局，虽经月余之考虑，但不成熟，恐有不周，致未敢轻率呈述。兹特呈报如下：

一、自去年七、八两月，先后转入外线以来，粉碎了敌人全面战略进攻，使我军转入了反攻，将战争拖向蒋管区，保卫了基本解放区，减少了解放区受战争的直接摧残。当时我军不依靠后方，大胆转入敌后，是完全正确的，是必要的，因此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使敌我形势完全改变，而且前进了一大步，造成今后向前发展更有利的条件。但自去冬迄今，中原地区（包括豫皖苏及陕豫鄂）战局已形成疲惫而频繁的拉锯形势，我军固然予敌人以极大的困难，给敌人的人力物力以极大缩减与损耗，但由于敌人尚拥有相当机动兵力，占有某些交通线和所有交通中心、战略要地及运输工具、技术条件等，在兵力转运军需补给上较我军便利，亦增加我们歼敌困难。

二、我大兵团进入新区，远离后方作战，不仅在群众与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行动上不易保守秘密，往往丧失战机，而且由于补给困难与不及时，以及伤病员之安插，亦大大影响各级指挥员决心的贯彻和下级指战员战斗勇气的发挥。但敌人则因控有要点而可收容其伤病员，我之伤病员则大部被敌残杀或落入敌手。

三、华野现有装备在无正常补给情况下，不仅不能发挥其作战能力，且在某种情况下重装备却变成了拖累。如不要这些重武器，则在敌人筑城能力较强的现状下（敌人4小时即可完成地堡群），不仅难以速决，甚至不可能攻克。在今后战局发展趋势下，攻坚将成为今后作战的中心问题，则又不能不装备与学习使用重武器。近数月来本有许多战机，但以补给不正常，战斗不能速决与持续，在敌各路增援情况下被迫退出战斗，如是既增人员弹药之消耗，亦复影响部队情绪，且在某种情况下予敌某种程度的鼓励。虽然我军能于运动中疲劳消耗敌人，但自己已减员不少（伤病人员无较安定后方多遭损失或不能归队），长此以往似不合算。如以兜圈子中付出的巨大减员，作为有后方依托打歼灭战的伤亡，则每一万人的减员，至少可歼灭敌人一个主力师，如是对战局较有利。

四、大兵团在新区运动，最严重的事为粮食问题。敌我往返拉锯，双方均须寻求大量粮食，形成与民争食（新区地方工作很难供给大军粮草）。如是每个连队每天都向群众要粮（因情况等关系，很难完全做到统筹），侵犯了群众利益，更影响到群众之发动。回忆我军1945年在天目山时不足两万人，控制纵横近500里地区，仅3个月之久，已弄得民穷财尽。在战斗最紧张时（孝丰战斗）连贫雇农之粮食也取之殆尽，至今在该地人民中尚留下极深刻之不良影响。今后以10万之众进入江南山区，渡江固为一极大困难（只要能渡江，军事上其他困难尚易克服），但粮食补给则是长期的严重问题。此番南去，固可调动敌较多部队，打乱敌人之深远后方与推进战局。但双方大军往返拉锯，直接与民争食，也同样将自己弄乱（那些新区不久将是解放区，因与民争食而障碍群众之发动），这对发动新区群众又是极大的障碍，这问题可说是我军南渡后能否完成中央所给任务之关键。

五、我们南渡后估计能调动的敌人为25、28、83、63、20师等部及留华南各地之后调旅。至于桂顾之7师、48师等部，蒋不至纵虎归山，仍可能留于大别山；5军及11师则因系美械重装备，亦可能留中原，以发挥其作用。此4个整编师战力最强，为中原敌人骨干，如我军南进仍未能调动，或未能予该4个师中之1、2个师以歼灭，则中原局势将成较长期僵持局面。果如是，既难减轻老解放区之负担，亦难于中原地区得到新的人力物资的补充（因不能较安定的发展新的力量），甚至会使这一地区遭到残酷的摧残而难于恢复（敌人在此区大抓壮丁，仅鲁西南一个分区即捕走数千人，拉走大批妇女，普遍抢粮，破坏生产），如是则将造成今后更大困难。

六、根据上述理由，对今后作战特作如下建议：

1、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以便得到足够的炮弹、炸药、手榴弹之补给（新区因情况不能生产），发挥现有装备之作用而大量歼灭敌人（现在的敌人处于交通便利的中原，如无相当炮火，难于歼灭），并求得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歼灭仗，使这一地区人民能较安定的得以夏收，才能使我军尔后有粮食等供应与得到人民积极地支援。如中原3大野战军不能于最近有效地打几个歼灭仗，则将增加其他野战军的负担，待敌后调旅及新训师完成后，则又将增加我们的困难。

2、对敌人近后方（淮河以南包括淮南和苏中南线直到江边），则派出数路强有力的游击兵团（每路多则一旅，少则一个团）辗转广泛游击，配合正面主力作战，协助该区地武游击坚持。只要正面打得很好，则敌有如下两个可能，即或者放弃淮河以北而退守淮河以南直至江边，或者将淮河以南之兵北调而减轻淮河南及大别山之兵力。不论敌采取何者，对我均有利，至少敌人要让出多数中小城市给我们。

3、对敌人深远后方（长江南苏浙皖赣闽及湘黔），则派出多路坚强的远征游击队（每路至多3000人，少则1000即可），配成犄角之势，采取广大范围辗转游击。军事上以歼灭敌人地方武装，摧毁其反动政权，破坏敌人兵源、粮弹及其他战争资源为任务；政治上则宣传党的政策，发动与团结广大人民并支持人民的民变运动。这样，派出的远征游击队因人数不多，不致与民争食，且可与当地人民武装融合而更大的发挥人民武装的力量（因人民武装战斗力较差，必须由主力派远征游击队加强；而主力派出之部队，则因与当地人民无联系又易孤立，因此必须与当地人民结合，才能发挥威力），二者如能结合得好，是能大量的调动敌人的。现我们已派出7个加强营分路出发，侦察布置渡江，如能先行，则他们先渡，以便两岸策应。

4、以上3线武装部队（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远征游击队），依战局之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至于炮弹的供应，依我们所知，华东军工生产足够供给华野全军。如能有阵地作战，则缴获之物资弹药亦可有秩序地搬运，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据报前在许昌、漯河所缴获汽油3000余桶及其他物资交给军区后，因情况紧张，几已全部为敌抢回，洛阳物资亦多未搬出）。

七、如中央认为上述意见可行，则建议集中华野之大部佯攻（或真攻）济南，以吸引5军北援而歼灭之。尔后除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外，主力则可进逼徐州，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对苏浙皖赣闽地区，则由华野派两旅兵力分路前往即可。同时建议刘邓、陈谢能各抽出一个旅进入湘鄂赣和湘鄂西地区。

八、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

4月18日，林彪、彭真、高岗等人以东北局、东北军区及东北野战军的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强调先打长春的有利条件，并吸引沈阳之国民党军北上增援，而东北野战军以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歼灭之；如果国民党军不增援，则对长春发动全面进攻，“计划在10天半月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

电文中还说，打沈阳、打锦州以及入关作战，都有很多困难，“我军主力如南下，长春之敌必能乘机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使我军陷于被动的地位。”

4月21日，陕北野战军收复延安。第二天，新华社广播电台发布新闻说：

“延安消息：英勇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收复延安。困踞延安的蒋胡匪军整编17师，在人民解放军日益扩展的强大春季攻势的震慑下，在21日早晨，全部仓惶弃城向南逃窜。我围城部队正乘胜跟踪追击中。我陕甘宁边区延属专员公署，中共延属地委，已经在今天进驻延安市办公。延安是去年3月19号我军主动撤离的，到现在1年1个月零3天，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4月21日，毛泽东对粟裕提出的暂不过江的意见极为重视，电召陈毅、粟裕于4月25日至4月30日数日内到城南庄参加会议，要听粟裕当面汇报这一战略构想。

4月22日，毛泽东因为蒋介石尚未下定最后决心从东北撤退，就同意林彪等人先打长春，他在复电中写道：

林罗高陈李刘谭（指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笔者注）：

巧电悉。

一、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

二、我们可令杨罗杨（正在商量中）以3个纵队出至承德、北平之线以东地区，或者可能出至承德以东地区，起配合作战之作用。望令该地区准备8万人的粮食及其他协助事项，该3纵到达时间可能在辰删以前，亦可能在辰删至辰哿之间。但你们主要不要依靠杨罗杨。

三、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 卯养

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46人由城南庄到达西柏坡，与朱德、刘少奇会合。

4月27日，毛泽东就邀请张东荪等民主人士到解放区一事，在给刘仁的信中写道：

刘仁同志：

去年张东荪、符定一两先生有信给我，我本想回信给他们，又怕落入敌手，妨碍他们的安全，今年张东荪先生又想和我们联络，现在请你经过妥善办法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很感谢他们的来信，他们及平津各位文化界民主战士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我们是热烈同情的。此外请经妥人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党准备邀请他们两位及许德珩、吴晗、曾昭抡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乙）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我党中央认为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会商此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是否愿意自己或派代表来解放区开会。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均可派遣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

上述各点请首先告知张东荪先生，并和他商量应告知和应邀请的是些什么人。

毛泽东 卯感

4月29日，毛泽东给在山东阳信县搞土改工作的长子毛岸英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岸英儿：

我们到了石家庄。岸青有信给你，是俄文，原文临行掉了，兹将译文附上。

祝你工作顺利

毛泽东

4月30日，几辆吉普车从西柏坡来到城南庄军区大院，从车上下来的有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还有李先念和副政委张际春，以及军委作战部副部长李涛。毛泽东和聂荣臻、薄一波上前迎候。朱德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听说你的身体很好，现在看来，确实比以前好多了。”

毛泽东说：

“总司令的身体也比以前好啊！”

周恩来说：

“大家听说你的情况都放心了，急着见你领受任务。”

陈毅操着四川话说：

“我们都研究好了，愿意接受中央交给最艰巨的任务，对于打败蒋介石，还是满有信心的啰。”

毛泽东说：

“很好，很好！”

毛泽东握着粟裕的手说：

“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呀，你们辛苦了。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哩。”

粟裕自1934年7月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任参谋长以来，已经14年没有见到毛泽东了。他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眼睛有些湿润了。

阎长林是第一次见到粟裕。他虽然知道苏皖地区的七战七捷是粟裕指挥的，还听说粟裕不仅在解放区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甚至在国外也很有名气，但他没有想到粟裕的年龄才刚刚40出头。

李先念是在1946年率领部队中原突围到达黄河以北整训时，曾和陈少敏到延安枣园向毛泽东汇报过工作。毛泽东当时说，突围出来就是胜利，有机会了再打出去嘛。只隔一年多时间，他的部队不仅打出去了，还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毛泽东见他脸上包了一块纱布，就问：

“这是怎么回事？”

李先念说：

“没有事，擦破了一块皮。”

陈毅接口说：

“没有事？好险噢！就是因为我和李涛几个大胖子把汽车给压翻了。还好，沟不深，翻了车，我们没有伤筋，也没有断骨，不误开会。如果沟再深一些，搞不好，我们就要见马克思去了。”

毛泽东笑了笑说：

“不打倒蒋介石，完不成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谁也不能去见马克思。马克思在天之灵，会保佑我们的。”

众人稍事休息，毛泽东便主持召开中央与中央工委会合后的第一次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又称为“城南庄会议”。

会议议程主要有3项：一是讨论把战争引向国统区；二是讨论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三是讨论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力。

毛泽东首先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3条方针：

一、“军队向前进”，即必须坚持1947年9月中央提出的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打到外线去。毛泽东说，北线取得的一系列胜利，离不开南线去年以来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攻。南线的进攻，减轻了华北、西北、山东的压力，造成了北线历次胜利的机会。如无南线的进攻，北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南线部队虽部分削弱，但战略上的胜利是极其巨大的。因此，南线的部队与地方要克服困难，继续将战争引向国统区。毛泽东还说，为了保证在新解放区打开军事局面，应该充分利用抗战时期的经验，以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反动派为总方针，可以考虑先施行3年的减租减息，然后再进入土地改革。

二、“生产长一寸”，即老解放区要把工业、农业生产推向前进。毛泽东说，要强调生产节约，地方党政部门应以一半以上的时间搞生产，其余时间搞土改、整党和支前。不如此，将使老解放区走到人力物力枯竭的地步，造成整个的失败。如能生产长一寸，才有了强大的支前力量，才能夺取全国的胜利。特别是华北地区，应以生产为新的工作方向。

三、“加强纪律性”。毛泽东严肃批评了无组织、无纪律、破坏政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等错误倾向，提出必须在全党全军反对无政府主义。毛泽东说，全党必须讲纪律，讲政策，服从统一领导，进行正规建设。

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内容多达23条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一、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

二、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三、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农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和开展！庆祝全国青年和全国知识分子争自由运动的前进！

四、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下略）

会议还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倡议。

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在《晋察冀日报》上全文发表。

5月1日夜晚，城南庄万籁俱寂。村东的一个院落里，灯火悠悠。毛泽东伏案疾书，他以个人名义致函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他写道：

任潮、衡山两先生：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出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它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谨致民主革命敬礼！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港分局的指示，他写道：

沪局、港分局：

一、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乙）关于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

二、我党认为召开此项会议讨论上述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他们是否愿意派遣代表来解放区。

三、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职教社，民主建国会，学生联合会）均可派遣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开会地点拟在哈尔滨。开会时期拟在今年秋季。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

四、为着上述目的，我党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马叙伦、章乃器、张絅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抡、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会。其中有被敌监视不能来者，可派遣本人的代表。

五、上述各点，请你们征询各人意见，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二先生意见电告。

六、你们对于上述各点有何意见，各民主人士来解放区有何困难，亦望电告。

中央 辰东

毛泽东在上述信函及指示中，对于蒋介石的老冤家李济深先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本传前面已经说到了李济深与蒋介石几十年的恩恩怨怨，但他被蒋介石3次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的事，在这里还有必要补叙一下。

李济深第一次被永久开除国民党党籍是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那时，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军阀，联合李济深同蒋介石进行了争权夺利的斗争。蒋介石便以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扣押起来，撤销其党内和军内一切职务，并开除其党籍。“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被释放出狱，蒋介石许诺给他以高官厚禄，希望获得他的支持。但李济深不为所动，对蒋介石在党内的独裁公开表示质疑和反对。1933年10月23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将他第二次“永远开除党籍”。抗战开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主张结束内战，建立统一战线，进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李济深对这一主张非常认同和拥护。蒋介石也不得不顺应形势，恢复了李济深在党内和军内的一系列职务。日本投降后，国共走到了内战的边缘。李济深不仅当面劝诫蒋介石不要进行内战，而且在党内积极联系爱国的重要人物，共同推进国家的和平和稳定。他公开发表文章，号召国民党内部每一个有爱国思想的人，都要站出来勇敢地反对内战。1947年5月，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第3次“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

再说5月2日，城南庄会议继续进行，首先听取了粟裕关于3个纵队暂不过江意见的详细陈述。在分析了盘踞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4个主力军的情况后，粟裕着重强调说：

“我军渡江南进，不一定能达到吸引敌人主力回防江南、减轻中原我军压力的目的，相反，如果我10万大军过江，则减少了中原我军的力量。”“我军应该利用中原解放区已经逐渐巩固的有利形势，集中兵力打大仗，大量歼灭敌人，从而改变整个战局。”

毛泽东觉得粟裕的分析很有道理，就说：

“粟裕副司令从前线来，比我们了解情况。他提出的意见很好，很有价值，你们几个再谈谈。”

在座的人见毛泽东已经下了结论，都表示同意，于是决定3个纵队暂不过江，由粟裕率领，在中原地区寻机歼敌主力。

会议决定，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以陇海路以北的老根据地为依托，互相配合，集中力量歼灭敌人。毛泽东对粟裕说：

“陈毅同志不再回华东野战军去了，今后华东野战军就由你来搞。”

粟裕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坚辞不受，再三要求陈毅仍回华东野战军。这是粟裕在他的军事生涯中第2次推让司令员职务。毛泽东说：

“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回中原军区中原局工作。华野还是你来搞。”

粟裕又提出，陈毅在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职务要保留。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这才说：

“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但是那边工作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去。”

他随即宣布粟裕以副司令员代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组成一个由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副参谋长张震、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参加的作战指挥班子。

这正是：辨才七年期，为时尚未晚。德才已兼备，粟郎犹自谦。

粟裕此一去也有分教：好一似手脚释放，立如那烈马之脱缰。

提兵调将得心应手，南北驰骋英勇顽强。

管教他八十万江北蒋家军，鬼哭狼嚎一梦成黄梁。

再说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找薄一波谈话，薄一波说：

“土改中我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曾经侵犯了工商业。”

毛泽东说：

“对，是有严重错误的。土改中的错误，你们自己已经纠正了。总起来还是‘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

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等和其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为赞同召开新政协会议致毛泽东电，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先生，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鉴：

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先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虽未可欺，名器不容假借。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5顶：“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无党派）。

很遗憾，由于条件所限，这一重要通电毛泽东并未及时看到。

5月7日，是城南庄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为了加强中原作战的领导，统一指挥中原各野战军，提议并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原局，同时成立中原军区。南征中原的晋冀鲁豫刘邓大军改称为中原野战军。

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还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将两个地区的中央局合并为中共华北局，以刘少奇为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将两个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为第二副司令员，萧克为第三副司令员。

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通知：

邯郸局（转豫皖苏区党委）、阜平局、中原局、华东局、晋绥分局、西北局、东北局、华东工委、华中工委及各前委：

为了更加有利于革命战争向南发展和华北解放区集中力量进行生产节约支前起见，中央及军委在与中工委会合后，特决定改变华北和中原解放区的组织及其管辖境地，并决定人选，通知如下：

一、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原隶属晋冀鲁豫解放区之豫皖苏解放区改隶于中原解放区。原属太岳区沿同蒲路自赵城、洪洞（均含）以南直至蒲州以及路西各县，均划归晋绥解放区管辖；原属晋绥之太原附近各县，则划归华北解放区管辖。华北与晋绥两解放区关于上述各县的划分及移交的日期，应自行商定，报告中央核准。

二、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以刘少奇兼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以刘、薄、聂及董必武、彭真、叶剑英、徐向前、滕代远、罗瑞卿、刘澜涛、赵振声、王从吾、萧克、黄敬、杨立三、赵尔陆、杨秀林（即杨秀峰——笔者注）17同志为委员，刘、薄、聂及董必武、彭真、滕代远、刘澜涛、黄敬8同志为常委。

三、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为第二副司令员，萧克为第三副司令员，赵尔陆为参谋长，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为副主任；以徐向前兼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及政委，调王建安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以杨得志为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罗瑞卿兼第一政委，杨成武为第二政委。

四、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边区政府在华北人民代表会议未召开前，暂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以董必武为主席，黄敬、杨秀林为副主席，宋劭文为秘书长。

五、华北局成立后，中央委托华北局办理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及华北大学（统一北方联合两大学），并以刘澜涛为党校校长；叶剑英兼军校校长及政委，萧克兼副校长，朱良才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磐石为华北日报社长；范文澜为华北大学校长。

六、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境地外，凡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区均属中原解放区。中原中央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宋任穷、粟裕、李雪峰、陈赓，张际春、谢富治、刘子久12同志为委员。在中原局下，成立豫皖苏分局，以宋任穷为分局书记。

七、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宋任穷为副政委。苏北兵团仍属华东军区建制，但在作战上受华东野战军指挥。

八、中央己与中工委会合，中央工委即行撤消。

中央军委 辰佳

5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纠正土地改革中“左”倾错误时不要限制农民必要的斗争给东北局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

你们卯陷给子华（即程子华——笔者注）电，纠正冀东及热河复查与平分中严重的“左”倾错误是正确的。必须坚决而迅速地纠正这类错误，才能保障土改与整党在中央政策下正确而健全的进行，团结90%以上的人民去战胜蒋介石。但你们在电报中说：“尚未挖出的底产，保证决不再分”。又说“冀东基本区目前应停止一切土改斗争”。如此，似乎说得太死。在土改中过分着重挖底产以及采用肉刑急促地去挖底产，因而逼死很多人命，确实是错误的，应当禁止的，但农民如采用缓慢办法，调查谈判并挖出地主底产，亦不可禁止农民分配。又在目前集中注意去组织生产，也是对的，但在生产中仍有许多应当而且可能解决的土改斗争中的问题，并还有许多问题必须迅速解决才能安定农民情绪有利于生产，如已分好地的地区，可发给土地所有证，借以安定农民生产情绪，又如弄错成份因而扫地出门了的农民应加以处理，弄错成份的摘下帽子等，这些工作不应一概停止。以上两点，望加考虑后转告热河及冀东。

中央 辰灰

5月14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地主富农知识分子入伍后改变成份的规定，他写道：

华东野政，并各前委，各中央局，分局：

一、弼时报告：地富入伍两年（非5年），知识分子一年，表现好的，即可改为革命军人成份。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人入伍以后，其本人原有阶级地位已发生变化，即由剥削者的地位变为替被剥削者流血或服务了，如果他们的表现很不好，不易教育，则应在三查中洗刷；或由旅（或师）党委决定延迟其改变成份的时间，以便在此时间给以特别的教育。如果他们的一般表现好，够得上一个普通战士或普通工作人员的条件，或虽有缺点还可教育，无论是在前方后方，是否经过战斗，均应在一定期间后，一般地改变他们本人的成份，使他们在精神上一般地获得解放，这样才是合理的。有些战士在作战中牺牲了，有些干部入党并为党工作多年，还叫他们是地主或富农，这是不合理的。总之，在整军整党三查运动中，既须反对忽视成份的不严肃态度，如在培养与提拔干部时不特别注意培养与提拔工人、雇农、贫农出身的干部；又须反对唯成份论，如认为工农出身者一律都是好的，地富出身者一律都是坏的，而不看他们在思想行动上的表现。中央关于改变成份的规定即是对唯成份论堵了一个口子。

二、改变某人的成份，只是脱下某人的地富帽子，在填写履历表时并不改变他们的家庭出身，家庭出身不能亦不应改变。改成份后表现不好的（或成份本来好而表现很坏的）仍可清洗，未改成份而表现好的仍不应清洗。故改变成份以作一般规定为妥，不必逐一民主讨论通过。

三、此种改变成份办法的原则亦可适用于非军事机关（参考中央划分阶级草案第17章职员和革命职员）。

四、改变成份后入党办法见中央复林罗谭辰灰日电。

中央 辰寒

5月17日，中原野战军和陈赓、谢富治兵团发动的宛西战役，历时15天胜利结束。

此战中，人民解放军再次攻克邓县县城及镇平、内乡、淅川、湖北光华县5座县城和西峡口、老河口、荆紫关、侯集等重要集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00余人，地方武装12000余人。

5月17日这一天，华北徐向前、周士第兵团攻击晋南重镇临汾，歼灭国民党军25000人，生擒国民党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使吕梁与太岳两解放区连成一片。

5月18日晨，毛泽东吃了安眠药才睡下，睡在他旁边的江青就起了床，出门散步，正碰上散步回来的聂荣臻。聂荣臻同江青握握手，聊了几句，回房间去了。

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叶运高刚做完安全警卫检查，忽然听到城南庄北边的山顶上响起了防空警报，再仔细一听，从远方传来了机群的轰鸣声。他知道毛泽东昨晚通宵工作，此时正在休息，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拔腿就往毛泽东的住处奔去。阎长林也闻声跑过来了，着急地问李银桥说：

“怎么办，怎么办？叫不叫醒老头？”

李银桥搓着手说：

“我还问你怎么办呢？主席可是刚吃了安眠药睡下不久，如果敌机一时不来轰炸，就要影响他的睡眠。”

“我的娘，不叫醒主席，万一敌机来轰炸怎么办？”

“万一敌机不来轰炸，主席又要发脾气了！”

正在他们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又有3架侦察机飞临城南庄上空，机翼上印着的青天白日旗清晰可见。飞机转了一圈，吼叫着向北平方向飞去了。阎长林判断说：

“敌人很可能会来轰炸城南庄，应该马上叫醒主席，请他赶快到防空洞去。”

有人提议说：

“敌机来与不来，还很难说，我们归江青同志领导，还是请她来决定怎么办吧。”

江青被请来了，可她也说不好办。此时，聂荣臻也从房子里走了出来，来到毛泽东的房间里，见毛泽东穿着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就和江青、阎长林、李银桥等几个人来到院子里商量如何处理。聂荣臻决定暂不叫醒毛泽东，指示他的秘书范济生和阎长林先做好一切防空准备工作，把人员组织好，把担架放在门内，如果敌机来轰炸，抬上毛泽东就往防空洞跑。于是，阎长林便把人员作了临时分工，有的准备抬担架，有的在门口注视着天空，有的从门口往防空洞跑，看看这段距离需要多长时间。他们跑了一趟，看了看表，用了2分多钟。阎长林说：如果抬着主席跑，大概3分多钟就够了。

上午8点多钟，北山上的防空警报又拉响了。阎长林、李银桥等人急忙推开房门走到毛泽东的床前，李银桥喊道：

“主席，主席，有情况！”

“那个？”毛泽东被惊醒了，朦胧着两眼望着李银桥。阎长林不由分说把毛泽东扶了起来。毛泽东最不满意别人打扰他睡觉，不耐烦地说：“什么事嘛？”

阎长林抢着说：

“主席，敌机要来轰炸了！刚才已经来过3架侦察机，很可能会来轰炸，现在防空警报又响了，肯定来的是轰炸机，请主席赶快进防空洞去！”

李银桥匆忙抓来衣服，给毛泽东穿。

“给我点支烟吸！”

这是毛泽东的习惯，起床后先抽上一支烟。李银桥叫道：

“主席，来不及了！”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问：

“丢了炸弹没有？”

阎长林急得直跺脚，说：

“刚才是侦察机，没有丢炸弹，这次来的是轰炸机，一来就会丢炸弹，丢下来就跑不及了……”

“丢炸弹有什么了不起？先给我点一支烟吸。”

“快！快！快！”江青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来，喊道：“飞机下来了！飞机下来了！走走走！”

阎长林对石国瑞、孙振国、李银桥喊道：

“快走！快走！”

李银桥粗鲁地将手插入毛泽东腋下，阎长林顺手将一件棉衣披在他身上，石国瑞和孙振国一道搀扶起毛泽东。毛泽东还是不愿意走，慢慢地穿上鞋子，若无其事地说：

“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快快快！”

阎长林几个人一起喊了起来，不顾三七二十一，搀扶着毛泽东就朝防空洞跑。聂荣臻和参谋长赵尔陆也来了，聂荣臻喊着：

“快呀，快呀！飞机要丢炸弹了，飞机要丢炸弹了！”

他命令警卫员马上抬担架。阎长林一看来不及用担架了，扶着毛泽东就往防空洞跑去，毛泽东披的棉衣也掉了，后面的人拾起来跟着跑。炸弹“轰——”地一声在身后的大院里爆炸了，江青惊得“啊”了一声。大家喊着：“快跑！”搀扶着毛泽东脚不沾地跑得更快了。聂荣臻在防空洞那边喊道：

“快呀，飞机又丢炸弹了！”

毛泽东不想跑，连声喊着：

“放开我！不着急，我不要跑了！”

平时最听他话的这一群人此刻也不听他的了，架着他继续跑。快到防空洞门口了，后面又是一声巨响。毛泽东说啥也不走了，回头看着军区大院说：

“不要紧了，它轰炸的目标是房子，我们出了院子就安全了，还慌什么？”

李银桥说：

“主席，到里边去吧。”

毛泽东站在洞口就是不往里走，他说：

“给我点支烟吸，我还没吸烟呢。”

阎长林怕毛泽东着凉，给他穿上了棉衣，李银桥给他点上了一支烟。聂荣臻走过来说：

“主席，到里边去吧，里边安全。”

毛泽东说：

“你看，我一来敌机就把你们的大院炸了。”

聂荣臻可顾不上开玩笑，催促说：

“主席，快到防空洞里去吧。”

“好。”

毛泽东嘴里这么说，却还是站着不动。聂荣臻又说：

“主席，进防空洞吧！”

毛泽东吸着烟，慢条斯理地说：

“等一等，在这里很保险，飞机的炸弹炸不到这里，它的目标是房子，在这里看飞机丢炸弹最清楚。”

说话间，院子里火光一闪，几柱黑烟冲天而起。

“嗯，这回看清楚了。”

毛泽东心满意足地朝防空洞走去，和江青、聂荣臻、赵尔陆、阎长林、石国瑞、孙振国几个人一起，终于走进了防空洞。

飞机哼哼着飞走了，阎长林等人回到大院，看到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已经被夷为平地。有一枚炸弹正好炸在毛泽东的那两间房子前面，门窗都震碎了，房子里的热水瓶，还有一些买来的鸡蛋，都被弹片崩得稀烂。

“好险！”

惊魂未定的人们不由得舒了一口气。聂荣臻说：

“好在保卫部的同志警惕性高，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聂荣臻从飞机轰炸的情况分析说：敌人不但知道毛主席来了，而且还知道毛主席住的地方。他怀疑内部有奸细，立即找来负责公安保卫工作的社会部长许建国，问道：

“飞机轰炸时，有没有敌特活动？”

许建国说：

“现在还没有发现敌特活动。今天飞机轰炸肯定有坏蛋告密。毛主席在这里住，敌人肯定是得到了情报才来轰炸的。房子炸坏了几间，人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还好。”

聂荣臻说：

“把主席住的房子炸毁了，看来是有坏蛋告密，要抓紧破案。”

许建国问：

“现在让毛主席到哪里去住呢？”

聂荣臻考虑了一会儿，说：

“还是到花山村一带去住吧，那里的空气好，就是条件差一些。不过山高沟深，好防空。给毛主席临时安排一个住处，搞得好一点。”

毛泽东在城南庄遇险的事，一直是个谜。直到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大同、保定，通过查阅国民党遗留的档案，才搞清了这个案件的真相。

原来，军区司令部后勤管理处在王快镇办了一个大丰烟厂，烟厂副经理孟宪德不知何时被国民党特务收买，暗中加入了特务组织。他又把军区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也拉了进去。孟宪德、刘从文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委任为上尉谍报员，他们除了向特务机关提供情报外，还企图用投毒的办法，谋害聂荣臻等人。孟宪德把毒药交给了刘从文，叫他把毒药放在聂荣臻等人的饭菜里。由于刘从文怕被人发现，一直未敢下手。

毛泽东来到城南庄后，聂荣臻指派专人给毛泽东做饭，采取了比较严密的安全措施，刘从文也无法接近。于是，孟宪德、刘从文密谋后，向保定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报送了毛泽东在城南庄及其所住房子位置的重要情报。保定的特务机关又向北平的特务机关作了报告。这样，北平就立即派飞机轰炸了城南庄。

案情大白后，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主持召开公审大会，枪毙了孟宪德、刘从文这两个叛徒。

关于这件事，《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1948年5月国民党的飞机轰炸阜平城南庄主席驻地，后来査明，那个在地面上给国民党飞机指引目标的厨师，是聂荣臻夫人的亲戚。江青跟我谈起这事的时候，还是非常愤怒，说那个女人（指聂荣臻夫人）差点害了主席。”

再说5月18日下午，毛泽东起床后，聂荣臻说明了在花山村的安排。毛泽东说：

“到哪里去住我都没有意见，由你安排吧。不管条件怎么样，总比在陕北打游击好多了。”

就要往花山村搬家了，毛泽东又到原先住的地方看了看。有个战士说：

“在院墙外边还有一颗没有响的炸弹。”

毛泽东说：

“对，我也清清楚楚看到，丢在那里的炸弹没有爆炸嘛。走，咱们看看去。”

阎长林说：

“不要去了，那有什么好看的。”

毛泽东说：

“你这样就不对了，你们能看，我为什么就不能去看呢？”

阎长林说：

“敌人丢的也许是定时炸弹。”

毛泽东说：

“是定时炸弹也不怕。敌人怎么会知道我们现在去看炸弹呢？没有事，你们不要有那么多的顾虑。”

说罢，他便跨过残垣断壁，向前走去，远远看见一个深深的大坑，那颗没有响的炸弹一动不动地待在坑里面。毛泽东走到坑边，蹲下身来，似乎在研究那个炸弹的尾翼。他说：

“这东西满有意思，打锄头一定很好用。”

聂荣臻担心炸弹突然爆炸，拉起毛泽东就走。毛泽东一边走还一边说着：

“没关系的。敌人不愿意叫我们在这里住，那就再搬个家吧。可惜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失败了。”

阎长林说：

“花山村在山里，很隐蔽，房子也不错。”

毛泽东说：

“聂司令员不会亏待我们的，他安排的地方，一定不错。”

聂荣臻笑着说：

“条件差一些，环境还可以。有山有水，适宜休息。”

毛泽东乘车到了大门口，阎长林指着哨兵说：

“在敌人的飞机丢炸弹的时候，我们警卫班里的哨兵和带班的两个同志，都一直坚守在岗位上，他们利用院内的流水沟作掩护，没有受伤。”

毛泽东说：

“很好嘛。敌人没有什么好怕的，丢了几颗炸弹就跑了。看来他们是没有炸弹了。如果他们的炸弹多，又发现了我们这个目标，就会把这里炸平。这样，他们才好到蒋委员长那里去领功受奖呀！这次来了几架飞机，才炸坏了几间平房，连个哨兵也没有炸到，这说明他们确实没有办法了，只能等着我们去收拾他们了。”

欲知毛泽东在花山村有何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粟裕是中国共产党军事领导人之中真正做到了不唯上、只唯实的年轻才俊。他不但英勇善战，而且会独立思考，颇具战略眼光。在苏中七战七捷之时，他与陈毅的争论已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才华，得到了最高统帅的大力支持；此后又先后提出3个纵队暂不过江及组织淮海战役的建议，成为中共战争史上唯一一个两次让毛泽东调整原先战略计划的下级指挥员。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才会在选择志愿军挂帅人物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第36章 1948年5月—

“我们在陕北的时候，陕北的老百姓非常好。我们到了河北，河北的老百姓也非常好。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努力工作，争取解放战争早胜利。等革命成功了，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话说1948年5月18日傍晚，毛泽东在聂荣臻陪同下，乘车来到了花山村。

这花山村是位于胭脂河畔的一个美丽的小山村，村东有一条小河从村中穿过，在小河南面的一座山脚下，有几间宽敞亮堂的平房，那里就是毛泽东新的住室。

毛泽东和聂荣臻趁着工作人员布置房间的机会，一起到村外散步。聂荣臻说：

“这一带是老根据地，抗战时期，军区经常住这个村。”

毛泽东说：

“这里环境幽静宜人，在这里生活的人肯定可以长寿。”

这天的晚餐，除了土豆炒肉丝以外，还有肉丝炒辣椒。毛泽东说：

“看来，我又受特殊招待了。”

聂荣臻说：

“这几天主席太累了，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吧。这里有个洗澡的温泉，你明天到那里去洗洗澡吧。”

“好啊！”

“明天我就派人带路，陪你们一块儿去。”

5月19日中午，范济生秘书奉聂荣臻之命来花山村照顾毛泽东的生活，毛泽东叫他一起吃饭，范济生说：

“刚才跟大家一块吃了。”

毛泽东说：

“你不要客气噢。现在你是主人，我们是客人，我们在这里麻烦你们啦。”

范济生说：

“不麻烦，就是这个地区条件差，人们都知道阜平不富，一到春天就更困难，吃的青菜也难买到。”

毛泽东说：

“你们这里已经不错了，战争时期走到哪里都一样，各有各的困难。等把国民党反动派打败了，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搞生产了，那就好了。咱们今天可以过个舒服日子，痛痛快快去洗个澡。”

温泉离花山村有15公里，因为不好走，汽车开了半个多小时才到。范济生介绍说：

“这里是疗养院，现在人已经不少了，到了夏天来的人更多。老百姓家住不下，就在野外住。”

毛泽东问：

“用温泉洗澡，治什么病效果最好？”

范济生说：

“到底治什么病最好，卫生部门也没有搞清楚。看来，对治疗皮肤病、关节炎和神经衰弱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毛泽东说：

“温泉水很宝贵，我们应当很好利用。”

这个温泉在一条河沟里，有好多个泉水口，每个泉口边都有不少人洗澡，有男的，有女的，有上岁数的，也有年轻的。范济生把毛泽东领到一个房子前，说：

“主席，我们在屋里洗吧。”

“这屋里还有洗澡池子？”

“有。”

屋子很大，泉水口也大，可它流量大，池子里的水就不太深。毛泽东坐在池子里，水位还不到他的双肩。坐了一会儿，他觉得水太浅，就站起来了。一个战士说：

“想办法把出水口挡住一半，池子里的水位不就提高了吗？”

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好，就找来一块门板，把水口一堵，池子里的水很快就上升了一尺多。战士们在水里面有说有笑，连打带闹。毛泽东洗了一会儿，就走出池子，换了衣服，坐在布躺椅上，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说：

“你们不要急，痛痛快快地洗吧，这温泉水太好了。”

范济生一看毛泽东不洗了，也跟了上来。毛泽东说：

“这一带的温泉，现在就应当很快地把它建设好，不仅军队在这里搞疗养院，地方政府、老百姓也可以来这里洗澡。将来全国解放了，像这类地方都应该很好地利用起来，为人民造福。”

范济生问：

“主席洗好了吗？”

毛泽东说：

“这次洗得真是太好了。不知有多少年了，还没有洗过这么痛快的澡呢。在重庆的时候，虽然条件好，但工作紧张，洗个澡也不痛快。在延安是经常洗澡的，但那时用水比较困难，还要用牲口去驮水，热水还要一盆一盆地端，就那么一个洗澡盆，一次用一盆水也就可以了。”

毛泽东吸完烟，李银桥说：

“这屋里太潮湿了，空气也不好，是不是先到外边去。”

毛泽东说：

“我还是在这里看着他们洗，我一走他们也洗不好了。”

大家怕毛泽东等的时间太久，就先后出了水池子，准备换衣服。毛泽东说：

“我在这里多休息一会儿，你们不要着急，好不容易洗个温泉澡啊。刚才我洗澡的时候，你们有的上去了，有的在水池子边上洗，有的按着门板，恐怕都没有洗好吧？”

阎长林说：

“已经洗好了。”

“好吧，你们洗好了，咱们就回去。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咱们再来洗一次。到那个时候，就让你们几个人先下去洗，多洗一会儿，把这次少洗的时间补上。”

毛泽东上了车，在返回的路上又说：

“我多年养成了白天睡觉夜间工作的习惯，想改变这个习惯看来很困难。经过一年多的战争环境，这个习惯也没有改过来。看来，除非没有工作整天休息，才可能把这个习惯改过来。如果再过若干年，我告老还乡，这种夜间工作没有对象了，没有目的了，到那时就会改变这种习惯，否则，是改变不了的。”

范济生说：

“主席是人民领袖，是党的领袖，根本不存在告老还乡的问题。”

毛泽东笑着说：

“老了没有用了，就得告老还乡嘛。”

车子回到住处，西柏坡来了两个机要通讯员，把周恩来的信和一些文件、材料交给了机要秘书徐业夫。毛泽东问通讯员：

“有没有急件？”

通讯员说：

“没说有急件。”

毛泽东说：

“没有急件，来，咱们一块儿先吃饭。洗了洗澡，觉得肚子饿了，可以多吃一些。你们两位辛苦了，年轻人更可以多吃一些。”

于是，十几个人在院子里围在一起吃饭，边吃边说笑，非常热闹。毛泽东在没有急事时，就喜欢这样。

5月21日，毛泽东起草军委关于华东野战军夏季作战目标的指示，他写道：

陈粟，并告华东局，许谭，刘邓：

巧申、哿巳两电悉。

一、我1、4、6纵可于25日左右由临濮集、郓城地区南渡，先在鲁西南及陇海线上歼灭几部敌人，造成集中1、3、4、6、8及11等6个纵队全力歼灭5军之条件，而以歼灭5军为夏季作战之中心目标。

二、你们集中兵力之最大数目为1、3、4、6、8及11等6个纵队共16万人之众，这个数目足够担负各个歼灭5军及该区其他敌军，对于供应问题较易解决，又不致影响山东兵团及刘邓兵团之兵力配备，如果有抽调刘邓一纵及许谭某纵以聚歼5军之充分必要时，望报告我们批准然后执行。

三、刘邓担负钳制18军使不能东援。

四、许谭除以9纵休整并作预备队外，主力应立即出动夺取泰安及其南北地区，保证钳制济南及济南徐州线上各敌，使不能西援。

五、陈毅不参加此次作战，尽可能迅速地偕同邓子恢及大批干部去豫西和刘邓会面，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

六、粟裕全权指挥1、3、4、6、8及11纵之作战，并指挥许谭在津浦线上之配合作战。

军委 辰马

毛泽东在一次散步时，带着卫士们爬上了村北的山顶，他说：

“我们有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就能和国民党反革命集团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不承认我们，说我们是共匪。我们有了政府，也不承认国民党的反动政府，也要宣布他们是非法的，也要宣布他们是蒋匪军。我们建立的代表人民意志的中国政府，不仅会受到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而且也会受到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承认和支持。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建立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这样，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互相都有好处。”

范济生秘书问：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我们现在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毛泽东说：

“没有西安事变，我们也会发展起来。那时，我们在西北站住脚是没问题的。我们和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合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官兵对蒋介石太不满意了。日本侵略者进攻中国，蒋介石不和我们联合，他就挡不住日本鬼子的进攻。这样一来，留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不投降日军，就得和我们共产党联合。不然，他们就存在不下去。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要是不和共产党联合，他失掉的地方就会更多。那样，蒋介石打内战的困难会更多，不会比现在更好。”

范济生又问：

“那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在大城市里生活惯了，他们如果怕吃苦，不来解放区怎么办呀？光我们共产党开会，能不能成立政府呢？”

毛泽东说：

“应当相信多数人会来的。他们都不满蒋介石的黑暗统治，有高度的爱国热情。至于吃苦的事情，他们绝大多数在城市里的生活也不那么富裕。来到解放区吃点苦，他们的心情也是愉快的，从政治上来说，这也是件很光荣的事嘛。他们来到解放区，我们是非常欢迎的。有的现在不能来，我们也应当理解他们的处境。”

范济生问：

“我们要在解放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的政府，苏联是不是会首先承认？”

毛泽东说：

“是啊，苏联会首先承认我们这个人民政府的。我们要在解放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政府，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上，这也和苏联以及东欧的国家一样。但在政府成员的组成上，就有所不同。这一点，应向我们的苏联老大哥说清楚。他们会理解和支持我们的。我们不能搞一党制的政府。那些在我们最困难的情况下支持我们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知名人士，他们都有自己的贡献，我们不能忘掉他们。如果我们独占胜利果实，在政治上就会失去信任，就会有人骂我们忘恩负义。共产党是讲信用的，说了话是算数的。统一战线这一条，现在和将来，都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重大的作用。这是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的经验。”

他停了一下，问道：

“你们知道为什么在这里住这么长的时间吗？”

阎长林大胆地回答说：

“主席，我猜是要到苏联去？”

“你怎么能想到要到苏联去呀？”

“晋察冀后勤部给我们警卫班每人都发了衣服、鞋袜、挂包和水壶，我们也看到给主席也作了衣服。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却没有做衣服。如果主席没有特殊行动，恐怕给主席做衣服你也不会要，我们警卫班也不会发那么好的衣服吧？”

“现在，全国战局这么紧张，我到苏联去干什么呢，你们想过吗？”

范济生插话说：

“主席到苏联去，是让苏联多援助我们一些飞机大炮，快一点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毛泽东说：

“如果要求苏联援助武器，就不如要求美国多援助蒋介石一些好武器，由蒋介石把武器转交给我们，既不打收条，也不要花钱，那多好呀！”

阎长林说：

“我们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苏联应当首先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与蒋介石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毛泽东说：

“是呀，我们要在解放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不仅在国内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也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要有人支持才行，才能站住脚。不然的话，在国内外的影响就不大，说话也就没有力量。必须首先向苏联老大哥说清楚，我们虽然不是一党制政府，但共产党是执政的党，所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既具有中国的特点，也符合马列主义的原则。这种性质的国家政府，还没有先例，说清楚了好，免得发生误会。

我也做了衣服，你们也发了衣服，我也想到你们在猜，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都到平山去了，我们住在这里干什么呢？你们还是想到了要到苏联去。要求苏联政府承认我们的新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苏联能带个好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能这样做。我们在这里等了这么久了，还没有定下来。主要是国内行动的路线不方便，来回时间太长，也许去不成了。你们愿意去吗？路途可远得很呀！还要过封锁线，还要派部队护送，危险得很呀。还要走沙漠地带，也是非常艰苦呀。你们说，咱们去好，还是不去好？”

阎长林坚决地说：

“只要是工作需要，不管是走路，过沙漠，还是过封锁线，什么艰难险阻都挡不住。”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他说：

“对，我们是万事俱备，只待东风了。就等斯大林最后的答复了。”

5月2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题为《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的党内指示，他写道：

“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

“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如同抗日时期只逮捕汉奸分子和没收他们的财产一样，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

“在一两年甚至3年以后，在大块根据地上，国民党反动派已被消灭，环境已经安定，群众已经觉悟和组织起来，战争已经向遥远地方推进，那时就可进入像华北那样的分浮财、分土地的土地改革阶段。”

5月25日，毛泽东离开花山村，向南边的平山县西柏坡村进发，太阳落山的时候便到了西柏坡。

这是一个位于山区与平原交界的小山村，距离石家庄仅100公里。滹沱河水从村子的南边静静地流过，顺着滹沱河往西看是太行山脉的崇山峻岭，往东看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这一带原是老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西柏坡曾被称为“抗日模范村”。在松柏苍翠的柏坡岭上，一道弯弯曲曲的围墙围着一片极普通的平房，这就是中央工委的所在地。1947年6月，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就来到了这里，7月12日，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彭真、康生、陈伯达6人正式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中央工委对外一直称为工校，刘少奇被称为校长，化名胡服。如今毛泽东来了西柏坡，中央前委、工委、后委便自行撤销了，为了对外保密，中共中央机关称为“劳动大学”，领导人均用过去的化名。

中央办公行政处处长伍云甫和副处长叶子龙、汪东兴已经把毛泽东的住房安排好了。毛泽东在众人引导下来到他的新住处。

这是一个极普通的两进农家院落，前院有水房，有卫士值班的两个房间。院子中间有6棵枝叶茂密的老槐树，有1棵高大的楸树，楸树下是一个废弃的碾盘。这个碾盘后来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常常围坐议事的石桌。从右手边门进入后院，迎面是一道影壁，影壁前一丛北方少见的实心竹随风摇曳；还有一棵大梨树，其盖如伞。院子里的两间西屋，分别是江青、李讷和韩桂馨的住室，两间南屋则是厨房和餐厅。一条鹅卵石铺成的甬道从影壁左侧直通北面的两间正房，这里是毛泽东的工作室和卧室。卧室里有一张用条凳搭的木板床，床上是一条白布床单和灰色土布棉被。床前有一把旧藤椅，一个旧茶几，靠墙还摆着一个破损的玻璃立柜。作为办公室一间，因空间太小，就往前又接了有一张办公桌大小的地方。室内靠墙竖着一个简易书架，屋角斜靠着一架旧屏风，屋的正中摆着一张高脚旧八仙桌，四周围有条凳。墙上挂着几张大型的地图。在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内，这里就成了共产党大本营的最高决策室。

叶子龙待毛泽东坐定，报告说：

“后勤人员要用石灰水把旧墙壁刷一遍。”

毛泽东阻止了，他说：

“将就点吧，能办公就行了，等将来革命胜利后，再来布置它。”

叶子龙说：

“后沟里有几个延安式的砖窑洞，在那里办公和住宿也很方便，和这里只是隔着一座小山，主席愿意到那里去住也可以。”

毛泽东问道：

“恩来、少奇他们住在哪里呢？”

“他们都住在这里。主席住的北面，是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住的地方，南面是刘少奇和朱总司令住的地方，离这里都很近。后沟窑洞的优点，就是比这里清净一点。”

“根据你介绍的这个情况，我看住在哪里都是可以的。我就住在这里吧。我如果到后沟去住，整天开会，是我一个人往这里跑呢？还是让他们4个人往后沟跑呢？那就不方便了。还是住在这里吧。这里确实没有延安的窑洞好，院子也没有杨家沟的大，但这里是平地，这一点比延安和杨家沟好。”

叶子龙说：

“这里紧靠着滹沱河，往西走河两岸都是高山……”

毛泽东说：

“在延安有个延河，这里有个滹沱河，条条河流通大海，如果通航，我们坐船可以到天津了。”

叶子龙继续介绍情况：

“这一带有好几个村子，每个村子里都住着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这里的老百姓非常好，为了解决中央机关的住房问题，老百姓都克服了困难，宁肯自己挤着住，也要把房子腾出来。这一带老百姓的觉悟很高，如果有什么事情，只要政府一提出来，他们就坚决去办。他们知道，现在离全国解放的日子不远了，都愿意为最后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贡献力量。”

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们在陕北的时候，陕北的老百姓非常好。我们到了河北，河北的老百姓也非常好。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努力工作，争取解放战争早胜利。等革命成功了，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说话间，卫士端来了水，让毛泽东洗脸。毛泽东正在洗脸，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先后来了。周恩来说：

“敌机轰炸城南庄，主席受惊了。”

毛泽东说：

“没有什么。”

周恩来说：

“这条路实在难走，路不平，灰尘大，汽车跑不快，使人感到很疲劳。”

毛泽东说：

“同骑马和走路相比，还是坐汽车好一些。”

朱德说：

“我听说飞机轰炸城南庄，晚上怎么也睡不着了，总觉得军区目标太大，那里太危险。后来知道你已经转到农村去了，我才放心。”

任弼时说：

“敌机轰炸城南庄时，也把我吓了一跳。大概是我们去的人太多了，暴露了目标，敌人才派飞机来轰炸的。”

毛泽东说：

“你们害怕，我倒觉得好玩。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飞机在我头上丢炸弹呢。有的落在地上爆炸了，有的没有响。我看了看住房，屋里炸得很厉害。如果我一个人在屋里睡觉，没有人管我，最好的结果是送到医院里，也可能直接到马克思那里报到去了。”

任弼时笑着说：

“现在去报到太早了，不打败蒋介石，绝不能去报到。”

众人正说笑着，刘少奇来了，中央书记处5大书记再次会齐了。刘少奇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你们在陕北战争中，我们一直为你们担心，没想到在军区驻地，还遇到这么大的危险。”

毛泽东说：

“你们在这里也辛苦了。你们选择的这个西柏坡是个理想的总指挥部。”

周恩来说：

“主席休息休息就吃饭，明天再开会吧。”

毛泽东说：

“我这次受到优待，可休息好了。那么长的时间，除了和聂老总随便谈谈，我都是休息。又爬山，又散步，又到温泉去洗澡。在温泉洗澡真痛快，以后有机会了，你们也可以去洗一洗。我是不累，我想听你们谈谈情况，在外边想听也听不到。现在到一起了，晚上就谈怎么样？”

刘少奇说：

“要讨论的问题很多呀。”

毛泽东说：

“那好，吃饭后8点钟开会。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很多，最要紧的还是打仗啊！蒋介石打不倒，什么事情也干不好，晚上把要讨论的问题安排一下，再开它几天会就可以啦。”

这天晚上，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见《毛泽东选集》）的对党内的指示。他写道：

“必须利用今年整个秋季和冬季，即自今年9月至明年3月，共7个月时间，在各中央局和分局所划定的地区内，依次完成下列各项工作：（甲）乡村情况调查。（乙）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初步整党。”“（丙）组织或改组或充实贫农团和农会，发动土地改革斗争。（丁）按照正确标准，划分阶级成份。（戊）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分配封建土地和封建财产。”“（己）建立乡（村）、区、县3级人民代表会议，并选举3级政府委员会。（庚）发给土地证，确定地权。（辛）调整或改订农业税（公粮）负担的标准。这种标准，必须遵守公私兼顾的原则，这即是一方面利于支援战争，一方面使农民有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兴趣，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壬）按照正确政策，完成党的支部组织的整理工作。（癸）将工作方向由土地改革方面，转移到团结农村中一切劳动人民并组织地主富农的劳动力为共同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奋斗的方面去。”“在可能的地点，做好兴修水利的计划。”

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的决定》，他写道：

1933年的两个文件是：一、《怎样分析阶级》，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都是当时民主中央政府为着纠正在土地改革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并为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发的文件。这两个文件，曾于1947年12月以参考文件的方式发给各解放区的各级党委。现在我们决定将这两个文件作为下发文件，重新发给各级党委应用。这两个文件中，只有一小部分现时已不适用，现在将这一部分删去，其余全部是在现在的土地改革工作中基本上适用的。其中，有些部分现在作了一点修改，或者加上了“中共中央注”的字样。这两个文件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及关于富农和中农分界的问题，则应以中央发表的其他文件及任弼时同志在1948年1月12日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所说者为准。　

中共中央委员会

1948年5月25日

翌日傍晚，中央机关为了庆祝前委、工委和后委的会合，决定举办一次舞会，舞会的场地选择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住房门前的打谷场上。阎长林对毛泽东说：

“我们来到了西柏坡，中央机关人员已经会合了，为了庆祝这个大团圆，今天晚上举办一个舞会，大家都希望主席也参加。”

毛泽东正在看文件，随口说了一句：

“好嘛，我也想看看机关的同志们。”

夜幕降临了，舞场里的汽灯都亮了，中央机关各部门的人员陆续都来了，朱德、刘少奇先后来到舞场，年轻人把他们围了起来，又说又笑。大家又盼望着毛泽东快点来，叶子龙说：

“好吧，我先派我的小兵去请主席，她们请不来了我再去。”

叶子龙找到自己的孩子和李讷说：

“李讷、燕燕、二娃，你们回去把主席拉出来，请他到这里玩一玩。你们对他说，外边可热闹啦，大家都在跳舞，叫他出来休息休息，他要是不来，你们就拉他来。”

3个小孩子很听话，扭头就往毛泽东的住处跑去，不一会儿就拉着推着毛泽东出来了。叶子龙迎上前去，说：

“休息休息吧，机关的同志们都想看看你。”

毛泽东说：

“我有什么好看的呀。”

“撤离延安以后，到河东的同志们说，有一年多没有见过你了，都想见见你。今天来的人特别多，一些不会跳舞的人也都来了。”

“那好吧，今天要听你们的指挥了。走吧，咱们走吧。”

毛泽东已经答应了，可孩子们还是不松手，一直将他拉到舞场，舞场上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一坐下，一大群女孩子立刻把他围了起来，有位姑娘说：

“我们在河东，听说主席在河西带的部队很少，都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被几个旅的敌人追了好几次，很危险，我们真担心啊。我们光想听到河西的情况，但那时的情况又特别少，真是急死人了。”

毛泽东说：

“你们为我担心，我还为你们担心呢。延安10多年没有打过仗，战争一来，你们能不能安全到达目的地？真担心阎锡山向你们捣乱。因此就让贺老总特别保护你们。现在我们见面了，你们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吧？我也没有想到这么快。现在看来，整个形势的发展都比我们预料的要快。你们要加倍努力的工作，争取全国的胜利早日到来啊。”

一位机要处的姑娘说：

“这主要靠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我们做不了什么事。”

毛泽东说：

“你们都是做主要工作的人呀。比如说，我们写了一份作战计划或作战命令，离开你们机要处的人，就不能发出，就不能指挥全国的作战。如果你们耽误了时机，错过了机会，敌人可能逃跑，也可能转败为胜，我们吃亏。这样一来，战争的胜利就要推迟了嘛。”

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伴下也来到了舞场，他一看大家只顾说话，就对几个姑娘说：

“今天晚上是舞会，不要把这个舞会变成分片座谈会。你们快请主席跳舞嘛。”

勇敢的女青年立即去邀请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跳舞，舞会正式开始了。舞场是沙土地的，一跳起舞，难免扬起尘土。几曲过后，周恩来提议说：

“应该把延安晚会的那个热闹劲也带到西柏坡来，会唱歌的多唱几支歌，会表演的表演一下嘛。”

这样一来，舞会又变成了晚会，气氛更加活跃了，有人唱《兄妹开荒》，有人唱《小二黑结婚》，还有京剧清唱，有的还扭起了陕北秧歌；节目演完了，接着又跳舞。

毛泽东到西柏坡后，由于条件限制，中央机关需要集体办公，并需要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机要科，于是他决定由叶子龙兼任机要科科长，统一处理中央的电报文件。叶剑英又找军委一局作战参谋罗光禄谈话，他说：

“中央决定集中办公，毛主席身边需要机要秘书，组织上研究决定调你到毛主席那里去工作。”

罗光禄说：

“我怕担当不起这样重要的工作。”

叶剑英说：

“这项工作确实非常重要，要派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同志去。组织很信任你，所以调你去。相信你会做好工作的。不懂的地方，多向老同志学习，多向毛主席请教就行了。”

第二天，罗光禄去向叶子龙报到，叶子龙讲了工作的机密性和重要性，又带罗光禄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握着罗光禄的手说：

“你到这里工作，我很欢迎你。”

罗光禄不安地说：

“我怕做不好工作。”

毛泽东鼓励他说：

“不要紧，慢慢就会熟悉的。”

一开始罗光禄非常拘谨，连走路都特别注意放轻脚步。毛泽东常常叫他陪着一起吃饭。毛泽东说：

“工作时，我全副精力扑在办公桌上。跟你们一起吃饭，边吃边聊，我就换了个脑子，得到了休息。”

在与毛泽东海阔天空的闲聊中，罗光禄的拘束感自然就消散了。自此，这位30岁出头的罗光禄在毛泽东身边一干就是15年。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生活稳定了下来，就开始考虑身边卫士们的学习问题。他对阎长林说：

“你给我写一份警卫班的名单。”

“现在就写？”

“现在就写。”

阎长林一会儿就把名单写好了，不多不少，整整20个人。毛泽东一边看，一边画圈圈，一共圈了14个人。他说：

“形势发展得这么快，你们要抓紧时间学习。如果不抓紧时间学习，就会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就会落后。我圈的这14个人，去文化学校学习，等他们回来以后，再把你们6个送去学习。你们留下的，也要边工作边学习。你有没有意见？”

阎长林说没意见。毛泽东把名单还给他，说：

“你跟同志们商量一下。大家都应当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城市，以后就是以城市为重心领导全国了。为了做好以后进城的工作，干部就要抓紧文化知识的准备。现在的环境稳定，警卫班有6个人也就可以了。你们多辛苦点，为其他同志创造出去学习的条件嘛。”

阎长林看看手上的名单，毛泽东圈定去学习的都是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卫士，岳成邦和朱劳士是红军时期的，其他人也都是抗战时期的。

在14个卫士离开的前一天，毛泽东说要和警卫班的全体成员合影留念，他说：

“我跟你们一起照个相送行好吗？”

“太好了！”“这太好了！”

大家说着，就主动地站在毛泽东的两旁。照完相，大家又跟着毛泽东来到他的办公室，看到办公桌上摆着几张写着《人民日报》的大字，都争着看。毛泽东说：

“全国就要解放了，我们要办一张《人民日报》，要我题写报头，我写了几张，你们帮我挑一挑，看哪一张写得好。”

卫士们一听，还真的挑了起来。有一个卫士说：

“主席，你给我们也写几个字吧。我们快要离开你了，给我们留个纪念。”

毛泽东说：

“可以，去拿你们的本子来吧。”

14个卫士跑回住处，把自己最漂亮的本子拿来了。毛泽东在每个本子上都写了“现在努力学习，将来努力工作”12个字，签上了他的名字。

中午，毛泽东让炊事班师傅作了两桌菜，有炒豆腐、烧茄子、萝卜炒肉、拌黄瓜，他要和14位卫士共进午餐。卫士们正在议论着舍不得离开时，毛泽东来了，他说：

“怎么，又舍不得了？咱们撤离延安的时候，你们这些小青年也舍不得离开，说要誓死保卫延安，因为舍不得把那几孔窑洞丢给胡宗南。今天你们离开我这里，又舍不得了。同志们啊，不久我们就要进北平了，假如派你们去管理一座城市，假如当一个厂长，当一个县长，你们不掌握文化知识能行吗？”

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立刻兴奋起来。毛泽东又十分动情地说：

“你们不愿意走，我也舍不得让你们走啊。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有的十多年，有的七八年。你们对我帮助很大，不管平时还是战时，不管走到哪里，我总是有房子住，能休息，能办公，有饭吃，有水喝。行军的路上，你们照顾我，都非常辛苦，我也特别感谢你们。但是，我不能把你们都留在我身边，放一辈子哨呀，那样不是埋没了人才吗？不是把你们耽误了吗？如果当时规定你们在这里工作3年到5年，然后就送你们到学校去学习，现在你们的文化就不低了，你们可能都成了知识分子。现在去学习也不晚，你们才20多岁，最大的也只有30岁左右吧。我像你们这么大的年纪，才参加革命。今后的时间还长着呢，你们要好好学习，提高文化水平，一旦工作需要，组织上会安排你们重担子挑的。我是对你们都很信任的，将来做什么工作，就看你们学习和锻炼的怎样了。路是要靠你们自己去走的。”

此后的一天，胡乔木通知柯仲平说，毛泽东请他去谈话。

柯仲平是在1947年夏季奉命来到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会议的。会议结束后，他被留在华北局主持编辑《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此时的编辑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柯仲平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有点伤风的毛泽东正躺在床上，见他来了，就下了床，问道：

“你在这里是扛长工还是打短工？”

柯仲平回答说：

“打短工。”

“你把短工打完到哪里去？”

“到你呆过13年的地方去。”

柯仲平说的就是陕北。

“实际只有12年半。”毛泽东纠正后又说出了心中的疑团：“还回去？打算干什么？”

柯仲平就把自己酝酿多年，准备创作一部长诗歌颂刘志丹在井冈山道路影响下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打算说了一遍。毛泽东说：

“很好，希望你能写出一部好作品。你到陕北以后，要多做调查研究，花上10年8年，真正了解一个根据地。人的一生，能写出一部《红楼梦》那样的作品就很不错了。”

5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等关于许谭兵团作战任务的指示，他写道：

粟，并告许谭，刘邓，陈邓（指陈毅、邓子恢——笔者注），华东局：

俭午电悉。

一、许谭以执行你们俭电第一方案为好，即第一步占领泰安、泗水、大汶口、曲阜，第二步相机攻占汶上、济宁、兖州3点中之一点，并求得调动他点之敌增援而歼灭之，逐次攻占汶、济、兖3点。第三步，相机攻占邹、滕、临、韩。执行这一方针，对于许谭兵团的供应，对于割断津浦孤立济徐，对于打通鲁中与鲁西南交通，对于有力配合粟部作战，均是有利的。如果汶、济、兖3点之敌难攻，而邹、滕，临、韩较为易攻时，亦可先攻邹、滕、临、韩，后攻汶、济、兖，或于汶、济、兖、邹、滕、临、韩7点中选择其较易者先攻，较难者后攻，总之许谭任务是逐一攻占7点，准备以4、5个月完成此—项任务。

二、俭电中关于粟陈唐6个纵队以歼灭5军为中心之部署是很好的。

三、粟陈唐兵团之作战与许谭兵团之作战必须各作独立作战之计划，即两兵团只作战略上之配合，不要企图作战役上之配合，以免互相牵累依赖，失去独立部署之战机。此点甚为重要，望你们预先计及。

军委 辰艳

5月31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指示电：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

一、为准备东北主力出至锦、榆、津、平线及平、张、绥、包线作战，你们必须精心筹划由东北运输粮食至该两线之各项技术问题，至少有由通辽至赤峰，由赤峰至察北绥东，由赤峰至平张线，由赤峰至冀东之几条较好的汽车路。修复通辽至义县，义县至承德的铁路线则更加重要。以上各公路铁路情况如何，望查告。必须估计到敌人集中到几个大据点，我军须旷日持久和他斗争，待其粮尽援绝，发生变化，方能最后夺取这些据点这样一种持久战的情况。在此种情况下，我军必须保持粮食的充分接济，方能取得胜利。而热河、冀东尤其是察北、绥东出产之粮食，不足供给大军长期需要，必须准备由东北加以充分之接济。4月间，我杨罗杨军两个纵队出至绥东，因当地无粮，不能久留，丧失良好之歼敌机会，你们必须引为教训。

二、29日23时半关于行动方案电已收到，正在研究中。

军委 31日12时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三三制仍应执行的指示，他写道：

华北局，东北局，华东局，西北局，中原局，晋绥分局，冀察热辽分局并告各前委：

中央去年2月1日指示三三制仍应执行，废除三三制的意见是错误的，但自去年“二·一”至今的一年多时间内很多解放区不得中央同意，擅自修改这一指示，从政治上及组织上打击三三制党外人士，其中除少数是有罪应得者外，大多数的打击是过左的错误行动。而各地对于此项重大问题，事前既不向中央请示，至今亦很少甚至没有向中央反映情况，兹特责成各局于电到后半月至一月内，将当地地委一级，区党委一级，中央局或分局一级，共3级的党外知名人士列一总名单，注明简历现状及我党对他的待遇意见，电告中央。和此项名单调查报告之同时，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工作委员会（如华中工委）负责将自己对统一战线三三制及党外人士问题对中央作一总结报告。是为至要。

中央 辰世

1948年6月1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

林罗刘：

请回答下列问题：一、你们对长春使用几个纵队，是否已展开全力攻击。二、8天作战我军伤亡多少。三、长春外围工事是否均已夺取。四、是否已和60军接触，该军战力如何。五、部队打堡垒战术是否已由集团冲击的老办法，改变为小组攻击的新办法。六、8天作战中是否已采用坑道爆炸方法。七、是否已实行军事民主，即遇到困难时，由连队指战员在火线上开会，反复研究攻克敌阵的方法（大家想办法）。八、现在是否已停止攻击，或者还在继续攻击。九、你们指挥所在何处，是否已召集纵师干部开会，详细检讨经验。最前线是否有你们的代表执行阵地指挥职务。十、沈阳方面反应如何，有无准备增援意图。十一、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9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72天时间，付出15000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9个旅（约7万人）都取得攻坚城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如果我军不惜伤亡，以两个月时间夺取长春，你们估计是否有此可能，局势将会怎样。

军委 1日7时

6月初的一天下午，毛泽东起床后说：

“阎排长，到村外散散步去吧。”

阎长林感到毛泽东一直顾不上散步，现在提出来了，真是难得，就问：

“好的，要汽车吗？”

“不要了，就到附近走走吧。”

村外的田野里，麦子、水稻的长势都很好，老乡们正忙着在稻田里施肥、拔草、浇水。毛泽东说：

“这里的庄稼比阜平城南庄的庄稼长势好，看起来这一带可能富裕些。”

他站在滹沱河岸边，一会儿朝上游望望，一会儿朝下游看看。此时的滹沱河，河床很宽，河水却很少，河滩上到处是石头和沙土。毛泽东不时咬咬嘴唇，皱一下眉头。他见村里的农民阎志清在稻田里拔草、浇水，就过去一边帮阎志清干活，一边问：

“一亩地能打多少斤稻子？”

阎志清回答说：

“好年景不缺水，可以产到四五百斤，要是遇上天旱缺水，那就收不了这么多了，二三百斤也有，一二百斤也有。”

毛泽东问起这里水稻的种植办法。阎志清说，这里的农民种稻子都是采用直播的办法。毛泽东说：

“直播是古老的耕种方法，产量太少了。陕北乡亲们守旧，也是习惯直播，不习惯插秧。湖南都是插秧，1亩田能收个1000多斤，你们可以试试，今后也插秧种稻吧。”

他又问：

“河里的水这么少，浇地够不够用？”

阎志清说：

“够浇地用的。别看现在水少，到雨季河里的水就多了。”

“那不成水灾了吗？你敢不敢下河？”

“我水性不好，发大水时不敢下河，平时水少的时候，我敢下去游泳，还可以到河底石头洞里抓鱼，有时还能抓到一二斤重的鱼呢。”

“这么说，你们这一带还不错嘛，有大米吃，有鱼吃，再多种些青菜，就和我们南方差不多了。”

说罢，他告别了阎志清，对卫士们说：

“北方种地不像我们南方那样。在南方，是很讲究精耕细作的。”

来到一块玉米地头，毛泽东指着玉米问：

“你们说，玉米头上长须丝起什么作用？”

卫士们对玉米太熟悉了，纷纷说：

“玉米须丝对玉米不起什么作用，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有一个卫士猜测说：

“须丝是为帮助玉米通空气的。”

毛泽东说：

“你们都是农民出身，既见过又吃过，也种过，怎么种才能多收，你们有经验。但你们的经验还没有上升到理论。植物和动物一样，什么东西既然存在就有用途，没有用途也就被自然淘汰了。玉米形成以后，上头长出的尖上要开花，花粉落在胡须上，胡须再与玉米粒联系起来，就起到授粉交配的作用。这就叫传宗接代。”

这一番道理让卫士们听得一个个目瞪口呆，种玉米长玉米是玉米的传宗接代，这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但要说玉米还需要授粉交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真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走到一个小水塘边，毛泽东问王振海：

“你说，这池塘里有没有鱼？”

王振海看着池塘里的水比较清，就不假思索地说：

“这土水塘里没有鱼。滹沱河拐弯处有石头的水塘里有鱼，鱼喜欢在水中的石头缝里生活。如果天旱，在河流中挖沟改道，把水掏出，一个水坑可以捞出很多鱼。”

毛泽东打赌说：

“咱两个下去捞鱼，如果捞出鱼来，说明你的经验不全面。如果这个水塘里真的没有鱼，说明你的经验还有普遍性。”

毛泽东说着就要脱外衣下水，阎长林赶忙劝阻，说：

“在这里下水，衣服湿了不好换。”

孙勇已经脱下外衣跳进了水中，说：

“主席你不要下，我只要走一走，就知道里面有没有鱼。如果有鱼，我一定能抓住。”

接着，王振海几个人也下到了水中。突然有人“噢”了一声，说是鱼碰到腿了。说话间，孙勇已经抓出了一条1斤多重的鱼，王振海也抓住了一条，其他人却眼巴巴地捞不出来。毛泽东说：

“你们现在用劲把水搅浑，这叫浑水摸鱼嘛。”

站在水中的卫士们闻言手脚并用，不多时就把个不大的清水塘搅成了浑水塘，鱼儿被呛得浮在水面上，张着大嘴喘气。众人一会儿功夫就抓了十几条。毛泽东说了声：

“好了，够你们美餐一顿了。”

众人上了岸，收拾好东西跟着毛泽东往前走。毛泽东边走边指指旁边的渠道，讲出了一番道理：

“你们看，进水的渠道水深，鱼容易顺水而来，向稻田灌水的水道浅，鱼不容易随水流出，时间长了，一个夏季水塘里的鱼就长大了。”

马汉荣说：

“主席从小就在稻田、水边摸鱼，一看就知道哪里有鱼，哪里没有鱼。我们北方河流少，很少摸过鱼，陕北人还不吃鱼呢。”

毛泽东“噢”了一声，问道：

“你们陕北老乡还不吃鱼吗？”

马汉荣说：

“不是不吃，是没有吃鱼的习惯，我吃着鱼也是怪香的。陕北人不仅不吃鱼，就是海参、对虾也不吃。”

毛泽东问：

“为什么？我在延安这么多年，还没有发现陕北人不吃鱼虾呢。你们说一说是因为它不好吃，还是信迷信，以为它是神不能吃？”

马汉荣解释说：

“主要是不习惯吃。我参加革命后，什么鱼呀虾呀都吃。不是忌讳鱼虾，是不知道鱼虾营养丰富，吃了对人的身体有那么多好处。如果鱼虾多了，大家都知道好吃，慢慢就习惯吃了。”

毛泽东到了东柏坡收发室前，问收发室的老关：

“收发室都管些什么工作呀？”

老关说：

“主要收外边送给中央机关的报纸、刊物、信件和负责来客接待工作。”

毛泽东问：

“东柏坡住的是什么单位呀？”

老关说是干部文化学校，毛泽东就问阎长林：

“你们警卫排去学习文化的同志都在那里吗？”

阎长林说：

“都在那里。还有从延安迁来的洛杉矶幼儿园。”

毛泽东说：

“这些娃娃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这里，也是经风雨见世面啊！”

阎长林看看天要变了，说：

“要下雨了，汽车就在东柏坡，让老周开车把咱们送回去吧？”

毛泽东说：

“就这么一道墙远，不要坐汽车了，散步就是要走路嘛。我们的部队从来都是风雨无阻嘛。在陕北时，下那么大的雨，不也是照常上路吗？散步是锻炼身体，下雨走路更是锻炼身体，也能锻炼意志。”

说话间，真的下雨了，毛泽东说：

“它下它的雨，咱们走咱们的路。不能因为下了一点雨，就干扰了我们的散步计划。以后就像今天这样，走这么远的路。有时还可以到远处去，也可以先走路，回来坐汽车；也可以先坐汽车，回来时走路。今后散步也安排个计划，不能有点干扰就放弃了计划。出来转了转，了解到不少情况。以后咱们多找几个散步的地方，这样可以到处都看看。”

回到西柏坡大门口，毛泽东看到张瑞岐正在放哨，想起了他在离开杨家沟时说的话，就笑着走过去问：

“张瑞岐同志，你不是说过把我送到目的地后，就回陕北吗？现在我已经到达这个目的地了，你是不是要回陕北工作呢？”

张瑞岐认真地说：

“现在全国都在大反攻，等全国解放了，我把主席送到北平后再回陕北工作。去北平才是主席的目的地呢。”

毛泽东一高兴就开起了玩笑：

“要是那样的话，你讨老婆的时间可就要推迟了。”

“革命头等重要，讨老婆没有革命重要。”

“好，有志气！到北平看看也很好，那里过去是皇帝住的地方。到那里看看，回陕北也好给乡亲们讲讲故事呀。进北平的时间不会太久了，到那个时候，咱们一起去北平，看完了北平的名胜古迹你再回去。”

“是，坚决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走进大门还交代阎长林说：

“今天散步很好，走的路远，看到的事情也多。你们提醒我，以后咱们多去外边走走，多接近群众。”

欲知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的其它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时代有一句名言，叫作军民鱼水情。就本章内容来看，毛泽东与部下的关系，与农民的关系，这种鱼和水的关系，正是后来社会上那种军民鱼水情的源头。和部下一起泡温泉，安排14个卫士离职去学习，和农民阎志清谈水稻的直播与插秧的区别，和阎长林等人谈玉米传宗接代的道理等等，这样的小故事一一读来，还真的让人体会到了毛公那种非同寻常的品格和情怀。

第37章 1948年6月—

“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究竟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历史会说明的。”

话说1948年6月3日中午，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

林罗刘：

你们1日20时电及转来李黄两纵意见均悉。请对朱总司令所提意见中下列各项给以回答：一、以两个或3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攻城，以7个至8个纵队准备打援是否可能。二、两种打法是否可能：甲、能强攻则用强攻办法；乙、不能强攻，即攻占一半或三分之一之后，改用长围构筑坚阵，以一部围困该敌，主力休整待机。三、你们弹药方面是否经得一次大消耗。

军委 江午

接着，毛泽东在华东局关于近一年来办报情形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地领导机关（包括中央局区党委两级）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此种状况，必须坚决改正。改正方法之一，是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

毛泽东 巳江

6月3日这一天，中原野战军和陈赓、谢富治兵团于5月31日发动的宛东战役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军张轸兵团11300余人，俘获58师少将副师长萧本元、少将参谋长杨墨林及183旅少将旅长魏沛苍；58师师长鲁道源化妆隐蔽在麦田里，直到次日才逃回南阳城。

6月4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批转东北野战军关于入城纪律守则，他写道：

各军区各野战兵团首长：

各地颁发的入城纪律守则，都大同小异，东北林、罗、谭辰有颁发8条入城守则，比较扼要，对内对外注意事项都包括在内，各地可参考采用。兹将原件列后：

兹颁发入城纪律守则8条，望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战斗员，及所有入城工作的人员，一体遵行。入城纪律守则：

一、保护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

二、保护工厂商店，禁止拆毁机件，搬取物资，或私自没收强购。

二、保护学校、医院、科学文化机关及城市公共设备，名胜古迹和建筑物。

四、看管敌人的仓库、物资及其他财产，实行缴获归公，不争夺、不破坏、不自由动用、不打埋伏、听候和服从上级分配。

五、对守法的教堂、寺院及外国侨民，不得干涉和侵犯。

六、实行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物归还，损坏赔偿。

七、服从卫戌机关的纪律和规则，遵守公共秩序，不入妓院，不滋扰人民，不无故鸣枪。

八、爱护人民解放军的名誉，人人守纪律，人人作宣传，言行一致。

军委 巳支

6月5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他写道：

为了严格统一党的宣传，在宣传部门中消灭或多或少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纪律状态，特规定宣传工作中的请示与报告制度如下，望各级党委并召集宣传部门的同志予以讨论和执行。

一、各地党报必须执行毛主席所指示的由各地党的负责人看大样制度，每天或每期党报的大样须交党委负责人或党委所指定的专人作一次负责的审查，然后付印。这种审查党报的负责同志，必须是完全懂得党的原则和党的政策的或者是严格注意和用心研究党的原则和政策的同志。

二、各地党报的社论及编者对于新闻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按语与对于读者政治性和政策性的问题的答复，必须由党委的一个或几个负责人阅正批准后，才能发表。凡该级党委所不能负责答复的问题，应请示上级党委或新华总社，而不应轻率答复。

三、凡各级党委及其负责人，对于带有全国性或全党性的问题的言论，例如对解放区人民提出政策性的口号，对解放区土地政策、整党政策、城市政策、政权政策提出主张，对于涉及外交事项的声明，对于号召敌军或敌区人民的传单布告等等，凡其内容有不同于中央现行政策和指示者，均应事前将意见和理由报告中央批准，否则，不得发表。其内容虽同于中央现行政策和指示，但其性质特别重要者，亦应事前向中央请示。其属于地方性局部性的言论，在由县委、市委起直至中央局分局止的各级党委之间，亦应执行上述同样的原则，即凡新的和特别重要的宣传，均应向上级党委请示。各级党委各负责人在上级政策指示范围内的言论，虽不必次次向上级请示，亦应尽可能取得同级其他负责人的同意，以求统一宣传，集体负责。

四、凡各地新华社稿件，交新华总社向全国广播者，新华总社（现已与中央会合由中央直接指导）有斟酌情况予以必要的增删或修改之权。因此，凡要求新华总社向全国广播全文的重要言论，在新华总社广播以前，不得先在地方发表。

五、凡各地用党及党的负责同志名义所出版的书籍杂志，在出版前，应分别种类送交党的有关部门审查。例如普通出版物，由相当的党委宣传部审查；重要的政治性出版物，由相当的党委或上级党委审查；凡关于全国性、全党性问题的著作，其内容不同于中央已经公布的主张，或虽无不同于中央主张之处，而其性质特别重要者，均应送由中央审查或取得中央同意出版。凡中央负责同志未经正式公布的著作，未经中央同意，各地不得擅自出版。中央负责同志已正式公布的著作，各地在编辑或翻译时，亦须事前将该著作目录报告中央批准。并请作者重新加以校阅或修改。

（以下6、7、8部分略）

6月5日傍晚，林彪等就东北野战军作战计划向中央军委提出3个方案：一是目前即正式进攻长春，但无把握，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二是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到北宁路作战，但南下作战除可能到处扑空或因敌军集中不好打，粮食又极为困难，同时长春之敌可能乘机逃回沈阳，造成两头都无战果的结局；三是用3至4个月的时间，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然后攻城。他们认为：“目前以采取第3个方案为好。”

6月7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一、基本上同意你们5日19时半来电的第3个方案，即用3个月至4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待秋收后再攻承德或他处。

二、长春是否能攻克决定于（甲）时间；（乙）攻城方法；（丙）打援能力及方法。在你们的计划中，时间问题已解决了，即不是如同你们原先计划的半个月，而是3个月至4个月。有了这样长的时同，兵力因经训练而加强了，攻城亦可采用新的方法了。

三、关于攻城方法问题，我们认为必须采取地道作战与地面作战相结合的方法，方能减少伤亡与保证胜利，如果单用地面攻击方法则伤亡必很大，而且不一定确实保证胜利。

四、关于歼灭援敌问题，我们认为在有沈阳锦州这样大的敌军，并且必然增援的条件之下（你们应以敌人必然增援为自己作战计划的基础），虽有3个月至4个月时间采取地道作战与地面作战相结合的方法，还不能确保攻长春的胜利，必须同时在兵力部署上和作战方法上，保障取得阻止援敌及歼灭援敌的胜利，方能确以攻长春的胜利。我们认为你们应有不少于5个纵队（最好是6个纵队），在沈阳长春间援敌必经的道路上构筑必要强固阵地（利用昌图、四平、公主岭等地敌人原来构筑的阵地加以修理），先行远距离的阻击作战，借以消耗和顿挫援敌并有能力歼灭援敌一部或大部，方能保障长春的胜利。我们认为以3个月至4个月时间，采用地道与地面相结合的作战方法，是保障长春胜利的第一个条件，阻止与歼灭援敌则是保障长春胜利的第二个条件，两个条件不可缺一。

五、这个计划有平分兵力之嫌。但是因为我军采取地道与地面相结合的方法，即一方面用多数的地道向敌要塞下面攻进，一方面在地面上逐步筑垒前进，使敌之反击（敌人必然举行多次的拼命地反击，所以我军前进必须逐步构筑坚强堡垒）只能消耗敌人自己，而不能把我军打出来，因此就可以节省兵力，我军有了大约4个或5个纵队及7个独立师使用于攻城方面也就够了。在作战实施中，依据城敌与援敌两方面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变化，你们可以酌量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在某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打援方面（这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攻城方面。

六、你们断绝敌人从地面取得粮食的来源是很必要的，你们必须做到这一点，但是敌人可能从空中取得粮食，城内粮食亦可能不只维持3个月，因此你们主要应让攻城方法方面与打援的兵力配备及作战方法方面着眼，即是说即使敌人的粮食能维持5、6个月，外面又有强大敌军来援，我们亦有办法在3、4个月内攻克长春。

七、长春得胜将给你们尔后南下作战，逐一攻克各个大城市开辟道路，各个大城市的攻克将从长春战役得到经验，希望你们精心组织这次战役，预先估计到战役中将要发生的各种困难，逐步总结经验直到完全胜利。

八、在攻长春的3个月至4个月时间内，你们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九、你们的及各纵队的指挥所必须构筑巩固的可靠的防空洞。

军委 7日15时

6月12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了一封短函，他写道：

周：

中原我军已在宛西、宛东及江汉（歼56师1个旅）打了3个胜仗，请起草一庆祝电，以鼓励之。

毛泽东

6月1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住处和丁玲谈话，他坐在空地的椅子上，鼓励丁玲说：

“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究竟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历史会说明的。”

毛泽东似乎怕丁玲不懂得这意思，又重复了一遍。他还说：

“你是了解人民的，同人民有结合。你在农村有12年，再拿8年去城市，了解工业。”

毛泽东与丁玲一道散步之后，邀请丁玲一道吃晚饭。他们坐在院子里的树下，毛泽东又说：

“历史是几十年的，看一个人要从几十年来看。”

他还举鲁迅为例，并将丁玲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同列一等。丁玲说：

“我文章不好，不及他们。”

毛泽东说：

“郭沫若文章有才华，奔放，组织差些；茅盾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

丁玲回去后，把毛泽东对她的鼓励都记在日记上，她想：我不会自满，但我会因为这些鼓励而更努力。

就在这6月间，丁玲撰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脱稿。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她把这部23万字的小说送给胡乔木、萧三和艾思奇，请他们提意见。

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毛泽东邀胡乔木、艾思奇、萧三和他的夫人甘露出去散步。众人高高兴兴地上了毛泽东的吉普车，驱车10余公里，来到一个阴凉的树林里。毛泽东兴致很高，与大家说说笑笑。胡乔木对毛泽东说：

“丁玲写了一部描写张家口附近汤鹿地区农村土改的长篇小说，她请我们3个提意见，我们正在讨论。”

毛泽东问道：

“你们对这部小说的看法呢？”

胡乔木说：

“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就可以发表。”

萧三、艾思奇也都说不错。毛泽东没有见到这部小说，不好发表意见，边听边吸烟。沉思了一会儿，他说：

“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缺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

萧三的夫人甘露后来见到丁玲，把毛泽东的话转告给了丁玲，丁玲笑着点了点头，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

后来在1948年9月，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由东北《文学战线》节选发表，不久，东北新华书店又出版发行了单行本，得到社会各界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被誉为“史诗似的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中国新文学的一座丰碑”。1951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为丁玲在国内外赢得了巨大声誉，奠定了她在新中国文坛上的显赫地位。在莫斯科领奖时，丁玲面对众多记者的提问，谦虚地说：

“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只做了很少很少的一点工作，从来不敢有什么幻想。我爱斯大林，我爱毛泽东，当我工作的时候，我心里常常想到他们，好像他们就站在我面前，这样，我就尽力按照他们的思想，他们所喜欢所憎恶的意见去工作，就怕把工作做坏。但是，我从来连做梦也不敢想到斯大林的名字、毛泽东的名字能和我丁玲这两个字连在一起。”

在过了数十年之后，丁玲依然深情地这样写道：

“当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现给毛主席看的。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着报答他老人家。”

有外国记者问丁玲：“现在对毛泽东的看法与过去对毛泽东的看法有无变化？”丁玲发自肺腑地说道：“毛主席是伟大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我的终身遗憾，就是没有在毛主席生前，能听到他说那么一句话：丁玲改造过来了。”

这正是：荣辱不变剖丹心，仗义执言说深恩。

鸦噪声中闻鹤语，能不叫人泪满襟？

且说6月17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各解放区应公开响应蒋管区学生反蒋反美运动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及宣传部并华北局，华东局，中原局（并转豫皖苏分局），西北局，晋绥分局，热河分局：

东宣部（即东北局宣传部——笔者注）13日电悉。对蒋区学生反蒋反美运动，在解放区一切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市民中和其他学生集中的地方，均应公开响应，并可召集会议，报告美帝扶日侵华政策的具体内容及各种事实和蒋区学生运动状况，并发表宣言决议等。18日新华社有社论，望根据社论的方向进行对外宣传。一切拟对外广播的宣传稿件，望发总社统一广播。

中央 巳

6月19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关于攻克开封后的各项政策给粟裕等电，他写道：

粟张（即张震——笔者注），陈唐，并告中原局，华东局，许谭：

攻克开封后：一、对蒋伪公营企业，银行，商店，市政机关，医院，学校，及私人企业，商店，教堂等应由攻城部队一律加以保护，不要没收。

二、攻城部队可以俘虏的人员，限于敌方武装部队及其他持枪抵抗的人员，其他一切敌方党政机关的人员，经济机关与文化机关的人员，警察及豪绅地主等均不要加以俘虏和逮捕，而应令他们负责维持城市秩序。省政府人员中只有主席刘茂恩一人应加逮捕，其余均不要逮捕。

三、估计到开封此次不能巩固地占领，而在占领后不久我军即将退出，故应采取上述政策以示宽大，而使城市不遭破坏，以便将来巩固地占领时于我有利，且使此种宽大政策传播出去有利于我将来占领全国大城市。

四、城内公用物资除武器弹药公粮及其他军用品可由军队取用以外，一律保护不要破坏。

五、除持枪抵抗者外，不杀一人，即使是特务分子因为一时很难清理也不要逮捕和杀害。

六、公安局及警察枪枝不要收缴，以便我军离开后由他们维持治安，免遭抢掠破坏。

七、如果省政府、省党部、公安局、市政府等机关业已惊散再难集合，应设法找出中间人士，例如大学校长等出面组织维持会维持秩序。

中央军委 巳皓

6月22日晨，开封战役胜利结束。

在此战中，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8个纵队、中原野战军2个纵队及冀鲁豫和豫皖苏军区部分兵力，攻克河南省省会开封，全歼国民党军39600人，击毙国民党军整编第66师中将师长李仲辛。活捉66师少将参谋长游凌云、13旅少将旅长张洁。河南省主席刘茂恩用鸭血涂抹全身，化装成一个老教授逃出开封。

这是人民解放军在关内攻占的第一个国民党省会城市。

6月22日傍晚，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等的指示电：

刘邓陈邓，并粟陈唐：

你们哿电、马巳电、马亥两电均悉。

一、庆祝攻克开封之大胜利。

二、如果郑州东援敌122旅、125旅、交16总及战车队能被我粟陈唐歼灭于开封以西，郑州敌力减少，并估计能于一星期左右有攻克之确实把握时，则我们同意以陈谢率4、9、1等3个纵队攻郑州，以陈锡联率2、3、6纵再加宋时轮阻击张胡，以粟陈唐全力阻击邱沈，重点放在攻郑，不放在打援。如果122旅、125旅等部未被歼灭而缩回郑州，攻郑无确实把握，则应照刘邓陈邓马亥电放弃攻郑计划。

三、目前打很大规模的歼灭战，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故须避免。你们两大集团今后或者分开行动，每次歼敌以不超过一个整编师为限度，或者集中行动，一次歼敌以不超过两个整编师为限度，目前必须打有确实把握的仗，哪怕歼敌一个旅也是好的，例如宛西那样的仗。

四、许谭打兖济，韦吉打陇海东段分散之敌是有利的，特别是兖济攻克，整12师被歼，再加攻克滕、临、枣、峄，使许谭能出至陇海东段，对全局有极大战略意义，故不应改变攻兖济计划。

军委 养酉

开封之战结束后，国民党空军对开封进行了狂轰滥炸。美国合众社报道说：“飞机轰炸开封的结果，已使和平居民的死伤达六七万之众。”美联社还在6月26日报道说：“共军在开封所获武器与军火，使其能把华中作战支持到夏季结束。”

6月24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23日庆祝解放开封的贺电：

【新华社陕北24日电】中共中央顷电贺解放开封省城大捷，原电如下：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李先念、邓子恢、宋任穷、张际春、陈士榘、唐亮诸同志及华东和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解放开封省城及歼敌3万人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消灭蒋敌，解放全中原人民而战。

　中共中央委员会 1948年6月23日

1948年7月1日，王明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李银桥在院门口迎接了他，问他有什么事？他说：

“我要见主席。”

李银桥说：

“请跟我来。”

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听到动静，抬起头来看见王明，就站起身来，绕出办公桌同王明握手寒暄，请他坐在沙发上，自己坐到了藤椅上。李银桥送来沏好的茶水，只听王明说：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还是想不通。有些意见我还要向中央陈述，要跟你谈谈。”

毛泽东脸色十分严肃，认真听着王明的讲述。李银桥一看这气氛，放下茶水便悄然退出。回到值班室，他听到毛泽东和王明的谈话声越来越大，跑出去一听，两人的争论除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牵扯到了共产国际，牵扯到苏联和国内许多人的许多事件。毛泽东大声说：

“到现在了，你还是想不通啊？现在快胜利了，你还没有一个反省？”

李银桥赶紧去找江青，向她报告了情况，并建议说：

“要不，请周副主席来？”

江青点头说：

“那就叫恩来去听听。”

李银桥请来了周恩来，两人一起轻手轻脚地走到窗口，刚听了几句，周恩来就回过身，一边挥手，一边用眼色示意：去，你下去，不要在这儿听。李银桥赶紧蹑手蹑脚退下。周恩来俯身静静地听了很久，后来屋里的争吵声低了下来，王明的口气是要告辞了，周恩来立马敏捷地躲开了。王明板着面孔离开不久，周恩来便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7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批转陈克寒关于新区宣传工作与争取青年知识分子致新华总社电，他写道：

各局、各分局、各前委：

陈克寒同志由中原致新华总社电，摘供参考如下：

一、新区宣传工作十分重要。洛阳、汝南与豫西地方的经验，都说明此点。豫西在初下洛阳后，曾展开政治攻势，各县组织宣传队下乡，有些地方结合当地地下党员和知识分子共同进行，收效很大。

二、新区县应该宣传且能得到群众同情的是：1、蒋必败，我必胜。特别是抓住打下附近大城市，消灭和俘虏敌人大批高级将领的事实，充分发挥。2、宣传剿匪安民，反对害民的特务制度和保甲制度，反对蒋匪抓丁派粮，摊款拉差，宣传法币贬值，人民受损，蒋匪经济危机，号召防匪、保家、保卫壮丁粮食、牲畜，拒用法币。3、宣传我军纪律严明，安定社会秩序，建立民主政权，保护人民利益，保护工商业，废除苛杂，合理负担，不抓兵，不抓夫。尤其后两项十分重要。负担方面，必须说明每年征一次，或两次，统一累进，借条顶数。

三、河南、安徽、湖北学校和知识分子很多，每县都有2、3中学，汝南有11个中学，洛阳听说有20多个学校，学生不少中农家庭出身。蒋匪近在汴郑设新校，以免费供膳宿被服，号召知识青年。一般知识青年，对我态度甚好，在平沪的地富子弟，写信回家说蒋匪快到，劝其父兄勿为蒋党作事。分家的知识青年，都愿接近我们，尤以较大城市者为佳。在农村，当我打击统治派大地主时，一般不反对我们，有的秘密提供我许多材料，有的在蒋军来时向我通风报信。争取知识青年不仅可培养一批干部，且可打通与当地群众的联系。许多地方知识青年都要求到我学校上学，但在敌我争夺未定和工作犯错误的地方，知识青年便存观望态度。原因：1、中学以上学生，大多参加过国民党和三青团，怕我算账。2、怕红了后，站不住脚。3、不满我过左做法，特别是杀人和破坏城市影响甚坏。许昌、漯河有些知识青年，原来想来解放区的，不来了。已经来了的，对我在许漯的破坏，一再列举事实，提出批评。豫西争取知识分子有若干成绩，且已起了些作用，但有些地方故意提出过高过左做法，吓唬知识青年，达到拒收目的，怕新知识分子麻烦，无决心吸收和改造他们。

（中央注：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为此，要办抗大式的训练班，逐批的对已有知识的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要大规模的办，目的在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训练后，因才施用，派往各种工作岗位，再在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对于原有学校，要维持其存在，逐步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所谓要维持其存在，就是每到一处，要保护学校及各种文化设备，不要损坏，要迅速对学校宣布方针，并与他们开会，具体商定维持的办法，否则大批学校就要关门，知识分子会被敌人争取去。所谓逐步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就是在开始时，只做可以做到的事，例如取消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其余一概仍旧，教员中只去掉极少数的反动的分子，其余一概争取继续工作，逃了的也要争取回来。各中央局应将自己辖区内这项工作的情形及经验，向中央报告。）

中央 午江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临汾地区工作方针给晋绥分局等的指示，他写道：晋绥分局，及稼夫同志并告徐周（指七大代表张稼夫，徐向前、周士第——笔者注），西北局：

由分局转来稼夫关于临汾情况及工作意见电，已收悉。特复如下：

一、华北局关干晋中工作指示，已转发你们，其中关于巩固区的原则可做你们决定临汾地区工作方针的参考。据来电所述情况，临汾地区当前第一步的中心工作，应该是安定社会秩序，收缴特务土匪武装，确实解散国民党、同志会等一切反动组织，并完成夏征。目前发动群众，亦应在这些任务的基础上来提出口号，并进行宣传鼓动。至于系统地社会改革，则须在这第一步工作完成以后，才好进行。

二、对蒋党、阎党特务活动，应有警惕，应有对策，并须有计划地系统地向他们采取进攻的步骤，以至彻底打垮他们，可不要惊惶失措，操切从事。办法可由政府发出布告，禁止以前敌占区（举出地名及范围）各阶层人民携带、收藏及买卖枪枝、弹药与刺刀、马刀等武器，并限期将这些武器交给政府指定之机关接收，过期不交，私自携带、收藏、买卖武器者，按律处刑。如有自动交出，或报告消息，因而清出大批武器弹药者，给予奖励。其次另出一布告，禁止国民党、三青团、同志会等一切反革命组织活动，并着令这些组织立即解散。所有这些反革命组织的成员及特务土匪，限期向政府指定的机关登记，并缴出其武器、证件及一切反动宣传文件等。凡依令停止活动，进行登记，过去未曾犯罪或犯罪不大者，一律不究既往，宽大处理，并恢复其公民权（恢复公民权者始得参加工会或农会等群众组织）。即使过去犯有重大罪行，只要停止作恶并坦白登记者，亦得将功折罪或予以减刑、缓刑、免刑等宽大处理。但如拒绝登记或私藏武器、证件，逾期不缴者，或在登记后仍进行反动活动者，一经查获，定予严惩，决不宽贷。在发出这些布告，进行登记之前，须在组织上并在群众中进行适当的准备和酝酿。在登记时，则应发动群众检举控诉，互相规劝，督促登记，但不要采取群众斗争大会及逼供信的方式，以免引起多数的人心不安及社会动荡。其有愿秘密登记者，在公开登记之外，我们亦可进行秘密登记，以便从而侦察其内部组织秘密，促进其内部彼此猜疑，配合我之侦察，打入工作，使公开登记工作更易收效。因此在解决此种任务时，你们必须使公安局的工作与政府工作及党的群众工作密切结合，因为这是一场严重斗争，你们必须很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

三、对学生、教员、知识分子，除号召其中蒋党阎党特务人员坦白登记，禁止反革命的组织活动与阴谋破坏，禁止教授“党义”之类的法西斯内容的课程以外，即可令他们继续教学。对他们的一些反动思想言论，则不必操之过急，也不要用法律去禁止他们这些思想言论，要认识他们有些是为环境所迫而失足的，或是被蒋介石匪帮的法西斯教育所欺骗蒙蔽的，对我们则完全不了解。对于这些，仅仅是思想上反动的人，我们应依靠其中较进步的分子，从思想上去说服教育改造他们。办法可用讲演会、座谈会、辩论会等方式，进行时事教育及理论上的辩论与说服，可以具体生动的事实，启发他们认清解放区与蒋占区之光明与黑暗及真理之所在，说明蒋必败我必胜的形势，和中国的前途出路，争取他们开始转变。进而给以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逐渐改造他们。为了办好我们的教育，集训旧教职员是需要的，但不要为了审查特务及蒋党、阎党而去集训教员，因为这会使集训变为一种反特大会或我们的集中营，这是要妨害我们将来争取知识分子的。因此来电所提集训甄审中小学教员的办法是不妥当的，应停止实行。为了指导旧有教员在今后如何去进行教育，可用暑期讲习所或教育会议等形式去集训教员。

四、兵农合一实行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来电既说实际上多数是明编暗不编，又说地主多无土地而靠吃底财和眷属粮为生，前后似有矛盾，望继续调查研究，并将结果报告中央。现在可以宣布废除兵农合一，土地谁种谁收，地权问题秋后再行解决，并宣布兵农合一制度中给阎顽缴粮缴布的规定，亦一并废除。夏收后按民主政府规定之征粮办法缴纳公粮。为此，亟应由晋绥行署订出适当合理的夏征条例，公布施行。至于土地暂定谁种谁收后，地主生活虽不致立即无法维持，但被阎顽征走之“常备兵”成份多属中贫农，其家属的生活过去是靠“国民兵”代耕的，现在代耕优待互济均无理由提出，但其生活困难又不能置之不理，可否按其份地由耕种人（国民兵）暂以交租形式给以若干粮食，粮食给多少，可按双方经济情况适当决定之。这样做还可动摇阎顽的军心。可行与否，望考虑。

五、城市市区与乡村的政策和作法应严格分开。城市政策不能行之于乡村，乡村的一套亦不能搬用于城市。来电所提“以贫雇农为骨干，建立我们的组织”过于笼统，行之于乡村也不完全，也不能防止你们所批评的片面强调深入贫雇工作的错误，行之于城市则是完全错误的。城市与乡村应严格分清界限，在你们今后的指示和工作中，必须切实注意。　

中央 午江

7月4日凌晨1时，毛泽东起草军委关于许谭兵团集中兵力攻克兖济是上策的指示：

粟陈唐张，并告刘陈邓：

江辰谭电，江午许谭刘（指许世友、谭震林、刘少卿——笔者注）电你们谅已收到。我们认为你们既有把握继续围歼25师、72师，而在此战结束后，你们全军必须休息若干天，整顿队势处理战后各项问题。然后或者立即进入大休整（大约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或者再举行一个规模不大的战役，攻占民权砀山线控制该线，以利休整。总之暂时不打邱兵团，不进行严重的作战，而目前徐州方面对于你们已无威胁。在此种情形下，许谭南下威胁徐州，只可能起一种作用，即迫使刘峙从郑州将47军空运徐州增防，而从豫北调40师填防郑州，或更从张轸兵团调出一部填防郑州，或者47军不动，径从张兵团抽一部空运徐州，除此以外无它作用，似不如同意许谭刘江午意见，集中兵力攻克兖济，打通山东和你们间的交通，并使许谭兵团无后顾之优，可以全力南下作战，对于雨季以后你们的作战，可起大的和直接的配合作用。这是上策不是下策，你们意见如何盼复。

军委 支丑

7月6日，睢杞战役结束。

此役是粟裕指挥的豫东战役的第二阶段，开始于6月底。善于防守的宋时轮指挥第9兵团第10纵队负责在杞县姚林岗抵御国民党军邱清泉兵团的进攻。他指挥10纵和邱清泉激战7昼夜，使邱清泉损兵5000余人，未能前进一步。

宋时轮，1907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幼年丧母，由姐姐抚养成人。有一次，宋时轮随姐姐回婆家，初次尝到米酒，觉得非常甜，贪饮了一大碗，独自回家，由于天黑，醉不识途，误入一山洞，和衣而眠。他酒醒后天已大亮，感觉有动物舔他的嘴，睁眼一看，是4只小老虎，大吃一惊，跳起身夺路而逃。年长之后，宋时轮依然喜欢饮酒，且豪饮不醉。他在第9兵团有“百杯不倒，千杯不醉”之名，自称“酒将军”；1949年任第9兵团司令员，人称“酒兵团”。宋时轮除了饮酒之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剃光头。他看不惯部下留着小分头。所以，宋时轮的部下大多剃了光头。因此，他麾下的第9兵团又有“光头团”之称。

在粟裕指挥下，华东野战军主力和中原野战军一部经过9昼夜激战，将增援开封的国民党军区寿年兵团4个整旅及黄百韬兵团一部共54200人全歼于睢县、杞县地区，其中俘获兵团司令区寿年、整编第75师师长沈澄年以下3万余人。

7月12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对民社、青年两党处理办法的指示，他写道：

晋绥分局，并告各中央局，各分局，及各前委：

据晋绥7月5日电告，山西交城已发现有民社、青年两党组织。按该两党自参加伪国大国府，并积极参加“戡乱”工作以来，久已成为人民的敌党，应在打倒之列。故从两党的性质言，与国民党已无区别。凡我新解放地区，如有该两党组织，应宣布其为反动，予以解散，不容其再有活动。该两党地方组织在解散后，其负责人不必逮捕，其一般党员亦不必号召其坦白登记，只须宣布凡仍继续该两党活动者一经查出，即以违法论罪，我公安机关应结合当地群众运动，对该两党积极分子予以注视。对该两党党员个人所犯罪行，应与一般人的罪行同样处理，不必有所轻重。该两党人员如有自动声明脱离并暴露该两党罪状者固所欢迎，但亦不必主动的造成运动，反致为卑不足道的民青两党在反动统治中张目。至对民社党革新派，尚应与民社党有所区别，因该党在表面上尚未参加蒋府，尚不赞成内战，故遇有该派组织的地方，应慎重处理，不要宣布解散，并应观察其行动和发展，报告中央。

中央 午文

7月13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在7月11日致刘伯承等关于豫东大捷的贺电。

【新华社陕北13日电】中共中央顷电贺豫东大捷，原电如下：

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李先念、邓子恢、宋任穷、张际春、陈士榘、唐亮诸同志，及华东和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继开封胜利之后，在豫东歼灭蒋敌区寿年兵团、黄百韬兵团等部5万余人的伟大胜利。此次睢杞战役，蒋匪为解救其区寿年、邱清泉两兵团被我围歼的危机，竟先后调动了32个正规旅及一个快速纵队、一个交警总队，共达27万人之众。但经9昼夜的激战，终不能逃此惨败，而区寿年、沈澄年等高级将领且均被我生俘。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更使我军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当此盛暑，特向同志们致慰念之意。尚望继续努力，为歼灭更多蒋敌，解放全中原人民而战！

中共中央委员会　1948年7月11日

7月14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许世友、谭震林并告粟裕的指示电：

许谭，并告粟：

攻克兖州甚慰。

一、你们将9纵插入大汶口以北，切断84师退路，准备歼灭84师甚为正确。我们要你们以9纵打济宁之提议取消。

二、84师歼灭后，请考虑以主力立即北上占领济南飞机场，筑工固守，使敌不能向济南增兵，以利尔后夺取济南，另以一部攻歼济宁、汶上之敌。

军委 寒寅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关于准备歼灭东进之胡宗南部给刘伯承等的指示：

刘陈邓并告粟陈张（指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笔者注），许谭，华东局：

一、胡宗南抽出两个师（番号待查）由裴昌会指挥，拟经洛阳出郑州业已确定，你们须加紧准备，待敌由灵宝东进至适当地点时歼灭之。

二、敌因中原失败，除从胡部抽出两个师外，又有从东北抽回第8军消息，如属实，估计将于连云港登陆加入徐州方面，填补75师、66师等部被歼后之空缺。

三、兖州已克，守敌全歼，许谭正准备歼灭援敌84师，此战如胜利，拟令许谭攻济南，如能在8、9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7纵9纵13纵渤纵鲁纵）可于10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即姬鹏飞，下同——笔者注）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

四、向前所部北进于歼灭阎敌3个师后现又于太谷地区围歼阎军4个师又3个总队，日内可全部解决他们，并准备继歼由平介汾孝向清源方面退却之两个师。假如这些敌人都解决，则阎部仅余5个师及若干特种部队困守榆次、太原、阳曲、忻县4点，我有提早夺取太原等地之可能。

军委 午寒

7月16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许世友、谭震林、粟裕等指示电，他写道：

许谭并粟陈张，告华东局，中原局：

删夜电悉。攻克兖州又歼84师，甚好甚慰。望鼓励士气，于尽可能短促时间完成对济南之包围（首先夺取飞机场），并乘胜夺取济南。如果可能，你们应争取于10天内外夺取济南。

军委 铣午

7月16日深夜，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关于粟陈部应阻止邱清泉兵团由郓城、巨野东进北援济南的指示，他写道：

粟陈唐张，并告许谭：

一、已令许、谭于歼灭84师后，主力立即抢占济南飞机场，并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估计84师可能于日内被解决，并可能于数日内抢占济南飞机场，如果济南敌人不强，而我军又能于短期内（例如10天左右）完成攻城准备，则有迅速夺取济南之可能。

二、我攻济南时判断邱兵团可能取道郓、巨东进北援。而黄兵团则将设法返回徐州。

三、在此种情况下，你们于铣筱两日占领商、徐段后应看形势，如邱兵团经郓、巨东进北援，你们应返回郓、巨以南，将自己处在邱、黄两兵团之间，隔离两兵团，使邱兵团不敢冒进援济，保障攻济胜利，如邱兵团徘徊定、曹，则你们应控制商、徐间不动，看清形势再动，如邱兵团折回陇海线东援徐州，则你们可以向路南休息，亦可回路北休息，望酌情处理之。

军委 铣子

7月16日这一天，中原野战军在鄂西襄樊歼灭国民党军守军20500人，生擒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

7月17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兵源补充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刘陈邓邓，并告粟陈唐，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西北局，彭张赵，徐周，许谭，杨罗：

铣酉筱辰两电悉。襄阳攻克，康郭（指国民党第15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和副司令官郭勋祺——笔者注）就俘，胜利极大，甚好甚慰。删日徐周最后解决33、34两军，俘赵承绶沈瑞。榆次之敌，逃入太原市。忻州之敌南逃，被我地方部队歼击中。晋源县（即太原县）之敌，或逃或被解决，日内可明了。至此，阎锡山仅剩太原市一个孤城，我军不日即可合围，可能提早解放该城。这样，将使我们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兵工和工业两大问题。许谭亦于删日最后歼灭12师、84师，至此，王耀武仅剩济南孤城，我军亦有提早解放该城之可能，使正太德石两路和胶济通连，并使津浦路由德州通至韩庄，许谭4个纵队即可加入南面作战。凡此几大胜利，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各线主力抓住了敌人主力，并大量歼敌，故能使侧翼战场顺利得手。

你们补兵补枪问题，当从太原夺取后通盘解决。主要是俘虏兵，其次是晋中军区所属若干地方部队（豫北，冀鲁豫两区之地方部队，负有作战任务，不能抽调），拟共补给你们2万左右人，1万左右枪，依太原胜利结果如何而定。太原夺取后，徐周兵团拟使用于夺取绥远宁夏，打通内蒙东北和华北西北联系。彭绍辉所率晋绥地方旅拨归彭张赵。时中地方部队则大部拨归你们。济南解放后，山东地方部队，除酌量补充华野外，提议拨1万人、1万枪补充刘邓（因刘邓在大别山作战部队大为削弱，4个纵队不足6万人），请华东局筹划电复。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乡村人口人为减少。冀南太岳会门活跃。肥乡（冀南）遵化（冀东）发生地主领导的暴动。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故今年后方原则上不应扩兵，明年是否扩一点兵，还要看情形才能决定。今后前线兵源全部依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你们及各军对此应有精神准备。今后各区扩兵，征税，编组新部队新兵团，供给标准，脱离生产人数与当地人口之比例等事，均须获得中央批准，方许施行，严禁各自为政，以利持久。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提起全党注意。

中央 午攸

7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揭破敌人和平阴谋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由于战争失败，人心动摇，国民党统治日趋崩溃，美帝及国民党当局现正准备发动和平运动。近据确息，此项运动，由美帝指使，并从中组织，拟由黄埔系军人杂牌军人及某些政客，发出和平提议，组织所谓和平民主大同盟，通电各方，要求国共重开和谈。必要时，请蒋出国，或更出以其他表面上的激烈行动，表示他们倾向和和平之诚意。煽惑中间阶层党派，出而附和，迫使中共停战议和，借以保存国民党的现有地盘及军队，获得喘息时间，补充休整，然后集中全力击败人民解放军，消灭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

二、蒋管区各地党委应立即讨论并实行事先揭破美蒋和平阴谋，使学生群众，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一切中间阶层首先是他们中的反美反蒋分子，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为和平阴谋所迷惑。指出反动派所谓和平运动只是战争失败时求得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打倒，反动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人民民主政府必须在全国建立，美国侵略势力必须退出中国，中国对外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否则所谓和平必定是假的，只是过渡到更残酷的内战的一种手段。这样，依据群众觉悟程度，逐步地有说服性地引导群众站在我党方面。如果和平阴谋已经发动，并能迷惑若干群众时，我们的揭露工作，尤应注意策略和方法，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大多数，务使反动派陷于孤立，而不使自己陷于孤立。

三、在解放区人民及人民解放军中，应广泛宣传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惨败，预先指出我军愈胜利，敌人的和平阴谋就愈成为保存反动军队以利再战的重要武器。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必须向解放区军民人等，指出战争不是无止境的。依据过去两年的作战成绩，加上今后的更大努力，执行正确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项政策，大约再打3年左右，就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中国的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自己及全国人民，就可以永远过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了。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这大约3年左右的痛苦，接收反动派的欺骗，停战议和，让其休养生息，然后被迫再打，我们就将受程度更大时间更长的痛苦。这一点在蒋管区群众中，亦须用适当方法，加以说明。

四、敌人和平运动公开出现以后，估计将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能暂时迷惑一部分人民；另一方面，则将对国民党军队及其后方发生动摇和瓦解的作用。由于这后一种原因，国民党虽然正在准备发动和平阴谋，但仍有极大顾虑。针对这两方面的可能性，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揭露工作，应依敌方和平运动发动后的情况，一方面坚决揭露敌人和平运动的欺骗性，使群众不被欺骗。另一方面，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假和平，要求真和平。其具体要求，应是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美军及美国军事代表团退出中国，取消中国对美国的一切卖国条约，国民党及其政府公开向人民承认发动内战的错误，惩办一切战争罪犯，取消伪宪伪国大及依据伪宪伪国大所成立的反动政府，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不包括反动派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取消特务机关，实行言论集会自由，反饥饿，反迫害，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这样将美帝和国民党的假和平运动，转变为人民要求真和平的运动，以与人民解放军的攻势作战相配合，促进反动派瓦解崩溃的速度。在蒋管区提出上述口号时，应依群众情绪及环境所许可的情况有所增减，酌量提出，并须和群众生活上的迫切要求相配合，务使美帝和国民党更加孤立，而不使自己陷于孤立。

中共中央 1948年7月18日

7月1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许世友、谭震林并华东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许谭并华东局：

兹将谭电（即告蒋军及济南市民书——笔者注）酌加修改发给你们，你们可印成一张传单或印成一张布告张贴。你们攻城时此间新华社即照此发出口语广播。

中央 午皓

7月20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关于攻城经验给林彪等电，他写道：

林罗刘：

据许谭报告潍县攻城经验称：

一、潍县的攻坚战，是很顺利进行的。采用了石家庄的经验，所有部队均从交通壕内运动，减少了不少的伤亡，但对于稳打稳扎的方针，认识不彻底，产生了过急或拖延的或左或右的偏向，这就增加了不必要的伤亡；同时，对小群动作仍不熟练，猛扑一阵的作风，仍发生过，碰壁以后才转过来。

二、攻城开始仍是强调坑道内爆为主，经过几天证明了地势低，地质坏，无法进行坑道内爆，才转入外爆登城。这次登城组织很周密，从火力组织，运动道路，爆破点选择，登城以及巩固爆破口等均作了精确的计算与准备，因而在试攻中即达到了登城任务。这次作战，炮兵是达到了扫除障碍，援助步兵的任务。我们确定集中全力，从北城攻击，以8门美式榴炮、4门日式榴炮、7门野炮、34门重迫击炮、12门山炮，共65门炮，把北城敌工事全部毁掉，把两个钢骨水泥工事也毁掉了，保证了步兵安全登城。这次炮兵能够完成这一任务，是由于炮兵是从四处调来，互相都不愿落后，克服了过去不愿意抵近射击的错误。从这里看出对炮兵的教育，必须使炮兵了解我们的炮弹少，技术弱，而且许多炮弹是翻造的，弹道远近不准确，不能按一般的炮兵射击规则，必须有我们的特殊规则，等语，特转给你们作参考。关于坑道内爆取得胜利，关内还只有临汾一处经验，在这次战斗中伤亡一万五千，费时72天，消耗炮弹炸药数量很大。其他南线攻城经验，以交通壕接敌，外爆获胜为多，时间较短，耗弹药较少，伤亡亦不很大。你们攻长春究应采用何种方法，望你们依具体情况决定之。

军委 午哿

此时，东北野战军林彪等人鉴于长春国民党守军在10万人以上，设防坚固，认识到攻击长春带有勉强性和很大的冒险性，如攻长春不成功，将对今后的作战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决定“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

7月2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将上述意见电告中央军委，并提议：

“东北主力，待热河秋收前后和东北夏季结束后，即是再等1个月，到8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

7月22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又致电中央军委，建议由华北军区一部围攻大同，调动傅作义一部主力由北平西进，以利东北主力南下作战。

7月22日深夜，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关于东北野战军应向南作战的指示，他写道：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

午哿、午养两电均悉。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并且应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这些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但在同时，必须说明将要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各种困难情况，诸如粮食困难，人民的欢迎不一定有如同现处地方的人民那样热烈，某些敌人的顽强抵抗和某些时候作战的不顺手等等，使他们在这方面先有精神准备，并研究克服各项困难的方法。这些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其中特别是粮食条件的困难，你们高级领导方面，尤其要严重地估计到。现有距8月中旬已不足一个月，你们的政治动员和准备粮食等项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否则8月间还不能在北宁、平承、平张等线打响。关于具体作战计划，希望你们详加考虑，拟出全盘方案电告。你们指挥机关似以先期南下，和程子华罗瑞卿诸人会面为适宜。东北局应速加强冀热察辽区域的工作，尤其财经粮食方面的工作。该区在这方面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

军委 养亥

7月23日凌晨，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关于杨成武部立即组织西进兵团担负绥远作战任务的指示，他写道：

聂薄，转杨成武，并告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笔者注）及林罗刘：

一、杨成武部在现地区之作战应于25日以前结束，全军主力撤至平保线以西山地荫蔽休整，一部接近平保线休整。

二、杨成武立即开始组织西进兵团担负向绥远作战之任务，此兵团组成为1纵全部，2纵两个旅，6纵两个旅，共3个纵队7个旅，杨成武为西兵团之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26日起至8月9日止，共15天，为休整时间，8月10日开始西进，取道大同以南，务于8月25日左右到达归绥附近，并相机夺取归绥，尔后相机向包头五原临河地区攻击，占领整个绥西产粮区，或向归绥以东机动吸引傅作义，至少以一个军西援，以利东面之作战。

三、杨罗耿部本月底结束在现地之作战，即行休整至8月15日为止，准备于8月20日左右直接接受林罗刘的作战任务。

四、杨成武兵团从午宥起直接受军委指挥，其后方补给由华北军区担任，晋绥军区协助之，并以晋西北为后方，并须准备长期在整个绥远境内作战。华北局应即组织一批地方工作干部随军西进。

五、6纵一个旅及7纵全部留平保线以西以南地区作战受华北军区指挥。

军委 23日2时

7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他写道：

刘陈邓，粟陈唐，并告许谭：

一、雨季已到，你们决心进入休整是正确的。

二、休整时间应从午哿起算，并照刘陈邓办法统一规定，每10天为一期，到8月底为止共40天，此期内如有紧急情况发生，则随时结束整训进入战斗，否则坚持完成40天计划。

三、此40天内各部除训练及检讨教训外，必须完成人员和弹药两项补充计划。

四、40天计划完成后如有可能和必要再由军委决定延长若干天，但你们现在不要准备延长，你们应在40天内集中精力完成休整补充计划。

五、下一步作战任务，预定粟陈唐并统一指挥许谭歼灭第5军，刘陈邓主力则以寻歼张轸1个师以为配合，预计在9月上旬或中旬，两处同时发起战斗，避免参差不齐失去主动和有效配合作用，此项作战计划望于8月下旬作出报告军委决定。

六、为此目的，韦吉所部应于日内新安镇附近之作战完毕后，立即进入休整，该部只有8月一个月休整时间，因此不要再打徐继泰，以便该兵团于未东起就地休整30天即进入歼灭5军之配合作战，在歼灭5军之作战时，韦吉任务是钳制8师25师。

军委 宥酉

7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城市中对脱党、自首、叛变分子的处理的指示》，他写道：

谭（指谭震林——笔者注）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

电悉。关于新解放城市中，对脱党分子、自首分子、叛变分子的处理，应按具体情况，分别解决。

一、凡党员过去自由脱党，确未做任何反党活动，现在愿参加工作者，可分给以适当的工作，但不应马上接收其重新入党，更不能恢复其党籍，经过相当时期考察，而本人提出入党要求时，才可考虑重新入党问题。

二、凡党员过去系个别向敌方自首，并未进一步有危害党及革命之行为者，现在来找我们时，在原则上可允许其参加解放区的一般生产建设和群众工作，只有经过长期工作考验，证明其真正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而且本人坚决要求重新入党时，才能考虑重新入党问题。

三、凡党员曾经叛党但系普通叛变分子，即对党危害不大的分子，要他们在自己的社会职业上安分守已，努力参加生产支前工作，给以戴罪立功的机会。对个别罪大恶极的重要叛变分子，在必要时，由社会部或公安机关扣押分别处理之，但须经区党委或以上机关的批准。

四、对分配工作的脱党分子，自首分子，最好先集中在军政学校或训练班学习，在学习中加以考察教育，使其在思想打通的基础上，向党坦白，这更便利于党对他们的了解和使用。在使用这类分子时，要经常提高警惕，防止奸特分子混入，绝不可因使用自首叛变分子而有所麻痹。

中央 午感

7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西面粮食极为困难，东面则是产粮区，此点你们必须充分计算到。先打范汉杰是否有可能，望以你们意见电告。

军委 午30

欲知林彪等人能否迅速率领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知恩图报真君子！伟哉丁玲！笔者含泪读完了丁玲在毛泽东身后所写的那一段文字和她对记者所说的那一段话。同时也想起了我从不愿意再提起的一类人，他们也曾像丁玲一样受到过毛泽东的赞扬、批评、教育、帮助和提携，甚至远比丁玲更显赫，所得到的实惠也更多。可他们在毛泽东身后又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呢？心性品行，两相对照，真有天壤之别，不能不使人唏嘘不已。

另外，毛泽东在1948年7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揭破敌人和平阴谋的党内指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值得好好研读。有领袖如此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明白昭示于全党，防患于未然，要击破美蒋和平阴谋，扫荡蒋匪军使之灰飞烟灭，有何难哉！

第38章 1948年7月—

“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

话说1948年7月底，毛泽东才看到了李济深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5月5日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来电全文。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复电给李济深等人，他写道：

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诸先生，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公鉴：

5月5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5月1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谨电奉复，即祈谅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不久，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拟定了一份名单，决定邀请李济深等77位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后来，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代表人物在1948年这8月间，由香港等地分批陆续到达东北和华北解放区。

8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军事检讨会议。

此时，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勇，除了已经包围了阎锡山集团以外，还把国民党军的5个战略集团牵制在5个战场上：东北战场上的卫立煌集团，共48万人，分布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仅依靠北宁的锦（州）榆（山海关）段作为和关内联系的通道。华北战场上的傅作义集团，共60余万人，分布在平绥线上的张家口、归绥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等要点，依靠塘沽港作为海上补给的通道。华东战场上的刘峙集团，共60余万人，集中在以徐州为中心，西起商丘，东至连云港，南至蚌埠的地区。中原战场上的白崇禧集团，约75万人，分布于平汉南段及以武汉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上的胡宗南集团，约30万人，盘踞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这5大战略集团彼此孤立，无法机动，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国民党后方的兵力36个旅，约23万人，这一点战略机动兵力根本无法使用。

参加蒋介石南京军事会议的有：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傅作义、刘斐、萧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卫立煌、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黄百韬以及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等120余人。

8月3日上午9时，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以《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为题讲了话。他说：

“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污蔑，令人实难忍受。”

“因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自己的精神堕落，生活腐化，以至部队情感隔阂，士气消沉，战力消失。高级将领要改造精神，必须要改革生活，要明廉知耻，继续领导一般同志，艰苦奋斗来完成戡乱建国的使命。”

“回顾以往失败，我本人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国军将领萎靡不振，没有克敌制胜的旺盛精神，以至任何战略战术都失去作用，都不生效力，也是一个原因。本来抗战胜利后，我个人的事业就可告一段落，但是，我担心你们搞不赢共产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会没有饭吃，才被迫带领大家干，谁知我军许多将领很不争气，使我非常失望。但是，我既已负起责任，就一定要奋斗到底，望大家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发愤图强，努力奋斗。”

8月3日下午，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华北第2兵团第二政委杨成武应中央急召，策马赶到西柏坡村。他们进得屋来，见房间正中放着一张高脚八仙桌，4面摆着长凳，毛泽东迎门而坐，左首是周恩来、朱德，右首是刘少奇、任弼时。毛泽东身后的墙角边，则放着一个作茶几的矮桌，上面放着暖壶和几只战士用的搪瓷缸。

聂荣臻和杨成武在毛泽东的对面坐了下来，毛泽东递给他们两份电报稿，即他在7月22日和30日先后发给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那两份电报：22日电报命令东北野战军8月开始南线作战，打范汉杰集团；30日电报命令先打范汉杰，后打在北平、承德、张家口一线的傅作义集团。

杨成武看罢电报，已经明白中央是要他落实7月23日指示电中所说的组建西进兵团的作战任务了。果然，毛泽东宣布任命杨成武担任新组建的华北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命令他20天内完成一切准备，进军绥远，开辟新的战场，把傅作义的主力拖在平绥线上，使他们出不了关或者少出关，以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毛泽东交代完任务，问杨成武：

“有什么困难么？”

杨成武回答得很干脆：

“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毛泽东笑了笑说：

“不对，出兵绥远，困难是很多的！绥远是傅作义的老巢，他们在那里经营了20多年。傅作义一辈子经营了两个兵团：孙兰峰兵团、董其武兵团，一辈子经营绥远，搞了些小恩小惠，群众对他有幻想。他又在群众中进行了像我们对付日本鬼子那样的坚壁清野，你们去了会吃不上饭。要华北供给支援你们，也是很困难的。还有战斗可能很不顺手。成武呀，你们到绥远，得准备饿3天肚子，吃2天草啊！”

杨成武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很受感动，他心想：

“毛主席日理万机，全国各个战场都需要他呕心沥血，真是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既向部下交代任务，又为部下把执行任务的困难想透。他是那样了解情况，全国的各个战场就如同一盘棋，全在他的指掌之间。”

杨成武正想着心事，只见毛泽东又转向周恩来说道：

“恩来，你交代薄一波，给他们10万现洋，让他们背着，揭不开锅的时候，就用它买粮食。现在不比以前了，别让咱们的战士像叫花子那样穷。”

杨成武说：

“10万现洋得多少人挑啊？怎么带得动！”

朱德一听就笑了，说：

“我们部队里怎么都成了像成武这样的傻瓜！你可以用红军时期的办法嘛，连长背50块，排长背50块，分给大家背，化整为零，没吃的就用现洋换，搞不到小米，可以买土豆。”

8月3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并告杨罗耿：

本日杨成武来中央面商向绥远行动问题，杨部（8个旅）本月20日左右可完成一切准备，拟待你们在锦榆线作战业已开始，杨罗兵团任务确定（或者包围承德，或者包围唐山），并开始行动吸引傅作义主力向北或向东之时，即由涞源附近以20天行程，主力到达归绥附近攻击归绥，一部袭取集宁、兴和，以配合你们之作战。杨罗任务究竟如何规定，何日行动，你们主力何时开始锦榆线作战，盼即告。

军委 江亥

8月4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军事检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自黄埔建军20多年以来，经过许多艰难险阻，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决心，坚持奋斗，终能化险为夷，渡过种种难关。自对共匪作战两年以来，军事上遭受了挫折，这是不容讳言的事实。但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同心同德，共济时艰，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激励士气，来挽救危机争取胜利，而不是要互相埋怨，互相倾轧。尤其我们这些高级负责人，更应坚定信心，处在危疑震撼之际，更宜力持镇静，绝不可有丝毫悲观失败的情绪和论调，以致影响士气，影响全面。”

“对共产党的问题除军事斗争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宣传各方面的斗争，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哲学问题。”“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海军、空军占绝对优势，陆军还有几百万人；在经济上，有9亿美元的基金，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物产丰富，粮食绝无问题；国民政府仍然统治着广大地区，有众多的人力可以征调。就总的力量对比来说，我们要比共产党大过许多倍，没有任何悲观失败的理由。‘破山中之贼易，去心中之贼难’，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打破大家害怕共匪的心理。”

8月7日，顾祝同在南京国民党军事检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暂时停止战略性进攻”、采取“重点防御”的建议。蒋介石最后制定了确保华中，经营华南，坚持沈阳到10月底，以观时局发展的军事计划。他企图固定战略重要点线，将兵力靠拢，猥集成一团，使人民解放军“吞不下，啃不动”。

8月7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

林罗刘：

鱼日19时电悉。绥远为傅作义所必救，不怕不能调动傅部向西，调动傅部是必然的。问题是傅作义自己有3个军及几个独立师，如果他以两个军及一二个独立师援绥，则杨成武在绥难于立足，因绥远及晋西北均粮缺，必须取得集宁归绥两点才能解决粮食问题，过去两次入绥失败的教训不应忘记。不管你们何时开始攻锦榆线，杨罗兵团必须与杨成武兵团配合行动。兹规定杨成武兵团8月21日由涞源以东出动，9月10日左右向归绥集宁两点开始攻击，杨罗耿兵团须在9月10日以前以主力到达承德、北平线并开始攻击，另以一部向平张线动作，配合杨成武兵团之作战，在这一阶段内杨罗耿受军委直接指挥。你们主力按上述两兵团行动时间规定自己出动及开始攻击锦榆线之时间，并预先报告军委。你们对上述规定如有意见，速即电告，否则即照此部署执行。

军委 7日18时

8月9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并告杨罗耿：

齐17时电悉。

一、杨成武部已确定21日由涞源以东出动，以20天行程（9月10日左右）到达归绥、集宁附近，并开始攻击。

二、傅作义自己所有的3个军（35军、暂3军、暂4军）及各个独立师均位平绥线及北平附近，并未东去，随时可增援归绥。我军是走路，敌人是乘车或空运，我军走路的20天中可能被敌发觉，使援军先我或稍后到达。故杨罗耿必须向平古、平张配合行动，并须先几天打响，才能保障杨成武攻占归绥、集宁。

三、你们所说的92军、94军、16军等部是交给傅作义指挥的蒋介石部队，不是傅作义自己的。这些部队的中心任务是保卫平榆、平古、平张、平保诸线，只要杨罗耿向平古、平张行动，除92军外，均将迅速缩回。94军、16军等部均在对付杨罗耿，且距锦榆线极远，决不会妨碍你们打锦榆线。94军并无到锦州讯，第8军王伯勋部两个师（旅）由秦皇岛经上海到蚌埠，并无又回北宁线消息，只有92军确到滦县一带，你们以一部钳制该军，决不会妨碍你们打锦榆。你们不要被敌人的伪装所迷惑，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军委 9日23时

8月10日晨4时，华东野战军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钟期光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发动济南战役的3点方略：

1、集中全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地区，截断徐蚌铁路，孤立徐州，将重点放在打援上。2、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对可能北援之敌，仅以必要兵力阻击之。3、攻济与打援同时进行，但应有重点地配备与使用兵力。

8月11日，林彪等人致电中央军委说：南下的粮食、道路等困难无法解决，因而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8月12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对林彪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罗刘：

11日11时电悉。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均放在杨成武是否能提早出动上面。你们6日19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8日17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3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罗及你们，如像今年4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军委 未12日6时

第二天，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承认他们对北宁线的敌情是轻信了一些不确实的消息，作了错误的判断。关于南下，他们在电文中说：“目前仍尽力争取早日出动。”

8月12日傍晚，毛泽东复电给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并告许世友、王建安、谭震林等人。

此前，毛泽东为了打好济南战役，决定召见3月至7月间参与指挥了洛阳战役和豫东战役的华东野战军“虎将”王建安。王建安带着豫东战役胜利后的喜悦匆匆赶到西柏坡，一见到毛泽东，就抢先几步敬礼问侯：

“主席您好！”

毛泽东高兴地说：

“建安，你来了。快坐，坐。”

王建安落座后，勤务员递上一杯清茶。毛泽东展开一张地图，指着用红蓝铅笔画出的地方，向他讲述了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和当前的任务，尔后点燃一支烟，接着说：

“建安同志，根据军委的决定，这次让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城市攻坚任务，攻下济南！”

“服从军委的决定。”

王建安不假思索地说。毛泽东很高兴，要王建安和他一起吃晚饭，边吃边谈，他说：

“中央考虑了，山东兵团大都是山东人，许世友在胶东部队里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颇有名气哩！你们是山东‘双雄’。人言‘两雄难并立’，我则说‘孤掌难鸣’，你们二人手要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我们的战士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

本传前面说过，1937年在延安批判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斗争中，许世友准备拖枪回四川打游击，因王建安向抗大校方作了报告，便与王建安翻了脸，从此不再理睬王建安。抗战爆发后，两人都到了山东，一个在胶东，一个在鲁中，回到军区一个院子里开会，许世友也从不和王建安搭腔。王建安好几次有意和他消除“间隙”，但许世友就是“没理睬”。

王建安明白毛泽东的话中话是强调“团结”，怕他不服许世友，搞不好团结。于是当即站起来向毛泽东表态说：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同志打好这一仗！”

毛泽东笑了，示意他坐下，说道：

“那好！我们来演一出《失空斩》，失了街亭，打不下济南，先斩许世友，然后打你40军棍。我也向中央请罪，官降3级。好吗？”

第二天，王建安立马赶往山东省青州华野指挥所，向华东野战军领导人传达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

再说毛泽东在8月12日傍晚给粟裕等人的指示电中写道：

粟陈唐张，并告许王谭，华东局，中原局：

灰日4时电悉。你们所提3个方案我们正考虑中，待你们和许王谭会商提出更接近实际的意见以后，再正式答复你们。现我们只提出一些初步感想，作为你们会商时的参考材料：

一、9月作战，预计结果有3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你们所说既攻克济南，又歼灭5军等部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

二、你们第3方案之目的，是为了争取第一种结果。其弱点是只以两纵占领飞机场，对于济南既不真打，而集中11个纵队打援，则援敌势必谨慎集结缓缓推进，并不真援。邱、区兵团之所以真援开封，是因为我们真打开封，敌明确知道我是阻援，不是打援，故以10天时间到达了开封。如果你们此次计划不是真打济南，而是置重点于打援，则在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重创之后，援敌必然会采取（不会不采取）这种谨慎集结缓缓推进方法。到了那时，我军势必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这种中途改变计划，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好，便丧失了一部分时间，并让敌人推进了一段路程，可能给予战局以影响。

三、再一个条件即是在使用许谭全力而不要其余各纵参加，或者即使参加也只是个别的师，至多不超过一个纵队的条件下，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即采取你们第二方案，争取上述第二项结果。我们觉得这样做比较稳当，比较能获结果。因为此次作战，是在区兵团主力被歼，邱黄又受重创，25师后撤的情况之下，虽然新来了8师、64师，至多只能抵上区兵团主力之被歼及25师之后撤；你们集中6至7个纵队，不但能阻住援敌于适当地区，而且能歼灭其一部分，至少能保障攻克济南。这就是我们所想的攻城打援分工协作计划。

四、不管你们采取第二方案或者第三方案，在兵力部署方面，叶飞所指挥的3个纵队，应于本月下旬结束整训，北移嘉巨地区。已经在北面之各纵及正在移动中之第3纵，则应适时位于兖济或其以南地区。即是说，除韦吉之5个旅可以临时决定参战位置外（该部似以担任攻击徐蚌段为宜），一切正规兵力均应位于正面，先求阻击，然后寻机歼其几部。而不要企图以叶飞3个纵队尾邱黄之后，作夹击邱黄之部署。如果你们是企图打援，则邱黄决不分散走两路而让你们夹击其一路。那时敌之部署，极大可能是以一部位于运河以西（例如金乡）以钳制我军一部，而以主力沿津浦路北进援济。或者相反，以一部扰击津浦路，而以主力沿运西北上援济。因此，我军必须事先夹运而阵，并构筑几道防御工事，以便随时转移兵力于运东或运西阻击与歼灭敌援。

五、粮食是极大问题，你们到兖、济开会，华东局及冀鲁豫均应派负责干部参加协筹粮食及其他问题。

军委 12日19时

8月13日，在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给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请示中共中央说，他想在华大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毛泽东知道后说：

“不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再搞一个什么主义，不要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领袖都搞成另一个主义。日本党搞一个德田球一主义，美国党搞一个福斯特主义，这怎么行？我们就是一个主义，马克思主义。”

8月15日，毛泽东对吴玉章的电报作了答复。他在复电中写道：

“那样说法是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这种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8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

你们直属各纵新兵、弹药补充情形如何？9月华野攻济打援是一次严重作战，需要你们的有力配合，望对你们直属各纵9月作战计划预先筹划，于月底以意见电告，再则望将大别山敌我情况见告。

军委 未删

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和萧三到村外的大路上去散步，二人正谈得高兴，忽然看见滹沱河边围着一群一群的人，在那里吵吵嚷嚷，毛泽东问卫士：

“那里那么多人，出了什么事了吗？”

卫士回答说：

“昨天刚下了大雨，河水暴涨，顺着河水冲下来很多东西，那些人可能是在看河里的人捞东西呢。”

“走，咱们也去看看。”

毛泽东提议。萧三就说：

“好，咱们也去看看。”

毛泽东领头顺着一条水渠朝滹沱河边走去，他看着河边被水淹没了的大片稻田，惋惜地说：

“眼看收到手的粮食，水一泡就要减产了。应当帮助老乡们赶快排水，把稻子扶起来，这样还可能减少损失。这就叫天灾呀，前几天干旱，大家都盼着下雨，现在雨大了又成灾了。将来人能胜天了，就可以大大减少这种灾害。能利用河水灌田，变成旱涝保收就好了。在南方，雨水很多，也经常下大雨和暴雨，但成灾的时候却很少。”

萧三也对警卫员们解释说：

“在南方，有几个省做到了旱涝保收。在我们湖南，平地都是水田，下大雨也不怕，渠道河流交织如网，水流畅通，小河通大河，大河通江湖，很少闹水灾。”

在滹沱河里，有很多老乡、机关干部和部队战士们，他们正在奋力打捞从上游漂下来的东西，有西瓜，有木料，有衣物，还有鸡、猪、牲口。毛泽东站在水边，看着看着，用手推了萧三一下，说：

“怎么样？下吧。咱们也和青年们赛一赛，看谁捞的东西多。”

“不行哟！”萧三摇摇头：“这不是湘江水，这是凶猛的滹沱河。如果今天我们要是站在湘江边上，我一定陪你下水，痛痛快快地拼搏一场。”

其实，湘江在汛期比滹沱河还凶猛。毛泽东知道萧三不敢下水了，就又将他一军，说：

“看来，你还是不服老啊！”

“我不服老。”萧三知道毛泽东的意思，虽然嘴上这样说，还是找个了理由：“滹沱河我还是可以下去的，可是衣服湿了就不好回家了。”

毛泽东开玩笑说：

“你不要得了职业病，只能‘坐家’动笔，不能干别的。”

萧三也笑着说：

“你的时间太宝贵了。再停一会儿，你也该吃饭了。”

8月21日，刘少奇和他的第6任妻子王光美举行了朴素又热闹的婚礼。新房就设在西柏坡刘少奇居住和办公的两间土墙瓦顶房里。

王光美，曾名董朴，祖籍天津，1921年9月出生于北京。王光美的父亲王槐青是大资本家，在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政府的代理农商总长，1918年出席巴黎和会和1921年华盛顿九国会议，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使团成员之一。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的家族更为强大，是天津的富商世家，她的外祖父当过大学校长。

8月22日上午，毛泽东应参与指挥豫东战役的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后又参与了济南战役）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的请求，接见了他们。据高存信回忆：

“毛主席住在一个农家小院，环境很幽静，我们随周副主席进屋后，叶参谋长走了出来。周副主席把我们向毛主席作了介绍，毛主席迎上来与我们一一握手。当与我握手时，周副主席对主席说：

‘看出来了吧？他是高崇民（著名民主人士，194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被选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任民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安东省主席；1948年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笔者注）同志的儿子。’

主席仔细打量了我一下笑着说：

‘很像，很像，很像高崇民同志呀！’

一句话把我们都说乐了。看到主席那么慈祥，那么平易近人，我们刚来时的那种紧张、拘束的心情，一下就一扫而光了。

毛主席房里的摆设，就是农家普通的方桌木椅，只是因为毛主席身材高大，桌椅用砖垫高了一些。周副主席走后主席像拉家常一样和我们交谈起来，问我们是什么地方人，年龄多大，在哪学的炮兵，我们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主席又向陈锐霆询问豫东战役的情况，向我询问华北军区炮兵作战及装备情况。我们回答后，主席很兴奋地给我们讲了当前解放战争的形势，他伸出左手攥成拳头，拳心向下放在桌子上，然后用右手比划着拳头说：

‘解放战争就好比爬山，最吃力的上坡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到了山顶，我们就要下山了。这就是当前解放战争的总的形势。’

毛主席的一席话把决战前夕我们面临的形势一下给讲透了。随后主席又对我们说：

‘你们在黄埔军校学过炮兵，现在干的又是炮兵，炮兵很重要啊！一定要把炮兵搞好。今后还要大大发展，建设一支强大的炮兵。’

毛主席的指示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当即向毛主席表示，一定要把炮兵工作搞好，让炮兵在今后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时叶参谋长仍在等着谈话，我看了一下表，时间过得真快，按周副主席的要求，时间已超过10分钟了。我们觉得不该再多占主席的时间，便起身告辞。主席亲切地把我们送出房外，我们再三请主席留步，但他坚持送我们走出院子，一直送到院门口，这才与我们握手告别。

这次接见，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毛主席不仅是一个伟人，一位领袖，同时又是一位长者，一位同志，一位普通的同志。

吃午饭时，我看来的人不少，但大都在院子里等着，只见朱总司令在饭堂两边一张小地桌上下象棋，周围还有几个同志，有的在观战，有的在看报，我便围上去看朱老总下棋。只见其它饭桌上已摆上三四小盆菜，看样子菜还没有上全，桌上还放着当时算比较好的枣酒，显然是要会餐。

不一会儿，少奇、王光美，以及周副主席、叶参谋长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随后，其他人也陆续进了屋，各自围桌而坐，因凳子不够，有的站着，军委领导坐在东边的一张桌子上。待大家坐好后，只见朱总司令首先站了起来，他请大家端起酒杯，说：

‘今天，我们为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结为伉俪举行会餐，祝他们新婚幸福，干杯！’

这时我才明白会餐的意义。平时我不会喝酒，但为祝贺他们新婚之喜，便毫不犹豫地端起碗一饮而尽。大家边吃边喝边谈笑，尽情举杯祝贺。”

8月24日，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毛泽东说：

“我部队大约可于本月底或9月初出动，在9月6日前后，即可在北宁线各城打响。”

8月25日，粟裕在山东曲阜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济南战役的具体部署，谭震林、王建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把部队分成攻城和打援两部分。攻城兵团由7个纵队及部分地方武装组成，共约14万人，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

8月26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的指示电：

粟谭陈唐：

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先估计3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

在第三种情况下，即应临机改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在打胜援敌后再攻城。估计到这一点，在你们将全军区分为攻城集团和阻援打援集团之后，两个集团均应留出必要的预备兵力，特别是阻援打援集团应留出强大预备兵力，准备在第三种情况下，你们手里有足够力量歼灭援敌。为达此种目的，你们应着重多道坚固阻援阵地的构筑，以便一方面节省阻援兵力，不使自己的大量兵力消耗和疲劳于阻援作战之中，另方面使敌大量消耗于我阻援阵地之前。弹药的使用及储备，粮秣的筹集，均须和上述要求相适应，即要注意在第三种情况（最困难的情况）出现时，你们不但在兵力上，而且在弹药和粮秣上，均有办法战胜敌人。只有在你们预先准备好了这一切，才能保证胜利。

军委 26日3时

8月28日2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裕同志：

感晨电悉。此役关系甚大，根据敌我两方情况，你的顾虑是有理由的。战役计划应以能对付最坏情况，即我们26日3时电所说第三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而不应以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攻克济南之时间不能预先只规定一种，而应预先规定3种，即20天、1个月、两个月。这3种时间中，我们固然要争取第一种，其次是第二种，但这在战役发起之前只是一种理想，是否能实现要依攻击过程中敌之防御能力如何才能确定。或者20天左右即可攻克，这样我阻援兵团是有把握阻得住援敌的（包括歼敌一部分）；或者要1个月左右才能攻克，这样我必须歼灭援敌几个旅，虽然不一定是6个旅，但歼其3至4个旅是完全必须的，否则就不能阻住援敌，我攻济必功败垂成。但最重要者是1个月左右还不能攻克济南，必须大量歼灭援敌，例如6个旅、8个旅或更多些，根本停止了援敌前进，给我以所需要的一切攻城时间，例如一个半月，两个月，或更多些（打临汾曾费去72天）才能克城，你们的根本出发点应放在这种情况上。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援与打援。故我们于12日12时电要你们只用东兵团攻城，至多再加个别的师或一个纵队，而用其余全力阻援及打援。26日3时电则要你们不但在阻援打援方面留出强大后备兵力，就在攻城方面亦须如此，以便在必要时机集中全力先歼援敌，因不真攻济南，则援敌必不来。攻城使用兵力太大，则打援又无力量。在此种形势下同意你的意见，第一阶段以足够攻占机场及吸引援敌之力量（两至3个纵队）用于攻城，其余全部用于打援。依情况发展，如援敌进得慢，而攻城进展顺利，又有内应条件，则可考虑增加攻城兵力，先克城后打援。如援敌进得快，则应全力先打援，后攻城。

军委 俭丑

8月末的一天，李银桥陪着毛泽东在村外散步，碰到毛岸英刚从邻村下乡回来。毛泽东远远看见儿子，便迈步迎了上去。

毛岸英是在5月份从山东搞土地复查工作后回到西柏坡的。据这一年夏季被调到中央机关的王鹤滨回忆说，他在中灶食堂曾见到了毛岸英和于光远、王惠德、王子野、何理良等一帮子中央宣传部的年轻干部在一起吃饭。

毛岸英这一时期正在学习古典文学，他在言谈之中，时常也带一点之乎者也，引得于光远等人哈哈大笑。毛岸英停止了进餐，端着饭碗，用拇指扣定筷子，带着疑惑的神态，逐个向几位发笑的同事审视了一遍，说道：

“难道我的话说错乎？”

他的话刚一出口，立即又引起一阵更大的笑声。何理良的女高音最响亮，她笑得直不起腰来，右手捂着肚子，眼泪也笑出来了。毛岸英呆呆地望着发笑的同伴们，他不明白，刚才的一句话，为什么又引起大家更大的笑声。于光远逐渐收敛笑容，对毛岸英说：

“你说的话没有错，不过古文——文言文，是书本上的语言，古人的语言，也可以说是已经死亡了的口语语言。你把它用来和现在生活中的语言放在一起说，就显得不伦不类了，才引得我们发笑的。”

毛岸英听罢，“哦”了一声，用眼角瞟了一下笑着的同事们，带着羞涩笑了一下，微红着脸，低着头继续吃饭。

此后不久，胡乔木介绍田家英来到毛泽东身边任秘书，同时辅导毛岸英学习语文和历史。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笔名田家英，1922年出生在四川成都双流县永福乡一个小康之家，失去父母后，家道中落，中学时因生活所迫辍学，靠卖文为生。1938年2月他在陕北公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担任学校总支秘书、中国近代史教员、宣传科教育干事等；1939年进马列学院继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中国问题研究室研究员、学院教育处干事和中国现代史教员。1941年他进入中央政治研究室，1947年参加晋西北的土改运动，1948年调入中宣部历史组工作。

毛泽东一见田家英，就问道：

“你到我这里工作，有什么想法？”

田家英答道：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毛泽东听了有点儿不大高兴。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后，他和毛泽东有一些共同和相似的情趣和爱好，都喜欢读中国古典文学古诗词和中国历史。田家英以“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为座右铭。但是，他的学问远远不及毛泽东渊博，谁也无法知晓，毛泽东究竟读了几万卷书。毛泽东是诗人，田家英也能写诗，二人在一起谈话，毛泽东还是比较满意的。

就在几天前，毛岸英和未婚妻刘思齐一起来见父亲，他说：

“爸爸，我跟思齐的事，康妈妈跟你说过了？”

“嗯。”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头也不抬地说：“你们俩都同意，我没有什么意见。”

“那我们就办理结婚手续吧？”

毛泽东这才抬起了头，问刘思齐：

“你正在学习，在学校还没有毕业，现在结婚不怕影响你的学习吗？”

刘思齐说：

“结婚后好好安排一下，不会影响我的学习。”

“好，好！”毛泽东点点头，又问道：“岸英是1922年生的，思齐你是哪一年生的呀？”

刘思齐回答说：

“我是1931年生的。”

“31年生的？他比你大八九岁，你知道吗？”

“知道。”

毛泽东说：

“你还小，着什么急呀？反正我同意你们的婚事，等一等好不好？”

“好，听爸爸的。”

毛岸英说罢，就和刘思齐一起离开了父亲的办公室，可不大一会儿，他又回到了父亲跟前。

“你怎么又回来了？”

毛岸英对父亲解释说：

“我想结婚以后，可以专心致志地工作和学习。这样，就不必在这方面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了。”

毛泽东问：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同意你们马上结婚呀？”

“是的。”

“不是告诉你暂时不要结婚吗？”

“我自己的事还是让我自己做主吧。”

“你找谁结婚由你做主，结婚年龄不到你做得了主吗？那还要由制度和纪律做主。思齐还小，不到结婚年龄，现在不能结婚。”

“可我都27岁了。”

“我说思齐还不到年纪！”

毛泽东提高了嗓门。毛岸英说：

“思齐也18岁了。”

毛泽东较起真来：

“周岁？虚岁？”

“虚岁。可不到年龄结婚的人多着呢！”

“谁叫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生气了，将笔重重地放在砚台上，冲着毛岸英吼道：“我们的纪律你不遵守谁遵守？思齐不到18岁，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你们结婚！”

毛岸英没想到爸爸为这事会跟自己发这么大的脾气，挨了训转身就走，刚走到院子里，一下子晕倒了。值班哨兵急忙把他扶到了一间房子里。毛岸英回到自己的住室，气得躺在床上直哭，第二天也没有起床，谁劝也不行，卫士只得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一听就发火了，大步走到毛岸英住室房门口，喊了一嗓子：

“毛岸英！你想干什么？”

毛岸英一听父亲发了怒，立刻老老实实地起了床，不敢再闹了。毛泽东转身走时，又撂下一句话：

“没出息！”

再说那天毛岸英远远看见在村外散步的父亲，转身想躲着走，却被毛泽东叫住了。

“你莫躲我！”毛泽东抬手说：“你过来。”

毛岸英只得走近父亲。毛泽东平心静气地问道：

“怎么，结婚的事想通了么？”

“想通了。”毛岸英垂头丧气地说：“是我不对。”

“思齐呢？”

“她也想通了。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过年以后再结婚。”

“这才像我的儿子么！”毛泽东满意地摆了一下手：“你去吧。”

望着儿子离去的背影，毛泽东转身问李银桥：

“银桥，你说我跟儿子亲还是跟你们亲？”

李银桥想了想，回答说：

“主席跟我们接触多，感情也更深些。”

毛泽东说：

“我跟儿子难得见一面，就是到了一起，一年也难见几面。我只是和你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说着话，两个人开始往回走。毛泽东又说：

“银桥呀，我和我家里的这点事，瞒天瞒地也瞒不过你们。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讲，我死了以后可以讲，要讲实话。”

李银桥听了，心里感到酸楚楚的，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味道。

两天后的一个深夜，人们已经睡熟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任弼时的房间里还亮着灯。雨又下起来了。蚕豆大的雨点成串成串地从天上掉下来，刹那间变成了瓢泼大雨。

西柏坡村边山地上的两孔窑洞，因年久失修、土基松软，经不住如注的雨水从山坡上直灌下来，突然坍塌了。流动哨兵立刻大声惊叫起来：

“快来救人呀！快来救人呀！窑洞塌了！”

被叫醒了的人们冒雨朝出事地点跑去，边跑边呼叫着别的人：

“快去通知修缮队，叫他们带了工具来救人！”

顷刻间，塌了窑洞的山坡上聚了很多人。修缮队的人用铁锹和十字镐连扒带挖地实施救援。周恩来也急匆匆地跑来了：

“怎么样，人救出来没有？”

有人回答说：

“挖到现在了，还没见着人！”

还有人喊：

“土层太厚，雨大不好挖！”

此时，毛泽东也顾不得穿雨衣就往外走，被阎长林和警卫排的几个人拦住了。阎长林说：

“主席，雨这么大你就别去了！你去了也使不上劲儿！”

几名警卫战士也说：

“卫士组的人已经去了！那里的人手已经够多了，周副主席正在那里组织抢救呢！”

过了一些时候，卫士组的人一身泥一身水地回来了，毛泽东急切地询问塌房的情况，他们报告说，扒出了3名干部和1名民工，机关事务处的理发员曹庆维因埋得太深、埋的时间太长，扒出来时已经没有了呼吸，不幸牺牲了。毛泽东听了，难过得沉默了好长时间，许久之后才沉痛地对李银桥说：

“小曹前几天还给我理发来着……多可惜呀……”

站在他面前的几个人都不说一句话，毛泽东又悲怆地说：

“告诉机关的领导同志，一定要把曹庆维同志的后事处理好，我要去参加曹庆维同志的追悼会。”

第二天上午，雨停了。伍云甫和叶子龙按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在西柏坡的大会堂里为曹庆维布置了灵堂。

下午，在曹庆维的追悼会开始前，毛泽东从周恩来手中接过了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发来的一封急电，他不能去大会堂了，便赶忙提笔写了一副挽联：哀悼曹庆维同志

写罢交给阎长林，让他立刻送到追悼会上去。工作人员挑了一个最大的花圈，挂上了毛泽东写的这副挽联，庄重地摆放在了灵堂的正中央。

1948年9月1日，应中国共产党之召唤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将军，在归国途中不幸遇难。

早在7月30日和31日，冯玉祥在纽约报纸上先后发表了《告别留美同胞书》和《告别美国人士书》，他声明说：

“这次回国是为了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真正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中国人民的力量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蓬勃发展，中国前途是再清楚也没有了。人民的胜利就在不远的将来。”

他和夫人李德全及儿女乘坐的是由中共拨款给苏联而专门安排的苏联在二战中缴获德国的一艘轮船，于7月31日秘密离开纽约，8月中旬抵达埃及亚历山大港。这里停留的一艘国民党军舰引起了冯玉祥的警惕。9月1日客轮途经苏联黑海时突然起火，冯玉祥在烟火中窒息而死，他的小女儿冯晓达也同时遇难。美国和苏联都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地政治谋杀，且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所为。后来才知道是有人用黑色炸药引燃了火灾，而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也许永远无法知道了。

毛泽东、朱德获悉冯玉祥将军在黑海遇难的消息，立即致电李德全，唁电中说：

“惊悉冯先生及令爱不幸遇难，至深哀悼。冯先生置身民主，功在国家。尚希勉抑哀思，并为实现冯先生遗志而奋斗。”

李德全收到唁电，立即复电毛泽东、朱德说：

“冯玉祥将军不幸于9月1日下午3时在黑海‘颇毕大号’轮船上被焚逝世。我俟健康恢复后即返中国，继续为民主而奋斗。”

后来在1952年，中共中央为了永远纪念冯玉祥的历史功绩，决定将其骨灰安葬在泰山山麓。1953年10月15日，冯玉祥骨灰安放仪式隆重举行，他的墓前铭刻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亲笔挽词。毛泽东的挽词是：“冯玉祥将军逝世谨致悼意。”

再说9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谭政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谭：

据南京谍息：国防部已制订在营口登陆的作战计划，在这次作战中将有防御部队参加，并由招商局的船只保证军队的运输，被指定参加这次作战的各部队已有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国民党指挥机关对这次作战很重视，国民党军队登陆后拟向沈阳西北方面冲击，假使他们不能在营口立足，那么，最低限度他们必须保证部队从沈阳地区撤退的走廊等语。望注意此项消息，国民党似有将长沈军队从营口撤退之准备。如此事在你们攻击锦榆线以后实现，你们须准备于攻占锦榆后回师歼击由沈阳撤退之敌军，务使长沈敌军不能向华中撤走。

军委 申江

9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一、同意江19时电部署。

二、你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不要预先涉想打了范汉杰几个师以后就去打傅作义指挥的承德13军。照你们江19时电部署，打了义县、高桥、兴城、绥中4处之敌以后，锦西之两个师，山海关、前屯卫之两个师，锦州之5个师，津榆线上之5个师（这5个师名义上属傅作义指挥，实际上似是属范汉杰指挥），均互相孤立，均好歼击。在歼击这些敌人时，卫立煌有极大可能增援，可在运动中歼击增援队。如此，你们可以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在此线上作战补给较便利。这又是中间突破的方法，使两翼敌人（卫立煌、傅作义）互相孤立。因此，你们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要预先涉想继续打锦州、山海关、唐山诸点，控制整个北宁路（除平津段）于我手，以利尔后向两翼机动。在我杨成武部向绥远进击，我杨罗耿部威胁平张线的条件下，傅作义除已在唐山地区之5个师外，不可能有多的兵力向北宁线增援。你们主要要对付的敌人，目前仍然是卫立煌。因此，你们现以7个纵队又6个独立师位于新民及沈长线是正确的。但在你们未攻锦州以前，长、沈敌人在你们强大兵力威胁之下是否敢于有所动作，还不敢断定，恐怕要在你们打锦州时才不得不出动。情之估计及你们行动之大体设计，希望你们预先加以考虑，具体判明及决定要在你们打了几部敌人之后。

军委 申微

9月7日，毛泽东发出了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写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一）（见《毛泽东选集》）：

“我们准备5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

“你们如果能在9、10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18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3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如果你们的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一方面长、沈之敌可能不出来，另一方面锦、榆、唐诸点及其附近之敌（18个旅）则因你们去的兵力过小，可能收缩于锦、唐两点，变为不甚好打而又不得不打，费时费力，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再则，今年9月至明年6月的10个月内，你们要准备进行3次大战役，每次准备费去两个月左右时间，共费去6个月左右时间，余4个月作为休息时间。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1、确立攻占锦、榆、唐3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2、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3、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以上意见望考虑电复。”

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机关小食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第三次九月会议”，这是自撤出延安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7人，他们是：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任弼时 彭真 董必武

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14人，他们是：陈毅 贺龙 聂荣臻 徐向前 叶剑英 邓小平薄一波 曾山 滕代远 邓颖超 饶漱石 廖承志 张鼎丞 刘澜涛

另外还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重要工作人员10人，他们是：李维汉 杨尚昆 胡乔木 傅钟 李涛 安子文 李克农 冯文彬 黄敬 胡耀邦

毛泽东首先作了报告，他说：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大约用5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目标上来。”

毛泽东还说：

“解放战争打了两年，我军从防御转入进攻，共消灭敌人正规军200个旅，是蒋介石总兵力500个旅的五分之二。今后按每年消灭100个旅左右计算，再有3年，歼敌300个旅，打倒国民党，没有理由说不可能。”

“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构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不同。”

毛泽东还批评了“新资本主义”的提法，他说：

“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不起决定作用，所以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到第3天，毛泽东已经连续工作了3昼夜。在这3天3夜里，他每天只吃两餐素面或麦片粥，有时就着叶子龙做的湖南风味的酱豆腐，喝一缸麦片粥，就算是一顿饭。

“馋了，你想办法弄碗红烧肉来，要肥点的，我补补脑子。”

毛泽东这样吩咐李银桥。江青知道了，皱着眉头对李银桥说：

“真是改不了的农民习气！你不要弄了，贺老总不是送来腊肉和鱼了吗？给老板做得有滋味些，什么不比那碗红烧肉强？”

毛泽东吃饭时见没有红烧肉，发了脾气，大声责问侍立一旁的李银桥：

“怎么回事？交代了的事情为什么不办？是办不了还是不想办？啊？”

李银桥看看坐在旁边的江青，江青也不敢做声，他又不好说出是江青不让办，一阵委屈，流了泪。他就那么一声不响地站着流泪，什么话也不说。毛泽东似乎看出了什么，不再责问李银桥，抓起筷子草草吃了几口饭。饭后，毛泽东把李银桥叫进屋，声音变得很温和，说：

“我发脾气不对，可是，怎么回事？又是江青？”

毛泽东再三追问，李银桥才不得不说出是江青的交代。毛泽东气得拍了桌子，他说：

“我就是农民的生活习惯，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吃饭不要她管，今后我吃我的，她吃她的，就这么办了！”

后来在会议期间，卫士们给毛泽东作了两次红烧肉，还出去打斑鸠给他吃。毛泽东说：

“你们不要为我吃的东西费力气，一个星期给我吃两次肥肉，那就足矣。”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各战略区的主要领导人都进行了个别谈话。他找到负责第1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说到派王世英到太原阎锡山处劝降一事，他说：

“如果有这种可能，就尽力争取。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决，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阳孝义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去，麻烦就少了。”

毛泽东认为，和平解放大城市，不仅能够保护大量的工商企业，为建国后进行经济建设做准备，更重要的是，他害怕中国人流更多的血。他曾经说过：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太多了。徐向前听了毛泽东的话，迟疑了一会儿说：

“恐怕不太容易。”

毛泽东问道：

“阎锡山有何顾虑？”

徐向前说：

“恐怕不是顾虑问题。我们曾采用各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过8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徐向前见毛泽东的脸色沉了下来，就补充说：

“我们立足于打，但也不放松争取和瓦解工作，尽量减少麻烦。”

毛泽东缓缓地点了点头，说：

“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的了，最好北平不要打。”

毛泽东在和邓小平谈话时说：

“我们每次见面都有很大变化。明年我们再见面时，应该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邓小平说：

“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我回去和伯承同志研究一下，我们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我想一定能够完成。”

周恩来在旁边说：

“你们的位置太重要了，要靠你们去消灭蒋介石的命根子，消灭他的主力部队，还要剿蒋介石的老窝呢。”

邓小平说：

“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

陈毅说：

“我们的本事就是一条，坚决完成主席和中央交给的任务。”

朱德也笑着说：

“完不成任务，就打你这胖子的屁股。”

“总司令还没有打过我的屁股，我想我们不会挨打。希望下次见面时，能在你家吃到四川的腊肉。”

“好啊，我给你把四川腊肉准备好，到时候你就来吃吧。”

欲知毛泽东如何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做事历来是未雨绸缪。他在城南庄等候去莫斯科向斯大林解释新中国政权的性质，目的是要在吸收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新政权建立后，能够征得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支持而避免引起误会。他在“九月会议”上强调新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说要在各级政府、各种政权机构的名字上加上“人民”二字，“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不同”。他在会议期间批评那些根本不懂马列而又急于标新立异者提出的“新资本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口号，进一步强调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有这一切，后来的事实都证明了毛泽东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具有非凡的高瞻远瞩的预见能力。

第39章 1948年9月—

“现在到了最后的决战阶段，仗要越打越大，都是关系全国大局的大仗，不要还是我一个人说了算，重大决策要集体研究决定。”

话说1948年9月10日，东北野战军林彪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作了南下北宁线的部署：以第12纵队及6个独立师、炮兵纵队1个团及内蒙古军区骑兵第2师继续围困长春。以第3、4、7、8、9、11纵6个纵队及炮兵纵队主力，第2纵队第5师，冀察热辽军区3个独立师，南下北宁线，歼灭辽宁义县至河北昌黎一线国民党军，尔后相机夺取锦州、锦西、山海关。以第1、2（欠第5师）、5、6、10纵5个纵队，配置于沈阳以西北及长春、沈阳之间，阻止沈阳之国民党军向锦州或向长春增援，并随时准备参加攻锦作战和歼灭长春突围之敌。

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了，东北野战军在北宁线义县至河北唐山段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击。热河独立第4、6、8师包围了兴城、绥中等地，将锦州与唐山之间的通道截断，并断绝了傅作义集团增援东北的陆上通道。4纵、9纵插于义县、锦州之间，并包围义县。

9月13日，“九月会议”在结束前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分区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

这个《决议》全文将近5000字，共分为3大部分、12大项、58条，是向全党、全军发出的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要求全党全军全面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总纲，成为加强党的纪律性、规范组织性的纲领性文件，称得上是中国共产党铁的纪律的光辉典范。

“九月会议”结束后，中央书记处5大书记几乎是天天开会。按照原来的分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负责全国的军事指挥。毛泽东说：

“现在到了最后的决战阶段，仗要越打越大，都是关系全国大局的大仗，不要还是我一个人说了算，重大决策要集体研究决定。”

于是，几乎是每天晚上8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都准时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他们的卫士和警卫人员也都跟了来。书记们在办公室里开大会，卫士们就在值班室议论现在包围了什么地方，消灭了多少敌人。

朱德多年来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晚上10点洗澡睡觉，清晨起来散步打拳。现在，毛泽东习惯于晚上办公开会的习惯，把他的生活全打乱了。毛泽东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有时就劝说：

“总司令啊，你年龄大了，可以早一点回去休息。”

朱德摇摇头说：

“这么重大的事，我回去也睡不着。”

话是这么说，有时会议开到一半他就打盹了。有人想叫醒他，毛泽东就轻轻摆摆手，说：

“不要叫了，让他休息一会儿，决定重大问题时再叫也不迟。”

朱德醒后总是抱歉地说：

“哎呀，糟糕，睡着了。”

大家都笑了。周恩来说：

“没关系，你休息一会儿，就能坚持到底了。”

毛泽东说：

“咱们这一段会议多，为的是彻底打败蒋介石。事情多，又很重大，少数人做主不行，咱们一起打一段疲劳战。总司令开会时稍微休息一会儿，精力更充沛，这是一件好事嘛。”

他又对周恩来、任弼时说：

“我们3个人打疲劳战打惯了，在陕北打了一年多，打败了蒋介石妄想消灭我们的野心。现在咱们再在一起打一段疲劳战，为的是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不然，事情这么多，又这么重要，少数人做不了主啊！”

周恩来接着说：

“这个疲劳战是很辛苦的，但效率也是很高的。”

任弼时患有高血压病，过度紧张或劳累就头晕，靠在躺椅上闭目养神。有时大家也劝他早点回去休息，他就摇手说：

“我比你们都年轻，你们坚持工作，我回去休息怎么行呢，我应该比你们多做点事才对。”

9月中旬的一天，张文秋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后，刘少奇说：

“我带你去看看毛主席，好不好？”

张文秋高兴地说：

“好！我老早就想去拜望毛主席了。”

在刘少奇的引领下，张文秋来到毛泽东的会客室，只见屋里的陈设十分简单：两个单人沙发，一个帆布套座椅，左边摆放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木椅子，桌上铺着白桌布。毛泽东穿着深灰色的夹衣，脚穿一双黑布鞋，同张文秋握手问候。刘少奇说：

“我把张文秋同志约来看望主席，主席可以和她多谈谈，我先走了。”

刘少奇走后，毛泽东笑着问张文秋：

“好久没有看见你了。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在何处工作？”

张文秋说：

“我住在平山县王子村，在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工作。我好久未见到主席，很想念主席。”

“你在司法部工作？工作情况怎么样？”

“我没有学过法律，工作起来感到吃力。”

毛泽东鼓励她好好学好好干，接着话题一转，问起张文秋的身世。张文秋后来回忆说：

“我就从祖父母到父母，从求学到参加革命，把自己的家世和经历讲给他听。他听得很入神，有时频频点头，有时还插几句话。当我讲到我的求学经过时，毛主席说，他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毛主席听我讲完家庭情况后，很有感慨地说：

‘你出来参加革命，真不容易呀！你是同封建社会斗争，同宗法观念斗争，才出来的呀！你幸喜有一个好母亲做后台，支持你求学，求进步。她不支持你，你参加不了革命，也不会有今天。’

毛主席向我介绍了他的身世，说他父亲脾气大，不让他外出求学，也是母亲支持他。当主席讲到开慧牺牲，岸英、岸青、岸龙流浪的情况时，他的眼圈有些发红，看得出他是非常难过的。毛主席又向我问起谦初牺牲的经过和谦初的家庭情况，我一一作了详细回答。毛主席听完，有些难过，说：

‘谦初是个好同志，可惜牺牲得太早了。他是一个有才能、对党有贡献的人，是党的忠实的儿子。他的牺牲，是党的一大损失啊！’”

毛泽东问清了所有的情况后，言归正传，把话题转到了毛岸英和刘思齐谈恋爱的事上，他对张文秋说：

“听岸英说，他和你的大女儿思齐很要好，已经通信好久了。他说：他很爱思齐，思齐也很喜欢他。他们俩人现在要求订婚，我很同意，现在就看你的意见怎么样，你对这个女婿满不满意？”

张文秋一本正经地说：

“他们两人通了许久的信，我是知道的。现在他们要求订婚，我很赞成。主席既然同意了，我非常高兴。不过，我怕思齐年轻幼稚，不懂事，配不上岸英。”

毛泽东微笑着摆摆手，说：

“我看思齐比较懂事。她年纪虽轻，但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她是在监狱里长大的，知道艰难困苦。她是烈士的后代，是我的干女儿，我很同情她，也很喜欢她。所以，我赞成他们现在订婚，将来结婚。”

张文秋也高兴地说：

“将来思齐和岸英能结合在一起，做主席的儿媳妇，经常在主席身边受教育，会非常幸福的。我有岸英这样一个女婿，也很满意。”

毛泽东说：

“今天本应当叫岸英来见你，可是他现在不在家里。明天我叫他到你家里去看望你。岸英刚从苏联回来不久，对国内情况不大了解，尤其是对中国革命的情况，不大清楚。他很幼稚，希望你今后多费点心帮助他，教育他。”

张文秋连忙说：

“我听很多人说，岸英精明强干，能吃苦耐劳。他在苏联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回国后，也表现得非常出色。好多人都夸他是一名大有作为的青年。”

“这都是别人的奉承话，你可不要相信。他实际上是有很多缺点的。”

眼看到了中午，张文秋起身告辞。毛泽东再三挽留她吃午饭，张文秋只好留下来和毛泽东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又谈起了他们家为革命牺牲的5位亲人：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张文秋也谈到了毛泽民和陈振亚在新疆的斗争和被害的经过，又谈到了在新疆第4监狱里同敌人斗争的情况。直到天晚，两人已经谈了八九个小时。张文秋起身告辞，毛泽东还要挽留她吃晚饭，张文秋说：

“主席该休息了。天快黑了，我也要赶快回家。”

毛泽东这才起身，与张文秋握手道别。张文秋后来回忆说：

“我回到家里，仔细回想了一天的情况，明白了毛主席详细询问我的身世和革命经历的原因，显然是为了岸英和思齐的婚事。毛主席真会做调查工作。他以谈家常的方式，将我各方面的情况都调查得一清二楚，连对谦初的家庭都作了深刻的了解。与此同时，他也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和岸英的情况，主动告诉了我，让我心里有底。毛主席这种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尊重他人的品格，使我又感动，又佩服。他这样重视孩子的婚事，又使我格外高兴。”

9月16日夜，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的济南战役正式发起，华东野战军以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以18万人组成打援集团。

9月19日，国民党军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在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下，率115旅、161旅及独立旅共3个旅约2万余人举行战场起义。

9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健全党委制》（参看《毛泽东选集》）的决定，他写道：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委员会又须分别为常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

“此外，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两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

9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按照近日北宁线敌情，甚有利于我军发展，望你们集中注意于该线之作战，首先达成歼灭该线（锦州至塘沽）敌军19个师之目的。若此目的达成，则将来一切好办，否则将发生困难。

军委 申马

9月24日晨，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致电中央军委等，他在电文中写道：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

一、至此刻为止，攻济战斗已突入内城6个团，敌极混乱，决乘此时机于白昼继续攻歼该敌。如内城之敌解决，则固守城南部千佛山、马鞍山之敌，亦易解决（齐鲁大学之敌昨已投降）。估计攻济战斗日内即可完全结束，但援敌邱兵团直至今晨，才开始自商丘以北分向曹县、城武间地区北进，而黄兵团则尚未完全集结。但以现有材料计，该兵团之64师亦到达砀山地区。李兵团则尚在固镇及其以东地区。

似此，如援敌知济南已被我完全控制，则停止北援，而转为加强警备，以防我主力南进之可能性，似较继续北援之可能性为大。如敌仍继续北援，我们当按既定之方针歼灭援敌。如敌停止北援，则我们下步行动，拟作如下建议：

1、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孤立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该战役可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3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尔后全军转入休整。

2、只进行海州作战，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的，并以主力控制于新安镇、运河车站南北及峄枣线，以备战姿态进行休整。

此案对部队休整（只有攻城部队须稍事休整，至昨黄昏为止，攻城部队之6个纵队仅伤亡8000余人，昨晚及今晨伤亡尚不在内，依此伤亡并不算大）更便利，但亦增加今后攻占两淮的困难（敌可能增兵）。

3、全力向南求援敌之一部而歼灭之，但在济南攻克，敌人加强警惕，可能退缩，恐不易求战。

4、全军即进入休整，如此对部队有好处。但易失去适宜作战——“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于敌人之精神压力”。

二、究应如何请电示，但不论采何方案，建议华东自立即令鲁南及滨海地武将临沂之王洪九部包围，以待济、徐作战结束后，加派一部主力（如仅以地武歼该敌很难奏效）攻歼该敌。

三、饶政委今明可抵职部，到后当将尔后行动再请示饶政委。

粟 敬 晨7时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战争史上第一次由前线将领提出战略计划。

9月24日，毛泽东在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召开东北高级干部会议给东北局的电报稿上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关于战争第3年（今年7月至明年6月）的作战计划，要求东北全军和华北第2、第3兵团协力歼灭卫傅两军至少36个师，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4线及其线上除平、津、沈3城以外之一切城市，准备以现有主力军之半数于战争第4年向长江流域出动，留下半数攻击平、津、沈。为适应第4年出兵南进之需要，你们应于第3年内，准备第一批远出工作干部1万5千名至2万名，其条件为地方区委委员以上军队排长以上各种党政军民财经文教及新闻工作者，望于此次干部会议上布置完毕，待命于明年秋季随军出发，那时再准备第2批1万5千至2万名远出工作干部，以便你们能在长江流域及南方管理5千万至1万万人口的新区域。”

9月24日17时15分，济南战役结束，由于国民党援军未敢轻动，济南守军10.4万人（包括起义部队）全部被华东野战军歼灭，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保安司令王耀武及副司令牟中衔、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被活捉。同时，华东野战军乘势攻克了长清、齐河、历城3座县城；马鞍山、千佛山国民党守军亦分别于25日、26日向解放军投降。

攻克济南捷报传到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都非常高兴。毛泽东的一个卫士调皮地说：

“主席吃了红烧肉，指挥打仗没有不赢的！”

蒋介石得知济南失守，暴跳如雷，竟然将收音机摔得粉碎，他说：

“该城失陷实出乎意料之外。过去不惜任何牺牲以坚守强固据点或主要城市的战略，必须改变。”

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济南的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

就连为蒋介石撑腰的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说：“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

9月25日下午，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的陈毅、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致电中央军委并转粟裕，他们在电报中说：

“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

电报中还说：白崇禧正调集张淦、黄维两兵团“破坏我豫西区之中心腹地。如此着实现，对我秋季群运、屯粮、冬衣储计划妨害甚大。”我们“拟采取分遣歼敌方针”，以1至2个纵队南下，配合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先破击信阳至汉口段铁路，然后分歼江汉地区之敌；野战军主力位于南阳附近，吸引敌人西进，“如敌转向东北，则我亦向东北机动均可。”“此一行动计划可争取在江汉歼敌一部，可保持豫西基本区，于东战场亦可配合得宜。”

9月25日傍晚，毛泽东在办公室里反复阅读着粟裕和刘伯承等人的两封电报，思考着粟裕和刘伯承等人的意见。国共双方在中原的决战是不可避免的，粟裕的建议虽然不错，只是把战斗限于两淮和海州，战役的范围设想得较小，对作战的第一个目标也认识不足，是不能达到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于江北的目的的。眼下华东野战军一战而定山东，不应转为休整，而应乘胜打第2仗、第3仗，力争尽快解决徐州问题。一个更大的战役计划在他的脑海里酝酿。

面对徐州国民党的60多万重兵，人民解放军必须投入更多的部队，这可不同于济南战役那样双方二十几万人的角逐，而将是又一场规模宏大的拼死搏杀啊！

毛泽东分析了形势，认为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将敌人主力歼灭于淮河以北，从而为渡江作战直至解放全国奠定基础。在此情况下，必须坚定敢于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信心。他感到农舍小屋里有些憋闷，于是，就走到院子里，在夜幕下踱步沉思起来。

刘峙、白崇禧两大军事集团有110万大军，装备精良，又有津浦、平汉和陇海3条运输线，确是两个硬敌，不可等闲视之。但是，蒋介石要防白崇禧“尾大不掉”，把一个完整的中原战区一分为二，表面上刘峙、白崇禧一东一西，各据徐州、武汉，互成犄角之势，可他恰恰疏忽了战略上的联系，增加了我军从战略上分割敌人的可能性，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可乘之机。

毛泽东不禁摇了摇头，有点替蒋介石惋惜。他快步走进屋里，拉近了地图，把目光集于华东一隅。徐州集团国民党军的部署是星罗棋布，其重要将官有刘峙、杜聿明、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孙元良、李延年、刘汝明……

毛泽东对这些将官一一排队点名，他对国民党的将官像对自己的部下一样熟悉。谁是淮海战役的首取目标呢？刘峙、杜聿明坐镇徐州中心点，左有邱清泉、孙元良，右有李弥、黄百韬，还有4个绥靖区，形成一字长蛇阵。他逐个分析着，绥靖部队不负责机动作战，部队素质也差得多，谈不上首取主要目标；东西两侧的4个兵团，数黄百韬离徐州最远，而他的东面是滔滔大海，天绝其退路。更重要的是黄百韬兵团是土军阀出身，并非蒋介石的嫡系，他一旦被围，邱清泉、李弥等都不会拼死力相救。对！先打黄百韬！于是，黄百韬兵团就成了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的首取目标。

毛泽东把他的思考意见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人通了气，大家一致赞成。

9月25日19时，毛泽东亲拟的电文发给华东局饶漱石、华东野战军粟裕并告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中原野战军刘伯承和陈毅、李达，他在电文中写道：

饶粟并告许谭王，刘陈李：

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等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10月10号左右开始行动。你们应利用目前半月时间，使攻济部队获得短期休息，然后留1个纵队位于鲁西南起牵制作用，吴化文亦应移至鲁西南其余全部南下，准备进行几个作战：

1、估计不久邱清泉兵团将退回商丘、砀山地区，黄百韬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2、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3、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

进行这3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因此，你们应在酉灰以前做好有关这一战役的充分的准备工作，要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

军委 25日19时

毛泽东根据东北战场上的敌我态势，也作出了先打锦州之敌的作战部署。

原来9月24日，东北野战军南下的4纵在兴城东北歼灭国民党军一部，切断了兴城与锦西之间的联系，牵制了锦西、葫芦岛的敌人。9纵位于锦州、义县之间，以渗透战法，插向锦州以北，并夺取了帽山屯和锦州以北诸高地。8纵由八面城出发，经彰武等插入锦州以北。7纵渡过大凌河，插至锦州西南地区，并协同4纵攻占塔山、高桥。11纵攻占了昌黎及其以西地区。

9月27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寝9时电悉，计划极好。惟歼灭义县、高桥、兴城、绥中、锦西5处之敌以后，如能同时打锦州、山海关两处，则应同时打两处。如不能同时打两处，则先打山海关还是先打锦州值得考虑。因先打山海关，然后以打山海关之兵力回打锦州则劳师费时，给沈阳之敌以增援的时间；如先打锦州，则沈阳之敌很可能来不及增援，继续陷于麻痹状态（目前已是麻痹状态）我则可以主力移攻山海关、滦县、唐山、塘沽，并且只要有可能便应攻占葫芦岛、秦皇岛，完全肃清锦州、塘沽之线，直迫天津城下，迫使国民党用空运方法从沈阳调兵增防平津，除此以外绝无其他方法增防平津，而空运方法则是很迟缓的，并且是运不完的。这个时候你们全军休整一个月至多40天（不要超过40天），然后分为两个集团，以一个集团第一步攻占平承线，第二步攻占平张线，以另一个集团攻沈长，如此方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我军则完全处于主动地位。你们现在就应计算到这些步骤。

军委 感亥

9月28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陈毅的指示电：

“黄兵团调回新安镇地区业已证实。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新安镇地区距离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甚快，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战役时间包括打黄兵团，打东海，打两淮在内，须有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战后休整一个月，故你们须准备两个月至两个半月的粮秣用品。此次济南战役只费10天，战后休整似需20天左右，淮海战役估计为一个半月，共计两个半月左右。这个时间，即是原来准备对付攻济及打援可能有的最不利情况的时间，如果你们能按照这个时间取得济南（已经取得）、淮海两大战役的胜利，那是很合算的。师长以上干部到会的曲阜会议似宜推迟数日举行，以便攻济兵团各纵、师能在会议以前稍加整理。伤亡最大之９纵、13纵等部宜迅速给以补充，在可能条件下如能抽调若干地方建制部队补入该两纵，特别是73团和109团是有必要的。在执行淮海战役时，该两纵在作战第一阶段宜作预备队使用。俘虏６万余人中，宜有半数以上拨补全军人数最感不足的各纵。为顾到攻济兵团的休补，淮海战役出动时间似须推迟至酉哿左右。”

9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俭日10时电悉。先打锦州后打锦西，计划甚好。卫立煌赴宁与蒋顾何会商，27日返沈，必是决定接出长春之敌和增援锦州之敌无疑。因卫如不接出长春之敌，则难向锦州增援。但接出长春之敌，估计需要10天左右时间，向锦州增援又需要10天左右时间，故你们攻取义县、锦州、锦西3点必须顾及此种时间性。你们准备追歼长春逃敌是必要的，但不知在沈敌向北迎接长春逃敌时，你们使用多少兵力，及在使用这些兵力之后，你们是否尚有足够兵力确有把握地于20天左右时间内歼灭义县、锦州、锦西3点之敌。我们认为，你们必须将作战重心放在攻占这3点上面，因为这是你们整个战局的关键。如果以现到锦州地区各纵难于在20天左右时间内攻占3点，则宜从现位沈阳以西各纵中抽调一部加强之，确保迅速攻占3点至少3点中之两点。当然卫立煌亦有不顾长春，径向锦州增援之可能。假定如此，你们更应于攻克义县之后，力求迅速攻克锦州，否则敌援接近，你们集中全力去打援敌时，锦州、锦西两处之敌势必集中一处扰我后路，并使尔后难于歼击该敌。若你们能够迅速攻克义县、锦州两点，则主动权便可握在你们手中，否则，你们可能产生如像过去半年那样处在长沈两敌之间，一个也不好打的被动姿态。你们必须估计到打沈阳倾巢援锦之敌时，有好打不好打，打得胜打不胜两种可能性。因此你们是否能取得战役主动权（当然战略主动权是早已有了的），决定于你们是否能迅速攻克3点尤其是锦州一点。只在两种设想之下，你们可以在未占锦州的情况之下，也能获得战役主动权，这即是你们能于沈敌北上迎接长敌时，能打一个极大的胜仗，歼灭敌军10万左右，或者于沈敌援锦时你们也能打一个这样的大胜仗，但是我们不知道确有此种把握否。我们觉得，首先攻占锦州是有较大把握的，并且是于全局有利的。以上望见复。此外，我军从9日出动至今日已21天，尚未开始攻击义县，动作实在太慢，值得检讨。

军委 艳寅

9月30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北平，要傅作义增援东北。

9月30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

一、袭破平汉路信汉段不宜过早，应俟７师、48师到达确山地区并向西有所动作时实施破袭方能生效。

二、在７师、48师集中确山地区以后，你们主力作战目的似以攻取襄阳为最适宜。你们如能集中主力攻占襄阳，威胁宜昌，则７师、48师又将被迫南调，你们可以回头攻取南阳，否则你们除攻郑州外再无好打机会，将处于到处不好打之被动地位，而攻郑州则18军向北增援之距离和７师等部向襄阳增援之距离较近，似亦不如打襄阳为较有利，较易获得战役主动权。现在你们只有战略主动权，尚未获得战役主动权。如何，望考虑见复。

　军委　30亥

1948年10月1日，罗荣桓签发了《准备夺取锦州，全歼东北敌人》的战斗动员令。

10月2日，蒋介石飞临沈阳，不顾卫立煌的反对，亲自部署战事：以沈阳地区的11个师、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廖耀湘统一指挥，进占彰武，新立屯，策应长春守军突围，然后西进，与将要组织的“东进兵团”夹击锦州共军。以5个师编成“防守兵团”，由第8兵团司令官周福成统一指挥，防守沈阳及铁岭、抚顺、本溪等地。

毛泽东听说蒋介石到了沈阳，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蒋介石飞到沈阳了，这下子我们胜利就更有了把握。”

周恩来也说：

“蒋介石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仗就好打。他历来是瞎指挥。”

正当箭在弦上之际，林彪在10月2日晨乘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列车到了郑家屯，获悉葫芦岛又增重兵的情报，他顾虑打锦州时有被敌人从沈阳、锦西、葫芦岛两面夹击的危险。

10月2日晚22时，林彪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发出了“AAAA”字的万万火急电报，提出两个行动方案，要求改变作战方针，放弃打锦州，回师攻打长春。

3日清晨，罗荣桓得知林彪发电报的事情后，马上拉着刘亚楼找林彪。林彪向他俩说出了发电报的原委，坚持说打长春可靠一些。罗荣桓说，现在几十万大军已拉到了辽西前线，锦州外围据点已肃清，敌情变化不大，不能轻易改变中央已确定的作战方针。他还强调说：

“这是抗拒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违背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是影响全国战局的。”

在罗荣桓、刘亚楼等人的说服下，林彪才要秘书到机要处追回那份电报，可电报已经发出去了。此时，毛泽东尚未复电。刘亚楼问怎么办？林彪不作声。罗荣桓说：

“检讨一下，再发一份电报，说明我们仍然要打锦州。”

林彪嘴里说同意，就是不起草电报。罗荣桓马上起草了电报，经林彪修改后，于3日上午9时发出，电报称：“我们拟仍攻锦州。”并拟定了如下作战部署：

“以4纵和11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敌两个师；以1纵、2纵、3纵、7纵、8纵、9纵及6纵之第17师共16个师的兵力及炮兵纵队主力，攻打锦州；以5纵、6纵（欠第17师）、梁兴初的10纵（附1纵第3师）在新民以西以东地区，牵制敌“西进兵团”；12纵南下通江口地区，准备参加新民方向的打援和截击长春突围之敌；以1纵（欠第3师）位于高桥为总预备队。”

10月3日下午5时，毛泽东看了林彪2日22时要改变方针的电报，非常生气，他征得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同意，复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文中写道：

林罗刘：

2日22时电悉。

一、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在义县、兴城、绥中之敌已被歼灭的情况下，葫芦岛、锦西地区虽然已增加新5军及95师，并准备以4个师打通两锦交通，你们可以于攻锦州之同时，部署必要兵力于两锦交通线上，首先歼灭由锦西增援锦州之4个师，然后打下锦州。在5个月前（即4、5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7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8第9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5军从山海关、95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

二、你们指挥所现到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8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

军委 3日17时

10月3日下午7时，毛泽东发完上一封电报，还是不放心，又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东北局，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

本日17时电发出后，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除了前电所述之理由外，假定你们改变方针打下了长春，你们下一步还是要打两锦。那时，第一，两锦敌军不但决不会减少，还可能增加一部，这样，将增加你们打两锦的困难；第二，目前沈阳之敌因为有长春存在，不敢将长春置之不顾而专力援锦，你们可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在目前10天至20天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牵制全部至少一部分沈阳之敌。如你们先打下长春，下一步打两锦时，不但两锦情况变得较现在更难打些，而且沈敌可以倾巢援锦，对于你们攻锦及打援的威胁将较现时为大。因此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10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4至5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望你们深刻计算到这一点，并望见复。

军委 3日19时

10月3日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第一批抵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表示慰问。

是年秋，章士钊在河北西柏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你的好友杨度，是我们的人，是共产党员。杨度在病危期间，写了一幅自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曾留学日本，曾师事王闿运，也曾投靠袁世凯，后追随孙中山。1926年始与李大钊来往密切。1929年秋，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1931年在上海逝世。

10月4日凌晨1时30分，中央军委收到罗荣桓起草的电报，毛泽东得知林彪坚定了攻打锦州的决心及调整作战部署后，这才放下心来，他在4日清晨6时的复电中写道：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

3日9时电悉。

一、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

二、你们决定以4纵和11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之敌，以1、2、3、7、8、9共6个纵队攻锦州，以5、6、10、12共4个纵队对付沈阳援锦之敌，以9个独立师对付长春之敌，这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我们过去一个月中曾有多次电报叫你们如此做，你们到现在才想通这一重要点，不是平分兵力，而是以主力放在两锦方面。虽然在时间上应当一开始就如此做，从你们部队开始行动起到今天差不多已有一个月之久，你们才把攻击重点问题弄清楚，重新增加两个纵队到两锦方面去，可能对于作战要受一些影响（是否有影响及影响之大小，要看作战结果如何才能定），但是平分兵力的错误算是纠正了。从这件事你们应取得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你们的指挥所应先于部队移动到达所欲攻击的方向去（这一点我们在很早就向你们指出了），由于你们没有这样做，致使你们的眼光长期受到限制；第二个教训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而不要平分兵力。

三、攻击锦州的时间愈快愈好，但因你们兵力尚未到齐，你们指挥所方才接近锦州附近，部队的攻城动员准备工作尚未进行，当然应当稍待时日，等候兵力到齐和完成准备工作，然后开始攻击。但是你们应当力求缩短这一准备过程，不要延迟太久，当然决不要有任何的慌忙。

四、关于不应当回头攻长春的理由，不是如你们所说的“太费时间”以及“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而是如我们昨日17时及19时两电所说的那些理由，即你们如果真的回头攻长春，你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就拿突围一点来说，目前该敌突围愈迟愈有利，不突围更有利。

五、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3日9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

六、蒋介石已到沈阳，不过是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他讲些做些什么，你们完全不要理他，坚决按照你们3日9时电部署做去。

军委 4日6时

10月5日凌晨，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一、完全同意你们4日15时电关于对付援敌的处置，这种处置，可以保障攻击锦州时不受东西两面现有任何援敌的威胁，即使再加一部援敌亦可阻止之。

二、据息，国民党正在海运台湾孙立人的31军向葫芦岛登陆。该军如全部北运，则是两个师，每师3个旅，全部美械新兵，虽已训练一个长时间，但无作战经验，战力不强，估计10天内难于到达。你们不应被此项消息所扰乱，而动摇你们的决心。惟须尽可能缩短准备时间，早日开始攻击。

三、大连所得沈阳援锦部署是很胆怯的，该部署表示极怕我攻锦打援战法，采取逐步推进看势行事的谨慎方针。因此你们不要顾虑该敌难于阻止，大约有9个师左右即够阻止该敌。你们可从该方面12个师中以9至10个师位于第一线第二线，以3或两个师位于接近锦州不太远之地点，以便在必要时转用于锦西方面。

四、沈阳锦西两方援敌攻击精神必不强，你们以6个纵队阻援必能胜任愉快，同时攻城兵力亦可能不要使用到6个纵队，估计有5个纵队即够，尚有一个纵队可以作为总预备队，保证整个战役的胜利。

五、尚须几日完成准备，何日可开始攻击，盼告。

军委 5日4时

10月6日凌晨，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4日9时电悉。一、你们到锦州附近指挥甚好。但你们不应距城太近，应在距城较远之处以电话能联络各城兵团即妥，务求保障安全。另设攻城直接指挥所，委托适当人员秉承你们意旨，迫近城垣指挥（亦不要太近）。二、国民党统治机构全般慌乱，一切战场处于被动，士气一般下降，望鼓励全军将士奋勇杀敌，争取大胜。

军委 6日2时

10月6日，蒋介石在葫芦岛召开军事会议，布置海空军协同地面部队向锦州增援，他要以锦西、葫芦岛的4个师及从华北、山东抽调的7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侯镜如统一指挥，由锦西向北增援锦州。

此时已进入深秋时节，卫士们发现毛泽东的毛衣毛裤实在太破了，不仅有好几个大窟窿，还有不少地方脱了线。他们商量着让韩桂馨给补一补。韩桂馨接过毛衣毛裤看了一番，建议说：

“今年和去年的情况不一样了，去年陕北的条件困难，现在的条件好了，西柏坡离石家庄这么近，那里毛衣毛线都有，如果买毛衣毛裤怕不合身，你们买来毛线，我可以给主席织，保证天冷的时候让主席穿上。”

阎长林知道毛泽东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经他同意，谁也不能花钱给他添置东西，就说：

“小韩，你去请示主席吧，因为你年龄最小，什么话都可以讲。”

韩桂馨在毛泽东面前确实很随便，有一次她的一位战友江燕来看她，说想见一眼毛泽东，照一张相。韩桂馨说：

“那还不容易，你跟我来。”

她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推开门冒冒失失地叫一声：

“主席，你出来，跟我们照张相。”

毛泽东居然听她的话，放下手中的笔和文件，走出窑洞同两位女战士合了一张影。可是这一次韩桂馨并没有答应阎长林，她说：

“这不是我的工作，也不是小李讷的事，如果是小李讷的事情，你们不去，我就敢去。这些都是你们的事，不应当由我去问主席。”

阎长林知道韩桂馨和李银桥正在谈恋爱，就说：

“你跟李银桥一块去问主席行不行？”

韩桂馨瞟了李银桥一眼，不做声了。李银桥说：

“这要找个机会才行，不能干扰主席办公。等到主席吃饭、休息或者散步的时候，才能和主席说。”

阎长林说：

“先侦察侦察么，有机会就说，别拖，一拖就没劲了。”

李银桥为补毛衣毛裤的事时刻等待着机会。后来他见毛泽东正坐在沙发上看报，就约了韩桂馨一同来到毛泽东面前。李银桥先开口，他说：

“主席，天气很快就要冷了，同志们在给你准备过冬的衣服。你的毛衣和毛裤太破了，不好再补了。再说也找不到颜色相同的毛线来补，就是能找到顺色的毛线，补上也不好看了。大家研究了一下，想给主席买新毛衣毛裤，也可以买毛线，小韩来织，保证天冷时叫你穿上新织的毛衣毛裤。”

韩桂馨接着说：

“现在又不是在陕北了，那时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只能穿补了又补的衣服。现在这里离石家庄近，可以去买毛线，我来织。你原来那毛衣毛裤已经破得不像样子了，实在不好补了。”

毛泽东慢悠悠地说：

“我的衣服破了，补一补还可以穿。就是这样，我们从生活上来说，比前线也好多了。前线更需要给养，一切为了前线。小韩哪，你把李讷照顾好了，又为我们做了缝缝补补的工作，给你添麻烦了，我非常感谢你。还是请你辛苦一点，把我的毛衣毛裤补一下，能穿就行了。”

“你的毛衣毛裤实在太破了，就是能补上，穿上多么难看呀！”

韩桂馨仍然不甘心。可是毛泽东也坚持他的意见，他说：

“唉！穿在里面不讲什么好看难看，能穿就行了。外衣破了，补补还不是可以穿嘛！艰苦奋斗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啊！等我们胜利了，再穿好一点，你说对吗？”

李银桥、韩桂馨无话可说了。毛泽东见他俩要走，忽然说：

“你们两个就是为这件事来的吗？还有没有别的事呀？”

韩桂馨说：

“没别的事，就是动员主席买毛线。”

毛泽东顺口问李银桥：

“银桥，你今年二十几岁啦？”

“21岁。”

毛泽东转向韩桂馨，说：

“小韩，你1947年秋天到我这里来工作是17岁，今年18岁了，对不对？”

韩桂馨说：

“到年底就19岁了。”

“那很好嘛，你们两个应当互相帮助。”毛泽东见韩桂馨有点难为情了，又笑着说：“好了，我听你们的好消息。”

第二天，毛泽东在散步时又悄悄地问李银桥：

“你们谈得怎么样啊？”

李银桥赧颜低头，窘笑不语。毛泽东又说：

“不要封建哟，你们谈我是赞成的。不要靠媒人，啊，我的卫士要自力更生娶妻生子么。”

李银桥和韩桂馨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两个年轻人接触多了，彼此之间都有爱慕之意，但是他俩都不好意思开口。毛泽东看出了一些名堂，就给他俩牵线当“红娘”。不久，李银桥家里来信，说是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李银桥自己的事，无论大小都愿意请毛泽东当参谋，帮助出主意。这次，他还是拿着信去找毛泽东：

“主席，你看这事怎么办？”

毛泽东看罢信，反问道：

“你说怎么办？”

李银桥低头不吭声了。毛泽东哈哈笑出声来，说道：

“银桥啊，你就是太老实。谈恋爱也要动脑子么！你就不会拿着信去问问小韩，她比你文化高，你正好有借口要她帮你写回信么。”

于是，李银桥就拿着信去找韩桂馨，他说：

“小韩，你看看这封信。你看怎么办？如果，如果……不合适就推掉吧？”

“那就，那就推掉呗。”

李银桥见韩桂馨红了脸，胆子便大起来，说：

“你代我写封回信吧？你文化程度比我高，主席说互相帮助，是吧？”

韩桂馨低着头，嘟囔着：

“你可真聪明，你也真够傻的。那么多人找我，我都没有答应，就等……”

李银桥笑了，说：

“要不然，我还要傻呢，是主席教了我这个聪明的办法，是他让我请你写回信。”

“哼，主席就喜欢你，叫别人都是叫警卫，就叫你银桥。”韩桂馨说着声音低了下来：“现在女同志少，将来，将来进城了，女同志多了，你，你可不能变心。”

李银桥说：

“这怎么可能呢？毛主席不答应，我自己也不答应呀。好歹我是你的领导，我要是变心还像个当领导的吗？怎么教育别人呀？”

韩桂馨轻轻地说了一句：

“那你就领导我一辈子吧，我都听你的……”

李银桥又回到毛泽东身边，把经过详细汇报了一遍。毛泽东很高兴，对他说：

“谈下去，银桥，继续谈下去。你们都在我身边工作，又都是安平县的老乡，走到一起来了。要说缘分这就叫缘分。”

后来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李银桥和韩桂馨在1948年12月10日写了申请结婚的报告。不到两天时间，各级领导都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大大好事，甚为赞成”，“完全赞成”，“同意并致贺”，“十分赞成”，“总支委员会同意”。两位年轻人终于喜结连理。

就在这秋季的一天下午，毛远志得知自己寄养在老乡家里的孩子病得很重，便骑马从阜平赶往50多公里外的平山县东黄泥村。她在经过西柏坡时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伯伯那熟悉的声音：

“岸英，岸英，那是你姐姐，快去追呀！”

毛远志回头望了一眼，来不及多想，依然催马赶路。不一会儿，一个陌生青年骑着马赶来了，拦住她问道：

“你是毛远志吗？”

“是啊，你是谁呀？”

“我是岸英。你要到哪里去？爸爸前几天还打听你呢。”

毛远志闻言，自然非常高兴，但她顾不得多讲，只说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病得很重，正要去看看。毛岸英听了，催她快走，还嘱咐她说，需要帮忙时捎个信来。毛远志匆匆赶到老乡家，看到患痢疾的孩子已经奄奄一息，村里又无医无药，赶忙托人捎信给毛岸英。毛岸英很快便骑着马赶来了，将小孩子带到西柏坡，经过医生急救方转危为安。他将毛远志母子安顿到自己的住处，吃了饭，又聊了多时。毛远志见毛岸英的书摞中有一本《马恩列斯毛论思想方法》，拿过来翻了翻，很想要，毛岸英却说：

“别的书都可以，这本书不能送你。”

“为什么？”

毛远志不解地问。毛岸英认真地说：

“爸爸讲了，他不同意提‘毛泽东主义’，也不能把他同马恩列斯并列，说他不够资格。你看，这本书的封皮是马恩列斯毛的头像并列，所以就不能送给你喽。”

再说10月9日，东北野战军开始了锦州外围战。一场以东北野战军25万人对国民党守军10万人的攻坚战拉开了序幕。

10月10日9时，毛泽东发出了为中央军委写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二）（见《毛泽东选集》），全文如下：

一、从你们开始攻击锦州之日起，一个时期内是你们战局紧张期间，望你们每两日或每3日以敌情（锦州守敌之抵抗能力，葫芦岛、锦西援敌和沈阳援敌之进度，长春敌军之动态）和我情（攻城进度，攻城和阻援之伤亡程度）电告我们一次。

二、这一时期的战局，很有可能如你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为极有利的形势，即不但能歼灭锦州守敌，而且能歼灭葫、锦援敌之一部，而且能歼灭长春逃敌之一部或大部。如果沈阳援敌进至大凌河以北地区，恰当你们业已攻克锦州、使你们有可能转移兵力将该敌加以包围的话，那就也可能歼灭沈阳援敌。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

三、按照我军攻击锦州的进度和东西两路援敌的进度，决定阻援部署的方法。如果沈阳援敌进得较慢（如果长春之敌在你们攻锦过程中突围，并被我12纵等部抓住歼击，则沈阳援敌可能被麻痹，进得较慢，或停止不进，或回头救援长春之敌），葫、锦援敌进得较快，则你们应准备以总预备队加入4纵、11纵方面歼灭该敌一部，首先停止该敌之前进。如果葫、锦援敌被我4纵、11纵等部所钳制和阻击而进得很慢或停止不进，长春之敌没有突围，沈阳援敌进得较快，而锦州之敌业已大部被歼，全城已接近于攻克，则你们应使沈敌深入大凌河以北，以便及时转移兵力包围该敌，然后徐图歼击。

四、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的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它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前面所说各点，只是希望你们予以相当的注意。尤其在锦州作战的头几天内，东西援敌不会大动，你们要用全部精力注于锦州方面之作战。

欲知国共双方决战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更精彩的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匠心独运，同时指挥东北、华东、中原3大战区的战事，实非易事。本章部分电报内容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10月3日下午的两封电报，10月4日、5日、6日凌晨的3封电报，对林彪等人既有批评又有鼓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以说是苦口婆心。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则是飞来飞去瞎指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却也难以挽回颓势。两相比较，高下立判矣！

第40章 1948年10月10日—

“长春解放后对国民党人员处理，除财经文教及其他部门一切有用人员必须争取为我工作外，对一切反动官僚特务分子只留下有搜集情报作用的少数人，其余原则上一律向沈阳送走为宜。沈阳解放后向平津送走。平津解放后，向南方送走。这类人留在我区无用，逮捕监禁则处理困难，送往国民党区，可以动摇人心”

话说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见《毛泽东选集》），向全党通报了“九月会议”的基本精神，他写道：

“1948年9月，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到会政治局委员7人，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人、重要工作人员10人参加，其中有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同志。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检查了过去时期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

“在1946年7月至1948年6月的两年作战中，人民解放军歼敌264万人，其中俘敌163万人。两年主要缴获，计有步枪近90万枝，重轻机枪64000余挺，小炮8000余门，步兵炮5000余门，山野重炮1100余门。两年中人民解放军由120余万人增加到了280万人。其中正规军由118个旅增加到了176个旅，正规军人数由61万增加到了149万。解放区现有面积23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959万7000平方公里的24.5%；现已有人口1亿6800万，占全国人口4亿7500万的35.3%；现有县城以上大中小城市586座，占全国城市2009座的29%。

由于我党坚决领导农民实现了土地制度的改革，现已在大约1万万人口的区域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土地大致平均地分配给了农村人民，首先是贫雇农。

我党党员由1945年5月的121万，增加到了现在的300万（我党党员1927年国民党叛变以前为5万人，1927年国民党叛变以后降为大约1万人左右，1934年因土地革命顺利发展升至30万人，1937年因南方革命失败降为大约4万人左右，1945年因抗日战争顺利发展增至121万人，现在因反蒋战争和土地革命顺利发展又增至300万人）。党在最近一年内，一方面基本上克服了并正在继续克服着党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份不纯（地主富农分子）、思想不纯（地主富农思想）和作风不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不良现象，另一方面又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跟着大规模发动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斗争而产生的，部分地但是相当多地侵犯了中农，破坏了某些私人工商业，以及某些地方越出了镇压反革命的某些政策界限等项“左”的错误。经过过去3年、特别是最近一年的伟大的激烈的革命斗争，和对于自己错误的认真的纠正，全党的政治成熟程度是大进一步了。”

“在南方几个大区域内（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粤桂边区，桂滇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和浙江东部南部）建立了游击战争根据地，使这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发展到了3万余人。

两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内，在人民解放军中，实行了有秩序的、有领导的、由全体战斗员和指挥员一起参加的民主运动，开展了自我批评，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军队中的官僚主义，恢复了在1927年至1932年期间曾经实行有效、而在后来被取消了的军队中的各级党委制和连队中的战士委员会制，这样就使军队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和自觉性大为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大为增强，溶化了大约80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掉转枪口打国民党。两年内，从解放区动员了大约160万左右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多的铁路、矿山和工业，我党正在大规模的学习管理工业和做生意。两年内，我们的军事工业，有了相当大的增长。但是还不足以应付战争的需要。我们缺乏若干重要的原料和机器，我们基本上还不能炼钢。”

“中央会议，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认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500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100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750万人左右（平均每年150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

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1946年7月为430万人，两年被歼和逃亡309万人，补充244万人，现有365万人。估计今后3年尚能补充300万人，今后3年被歼和逃亡可能达到450万人左右。这样，5年作战结果，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可能只剩下200万人左右了。我军现有280万人，今后3年准备收容俘虏参加我军170万人（以占俘虏全数60%计算），动员农民参军200万人，除去消耗，5年作战结果，我军可能接近500万人。如果5年作战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就可以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从根本上被我们打倒了。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每年歼敌正规军100个旅（师）左右，5年共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我们第1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97个旅（师），第2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94个旅（师），根据这一情形看来，这样的目标是可能达到并且可能超过的。国民党现有全部军事力量365万人中的70%是在第一线（长江和巴山山脉之线以北，兰州和贺兰山脉之线以东，承德和长春之线以南），在其后方者（包括长江和巴山山脉之线以南，兰州和贺兰山脉之线以西）仅有大约30%。国民党现有全部正规军285个旅，198万人，其中在第一线者249个旅，1742000人（北线99个旅，694000人，南线150个旅，1048000人），在其后方者，仅有36个旅，238000人，并且大部分是新建立的部队，缺乏战斗力。因此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3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为着执行歼敌任务，除有计划地谨慎地从解放区动员人民参军外，必须大量利用俘虏。”

“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过去两年中，军队和作战的正规性是增长了一步，但是还不够，必须在第3年内再进一大步。为此目的，必须尽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

“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3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4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千万至1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中国地方甚大，人口甚多，革命战争发展甚快，而我们的干部供应甚感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第3年内干部的准备，虽然大部分应当依靠老的解放区，但是必须同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国民党区大城市中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的文化水准较之老解放区的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我们应当大批的利用。解放区的学校教育工作，必须恢复和发展。”

“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必须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在前线注意缴获归公，爱护自己的有生力量，爱护武器，节省弹药，保护俘虏；在后方，减少国家机构的开支，减少不急需的人力和畜力的动员，减少开会时间，注意农业的季节，不违农时，节省工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全党动员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做生意，尽可能地将各解放区的经济加以适当的组织，克服市场上的盲目性，并同一切投机操纵的分子进行必要的斗争。从这一切着手，我们就必能克服自己面前的困难。”

10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拟定了给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局、中原局的指示电：《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见《毛泽东选集》），全文如下：

关于淮海战役部署，现在提出几点意见，供你们考虑。

一、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为达到这一目的，应以两个纵队担任歼灭敌一个师的办法，共以6个至7个纵队，分割歼灭敌25师、63师、64师。以5个至6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以1个至2个纵队，歼灭临城、韩庄地区李弥部一个旅，并力求占领临韩，从北面威胁徐州，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不敢以全力东援。以1个纵队，加地方兵团，位于鲁西南，侧击徐州、商丘段，以牵制邱兵团一部（孙元良3个师现将东进，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以1个至2个纵队，活动于宿迁、睢宁、灵璧地区，以牵制李兵团。以上部署，即是说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3个师的目的。这一部署，大体如同9月间攻济打援的部署，否则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3个师的目的。第一阶段，力争在战役开始后两星期至3星期内结束。

二、第二阶段，以大约5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估计这时，青岛之54师、32师很有可能由海运增至海、新、连地区。该地区连原有1个师将共有3个师，故我须用5个纵队担任攻击，而以其余兵力（主力）担任钳制邱李两兵团，仍然是9月间攻济打援部署的那个原则。此阶段亦须争取于两个至3个星期内完结。

三、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那时敌将增加1个师左右的兵力（整8师正由烟台南运），故亦须准备以5个纵队左右的兵力去担任攻击，而以其余主力担任打援和钳制。此阶段，大约亦须有两个至3个星期。

3个阶段大概共须有1个半月至两个月的时间。

四、你们以11、12两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1月休整。3至7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10月12日下午3时，毛泽东得知由沈阳出动的廖耀湘的西进兵团进占了彰武，就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罗刘：

真20时半电悉。

一、阻住锦西援敌和打下锦州均有把握，甚慰。

二、沈敌进占彰武置于无用之地，表示卫立煌想用取巧方法，引我回援，借此以解锦州之围，不敢直援锦州，避免远出被歼之危险，锦州守敌都是杂牌，即使被歼彼亦不甚痛心。如你们能于数日内攻下锦州，沈敌势必由彰武退回新民固守。但如攻锦需时较多，卢浚泉等呼援迫切，蒋介石严令卫立煌增援，则该敌有由彰武经新立屯、黑山到打虎山，或由彰武转回新民经绕阳河到打虎山之可能，但只要你们能于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则该敌无论如何是不能迫近锦州的，锦州一克该敌又必立即后撤，使你们无法寻歼该敌，此种可能性似乎很大。长春之敌是否撤退，亦是疑问，暂时不撤的可能性似较大。假定如此，则你们于攻克锦州之后，仍以向南各个歼灭北宁线上之敌为最有利。

三、你们在新立屯、阜新、义县一线之补给品屯储情况如何，是否已采必要措施，盼告。

军委 12日15时

10月13日下午2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李达并告饶粟谭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邓李，并告饶粟谭：

文未电悉。一、白令黄维、张淦由确山、遂平线向唐河、社旗线前进，这样就给你们南北两区作战以必要的时间。望令陈锡联、陈赓率1、3、4、9纵，全力按你们所规定之时间攻击郑州，并部署阻援及打援。只要郑州攻克，你们在北面就取得了主动，就可迫使孙元良兵团回顾开封，或留在开封、徐州线而不能再东进。二、6纵暂时留在桐柏策应王宏坤是可以的，只要王宏坤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张淦兵团势必南顾，黄维兵团则将向北对付二陈，而后你们便有各个歼击黄维的机会。

军委　13日14时

10月13日这一天，东北野战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经过5昼夜激战，已经将锦州外围国民党军据点扫清，国民党军全部被压缩到锦州城内。

10月14日凌晨１时许，毛泽东一面关注着锦州的战事，一面谋划着即将进行的淮海战役。此时，无论是兵力数量或是武器装备，华东野战军都处于劣势，要在大决战中战胜国民党军，必须在战略谋划上胜其一筹。他决定先给国民党军摆个迷魂阵，便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并告中原局的指示电，电文中是这样写的：

饶粟谭，并告中原局：

文子文亥元午３电均悉。

一、你们文子电部署的缺点是将打援兵力放在正面，而不是放在侧面。你们元午电同意我们真电意见，即可改正此项缺点。其具体部署应以一个强力纵队袭占运河车站，歼灭守敌，控制该地一带；以３个纵队攻占及控制台儿庄及其以南地区，一部直达铁路；以两个纵队攻占临韩（得手后留一个纵队于临韩，直迫贾汪，以一个纵队移至台儿庄及其以西地区）。以上共6个纵队，可由３纵、８纵、10纵、13纵、渤纵（你们文子电未提到渤纵，不知何故）及从韦吉到路北之两个纵队中抽出一个纵队充任。务使邱李援敌感到威胁，不驱逐我侧面兵力，不攻占台儿庄，即无法越运河向东增援，又使徐州城内感受威胁，不得不留李部第八军驻守。

二、韦吉率一个纵队南下（不要到滨海去补棉衣，应在现地补棉衣，即从运河车站附近直下睢宁），会合留在路南之11纵，不要位于宿迁以东，而要位于睢宁地区，控制徐宿公路，从南面威胁徐州，使邱李援敌感到如不驱逐韦吉，则无法经睢宿东援，同时对于徐蚌线亦起威胁作用，使李部第９军不敢离开该线。

三、以９、广两纵出鲁西南，会合当地地方兵团，位于丰县、鱼台以西，虞城以北，成武以南地区，从西北威胁徐州，使孙元良部只能对付我９、广两纵，而不能到徐州接替李部第８军守城。

四、我刘邓主力１、３、４、９纵，不日开始攻击郑州，得手后以一部向东，威逼开封，吸引刘汝明全部、孙元良一部西顾。

五、以上各项部署，都是为着钳制徐州各部援敌，使其第一个感觉是我军似乎有意夺取徐州，而不能确切断定我军并非夺取徐州，而是歼灭黄兵团。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解除南北两侧威胁，则很难赴援。这样就给我军以必要的时间歼灭黄兵团。至于敌人援军的组成，大概只能使用邱兵团各师。李兵团似难离开徐蚌，因为刘峙不但要对付我军对徐蚌的威胁，而且要防备冯治安、孙良诚的可能叛变。孙元良部则可能停留在汴徐线上。

六、以１、４、６、７、11、鲁中等６个纵队再加特纵，担任歼灭黄兵团３个师，这是全战役的中心目标。

七、除９、广两纵应从兖济直出丰、鱼、虞城地区外，其余各部，第一步，应全部开至临沂、梁丘、白彦、邹县之线的展开位置，并休息几天，而不应先后参差不齐；第二步，各按规定任务由该线同时前进。因此，你们不但应等候棉衣、棉花完全到手分配，而且应等候攻济各部的兵员补充及由济南附近开到临沂、邹县之线，因此全军从临邹线向南出动之日期，应推迟至11月５日至10日之间为适宜。

八、后勤工作准备（粮食、弹药等）及政治工作准备，力求比较完备周到。

九、你们对于上述意见望再考虑电告。

军委　寒丑

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几百门大炮同时怒吼，一霎时地动山摇，惊心动魄。这是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使用如此大量密集的炮火。

上午11时，东北野战军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在炮火掩护和坦克支援下，发起猛烈冲击。

解放军坦克兵参战，这还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说来也真好笑，这些坦克都是接受日军的破旧坦克经过修理拼装的，战士们叫它“老头坦克”。坦克中的通讯设备都被日军拆掉了，此时只能靠在坦克外面打信号旗联络。而解放军的坦克兵又多是新手，初次上阵难免紧张，坦克就像一头犟驴，叫它走它偏停，叫它停它又偏要走了。总攻发起的时间还没有到，有的坦克一发动起来就向前冲去，尖刀连的战士们喊着“停下，停下！”坦克兵也听不见，一个劲地往前冲，急得战士们用镐头敲它，也没有用，战士们只好跟在坦克后面发起冲击。

10月14日晚９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指示电：

刘陈邓并告饶粟谭：

元酉电悉。据沪宁谍息，国防部令刘峙称，攻济共军损失奇重，现正整补，应趁其立足未稳急起反攻。又据国防部某科长称，为保卫徐郑间之呼应绝不放弃鲁西，除原有邱清泉刘汝明部外，另增两个整编师，番号不明。为保卫徐州及徐浦段，采取以攻为守战术，佯攻方面在鲁西。共军为巩固济南，保持兖济，并掩护整补，亦采以攻代守。佯攻方向在郯城、东海及苏北等情。据刘陈邓元酉称，孙兵团调集民权附近。据粟谭陈张元午称，据谍息，邱兵团另有新任务，邱匪令骑１旅加强金乡、成武地区之侦察。又称，黄兵团之63军，佳息拟以168师附125师１个团由新安、运河段西开徐州，拟经萧县向永城扫荡。又称，李兵团以８军之新20师开丰县接100军防等情。由此可大体判明，敌邱孙两兵团将向鲁西南举行防御性的进攻。这种进攻之目的，是根据国防部判断我军攻济损失甚大，现正掩护整补，而将来进攻主要方向是经鲁西南出徐蚌段，故先以重兵向鲁西南动作，究竟是否如此，不久即可判明。假如邱孙两兵团真如此行动，对我淮海郑州两地作战极为有利。因此决定：

一、刘陈邓主力攻郑作战应推迟时间，１、３、４、９纵原地休息待命，惟王宏坤南进各部可迅速动作。

二、粟谭主力本月不动，加紧完成淮海战役一切准备工作。

三、粟谭即令韦吉准备率12纵于本月二十三、四日先行南下，与苏北11纵会合，集结于运西泗县、灵璧地区，其２纵暂留现地不动，尔后随主力南下归建。

军委　14日21时

10月14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

林罗刘：

本日18时电悉，攻入锦州甚慰。如果你们的总预备队没有使用，如果锦州城内之敌比较容易解决，又如果你们攻锦各部伤亡不很大，尚有继续打一仗的能力，则我们主张在锦州残敌将歼未歼的时机，或者将敌指挥机关及敌军一部故意保留不急于歼灭，让其急叫呼援，而将锦西方面防御部队向后撤退，将锦西援敌5个师诱至锦州附近，加以包围歼灭。果能如此，你们便能接着夺取锦西。望按情决定。

军委 14日23时

10月15日，蒋介石偕宋美龄由南京飞抵沈阳，密令长春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突围，并严厉告诫他说：“如不遵令突围，定以军法从事。”

郑洞国心里明白，突围谈何容易！城内军粮殆尽，近郊飞机场已非己所有，长春周围全是人民解放军的雄兵猛将，自己的部属军心涣散，连他亲自召集的高级军事会议都开不起来了，新7军军长李鸿称病不出，第60军军长曾泽生神态异常，到会不久，就借故匆匆离去。现在已经是插翅难逃了！

10月15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

饶粟谭：

寒电悉。一、完全同意你们对冯治安部的方针，望作具体布置，并且要快。二、关于对付冯部及侧击徐州援敌之兵力，我们认为除以一个强力纵队袭占运河车站，控制该段运河由正面阻援外，必须使用５个纵队攻占临、枣、峄、台及其以南地区，控制运武两河，架设多数浮桥，使我军有强大部队直达铁路附近，从铁道北侧起，直到运河构筑阻击工事，吸引援敌向该方进攻，使我取得时间。为此，应将围冯打冯及迫冯起义之兵力，与超越冯部南下直达铁路北侧之兵力，分为两部分别规定任务，不要混杂，不要使用５个纵队全部围冯打冯，而应至少使用两个纵队担负超越冯部南下阻敌之任务，否则就不能有效阻止援敌取得时间。三、如邳县等处有敌，我担任歼击黄兵团之兵力亦应分路超越邳县等处，迅速直达黄兵团各师所在地，分割围歼。四、昨电询问你们７个问题，请即答复。

军委　删申

10月15日傍晚，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饶粟谭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饶粟谭，并告刘陈邓：

据华东参寒删两电所获情报，邱孙两兵团向鲁西南进攻计划业已证实。其出动时间估计在酉哿左右，月底可能占领金、鱼、成、单、曹、定、菏甚至郓巨一带，其目的是阻塞你们出汴徐线道路，并使你们误认其将收复济南，因而仓卒部署应敌，不得休整，并不敢出苏北。

二、在此种情况下，你们淮海战役计划不但不应变更，而且给你们以极大便利。

三、望将９、广两纵开至兖济地区，以主力控制运河，担任防守，以一部协同鲁西南地方兵团在金、鱼、成地区应付该敌。

四、其余全部速作准备，按照我们所提意见，首先集结临沂、邹县之线，待邱孙进至相当位置之际，即齐头南进举行淮海战役。韦吉部仍在现地隐蔽，和主力同时行动，不要先动，以免惊动敌人。

五、刘陈邓攻击郑州时机，应待邱孙向北深入再行决定，不可过早。对郑攻击时应以有力兵团绕至郑州、中牟之间，从东边向郑州攻击，因敌准备放弃郑州，苦无口实，你们一到即可能逃跑。

六、东北我军已克锦州，歼敌７个师（旅）。彭张赵歼灭胡部两个整编师。附告。

军委　删酉

10月15日18时，东北野战军经过31小时激战，攻克了锦州城，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生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中将司令官范汉杰、冀热辽边区中将司令贺奎、第6兵团司令卢浚泉、副司令杨宏光、93军军长盛家兴等35名将官；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和飞机1架，击毁飞机11架。

东北野战军在攻打锦州的同时，为阻击国民党军东进兵团援锦行动，命令4纵、11纵和热河独立4师、6师和炮兵旅，共9个师旅8万余人，由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统一指挥于塔山地区占领阵地，在打渔山、塔山桥、塔山堡、白台山、北山一线构筑野战工事，组织打援。

塔山不是山，只是一个位于锦西与锦州之间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子。

而此时从锦西、葫芦岛方向驰援锦州的国民党军东进兵团是由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的第62军、第39军两个师、第92军21师和独立第95师，第54军和暂编62师，共11个师近10万人。

双方就在塔山这个狭小的地区从10月10日至15日鏖战了6个昼夜。国民党军队伤亡6549人，其中包括5名团长；东北野战军伤亡3774人。

坚守塔山堡的第4纵队第12师第34团，战后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的称号；12师35团被授予“白台山英雄团”称号；10师28团被授予“塔山英雄守备团”称号；炮兵团被授予“威震敌胆炮团”称号。

这天晚上，毛泽东拿着一份电报大步走出屋来，阎长林以为有事，忙迎了上去。只见毛泽东站在台阶上，扬起手中的电报，对着大家大声说道：

“锦州解放了！锦州解放了！要使机关的同志们都知道，解放锦州这是一个大胜利！”

10月16日夜晚，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派暂21师副师长李佐和182师副师长任孝中作为他的正式代表，携带蒋介石空投的突围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与东北野战军代表唐天际商定起义计划。唐天际向他们转达了兵团领导的意见，欢迎他们起义，起义后的待遇与解放军完全一样。

10月16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东北局，林罗刘：

你们两处铣电及转来1兵团删电均悉。你们争取60军起义的方针是正确的，1兵团对60军的分析及处置也是对的，惟要60军对新7军表示态度一点，不要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度。吴化文退出济南战斗时，曾以电话告诉王耀武说，我不能打了，但我也不打你等语，这是军阀军队难免的现象。只要60军能拖出长春，开入我指定之区域，愿意加入解放军序列，发表通电表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及没收官僚资本，拥护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也就够了。你们应当不失时机和60军代表加紧商谈，并注意这些代表。张冲应速去1兵团。如果曾泽生愿意见潘朔端，则潘可秘密见曾谈判。如果60军能照上述办法拖出长春，则1兵团（加12纵）便应攻入长春解决新7军，即使不能一下解决，也可逐步解决之。

中央 铣亥

10月17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谭，并告东北局：

你们下一步行动，我们认为宜打锦葫，并且不宜太迟，宜在休整15天左右以后即行作战，先打锦西，后打葫芦岛，争取11月完成夺取锦葫任务。在你们打锦葫期间，沈敌可能被迫增援。因锦葫守军是国民党嫡系，和锦州守军多为杂牌不同。我克锦州，卫立煌实际上坐视不救，必为许多人所不满。故我攻锦葫时，沈敌可能增援。而只要沈敌远离沈阳，走打虎山、大凌河增援锦葫，便于大局有利。因为国民党对于沈阳向分撤与不撤两种意见。据最近息，卫立煌是主张不撤者。但南京国防部对撤的某些准备仍在进行。其办法有走陆路、走海路两种。我占锦州，走陆路很困难。要撤就是经营口海运。要海运须在11月。过此营口封冻，便不能走。如因我攻锦葫，沈敌11月被迫从打虎山、大凌河增援，他们便不能利用11月从营口撤退了。只要沈敌11月不撤，待你们攻克锦葫以后，你们便可以3至4个纵队入关打津榆线，主力回至沈阳周围，逐步削弱沈敌，直至夺取沈阳。

二、锦葫现有8个师，且战力较强，如果加上92军的1个师及烟台第8军的两个师（一个较强，一个是地方部队组成很弱，该两师原定开徐蚌归制，最近有开葫芦岛或塘沽息，尚待证明），则共有11个师。我们不明锦葫地形及工事强弱，锦葫两处敌军配备，锦葫间相距多远，能否钳制一处先打一处，各个歼灭。但我们觉得你们现有27个师，士气高，兵员多，敌军士气低，援兵远，加以我军大胜声威，是可能夺取锦葫的。即使葫芦岛地形不利攻取，单取锦西也就很好。

三、锦州作战我军伤亡及缴获情形，你们觉得打锦葫有何困难，仅休整15天能否作战，均望告。

四、上电写完，接你们铣12时电，蒋介石至沈部署撤退长春。蒋介石素来对我军力量估计不足，他似在判断我军打锦州后伤亡必大，非有一月以上休整不能再打，而我军过去在一次大战后，总是要作长时间休整，亦给他这种判断以根据。他当然不相信你们现在能打新民、彰武之敌，也不相信你们在半月之后能打锦西。他的计划大概是在本月内完成撤退长春，以长春兵力回守沈阳，以沈阳全力增援锦葫。如你们能争取60军于撤退前拖出长春，我1兵团又能乘机攻入长春解决新7军，则可破坏蒋介石集沈敌全力援锦葫的计划；即使60军不能起义，我1兵团能于长敌突围后歼灭其一部或大部，亦可破坏蒋计划的一部或大部。蒋、卫为接应长敌撤退，势必令现至彰武、新民之敌北进接应，往返需要两星期左右。如你们能于两星期内完成休整及攻锦葫的准备工作，于长、沈刚刚会合之际，即发起攻锦葫，必出蒋、卫意料之外，若你们能以10天左右时间攻克锦西，则沈阳增援必难赶到。

五、有一种可能是蒋、卫将长敌接出后，放弃沈阳，全军走路南撤，向你们压迫，企图重占锦州，而将主力放在津榆线。如果是这样，则你们更应争取尽可能迅速的攻占锦、葫、榆、滦、唐诸点，威胁平津，迫使蒋、卫空运一部兵力增援平津，以利回头歼灭敌主力。如果敌经营口海运增援榆、唐、平、津，则你们亦须先取锦葫，然后再议入关作战。

军委　攸寅

10月17日午后，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并告饶粟谭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邓，并告饶粟谭：

攸辰电悉。一、你们攻郑时机似以再推迟两三天为好。因为你们不但要顾到黄维可能北援，并要顾到孙元良可能西援。据粟谭铣巳电，邱孙拟于酉哿北犯。若你们择选酉梗、酉敬或酉有为攻郑开始时间似较好。如果这个时间对于黄维方面的情况也大体适合的话。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时间仅对孙元良方面适合，对黄维方面根本不适合，则照你们攸辰电行动。二、不论刘陈邓何时攻郑，粟谭方面按照删申致军委电所定计划行动不变更。

军委　攸未

10月17日午夜，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按照预定计划，东北野战军悄然进城，第60军撤出城外，开往九台休整。曾泽生拨通了郑洞国的电话，只说了一句话：

“有人和你讲话。”

郑洞国听到解放军的代表对他说：

“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你方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考虑，莫再做不必要的牺牲。”

郑洞国答道：

“我既已失败，只有战死，没有什么可说的。要我放下武器，办不到！”

10月18日晨，已经与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达成协议的新7军军长李鸿派参谋长来见郑洞国，说新7军已决定放下武器，劝郑洞国和他们一道行动。郑洞国说：

“你们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

这时，杜聿明来急电告诉郑洞国说，拟请蒋介石派直升飞机来接郑洞国脱险，郑洞国说：

“来不及了。”

郑洞国电告蒋介石说：

“来生再见。”

10月18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

巧10时电悉。我们所最担心的是沈敌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据悉，蒋介石在天津征集5万吨轮船，似是准备11月从营口撤兵。长春合乎我们理想的解决，使蒋、卫很难下决心走陆路向锦葫增援。假如蒋、卫利用你们打锦葫的时机，迅速全军退至营口据守，利用海道运粮接济，然后逐步运向津榆或华中，则有使你们无法阻止之虞。我们不知道你们部队是否可以利用蒋、卫踌躇不决之时，很迅速地攻下锦葫，然后迅速以主力回围沈阳。即使如此，攻锦葫总需相当时间，而营口方面全无守备。因此，提议在日内长春解决后，除留几个独立师监视郑洞国及新7军（假定该部反正的话）外，攻长各纵及几个独立师应迅速全部南下，位于沈阳、营口之间。时间应在11月上旬，过迟则无保障。并须以一个纵队控制营口，构筑坚守阵地，阻绝海上与陆地的联系，使蒋、卫不敢走营口，即使他们走营口，我可先行抗击，以待主力到达聚歼。如何，盼复。

军委 巧亥

10月19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

林罗刘：

既然长春敌人愿意投降，我5纵、6纵、12纵即可停止去长春，该3个纵队似宜以两个位于沈阳、营口之间，以一个在营口筑工守备，并宜在你们打锦葫以前到达该区，堵塞沈敌向营口的退路。如沈敌向锦葫增援，则该3纵从侧后钳制沈敌。长春附近之9个独立师，亦宜以大部开沈营间，萧萧（萧克、萧华——笔者注）则赴该区指挥。如何，望酌复。

军委 皓寅

10月19日，郑洞国的幕僚为了使他体面的投降，与共军代表商定，他们以中央银行大楼为据点，“抵抗一两天后再降”，由共军发表郑洞国“负伤被俘”的消息。

10月1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对国民党各类人员的处理意见》，全文如下：

东北局，林、罗、刘，华东局：

长春解放后对国民党人员处理，除财经文教及其他部门一切有用人员必须争取为我工作外，对一切反动官僚特务分子只留下有搜集情报作用的少数人，其余原则上一律向沈阳送走为宜。沈阳解放后向平津送走。平津解放后，向南方送走。锦州的这类人员，可向平津送走。老军阀张作相，可找他谈话一次，派人护送他去北平。济南的这类人员，可向徐州送走。这类人留在我区无用，逮捕监禁则处理困难，送往国民党区，可以动摇人心。临行可邀集讲话，重要者个别谈话，告其勿再作恶，并向国民党文武官吏劝其准备投降。无路费者给以路费。参议会议长议员之类的人员亦可如此办理。惟家在本地坚不愿走者不要勉强。作恶甚多为广大人民所痛恨，如果送走则失去人心者则应扣留惩办，不应送走。此外过去所俘国民党将校两级军官，可以大批释放。国民党党政军重要人员释放应先告中央并应公开广播，但有些人可秘密释放不要广播。你们办理情形随时电告。

中央 酉皓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

林罗刘：

巧20时电悉。

一、17日新1军还是从新立屯向西前进，请查彰武、新民方面各军是否亦尚在向西前进。如果在长春事件之后，蒋、卫仍不变更锦葫、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形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

二、但同时仍须估计在长春敌人完全解决，我北面各纵及独立师主力南下之时，蒋、卫改变计划的可能，你们仍应考虑部署有力兵团于营口及其西北与东北地区，以免在蒋、卫采取从营口撤退时，你们措手不及。现时新1军等相当西进，甚至进至沟帮子一带，仍然有利于他们突然向营口撤退，此点望你们充分注意。蒋介石在天津集中5万吨船只，准备从营口撤兵的情报是相当确实的。

军委 皓申

10月19日晚10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

林罗刘：

本日14时电悉。

一、沈敌似已决心撤退，退营口的可能性很大，你们目前第一要紧的部署是立即令萧萧率长春各独立师大部（留两个至多3个独立师在长春一带即够）及12纵，兼程从抚顺以东进至营口及其以西以北地区堵塞敌人退路。目前为应急计，请你们考虑令10纵自打虎山进至营口筑工，该方有10纵、12纵及6至7个独立师，形势就巩固了。只要此着成功，敌无逃路，你们就在战略上胜利了。你们在锦州各部须争取至少再休整一星期，准备歼击由新立屯向你们前进之敌。如该敌不再前进，则攻新立屯，抓住廖耀湘攻击，使他走不脱，各个歼灭之。因沈敌决心撤退，你们须用全力抓住沈敌，暂时不能打锦葫。在歼灭沈敌以前，锦葫应由攻击目标改变为钳制目标。

二、你们巧12时关于锦州作战初步总结电已阅悉。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

军委　19日22时

10月20日凌晨1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东北局，林彪等的指示电：

东北局，林罗刘：

东北局酉皓18时电对郑部处置各项办法甚好。望林罗刘令萧萧迅即结束长春工作，一切交陈正人接管，率12纵及11个独立师的大部取捷径开至沈阳、营口、沟帮子3点之间，除以一部守备营口外，主力由东向西配合锦州我军作战，准备全歼廖耀湘兵团，攻取沈阳。

军委 哿子

10月20日4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

林罗刘：

皓21时电悉。

一、你们行动方针已有电示，即不打锦葫而打廖耀湘。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建议，如廖兵团继进，则等敌再进一步再进攻之；一经发觉敌不再进，或有退沈阳退营口的象征时，则立即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为方法，以全歼廖兵团为目的。望即本此方针，即刻动手部署，鼓励全军达成任务。

二、因敌有随时退至营口可能，望令10纵准备，一经发觉敌有退营口的象征，即兼程开营口守备。

三、高伍（高岗、伍修权——笔者注）建议以12纵及3个独立师由钟伟指挥，由四平以北上车赶于24日以前全部运抵清源，以急行军开至鞍山、海城，堵塞敌向营口退路。此计划甚为必要，请即电高伍照此速办，愈快愈好。惟10纵仍须准备从打虎山开营口，以占先机。当然，10纵目前可在打虎山不动，待敌有退营口征候时迅开营口。

四、高伍又建议，以其余各独立师及二线兵团由萧萧指挥，向法库、彰武、新民急进，配合锦州主力歼敌。我们认为这也是完全必要的。惟第一，以12纵及3个独立师共6个师开鞍山、海城是否足够，如敌全力退营口，我6个师恐难抵御，是否应增加一二个独立师于营口方面。第二，去彰武、新民与敌接触的时机不可过迟，也不可过早，似宜适时隐蔽开至法库以北，待你们主力业已发起攻击抓住了廖耀湘时，突然断敌向沈阳退路为宜。以上两点请酌复高伍。

五、蒋介石15日到沈阳时即携杜聿明同来，是帮助卫立煌指挥撤退的。外国通讯社18日讯，蒋介石又到沈阳。目前数日是敌决策时机，撤退是15日就决定了的，如何撤退则或者昨今两日已经决定，或者尚待决定，并且决定之后又可改变。望你们密切注视这数日的动态，不失时机，争取大胜。

军委 20日4时

10月20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

林罗刘：

关于立即准备不失时机歼灭廖耀湘兵团5个军的方针，我们和你们意见完全一致，业已电告。关于具体部署，由你们根据情况相机处理。我们提出下列意见供你们考虑：

一、以原对锦葫防御之两个纵队及3个独立师，仍任该方防御，不再增加兵力。

二、以1、2、3、5、6、7、8、9、10共9个纵队27个师全部，分割包围廖兵团5个军12个师。其办法，以6个战斗力最强的纵队分割围攻击敌3个军，即以两个纵队担任围歼1个军。另以两个纵队分割半包围敌另外两个军，即以一个纵队担任半包围敌一个军，暂不攻击，只保证其不能增援与不能逃脱，待我主力6个纵队歼灭敌主力3个军之后，再移师歼灭之。以剩下之一个纵队为总预备队，随时加入主力方面之作战。我们认为，敌无强固工事，士气衰落，用我两个纵队围歼敌一个军是足够的。并且我主力包围敌3个军以后，可以不同时攻击3个军，可以先攻一个军或两个军，只要敌一个军被歼灭得差不多了，就可同时动手攻击3个军。如果萧萧能率几个独立师及时赶到截敌归路，那就更为有利。

三、高伍提议6个师（12纵加3个独立师）位于营口以北。我们觉得似宜增加一个师，共7个师位于营口以北，阻敌逃路。其中应有2至3个较有战斗力的师。

四、你们应立即召集一次干部会议，动员新战役的作战。以上4项，望斟酌办理。

军委　20日7时　

10月21日凌晨，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的司令部附近枪声骤起，郑洞国以为是巷战逼近，急忙到门外观望、询问左右军情，他哪里知道，正是他的高级幕僚和卫兵悄悄迎来了解放军的代表。他们计议，朝天放枪，假意抵抗。转眼之间，解放军神兵天降，占据了郑洞国的司令部内外。郑洞国的副参谋长和卫兵团团围着郑洞国，用眼神示意郑洞国：

“大势去矣，放下武器吧！”

郑洞国无奈，只好听候发落。就这样，在国共双方对峙了5个月之后，结下了这个富有戏剧性的城下之盟，长春宣告解放。

说来也巧，郑洞国率领的守城部队是蒋介石的嫡系第1兵团10万人，而东北野战军的攻城部队的番号和实力也是第1兵团10万人。历史就是有这样的富有戏剧性的巧合。

解放军的司令员萧劲光和政委萧华设宴招待郑洞国，在小酌之中，萧劲光和萧华给郑洞国斟酒夹菜，非常和气。饭后，萧劲光和萧华问郑洞国，今后有什么打算？郑洞国说：

“一不去广播，二不去参加公开的宴会。我只想做一个老百姓。”

萧劲光、萧华爽快地答应了郑洞国的要求，婉言说：

“你不愿工作，或者休息一段时间，或者学习一段时间，请任意选择。”

郑洞国说：

“学习，让我学习一段时间！”

就这样，郑洞国在军区招待所内关起门来，学习了一年半。

这位萧华政委，本传前面已经多次说过。他17岁时，就成为少共国际师的政委。在长征途中，新战士吴宗汉去给他当警卫员，吴宗汉胆小，第一次见首长不敢抬头。萧华问：“年纪多大了？”“20岁。”“嘿，比我还大1岁。”吴宗汉抬头一看，首长果然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不禁心想：他怎么这么年轻就当首长啦？萧华22岁时，率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前往山东省惠民县，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商讨统一抗战大计。59岁的沈鸿烈出口不逊：“一个娃娃，也来和我谈判。”在双方唇枪舌剑的谈判之后，沈鸿烈对萧华钦佩不已。自此，“娃娃司令”的名头在冀鲁边区敌我双方传开了。后来，这位被毛泽东称赞为才子的萧华，写出了一曲风靡中华大地的《长征组歌》。有人对《长征组歌》稍有微词，周恩来听到后曾说：“他写的《长征组歌》，你们能写出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是神来之笔嘛！”

10月22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邓小平，并告饶漱石、粟裕、谭震林，中原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邓，并告饶粟谭，中原局：

刘峙认为我华野有出苏北企图，停止邱孙向鲁西南行动，以李兵团之第9军加入东面防堵，以邱兵团由商丘向砀山收缩。白崇禧则为对付我2、6、10纵，以黄张两兵团向桐柏方面进攻，陈邓攻郑作战完全不受南面威胁。因此，为了保障我华野全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胜利，请你们准备着，在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全军东进，相机攻占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不但钳制孙元良、刘汝明，并且钳制邱李两兵团各一部。粟谭则令9、广两纵现在立即开动，直出金、鱼、成、单与陈邓协力作战。9、广两纵是否已出动，何时可到金、鱼、成、单地区，望粟谭即告。

军委 养子

10月22日午后1时，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的指示电：

饶粟谭，并告陈邓，中原局：

一、完全同意你们马午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

二、陈毅邓小平二同志现用陈谢电台在郑州附近指挥作战，你们及进入鲁西南之三纵均应经陈谢台与陈邓密切联络，以利配合。

三、3纵、广纵及鲁西南两个旅应于30日以前进至商砀线以北地区，距敌大约100华里左右，摆成一字形阵线，断绝行人来往，不要向商砀线攻击，使敌早日觉察我在该方不过是佯攻部署，要在东面微日发起战斗之同时（或者早一天即支日），才向商砀线及丰县之敌举行牵制性攻击，否则可能不起大的作用。

四、目前极好的形势是白部黄张两兵团被我2、6、10纵吸引到桐柏山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回头进到黄泛区，威胁东北面我军之行动，有利于我陈邓在攻郑胜利后，以一部或大部或全部向东行动，协同3、广两纵，不但牵制孙刘全部，而且可能牵制邱李一部。具体行动，可在攻郑后决定。我们预计是以一部留在郑州、淮阳之线，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假如23日开始之郑州作战，能在数日内达成任务，休整数日，本月底或下月初东进，以10天左右时间到达宿、蚌附近，休息数日，举行徐蚌作战，此时正是我华野打得激烈的时候，势必吸引邱李很大一部分力量回援，对于保证淮海战役取得大胜将有极大作用。但未知时间上来得及否，请陈邓于攻郑胜利后，作全盘考虑电复。

军委 22日13时

10月22日深夜，陈毅、邓小平关于占领郑州及主力东进计划致中央军委等电：

军委并刘、李：

一、郑州之敌，于今养辰向新乡撤退，被我9纵—个旅截击于郑州以北卅里处，正战斗中。我主力黄昏后可加入战斗，郑州城已于今养午被我占领。

二、我们拟在现地休息两天，调整部队，于有日开始东进攻占开封。如开封之敌东逃，则遵养子电出商丘，或直出徐蚌线箝制孙、刘，协同华野作战。

陈邓 养亥

10月23日晨5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邓小平等指示电，他写道：

陈邓，饶粟谭：

一、陈邓养亥电悉。占领郑州甚慰。你们休息两天即东进攻占开封甚好。

二、请粟谭在济南不要留住太久，济南方面一切问题交潄石处理。粟谭速赴南线指挥，以便按预定时间（戌微）发起战斗。

三、淮海战役最紧张时间是戌微至戌哿约两星期左右。陈邓酉有东进，估计月底可能攻占开封。如开封之敌东逃，则陈邓月底可能进至商丘附近，可以适时密切配合淮海作战。

四、请粟谭即令3纵、广纵及鲁西南地方兵团，准于月底进至商、砀以北，并受陈邓指挥。

五、陈邓东进与3纵、广纵诸部会合后，第一个目标是歼灭孙元良兵团，第二个目标是攻占宿、蚌。

军委 23日5时

10月23日，蒋介石根据何应钦、顾祝同在南京召开的国防部军事会议的报告，做出了如下决定：

1、徐州方面应取攻势防御，放弃郑州、开封、兰考等城市。2、华中、徐州两“剿总”由白崇禧统一指挥。3、第2军和第15军可并入黄维兵团，华中“剿总”必要时可放弃南阳，以便黄维兵团进出周口。4、令宋希濂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

就在10月23日这一天，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了《淮海战役预备命令》：

以苏北兵团为东路，即左翼，由司令员韦国清指挥2纵、12纵和中原野战军11纵共3个纵队，从赣榆县向阿湖镇前进，围歼阿湖地区国民党军第25军，并首先以主力一部夺取和控制新安镇以东，以切断第25军向新安镇退却的道路，同时以一部首先切断黄百韬兵团向海州、连云港之退路，防其东窜。

以华东野战军总部为中路，由粟裕、谭震林率1、4、6、8、9纵队，鲁中纵队，炮兵纵队共7个纵队，从临沂南下，兵分5路，分头攻占郯城、邳县等地，然后向黄百韬兵团驻地进击，并同集结在宿迁附近的11纵队、江淮独立旅等部，实施南北对进，突击包围黄百韬兵团。

以山东兵团为西路，即右翼，由司令员许世友指挥7、10、13纵共3个纵队，从滕县南下，分别向临城、枣庄、峄城前进，然后直插徐东陇海路大许家车站，以切断黄百韬兵团向西逃窜的去路。

另外，徐州西北一路，为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两广纵队、冀鲁豫独立旅，由单县向丰县、砀山前进以配合中原野战军主力向徐州以西进攻，力求拖住孙元良兵团不能往商丘、砀山东援，并胁迫邱清泉兵团不敢放胆由砀山向徐州东援，以保证东线主力包围歼灭黄百韬兵团之作战的实施。

10月24日，开封国民党守军东撤，中原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在政委邓小平、副司令员陈毅率领下，乘势继续东进。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指挥淮海战役？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谋划淮海战役时，鉴于华东野战军在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方面与国民党军相比都处于劣势，便于10月14日凌晨在给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的电报中出谋划策，为国民党军预伏了一个迷魂阵。那几条妙计，细细读来，真是令人拍案叫绝！一代谋略大师，舍他其谁也！

第41章 1948年10月24日—

“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一条妙计。”

话说1948年10月24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林罗，并告高伍：

迥电悉。52军、53军及207师主力既然尚在铁岭、沈阳、抚顺、本溪、鞍山一带，52军一部且已进占海城、牛庄，则敌人准备以营口为其两条退路之一，已甚明显。敌主力在黑山、北镇地区被我歼击时，其溃逃部队亦可能退向营口。因此，你们仍应从各独立师中抽出一部向南，歼灭鞍山、海城、牛庄之敌，并控制营口，阻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此外，南满方面一切可用的地方部队，均应使用于对付鞍山、海城、牛庄地区之敌。

军委 24日24时

10月25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邓小平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邓，并告饶粟谭及刘邓李：

敬午电悉。开封之敌已逃。你们不要去开封，也不要去商丘附近。应从现地取捷径到蒙城集中，休息数日。然后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占领蚌浦段铁路。以你们全军4个纵队11个旅（只留9纵一个旅守郑州，秦基伟率9纵主力跟进），控制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广大地区，吸引敌人来攻。你们则忽集忽分，机动对敌，准备在该区坚持两三个月，此着为敌人所不及料。敌为防我渡江，必从徐州附近分兵南压，亦有可能从白崇禧系统调兵向东。我华野则可能于两个月内歼灭刘峙系统55个师的三分之一左右，即18个师左右，取得大胜。如敌以重兵对付你们，则你们可用暂时分散作战的方法，将全军（12个旅）分散配置于江、淮、巢、运之间，躲过其压力，以待华野之南下。请你们考虑此案是否可行。最后决定，可待你们到达蒙城以后，如那时认为此策不便，则执行徐蚌作战方案。如那时孙元良好打，亦可向北打孙元良。如黄维跟踪东进，亦可回头打黄维。蒙城是机动地带，可东，可西，可南，可北。在你们到达蒙城以前，敌人亦不知道你们究竟要打那一点。你们是否同意出蒙城，及郑蒙间里程多少，望告。

军委 25日3时

10月25日上午，在农家小院前院的楸树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正围坐在磨盘前，谈论着军事局势，机要秘书急匆匆地走进院子，手里拿着一份电报，神色有些紧张。他送来的是北平地下党发来的密电，向中央报告了一个重要消息——蒋介石、傅作义要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

原来，这次预谋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是蒋介石和傅作义经过几次商量而确定的。早在10月23日上午，傅作义在华北总部召开了高级将领秘密会议，下达了佯称为“援晋兵团”的组建计划，这个计划事实上是进攻石家庄、偷袭西柏坡的作战计划和部队的调动命令。该计划任命94军军长郑挺锋为总指挥，骑兵第4师师长刘春方、新2军暂32师师长刘化南为副总指挥。10月24日，参加袭击的国民党军队在河北涿县集结。在北平的地下工作者崔月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通过城工部部长刘仁向中央军委报告。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传看了电报，立刻来到作战室，并找来了朱德，在华北地图上查看北平——涿县——保定——石家庄——西柏坡一线，共商对策。

此时，徐向前的第1兵团在山西，杨成武的第3兵团已远赴绥远，在北平以南至石家庄，解放军没有主力部队。驻守西柏坡担任警卫的也只有中央警卫团干部带领的两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排。假使傅作义偷袭成功，后果不堪设想。形势非常危急！如何退敌呢？毛泽东决定：

1、令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立即将第7纵队主力移到保定以南，坚决阻击南进之敌；7纵的1个旅开到新乐、正定之间，沿沙河、滹沱河布置阻击阵地。

2、令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率领的华北第2兵团由平张线昼夜兼程南下，其先头纵队应从26日起，以5天行程，不惜疲劳赶到望都地区，协同第7纵队作战；兵团主力或直插平汉线破毁铁路，或向保定、望都地区前进。

3、由周恩来命令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团干部集结两个步兵连和骑兵排到东北方向警戒；由聂荣臻把在石家庄的华北军政大学学员组织起来，必要时投入战斗；由任弼时指挥中央机关开始疏散。

吩咐已毕，又叫阎长林收起地图，备好纸和笔，他说：

“给他点颜色看看。”

毛泽东要施用攻心战法了，他挥笔草就了第1篇电讯《蒋傅军妄想突击石家庄》，令新华社立即全文播发：

【新华社华北25日电】确息：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介石和傅作义，妄图以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傅决定集中94军3个师及新2军两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94军已在涿县定兴间地区开始出动。

消息又称：该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傅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冒险的敌军。

准备突袭石家庄的国民党军副总指挥刘化南闻听这则电讯，沮丧地说：

“我们自以为这次军事行动是极为机密的，但部队尚未出发，人家就知道了，只怕此举是有去无回了。”

10月25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

25日9时电悉。

一、你们事先完全不估计到敌人以营口为退路之一，在我们数电指出之后，又根据52军西进的不确实消息，忽视对营口的控制，致使52军部队于24日占领营口，是一个不小的失着。

二、你们除以6纵插到黑山、打虎山以东断敌退路外，是否尚有别的纵队在黑山、打虎山以东及东南地区。你们必须充分估计到敌人随时有向营口退却可能，如果没有足够兵力则难于阻敌退路。你们主力从阜新、新立屯方面下来，如果敌人集结一起从打虎山向东，正面无重兵堵击，不能收夹击之效，则敌有全部或大部跑到营口的可能。

三、长春各独立师现到何处？我们认为这些独立师应迅速经铁岭附近兼程南进，收复营口、牛庄、海城，并以主力位于打虎山、营口之间，配合你们主力夹击敌人。

四、你们整个部署盼告。

军委 25日18时

10月26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谭震林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谭，并告陈邓及刘邓李：

一、100军两个师均已增至新安镇并隶属7兵团，黄百韬手里已有8个师，李弥5个师已集结运河车站及运西李家集地区，黄、李共13个师连接在一起。你们原企图以两个纵队歼灭运河车站之两个师，控制运河正面阻敌，恐将感觉困难。你们似只能从黄李两集团的接合部，即新安镇与运河车站之间，以两个纵队插入隔断李、黄联系，而以一个至两个纵队由台儿庄向南从北面钳制李弥，另以一个至两个纵队攻歼韩庄、贾汪、柳泉地区之敌，迫使邱兵团以一个至两个军向正北防御，再以一个纵队及广纵向丰县砀山两点攻击，迫使邱清泉一部留于该方，另以地方兵团牵制孙元良，另以韦吉一个至两个纵队从睢宿向徐州东南攻击，如此方能确保钳制邱、李，以利主力分割歼灭黄兵团。关于应当使用强力部队，而不应当使用第二等部队于主攻方面，前已电告，如此须有几天时间重新调整部署。为了确保胜利，宁可推迟几天发起战斗，不要仓卒从事。

二、因我6纵等部正在老河口附近围歼杨干才部，白崇禧已令黄维主力向南阳以南，如我陈邓所部不走开封、商丘，而走蒙城直接攻击徐蚌，则在一星期内外不至暴露目标，黄维不会马上向东。待至陈邓在徐蚌打响，则黄维即使向东，已来不及。陈邓以11个旅出现于刘峙空虚的后方，必然要迫使他以孙元良全部及邱清泉一部对付陈邓，如此可以确保邱孙两兵团不敢向运河以东增援。徐海线上虽有李黄两部13个师，你们仍能有把握地实现制李打黄之目的。

三、睢杞战役后，刘峙系统中很多人对邱清泉不满，似乎黄百韬特别不满意邱清泉，故要李弥靠近黄部，又将100军从邱部归入黄部，此点亦可注意。

军委 26日3时

10月27日，周恩来在清晨4时半、6时、7时接连3次向毛泽东作书面报告：昨天，傅作义的突袭部队在保定会合。昨晚7时左右，总指挥郑挺锋在保定城内新2军军部召开师以上军官会议。郑挺锋已下达攻击石家庄兵力部署的命令。

毛泽东不慌不忙，继续打心理战，为新华社写了第2篇电讯，题目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敌军进扰》。

【新华社华北27日电】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跑到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傅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保石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3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利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闻蒋、傅进扰石家庄一带的兵力，除94军外，尚有新骑4师及骑12旅，并附属爆破队及汽车400余辆，企图捣毁我后方机关、仓库、工厂、学校、发电厂、建筑物。

据悉，该敌准备于27日集中保定，28日开始由保定南进。进扰部队有94军军长郑挺锋，新编骑4师师长刘春方，骑12旅旅长鄂友三（即今春进扰河间之敌）。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有充分的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敌扰河间，因我方事先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此次务希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之敌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今年5月，阎、傅曾有合扰石家庄的计划，保石线及正太线各县曾一度动员对敌，后来阎部一师在孟县被歼，傅部惧歼未动，但保石线人民已有了一次动员的经验，此次因蒋在北平坐督，傅不敢不动。华北军区已向各县指出，不要以为上次未来，此次也不会来，不做准备致受损失。即令敌人惧歼不来，我有此种准备总是有利无害。

被毛泽东在电讯中点了名的郑挺锋，在保定听了共产党播发的新闻，倒吸了一口凉气，斗志全消。

10月27日傍晚，毛泽东又为新华社写了一份新闻稿，他写道：

【新华社辽西前线27日17时急电】由沈阳进至辽西的蒋军5个军，已全部被我包围和击溃。我军俘敌数万，现正猛烈扩张战果中。此5个军，即新1军、新3军、新6军、71军、49军，全部美械装备，由廖耀湘统率，锦州作战时即由沈阳进至新民、彰武、新立屯地区。锦州攻克，长春解放，该敌走投无路，全部猬集黑山、北镇、打虎山地区，企图逃跑。我军迅移锦州得胜之师回头围歼，飞将军从天而降，使该敌逃跑也来不及。

蒋军尚有52军、53军、青年军整编207师（辖3个旅）及各特种部队、杂色部队，在沈阳、铁岭、抚顺、本溪、辽阳、新民、台安等处，一部占我海城、营口，连廖兵团在内，共有22个正规师，加上其他各部，共约20万至30万人，为蒋军在东北的主力。廖兵团5个军，则为其主力中的主力。

从15日至25日11天内，蒋介石3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全军现正举行全线进攻，为歼灭全部蒋军而战。

10月27日晚8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的指示电：

饶粟谭，并告陈邓（请陈谢转陈邓）：

27日9时电悉。你们研究修正部署后望即告。你们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目前情况可能的变化是：

一、黄兵团8个师在你们接近他时，可能由现时比较分散配置利于分割围歼的状态，改变为比较收缩比较靠拢难于分割围歼的状态。

二、黄兵团8个师在围歼后，有几个师被歼灭，但可能有几个师因其集结在一起，难于最后歼灭。

三、李弥两个军靠在一起，可能使我无法控制运河，如我从台儿庄向宿羊山方向之部队动作不得力，则八九两军可能全部加运河车站及其以东，和黄百韬靠得很近，可能妨碍你们全歼黄百韬。

四、如果你们从临城向韩庄、贾汪、柳泉攻击之部队不得力，或动作不适当，不能吸引邱清泉一个军左右去对付该方面；又如果你们派向丰县、砀山方向攻击之部队动作不积极，不能吸引邱清泉一部留在该处，则邱部可能以一个军或超过一个军的兵力进至大许家、八义集、碾庄之线，联接李弥，使李弥能够积极增援黄兵团。

五、陈邓率11个旅戌支进至涡阳、永城、亳州3县中间地区，争取打孙元良并威胁徐蚌，对于你们作战当然会起很大的配合作用，可能吸引邱清泉一个军及孙元良全部去对付他们。但你们的计划应放在华野自己直接有效地钳制邱清泉上面，才是最可靠的。因为敌处内线，调动灵便，而陈邓对刘峙不能起致命的作用。

六、济南大捷后，干部中可能发生轻敌心理，如果不克服此种心理，则可能影响此次作战。以上数点望注意。

军委 27日20时

10月27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

林罗刘：

本日17时电悉。

一、围歼5个军，俘敌数万，极为欣慰。

二、当面敌人解决后，望以有力兵团（不少于3个纵队）星夜兼程东进，渡辽河，歼灭营口、牛庄、海城一带之敌，阻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

三、廖兵团被歼后，蒋介石将从葫芦岛运一部兵力加强营口，并令沈阳一带敌军向营口迅速退却，此点你们必须充分地估计到。

四、如果在目前数日内，沈阳一带敌军已经或正在向营口逃跑，则你们全军须迅速向营口、海城方向进击。

军委 27日23时半

10月28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刚发27日23时半电给你们，接到你们27日18时电及11时半电，你们业已部署大军迅速向鞍山、海城前进，歼灭沈阳南下之敌，甚好甚慰。希望你们立即抽出几个纵队于今（28）日兼程东进，如能于29日渡过辽河，则沈阳逃敌跑不掉，否则，沈阳之敌有于30日退到营口的可能。

军委 27日24时半

10月28日拂晓，东北野战军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兵部队共10万余人，其中包括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1军主力及新6军主力。生俘国民党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新6军军长李涛、第71军军长白凤武、第49军军长郑庭笈、新1军副军长文小山等将官。

锦西、葫芦岛之蒋军，在东北野战军围歼廖耀湘兵团时，未敢北援。

10月2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各战区的内部通知，他写道：

各同志：

兹将林罗10月23日发给他们部队的一个指示电转发给你们作参考。关于作战在以迅速动作将敌分割包围之后，不要慌忙攻击，要待准备好了之后，然后举行攻击一项问题，请你们加以注意。电中所举沙后所、王道屯的不良战例，是在9月间他们两个独立师攻击兴城、绥中时候的事。这种情形，恐怕不但东北部队有，你们所属部队也会有的，不过你们在战术问题方面给我们反映太少，我们无从知道。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注意，请你们在全军干部中进行教育，引证不良战例以为鉴戒。如果得到你们同意，请将此电及林罗电发给各纵队，引起大家的注意。

毛泽东　10月28日

从10月28日开始，郑挺锋的第94军等部在10余架飞机掩护下，由保定南犯，在方顺桥、望都和清风店地区，遭到华北解放区军民的节节抗击。

10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蒋介石、傅作义为挽救危局刺激人心起见，令16军、35军、94军、骑4师、骑12旅附坦克及爆炸部队向石家庄进攻，其94军、骑4师、骑12旅等部昨日已进至保定以南之方顺桥。除令杨罗耿率部回援外，请你们考虑将现在锦西附近之11纵派至冀东向通县、北平方向活动，威胁北平，是否可能，盼告。

军委 酉艳

10月29日傍晚，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的第2份指示电：

林罗刘，并告热河：

本日8时电悉。你们既已将塔山守备部队撤下休整，11纵似可调出使用于北平方面。如你们同意，即请令该纵取捷径，经遵化、蓟县到三河集结，相机攻击通县一带，并暂受杨罗耿指挥。蒋傅为捣毁平山、石门一带中央及华北政府所在地之目的，使用3个最强的军，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一个坦克队及一个工兵爆炸队，先头本日已占望都。我杨罗耿回援后，在兵力对比上，尚不足歼灭此敌。现通县、北平一带空虚，原开通县之13军的第4师亦被调用于平保线，如11纵能出现于通县方面调动南下敌军一部回头，则我杨罗耿可给其余部以歼灭打击。

军委 艳酉

10月29日深夜，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去了第3个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本日14时电悉。你们将4纵、11纵全部及3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南调很好。惟在部署上，提议位于玉田、蓟州、三河、宝坻地区，可以同时威胁平古、平津、津榆3线，主要威胁北平，主力在该区休整，派出多数支队分向3线袭击，即能起很大作用。

军委 29日23时半

10月30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的指示电：

饶粟谭，并告刘陈邓：

俭戌电悉。计划与部署甚好，请即照此施行。只有一点，分为虞齐两晚发起作战，是否有使黄兵团闻声警觉，于齐日白天你们尚未接近该敌时迅即收缩集结之虞，似不如同时于虞晚或齐晚各处一起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互相不能照顾，要在两三天后才能查明我之主攻方向，但又因为我各部均已迫处他们面前，又已无法互相增援，尤其使黄兵团各部丧失收缩集结的必要时间，极为重要。故此役胜利建筑在两个条件上面，即是：

一、使黄李邱3个兵团及3个兵团中之各军互相不能增援。要达到这一点，除华野全军照俭戌电部署外，陈邓方面亦请于虞日或齐日同时动作。

二、使黄兵团各军没有收缩集结之时间。要达到这一点，就应当在同一个晚上动作，不要在两个晚上先后动作。以上请加考虑酌定。此外，你们后方各事如尚有未处理完毕者，宜交与适当之同志去处理，以便粟谭专心指挥作战。此战打得好，可能歼灭黄兵团8个师，李兵团两个师，冯治安两至3个师，接着不久并可能歼灭东海及两淮之敌，则长江以北之战局便可展开。那时即使蒋介石将锦西、葫芦岛、营口等处之敌全部南调，亦只能布防于长江沿岸，于大局无补。故望你们精心组织这一伟大的战役。又我军今日可占领沈阳，知注并告。

军委 30寅

10月30日，南犯郑挺锋所部仍未能越过唐河；他的后梯队第35军因保定至北河店间铁路、桥梁、公路被破坏，也不能南进。

此时，华北第2兵团经3昼夜急行军，先头第3纵队及时出现在完县、唐县地区，增强了阻击力量。

10月31日晨，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并报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原局，他写道：

军委，并报陈邓，华东局，中原局：

一、职已返抵前方。震林、建安同志今晚可自济南南来，尔后即随东兵团司令部行动。饶政委、康生同志在济南尚有3、5天停留，始可返华东局。惟济市已无与中央通报之电台，因此，今后指示请分发华东局、华野、及山东兵团。

二、淮海战役，当遵令于齐晚同时发起战斗，但不知陈军长、邓政委所部能否于齐晚发起战斗，请陈邓示复。

三、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

粟 世晨

10月3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程子华、黄志勇（第2兵团参谋长）等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并告程黄，东北局，华北局：

30日9时半部署电及30日11时电均悉，部署很好。下列各点请注意：

一、我杨罗耿兵团全部已从平张线向平石线转移，平张线上尚有敌暂3、暂4两军及暂5军1个师。我杨成武、李井泉兵团正在准备夺取归绥（约戌灰左右开始），张平线敌有以一个军向归绥增援之可能，而我杨李兵团只有攻城力量，没有打援力量。我平北、察北部队有积极负责向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之线的敌人举行钳制性作战的任务，如该线敌有一部向归绥增援时，并应派部向绥东、兴和、集宁等地尾敌前进，抓住该敌。因此，察北骑11师、骑16师似不宜向北平附近前进，而以归詹、牛（晋热察军区司令员詹大南、政委牛树才——笔者注）指挥担负上述任务为宜。

二、4纵、11纵、独4、独6、独7、独8等师向北平附近前进后，锦榆线及热河空虚，请在占领沈阳后，从北面各独立师中抽出几个先行南下，应付锦西、承德之敌，免其泛滥残民。

三、东北主力除4纵、11纵等部即行南下外，其余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1个月左右，约于12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3年的下半年，即明年1月至6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以便于战争第4年的第一季即明年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长江流域出动，并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季在北平开会。

四、争取于一个月内外修通沈锦线、彰武义县承德线铁路，整理热河及冀东境内各主要公路，以利军运并迅速运屯粮弹，否则将无法供应大军作战。此项部署望迅速作出。

五、中央“九月会议”规定5年左右建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因为战争迅速发展，可能提早一年完成。此点你们应有精神准备，从而加速组织准备，并以此种精神教育干部。

军委 酉世

10月31日，毛泽东又为新华社写了第3篇电讯《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

【新华社华北31日电】当着国民党军队的将军们都像一些死狗，咬不动人民解放军一根毫毛，而被人民解放军赶打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白崇禧、傅作义似乎还有一点生命力，就被美帝国主义者所选中，成了国民党的宝贝了。蒋介石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灵魂了，什么人也不再相信他，包括他的“学生”和“干部”在内。在美国指令之下，蒋介石提拔了白崇禧、傅作义。白崇禧现在已是徐州、汉口两个“剿总”的统帅，傅作义则是北线的统帅，美国人和蒋介石现在就是依靠他们挡一挡人民解放军。但是究竟白崇禧、傅作义还有几个月的寿命，连他们的主人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3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已经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一条妙计。蒋介石原先是要傅作义组一支轻兵去偷袭济南的，傅作义不干。偷袭石家庄，傅作义答应了；但要两家出本钱。傅作义出骑兵，蒋介石出步兵，附上些坦克和爆炸队，从北平南下了，真是异常勇敢，一个星期到达了望都地区；指挥官是郑挺锋。从这几天的情报看来，这位郑将军似乎感觉有些什么不妥之处，叫北平派援军。又是两家合股，傅作义派的是35军，蒋介石派的是16军，正经涿州南下。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8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毛泽东写罢述评，命令电台连续全文广播。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千古不变的军事常识，不论蒋介石还是傅作义都是熟知的。他们进扰石家庄，搞得很神秘，部队已经行动，许多军官还不知所向，目的就是突袭，使中共中央措手不及。从心理上说，人就生怕被别人看透，一旦被人看透，首先就是精神上的极大打击。毛泽东正是抓住了这种心理，同蒋介石、傅作义打“神经战”，首先把他们的意图，揭了个底朝天，使傅作义和南犯之旅在精神上发生恐惧。所以，当傅作义看到毛泽东的电讯时，早有退兵之意，只是碍于蒋介石的掣肘，硬着头皮继续干。现在，他已经得到东北野战军一部进入冀东一带活动的情报，感到是该考虑撤军的时候了，此时撤军既有理由应付蒋介石，自己的部队也不会受损失而安全撤回。于是，傅作义就向蒋介石提出了撤军，于11月1日撤回了北平。不久，连保安驻军也撤回了北平。

蒋介石、傅作义偷鸡不成蚀把米，损失官兵3700人，战马240匹，汽车90余辆。

为此，党内的新闻界交口称赞毛泽东是“笔扫千军”。著名新闻工作者李庄在几十年后回忆此事，仍然称“这是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同志设计的‘空城计’。”

一纸书吓退傅作义的大军，毛泽东唱了一嗓子京剧《空城计》，他的湖南腔很有些意思：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毛泽东一曲唱罢，意犹未尽，又加上一段《三顾茅庐》中诸葛亮的唱腔：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1948年11月1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

世晨电悉。谍息，100军已移至薛埠、牛山、大刘圩，64军城头，7兵团指挥所附榴炮营城头附近，黄本人似即在该处，25军阿湖，63军黄花埠、新安镇，此种情况有利于你们分割围歼。你们似宜首先歼灭黄百韬指挥所。

军委 1日2时

11月1日，刘伯承、邓子恢、李达致电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粟裕，电文中写道：

军委、陈、邓、粟：

甲、根据黄维东调，王凌云南移之情况，我们已令：1、六纵（刻在内乡以北）并指挥豫西6分区主力，即截击由镇平以西向东撤退与由南阳向南撤退之王凌云部，并适时经方城、舞阳尾黄维部东进，以配合东路作战。2、陕南12旅进出南阳以东之桥头地区，截击由南阳东撤之14军及由南阳向南撤退之王凌云部。

乙、2纵及桐柏、江汉主力，世晨开始破击信阳孝感段铁路。结果待报。

刘邓李 东

11月1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邓小平、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邓、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

一、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二、同意陈邓世亥电，徐州西南方面我军之动作，依情况在3个方案中选择一个，由陈邓临机决定。

三、卫立煌逃至葫芦岛，沈阳、营口之敌己被我军包围，数日内即可全部解决。傅作义偷袭石家庄之计划已被阻止。

军委 1日17时半

11月1日夜11时，毛泽东致电陈毅、邓小平、刘伯承、邓子恢、李达、粟裕、谭震林、陈士榘，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邓，并告刘邓李，粟谭陈：

白崇禧以徐州陇海会战一触即发，令黄维兵团戌灰在太和、阜阳集中完毕等情。我华野戌齐发起战斗后，估计戌齐至戌巧10天内战况最为紧张，务须保障在此10天内邱兵团不能东援。但你们除对付邱孙两兵团外，还要对付黄维兵团（4个军），你们对黄维进程之估计及对策盼告。我们认为，除6纵必须立即尾追黄维东进外，10纵如在南阳附近，亦宜协同2纵尾追黄维东进。如何？盼复。

军委 东亥

11月2日黄昏，东北野战军解放了沈阳、营口。

沈阳之战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剿匪”总司令部、1个兵团部、2个军部、7个师、3个骑兵旅等，共13.45万人，俘虏第8兵团司令周福成、东北“剿总”高参室中将主任苏炳文以下将级军官106名。

营口之战，歼灭蒋军1.4万人。国民党第52军军部率1个师万余人乘船逃跑。

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灭国民党军共计47.2万人。其中包括华北傅作义的35军32师，其师长李铭鼎战死，军长鲁英麟自杀。

是役，东北野战军也伤亡了67397人，其中牺牲人数是14011人。

辽沈战役使中国军事形势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军队下降到290万人左右，人民解放军则增长到300余万人，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取得了优势。东北全境的解放，使人民解放军获得了巩固的后方，为解放平津和华北奠定了基础，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11月2日晚8时，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子恢、李达等，他在电文中写道：

刘邓李，并告陈邓：

世东两电悉。一、2纵及江汉、桐柏主力对平汉路破击如能彻底，并坚持多日，则不但能延滞85军北上的时间，且可能迫令黄维以一部从北面南下夹击，打通平汉，如此则能推迟黄维东进之时间。请令王宏坤极力扩展该路之破击，并极力延长破路时间。二、2纵下一步行动，似宜经商城方向出豫皖苏。三、6纵行动值得考虑。截击王凌云由镇平向南之部可能打不着，又费去时间，似不如由内乡取直径开太和、阜阳，先黄维到达该地，从正面或侧面阻滞黄维为适宜。2纵到商城后渡淮向阜阳进，与6纵协力拖阻黄维。以上是否适宜，请酌办。

军委 2日20时

11月3日，新华社全文播发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林彪等人的贺电。

【新华社陕北3日电】中共中央电贺沈阳的解放和全东北的解放，电称：

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诸同志，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和东北全体同胞们：

热烈祝贺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并从而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积极援助下，从1945年冬季以来就曾经用极大力量来抢占东北，先后投入兵力及收编伪军胡匪共达110万人。依靠我东北前后方全体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并得到我关内各解放区的胜利配合，在3年的奋斗中，歼灭敌人100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9省的全部土地和3700万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美梦，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全东北军民表示感谢与敬意，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与关内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肩前进，为完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驱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解放全中国而战。东北解放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8年11月2日

这天晚上，厨师们准备了米粉肉和酸菜炒肉丝，还有滹沱河里的鱼，警卫战士打来的斑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为庆祝东北全境解放，在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11月4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笔者注）：

一、3日各电悉。迅速彻底干净歼灭各敌，光复沈阳，极为欣慰，望向全军传令嘉奖。

二、傅军南进各部已北撤，但4纵、11纵及各独立师进至遵化、蓟州地区之计划仍不变更。程黄率各部到达后，分派几个支队向平古、平津、津唐各线袭扰，主力择地整训，待东北主力入关后，统一发起对傅军作战。惟傅军如在我杨成武攻归绥时派兵西援，则应暂停整训，向北平等地有所动作，牵制傅军西援兵力，帮助杨成武得手，因杨罗耿所部已开回平汉线并须休整，平张线上傅军已不受威胁。

三、向平津作战时，冀东一带粮食必不够供应大军需要，平津攻克后，军民需粮亦多，东北需有所协助，望早日筹划。

军委 4日2时

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待东北主力入关后，统一发起对傅军作战”问题。

11月4日晚，毛泽东获悉人民解放军占领南阳，挥笔撰写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的评述新闻，他写道：

【新华社郑州5日电】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的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4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

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28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

在过去一年中，蒋介石极重视南阳，曾于此设立所谓绥靖区，以王凌云为司令官，企图阻遏人民解放军向南发展的道路。上月，白崇禧使用黄维兵团3个军的力量，经营整月，企图打通信阳、南阳间的运输道路，始终未能达到目的。最近蒋军因全局败坏，被迫将整个南部战线近百个师的兵力，集中于以徐州为中心和以汉口为中心的两个地区，两星期前已放弃开封，现又放弃南阳。从此，河南全境，除豫北之新乡、安阳，豫西之灵宝、阌乡，豫南之确山、信阳、潢川、光山、商城、固始等地尚有残敌外，已全部为我解放。

去年7月，南线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敌后实行英勇的进军以来，一年多时间内，除歼灭了大量的国民党正规军以外，最大的成绩，就是在大别山区（鄂豫区）、皖西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江汉区、江淮区（即皖东一带）恢复和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创立了7个军区，并极大的扩大了豫皖苏军区老根据地。除江淮军区属于苏北军区管辖外，其余各军区，统属于中原军区管辖。豫皖苏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现已连成一片，没有敌人的阻隔。这4个军区并已和华北连成一片。我武装力量，除补上野战军和地方军1年多激烈战争的消耗以外，还增加了大约20万人左右，今后当有更大的发展。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域，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

在去年下半年的一个极短时间内，我们在这一区域曾经过早地执行分配土地的政策，犯了一些策略上的“左”的错误。但是随即纠正了，普遍地利用了抗日时期的经验，执行了减租减息的社会政策和各阶层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这样，就将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阶层，均联合或中立起来，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及乡村中为最广大群众所痛恨地少数恶霸分子。这一策略，是明显地成功了，敌人已经完全孤立起来。在我强大的野战军和地方军配合打击下，困守各个孤立据点内的敌人，如像开封、南阳等处，不得不被迫弃城逃窜。

南阳守敌王凌云统率的军队是第2军、第15军以及一些民团，现向襄阳逃窜。襄阳也是国民党的一个所谓“绥靖区”，第一任司令官康泽被俘后，接手的是从新疆调来的宋希濂。最近宋希濂升任了徐州的副总司令兼前线指挥所主任，去代替原任的杜聿明。杜聿明则刚从徐州飞到东北，一战惨败，又逃到了葫芦岛。王凌云到襄阳，大概是接宋希濂当司令官。但是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很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

11月5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邓，并告粟陈张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邓，并告粟陈张：

一、你们现到何处？

二、敌已知蒙城重要，孙元良率兵团部由宿县昨（支）日到板桥集，估计本（微）日可到蒙城。该兵团之99军（即原69师）已到蚌埠接防，原驻蚌埠之96军（即原45师残部）由蚌埠东移临淮关。该兵团之41军、47军估计有一个军随孙往蒙城，另一个军则留宿县。因邱兵团全部现在砀山、徐州（均不含）间及丰县，刘汝明则移砀山及其以西，前闻邱兵团以一个师开宿县似未实行，如此则孙兵团必有一个军驻宿县。是否如此，望你们速查明。

三、我3、广两纵攻砀山附近之刘部，可能吸引邱兵团以一部西援。

四、在上述情形下，第一方案，你们到永城后不停留继续东进，完成对宿县的包围，然后看情况，好打则攻歼之，如敌援甚快不好打则打援敌。估计援敌可能从北面（邱兵团一部）、西面（孙元良率一个军从蒙城）、南面（99军）来，亦有可能孙元良由蒙城先到蚌埠，集合两个军均由南面来。不论怎样，你们以一部位于北面阻援，以主力打西、南两面援敌是有利的，但亦有可能西、南两面都不敢来援，仅有北面来援，如此则应打北面援敌。此方案可望确定地调动邱兵团一部。第二方案，以一部破徐蚌路，以主力打蒙城，得手后大破宿蚌路。以上何者为宜，望酌复。

军委 微丑

11月5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等的指示电：

杨李李，并告杨罗耿，程黄及林罗刘：

一、杨罗耿兵团现位平保线以西相机攻歼该线之敌，从南面威胁北平。程黄率两个纵队、4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本月12日前后集中遵化、蓟县地区，从北面威胁北平。估计傅部难于抽出两个军援绥，但仍须准备对付其一个军增援。除由程黄命詹大南于你们攻归绥时，用全力向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之线积极活动，钳制暂3暂4两军外，你们自己仍应以8纵相当力量位于兴集地区，协同北岳部队从正面阻击可能西援之敌。你们主力亦应留出一部作预备队，位于卓资山附近以为策应。归绥至包头线暂时只留少数部队，以便抽出8纵主力位于东面，是否可行盼告。

二、攻击时间以在程黄兵团到达冀东，北平方面业已感受威胁之时为宜，具体时间可定在15号左右。

三、周密调查归绥城敌方配合情况，以利攻城迅速奏效，应争取10天左右攻克归绥。

四、你们应与詹大南密切联络，詹部钳制行动时间应与你们攻城时间相配合。

军委 5日6时　

11月上旬，毛泽东为“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撰写了一篇“纪念十月革命31周年的论文”（《毛泽东选集》注释语），题目是：《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在文章中写道：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毛泽东在谈到第2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们”时，写道：

“这个敌人还是有力量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内部的一切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这个敌人的基础是虚弱的，它的内部分崩离析，它脱离人民，它有无法解脱的经济危机，因此，它是能够被战胜的。对于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计和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11月6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陈士榘、张震等的指示电：

粟陈张，并陈邓：

你们对冯治安部之抵抗者及游移不决者，应取坚决歼灭手段，以便迅速夺取临、韩、峄、台、贾、柳地区，威胁徐州。仅对其决心起义者，则取超越前进方法，将其留在后面。对刘汝明部亦是如此。

军委 鱼寅

11月6日开始，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采取了“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战法，发起了淮海战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徐州的东、西、南、北几个方面同时发起攻击。

11月7日晚8时，毛泽东致电粟裕、陈士榘、张震、钟期光、刘瑞龙等，他写道：

粟陈张钟刘，并告陈邓，华东局及王谭：

一、完全同意鱼戌电所述攻击部署，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3日报告一次。

二、第一仗估计需要10天左右时间，力争歼灭黄百韬10个师（包括44军），李弥一个至两个师，冯治安4个师（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刘汝明6个师（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以上共计21个至22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即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进，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

三、为了连续作战歼灭大量敌人之目的，你们应仿照济南战役之办法，对我各作战部队随战随补，随补随战，使部队经常保有充足的兵员和旺盛的士气，此点甚为重要。为此，应将后方补训兵团移到接近战场的位置，以便将已经训练好的新兵及俘虏能够迅速补充部队，同时将此次战役中所获俘虏迅速接收训练及补充部队。

军委 7日20时

11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及市委：

我军现已解放许多大中城市，以后还要解放许多大中城市，这些城市中存在着大量的对城市人民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其中并有少数对国际宣传极有影响，并与外交有关系的外国通讯社、外国人办的报纸、刊物，以及外国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派驻中国的记者。这些新闻宣传工具，绝大部分是反动派掌握的，少数是中间性的，只有极少数是进步的。在许多城市中，则根本没有进步的和中间性的报纸刊物。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故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除对极少数真正鼓励群众革命热情的进步报纸刊物，应扶助其复刊发行以外，对其他私营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均不应采取鼓励政策。而且因为中国所谓私营的新闻宣传事业，绝大部分有反动的政治背景，对这些所谓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如采取毫无限制的放任政策，也会使某些反动的政治势力容易获得公开的合法的联系与影响群众的阵地，则对人民极为不利。但旧有报刊中既有少数中间性的和进步的，如不分青红皂白，轻率地一律取消，亦于人民不利。无限制地放任的政策和一律取消的政策，这两种政策均不符合于我党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至于旧有的编辑与记者，则有不同情形，他们中的大部分，一方面，也受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故应当争取，也可能争取他们，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因为他们受了长期的反动政治教育，与长期从事于程度不等的反动宣传工作，或有浓厚的糊涂思想，故在被我党所接收的新闻宣传机关中，对旧有人员不能采取一律留用的政策，而应当采取慎重的个别留用，和有步骤地使用的政策。由于这是一个严重而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采取既严肃而又慎重的态度，方能处理适当。为此，中央特作如下之决定：

一、对新解放城市中旧有报纸、刊物及通讯社之处理办法，规定如下：

（甲）凡属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地方政府系统下的各机关、各反动党派（如国民党各个反动派系、青年党、民社党等）及反动军队的各级组织所出版及发行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连同其一切设备与资财，应一律予以接收，并不得再以原名复刊或发稿。

（乙）凡属于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所办之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应予以保护，并令其依法向人民政府登记。如其间发生重要问题，应请示中央处理。

（丙）凡私人经营或以私人名义与社会团体名义经营之报纸、刊物及通讯社，应分为以下3类处理：（1）有明显而确实的反动政治背景，又曾进行系统的反动宣传，反对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拥护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例如上海申报、新闻报，天津及北平益世报等），应予没收。其反动政治背景一时无法弄清者，则应经过调查及法庭判决加以处理。（2）在相当长时期内，一贯保持进步态度，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同情人民解放战争者，应予以保护，并令其向民主政府依法登记。（3）中间性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即不赞成国民党反动统治，也不拥护人民解放战争者），不得没收，亦不禁止其依靠自己力量继续出版，在出版时应令其登记。

二、凡属第一条甲项应予接收之反动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在我军入城，由军事管理委员会或市政府审查确实后，直接接收之。接收后之处理，应按其地位与规模之大小，分别报请中央或中央局决定。

三、凡属第一条丙项应予没收之反动报纸、刊物与通讯杜，由军事管理委员会或市政府审查取得确实证据后，正式决议没收之。证据尚不充足或有疑问者，则提交法庭加以调查审讯后判决之。军管会及市政府在作出上述决议前，须向上级请示，并取得上级批准。如属全国性的报纸、通讯社，并须请示中央批准。

四、对于允许出版发行之报纸、刊物与通讯社，须执行下列各项规定：

（甲）新解放城市中所有继续出版与新创刊之一切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包括共产党与人民政府之报纸、刊物、通讯社在内），应一律向当地政府登记，其在本决定达到前，已经出版者，亦须补行登记。一切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在申请登记时，应一律报告其政治背景、经费来源，负责人姓名及其经营规模、发行数目、人员状况等。如系旧有报纸、刊物、通讯社，并须缴呈其过去一年来之出版物，听候审查。请求登记之旧有报纸、刊物、通讯社，除进步者外，应视其过去政治态度之反动程度（例如积极反苏反共反人民民主、反人民解放战争）与中立程度（例如不自动反共，并对整个国民党反动派表示不满），分别予以停刊，登记复刊，或有条件地登记复刊（如指名撤换某些反动有据之编辑记者等）。

（乙）凡经政府登记许可出版之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民主政府对于它们实行事后审查制度，并向所有报纸、刊物、通讯社宣布下列各项命令：（1）不得有违反人民政府法令之行动。（2）不得进行反对人民解放战争，反对土地改革，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宣传。（3）不得进行反对世界人民民主运动的宣传。（4）不得泄漏国家机密与军事机密。

（丙）各地党委对党外人员和团体发行之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应主动地设法提高其政治水平，加强对它们的政治领导与思想领导。而办好我们自己的党报，巩固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并运用批评的武器，对各种错误思想和言论，进行恰当的思想斗争，则是推动党外报纸、刊物进步的最重要的方法。经过私人关系派遣进步分子到党外报纸、刊物中去工作，也是方法之一。但对党外报纸、刊物与通讯社，除开上述登记、事后审查及各项命令外，不得采取不适当的行政办法去实现这种领导。

五、对于旧有新闻工作人员的态度：

（甲）对于已经登记许可之旧有报纸、刊物、通讯社的新闻工作人员，除已指名撤换的反动分子外，一般采取争取、团结与改造的方针。应以我们党员及进步分子为领导组织新闻团体进行学习，改进工作与生活等方式，加强对他们的领导。

（乙）已被接收、没收及停刊之报纸、刊物、通讯社，对其工作人员之处理分别如下：（1）反动者不用，其中特务分子应按一般特务分子处理。（2）明显的进步分子与确有学识的中间分子留用，一般地应先任用于次要工作和内勤工作，根据进步程度，逐步提升。（3）一般的编辑与记者，其比较容易改造者，应经过短期教育后分别留用，然亦不应轻易使其担任编辑与记者工作；其思想顽固，生活腐化不易改造者，应听其或助其转业。（4）技术人员（例如出版、经理、广播、电务等方面的技术人员），则按对待一般技术人员的方针办理。

六、对外国通讯社，外国记者，外国人出版的报纸、刊物的处理办法如下：

（甲）外国通讯社非经中央许可不得在解放区发稿，并一律不得私设收发报台。

（乙）外国记者停留解放区继续其记者业务者，应根据外交手续向人民民主政府请求许可，并不得私设收发报台，其发出之稿件，应受中央所指定之机关检查。

（丙）外国人非经中央许可不得在解放区出版报纸与刊物，原已出版者亦须报告中央处理。

中共中央

11月8日这一天，国民党军冯治安第3绥靖区的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第59军的第398师、第180师和第77军的第132师及第37师的111团、109团的1个营共3个半师23000人，在贾汪、台儿庄一线举行战场起义，并发表通电，接受共产党领导，拥护共产党政策，决心为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而斗争。

11月8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邓小平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邓，并粟陈张：

一、刘汝明开蚌埠守备，99军开宿县向西扫荡，孙元良率两军返回宿县守备，邱清泉派有力一部收复永城，以上是刘峙6日部署，现正执行，并非总退却。邱清泉主力仍在黄口、丰县地区。

二、粟陈张应迅速分割包围黄兵团，否则该敌可能西移。

军委 齐亥

欲知淮海战役进展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获悉蒋介石、傅作义偷袭石家庄、西柏坡的阴谋，当即令聂荣臻调遣第7纵队驰援，又令杨得志率华北第2兵团协同第7纵队阻敌；接着又在10月25日、10月27日，10月31日为新华社写了3篇电讯，使偷袭者闻讯丧志；其间还在10月29日一连给林彪发了3封急电，令其发兵南进，威胁北平，一箭双雕，迫使傅作义撤回偷袭之师。由此可见其心思缜密，胆略兼人矣！

第42章 1948年11月9日—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话说1948年11月9日下午4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邓小平，粟裕等的指示电：

陈邓，粟陈张，并谭王：

齐电悉。

一、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

二、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1、3、4、9纵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4纵不应在黄口附近打邱清泉，而应迅速攻宿县，1纵在解决181师后，应立即去宿县。华野3、广两纵的任务是对付邱清泉，但应位于萧县地区从南面向黄口、徐州线攻击，以便与宿县我军联结。如敌向南总退却时，则集中6个纵队歼灭之。

三、粟陈张应令谭王集中7、10、13纵及由南向北之11纵，以全力向李弥兵团攻击，用迅速手段歼灭该兵团的全部或大部，控制并截断徐州至运河车站之间的铁路，运东主力则歼灭黄兵团。

四、只要以上几点办到，就能破坏敌人总退却的计划，遭我全部歼灭，并占领徐州。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

五、敌指挥系统甚为恐慌混乱，望你们按照上述方针，坚决执行，争取全胜。此时我军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

军委 9日16时

11月9日这一天，黄百韬率4个军向徐州撤退。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发出《全歼黄百韬兵团的政治动员令》，号召全军“克服疲劳，克服困难，不为小敌迷惑，不为河流所阻，坚决实行敌人跑到哪里，我追到哪里，直至将其歼灭为止。”“活捉黄百韬，全歼黄兵团！”“继续向徐蚌进军！”

11月9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张震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张，并告华东局，陈邓，中原局：

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3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

军委 佳亥

毛泽东又在给杨得志、杨成武等，并告林彪等的指示电中写道：

杨罗耿，杨李李（李井泉、李天佑——笔者注），聂薄滕，徐周，并告林罗刘，程黄：

一、华北局势在我军胜利影响下，傅匪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似尚未下最后决心。但我如攻打归绥，有促使傅匪集其嫡系3个军及骑兵三四个旅提早西退可能，而我杨李兵团因无打援把握，亦有被迫撤围南退可能。阎匪则因空运未断，阵地坚固，我攻城兵力尚非优势，仍在负隅挣扎，企图在旷日持久中增大我之消耗。

二、我为争取早日夺取太原，并抑留傅匪部队于平、张、津、保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之目的，特对华北2、3兵团改定部署如下：（甲）杨罗耿率2兵团之3、4两纵和第4旅，于戌真起秘密移至阜平地区整补7天，戌哿开始向太原地区移动，准备亥东参加太原作战，并受徐周指挥；争取于亥删以前攻克太原。（乙）兵团另外两个旅，协同7纵直受华北军区指挥，留在平保线活动。（丙）3兵团停止攻归绥计划，除留一部监视归绥之敌并与我包头部队取连络外，主力即移至归绥、集宁之间休整，准备歼灭由平、张向绥远退却之傅匪。待东北我军攻平、津时，或杨罗耿在完成太原任务，回至平张线时再打归绥。

三、为加强1兵团战力，决从济南战役俘虏中抽调5000人，连同华北补训兵团中现有俘约2000人，赶于本月底送至太原前线补充，华北军区应提前动员新兵，于12月份赶送一批新兵补充太原前线部队，交由徐周分配。

四、程黄担任监视北平之敌，如该敌再度向石家庄进攻，则以全力攻击北平，拖住该敌……

军委 戌佳亥

毛泽东在这里第二次提出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及其作战任务问题。

接着，毛泽东又给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写了一封密信，通过共产党地下组织带给他。他在密信中写道：

“鹤鸣兄：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

此前在1948年初，毛泽东也曾先后3次电示华南分局，设法护送李达到解放区。李达因为身体很弱，均未能成行。

11月10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邓小平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邓：

你们主力是否已达宿县附近，并开始向宿县攻击。你们务须不顾一切，集中4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路。华野3、广两纵亦应用于攻击徐宿段，至要至盼。

军委 灰丑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张震，谭震林、王建安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张，谭王：

敌7兵团、13兵团均向徐州撤退，你们是否已将该两敌包围歼击并切断其退路，尤其是7、10、13纵及苏北11纵，应乘13兵团慌忙撤退之际，以勇猛神速手段歼灭该敌，至要至盼。

军委 灰丑

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个给陈毅、邓小平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邓：

9日16时电悉。

一、冯治安全军起义，刘峙以冯部8日下午情况不明，于9日1时电令黄李两兵团均撤回徐州固守，邱兵团仍在黄口一带，并无向东增援黄李任务，亦无向南撤退意图。刘峙又令孙元良赶回宿县，敌之部署是固守徐州、黄口、宿县。

二、你们应集全力（包括3、广两纵）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对刘汝明部不要理他。

军委 10日3时

11月10日晚9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的指示电：

陈邓，粟谭：

一、13兵团已全部退集于引河与徐州间的狭小地区，从北面保卫徐州，邱兵团仍在黄口地区。刘峙误认华野有6个纵队从金、鱼、成武南下，故令邱兵团担任西面防御。因此我10纵宜从贾汪进至徐州西南，向徐州附近之13兵团防御，必要时可使用向南参加堵击黄兵团。

二、冯治安部事变发生后，刘峙为加强徐州防御力量，还从蚌埠调99军车运徐州增防，而以被认为不甚可靠的刘汝明部调防蚌埠。

三、刘峙又急调孙元良两个军从蒙城回宿县守卫，限本（灰）日到达，但估计可能要明（真）日才能到齐。如陈邓各纵今日或明日能到宿县，正好打着孙元良，并堵住黄百韬的逃路，估计黄兵团是会向五河、灵璧、宿县一线溃退的，望注意。

军委 10日21时

11月11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指示电：

刘陈邓：

灰日13时及16时电均悉。

一、你们真夜向宿县前进甚好。

二、孙元良41军、47军共4个师，原来留在徐州者两个团，此次刘峙又令留一个团于蒙城，故你们真夜到宿县附近时，将要遇到的敌人是孙元良的一个兵团部、两个军部及3个师，望你们努力争取歼灭此敌。此战胜利，即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然后以宿县为中心控制整个徐蚌线，构筑几道防线阻止徐敌南逃，待其南逃时协同华野全歼徐敌。但应同时注意对黄百韬溃兵的堵击。

三、冯治安全军起义，我7、10、13纵昨（灰）日正歼击侯集、大许家、曹八集线上之25军，已令其得手后向双沟、灵璧之线攻进。运东各纵正歼100军、64军、44军，黄百韬全部可能跑不掉。

四、邱清泉仍在徐州、黄口线上，李弥已缩回徐州、引河之间，刘峙部署甚慌乱。

五、99军按刘峙佳子电，是由蚌埠车运徐州，但铁路时断可能过不去，望侦察。

军委 11日4时

11月11日，华东野战军将黄百韬兵团4个军包围在以碾庄圩为中心，南北3公里，东西6公里的区域内。

蒋介石为了挽救黄百韬兵团的命运，在令其固守待援之后，令刘峙火速增援黄百韬兵团；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沿陇海路增援徐州；令孙元良兵团增防徐州。令黄维兵团沿平汉路东援徐州，向蒙城、宿县进攻。蒋介石还调派了东北战场上的败将杜聿明任徐州“剿总”副司令，企图与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

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5个军，沿陇海路增援黄百韬兵团，企图与其会师。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顽强阻击，邱李虽付出了3万人和30辆坦克的代价，仍被阻止在离碾庄25公里以外的大许家一线。

11月11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等指示电：

刘陈邓，粟陈张，谭王李：

一、根据粟陈张、谭王李灰日上午各电看来，除冯治安集团已全部起义外，黄百韬5个军10个师似已被我全部包围，没有跑掉。邱兵团因误认我华野有6个纵队从鲁西南方面向他前进，又受中原4纵一个打击，估计该敌不敢移动。李弥兵团因徐州空虚，刘峙令其迅速撤救徐州，置于徐州、引河之间，防御冯治安及我从临韩南下部队，估计数日内亦不敢动。刘峙受冯部叛变之震动极大，不但将李黄仓卒西调，又将刚到蒙城之孙元良调回宿县（估计本真日可到），又将刚到蚌埠之99军调回徐州（估计因徐蚌路近日时有破坏，可能仅到宿县附近，请刘陈邓注意侦察）。刘汝明之68军估计已到蚌埠，55军则因181师受我围歼，尚在萧县地区徘徊。刘峙似已要该军即在萧县守备，应付我军从西南对徐州之威胁，但刘峙对该军必不信用，调99军到徐州，似即为向55军防御。99军如未到徐，则李弥还需兼顾55军。此间日内即发劝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率部起义之广播，不但使徐州方面增加对曹福林之顾虑，而且使南京方面增加对蚌埠刘汝明兄弟之顾虑，有可能迫使南京将黄维兵团调至蚌埠一带。

二、在此种形势下，只要你们歼灭黄百韬、孙元良两兵团，占领宿县及徐蚌段铁路，徐州就处于被我包围中，就可以准备第二步歼灭邱李，夺取徐州。

三、在黄孙被歼，邱李被围的情况下，蒋介石有令邱李向南或向西突围，而令黄维接应他们突围之极大可能。因此在歼灭黄百韬、孙元良后，粟陈张、谭王李所部，除以一部位于徐州以东外，主力应迅速移至以宿县为中心之徐蚌路及其两侧，中原我军及华野3、广两纵，则应待粟谭到达徐蚌路后，迅速移至永城、商丘之间，隔断黄维与邱李之联系，完成攻徐作战之战略展开。此种部署在歼灭黄孙后应立即施行，时间大约在15日（戌删）左右。

四、韦吉率3个纵队从南面迂回西进之部署极好。但第一步应至睢宁地区堵击黄兵团溃兵（估计有很多败兵向该方溃窜），待黄兵团全歼后，再移宿州。

五、谭王李指挥之10纵，应迅速南下控制双沟，堵住黄部西窜，并从东南监视徐州。7纵、13纵于歼灭当面之敌后，亦应向南追击逃敌。

六、冯治安部暂时即在原地（贾汪、韩庄、台儿庄）休整，可起从北面威胁徐州的作用。你们应告诉该军将领，徐州之敌决不敢攻击该军，该军可在原地整训，不要轻动。

军委 真申

11月11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等的指示电中写道：

林罗刘谭并告东北局及各局各前委负责同志：

一、戌齐作战经过报告收到，阅悉甚为欣慰。即转发各野战军前委阅看，以资参考。中央对你们胜利之贺电（即11月2日起草，3日新华社播发的贺电，后来以油印散发——笔者注），望即印发全军，以励士气。

二、你们尚有许多新的经验教训，望写出电告，以资推广。

三、国民党全军除后方部队外，分为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太原6个集团，以徐州、沈阳两个最大的集团为主干。沈阳集团业已被我解决，徐州集团如能被我大部解决，国民党即已失去主力。我全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7月至现在4个多月的作战，共歼敌军近百万人。国民党全军（连近月补充者在内）现已不足300万人，我军则已增至300余万人。9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5年左右建军500万，歼敌500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即是说，国民党已不可能再动员300万人，我军已不需要再以3年时间（从今年7月算起）歼敌300个正规师，才能达到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之目的。我军大约再以一年左右的时间，再歼其100个师左右即可能达成这一目的。但要全部解决国民党并占领全国，则尚须要更多的时间。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以上请向干部会上宣布。

毛泽东 戌真

11月11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等指示电：

刘陈邓，粟陈张，谭王李：

一、5军移驻萧县。骑1旅移驻曹村。孙兵团两个军部及4个师（不是3个师）已到宿县，位于东西南北4关附近。99军仍守蚌埠。刘汝明部守定远、合肥线。黄百韬本人在碾庄。

二、粟谭陈张灰日10时第一步完成对黄兵团之包围，第二步歼灭黄兵团之部署，甚好。我们前电有与此部署不相符合者，应照此部署办理。

三、5军在萧县分得很散，望刘陈邓以华野3纵歼灭其一部。

军委 真亥

11月12日，曾经追随蒋介石近22年的国民党总统府国策顾问、蒋介石首席秘书和幕僚长、委员长侍从室第2处主任、国民党宣传工作的决策人陈布雷，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陈布雷，1890年出生于浙江省慈溪，1927年投靠蒋介石，自此以后，蒋介石的重要讲话稿、文稿几乎都是出于此人之手。这位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才华横溢的才子，此时已经预见到了蒋介石的穷途末路，无可奈何地绝望地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11月13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等指示电：

刘陈邓，粟陈张：

一、刘陈邓已抓住孙元良歼击甚好，此点关系全局，因黄维14日到太阜，若你们能于日内解决孙元良，控制徐蚌路，则有余裕时间对付黄维。

二、请粟陈张考虑是否可以韦吉兵团早日西移宿县，与中原各纵会合，以便数日后中原各纵西移永城，对付黄维。

三、中原2、6纵现至何处，是否可以迅速赶至太阜附近牵制黄维，盼告。

四、黄百韬解决后，华野主力速移宿县地区为要。

军委 13日3时

11月13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中原局，豫皖苏分局等指示电，他写道：

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并刘陈邓，粟谭张：

一、冯治安部4个师已起义。黄百韬10个师，李弥一个至两个师，孙良诚两个师，孙元良4个至5个师，共计17个至19个师，正被我华野、中原两军包围歼击中，大约本月17日左右可以全部解决。刘汝明部6个师，除一个师已被我歼灭外，其余已南开定远、合肥线。徐蚌铁路已被我中原部队切断并控制，只待黄孙两敌歼灭后，我军即可围困徐州，准备第二步歼灭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夺取徐州。

二、原在葫芦岛之54军3个师，第8军两个师，10日已离该岛海运南下，估计17日可到南京。该5个师可能将使用于恐慌万状之南京一带，亦有可能开至蚌埠策应徐州之突围。但徐蚌路已被我切断，该敌将不能起大作用。

三、使我们担心的是黄维的10个师，14日可到太、阜，估计15日休息一天，16日即可能由太、阜向亳县、涡阳、永城前进，策应邱李之突围。

四、在黄百韬、孙元良被歼之后，估计蒋介石必迅速命令邱李突围，其突围方向必是黄维所在地之太、阜或亳、涡、永。

五、因此，中原局邓李（邓子恢、李先念——笔者注）必须将上述情形立刻告诉2、6两纵，不分昼夜，不惜疲劳，兼程前进，务必于14日，至迟于15日，赶到太、阜黄维的前头，由正面阻止黄维向亳、涡、永前进，不得误事。该两纵现到何处，何日可到太和以东追过黄维，望邓李速告。

六、分局宋任穷同志立即动员一切可用的武装力量，在太、阜、亳、涡、永中间地区迅速破坏黄维通路上的桥梁道路，迟滞黄兵团行动。动员情形及太、阜至亳、涡、永之里程，望任穷即告。

军委 13日6时

11月13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粟陈张：

一、现邱清泉正在向东增援，请粟陈张酌量对黄百韬各军被歼情形，当黄部将近全歼之际，让邱清泉向东深入大许家、曹八集，以便将邱兵团包围，使其跑不掉，然后徐图歼灭之。

二、刘陈邓以一部攻击宿县，以主力向北追歼孙元良之部署甚好。如邱兵团能于数日后被我包围歼击，黄维势必向徐州增援，我中原各纵及华野3、广两纵，须准备独力担任打黄维。

军委 13日23时

11月14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陈士榘、张震等指示电，他写道：

粟陈张，并告韦吉（韦国清、吉洛即姬鹏飞——笔者注），谭王，刘陈邓：

一、蒋介石以黄兵团危急万分，令邱兵团星夜挺进，限13日夜到达碾庄解围。

二、黄兵团本日大约可解决。目前是继续歼灭邱兵团的良机，望令正面阻击部队向东撤退，让邱匪深入。令韦吉兵团于本夜切断邱匪后路，完成对该匪之包围。否则该匪一闻黄匪被歼，将迅速退回徐州。

三、邱匪东援兵力为7个师，留下3个师（骑1旅在内）在徐州及以西。

军委 14日4时

11月14日中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的指示电：

刘陈邓，粟陈张并告韦吉：

一、粟陈张12日12时电悉。目前首要任务是阻止邱李，歼灭黄百韬，然后才能谈到围歼邱李的问题。你们阻援兵力是否足够？一纵及鲁中南纵现在何处？该两纵似宜迅速移至阻援方面，配合7纵、10纵及苏北11纵担任阻援。你们应估计到，万一15日以前不能歼灭黄兵团，而邱李援兵又已迫近的情况，妥善部署歼黄阻援的兵力。

二、如邱李已向东深入，使用韦吉全力于切断并攻击邱李后路，在目前可起拉住邱李作用，在将来即成为从西面包围邱李的兵力。

三、在邱李业已东进的情况下，请刘陈邓考虑可否将华野3纵使用于徐州以东，和韦吉一起攻击邱李之后尾。

军委 14日12时

11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至于在全国一切地方消灭反动势力，完成人民解放，则尚需较多的时间。”

11月14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的指示电：

刘陈邓，并告粟陈张，韦吉，谭王及华东局，中原局：

一、粟元酉电悉。

二、目前数日内必须集中精力，彻底解决黄兵团全部及宿蚌段上敌人。

三、我们很担心寒删两日不能解决黄百韬，又担心阻击兵力不足或阻击不得力，邱李能够靠拢黄匪。希望粟裕同志照元酉计划，集中力量首先解决黄匪25军、44军、100军，留下黄之兵团部及64军，吸引邱李东进，然后以韦吉、谭王两集团向邱李东西合围，乘势猛击，歼其一部，构成徐州与邱李间之阻绝阵地。同时，士榘指挥各部歼灭黄匪余部。只要此着成功，整个形势即有利于我。

四、请刘陈邓集中全力于歼灭宿县之敌后迅速南进，歼灭现已进至固镇等地之刘汝明68军及可能跟进之55军。此着胜利，则黄维兵团处于孤立地位，较易对付。

五、黄维兵团到阜阳后，因为黄百韬被歼及宿县、固镇之敌被歼，蚌埠感受威胁之情况，估计蒋介石将令其先到蒙城或蚌埠集中，徐图向北推进。我们应即决定以中原1、2、3、4、6、9纵及豫皖苏地方兵团之全力，以徐蚌路为枢纽，对付黄维及南面可能增加之敌人。华野全部则对付陇海线上之敌人。

六、在黄百韬全部被歼，邱李与徐州之联系已被确实切断，敌已无法打通之情况下，究竟先打邱李，后打徐州，还是先打徐州，后打邱李，值得考虑。但同时打两个敌人则不适宜。我们现在设想，在黄百韬被歼，邱李被围的情况下，估计蒋介石必令邱李迅速猛烈突围回徐州。因此必须集中华野全力，首先完成对邱李之包围，其中主要是以最强大兵力隔断徐州与邱李之联系，在徐州与邱李之间构筑稳固的突不破的阻绝阵地，同时举行对邱李之猛击，歼灭其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使其无法动弹。然后再看形势，或者继续完成歼灭邱李再打徐州，或者先打徐州再灭邱李。为此目的，华野3纵似应加入韦吉集团，参加打邱李之任务，而中原4纵则应南下，参加现在打刘汝明、将来打黄维之任务。3纵究应如何行动，请刘陈邓决定令行。

七、此战役为我南线空前大战役，时间可能要打两个月左右，伤员可能在10万以上，弹药、民工需要极巨，请华东局、中原局用全力组织支援工作。

军委 14日23时

11月15日晨，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粟谭的指示电：

刘陈邓，并粟谭：

我们14日23时电发出后，接到刘陈邓14日10时电及谭王李14日10时半电。我们和你们在基本方针上是一致的，需待黄兵团歼灭以后，依邱清泉、李弥、黄维3部的情况，才能决定作战方针。据谭王李称，邱李13日向东猛攻一天仅进5里。又称尚需3个晚上才能解决黄兵团。又据邱清泉寒午电告蒋介石，捏造重大战果骗蒋，又称我军企图断其后方联络，彼以74军、12军主力，骑1旅及32师等部，在潘塘一带阻我西进。根据上述情况，我诱邱李东进，断其后路之计划，恐不一定能实现。黄兵团被歼后，邱李缩回徐州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黄维在阜阳观望形势，或到蒙城观望形势，或到蚌埠巩固其后方的可能性也很大。再则，你们几次来电均未提到68军到固镇一带，未提打68军，究竟我们所得68军在固镇一带的消息是否确实，你们是否需要集中4个纵队于攻克宿县后再攻固镇一带，亦尚待你们查明确定。总之，一切须待粟谭歼灭黄百韬，你们歼灭宿县之敌以后，依情况变化才能决定下一步作战方针。如果那时邱李缩回徐州，黄维开到蚌埠，两处均不好打，则可给我以短时休息机会也是好的。惟目前华野仍应争取于歼灭黄兵团以后再打邱李，你们于攻克宿县以后，如果刘汝明部在固镇，则应争取再歼刘部。

军委 15日6时

11月15日13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说：

“徐州敌已有两个军起义，数个师被歼，刘汝明部亦甚动摇。在我刘陈大军进攻下，该处敌人已有迅速瓦解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蒋介石必更加企图将傅作义及其所属之中央军调至南方，增防和避免在平津地域遭受歼灭。而傅作义则为了保存自己，可能企图向西逃向绥远，使东北我军入关将会扑空，不能发挥歼敌作用。”

“为防止上述情况，我们除感觉军委令杨成武部暂不攻归绥的方针很好外，我们建议徐周、杨罗两部目前既未正式总攻太原，亦可暂不攻太原，而集中力量迅速包围保定或张家口（除留一部监视太原外）。在这两处中何处敌人较多较可能达到包围的目的，则包围何处，切断其与北平的联络。对所包围之敌，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以达到拖住敌人的目的，使傅作义及其所属之中央军，既不能撒手南下，亦不能撤退绥远，亦不能集中兵力守天津（这一可能也是存在的，他可钳制我军行动，而又可能随时从海上安全撤退）或守北平。如我不攻城，他来增援则正便于我军歼灭。等到东北部队南下后，再同时合力发动攻势，歼灭全部敌人。”

请注意，这是林彪等第一次回应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问题。

11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我们认为在新收复的大城市中进行军事管制，时间不能太短，不要以为军事管制的时间愈短愈好，取消得愈早愈好，而必须看我们进行军事管制的各项目的和任务是否达到，来决定军事管制的时期。

二、我们认为在军事管制期间，应达到以下几项目的：（甲）完全肃清一切残余的敌人和散兵游勇以及任何进行武装抵抗的分子。（乙）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并加以管制和监督。（丙）恢复并维持经常的秩序，消灭一切混乱现象。（丁）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装及其他违禁物品。（戊）解散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及南京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团体，并收缴其各种反动证件，登记其各级负责人员，对登记后的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每日或每星期须向指定的机关报告其行动）。（己）逮捕那些应该逮捕的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没收那些应该没收的官僚资本。（庚）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权机关，建立革命的警察、法庭、监狱，建立物资及生产的管制机关与监督机关，建立临时的各界代表会。（辛）在各种工人职员中，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切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可靠的基础上（注意不要被暗藏的特务分子及流氓投机分子所操纵）建立工会、学生会及青年团等，作为城市革命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壬）整理共产党在城市中的秘密组织，并建立党的组织。

三、必须在上述各项工作以及其他若干工作做好以后，才能依靠城市中的党和人民政府及群众团体进行统治，取消军事管制委员会，其时间，在大城市中约须3个月至6个月，甚至更长，在小城市中约须几个星期或2、3个月。时间太短，是不能做好这些事的。

四、在军事管制时期，一般应实行戒严，但戒严的目的是限制一切反动分子及破坏分子的行动自由，保障一切革命分子及革命群众的行动自由，绝不要因为戒严而妨害一切革命工作的进行。戒严也只在必要时临时断绝交通，或临时在夜间断绝交通，而不要经常断绝交通或进行封锁。

五、1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取消军事管制须先得中央批准。

中共中央

11月16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指示电：

刘陈邓：

15日17时电悉。为使固镇之敌（68军）不因宿县攻克而缩回蚌埠，以利歼击，如宿县尚未攻克，似宜推迟一二天攻击，而令4纵迅速南下，切断固镇、蚌埠间联系，或从宿县附近各纵中抽一个纵队南下执行阻隔任务。如何，望酌办。

军委 16日3时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告谭王的指示电：

粟陈张，并告谭王：

碾庄之敌44军、100军已歼灭，25军、64军亦已各歼一部，并已定铣夜总攻碾庄，则现在已到令7纵、10纵、苏11纵等部向后撤退，放敌东进之时机，而且似宜推迟一二天总攻，才能诱敌深入。究应如何，望酌情机断行之。

军委 16日3时

11月16日4时，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15日13时电悉。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曾经考虑过，认为如以杨罗耿部位于绥东与杨成武集结一起，可以阻止傅作义部向绥远撤退，但不能阻止傅部及中央军向海上撤退，包围张家口也不能达此目的。因敌共有35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敌如决心从海上撤退，可以集中十几个师将张家口之敌接出来，集中于津、沽逐步船运。保定守军是两个由保安队组成的师，包围与否不关大局，近亦有撤退模样。承德敌人已撤退。徐、周所部10万人近月打得很苦，伤亡2万，可以停止对太原的攻击，但要他们将已攻占的阵地放弃，并开至张家口去担负包围任务，一则阎匪将出城滥扰，二则部队情绪上转不过来，三则我军未到张家口，而张家口之敌势将惧歼先逃。且张家口驻敌甚少，原只一个由保安队组成的师，现闻增加一个师，待证。傅部主力均在北平附近。我们曾考虑过你们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从海上逃跑。请你们考虑你们究以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并以结果电告之。

军委 16日4时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徐向前、周士第的指示电，他写道：

徐周：

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下列方针是否可行：

一、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1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

二、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杨罗耿部即在阜平休整，暂不西进。如何，盼复。

军委 16日5时

11月16日傍晚，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等指示电：

刘陈邓，并粟陈张，告谭王，韦吉，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苏北工委，华北局：

一、各电均悉，处置甚妥。

二、若华野于歼灭黄兵团后，能接着歼灭邱李几个师，将该两敌打得不能动弹，则于大局极为有利。

三、若中原于攻克宿县后能续歼固镇一带之敌，并以一部进驻蒙城，则可能推迟黄维向宿县进攻时间，并威胁蚌埠。

四、李延年现在蚌埠充6兵团司令官，辖96军、99军。据李称39军（即原驻烟台，后运锦西，现运浦口之8军王伯勋部两个师）16日可到蚌埠、凤阳。请刘陈邓加以注意。由锦西南运之54军（阙汉骞4个师）是否亦将加至蚌浦线，则尚待侦察，假定该部亦到，则南线将有黄维、刘汝明、李延年、王伯勋、阙汉骞等部共计25个师，是一个大敌，必须妥筹对策。

五、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3个月至5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80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5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5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3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中央军委 16日18时。

11月16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粟的指示电：

刘陈邓，并告粟：

删日22时及铣午电悉。

一、54军、39军详情由参谋部查告。

二、据刘峙铣日称，39军、99军集结固镇，向宿县攻击前进，要96军长于兆龙开蚌埠，以主力向北策应，未提54军。一则该军由葫芦岛开唐山，再由唐山南开需时较多；二则该军使用于保卫南京，还是使用于向宿县攻击，似还未定，但你们应准备该军到来。

三、你们似以2、6纵钳制黄维，以1、3、4、9纵歼灭可能向宿县进攻之39军、99军似较适宜，因这些敌人均是较弱的。如54军4个师（不是3个师），刘汝明5个师和上述敌人一起来，则数量较多，质量上亦只有二三个师较强的。

四、刘峙几次告黄百韬，均判断我军要逃跑，要黄等候援军，协同击溃我军。但据韦吉报告，他们删晚已向邱李后尾攻击，未免过早。粟到韦吉处指挥极好。请粟考虑韦吉各纵及3纵，于明（攸）日向南撤退一步，正面7纵、10纵、苏11纵亦同时于明（攸）晚向东撤退一大步，待巧晚谭王向碾庄总攻时，同时大举向邱李攻击似较妥善，请粟酌办。

军委 16日24时

11月17日14时，林、罗、刘、谭致电中央军委说：

“一、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因为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甚至某些干部已开始生长享受情绪，需要以大力解决这一问题。……同时新兵与俘虏战士的补充还未就绪，争取工作也要有相当时间，否则逃亡减员会更为严重。此外，部队冬大衣、棉帽、棉鞋均尚未发下。

二、为争取能迅速完成出动的准备工作，我们已于14日将原定之整训计划改变，集中在战士中进行解决入关思想及争取巩固补充新战士及俘虏战士工作，及在干部中反无政府无纪律的教育，已将军事教育改在将来行军作战的机会再进行。各纵均提出要求延长休整时间，我们未予答复。

三、此次秋攻（即辽沈战役——笔者注）1纵伤亡较少，虽可提前入关，但该纵现在沈阳。3纵在锦州便于入关，但该纵在秋攻中伤亡共1万余人，需要必需的休整。我们拟争取现在海城、营口之第9纵和在黑山的第10纵尽可能先出动。

四、如敌确定不守平津，则必将在我东北主力尚未入关及开始发现我主力入关时即开始撤退。因此关内部队（包括4纵、11纵），最好能在东北主力尚未动时即能包围一股较大敌人，以拖住敌人为好。

五、以上情况及意见，供作参考，请指示。”

11月17日22时，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林、罗、刘并告东北局、华北局的指示电：

“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和傅系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但欲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依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法完成的。如果蒋匪集中其24个师于津沽一线掩护海运，我们集中程黄、杨罗耿两兵团，无法破坏其计划。如果使用杨罗耿于察绥方面，亦没有充分把握阻止傅系西退。因傅系可在杨罗耿到达绥东之前，乃至杨罗耿到达绥东之后，使用其骑兵、汽车及地方熟悉等条件，经大青山北麓冲过去，我军只能截歼其一部，难于截歼其主力。傅系一返，蒋系必同时南撤，使我两头失塌。”“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望你们郑重考虑下述两个方案：

一、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25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预计现在锦、义地区的部队，下月10日以前可到天津、唐山地区。如敌正在南撤，我可歼灭其一部或大部；如敌尚未开动，我可抑留该敌，继续休整，并恢复北宁路，然后大举歼敌。

二、不管蒋、傅军是否撤走，仍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半，然后南进。即是说，蒋、傅要撤就让其撤走，你们则准备于到平津后无仗可打时即沿平汉路南下，先在长江中游作战，逐步东进与刘、陈会攻京沪。

以上两案何者为宜，望考虑答复。”

11月18日18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罗、刘的指示电，他写道：

“一、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现符定一已到石门，明后日即可见面，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

二、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3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

三、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

四、我们已令杨罗耿在阜平停止，并准备出张家口附近协同杨成武阻止傅作义西退。徐周已复电同意停攻太原。”

11月18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粟谭的指示电：

刘陈邓并粟谭：

一、各电均悉。

二、敌在防御时虽尚有相当战斗能力，但攻击精神差到极点。我军捉住敌人这个弱点，可以分离敌军各部，给以各个歼灭。

三、北线何张起义是第一个大胜利。今后数日内歼灭黄兵团全部，将是第二个大胜利。如能精心组织战斗，再歼邱李四五个师，打得邱李不能动弹，则将是第三个大胜利。

四、刘汝明181师被歼及宿县攻克，已给南线敌人一个大打击。现刘峙令黄维由蒙城向宿县，令李延年率39军、99军由蚌埠经固镇、大店集向褚兰，以上两路均为攻击兵力，令刘汝明由蚌埠向宿县，为宿蚌段的守备兵力。对于上述敌人，我们意见：

甲、完全同意刘陈邓办法，以1纵在蒙城、宿县间作正面防御，以2、6纵组成突击集团打黄维后尾，只要能歼其二、三个师，就可停止其前进。这是最主要的一着。

乙、以9纵对付刘汝明，节节阻止他，不和他打硬仗，着重写信派人劝告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反蒋起义，同时展开公开的政治攻势。

丙、以3纵、4纵再加叶飞1纵对付李延年，不要打得太早，先以小部接敌，逐步后退，诱敌进入大店集一带地区，达到全部歼灭该敌之目的。此战胜利，即协同9纵歼灭刘汝明，打开南线局面。

五、谭王指挥之4、6、8、9及13纵，于歼灭黄兵团余部后，迅速移至徐州、宿县间，作为南线的预备队，准备协同南线各纵歼灭黄维。只要南线各敌约有一半左右被歼无法北进，北线各敌就成瓮中之鳖，可以逐步歼灭。

六、应尽一切努力控制徐蚌路一段于我手中，务必隔断南北两敌，使之不能会合。

七、你们意见望告。

军委 18日24时

11月19日上午，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

军委：

18日18时来电敬悉。我们决遵来电于22日出发，详细部署另电告。

林、罗、刘 皓9时半

11月19日10时，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等的指示电：

粟谭，并告刘陈邓：

一、18日24时电谅达。

二、估计黄兵团今晚明晨可能全歼，我4、6、8、9及13等5个纵损伤程度如何，望即告。

三、叶飞1纵你们准备使用于何处？现刘峙依靠黄维(10个师)、李延年（在54军未到前是4个师）北上救命。我们觉得南线集中中野3、4纵及叶飞1纵歼灭李延年兵团于宿县以东地区，是极关重要的一着。李延年歼灭后即可续歼刘汝明或将其驱至蚌埠，则黄维便陷孤立。叶纵现到何处？你们是否可以将叶纵即交刘陈邓指挥，以便早日与中野3、4纵会合一起作歼灭李延年之充分准备。刘峙令李延年戌哿进至大店集，时间已很迫近。同时请刘陈邓令陈谢注意，不要过早打李延年，不要暴露兵力，应让李延年深入大店集以北地区再打为有利。刘峙因受我韦吉威胁，自以为李延年由大店集出褚兰与邱清泉夹击韦吉，必可收效，令李延年急进，因而可能造成我军歼灭李延年两个军的良机。该两军4个师只有39军（王伯勋）中的1个师战力较好一点，其余3个师战力均差，较易歼灭。

四、你们集中2、3、7、10、冀11、苏11及鲁中共8个纵，精心组织一次对邱李之作战，以歼其四、五个师为目标，心愿不要太大，你们觉得兵力是否足够。我们觉得最好是使用这样多的兵力，不要增多，以便将谭王5个纵于结束黄百韬后，迅速移至曹村夹沟地区休整，准备打黄维。刘峙令黄维戌哿到宿县，他是没有估计到中野1纵在蒙城、宿县间的阻击及2、6纵准备对黄维后尾的打击在内，事实上黄维大约要二十三、四日才能到宿县。如果我中野1、2、6纵作战得力，还可能使黄维多推迟几天到宿县。如果我陈谢、叶飞准确地歼灭了李延年，又歼灭了或者驱逐了刘汝明，则黄维在宿县即处于我谭王（在夹沟）陈谢、叶（在固镇）的包围之中，尔后即可全力歼灭黄维，如像在碾庄歼灭黄百韬那样，获得一个伟大胜利。这时对于北面之邱李等部，则取钳制手段，待歼灭黄维后，再打邱李。我们认为你们应按这个方针去部署兵力。假如今晚明晨解决了黄百韬，则哿马两日谭王5个纵在碾庄附近休息，养梗两日即移至曹村、夹沟地区，准备休整一星期左右，即协同中野全力打黄维。这样部署是否适当，望考虑电告。

军委 19日10时

11月19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粟陈张，并告谭王：

顷接粟陈张巧21时电，已知华野全军用于北线打黄邱李，目前不能分兵协力中野打南线之敌，应按照粟陈张部署实施，请刘陈邓适当应付南线之敌。但请粟陈张注意对邱李各军不要打得太多，以先歼一部为宜。

军委 19日17时

11月19日晚7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并粟陈张，告谭王：

19日9时电悉。我们18日24时电和19日10时电的基本方针是和刘陈邓大体上一致的。本日下午接粟陈张18日21时电，以华野全军使用于打北线邱李孙（我们早几天亦有此主张），并且已经部署好，所以我们于本日下午复电又认为可以按照粟陈张部署实行，而将对付南线黄刘李全责委托刘陈邓。现接刘陈邓19日9时电，知刘陈邓以主力歼击黄维，以1个纵队对付刘汝明，而无力顾及李延年。在此种情况下，粟陈张方面必须将对邱李孙之作战，在目前短期内只限制于歼敌四五个师的范围，以便抽出必要兵力对付李延年。我谭王5个纵除为解决黄百韬残部所必须之兵力外，余部应即速西移，担负歼灭李延年的任务。只有歼灭了至少阻止了李延年，粟陈张的侧翼才不受威胁，才能保证继续歼灭邱李孙。此事请粟陈张妥善处理，是为至盼。

军委 19日19时

11月20日晚8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陈张，并告谭王，刘陈邓：

据刘陈邓皓17时电，中野主力决定打黄维。对李延年兵团须由你们负完全责任，中野无法派兵。除你们已派出王张11纵及13纵外，应即速转移4、6、8、9诸纵之主力（留一部打64军）对付李延年。打李延年的指挥责任即由谭王负担，望谭王迅即转移指挥地点至大店集、褚兰、双沟之中间适当地区。

军委 20日20时

11月20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并告程黄，杨罗耿，东北局：

19日电悉。

一、包围唐山敌人的时机值得考虑，程黄可以准备在25日至27日之间包围唐山，切断唐敌退路，但实行须等候我们最后命令。

二、应研究者，傅作义的指挥能力较卫立煌等人为强，程黄包围唐山过早，距离主力到唐山、平、津附近有两三星期之久，这个时间内蒋、傅必有所动作。如果敌以中央系在北平附近各军，甚至加傅军一部或大部或全部进至津塘唐线，而以主力位于塘沽，则可以接出唐山之敌，并完成从海路撤退的准备，我军入关很难歼灭该敌。

三、我们认为，应以锦州新民线上及营口地区之我军先行秘密开动，以4个纵队的兵力与程黄现有兵力同时隔断天津、北平间和唐山、塘沽间之联系，使北平、唐山两处之敌均不能到达津、沽。欲达此目的，就要推迟程黄包围唐山的行动，并先以4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执行隔断平、津的任务。而沈阳附近的兵力则宜推迟出发时间，因沈阳有敌电台，我一行动，敌必警觉。

四、杨罗耿部两个纵队现在曲阳，可以出张家口附近与杨成武、詹大南配合，执行包围张家口，阻止傅部西退的任务，亦可以执行切断平、津的任务。但该部6个旅共4万人左右，以之单独担负切断平、津实感力量不足，以之配合杨成武、詹大南包围张家口则较适合，该部如何使用，望林、罗、刘提出意见。由曲阳至平津线及至平张线各有若干里，需多少行军时间，望杨、罗、耿即告。

五、为不使早日惊动傅军，我们已令聂、薄、滕转令攻击保定之7纵停止攻击，改取包围监视方针。该城现只有一个由地方部队编成的师留守，其目的是钳制我军一部，使傅军执行撤退或固守计划有余裕时间（傅现正大批将地方兵力，例如王凤岗等编入傅、蒋两系正规军内。王等不愿，正和我们接洽投诚）。

六、傅、蒋在山海关的一个军尚未撤退，其目的是估计你们主力入关必走该地，让该部先挡一挡，争取主力逃跑或固守之余裕时间。因此你们主力入关应取4纵、11纵所走道路，不要走山海关。

七、部队行动须十分隐蔽，蒋、傅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尚未料到你们主力会马上入关。因此除部队行动应十分隐蔽外，请东北局及林、罗、谭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

八、以上各项望复。

军委 20日24时

过了3个小时，毛泽东又在11月21日凌晨为中央军委起草一个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20日15时电悉。你们可以位于锦州、打虎山、营口等地之5个纵队于23日出发，取捷径夜行晓宿隐蔽迅速行进，以3个或4个纵队担负隔断北平与天津两地之敌；以1个纵队隔断天津、塘沽两地之敌；以1个纵队加程黄兵团担负隔绝唐山、塘沽两地之敌；其余在新民、打虎山、营口地区之各部则可于23日或24日出发。以上各部均走热河境内出冀东，不走山海关。沈阳地区各部及总部大行李则应缓若干天出发，走山海关附近出唐山。如林、罗、刘决定先走，则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请陈、伍、陶注意）。各部行进均注意隐蔽。

军委 21日3时

欲知东北野战军入关后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1月11日给林彪、罗荣桓等的指示中说：“我全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他在11月14日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又强调说：“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这时候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尚未结束，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这个“南线空前大战役”和正在谋划中的平津战役取得完胜，已经成竹在胸。历史的发展果然验证了他这一惊人的预言！

第43章 1948年11月21日—

“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话说1948年11月21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等指示电，他写道：

粟陈张，并告刘陈邓，谭王，韦吉：

一、粟陈张哿2时电悉。

二、关于对付李延年兵团由华野担负全责一事，昨已电告，谅达。

三、华野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李延年。请粟陈张、谭王从目前起，即将主要注意力及兵力部署的重点放在歼灭李延年3个军的上面。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我们已在18日24时及19日10时两电内充分的指出了。

四、碾庄已克，剩下64军余部，今明两日谅可解决。黄兵团全歼后，你们即已做好了一件大事。现在我们所担心的，是你们歼灭邱李四、五个师（或更少一点），将邱李打得不能动弹，以便迅速抽出现8个纵的主力，连同打黄百韬的各纵主力去打李延年。这件事是否做得恰好。

五、前（19）晚及昨（20）晚你们打邱李结果如何，我军损伤情形如何，希即告。

六、粟陈张哿2时电说，难于切断邱李退路，只能歼其一部，故使用8个纵即可等语，这个意见和我们是一致的。但今（21）晚是否再打，今天白天即须作出决定。我们意见，如有顺利发展的条件，可以再打一晚两晚，否则应当机立断，适可而止。抽出必要兵力，协同谭王所部位于徐州、宿县、双沟、大店之间，筹划歼灭李延年。只要李延年歼灭，战局便可改观。如何，盼复。

军委 21日5时

11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要求美国给予军事保护发表的声明》，全文如下：

蒋介石和整个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现正力图把他垂死的统治放在希望美国的军事保护之下。为此目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已由蒋介石出面致函美国杜鲁门总统。同时，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连日与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及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先后举行会谈，据悉曾讨论由美国保护上海的计划。另据悉，国民党政府拟即请青岛美国武装部队接管青岛市政等情。中国共产党坚决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任何此类的叛国行为，并坚决地否认此类叛国行为的任何法律效力。早在1947年2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已声明国民党政府一切卖国外交无效。国民党政府现已即将覆亡，任何外国政府给于国民党政府的任何援助，及其与国民党政府订立的任何协定，既不能挽救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亦不能保护该外国政府的利益。此项援助及协定之唯一前途，即为随国民党政府同归于尽。中国共产党认为：美国政府及其他国家政府对于国民党政府的任何军事的与经济的援助，乃是对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敌意行为，应当立即停止。美国政府如果派出其军事力量对于国民党政府实行无论是全面的或局部的保护，均为对于中国神圣的领土主权之武装侵略，其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担负。中国共产党、中国解放区人民民主政府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愿与一切外国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平等的友好的关系，并保护一切外国在华侨民包括美国侨民在内的正当利益；但是必须保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不受任何侵犯。凡与此种庄严立场相违反者，我们将坚决地彻底地反对到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结束，歼灭黄百韬兵团10个师约10万人，黄百韬被击毙。

11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粟陈张，谭王，韦吉并转各纵委，并告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华中工委：

一、庆祝你们歼灭黄百韬兵团10个师的伟大胜利。

二、从戌虞至戌养16天中，你们歼灭了刘峙系统正规军18个整师（包括争取何张3个师起义在内），并给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刘汝明4个兵团以相当打击，占领徐州以南、以东、以北、以西广大地区，隔断徐蚌联系，使徐敌处于孤立地位，这是一个伟大胜利。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18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这种形势的造成，主观上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宿县，客观上是敌人只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对于这一点决不可轻视），很少有攻击能力（对于这一点必须有充分认识）。

三、敌8个兵团，一个起义（何张），一个被歼（黄百韬），4个受了相当打击，北面邱李孙，南面黄刘李已被我分割为二，敌人士气将有进一步衰落。你们及各级干部必须认识这一伟大胜利的重大意义，并向战士进行教育，这是一方面。但是，同时必须认识敌人主力邱清泉、李弥、黄维3兵团及李延年兵团中的一个军（从葫芦岛调来的54军）在防守方面尚有相当顽强的战斗力。敌直接与你们作战的66个师（冯治安4个、黄百韬10个、邱清泉10个、李弥7个、孙元良4个、黄维11个、刘汝明6个、李延年9个、刘峙直辖5个）中，除被歼者外，尚有50个师左右。这个敌人是可以消灭的。但是，必须准备给予全战役以3个月至5个月时间，必须准备以几个作战阶段（你们已完成了第一个作战阶段）去取得全战役胜利，必须准备全军部队及民夫130万人左右3个月至5个月的粮食、草料、弹药，10万至20万伤员的医治，必须争取全军各部队在全战役所需时间中有二分之一以上时间的休息整补，务使士气旺盛，精力饱满，对于兵员必须实行随战随补，随补随战的方针，对于人民必须实行耕战互助的方针。在战术方面，必须不是依靠急袭，而是依靠充分的侦察和技术准备（近迫作业、步炮协同等）去取得成功。必须对于我军及居民进行充分的政治工作，对于敌军进行猛烈的有实效的政治攻势，对于刘汝明等部则进行内部策反工作。只要你们注意了和完成了这些条件，你们就有可能取得这一具有全国意义的伟大战役的胜利。

四、只在一种情况下，可能使你们离开现地区另寻作战机会，即南面黄维、刘汝明、李延年暂时停止不进，又未受到你们的严重歼灭打击，蒋介石为救出邱李孙各兵团重新部署江防保卫沪宁之目的，将桂系各军及平津蒋系各军调至蚌埠，向北打通徐蚌，接出徐敌。如果蒋介石这样做，他将丢掉平津，并使武汉及长江中游暴露于我军面前，对于国民党是很危险的。敌人是否这样做，时间上是否来得及，短时期内即可看清楚。对于我们，最有利的是以现态势各个歼灭当面之敌，我们应力争这一着。如果我们能在第二阶段中大量地歼灭南面敌人，即使敌人这样做，我们亦有可能实现原定计划。

五、望华野、中野全军，在刘、陈、邓、粟、谭5人总前委（邓为书记）统一领导之下，争取新的大胜利。

军委 戌梗

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10个纵队分别从锦州、营口、沈阳等地出发南下。

11月23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粟陈张，并告华东局，谭王，韦吉：

一、粟陈张马18时歼灭李延年部署电及梗10时电，刘陈邓梗辰复粟陈张电均悉。

二、我们和刘陈邓一样同意粟陈张马18时电部署。不管黄维、刘汝明、李延年前进或停止，这个部署都是好的，敌前进则可歼李刘大部、黄维一部，敌停止则可取得短时休整。

三、目前还不要涉想另寻战机。目前应捉住徐敌孤立、粮食困难这个弱点，隔断徐蚌两敌，待机歼敌。

四、我大军屯于徐蚌之间日子久了，粮食亦必感到困难，但你们必须用一切方法克服此项困难。

五、如10天以后徐蚌区域还无战机可寻，在不妨碍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下，可以考虑派出一部兵力攻占两淮的意见。

六、解决粮食问题是实行此项总方针的重要环节。粮食情况如何，望告。

七、为实现长期隔断徐蚌围困徐敌，华野应在徐蚌之间，以宿县为枢纽，构筑坚固的阻隔阵地。

八、实施情形望告。

军委 梗亥

11月24日凌晨，毛泽东把《朱元璋传》原稿退还给吴晗，并附了一封信。

吴晗，字辰伯，1909年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县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后曾任清华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8年11月，他为响应中共中央5月1日发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偕夫人辗转到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毛泽东听到周恩来的报告，高兴地说：

“好嘛，辰伯先生可是一肚子学问，他来了好嘛，我们欢迎他。”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周恩来领着吴晗来到毛泽东的住所，吴晗将他刚刚在北平完稿的《朱元璋传》送给毛泽东看。

不久，毛泽东又约吴晗谈话，对《朱元璋传》一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特别是关于彭和尚的下落问题。

彭和尚是元末农民大起义中红巾军的领导人之一。吴晗在《朱元璋传》中对彭和尚的评价和下落是这样写的：“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他还断言说，彭和尚“功成不居，不是为了做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起的人物。”

毛泽东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说：

“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该有逃避的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

看完《朱元璋传》，他在还书的附信中又一次给吴晗提出了意见，他写道：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甚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后来在1949年4月，《朱元璋传》未作任何修改，就由上海的出版社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吴晗从《明实录》和其它文献中终于查出了彭和尚的下落：彭莹玉在1352年杭州战斗中被元军擒获，英勇牺牲。吴晗这才感到毛泽东的意见是多么的重要。于是从1954年开始，他下决心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重新改写《朱元璋传》。1955年春，毛泽东又在吴晗的修改稿上用铅笔画了不少符号，写出了不少批语，肯定了吴晗新的研究成果，同时又提出了一些的意见。关于朱元璋晚年的评价问题，他写道：“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些，不要写得那么坏。”于是，吴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再加修改。1965年2月，《朱元璋传》一书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发行。

再说11月24日6时40分，中央军委的电台收到刘伯承、陈毅、邓小平23日晚的报告，8点45分译出，送毛泽东：他们向中央军委和粟裕等人建议，在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先打孤立、疲惫的黄维兵团。他们认为：“歼灭黄维兵团之时甚好。”

午时，中央军委又收到粟裕、陈士榘、张震发给中央军委并告刘陈邓的电报，电文中说：

“我们当遵命首先以大力协同中野歼灭黄维兵团，对刘汝明、李延年暂采阻击歼其一部之方针，对徐州方面则以7个纵队全力阻其南援。”

毛泽东极为尊重第一线指挥员的意见，为中央军委起草给他们的复电，他写道：

刘陈邓，并告粟陈张：

梗22时电悉。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军委 24日15时

11月25日，黄维第12兵团被中原野战军包围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黄维兵团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共有12万人，其中的第18军号称蒋介石的5大主力之一，清一色美械装备。

华东野战军在徐州以东、以南地区负责阻援和打援。

宋时轮在徐东阻击战中，指挥第9兵团的3个纵队，阻击徐州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的进攻。国民党军在坦克、飞机的支援下，拼死猛攻，宋时轮指挥部队沉着应战，坚守阵地，10昼夜巍然不动。国民党军传言说：“排炮不动，必是10纵。”

11月26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并告程黄，杨罗耿：

一、你们大军入关，敌情必有变化。作战计划部署必须适时决定。因此，希望你们数日内处理后方事务完毕，在主力到达冀东之前，你们乘车赶过部队先到冀东。此点甚为重要。

二、截至现在止，平、津、张、唐之敌，尚是固守计划，没有撤退计划。但今后数星期变化如何，则难断定。

三、作战计划：（甲）已令杨成武包围怀来及张家口之敌，并令杨罗耿由曲阳进至涿县、涞水以西，必要时加至平张线，拖住几部敌人。（乙）你们主力的第一个作战应不是唐山，而是在平津线上之廊坊等地。该地有94军两个师，估计可能增加兵力，你们必须首先歼灭此敌，并且必须准备歼灭北平方面可能增援之敌。因傅、蒋主力是在北平为中心的区域，计有13军4个师、16军3个师、94军1个师、35军3个师、31军1个师、暂3军3个师、暂4军3个师、暂5军1个师、新2军1个师及4个骑兵旅，分布于涿州、北平、通州、密云、张家口之线。你们必须准备和这些敌军之一部或大部增援兵力作战并歼灭之，方能达成切断平、津联系（一条铁路及一条公路）的任务。与此的同时，应以必须兵力包围唐山之敌（87军3个师），使其跑不掉。（丙）在上述切断平津、包围唐山两个任务达成后，第二个作战任务还不是打唐山，而是歼灭天津、唐山间之62军3个师（芦台及天津以东之赤城滩）及独95师1个团（塘沽），假如该些敌人没有跑掉的话。（丁）歼灭唐山之敌。（戊）夺取天津（92军及独95师主力）。（己）歼灭北平周围之敌。（庚）夺取北平。以上是我们想到的作战计划大要，提供你们考虑，待你们到冀东后依据当前情况决定，交我们作最后批准。

四、唐山是平津的煤源，在你们没有切断平、津以前去包围唐山，有调动北平敌人到津、唐作战或从海路陆路跑掉的危险。如你们同意这点，望电告程黄目前不要去包围唐山，但如唐山之敌有撤退的确实消息，则应迅速包围之。

五、如果杨成武包围了张、宣之敌，而怀来、北平之敌向张、宣增援时，则程黄从蓟县，杨罗耿从涿县附近，迅速西进切断平、张，协同杨成武歼灭该敌。

军委 26日8时

11月26日晚8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谭王：

25日11时26日5时两电均悉。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极好极慰。但请你们用极大注意力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你们除使用华野的2纵、王张纵外，10纵亦应迅速进入战场，准备参加最后战斗，保证歼黄维的足够兵力。粟陈张对李延年如有歼击机会，以抓歼其一个军左右的兵力为好。总之，使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变化为适宜。在黄维全部解决并休息数日之后，请由华野各部中抽出两个纵队渡淮南进，切断宁蚌联系，孤立蚌埠，同时加紧对刘汝明的工作，迫其反正，是为至要。

军委 26日20时

11月27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程黄，杨罗耿，杨李，并告华北局：

为着在12月全月份内吸引傅作义部几个军于平张线上，并歼灭该线各军之一部或大部，借此使我林罗主力于12月进至冀东以后顺利地切断平津、津唐诸线，歼灭数部敌人，打开主要地区的战局之目的，部署如下：

一、以程黄所率东北4纵、11纵及1个骑兵师，杨罗耿所率华北第2兵团之3纵、4纵、8纵，杨李所率华北第3兵团之1纵、2纵（两个旅）、6纵，再加詹大南地方兵团组成平张战役之兵力，以上各部受程黄统一指挥。

二、杨李率所部已于25日由绥东地区东进，30日左右集中于柴沟堡、怀安附近地区，然后以迅速动作抓住并包围柴沟堡、怀来，或张家口、宣化诸点之敌1个军左右之兵力，并相机举行攻击，吸引东面敌人向西增援。

三、杨罗耿率所部已于26日由石家庄以北曲阳地区出发，12月1日集中于易县西北紫荆关地区隐蔽待命，然后准备以5日行程进至涿鹿地区相机作战。

四、程黄所部务于数日内在平谷地区集中，准备完毕，待杨李在柴、怀、张、宣地区抓住几部敌人之后，迅即超越密云、怀柔、顺义线上之敌，向延庆、怀来地区前进，相机作战。由平谷至怀来的里程、时间，望程黄查告。

五、敌现在兴和有1个骑旅，柴、怀有1个师两个骑旅，张家口有1个师及105军军部及11兵团孙兰峰司令部，宣化有1个师，下花园有1个师，怀来、土木、沙城、南口有104军3个师及16军1个师。共8个步兵师，3个骑兵旅。估计在柴、怀、张、宣被围，你们各部前进后，16军两个师，35军3个师，有极大可能增援上去。如此，你们须准备和13个步兵师、3个骑兵旅作战。敌以火车、汽车运兵是很快的，你们的动作亦须注意迅速。

六、只要你们在12月份内能抓住扭打上述步骑16个师旅于平张线上，并歼灭其一部，打得该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极大的战略上胜利。

七、必须充分估计到在形势不利时，傅部直属各军可能西逃，那时你们就必须以前堵后追两项手段将其歼灭之。

八、又必须估计在形势不利时，该线诸敌将夺路东窜，那时你们就必须以同样手段将其歼灭之。

九、在你们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歼灭傅部的动员工作。

十、该线粮食较为困难，望令北岳热察两区用尽一切方法解决你们全军两个月的粮食需要。

十一、在林罗刘入关以前，平绥线作战受军委直接指挥；在林罗刘入关以后，即交与林罗刘指挥。

十二、林罗刘对于程黄行动有何意见，即告。

军委 27日2时

11月27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陈张并告刘陈邓：

请粟陈张准备当黄维兵团快要歼灭但尚未歼灭之际，对李延年正面阻击兵力后退一步，引其前进，以主力从其侧后打去，求得歼其一部。

军委 27日8时

11月27日，在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第85军的第110师，在中共地下党员、师长廖运周的率领下举行起义。

11月27日，毛泽东为敦促黄维投降，以刘伯承、陈毅的名义写了两篇广播稿，全文如下：

（一）

请宿县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注意！

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你们讲话：

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自己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快缴械投降。冯治安的4个师已经起义了，黄百韬的10个师已经消灭了，此外还有4个师被消灭了。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已被我军阻隔，不能援助你们。徐州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也被我军阻隔，不能援助你们。蒋介石、刘峙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你们可知道，前些天，在碾庄被围的黄百韬兵团不是等着徐州的增援吗？蒋介石一天数令催迫邱清泉增援，结果走了11天，只进30几里路，眼看着黄百韬被消灭。你们现在的情形，比黄百韬更坏，你们离徐州更远，你们从南阳赶路到宿县附近的南平集走得太辛苦了，你们还能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少死些人，留着活命，替中国人民做点工作。人民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是知道的，无论是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只要放下武器，就给以宽大待遇，不论官兵，一律不杀不辱。你们的王耀武、范汉杰、郑洞国及其他一切被俘将领，都在我们这里住得好好的。其中许多人已被放回去了。还有许多人我们准备放他们回家。你们都是中国人，何必替美国人打仗呢？中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你们何必替蒋介石等少数反动派卖命呢？时机紧急，牺牲无益，你们应当立刻放下武器。南京政府已经摇摇欲倒，黄维兵团11个师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赶快掉转枪口，和我们一道打到南京去吧!

（二）

宿县南平集国民党军12兵团司令官黄维将军及所属4个军军长、11个师师长、各团营连排长及全体士兵们：

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将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将军向你们讲话。

国民党12兵团司令官黄维将军及黄将军所属全兵团官长士兵们！我们和你们都是中国人。你我两军现在在打仗。我们包围了你们。你们如此大军，仅仅占住纵横十几个华里内的六七个小村庄，没有粮食，没有宿营地，怎么能够持久呢？不错，你们有许多飞机、坦克，我们在这里连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也没有，南平集的天空是你们的，你们想借这些东西作掩护向东南方面突出去。但是你们突了两天，突破了我们的阵地没有呢？不行的，突不出去的。什么原因呢？打仗的胜败，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心。我们的士兵都想打，你们的士兵都不想打，你们将军们知道吗？还是放下武器吧。放下武器的都有生路，一个不杀。愿留的当解放军，不愿留的回家去。不但对士兵、对下级官、对中级官是这样，对高级将领也是这样，对黄维也是这样。替国民党贪官污吏打仗有什么意思呢？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吧。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片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我们希望黄维将军仿照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为着爱惜兵士和干部的生命起见，下令投降。如果黄维将军愿意这样做，着即派遣代表出来和我们的代表谈判投降办法。你们保证有秩序地缴枪，不破坏武器和装备，我们保证你们一切人的生命安全和随身财物不受侵犯。何去何从，立即抉择。切切此告。

刘伯承 陈毅 11月27日

11月28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谭王，韦吉：

一、刘陈邓27日17时电、粟陈张27日14时电均悉。

二、假如（今28）日刘陈邓能完全解决黄维兵团，粟陈张能包围蚌埠以北之李延年、刘汝明诸部，并能于今后数日加以歼灭，则整个淮海战役已起了决定性的变化，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即告结束。

三、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是解决徐蚌两处之敌，夺取徐蚌。

四、在完全解决黄维及李、刘在蚌埠以北诸部之后，全军须休整一个短时期，其时间依情况决定，大约须两星期左右。然后以主力取徐州，以相当大的一部取蚌埠、浦口、合肥及淮南、江北、运西、巢东地区诸城，直迫长江。

五、华野现共有1、2、3、4、6、7、8、9、10、11、12、13、渤、鲁、广、特等大小16个纵队，中野现共有1、2、3、4、6、9及王张11等7个纵队（王张纵应归还中野建制）。请你们在第二阶段结束之后，短期休整之前，立即考虑下一阶段作战的兵力部署问题，向我们提出意见，多少兵力打徐州，多少兵力出蚌浦。

六、假如李、刘主力能在蚌埠以北被歼灭，则蚌埠及蚌浦线敌军甚少，似有乘胜夺取蚌埠及占领蚌浦线一段或全段之可能。只要有此种可能，我即应以至少两三个纵队早日渡淮南进，执行此项任务。即使蚌埠不能马上夺取，我亦应早日切断蚌浦间联系，使敌从他处可能调来之兵力无法到达蚌埠。执行此项任务之各纵，可在切断蚌浦联系之后，在蚌浦线上进行休整，休整完毕再攻蚌埠。

军委 28日4时

11月28日晚10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并粟陈张，谭王：

一、粟陈张在歼灭固镇、曹老集一带之敌以后，请考虑以2、6、7、11、13等5个纵乘胜渡淮南进，切断蚌浦线，包围并相机夺取蚌埠。10纵则留在宿县休整，尔后即用谭王李所率各纵及10纵协同中野解决徐州之敌。是否可以如此及渡淮作战有何困难望告，以便我们作最后决定。

二、黄维解决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因此中野及华野谭王李各部虽然一方面应当争取休整两星期左右，但另一方面又应当迅速处理战后工作，以利应付意外。此点请你们注意掌握。

军委 28日22时

11月29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谭王李：

一、28日17时电悉。从敌人固守着眼，集中火力，各个分割歼击，准备以10天或更多时间解决此敌，此种计划是稳当的和可靠的。

二、解决黄维兵团是解决徐蚌全敌66个师的关键，必须估计敌人的最后挣扎，必须使自己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情况。因此，粟陈张在解决固镇、曹老集之敌以后，华野2、6、10、11、13等5个纵应立即集结休息，作为歼灭黄维的总预备队。渡淮南进一事，待黄维全歼以后再说。

三、望谭王李坚强阻击邱李孙诸敌，务使该敌不能侵入宿县。北面情况如何，望告。

军委 29日6时

11月29日，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副政委李天焕率领第1、2、6纵队向张家口地区发起攻击，拉开了平津战役的序幕。

11月30日拂晓，杜聿明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及徐州地区党政人员和裹挟的部分青年学生，共30万人弃守徐州，向西南方向逃跑。

11月30日下午5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并粟陈张，谭王李：

一、粟陈张、谭王李29日各电均悉。各项估计及意见均甚好。

二、固镇、曹老集之线敌人解决后，以江淮两个旅进淮南，以13纵控制固镇、曹老集部署甚妥，望即执行。

三、2、6、10、苏11等4个纵应以两个纵位于固镇以北休息，准备随时供刘陈邓使用，为解决黄维的总预备队，以策万全。其余两个纵是否即可照谭王李提议开至双沟、大王庄之线，以便配合1纵阻止邱李主力向两淮逃跑之可能。请刘陈邓、粟陈张按情决定。

四、7纵炮兵已供刘陈邓使用，这里不再说了。惟炮纵应全部开去打黄维，以厚火力。

五、渤纵现到何处，该纵似亦应使用于双沟地区，对付邱李主力。

六、刘陈邓电台应速与谭王李电台沟通。

七、黄维解决后，我们现在倾向于集华野、中野全力解决邱李孙，然后休整一时期，再合力举行江淮战役。

军委 30日17时

11月30日这一天，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率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从沈阳乘火车出发，到锦州后换乘吉普车，经义县、彰阳、建平、平泉、宽城，从喜峰口入关。

1948年12月1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陈张，谭王李，并告刘陈邓及华东局：

外国通讯社透露徐州敌有向连云港逃跑的企图，我们估计当黄维兵团已接近歼灭，邱李孙向南逃跑业已绝望时，其逃跑的方向以向两淮或连云港两处为最大。因此你们对于这一点必须马上有所准备，其办法：一、令渤纵迅速全部集中大许家、单集地区；二、从2、6、10、苏11等4个纵中立即以两个纵开至双沟、睢宁之线；三、预先令鲁南、淮海各军区地方部队有所布置，免得临时措手不及。如何部署，盼告。

军委 1日2时

12月2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陈张，谭王并告刘陈邓：

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击，不要单靠尾追。

军委 2日7时

12月3日拂晓，华东野战军追击纵队在萧县西南瓦子口、孟集地区追上了杜聿明所部；迂回的各纵队则出到大回村、五户张集一线，堵住了杜聿明集团逃向永城的通道。

12月3日这一天，郭沫若、马叙伦、翦伯赞、侯外庐20余人在大连庄河大王家岛登陆，踏上了解放区的土地。

郭沫若等人是在1948年11月应中共中央之邀，离开香港奔赴东北解放区的。

12月4日，华东野战军将杜聿明集团包围在距徐州约65公里的李石林、陈官庄、青龙集地区，

12月5日，东北先遣兵团攻克密云，歼国民党军1个师。

12月5日，傅作义发现东北野战军在喜峰口、冷口一带出现，急令其第35军向东撤回北平；令怀来、南口等地的104军和第16军向西接应；令津塘地区的第92军、94军和62军共8个师立即开往北平；令第13军放弃顺义、怀柔集中于通县附近；令第101军放弃涿县、良乡而集中于宛平、丰台、门头沟一线。

这一天，林彪等鉴于东北野战军主力在喜峰口、冷口一带入关已被傅作义发现，后续部队已经无需保密，为争取时间，加快速度，决定从鞍山、沈阳出发的第1、第12、第7纵队，改由山海关入关，直趋唐山、天津、塘沽。

12月6日晚，在淮海战场上，孙元良兵团两个军4个师约32000人被全歼，两个军长被俘，孙元良仅带数十人逃脱。

12月8日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

7日21时半电悉。

一、张家口仍有敌4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被我杨成武包围。东逃之敌系35军军部及该军两个师，该敌乘汽车300余辆，如无阻碍两天即可到北平。宣化有敌两个师，其中一个师属101军，拟向张家口集中，昨（7）日被我杨成武部于张宣路上歼灭；另一个师属104军，随35军东窜。怀来有104军两个师，南口有16军3个师。35军两个师及104军1个师，6日下午为我杨罗耿一个旅阻击于宣化、怀来之间，如杨罗耿主力昨（7）日能赶上包围该敌，则该敌跑不掉，且我杨罗耿部亦能独力歼灭该敌。否则，该敌将于昨日或今日会合怀来之敌逃至北平，程黄到怀来后，亦将无事可做。

二、你们想以第3、第5两纵去打16军，在全盘计划上是不妥的。现傅作义有14个师、1个骑兵师集中北平、涿县、通县、顺义、南口区域（下花园、怀来之5个师未计在内），你们的首要任务是不使这些敌人逃至天津，其方法是以4个纵队占领廊坊、香河之线，隔断平、津联系，只要此着成功，北平区敌人14个师即无法逃脱。你们第二个任务是以1个纵队加上冀东地方兵团包围唐山敌人3个师，使这部分敌跑不掉。只要北平、唐山两区敌人跑不掉，天津、塘沽、芦台之敌（10个师）即少有单独逃跑的可能。你们第三个任务是以1个纵队隔断天津、塘沽间联系，以3个纵队攻歼塘沽、芦台线上之独95师、62军两个师（另一个在天津）及从秦皇岛撤回的86军3个师共6个师之敌。只要你们除程黄外手里有了9个纵队，即可同时实行上述3项任务。只要你们手里有6个纵队，即可实行隔断平、津及包围唐山两项任务（以4个纵队隔断平、津，以两个纵队包围唐山。这里说包围唐山要两个纵队，是说没有兵力去打塘沽、芦台之敌，故要两个纵队并加冀东地方兵团方能完成包围唐山之任务）。如果情况紧急，北平敌人有向天津撤退的确实征候（现在尚无此种征候），而你们后续兵力未能赶上，手里只有4个纵队时，那就只有首先使用于隔断平、津，使北平敌无法逃脱，以待后续兵力之到达。

三、在平、津未隔断的条件下，如果你们除程黄外再使用两个纵队去打南口的16军，并把16军消灭了，那就有迫使北平之敌早日逃至天津、塘沽的危险。

四、平、津之敌没有向西安、郑州、徐州逃跑的危险，因为我有徐周、彭张两军可以阻止其向西安，有刘邓、陈粟两军可以阻止其向郑州、徐州（我歼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4个兵团34个师之作战可于10天内外解决，然后我军在陇海、淮河之间须有一时期休息）。

五、平、津之敌没有向绥远逃跑的危险，因为我有8个纵队在平绥路。

六、平、津之敌有向青岛逃跑的某种危险，因为我在天津、济南、青岛之间没有兵力。但此种危险不大，因为敌人由天津经济南到青岛，比较我军由徐州附近到青岛之路程要长些，我军可以由徐州到胶济线去截击它。

七、敌人逃跑的主要危险是海路，但一则津、塘港口快要封冻，二则船只不足，三则傅作义此时尚无此种准备。他的方针现在还是固守平、津、唐。张垣有敌2万余被围（围而不打），亦使傅作义难下弃之不顾、单独逃跑的决心。

八、因此，你们仍应静候后续兵力到达，准备实行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击芦、塘之计划。

九、如果我能包围下花园、怀来之敌，那就是最好的形势。

军委 8日7时

12月9日，杨得志的第3、第4纵队在新保安以东地区，既阻击由怀来方向接应第35军的第104军的攻击，又阻击第35军由新保安向东突围，两面受敌，激战竟日，使东西两路国民党军相距仅4公里而未能会合。

12月10日，华北第2兵团将傅作义的第35军包围在新保安。至此，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分别被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地区，平绥路东段被切断，使傅作义西撤的阴谋破产。

12月10日这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偕夫人约见了于11月28日访美的宋美龄。宋美龄要求美国：1、发表支持南京政府反共救国的正式宣言。2、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到中国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的制订工作。3、提供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杜鲁门说：

“美国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40亿美元，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

而后，杜鲁门向报界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美国向蒋介石政府提供的援助总额已经超过38亿美元。宋美龄碰了一鼻子灰，一怒之下离开华盛顿，到纽约弗代尔孔祥熙的别墅隐居了一些日子。

12月10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程子华、黄志勇等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罗刘，程黄，杨罗耿，杨李，并告聂薄滕：

一、程、黄10日14时15分电悉。敌104军既已退回怀来，你们两个军全部用于南口、怀来间阻援及打援是完全正确的。

二、我杨李兵团（1纵）数日前曾于张垣、宣化间歼敌1个师大部并占领宣化，昨（9）日又英勇击退张垣敌主力多次突击，确保自己包围阵地（2纵）。我杨罗耿兵团昨（9）日英勇击退新保安敌35军、怀来敌104军的两面夹击，完成了对35军的确实包围。我程黄兵团前曾攻占密云（11纵），9、10两日又歼16军军部及该军109师又22师1个团（4纵），并控制怀来、南口间铁路线，完成了对104军的包围。凡此均堪庆贺，应予嘉奖。

三、至此，傅部本身主力35军、104军、105军各全部及两个骑兵旅，已被我军分别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怀来3处，又将94军、92军从天津吸引至南口及北平，使天津、塘沽、唐山仅各有1个军（塘沽尚有1个独立师），对于大局极为有利。

四、被围各敌必多方企图突围，望你们严令各部迅速完成一切必要的阻击阵地，务使各敌不能逃脱。

五、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协力进行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完成歼敌18个师任务之后，紧接着进行第二阶段，于徐州、宿县、砀山、永城、蒙城之间，包围敌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4个兵团34个师，大约再有若干天即可解决该敌。如果我东北全军协同华北主力，能够于不久时间内，抓住并歼灭平、津、张、唐一线傅、蒋北线全军步骑44个师旅，不使逃脱，则将使全国革命过程大为缩短。

军委 灰亥

（此电望通告各纵）

12月11日，东北先遣兵团取得了3天歼灭国民党军第16军、第104军2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12月11日，毛泽东根据华北战场敌我态势，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了发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见《毛泽东选集》）的电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一、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和整个北平、天津、塘沽、唐山诸敌，除某几个部队例如35军、62军、94军中的若干个别的师，在依靠工事保守时尚有较强的战斗力外，攻击精神都是很差的，都已成惊弓之鸟，尤其你们入关后是如此。切不可过分估计敌人的战斗力。我们有些同志过去都吃了过分估计敌人战斗力的亏，经过批评后他们也已懂得了。现在张家口、新保安两敌确已被围，大体上很难突围逃走。16军约有一半迅速被歼。怀来敌104军慌忙南逃，估计今日或明日可能被歼。该敌被歼后，你们准备以4纵由西南向东北切断南口和北平间联系。估计此着不易实现，不是94军和16军残部迅速撤回北平，就是94军、16军和92军一起集中南口、昌平、沙河镇区域集团防守。但4纵此举直接威胁北平西北郊和北郊，可以牵制这些敌人不敢动。若这些敌人再敢西进接援35军，则可以直接切断其后路或直接攻北平，因此，这些敌人大约不敢再西进。我华北杨罗耿兵团以9个师包围35军3个师，是绝对优势。他们提出早日歼灭该敌，我们拟要他们暂时不要打。以便吸引平津之敌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他们此次以两个纵队围住35军，以1个纵队阻住104军，两敌都被击退。

二、我们现在同意你们以5纵立即去南口附近，从东北面威胁北平、南口、怀柔诸敌。将来该纵即位于该地，以便将来（大约在10天或15天之后，即在华北杨罗耿兵团歼灭35军之后）腾出4纵使用于东面。如此，请令5纵本日仍继续西进。

三、3纵决不要去南口，该纵可按我们9日电开至北平以东、通县以南地区，从东面威胁北平，同4纵、11纵、5纵形成对北平的包围。

四、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

五、据我们估计，大约12月15日左右你们的10纵、9纵、6纵、8纵、炮纵、7纵就可集中于玉田为中心的地区。我们提议，12月20日至12月25日数日内即取神速动作，以3纵（由北平东郊东调）、6纵、7纵、8纵、9纵、10纵等6个纵队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之敌，如果诸点之敌那时大体仍如现时状态的话。其办法是以两个纵队位于以武清为中心的地区，即廊坊、河西务、杨村诸点，以5个纵队插入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古冶诸点之间，隔断诸敌之联系。各纵均须构筑两面阻击阵地，务使敌人不能跑掉，然后休整部队，恢复疲劳，然后攻歼几部分较小之敌。此时，4纵应由平西北移至平东。我华北杨罗耿兵团应于4纵移动之前歼灭新保安之敌。东面则应依情况，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以上部署，实际上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北平、怀柔、顺义、通县、宛平（涿县、良乡已被我占领）、丰台、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开平诸点之敌一概包围了。”

“七、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12月11日至12月25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

八、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做最后歼灭之部署。

九、为着不使敌人向青岛逃跑，我们准备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

十、敌向徐州、郑州、西安、绥远诸路逃跑，是没有可能或很少可能的。

十一、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

十二、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现时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

十三、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的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12月25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

十四、为着在12月25日以前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该鼓励部队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

十五、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

十六、你们对上述计划意见如何？这个计划有何缺点？执行有何困难？统望考虑电告。”

12月11日这一天，中原野战军两个纵队对被围困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屡攻不下。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自告奋勇，率3个纵队前往增援。他来到中原野战军司令部见邓小平，要求邓小平命令中原野战军部队让出一个便于他指挥和使用部队的位置。邓小平面有不悦之色，电询所属各部队后说道，无一愿意出让位置者。陈士榘拂袖而去，率部南下，正行进间，邓小平来电说：

“停止南下，你到第6纵队指挥攻歼黄维。”

陈士榘复电回答说：

“1个纵队不行，所有部队统统归我指挥方可。”

邓小平深知陈士榘的脾气。在淮海大战期间，善于打桥牌的邓小平，几乎没有对手。可他与陈士榘在一起，则是屡战屡败。陈士榘是局局必争，从不相让。邓小平对人说：“陈士榘，太傲了！”

此时，邓小平见陈士榘如此要求，沉思良久方才回答说：

“可以。”

12月12日，刘伯承、陈毅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促黄维立即投降书》，由设在邯郸的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这一最后通牒：

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将军：

现在你所属的4个军，业已大部被歼。就是你所最后依靠的精锐第18军，亦已被歼过半。你的整个兵团全部歼灭只是几天的事。而你们盼望的援兵，孙元良兵团已被全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业已陷入重围，损失惨重，自身难保，必遭歼灭。李延年兵团被我军阻击，尚在80里以外，寸步难移。在这种情况下，你本人和你的部属，再做绝望抵抗，不但毫无出路，而且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猛烈炮火下完全毁灭。贵官身为兵团司令，应爱惜部属的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再让你的官兵做无谓的牺牲。如接受我们这一最后警告，请即派代表来本部谈判投降条件。时机紧迫，望即决策。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 刘伯承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 陈毅

黄维拒不投降，还请求空军总司令王叔铭按照“亥真1700计划”，向双堆集以南的王庄及王庄东面的无名庄，投掷毒气弹，并实施轰炸，掩护地面部队向南突围。

12月13日拂晓，东北野战军进逼北平城郊，前卫团经过激战，攻克平北沙河车站，而后奉命抢占丰台。

中午时分，部队进入万寿山和圆明园遗址之间的平川地带，突然遭到附近丛林中国民党军的猛烈炮击。前卫团的指挥员了解到前面就是清华、燕京大学，马上向部队发出命令，不准开炮还击。他们请示司令部后，为避免学校和文化古迹遭受炮火毁坏，绕道前进。

12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任命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之后又先后组织各方面干部5000人进入北平、天津地区，开展接管工作。

12月13日晚，在陈士榘统一指挥下，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各部发起对黄维第12兵团的总攻。

12月14日下午5时，东北野战军前卫团占领丰台。

此时，傅作义密电毛泽东言和，他将电文口授给长女、地下共产党员、《大公报》记者傅冬菊，转由傅作义主办的《平明日报》社的地下共产党员王汉斌发出。电文大意是：已认识随蒋“戡乱”的错误，决计将所属60万陆、空军交毛泽东指挥，以达到救国目的。

此后，《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和李炳泉受傅作义委托，带着报务员、译电员及司机共5人，出城拟赴西柏坡同共产党领导人谈判平、津、张、塘全线和平解决问题，而由傅作义的联络处长李腾九装病，带着电台住进医院，专供傅作义与崔载之等人联系。

崔载之、李炳泉出城之后，被东北野战军第11纵扣留，并将他们护送到平津前线司令部。平津前线司令部确定由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接待傅作义的代表。

12月15日2时，毛泽东在截获的谍报上作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12月13日晚10时，太原野战军截获了阎锡山北平办事处给阎锡山的一份谍报，立即上报中央军委。该谍报称：“今午北平外围情况急转直下，傅军主力集结城郊。清河、南口即有激战，清华大学落有炮弹，人心惶恐，空气极度紧张。”其实那天炮弹并未落在清华园内，而是落在清华北围墙外不远的地方。

毛泽东在谍报上批示道：

“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

然后将这一批示以中央军委名义急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程子华、黄志勇。

1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陈云的复电，他写道：

陈云同志并告东北局：

你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及关于外交工作检讨两电，均甚好，已转发各局各分局及各前委阅读，你提议各区要有专门办理接收大城市的班子，甚对，已告华北、华东、中原及西北在接收和准备接收大城市中即作此准备，望东北局也准备将接收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织成两个班子，为着明年南下接收大城市之用。目前如可能，从沈阳的接收人员中抽调二三十个得力干部给黄克诚带往天津参加接收工作，也很有必要。如何，望东北局商复。并望以后将沈、长经验，继续总结电告我们。

中央 亥删

12月15日24时，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经过2天激战，全歼黄维兵团，生俘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被围困19天之久的黄维兵团彻底覆灭。

12月16日，毛泽东为了配合华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隔而不围”，“围而不打”，争取和平解放平津的战略行动，决定淮海战场上的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进行休整，只对国民党军进行防御。这样就可以使淮海、平津两个战场互相配合，钳制和麻痹傅作义，使傅作义暂不海运平津诸军南下，以实现将国民党军队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的战略设想。

12月17日，崔载之一行在蓟县八里庄见到了解放军代表苏静，然后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同傅方代表谈话。崔载之说，傅作义希望和平解决平绥线上的战斗。刘亚楼说：要和平解决，只有放下武器，率部起义。

崔载之用电台与傅作义进行了联系，刘亚楼所说的条件被傅作义拒绝了。

12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为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司令部撰写了一个《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见《毛泽东选集》）的广播稿，全文如下：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你们的孙元良兵团已经完了，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强迫编入部队，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很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做无谓的牺牲了。

现在黄维兵团已被全部歼灭，李延年兵团向蚌埠逃跑，我们可以集中几倍于你们的兵力来打你们。我们这次作战才40天，你们方面已经丧失了黄百韬10个师，黄维11个师，孙元良4个师，冯治安4个师，孙良诚2个师，刘汝明1个师，宿县1个师，灵璧1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34个整师。其中除何基沣、张克侠率3个半师起义，廖运周率1个师起义，孙良诚率1个师投诚，赵壁光、黄子华各率半个师投诚以外，其余27个半师，都被本军全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壁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12月17日下午6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程子华、黄志勇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刘，并告程黄：

一、丰台、门头沟、石景山、长辛店系重要工业区，我5纵、11纵正在此区作战，望令他们充分注意保护工业。其办法是一切原封不动，用原来的工人、职员、厂长、经理办事，我军只派员监督，派兵保护。

二、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三、11纵既在石景山作战，并尚须协同5纵在丰台一带作战，似暂时难于去南口、沙河一带接替4纵任务。因此，4纵可留1个师在南口、沙河一带，纵队部率主力去张家口即很够用。该纵出发时间请林、罗、刘规定，大约一星期内外到达张家口即可。

军委 17日18时

12月18日，东北野战军第13兵团政治部在清华大学西校门和体育馆前张贴布告，布告中写道：

为布告事：查清华大学为中国北方高级学府之一，凡我军政民机关一切人员，均应本我党我军既定爱护与重视文化教育之方针，严加保护，不准滋扰，尚望学校当局及全体学生，照常进行教育，安心求学，维持学校秩序。

特此布告，俾众周知！

当天晚上，解放军两名干部由张奚若教授带领，来到梁启超的长子、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家里，请梁思成在一张军用地图上标出北平地区重要古建筑和文物古迹的位置，划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以备万一同傅作义谈判失败，不得已攻城时尽可能保护文物建筑免遭破坏。梁思成感慨万千，满足了解放军的要求。

12月20日，东北野战军80万军队全部抵达平津前线。

12月22日，华北野战军杨得志的第2兵团发起攻击，从四面实行突击，经过11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傅作义的命根子“王牌”第35军军部及2个师共19000余人，35军军长郭景云自杀。

毛泽东当晚给杨得志发贺电说：

“全歼新保安之敌甚慰！”

12月23日，傅作义急令张家口守军于上午突围，向绥远撤退。杨成武的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程子华的第4纵队，冒雪追击。

12月23日，傅作义和谈代表崔载之、李炳泉转来傅作义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文如下：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国和平统一。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持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

傅作义 12月23日

12月24日下午，华北野战军杨成武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程子华第4纵队密切配合，解放张家口，全歼国民党军第11兵团54000余人。至此，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基本上被歼灭了。

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新保安、张家口歼灭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后，才使傅作义在和谈中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

12月24日，白崇禧致电蒋介石，要求“和平”解决国共问题。

12月25日，白崇禧控制的湖北参议会发出通电，要求停战言和，逼蒋下野。

此后，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都致电蒋介石，主张恢复国共和谈，建议蒋介石隐退。

本传前边说过，程潜是按照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的点拨，1948年4月参加了竞选副总统活动，失败后即于7月回到湖南，担任管辖湘赣两省的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企图自谋出路。

12月25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一则新闻，他写道：

【新华社陕北电讯】中共陕北某权威人士就内战战犯名单问题发表谈话说：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如蒋介石 李宗仁 陈诚 白崇禧 何应钦 顾祝同 陈果夫 陈立夫 孔祥熙 宋子文 张群 翁文灏 孙科 吴铁城 王云五 戴传贤（即戴季陶） 吴鼎昌 熊式辉 张厉生 朱家骅 王世杰 顾维钧 宋美龄 吴国桢 刘峙 程潜 薛岳 卫立煌 余汉谋 胡宗南 傅作义 阎锡山 周至柔 杜聿明 桂永清 王叔铭 汤恩伯 孙立人 马鸿逵 马步芳 陶希圣 曾琦 张君劢，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提出。人民解放军也有权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的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

12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

寝电悉。一、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并请考虑将迫近两沽之我军向后撤退，敌人见我不去攻击就不一定会逃跑。若干天后海边封冻，再考虑是否攻击。该敌只有5个师，即使从海上跑掉也不要紧。

二、平津两敌则应严防突围逃跑，4纵到后请考虑兵力是否足够，如不足够则应调杨成武部甚至杨得志部参加平津作战。你应考虑平津两敌同时突围，我军同时歼灭两敌于突围之际的整个部署。

三、如果平津两敌确有突围征候，即应断然放弃对两沽之攻击计划，将对两沽主力移至平津之间，只以一部隔断津塘、津沽联系，改变目前平分兵力的形势（这是从平津敌不会突围这一点出发而作的部署）。

四、请令杨成武部在张家口休整待命，姚哲、王平、蒙骑、察骑等部，可以准备插断归绥、包头之间，但暂时不要出动。

五、杨罗部或者仍去包围大同不变动，或者停止围攻大同计划，准备东进，请酌定。

六、不要放走傅作义代表，并应停止其与傅作义通电。

七、平津敌可能乘我兵力分散，于数日内即突围，请你迅即做出对付敌人突围的整个计划电告。

军委 26日22时

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参看《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现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可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的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的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最后，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庄严宣告：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

欲知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对1949年胜利的预言能否成真，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不喜欢战争，不喜欢流血，本传已经在多处讲到了。但在战争不可避免之时，他是不惧怕战争的。他所撰写的这一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既是对敌人玩弄的“和平”阴谋的揭露，也是对斯大林提出的划江而治的建议的答复，更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伟大政治家对那些善良的人们的告诫！这就是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

第44章 1949年1月1日—

“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

话说1949年1月1日晨，新华社播放了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恰巧在元旦这天，蒋介石也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求和的《民国三十八年新年文告》，宣布愿与中国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蒋介石声称：

“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功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元旦这天，毛泽东电告林彪说：

“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灭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

他在电报中指示林彪应通过北平地下党直接告诉傅作义6条意见：

一、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就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亦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套做法，傅氏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是很危险的。

二、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责，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系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三、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一、二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四、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载之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副主席）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五、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六、彭泽湘（此人冒充是李济深先生的代表，建议傅作义反蒋独立，走所谓“第三条路线”）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期曾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此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亦不要信任他。

在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李炳泉通过李腾九的引见，当面向傅作义传达了毛泽东的6点意见。李炳泉回到双方谈判地点八里庄，汇报说：傅作义听了6条意见，如释重负，情绪有很大好转，但仍未表示完全接受，只是说：“为保全北平文化古城，还要继续谈判，希望谈得更具体一些。”

元旦晚上，毛泽东举行了一个招待会，招待从国统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他亲自给这些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送烟敬酒。毛泽东知道周建人写过一些科学小品文，便鼓励他继续写下去。他还说，你将来可以出集子。

1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城市对旧保甲人员处理办法的通知，他写道：

林罗，聂彭叶，黄（即黄敬——笔者注），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根据过去晋冀鲁豫在新解放区对伪保甲人员处理的经验及此次济南的经验，我们建议：平津及其他大城市解放后，对保甲人员可采取如下办法：

一、少数有重大罪恶行为，人人痛恨的保甲人员，应予逮捕法办。但对一般保甲长在短时期内，仍须暂行利用，使之有助于社会治安之维持。

二、由我们委派的市区政府工作人员，分区召集原有的全区保长除罪大恶极者外到区听训，首先指出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层机构，必须废除，保长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指派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人民压榨人民的工具和帮凶，应该受人民的审查，有罪者应受惩处。现在人民解放军及民主政府宽大为怀，给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责令他们在下列几件事上立功自赎：（甲）检举潜藏该保的散兵游勇、特务分子；（乙）呈报散落该保的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品，以及该保居民私有的枪枝弹药（无论在国民党统治时曾否领有枪照，均包括在内）；（丙）报告并看管设在该保的一切公共房产、机关、学校，工厂及其他一切公共财产，使之不受破坏。如有破坏及抢劫偷盗情事，应即尽力设法制止，并报告市区政府；（丁）注意各户特别是旅馆、客店的来往人员，如发现可疑分子，应立即报告区政府。并严正告诉他们：对上列各项，如有知情不报，甚至身为窝主者，当严予惩处。但栽赃诬告，陷害好人者，亦应受反坐之处分。此外，还须指出他们今后必须低首下心，为人民服务，以求取得人民之宽赦，绝不准许藉人民解放军及民主政府招牌，招谣撞骗，作威作福，否则，一经查觉，再不宽贷。最后，饬令他们依据上述内容联名具结，保证切实遵行。如有狡猾的保长，不愿接受上述命令，藉辞推诿脱身者，一概不准。

三、经过上述手续后，再分区召开群众大会，务求家家户户有人到会，着令保甲人员全体到场站立一旁，去掉他们昔日的威风，当场将第二项全部内容详细复述，将他们所具之联名切结，当场公布，使群众完全了解我们的意图，并号召群众监督他们。如发现他们继续欺压人民，或有其他不法行为，准予随时公开或密函向军管会、警备司令部、市和区的民主政府控告举发，查明属实，定予严惩。

四、这种做法，是为了暂时利用保甲人员，而且是在民主政府的严密控制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暂行利用他们，这绝不是承认他们在民主政权系统中的合法地位。如济南五区派工作人员下去工作，还要给保长写介绍信，经过保长进行工作，那是错误的。

五、以上办法，望你们试行，以便取得经验，便于推广。

中央 子江

1月4日，郭沫若、马叙伦、翦伯赞、侯外庐一行到达石家庄附近的李家庄，毛泽东立即派李维汉前往李家庄去看望他们。

1月4日，毛泽东就吴晗在3日来信中请求加入共产党一事，在回信中写道：

“我们同意你的要求，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周恩来同志面告。”

周恩来在和吴晗的谈话中表示，希望他暂时先不入党，便于在党外多做些工作。吴晗表示同意，并说一定要为创建新中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后来在1949年11月间，吴晗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工作；1952年7月以后他又提出了入党要求，毛泽东考虑到他还是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就在他的来信中批示道：“我意还是暂不入党为宜。”直到1957年春，吴晗经刘仁和张友渔介绍，这才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月5日，毛泽东为了粉碎美蒋反动派的“和谈”阴谋，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评战犯求和》（见《毛泽东选集》）的评论文章。他在评论中写道：

“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的声明。”“人们不要以为战犯求和未免滑稽，也不要以为这样的求和声明实在可恶。须知由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国民党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中国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来现在喧嚷着的所谓‘和平’，就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需要的东西。”

接下来，毛泽东对蒋介石提出的“和平条件”进行了逐条批驳。尔后对蒋介石在文告中所说的“京沪决战”作了辛辣的嘲讽，他写道：

“蒋介石说：‘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那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么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300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600多万人，十倍就是3000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20倍吧，就有6000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为什么求和呢？完全不是不能打，拿6000多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什么别的党可以侥幸存在的呢，当然一概成了粉末。由此可见，求和决不是为了别的，完全是‘为民请命’。

难道万事皆好，一个缺点也没有么？据说缺点是有的。什么缺点呢？蒋总统说：‘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意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受了共党的威胁，所以只看见敌人的力量，而就看不见自己还有比敌人超过几十倍的大力量存在。’新闻年年皆有，今年特别不同。拥有6000多万名军官和兵士的国民党人看不见自己的6000多万，倒看见了人民解放军的300多万，这难道还不是一条特别新闻么？”

毛泽东最后写道：

“要问：这样的新闻是否在市场上还有销路？是否还值得人们看上一眼？根据我们所得的北平城内的消息是：‘元旦物价上午略跌，下午复原。’外国通讯社说：‘上海对于蒋介石新年致词的反映是冷淡的。’这就答复了战犯蒋介石的销路问题。我们早就说过，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1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鉴于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已经完成了对平津守军的分割包围，平津各路国民党军已经无路可逃，立即命令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场上发起总攻。

随后，粟裕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指挥华东野战军的10个纵队，分为东、北、南3个集团对杜聿明部发起猛攻：由宋时轮、刘培善指挥华东野战军第3、4、10纵队、渤海纵队、冀鲁豫军区独立1、3旅，组成东集团，从东部攻击；由谭震林、王建安指挥华东野战军第1、9、12纵队，组成北集团，由北向西南攻击；由韦国清、姬鹏飞指挥华东野战军2、8、11纵队，组成南集团，由南向东北攻击。

粟裕另以华东野战军第6、7、13、鲁中南、两广纵队以及第35军，组成外围拦截部队，截击可能突围部队。

1月6日，林彪、罗荣桓签署了给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劝降书：

陈长捷司令阁下：

为着不使天津的工商业遭毁及和平居民不遭受战争的灾害，我盼望你们仿效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器。如果你们能这样做到，使天津未遭到战争破坏，那么，你们就对国家对人民立了一功。……我希望你在我之总攻击未发动前，迅速派代表出来与我们商谈。

林彪 罗荣桓

陈长捷接到劝降书之后，提出了“只放下重武器，全部人马和轻武器撤往江南”的要求，拒不答复和平条件。

1月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说：

“今年和明年是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美国是不是不出兵？不要去肯定它。准备它和我们打，以免在事情发生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我们愈坚决，美国干涉的可能性愈小。最近3个月，美国的政策是摇摆不定。几年来证明一点，美国人并不可怕。”

1月7日，东北野战军决定用5个纵队歼灭天津守敌，将由刘亚楼统一指挥作战。

天津是华北第二大城市，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市区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5公里，人口200万。这里河流纵横，地形复杂，东临大海，整个市区被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白河、运河诸水切成许多片断。国民党军为了固守天津，从1947年起，花费了250亿元的巨款，修筑了84华里的环城碉堡工事。市区内街垒层层，以海光寺、市政府等为中心，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还挖掘了水深3米，宽5米，长达25公里的护城河，在护城河外又布置了地雷、鹿砦、铁丝网等，的确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大城市。

陈长捷正是企图凭借这坚固的防御体系，指挥13万国民党军负隅顽抗。

1月8日，蒋介石照会美英法苏，请求他们调停中国的内战。

1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总结说：

“如果完成了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30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

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

关于“目前的形势”，毛泽东写道：

“军事方面，一年计划，半年超过。1948年7月至12月歼敌正规军148个师，内有111个整师。平津、沿海、太原、大同诸役结束时，又将歼敌60几个整师。上述已歼及将歼两项共计210个师以上，内有173个师以上是属于整师。1949年春季以后，国民党就只剩下160几个师了。其中大部分是新编成的，或者是被歼后补充起来的，或者是战斗力不强的，只有一小部分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例如桂系和马家。1949年国民党可能动员50万人左右，除补充已有各师外，将编成若干新师，但是毫无战斗力。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可不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呢？就其军事主力已经被歼灭这一点来说，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在南京、武汉、西安等处还有几个大仗要打，在打了这几个大仗以后，那么，不但就军事上来说，而且就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说，国民党政权是被我们基本打倒了。基本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中国尚有许多敌军待我们去歼灭，尚有许多地区待我们去占领和去工作。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

“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是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跟国民党走的很少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们已经或正在成批地来到解放区。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我们必须在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群众中，有说服力地进行教育工作，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中进行解释工作，使大家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理由。国民党的所谓和平谈判的阴谋必须继续地给以揭露和打击。”

“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3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

“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的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地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于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

毛泽东在“党在1949年的任务”中写道：

“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成份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

1月8日这一天，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到八里庄与周北峰、张东荪面谈。

傅作义的代表土地处长周北峰少将和燕京大学教授、民主同盟副主席张东荪是在1月6日到了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部，程子华司令员接待了他们。次日，程子华派车把周北峰和张东荪送到谈判地点八里庄。

周北峰在谈判中说：傅作义要他说清以下几点：一是平津塘和绥远一起解决；二是平津等地允许其他党派和报刊存在；三是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参加；四是军队不要用投降方式解决，可调到城外用整编的方式解决。

聂荣臻听完这些意见，要他们休息，约定次日再谈。

1月9日，林彪、聂荣臻一起从孟家楼来到八里庄，同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张东荪会谈。周北峰又提出：

“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做战俘看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给予生活出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一切由傅负责。”

林彪对傅作义的条件作了答复，他说：

“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的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做战犯对待，保全傅和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者，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聂荣臻说：

“傅作义将军除了按此办法解决平津的国民党军，还有可能为人民作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

周北峰、张东荪听后非常高兴，连连称赞说：

“把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军队全部调出城外，开到指定地点，按解放军的编制、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个办法好，傅将军一定能够接受。”

双方将会谈的主要内容整理成《谈判纪要》，其中规定1月14日以前为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期限。傅方代表周北峰在谈判纪要上签了字。张东荪说：

“我不用签字了，我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作义将军，只能在中间当个调解人和见证人。我这次不回城里去了，打算返回燕京大学后，启程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

这次会谈，大家都很高兴。傅作义代表要走了，林彪兴致勃勃地说，应该送点什么礼物给他们，留作纪念。聂荣臻说：

“有什么战利品也行。”

苏静说：

“咱们缴获的高筒皮靴不错，每人送一双吧。”

林彪点点头，表示同意。苏静便送给谈判代表每人一双高筒皮靴。

周北峰带着《谈判纪要》回了北平，向傅作义作了详细汇报。傅作义虽然对谈判的信心增强了，但还是不肯明确表态，只是说：

“所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

此时，傅作义在北平城内开辟了天坛、东单两处临时飞机场，南京来的飞机起落频繁。由此可见，傅作义还没有最后下决心。傅作义的盟兄马占山来看他，一进门就说：

“宜生，你怎么办？”

傅作义说：

“大哥，叫你说，我就没办法啦？”

“有办法也好，没办法也好，我看你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我出个主意，你把宝珊接来，叫他为你分担苦恼，出点点子，你看好不好？”

傅作义听了马占山的建议，马上派飞机把华北“剿总”副总司令、曾经在抗战期间先后4次到延安的邓宝珊接到了北平。

傅作义与邓宝珊进行了密谈。邓宝珊听傅作义说要他出城与共产党谈判，就说：

“太仓促，太仓促！我对情况一点也不知道，糊里糊涂，怎么谈判？依愚兄观察，战争是靠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取胜的。资本家经营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低进高出，随机应变。作为军人和政治家，何尝不如此？我多年和共产党打交道，深知中共说话是算数的。共产党是要解放全中国，他们胜利后建立新政权，必然要网罗人才。古代开明的帝王懂得为官择人、唯才是举，苟不才，虽亲不用，如有才虽仇不弃的道理。曹操还能唯才是举，选贤与能，中共以解救天下为己任，当然要选拔人才。老弟，你或许也知道，不过，我还想告诉你。朱德是解放军总司令，他说过，他是前半生军阀，后半生革命。远的，在内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剿共，26路军赵博生率部起义，后来不都成了工农红军的将军吗？近的，在长春的云南部队曾泽生率部起义，都改编为解放军了，曾泽生仍任原职。”

傅作义说：

“你说的道理，我似懂非懂。最近小女也给我分析形势，说过中共的政策，要我和地下党联系，谈判解决问题。可是她讲的，没有这么深。大哥，说实在的，35军在新保安失利，我曾想用谈判解决问题，可是后果如何，吃不准啊！”

傅作义把周北峰带回的和谈纪要递给邓宝珊，说：

“大哥，你看看，我戎马半生，未曾战败，目前虽然被困，北平仍拥兵40万，不和不战而降，这岂不是身败名裂，千古罪人？再说，不允许保持军队，今后就什么都完了。蒋系部队一些高级将领也不会俯首贴耳听从命令。你我是知己，你和中共有多年的交往，因此，特地请你来，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

邓宝珊看完周北峰带回的纪要，说道：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8项条件，南京政府也提出了条件，与中共和谈。我看和谈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一条光明的大道。顺应潮流的人，决不是千古罪人，更不会身败名裂，这个纪要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你们考虑的要保持军队，我看难以实现，中共绝不会允许。对于蒋系部队部分将领要求去南京的，可以网开一面，让他们走。”

“唉，事情难办啊！”

“如果你同意我的意见，那我可以做你的代表，出城谈判。争取和平解决，符合你的想法，保住面子。”

“大哥，我听你的。你和中共是有面子的，希望你能尽量争取一下，不是为我个人，我身后还有跟我多年的弟兄们啊！”

邓宝珊点点头，喝了口茶，激动地说：

“我是甲午那年生的，可以说是生于忧患，也是饱经忧患。我多年来希望中国屹立于世界，中华民族再也不受帝国主义的凌辱。这是我最大的理想、决心和欣慰。”

1月10日，毛泽东起草军委关于成立铁道部的决定，他写道：

林聂刘谭，并转东北铁道纵队，东北局，华北局，华东局，中原局，西北局，晋绥分局，豫皖苏分局，华中工委及彭张赵，邓张，粟谭，徐周，杨罗，杨李，及平津两市委：

根据中央会议决定，为争取于本年内迅速修复长江以北的主要铁路，以利我军南进的运输和供应起见，军委即准备成立铁道部，统一全国各解放区铁路的修建管理和运输，并决调滕代远同志任军委铁道部部长。为使这一决定进行得有条理并按时实施，兹规定准备工作如下：

一、滕代远同志应准备于本月底组成军委铁道部，并即以华北政府交通部所管铁道机构为基础加以扩充，于本月20日后提出组织计划。

二、委托罗荣桓同志与东北局商定，从东北铁道部中抽出一批行政人员和专门人员来军委铁道部担任工作，内中应包括一个可以担任铁道部副部长或总工程师的人，主要人员应于本月底赶来中央。

三、望林罗刘转令铁道纵队停止锦承路的修建，而将该纵队的4个支队全部集中关内，首先修复滦河铁桥（先修轻便桥），保证于1月底使北宁路全线通车，直达丰台。该纵队应立即组成一个勘察队，不待天津解放，绕道至天津以南，负责勘察杨柳青至济南府全段工程情况，限于本月内提出修复津济全段计划。华北局应令华北交通部派人至杨柳青与东北铁道纵队派出之勘察队接洽，并引其南下，受其指导。华东局应令华东交通部停止德州、济南段的修建（因关内修建方法太嫌草率，不利行车）。华北、华东双方应保证所有钢轨枕木及一切器材不得移动，等候东北铁道纵队接收，并应继续收集散失在民间的钢轨枕木。黄逸峰同志于本项工作布置就绪后，应于本月下旬从中央接洽，并以动身日期在本月20日前电告。

四、军委预定本月25日后召开铁路工作会议，东北、华东、华北、中原及晋绥临汾工委望各派出铁路工作的行政及技术负责人各一，携带各区现有材料，限子有到达。如无变更，即不再通知。会议由滕代远同志主持。

五、东北铁道纵队约3万多人，在其工作地区，当地政府及军区支前后勤机构须负供给责任；如该纵队需要动员民工参加铁路修建，当经由上级政府给以通知，但在紧急情况，即无上级通知，地方政府亦应接受该纵队的要求，进行动员。

六、东北铁道纵队应准备于该纵队之外，组织前线随军铁道队，每军一小队，吸收铁路行车和大厂修理工人与工程工人参加，准备我军南下后前线铁路被敌破坏，我能随军修理，免碍前进。此项计划，应由黄逸峰同志带来中央。

七、各项执行情形望告。

军委 子灰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聂，平津前线各兵团，平津两市委两军管会，华北局，东北局：

为着统一领导夺取平、律，并于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有3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一切工作起见，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同志组织总前委，林彪为书记，所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粮食、货币、外交、文化、党务及其它各项重要工作均归其管辖，以一事权而免分歧。两市委、两军管会关于上述工作均直向总前委请示。由总前委向中央负责。总前委与华北局为平行关系，有事用函电或当面商决。

中央 子灰

此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在一起研究攻克天津的问题。罗荣桓问刘亚楼：

“军委限令3天拿下天津，你需要几天？”

刘亚楼回答说：

“我不好讲，3位首长定吧。”

林彪用征询的口气问道：

“48小时怎么样？”

刘亚楼满有把握地说：

“要我说，30个小时就够了。”

聂荣臻严肃地说：

“军中无戏言喽！”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人不管刘亚楼如何充满信心，他们还是向军委上报了一个保守的作战计划：3天拿下天津市！

1月10日这一天，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华东野战军是从6日开始向青龙集、陈官庄地区被围的杜聿明部发起总攻，9日歼灭第13兵团大部，其残部撤往第2兵团防区。10日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被俘，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前进指挥部副主任兼第2兵团司令官邱清泉被击毙，第13兵团司令官李弥逃脱。

李延年第6、刘汝明第8兵团随后放弃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撤往江南。

淮海战役历时65天，人民解放军以60万人（另有40万民兵）对国民党军60余万人，以伤亡13.4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1个剿总前线指挥部、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加上其他部队共计55.5万余人，包括蒋介石的5大主力的第5军和第18军，其中俘虏32万人，起义28500人，投诚35000余人；解放了广大地区，将中原、山东、苏北等解放区连成一片，直接威胁到南京、上海和武汉。

后来，毛泽东在赞扬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人时说：

“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毛泽东在三大战役结束后还接见了刘伯承和邓小平。那是一个下午的4时许，刘伯承、邓小平来到毛泽东住处，问阎长林：

“主席在做什么？”

阎长林说：

“等你们呢。”

阎长林把刘伯承、邓小平领到毛泽东的办公室，转身出去沏茶。毛泽东说：

“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阎长林端来茶水，见刘伯承正向毛泽东汇报战役经过。刘伯承说：

“淮海战役，我们像嘴里含了个核桃一样，咬也咬不碎，吞也吞不进去。”

邓小平说：

“打得坚决，也很残酷。”

刘伯承接着说：

“最后到底还是咬碎了。”

毛泽东和刘伯承、邓小平谈了两个多小时，没留他们吃饭。毛泽东对党内的领导人，就是清茶一杯，几乎从不留人吃饭。客人走了，李银桥见毛泽东直揉额头，就说：

“主席，梳梳头吧？”

毛泽东点点头。他喜欢梳头，说是一种很好的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消除疲劳。李银桥梳着毛泽东那满头的黑发，梳齿沙沙作响。他突然发现了一根白头发，非常惊奇地说：

“哎呀，主席，你有白头发了！”

毛泽东眉梢动了动，没做声。李银桥小声问：

“拔下来吧？”

毛泽东停了停，才说：

“拔吧。”

李银桥小心翼翼地挑出那根白发，捏紧了，猛地一揪，拿到眼前看看，连根拔出来了。他将白发拿到毛泽东面前，说：

“主席，你看。”

毛泽东没有接，只是瞟了一眼，轻轻地“噢”了一声，说：

“白了一根头发，胜了3大战役，值得！”

李银桥回到家里，对韩桂馨说了此事，韩桂馨立刻叫了起来：

“银桥，你好大胆，敢在主席头上拔毛？”

李银桥深深叹了口气：

“唉，主席太辛苦了……”

再说1月11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聂荣臻等指示电，他写道：

聂薄滕赵，华北局，林罗刘谭：

东北我军正陆续入关，攻击平、津、张、唐诸敌之作战业已开始。这是一个巨大的战役，不但两区野战军应归林罗刘谭统一指挥，冀中7纵及地方兵团，亦应统一指挥。望华北军区即令7纵及冀中军区与林罗刘谭接通电台联系，向林罗刘谭报告情况，接受任务。冀中军区并应派员去蓟县林罗处接洽，华北军区、华北局亦应派员去蓟县将平津情况，准备接收平津的干部配备，及管理平津的各项政策告知林罗，同时加强电台通讯，使林罗知道华北所准备的一切重要事项。

中央军委 真亥

1月12日，李济深一行30人从香港乘轮船赴大连，而后到达沈阳，受到各界群众热烈欢迎。李济深立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

“济深于1月10日抵沈，诸承款待，至所感谢。贵党领导中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允当，洽符全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之成就，无任钦佩。济深当秉承中山先生遗志，勉尽绵薄，为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而努力。”

毛泽东、周恩来当即复电给李济深，表示欢迎。

1月12日这一天，九三学社的许德珩等人联合北平城内各大学教员，奉劝傅作义将军顺从民意，谋取和平解放之法，将军队撤出城外。

1月12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陈士榘、张震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陈张，并告邓张：

一、同意华野以一个兵团进驻蚌埠地区，其余各兵团分驻陇海南北适当地点，以就粮为原则。

二、华野、中野休整时间现定两个半月，由子删起至寅世止，每半月为一期，共为5期。望按此部署休整，并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详由刘陈面告。

军委 子文

1月13日，新任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赶到石家庄，召开了铁道工作会议，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的行动口号。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见《毛泽东选集》）。他在声明中写道：

“现在，情况已非常明显，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在此种形势下，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1月1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

“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毛泽东在声明的末尾告诫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注意：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1月14日上午10时许，刘亚楼指挥东北野战军向天津守军发起总攻：西面由1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指挥第1、2纵队及第6纵队1个师，共9个师，为第一主攻方向。东面由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指挥第7、8纵队，共8个师，为第二主攻方向。南面由第9纵队并附属第12纵队1个师，实施助攻。北面由第2、8纵队各一部及东北野战军总部警卫团，实施佯动。

1月14日下午，傅作义委托邓宝珊为他的全权代表，与周北峰一起，经清河镇来到五里桥，与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3次谈判。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则是从宋庄来到了五里桥。林彪对邓宝珊的到来表示欢迎，宾主握手寒暄。聂荣臻说：

“路上好吗？”

邓宝珊说：

“不要紧。我们从北平城出发，先乘汽车，后乘马，到清河镇。稍事休息，改乘吉普，只一小时就到了，没有遇到麻烦，一点也不累，是否可以现在就谈？”

聂荣臻开门见山地说：

“可以。上次谈判中规定14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问题。”

邓宝珊再次提出要共产党方面让出南苑机场和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林彪说：

“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可谈了，只有照上次谈过的，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别的什么都不可能，只有这一条路。”

聂荣臻说：

“部队开出城外接受改编，以免北平再遭炮火毁坏是再好不过的办法了。”

邓宝珊问：

“你们要打天津了？”

林彪说：

“是，我们已经下达命令了。”

“你们打天津准备打几天？”

“3天。”

邓宝珊认为共产党不可能在短期内攻克天津，这也是受了傅作义的影响。傅作义曾指示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说：“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打才能和。”“坚定守住，就有办法。”所以邓宝珊说：

“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说：

“30天打不下来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一年，非打下来不可。”

罗荣桓说：

“今天就谈到这里吧！邓宝珊将军可以在这里休息，准备继续谈。”

邓宝珊和周北峰就在五里桥住了下来。

1月15日一大早，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就来到五里桥，与邓宝珊、周北峰继续会谈。

邓宝珊昨晚已将当天谈判的情况向傅作义作了汇报，傅作义的回电是：“请邓、周酌情办理。”这次谈判又进行了3小时，对北平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的指定地点，进行改编的方法，华北“剿总”和部队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北平国民党军政机构的接受办法等，达成了基本协议。

1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解释八项和平条件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并告各局，各前委：

我方提出之8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5个条件的。蒋方有宪法法统军队3条，我方亦有此3条。蒋提保持国家独立，我提废除卖国条约。蒋提保持自由生活方式及维持最低生活为一条，我则分提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两条。此外，我方的第1条（惩办战犯）及第8条（政协、联府、接收）是严正战争责任与不承认南京政权继续存在，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故与新年献词毫无矛盾，而给人民解放军及国民党区域被压迫人民一个打击国民党的武器，揭露国民党所提和平建议的虚伪性及反动性，望向党内干部及民主人士妥为解释。

中央 子删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他写道：

天津市委并告北平市委并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一、天津解放后，你们派人去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必须严格地注意到不要打乱企业组织的原来的机构。对于接收来的工厂、矿山、铁路、邮政、电报及银行等，如果原来的厂长、矿长、局长及工程师和其他职员没有逃跑，并愿意继续服务者，只要不是破坏分子，应令其担负原来职务，继续工作，军管会只派军事代表去监督其工作，而不应派人去代替他们当厂长、局长、监工等。如果某个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逃跑，即从本企业职工中提拔适当的人员代理。除非是提拔或我们派去的人完全是该企业的内行，能够无困难地管理该企业时，才任命他们直接负责该企业的管理。对于企业中的各种组织及制度，亦应照旧保持，不应任意改革及宣布废除，旧的实际工资标准和等级及实行多年的奖励制度、劳动保险制度等，亦应照旧，不得取消或任意改订。旧制度中有一部分须要加以改良者，亦须等到后来详细研究后，才能提出更合理的改订办法，绝不是草率拟定办法或用老解放区企业中的制度去硬套所能改善的。只有如此，我们的接收人员才能保持主动，否则，他们将立即陷于被动。

二、我们派到各企业中的军事代表（即接收人员），对于大企业除派一个负责的总代表外，并可在各工作部门（十分必要时可在各车间），各站，各段派遣代表，受总代表之指挥，并可设立监督部或政治部。这种军事代表的任务应是：（甲）保障上级命令的实行。（乙）保障生产的进行或恢复。（丙）防止破坏或怠工，清查反动分子。（丁）防止偷盗贪污及浪费。（戊）对职工进行政治教育与宣传，从职工中挑选干部。（己）协助职工组织工会及消费合作社等。（庚）了解企业中的情况，学习管理生产。

军事代表为了达到上述各项任务，应有权力监督企业中的一切活动，了解企业中的一切情形，要适当的人员向自已作报告，并在一切命今及指示上签字。生产的进行如有不好或发生破坏怠工等事，即应查明实情，追究责任，将进行破坏或怠工有据的分子，送交人民法庭。企业中共产党的支部及党员，应受军事代表领导，协助军事代表完成上述各项任务。这就是说：军事代表不直接去管理生产，只监督原来的人员去管理生产，保障生产能照旧进行。这是比较轻而易举的。

三、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机构，如国民党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及其各级政府机构，是应该彻底加以破坏的，而不能加以利用，我们必须重新建立新的政治机构来进行统治，在旧的政治机关服务的人员亦只能在经过改造后分别地加以任用，而不能不经改造地全套地加以任用，否则，就要犯原则的错误。但是对于旧的统治阶级所组织的企业机构，生产机构，在打倒旧的主人换成新的主人之后，则不应加以破坏，而应加以保持，然后依照革命阶级科学准备的水准逐渐地加以改良即可。这是马克思列宁多次说过了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照这样来做。有些地方的接收人员彻底打乱了原来的企业机构，是错误的，妨害了生产的，不应再犯这种错误。

中央 子删

毛泽东还起草了军委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指示，他写道：

各军区、各野战军：

估计今年战争的发展，去年戌东电规定各野战军冠以军区地名已不适合，兹决定改为按番号顺序排列如下：西北野战军改为第1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为第2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为第3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为第4野战军。请各区各军即照此电在整训期间公布施行。

军委 子删

1月15日15时，东北野战军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攻克了天津，歼灭守军1个警备司令部、2个军部、10个师共计13万人，活捉陈长捷和86军军长刘云翰、62军军长林伟俦及天津市长杜建时。

天津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之一，也是人民解放军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诸兵种的一次精彩协同作战。同时，在执行城市政策、纪律方面，堪称楷模。

1月16日凌晨，塘沽国民党军第17兵团部第87军等部共5个师5万余人，惧怕被歼，在侯镜如率领下乘船由海上南逃，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追歼其掩护部队3000余人。

至此，百万人民解放军云集北平，北平守军1个“剿匪”总部、两个兵团、8个军、25个师共20余万人，已成囊中之物。

1月16日晨，苏静和李炳泉将天津解放、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被俘以及17兵团的侯镜如率部由塘沽乘船南逃的消息，一一告诉了邓宝珊、周北峰两位代表。

1月16日下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同邓宝珊、周北峰继续会谈。聂荣臻说：

“我方解决绥远问题的初步设想，准备采取一种和缓的方式，留待下一步再解决，请邓将军转告傅作义将军。”

林彪把毛泽东此前撰写的以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的名义致傅作义将军的一封未封口的最后通牒式的公函，当面转交给邓宝珊，他说：

“请邓先生将这封公函交给傅先生。”

邓宝珊接过信便要看，林彪以手止之，说：

“请先生待一会儿再看。”

邓宝珊提出要共产党方面也派代表进城去，以便进一步联络商谈，说这是傅作义的希望。林彪当即答应由苏静随邓宝珊一起进城。

邓宝珊送走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后，急于知道毛泽东以林彪、罗荣桓名义所写的信的内容，就从未封口的信封中抽出来观看。看罢，他感到很惊讶，当着苏静的面对周北峰、刁可成说：

“这封信太出乎意料，措词很严厉，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我回城后，打算暂不交给傅作义看，以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推翻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

苏静未看到公函的内容，不好表态，但觉得此事应该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汇报。

晚饭后，他回到宋庄，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汇报了邓宝珊看完公函的态度。林彪说：

“是啊，那封信是有些严厉呀，他要暂时不交也可以。”

1月16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准备攻占北平力求避免破坏故宫等文化古迹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聂：

一、删日及铣晨各电谅达。关于应付傅方谈判，再补充两点意见：（甲）傅方要求军队出城，不要开得太远及各部驻地不要过于分散，这是惧怕缴械的表示。我们意见第一步你们可以答应他们这样做，使他们放心出城。地点似可指定通县、香河、三河区域。第二步再照你们所拟办法将彼军分散插驻我军各纵之间，实行整编。第二步办法现在不要过早提出。（乙）关于补给，第一期由傅方负责，我方协助。第二期由我方负责，傅方协助。第三期全由我方负责。以上甲乙两项及删日铣晨所提各项意见，如果你们认为有不妥当之处，望电告。

二、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去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做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做—项纪律去执行。为此，你们必须召集各次城部队的首长开会，给以精确的指示。为此，你们指挥所要和每一个攻城部队均有准确地电话联系。战斗中每一个进展均须放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之下。

三、望将天津工业及文化机关受损失的情况查明电告。

军委 16日18时

1月17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贺淮海战役彻底胜利电，他写道：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张云逸、粟裕、谭震林、陈赓诸同志，华东人民解放军和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同志们：

淮海战役自去年11月6日开始，至今年1月10日已完全胜利结束。在这65天作战中，你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南线的主力黄百韬兵团全部5个军10个师，黄维兵团全部4个军11个师（内有一个师起义），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全部10个军25个师（内有一个骑兵旅），冯治安部两个军4个师（内有3个半师起义），刘汝明部1个师，孙良诚部1个军两个师，宿县和灵壁守军各1个师，以上共计正规军22个军、55个师，加上其他部队，共消灭敌军兵力约60万余人。至此，南线敌军的主要力量与精锐师团业已就歼。你们生俘了战争罪犯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杜聿明，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黄维及国民党军其他高级将领多名，击毙了国民党第7兵团司令黄百韬。你们击退了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的增援，迫使他们向沿江一线逃窜，从而使淮河以北地区完全解放，使淮南一带地区大部入我掌握。凡此巨大战绩，皆我人民解放军指挥员与战斗员、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前后方党政军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所获的结果，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慰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9年1月17日

1月17日这一天，苏联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向国民政府表示拒绝参加调停中国内战。美英法3国政府也表示拒绝参与调停。

1月17日下午，苏静把林彪的意见告诉了邓宝珊。他作为进城联络的工作人员，和邓宝珊、刁可成、邓宝珊的副官王焕文一行4人一起回北平。傅作义马上把邓宝珊引至密室，询问和谈情况。邓宝珊说：

“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负责人说：天津已解放，傅作义先生应该坚定下来。可以给他留下一个加强警卫团，其余的部队，调往指定地点，到一定时期，全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进城，这就叫做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将军带领部队起义。这就是你的老友们说的，宜生可以不做俘虏，也可以不投降，更不需要自杀。只要当机立断，接受和谈，率部队起义，就有光明的前途。”

欲知北平能否顺利和平解放，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为粉碎美蒋的“和谈”阴谋，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在1949年1月5日撰写的《评战犯求和》，的确是一篇辛辣妙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是毛泽东对敌斗争的一贯文风。此文尤甚，堪称政论文章的典范。

又，毛泽东在1月16日关于攻占北平要保护故宫等文化古迹的指示中告诫部下说：“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它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做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那些地方可以攻击，那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做—项纪律去执行。”身为战时最高统帅，却在保护祖国文化古迹方面表现出这般的至诚之心，至切之情，历史上实在是罕有其匹者也！

第45章 1949年1月中旬—

“我党对待民主人士的方针应该是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

话说1949年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刚刚到达西柏坡的民主促进会成员雷洁琼、严景耀夫妇和民主同盟成员费孝通、张东荪，在警卫人员引领下进入餐厅，等待毛泽东接见。

雷洁琼、严景耀夫妇和费孝通、张东荪分别是燕京、清华的教授，他们接到东北野战军先遣部队负责人刘道生的通知，应邀到华北解放区访问，先是乘大卡车到了石家庄，受到吴晗夫妇接待，参观了石家庄，接着又乘吉普车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

不一会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颖超等人步入餐厅。毛泽东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和教授们亲切握手问好。

众人分坐在两张普通的方桌旁，共进晚餐。毛泽东平易近人，谈笑风生，把教授们的拘谨一扫而光。饭后，他请客人们到办公室谈话。雷洁琼环视了一下，这原是一间普通农民的住房，家具简单朴素，办公桌椅都是木制的。桌上有笔筒、毛笔和方型铜墨盒，还备有煤油灯。墙壁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

毛泽东和客人围着书桌坐下。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也参加了谈话。毛泽东说：

“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正在玩弄反革命的两手：一手是继续组织残余的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负隅顽抗；另一手是策动中间力量，在革命阵营内部组成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

他所说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在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如张东荪等人中存在的“中间路线”，有些人主张“和谈”、“划江而治”，造成“南北朝”的局面。他环视着大家，又说道：

“把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毫不动摇地坚持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使国民党反动派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杀，使中国又回到黑暗世界。”

毛泽东接着讲了农夫和蛇的寓言故事，之后，他加重语气说道：

“我们决不能怜悯恶人，民主党派必须选择自己应走哪条道路。革命胜利后，要开新政协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同共产党采取一致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路线。”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北平西北郊区解放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他特别关心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询问是否还有前清的翰林、进士，请雷洁琼等4位教授推荐人才。他还问起了留在上海的张澜、罗隆基等爱国民主人士的情况。

毛泽东非常仔细地听取4位教授的汇报，不时在关键的地方插几句话，当他听到两校师生坚守岗位，等待解放，并且组织了护校运动时，高兴地说：

“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要革命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问题，他说：

“我国幅员广大，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很落后，一定要建设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网。”

谈到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多种派别问题时，毛泽东说：

“通过自由讨论来统一思想，促进艺术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

最后，毛泽东又谈到了有关美国的问题，他说：

“要把美国政府当权者同广大美国人民区别开来。要警惕美帝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我们要丢掉幻想。但是美国人民是友好的，同中国人民有传统的友谊。”

这次谈话从晚饭后一直到深夜才结束，教授们感到非常兴奋。

1月间，江青代表毛泽东给在东北解放区的草明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

“我们看了你写的《原动力》和丁玲、周立波他们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无敌三勇士》很感动，我还流了泪。”

江青在信中还写道：

“你在百忙中辅导岸青中文，岸青的信比以前进步多了。我们很感谢你。”

1月1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名电邀在上海的宋庆龄到华北解放区来。

中共中央将电报附在发给在香港的方方、潘汉年、刘晓的指示电后面，指示电写道：

“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毛泽东、周恩来给宋庆龄的电文是这样写的：

庆龄先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甚为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商切，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毛泽东 周恩来 子皓

后来在2月20日，宋庆龄极其谨慎地用英文写了一封回信，她写道：

亲爱的朋友们：

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谨祝敬礼！

宋庆龄

宋庆龄惟恐表达不清自己的意思，又通过秘书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捎来了重要的口信，她说：

“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谢。经长时间的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根据我的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

1月19日这一天，共产党方面代表苏静在北平同傅作义的代表崔载之，根据在城外已经达成的协议基本精神，一条一条具体化，达成了一个14条的协议。

是日晚10时，苏静关于接收北平问题向林彪等作了报告，他是这样写的：

林罗聂：

为消除此间部队机关之疑异，需傅适时对部队及机关说明和准备的要点如下：

一、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办理过渡期间一切军政事宜。

二、部队开动时，解放军应集中一部于德胜门、西直门附近与守城门部队联系，以防意外。

三、除留警察及守护仓库部队外，其酌留察绥部队一部，担任临时警戒，我们解放军入城后接替之。但傅本人，仍得留必要之警卫部队。

四、开出城之部队自带一星期给养，以后由联合机构负责补给。

五、部队出城到达驻地一个月后，开始整编。

六、整编前兵团及其以下部队仍为用原番号，由联合机构负责其管理约束。

七、部队整编为人民解放军，设置政治组织，官兵平等，废除打骂教育，执行命令政策，服从群众纪律等。人事方面依下述原则：（1）能力称职自愿继续者，留任原职。（2）能力优异者可提升。（3）不称职者调整。（4）志愿深造者，予以学习。（5）不愿继续服务者，保障其安全，并予返籍之便利。

八、为避免事权不一，北平军管会纳于前述联合机构。

九、平市行政、企业、银行、仓库等，原则上暂维现状，不得破坏遗失，听候联合机构处理。

十、河北省府及其所属暂维原状，或合并，或结束，另商办理。

十一、原傅华北区伤患官兵之医疗安抚阵亡等仍由傅总部办理，双方协助。

十二、邮电仍保持对外联系。各种报纸继续出刊。

十三、中统、军统、情报组织，除别有企图存破坏行为，证据确凿者，依法处理外，一律坦白自新，既往不咎。

十四、以上适用于临时过渡期间。有何意见，请示。

苏静 皓22时

1月20日上午近午时，林彪、罗荣桓向军委作了报告：

军委，并告彭叶：

兹将苏静19日22时来电转上请阅，并请逐条指示答复。现将我们的意见提供如下，请作参考。

　一、接收机构定名为接交办事处，以7人组成，我方4，我为主，傅方3，傅为副，我方以叶剑英同志为主任，陶铸、徐冰、戎子和3人参加。二、德胜门城外策应，由杨罗兵团担任，西直门策应，由程彭兵团担任。三、同意。四、平敌出城一星期后的供给补充，解放军后勤统一补给。五、待机。六、同意。七、一切干部在概须经过我们的同意和任命的原则下，同意他们提案上的意见。八、接交办事处系临时性质，接交完毕后，则一切归军管会管理之。在接交期中，则军管会和接交办事处统归前线司令部领导之。九、经办事处移交前线司令部接管，转交军管会处理。十、同意。十一、对伤兵处置方法，同意。对阵亡后事我们无责任。十二、邮电不停，但由我们派军事代表监督检查。对报纸一概暂时停刊。私营者经新的政权登记审查，允许后复刊，国民党公营者，一概移交。十三、宣布解散国民党党团组织及一切特务机关，并应坦白登记，军统、中统一切档案及电台移交，人员登记坦白，执行听候处理。十四、同意。

林罗 哿　11时半

1月2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工资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北平市委，并告天津市委，并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北平市委子删电悉。

一、关于工资问题，同意你们与各企业职工共同商讨决定的各项标准，迅速发给，以保障工人生活，安定工人情绪。

二、关于铁路工人与一部分矿工的年终双薪及铁路工人冬季一吨煤的煤票，亦必须按旧规完全承认，不应有任何动摇，并须尽可能发给，其他工人按旧规没有这种待遇者，亦不要增加这种待遇，工人如提出要求增加这种待遇时，则答以现在不能增加，以后是否增加，须待局势安定全般考虑后再说，要求工人务必等待，不要在目前困难时期提出这类要求，以致增加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的困难。

三、如果你们照旧规发给年终双薪及煤票确有困难不能不全部或一部欠发时，则须向职工普遍地进行解释，说明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目前的困难，请求工人谅解，允许我们欠发一部或全部，欠发的时间亦须说明，即答应在平津战役结束，秩序恢复后，即补发，或在政府困难减少有办法时即补发，或在战争大体结束时再补发，由你们依据情况决定。但在说明时，必须承认工人这些特殊待遇是应该照发的，而不要使工人感觉人民政府有取消这些待遇的意图，以致引起工人的不安。在人民政府确有困难时，不独这些特殊待遇可以请求工人谅解，暂时地部分地欠发，就是职工的工资也可以请求工人谅解，暂时地部分地欠发。只要解释得好，工人是能忍受一些困难，谅解我们的。但如果有人在根本上企图降低工人的待遇，取消对于工人原来有利的条件，那工人就决难谅解，我们也决不应该这样作。望照这个原则处理其它企业中同类的问题。

　中央 子哿

1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爱国华侨陈嘉庚，他在电文中写道：

嘉庚先生：

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身在美国的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

早在1946年4月间，司徒美堂与美洲各国洪门代表共10人从纽约乘轮船回国，准备在上海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6月21日，他由吴铁城陪同，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6月23日，他到南京梅园新村30号拜会了中共代表周恩来。此后，周恩来代表中共方面亲自到司徒美堂寓所两次访谈，并邀他到解放区参观。6月25日，司徒美堂出席有陆定一、马叙伦、郭沫若等人参加的欢迎茶话会。其后在1948年8月12日，司徒美堂以美洲洪门致公堂耆旧身份在建国酒店7楼航空厅，对左派报纸发表“国是主张”，回应中共中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10月下旬，中共华南分局在司徒美堂返美前夕设宴为他饯行，地点在香港铜锣湾沈钧儒先生的家中。司徒美堂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并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为此，毛泽东在给司徒美堂的电文中写道：

司徒美堂先生：

去年10月23日惠书，因交通梗阻，今始获悉。热情卓见，感佩殊深。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归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如旅途尚需时日，亦祈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利进行。谨电欢迎，并盼赐复。

毛泽东

1月21日凌晨，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罗：

（甲）你们20日11时半电、19时电，及转来苏静19日22时电、北平党20日13时电均悉。

（乙）你们应即告苏静转告傅邓：1、傅邓既决心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方面，则我们便必须告诉他们对蒋介石死党提起警觉性，他将他自己的主力101军及骑4师首先开出城外，他是否有把握命令13军、94军等部亦能出城，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怀疑的。如果蒋党不但不服从傅令反而将傅总部包围攻击，傅是否尚有足够兵力抵抗以待我们之援助。蒋党暗害及蒋机轰炸亦须预为计及。2、101军可以先出城，由我军接替广安门、右安门一带防务，然后令中央军各部依次出城，由我军依次接防。骑4师及其他傅部最后出城，似较稳当。3、如傅确已一切部署妥当，则第一个军出城日期可照原议在22日，如傅尚未部署妥当（主要是中央军问题），则我方可以推迟几天时间。

（丙）苏静所提及你们答复各条：1、接收名称可以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其人选及比例可照你们所定。2、同意你们意见。3、同意。4、可同意傅方意见。5、可同意傅方意见。事实上只要部队出城，我们可以提早整编时间，那时他们亦不会有异议。6、同意。7、8、9，均同意你们意见。10、同意。11、可同意傅方意见。12、邮电照你们意见，报纸照中央意见。13、不要提解散国民党三青团事，要在我们完全控制北平、秩序大定以后才能谈得上解散及登记这些反动党派。此条可照傅方提议，以安反侧。14、同意。

（丁）你们下达各首长的命令是对的，但还须注意对出城军队取完全包围态势，以防其乘我不意突然突围而出。固安方面，单是华北7纵是不够的，我包围各纵须有很大的警惕性，必须在距敌20里外构筑防御工事，此点万不可大意。此种敌我杂居办法我军从来没有做过，故须有充分准备，否则难免出乱子。

军委 21日4时

1月21日晨，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见《毛泽东选集》），全文如下：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方通讯社中央社19日电称：19日上午9时行政院会议广泛讨论时局，决议如下：“政府为遵从全国人民之愿望，蕲求和平之早日实现，特慎重表示，愿与中共双方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中国共产党发言人称：南京行政院的这个决议没有提到1月1日南京伪总统蒋介石建议和平谈判的声明，也没有提到1月14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建议和平谈判的声明，没有表示对于这两个建议究竟是拥护哪一个，反对哪一个，好像1月1日和1月14日国共双方并没有提出过什么建议一样，却另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是完全令人不能理解的。在实际上，南京行政院不但完全忽视中共1月14日的建议，而且直接推翻了伪总统蒋介石1月1日的建议。

蒋介石在其1月1日的建议中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过了19天，同一个政府的一部分机构，即南京政府的“行政院”，却推翻了这个政府的“总统”的声明，不是“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而是“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了。我们要问南京“行政院”的先生们，究竟是你们的建议为有效呢，还是你们的“总统”的建议为有效呢？你们的“总统”把“停止战事恢复和平”认为是一件事，声明必定开诚相见愿与中共商讨实现这件事的具体方法；你们则将战争与和平分割为两件事，不愿意派出代表和我们商讨停止战争的具体方法，而却异想天开地建议“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然后再派代表“进行和平商谈”，究竟是你们的建议对呢，还是你们“总统”的建议对呢？

我们认为南京伪行政院是越出了自己的职权的，它没有资格推翻伪总统的建议而擅自作出自己的新建议。我们认为南京行政院的这个新建议是没有理由的，打了这么久这么大和这么残酷的战争，自应双方派人商讨和平的基本条件，并作出双方同意的停战协定，战争才能停得下来。不但人民有这种希望，就是国民党方面亦有不少人表示了这种希望。如果照南京行政院的毫无理由的“决议”，不先行停战就不愿意进行和平谈判，则国民党的和平诚意在什么地方呢？南京行政院的“决议”是做出来了，不先行停战就没有和平谈判的可能了，和平之门从此关死了，而如果要谈判，则只有取消这个毫无理由的“决议”，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南京行政院不愿意取消自己的“决议”，那就是表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并无与其对方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人们要问：南京方面果有诚意，为什么不愿意商讨和平的具体条件呢？南京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这样一个论断，难道不是已经证实了吗？中共发言人说：南京现在业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伪总统有一个建议，伪行政院又有一个建议，这叫人们和谁去打交道呢？

1月21日，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午后4时，他乘“美龄号”专机从南京故宫机场起飞，吩咐驾驶员在南京上空绕行一周，而后向浙江的老家飞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在离职前早已将其死党安置在江苏、浙江、福建、台湾、江西、广东等省，并加紧调整了战略部署，企图负隅顽抗。因此，国民政府的一切权力实际上仍然操纵在他手里，李宗仁不过是一个傀儡罢了。

1月21日这一天，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苏静和傅作义的代表王克俊、崔载之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了字。协议的主要内容是：1、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2、过渡期间双方派人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3、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按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约一个月后开始实施整编。4、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守仓库的部队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5、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司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持现状，不得破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6、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订兑换办法。7、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8、保护在平使馆外交人员及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9、邮政电讯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10、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俟重新审查登记。11、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12、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1月21日午后，王克俊送给苏静一个文件，上面说明骑兵第4师将于22日从永定门出城，随后是101军出城。苏静立即电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不久，苏静就收到了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复电，内容是：

1、我方所俘傅方高级官员，待北平接收后，可一律释放。傅方所捕政治犯，在联合机构成立后，即应释放。2、盼转告傅，骑兵4师、101军出城后，两个城门仍须傅方派兵控制，不要让中央军接收。3、盼转告傅，自23日以后由北平出发的部队，应分驻沿平汉铁路良乡、徐水之线及其以东之固安、文安、霸县、雄县一带，另一部则驻三河、香河一带。各部开出秩序，盼预先电告，以便我们指定便于就粮的驻扎地点。4、23日约有数名干部可进城。5、你在城内勿回。

1月21日晚，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从广播里听到了傅作义接受共产党改编、北平实现和平解决的消息，感到既兴奋又不安，当即向北平拍电报，要求明天派飞机接他到北平，谒见傅作义。

董其武是一位饱经世故而且没有完全沾染国民党军队恶习的正直军人，他十分景仰傅作义的为人，在自己的办公室和卧室里，只挂傅作义的巨幅照片，而从不挂蒋介石的画像。

而且他从政以来，还是比较廉洁的，在绥远各界中有较高的威信。

1月22日黎明时分，秘书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送给他一份电报。毛泽东一看，忽地站起来，大声说：

“北平和平解放已经达成协议了，这真是了不起的胜利，是一件特大的喜事啊！”

他又交代秘书：

“告诉机关的同志们，北平和平解放已经达成协议了，北平和平解放具有世界意义。这不仅减少了敌我双方的伤亡，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历史文物和古迹免遭战争的破坏，对子孙后代大有好处，全世界的友人也都会拥护我们这样做的。”

说着，他走到院子里，对卫士们说：

“你们知道吗？北平和平解放已经达成了协议！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其他同志。”

他又转对阎长林说：

“走，我们到李家庄去！”

阎长林说：

“这些日子你很少睡觉，昨晚又工作一夜，现在该睡觉了。”

“先不睡，咱们去看符定一先生。”

“李家庄离这里很远，坐汽车去吧？”

“好。时间宝贵，坐汽车去，回来再睡觉。”

刚上了车，毛泽东又问阎长林：

“张瑞岐同志走了没有？”

阎长林说：

“没有呢。”

毛泽东说：

“我怕他回陕北心急，不等北平解放就回去。现在可好了，北平已经成为我们的了，我们很快就要进北平了，张瑞岐也很快就可以回家娶婆姨了。”

汽车开到符定一先生的住处，符德芳见是毛泽东来了，就朝屋里大声喊：

“爸爸，毛主席来了。”

符定一闻声走出房门，亲热地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说：

“你老人家身体还好吗？”

符定一笑着说：

“身体还好。”

毛泽东说：

“我今天一是来看你，一是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刚接到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昨天傅作义将军已经赞成我们的条件，交接即将举行。我军日内进城接管一切，傅作义将军的军队将开到指定地点接受整编。”

符定一也高兴地说：

“出人意料，出人预料啊！这都是你胸怀广阔和共产党的英明使然。否则，北平怎能和平解放？”

毛泽东说：

“这是民心起了决定作用。傅作义这样做很好，北平的人民，北平的古建筑都可以免遭战争的损害。这次傅作义决心与蒋介石决裂，站在人民一边，算他立了一大功，人民不会忘掉他的。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也都会拥护我们这样做的。”

符定一说：

“还是主席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创造了伟大的奇迹。”

毛泽东关切地说：

“你们在城里待惯了，这里的条件太差，再过一些日子，北平稳定一下，你就可以早一点回去了，那里还有家嘛。不要很久，我们都要去北平，到那时就可以经常见面了。好了，我不多待了，也该回去睡觉了。”

符定一说：

“这就好了，回到北平也就没有精神负担了。过去，我生活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没有民主，没有生活保障，更没有安全感，生命财产随时都可能遭到不测。”

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室内的家具陈设，又说：

“这里的条件不好，连一个软座椅也没有，我回去让他们给你送一个来。你年纪大了，坐这些硬木家具会腰疼的。”

他还交代：

“回北平后，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去找叶剑英同志，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了，你和他很熟悉嘛。”

回到西柏坡，毛泽东亲自挑选了一件沙发，派卫士给符定一送去。

1月22日上午，董其武飞抵北平，来到中南海居仁堂谒见傅作义。傅作义见董其武来了，就把北平和平解决的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并说：

“现在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

董其武问道：

“北平和平解决的条文怎么没有提到绥远呢？”

傅作义说：

“绥远的问题你不要着急，等我见到了毛泽东之后再定吧。”

董其武说：

“我多年一直随您做事，对您是言听计从的！您怎样走，我就怎样走。可是，绥远情况相当复杂，不可拖延，应尽早安排。”

傅作义点点头，说：

“你放心吧。你回去给大家讲明道理，认真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

送走了董其武，傅作义立即向北平守军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知》。

1月22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并告各地：

子元电悉。同意你们关于招待和欢迎民主人士的布置，发表时，欢迎地点可以不宣布。此外，望注意：

（甲）我党对待民主人士的方针应该是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对政策问题，均予以正面解答，不加回避。除党的秘密和某些具体策略外，一切可以公开谈的都可以谈。对政策实行的情况亦应据实相告，在强调说明各种重大成就时，并应指出困难和缺点，以及我们依靠群众力量，虚心学习等，克服困难和缺点的方法。同时，请他们充分发表并提出批评和意见，以加强共同努力的精神。

（乙）此间曾根据上述方针和态度对民主人士进行过以下工作：（1）依据他们的提议，由我党各部门负责同志作报告（已报告过战争，军事政策，政权，土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运等）。（2）举行座谈，除座谈上述报告外，还座谈过我党新年献词，主席8条文告（他们致东北民主人士两个电报即由此产生）及有关新政协诸问题，我们有负责同志参加。（3）他们可以和我任何负责同志谈话，交换意见。（4）组织一部分同志进行日常的接触和交谈。（5）组织参观。（6）供给他们以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每人赠一册），党的公开文件及材料，解放区建设的材料，报纸及参考消息（无党内新闻）。（7）他们得自由与老百姓接触交谈。（8）民主人士间推有负责人，并有分组研究。许多工作进行均经其负责人与我方负责同志商洽。以上各项工作进行以来，民主人士均感收获甚大。（9）关心他们的生活及疾病。

这些经验，供你们参考，可依据你们的具体环境加以运用。

（丙）上述方针，应在干部会议上明确的传达与讨论，使大家都能掌握其精神，主动地向民主人士进行教育宣传又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一方面保持积极主动，另方面要反对我们自己的无纪律无组织状态。

中央 子养

1月22日这一天，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在解放区的55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意见》中说：

“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意见》中还说：

“反动政权在摇摇欲坠的当前和平攻势是越来越离奇了。中国的第一号战犯蒋介石的元旦广播，便公开了第一次求和的哀鸣。然而，那完全是出于欺骗。他把他祸国殃民、昭彰在人耳目的历史罪状完全推卸了，厚颜无耻地即提出了这样一些条件：‘只要合于无损国家独立完整，而助于人民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因此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切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的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所他求。’有了这些条件，以四大家族为首的蒋朝政权，即可万世一系，还要‘他求’什么呢？他最后强调，他要与中共‘周旋到底’，而呼吁着‘军民一体，举国一致，团结奋斗’。这就是蒋介石的最终目的。”

“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共领导之下有了今天的成就，绝非轻易得来。在今天谁如要偷安纵敌，而使革命大业功亏一篑，谁就成为中国革命的罪人，民族的罪人了。但我们很愉快而且很兴奋，我们毕竟看到了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最近所发表的对时局声明。为了贯彻革命到底，为了粉碎和平攻势，他明快、坚决、周密、完整地揭穿了蒋美集团的阴谋，而提出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和平的八个条件”，“这八项条件，这是对于蒋介石所提无耻要求的无情反击，我们是彻底支持的。毫无疑问，全国人民的公意，是在这儿反映出来的。我们希望全中国人民、全民主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务须一致团结，采取必要行动，坚决执行人民的公意，而使这八项和平条件迅速的全面实现。”

与此同时，李宗仁为了达到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趁机倒蒋的目的，继续发动“和平”攻势。他以代理总统身份发表文告，表示愿意就中共中央所提的8项条件进行商谈，并发布了旨在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民主”措施内容。

孙科也主持行政院会议作出决定：派邵力子为首席代表，与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组成代表团，准备与共产党代表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

1月23日，《平明日报》发表了共产党和傅作义签订协议的主要条文。傅作义还派人在中山公园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了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据息，北平郭宗汾告阎锡山称，北平已于22日晨休战。并称，今后发电及郭个人自由能否获得，恐成问题。另据息，郭宗汾、王怀明、梁化之，杨贞吉、贾龙芝、程继忠、曹国忠、宫子清、赵恭（以上6名为阎军师长）等家属，现均在北平。请你们注意对郭宗汾、王怀明及阎军师长在北平的家属拉一把。请叶剑英入城后经傅作义、邓宝珊介绍，找郭宗汾谈判解决太原、大同问题，郭宗汾在北平的电台亦让其存在，不要没收。”

接着。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徐向前的指示电，他写道：

“一、北平和平解决后，太原亦有和平解决之可能。华北第1、第2兵团大休整，应放在夺取太原之后。

二、杨罗耿、杨李待林罗派出接替所任防务之部队到达后，即开至石家庄附近休整半个月，即向太原开进。

三、东北临时配属之两个炮兵团，即直接向太原开进，受徐周陈（陈指陈漫远——笔者注）指挥，控制太原一切机场，迫使阎匪谈判，和平接收太原。如阎匪顽抗则待华北2、3兵团到达后，实行攻城。”

1月24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争取李济深、沈钧儒等反对伪和平给东北局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东北局：

梗午电悉。你们将李宗仁致李沈章蔡电报送交他们是对的，国民党对于各民主人士的勾引是必然要继续进行的，企图破坏在我党领导下的新政协，这不仅是李宗仁个人的活动，而且是蒋介石匪帮有计划的活动，我们必须充分注意。但蒋介石匪帮大势已去，依附蒋匪帮没有最后出路，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争取李沈章蔡及其他诸人站在22日他们自己的声明的立场上，和我们一道反对伪和平，争取真和平，是完全可能的。

他们是否公开用电报的方式回答李宗仁，由他们开会商酌。假如回答的话，我们希望他们站在他们22日声明的立场上去回答。他们在欢迎会上的演说是必须回答李宗仁的，并须对蒋介石引退的欺骗性有所揭露。

中央 24日18时

1月25日，毛泽东撰写了《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谈话》，全文如下：

据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中央通讯社22日报导，这个反动政府的行政院已于22日推翻了它自己在19日所作若不先行停战便不愿意进行谈判的那个荒谬决议，而重新决定派遣5个代表向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这5个代表是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中共发言人称：我们愿意在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之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南京反动政府应负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全部责任，全国人民对于这个政府早已完全丧失信任，这个政府早已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只能是由即将召开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所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因此，我们允许南京反动政府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不是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这个政府手里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军事力量。如果这个政府感于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人民的信任，感于它手里的残余反动军事力量已经无法抵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愿意接受中共的8个和平条件的话，那么，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最近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一个实例。但是，南京反动政府是否愿意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反映全国人民公意的8个条件，现在谁也不知道。现在所知道的，就是在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放出了许多虚伪的装腔作势的和平空气，企图欺骗人民，以达其保存反动势力，获得喘息机会，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之目的。全国人民应有清醒的头脑，决不可被那些伪善的空谈所迷惑。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关于战争罪犯名单问题，中共发言人称，我们尚未发表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去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表的仅仅是第一批名单，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主要负责人员决不止43个。

接着，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补充指示，他写道：

天津市委，北平市委，并告林罗聂，华北局：

中央子皓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指示电想达。现有两事，须暂时变通办理者，特告如下：

一、对平津两地外国领事馆武官处中，有电台者，连美国领事馆在内，暂置不理，看其对外作何报告，并与其本国政府及南京大使馆进行何种接触。只有对北平美国武官处，因其助蒋内战，必须在派兵监视时，询其有无电台联络；如有，今其交出封存；如无，令其具结证明。将来如被我发现其保有秘密电台，更可从严惩处。

平津两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领事馆武官处及其外交人员，我们均暂不与之作任何来往，公安局亦暂不向他们发出登记通知书，而只从旁侦察其行动。等到我们需要向他们表明态度，或封存其电台时，当由中央决定电告，或由你们提议经中央批准后执行。

二、对平津两地外国记者，连美国记者在内，亦暂取放任态度，观察其究作何种活动和报导，但对外国通信社，仍应禁止其发稿。外国记者向我机关人员和部队进行访问，仍应拒绝接见和答复；如被偶然遇到并被询以我对外国记者的态度时，可答以尚未考虑这项问题。外国记者在北平电报局尚能向外发报时，如有新闻电稿发南京、上海，我可暂不禁止，让其发出。但我军事代表必须令电报局将其所发电稿于发后按日送阅。在经过一个考察时期后，并经中央批准，再令所有外国记者举行登记审查，到时可考虑其中有否合乎我们需要的外国记者，给以采访和发报之权，其他则不予批准，只以外国侨民待遇。

中央 子有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广泛揭破美蒋和平阴谋的指示，他写道：

沪局，港分局，吴克坚，东北局，华中工委，中原局，华东局，平津两市委，林罗聂，刘陈邓，粟谭，彭张赵，华北局，西北局：

美国政府指挥国民党发动的和平攻势，在我党1月14日声明打击下已起分化，死硬派中的少数反动头子（蒋介石、陈立夫等）在美国压力下暂时退入幕后指挥，而扶起李宗仁、孙科、邵力子、张治中等以比较新的手法，大谈其和平民主，企图欺骗人民，分化各民主党派，破坏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阻止我军渡江南进。我们必须在民众中在各民主党派中揭破这种欺骗。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已于1月22日发表对时局声明，我党发言人又于1月25日发表谈话，望各地迅即将李沈马郭等的声明及我党上述谈话，连同我党1月14日声明，向国民党各大城市广为散发，使广大群众不受美帝及国民党的欺骗。尤其要注意争取各中间派分子。关于战争罪犯名单，12月25日某权威人土发言中所提的43人，仅是第一批，我们现正准备提出一个比较完全的名单（亦非全部）共约100名左右，日内即发给你们。望你们先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中酝酿，通过各民主人士，提出较完全的名单。并不限于100名，只要是人民公认为战犯者，不论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均可以提。并迅速电告我们，以凭决定，是为至要。

中央 子有

1月25日这一天，继1948年12月25日公布国民党第一批43名战犯名单之后，毛泽东再次批示公布国民党第二批战犯名单，排名在44-57，他们是：

44、朱绍良 45、郭忏 46、李品仙 47、董钊 48、陈继承 49、张镇 50、谷正纲 51、俞大维 52、杨森 53、王瓒绪 54、陈雪屏 55、胡适 56、于斌 57、叶青

1月25日下午，苏静返回平津前线总前委汇报工作，他一进门，罗荣桓就面带笑容地问道：

“由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那封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

苏静说：

“不清楚。”

聂荣臻说：

“你今天回去还要问一下邓宝珊，若还未交给傅作义，你要催促邓宝珊并同他一起去见傅作义，务必要告诉邓宝珊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

林彪问苏静：

“为什么傅作义让他的嫡系部队先开赴城外？”

苏静回答说：

“协议达成后，傅作义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传达协议并征求意见，除李文、石觉、袁扑态度不好要求走之外，大多数赞同按协议办。傅作义回答李等可以走。傅作义的骑兵第4师刘春芳部首先开赴城外，听说是刘春芳比较听傅的话，对北平和谈比较积极，部队阻力小，工作好做。骑4师开赴城外，可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同时，骑兵部队在城里时间较长了，草料也是一个问题。真正能控制城内局势的，是我军兵临城下的强大的军事压力，并不是靠傅系的那一点力量。城内的局势，在我刚进城那天晚上，驻守在朝阳门自来水厂的石觉部队曾发生一次兵变，被镇压下去了。第二天又发生一起爆炸事件，特务因北平市长何思源进行和平活动，就在他家里放了一颗炸弹，何思源的女儿被炸死，何本人被炸伤。再未听说发生什么问题。傅作义以其合法地位做了一些工作，情况一直比较平静。这几天，来往于南京的飞机也不多了。”

罗荣桓说：

“好吧！你今天回城里去，还要利用时间看看指挥机构进城后驻在哪个地方合适。”

傍晚时分，苏静回到了城里，从联谊处打听到邓宝珊住在亲戚家里，就急忙乘车来到隆福寺孙家坑51号找到了邓宝珊，寒暄已毕，他问道：

“你进城时带给傅作义将军的信交给他了吗？”

邓宝珊闻言愣了一下。苏静已知邓宝珊尚未将信交给傅作义，就说：

“我们是否一起去看望傅将军，把那封信交给他？”

邓宝珊踌躇了一下，说：

“好吧。”

于是，二人一同乘车来到中南海居仁堂，受到傅作义的热情接待。邓宝珊是傅作义的老朋友，自然随便一点。在傅作义和苏静谈话时，他来到傅作义的书房，将毛泽东的信交给傅冬菊，让她转交给傅作义。傅冬菊打开一看，也觉得措词生硬，怕父亲接受不了，就压了下来。

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不要另提宣传口号的指示，他写道：

林罗谭，并告北平市委，天津市委，并转所属，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新华社东北前线分社转来东野政治部所拟口号16条收到阅悉。我军入北平，只宣传约法8章及毛主席1月14日声明，不要再发出任何口号。不论军队或党政，都应如此。你们所拟16条口号中有些已包括在约法8章内，例如“没收官僚资本”，而约法8章内很多重要内容16条口号中又未提到，故很不完全，使人怀疑这些重要内容似乎不重要了。“实行土地改革”一条，实行于大城市附近的种菜地有很多不适宜的地方，乡村中的土地改革办法，决不能施行于大城市附近。“消灭封建势力”一条宣传出去，必致惊动许多老官僚老军阀及大批藏在北平的土豪劣绅，以为就要动他们了，他们将大起恐慌，埋藏财物，对于我们将来逐步地用征税方法或其他适当方法去吸收他们适当分量的财富归公的政策，会要发生困难。目前时期，在大城市中，对于这类封建财富，以保存不动为有利。“把革命进行到底”、“打到南京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两条口号，只应在军队中做实际教育，而不要当作标语写在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也不要当作单纯的口号登在大城市报纸的广告上，也不要在我军尚未实行打南京时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市民会议上去叫出来，这样去写、去登、去叫这两个口号，就显得很不策略。因为我党正在根据毛主席1月14日声明准备和南京的代表开谈判，籍以击破美帝及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并争取仿照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榜样去和平地解决南京等处的问题（假如有此可能的话）。其他几条口号，或则空洞无大意义（例如建设新北平），或则已包括在我党1月14日声明中（例如召开新政协）。因此，你们只要将林、罗约法8章及毛主席1月14日声明各点去做宣传就够了，不要另外提出一批口号。此外，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墙壁上写大字标语是否适宜，亦值得考虑。我们觉得，以张贴1月14日声明及约法8章的印刷品为适宜。总之，在大城市工作的作风，决不能搬用在乡村工作的作风。在大城市，凡事均须从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凡属处理较重要的新事件，均须事前向上级请示，以免犯了错误，收不回来，影响很坏。务望注意。

中央 子宥

1月26日下午，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戎子和、即将就任北平市副市长的徐冰等人，在周北峰的陪同下，一起进入北平城。

1月26日这一天，九三学社许德珩等人在北平公开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

1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工委，市委，总前委，前委：

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

一、我军占领的城市，在其秩序安定以前，不要忙于宣布对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这种急忙宣布处理是盲目的，没有效力的，易使敌人隐藏，和使自己陷于被动。在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我们对城市情况已经大体明了，那就必须着手有准备的有系统的处理这些反动组织。

二、一般的处理办法，首先应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市政府出布告，明白宣布：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当地如有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或其他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党派团体的组织与活动，应一并列入）均为反动组织；宣布中国国民党党员通讯局（原名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及其所属的一切组织，伪中央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原名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及其所属的一切组织，伪中央政府国防部第二厅及其所属的一切组织（当地如有其他与“中统”、“军统”性质相同的一切残害人民的特务组织亦一并列入），均为反动特务组织。所有这些反动党派、团体及特务机关的组织和机关，应一律解散封闭，并没收其所有的公产档案，严禁其继续进行任何活动。

三、饬令上述一切反动党派团体的各级委员会（从最下层的区分部起）的每一个委员及特务组织的每一个特务工作人员，向市政府或军事管制委员会所指定之专管机关（或公安局）进行登记。办理登记时，对于特务工作人员及在反动党派团体的各级委员会组织中的人员，均应加以审查，详细登记，并由专管机关或县市一级的公安局掌握之。

四、对于反动党派团体的普通党员和团员，则均免予履行登记手续。如果我们一定要一切国民党三青团的普通党员团员一律登记，则纷扰太大，易于引起恐慌，故以不登记为有利。但是必须规定各反动党派团体的最下一层委员会之负责人员，在办理登记时将所属组织内的每个党员团员或会员全部名单交出，不得有意隐瞒，如发现故意隐瞒者，得加重处分之，交出之名单必须将每人姓名、年龄、籍贯、性别、现在职业及住址载明。受委托之专管机关，对于名单中认为情节可疑或有犯罪嫌疑须特别考察的分子，必须分别加以侦察，并按其犯罪行为轻重分别加以处理。我们有了党员团员的名单，对其组织情况已全部明了，对其中的坏分子可以随时处分，故免予登记并无危险。

五、一切反动党派团体的各级委员会委员和特务组织中的每一个特务工作人员的登记表，须包括下列各项内容：（甲）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址、职业、学历、社会经历，以后通讯处；（乙）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属的情形；（丙）加入反动组织的经过（包括时间、地点、介绍人、所属组织、所负职务等）（丁）他所知道的反动组织的情况和关系人；（戊）申明退出各该反动组织并在以后永远不进行反对人民政府及人民解放军的活动，如再发现有反革命活动，甘受民主政府的任何处分。此件应由本人签名盖章。

六、上述人员，履行登记手续时，必须将其所有之下列各项物件及其所了解的反动组织的关系，一一呈缴并报告明白：（甲）党证、团证、会证、特务证件、徽章、符号及其他一切反动证件；（乙）秘密文件、宣传品等；（丙）机关清册、档案和资材；（丁）武器弹药、无线电通讯器材、密码及其他违禁品等；（戊）他所知道的反动组织的关系人；（己）由他所掌管的反动组织的财产、器具及物资。

七、在登记中，对于反动党派团体中负有重要职务的人员以及重要特务工作者，除要他们依法履行登记手续外，仍须在一定时期内停止其公民权，并对他们加以管制，责令其依登记机关所规定的日期（每日、每3日或每星期，可视不同的对象分别规定之）向一定的机关报告其本人的行动，以便进行考察。

八、应该宣布，凡属上述应予依法登记的反动党派团体的人员及特务工作人员，如有拒绝登记或有破坏登记行为，或隐匿与毁坏武器、电台及重要证件、文件、档案，或履行登记手续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均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对于继续进行反动活动者应一律予以处罚或逮捕外，对于逾期不登记的分子，如果太多，自不要一律逮捕，然而他们既已违反了人民政府与军管会登记的命令，就已使自己处于非法地位，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可随时将其逮捕法办。并且必须逮捕少数拒绝登记的顽固分子，轻者拘留一二日，令其登记后释放，重者科罚金若干或罚苦工若干天释放，如此即可使其他反动组织内应登记的人员来登记。对拒绝登记的顽固分子，完全不加逮捕或处罚，是不对的。

九、凡属上述反动党派团体的人员及特务工作人员，如迅速自动投案者，自动缴出武器、电台或重要文件、档案者，真实报告其所知之反动秘密组织及潜伏分子因而破获者，以及对登记清查工作有特殊贡献者，得酌情减免其应得之罪行或给以奖励。

十、上列各条，望各地根据自已的具体情况，拟定当地适用的条例和实施细则，公布实行。

中共中央 1949年1月27日

1月27日这天，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要求与共产党和谈，电文如下：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8年对外抗战之后，内战达3年有余。国家元气大伤，人民痛苦万状，弭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弟于22日所发出之声明，及所致任潮、衡山、伯钧、东荪诸先生之电，计均已早邀亮察。国家今日残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田园城市之摧毁，无辜人民之死伤，不可胜计，而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复随处皆是。此悉由于战争所招致。以往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曾共同致力中国革命，不幸现因政见分歧，阋墙斗起，致使国家人民遭此惨祸，抚今追昔，能不痛心？吾人果认为革命之目的在于增进人民与国家之利益，革命之动机基于大多数人民之意旨，则无论国共两党所持之主张与政见如何不同，在今日之情势下，决无继续诉诸武力，互相砍杀，以加重人民与国家痛苦之理由。现除遵循全国民意，弭战谋和，从事政治解决之外，别无其它途径可循。否则吾人之罪诚将百身莫赎。先生以往曾一再宣示愿意寻求和平解决，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实施，事实俱在，何得谓虚？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战争能早一日停止，即保存万千之国民生命，减少万千之孤儿寡妇。果能共体时艰，开诚相见，一切当可获得解决。贵方所提8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讨尚未开始之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则何能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如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抑尤有近者，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显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弟自抗战迄今，对外政策夙主亲仁善邻，无所轩轾，凡有助于我国之和平建设，均应与之密切合作。今后亦唯有循此原则，以确保东亚和平与我国家之独立自主。先生明达，当引为然。总之，今日之事，非一党一人之荣辱，而为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弟个人亦决无丝毫成见与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召致祥和，俾得早卸仔肩，还我初服，固所时刻馨香祷祝者，掬诚布悃，希卓裁见复为幸。

弟 李宗仁 子感京秘印

在此期间，李宗仁还致信宋庆龄，希望“夫人出为领导，共策进行”，遭到宋庆龄的拒绝。

欲知以李宗仁为代总统的国民政府能否与中共进行和谈？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9年1月26日审阅了东北野战军政治部拟出的16条口号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否定16条口号、且告诫部下不要另提（与中央不一致的）宣传口号的指示。这是对党内、军内的一次重要教育。应该说，任何一项政策，一个口号，无不体现出倡导者的导向性，体现出他的执政水平。因此，那些决策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都应当慎之又慎，切不可带有随意性、盲目性，更不能带有虚伪的欺骗性。毛泽东历来把政策和策略看作党的生命，并以此来教育部下，这正是他不同于常人的高明之处。

第46章 1949年1月28日—

“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做一个家庭，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里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

话说1949年1月2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见《毛泽东选集》），谈话中说：

“据南京中央社1月26日上海电称：‘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26日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举行复审后，于16时由石美瑜厅长宣判无罪（在复审前，审判长石美瑜接到了“中正”签署的电令，电令中说：“据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笔者注）。当时庭上空气紧张。冈村肃立聆判后，微露笑容。’”“据此，中共发言人表示下列诸点”：

“我们现在向南京反动政府的先生们提出严重警告：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并依照我们将要通知你们的时间地点，由你们负责押送人民解放军。其他日本战争罪犯，暂由你们管押，听候处理，一概不得擅自释放或纵令逃逸，违者严惩不贷。”

“我们老实告诉南京的先生们，你们是战争罪犯，你们是要受审判的人们。”“你们必须立即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首先逮捕去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所提43个战犯之在南京、上海、奉化、台湾等处者。其中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王世杰、吴国桢、戴传贤、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人。特别重要的是蒋介石，该犯现已逃至奉化，很有可能逃往外国，托庇于美国或英国帝国主义，因此，你们务必迅即逮捕该犯，毋令逃逸。此事你们要负完全责任，倘有逃逸情事，必以纵匪论处，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这篇谈话明确了惩办战争罪犯的具体内容，从本质上揭露了国民党反动“和谈”的虚伪性。但是，毫无和谈诚意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毛泽东的警告置若罔闻，后来于1月31日将冈村宁次释放回国，并决定把260名日本战犯送回日本。

1月28日晚，是中国农历除夕夜。中共中央机关在大礼堂举行盛大的会餐，毛泽东见到从李家沟来到西柏坡的何其芳，就在何其芳面前停了一下，笑着说：

“何其芳，你的名字是一个问号。”

他边说边用右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大问号，逗得周围的人们都笑了起来。

1月29日，国防部参谋长顾祝同密令各军，应下最大决心，与共产党“势不两立”，进行长期战争。

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与傅作义的守城部队顺利交接了防务，担任北平的警备任务。至此，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平津战役历时64天，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以伤亡3.9万人的代价，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及3个兵团部、1个警备司令部、13个军部、51个师（包括战役中新建和重建的军、师），连同非正规军总计52.1万人；缴获火炮5537门，轻重机枪30271挺，长短枪155944枝，坦克装甲车207辆，汽车2390辆，飞机46架，炮弹98820发。

毛泽东随即在他1月中旬撰写的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致傅作义将军的公函”前边加一个“导语”，又在后面加了一个说明，交新华社正式发表：

【新华社平津前线31日电】平津前线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林彪将军、政治委员罗荣桓将军于1月16日曾以公函一件送给傅作义将军。该公函全文如下：

傅作义将军：

贵将军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所部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的进攻，先后攻占卓资山、集宁、清水河、和林格尔、凉城、丰镇、陶林、兴和、商都、尚义、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涿鹿、阳原、蔚县、广灵、天镇、阳高、怀仁、左云、右玉、山阴、延庆、龙关、崇礼、赤城、沽源、康保、宝昌、多伦、化德、涞水、易县、望都、定县、河间、高阳、任邱、安新、雄县、新镇、容城、肃宁、蠡县、博野、霸县、永清、固安、安次、胜芳、古北口、三河、香河、武清、宝坻、宁河、玉田、丰润、平谷、蓟县、遵化、兴隆、迁安、庐龙、乐亭、昌黎、抚宁、承德、滦平、丰宁、隆化、平泉、青龙、凌源、凌南诸解放区各城、重镇、县城及广大乡村。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

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贵将军又复下令破坏保定公共建筑及公用物资，炸毁北宁路滦河铁桥，在北平城外平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斩伐风景林木，拆毁古迹材料。贵将军及贵属在天津城内外之措施，亦复如此。

本军奉命征讨，全为吊民伐罪。贵将军不敢野战，率领数十万军队退入平津据城抵抗，使两城人民受尽痛苦。本军迭次通知贵将军及贵属，顾念两城数百万人民之生命财产，数千年之文化古迹，国家前途所系之轻重工业及贵属官兵之身家性命，提出和平缴械或出城改编两项办法。天津方面，市参议会代表出城谈判，本军当即表示欢迎。并提出下列诸点：

1、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受破坏。2、天津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并保障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3、本军保障一切自动放下武器之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之安全。4、如果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而欲抵抗到底，则本军将采取攻击行动。城破之日，守军方面诸反动领袖不能按照在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本军所俘敌方军官一样待遇，而将加重其处罚。

市参议会代表与本军代表谈判两次，均为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及62军军长林伟俦等所破坏，以至毫无结果。贵将军复于最后时机，命令天津守军坚持匪首蒋介石伪令，抵抗到底。本军迫不得已，乃于本月14日上午10时，开始总攻，至15日下午3时即解决战斗。贵部10余万人全被缴械，匪首陈长捷、林伟俦等均为俘虏。足证守军之抵抗，毫无作用。现在天津业已解放，人民重见天日，欢声雷动，迎接人民解放军。

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加。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得获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

1、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2、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l时起，至1月20日下午12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200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施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 林彪

政治委员 罗荣桓

毛泽东在这封公函下面加写的说明是：“此公函系于1月16日在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当面交给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将军和周北峰将军者。当日邓宝珊将军偕同林彪将军的代表入城联络。傅作义将军即决心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指示，愿令其所部出城听候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此后数日，又经数度接洽，解决关于双方交接过渡期间的若干问题。傅作义将军于21日将协议诸点（但不完全）交国民党中央社公告，傅部即于22日开始履行协议。至本日（31日）傅部主力移动完毕，人民解放军开始入城接收北平防务。”

《人民日报》在2月1日以“北平解放经过”为题，全文登载了上述公函及毛泽东加写的导语和说明。前边已经说过，傅作义一直还未见公函，如今看到这份报纸，耐着性子把所有内容看了一遍，恼怒地拍着桌子说：

“太不像话了，怎有这等事，部队已经出城了，城防也交接了，我再也没有用了……”

再说1月31日这一天，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АнастасИвановнчМикоян），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秘密访问。

这一天天亮以前，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降落在石家庄机场上，米高扬和在中国东北铁路局担任顾问的格瓦洛夫、翻译格瓦廖夫以及警卫员一行4人，走下飞机，由师哲、毛岸英和汪东兴陪同乘车前往西柏坡。师哲是米高扬的中方翻译，担任中宣部编辑助理的毛岸英是米高扬的生活翻译。

毛泽东在他的住所迎接米高扬，米高扬刚刚钻出吉普车，毛泽东便面带微笑迎上前去，伸出一只手，热情而又礼貌地连连说：

“欢迎！欢迎！”

他身着肥大的补着补丁棉裤棉袄，与米高扬一身考究的圆领皮大衣圆筒皮帽子形成鲜明的对比。米高扬见毛泽东如此朴素和平易近人，颇感意外，便也彬彬有礼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谢谢你，主席同志，我带来了斯大林同志诚挚的问候。”

他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那只能够砸烂一个旧社会的手竟然是那样的温暖而柔软。毛泽东引领客人到他那简陋的办公室里落座，又寒暄道：

“你们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从石家庄到西柏坡这段路程虽说不长，可是很难走。早就提出要修这条路，只是因为打仗，没有人力、财力，只能先打仗，再建设了。”

米高扬也坦率地说：

“这点我注意到了，看来你们胜利后，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他拿出一块毛料，说是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礼物，毛泽东客气地收下了。此时，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也闻讯赶来，农舍里顿时热闹起来。米高扬对众人说：

“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其他同志，在艰难的岁月里，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为你们的胜利高兴。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斯大林同志还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就更加伟大。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世界上非常引人注目。”

毛泽东笑着说：

“谢谢斯大林同志，感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当面谈是很好的。非常欢迎你们来。”

米高扬闻言，立即解释说：

“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的。我们只带了两个耳朵来听，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中国同志们原谅。”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

“我本来是准备到苏联去的，同苏联同志谈谈，以便你们能很好地了解我们的情况。我等斯大林同志的答复，现在斯大林同志派你们到中国来听取意见，这样安排也很好，非常欢迎你们来，非常感谢。”

米高扬说：

“斯大林同志很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经过研究，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中国境内交通不便，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往返苏联的时间会很长，不安全，恐怕影响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所以斯大林决定派我们来这里听取意见。”

周恩来说：

“米高扬同志，你们远道而来，一定很疲劳了，肚子也可能饿了。现在就吃饭，晚上你们早点休息，明天下午再谈怎么样？”

米高扬表示同意。对于米高扬的到来，毛泽东是倾其所有，尽量好好招待。这顿饭就此时的条件来说，是非常丰盛的，中餐菜肴有滹沱河里鲜鱼做成的红烧鱼，溜鱼片；有烧里脊、炖鸡块、扣肉，还有凉菜。西餐食品有猪排、牛排、肘子肉、煎鸡蛋、沙拉等，还有黄油和面包。他知道苏联人爱喝酒，事先就派人从石家庄买了汾酒和葡萄酒。米高扬也带来了许多罐头食品，还有酒，拿出来摆了一桌子。

宾主入席落座，毛泽东首先举杯向米高扬等客人祝酒，他说：

“对你们的远道而来，我们表示欢迎，同时也表示感谢。”

米高扬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水一样，大半杯子一口气就灌下去了。他对汾酒很感兴趣，夸这酒好。周恩来在刘少奇祝酒后，也端起酒杯说：

“我不敢和米高扬同志一样喝那样多酒，我可以代朱老总和弼时同志向你们敬酒。他们两位一老一少，朱老总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时同志虽然在我们几个当中最年轻，但他有高血压，也不能喝酒，只好由我代表他们二位敬你们一杯了！请干杯！”

工夫不大，毛泽东就招呼着盛饭，他说：

“吃饭了，吃饭了，请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

米高扬指着桌上的红烧鱼，问师哲：

“是新捞的活鱼吗？”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吃起来。毛泽东对饭桌上这位苏联人的傲慢行为有些看不惯。米高扬还说：

“在苏联，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但就是不会做。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中国的菜肴，增加西餐的花样。”

毛泽东说：

“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晚餐后，周恩来送客人到后沟的住所休息。

第二天下午3点，米高扬等人又来到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说：

“现在，你们来到了这个不引人注意的小山村，下次你们再来，那就是在北平见面了。北平已经和平解决，傅作义的部队在一周内都开到指定地点，中国人民解放军昨天正式开进北平进行交接。这一切，主要靠的是我们军队的威力，还有我们地下党的统战工作。两者结合起来，就给傅作义将军指出了唯一的光明大道。北平能和平解决，这是最好的办法。北平是中外闻名的古都，能完整地保存下来，不仅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骂我们，世界一切友好国家的人民，也会拥护我们这样做的。”

任弼时指着桌上的香烟对客人说：

“请吸烟吧，这是美国三炮台的洋货，不是我们花钱买的，是他们送来的战利品。”

此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米高扬总共会谈了3次。在会谈中，主要是由毛泽东向客人们介绍情况，谈到了未来的政权建设、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说：

“我原来打算去莫斯科，是想与斯大林同志谈谈我们中国革命的特点。在这个特定的条件下，我们党有一条成功的经验，那就是在各个时期一贯实行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革命的力量，反对当时的主要敌人。在土地革命时期，联合开明士绅和敌对党派中的进步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那就更广泛了，除了汉奸和卖国贼以外，我们都联合，把地主阶级也作为联合的对象，把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在解放战争中，要打倒官僚资产阶级，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在这个政府里担任要职的，很多不是我们南征北战的共产党的有功将领，而是那些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长期与共产党合作做出了贡献的代表人物，有国民党的左派，有著名的民主党领袖，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有华侨资本家，少数民族中也有这类人物。因此可以说，我们的民主联合政府的组成，与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形式有很大不同。但是，这个政府的性质和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这一点，希望兄弟党的同志们了解和支持，不必有什么顾虑。”

“我们这个政权的性质，概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我们称为人民民主专政，这样更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关于政府的组成，它必须是联合政府，名义上可以不这样叫，但必须是联合执政，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和许多民主党派已经合作多年了，这些民主党派力量都不算强大，人数也不多，他们在工农群众或武装力量中没有什么联系和影响，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有一定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是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总之，将来政府的组成大体上是以共产党为核心，但是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今后对我们最严峻、最重大的考验是群众工作，我指的是组织、安排群众的生活、就业、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中国5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安排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这是我们当前迫切的问题。”

“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中国革命成功后的生产建设的进展可能会快些，因为中国的处境要比1917年至1918年的苏联好些，敌人是无法围困我们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可能用不了多少时间，就是说，比过去我们预料的时间会要短些，就是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和主要市镇。在江南拿下几个重要城镇后，就不会再遇到敌人特别顽强的抵抗了。”

“我们的解放战争正在胜利声中向前发展，到目前为止，尚未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涉和阻拦。小的冲突是有过好几次的，例如：天津城外某地，山东青岛市附近都发生过冲突，那是他们出来试探的，一遇到我方的抵制和打击，就龟缩回去了，接着就逃之夭夭，索性撤走了。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的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大量供应给蒋军，指望这些饭桶发挥作用。但这些可怜虫实现不了其美国主子的愿望，只能起运输队的作用。其它帝国主义目前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这个形势，在过去中国是难以得到的。”

“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做一个家庭，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里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他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我想，打扫干净，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门，这也是一种礼貌，不是么？我们的屋里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的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的屋子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啦。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大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是更好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但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为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

毛泽东在整个会谈结束时说：

“你们能来到中国，听听我们的想法，了解一下我们的情况和我们正在做的与将来要做的事情，这比在报纸上看报道实际多了，你们会了解到中国革命为什么能迅速的取得胜利，这是和我们党长期实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分不开的。我们中国有许多具体的政策，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所不同，但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米高扬最后说：

“我们回去以后，一定向斯大林同志汇报，由他和苏共中央向你们做明确的表示。”

1949年2月1日，毛岸英受命陪同两个扫雷专家带领华北军区一个工兵排，作为中央机关的先遣队，随同几位领导人首批进入北平。他们的任务是排除地雷、炸药、手榴弹，以保证水电畅通、变压器安全、房屋和桥梁坚固。

2月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贺平津解放电，他写道：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诸同志及东北人民解放军、华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解放北平、天津，从而在基本上解放了全华北的伟大胜利。你们在华北两个月的作战中，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1个兵团部，1个警备司令部，4个军部，24个整师，连同其他国民党部队共约26万余人，迫使北平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及其所部1个“剿匪”总部、2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连同其他国民党部队共20余万人接受和平条件，出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凡此伟大胜利，都是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前后方军民协力奋斗和全国人民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一致赞助的结果。华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连同东北、华东、中原、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南方人民游击战争的胜利在一起，已经奠定了人民解放斗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民党反动政府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陷于四分五裂动摇崩溃的绝境，除了彻底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而为全国人民所拥护的8项和平条件，按照人民的意志和北平的范例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外，它就将彻底地被歼灭。现当伟大的北平古都被解放的历史节日，特向我全体英勇的300余万人民解放军致敬意。一切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9年2月2日

接着，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的名义复电给李济深等56人。

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等56人于2月1日联名致贺电给毛泽东和朱德，贺电中写道：

“我人民解放大军，乃人民之武力，革命之前锋，作战以来，已2年有半矣。诸先生指挥若定，劳苦功高。诸战士俯仰如神，鞠躬尽瘁。旌旗所指，箪食壶浆。击刺之加，迅雷惊电。近者锦沈大捷，使东北全部解放；淮海大捷，使京沪彻底动摇；而津沽大捷，尤使北平古都兵不血刃而告光复。武功彪炳，空前未有。革命完成，指日可待。顾元凶蒋匪，虽若逋逃；助恶美帝，犹弄鬼蜮，务望追奔逐北，振至上之雄威，扫蒂除根，奠无疆之大业。任是天涯海角，使奸犯无可潜藏；纵有羊狠狼贪，令阴谋断难实现。同人等已先后进入解放区，叠奉捷音，不胜振奋，窃愿竭力追随，加紧团结，为中国之建设奋斗到底。谨电驰贺，并致慰劳。尚希不遗，时赐指导。”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2月1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仆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山河，亿万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心同德，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特电布复，敬表欢迎。”

2月3日上午，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入城式，古老的城市北平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此前，毛泽东特意强调说：“我人民解放军入城时，一定要经过东交民巷。”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规定并在各单位传达了8个注意事项：1、把党的艰苦朴素优良作风带进城市。2、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3、不准进入民间和不准随便进入戏院等公共场所。4、绝对保守党中央机关的秘密。5、出门不许携带武器和秘密文件。6、进城后3个月不准通讯、会客、访友和外出游览名胜古迹。7、不许贪污浪费，不被金钱、美女收买利用，不被阿谀逢迎迷了心。8、手不许乱动，嘴不许乱说，脚不许乱走。

当人民解放军入城部队经过象征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的东交民巷时，各国使领馆一个个大门紧闭。

2月3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他写道：

华东局，刘陈邓，粟谭，中原局，华北局，林罗聂，东北局：

一、国民党有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路一带之两种可能。依据近日情报，第一种可能性仍是有的，但第二种可能性业已增加，即是说用解决北平问题的方法和平地解决南京、芜湖、镇江、苏州、无锡、杭州、上海等处的可能性业已增加。我们应当针对这两种可能情况，准备两种对付方法。

二、如果在今后一时期内证明国民党仍然采取在京沪线组织坚决抵抗的方针，则我们仍应按原定计划，华野、中野休整至3月底为止，准备4月渡江，5、6两月夺取宁、镇、锡、苏、杭、芜诸城。

三、如果国民党依照近来日益增多的情报所说，是准备在长江南岸一线作某些抵抗，不准备集中兵力守南京等城，而将主力撤至浙赣线布防，则我们应作提早1个月行动的准备。华野、中野应休整至2月底为止，准备3月即行渡江，于占领镇江、芜湖之后，即去占领南京。然后依据自己的工作能力逐步地去占领苏杭。既然没有大的仗打，则我军可于占领南京后再行休整。如果我们能于3月或4月占领南京（这是最重要的），则召开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应在占领南京以后举行，这样在国际国内就会产生极好的影响。

四、因此：（甲）华东、华中调动集中及训练15000干部的工作，应立即动手去做，并于2月底在徐州集中待命。（乙）华北局所担任的17000干部，亦应于2月底集中8000人于石家庄，加以训练待命，交华东局率领随华野、中野向江南前进。（丙）豫皖苏分局所属及皖西区党委所属干部，应准备分出接收芜湖及皖南地区所需要的干部。豫皖苏分局的其他大部分干部则准备使用于武汉方向。（丁）东北局应准备以一批城市工作干部交华东局，去接收上海，因华东局的干部无接收上海的能力。此项干部目前尚不实行抽调，但须准备抽调，其数目及质量以后商定。（戊）东北局除一部城市工作干部外，华北局除8000干部外，中原局除皖西及豫皖苏分局的一部分干部外，其余所担任抽调之全部干部，均应准备随林罗南下，使用于湘鄂赣3省及两广方面。东北局、华北局担任的干部，须于3月底集中，并训练完毕。中原局所担任的干部须于4月底集中，训练完毕。哈尔滨、沈阳、唐山、天津、北平的城市工作干部，准备抽调相当数量去接收上海、南京、苏州、杭州诸城。其余则准备抽调去接收武汉、长沙、南昌、九江、广州诸城。但目前应让他们在现在岗位上工作，取得经验，不要向他们说抽调的话，引起他们不安心工作。

五、林罗所部主力应争取于3月中旬完成休整部队，改编傅作义部的任务，出动时间另行酌定。

中央 丑江

2月3日这一天，林彪、罗荣桓收到了傅作义的来函，他说自己在解放战争中负有罪责，应受到惩处。傅作义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请指定时间、地点，战犯傅作义投案自首。

2月4日，林彪、罗荣桓等致电中共中央，将傅作义的情况作了汇报：

“傅作义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们，极力争辩他北平之不抵抗，不是为保全个人生命财产的打算，而是为了避免人民的损失。对我方的通牒内容，表示不满，颇有气愤之意。”

电文中还将他们准备与傅作义谈话的具体内容作了汇报。

2月4日，毛泽东撰写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国民党卖国政府将日本侵华战犯遣回日本的声明》，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日就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释放日本侵华战犯冈村宁次返回日本，并遵循美国命令遣送已判罪之日本侵华战犯260名一同返回日本一项严重问题发表声明如下：

1949年1月31日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的中央广播电台宣布：“1月31日东京讯：据确息：最近在我国军事法庭开释而为中共要求引渡的冈村宁次，已在返日途中。”同日，该政府的中央社东京英文电称：“业经中国法庭判罪的260名日本战争罪犯，订于2月4日乘遣俘轮船抵达横滨，并在巢鸭监狱执行徒刑。中国代表团沈副团长称：日本战犯的移交日本，是中国政府应日本遣俘当局及战犯家属的请求而采取的措施。”此项消息，于本月2日复由国民党卖国政府伪国防部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予以证实。另据法新社东京1月31日电称：麦克阿瑟总部法律组组长卡尔潘特上校承认：将日本战犯自中国移交给美国方面的决定，系由麦克阿瑟将军本人所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中国国民党卖国政府和美国麦克阿瑟总部在关于冈村宁次及其他260名日本侵华战犯问题上所采取的旨在保护日本侵华势力的悖谬行动，是完全违反中国人民意志和中国人民所不能承认的。中国人民曾经不顾浩大牺牲，向日本侵略军队作战8年之久，对于应对日本侵略军队各种严重罪行负主要责任的冈村宁次及其他260名战犯，决不能听任事实上已不能行使职权的中国国民党卖国政府和无权过问此项问题的麦克阿瑟总部狼狈为奸，纵其逃逸。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应即将冈村宁次及其他日本战犯追回移交于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起主要作用者和在现时中国国防上负实际责任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如果此项要求未获实现，则中国人民解放军保留对于追回冈村宁次予以重行审判，并追回被移交日本的其他260名日本侵华战犯的完全的权利。此外，对于被麦克阿瑟总部擅自释放的日本侵华罪魁前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前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前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安藤纪三郎，前日本驻上海海军特务机关长儿玉誉志夫，前日本驻南京伪政府大使谷正之，前日本企划院总裁、大东亚省大臣及南京伪政府最高经济顾问青木一男，前日本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鲇川义介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样保留要求重行审判的权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美国政府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以及不顾对日战争状态尚未结束而积极扶助日本侵华势力再起的行为，乃是对于远东和平的威胁。只有从各方面努力制止美国政府这些反动措施，才是符合于中国、美国、日本3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

2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复电，电文中说：

“依整个形势看，武汉、南京、上海、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和平地解决的可能。虽然仍有再打几仗的可能，但是各地逐一和平解决的可能是很大的，太原亦有此种可能性。因此争取傅作义站在我们方面是十分必要。太原如能照北平样和平解决，阎锡山又能作上述傅作义那样的表示，我们亦可照待遇傅作义那样待遇他。只要李、白能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一方面，依照北平办法解决京、沪、汉等处问题，我们即会以对待傅的态度对待他们。”

2月5日，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撰写的《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见《毛泽东选集》），全文如下：

上月28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声明，到上月31日得到了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发言人的答复。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发言人在这个答复里，对于中共发言人所提出的各项问题，提出了狡辩。对于中共要求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负责重新逮捕日本侵华罪魁冈村宁次，准备押送人民解放军，并负责看管其他日本战犯勿令逃逸一节，该发言人说，这“是一个司法问题。这完全与和谈无关，更不能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对于中共要求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负责逮捕战争罪犯蒋介石等人一节，说是“真正的和平不应该有先决条件”。并且说中共发言人的声明“态度上似乎不够郑重”，而且是“节外生枝”。对此，中共发言人声明：在1月28日那种时候，我们还把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说成是一个政府，在这点上说来，我们的态度确乎不够郑重。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是存在于广州吗？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有一个宣布“退休”了的伪总统，别的什么都没有。因此郑重地说起来，已经不应当把它看成一个政府，它至多只是一个假定的或象征的政府了。但是我们仍然假定有那么一个象征的“政府”，并且假定有一个足以代表这个所谓“政府”发言的发言人。那末，该发言人应当知道，这个假定的象征的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现在不但对于和平谈判毫无建树，而且确确实实地是在不断地节外生枝。例如当着你们如此急切地要求谈判的时候，忽然判决冈村宁次无罪，这难道不是节外生枝吗？在中共要求予以重新逮捕以后，又把他送往日本，并且把其他260名战犯也送往日本，这难道不是节外生枝吗？日本现在是什么人统治呢？难道是日本人民在统治而不是帝国主义分子在统治吗？日本是你们如此热爱的地方，以致使你们相信日本战犯们生活在你们统治的区域，还不如使他们生活在日本较为安全些，较为舒服些，较为能受到正当待遇些。这是一个司法问题吗？为什么发生这个司法问题呢？难道日本侵略者和我们打了8个整年这件事，你们也忘了吗？完全与和谈无关吗？1月14日中共提出8条的时候，并没有发生释放冈村宁次这件事情。1月26日这件事情发生了，就应提出了，就与和谈有关了。1月31日你们接受麦克阿瑟的命令，又将日本战犯260名连同冈村宁次一起送往日本，就更与和谈有关了。为什么你们要求和谈呢？是因为你们打了败仗。你们为什么打败仗呢？是因为你们发动反人民的国内战争。你们在什么时候发动这次国内战争呢？是在日本投降以后。你们发动这次战争是打谁呢？是打在抗日战争中立了大功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区。用什么力量来打呢？除了美国援助之外，是在你们统治区域从人民方面捉来和刮来的力量。中国人民和日本侵略者一场大决斗刚刚完毕，一个对外战争刚刚完毕，你们就发动这次对内战争。你们打败了，要求谈判，忽然又宣告日本首要战犯冈村宁次无罪。我们刚刚向你们提出抗议，要求你们重新监禁冈村宁次并准备交给人民解放军，你们又慌忙将他和其他260名日本战犯一齐送往日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你们这件事做得太无道理了，太违反人民意志了。我们现在特地在你们的头衔上加上卖国二字，你们应当承认了。你们的政府很久以来就是卖国政府，仅仅为了节省文字起见，有时我们省写了这两个字，现在不能省了。你们除去历次的卖国罪以外，现在又犯了一次卖国罪，而且这一次犯得很严重，和平谈判会议上必得谈这个问题。无论你们叫节外生枝也好，不叫节外生枝也好，这件事必得谈，因为这件事是发生在1月14日以后的，没有包括在我们原来所提的8个条件以内，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在第一个条件中增加惩办日本战犯一个项目。这样，这一条就有两个项目，即是：（甲）惩办日本战争罪犯；（乙）惩办国内战争罪犯。我们提出这个项目是有理由的，是反映全国人民意志的。全国人民都要惩办日本战犯。即在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认为惩办冈村宁次等日本战争罪犯和惩办蒋介石等国内战争罪犯一样是理所当然。无论你们说我们是有和平诚意也好，没有和平诚意也好，这两类战犯问题都得谈判，这两类战犯都得惩办。关于叫你们在谈判之前逮捕一批内战罪犯和防止这些战犯逃跑的问题，你们认为“不应有先决条件”。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这不是先决条件，这是你们承认惩办战犯一条为谈判基础之后自然产生的要求。叫你们逮捕，是怕战犯们跑掉。当着我们在谈判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的时候，你们如丧考妣地急着要谈判，你们闲得发慌，因此叫你们做一件合理的工作。这些战犯总是要逮捕的，任凭他们跑到天涯海角也是要逮捕的。你们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人们，你们是有很多的好心眼儿的人们，你们对于这些屠杀几百万同胞的负责者应当没有什么爱惜，从你们愿意以惩办战犯作为一条谈判基础这一点来看，你们似乎也并不很爱惜这些东西。但是既然你们声明叫你们马上逮捕这些东西显得颇有为难之处，那末也罢，你们就防止他们逃跑吧，千万莫叫这些东西跑掉了。先生们，请想一想，当着你们辛辛苦苦地派出代表团和我们讨论惩办战犯问题的时候，战犯们已经跑了，那末，还谈什么呢？你们的代表团先生们的脸上还有什么光彩呢？你们那样多的“和平诚意”从何表现呢？怎么可以证明先生们是真的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而没有一点儿假呢？此外，该发言人还说了许多废话，这些废话是骗不了任何人的，我们认为没有答复的必要。南京或广州或奉化或上海的假定的象征的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注意，政府二字加上引号）的先生们，如果你们以为我们的这篇声明的态度又有些不够郑重的话，那末，请原谅，我们对你们只能取这种态度。

2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叫嚣要继续进行战争。

2月6日中午，毛泽东到米高扬的住处为他送行。第二天，米高扬便乘飞机回国了。他曾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

“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2月7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发言人对甘介侯声明的声明：

【新华社陕北7日电】据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中央社5日上海电称：“甘介侯声明，颜惠庆、章士钊等6人组织之和平代表团，将于二三日内飞往北平。邵力子及渠两人则以私人资格随行前往策助。甘氏声明，代表团之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速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等情。

中共发言人声明：如果上海颜惠庆、章士钊诸先生是以私人资格前往北平参观，并于国事有所商谈，则北平市长叶剑英将军准备予以接待。如果照甘介侯声明“代表团之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速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则中共早已声明，和平谈判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目前无从谈起，我们对于任何方面的人暂时均不准备接待。至于甘介侯这类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他只有资格在南京、上海一带出卖其“和平攻势”牌的美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人民的北平不欢迎这类货色，对不起，请止步。如果甘介侯竟敢混入北平，贩卖私货，则北平人民很可能把他驱逐出境。

2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第2野战军和第3野战军的复电稿：《把军队变为工作队》。“这个电报，同时发给其他有关的野战军和有关的中央局”（《毛泽东选集》注释语）。他在电文中写道：

“4日电悉。你们加紧整训，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甚好。望照此去做，不要放松。但在实际上，3月仍须整训，并须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今后将一反过去20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的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它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的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松气，如果松气，那就是错误的。但是，军队变为工作队，现在已经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上述方针，完全适用于第4野战军，请林彪、罗荣桓同志同样注意。我们已和康生同志谈了许多，请他于12日赶到你们处，和你们会商。你们意见如何及如何处置，会商后请即电告。”

接着，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的指示，他写道：

林罗：

你们仍按你们丑微电计划进行整训，至3月下旬时可考虑派两三个军先行南下，攻取信阳，威胁武汉，即可配合中野、华野夺取南京之任务。至于中野、华野行动，我们虽已令其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但实际上仍以2、3两月休整4月渡江为宜。

军委 丑齐

2月8日下午，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邓宝珊。陪同的还有陶铸、苏静和南汉宸3人。

下午3时许，傅作义的车子徐徐停在北京饭店门前，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等快步走下台阶迎接。傅作义急忙跳下车抢先与他们一一握手。林彪等陪同傅作义、邓宝珊一同步入一楼小会议室。林彪说：

“北平和平解放，使文化故都未遭受破坏，树立了北平方式的新榜样，傅将军对此是有贡献的，共产党对所有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绝不亏待他们。我们的理想是建立革命政府，发展生产，必须党内和党外共同合作，才能办到。”

傅作义说：

“过去内心矛盾很大，主观上有心替人民做事，实际上反而替有钱人做了保镖。深感参加内战是错误的。解放军占领沈阳后，我认为仗是不能再打了，中国今后当以共产党为领导。我过去对共产党关于民主的主张缺乏了解，今后愿为人民服务，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对部队改编和政权接受，中共和解放军领导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办，不要多所考虑。”

林彪说：

“傅将军说得很好，关于《通牒》，是符合傅将军过去的行为和事实的。事后公布此信，乃是对傅将军过去的错误做一结论，以便根据北平和平解决，开始与傅将军做新的合作。既不因过去之罪而抹煞今日北平之功，也不可因今日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

聂荣臻说：

“我们的民主是对90%的人实行民主，对10%的反动分子实行专政。我们的民主是代表绝大多数的。”

叶剑英说：

“傅将军对政权接受问题的态度，表示钦佩。”

邓宝珊说：

“完全同意大家的谈话，我的心愿与共产党完全一样，只不过我不是共产党而已。今天的话把一切问题都说清楚了。我很满意。”

林彪等人在席间与傅作义、邓宝珊互相举杯祝酒，共贺北平和平解决。傅作义乘兴多喝了几杯，说出了他心中的疑问：

“林彪将军，你岁数比我小，经历也不如我，为什么是你们胜利而不是我胜利？”

林彪直率地回答说：

“傅将军，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哪个人，重要的是人心向背。至于平津战役中的失败，并非个人才能问题；在东北、华北战场解放军的胜利，也非个人的才能问题。国民党违反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所反对，必定失败；在任何战场，任何人指挥下，均无例外地要遭受失败，非仅华北一处如此。只有站在人民立场，才会胜利。”

2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收到了陈嘉庚的复电，电文中说：

“革命大功将告成，曷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蒙电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敢不如命。惟庚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冒名尸位，殊非素志，千祈原谅。”

后来在4月底，陈嘉庚和民盟槟城分部副主席庄明理一起动身离开新加坡，经香港回到大陆，一路观光北上。

2月9日午夜，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关于林罗部今后行动部署的通报，他写道：

刘陈邓，粟谭，并告林罗：

丑齐电谅达。林罗军决在平津地区休整至3月底为止。在此期内，须改编与溶化20万傅作义军，修复津浦路津济段及平汉路郾城驻马店段，并夺取太原。4月上旬你们开始渡江行动时，林罗即由铁路先运两个军至3个军共约12万至18万人直达信阳，夺取信阳、孝感之线，威胁汉口，使武汉方面之敌不敢轻动。林罗主力，亦于该时步行南下。

军委 9日24时

2月10日下午，毛泽东起草中央对同南京代表团谈判的指示，他写道：

彭叶并告林聂（指彭真、叶剑英，林彪、聂荣臻——笔者注）：

9日16时电悉。

一、你们对南京代表团所取态度是适当的。

二、他们要求发表的新闻，待交来审阅后再告。

三、你们可向和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行动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

四、你们应对代表们表示，对于天津、上海恢复通船、通邮及商业联系感到兴趣，如果他们在此点上能起某些作用，我们是欢迎的。

五、代表们所谓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国际已经承认的旧中央，运用旧中央权力实行对蒋系讨伐等语是真正代表美国和桂系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你们不要表示态度。

中央 10日14时

欲知中共代表与南京代表团谈判的详细情况，请看下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历来是超前考虑问题、安排工作的。这一点在他的同代人中无人能及。在革命尚未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候，他就考虑到了党和新政权将面对一个一穷二白、人口众多、且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他和米高扬的谈话，已经体现出了在战后经济建设工作重心转移的新思路。建国以后，他在经济恢复和发展中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开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宏伟大业，也正是这一新思路的继续发展。

第47章 1949年2月11日—

“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玩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话说1949年2月间的一天，奉命到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去看望毛泽东。王稼祥说：

“3年的解放战争运用了主席的战略战术，才如此神速地获得这样伟大的胜利，主席辛苦了。”

毛泽东也高兴地说：

“这一次蒋介石当了大笨蛋。当初，我们提出成立联合政府，反对打内战，他不接受。他总以为有美国做后台老板，可以为所欲为，最后落得个单人匹马跑回了浙江老家。”

王稼祥说：

“是的，主席。我们党尽了最大努力避免打内战，你亲自去重庆谈判。可蒋介石太反动，硬要打，我们也不能不还手。这一次一定要追击到底，叫他一兵一卒不留，以免后患。”

毛泽东举起右手，用力地一挥，坚定地说：

“对，要打到底！中央也看到了这一点，各个战场不能姑息，要彻底打倒反动派，取得全国胜利。”

此时，江青走了进来，很有礼貌地向客人问好，还笑着说：

“听说仲丽在哈尔滨当了医院的院长？”

朱仲丽说：

“是的，这次稼祥叫我辞了工作，一块儿就回来了。”

毛泽东递给王稼祥一支烟，自己也吸了一支，突然问道：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石头城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

王稼祥沉思了片刻，说：

“依我看，是不是定在北平？”

“嗯，谈谈你的理由。”

“我认为，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太靠东南，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适合的地方。”

“有道理，有道理。”

毛泽东笑着，不住地点头。王稼祥见天色已晚，就起身告辞。朱仲丽也跟着站起来，临走又说了一句：

“主席，我们在莫斯科经常和岸青在一块儿吃饭。”

毛泽东很关心地问道：

“他长得怎样了？读书好吗？”

“长得真像你啊！又高又大，学习也不错。还有贺子珍和娇娇也不错。”

“她的身体怎么样？”

“身体还不错，没有发疯。娇娇长得很可爱，真像你，只是满口俄语，不会讲中国话。”

江青插话说：

“将来，我可以带娇娇。放在她妈妈身边，只怕教养不好。”

朱仲丽感到自己有些失言，便赶紧告辞了。

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饶康曾（指饶漱石、康生、曾山——笔者注），粟谭，并告林聂：

丑佳电悉。

一、同意你们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

二、饶康曾到后即开一次华东局会议，依据上述计划及中央丑齐电方针（丑齐电中整训时间应缩短半月至3月半为止）部署一切。

三、你们丑佳电所列8条，除第8条以林罗一部先行南下一事已告罗荣桓同志并另电通知外，其余7条，凡由华东及你们自己解决者由此次华东局会议自筹解决，凡由中央解决者另电处理。

四、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4同志参加华东局为委员。

五、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六、江淮皖西必须立即统一，究以立即建立安徽省委为宜，还是以豫皖苏分局移至合肥统一江淮、皖西两区及沿北安徽部分为宜，请在你们此次会议（邓子恢如尚在你们那里应参加此次华东局会议）上解决，并立即施行，报告中央备案即可。

七、二中全会定3月1日开会，会期5天至7天，你们一切工作须于2月25日以前布置完毕，除因工作不能到会者外，一切到会的同志均须于2月28日到达中央，地点仍在石家庄。

中央军委 丑真

　2月12日上午，北平市20多万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解放大会，叶剑英市长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市人民为建设新北平而奋斗。

2月12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关于东野先出两个军迫近汉口钳制白崇禧部的指示：

林罗聂，并告刘陈邓，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

为配合华东、中原两野战军3月半出动3月底渡江之行动，决定林罗先出两个军约12万人左右，于3月20日以前到达郾城、信阳间地区，于3月底夺信阳、武胜关，4月15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钳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为执行上述任务，该两军应于2月18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2月19日由平津线出发。请饶漱石、邓子恢二同志于电到3日内将济南经徐州、郑州至郾城的铁路运输能力计算电告，是否可以运12万人及附属装备按时到达郾城，以备决定该两军全部步行至济南车运或者以一部车运先到，另部取道大名、郑州步行后到（由平津线经大名到信阳约900余公里，连休息时间在内3月底可到）。

军委 丑文

接着，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关于围歼鄂友三部的指示，他写道：

井泉并告林罗聂，西北局，华北局，晋绥分局，彭张赵：

一、井泉6日两电悉。同意你们集结内蒙察绥等骑兵围歼鄂友三等反动部队的计划，望加意布置，务期一举全歼，勿使漏网。内蒙绥察骑兵会合后，即以察骑前线指挥部为基础，由康天民统一指挥，如董其武及傅作义向我询问时，即照井泉所提回答法回答之（鄂友三等属察雀反动武装，向未向我表示谈和，亦未与我连络，且到处流窜，行同土匪，自应剿办，不能与董其武部混为一谈）。

二、井泉7日10时电悉。目前董其武、邓宝珊在绥部队及其他人员尚有4、5万人，用改编方法彻底改造并在绥远全境建立人民政权，须在我军占领兰州、宁夏以兵力由宁夏进占五临之后。目前应让其照原样存在，彼此互不侵犯。平绥路许其通车，商业许其流通。董部番号不要改变，我亦不派人去做政治工作。如能用谈判方法要董部退入后套让出绥包归我，以利铁路运输则为最好。董邓部给养不足，可考虑酌予补给。或者包头属彼，归绥属我，中间划一界线。但如傅邓以部队地盘大小给养无着为由，要求保有归绥，我方亦可暂时让步。此事已与罗荣桓同志面谈，请林罗聂按此方针与傅邓谈判，在解决鄂友三匪部后，我方部队即不要再向彼方攻击。如董其武自已让出归绥，则可进占归线，否则即暂在归绥卓资山间划一界线，互不侵犯。本月20日左右，井泉可到北平与林罗聂一谈，并来中央参加3月1日的二中全会，杨罗，杨李（即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李井泉——笔者注）两兵团须于3月，协同徐周部夺取太原，并解决大同问题，然后西进，协同西北我军夺取西安兰州，现在不宜派兵去绥远。

军委 丑文

2月13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发言人关于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谈话：

【新华社陕北13日电】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出面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仍在国民党反动卖国集团的合作之下活动。本月9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伊瓦特在国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建议联合国调停中国的内战。11日，国民党的伪行政院长孙科，即在广州招待外国记者予以附和，宣称“联合国之调处或为获致我国国内和平之唯一实用途径”。上海和南京的反动分子潘公展等人，也在同时予以响应。这种可疑的情况，引起了国民党外交部事先知悉伊瓦特建议的风传。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言人对此发表谈话称：“任何外国政府或联合国组织，绝对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澳大利亚外长关于由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建议，是荒谬的和侮辱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反动卖国集团发言人孙科、潘公展之流的可耻谈话，不过是表示他们一贯的卖国的立场。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在其1月8日向美英法苏4国政府要求干涉失败之后，仍在梦想新的国际干涉。但是任何这一类的企图，无论其出于何方及采取何种名义，都只能遭受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2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邓小平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小平、陈毅同志，并告饶康曾，粟谭：

一、2月6日报告收到，极好，即转发各处研究，指导所属纠正同类偏向。我们欢迎此种分析党内思想动向的报告。

二、中野及中原党百余高干会议刚毕，不需要再开会了。华野似宜于2月18日左右再开一次高干会，检讨上次会议执行情形，加紧准备渡江，传达将重点放在城市的指示。会后你们即来开二中全会，于2月27日或28日到达中央即可。

三、不要轻敌一点，甚为重要。我们说国民党基本上已被打倒，以后可能没有像辽西、淮海那样规模的大作战了，绝不应当被引导到轻敌思想。敌人还是要挣扎的，我们还要打仗，不过往后的作战可能没有像辽西、淮海每次歼敌五六十万那样大的规模和局部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业已增加罢了。此点在会议时望着重说明，不使产生偏向为要。

中央 丑元

2月13日这天，李宗仁在上海组成了以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黄启汉5人以私人资格参加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由龙华机场乘机飞往北平；秘书张丰胄随行。

2月15日晨，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一篇评论：《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见《毛泽东选集》）。评论中说：

“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的速度，比人们预料的要快。”“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宣传上的一切残余力量，已经陷于不可挽救的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状态。”“国民党统治总崩溃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伟大胜利的必然结果，但是国民党及其美国主人的‘和平’叫嚣，对于促进国民党崩溃一事，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1月1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或者说得正确些，是把国民党自己从头到脚都打烂了。”

“以一个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国民党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的滑稽剧，在本月9日上海伪国防部政工局长战争罪犯邓文仪的一篇声明中，达到了高峰。”“这些反动派是今天中国实现和平的重大障碍。他们梦想在‘全面和平’的口号下鼓吹全面战争，即所谓‘战要全面战，和要全面和’。但是，事实上他们既没有什么力量实现全面和平，也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战争。”

2月15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南北通船、通航、通邮等政策的指示，他写道：

彭叶，并告总前委，天津市委，华北局，并发各局，各前委：

丑文电悉。为了：一、恢复南北商业联系，发展生产；二、使南方各大城市资产阶级了解我党政策措施，便利我们在占领南方各大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地接收管理和发展各大城市的生产；三、使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中转入我们手中等项目的，我们对于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中航央航），都应当允许其先在平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北平电讯局未停，天津电讯局亦应准备恢复通电。平津与南方邮务交通，亦应恢复。银行、钱庄、邮局及商家的汇兑，亦应恢复。在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之后，我们的检查，不可过严。对付特务，主要应从群众工作和内线工作方面去取得成绩，而不要从限制交通通讯方面去求成绩。京沪汉等地的国民党必然会利用我们恢复交通通讯派遣一些特务来平津，并互相联络。但平津方面增加了一些特务，京沪汉方面即减少了一些特务，特务总数并不因此增加。而京沪汉诸地几个月之后即是属于我们的。因此，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此次南京代表团回去，对我影响极好。现在上海代表团又来了。将来武汉长沙亦可能派代表团来。这些代表团都是资产阶级及绅士们的代表，其中有些是国民党人。他们处在国民党灭亡在即我军即将占领全国的形势下，不得不向我们找出路。这是有利于我们发展的现象。故应好好地应付这些代表团。并由总前委及董薄彭叶共同负责研讨并提出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的具体办法报告我们批准，以便与上海代表及魏文瀚金山等解决问题。

中央 删亥

2月16日晨，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评论（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国民党反动派的英雄好汉们，一到2月上旬，和平的调子就突然低落下去，‘和共党周旋到底’的老调忽又高弹起来。最近数日，更是如此。2月13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给‘各党部各党报’的《特别宣传指示》上说：‘叶剑英向我后方宣传中共对和平有诚意，而指责政府军事布置为无诚意谋和。各报对此，必须依据下列各点从正面与侧面力加驳斥。’这个《特别宣传指示》一连列举了好几点应当‘驳斥’的理由。”“两星期以前那种如丧考妣地急着要谈判的神气，再也不见了。所谓‘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这些传遍人间、沁人心脾的名句，再也不提了。”“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国民党死硬派就是这样倒霉的，他们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顶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

2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对外贸易方针的指示，他写道：

华北局，彭叶，黄黄（指黄克诚、黄敬——笔者注），并林罗，并告东北局：

一、丑铣中央对外贸易指示即发给你们。在这个一般指示之下，我们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应该是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所需要的货物，我们当尽量向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出口，凡是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能供给我们的货物，我们当尽量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进口，只有苏联及新民主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根据这个方针，望华北局及彭叶、黄黄立即派可靠人员向苏联商业机关接洽，和他们讨论我们与他们进行贸易的有关各项问题，并将我们对外贸易的各项政策告知他们，以便首先了解我们与苏联及东欧各国进行贸易的可能性，然后决定我们对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范围。你们接洽的情况，望随时电告。

二、为了我们经济上的需要，和日本的商业机关进行某些临时性的贸易，是可以允许的。如有人和你们接洽中日贸易问题，可以试谈。

中央 丑铣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对国民党军官的处理方针，他写道：

叶彭并林罗聂，刘陈邓，彭张赵，粟谭，徐周，西北局，华东局，中原局，东北局，华北局：

叶9日23时电悉。兹告关于对国民党军官的处理方针：

一、首先注意吸收在军事上有较高的学识，可在我军事教育岗位上服务，且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政治上真正愿向我靠拢者，应加以适当教育，分配适当工作。但这种人数量并不会多。如其自愿投效，经过我们考查后确合上述条件者，即应先送军校训练而不应给以参议头衔。只有某些极少数的高级军人而又确实向我靠拢者，才可给以市政府参议名义，方不致借势欺人，给人民以极坏影响。

二、确有专门的军事技术为我军建设上所必须者，如炮兵、工兵、战车、航空、海军、医务、电讯等人材，即使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名望，只要政治上不是反动分子，即应吸收他们参加工作。但亦须先集中各地军校经过一定时期的政治教育，然后再分配工作。

三、既无真正学识，又无专门技术，但在政治上可能向我靠拢而又可能加以改造者，应吸收到军校或其他学习机关加以政治训练，视其结果分别给以适宜的工作出路。

四、反动的和腐化的军官们，应由人民政府发动社会群众加以监视，和监视国民党文职反动腐化分子一样，用社会力量在长时期内加以强迫改造和强迫就业。

五、全国均即将为我解放，遣俘问题须重新考虑。凡可以不遣送者，即照上述方针处理。凡仍应遣送者，待他们到达新地区后，亦照上述方针处理。

中央军委 丑铣

2月17日，彭德怀、王震奉命离开西北前线，前往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

2月18日晨，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见《毛泽东选集》）。他在评论中写道：

“战犯们又要求和，又要逃避责任，只有将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一个法子。”

“孙科比较蒋介石‘公道’一点。你看，他不是如同蒋介石那样，将战争责任一塌括子推到共产党身上，而是采取了‘平均地权’的办法，将责任平分给‘各方’。这里也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也有民主同盟，也有社会贤达。不宁唯是，而且有‘全国人民’，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一个也逃不了责任。蒋介石是专打共产党的板子，孙科是给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全国同胞每人一板子，连蒋介石，也许还有孙科，也得挨上一板子。你看，两个国民党人，孙科和蒋介石，在这里打架。第三个国民党人跑上来说：不然，照我的意见，责任应全归国民党。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宗仁。”“他说：‘中共方面所提8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李宗仁知道8条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而且也有他自己的大名在内。”“为了这一点，至今国民党死硬派还在吞吞吐吐地埋怨李宗仁，即所谓‘毛泽东1月14日声明所提8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

“孙科的‘平均地权’政策是否坚持不变呢？也不。1949年2月5日孙科‘迁政府于广州’以后，2月7日发表演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是平分责任给一切党派和全国同胞，而是由国民党自己担负起来了。孙科将一切板子都打在国民党的屁股上，使人们觉得甚为痛快。”

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开滦煤矿管理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华北局，并天津市委及滕代远：

开滦矿务局致毛董（指毛泽东、董必武——笔者注）电，望加注意。开滦这样大的带垄断性煤炭生产和经营，政府必须在可能条件下设法加以管制。望即乘其请求派遣军事代表之时，立即派遣有能力的代表数人前去，首先了解其生产及经营各方面的情况，学习管理，然后提出管制办法，报告华北局及中央，得批准后付诸实施。在目前对矿局所提3项办法，首先应设法增加车辆运煤，以争取出口，此事望与铁道部方面商量解决。在将来运输上如有办法，政府即应把煤的出口和买卖，设法在毫无困难的情况下控制到自己手中来，以便增加政府经济斗争的武器。那时政府即可从矿局购煤出口及分售给各工厂。在目前，政府应以合适的价格购买一批煤炭，一方面既可掌握铁路工厂的供给，另一方面又可使煤矿生产不致停滞。至于暂减产量的办法，则应力求避免，因为这要引起一部分工人失业，并将使工人内部分裂。如我们批准减产，工人即将反对我们，矿局在此是有一些阴谋的，望你们注意。如存煤实在销不出去，车辆增加又实在无办法，矿局维持又实在困难时，我们即应和工人职员（可组织开滦煤矿职工代表会）切实商量，要工人职员提出办法维持。那时工人会宁愿暂时欠发一部分工资，而不愿减产的。工人并可能提出其他可实行的办法（如发煤代替工资）来维持。总之，凡是要工人职员有所牺牲的事，必须切实而充分的和职工商量，取得绝大多数职工充分谅解后，才能实行，否则我们就要脱离工人群众。关于开滦矿局的全盘情况及你们的办法，望即考虑决定并报告我们。华北政府应切实注意这个问题，并派专人或令工商部去管理这个问题。

中央 丑哿

2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复电给叶剑英说：

“欢迎傅、邓来谈，不要带任何随从，并要对谈话地点保守秘密。”

此前，在北平和平解决协议签订后，共产党方面曾和傅作义议定，由傅作义就北平和平解放发表一个通电。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以傅作义的少将处长周北峰为首的“通电起草委员会”。通电文稿草成后，傅作义拖了近1个月，迟迟没有定稿。其原因就是因为先前那场误会，使他闷闷不乐，精神不振。共产党能否对他宽大处理，仍是他最大的顾虑。于是，他就想去会会毛泽东，摸摸共产党的底儿。他就对周北峰说：

“我打算亲自去石家庄拜会毛泽东，你向叶剑英主任委员说一下，是否可以？”

周北峰立即将傅作义的意见报告了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叶剑英也马上电告了毛泽东。

2月21日，叶剑英让陶铸将毛泽东的电示转告给周北峰，并说：

“请告诉傅先生，明天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章士钊、颜惠庆等人飞石家庄，就请傅先生乘这架飞机去吧。”

2月22日上午，傅作义、邓宝珊和由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黄启汉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由北平乘专机飞往石家庄。

在石家庄机场上，从西柏坡专程赶来的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傅作义、邓宝珊、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一一握手。杨尚昆见傅作义身着极普通的布衣，一脸惶恐不安的表情，手里还提着一个大兜子，就笑着问道：

“傅将军拿的什么东西呀，这么重？”

傅作义强颜欢笑，说：

“这是我送给毛主席的10条香烟。”

说罢，他见杨尚昆也吸烟，就要送给他两条，被杨尚昆婉言谢绝了。傅作义不好意思地把香烟又收了起来。

下午2时，邵力子、傅作义、邓宝珊、章士钊等人乘坐美式吉普到达西柏坡后沟招待所。周恩来早已等候在那里，他拉着傅作义的手说：

“傅将军，你是俊杰呵，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你比蒋介石先生聪明多了。蒋介石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而你却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北平的和平解放，你立了一大功。”

傅作义非常感动，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作义戎马半生，除抗日战争外，我是罪恶累累，罪该万死。今后我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宽恕。”

周恩来说：

“我们欢迎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敌后合作打日本。那个时候我们合作得不是很好嘛！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合作。原来我们准备在解放区的哈尔滨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我们就可以去北平开会。你也应该参加这次会议啊！你既是有党派的，也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就更具有代表性！”

将众客人安顿好，周恩来便去见毛泽东，汇报了接待客人的情况，他还说：

“我已经和傅作义交谈过了，看来情绪还好。”

毛泽东听后很高兴，乐呵呵地说：

“情绪好就好，我们希望的就是他有一个好情绪。”

“你什么时候见他？”

“现在就见吧，宜早不宜迟。”

“那就请他到这里来吧？”

“不要让他来，还是我去看他。人家老远来的，不要怠慢了。”

是日晚，毛泽东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和朱德一起乘吉普车来到了后沟招待所。傅作义、邓宝珊、邵力子、章士钊、颜惠庆等人在周恩来陪同下，早已等候在门口。傅作义见毛泽东走来，连忙大步向前，伸出双手，紧紧地握着毛泽东手。毛泽东也亲切地握住傅作义的手说：

“宜生将军，欢迎你！”

傅作义说：

“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

他由于太激动了，声音略微有些发颤。

“哎！”毛泽东将手一摆，说道：“宜生和平解放北平，功劳很大！”

毛泽东又与邓宝珊等人握手寒暄了一番，尔后挽着傅作义的手，朝客厅走去，边走边风趣地说：

“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傅作义心怀内疚地说：

“毛先生，我是43名战犯之一，我有罪。”

“你有功！”毛泽东说：“我要谢谢你，中国共产党要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

毛泽东的一句话，使傅作义消除了一切顾虑和痛苦。进入会客室，众人分宾主落座。毛泽东对傅作义说：

“傅将军不愧是位军事家，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当机立断，决心下得很快，没有拖泥带水。傅将军，这次北平和平解放，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本来是想让傅将军在解放军攻城时，能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攻城就行了。我原来估计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傅将军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可能闹事，不听傅将军指挥；现在看，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比我们估计的要好得多。”

他说着，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烟，一边让傅作义等人，一边自己点了一支，接着说：

“我将困难估计得多一些，万一中央军闹事，我们也做好了准备，我们的炮兵在几个地方布置了炮火，只要打十几分钟，就可以打毁几段城墙。我们的部队进城以后，不打紫禁城，不打古建筑，不打居民区，专门消灭抵抗的部队。结果中央军完全服从傅将军的命令，接受北平和平起义，拉到指定地点去接受改编。在军队改编的过程中，我始终不放心，每隔2小时，我就给林彪、罗荣桓打去一次电报，问中央军听不听指挥，到指定地点去改编，工作进行得是否顺利？他们从北平前线给我回电报说，中央军除有小部分不听话想闹事，但没有闹起来外，整个改编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毛泽东又扳着指头说：

“傅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可以归纳3点好处：第一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这样双方打起来，势必会把北平这个文化古都打得稀烂。北平和平解放没有打仗，北平城里那些文物古迹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第二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双方要是真打起来，北平城里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就要遭受严重损失。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保住了。第三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要是双方硬打，双方军队就会有很大伤亡。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双方的军队也都保存下来了，双方千儿八百万发炮弹也全保存下来了。这3点，也就是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傅将军立的3大功劳。”

傅作义闻言，依然深感不安和内疚，他说：

“我从前对毛先生进行过直接的人身侮辱，指名道姓骂过毛先生，还吹过大话，像我这样一个旧军阀，一个罪恶严重的人，实难宽恕。”

傅作义所说的“吹过大话”就是指他在占领张家口以后曾夸口说：“如果中共在中国真能够取得胜利，我甘愿给毛泽东当个小小的秘书。”坐在一旁的周恩来插话说：

“过去两军对垒，互动干戈，那是难免的事。现在已经坐到一起来了，这样就很好嘛。过去的事情，作为一段历史就算过去了。”

毛泽东说：

“既往不咎，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一贯政策。以前傅将军的屁股坐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打内战是坏事，这是事实。但是，傅将军你现在的屁股已经坐到中国人民这一边来了，这是好事。我们欢迎你，人民也欢迎你，你就不必多虑了。”

说到这儿，毛泽东一边给众客人让茶，一边对傅作义说：

“北平和平解放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你带了个好头，立了大功。你为人民做了件大好事，假如说你过去有过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的，也是有功人员。对你的部下来说，也是为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保护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和家庭完整。傅将军可以向你的部下讲清楚，既然是和平解放，你原来的部队要进行整编，将来你们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和其他人一样看待，绝不歧视。你可能不知道，我们部队里的战士，大部分是国民党那里来的兵，连我们的朱总司令，还有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高级将领，过去也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而且是很有名的。我看主要是思想问题、立场问题，思想和立场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办嘛。北平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八国联军欺负我们，烧毁了圆明园，破坏了许多名胜古迹，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果我们中国人在这里再摆开战场，互相杀戮，把紫禁城毁了，闻名古都都破坏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骂我们才怪呢！”

他指指傅作义，又指指自己，说：

“这个罪名，你傅作义得背着，我毛泽东也得背着。现在好啦，北平和平解放了。而且傅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一位爱国将领，一直没有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傅将军有战功，这些人民都没有忘记。8年抗日战争时期，傅将军抗日也是坚决的，是我们的友军。抗战胜利了，蒋委员长要独吞抗战胜利果实，撕毁停战协定，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发动全面战争。所以说，发动内战的祸首主要是蒋介石。傅将军现在脱离了蒋介石集团，转到人民这一方面来，我们便更有条件合作共事了。”

毛泽东转对邵力子、章士钊、颜惠庆等人说：

“当然，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我们还是愿意和南京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或集团谈判的。”

傅作义突然问：

“请问主席，我是回北平还是住在这里？”

毛泽东闻言先是一愣，接着就笑了，他明白傅作义这话是在试探会不会把他被软禁在这里，便说：

“你现在住在北平很好，不久我们也要到北平去了。到北平之后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中国，你也可被邀参加会议，也可在政府里工作，你有功，也有代表性。到那时，咱们可以更好的合作，建设我们的国家。”

说到这儿，他微笑着转对邓宝珊说：

“邓宝珊将军，我们算是老朋友了。还是在延安时，邓将军在榆林，我们在延安就打过交道，共过事。邓将军曾数次访问延安。今天我们又在一起合作共事了，我再次表示欢迎你。”

邓宝珊不时地点头称是，极为兴奋。傅作义想起平津战役的整个过程，禁不住用十分钦佩的语气说：

“毛先生的战略战术非常高明，真是用兵如神。我原来估计东北解放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必须休整补充，才有可能进关参加平津地区作战。一般说像辽沈这么大的战役，部队起码得有数个月的休息，以恢复元气。但是，辽沈战役刚结束，东北野战军就迅速进了关，很快包围了唐山、天津，这是我根本就没有料到的。”

毛泽东说：

“傅将军，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一结束，我们就立即命令他们神速进军平津塘。我们部队不怕减员，不怕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就是不让国民党发现我军意图，给他们造成一种错觉。”

客人们对毛泽东在陕北拖着胡宗南20多万军队转圈，并将其一口一口地吃掉，感到很神秘，他们请毛泽东谈谈陕北战场的情形。毛泽东说：

“胡宗南进攻时，我们主动放弃了延安。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不得不留部队守延安。蒋胡军占了延安，蒋委员长大吹他的胜利。我们说，你占了延安那么个城市，有什么好吹的，过了不多久，延安还要回到我们手里。我军放弃了延安，丢掉了包袱，就轻装上阵。背上没有包袱了，肩上没有压力了，就能机动灵活地从运动中消灭蒋胡匪军了。事实也是这样，我军放弃延安不到两个月，就连续在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打了3个胜仗。

在延安的时候，我身体不好，经常有病，连骑马也感觉到有困难。可是，蒋委员长和胡司令长官对我们毫不留情，把我们从延安如同赶鸭子一样，一直赶到佳县。他们占领了佳县城，封锁了黄河渡口。这样，我们只有下定决心在佳县、米脂、榆林一带，打一个决定陕北战场命运的战斗。还好，我们在沙家店消灭了胡宗南1个主力师，就是36师，沙家店战斗成了陕北战场的转折点。虽说蒋胡军把我们如同赶鸭子那样赶着跑，可倒好，把我的身体锻炼好了，我不但能骑马行军，而且不骑马也能步行走路、爬山；夜间、雨天行军都不骑牲口了，这也算是一件好事吧！”

傅作义听了毛泽东这一番介绍，连连赞叹道：

“毛主席真是用兵如神！”

傅作义是国民党员，是孙中山的信徒，他对土地改革也非常佩服，他说：

“在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也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对中国人民革命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说：

“实行耕者有其田，不是我们共产党的发明，这也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土地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可惜他没有能够做到，我们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在解放区搞了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傅作义提出了一些土地改革的具体问题，毛泽东说：

“有关土地改革的一些具体方针、政策问题，这你还是要去问任弼时同志，任弼时同志对土地改革做过详细调查了解，他是我们土地改革工作的专家，对土地改革很有研究。”

傅作义的心病完全去掉了，愉快地说：

“回去后，我要传达您的指示，做好部属的思想工作，服从整编，安置好部队人员。”

毛泽东说：

“过去你俘虏我们的干部都放了，现在我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此时的绥远还被傅作义部下董其武的部队占据着。傅作义对毛泽东的豁达大度十分敬佩，但又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俘虏都给自己？就问道：

“都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呢？”

毛泽东笑着说：

“蒋介石、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其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这些人，会很有用呢。”

傅作义问：

“绥远问题怎么办？”

毛泽东说：

“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

傅作义又问：

“什么叫绥远方式？”

毛泽东解释说：

“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可以先放一下嘛。告诉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内部的工作，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我们今天是初次见面，我觉得咱们谈得来，能合作共事。你将来不一定去军队做具体的工作，我们可以合作，共同领导和指挥我们的国防军的行动和建设。我相信，你还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是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就好过了。”

傅作义说：

“主席高见，宜生不及。我个人无条件服从中央和你的决定，叫做什么，保证做好什么，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做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好弥补我的过错。”

周恩来看看谈得差不多了，谈话该结束了，就劝大家喝点茶，傅作义端起茶杯，喝了一小口，对周恩来说：

“你对我的帮助很大，我非常感谢你。”

周恩来说：

“咱们从现在起，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意见和想法，不要有顾虑，都可以提出来商量，可以找我谈谈，也可以找毛主席谈。毛主席忙，你可以多找我谈，找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谈也可以。”

第二天，毛泽东又专门会晤了章士钊、邵力子、颜惠庆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南京国民党政府应当识时务了，不要再继续违背民意，搞假和谈真备战那一套自欺欺人的鬼戏法了。要是有诚意，那就效法傅作义将军的做法，当机立断，依我们的八项条件，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就我们共产党方面的诚意，我们一天也不愿意继续再打仗了，但是，这不取决于我们，蒋委员长要打，他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只好横下心来应付这场战争。结果我们打赢了，他失败了。这位蒋委员长自食其果，自己搬起石头砸了他自己的脚，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位委员长决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然而，我们还是准备会谈的。”

2月24日，邵力子、傅作义、邓宝珊、章士钊等一行人自西柏坡返回北平。临行前，毛泽东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说是请邵力子等人带回交给李宗仁。毛泽东还托邵力子、章士钊给李宗仁带几句话：

“中共愿意与南京和谈，但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南京政府与美国完全断绝关系；二是解决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残军余党。南京要真正和谈，我希望派一个比较恰当的人来，这个人姓刘，叫刘仲容。刘仲容先生是桂系的亲信，又是中共的朋友，我们欢迎他前来。”

傅作义在返回北平时，满面春风，极为兴奋。李克农风趣地说：

“毛主席一席话，傅作义前后判若两人。”

后来，章士钊把毛泽东要他们捎给李宗仁的话，转达给了李宗仁，李宗仁又告诉了白崇禧。李宗仁同意派刘仲容作为密使前去与中共接洽。刘仲容于1949年3月初从汉口动身北上，行前去向白崇禧辞行。白崇禧说：

“毛泽东与刘兄私交不错，称你为中共的朋友，想此行必有功而返。”

刘仲容说：

“但愿如此。目前的形势是中共尽占上风，原则问题上很可能不会让步。”

白崇禧说：

“我们也有原则，就是划江而治，这是与德邻一致确定的国策，你也是知道的。见了毛泽东，一定要强调这个原则。”

刘仲容问：

“要是毛泽东不答应呢？”

白崇禧说：

“答应不答应是他们的事，你必须坚持不让。国军虽然损失严重，但还有强大的海军、空军，你告诉毛泽东，我们有陆海空立体防御对付他们横渡长江的木船，如果中共硬要渡江，是会吃亏的。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一定要把这层意思讲清楚，陈明利害。”

他又交代了几句话，并将一封致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交给刘仲容，最后说：

“你跟了我们十几年，是我们办外交的能手，相信你这次一定不辱使命。”

次日，刘仲容到达信阳。河南省主席张轸派人送他越过前线中空地段，到了遂平，顺利地进入了解放区。此时由于铁路尚未全部修复，火车开开停停，刘仲容北上的行程非常缓慢。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接待刘仲容，请耐心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传前边曾不厌其烦地讲述了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后一直到中原突围前后，渴望并争取和平建国的情形。那时的他是真心实意不想打内战！因为他深知兵凶战危，一旦兵连祸结，就会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的灾难！为避免内战，他曾千方百计、口干舌燥地游说于各方，也包括说服他自己的战友，甚至还不断地对蒋介石做出了有限的让步，结果都无济于事。那么好吧，既然你老蒋逼我上梁山，那就打吧！这一打便把老蒋打了个落花流水！到如今任是什么人求和，什么人企图调解，他也决不肯中途罢手了。让落水狗哀鸣去吧！让冻僵的毒蛇彻底灭亡吧！本章引述他从2月5日开始一直到18日接二连三撰写的一系列时评，就体现了这种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这就是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不同于他人的极特殊的个性！如果有人不清楚这一点，那就请好好研究一下这两段历史吧！

第48章 1949年2月25日—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话说1949年2月25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朱学范等一行35人，在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陪同下，乘“天津解放号”专列从沈阳达到北平。

2月26日凌晨，在中南海欢迎民主人士大会上，郭沫若作了《巩固人民的光荣，并把它扩展到海南岛》的讲话，他说：

“毛主席所领导的人民武力，使中国人民翻了身，使我郭沫若也翻了一个身，我真是感谢不尽。”

2月28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关于防止敌人袭扰我后方的部署，他写道：

聂薄，杨成武，钟赤兵：

一、在我主力南征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之下，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有向我后方袭击扰乱之可能。

二、你们有保卫秦皇岛、塘沽两处海口，准备击退敌军可能进攻的任务。

三、第20兵团除留一个军位于大同区域以外，杨李兵团部率主力两个军即开秦皇岛、塘沽两处布防，钟苏（指钟赤兵、苏进——笔者注）特纵亦开该两处布防。在杨钟两部未到以前，聂薄迅即令秦塘附近守备部队，首先部署对海上的防御，如有敌军偷袭应坚决击退之。

四、请荣臻、成武、赤兵、苏进4同志，即来军委面谈部署问题。

五、钟苏电台即与军委电台联络。

军委 28日4时

接着，毛泽东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电，他写道：

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们：

庆祝你们的大会的开幕，中国学生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有过光辉的贡献。现在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第一步目标，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统治，正在接近于完全实现，中国学生已经有可能自由地与劳动人民相结合，自由地为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服务了。希望你们的大会号召全国学生再接再厉，积极地参加和援助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使这个斗争迅速的获得最后的胜利；同时努力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不断地加强与劳动人民的联系，不断地掌握科学知识，以便在建设人民民主的新中国的伟业中完成新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9年2月28日

1949年3月2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华北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和在学生中进行忠诚老实教育问题给华北局的指示，他写道：

华北局：

丑梗电悉。华北大学寅初毕业的1300多学员，不应该分配他们到各区党委及石、保、张诸城市的实际工作中去，而主要地应分配他们到各种学校及训练班中去担负教育参加我们工作的大批知识分子及旧职员与工人的工作，和随军南下到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去组织华大式的学校，招收南方大批学生及旧职员，照华大一样加以训练。就是说，凡适宜充当教员及班长、队长与支部等工作者，一律派遣他们去做教育工作，而不适宜做这些工作者，或个别做其它工作有特殊作用者，方可派他们做其它工作。因为目前大革命高潮，参加我党我军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及旧职员，将有数万至数十万人，而对他们必须给以如华北大学那样的初步的政治教育，因此必须准备进行这种教育工作的干部，华大毕业学生即大部可作为这种干部。除对这些学生的具体分配另行电告外，望你们即令华北大学再订二三星期的教育计划，告诉他们如何去办训练班，如何当教员、助教、班长、队长，如何作支部工作，如何开会讨论改造思想等。并将华大讲义及组织章程发给他们，以便他们能够去作教育工作。对他们的能力亦须作必要的鉴定。对华大学生，在毕业前，必须将延安1943年审查干部的经验详细告诉他们，就是有些学生在入校及入党时填写表格，不少的人隐瞒国民党籍，三青团籍，叛变自首行为，与特务机关及其它反动党派团体的关系，或隐瞒假造学历，年龄，籍贯，工作历史，或故意夸张自己参加过什么革命行动，与我党发生过什么关系等，后来因为党内发现暗藏的特务破坏分子，严格审查每一个干部的历史，就发现不少干部这些隐隐假造历史的事实，因而就引起党内对他们重大的怀疑，严加追究，召开大会审查，进行坦白运动，结果就把不少的干部认为特务，而这些干部亦无以自解，不能不承认自己是特务，而其实他们都只是不老实，在入校入党时隐瞒了一些坏事，吹了一些牛皮，或犯了某些错误，而并不是特务。只有在后来详细审查之后，才把他们自己承认的特务帽子取下来。因此，你们应将这个经验告诉每一个学生及新入党的人，要他们采取老实态度，有什么，说什么，说错误了的，隐瞒了的，吹了牛皮的，不论是怎样严重的问题，一律坦白地改正过来，把以前填好的入校入党的表格，一律发还给他们，要他们重新填写，并填写清楚，万万不可隐瞒假造。应号召他们坦白，但一般不要去追问，完全由他们自填，并要向他们说明：在旧社会采取这种不老实态度，有时是必要的，因为在旧社会中说老实话就不能立足，就没有饭吃，而不能不在个人历史上有所吹嘘和隐瞒，但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内，就决不能采取这种不老实态度，就决不能吹嘘或隐瞒，否则，就要引起大家不信任，大家怀疑，以致牵连到特务破坏案件上去。过去如果有人有所隐瞒假造者，必须立即改正，党将不加追究，如不改正，不论到哪一天，一被发现，都将必然地被追究出来。因此，凡是自己新填来的表格，都必须由他们自己签字声明再无隐瞒与假造。估计如此做了之后，会有不少问题发生，去年由华大送中央百余学生，如此做了之后，即有大半修改了自己的历史，并有30%以上是有政治性问题者。其中2人坦白不够，仍隐瞒重要政治问题，但退到华野在三查中被熟人指证，又被审查出来，证明华大学生及其他新来学生在个人历史上是有许多隐瞒与假造的，故必须令其改正，否则，1943年审干那样的错误，又有重复可能。

中央 寅冬

在3月初前后，各地区各战场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党政军首脑陆续来到了西柏坡。有的人是第一次到西柏坡，他们见这里条件很差，就说：

“我以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在这里，一定会找一个条件好的深宅大院住，环境也一定很美。没想到他们住的条件这么差，连一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多数人则说：

“毛主席和党中央艰苦奋斗的作风，给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

由于房舍太少，参加会议的人只能几个人睡在一个房间里，床位摆得满满的。大家还挺满意，他们说：

“主席还住那么一个小平房嘛，我们这样住，也就很好了。这比在红军路上住宿和在战壕里睡觉，已经强百倍了。”

中央军委卫生部的傅连璋和黄树则组织了医务组，给每一个参见会议的人检查了身体。

中央为了保证七届二中全会的安全，在西柏坡周围部署了防空高射炮阵地。这些高炮都是东北野战军缴获的。不少人去参观了高射炮的的操作表演，有的人说：

“我们有了这些装备，敌人的飞机来轰炸，管教他有来无回。”

3月5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召开。会场布置在食堂的南半截，正面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会场前面摆了几排条桌，上面铺着白桌布；每一排条桌后面都放着靠背椅。食堂的北半截是会议服务、饮水和休息的地方。

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委员有31人，他们是：

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任弼时 林伯渠 董必武 康生 张闻天 彭德怀 林彪 李富春 饶漱石 李立三 张云逸 贺龙 陈毅 蔡畅 邓小平 陆定一 曾山 聂荣臻 邓子恢 吴玉章 林枫 滕代远 张鼎丞 李先念 徐特立 谭震林 陈绍禹

出席会议的中央候补委员有22人，他们是：

王稼祥 陈伯达 廖承志 陈少敏 王首道 邓颖超 谭政 习仲勋 程子华 王震 张际春 乌兰夫 李葆华 王维舟 万毅 古大存 马明方 吕正操 罗瑞卿 刘子久 王从吾 刘澜涛

列席会议的重要工作人员有11人，他们是：

李井泉 杨尚昆 傅钟 李维汉 李涛 胡乔木 安子文 杨立三 陈刚 刘少文 高文华

会议记录人员4人，有：曾三、廖鲁言、师哲、伍云甫。

毛泽东穿着新棉衣，迈着稳健的脚步，面带笑容地走进了会场，与会人员热烈鼓掌，毛泽东首先向大家招手致意，接着也鼓起掌来。长时间的鼓掌之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在主席台上就座。

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报告了会议议事日程。

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组成的会议主席团。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报告里，特别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份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左’右偏向，并且确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有较高的速度。毛泽东同志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引自《毛泽东选集》注释语——笔者注）。”

毛泽东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中，首先提出了“今后解决”剩余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3种”。接着，他强调说：

“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

在报告的第3部分中，毛泽东说：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的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泽东在报告的第4部分中说：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的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

在报告的第7部分，毛泽东谈到了外交政策，他说：

“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即第10部分，告诫全党说：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激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地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

华北军区薄一波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商量，想派华北京剧团来给大会进行慰问演出；杨尚昆马上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表示欢迎。

华北京剧团是由冀南军区京剧团和延安平剧院合并而成的，团长是李和曾，副团长是阿甲。这次来大会演出，地点在东柏坡的大礼堂，这个大礼堂能容纳七八百人。

毛泽东在散步时，阎长林说：

“华北京剧团要给咱们慰问演出了，是周副主席同意的。听说这个剧团演得不错，还有一些名角呢！”

毛泽东问：

“有什么名角？”

“听说，主角须生叫李和曾，是冀南军区京剧团的，在冀鲁豫解放区很有名气。”

毛泽东对李和曾一无所知，他说：

“噢，他可能是以后才出名的。以前的老名角，我还知道一些，现在能看到以前那些老艺术家唱戏也不容易了。”

“撤离延安以后，主席就在晋绥军区看过两次演出，这次看华北京剧团的演出，可以比较一下。”

“好吧，到时候咱们都去看。”

晚场演出是7点半开始，阎长林吃了晚饭，就叫周西林把汽车开到毛泽东的大门口等着。此时，毛泽东还没有吃饭，阎长林对值班卫士马武义说：

“你赶快给主席开饭，再晚了，戏就不能按时开演了。”

马武义说：

“我刚才还催主席吃饭来着，他说还要等一等。”

此时，叶子龙手里拿着电报夹子来了，阎长林说：

“哎呀，你现在送电报，主席今天就看不成戏了。”

叶子龙说：

“这个电报不急，不忙处理。我也是来催主席看戏的。”

“那太好了。你快去催吧，我们催过了，你催比我们催效果更好。”

毛泽东一见叶子龙拿着电报夹子来了，就问：

“有急事吗？”

“没有。电报不急，不需要马上回答，更不需要首长们研究讨论。主席吃饭吧，快开戏了，你如果去晚了，大家又要等你了。”

“好吧，吃饭！不要让人家那么多人等我。”

毛泽东这么一说，叶子龙出门就大声喊道：

“小马驹子，快给主席搞饭吃。”

马武义只有18岁，叶子龙爱和他开玩笑，不叫他小马，而叫他小马驹子。毛泽东一吃完饭，阎长林就说：

“汽车等着你呢，主席上车吧。”

毛泽东说：

“不是离这里很近吗？咱们走着去吧。”

毛泽东穿着一身旧布衣，脚上是一双布鞋，来到了大礼堂。他见观众都坐满了，一边走一边说：

“这个礼堂比杨家岭的礼堂还好啊，杨家岭礼堂就没有电灯，这里的电灯这么亮。”

毛泽东走到第一排预先留给他的位置，坐在靠背椅上，问：

“恩来还没有来吗？”

正说着，周恩来就到了。演出也就开始了，毛泽东端着个白瓷缸子，专注地望着台上。

第一出戏是《宋江杀妻》，李和曾演宋江，出口不凡。毛泽东大喜过望，连连称赞说：

“唱得不错。我很多年还没有看到这种高腔须生唱戏呢。”

周恩来说：

“唱得好啊！”

毛泽东说：

“这个人唱得好，但这出戏点得不够好，只是逗笑的戏，政治内容虽说也不错，就是没有很好地表现出主角的唱功来。唱哪出戏，最好让主角自报。他认为哪出戏唱得最好，就叫他演哪出戏才好。”

第二出戏是《王佐断臂》，是阿甲的拿手好戏。最后一出戏是《失空斩》，这是李和曾的拿手好戏，他在戏中演诸葛亮。毛泽东可没少鼓掌，他还侧身对周恩来说：

“唱得真好啊！一个才20多岁的年轻人，就有这么高超的京剧艺术才能，真是前途无量，大可称赞呀。像这样的艺术人才，应当多培养一些。他这是高派唱腔，高派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唱腔激昂，热情奔放。看了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劲奋力的感觉。李和曾唱得好，他的基本功扎实，表演潇洒，看起来是科班出身。”

周恩来说：

“你说得对，李和曾是属于高派艺术。听他们介绍，他9岁就进了北平中华戏剧专科职业学校，学了8年，毕业后，又拜高庆奎为老师，跟高庆奎学了3年戏。后来因为生活所迫，他就搭班子唱戏。日本投降前，他到了冀南军区宣传队开始组织剧团。”

“那好啊，我们在这里看他们演出，演得不错。我们进北平以后再看他们的演出，那时候他们一定会演得更好。明天晚上我还来看。”

“主席，明天晚上想看他们演出什么戏？”

“演什么戏由他们自己定，他们认为什么戏演得好，就演什么戏。”

演出结束了，周恩来走上舞台，对演员们说：

“我代表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央机关的全体同志，向你们致谢，祝贺你们的演出成功。毛主席对你们的演出很满意，他不断地给你们鼓掌。毛主席说，他很久没有看到像李和曾同志这样高派的戏了。主席很爱好京剧，对京剧艺术有一定了解。明天晚上，主席还要来看你们的演出，他不点戏，让你们自己选择。”

毛泽东在返回的路上问卫士们：

“你们说，今天的戏演得怎么样？”

阎长林说：

“演得不错。扮演诸葛亮的李和曾演得最好。特别是他的唱腔，是那么洪亮、宽厚，听起来真带劲儿，我还没有听过这样好的须生戏呢。”

毛泽东说：

“这就叫高派唱腔。戏剧界有流派，他这种唱腔是属于高庆奎这一派。我很喜欢听高派的戏，越听越爱听。明天咱们还来看戏，明天早点来，还是走路来。”

张瑞岐说：

“我就爱看秦腔，京剧再好，也听不懂。看京剧，除了武打的戏和逗笑的戏以外，唱的戏都不好看。”

毛泽东笑着说：

“文化生活应该丰富多彩嘛，光看秦腔就太单调了，喜欢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这不仅增长知识，而且也是一种艺术享受。”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吃了饭就说：

“走吧，咱们还是散步去看戏。走路能锻炼身体，看戏又能休息脑筋，这是一举两得。”

在去东柏坡的路上人很多，有的年轻人走得很快，经过毛泽东身边时，打个招呼，又匆匆前行。只有一个人在前边不紧不慢大摇大摆地走着，他就是中央军委作战部的李涛。毛泽东开玩笑说：

“胖子快走呀！你以后要少吃一点，多走路，多爬山。不然的话，再发展下去走路就更困难了。”

李涛笑笑说：

“主席说得对。以后得坚持多走路，多爬山，多出汗，控制自己不要再胖了。”

这天晚上，演的第1出戏是由吴素英主演的《孔雀东南飞》；第2出戏是阿甲和李忆兰主演的《打渔杀家》；第3出戏是李和曾主演的《哭秦廷》。毛泽东在返回的路上说：

“李和曾真不愧为高派的门徒，他唱戏、做戏、文武功夫都很扎实。京剧界也有好多流派，谭派、马派、梅派、程派、高派，他们都培养自己的艺术家。”

一个卫士说：

“唱京戏分这么多派，那不是乱套了吗？”

毛泽东解释说：

“戏剧界的流派，都有他们自己的独到之处，不是打乱仗闹对立。越是自成一派的，越是注意总结经验，提高艺术水平。你们过去生活在农村，看不到他们的戏呀。就是在大城市里，一般的市民也很少能看到他们的戏，戏票太贵了，穷人是看不起的。”

再说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27人先后作了发言。刘少奇在发言中说：

“土地改革中，各地犯了些错误，中央对此是有责任的，其中，大多数与我个人有关。”

刘少奇在1947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犯了“左”的错误，经毛泽东纠正后，他承认了错误。

任弼时在发言中特地提醒全党说：

不要因为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

任弼时在讲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各地在分工时，一定要把党的组织部门加强。

王明也在会议上先后两次发言，被迫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还说自己“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泽东走。”

二中全会决定：王明应对他所犯错误写出声明书。

3月13日，七届二中全会就要结束了，因原中央委员中已有4人牺牲或病逝，全会决定：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廖承志、陈伯达3人递补为中央委员。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肯定了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在1949年1月14日的声明及其所提出的8项条件，作为与南京国民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全会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6条措施：1、不给党的领导者祝寿；2、不送礼；3、少敬酒；4、少拍掌；5、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6、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平列。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收集在《毛泽东选集》中，题目是《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共12条。他在第11条中提出：

“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此外，毛泽东在总结中还说：

“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所以要普遍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提法较好，应该这样提，而不应该像王明同志所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马恩列斯是先生，我们是学生。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要先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现在应该在全国、全世界善于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政治经济学等等，不要把毛泽东同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根据过去的经验，要学习12本书，即《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如果在3年之内，有3万人读完这12本书，有300人读通这12本书，那就很好。”

对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毛泽东强调说：

“‘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但这只是可能，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至于说‘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能这样说的。王明同志这样说，那就错了。”

正是：齐家理事条条析，谆谆教诲句句剖。

弟子三千贤七十，古来学生多不肖。

再说在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第1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到中央办公厅去一趟。王震急忙来到办公厅，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已经等候在那里。

“你好啊！王胡子。”

毛泽东笑着首先打招呼。

“主席好！总司令、周副主席好！”

王震慌忙向中央领导敬礼问候。周恩来招招手说：

“来来来，快坐下，王震同志。”

说着起身给王震倒了一杯开水。毛泽东满面笑容，端详着王震说：

“王震同志，你的胡子刮得真光啊！”

王震笑着摸了摸下巴说：

“来见主席高兴啊！”

毛泽东把桌上的两听三炮台香烟推到王震面前，说：

“你辛苦了，慰劳慰劳你呀。”

王震拿过一听放到鼻子前闻了闻，深吸了一口气，说：

“好香啊！这样好的香烟，还是主席自己留着抽吧。我有‘四美德’抽就很满足了。”

毛泽东将话题一转，问道：

“你对今后的革命任务有什么想法？”

王震不假思索地答道：

“解放全中国，建立革命政权。”

毛泽东起身在屋子里踱了几步，说：

“仗不会打多久了，现在要把重点放在胜利后发展经济、生产建设上来。”

朱德插话说：

“王胡子，你知道我们请你来干什么？”

王震起身回答：

“报告总司令，不知道。”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招呼他坐下，说：

“快说说你那支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王震便把第1兵团的情况详细汇报了一番。

“好了。”周恩来听完汇报，看着王震，严肃地说：“王震同志，中央准备把进军新疆的重大任务交给你们，你看如何？”

“太好了。”王震高兴地站起来说：“我们1兵团保证完成任务！”

毛泽东说：

“这可不是一般的任务呀，新疆问题我们要力争做两手准备，能和平解决最好，因此进军新疆是一个政治仗，只能打好。”

周恩来在王震临走前，又嘱咐说：

“希望你们在1兵团中开展进军新疆的宣传教育，号召广大指战员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一切困难，从思想上物质上各个方面做好进军新疆的各项准备工作。一旦中央命令下达，立即行动。”

毛泽东又召见了彭德怀，他要彭德怀在返回西北途中，先到太原前线看一看。待太原解放后，即可将第18兵团调往西北作战，归彭德怀指挥。

彭德怀后来在归途中到了峪璧村看望徐向前，并向他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徐向前也向彭德怀介绍了攻打太原的部署和准备情况。他还恳切地说：

“我的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身体虚弱得很，没法到前边去，你就留下来指挥攻城吧，等拿下太原再走。”

彭德怀身为解放军副总司令，责无旁贷，当即表示同意，于是就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毛泽东复电同意了这一请求，并指示说：为了避免影响军心，在下命令写布告时，仍用徐向前的名义签署。

欲知此后毛泽东有什么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关于“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的问题，明确地告诫党内说：“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的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会后不久，党内就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刘少奇在天津举行的座谈会上关于资本家“剥削有功”的讲话，是代表了党内一部分人的意见的。详情请看本传后面叙述的刘少奇4、5月间在天津的活动。

另：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倡党内高级干部要读12本书，并且开列出具体的书目。他还说：“如果在3年之内，有3万人读完这12本书，有300人读通这12本书，那就很好。”他的这种做法，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确是罕见的。毛泽东一生在党内干部中多次提倡读书，这一次大概是他首次提倡的大规模读书运动。

第49章 1949年3月15日—

“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腐化变质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话说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奉命发表时评，宣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绝不允许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基地。

3月1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4野主力南进的部署，他写道：

林罗刘：

一、华野、中野两军决于4月10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60师举行攻击。

二、东野所负攻击武汉及湘鄂赣3省国民党军之任务业已确定，你们的两个军亦早于丑有出发，你们主力应于4月1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于4月1日至4月15日的半个月内全军出发完毕，争取于5月31日全军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完成兵力展开任务。请你们按此时间标准规定全军出发准备工作及出发计划，报告我们。

三、关于行进路上粮草的准备及供应，你们应即与华北局及中原局协商确定，以免迟误。

军委 3月17日

3月18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柳亚子与陈叔通、叶圣陶、马寅初等人以及从香港归来的几十位知名人士抵达北平。

柳亚子在行前赋诗云：“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北平市长叶剑英到车站迎接柳亚子等一行，将他们暂时安排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3月19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视谈判情况决定是否攻占两浦的指示：

陈饶邓粟谭张（即张震——笔者注）：

寅巧徐州电悉。

一、是否攻占两浦，要待谈判接触数天才能决定。如谈判有成功希望，则不要攻占两浦，以利和平地解决接收南京问题，如谈判没有成功希望，则看军事上是否有必要攻占两浦，如攻占两浦为渡江作战所必须，则攻占之。如无此种必须，则可置之不理。

二、决定4月1日为南京代表到这北平并开始谈判之日期（此日期要待3月25日才公开宣布），大约在4月5日以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你们大概可以在4月6日左右实行夺取北岸据点（不一定包括两浦）之作战，4月10日实行渡江。从4月1日起，你们和我们的电台须昼夜密切联络，不使稍有间断。

三、除两浦是否攻占须看谈判情形及军事上是否必要才能决定外，不论谈判情形如何，对于攻占北岸据点及4月10日渡江均无妨碍。

军委 19日2时

3月20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第4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第一副司令员陈伯钧、参谋长解方和副参谋长潘朔端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萧陈解潘，刘邓李并告林罗刘：

东野先头两个军的任务，是协同桐柏、江汉、鄂豫3军区力量钳制白崇禧部，使白部不能向东增援妨碍我中野、华野之渡江。因此决定：

一、萧陈解潘所部应即依照刘邓皓辰电改变部署，不要绕道太远，而要直迫信阳，沿铁路分两路并行南下，直接威胁并打击白部，并力求迅速行进。

二、萧陈解潘受刘邓指挥，一切依刘邓意旨行动。

军委 20日2时

3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新区筹粮的规定，他写道：

第1、2、3、4野战军前委，华东局，中原局，西北局，太原总前委：

一、大军南下，进入新区后，民主政权尚未建立或刚刚建立，公粮制度一时尚不能实行，除以缴获粮及伪政府屯粮拨充军食，当地如有地方公产收入之存粮亦可尽先借用外，不能依赖后方供给，主要地必须采取就地征借办法，解决军队的粮草供应问题。征借的粮草，将来再另订办法拨还或预交公粮；届时亦可宣布大地主、大富农所借出之粮食，即做为征发之军粮，或只顶还其一部。

二、根据合理负担的原则，征借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富农，其次是中农。按其粮食总收入作标准，地主征借40%到50%，富农征借25%到35%，佃富农征借20%，中农征借10%到15%，贫农一般不借，只有在不得已时，才可少借一点。马草根据需要按一定比例随粮附加。在群众尚未发动的新区，这一规定之全部实行，固属尚难保证，但这种原则规定还是必要的，目的是避免不分贫富平均摊派，或对地主、富农行借过多，打击过重。

三、南下的部队，可以团为单位，在政治部领导下，由随军地方工作人员及供给人员组成粮秣工作队，负责筹粮。当地保甲长及差务处之类的组织，凡可利用者均利用之，配合以民主评议，进行征借。粮秣工作队则一面监督他们，一面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我们的借粮政策（当然也要宣传其他各种政策），检查保甲长或差务处对借粮政策的执行情况，并核对其帐目，责成他们在当地群众中公布之，防止他们贪污中饱。无保甲长或差务处可资利用者，则由工作队直接办理征借。

四、在新区，应坚持财粮制度，爱护人民的财富，反对浪费，严禁以粮食换各种物品。粮秣由工作队按规定发给各伙食单位。不经过粮秣工作队，任何人不得直接征用粮草。为此，最好以军区或野战军为单位，印制统一的借粮证，由粮秣工作队统一填用。粮秣工作队有供给部队粮秣之责，也有检查粮秣开支之权。各伙食单位要向粮秣工作队报销。工作队也应有粮秣收支的详细帐目，备政治部及部队首长随时检查。

五、征借粮秣时，一面要保证部队需要，另一面也要照顾到当地的负担能力，并注意了解有无部队征借过及征借了多少，据此才能决定征借的数量。同时要尽可能的分散征借，不要只顾一时方便而集中一地征借，免使群众一次出粮太多，引起反感，并影响后来部队无粮可借。

六、部队进入城市，则主要依靠缴获解决军粮，如缴获不敷而又无粮接济，可经过商会向粮商暂时借用或定购短期的粮食，再由商会负责筹款折价偿还。

中央 寅马

3月21日这一天，林彪、叶剑英、聂荣臻、罗荣桓、薄一波等人在北平六国饭店开会，决定为迎接毛泽东和党中央到北平，筹备庆祝大会。他们还决定：庆祝活动不扩大宣传。会后，林彪等人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

此时，中共中央就要进北平了，毛泽东问李银桥说：

“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得怎么样啊？”

李银桥说：

“东西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这里呢？”毛泽东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见李银桥还不理解，就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

毛泽东又把中央直属单位和警卫部队的干部召来谈话，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

“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腐化变质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要教育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要学习城市里的有关知识，进行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以及组织纪律性的教育，制定有关的规章制度。”

散步时，毛泽东问身边的工作人员：

“你们的进城工作准备好了没有？”

阎长林说：

“搬迁的工作已经准备好了，在思想上也做好了准备，大家都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讨论。都说进城以后，一定保持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毛泽东说：

“早做准备好，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们就要出发，要抓紧时间把准备工作做好。华北军区要派一部分汽车来，送中央机关进北平。因为汽车不多，一次可能拉不完，还有一部分人要步行。这样一来，我们有些牲口还要用上。坐汽车到北平需要两天，骑牲口需要五六天，步行大概需要十几天。我好久也没有骑马散步了，进城以后再不能骑马了，咱们骑马散散步吧？”

阎长林说：

“老青马和大青马都在，就是老侯同志不在了。”

“怎么啦？”

毛泽东问。阎长林便把侯登科在1948年冬病死，任弼时主持追悼会，朱德讲了话，还为侯登科送行的事情，一五一十讲了一遍。毛泽东生气了，他说：

“老侯在我身边工作多年，他病故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当时正是三大战役最紧张的时候，为了不干扰主席的工作，几位领导研究决定不告诉你，说等你不忙了，再向你报告。”

“再忙也应该告诉我嘛。老侯可是个好同志啊！他是河南人，从参加革命以后就没有回过家。家中有老有小，为了革命，他把一切都献出来了。告诉他的家中没有？要通知地方政府给予优待，他家中有困难，要给予帮助。”

“我一定告诉机关，把这件事处理好。”

毛泽东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了。他对侯登科很有感情，没能参加侯登科的追悼会，很是懊丧。步行走了一段路，他才又对阎长林说：

“老侯干了一辈子革命，就当了一辈子马夫，他从来都没有不安心过，从来也没有看不起自己当马夫的工作，真正做到了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要号召大家向老侯同志学习，干一行，爱一行，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

散步后回到大院，毛泽东走到警卫班门口，进屋看了一下，说：

“你们进城的工作都准备好了，可是看不出你们房间里像搬家的样子嘛。”

阎长林说：

“大家已经把有用的东西打了两个大包，到时候往车上一扔就行了。棉衣和被褥都拆洗过。我们这里没有农民的家具，桌椅板凳都是公家的，到时候交给行政科就行了。”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问大家：

“进北平以后干什么，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有没有进城享福的思想？”

阎长林说：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都认为进城以后要提高警惕，做好保密保卫工作，要防止坏人的破坏和捣乱。对大城市里的花花世界，要做到贫贱不能移，绝不中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们的准备工作都不错，有物质准备，也有精神准备。”

他又问每一个人的想法。一个战士说：

“进城以后，少出门，防止出车祸。”

毛泽东说：

“不对，应当多见世面，这样才能长知识。”

一个战士说：

“进城以后，不能看太阳上下班，要看表按时间办事了，要买一块手表。”

一个战士说：

“进城以后，大概不吃小米饭了吧。我吃小米饭实在吃伤了，看见小米饭就饱了。”

毛泽东笑着说：

“看看，这不是思想问题出来了吗？有了钱买手表是可以的。吃小米吃了那么多年，不要忘掉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就是革命胜利了，进了大城市，可能在粮食上有所调剂，但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在短期内也很难完全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可不要以为进城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了。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

一个战士说：

“周副主席早就给中央机关人员作了指示，所有的人员3个月内一律不准进城。”

毛泽东说：

“好，好。要有纪律作保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你们要守纪律，谁也不准违反纪律。”

3月22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个《中央关于对旧职员处理原则的指示》，他写道：

北平市委并华北局，天津市委：

寅江关于处理旧职员电悉。你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必须首先区别国民党的企业机关与政治机关的不同性质，而采取不同的办法。

一、对于企业机关的旧职员，在原封不动地接收以后，一俟生产恢复，秩序安定，就要着手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人事上的改革就是要设法清除那些坚决的反动分子，劣迹昭著为大多数群众所反对的分子及没有能力、倚仗亲朋势力在企业中领取干薪的分子。另有一些人技术不高，工作能力不大，但因接近国民党负责人而占驻高级位置，领取高薪，则应降低其位置和薪水。再有一些人技术较高，能力较好，但因与国民党负责人不合而位置和薪水显明地降低，则应适当地提高其位置和薪水。又，这种情形在工人中亦有不少存在，亦应如此处理。只有如此处理后，才能使企业内部安定团结，进行生产。因此，在企业中实行原职原薪，不是绝对的，一有可能，群众条件一经成熟，就必须进行这种改革。此外，一般职员亦有许多旧思想和旧作风须要改造。但在进行上述改革之前，必须准备好充分的群众条件，必须先在群众中宣传，提高群众觉悟，组织群众的审查和评议，取得绝大多数职工群众的赞成和拥护，但又要避免群众中的报复和私人挟嫌等，不使这种改革走入歧途或过分。这是你们现在就必须立即准备和着手来作的，在作法中又应有适当的步骤，不可冒昧从事。又，企业中的旧职员一般都应受训（政治训练），训练班可由本企业开办，亦可由企业高级机关或由市政府开办，把那些应该洗刷的人员首先调离本企业，到训练班受训，然后根据训练后的情形或者开除或者分派另外工作。其余一般受训职员则仍回本企业工作。以上是初步改造企业中旧职员必须进行的若干步骤。

二、对于国民党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机关的旧职员，则须要采取另外的改造办法，也可以采取更急进的办法。因为除掉少数市政上公用机关、卫生机关等等外，我们一般地不倚靠他们来进行工作，更不倚靠他们原来的机构，而要加以打乱，不打乱是错误的。因此，你们对于这些旧职员除少数必须留用者外，原则上应一般地集中训练，有些年老或资格太高，不能进普通训练班者，则组织特别训练班。一部分可送人民革命大学或华大、军大，但对这些人的训练班须由华北政府或市政府特别创办，不宜进华大、军大或人民大学。训练后除必要者可回本机关工作外，一般可用人员亦不应回到原来机关工作，而应根据我们工作的需要分派其他机关或其他地方工作，或平、津、唐、张几个城市对调任用，或派到江南去，或派到各县去工作，以便分散他们。暂时用不了的人员，则令他们候差，等候任用，在候差期间发给必须的生活费。对反动分子，劣迹昭著者及其他无能的不可用的人员，则开除之。在我们的企业中是实行薪水制，但在我们的行政、司法、军事、警察等机关，除警察须特定待遇标准外，则还不能实行薪水制，还必须实行供给制若干时。故对旧职员加入我们行政、司法、军事、警察机关工作者，原则上只能和我们工作人员同等待遇，即实行供给制。对他们的待遇超过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标准，是不妥的。但在实行供给制后，对他们的家属确实困难者，原则上按我们家属标准待遇，给以津贴，家存积蓄，不要津贴者，则可不给或少给津贴。但有特殊技术人员，原有高薪，又为我们必须任用者，则须给以高薪，继续任用。你们决不可向这些旧职员提出原职原薪的口号，过去和现在照原薪发给一月或二月薪水，是可以做的，但向他们提出原职原薪的口号，则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错误的。对于旧政府机关的职员的处理，须要与企业机关的职员从原则上区别开来，你们寅江来电所提办法没有这种区别，是不妥的。估计依照上述办法来处理旧政府机关的职员是会有反抗和不满的，你们应该预有准备，并须使自已所采取的步骤力求适当，但对这种反抗和不满，不应害怕，而必须坚持这样去做。又，估计依照上述作法，会有一大批旧职员不愿在我们政府机关工作，但除开十分不愿工作不愿受训者外，我们应采取留用一切有用人员的态度，决不可轻率地把他们开除赶走了事，而应细心地和他们讨论如何改造思想作风为人民服务及解决他们家庭困难的办法，以便能争取大批旧职员为我们政府工作。

上述两类办法，望你们加以考虑。如有困难或新的意见，望即电告。如认为可行，望即根据以上原则拟定具体办法，由华北政府及市政府实施。并同意由徐冰、刘仁、戎子和组织专门委员会来处理。

中央 寅养

3月23日凌晨3点多钟，毛泽东要休息了，他告诉值班卫士李银桥说：

“9点以前叫我起床。”

上午10时，卫士长李银桥叫醒了毛泽东，毛泽东问：

“几点啦？”

李银桥说：

“快10点啦。”

毛泽东埋怨说：

“我昨天要你9点以前叫醒我，为什么现在才叫？”

李银桥说：

“周副主席说，你三四点钟才睡觉，不让急着叫你起床，让你多休息一会儿。怕您休息不好，路上太疲劳。”

毛泽东听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他刚走到门口，周恩来就迎上来了，问道：

“主席，没有休息好吧？”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

“休息好了，睡四五个小时，精神就好了。”

周恩来说：

“多休息一会儿好。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

“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进京‘赶考’嘛！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毛泽东这么一说，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午饭后，11辆旧式军用吉普车，一长溜儿停在西柏坡村边的大路旁。这些美国制造的战场指挥车，都是前方将士浴血厮杀缴获的战利品。后边是10辆卡车。司机和保卫人员早已整装待命，静候在吉普车和卡车旁边。

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张闻天、李立三、杨尚昆、陆定一、王稼祥、王明等人，在工作人员簇拥下，向车队走来。毛泽东笑着对大家说：

“走啦，咱们这是进京赶考！”

工作人员纷纷把首长们的行囊装入车里。朱德的警卫员把陈毅赠送的从孟良崮战役中缴获张灵甫的金属桌子和4把金属椅子装入车中。董必武拄着中央办公行政处副处长赖祖烈送给他的从淮海战役中缴获来的红木拐杖，上了吉普车。这柄拐杖是国民党将领宋席儒给岳父60寿辰的贺礼，上面用白银镶嵌篆书寿字4行，每行25字，共100个寿字，故名“百寿杖”。上面还写着：“岳父大人六十秋荣庆，婿宋席儒叩贺于鲁维军次”的字样。

毛泽东把进北平筹建共和国称为进京“赶考”。他一脚车上，一脚车下，对周恩来说：

“走，进京‘赶考’去。”

周恩来也笑着说：

“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被退回来。”

毛泽东一挥手，说：

“决不能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当李自成！”

浩浩荡荡的车队，告别了西柏坡，向北平方向驶去。走在最前边的是带路的小吉普，第二辆是毛泽东乘坐的中型吉普。路上尘土很大，卫士们让毛泽东戴上了眼镜、口罩，还披上了雨衣。

车子进入华北大平原，大家的情绪都活跃起来，毛泽东的话也多了起来，他高兴地说：

“今天又是3月份，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住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

阎长林说：

“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啊。”

毛泽东问：

“去年3月呢？”

阎长林说：

“去年3月22号，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

毛泽东感叹道：

“是啊！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2号只差1天，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3年3次大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大家听毛泽东这样说，都高兴地笑了。毛泽东又说：

“进北平是要进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快！你们想到了吗？”

阎长林说：

“主席讲过，3年到5年打败蒋介石，5年以后打败蒋介石也很好呀。我们也没有想到，撤离延安2年就进北平了。”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点着了一支烟，吸了几口，说：

“咱们没有想到，蒋介石更没有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他向他的美国主子要钱要物，要新式武器，把在抗日战争时期留在大后方的军队拉出来，用美械装备起来，又用美国海上的轮船、陆地的汽车和火车、空中的飞机，把军队送到前线。他向他的美国主子保证，不和共产党搞联合，利用美国的大量军援，提出3到6个月在中国的土地上消灭共产党，消灭八路军。他们的人多武器好，又有物资保证。我们人少武器差，又是缺吃少穿，什么都没有保证。但是他没有能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打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奥妙呢？道理很简单：这就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反人民的，是非正义的。人民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人民也反对他再继续残酷地剥削人民，压迫人民。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

汽车在华北大平原的土路上颠簸前进。阎长林隔着车窗看着一个个村庄和一片片田野，对毛泽东说：

“主席，你看，农村里几乎没有青壮年男劳力了，干活的都是妇女、上岁数的老人和小孩子。”

毛泽东显然也看到了，叹了一口气，说：

“是啊，为了战争的胜利，农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整个解放战争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就在此时，后面的汽车鸣起了喇叭，毛泽东让司机停下车。后边有人跑过来转达周恩来的话说，陆定一一家乘坐的车倒在坎下面了。毛泽东下车问：

“怎么样，没有伤着人吧？”

他让阎长林跑步去看看。阎长林跑到出事地点，几个年轻人已经把吉普车抬起来了，幸好大人、小孩都没有受伤。周恩来从后面一直往前走，交代司机们：

“千万不要出问题，平地上开车也要注意安全。”

他来到毛泽东身边，说：

“陆定一的汽车出了点事，人没有受伤。现在就休息一下吧，吃点东西。”

毛泽东说：

“我早就想休息了。你们要走，我一个人休息也不好啊。”

周恩来说：

“现在的路程走了一半多了，再有两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宿营地了。”

众人纷纷下车，警卫员到井边打水让大家洗脸，然后在地上铺几块雨布，吃东西。吃过饭，司机们开始检查车辆，其他人有的躺在雨布上晒太阳，有的坐着聊天。毛泽东叫上几个警卫员到麦田里转了一圈。周恩来问毛泽东：

“主席，怎么样，出发吧？”

毛泽东说：

“好，出发。”

毛泽东在座位上摇摇晃晃，有些睡意，不再说话。他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周西林见他如此，把车开得更慢了。毛泽东一觉醒来，问到什么地方了？阎长林说，已经离唐县不远了。毛泽东点着一支烟，一边抽，一边望着窗外，烟抽完了，问道：

“去年3月间，咱们由陕北到达晋西北，到了华北军区，又到了西柏坡。你们那时一路上的感觉，和今天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你们有什么感想？”

阎长林说：

“去年3月份行军，经过的地方都是老革命根据地，老百姓和咱们部队有深厚的感情。但是那里的群众由于条件的限制和战争的破坏，生活都是很苦的。我们在山西和陕北转战10年多，总感到山区物产不丰富，打起仗来，走起路来，上山困难，下山也困难，吃的也不好。今天行军才走了几个小时，就来到了平原上，好像全身都解放了，轻松了，觉得平原上的风光无限好。好像一到了平原，一切问题都好办了。”

车上的几个卫士大都是河北人，听阎长林如此一说，都随声附和。毛泽东说：

“你们讲得很好，你们讲的平原的优点是事实，讲的山区里的缺点也是事实。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们没有谈到。你们想想，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靠军队打出来的。我们的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这一切都是在山区和边沿地区那些敌人不注意的地方，敌人不愿意去的和去不了的地方发展壮大起来的。因为我们的军队能吃苦，能克服困难，才会有今天的胜利。如果我们的军队都在物产丰富、交通方便的平原地区和敌人进行战斗，敌人来进攻，我们就和他们对垒作战，或利用村庄和城镇进行巷战，那样，可以想想，到现在我们可能是什么情景啊？是强了呢，还是弱了呢？是胜利了呢，还是失败了呢？

过去还有人想得比你们说的更简单：组织工人举行城市暴动，推翻反动派的统治，中国革命就可以成功了。苏联的革命是从城市暴动开始推翻沙皇帝国的，然后再从城市推向农村取得全国胜利的。我们跟当时的苏联的情况不同嘛。我们以山区为根据地，小米加步枪，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武装革命军队，这就叫做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以少胜多，扩大成果，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的胜利。”

说话间，天色渐晚，毛泽东一行的车队到了唐县附近的淑闾村，就在这里住下了。

李成瑞曾在《毛主席进京留宿烈士家——从故乡浴火重生说起》一文中记载：“据县委老同志讲，中央机关保卫人员到唐县来，原打算让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留宿在王鹤寿家，因为王鹤寿是唐县入党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长期担任重要职务，经历过各种严酷考验。毛主席住在他家当然最为安全可靠。后来考虑到他家在县城南关，周围社会和政治情况比较复杂，环境条件较差。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留宿在我村我家。原因是我父亲是坚贞不屈的革命烈士。我四叔李冷是长期从事公安、保卫工作的优秀干部，我也长期在晋察冀边区政府工作，两人都是抗战初期入党的中共党员，这个家庭在政治上完全可靠。同时，我村村民政治觉悟高，群众条件很好。中央机关和唐县县委的保卫人员，到我村我家对环境、住处等情况作了实地考察，并作好了必要的准备。”“毛主席和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人员共乘大小汽车21辆，浩浩荡荡，经过一天行程，于3月23日傍晚到达我村。毛主席坐的是第二辆中吉普，在我家门前下车后，就住进北屋里。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以及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等等领导人住在附近其他人家。这一晚，毛主席在我家北屋，坐在小板凳上，伏在用门板支起的床上，一盏小油灯伴着他，一直工作到天亮。”

第二天早饭后，毛泽东一行的车队向保定进发。毛泽东问身边的卫士们：

“你们谁到过保定啊？”

大家都说没去过。毛泽东说：

“20年前，我来过，也在保定住过，现在不知道保定变成什么样子了。日本人在那里8年也不会搞什么建设，国民党在战前也没搞什么建设，这两年更不可能搞什么建设了。到了保定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到保定街上看看去。”

汽车开到铁路西侧的护路沟附近，大家看到周围的碉堡和工事都没有动，铁路都被破坏了。毛泽东说：

“这是日本人想出来的笨办法，国民党也利用它。他们想利用铁路两旁的这两条沟保护铁路，防止我们破坏。可是，他们就没有想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结果怎么样？把他们的铁路弄翻了一个大翻身，两条沟变成了3条沟。你们都看看，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呀，人民真是伟大啊！”

毛泽东一行快到保定时，当地要召开庆祝会，毛泽东不同意。当他听说北平要搞简单的庆祝活动时，也表示坚决不同意。他要周恩来发出电令，制止庆祝活动。周恩来在给华北局的指示电中说：

“闻此地将举行庆祝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为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祝，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祝行动。”

汽车翻过铁路，驶向保定西门外广场。中央打前站的人和省委的干部们迎了上来。毛泽东对周西林说：

“开慢一点，等等恩来他们。”

此时，也有不少群众跑来围观，有的说：嘿，哪儿来这么多小汽车呀！有的说：小车里头肯定是当大官的。阎长林为了安全，对周西林说：

“开快点，不然老百姓会把我们围住的。”

毛泽东说：

“不要开快，应该慢点开。你们看，这里的人很多，开快车要出事的。万一伤着老百姓，那就不好了。他们想看就让他们看看嘛。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人坐的汽车嘛。如果这里开来的是日本人坐的或是国民党坐的汽车，老百姓不但不看，恐怕还会远远躲开。”

汽车慢慢通过广场，来到省委大院。省委书记林铁一众人等一起前来迎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休息室洗了脸，坐下来休息。林铁说：

“毛主席路上辛苦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毛泽东说：

“我不累。你们现在都很忙，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你们是怎样安排的呀？”

周恩来见毛泽东是要林铁汇报工作，就插话说：

“主席，先休息一会儿，饭后再听他们汇报吧。”

他转对林铁说：

“休息、吃饭和你要汇报的时间，加在一起不能超过3个小时，因为3点半还要出发。”

林铁说：

“请周副主席掌握时间，我们汇报可长可短。”

这天的中午饭，毛泽东和省委的领导在一块儿吃。他指着一盘清蒸鲤鱼问：

“这鲤鱼是从哪里来的呀？”

林铁说：

“是白洋淀的鱼。白洋淀就在保定以东七八十里远的地方。保定吃的鱼，大部分是从白洋淀搞来的。”

毛泽东说：

“敌人在这里占领了那么多年，在敌人占领时期，这一带的老百姓可遭了大难了呀。解放才几个月，看来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取得了不少成绩。今后还要抓紧，以后就好办了，人民群众的心情安定了，工作就好做了。”

饭后，毛泽东等人在会议室里听林铁的汇报。林铁说：

“我们在农村工作习惯了，一进城怎么抓，先抓什么，后抓什么，这些都是必然遇到的新问题。我们已经体会到，城市的工作很复杂，做了这几个月的工作，刚摸到了一点头绪。现在的工作，除了继续做好支前工作外，首先要抓的就是城市恢复工业生产，恢复商业，开门营业。”

毛泽东说：

“工作千头万绪，要抓党的领导，抓党对城市各项政策的宣传和实行，要使各界人士都能认清形势，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同我们合作，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市场，解决多年来战争带来的创伤，为将来工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打基础。在城市里，不能把农村中斗争地主和对待富农的办法拿来对付资本家，要按中央的政策办事。当前，恢复交通是件大事，准备发动京汉铁路全线解放了的城乡地区全面动工，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京汉铁路恢复使用。这不仅是战争的需要，而且也是和平建设的需要。”

此时，省公安厅负责人来请示林铁：

“毛主席、党中央来到这里，街上有人认出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首长们出发，要从市内通过，街上是不是要停止一切行人通行，要净街？”

周恩来说：

“安全工作要布置好，要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但不要净街，不要限制群众的自由，更不能影响商业开门营业。主要是要把街上的交通秩序搞好。”

周恩来转对毛泽东说：

“该出发了，行动吧。”

毛泽东说：

“好，行动。”

汽车从广场开进保定西门，经过了一条东西大街和一条南北大街。毛泽东看到商店都开门营业，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就说：

“好啊，市区没有大的破坏，恢复起来也很快。只要铁路一通车，这里就会更加繁华了。只是保定还是老样子，20多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再过20年，保定一定会有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保定往北，汽车来到大沙河的一座桥头附近，有几辆大卡车陷到了河里。周西林停下车，说：

“这桥可能不好过，我下去看看。”

说着便下了车。毛泽东把手一摆说：

“走，咱们也下去看看。”

这座大桥是一座木架结构的桥梁，在战争中已经破坏了，桥面上都是大大小小的窟窿。毛泽东对来到身边的周恩来说：

“恩来，这桥看来是不好通过呀。”

周恩来说：

“想想办法。”

周西林说：

“我有一个办法，车上的人都下来，把车上的东西也拿下来，开着空车过桥。”

周恩来说：

“你有把握吗？”

周西林说：

“空车过桥，我看问题不大。”

车队按照周西林说的办法，终于过了桥，当天下午就到了涿县，没想到在县城门口竟被两个端着枪的哨兵挡住了。阎长林跳下车，对哨兵说：

“这是首长的汽车，首长有紧急任务，你不要挡车！”

一个哨兵说：

“那不行，你们要等一等。因为我们的领导说了，没有他的允许，任何汽车也不能进城。请你们等一等，我到里面找我们的领导去，我们领导来了才能决定。领导是这么交代的，我们哨兵没有权力改变。”

毛泽东探出头来，对阎长林说：

“不要紧，可以等一等。”

哨兵进了城门，好长时间也没有出来。周恩来从后边过来了，阎长林向他报告了情况。说话间，中央机关打前站的人和当地负责人跑来了，一边跑一边大声喊：

“进！进！”

毛泽东进城后在涿县的大街上转了转，却没有发现一个路人，感觉很奇怪，就问当地的领导人：

“涿州自古都很繁华，怎么现在这么冷清？”

那位领导人解释说：

“前段时间国民党的部队住在这里，把百姓都赶到城外去了。”

毛泽东又问：

“国民党的部队已经走了，为什么还不让百姓回来？”

那人说：

“我们知道您要来，所以就让他们晚几天再回来，百姓们也都很拥护。”

毛泽东一听，脸色立时沉了下来，看上去很不高兴。一行人到了驻地，周恩来对部队负责人说：

“这次挡汽车，你们不要批评哨兵，还应当表扬他们，因为他们在坚决执行命令。应当批评的是我们打前站的同志和你们这些领导同志。你们不应当在重要的时候，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当然，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希望你们接受一下教训就是了。”

欲知毛泽东进北平的情形和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本章叙述毛泽东“进京赶考”的前前后后，是他生活中的一段真实写照。由此可以看出，他既是一个平凡而慈祥的长者，又在言谈举止上处处显现出不同于常人的一代伟人的卓越的风采。他的生活本身就十分精彩，不需要粉饰和杜撰。如果那些影视界的编导们能够把握住这一点，如实地拍摄出毛泽东真实的一生，便一定会成为一部不朽的传世佳作。

第50章 1949年3月24日—

“碗里有饭，不能光往自己的嘴里扒拉，市民的粮食早都被国民党抢光了，他们不少人都饿着肚子。如果这样吃下去，不用多久，我们的餐桌上的饭菜就将会摆满。到那时，我们把为人民服务喊得越响，人民群众越恨我们。”

话说毛泽东在涿县住下后，很快便得到了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成功并开到了解放区烟台、又于3月19日被国民党空军炸沉于葫芦岛附近的消息。

早在1949年2月间，国民党当局准备将“重庆”舰开进长江，配合海军第二舰队，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此时，舰上的士兵起义组织已经秘密地进行了精心策划和准备。2月25日凌晨，士兵解放委员会代表、起义领导人王颐帧发动起义，逮捕了舰上的反动军官，请邓兆祥舰长领航开船，把军舰开往解放区。邓兆祥早有思想准备，毅然登上驾驶台，下令开航，指挥航行。在士兵起义组织的领导和全舰爱国官兵的共同努力下，“重庆”号经过25个小时的航行，于2月26日清晨安全抵达山东解放区烟台港外海。邓兆祥舰长亲自修改签发了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敬电。

尽管“重庆”号巡洋舰已经被炸毁了，毛泽东还是非常高兴，他说：

“很好嘛！‘重庆’号是一艘不得了的大军舰啊！它是中国现代史上惟一的巡洋舰。1948年8月从英国回来，蒋介石就把它当成了心肝宝贝。现在它的归来，就是发了一个信号，说明国民党南京政府已到了土崩瓦解、穷途末路的时刻啦！这些天来，辽沈、平津、淮海3大战役取得了辉煌胜利，加速了全国的解放进程。今天，‘重庆’号又驶向解放区烟台，这是人心背向的又一个见证！好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我们要大力宣传，给他们发嘉勉电！”

毛泽东立即以他和朱德的名义起草了给领导起义的邓兆祥和“重庆”号巡洋舰全舰起义官兵的嘉勉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邓兆祥舰长并转全体官兵：

热烈庆祝你们的英勇的起义。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空军虽然炸毁了“重庆”号，但是这只能增加你们的起义的光辉，只能增加全中国爱国人民、爱国的海军人员和国民党陆军、空军人员的爱国分子的愤恨，使他们更加明了你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唯一道路。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者已经日暮途穷。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祝你们努力!

毛泽东 朱德 1949年3月24日

正如毛泽东所料，邓兆祥曾经担任过舰长的“长治”舰，不久也发动了起义。

再说这天傍晚，叶剑英从北平打来电话说：请中央首长在晚上乘火车进北平，明天要举行入城仪式，与北平各界人士和代表见面。

天黑以后，叶剑英和滕代远来到涿县，向毛泽东报告了入城的安排计划。周恩来说：

“要在西苑机场举行入城仪式，先检阅部队，然后与各界代表见面，特别是那些知名党外人士。”

毛泽东说：

“我赞成恩来的意见。对做过贡献的民主人士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应当在政府里安排适当的职务。那个时候，在蒋介石的血腥统治下，他们能够做到那样，也就很不简单了。对他们的要求，不能和对共产党的要求一样。党中央进入北平，这是一件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剑英、荣臻、彭真同志要计划好，安排好。中央派周副主席主管这次活动。”

就在此时，先期到达北平的毛岸英正准备吃晚饭，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通知，说是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第二天下午要进城，先到颐和园休息，并在景福阁宴请各民主党派人士。通知命令毛岸英和排雷专家带工兵排火速赶往颐和园，消除各种危险因素。于是，毛岸英和战士们花了整整一夜，到第二天八九点钟才把室内检查完毕。可是室外仅顺着围墙走一圈就有18公里，加上围墙外还有原来国民党军的地堡、火力点，要全部检查一遍，仅用半天时间是远远不够的。毛岸英情急之下建议说：

“这样吧，我们分成5人1组，胳膊挽着胳膊，划分方向，顺着大大小小的道路走一遍。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安全。”

就这样，毛岸英和他的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3月25日凌晨2点钟，毛泽东一行来到涿县火车站。刘亚楼从北平赶来迎接，他拉着毛泽东手，激动得一句话也说出来。毛泽东说：

“呵，10年未见面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

周恩来见刘亚楼不明白毛泽东所说的赶考的意思，就解释说：

“主席在离开西柏坡时说过，我们进北平，是去接受考试的，共产党要领导全国政权，这是一种新考验，我们不能学李自成。”

刘亚楼将毛泽东一行引上了专列。毛泽东的警卫员们高兴极了，他们说：

“主席对我们说过，我们不但能看到火车，还可以坐上火车。这才几个月呀，我们真的坐上火车了。这真是做梦也不敢想的呀！”

毛泽东被安排在卧铺车厢的一个房间里休息，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叶剑英、滕代远都先后来了。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了北平的情况，他说：

“北平的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和破坏。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照常，北平的男女老少都称赞北平的和平解放。如果不是和平解放，北平不知道变成了什么样子呢！这是一个大奇迹。”

毛泽东笑着说：

“今后，南京政府各地的地方政府和国民党军队，还可能这样做。凡是要求和平解放的地方政府和军队，我们都欢迎。因为这样做对国家、对人民、对他们自己都有好处。”

叶剑英说：

“北平和平解放时，不少人向傅作义表示祝贺。不少民主人士也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和共产党更好的合作，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的政府。”

毛泽东说：

“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他们慢慢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议。”

叶剑英又说：

“北平和平解放后，工厂照常生产，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北平的政权机关和官办机构，都派了军队和接管人员。社会秩序很好，也没有发生骚乱。过去那些社会流氓也没有敢出来捣乱。反动分子和潜伏下来的特务，现在还没有公开进行破坏，对他们来说，也许是时机不到。”

毛泽东说：

“工厂照常生产，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和平解放的城市一切都照常，这就好了。要对参加军事管制的人讲清楚，我们不但能解放大城市，我们还能管理好大城市。我们人民解放军和全体党政干部，要学会管理城市工作和学会做经济工作，当前来说非常重要。”

毛泽东休息了一会儿，就坐在桌旁批文件。朱仲丽轻轻地走进来，她说：

“主席，在火车上阅读太多，对眼睛有害呀！”

毛泽东看了一眼朱仲丽，说：

“你这个医生呀，又说不能抽烟，又说火车上不能多看文件。看来，我是永远不会听从你的。我的工作是越来越多，做不完的事，我倒希望生两个脑袋，交换使用，可惜只有一个喽。”

朱仲丽笑着说：

“那你就先休息10分钟后再用脑子。”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合拢了文件，说：

“你倒真善于答辩，将来当起驻苏大使夫人来，会在国际舞台上轰动一时的。稼祥有了你这位夫人，在外交上只会打胜仗。”

“什么夫人？”

朱仲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毛泽东笑着解释说：

“稼祥即将当驻苏大使，不称你夫人怎么行？难道到了莫斯科还称呼你为同志嫂吗？”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望着朱仲丽，问道：

“贺子珍身体到底如何？精神如何？”

朱仲丽说：

“她嘛，身体还可以。就是长时间没有接触亲友，精神上比较低沉，神经也有些抑郁。”

毛泽东不再说话，转眼望着车窗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专列过了卢沟桥，出了丰台站，叶剑英说：

“前面就可以看到北平的城墙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们是一路顺风，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叶剑英说：

“我过去在军调部工作时，到过北平。这一次比大家先到北平，感到和以前到北平可大不一样呵！心情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所担负的工作也不一样。”

毛泽东吸着烟，望着北平的城墙，无限感慨地说：

“我以前也到过北平。到现在整整30年了！30年以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这正是：故地重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饮水思源，不念当年师恩也无由。

毛泽东一行人在清华园火车站下了专列，此时天已经大亮了。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北平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在站台上迎候毛泽东一行。

毛泽东在车站没有停留，改乘汽车去颐和园益寿堂。途中，他看到马路两旁站满了观看的群众和担负警卫的哨兵。哨兵们端着上刺刀的枪，背向马路，枪口朝前，一个个站在固定的位置上。即使在没有人而只有牛圈、墙壁的地段，哨兵们也都是如此，可谓戒备森严，气氛显得有些紧张。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生气，一到颐和园半山腰益寿堂的院子里，他就发了脾气，严肃地批评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等人说：

“警卫是怎么布置的？北平人民出来欢迎我们，我们却枪口对着他们。他们盼望我们来解放，可一见面就给人家一个下马威。这样做，太不近情理了。”

叶剑英等人解释说：

“原来考虑到北平是和平解放的，逃进城里的恶霸地主和反动军警，还没有严加管制起来，隐蔽在人民群众中的国民党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为确保党中央首长的绝对安全，不得不采取派出部队负责路线警卫这一方式。”

毛泽东听了解释，不但没有消气，反而更加严厉地批评道：

“怎么？那牛也要顶我们？那墙也要砸我们？我就不信坏人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凶！”

他点燃一支烟，停了停，语气缓和了下来，又说：

“我们办事处理问题，万不可只考虑自己而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

这是毛泽东进北平第一天第一次发脾气。从此以后，部队明确规定：凡是中央首长外出的路线警戒，哨兵一律立正持枪，和颜悦色面对路旁群众。

颐和园益寿堂是一个四合院，在临时作为会客室和餐厅的房间里，放着3张大圆桌，桌子上铺着洁白的桌布，上面放着餐具、酒杯，还有2瓶白葡萄酒。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聂荣臻、叶剑英、彭真、陆定一、李克农，都围在大圆桌旁，家属们和工作人员坐在另外2张大圆桌旁。叶剑英举起酒杯说：

“请主席喝杯酒吧，今天是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应该喝一杯。”

毛泽东笑着说：

“好，咱们都干了这一杯。”

叶剑英、彭真安排的饭菜很丰盛。毛泽东指着盘子里的鱼问：

“这鱼是什么地方养的？很好吃。”

叶剑英说：

“这是昆明湖里的鱼，味道非常鲜美。”

毛泽东说：

“过去想吃昆明湖里的鱼是不可能的事，今天终于吃上了。”

吃了饭，毛泽东提出要看一看这座慈禧太后修建的皇家公园。他一走进公园，发现公园里没有游人，感到很奇怪，就问叶子龙：

“为什么公园里没有游人？”

叶子龙说：

“为了您的安全，今天特意闭园了。”

毛泽东听了，生气地说：

“你们搞什么名堂！这是公园，不是私园，没有游人还有什么意思！”

社会部的人解释说：北平刚刚解放，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很多，破坏暗杀活动猖獗，为了保护主席的安全，奉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同志之命，把人全赶走了。毛泽东大声说：

“你蠢么！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就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不游了，回去，回去！”

说着，转身就走出了公园。这是毛泽东这天进北平后第二次发脾气。

下午4点多钟，毛泽东身着翻领军大衣，显得身材更加魁梧。他和朱德一起，在林彪、罗荣桓的陪同下，乘车到西苑机场举行阅兵仪式。

此时的西苑机场上，有1000多名北平市群众代表和100多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等待着欢迎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

毛泽东一下汽车，人群立即沸腾起来，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人们激动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柳亚子、郭沫若、黄炎培、叶圣陶，马寅初、朱学范、钱三强等人早已守候在这里。

黄炎培是在这天下午刚到北平的。一到北平，他就和其他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一起到了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

毛泽东和这些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从重庆握别，虽然只有3年半时间，但中华大地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解放后的北平机场重新相见，其欢乐之情自然是无可言喻的。毛泽东与大家亲切握手，热情问候。他握着郭沫若的手说：

“你瘦了，但精神特别好！”

下午5时，毛泽东检阅参加辽沈战役的人民解放军，特邀傅作义和邓宝珊参加阅兵仪式。傅作义穿了一件黑大衣，戴一顶礼帽，把两手交叉放在胸前。毛泽东袖着双手，对他保护千年古都再次代表人民表示感谢。

朱德站在第1辆车上。毛泽东身着棉裤和布棉鞋，外边穿着延安时期的皮大衣，戴着一顶旧棉帽，站在第2辆敞篷吉普车上。刘亚楼站在毛泽东身后负责安全，在记者拍照时，他总是故意把脸藏在毛泽东身后。吉普车徐徐从第4野战军的方队前驶过，毛泽东深情地望着一排排大炮，一辆辆装甲车。

参加过辽沈战役的原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10师政委李丙令，站在第28团获得的“塔山守备英雄团”的大旗下，接受毛泽东、朱德的检阅。

从东北来到北平参加在“三八”节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的曾志，爬到一辆吉普车顶上，想好好看一看分别了数年的毛泽东。曾志后来回忆说：

“当主席乘坐的敞篷吉普车开过来时，群众沸腾了，欢呼声震耳欲聋。我也是激动得不能自已，20多年的浴血奋斗，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啊！我眼前浮过了夏明震，浮过了蔡协民，浮过了陈佑魁、王海平、柯成贵、毛大嫂、伍若兰……我周围的亲人、战友们一个个地倒下去，而我却活了下来。无论是死去了的还是活下来的，不都是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吗！我的双眼湿润了，我随着人群拼命地喊叫：‘毛主席！毛主席！’我多么希望主席能够看到我啊！但车缓缓开过去了，车上的巨人终究还是没有看到我。”

检阅结束后，毛泽东下车与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妇女代表们一一握手。草明握着毛泽东的手高兴地说：

“我没想到这么快在北平见到您。”

毛泽东说：

“你也来啦。”

他刚说了一句，其她的妇女代表便抢着和他握手。周恩来看了看手表，对大家说：

“先生们，女士们，谢谢大家到这里来欢迎毛主席、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天色已晚，请诸位早些回去休息吧，以后有机会再谈，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很。”

傍晚时分，毛泽东准备前往长安大戏院参加欢迎晚会。他问阎长林：

“今天晚上要去看戏，你知道了吧？”

阎长林回答说：

“知道了，都准备好了。”

“几点钟出发？”

“路不好走，在路上估计需要1个多小时，我们是6点半出发，可以按时到达。”

毛泽东慢慢踱着步子，说：

“看戏也是工作啊。咱们今天去看闻名中外的梅兰芳先生的拿手好戏《霸王别姬》。这位戏剧界的名人可不简单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后，梅兰芳先生就留须隐居，再也不演戏了。他不顾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罢歌罢舞。这位艺术家的民族气节是多么可贵呵！我们今天去看梅兰芳先生的演出，就是提倡这种民族感、正义感，号召人们向他学习。”

毛泽东按时出发了。阎长林在车子里将卫士们争论梅兰芳是男是女的话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梅兰芳是男的，唱的是旦角戏。男的演女的，比女的唱得还好，才出名的呀！过去大家都生活在农村，不要说看不到梅兰芳的戏，就是能看到，如果没有知情人的介绍，认为梅兰芳是女的也并不奇怪，因为在舞台上他就男扮女装嘛。如今我们已经进城了，今天咱们就要看他的演出了，再说他是女的，那就是大笑话了。”

毛泽东被安排在2楼正中间的一个包厢里。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在晚会上致欢迎词。黄炎培及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著名民主人士都情不自禁地和群众一起奋臂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简单的欢迎仪式结束后，演出就开始了。梅兰芳的《霸王别姬》是压轴戏。54岁的梅兰芳饰演虞姬，刘连荣饰演楚霸王项羽。当毛泽东看到西楚霸王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将要和虞姬生死离别的时候，他的眼睫毛抖个不停，眼里湿漉漉的。他用一个指头按住李银桥胸前的纽扣，沙哑着嗓音说：

“不要学楚霸王。我们都不要学！”

演出快要结束时，阎长林怕人多不好走，劝毛泽东早点退场。毛泽东说：

“提前走不好，那样做不礼貌。”

演出结束了，梅兰芳和全体演员出来谢幕，全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也使劲地向演员们鼓掌。在返回颐和园的路上，毛泽东说：

“你们看今天晚上的戏演得怎么样？”

阎长林说：

“演得真好！像这样的戏，我们还从来没有看过呢。”

毛泽东说：

“是啊，这真是一次高水平的艺术表演。今后这些人都是新中国的戏剧家，在政治上将要有地位了，将要受人尊敬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戏剧肯定能很好地发展起来，能够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明天晚上，还在长安戏院看程砚秋先生演戏，他和梅兰芳先生一样都是京剧界名流。他在抗日战争中也是隐居农村，不管敌人用什么手段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登台演出。像这样有名望的艺人，我们不仅是看他的艺术表演，更重要的是尊敬他的民族气节和正义感。好了，明天还是按时出发，大家想看，可以多去几个人嘛。”

晚10点多钟，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到了颐和园。颐和园管理处主任柳林溪奉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之命，早早在颐和园东大门等候。毛泽东下车后，柳林溪大步上前迎接。毛泽东握着柳林溪的手，满面笑容地说：

“柳林溪同志，我们也是老相识了。”

柳林溪激动地说：

“是的！1943年我在延安行政学院学习的时候，多次聆听您的报告。”

接着，他将在延安纺过线、开过荒、种烟叶、种甜菜、制过糖的经历简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风趣地说：

“噢，是你熬的糖，我还吃过你熬的糖呢！”

说话间，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相继下了车，毛泽东一挥手，说：

“走吧！”

柳林溪引领众人上了万寿山，来到景福阁休息。

这万寿山东部山顶的景福阁，乾隆时为菊花形的昙花阁，慈禧重修时，改建为景福阁。景福阁南向，前后各5间，有曲廊相通，四周曲廊满缀宫灯，远看如列星。凭栏四望，全山景色映入眼底。慈禧喜欢这个地方，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在此祭牛郎织女，八月中秋在此赏月，九月重阳节在此登高，吃福、禄、寿、喜。盛夏伏暑季节，慈禧常在这里和后妃、宫女们押宝、推牌九，名叫“过阴天儿”。在景福阁的东北方有一所坐北向南的小宅院，这便是益寿堂。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益寿堂设宴招待民主党派及无党派著名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柳亚子、陈叔通、许德珩、沈雁冰、彭泽民、马叙伦、邓初民、余心清等20多位出席。柳亚子即席赋七律3首，其中云：“民众翻身从此始，工农出路更无疑。”

夜12点多钟，毛泽东打电话要柳林溪到景福阁谈话。毛泽东关切地问：

“颐和园接管了多少旧职员，多少工人？有没有太监？他们的生活怎样？”

柳林溪汇报说：

“我们接收旧职员20多人，工人30多人，没有太监。他们大多数年岁大，生活比较贫苦。北平被包围时，连工资都领不到了。当时要过春节了，职工都无法生活。我们进城接管后，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报告给市政府，从市财政局借来钱，给职工发了两个月工资，让大家过年。”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

“那很好。对原有职工的生活，我们要包下来，不要辞退，不要解雇，原薪是多少，就发多少。不要叫人家说，国民党时期我们有饭吃，共产党来了反倒没有饭吃了。如果那样就不好了。”

柳林溪说：

“我们就是按原薪发的。”

毛泽东点着烟，接着说：

“过去我们在山沟里打游击有经验，进了大城市搞公园就不行了。没有经验，要学会管理公园。不会，要向老工人学习嘛，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先把原有的公园管好。过去的公园是地主资产阶级悠闲人士逛的，劳动人民一没有钱，二没有时间逛公园。我们今后还要建设许多新公园，让劳动人民都能逛公园。在劳动之余，有时间在公园休息娱乐，消除疲劳，再回到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做更多的工作。”

次日凌晨，毛泽东连夜驱车来到了他的新家——北平西北郊区20公里的香山双清别墅。车子到了大门口，毛泽东问：

“到我们住的地方了吗？”

阎长林说：

“到了，前面这个院子就是。”

双清别墅是香山公园的名胜之一，坐落在古老的香山寺下西南边的一个山坡上。“双清”之名源于乾隆，这里曾有两股清泉从院子西面高坡上的山石中翻滚而出，水极晶莹，于是，乾隆皇帝就在山泉旁的石崖上题写了“双清”二字。1917年直隶发生水灾，督办熊希龄在香山创办慈幼院，修建了这一座别墅，称为双清别墅。双清别墅淡雅幽静，院子内山、水、树、石顺其自然，甘冽的泉水汇聚一池，清澈涟漪。池边有亭，亭后有屋，因材借景，秀丽非凡。人们在此，春日赏花，酷夏避暑，秋观红叶，严冬踏雪。由于它景色秀美，被称为香山的“园中园”。

双清别墅有两个大门，一个大门朝东，一个大门朝北。院子里，北边是一排平房，房子挺高也挺大，屋里的光线特别好。从西边数起，是卫生间、住室、办公室、会客厅。会客厅能容纳20多人。再往东也是办公室、会客厅，接着就是一个小餐厅。出餐厅，过了小走廊就是厨房。毛泽东来到这个新家一看，非常高兴，他说：

“这个院子很好呀！比我们在西柏坡住的院子又大又漂亮哩。”

可他一走进自己的卧室，看到那里摆着的竟是一张豪华气派的弹簧床就不高兴了，高声说道：

“为什么要给我买这样的床？这床比木板床得多花多少钱？为什么昨天能睡木板床，今天就不能睡了？我睡木板床已经习惯了，觉得睡木板床就很好，我不喜欢这个床。撤走，我还是睡木板床舒服。”

卫士们见毛泽东发火了，就劝他先在弹簧床上睡一觉，明天再想办法。毛泽东坚持说：

“不行！弄了木板床来我再睡。”

卫士们拗不过他，只好去找管理科想法弄来了一张木板床，换掉了那张弹簧床。毛泽东这才满意地上床休息。

和毛泽东一起搬来香山的还有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他们是住在双清别墅北面的一个大院里。那个院子里房子多，领导人住得比较集中。两个院子之间相距二三百米，有一条石路相连，各种车辆都可以通行，来往很方便。毛泽东外出时，从双清别墅北门口上小汽车。回来时，要在慈幼院的后门换中吉普，才能开上来。其他领导人也都是这样。

此时，中央机关都在香山，为了安全和保密起见，对外就称为“劳动大学”。劳动大学被老乡们叫做“劳大”，这两个字从京腔里说出来就成了“老大”。

毛泽东的秘书科分工，由罗光禄和从鄂豫皖根据地参加红军的老战士徐业夫，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工作。毛泽东办公室的群众来信，一般由田家英和他领导的秘书室处理。罗光禄和徐业夫二人24小时轮流值班，负责登记收发材料，接转各方面的电话，完成毛泽东交办的事项，通知出席各种会议的人员及会场安排。

毛泽东的文件种类很多，一种是“特急件”，必须马上拆阅，尽快呈送毛泽东。这类特急件，以外交和军事文件居多，时间性很强，需要毛泽东迅速裁决。所以遇到特急件，即使毛泽东在睡觉，也要叫醒他，一点都不能耽搁。另一种是“亲启件”，虽然都是密封的，也要由当班的罗光禄或徐业夫拆阅呈送。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机要秘书的信任。毛泽东写给中央负责人或别人的“亲启件”，他从来不封口，往往叫当班机要秘书先看一下，有没有笔误之处，然后再发出去。找毛泽东的电话，总是由机要秘书先接听，如果必须由毛泽东接听，机要秘书则先到毛泽东办公室报告，再将电话转过去。常来电话的是周恩来，周恩来总是先问：“主席休息了没有？”机要秘书一听是周恩来，便立刻把电话接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每天的工作日程，一般由机要秘书安排，出席什么会议，接见谁，事先都要周密安排。毛泽东召开会议，总是先由机要秘书开列出席者名单，经过毛泽东过目，亲自增删后，再由机要秘书一一通知。

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举行和平谈判事宜的决定》。

此前，何应钦接替孙科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他在3月25日首次政务会上，组织了以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蒸5人为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由邵力子为首席代表。

中共中央《关于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举行和平谈判事宜的决定》的全文如下：

关于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举行和平谈判事宜，中共中央本日决定：

一、谈判开始时间，4月1日。

二、谈判地点，北平。

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按照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8项条件以为双方谈判的基础。

四、将上列各项经广播电台即日通知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按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其代表团，携带为8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以利举行谈判。

3月26日下午6时半，毛泽东已经吃了晚饭，从双清别墅出发去看演出，他说：“看戏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呀，演员们专门为我们演出，如果我们因为工作忙不能去，他们就不会理解，就可能误解我们对他们不重视。如果我们去看了，他们不但感觉光荣，而且还会更加努力，为发展京剧艺术做出更大的成绩。”

在去长安大戏院的路上，毛泽东发现除了香山到卧佛寺之间以外，周围一片漆黑，一问才知道，担任这一带警卫的是中央警备团2营，部队分别驻在玉华山庄、琉璃塔、煤场街、鬼见愁，山上山下设置固定哨、游动哨数十个，为了便于哨兵夜间执勤需要，在香山和卧佛寺山野间拉起了电灯，其它地方都停了电。毛泽东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非常生气地说：“这样做，我们与国民党有什么不同？国民党为了军事用电，把老百姓家里的电掐了，把工厂里的电断了，给人民生活造成困难，给工人造成失业。”

他长长出了一口气，接着说：

“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这样做，快把电给老百姓家里送去，快叫工人上班恢复生产。”

这是毛泽东进北平后第3次发脾气。警卫部队第二天就按照他的指示把拉设的电线大部分拆除了，附近老百姓的家里和工厂都送上了电。

这天晚上，毛泽东到了长安大戏院，还是坐在2楼中间那个包厢里。参加演出的剧团演了3出戏，第1出演的是《法门寺》。《法门寺》里有两个人很典型，一个是刘瑾，一个是贾桂。毛泽东指着刘瑾说：

“刘瑾这个人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好事，唯独在法门寺进香时，纠正了一件错案，这也算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当戏演到刘瑾接过状子后叫贾桂坐下时，贾桂说：我站惯了。毛泽东指着贾桂说：“你看，他真是一副奴才相。人家叫他坐下，他说站惯了。我们反对这种奴才，要提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要有自尊心。”

接下来演的是《打渔杀家》和程砚秋的《荒山泪》。毛泽东跟观众一样，经常鼓掌，看到高兴处，也笑出声来。

这天晚上出场的全是名演员，有杨宝森、梁小鸾、郝寿臣、尚小云、谭富英、萧长华、姜妙香、程砚秋。毛泽东在回双清别墅的路上问身边的人：

“你们看，今天晚上演得怎么样？”

李银桥回答说：

“我看演得很好。”

毛泽东说；

“今天晚上的演员都是京剧界的名人，也是群英会，这些名人凑在一起演出的机会很少。如果是在过去，看名人的演出，票价是很贵呀。这几出戏的内容与现实结合得很好，特别是《荒山泪》，程砚秋先生演得很成功，内容和唱腔都很好。”

回到双清别墅后，毛泽东设宴单独邀请黄炎培畅叙离情，纵谈时局，直至午夜，意犹未尽。

3月27日晚上，食堂里为毛泽东加餐四菜一汤，毛泽东看了，非常不舒服。他颇有感触地说：

“碗里有饭，不能光往自己的嘴里扒拉，市民的粮食早都被国民党抢光了，他们不少人在饿着肚子。如果这样吃下去，不用多久，我们的餐桌上的菜饭就将会摆满。到那时，我们把为人民服务喊得越响，人民群众越恨我们。”

服务人员说：

“党中央这次迁进北平非常顺利，现在各部门工作基本就绪，这次改善伙食，是为了庆祝搬迁的胜利。”

毛泽东听了，更加生气了，他说：

“要想做脱离人民群众的事情，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借口！”

说罢，让服务人员把饭菜撤了下去。这是毛泽东进北平后第4次发脾气。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是什么？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49年3月25日进入北平后，首先批评的是在欢迎道路两旁有持枪哨兵面对群众，继之批评颐和园清园，没有游人。3月26日，他又批评为警卫中央机关而掐断群众的用电。3月27日，严厉批评为他加餐至4菜1汤。这就是鲜为人知的毛泽东进北平3天4次发脾气的轶事。每一次发脾气，都反映出他那与众不同的相信人民、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的一贯的思想和作风。广大人民群众在他身后而不是在他生前把他当神一样供奉，这种现象岂不是发人深思的吗？

第51章 1949年3月28日—

“我们相谈的目的，是为了少牺牲，少损失，少消耗力量。我们国家底子薄，无非是这个目的，并不是我们打不过去。李宗仁是来还是不来，由他自己选择。只要谈得成，我当主席，他当第一副主席”

话说1949年3月28日，李宗仁的密使刘仲容到达北平，周恩来派齐燕铭到前门车站迎接，当天便接见了他。周恩来让他先休息，并安排他住进了中南海丰泽园。

是日晚8时许，周恩来派吉普车把刘仲容送到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接见了他，这是两位湖南老乡第三次会晤。

本传前面说过，早在1937年1月下旬，刘仲容到了延安，一住就是数月，与毛泽东过从甚密。后来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第二次会晤了刘仲容，笑容可掬地说：

“刘先生8年前来延安看我，8年后我到重庆看你，这就是礼尚往来嘛！”

刘仲容在会见中曾劝毛泽东早日离开重庆。

再说毛泽东与刘仲容寒暄了一番，话题就转到和谈上。毛泽东首先问及南京方面的动向如何，刘仲容说：

“南京政府里有3种人，一是认识到国民党失败命运已经注定，只好求和罢战，这是主和派；一种是主张‘备战谋和’，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涉，只要赢得时间，准备再打，这是顽固派；还有一种人，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有和平诚意，动摇徘徊，这可说是苦闷派吧。”

毛泽东笑问道：

“李宗仁、白崇禧算是哪一派？”

刘仲容说：

“从历史上看，蒋桂多次兵戎相见，纠葛甚深。现在两家又翻了脸，彼此怀恨。李、白知道蒋对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既要防范蒋介石对他们下手，又怕共产党把桂系部队吃掉，在这种情况下，李、白被迫主张和谈。”

毛泽东又问：

“李、白两位选择和谈结束战争值得欢迎，但不知是真心实意，还是步蒋介石的后尘，利用谈判备战再打？”

刘仲容说：

“他们希望获得体面的和平，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与中共和平共处。”

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要我们不过江，这是不可能的啰。”

刘仲容说：

“白崇禧估计解放军能够抽出参加渡江作战的不过60万人，他认为依据着长江天险，以海、陆、空军固守，解放军想渡江是不那么容易的。”

毛泽东说：

“我们能用于渡江作战的解放军不是60万而是100万，另外还有100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团，我们的民兵是有战斗力的。等我们过了江，江南的广大人民是拥护我们的，那时候，共产党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这是白崇禧没有估计到的吧！”

此时，桂系夏威部队的一部分在安庆被解放军包围，桂系的另一支部队的一个团，在武汉附近的下花园被陈赓的部队缴了械。刘仲容受白崇禧之托，向毛泽东提出解围并发还武器的请求，以示和平诚意。毛泽东表示，可以放松安庆之围，下花园缴到的武器也可以还给桂系部队。他要刘仲容通知白崇禧派出参谋人员，双方在前线联系。刘仲容说：

“这样安排，是仁至义尽了。”

3月28日夜晚，柳亚子因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的一些矛盾感到无力解决，又因急于到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堂祭奠而苦于没有专车，颇有牢骚，忍耐不住，便写了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律诗：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谖。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毛泽东阅后，指示有关部门，对柳亚子的生活问题作了妥善安排。后来，柳亚子在4月25日由六国饭店迁入颐和园益寿堂居住。

3月29日，何应钦增加刘斐为和谈代表。李宗仁对刘斐说：

“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

邵力子知道和谈希望不大，对于首席代表一职坚辞不受，何应钦又宣布以张治中为谈判首席代表。

3月底，在华北战场上，华北野战军第18、19、20兵团及第4野战军炮兵第1师已经集中于太原前线。

毛泽东为了统一太原前线的领导，以徐向前、罗瑞卿、周士第、杨得志、杨成武、陈漫远、胡耀邦、李天焕8人组成太原战役总前委，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为第一副书记，周士第为第二副书记，陈漫远、胡耀邦为常委。

以徐向前为司令兼政委的第18兵团的司令部、政治部，兼为太原前线司令部、政治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委，陈漫远为参谋长，胡耀邦为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3个兵团和第4野战军部队及晋中部队。

阎锡山犹做困兽之斗，将他的部队和中央系部队分作5个防区，各委将领，实行防区责任制；又将所有的炮兵组成10个炮兵群，交由侵华日军今村中将、岩田少将指挥。阎锡山又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他慷慨激昂地指着桌子上放着的毒药瓶子说：

“我坚决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太原如果失守，我就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

眼看人民解放军就要攻城，扬言“要学田横五百壮士，失败也要失败个样子”的阎锡山，借故李宗仁相召，商议党国大事，仓惶逃往南京。

此时，在长江两岸，攻守双方也早已是重兵麋集：

国民党军在从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防线上，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兵力。其中以汤恩伯为总司令所指挥的“京沪杭警备总部”所属75个师，及其江防部队共45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的地段上；以“华中剿总”白崇禧所属40个师，及江防部队共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间近1000公里的地段上。除此之外，另有海军海防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共有军舰26艘，炮艇56艘分驻在安庆、芜湖、南京、镇江、上海等地；有江防舰队主力舰艇40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沿江巡弋；还有空军4个大队以南京、上海、武汉为基地，支援各路军作战。同时，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舰艇也停泊于上海吴淞口外，威胁或伺机对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进行武装干涉。

而人民解放军的渡江部队，除了第4野战军第12兵团外，主要有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2野战军第3、第4、第5兵团及地方部队，9个军计35万人；有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的第3野战军第7、第8、第9、第10兵团15个军计65万人；总共是8个兵团，26个军、80个师，100余万人。

3月31日，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的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总前委，根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的命令和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部署情况，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要目标是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

参战部队2野、3野和4野各一部，于3月末和4月初，先后进抵长江北岸。具体作战方案是：

由粟裕、张震率第3野战军的统帅机构，直接指挥第3野战军的第8、第10两个兵团主力及苏北军区部队，共8个军又3个旅35万人，组成东集团军。

由谭震林指挥的第3野战军第7、第9两个兵团，共7个军30万人，组成中集团军。

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的第2野战军第3、4、5兵团及地方部队，共9个军28万人，组成西集团军。

由第4野战军第12兵团的第40军、43军及中原军区部队，共20万人，进逼武汉，牵制武汉地区之白崇禧部，策应第2、第3野战军渡江作战，并相机在武汉至九江段渡江。

1949年4月1日，傅作义为推动全国和平运动，发表《北平和平解放通电》。通电叙述了北平和平谈判的经过，还说：

“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然后国家才能开始建设。”“作义本此认识，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

4月1日下午3时，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和以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团，以及代表团顾问屈武、刘仲华、李俊龙、金山（秘密中共党员，戏剧、电影艺术家），秘书长卢郁文（参加和谈后留居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副秘书长等职），另有秘书10人、译电员2人及随员5人等，共20多人（其中张治中一个人就带了8个人：秘书谢超，速记余湛邦、袁永竹，缮写周光宇、任宝华，随员张立钧和那两个译电员），一起飞抵北平。

刘仲华，曾用名刘子华，1899年出生在山西省原平市沟北村；1923年由李大钊和李彪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他由李大钊派遣，到上海大学从事学运工作；1925年秋，被派往河南等地为党募捐经费；1926年初，到五原地区续范亭部军政教导团；同年陪鹿钟麟赴苏联参观考察军事。1927年夏，他奉命到河南四望山游击队，经河南省委指派，前往安徽太和县杨虎城部、阳县高桂滋部、亳州方振武部，向党内同志传达中央指示，建立皖北特委，任军事委员，并任方振武部中共前委书记，组织当地农民，发动武装暴动。1928年，他到上海，在周恩来、聂荣臻领导下，在军委从事情报工作。1935年3月，刘仲华领导原上海中央局军委系统干部组建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任书记，王世英负责军委系统的工作。1936年，他接受第三国际驻上海代表的指示，将工作移交给王世英，取道法国赴苏联，苏方不准其入境，回国后党组织又不接纳他，从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抗战开始后，刘仲华经张任民介绍，到五战区李宗仁手下担任高级参议，以“非党员”身份做共产党员的统战工作。他很快和李克农取得了单线联系，并和周恩来领导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与陈少敏、王炳南等建立了工作关系。李宗仁对刘仲华的身份了如指掌，但他对刘仲华却很赏识、器重，通过刘仲华与李先念的新四军取得联系，商定和沟通一些共同抵御日寇的部署。1949年３月13日，李宗仁通过刘仲华和刘仲容转告毛泽东，说他是诚意和平的，希望中共相信他。3月25日，李宗仁派黄启汉、刘仲华飞往北平，表示“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并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暂时停止进攻。27日和28日，叶剑英在北平西郊连续接见黄启汉、刘仲华，并把同他们谈话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

全国解放后，刘仲华历任政务院参事，北京市地震局局长、房管局局长、园林局局长等职；1953年，北京市委决定，报请中央组织部批准，接受他重新入党，因有周恩来、聂荣臻证明，无入党介绍人。

再说毛泽东鉴于张治中来北平前曾到溪口拜见蒋介石，便决定降低迎接规格，由第4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等人到机场迎接。

国民党反动派对这次和谈极力进行破坏。在张治中等人离开南京3小时后，南京6000余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接受八项和平谈判条件。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在蒋介石授意下，指使军警特务殴打示威学生，致使示威学生死亡2人，受伤100余人，失踪多人。而主张和谈的李宗仁也不敢对凶手做任何处理。

张治中一行到北平后被安排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当他们走进饭店时，见迎面悬挂着一幅大标语，上写“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屈武说：

“看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怀疑的。”

当晚6时，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还有新增加的代表聂荣臻，设宴招待国民党代表。

晚宴结束后，周恩来、林伯渠邀请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周恩来严肃地质问张治中：

“文白先生，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

张治中说：

“周先生，容弟解释。蒋先生虽然退到溪口，力量还是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的同意，即使商谈得到协议也没用，这是一种现实的做法。”

周恩来说：

“不管怎么说，这样做只会加强蒋介石的地位，混淆视听，证明蒋介石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的广播你们收听了，带了为实施8项条件所必需的材料吗？对和谈有没有具体的意见？”

张治中说：

“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听你们的，当然是以8项原则为基础。”

周恩来说：

“这是前提，是没有疑义的。我们设想，采取这样个别对话的方式，充分听取你方的意见。如果可能，经过三四天的商谈后，在5日左右提出成熟的东西，供双方讨论。”

4月2日，毛泽东公开发表致傅作义电，对4月1日的通电深表赞许，全文如下：

傅作义将军：

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动，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毛泽东

1949年4月2日

4月2日中午，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设家宴请张治中吃饭，他满面笑容地同张治中握手，爽朗地说：

“1945年到重庆时，承你热情接待，感激得很呢。你在重庆时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时，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呢！”

本来，张治中是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大势下，作为首席和谈代表来到北平，心中很不是滋味。毛泽东的话，亲切自然，诚恳真心，使忐忑不安的张治中稍有如释重负之感。毛泽东又问到张治中的身体和家人可好？张治中在谈话中说：

“蒋先生已经下台，一切交由李先生主持。蒋先生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故乡，终身不担任国家职务。为了便于和谈进行，望毛先生以宽大为怀，不将‘战犯’问题写入条文。”

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宽大处理。张治中说：

“若按照重庆政协的政治民主化原则及当时达成的联合政府方案，国民党应当将权力移交给新政府。”

毛泽东说：

“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要两三个月都说不定。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南京国民党政府可以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不要大家都跑了。”

张治中说：

“国民党执政20多年，没能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样做，责任是重大的。”

周恩来说：

“今后不是一党专政的政权，而是民主联合政权，各党各派都可以参加。”

张治中说到了共产党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自我批评和虚心学习的美德，非常感慨地说：

“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

毛泽东问张治中对今后建国有何意见，张治中谈到了他对外交上的看法，他主张对苏美并重。

4月2日这一天，周恩来在六国饭店接见了黄启汉，周恩来说：

“现在就是他们并没有接受8项原则为基础。根据这两天来和他们6个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的情况，除邵力子外，其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李宗仁不是公开宣布承认毛主席提出的8项原则为谈判的基础吗？怎么代表团来了，又变了卦呢？还有，南京代表团到北平来之前，张治中还到溪口去向蒋介石请示，这就产生另一个问题：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呢？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和谈怎么进行呢？”

4月2日晚，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共进晚餐。

李济深来到双清别墅，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甚是感动，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毛主席太客气了。我这个人你是知道的。我过去是反对共产党的，也犯了很大错误。以后我觉悟了，看到蒋介石反动派丧权辱国，腐败无能，使中国民族长期陷入贫困落后、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之中。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的认识终于实现了。现在，大半个中国已经获得了解放，全国即将解放，我真心诚意拥护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全体同志，都拥护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很谦虚，毛主席、周恩来先生都这么谦虚。我们这次来北平的同志，都是这么认为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吹嘘。”

毛泽东说：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了。应该对我们多提意见，多提批评。这样，才能使我们今后相处得更好啊。”

李济深说：

“我相信，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相处得会更好。”

说话间，客人都陆续到齐了，客厅里坐得满满的。毛泽东谈笑风生，和客人们拉家常，谈时局，他还说：

“‘独立’外交是新形势下的新烟幕，美国不希望我们与苏联接近。我们的外交政策就是要‘一边倒’，要与苏联紧密合作。帝国主义不可怕，战争不可怕，我们今天必须真正站起来。邵力子、章士钊、颜惠庆他们来时，曾带来了8项谈判条件。他们提出，战犯问题暂不谈，将来由联合政府办。联合政府由中共和南京政府商量决定。战犯要谈，联合政府由中共和民主党派决定。拖不行，必须迅速决定。张治中等原则上承认8条，具体全不承认。南京政府是六亲不靠，美蒋和地方势力都靠不住，和平攻势也靠不住，靠中共走北平道路是上策，广西道路是中策，跑到广州是下策，现在该下决心了。”

送走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毛泽东又会见了刘仲容，告诉他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已到北平，与周恩来等开始谈判，为“划江而治”，各不相让，陷入了僵局。所以想请他回南京去，劝李宗仁、白崇禧在此历史转折关头顺应时势，勿再固执己见。毛泽东还说：

“你可以告诉李、白：一、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中共也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商量；至于蒋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阻碍中共渡江，由李先生做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我毛泽东也可以出席；如果李宗仁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四、现在双方已经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和蒋介石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先生和白先生要拿定主意，不要上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当。”

刘仲容沉吟着道：

“恐怕难有好的结果，昨天接到白总司令来电，称中共硬要过江的话，打乱了摊子就不好谈了。”

毛泽东莞尔一笑：

“说到底，白崇禧是要保住他的军队与地盘。这样吧，就请刘先生告诉他，和谈成功建立国防军时，我们请他继续带兵，把30万军队交他指挥，比他现在带的广西部队十来万人多得多。人称他‘小诸葛’，人尽其才，于国有利嘛。再有，我们过江后他看着不顺眼的话，可以退去长沙乃至广西，不妨订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3年内不进他的地盘，好不好？你看，我们是不是煞费苦心那？这样做，并不是没有力量打赢他们，是让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

对于毛泽东的表态，刘仲容着实感动：

“毛先生如此宽容，名副其实大雅君子，我即日回宁，尽力劝说之。”

毛泽东转向周恩来，对他说：

“他们去南京的事，你给安排一下吧。”

4月3日，周恩来带刘仲容到北京饭店同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几位民主人士见了面。朱蕴山等是半年前由香港到东北解放区，最近又由沈阳到北平来的，都是刘仲容的熟人。他们久别重逢，十分高兴。周恩来对他们说：

“革命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向长江以南推进，现在我们正在开始同李宗仁派来的代表团在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谈判，不论签不签协定，我们是一定要渡江的。”

周恩来宣布，这次去南京谈判的特使共4位，除刘仲容外，还有代表各民主党派的朱蕴山、带有李济深亲笔信的李民欣和去找顾祝同的刘子毅。周恩来说：

“你们去，总的原则是：他们同意我们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那是不行的。要对他们讲清楚，不要以为我们过了江就无依无靠，广大人民站在我们这一边，群众是会拥护我们的。”

周恩来还交给刘仲容两个任务，一是照料朱蕴山和李民欣的生活，二是把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从南京接到北平来。

4月3日，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宴请了章士钊，交谈了湖南的情况。章士钊说：

“程颂公主张真正的和平，从武汉回湖南的国民党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也有意随程潜走和平道路。不过陈明仁在东北四平街和解放军打过硬仗，心存顾虑。”

原来，章士钊在1949年3月份与到南京参加国民党有关国共和谈会议的程潜进行了一次长谈。章士钊向程潜介绍了他在西柏坡与毛泽东会晤的情况，他说：“毛泽东英明果断，襟怀宏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空前是肯定的，绝后还不敢说。毛泽东对你颂公倡导和平期望殷切，决不会当战犯看待，而且将予以礼遇。时代在进步，清王朝敌不过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敌不过国民党，现在国民党更敌不过共产党。哪个政党能把国家搞好，对民族有利，就应让谁来搞。你们国民党已经搞了20多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几乎亡了国，是放手的时候了。为国家民族计，还不如让共产党来搞吧！共产党一定会把国家搞好。”章士钊还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了他如何赞助黄兴，如何支持孙中山，如何反对蒋介石，说明什么是背叛，什么不是背叛，大节应当是对国家民族有利。正是通过这一次谈话，章士钊了解到了程潜和陈明仁的真实意愿。他所说的陈明仁，原是蒋介石的嫡系干将，在四平战役时抬着棺材与解放军拼死作战，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

毛泽东听了章士钊的一番说话，便说：

“如果颂公为湖南3000万人民着想，坚决走和平道路，即使此次和谈不成，李宗仁、白崇禧重启战端，湖南也是可以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这对全国特别是等待解放的地区，影响很大。至于陈明仁，只要他转到人民方面来，我们可以对他既往不咎，决不会追究四平街的问题。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我们会谅解的。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

4月4日晨，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为配合国共双方和平谈判而撰写的一篇评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4月1日发生于南京的惨案，不是什么偶然事件。”“李宗仁、何应钦政府既然派出和谈代表团前来北平同中国共产党谈判和平，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以为谈判的基础，那末，如果这个政府是有最低限度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这个真理，难道现在还不明白么？”

“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4月4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关于应根据联桂反蒋方针采取具体步骤的指示，他写道：

萧陈唐解潘，并刘李张（指萧劲光、陈伯钧、唐天际、解方、潘朔端，刘伯承、李达、张际春，以下同——笔者注），中原局，邓饶陈：

一、我们已和白崇禧代表刘仲容商定黄冈、阳逻、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我军暂不进占，使武汉不感震动，大商巨绅不致逃跑，将来我军进占该线及武汉地区时用和平接收办法，免遭破坏。此点望萧陈通知所属，望中原局通知桐柏、江汉、鄂豫3区一体照办。其余宜昌至武穴线上长江北岸要地，凡我军已占者照旧。凡我军未占者一律暂不进占，以利和平接收。萧陈并可设法与花园方面白部负责人作试探性的联络，并以情况电告。

二、李宗仁代表黄启汉昨江日由北平返南京除传达上项意旨外，并传达我方允许安庆方面桂军向南京或向武汉撤退，请刘李张即作准其撤退之部署，并令前线派人与守军试行联络。

三、总之我方对桂系即应根据联桂反蒋方针开始着手采取具体步骤，由敌对关系改变为交朋友关系，对张轸亦是如此。执行情形望告。

军委 卯支

4月4日下午，春日煦煦，令人怡然，同属桂系的黄绍竑、刘斐想到要去见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心中不无忐忑之感。

刘斐，字为章，湖南醴陵人。他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任国民党军令部次长、国防部参谋次长等职，在国民党军将领中颇有威望。本传在前面曾多次提到他，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他曾作为国民党代表，和张治中一起同共产党谈判。

黄绍竑、刘斐乘车来到毛主席的住处香山双清别墅，一下车，毛泽东便迎上去和他们一一握手。毛泽东的诚挚热忱，以礼相待，使黄绍竑、刘斐愧悔不安，对毛泽东顿增敬意。

黄绍竑、刘斐进入客厅不久，朱德也来了，热情地同他们打招呼。黄绍竑、刘斐看到朱德竟是这样质朴可亲、平易近人，不由得暗暗点头赞佩。毛泽东询问了黄绍竑、刘斐到北京后的生活情况，又问刘斐：

“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

刘斐说：

“是，我是醴陵人。和主席是邻县老乡。”

毛泽东对刘斐不是不了解，只是以前没有见过面。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接受蒋介石的邀请，与周恩来和王若飞由赫尔利及张治中陪同，自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那个时候，刘斐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协同周恩来做过不少有效的策应。因此，毛泽东对刘斐的印象是很深的。他很高兴而又意味深长地说：

“啊，你是醴陵，我是湘潭，山水相连，是老乡嘛！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

刘斐听着毛泽东亲切的湖南口音，紧张的心情减去了大半，他说：

“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

“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他站起来边说便打手势，语气亲切，扳着手指头说：

“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那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毛泽东说到这里，在房中踱了几步，走到黄绍竑、刘斐的面前说：

“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毛泽东讲到《国内和平协定》草案，问道：

“这个协定你们都同意吗？”

刘斐说：

“总的我们是同意的，只是‘前言’中说蒋介石是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这句话，虽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就怕李宗仁签字有难处，因为他是个空架子，蒋介石背后捣乱他吃不消。”

毛泽东笑着说：

“好吧，看在你们的情面上，不写蒋介石是罪魁祸首，那就写上个元凶巨恶，你们看怎么样？”

严肃的政治话题，经毛泽东风趣的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一面笑，一面拿起新华社的一份消息稿，用红蓝铅笔敲打着稿子说：

“你们看，李宗仁也说破坏政协的是蒋介石嘛，李宗仁也是这么说的嘛！”

刘斐说：

“蒋介石这个人不学无术。”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不对，不对，蒋介石是不学有术哩！不过这个‘术’是权术的‘术’！”

他说完，用商量的目光看看朱德，朱德笑着点点头。吃饭前，朱德走了。毛泽东同黄绍竑、刘斐边吃边聊，当说到各人的爱好时，刘斐趁机将自己疑虑的一个问题提出来，试探毛泽东，他说：

“您会打麻将吗？”

“晓得些，晓得些。”

“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毛主席听了，马上明白了刘斐的用意，就笑着说：

“平和，平和，清一色难和，还是平和好，只要和了就行了。”

毛泽东一语双关，点破迷津，刘斐会心地大笑起来。毛泽东如此机敏，心胸那样宽阔，这寓意弥深的回答，不仅使刘斐倍加叹服，顾虑皆释，而且也坚定了他选择新道路的决心。他马上表态说：

“平和好，那么还有我一份。”

毛泽东问道：

“为章，你看国家能不能统一，能不能建设好？”

刘斐想了想，回答说：

“100年来，列强鱼肉我国，分裂中华，压迫我们，这固然是祖国分裂、经济落后的原因，但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也不争气，自辛亥革命以来，派系繁多，连年争战，闹得民不聊生。甲派上台，打倒一切，乙派执政，一切打倒，如此反复，谈何统一，谈何建设？”

毛泽东动情地说：

“共产党不搞打倒一切，只打倒那些罪大恶极而又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其余的人只要他愿意爱国，维护统一，我们就同他讲团结。有一技之长者，统统包下来为新中国服务，你看怎么样？”

刘斐闻听此言，兴奋极了，感叹道：

“古人云：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共产党取此政策，百川焉能不归大海！”

在回宾馆的路上，刘斐的心情很不平静。毛泽东是那样伟大而平凡，那样学识渊博而幽默，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刘斐深感耳闻不如一见。回到宾馆，正巧周恩来来看他们，刘斐把这种心情告诉了周恩来，并说：

“毛主席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

周恩来听了，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4月5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关于配合和谈前线部队应采取的行动的指示，他写道：

邓饶陈，刘张李（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笔者注），中原局，萧陈并告林罗刘：

一、李白（即李宗仁、白崇禧——笔者注）代表刘仲华江日由北平到南京，支日去汉口，向李白传达我方意旨。微日李白另一代表刘仲容去南京，传达我方更加完全的意旨。张治中等6人和谈代表团与我方代表团谈判已4日，颇有进展。

二、安庆守军限卯灰前撤退，安庆至黄冈线之守军亦限卯灰前撤退完毕。请刘张李即告前线我军将领，将上述二项分别派员径赴守军司令部通知对方。我们的人和对方的人见面时说，奉毛主席命令已与李白代表谈好守军撤退事宜，今后双方以谈判方法解决问题，问彼方是否已接到上级命令，如未接到此项命令，要求彼方速即去电询问，不能拖延时间。此项代表交谈，限于桂系人员，勿令蒋系人员知道。

三、黄安、麻城、浠水、武穴等地彼方守军同样撤退，由我军进驻。

四、黄冈、团风（不是阳逻）、仓于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一个月内我军不去进占。宜昌至黄陵矶一线江岸及其以北地区，凡我军已占者一律不动。凡我军未占者一律于一个月内暂不进占，一个月后用谈判方法和平接收。此点请刘张李通知桐柏，江汉，鄂豫3军区照办。萧陈对桂系守军可酌派适当人员联络，信切勿使蒋系守军知道，对张轸亦可联络。

五、中原局应设法派人秘密至武汉方面与地方绅士及资本家联络，散布和平空气，稳定他们不要逃跑。

华东局对江南各地如有门路亦应如此办理。

军委 卯微

4月5日午后，南京方面派的飞机飞抵北平。

下午2时半，刘仲容同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4人搭乘这架专机去了南京。

是日晚，刘仲容去傅厚岗单独会见了李宗仁，汇报了在北平接洽和谈的情况，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对李宗仁的期望。他还把带来的4月5日的《人民日报》送给李宗仁，指着头版一篇题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社论解释道：

“这是我特意从北平带来的。这篇文章很重要，它表达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李宗仁看了之后未作任何表示，只是叫秘书打电话给行政院长何应钦，请何应钦来一趟，要刘仲容把北平之行的情况也向何应钦说一下。不一会儿，何应钦来了。他一进门，人还未坐下，就问刘仲容：

“我知道你去北平了。有什么消息？见到文白、邵老了吗？”

刘仲容说：

“没有见面，我是德公派去了解情况的。我刚回来，正向德公汇报。”

何应钦又问：

“据你看，共产党有诚意吗？见到毛泽东没有？”

刘仲容答道：

“见到了。毛先生说，国共两家打了这些年仗，该歇歇手了，和总比打好。这并不是因为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这才愿意通过谈判政治解决。毛先生还谈到，解放军一定要过江，谁也阻挡不住。他欢迎你和德公到北平直接商谈，协商解决一切问题。”

第二天，白崇禧从武汉到了南京，刘仲容告诉他，当初受他交付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情况都摸清楚了。白崇禧听了刘仲容的汇报，怒道：

“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

刘仲容告诉白崇禧，这次同来的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是民主党派的特使，来奔走和平的。他还劝白崇禧：

“目前国民党处于下风，共产党是胜利者。停战和平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古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总司令还是顺应潮流为好。现在有了开端，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千万要把握这个机会。这于国家民族有利，也于总司令自身有利。”

接着，他把毛泽东说将来请白崇禧带30万国防军的事说了。可白崇禧一点也听不进去，他说：

“我个人的去留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中共若有和平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我们绝不能让步，过江问题上中共不让步，和谈决裂不可避免。真的打起来，美国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你马上和北平通话，把我的意思转告他们，就这么办！”

此后，刘仲容同李宗仁、白崇禧又交谈了几次，均无结果。刘仲容还从白崇禧的参谋人员那里了解到，蒋介石曾从台湾用飞机运了200万两黄金给白崇禧，企图破坏和谈。李宗仁则是对和谈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他的“智囊”甘介侯也正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保持着密切联系。

正当国共双方文攻武备之时，在中共中央机关附近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有惊无险的事件。

原来，因傅作义害怕蒋介石暗杀他，经毛泽东同意，让他留下了一个加强团，以保证他的安全。这个团配备有崭新的清一色的美式卡宾枪。

4月初的一天上午，傅作义警卫团中的两营士兵来到“劳动大学”进行干扰，尽管他们没有携带武器，却也严重地威胁到了中央机关的安全。

上午9时许，阎长林慌慌张张地来到卫士值班室，对几个卫士说：有紧急情况。他话音刚落，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汪东兴也赶来了，交代说：

“傅作义的警卫团约两个营来冲击香山，大家做好警戒准备。你们的具体任务请阎排长布置。”

汪东兴走后，阎长林说：

“他们虽然来的兵力不多，但我们不能大意。周围的警戒已经安排好了，双清别墅也应加强戒备。”

他转对李银桥，交代说：

“内卫的事情由你负责。”

阎长林说完，也急忙走了。李银桥对卫士们说：

“不要紧张，有事听我的。”

他又吩咐李家骥，专门负责江青母女的保卫工作。李银桥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江青，又到毛泽东办公室东南角的防空洞检查了一遍，整理了毛泽东的专用药箱和衣物。

周恩来得知此事后，感到事态严重，马上报告了毛泽东。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立即去安排部队解除傅作义警卫团的武装，以免后患。

此时警卫香山的部队，是从延安起就担负中央警卫的1个师。这个师的指战员个个都是神枪手，慢说来的是一群没带武器的散兵游勇，就是他们都带有武器，也不够警卫师收拾的。

中午时分，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正在吃饭，周恩来匆匆赶来，一进院子就喊道：

“赶快调一支部队去执行任务！”

聂荣臻有点纳闷，今天怎么回事？这位老战友连门坎也来不及迈，就在走廊台阶上叫起来了。他等周恩来三言两语说明来龙去脉，顿时也急了，对站在台阶下的作训处长唐永健说：

“你带一个团去办，动作要快。”

聂荣臻又给警卫北平的独立208师打电话，命令他们马上派出1个团到城西八里庄，由军区作训处唐永健指挥，执行任务。

下午2点多钟，阎长林来到卫士值班室，卫士马武义问：

“山下情况怎么样了？”

阎长林说：

“我们通过做说服教育工作，他们已经陆续撤回去了。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但大家都不能放松警惕。”

此时，唐永健坐着一辆越野吉普车已经赶到八里庄，带着一团士兵出发了。他们在黄昏时分悄悄地包围了住在翠微路的那个警卫团的营地。

傅作义警卫团的那些闹事者，还和往常一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唐永健走进指挥所，找来这个部队改编时派入的政工人员，让他们分头去做工作。3个小时后，睡得迷迷糊糊的一团人全部交出了武装。唐永健又跑到六部口，找来卫戍区纠察总队参谋长李青川，一起把傅作义加强团的3个主要军官请进了拘留所。

凌晨时分，唐永健返回华北军区驻地庆王府，敲了敲聂荣臻卧室的窗棂，问道：

“司令员，睡了吗？”

“呵，情况怎么样？”

“都解决了。我拐回来又把团长抓起来了。”

“恩来同志叫你抓了吗？”

“他没说。我觉得应该抓。”

聂荣臻没有再说话。唐永健想：擅自抓人，尤其是抓傅作义的人，抓错了可要犯政策错误。我得问问周恩来去。他到了周恩来住处，汇报了情况，周恩来说：

“抓得好，这样我们就主动了。”

天明以后，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知道了缴枪事件，顺便把他那里的一个半连的傅家兵的武器也收掉了。

傅作义获知缴械的消息，大发脾气。他气呼呼地敲开北平市市长叶剑英的房门，拍桌子大叫。叶剑英是丈二和尚摸不住头脑，只有好言相劝，支走了这位有大功的将军。

上午10点，傅作义的秘书王克俊找到华北军区。聂荣臻叫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和唐永健一起接待了他，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傅作义并不知道他的兵冲击香山的事情，听了王克俊的汇报，怒气退了一半。他按照华北军区的意见，亲自从警卫团里挑选了35名卫士，留在身边，每人配备3件长短武器，有卡宾枪、驳壳枪和左轮枪，其他官兵听凭华北军区重新编遣。

这一天，第19兵团派来两个师级干部，接收了卸去武装的兵营，被抓起来的军官也恢复了自由。这个加强团交给了华北补训兵团，拆散了重新组合。没有参加闹事的那1个营的军官，一部分还被送到石家庄步兵学校学习，学习后又提升了职务。

第二天下午4点钟，毛泽东告诉正在值班的卫士李家骥说：过一会儿傅作义和邓宝珊两位先生来，你安排一下，要派车下山接一下。

傅作义来访，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和周恩来、朱德在门外的草坪上迎接客人。毛泽东对于党内同事，从来不拘礼节，不迎不送。但他对于党外人士，却十分注意礼节，每每有人造访，总要去之门外迎送。今天也是如此，他把傅作义和邓宝珊让到自己简朴的办公室里，说：

“我们是老朋友了，有事可以在城里谈，以后不必上山。”

傅作义落座后，环视室内，简朴的摆设，随便的布置，与他想象中的毛泽东办公室有天壤之别，这不能不使他感慨万分。他望着衣着朴素的毛泽东说：

“主席住在这里离城太远，生活不大方便，工作又很劳累，这房子也比较陈旧。现在条件好了，主席的生活还是这么简朴啊！”

毛泽东淡然一笑说：

“已经很不错了。这里的环境安静，生活也不错，比西柏坡的土坯房子好多了，更不用说比陕北了。房子虽然旧些，空气却好。”

他吸了一口烟，顿了顿，问傅作义：

“傅将军，北平和平解放3个多月了，你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和不顺利的问题，以及我们工作中有哪些缺点及不足之处，请你提出来。咱们今后要长期共事，尽可能快些筹备召开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爱国人士、海外爱国华侨、各个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的中央政府，有很多具体事要与党外志士仁人协商解决。众人拾柴火焰高嘛，特别要请傅先生这样的人多出谋献策。”

傅作义说：

“毛主席，说实在话，对共产党的政策，在3个多月与中共党员干部的共事中，才真正有了明确的认识。我看见那些党员领导干部，工作踏实，认真负责，不说空话，只办实事，没有胜利者的那种骄气，有事平等商量，使我深受感动。那次去平山县西柏坡之前，我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理解，心中无数，想去摸摸你的底。也就是说，当时我有思想顾虑。如今证明，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说到做到政策兑现。”

周恩来插话说：

“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有时也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比如刚刚发生的‘香山事件’，就来不及与傅先生打招呼。”

毛泽东也说：

“这件事我知道，请傅先生谅解。我们都了解蒋委员长这个人，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他就不在我们周围安插特务？不在你傅作义身边派奸细？”

傅作义赶忙欠身说道：

“我非常感谢毛先生、周先生对我的关怀，对此，我永远铭记心中。”

毛泽东在沙发上向前移动了一下身子，把话题拉回来，毫不掩饰地对傅作义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每一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比如国民党在战犯名单上的人，除蒋介石外，只要他能效法傅将军的做法，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也还可以立功赎罪，站到人民方面来，矛盾就转化了。反之，跟着蒋介石与人民顽抗到底，就是我们公布的战犯名单上没有他，但是他在战争中犯了新罪行，也要升级到战犯中去。比如有个人不过是一个兵团司令，不够战犯条件，可是他在战争中使用了毒气，犯了新的罪行，我们也要把他也列为战犯。”

毛泽东说罢，端起茶杯喝了两口。周恩来接着他的话题解释说：

“是的，矛盾是发展的，既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也可以向坏的方面转化。傅先生就带了好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但也有死心塌地跟蒋介石跑，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傅作义突然欠欠身，表现出想说又不好意思说的样子。毛泽东很敏感，马上说：

“傅先生还有什么话，请直说。”

傅作义只好吞吞吐吐地说：

“毛先生，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我有个请求，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我想回绥远工作，最好让我回到黄河河套一带去。我对水利工程很感兴趣，想到绥远省当个水利局长，去做点水利方面的事，好好治理河套地区的水利，搞好那里的水利建设。”

毛泽东好奇地问：

“军事上你是很有才干的，我还真没有想到傅将军对水利工程也感兴趣。”

邓宝珊说：

“宜生从小就立志为民众做事，他主政绥远时，在河套地区大兴水利，大办屯垦，老百姓很欢迎。”

傅作义说：

“搞水利可以直接为人民办事。我想去修水利，办农垦。”

毛泽东问：

“那你的意思想到水利部啦？”

傅作义说：

“我对水利一直有特别的兴趣，过去是身不由己呀。”

毛泽东说：

“傅先生对水利建设工作感兴趣，这很好。不过，在一个省当水利局长，对于你是太小了，是大材小用嘛。那样的话，蒋介石也会感到委屈的，你过去是他的堂堂大将军么！我看哪——”

毛泽东回头看看周恩来和朱德，又转过头来看看傅作义，接着说：

“将来你可以当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嘛。”

周恩来和朱德都笑着点头，说：

“好哇！”

毛泽东又说：

“你当水利部长，治理治理全中国的水利，尤其是黄河、淮河流域，还有海河流域，经常洪水泛滥成灾。首先要把黄河和淮河治理好，再把海河治理好。以后还有长江等大江需要我们治理，我们要兴建好多水利工程，你就将全国水利建设工作抓起来。再一方面，傅将军也是一个军事家，对军事工作也很有研究，军队上的事，你也别全抛给我们，也还要参加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国防委员会的工作，共同研究国防方面和军事方面的问题，可以在国防委员会当副主席。”

傅作义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连连点头微笑，又连连摇头说：

“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又看看邓宝珊，说：

“新政协就要召开了，你们不参加民主党派，那你们两人就自己组织一个党吧。”

傅作义、邓宝珊说：

“我们是军人，不懂党务，不会办党，搞不来。”

毛泽东就说：

“你们带兵多年，有许多老部下，将来绥远问题解决以后，给你们各编一支部队，由你们推荐人带领。”

傅作义、邓宝珊要告辞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直把他们送出门，送上车。客人走后，阎长林问毛泽东：

“据说傅作义在攻占张家口后，夸口说：‘如果中共在中国能够取得胜利，我甘愿给毛泽东当个小小的秘书’。主席，傅作义真是这么讲的吗？”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笑笑说：

“当个秘书太小了，他还应当在政府里做事。他对水利工程感兴趣，将来可以当个水利部长。”

后来，傅作义果然在共和国水利部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23年。

欲知傅作义后来的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刘仲华、刘仲容二人在中共历史上都是值得写上一笔的人物。因此，本传在修改中做了重要补充。从本章内容看，毛泽东会见刘仲容时所谈到的对李宗仁、白崇禧未来的安排，的确是非常真诚的。关于即将过江的军事力量和对过江结果的预测，他也毫不夸张地向对手和盘托出，一点威胁的意思都没有。正像他让刘仲容捎给李宗仁、白崇禧的话那样，“和总比打好。这并不是因为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这就是和谈的真实目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受到包括曾经的对手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尊敬，正是由于他这种坦诚的人格魅力所致。

第52章 1949年4月6日—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话说毛泽东送走客人回到办公室，收到了大女儿毛娇娇写给他的一封信，那信封上的字，一眼就可以看出是贺子珍写的。那还是在不久前，贺子珍对娇娇说：

“你回国一年多了，还没有给你爸爸写过信，你应该给爸爸写封信才是。”

娇娇听了妈妈的话，心想：对呀，妈妈和二哥都说毛主席是爸爸，他既然是我爸爸，我为什么不给他写信呢？但也不能贸然称呼他为爸爸，先看看他本人是怎么说的，才知道是真是假。于是，毛娇娇有生以来第一次用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我的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娇娇

毛泽东见信笺上一行行的俄文，歪歪扭扭，一个字也不认得。待到看了翻译出来的文字，他忍不住哈哈大笑，马上动笔给女儿写了回信。还没等信发走，他又改用加急电报发给娇娇，电文中是这样写的：

娇娇：

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去苏联多年一直未见过面，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爸爸已请贺怡同志专程去东北接你了，爸爸欢迎你来。

毛泽东

娇娇听妈妈念了电报上的译文，高兴得跳了起来，叫道：

“乌拉！我有爸爸了！我要见到爸爸了……”

她搂着妈妈的脖子，给了妈妈一个响响的甜甜的吻。平时很严厉的贺子珍，被女儿的情绪所感染，也笑着捧着娇娇的脸蛋，还给女儿一个亲亲的吻。

再说在4月6日的下午，警卫连17岁的小战士张木奇，下穿黄裤子，上着衬衫，提着铁水壶，摇晃着刚剃过的小光头，一蹦一跳地沿着玉泉山的山道去“玉泉趵突”提水。他刚转过第二排宿舍，忽然看到山下对面上来几个人，定睛仔细一瞧，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从来还没有接触过的毛泽东和江青，身边跟着的是警卫科长李树槐及副卫士长孙勇。张木奇慌忙退入路旁的杂草中让路，毛泽东走过来向他伸出一只手，亲切地说：

“小鬼，你好么。”

张木奇赶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只叫了一声“毛主席”，就再也说不出话来。毛泽东问：

“小鬼，叫什么名字？”

张木奇脸憋得通红，说不出话。李树槐在旁边介绍说：

“他是警卫连的小通讯员张木奇。”

“噢，哪几个字啊？你写写看。”

毛泽东把手伸到张木奇面前，张木奇用右手食指在舌尖上蘸蘸，在毛泽东的左手上写起来。毛泽东边看边念道：

“弓长张，木头的木，大可奇。噢，张木奇，对不对？”

张木奇用力点点头。毛泽东笑着逗他说：

“说话么，会说话的木头才叫木奇，对不对？”

大家闻声都笑了，张木奇也被逗笑了。毛泽东又问他：

“木奇同志要干什么去？”

张木奇说：

“给连长指导员打洗脸水，他们该起床了。”

他说着朝草丛里望了一眼，不知道在慌乱之间把水壶丢到什么地方去了。江青插话说：

“这个小鬼看着挺聪明，挺老实。你是哪里人哪？”

张木奇说：

“河北曲阳。”

毛泽东望一眼江青，说：

“啊，曲阳。我们走过那里。”

江青点点头。毛泽东又问：

“家里都有什么人？”

“有爹有娘，还有弟弟。”

毛泽东突然改用陕北腔问道：

“你讨没讨婆姨？”

张木奇不由得一怔。李树槐解释说：

“主席问你，结了婚没有？”

张木奇立刻羞红了脸，摇摇头。毛泽东哈哈笑着，再次和张木奇握握手，说：

“娃娃，还是个娃娃么。”

说罢，他和江青几个人继续往山上走。张木奇赶紧找到水壶去打水，炊事班的人正在水池边洗菜，围着他问：

“小子，刚才老头儿跟你说啥了？”

张木奇喘着气，说：

“说，说弓长张，说木头的木，说，说大可奇。说会说话的木头才叫木奇……”

“小子，你真走运。”

傍晚，指导员看着张木奇的手有点纳闷，问道：

“张木奇，你的手怎么了？受伤了？”

张木奇说：

“没，没事儿。”

指导员要看他的手：

“别装了，叫我看看，你那根指头怎么了？”

“别，别弄。我在毛主席手上写字了，就用这个指头。”

张木奇把手藏到身后，躲闪着。指导员忽然明白了，哈哈大笑，说：

“小鬼，真是个小鬼。莫非你再也不洗手了？乱弹琴！”

后来，指导员又找张木奇谈话，说：

“木奇，江青同志挺喜欢你，想调你到她那儿去，你愿意吗？”

张木奇一听脸就红了，连说：

“不行，不行，那可不行。她是女的，我是男的，那怎么行哪？”

指导员笑着说：

“想不到你还这么封建。当勤务员又不是当护士。”

“不行，真不行呢。让我给毛主席站岗吧，我就想给毛主席站岗。”

4月7日晚，李宗仁在南京傅厚岗官邸宴请了共产党方面的特使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朱蕴山等向李宗仁转达了李济深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的问候，以及中共方面关于和谈的方针政策。李宗仁请他们向中共方面转达他的要求，豁免蒋介石的战争责任，以免和谈受到溪口方面的破坏。

4月8日，张治中由周恩来陪同，来到香山双清别墅拜会毛泽东，向毛泽东转呈了李宗仁4月7日发来的电报。毛泽东接过电报，见电文中写的是：

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

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即以应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残酷，苍生之憔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主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

弟 李宗仁 卯阳印。

看罢李宗仁的电报，毛泽东对张治中说：

“德邻先生虽同意按八项条件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看来对战犯的问题还是不放心，你也感到有困难吧？好，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

说罢，他提笔起草了给李宗仁的复电稿，递给周恩来说：

“恩来，你看如何？”

周恩来接过电报稿，见毛泽东写的是：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

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1月14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8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8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 1949年4月8日

周恩来看罢，说：

“主席，我看很好！”

毛泽东说：

“那就请文白先生提提意见吧。”

张治中口说不敢，接过电报浏览了一下，便还给周恩来。毛泽东请张治中一起吃午饭。宾主边吃边谈。张治中说：

“和谈方案先由贵方草拟，拿出方案后再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果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就更好。”

对于今后的建设问题，毛泽东说：

“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人民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4月8日晚，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代表李蒸与代表团秘书长卢郁文应毛泽东之邀，一同来香山双清别墅作客，毛泽东在庭院里迎候客人，他一边连声说：

“欢迎，欢迎！”

一边伸出大手，和客人一一握手，又说：

“两位都是大学教授，我才是中学教员呀。”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和李蒸、卢郁文谈起了国内和平和将来的经济建设问题。他说：

“中国老百姓不愿意打仗，我们也不愿意打仗，是没有办法才打的。希望我们双方共同努力，促成和平。”

毛泽东还说：

“两位是学教育学经济的，建设国家要靠发展经济和教育。”

他问卢郁文和李蒸，有什么人可以参加共同建设？卢郁文向他推荐了卢作孚、李书田、石树德等人。

4月9日，邵力子应毛泽东之邀，与毛泽东进行了单独谈话。邵力子立即给夫人傅学文写了一封信，要她马上到北平来。

4月9日这一天，李宗仁通过朱蕴山等人获悉解放军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渡江，意识到“划江而治”方案难以实现，遂召集白崇禧、李品仙、夏威、程思远、邱昌渭等嫡系人员商讨对策。

朱蕴山、刘仲容向白崇禧传达了中共方面“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而且很快就要过江”的意见。但白崇禧还幻想能够守住长江天险，仍然坚持“只要中共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的主张。

4月1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总前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的指示电，他写道：

总前委，并告刘张李，粟裕：

卯佳电悉。我们卯虞电询问你们一个月内江水情况是否会有大的变化尚未回复。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子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军委 灰丑

4月10日晚，王炳南从北平打电话到南京，告诉刘仲容，南京和谈代表团的黄绍竑日内将回宁，叫他们搭乘接黄绍竑的专机飞回北平。刘仲容把再回北平的打算告诉了李宗仁，李宗仁表示同意，并要刘仲容为和谈再作努力。

就在这4月10日晚上，刘少奇离开北平，到了天津。此后，他在国营和私营大企业中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刘少奇第6任妻子王光美的祖籍在天津，其父王槐青是个大资本家，其母董洁如娘家的家族更为强大，是天津的富商世家。王、董两家在天津的影响力无与伦比。

此时，天津私营企业占全市企业的80%。市军管会主任兼市委书记黄克诚和市长黄敬向刘少奇汇报说：

“资方资产有的被冻结，有的被分掉。有的工人过多地要求增加工资，甚至要和资方分红，干部又多站在工人一边，使工厂难以维持生产，影响复工复业和恢复生产。”

刘少奇听完汇报后严肃地批评说：

“这不行！这是‘左’的行为，是自杀行为。”

在天津这段时间里，黄克诚、黄敬、市总工会主席黄火青分别陪同刘少奇进行视察、调研工作。刘少奇每到一处除参观视察外，还分别召开由工人、技术人员、干部、资本家、小业主等参加的各类座谈会。

4月11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推迟至4月22日渡江的指示，他写道：

总前委，并告粟张，刘张李：

灰未电悉。

一、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二、按照总前委灰未电，阳历5月初开始大水，则由卯删至5月初，尚有半个月至20天未发大水。我军从4月22日至5月5日14天内渡江完毕，似乎并无不利情况。是否如此，请总前委、刘张李、粟张即日电告自己的意见，以凭决策。

三、现南京主和派（李宗仁、何应钦、张治中、邵力子、于右任、居正、童冠贤及行政、立法、监察3院大多数）正在团结自己准备和我们签订和平协定，共同反对蒋介石为首的主战派。此种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准备于15日或16日签字。签字后两天（即18日）公布。公布后，对于主战派及江南敌军，估计必起大的瓦解作用。

四、和平协定签字并公布后，李宗仁、何应钦须有数天时间（即17日至21日）说服汤恩伯及江岸敌军，向后撤退若干里，或放出某几个地段给我军。

五、我们方面，则协定公布后尚有数天时间，即18日至21日未渡江（协定规定签字后立即开始实行），对于南京政府及江南军民表示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曲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

六、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那时我方的损失只是推迟了7天渡江时间，此外并无损失。

七、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7天时间，即23日至29日，但此刻不作此决定。

八、你们下达推迟渡江至22日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

九、总之，4月下旬必须渡江，你们必须精确地准备一切。

十、每日联络，随时电告你们意见。

军委 11日5时

4月11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推迟至4月22日攻击太原的指示：

徐周罗，并告彭：

一、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进行了11天，颇有进展。如南京方面同意，可能于15日或16日签字，可破裂的可能仍然存在。

二、请将攻击太原的时间推迟至22日，那时如能签订和平协定，则太原即可用和平方法解决；如和谈破裂或签订后反悔不执行，则用战斗方法解决，对我亦无多大损失。

军委 11日18时

4月12日，刘仲容经李宗仁同意，再去北平，临行时李宗仁一再交代他：

“竭尽所能，使毛泽东放弃渡江的条件。”

是日下午6点45分，中共特使朱蕴山、李民欣、刘子毅鉴于李宗仁不仅受制于蒋介石，而且不能摆脱白崇禧的制约，劝说工作难有突破性进展，便和刘仲容一起登上了南京派往北平接黄绍竑和屈武的专机；同机的还有邵力子夫人傅学文以及朱蕴山的儿子。斯时，于右任、程思远、黄启汉等到南京明故宫机场送行。

刘仲容飞抵北平后，一下飞机就由王炳南接送去双清别墅毛泽东处。这是毛泽东第五次会见刘仲容。毛泽东见刘仲容神色黯然，已料到了几分，问道：

“刘先生此次回宁不尽人意吧？”

刘仲容向毛泽东汇报说：

“白崇禧顽固坚持反对解放军过江，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未能说服李、白二位，请毛先生包涵。”

毛泽东平静地说：

“两家子的事，还须双方情愿嘛。你已尽到责任了。”

刘仲容说：

“他们两个还是坚持划江而治。”

毛泽东笑笑说：

“这是一厢情愿，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渡江，且为时不远。刘先生可以将我的话告诉他俩。还可以告诉李宗仁，他如认为南京不安全，欢迎他飞到北平来，我们待以上宾之礼。对白崇禧同样优待。”

刘仲容点点头，说：

“我马上去发电报，由他们自己定夺。”

毛泽东说：

“刘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也有一点要求，就是希望你留在北平，参加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大计。”

“感谢毛先生的看重与挽留。”刘仲容停顿了一下，又说：“容当认真考虑。”

毛泽东说：

“应当，应当。我们只是希望，决定权还在刘先生，来去自由，不必为难。”

后来在5月17日，白崇禧被迫放弃武汉，退到长沙，打电报要刘仲容回长沙。当刘仲容向周恩来请示时，周恩来说：

“你还回去干什么？全国胜利以后，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你来做呢！”

到了1949年6月，周恩来指示刘仲容创办北京外语学校。刘仲容先后任副校长、校长，一直在北京外语学校工作了31年，直到1980年3月去世为止。

再说4月12日以前，国共双方代表没有举行正式会谈，仅限于相互交换意见，沟通思想。

4月13日晨，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提出了关于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恩来同志：

一、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13）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13日至17日，共5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的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如他们提出任何异议，不论是内容上的或文字上的，均不要允许修改，只把他们的意见记录下来，以便考虑。

二、另向张治中表示，4月17日必须决定问题。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14日上午去，15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4要员（李、于、居、童，不要张群）如愿来平，15日至迟16日必须到达，17日必须举行签字式。

三、吴铁城到南京，蒋党对谈判的控制加紧，他们派回南京传达要点的代表，对于向死硬派保守机密一点，必须充分注意。

四、应争取南京代表团6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何、白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签，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叫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邵、章3代表及4个顾问留在北平。此点请十分注意。

五、今天晚上应举行各党派代表人物（10人）的会议一次，但请他们保守秘密，不得下达。

毛泽东 4月13日早

电文中所说的李、于、居、童，是指李宗仁、于右任、居正、童冠贤；李、何、白，是指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

周恩来看罢毛泽东的来信，便向南京代表团正式提交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草案的内容是根据毛泽东1月14日提出的8项条件，分列出的具体条款。

周恩来还通知说：晚上9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始正式会谈。

4月13日晚，国共双方代表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第一次正式谈判。

4月1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向师以上干部解释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的指示：

总前委，并告2野、3野（绝密）：

一、总前委卯文指示电甚好。请2野、3野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

二、渡江时间仍按4月22日（卯养）实施，不要改变。但有可能再推迟几天，即推迟至4月25（卯有），至迟4月27日（卯感）。是否如此，要待4月18日左右才能确定。

三、昨（13）日起谈判已至正式阶段，我方协定草案已交张治中代表团，并由双方代表团开了一次正式会议。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惟南京李、何、白、顾（指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笔者注）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此种干涉现已加紧）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我们现要李、何、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5人来北平共商。如彼等不来，则由张治中派人回南京征求意见。如南京根本拒绝不愿签字，则争取张治中代表团签字，然后由我军渡江，威迫南京批准。如南京因受美蒋协迫不敢批准，并逃往桂林，则将协定公布，号召一切国民党主和派分子（单南京立法院即有100多个立法委员认为，无论如何要和，并谓非共军渡江不能解决问题）拥护协定的执行。万一连张治中也不敢签字，则其曲在彼，我方可将协定草案公布，争取人民及国民党中主和分子及爱国分子的同情，对我军南进，甚为有利。而我军损失，不过推迟7天或10天至多12天（卯感）的时间。

四、漱石已到，此间情形，他会经常通知总前委。刘晓亦到。饶、刘正与上海产业界民主人士共商上海经济问题，并研究平津两市经验，待你们开始渡江时即返部。

军委 卯寒

4月14日午后，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攻占安庆至南通一线北岸敌人据点的指示：

总前委，粟张，刘张李：

一、为着准备渡江的直接行动，为着给南京一个打击，促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起见，请你们准备于卯哿（4月20日）攻占从安庆至南通一线除安庆及两浦（浦口、浦镇）两点以外的一切你们所需要攻占的北岸（不是南岸）敌人据点及江心洲（包括扬中县）。接电后请速即部署，以便于卯哿一举攻占。而在卯哿以前则保持平静，一声不响。

二、请将除安庆、两浦以外一切北岸据点及中心据点的敌军兵力位置电告。

军委 14日13时

4月14日晚，张治中代表南京代表团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个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力求词句和缓，避免刺眼的字句，对共产党的草案也有若干修正，总共提出了40余处的修正意见。

4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了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等人，在谈到解放区的经济政策时，他说：

“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和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关于劳资两利，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的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也是如此，只能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要垮台。4个方面的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根本的。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不这样就不行。新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现在他们要求发展生产，是适合我们需要的。

‘四面八方’的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在工厂开展生产运动，不单要召集工人开会，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也要召集资本家开会，和他们说通，把他们也发动起来。合作社也要公私兼顾，只顾公的方面，不顾私的方面，就要垮台。

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要注意到，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这4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代表。全国胜利以后，还要集中力量对付帝国主义。

当然，在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时，对投机商业不加限制是不对的。应当在政策上加以限制，但限制不是打击，而是要慢慢引导他们走上正当的途径。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

陶鲁笳，1917年2月出生于江苏溧阳，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至1949年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工作。他这次和毛泽东谈话后，从9月开始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4月15日晚上7时，周恩来把修改好的《国内和平协定》送给张治中。这份修改稿接受了国民党代表团在修正案中提出的20余条意见。共产党代表团表示：对于人民解放军渡江和关于国民党军队改编这两项，不能让步；在其它问题上，还可以做些调整。

晚9时，国共双方代表团在勤政殿举行第2次谈判。双方就战犯、军队改编、联合政府等内容作了修正，最后通过了修订后的《国内和平协定》，共8条24款。关于战争罪犯问题，《协定》在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中规定：

“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国共双方代表团还商定：于4月20日共同签字。周恩来说：

“各位先生，我想最后强调3点：第一，必须立即将国共双方军队改编成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第二，人民解放军必须接收各地政权。第三，这次定稿为最后稿，20日前如果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我军就渡江。此3条不能再让步，如再让步就失去了8项条件的基本精神。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说一句俗话是硬邦邦的。也许南京代表团的朋友觉得我们太认真了，但是中共朋友都是这样的。”

张治中表示原则上接受协定。他说明日即派人去南京请示，待后答复。接着，他在谈到个人的感受时，把国共两党之争比喻是兄弟之争。周恩来马上说：

“文白先生，对于兄弟的比喻，如果指我们两个代表团是可以的。但是如拿过去国民党20多年来、尤其是最近两年又9个半月的蒋介石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

张治中自知用词不当，也不再辩白。他和其他代表回到住处后，对《国内和平协定》又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这个最后定稿已经采纳了他们提出的修正意见的一多半，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决定在16日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带文件回南京，劝告李宗仁、白崇禧接受。黄绍竑说：

“照我看，至多是五十对五十的希望，或者还要小一些，我总努力去进行就是了。”

会议结束时，已经是次日1点多了。

4月16日凌晨2时，周恩来听说黄绍竑被推举为回南京请示的代表，立即约见了他，鼓励他努力完成这个任务。周恩来还对他说：

“为了尽快收拾残局，早日开始和平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在毛主席提出的8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和谈，我们还是欢迎的。请你告诉李、白二位先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足够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扫除和平的一切障碍，李、白二位先生不应该再对帝国主义有幻想，不应该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只有这样，才是他们唯一的光明的出路。请你转告李、白二位先生，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希望李先生在任何情况下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一同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先生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1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蒋军进攻，只要守住1天，解放军就可以赶来支援。”

凌晨4时，周恩来又马上单独约见屈武。屈武是共产党地下党员，此时担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屈武说：

“昨晚张治中告诉我，南京方面估计不会批准那个和平协定。全国范围只有打下去。他让我回新疆去，让我转告陶峙岳，蒋介石要打下去，可是新疆要和平，新疆不能放一枪。”

周恩来神色冷峻，他说：

“是的，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决裂了，你要赶紧回新疆去，策动那里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

周恩来问起新疆将领和陶峙岳的态度，屈武将自己所知详细作了介绍，又说：

“陶峙岳是个诚实的人，张治中的态度就是他的态度。”

周恩来脸上微露笑容，说道：

“文白先生是个有名的‘和平将军’嘛！”

他送走屈武，马上将这一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随后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的指示，他写道：

总前委，粟张，刘张李：

一、总前委删辰电悉。

二、对敌北岸及江心据点，凡能于一夜夺取又利于夺取后第二夜即南渡者，则于渡江前一夜夺取之；凡不能于一夜夺取，又于夺取后需要较多时间做准备工作方利于南渡者，则应提前夺取之，望按实情处理。

三、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已于昨（15日）夜提交张治中代表团，今（16）日上午黄绍竑飞南京请示。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哿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

四、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

五、现请你们考虑者，即假如南京愿意于卯哿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3天，即由卯养改至卯有（25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你们作此种考虑时，仍应假定南京虽然签了字，但汤恩伯等反动将领仍然不愿执行，我军仍需用战斗方法渡江。在此种假定上，如果你们认为不应再推迟，则我们将拒绝南京的请求。只有你们认为推迟至卯有（25日）实行战斗渡江并无妨碍，我们方准备允许南京的请求。如何？请考虑电复。并将近日渡江准备情形，渡江把握程度及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全军渡江等项见告为盼。

军委 16日8时

4月16日上午，黄绍竑、屈武回到南京后，将和谈的结果《国内和平协定》及周恩来的谈话向李宗仁作了汇报。李宗仁邀桂系重要将领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到南京密议。白崇禧始终坚持要以长江为界，组织联合政府，实行南北分治。他说：

“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

李宗仁也不敢贸然决定，他同意何应钦的建议，决定迅速派人将《国内和平协定》送蒋介石过目。黄绍竑对此极为恼火，可也无济于事。

蒋介石看了《国内和平协定》后，暴跳如雷，拍案大骂：

“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他立即派人向李宗仁转告他的主张：

“一方面速提对案交共匪，一方面拒绝其条件，同时全文宣布，以明是非与战争责任之所在。”

4月17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必须争取渡江一举成功的指示，他写道：

总前委，并告粟张，刘张李：

删戌电悉。谈判至15日（卯删）已告一段落。16日至20日（卯哿）是给南京考虑决策时间。在此时间内，我军应将一切必须攻占的北岸及江心敌据点全部攻占。20日以后我军何日渡江，完全由我方选择，不受任何约束。我们铣辰电问你们是否可以由22日渡江改为25日渡江，是假定南京同意签字，并且假定20日确实签了字而要求我方给以几天部署时间而说的，并非一定要改至25日。南京是否同意于20日签字，决定于美国及蒋介石的态度，因此把握不大。南京方面认为我军渡江有很大困难，他们不相信我军能够大举渡江。我们估计他们20日以前可能不理我们，要看一下我军能否于20日以后真能渡江。假如我军真能于22日（卯养）渡江成功，则协定仍可能于23、24、25等日签订。故你们应按原计划，确定于22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是为至要。

军委 17日3时

4月18日上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的指示，他写道：

总前委，粟张，刘张李，谭震林（总委转）：

一、总前委筱子筱未两电，粟张筱午电，刘张李筱戌电均已收到阅悉。

二、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2野、3野各兵团于20日（卯哿）开始攻击，22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至于粟张方面要求提前于16日起攻占江北及江心据点，也是必须的，我们早已同意了。

三、总前委主张待渡江任务完成后，以陈谢（指陈锡联、谢富治——笔者注）3兵团出徽州，沿浙赣公路东进；以宋郭（指宋时轮、郭化若——笔者注）9兵团监视芜湖、南京，主力位于南京以南；以陈赓4兵团接替9兵团在芜湖的任务，并准备加入攻南京；王谭（指王建安、谭启龙——笔者注）7兵团、杨苏（指杨勇、苏振华——笔者注）5兵团的任务照原规定不变等项，我们认为目前可以照此预拟施行。待粟张方面渡江后所遇敌情变化明了以后，如须有所变更，再按情况临时改变。

四、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2野、3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2野3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中央军委 4月18日9时

4月19日下午，李宗仁、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主张，联名签署了一个长的电文，发给张治中。他们在电文中一方面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中的一些条文，一方面要求延期签字，还表示反对人民解放军渡江。张治中不敢怠慢，立即将复电抄送共产党代表团。

4月20日，彭德怀指挥的太原围歼战开始了。华北野战军按照预定部署，兵分10路，长驱直入，猛插分割，狠打巧取。太原阎锡山的守军迅速土崩瓦解。

毛泽东到此时还没有睡觉，一直关注着太原战役的进展情况。卫士李家骥不断地给他添茶水，几次请示给他搞一点饭吃，毛泽东或说不饿或说等一会儿。

下午3点，周恩来驱车到了双清别墅，将张治中转来的李宗仁、何应钦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的电文，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这才让李家骥搞一点饭，他和周恩来一起简单地吃了一点东西。周恩来说：

“他们不签字，就按原来的意见办，21日是最后期限。我们共产党人历来说了算数的。”

毛泽东说：

“就这么办。你做好具体准备，我起草《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毛泽东挥笔写完了命令，李家骥劝他睡觉，他说不想睡，还有不少事要处理。他用凉毛巾擦擦脸，振作了一下精神，就让李家骥去叫叶子龙。叶子龙来了，毛泽东说：

“过一会儿召开书记处会议，你准备一下。”

不久，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来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聂荣臻、叶剑英也来了。毛泽东说：

“恩来，你把南边的情况说一下吧。”

周恩来就把国民党至今拒不签字、解放军准备渡江的意思讲了一遍。毛泽东说：

“情况就是这样。我已经起草了一个进军令，请大家讨论一下。”

他接着将进军令念了一遍。朱德说：

“我们前线的指战员早就鼓足了劲，就好像弦上的箭，只待发出。”

毛泽东正在静听大家的议论，突然传来消息说：4月20日晚8时整，渡江前线获悉国共谈判彻底破裂的消息，早已按捺不住的由第3野战军7、9两兵团组成的中集团大军，突然发起渡江作战。毛泽东闻听此信，不断地抽着烟，在室内来回踱步。

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了。毛泽东轻轻地拍了一下桌子，说：

“好，马上发报，命令总前委午夜打响渡江战役。”

周恩来等人走后，毛泽东趴在桌子上，看着地图，他时而用红蓝铅笔比划着地图，时而盯着地图一动不动。过了好一阵，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了，两眼微闭。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起草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收录在《毛泽东选集》），以他和朱德的名义由新华社正式发表。全文如下：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经过双方代表团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表示了对于战犯问题的宽大处理，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和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宽大处理，对于其它各项问题亦无不是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作了适宜的解决。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1月1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8项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因为，既然承认惩办战争罪犯，用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反动军队，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以及其它各项基础条件，就没有理由拒绝根据这些基础条件所拟定的而且是极为宽大的各项具体办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

1、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2、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3、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4、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德

午夜时分，长江前线部队接到命令后，发起了全线进攻。

此时的毛泽东有些坐立不安，除了要处理一些电报外，他一会儿坐在沙发上凝思，一会儿来回踱步。

4月21日凌晨，第3野战军7、9两兵团组成的中集团军，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已经占领了长生、闻新、紫沙、黑沙等江心洲，接着一举突破了位于江南的安徽芜湖鲁港至铜陵段国民党军队的防线，建立了滩头阵地，并继续向纵深发展。

此战前，陶勇的第23军与江面上的英国军舰发生了炮战。一时间，江面江岸，炮声隆隆，火龙飞窜。陶勇没有问是谁先开炮，也没有问解放军是谁下的开炮命令，而是问有无伤亡。部队报告说，68师202团团长邓若波、参谋长王保哲牺牲（他们二人是解放军在整个渡江战役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员），政委负伤，另有包括老乡在内的40多人受伤。陶勇立时红了眼，抓起电话，要通了叶飞。叶飞一听英国军舰开炮了，而且解放军有了伤亡，便不再向中央军委请示，直接下令：

“还击！狠狠地还击！”

陶勇迅速调集火炮力量，并告诉现场指挥的68师师长要狠、要准，必须在我军渡过长江前结束战斗。

这一场炮战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解放军的炮火以绝对优势压倒英舰。“伦敦”号和“黑天鹅”号扔下“紫石英”号，带着累累弹痕逃往上海。

3野领导让司令部找叶飞了解到底谁先开的炮，叶飞便找陶勇，说：

“上面查情况呢，问谁先开的炮？”

陶勇说：

“我的团长都牺牲了，查什么查！”

叶飞说：

“是英国人先开的炮噢！”

陶勇说：

“当然是他们先开的炮！”

此后，他们在向中央军委报告和宣传此次炮战时，口径保持一致，都说是英国军舰先开火。直到后来，叶飞才在《叶飞回忆录》中披露说，是炮兵排长梁学成擅自开的炮。

且说4月21日这天，长江前线东线集团也突破了江苏镇江长山、江阴以西王师塘、南通天生港等地。

4月21日下午4时，李家骥睡了一大觉起来，听说毛泽东还没有睡觉，只在上午10点吃了一顿饭。李银桥是牵头的卫士组长，他对马武义说：

“小马，你去找李讷来劝劝他爸爸。”

李讷是毛泽东最喜欢的小女儿，这一招果然有用。李讷拉着爸爸到院子里散步，毛泽东这才答应休息。10分钟后，他回到办公室，没有回卧室，坐在沙发上休息了，还确实睡着了。马武义轻轻地把毛巾被盖在他身上。

晚8时，3野的战报送到北京香山双清别墅站在地图前的毛泽东手里，他高兴地连声说：

“好，好！”

当他看到陶勇的部队与英国军舰发生炮战的结果时，笑了起来。他打电话对陈毅说：

“妨碍我军渡江的外舰，不管是谁的，都可以炮击！既然陶勇那么喜欢打兵舰，以后就让他干海军吧。”

阎长林见他放了电话，就问道：

“主席，我们打过长江去以后，如果敌人集中空军进行轰炸，我们的军队没有飞机不是会吃亏吗？”

毛泽东笑笑说：

“他们的军队都垮台了，有几架飞机起不了大作用。说不定他们正准备组织海军和空军，准备坐船坐飞机赶快逃跑呐。他们知道，再不逃他们就跑不了啦。”

他轻松地走出办公室，开始在院子里散步，还随便地做着他的体操，一边走一边还嘟囔着什么。转了一会儿，毛泽东又回到办公室，用毛巾沾着凉水擦擦脸，拿起铅笔写了一会儿又放下，他边念边踱步。李银桥来到卫士值班室，问李家骥：

“主席吃饭了嘛？”

李家骥说：

“一宿没吃没睡，现在好像在作诗。”

按照通常规定，毛泽东未睡觉不能交班。李银桥见李家骥太累了，决定让马武义接班。

4月21日晚，解放军中线集团占领铜陵、繁昌等地。不到24小时，第3野战军30万大军已经顺利地渡过了长江。

毛泽东让周恩来将这一胜利消息告诉国民党和谈代表。周恩来给住在国际饭店的张治中打电话说：

“我们人民解放军已经渡江成功，现在正在追歼残敌。”

张治中还有点半信半疑，他认为渡江不会那么容易。但他知道周恩来不会在这个时候和他开玩笑。

是日晚，解放军西线集团主力也突破了国民党江防阵地。

4月22日凌晨，毛泽东挥笔写下了一篇电讯稿：

【新华社1949年4月22日2时电】英勇的人民解放军21日已有大约30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役于20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直取对岸，不到24小时，30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

4月22日，解放军中线集团占领安徽南陵，歼灭了国民党第88军主力。解放军东线集团进抵江阴香山、南闸、璜土、常州百丈镇一线，建立了东西50多公里、南北10多公里的滩头阵地；同时占领了江苏扬中。解放军西线集团占领江西彭泽、安徽东流，解放了安庆。

4月22日这一天，张治中看到报纸登载的渡江战役消息，这才确信人民解放军渡江已经成功。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说，他对共产党的领导有方和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表示钦佩。他同时还说，他现在非常挂念家眷。周恩来说：

“请你放心，只要贵眷属住在公馆里不动，一定会受到人民解放军的保护的。”

周恩来问张治中个人有何打算，并说：

“将军如果愿意留在北平和我们合作共事，我们欢迎。”

张治中表示，他已向南京方面提出，定于24日回南京复命。周恩来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要周恩来好好劝慰张治中等人，要他们留在北平。周恩来找到张治中等人，说道：

“你们现在不管是回上海，还是回广州，都有受国民党特务分子加害的可能，他们是不会放过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们了！”

周恩来这一番真心诚意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张治中，他决定暂时留下来。但是，他的精神非常苦闷，毛泽东多次到他的住处去安慰他，才使他的“内心亦渐宽解”。

刘斐与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决心共同采取一致的行动，留在北平，不再南返。

4月22日下午，人民解放军百万渡江大军在西起江西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苏省的江阴、长达500公里的战线上，全线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国民党军开始全线退却。

4月23日晚8时，毛泽东挥笔为新华社写了一篇电讯，题目是《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22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1000余华里的战线上，突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不含），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20日夜，我人民解放军中路军已经突破铜陵、芜湖防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地区，在24小时内即已渡过30万人。21日下午5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该路35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三分之二，余部23日可渡完。这一路现已占领贵池、殷家汇、东流、至德、彭泽之线的广大南岸阵地，正向南扩展中。和中路军所遇敌情一样，我西路军当面之敌亦纷纷溃退，毫无斗志，我军所遇之抵抗，甚为微弱。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当；另一方面，这和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订和平协定有很大关系。国民党的广大官兵一致希望和平，不想再打了，听见南京拒绝和平，都很泄气。战犯汤恩伯21日到芜湖督战，不起丝毫作用。汤恩伯以为南京、江阴段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于南京、九江一线。不料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军突破了。我东路军35万大军与西路同日同时发起渡江作战。所有预定计划，都已实现。至发电时止，东路各军已大部渡过南岸，余部23日可以渡完。21日下午至22日下午，东路军在一整天的激战中，已经歼灭及击溃一切抵抗之敌，占领扬中、镇江、江阴诸县的广大地区，并控制江阴要塞，封锁长江。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线。

4月24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华东局机关入宁主持一切的指示，他写道：

总前委，并告粟张，刘张李：

李宗仁自养日由杭返宁后，晚10时亲自打电话通知张治中，说梗日派飞机来平，接代表团回京，今晨（23）8时，南京代表团为故意推宕后期行事，要李宗仁电话，南京电话局遍找李宗仁及其政府官员后，知李等已全部离京，不明去向。南京代表团大骂李宗仁为骗子，决意不再作回去之想。10时，张治中、卢郁文与其在京家属通话后，始知政府人员全部撤退，国防部、宪兵、警察亦已逃空，城内秩序甚乱，枪案四出，人心慌恐，28军亦已撤离浦口。今晚南京留平代表团已与南京金女大吴贻芳及市参议会议长陈裕光讲好，要他们联络各界，负责维持城内治安，防止破坏，静候解放军入城接收，他们同意照办。另接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本日（23）致毛主席电称：“毛主席勋鉴：南京守军于23日撤退，南京人民为安全计，联合发起各界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推青苑为主任委员，贻芳为副主任委员及委员13人。地方尚称安定，恳请电饬金陵外围野战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以慰民望。何日入城，并请电示，以备欢迎。南京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马青苑、副主任委员吴贻芳及委员等同叩梗酉”等情。请你们迅即令知35军或其入宁接收部队迅即入城维持秩序，并与马青苑、吴贻芳等接洽，确保南京治安，并注意保护各外国使馆。小平、陈毅二同志应即率华东局机关入城主持一切，刘伯承同志率领之机关亦望早日去南京。

军委 24日2时

随后，渡江部队东路集团第3野战军第8兵团迅即占领了蒋家王朝的巢穴、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南京城，把红旗插在总统府大楼楼顶。美国政府和国民政府“划江而治”、以阻止中国革命发展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

渡江战役歼灭国民党军9个军部，32个师和8个师的大部，加上投诚、起义的部队，共计43万余人。

这天晚上，毛岸英和扫雷专家一起，跟着陈毅、粟裕进入南京城，为首长排险。陈毅、刘伯承、邓小平3人来到蒋介石的总统府，已经是黎明时分了。陈毅说：

“我等来到总统府，不去蒋总统办公室瞻仰一番，岂不失敬？”

于是3人有说有笑登上2楼，向蒋介石的办公室走去。警卫部队的封条，保存了蒋介石办公室的原来面貌：纸片和文件满地散落，那块用隶书镌刻的“总统办公室”棕色木牌丢弃在门后角落里。刘伯承扶扶眼镜，凑近蒋介石那庞大的玻璃面办公桌，说：

“蒋总统的日历还是4月22日呢！”

3人嬉闹着轮流到蒋介石的靠背皮椅上坐了一会儿。陈毅从办公桌上的铜笔筒里拔出一支毛笔，仔细一看，说：

“好笔，好笔，看，毛笔还是潮的咧！”

4月24日早晨，李家骥来到值班室接班，李银桥告诉他，毛泽东在他这一个班又没有睡觉，或许是在等待解放南京的消息。李家骥接班后，来到毛泽东办公室，准备给他换茶。只见叶子龙拿着一张红纸急匆匆地来了，他高兴地对毛泽东说：

“主席，南京解放了！”

毛泽东闻言，一拍桌子，说：

“好！我看蒋介石还有多大本事！”

他高兴得一反常态，像个小孩子似地拿着那张南京解放的捷报，手舞足蹈，走出办公室，见到工作人员就说：

“南京解放啦！南京解放啦！”

他走到一个值班的警卫战士面前，说：

“警卫同志，南京解放啦，你高兴吗？”

那位战士马上立正回答：

“高兴！”

毛泽东回到办公室，对李家骥说：

“给我搞点吃的吧。”

毛泽东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饭。此时已经是上午10点了，他又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对李家骥说：

“我要睡觉。”

李家骥随着他来到卧室，扶持他上床睡下。几个卫士算了一下，毛泽东从20日早上到23日上午，一共吃了3顿饭，睡了2个多小时。赵鹤桐说：

“主席太累了！”

毛泽东这次和往常不一样，很快就入睡了，而且睡得很香，这一睡就是5个多钟头。

欲知后来人民解放军如何追歼国民党军队，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为在长江中下游强渡天堑筹划多时，设想了许多困难，命令渡江各部做了充分的准备。结果，由3野组成的中集团军在4月20日晚8时发起攻击，只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便于4月21日凌晨打败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占领了对岸的滩头阵地。至21日晚，还不到24小时，3野的30万大军便全部渡过了长江天险！4月22日下午，国民党军江防全线溃退。4月24日午夜，3野一部占领了蒋家王朝的巢穴、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南京城，把红旗插在了总统府大楼顶上。百万大军，何其神速！渡江战役，何其壮观！毛泽东昼夜不眠地关注着前线战事，他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每读至此，我都忍不住热泪盈眶！这在历史上真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啊！

第53章 1949年4月24日—

“现在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问题。”

话说1949年4月间，罗荣桓正准备南下，由于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并发，突然晕倒了。毛泽东闻讯后，马上派医生黄树则到天津去看望他，为他治疗。毛泽东还让黄树则给罗荣桓带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嘱咐罗荣桓说：

“在天津安心养病，暂不要南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叶子龙用轿车把摄影记者徐肖冰、庄唯接到了双清别墅。组织上交给徐肖冰、庄唯的任务是到毛泽东身边住一段时间，拍摄一些毛泽东在工作上、生活上的图片资料。叶子龙把二人让进一间面积不大的会客室里休息。室内的陈设很简单，只有一张桌子，几个凳子，两个沙发。徐肖冰、庄唯刚坐下，江青穿着解放区流行的灰色双排扣列宁服从屋外走了进来，热情地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徐肖冰和江青很熟悉，他指着庄唯介绍说：

“这是庄唯同志。”

“你们辛苦了，休息一下吧。”

江青说罢，转身出去了。徐肖冰小声向庄唯介绍：

“刚才那位女同志就是江青同志。”

不大一会儿，庄唯见江青陪着一位身材魁伟穿着黄呢服的首长走了进来，不由得一愣，赶忙起身，叫了声：

“毛主席！”

毛泽东认出了徐肖冰。徐肖冰向他介绍说：

“这是庄唯同志。”

毛泽东微笑着伸出大手握着庄唯的手，操着湖南口音问道：

“多大岁数了？哪里人？”

“毛主席，我20岁，老家在黑龙江。”

庄唯激动地回答。毛泽东笑了，又问：

“离家久了，想不想家？”

“有时想母亲。”

毛泽东点了点头，嘱咐说：

“年轻人，要努力学习呀！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事，你们还要建设新中国哩。”

说罢，他招呼着徐肖冰、庄唯一起吃午饭。饭桌上多加了两个菜，都是普通的家常菜。毛泽东还让江青拿出绍兴黄酒，给徐肖冰、庄唯倒满了杯，也给自己倒了少许。庄唯从盘子上夹起一块炒辣椒，尝了一口，辣得直咧嘴。毛泽东看着他那副模样笑出了声，端起酒杯让道：

“喝酒。”

他自己也抿了一口黄酒，又不住地往徐肖冰、庄唯的碗里夹菜。饭后，徐肖冰和庄唯在离毛泽东的住房不足50米远的一栋房子里住了下来。

这天下午，徐肖冰有事出去了，庄唯一个人留在住处。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领着一个农村打扮的小姑娘来了。

“来客人了。”工作人员对小姑娘说，接着向庄唯介绍道：“这是主席的女儿李讷，主席叫她来和客人们见见面。”

李讷身穿一套又笨又厚的棉衣，梳着短发，长着一对黑黑的大眼睛，未开口先笑。她自小在部队里长大，也不怯生，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跳舞，还不时地用大人的口气问这问那。

晚饭后，毛泽东和江青一同来到徐肖冰、庄唯的住处，一进门就笑着说：

“你们是艺术家，有技术的人哟！”

庄唯急忙搬过一把木椅，请毛泽东坐下来，然后和徐肖冰开始布置灯光。徐肖冰小声交代庄唯说：

“要把主席的形象从不同角度都拍下来，正、侧、特写、中景和全身的都要。”

灯光一亮，他们就不停地按动相机快门，只听“咔嚓”、“咔嚓”不间断响，一气拍了好多张。毛泽东在电影水银灯的强光照射下，一会儿就汗淋淋的，可他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全力配合着摄影师的工作。照片终于拍完了，毛泽东站起来说：

“谢谢你们！”

临走时，他握着徐肖冰、庄唯的手说：

“洗出后看看，不理想再照，我随叫随到。”

徐肖冰目送毛泽东和江青去后，问庄唯：

“拍得怎么样？”

“好！”

庄唯回答道。徐肖冰高兴地说：

“主席为了照相，今天刚理了发。”

4月24日这一天，可以说是捷报频传，喜上加喜。太原战役仅仅经过两天的时间，华北野战军外围作战已经全部结束，歼灭国民党军5个军部、13个步兵师和1个工兵师，约占太原守军的80%左右。太原孤城，指日可下。

太原前线司令部为了减轻太原市人民生命财产的破坏，向城内守军发出了放下武器的最后通牒。

4月24日5时，由于太原守军决心顽抗到底，人民解放军分为12路全力攻城，战至上午10时，太原守军全部就歼，阎锡山经营数十年的老巢就此覆灭。

太原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兵团，1个山西省保安司令部，6个军部，17个步兵师，毙伤其35000余人，俘虏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以下官兵97000余人。

阎锡山的亲信、特务头子梁化之，强迫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同他一起躺在洒满汽油的地下室床上，服毒后举火自焚。

4月25日早上，新华社播发新闻说：

“捷报传来，横渡长江。所向无敌的人民解放军，23日已经解放了国民党22年来的反革命中心南京，并在3天的作战中，解放了长江沿岸东至无锡西至安庆的许多名城重镇。人民解放军正在长驱南下，扫荡残敌。……现在匪首蒋介石以及依附匪首蒋介石的反革命死党，他们的末日真正到来了，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完全胜利，除了疯子以外谁也不会有丝毫怀疑了。”

就在这天早上，毛泽东还没有睡觉，徐肖冰、庄唯想趁机拍点资料。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正来回走着，秘书过来递给他一份报纸，说：

“主席，解放南京的捷报印出来了。”

毛泽东接过报纸，坐在椅子上高兴地看了起来。徐肖冰马上意识到一个良机到来了，可惜没有带摄影机，再跑回去取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打开照相机，悄悄地走过去，边靠近，边选角度。毛泽东左手拿着报纸，右手扶着膝部，恰好报纸在晨风中垂下一角，“南京解放”4个大字映在相机镜框里，说时迟，那时快，徐肖冰“咔嚓”一声，按响了快门。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就这样拍出来了。

据徐肖冰、庄唯回忆说：“有人认为这幅照片是故意摆出姿势拍的，不然怎么连报纸上‘解放南京’这一标题都那么清楚呢？其实根本不是摆拍的。”“还有一张毛主席与儿子毛岸英在一起的照片。毛主席日理万机，与子女见面的机会很少。毛岸英来看父亲，毛主席问他学习、工作情况，两人在双清别墅的凉亭里谈得正高兴，徐肖冰悄悄地走过去，主席觉得有动静，朝徐肖冰这边转了一下头……就在这一瞬间，相机的快门响了。一张充满天伦之乐、父子之情的珍贵照片便留了下来。我们在香山住了十几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再说毛泽东看完报纸回到办公室，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篇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灭亡的新闻稿，他写道：

“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

毛泽东写罢，吩咐秘书立即交新华社播发。接着，他又整理修改出了酝酿了几天的著名诗篇：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央军委立即把《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诗的全文用电报拍发到前线，前线指战员闻之，无不欢欣鼓舞。

4月25日，白崇禧派飞机到北平接国民党的和谈代表。周恩来事先通知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秘密地把张治中的夫人和其他家属一共9人，送上飞机，来到了北平。张治中感动不已。在北平的代表们一个也不回，全部留在了北平。

4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了加强第1野战军的力量，命令将华北第18兵团、杨得志的第19兵团划归第1野战军建制；第18兵团由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委；李志民接替罗瑞卿任第19兵团政委。罗瑞卿调回北平，担任公安部长职务。

彭德怀立即将两个兵团带往西北。

另外，为了加强地方军事力量，中央军委又编成第8、第70军，属华北军区建制；编成第19、58军，属中原军区建制；编成第32军，属华东军区建制；编成第50军，属东北军区建制。

中央军委还将原属第3野战军建制的两广纵队，改属第4野战军建制。

4月25日晚，毛泽东起草了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后选入《毛泽东选集》）。全文如下：

为布告事：国民党反动派业已拒绝接受和平条件，坚持其反民族反人民的罪恶的战争立场。全国人民希望人民解放军迅速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已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实现全国人民所渴望的真正的统一。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深望各界人民予以协助。兹特宣布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

1、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各界人民，不分阶级、信仰和职业，均望保持秩序，采取和人民解放军合作的态度。人民解放军则采取和各界人民合作的态度。如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破坏分子，乘机捣乱、抢劫或破坏者，定予严办。

2、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希望各业员工照常生产，各行商店照常营业。

3、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所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

4、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它一切公益事业。凡在这些机关供职的人员，均望照常供职，人民解放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

5、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须予以惩办。

6、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凡自动投诚报到，并将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有抗不报到，或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窝藏不报者，须受相当的处分。

7、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但是废除这种制度，必须是有准备和有步骤的。一般地说来，应当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并且需要人民解放军到达和工作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方才谈得到认真地解决土地问题。农村群众应当组织起来，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行各项初步的改革工作。同时，努力耕种，使现有的农业生产水平不致降低，然后逐步加以提高，借以改善农民生活，并供给城市人民以商品粮食。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

8、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一切外国侨民各安生业，保持秩序。一切外国侨民，必须遵守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令，不得进行间谍活动，不得有反对中国民族独立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行为，不得包庇中国战争罪犯、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罪犯。否则，当受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

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希望我全体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切切此布。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德

毛泽东在与朱德、周恩来等人讨论这一布告时，说到对旧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风趣地说：

“我们把国民党政府的大灶打破了，如果不给人家饭吃，人家就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时，蒋介石不要我们另起炉灶，我说不另起炉灶就要在你的灶上吃饭。今天我们如果不把人家养起来，人家也要另起炉灶。”

4月26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应连播两三日，尔后凡解放一个大城市如上海、汉口，应重新对该市重播一次。

4月28日，毛泽东打电话给渡江战役总前委及第3野战军负责人，谈到了外交问题。

原来，美国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在4月22日指示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说：“留下来设法寻找机会同共产党当局建立联系，以探求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司徒雷登也表示：“留下来是适宜的。”为此，毛泽东在电话中指示说：

“现在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问题。”

4月29日，毛泽东因大势已定，这才又想起了老朋友柳亚子的那一首牢骚诗，即赋诗《和柳亚子先生》一首，诗云：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柳亚子得到毛泽东的和诗后，深受感动，立即写了一首《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诗中云：“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

4月30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见《毛泽东选集》），《声明》中说：

“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252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么？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力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力。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关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毛泽东选集》注释语），《声明》中说：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4月30日下午，毛泽东因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4月28日邀请他参加纪念活动，复信给北大筹委会，他写道：

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诸先生：

4月28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

庆祝北大的进步！

毛泽东

1949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贺南京解放电”，贺电中说：

“我人民解放军第2、第3野战军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奋勇前进，横渡长江，敌军望风披靡，南京迅获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纠合一切黑暗势力，建立以南京为中心的反民族反人民的血腥统治，业已22年。全国人民，痛心疾首起而反抗者，先后不绝。国民党反动派恶贯满盈，既发动反革命内战于前，又拒绝和平协定于后，自以为长江天堑可以限制人民解放军前进。不意人民解放军渡江3日，南京反革命中心即告灭亡……现在，整个形势对于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极为有利，尚望前线将士继续进攻，后方人民努力生产，各界同胞齐起努力，共同为消灭反革命残余力量，解放全国人民，建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

5月1日下午，毛泽东偕江青带着李讷来到颐和园拜访柳亚子。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游人很多。毛泽东进入颐和园大门，便有人认出了他。人群中发出一片惊讶激动地议论：

“毛主席！”“毛主席！”“是毛主席！

随之而起的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柳亚子闻知毛泽东来看望他，急忙前来迎接。毛泽东亲切地与老朋友握手寒暄。柳亚子非常激动，举着拳头兴奋地说：

“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人民解放军伟大！”

毛泽东说：

“我们都是老朋友，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了，那样就不好相处了。人民伟大，包括你也包括我。”

他们一边说着话，一边穿过大院，来到谐趣园游览，然后爬坡去益寿堂。柳亚子右手搭在毛泽东的左肩上，二人慢慢地往上爬。爬了一会儿，毛泽东就停下来，和柳亚子手拉着手并肩往上走。柳亚子比毛泽东大几岁，身体也不好，毛泽东很照顾他，拉着他爬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喘喘气，说说话。来到益寿堂，一行人坐下品茶。毛泽东说：

“柳先生的诗是越写越漂亮了。”

柳亚子说：

“哪里，哪里！我写的是老一套，想写一些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新诗，但是很不成功，我自己也不满意。要旧瓶装新酒，难哪！”

毛泽东说：

“‘旧瓶装新酒’，这句话有意思，有意思！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大喜欢旧体诗词了，但旧体诗词也有好的，有可借鉴的东西，如唐代诸家的诗词，还是值得一读的。”

柳亚子说：

“最近，我拜读了毛主席写的诗词，心里真痛快。这些诗词通俗易懂，而且寓意深长。伟大，伟大。”

毛泽东说：

“咱们今天都高兴，走，游园去。”

柳亚子应道：

“好，游园去。”

一行人在长廊中慢慢行来，细细观赏。柳亚子说：

“慈禧太后腐败无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她用建设海军的钱修建了一个颐和园，再把中国人民的血汗搜刮起来奉献给帝国主义，真是民族罪人，千古罪人！”

毛泽东说：

“归根到底还是政府腐败。封建制度不根除，她就是建了海军也还是要送给帝国主义的。修建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人民也可以享受，总比叫她们挥霍掉要好呀。”

柳亚子为毛泽东的辩证妙论所深深折服。他们来到慈禧太后买的那个小火轮旁，细细瞧着，柳亚子说：

“那时，中国相当落后，慈禧太后能买到这个小火轮，能看到这样的小火轮，也算是大开眼界了。”

毛泽东说：

“她买几件洋货也是赔本的买卖。自己不发愤图强，自己站不起来，就谈不上平等互利。还是那句老话，‘嗟来之食不可食’！”

柳亚子感慨地说：

“历史证明，只有共产党行！只有毛主席行！”

毛泽东说：

“我们是继承前人，烈士用鲜血和生命给了我们智慧，给了我们经验和教训。事物总是要发展的，社会总是要前进的。中国再也不能继续落后下去了，等全国胜利以后，我们要艰苦奋斗，发愤图强，一定要改变落后的面貌。”

他们又看了石舫，就登上了一条带顶的游船。船舱里放着一张长桌子，桌子上摆着茶水、香烟，还有一盘糖果。毛泽东坐在椅子上吸烟喝茶，柳亚子只是品着茶水。

天气晴朗，风景如画。毛泽东、柳亚子泛舟昆明湖，感到非常惬意。船到湖心，柳亚子说：

“今天胜利了，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我们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做了一点微薄的工作，也吃了不少的苦头。我们都很清楚，蒋介石早晚是要垮台的。因为他们腐败无能，太不得人心了。共产党要胜利，这是肯定的。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正确，合乎民意，人民拥护支持，这就是胜利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

毛泽东摆了一下手，说：

“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我们有100万军队要渡江，又没有兵舰、轮船，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比如用100万军队带上轻武器，完全游泳泅渡是不行的，这就需要渡江工具。靠人民用土办法造木船，扎木排筏子，在漫长的江面上，几万只木船一齐出动，直奔对岸。加上我们有很多的大炮掩护，很快就过去了30万军队。这一下子，蒋介石企图以长江天险阻挡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梦想就破灭了。你能说这是妙计吗？这是一般的常识。但是，像这样一个普通的常识，蒋介石是不知道的。他想的是长江天险，是美帝国主义的援助。总的来说，我们的军队比蒋介石的军队准备得好，除了飞机、军舰以外，我们什么都比他们多。

现在杭州解放了，上海很快也要解放，你们没有想到这么快，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么快。今天咱们可以这么说，如果蒋介石有一点头脑，实行在重庆达成的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蒋介石现在还是咱们的委员长。蒋介石要打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的愿望没能实现，只好和他打。蒋介石和李宗仁政府，现在已经相当被动了。他们除了接受和平解决的8项条件，别的没有出路！”

柳亚子连声说：

“是的，是的。”

毛泽东又说：

“我们愿意按照和平谈判的8项条件，同任何地方政府和军队进行谈判。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先生可以根据这些精神去进行宣传。”

毛泽东想起柳亚子曾在给他的信中慷慨激昂地表示要“赤膊上阵”了，就开玩笑说：

“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发表讲话了，现在与蒋介石时代不一样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你的意见会受到尊重的。”

柳亚子高兴地说：

“我一定按照毛主席说的去做，我要尽力做一些对人民、对政府有利的工作。”

游船绕过湖心岛龙王庙，过了17孔桥。李银桥看见湖东岸已经聚集许多人，建议转向17孔桥的东南角靠岸，让毛泽东从南便门出去。毛泽东摇摇头，说：

“东岸人多怕什么？你们不要怕群众嘛！”

游船向东岸靠近，岸上的人群起了波动。当群众看清船上的毛泽东时，掌声、欢呼声骤然爆发了：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上了岸，立刻被欢腾的人群包围，无数手臂伸出来，争着抢着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不愿意突出自己，时刻注意拉柳亚子在身边，肩并肩，甚至照顾柳亚子在前半步。他们一行来到大门口，群众已经挤满了，再无法向前走了。前来维持秩序的解放军战士们组成两排人墙，阎长林、李银桥等护着毛泽东、柳亚子、江青和李讷，从人墙中间走出了大门。柳亚子高兴地说：

“我还是头一次看见群众对领导人这么热情。”

毛泽东说：

“好了，有机会愿意再和你一块儿游览。”

他照顾着柳亚子先上了车，然后自己才上车。汽车开动了，他兴高采烈地做着简单的手势对身边的人说：

“今天是咱们第一次游颐和园，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群众游园。柳亚子先生高兴，我也非常高兴。”

阎长林说：

“主席高兴，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心出事。”

毛泽东笑着说：

“你们不必担心，今天这么多人，也没有一个坏人。坏人是有的，但是坏人也不敢带上武器，整天在大街上和公园里找毛泽东。”

5月2日，刘少奇在天津工商业家座淡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关于劳资关系，他说：

“最后一个重要问题是劳资关系问题。我们的政策是劳资两利。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要贯彻这个政策的，是要真正做到两利的。在执行的初期，不管发生多少偏差和错误，最后是一定要贯彻的。因为不这样，要想把农业国家变为工业国家就不可能。大家要从根本上了解这个政策，平日就不至于为一时的或个别的现象所迷惑。

有人很不愿意听‘资本家’这个称号，很怕听‘剥削’这个词。这些不是原则问题，如果你们谁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出另外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仍旧叫你们‘资本家’。资本家和工人是两个阶级。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这两个阶级要在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个别问题的调和或在某些问题上的调和是可能的。这一矛盾的根本解决，就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革命。这是规律，不是谁可以制造的。我们把这个道理来和中国的实际结合一下：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经过革命，你们看现在和国民党的斗争，就是严重地流血斗争。但是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起就搞，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时候，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已经用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那时的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帝国主义的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的路。那么你们要选哪一条路呢？还有没有第三条路呢？如果有人说还有第三条路，如果他能说服我们，也行。不过一百多年前，在世界上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大学问家，终生就在研究这个问题，我研究这一个问题也有二三十年，如果说你们在办工厂方面是专家，那么我在这一方面倒也是专家。我们认为非走社会主义的路不可。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不要以为它好得很，其实是苦得很，它在闹生产过剩，闹经济危机，要到国外去抢人家的市场，就要打仗。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第二次大战也是这样打起来的，杀了几千万人，就是因为这个。这不是哪个人愿意不愿意打的问题。这是走帝国主义这条路，使得他们一定要这样做，非打不可！好像国民党在和我们打仗中的命运一样，宋子文说，和也是失败，打也是失败，与其和而失败，不如打，还有个生存的可能。总之失败是注定了的。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失败是已经成为前提了，于是就非打不可，所以他们苦得很。但我们就不然，我们好得很！今天解放了平津，明天又解放了南京上海，我们高兴得很！现在，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性，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上次我对宋斐卿先生（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全国解放后不久，宋斐卿即逃往国外——笔者注）说：你现在才只办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8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8个厂子，一共16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开眼笑地来开会。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今天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求得解决的，只能设法缓和一下。听说工人已经向你们提出许多要求，这就是在向你们作斗争，你们很难办，于是来找政府解决。这是事实，我们得承认这个事实。有些工人的要求是过高了的，如要求工资增加一倍、两倍到好几倍，使得资本家受不了；有些要求是不正当的，如要求分工厂分店铺；有些行动是不妥当的，如刚才有的先生所说的，工人不守厂规，不听指挥，不到时间就自己下了工等。这些事情，叫过分、过左，是部分的，不是全面的。有些事实我们已设法纠正。这是两个阶级在斗争，现在工人在斗你们，可是我要说明一点，这种斗争是由两方面斗起来的，单是一方面是斗不起来的，而且一般地都是你们先斗。世界上向来就是如此，总是资产阶级先斗的，因为资产阶级先是处在优势，然后工人又反过来斗资产阶级，最后总是推翻资产阶级。听说过去有些厂里，资本家打人骂人，还有强奸的，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行为。今天解放了，工人有了共产党，神气十足，于是就有了过分的要求。

今天我们有3个敌人，4个朋友。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我在工人代表会上，号召工人分清敌友，如果反对资本家，那便搞错了。要联合资本家使生产发展起来。但除了联合以外，对资本家还须作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只有联合没有斗争，是不合事实的。我不但鼓励工人这样做，而且也叫你们资本家向工人作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因为斗争是自然的，客观的，两个对立的阶级，必须经过必要的斗争才能两利。政府拟定了一个劳资纠纷的处理办法，等大家讨论同意后，再作为正式法令颁布。但光靠那个办法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你们必须和工人斗争，如果不斗，将来你的厂子被工人斗垮了台，那时你就不能怪共产党不好。玩滑头是不行的，如果工厂为工人要求五一节发衣服的事，想在工会、政府口中讨一句话来作资本，去挑拨工人和工会、政府、共产党之间的关系，这样做是不合道德也不大合法的；反之，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进行适当、必要的斗争，倒是被允许的、合法的。此外，在劳资斗争中，不要去收买工人、工会、共产党员，不要故意拉这个打击那个，结果使工人对你们印象很不好。这样做可能引起工人内部一时的不团结，但明天他们会搞到一起的。用这些办法最后是会弄得工人不信任你们的。

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尽管工厂有几千几百个股东，但你是代表股东、代表资方在工人身上剥削剩余价值的，一块钱也是剥削。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是，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你们当前与工人有很多共同利益。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说过，近一百年中，资本主义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轻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赶紧努力，不要错过。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愈多愈好。”

参加座谈会的资本家们听了刘少奇这一番大道理，心中大喜，他们说：

“从前共产党的底，一点也摸不到，现在摸到一点底了。”

刘少奇说：

“我给你们摸，你们要什么样的底，我就给你们什么样的底。”

此后，刘少奇5月5日又在天津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作了长达4个小时的演讲，于5月12日结束了天津之行，回到了北平。

5月5日这一天，是孙中山就职广州非常大总统的纪念日“双五节”，毛泽东如约和柳亚子到香山孙中山衣冠冢拜谒，并合影留念。尔后，毛泽东把柳亚子夫妇接到家中共进午餐，作陪的有朱德和田家英。他们纵论时局，“对酒当歌”，畅谈历代名家名篇名句。柳亚子拿出随身带来的《羿楼纪念册》，要毛泽东和朱德题词。毛泽东的题词别具一格，他将席间论及的南北朝时期的谢灵运、隋朝的薛道衡和北宋苏轼的名句联为一首诗：

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书以为念 毛泽东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是一个非常及时、非常必要、非常全面、且政策性极强的重要文献，值得认真一读。从“约法八章”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把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放在了首位，同时强调，除了“没收官僚资本”外，人民解放军还要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保护学校、医院等一切公益事业，也要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最有意思的是，布告宣布“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在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这是一个创举，也的确是明智之举。

第54章 1949年5月—

“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当从年初一做起。你们协商的绥远和平条款，我看了，就按那执行吧。”

话说1949年5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即行部署断绝沪敌逃路等问题给粟裕、张震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粟张（转谭王吉），并告陈饶，刘邓：

一、陈饶微电悉。

二、请粟张即行部署于辰灰以后、辰删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逃走（据上海吴文义几次报告，汤恩伯正在运走物资），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请粟张以具体部署电告。

三、为着占领吴淞，对于昆山、太仓、宝山3城，恐不能不去占领。但嘉定城及昆山城以东之陆家浜、安亭等处，如果可以不占，则暂时不要去占。

四、在占领嘉兴以后，应继续占领嘉善、金山、平湖、乍浦、金山卫诸点，但青浦、松江、奉贤等地暂时不要去占。

五、此外，谭王吉集团在杭州地区休息数日后，应派一个军至两个军迅速向东，占领杭州、宁波一线及该线以南之奉化、嵊县、新昌，诸暨、义乌等县，然后展开工作。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它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或者减少他们的捣乱行为。

六、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上海。我们的准备工作愈快愈好。

七、请粟张预先告诫部队，在占领吴淞时极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

八、请刘张李注意保护南京的孙中山陵墓。对守陵人员给以照顾。

后来在5月16日，第7兵团决定迅速向浙南、浙东进军。第21军南下温州，第22军东进宁波。第22军在军长孙继先、政委丁秋生率领下，从余杭三墩出发，向浙东进军，5月24日深夜解放宁波。与此同时，第21军第61师在师长胡炜、政委王静敏率领下，从新昌向蒋介石老家奉化溪口逼近，5月25日到达溪口。

第61师指战员们已经学习了毛泽东的指示，在进入溪口时，师领导再次重申了纪律，讲明解放溪口的意义和注意事项。师部就驻在蒋介石祖居丰镐房里，为避免家具受到破坏，指战员们把那里的地毯卷起来，蒋介石撤走时来不及收拾的物品如象牙筷子等，也没有一个人去拿。刚参军不久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青年学生发现了一架钢琴，听说这架钢琴是美国总统罗斯福送给宋美龄的，就忍不住弹了几下，刚好被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马贝禾看见了，当即严厉地批评了他。

师部离开丰镐房时，师参谋处科长石冰把蒋经国遗忘在办公室上的一支金笔交给了看门老人，吩咐他一定要保管好。留守在丰镐房的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马贝禾和一部分战士，吃的东西都是去乡村里采购，尽管部队生活艰苦，粮食缺乏，一日三餐只吃稀饭，但他们对丰镐房里存放的20多袋大米和其它东西，从未动过。

再说5月7日，粟裕、张震将作战方案电告中央军委：

“以第29军并配属两个炮兵团攻占吴淞、宝山，以第28军主力控制太仓、嘉定，以第30军攻占嘉兴、嘉善、平湖、乍浦、金山卫一线，为防敌向南汇、川沙撤退，以第30、31军进入浦东截敌退路。预定12日、13日发起攻击。”

5月8日，毛泽东复电粟裕、张震并转总前委说：

“1、同意7日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2、与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退路封闭是很必要的。”

5月上旬，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黄华根据毛泽东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接触的指示，会见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顾问傅泾波，他说：

“待时机成熟，应该由美国首先采取行动，与人民民主政府建立关系。”

司徒雷登也通过傅泾波，向黄华表示说：期待有机会访问北平。

5月13日，黄华同司徒雷登首次会晤。黄华向司徒雷登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他说：

“希望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抛弃已经丧失人心的国民党政府。人民民主政府希望同美国及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商业和其它关系。”

司徒雷登说：

“建立全国政府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共产党自己目前尚未建立。国际惯例是承认任何明白无误地得到本国人民支持并有能力和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的政府。所以，美国和其他国家除了等待中国局势发展以外，什么事也做不了。”

5月14日，林彪、罗荣桓率领第4野战军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100余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长江。

5月15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河南省主席、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在湖北咸宁贺胜桥、武昌金口一带率部20000余人起义。

5月16、17日，4野解放华中重镇武昌、汉口和汉阳3镇。接着，又南下湖南。

5月16日晚，毛泽东身边的16名警卫战士围坐在香山的小餐厅里，为班长兼党小组长张瑞岐送行。李银桥主持欢送会，他告诉大家说：

“主席因有要事不能到场了。”

说罢，他将毛泽东送给张瑞岐的1条五台山牌香烟、1斤北平水果糖，转交给张瑞岐。这时，毛岸英也来了，递给李银桥一个红皮塑料本。这也是毛泽东送给张瑞岐的礼物，只见扉页上写着：

“张瑞岐同志：回到陕北继续工作，永远忠实于人民事业。毛泽东”

5月17日，毛泽东亲自带着张瑞岐，将他交给贺龙，让他乘坐贺龙的飞机经山西回陕北。毛泽东握着张瑞岐的手说：

“回去后，代我问陕北老乡好！”

5月18日晚，原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湖南大学法律系教授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上了轿车，朝着香山方向急驰。

早在4月份，李达接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通过华南局地下交通送给他的一封信，信中邀请他到北平来。李达以前曾受湖南工委委托，做过程潜走和平道路的工作。程潜通过共产党长沙地下组织，知道李达将要到北平去，便委托省政府顾问方叔章到湘雅医院去看望住院的李达，送给李达500元做路费，并委托李达将程潜反对蒋介石、反对桂系、争取湖南局部和平的情况，面陈毛泽东。此后，李达经中共华南分局安排，在湖南大学法律系助教陈力新和湖南大学外文系学生、地下党员李梅彬护送下，于4月16日夜秘密离开长沙，4月20日抵达香港，接着乘船到了天津，在5月14日抵达北平。

毛泽东派人到车站迎接李达，并安排他下榻于北京饭店。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李维汉都到北京饭店看望了李达。周恩来和中央统战部还分别举行晚会和茶话会欢迎李达一行。

且说李达来到香山双清别墅，见到了分别20多年的老战友毛泽东。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出生于湖南零陵县，比毛泽东年长3岁，过去见了毛泽东，就叫润之；而毛泽东则称他为鹤鸣兄。如今老友重逢，李达无比激动，他本来是想改口叫“毛主席”，可他一来是由于过分激动，二来也不习惯，所以张嘴一连叫了几个“毛主”、“毛主”，“席”字却仍未喊出口。毛泽东见他如此，就笑着说：

“你主、主，主什么？我从前叫过你李主任（是指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局宣传主任——笔者注）吗？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吗？”

李达见毛泽东如此说，便只好改口仍叫“润之”。他向毛泽东以及在座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汇报了程潜准备在湖南起义的情况。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又与李达单独进行了谈话。李达说，他曾经帮助程潜解除了对战犯问题的疑虑。毛泽东笑着说：

“那张战犯名单还真起了作用哩！如果我们不列上程潜的名字，蒋介石岂不把他列入通共名单了？他在湖南搞局部和平，也就不是战犯了嘛！”

李达向毛泽东检讨了早年离开党组织的错误。毛泽东说：

“你早年离开了党，这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你早期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李达说：

“很遗憾，我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说：

“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的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现在，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的20多年里，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理论阵地，写过些书，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这是有益的事嘛。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

毛泽东还同意让李达重新入党，不要候补期，并愿意做他的历史证明人。

这天晚上，毛泽东同李达谈的问题涉及面很广，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深夜，毛泽东留李达在他的床上休息。李达问：

“你自己不睡吗？”

毛泽东说：

“我还刚上班呢！”

李达因为太疲劳了，也顾不上更多的礼节，便在毛泽东的床上睡了几个小时。一觉醒来，已是清晨，他见毛泽东还在批阅着文件。

几天后，毛泽东派人给李达带去一封信，劝李达说：

“身体欠佳，先安下心来休养一些日子，工作问题待体质增强一些再议。”

5月20日，毛泽东鉴于粟裕、张震在5月18日提出的从四面八方攻击上海的建议，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总攻上海的时间等问题致粟裕、张震等指示电，他写道：

粟张，并告总前委及中指：

一、据邓饶陈电，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似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

二、为使侦察及兵力配备臻于完善起见，总攻时间似择在辰有至辰世之间为宜，亦可推迟至已东左右，如何适当，由你们决定。

三、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

四、攻击兵力必须充分，如觉兵力不足，须调齐兵力然后攻击。

五、攻击前必须作战役和战术上的充分准备。

军委 辰哿

5月20日这一天，第1野战军攻占西安及渭河流域广大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57军等部27300余人。

5月21日，刘仲容拿着白崇禧命其南归的电报去见周恩来，周恩来热情地挽留他。刘仲容说：

“古语云，鸟栖良木，臣择明主，几十年耳闻目睹，共产党是真正的明主，毛先生是真正的明主。毛先生、周先生一再挽留，不胜感激，我决意留下，听从驱策。”

5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复信给柳亚子，他写道：

亚子先生：

各信并大作均收敬悉，甚谢！惠我琼瑶，岂有讨厌之理。江青携小女去东北治病去了，黄女士（即黄波拉，黄绍竑的侄女，1949年初摆脱国民党特务监视，仓促离开上海，到北平后食宿出现问题，曾给江青写信求助——笔者注）的信已代收，我的秘书并已和黄女士通电话，料可获得居处。国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难提前设立。弟个人亦不甚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费力不讨好。江苏虚衔，宜似以不挂为宜，挂了于己于人不见得有好处。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好在夏天，不觉得太冷否？某同志妄评大著，查有实据，我亦不以为然。希望先生出以宽大政策，今后和他们相处可能好些。在主政者这方面则应进行教导，以期“醉尉夜行”之事不再发生。附带奉告一个消息，近获某公诗云“射虎将军右北平，只今乘醉夜难行，卢沟未落登埤月，易水还流击筑声”，英雄所见，略有不同，亦所遭者异耳。孙先生衣冠冢看守诸人已有安顿，生事当不致太困难，此事感谢先生的指教。率复不尽。敬颂兴居佳胜！

毛泽东 5月21日

毛泽东在信中说：“以期‘醉尉夜行’之事不再发生”，安慰柳亚子，是因为柳亚子在1949年3月28日《感事呈毛主席》一诗中发了牢骚：“醉尉夜行呵李广”。他们二人用的这个典故，出自《史记·李将军列传》。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柳亚子曾经在《恭谒孙中山先生之灵堂有感》序中作了解释，他说：“余税驾（初到）北平之日，馆舍粗定，即思往香山碧云寺，恭谒”，“乃招待处诸同志恒以道茀（野草塞路不可行）为言（托词）。”又据柳亚子《北行日记》记载，他从六国饭店移居颐和园益寿堂后，友人夫妇带小孩来，柳夫人“邀登景福阁，为哨兵所阻，余大骂拂袖而归，不复管客人的事了”。第二天上午九时许，“侦查连连长陈登成至，为昨夜事道歉而来也。”这两件事便是柳亚子借“醉尉夜行呵李广，止宿亭下”发牢骚的起因。

另外，毛泽东在信中说：“江青携小女去东北治病去了。”实际上，江青与李讷母女二人是经东北去了苏联。

江青的病症是持续发烧，体重只有42公斤。后来，她在6月初飞抵莫斯科时，因身体十分虚弱，被人用担架抬下了飞机。江青的苏方翻译是只有25岁的卡尔图诺娃，担任中方翻译的是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卡尔图诺娃在她1992年所写的《我给江青当翻译》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B·R·格里戈良对我说，江青此行是秘密的（她在苏联用尤苏波娃这个姓），并强调，领导对我高度信任，而我则不得把此事告诉任何人，除非是那些必须知道此事并将与我共同工作的人。他讲了我的职责的大致范围，再次强调说，我应该尽一切努力，使客人觉得在莫斯科如在自己家里一样，使她对在我国进行的治疗、休养和日常生活氛围都感到满意。”卡尔图诺娃还写道：“她身材优美，穿着得体（她穿长裤和连衣裙都同样惹人注目，不过连衣裙只有天气热并且是接待客人或者外出时才穿），举止文雅。她有一双生动活泼的杏仁似的黑眼睛，五官端正，但牙齿略微向前突出了些。一头漂亮的黑发向后梳，挽成一个紧紧的发髻。十指纤细，身高一米六四。心情好的时候，她也会露出富有魅力的愉快的微笑。以我看，江青的记性很好。那年夏天和她见面的人，谁都叫什么名字，她一直都记得。她熟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知道差不多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对东欧各国人民民主运动的形势也有相当地了解，更不用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动态了。总之，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常年‘泡’在大量的信息当中（这些信息源源不断地送到她的办公桌上），已经修炼得能够毫不费劲地记住它们了。再谈谈她待人接物的方式。我不得不惊叹她在同来探望她的大大小小的人物交谈时驾驭对方的能力。我看她怎样变换谈话的调子和话题，从来都没有出过差错。对什么人应把握什么样的分寸，她总是测度得很准确。我想，昔日在上海当电影演员的经历对于她大有裨益。”

再说5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各线伟大胜利电》，他写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诸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诸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诸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林彪、罗荣桓诸同志，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我各路人民解放军在4月下旬解放南京、太原等地以后，继续胜利前进。5月3日，我第3野战军解放杭州。5月16日及17日，我第4野战军解放汉口、武昌、汉阳。5月20日，我第1野战军解放西安。5月17日及22日，我第2野战军解放九江及南昌。现我军已解放江苏大部，浙江大部，安徽全部，福建一部，江西一部，湖北大部，陕西大部。在海南岛、广东、云南、广西诸省的游击战争，亦获得新的胜利。我军军行所至，敌军则望风披靡，人民则欢声雷动，城市生产迅速恢复，学校师生迅速开课，军民关系融洽无间。凡此均我各前线人民解放军将士，人民游击部队，地方共产党员、工人、学生、各界民主人士及爱国同胞同心协力所获致的结果，特电庆贺。尚望前后方军民继续努力，为消灭反革命残余力量，解放全中国人民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5月下旬，贺子珍已经调至沈阳工作，贺怡这时正在姐姐家里帮忙。苏联驻沈阳的代表尤金受毛泽东之托，准备把毛岸青和娇娇护送回北平。

这一天，贺子珍和妹妹正在为毛岸青和娇娇收拾东西，娇娇奇怪地问：

“干嘛要把我的东西收拾起来呀？”

贺子珍头也不抬地说：

“收好东西，娇娇带上和哥哥一起到北平去见爸爸呀！”

娇娇说：

“妈妈，您也跟我们一起去北平见爸爸吗？”

贺子珍笑了。娇娇觉得妈妈笑得不是很自然。只听她说：

“不，妈妈不去。你和岸青哥哥两个去见爸爸。”

站在一旁的贺怡也说：

“你妈妈现在不去，她要过些日子才去。”

说罢，她又转过脸对姐姐说：

“我和两个孩子一块去。我要见主席。我会为你把一切事情办好的。”

贺子珍没有说话，只是忙碌着。

毛岸青和娇娇走的那天，由尤金、贺怡带着从沈阳乘火车到了北平车站，换乘小汽车，一直被送到香山双清别墅。尤金把毛岸青、娇娇送到毛泽东身边，他说：

“主席先生，我将您的公子和千金都给您送来了。”

贺怡见娇娇一直呆呆地审视着毛泽东，就说：

“娇娇过来，他就是你爸爸，是给你发电报的毛主席。快叫爸爸，快叫呀！”

娇娇毕竟是在国外长大的小孩子，听姨妈一说，就情不自禁地扑上去，叫了一声：

“爸爸！”

立时便投入了父亲那宽大温暖的怀抱。毛泽东也兴奋地抱着娇娇，喃喃地说：

“娇娃，我的小娇娃！”

说着，就用脸紧贴着娇娇的脸蛋亲了起来，“娇娃，我的小娇娃……”，一直说个不停。

晚上，毛泽东为庆贺父子、父女重逢，请几位中央领导人来作客。他乐滋滋地说：

“我给你们带来了个洋宝贝。”

客人们正猜测他的洋宝贝是个什么洋玩意儿，贺怡领着娇娇进来了。娇娇穿着深色薄呢裙子，梳着两条齐肩小辫子，脚上穿着一双大皮鞋，充满了稚气，也充满着洋味。毛泽东指着娇娇对大家说：

“洋宝贝来了，我有个外国女儿。喏，就是她！”

他看着12岁的女儿，长得跟八九岁的孩子个头差不多，身体又特别瘦小，心疼地说：

“娇娃是吃面包吃得不长个了。改吃中国饭，中国饭好吃，养人，能促进发育长大个。”

后来，毛泽东每次看着娇娇吃饭，总是说：

“多吃点，再吃点。”

他有时候还笑眯眯地站在娇娇的旁边，说：

“娇娃莫急，慢慢吃，细嚼慢咽好。”

娇娇和二哥毛岸青不仅能经常见到爸爸，而且每天还能和爸爸一起吃晚饭，跟爸爸一起在香山的小道上漫步。爸爸总是拉着她的小手，毛岸青跟在身边，3个人高高兴兴地聊天散步。

在一次散步时，娇娇时不时地用脚踢着路边的小石子，看它们一个个骨骨碌碌地往前跑，觉得特别好玩。她看见路边的小花小草，一会儿问爸爸这是什么花？一会儿问爸爸这是什么草？走着走着，她又看见一个老头梳着一条小辫子，就问：

“爸爸，男人为什么也留辫子呢？”

毛泽东就走上前去问那位老人：

“您为什么要留辫子？”

娇娇紧走两步站在爸爸身边，也想听听老人怎么回答。可是那位老人只是冲他们笑笑就走开了。毛泽东没有得到答案，就向娇娇和毛岸青解释道：

“你们知道他为什么要留辫子？他这是封建。满清皇帝统治时期，人们都得留辫子，谁要是敢不留辫子，就是对皇上的反抗，皇上就要杀头的。这个人他的思想还不开化，害怕皇帝一旦再出来，要杀他的头。所以他还要留辫子，等皇帝出来，表示忠于皇上，是皇上的好平民，皇上就不杀他了。”

毛泽东说着，回头看着毛岸青，笑着指指他的头说：

“你头上没有留辫子，你不是封建，你是不怕杀头的革命者。爸爸也没有辫子，也不是封建，也是革命者。”

说着，他又用手扯了扯娇娇的两个小辫子，笑着说：

“娇娃留了两个辫子，你是个封建！”

毛岸青和娇娇都被爸爸一句玩笑话逗乐了。出了双清别墅北门不远，有一个特别大的院子，那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几家的住处。毛泽东告诉毛岸青和娇娇说，不得允许，不能随便到北边的大院去，不能影响大人们的工作和休息。后来，毛岸青和娇娇就没到过那个院子里，他们时常是出东边的门到外边去玩。

北平5月的天气，气温并不高，很多人还穿着毛衣、绒衣，有的人甚至还穿着棉衣棉裤。可是早已习惯了苏联寒冷气候的娇娇，却感觉像是到了夏季一样。她穿着妈妈做的小短裙、小背心，光着脚丫晒太阳。晒过了，她就在院外的小道上树林间跑着玩着，累了又跑回家，继续晒太阳。毛泽东见女儿如此打扮，就说：

“你这身打扮，太不成体统。要改改哩！”

娇娇不明白什么叫体统，只好抬头不解地望着父亲。毛泽东走到娇娇跟前，关切地说：

“娇娃，现在的天气还太凉，不可穿得那么少。会着凉生病的，这儿的风很硬哩！这里不兴光脚丫，这地方地又不平，莫把娇娃的脚扎破了，快把鞋子穿上。”

毛泽东叫来叶子龙，对他吩咐了一番。没过两天，娇娇就穿上了爸爸给她做的白底兰花的连衣裙和一双皮凉鞋。这种衣服在苏联常见，在北平却是很少见到有人穿。娇娇看看自己这身打扮，心里想：这大概就是爸爸说的“体统”吧。

娇娇刚回来的时候，老想妈妈，后来功课一紧，就顾不上了。有一次，毛泽东突然对女儿说：

“娇娃，是不是该给妈妈写封信。”

娇娇就给妈妈写了一封信，她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妈妈：

您好！我在爸爸这里很好。您想我吗？我很想您……

娇娇写到这儿，心想，再写点什么呢？是不是也该替爸爸代个好？于是，她接着写道：

“爸爸问您好，希望你保重身体。”

有一天，娇娇跟在爸爸的身后在双清别墅外的林间小道上散步游玩，她见爸爸背着手漫步向前走，就学着爸爸的样子，也背着手，漫步向前走。可没走上三五步，她就被拉下了一大截路，赶紧甩开小手小跑跟上去。等她张着小嘴喘气的时候，爸爸已经站在老远的高坡上了。毛泽东见娇娇气喘吁吁地跟上来，高兴地拉着她的手，找个曲折小径往回走，父女俩边走边聊天。娇娇突然停下脚步，仰着脸问道：

“爸爸，江青会不会打我？”

毛泽东愣神看着娇娇，那眼神是惊奇，是疑惑。此时，娇娇还没见过江青的面呢！毛泽东一时也没说什么，继续往回走。走了几步，他停下来，看着娇娇问道：

“娇娃，是哪个说江青要打你？”

娇娇如实地告诉了爸爸，她说：

“姨妈说江青爱打人。我看小说里写的后妈，都爱打孩子。”

毛泽东闻言，没再说什么，领着娇娇回到了家里。

有一天，贺怡来到了毛泽东家里，娇娇一见姨妈来了，心里特别高兴。她早就把说江青爱打人的话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可没想到爸爸还记着呢。毛泽东当着毛岸青和毛娇娇的面很认真地对贺怡说：

“你要向孩子道歉。”

毛泽东认为，贺怡不该那样说。他怕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不好的影响。再说江青也还没有回来，还没有和娇娇见过面，怎么能那样说呢？其实，贺怡也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是当时为姐姐抱不平，才随口说的一句气话而已。

娇娇没想到自己无意中将姨妈的话告诉了爸爸，爸爸会如此认真，竟然把它当成一件事来处理。她就用俄语和二哥毛岸青交谈起来。毛岸青在和妹妹谈话中，一会儿摊开双手，一会儿又耸耸肩。他们的表情似乎让毛泽东感觉到了什么，毛泽东就问：

“你们在说什么？”

“莫名其妙！我们感到莫名其妙。姨妈的话对我没影响，道什么歉？如果对哥哥有影响，就对哥哥道歉。我没事了，我玩去了。”

娇娇说罢，正要抬腿走，就听贺怡对毛泽东说：

“我姐姐在岸青、娇娇离开她以后，感到特别孤独寂寞，想让他们回沈阳去。”

毛泽东说：

“我不同意他们去。让他们留在我身边。我会照顾好他们的。你也可以问问两个孩子，看他们自己的意见怎样。”

贺怡就征求毛岸青和娇娇的意见。娇娇毕竟是个小孩子，她并不了解妈妈的处境和心情，只知道爸爸这里环境美，又好玩，就和毛岸青同时表示不想回去。

贺怡在毛泽东家里和毛岸青、娇娇一起待了几天就走了。至于她和毛泽东还谈了些什么，娇娇并不知道。

5月27日，上海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9、第10兵团及第8兵团一部共8个军，攻占了国民党军25万人固守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

此前，蒋介石曾给汤恩伯下了一道命令，要他“死守6个月到1年，挽救局势，反守为攻”。怎奈飞将军汤恩伯一贯是保命要紧，仅率国民党军一部5万余人由海上逃跑了。停泊在长江口外准备为国民党撑腰的美国等国的军舰，听到国民党军被歼灭的消息，扯下他们的旗帜，悄悄地向茫茫大海溜去。

在上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为了保护城市建筑和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作战使用的全部是轻武器，经过16天激战，共歼敌15.3万人，缴获各种火炮1370门，各种枪支8万余支，坦克、装甲车119辆，汽车1161辆，舰艇11艘，以及大量各种物资。上海地下党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促使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派人和27军接洽，率国民党51军、21军、123军4万余人起义。人民解放军在此战中也伤亡了2万余人，其中牺牲连以上干部433人。

在3野攻占上海城区之夜，毛岸英立即带着扫雷专家入城排险，攻城各部全部露宿在街头上，秋毫无犯。战士们戏言：“想上海，进上海，进了上海得到两条破麻袋。又有铺，又有盖，晚上睡觉真凉快。”

外电也曾报道说：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态度和蔼”，“为世界陆军第一”。

毛泽东非常敬重宋庆龄，得知宋庆龄在上海很安全，他十分高兴，委托陈毅和其他领导人前往其公馆慰问宋庆龄，并派出警卫部队保证她的安全。陈毅和潘汉年亲自拜访了宋庆龄。宋庆龄高兴地说：

“解放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为人民谋利益。”

不久，2野第4兵团司令兼政委陈赓到上海后，也去拜访了宋庆龄。陈赓素来敬重宋庆龄，尊称宋庆龄为师母。宋庆龄看重带兵的人，她也很看重陈赓，就问道：

“你带多少兵？”

陈赓说：

“20万吧。”

宋庆龄说：

“你们黄埔1期的胡宗南带兵30万，4期的林彪带兵100万，你怎么才有20万兵？”

陈赓听她这么说，挺不好意思的，只好说：

“他们进步很快。”

5月29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从上海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董必武，他在电文上写道：

毛主席润之、朱总司令玉阶、周恩来先生、董必武先生勋鉴：

人民解放军渡江以来，时仅一月，南京及苏浙鄂赣陕5省会相继解放，近则上海亦全部解放。蒋军到处崩溃，人民咸庆来苏。人民解放军得到如此光荣胜利，谨为诸公庆贺。上海为东亚著名大都市，国内及国际人才多集于此。今后工商业之新发展，尤为新民主国家所利赖。值此战后，困难较多，如何安定，如何建设，想早在诸公运筹策划中。澜不久将与罗努生兄等来平聆教。

张澜 叩艳

张澜说的罗努生，即罗隆基，字努生，江西省安福县车田人，中国民盟创始人之一。

5月31日，刘少奇根据在天津了解到的情况，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批评东北局在这个问题上“左”的错误，电文中说：

“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

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看罢电文，非常恼火，便把刘少奇天津讲话抄出来上报中央及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人，指责刘少奇鼓吹“剥削有功”，说刘少奇向资产阶级投降。

刘少奇和高岗的矛盾自此日益激化，以致后来酿成了高岗自杀的悲剧。

1949年6月1日，毛泽东以他和朱德、周恩来、董必武4人的名义复电给张澜，他在电文中写道：

表方先生：

艳电敬悉。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指罗隆基——笔者注）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董必武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致斯大林的电报稿，他写道：

“据说，在苏联已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拟在最近出版。但是该选集在论文的选择方面和分类及次序排列方面均有缺点，并且在论文中也有许多错字错句。现在中央正在重新选订《毛泽东选集》，并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校正，此校正本可于本年6月底出版。那时我们可将新版迅速送达苏联。所以希望暂不要将东北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俄文译本付印，待我们的新版（《毛泽东选集》订正本）送到时，根据此新版与原来的东北版对照作了增减和修订后，再行出版。至盼。”

此后，毛泽东因指挥战争、经济建设等事务繁忙，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往后推迟了。

6月2日，毛泽东收到乔冠华来自香港的一份报告。

原来白崇禧在5月间率领桂系部队20余万人撤退到湖南以后，说是要湘桂联合与共军决战。为了镇压湖南的和平运动，他在开会时当着程潜的面指桑骂槐，还要改组湖南省政府，并建议国民党广州政府调程潜去广州任考试院院长。程潜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就派支持他和平起义的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唐鸿烈去香港，找关系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联系。唐鸿烈到了香港，会见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向乔冠华讲述了程潜与蒋介石、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矛盾，以及程潜和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李默庵等人对避免战火、实现湖南局部和平的愿望，请乔冠华转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乔冠华的报告，想到了湖南省工委向华中局和中央报告的关于争取程潜、陈明仁的情况，与周恩来等人进行了商谈。毛泽东还说：

“单做程潜、陈明仁的工作还不够，要发动湖南人民，争取地方势力，这样和平解决湖南问题才有希望。”

毛泽东让周恩来起草复电乔冠华，同时指示湖南省工委进一步做好争取程潜、陈明仁起义的工作。周恩来在给乔冠华的复电中写道：

“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极为必要，请你们认真进行此项工作。如有可能，应与程潜或李默庵建立电台联系。”

不久，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分别在长沙建立了秘密电台，华中局秘密电台与湖南省工委取得了联系。

6月4日，75岁高龄的陈嘉庚到达北平，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等人的热烈欢迎。

6月4日，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自作主张，向黄华暗示，司徒雷登希望去北平燕京大学过生日。

6月6日，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第二次会晤。司徒雷登傲慢地对黄华说：

“你们应该意识到，外国大使馆继续留驻南京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发展。”

6月7日，周恩来到王府井北京饭店接陈嘉庚去双清别墅与毛泽东会晤。会见时，朱德、刘少奇也在座。

延安一别，转眼就是9年，胜利时刻，故人重逢，分外亲切。陈嘉庚对毛泽东说：

“在延安临别时，我答应你做的两件事全都做了。头一件，我回到重庆就跟蒋介石说，共产党一心为抗战，对国民党绝无恶意，劝他要和共产党团结合作。但他就是不听，我也拿他没办法。第二件，我等回到南洋，就把我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如实介绍。蒋介石因此对我产生恶感，我也不顾，凭我的良心与人格，决不能指鹿为马呀！”

毛泽东说：

“抗战取得最后胜利，陈先生功不可没。如今解放战争又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要争取以最快速度肃清残敌，统一全中国，进行各项建设。现在你来得正好，过几天全国新政协筹备会就要召开了，请你一定参加。”

陈嘉庚说：

“毛主席的意思我明白，只是我对政治素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恐怕会辜负主席的美意呀！”

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

“陈先生过谦了，众所周知，你敢言人之不敢言，敢为人之不敢为！语言不通不要紧，有翻译嘛!”

陈嘉庚在谈话中对解放大军胜利过江，迅速占领南京、上海，表示祝贺；并向毛泽东介绍了南洋华侨的情况，还谈到了归国北上途中的所见所闻，请求毛泽东派得力的文才武将去管理好福建。毛泽东告诉陈嘉庚说，已经决定派张鼎丞、叶飞前往接管福建。陈嘉庚表示满意，认为中央考虑得很周到。

6月8日，中共华北局和傅作义代表经过多次商谈，双方正式签订了《绥远和平协议》。

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周北峰、阎友文。在座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毛泽东对傅作义说：

“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当从年初一做起。你们协商的绥远和平条款，我看了，就按那执行吧。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明有了北平解放，才有留待绥远的起义。不然，别处都要求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1949年5月6日在给粟裕等的指示电中特别强调说：“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它建筑物。”后来，进驻奉化的人民解放军，非常严格而认真地执行了毛泽东这一指示，其情景着实感人！而早在十几年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于毛泽东，不仅以数十万银元悬赏要取其项上人头，而且还派出特务，毫无人性地掘他的祖坟，并疯狂地搜捕和残酷地杀害了他的亲人杨开慧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可以看出，双方首脑的德行之优劣，相去何其远矣！

第55章 1949年6月—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话说随着人民解放军不断地向前推进，在一些新占领区域出现了市场不稳、物价飞涨的严峻形势，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秩序和人民政权的巩固。从1949年4月起，一直到1950年2月，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就出现了4次大规模的涨价高潮。仅上海一地，就有二三十万人从事商业投机活动：专门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的纱号有360家，棉布号2371家，糖行644家，还有数以百计的地上地下钱庄。在“工不如商，商不如投机”的情况下，许多商店也卷入投机的行列，以大部分的资金用于投机活动。

毛泽东为了制止由于投机资本的操纵而加剧的市场混乱，尽快地稳定物价，领导党和人民政府，依靠国营经济力量和老区人民的支持，果断地采取了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两次大“战役”。这其中的第一次大战役，被称之为“银元之战”。

各大城市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投机商对此置若罔闻，继续扰乱金融市场。在上海，甚至有人扬言说：“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1949年6月5日，上海市政府财委向市场抛售10万银元，立即使物价回落。同时，各种报刊电台开展了宣传攻势。

6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指示警备司令宋时轮，指挥华东警卫旅1个营的指战员及200名公安人员，分乘10辆大卡车，包围查封了金银投机大本营“证券交易所大楼”，逮捕了25名金银外币的投机操纵者，严办了为首的238名大投机倒把犯，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巩固了人民币的地位，对稳定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大米等物价迅速地稳定并回落下来，批发物价指数回落了10个百分点。

6月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一个苏联代表团，侯波、徐肖冰和新华社记者陈正清负责摄影和电影拍摄。

毛泽东在会见结束后，送走了苏联客人，回过身来，对正在收拾摄影器材的侯波等人说：

“你们辛苦了。每次来我这里都是行色匆匆，我想跟你们说句话都没有机会。来，今天不忙走，大家坐下来认识一下。”

说着，他在院子里一座小亭子里坐了下来。侯波、徐肖冰、陈正清非常高兴，马上围着毛泽东坐下了。毛泽东指着徐肖冰说：

“你，我当然认识。你是延安培养出来的摄影师，给我们拍过不少照片。这位女同志我是初次见面。”

徐肖冰介绍说：

“她叫侯波，是我爱人，也是从延安出来的。”

“好。延安出来的，是喝过延河水吃过小米饭的。”毛泽东说罢，接着问侯波：“你家是哪里的？”

侯波说：

“山西夏县的。”

“啊，你是关云长的老乡呵！关云长就是夏县人。他武艺高强，人又忠厚。”

毛泽东的话把大家逗乐了。此时，卫士长李银桥送来一盘削好的水果，毛泽东请侯波他们吃。

“我不爱吃水果。”毛泽东解释说。侯波不好意思拿水果，毛泽东就拿起一个桃子递给她，说：“拿着，拿着么。”

侯波他们3个人不再推辞，就吃起了水果。毛泽东吸着烟，又接着说：

“山西是个好地方，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可是当初不是我们的天下，被阎锡山占着，他又不抗日，我们在统战工作中费了好大的劲也没把他拉过来。他与蒋介石也有矛盾，想不理蒋介石的茬，搞一个独立王国。可惜蒋介石容不下他。陈赓也在山西打过几个漂亮仗，把个日本人打得不轻。后来国民党那个朱怀冰还想占据那里，不抗日，反而与我们八路军磨擦。陈赓火了，一生气就把他给收拾了。”

说罢，他吸了一口烟，又问侯波：

“你什么时候到延安的？在延安住过哪个学校？”

侯波说：

“我1938年到延安，先是在边区中学，以后又在延安女子大学和延安大学读书。”

毛泽东点点头，说：

“你是吃我们陕北小米长大的。”

此时，毛泽东的大女儿娇娇也在身边，侯波拿出相机为毛泽东拍了几张，也为娇娇拍了几张。

天色已晚，侯波3人不敢多耽搁，起身告辞。毛泽东也站起来，挥挥手说：

“来，咱们一起合个影吧。”

徐肖冰他们本来也想和毛泽东合个影，可他们不敢说。没想到毛泽东倒提出来了，于是就赶快行动。陈正清拿着照相机，让侯波夫妇一左一右在毛泽东身边站好。毛泽东说：

“不行，不能这样站，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在中间。”

侯波夫妇见毛泽东如此认真，不敢违拗，就这样留下了一张由侯波站在中间的和毛泽东合影的珍贵照片。

6月间，眼看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日益临近，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不断地接待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他在会见张澜前，吩咐李银桥说：

“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李银桥在毛泽东所有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然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打补丁的衣服。这就是毛泽东进城时的全部家当。历史镜头保存了毛泽东很多带有补丁的形象，但他身上更多的补丁是别人看不到的，主要集中在内衣、内裤以及粗线袜子上。这些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找不到布头时就拿用过的医药纱布做补丁。当然，毛泽东那些外衣上的补丁还是比较讲究的。他要求工作人员尽量选用同衣服本色相同或相近似的布打补丁，补丁的形状也要尽量整齐规矩一些。他曾经对韩桂馨说过：“找块好布，帮我配合适了。外衣要给外人看，太刺眼了对人不礼貌。”

李银桥费了好大的劲儿也没有找出“好些的衣服”，就报告说：

“主席，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泽东说：

“穿在里边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罪我们的。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一发子弹。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条件讲究的时侯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

李银桥心里感觉很难受，他想：“我们共产党打下了天下，可是共产党的主席竟然连一件没有打补丁的衣服也没有。”便对毛泽东说：

“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连一件好衣服都找不到。”

毛泽东却说：

“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的。”

李银桥说：

“现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我去借一件？”

“不要借了，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

就这样，毛泽东穿着打有补丁的衣服会见了张澜。

此时的张澜已经是77岁的老人了，留着长长的胡须，脸上有很多老年斑。毛泽东对李银桥说：

“张澜先生要来见我，你派人下山接，一定把车开慢一点，稳一点，那是一件国宝，千万不能把珍贵‘文物’碰坏了。”

他的话还没说完，自己先笑了。卫士们也都笑了起来。

张澜来到双清别墅，毛泽东早已在门前等候。张澜下车后，毛泽东迎上前扶着他往院里走，说：

“表老啊，我说不让您上山，有事我可进城。您老应多保重身体，我们还要共同建设新中国。”

张澜说：

“这是我几十年的愿望，虽然我年龄大了，但很高兴能看到这样伟大的胜利。看到了今天的胜利，我也能多活10年，为建设新中国尽力。”

毛泽东扶着张澜来到会客室坐定，说：

“表老是我们国家的活字典，你来看我，我非常高兴。”

张澜说：

“毛先生不要客气，我非常佩服您。我是清末过来的人，这次来前差点去了黄泉。”

毛泽东说：

“老先生的一生我是了解的，我们个人之间的友谊也是珍贵的。1945年我到重庆，表老冒着酷暑亲自到重庆九龙坡机场接我。到重庆的第4天我到特园拜见表老，受到表老和鲜英一家热情款待。我们在‘民主之家’共饮枣子酒，共谋民主。那年10月11日，我回延安时，表老又亲自到机场送我，临别赠言犹在耳旁。近年表老为民主奔波，被国民党特务打坏头部，国人对国民党无不斥责，对表老无不佩服。表老到北平，蒋介石岂能容您，令特务进行暗害。倒是毛人风有点远见，怕杀害表老这样的名人影响太大，才暂时未在您身上动手。”

他吸了一口烟，又开玩笑说：

“看来，您到北平，还得感谢毛人风先生啊！”

张澜说：

“我这个人一生好闹事。在北京考了秀才，要到日本留学，正好赶上慈禧过生日做寿，我反对，惹了麻烦。驻日使馆把我赶回国。以后我赞成社会主义，蒋介石说我与共产党有联系，把我视为眼中钉。”

这次会见，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多加了几个好菜，与张澜共进午餐。

此后，毛泽东又会见了郭沫若、陈叔通等人。

在工作人员把陈叔通接来的那一天，毛泽东像见了亲人一样，亲切地说：

“叔老，您好！请你坐这儿。”

边说边搀扶陈叔通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陈叔通见毛泽东如此高看他，诚惶诚恐地说：

“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笑着说：

“长者为尊，受之无愧呀。叔老，你是清朝翰林，经历了几个时代，经多见广，经验丰富。你的经验是宝贵的。为了建设我们和平、民主的国家，希望您要直抒己见，切莫保留。”

陈叔通谦虚地说：

“言重了。”

6月1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粟裕、张震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蒋军？请着手研究，并以初步意见电告。如果我们长期不能解决台湾问题，则上海及沿海各港是要受很大危害的。”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攻台作战问题。

在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时，走到勤政殿门口，对随身卫士们说：

“就要在勤政殿里开会了，咱们进去看看吧。”

卫士长李银桥说：

“这个古建筑非常雄伟壮观，听说这里是袁世凯当皇帝的地方。”

毛泽东纠正说：

“袁世凯当皇帝是在中南海的居仁堂，不是在这里。”

他正往前走，迎面碰上了民主人士、礼宾专家余心清先生，余心清问道：

“主席是来检查会场吗？请进去看看吧。”

毛泽东说：

“我是出来散步的，顺便到这里看看会场。”

“会场的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

余心清说着，跟着毛泽东向前走，还不断地向毛泽东介绍着勤政殿和会场的情况。

勤政殿规模很大，进了大门，过一个院子，才到过厅。过厅约有50米长，10米来宽，木地板，中间铺地毯，两边摆放着许多名贵的鲜花、古文物和工艺美术品。勤政殿的正厅，有两三层楼高，原是中南海院内最高的建筑物。大厅里摆着一排一排的条桌和软椅。四周还有好多中小型会议室、宴会厅、卫生间，配套设施很齐全。余心清说：

“过去皇帝只图享乐，不会做事，在故宫里有那么多的宫殿，为了到这里来休息，也要建这么一套。”

毛泽东说：

“那好啊，他给我们今天开会准备了地方呀。”

余心清介绍说：

“在这里，一二百人的中型会议最为合适。大会完了，开小会讨论或休息，中小型会议室很多，也很方便。东边还有餐厅，吃饭也方便。筹备会在这里开很合适。政治协商会议在怀仁堂开也很好。怀仁堂也开始维修和清理了。过去，国民党把这里搞得乱七八糟，要彻底清理才能使用。勤政殿和怀仁堂的维修，都注意了少花钱多办事。”

毛泽东说：

“就照你说的精神办，开好会，少花钱，这也算是支援前线！”

6月15日，中国共产党有关方面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写信给司徒雷登，邀请他到燕京大学过生日。

6月15日下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参加会议有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9个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23个单位，共134名代表。

毛泽东穿着一身新做的蓝布衣服，坐在共产党代表团的席位上。大会通过了主席团人选以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就座。

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秘书长林伯渠宣布请毛泽东讲话（见《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诸位代表先生：

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的和有步骤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最后振臂高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6月17日，毛泽东在卧室的办公桌上见到一封来自北平师范大学的信，打开一看，原来是幼年时期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老同学、当今的数学家、现任北平师范大学代理校长汤璪真教授的来信。他十分高兴，便对工作人员说：

“要总机，我要打个电话。”

工作人员拨通总机后，毛泽东接过电话说：

“请给我接通北平师范大学汤璪真校长。”

稍倾，话筒里传来了对方的声音：

“喂，您找谁呀？”

毛泽东说：

“我找汤校长。”

汤璪真说：

“我就是啊。您是谁呀？”

“我是你30多年前的老同学毛润之。”

“噢！您就是润公啊！我们非常想念您呀！”

毛泽东说：

“我也很想念你的啊！你写给我的信收到了，很是高兴呀！”

汤璪真说：

“一想到您现在的地位，只能先给您写信。”

毛泽东说：

“不敢上门找来，先投石问路，写封信试试，看看我忘记没有忘记你这位小同学。”

汤璪真说：

“不是这个意思，您日理万机，太忙……”

“再忙也不能怠慢老同学。请告诉我，北平还有哪些老相识？”

“有北师大文学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数学系主任傅种荪，还有国画家齐白石老先生和同乡劳君展、许德珩夫妇等人。”

毛泽东说：

“太好了！太好了！今天下午我来看你们。”

汤璪真说：

“我让他们去看您吧！”

“不要，不要，我去看你们。”

北平和平门内东顺城街48号大院，早年曾是梁启超创建尚志学会的会所，现在是北师大教工宿舍了。这天下午，汤璪真偕夫人早早在大门口等候毛泽东，夫人问：

“你的老同学不知带多少保镖来？”

汤璪真摇摇头说：

“不知道。出于安全考虑，我想会带不少保安人员的。”

“这我就放心了。”

3时许，一辆黑色轿车疾驰而来，稳稳地停在门口。毛泽东健步下车，看见等候他的汤璪真夫妇，便大声说：

“老同学，你好哇！”

汤璪真大步上前，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润公，您好啊！”

他转身指着夫人介绍道：

“这是我的堂客。”

毛泽东伸手握着汤夫人的手说：

“嫂夫人好！”

汤夫人也忙说：

“毛主席好！您带的保镖人员呢？”

毛泽东指着身后的田家英和一名卫士说：

“他俩就是。”

汤璪真夫妇引领着毛泽东来到他们的家，进入书房，分宾主落座。汤夫人连忙拿茶杯泡茶。警卫员捧着毛泽东的专用茶杯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轻轻一摆手，说：

“这是我老同学的家，就用主人的吧。”

说着，接过汤夫人冲的龙井茶喝了一口，对汤夫人说道：

“嫂夫人，这些年你跟我这位老同学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汤夫人说：

“是啊，远的不说，就说这两年吧，北平是国民党兵痞、美国大兵横行的地方，苦了这些穷教书的先生。”

汤璪真接着说：

“南京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我留德的朋友，北平解放前夕，他派专机接我南下，到教育部供职，过所谓上等人的生活，我不愿同流合污，坚拒南下，冒着生命危险，等着润公的到来。”

毛泽东说：

“谢谢老同学。我的老师黎锦熙先生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留下的吧？”

“是的。”黎锦熙应声走进书房，他后面还跟随着一位学者。只听黎锦熙接着说道：“我曾经对家人说，哪儿也不去，我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与其相比还要稍逊风骚的伟人哩！”

“黎老师，您好哇！”毛泽东一见黎锦熙来了，连忙起身迎上前去，紧紧地握着他的手，郑重地说：“黎先生，我不是什么伟人，我还是那位当年给您抄写文章的学生毛润之。”

汤璪真闻言，诧异地问：

“黎院长，润公还曾给你抄过文章？这可是一个珍闻呀？”

“我黄某可以作证。润公，您还记得我吗？”

“记得，记得。”毛泽东连忙伸手握着那位插话学者的手，说道：“地理学家黄国璋先生的大名，岂敢忘怀！我至今还记得黎先生办《湖南公报》，我帮着先生抄文章，那时的你，就对地理有特殊的兴趣。”

众人落座后，黄国璋向毛泽东说起他和许德珩、潘菽、黎锦熙等人，在重庆、兰州等地知识界发起九三学社的前身“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以及成立九三学社、九三学社总部迁到北平的情况，还说汤璪真也参加进来了。毛泽东神情关注，频频点头，连连说：

“好，好！还是党外有党好哇！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嘛！”

谈话间天色已晚，汤璪真要家人备饭，特别嘱咐弄些湖南特产腊肉，招待毛泽东。毛泽东说：

“不麻烦你们了，今日之聚会，不只是乡情了，该轮到我掏腰包了。”

毛泽东要田家英去定两桌酒席，送到这里来吃。他又对汤璪真说：

“你们都是九三学社的成员，今天我要宴请九三学社的朋友们。在北师大还有哪些九三学社同仁，都请来。”

不一会儿，教育学家董渭川、化学家鲁宝重等人都来了，连与九三学社联系密切的朋友也请来了一些。

田家英从西单菜馆叫来两桌酒席，毛泽东叫黎锦熙坐上座，黎锦熙说什么也不肯，他说：

“你是主席，我乃一介寒士，当然是主席坐上座。”

毛泽东扶着黎锦熙的胳膊说：

“这里您年纪最大，又是我的老师，自古以来，哪有让学生坐上座，老师坐下座的道理？”

汤璪真也说：

“黎院长，既然润公说了，你就不必再谦让了。”

黎锦熙只得坐了上座。其他人依次入席，宾主落座。毛泽东为大家敬酒夹菜，和他们边吃边谈。亲切的话语，浓厚的乡音，把他们带回到当年在湘江之滨那“风华正茂，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峥嵘岁月里。

毛泽东脱去了外衣，白衬衫袖口和领子上明显地打着补丁。他请求抽烟，名曰‘以烟代酒’。有人说：

“主席，你的乡音无大改呀！”

毛泽东笑着说：

“乡音虽无改，鬓毛却已衰矣！”

有人提议为毛泽东的健康长寿干杯，毛泽东连连摆手，他说：

“在座的都是教员，我也是教员，只不过教的科目不同而已，各位就不必客套了。今天我们是难得的相聚，大家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对我毛泽东直言。”

于是众人便纷纷议论起来，有谈生活困难的，有谈教育事业如何发展的。毛泽东听了众人的议论，说道：

“困难只是暂时的，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各位教授的待遇也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我们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也一定会发展起来的。现在我和各位都是新中国的‘长工’，我们的主人是谁呢？不是地主老财或资本家，而是人民，4万万5千万中国人民，我们要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

黎锦熙谈到了九三学社的问题，他说：

“大家认为新中国将要成立了，我们这个以大学教授为主体的团体就没有再存在的必要了，多数人主张解散，其成员将加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毛泽东稍加思索，说道：

“我认为九三学社不仅不要解散，还应当认真地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议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黄国璋说：

“那我们就把润公的意见带回去，再商量商量。”

汤璪真说：

“润公，您对我们还有什么希望？”

毛泽东真诚地说：

“我希望大家不仅是我毛泽东个人的朋友，也都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黎锦熙端起酒杯说：

“好！我提议，为我们这些毛泽东的老朋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朋友，干杯！”

“干杯！”“干杯！”

众人纷纷举杯响应。已经是晚上9点了，毛泽东起身与众人一一握手告别，他最后握着汤璪真的手说：

“孟林，今天到你这里来，是我拜望老师和同学时间最长的一回了。”

毛泽东辞了众位师友回到住处后，给历尽沧桑86岁高龄的画家齐白石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老画家的尊敬谦和之情，并邀请齐白石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新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

齐白石，1863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一个贫苦人家，原名纯芝，字渭清，号兰亭。12岁时，他从师学木匠；27岁时，从师学画。老师给他取名为“璜”，号“濒生”。老师还说，题画应该取个别名。因他的家跟白石铺很近，别号就叫“白山石人”，简称“白石”。后来，他就叫齐白石了。

齐白石看了毛泽东的来信，高兴得一夜没有合眼。

这才叫：得天下京华会故旧，敬师友小酌喻长工。

且说6月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闭幕，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选出毛泽东等21人组成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

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下设6个工作小组，会议宣布了各个工作小组的任务及人员名单：

第一小组的任务是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各单位的代表名额（人员名单略，下同）。组长和副组长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和常务委员章伯钧担任。

第二小组的任务是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组长和副组长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谭平山和副秘书长周新民担任。

第三小组的任务是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组长和副组长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和民主教授代表许德珩担任。

第四小组的任务是草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组长和副组长由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代表、筹备会常务委员黄炎培（离北平时由张奚若代）担任。

第五小组的任务是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大会宣言。组长和副组长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陈劭先担任。

第六小组的任务是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组长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马叙伦担任，副组长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叶剑英和筹备会常务委员、文化界民主人士代表沈雁冰担任。

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仍为23个，但各民主党派的排列顺序调整为：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救国会、民联、民促、致公党。

会后，毛泽东为了让“九三学社”参加新政协筹备会，指示周恩来说，让许德珩代表“九三学社”向新政协筹备会写一报告，说明“九三学社”做了哪些工作。许德珩和黎锦熙等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写出了一份工作报告，印刷了数百份，送交新政协筹备会成员人手一份。

6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粟裕等指示电，他写道：

“在你们面前目前几个月内有4件大的工作：一、经营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赣新占城乡广大地区。二、占领福建及厦门。三、帮助2野西进。四、准备占领台湾。”

6月24日傍晚，毛泽东写给胡乔木一封指示函：

乔木：

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似不宜用新华社社论形式，而用你的名字），拟一单纪念七七的口号（纪念七七，庆祝胜利，宣传新政协及联合政府，要求早日订立对日和约，消灭反动派残余力量，镇压反动派的破坏和捣乱，发展生产和文教）——此两件请于6月最近两天拟好，以便于6月28日发出，6月29日各地见报。写一篇七七纪念论文（带总结性），此件须于7月2日写好，3、4两日修改好，5日广播，7日各地见报。起草一个各党派的纪念七七的联合声明——此件须于7月2日写好，以便交换意见。以上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请好好排列时间，并注意偷空睡足觉。你起草后，我给你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

《英美的外交——特务外交》一文甚有用，请令全文播发，提起警惕性。

毛泽东 6月24日下午6时

6月25日，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周恩来写给宋庆龄的亲笔信，在廖梦醒的陪同下由北平赴上海，专程邀请宋庆龄赴北平共商国事。她们到上海后，先由廖梦醒去看望宋庆龄，将邓颖超此行的目的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听后，沉思良久，说道：

“北平是我最伤心的地方，我怕到那里去。”

原来，宋庆龄曾两次到北平，第一次是1925年陪孙中山北上，孙中山于3月12日病逝于那里；第二次是1929年赴北平参加孙中山灵柩南移活动。以至于后来一提起北平，她就伤心。廖梦醒说：

“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是毛主席派来的。她代表毛主席、周副主席专程来迎接你的。”

当晚，邓颖超来看望宋庆龄，带来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和周恩来写给她的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4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

敬颂大安！

毛泽东 1949年6月19日

毛泽东这封信，不仅内容情真意切，而且就其书法艺术而言也堪称是一件精品。

周恩来在信中写的是：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3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程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敬颂大安！

周恩来 1949年6月21日

宋庆龄阅罢来信，感觉盛情难却，就表示同意北上。她说：

“个人感情事小，建国大计事大。我决定接受毛主席和周恩来先生的邀请，去北平。”

宋庆龄还交代邓颖超说：

“告诉中央领导，不要开欢迎会，也不要到车站迎接。”

6月26日，张治中在外间谣言蜂起的情况下，以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的身份，慨然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阐述他一贯主张革命、实行民主政治的立场。声明中叙述了他在北平看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公开宣布与国民政府划清界限，脱离一切关系，决定留居北平。张治中在《对时局的声明》中还说：

“甚望我们国民党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能够善用理智，正视现实，以反省自咎的胸襟，做悬崖勒马的打算，悲天悯人，忍辱负重，为军民减少牺牲，为国家多保元气。现在虽未为最晚，实已到了最后机会，万不宜轻忽地听其错过。”

6月27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新华社评论《评张治中声明》，评论说：张治中的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声明中对于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的劝告，是向他们指出唯一的光明出路。

此前，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让主管部门安排张治中一家住进了北总布胡同14号院。这是一座宫殿式的房舍，曾经是孙连仲的官邸。

毛泽东对留居北平的张治中关怀备至，常常邀请他过去座谈、聚会，把他介绍给初会的朋友们，并说：

“他是3到延安的好朋友！”

毛泽东的话使张治中感到心里暖烘烘的。

在这期间，新中国政协正在酝酿筹备，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毛泽东多次当着朱德和其他领导人的面，提请张治中参加人民政协和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张治中推辞说：

“过去这一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天已失败了，成为过去了。我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

毛泽东笑着说：

“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就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

周恩来在看望张治中时说：

“你还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

6月28日，毛泽东给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教务长周谷城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谷城先生：

得书甚慰，如见故人。革命高涨，大家都是高兴的。前途尚多困难，惟有团结最大多数民众，方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反抗。相期共同努力！顺颂

教祺！

毛泽东

6月28日这一天，黄华会见司徒雷登，向他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并说：

“如果司徒雷登先生希望回燕京大学看看的话，将欢迎先生到北平作客。”

6月29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请示可否去北平。后来，艾奇逊国务卿在7月1日向司徒雷登转达了杜鲁门总统的话：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至此，美国最终关上了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大门。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见《毛泽东选集》）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80%至90%。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6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为庆祝建党28周年，在北平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毛泽东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数万群众在滂沱大雨中兴奋地聆听了毛泽东的演说。

1949年7月1日，宋庆龄在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庆祝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了《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讲话，她说：

“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毛泽东闻之，非常高兴，他说：

“宋庆龄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杰出人物，是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在全国全世界都很闻名。她早年就追随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孙中山逝世后，她坚决与背叛孙中山事业的蒋介石反动派决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抗日战争中和解放战争中，给予我们党和军队很大物质上的帮助。”

欲知宋庆龄何时来到北平，毛泽东如何迎接她？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本传此前已经全面、系统、真实地记述了毛泽东与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史沫特莱和美国情报官卡尔逊以及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等人的密切接触，并记载了毛泽东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件和电报，以及他和总统特使赫尔利的交往。尽管美帝国主义在抗战胜利后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但在摧枯拉朽地扫荡蒋家王朝之际，毛泽东依然指示有关方面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保持接触：6月15日，有关人员邀请司徒雷登到燕京大学过生日。6月28日，黄华会见司徒雷登，邀请他到北平作客。这一切都说明了毛泽东的外交政策并不是“一边倒”，而是自始至终都希望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与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直至7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向司徒雷登转达杜鲁门总统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历史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是杜鲁门而不是毛泽东最终关上了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大门。几十年后国粉一类人污蔑毛泽东时代是“闭关锁国”，外交政策“一边倒”，无非是为了粉饰其亲美、跟着美国走的行径罢了！

第56章 1949年7月—

“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话说1949年7月1日傍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访苏代表团开会。

颐年堂由中央一个大厅、东西两个小厅组成，均以紫檀木雕刻装饰。大厅约有70平方米，正面是一个镏金的大屏风，中间摆着足够二三十人开会的大长桌，铺着深绿色的呢绒布，整个布置朴素大方。西边的小厅，摆有12张沙发，围成一圈，这是毛泽东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地方。东边的小厅，一般是毛泽东请客人吃饭的地方。

毛泽东在会议上向即将出发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访苏代表团作了全面指示。

原来早在国民党孙科内阁迁往广州时，美国大使并没有随行，而苏联大使罗申却跟着孙科到了广州。这在当时各国大使中是仅此一家。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罗申继续留在广州不走，仍然为“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中共中央对此当然不能视而不见。所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5月份就决定：组成以刘少奇为首的访苏代表团，准备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

7月2日，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从北平出发。代表团成员还有高岗、王稼祥。随行的工作人员有：邓力群、师哲、戈宝权、黄韦文、吴振英等人。

代表团从北平乘火车到大连，在大连乘飞机经朝鲜上空抵达伯力，以后又在赤塔、红雅尔斯克、新西比尔斯克等地作短暂停留。7月7日上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下榻于奥斯特罗夫8号公寓。

再说7月2日，中华全国首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议由郭沫若主持。他在大会上讲话说：

“努力改造自己，向人民学习，学习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学习，热诚地学习，热诚地做毛主席的学生。”

沈雁冰在会议上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

后来大会在19日结束时，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郭沫若当选为主席，沈雁冰、周扬当选为副主席。

大会还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也就是中国作协的前身，沈雁冰当选为主席。

不久，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决定创办综合性文学月刊——《人民文学》，由沈雁冰担任主编。

7月4日，毛泽东接到湖南省工委经第4野战军转来的由程潜署名的一份备忘录。

这一份和平“起义备忘录”，是在6月中旬由程潜口述、由程星龄记录整理而成的。尔后，程潜请中共湖南省工委代表余志宏送交省工委负责人，并请省工委转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省工委书记周礼随即派出地下党员黄人凌、张友初，将备忘录秘密送交武汉华中局，又经4野转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程潜在“备忘录”上说：

“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平8条24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具体进行办法，极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决，并配合行动。”“一俟时机成熟，潜当立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8条24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反动势力。”

备忘录中还提出了在短期内设立联合指挥机关、整编部队等问题的意见。

毛泽东看了备忘录，见湖南的重要人物陈明仁没有在备忘录上签字，不知是何原因。他心想，既然程潜能有如此重大动作，陈明仁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毛泽东料得不错。原来程潜在5月份派唐鸿烈到香港会见乔冠华后仍不放心，便在6月份又派程星龄去香港乔冠华处进一步联络。程星龄到了香港，向乔冠华讲述了程潜下决心起义和受白崇禧压迫、排挤的情况。乔冠华立即电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程星龄又会见了参加北平和谈后到香港的章士钊，章士钊见面就问：

“颂公对起义有没有动摇？”

程星龄说：

“没有动摇。”

接着，他把湖南反蒋反桂系的复杂情况说了一遍。章士钊说：

“桂军在湖南呆不了多久，解放大军快要南下了。你们应付得好，可劝颂公大胆地再顶住一个短时期。”

章士钊还把他在北平和谈期间会见毛泽东，以及毛泽东对程潜走和平道路期望甚殷及对陈明仁可以既往不咎的一番话，告诉了程星龄。章士钊又给程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列举大量事实，赞扬毛泽东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杰出领袖。他还说，这绝非溢美虚夸之词。

程星龄回到长沙，将章士钊所转述的毛泽东的那些话告诉了程潜、陈明仁。此前，陈明仁确实有思想顾虑，主要有3怕：一是怕泄密；二是怕共产党跟他算旧账；三是怕戴投降主义的帽子。如今听了程星龄的转述，特别是毛泽东所说的：“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只要站过来就行，像陈将军这样的将才，我们还要重用”这句话，陈明仁听了，当即表态说：

“听了毛泽东对我的谈话，很受教育。程颂公造福桑梓，酝酿义举，我陈明仁深表赞同。”

程潜有了强有力地支持，于是便写出了这样的一份备忘录。

毛泽东和周恩来研究了程潜的备忘录，决定派员去汉口参加和平解决湖南问题。首选人员是李达，可是考虑到李达的健康状况，不甚理想。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华北军政大学第3总队总队长李明灏，与程潜、陈明仁关系非同一般，派他前去再合适不过了。

李明灏和程潜、陈明仁都是湖南醴陵同乡，他在程潜任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时，是该校的教育长。陈明仁就是那时被破格录取入讲武学校，后又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北伐时，李明灏在程潜的第6军任第17师师长。1948年，李明灏在投奔解放区之前，曾到汉口会晤武汉行辕主任程潜。程潜知道他要去解放区，表示赞成，嘱咐他代向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问好。

派员一事议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第4野战军林彪、邓子恢的指示电，他写道：

“一、王首道、萧劲光30日电及程潜备忘录均悉。此事请林、邓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二、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整编教育等3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三、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利用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因联合机构是解决编军等事的，由双方派员组成，程潜本人未必参加。似不如保留程潜职务，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此点是否可行，请林、邓斟酌电告。

如程潜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此点亦请你们考虑。”

接着，毛泽东又复电给程潜，他在电报中写道：

颂云先生勋鉴：

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了整个湖南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湖南问题走向和平解放的途径，这是完全必要的。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到人民一边，反美反蒋反桂，至于如何行动，总以人民利益为重，请先生自行权宜，相机处理，敝方均能谅解。

你对过去的革命是有贡献的，湖南人民对你非常尊崇，我们对你也完全信赖。如万一长沙起义成问题，希将所部军队转移湘西一带，策应解放大军南下。至于细节问题，我们已告知林司令员，请就近密切联系。湖南问题，一切仰仗主持，请不必有任何顾虑。

写罢，毛泽东让中共中央设在长沙的地下电台，将这一复电转交程潜处。

7月6日晨，毛泽东为第1野战军制定了《解决西北敌军的方针》。他提出对青、宁二马应予以区别对待，要首先打击青马。青马即马步芳，他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在军事上也比宁马强大，歼灭了青马，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

宁马即马鸿逵，他是傅作义的拜把兄弟，在军事打击下，可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

7月6日，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为副组长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第6小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参加会议的小组成员还有：张澜、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畅、李立三、张奚若、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倩、翦伯赞、钱三强，共16人。

会议对本小组负责制定国旗、国徽、国歌的工作做出如下决定：1、对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曲公开征集；2、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及国歌词曲评选委员会。

会议还决定聘请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参加国歌词曲的评选。

7月6日下午7点20分，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尚未结束，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雷鸣般的掌声立时响彻整个会场。所有的摄影记者都把镜头对准了毛泽东。代表们全部站了起来，热烈地高声欢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周恩来讲完后，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在即席讲话中，说到音乐中西结合的问题，以不久前当选为全国艺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的徐悲鸿为例，说他既保持和发展了中国文化艺术的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的优秀的东西，把两者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会后，毛泽东见到了参加会议的钟灵。在一旁的人又提到毛泽东批评钟灵在写标语时，将工人的‘工’拐个弯、‘人’字加3撇的事。毛泽东笑着问钟灵：

“你现在还那样写吗？”

“主席批评以后，再没那样写过。”钟灵见毛泽东这样平易近人，就鼓起勇气接着说：“那些写法本来是隶书的一种，现在，不但我不这样写了，就是写隶书的同志也不那么写了。”

“哈哈哈！”毛泽东忽然大笑起来，他说：“这就不对了，隶书该怎么写就怎么写，篆书不是更复杂吗？也得那么写。我批评的不是那两个字，而是批评宣传工作者不看对象，把那种字写在延安城墙上。”

7月7日，董必武领导的新政协筹委会第4小组，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黄炎培、张志让和许多代表，都觉得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国名太长，用起来累赘。他们说：

“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雷洁琼发言说：

“如果国名太长，用时不用全称就得注明是简称。这就是说，原拟国名可以不变，必要时可用简称。”

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提出了第三种意见，他说：

“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随后，第4小组将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为3种名称，分发给筹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各组组长，留待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斟酌。

7月7日下午，为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暨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北平市党、政、军各机关团体，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65个单位及各界市民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和庆祝活动。

晚上9时20分，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纪念和庆祝活动立时进入了高潮。群众情不自禁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激情澎湃，一面挥手向群众致意，一面高呼：

“中国人民万岁！”

“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说：

“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1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6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7月10日晚，毛泽东接到了刘少奇发自莫斯科的一份报告。

报告上说，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及在莫斯科休养的江青，应邀到莫斯科郊外孔策沃附近的斯大林别墅，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苏共政治局委员，依次站在大门前，笑容可掬地迎接客人。刘少奇、高岗、王稼祥、江青等人紧走几步，上前与斯大林等亲切握手。

斯大林准备了丰盛的宴席，长桌上鲜花点缀，杯盘棋布，几色美酒杂陈。刘少奇向斯大林敬酒说：

“我请大家一起举杯，共同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康！”

斯大林听罢，开怀大笑，他说：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是你们的幸福！谢谢。”

江青也站起来向斯大林敬酒，她高举着酒杯说：

“我们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

斯大林脸上浮现着笑容，说道：

“谢谢，我祝愿毛泽东同志健康长寿！”

斯大林赞赏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熟，他说：

“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经验，值得苏联学习。”

他为自己过去对中国共产党不够尊重，作了自我批评，他说：

“我们干扰过、妨碍过你们，我为此感到内疚。”

斯大林还略带伤感地说：

“苏中两兄弟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革命的成功将对世界产生影响，那么，世界革命的中心可能东移，中国将会成为亚洲革命的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像越南这样的国家可能会求助于你们。如果这样，由你们给予援助是比较合适的。而我们则不行，因为我们离得远，也不如你们了解情况。你们在世界上要承担更多更重要的义务。后来者居上是合乎发展规律的，愿中国人民奋力前进，赶上和超过苏联。”

说罢，他对刘少奇举起酒杯说：

“让我们为这一超越而干杯！”

斯大林说话很慢，吐字清晰，态度谦和而面带微笑，沉稳庄重。他对中国成立新政府的事情非常关心，问刘少奇说：

“长江以南地区很快就可以全部解放，你们迟迟不成立政府是怎么回事？”

刘少奇告诉他，中共中央准备在1950年元旦宣布成立新中国。斯大林表示，他担心中国目前这种无政府局面，可能会被帝国主义利用来干涉中国，希望中国早日成立新政府。

宴会持续了近4个小时，大家边吃边谈，倒也很自然。宴会期间，苏方还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放映了原子弹爆炸试验实况纪录片，据说这是破例的特殊招待，是第一次这样做。

毛泽东看罢刘少奇发来的专电，非常重视斯大林希望中国早日成立新政府的意见，马上与有关中央领导人研究这一问题，决定将新中国成立的时间，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

7月14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歼灭马部的部署致彭德怀等的指示电：

彭、张、赵：

一、元日两电悉，歼胡4个军，甚慰。

二、马匪既有反扑援胡消息，你们主力停止追击准备打马是对的，但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各军宜有几天恢复疲劳，然后发起攻击并准备一直打到平凉，全歼一切被抓住的马匪。

三、1兵团如已追至宝鸡，即用该兵团歼灭宝鸡、凤翔之敌，然后由风翔抄至马匪后面，如属可能亦是有利的，请相机酌定。

军委 寒寅

7月14日，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为副组长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的筹委会第6小组，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纸上，同时刊登了新政协筹委会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提出应征图案的3个条件：一要有中国特征；二要含有中国的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等因素；三要有政权特征，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并且国旗要庄严整洁，一目了然。征集时间到8月15日为止。

7月14日这一天，程潜接见了第4野战军特派代表刘梦夕，他在谈话中说：

“我本人已下了最大决心，坚决遵照毛主席给我的指示去做。你们可以把我这个真诚的表示转上去。陈明仁对当前的问题，何去何从，也看得很清楚。不过他的处境和部属的情况，相当复杂，同时，蒋介石、白崇禧又多方对他进行拉拢，所以在他那里进行工作，还需特别慎重，免得稍有差错，影响全局。我已分别交代有关人员严密布置，待机行动。问题尽管复杂，但我相信，凭我们的真诚努力，和平解决是可能实现的，也一定会实现的。”

刘梦夕很快便把程潜的谈话报告给在武汉的林彪等人和中共华中局。

7月16日，中共中央指示，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组成中共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

此前，毛泽东召集各大区负责人开会，研究决定由野战军司令员担任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毅提出自己兼职过多，照顾不过来，要求让饶漱石担任。毛泽东说：

“不行，还是由你来担任。”

陈毅说：

“上海市的工作和华东军区的工作，都要照顾，再兼军政委员会主任就照顾不过来了。”

毛泽东坚持要陈毅担任，陈毅说：

“如果要我担任军政委员会主任，那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我就不当了。”

毛泽东见他坚辞不就，就退一步说：

“你把我的意见带回去，叫华东局讨论。”

后来陈毅回到上海，向饶漱石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还说：

“主席两次让我来担任，我建议由你来担任。”

饶漱石说：

“你不担任，我来担任。”

饶漱石就以华东局的名义，将自己上报中央了。

7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南战场规定了明确的作战方针，他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中写道：

林邓萧，并告刘张李：

14日20时电悉。

一、广东只有残破不全之敌军4万余人，而我则有超过4万人之游击部队，只需要两个军加上曾生两个小师即够解决广东问题，至多派3个军加曾生部即完全够用，不需要派出更多兵力。

二、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3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白部退至湘南以后便只有10万人左右了，宋希濂、程潜两部是退湘西、鄂西，不会往湘南。

三、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10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

四、歼灭白匪应规定我军的确实兵力，我们提议为8个军，以陈赓部3个军、4野5个军组成之。此8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入广西，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州为目标。陈赓之3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此点已和邓小平同志面谈决定（刘邓共50万人，除陈赓现率之4个军外，其主力决于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4省。你们经营之范围确定为豫、鄂、湘、赣、粤、桂6省，但你们的50军须准备去云南，如白匪主力退云南，则还须考虑加派一部入滇助战）。

五、陈赓4个军到达郴州之道路，请考虑全部走遂川、上犹、崇义，分数路前进，未知该区有几条汽车路？如有适当道路，似以这样走为好。

六、专门担任经营江西的两个军，不应担任其他任务。专门担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应取道江西、大庾岭前进，而不走湘南，因湘南敌我屯兵太多，粮食必感困难。

七、准备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8个军（4野5个军，陈赓3个军），进到郴州地区后，如能利用湘桂铁路运粮接济，最好全部取道全州，直下桂林、南宁，以期迅速。否则4野5个军取道广州、肇庆西进，迂回广西南部，陈赓3个军则经全州南进。或者以陈赓3个军协同4野专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共5个军，走大庾岭出广州，但陈赓不担任广州工作，只经过一下即出广西南部，而以4野5个军（其中包括50军）由全州出桂林。

八、曾生部应即速出动，走江西入广东。

九、以上是否适宜，请你们考虑提出意见。

军委 午铣

7月1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的指示电，对16日指示作了补充：

林邓萧，并告刘张李，陈饶粟：

午铣电谅达，兹补充数点，请你们连同午铣电一并考虑电复。

一、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基于4野之总任务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6个省，2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4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我们认为你们各部应作如下之处置。

二、陈赓4个军即在安福地区停止待命，不再西进，待15兵团到达袁州后，由15兵团之一个军为先头军向赣州开进。这个军即确定其任务为占领赣州及经营赣南10余县。陈赓3个军、15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3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15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4兵团3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然后，陈赓率自己的3个军入云南。在此项部署下，陈赓4兵团以外之另一个军即由安福地区入湖南，受12兵团指挥，暂时担任湖南境内之作战，尔后交还刘邓指挥，由湖南出贵州。曾生两个小师应即提早结束整训，遵陈赓道路或仍走粤汉路速去广州。

三、4野主力除留置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湖北的重炮部队，留置赣北的一个军，留置湘西、湘北、湘中的3个军以外，以5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

四、上述这种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例如过去在赣北，现在在茶陵，将来在郴州、全州等处）所欺骗，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和我们在广西境内作战。估计桂系是不肯轻易放弃广西逃入云南的，因为云南卢汉拒其入境，云南还有我们的强大游击部队，至少桂系要留下一部在广西，而以另一部逃入云南，那时我则以陈赓3个军配以你们的曾泽生军，就可以在云南境内歼灭之。到11月间，我2野主力6个军已入黔、川，他想逃入黔、川也不可能。西北胡宗南部主力已于午文在眉县、扶风地区被我1野歼灭，其残部仅剩7万人逃往汉中一带。我1野决以9个军西入甘、宁、青寻歼马匪，而准备于今冬或明春抽3个军出川北，协同2野经营西南，使西南残匪获得全歼。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军委 午攸

7月18日下午4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第4野战军林彪、邓子恢的指示电。

此前，程潜在7月16日晨对第4野战军派到长沙的代表刘梦夕说：陈明仁率部起义已无问题。程潜要求：在宣布起义后，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或国民党人民自卫军名义出现，以便对西南有所号召。程潜还说：白崇禧将从长沙撤退到衡阳，为避免白崇禧对他的怀疑，他将在白崇禧撤退前去湘西，做权宜之计。第4野战军林彪等在7月17日临近午夜时分将这一情况电告中央军委。

毛泽东在给林彪、邓子恢的复电中写道：

“17日23时半电悉。1、程潜16日晨与你们派去干部所谈诸点均甚好，均可照办。在程潜、陈明仁等宣布脱离伪中央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以便给蒋、阎、李、白等以打击，俟我们占领湖南各地后，将其部队交我整编。我们现在不怕程潜仍挂国民党名义，因他挂此名义利于暂时团结内部，又利于在政治上给蒋桂以打击。我们也不怕他挂人民解放军名义，因为不久该部即可被我改编，而且挂了此名义，即区别于蒋、桂的国民党。2、我们已经过在长沙的电台转告程潜，我军侧面占领平、浏、醴，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暂时不占长沙，以利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叫程潜及有关各方保持镇静，不要恐慌……”

7月20日，彭德怀决定暂时放过退守汉中的胡宗南，而对青、宁二马发动追击战，在千里追击中寻找战机。他将这一计划电告中央军委。

7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陈赓邓华两兵团进攻广东的部署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邓萧赵并告刘宋张李及华南分局：

一、同意你们7月17日电（21日才收阅）整个部署方针。

二、陈赓与邓华分两路入粤是对的，但请注意桂东桂阳道路、粮食情况。如有困难，则陈赓之重武器及大行李可循邓华道路南进，而邓华则除南始（指广东南雄和始兴——笔者注）大道外，可在东侧找一条辅助路。

三、陈、邓入粤后，准备以陈兵团从北江、邓兵团从东江（可能须先占惠州）两路攻广州，而在攻广州之前，两兵团各须在北江、东江休整一短期（例如半个月至一个月），与华南分局会合，商定接管广州及全省的整个部署，并配备干部。以上请转知陈邓注意。

四、陈邓两兵团速与华南分局方方电台沟通联络，并与军委通电。

五、华南分局迅即由梅县移至南雄，迎接陈、邓，会商一切。

六、此间当令叶剑英同志提早赴粤。

军委 午马

7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的指示电中说：任弼时血压仍有190以上，稍劳即增高，罗荣桓病加重，两人均不宜远行治疗。

要求他们根据商定的专家名单，向苏联提议先派两位名医来给任弼时、罗荣桓治病。

7月23日，毛泽东复电给彭德怀，他写道：

德怀同志（绝密）：

午哿电悉。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热天乘胜举行打马战役是很对的。打完这一仗应休整一短期，然后再进，惟休整时间亦不宜太长。以恢复疲劳、整顿队势、补充缺额为原则。如能予8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9月西进，10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3州（即甘肃张掖、武威和酒泉——笔者注），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辰兄（指苏联——笔者注）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协助，包括几十架飞机的助战。少奇、高岗、稼祥现在彼处，只要你们进军计划确定，彼方即可考虑协助问题。关于定购大批汽车问题，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购来后经东北、华北转至西北，然后我军利用这批汽车进军新疆，如此则时间可能拖得长些，要明春或甚至夏季才能入疆。一种是利用现在少数汽车及从兰州、西宁可能缴获之车辆即行入疆，到达后再从伊犁方向输入汽车及其它工业装备，如此则时间可以缩短。究以何者为宜，请加斟酌电告。照我想，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4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辰兄又能用空军协助，则占领新疆是不难的。此事请于平凉战役结束后与王震等同志商酌，电告你们的意见。

毛泽东 午梗

后来，由于马鸿逵的撤退和马步芳固守兰州，平凉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7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陈赓邓华两兵团在湘赣粤的行动计划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邓萧赵，并告刘宋张李及方方：

各电均悉。

一、同意陈赓邓华两兵团南进时间推迟至三伏以后。

二、陈赓所提应将南进新任务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一点是很对的，陈邓两兵团及各兵团均应这样做。历次证明，越是将任务及执行任务中可能遇到的顺利条件及困难条件预先说得明明白白，越有利于任务之完成及克服各种困难。

三、该两兵团三伏过后即出动，以旅次行军方法，第一步进至桂东、汝城、上犹、崇义、赣州、南康、大余、信丰地区待命。那时，华南分局方方及由北平南下之叶剑英张云逸等同志到达赣州举行会议。这个会议是很必要的。应在这个会议上解决占领广东的若干重要问题，主要是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组成，作战步骤，接收及管理广东的各项政策，干部配备，争取和余汉谋等用和平方法解决广东问题，货币问题，外交政策（主要是对香港），以及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干涉等。这个会议的时间应不迟于9月5日，请方方按时赶到赣州。林平及其他什么人应到会，由方方决定。方方须提早结束闽粤赣边区工作的处理。

四、江西省委对接收赣州及赣南各县的准备工作，须迅速完成。

五、赣南国民党军沈发藻等愿意脱离江西省主席方天，站在我们方面，江西省委及15兵团留赣南工作之1个军须注意接洽联络，争取和平接收赣南及改编赣南敌军。

六、从目前起的一个半月内，即在9月中旬以前，4野主力各部争取进到醴陵、攸县、湘潭、湘乡、宁乡地区，并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以便在陈邓两兵团由赣南向广州前进时（大约在9月中旬），4野主力能向衡州（即湖南衡阳——笔者注）、郴州地区前进。目前天气极热，可令4野主力缓缓前进，每天走四五十里，走两天三天休息一天两天。

七、以上请林邓萧赵将有关各点，通知陈赓、邓华及江西省委。

军委 午敬

7月24日午后，国民党特务在归绥旧城杀害了华北人民政府派驻归绥联络处工作人员王士鑫。董其武感到事情很严重，对和平前景十分焦虑，当即打电报给傅作义。同时，他又派1名军长、两名师长负责追查凶手。傅作义通过薄一波将这一情况转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闻报，在接见傅作义时说：

“事情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不变。请你告诉董其武主席多加注意。”

7月25日上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陈赓邓华等兵团进军地区和路线问题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邓萧赵并告刘宋张李，粟唐周，华南分局：

一、23日24时电悉，此电部署甚好，即可照此执行。

二、我们今晨发给你们一电，与你们此电精神是一致的。我们在该电中说，4野主力应争取于9月中旬以前到达攸县、湘乡及其以北各地。现距9月中旬尚有一个半月，你们照23日24时电部署休整，过三伏后再进，9月中旬以前是可以达到攸县、湘乡之线的。并且你们已令各兵团派遣先遣师进得更远，便于尔后主力的推进。

三、方方来电要求入粤我军有一路经三南、和平、河源出惠州，我们认为是必要的。在9月中旬以前，除先遣部队外，陈邓两兵团主力不要超过五岭界线。自9月中旬起，准备陈兵团经从化南雄两路出北江，先占韶州；邓兵团可经翁源、连平、和平分两路至三路平行南下出东江，先占惠州。在韶州、惠州集中干部，调整兵力，然后两兵团配合广东我军会攻广州（估计此时广州余汉谋等有和平解决之可能）。但9月5日，方方必须到赣州与叶张陈邓会合，商筹全局。

四、韩江流域之胡琏、喻英奇等部敌军，责成叶飞兵团派1个军由漳州出潮汕去帮助解决。邓华兵团不派兵出韩江。因邓部入粤只有两个军，占领广州后，主力应位于广州地区，一部在惠州，一部在韶州，一部出南路，不可能兼顾韩江。而陈兵团则须出广西。

五、方方要求派队解决会昌、寻乌地区之敌，这可由邓华留在赣南之一个军负责办理。

军委 25日上午7时

7月25日，毛泽东复电给刘少奇、高岗、王稼祥，他写道：

一、借款协定，你们表示原则上同意，具体文字待译好后再谈的态度是对的。我们亦正在研究协定的文字，明天或后天即有电报给你们。

二、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个中国大学。我们正需要学习苏联在各项工作中的和资产阶级不同的一套学说和制度，设立这样一个大学是很必要的。但经费应讲明由中国担负为适宜。

三、同意在目前就开始派遣各种参观团到苏联去参观和学习各项经验，待代表团回来即可作出具体计划，分期派出。

四、同意派邓力群到新疆建立电台联络。

五、同意苏共组织摄影队随人民解放军行动去拍摄电影，如有必要可组织3个至4个摄影队，4个野战军各派去一个队。

7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第4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示电：

“现在必须以建立空军为当前首要任务，此种条件已渐渐具备，准备一年左右可以用以作战。”“空军领导机关以第4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

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亚楼任空军司令，负责建立空军的工作。

刘亚楼第一次接触飞机，那还是在1932年的4月间。本传前边已经说了，那时候，刘亚楼是红11师的政委，他的先遣团在打下漳州后，缴获了两架军用教练机。刘亚楼闻讯后特别兴奋，绕着那两架飞机，前前后后摸来摸去，久久不忍离去，还特意站在飞机旁让人拍照留念。其中的一架飞机修复好了以后，被命名为“马克思”号，聂荣臻就是乘坐这架飞机到了瑞金。刘亚楼再也想不到，近20年后自己竟然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任空军司令员。

再说毛泽东接着电告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让他向斯大林提出如下请求：

“为准备在一年左右的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空军战斗部队，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起见：

一、拟向苏联定购雅克式战斗机100架至200架，重型轰炸机40架至80架，并配足各项备份机件及日式或德式重磅炸弹。

二、拟请苏联航空学校代我训练中国空军人员1700名，内中飞行人员1200名，机械人员500名，训练时间半年至一年；如便，拟请续办3年。如得同意，1700名学员拟于9月底集中，10月即可动身出国。一切费用，当由我们负责偿还。

三、拟请苏联派出高级空军顾问3至5人，于9月来华参加中国空军司令部及航空学校工作。

四、如上述l、2两项原则同意，拟即派刘亚楼（将任空军司令），携随员4人来莫斯科参加这一计划的商谈，并组织第二项的学习工作。”

7月27日，刘少奇拿着毛泽东提出的“七·二六”方案，同高岗一起拜会了斯大林，斯大林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中国的请求。他还说，航空学校不必设在苏联，可以在中国设立。

收到刘少奇的复电后，毛泽东让周恩来通知刘亚楼：

“中央决定，你、王弼、吕黎平及翟云英4人8月初赴苏，去完成争取苏联援助的任务。”

周恩来还说：

“你和王弼、吕黎平3人7月31日下午到中南海，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接见你们并作指示。”

7月30日，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签订贷款协定。尔后，高岗回国。

7月31日凌晨，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一文时，在上面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22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1、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2、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3、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3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

接着，他在修改新华社广播稿《八一介绍》时加写了一段话：

“22年的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证明，只要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完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够打倒的，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

7月31日下午，刘亚楼和王弼、吕黎平应召走进中南海，向毛泽东、朱德汇报现有空军部队的状况和对中央“七·二六”创建空军方案的修正意见。他们首先到了朱德的办公室，当面领受了任务。

下午5时半，在叶子龙引领下，刘亚楼等人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笑着从座椅上起身同他们一一握手。刘亚楼向毛泽东介绍说：

“王弼是30年代在苏联学过航空机械的工程师，吕黎平是抗战初期我们党选送到新疆去学习飞行的红军干部。”

毛泽东打量了一下王弼和吕黎平，风趣地对刘亚楼说：

“你是在苏联学地面指挥的，你们3个既有地上的指挥员，又有空中的飞行驾驶员，还有能设计、修理飞机的工程师，真是难得见到这样三位一体的贵客呀！”

他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说：

“你们已经知道了中央的建军方针，现在我想听听你们关于组建空军的具体意见，好不好？”

刘亚楼便向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逃到台湾的国民党空军的兵力和装备状况，接着对中央准备请苏联训练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的比例、组建航校、从陆军中选拔飞行员等问题，提出了调整和实施建议。中央提出的请苏联训练1200名飞行员、500名机械员的比例，刘亚楼认为不合理，他说：

“这个比例不切实际，应该是飞行人员少，地勤人员多，比例1:2较为合适。”

毛泽东仔细地听完了刘亚楼的汇报和建议，用温和的口气问道：

“你们觉得中央在电报中提出的飞行员太多了，地面机械人员又太少了，飞机数量不够，不能夺取制空权，是不是这个意思,”

刘亚楼回答说：

“主席，您说得完全正确。”

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沉思了片刻，说：

“你们谈的意见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修正了中央26日电报提出的方案中的一些问题。我看就以你们的意见作为正式方案，同苏联商定具体计划。你们到莫斯科以后，先同刘少奇同志商量，由他带领你们去同苏联同志谈判。”

说话间，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毛泽东招呼刘亚楼3人一起吃饭。炊事员端上了4菜1汤，毛泽东又让炊事员取来一瓶葡萄酒。他亲自给每人斟满一杯，又把自己的酒杯斟满，端起酒杯笑着说：

“亚楼同志，中央指派你们去苏联谈判建空军，你就是全权代表。预祝你们顺利完成任务，为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干杯！”

刘亚楼等人立即站起身来，举起酒杯说：

“我们一定不辜负主席的嘱托，尽快把空军建立起来，协同陆军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说完，将酒一饮而尽。

1949年8月1日晨，周恩来电告刘少奇、王稼祥：刘亚楼、张学思等定于8月1日由北平动身前往苏联。

此后，刘亚楼及夫人翟云英、张学思、王弼、吕黎平一行，登上了去苏联的列车。

8月1日，王稼祥在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催问说：

“《毛泽东选集》已校对好否？何时可送莫？联共中央机关同志问到此事。因此间《毛选》已译好，等着校对付印。”

此时的毛泽东哪里顾得了这件事。后来在建国后，他因为出访苏联、致力于国民经济恢复、召开七届三中全会、应对朝鲜战争爆发等一系列事务，也依然是忙得不可开交，不得不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往后一推再推。

8月1日这一天，程潜以个人名义发表和平通电。

8月3日，长沙市民组成长沙各界迎接解放筹备会，并举行第一次会议，到会有53个单位的各界代表和民主党派多人。

8月3日晚，国民党湖南党、政、军有关人员集会，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8条。程潜和林彪的代表李明灏签订了《长沙和平协定》。

湖南省政府新闻处长刘伯谦以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的发言人身份，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了程潜“未东”即8月1日向毛泽东、朱德及李宗仁、阎锡山、白崇禧等人呼吁和平的通电。

接着，程潜致电北平的毛泽东、朱德和在汉口的林彪说：

“潜等业经未东电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即日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由程潜、唐生智、陈明仁、仇鳌、唐伯球任委员，并推程潜为主任委员。同日，由军政委员会推定陈明仁任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并决定第1兵团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推定陈明仁兼司令员，特电请查照。”

程潜还将该电报同时发往本省各军政机关并转饬所属。

此时，李明灏也通过地下电台报告华中局说：

“程本人对我方措施均无意见，惟陈个性刚强，对脸面问题非常注重。同时此次湘事之解决与应付桂系之压力，陈力最多……为使陈了解上级对他的态度起见，首长等最好与陈明仁速来电慰勉，并由毛主席在电报上予以鼓励。”

李明灏与陈明仁交往甚多，陈明仁一家都尊称李明灏为老师。陈明仁此时对起义颇有顾虑，李明灏秘密潜入长沙，为他解开了疑团。

8月4日，由程潜和国民党第1兵团司令陈明仁领衔，37名国民党军将领联名签署的通电正式发表，宣告湖南和平起义。通电中说：

“8年抗战，民力已尽，方期休养生息，和平建国。谁料蒋介石与好战分子，破坏政治协商会议，重启内战，外则勾结美帝国主义，不惜丧权辱国，内则肆行独裁，变本加厉，豪门聚敛，贪污横行，结果经济崩溃，军民离心。”“潜等顺从民意，呼吁和平，声嘶力竭，而蒋与李、白执迷不悟，仍欲以我西南各省为最后之孤注，是可忍孰不可忍。爰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8条24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所望我西南、西北各省同志同胞，洞察蒋与李、白坚持内战，祸国殃民之罪恶，以人民之意旨为意旨，以人民利益为利益，一致响应，奋起自救，铲除此倒行逆施之残余封建政权。全湘军民，誓为后盾。”

8月5日，毛泽东看到华中局转来的李明灏的电报，认为有道理，便和朱德商量，用他和朱德两人的名义，对于在国民党军中唯一敢于顶撞蒋介石的国军嫡系虎将陈明仁要格外优抚一下。他在给程潜、陈明仁的复电中写道：

颂云、子良先生勋鉴：

8月3日电悉，为对抗广州伪政府；为维持湖南秩序，稳定军心，便利谈判；为号召各方面，所提设立由颂云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子良将军的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临时的省政府主席，及临时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即可实行。省政府之移交，亦可嗣后进行。我们认为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不应为空洞名义，应行使必要之职权。除我军已接收之地方外，其余地方，应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指挥，庶使秩序易于维持。总之，凡对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两先生毅然脱离伪政府，参加人民解放事业，大义昭著，薄海同钦。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接着，毛泽东又针对程潜、陈明仁领衔的37名将领8月4日通电一事，起草了给程潜和陈明仁等的复电，他写道：

程潜将军、陈明仁将军及全体起义将士们：

接读8月4日通电，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定局。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残余匪党不甘失败，尚图最后挣扎，必被迅速扫灭，已无疑义。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尚望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

8月5日这一天，解放军在长沙10万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列队入城。第4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国民党第1兵团司令陈明仁，这两位在战场上兵刃相见的老冤家、老对手，终于握手言欢了。寒暄过后，陈明仁不卑不亢地对林彪说：

“林总，四平街上，子良得罪了。”

本传前面已经详述了1946年4、5月间国共双方之间的“四平之战”。那时候，身为中将的陈明仁率国民党第71军和第13军第54师主力守四平，林彪以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西满3个独立师和第6纵队第17师进攻四平。在血战中，联军曾突破了陈明仁的阵地，活捉了陈明仁的胞弟警卫团长陈明信。可是这陈明仁也真够能耐的，他临危不惧，撒豆成兵，还用美国的整包面粉垒工事，硬是与共军激战了19个昼夜，直到援军到来。最后，林彪见胜利无望，不得不率部撤出了四平。

林彪听陈明仁那样说，仍然是那一脸的冷峻，淡然地说道：

“如果那次你没有顶住，今天我们恐怕就没有这次握手的机会了。”

8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刘少奇、王稼祥的指示电，他写道：

“近来国民党飞机在长江下游沿岸几个大城市各码头及铁路矿山上空轰炸扫射频繁，造成很大侵扰和损失，甚望苏联360门高射炮能提前订货并早日运来，请与柯瓦廖夫一商。”

接着，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贺龙、习仲勋，他写道：

德怀同志并贺习：

一、现在西北敌军分向汉中兰州宁夏3处退却，我军亦须分为3路解决退敌。你们准备如何部署？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对此你们有何意见？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为利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

二、关于绥远和宁夏问题，我们准备和傅作义合作去解决。因为绥远反动分子受阎锡山及美帝勾结极为猖獗，傅的部下董其武等愿意靠拢我方，但是尚无惩办反动分子、改造部队的决心，而傅作义则已开始建立此项决心，并建议早日解决绥远问题，而不要再拖下去。故我们决定组织绥远军政委员会，以傅为主席，我们的高克林为副主席，委员十余人，傅部占多数，我们的人占少数。以傅部50000人、我军姚喆、王平两部20000人合编为两个军，以傅部董其武等为军长，我们的人为副军长。实行人民解放军的军政制度，汰坏留好，逐步改造。两个绥远省政府合而为一，以傅部董其武为主席，我们的杨植霖为副主席，省府委员亦用双方的人作适当配备。此项办法对双方都有利益，可以经过一个工作过程，达到彻底改造之目的。傅作义对此项办法表示满意，拟于数日后即令傅去绥远，和我们的人一道解决绥远问题。

三、马鸿逵是傅作义的把兄弟，马派马如龙及哈某至绥远接洽，有请求和平解决之意。傅作义说马极愿求和，只恐求之不得。请你们对宁夏问题考虑一下，是否可以经过傅作义去改编马鸿逵部。我们认为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后套，然后经过傅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

四、邓宝珊与马步芳将领均认识，于甘肃有声望，他是一个光杆，没有多少干部，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利用邓宝珊，叫他去兰州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甘青军政委员会及甘肃省政府。此两机构均以邓为主席，赵寿山，王世泰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但他有玉树等地为后方，可以保存残部。欲最后解决青海亦须找些与青海有联系的旧人，如我们使用邓宝珊主甘，可能打开寻找此项旧人及最后解决青海问题的门路。此外，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五、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利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

六、过渡机构存在时间究有多久，暂不作硬性规定，以便利解决反动军队及反动政权，便利解决土地问题及民族问题为原则。

七、胡公冕（民主人士——笔者注）已来西安，请你们注意利用他去收拾胡宗南部。现在程潜陈明仁已在湖南起义加入我方，对蒋桂胡各部必有影响，给我们以分化各部的机会。

八、整个西北亦可考虑在将来组织军政委员会，以彭为正，以张治中为副。

九、以上各项是否可行，请加考虑提出意见为盼。

毛泽东 8月6日

此报加发华中局，湖南省委，刘邓张李，华东局及粟裕。请你们注意研究此项问题，并应用此项方法于湖南等处。毛　又及。

8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华中局和湖南省委的电报，他写道：

“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等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对于顺利地接管湖南及改造程、陈系统则有直接作用。你们对此要当作一项重要工作去做。”“在将来接受省政府及改编军队时，除陈明仁应任军职外，应给程潜及其一派中的开明分子以位置，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其办法为组织湖南军政委员会，由两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潜为主席，以我们的人为副主席。湖南省政府亦照此方式组成，成为统一战线的临时过渡机构。”

欲知毛泽东后来又如何礼遇程潜和陈明仁，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8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华中局和湖南省委的指示电中说：“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等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为此，他还决定：“组织湖南军政委员会，由两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潜为主席，以我们的人为副主席。”一个胜利者竟然有如此博大的胸怀，在历史上实属罕见！真可谓是“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第57章 1949年8月7日—

“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10年8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话说1949年8月初，贺怡再次来到了毛泽东的家里。

原来在不久前，贺怡曾去了一趟沈阳，接贺子珍到北平与毛泽东重逢。姊妹二人一路乘坐火车到了山海关车站，竟被两个自称是组织上派来的人拦住了，告诫她们说，贺子珍不能去北平。这样，她们便只好去了天津，贺怡将姐姐暂时安顿在市委招待所里。

娇娇见姨妈来了，就说：

“妈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您不是说她过些日子就来吗？我想妈妈了。”

贺怡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娇娇，表情极复杂，心中似有难言之隐。

“说呀，您说呀，妈妈为什么没有来呀？”

在娇娇一再追问下，贺怡便向这个不大了解中国风俗习惯、不大了解中国国情的半大孩子讲起了她似懂非懂、似明白又不全明白的事情。贺怡说：

“按照中国的习惯传统而言，我是你的姨妈。我和你的妈妈是同父同母所生的亲姐妹，我叫你妈妈姐姐，你叫我姨妈。若按贺姓论，你是我的外甥女。若按毛姓说，我可以称你妈妈为嫂子，她可以称我为弟妹。因为我的丈夫是你爸爸的亲弟弟毛泽覃，你该叫叔叔。这样论起来，你是我的侄女，我是你的婶娘。你爸爸可以叫我姨妹，也可以叫我弟媳……”

娇娇听着姨妈绕口令似的对于这一大堆人际关系的解释，一会叫婶，一会叫姨；一会叫嫂子，一会叫弟妹、姨妹的，都给说糊涂了。于是，她问道：

“您说的这些不都是亲戚关系呀？”

“对，是亲戚关系。可有些事，靠亲戚关系又办不成。上次我到你爸爸那里，不光为你们，还谈了有关你妈妈的事情。”

“我妈妈什么事情？”

娇娇急切地问。贺怡说：

“你妈妈是毛主席的妻子，要不然你怎么是毛主席的女儿呢！”

娇娇点点头，这句话她听懂了，全明白了。

“我到你爸爸跟前，就是要为你妈妈争得她应该得到的。懂吗？她应该得到的。我同你爸爸谈起你妈妈，你爸爸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按中国的传统，当然就是要恢复他们的夫妻关系。承认这不是哪个人的错，而是历史造成的事实。现在，江青——你的后妈带着你的小妹在苏联养病，你妈妈可以回到北平。我就返回沈阳去接你妈妈。当我们乘火车到达山海关车站时，有两个人上车后走进我们的车厢，他们说是组织上派来的。他们还说：‘你们不能进北平，只能南下，到你哥哥贺敏学那里去。这是组织决定。’你妈妈提出两点要求，她说：‘第一、不要因为我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我给禁起来；第二、我想见毛泽东主席一面，说句话，握握手就行。’我也说：‘我们去北平，是主席同意了的。你们……’那两个人不等我把话说完，就说：‘这是组织决定。不服从，开除你的党籍。’说完，他们就下车去了。我明白了，你妈妈也明白了。这是有人从中阻挠你爸爸和你妈妈重逢。我沉默了，你妈妈也不说话。我们只好改变了路线。”

贺怡说完，很长时间没有再说话。后来，她在与娇娇分手的时候，这才又说道：

“你爸爸是个伟人，又是个平凡的人，也是个很好的人。在他身边你是幸福的，你会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正因为如此，当我向你妈妈转告主席让你到他身边时，你妈妈没有一点犹豫，就一口答应了。她只是想到应该叫你们父女团圆，让你到爸爸身边享受父爱。她觉得，有你爸爸的指点，你在学习上、思想上，会有更大的长进。可你知道吗？在你走了之后，她感到特别的冷清，好像过去的孤独、寂寞又回到了她的身边。她很痛苦，她在想你……”

没想到这一次分手，娇娇与姨妈竟然成了生死永诀。

8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把阎长林叫到办公室，让他坐下，指着坐在沙发上的娇娇，对阎长林说：

“小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娇娇想到天津去看她妈妈，我想托你和她去一趟。她还小，来回的路上我不放心。你个人有什么事吗？”

阎长林说：

“没有事，我可以去。”

毛泽东交代说：

“现在家里工作不很忙，人也很多，你向他们交代一下，就去一趟吧。一块儿去，一块儿回。暑假的作业，娇娇已经完成了，她想住几天由她定，开学以前赶回来就行。天津离这里很近，买普通座位就行了。明天就去。你去了，代问贺子珍同志好，希望她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保重身体。娇娇在我这里很好，我很喜欢她。她住在学校里，每个礼拜六都回来，我们都能见面，说话，还在一起吃饭。请贺子珍同志放心。以后每年放了暑假，娇娇都可以去看她。你到了天津，如果和贺子珍同志谈起话来，就说我从转战陕北直到现在，我的身体很好，多安慰她。这里的其它事情，不必多谈。”

阎长林说：

“我一定按主席的指示办。”

第二天，娇娇穿着白底蓝点连衣裙，跟着阎长林来到前门火车站，登上了普通硬座车厢。她显得很兴奋，和阎长林说了一会儿话，这才平静下来，拿出一本俄文小说翻着看。

到了天津，阎长林带着娇娇来到市委招待所，找到了贺子珍。贺子珍一见娇娇，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拉着娇娇的手，搂在怀里，哽咽着说：

“你可回来了，你知道妈妈是怎么想你的吗？你现在还不知道妈妈的心，你将来长大了就知道了。”

阎长林向贺子珍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汇报了娇娇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贺子珍说：

“娇娇愿意跟主席在一起，我也同意。但是，我知道主席的工作很忙，娇娇还小，只能希望你们工作人员看在主席的情面上，对娇娇多多关照。”

接着，她询问了毛泽东的身体、工作和在战争中的生活。阎长林也讲了毛泽东在战争中遇到的艰难困苦，以及一些危险的场面和情节。贺子珍说：

“我带着娇娇在苏联学习，主席同意，我也愿意。我想，我学习一段时间回来之后，一定能够更好地协助主席工作。以前我和主席在一起也是很好的。因为我的脾气不好，有时因为一些小事争吵几句，过后也感到对不起主席。这些事情，主席也没有放在心里，我也没有当作什么问题。总想好好学习两年，回来好好协助主席工作。可是……”

贺子珍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她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换个话题结束了谈话：

“这次到天津来，娇娇愿意住几天就住几天。你也没有来过天津，可以到处看看。”

8月7日，毛泽东复电给刘少奇、王稼祥说：同意6日来电的请示意见。同意“中国大学不设在阿尔马达而设在北平，由苏联派教授”。

8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刘少奇、王稼祥的指示电：同意关于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待遇条件协定全文，望即照此签字。

接着，毛泽东给杨开智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杨开智在8月5日给毛泽东的信上说他母亲杨老夫人尚且健在，并询问了外甥岸英、岸青及其女儿杨展的情况。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杨开智先生：

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于8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的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此复

敬颂大安！

毛泽东 8月10日

8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刘少奇、王稼祥的复电：同意关于组织高射炮兵团的方案，对苏联派指导人员来训练我炮手表示非常欢迎。

接着，毛泽东分别复电给在湖南一师工作的老同学周世钊和一师校友会。

原来在8月6日，湖南第一师范校友会由代理校长周世钊牵头，庆贺湖南和平解放，致电毛泽东，向他致敬。8月7日，周世钊本人也向毛泽东致电庆贺。

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复电中写道：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周世钊先生：

虞电诵悉，极感盛意。目前革命尚未成功，前途困难尚多。希望先生团结全校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是所切盼。敬复，并颂教祺。

毛泽东 未真

他在给湖南一师校友会的复电中写道：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友会诸先生：

鱼电敬悉，极感盛意。希望诸位努力进修，为人民的文教工作服务。

毛泽东

在湖南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老师、表兄王季范，也连续3次发电报给他，对他领导的革命胜利表示祝贺，并提出了“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3个治国重点，供毛泽东参考。

除了周世钊、王季范等之外，家乡其他的亲戚、朋友来信的还有很多，有的想到北平来看望毛泽东，有的要毛泽东给他们安排工作，有的希望毛泽东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有一次，田家英拿来了一大叠子湖南的来信，对毛泽东说：

“这么几天，又来了这么多的信。”

毛泽东接过信，一封一封地看来信的地址，说：

“全国快解放了，人也当官了，亲戚朋友也多了。这么多的信，我如果天天看信，写回信，接待他们来北平，解决他们的问题，别的事情也就不能做了。凡是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同学来信要求来北平，或者要求我解决什么问题的来信，如果你们处理有困难，就交给我处理。一般的来信，由你们处理。过一段时间，写个简报交给我看看也就行了。原则就是这样：凡是要求到北平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如果他们不听，一定要来，往返的路费叫他们自己出，来了我也不见，机关也不接待，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不要说我这个人不讲情面。凡是要求给安排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凡是反映地方政府和干部工作作风问题的来信，我们只收集材料，作为研究工作时参考，不直接处理，也不向下批转，以免使地方政府和干部为难，不敢大胆工作。”

8月11日晚，中共中央在北京饭店举行全国工会工作会议招待会，朱学范等人出席。毛泽东在招待会上说：

“中共中央委员会请诸位吃饭，我敬大家一杯。去年第六次劳动大会解决的问题是纲领性的，这次解决的是组织问题，工作办法、方法、技术性的东西。六次劳大贯彻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是为了达到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目的，这个是很好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在苏联没有，在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没有，是我们独有的。”“这次我们实行劳大的方针，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是贯彻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的。”

8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第1篇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见《毛泽东选集》）。

据《毛泽东选集》注释说：美国在8月5日发表的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在7月30日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充满了颠倒是非、隐瞒和捏造事实以及对于中国人民的恶毒污蔑和深刻仇恨。”

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评论中写道：

“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

“艾奇逊的白皮书表示，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目前这个局面是毫无办法了。国民党是那样的不行，无论帮它多少总是命定地完蛋了，他们不能控制了，他们无可奈何了。艾奇逊在他的信中说：‘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按照逻辑，艾奇逊的结论应该是，照着中国某些思想糊涂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或说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收心做好人’”，“但是不，艾奇逊说，还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

8月14日这一天，刘少奇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同行的还有苏联政府前铁道部长、来华苏联专家负责人科瓦廖夫及苏联专家200多人。

在刘少奇临行前，斯大林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主要人员到他的别墅，让客人看看他亲自耕耘的园地和结出的无花果、西瓜、番茄、豆角、谷子等作物。斯大林指着那茁壮的谷子说：

“这是用从中国东北引进的种子种的，要是等它熟了，用来招待中国贵客该多有意思，遗憾的是你们不能久留。”

刘少奇一行人后来于8月25日抵达沈阳，28日晚乘专车回到北平。

8月15日，邓力群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新疆伊宁，马上与伊犁、塔城、阿勒泰3区临时政府的领导人和民族军领导人阿哈买提江·哈斯米、赛福鼎等，进行了接触和会谈，商定在伊宁开设代号为“力群”的电台，以便及时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

8月15日这一天，中国空军第一个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成立。

8月16日，朱德在代总长聂荣臻、总参作战部部长李涛、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陪同下，在北平南苑机场检阅了飞行中队的全体人员。

8月16日这一天，以马叙伦为组长的政协筹委会第6小组工作人员，在王府井路口的北京饭店413号会客室特设了临时选阅台，开始对征集来的国旗、国徽和国歌词曲稿件，进行初选。他们将从征集来的3000多幅国旗、国徽图案中筛选出来的佼佼者，陈列在房间4壁，请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成员仔细观摩挑选。他们还连续召开全体会议和座谈会，认真评选各种稿件。

评选委员会经过反复比较筛选，最后把38幅国旗图案汇编成一本《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印发给出席政协会议的每一位代表。由于在国徽、国歌应征稿件中没有满意之作，评选委员会决定再进行有计划的征集一次。

政协筹备会国旗审阅小组的专家们，又从评审委员会提供的38幅图案中筛选出3幅，将由毛泽东主持各界人士座谈会，作最后定夺。

8月16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他介绍了筹备会上专家们关于新中国名称的3种意见，他还说：

“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意见，是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号。”

张治中说：

“‘共和’这个词的本身，本来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觉得张治中的话很有道理，建议大家采纳这一意见。

8月17日，筹委会第4小组全体会议通过了一个初步草案，把新中国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8月1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第2篇评论：《别了，司徒雷登》（见《毛泽东选集》）。他在评论中写道：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司徒雷登是在8月2日悄然离开中国的——笔者注）、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8月5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

“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10年8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3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3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么？”

“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8月18日这天，毛泽东给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人民自治区域领导人、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阿哈买提江发去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哈买提江先生：

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的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备之后，即将在9月内召开全体会议。此届全体会议除制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自己的全国委员会外，并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5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赶于9月上旬到达北平。谨此电达，并希赐复。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 毛泽东 8月18日北平

后来在8月27日，阿哈买提江等5人代表新疆各族人民赴北平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途经苏联贝加尔地区时，因飞机失事全部罹难。

毛泽东为5位革命烈士亲笔题词，他写道：

为民族解放及人民民主事业服务而牺牲的阿哈买提江·卡斯米同志、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同志、阿布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同志、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同志、罗志同志的精神永垂不朽！

再说8月20日，毛泽东在菊香书屋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傅作义向毛泽东汇报了绥远的情况。他说：董其武来电报告，国民政府委任他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并拨给他黄金1900两。他该如何处理，请主席请示。毛泽东说：

“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接下。但是这点钱怎能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呢？应该再设法帮助董其武解决困难。”

说罢，便将一封“不用武力解决绥远问题”的亲笔信交给傅作义，亲切地说：

“宜生，绥远的问题，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由你去解决为好。有劳你和邓先生走一趟，你们去了，对董其武也是个帮助。”

毛泽东转对陪同的薄一波说：

“绥远起义后，用不着军管方式，起义后可设军政委员会，由宜生先生任主席。”

他还交代薄一波，通知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拨给傅作义大洋15万元。

傅作义、邓宝珊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随即携带15万银元和大批慰问品赶到绥远，慰劳将士。

董其武等人拟写了起义的通电稿。傅作义看后，通过电台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复电说：

“要把蒋、李、阎的名字写出来。这是历史文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谁。”

8月21日，西北第1野战军发起了兰州战役。

此时，驻守兰州地区的马步芳的82军不算骑14旅有30000余人，129军不算骑8旅有10000余人，骑8旅、骑14旅共9000余人马，加上非青马系的甘肃保安团和其它炮兵后勤等约4000余人，共计53000余人，由秦陇兵团司令官马继援统一指挥，其部署是：以82军100师、青海保安1团守东冈十里山、窦家山、古城岭、马架山，其中青海保安1团守窦家山；以82军248师守营盘岭（皋兰山南梁）；以82军190师守沈家岭、狗娃山，其中569团、568团一个营守沈家岭，568团两个营守狗娃山；以129军357师（受190师指挥）守小西胡。小西胡在狗娃山西侧后，只起掩护作用。357师、新编1师一个团为预备队。

第1野战军的部署是：杨得志的第19兵团63军攻十里山、窦家山，65军攻马架山、古城岭；许光达的第2兵团6军攻营盘岭，4军攻沈家岭、狗娃山，3军牵制小西胡敌人并做总预备队。

8月21日这天拂晓，第1野战军19兵团63军、65军，2兵团6军、4军，以9个团近万人的兵力，向敌军阵地发起了猛攻。各部在几十里的战线上整整打了两天，死伤惨重，仅65军就伤亡近800人，结果连一个敌军阵地也没有攻下来。

8月22日黄昏时分，1野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下令全线停止进攻。他非常不安，在这个不眠之夜，苦苦思索着首攻受挫的原因：一是各部攻击准备不足，仓促投入战斗；二是指战员中轻敌思想严重，不看地形，不明敌人兵力火力部署，连爆破器材和炸药都没带，更不用说组织步炮协同作战了。

8月23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对美帝白皮书的斥责》，文中写道：

“美国过去100年来，继续不断地侵略中国；最近5年来，更变本加厉地侵略中国；今天又正在处心积虑地计划着进一步侵略中国。杜鲁门政府发表这本白皮书的初衷，当然想掩饰这个事实，却得到了欲盖弥彰的结果，把上面这个事实反映得更为清楚。”

8月23日这一天，第1野战军兰州战役首战失利的消息传到中央，毛泽东琢磨了好一阵子，为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电，吩咐值班人员，立即发给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张，并贺习：

各电均悉。

一、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须集中3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道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道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贻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舞士气，做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1次打不开而用2次、3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二、同意在定西或兰州开一次西北局常委会，请你们计算时间，贺龙同志如能于9月15日赶到北平参加政协（政协准备9月10日开幕，20日闭幕，贺于15日到，可参加会议的一半），即可偕仲勋一道去兰州附近开会，惟路上须带充分的护卫武装，并须保守机密为要。

三、贺来北平一次，不但参加政协，还有和邓小平商量入川任务及带张治中、邓宝珊一道去西北之必要。

四、西北局须准备移至兰州，将来西北人民政府须建立在兰州。

中央 未梗

彭德怀是个急性子，一看中央的电报，认为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作战，需要时间太长，于是就在8月24日21时发报给中央说：

“遵照8月23日电示，决以3个兵团打兰州。宁马出动3个军经黄河左岸增援兰州的可能性很大。如两马集结兰州，加上周嘉彬（第120军），黄祖塤（第91军）两部，共有13万兵据守该城，我军即使集中3个兵团短期内亦不易攻占，同时粮食很困难，运输线长，运输工具少，弹药都不能得到充分接济，运粮更不可能。故决定乘马鸿逵未到前围攻兰州，求得先解决青马主力。现第2兵团和第19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匪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准备工作看，攻城已有七八成把握，故决定25日晨开始攻击。如果未解决青马，而宁马援军迫近时，即以4个军围困兰州，集结5个军打宁马。”

毛泽东一看彭德怀这份电报，就皱起了眉头。他不停地吸着烟，说：

“彭德怀是不是过于急切，过于自信呢？投入的兵力也不足，25日就发起总攻，时间上是不是也仓促了一些？”

周恩来说：

“是有这个问题。”

毛泽东又点上一支烟，猛吸几口，说：

“我看可以给德怀同志发个电，指出这一点，有必要将王震兵团投入兰州方向的作战。”

朱德许久才说：

“德怀同志我们是了解的，他既然下了决心，说明他有这个把握。没把握的仗，他不会去打，应该相信他。”

周恩来犹豫了一阵，也说：

“朱老总同意德怀同志的意见，我看既然有七八成把握，25日总攻未尝不可。”

毛泽东见他二人如此说，踱了一会儿步，扔掉烟头，就说：

“好，既然你们都同意，我也赞成，就按德怀同志的意见办。”

再说8月24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写了一封信。

此前，黄炎培在8月23日曾撰文驳斥美国“白皮书”，并以民主建国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

“中国近百年史中最黯淡的一页，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尽帝国主义打击的一页。”

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写道：

任之先生：

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此致

敬礼！

毛泽东

黄炎培看了来信，怀着深切的知遇之情，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表达了他的感激和兴奋，并说：“希望主席时时指教。”

8月25日黎明，第1野战军向兰州敌军各阵地发起总攻，兰州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事开始了。

是日晚24时，彭德怀给中央军委发电报称：

“本月25日恶战一天，4、6两军夺敌两个阵地，俘敌百余，毙伤敌近3000人；65军、63军，夺敌一个阵地，俘敌1000人，毙伤敌约6000人。我伤亡相等，敌人很顽强。”

8月26日凌晨1时，牵挂着兰州战役的毛泽东给彭德怀等发去一份电报，他写道：

彭张并告贺习：

24日电悉。

一、如你们25日攻兰得手，则局面起了变化。

二、如不得手，则作为侦察性质的作战，全军将因此种流了血的侦察战获得有益的教训，而确定了再战的胜利。

三、如25日不得手，则请照你们24日电的决心，确定先打援，后攻城。如此，则须令对城防御之4个军或3个军构筑坚固防御阵地。并须预计打援及攻城两战所必需的充分的时间，估计至少要半个月，多则可能要一个月或更多时间。

四、为了要筹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粮食及由西安接济食油、弹药及棉衣，请令18兵团用全力向胡宗南军所在的空隙地区举行袭击，确保天水及西兰公路，以利运输。同时，在兰州附近周围二三百里区域有计划的筹措粮食。请西北局全力支援兰州前线的需要。

军委 26日1时

8月26日12时，第1野战军攻占兰州，战斗基本结束了。

此役，第1野战军歼灭敌82军100师全部，248师、190师大部，129军一部，毙伤1.3万人，俘敌1.4万人，共计27000人。由于指挥临阵失误，致使马步芳余部两万多人逃脱，其中骑8旅、骑14旅共9000余人马，基本上是全身而退。

第1野战军在此战中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死伤12000人以上，其中阵亡人数约2500-3000人。

彭德怀在打完兰州后说：打兰州，有的团1500余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几百人。这些英雄们为人民的事业，粉身碎骨，光荣献身，为万世师表，永远值得纪念和学习。

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国共双方军队的伤亡比例一直是国民党方面远远大于共产党方面，像兰州战役这样的情况非常罕见：双方伤亡的比例差不多是1比1。

在兰州城西面，黄河的南面，有一座山，叫华林山。在华林山的半山腰，有一片约百亩大小的荒芜坡地，经过清洗和整容的数千具烈士的遗体，被排列、安放在这里。

可怜见：一将功成万骨枯，东方已白壮士死。

倘使截断青新路，圈住马儿又何如？

彭德怀来到华林山，吃力地下了马，看着大片大片的指战员们的遗体，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8月26日，毛泽东二次致书黄炎培，他写道：

任之先生：

8月24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楚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谨致祝贺！

毛泽东

8月下旬的一天，在天津住了十几天的阎长林，准备帯娇娇回北平了。

这天晚上，贺子珍对阎长林说：

“娇娇说了，她想早点回到主席身边去，好好复习语文。她在国外光学俄文，汉语的基础差，在这方面要好好努力才能跟上呀。娇娇还小，她在主席身边，给你们工作人员增加了不少麻烦。请你转告大家，我也特别感谢你们。”

她还说：

“希望主席保重身体。娇娇还小，希望主席有时间了多关心一下娇娇的学习。”

第二天，阎长林便带着娇娇回到了北平。毛泽东正在院子里散步，见女儿回来了，非常高兴。他对阎长林说：

“你到屋里坐一坐吧。”

阎长林随着毛泽东来到办公室，坐在沙发上，毛泽东问道：

“贺子珍同志的身体还好吧？”

阎长林汇报说：

“她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我们谈了3个晚上，她最关心主席的身体。我把延安撤离后的一些艰难紧张情况给她说了，她也很愿意听。她说，那个时候，她也为主席担心。我告诉她，现在主席的身体比在延安时还好呢。她听了很高兴。贺子珍同志很关心娇娇的学习。她说，娇娇在苏联主要是学习俄文，汉语的基础差，她希望主席多关心娇娇的学习。”

毛泽东说：

“是呀，星期六晚上和孩子们在一起吃饭，既是欢乐，也是督促检查他们学习的好机会。别的时间我就顾不上了。这些孩子的事情，还要靠你们帮忙呀。”

阎长林说：

“贺子珍同志也讲了，主席的工作忙，希望我们工作人员多照顾娇娇。”

“她没有谈别的事情吗？”

“贺子珍同志还谈到过去因为一些小事，曾经与主席争吵过几次，事后很后悔，感到对不起主席。贺子珍同志还问了许多事情，我不好回答她，我没有说什么。”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说道：

“好吧，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

他站起身来，握着阎长林的手说：

“谢谢你，孩子们的事情，你就多照顾一下吧。”

后来，贺子珍由天津前往杭州。1950年，贺子珍和她哥哥贺敏学、嫂嫂李立英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及贺子珍工作安排的事。毛泽东在回信中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于是，贺子珍在杭州担任市妇联副主席。此后，她长期在南方工作、居住，还先后到了南昌、上海，确实做到了“顾全大局”，没有使毛泽东为难。

8月28日下午，毛泽东提前起了床，洗漱后就开始吃饭。李银桥已经把他要换的衣服鞋子准备好了，还是只有在迎送知名人士的时候，常穿的那一身浅色中山装，那双平时不大穿的胶底皮鞋。

毛泽东吃过饭，就失急慌忙地赶往前门火车站。这是他第一次到车站迎接客人。今天要迎接的人，是从上海来的宋庆龄。

站台上已经站满了人，有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聂荣臻、蔡畅、柳亚子、康克清等，还有手持花束的洛杉矶幼儿园里的少年儿童。毛泽东一下轿车，站台上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向人们招手致意，亲切地和那些民主党派领导人握手问候。

宋庆龄乘坐的火车尚未进站，毛泽东在站台上信步而行。负责摄影的吴立本将镜头一直对着他，不停地拍摄着。毛泽东见吴立本如此，便径直向他走去。吴立本见毛泽东大步走来，急忙后退，一直退到了道轨旁不能再退了，才放下了机器。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你的工作很忙啊！谢谢你。不要光拍我嘛，要多拍拍其他的同志！”

吴立本连连称是，只好将镜头转向了他人。不一会儿，火车进站了，缓缓地停了下来。毛泽东立即扔掉手中未吸完的烟头，紧走几步，迎上前去。欢迎的人群也立即拥了上来。吴立本为了抢镜头，挤上去举起镜头。可他的个子不高，只好将镜头举过头顶，将胳膊架在旁边一个人的肩头上进行拍摄。

宋庆龄在邓颖超陪同下，从车厢里走了出来。她身穿一件黑色旗袍，脖子上围着一条白色纱巾，乌黑的头发在脑后盘了个发髻，显得朴素整洁，端庄大方。吴立本拍摄完了，扭头一看，站在他身旁一动不动的人竟然是毛泽东，很不好意思。毛泽东朝他微笑着点点头，尔后朝宋庆龄走去，伸出双手和宋庆龄紧紧握手，连说：

“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宋庆龄说：

“谢谢你对我的邀请，向你们祝贺！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的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说：

“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向你请教。”

宋庆龄说：

“你们做得很好，我愿意为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周恩来也握着宋庆龄的手说：

“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

宋庆龄说：

“谢谢你派你的夫人去接我。”

朱德和其他人士一一和宋庆龄握手，表示欢迎。少年儿童向宋庆龄献上了鲜花。

是日晚上，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他举着酒杯向宋庆龄敬酒，说：

“欢迎你这位在中国革命中劳苦功高、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中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杰出的女士宋庆龄先生，欢迎你与我们继续合作，共商建国大事，为把中国建设得繁荣富强，屹立于世界东方，使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过上美满的生活而共同努力。”

宋庆龄非常受感动，她说：

“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派邓颖超同志到上海去接我，感谢今天毛主席、周副主席等到车站去迎接我，感谢设宴欢迎我。今后，我要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努力奋斗。”

大家频频举杯，共庆人民解放，战友欢聚，欢迎宋庆龄前来共商国家建设大计。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安排宋庆龄在新中国的职务？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在湖南和平解放后，面对家乡“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同学”寄来的众多信件，毛泽东交代工作人员说：“凡是要求到北平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凡是要求给安排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凡是反映地方政府和干部工作作风问题的来信，我们只收集材料，作为研究工作时参考，不直接处理，也不向下批转，以免使地方政府和干部为难，不敢大胆工作。”这3个“凡是”，一反中国历史上“家天下”的传统习惯，充分地显示出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天下为公”的崇高理念，这应当成为后来任何一个执政者的座右铭！

第58章 1949年8月28日—

“蒋介石把我逼成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啊！经过8年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过不成太平日子。阴险的美帝国主义存心让蒋介石吃掉我们。我们是被迫打了4年内战，打出了一个新中国。这是人心所向啊！”

话说1949年8月28日晚，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第3篇评论：《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关于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我们业已在3篇文章（《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中给了批评。这些批评，业已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广泛注意和讨论，他们并发表了许多正确的和有益的声明、谈话或评论。各种讨论白皮书的座谈会正在开，整个的讨论还在发展。”“这种现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干涉。”“伟大的胜利的中国革命，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这样一来，白皮书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

8月29日，毛泽东复信给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

吴玉章是在8月25日就简化汉字等问题写信给毛泽东，提倡文字改革。

毛泽东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玉章同志：

来信已悉。当付郭沫若、茅盾、马叙伦3先生审议，提出意见。现已接复信，特附上，请予考虑，并请回答你对于他们的意见之赞成或反对或修改的意见。如果你同意的话，请付范文澜、成仿吾、黎锦熙3位一阅，或者座谈一次，以集体意见见告为盼！

此致敬礼！

毛泽东

黎锦熙此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兼中文系主任。

不久，毛泽东又指定由黎锦熙、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7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黎锦熙任协会理事会副主席及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8月29日这一天，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成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由程潜任主任委员，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任副主任委员。

8月30日，毛泽东亲自草拟致程潜的电文，指定程潜、仇鳌、李明灏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特邀代表，邀请他们北上共商国家大事。

程潜复电给毛泽东，请求增加陈明仁为特邀代表。毛泽东旋即回电，表示同意。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先占张掖武威再占青海宁夏”给彭德怀、张宗逊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张：

看你们29日致王张（指王震、张希卿——笔者注）电，知马匪分两路退却，且有退新疆可能。我们亦从伊犁方面获得同样消息。为此，请你们考虑青海宁夏两方面暂缓进兵，先占张掖、武威，再占青海、宁夏。如何，盼复。

军委 未30

8月30日晚，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第4篇评论：《“友谊”，还是侵略？》（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为了寻找侵略的根据，艾奇逊重复地说了一大堆‘友谊’，加上一大堆‘原则’。”“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1840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1844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

“所有109年（从1840年英美合作的鸦片战争算起）美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美国老爷的逻辑，就是这样。看完艾奇逊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证实这一项高明的逻辑。”

8月末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负责人罗道让，把王鹤滨叫到他的办公室里。罗道让高高的个头儿，胖胖的身躯，长得很魁伟。他的脸上虽然布满花生米大小的花痕，但两只大眼睛，却很有精神。罗道让郑重地对王鹤滨说：

“鹤滨同志，上级决定派你到中南海去做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叫我与你谈谈，看你有什么意见？”

王鹤滨一听，犹豫了一下说：

“我去，但怕做不好。”

由于激动和不安，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嗓子也觉得发干。罗道让从衣兜里掏出香烟，递一支给王鹤滨：

“鹤滨同志，吸一支吧！”

王鹤滨说：

“我不会吸。”

罗道让便将那支香烟在桌子上戳了几下，点燃后，美美地吸了几口，笑着说：

“那你就去吧。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只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工作，就一定会把这一重要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的。你先去，我们也要去的，咱们还会在一起工作。你进城去找傅连璋同志，他会具体地向你交代任务。”

王鹤滨吃过午饭就进城去找傅连璋。傅连璋主管的中共中央保健局在弓弦胡同2号，这里原是清王朝一位王爷的府邸，现在成了中共中央保健业务的中心。王鹤滨走进傅连璋的办公室，傅连璋微笑着从写字台后面站起来，隔着写字台和他握手，示意他坐下来，开门见山地说道：

“鹤滨同志，派你去给毛主席做保健医生，责任重大，出不得半点差错，工作中不能粗枝大叶，遇到问题要多和我联系、商量。目前，担任中央首长医疗保健工作的同志还很少，你还得兼管其他几位书记的保健工作，以后再配备人员。鹤滨同志，你是我派到毛主席身边担任保健医疗工作的第3位医生了。”

王鹤滨问：

“那第1位和第2位医生是谁？他们现在何处工作？”

傅连璋显然是进入了沉痛的追忆，他低沉而缓慢地说：

“我给毛主席派去的第一位医生是我的女婿。他和我的女儿在反‘AB团’时，被当作‘AB团’分子错误地杀掉了。”

王鹤滨闻言，心脏突然抽搐了一下，心想：党内斗争竟然这般残酷！如果不是毛泽东扭转了党内“左”倾路线，还不知道会发展到怎样的程度！那傅连璋也沉寂了片刻，才从沉痛的阴影中挣脱出来，他接着说：

“第2个医生名叫周毅胜，他现在是一个旅的卫生部长。今天咱们就去看毛主席，把你介绍给他做保健医生。”

傅连璋随即提起毛笔，认认真真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介绍信，然后用嘴吹了几下未干的墨迹，折叠好装入信封，又在信封上恭恭敬敬地写着：呈 毛主席 傅连璋

坐在对面的王鹤滨心想：

“你既然带我去见毛主席当面介绍，干嘛还要写信呢？”

傅连璋看出了王鹤滨的疑惑，解释说：

“我们去见毛主席，他可能没有空，正在开会，也可能尚未起床，不一定能见得到。有了这封信，你也就可以自己去了。”

司机来了，说车已经准备好了。傅连璋和王鹤滨乘车向香山方向驶去。走进双清别墅，傅连璋停住脚步，从黑色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掏出那封写给毛泽东的信，递到王鹤滨的手上，说：

“王医生，你自己去吧，毛主席就在东侧的那个院子里，我去看看朱老总。”

说罢，他转身朝着西北的方向走去。王鹤滨事先没有想到傅连璋会来这一手，拿着那封信，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心想：这下糟透了，把我一个人甩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叫我一个人去见毛泽东，这不是等于毛遂自荐吗？傅连璋向前走了十几步，回过头来看了一眼王鹤滨，见他仍旧站在原地一动未动，便用手指了指，又撅起嘴唇朝毛泽东住的院落努了努，示意他快点去。王鹤滨只好硬着头皮向那所院落走去。

大门口执勤的卫士，中等个偏低的身材，圆圆的胖脑袋，黑皮肤，两只大眼睛，厚厚的嘴唇半开着，一身老八路装束的打扮。他早已注意到了王鹤滨的行踪。当王鹤滨走近大门时，那位卫士也正在向他这位不速之客靠近。恰在此时，毛泽东在几位领导人陪同下，有说有笑地从院子的过厅中走出大门来。值班卫士马上收住了脚步，退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但目光仍警惕地盯着王鹤滨。此时的王鹤滨却喜出望外，迅速地走到毛泽东跟前，将信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从信封中抽出信一看，又瞧了瞧王鹤滨，微笑着说：

“好，王医生，欢迎你到我这里来工作。我现在要去开会，以后我有事就找你。”

毛泽东和王鹤滨握了手，表示欢迎。王鹤滨什么也没有来得及说，就闪身让开了路。毛泽东和众人又匆匆地走了。

1949年9月1日，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纪念冯玉祥将军逝世一周年大会，会场两侧悬挂着毛泽东撰写的一副挽联：置身民主；功在国家。

毛泽东还为冯玉祥撰写了挽词：“冯玉祥将军逝世周年纪念，谨致悼意！”

周恩来在纪念会上致词，高度评价了冯玉祥为实现民主的新中国所做的努力。

9月1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以利我军歼灭”给林彪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邓萧赵：

30日电悉。

一、你们歼灭宋希濂的计划是很好的。

二、程子华兵团主力在澧州（即湖南澧县——笔者注）、常德以西地区歼灭宋希濂以后，请考虑该部取道沅陵向芷江前进，歼灭该地区之黄杰部，然后沿湘黔桂3省交界向柳州前进，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而不使他退入贵州，以利我军在广西境内歼灭他。因贵州太穷，运输不便，广西较贵州为富，又可取得广东接济，又有我们的游击区及游击队以为协助，较利于我军作战。

三、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等9月上旬可在赣州会合，中旬可会商完毕，下旬即可开始向广东进军。若萧劲光、程子华各部亦能于9月下旬或10月上旬进至芷江、宝庆、衡州（即湖南邵阳和衡阳——笔者注）之线，则可与我入粤部队互相配合。我们希望能于11月占领广州及粤汉全路，12月或明年1月全路通车，则对全国财政经济有很大利益。

军委 申东

9月2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由毛泽东审阅的重要社论：【新华社北平2日电】《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

早在1949年7月8日，西藏当局制造了“驱汉事件”，捣毁了国民政府交通部设在拉萨的电台，断绝与内地一切通讯和邮件往来，并驱逐国民党驻藏人员及其眷属和夫役200余人及所有其他在藏的汉族人。不久，西藏当局在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参与下，公然草拟了《西藏独立宣言》，准备派员去联合国呼吁，请求支持。新华社的社论中说：

“7月8日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英、美、印反动派勾结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举行这个‘反共’事变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地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400余万的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中国各民族，即不但解放汉族人民，而且解放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大多数汉族人民和内蒙古人民，正在解放着回族人民，并即将解放藏族和西北、西南、华南其他各族人民，使他们永远摆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和穷困悲惨的地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任何侵略者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如果敢于在中国领土上挑衅，如果敢于妄想分割和侵略西藏和台湾，他就一定要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之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警告这些侵略分子立即在西藏和台湾的面前止步，否则他们就必须担负他们这种行为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的全部责任。”

9月初，司徒美堂作为美洲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华侨代表，抵达北平。毛泽东很快便会见了他。

这位特殊客人一来年纪大，二来身体不适，到双清别墅上山坡时，连换坐吉普车都不能坐，坐吉普车都怕碰坏了。这可难住了毛泽东和工作人员。毛泽东说：

“必须把他抬上来。”

用什么抬呢？一个战士说：

“用担架抬最好。”

可是这里没有现成的担架。一个战士说：

“干脆让老先生坐主席的藤躺椅，多去几个人把他抬上来。”

毛泽东一听，笑笑说：

“好主意。”

工作人员们立即找来两根扁担似的木棒子，绑在藤躺椅的两边，一副人工轿子很快就做成了。毛泽东又交代说：

“你们4个人，大个的要走在后边，小个在前边，这样上山走路方便。抬的时候一定要轻轻地一块儿起，抬上肩后步子要走稳走齐，不要让‘轿子’晃动，落地时也要轻轻地落。”

半个小时后，司徒美堂坐着藤躺椅上来了，毛泽东连忙大步迎上去，上前扶着司徒美堂问好，将他搀扶下藤椅，迎入会客室。落座后，毛泽东又说：

“老先生这么大岁数还要上山，我心里不安。原准备进城拜访您老，没想到您这么两天就来我这里。”

司徒美堂喝了一口茶，慢慢地说：

“这是我早已盼望的事，几次想回国都未能回来，这次要不是毛先生安排，可能还回不来。没有共产党，我早就到黄泉了。有的人不是已经被蒋介石杀害了。”

毛泽东说：

“这是蒋介石对革命人民和爱国人士的一贯态度。所以对老先生回国，我们作了周密安排。你过去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帮过忙出过力，对人民有贡献，现在人民革命胜利了，我们决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

司徒美堂说：

“感谢毛主席，感谢毛主席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谈到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主要是靠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得来的。我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毛泽东摇摇头说：

“话不能这么讲。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了，我们共产党只有28年的历史，先有的中国，后有的共产党。不是有了共产党，才有的中国。最近我们正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共谋建国大业，这方面我们共产党也没有经验，必须和全国各方面人士协商。司徒先生在海外多年，经验多，见识广，所以千方百计请您回来参加会议。”

司徒美堂说：

“毛主席太谦虚了，与我平起平坐，没有一点架子，使我深受感动，不得不把内心深处的话掏出来说给你听。我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到北平来，心里有种想法，主要还是对共产党的政策理解不深，认为共产党胜利了，现在上台了，我们这些人来是给共产党抬轿子，捧共产党上台的。这是我的想法。没有想到毛主席平易近人，民主协商的精神对我教育很深。”

毛泽东说：

“我们以后要长期一块儿共事，我们大家既是坐轿者，又都是抬轿者，每一个爱国的志士仁人，都可以自己的特长，参加人民政府的工作，不但要做到尽职尽责，还要做到有职有权。”

司徒美堂告别时，毛泽东关心地说：

“您老来北平住的吃的是否习惯？老先生以后有事有困难就直接打电话给我。”

两人握别后，司徒美堂依然由战士们抬着下山。毛泽东站在门口目送客人，他对身边的人说：

“这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他经验丰富，我们应当多向这种人请教。”

已经看不见人了，毛泽东兀自双手叉腰站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

“打天下难，守天下更难，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9月4日，毛泽东对周恩来、聂荣臻说：

“程潜于9月2号抵达汉口，4号由汉口动身来北平，请令铁道部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火车时刻，恩来组织一批人去迎接，还要先看好住处。”

9月6日，张元济应中共中央之邀，作为特邀代表自上海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同时前往的还有赵朴初、茅以升、盛丕华、蒉延芳、袁雪芬等。因张元济年事已高，由其儿子张树年陪同前往。

9月7日下午，毛泽东说要准备去火车站迎接程潜。程潜、李明灏、程星龄将在晚上乘专列抵达北平。大家都不明白毛泽东何以给程潜如此高的接待规格，劝他不要去。毛泽东说：

“我们是老乡，他是我的私人朋友。难道你们的朋友来了，你们能叫别人去接吗？”

他吸了一口烟，又笑着说：

“那样，我看你就没有朋友了。什么是朋友？国民党恐怖统治最厉害的时候，我们两个还保持着联系。”

在吃晚饭前，毛泽东问阎长林：

“吃过晚饭，我们到火车站去迎接程潜将军，你知道吗？”

阎长林说知道。毛泽东说：

“程潜将军原来是国民党湖南省的主席兼湖南战区司令，我们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他和国民党第1兵团司令陈明仁将军联合起义，宣布湖南和平解放。这次是我们邀请他来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

吃了晚饭，时间尚早，毛泽东开始散步。阎长林又提起将要迎接的程潜，他说：

“主席，程潜将军和你的关系那么好，为什么他不在大军渡江时举行起义，来个两面夹攻呢？这样作用不是更大吗？”

毛泽东说：

“他虽然是一个省的主席和战区司令，可他手里也没有几个兵。陈明仁倒是个领兵的将领，但他们不是主力部队，经不过白崇禧反动派军事的压力。只有我们大军渡江以后，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主力部队，他们才有可能起义，湖南才有可能和平解放。程潜将军是国民党的元老派人物，在国民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去年在国民党搞的国民选举中，他也是副总统候选人之一。结果，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如果程潜当上副总统，蒋介石下台后，和平谈判也许能够成功。”

毛泽东乘车来到前门火车站，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聂荣臻、黄克诚、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郭沫若等100多名党政军领导和民主党派与各界著名人士，都已经集聚在车站等候。

晚10时许，程潜乘坐的火车到达北平前门火车站。在“欢迎程潜将军”的口号声中，程潜身着呢制服，微笑着走下火车，他一边向大家招手，一边向毛泽东走来。毛泽东快步迎了上去，握住他的双手说：

“多年未见，您历尽艰辛，还很健康，洪福不小啊！这次接您这位老上司来，请您参加政协，共商国家大事。”

程潜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说：

“托福，托福。你的工作那么忙，不应当来火车站迎接我，我应当到府上去拜访你。”

毛泽东把他扶进车里，两人同乘一辆车向北京饭店驶去。

9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叶剑英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叶方陈邓诸同志，并告林邓：

一、你们业已聚会于赣州，极为欣慰。你们会议内容应照中央迭次电示及面告剑英者扼要做出决定。

二、方方等同志领导的华南分局及华南各地党委和人民武装有很大的成绩，新的华南分局及即将进入华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应对此种成绩有足够而适当的估计，使两方面的同志团结融洽，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以利争取伟大的胜利。

三、你们一面开会，一面即可命两兵团开始向南进军。第一步进至韶关、翁源之线，准备在该线休息若干天，然后夺取广州。我们认为不应分兵去惠州，待夺取广州再占惠州为适宜。因为4野主力9月中旬即可向芷江、宝庆、衡州之线前进。白崇禧必然不战而向广西撤退（他决不会在湖南境内和我决战，所布疑阵是为迟滞我军前进之目的）。我陈邓两兵团应争取于10月下半月占领广州。陈兵团预计11月进至梧州区域。4野主力则于同时进至柳州、桂林区域。12月即可深入广西，寻找白部作战。刘邓率2野主力，11月可入贵州境内，12月可入重庆。如此，则我各路军可以互相配合。你们对进军时间及攻击目标等项，有何意见，盼告。

军委 申齐

9月8日中午，毛泽东到北京饭店看望程潜等人，并一起共进午餐。

是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为程潜、李明灏、程星龄接风洗尘。入席前，毛泽东以朋友的口气说：

“颂云兄，你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免了一场战祸。现在我们才好谈谈家乡，谈谈往事，享受这种欢乐。20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着思念的乡亲。蒋介石把我逼成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啊！经过8年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过不成太平日子。阴险的美帝国主义存心让蒋介石来吃掉我们。我们是被迫打了4年内战，打出一个新中国。这是人心所向啊！”

宴会开始后，因为朱德、周恩来等人都在，这种聚会具有一定的工作性，政治性，毛泽东在祝酒时就又是一种口气了，他说：

“程潜将军领导全体官兵起义，和平解放湖南，使湖南人民免遭战争灾难。你们带了一个好头，也给湖南省和长沙市的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使湖南人民免遭战争的灾难。你们立了功，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

刘少奇也举杯敬酒，他说：

“欢迎你们和我们合作共事，建设伟大的祖国。”

周恩来在敬酒时，称赞程潜说：

“你有胆有识，成功地组织了湖南军队起义和湖南的和平解放，维护了湖南和长沙免遭战争损失。”

程潜在答谢时说：

“我过去被辱国辱民的蒋介石拖进了苦难的深渊，走错了路，很惭愧。今后愿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未来努力奋斗。”

此次仇鳌因故未到，毛泽东对程潜说：

“仇鳌未到，湖南地区可以补特邀代表一人，请颂公自行酌定。”

程潜即推荐了族弟程星龄。

9月8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张治中，他说：

“解放军已决定由兰州及青海分两路进军新疆，希望你能对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做一些工作和施展影响。你曾经在国民党中担任过西北行营主任和新疆省主席，在那的旧部多，影响大，我们想请你帮我们多做做工作，促成新疆的和平解决。尽量避免流血。”

张治中说：

“毛主席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尽力去做好。”

毛泽东还说：

“我们希望你以个人的名义，给新疆军政当局发一份电报，以你在西北和新疆多年的威望和影响，促使他们尽快和平起义。我们从新疆了解到的情况看，在目前情势下，只要你去电，他们一定会照办的。”

张治中兴奋地说：

“我早有此意。我在5月间曾接陶峙岳、包尔汉来电问候我，此后音讯就断绝了。现在我还不知道怎样和他们取得联系。”

毛泽东说：

“我们已经在伊宁建立电台，你的电报可以先拍到伊宁再转迪化。我可以告知在伊宁负责的邓力群同志。”

张治中说：

“好的，我马上去做这件事。”

9月9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歼灭白崇禧部的部署”给林彪、邓子恢的指示电：

林邓：

关于进攻部署：

一、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陈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即不派部去郴州、宜章等处。

二、程子华兵团除留1个军于常德地区，另1个军已到安化地区外，主力两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

三、另以3个军经湘潭、湘乡攻歼宝庆之黄杰匪部，与程子华出芷江的两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对衡阳地区之白崇禧部，只派队监视，而不作任何攻歼他的部署和动作。

四、这样一来，白崇禧部非迅速向桂林撤退不可，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判断白部在湖南境内决不会和我们作战，而在广西境内则将被迫和我们作战。因此，陈赓兵团不要派部出郴、宜。现在茶陵、攸县之我军，亦不要作攻歼衡阳白匪之部署，而应两路齐出芷江、宝庆，位于白匪西侧。然后，以芷江之两个军，先期突然出柳州，在柳州地区占立根据地。估计白匪3个军（第7军、第46军、第48军）及鲁道源之58军在我主力威胁面前，不敢过早分散其主力。李品仙防御柳州一带之兵力必不甚多。我军（两个军）可能在柳州以西以北区域即融县（旧县名，即今广西融安县——笔者注）、罗城、天河（旧县名，1952年并入广西罗城县）、宜山、思恩、宜北（均旧县名，1951年合并为广西环江县——笔者注）区域建立根据地，并切断柳州通贵州的铁道线。陈赓兵团则于占领广州后，即经梧州向宾阳、南宁地区前进，位于广西南部。我在宝庆之3个军（主力）则于白匪向桂林撤退时，尾敌南进。

五、以上3路我军（共8个军），在进入广西后，第一步不是急于寻找白匪主力作战，而是立稳脚跟，查明情况，联系群众和结合我在广西境内的游击部队（桂南、桂北均有）。第二步，再各个歼灭白匪主力。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我们认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消灭他。

六、白崇禧的最后一条退路是云南。他以回云南的口号拉住了鲁道源，故在白、鲁退入广西后，可能即令鲁道源军或再配以一部桂军入云南。如果是这样，那时我们应考虑从陈赓兵团先抽一部（例如1个军）出云南，配合我在云南的游击队在云南先建立根据地。

军委 9月9日

9月10日，张治中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将草拟给陶峙岳、包尔汉的电文交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审阅后，立即发给共产党在伊宁的负责人邓力群，请他转交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他在电报上要求陶峙岳、包尔汉正式宣告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政府。

张治中还不放心，第二天又给陶峙岳发了一封电报，就有关情况和问题进行了详细指导。

9月10日，陈明仁到达北平。北平市市长聂荣臻亲自到车站迎接陈明仁将军，将他安排住在六国饭店。

陈明仁是在9月3日动身北上的，那时因长沙到武汉的火车不通，汽车也不能直达，加之国民党派飞机狂轰滥炸，路上不甚安全。因此，第4野战军特派第12兵团的警卫部队专程护送，绕道平江、通城，坐了两天两夜的汽车，才到达河南境内。然后，从郑州坐火车绕道徐州，到达北平。

9月11日，毛泽东尽管国事繁忙，可对杨家亲人的生活及杨老夫人的饮食起居，仍然牵挂着。他得知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将要回湖南长沙省亲，便让叶子龙去找与杨家有世交的朱仲丽，托她顺便去看望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并让她捎去一些衣物和一封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杨老太太、开智夫妇：

你们好吧！现在托朱小姐方便，前来看望你们。一件皮大衣是我送给老太太的。另衣料二套，送给开智夫妇。

毛泽东

9月12日，朱德在北平交际处设宴欢迎陈明仁，出席作陪的有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粟裕、黄克诚等20多位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席面上上的是西餐。朱德又兴致勃勃地挽起衣袖，亲自下厨炒了一道四川菜招待陈明仁，并亲切地对陈明仁说：

“你们湖南人爱吃辣椒，在我们部队里一些湖南老乡说‘不辣不革命’，而我们四川人不光是吃辣，还要加花椒面，叫做麻辣，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朱德的豪爽风趣和那道麻辣的佳肴，吃得陈明仁全身热乎乎的。

9月12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等的指示电，他写道：邓张李，并告林邓谭：

申灰电悉。

一、同意2野在华中地区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4野首长指挥。

二、如果白崇禧占领贵州省城，无论2野、4野均暂时不要去打他。2野的两个兵团以主力一直进至重庆以西叙府、泸州地区，然后向东打，占领重庆。以一个军留在乌江以北（以遵义为中心）。2野之陈赓兵团在配合4野5个军完成广西作战以后，即进占云南，完成对贵阳之包围。然后，4野以一部由广西向北，2野以适当力量分由云南、黔北向东向南包围贵阳之敌而歼灭之。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军委 申文

9月15日，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赛福鼎·艾则孜应毛泽东特邀，率领第2个新疆代表团来到了北平，参加全国政协第1次会议。

9月16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第5篇评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不但是因为艾奇逊明确地供认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这样一种事实，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有证据地去说服落后分子。”“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的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而引起了中国人”“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中国人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对于那些抱着和艾奇逊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毛泽东在逐条驳斥了艾奇逊那些“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思想状况”说明中国革命发生的“很多的神话”之后，最后讥讽道：

“艾奇逊以一个资产阶级大学教授讲述无聊课本的姿态，向人们表示他在寻求中国事变的因果关系。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你们看，他好像是一个因果论者。接下去，他就连这点无聊的伪造的因果论也不见了，出现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变。中国人就是那样毫无原因地互相争权夺利和猜疑仇恨。斗争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精神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一方极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极度上升，升到狂热的程度。什么原因呢？谁也不知道——这就是艾奇逊所代表的美国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逻辑。”

9月16日晚，赛福鼎和新疆代表团成员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看京戏，他们被安排在第1排的中间就座。

演出开始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陆续步入剧场。毛泽东回头问周恩来：

“新疆代表团的同志们是不是也来看戏了？”

“是的。他们在第一排就座。”

周恩来回答。毛泽东说：
“好，去看看他们。”

“不是已安排明天接见他们吗？”

“我知道。先去看看他们。”

周恩来和朱德只好跟在毛泽东后面向第一排走去。

此时，赛福鼎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梅兰芳演出，突然，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挡住了视线，他顿时有些焦急起来。周恩来走了过来，对赛福鼎介绍说：

“毛主席看你们来了。”

赛福鼎定睛一看，只见毛泽东面带笑容，正慈祥地看着他，就急忙站起身来，紧紧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毛泽东摇着赛福鼎的手，非常亲切地说：

“欢迎你们，一路辛苦了。”

赛福鼎由于过渡紧张、激动，握着新中国统帅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了声：

“谢谢！”

朱德也握着赛福鼎的手说：

“欢迎你们。”

周恩来介绍说：

“这位是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

赛福鼎口中只是重复着：“谢谢，谢谢。”毛泽东与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他说：

“今天请你们看戏，明天再见。”

周恩来也说：

“毛主席准备明天专门接见你们，明天见。”

说罢，他跟着毛泽东、朱德入座去了。新疆代表阿里木江望着毛泽东的背影说：

“呀！他就是毛主席吗？没想到是这么谦虚可亲的人。”

曾在美国留学、又在苏联工作过的代表涂治教授则颇有感触地说：

“布尔什维克，都是这么和蔼可亲、心胸宽广的人。”

9月17日，毛泽东在北京收到邓力群转发来的新疆军政长官陶峙岳、包尔汉给张治中的两份电报，随即派人转给了张治中。陶峙岳、包尔汉在给张治中的复电中说：

“已对和平转变审慎筹议，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期全省和平获得保障，人民不受涂炭，军队不致牺牲。对国家对各族人民应尽之责任即以达成，亦即不负毛主席及钧座之期望也。”

9月17日下午3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以赛福鼎为首的新疆代表团。毛泽东首先提议为以阿哈买提江为首的第一个代表团的死难烈士们致哀。一时间，接见大厅里变得极为庄严、肃穆。众人落座后，毛泽东沉痛地说：

“阿哈买提江·哈斯米，伊斯哈克拜克·木奴诺夫，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达列力汉·苏古尔巴也夫，罗志等同志的牺牲，不仅是新疆各族人民的一大损失，也是全国人民的一大损失。他们的精神永垂不朽！你们在新疆解放区所进行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你们牵制了国民党在新疆的10多万军队，对解放大西北乃至全国做出了贡献。”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等人和新疆代表团一起来到了勤政殿会议厅。

新政协筹备会将在勤政殿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前来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12个民主党派等，共计46个单位，100多名代表。民主党派的排列顺序调整为：民革、民盟、民建、无党派民主人士、民进、农工党、救国会、民联、民促、致公党、九三、台盟（后来在1949年11月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决定将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统一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2月，救国会宣布完成历史使命，自动解散。因此以后，参政的8个民主党派排序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会议开始前，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郭沫若等著名的民主人士，早早来到会场，在入口处签名后落座。不一会儿，李济深、张澜等人见毛泽东和几位领导人来了，忙离座到签到处相迎。寒暄已毕，毛泽东神态欣然，挥笔签名。他放下笔，笑着对老先生们说：

“今天是应当高兴的日子。你们的表情如此严肃，大家都要笑啊！”

会议休息时，人们离开勤政殿，到场子上准备照相。毛泽东随着人群，迈着稳健的步子来到照相现场，记者们像众星拱月似的，将他包围起来。毛泽东伸出右手，与记者们一一握手。他微笑着问李廷瑛：

“你叫什么名字？有多大啦？是哪家报馆的记者？”

李廷瑛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风趣地说：

“《新民报》好发达啰！像新民主主义一样发达！”

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民盟代表史良，看见上海3家著名报纸《新闻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分别派来了各自的名牌记者陆饴、林淡秋和唐海，就亲切地招呼着，把他们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边接着他们递过来的名片，一边和他们握手。毛泽东对林淡秋说：

“你的大名很风雅。”

他又对唐海说：

“唐朝的海，你的大名好记。”

毛泽东握着陆饴的手说：

“我们好像在延安见过面嘛，是不是？”

陆饴说：

“是的，那是1937年12月初，太原失守以后，我到延安访问过主席。”

毛泽东笑着点头，说：

“噢，原来如此。你们上海来的记者，不但有钢笔作为自己的武器，还带有照相机，可以说装备上占有优势，你们能不能在工作上打胜仗？”

此时，《大公报》女记者高汾，好不容易挤到毛泽东身边，说：

“毛主席，你比1945年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时候胖了。”

毛泽东开怀大笑，展开双臂，说：

“那个时候，蒋介石压迫我们。现在八路军把他打败了，空气好了，我的身体也好了。”

他忽然指着高汾脚下的那一双半高跟前后空花皮凉鞋，问道：

“你知道不知道，上海对你这种皮鞋叫什么？”

高汾本能地看了看自己的皮鞋，一时竟答不上来。毛泽东说：

“上海跟这种鞋子叫‘空前绝后’。”

此话一出，引起周围一阵笑声。毛泽东掏出香烟，划着火柴点燃了，深深地吸了几口。代表们已经纷纷入座，要照相了，他走到前排当中的木椅上坐下，将香烟掐灭，小心地放到木椅边的地上。照相瞬息即成。他又捡起放到地上的香烟，“嚓”地一下，划燃了火柴，点着了那半截香烟。

会议继续进行，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审议并基本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并授权常委会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研究商讨。

欲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下一步如何进行，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从8月14日到9月16日，为新华社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5篇评论，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颠倒是非、隐瞒和捏造事实以及对于中国人民的恶毒污蔑和深刻仇恨”，进行了严厉的批驳，深刻地“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且对于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这些记载着中美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不但在当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那些颠倒历史的人们，在新中国对外政策问题上向毛泽东泼污水，自以为得计，殊不知毛泽东在几十年前留下的这些历史材料，正是为他们准备的照妖镜！

第59章 1949年9月19日—

“子良将军呀，现在外面的谣言很多，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还说杜聿明、王耀武被我们五马分尸干掉了。我想请你这次开会之后，去山东济南看看他们，把情况向外介绍一番，写些书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友故旧。请告诉他们，不要继续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害人害己，促进他们及早觉醒，及早归来。”

话说1949年9月19日清晨，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兼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省保安司令董其武，和孙兰峰偕绥远军政各族各界代表39人联名发出通电，向毛泽东、朱德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庄严宣布：中卫县第81军等部共4万余人起义。

至此，华北全境解放。

9月19日，新疆省主席包尔汉、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联名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毛主席：

解放军胜利完成人民解放伟大事业，谨致无上之欣祝。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之克服困难。经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兹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俾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贵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特电敬布衷忱，敬祈亮鉴。

包尔汉 陶峙岳 申皓叩

9月19日中午，毛泽东邀请程潜等到中南海作客。程潜一行人便前往中南海毛泽东家里拜望。毛泽东拿出解放大西南的军事计划，征求程潜的意见。尔后，众人同乘游艇，览胜叙旧。

午间，毛泽东设宴招待程潜等人。毛泽东还说，他未去过天坛，邀请程潜、程星龄等人下午同往游览，并嘱咐秘书说：邀集刘伯承、陈毅、粟裕、罗瑞卿和张元济、陈叔通、李明灏、李明扬、陈明仁等人，届时同游天坛。

下午，毛泽东带着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警卫处处长汪东兴、机要室秘书罗光禄、保健医生王鹤滨及几位卫士，还有摄影师徐肖冰、侯波，来到天坛，进入东大门，在二门后面路南的一所饮料棚前停了下来。

这饮料棚是用竹篙、木条、席子搭起来的。棚下放着几张桌子、长凳子、小方凳。棚子外面竖着一块招牌，上面画着冰山和北极熊，写着“北冰洋汽水”5个大字。

毛泽东坐在饮料棚下一张长凳子上，张望着大门口。突然，天气变了，西北方向天空中乌云滚滚，不时传来闪电的光亮和低沉的雷鸣声。他仍然不动声色地坐着，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口袋，然后朝卫士抬起右手，将食指和中指伸出来，稍微伸屈了几下。卫士明白了，立即把香烟和火柴递了过去。毛泽东燃着烟，慢慢地吸着，默默地等着。

不久，阵风将乌云吹散，西下的太阳重新照亮了大地。几辆小车鱼贯而至，刘伯承、陈毅、粟裕来了。程潜也来了，他头戴一顶礼帽，身着长衫，一派文人绅士的打扮。接着，张元济、陈叔通和几位客人也都来了。

张元济是光绪壬辰科（1892年）赐进士出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参与了戊戌变法，被光绪破格召见。政变失败后，他被革职，主持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界的老前辈。陈叔通则是清朝翰林，历经几朝几代。两人都极为毛泽东所尊重，都是特邀来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

最后到来的是一位解放军高级领导人，只见他高高的个头，微黑的面孔，生就一副国字脸，体态不胖不瘦，双目炯炯，风度翩翩，容貌英俊，显得格外精神。他站在毛泽东面前，以标准的军人姿势，向毛泽东敬礼。王鹤滨悄声问叶子龙：

“他是谁？”

叶子龙悄声说：

“湖南起义将领陈明仁将军。”

只听陈明仁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来迟了，失礼，很抱歉！”

毛泽东微笑着一语双关地说：

“不迟，不迟。子良将军来得正好！”

说罢，他招呼众人一同游至祈年殿前，对大家说：

“再过两天就要开大会了，大会一开幕那就紧张得不得了！所以今天我钻了一个空子，请大家到这里来玩玩，调剂一下生活。”

此时，摄影师徐肖冰早已选好了角度，他请毛泽东与大家一起合个影。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照完相，毛泽东又特地召唤陈明仁说：

“子良将军，来，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

“这……”

陈明仁尽管是一员久经沙场的虎将，一时间竟然也感到手足无措，踌躇不前。

“你和主席都是湖南老乡，主席请你，你就莫装斯文啰。”

陈毅一边说，一边将陈明仁推到毛泽东跟前。陈明仁恭恭敬敬地站在毛泽东右手边。毛泽东带着幽默的口气对陈明仁说：

“子良将军，听说蒋介石在台湾为你开追悼会啦！”

陈明仁不屑地说

“那是他们的老一套了！”

徐肖冰、侯波为毛泽东和陈明仁照了一张双人半身像。照完相，毛泽东拍着陈明仁的肩膀，关切地说：

“子良将军呀，现在外面的谣言很多，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还说杜聿明、王耀武被我们五马分尸干掉了。我想请你这次开会之后，去山东济南看看他们，把情况向外介绍一番，写些书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友故旧。请告诉他们，不要继续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害人害己，促进他们及早觉醒，及早归来。”

“是，我一定照办。”

陈明仁爽快地答道。

“你还可以把这张照片分送给你们黄埔同学看看，只要送得到的，都送一张。估计要加洗多少？”

陈明仁说：

“洗10打就行了。”

“这少了。洗它50打吧！”毛泽东还告诉陈明仁：“后天21号，我们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开幕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有，唯独还缺少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你来了，代表性都全了。”

陈明仁听毛泽东如此说，非常感动，向毛泽东检讨说：

“我在起义前认识不足，蒋介石、李宗仁派黄杰、邓文仪到长沙时，有人劝我把他们扣起来，我不仅没扣，还把已经扣起来的忠于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毛健钧也放走了，错过了机会。”

毛泽东说：

“没错，没错，不要扣，爱国不分先后，不要勉强人家嘛。若那时扣押他们，反而会惹麻烦。你这样做，正是和白崇禧作斗争的需要。你不是智斗‘诸葛’吗？白崇禧就不如你哩。今后，凡是愿意过来的，我们派飞机接，凡是愿意走的，我们派飞机送，这叫做来去自由。你那种搞法是可以理解的，不要怕人家讲闲话。谁人背后无人说呢？”

陈明仁说，由于我的过失，导致起义过程中1兵团一部分官兵逃走了，感到很难过。毛泽东安慰他说：

“你的义举意义重大，功劳不小，即使你一个人起义，也是成功之举。你不要难过嘛。”

正在此时，从大门方向匆匆跑来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喘着粗气，在张元济面前停了下来。张元济指着毛泽东对中年人介绍说：

“这位就是主公。”

他又对毛泽东说：

“他是我的小孩子。”

身穿灰军衣的陈毅，听着张元济的介绍感觉有点别扭，就操着四川口音说：

“我来介绍吧。这是毛主席，这是程潜、陈明仁、李明扬、刘伯承、粟裕……”

最后，他又介绍自己：“我是陈毅。”

导游将毛泽东一行人引上汉白玉台阶，走进祈年殿，边看边听他介绍。西配殿北头一间房子，是袁世凯称帝时起草宪法的地方。毛泽东听完介绍，隔着玻璃向室内看了一眼，轻蔑地说：

“袁世凯还跑到这里来做梦！”

东配殿陈列着祭天的乐器。毛泽东一边听介绍，一边拿出纸烟点着，吸了起来。陈毅指指“请勿吸烟”的牌子让他看，毛泽东回头看了看，笑了，说：

“下不为例！”

导游用手轻轻地敲一下打击乐器，殿堂内回荡起古老悦耳的金石声。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文化嘛！”

参观完祈年殿，一行人沿丹陛桥向南走。毛泽东在上下台阶时，都搀扶着82岁的张元济老先生，一边走，一边说话。来到皇穹宇，毛泽东握着值班老工人王凤山的手，问道：

“在这里工作多少年了？”

王凤山说：

“30多年了。”

毛泽东说：

“30多年，是老工人了。”

王凤山憨厚地笑了。皇穹宇殿前有一块石头叫“三音石”，清晨、黄昏或夜深人静，人站在石头上击一下掌，就会有3次回音。毛泽东双脚踩在石头上，喊道：

“有什么消息给我。”

此时人多，声音杂，结果，没有回声。陈毅在回音壁前，情趣盎然地喊道：

“欢迎各位光临，欢迎各位光临。”

站在东墙下的毛泽东笑了，说：

“这里还有点声音。”

有人提出在皇穹宇殿前合影留念，毛泽东高兴地同意了。他拉着老前辈们站在前面，拉着张元济站在自己左侧，又把天坛事务所长梁秉英拉在右侧。梁秉英不好意思，就往后靠。毛泽东拉着他的胳膊不放，说：

“你是这里的主人嘛。”

梁秉英就站住不动了。程星龄是晚辈，免不了也要往后面躲，或是站得远一点。陈毅、粟裕、罗瑞卿总是把他拉进去。陈毅说：

“你躲啥子嘛，蒋介石、毛人凤、白崇禧，这些要抓你杀你的人都不怕，怎么还怕和我们一起照个像！”

程星龄说：

“我既是晚辈，又没什么贡献，怎好和长辈与你们这些开国元勋一起合影！”

毛泽东看了程星龄一眼，笑着说：

“你也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了这么多年，又协助颂公和子良起义，也是有功的。一起照个像，留个纪念吧！”

尽管陈毅、粟裕、罗瑞卿这样拉，毛泽东这样说，但后来每当合影时，程星龄还是要躲在程潜和陈明仁的后面。

皇穹宇西墙外回音壁旁古柏树林中，有一家安姓老人开的茶摊，毛泽东和众人来到这里休息，围坐饮茶。毛泽东将张元济请到身边坐下。他又从口袋里掏出蓝炮台牌香烟，向大家让烟，负责文物管理的刘曾岭接过烟珍藏了起来，导游接了烟就吸起来。

毛泽东边吸烟边和大家说笑。他问身边的张元济早年参加戊戌变法以及光绪皇帝召见时的情景，又问他早年在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说：

“此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京官岂能来此？”

毛泽东听后，爽朗大笑，说：

“戊戌变法是一场进步的政治改革。改革也要流血。它失败的原因在于不发动群众，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读书人闭门搞改革，断无成功希望的。我们进行革命，主要依靠发动群众。”

毛泽东又问张元济：

“在清朝做事每月多少薪俸？”

张元济说：

“10两银子。”

“不够生活吧？”

“另外还有两担米。”

毛泽东称赞商务印书馆为人民出了不少有益的书，并说他读了《科学大全》那本书，学到不少新知识，还说商务出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经常翻阅。

毛泽东转向陈叔通，问道：

“您老人家到此一游，有何感想啊？”

陈叔通认真地说：

“我和张老可谓是三朝元老，参拜过清朝的皇帝，见过袁世凯，和蒋介石也打过不少交道，感到这些最高统治者的身上，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唯有我们的毛主席，和我们没有一点距离！”

毛泽东忙说：

“叔老，千万不要奉承我！我们都要警惕鲁迅先生说的捧杀哟！”

接着，毛泽东称赞陈叔通过去不事权贵、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他说：

“叔老，你长期在旧社会，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真是难得！”

陈叔通说：

“我没起来同他们斗争，感到惭愧！”

陈毅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上海解放后，有个国民党的秘书长在街上摆摊卖杂货。他年幼的儿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1943年由曹火星创作的歌曲，原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所改动）这首歌，他就气急败坏地说：

“别唱了，你老子都快没饭吃了。”

毛泽东听着听着就笑了。他转向管理员刘曾岭，问道：

“我们这么多人来天坛，有什么手续要办？”

叶子龙报告说：

“主席，进门时我们已经买了门票。”

毛泽东点了点头。刘曾岭见毛泽东一行人就要走了，赶紧对张元济说，北平的所有公园名胜，除孔庙外已全部开放了，他希望能让孔庙也开放。张元济鼓励他亲自对毛泽东讲。刘曾岭就大着胆子向毛泽东提出了建议。毛泽东说：

“好啊，你写一封信把这件事详细讲一讲，寄中南海毛泽东收。”

游览结束了，毛泽东亲自为陈叔通打开汽车门，照顾上车，然后自己才上了车，离开了天坛。

9月20日，毛泽东、朱德给董其武等人复电说：

“看了你们9月19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毛泽东还指示说：绥远不要用军管方式，要成立军政委员会，由傅作义任主席；绥远人民政府和绥远军区与董其武的绥远政府和保安司令部实行合并、合作。

聂荣臻、薄一波也给董其武发了贺电。

9月20日上午，程潜到中南海拜访了毛泽东，他一回到北京饭店住处，就高兴地对程星龄说：

“星龄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大同学要单独见见你这个小同学哩。”

程星龄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不解地问道：

“颂公，看您高兴得与我开起玩笑来了。什么好消息，哪个大同学要单独见我这个小同学啊？”

原来，程潜此次到北平来，受到毛泽东热情地接待，是他在起义之前万万没有想到的。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力于族弟的出谋划策。所以，在这次拜访毛泽东时，他简要地向毛泽东介绍了程星龄的情况。其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早就从湖南省地下党和香港的乔冠华与章士钊等处得知了程星龄的许多情况，因此，在游天坛公园时，毛泽东也没有忘记程星龄。

程潜见程星龄丈二和尚摸不住头脑的样子，便开怀大笑，他说：

“星龄呀！毛主席说你是他一师的同学。他比你大，你比他小，你是他的小同学。他要单独见你叙旧，一会儿就有车来接你。毛主席都没有忘记你这个小同学，你就忘了毛主席这个大同学？”

程星龄这才恍然大悟，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在即将举行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之际，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要单独接见他，还亲切地称他为“小同学”，便连声说：

“岂敢，岂敢！我和毛主席在一师是先后同学。他是第8班4级的，时年25岁。我是15班1级的，才17岁。他是高班，我是低班。他当时在一师已经是声名卓著，被杨昌济等老师视为‘柱天大木’、‘当代英才’。我还只是幼学。”

程星龄边说边从手提箱里拿出一本纸张发黄、稍有破损的民国六年十月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录》，翻给程潜看：

“这第10页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就是毛泽东。我的名字是在这26页上。”

程星龄边翻边说：

“出于对毛泽东、杨昌济、徐特立等人的敬仰之情，我一直将这本《同学录》珍藏着。这次带来想给毛主席看看，但又怕没机会，更忌高攀之嫌。想不到毛主席主动来认我这个小同学，还要单独见我。颂公，你说我这《同学录》带去好，还是不带去好呢？”

“带去，带去。保存几十年了，也不容易，也可表达对主席敬仰之情呢！”

程星龄在程潜的鼓励下，带着《同学录》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院内，他留心观察着毛泽东住处的一切设施：会客室里只有几张沙发和茶几，没有字画、古玩和盆花之类；办公室内也只见一张很大的办公桌，上面堆满了文件、图表，办公桌一侧有两张沙发，一个大茶几上面摆着几部电话机。程星龄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的要职，经常出入国民党军政大员家里，还到过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办公室和家里。在他的眼里，哪一家不是富丽堂皇，豪华奢侈？而新中国的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他的会客室和办公室，竟然如此简单朴素，不禁使他大吃一惊。此时给他的印象之深，以至于数十年后谈起之时，依然是记忆犹新。

毛泽东见程星龄来了，立即放下手里的文件，迎上前去，满面笑容地紧紧握住程星龄的手说：

“小同学，请坐，你今天就在我这里吃中饭，我们好好谈谈。”

程星龄的双手被毛泽东那双温暖的大手紧紧握住时，不禁感到一股暖流遍布全身。他非常激动地说：

“主席，在一师时，您就是我敬仰的人。所以，我一直将我们湖南第一师范民国六年的《同学录》珍藏至今啊！”

“啊！你还保存有我们民国六年的《同学录》？带来没有，给我看看。”

“主席，我带来了，请您看吧。”

程星龄取出《同学录》，双手呈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边翻看，一边说对哪些人还有印象，对哪些人印象还非常深刻。在翻到周世钊的名子时，他深情地说：

“星龄，你在长沙与惇元有来往吧？最近我还收到由他领衔，与一些老新民学会会员和老师联名给我发来的贺电、贺信哩。我和他不仅是同班同学，还盖过一床被子哩。”

程星龄说：

“惇元兄在我们母校一师任教，现为代理校长。因我从台湾回长沙后主要是在地下党的指导下做颂公和子良的起义工作，因此和他交往不多，但知道他道德文章都堪称师表，深得众望。”

毛泽东感慨地“啊”了一声，说道：

“此兄骏骨未凋，甚有生气。我准备给他写封信去。一师由他当校长，是深得人心的！”

程星龄谈到了王季范，毛泽东激动地说：

“他是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有我。他当时不仅在经济上帮助我，在学业上教诲我，还对我从事的活动也尽力支持。我常常惹出一些‘祸’来，也多是他出面才使我转危为安。特别是那次为驱赶校长张干的事，更给他惹出不少麻烦。他和惇元兄在你们促成湖南和平解放、长沙起义后，都给我来过电报。九哥还给我提出了‘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的很好的治国建议。”

毛泽东说完继续翻看《同学录》，当翻到26页看到程星龄的名字时，一边指着《同学录》，一边笑着说：

“星龄啊，你的名字在这里。你的族兄颂公字‘颂云’，你的别甫却是‘不云’，我叫‘润之’，你‘不云’，天上没云就不能下雨，不下雨，我怎能‘润之’呀！就滋润不了土地嘛。”

程星龄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如此与他开玩笑，不免一愣。但他毕竟也是非常机敏的人，反应很快，便笑着对毛泽东说：

“主席，您比我早生于韶山仙境，我晚生于醴陵山乡。您先我入一师数年，已借得洞庭云雨，滋润着一师和三湘大地。我这没云水的人，也靠了您的滋润，才有今日啊！不过主席，我这别甫，从一师后再也没用了，所以，连我家里人都不知道。而主席‘润之’的别甫，如今已是天下人都知道啊！”

“那我不叫你‘不云’，还是叫你星龄好了。你也不要恭维我了，恭维奉承我多了，我就可能会晕头转向，搞不好不是降甘霖而是下冰雹，那就坏了。”

程星龄说：

“主席，不是我恭维你，行严先生都说您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呢！”

“哦？有这等事？”

于是，程星龄就把程潜起义前，他两次会见章士钊的经过说了一遍。

本传在前边已经说过，早在1949年3月，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竭力拉拢程潜，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专门宴请程潜和程星龄，妄图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而正在此时，章士钊从上海来到了南京。章士钊和程潜既是密友，也是诗友，相互间甚为敬重，无话不谈。经程星龄安排，章士钊和程潜进行了一次密谈。程星龄简要向毛泽东叙述后说道：

“主席，行严和颂公的谈话和写的信，对促成长沙起义、湖南的和平解放，起了不小的作用。”

毛泽东说：

“促成颂公和子良的长沙起义，湖南和平解放，行严有功，但你的功劳也不小啊！行严说我是什么伟大人物，有些言过其实了。没有夺取政权时，他那样的赞誉，可以获得人心。现在夺得政权了，说好话的人恭维的人多了，就会变成危险的事，要注意李自成的教训！”

程星龄的所见所闻，使他更感觉到章士钊对毛泽东的颂扬言之不谬。但他还是感到毛泽东的住所和办公陈设太简陋了，便忍不住对毛泽东说：

“主席，败不馁，胜不骄，永远保持创业时期艰苦朴素的本色，是使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但我这小同学感到您这办公室里连幅字画、连盆鲜花都没有，就有些与这一‘菊香书屋’之名不符了。”

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道：

“我刚到这里时，盆花多得很，简直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小花园。你说这行吗？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是为劳苦大众翻身，不是图自己享受，与李自成、国民党不同的也就在此。所以我说，过去我不管，现在我住在这里，就不要摆这么多的花了。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还会有工人、农民代表来，他们来了，要看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在这里摆了那么多漂亮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风气就不好了。当领导的一定要带好头，不然，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好了，言归正传。我今天请你来，还有个重要的事，想同你商量一下，就是对颂公怎样安排为好。我原先打算请颂公当西南招抚使，后来感到不那么恰当。现在形势发展得很快，更不需要这么一个机构了。中央决定分设几个大区，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属4野作战地区。我们有个党的问题，还有个部队的问题，所以准备以4野司令员林彪为中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活动时，我们还都是学生，林彪比我的年纪更轻。我想请颂公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论班辈又感觉有些为难。请你先考虑一下，再同颂公婉商。”

程星龄闻言又是一楞，且不说毛泽东开口必称“颂公”，就是对程潜的安排，也是他和程潜从来没有也不敢奢望的。想当年，程潜在辛亥革命时任武汉前线重要指挥官，讨袁、护法时，任湖南总司令，蒋介石也还是个学生，就是在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海陆军大元帅府时，程潜就任军政部长，蒋介石还是他的部下，可蒋介石从来就没有像毛泽东这样尊敬过程潜。更令他吃惊的是，毛泽东对于一个刚起义人员的安排，还说什么要请他先考虑婉商，便动情地说：

“主席，您现在是开国元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要再叫‘颂公’‘颂公’这些尊称了。再说程先生这次来京，承蒙主席这么优待，他的感激心情，不是语言所能形容的。关于工作的安排，主席怎么安排，他都会欣然从命，更何况安排如此高位！这一点，我很清楚，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摆了一下手说：

“不，还是要请你先考虑好了，去同颂公商量一下，明日回我的信。”

程星龄禁不住说：

“主席，您对颂公太敬重了，对我也太客气了，使我不知说什么才好！”

毛泽东很认真地说：

“颂公是老前辈，我们做晚辈的当然应该尊敬。敬老尊贤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共产党人更应将它发扬光大！”

他还说：

“颂公在军政界搞得久，旧部多。这些旧部，需要安插而又可以安插的，我们尽可能给以安插。可能还有人向他要点钱，或者他自己想送点钱给老朋友老部下，都得替他设想到，免得他为难。现在决定，由政府按月送给他特别费大米5万斤，由他自己开支，不受任何限制。颂公是老年人了，免不了留恋家乡。他在长沙有所房子，我们在北京也替他准备了一所房子。他在湖南有个职务，在北京也有职务，可以在长沙住，也可以在北京住。只要他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不要搞具体工作，让他过好晚年。”

程星龄激动地说：

“主席，您既是亿万人民的领袖，也是敬老尊贤的楷模！我回去给颂公传达，我相信他会感激不尽的。”

程星龄回到北京饭店，把毛泽东的谈话如此这般地全部告诉了程潜，程潜激动地说：

“我这个多年与共产党为敌之人，刚投向人民，就受到毛主席如此殷切关怀，怎能还有什么意见，只觉自愧！”

他抬头望望窗外，无比感慨地对程星龄说：

“星龄，我同蒋介石共事一二十年，蒋的机密从未让我与闻过。这次一到北平，毛主席就把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的计划给我看，还征询我的意见。这是极其重要的军事机密啦！毛泽东对我们这些起义的老人，是既尊重又推心置腹。从这也可看出，毛泽东确实如行严所讲的襟怀宏伟，一代伟人啊！”

后来，毛泽东为了照顾好程潜的生活，特意安排程潜的大女儿程熙作为公职人员在家照顾父亲，要她不要急于出去工作。他对程熙说：

“将来，一定会给你安排工作的。”

9月20日傍晚，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用打拉两种办法迅速解决宁夏问题”给彭德怀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张阎甘：

19日电悉。你们处置甚对，傅作义明日可返平，当与面谈拒马入绥。你们则靠自己力量，用打拉两种方法争取迅速解决宁夏问题。

军委 哿酉

欲知宁夏问题能否顺利解决，请耐心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谈到他的办公室时说：“我刚到这里时，盆花多得很，简直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小花园。你说这行吗？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是为劳苦大众翻身，不是图自己享受，与李自成、国民党不同的也就在此。所以我说，过去我不管，现在我住在这里，就不要摆这么多的花了。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还会有工人、农民代表来，他们来了，要看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在这里摆了那么多漂亮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风气就不好了。当领导的一定要带好头，不然，上梁不正下梁歪啊。”这些话对于后人来说，可谓是金玉良言！只可惜后人不肖，渐渐酿成奢靡之风，陈规陋习，沉渣泛起，比起旧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呜呼！败亡之象已露端倪，可不察乎？

第60章 1949年9月21日—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话说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的家从香山双清别墅搬进了北平城内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最初入住菊香书屋的第一位中共领导人是林伯渠，他住的是主建筑北屋。毛泽东和周恩来进入北平后，也在菊香书屋内临时休息和接待客人。毛泽东住在东厢房，周恩来住在南屋。他们的办公地点则在颐年堂。毛泽东是下午进城，晚上在含和堂吃饭，晚8点左右返回双清别墅的家里。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关于毛泽东一家从双清别墅搬入菊香书屋的时间，一些有关人员在他们的回忆资料中留下了诸多不同的说法：有说在5月间，有说在6月间，李敏说是在7月，吴冷西说是在9月中，卫士周福明说在8月23日，还有不少材料说是在9月21日。本传前面曾经说到9月初毛泽东还在双清别墅接待了司徒美堂老先生，鉴于此事，笔者只能权且从众说，将毛泽东一家搬入菊香书屋的时间，定在9月21日。

早在毛泽东搬家前，有关方面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整修，中南海里里外外已经焕然一新了。于是，北平市市长叶剑英便打了一个报告，请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迁入中南海。可他等了几天，也没见到回信，就直接到双清别墅找毛泽东当面催请。

“我不搬。”毛泽东坚持他的意见。他见叶剑英走了，就对周恩来说：“我不做皇帝。这个叶剑英真固执。”

周恩来明白，毛泽东忌讳皇帝住过的地方。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民国初年，袁世凯、黎元洪、曹锟的总统府，张作霖的大元帅府，北洋军阀的国务院、摄政内阁，都设在中南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何应钦的“北平军分会”，李宗仁的“北平行辕”，也是设在中南海里。所以，毛泽东一直反对搬入中南海里去。周恩来见他这样责怪叶剑英，便含笑说道：

“你还是应该听父母官的。”

“我偏不听，这是原则问题。”

“剑英坚持你进中南海也有原因，这个地方连个围墙也没有……”

“不谈不谈。”

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周恩来无奈，便说：

“好，不谈就不谈。”

他见自己无法说服毛泽东，只好去搬援兵。

这一时期的情况是：刘少奇一进北平，就到天津去参观访问，拜亲访友，接着又去苏联多时，才刚刚回到北平。朱德一直忙于参观、游览、访问、谈话。任弼时因病魔缠身，完全脱离工作休养，不多出门活动。毛泽东每天除了要接见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各方面的人士外，还要指导筹备政治协商会议和处理前方战事问题，经常往来于香山与城内之间，工作很不方便。周恩来希望他搬进中南海，是为了工作方便，减少从香山到城里路上的往来时间，更主要的还是考虑毛泽东的安全，中南海四周的红泥高墙是天然的屏障。为了说服毛泽东，周恩来只好去请朱德帮忙，一起同毛泽东谈搬迁的问题。他对坐在一边的朱德说：

“老总啊，主席住进去，我们才好高枕无忧呵！”

朱德说：

“是啊！否则，我们现在就造办公大楼也来不及呀。”

毛泽东当然也不愿意大兴土木再为党中央新建办公楼房，听朱德如此说，就只好说：

“这样看来，我还得少数服从多数啊！”

周恩来比较了中南海的各处房屋，觉得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综合条件比较好一些，就和林伯渠一起腾出来，让毛泽东一家居住。

中南海始建于金代，历经元、明、清诸朝，作为封建帝王的行宫和御苑，已有800余年的历史。这一庞大的建筑群坐落在北京故宫的西侧，在文津街北海大桥以南，有中海、南海之分，合称中南海。明清时期，中南海与北海统称“三海”，又名太液池，总面积约1500亩，其中水面约700亩。

在中南海的红墙内，南海北岸的西侧，从西数第一个建筑群叫丰泽园。丰泽园背靠中海，南濒南海，东与勤政殿相连，西为静谷，景色秀丽而幽静。这里是“西苑”的一部分，是清朝皇帝每年春季举行亲耕仪式之前，来此演习农耕的地方。

丰泽园的正门是一座楠木大门，大门上方横挂着一块棕黑漆底的大匾，上面刻着“丰泽园”3个金色的欧体汉字。横匾上方正中有一块乾隆皇帝的大方印印迹。在丰泽园大院内，又分为一些小的建筑群，如颐年堂、菊香书屋、春藕斋等，每个独立建筑或建筑群都挂有匾额。

在丰泽园大院内，除了毛泽东一家外，还住有刘少奇、朱德、林伯渠、彭德怀、杨尚昆、陆定一、胡乔木等各家，并住有许多工作人员和战士。而在丰泽园大院之外，在中南海北面的西花厅住着周恩来、邓颖超一家；中南海中部住着李维汉一家。

毛泽东一家就住在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内。

挂着“菊香书屋”匾额的地方只是一个过厅，是菊香书屋的前门，站在这里可以看到鱼儿游动的清澈的湖水，穿过这个过厅才是菊香书屋的院落。这是一座明代建筑的、坐北朝南标准古朴的、长方形四合院。进入院内，呈现在眼前的是几株百年松柏，金黄色的琉璃瓦房顶，掩映在绿荫丛中；地面上有南北、东西两条小径，交叉成十字，把院里的草坪自然地变成了田字形。整个院落的布局很严谨，有北屋、南屋和东西厢房。

北屋5间，成一明两暗的形式，房屋高大，跨度也大，显得非常宽敞。正中挂有“紫云轩”匾额的一间，是个过厅。东侧两间相通，是毛泽东的起居室。西侧两间有山墙相隔，靠过厅的一间，是江青的寝室。不过，江青更多的时间是住在南屋。另一间与西厢房北侧两间相通，是毛泽东的藏书室。穿过北屋的过厅出北门，又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可称为后院，与中海岸边上的马路仅有一墙之隔了。

东厢房5间，中间是过厅，毛泽东和全家人在这里吃饭。毛泽东的衣服和来宾的衣服也都挂在这里。北侧两间相通，且与过厅相通，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南边两间不通过厅，也不在菊香书屋院内开门，而是把门开在东厢房背后的夹道内，是一个储藏室。

西厢房5间，正中一间是挂“菊香书屋”的穿堂过道，是从院里外出的通道。北侧两间相通，且与北房的藏书室相通，是毛泽东的书房。南侧两间是江青的会客室，后来改做活动场所，乒乓球室。

南屋与北屋的结构相同，也是5间。正中是穿堂，南可去南院，北可回菊香书屋院内。南屋东侧两间是江青常住的起居室，靠穿堂一间是卧室，另一间是洗漱室；西侧两间，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曾分别住过。

南院的东房可以说是一个集体宿舍，后来住着江青的姐姐李云霞，她是照顾李讷的，她的儿子王博文住在里屋。李敏、李讷和刘思齐也曾住在这里。毛岸青、毛远新也曾住在南院。

叶子龙和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住在一个叫含和堂的院子里，和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相连。

毛泽东的书房，简朴而雅致。木雕屏风和丝绸帷帘显示出一种淡雅的情调。像街灯一样的大吊灯，挂在距沙发10英尺高的地方。房间里放着一套沙发、书架和写字台。罩着台布的书桌上，放着一只茶杯和一只放大镜；书籍横着堆放在一起。大木板床的一边，一条长凳上是很厚的一摞书，另一边是痰盂。窗户外是一小块菜地，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或休息时，常去照料他种的蔬菜。

在刚整理菊香书屋的时候，书房里的一个大沙发须要搬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于是，李银桥便指挥着几个卫士搬沙发。由于沙发太大，门比较小，李银桥他们几个人试来试去，就是没有办法搬出这道门，只好又将沙发搬回了原处。毛泽东走了进来，他问：

“怎么没有搬出去？”

一名卫士说：

“门太小，出不去。主席，干脆就留在屋里吧？”

毛泽东看了看卫士，在沙发边来回踱步，时而望望沙发，时而瞥一眼门，终于停住脚步，慢条斯理地问道：

“有件事我始终想不通。你们说说，是盖起这间房子后搬来沙发呢，还是先摆好沙发，再盖起这所房子？”

卫士们听毛泽东如此一说，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毛泽东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出去继续散他的步。

“还愣什么？搬吧。”

李银桥招呼一声，大家又干了起来。卫士们这一次开动了脑筋，不时变换方式，最后把沙发立起来，先出沙发背，在某一角度及时转弯，终于将沙发搬出了门。

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时，不时笑着望望卫士们。他一见把沙发搬出了门，便走过去问道：

“怎么样啊，有什么感想？”

一名卫士说：

“没错，是先盖起房子后搬来沙发。”

毛泽东笑着说：

“我也受到一个启发，有一点感想。世界上干什么事都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究认真。”

一切都整理布置好了，唯有厕所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有的厕所在后园，毛泽东去厕所，要走上很长一段路。来开会的人和来访的客人，上厕所也不方便。卫士们和修缮队的师傅一起研究后，在毛泽东办公室后窗的地方，按卫生间的标准盖了一间平房，又把办公室的墙开了一个口，装上门，与卫生间相通，这就方便多了。毛泽东高兴地问：

“你们谁想出的这个办法？”

阎长林说：

“这是我们和修缮队一块研究的。”

毛泽东说：

“这样就方便了，你们费心了，谢谢大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菊香书屋的房子以前是靠烧地炉子取暖的，因为年久失修，火道都不通了。为了平日里用热水和到冬季取暖，修缮队便在各房间里安装了暖气片，又在靠近毛泽东办公室附近的一块空地上，修建一个小锅炉房。这一天，阎长林正在行政科领东西，一个卫士慌慌忙忙地来找他，把他拉到屋外，紧张地说：

“主席发脾气了，哨兵被罚站，正在院子里站着呢。”

阎长林一听就说：

“我回去看看。”

“现在你先不要回去，如果你回去了，你也要被罚站的。”

“我不能不回去，罚站也得回去。”

阎长林回到菊香书屋，见值班哨兵果然直挺挺地在院子里立正站着。他一问才知道，毛泽东工作了一个通宵，刚刚回到卧室里去休息。哨兵立即让修锅炉的工人们停工，可一个工人说：“马上就完了，马上就完了。”说罢，还继续干他们的活。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不小心将一个水管砸在了洗澡盆上，“当啷”一声，把毛泽东惊醒了。毛泽东穿着睡衣走到院子里，怒气冲冲地对哨兵说：

“你知道我睡觉了，你们还用这么大的声音把我惊醒，你给我立正站着！”

哨兵见毛泽东发脾气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只好立正站着。毛泽东见他这样，又说：

“好吧，你就在这里站着，等我起床以后你才能走。”

他回到屋里，往外看了看，见哨兵还在院子里站着，就改口说：

“你不要站着了，回去吧。你要写检讨，为什么知道我睡觉了，还弄这么大的声音？”

阎长林赶紧走到哨兵跟前，说：

“走吧，再站着主席又该生气了。”

他带走哨兵后，向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和副处长王敬先做了汇报，又召集警卫班开了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毛泽东起床了，他又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笑了笑说：

“让我休息好了，我也就没有意见了。你向大家解释一下，工作中有缺点，改了就好，不要记在心里，不要影响工作。”

后来，小锅炉建好了，毛泽东洗澡很方便，他对卫士们说：

“以前我每次擦澡，都是你们用脸盆端水，擦完澡，还得请你们帮我把水一盆一盆端出去倒掉，真是麻烦你们了。现在可好了，已经是自动化了。”

毛泽东从卧室到办公室，必须经过院子中心。阎长林提议说：

“晴天倒挺好，走几步路还可以活动活动，一到刮风下雨，行走就很不方便了。将来到了冬季，冰冻路滑也得从这里经过，如果搞一个走廊是最好不过了，既方便又安全。”

毛泽东不同意，他说：

“没有必要。花好多钱搞个走廊，就与艰苦奋斗的作风不相符了。”

丰泽园的大门和外面门柱上的油漆都脱落了不少，有的柱角连里面的麻皮都漏出来了，工人们搭好脚手架，正准备重新油漆。毛泽东看见了，他说：

“告诉行政部门，这里不需要刷油漆，过几年再修理吧。我住的地方不要和公共场所一样花那么多钱，搞那么漂亮。”

就这样，菊香书屋基本上成了毛泽东后半生的寓所。菊香书屋尽管布局严谨，却也有两大不便：一是由于院内松柏的阴影，加上古建筑的飞檐，使得毛泽东的寝室和办公室内的光线很暗，一到秋末、冬季、春季，即使在白天，也须借助灯光照明；二是毛泽东外出开会乘车或接待特殊客人，都必须步行到丰泽园门外，或走出紫云轩东侧夹道北头的便门。尽管如此，毛泽东却一直喜欢这所典型的居民大院式房屋，不愿有任何改动。

9月21日19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怀仁堂曾是慈禧太后的寝宫，被称作仪銮殿。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这里成了联军统帅瓦德西的统帅部。宣统皇帝退位后，袁世凯也在这里办公，在这里做过皇帝梦。他死后，灵堂也设在这里。人民解放军入城后，延安俱乐部主任钟灵受命和美术家张仃一起，将怀仁堂重新设计装饰一新。

怀仁堂主席台正中的墙上，悬挂着两位伟人的画像，一位是孙中山，一位是毛泽东。两边挂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以及特邀人士共662人。其中有毛泽东的老校长符定一和老师黎锦熙。每个代表胸前都戴着红缎子条条，上面印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12个金色小字。

人民政协代表的广泛性，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具有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会议开幕前，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了全体代表。他与茅以升等科学家亲切握手时说：

“你们都是科学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很重要，我们要建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这是茅以升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晚，他就将毛泽东这句话写进了日记里。

晚7时整，大会主席团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出席会议的单位、代表人数和大会日程。

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政协筹委会主任、大会主席毛泽东，胸前别着一枚刚刚赶制出来的代表徽章，面带微笑，从主席台正中的座位上站起来，庄严宣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

全体代表起立，乐队奏响《人民解放军进行曲》，54响礼炮在场外轰鸣，代表们热烈鼓掌长达5分钟之久。

毛泽东满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用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以沉稳、缓慢的语调致词，他说：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100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地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毛泽东简短的讲话，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接下来，刘少奇和特邀代表宋庆龄、民革代表何香凝、民盟代表张澜、解放军代表高岗及陈毅、民建代表黄炎培、中华总工会代表李立三、新疆代表赛福鼎、特邀代表张治中及程潜、华侨代表司徒美堂，分别发表了演讲。

司徒美堂在演讲中说：

“现在我们大家来共同协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大计，这真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件大喜事。我代表美洲华侨回国出席这个会议，飞越半个地球来到北平，用最热烈的心情，向大会祝贺。”

陈明仁也在会议上发了言，他说：

“我起义了，这既是对白崇禧实行兵谏，也是我对蒋介石的大义灭亲……我记得我在黄埔的时候，蒋介石经常对我们说：‘我是革命的，实行三民主义的，我什么时候不革命，你们应该打倒我。’我现在发现蒋介石不仅是不革命，简直是反革命，简直是人民公敌，我当然要打倒他。并且不但我要打倒他，就是凡是黄埔同学乃至全国人民都要起来打倒他的。他是我们校长，现在我便给他一个大义灭亲，我想蒋介石用不着怨恨我，应该去怨恨他自己。”

陈明仁的话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会议休息时，毛泽东接见了陈明仁，亲切地对他说：

“你顺利地过了战争关，过来了就是好的。你今后打算干什么？是从政？还是从军？从政，就打算给你拨一笔特别费，由你全权开支。”

“报告主席，我是一个军人，还是想在军事上为国家尽点力量。”陈明仁沉思片刻，继续说：“不过，我那个部队还叫国民党军起义部队，据官兵反映，老百姓见了这个符号，就当是国民党的兵，大家感到不光彩，还是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吧！”

“那好，你还是去带兵吧。我们拟把你的1兵团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仍由你当司令员。当然，今后困难还会很多，要有思想准备。”毛泽东递给陈明仁一支香烟，自己也点燃了一支，又问道：“你有什么条件吗？只管说罢！”

“报告主席，我现在真正地服了共产党，我一点条件也没有。”

“哎呀，人家有条件的，我倒好办，你这个没有条件的，我倒不好办呀！这样吧，从今以后，解放军有饭吃，你也有饭吃，共产党的军队有衣穿，你也有衣穿。一视同仁，绝不会有半点亏待你的地方。”

陈明仁回去后，越想越不对劲：“毛主席让我提条件，我怎么说一个条件也没有呢？”于是，他就又去找毛泽东，提出了很多条件，他要求打仗，要求让他参加作战立功。毛泽东笑着对陈明仁说：

“子良将军，你的志愿是好的，但目前部队未整训，马上去前线，逃兵必多。作了初步整训之后，如有作战机会，上前线打几仗是好的。”

9月21日晚，毛泽东给张治中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文白先生：

迪化方面复先生两电，今附上。前次先生致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共联络员邓力群妥为接洽。邓力群（邓飞黄之弟）已由伊宁于15日至迪化与陶、鲍见了面，谈得还好。关于周、黄两军，自向甘凉肃退后，现在何地不明。已电彭德怀同志注意与该两军联络，不采歼灭方针而取改编方针，未知能如所期否？要紧的，除由迪化派代表去兰州谈判外，周、黄自己应迅速主动派代表去前线认真谈判，表示诚意。因我军已由兰州青海分两路向张掖疾进；而周、黄自天水西撤后，沿途派人谈判均未表示诚意，一面谈，一面跑（大概是惧歼，图至河西集中保全），使我前线将领有些不耐烦。（兄给周嘉彬信已送达周部，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现在先生如有电给周，可由邓力群交陶峙岳转去。

敬问日安！

毛泽东

9月22日，张治中遵照毛泽东信中的嘱托，致电陶峙岳、包尔汉说：

“9月17日两电均悉。兄等态度正确，措置适当，至为欣慰。毛主席阅电亦表嘉许。至于我何时去迪化，当秉承毛主席的意旨，决定行期后再行电告。”

9月22日下午3时许，值班卫士王振海通知刚刚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王鹤滨说：

“毛主席叫你到他那里去。”

王鹤滨随着王振海来到菊香书屋，踏上北屋的台阶，见双开门的门框上方有一块木匾，上面镌刻着3个大字：“紫云轩”。进了大门，王振海把王鹤滨带到东侧的门里，便退了出去。

这里是毛泽东的起居室，毛泽东穿着一件用毛巾布做的旧睡衣，向右侧卧在床上，手持着线装书，正在阅读。室内的光线不足，屋顶上的灯和床头桌上的灯都亮着。毛泽东见王鹤滨进来，立即将书放在床东侧的书堆上，移动了一下躯体，面对着王鹤滨斜靠在床头上，以手示意王鹤滨坐在床边西侧的一把靠背椅子上。他伸手从床头桌上拿起了烟嘴，插上一支香烟，点燃后，用手晃灭了火柴棒，放入茶色玻璃烟灰缸内，很有滋味地吸了一口烟，微笑着说：

“王医生，目前我这里的事情不多，有时间你还要多照顾一下其他几位书记。”

说完又把烟嘴插入嘴里吸着。王鹤滨以前虽然已经和毛泽东见了3次面，但他和毛泽东单独相处，这还是平生第一次，难免有些拘谨。毛泽东见他全神贯注地听着，没有什么反应，一副又拘束又认真的样子，就忍不住想笑，于是便提高了声调，粗犷而又嬉戏地说：

“王医生，你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啊！”

这句话一出口，连他自己也失声咯咯咯地笑了，笑得连双肩和颈部也抖了起来。王鹤滨这位出身于农村的孩子，什么粗话、脏话、骂人的话没有听过，没有说过？可如今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俗语，竟然从毛泽东的口中说出，他听了不由得先是一愣，继而明白了毛泽东是故意用这些直率的乡野式的语言和自己交谈，用以活跃气氛，于是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就是毛泽东特有的“速成”亲切法。

这一天，奉调广州任副市长的原长春市委书记朱光，借南下途径北平之际，来看望老首长朱德。他正与朱德在庭中散步，住在不远处的毛泽东信步走来。毛泽东一见朱光，不觉一怔，未等朱德开口，就似笑非笑地指着朱光问道：

“你，你是哪一个？”

朱光马上进入戏剧角色，拉长声调说：

“我——朱光是也！”

“好你个朱光，你还认得我吗？”

“哪个不识你——中外皆知的伟大人物！”

“那么，你为何看总司令而不看我？”

“因为我和总司令同宗、同姓，同一宗派山头。”

朱光这话虽是戏言，却也有因：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太行抗日前线担任过朱德的秘书兼第18集团军总部秘书长，与朱德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只听毛泽东说道：

“你既然把我划为外人，难道你不怕我见外，把你忘记吗？”

朱光答道：

“你忘不了我朱光！”

“为何忘不了？”

“因为我还没有给你演出《奥赛罗》呢。”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道：

“是的，我还要领教你的表演提高我的书法嘛！”

朱光应邀来到毛泽东的书房，兴致勃勃地浏览着书架上那琳琅满目的藏书。毛泽东看他的神情，便开玩笑说：

“你这个朱光，还想夺走哪几本书呢？”

朱光连忙赔笑说：

“岂敢，岂敢。我不要你的书，只要你的墨宝。”

二人又谈起12年前那“夺书事件”，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一时高兴，挥毫书写了一幅草书《七律·长征》，并书：“附赠征人”，送给朱光。朱光也乘兴抒情，书写了一首诗：

四载风云塞北行，肩钜跋涉愧才成。如今身是南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

落款处署的是：“朱光于1949年建国前夕古都中南海书法家之府”。

毛泽东看罢，提笔将他那落款中的“法”改为“癖”，将“府”改为“家”。朱光见了不以为然，他说：

“主席，何必如此，过不了几日，你就是一国之主了。我尚且故隐其讳，否则，我不该写‘主席府’了吗？”

“你这个朱光上皇，你要给我加封加冕而称为王霸吗？朱光，我们出身草莽，不可忘本！明天也罢，明年也罢，千万代也罢，你我始终如一，要祸福与共，甘苦共尝，同称同志，同叫背枪的，当兵的。多少年，我们当兵的来无踪，去无影，行无定所。时至今日，我们人民，我们党胜利了，这才有了‘家’。我指的不是什么书法家之类的‘家’，或者是这个‘家’，那个‘家’；也不是说以‘府’称‘家’的‘家’；而是人民的‘家’，党的‘家’。人生一世，保全一‘家’，足矣，足矣！”

毛泽东说罢，提笔又为即将南行的战友写下了一幅赠言：

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朱光同志

毛泽东

朱光听了毛泽东的话，看着这幅赠言，不禁为之动容。

9月23日，毛泽东复电给新疆省主席包尔汉、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他写道：

包主席、陶将军：

申皓电悉，极感盛意。新疆局面的转变，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及贵总司令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新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特此布覆，敬颂勋祺。　

毛泽东 申梗

9月23日下午，毛泽东和朱德准备在晚上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有关起义人员。在圈定被邀请人员名单时，毛泽东说：

“这次邀请的虽然都是有功的主要起义将领，但不要忘了我一师的那个小同学程星龄，他在促进程潜、陈明仁起义中是有重要贡献的！”

这天晚上，毛泽东、朱德在中南海请了五六桌客，被邀请者大多是军方代表。在宴会开始前，张治中对毛泽东说：

“有一件事我想请问你，不过你如不便公开使人知道你的意见，我当保守秘密。”

毛泽东说：

“你说吧。”

张治中问：

“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同意哪一个国旗图案？”

毛泽东说：

“我同意五颗星一条黄河的图案。你觉得如何？”

张治中激动地说：

“我反对这个图案。红色的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中间这一杠，不变成分裂了国家分裂了革命吗？因为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横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人们很容易认为是分裂了国家。再说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想到是一根棍子。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孙猴子的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一根金箍棒干吗？不如用一幅五星红旗。”

毛泽东听了张治中的一番议论，沉吟道：

“哦，这倒的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不少人主张采用五颗星一条黄河这幅，也举出不少理由。这样吧，我还要找些人座谈一下，你也来。”

9月23日夜，毛泽东就沈雁冰请他为《人民文学》书写刊名并题词一事，给沈雁冰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雁冰兄：

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沈雁冰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后，展读之余，又打开随信附来的一张宣纸，只见上面写的是：

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毛泽东

9月24日，沈雁冰拿着毛泽东的题词来找周扬，高兴地对周扬说：

“主席这个题词，语重心长，我们的担子可不轻呵！”

9月25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的统治。通电全文如下：

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诸代表钧鉴：

我驻新将士三四年来秉承张治中将军之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而张将军复备致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转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正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烈之期望，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努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8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

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新疆省警备总司令 陶峙岳

副总司令兼整编42师师长 赵锡光

整编骑1师师长 韩有文

整编78师师长 莫我若

旅长 钟祖荫 李祖唐 田子梅 韩荣福 郭全梁

朱鳴刚 罗汝正 刘抡才 杨廷英 马平林 同叩

张治中从毛泽东那里看到了这一电文非常高兴，他又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新疆概要的问题》，送给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新疆民族自治、改组政府、改编军队、经济建设等方面的建议。

9月25日晚，按照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议程，就要通过国旗、国徽、国歌方案了。毛泽东、周恩来约请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召开座谈会，协商国旗、国徽、国歌问题。

毛泽东在座谈会上手持两幅图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条横杠；一幅是五星红旗，多了个镰刀斧头。前一幅的说明是：红旗象征革命，五星代表共产党，横杠代表黄河。毛泽东介绍了张治中对五颗星一条黄河旗的意见，然后说：

“我知道反对这黄河的在大会里恐怕只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座的不反对这面国旗的，恐怕有四分之三或者三分之二，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总不够圆满，我们一定要选一幅让全体一致通过的才好，大家再想一想。”

《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中的38幅图案环列在会场，代表们默默思量着最理想的方案。田汉端详着由上海普通市民曾联松设计的第32号图案，对毛泽东说：

“这是一幅很理想的画面，只是上面的镰刀斧头是否必要？”

毛泽东说：

“不错，镰刀斧头可以去掉。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着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划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德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我看这个五星红旗好。”

与会者将图案逐一传阅后，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议定以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在大家讨论对5颗星的书面解释时，有人说，中间的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4颗环绕的小星，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几位代表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说，4颗小星代表4个阶级，恐怕不妥。假如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国旗不是又要改了吗？毛泽东敏捷地说：

“那我们把说明改一改好不好？不说4颗小星代表4个阶级。这个图案表现我国人民的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国旗方案就这样定下来了。后来国旗的设计者曾联松曾经先后在1950年和建国30周年，非常荣幸地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亲眼目睹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冉冉升起。

座谈会接下来讨论国歌问题，会议一时冷了场。的确，国歌既要有庄严性，又要有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时代的精神面貌，一时还真不容易寻找这种适合多方面要求的词曲。著名画家徐悲鸿见大家都不说话，就提议说：

“苏联在成立之初，曾以《国际歌》代国歌，我们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马叙伦也主张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周恩来说：

“这支歌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

“我记得我在美国时，听见有美国青年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这说明这支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就选这支歌吧。”

刚从美国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说：

“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有历史背景，像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还有，这支歌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另外，在国际间这支歌也建立了它的地位。我在美国同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罗伯逊见面时，他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合还是朋友间都唱。这样看，《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伟大的历史地位。按一个歌曲本身讲，好坏不靠几位音乐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去下判断。《义勇军进行曲》按它本身的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况编拟，希望能用聂耳的歌谱，歌词另拟。”

有的委员也说：

“歌词在过去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

还有人说：

“歌曲子是很好，但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后关头’，不妥。最好词修改一下。”

周恩来主张用原来的歌词，他说：

“这样才能鼓动感情。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

毛泽东说：

“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要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

他的结论一出，全场鼓掌，表示赞同。毛泽东高兴地和大家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在这一曲激荡人心的代国歌声中结束了座谈会。

9月26日凌晨3点，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尚未讲话而应讲话或想讲话的人们，如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章伯钧、张元济、周善培、李书城、柳亚子、张学思、杨拯民、罗隆基、李锡九、李烛尘……等人（名单应加斟酌），本日上午或下午必须逐一通知他们写讲稿，否则明天来不及讲了，请注意及时组织此事。”

接着，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西北局，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德怀同志，并告西北局：

25日电悉。

一、陶峙岳派曾震五来兰谈判是试探性的，你们应对曾震五做工作，争取他站在我们方面，而不着重谈判新疆问题的具体解决方面，因在我军入新以前谈不到具体解决。

二、曾震五今冬不要进军的意见，你们也不要驳他，即不要表示今冬一定进军。但在实际上，你们应确切地于11月1日或10月以前准备完毕（皮衣、皮帽、毡鞋、水壶、汽车、汽油、粮食、现洋、钞票等等及最重要的政治动员和干部准备），以便在11月上旬或中旬实行进军。主力准备车运及步行，一部准备空运。我们除为你们准备400辆汽车及皮衣、现洋、钞票等事而外，正在为你们交涉30架至50架运输机。

三、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国民党军队及党政大概有七八万人，号称10万人），并使张治中、陶峙岳、刘孟纯等为我们服务，使新疆能够和平地少破坏地接收过来，并有秩序地改编国民党军队。张治中可待11月我军开始前进时，来兰州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会（已与贺谈过，就边区政府基础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彭为主任，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任），然后和彭一道入新。

四、新疆的统帅机构应是新疆军政委员会，彭兼主任，王震、张治中、包尔汉为副主任。省政府改组，包尔汉应仍为主席。委员应是汉人占少数，维族及其他族占多数（现在包尔汉省政府是汉人10名，维族等15名，我们入新不要变更这个比例）。这一基本方针已取得包尔汉及迪化友人方面的同意，请你们加以注意。

五、甘青可以不成立军政委员会。陕甘青3省府的人选可以照你们所拟办理，即陕省府以马明方为主席，甘省府以邓宝珊为主席，王世泰为副主席，青省府以赵寿山为主席。

六、入川军事，待邓小平到平谈妥后再告。

毛泽东 9月26日

9月2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包尔汉和刘孟纯、屈武等率新疆省政府及所属单位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驻迪化。

9月26日上午11时，周恩来、林伯渠联名邀请了二三十位年逾7旬的辛亥革命以来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请柬上注明有要事相商，务请出席。

此前，以周恩来为组长的第3小组，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考虑到应照顾人民的传统和习惯，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后面加注了“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由此，在国名问题上又引发了新一轮争论。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谭平山、梁希、许德珩、吴耀宗等代表，在全体会议上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提议统一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消共同纲领和组织法草案中“简称中华民国”的字样，另由政府以法令规定之。提案最后说：“在我们将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难道还要对已经走上死亡的旧中华民国再喊‘万岁’吗？”马叙伦等人的提案一出，各位代表围绕着提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各种意见。

周恩来作为东道主之一，在午宴上开宗明义地说：

“今天请来赴宴的，除三几个人以外，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专门听取长者的发言。各位在讨论文件时，都看见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关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黄炎培首先发言，他说：

“由于中国老百姓落后，感情上习惯于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会议3年一届，3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何香凝说：

“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他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接着发言的是在辛亥革命后归隐了38年、平生不写民国国号的清末进士周善培（字致祥），他说：

“我反对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群众对他没什么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发言说：

“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4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最近22年来，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

司徒美堂越说越激动：

“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3年以后再改？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全体在座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也顾不上满桌的丰盛菜肴了，纷纷发言。人口学家马寅初说：

“中华民国这个简称，实在是不伦不类，不像话的。”

教育学家车向忱说：

“至于人民一时不能接受的问题，只是宣传教育的事。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个革命的政权的性质，万万不能因噎废食。何况，老百姓是不是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中国民主同盟会主席、法学家沈钧儒说：

“有些群众还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政协会议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大漏洞，万万不可如此。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它简称。如果一定写上，那么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有不便。”

陈嘉庚也说：

“大家对中华民国绝无好感。当然，落后的人一时不习惯，过些时候就好了。”

周恩来最后说：

“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后，送主席团常委参考，由主席团作出最后决定。”

就这样，大家畅所欲言，边吃边谈，午餐用完了，意见也基本趋向一致。

欲知座谈会上众人的意见能否被主席团常委接受，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政协会议对于国旗、国歌、国名3个问题的讨论发言，很值得认真一读。关于国名，毛泽东早有考虑，在1948年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就已经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但新中国的国名毕竟是全国人民的大事情，应该博采众议。因此，不但在会议上让代表们充分讨论，而且又让周恩来召集几十个年逾七旬的老人征求意见，这正是毛泽东一贯的民主作风。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代表们的发言中看出人心的向背。特别是司徒美堂的那些话，谓之“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一点也不假。不信，你再读一遍试试？

第61章 1949年9月27日—

“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话说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全文如下：

一、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

二、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

三、全体一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代国歌）。

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9月28日，毛泽东起草了他和朱德联名给新疆军政要员的嘉勉电，他写道：

陶峙岳将军及所属部队将士们：

包尔汉主席及所属政府工作人员们：

你们9月25及26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人民的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

同时，毛泽东、朱德命令彭德怀、王震：

“尽快进军新疆，早日完成保卫和建设西北边疆的光荣使命。”

不久，陶峙岳的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由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任政委。

9月28日晚饭前，胡乔木告诉钱三强说：

“今晚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宴请意大利团结报记者斯巴诺。报纸是社会党的。请你去给毛主席当翻译。”

钱三强立即来到宴会厅，坐在毛泽东和斯巴诺中间。毛泽东首先向斯巴诺介绍了在座的几位领导人，包括青年团的领导人冯文彬，接着请斯巴诺提问题。

斯巴诺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毛泽东一一作了回答。斯巴诺又提到了新中国的安全问题，他说：

“你们即将成立新中国，美国从大陆上被赶了出去，可能不会甘心。如果他们寻找借口，进行干涉，你们准备怎么办？”

钱三强如实将这一尖锐问题作了翻译。毛泽东略加思索，诙谐而坚定地说：

“他们要干涉，就叫他们来吧！他们要捅一个马蜂窝，马蜂被惹怒了，会飞起来蛰他们的！”

毛泽东的湖南口音把“蜂”和“烘”说成一个音，钱三强一时没听懂，又不好随便翻译，便转过脸问旁边的人：

“马烘是什么动物？”

旁边的人说是“马蜂”，不是“马烘”。钱三强忍不住笑了，在座的人也都笑了。斯巴诺看到这情形感到莫名其妙，待他听了钱三强的翻译，也被毛泽东这个通俗的比喻和妙趣横生的回答逗乐了。他连连点头，表示赞赏。

9月29日，以赛福鼎为首的新疆代表团，就陶峙岳、包尔汉通电脱离广州国民政府一事发表声明，声明中写道：

我们在北京正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之际，听到了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领新疆军政人员发表通电，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的声明，我们认为这种符合人民要求的声明是正确的，也是新疆人民的愿望。

多年以来，为争取自由解放而奋斗的新疆人民，也包括已解放的伊犁、塔城、阿勒泰3区人民在内，由于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支持，和平地获得了解放，衷心表示感谢。新疆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行将改组的新疆省政府的领导下，坚决保证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到底。几年来反对迪化国民党反动政府而今后在和平环境下为全疆人民的自由奋斗的3区人民，坚决保证必能和全省人民一道，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新疆而奋斗到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代表：赛福鼎 阿里木江 涂治

9月30日，毛泽东接见30多位国民党起义将领。邓兆祥在谈话中表露出对昔日走错了路而内疚。毛泽东将手臂在空中猛地一挥，说道：

“我们看问题不要割断历史嘛！这是当时历史条件造成的。现在，你们走到革命路上来了，这很好嘛！要坚持下去！”

邓兆祥，1903年出生于广东省肇庆市，1930年到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鱼雷航海信号枪炮学校学习，1934年学成回国。前面已经说过，他参加了“重庆号”巡洋舰起义，指挥航向，保证了起义成功。1955年，邓兆祥被授予少将军衔。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在怀仁堂举行，主席台上展现了精心制作的鲜艳的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全体与会者起立，掌声雷动。

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

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成为中国人民的大宪章，它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规定了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实行民主集中原则和人民代表大会制。

会议选举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选举出了180位全国政协委员会。符定一、黎锦熙、钱三强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接着，会议又投票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受会议委托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言草稿中说：

“我们的会议齐心一志，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毛泽东在宣言草稿中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在大会通过宣言时，代表们坚决要求在前一段的前边增加了这样一句话：“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之下，”

会议还通过了《给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和建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及由毛泽东起草的纪念碑碑文。

9月30日下午3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

政协委员许广平在发言中说：

“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

林伯渠说：

“过去双十日已不是我们现在的国庆日，所以要以10月1日为国庆日，大家有没有意见，最好讨论后决定。”

毛泽东说：

“我们应做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

下午6时，毛泽东率全体政协委员，乘车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周恩来代表会议主席团致词；毛泽东带领全体委员和工作人员向牺牲的人民英雄致哀。致哀已毕，毛泽东用他那雄壮的声音宣读了他亲自撰写的碑文：

“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毛泽东亲笔题写的纪念碑正面7个大字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后来，有一位美国人对这一通碑文评论说：“任何一位毛泽东的同事，都不可能写出这样的碑文！”

纪念碑的基石，半截已经埋在土坑里，毛泽东和委员们围着土坑站成一圈，彭真将一把铁锨递给毛泽东，毛泽东将第一铲黄土洒向基石。接着，其他领导人和委员们一一为纪念碑铲土奠基。

奠基典礼结束后，毛泽东又率领全体委员返回勤政殿会场。大会选举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揭晓：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当大会宣布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时候，毛泽东看到委员们都站了起来，他也跟着站了起来。顿时，会场里掌声、欢呼声、“毛主席万岁”的声音，连成一片，经久不息。毛泽东的表情是严肃的，一丝笑意也没有，双手下垂着，两只深邃的眼睛平视着前方。

大会接着宣布：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

选举周恩来、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其中党外人士27人，他们是：何香凝赛福鼎 陈嘉庚 马寅初 马叙伦 郭沫若 沈钧儒 沈雁冰 陈叔通 司徒美堂 李锡九 黄炎培 蔡廷锴 彭泽民 张治中 傅作义 李烛尘 李章达 章伯钧 程潜 张奚若 陈铭枢 谭平山 张难先 柳亚子 张东荪 龙云

最后，会议由朱德致闭幕词，他说：

“我们既然能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政协会议闭幕后，在怀仁堂后大厅举行第一次国宴，庆祝新中国的诞生。宴会开始前，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到会议室休息。周恩来说：

“主席休息一下吧，你太累了。”

毛泽东说：

“不累，今天我和大家一样，很高兴。”

怀仁堂大厅上已经摆好了餐桌，一瓶一瓶的中国名酒茅台、通化红葡萄酒，已经放在了餐桌的一角。

站在怀仁堂东南角过道大厅入口处的汪东兴，还有中央警卫处的副处长李福坤，把检验室主任王鹤滨叫到跟前。李福坤神情严肃地低声嘱咐说：

“鹤滨同志，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不能登上天安门，无论如何不能醉倒一个。你要想想办法！”

检验室是在开国大典前的一些日子里刚成立的一个临时机构，公安部任命王鹤滨为主任。检验室的主要任务是保证食品的卫生、无毒，每次会议前都必须进行检验，以保障中央领导人、各民主党派的首脑人物以及全国各地、各阶层、各民族集中到北京来的知名人士和政协代表们的安全。

王鹤滨听李福坤如此一说，有点发愁了，别说国宴马上就要开始了，就是时间再从容，自己也是毫无办法。在这种热烈而又兴奋的场合，不可能去劝领导人少饮酒，但也没有解酒的药，将来也可能永远不会有那么灵的解酒药。这可怎么办呢？

宴会开始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按照顺序先后进入大厅，大厅内顿时又响起了欢呼声。毛泽东站在自己的座位前，举起双手向各位代表、来宾示意就座。

领导人和国宾们已经就座，祝酒词一过，就要举杯了。王鹤滨愁肠万转，忽然灵机一动，大概也叫做急中生智吧，他想到用茶叶水代替红葡萄酒，用白开水代替茅台酒，给国家领导人喝，保证不会醉倒一个。王鹤滨将自己的发明专利告诉了汪东兴和李福坤，又经过杨尚昆的同意，就开始实行了。王鹤滨立即办起了临时酿酒厂，他先做了一下试验，倒在高脚杯中的茶水和白开水，用肉眼看与红葡萄酒和茅台是无法区别的，只要不喝是辨不清真假的。于是，王鹤滨和几位卫士利用倒完的空酒瓶子，迅速地装满了几瓶“特制”的“茅台”和“通化葡萄酒”，倒进了5大书记的高脚酒杯中。王鹤滨和几个卫士不需要化妆，他们穿着和招待员一样的工作服，国宾们是分辨不出来的。

此时，周恩来满面春风，高举酒杯，高声说道：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请举起杯来，为新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为新中国的诞生干杯！”

大厅里又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家端起酒杯。毛泽东也端起酒杯，和大家一样一饮而尽。他饮了此杯酒，不动任何声色，喝了酒像没有任何反应一样。人们都知道他的酒量本来不行，平时只能喝一点葡萄酒，白酒就喝一点点，而且喝了就会脸红。他这一干杯，使不少人很是吃惊，以为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酒量也就大吧。

周恩来喝了一杯特制的“茅台”酒后，立即转过头来，用严厉而又疑虑的目光向王鹤滨这位临时招待员瞥了一下。周恩来可能是担心，如果这种错误，也就是让国宾喝了这样的“茅台”酒，那将是多么无礼啊。当他看到客人们并无任何反应，都在兴奋地开怀畅饮，脸上又露出了笑容。他的秘书何谦走到他的身边，轻轻地耳语了几句，周恩来又回过头来，用温和的眼光看了王鹤滨一眼。

在5大书记中，刘少奇的酒量是最小的了，在苏联贵宾个个是海量的“酒英雄”面前，不能不喝，喝少了有失礼貌，喝多了又没有酒量。正当他为难的时候，咂了一口特制的“红葡萄酒”，接着就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特别满意地回过头来朝王鹤滨投以满意的微笑。喝了特制的“通化红葡萄酒”，胆子壮了，他举起“茅台”酒杯，主动地向苏联贵宾碰杯祝酒，发起了挑战，而且一饮见底，一滴不剩。突然，一位苏联客人手持酒杯，走到刘少奇面前，举杯祝酒。刘少奇的卫士长石国瑞马上给刘少奇斟上了特制的“茅台”酒，刘少奇刚要举杯，没想到那位客人迅捷地将他的酒杯送到了刘少奇手里，又从刘少奇手里拿过了那杯特制“酒”，一饮而尽。这在苏联是一种礼节，叫做喝换杯酒，表示亲密无间的深厚友情。当他喝到口中之后，稍微皱了皱眉头，侧着头，嘴巴咂了两下，舌尖舔了舔口角，双手向左右一摊，就哇里哇啦说了几句话。因为没有翻译，谁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王鹤滨一看糟了，只怕西洋镜被戳穿，急忙给他斟满了一杯茅台酒，又像变戏法一样，用特制的“茅台”将刘少奇手中的茅台酒换了下来。刘少奇和客人同时举杯喝了下去。这一次苏联人不再说什么了，王鹤滨等人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这样，朱德和任弼时也自然不成问题。这一场国宴下来，中央领导人脸不发红心不跳，个个都成了海量。

欲知毛泽东如何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请看本传第六卷：五洋捉鳖。

东方翁曰：有一个美国人说过这样的话：“可以肯定地说，日本无意之中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毛泽东不会在1949年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无独有偶，蒋介石也说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借国难以自大”。此二公之言论，谬之极矣！还有一些不了解毛泽东及中国历史的人，竟然像鹦鹉学舌一样，跟在那个美国人和蒋介石的屁股后面，也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沾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光。这种人如果不是糊涂的话，那就和蒋介石一样，是有意歪曲中国的历史。纵观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史，不管是在政治上或是在军事上，毛泽东的聪明才智和独特的战略战术，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空前的，是无与伦比的！别说打败蒋介石易如反掌，假设毛泽东拥有像蒋介石一样的地位、权力，拥有几百万美械装备的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何用8年？假设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很可能至少会提前8年取得胜利。还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内那些“左”右倾机会主义头头们，在某种意义上比蒋介石还厉害，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他们都办到了。假设没有那些错误路线的干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还不知道会提前多少年就胜利了呢！

目 录

第六卷 五洋捉鳖（1949年10月1日—）

第1章 1949年10月1日—

第2章 1949年10月2日—

第3章 1949年10月10日—

第4章 1949年10月16日—

第5章 1949年10月30日—

第6章 949年11月—

第7章 1949年12月5日—

第8章 1949年12月18日—

第9章 1950年1月—

第10章 1950年2月—

第11章 1950年3月—

第12章 1950年4月—

第13章 1950年5月—

第14章 1950年6月—

第15章 1950年7月—

第16章 1950年8月—

第17章 1950年9月—

第18章 1950年10月8日—

第19章 1950年10月18日—

第20章 190年11月—

第21章 1950年12月3日—

第22章 1950年12月29日—

第23章 1951年1月—

第24章 1951年3月—

第25章 1951年4月—

第26章 1951年5月21日—

第27章 1951年5月28日—

第28章 1951年6月25日—

第29章 1951年7月15日—

第30章 1951年9月13日—

第31章 1951年10月25日—

第32章 1951年12月3日—

第33章 1952年1月1日—

第34章 1952年2月5日—

第35章 1952年3月27日—

第36章 1952年5月16日—

第37章 1952年7月10日—

第38章 1952年10月8日—

第39章 1952年10月28日—

第40章 1952年10月30日—

第41章 1952年11月1日—

第42章 1952年11月3日—

第43章 1952年12月—

第44章 1953年2月15日—

第45章 1953年2月18日—

第46章 1953年2月21日—

第47章 1953年3月1日—

第48章 1953年3月24日—

第49章 1953年7月—

第50章 1953年9月—

第51章 1953年10月—

第52章 1953年11月—

第六卷 五洋捉鳖（1949年10月1日—）

第1章 1949年10月1日—

“我们用了28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一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的问题还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更大的气力。”

话说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的喜庆日子，天安门城楼上早早就披上了红纱。

大典开始时间定在下午3点，这是周恩来安排的。他考虑到毛泽东总是在夜间工作，上午需要休息。同时也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细，使几十万群众和几万受阅部队能够充分的做好准备。

凌晨2点钟，周恩来打电话给聂荣臻，他说：

“过去我们也搞过阅军，但那都是步兵。如今新中国成立了，这一次阅兵的政治意义非常大，我们不仅要有陆军，而且要有空军和海军，这样才算得上是‘三军将士’。务必做好受阅部队的一切准备工作，所有武器，一律不准有子弹和炮弹。”

周恩来又给新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打去电话，询问受阅飞机能否安全正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清晨6时许，周恩来第3次给毛泽东的卫士值班室打电话，问道：

“主席睡觉了吗？”

“还没有啊。”

“你们要催促他休息嘛！下午两点还要开会，3点还要上天安门，你们要想办法劝他早些休息。”

李银桥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小声说：

“主席，休息吧？”

毛泽东不做声，继续看文件写东西。

从早上8点开始，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陆续向天安门广场集中。

举行30万人的群众大集会，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由于群众很多，到11点钟，许多群众还没有各就各位，这使得组织典礼的周恩来十分焦急，他连续给彭真打去3次电话，并要求负责广场警卫的罗瑞卿调动警察部队，指导群众按规定进入预定位置。

这天上午，毛泽东尚未入睡，叶子龙急匆匆地走来，向毛泽东报告说，蒋介石派美国制造的高空侦察机飞临北京上空侦察，被解放军空军击落，驾驶员在跳伞逃生时，因降落伞绳索断开，被活活摔死。经检查，绳索系被人用化学药品腐蚀过，在外观上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毛泽东闻言，面色沉郁。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为那位驾驶员的不幸感到惋惜。他站起身来，到院子里散步。活动了10分钟后，他对身边的李银桥说：

“银桥，我睡觉吧。”

李银桥服侍他上厕所，洗澡，然后上床。毛泽东说：

“没事了，你去吧。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

下午1点，李银桥径直走进毛泽东的卧室，叫道：

“主席，主席。”

“嗯？”毛泽东睁开眼睛，看见了李银桥，又“嗯”了一声，做了一个深呼吸。李银桥说：

“主席，到1点了。”

“这么快呀！”

他从床上坐起来，揉了揉眼，显然没有睡好，穿衣，下床，刷牙，洗脸，吃早饭。李银桥帮他换上那身参加盛典的礼服——袖子带有黑白条纹的呢料黄制服。

这是一套中山制服，料子是叶子龙买来的黄色美国将校呢，李银桥拿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做的。王子清是留法回来后专门做剪裁服装的。后来在开国大典之后，李银桥看叶子龙送的衣料还有不少，就又请王子清为毛泽东作了3套式样相同的制服。

此时王鹤滨来了，他了解了一下毛泽东的健康状况。然后，毛泽东就步行来到了勤政殿大厅。

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等国家领导人，在勤政殿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次会议。

会议在通过对中外发表的公告时，张治中听到公告里面有这样几句话：“选举了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暨陈毅等56人为委员”，他问旁边的李立三：

“这样措词可有问题？”

李立三说：

“什么问题？”

张治中说：

“委员56人一语太简单了吧？这是正式公告，何不把全体委员名字都写上？”

李立三表示赞成。张治中说：你说吧。李立三说：还是你说好。张治中便站起身来，说道：

“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到国内外观感，应该把56位委员的姓名同时发表。”

毛泽东马上表示同意，他说：

“好，把56个委员名字都写上去，这可以表示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大家听了都鼓起掌来。

接着，会议宣布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们就职，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宣布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

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

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并责成他从速组成政府机构，执行各项政府工作。

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会议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会议结束了，叶子龙对毛泽东说：

“主席，稍微休息一会儿，按时出发，正点到天安门就行了。”

毛泽东笑着说：

“好嘛，事情反正是一个接着一个。我们打了几年的疲劳战，打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又是建国的第一天，又是一个疲劳战。我没有睡几个小时的觉，到天安门上还要连续站几个小时。看来咱们的命运就是打疲劳战吧。”

大家听毛泽东这么说，都笑了起来。周恩来接着说：

“这是高效率的疲劳战，3年解放战争，消灭了敌军好几百万，建立了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效率还不高呀？主席把这一切仅仅说成是疲劳战，这是多么伟大的气魄呀！”

毛泽东乘坐的汽车从勤政殿门口出发，开出中南海的东门，从故宫西华门往南拐弯，在中山公园后面进了故宫阙右门，往南直达天安门城楼的后边。

下午3时，集会在天安门广场上的30多万军民，热情洋溢地期待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庆典的开始。广场上彩旗招展，欢声雷动，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全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率中央人民政府各位副主席和各位委员以及政协常委，沿着天安门北面西侧古砖梯道拾级而上，走了100级台阶，准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早已等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摄影师们，看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来了，立即打开摄像机的旋钮，一边向后退行，一边摄影。

毛泽东身着黄色礼服，左胸前缀着红锦缎飘带，飘带的中央闪着烫金的“主席”二字，飘带的下部，剪裁成了燕尾状。他的脚上蹬着一双肥大的半个月前刚刚按照他的脚定做的被工作人员称之为“礼鞋”的棕褐色牛皮鞋。其他的领导人身着色调和样式各不相同的服装，都在左胸前佩带着红色的锦缎飘带，上面印有他们各自的职务称号。

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则佩带着绿色的锦缎飘带，上面印有“工作人员”、“服务人员”、“记者”等烫金字样。这就是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标记和证件。

陈明仁和许多起义将领以及参加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其他应邀嘉宾，则一同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两旁的观礼台。

天安门上的播音员丁一岚在扩音器前兴奋而激动得大声喊道：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上下顿时掌声雷动，欢声如潮，如暴风雨一般，经久不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站在天安门城楼前排正中的毛泽东，挥舞着手臂，面对着扩音器，也高声喊道：

“人民万岁——！”

领袖和人民的心声交织在了一起。此时，在金水桥边阅兵指挥台上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对着麦克风高声喊道：

“大会全体注意，不要喊！注意！注意！注意！今天是首都全体军民各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举行大会。现在准备开会，请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同志宣布大会开始。”

广场上沸腾的人们很快静了下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开始。

按照事先规定的程序：一是国家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升国旗，放礼炮，奏乐；二是国家主席宣读政府公告；三是阅兵式；四是游行；五是观看礼花。

毛泽东向前挪动了两小步，走到麦克风前，朝宽阔的广场环视一下。他的肩膀和胸脯微微起伏，以他特有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正式成立了!”

30万集会群众顿时沸腾起来。林伯渠宣布：

“请毛泽东主席升国旗。”

这次升旗，是新中国第一次电动升旗，站在毛泽东左侧负责技术问题的周志文，悄声对毛泽东说：

“把电钮向右转动一下就可以了。”

毛泽东轻轻地旋转了一下电钮，把它旋到“升”的位置。军乐队奏响了国歌。新中国第一面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冉冉升起。

这面特大规格的国旗，是美术供应社女工赵文瑞用两天两夜的时间，趴在地上一针一线精心缝制出来的。赵文瑞在旧社会是靠给人缝补浆洗维持生活的，解放后被安排到美术供应社工作。

就在五星红旗缓缓升起的时候，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组成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委员会的54个单位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28年历程。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凝望着国旗，谛听着新中国的春雷。他的鼻翼微微翕动，胸脯起伏不已，泪水在眼窝里打转，终于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脸颊滚落下来。

宋庆龄的眼睛里也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所有的军人都举起右手敬礼，所有的群众都注视着国旗。

五星红旗升到22米高的银白色铁杆的顶端，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毛泽东脱口说道：

“升得好！”

接下来，由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全文如下：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

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上，由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毛泽东宣读完毕，新华社记者李普走上前去拿稿子。他见稿子上贴着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名字。原来，这个名单是根据张治中的建议临时补上去的。毛泽东指着字条嘱咐李普说：

“你小心这张字条，千万不要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

在这个文件上还有毛泽东用铅笔写的批示：“照此发表。毛泽东”。

就在此时，林伯渠秘书长宣布阅兵开始。

阅兵总司令朱德身着崭新的呢料戎装，走下天安门城楼，乘敞篷车从天安门中间的门洞出来，通过金水桥。迎候在桥南的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乘着敞篷吉普车向前，向检阅司令员朱德敬礼报告说：

“报告朱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受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请朱总司令检阅。”

朱德向聂荣臻回了礼，大声说道：

“开始吧！”

在军乐队奏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卫胜利成果》的音乐声中，朱德乘敞篷汽车在聂荣臻的陪同下，驱车沿着长安东街、东单广场、直到东交民巷，检阅陆海空各兵种16400名官兵组成的三军部队。

检阅完毕，朱德回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在他的左边站着4个野战军的代表：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他们分别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4大野战军接受命令。朱德十分激动，声音有些颤抖，开始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他大声念道：

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同志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今天和全体人民在一起，共同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人的大部分已经被消灭，全国的大部分国土已经解放。这是我们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一致努力英勇奋斗的结果。我向你们表示热烈庆祝和感谢。但是现在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结外国侵略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迅速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德

朱德宣读完命令，盛大的阅兵式开始了。火红的“八一”军旗在护旗兵的掌护下，伴着《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引导着受阅部队出发了。接受检阅的部队以海军两个师为前导，分列经过主席台前，由东向西行进。一个8000名指战员的步兵师组成12个方阵，在《八路军进行曲》声中开过来了。一个炮兵师在《军队进行曲》声中开来了。一个战车师在《坦克进行曲》声中来了。一个骑兵师在《骑兵进行曲》声中来了，他们分别组成红马连、白马连，5马并行，骑兵们英姿勃勃。其他各部相继跟进。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微笑着挥手向部队战士致意。

年轻的空军在以方槐为领队的9架P-51战斗机、两架蚊式战斗机及6架运输机、教练机编队，在会场上低空自东向西飞行接受检阅。其中，安志敏驾驶的是PT-19型教练机。他们同时推拉3次机头，代表空军战士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致敬。

广场上30万群众挥舞着帽子、围巾、甚至报纸，热烈欢呼。城楼上，毛泽东顺着周恩来的指引，仰望自己的银鹰，挥手致意。他转对刘伯承说：

“西藏问题需要立即解决，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此时的朱德显得异常激动，他挥动着帽子，不断地向空中的飞行员致意，他说：

“从今天起，我这个三军总司令总算是名副其实的了。”

张澜老先生含着激动的泪花，说：

“我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沈钧儒也激动地说：

“了不起啊！人民的力量就是大，这么多的飞机呀！”

沈钧儒不知道，也许更多的人也不知道，人民空军建军时间太短，飞机又太少，这次接受检阅的飞机，大部分都是按照预定的飞行航线，飞过天安门广场后，绕了一个圈，又重新飞过来一次、两次、三次……

整个阅兵式，前后历时3个小时，《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乐曲，伴随着部队的整齐步伐，以强有力的节奏，在广场上空激荡，显示了人民解放军的英勇雄姿。

阅兵式结束时，天色已近黄昏。一支近百人组成的大学生军乐队，吹奏着《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引导着4万名学生汇成的大军向广场中心拥来。他们抬着1.2丈高的用红纱扎的大五星和8根火炬造型的红灯，30人一横排，走过主席台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在城楼上一手扶着栏杆，一只手举在空中不停地挥舞。突然，他面对扩音器吩咐工作人员：

“把水银灯全打亮！”

天安门广场上忽地一下子灯光齐明。游行队伍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工人队伍开过来了，农民队伍开过来了。毛泽东时而鼓掌，时而挥手致意，还不断地在扩音器前高声回应：

“工人同志们万岁！”“农民同志们万岁！”“同志们万岁!”

游行队伍有秩序地向前行进。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新国家建立起来了，你安排一下，我要尽快去苏联一趟。”

此时，他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周恩来再三劝他去休息一下。

毛泽东走进休息室坐下来，一边吸烟，一边和程潜交谈。工作人员一再劝他吃些点心，毛泽东这才拿起点心，刚吃了两口，第二口尚未下咽，见周恩来快步走了进来，为难地说：

“主席，你预料得对，你刚刚离开了主席台，游行的群众看不见你了，他们都停下来不肯前进了。看来，你还得站下去。”

毛泽东喝了一口浓茶，把口中的点心急速冲下，起身道：

“好吧，疲劳也得去啊！”

他把烟摁灭在烟灰缸中，向程潜抱歉地笑了笑，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匆匆走出休息室，快步向主席台中心位置走去。

这时候，游行的群众正拥挤在金水桥的南侧，仰首提踵，有节奏地齐声高呼：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播音员齐越、丁一岚在麦克风前一再劝说，指挥游行群众按规定通过天安门，但无济于事。在热烈的气氛中，欢呼着的群众看到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听到了领袖的声音，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他们潮水般地拥向5座白玉石桥，都想近距离看一看开创新中国的一代伟人。他们跳跃着，欢呼着，眼眶里滚动着泪花，恋恋不舍地离去。一批又一批的游行群众，就是这样从天安门前通过的。

毛泽东不断地挥手、举帽向群众致意，右手累了换左手，左手累了再换右手。他一会儿到主席台西边，一会儿到主席台东边，一会儿向远处的群众致意，一会儿又探着身子向城楼下的群众招手。

警卫处的工作人员尹莘笙是一个小姑娘，她见毛泽东站得太久了，太辛苦了，就从大殿里搬出一把椅子，悄悄地放在毛泽东背后，想让他坐下来休息一下。毛泽东感到了触动，回头一看，明白了小尹的意思，微笑着轻轻地摆了摆手，谢绝了。从午后3点到游行结束，他始终与人民在一起，始终举着手，挥手向群众致意。回到菊香书屋，他似乎没有倦意，在院子里踱步，问李银桥：

“今天站了有3个小时吧？”

李银桥说：

“3个多小时。”

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

“还行，我不累。”

李银桥也说：

“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也有同样感觉。”

7点20分，毛泽东在叶子龙、汪东兴陪同下，又离开菊香书屋，从中南海东门出去，前往天安门，参加焰火晚会。

夜晚的北京城，游行的群众举着大红灯笼，像火龙似地穿梭在全城，使新的首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管理人员在苍松翠柏上，在明清的亭殿上，都披挂上了彩灯。游园的群众载歌载舞，喜气洋洋。

东西长安大街的两侧，各竖起一排高大的钢质灯座，每个灯座上都有十来个硕大的球形灯泡，把大街照耀得如同白昼。马恩列斯和孙中山的巨幅油彩画像，排列在广场北边的路边，与天安门上悬挂的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遥遥相对。

广场上灯火辉煌。广播里传出轻音乐，充满欢快气氛。穿着节日盛装的群众，形成了一团团、一簇簇的花朵，在锣鼓声、管弦乐队的伴奏下，舞动着、旋转着、歌唱着。

天安门城楼上，在大殿的前檐下悬挂着一排每一个直径约两三米的圆形红纱大宫灯，大殿的屋檐、飞檐、翘角以及大殿墙壁的壁角，都放出了彩色的灯光，映出一幅由彩灯织成的大殿和天安门的轮廓。

毛泽东来到天安门后侧下车，登上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立时响起一片欢呼声：

“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无数的群众兴高采烈地一齐拥向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畔，热情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在麦克风前，也响亮地高呼：

“人民万岁!”

“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

领袖和群众相互祝愿的欢呼声在广场上久久回荡。

毛泽东添了一件棕红色的厚毛衣，在儿女们的簇拥下，面朝广场，坐在轻便的藤椅上，吸着烟，让眼前的烟雾任意地在眼前飘动。他等待着和群众共同观看焰火。

8点时分，大会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发出命令：

“现在开始放礼花！”

天安门城楼休息室里临时设置的总机，将命令传到位于东华表内侧的指挥所，指挥所立即把早已准备好的信号弹，代替礼花送上天空。

霎时间，一阵轰鸣震动了大地，施放礼花的6个点，烟花齐放，数十门花炮，同时轰响。天安门四周的天空中，顿时升起了火树银花。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的焰火，加上礼花腾空的炮声、火花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如百鸟齐鸣，百花争艳，在广场上空竞相辉映。这美妙的景象倾倒了数十万观众，欢笑声、鼓掌声和炮声、礼花飞起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动人心魄。毛泽东的儿女们也欢天喜地，他们指点着焰火，争相叫着爸爸，让毛泽东看。毛泽东坐在藤椅上，仰视着天际，香烟含在嘴里，吐出缕缕烟雾，微笑着应付孩子们的嬉戏。

在礼花间断之时，毛泽东与苏联等国的外宾及华侨代表，进行了亲切交谈。

晚9点25分，焰火晚会就要结束了，毛泽东挥动着右臂，在城楼上从西头走向东头，又从东头走向西头，再由西头回到中央，向广场上和在观礼台上的外宾、国家干部、各界人士、工人和农民代表，以及解放军代表致意和告别。广场上又响起一阵阵欢呼声：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也一遍又一遍地高呼：

“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

城楼上下形成了一道千古奇观。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好奇地说：

“爸爸，人民群众喊你万岁，你喊人民万岁，真有意思。”

毛泽东激动地说：

“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啊！”

后来，陈毅诗兴大发，一连写了8首诗：《开国小言》。他还感慨万千地说：

“看了那个场面，总算不虚此生了。”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黄炎培也即兴吟出一首题为《天安门》的诗篇，并亲笔恭书，呈献給毛泽东。

再说周恩来在焰火晚会结束后，让秘书告诉应邀前来参加开国大典的苏联前驻北平领事馆总领事齐赫文斯基，说是等一会儿，有封信要交给他。周恩来吩咐已毕，急忙驱车来到位于东交民巷玉河桥的中央外事组办公楼，带上王炳南回到北京饭店临时办公室，仔细审阅着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书，只见上面写着：

阁下：

敬启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已于本日发表了公告：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我现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49年10月1日于北京

周恩来核准无误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王炳南匆匆赶回外事组，召集有关人员赶往各国驻京领事处，发送外交部001号公函。

周恩来的秘书也将这一公函转交给齐赫文斯基。齐赫文斯基不敢怠慢，马上将公函译成俄文，让领事馆工作人员发回莫斯科。

此时，毛泽东已经从天安门回到了办公室，看到由彭德怀转发来的西藏第10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两封贺电，一封是给他和朱德的，一封是给彭德怀的。班禅在给毛泽东和朱德的贺电中写道：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钧鉴：

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倍荷优崇。20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亦未尝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心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班禅额尔德尼 叩

班禅在贺电中所说的“羁留青海”的事，最早发生在20世纪的20年代初。那时候，藏传佛教的上层达赖集团和班禅集团因政见不同而失和。1923年，9世班禅额尔德尼因不赞成投靠英帝国主义，被达赖逐出后藏日喀则，流亡于青海塔尔寺。此后，在1949年6月继位的年仅11岁的第10世班禅，仍和前任一样，流亡在青海。9月间，人民解放军打垮了盘踞在青海的军阀马步芳，进驻西宁。10世班禅在堪布会议厅主任计晋美等人的建议下，派员前往西宁，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10月1日，班禅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便立刻发出了贺电。他在给彭德怀的贺电中，请求彭德怀“领导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叛国分子，拯救西藏人民”。

毛泽东看罢贺电，又到院子里散步，转了一会儿回到办公室，感慨地对卫士说：

“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用了28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一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的问题还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更大的气力，你说对不对？”

已经4点多了，毛泽东仍无睡意。卫士弄的麦片粥，他也忘了吃，后来吃了饭，上床又看《史记》。卫士劝他睡觉，他合上书又说：

“我们革命不容易啊！有多少革命同志献出了生命？！”

毛泽东两眼发直，含着泪水说：

“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们还高兴。”

欲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过后还有何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开国大典结束之后，心里想的是那些为争取今天的胜利而壮烈牺牲的战友们。他说：“我们革命不容易啊！有多少革命同志献出了生命？！”不知现在那些坐享其成的人，还会有谁作如是想？毛泽东又说：“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们还高兴。”不知读者看到毛公这句话，是否会联想到你所面对的社会现状？请诸位再设想一下，那些革命先烈“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他们又会作何感想？

第2章 1949年10月2日—

“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

话说1949年10月2日晚9时，苏联政府外交部副外长葛罗米柯要苏联原驻北平领事馆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将一份照会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称苏联政府决定承认新中国，同时召回其驻广州的大使；任命齐赫文斯基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周恩来立即派人将这一照会呈报毛泽东。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拿着苏联外交部的照会来见毛泽东。毛泽东读罢照会，情不自禁地同机要秘书握了握手。这个突如其来不同寻常的举动，让这个跟随他多年的机要秘书有些茫然，一时不知所措。

10月3日，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复电葛罗米柯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此后不久，保加利亚、罗马利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各国，也纷纷致电周恩来等人，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

与苏联等国相反，美国国务院在10月3日这一天则公开表示：拒绝承认新中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称：

“美国在这项政策做任何改变之前，将与其他大国和国会进行磋商。”

10月3日这一天，寓居香港的卫立煌闻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兴奋异常，亲笔给毛泽东起草了一份贺电，经过香港有关组织，直接发到了北京。

卫立煌是在1949年初为躲避蒋介石对他的迫害，秘密前往香港的。他在贺电中写道：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 江

10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单独召见程星龄。程星龄为毛泽东对程潜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表示不胜感激，他说：

“主席，您对颂公如此殷切的关怀和优渥的待遇，不仅使颂公感激不尽，我也会终生难忘！”

毛泽东摆了摆手，吸了两口烟说：

“星龄呀！我还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还没有谈对你的工作安排哩，怎么就‘终生难忘’哩？”

程星龄说：

“主席，我的工作安排用不着征求意见，干什么都可以。”

“星龄呀，怎么你们醴陵人都是如此呢？子良开始我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也是说什么意见都没有。我说，提出意见的，我还好办，什么意见都没有的，我更难办。后来，子良对我说，‘我是军人，还是想在军事上为国家尽点力量。’我说，那你仍旧去带部队吧！我们已经决定把你的第1兵团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仍由你当司令员。这个他满意了。星龄，你有什么意见，还是对我讲好了。”

程星龄犹豫了一下，说：

“主席，对工作的安排，我真没什么意见。但我早就有个愿望，想参加中国共产党，不知够不够资格呢？”

“啊！是这么个愿望。”毛泽东想了一下，对程星龄说：“如果说够条件的话，你早就够了。你早年参加国民党左派，与我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一起，从事反对军阀张作霖的斗争，是最早与我党合作共事的朋友之一。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同情我党，支持我党，早已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起到了我们许多党员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不过——”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抽了两口烟，继续说道：

“子良提出继续带兵的愿望，我满足了他。但你这提出加入我党的要求，我认为暂缓为好。你最好还是先参加‘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你早年参加的国民党左派一样，是革命组织。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民革、民盟、民建、农工、民进、九三等各民主党派的友好关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星龄，你参加民革，可能像过去那样，要比参加共产党更能发挥出较大的作用！”

程星龄听毛泽东这么一讲，就谦虚地说：

“谢谢主席对我的过高评价，说不上是什么‘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但从这20多年的实践中，我感到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是国家民主的希望所在。因此我同情支持共产党，作了一些爱国者应做的事情。主席提出要我暂缓参加共产党，先参加民革，我会认真考虑的。但我参加共产党的决心早就定了，望主席在适当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啊！”

毛泽东点点头说：

“‘小同学’，我知道你们醴陵人大都有如此坚毅的个性，说了的就要办到，可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子良是这样，你也是这样。不同的是子良常年带兵打仗，显得更为直爽，你则一直担任文职，甚为婉约。好吧！那就先如此，我相信你的愿望终会实现的。”

不久，程星龄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加入了由何香凝、李济深、谭平山等一些革命元老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这一时期，毛泽东曾经邀请徐特立老人到中南海菊香书屋作客，他为老师准备了几样家乡菜。席面上，服务员端来了一碗湘笋，一碗青椒，还有一个汤。这是两人都爱吃的家乡菜。毛泽东抱歉说：

“没有好菜吃。”

徐特立笑着说：

“人意好，水也甜嘛！”

入席时，毛泽东让徐特立坐上座，徐特立谦恭地对毛泽东说：

“您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应该坐上席。”

毛泽东微笑着说：

“您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更应该坐上席。”

毛泽东硬是让徐特立坐了上席。

徐特立在菊香书屋住了几天，要回去了。毛泽东把自己的一件呢子大衣送给老师，说：“北方比南方要冷……”

“不敢当，不敢当！”徐特立连忙推辞：“我带着衣服呢。”

毛泽东真诚地说：

“收下吧，以表我人子之心。”

徐特立接衣在手，激动得老泪纵横。毛泽东拉着徐特立的手，依依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

徐特立回到家里，把毛泽东赠送给他的大衣交由老伴收藏起来，后来，他只在庄重的场合才舍得穿一次。

毛泽东还几次接老师黎锦熙到菊香书屋家中叙谈，到中南海同赏荷花。有一次，黎锦熙偕夫人黄鹤寿到菊香书屋赴宴，毛泽东特意给厨师开出了一张纯家乡风味的菜单，有虎皮扣肉、火焙子鱼、香干大蒜炒肉、冬笋腊肉、猪血豆腐汤等。席间，毛泽东不停地为黎锦熙老师和师母敬酒夹菜，宾主谈笑风生，好不畅快。

10月4日，毛泽东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叶子龙轻轻地走进来，小声报告说：

“主席，138师任昌辉师长派人将你家乡的两位客人送到北京来了。”

叶子龙所说的任昌辉是人民解放军第46军第138师的师长，他率部赴邵阳途径湘潭、湘乡时，特意派人到韶山打探毛泽东亲属的下落。来人在东茅塘找到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和远房侄子毛远翔，以及毛泽覃烈士的岳母周陈轩等人。他们慰问了周老太太之后，即带毛泽连和毛远翔来到了湘乡县城。

毛泽连，字润发，生于1913年，在堂兄弟中排行老九，是毛泽东堂叔毛尉生的三儿子，即本传第三卷中已经描述过的革命烈士毛泽建的胞弟。

任昌辉师长问毛泽连：

“你想不想见见毛主席？”

毛泽连闻言兴奋不已，连声说：

“想，想，我很想见到三哥呵！”

随后，毛泽连在9月下旬由138师派人护送，从长沙乘火车到达汉口，稍事休息后，于10月2日登车继续北上，于3日抵达北京。

毛泽东听了叶子龙的报告，甚喜，问道：

“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到的北京。”

“是哪两个客人？”

“据电话里说，一个是你的堂弟，叫毛泽连，一个是你的堂表弟，姓李，叫什么我记不太清了。”

“呵，是九弟润发来了，太好了！”

毛泽东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随即起身，踱着步连声说：

“好！好！明天叫他们来。”

10月5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给2野前委等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2野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

申哿（9月20日——笔者注）电悉。大体上同意你们所拟“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草案”，惟一项关于党的民族政策的申述，应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的规定。又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此点望你们加以注意。

中央 酉微

10月5日上午，毛泽连会同后到京的姑表兄李轲，随着叶子龙一起来到了菊香书屋，成为毛泽东接待的来自家乡的第一批客人。

此时的毛泽连双目几乎失明，他凭借着微弱的目光，对着眼前高大的身影激动得喊了一声：

“主席三哥。”

毛泽东走上前，握着毛泽连的手，凝视片刻，说：

“你是泽连——润发九弟？你的父亲是二叔吧？”

毛泽连泪如泉涌，赶忙说：

“是的，我是润发呀！”

毛泽东提到的二叔，是指毛泽连的嫡亲大伯父毛菊生。毛菊生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二，因没有娶妻，泽连从小就过继给他当儿子。毛泽东又握着李轲的手说：

“你是李轲，父亲叫李新明吧？老人家还在不在？”

李轲说：

“家父去世多年了。”

“那姑妈呢？”

“还在。”

毛泽东对两位客人说：

“几十年没见面，都有些认不出了。我很想念你们，很想念家乡。你们来了，真是太好了。”

李轲说：

“主席，这次我们来，一是代表家乡问候您，二是向您反映家乡的情况。”

“谢谢。”

毛泽东说着把客人迎进屋里，坐了下来，问道：

“你们什么时候到这里的？”

毛泽连便把138师任昌辉师长派人寻找他们，并护送他们来京的情形一一说了，又说了在来京途中的见闻，他说：

“我们一路上看到人民游行，抬你的像，高呼‘毛主席万岁’呢！”

“怎么不抬蒋介石的像，抬我的像干什么？”

毛泽东的话把两位客人逗笑了。

“主席三哥，这次来到北京，我没有带什么东西，真不好意思……”

毛泽连本来还想再说几句客套话，毛泽东截住他的话说：

“农村没有什么，你们来看我就不容易，还要送份么礼物！我们家过去很穷。我们的曾祖父毛四端是一个贫苦农民，靠他勤俭持家，到后来手里有了45亩田，还有了两个儿子、4个孙子。我爷爷毛翼臣，你爷爷毛德臣，兄弟俩分家时，翼臣公分15亩，德臣公分30亩。但是，你爷爷有3个儿子，再分到你父亲手里，田就少多了。我爷爷只有1个儿子。到我父亲这一辈，我家有15亩，你家只有10亩。所以，你们的家底子薄，人口多，家境会比我们差一些。”

说话间，毛泽东见毛泽连流泪不止，就问道：

“泽连老弟，你这是么子回事？”

毛泽连便把他害眼病的情形说了，毛泽东惋惜地说：

“年纪不大，坏了眼睛，太可惜了。”

毛泽连问：

“三哥，北京城里有郎中吗？”

“有。”毛泽东说：“你就在这里治一治吧。”

李轲连忙插话说：

“泽连家里生活困难，您能不能帮他想点办法？”

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语气温和地说：

“泽连的困难我知道，我了解。不过他的困难要靠当地政府解决。我是国家主席，我只解决大多数人的困难，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如果只解决一个人的困难，只考虑自己的亲属，那么，我这个主席也当不成了。”

毛泽东这么一说，两个客人都不吱声了。毛泽东问李轲：

“你住在哪里？”

李轲说：

“我比泽连后到北京，现在住刘伯承司令员家里。”

“那里太偏远了，不方便。”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说：“你还是到这里来住吧。”

工作人员立即按照毛泽东的吩咐，把李轲安排到警卫连营房，和毛泽连住在一起。

10月5日，毛泽东关于陈明仁部整编问题给林彪、华中局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彪同志、华中局，并告湖南省委：

一、程潜、陈明仁按其现在的表现来看，似乎均有决心站在我们方面。在我和他们谈话时，李明灏代其提出人枪太少，问是否可以给他补人补枪，并要求我们速派干部助其整训，要求在打白崇禧及它处时，让其作战立功。

二、你们根据陈部现有人数给以两个军6个师的正式番号是适当的，军委已决定给以第21兵团，第52军、第53军及第214师至219师的番号。我已将此点向程潜、陈明仁、李明灏3人谈了，他们同意这样做。惟陈明仁觉得，应先对干部说清楚，对多余者应有安置，用调训方法使其学习，以安其心。然后宣布缩编为两军6师。我认为陈明仁的意见是合理的。10月10日左右，陈明仁、李明灏2人由此动身经汉返湘，请待他们到达谈清楚后，再定宣布及实行步骤。程潜在就多留若干天，然后返湘。

三、为使该兵团从陈明仁起，全体官兵，安心供职，增强其彻底改造的决心，表示我们对程、陈及该兵团看成和自己人一样，我们认为如有可能，应在该兵团编整及纪律做得有些成绩的时候，给他们补充一批人枪，其来源可从对白崇禧作战的缴获中取得。这样一做，可以增强我们对该部的领导权及发言权。再则在湖南平定及土改实行以后，即在大约一年以后，如该兵团表现好，而我们的地方部队，例如独立师、团等又可以集中时，可以考虑编一个军加入该兵团，使陈明仁有3个军。这对改造该兵团是有作用的。以上各点大意我已向程、陈、李透露了。

四、程、陈、李提议现在就可以取消湖南军政委员会，程潜到北京任职，陈明仁专任军职不挂省主席名义。我向他们表示，军政委员会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取消太快，程、陈部下可能会发生误会，对全国影响不好。省府改组亦在全省平定，陈明仁率部向前线推进之时，方有理由实施。目前几个月内，陈的主席职衔仍应兼着，惟陈的实际工作，可以着重于治军。

五、陈明仁几次提出想去前线打仗立功，我说你的志愿是好的，但目前部队未整训，马上去前线，逃兵必多。在作了初步整训之后，如有作战机会，上前线打几仗是很好的。此点亦请你们注意，有可能时，让其参加一二次作战。

六、程潜、李明灏都说湖南有失业军官15万人之多，纷纷找他们安插，是一大问题，他们不胜其烦。我说，此是一社会问题，国家有责任有步骤地给以谋生出路。

七、以上各点，你们意见如何盼复。

八、程、陈、李等对此次政协会议观感甚好，表示有信心干下去。我告诉他们，补人补枪等事，要待人枪到了手才算数，不要向下面宣布，免引起失望。要他们将现有3万多人整训好，不存奢望，并对可能发生的种种困难和不满意之事，作充分的精神准备。我们方面则尽可能设法帮助他们，尽可能使他们满意些，减少他们的困难。双方这样做法就可能将事情办好。

毛泽东 酉微

后来，陈明仁的第21兵团，果然参加了广西的剿匪战斗，取得了巨大胜利。

10月6日，毛泽东请毛泽连和李轲到家里吃饭，还把毛岸英和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叫来陪客人。他指着毛泽连向傅连璋和毛岸英介绍说：

“这是我的堂弟毛泽连。泽连从小过继给我二叔，我二叔毛菊生去世早，他家很穷。那时候，我父亲毛顺生要买二叔的田，我叫他不要买，拿点钱给二叔用就行了。父亲不肯，我也没有办法，田还是买了。唉！那时我没有权，我母亲也没有权，父亲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过，现在田还是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嘛。我父亲不顾兄弟之情，他只顾他自己。

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嫡堂兄弟，而买二叔那7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了，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贫苦农民的道路。”

毛泽东停了停，问毛泽连：

“婶母身体好吗？”

毛泽连回答说：

“身体不好，经常有病。”

“婶母会做饭，菜炒得好，要是她身体好，叫她来办伙食，那就好啰。”

“母亲也想来看看主席。”

“她有病，到北京来不好，这么远，要是死在路上，那就糟糕了。我看，先请她在湖南治一段时间，等病治好后，我再接她来北京住一住。”

毛泽连又提起了自己的眼病，他说：

“听说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疗条件好，技术高，我想……”

毛泽东说：

“协和医院是外国人办的，现在还没有收回来。不过，那里条件好，你可以去看看。吃了午饭，叫岸英和傅部长陪你到协和医院去一下。”

吃罢午饭，毛岸英、傅连璋、李轲一起陪毛泽连去协和医院。毛泽东交代毛泽连：

“去治病，要听医生的话，按医生的安排进行治疗，不要霸死蛮。”

经医生检查，毛泽连的左眼已经失明，右眼还有点光。医生说：

“要挖掉左眼，才能治右眼。”

毛泽连起先不同意，后来想想三哥的话，还是同意了。于是，他就在医院动了手术。医院还专门找了一个湖南籍的医生给他喂饭喂水。毛泽连住了一段时间，就要求出院。医院不同意，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电话上交代，传话给毛泽连：

“暂时出不了院，要好好休息，以后再做手术。”

第2次手术时，医生说要给毛泽连的左眼安一个假眼球，毛泽连拿不了主意，要求出院跟毛泽东商量。毛泽东来电话说：

“让他出院吧，他住不习惯，外面自由一些。”

毛泽连在医院度过了1个月零7天，右眼基本上恢复了视力，就出院回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见他头上蒙着纱布，想起了上假眼球的事，就对他说：

“视力恢复了，上假眼球就没有必要了。那只是一个模样，没有什么作用，并且那样要花很多钱哩。”

毛泽连点点头说：

“我听三哥的，不上了吧。”

自此，毛泽连在三哥家里进进出出、起居饮食，都由李敏、李讷小姐妹俩搀扶、服侍，生活过得很愉快。他和李轲都舍不得走了。李轲还想请毛泽东批准他留京工作，或介绍回湖南工作。毛泽东想了想，严肃而温和地对他说：

“革命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我们活下来的人才会有今天，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他们才是。你们都是作田人，过不惯城市生活，还是回老家作田、种菜、喂猪稳当些。回去把生产搞好，生活搞好。今后大家会有好日子过的。泽连有困难，还是要由当地政府解决。”

他又对毛泽连说：

“过几天，你就回去，搞好生产，照顾好母亲。”

再说10月6日晚，毛泽东复电给美国共产党，他在电报中写道：

亲爱的福斯特同志、但尼斯同志和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的全体同志们：

十分感谢你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热烈祝贺。请将我的谢意转达给美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转达给全美国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对中国人民怀有善意的人们。

诚如你们所说，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对于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人类对于世界帝国主义阵营所进行的总的斗争的结果之一部分，在这个斗争中，美国的共产党人和一切真诚的民主分子是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

美国共产党人在援助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而反抗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对华政策的英勇奋斗中，享有一个特殊光荣的地位。尽管美国反动政府野蛮地迫害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非法地审讯美国共产党的11位领袖，即但尼斯同志、威廉姆森同志、温斯顿同志、斯塔彻同志、戴维斯同志、温特同志、汤姆森同志、盖兹同志、波达许同志、格林同志和贺尔同志，但是事实已经表明了，正确的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胜利的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的中国友人，而违反正义并因此可耻地失败了的则是美国现在的帝国主义政府。这个事实，不能不鼓励全世界一切暂时尚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民主力量，不能不教育全世界一切暂时尚处于反动派统治和蒙蔽下的人民。

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毛泽东

10月7日凌晨，毛泽东致电第4野战军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

林邓谭萧赵：

一、同意5日12时电5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二、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

军委 7日2时

10月一个周末的傍晚，毛泽东派人把马海德和他的中国妻子苏菲、儿子小幼马接到了菊香书屋。

苏菲，原名周素珍，1920年出生于上海普陀区，1935年经友人介绍加入中国左联领导的话剧艺术供应社，1939年8月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文学和戏剧，1942年毕业后分配到延安“鲁艺”实验话剧团，参加《带枪的人》等话剧演出。在延安，马海德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他和妻子苏菲、儿子小幼马曾经与毛泽东、江青、李讷一家住在一个院子里。小幼马又叫周幼马，比李讷小一岁。1949年，苏菲随军进入北平，开始从事电影工作和话剧演出。

且说毛泽东高兴地对马海德说：

“祝贺你呀！原来你算是我们中国人的女婿，现在，你入籍了，就完全是中国人了。”

在大人们说话的时候，小幼马把脸贴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毛泽东转过身来要抱抱他，可小家伙把头埋在沙发里，怎么哄也不起来。毛泽东笑着说：

“怎么高鼻子也怕矮鼻子啊？”

工作人员端来了饭菜，毛泽东与马海德一家人围着餐桌一起进餐。饭后，他又请大家去舞厅跳舞。毛岸英走到苏菲跟前，很有礼貌地邀请道：

“苏菲同志，我请你跳一曲吧！”

苏菲看着比她小两岁的毛岸英，开玩笑地说：

“你叫我阿姨，我就跟你跳。”

毛岸英红着脸不好意思地拉起苏菲进入舞场。没想到苏菲的玩笑话被毛泽东听到了，在第二支舞曲即将奏响之际，他凑到苏菲面前，似笑非笑地说：

“我叫你阿姨，你跟我跳舞吧！”

苏菲立即闹了个大红脸，忙说：

“哎呀，主席——”

“你不要难为情嘛！你刚才对岸英不是很勇敢吗？”毛泽东笑着说：“马海德很勇敢，为真理冲出了国界。你也很勇敢，为爱情敢于冲破世俗观念。我很喜欢你们一家子，希望你们为新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0月9日，毛泽东起草了给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的指示电稿。

原来，毛泽东家乡的亲友们在前一个时期纷纷给他来信，请求推荐或安排工作。就连杨开慧烈士的哥哥杨开智也是这样，本来在湖南农业试验场干得好好的，可他却不安于现状，借五舅向理卿的第3个儿子向三立来京之机，托表弟给毛泽东带了一封信及多张照片，提出要到北京来工作。向三立托毛岸英向毛泽东转交了杨开智的信及照片。于是，毛泽东在给王首道的电文中写道：

首道同志：

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另电请派人转送。

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杨开智的电报上是这样写的：

杨开智先生：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

毛泽东拟好电文或写好信后，通常都是叫卫士通知田家英来取走发出。这一天，田家英又接到通知，来办公室取电报稿，毛泽东对他说：

“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

后来在散步时，毛泽东又和阎长林谈起了他和杨家的关系，他说：

“我对开慧家里的人，都和我家里的人一样，非常有感情。开慧在家乡搞革命工作，他们都支持。开慧被反动派逮捕以后，他们也冒着极大的风险，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开慧被反动派杀害了，他们冒着风险收敛尸体，还营救岸英他们，把他们送到上海交给地下党组织。他们这样做，我是非常感激的。可是，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本来在湖南农场工作很好，现在来信又要我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我如果这么做，不说以后其他的亲友也会提出这类要求，就是只解决他一个人的工作问题，我也是强加于组织，强加于群众啊。”

阎长林说：

“机关进城以后，各个部门也招收了许多工作人员，也有许多老同志的家属和亲朋来了，只要历史上没有什么问题，一说也就参加工作了。”

毛泽东说：

“机关招收新人，那是工作的需要，是完全正常的。我如果把他介绍到机关工作，那就不正常了。”

阎长林说：

“主席对杨开慧同志家里的感情是很深厚的，请他们到北京来看看，给他们谈清楚，他们会理解的。如果主席现在忙，顾不上，过几天再叫他们来可以。最近，机关里许多老同志的家属也来了不少，我的家属也来了，我带着他们看了看故宫，就叫他们回去了。”

毛泽东说：

“是呀，机关干部的家属和亲友来，都是正常现象，应该来看看。我的亲友要来，就可能变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可能形成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这一点是可以想象到的。陈玉英在板仓给开慧当保姆，带着孩子们工作了很多年，受开慧的影响，思想也比较进步。反动派逮捕了开慧，把陈玉英也抓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她表现得很坚定，决不屈服。一个农村妇女，在敌人面前表现得这么好，真值得钦佩和尊敬啊！她现在湖南长沙纺织厂做工，不是很好嘛。她也要到北京来让我安排工作，做什么工作呢？我也不好把她放在我家当保姆，这里也不需要。到北京纺织厂做工吗？那还不如在长沙好嘛。好像有些人在想，只要找到我毛泽东，一切问题都能解决了。我们共产党人是有章法的呀，你不能想怎样就怎样啊！

你们都在我这里工作多年了，我对你们都很有感情，对你们也都是信任的。你们如果出去做什么重要工作，我都是支持的。但是，我不好说，让你们到什么地方去做什么官，去当什么长吧？这样，就是强加于组织，强加于群众了嘛。我搞特殊，群众不拥护，对你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嘛。”

毛泽东10月9日的电报，虽然使杨开智打消了到北京工作的念头，可他又萌发了在长沙谋取一定职位的想法。他给已经在北京工作的表弟向三立写了一封信，请求向三立替他向毛泽东说情，希望在长沙谋得一个“厅长方面的位置”。向三立接到信后，便给毛岸英写了一封信，转述了表哥的意思和想法。

毛岸英在10月24日给向三立回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写道：

三立同志：

来信提到。你们已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高兴。你们离开三福旅馆的前一日，我曾打电话与你们，都不在家，次日再打电话时，旅馆职员说你们已经搬走了。后接到林亭同志一信，没有提到你们的下落。本想复他并询问你们在何处，却把他的地址连同信一齐丢了（误烧了），你们若知道他的详细地址望告。

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它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到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舅恐怕还没有觉悟，望他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我准备写信将这些情形坦白告诉舅舅他们。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殊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宗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殊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殊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群众观点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个人观点之间的矛盾正是我们与舅舅他们意见分歧的本质所在。这两种思想即在我们脑子里也还存在尖锐斗争着，只不过前者占了优势罢了。而在舅舅的脑子里，在许多其他类似舅舅的人的脑子里，则还是后者占着绝对优势，或者全部占据，虽然他本人的本质可能不一定是坏的。

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据悉你的信已经收到了。事情已经转组织部办理。但你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会拖一下。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困难问题，而所谓整个解决是指工业革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的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期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的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当然，饿死是不至于的。

你父亲写来的要求抚恤的信也收到了。因为此事经你信已处理，故不另复，请转告你父亲一下并代我问候他。

你现在可能已经开始工作了罢，望从头干起，从小干起，不要一下子就想负个什么责任，先要向别人学习，不讨厌做小事，做技术性的事，我过去不懂这个道理，曾经碰了许多钉子，现在稍许懂事了——即是说不仅懂得应该为人民好好服务，而且开始稍许懂得应该怎样好好为人民服务，应该以怎样的态度为人民服务了。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

信口开河，信已写得这么长，不再写了。有不周之处望谅。

祝你健康！

岸英 上

10月24日（1949年）

后来，杨开智在毛泽东、毛岸英父子开导下，放弃了谋取高官的念头。1949年11月7日，毛岸英收到舅舅杨开智的信后，在给表舅向三立的信中说：

“舅舅曾有信来，思想似已有些转变。”

正是：少时已立志，旨在求大同。百战生死以，何曾谋私营。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与亲友相处，请看本传后面诸多叙述。

东方翁曰：从1927年到1949年，毛泽东经过22年奋斗，终于成功地训练出了一支数百万人的无坚不摧的为民族生存而战、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战的钢铁队伍。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新政权能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中国将以什么样的面貌立于世界各国之林？已经成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新课题了。后来的实践证明，在这支队伍中，无论是中下层人们的观念，或者是在不少高层领导人的观念中，新政权的建立只不过是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对“旧社会”的改朝换代而已。前者追求的是“几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而后者追求的则是“级别”，是“官位”，甚至是“取而代之”。因此，毛泽东在之后的27年间，在为“主义”的终极目标而孤军奋斗时，就远比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蒋介石、打败美帝国主义要困难得多。他面对的既是一个千疮百孔、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烂摊子，而且还要面对一个影响了他的战友、影响了他的整个队伍的几千年的几乎是不可战胜的传统观念。这就是最后只能以一个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来结束他那个时代的历史根源了。

第3章 1949年10月10日—

“有海就要有防，要防就要建海军。过去我们是有海无防，受人欺侮。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侮了！再说，我们要解放台湾也要有海军。海军一定要搞，而且要尽快地搞！”

话说1949年10月10日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4野林彪等并告叶剑英、陈赓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邓谭萧赵，并告叶陈：

10日7时电悉。一、你们已抓住桂军4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二、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依令实行。三、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等部独立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方、邓、赖（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笔者注）等商电告。四、现至湘潭之2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歼白作战。

军委 10日23时

10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张宗逊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宗逊并告德怀，及西北局：

酉佳电悉。

一、昨日中央会议已决定18兵团由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同志统率入川。

二、向胡宗南作战的兵力，除18兵团外，尚须令刘金轩部及7军予以配合。在占汉中一带后，刘金轩部除守卫汉中为中心一带地方外，是否以适当部分进入川边策应18兵团，依那时情况再定。7军须准备进占陇南文、武、成、康（指甘肃文县、武都、成县和康县——笔者注）一带。

三、向汉中一带进攻的时间，大约在12月上旬或中旬，请令有关各部于11月下旬准备完毕。

军委 酉真

10月11日傍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即将返回原籍的张元济和他的儿子张树年，并与他们共进晚餐。在座的还有周善培、陈毅、粟裕。

毛泽东在饭后的谈话中，不断提问题，征求大家对于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面的意见。张元济建议说，为使下情上达，报纸应该多刊登一些有真实姓名、地址的读者来信，广开言路。毛泽东表示赞同，他说：

“可先辟一专栏做个榜样。”

张元济建议多修铁路。毛泽东说：

“筑铁路离不开钢。因此，要先办钢铁厂。”

张元济认为内战多年，人民生活艰难，要想国盛民富，一定要发展农业。毛泽东耐心地听着，频频点头。

周善培老先生主张读经，毛泽东默然不语。张元济说：

“普遍读经未必需要，可在大学里辟一专科，研究四书五经。”

临别时，张元济送给毛泽东一部《林文忠公集》，意在请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后，严禁鸦片。毛泽东微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他拉着张树年的手说：

“树年兄，请多多照顾好张老。”

张树年觉得毛泽东贵为人民领袖和国家主席，这样和蔼待人，心中感动不已。

10月11日晚，周恩来到黄炎培家，诚恳地提出请他担任政府公职。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旧中国曾多次拒绝政府的高官厚禄。毛泽东在怀仁堂的一次晚会上曾问他：

“北洋军阀政府两次请你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

黄炎培说：

“我的信念是：看不清真理所在，是不会盲目服从的。”

这天晚上，黄炎培听周恩来说明来意，就说：

“1946年我才68岁，已经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说：

“这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

黄炎培见周恩来如此说，便答复道，尚需考虑考虑，等他第二天回话。这天夜里，黄炎培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

10月11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邓谭萧赵，并告叶陈：

11日10时电悉。

一、关于调陈赓兵团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接入桂一点，已于今晨答复你们同意这样做，请径令陈兵团执行。

二、关于不要迫使广东之敌退入广西一点，我们认为也是对的，因此15兵团暂时不应进攻广州。除以一部位于韶关、英德一带外，主力似应由英德以北向西南攻占德庆、高要一带，割断两广联系，使广州处于孤立地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则广州一带之敌在我15兵团与曾生、林平等部东西威迫之下，有可能发生内变，向我接洽投降或改编。如果是这样，则我仍可能早日解放广州，这对于以干部及某些物资接济广西是有利的。

三、关于15兵团是否可以早日去占领德庆、高要一点，请叶方与邓赖商酌电告。

四、曾生、林平等部似宜进至新丰、龙门、佛冈一带，不要去惠州以南。

军委 11日24时

10月12日凌晨，毛泽东关于围歼白崇禧主力问题致电林彪，他写道：

林彪同志：

因为据你们10日7时电，白崇禧全力增援祁阳以北之敌，该敌已完全陷入被动地位，有在湘桂边界聚歼白匪主力之可能，故我们同意你们以陈赓兵团由现地直出桂林抄敌后路之意见。但据你们11日10时电，敌原拟增援之兵力，现已停止于东安、冷水滩、零陵之线，并未北进。似此，无论祁阳以北地区之敌被歼与否，白崇禧均有可能令其主力退至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背靠云贵，面向广西东北部及东部，采取游击战术，不打硬仗，与我相持，我军虽欲速决而不可得。此时，因陈赓已入广西，广东问题没有解决，广西问题亦不能速决。如我军向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迫进，则白匪退入云贵。如4野跟入云贵，则不能分兵解决广东问题。如4野不入云贵，则解决白匪的责任全部落在二野身上。因此请你考虑这样一点，即在桂林、柳州以北祁阳、宝庆以南地区采取围歼白匪的计划是否确有把握，如确有把握，则你们的计划是很好的；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为了使问题考虑成熟起见，目前数日内陈赓兵团以就地停止待命为宜。

毛泽东 10月12日3时

10月12日清晨，毛泽东起草了给林彪等人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彪同志，并告叶陈方邓赖及刘邓张李：

一、你们11日21时电的意见很好，即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但请陈邓注意先以必要力量直出广州、梧州之间，切断西江一段，断敌西逃之路，不使广州敌向广西集中。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如广州一带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

二、祁阳以北被歼之7军、48军4个师是桂系精锐。桂系正规军虽尚有46军3个师、48军1个师及56军两个师（此军位于桂林、全州间），但都不是精锐。桂系以外各军更差。因此4野以主力由祁阳、武冈之线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兵力已很充足。但如何进法值得考虑。数日内可以看清白崇禧的部署。如果白崇禧集中全力守零陵、全州一带，你们可以集中兵力南进，试行抓住该敌。如白崇禧鉴于此次精锐被歼的教训（此次被歼是出于白崇禧意料的），向桂林、柳州之线大规模撤退，则我军似不宜集中前进，而宜分两路并列前进，以一路出柳州以北，以一路出桂林。

毛泽东 10月12日6时

10月12日一早，黄炎培叫来了江问渔、杨卫玉和孙起孟等至交好友，征询他们的意见，大家都说他应该接受政务院的职位。

10月1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第1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甘，并西北局：

9日酉时电悉。

一、伊宁民族军必须有一人为新省军区副司令，已见前电。

二、民族军应改名为人民解放军，他们已有此意，并要求我们派政治工作人员去。此事及应编师的数目及具体番号，待你至迪化与民族军负责人商量后再定。

三、民族军应有一部开迪化，另一部开乌苏。此事待与赛福鼎商量后再告。

四、新疆党的领导机关应成立分局，同意以王震为书记，徐立清为副书记，罗元发、张贤约、饶正锡、王恩茂、郭鹏、曾涤、邓力群为委员。自治区只有民主同盟，尚无党的组织（应该建立党的组织），是否可以同盟负责同志数人临时参加分局会议，待考虑后再告。

中央 10月12日

10月12日晚，周恩来再次登门拜见黄炎培，黄炎培高兴地表示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的这一举动，反倒使他的子女们感到难以理解。黄炎培解释说：

“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此时，周恩来还在物色文化部长的人选，他动员沈雁冰出任这一职务，他说：

“雁冰，我受命组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准备任命你为文化部长，特向你征求意见。”

沈雁冰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闻听此言，不觉一愣，思索了一下说：

“我一向都是搞创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生活可以安定下来了，我不想当部长，只希望继续从事创作。”

周恩来说：

“你说得有道理，但还是请你再考虑一下。”

10月13日下午，周恩来派人把沈雁冰接到颐年堂，他和毛泽东早已等候在那里，与沈雁冰握手后坐下来。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

“在人事安排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所以请你来商量。”

毛泽东也微笑着说：

“我跟恩来商量过了，还是请你出任文化部长。雁冰，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是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你是中外知名的大作家，这第一任文化部长，非你莫属啊！所以想请你出来。”

沈雁冰说：

“那为何不请郭老担任呢？”

毛泽东解释说：

“郭老是可以的，但他已经担任了两个职务，一个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再要他兼任文化部部长，顾不过来。”

沈雁冰见毛泽东如此说，就愉快地答应了下来。

10月13日，毛泽东关于“第1野战军、第2野战军在西北西南地区的作战部署”问题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一、关于由陕入川兵力，已与贺龙、伯承、小平一起确定为18兵团，不牵动其他部队。

二、刘金轩部及7军配合作战。战后7军位于陇南工作。刘金轩部除守卫陕南外，是否抽一部入川，那时再酌定。

三、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2野进至叙、泸、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约在12月上旬或中旬，由军委确定。

四、2野主力两个兵团，现到常德、湘潭之线，大约12月可到川南。2野陈赓兵团本月可协同邓华兵团占广州，下月入桂，协同4野主力歼白，大约明年1、2月可入云南。

五、担负西北任务的3个兵团，以两个兵团（即第1、第2兵团）担任地方工作，另一个兵团（即19兵团）待宁夏工作结束后，不担任地方工作，开至天水、宝鸡、潼关之线专门整训，作为国防机动兵力，以备不虞（此点在数月前已电告）。请准备适当兵力，于数月后接任宁夏地方工作。

六、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2野全军及18兵团，共约60万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

毛泽东 10月13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不使广东敌军逃入广西的指示电，他写道：

林邓，叶陈：

据香港10月10日电称，“一、据空军高级人员方面获息，蒋电李、白，弃守广州，坚持广西；并表示，今后对李、白做法，当不予干涉。二、据熟悉桂系的人说，桂残军如退入桂境，当会大部逃散，丧失战斗力。现白匪正大量廉价售卖枪支给地主，拟大量组织地方反动势力，并在桂东演习坚壁清野，连谷种都要毁灭”等语。请加注意，务不使粤敌逃入广西。

军委 10月13日

毛泽东又在林彪、邓子恢、谭政等10月12日表扬人民解放军第40军、41军和49军歼灭白崇禧主力的电报上，给程潜写了一个批语。

白崇禧被歼灭的部队是7军两个师及48军两个师，地点在祁阳以北。消灭这些部队时白崇禧坐视不救，他自己退到桂林，各军退到东安、零陵、冷水滩一带，听任7军、48军苦战4天被歼干净。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程颂云先生阅。毛泽东10月13日

10月13日晚，毛泽东在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11日关于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情况和经验的来电报告上批示道：

“极为欣慰。”

接着，他起草了给彭德怀等人的《关于学习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指示》，全文如下：

德怀、仲勋，林彪、子恢，剑英、方方，小平、伯承、贺龙，一波、澜涛，高岗、富春、林枫，康生：

据饶漱石同志10月11日电称，“我们选择上海附近松江县，创造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此种会议，已于9月30日举行。我曾赶往参加，并作报告。会议结果良好。经过各界代表的热烈讨论和辩论后，成立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处理劳资纠纷等实施办法。对党内党外，教育意义均甚大。证明，在各县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但有迫切需要，而且有充分可能。会议经过和经验，拟全部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计：一、我在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及工商业政策问题（已在10月6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二、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报道。三、县委书记关于松江工作与任务的报告摘要。四、介绍松江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拟用《解放日报》社论发表）。上述各件，已于今日由新华社发给中央。如仍需由内部专门总结报告，请电示办理”等语。

上述文件俟收到后即由新华总社广播，你们可以在报纸上看到。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

　毛泽东 10月13日

是日晚，毛泽东又给冯友兰写了一封回信。

冯友兰，1895年出生在河南省唐河县，1920年留美，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30年代，著有《中国哲学史》等书。1949年10月1日，冯友兰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5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内中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正错误。……我计划于5年之内，如政协共同纲领所指示的，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将我在20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作为一个新编。诚如你所说的，我们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日。”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友兰先生：

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成，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

教安！

毛泽东 10月13日

冯友兰收到毛泽东的回信后，有两点很意外的感受：一是“我不料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二是“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点反感，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究竟什么是毛泽东所说的老实态度？这个问题使冯友兰困惑了多年。经过30多年的锻炼，他终于慢慢地认识到毛泽东那句话的含义：“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5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么短暂的时间完成是不现实的。”

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第4兵团、第15兵团等部解放了中国南部最大的城市广州。

早在9月28日，叶剑英、陈赓联名签发了《广州外围作战命令》，命令规定：为便利作战指挥，以4兵团为右路军，15兵团为左路军，以两广纵队、粤湘赣纵队、粤中纵队组成南路军，3路大军从南北分别向广州进军。10月2日开始，各路军按照预定部署，向余汉谋部发起进攻，广东战役打响了。第4兵团的3个军沿粤汉路两侧南下，占领韶关，直取广州；第15兵团的2个军，经翁源、从化等南下，形成对广州的钳形合围；两广纵队组织广东地方部队由和平、龙川等地东进东莞地区，切断敌人南逃退路。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逃往台湾，代总统李宗仁飞往重庆，广东余汉谋部则沿西江逃窜。10月14日下午6点30分，第15兵团先头部队从广州北郊攻入广州市区。第4兵团则分路穷追由广州向西南逃窜的敌军主力，在阳江地区将其歼灭，余汉谋率残部逃往海南岛。

10月15日，人民解放军3野第10兵团以伤亡2000余人的代价，强行渡海登上厦门岛，歼灭守敌汤恩伯部27000余人，其中俘虏25000余人。

早在9月23日，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在司令员叶飞率领下，解放了集美，兵临厦门，从北、西、南3个方向，对厦门岛汤恩伯部3万余人形成了半月形包围。

厦门岛长13公里，宽11公里，面积128平方公里。汤恩伯将厦门岛的防御重点放在了北半部。他手里还握有反登陆必备的制海权与制空权——金门料罗湾、厦鼓水道锚泊着4、5艘美式大型军舰，5、6艘小型军舰，厦门北部高崎机场上还有几架飞机。汤恩伯吹嘘，厦门“守三、五年没有问题。”10月15日15时40分，第10兵团31军91师和93师277团，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向鼓浪屿发起佯攻，吸引敌军主力；而在北半岛方向一线10公里长的突击正面，主攻登陆部队29军85师、86师，31军92师，在15日19时不发一枪一炮，从鳌冠、集美、刘五店等处千帆竞发，在西北、正北、东北3个方向直插寨上（湖里）、高崎、钟宅（下马）3个登陆点。10月16日拂晓，突击部队在厦门岛北半部全线突破，并迅速向周围扩张。

10月15日这一天，毛岸英和刘思齐在中南海丰泽园举行了婚礼。

原来在9月末的时候，毛岸英和刘思齐商量好，过一些日子就结婚。他们征求了刘思齐妈妈张文秋的意见。婚期初步定下来以后，毛岸英又征求了爸爸的意见，他说：

“爸爸，我跟思齐商量好了，我们准备在星期六的下午结婚，不知道爸爸同意不同意？”

毛泽东说：

“我同意，就这么定了，星期六下午结婚。你们准备怎么办婚事呀？”

毛岸英说：

“我们商量了，越简单越好。为了不给爸爸增加麻烦，我们的婚礼在情报部举行，暂时也住在那里。我们都有随身的衣服，也有现成的被褥，不用花钱买东西。”

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

“不花钱办喜事，这是喜上加喜。婚事简办，我完全赞成，就是要改一下旧习惯嘛。应该艰苦朴素。但你们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呀，我请你们吃顿饭，你们想请谁就请谁。你跟思齐的妈妈说说，现在都是供给制，她也不要花钱买东西了。她想请谁来都可以，在我这里吃顿饭。”

毛岸英和刘思齐一商量，就写了一个请客人的名单，有邓颖超妈妈、蔡畅妈妈、康克清妈妈、谢觉哉伯伯、陈瑾昆伯伯等人。毛泽东看了名单说：

“你们只请邓妈妈不行，请了邓妈妈，还应该请恩来；请了蔡妈妈还应该请富春；请了康妈妈，还应该请朱总司令；请了谢老还应请王定国；请了陈瑾昆，还应请梁淑华。还有少奇和光美同志也要请。弼时同志有病住在玉泉山休息，就不要麻烦他了。该请的人由岸英去请，打电话或亲自去请都可以。吃什么也由你们跟他们商量，最好是家常便饭，简单一些。”

10月15日这天下午，毛岸英和刘思齐在情报部机关举行了婚礼。毛岸英身着当翻译的工作服。刘思齐穿着灯芯绒布的上衣，裤子是半新的，方口布鞋是新买的。机关领导和同事们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非常热闹。婚礼结束后，他俩早早赶到了菊香书屋。

毛泽东打量着刘思齐，笑着说：

“思齐，你今天是新娘子，从今天起，你就成了大人，不是小孩子了。”

他又像是发现了什么大问题，“咦”了一声，说：

“你是新娘子，为什么头上不插花儿呀？”

说得刘思齐不好意思起来。一会儿，妹妹张少华、张少林和李讷拿来了两朵鲜红的小绒花，插在刘思齐的头上。大家一齐拍手称赞：

“新娘子真美啊！”

晚上七八点钟，客人们陆续赶到菊香书屋院，还带来了小小的纪念品。蔡畅和康克清送的是两对枕头套。王光美送的是一件女式睡衣。

毛泽东自己出钱，在菊香书屋的西屋里办了3桌酒席。桌子中间摆着一个大拼盘，装着湖南的腊肉、腊鱼、腊鸡和香肠，拼盘四周是红烧肉和一些小菜，大部分是湖南的家乡菜。新郎和新娘被安排在正中的一桌，两边坐着周恩来、邓颖超和张文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坐在左边的一桌，其他客人坐在右边的一桌。大家欢聚一堂，非常高兴，祝贺小两口婚姻美满，也纷纷向毛泽东表示祝贺，说他找了一个好媳妇。毛泽东笑眯眯地致词说：

“今天是我家办喜事的一天，也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看到儿子结婚，我非常高兴，感谢大家来参加婚礼。我的孩子，这些年来，在艰难困苦中，自己度过来了，今天终于结婚了。孩子长这么大，我没为他操过半点心。今天的这一切，也是在同志们帮助下，岸英自己筹办的，我非常感谢同志们的帮助。”

毛泽东举杯走到亲家张文秋面前，对她说：

“谢谢你教育了思齐这个好孩子。为岸英和思齐的幸福，为你的健康干杯！”

他又向各位客人敬了酒。周恩来对张文秋说：

“你这个做母亲的，也得说几句话呀。”

张文秋说：

“我说什么呢？”

周恩来说：

“你如果一时想不出新词，把主席刚才说的话变成你的话，不也很好嘛。”

于是，张文秋也举杯走到毛泽东面前，说：

“谢谢主席在百忙之中为孩子们的婚事操心。思齐和岸英结婚，这是他们的幸福，也是我的幸福。思齐年幼不大懂事，希望主席多批评指教。”

周恩来笑着说：

“这不是讲得很好嘛！”

大家都笑了起来。席间，毛泽东一边把湖南风味的腊肉、腊鱼、辣椒往徐特立、谢觉哉等老人碗里夹，一边说：

“孩子们的婚事没有要我操心，也没买这买那。吃了饭，请你们到他们的新屋里去看看。”

饭后，毛泽东说：

“今天是非常高兴的一天，因为这是岸英和思齐结婚的日子，这喜酒和便饭，是岸英自己张罗的，他办得还可以，我要表扬他。如果办得不好，我也会批评他的。”

毛泽东要卫士拿出他的一件黑色的礼服呢大衣，对毛岸英和刘思齐说：

“你们结婚了，我很高兴。可是，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略表我的心意。以后，白天岸英穿，也可以防寒，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俩都有份儿。”

在场的人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都忍不住大笑起来。毛岸英和刘思齐同声说：

“谢谢爸爸。”

毛泽东的这件礼物非同一般，正是他当年赴重庆谈判时穿的那件呢大衣。大家说说笑笑来到毛岸英的新房。那是机关宿舍的一个普通房间，门上贴着大红喜字，屋里有一张大木床，床上只有两条被子，其中一条还是刘思齐带过来的嫁妆，其余的都是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小儿子毛岸青的婚事也很关心。此时的毛岸青进步很快，除了正常上班以外，他翻译的俄文小说在报纸上连载，反映很好。唯一不如愿的事，就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恋爱对象。毛泽东听了他在谈恋爱中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儿，就劝他说：

“你谈恋爱找对象，就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你就说你是中宣部的翻译不是很好嘛。我劝你找一个工人或农民出身的人，这对你可能还有些帮助。你要求条件高了，人家的能力强，看不起你，那就不好了，整天不愉快生闷气，那还有什么意思呀。”

再说10月15日晚，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

周世钊，字惇元，他在9月28日给毛泽东的长信中，曾将自己1946年写的《书愤》一诗抄寄给毛泽东，其诗云：

人士纷纷粉墨场，独惊岁月去堂堂。沐猴加冕终贻笑，载鬼同车亦自伤。

卅载青毡凋俊骨，九州明月系离肠。烟尘满眼天如晦，我欲高歌学楚狂。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惇元学长兄：

迭接电示，又得9月28日长书，勤勤恳恳，如见故人。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城南学社诸友来电亦已收到，请兄转告他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

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

陈泽同先生的意见书已收阅，当交此间工业机关研究，请兄为我代致谢意。他的工作问题请告他直接向湖南当局要求解决，不要等候我的答复。谨此奉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10月15日晚，毛泽东给卫立煌复了一封电报。

前面已经说过，卫立煌是在1949年1月31日，和夫人韩权华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逃离南京，寄居在香港的。10月3日，他在香港通过有关组织向毛泽东发来了贺电。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张枫转卫立煌将军：

酉江电诵悉，极为感谢。谨此奉复。

毛泽东

10月16日，这一天是苏联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的日子，周恩来也将参加递交国书仪式。

毛泽东在接受罗申递交国书仪式之前，需要剃须整容。自从进入北平以后，他的头发虽然较前短了一些，但在平日里，他从不注意修饰，也不剃须。因此，在参加外事活动或者出席大型会议之前，出于礼节上的需要，必须叫理发员王惠给理理发，剃剃胡须。

王惠已经50多岁了，是一位“三八式”的老战士，大家都叫他老王头。王老头剃个光头，矮矮的个子，黑黑的脸庞，大大的眼睛，戴一副老花镜，黑紫色的厚嘴唇，蓄着花白的长胡子，常常微笑着，露出的牙龈也是黑紫色的。他的右腮下面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黑记，上面留着一小撮长长的毛。王惠不爱说话，只在开心时才会冒出一两句：

“在理发时，毛主席也得听我的。”

王惠的动作慢腾腾的，很不利索了。他在给毛泽东理发或是刮胡须时，往往是用左手按着毛泽东的头顶，右手拿着剃刀，架在毛泽东头上，伸长脖子，眯缝起双眼，左瞧右瞧，半天不动，连旁边的人都有些不耐烦了，他才“唰”地刮一下。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总担心他那不灵活的手，会在毛泽东的面部留下刀痕。毛泽东对于这些，似乎都已经习惯了。这一次不同往常，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说：

“你快点。”

王惠慢条斯理地说：

“别着急，着么急呀。”

他换个位置，把刀又架在毛泽东另一侧的脸上，比划着，时间更长，好不容易才又“唰”地来一下。接着退后一步，他像欣赏什么杰作似的，端详个没完。

“哎呀，老王，要快一点么！”

毛泽东说着欠一欠屁股，却被王惠从头顶上按住了。他依然慢声慢气地说：

“叫你别着急么，到时候叫你去就行。”

王惠把毛泽东那颗充满智慧的头颅就那么扶过来扶过去，时而轻剃轻刮，时而左右端详，严肃认真地为毛泽东把面修好。好不容易才刮完脸，毛泽东想抬屁股起身，又被王惠按住了头，说：

“怎么不听话呢？你别着急么！”

毛泽东哭笑不得，在王惠的手掌下强抬一抬头说：

“我要你快一点么。”

“沉住气，听我的，给您刮干净再去。”

王惠居然在毛泽东的后脑勺上拍了两下，那么自然。在场的卫士们一个个目瞪口呆。而毛泽东居然也不发火，只是无奈地用力叹了口气。王惠又给毛泽东刮后脖颈，还不知轻重地“教训”毛泽东说：

“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不好我王惠也不光彩么。”

后来李银桥曾经说过：“在我印象中，王惠是唯一在毛泽东面前富于自尊、从内心到言谈举止都一贯将自己放在与领袖完全平等的地位上的伟大而普通的人物！”

欲知递交国书仪式如何进行？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与理发员王惠的故事，读来令人捧腹。毛泽东的自律与王惠的自尊，可谓千古难得一见。这种领袖与工作人员的平等关系，堪为后来者的楷模。

第4章 1949年10月16日—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

话说1949年10月16日下午，递交国书仪式如期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毛泽东递交了国书。毛泽东致答词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即承苏联政府首先响应，愿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我相信，中苏之间的友谊，将因贵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日益发展和巩固起来。”

这次外事活动，尽管经过了有关人员的精心准备，可在喜庆的氛围中还是出现了不尽人意的环节。像递交国书这类外事活动，在中方还是开国以来的第一次，由于没有经验，就采纳了苏方建议，在递交国书仪式结束后，举行宴会。为此，有关人员在前门外全聚德订购了烤鸭，可是后来当那些烤鸭被送到勤政殿时，已经全部凉透了，不再是皮脆肉嫩，而是咬不动了，弄得大家都兴味索然。自此以后，中国在外国使节递交国书时，就再也不举行宴会了。

这一天，毛泽东在办公室里已经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值班卫士王振海急了，就去把王鹤滨从睡梦中叫醒。王鹤滨问：

“什么事，老王？”

王振海说：

“王秘书，你赶快起来吧，去劝劝主席休息一下。他工作快一个对时了，还没有出办公室哩，我们劝了几次都没有用。”

王鹤滨急忙穿衣下床，穿过澄怀堂前的大院，来到菊香书屋的过厅，见另外3个卫士正聚在毛泽东办公室门前，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张仙朋见王鹤滨来了，就说：

“王秘书，你是管理主席生活的秘书，又是主席的保健医生，我们催了几次，请毛主席休息，都不行，这回就看你的啦！”

王鹤滨也不说什么，轻轻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站在写字台东侧约一米左右。毛泽东正专心致志地工作着，目光在文件上不时地左右摆动着，时而还在文件上写着批语，并未察觉有人进来。王鹤滨趁他手中的铅笔停止写字时，轻声劝道：

“主席，该休息一下了，工作的时间太久了。”

毛泽东闻声侧过头来，看了王鹤滨一眼，微笑着说：

“知道了。”

话音未落，又转过头去看文件。王鹤滨只好退了出去。卫士们急切地问：

“怎么样？”

“主席答应休息了吧？”

王鹤滨摇摇头，简单说明了一下，就和大家一起等了起来。好不容易又过了个把小时，眼看已经过了子夜，王鹤滨轻手轻脚地再次走进办公室，走近毛泽东，径直轻声说：

“主席，该休息了，工作的时间太久了。”

毛泽东听到王鹤滨催请的声音，头也未动，眼皮也未抬，手中的铅笔也未停，回答说：

“工作完了就睡！”

王鹤滨瞟了一眼毛泽东左手边那沓子文件，心想，这么多文件，什么时候才能办完呀！没办法，只好又悄悄地退了出来。他明显地感觉到了卫士们投过来的责备的目光，似乎在说：

“原来你和我们也是一样，没有办法使毛主席休息下来。你这秘书是怎么当的？你这保健医生是干什么吃的！”

约摸又过了个把小时，王鹤滨重新鼓起勇气，下定决心，一定要请毛泽东休息，便第3次踏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他加重了脚步，一直走到办公桌旁，刚要张口说话，忽然见毛泽东把手中的铅笔往桌子上一放，随着转椅的转动，把整个身子转了过来，和王鹤滨来了个面对面。看来他也下定决心要排除干扰了。他的目光直逼着王鹤滨，严肃地说：

“你又来了，这工作是放不下的，我去睡觉，谁来替我办呀！”

毛泽东说罢，看着王鹤滨呆呆地站在那里，一脸窘态，就又用稍微和缓而又无奈的口气说：

“你来替我办？啊？”

意思是你看怎么办？是你来办，我休息。还是让我继续办，你不要再来干扰。毛泽东这一招真厉害，有谁能代替他呢！王鹤滨没辙了，只好败下阵来。这一夜，一直到东方泛出了鱼肚白，毛泽东还没有走出办公室。

10月17日，毛泽东关于“4兵团应乘胜追击占领高要德庆等县”致电林彪等：

林彪同志，并告剑英陈赓：

广州敌逃跑方向，不是向正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我4兵团似应乘胜追击，直至占高要、德庆、封川、高明、新兴、云浮、郁南、罗定等县，必要时并占领梧州，然后停下来休整待命，听候你的统一部署入桂作战。因为占领上述诸县，一则可能歼灭逃敌一部或大部，使15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二则即是对于入桂作战完成了部队的展开。是否可以这样做，请按情况酌定。

毛泽东 10月17日

10月间，毛泽东接到了小友许志行从上海发来的一封信。许志行在信中说，新华社捎信的人因上海尚未解放，慌忙之间竟把毛泽东给他写的信弄丢了。

原来在不久前，毛泽东就接到了小友许志行发来的一封信，信上说，自从长沙一别，20多年未见面。他以前南下回到了上海等地，在书报行业做编辑或在学校里当教师。他现在上海格致中学教书。毛泽东立即复信一封，让新华社的人带往上海。

毛泽东看了许志行这次来信，就又给他写了一封信，鼓励他好好工作。这封信直接从邮局挂号寄给许志行所在的学校。此后，毛泽东又和许志行通了3封信，都是他亲笔所写。后来，许志行一直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写作教研组岗位上工作。

10月中旬，毛泽东电令第4野战军12兵团司令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即刻进京。萧劲光交代完手中的工作，急忙启程赴京，面见毛泽东。毛泽东向萧劲光询问了家乡的情况，然后说道：

“劲光同志，这次召你进京，是想借用你萧司令员哟。现在全国的作战任务虽然还很繁重，但组建一支空军和海军的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空军的筹建工作已经差不多了，中央决定让刘亚楼去当司令员。现在要着手筹建海军，想让你当司令员。先给你打个招呼，听听你的意见。”

萧劲光一听可急了，连忙摆手说：

“主席，这个可使不得。我是个‘旱鸭子’，又不懂海军，哪能当海军司令员？我晕船挺厉害，连海船都坐不得。”

“我就是看上了你这个‘旱鸭子’哩。”毛泽东哈哈大笑：“你这个同志，是让你去组织指挥，去当司令，又不是让你去当水手！”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接着说：

“20多年来，我们同日本人打仗，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都是钻山沟，钻青纱帐，主要在陆地上。可是现在要建设空军，建设海军了，总得有人去领个头。我们建设海军、空军，要向苏联学习，要依靠苏联援助。你和刘亚楼都有很长的斗争历史，又都在苏联学习过，有文化，懂俄语，比较了解苏联军队，又懂得我军一整套优良传统。我看，中央选定你们当司令，还是合适的。”

他看到萧劲光不再推辞，就继续开导说：

“有海就要有防，要防就要建海军。过去我们是有海无防，受人欺侮。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侮了！再说，我们要解放台湾也要有海军。海军一定要搞，而且要尽快地搞！”

10月19日上午，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政务院副总理及下属委、部、会、院、署、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贺龙 刘伯承 林彪 陈毅 徐向前 叶剑英 聂荣臻 高岗 粟裕张云逸 邓小平 李先念 饶漱石 邓子恢 习仲勋 罗瑞卿 萨镇冰 张治中 傅作义 蔡廷锴 龙云 刘斐，共22人。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朱德 周恩来 刘少奇 彭德怀 程潜，共5人。

徐向前为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副总参谋长。

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9人，他们是：谭平山 章伯钧 马叙伦 陈劭先 王昆仑 罗隆基 章乃器 邵力子 黄绍竑。

政务院副总理共4名：其中有董必武 陈云；有党外人士2人：郭沫若 黄炎培

李维汉为政务院秘书长

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担任主要职务的是：

外交部副部长有：王稼祥 李克农 章汉夫

重工业部部长：陈云，副部长何长工，何长工行代部长职务

财政部部长：薄一波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

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 贸易部部长：叶季壮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内务部部长：谢觉哉

劳动部部长：李立三 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明

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

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 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

后来在1954年由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 由董必武任最高法院院长

以下是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14人，共计15个正职，他们是：

郭沫若 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科学院院长（兼）

谭平山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章伯钧 交通部部长

黄炎培 轻工业部部长（兼） 傅作义 水利部部长

李书城 农业部部长 朱学范 邮电部部长

梁希 林业部部长 沈雁冰 文化部部长兼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马叙伦 教育部部长 李德全（女） 卫生部部长

史良（女） 司法部部长 胡愈之 出版总署署长

何香凝（女）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关于西南地区作战方针致电林彪，并告叶剑英、陈赓，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彪同志，并告叶、陈：

18日12时电悉。

一、你们准备先以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这一计划是很好的。

二、西南重心是四川，我2野主力必须于12月占领叙府（今宜宾——笔者注）、泸州、重庆一带，贺率18兵团则于1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布置明年春耕，方有利于生产建设。因此，不论白崇禧是否退云南，我3、5两兵团只准备以一个军（即18军）进占贵阳，并经营贵州；其余5个军、两个兵团部及2野直属队，均由湘西分路直取叙、泸、渝（留一部于遵义一带），务于12月达到该地区，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统筹西南全局。否则150万人的财经问题将陷于极大困境。这里所说的150万人，是指我军60万人（其中2野全军50万人，贺部10万人)，张群所属国民党川、滇、黔、康4省军政人员据说有90万人，主要是在四川。

三、根据你所说的大迂回方案，估计白崇禧部可能有一半或更多被我歼灭于广西境内，退到云南去的或者不很多。现在假定白匪主力退至云南，加上贵州之敌亦退至云南，加上云南卢汉等部，共有敌军15万人左右，我仍应只以陈赓兵团10万人，加上地方游击部队（据说有2万余人）去对付，方有主动。因为路远粮缺，往返不易，如去两个兵团（20万人），有陷入困境之虞。估计陈赓以10万人入云南，采取各个歼敌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过时间略为延长些罢了。

四、请根据上述方针进行部署。

五、刘、邓于明日或后日由京经汉赴湘，指挥2野向四川进军。3、5两兵团，请令其补齐棉衣，进至湘黔边境待命。

毛泽东 酉皓

10月2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介绍王稼祥出任驻苏大使，他在电报中写道：

斯大林同志：

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是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给他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

当晚，王稼祥一行离开北京赴任。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到苏联去——欢送王稼祥大使离京赴苏》的社论。

10月21日，周恩来召集第1次政务院扩大会议，宣告政务院正式成立，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院委员以及下属34个机构的负责人正式就职。

10月21日下午，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份便函，他写道：

乔木：

我军于昨日到达迪化。请写评论一篇，能于明日见报为好。关于人民解放军入新的消息及评论，不要有‘占领’字样，均称到达某地；评论中并应提到得到新疆军政当局同意并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的。

毛泽东 10月21日下午3时

10月22日，毛泽东接见了新疆代表团。

新疆代表团已经圆满完成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拟于明日返回新疆。毛泽东关切地问周恩来：

“送他们的飞机准备好了吗？”

周恩来说：

“准备好了一架飞机和技术过硬的机组。”

毛泽东说：

“好。今晚和苏联专家组织一个检查组，对飞机和机组人员再进行一次深入的检查和了解，做到绝对有把握再起飞。”

他转向赛福鼎说：

“明天，你在未得到恩来同志可以起飞的通知之前，不要上飞机。你等候恩来同志的电话。”

赛福鼎听了毛泽东的话，极为感动。他拿出早在10月15日就已经写好的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说：

“主席，我早就写好了入党申请书，不知我具备不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请你指示。”

赛福鼎双手将申请书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显得很高兴，不停地点头，说了声：“好！”就把申请书装进衣兜。

第二天，赛福鼎和代表团成员起得都很早，一直等待着周恩来的电话。正8时，周恩来打来电话说：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起飞，请你们去机场。”

赛福鼎等人赶到机场，周恩来早来了，他握着赛福鼎的手说：

“祝你们一路平安。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入党要求毛主席批准了。我带来了毛主席的批示，交给你。”

周恩来从衣兜里取出批示，他知道赛福鼎读汉文还有困难，便左手拿着他的入党申请书，右手指着毛泽东在上面的批示，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道：

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手续。

毛泽东 1949年10月23日

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批示交给赛福鼎，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祝贺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到了酒泉后，请将它交给彭老总。”

赛福鼎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批准了他的入党要求，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他紧紧地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衷心感谢毛主席、周总理给了我政治生命，今后我一定加倍努力，不辜负党对我的期望。我还要感谢毛主席、周总理为我们安全返回新疆，给予的高度重视和为此所做的大量工作。”

周恩来说：

“今天毛主席还给彭老总拟了一份电报，通知他，你去酒泉，要他和你再具体谈谈新疆的工作。彭老总和王震同志在等着你们呢！好，再见！上飞机吧。”

赛福鼎一行到了酒泉，王震、徐立清等人在机场迎接，将他们安置在招待所。不一会儿，彭德怀在王震和秘书、参谋的簇拥下来了。落座后，赛福鼎拿出毛泽东的批示，递给了彭德怀。彭德怀看过后，高兴地说：

“好哇，祝贺你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大军。今天我们收到中央的一份电报，上面也提到你入党的问题。”

彭德怀叫秘书取出电报，接过来说：

“先给你念一下有关你入党的部分，‘赛福鼎为代替阿合买提江的领袖人物，曾留学莫斯科，做过新疆省政府的教育厅长。据我们了解，此人是好的，此次已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现申请入党，我们认为是可以的。’”

彭德怀刚读到这儿，王震就带头鼓起掌来。毛泽东在这份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指示电中还写道：

“维吾尔族人口300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民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

10月24日，毛泽东同绥远方面党内负责人进行了特别重要而坦诚的谈话，还特邀傅作义先生在座。谈话记录全文如下：

绥远和平解放谈了大半年，现在才实现第一步，董其武他们9月19日已发了起义通电，我和朱总司令也发了回电。现在要走第二步，就是实现合作。这一步很重要。要坚决执行中央的这个电报，这是党对绥远的基本方针，不但要求他们执行，共产党更要执行。

绥远属内蒙古区域自治的范围，省下面要成立盟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伊克昭盟，华北局要与西北局商议，取得他们的同意，划归绥远领导，伊盟政府驻地可在东胜或别处。乌兰察布盟也要成立盟人民政府委员会。伊、乌两盟都设立军分区。两盟的蒙族和汉族都要有人参加政府委员会，这也要同他们商议。

绥远要成立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省政府、军区归军政委员会领导。由傅作义任主任，乌兰夫任副主任，统一领导绥远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傅作义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管辖的地区人多，有120万人口，绥东解放区只有80万人口；军队也是他的多。军区也要统一起来，由傅作义任司令员，乌兰夫、姚喆任副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傅先生可再提名别的副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政府由董其武任省主席，奎璧任副主席。政府也是统一战线的，一定要合作好。你们要使同志们了解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和意义所在，有什么好处，原因在哪里。应当说，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打仗，是为人民求解放；和平解放，团结改造，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你们回去开个党代会或干部会，薄一波去一趟，讲一个来钟头，花几天时间，让同志们把这个问题讨论透。这是统一战线问题，傅先生也要做工作。

对绥远起义人员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早已定下来了，实际工作就按傅先生提出的4个原则3个步骤去进行，工作要有步骤地开展，做出更大成绩来给全国看。要合作把事情办好。双方过去是敌人，现在成了朋友。当然，合作后也要估计到可能发生一些问题，还要经过艰苦的工作与斗争。一年能办到算好，否则可以用两年。没有战争了，有些事情不能进行得很快，快了就会出毛病。要先做思想改造工作，后改革旧制度，有步骤地达到目的。原则问题中央电报上已经讲过：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军队现在暂不变动，待条件成熟再按解放军制度整编。这个问题在党内要特别讲清楚，争取一年达到目的，但也不能性急。蒋介石统治了22年都没有弄好，我们一年完成还不算好吗?

部队要组织生产，生产也是作战。干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战士看到干部也挖地，官兵关系就可以改善，这就是政治工作。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在业余时间搞生产，每天劳动一二个小时，主要是种菜、养猪。

我们对起义人员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改造。只有团结，没有改造不行。反动阶级、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活动是不会罢休的，他们还要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还会很长，绝不能麻痹。过去是敌人，现在成了朋友，这是有条件的。凡愿意同我们合作与可能争取同我们合作的人，都要耐心帮助、教育、改造，很好地同他们合作，从改造中逐步肃清过去反动派的一切遗迹和对他们的政治影响，以马列主义思想代替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对那些坚决反对改造和破坏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与特务，必须打击与镇压。要争取团结多数，他们内部也一样是两头小、中间大，思想激进的可以鼓励，进步缓慢的可以等待。对基本方针要拥护，但允许有差异。对他们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不能下大雨，要像下小雨一样才能渗透进去。要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和能够接受的程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强迫灌注。

关于政治工作人员，师以下暂时不派。对派去的同志要进行教育，要他们注意研究情况，了解别人的心理，懂得新的工作方法，使这些干部去后不致发生问题。要使他们知道，如果搞不好是会被别人赶出来的，即使不被赶出来，你站不住，也是要出来的。我们在接收石家庄的工厂时就有教训。我们派去的干部不能在业务上给予帮助，又不作具体调查研究，只是大讲了三天反帝反国民党的大道理，讲完了又没有新的，人家就不愿意听，不赞成你。他们后来重新当学生，和工人一起学习、劳动，调查研究，开展对敌斗争，业务上成为内行，才成了工人的贴心人，谈话别人也爱听了。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就在那里办事，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对新部队也一样，你不了解情况，还是用老办法不行。派去的人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要估计到可能闹别扭。事实上，双方都在观察，看对方对自己怎么样。那边情况比较复杂，不但人是旧社会出来的，还有国民党特务隐藏在群众中，北平和平解放时又有12000军官回到绥远，他们没有起好的影响，在那里做了“政治工作”。这值得我们检讨，过去没有把这件事办好，是因为在一种敌对的情绪下，没有把他们当同志看。共产党这次派去的同志要表示态度，承认我们过去工作没有做好。我也在做工作给同志们看，使我们今后同他们合作得好。最近归绥方面的学习高潮，证明可以用合作的方法改造这些人，团结他们。在这方面，傅先生也要担负责任，采取友好态度。我们的同志去了，一定要采取友好态度，不能排挤他们；你排挤他们，他们不信任你就是有道理的。那12000人也要使他们感到与共产党合作有好处，新政策好，思想能进步，生活有保证并能改善。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我们的工作就算失败了。要使绥远200万人民，10万军队、干部都感到合作有好结果，会比过去更好，这样他们才相信我们。如果只停留在口头上，他们就会不满。总之，做好事，不做坏事，他们就会欢迎，这一条一天天地得到了证明。双方加重责任，双方做好工作，就能解决问题。傅先生到归绥走一趟起了作用，你可以做给他们看，这样对人民有利，将来可以造就出很多好干部。当然，共产党的责任更大。我们派去的人，他们见了会精神紧张起来，比如怀疑共产党是不是讲理，看不看得起人，是不是挤得人站不住，没处去，没饭吃，没法生活，没有工作岗位。你们要做好工作给人家看，使他们政治上进步，生活上有保证，发展有前途，这样才感觉我们好，才能佩服我们。切不能采用国民党特务的那套办法。

和平改造是可能实现的，现在有这个条件，应当有信心。我们有300万党员、400万军队、4亿人民作保证，还怕不成功吗？归绥方面也要有信心，看到前途。过去我们研究绥远问题，就认为有可能和平解决，对这一点是有信心的；但是用和平方法能不能都顺利解决，还存有疑问。现在事实已经证明能行。傅先生去归绥时，也有人怀疑，怕没有前途，只要有前途他们就愿意合作。你们要特别注意，人家就是怕没有前途。北平和平解决后，我们就手软了，认为对绥远不好再用兵打了，于是出现了绥远的和平解放。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和平合作问题。现在形势很好，全国快解放了，归绥方面也在学习马列主义。你们去了还有一个互相观察的时期，你们说话要兑现，不能骗人。共产党去了，如果做的同说的不一样，就跟国民党一样了，先甜后辣，别人会说我们学了蒋介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傅先生也会失信于人。所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要同人家越搞越好，使他们相信我们。特务也要给饭吃。新政协各方面的人都有，没有人说开得不好的，主要是工作小心谨慎，与人协商，与人为善。新政协给全国做了一个榜样。

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1000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80万人民就会弄错事情。湖南有10万失业军政人员和广大的孤寡没有人管，如果只管共产党的孤寡就会出乱子，那就不是大禹治水，而是伯鲧治水了。因此要统筹全局，要使干部懂得一有前途，二顾全局。用和平方法改造过来，也会有不愉快的事，要经过曲折与激烈的斗争才能实现。抗战初期，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是政治问题，想用“溶共”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不怕火的真金，越溶越强大，最后把蒋家天下夺过来，为人民所有。新政协讨论通过我们提出的《共同纲领》，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直接交锋的开始。资本家想要我们只搞农业，由他们搞工商业和交通运输，这怎么行？我们不但要学会搞政治斗争，还要学会搞经济工作，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绥远组织政府，也要用协商的办法，互相打通思想，这样做事快得多。不同意的先不要办，即使同意，也要看是心里愿意还是嘴上愿意，若勉强就缓办。军队也要协商。这是中国的特点。上面要得到傅先生同意，下面要得到干部们同意。特别是军队，不同意就办，最容易出乱子。你们对党外同志要当成自己人看待，同他们长期合作。这回工作若做好了，对双方的干部都是一大进步。这是过去我们从未做过的，要用新的方法去做，要用心。问题摆在面前，要我们去好好工作。

10月2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第4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萧华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参谋长，常乾坤为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王弼为副政委。

10月26日，毛泽东给延安各界复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

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 1949年10月26日

10月27日，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叶飞、韦国清率领的第10兵团第28军和29军一部，在攻打金门岛的战斗中失利。

金门岛位于厦门岛以东、台湾岛以西，距大陆最近处约5.5海里。该岛处于台湾海峡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党军第12兵团司令长官胡琏的第18、19军，接替第22兵团李良荣司令长官的防务，驻守金门，加上第22兵团尚未撤走的一个军和部分海军，总兵力30000余人。

此时，3野第10兵团的司令员叶飞正忙于接管城市，对国民党守军的实力估计不足，便把攻占大小金门岛的任务交给了第28军的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等人。第28军在进攻前准备不足，没有很好地组织步炮协同，甚至连应变措施都没有。第一梯队28军82师244团、加强246团3营和84师251团，加上29军85师253团，共计9086人，登上200艘登陆船（大部份为渔船），在船工、民夫350人的协助下，于10月24日晚9时驶向大金门岛。在这支登陆部队中，连一个师级领导人都没有，各团之间互不统属。从25日凌晨开始，登陆部队与国民党守军连续激战3昼夜。由于海上刮着3、4级东北风，通讯不畅，各团均失去上级指挥，更重要的是后援不继，致使进攻大金门岛的指战员，在毙伤国民党军9000余人的同时，大部壮烈牺牲，3900余人被俘，只有几个人泅水回到了大陆。这在解放军战史上是一个少有的重大损失，全军震动。

金门失利后的第二天，28军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到厦门面见兵团司令员叶飞，他们面色苍白，失声痛哭。叶飞说：

“哭什么？哭解决不了问题，你们应该鼓励士气，准备再攻金门。这次攻金门失利，我身为兵团司令，由我负责，你们回去吧。”

萧锋、李曼村刚离开叶飞的办公室，叶飞就收到了第3野战军的批评电：“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最大者，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轻敌和急躁所致。”并要求10兵团“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

10月28日，毛泽东因为张家口地区发生鼠疫，已经死亡60余人，疫情严重地威胁到了京津地区，遂致电斯大林，请求他空运生菌疫苗400万份，血清10万份，到北京急用。并请求他派一支防疫队，来中国帮助防治鼠疫工作。

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刻派遣一批医生、防疫人员，携带大量药品赶赴中国。

10月29日，毛泽东关于“绥远起义部队的军政领导人员应同时委任”问题致电薄一波，他写道：

一波同志：

10月28日信悉。绥远两个军及一个骑兵师，可以编入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并颁发番号；所列两军及骑师的军事指挥人员亦可照准，惟须与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同时委任，方能使政治工作在军中建立威信，此点请与傅宜生商酌。如果他认为此时发表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有不便处，则军事人员可以事实上先行到职，而正式委任则待政治人员商定后一同行之。在绥远军队中实行认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一件大而艰难的事，必须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并须由傅宜生亲自领导方能行得通，否则难免出乱子。

毛泽东 10月29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

据第3野战军粟裕、袁仲贤、周骏鸣3同志10月28日致第10兵团叶、陈及福建省委电称，10月“27日8时电悉。你们以3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3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当时，我们曾电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并请福建省委，用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至失散人员，仍望设法继续收容”等语，特为转达，请即转告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军委 10月29日

后来在11月1日，第10兵团党委扩大会议在厦门老虎山洞召开，总结金门失利的教训。萧锋发言说：

“金门战斗的失利，是领导判断失误，指挥也有失误，是骄傲轻敌的结果，是违背了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指示，也违背了粟裕首长指示的3个条件。这次失利是我对福建人民犯了个极大的错误，请求10兵团党委、3野前委给我应得的处分。”

叶飞总结说：

“金门战斗的失利，主要责任在我，我是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第一书记，不能推给萧锋，他有不同意见，我因轻敌听不进，临开船时，在电话上我还坚持只要上去两个营，萧锋掌握好第二梯队，战斗胜利是有希望的。是我造成的损失。请前委、党中央给严厉处分。”

会后，叶飞在给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3野并报中央的电报上说：

“我们检讨造成此次金门作战之惨痛损失原因，主要是我们急躁胜利冲昏头脑，盲目乐观轻敌所造成。直到已发现胡琏兵团已开始从汕头船运增援金门，仍要求应在援敌未全部到达时予以攻击，在船只不足的情况下，未断然下决心停止攻击，这是最严重的罪行。”

叶飞还在电报上请求处分。毛泽东批示：

“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

欲知后来毛泽东如何处理金门问题，趣事尚多，且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本传在第二卷及本卷叙述的毛泽东与许志行从初识到以后数十年间的交往，体现了一代伟人与一介平民之间的一段不平凡的动人情感。从驱张运动开始，毛泽东在自身艰难困苦之际，对素不相识的许志行竭力相助，倾心培养，直至大革命失败，最终把一个贫困潦倒的有志青年培养成为教育方面的有用之才。而且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他对这位小友依然是念念不忘。真可以说是贫贱交，毋相忘。笔者写到此处，叹为观止。

第5章 1949年10月30日—

“殷鉴不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要记取项羽的教训，切不可骄傲自满，对敌人更不要心慈手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蒋介石到了台湾，还想要反攻大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将革命进行到底。”

话说1949年10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对于他派遣医生、防疫人员，携带大量药品赶赴中国疫区的慷慨援助，表示“甚为感谢”。

10月30日，毛泽东批转了薄一波呈送的《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形和经验的报告》。他在报告上批道：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同志们：

现将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同志1949年10月29日给我的一个报告转发给你们。这个报告总结了华北各城市所开各界代表会议的主要经验，写得清楚明确，可为一切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所取法。因此，请你们认真研究一下，并且印发给全党干部研究（中央已印2000余份，发给中央直属各部、委、社、院校的同志们）；同时请你们用电报发给你们所属各市委、省委、区党委，并转发到地委、县委及一切中小城市的党委，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同时，希望你们注意总结你们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报告中央，是为至盼。

毛泽东 1949年10月30日

10月30日（重阳节）晚，大概在7点左右，值班卫士通知王鹤滨去陪毛泽东进餐。王鹤滨来到毛泽东的住所，见毛泽东正在洗漱。餐桌的中央放着一个火锅，木炭已经把火锅里的水煮沸了，放在火锅周围的蔬菜中，最惹眼的是一碟子洁白如雪的长长的菊花瓣。王鹤滨感到很新奇，心想：

“菊花瓣也能吃吗？”

毛泽东从起居室走了出来，用手示意王鹤滨坐下。他见王鹤滨不住地用目光好奇地瞟着那碟菊花，就说：

“王医生，吃吃看，咱们不赏菊花了，来吃它吧。”

王鹤滨用筷子夹起一些菊花瓣，在翻滚的火锅里一蘸立刻就软了，吃在口中嫩而可口，清香中稍带一点甜中有苦的菊香药味。

“王医生，怎么样？还可以吧！咱们的老祖宗很早以前就知道吃菊花了。”

毛泽东说罢，也夹了一筷子向火锅伸去，煮了一下，放在嘴里慢慢地品味着，说：

“你知道屈原吧，他就是‘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那个时代吃菊花，大概寓意着高洁、清贫之举。我们也来个夕餐秋菊之落英。这菊花瓣是工人同志从栽培的菊花上特意采下来的，咱们也来个清贫之举！”

毛泽东说着，又夹起一些花瓣伸向火锅的沸汤中。

10月31日，毛泽东关于兵力部署的几点意见致电林彪等，他写道：

林彪同志，并告子恢，剑英，陈赓及刘邓：

关于兵力部署的几点意见：

一、我们已占领广州及广东的大部，广州、香港、澳门之间的海上残敌尚未肃清，陈赓兵团即将入桂作战，内外敌人可能窥伺广州。白崇禧匪部如被程子华、陈赓切断逃往云南、安南的道路，有东窜入粤可能。因此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两个军）必须全力镇守广州（主力）、韶州（一部）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华南分局决定邓华兵团迅速离开广州南进的计划是不妥当的。必须等候广西问题解决以后，从广西调出4野一个至两个军到广州、韶州线，邓华兵团方能南进。

二、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3点为中心的3个区域。2野入云、贵、川、康后，3野只能防守华东，置重点于沪、杭、宁区域，以有力一部准备取台湾，没有余力兼顾华北。现在华北只有杨成武3个军及其他6个二等师位于京、津、山海关一线，一旦有事，颇感兵力不足。除令1野以杨得志兵团（3个军10万人）位于宝鸡、天水、平凉区域，有事可随时调动外，4野在广西问题解决后，拟以5个军位于两广，担任广州为中心之两广国防；以3个军位于河南，准备随时增援华北；其余各军，位于湘鄂赣3省并以主力位于铁道线上，可以向南北机动。在目前3个月至5个月内，4野除完成各省剿匪任务外，如能做到，甲、解决广西问题，乙、修通粤汉湘桂两路（这是极重要的），丙、利用铁路运输完成上述国防部署，就是完美无缺的。请你们十分注意粤汉湘桂两路的修复和守备。

三、陈赓、程子华须同时向柳州、南宁动作，方能完成围歼白匪任务。现敌鲁道源兵团似正准备由桂林以南转入柳州地区，估计是准备去云南的。而我陈赓部刚才解决粤敌，须休息若干天方能行动。程陈两部何时可以开始入桂作战，望告。

四、据有经验者称：由百色入云南的道路上瘴气（恶性疟疾）为害，不利行军。因此，陈赓部在解决广西问题后应准备循柳州、贵阳道路入滇，不一定走百色。

五、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毛泽东 10月31日

1949年11月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重申关于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指示电，他写道：

“关于新华社9月16日《六评白皮书》社论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和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的、不负责任的遣散大批旧人员（北京万余人，沪宁2万余人）的错误，不要重犯。”

11月初，周恩来和几位外交部副部长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报请毛泽东批准，外交部工作人员选调工作基本完成。

这些工作人员可谓人才济济，主要来自4个方面：一是原中央外事组主要人员。二是从全国各大军区、各大行政区调来的领导干部，其中有：第7兵团兼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姬鹏飞，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中央军委政治部第1室主任黄镇，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谭希林，南京警备司令袁仲贤，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政委韩念龙，南宁警备司令彭明治，第5兵团政治部主任王幼军，济南市市长姚仲明，军委机要通讯干部学校校长曹祥仁，中南军大副校长倪志亮，中共内蒙古分局宣传部长吉雅泰，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冯铉。中组部还从全国60多个军中各抽调了1名师级和2名团级干部，共计180多人，限期到北京报到。他们中有符浩、韩叙、余湛、朱启桢、李清泉、宋之光、康矛召、凌青等。三是从各文科大学选出来的毕业生。四是起义的旧中国外交人员，他们有着丰富的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在外交部担任专家或顾问，其中有何思敬、周鲠生、钱端升、梅汝璈。一时间，各路人马纷纷到京，分别住在新华饭店、解放饭店、方家胡同5号等处。他们先到中组部报到，由中组部把他们介绍到外交部，外交部人事处又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最后经周恩来报请毛泽东批准任用。

11月3日，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位外交使节王稼祥向苏联领导人递交了国书。

11月3日下午1时，周恩来与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召集王炳南、董越千、柯柏年、乔冠华等人开会，研究外交部的机构设置问题。这是外交部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

会议决定外交部下设苏东司、亚洲司、欧非司、美澳司、国际司、情报司及条约委员会、外交政策委员会。司下直接设科。外交部办公厅下设秘书处、交际处、机要处、人事处、总务处。

会议还决定11月8日正式召开外交部成立大会。

11月3日晚8时，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7兵团21军61师师长胡炜开始指挥部队从桃花岛出发，攻击登步岛。

登步岛是舟山本岛东南的—座小岛，面积仅14平方公里，它南邻桃花岛，北望全国最大的渔港沈家门（现为舟山市普陀区），61师如果乘胜攻占登步岛，进攻矛头即可直指舟山本岛。由于战前缺乏有效侦察手段，对敌情判断失误，以为敌人只有4个营，所以61师首批登陆部队只有7个连队。登陆部队趁夜色顺利占领了流水岩、炮台山等制高点，但未能在天亮前按预定计划占领鸡冠礁码头。守军利用码头于4日凌晨6时30分增援了1个团。4日晚9时，61师除181团外，胡炜师长亲率11个步兵连和一个炮兵连登陆登步岛，兵力达到两个团。与此同时，守军的又一批援军也抵达登步岛，其守岛兵力达到了6个团，其224团、201团、200团、199团和一个警卫营先后在飞机轰炸、舰艇运输增援下进行反扑。5日傍晚，胡炜果断决定主动撤出登步岛战斗，并于午夜时分成功撤回桃花岛。

登步岛战斗共毙伤俘守军3394人，解放军死380人，伤953人，无一人被俘虏。

11月间，江青带着李讷从莫斯科回到了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她在苏联治疗休养了6个月，还在苏联带李讷去割了扁桃腺。

那天，江青一进家门，看到毛娇娇，就一把搂着娇娇，抱住她，在她的脸上亲吻了一下。娇娇小时候跟着江青生活过，因为那时候她太小，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这是她长大后第一次见到江青。江青满脸笑意，那股热情劲显得比多年未见的亲生母亲还要亲。江青又叫过来李讷，对她说：

“快叫姐姐！”

两个小姐妹免不了也亲热了一会儿。12岁的娇娇和9岁的妹妹李讷，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有时，小孩子之间也免不了发生一些小摩擦。每当姐俩产生纠纷时，毛泽东从不问她俩谁对谁错，谁是谁非，也从不会各打50大板，他总是说：

“当姐姐的要照顾小妹妹哟。”

“妹妹要听姐姐的话，要互相帮助哟。”

“你们要友好……”

“手心手背都是我手上的肉。你俩都是我的好孩子，你们要相亲相爱哟。”

毛泽东说着，还把大手在女儿们面前翻过来背过去。小姐妹俩在爸爸的开导下，自然就会和好如初了。

后来，江青经常在人前夸娇娇好，说娇娇懂事，说她爱娇娇，说娇娇和她好得跟亲生母女一样。江青还夸娇娇是个绘画天才，又夸娇娇四肢灵活，双腿又细又长，将来会在体育方面出成果。

有一天，毛泽东把娇娇叫到跟前，说：

“娇娃，你怎么不肯叫她妈妈？她很难过呢。”

娇娇低着头，不说话。毛泽东又说：

“她会对你好的。”

娇娇不抬头，还是不说话。

“你就叫她一声妈妈，这对你不会有损害嘛，怕么子喲！”

毛泽东有点急了。娇娇想起妈妈在她来北平的时候，一再嘱咐她，要听爸爸的话，不要惹爸爸生气，就顺从地点点头，算是同意了爸爸的规劝。

据李敏回忆说：有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家庭生活会，江青和她的姐姐李云霞，还有娇娇、李讷以及警卫员、炊事员等都参加了。回到父亲身边时间不长的娇娇，感觉会议气氛非常严肃。毛泽东在那里算账，一天饭钱多少，菜钱多少，劳动人民一天吃多少。江青未说话，李云霞也没有说话。而娇娇、李讷听了父亲的话，都哭了。娇娇很不理解不满意父亲这样的说法，以至在多少年以后她还在抱怨说：“那场面谁不记得呀？我们这样的家庭，要与普通的劳动人民去比，我有什么话说呢？当时李讷虽然只有8岁，也哭了，我13岁，才到父亲身边，还不是主要说给我听的？”

那时候，娇娇有一个比她小一点的同学，也住在中南海，她们两家的情况类似，她的妈妈也是后妈。她和娇娇在苏联一块学习过，现在又在一个学校学习，又都是住校，关系很要好。有一次，她对娇娇说：

“我回家后感到很苦恼，后妈不喜欢我，嫌弃我。我想我妈妈，觉得生活过得挺不愉快。”

娇娇劝她说：

“你最好不要老回家，咱们都住在学校，多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生活，也很快乐。每两周或一周回一趟家就行了，我就是这样。”

谁知那个同学回家后又遇到了不高兴的事，就说：

“还是娇娇姐姐的话对。”

她后妈听了，以为是娇娇在挑拨她们母女的关系，就找到毛泽东说了这事。毛泽东说：

“这事让江青去处理吧。”

她转身去找江青，说明了来龙去脉，又说：

“主席说让你处理。”

江青让人找来娇娇，说：

“当阿姨的面，说说你跟她女儿说了些什么？不许说谎。”

娇娇说：

“我没说什么呀！”

“你好好想想，没说什么，阿姨怎么会找到我们家来呢？”

那个同学的妈妈当着娇娇的面又把那话说了一遍。江青问道：

“是这样说的吗？”

娇娇说：

“是。”

“你说这干嘛？”

“她说回家后挺苦恼，挺不高兴，我劝她多在学校跟同学补补课、玩玩，一周一次，两周一次回去，这样大家都高兴。我就是这样。我们家挺好。”

那女人一听，娇娇的话跟她女儿说的一样，没有挑拨的意思，就说：

“还是娇娇大点，懂事……”

江青也感觉娇娇的话有道理，就说：

“以后说话注意点，跟阿姨道个歉。”

娇娇心里想，我没错，为什么要道歉呢？就说：

“阿姨再见。”

转身走开了。后来，娇娇小学毕业后，要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了，毛泽东决定给女儿起一个正式的学名。有一天，毛泽东把娇娇叫到跟前，很认真地说：

“我的娇娃要上中学了，成个大孩子了。成个大孩子就得有个大名。爸爸再给娇娃起个名字。”

娇娇不解地问：

“爸爸，我有名字呀！我不是叫毛娇娇吗？”

毛泽东微笑着说：

“娇娇是你在陕北保安刚生下来时取的小名，现在长大了，该给你起个正式的学名，而且这个大名要有深刻的意义。”

娇娇听了父亲的话，高兴地伏在椅子上，看父亲究竟怎样为自己取名。毛泽东从书架上取下来一本《论语》，翻到《里仁》篇指着一句话念道：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他向娇娇解释说：

“讷，就是语言迟钝的意思；敏，则解释很多。”

他又打开《辞源》，指着‘敏’字说：

“敏字有好几种解释，如敏捷、聪敏。《论语·公冶长》中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敏捷而通情达理。敏，还可解作灵敏、迅速。敏捷多智等；杜甫写思念李白的《不见》诗中说：‘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我想好啰，我的娇娃名字就一个单字敏。但不一定叫毛敏，可以叫李敏。”

“为什么呀？爸爸，我干嘛要姓李呀？大哥叫毛岸英，二哥叫毛岸青，他们都跟爸爸姓毛，我为什么不姓毛？”

娇娇睁大眼睛，十分不解。毛泽东用手拍拍女儿的头，说：

“娇娇，爸爸姓毛，这是不错的。但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爸爸曾经用过毛润之、子任、李德胜等十多个名字，爸爸特别喜欢李德胜这个名字。”

“爸爸，你给我讲讲李德胜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给娇娇讲起了他在转战陕北时的化名的由来，说他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时期的“离得胜”的谐音——李德胜。正因为如此，他把这个姓给了两个女儿，又从“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中各取一个字，给女儿命名，小女儿叫李讷，大女儿就叫了李敏。

后来，毛泽东让保健医生王鹤滨带李敏、李讷到师大女附中报名，领到了两张学生注册登记表，需要填写家长的姓名。王鹤滨不敢做主，带着登记表回到中南海找毛泽东，他说：

“主席，这学生注册登记表上，有一栏要填写家长的姓名，如何填写？”

毛泽东推开登记表，看都不看，就说：

“你带去的学生，就填你的名字嘛！”

王鹤滨只好在家长一栏里填上了自己的名字。

毛泽东虽然开口必称“娇娃”，但对李敏的要求还是很严的。李敏除了要学中国话，认中国字，毛泽东还要求她必须天天抽空练习毛笔字。为此，他为李敏写出了由浅入深、由易变难的仿帖，让李敏一笔一划扎扎实实地练习基本功。第一个仿帖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0个数字；第二个仿帖是：“毛娇娇学写字”。可惜李敏没兴趣，她不但没有练好字，就连爸爸写给她的仿帖也没看住，不知道叫谁给拿走了，连毛笔和砚台也不翼而飞了。文房四宝丢了两宝，剩下的两宝纸和墨也没什么用处了，李敏干脆就送了人，从此与文房四宝绝交。

毛泽东除了关心李敏在学校的学习，还要求她在休闲的节假日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而且，还不许她读俄文版的，这几乎是一道不可更改的命令。对于李敏来说，难度真是太大了。有一次，毛泽东问她：

“娇娃，我给你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读了多少？读懂了多少？”

李敏知道，这是爸爸在检查自己的学习，就如实地说出了她读《三国演义》的感受，她说：

“这本书我越读越糊涂，越糊涂越乱。三家谁和谁打？怎么打？在什么地方打？我都搞不明白了。我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粥。再看下去，就要把我加上，成了四国开战，就更乱了。我实在是读不下去了。爸爸，请您网开一面，放我一马吧！”

谁承想，毛泽东听了，并没有下赦免令，他说：

“糊涂了，就先把这部著作放下，再看另一部吧。”

李敏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又读完了那本难啃的《红楼梦》。

毛泽东为了提高李敏中国古典文学水平，还专门请了一位老师，给她讲解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有关古典名篇名著。凡是初中生、高中生应该掌握的古典知识，他都要李敏学习掌握。

11月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

我国人民“政府成立第2天即获得苏联的无条件承认，并很快即获得各新民主国家的同样的承认，这件事给了我们以有利的地位，使许多经常摇摆的人们稳定下来，觉得人民政府势力大了，不怕帝国主义了。又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抛入被动地位。”

毛泽东在这份电报里还表示了希望在12月份赴莫斯科拜访斯大林的愿望。

11月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说：

“我们已请科瓦廖夫（苏联驻中国经济专家组组长——笔者注）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

接着，毛泽东关于“邓华兵团可以分出一个师协同梁广纵队肃清南路敌军”问题致电林彪等，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彪同志，华南分局，并告陈赓：

据广东南路区党委6日电称，湛江只有敌4000余人，我有一个主力师配合南路纵队即可歼灭湛江之敌，全面解放雷州半岛，可以加强南路支援解放广西及琼崖的基地等语。我曾告诉你们，在广西问题解决以前，邓兵团主力的任务在于保卫广州区域及广韶线而不要去南路，这是正确的，你们亦已同意这样做。但如果去一个师，即可解决南路问题，则是可以的和必须的。由邓兵团（不是由4兵团）分出一个师（可以是一个最强的师）去南路，协同梁广纵队肃清南路之敌，有很多好处。如果你们亦同意，即可作此部署。

毛泽东 11月9日

11月9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由朱德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随后，全国地方县级以上、军队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均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

11月11日，毛泽东为军委总政治部起草给聂荣臻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聂薄张张：

戌江电悉。同意所提调任改编董其武部两个军7个师之师以上政治干部配备全部名单。所有这些政治工作干部必须调集一起有计划地给以去绥远军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的训练，并完全研究明白，然后派去，否则不要派去，务望注意为要。

军委总政 戌真

11月11日这一天，中央军委宣布，以刘亚楼为司令员的空军领导机构在北京成立。至此，空军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

11月12日，斯大林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对周恩来说：

“恩来同志，我看现在我到苏联去一趟比较合适了。”

周恩来说：

“今年是斯大林同志70寿辰。他60寿辰时，主席在延安不是还写了祝贺他生日的文章吗？”

“是呀，一晃10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啊！”

“12月21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大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合适。”

“我可是只管去祝寿喔，有关双方商谈、协定、签约之类的事情，还得靠你这个政务院总理哟。”

“主席可以先在苏联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恢复恢复，有关中苏双方商谈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去办。”

“好哇。”

毛泽东点点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抬头凝视着中南海天空中的一弯新月。

12日晚，毛泽东复电给斯大林，他写道：

斯大林同志：

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科瓦廖夫同志与我一同去。

毛泽东

毛泽东访苏在即，为祝贺斯大林70大寿，接受江青的提议，决定准备一批山东土特产——大葱、萝卜、白菜等，作为送给斯大林的生日礼品；并决定筹备山东土特产这件事，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出面办理。

第二天，山东有关方面派人将礼品的样品大葱、白菜等，送到了菊香书屋的大院里，说是请毛泽东过目。王鹤滨等人一看，感到很吃惊，没想到山东的大葱一棵竟有2斤多重，一颗白菜也重达20多斤。毛泽东看到这些蔬菜的样品，自然是非常满意。王鹤滨是留苏归来的人，他在苏联期间，看到一些妇女或儿童手持筷子粗细的葱，加上小手指粗细的胡萝卜，在车站的铁路旁叫卖。他在列宁格勒见到苏联公民到医院探视病人，有的拿上两三棵筷子粗细的大葱，像中国人送水果一样送给病人吃。由此可见，苏联这一类蔬菜是非常奇缺的。王鹤滨说，为毛泽东献策的谋士，一定是一位苏联通。

11月间，宋庆龄因事要回上海，毛泽东委派江青代表他为宋庆龄送行。宋庆龄对江青的印象不错，她和别人谈起江青，说：

“有礼貌，讨人喜欢。”

1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发出《关于大量吸收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指示》，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西北局：

一、据青海省委迭次反映，马匪余党，在许多地方煽动群众，组织反抗。此次兰州会议上请予以严重注视。除大力剿匪，省委地委县委集中注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此外，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二、西北局诸同志是否已到兰州，你们的会议何日开始。此次会议议程甚多，恐须开会一星期左右。今后西北政治中心定于何处，西安还是兰州，亦须有所决定。望以主要议程见告。

三、请令王震台和我们通报。

　 毛泽东 11月14日

接着，毛泽东关于“须重视对定海作战的各项问题”致电粟裕等，他写道：

粟裕同志并告陈饶：

舟山群岛共有敌军5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岛作战（即11月3日的登步岛战斗——笔者注）的失利，你们须严重注视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提议你们派一要员直赴定海附近巡视检查一次。如何盼复。

毛泽东 11月14日

11月14日，毛泽东给堂侄毛远翔写了一封回信。

毛远翔，字玄夫，他是毛智珠的第三个儿子，1924年出生，1942年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湘潭县银田区委书记、湘乡县凤音乡武工队政委。韶山解放后，他代表毛泽东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慰问人民解放军。此时他正在中国人民革命大学湖南分校学习。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远翔贤侄：

10月15日来信收到，很高兴。

毛泽东 11月14日

11月15日晚，毛泽东给在辛亥革命新军中共过事的辎重营文书毛煦生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前后3函奉悉，迟复为歉。先生仍以在乡间做事为适宜，不要来京。家计困难，在将来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可能获得解决。”

毛泽东还关切地询问他们辎重营营长毛子奇“尚在人间否？”

接着，他又给在西安市部队上做财会工作的堂弟毛泽青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运才弟：

来信收到，甚慰。望努力工作。

毛泽东

入冬后的一天下午，毛远志来到双清别墅看望伯伯，毛泽东见她冻得瑟瑟发抖的样子，心疼地说：

“看你好冷啊，怎么不多穿点衣服？”

毛远志说：

“只发了一套棉衣。听说还要发一件棉背心，还没有发下来。”

毛泽东让江青拿来他的一件旧棉衣和一顶旧军毡帽给了她，还问她：

“你丈夫哪里去了？”

毛远志说：

“他已经南下了，在江西军区工作。我也要去江西了。”

“去江西？那好。”毛泽东高兴地说：“要去看看老区的人民，不要忘记他们啊！”

11月18日晚，毛泽东在菊香书屋接见了向三立。

这天下午5时许，向三立刚下班，毛岸英就来了，二人一起乘车去中南海。来到菊香书屋时，正是夕阳西下，毛泽东外出散步去了，院子里只剩下几位工作人员。毛岸英叫向三立稍事休息，自己则去倒茶。不一会儿，江青回来了，她身后拥着李敏、李讷，还有刘思齐。毛岸英向江青介绍了向三立，并让李敏、李讷喊“表舅”。

毛泽东散步回来了，走进菊香书屋，来到客厅。毛岸英迎上前去，指了指已经站起来的向三立，对父亲说：

“爸爸，三立表舅来了。”

“主席!”

向三立激动得喊了一声。

“向先生。”毛泽东朝他点点头，热情地向他伸出手去，说道：“你是开慧的表弟。来北京多久了？”

“报告主席，我来北京已经两个多月了。”

“现在哪里工作？”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

“哦，对了！你会打算盘。”毛泽东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笑着说：“听岸英和田家英秘书讲过，你擅长财会工作，便推荐你到了中央财经委员会。”

“谢谢主席的关怀！我一定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

“你初到北京，工作和生活习惯吗？”

毛泽东关切地问。向三立说：

“工作愉快，生活也习惯。只是餐餐吃馒头有些不习惯，不过我想以后慢慢会习惯的。”

这时，有人进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东北有一位领导同志来看主席。”

毛泽东去了一会儿，又回来同向三立拉家常。江青走了进来，毛泽东向她介绍说：

“这位是向三立同志，是杨开慧的表弟，是湖南来的。”

又对向三立介绍说：

“她是江青。”

江青说：

“刚才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向三立连忙喊了一声：

“江青同志。”

江青笑着同他握了手。外面来人报告说：

“主席，开餐了。”

毛泽东说：

“吃饭去吧，等会我们再谈。”

众人来到餐厅，毛岸英、刘思齐夫妇正和弟弟毛岸青、妹妹李敏、李讷在说笑。李讷见父亲来了，就说：

“我们家院子里放了许多瓜。你们看，爸爸像个瓜吗？”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向三立暗暗吃惊，想不到孩子们在毛泽东面前竟敢如此放肆。毛泽东依旧是满面春风，和蔼地说：

“瓜有许多种，有南瓜，冬瓜，葫芦瓜。”

李讷俏皮地说：

“爸爸的肚皮像南瓜。”

大家又笑了起来。向三立被他们父女之间和睦、融洽、欢乐的气氛感染了。晚餐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无拘无束地进行着。毛泽东对向三立说：

“今天是星期六，有客人来，特意让厨师加了两道菜。辣味菜你习惯吃吗？”

向三立也是湖南人，自然是习惯吃辣椒。

“吃吧。”毛泽东又说。他边招呼边吃菜，夹了一块红烧肉和几片鲜蘑菇，还嘱咐向三立说：“多吃菜，随便吃吧。”

他又嘱咐毛岸英说：

“你照顾三立表舅一下。”

毛岸英要给向三立敬酒，向三立忙说：

“我不太爱喝酒，请上饭吧。”

毛岸英就让服务人员给向三立端上了米饭。毛泽东已经喝了几口葡萄酒，见向三立如此，就向他敬酒。向三立连忙起身说：

“主席，我已用饭。我们湖南老家的习惯是用饭不再喝酒。”

毛泽东说：

“老习惯也可以打破呀！吃饭可以喝酒，边吃饭边喝酒也行。”

向三立只得喝了一口酒。众人吃完饭回到客厅，李讷端来两盘又红又鲜的苹果，拿起一个让向三立吃。毛泽东见了，就说：

“给客人吃水果要拣大一些的。”

李讷按照父亲的意思，又选了两个又大又红的苹果送给向三立，说：

“表舅吃这个。”

毛泽东难得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和家人共度周末，兴致依然很高，他接过刘思齐为他沏好的一杯茶，喝了一口，就讲起故事来：

“古时候有两个秀才，一个姓刘，一个姓李，两人都爱作对联，一见面就想对对子。有一次，两人又见面了，商定对对子，谁对不出就要受罚。李秀才先出上联：‘骑青牛，过函谷，老子姓李；’刘秀才一看李秀才用了老子李耳的典故，心想：‘他要占我的便宜，没门！我也非损他一下不可。’于是，他略加思索对了下联：‘斩白蛇，兴汉室，高祖是刘。’刘秀才以汉高祖刘邦自比，来对‘老子’，高过李秀才一筹。李秀才不得不服，就说：‘高明，高明！你赢了，我服输。’”

刘思齐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称赞道：

“爸爸，那个刘秀才真有学问。”

毛泽东说：

“思齐呀，那个刘秀才是你的祖先，他崇拜汉高祖刘邦。那个李秀才可算是我的本家，因为我在延安时曾化名李德胜。但我不信老子的观点学说，他提倡出世思想，清静无为。你说得对，人家多有学问，对历史掌故如此熟悉，能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来，并且一用就活，一下把人吓到了。这就是知识的力量。知识一旦灵活运用，就可以变成武器，用来保卫自己。所以，你们要努力学习，积累丰富的知识，尤其是要学习历史和古典文学。

刘邦出身贫苦，没有多少兵力，没有万贯家财，却能称霸一方，统一天下，并且使汉朝长治久安。其原因主要是他善于用人，他手下两个重要的谋士，一个是张良，一个是韩信，这两个人都能够为他所用。刘邦的对手楚霸王项羽却是个孤家寡人。当初，他的势力比刘邦大多了，拥有庞大的军队，统治着中国大块富庶之地，兵强马壮，不可一世。但他有勇无谋，刚愎自用，不听谋士的进言，鸿门宴放走了刘邦。当然，项羽心肠好。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羽却不肯杀刘邦，刘邦说了几句好话，他就心软了。范增向他进言，他却不杀刘邦，而把刘邦放了，等于放虎归山。项羽没有理睬他的话，结果被范增言中。刘邦逃走后，势力不断扩大，与项羽争雄，结果打败了项羽。项羽被围在垓下，只得别姬自刎。项羽也不善用人和招贤纳士。韩信去拜访项羽，项羽却看不起韩信，结果韩信却被刘邦所用，为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殷鉴不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要记取项羽的教训，切不可骄傲自满，对敌人更不要心慈手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蒋介石到了台湾，还想要反攻大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停了停，又说：

“刘邦的治国之道，任人唯贤，广纳贤才，治理好国家，实现长治久安，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孩子们见父亲讲完了，一窝蜂地走了，只剩下毛泽东和江青、毛岸英、向三立。毛泽东喝了一杯茶，问起向三立的大哥向钧被捕和牺牲的经过。

向钧是杨开慧的五舅向理卿的长子、六舅向明卿的侄子，自幼读新学，1921年8月考入长沙岳云中学，通过表姐杨开慧介绍，认识了毛泽东，读了毛泽东许多文章，深受影响，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担任学校学生会代表；192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岳云中学、兑泽中学两校的党支部书记。1926年9月，他任中共衡山地方执委会书记。毛泽东在衡山考察时，对衡山的农民运动给予很高评价。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向钧组织衡山各界群众举行反对蒋介石的大会。随后，他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极力赞成和拥护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的批评；7月受省委派遣，前往湘潭恢复党的组织；8月底随毛泽东、彭公达、毛福轩到株洲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部署秋收起义。毛泽东去安源，他留在株洲，负责领导株洲暴动；1927年秋、冬，在改组湖南省委的两次会议上，先后当选为省委农民部部长和组织局负责人，并任湘鄂赣军委委员。1927年冬的一天，向钧到长沙参加党的秘密会议。由于叛徒告密，他和6名与会同志一起被捕；1928年1月24日，被杀害于长沙教育会坪，年仅22岁。临刑前，向钧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毛泽东对向钧的英勇牺牲，深表惋惜。良久，他又问道：

“明卿先生还好吗？”

向三立答道：

“身体还健康。”

“他如今还住在平江乡下吗？”

“是的，他还住在老家。”

毛泽东回忆起往事，深情地说：

“我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时，明卿先生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常给我通风报信。有一次是他及时报信，才使我脱离险境。后来，我住在长沙清水塘，他常去看我，与我谈当时的局势，高谈阔论，给我以信心。”

向三立认真地听着，想不到叔父还有这么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毛泽东停了一下，又说：

“你叔父向明卿先生是个忠厚老实人，是个好人。过一段时间，我还想请他到北京来作客哩。”

毛泽东渐渐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他说：

“我小时候在家里，母亲对我非常好，她心地善良，为人厚道，同情穷人，常常和我背着父亲接济那些困难的亲戚和穷苦人。我离开家后，母亲得一种病，叫淋巴腺炎，脖子上长着瘤子，全身奇痒。这病现在并不难治，可惜那时候医学不发达，没有药物治疗，母亲就那样过早地去世了。”

毛泽东说到这儿，似乎有些哽咽了，他继续说：

“我母亲要是还活在世上，那该多好啊！她死的时候，才53岁，要是到现在，也才80多岁。”

向三立说：

“主席，您不必难过。您没有辜负您母亲的希望。您母亲若是九泉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到他的父亲，他说：

“我父亲勤劳俭朴，精打细算，善于持家。但他为人固执，严厉，吝惜钱财。他每天起早贪黑，自己推脚车，贩运粮食，为家里积攒了一些钱财。他会做生意，那时候常贩卖谷米，运到湘潭、长沙去销售，运货回来，销售给乡亲们。赚的钱，用来买田，放高利贷。只几年我们家就发了，用几百银洋发展到十几亩田，几十亩田，成了当地的一个富户。父亲对我们很严厉，总是叫我们劳动，不准我们躲懒，并说他辛辛苦苦劳动都是为了发家致富，都是为了替我们兄弟造福。可我们都没有继承他的财产。父亲真是用心良苦啊？”

毛泽东说到这儿，关切地问向三立：

“你知道韶山那边的情况吗？我家那座房子还在不在？是不是破了？”

向三立说：

“听韶山的人说，那房子还在。过去国民党没收了，现在人民政府又收回来了，并且做了一些修理。”

毛泽东点点头，说：

“我家里过去很穷，祖父是贫农。到我父亲手里，积攒了一些钱财，买了一些田，家里逐渐富了。我父亲可算是一个富裕中农。”

向三立说：

“主席家总不能划富农吧！”

“不好。我们应当实事求是，按政策办事，该划什么成份就划什么成份。”

毛泽东郑重地说着，又陷入了深思。向三立问：

“主席是不是想家了？想回去看一看？”

“是的！”毛泽东深情地说：“我很想回去看看，只是现在没有时间。新中国刚成立，百业待兴，有很多事情要做。下一步怎么走，还有待研究和探讨。总之，要把国家治理好，暂时没有时间去考虑别的。”

毛泽东又谈到了他是如何走出韶山冲，怎样到长沙读书，受过哪些老师的影响。他说：

“杨怀中先生其实是个伦理学家。他留学多年，在日本、德国读了不少书，治学严谨，在逻辑学、伦理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对王阳明的理学也有很深的研究，他是一位很好的老师。”

向三立说：

“杨姑爷在世时酷爱读书、藏书，去世后没留什么家产，却留下了不少藏书。原来，1937年抗战之前，杨姑爷还留有不少书，放在板仓那座阁楼上。我过去到板仓去，常见到那些书，都是很有价值的书。”

毛泽东忙问：

“那些书还在吗？”

向三立说：

“解放后我就不知道了。”

毛泽东说：

“那些书如果散失了，多可惜呀！”

少顷，他突然问：

“开慧是怎样牺牲的？她牺牲时，你在哪儿？”

向三立说：

“霞姐牺牲时，我才13岁，在板仓附属实业高小上小学。霞姐带岸英兄弟到我家住了一年多，住到1930年。其间，何键又多次派人追捕，均摆脱了。她后来回板仓去了，不久就被何键逮捕了。这一年10月，被害于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

毛泽东听了，不禁黯然神伤。他点燃了一支烟，沉痛地对向三立说：

“开慧要是在你家，就不会出事的啊！”

向三立也说：

“是啊，如果当时霞姐不回板仓，继续在石洞住下去的话，多少受一些保护，不至于那么容易遭到何键的包围、逮捕，乃至杀害。可她不想连累向家，更不想亲戚为她而担惊受怕，毅然带着孩子回了板仓。”

毛泽东又谈到杨展，说：

“你在《新湖南》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和江青都看了，写得不错。看了你的文章，我对杨展有更多的了解。”

毛泽东所说的文章，是向三立在1949年9月2日发表的《悼念杨展》一文。向三立说：

“杨展到延安后常和我通信，谈延安的情况，谈对革命形势的看法，使我很受鼓舞。1941年后，我就没听到她的音讯了，我猜想她可能牺牲了。”

“杨展到延安后，我们不常在一起。后来，她去了华北抗日前线。再后来，听说她牺牲了。”毛泽东深情地说：“展儿是在华北抗战中牺牲的。她是一个好孩子，爱学习，向往革命对革命事业充满热情。为了中国革命，我们党牺牲了许多同志，何止杨展一人呢？”

他见向三立流出了悲伤的眼泪，又安慰道：

“杨展是为革命牺牲的，你们不要难过。只有好好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才对得起牺牲的同志，也才是对展儿的最好纪念。”

向三立想起自己曾在穷途末路时去广州粤中盐务局谋职，感到内疚。他说：

“比起杨展来，我的思想落后多了，我曾为生活所迫去了广东，为旧政府做过事。这是不应该的。”

毛泽东说：

“这也难怪你呀，那是因为生活所迫，何况你在那里还学会了本事。要不，你到北京来，怎么能从事会计工作？你不是先学农业后搞财会吗？如今你参加了工作，建设新中国，需要大批人才，你的那些本事不是都可以用上吗？”

向三立闻言，倍受鼓舞。毛岸英见父亲谈到了建设问题，就插话说：

“有一位中学老师，提出您的著作中的一些说法不一致，比如《农村调查》、《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一些观点不统一。”

毛泽东说：

“一个人的思想是变化的，而且也有时代的局限性。我的那些文章不是一个时期写的。某些观点难免不一致。现在看来还要做些修改才行。”

欲知毛泽东后来与亲友们的密切交往，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着重记述了毛泽东与亲属、故旧的故事，显示出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的浓浓的人情味，值得一读。在儿女面前，毛泽东既是严父，又是慈母，且善于寓教于乐。为人父母者当如是也！

第6章 1949年11月—

“对我们党做了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话说1949年11月21日，毛泽东牵挂着任弼时的病情，亲自给斯大林去电，请求安排任弼时到莫斯科治疗，斯大林复电表示同意。不久，任弼时便去了莫斯科。

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选举聂荣臻为北京市市长。接着，会议通过了《关于统一征收营利事业所得税和营业税提案》、《关于开办业余补习学校的决定》、《关于救济失业员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

据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本市妓女情况和处置方针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中统计，北京有各种妓女2000余人，其中挂牌营业的明娼即妓院，共有230户，妓女1421人；暗娼有170家，有妓女近400人；经常跑旅馆、公园、市场、马路拉客的游妓，已查明者100余人；暗门子则数目不详。明妓主要集中在著名的八大胡同：即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

是日晚6点，北京市公安、民政、妇联、卫生等部门出动2400名干部，执行封闭妓院的决定。行动由公安部长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亲自指挥。一部分干部首先把各个妓院的老板和领家（老鸨）集中到派出所开会，解放军士兵和公安人员于晚8点持枪分乘卡车，到了八大胡同口，堵住所有妓院的门口，并登上房顶，控制最高点。到天亮前，北京244个妓院全部封闭，收容在册妓女1268名。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从此，在人民的首都，妓院绝迹，妓女解放。

毛泽东看了报纸，高兴地对聂荣臻说：

“你们这个决议很好，是办了件大好事。”

此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将妓女收容到8个教养院，“集中妓女加以训练，改造其思想，医治其性病，有家可归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者，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

北京在一天之内一锅端，并且一次性集中收容改造妓女的形式，被称为“北京模式”。后来，青岛、秦皇岛、洛阳、长沙等地都是按照“北京模式”进行了禁娼。

在11月21日这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不得不交代一下，就是贺怡在江西老苏区寻找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儿子毛毛时，不幸出了车祸。

此前，贺怡为了让姐姐贺子珍和毛泽东破镜重圆，曾千方百计打听毛毛的下落。有一天，她找到毛泽东说：

“在江西丢掉的毛岸红现在已经找到了。”

毛泽东听了贺怡介绍的情况，感觉与他记忆中的时间、地点、岁数和相貌均不相符。可贺怡不甘心就此罢手，决定亲自去查找毛毛的下落。

那一天，贺怡带着刚刚找到的亲生儿子贺麓成，乘着吉普车连夜赶路，在经过泰和县桥头的丰塘村时，车子突然坠入3米多深的水沟，司机（后人猜测他是国民党特务）很快便逃跑了。贺怡与同行的古柏之子古一民当场死亡，古柏夫人曾碧漪与贺麓成及警卫员3人负伤，被村民救起。毛毛没有找到，年仅38岁的贺怡为了姊妹情谊，白白地搭上了一条性命。

贺麓成本名毛岸成，1956年夏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后来，贺麓成在钱学森麾下，成为一名新中国培养的优秀的导弹专家和航天专家。贺怡与毛泽覃还有一个女儿，叫贺海峰。

11月22日，张治中乘飞机由北京飞往兰州，准备就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职。

此前，张治中鉴于新疆和平解放后军政事务百端待理，便写成了数千言的书面意见呈送给毛泽东，介绍了新疆的一般情况，就今后的长治久安提出许多重要意见。毛泽东非常重视，立即推荐张治中到西北兼任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11月中，他曾找张治中谈话，幽默地征求张治中的意见说：　

“文白先生，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

张治中得知毛泽东是希望他到西北去和彭德怀合作，就说：

“现在你是领导，谈不上什么国共合作。不过西北人民和部队袍泽常常怀念我，我也常常怀念他们，你如认为我有去西北一趟的必要，我愿意做彭老总的顾问。”

毛泽东笑着说：

“你去当彭德怀的副手，委屈了吧？你过去是西北4省的军政长官，现在是副手，委屈了吧？”

张治中连忙说：

“哪里哪里，我诚意接受，听命令，听吩咐。”

毛泽东高兴地说：

“那就好，那就好！今后你可以来往于西安与北京之间。”

11月22日晨，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彭德怀，他写道：

德怀同志：

张治中于今（廿二）日上午9时由北京起飞，下午4时左右即可到兰州，请注意迎接。

军委 11月22日上午6时

后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正式宣告成立，由彭德怀任主任委员，张治中任副主任委员。张治中虽然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但他主要是在北京中央人民政府任职，这就需要在北京解决一处常住寓所。毛泽东、周恩来交代主管部门妥善解决。张家最后选中了北总布胡同14号院。这里原来是北洋军阀孙连仲的官邸，宫殿式的房舍，高大宽敞，富丽堂皇，仅餐厅就能摆几十桌。毛泽东对张治中的生活起居无微不至的关心。有一次，张治中病倒了，毛泽东马上叫江青带了他的亲笔信，到张家去慰问张治中。

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人，对西藏问题作出重要指示。

此时的西藏地方政府还被玩弄“西藏独立”阴谋的上层反动分子控制着。西藏官员会议在1949年11月19日决定：派僧俗官员分头去英美等国争取支持和援助。他们还在广播电台上用英、汉、藏语对外广播，谬称“西藏从来就是独立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西藏是侵略行为；并向联合国写信，控告中国的“罪行”。甚至，以“外交局”名义给毛泽东写信，要求“不要让军队进入西藏”。同时，他们扩充军队，购买武器，囤积粮草，调整军队部署，企图以武力来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对此，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毛泽东的决策，一面命令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进军西藏，一面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

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等的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并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

一复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电略加修改，即可发表。

二、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的）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族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来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是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3个军，如何分配和何人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它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做出计划。你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11月23日

上述电文中所说复班禅电，一共有两封：一是毛泽东与朱德联名的复电，二是经毛泽东审阅并“略加修改”的彭德怀的复电。毛泽东在他和朱德致班禅的复电中写道：

“接读10月1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彭德怀致班禅的复电是这样写的：

“来电敬悉。查西藏乃中国之领土，在国民党卖国政策下，遭受帝国主义之蹂躏，致全藏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今我人民解放军在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领导下，即将解放全国，摧毁国民党残余，驱逐英美帝国主义者一切侵略势力，求中国领土之全部独立与解放，登全民于衽席，西藏解放，已可预期。尚望先生号召藏族人民，加紧准备，为解放自己而奋斗。”

上文最后“尚望先生号召藏族人民，加紧准备，为解放自己而奋斗”一句，是毛泽东添加上去的。

11月24日下午，毛泽东致电林彪并告陈赓，为解决他们二人在关于围歼白崇禧主力的战役部署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做出了裁决。

原来在大西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于11月22日解放了广西省会桂林。坐镇南宁的白崇禧仍决心与人民解放军进行最后一搏，让他的主力部队张淦的3兵团秘密地向博白、陆川一线集结，准备夺取雷州半岛，尔后逃向海南岛；命令鲁道源兵团向东佯动，以掩护张淦兵团的行动。第2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鉴于敌我双方的态势，计划将13军放在廉江，示形于敌，诱敌上钩；将14军、15军和43军隐蔽配置在廉江以东及东北地区，以逸待劳，打白崇禧一个措手不及。他将这一计划电告给林彪。此时的林彪却错误地判断鲁道源的第11兵团是向遂溪以东方向逃跑，他认为这正是歼敌于运动之中的好机会。因此，他要4兵团离开雷州半岛，北上围歼鲁道源兵团，只留1个师在廉江。陈赓认为必须以第4兵团坚守廉江，切断白崇禧集团向海南岛逃跑的退路，否则，无异于放蛟入海，后患无穷。他对副司令员郭天民说：“13军以1个师守廉江，便会受敌3面攻击，如果张淦兵团趁机以全力向南突击，廉江防线就有被突破的危险，白崇禧就会从雷州半岛逃入海南岛，后果不堪设想。”他立即电告林彪说：“13军、14军自现在位置转入新位置，须3日行程，是否有贻误战机的危险？为此建议，是否就现态势，首先求得歼灭张淦兵团，然后再歼灭鲁道源兵团。”林彪复电说：“我决心已下，不能更改。命令各军按规定的时间、路线出动，歼灭鲁道源兵团。”陈赓本来只是暂归林彪指挥，他见林彪态度如此强硬，为了大局利益，便致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并转林彪、刘伯承、邓小平，详细地报告了他的战役部署，同时在报告中说，各军正待命行动，准备随时执行4野的命令。毛泽东仔细研究了广西战场的情形，认为战役的关键还是不能让白崇禧的主力逃到海南岛去。为此，他在给林彪与陈赓的指示电中写道：

林彪同志并告陈赓：

根据4野22日谍息，白崇禧决于23日起令其所部共16个师，由博白、郁林、北流、容县、岑溪之线，向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攻击。这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为此请你们注意：

一、陈赓所率4个军，除1个军仍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似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之配合进攻。

二、桂林方面之我军迅速分数路南下，攻敌侧背，置重点于左翼，即宾州、贵县、郁林之线，但未知时间上来得及否。

三、白匪主力即确定向雷州半岛逃窜，我程子华兵团即应分数路宽正面，第一步向百色、南宁之线，第二步向龙州、南宁之线攻进，以期尽歼逃敌于龙州海防国境线上。

四、以上是否可行，请按情酌定。

毛泽东 11月24日16时

林彪面对毛泽东的指示，不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于是，陈赓调兵遣将，一举将白崇禧的3兵团和11兵团主力全线击溃。至此，白崇禧才发现自己上当了。陈赓此役活捉张淦等20名中将军官。12月1日，白崇禧乘飞机逃往海南岛。

在广西战役中，除少数敌人逃入越南外，其余全部被歼，共计17.3万人，实现了毛泽东在广西境内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计划。

11月25日，经济战线上著名的“米棉之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原来在“银元之战”后，投机资本家并不甘心认输，他们认为“银元之战”是人民政府依靠政治力量取胜的，所以他们就又将投机目标转向粮食、棉纱、棉布、煤炭市场。在他们的哄抬下，全国物价一日三涨，上海涨价尤甚。上海的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即大米、棉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平抑物价的工作。毛泽东针对投机商人的猖獗活动，经过调查研究，指示以陈云为首的中财委依靠刚刚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调运和集中足够的粮食、棉纱、棉布等重要物资，选择适当时机集中抛售，给投机商人以毁灭性打击。从11月15日开始，中央人民政府每日从东北调运1000万至1200万斤粮食入关，加紧华中棉花东运，把陇海沿线积压的纱布运至西安。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都准备了足够抛售的粮食、棉布、棉纱等物品。11月25日这一天，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集中抛售。大量物资涌入市场，使投机资本家措手不及，吞食不下。11月26日，各大城市市场物价立即下降。政府连续抛售10天后，粮、棉等商品价格猛跌30％到40％。投机商人哄抬物价的阴谋彻底破产，竞相抛售存货，可此时的市场已经饱和，愈抛愈贱，愈是不易脱手。有不少投机商人是借高利贷抢购囤积的，结果不仅所囤积的货物亏本，而且还付出了很高的利息，两面挨耳光。许多投机商因亏损过多而不得不宣告破产；许多私营钱庄也因贷给投机商人的款项无法收回，纷纷倒闭。

“米棉之战”后，投机商人一蹶不振，从此很难再成气候了。毛泽东说，米棉之战“不亚于淮海战役”。

11月2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他访苏的时间问题以及在此期间国内的工作安排问题。会议决定：

“毛泽东同志定于12月初赴苏。在毛泽东同志出国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朱德同志代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11月26日上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第5次全国干部会议闭幕，会议作出的《政治决议》明确提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教育全党；以政协的共同纲领为农工党的行动纲领。

会议结束前，一位农工党中央的负责人告诉大家说，下午有重要活动。

这天下午，一辆大客车把代表们从住地辛寺胡同接出。农工党中央负责人在车上告诉大家：

“我们去中南海，毛主席接见大家。”

意外的喜讯，引得车厢里立刻腾起一片欢呼。汽车驶进新华门，在一排平房前停下。这是一间简朴的会议室，几排长条桌，前面放着几把藤椅，桌上放有几包“海燕”牌香烟。

毛泽东来了，他脸上挂着微笑，轻轻地鼓着掌。农工党的干部们都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使劲地鼓掌。毛泽东坐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口里吐出大团大团的烟雾。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端详着毛泽东：只见他满头浓发，宽阔的蕴满智慧的额头和慈祥的面容上，充满着微笑。

农工党中央主席章伯钧和秘书长黄琪翔先后介绍了第5次干部会议的情况，毛泽东专注地听着，不住地轻轻点头。他开始讲话了，先朝大家扫视了一遍，然后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你们知道杨六郎镇守三关口的故事吧？我现在也坐在关口上，我在看你们过关呐。”

毛泽东风趣幽默的话，引起一阵轻轻的笑声。毛泽东接着说：

“我说的三关，可不是杨六郎的那个三关。我说的第一关就是战争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你们大家都过得很好，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这一关，就不是那么好过了，大家的出身或多或少同封建土地都有些联系，我希望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搞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讲到这里，毛泽东停顿了一下，抽出一支烟，点燃了，又恳切地说：

“只要大家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他把手掌使劲一劈，加重了语气：

“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11月27日，毛泽东关于“吸引更多胡宗南部于重庆聚歼”的问题致电刘伯承等：

刘邓，并告贺李：

据报蒋介石令胡宗南以汽车800辆运其第3军到重庆。请注意：

一、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

二、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可能打一个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

毛泽东 11月27日

11月28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修改并通过了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

11月28日晚8时，毛泽东致电刘伯承等，他在电文中写道：

刘邓张李，并告贺李，林谭萧：　　

感酉电悉。我所顾虑者，是怕重庆敌人利用我西路3个军尚要12月10号才能占领泸州，我11、12等军向重庆进得太早，不敢据守，向上游或向成都逃掉。但如你们认为罗广文被歼后，重庆已无多兵防守，势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占领重庆，较为有利，则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如重庆之敌并无逃走之意，则11、12军于歼灭罗广文后，于重庆上游渡江占领江北一段，然后看情形再定攻城计划，似较适宜。请依情况发展酌定之。

毛泽东 11月28日20时

11月28日晚，毛泽东身着灰色呢子大衣，脚穿棕色皮鞋，与江青一起来到警卫连的营房，看望住在这里的毛泽连和李轲。

此前，毛泽连二人在北京游览了名胜古迹。由于天气逐渐寒冷，毛泽东把自己的一件旧呢子衣服给了毛泽连，但两位客人还是适应不了北方的气候，打算立即回家过冬。毛泽连见三哥又来看他们，就说：

“三哥，我们在北京住了这么久了，家里人一直在惦念着我们，我们也想回家去了。”

毛泽东说：

“你们再住一段时间，等天气好一点再走吧。”

毛泽连说：

“麻烦三哥这么久了，不住了，我们回去。”

毛泽东听堂弟这么一说，便说道：

“也好。你们早些回去，免得家里人挂念你们，也免得你们挂念家里的事情。你们走的时候，替我带几封信回去。”

毛泽东回到办公室，挥笔疾书，首先给他小时候的塾师和堂兄毛宇居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宇居家兄：

惠示并诗敬悉，极为感谢。此间情形，泽连当可面达。顺问阖族各前辈同辈后辈们安好，贵宅各兄弟子侄均健康！

毛泽东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诗，是指毛宇居来信中所作的歌颂毛泽东的《导师颂》两首。后来，毛宇居先后担任了湖南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湖南文史馆馆员职务。

毛泽东接着给八舅文玉钦的三儿子、比自己大3岁的表兄文南松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南松兄：

来示读悉，甚为高兴。

祝你健康！祝各表嫂健康！

毛泽东

毛泽东又给他的堂弟毛泽荣写了一封信。毛泽荣，字冬青，小名逊五、宋五、胜五。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宋五弟：

接到你的信，极为高兴。我这里的情形，可问李祝华（即李轲，字祝华——笔者注）、毛泽连二位便知。托毛、李带上皮衣料一件，为弟御寒之用。

顺致健康！

毛泽东

最后，毛泽东给他在湘乡东山学校读书时的同学熊经春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经春学兄：

李、毛二位来，接到手示，极为感慰。尚望努力进修，为人民服务。敬复。顺颂

学祺！

毛泽东

他将4封信分别装入信封，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闻讯解放南京时的照片，端详片刻，装入写给文南松的信内，派秘书将这些信件连同一些礼物送到警卫连营房，交给毛泽连带回家乡。礼物主要是皮箱、衣物和钱，分作几份，泽连母亲、泽荣、文家，还有李轲的母亲，都有一份。毛泽连、李轲在12月上旬回到了韶山，在山区小村庄和唐家圫的轰动自不必说。后来，毛泽东每年都定期从自己的稿费中给堂弟寄去200元，帮助他解决困难。一直到1958年吃饭不要钱为止。

11月29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2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首次提出了关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总体设想，即：“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

会议讨论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

会议指定由周恩来、陈云、黄炎培、薄一波、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等，对概算草案作进一步修改。

11月29日晚，毛泽东应徐悲鸿之邀，为“国立美术学院”题写了院名。他在给徐悲鸿的复函上写道：

悲鸿先生：

来示敬悉。写了一张，未知可用否？顺颂教祺！

毛泽东 1949年11月29日

1949年12月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要山东分局协助中央办理访苏的礼品。他在电文中写道：

“斯大林同志今年12月21日70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做寿礼。请你们接电后于3日内（即12月4日以前）购买每样5000斤共20000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飞机于12月4日到济南，请注意时间。你们采购上列各项物品（大黄芽白菜、大葱、大梨、大萝卜）时，请注意选择最好的。”

12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讨论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说：

“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毛泽东用“有困难的，有办法，有希望的”这3句话概括了国家的财政状况，他说：

“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他还说：

“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

会议通过了195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

会议制定了《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规定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具体职责是：省市县各级人民代表会议，负责听取和审查相应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决定相应各级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审查和通过相应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事宜。选举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和与之相应的各级人民政府委员，组成各级人民政府。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任命李达为湖南大学校长。

此前，毛泽东在和李达的谈话中说，希望他能够留在北京工作。李达却说他要回湖南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毛泽东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决定由他出任湖南大学校长。

李达离京前，由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作历史证明人，并由刘少奇作入党介绍人，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且不要候补期。这是对李达脱党后20余年的政治表现的最好结论。李达每谈起这件事，总是激动地说：

“这么多年了，毛主席还没有忘记我，是毛主席的关怀和鼓励，才使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啊！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后来在1950年2月17日，李达走马上任，成为新中国建立后湖南大学的首任校长，开始了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教育生涯。

再说12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结束后，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对各省、市人民政府主席的任命通知书，其中任命国民党起义将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邓宝珊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任命通知书下发后，毛泽东专门约邓宝珊谈话，他说：

“蒋介石不信任你，始终不让你当甘肃省主席。我们让你回甘肃工作，献身桑梓，相信你一定会做好工作。”

邓宝珊说：

“我曾是反动阶级的一员，再不准备参与军队和政务，想和傅先生一起在河套地区办农场、搞水利，为国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毛泽东说：

“8年抗战，先生保护边区功劳很大。解放战争，你又积极促成北平和平解放，更是立下奇功。你是甘肃人，对甘肃省情很了解，在甘肃的人脉关系很广，威望很高，所以治理甘肃非你莫属，你一定要接受我的建议，回去治理好甘肃。”

毛泽东考虑到在延安时期，邓宝珊和彭德怀有过两次榆林之战的疙瘩，就特别关照他说：

“西北的工作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负责，你以后跟他们在工作上会经常打交道，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容易相处。你去之前是不是先给他们发个电报，有个联系更好一些。如果你觉得可以，把电稿拟好后送给我，我替你发，你看怎样？”

邓宝珊对毛泽东的关怀非常感激，当即说道：

“我没有想到的，主席都为我想到了，我一定照办。”

毛泽东又叮嘱他说：

“民族问题和农业问题，是困扰甘肃的两大难题，你的担子很重啊！”

第二天，邓宝珊就给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发去了电报。过了两天，毛泽东转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复电，对邓宝珊到甘肃任职表示祝贺和欢迎，词意恳切。邓宝珊很受感动，原来的一些担心也就释然了。

12月间的一个下午，天上飘着鹅毛大雪，毛泽东打电话约湖南籍几个老人吃饭。符定一来到颐年堂，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您是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

刘斐赶到中南海颐年堂时，见章士钊、符定一已先一步到了，由毛泽东、林伯渠、李维汉陪着说话。不一会儿，工作人员进来报告说，仇鳌老先生到了。毛泽东急忙迎了出去，搀扶着老人说：

“先生一路劳顿，辛苦了。”

原来，仇鳌是在几天前才来到北京的。先前，毛泽东曾在9月和10月间两次电邀仇鳌来京，仇鳌感到盛情难却，便在秘书陈曼若、奠均一及其侄子仇硕夫陪同下到了京城。如今他见毛泽东如此谦恭亲切，便说：

“老朽让毛主席费心了。”

“哦，与先生一别20多年，怎么忘了我的名字，我叫毛泽东，字润之，可没有改名主席哟！”

仇鳌见毛泽东如此说，便笑了，说道：

“好，好，我还叫你毛润之。”

二人步入院内，章士钊、符定一、刘斐等人迎了出来。毛泽东指着仇鳌对众人说：

“亦山先生大家都很熟悉，不用我介绍了。”

仇鳌与章士钊、符定一、刘斐自然是老相识。林伯渠和李维汉在仇鳌到京后已经见过面，李维汉还曾陪同他在城内多处游览参观。仇鳌目睹北京的巨大变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曾赋诗述怀：

天回地转客里明，万户千门旧帝京。高阁红旗翻晓日，交衢小队舞新声。

黄袍梦醒销荧惑，紫盖人归识太平。阅尽兴亡乔木在，冲塞古柏亦峥嵘。

且说毛泽东将众人引入客厅，拉着符定一的手说：

“您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今日请您坐上座。”

符定一谦让说：

“你是主席，还是请你坐上座吧。”

“哪有学生坐上座的道理！”

毛泽东说着，把符定一拉到了上座的位置，符定一只得坐了。待众人落座后，毛泽东对仇鳌说：

“亦山先生，今天我设家宴为你接风洗尘，特地邀请了我们这几位湖南老表作陪。我们湖南人和别人坐不来，比如周恩来，他们不吃辣椒。此味只有湘人知，人间能得几回闻哟！”

大家闻言都笑了，接着便海阔天空地谈论起来。仇鳌等人又从瑞雪兆丰年，讲到几个人都已年过半百，有的已近古稀，又没有学过马列书籍，是老朽无用了。毛泽东听他们如此议论，就有意识地讲起了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他语重心长地说：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小时也上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我们青年时代，一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

毛泽东稍停了一会儿，环视着大家，又说：

“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重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哩！我的出身最多不过是个小学教员嘛，有什么了不起啊！”

说话间，工作人员端上了酒菜，毛泽东亲切地给客人们夹菜斟酒，他自称酒量不济，偶尔呷几口，已是满面红光了。看看酒过三巡，毛泽东端着酒杯，起身对仇鳌说：

“亦山先生，你为共产党，为新中国的建立做了许多好事，我敬你一杯。”

仇鳌听毛泽东如此说，想起他在两封邀请电文中都曾赞扬了自己，便说：

“润之言重了！湖南和平解放，老朽不过是顺乎民意，效了一点顺水推舟之劳而已。你再三提及，老朽实在不敢当了。”

毛泽东却说：

“湖南得以和平解放，当然有先生的大力支持。但是，我所说的，不仅如此哟。早年我们在长沙闹革命，先生赞助最力，为我们筹集了几千块大洋，这笔钱很顶用，为我们党的事业帮了大忙啦！对我们党做了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他见众人面面相觑，一副茫然不解的样子，便微微一笑，放下酒杯，不慌不忙地点燃了一支烟，将仇鳌在1920年如何帮助他创办俄罗斯研究会，1921年8月他又利用仇鳌的船山学社社址和经费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事，讲述了一遍，然后再次端起酒杯问道：

“大家说，我毛泽东这杯薄酒，亦山先生当不当喝？”

“喝，一定要喝呀！”

众人疑惑顿释，异口同声地说着。仇鳌只得站起身来，哽咽着低低地说了声“谢谢”，双手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席间，毛泽东提出要学贯古今的符定一先生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符定一表示谦让，他说：

“这个职务只要老而矣的文人当就可以了。”

毛泽东补上一句：

“还要才、德、望啰。”

符定一只得答应了。

这一天，刘斐等人听了毛泽东的那些话，都觉得他的用意是很深的；他对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也是永记在心上的；由此深受启发和鼓励，同时又“都自愧识浅，十分敬佩毛泽东的学识、记忆力和过人的谦虚精神。”

在冬季的一个星期天，毛泽东叫上几个孩子一起到南海冰场去滑冰。孩子们当然高兴了，像一窝蜂似的跑向滑冰场。李敏和李讷争先恐后地换上爸爸买来的冰鞋，毛泽东穿着大衣站在旁边看着她们。一切都准备好了，李敏一起身，一甩手，还未迈开脚步，就听“啪”的一声，一个结结实实的屁股墩摔倒在冰上，痛得呲牙咧嘴。她回头一看，妹妹李讷也摔在冰上，正在挣扎着往起站呢。李敏咬着牙忍着痛赶紧站起来，谁知越急冰就越滑，越滑就越站不起来。好不容易站起来，又摔了个四脚朝天。她再一看妹妹，李讷正双手支撑着，撅着屁股往起爬呢，还没站起来，两脚往后一滑，又趴在了冰上。姊妹俩相视一笑，看看站在冰场旁的爸爸，爸爸也正冲着她们笑呢。

姐俩看到爸爸鼓励的眼神，就忍着疼站起来，再练，再摔；再摔，再练。不到规定的时间，谁也不许退场。“噗通”，李讷又摔倒了，她毕竟年龄小，疼得太厉害，受不了了，就哭起来。

“好了，收兵吧！”

毛泽东说。第一次滑冰就这样结束了。回到家里，毛泽东问：

“怎么样？有何感想？”

李敏说：

“学滑冰太难，太难了。冰太滑，两脚又总是不听使唤，太难。”

“难就对头了，要知难而进嘛！”

李讷说：

“摔得太疼了。”

“好嘛，不摔不打不成才，摔摔打打长得快嘛！”毛泽东说：“今天挨摔，明天就少摔或不摔了。下周继续练摔。”

有一个周末，中南海又要举行晚会了，叶子龙知道毛泽东晚上没安排什么太急太多的事情，又怕自己请不动毛泽东，就让他的女儿燕燕和二娃子把李敏、李讷叫来，把请毛泽东跳舞的任务交给了孩子们。叶子龙还特别交代她们：

“等主席吃了晚饭，你们就拉着他领你们到海边散步。记住，不要光顾着让主席给你们讲故事，就忘了大事，8点钟，你们几个一定要拉他到春藕斋去跳舞。我告诉你们，主席如果不跳舞，就会越来越胖，长成个大肚子。肚子大，就走不动路了。你们要是真关心主席，就要拿出实际行动来，让他去跳跳舞，活动活动身体。好，8点钟就看你们的啦！”

是日晚，毛泽东一吃完饭，4个孩子相约来到他身边，前呼后拥地拉着推着他到南海边散步。她们边走、边说、边笑、边玩，还时不时地看表，一看快到点了，拉着毛泽东就往春藕斋走。

“快点，快点，到时间啦！”

二娃子推着毛泽东的腰说。毛泽东问：

“干什么去呀？”

几个孩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说。她们怕说了毛泽东就不去了，只是拥着毛泽东走。

“干什么去呀？你们不说，我可就坐下不走了。”

毛泽东说着，做了个就要坐下的架势。这一下可把4个孩子吓了一跳，她们异口同声地说：

“叫你跳舞去。”

毛泽东一听，乐呵呵地笑了，说：

“跳舞去，那好。去跳舞是不是该换双鞋子？”

他说着伸出脚来让她们看。孩子们见毛泽东答应去跳舞了，可高兴啦，跟着毛泽东回到房间，这个忙着找胶底皮鞋，那个忙着脱毛泽东脚上的布底鞋，又忙着把皮鞋给毛泽东穿上。毛泽东边走边问：

“你们不会跳舞，为什么要拉我去跳舞呀？”

“我爸爸说——，说什么来着？”

二娃子一时学不来她爸爸的话，就回头问她姐姐。李敏抢着说：

“叶叔叔说，您不跳舞就会长个大肚子。”

燕燕接着说：

“您肚子大了，就走不动路了。”

“呵呵呵。”毛泽东笑着说：“好，我去跳舞，不要长成个大肚子！”

在舞场里，大人们都随着舞曲跳起来。叶子龙高兴地冲着4个孩子直点头，几个孩子也冲着他笑了笑。孩子们看着大人跳得起劲，自己不会跳干着急，于是一商量，手拉着手也下了舞场。她们一会儿跟在毛泽东后面，学他一左一右地上下摆动式，一会儿跟在周恩来后面，学他潇洒自如的4步舞，一会儿又跟在朱德后面，学他那四平八稳的慢步舞。她们4个在舞场里像穿梭似的玩着、跳着、蹦着，给舞会增添了不少欢乐气氛。

李敏的好朋友除了李讷、燕燕和二娃子，还有周恩来的侄女秉德。她们几个虽然年岁不同，班级不同，但一到节假日，总爱在一块玩耍。她们几个人还经常到南海边用手捞鱼虾。有一次，她们捞到了不少小鱼、小虾，就想着煮汤解馋。找谁帮忙呢？大家一讨论，就决定去找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慈祥，说话又风趣。于是，她们就风风火火地去找他，见到毛泽东就七嘴八舌地说：

“毛伯伯，毛伯伯，您看，我们捞来好多小鱼小虾……”“毛伯伯，我们把小鱼小虾都拿来了，和您一起吃饭行吗？”

“好啊！那你们就来吧！”

毛泽东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几个孩子又一窝蜂似的把小鱼、小虾送到厨房。这顿饭，餐桌上除了往日的几个简单的菜之外，又多了一盘苦瓜和一盆新鲜的鱼虾汤。几个小女孩吃得高兴、热闹、开心，可就是谁也不去动那一盘苦瓜菜。毛泽东说：

“你们从小就要学会吃苦，不学吃苦怎么行啊！”

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有一个人动筷子。

在毛泽东身边，不光是孩子们这样随便，工作人员也是如此，他们好像与自己家的老人生活在一起一样，很自然，显得无拘无束，充满着温馨。年轻人喜欢玩，喜欢动。只要不影响工作，毛泽东从不限制他们任何有益的活动。他不止一次地对他们说：

“我可没你们自由，他们都管着我。想吃的东西不能吃，想去的地方不能去。我是一点自由都没有啰！还是你们好哇！”

一个卫士说：

“主席，您也发牢骚啊！”

“我也是和你们一样的人嘛！我又不是不吃不喝不吭不响的泥菩萨嘛！”

年轻人听他这么说，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平时吃饭除了和家人一起外，还喜欢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他常常招呼身边一两个人，随身卫士或机要秘书，跟他一块儿边吃边聊，说说笑笑。他说：

“我一个人吃不下饭，和你们边吃边聊，我可多吃一点饭。工作时，我全部精力用在办公桌上。如果我一个人吃饭，没有人说话，我脑子还会在办公桌上。同你们边吃边聊，我就换脑子休息。”

这正是：忙里偷闲一伟人，最是难得性情真。儿女后生常绕膝，旧友新朋座上宾。

欲知毛泽东有何重要国事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对我们党做了好事的朋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他在宴请仇鳌时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时在座的章士钊先生，也是对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有过帮助的人。在以后的20多年间，毛泽东对这位老朋友一直念念不忘，且关怀备至。为了帮助老先生，他曾经用10年的时间，每年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2千元，共计2万元，以还债的名义送给老人。这种感恩的事例，在本传中不胜枚举，请读者诸君慢慢往下看。

第7章 1949年12月5日—

“军队的生产运动，必须严格禁止开商店从事商业行为。干部中如有企图以走私、囤积、投机希图暴利的思想，或发现此种行为，必须迅速予以纠正和制止。因为这些不仅违背正确的生产方针，搅乱经济秩序，而且势必发生贪污腐化，毁坏自己同志，为法令所不容许。”

话说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为了落实他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2次会议上对军队提出的“飞鸟尽，良弓变”的方针，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人民解放战争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除在几个战线上必须专心致志追歼残敌以竟全功外，已有大量军队进入整训，或不久即将进入整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这里给了我人民军队除了保卫国防、巩固治安和加强整训这些伟大任务以外的一个光荣而巨大的任务。因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这一生产任务是必须而且可能实现的。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必须实现，是由于国内外反动派所发动的长期的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给了人民以严重的灾害，给了经济以严重的破坏。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克服此种困难的方法，首先是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逐步地恢复与发展生产。而人民解放军则必须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方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克服此种困难。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可能实现，是因为人民解放军绝大多数来自劳动人民中间，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各种生产技能，并曾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担负过生产任务，具有生产的经验与劳动的传统。人民解放军的广大的干部们和老战士们都懂得，军队在参加生产之后，不仅战胜了困难，减少了政府的开支，改善了军队的生活，并且经过劳动锻炼，还提高了军队的政治质量，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可能实现，还因为在战争结束了的地区，人民解放军除了担负保卫国防，肃清土匪，巩固治安，加强训练等项任务之外，已有余裕时间参加生产建设工作。所有这些，都是人民解放军能够实现生产任务的条件。

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而其重点，则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因此，各军区首长，必须指导所属，从1950年春季起，实行参加生产建设工作，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省一部分国家的开支。此种生产建设工作，应形成一种运动，以利推广。此种生产运动应订出较长时期的计划和具体的步骤。生产项目应在人民政府允许之下，以农业、畜牧业、渔业、水利事业、手工业、各项建筑工程、各项可能从事的工业和运输事业为范围，禁止从事商业。军队领导机关应根据驻地情况，调查研究，今冬做好准备。

根据过去的经验，军队的生产运动，必须严格禁止开商店从事商业行为。干部中如有企图以走私、囤积、投机希图暴利的思想，或发现此种行为，必须迅速予以纠正和制止。因为这些不仅违背正确的生产方针，搅乱经济秩序，而且势必发生贪污腐化，毁坏自己同志，为法令所不容许。此外，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必须注意不要因开荒引起水患，不要因争地引起人民不满。

为了使军队正确执行生产任务，开展生产运动，兹规定：

一、在师、军及军分区以上各级，成立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代表参加的生产委员会，其任务为掌握生产方向，审定生产计划，监督生产计划的实施，检查违法行为。

二、建立军队的生产合作社，建立合作社的各级领导机关，在军队生产委员会的监督和领导之下，掌管全部生产资金、生产活动和生产结果的处理。合作社系统和军队指挥系统平行，相互密切联系，但不相混淆。

三、实行公私兼顾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生产红利，其中应有40%为生产者个人所有，其余为该生产单位及国家所有，借以建立公私革命家务，一方面做到军队部分自给，一方面使生产者个人有所收获。此项个人收获，或自己留用，或寄回家用，或存储于合作社备用，由个人自己决定。

四、在土地缺少地区，除参加各种可能的手工业、工业、水利事业、运输事业和建筑工程之外，军队首长可和当地人民政府商量并在农民自愿原则下，参加劳力、资金、肥料、农具，与农民伙种，使之增加产量，公平分配成果。但必须注意不得强制执行，不得与民争利。

五、各军区部队的生产计划，须与各大行政区和各省人民政府的生产计划相结合，统筹生产资金。所有军队生产资金均作为投资，必须计算利息和订定还期。所有军队生产事业均须照章纳税，并遵守人民政府一切法令，不得违犯。

上述各项，望各军区首长严格注意，务使我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生产建设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绩，并随时检查，纠正可能发生的错误和缺点。各地人民政府对当地军队的生产工作则有予以指导和协助的任务。

主席 毛泽东 1949年12月5日

接着，毛泽东批复了刘亚楼等关于各地机场修复问题的报告，他写道：

华东局及华东军区，华北局及华北军区，华中局及华中军区，西北局及西北军区，东北局及东北军区并告政务院周总理、中财委陈薄及空司刘常王王（指刘亚楼、常乾坤、王弼、王秉璋——笔者注）诸同志：

据空军司令刘亚楼等同志11月28日电称：

一、空军司令部刚刚成立，暂时无法照顾到筹划全国各地机场建设的总预算。但我们认为，全国各军区及各级政府，目前主要应该是派定专人保护和管理各地现有机场及其现有设备，做到不再被破坏或偷窃；同时，可进行各地方本身所能负担之经费和人力（可动员一部分部队参加）范围内的修理工作。至于各地机场大的修复工作，由于目前国家经济困难，除华东外，可以暂缓一步，待空军司令部有力量来整个筹划这件事情时，提出计划，经军委批准后，再来进行。否则，必然形成无政府状态。

二、华东范围，则有不同之处，因那里需准备执行战斗任务。但也并不是在华东地区的所有机场，都要立即修理（如苏北就可以暂缓），而是首先修复与行将执行的战斗任务有关联的机场。其修建程度，亦可限于为执行战斗任务所需要的范围，以免经费开支过大。这种修复计划，据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报告，他们已经制就，并已向3野前委请示。在目前空军司令部无力量来审核这种预算的情形下，提议由空军司令部审核某地机场是否立即开始修理，而修理经费则由3野前委指定后勤机关审核之，然后报告军委批准之。

三、以上处理方法，如认为适当，请军委通知各军区及我们遵照执行，并告中财委等语。

我们同意此种办法。请华东军区及各军区即照此办理，请中财委即照此支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经费而拒绝支付一切可以减省的经费。

中央军委主席 毛泽东 1949年12月5日

此时，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他选定由“首都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护送他到山海关。负责中国段沿途保卫工作的有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纪等人。从北京到满洲里，铁路沿线每一公里都设置了一个哨位。周恩来给各地党政军一把手打招呼说：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万无一失。许多地方都是由县委书记、县长出马，站岗放哨，护路护桥。

护送毛泽东到边境线的还有李富春、李克农等。

毛泽东此次访苏的主要随行人员有4人：政治秘书：中央候补委员陈伯达，翻译：师哲，机要：叶子龙，警卫：汪东兴；其他人员还有医生、机要员、卫士、厨师陈秉承、沈剑心、李家骥、田树彬。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和苏联在中国的经济专家组组长柯瓦廖夫一起陪同前往。

行前，毛泽东向随行人员和其它有关人员宣布了3条纪律：1、此次出访，对外不宣传，不带记者。2、沿途各地可允许当地的党政军领导2人到车上看望，其他人不要来。3、在中国境内沿途不下车，不准向地方要东西。

1949年12月6日晚8时30分，毛泽东一行乘车来到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前来送行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滕代远、罗瑞卿、李克农、毛岸英。毛泽东由周恩来、滕代远引导，登上列车。车门两侧分别由罗瑞卿、杨奇清、冯纪和任远守卫。整个站台上异常肃静，没有一个闲杂人员。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代远、瑞卿和奇清、克农同志随你到满洲里。还有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纪和政治保卫处的任远，也要一路送你到满洲里。要不要认识一下？”

毛泽东笑着说：

“是不是刚才在车门口见到的两位？我们已经认识了嘛！”

周恩来请示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高兴地说：

“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喽。”

晚9时，毛泽东乘坐的主列车从前门火车站第一站台正点出发。

这次出访的专列由前卫车、主列车、后卫车3部分组成。前卫车由5个车皮组成，上边乘坐的是50个警卫战士和一些铁道工作人员，已经在半个小时前出发了。后卫车也有5个车皮，乘坐着50个警卫战士，装载着给斯大林的贺寿礼品：山东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鸭梨各5000斤。湘绣斯大林大元帅全身像一幅，杭州都锦生丝织斯大林像两幅，江西景德镇瓷烧斯大林相片两块，江西景德镇瓷烧带斯大林像盘子10个；24人用的江西景德镇瓷西餐用具全套（共100余件），铜底烧瓷寿盘一对，景泰蓝茶具（大小共5件）两套，康熙青花大瓷花瓶一对；象牙雕刻的宝塔一尊，象牙雕刻的女英雄像一对，象牙雕刻圆球3个，象牙雕刻八仙一套共8个，象牙雕刻的龙船一具；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江西南丰桔1000斤，冬笋500斤及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上海的名烟等。

毛泽东乘坐的主列车的编号是9002，共有10节车厢，一个连战士在前几节车皮内警卫。毛泽东和叶子龙、汪东兴、李家骥乘坐一节有4个房间的公事车厢，前边一间是会客室，毛泽东在中间的一间，其他几人用后边两间。陈伯达、师哲同用一节公事车。同车送行的滕代远、罗瑞卿、李克农、毛岸英同用一节公事车。其他的随从人员都在中间的车厢里。主列车还有餐车、行李车等。按规定，事先让列车员将毛泽东的车厢整理就绪，一切物品安放妥当，没有按铃叫人，不许进去。

这时，冯纪、任远敲门进入车厢，请毛泽东休息。他们举手敬礼说：

“报告主席，我是……”

毛泽东一挥手，微笑着说：

“你是冯纪，你是任远，我们已经认识了么。任远，任重道远。好啊！”

任远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天不早了，请主席休息吧！车上备有一切用具。”

毛泽东看见列车上备有毛巾、香皂、牙刷、牙膏等，立即让冯纪、任远把东西收起来。他从随身带的一个小布袋里取出洗漱用具，说：

“我自己有，不需要公家另准备。”

列车到达天津车站后，地方负责警卫的人上来报告说：

“在专列要经过的铁轨中间发现一颗手榴弹！”

罗瑞卿大怒道：

“简直乱弹琴！”

杨奇清也说：

“怎么才发现？不是早就清理过了吗？”

李克农叫人把那颗手榴弹拿来看看，原来是颗长满铁锈的旧弹，已锈成一个铁疙瘩，不可能再爆炸了。罗瑞卿当即和杨奇清商定，由他在天津站下车，对此事进行彻查。后来查明，此事是一个白俄籍“职工”所为。在铁路内部的检查中，天津铁路管理局管内的杨村铁路大桥的桥墩上还发现了一个炸药包，被及时排除了。

毛泽东的专列在唐山站停车，加煤上水。站台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铁路工作人员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列车检修工张志英像往日一样，从车尾朝车头方向检查过去，走过两节车厢，无意中看见一节车厢的车窗里有个熟悉的面孔正在依窗而望。他定睛一看，啊，差点喊出声：毛主席，是毛主席！此时，车外的气温已经相当低了，为了检查车厢内的温度，张志英轻轻地拉开车门，走进毛泽东的车厢。他看到毛泽东正在看报，本想尽量不惊动毛泽东，但毛泽东还是发现他进来了。张志英马上立正，向毛泽东敬了一个礼。毛泽东望着张志英点头示意。

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列车经过一夜的运行，到达河北省秦皇岛境内的山海关车站。毛泽东早已起床，打开窗帘，见窗外冰天雪地，朝霞满天，心情好极了。望着那气势雄伟的天下第一关，他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想下车看一看。他身穿呢大衣，脚蹬方口布棉鞋，手里拿着香烟，从车厢的中间走到杨奇清跟前，笑容可掬地说：

“公安大臣，这里停多久？”

杨奇清说：

“半小时。”

“嗯，下去看看可以吧？”

毛泽东完全是一种商量的口吻。杨奇清便对一旁的汪东兴说：

“外面风大，你帮主席加点衣服！”

毛泽东说：

“这就对了。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曹操、唐太宗等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我们就要出关了，到此岂有不下车之理！”

说罢，他第一个走下列车，来到站台上。滕代远、李克农、杨奇清等人赶忙走上前去。警卫人员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在这里下车散步，因此没作任何警卫部署。毛泽东见到天桥，就说：

“‘天下第一关’在什么地方？到天桥上看看去。”

上了天桥，毛泽东向身边的人介绍说：

“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因关在山海之间而得名。”

他看见不远处的山海关城楼上写有“天下第一关”几个大字，马上向滕代远提出要去那里看一看。滕代远问任远：

“有没有小汽车？”

任远回答：

“没有准备汽车。”

毛泽东说：

“那就算了。听说孟姜女坟也在此地？”

任远说：

“没有坟。在城外有段城墙塌了，传说那就是孟姜女万里寻夫哭断长城的地方。”

“原来如此！”

毛泽东笑了笑说。一行人下了天桥返回到列车上，专列重新启动。毛泽东问师哲：

“罗长子怎么不见了？”

师哲报告说，在天津站发现了一颗手榴弹，罗部长留在那里进行深入调查。毛泽东说：

“罗瑞卿还是很负责的嘛！”

专列过了山海关，气温已下降到零下40℃，毛泽东乘坐的车厢暖气管道冻裂了，几组暖气片全坏了。滕代远急忙指挥列车段段长张宇，把地毯卷起来，发动餐车烧开水，想用热水从两头把冻坏的管道烫通，但费了半天劲儿也不见效果，只好请毛泽东到另一节车厢休息。　　

毛泽东换了车厢后，继续工作。除了处理国内的一些电报外，他还提出搞些调查研究，找几位沿途党政负责同志上车谈话。机要秘书叶子龙马上将毛泽东的指示通过电台传达到有关县市。毛泽东在绥中同县委书记谈话；在锦州同锦州市市长谈话。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调研的题目太多了，问得太细了，连统计数字包括百分比都不放过。

7日晚，列车到达沈阳车站。高岗一行人上车看望毛泽东。高岗提出要送毛泽东到满洲里，毛泽东没有同意。因为要检修列车暖气管道，毛泽东临时下车，到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的沈阳文化宾馆休息了半天。在沈阳和哈尔滨，毛泽东同当地铁路局负责同志谈话，了解铁路运输生产、管理、职工生活等方面情况。

毛泽东原乘车厢的暖气设备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博克图一路修理，也没有修好。毛泽东说：

“不是车厢冷，就是拉不动，这火车比老牛车还慢，你们还说胜利品呢，还是美国出的。美国的东西就那么灵？我历来不相信，有些人迷信洋货，怎么样，结果害了自己。”

12月9日，列车到达中苏边境满洲里。毛泽东在这里需要换车，因为中国铁路是窄轨，苏联铁路是宽轨。苏联迎候毛泽东的是一辆设备很好的高级专列，设有会议室、卧室、休息室和浴室，显得气派堂皇。

列车在苏联境内行驶30分钟后，停在赤塔州奥特堡尔车站上，赤塔州苏维埃主席乌若夫、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马特维耶夫、外贝加尔军区司令部代表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迎接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亲切握手，互致问候。

苏方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拉夫伦捷夫致欢迎词，毛泽东检阅了仪仗队。

列车又继续向前行驶了。毛泽东望着车窗外的皑皑白雪，弹了弹香烟上长长的烟灰，口里喃喃自语：

“西伯利亚，千里冰封呵，西藏大约也如此吧？”

他让工作人员拿来西藏的资料，认真地翻看着。他不断抖落烟灰，构思着给中共中央电文的内容，他写道：

“为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地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

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很快就把毛泽东的电文传到了西北军区彭德怀手上。

尔后，毛泽东与苏方派来担任翻译的汉学家费德林，谈起了中国古典文学。

费德林在1943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屈原的生平与创作》，曾得到郭沫若的指导。他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说，1949年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他任苏方翻译，作为斯大林、毛泽东两巨头的翻译；书中还说：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两人接触非常密切。关于这次谈话，他在书中记载，毛泽东在谈到屈原时说：

“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12月9日这一天，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在雅安起义。刘、邓、潘部师级以上军官也在四川彭县联名发出拥护起义的通电。

当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通过共产党方面在雅安的秘密电台致电毛泽东和朱德，电文如下：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公鉴：

蒋贼介石盗窃国柄廿载于兹，罪恶昭彰，国人共见。自抗战胜利而还，措施益形乖谬，如破坏政协决议各案，发动空前国内战争，紊乱金融财政促成国民经济破产，嗾使贪污佥壬横行，贻笑邻邦，降低国际地位，种种罪行，变本加厉，徒见国计民生枯萎，国家元气断绝。而蒋贼怙恶不悛，唯利是图。在士无斗志，人尽离心的今天，尚欲以一隅抗天下，把川、康两省8年抗战所残留的生命财产，作孤注之一掷．我两省民众，岂能忍与终古。文辉、锡侯、文华等于过去数年间，虽未能及时团结军民，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然亡羊补牢，古有明训，昨非今是，贤者所谅。兹为适应人民要求，决自即日起率领所属宣布与蒋、李、阎、白反动集团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刘司令员、邓政治委员之领导，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与公私财产，听候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之接收，并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对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获解放。坦白陈词，敬维垂察。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 叩 1949年12月9日

12月9日深夜，云南省主席卢汉通过广播电台宣布起义，致电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人民解放军、各级政府。电文如下：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各政委、全国各军政委员会、各省市人民政府、各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鉴：

人民解放，大义昭然，举国夙已归心，仁者终于无敌。抗战8年，云南民主思潮，普遍三迤。革命原有历史，响义何敢后人！不意胜利甫临，国民党反动政府，私心滔天，排斥异已，遂发生云南政变，且借机将数万健儿，远戍东北；地方民众武装，剥夺殆尽；全省行政首脑，形同傀儡。以特务暗探，钳制人民之思想；以警察宪兵，监视人民之行动；诛求无厌，动辄得咎，官民束手，积愤莫伸；父老则冤苦填膺，青年则铤而走险。人民革命洪流，实已席卷地下。解放全滇，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决非任何反动势力所能遏阻。只以压力太大，不忍轻率从事，重苦人民。

汉主持滇政，忽忽4载，效傀儡之登场，处孤孽之地位，操心危而虑患深，左支吾而右竭蹶，懔威胁之多端，实智穷而力屈，既负滇人，复负革命。年来居心行事，无不以云南1200万人之祸福为前提，此中委屈不敢求谅于人，亦不敢求恕于我；苟执形迹而罪我，虽百死而不辞。时机未至，不惜委屈忍耐，权为应付；时机已至，不惜任何牺牲，解放云南。兹以坚决之行动，尽应尽之义务，但求有利国家，有利人民。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并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所宣布之人民解放军约法8章及第2野战军司令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对川黔滇康宣布之4项办法，暂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至于汉个人只求云南解放之完成，即当引退而待罪。如有反动势力为害乡邦，汉当率领三迤健儿负弩前驱，迎头痛击，完成人民解放大业。谨此宣言，诸维公鉴。

卢汉率全体文武官员暨全省民众 叩 亥佳樱

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便复电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对他们率部起义表示欢迎，并指示他们通令所属，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约法8章”和第2野战军的“4项号召”，改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为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建立革命新秩序而奋斗。

这一天，毛泽东又以他和朱德的名义复电卢汉，他在电文中写道：

昆明卢主席勋鉴：

佳电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我第2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具体解决云南问题，即盼迅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并望通令所属一体遵行下列各项：

一、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并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革命军队。

二、执行人民解放军今年4月21日布告与今年11月21日刘邓两将军的4项号召，保护一切国家财产，维持地方秩序，听候接收。

三、逮捕重要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活动。

四、保护人民革命活动，并与云南人民革命武装建立联系。

又：为向云南与全国人民正式宣布此次起义并取得各方谅解计，似以另发一通电，对过去作进一步检讨，再由我方电复并于互相同意后发表，较为妥当。专此，并希裁复。

毛泽东 朱德 12月11日

卢汉复电表示，完全接受中央指示，起义通电于12月20日正式发表。

且说毛泽东的专列行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他照例由师哲陪同，下车散步，刚刚走到月台上，忽然觉得头晕目眩，随即满头大汗，那高大的身躯即将倒向地面。师哲和后边的卫士急忙上前扶住，将他搀回到车厢内。

12月15日，中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及夫人朱仲丽，还有在苏联学习的孙维世（周恩来的干女儿），从莫斯科乘车到数百公里外的基洛夫车站迎接毛泽东。此后，孙维世也参加了翻译工作。

12月16日中午12点，毛泽东一行抵达莫斯科北站雅罗斯拉夫车站。苏联党政军领导人除斯大林以外，布尔加宁、莫洛托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维辛斯基、孟希科夫、葛罗米柯、西尼洛夫等都在车站迎接。克里姆林宫的大钟“当当当”地敲响了，表示对毛泽东的隆重欢迎和崇敬。毛泽东在苏方的欢迎仪式上，发表了简短的书面演讲，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我这次获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最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友谊。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中苏友好与合作万岁！

莫斯科的天气实在冷得厉害，隆重的欢迎仪式很快就结束了。罗申把毛泽东一行送至莫斯科西南郊27公里处的原斯大林战时别墅里，说了声：“你们好好休息”，便离去了。

斯大林的战时别墅并不大，地面上有3层，1、2层住人；地下室有住房、厨房、作战设备等。毛泽东和叶子龙、师哲住在1层。毛泽东住的是一个套间，里间是卧室，中间是办公室，外间是会客室。陈秉承、李家骥、田树彬等人住在1层西边的3个房间里。陈伯达住在2层东面的一个大房间里，汪东兴和沈剑心住在2层的一个房间里。2层的其它房间留给周恩来等人。

毛泽东在他的卧室里伸手按了按摆放着的一张高级弹簧床，皱着眉头说：

“我睡不了这种床。”

卫士说：

“主席，我们把垫子掀了，铺上块木板就行了。”

毛泽东说：

“好，不能去麻烦人家，我们自己想办法。”

卫士建议说：

“我们可以请大使馆的同志帮忙解决。”

毛泽东同意了。不久，大使馆就派人送来了一块木板，大家一起动手，撤掉了弹簧床垫，换上了木板，摆上了毛泽东的书籍和用品。

一安顿下来，毛泽东就想起了斯大林要在中国投资建立工厂的事。

据赫鲁晓夫回忆，有一次，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中苏双方共同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来开发新疆的天然资源。后来又提出让中国划出一块合适的地方给苏联建立一个橡胶园。毛泽东立即回电说：

“我们同意在越南海岸对面的海南岛上为你们建立一个橡胶园。但是我们有一些条件，明确地说，就是我们建议你们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贷款、机器和技术援助，由我们自己来建立和经营这个橡胶园。我们将给你们运去橡胶作为你们这种帮助的报酬。”

后来，斯大林有一次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立即指示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马林科夫说：

“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尼·谢·赫鲁晓夫在一旁斗胆说：

“斯大林同志，那里以前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在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拒绝了赫鲁晓夫的意见，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两天后，斯大林收到了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

毛泽东自然也不会忘记：1949年1月米高扬在西柏坡要吃活鱼的傲慢神态。本来吃东西并不讲究、连死鱼、剩鱼都吃的毛泽东，现在却对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下令说：

“你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出去。”

果然，苏联人送来的鱼全是死鱼。厨师遵照毛泽东的命令，给挡了回去。苏联人慌了，找来翻译一问，才知道毛泽东只吃活鱼，不吃死鱼。苏联人只好向中国客人郑重保证，马上抓活鱼送来。自此，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不吃。

12月16日傍晚，毛泽东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

晚10时整，斯大林率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在他办公室的小会议厅里迎接毛泽东。毛泽东一进入敞开着的门厅，斯大林便站起身来，离开办公桌走上前去，毛泽东也快步走过去，同斯大林紧紧握手。斯大林说：

“你好！欢迎你的光临！”

毛泽东也热情地说：

“非常高兴见到您！”

斯大林又是握手，又是拥抱。这是他们二人的第一次会面。斯大林注视着毛泽东，端详了一下，高兴地说：

“欢迎你来苏联访问。想不到你还很年轻嘛，很健壮嘛。”

毛泽东说：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及我个人向斯大林同志和在座的苏联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元帅同志们问好！感谢你们对我的邀请。”

斯大林回过头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大家在大厅内围成一圈，互相问好祝愿。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他说：

“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

毛泽东说：

“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斯大林在为自己在中国问题上出过一些不正确的主意而深感内疚，他赶紧截住毛泽东的话头说：

“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宾主在大会议桌两旁落座，双方会谈开始。一边是苏联有关领导及翻译费德林，坐了一长串，斯大林坐在中间。一边是毛泽东，还有翻译师哲。斯大林说：

“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国际革命的力量的砝码加重了。我们真心诚意地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含笑说道：

“中国人民的胜利离不开苏联人民的支持和帮助，我代表中国人民衷心地感谢苏联人民和斯大林同志，愿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斯大林关切地问道：

“中国的战事是否会很快结束？”

毛泽东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陆上的作战非常顺利，很快就会把国民党军彻底逐出大陆。只是在海上岛屿作战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并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步伐。”

斯大林取下叼在嘴上的烟斗，笑着问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你这次远道而来，很不容易，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不能空手回去，你有什么要求？我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你有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委婉地说：

“我这次来，一来是为您祝贺寿辰，二来是看看伟大的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然后，中苏两国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斯大林和苏方人员不懂毛泽东这种富有哲理又很幽默的语言，一个个目瞪口呆。毛泽东不愿意亲自与苏联人谈具体问题，他对斯大林说：

“我想叫周恩来同志来一趟。”

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惊讶地反问道：

“周恩来是什么人？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叫他来？请他来干什么？”

毛泽东见斯大林不明白他的意思，不高兴地说：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的总理。他来了，就可以商量一些事情了。”

双方会谈进行了2个小时，将要结束时，斯大林对毛泽东说：

“我们想得到你的著作，可以把你的著作译成俄文。”

毛泽东说：

“我正在审阅我的著作。我计划在1950年春季完成审阅工作。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同俄文翻译一起搞好译文。第二，在编辑中文原稿方面得到帮助。”

斯大林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推荐了曾在三四十年代担任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院长、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的哲学博士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他还说：

“这个人你们不熟悉，他有理论修养，我们经常使用他，你看合适不合适？”

毛泽东说：

“这样的人最好。”

欲知此后毛泽东在苏联的活动情形，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据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曾经向毛泽东提出请求，由苏联在中国建立橡胶园和菠萝罐头厂。毛泽东均以维护国家的主权为原则，巧妙地婉拒了友邦。这一类外交事务值得后人深思：是主权重要，还是蝇头小利重要？为了眼前利益，放弃主权、出卖资源而引狼入室，到底是功是过？

第8章 1949年12月18日—

“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

话说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详细地介绍了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的情况，他在电文中写道：

“一、我们一行于16日上午12时到莫斯科，住斯大林别墅。下午10时谒见斯大林元帅，情意恳切，谈两小时。谈了和平可能性，条约、借款、台湾及毛选出版等项问题。我方为我一人。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及维辛斯基等4人参加，是一小型会谈。师哲、费德林二人当翻译。

二、斯大林说，美国人很怕打仗，美国人叫别人打，别人也怕打。看他这种说法，仗是很难打起来的，和我们的估计一样。

三、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为雅尔塔协议的缘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订新的，就会牵连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人就有理由要拿走千岛群岛。因此旅顺为苏联租借30年多一点，目前在形式上不要改变，但在实质上苏联实行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我说撤得太早也不利。他说可想办法使苏联撤兵不成为袖手不管让中国同志独当其冲。他的意见是，签一个声明，照上述内容解决旅大问题，如此即可使中共取得政治资本。我说，照顾雅尔塔协议的合法性是必要的。惟中国社会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

四、关于是否要中国外长来此的问题，他说签订一个声明似乎外长不来也可以。我说，待我考虑一下是否连借款、民航、通商等事一起同时签订协定，如果同时鉴定协定，则外长似宜来此。

五、请你和恩来商量并召集政治局诸同志加以讨论，目前是否有签订一个简单通商协定（包括新疆在内）规定每年交换货物的品种及总数量之可能与必要，以便决定恩来是否来此。同时对上述条约问题提出意见，速告为盼。”

12月18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给林彪的关于“渡海作战必须注意的问题”的复电，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中央转）：

10日14时电悉。

一、庆贺你们歼灭白崇禧的伟大胜利。

二、同意你的部署，即陈赓略作休整即入云南，4野入桂各军休息20天，大部分散剿匪，另以43军及40军准备攻琼崖。

三、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3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12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2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力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3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3个半团9000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3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海南岛之敌，可能较金门敌人战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请告邓、赖（即邓华、赖传珠——笔者注）及40军、43军注意，并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四、湖南省政府可于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改组。但程潜除任中南副主席外，其湖南军政委员会仍应存在，即使无具体工作，留一招牌亦有作用。此点程在京时，我已向他当面谈过，请加注意。

五、关于城乡、公私、工商、劳资等相互关系，比重问题，已托邓子恢同志向你转达，有何意见，望告。关于军队参加生产问题，请回汉口后统筹办理。

六、整个中南6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1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

毛泽东 12月18日 于远方

此时，林彪已任命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为渡海兵团最高指挥员，由他与15兵团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洪学智组成了渡海兵团指挥部。

担任渡海作战任务的部队是15兵团以李作鹏为军长的第43军、以第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韩先楚率领的第40军，另外还配属加农炮、高射炮各1个团与工兵一部，总兵力达到10万人。

12月20日，刘少奇按照毛泽东18日的电文精神，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一直开到21日凌晨才结束。

12月21日凌晨，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在会议结束后，联名致电毛泽东说：

“今日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

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大寿诞辰，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盛大的祝寿活动。

毛泽东在王稼祥陪同下，参加了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他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向斯大林敬献了绣有“福如东海”的横匾；宣读了给斯大林贺寿的礼单：中国精美的陶瓷、湘绣、茶叶、竹笋等和山东出产的5000斤大黄芽白菜、5000斤大萝卜、5000斤大葱、5000斤大梨。

在庆祝大会上，斯大林让毛泽东居各国兄弟党领导人之前，紧挨着自己并肩站在一起。按照祝寿活动的安排，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代表讲话后，将有13个外国领导人讲话。在这13个外国领导人中，毛泽东被排在了第一个。毛泽东在致词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这次能参加庆祝斯大林同志70寿辰的盛会，衷心至为愉快。

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及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在这个盛会上，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70寿辰，祝福他的健康和长寿，祝福我们伟大友邻苏联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幸福与强盛，并欢呼世界工人阶级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空前大团结。

毛泽东的祝词受到热烈欢迎，全场与会者两次起立，长时间的鼓掌。毛泽东最后高呼：

“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堡垒苏联万岁！”

他的致词一结束，全场再次起立，长时间的鼓掌。斯大林在热烈的掌声中，与毛泽东亲切握手，把大会热烈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是日晚8点，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为庆祝斯大林70寿辰举行盛大的宴会，宴请了各国来宾。毛泽东、陈伯达、王稼祥、朱仲丽、师哲、叶子龙、汪东兴、陈秉承、沈剑心、李家骥、田树彬、孙维世都参加了宴会。

斯大林和毛泽东坐在一个包厢里，菜肴、酒水和点心摆满了一桌子，凉菜很多，热菜只有3道。毛泽东首先向斯大林敬酒，各国代表也轮流向斯大林敬酒。

席间，穿插着各种文艺节目，有音乐、舞蹈、杂技等。演出结束后，观众都回过头来欢呼：“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

毛泽东举手向群众致意，高呼：“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

全场的欢呼声、口号声和掌声，响成一片，经久不息。宴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1时才结束。

毛泽东不习惯苏联这种马拉松式的宴会方式，宴会一结束，他感到很累。王稼祥安排他来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办公楼上休息。这是一栋旧式洋楼，有一个不大的院子，毛泽东住在2楼，他说：

“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样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掌。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饭，看戏就好好看戏。宴会的人那么多，每道菜一人一份，他们的服务员真太辛苦了。”

12月22日5时，毛泽东回到驻地休息。

12月22日下午4点30分，王稼祥夫妇来到毛泽东下榻处。王稼祥报告毛泽东说：

“主席，现在波兰、捷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表示，想和我们做生意。”

毛泽东说：

“好啊，这是好事。我们也愿意同他们做生意。这样除了苏联以外又有3个国家即将同我们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英国、日本、美国、印度也会有生意和我们做。”

他立即约见苏方联络员科瓦廖夫来谈话，并要求他把这次谈话记录转交斯大林。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希望在12月23日或24日举行预定的会见，商谈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问题；还有拟请周恩来到莫斯科完成协定签字手续。

12月22日晚，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说：

“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已与斯大林约好23或24日谈一次。”

12月23日下午6时，王稼祥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苏共中央政治局及斯大林同志从明天开始同我们会谈。”

毛泽东决定，由王稼祥、陈伯达参加谈判，师哲为中方翻译。

12月24日晚，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第2次会谈。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问题，包括越南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西欧问题等。

据汪东兴1949年12月24日日记记载：“今天，毛主席和斯大林开始正式会谈。我跟着主席去了，因会谈戒备森严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在克里姆林宫值班室里等候。5小时后会谈结束，回到驻地，毛主席问我：‘吃过东西没有？’我说：‘喝了一瓶汽水。’毛主席说：‘等的时间太久了，下次不要跟去了，让苏方负责保卫安全，你们在驻地等我。’”

12月2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会谈的情况，其中写道：

“昨（24）日晚11时半第2次会见斯大林同志于他的别墅（我们住的是他的另一个别墅），长谈5小时半，到今晨5时才毕。一面吃饭，一面谈话，极为酣畅。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陈伯达、王稼祥、师哲等7位同志参加，谈了很多问题。”

12月25日中午，斯大林与毛泽东通了电话。

据汪东兴12月25日记载：“中午，苏联上校报告说：‘斯大林同志有电话来，请毛泽东主席接电话。’毛主席通过翻译孙维世与斯大林交谈。斯大林同志在电话中十分关心毛主席在苏生活是否习惯，表示要前来看望，但他的保卫人员和保健医生不让他出门。毛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劝他不要来了。从北京出发时我带了一本书《瀛台泣血记》，到莫斯科后抽空看了三分之二。毛主席在我坐的椅子上发现了这本书，借去看了。晚上，我们看了一个卓别林主演的喜剧片。”

12月26日晚7时，毛泽东与斯大林继续会谈。

据汪东兴12月26日记载：“毛主席起床后，叶子龙同志向主席报告说：‘王稼祥同志来电话说今晚7时继续会谈，他晚6时左右来接主席一起去。’今天的会谈一直进行到夜里12时才结束。”

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将苏联派往东北铁路系统的专家科瓦廖夫写给他的一封信，交还给了毛泽东。斯大林解释说：

“这封信是科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人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恰当的。”

毛泽东接过来这封信，看了一遍，一笑了之。他心里明白，这封信是高岗专门授意科瓦廖夫写成的，并请科瓦廖夫把信寄给了斯大林。在这份材料中，高岗搜集了刘少奇在天津对发展民族工商业问题的讲话；罗列了周恩来在组建政务院中任用的民主人士，某某某是反动派，某某某是满清的遗老遗少。

汪东兴在这天的日记中还写道：“毛主席处理完国内的事在会客室里散步，推门出来看我在看书，问我：‘又在看什么书？’我说：‘在中国大使馆借了一部《水浒》。’主席说：‘《水浒》这部书有100回本，有120回本，你看的是哪种？’我说：‘我借的这部是120回的线装本。’主席说：‘有时间就看点书是增加知识的办法之一。孔子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12月27日，莫斯科已经下了整整一天一夜的雪，地上的积雪有一尺多厚。毛泽东起床后见雪下得很小了，就边穿衣服边往外走。卫士们提醒他别感冒了，他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径直走到外面去了。

毛泽东轻轻地踩在雪上，顺着墙根走，裤腿上鞋里全是雪。他走了几步，便驻足观赏起来，完全沉醉在美丽的雪景之中。就在他身后的不远处，几个卫士和俄文翻译们像孩子一样打起了雪仗，一个卫士用雪团打中了孙维世，孙维世一边笑骂他坏，一边抓起雪团还击。毛泽东扭头一看，孙维世简直成了“白雪公主”，便也笑嘻嘻地加入了战团，从侧面袭击她，竟然正好打在她的衣领里，在场的人忍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

12月28日深夜，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等我把国内的事情处理完了，我有话对你讲。”

办完公，毛泽东把汪东兴叫来，对他说：

“最近，斯大林同志交给我一份关于中国内部问题的信，这封信涉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矛盾。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很有本事，他提供材料，让别人写，跑到洋人这儿告洋状了。你知道什么叫告洋状吗？”

汪东兴说：

“就是向洋人告状嘛。”

毛泽东点点头，不再说什么。

12月29日，毛泽东起床后在院内散步。他喜欢走积雪厚的地方，苏联上校怕他冻坏脚，劝他不要走积雪厚的地方。毛泽东让孙维世告诉他：

“雪是干净的，下过雪后，空气新鲜，对人体有益，踩完了雪回到房内换一下鞋袜，不至于冻坏脚的，请上校放心。”

接着，毛泽东关于“可在先头阻止李弥余程万部向越南缅甸前进”问题致电刘少奇：少奇同志：

请告刘邓转知卢汉及云南我军，只可在李弥、余程万之先头阻止其向越、缅前进，不可向其后尾威胁或追击，以免该敌过早退入越南。卢汉及我军均应向该敌进行政治工作，策动该敌起义。

毛泽东 12月29日

是日晚，吃过晚饭后，毛泽东同工作人员一起看了一个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记录片。尔后，他办公到深夜方才休息。

12月30日，印度继缅甸之后承认了新中国。

此时，英国也想承认新中国。

12月30日下午2时，王稼祥来到毛泽东住处，他说：

“现在各国驻苏大使、新闻界人士正在打听主席的行踪，纷纷议论说毛主席不知去向了。”

毛泽东听了大笑起来，他说：

“毛泽东现正在莫斯科某地休息，怎么不知去向了？”

王稼祥说：

“有一个星期报纸上未见报道你的活动了。”

毛泽东说：

“近来确实外事不多。坐冷板凳。”

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祝贺新年告前线指战员和全国同胞书：

【新华社北京31日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日发表告前线指战员和全国同胞书，热烈地祝贺新年，祝贺1949年所获得的伟大历史胜利，并提出了1950年的任务，全文如下：

第1野战军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张宗逊、赵寿山诸同志，第2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诸同志，第3野战军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诸同志，第4野战军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谭政诸同志，全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全国同胞们！

当1950年的新年来临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致热烈的祝贺，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1949年内所获得的伟大历史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将士忘我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积极的支援之下，在1949年内已经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歼灭了敌军260万人。由于这个伟大历史胜利，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已被永远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被巩固地建立起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们的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

随着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已经可能并且必须把主要的力量逐步转入和平建设工作。中国人民在1950年需要医治战争创伤，克服战后的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在这些方面，应该获得比1949年更大的成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必能胜利地完成自己的伟大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万岁！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9年12月31日

是日下午，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

“今晚要过年了，在国外过新年我还是第一次，在伟大的苏联莫斯科过新年更有意义。晚饭除苏联菜外再加两个中国菜。明天吃饺子就难办了。”

工作人员说：

“毛主席想吃饺子，大使馆可以包好了送来。”

毛泽东说：

“我是吃米饭长大的，北方人不吃饺子过不了年。”

接着，毛泽东关于“进攻海南岛应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为原则”致电林彪，他写道：林彪同志（中央转）：

转来邓赖洪27日电已悉。同意该电所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卒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赖洪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

毛泽东 12月31日

这天下半夜，毛泽东办完公，在会客室向汪东兴要海南岛的地图看。他边看边说：

“海南岛现在正是好季节，我军要解放海南岛不要错过好时机。”　

1950年1月1日，《人民海军》报创刊号刊登了毛泽东为该报的题词：

　　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 毛泽东

1月1日这一天，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致电毛泽东。

胡志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我个人方面，曾经有过两个时期荣幸地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4—1927年，我到广州，一方面注意着我国的革命，一方面从事着中国共产党交给的工作。当时，中国工农运动正蓬勃发展，农民运动已开始扩大，尤其是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领导）。”“为了推动农民运动，毛泽东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我参加了翻译内部材料和对外宣传工作。”在此期间，胡志明参加了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二大”，并获准在会上发表演讲，由李富春任翻译。胡志明所说的另一个时期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8年底从莫斯科经新疆、西安到达延安，住在枣园。后来，中共中央按照他的要求，安排他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八路军工作人员的身份，南下衡阳和西南各省考察。1942年8月，胡志明在广西边境被国民党逮捕；一年后经周恩来委托冯玉祥帮助获释，遂留在广西活动，直到1944年9月回到北坡附近，直接领导越南革命运动。

胡志明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写道：

“越中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今后这种友谊将更加紧密起来，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并保卫世界的和平。”

元旦这天下午，苏方联络员科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终于忍不住发火了。此时，他来到苏联已经十几天了，前来为斯大林祝寿的其它外国领导人早已都走了，而他还在这里坐冷板凳，实在窝火得很。他说：

“我到莫斯科来，不是单为斯大林同志祝寿的。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干，我们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睡觉的吗？我现在的任务是3个：吃饭，拉屎，睡觉。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

科瓦廖夫和费德林马上将毛泽东的谈话向斯大林作了汇报。后来经过王稼祥的联络和说明，斯大林这才了解了毛泽东所说的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的真实意图。马上同意让周恩来到苏联，进行中苏之间的谈判工作。

再说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北京，他在电文中写道：

少奇转乔木：

广西全境、广东之南路及雷州半岛，西南全境（除李弥、余程万二部及西昌胡宗南一部外），西北全境，残敌均已肃清。请用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致各野战军的贺电，电稿写好后告我看一下再发。

毛泽东

是日晚，毛泽东接到北京转发来的彭德怀12月30日的电报。

此前，彭德怀根据毛泽东11月23日的电报指示，将西北军区联络部长范明对西藏的调查结论，向中央和毛泽东据实禀报，他写道：

中央并报毛主席：

1、前电示准备1950年夏秋配合进军西藏，据调查由哈拉木伦山口，经奇里湖塔木萨齐到日喀则之线，以西属后藏，以东属前藏，全藏人口不到200万。前藏拉萨附近地区及雅鲁藏布江流域人口较密，农业为主，畜牧次之。后藏多属游牧区，住居不固定。从于田、和田翻越昆仑山至西藏边境黑河由盐湖，需行17天，纯小路，骡马不能通行，人烟稀少。据闻，由黑河由盐湖至拉萨，骑行需要40天，一说需两个月。从南疆入藏甚为困难，飞机飞越昆仑山亦须特种装置。另哈什噶尔经浦犁、帕米尔高原东腹道，驮马可行，唯须经印度境内，东行入藏。北路好走，但因政治限制，故不可能。

2、由青海大河坝经博塞图库特尔别里布图、经唐古拉山口（即青康藏3省交界上系雪山，须5天才能通过积雪），黑河至拉萨，此道步行须2天半，除接近拉萨之3天系农业区外，全系游牧区。

3、由青海玉树经西康、恩达、嘉黎、太昭至拉萨，此路较上述之大路易走，唯大河坝、玉树至昌都北系游牧区，昌都嘉黎、太昭系农业区，可就此取部分粮食。

总之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很大，难以克服。由打箭炉分两路，一路经理唐、科青，一路经甘孜、昌都。两路入藏，较青、新两路均易。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且由南疆入后藏及由大河坝入前藏两路每年只有4个月（即5月中旬至9月可通行，其余8个月，因大雪封山不能行动）。

4、兰州、西宁两处，现在藏民训练班共约300人（系甘、青两省藏民）。松潘、懋功亦派有代表数十人，到兰州致敬。班禅已回西宁塔尔寺。如入藏归西南军区担任，上述藏民群众训练班，将来可能争取部分送2野随军入藏。

彭德怀

毛泽东连续看了几遍，心事重重。他相信彭德怀的调查不会错，由西北入藏不可能，只有从西南进军了。

1月2日凌晨4时，警卫撤走第2个丢满烟头的烟灰缸，毛泽东伸了伸懒腰，把拟好的电报稿交秘书火速发回国内。他又问汪东兴说：

“2楼除陈伯达和你住的房子外，是否还有空房？”

汪东兴说：

“还有1间主房。”

毛泽东说：

“这间房留给总理用，等总理一行来莫斯科后，你从2楼搬下来，把你的房间让给总理的随从人员住。”

“照主席的意思办。”

工作人员马上把毛泽东起草给中央和彭德怀并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的电报，发了出去。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上写道：

中央、德怀同志并请转发伯承、小平、贺龙3同志：

1、德怀同志12月30日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报业已收到阅悉。此电请中央转发刘邓贺3同志研究。

2、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解放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3、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5月中旬至9月中旬共4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8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4月中旬至9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1951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西藏。为此，建议：甲、请刘邓贺3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1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乙、迅速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丙、由现在（1月上旬）至4月中旬以前共3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4月中旬开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戊、闻西藏只有6000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3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4个师共约4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唯需加以特殊的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己、入藏军队可定为3年一换，以励士气。

4、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毛泽东 1月2日上午4时 于远方

刘伯承、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接到毛泽东1月2日的电报后，来回传阅了两遍。刘伯承把手插在袖管里，邓小平则不停地抽烟。

此时，从地理位置和经济、时间上看，最适合入藏的是占领西康省会雅安的贺龙的62军，可是，毛泽东已经点明2野是主力，总不能把这个最艰巨的任务推出去吧！而在2野3个兵团9个军中，10军的战斗力最强，派他们去最合适。可是，10军军长杜义德身体差，进藏有困难。刘伯承和邓小平商量来商量去，颇费脑筋。邓小平说：

“让‘地主’去吧？”

刘伯承被邓小平说糊涂了，问道：

“谁？”

“张国华。”

张国华因为他的18军以前的随营学校干部多，被战友们戏称为“地主”。经邓小平点明，刘伯承才醒悟了，笑着说：

“我也正在打他的主意，好，就叫他去！”

1月月2日，苏共《真理报》头版头条刊登《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答记者问》，内容如下：

记者问：中国目前的情况如何？

主席答：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

记者问：毛泽东先生，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主席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

记者问：您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

主席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它问题。此外，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城市和地方，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

《答记者问》发表后，谣言不攻自破。毛泽东在散步时高兴地说：

“我曾讲过，帝国主义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

1月2日下午8时，莫洛托夫、米高扬奉斯大林之命，在王稼祥陪同下，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征求毛泽东对中苏新条约的意见，并安排毛泽东一行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观等具体事宜。在谈到中苏签订条约的事情时，毛泽东说：

“中苏签订新的友好同盟条约，使中苏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固定下来，这样做对双方都有极大的利益。”

莫洛托夫说：

“是新的条约，周恩来总理可以来莫斯科谈判签约。”

1月2日晚11时，毛泽东致电中央，通报了在莫斯科出现的新情况，他写道：

中央：

一、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昨1月1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日（2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今日下午8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3种办法：

（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的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它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

当我详细分析上述3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我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同时又谈到我外出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并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这两项是莫、米二同志提的）、集体农庄等处。又谈到和苏联各负责同志谈话的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出门去单独看过他们任何一人）。

二、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5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莫后才发表。

三、以上是否可行，5天准备时间是否足够，是否还需多一二天准备时间，有无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均请考虑电复。

毛泽东 1月2日下午11时

1月3日凌晨4时，毛泽东再次致电中央，进一步说明签订新约的意义，他写道：

中央：

昨日下午11时电谅达。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旧条约比较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地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3万万美元，分几年付支，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民航协定（有利于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及贸易协定（和苏联确定易货范围对于我们确定发展生产的方向是有利的，同时亦有利于和其他外国订立通商协定）。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同样报告。在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毛泽东 1月3日上午4时

欲知毛泽东在苏联期间的下一步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在毛泽东逝世后，“外蒙独立”这个复杂的历史问题，成了国粉一类人颠倒历史的一个小插曲，说是毛泽东把外蒙古丢了。只要查一查历史资料就会看到，早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外蒙古就趁着各省宣布独立之机，开始酝酿“独立建国”。1921年11月25日，蒙古人民党在俄国帮助下，成立了蒙古君主立宪制政府。1924年11月2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并宣布独立。对此，北洋政府不予承认。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雅尔塔协定》关于中国问题的规定。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承认了外蒙古独立。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对待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呢？请看：1949年12月18日，正在访苏的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为雅尔塔协议的缘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订新的，就会牵连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人就有理由要拿走千岛群岛。”“我说，照顾雅尔塔协议的合法性是必要的。惟中国社会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又提出了在不签订新条约情况下的一种设想，他说：“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它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权衡再三，毛泽东在1月3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强调了签订新约的好处，他说：“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由此看来，毛泽东是不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但从大局着想，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的意见。后来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当毛泽东又提出外蒙古回归中国的问题时，赫鲁晓夫却拒绝讨论外蒙古问题。此后，苏共蜕变，中苏交恶，斯大林原来提出的“原条约（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机会，就一直没有出现。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怎么可以说是毛泽东把外蒙古弄丢了呢？

第9章 1950年1月—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先建立汽车制造厂，然后建立拖拉机厂，再后建立坦克制造厂、飞机制造厂。轻工业方面原来有点旧厂子，如食品厂、纺织厂、造纸厂、卷烟厂、糖厂，这些工厂正在修理，逐步恢复生产。”

话说1950年1月4日晨，毛泽东给刘少奇和江青发了一封电报。

原来，江青在1950年1月1日给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发来了一封电报，在电报上提出请求，要到“新解放区”去看一看。毛泽东历来是遵守党纪的带头人，并且对家人的要求也特别严格，在给刘少奇转江青的电报上，他是这样写的：

少奇同志阅转江青：

1月1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做决定。

毛泽东 1月4日上午4时

江青这次出行，维克多曾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描述说：

“由于渴望参加中国东部的土地改革运动，她乘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当她乘坐的火车驶进火车站，她发现了高岗和饶漱石。他俩分别主持党的东北局和东南局。”“很明显他们已知道了她的计划。她一踏上上海站台，他们就提出在他们认为是‘他们的管辖区’内，由他们安排她的所有活动。她大多是与饶漱石打交道。一到上海，她就告诉他，她想直接下到农村，开始有关土改的调查。他以许多特务正在附近活动而无法保证她的个人安全为由阻止她。他频繁地来看她。有一天，她决定去上海市区逛商店，饶漱石坚持陪她去商场，不管她是否想单独去。从那以后，她不是被一个安全局的局长陪同，就是饶漱石书记亲自陪同。不论到哪里，他们都是被持枪的秘密特工所包围，使她感到好像要被绑架，总使她回忆起早年在上海的日子里惊恐的感觉。”“他已经显示出对她的负责，但是又不知怎样能使她很自然地感到高兴。一天，他邀请她参加他主持的党委扩大会议，首先把她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他坐在江青对面，在介绍时戏谑的称她为‘朝廷特使’。这激怒了她，但她没说什么。”“既然她不能到任何地方，她就求助上海市市长陈毅，告诉他，她感到灰心丧气。他鼓励她出来见一些文化圈里的人士，她对这个圈子有着个人和职业上的密切关系。因为太忙不能陪同她，陈毅指派副市长潘汉年陪她去剧院、电影院和参加发生在那时的其它文化活动。”

江青在上海期间，一度离开上海，前往无锡，考察了茶叶业和丝绸业，然后返回上海。不久，江青又到了武汉郊区进行考察。2月初，由于天气寒冷，她在一场寒潮袭来时患了感冒，由感冒而咳嗽，进而演变成为支气管炎。江青不得不从武汉近郊农村回到武汉治病。在武汉治疗了一段时间，效果也不怎么好。她终日低烧，失眠，特别是右肋下时有疼痛。江青只好离开武汉返回北京。途经济南时，她乘便下车回到故乡探望亲人。这是她去延安之后第一次回老家。令她最为痛心的是，母亲栾氏已经在1948年年初病故了。江青对母亲感情很深，在哥哥李干卿和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母亲墓前，大哭了一场。李干卿在和妹妹闲聊时说：

“因你从香港给我寄钱来，宪兵队把我找了去，打我，让我给你写了两封信，你收到了吗？”

江青说：

“我都知道了，以后不要再说这些事啦。”

回到北京以后，经医生会诊，江青得的是慢性胆囊炎，肝也不好。自此以后，她便一边工作一边治病。

再说1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在重庆西南军区所在地致电中央并转毛泽东，表示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决定由18军担任入藏的任务。同时提请：在康藏两侧之新疆、青海两省及云南邻省各驻防部队，如可能时则予以协助。

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以及赖亚力、柴树藩、程明升、常彦卿、沈鸿、苏农官、王勋、聂春荣、罗维、何谦，还有新疆的赛福鼎和邓力群。

1月10日，毛泽东复电中央并转刘、邓、贺及西北局，他在电文中写道：

中央并请转刘邓贺及西北局：

一、完全同意刘邓贺1月8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

二、按照彭德怀同志所称，4个月进军时间是从5月中旬算起，则由1月中旬至5月中旬尚有4个整月的准备时间（我前电写成3个半月是写错了）。只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及18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

三、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3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康藏交界地区。有些调查工作及干部集训工作，需待占康藏边界后才能完成，并为促成康人内部分化起见，务希于5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

4、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5、关于中央负责之一部分侦察工作，请聂令二局注意办理为要。

毛泽东 1月10日

接着，毛泽东关于“大力做好解放海南岛的准备工作”给中央转林彪的指示电：

中央转林彪同志：

一、1月6日电及转来邓、赖、洪1月5日电均悉。

二、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三、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3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一个统一的指挥官，由3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

四、请要15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赖、洪指挥，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并经常注视其变化。

五、同时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军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应请剑英、方方、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3、4个月内获得成绩。

毛泽东 1月10日

1月11日，毛泽东晋谒莫斯科红场上的列宁墓，敬献了花圈。花圈的缎带上用中俄两种文字写着：“献给列宁——革命的伟大导师 毛泽东 1950年1月11日”。

毛泽东的随同人员有：王稼祥、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陈秉承、沈剑心、孙维世、李家骥。

这一天，毛泽东还拜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

1月14日晚10点，毛泽东在王稼祥及其他随员陪同下，乘火车去列宁格勒参观访问。

1月15日，毛泽东一行到了列宁格勒，在火车站受到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库兹涅佐夫、市委书记利亚诺夫等领导人的欢迎。毛泽东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感谢。库兹涅佐夫等要安排毛泽东到著名的斯莫尔尼宫休息，毛泽东说：

“为了争取时间，不要太麻烦了。还是多看些地方才好。”

毛泽东参观了市内的艺术馆，参观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卫国战争中列宁格勒战线的防御工事和已经成为博物馆的那艘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他站在巡洋舰前，非常感慨地说：

“伟大的10月革命从这里一声炮响，革命的潮流从此不可阻挡。”

毛泽东一行回到市内，下榻于斯莫尔尼宫。

晚上8点，毛泽东一行出席列宁格勒市委招待会，饭后去基诺夫剧院观看芭蕾舞《巴亚捷尔卡》。演员们的精彩表演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演员们在掌声中6次谢幕。毛泽东派王稼祥登台向演员们献了花篮。毛泽东离开剧场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他向观众们挥手致意。

第二天，毛泽东要去看看波罗的海。乘汽车来到波罗的海，他看到大海与陆地已被厚厚的冰层连在一起，分不出界限了。下车后，毛泽东在冰层上踱步，举目眺望，激动地说：

“这真是千里冰封啊！”

苏联朋友告诉他说，我们此刻正站在波罗的海的冰层上，冰层的厚度大约有1米至1.5米。毛泽东听罢，笑着说：

“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

陪同人员听到毛泽东如此豪迈而气势非凡的话，纷纷鼓起掌来。毛泽东提出要去看看列宁曾经在芬兰湾住过的茅草房。汽车开到了茅草房附近，很遗憾，茅草房已经完全被大雪覆盖，看不清楚了。

1月17日，毛泽东离开列宁格勒，下午5时回到了莫斯科。

1月17日晚，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给刘少奇的复电。

原来在1月15日，越南外交部长黄明鉴向周恩来发来照会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政府和人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49年10月1日宣言，宣布承认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增强中国与越南两民族之间的友谊和合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换大使。”这份照会由在京的刘少奇转给了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和正在赴苏途中的周恩来。周恩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基火车站，与毛泽东电话联系，商定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率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

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复电中说：

“对越南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应立即答复同意。起草了一个复文，请于明（18）日广播发表，同时由内部电台发给胡志明。请将越南政府要求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由我外交部转送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

1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泽东起草的以周恩来名义发表的致越南外长黄明鉴的复电：

“我很荣幸地接到贵部长1950年1月15日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电报。我现在通知贵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代表越南人民意志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籍以巩固两国邦交及加强两国的友好和合作。特此复电，并希察照为幸。”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准备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越南将此视为最大的支持。后来，他们把1月18日定为“外交胜利日”。

1月18日下午，莫洛托夫来看望毛泽东，并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个长篇讲话材料交给了毛泽东。

艾奇逊在讲话中散布谣言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4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莫洛托夫提出建议说：鉴于艾奇逊的谣言，中、蒙、苏3国各发表一个官方声明，对艾奇逊的谣言予以驳斥，以正视听。毛泽东表示同意这种做法。

1月19日晨5时，毛泽东就1月12日艾奇逊的谣言，亲自起草了一个1500字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稿，他写道：

【新华社北京20日电】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胡乔木署长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讲演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以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这件事实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艾奇逊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4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美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种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1950年1月14日，被中国人民政府逮捕审判并驱逐出境的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据塔斯社1月14日华盛顿电称：“前美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返美后，曾与国务院官员谈话。此次谈话后，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他说，除掉行使共管铁路的条约权利以外，并未看见苏联有监督满洲的任何迹象。瓦尔德同时指出，并未看见苏联有吞并满洲的任何迹象。他回答满洲共产党的政权是否受北京的监督时，瓦尔德称：所有共产党的政府，都是受高度的集中管理。据他所知，满洲乃系共产党中国之一部分。”人们可以看见：在西半球的土地上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一个说：满洲与苏联合并。一个说：并未看见。这两个不是别人，都是美国国务院的有名的官员。

毛泽东要工作人员立即用电报将稿子发给北京“刘少奇同志并告乔木”：“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

毛泽东还特别要求工作人员：“1、用密码，不可用明码；2、精密校正，不要错字；3、今（19）日必须发出，并使刘少奇同志能于今夜或明晨收到。”

1月19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权利”周恩来致联合国电，他写道：

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先生、秘书长赖伊先生，并请转达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代表团：

1950年1月8日我曾向联合国发出照会，要求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将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予以开除，此抗议照会已承赖伊先生复电表示收到并转达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

现在我再通知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

我并要求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回答我的下列两项问题，即：

一、何时开除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出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我认为这样的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到现在还这样留在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是完全不合理的，应当立即开除出去。

二、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我认为应当迅速出席会议并参加工作。

以上各项，请予速复为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1950年1月19日

1月20日，周恩来和李富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苏方把周恩来一行安排在莫斯科东北郊，离毛泽东的住处很远。

下午5时，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你去把房子调整一下，给总理一行准备房间。”

1月21日，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时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驳斥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所散布的“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的谣言。

1月21日晚上，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要向代表团所有成员宣布纪律：1、所有文件不能遗失，不能泄露出去；2、个人不能私自出去会客，有事要请假；3、日常生活中有困难找李富春同志解决，不能向苏方接待部门索要东西。”

1月22日下午，斯大林和毛泽东举行第3次会谈。中方陪同人员有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和翻译师哲；苏方陪同人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和翻译费德林。斯大林就驳斥艾奇逊谣言一事问毛泽东，中国政府是否发表了声明？毛泽东回答说：

“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问：

“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泽东说：

“是新闻署长，是以他的名义发表声明的。”

斯大林听了非常不满意，当面指责中方只发表了一个“一文不值”的个人谈话。他还说这打乱了苏方的步调，“给敌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

斯大林一通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激怒了毛泽东。此后，毛泽东好长时间一言不发。周恩来向斯大林作了一些解释。斯大林说：

“今天我们两国领导人开始举行正式会谈。毛泽东同志可以谈一下你的意见。”

接下来，毛泽东和斯大林就中苏条约问题，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旅顺口问题，大连问题等，各自发表了意见。毛泽东说：

“斯大林同志曾经谈到过中苏关系问题是否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形势根本变化了，在新的情况下，我们也认为中苏两国的关系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为好。中苏两国的合作的内容，应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帝国主义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说：

“我同意谈判条约问题，还有中长铁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都需要谈。”

毛泽东说：

“中长铁路问题、旅顺大连问题，可以写在另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说：

“可以。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可以不管它。旅顺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就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

毛泽东说：

“我们同意前一个办法。”

斯大林说：

“大连问题由你们中国自己解决。”

毛泽东说：

“中苏条约中涉及的许多具体问题，我提议双方委托几位同志具体去谈。中方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去谈。苏联方面请斯大林同志指定。”

斯大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由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同中方进行具体谈判，起草条约和有关协定。

会谈在主要问题、原则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进行得比较顺利。

两个小时后，会谈结束了，斯大林邀请中方人员到他的住处共进晚餐。斯大林特意把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请到自己的车上，让客人坐在后排主位上，但毛泽东毫不领情。双方的气氛依然很沉闷，中方翻译师哲为了打破尴尬，自作主张提出请斯大林访问毛泽东的住处，斯大林表示以后可以去。毛泽东听了很生气，对师哲说：

“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作客。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晚餐也进行得很沉闷。毛泽东仍然余怒未息，一言不发。晚餐结束后，斯大林亲自去放留声机，又命人邀请毛泽东跳舞，被毛泽东拒绝了。主人和客人全都离座走进舞池翩翩起舞，斯大林又让三四个人轮番邀请毛泽东，甚至几次生拉硬拽，毛泽东仍然置之不理，他那高大的身躯就是始终不肯离开座位。

1月23日，周恩来、王稼祥、李富春与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会谈。苏方拿出了一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这个草案是以1945年8月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为基础草拟的。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把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马上译成俄文，交给他们。他们拿的那个草案对我们无效。”

1月23日晚，刘少奇不经中央讨论，不经毛泽东同意，对东北局的一份报告作了批示。

此前，东北局就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出现了新富农，请示中央组织部：允许不允许党员雇工，允许不允许党员成为富农，是否都应当参加变工组？中组部就此又请示刘少奇。刘少奇为中组部在东北局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了，要将财产交出去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华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

写罢批语，刘少奇又同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等进行了谈话。由安子文整理的谈话记录全文如下：

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3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在东北，现在这种农户大概不会超过农民的10%。其中真正富农所占的比例，必然更少。这种有3马一犁一车的较为富裕的农户，在数年之后，可能与应该发展到80%，其中有10%的富农，其余20%的农户，是没有车马的贫农。现在东北，应该使这种中农得到大量的发展。

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据说东北有7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变工互助之所以能有这样多，就是因为个体经济的破产，农民不得不变工。将来的发展，个体经济都能独立地生产，变工互助势必要缩小。农民发展生产，有了3匹马，还是可以变工的，也可以单干。也唯有发展有3匹马的农户，还参加变工时，才真正是自愿了。

现在有70%的农户参加变工互助，将来会缩小，这是好现象，证明经济发展了，农民成为中农的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也是应有的现象。70%的农户有了3匹马，将来才好搞集体农庄。因此，现在既要宣传与说明变工互助的好处，但又要允许他单干。

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要防止急性病。正因为是两个阶段，所以不能混为一谈，转变的早了，是不对的。六届五中全会的时候，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集体农庄是要使用机器从事大规模生产，它否定了个体经济。例如在一个村庄中建立集体农庄，只应建立一个，若建立两个，开始也可能有，但必然有许多困难，很难办。

苏联在开始实行集体化的时候，曾有30%的农民不肯加入，但为了集体的大规模机器生产，对不愿加入的农民，可以把他的地调剂到农庄的边沿上去。因此，在实行集体化时，个体生产在全国说是可能的，在一个村的集体农庄之中，则不能不加入。而且那时，大家都用机器生产，他却硬要单干也是不会有的。

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是一个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苏联开始集体化也没有机器，但是在国家计划生产之下，各农庄已定了货，一二年内机器工具一定会来，因此集体农庄也能巩固了。如无此种条件，只有马和犁，坚持几年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的变工互助，供销合作社，具有培育农民的集体观念的作用，将来加上机器工具的条件，才能够领导实行集体农庄。

什么叫做剥削？现在还必须有剥削，还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里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过去每年有100多万劳动力到东北去，若富农不剥削便不能生活。

富农雇人多，买了马，不要限制他，现在要让他发展，没有坏处，这不是自流。将来我们对富农有办法，让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将来再予以限制，三五年之后再予以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但事实上那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很少的，雇农不会多，国家还要大量动员农民到工厂去做工人。斯大林曾经写过信，请求集体农庄动员农民到工厂去。因此，现在限制单干是过早的，现在能够单干是很好的。也不可认为反单干的农民便是集体主义，因为他还无力单干，是不能去单干的贫农。这不是自流，现在让多流出一些富农来也很好。什么才是放任自流呢？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农民都有3匹马一副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不能放任，对于去干涉有3匹马的，不能放任。

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假如今天东北有个资本家要照圣西门的办法去做，那么他可能办成功，而不会垮台。

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交公也交不出去，国家也不会要他的油房要他的马，不得已他只好暂时私有，如果他现在发展了生产，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又能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但是，一般的，不会都这样。即使东北将来有10000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100万党员，这10000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而且，在10000人中可能会有5000是愿意留在党内的。因此现在的农民党员，是可以单干的。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但能单干与应该单干是两回事，我们允许党员单干，并不是我们鼓励他们去单干。

后来，高岗看到中央组织部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批复以及刘少奇对安子文等人的谈话记录后，并未正面提出不同意见。到了2月间，他进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中组部的批复和刘少奇的谈话记录送交毛泽东。毛泽东看罢，不置可否，将此件批给陈伯达看。非常明显，他对刘少奇的谈话是不满意的。

再说1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陈伯达、李富春在一起开会，毛泽东提议，一边讨论修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一边将修改稿译成俄文文本，尽快递交苏方。

接下来，毛泽东等人边讨论边修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伍修权、师哲、戈宝权、徐介藩则在另一间房子里将修改好的文本译成俄文，并打印出来。

随后，周恩来立即将修改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

1月25日，中苏双方开始讨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

1月25日下午，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了几天来中苏会谈的进展情况：

“22日，我们连师哲共6人与斯大林等同志会商，决定各项原则问题及工作进行办法。23日，周、王、李3人与苏方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3人会谈几个具体问题。24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现正起草第2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3天内准备好第3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以意见电告。”

1月28日，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我们这次来苏联访问，苏方派来保卫我的上校和两位中校、3位少校昼夜值班，还有他们派来的司机、厨师、服务员对我们态度十分友好，工作周到，你带上2瓶茅台酒、2盒龙井茶、2床湘绣被面等礼品，代表我，去克里姆林宫拜访一下苏联的卫戍司令，谢谢他们。”

1月30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新疆人民政府主席赛福鼎。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其中涉及新疆问题，请你抓紧阅读条约草案，有什么意见，尽快向谈判代表提出来。”

周恩来问赛福鼎：

“你能看汉文吗？有困难的话，请邓力群同志帮助读给你听。”

赛福鼎说：

“没有太大困难，汉文写不好，但可以看懂。”

1月31日，毛泽东派汪东兴代表他去看望正在莫斯科治病的任弼时。

1月31日这一天，青海的班禅堪布会议厅再一次代表西藏爱国人民，致电中央人民政府说：

“顷闻西藏拉萨反动当局，以‘亲善代表团’名义，派遣非法代表，赴英美等国活动，表示‘西藏独立’，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其脱离祖国出卖西藏的阴谋。西藏系中国领土，为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

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本厅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

1月31日晚，毛泽东致电刘少奇，通报了中苏双方谈判的进展情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件，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1件，附议定书1件，贷款协定1件，附议定书1件，以上5件草案均经双方看过修改过，今日再谈一次即可大体定案。此5件明1日起可以陆续发给你们。”“同过去情况不同的，即是苏方已应我方要求，将中长路、旅顺口在3年内无条件交还给我们，大连则在1年内将产权交还给我们，惟自由港地位待对日和约订立后解决，系为应付美国，实际上亦完全由我处理。”

1950年2月1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报告说：

“胡志明离开驻地已有1个月，赤足步行17天才进入中国地界。他年已60，身体瘦削，但尚健康。胡志明离开越南时，只有两个人知道他来中国，所以只能在北京逗留数日。”

毛泽东立即复电刘少奇说：

“请你们热情接待，并代表我们问候胡志明主席。”

此后，刘少奇、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组成中方谈判小组，与胡志明会谈。刘少奇建议胡志明去苏联，拜会斯大林，利用毛泽东、周恩来在莫斯科的机会，共同争取苏联政府的援助。

2月3日，胡志明自中国东北乘飞机直抵莫斯科。毛泽东亲切会见了他。

斯大林得知胡志明到了莫斯科，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见了胡志明，听取他关于越法战争情况的介绍。胡志明向斯大林提出请求苏联派军事顾问和提供弹药援助。斯大林对胡志明的请求未置可否。

斯大林在和毛泽东会谈时，对毛泽东说，他希望援助越南抗法战争这个职责，还是主要由中国来承担，因为中国和越南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许多联系，双方比较了解，地理位置也接近。而援助中国的经济建设则是苏联的重要任务。斯大林还说：

“我们已经打完了世界大战，大量的武器是用不上了，我们可以运许多到中国去，你们可以留下来，其中适用于越南的，你们也可以运一些到越南去。”

这样，中苏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越南抗法战争则由中国援助。

2月3日，毛泽东据刘少奇的请示报告，复电说：

“刘斐宜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贺耀祖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陈铭枢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长，黄琪翔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唐生智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上述人事安排，请考虑。我们返京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后，可能还会有些变动。”

2月4日，毛泽东召见正在苏联学习的刘亚楼，他说：

“我们不但应该有强大的陆军，还应建立强大的空军，强大的海军。现在有起义的伞兵第3团，将来要归你空军建制。”

刘亚楼说：

“这个伞兵团现在归第3野战军陈毅、粟裕同志指挥，他们的素质如何，我不大了解。”

毛泽东说：

“有一支伞兵部队好。以此为基础，加强党的领导，结合跳伞技术训练，可以不断提高这支跳伞部队素质。”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关于“对起义的伞兵第3团加强政治训练”致电粟裕，他写道：

粟裕同志（中央转）：

　　一、前起义过来的伞兵第3团，现在还有多少人，跳伞技术程度如何，他们中间的政治工作进行得怎样，有无党员的发展，一般的政治情绪如何，望电告。

　　二、这批伞兵盼加强对他们的政治训练，我们需要以这批伞兵作基础训练一个伞兵部队，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

毛泽东 2月4日

2月6日凌晨，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派飞机轰炸了上海市，炸毁了上海电力公司，破坏了上海水电动力设备；炸死市民500余人，伤1000余人。

后来查明，是潜伏在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罗炳乾用电台向伪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报告了华东重工业轰炸目标，蒋军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六”轰炸事件。

2月6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及部分随从人员参观莫斯科汽车制造厂和飞机制造厂。毛泽东在休息室对周恩来等人说：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先建立汽车制造厂，然后建立拖拉机厂，再后建立坦克制造厂、飞机制造厂。轻工业方面原来有点旧厂子，如食品厂、纺织厂、造纸厂、卷烟厂、糖厂，这些工厂正在修理，逐步恢复生产。”

2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参观莫斯科郊区的集体农庄。晚饭时，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说：

“集体农庄机械化程度很高，大面积生产很有气派。但给我个印象，亩产量并不高，合中国1亩产粮150公斤。产量这样低，原因不是管理问题就是肥料问题。这样的产量与中国的牛耕人种差不多。”

周恩来说：

“是不是因为气候问题？”

毛泽东说：

“不单是气候问题。加拿大和苏联的气候条件相似，为什么加拿大的亩产量要比苏联高呢？这里面的原因值得研究。”

2月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以及中苏关于贷款的协定这3个草案。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立即将会议结果电告毛泽东。

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的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个客厅里隆重举行。

毛泽东和斯大林都亲自出席了签字仪式。苏方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等主要领导人。中方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

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和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3个文本上签了字，并先后发表了讲话。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于1950年4月11月生效，有效期为30年，到1980年4月11日期满。

记者们在签字仪式上争先恐后地抢拍这一历史性的镜头。斯大林的个子比毛泽东矮一些，为了显示他的身材高一点，每当记者拍照时，他总是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照片上的斯大林就会比毛泽东高一点。此时此刻，毛泽东虽然不满，也只好隐忍不发。照完相，斯大林对师哲说：

“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协定文本的印制，否则，今天在这里可以同时签署贸易协定，那多好呀！”

师哲把他的话翻译给毛泽东，毛泽东听了以后，终于忍不住了，他气愤地说：

“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

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庆祝中苏两国缔约成功。

席间，毛泽东对斯大林说：

“斯大林同志，我们希望举行一个小规模的招待会，但不在我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举行，而是在像酒店那样的地方举行。”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不解地问。毛泽东回答道：

“你看，斯大林同志，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招待会的地方。对于我国，一个主权国家就不很适当。”

斯大林说：

“对。但是我从不出席在饭店或外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从不！”

毛泽东说：

“但是我国招待会没有你出席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恳切要求你，请同意出席。”

斯大林只好说：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你这样希望，我去参加。”

宴会时间很短，中午12时后，毛泽东就回到了住处。王稼祥立即着手告别宴会的准备工作。他担心斯大林出席酒会的承诺再变卦，又特意会见了莫洛托夫外长，送上给斯大林的请帖，郑重地说：

“我今天带来了中国人民的愿望，我请你将请帖转呈斯大林同志，务必请斯大林同志出席这次招待会，这将象征着我们中苏间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永存。”

2月15日晚，中国政府以王稼祥大使的名义，在莫斯科米特勒保尔大旅社（大都会饭店）举行盛大鸡尾酒会，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和毛泽东访苏成功。

下午6点半，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亲自站在米特勒保尔大旅社宴会厅门口迎接来宾，客人们陆续来到，包括苏联的高级干部和各国驻苏使节，约500人。不一会儿，斯大林率领苏共政治局全体委员也准时到了。毛泽东和斯大林握手后，把他及其他政治局委员请进了大厅里面的小会宾室里，大多数人被安排在宽敞的大厅里。周恩来首先致祝酒词，他说：

“我们两国所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苏两国关系更加紧密，将使中国人民不会感到孤立，而且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中苏友谊要世世代代传下去，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

斯大林在热烈的掌声中，也站起身来致答词，他说：

“今天的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情谊要保持下去，这些周恩来都说过了，也代表我的意思。”

他看到南斯拉夫大使没有到场，接着说：

“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更圆满、更完美些，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大使却未能出席。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了我们的大家庭，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的。我们可以耐心等待他们清醒过来。”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斯大林在这种喜庆的场合，突兀地批评南斯拉夫人，在毛泽东听来，总有一种敲山震虎的感觉。尽管如此，鸡尾酒会还是始终洋溢着欢快、团结的气氛。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频频举杯，祝福斯大林身体健康。斯大林也举杯祝福毛泽东身体健康；他还举着酒杯对周恩来说：

“周恩来同志，我祝你万事如意！”

斯大林不住地称赞中国的葡萄酒味道好。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既然斯大林同志喜欢，你就派飞机再送几箱。”

斯大林眉开眼笑地说：

“一个月前，我70大寿时，你们的大白菜、大萝卜、大葱、大鸭梨，一共2万斤，还送几箱葡萄酒，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深情厚谊，这份礼够重的。”

一番话说得毛泽东和周恩来哈哈大笑。胡志明趁机对斯大林说：

“斯大林同志，我也要向你请示。”

斯大林开玩笑地说：

“你怎么能向我请示？我是部长会议主席，你是国家主席，官比我大，我应该向你请示。”

胡志明说：

“你们同中国同志订了个条约，趁我在这里，我们也订个条约吧！”

斯大林看了一眼胡志明，说：

“你是秘密来的，怎么同你订约？否则人家要问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胡志明幽默地辩解道：

“这很简单，你派飞机把我送到天上去转一圈，然后再派人到机场迎接我，在报上发个消息，不就公开了？然后，我们两国就签订条约嘛！”

斯大林感慨地说：

“你们东方人想象力太丰富了！”

酒会一直进行到午夜，宾主尽欢而散。

2月16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中苏会谈成功并欢送毛泽东回国。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宴会上亲切交谈，多次干杯，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斯大林对中国的关心和支持是诚心诚意的，毛泽东对这次访问感到满意，达到了预期目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曾说到同国民党军队战斗的艰苦岁月，他当着周恩来、王稼祥的面，指着王稼祥对斯大林说：

“他曾经犯过错误，但后来改正了，现在工作得很好，是个好同志。”

毛泽东还说到有一次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形势极端的危险，多次冲锋都没有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指挥员就号召战士们要“不畏艰险，视死如归”。

苏方翻译费德林本来是一个中国通，可他却感到毛泽东所说的“视死如归”这个警句很费解，于是就请毛泽东用汉语写在纸上。毛泽东拿起笔，飞快地用他那特有的笔锋写出了8个大字。但是费德林还是不明白“归”字的含义，就又请毛泽东解释一下。毛泽东说：

“这是12世纪古代中国一位著名统帅岳飞使用过的一种说法。中国字‘归’，在这里不是通常说的‘回来’‘再来’的意思。在历史上，‘归’的意思是‘回到原本状态’。虽然在中国有许多人知道岳飞的名字，但远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成语的真正含义。这个成语应当这样来理解：‘蔑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本状态一样看待死亡’。”

斯大林耐心听完费德林对毛泽东所作解释的翻译，略加思索，小声地对费德林说：

“看来这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表现出大无畏精神和雄才大略。”

宴会结束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向斯大林赠送了绸缎和屏风，向其他领导人赠送的也都是绸缎和刺绣之类。周恩来还给苏方所有的服务人员包括没有见过面的服务人员，赠送了礼品，一个不漏，每人一份。这些礼品放在一个长条桌上，每份礼物上都写了服务员的名字。

2月17日晨，毛泽东起草他和周恩来关于发表新区土改征粮指示给刘少奇的电文：

少奇同志：

关于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草案电收到。一般甚好，而且亟须适时发出。惟第4部分因涉及分配土地问题本身，可否暂缓发表。因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去年11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1933年文件及1947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故我们主张目前政务院只发表新区土改征粮指示的前3部分，而将第4部分留待我们归后讨论。如须修改，则可推迟至4月再行发表另一关于土改本身的文件。如同意，可向党外民主人士解释第4部分为今年秋后方始实行的政策，不妨从长计议，待毛主席归后再行决定及发表。

　　 毛泽东 周恩来 2月17日7时

2月17日上午，毛泽东关于“积极防空保卫上海”问题致电刘少奇等，他写道：

少奇同志即转饶漱石同志：

丑文电悉。积极防空，保卫上海，已筹有妥善可靠办法，不日即可实施。上海工厂不要勉强疏散，尽可能维持下去。但对上述防空办法，务须保持秘密，以期一举歼敌。我们今夜动身回国。

毛泽东 2月17日上午9时

2月17日下午6时，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到中国驻苏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与他们共进晚餐。饭后还举行了舞会，进行联欢。

当晚，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准备离开莫斯科。毛泽东临上汽车时，苏方服务员都哭了，他们都觉得毛泽东比亲人还亲。管理食堂卫生的老太太说：

“毛主席理解我们，关心我们，不浪费电。毛主席自己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出出进进都有规矩，这使我们感动得不得了。”

莫洛托夫把毛泽东送上汽车，又先于毛泽东赶到火车站。

苏联政府在车站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毛泽东发表了告别演说，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和中国代表团同人周恩来同志等这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元帅以及苏联政府其他负责同志，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人民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关系，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它各项重要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我们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以及在十月革命策源地列宁城，受到了热情地招待，当我们离开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时候，特向斯大林元帅、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衷心的谢意。

中苏永久友好和永久合作万岁！

苏联人民万岁！

世界革命导师与中国人民的挚友——斯大林同志万岁！

送行仪式结束后，莫洛托夫把毛泽东送上火车，临别时，他对毛泽东说：

“斯大林同志再三让我告诉你，要保护身体，在路上，在国内，都要保重。”

晚10点30分，毛泽东一行乘火车离开了莫斯科。

欲知毛泽东在归国途中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详细内容。

东方翁曰：在中苏谈判期间，有两件事凸显了毛泽东的情感世界和主权意识。一是当苏方拿出以1945年8月中华民国和苏联签订的条约为基础拟出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之时，毛泽东果断地说：“他们拿的那个草案对我们无效！”并迅即将中方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争得了谈判的主动权。二是毛泽东向斯大林表示，中方准备举行一个招待会，不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要在酒店那样的地方举行。他解释说：“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招待会的地方。对于我国，一个主权国家就不很适当。”同时，他还使“从不出席在饭店或外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的斯大林，也答应出席中方的招待会。此其时也，在斯大林面前，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无不唯命是从，只有毛泽东是个例外。不卑不亢的品格，率直无隐的个性，让“世界革命领袖”斯大林刮目相看，这就是毛泽东！

第10章 1950年2月—

“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对吃喝风已经三令五申，我看要坚决刹住，可有的领导同志就是听不进去。我们国家的建设还刚刚起步，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不能丢，特别是我们的党员领导同志首先要做好表率。”

话说1950年2月23日，毛泽东就回国行程给王稼祥转刘少奇、高岗一封电报：

王大使转刘少奇高岗二同志：

我们一行因沿途参观今（23）日可到伊尔库次克。计26日可到满洲里，尔后拟于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四平街、铁岭各停留一二小时至三四小时，到沈阳拟停留一二天。请高岗同志通知上述各地负责同志保守秘密，每处只要少数负责干部迎接招待，不要使多数人知道，尤其不要公开发表消息。尔后至打虎山、锦州、山海关、唐山、塘沽、天津，均拟略作参观，均要保守秘密。到北京下车时，亦只要有少数党内党外人士（100人左右）至车站迎接，不要使多数人知道，待到北京后方才发表消息。请照此布置为盼。

毛泽东 2月23日

胡志明随毛泽东在回中国的途中，向毛泽东提出对越南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的顾问都是土顾问啊。”

胡志明说：

“土顾问我们也要！”

2月2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全文如下：

自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强迫输入鸦片，为害我国已百有余年。由于封建买办的官僚军阀的反动统治，与其荒淫无耻的腐烂生活，对于烟毒，不但不禁止，反而强迫种植，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曾有计划地实行毒化中国，因此戕杀人民生命，损耗人民财产，不可胜数。现在全国人民已得解放，为了保护人民健康，恢复与发展生产，特规定严禁鸦片烟毒及其他毒品的办法如下：

一、各级人民政府应协同人民团体，作广泛的禁烟禁毒宣传，动员人民起来一致行动。在烟毒较盛地区，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应把禁烟禁毒工作作为专题讨论，定出限期禁绝办法。

二、各级人民政府为使禁烟禁毒工作进行顺利，得设禁烟禁毒委员会。该会由政府民政、公安部门及各人民团体派员组织，民政部门负组织之责。

三、在军事已完全结束地区，从1950年春起应禁绝种烟；在军事尚未完全结束地区，军事一经结束，立即禁绝种烟，尤应注意在播种之前认真执行。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如有种烟者，应斟酌当地实际情况，采取慎重措施，有步骤地进行禁种。

四、从本禁令颁布之日起，全国各地不许再有贩运制造及售卖烟土毒品情事，犯者不论何人，除没收其烟土毒品外，还须从严治罪。

五、散存于民间之烟土毒品，应限期令其缴出，我人民政府为照顾其生活，得分别酌予补偿。如逾期不缴出者，除查出没收外，并应按其情节轻重分别治罪。

六、吸食烟毒的人民限期登记（城市向公安局，乡村向人民政府登记），并定期戒除。隐不登记者，逾期而犹未戒除者，查出后予以处罚。

七、各级人民政府卫生机关，应配制戒烟药品，及宣传戒烟戒毒药方，对贫苦瘾民得免费或减价医治。烟毒较盛的城市，得设戒烟所。戒烟戒毒药品的供应，应由卫生机关统一掌握，严防隐蔽形式的烟毒代用品。

八、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中央直辖市人民政府，各按本地区情况，依据本禁令方针，制定查禁办法及禁绝种吸日期，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施行。并于批准后，印发布告，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

希即依照执行，并转令所属遵照。

此令。

总理 周恩来

2月26日，毛泽东一行到了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给斯大林、维辛斯基发出了致谢电。为毛泽东送行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等人，将火车上的东西移送到中国火车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嘱咐满洲里负责人，要尽最大努力把苏联工作人员招待好。

2月27日，专列在东北境内行驶。毛泽东的情绪格外好，一会儿往左看，一会儿往右看，从客厅到走廊，从走廊到客厅，来回踱步。这是毛泽东考虑重大问题时的习惯动作。活动了一阵子，他回到位子上，稍微平静了一些，自言自语地说：

“还是家乡好。过去听说东北是个好地方，真是名不虚传啊！”

他突然转过脸，对李家骥说：

“家骥，你看这里多辽阔，将来我们在这里好好开发，搞几个基地，再开发新疆，中国的粮食问题就能解决了。”

毛泽东还谈到了他在林业、畜牧业、工业方面的种种设想。

是日下午2点15分，专列开进了哈尔滨火车站。毛泽东把毛巾递给工作人员，高兴地说：

“把材料收拾起来，我们下去看看。”

这时，随行人员也都过来了，汪东兴问：

“主席，车已停，是否现在下车？”

毛泽东说：

“恩来知道了吗？”

“总理已下车了，正等您。”

“好。”

毛泽东精神抖擞地向车门走去。早已在站台上恭候的高岗、罗瑞卿、滕代远、杨奇清、汪金祥和松江省委书记张策、哈尔滨市长饶斌等人，急忙走上前去，和毛泽东握手问候。

毛泽东在高岗、罗瑞卿、张策、饶斌等人陪同下，乘车经月牙街、红军街、邮政街来到颐园街住所。这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毛泽东下车时，看着身边的司机有点胆怯，就搭话说：

“司机师傅贵姓？”

司机忙说：

“主席，我免贵姓崔，叫崔洪松。”

“谢谢你为我们服务。”

毛泽东下车后，径直向大楼门口走去。不少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在门口欢迎毛泽东，毛泽东与大家一一握手，他说：

“同志们辛苦了。”

一位高个子青年很有礼貌地说：

“主席旅途辛苦了，请您到客厅休息。”

毛泽东由饶斌引领来到会议室，稍事休息；又由王化成陪同到2楼休息。汪东兴介绍说：

“王化成同志是从延安来的，现任市公安局长。”

下午3点30分，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乘车去哈尔滨车辆厂视察。途中，毛泽东看着路边的市容，问身边的饶斌：

“广告牌上为什么都是外国字，过去的宣传画为什么还未涂掉？”

饶斌说：

“没来得及。”

毛泽东说：

“我们应当学会管理城市和改造城市。”

4点左右，毛泽东来到了车辆厂。这个车辆厂是沙皇时期俄国建立的工厂，也是毛泽东在建国后视察的第一个工厂。在厂领导陪同下，毛泽东参观了锻冶分厂。5吨汽锤正在锻压一个车辆大轴，烧得通红的钢锭，在工人的操作下，翻来翻去，五六分钟就变成了大轴。厂方领导费立人说：

“这个工厂建厂早，设备陈旧。”

毛泽东说：

“设备虽然陈旧，但很重要。你们要保护好管理好这个工厂。”

周恩来说：

“在苏联，2000人到3000人就是大厂，你们5000人就算很大的工厂了。”

毛泽东说：

“越是大工厂，越要管理好，发挥好作用。哈尔滨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城市，这个厂又是全市最大的厂子，所以，应给全国做出个好样子。”

来到机械分厂，毛泽东看到地上配料摆放整齐，通道干净，对周恩来说：

“你看，这里的文明生产搞得好。”

周恩来转过脸对费立人说：

“其他分厂也应这样。”

毛泽东主动和一位60岁的老工人握手问候：

“你好啊！”

老工人说：

“毛主席，您辛苦了。”

毛泽东笑着说：

“咱俩都一样。”

出了机修分厂，毛泽东问费立人：

“工厂还有附属机构吗？”

费立人说：

“有，厂内有卫生所、食堂，厂外还有俱乐部、厂办技工学校。”

“俱乐部干什么？”

“开会，演节目。”

“你们办不办职工夜校？”

“没有职工夜校，但工厂办了很多业余政治学习班。”

“政治是要学的，工人还应多学点文化知识。”

周恩来问道：

“你们厂技术人员从哪里来的？”

费立人说：

“多数从老工人中选拔出来的。”

“对，应该从实践中培养技术人员，将来从大学生中培养技术人才。”

毛泽东问费立人：

“你懂不懂管理工厂？”

费立人不好意思地朝毛泽东笑笑，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不懂。我是新调来管业务的。”

毛泽东微笑着说：

“不懂要学习。我们都不懂，我们都要学习。你们要好好学会管理工厂。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做好。”

周恩来补充说：

“要管好工厂，培养人才，多出产品，多出干部，为全国的车辆厂树立个榜样。”

5点多钟，毛泽东一行人在返回途中，登上哈尔滨国际旅行社5层楼楼顶平台，俯瞰全市，毛泽东问道：

“哈尔滨市有多少外国人？”

饶斌说：

“全市60万人口，外籍侨民1万多，分别属于40多个国家的侨民，其中苏联侨民最多。”

毛泽东说：

“要把哈尔滨这个消费城市改造成生产城市。教育干部进城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他又和副省长李延禄攀谈起来。李延禄在1938年曾经到过延安，那时候，他向毛泽东汇报过东北抗联的情况。毛泽东对李延禄说：

“抗联开展游击战是有成绩的，但也有缺点。你现在可以写一下抗联史，成绩不能抹煞，缺点也要写，写出来对党对人民有好处。”

李延禄听毛泽东这样说，连连点头。

回到住处，已经是6点多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与张策、饶斌、李延禄、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余光生进行了座谈。张策说：

“主席这次行程万里，一定很累了吧？”

毛泽东说：

“我去的时候是坐老牛车，前边拉后边推，才上了兴安岭。”

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众人请毛泽东对松江地区的工作指示方向。毛泽东喝了一口茶，点着烟吸了一口，说：

“我们刚刚建国，首要任务是肃清国民党残余，镇压反革命。同时要集中精力，恢复经济建设。还有很多工作，但这两点是重点。一定要发挥你们自己的优势，把粮食抓上去。黑龙江是个好地方，过去只听说过，这次在火车上亲眼看到，果然名不虚传。你们要把这个自然优势利用起来，特别是荒草原、森林等资源，把他们改造成为畜牧基地、森林基地、粮食基地，那就太可观了。当然，这需要做很多工作，克服很多困难。”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看了大家一眼，问道：

“你们有没有这个决心啊？”

张策等人都说有决心。毛泽东说：

“对，应该有个雄心壮志。”

周恩来说：

“在恢复经济的同时要有个计划，把新的建设统筹考虑进去。”

这天晚上，省市领导为毛泽东、周恩来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毛泽东让周恩来请胡志明一起共进晚餐。

宴会由张策主持。毛泽东一看满桌子的菜肴这么丰盛，立时一肚子的不高兴，只是碍于胡志明在场，没有说什么。他只在3个蔬菜盘子中夹了一点菜，吃了半碗大米饭，便放下了筷子。

晚餐结束后，毛泽东回到2楼办公室看报。此时，松江省市负责人都来了，毛泽东放下报纸，非常严肃地对饶斌说：

“我们国家还很穷，不能浪费，不能搞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吃米饭和蔬菜就可以嘛。”

饶斌连忙说：

“请主席放心，今后我们一定照办。”

省市领导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满口应允了。王化成很快找来了毛笔、宣纸、砚台和墨。毛泽东问张策：

“你们让我写点什么？”

张策说：

“省市委请主席指明今后工作方向；松江日报请主席题报头。”

毛泽东站在长方桌旁，拿起两只毛笔说：

“这支斗笔太大、太重，用不着，就用这支大羊毫吧。”

他放下斗笔，手执大羊毫，在砚台墨池蘸蘸，先为省委题写了“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3幅字；接下来为市委题写的是：“发展生产”；为哈尔滨市正在召开的第二届团代会题写的是：“学习马列主义”；一气呵成，书写了5幅题词。其中的“学习”、“奋斗”两幅，被人们视为绝妙的格言。毛泽东最后又为《松江日版》题写了报头。

省市领导看着这些珍贵的墨宝，都很高兴，还有再让毛泽东题写几份的意思。毛泽东看出了他们的心思，笑笑说：

“能把这些做好就很好了嘛。”

晚上休息时，毛泽东走进省市领导为他准备的卧室，看看房间里豪华的摆设，又看看高级沙发床和新被褥，感叹道：

“噢，这么漂亮！”

他用手按了一下床，是弹簧软床，就笑着对李家骥说：

“还是换我们的东西吧，这些让他们拿去，睡硬板床。我没有这个福，享受不了这些东西。”

李家骥马上让服务人员重新进行了安排，又把火车上毛泽东用了多少年的2条白被子、2条灰毛毯子和毛巾被、荞麦皮枕头都抱了来。

这天夜里，毛泽东的警卫工作由市公安局负责。按规定，毛泽东一上床，周围的人员就可以撤下来。可是，公安局长王化成安排的是：由4个人坐在大门口警卫，他自己则守卫在2楼毛泽东卧室的门口。

2月28日早上，毛泽东一觉醒来，情绪很好，高兴地说：

“睡了5个多小时，太好了。”

毛泽东简单吃了一点饭，由省市领导陪同回到专列上，离开了美丽的哈尔滨。

专列到达长春火车站后，毛泽东换乘汽车沿着斯大林大街向地质宫前的新民大街缓缓行驶。他手里拿着地图，一边观看街道两旁风景，一边询问街名沿革、风俗人情。车子来到长春市银行，毛泽东下车与欢迎他的长春市党政干部一一握手。在银行会议室里，毛泽东听取了市委领导关于长春市遭受战争破坏的情况、以及政治情况、经济恢复和城市管理工作。他听说有的房屋因为没有保护好遭到破坏，就说：

“这个问题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进城后要学会管理城市、建设城市，人民的财产一定要保护好，现在房子多用不着，将来还不够用呢。”

毛泽东问长春市银行行长高翔：

“你多大了？”

高翔马上站起来，说：

“虚岁26岁。”

毛泽东示意他坐下，笑着说：

“还是一个娃娃行长。”

在座的人都爽朗地笑了起来。毛泽东说：

“东北国营经济是占优势的，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银行要支持国营经济。”

他询问了银行的职工情况，党团组织的发展情况，他说：

“要加强思想工作，教育、改造留用人员。”

他又问：

“你这个小鬼，领导这么大的银行，怎么领导法呀？”

高翔思索了一下说：

“根据主席的教导，坚决依靠群众。具体的业务多是留用人员在做，我们一边领导他们，一边向他们学习。”

毛泽东“哦”了一声，笑着说：

“我们有马列主义，他们有技术，把马列主义和技术结合起来，用马列主义统帅技术，就能把这么个大银行领导起来。”

高翔介绍说，长春市银行的前身是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的伪满中央银行。毛泽东指着房舍说：

“这是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建造起来的，是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

高翔又介绍说，楼内的设备有的用了，有的用不着，留作参观展览。毛泽东说：

“过去那一套，我们不要全搬用。进城了，还得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我们现在不用的那一部分，作为橱窗展览展览也好嘛。”

2月28日傍晚时分，毛泽东乘专列到了沈阳，住在和平宾馆。他在会客厅会见了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领导干部。周恩来向大家说明了毛泽东在沈阳的活动安排，宣布会见结束。毛泽东来到2楼会议室，一位领导干部上来报告说：

“饭已准备好，是否……”

叶子龙马上说：

“主席要休息一会儿，等等再吃饭。”

那人走后，叶子龙让李家骥去看一下饭菜准备的情况。李家骥来到食堂，说明来意，服务员对他说：

“都是东北特产，不用看，差不了。”

李家骥走进食堂一看，已经备好的饭菜非常丰盛，比北京政协开会还好。他心想，这么干要坏事，非挨批评不可。

毛泽东稍事休息后，在高岗等人陪同下来到食堂，一进餐厅，李家骥就发现，毛泽东的脸沉了下来，因为胡志明在场，他也没说什么。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向胡志明让座。就餐开始后，毛泽东只吃了面前的空心菜等几种菜，喝了几口葡萄酒，又吃了点饭，并礼节性地请胡志明多吃多喝，不大一会儿，他就放下了筷子，点着了烟。

整个晚宴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在沉闷的气氛中结束了，宾主之间始终没有出现欢声笑语，餐桌上剩下了不少的菜肴。回到会议室，毛泽东一脸不高兴地对高岗等人说：

“今晚菜太多了。这比我一贯主张的4菜1汤的标准超得太多了，我看这就是大吃大喝。别忘了，我们的国家刚解放，家底还很薄，现在还有不少老百姓连饭都没有吃的，我们却在这里大吃大喝。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么吃起来，不但会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我们的国家还可能会吃穷、吃垮台。你们应该重温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这顿饭菜是高岗交代安排的，他看毛泽东的脸色很难看，也不敢解释什么，只是连连称是。叶子龙看毛泽东说得这么重，怕众人搁不住面子，就借故小声问毛泽东：刚才收到的那封电报怎么处理？这样，才算把话头岔开了。

1950年3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领导干部会议上讲了3个问题：一是恢复经济建设；二是肃清反革命、国民党残余势力；三是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他在讲到第3个问题时，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

“我们的基层组织是贯彻中央精神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也存在问题，包括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在内。”

他一面吸烟，一面说起这几天的切身经历，他说：

“这次和恩来同志路过东北，主要想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了解东北地方工业生产情况。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就说过不要大吃大喝，饭菜不要搞得太多太好，谁知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比北京开全国政协大会还搞得丰盛。这就是比吃喝的苗头，这个风气很不好。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得那么丰盛干什么？”

毛泽东越说越生气，把吸完的烟头往烟灰缸里一摁，愤愤地说：

“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对吃喝风已经三令五申，我看要坚决刹住，可有的领导同志就是听不进去。我们国家的建设还刚刚起步，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不能丢，特别是我们的党员领导同志首先要做好表率。”

这天晚上，东北局在和平宾馆举行了文艺晚会，请毛泽东、周恩来、胡志明等观看，表示对毛泽东、周恩来访苏归来的祝贺。

3月3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乘车去沈阳市橡胶厂视察。这个厂子远在沈阳郊区，路也不好走，他们一行4点多钟才到了厂区。

橡胶厂是个大厂，是东北地区的骨干企业。厂长曹为东率领干部和工人对毛泽东一行热烈欢迎。

在曹为东陪同下，毛泽东来到炼胶车间。工人们一见毛泽东来了，顿时欢呼起来。毛泽东来到工人孙元庆身边，仔细看他如何操作。毛泽东说：

“你工作很认真，很熟练，祝你进步！”

说着伸出手要与孙元庆握手，孙元庆手上沾了油污，正想在工作服上擦擦，毛泽东已抓住了他的手。

毛泽东视察了每个车间，就要告辞了，曹为东说：

“请主席、总理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做指示。”

毛泽东说：

“希望你们把工作搞得更好，为化工行业做个榜样。”

是日晚，毛泽东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谈到了他的访苏观感，他说：

“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他们现在的工厂有很大的规模，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他们的历史鼓励了我们。我们参观了列宁格勒、莫斯科、西伯利亚的几个工厂，我们又看到了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农庄，问了这些工厂、农庄发展起来的历史。他们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我们现在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年以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他们那时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这一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它方面，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我们可以制造出来。苏联同志告诉我们，我们会很快发展起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登上专列，告别了沈阳这个东北最大的城市。到了山海关，杨成武上了专列。他是专门来迎接毛泽东的。叶子龙对杨成武说：

“司令员，主席请你去谈谈。”

杨成武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向毛泽东敬礼问好。毛泽东在谈话中问他：

“你们华北部队，对使用傅作义系统的干部有意见。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和思想啊？”

杨成武说：

“有。不光华北有，西北和东北以及西南的部队也都有。”

“什么意见？”

“说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早革命不如晚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

“哪个讲的哟？具体点。”

“1军军长贺炳炎。说傅作义又升官又发财，既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又是什么水利部部长，老子革命一辈子，什么也没有。”

“这话怎么传的？”

“到处传的，不止一个人。”

“成武啊，你可要做工作，这是个大政策。”

“不那么好做呢，过去傅作义太猖狂。集宁战役没打好，聂老总叫我率3纵队和独1旅、2旅、4旅赶去张家口，保护中央局的退路。3纵队政委胡耀邦，他看到敌人进张家口，一个劲儿哭。”

“胡耀邦还哭？娃娃。”

“他就是那种性格，爱哭，感情丰富，好事坏事动情就哭。那时傅作义撒传单，叫主席毛润之，问：你是先生还是我是先生？说我们较量一下就知道了。如果较量之后我输了，就叫你毛润之一声先生。现在我占了张家口，你输了一场，该叫我一声先生。如果你在全国输了，我就永不会叫你先生了。这些传单撒得满世界飘，他也太狂了。我们的干部、战士都对他印象极深，现在他彻底输了，反而受到重用，所以大家都有牢骚，说革命不如反革命。”

毛泽东凝神片刻，慢条斯理地说：

“成武啊，我们全国胜利了，就比方呢，我们建起了一座非常高大的非常雄伟的大厦，这个高楼大厦里边非常宽敞亮堂，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你就要挂上一些字画，摆上一些古董，养些漂亮的花，牡丹花，芍药花，各种花，不能空空如也。所以我们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派，特别是知名人士，这项工作非常重要。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不能以为建立起新中国就要享福，还要和各民主党派团结起来，把中国从睡狮变成雄狮。你今天同我谈话谈得很好。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国家，不要那么简单，那么单调，清一色。你现在通不通？”

“通了。”

“傅作义、孙兰峰、董其武都是你的老对手，我讲的，你真通了？”

“是真通了。”

“那好，你回去要向聂荣臻汇报，要开会，把我讲的都要传达。你还要在华北解放军报上发个社论，教育全军。”

3月4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党政军各领导人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及著名民主人士到车站迎接。

梁漱溟也在车站迎接毛泽东。早在开国大典上，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曾对各方朋友说：“今天，梁漱溟先生没有来，很遗憾。”毛泽东也想起了这位老朋友，发出邀请，请梁漱溟到北京来。梁漱溟应邀在1950年1月中旬离开重庆，经武汉来到了北京。

毛泽东见到梁漱溟很高兴，说道：

“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来了吗？改日再约您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

这个昔日里曾经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敬告中国共产党》，对国共两党“各打50大板”以示中立和公正、奉劝共产党不要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梁漱溟，见毛泽东如此礼贤下士，和蔼可亲，不忘旧情，一时激动得除了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不住摇动外，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回到菊香书屋，毛泽东让李银桥去香山接来韩桂馨一起吃饭，他还特意让厨师多准备了几样菜。在饭后闲谈中，他向韩桂馨详细询问了香山的一些情况。韩桂馨无意中说起一位领导干部在香山找了一处幽静的山坡，在给机关施工时顺便也为自己盖了一幢二层小楼，只是还没有住进去。毛泽东听了，脸色变得难看起来。韩桂馨便没有再说下去。

3月5日下午，毛泽东召来了那位在香山为自己盖房子的领导干部，当着坐在一旁的周恩来、聂荣臻的面，双手叉着腰，站在那里上上下下打量着那个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大声吼道：

“你的派头真不小呢！我看你和过去的帝王将相差不多了！”

那位领导干部吓得头上直冒冷汗，垂着头不敢正视毛泽东。毛泽东背着手在房间里大步地来回走着，突然又向那人劈头喝问：

“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我们脊梁骨骂呢！我早讲过进城以后不要学做李自成，你为什么装傻？”

那人低着头胆战心惊地说：

“主席，我错了……”

“你错了？当初盖房子不晓得错？”毛泽东越说越气：“我看你是明知故犯，仗着手中有点权，有意拆我们的台！”

他点燃了一支烟，狠吸一口。周恩来和聂荣臻面面相觑，谁也不便插话。突然，毛泽东将吸了两口的烟使劲儿地掐灭，大手一挥，厉声喝道：

“拉出去枪毙！”

周恩来和聂荣臻被惊得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那人更是被吓得软了身子，摇摇晃晃地险些瘫倒。毛泽东又连说两句：

“拉出去，拉出去毙了。”

周恩来和聂荣臻见状，不得不上前劝慰，说是请主席暂息雷霆之怒，等将问题调查清楚后再作严肃处理。毛泽东依旧盛怒道：

“我们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更不允许贪污腐化！这样下去，就成了李自成了！”

周恩来说：

“主席讲得对！这件事需要调查清楚，按法律程序办……”

聂荣臻说：

“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绝不宽怠！”

那位干部也回过神来，惶恐地说：

“我一定吸取教训，愿意接受党给我的任何处分。”

毛泽东这才余怒未消地对聂荣臻说：

“那就交给你去办吧！”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人对事，历来是见微知著。他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是超乎常人的。无论是部下或是对手，他们的优点、缺点，毛泽东都了然于胸。对于部下，尽管知其所短，但毛泽东从来都是用其所长，不计其小节，做到了知人善任，在使用中教育，在教育中使用。这一点，不少人包括后来反对他的人都忽视了。纵观毛泽东和高岗的交往，高岗的才干和缺点，毛泽东是非常清楚的。当斯大林将告洋状的信交给他时，他一眼便看穿了党内高端存在的矛盾，可他也只是一笑了之，后来也没有追究高岗的责任。回到东北，高岗一路陪侍在侧，破格接待，毛泽东一忍再忍，终于在忍无可忍之时，呵斥高岗等人：“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他的训斥，既是对高岗的严重警告，也是对高岗的耐心教育。可惜高岗对毛泽东的话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腐化变质，权利欲膨胀，争权夺利，最终变成了刘宗敏，死于对头之手，岂不是自作孽不可活？

第11章 1950年3月—

“在报纸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

话说在1950年春的一个周末，京剧高派须生李和曾到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演出，他清唱的是《辕门斩子》。毛泽东一边听，一边打着节拍。唱完以后，李和曾来到毛泽东面前，说：

“主席，请您多多指教。”

“你唱得很好。”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又问：“你参加党组织没有？”

李和曾回答说：

“1949年参加党组织的，年限很短。”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鼓励他说：

“要好好学习。唱古装戏，要多看历史书，对历史事实，对古代人的言行举止和语言，都应当好好研究。”

1950年春，毛泽民的发妻王淑兰与朱丹华一起，带着毛远新来到北京，把他送到了毛泽东身边。

原来，王淑兰听说毛泽民还留下了毛远新这条根，心情特别激动，立即到江西和朱丹华、方志纯商量，让毛远新恢复毛姓，送到毛泽东身边去生活、学习。朱丹华深明大义，自然同意了老姐姐的意见。不久，她趁着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和王淑兰一起，把毛远新带到了菊香书屋。朱丹华对毛泽东说，毛远新想在北京读书。毛泽东对侄儿说：

“你在我这儿是温室里的花朵，跟着妈妈可以经风雨见世面。”

毛远新对伯伯说：

“我住在学校，又不住这里，怎么会是温室呢？”

就这样，毛远新留在了毛泽东身边，王淑兰也留在北京工作。

毛远新比李讷小半岁，他们一起在北京育英小学学习。育英学校是专门为高级干部子女和烈士子女创办的学校。每到星期天，毛远新便和姐姐李讷、李敏一起回到毛泽东、江青身边。江青待毛远新视如己出，她喊毛远新的小名，叫“小豆子”，毛远新就喊江青“妈妈”。一到寒暑假，毛泽东就派人把毛远新送到朱丹华身边住些时日。

后来，毛远新在1954年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市101中学。

再说在1950年春天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召见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刘斐。刘斐对毛泽东说：

“我的体会，《共同纲领》是4路纵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共同前进，向左看齐，跟工人阶级走。”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

“是的。不过以后还要展开，变成横队哩！”

过了一会儿，邓子恢来了，将要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的贺贵严也来了。毛泽东是让刘斐与邓子恢、贺贵严见面的。邓子恢即将去中南主持军政委员会工作；刘斐到中南任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长、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体委主任。毛泽东指着邓子恢对刘斐、贺贵严说：

“他叫邓子恢，是个老实人，现在请他到中南组阁，请你们去当他的阁员哩！”

刘斐说：

“我是水利问题的门外汉，恐怕胜任不了工作。”

毛泽东鼓励他说：

“不懂你就学嘛，有问题你就去请教群众嘛。要边学边干，哪有天生的内行呀！”

正说话间，工作人员报告说仇鳌老先生来了。毛泽东闻言，便起身出门相迎。他握着仇鳌的手，一面寒暄一面搀扶着老人走进客厅。邓子恢、刘斐等人与老人一一相见。仇鳌刚一落座，就微笑着问毛泽东：

“润之，你今天接我到这里来，一定有事吧？”

“是啊，无事怎好叨扰先生呢。不过不忙，我们好久不见，一会儿再说。来请喝茶。”毛泽东说着，将刚沏的一杯茶放在仇鳌面前，又挨着老人坐下来，接着说：“我这里没有什么好茶叶。这还是我们一位湖南老表送给我的，虽然说不上好，可它是家乡味呀！民以食为天。有关衣食住行的这些东西我们太需要了，但我们太少了。国民党给我们留下这么大一个烂摊子，一下子挺难对付哟。”

仇鳌说：

“老朽以为，时下物品匮乏，的确是治国之一大难题。但是，物是死物，人是活人，人可治物。所以，目前国家最亟需的应是人才。”

毛泽东微笑道：

“亦山先生所言极是。只要有了人，一切事情都会好办。但我们和蒋介石打了这么多年仗，现在要搞国家建设，过去的经验用不上了，所以，单靠共产党人恐怕是不行的。”

仇鳌说：

“你说得很对，现在国家必须广纳人才，发挥社会各界贤达的力量，让国家机器尽快运转起来。”

毛泽东兴奋地拉着仇鳌的手，笑着说：

“看来我们是英雄所见略同。今天我请先生来就是为了此事。我们想请先生出山，就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参事室主任之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呀？”

“这个……”一生无意于仕途的仇鳌颇感意外，他说：“老朽无才，恐怕难以当此重任。况且我年事已高，老病缠身，是否……”

毛泽东说：

“这个不足为虑。你老的身体我是知道的。人们不是有句口头禅，叫做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吗，你老只开开会就行了，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起身走嘛！我看先生就不要推辞了。”

仇鳌见毛泽东如此诚恳，便不好再说什么，他把手中的茶杯往桌上一放，说道：

“好，承蒙共产党这样瞧得起我，我就豁出这条老命了。”

是日晚，毛泽东与众人共进晚餐。在送仇鳌上车时，他又回头叮嘱刘斐说：

“为章，有什么困难你要向群众请教呀！”

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将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新任驻华大使鲁登科递交国书。

按周恩来的安排，被选拔和培训出来的十几个驻外大使提前来到勤政殿，准备躲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面，利用屏风的缝隙，偷偷观看递交国书的仪式。

毛泽东在接受递交国书仪式之前，要先见见这些预备大使们。他来到勤政殿，和众人一一握手，坐定之后，对周恩来说：

“这些同志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

几位预备大使说：

“我们连外国话都不会说，怎么搞外交？”

毛泽东说：

“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文么，出使西域一样不辱使命。你们不会外交，但是，还是要你们去干外交，因为首先你们跑不了！你们出使，可以学学沈括的办法，他每到一地，都把那里的大山河流、险要关口画成地图，还把当地的风俗人情也调查得清清楚楚，并叫随员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和辽国谈判，他对答如流，有凭有据，辽国没有空子好钻哪！现在你们去的都是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不要担心。”

有人问：

“是不是可以像改造旧工商业主一样，改造利用旧外交人员，让他们出使？”

毛泽东坚决地挥挥手，说：

“新中国外交官将不利用国民党的旧外交官，完全靠我们自己，靠你们去培养新一代外交干部，这也叫另起炉灶。”

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问道：

“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

黄镇答道：

“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

毛泽东说：

“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

他大手一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朗诵起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两句：

“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

吟诵毕，他又接着说：

“派你出去，一定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

有人提出对实际的外交活动不熟悉，周恩来说：

“让你们来，不就是要你们观看一个外事接见活动的嘛。”

递交国书仪式就要开始了，十几位预备大使匿身在屏风后，只见毛泽东大步走到地毯的一端，鲁登科大使手持国书庄重地走上前来致词。5分钟后，毛泽东接过国书，对大使致答词。最后，双方寒暄几句，握手告别。

毛泽东和外宾一走，预备大使们一个个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耿飚大发感慨：

“这滴哩咕噜一大堆，哪个记得住呀？”

黄镇说：

“反正是事先写好的，多花点时间背下来就是了。”

姬鹏飞出了一个主意，他说：

“我看关键是要翻译同志练得熟，我们到时候照那意思随便说几句就成了，反正人家也听不懂。”

袁仲贤是个急性子，他说：

“干脆咱们就在这儿趁热打铁演习一番，如何？”

大家听他如此一说，无不抚掌称好。袁仲贤自告奋勇演印度人，王幼平演驻罗马尼亚大使。大家各就各位，认真演练了一番。

后来，袁仲贤果然去了印度，耿飚去了瑞典，姬鹏飞驻民主德国，王幼平驻罗马尼亚，韩念龙驻巴基斯坦，黄镇则去了匈牙利。

3月11日，毛泽东在给张治中的复电中，对张治中为和平解放台湾所做的工作，寄予很大期望。他在电文中写道：

张副主席文白先生：

寅微电敬悉，极感盛意。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对台统战工作——笔者注）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

毛泽东 寅真

3月11日晚，有关部门为毛泽东设宴洗尘，祝贺他访苏成功。胡耀邦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问他：

“来团中央多久了？”

胡耀邦答道：

“半年了。”

毛泽东说：

“小伙子上台威信不高哇！半年不行嘛，要两年才解决问题，不要怕嘛，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原来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提名胡耀邦到北京工作，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有些人不服气，毛泽东有所耳闻，他这个话就是讲给在场的老资格的人听的，目的是支持胡耀邦的工作。

梁漱溟也应邀出席了这次宴会，毛泽东特意来到他的座位前打招呼。他见梁漱溟吃素餐，又不饮酒，便笑道：

“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一定长寿。”

他还邀请梁漱溟次日晚到颐年堂作客。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关于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致电邓子恢等，他写道：

邓子恢同志并告林彪、饶漱石、叶剑英、彭德怀、邓小平同志：

一、子恢寅真电悉，同意你不随林来北京开会而派李雪峰来。

二、请就你们现正召开的各省负责同志会议中征询关于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电告我们，即是说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11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3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有关土改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因此，不但请中南局，而且请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同志们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并请将此电转发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是为至要。

毛泽东

3月12日下午5时许，毛泽东派车接梁漱溟到中南海颐年堂，林伯渠在座相陪。一番寒暄过后，毛泽东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高见？梁漱溟直言相告，他说：

“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是不容易呵！”

毛泽东摆摆手，笑道：

“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

梁漱溟的回答，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他说：

“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

毛泽东对梁漱溟怀疑新政权的稳固性拒绝参加政府工作，感到不悦。但他很快便转换了话题，又东南西北、古今中外地扯了起来。该吃晚饭了，梁漱溟说：

“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行了，但你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

毛泽东笑着大声说道：

“我们也通通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

服务员端上饭菜，江青也来到了餐厅，与梁漱溟、林伯渠打过招呼，坐在毛泽东身边陪同客人一同进餐。毛泽东向梁漱溟建议说：

“你不是在山东、河南农村搞过乡村建设吗？你现在可以看看解放后有何变化，然后再去东北的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具体行程我让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你的。”

梁漱溟欣然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

3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禁演旧剧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他写道：

东北局并转宣传部：

东北戏曲改革工作，由于在编写修改剧本上采取了与旧艺人合作的群众路线，获得了成绩，这是好的。但你们提出号召，要在1951年底前在全东北肃清含有封建、迷信、淫荡等毒素的旧戏曲，则是一种急性病，机械执行起来将发生很不好的结果。不知实现这一号召的根据及执行计划如何？如果你们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则是错误的。近据东北来京艺人所谈及沈市报上消息，因你处禁演旧戏太多，能唱的戏太少，以致有些地方（如沈阳）的旧剧班无法维持下去，艺人生活很成问题，有些戏院，就“贴新戏，演旧戏”应付政府。如根据你们这一号召，并以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实行这个号召，今后将会禁演更多旧剧。戏曲新报载李纶的《应禁演的和可上演的旧剧剧目及说明》，其中“应禁演的旧剧”，到该报第7期止，已列有142出之多。该报第36期载锦州市文联从现在可演的225出中，除立即禁演一部分旧剧外，并计划在今年10月底以前分3期禁演92出，同时又规定各戏院、茶社上演新节目的比例，本年内要达到30%。这种限期消灭旧戏的办法是不妥当的。因为新旧戏的斗争，是属于群众思想的问题，同时也是关系旧艺人职业的社会问题。过多地禁演旧戏，一方面使旧艺人无戏可演，势必大批失业；另一方面又因新戏在数量与质量上都还不能满足市场需要，致使群众无戏可看，引起群众不满，同时新戏如不讲求改进，粗制滥造，亦将反而影响其在群众中的威信与推广的前途。

现在人民已经取得政权，旧艺人亦归向我们。对于一般旧戏，原则上不应采取禁的政策，而应采取与演这些戏的旧艺人共同商量修改的政策。对于演新戏，也不应用法令来强制执行，而应采取自愿和鼓励帮助的原则。只有这样做，才能既团结旧艺人，又改革了旧戏。

对于东北文艺工作者及政府文化机关工作人员中的某些“左”倾幼稚病的观点和作法，望东北局加以纠正。并将东北戏剧改革实际情况与经验告知。

中央

3月14日，毛泽东给湘潭县良湖乡广福村农民郭仕逵复了一封信。

本传前边说过，毛泽东早在1925年8月底在家乡韶山组织农民运动时，湖南军阀赵恒惕要捉拿他，湘潭县议员郭麓宾闻讯后，派侄子郭仕逵给毛泽东送信，帮他脱险。1949年10月5日，郭仕逵写信给毛泽东说，他的生活困难，希望在外省给他安排一份工作。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仕逵先生：

去年10月5日来信收到，迟复为歉。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不宜远出省外，徒劳往返。

顺问近安！

　　 毛泽东 1950年3月14日

3月14日，毛泽东复信给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刘揆一先生，他在信中写道：

霖生先生有道：

去年12月27日大示奉悉，极为欣慰，迟复为歉。征粮流弊，政府已发令纠正，不知近日有所缓和否？匪祸必剿，首恶必办，是为定则；惟剿办须有策略步骤，以期迅速解决，安定全境。湖南匪患闻已大体解决，是否如此，先生所知如何？尚祈便中见告。敬颂大安，不具！

毛泽东 1950年3月14日

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他写道：

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南分局，陈宋、贺李（指陈赓、宋任穷、贺龙、李井泉——笔者注），新疆分局，山东分局，并告华北局，东北局，内蒙分局，并转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

最近各新解放区的股匪有许多地区业已肃清，另有许多地区的股匪则正在清剿中。但在股匪业已肃清地区，又发生多次反革命的武装暴动，杀害我们干部多人，抢劫甚多公粮和物资，并在各地工厂、仓库、铁路和轮船上进行了多次的破坏。这证明在这些地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然是十分猖獗的；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亦给了反革命分子以造谣和鼓动群众的机会。对于这些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为此，中央特作如下各项指示：

一、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在捕获这些匪众后，必须严加追问，以便捕获其首要和组织者处以极刑。如果我们部队来不及镇压，匪众早已星散者，亦须派部队和得力干部前去出事地区严加清查，力求清出匪首和组织者，加以处罚，不得敷衍了事。

二、在我们统治地区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和组织，有确实证据者，须处以极刑或长期徒刑。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杀害我们干部，破坏工厂、仓库、铁路、轮船及其他公共财产者，一般应处以死刑。不是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是为了其他目的，例如私人仇杀及偷窃公共物资等，亦须处刑，但应与反革命行为加以区别。

三、在剿匪地区，对于土匪过去的犯罪行为，只要他们投降，改邪归正，一般是可以既往不咎的。但对于继续抵抗我军的土匪首领，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分子，窝藏与勾结土匪的豪绅地主，继续抵抗、不愿改邪归正的惯匪，应加以严厉处罚，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对于参加土匪部队的一般群众，则令其改过生产。

四、在实行上述各项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土匪的行动中，决不应发生乱打乱杀、错打错杀的现象。此事应由各省委、省政府的负责同志亲自掌握。死刑及长期徒刑应经法院审讯和判决，在判决后，应经省政府主席或省政府委托之专员或其他负责人批准后，方得执行。但这种审判和批准的手续应该简便迅速，以便在情况紧急时能及时地加以镇压。如果在某地发生乱打乱杀、错打错杀现象，则必须立即坚决地令其停止，然后加以审查。

五、为了有效地镇压反革命活动，在我们工作有缺点的地方，必须迅速认真地纠正缺点，以便安定民心，孤立反革命分子。某些地方有灾荒或有一部分贫苦人民缺乏食粮的现象，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生产救灾，并以一部分公粮出卖，到实在困难的时候，对实在无法渡过灾荒的某一部分人，还须给以救济，或借给一部分粮食，在收获后归还。只有一方面认真地安抚人民，纠正自己在工作中及作风上的缺点；另一方面，给反革命分子的暴动捣乱破坏行为以严厉的镇压，又对其胁从分子、罪恶不大的分子给以宽大处理，令其改过自新，才能巩固地建立人民的革命秩序。

　中共中央

3月20日，毛泽东复电张治中说：

“寅佳电悉。1、同意先生来京面叙，何日启程盼告。2、沿途护卫请剑英布置。”

3月间的一天下午，陶峙岳赴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陶峙岳感到兴奋和荣幸。

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陶峙岳，因为陶峙岳是湖南宁乡人，毛泽东满面春风地握着陶峙岳的手，说道：

“陶将军，我们还是湖南老乡哩。”

毛泽东态度诚恳，平易近人，使陶峙岳想起了1930年蒋介石在蚌埠火车上接见他的情景：蒋介石只是略一点头，鼻子里哼哼几下，那不可一世的态度，与毛泽东形成鲜明的对照。

陶峙岳向毛泽东汇报了新疆的工作，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着，频频点头。毛泽东插话时，对陶峙岳提出了3点要求：

1、改造起义部队，使他们真正成为人民的军队。2、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必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以加强民族团结。3、积极建设祖国边疆和保卫边疆。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与陶峙岳共进晚餐，席间虽无山珍海味，但那几色湖南家乡风味菜肴，使陶峙岳倍感亲切。毛泽东像对待老朋友一样，边吃边谈，垂询备至。毛泽东和陶峙岳一直谈到深夜，毫无倦态之容。他们谈话的内容涉猎甚广，不仅谈国家大事，也谈到陶峙岳的家庭情况。毛泽东还诚恳地对陶峙岳说：

“要好好学习，不断进步，过好三关。第一关是解放战争关，现已过去，过得很好。第二是土地改革关，不久就要过去。第三是社会主义关，现在还没有开始，要有思想准备。”

3月间，香港拍摄的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风风火火地上映。身为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江青看过影片之后，认为这部影片“内容反动”，宣扬“卖国主义”。她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还说：

“拍摄放映这样的电影，应该向中央请示。”

“请示谁？”中宣部长陆定一不客气地说：“他们拍片子，肯定是请示了有关领导。你说影片不好，还有说好的呢，我们该听谁的？总不能拍一部片子到处去请示中央领导吧。”

胡乔木也慢条斯理地插话说：

“这部影片我们请示过少奇同志，他说：‘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拍得不错’。”

江青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电影《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江青将毛泽东的话转告给陆定一，陆定一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说：

“这是主席听了他老婆的话，无事生非。江青在30年代和文化界的一些领导同志关系搞得不好，总想找他们的一些把柄。此事宜大事化小，千万不要让江青小题大做，乱了我们的工作。”

3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

“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

“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

3月30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极其特殊的《中央为公布新的土地法征求各地对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电报，全文如下：

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华南分局，西北局，陈、宋（指陈赓、宋任穷——笔者注）并转各省委，并告东北局，华北局：

为准备秋收后在一些省区实行土地改革，拟以中央人民政府名义公布新的土地法及划分阶级的决定。在新的情况下，过去公布之土地法大纲及1933年文件，经我们研究后，有些地方已可做肯定的修改，有些问题则仍须征求各地意见。兹将拟征求各地意见的诸问题开列于后，望于研究后在20天内答复。

一、土地改革可否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间隔不是几个月，而许是几年。在第一阶段内，采取中立富农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即是说只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牲畜、农具、粮食、房屋，而对富农的土地财产一律不动。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二、对富农的政策，如只没收分配其出租的土地，其余的土地财产一概不动，这是否仍能达到中立富农之目的？照此办法，连同没收地主之土地，加以分配后，无地少地的农民又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三、在这种“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规定：1、对向来不依靠农业为生的人，原则上一律不分给土地。2、不动富农时，雇工可否不分地，而只适当地改善其工资待遇？

四、假如富农的财产全部不动，而地主一般又没有多少耕畜、农具和存粮，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资金的困难有无办法解决，又如何解决？

五、高利贷问题究应如何处理？能否规定出一个一般性的标准作为高利和普通利息之间的界限，并规定出适当的处理办法，以便使农民既能免除过去高利贷的盘剥，而今后农村借贷关系又不致搞死；还是在新的土地法中不提高利贷问题，还是只废除地主的债权，而其他一律不废？

六、对南方的鱼塘、桑田、竹园、茶山等特殊土地应注意哪些具体问题，你们的处理意见如何？此外，还有哪些特殊土地问题应该在新的土地法中加以规定？

七、江浙部分地区有所谓田底权与田面权（即永久使用权，但与永佃权又有不同，因为田面权还可出租和买卖）问题，在分配土地时，对田面权特别是中贫农的田面权应如何处理？其他地方是否也有此问题？

八、在分配土地时对典当地应如何处理？

九、分配土地的方法应如何规定？以乡（行政村）为单位分配土地有无困难，分配土地的单位以如何规定为宜？

十、县政府内可否成立吸收开明绅士参加的土地委员会负责处理土地改革事宜，还是即由农协办理？

十一、南方富农的收入与剥削的情况比北方均较为复杂，在划分阶级计算总收入与剥削收入时，是只按其在农业上的总收入与剥削收入计算为好，还是连同其在副业及其他方面的收入与剥削收入一起计算为好？这两种不同计算方法在实际上会产生何种不同的结果？

十二、佃富农是否可以参加农会？

十三、在分配土地时，有无留出一部“公共事业田”之必要？

十四、东北华北虽已完全实行或大部实行了分配土地，但对以上各项问题，仍望就你们的经验及所见电告。

中央 1950年3月30日

1950年4月2日，毛泽东应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的请求，为《人民教育》杂志创刊号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

他在给马叙伦的复信中写道：

夷初先生：

示悉。遵嘱写了几个字，是否可用请酌。

此颂日安！

毛泽东 4月2日

4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民族杂居地区成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指示》，他写道：

西南局并西北局、中南局、华南分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华北局、东北局：

3月27日电悉。西南汉族与藏、苗、彝等族杂居的专区和县的各级政府，若当地少数民族占多数时，原则上应按各民族人口比例，分配当地政府委员会及人民代表会议的名额，大量吸收少数民族中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若当地少数民族占少数时，各少数民族在当地政府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这样组成民族民主联合的政府，在取得少数民族信任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方面，作用很大，应该特别注意。这样的各级联合政府中，少数民族的委员就可以反映他们民族的要求和意见。政府凡在处理关涉到少数民族的工作问题时，必须和少数民族的委员充分协商，力求取得他们的同意，然后做出决定。在初解放的地区一时不可能依上项原则组成政府委员会，则可先成立民族协商委员会，遇有关系民族的重要问题，先经协商委员会协商，取得大多数同意，然后提交政府决定执行。但此系过渡方式，必须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早日成立依据上项原则组成的政府委员会。同时民族杂居地区政府的各种工作，无不与当地各个民族相关联，因此当地的整个政府都要作少数民族的工作，即不需要再设立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免减轻政府委员会及所属各部门对少数民族工作的责任，以致有关少数民族的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省级政府如贵州、云南，需要设立民族事务委员会，如青海、新疆，即是包括两个以上具有相当数量人口的多民族省份，其政府组织也应依据上述民族杂居的专县政府组织原则，不必另设民族事务委员会。已设立者可使之成为研究和联络性质的机构。你们如有不同意见或其他意见，望告。

中央 1950年4月3日

1950年春的一天，杨开慧的叔叔杨昌恺之女、烈士杨开明的胞妹杨开英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一见面就握着她的手，亲切地说：

“你就是友妹啊！”

杨开英乳名友妹，比杨开慧小14岁。杨开慧牺牲后，杨开英常常看望向振熙，在伯母跟前尽一份孝心。她与杨开智也情同手足。1949年冬，杨开英在湖南大学毕业后去大连参加工作，任教于大连工学院。杨开英从小患有肺病，家里无钱医治，参加教育工作后，常年劳累，病情日益加重。她这次来北京治病，顺便看望毛泽东。

这是毛泽东多年来第一次见到杨家人，显得格外兴奋，详细询问了杨开英的近况、杨老太太向振熙和杨家亲戚在解放前的经历及目前的生活状况。在谈到杨开慧时，毛泽东的眼眶湿润了，他动情地说：

“友妹，你霞姐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你霞姐是有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啊！”

杨开英听了，不断发出感叹，喃喃地说：

“是啊，霞姐是很坚强的。她为革命而牺牲，死得其所！”

毛泽东看着身体虚弱的杨开英，怕她沉浸在哀伤中，就转换了话题，说道：

“友妹，你的病怎样啊？是不是好些了？”

杨开英说：

“正在治疗，打针吃药，病已经好多了。”

“有病就治，该休息就休息，该住院就住院。大连不方便，你就来北京治疗吧。”

毛泽东看到杨开英病得不轻，就想叫她留在北京治疗，并嘱咐她说：

“友妹，你要多保重身体呀！”

杨开英自觉不便在中南海久留，她感激地点点头，也说道：

“主席，您也要保重啊！”

杨开英返回大连后，调任大连育英中学教务处副主任。

4月10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讲到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说：

“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不然人家整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4月12日，周恩来将第1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工商组讨论的发言记录稿分送给毛泽东和刘少奇。他还嘱咐叶子龙立即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对这份发言记录稿读得非常仔细，在那些党内干部发言的重点部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还密密麻麻地写下了大段的批语：

一、在发言记录稿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处，毛泽东批道：“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二、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处，毛泽东批道：“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三、在发言记录稿谈到私营工商业“要求划分阵地，要河水不犯井水，我们不允许”处，毛泽东批道：“应当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讲得很幼稚。”

四、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处，毛泽东批道：“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

五、在发言记录稿谈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但他们所谓的‘民’，是资产阶级。我们则要争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说，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老百姓点灯’。但这里的‘州官’是人民，我们放火可以，你们点灯就违反群众利益”处，毛泽东在旁边重重地画了一道杠，批道：“完全错误的说法。”

六、在发言记录稿谈到“‘与民争利’，表现在粮食、花纱布、火柴、百货、盐的控制”处，毛泽东批道：“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七、在发言记录稿谈到“百货公司必须建立，不然即不能稳定物价”处，毛泽东批道：“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业。”

八、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处，毛泽东批道：“这是不对的。”

批完以后，他让工作人员将这份材料先后送给彭德怀、林彪、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彭真、胡乔木以及发言者本人传阅。

接着，毛泽东在第4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关于中南部队复员问题给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和陶铸的电报上加写了一段话：

“应积极地提出复员是为了返回家乡发展生产和建设民兵，回乡后应服从区乡政府领导，在人民中起模范作用，而不可乱来。”

4月13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此后，印度尼西亚第一任驻华大使莫诺努图拜访毛泽东，并向毛泽东递交国书。这天上午10时，莫诺努图在紫禁城的朱红大门前，受到中国礼宾司司长的欢迎，乐队奏起中国和印尼国歌。莫诺努图的6名随从留了下来，被领进另一个房间，去喝香槟，吃中国甜点心。莫诺努图被领进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厅。大厅两旁摆着明代瓷花瓶，一条巨大的红色地毯铺在中间。莫诺努图穿过大厅，一扇门轻轻打开，他走进装饰相同的第2个大厅。这时，又一扇门打开了，毛泽东就站在那里，他高大、沉着、慈祥。

在接见外国大使前，罗瑞卿见毛泽东穿着浅色衣服和一双棕色皮鞋，就说：

“主席，你还是换上深色衣服和黑皮鞋吧。”

毛泽东问：

“为什么？”

罗瑞卿说：

“按照国外惯例……”

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不屑地说：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按国外惯例呢！”

毛泽东宁可不经意地穿着旧衬衫、旧裤子。最后，他还是接受了一种折中方案：穿中山装和棕色皮鞋。

毛泽东接受了大使递交的国书。一直陪同在旁的周恩来，把大使领进隔壁的房间。在房间里，毛泽东和莫诺努图就爱国主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例行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起身离去。莫诺努图随着周恩来从另一个门走了出去。

4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7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3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

“《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

4月13日晚，毛泽东为祝贺向振熙80寿辰，准备让长子毛岸英回湖南省亲。他神情沉重地对毛岸英说：

“你现在可以回家一趟了，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上寿。再到湘潭老家看看，向乡亲们问好。”

毛泽东又说：

“你妈妈是个很贤惠的人，又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她的父亲杨昌济老人是个进步人士，对我资助不少。你外婆也是一个贤德高尚的人，她全力支持我和你妈妈的事业，我很怀念……”

他的眼睛湿润了，声音有些哽咽。

接着，毛泽东以他和江青的名义分别给杨老太太向振熙和杨开智夫妇写了信。在给杨老太太的亲笔信中，他写道：

向老太太尊鉴：

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

敬颂康吉！

毛泽东 江青 1950年4月13日

杨开智，字子珍。毛泽东在给他们夫妇的信中，这样称呼：

子珍、崇德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在省府工作，甚好，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同时看望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荷。

此问近佳！

毛泽东 1950年4月13日

4月15日，毛泽东给《人民空军》杂志题词：

“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

4月16日晚，毛泽东给陈毅发去了一封复电。

陈毅是在4月15日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之际，致电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上海的“四月危机”及他们的工作。他还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比较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陈毅同志：

删午电悉。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会议情形，望随时电告。

毛泽东 4月16日22时

4月18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招待晋京汇报工作的董其武。作陪的有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林伯渠、聂荣臻、薄一波、傅作义、郭沫若。

下午6点钟，毛泽东来了，他笑容满面地握着董其武的手说：

“董其武将军好吗？”

董其武答道：

“好！是毛主席挽救了我。”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到怀仁堂，观看了文艺演出。

是日晚，毛泽东给早年东山高等小学堂的旧交毛森品写了一封信。

毛森品是毛泽东在湘乡县东山学校读书的同学，后来，又一同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学习，两人关系很好。解放后，毛森品几次致信给毛泽东，提出请毛泽东推荐工作，毛泽东很委婉地加以拒绝，他在复信中写道：

“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后来，毛泽东又两次给毛森品写信，曾前后3次赠款给毛森品，前两次各寄200元；第3次托同是同学的萧三带去现金150元。同时表达了对另一位旧交毛钦明烈士、即毛森品的哥哥的怀念之情。

18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又给在长沙第10中学任教的李淑一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李淑一在1月1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祝贺他领导中国人民扭转乾坤的胜利，并把杨开慧牺牲的情形及自己在白区20多年的痛苦生活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淑一同志：

来信收到。直荀牺牲，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学习马列主义，可于工作之暇为之，不必远道来京，即可达到目的。肖聃、午亭两位老先生前乞为致候。顺颂

健康！

毛泽东

信中提到的直荀就是柳直荀；肖聃即李淑一的父亲；午亭即柳直荀的父亲。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柳直荀是湖南长沙人，是毛泽东早年的战友，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同学，在长沙私立福湘女子中学时两人住在一个寝室里，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李淑一与柳直荀二人就是经杨开慧介绍认识的。柳直荀参加过南昌起义，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政治部主任、第3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32年5月，在洪湖地区被王明“左”倾路线忠实执行者夏曦主持的“肃反”运动杀害。

4月1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

一、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因为今天大陆上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由于这些新的情况的产生，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二、为了公开地并且在报纸刊物上正确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应当在党内和人民中进行两方面的教育。第一，要教育党员特别是干部认识：在报纸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使得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和建议，纵然这些批评和建议并非完全成熟与完全正确，而他们也不会因此受到打击与嘲笑，乃是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吸引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严重步骤。因此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对于反映群众意见的批评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而反对对群众批评置之不理、限制发表和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与嘲笑的官僚主义态度。这在今天是主要的方面。第二，要同时教育报纸刊物的编辑人员、记者、通讯员和人民群众去区别正确的批评和破坏性的批评。我们所提倡的批评，乃是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农民）以促进和巩固国家建设事业为目的的、有原则性有建设性的、与人为善的批评，而不是为着反对人民民主制度和共同纲领、为着破坏纪律和领导、为着打击人民群众前进的信心和热情，造成悲观失望情绪和散漫分裂状态的那种破坏性的批评。报纸刊物的编辑人员、记者、通讯员和试报组，应当欢迎和领导正确的批评而反对破坏性的批评。对于这种破坏性的批评，特别是反革命分子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的言论，则是应该而且必须加以拒绝的。

三、为了保障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得以顺利而有效的进行，中共中央特规定下列各项办法，望各级党委与党报工作者切实地加以执行：

（甲）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过去在许多地方曾经实行一种办法，就是把批评党和政府的组织与人员的稿件送给被批评的组织和人员阅看，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才加以发表。这种办法，在战争期间调查不便的条件下，曾经避免了许多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和不周到的批评，但是在现时的条件下继续采取这种办法却是害多利少的，不对的。在今后，报纸刊物的人员对于自己不能决定真伪的批评仍然可以而且应当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但是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

（乙）对于工农通讯员的稿件，同样适用上述办法。工农通讯员的工作，除由报纸领导外，并应由所属生产单位的党的组织加以协助。工农通讯员的活动状况，应列为检查报纸工作和各生产单位党的工作的项目之一。任何人不得滥用权力压制工农通讯员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或加以报复。

（丙）读者来信中的有益的批评，凡报纸刊物能判断其为真实者，应当加以发表。投书者应将真实姓名住址告知报社，但报社得依投书者的要求代守秘密。

（丁）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的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

四、规定列宁《论我们报纸底性质》，斯大林《论自我批评》、《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毛泽东同志《论自我批评》，和《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和苏维埃的报刊的决议》作为各级党委和党报党刊在讨论和执行本决定时的学习资料。

五、本决定适用于党所领导的报纸和刊物，但党外报纸和刊物在同样精神上采取同样正确的态度批评党的组织和人员时，党也应当按照同样的办法给予应有的合作和支持。

欲知毛泽东以后如何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于重大问题总是认真调查研究、反复讨论斟酌而后作出决策。他在1950年3月3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为公布新的土地法征求各地对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拟出征求意见诸问题有13条之多，这种做法在中外历史上实属罕见，但在他个人则是一贯的作风。这一类史实本传多有记述，而上述这一篇尤具特色，故立此存照，昭示后人。

第12章 1950年4月—

“真正了不起的是人民，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历史靠人民来书写。人民要和平，和平就一定要实现，谁敢逆潮流而动，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话说1950年4月19日晚，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写了一封回信。

文运昌几次给久违22年的“润之老表主席”来信，以浓重的笔墨祝贺表弟的丰功伟绩和对表弟深深地思念，叙说了文家亲人几十年的痛苦遭遇；提出了他想到的治国之策。他在最后还写道：

“又：姑父姑母玉照，代为保管好。姑母像，挂在我的家中，每岁正月初八日，我内室杨氏虔诚祭拜。姑父像，在南松弟家。你老表像都在一起，容貌威严，少时可畏。异日，我五弟兄专为送上北京，作人生难得有之亲爱，亦作世间难得有之亲爱，定当大笑于云霄。”

文运昌又附上了他写给四表弟毛泽民的信。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运昌仁兄如晤：

接到你的许多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予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泽民、泽覃均已殉难，知注并闻。顺颂

安吉

毛泽东

毛泽东又复信给向明卿老先生，他写道：

明卿先生惠鉴：

去年10月12日来信早已收到，因事迟复为歉。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1927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能干的同志。1927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以上这些，先生可以报告湖南省委。唯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于体谅。此复，

敬颂大安！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给贺晓秋写了一封回信。

贺晓秋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说：乡下分了田，生活有了保障，农民大多可以凭本事自食其力。但有些工作还要完善，有些缺点要迅速改正，要顺理民意，体察民情，要给农民以看得见的权益。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晓秋贤弟如见：

去年12月22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接到晓明一信，我分不清谁是兄谁是弟，请你来信说明。

此问安好

毛泽东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晓明，与贺晓秋同是毛泽东二姑妈贺毛氏的儿子。

4月21日，毛泽东召见李维汉、徐冰谈统战工作，他说：

“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党派经费、民主人士旅费等。华南分局陪送张治中来北京的人，一下车就向张治中要求交路费。聘请到东北去工作的教员，发现是民主党派分子的，就不愿意要，让他们在东北周游一下又送回去，等等；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要求平等、博爱、自由，我们这样做就不是平等，不是博爱而是偏爱。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资产阶级、地主也要帮助他们解放，改造他们。这就是博爱。要实行民主。现在有人有好多气没有机会出，要让他们出，除了泄密的、破坏性的，都让人家说。所以，政治局最近通过了一个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出的气不外是两种，有理的，应当接受；无理的，给他说理。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不让讲话就会闹宗派主义，党内也一样。”

4月21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军队分批复员以减轻人民负担”问题给邓子恢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邓谭赵陶，陈饶粟，刘邓贺，彭习张：

一、4月12日林彪同志给邓谭赵陶关于中南区今年复员53万至60万人的电报谅已收到。我们希望这个复员工作能于5月至8月4个月内做到，以便节省出9月至12月共4个月的经费，减轻人民一部分粮税负担。请中南局专为此事开一次会议，详尽地讨论一下，并订出在4个月内分批复员而又不出乱子的具体计划和具体办法。此种计划和办法希望能在5月1日以前电告我们审阅，并请电告4个月内分批复员53万至60万人这项巨大工作有何困难，是否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请饶陈粟亦照上述意图做出华东区复员计划，亦于5月1日以前电告我们。华东区只留下军队及地方武装共100万人。

三、请刘邓贺考虑一下是否可以亦照上述意图办理复员工作，只留下军队及地方武装80万人而又不出乱子。

四、请彭习张考虑电告西北方面可以复员多少人，并是否可于4个月内办理完毕。

中央 4月21日

4月23日，毛泽东给陈毅复了一封电报。

陈毅在4月21日来电说，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4月13日的讲话精神，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和民主人士“表示欢迎，其悲观失望情绪可相对减少”。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

4月25日，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陈锡联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

4月27日下午，傅作义来到董其武的住处，一见董其武就笑着说：

“其武啊，你要受到明师真传了。”

董其武一听就猜到是毛泽东要召见他。果然不错，只见傅作义又说道：

“今晚，毛主席要召见你和高克林书记。”

董其武听他这么说，非常高兴地换上了一身新的灰士林平面布中山装，带上自来水笔，立即和傅作义一起去找高克林，乘车去中南海。

晚7时，傅作义、董其武、高克林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已经在此等候了。在场的还有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薄一波。董其武向毛泽东恭恭敬敬地行了礼，走上前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把董其武和高克林让到附近的座位上，询问了绥远的情况，对董其武称赞道：

“你的文章我看到了，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嘛！”

毛泽东所说的文章，是董其武4月14日在政务院28次会议上的工作汇报全文。4月17日，新华社将此文向全国各新闻单位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绥远日报》都在4月18日第一版上全文刊登。毛泽东接着说：

“起义是一件好事，给你的复电是我亲笔写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争进步嘛！蒋用钱用官来破坏你们，不得人心嘛！他们终于失败了。”

他指着傅作义对董其武说：

“他和我们打交道多了，你还没有和共产党共多少事。有人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人嘛，有什么可怕哩？不过是多一个党小组，这个党小组每周要过一个党日。党日是干什么的？党日是对共产党员工作有成绩要表扬、要巩固、要提高；对做错的事要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搞别人的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毛泽东问董其武：

“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

董其武答：

“不是。”

毛泽东说：

“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里也是什么，不和蒋介石一样。蒋介石和人共事是讲权术的，搞宗派的，搞码头的，他是私嘛。共产党没有私，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嘛。”

他问董其武：

“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董其武说：

“听懂了。”

他又强调说：

“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

顿了一下，毛泽东又说：

“咱们国家经过多年战乱，需要3年好好恢复生产。你回去争取把军队改造好，争取把地方各民族领袖团结好。香港有不少资本家想回来，我们欢迎他们回来。建国需要钱，为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奋斗。”

毛泽东谈古论今，滔滔不绝，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董其武听得几乎入了迷，也顾不上记笔记了。傅作义对毛泽东说：

“主席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请休息吧！以后和他们谈话的机会还多嘛！”

毛泽东站起来，风趣地说：

“看，傅先生给我下命令了。那就谈到这里吧！”

他最后叮嘱董其武说：

“你告诉起义人员，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是希望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去两种制度，有不少是反人民的事情，人民不追究过去了，只看将来。”

毛泽东和傅作义、董其武等人一一握手告别，直送到门口。董其武几次回头，望着还站在门口的毛泽东，心中充满了幸福的感觉。这一夜，他辗转反侧，几乎彻夜失眠，深感毛泽东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人物，真是太感动人了。

4月28日，毛泽东给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北京大学师生员工在4月20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们在信中写道：

毛主席：

我们学校为了纪念“五四”，预备盛大庆祝，并举行与“五四”运动有关的史料展览，想请您给我们一幅题字，以增加展览的价值。希望您答应我们的请求。因为还要匀出装裱的工夫，更希望早几天写给我们。谢谢您！

敬祝身体健康！

国立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谨启 4月20日

这一天，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也给毛泽东寄去一信，请他为学生会的刊物写点文章。

毛泽东收到这两封信后，在4月21日即为北大写了题词：“祝贺五四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4月28日，他又在给北大学生自治会的复信中写道：

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诸先生：

4月20日来信收到。叫我给你们的刊物写点文章，我是高兴的，可惜我近日颇忙，不能应命，请予原谅。敬祝

进步！

毛泽东

4月28日这一天，自4月16日发起的海南岛战役经过半月作战，人民解放军日夜兼程前进，进抵万宁、陵水、榆林、三亚、八所、北黎一线。捷报传到中南海，毛泽东欣然命笔，给胡乔木写了一个短笺，他写道：

乔木同志：

海南岛即将全部解放，请起草一个贺电，待榆林港解放时即发表。

毛泽东 1950年4月28日

4月（庚寅年农历三月中——笔者注）末的一天，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到城西跨车胡同看望齐白石老人。

第二天下午，天气晴朗，章士钊带着毛泽东的嘱托，邀请齐白石到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泽东相会。齐白石在看护夏文珠的陪同下，乘坐毛泽东派来的小汽车欣然前往，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向客人介绍了夫人江青，又介绍了两个女儿及其名字的由来，齐白石说：

“噢，怪不得主席的两位千金名李敏、李讷呀！”

毛泽东和齐白石一见如故，共同的乡音，缩短了彼此的距离，他们用地道的湘潭话谈天说地，论古道今，相见恨晚。毛泽东告诉齐白石，政务院将聘请他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丰泽园里两株海棠，有3丈多高，正值鲜花盛开之际，艳丽动人。毛泽东、齐白石、章士钊在江青引领下，兴高采烈地观赏了海棠。章士钊兴致所至，即兴吟出了5首七绝：

其一 赤制由来出素王，汉家图箓夙开张。微生也解当王色，粉粉朱朱壮海棠。

其二 棠梨本色自婀娜，海外移根作一家（时与毛夫人论海棠来源——诗人发表时自注）。莫怨东风多顾藉，却教异种出檐牙。

其三 故苑春深花满畦，重来亭馆已凄迷！残年不解胡旋舞，好下东郊入燕泥。

其四 七年曾住海棠溪，门外高花手自题。高意北来看未已，分甘原属旧棠梨。

其五 相望万里羽音沉，海曲羁人怨诽深，几度低回旧词句，海棠开后到如今。

毛泽东、齐白石闻之，齐声称道。齐白石又说：

“实现和平，只能寄厚望于中国共产党。现在，百年战乱结束了，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我多年的夙愿实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收拾破碎山河，共产党了不起，毛主席了不起。”

毛泽东说：

“真正了不起的是人民，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历史靠人民来书写。人民要和平，和平就一定要实现，谁敢逆潮流而动，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晚上，毛泽东、江青和齐白石、章士钊共进晚餐，特意准备了以豆豉为主料的几样湖南风味菜。齐白石细细品味，觉得十分可口，连连称好，说：

“好久没有吃过这样的家乡饭了，今天真是幸运。”

毛泽东亲自为齐白石夹菜敬酒，十分热情。他说：

“你原名纯芝，我原来叫咏芝，小名都为阿芝，你我可称得是同乡同名的兄弟。你年长，我该尊你声老哥哟！”

说得众人都哈哈笑了起来。

齐白石向毛泽东敬酒，称赞他是一位“有道仁君”，是个大能人。他为家乡出了这样一个大能人而自豪。毛泽东笑着说：

“咱们是各有长短。搞政治是我的专长，可我却没有画画的天赋，只能当个读者。你我都是用自己的知识专长为人民服务嘛。”

酒酣之间，齐白石说到自己艺术上的“衰年变法”，说是人贵有革新精神。毛泽东说：

“我也在变，从童年时代读四书五经，到后来搞了个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接着还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在变，世道也在变，宇宙万物都是在变的，革新与革命，在变革上同出一理。人生在世，就要不断接受新事物，吸收新东西，在新的时代为新的社会服务。”

这时，朱德也来相陪。齐白石说：

“我终于看到太平盛世了。使民善耕种，处世要和平，这是我一个木匠一个老农一个老百姓的愿望。”

毛泽东说：

“这也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愿望。”

齐白石说，祝毛泽东、朱德安康；毛泽东、朱德也祝齐白石长寿。齐白石说：

“在我的余年里，要为这个太平盛世多多出力，多画些美好的东西。”

毛泽东说：

“中国画艺术，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要好好挖掘整理，继承发展，传给子孙后代。我们共产党要比历代皇帝、比国民党更加重视中国画。听说国内外不少收藏家在收藏你的字画，我也是白石艺术的爱好者，是否也可以收藏你的作品呢？”

齐白石说：

“当然可以。知我者恩人也，恭敬不如从命。”

毛泽东说：

“看来，充当半个收藏家，我还是满可以的。”

说完，大家都笑了。

天色渐晚，齐白石、章士钊起身告辞。齐白石在夏女士的搀扶下，走出客厅。毛泽东、朱德一直送他们上了小汽车。

齐白石回到家里，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天真地把每个细节都告诉了家人，他说：

“因为都是湘潭人，口音一致，每句话都听得真真切切。”

他还说，毛泽东给他夹很烂的菜，敬他几杯葡萄酒。临别时，朱德总司令还特地亲自送他上车。后来，齐白石常对人说：

“我一辈子见到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并不在少，哪有像毛主席那样的诚挚待人，和蔼可亲，何况是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哩！”

后来，齐白石和毛泽东还有一次非常有趣的交往，这里不得不说一说。那也是毛泽东请齐白石到家中作客，由郭沫若作陪。毛泽东首先向齐白石敬酒，感谢他赠送印章和国画。齐白石闻之一怔，问道：

“我什么时候为主席作过画？”

毛泽东笑着对秘书说：

“把画拿来，请画家亲自鉴别鉴别。”

不多时，秘书拿来一轴画作。郭沫若接过，展开一看，见这幅画画的是一棵郁郁葱葱的李子树，树上落着一群毛绒绒的小鸟，树下伫立着一头憨厚的老牛，老牛正侧着脑袋望着小鸟出神。整幅画构图别致，独具意境。尤其是那头牛，从牛头到牛背至牛尾，只一笔勾出，其势其情，无定法，无定调，而自成格调，足见白石老人的功力过人。

这一幅画原是齐白石练笔时的弃墨。早在新中国建立前，齐白石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敬和爱戴，挑选出名贵的寿山石料，操起刻刀，精心镌刻了朱、白两方“毛泽东”印章，用这幅丢弃的画作包裹好，赶在开国大典前夕，托诗人艾青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见到这幅画，非常珍惜，便让人用全绫装裱好收藏起来。

齐白石闻知事情原委，不好意思地说：

“主席，都怪我疏忽大意，这废作说什么也不能给您，您若喜欢这种笔墨，我回去马上再给您画一幅。”

毛泽东微笑着说：

“我喜欢的就是这一幅嘛。”

郭沫若趁机凑热闹，忙插话说：

“白老这件墨宝是送给郭沫若的。”

“送给你的？”

齐白石诧异地问。郭沫若指着画说：

“这不，画上标着我的名字嘛！”

齐白石再看看画，上面没有一个字。他看着郭沫若，摇摇头。郭沫若见齐白石认真的样子，不由得笑了起来，指着画问道：

“这树上画了几只鸟？”

“5只。”

“树上5只鸟，这不是我的名字吗？”

郭沫若故意把“上5”两个字紧紧连起来，而且语气很重。齐白石手捋长髯大笑起来，说道：

“好！郭老的大号正是‘尚武’，您真是诗人的头脑哇！”

毛泽东却说：

“不然！你二位没看见画上标有本人的名字吗？”

“您的名字？”

郭沫若、齐白石闻言一愣。毛泽东哈哈大笑，怡然自得地说：

“请问，白老画的是什么树？”

“李子树。”

“画得茂盛吗？”

“茂盛。”

“李子树画得茂盛——李德胜——这不是敝人之名讳吗？”

齐白石一听更乐了，他说：

“如此看来，拙画还有点意思。那么，劳驾二位在卷首赏赐几个字，如何？”

郭沫若说：

“我听主席的。”

毛泽东说：

“我听画家的。”

齐白石一抱双拳，说：

“多谢，多谢。”

他将画平铺到旁边桌子上，郭沫若将毛笔递给毛泽东，说：

“请主席先写。”

毛泽东接过笔，略一思索，写道：

“丹青意造本无法；”

郭沫若一看，毛泽东是借用了苏东坡的句子，只是把“我书”换成了“丹青”，巧妙地把苏东坡对自己书法的自谦，变成了对白石老人的赞赏，的确出手不凡，而且是如此的精当。他想起了陆游的一句诗：“此老胸中常有诗”。于是，他接过笔写道：

“画圣胸中常有诗。”

这样，下句与上句就配成了一联，而且对仗工整，一丝不苟！齐白石喜出望外，他说：

“二位大家如此夸奖白石，我可要把它带走啦！”

毛泽东看看郭沫若，说：

“两位政治家斗不过一个艺术家呀！”

一句话说得3人都笑了。

1950年5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所属各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地委同志们；各军区党委，并转所属各兵团军师党委同志们：

由于我党已取得全国胜利，由于两年多以来党的发展已增加了党员约200万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由于老党员老干部中亦有很多人骄傲自满，发展了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任意违反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采取蛮横态度去完成工作任务，破坏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引起人民不满，甚且有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这些情况，迫切地要求各中央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地委及各大军区党委，在中央的总领导下，领导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此项整风运动的主要方式，是阅读某些指定的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此项全党整风任务，要求在今年夏秋冬3季内完成。而在各个现正准备进行土改的新区，则要求在今年复秋两季首先完成整干任务，以便秋后开始的土改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避免发生严重错误。为了有领导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整党整干工作，并避免过去整党时所犯的错误起见，中央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及所属各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各大军区党委，根据自己具体情况，做出整党整干计划，电告中央审查批准，然后按此进行。此项计划，请于最短期内电告为盼。

　中央

接着，毛泽东就《关于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地问题》致电邓子恢，他写道：

子恢同志并告漱石：

4月25日电悉。一、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较为适宜。二、但你们可根据你们自己的各项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案，由子恢同志于5月15日以后中央开会时带来（子恢同志动身日期另外通知），在中央会议上作最后的讨论和决定。三、如华东局是赞成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则请华东局起草一个和华中不相同的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

毛泽东 5月1日

5月1日这一天，人民解放军占领海南岛全境，共歼灭国民党军33000人。

随后，人民解放军又相继攻占广东沿海的担杆岛、万山群岛、南澳岛、南澎岛等岛屿。至此，人民解放军在中南战场上先后歼灭了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部等共43万人，占领了除西沙、中沙、南沙诸岛外的中南全境。

5月5日，由胡乔木起草、毛泽东审批的中央军委的贺电，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布：

【新华社5日电讯】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本日电贺海南岛解放。电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及广东前线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谭政、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冯白驹同志，和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全体军民同志们：

我广东前线人民解放军克服敌人陆海空军的抵抗，在琼崖纵队和海南岛人民的协助下，英勇登陆海南岛，并迅速扫荡残敌，完成全岛的解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支援这一战役的广东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向长期奋斗的琼崖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当利用海南岛战役的经验，积极准备，为解放台湾、西藏，彻底消灭全部残匪而奋斗。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5月7日，毛泽东就文涧泉表兄代表唐家圫亲友们在1月向他祝贺当上国家主席，并请求为他的本家好友文凯安排工作的来信，复了一信，他写道：

涧泉表兄大鉴：

1月16日来信收到，甚以为慰。唐家圫现在尚有多少人？有饭吃否？十哥、十七哥还健在否？便时请你告我。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运昌兄连来数信，已复一信寄白蚌口，不知他收到否？南松兄第2次来信已收到，感谢他的好意。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接着，他又给赵浦珠写了一封回信。

赵浦珠生于1886年，是毛泽东七舅母文赵氏的侄儿，他的堂妹赵先桂就是毛泽覃指腹为婚的第一个妻子。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与赵浦珠在长沙一同投入湖南新军辎重营当兵，交往益深。后来，他曾在多个中学、农业学校、女子职业及师范学校任文史教员和校长。新中国建立后，赵浦珠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他写了《感时》诗8首，歌颂毛泽东；又写了一封信，请求毛泽东帮助他；连同诗一起寄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这封回信中写道：

浦珠先生姻兄左右：

惠书及大作收到敬悉，甚为感谢。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预，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有便尚祈时示周行。唐家圫诸亲友并致问候之意。此复。顺颂

健吉

毛泽东

5月8日，毛泽东给毛泽庆的妻子宋氏写了一封回信。

毛泽庆是与毛泽东同一祠堂的远房兄弟，字有升，1910年9月出生于湘潭县姜舍镇泉映村颜家湾。他读完私塾后在家务农，大革命时期创办学校，以教书为生；1938年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延安期间，曾多次见到毛泽东，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教诲，很快成为一名八路军的优秀干部，1945年奉命随部队开赴东北，担任过合江省北满军区参谋长，不幸于1947年在合江病故，终年37岁。新中国建立后，毛泽庆的妻子宋氏写信给毛泽东，询问毛泽庆的情况。毛泽东接信后，对毛泽庆的下落也非常系念，向毛远耀、胡觉民等人逐一询问毛泽庆的情况，这才知道毛泽庆已经病故了。

毛泽东在给宋氏的复信中写道：

宋女士：

去年12月来信收到。毛泽庆同志情形不甚清楚，只知其在东北工作，听人说他已病故。他是一个努力工作的同志，极为可惜。此复。顺祝

安吉

毛泽东 1950年5月8日

接着，毛泽东给湘潭县第三区区委宣传委员毛逸民写了一封回信。

毛逸民在1950年1月3日以家乡基层干部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韶山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当地社会状况，请求政府对韶山的烈士家属给予特殊照顾。毛泽东接到信后，没有轻易答复。他考虑再三，才写了这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逸民同志：

1月3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感谢你详细地将乡里情形告诉我。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以一些帮助，例如贷款等。人民就可以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

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不能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

你在乡里做工作，很好，可以常常来信，告我以乡中情形。

请代我问候乡里的同志们，希望大家努力和进步。

毛泽东 1950年5月8日

毛泽东又给韶山杨林炉门前罗鹤楼的二女婿黄谱臣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谱臣兄：

1月24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兄在广西铁路方面工作，很好，希望你继续努力此项工作，不必往别处，也不必回乡。你的夫人是否仍是罗鹤楼先生的次女，如是，请替我向她致问候之意（黄谱臣的原配罗氏病逝于1921年11月——笔者注）。此复，

顺颂大安！

毛泽东 1950年5月8日

毛泽东还给革命烈士毛福轩的弟弟毛春轩写了一封回信。

1949年12月，毛春轩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介绍了家乡的情况，并提出希望毛泽东为他儿子毛浪秋、毛福轩的儿子毛迪秋介绍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春轩叔祖大鉴：

去年12月来信业已收到，甚为感谢。浪秋、迪秋诸位均宜在家工作，不要来北京，以免浪费时间。此复顺祝

春安

毛泽东 1950年5月8日

5月10日，毛泽东给族侄毛照秋写了一封信。

毛照秋的父亲毛旭梅，是毛新梅烈士的胞兄。1925年韶山第一个党支部建立后，毛照秋及父亲毛旭梅、叔父毛望梅、毛仙梅，均在毛新梅的影响下参加了农民运动。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照秋贤侄：

去年12月18日来信收到。家中困难，应在土地改革后在生产中去陆续解决。你父亲旭梅健在，甚慰。请你代我致问候之意。

祝你工作顺利！

毛泽东 1950年5月10日

5月12日，毛泽东给表兄文南松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文运昌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写信，随信开列了一个14人的名单，都是毛泽东外婆家的亲属，要求照顾安排工作或保送升学。文南松在正月的来信中，也请求毛泽东为其胞兄文运昌介绍工作。毛泽东在给文南松的复信中写道：

南松表兄：

正月来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运昌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十哥、十七哥还在否？十一哥健在甚慰，他有信来，我已回了一信，不知他收到否？你说乡里缺粮，政府不发，不知现在怎么样？还是缺粮吗？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想吗？来信时请详为告我。此复，即问

近安

毛泽东 1950年5月12日

5月12日，毛泽东又给在长沙工作的毛远悌写了一封回信。

毛远悌，是与毛泽东出了五服的堂弟毛泽癸的儿子，生于1924年，1946年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湖南省总工会印刷厂担任经理，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想到北京读书学习。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远悌贤侄：

再次来信收到了，很高兴。你做印厂工作很好，应将此项工作做好，不要来北京。学习事将来有机会再说。远翔是否尚在革大学习，有信请转交。远翔略历我忘记了，务请告我。

此祝进步！

毛泽东

接着，他写了一封由毛远悌转交给毛远翔的信，他写道：

远翔贤侄：

两次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应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这里人浮于事，不好安置。你的文字已通顺，用力学习，当会有更大进益。

此复，即问近佳

毛泽东

你父母相片收到，请你替我问候他们。

5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还给周文楠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泽东接到了周文楠来自沈阳的一封信，信中附有她母亲周陈轩给她的信。周陈轩在信中说：4野路过韶山时，许多人纷纷到毛泽东故居参观，她趁机打听外孙毛楚雄的下落，却没有一点消息。老人在信中还说，自己在韶山独自生活，无人照顾。周文楠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她想接母亲到东北一起生活，但从韶山到沈阳，千里迢迢，需要时间、经费，非常为难。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文楠同志：

来信收到，甚慰。接你母亲去东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认为是好的。我可以写信给湖南方面发给旅费，惟你母年高，一人在路上无人照顾是否安全，是否需要你自己去湖南接她同去东北方为妥当，请你考虑告我。如你自己去接，我给湖南的信即由你带去，附件还你。江青她们都好。祝你健康！

毛泽东

不久，周文楠携带毛泽东的亲笔信，由沈阳启程南下湖南，路过北京时，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询问了周外婆在韶山的生活情况。周文楠问毛泽东，毛楚雄牺牲的事，该如何讲给周外婆听，毛泽东说：

“你告诉周外婆，就说我说了，楚雄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是韶山人民的好儿子，送他到国外很远的地方学习了，也不能通信。免得老人家受刺激。时间长了，慢慢也就好了。楚雄年龄不大，为国捐躯，虽死犹荣。以后要好好照顾周外婆，经常安慰她老人家，让她安度晚年。”

后来，周文楠把母亲接到东北。1954年，周老太太被推选为哈尔滨政协委员。老人和女儿始终生活在一起，颐养天年。逝世后，她的骨灰被安葬在毛泽东故居对面的山坡上，与毛泽民的发妻王淑兰之墓紧邻。周文楠则在1992年9月5日病逝于哈尔滨。

再说5月13日，毛泽东在陈毅5月10日的报告上批示道：

子恢、剑英、小平、德怀、一波、高岗、彭真、黄敬各同志：

兹将陈毅同志5月10日来电转发给你们作参考。上海打退4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

毛泽东 5月13日

陈毅的报告是这样写的：“三四月份，上海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敌特活动表面化，税收公债政策受到攻击，劳资关系紧张，人心浮动。这些情况以4月上旬最紧张。上海市在解决上述问题稳定局势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经验和政策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税收问题在上海目前来说，暂时表现出政策与任务不协调的现象，3、4、5三个月的4千亿（每月）比较重了一些，必致走到超过实际利润去收税。”“如果6月份上海能从4千亿降为3千亿左右，在稳定情绪、减少商店关门即起大作用。不知对整个货币回笼作用有否影响？请陈云、薄一波考虑电示。”

5月14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复电中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漱石：

一、5月10日报告收到，甚好甚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

二、6月征税减少1千亿的问题，待研究后由陈云、薄一波答复你。

三、我们决定6月中旬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土改法令并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你不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但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请你于6月1日来中央一次，留两三天，即可回去。如果你觉得马上来为好，亦可以马上就来。如何？盼复。

毛泽东 5月14日

后来，经毛泽东批准，陈云、薄一波复电陈毅说：

“如果你认为上海6月份税收须从4千亿减为3千亿左右，我们同意。具体减多少，请与华财委商定。”

5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电召许光达从兰州回北京，委派他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

1个月后，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

5月15日，毛泽东给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宇居兄：

迭接数函，极为感谢。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邹普勋（享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另纸请交邹普勋为祷。

即颂健康

毛泽东 1950年5月15日

这一天，毛岸英带着父亲的叮嘱回湘省亲。他首先到长沙看望外婆，向外婆奉上了人参等礼物。毛岸英的到来，使杨老太太十分高兴，她指着人参说：

“这如何要得，你父亲的身体比我重要呀！”

毛岸英笑道：

“我父亲说，您比他更需要进补，吃了人参，愿您老活100岁。”

杨老太太见大外孙如此说，喜笑颜开，说：

“别看你爸爸是个大人物，他也有赤子之心。过去我常给他做些好吃的，现在不能给他做吃的了。”

之后，毛岸英由在湖南省交际处工作的毛远翔和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特夫陪同，回到板仓给母亲扫墓。在杨开慧墓前，毛岸英放声大哭。他告慰母亲说：

“妈妈！现在解放了。爸爸要我替他回来给您扫墓来啦！妈妈！儿子想念您，我们都想念您啊！”

毛岸英回到韶山后，看望了众乡亲。他本来还要遵照爸爸的嘱托，前去杨林炉门前看望罗鹤楼的侄儿罗石泉舅舅。没想到罗石泉得知毛岸英回到韶山冲的消息后，立即从杨林赶来韶山冲，同外甥毛旭一起到毛鉴公祠与毛岸英会面。毛岸英转达了父亲的问候，详细询问了罗家的情况。临别时，毛岸英送给罗石泉一盒茶叶，还有鹿茸和旧币20万元。

罗石泉在1940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赴延安参加革命。毛泽东回信要他留在当地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罗石泉在1940年11月遭到逮捕关押，直到1941年2月，才由邻里保释出来。

后来在5月21日，毛岸英依旧在毛远翔和毛特夫的陪同下，各骑一匹赤色的高头大马，从韶山冲出发，沿着父亲少年时常走的路线，由滴水洞抄小路来到唐家圫曾外祖父家，看望各位亲朋好友。这一来，可喜坏了众亲友，唐家圫老老少少40多口人，忙里忙外，像招待贵客一样招待这位毛泽东的后人。

毛岸英离开唐家圫后，又专程去杨林看望了堂叔毛泽峙和堂表叔李轲。

在这几天时间里，毛岸英还看望了保姆孙嫂陈玉英。他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心愿，依依不舍地回到了北京。

欲知毛岸英此后的情况如何，请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董其武说：“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里也是什么，不和蒋介石一样。蒋介石和人共事是讲权术的，搞宗派的，搞码头的，他是私嘛。共产党没有私，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嘛。”这掷地有声的肺腑之言，不仅教育了像董其武一样的有良知的人，同时也成为一面让蒋介石一类政治骗子心虚的照妖镜，使他们那个“谎话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的信条，成为一块遭人唾弃的遮羞布。老百姓为什么说人民不死，毛泽东永恒！请认真读一读这一段话，你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

第13章 1950年5月—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3个条件，即：1、土地改革的完成；2、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3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3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3个条件而努力奋斗。”

话说1950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名卫士抱着一些礼品和信件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把东西小心地放在桌子上，高兴地说：

“主席，你看这是什么？”

毛泽东打量着桌子上的礼品和信件，小声数着：

“两只火腿，两只板鸭，一大包海米……”

他严肃地交代说：

“信，我收下，这些礼品交给杨尚昆主任处理。”

卫士说：

“不行，这是杨主任交给我的任务……”

就在这时，另一个卫士也提了一个袋子走进来，说：

“主席，这是杨主任刚才要我转交给你的。”

毛泽东生气了，说道：

“今天，你们这个杨主任怎么啦？是不是有意让我违犯党的纪律啊！”

“杨主任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口袋非你处理不行，请你先看信，后做处理。”

“不看！一并退给杨主任。”

“主席，这封信你不能不看。”一脚踏进门来的杨尚昆说着走近毛泽东，又说：“否则，我们怎么向这位吃了一辈子苦的妇女交代啊！”

“怎么回事？”

毛泽东疑惑地问。杨尚昆从那个袋子里取出一条毛围巾，一双毛手套，还有一封信。他把信放在毛泽东面前，说：

“主席，你看了她写给你的信，就明白了。”

说罢，他转身出去了。毛泽东打开信，只见上面写着：

“我出身河北省蓟县一个贫农家庭，家中无地，租种地主的地，一年到头除去交租所剩无几。父亲得了肺病，还得下地，做小贩，不够吃，我每天都得去挖野菜，一过年节，父亲只有外出躲债。一家11口人，病死饥死了9口，只剩下我和母亲。以后，我娘儿俩来到北平，给人养兔子，纺线，过着受剥削的生活。日本鬼子的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米价一天3涨，生活没有保证，日子实在难熬啊！

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北京解放了。人民的领袖毛主席1949年春进了北京，10月1日在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的心里高兴极了，那一天我代表着街道居民参加了庆祝游行，幸福地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幸福得流下了眼泪。天气渐渐冷了，我想着毛主席冷，就动手剪下自己养的兔子毛和以前收着的一些纺成线，织成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要把这一自己的劳动成果作为礼物献给毛主席。”

毛泽东看罢署名为张秀清的来信，站了起来，捧起那条毛围巾和毛手套有些激动了，看着看着，两眼渐渐湿润了，感叹道：

“这是老百姓一针一线织成的啊，这是老百姓热爱共产党的一颗心啊！”

他稳定了一下情绪，指着先前那些火腿等礼品，问卫士：

“这包东西是谁转来的？”

卫士说：

“杨主任告诉我，这是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同志转来的。”

“信收下，围巾和手套也收下。”毛泽东用低沉的声音交代说：“请你把火腿、板鸭、海米交给杨主任，说这些东西作为礼品回赠给张秀清这位女工。由王冶秋或郑振铎去办这件事。”

卫士按照他的吩咐，包好东西，准备往外走。毛泽东叫住他，又说：

“不要走，我要给这位女工回封感谢信呀！”

他随手提起笔写道：

张秀清女士：

去年冬承惠珍品，极为感谢。兹有薄物数件奉上，尚祈哂纳为幸。

毛泽东

后来在5月21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在北海团城接见了张秀清，握着她的手说：

“你送给毛主席的礼物，毛主席收到了，主席很高兴，并让我问候你身体好！”

他又指着桌子上的东西说：

“这是毛主席送给你的，还有这封亲笔信。”

张秀清捧着信，看看桌子上放着的礼品，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她说：

“请您转达我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郑振铎说：

“主席的信让我们收藏吧！”

张秀清说：

“不给，我舍不得！你们分享毛主席送的东西吧。”

5月16日，毛泽东给周自娱的第3个儿子周起鹗回了一封信。

周起鹗，1907年出生于长沙，他在国民革命军第6军参加过北伐战争，蒋介石政变后解甲归田。湖南和平解放后，他进入西南军政大学学习，后来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农业厅工作。他在信中打听1940年从长沙去延安的姑母周文楠的下落，并要求调动自己的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起鹗先生：

去年10月来信收到，甚为感谢，菊年现名周文楠，在沈阳人民法院工作。先生仍以在现地工作为好，虽不过意，犹胜于失职者，尚以安心从事，然后徐图改进。

此复即祝康吉

毛泽东

5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海南岛及沿海诸岛占领后的处置方法”给广东军区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广东军区，15兵团，并告中南军区：

据粟裕同志5月16日致7兵团关于占领舟山群岛后的处置称：“所有各岛敌之机场、码头、仓库、军营及各种交通、各种建筑设备，应妥为全部看管。特别敌海岸前沿阵地工事，副防御设备，及纵深要点工事，应指派专门部队警备看管，不准破坏。发现群众乘隙拆毁破坏各种建筑设备，应予以防范制止，并动员说服服从我军各项规定。至匪军侵犯群众利益，搬用木料砖石，修筑工事等，亦需说服他们，暂时忍耐，待秩序恢复，经我军许可后，再作处理”等语，我们认为这一处置是正确的。海南岛、广东临海中的各岛及沿海岸线亦应照此处置。过去你们是如何处理的，望告。

军委 5月18日

5月19日，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由孙继先等指挥第7兵团解放了舟山群岛，歼敌1.2万人。

舟山群岛战役发起于1949年8月，人民解放军逐步攻占了渤海湾的长山列岛和闽南的东山岛，最后攻占了舟山群岛。至此，除台湾和澎湖、金门、马祖岛屿外，华东地区全部为人民解放军占领。尔后，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成立了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投入了3个兵团、12个军，共50万人的兵力，并一部分海军、空军，开始了渡海作战的全面准备工作，计划在1951年春夏之交实施渡海作战，解放台湾。

5月20日下午，田家英将一份公文放在毛泽东的写字台上，说是沈阳市政府报来的一份文件。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问道：

“沈阳市政府有什么大事啊，为什么一定要报给我呢？”

田家英说：

“是这样的，沈阳市5月11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市中心修建一座纪念塔。”

毛泽东说：

“像这样的事，他们自己就可决定嘛！大不了，再报给东北局书记高岗同志就解决了嘛。”

田家英说：

“主席，您还不知道，他们要在这座纪念塔上，铸上一座主席您的铜像。”

“什么？他们要在纪念塔上铸上我的铜像？”

“对！他们在报告上提出：请摄影家代摄主席的八寸站像四幅，寄给他们。”

毛泽东有些生气地说：

“一幅也不给！”

说着，他打开这份公文报告，一边看一边用毛笔批示，在“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道：“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像”旁批道：“只有讽刺意义”；在报告的上端大笔一挥，写下：“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毛泽东写罢，严肃地说道：

“原件退回！告诉有关部门，这是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今后，谁再做这类事情，要通报批评！”

5月20日晚，毛泽东致电饶漱石并告邓子恢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饶漱石同志并告子恢，小平，德怀，高岗：

一、你托廖鲁言带回的口头意见已收到，都是对的。其中说中央及中财委的政策方案都是正确的，但中央的业务机关分配给地方的具体任务与工作布置有很多太重行不通，是指一些什么事，请列举具体内容电告以便纠正。（二、文选编辑者略去——笔者注）

三、嗣后凡有中央业务机关规定任务方案在地方上窒碍难行者，请各区负责同志一经发现立即电告以便改正。

四、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

五、此电请转分局，各大市委、省委、区党委。

毛泽东 5月20日

5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各军区党委并转各级党委：

一、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一年来党的组织也有很大的发展。据1949年年终的统计，全国党员总数已达450万人以上，去年一年内即发展新党员140万人左右。在党的发展中，一般都注意了工人成份，注意了公开的发展，有的并且注意了在各种斗争中吸收优秀的分子，所以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二、但一年来党的发展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一般地说，当条件不成熟或不完全成熟时，即开始了实际上是大量发展的行动，因而没有保证新发展党员一定的质量。有的则不适当地实行“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建党方法，放弃了党的领导。有的则因为党与群众的关系上存在着关门主义，而错误地认为在党员的发展工作上也存在着关门主义，并强调提出反对关门主义，其结果是将一些不够党员起码条件或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到党内来，把党员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

三、由于中国革命已经在基本上获得了胜利，我党已成为全国人民所公认的领导政党，由于5年来党的发展已增加了党员330万人，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这就使目前党的发展工作，必须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办法。

四、今后发展党的重点，应放在城市中，首先是工人阶级，在3年到5年内要从产业工人中接收三分之一的人入党。这一任务，在今天全国胜利的条件下，是可能与必要完成的。但必须有一定的步骤，而且要作许多工作。首先要加强职工会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与教育工作，待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大量的、但同时又是经过个别审查的进行发展党的工作。在这以前，应该是也只能是审慎的、负责的个别接收。

五、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成份在党内有一定的比例，今后对农民党员的发展，应加以限制。在老区，党的发展一般地已达到了人口的3%至5%，还有若干县份甚至到7%至10%，因此，今后的任务不是继续发展，而是如何加强党的教育和调整党的组织问题。即是说，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逐渐地把目前觉悟程度不够的党员提高到共产党员的水平，而对于那些毛病很大、经过教育又不愿改正的党员，应逐渐地采取一种适当的方法，劝告其退党或开除其党籍。然后，对于群众中真正的优秀分子，并经长期工作考验证明其确已具备了党员的条件时，应个别地、慎重地吸收入党。在新区农村中，目前暂不发展党的组织，应集中力量在各种斗争中组织和教育广大的农民，发现与培养真正的积极分子，俟土改完成后，再来进行发展党的工作。在今后三五年之内，农民党员以不超过人口的1%为标准。

六、关于“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建党方法，是有缺点的，这很容易被误解为尾巴主义，也很容易在实际工作上使党陷于被动。这种方法以后不应继续提倡和采用，而以公开建党的口号来代替它。所谓公开建党，是指党在劳动人民中间应公开地进行关于党纲和党章的宣传教育，普遍提高他们的觉悟；在考察一切要求入党的人时，不仅听取介绍人的报告、本人的意见及党内的反映，而且还要采取各种方式征求群众的意见，使党的领导与群众的意见相结合，才能对被考察者有较全面的认识。因此，公开建党就必须防止不重视群众意见（或形式地征求群众意见）和放弃党的领导这两种偏向的发生。公开建党的目的，是为了更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把党放在群众的切实帮助与监督之下，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纯洁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党。

　 中央

5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各野战军军区党委：

一、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决在全世界发动签名，要求禁用原子武器，此项运动已在欧洲各国及中国若干大城市展开。我们应当支持这一运动，利用这个方法来广泛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团结国际友人的宣传，争取有几千万人在和大宣言上签名。

二、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这是全世界当前的主要斗争任务。但由于中国现仍处于解放战争中，由于中国人民对于国际事情不熟悉，而蒋匪特务关于世界三次大战的欺骗宣传亦因此尚有若干市场，所以我们在进行反对新战争、反对原子武器的宣传运动时，必须注意以下各点：1、不要简单地讲反对战争拥护和平，要讲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是反对侵略战争拥护世界和平的伟大贡献。2、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全世界人民反对战争，但是并不害怕战争，帝国主义以全世界战争吓人，但是战争真的打起来，帝国主义必然灭亡。这是我们关于战争和平问题的全部观点，必须完全说明。以苏联、中国为中坚的世界和平势力，已经超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但帝国主义冒险家是不自量力的，各国人民必须团结奋斗，保持警惕，揭露阴谋，方能破坏敌人的计划。3、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杀人的武器，因此必须禁用。但原子弹并不能决定战争胜负，且苏联亦已有原子弹，因此并不可怕。4、签名运动是有用的，表示全世界的和平势力大，造成侵略分子孤立，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

三、签名运动的领导，在已设和大分会地方由分会负责，应设而未设者迅速设立，无分会地方即由工农青妇团体与中苏友协负责。签名运动的时间暂定6、7、8三个月，人数暂以3000万为目标，步骤是由大城市而中小城市而乡村，由有组织群众（工厂、部队、学校、农协）而无组织群众。方式由各地按具体情况自行选择，但必须在事前事后研究群众的思想动向，决定宣传内容，防止特务造谣，严禁强迫命令。

四、北京和大委员会决派萧三、艾青、赵仲池等同志去沪、杭、宁、汉、长沙、广州、西安各地作旅行讲演，并巡视工作（除保卫世界和平的工作外兼及各地中苏友协工作与文艺工作），望予协助。

　　 中央

5月间，中央军委遵照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有总部、军兵种领导人和军区参谋长以及部分军、师参谋长参加的全军参谋长会议，会议由聂荣臻主持，朱德讲了话。

此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550万人，而解放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经中央军委、毛泽东批准，确定分期分批复员或转业百余万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全国陆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中央军委成立公安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国军事系统中的公安部队和属于政府系统的人民警察。

参谋长会议还明确了各级司令机关的地位、职责和编制，制定了《司令部工作条例》，加强了参谋人员的培训，使司令部工作逐步实现正规化。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李银桥从报上看到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招生的启事，他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想上学去。”

“嗯”毛泽东抬头看了他一眼，问道：“到哪里去上学呀？”

“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

“上学是件好事。不过，你非要现在去吗？”

听得出来，毛泽东有点不愿意。可李银桥坚持说：

“我今年都23岁了，再不上就没有机会了。”

“噢，23，嗯，是不小了。”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终于说：“那好，你去吧。”

李银桥多年来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可真的要离开了又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儿。他低声说：

“主席，我去学完了再回来。”

“好啊，随时欢迎你回来。”

毛泽东立刻高兴起来。李银桥拿出一个本子，说是请毛泽东题个词留念。毛泽东提起笔，想了想，写道：“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

李银桥带着毛泽东的期待，满心欢喜地去上学，可他到那儿一看，大失所望，这哪里是什么学校呀，只有一个大院子，既没有课堂，也乱哄哄的。他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便回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高兴地说：

“回来好啊，回来继续工作。”

自此以后，毛泽东便常常把卫士们和警卫部队战士们的学习挂在心上了。

5月24日，毛泽东在章士钊向他推荐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李傥的信中批示道：

“请周（即周恩来——笔者注）酌办。章士钊只荐此一人，似宜用之。”

他又在李傥的自传上写了一段批语：

“李自谓已66岁，有妻室之累，无儿可依，觉悟前非，力图晚盖，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

5月27日，毛泽东给在湘乡县刚刚上任3个月的县长刘亚南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在不久前接到文运昌、文涧泉、文梅清、文南松4个表兄一封联名信，他们在信中说，乡下的土改有问题，干部执行政策出现“左”的偏差和工作过粗的现象，对地主的批斗态度利害了一点；把一些不够划地主成份的人也划成了地主。再就是打人，违反了土改法。这些做法不妥，要及时纠正。另外，他们还在信中提出文家生活困难，请表弟帮助解决生活所需，或指示当地政府给予救济。

毛泽东反复看了这封信，心里很清楚，乡下土改工作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有没有文家兄弟所说的那么严重呢？文家兄弟都是贫农出身，却如此同情地富，为地富开脱，这是立场、原则问题，应当批评教育。不过，事情还未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得先写封信给湘乡县长，了解一下情况再说。于是，他就在给刘亚南的信中写道：

亚南同志：

兹有湘乡四都文氏兄弟4人来信，附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满。此祝

健康

毛泽东 1950年5月27日

刘亚南在1950年6月初接到了这封指示信，他捧读再三，仔细揣摩信中的意思。他又抽出文家兄弟联名写的那封信，看了半晌。他心想，在湘乡县有不少来自北方的南下干部，把北方土改中一些做法带到南方来，以至于在工作中出现一些偏差，虽然已经纠正了一些“左”的做法，可还有一些干部为了尽快掌握基层政权，有点急于求成，给各个乡、村、保规定指标，要划出一定数量的地主。但不管怎么说，土改的成绩还是主要的吧，何况文家兄弟都是贫农，他们怎么会“替地富说话”呢？于是，刘亚南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派了两名机关干部到唐家圫所在的石城乡调查土改情况。他自己也亲自下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原来，石城乡的自然条件属于穷山恶水，土地贫瘠，很少有什么大户富户。而在唐家圫蹲点的石城乡土改中心组组长，是湘乡四区区政府的刘秘书，此人系地主家庭出身，解放前当过乡长，为了掩盖他的历史，表现其革命性，就伪装积极。他以为越“左”越好，越“左”越革命，就在划成份时，把一些不够条件的人也划成了地主。除了曾经当过国民党师长的贺瑞亭被划为地主外，家境稍好的农民钟瑞南、刘国坤等人，也被错划为地主、富农。

钟瑞南、刘国坤等人找到文家兄弟，连连叫屈，请求为他们说话。文运昌对本地的情况是清楚的，他知道刘国坤虽然当过伪保长，但财产很少，家境并不宽裕；尤其是钟瑞南，家里很穷，仅仅是人懒一点，不大做工夫，也被划成了地主。文运昌和许多旧知识分子一样，性情憨直，心地善良。在亲朋的恳请下，他几次出面为错划的地富说情，甚至干预当地政府的工作，因而与基层干部产生了严重对立。

此时，距唐家圫不远的另一个区，有位姓萧的地主，在当地有许多劣迹，镇反时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关在县城死囚房里等待执行。萧家因过去与文家有些交往，也知道文运昌与毛泽东的关系甚为亲密，便送来一些酒、肉、鸡之类的礼物，还抬来一顶布轿，请文运昌去说情。文运昌开始还说些推辞话，但他经不住萧家人的阿谀奉承和软泡硬磨，耳朵软了，就坐着那顶轿子去了区公所。

常言说国法大如天，无论文运昌怎样说情，区公所硬是不肯放人。文运昌面子上过不去，就在区公所说了些出格的话，引来许多人围观。区里的干部看他年纪大了，再三劝阻，文运昌却是越说越起劲，越说越火大，竟开口骂起人来。区干部一时性起，管你是什么“皇亲国戚”，扰乱公务，就把你抓起来。于是，不由分说就把文运昌关进谷仓里禁闭起来。

有一位女副区长担心把事情闹大，便去和文运昌谈话，对他的言行进行了批评教育，好说歹说，直到把文运昌说得低头认错为止，方才把他放了出来。

那个被关押的姓萧的地主，身怀绝技，掌握了不少祖传秘方，看病很有一套。这时候，有一位干部得了重病，县医院虽然全力抢救，也是回天乏力，眼睁睁地看着他就要撒手西去。有位干部提出，不妨让姓萧的死囚犯看看，病急乱投医嘛。于是，萧某被带到病房，给病人把了脉，开了处方，其中有蜈蚣之类的剧毒药。许多人认为这个阶级敌人是有意报复，他开的方子吃不得。唯有那奄奄一息的病人表示，管它是什么药，都要吃。没想到一剂药下肚，果然奇迹出现，病情大为缓解；三剂药服完，病几乎好了。人们无不惊叹。

人民政府对于那些有悔改表现、又掌握有造福人类的某些技能的犯罪分子，总是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予以宽大处理的。萧某正是这样一个幸运者。由此，他被改判死缓，又因服刑表现好，改判为有期，以至减刑提前释放。文运昌兄弟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因之对此事在认识上产生了误差，以为是文运昌闯入公堂的结果。自此，文运昌又把女副区长的批评当成了耳旁风，常常为人鸣不平，时有“包打天下”的惊人之举。

正当文运昌有些自鸣得意的时候，石城乡副乡长毛提臣找到他说，石城乡的土改比较“左”，但自己不敢向南下干部反映。文运昌觉得，再向当地政府说什么也是白说，不如直接上书北京，向润之表弟告“御状”。于是，他找来文涧泉、文南松、文梅清3人商议，3人公推文运昌执笔，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信。

刘亚南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土改工作中的第一手材料，遵照毛泽东的嘱托，立即将土改的成绩和问题，以及整改的措施，写了一个详细汇报材料，寄给了毛泽东。

5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对西南局《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的批复。

西南局在5月27日报告中央的《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中是这样写的：

中央：

接中央17日电后，我们即着手研究，现提谈判条件如下：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

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

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

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以上10条请审查。我们意见，这10条全文作为秘密谈判，不宜全文公布，以免帝国主义捣鬼。但可将这些内容分别地在广播中解释。如果谈判不成，需要战斗进军，只要在三、五两条文字上略加修改（精神不变），就可作为公开宣布的约法10条。

毛泽东在给西南局的批复中写道：

西南局并告西北局：

西南局5月27日发来的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条件，除第8条末句“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应改为“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外，余均同意。所提此项条件暂不公开发表，但可将其内容分别地在广播中作适当解释的办法，亦可同意。

中央

1950年6月3日，宋庆龄在上海因病不能到北京开会，致信毛泽东，她写道：

毛主席：

在京畅聆谠论，深感万分愉快。告别以来，倏忽二旬，想您最近身体健康，甚盼及时珍重，作充分休息。

我返沪后即着手筹备救济总会宣传部工作，因事属创举，不得不周详计划，昕夕从事，刻无暇晷，致最近旧疾复发，正在诊治之中，故本月恐未克来京开会，尚希见谅。

兹附上由美国转来之斯诺先生函一封，即请查收。我对渠最近之思想是否正确一时无法侦知，因久未阅其著作，故不易臆测。如有复函，我可代为转寄。

此致敬礼！

宋庆龄

毛泽东得知宋庆龄身体有病，叮嘱上海市委领导前去探望。

6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建国后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实事求是、全面而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他说：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的和较快的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

关于国内问题，毛泽东说：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3个条件，即：1、土地改革的完成；2、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3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3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3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能够在3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为此目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下列各项工作：

1、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2、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3、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4、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6、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7、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8、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

这一天，毛泽东还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一部分内容是对他的书面报告作了说明，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主张，全文如下：

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斯大林同志和许多外国同志，都感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我们有许多同志，因为在这个斗争中搞惯了，反而不那样感觉。关于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我们还要在党内和群众中间，做广泛的宣传。

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1亿6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1亿6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3亿1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这件事虽然现在有困难，但是我们总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

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只拿出20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我们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

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3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改革。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也分别在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外交与统一战线和军队整编问题的报告。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约见了卢汉。宋任穷作为云南省委书记陪同会见，这是他与毛泽东分别14年后，重新见到了自己的领袖。

毛泽东和卢汉寒暄后，高度评价他毅然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称赞他此举减少了因战争带来的损失，为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创造了条件，为提前结束西南战役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还对卢汉和宋任穷说：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位置很重要，你们双方要搞好团结，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共同把云南建设好。”

谈话结束后，宋任穷送走卢汉，去找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聊天。不一会儿，毛泽东派人来把他叫了去。毛泽东说：

“10多年不见了，我们也聊聊嘛。”

接下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上层知名人士也不少，有当过内阁总理的李根源，有龙云，有同我们打过仗的杨池生、金汉鼎，还有一批著名的工商界人士和少数民族头人，你们在云南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召集粟裕、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粟裕汇报说：

“据最新敌情通报，台湾守军兵力增加到40万人。我解放台湾兵力亦应相应调整。我们原计划集中3野全军攻台，以第9、第7兵团为第一梯队，其余部队为第二梯队。目前3野全军约5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30万至38万人，和敌人相比不占优势。建议军委从其他野战军抽调3至4个军投入，使攻台作战更有把握。”

毛泽东问：

“蒋介石这些兵是从哪里跑过去的？”

粟裕说：

“4野解放海南岛，驻海南岛7万蒋军逃到台湾，舟山群岛12万蒋军也撤到了台湾。50万大军攻台，基本上都是陆军，‘过得去’是个大问题，单靠海军舰船运送是不够的。我算了一笔细账，每人在船上占的面积约0.6平方米，加上武器装备和物资，约需船只76万吨，也就是千吨以上的船只575艘。第一梯队以6万人计算，每艇载25至30人，需要登陆舰2000艘。目前征集到的船只还不到一半，第二梯队及预备队都还无船可乘。建议中央统筹建造足够的渡海运输舰船，并把华东、华南、华北、东北沿海船只统一编成几支运输船队。”

毛泽东点点头，说：

“你这账算得很细，很具体。海上运兵确实是个大问题。”

他转对周恩来说：

“这个问题要很好重视。”

粟裕又说：

“鉴于解放台湾之战已不仅是3野部队参加，建议中央派刘伯承同志或林彪同志主持攻台。鉴于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短期内难以解决渡海舰船，建议攻台作战推迟一些时间，确有把握再行动。”

周恩来说：

“海上作战和陆上作战大不一样，受气候、风浪、潮汐影响很大。我们在这个方面缺乏经验，金门之战有深刻教训，没有足够船只，不能急于求成。”

粟裕听他提到金门之战，激动得站了起来，说：

“金门作战的教训在于没有充分准备，根子在于骄傲轻敌。由于轻敌，对蒋介石垂死挣扎的顽固性认识不足；由于轻敌，对敌情侦察不细；由于轻敌，对海战特点没有很好研究；由于轻敌，在运兵船只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便发起进攻。金门之战教育了我们，攻台之战没有充分准备，不应轻易发起。”

毛泽东示意粟裕坐下来，他说：

“粟裕同志提出的攻台指导思想‘充分准备确有把握后再行动’很好，所提3条建议，2条很好，增加攻台兵力和统筹建造船只，中央和军委要专门研究部署。”

毛泽东转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问道：

“你们觉得怎么样？”

他见大家没有异议，接着说：

“第3条建议，派伯承或林彪主持台湾战役，中央不采纳，解放台湾之战还是由你粟裕来指挥，中央和军委信任你。”

刘、周、朱、彭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就说：

“好，我正式宣布：解放台湾之战仍由粟裕指挥。现在要加紧准备，没有绝对把握不发兵。”

6月9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

七届三中全会鉴于王明迟迟不写检查，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全会认为，王明同志至此时为止，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对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向政治局写声明书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因此，三中全会决定，王明同志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

王明因在天津视察工作没有参加七届三中全会。7月30日，中央办公厅把全会文件转给他后，他才看到了这一决定。8月17日，王明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表示准备在病情允许和工作安排好之后写声明书，要求中央给他提供相关资料，并征求完成时限。他强调，由于各种原因，写好声明书“需要相当久的时间”。8月18日，毛泽东在王明的信上批示道：

刘、周、朱、任、尚昆阅。

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报纸，请尚昆清查是否有保存。以上两点，由尚昆口头通知王明。

毛泽东 8月18日

后来在9月上旬，王明突然向中央提出了要去苏联治病的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到他确实有病，在同苏联方面交涉获准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50年10月25日，王明和他的夫人孟庆树、两个孩子王丹芝和王丹丁以及中央派遣的保健医生陈锋禹、保姆陈启珍一行6人，在警卫秘书田书元的护送下，由北京乘火车出发，经东北去苏联。他在苏联一呆就是3年多，于1953年12月9日回到国内，继续在法制委员会工作，仍然不提写检查的事。1954年4月，他的旧病复发，住进了北京医院，此后一直在静心养病，再没有工作过。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决定将政务院改名为国务院，并精简调整撤销了一些部委，法制委员会也在撤销之列。自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没有担任任何职务。1955年10月，王明在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中央，称自己因病不能出席，并主动提出因长久不能工作，请求中央解除他中央委员的职务。中央批了他的假，但并未撤销他中央委员的职务。王明再次提出去苏联治病的请求。经中央同意，他和夫人、孩子、保健护士、警卫员、保姆一行在1956年1月30日从北京乘飞机出发，于2月1日抵达莫斯科。中央后来还专门派了两名针灸大夫赴苏达半年之久，协助苏联方面给王明治病。

欲知七届三中全会后毛泽东有何重要活动，且看下一章介绍。

东方翁曰：从“四面八方”思想的产生到“不要四面出击”战略、策略的提出，可以说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保持了最清醒的头脑。相比之下，党内那些高级领导人的右的思想和“左”的倾向，无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全国的工商业得到了合理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据统计：195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23.4%。其中，工业增长36.4%，农业增长17.8%。粮食增长16.9%。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即使在这一年又出现了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出兵抗美援朝的重大战事，国家的财政从1951年起也依然做到了收支平衡，且略有节余。到1952年，依然是在战争的条件下，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77.5%，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还高出了20%。在3年内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终于胜利地实现了，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第14章 1950年6月—

“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军队，要有自力更生的思想，有克服困难的精神，有克服困难的办法和能力，这个国家、党、人民、军队，才是坚强的，才有胜利的希望。”

话说1950年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了乌兰夫、刘格平《对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意见》。

乌兰夫、刘格平在4月14日向中央报告的《对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意见》中说：

“我国少数民族大都信仰宗教，新疆的大多数少数民族俱信仰伊斯兰数（即回教）。宗教对少数民族束缚、毒害很大，相当地阻碍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发展。新疆回教中的阿訇、满拉等借宗教权势干涉政治，剥削人民，亦很严重。但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是一个历史性、民族性的群众思想信仰问题，它与少数民族落后的经济、文化及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联。在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未得到相当的发展、人民的觉悟未大大提高以前，宗教在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中还会保有深刻的影响，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态度应该十分慎审，切忌急躁。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信教自由政策。在少数民族广大群众的觉悟未提高前，不要轻言改革。少数民族中的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有了初步的觉悟后，往往产生一种盲目地反宗教情绪，必须加以教育或制止，绝不要把他们的这种情绪当做少数民族广大群众觉悟的表现。回教中的阿訇、满拉等在群众中都有一定的影响，有的甚至被视为“神圣”，因此，对于他们的态度亦应十分慎审，目前不要去反对他们一般的宗教剥削和宗教权利，而只采取慎重，稳妥的步骤，使他们不要干涉政治、司法和国家的学校教育，以便逐渐做到政教分开。至于勾结匪特及帝国主义的阿訇、满拉，在弄清问题取得证据之后，必须依法惩处，并在群众中揭露他们的罪恶。但这样的阿訇、满拉还是极少数，并应区别首恶、胁从，分别处理，不要一律逮捕。在处理时除揭露他们的罪恶外，必须向群众说明，系治他们的叛国罪、破坏治安罪，而不要提及他们的宗教身份，以免影响多数守法的阿訇、满拉及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

毛泽东在转发《对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意见》的批语中是这样写的：

新疆分局，并西北局，并告各中央局：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乌兰夫、刘格平对新疆分局关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所提出的意见，中央认为是正确的，特发给你们，望你们注意。

　中央

6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浙江萧山县破坏手工业行为的通报》起草了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级党委：

兹将华东局辰世（即5月31日——笔者注）致浙江省委并各省、区党委并中央电转发你们。中央除同意华东局的处理意见外，并认为：萧山县此种破坏手工业的行为，是严重地破坏了我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根本方针，是一种自杀政策，是绝不能允许的。对负有造成此种错误之主要责任的党员干部，应给以必要的纪律处分。为了防止今后继续发生此类错误行为，各级党委，特别是新区准备实行土地改革地区的党委，应即认真地教育其所属党员干部，坚决执行保护手工业的政策。对地主经营之手工业，亦应同样保护，不得侵犯。应将消灭地主之封建剥削与保护地主经营的手工业严格区别开来，绝不能把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用之于反对手工业主的身上。须知目前广大农村的日用品甚至重要的出口品（如茶叶、桐油等），仍须仰赖手工业生产来供给，手工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对手工业的政策，是扶助、改进、推广的保护政策，而不是乱划阶级、乱斗争、乱征税的破坏政策。对农村、墟镇等地的各种手工业，如造纸、榨油、纺织、轧花、缫丝等等，必须严格保护，不得侵犯；否则就会严重地脱离群众并大大地阻碍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税收政策上，亦应严格地执行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所已规定之税率，分别视各种手工业的规模大小、经营状况等不同情况作合理的征收，其应免征者并须免征；不得以单纯的完成任务的观点而乱征乱派，使手工业窒死。望通告各地党政机关依照上述精神认真执行。凡各地遇有此种情况本身无把握解决者，必须向上级请示。即使本身认为系按政策解决者，亦须向上级报告，以便遇有错误，上级得及时纠正。

　中央

6月13日晚，准备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会议的一些著名人士，应毛泽东之邀，先后来到了颐年堂宴会厅。毛泽东站在门前迎候客人。潘汉年把荣毅仁介绍给毛泽东。

“荣先生来了，欢迎你！”毛泽东握着荣毅仁的手说：“老先生好吗？”

他说的“老先生”是指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荣毅仁深深地弯下腰，朝毛泽东鞠了一躬，说：

“毛主席好！托毛主席的福，还好。”

毛泽东说：

“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呀！”

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

“他是中国资本家中的少壮派。”

荣毅仁毕恭毕敬地说：
“哪里，哪里。”

毛泽东说：

“你来了，很好！”

6月1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2次会议，毛泽东致词说：

诸位委员、诸位同志、诸位朋友们：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第2次会议现在开会。在这个会议上，有会务工作、土地改革工作、经济和财政工作、税收工作、外交和统一战线工作、文化和教育工作、军事工作、法院工作等项报告，希望予以讨论。其中，以土地改革问题为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我们希望在此次会议上通过一个土地改革法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后付诸实施，首先使十余万正在准备进行土地改革工作的干部早日学习这个法案，以便在今年秋天大约有1万万农业人口的地区能够顺利地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工作。自然，其它各项报告都是重要的，凡有意见都可发表，凡有提案都可付审议，只要能行者都应采纳，我们有伟大而正确的共同纲领以为检查工作讨论问题的准则。共同纲领必须充分地付之实行，这是我们国家现实的根本大法。

我相信，经过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我们的会议是会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的。现在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正在进行巨大的工作，为克服困难，争取经济状况的好转而斗争。我国的一切人民事业均在循着新的轨道向前发展，每天都可以看见进步，看见成绩，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人民事业的前进。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选出的全国委员会，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在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我们必须巩固这种团结，巩固我们的统一战线，领导全国人民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接着，会议听取了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的会务报告和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6月15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准备向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作的军事报告稿时加写了4段话，他写的是：

（一）在这个时期内，原在对方的许多爱国军人率部起义，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这对于迅速地瓦解敌军及较好地维持地方秩序，是起了作用的。

（二）若从去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之日算起至今年5月为止，则歼敌数为正规军183万人，非正规军及土匪98万人，共计281万人。

（三）华东、中南、西南3区还没有详细的报告来。这3区荒地较少，军队垦荒不多，但种菜养猪等工作则已在普遍地进行。西南区的人民解放军因剿匪还是严重任务，其生产任务今年尚不能过多。

（四）为此目的，人民解放军的各部分，包括起义部队在内，必须巩固地团结起来。全军必须维持良好的纪律，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全军应在今年复员工作做好之后，从今年冬季开始，来一次从上至下的整风运动，克服一切不良现象。必须教导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不要骄傲自满，不要以功臣自居，不要看不起起义部队和地方部队，而要谦虚谨慎，耐劳耐苦，对敌人很勇敢，对同志对人民则很和气，借以团结全军全民完成自己光荣伟大的任务。

6月19日，毛泽东看到反映学生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后，给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马部长：

另件奉还，此事宜速解决，要各学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高教会已开过，中、小两级宜各开一次。以上请考虑酌办。此致

敬礼

毛泽东

6月21日，政协会议对毛泽东审定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又一次做了修改，草案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进一步完善，规定：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它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

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2次会议闭幕，毛泽东致闭幕词（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题目是：《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全文如下：

此次会议总结了过去时期的经验，决定了各项方针。

这种总结经验和决定方针的工作，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的，是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集合在一起来做的。这里，不但有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们，而且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及各省市人民政府的许多工作人员列席参加讨论，而且有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代表们列席参加讨论，而且有许多特邀的爱国人士列席参加讨论。这样，我们就能集中广泛的意见，检查过去的工作，决定今后的方针。这种方法，我希望我们以后继续采用，并且希望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也采用这种方法。我们的会议在暂时还是建议性质的会议。但是在实际上，我们在这种会议上所做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是当然会采纳并见之实行的，是应当采纳并见之实行的。

我们一致同意了全国委员会的会务报告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报告。这里有土地改革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经济和财政工作，税收工作，文化和教育工作，法院工作等项报告，这些报告都是好的。在这些报告中，适当地总结了过去时期的工作经验，规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我们这次会议所以有这样多的议题，是因为我们的新国家成立以后，各方面工作都在开创，都在发展，全国人民正在蓬蓬勃勃地在各个战线上开展真正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在军事战线上，在经济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在土地改革的战线上都是从古未有的极其伟大的斗争，各项工作都待总结，都待指示方针，所以我们有了这样多的议题。我们的会议按法律规定是每年开会两次，其中将有一次为议题众多的会议，一次为议题较少的会议。中国是一个大国，实际的人口超过4亿7500万，又处在人民革命的伟大历史时期，这种情况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也就这样做了，我想我们是做得对的。

我们这次会议议题众多，中心的议题是将旧有土地制度加以改革的问题。大家同意刘少奇副主席的报告及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并对土地改革法草案作了若干有益的修改和补充。这是很好的，我为新中国数万万农村人民获得翻身机会和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庆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讲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步入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认为讲明这一点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使人们有信心，不致彷徨顾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不要我了，我虽想为人民效力也没有机会了。不，不会这样的，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在这个远大目标上，在国外，我们必须坚固地团结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丝毫的游移和动摇。在国内，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不论什么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贡献者，我们就欢迎他，他就是正确的；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损害者，我们就反对他，他就是错误的。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采取这种方法时所用的标准，主要是我们现时的根本大法即共同纲领。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即根据共同纲领，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方法。

政协会议结束后不久，政协常委李四光参加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接见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他亲切地握着李四光的手说：

“李四光先生，你回来了，欢迎你。你在政协会上的发言讲得很好！”

毛泽东所说的李四光的发言，是指李四光就他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在政协会议上深刻地揭露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毛泽东仔细地听取了他的发言。

李四光，1889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一个偏僻贫穷的山村里。1904年他被保送到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造船机械，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革命失败后赴英国学习地质学，1920年回国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此后经过多年努力，李四光开创了中国地质力学。1948年，他赴英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年会，滞留海外。1950年5月6日，李四光不顾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阻挠，偕夫人回到北京，受到了热烈欢迎。

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朝鲜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国家。1910年8月，朝鲜开始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按照美军上校腊安·腊斯克的建议并经美苏两国同意，美苏两国军队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区占领了朝鲜。1948年8月15日，美国破坏朝鲜的和平统一，支持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以李承晚为总统，单方面建立了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1948年9月9日，朝鲜北部以金日成为首的共产党人，鉴于美国破坏朝鲜国家统一的局面，在苏联支持下，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宣告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任命金日成为内阁首相。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1948年末，苏美两国先后从朝鲜撤军。李承晚政权同金日成政权围绕着国家的统一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李承晚政权在美国支持下，大力叫嚷“北进统一”，“南北分裂是必然用战争来解决的”，他们同时加紧了战争的准备。朝鲜北方在这种情况下也做了必要准备，加强了人民军队建设。朝鲜南北双方在“三八线”上不断发生武装冲突，对抗不断升级。

金日成在1950年3月30日至4月25日访问了苏联，终于说服斯大林同意他的“先发制人的作战计划”，于6月25日，以朝鲜人民军7个师的兵力，大举越过三八线，对李承晚集团展开了全面进攻。

6月27日，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事态迅速做出反应，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个声明，公开宣称：“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

就在这一天，美国肆无忌惮地直接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派遣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杜鲁门在宣布出兵朝鲜的同时，公然声称：

“我已命令第7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

于是，美国第7舰队在6月27日开始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

6月28日上午，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给毛泽东送来了一封致谢信。

原来在6月下旬，毛泽东应张奚若教授转呈清华大学师生员工的请求，为清华大学题写了校徽。他一连写了6幅“清华大学”的字样；并自我推荐说：“右下草书似较好些。”

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在感谢信中写道：

“谢谢您在百忙中给我们写了校徽。我们带上您亲手所写的校徽，就好像您随时随地在领导我们前进一样。我们将更好地工作和学习，更好地改造我们的学校，使之成为真正的人民大学，我们以佩带您所写的校徽而感到无限光荣，且得到莫大的鼓舞。”

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紫光阁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在总则中写道：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下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

“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该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于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利益。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没有人民的支持。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者的任何挑衅。”

会议结束后，来自外地的与会者们纷纷和毛泽东握手告别，赛福鼎本来也想上前和毛泽东握握手，可他见毛泽东一边握手，一边像是在寻找什么人，就有些迟疑了。就在这时，毛泽东看见了他，径直向他走来，握着他的手问道：

“赛福鼎同志，你什么时候回去？”

赛福鼎回答说：

“我明天就回去，不知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没有什么，走，我们谈谈。”

毛泽东边说边往外走，赛福鼎在后紧紧跟随。快出门了，毛泽东回头问道：

“你的翻译呢？”

赛福鼎马上叫来翻译尹善，一块儿跟着毛泽东，一直走到毛泽东的家里。一进院门，江青迎了出来。毛泽东向江青介绍说：

“这就是赛福鼎同志。”

他又将江青介绍给赛福鼎，接着问江青：

“饭好了吗？”

“都已摆好了，可以吃了。”

“准备好的菜都撤了，准备清真菜，请赛福鼎同志一起吃。”

赛福鼎见江青面有难色，欲言又止，便说：

“谢谢主席和江青同志，我一会儿回饭店吃饭。”

毛泽东已知江青为难的缘故，就说：

“这好办。你给北京饭店打电话，请他们派一回族厨师，带上牛羊肉过来做。让孩子们也一起吃。”

说罢，引着赛福鼎进入客厅，让赛福鼎坐在沙发上。赛福鼎心想，毛主席刚作了长篇讲话，现在又如此真诚地接待自己，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便说：

“主席，你今天太累了。不用管我了，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随便聊聊。这也是一种休息的好办法。”

毛泽东说着，看看手上的香烟快吸完了，赶紧吸了一口，灭掉烟蒂，又换上一支，点燃了，不慌不忙地说：

“你们新疆是块地大物博、矿产丰富的宝地。维吾尔民族，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她在历史上虽然建立过自己强大的汗国，但和内地在政治、经济方面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她保卫了我们国家的边疆，为国家的统一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在历史上，维吾尔族人民还多次派远征军帮助中原王朝平定叛乱。现在北大任教的翦伯赞就是你们维吾尔人，他是湖南桃源县人，但祖籍是新疆，是明代受朝廷之命平息武陵叛乱后定居在湖南的维吾尔人的后裔。你可去湖南看看那里的维吾尔人。尽管他们的语言变了，但从他们习俗、服饰、语言中，仍可找到维吾尔民族的特征。维吾尔人纯朴、善良、勤劳、好客、宽宏、大度，这些都是维吾尔族人民突出的美德。其他的少数民族，也都具有这样的美德。维吾尔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总之，新疆是个好地方，各族人民是热爱祖国的好人民。”

他口气一转，又说：

“但因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尤其是清朝和国民党，还有一个盛世才，长期以来，对新疆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各族人民处在悲惨的境地。让各族人民摆脱目前的困境，使他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

毛泽东的话使赛福鼎既惊奇又佩服，更是激动。他没有想到毛泽东是这样了解新疆的历史和现状，这样赞美维吾尔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把新疆各族人民看做是骨肉同胞，看做是自己的父老兄弟。就在此时，工作人员进来报告说：

“可以吃饭了。”

毛泽东把赛福鼎请到餐厅，挨着自己在餐桌旁落座，江青和尹善分坐在两边相陪。毛岸英、毛岸青、毛远新和一位毛泽东亲属的孩子也来了。毛泽东指着赛福鼎向孩子们介绍说：

“这位是赛福鼎·艾则孜同志，是新疆的维吾尔族。”

他又指着毛岸英向赛福鼎介绍说：

“他是我的大孩子，叫毛岸英。在苏联学完大学回来。”

说完便请客人用餐。赛福鼎得知毛岸英是从苏联回来的，就边吃边用俄语询问他在苏联的学习、生活情况，又问他对苏联的印象如何。毛泽东非常注意地观察着，见他们聊完了，就问赛福鼎：

“怎么样，他的俄语及格不？”

“完全及格，讲得流利而标准。”赛福鼎满意地说：“而且充分显示了俄罗斯人的性格。”

毛泽东说：

“我的俄语不行，但看得出来，他讲俄语不困难。”

说罢转向毛岸英，说：

“大学毕业了，但你学的那点书本知识是不够用的。你还需要继续学习，还要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要去基层，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在劳动中锻炼。”

他看了赛福鼎一眼，继续对毛岸英说：

“我把你交给赛福鼎同志，你随他到新疆去。新疆是个好地方，那里的人民非常好，他们会欢迎你的。你要拜各族人民为师，好好为他们服务。为此，首先你要学会维吾尔语言和文字。”

赛福鼎听毛泽东如此说，便非常高兴地对毛岸英说：

“欢迎你去新疆工作。新疆人民的心像哈密瓜一样的甜，你很快就会爱上新疆人民的。而且掌握了俄语后，你也能很快学会维语。”

毛岸英急切地问：

“你什么时间回新疆，这次能带我去吗？”

赛福鼎望了望毛泽东，毛泽东接口道：

“新疆是一定要去的，不过你应先去最艰苦的环境锻炼，以后再去新疆。”

说罢，他把目光转向年幼的毛远新，说：

“你爸爸就是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的。你将来更应去新疆，去完成你爸爸未完成的事业，好好为各族人民服务。”

赛福鼎也对毛远新说：

“新疆人民没有忘记你爸爸。他在新疆办公的地方，他用过的东西都完好地保存着。你长大后，一定要去新疆工作，新疆人民会欢迎你的。”

毛泽东转向毛岸英，问道：

“刚才赛福鼎同志说，新疆人民的心像哈密瓜一样的甜。讲得好，真善美都是甜的。我问你，哈密瓜为什么那么甜？你知道吗？”

“可能是新疆的气候、土壤和内地不一样的缘故吧。”

毛岸英回答说。毛泽东又问毛远新：

“你说呢？”

毛远新眨了眨眼，想了想，又摇摇头，表示不知道。毛泽东说：

“有3个条件，这就是土壤、气候和栽培技术。第一，新疆的土壤是碱性土壤，这种碱性物质的化学名字叫碳酸钠；第二，新疆的气候是大陆性气候，炎热少雨，昼夜温差大，适于植物多纳少吐；这两条是主要的，再加不可缺少的第三条，就是群众长期以来从选种到种植总结出一套先进的技术，所以哈密瓜是甜的，一般甜度达16%，最高可达20%。赛福鼎同志，我讲的对吗？”

“对，对。”

赛福鼎非常佩服毛泽东。他感到自己在毛泽东家里既是客人，又是学生，今天是毛泽东给自己上了一堂生动的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课。离开毛泽东的家，他对尹善说：

“毛主席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完全可以和列宁齐名。”

6月28日这一天，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外交部长名义代表中国政府就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发表声明，全文如下：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傀儡政府挑起朝鲜内战之后，于6月27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决定以武力阻止我台湾的解放。美国第7舰队并已奉杜鲁门之命向台湾沿海出动。

我现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美国政府这种暴力掠夺的行为，并未出乎中国人民的意料，只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因为中国人民许久以来即不断地揭穿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霸占亚洲的全部阴谋计划，而杜鲁门这次声明不过将其预定计划公开暴露并付之实施而已。事实上，美国政府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傀儡军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乃是美国的一个预定步骤，其目的是为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越南和菲律宾制造借口，也正是美帝国主义干涉亚洲事务的进一步行动。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只要我们不受恫吓，坚决地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反对战争制造者的斗争，这种侵略是完全可以击败的。中国人民对于同受美国侵略并同样进行反抗斗争的朝鲜、越南、菲律宾和日本人民表示同情和敬意，并坚信全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必能把穷凶极恶的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制造者，最后埋葬在伟大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怒火中。

周恩来同时还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要求美国从朝鲜撤军。

此后，周恩来又先后在8月30日、9月24日和9月27日3次致电联合国，抗议美军入侵朝鲜的暴行。

6月30日，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6月30日这一天，杜鲁门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对北方人民军作战。

6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援越顾问团师级以上干部、部分团级干部和机要人员约40人，早早来到中南海颐年堂，等待中央领导人接见。

前文已经说过，早在1950年1月间，胡志明向毛泽东提出了援越抗法的请求。为此，中央军委在4月17日下达指示，从第2、第3、第4野战军中各选1个师的全套顾问（包括师、团、营3级），从3野选调顾问团团部人员，从4野选调一个军官学校的全套顾问及教员，组成了赴越军事顾问团。

此时，偌大的颐年堂里空荡荡的，没有沙发，没有地毯，一头摆着两张木桌，上面连茶水、香烟也没有，桌前放着几十张椅子和凳子。颐年堂除了雕梁画栋以外，什么奢侈的摆设也没有，唯一有价值的是挂在墙上的清代宫廷画。

“首长来了。”

有人小声说了一句，众人立刻站了起来。朱德第一个走了进来，随后是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刘少奇、朱德和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握手寒暄。待众人落座后，刘少奇说：

“今天请诸位来，要谈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本来毛主席、周总理都一起来，和大家见见面，由于朝鲜打起来了，情况你们也都看了报纸，主席这几天很操劳，他是夜间工作，白天睡一会儿觉，现在正在休息，我们就不打搅他了。周总理现在忙着开会，也不能来了。那么就由我和朱总司令来和大家谈谈吧。”

接下来，刘少奇和朱德先后讲了话。朱德正说得起劲，不知谁喊了一声：

“主席来了！”

众人连忙站起来使劲地鼓掌。刘少奇迎着毛泽东说：

“他们已经来了个把小时了。这几天你太疲劳，想让你多睡一会儿。”

“哎，事情太多，睡不着啊。”

毛泽东挥了挥手。他与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握手，又走到屋子中间，和顾问们一一握手，亲切地询问每一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和职务。

“主席，给大家说几句吧。”

刘少奇说。毛泽东道：

“你们都讲了，我再讲就要重复了。”

朱德说：

“主席，你就讲一点吧，大家都希望听到你的教诲。”

毛泽东说：

“朱老总，你言重了，‘教诲’二字从何谈起。”

刘少奇说：

“主席，你就别客气了，大家来了都是希望看看你，听听你的声音。”

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等人也附和着说：

“主席，你就说几句吧。”

毛泽东看着众人，默默地点点头，双手向下按了按，说：

“你们都坐下吧。”

待众人重新坐定，他走到顾问们中间坐下，说道：

“同志们，这次你们去当顾问，是一件大事、新事，我们党和国家、军队是第一次向外国派顾问团，这个意义很重大，是我们的光荣。你们是执行一项很重要、很光荣的任务，希望你们做出好成绩，取得好经验。随着国家和军队的建设，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还可能更多的派顾问出去，帮助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解放斗争，这是国际主义的问题，是共产党人义务所在。

世界上还有许多受压迫、被侵略的国家，他们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我们不仅仅是同情他们，还要伸出手去援助他们。不可因为我们打败了蒋介石，就认为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了。我们还要看到帝国主义力量还很强大，他们不会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他们在朝鲜、越南的行动，是想造成对我们包围的形势。一有机会，就会直接对准我们。所以，帮助他们，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着想。唇亡必齿寒，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为了帮助兄弟民族，我们去工作是一举两得的事。这是我们要派顾问团的根本原因。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革命斗争中，许多外国朋友参加了我们的斗争。胡志明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就参加了，还有越南人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流血牺牲。另外还有其他国家的。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就是在国际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才这样做的。他们能够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俗话：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从积极方面说，就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还有一个原因，春节期间我不是去了一趟莫斯科吗？胡志明也去了，他是去寻求苏联援助的。在莫斯科，斯大林不了解胡志明，说不知胡志明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说胡志明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见一见他为好。这样，斯大林就见了。但是在胡志明提出请求苏联援助、派顾问时，斯大林没有同意。在回国的路上，我和胡志明又谈了这个问题，胡志明则要求我们派出顾问团。我说物质援助我们应尽力而为，至于派顾问团，我们不大好办，因为我们的干部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没有进学校的门，只是打仗有些经验。可是胡志明还是多次要求。我就说，我个人没有意见，还要回去同中央的同志商量一下，要派，也是当顾问呀。”

毛泽东说到这里，众人不禁都笑了起来。毛泽东接着说

“既然斯大林不愿派顾问，那也就只能由我们给越南人民一些援助了。我从苏联回来，中央研究了一下，大家一致同意派顾问团。现在已经派了罗贵波先去越南，根据他们了解的情况，才决定派这样规模的顾问团。这就要大家辛苦一次。中央还准备叫陈赓同志先去一步，他和胡志明是老朋友，我们在边界上帮越南人整训了一些部队，装备了武器。

你们嘛，这次请韦国清当顾问团团长，本来是叫他去联合国工作的，但是联合国在美帝国主义等国操纵下不让我们进去，还要那个蒋介石。以后我又想让韦国清去英国当大使，但英国对我们总是三心二意的，那里只能降格了，不派大使了，这样就叫他去越南当顾问团团长。他同意，这很好，共产党人哪里需要哪里去，舒服的环境可以去，艰苦的地方也能去。只要工作需要，其它都不计较。这一点，你们要学习韦国清。

你们去的任务，就是协助人家打仗。现在他们还是游击战，没有打过较大的仗，主要是分散打游击。法军现在主要是控制城市、交通线、沿海港口，越军则占着广大农村。这和我们抗日战争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光打游击战不行，要取得胜利，还要打大一点的仗。能打攻坚战，能打运动战，才可以转入反攻，打败法国。要打大一点的仗，就要集中大一些的部队。目前他们已经组建了一些，由我们帮助装备。以后还要进一步集中一些有战斗经验的部队，编成正规部队，经过训练以后打一些大的仗。当然，不能削弱游击战。有些游击队升级了，还要扩大游击队，这方面你们有经验。总的说来游击战结合必要的运动战，还是以游击战为主。但你们主要是帮助他们组建正规部队，教会他们打正规战。游击战他们自己有经验，由他们自己去搞。

向运动战转变要注意步骤，多做调查研究。口不要张得太大，先打几个小一点的仗，锻炼部队，提高信心，初战必胜嘛。解放战争的原则不要忘记，每次都要集中优势兵力，一定要有3倍、5倍甚至更大的优势兵力，不打就不打，要打就打赢。运动战仍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占领城市据点为次。所以，你们去了要先集中部队，加强装备和训练。”

毛泽东又说：

“顾问就是顾问，实际上是参谋，给人家的指挥者当好参谋。参谋的职责是协助别人。”

毛泽东说到了罗贵波到越南后处理的最为棘手的事情。

原来，一直在中国工作的洪水回到越南后，担任了军区司令员，屡建战功。但是他和总司令武元甲的矛盾却越来越深，已经到了怒目相视的地步。胡志明告诉罗贵波说，如果洪水愿意返回中国工作，越共中央也同意，并请毛泽东批准。毛泽东在北京接到罗贵波的电报后，回电说，同意让洪水回北京。由此，毛泽东提醒大家，要虚心，不能骄傲，看不起人家。否则，搞得不好也会损害两国关系。他说：

“要使越南人了解自力更生的重要性。革命要争取外援，但不能依靠外援。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穷，不可能把他们的需要包下来。穷，也是事实。百多年来，内忧外患，战争连年不断，我们是搞得很穷。但我们援助被压迫民族是无私的，尽一切努力的，我们援助是有限的。这样就得靠他们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去赢得最后胜利。”

毛泽东说到激动处，突然站了起来，提高声音说：

“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军队，要有自力更生的思想，有克服困难的精神，有克服困难的办法和能力，这个国家、党、人民、军队，才是坚强的，才有胜利的希望。胜利了，才有力量建设自己的国家，才能富强，才能真正的独立解放，才能真正的胜利。”

毛泽东充满激情的话，使顾问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毛泽东用手向下按了按，接着说：

“最后，讲一讲保密问题。这件事要特别注意，‘顾问团’的名字不要随便叫，要搞个代号。如果帝国主义知道我们派了顾问，一定要大做文章。所以，你们的行动要绝对保密，不可张扬，连亲友也要保密。要多穿便衣或者越军的军服，我们的军衣一律不能带去。到了越南后不要随便外出，不要单独外出。作战时要十分慎重，不要太靠前，免得被敌人俘去。当顾问千万不能代替人家指挥，也不必冲锋陷阵，到第一线去。你们要多想点办法，严守机密。”

毛泽东转脸问朱德：

“顾问团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朱德说：

“报告主席，已经全部准备就绪，经过此次召见后就要出发了。”

“顾问团要带的东西定下来了吧？”

“这个问题还未最后定夺，他们有个单子，我的意见是叫下面再研究研究，有些东西似乎不那么必要。”

“哦，还有什么不那么必要？”

“也没什么，就是手表、皮鞋、派克钢笔之类的东西。”

毛泽东哈哈大笑，将手一挥，说：

“总司令批了就行了吧。不要叫别人研究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你就大方一些吧。手表、皮鞋、钢笔，统统满足他们的要求。第一次派顾问团嘛，代表我们的国家，我们再困难也不在乎这点东西，门面这还是要装饰的，你们看呢？”

朱德说：

“好吧，既然主席同意了，我就按单子给他们发下去。”

毛泽东笑哈哈地问顾问们：

“大家说好不好？”

“没有意见！我们听主席的安排。”

众人异口同声。

“好了，我的话讲完了。”

毛泽东将目光投向刘少奇、朱德，问道：

“你们还有什么指示吗？”

刘少奇说：

“该说的主席都说过了。”

“你呢？朱老总。”

朱德说：

“我也全说完了。”

毛泽东说：

“你们都没有事情说了，我就将顾问们全带走了。”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毛泽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你们都这样干什么？我毛泽东又不是什么凶神。”

毛泽东依然显得有点高深莫测。朱德说：

“主席，你就快点将事说明了吧！”

“我是要带顾问们去参观一下中南海。”毛泽东笑着说：“防止到了越南，别人问起中南海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叫‘海’，你们全不知道。”

顾问们闻听此言，顿时鼓起了掌。毛泽东在众人的簇拥下，信步走出了颐年堂。

邓逸凡，原名邓福坤，学名邓国雄，曾用名邓惠民、邓彦，1912年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水口镇峤峰堡村。他在领受任务后，回到家中告诉了妻子周志中。周志中听了，失声痛哭，说：

“好不容易盼来安定生活，又要分离。”

邓逸凡只能好言劝慰。后来，邓逸凡回国探亲，周志中提出：

“你再去越南，我们就离婚。”

邓逸凡思之再三，向上级提出了自己不想再去越南的想法，但是又表示服从组织决定。领导批评他是享乐主义。于是，邓逸凡就怀揣着离婚协议书，返回越南前线。战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授予邓逸凡将军二级军功勋章。

1950年7月1日，《人民日报》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报道了党中央关于进行全党整风的决定。报道中写道：

“党的巨大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党内教育的任务。为了巩固中国人民革命的辉煌胜利，进一步改善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以便顺利地实现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伟大任务，必须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7月2日，毛泽东复电给越共中央，他在复电中写道：

“同意先打高平的意见，对高平的具体作战方案等陈赓去后，由你们最后商定。以后如何作战，由你们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我们如有意见，仅供你们参考。因为你们比我们熟悉情况。”

在夏日的一个周末，王鹤滨知道毛泽东要去双清别墅，赶紧收拾好医药箱来到毛泽东身旁，只见毛泽东和他的孩子们已经站在了颐年堂东侧的大院内，好像是在等什么客人。

不一会儿，叶子龙从大门外带来了一群客人，为首的那一位身材高大，足有2米有余，已经年近不惑，长着一副长长的面孔，他就是袁水拍。

袁水拍（1916-1982），原名袁光楣，笔名马凡陀，诗人。袁水拍的身后跟着他那位身材瘦小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儿子。毛泽东拉着袁水拍的手，亲昵地说：

“你年纪轻轻就出版了诗集，可喜可贺！”

袁水拍谦虚地说：

“主席过奖了，那算不得是诗。”

毛泽东说：

“《马凡佗山歌》我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就读过。”

宾主寒暄过后，就带着孩子们上路了。汽车到了香山，驰过慈幼院的大门东侧，爬上一个小坡，停在了一个不大的停车场里。毛泽东和客人沿着松林间的小路向北走去，走了约百十米，到了一个院落前，顺着院内的一条蜿蜒的走廊，将客人带到走廊中的一个六角小亭下，宾主坐在了小圆石桌旁，谈笑风生。

王鹤滨怕影响毛泽东和客人的谈话，就和李敏、李讷、刘思齐、毛远新，还有江青的姐姐李云霞，李云霞的儿子王博文，叶子龙的两个女儿燕燕和丽娅，以及客人的两个儿子，走到小亭南侧水池边玩耍。招待人员为他们送来了冷饮，孩子们欢声笑语，好不高兴。摄影师侯波为他们一一摄影留念。

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紧急决议，以美国军队为主组成所谓“联合国军”，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该司令部使用联合国军旗帜”，扩大侵朝战争。

7月7日这一天，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林彪、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以及各军种兵种负责人萧华、萧劲光、刘亚楼、杨立三、李涛、许光达、滕代远、谭政、万毅、苏进、贺晋年、赵尔陆及东北军区的负责人。

会议着重讨论了加强东北边防的军事部署问题。

7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根据联合国决议，任命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兼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担任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

随后，美国纠集英、法、加拿大、澳大利亚、土耳其、新西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希腊、哥伦比亚、泰国、菲律宾、南非、埃塞俄比亚15个国家，将这16个国家派出的作战部队组成了所谓的“联合国军”。此外，意大利、挪威、瑞典、丹麦、印度5个国家也派出战地医疗队，参加“联合国军”。连同南朝鲜的军队，统统归麦克阿瑟指挥。

7月10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继续研究加强东北边防的军事部署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一个《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重组第13兵团，作为军委预备队，组成东北边防军，必要时支持朝鲜人民军作战。由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部司令。

欲知东北边防军如何组建，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0年6月19日写给教育部长马叙伦的信，文字不多，却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他在信中说：“要各学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毛泽东所说的前者，规定了新中国教育的基本原则是健康第一，后者则从经济方面体现了中、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建国伊始，中小学、中专以上院校就全部实行了义务教育，特别是中专、专科以上高等院校，所有经费均由政府支出，包括学生的吃、住、书本资料费和贫困生助学金。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毛泽东时代终结，圆了不少贫寒学子的升学梦。鄙人就是受益者之一，大学3年，每月享受政府补贴的22元生活费、4元助学金（即零花钱）。这种体制与“教育产业化”之体制相比，无疑有天壤之别！

第15章 1950年7月—

“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

话说1950年7月10日，毛泽东复电给粟裕并告陈毅、饶漱石，他写道：

粟裕同志并告陈饶：

来电悉。有病应当休养可以缓来，但仍希望你于8月上旬能来京，那时如身体已好，则担任工作，如身体不好则继续休养。

毛泽东 7月10日

7月11日，文化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加强电影管理，颁布了《电影新片领发上演执照》、《国产影片输出》、《国外影片输入》和《电影旧片清理》4个暂行办法。同时，中宣部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电影指导委员会”，以加强对电影事业的领导。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有：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田汉、蒋南翔、丁玲、江青、邓拓、阳翰笙。

这一天，文化部还成立了戏曲改进委员会。

7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将程潜关于解决湖南夏荒问题的信批给中南局和湖南省委，他在批示中写道：

中南局、湖南省委：

兹将程潜所提关于湖南民食的意见发给你们。所称再拨二千万斤赈济米一点请即加研究，如有必要宜即照拨并宜速办。

毛泽东 7月11日

7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起义部队中的领导机关应实行军政委员会及军政组制度”给中南等各中央局及军区的指示电，他写道：

中南、西南、西北各中央局及军区：

在起义部队中的领导机关应为军政委员会及军政组制度，不应如主力一样为党委制，以便吸收起义将领参加一起工作，利于团结和改造部队。兹将绥远改造傅部经验一件发给你们作参考，请你们指导所属有关部分注意研究此种经验。

军委 7月12日

7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上批示道：

“同意。照此执行。”

此后，中央军委命令：由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原第4野战军第13兵团所属38军、39军、40军，驻黑龙江地区的42军，炮兵第1、第2、第8师和4个高炮团，1个工兵团，1个战车团，1个汽车团等共计25.5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于7月底到8月上旬，全部到鸭绿江北岸的本溪、风城、辽阳、安东、通化、集安、宽甸等地集结，开始整训。

从组建东北边防军起，毛泽东就考虑：一旦出兵用什么名义？如何既投入新中国的主力部队同美国军队作战，又使中美两国从国际法的意义上不进入战争状态？还不至于把作为盟国的苏联拖下水爆发一场世界战争？尽管他已下定了不惜打烂了重新建设的决心，作好了美国公开向中国宣战的准备，但是，这毕竟是中国在美国武装侵略面前迫不得已的选择，只是想达到制止侵略的有限目的，并不希望扩大战争的规模。毛泽东依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考虑到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惯例，力求在军事行动的范围和名义上有所节制，使“朝鲜战争局部化”，不至于成为中美两国之间乃至世界性的全面战争，这样才能减少侵略者的口实，使自己在国际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毛泽东和周恩来研究的结果，觉得用“支援军”的名义比较合适。初步意见定下来以后，决定再征求一下民主人士的意见，毛泽东说：

“多征求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阅历多，有许多经验，此类事情他们办法多。”

果然，周恩来一征求意见，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立即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听取了黄炎培的意见。

“有个问题要考虑呀，”黄炎培诚恳而关切地望了望毛泽东，又望望周恩来，说道：“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

“我们叫支援军，”周恩来说：“顾名思义，支援朝鲜人民嘛。”

黄炎培摇摇头，反问道：

“这样叫，是不是师出无名？需要考虑。”

周恩来问：

“怎么是师出无名呢？”

黄炎培说：

“支援军，那是派出去的。谁派出去支援？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

“哦，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伸手从笔筒里抓起一支铅笔，将“支援”二字一划，改写为“志愿”两个大字。然后掷笔于桌，欣然道：“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么，这是民间的事儿，人民志愿去朝鲜帮助朝鲜人民的，不是国与国的对立。”

志愿军参战，从国际法的意义来讲，只是中国民间志愿组织的武装队伍入朝，由朝鲜政府指挥作战，中美两国仍不处战争状态。周恩来兴奋地作了一个手势，他说：

“对，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来的志愿军。”

黄炎培频频点头，笑道：

“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

7月17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局、唐亮等转粟裕，电文中写道：

华东局，唐张周转粟裕同志：

毛主席前电粟要他于8月上旬来京，依情况或留京休养担任工作。现粟已去青岛休养，甚好。请粟于8月上旬来电报告身体情况。如病重则继续在青岛休养，不要来京，如病已愈则盼来京。

军委 7月17日

7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关于匪特暗害阴谋及我保卫工作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兹将公安部政治保卫局6月11日关于匪特暗害阴谋及我保卫工作报告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加以充分注意，指导所属加强保卫工作，彻底粉碎国民党匪特的暗害的阴谋，有效地保卫一切党的领导同志、工作干部及党外民主人士，是为至要。

作出上述批示之后，毛泽东又召来周恩来，听取罗瑞卿有关国民党匪特大搞暗害阴谋活动的情况汇报。他开门见山地对罗瑞卿说：

“今天，我和总理请你来，是想听听近期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全国范围内的治安情况。”

罗瑞卿报告说：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残留在大陆的政治土匪、国民党特务以及各种反动会道门势力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第3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机会到了，于是便纷纷从阴暗的角落里跑出来，进行各种反动活动。他们炸毁桥梁，破坏工厂矿山，烧毁仓库器材，抢劫粮食财物，残害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甚至组织武装骚扰和暴乱事件。河北交河县发生反动地主反攻夺地事件93起；福建省发生19起反革命武装暴乱；广西各地干部被杀3000多人。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们还把暗害的矛头对准了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听罢，转向周恩来，说：

“恩来，我们手软是不行的。从目前形势发展来看，你我从苏联回国之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个镇压反革命的文件是很不够的！”

“是的，”周恩来严肃地说：“看起来，我们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才能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才能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才能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与社会变革。”

毛泽东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会议，明令颁发一个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文件。

周恩来、罗瑞卿去后，毛泽东在聂荣臻转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边防军特种兵负责人万毅和中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政治委员邱创成和副司令员匡裕民7月16日关于炮兵观察队赴朝鲜前线考察问题的请示电上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聂：

暂时不要去。何时去，将来再定，并须得到军委批准。

毛泽东 7月18日

接着，他在中央军委给中南军区拟复的电文“军委原则上同意你们组织观察队到朝鲜前线去作实地考察，但须俟外交部与朝鲜大使交涉”一句后边，加写了一句话：

“并须斟酌去的时间，避免过早暴露目标。此项时间由军委决定示知。”

7月18日晚，毛泽东收读了江苏无锡师范附属小学吴启瑞老师写给他的一封信。

这吴启瑞的丈夫叫王人路，王人路的父亲就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数学老师王正枢，本传在第一卷、第二卷中多有描述。1948年底，年仅49岁的王人路身患脑溢血病，在临终前拉着吴启瑞的手说：“天快亮了，毛泽东与吾父交厚，8个孩子全靠你了，将来如有危难之事，你可去找毛大哥。”1950年5月22日，月工资仅有47元的吴启瑞不得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2000多字的长信：“毛主席：容我自己来介绍，我叫吴启瑞，是无锡师范附小低年级的教员……解放以来，对于时政及各种理论文件越读越感兴趣，但限于时间，不能充分学习，很少收获，深感苦闷，而造成这苦闷的因素，乃是为了背着8个小孩的包袱，使瑞终日碌碌于生活的挣扎，筋疲力尽。”“今受生活的威胁，小儿等体力不良顾虑，万乞主席睹世交之谊，垂念小儿等孤苦体弱，特予提携，准予小女心月和小儿心丰、心支加入苏南区干部子弟班。裨小儿等生活入于正规，增加体格，瑞得全心全意努力业务时政的学习……”

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封长信，王正枢、王人路的名字映入眼帘，使他思绪万千，30多年前自己与王正枢先生及其家人往来的情景似乎就在眼前。他提起笔在吴启瑞的第一页信纸上写了一个批示：

请陈丕显同志酌处。写信者是有8个孩子的母亲，在无锡师范附小当教员，请求将她的3个孩子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

毛泽东 7月18日

7月19日凌晨，毛泽东给吴启瑞老师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启瑞先生：

5月来信收到，困难情形，甚为系念，所请准予你的3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减轻你的困难一事，请持此信与当地适当机关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找什么人商量由你酌定，如有必要可去找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一商。我是没有不赞成的。就是不知道该子弟班有容纳较多的小孩之可能否？你是8个孩子的母亲，望加保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此复，幷颂教祺。

毛泽东 7月19日

接着，他在信封上写了寄信地址：无锡市大成巷四号，交给工作人员发出。

7月20日，毛泽东关于苏联来华之空军师的驻地和人民解放军空军混成旅改装训练问题，复电给斯大林，他在电文中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在研究了我们出动到中朝边界上的部队之空中掩护问题，以及我国空军转入使用喷气飞机并接收两个苏联空军师的一切器材的问题之后，我们欢迎您的提议，并对您及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帮助致特别感谢之意。

我们拟将您派来掩护我们部队的喷气式空军师，驻扎在沈阳附近，两个团驻鞍山，一个团驻辽阳。这样驻扎，在与驻在安东附近的我国空军混成旅所属驱逐团协同动作之下，可以解决掩护部队以及保护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的问题。

我国空军驱逐部队转入使用喷气式飞机的问题，提议按下列程序进行：

以巴基斯基喷气式机团为基础，于最近两个月内建立起改换飞机训练的机构。将准备移交给我们的喷气式飞机，所需之160组飞行人员，分成两批训练。第一批是将我现有空军混成旅所属的60组驱逐机飞行人员，派去进行改换飞机训练。当这一批改换飞机训练结束的时候（1950年12月到1959年1月），即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联合航校1951年1月份毕业生中选出第二批（100组飞行人员），去进行改换飞机训练。这样，我们就能在1951年3月到4月间，完成新喷气飞机的接收工作。至于接收两个苏联空军师的一切器材，也只能在那时全部完成。

为了及时实现拟定的改换飞机训练计划，需要建立一个能容纳60个人学习的训练机构，并供给这个机构以教练用的飞机、器材、模型、挂图和最低限度必需数量的训练指导员及教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议派遣我国空军司令部的代表和空军顾问长空军少将普鲁特可夫同到莫斯科一趟。

以上各点是否可行，请予酌定告知为盼。

谨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毛泽东 7月20日

接着，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淮河水灾的报告上作了第一个根治淮河的批示。

原来在不久前，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北地区受灾之惨重，为百年来所仅有。毛泽东看到报告中有一份电报说，‘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他一边流着泪，一边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489人”这两个地方，都画了横线。接着，他在给周恩来的批示中写道：

周：

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毛泽东 7月20日

7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商议援助越南的事情。毛泽东问周恩来：

“恩来，罗贵波同志去越南多长时间了？”

周恩来说：

“他们是1月初从北京出发的，经过50多天的艰苦跋涉，才到达中越边境。”

刘少奇补充说：

“罗贵波一行是3月10日到达越南，与胡志明等越共中央领导人见了面。”

“韦国清和顾问团到达了越南没有？”

朱德说：

“他们已经到达了越南。”

“近来越南战场的情况怎么样？”

朱德说：

“情况比我们预料的要差些，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韦国清难以与胡志明等人沟通。”

“为什么？”

朱德说：

“韦国清主要的时间都用在了前线，而越共最高指挥当局有时做出的决定，令他们完全难以相信。”

“那韦国清为什么不到胡志明、武元甲等人身边当顾问？”

朱德沉思了片刻，说：

“具体情况我们现在也未能得到。可能是权衡轻重，前方战场上更需要他。”

毛泽东转向周恩来、刘少奇，问道：

“恩来，少奇，你们看该怎么办？”

周恩来看了刘少奇一眼，对毛泽东说：

“我们就再派一名高级指挥员去，直接与胡志明、武元甲接触，作为他们最高权力机关的参谋。”

“再派一位？”

刘少奇见毛泽东正在沉吟，也说：

“恩来说的不错，有必要再派一名高级指挥员去。我们刚刚收到罗贵波的电报，他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说这样可以在越南中央产生一种我们特别重视援助他们的印象。”

“电文中有没有说越共方面的态度？”

刘少奇说：

“电文中没有说，但罗贵波说越共方面希望与更多的中国指挥官接触，以期得到更多战斗指挥方面的经验。”

“越共没有提出？”

周恩来说：

“主席，我们已经先后派了两批军事顾问到越方，他们当然不好再提出更多的要求。”

“嘴都张开了，再多说一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

周恩来说：

“人，我们已经派出了许多，再多派几个过去，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

“是呀！好人我们已经做了，当然要一直做下去。”毛泽东停了停，又问朱德：“朱老总，你看派谁去最合适？”

朱德说：

“是不是派林彪去？”

毛泽东摇摇头，说：

“不行！林彪在军事指挥上确实不错，但他不能给人做参谋。如果他去了，不是他给胡志明当顾问，而是胡志明给他林彪当顾问。”

刘少奇提议说：

“邓小平呢？”

周恩来立即提出反对意见：

“不行，新中国刚刚建立，许多工作都才起步运转，邓小平若去了越南，他的那份工作没有谁可以挑得起来。”

毛泽东目光直射周恩来：

“恩来，你说让谁去？”

“陈赓。”

“陈赓！好。”毛泽东说：“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4兵团司令员。此人还是位较为合适的人选。朱老总，少奇，你们俩还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了，主席。”

“好。”毛泽东将手一挥：“就再派陈赓到越南去，帮助越南人民抗击法国殖民者。”

不久，陈赓受命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率领王砚泉、朱鹤云等20多名随员，奔赴越南，协助胡志明进行抗法战争。后来，陈赓同胡志明主席在越南密林中亲切会见，胡志明吟诗道：

“乱石山上高士卧，茂密林中英雄来。”

在中越边界战役全歼法军两个精锐兵团3000余人的那一天，胡志明兴致勃勃地赠诗给陈赓，他写的是：

携杖登高观阵地，万重山拥万重云。义兵壮气吞牛斗，誓灭豺狼侵略军。

中越边界战役结束后，陈赓回到了国内。不久，他又受命率部奔向了抗美援朝的战场。

且说7月22日，周恩来、聂荣臻因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副司令员萧劲光、副政治委员萧华尚不能到职，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建议说：

“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

7月23日，毛泽东在周恩来、聂荣臻7月22日的报告中作了一个批示。

周恩来在报告上批注：“主席：此事系聂及刘亚楼今日见面时谈及者，如主席同意请批交聂办。”

报告中说：“调往东北的部队预计8月上旬可以全部到达指定地点，苏方限苏联空军喷气式师于8月3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点。这些部队到达后指挥与供应即成大事。原来军委确定之边防军指挥机构虽从作战上来说较为有利，但目前似有困难：一、边防军粟裕司令员需要休养，副司令萧劲光、副政委萧华一时还难以离京北去。二、东北军区高司令员等感到层次太多，有所不便。三、边防军的供应需要强有力的后勤组织才能胜任，而中南只能组织轻便的后勤机构，刚到东北恐亦有困难。基于以上情况，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委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中南李聚奎到东北后即兼任军区后勤部长，所带之后勤机构即合并到东北后勤部中，因东北军区后勤部太弱，不能胜目前的大任。这样部队指挥既可免生脱节现象，供应问题也较容易解决。”

毛泽东在报告中批示道：“同意。”

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了经政务院7月21日第42次政务会议通过，经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批准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已先后成立。但在某些地区，特别是有些新解放地区，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仍在采取武装暴乱和潜伏暗害等活动方式，组织特务土匪，勾结地主恶霸，或煽动一部分落后分子，不断地从事反对人民政府及各种反革命活动，以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与国家利益。因此，积极领导人民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及各项必要的社会改革，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当前重要任务之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各级人民政府必须遵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对一切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及时的镇压，而在实行镇压和处理一切反革命案件中，又必须贯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以期团结人民、孤立反革命分子而达到逐步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为此，特对重要反革命分子的处理，呈经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作如下的原则指示：

一、对一切手持武器、聚众叛乱的匪众，必须坚决镇压剿灭，并将其主谋者、指挥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处以死刑。

二、对以反革命为目的而杀害公职人员和人民、破坏工矿仓库交通及其他公共财物、抢劫国家和人民的物资、偷窃国家机密及煽动落后分子反对人民政府的一切活动、组织或谍报、暗杀机关，应彻底破获并逮捕其组织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处以死刑或长期徒刑。

三、对怙恶不悛的匪特分子和惯匪，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

四、凡勾结、窝藏上述三项重要反革命分子而情节重大者，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

所有上述各项反革命案件，经当地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判决死刑者，其批准手续，在新解放地区，由省人民政府主席或者人民政府授权之当地专署以上首长批准后执行，在东北、华北及西北老解放地区，由省人民政府或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主席批准后执行，在中央及大行政区直属市，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及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主席批准后执行。上述各项重要反革命分子之判决死刑者均不得上诉。

所有上述各项反革命案犯的处理，均应切实调查证据，认真研究案情，并禁止刑讯逼供。在实行镇压反革命活动中，应防止乱打乱杀，如发生此种情形时，应予迅速有效制止，并查究责任，依法处理。

各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关于反革命分子挑拨的民族冲突事件的处理，应按具体情况妥慎决定，并及时请示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政务院总理 周恩来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沈钧儒

7月31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率高级代表团抵达台湾访问。次日，他与蒋介石签订了《共同防卫协定》，决定美蒋双方海陆空军归麦克阿瑟统一指挥，以“共同防守”台湾。自此，美蒋勾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

1950年8月1日，毛泽东向全军发出由他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除西藏、台湾等处尚待解放，各地残余土匪尚待剿灭之外，已经基本上结束。国家的伟大的经济建设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已经开始。今后人民解放军的任务，除必须解放西藏、台湾及剿灭残余土匪外，主要的就是要进行国防建设，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略，维持国内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同时，也要尽可能地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和其他工作。我全体人民解放军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任务，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今后必须为完成新的任务而奋斗。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为此，特规定下列各项：

一、全军规模的文化教育，自1951年1月正式开始。务求在3年之内，使一般战士及初级小学程度以下的干部达到高级小学的水平，使一般相当于高级小学程度的干部达到初级中学的水平，然后再继续提高。

二、在连队的教育时间内，暂规定以60%的时间进行文化教育，以30%的时间进行军事教育，以10%的时间进行政治教育。但某些起义部队在1951年内其文化教育时间应酌量减少，而增加政治教育时间。全军连队教育的时间分配，如因情况变化而需要改变时，当以命令改变之。

三、各部队应按在职教育与离职教育衔接并进的方法，而以在职教育为重点，举办下列各种文化学校：（1）在职的半日文化学校，由团以上各级普遍举办。这种半日学校，应按情况设立初小、高小、中学或专修等班级。在工作繁重、入学干部众多的机关部队，分为上午与下午两部上课。（2）为离职干部办的速成小学和速成中学，暂由军及省军区以上各级举办。速成中学可分为普通初级中学与完全中学两种。一级军区可举办离职高级干部的文化补习班。（3）连队采取学校的形式，进行基本上完备的初小教育与高小教育。（4）各军政大学，在一年或一年半内，以文化教育为主。部队其他学校，除军委规定或批准者外，暂时不办，或改组为文化学校。

四、一切在职干部与战士，凡需要学习与补习文化者，不论职别，均应无例外地依照文化课程的考试甄别，参加在职文化教育的适当班次，并认真地进行学习。

各级干部，首先是经历多年斗争而文化水平甚低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凡能离职学习者，均应由各级领导机关有计划地分批或轮流抽调，经过考试，送入速成小学，或速成中学，或高级干部的文化补习班去学习。一部分忧秀的青年战士，也可选调入学。

五、在职与离职文化学校的教育，应一律采取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教育方针。学校课程，应参照普通小学中学的课程予以精简、重编，保持其科学的系统，减去不必要的课程，增加必要课程的内容。小学以国文、算术为基本课，兼有少量的自然、历史与地理常识课。中学亦须着重国文、数学，但应辅以自然、物理、化学、历史及地理诸课。此外，各种学校均须有一定的军事课及政治课。各种基本课程均应采用中央审定的课本。在中央未发审定的课本之前，可选用既有的课本。

一切文化学校均应建立正规与合理的考试、分级、编班、升级、留级、毕业及发文凭等项制度，制定各种必需的条例及规则，确立学生的自觉纪律，规定教员的责任。

各种文化学校的教育，以上课为主要方法，同时重视自修与辅导等活动，以利切实与迅速地进行教育与学习。

六、各级在职与离职文化学校的领导人员和教员，由各一级军区统一调配。首先应从各部队的知识分子干部中调用教员。不足之数，由一级军区筹划，从军政大学、人民革命大学、各地普通的大学、中学编余人员及失业知识分子中抽调或招聘之。干部学校的教员应力求优良称职。

七、军队文化教育所必需的经费，应由一级军区政治部造出预算，经上级批准，由各级供给部门负责及时供应。

八、部队文化教育工作，应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为了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得在团以上各级党委领导下，设立包括司、政、后勤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与学校负责人在内的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计划文化教育的课程、时间、经费、设备及调配教员、学生等事宜。教育工作的实施，则由各级政治机关及学校负责人领导进行之。

九、全军文化教育工作的管理机关为军委总政治部。全军文化教育的实施方案及其他必须统一处理的重大事项，军委总政治部必须按时予以解决。

十、今年尚有5个月，凡没有担负作战任务及巨大工程任务的部队，除进行整风、生产、整编复员、军事训练，从政治训练等项工作外，应对调动、招聘和训练教员，调收学生，筹办校舍、课本及其他教育用具等事，完成准备工作，务期明年一月能一律开学。同时，可立即开始进行重点试办，取得经验。

主席 毛泽东

8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了朝鲜局势，他说：

“如果美帝国主义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们。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是日晚，毛泽东审阅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一个报告。聂荣臻在报告中说，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鲜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毛泽东当即批示道：“同意。”

8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高岗的指示电，他写道：

高岗同志：

8月4日电悉。

一、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请高岗同志负主责，于8月中旬召集各军师干部开会一次，指示作战的目的意义和大略方向，叫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务使士气旺盛，准备充分，部队中的思想问题必须予以解答。我们当令萧劲光、邓华、萧华参加这次会议。

二、在上述方针下，部队的集结部署由你按情况酌定。38军如以调驻四平铁路沿线为有利，可即照这样调动。

　　　 　军委 8月5日

接着，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治淮问题的报告上作了第2个根治淮河的批示，他写道：

周：

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初秋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毛泽东 8月5日　

8月10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了对载涛的委任令：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委任令

兹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主席 毛泽东

载涛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叔叔，这位曾任清宣统军咨府大臣、禁卫军训练大臣的王爷，一夜之间成为解放军的一员、国家高级干部，行政级别为13级，月工资近200元。他接到委任令后，百感交集，老泪纵横，没有想到像自己这样的人在新中国也会有新生，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当人民解放军马政局的顾问。他还纳闷地说：“我从没有见过毛主席，他怎么会知道我载涛其人呢？”于是，载涛恭恭敬敬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他枯木逢春的喜悦和感激之情。他还高兴地对人说：“新中国诞生了，我载涛也新生了！”

后来，载涛又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每月另发车马费50元。

8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华东军区工作给陈毅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饶：

同意8月8日来电所述各项检讨及各项方针和办法。我们认为这些检讨及所提方针办法是正确的，是适合华东我军的情况的，望即鼓励全体同志照此执行。台湾决定1951年不打，待1952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岛可决定在1951年4月以前不打，4月以后待命再打。军区机构是否搬上海的问题，请漱石同志考虑决定，我们认为如能实行陈毅同志每月去南京一次，或唐、张每月至华东局汇报一次的办法，不搬是可以的。撤消3野前委，组织军区党委及其人选均同意。关于部队在3年内（1951年春季开始）加强文化教育一项任务问题，最近军委有训令发出，你们收到后请根据华东我军情况考虑实施办法。此外，3野前委在6月初决定并发出同时附一信请军委给以指示的那个关于继续实行六大方针的决定，不是用电报发来的，而是用信件送来的，到7月底我们才看到，耽误一个多月之久，已经不需要答复了。我们感觉在方针政策和工作计划的报告请示方面，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的关系，比较华东局和中央的关系，其密切的程度要差一些。此点请予以研究和改正，以便不但在若干具体事件的解决方面，而且在方针政策和工作计划的解决方面（这方面是更加重要的），你们与我们之间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军委 8月11日

8月18日，毛泽东复电给西南局，他在电文中写道：

“你们关于向昌都进军各电均悉。今年如能进到昌都当然是很好的，问题是：（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长的道路是否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场及是否适于空投；（三）1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这方面你们有足够估计否？我们对于以上几点尚不清楚，请分析电告为盼。”

接着，毛泽东复电给高岗，他在电文中写道：

高岗同志：

一、8月10日送来你在边防军干部会议的报告收到了，这个报告是正确的。

二、、萧劲光同志来告有关边防军的各项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三、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毛泽东 8月18日

此时，朝鲜战场的形势是，朝鲜人民军在8月中旬已前进到朝鲜半岛南部的大田、大邱等地，歼灭了南朝鲜军队的大部和美军第24师一部，解放了南朝鲜80%的地区。但人民军前进到洛东江边时，李承晚的军队炸毁了洛东江上的所有主要桥梁，固守待援。李承晚7个师的残部和先后到达朝鲜的美国几个师的援军，收缩在洛东对岸以釜山为中心的狭小地区。敌军高度集中，后方供应迅速及时，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使人民军进攻受阻，双方形成胶着状态。

美军一面自空中和海上继续增兵，一面出动数百架飞机，轰炸朝鲜北部城镇和交通要道，严重破坏了人民军的供应线。

8月19日，中共中央将由毛泽东等人圈阅的《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各军区党委”，《指示》中写道：

“一、我国的天主教、基督教一方面是宗教问题，另一方面在长时期中又被帝国主义用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其一部分组织又被帝国主义用为进行间谍活动的机关。两个宗教在我国都办有教堂、学校、医院及其他文化事业及救济事业机关，都受外国津贴，都有大量外国教士占据领导地位。全国天主教教士（依靠宗教为生的神父、修女、修士等）中，外国人几占半数（12000人中占5500人），基督教教士中外国人占17%（10000人中占1700人）。天主教在组织上是统一的，属罗马梵蒂冈教皇所管，基督教则组织上不统一，分成许多派系；天主教的活动比较注重乡村，并有大量土地，基督教则比较注重城市，并有青年会、女青年会为其外围团体。

二、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无神论者，认为宗教有害于人民的觉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群众性的宗教问题，从来是当作一种有历史必然性的社会问题和群众问题来处理的，从来是反对单纯的依靠行政命令简单急躁的办法来处理宗教问题的。根据解放前的统计，中国天主教徒约300万人，80%左右在农村。基督教徒70万人，70%左右在农村。农村中的教徒，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城市中的教徒，绝大多数是贫苦市民、工人、小贩等。教徒中妇女几及一半。其中很多人信教很深。如果不采取谨慎步骤，不但不能使广大教徒从帝国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而且还会使他们对我们发生极大反感和敌意，适中帝国主义之计。此外，这两个宗教在世界多数国家都有很多信徒，如果我们所采步骤不适当，还会被帝国主义用来造成外国教徒群众的恶感。因此，我们对待目前中国的天主教、基督教，应当不帮助他们的发展，并反对其中的帝国主义影响；同时坚持保护信教自由，并在其中扩大爱国主义的影响，使天主教、基督教由帝国主义的工具变为中国人自己的宗教事业。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国基督教、天主教中的帝国主义影响受到严重的打击，在土改已经完成的地区，广大人民反对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基督教、天主教，一部分教徒也已不再信教。但帝国主义者，由于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已告失败，正在力图保持他们在教会中的影响，经过教会来保持在我国的帝国主义影响和加紧进行间谍活动。帝国主义的这种阴谋，是完全违反我们民族与人民的利益的，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

四、为了把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教会，变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宗教事业，需要进行一系列艰苦的复杂的工作。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进行群众的反宗教运动，而是领导人民大众，坚决实现共同纲领，实现土地改革，争取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广泛进行唯物主义与科学知识的宣传，来逐渐缩小宗教的市场；同时，在基督教、天主教内部，利用各种机会和经过有爱国心的教徒，向教徒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间谍活动的阴谋，领导和支持其中的爱国分子，团结虔信的教徒的大多数，反对仍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少数反动分子，有步骤地使教会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及其经济关系，把教会变为由中国人自治、自传、自养的宗教事业。对于教会中进行破坏活动与间谍活动的特务分子，不论是外国人或中国人，均须依照共同纲领第7条坚决惩处，但在惩处这些特务分子时，不要牵连整个教会、教堂或教会学校等，而要把那里的教徒的大多数也团结到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一同反对帝国主义和特务分子。

五、在上述基本方针之下，我们正鼓励基督教中有爱国心的分子吴耀宗等，签名发表宣言，号召以逐渐脱离帝国主义的影响与经济关系，实行自治、自传、自养为教会今后的目标。对于这个签名运动，各地的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应从旁予以适当的赞助，经过适当关系，组织有爱国心的教徒，签名响应，并在教徒中进行宣传。但在势力更大的天主教中，现在尚未发起此种运动，望各地注意团结天主教徒中有爱国心的分子，以求在适当时机发起同一运动。所有这些宣传运动，一概不得采取强迫命令办法，尤其不可由教外的人包办代替。”（以下略）

8月19日，毛岸英给孙嫂陈玉英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孙嫂：

你的信我前天才看到，这是因为我自你们那里返回北京后，马上又被公家派到别处去了，前天才回来。

你在信上感谢我照顾你，这我决不敢当。我对你并没有丝毫特殊，组织上对你照顾是把你当作对革命有一定功劳的人看待的，这是你二十几年前在敌人威吓面前，在敌人监狱中挨骂挨打坚定不屈的应有代价，这是你的光荣。但你千万不要以此而自高自大，这也要那也要，若如此那就会把你自己的光荣历史玷污了。我想你不会这样的，你将仍是一个老实的、朴素的、对人好的、为众人做事的、因而为众人所尊敬的孙嫂。

你的身体千万也要注意，同时又要好好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不要使人家觉得解放后，你似乎有了“后台”就不听话了，不好好工作了，这是不对的。我们是劳动人民，我们以此为光荣，但因此我们永远应当是世界上最忠实、最纯洁、最勤劳、最朴素、最刚强而又善良的人们，望你永远不失这种伟大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保持这种伟大的优良品质。

岸英 上

岸青问你好！我父亲也问候你，并望你决不退步，跟着大众前进!

8月20日，毛泽东给徐海东写了一封回信。

徐海东是在7月1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自己的病情，并表示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海东同志：

7月17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此复，顺祝愉快。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应湖南大学校长李达的请求，为湖南大学题写了校名。

此前，李达来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在和毛泽东一起吃饭时，他从袋子里拿出一封信，递给对面的毛泽东，说：

“润之，这是湖南大学学生会以及全体学生给你写的信，请求你把湖南大学改名为‘毛泽东大学’，他们想在你的领导下让学校获得更大发展。”

毛泽东看了信，笑着说：

“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不得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学校。”

李达问：

“你能给湖南大学题个校名吗？”

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在8月20日这一天，他一连写了3张，共校方选择，并在给李达的信中写道：

鹤鸣兄：

校名照写如另纸，未知是否合用？我不会写更大的字，你们自己去放大。

顺祝健康！

毛泽东 8月20日

写好后，他即派人将信和题字送给李达，李达非常高兴。此时提议请毛泽东为湖南大学题写校名的副秘书长、经济系主任涂西畴也在北京，他就给涂西畴打去电话说：

“毛主席日理万机，很快满足我们的要求，这是对湖大数千师生员工的巨大关怀，勖勉我们努力把湖大工作做好，早日改造成新大学，为革命和建设多培养人才。”

8月23日凌晨，毛泽东给罗石泉写了一封回信。

此时的罗石泉已经62岁，年老多病，家口众多，而他任教的小学又是族立学校，薪水没有保证，生活十分困难。所以他曾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到北京来工作。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石泉兄：

来信收到，甚以为慰。在地方上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较为适宜，不必来京。此复，顺问

康吉

毛泽东 8月23日

罗石泉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安下心来，继续教书育人。1951年病逝于家乡。

8月23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批准昌都战役计划。他在给西南局的电示中写道：

西南局，并告西北局：

8月20日电悉。

一、你们力争今年占领昌都并力争留3000人巩固昌都的计划是好的，你们可以照此作积极准备，待本月底下月初判明公路已通至甘孜无阻，即可实行进军，期于10月占领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

二、现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惟希和平解决勿用武力。英国原不许西藏代表团来京，现已允许。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现我们正采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减少恐惧的方针。西藏代表到京时，我们拟以既定的10条作为谈判条件，争取西藏代表签字，使10条变为双方同意的协定。果能如此，则明年进军拉萨会要顺利些。你们于占领昌都后只留3000人在那里过冬，今年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在西藏方面看来，可能觉得是我们向他们表示好意的一项措施。

三、30架飞机事在筹备中，但需时间，短期内你们不要靠望。

四、你们16000人由甘孜向昌都进军，粮食全靠部队携带及牦牛载运，其中3000人须有过冬粮食，准备撤回的主力13000人至少须有往返期间3个月粮食，甘孜是否已有这样多的粮食，部队及牦牛是否有这样大的运输力，仍望查告。

五、昌都等处可能购买一部分粮食及肉类，你们是否已准备一批金银及藏民需要的货物如绸、茶等带去。

毛泽东 8月23日

这天下午，毛泽东给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写信，催问空军为解放西藏所做的工作进展到何种程度。他写道：

“李涛同志，西南军区为进军西藏，需要30架高空运输机。请询空司是否已着手筹备，飞机和驾驶员何日可以筹妥，最近3、4个月内有希望否？问明告我，并加督促为盼！”

欲知昌都战役结果如何，请往下继续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0年8月1日向全军发出由他起草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他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为穷苦人办夜校、学文化。直至一生，为普及、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知识，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竭力使劳苦大众脱离愚昧状态，从古到今，唯有毛泽东。他才是真正的人民领袖！

第16章 1950年8月—

“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话说1950年夏，毛泽全由南京到北京开会，抽空去看望堂兄毛泽东。他们自1938年8月在延安分别后，已经12年未见面了。毛泽东非常高兴，问道：

“泽全，延安分别后，你到哪里工作去了？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呀？”

毛泽全说：

“我改名王勋，到苏北新四军兵站搞后勤去了。”

“好嘛！你连姓也改了。姓王也好，王字的笔画端端正正，不像毛字，底下还有一个尾巴呢。”

毛泽东说完，对身边的陈毅说：

“他是我的堂弟，叫毛泽全。”

陈毅笑道：

“知道啰，我们在皖南和盐城新四军指挥部都见过。现在我是华东军区司令员，泽全同志是华东军区的干部，还用得着主席来介绍吗？”

“原来你们早就是一家人啦！”毛泽东也笑了，他转向毛泽全问：“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毛泽全谦虚地说：

“水平低，许多事没有做好。”

陈毅忙说：

“这不是事实嘛。皖南事变时，环境那么恶劣，泽全同志带领他的那个兵站，突出重围，这就很了不起嘛！”

毛泽东很高兴，笑着说：

“你们工作有成绩，我心里就高兴。居功不骄傲，这更好！”

他又问毛泽全：

“你成家没有？”

毛泽全说：

“1943年春结的婚，爱人叫徐寄萍，也在部队工作。”

“你有几个孩子？”

“3个女孩。”

1950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准备对付敌军可能向潮汕及海陆丰登陆袭击”给邓子恢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邓谭赵，并叶方：

华南分局转来潮汕地委未寒电已悉。台湾敌人向潮汕及海陆丰举行登陆袭击是极有可能的。你们必须：一、加强侦察工作，务使我军在敌举行登陆袭击之前，获得可靠情报；二、加强兵力，请考虑从西面抽调一部兵力（例如一个强的师）及一部炮火加强东面，确保潮汕及海陆丰沿海防线，并派一个军级指挥部去担任指挥，遇敌袭击时能坚决歼灭之；三、加强党政军民各方面的作战准备，清除干部中的和平思想，军队及地方武装解除其生产任务，集全力于准备作战。该区情况及你们意见盼告。

军委 8月25日

8月26日，新中国最高美术学府的院长徐悲鸿，收到毛泽东一封亲笔信，只见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悲鸿先生：

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顺颂教祺。（李信附陈）

毛泽东

信中所说的李苦禅，原名叫李英杰，早在30年前曾参加过蔡元培、李石曾创办的“留法勤工俭学会”，与同在北京的毛泽东、徐特立有过交往。解放后，他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学院个别领导不知何故竟让这个堂堂的教授每周只上两节课，其余时间要去陶瓷系工作室画茶壶、茶碗，后来又干脆让他脱离了教师队伍，去看大门、卖戏票。一家6口人全靠他每月只有12元的薪水度日。李苦禅为此常常借酒浇愁。与李苦禅有过患难之交的凌子风了解到他的委屈之后，给他出主意说：

“大哥，有党和政府给咱做主，你不要怕，这是新社会，不像过去了。你可以写信告状，给毛主席写信！你与他当年在勤工俭学会不是有过几个月的同窗之缘吗？如今下头这样对待你，大概上头不知道吧！如果知道，定会开恩解决你的困难的！”

李苦禅说：

“同窗之事都过去30年了，这位当年的毛润之可能早就忘了我，更何况他现在日理万机，能管这点儿小事吗？”

“怎么不管？党进城之后就是要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

李苦禅觉得凌子风的话有些道理，就高高兴兴地对妻子李慧文说：

“贤弟叫咱告状伸冤，咱就泼个胆给毛主席写封信吧？”

李慧文忙劝道：

“算啦，咱们就不要打扰毛主席啦！”

“好汉做事好汉当，用不着你多操心。”

李苦禅见李慧文如此说话，便没好气地一把推开她，拿起酒瓶咕咚咕咚喝起来，大半瓶白酒下肚，身子便不由自主了。他冲到画案前，提笔就写：

润之先生：

余乃昔日勤工俭学之李英杰也，尝与君同工同读，今有不平之事，激愤陈词于下……

刚写到这里，李苦禅又感到不妥，自言自语道：

“有什么事说什么事，扯同学关系干什么。”

他一把扯去信纸，又拿起酒瓶喝了一大口，重新铺开纸张，挥笔疾书。那积压在心头的郁闷从笔端泫然而下，转眼间写满了5张宣纸。其中云：

“今有不平之事，激情陈词于下。”“余乃堂堂教授，却被无理剥夺授课之权利。”“共产党理应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

李苦禅写好后，糊了个牛皮纸大信封，将信装了进去，上写：“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收”几个大字，送往邮局。

李苦禅酒醒后十分懊悔，也不知道自己在一气之下究竟写了些什么，现在信件已经发出，是福是祸，只有听天由命了。而此时的徐悲鸿，看了毛泽东的信后立即来找李苦禅，将这一好消息告诉给他。李苦禅那紧锁的愁眉一下子舒展开了，禁不住兴奋地吟道：

人世悲欢皆虚幻，七情六欲一念牵。一旦悟通烦恼处，心中净土连西天。咄！咄！无染无垢超三界，白藕脱泥即苦禅。

几天后，一位文质彬彬、衣着朴素的干部，在美院教授王朝闻的陪同下，登门会见了李苦禅，他说

“李教授，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他很关心你的问题。主席说刚刚建国，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现在国家经济很困难，一时对美术工作者关心不够，欢迎你经常提出宝贵意见。”

当李苦禅知道眼前这位干部，就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时，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告别时，李苦禅不安地说：

“毛主席工作很忙，还为我操这么大心，真过意不去。”

不久，李苦禅的教授职务得到了恢复，工资也由12元增加到62元。加上李慧文的40元工资，家庭生活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到了1952年，李苦禅的工资又升到了120元。

再说8月27日，毛泽东关于朝鲜局势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为了应付时局，现须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已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做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

毛泽东 8月27日　　　　

接着，毛泽东在邓华、洪学智、解方关于选派干部去朝鲜战场了解情况的报告中对周恩来写了一个批示。

邓华等在报告中说：兹选定兵团侦察科长崔醒农、第40军第118师参谋长汤景仲、第39军参谋处长何凌登、炮8师副师长黄登保，以驻朝鲜大使馆武官名义，去朝鲜了解情况。另外，东北后勤是否也派人去，以及去与大使馆接洽手续等，均请速示。

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批示中写道：

周：

请令这些人和柴君武（后改名柴成文——笔者注）一同来京，由你面授机宜，然后去朝工作。

毛泽东 8月27日

8月29日，毛泽东就西藏代表团来京问题写信给周恩来，他在信中写道：

“请注意进攻昌都的时间。请考虑由外交部适当人员向印度大使透露，希望西藏代表团9月中旬到达北京谈判，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西藏代表团如有诚意，应当速来，并请印度政府予该代表团的旅行以可能的协助。”

毛泽东还指示外交部说：

“去电申健（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负责办理西藏代表团经印度到北京谈判的有关事宜——笔者注），叫西藏代表团马上动身来北京。电中请说明希望该代表团接电后迅即动身乘飞机至香港，转乘广九、粤汉、京汉火车，9月中旬到达北京。”

接着，毛泽东又给他在湖南一师时的历史老师刘策成写了一封回信。

刘策成在一师给学生上第一堂课时，身穿粗布长衫，腰系布带，头剃平头，脚着布鞋，如同农村农民，走上讲台就自报姓名：“吾叫刘武，字策成也。”他上课非常认真，又博闻强识，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大家说他是“活历史”，不用带教本上课的老师。那时候，毛泽东酷爱历史，除了课堂上认真听课外，还感到不满足，经常在课余找刘策成先生个别请教、探讨，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后来毛泽东在筹建文化书社时，刘策成也曾积极入股支持。解放后，他l950年上书毛泽东，请求工作，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策成先生：

惠书敬悉，甚为感激。先生欲为人民事业有所贡献，极为钦佩。地点似以在长沙为宜，那里熟悉先生的人较多，商量较为便利，尚祈斟酌，顺致敬意。

毛泽东 8月29日

后来，刘策成还是被安排在中央文史馆为馆员。

8月30日，北京师范大学在迎接新中国诞生一周年之际，打算更换校徽，校长林砺儒致函毛泽东说：

“我校拟更换徽章，随函附呈徽章式样一枚，恭请惠题‘北京师范大学’6字，藉光黉宇，永宝纪念。”

林砺儒原是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著名教育家。中央人民政府是在1950年2月任命他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为此，毛泽东还特邀林砺儒到中南海晤谈，详细询问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历史及现状。

林砺儒写罢便函，随函转送一本书和一张宣纸，委托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转送给毛泽东。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就收到了毛泽东的题字，凡3行，右上角有“送师大校长”字样，其中一行字后画一圆圈，写有“一般用”3字，就是说，他满意的是画圆圈的一行字。“北京师范大学”这6个字，三疏三密，力道沉稳，中宫紧收，舒展有致，自然天成，成为毛泽东题写的各个大学校名中最优秀的书法作品之一。

8月3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导淮工作的报告上作出第3个根治淮河的批示。

周恩来在报告中转呈了华东军政委员会8月28日转给他的中共苏北区委对治淮的意见的电报。转报的意见的第3项是：“如今年即行导淮，则势必要动员苏北党政军民全部力量，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要重新考虑，既定的土改、复员等工作部署必须改变，这在我们今年工作上转弯是有困难的；且治淮技术上、人力组织上、思想动员上及河床搬家，及其他物资条件准备等等，均感仓促，对下年农业生产及治沂均受很大影响。如果中央为挽救皖北水灾，要苏北改变整个工作方针，服从整个导淮计划，我们亦当竭力克服困难，完成治淮大计。”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周：

此电第3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3省同时动手，3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毛泽东 8月31日

8月3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另一件报告上批示道：

“购30架高空运输机，支援西藏进军。”

后来，周恩来又批准将刚从苏联购进的吉斯—150运输车拨出200辆，专供修筑甘孜机场用。

1950年9月1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等，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饶：

在此所谈各问题，你写电报时，为保密计，请用有线电发来，不要用无线电。嗣后凡机密电报，均请注意用有线电，不用无线电。只有非机密者用无线电。党政军均是如此。党政军对下面亦应如此，凡有有线电设备之处，均用有线电，以达保密之目的。在此敌我斗争日益尖锐之时，保密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极大注意。

毛泽东 9月1日

9月3日，毛泽东复电高岗，他在电文中写道：　　　　

高岗同志：

8月30日来信收到。兹复如下：

一、友军作战方面，可能发生如来信所说的困难。但估计一时尚不便改变，还须打一个时期（也有此种必要），到无可打了，损伤也大了，就会逐渐改取守势。友方人员的后备力甚大（已动员报名百万以上），装备是有的，故估计可以坚持颇久的时间。

二、2000辆汽车，可以筹办。

三、铁道纵队待需要时可调动，目前尚不需要。

四、弹药北移有必要，请即办。

五、整个空军攻防计划，是照顾了你所说的情况的，正在筹办。

六、必须以现代战争观点教育部队，切记不可轻敌，你的意见是正确的。柴君武可于9月上旬或中旬率少数人以大使馆员面目去实地调查作战情况，当令其于中旬或下旬送回第一批调查结果，即可以之教育部队。专人研究，请即就东司及13兵团设立，并进行研究。林、粟均病，两萧此间有工作，暂时均不能来，几个月后则有可能，估计时间是有的。

七、对省级主要同志只讲边防，不讲其他。

八、工业迁移，问题甚大，以从积极防空着手，主要的不迁，只迁某些部分为宜。

以上各项中，有几项须具体去做的，当由周副主席负责予以解决。

此复，及祝健康!

毛泽东 9月3日

有事请随时来信。　　　

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9次会议上发表了题目为《朝鲜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他说：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过去，我们对于朝鲜战局的估计有速决和持久两种可能性：所谓速决，就是朝鲜人民军乘胜追击，把美军和李承晚的残余伪军赶到海里去。现在美国在朝鲜已经增加了它的军队，因而战争持久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了。朝鲜人民是可能坚持这个持久的战局的，他们动员的人力已超过100万，朝鲜人民军队现在有十几万人，今后还能继续补充。朝鲜人民斗争很勇敢，美国飞机一面炸桥，朝鲜人民就一面修桥。开始时是白天炸黑夜修，后来则是随时炸随时修，飞机来了，朝鲜人民只在旁边躲一躲，然后还是照旧去修桥。战争开始时，美帝国主义原以为用空军一炸，朝鲜人民就会害怕，结果却碰了一个钉子。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朝鲜人民在日本长期统治和压迫之下，一旦站立了起来，就绝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来侵略他们。朝鲜人民在日本长期的奴役之下，已经变得非常坚决了。东方其他民族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也锻炼得非常坚决了，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坚决战斗的民族。虽然在我们的斗争过程中，有时曾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不是靠观音菩萨来救命，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去克服困难。在今天，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虽然增加了，但是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朝鲜人民的。因为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对于朝鲜人民的同情已经和正在不断的增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发动中国内战时，世界的同情就在中国人民方面，越到后来，这种同情就越到中国人民方面来。中国战争是带有世界性质的。中国战争在东方第一次教育了世界人民，朝鲜战争是第二次教育了世界人民。全世界的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朝鲜战争虽然持久不如速决的好，但持久了更可以教育朝鲜人民和世界人民。

美帝国主义在今天是有许多困难的，内部争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3个弱点，合起来是1长3短。3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希特勒的战线是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日本东条的战线是从中国东北到南洋，都比美国从柏林到朝鲜的战线短。在运输路线上，希特勒从柏林到莫斯科，也比隔着两个大洋要短。在战斗力上，美军不如德、日的军队，这一点不仅郑洞国知道，就是我们八路军也是早就知道的。敌人是不可怕的，它的装腔作势和气势汹汹是吓唬人的。但是，美帝国主义也可能在今天要乱来，它是什么都可能干出来的。假如它要那样干，我们没有准备就不好了，我们准备了就好对付它。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3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对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长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弹，我们要有充分准备。你如果一定要那样干，我们就跟上来。

我们要随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要考虑到敌人就在面前这个情况来讨论和决定。1951年的国家概算，也应当这样来制定。

9月6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将第50军编入东北边防军。

9月8日，毛泽东在华东军区9月5日关于9兵团北调执行办法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9兵团全部可以统于10月底开到徐济线，11月中旬开始整训。该兵团在徐济线整训期间仍归华东建制，惟装备及整训方针计划受军委直接指挥为适宜。

　　　　 毛泽东 9月8日

接着，毛泽东在聂荣臻的报告上作了两个批示。

聂荣臻在报告中说：柴君武昨日返京，今下午约他一谈，因我方使馆人员不能下去，故了解情况不多，亦不深刻。现将书面报告草稿（指柴君武的《目前朝鲜战争局势报告提纲》，这个提纲从5个方面汇报朝鲜的形势和看法：一、战局发展的3个时期。二、现有敌人兵力番号位置判断。三、人民军兵力番号位置。四、观感。五、朝鲜各收复城市工作）先呈上，如要面讯时请告时间。

毛泽东批道：

聂：

请周约柴君武一谈

毛泽东 9月8日

周阅后，刘、朱、任阅，退聂。

请周约柴君武一谈，指示任务和方法。13兵团同柴去的几个人是否要其来京与柴一道面授机宜，请周酌定。柴等出发之前，似应约李周渊大使一谈，告以柴等任务，征求金（指金日成——笔者注）的同意，俟得同意后方能出发。

毛泽东 9月8日

9月9日，毛泽东为军委总政治部起草关于“开展连队民主运动加强战斗力”给各大军区党委及政治部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大军区党委及政治部：

兹将中南所属48军开展连队民主运动计划一件发给你们，希望你们亦发动所属在有领导有秩序的条件下，开展一次连队的民主运动，提高连队官兵觉悟程度，改善连队官兵关系，达到连队爱兵尊干加强战斗力之目的。48军的计划，可发给各军参考。

军委总政 9月9日

9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将驻扎在西北地区由杨得志指挥的第19兵团调至陇海铁路沿线，集结待命，做到随时机动，作为第二线兵力，以策应东北边防军。

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还极为重视加速特种兵的建设，决定从苏联购置装备，扩编空军、装甲兵、地面炮兵、高射炮兵。同时，加强了沿海地区及东北地区重点城市的防空力量。这些富有远见的战略应变措施，为保障国家的安全和援助朝鲜人民进行反侵略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争取了主动的地位。

9月11日，柳亚子一家迁居紫禁城西之北长安街39号，毛泽东亲自为他的新居题赠“上天下地之庐”6个字。这里环境幽美，柳亚子自己说：“精神自好，大非昔比了。”

9月15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秘密从日本和太平洋地区调遣了强大的陆海空兵力，亲自指挥7万多美军，在300多艘舰艇和500多架飞机的支援下，在朝鲜的西海岸仁川港登陆。

此时正在洛东江对岸布防的美军和李承晚的10个师，也配合北面的登陆部队，开始向北进攻。

金日成首相派内务相朴一禹来到辽宁安东，向中国边防军通报了情况，他说：

“自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战局急剧变化。由于敌人沿着铁路、公路急速北进，而且派飞机狂轰滥炸，交通全被破坏了，朝鲜部队只好沿着山区的小道往北撤，很多主力部队现在还滞留在南方，联系不上，情势危机。”

9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粤桂等地军事部署及对剿匪等项工作”给邓子恢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邓谭赵苏并各军区党委：

9月13日电悉。

一、同意你们对粤桂5个军的部署。甲、目前形势下，海南岛有43军1个师已足；该军主力仍可位于大陆，并可照你们部署以1个师开钦防。乙、你们于南宁西南地区集结1个师继续剿匪，并准备与43军调驻钦防之1个师配合歼灭由越南窜入之残匪，是很必要的。惟请注意，这两师兵力不要太迫近越南边界，要距边界远一点，如匪军由越回窜，则诱其深入百余里或200余里，然后我军以必要力量切断其来路，由西向东歼灭之，切忌打得太早，迫其逃入越境，麻烦甚大。为歼灭该敌，我两个师及地方部队，须指定一个能干的军级人员统一其指挥。丙、广州、佛山、花县、英德及其以东地区经常保持4个师是必要的。惠州及其以东，包括潮汕、海陆丰区域须经常保持两个师，以便及时歼灭可能由台湾方面乘机偷袭之敌。

二、你们对48军的部署是对的，该军收缩地方工作的时间如来不及，可以推迟至明年1月底或2月底集中完毕。

三、湖南之两个军，请你们考虑，在明年春季集中1个军于机动位置，明年夏季或秋季再集中1个军，是否可行，盼查明电告。

四、主力各军明年的剿匪工作、军事训练、文化训练和生产任务须作必要的调整，不使互相冲突。即是说，凡有匪的地方，必须争取于明年彻底剿灭；文化教育须用大力推行；军事训练亦须占有一定时间完成一定整训任务，务使武器不生锈，装具不遗缺，战斗意志不降低。为达上述目的，则生产任务不能太多，应以改善部队生活为主，不以增加国家财富为主。如不减少生产时间，则文训与军训两项任务即不能完成。此问题为全军共同问题，除请你们考虑外，亦请西北、西南、华东、华北、东北各军区负责同志加以考虑，以其意见电告为盼。

军委 9月16日

接着，毛泽东在东北军区司令部关于上古龙村12日发现美机一架的电报上给周恩来写了一个关于抗议美机美舰对我侵袭问题的批语，他写道：

周：

东北及上海、山东沿海（渔民发现的）均继续发现美机或美舰侵袭，置之不理是不妥的，若每次抗议则不胜其烦，似宜每隔10天或半月汇集多案抗议一次，请酌办。沿海事件，军委有材料。

毛泽东 9月16日

9月的一天，毛泽东把表侄女章淼洪（朱光少将的妻子）请到中南海吃午饭。他一见章淼洪就说：

“今天请你来，有两件事要你办一下。”

章淼洪问：

“什么事？”

“我想让你回湖南一趟，马上动身。一是去接你的九表舅王季范和我的同学周世钊，二是请你顺便到你外婆家去一下，找你的舅舅文运昌他们做做工作。”

章淼洪闻言，高兴地说：

“好，我一定完成您交给的任务。”

毛泽东转身对江青说：

“你去把那封信拿来。”

江青从毛泽东的书房里拿出一封竖式信封，章淼洪接过一看，是湘乡县县长刘亚南写来的那份材料，心中顿时一沉。

“淼洪，”毛泽东郑重其事地说：“刘亚南给我写了信，我看了，很好！你回去代表我向他问好。就说：‘你不要有思想顾虑，要大胆工作。’另外，你回湘乡，到唐家圫去一趟。跟你舅舅他们说一说，做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尊重地方政府，奉公守法，做老实农民。”

章淼洪说：

“叫我回去可以，他们是我的亲舅舅，我怎么好说呢？”

毛泽东说：

“你就不会说是我说的吗？”

章淼洪不吭声了。毛泽东又交代说：

“你的态度一定要严肃点！”

后来，章淼洪回到唐家圫，探望并做通了舅舅文运昌、文涧泉、文南松、文梅清的工作。她又到湘乡县找到县长刘亚南，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她说：

“你给主席的信，主席收到了。乡下的情况他都知道了。主席叫我回湘乡来，专程看望你，并告诉你不要有顾虑，大胆工作。文家亲戚都要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缺点，该批评的批评，该教育的教育。主席还交代说，对文家不要有任何的特殊照顾，而要同其他农民一样同等对待。不要因为是我的亲戚就可以不听当地政府的话，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有什么缺点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主席很忙，他说就不另给你写信了，要我向你问声好！”

“谢谢主席。”刘亚南郑重地对章淼洪说：“请你转告主席，我一定按主席的指示，把工作干好！”

刘亚南问起毛泽东的身体和生活状况，章淼洪说：

“身体很好，就是忙了点。主席平时爱吃辣椒、炒豆豉辣椒、辣椒酱、苦瓜皮、盐姜等。还喜欢将辣椒煨着吃。”

刘亚南听了，说：

“请你代我向主席问好，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长寿！”

章淼洪告别刘亚南，离开了湘乡县城，返回长沙，准备接王季范、周世钊北上。王季范已应邀先期赴京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她就到湖南第一师范，邀周世钊一同赴京。

关于文运昌，在这里也需要交代一下。后来刘亚南看文运昌是个读书人，又多年从事教育，在当地有些名望，便把他请到县里当上了人民代表，参政议政，给予他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不久，文运昌又经王季范等人向王首道推荐，担任了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后来，他又当上了湖南省文史馆馆员。

9月18日，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向国内发报，报告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谈最近朝鲜战况并准备长期作战的情况。

9月18日这一天，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截获了日本人山口隆一寄往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一封航空信件，投送地址是：日本国东京都涩谷区神泉町20番地7号第一绿C管理室。这是东京美国盟军司令部情报处（CIC）的所在。信中的内容是：“所购灭火机定于10月1日发货。一切按既定计划进行。致以热烈的问候！”信件中有一张手绘的天安门草图，上面绘有华表、金水桥、天安门城楼，还有两条又黑又粗的抛物线，一条指向天安门城楼顶部中央，旁边有日文注解：“从日本买来的消防压水机，能超过这个屋顶。”另一条指向天安门中央主席台的一个人，左边用日文写着：“到现在水还是达不到这里。”信中还有一段文字是：“每当政府祭礼之日，政府中有名望的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军队分列式和民众行列，以前的消防压水机仅能压至毛主席所站位置……”

这个草图引起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保卫局的高度重视。山口隆一的职业是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而不是经营消防器材的商人，他画这个图的用意是什么？信中提到“10月1日发货”，正是在新中国的国庆节。山口要用什么手段在天安门搞破坏呢？于是公安人员密切监视与山口隆一有来往的人员，很快便牵出了一个美国间谍，此人叫李安东，是意大利人。公安部长罗瑞卿请示周恩来后，于9月26日逮捕了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并对李安东在甘雨胡同住宅进行了搜查，缴获迫击炮1门、手枪1支、手枪和步枪子弹235发；随后在1951年又逮捕了与此案有牵连的意大利人马迪懦和法国人魏智，还有哲立、甘斯纳及中国人马新清，并在马迪懦家中缴获了迫击炮弹、步枪子弹、手枪子弹等259发，手榴弹8枚，迫击炮弹弹头和底火、兵器零件等273件。1951年8月17日，北京市召开公判大会，由罗瑞卿亲自担任公诉人，对李安东等人进行宣判。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马迪懦被判处无期徒刑。魏智、哲立、甘斯纳及中国人马新清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判决后，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处决（马迪懦、魏智、哲立、甘斯纳在监禁一段时间后，被驱逐出境）。8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版刊登了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处美国特务间谍李安东死刑的新闻。起诉书说：“李安东和山口隆一合谋，妄图于1950年10月1日我国国庆节大会时，炮击天安门检阅台，一举谋杀我参加国庆大典的国家元首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首长。”

再说9月19日，毛泽东为早年老同学张维的母亲80寿辰书写了一副对联：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

9月20日，毛泽东获悉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要为他修缮韶山故居和修通从长沙通往韶山的公路，立即写信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和省委第一副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并告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他在信中写道：

克诚、首道并告子恢同志：

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毛泽东 9月20日

接着，毛泽东在罗荣桓关于提升一位军长为兵团副司令员的报告上批了“同意”后，又写道：

荣桓同志：

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持久。请考虑。

9月21日，毛泽东将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9月16日关于治淮工作给华东局和中央的报告批转给周恩来。他在报告上作出第4个根治淮河的批示：

周：

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毛泽东 9月21日

9月22日下午，王季范被接到中南海与毛泽东会晤。

本传前面已经多次讲到了王季范，尚需补充的是，毛泽东早年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的时候，曾有几次被国民党军警追捕，都因王季范救援掩护，方得度过难关。自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与表兄一别20多年，未曾谋面。

王季范一直在长沙、湘乡等地从事教育工作。他同情和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曾多方赞助进步学生、进步老师的革命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王季范提出请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介绍其独生儿子王德恒前往延安参加抗战。徐特立当即表示，一定鼎力相助。没多久，王德恒便辞别父母、妻儿到了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那时候，他的女儿王海容才1岁多，儿子王启华尚在襁褓中。1940年春，王德恒从抗大毕业，1944年随王震的支队回到了湖南，在桃源县工作，进行地下活动。不久，他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年仅30岁。噩耗传到延安，毛泽东深感悲痛。但因事关军事机密，他未将王德恒牺牲的消息告诉王季范。在此后数年间，王季范照旧年复一年地给表弟毛泽东和儿子王德恒写信。他多次拜托毛泽东对王德恒严加管教，使之成材，为国为民效力。他还反复告诫王德恒，务必要聆听毛洚东的教诲，不可一日懈怠，为表叔也为家人争光。

此次王季范来京，是应毛泽东的邀请，在9月21日与夫人萧拾英一起，由儿媳萧凤林、孙子王启华、孙女王海容陪同，离开长沙，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他们刚下火车，毛泽东即派秘书前来迎接，把他们一家人接到北京饭店住下。

毛泽东见到王季范分外高兴，他久久握着表兄的手，深情地说：

“九哥，你终于来了。”

王季范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眼里充满了泪花。他也激动地说：

“润之，我早就想来看你了。只是学校里的事情分不开身啊！”

“九哥，当年我在湖南读书时，闯了祸，张干校长要开除我。多亏你帮忙，才了结了那桩公案。”

“润之，那时候你的胆子也不小啊！”

二人说罢，哈哈大笑。王季范把家人一一介绍给毛泽东，王启华、王海容都亲热地叫毛泽东“主席公公”。毛泽东把王季范引进菊香书屋，在陈设简朴的客厅里坐下来。他说：

“九哥，我们两人分别已有23个年头了吧？”

王季范扳着指头算了算，说：

“对了。想不到时间过得这么快，我们都是两鬓白发了。”

王季范一家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心里很不安，他对毛泽东说：

“润之呀，像我们这种对革命没有贡献的人，住在那样高级的北京饭店里，实在感到惭愧和不安啊！”

毛泽东说：

“这些年，你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可大啰！”

“润之，快莫这么讲，我有什么贡献？还不就是摆摆粉笔么。”

毛泽东正色道：

“九哥，不说你对我有大恩大德，就是你过去搞了几十年的教育工作，为国家民族培养出多少人才！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就是有贡献的么！更何况你对革命事业一直很同情，鼓励学生参加革命，还把九哥你唯一的儿子德恒送到延安学习。”

毛泽东想起两年前王季范向他提出的治国方略，又说：

“九哥，你提的那3条建议——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极好。我一定谨记在心，尽量采纳。”

王季范看着毛泽东眼睛里布着红丝，便问道：

“你晚上是不是没有睡觉啊？”

毛泽东笑了笑，说：

“这是我的习惯，从延安时起，我就养成夜里工作的习惯。”

王季范关切地说：

“现在进城了，情况不同了，你该改改这个习惯了，不要影响了身体。”

毛泽东摇摇头，笑道：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这个习惯恐怕难得改了。”

毛泽东和王季范共进晚餐，他拿起酒杯，给王季范斟上一杯低度葡萄酒，王季范推辞道：

“润之，你是国家主席，让你敬酒，岂敢岂敢！”

毛泽东说：

“九哥，你是我的老师，学生尊敬老师，应该应该。”

晚宴结束后，毛泽东把王季范请到书房叙话，这才把王德恒在延安的情况及回到湖南桃源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事一一告诉了表兄。他望着年近古稀、须发花白的王季范，垂首恭立，悲从中来，好半天，才哽咽着说：

“九哥……你把德恒交给我，可我没有照看好他，自当难辞其咎啊！”

说着，禁不住两行热泪潸然而下。儿子牺牲的消息，令王季范老泪纵横，肝胆俱裂。但他见毛泽东如此自责，便极力忍住心中的悲痛，安慰毛泽东说：

“润之老弟，快莫这样讲。为了国家安宁，你几十年东奔西忙。为了人民翻身，表弟媳杨开慧慷慨就义，泽民、泽覃兄弟血染疆场……德恒以你作楷模，为天下安宁、百姓安居乐业而壮烈牺牲，他死得重于泰山，自当含笑于九泉。家人也以他为荣，夫复憾哉？！”

毛泽东紧紧握住王季范的双手，说：

“九哥，你说得极是哩！德恒是个好伢子，这也是你当父亲的教育之功！人民是忘不了的，我毛泽东也是忘不了的！你要节哀，多多保重，还要照顾好他的一双儿女，他们是烈士遗孤啊！有何难处，可以直接找我。我们是一家人，不必客气……”

自此以后，王季范在北京和毛泽东过从甚密，时常成为毛泽东家中的座上宾。王季范觉得毛泽东对自己礼遇太过，深感不安，心里只想为国家做点实事。有一天，他见到毛泽东便直言道：

“润之，我应命来京，是想替国家做事。你交点事给我做，我心里会踏实一些。”

“九哥莫急。”毛泽东从容地说：“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哪会没有事情做？我已经替你盘算了一件事——政务院参事。任务是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这职务是不是小了一点？”

王季范一听，连连摆手，说：

“润之，你随便给点事做就行。政务院参事，重任在肩，我哪能干得了啊！”

“不！”毛泽东摇摇手，说：“你过去搞了几十年教育工作，见多识广，深孚众望。完全干得了。你给我提出3个治国重点，不是有‘用贤才’一条吗？古人说：‘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我们要建设新中国，就是要选贤任能，唯才是举。你是我的表兄，但更是贤才，我就是请你出来工作嘛！”

王季范听了，很是感动，恳切地说：

“润之，我想加入共产党，你看行不行？”

毛泽东稍微思索了一下，没有正面回答，他说：

“九哥，过去你一直同情共产党，支持革命事业，如今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为党为人民工作，实在可敬可佩。至于想加入共产党，你可以缓缓，因为全国刚解放，共产党发展党员采取慎重态度，吸收党员较少。你最好先参加一个民主党派。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加入民主党派，是很光荣的。你留在党外，更利于这方面的工作，更能发挥你的作用。”

毛泽东一席话说得王季范心里亮堂堂的，他高兴地说：

“润之，我照你说的去做。”

不久，王季范就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一职。后来，他还被选举为第1、2、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再说在9月23日晚，毛泽东邀约梁漱溟到家中谈话。

此前，梁漱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4月至9月中旬先后到河南、山东、平原3省农村及东北城乡进行了考察，刚回到北京不久。梁漱溟来到菊香书屋，一番寒暄过后，毛泽东即吩咐江青上菜吃饭。梁漱溟歉意地说：

“我因有约请，已经吃过晚饭了。”

江青听他如此说，便端来一盘时鲜水果请他品尝，这才转身来到餐桌旁与毛泽东一起用餐。毛泽东草草用了饭，点燃了一支烟，问起梁漱溟在各地考察的情况，梁漱溟一一作了汇报。毛泽东建议说：

“你看了新解放区，又看了老解放区，但都在北方，还没有看到南方，你还可以再到广东看看。趁热打铁，你的收获会更大。”

梁漱溟说：

“我今年外出的时间长了，想休息一下，挤时间把参观的见闻感想写出来，访问广东就缓一缓吧。”

毛泽东说：

“也好。先写写观感，去南方的事以后再谈吧。”

接着，毛泽东问起他居住的条件如何？梁漱溟说他一家寄居在西城辟才胡同南宽街的一个亲戚家里，住房并不宽裕，生活亦有不便之处。毛泽东当即说道：

“为使你生活、写作更清静些，我让人安排你住到颐和园里边去，你就在家等候安排吧。”

徐冰很快便派人把梁漱溟一家接到了颐和园内石坊附近的一座小巧而精致的四合院里居住。梁漱溟对毛泽东非常感激。有一次，两人在颐和园信步漫游，梁漱溟走在毛泽东稍后半步，腰身向前躬着，头伸在毛泽东的身前，竖着大拇指，仰望着毛泽东的脸色说：

“毛主席呀，您真伟大哪！真伟大。”

梁漱溟一生极少赞扬人，这次他是真的被感动了。但是毛泽东听了并不高兴，皱起眉头拂了一下手，说道：

“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是老朋友了，这个样子不好嘛。”

此后，梁漱溟在颐和园一住就是两年多，直到有关部门安排他一家人搬到了积水潭边的小铜井一号院居住。

9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们致祝词，他说：

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同志们！

中共中央向你们的会议致热烈的祝贺，并对你们的工作表示感谢和敬意。

你们在消灭敌人的斗争中，在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斗争中，克服了很多的艰难困苦，表现了极大的勇敢、智慧和积极性。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向你们学习，同时号召你们，亲爱的全体代表同志和全国所有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同志们，继续在战斗中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只有决不骄傲自满并且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做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称号。

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有赖于同志们和全体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道，和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协同努力，方能达到目的。当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第一个国庆纪念节日快要到来之际，你们在这里开会，是有巨大意义的。我们祝贺你们的会议获得成功，庆祝你们在今后工作中获得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在会议休息时，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代表们。

“老毛，您咯胖呀！”

一位代表双手拉着毛泽东，重重地抖了抖，大声地和他打招呼。毛泽东微微一愣，周围的人全都吃了一惊。毛泽东定睛仔细一看，终于认出来了，朝那人的肩头轻轻地打了一拳，叫到：

“罗瞎子，是你呀！”

“老毛，您到底还记得我这个小萝卜头！”

那人说着，眼泪便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毛泽东哈哈笑了，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咯还记不得？‘苟富贵，勿相忘’嘛！”

原来，那位被毛泽东叫做“罗瞎子”的劳模，来自10年内战时期的老苏区。那时候，毛泽东到苏区乡里搞调查，遇到的乡政府主席就是眼前的这位劳模。毛泽东问他的姓名，他自报家门说叫“罗瞎子”。毛泽东说：

“这个名字是绰号，你总得还有个真名吧？”

这位乡政府主席摇摇头说：

“咱家里穷，没上过学，斗大的字不认识一升，是个睁眼瞎，就叫罗瞎子。从小就这么叫惯了，如今在乡政府里当主席，更不能叫官名。要不，人家会说我摆架子哩！再说，自家人这样称呼我，无拘无束，怪亲热的。”

毛泽东连连称赞道：

“好，说得好！‘苟富贵，勿相忘’！就是日后革命成功了，我们也不能像陈胜那样忘了自己共过患难的父老兄弟。”

毛泽东接着讲了《史记》中陈胜称王后家乡的父老在殿上直呼其小名，陈胜因此恼羞成怒的故事。罗瞎子听了，哈哈大笑，他摇着毛泽东的手说：

“要是你以后当了皇帝，不，要是革命成功了，你管天下，我该怎么称呼你呢？”

毛泽东说：

“那你照样喊我老毛就是。”

“好，我记住你的话了。”

罗瞎子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在与他分别近20年后竟然还没有忘记当初那句“苟富贵，勿相忘”的诺言。

9月26日，这一天是中秋节，毛泽东和第一届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一起吃饭，农民代表李顺达和工人代表马恒昌分别坐在他的左右。毛泽东说：

“中国山地很多，南方有井冈山、大别山，山西有太行山、吕梁山，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不能不要山区。你们住在山区，要好好建设山区，以后要把山区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接着，他举起酒杯，又对李顺达说：

“你住在太行山，那个地方石厚土薄，你做出了贡献，我敬你一杯。”

此后，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为全国战斗英雄代表题词：

“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欲知英模们在新中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苟富贵，勿相忘”，典出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十八》，原文是：“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后来，陈胜揭竿而起，果真成了秦末农民起义军之王，史称陈王。曾经和他一起种田的老伙计记得他“苟富贵无相忘”的话，就去找他。陈胜却把老伙计给杀了，“由是无亲陈王者”。毛泽东熟知历史典故，随手拈来，教育下属。近20年后，他与故旧相逢，当即道出当年的诺言，且躬身力行。正所谓“圣人以身体之”，“力行近乎仁”，伟哉毛泽东！

第17章 1950年9月—

“明神宗那么黯弱，还懂得要派兵援朝，打败日本侵朝部队。今天，新中国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明王朝能做到的事，中国共产党还能做不到？”

话说1950年9月27日下午，刘少奇带着从越南归国的罗贵波，来到菊香书屋。朱德、周恩来已经先期到了，就坐在毛泽东身边。刘少奇介绍了罗贵波回国后汇报的情况。毛泽东听完，从沙发上站起来，对罗贵波说：

“越共中央长征同志来电报，催你尽快返回越南工作，胡志明同志希望你当他的总顾问。你要做好在越南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

刘少奇插话说：

“原定你在越南工作3个月，现在看来不行了，做长期打算吧。”

周恩来补充说：

“中央已内定你是将来中国驻越南的首任大使。”

毛泽东说：

“我们中越两党联系的任务由你来继续完成。你是我党派出的第一位联络代表，也许还是唯一的联络代表。目前，我们根据朝鲜的情况准备抗美援朝，派志愿军赴朝参战，同朝鲜军民并肩战斗，抗击美国侵略者。我们又根据越南的情况，决定继续援越抗法，秘密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财经援助，还派去顾问帮助越南作战和工作。不论是抗美援朝还是援越抗法，都是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意义同样重大，同样光荣，只是援助的方式各有不同。”

他话锋一转，突然问起罗贵波的爱人及家庭情况。罗贵波说他爱人叫李涵珍，是1933年参加红军的长征干部。毛泽东高兴地“哦”了一声，说：

“这么说她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同志，很好嘛。她干过什么工作？”

罗贵波说：

“她干过机要工作、组织工作、干部工作。”

毛泽东马上说：

“好！让她也到越南工作，做你的助手。胡志明同志向我们提议过，让你们的爱人到越南去，合适的我同意带去。”

刘少奇说：

“越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财经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和货币问题。我们挑选了几位搞财经工作、银行工作、粮食工作的干部到越南担任顾问。他们同你一起先行一步，以后还要选其它方面的顾问，组成帮助越南党政工作的政治顾问团，你是总顾问，又是政治顾问团团长。”

毛泽东说：

“当总顾问不能照搬苏联的一套，而越南也不是中国，你不能照搬中国的一套。一切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在人家面前要老实、诚恳，我们革命成功的经验要介绍，失败的教训也要讲。”

9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以周恩来名义起草给高岗和邓华的电报，他写道：

高岗、邓华同志：

兹将9月20日经倪志亮转致朝鲜同志一电转发给你们，阅后即销毁。朝鲜同志已同意此项建议。

周恩来 9月27日

上述电文所说“9月20日经倪志亮转致朝鲜同志一电”也是以周恩来的名义发的，电报全文是这样写是：

9月18日电悉。请转告金日成同志：我们认为你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在目前主力暴露于敌人阵前，相持不下，消耗必多，而敌人如果占领汉城则人民军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因此，人民军主力似宜集结机动，寻敌弱点，分割歼灭敌人。在作战上，必须集中兵力，每一次作战以少数兵力及火力分路钳制多数敌人，而以多数兵力（3至5倍）及火力（2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围歼被我分割的少数敌人（例如一个团）。作战最忌平分兵力，最忌只能击溃或阻止敌人而不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只要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哪怕每次只歼灭敌人一个团一个营也好，积少成多，就可逐步将敌人削弱下去，而利于长期作战。如果美军火力配备强，一时难于突入分割，则宜考虑先以李承晚伪军为对象，集中主力，每次歼灭其一二个团，每月歼灭其一二个师，半年后即可尽歼伪军，剪去美帝爪牙，使美帝陷于孤立，然后各个歼灭之。在持久战的原则下，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方面。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和使用，必须处处长期打算，防止下级发生孤注一掷的情绪。敌人要求速决害怕持久，而人民军则速决既不可能，唯有以持久战争取胜。以上所陈，系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提出，供你们参考，是否有当，尚祈考虑见复。

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切断了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实行战略退却。

此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经总统杜鲁门批准，曾在9月27日电示麦克阿瑟说：

“假设俄国人或中国人没有宣布进行干涉的意图，或没有进行实际干涉”，你可越过三八线，消灭朝鲜军队。

9月28日这一天，周世钊和章淼洪一起，在长沙登车北上。

9月29日清晨，列车到达许昌，章淼洪下车去看望爱人朱光，周世钊就在许昌逛了几个小时，口吟《五律·过许昌》一首：

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

满市烟香溢，连畦豆叶长。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

后来，周世钊到京后，将此诗赠给毛泽东，又把毛泽东读过的《伦理学原理》原件，交还给毛泽东。

原来，这一本《伦理学原理》原件，是由毛泽东的同学杨韶华保存下来的。杨韶华在1950年9月15日得知周世钊将去北京，就托周世钊将毛泽东读过的《伦理学原理》原件，奉还给毛泽东。杨韶华并在书后附记：

“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机敦元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藉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

毛泽东复得这本书，高兴地翻看了自己写在书中的评语。他说：

“我当时喜欢读这本书，有什么意见和感想就随时写在书上，现在看来，这些话有好些不正确了。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谈话中，周世钊向毛泽东提出想参加共产党，毛泽东也婉言劝他先参加一个民主党派。他说：

“现在全国解放不久，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和在农村发展党员，采取慎重的态度，吸收党员比较少，你最好先参加一个民主党派。民主同盟是知识分子的组织，你参加民盟好了。”

他还说：

“民主党派的工作也是党的工作。做好了民主党派的工作，也就算是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友好关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生命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所以我说，做民主党派的工作是光荣的，民主党派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

再说9月29日夜，毛泽东收到了周恩来关于朝鲜战场的报告，报告中说：

“美帝国主义已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从倪志亮27日电看来，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似此情况甚为严重，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

9月30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

是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复电中除了表示感谢之外，还提到了尤金在中国的工作问题。他写道：

“尤金在这里工作了两个多月。但是，关于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并且我们希望他能到山东、南京、上海、杭州、长沙、汉口、西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地参观，并向我们的干部做一些政治理论报告、讲演等，以上两项工作，共需4个多月时间。因此我请求你允许尤金同志在中国的工作时间延长至1951年1月底或2月底，是否可以这样做，请予复电为盼。”

9月30日中午，全国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新中国成立1周年国庆招待会。有意思的是，这次发出的请柬上特别注明：每位受邀嘉宾可以携带一个孩子出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便带上爱女——只有14岁的章含之来到了怀仁堂。

怀仁堂里金碧辉煌，宾客济济，身着盛装的人们脸上无不洋溢着节日的喜悦。章士钊穿一件藏青色中式夹衣，章含之穿着新做的蓝色海空绒背带裙，头上扎着一朵红格子花蝴蝶结。章士钊一进大厅，看到几位熟识的老人，就互相问候聊起来。

毛泽东满面春风微笑着走进大厅，全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一边走，一边不断地向来宾致意、问候。他走近章士钊父女俩，拱手向章士钊问候道：

“行老，近来可好？”

章士钊拱手说道：

“托主席的福，还好！”

两个老朋友紧紧握手。章士钊指着章含之说：

“这是我的女儿，带来见见毛主席。”

章含之只是一个劲儿地笑，眨巴着大眼睛，天真地看着毛泽东。毛泽东用大手轻轻地拍拍章含之的头，微笑着说：

“好嘛，好嘛！有多大了？”

章含之不说话，章士钊说：

“她今年14岁了。”

毛泽东和蔼地对章含之说：

“你父亲是大学问家，你要好好向他学哩！”

章含之笑笑，点点头，仍然没有说话。毛泽东又去向其他宾客问候。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带着江青又来了，他将江青介绍给章士钊。江青和章士钊都很客气地打招呼。这是章士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毛泽东看看章含之，微笑着说：

“小孩子和我们在一起没意思吧？”

章含之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我提议，你们都到外面去耍，吃饭再回来。”

章含之听毛泽东这样说，可高兴坏了，立即就要往外跑，江青一边笑着拉住章含之，一边又招呼了几个孩子，朝大门外走去。大门口有十几个跟章含之大小的孩子也高兴地跟在江青后面，在中南海里玩起来。

庆祝大会开始了，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中国人民密切关心着朝鲜被美国侵略后的形势。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后来刊登在10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这实际上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一个严正警告。

是日晚，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在使馆地下室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

1950年10月1日，全国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首都各界40余万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大会。柳亚子等民主党派人士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首届国庆节。

上午11点，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在国歌声中，礼炮齐鸣28响。

阅兵式开始。受阅部队以空军和海军学校的学生为前导，依次为步兵、炮兵、战车、摩托化部队和骑兵。当步兵行进时，空军飞机在会场上空由东向西飞行受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用英武雄姿向全世界展示了共和国子弟兵不畏强敌、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亲自授予张治中、陶峙岳一级解放勋章。表彰他们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和稳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毛泽东参加完国庆活动回到办公室，见到了著名画家齐白石送来的两样贺礼：一是他自己用了半个世纪的石砚；二是他分别题款多年珍藏的两幅书画精品。其中一件是1937年写的篆书对联：海为龙世界；云是鹤故乡。另一件是他画的雄鹰图，画中巨鹰雄立，顾盼生姿，颇有叱咤风云的气魄。此后，毛泽东也以礼回谢齐白石。

10月1日这一天，“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根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联合国军”第2号作战命令，命令正在三八线南侧待命的“联合国军”部队，从陆地和海上同时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麦克阿瑟还向金日成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金日成“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无条件投降”。

是日深夜，金日成首相紧急召见中国大使倪志亮和政务参赞兼武官柴成文，他说：

“希望中国尽快派集结在鸭绿江边的13兵团迅速过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反击敌人。”

倪志亮不敢怠慢，立即向国内报告，并将金日成和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的求援电报发往国内。

周恩来在接到倪志亮报告的同时，还收到了斯大林发来的电报。他急匆匆地来见毛泽东，递上几份电报，说：

“主席，这是金日成同志和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来的加急电报。还有斯大林同志发来的电报。”

毛泽东看罢倪志亮的报告，又看金日成的电报，只见上面写着：

毛泽东同志：

……自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我方遭受到极大损失，局势对我们已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敌人利用约千架各种作战飞机，不分昼夜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使我们的兵力和物资受到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情况是非常严重的。目前，敌人的主要登陆部队已与其南线部队连接为一体，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和物资供应。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在敌人进入“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能直接出动，赴朝参战，援助我军作战。

我们谨向您提出以上意见，请予以指教。

金日成 朴宪永

斯大林的电报则是在分析了朝鲜战场的局势后，要求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朝鲜人民军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

毛泽东读罢电报，对周恩来说：

“恩来啊，你还记得《左传》上宫之奇对虞公晓以利害的那段话吗？‘虽然，假吾道以伐虢，虢无虞救必亡，虢亡，虞不独存。’”

周恩来说：

“是啊，主席，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我们决不能置之不理。”

毛泽东说：

“明神宗那么黯弱，还懂得要派兵援朝，打败日本侵朝部队。今天，新中国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明王朝能做到的事，中国共产党还能做不到？目前的局势，对朝鲜人民军极为不利，我看他们实战速决的时机已经失去了。可是，我认为局势还没有斯大林估计的那么黑暗，金日成同志还没有到要组建流亡政府的地步。美国侵略者也不会那么走运。他远涉重洋来干涉别人国家的内政，想把社会主义阵营一举打垮，有那么容易吗？当今的世界，有那么多国家和人民要革命，那么多的民族要解放，这是一个历史潮流，它美国怎么能挡得住？手伸得太长，只能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恩来啊，我们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你看如何？”

周恩来说：

“主席，我完全赞成！”

10月2日凌晨，彻夜未眠的毛泽东，给高岗、邓华发出紧急电报，他在电文中写道：

高岗，邓华同志：

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三、请邓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军委 10月2日2时　　　

他还在周恩来给倪志亮的电报稿上加写了一段话，要倪志亮转告金日成：

“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尔后，他又起草了一封很长的给斯大林的复电稿，准备在下午召开的中央会议决定出兵以后，立即发给斯大林。他在电报稿上首先写道：

“还在今年4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7月中旬、7月下旬和9月上旬，我们又3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做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

接下来，毛泽东就中国出兵入朝作战的计划问题写道：

“1、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2、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3、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军，主要是歼灭其第8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2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么，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4、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12个师（五六个不够）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5、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1个军（两个步兵师及1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7公分至24公分口径的各种炮1500门，而我军的1个军（3个师）只有这样的炮36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1951年2月才有300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1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1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4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4个军对付敌人的1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2200门至3000门7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1500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1个军。

6、除上述12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24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

10月2日午后，高岗匆匆飞抵北京。

下午3时左右，毛泽东召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高岗及代总长聂荣臻等人，在菊香书屋的东厢房召开会议。毛泽东拿出一份电报递给高岗，说：

“这是金日成来的急电，我们都看了，给你看看。”

毛泽东对大家说：

“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谁来挂帅。”

高岗放下电报，问道：

“挂帅人选不是已经决定为林总了吗？”

林彪满脸倦容，他以缓慢低沉的声音说：

“我们打了几十年仗，10年内战，8年抗战，4年解放战争，人心思和，现在再去出兵打仗不得人心呐。国内困难也很多，经济是一个烂摊子，军队没有改装，还有十几万土匪在活动。对国民党作战我们有把握，美国高度现代化，加上原子弹，能否取胜？我没有把握。请中央慎重考虑这个问题。”

聂荣臻也说：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毛泽东神情有些烦躁，他知道高岗刚刚赶来，对许多事情还不清楚，就解释说：

“挂帅人选原来考虑派粟裕同志，但粟裕确实有病，正在青岛休养，前些日子他托罗瑞卿给我带来的信中，谈到病情仍很重，我回信就劝他安心休养吧。后来由于美军和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大批进入南朝鲜，飞机、大炮、坦克大量增加，形势越来越严重，我们认为出兵援朝已不是几个军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可能各个野战军将来都要参加援朝作战。根据这一变化，常委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同志来挂帅。谁知林彪同志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他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1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1个军只有36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接着说：

“前些日子，我找林彪同志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冒险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可是，林彪同志表示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哎呀呀，他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朱德就说：

“对，还是老彭靠得住噢！”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接着说：

“美国企图在3个战场同中国作战：即朝鲜、越南、台湾。同美帝国主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在什么地点。”

毛泽东高瞻远瞩，他认为：我们现在出兵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利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时机，选择了一个有最有利的地形、最便利的交通、最便利的物资及人力支援、最便利的政治动员和最便利于取得苏联间接帮助的战场——朝鲜。他认真分析了此时的政治形势，他说：

“美帝国主义虽然是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但它所进行的是侵略的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在军事上，它妄图称霸世界，在全球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战线由西欧到东亚，顾此失彼。而英法等国已不是强国。在此形势下，美国资源的优势就不能不受到限制和抵消，而原子武器已非美国独有（1949年8月29日，苏联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笔者注），且不能决定胜负。美国如果竟敢在此时爆发世界战争，则其失败将更加彻底，因为现在美国的军事准备尚未完成，而和平民主阵营势力则大于美英势力。”

“中国抗美援朝是正义之举，必然是得道多助；中国经济虽然很落后，但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人民的全力支援，有经过多年战争锻炼的人民军队，出国作战背靠祖国，有深远的后方，支持得起长期战争。只要我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毛泽东主张：抓住时机，出兵作战，使我国在战略上处于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的主动地位。

最后，毛泽东提议，将今天会议的情况以他的名义择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给斯大林。他还对周恩来说：

“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周恩来说：

“好，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我现在就通知杨尚昆同志，请他就此作出安排。”

由于会议上多数人不主张出兵，毛泽东此前起草的给斯大林的回电就被暂时搁置了起来，而以他的名义交给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另一封回电是这样写的：

“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然而，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样的行动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第一，派几个师的兵力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们的部队装备很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取得军事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其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十分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当然，我们不派军队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之中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是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的整个和平恢复计划就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更为有利。由于暂时的失败，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我们将召开一次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要出席。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往您的疗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局势。”

10月3日凌晨1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被从睡梦中叫醒，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紧急约见他，要他通过尼赫鲁总理向美国当局传话：

“美国军队正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和平解决。朝鲜战争必须即刻停止，侵略军队必须撤退。否则，中国很快将介入朝鲜半岛事务。”

岂料尼赫鲁将此话转告杜鲁门之后，杜鲁门竟然不屑一顾地说：

“潘尼迦充其量不过是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罢了，周恩来的声明是对联合国的恫吓。”

10月3日晚，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国庆歌舞晚会，毛泽东出席了晚会，来京参加国庆盛典的代表们向毛泽东献旗、献礼，表示敬意。

柳亚子正好坐在毛泽东的前排，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样的盛况，亚子先生为什么不填词以志盛？我来和。”

柳亚子闻言，略加思索，当即填了一首《浣溪沙》。词前有序云：

10月3日之夕于怀仁堂观西南各民族文工团、新疆文工团、吉林省延边文工团、内蒙古文工团联合演出歌舞晚会，毛主席命填是阕，用纪大团结之盛况云尔！

浣溪沙

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

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

次日，毛泽东果真和柳亚子一词，且用毛笔在宣纸上手书了全文，其内容是：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1950年国庆观剧，柳亚子先生即席赋《浣溪沙》，因步其韵奉和。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10月4日上午，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令他立即上飞机到北京开会，一分钟也不准停留。

下午3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林彪、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罗荣桓、聂荣臻、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杨尚昆、胡乔木。

下午4点零5分，彭德怀乘飞机到达北京西郊机场。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李树槐前来机场迎接。李树槐说：

“彭总，行政处已在北京饭店为您安排好了住宿。毛主席交代说，请您先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然后再去中南海参加会议。”

彭德怀高声说：

“不是命令我一分钟也不能停留吗？我不需要休息，请司机同志直接开车到中南海毛主席那里去！”

汽车通过西四牌楼，进入中南海西门，停在了丰泽园门前。彭德怀下车后，随李树槐走向颐年堂。周恩来首先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说：

“彭总，会议在下午3点就已经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的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所以搞得你很紧张吧？吃过午饭了吗？”

“吃过了。”

彭德怀一边回答，一边随周恩来进入会议厅。毛泽东起身握着彭德怀的手说：

“你来得正好哇！恐怕催你催急了点，可是也没有办法，这是美帝国主义不让我们休息嘛。”

彭德怀笑笑说：

“让我一分钟也不能耽误，立即进京。你的命令一下，我家里就是着了火也得赶来呀！”

待彭德怀坐定后，毛泽东又说：

“老彭啊，现在我们的邻居朝鲜家里着火了，我们还能安之若素吗？我们的总理早就警告过美国侵略者，说你不要过三八线，你要过了这条线，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可是人家硬是不相信，硬是过来了。我们怎么办呢？究竟是出兵参战，还是听之任之？请你彭老总也准备发个言。”

说罢，他看了看高岗，说：

“高岗同志，你是站在高高的山岗上，站得高，看得远呀，很想听听你的高见。”

“我还是那个意思：要慎重。”高岗说：“我们国家已经打了20多年的仗，现在刚刚统一，元气还没有恢复，再打，怕是经济上负担不起。现在是政权到手，百废待兴，打仗又不是用拳头，是件很费钱的事。还是林彪同志那个意见，我认为应该认真考虑。我军装备落后，大都是缴获的日本人的三八大盖，7个军的炮火才顶美军1个军，坦克更别提了。一旦过江后顶不住，让美军杀过鸭绿江来，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看还是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

周恩来说：

“积极进攻是更好的防御。我们鸭绿江1000多里防线，需要多少部队？年复一年都准备打，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东北还怎么搞建设？跟美国这一仗，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既然早晚都要打，还不如早打为好。既然美国决定从台湾、朝鲜、越南3条战线包抄我们，我们还是选择朝鲜和他们较量为好。一方面朝鲜北方多山地，对美军机械化行动不利，而便于我军打运动战。而且朝鲜与苏联接壤，也便于我们获得苏联的援助。在朝鲜打，胜利的把握要大一些。”

“依我看，既然早晚都要打，那不如晚点儿打为好。”高岗坚持说：“美国战争潜力很大，从他们的南北战争结束到现在，将近100年了，美国本土没有遭到战争破坏，成为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如今，美国的钢产量，每年达到8000多万吨，是我们的140多倍。而且它手里还拥有原子弹。而我们，大家都知道，百孔千疮，百废待兴。不如等我们经济发展了，部队的武器装备改善了，特别是我们的海空军建立起来了，那时候再打，恐怕更有把握一些。”

其他一些反对出兵的人，也说出了不少理由，他们说：

“国内还不稳定，全国解放没有完成，经济建设没有起步，武器装备有待改善，海空军还未建立。”

彭德怀见与会者的意见完全相左，谁也说服不了谁，自己思想上还没有准备，也就没有发言。毛泽东看彭德怀还没有要说话的意思，就站起身来，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受啊。我们确实有困难，一些同志不主张出兵，我是理解的，但我们是个大国，不打过去，见死不救，总不行呀！

同志们，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哟！别说此举关系到三军数十万战士的性命……打得好那没什么说的，打不好，有可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断送国家的前途江山，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交代。不过，朝鲜亡了国，我们会怎么样？我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再说，中朝是邻邦，唇齿相依，我们要是不管，那社会主义阵营还不是一句空话？这场战争，尽管我们有不少柔弱之处，但我们可以以柔克刚，以己之长击人之短。第一，美国战线太长，它在全球搞军事基地，好比十个指头按跳蚤，动弹不得；第二，美军作战部队与后方相距太远；第三，美军进行的是一场不义战争，多行不义必自毙；第四，美军士兵骄娇二气缠身，这些‘塌塌米’部队过惯了舒服日子，士气必然不高；第五，有同志担心美国的原子弹，但苏联也有原子弹，而且中国国土广大，人口不集中，原子弹作用小。决定战争的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武器。”

接着，他又宣布说：

“我看美帝国主义要打，但饭也要吃，觉也要睡。现在休会，明天继续讨论。”

散会后，中央管理科的人把彭德怀送到北京饭店休息。

10月5日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到北京饭店，约彭德怀同去中南海，毛泽东想听听他的意见。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刚一坐下，毛泽东就说：

“老彭，昨天你没有来得及发言。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

彭德怀也不愿多说什么有利条件，就非常干脆地表态说：

“主席，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策。”

毛泽东见他如此说，便问道：

“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

彭德怀反问道：

“中央不是已经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

毛泽东说：

“我们的意见，这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这个准备吧？”

彭德怀沉默片刻，说：

“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是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颐年堂就是否出兵援朝问题继续讨论。彭德怀听了几个人的发言，仍有两种不同意见。他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出兵的意见，他说：

“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不同美帝见个高低，要想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因此，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如果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

毛泽东听完彭德怀的发言，非常高兴。他一拍桌子说：

“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今天老彭的发言是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犹豫退缩，担心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从桌上拿起一封信晃了晃，说：

“你们看，连傅作义先生都给我写信，认为应该出兵朝鲜，不然后患无穷。民主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以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即出兵朝鲜。既然它打到咱们家门口来了，我们还能退避三舍吗？当然要打，而且要打胜，打出中国人民的威风！就这样定了，我们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既然林彪同志说他有病，那就让他专心养病。我提议，这场战争由彭德怀同志挂帅！”

彭德怀没有推诿，接受了指挥志愿军的任务。

傍晚时分，在南海畔有人说彭德怀：

“看来你还不服老哟。”

自此以后，林彪退出了权力中心，住在北京西城区毛家湾，固守不串门、不做客、不探视病人的“三不主义”，渡过了长达10年的漫长岁月。这是后话。

且说10月5日晚，毛泽东在菊香书屋邀请原湖南一师的师友王季范、徐特立、熊瑾玎、周世钊吃饭，在座的还有谢觉哉等人。大家谈起往事，周世钊问毛泽东：

“张干这个人主席可还记得？”

毛泽东连说，记得，记得。周世钊说：

“年过花甲的张干现在还在长沙妙高峰中学教数学。”

“哦，还在吃粉笔灰？”毛泽东说：“张干这个人办事果断，很有魄力，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很会讲话，才30多岁就当了我们一师的校长，不简单哩。原来我不高兴他，我估计他要向上爬，爬上去很容易，结果他没有向上爬。”

“是的，润之。”徐特立说：“张干年轻有为，而且有股韧劲。”

熊瑾玎说：

“当时我常说，‘张干张干，肯干肯干’，他有一种湖南人特有的蛮子精神。”

“张干是有向上爬的本钱的，如果他下决心向上爬，一定爬得上去。经过几十年还没有爬上去，没有进入仕途，可见他没有向上爬的决心，这就算有一定的操守。”毛泽东说罢，又转向周世钊：“他解放前吃粉笔灰，刚才听你说，他现在还在划粉笔，这是难能可贵的。”

王季范说：

“依我看，当年的《驱张宣言》主要是触犯了张干的自尊心，他的自尊心很强。说他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这倒不见得。”

毛泽东不无自责地说：

“九哥说得有道理。现在看来，当时赶走张干没有多大必要。每个学生多交10元学杂费也不能归罪于他。至于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呢！”

周世钊趁机说：

“张干年老多病，一家6口人，现在十分困难，全靠他微薄的工资，有时竟无以为炊。他托我向主席提出要求，适当给以照顾。”

“哦！惇元，你怎么不早说呢？”毛泽东说：“对张干这样的老教育家，应该照顾，应该照顾！”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应邀为湖南第一师范题词：

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尔后，毛泽东对徐特立说：

“徐老，你是第一师范的老师，也为第一师范写几句话吧！”

10月6日，徐特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给“第一师范写几句话”的函文中写道：

惇元校长足下：

嘱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题一有关校风的短语，特立对于师范教育没有突出见解，而教育政策已由政协纲领第9章明确规定，但把政策变为现实就必须有正确的思想和作风，就学校说来就是校风。“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是我们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作风，由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自1935年以来，就成为我们全党的党风。这种作风是对学习对工作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对一切人一切事业都是需要的，它不是高深难了解的理论，也不是艰巨难做到的工作，是一句极平常极老实的口号，但它的本质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没有它，一切革命，一切建设，一切工作和学习，都会有偏差，都会有走上歪风的危险。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曾经培养了不少的革命人物，同时也有反动的人物，即正风和歪风并存，结果正风终占了上风。新民学会的领袖人物是今天人民共和国创造的领导人物——毛泽东。他在学生时代之学习目的是改造中国，此外无它目的，结果他的学习胜利了，成为一个彻底了解中国历史任务的中国通。毛泽东同志的作风是老老实实的作风，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特立希望第一师范以毛主席的作风——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作为校风。

特立

10月6日这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有各地区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根据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讨论入朝作战方案和布置有关方面的工作。他在讲话中说：

“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现在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朱德也在会议上讲了话。

10月7日，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12个小时以后，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了一个“统一”朝鲜的决议。

与此同时，美国派出B-29重型轰炸机和其它战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辽宁安东（今丹东）、吉林辑安（今集安）等地进行频繁的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物、工厂及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使的商轮。美国还派出飞机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大有将战火引入中国境内之势。

10月7日下午，毛泽东到北京饭店看望周世钊、王季范。在谈到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过江前的情况时，他说：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老大哥方面也来了意见，斯大林同志也劝阻我们打过长江，认为还是划江为界、南北分治的好。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听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如果按他的意见办了，一是对不起中国人民，二是对不起死了的秦始皇。所以，除了1948年12月我为新华社写了篇《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外，还写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诗。”

毛泽东说到动情处，有板有眼地吟诵起来：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0月上旬的一天，毛岸英来到丰泽园菊香书屋看望父亲。

此时的毛岸英自苏联归国已经5年了，父亲觉得他在基层锻炼还不够，便让他到北京机器总厂下放挂职锻炼。毛岸英在给好友蔡博（蔡和森之子）的信中是这样写道：

“我现在任北京机器总厂党的副书记，工作的内容要比过去机关工作不知丰富多少倍，缺点是我不懂技术。但我已下决心并开始学习技术……从工具机，动力机，《技工理化》，《工艺数学》，《机械制图》学起。工厂的人数比起鞍钢来是少得可怜，但它的前途是无限的，如果党不调动我的话，我准备在这个工厂连续不断地做10年工作，随着它进步而进步，发展而发展，搞出一套完整的工厂中党的工作经验来。”

就在几天前，毛岸英回到菊香书屋，看到父亲卧室大床的床头放着一本打开着的《东周列国志》，拿起来一看，见父亲在上面划了线的一段内容是：“假吾道以伐虢，虢无虞救必灭，虢亡，虞不独存……”，他知道父亲正为出兵朝鲜的事紧张的做着工作。这一道划线，这个唇亡齿寒的道理，深深地触动了他。回到工厂后，他立即通过组织申请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将此事报告给毛泽东，请示怎么办？毛泽东也想让毛岸英到朝鲜去，再次经受战火的考验，就说：

“那就让岸英去吧。”

聂荣臻考虑到毛岸英是毛泽东两个儿子中唯一健康的一个，便婉言相劝。毛泽东说：

“正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所以，就得入朝作战。我毛泽东的儿子不去，难道只能让别人家的儿子去吗？”

毛岸英今天就是为这事来找爸爸的。按规定，毛泽东那些不在菊香书屋住的亲人来看望他，都必须先经值班室报告，在毛泽东同意后方可入内。刚刚接班上岗的李家骥见毛岸英来了，就主动地和他打招呼。毛岸英问：

“我爸睡了吗？我有事找他。”

李家骥让他等一下，拿着当日的报纸来到毛泽东办公室，见毛泽东正在阅读文件，就把报纸递了过去，说：

“主席，岸英想看看你，还说有事。”

毛泽东说：

“好，让他来吧。”

毛岸英来到爸爸办公室，说：

“爸爸，我想入朝参战，你同意吗？”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问道：

“你想到朝鲜，和思齐商量过吗？”

毛岸英和刘思齐新婚不久，不忍心启齿，况且事情尚未定下来。他见父亲这样问，就含糊地说道：

“她会支持我的。”

毛泽东又吸了一口烟，说：

“好哇！既然你自己有要求，思齐又同意，我支持你的行动。你去朝鲜，锻炼一下也好嘛，可以在战火中经受考验！”

这时，江青来到值班室，问李家骥：

“主席睡觉了吗？”

李家骥就把毛岸英来了，还听见他说要去朝鲜参战的话，汇报了一遍。江青一听，吃了一惊，便径直去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一生中的子女虽然不少，但是经过战争已经所剩无几。现在两个女儿尚未成年，小儿子毛岸青身体又不好，只有毛岸英发展最全面，最有前途，也最为毛泽东所器重。赴朝作战，毕竟是很危险的事。因之聂荣臻劝说在前，现在江青也要来劝说毛泽东了。她说：

“岸英在工厂里负有重要责任，离不开，就不要去参战了。”

毛泽东自然是不为所动。后来，周恩来也劝说过毛泽东，仍然无济于事。只要是毛泽东定了的事，他是不会反悔的。

欲知后来毛岸英如何走上朝鲜战场，情况如何？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下决心领导一个刚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要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去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一决雌雄，这是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胆略啊！那时候的中美两国在国力上的悬殊，今日说来，简直让人不可思议：1950年美国钢产量是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是2800亿美元；而中国同时期的钢产量只有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也只有100亿美元。除此之外，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常规武器装备，并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就连实力远比中国雄厚的苏联，也不敢因援助朝鲜而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由此可见，毛泽东要说服中共中央决策层中那些在出兵问题上意见不一的其他成员，是多么的困难啊！而他竟矢志不渝，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第18章 1950年10月8日—

“现在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以便更好地对付帝国主义。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人民。无论是杀、关、管，都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要大张旗鼓，不要搞孤立主义、神秘主义。”

话说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将搁置了多天的2日凌晨起草给斯大林的长电，交给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让他转发莫斯科。

10月8日上午，毛泽东发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赴朝参战的命令，全文如下：

彭高贺，邓洪解（指彭德怀、高岗、贺晋年，邓华、洪学智、解方——笔者注）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1、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2、中国人民志愿军辖13兵团及所属之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1师、2师、8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3、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5、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6、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0年10月8日于 北京

毛泽东同时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即将出国援朝的事项，电告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要他转告金日成，他在电文中写道：

倪志亮同志转金日成同志：

一、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二、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他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四、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志本日由北京去沈阳）

毛泽东 10月8日

这天上午，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准备飞往沈阳，他到中南海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设家宴为他钱行，由毛岸英作陪。彭德怀问毛岸英：

“岸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

毛岸英说：

“北京机器总厂。”

“工人同志对朝鲜战争有什么反映？”

“工人同志们都表示要支援朝鲜人民。彭叔叔，你不是在招兵买马吗？我第一个报名当志愿军。”

彭德怀说：

“岸英，现在国家最缺的是经济人才，你在工厂好好锻炼，也能干出一番大事业嘛。”

毛岸英说：

“现在是‘唇亡齿寒，户破堂危’，我怎么能安心在后方工作。我是国家主席的儿子，应该带头去朝鲜。”

彭德怀看着毛岸英认真的样子，把目光投向毛泽东说：

“你看这孩子！”

毛泽东说：

“岸英想跟你去打仗，你是司令员，你看收不收这个兵吧。”

彭德怀说：

“主席，我这个司令是你封的嘛，我哪能到主席家里招兵买马呢？”

毛泽东说：

“你就收下他吧。岸英会讲俄语、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要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吧？”

彭德怀说：

“那好吧，就让岸英当我的翻译官吧。想不到，岸英这孩子是我接受的志愿军里的第一个人！”

谈到彭德怀的指挥所设立的位置，毛泽东的意见是，为了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可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蔽的位置。彭德怀不同意，他主张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在一起，以便协同两军，统一指挥作战。

关于志愿军出国的宣传问题，彭德怀向毛泽东建议说：

“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道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力争初战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朝鲜的被动局面。”

谈话结束后，彭德怀立即带着毛岸英及临时指挥人员飞赴沈阳。

10月9日，毛泽东以周恩来名义起草给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并告高岗的指示电，他写道：

倪大使并告高：

齐子（8日子时——笔者注）电悉。一、中央已委托高岗同志负责处理一切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问题，嗣后关于此类事务均向高岗同志直接接洽，由高岗同志答复。坦克学校和军官学校的问题请高处理。二、使馆驻地同意你的意见。

周恩来 10月9日

10月9日，美军继续向三八线以北推进。

10月9日上午，彭德怀、高岗在沈阳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进行战前动员，要求各部在10天内做好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

司令部一声令下，聚集在东北的几十万边防军，立即换上了轧出许多道线的军装，人称“国际服”，中国人民志愿军诞生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所辖第38军、39军、40军、42军及炮兵1师、2师、8师等，均已经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即将入朝的第13兵团负责人有：司令员兼政委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韩先楚，参谋长解方；第38军军长梁兴初，政委刘西元，辖第112、113、114师；第39军军长吴信泉，政委徐斌洲，辖第115、116、117师；第40军军长温玉成，政委袁升平，辖第118、119、120师；第42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周彪，辖第124、125、126师。

10月9日这一天，斯大林复电中共中央说，对于中国出兵朝鲜抗击美国侵略，表示支持。但他又说，苏联出动空军支援尚有一定的困难。

斯大林在复电中还就毛泽东9月30日给他的电报中关于延长尤金在中国的工作时间一事说：

“来电请求延长尤金留中国的时间已收到。现通知你，尤金留中国可以到今年年底，以便完成《毛泽东选集》的准备工作及在中国各城市党的干部会上的讲演。”

周恩来立即赶到菊香书屋，拿出斯大林的电报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一看，脸就变了颜色。如果丧失了制空权，志愿军地面部队和后勤补给线就会暴露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之下，志愿军就要付出比预想高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伤亡代价！他生气地说：

“斯大林这是怎么搞的？迟不说早不说，单等我们下达了出动的命令，才说空军没准备好？”

周恩来说：

“主席，斯大林哪儿是没有准备好，我看没准备好只是一个托词。他是从骨子里看不起我们，他们还是对我们能不能以劣势装备打败世界头号强国心里没底。如果他们出动空军掩护我军，怕一旦我们没打好这一仗，把他们也卷进去了。苏联不敢冒与美军直接对抗的危险，生怕会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

毛泽东说：

“恩来，我们马上召集各位政治局常委，大家一起议一议。”

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由周恩来和林彪去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周恩来、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立即秘密飞往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特别是提供空中掩护问题。

周恩来、林彪到了莫斯科以后，得知斯大林正在黑海边的阿布哈兹区疗养所，就又马上飞抵克里米亚，去见斯大林。

10月9日下午，毛泽东召见公安部长罗瑞卿，商量如何镇压潜伏的反革命分子问题。

原来，从1950年1月到10月间，国民党潜伏的残余势力、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獗。特别是在朝鲜内战爆发以后，他们乘着美国发动侵朝战争，猖狂地进行造谣活动，他们说：“第3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机会到了”。他们还炸毁桥梁，杀害干部，盗窃机密，抢劫财物，焚毁仓库。据统计：全国发生暴乱816起，有4万名干部和群众被杀害，仅广西一省就有7200人被杀害。在1950年的夏季，北京还流传着这样的谣言：“鼓楼冒烟，石狮子流泪，万寿山闹鬼，要改朝换代了。”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一些干部思想上还存在着骄傲轻敌，和平麻痹的倾向，他们的政策界线也非常模糊，怕犯过去“左”的错误，怕引起社会恐慌，因此对敌镇压不力，该杀不杀，该捕不捕，重罪轻罚，久押不问，或对捕获的匪特“四捉四放”、“八擒八纵”，以致有的案犯竟然说公安局是“公安店”，法院是“司法旅馆”，在监狱中的案犯们流传着这样的话：“迟进来，早进来，迟早进来；迟出去，早出去，迟早出去。”正是这种右的偏差，使反革命分子气焰越来越嚣张，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却受到了严重挫折。他们批评一些地方政府“睡觉了”，“宽大得没了门框”，“不替人民作主”。有的党外人士也不满意，他们说：“能除暴安良者，万民才能归顺。”

毛泽东问罗瑞卿：

“你们对待目前潜伏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办？”

罗瑞卿说：

“现在反革命分子活动十分猖獗，人民批评我们宽大无边，要求镇压反革命。我们商量了一下，主张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

毛泽东点点头说：

“我赞成你们的意见。现在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以便更好地对付帝国主义。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人民。无论是杀、关、管，都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要大张旗鼓，不要搞孤立主义、神秘主义。”

毛泽东要罗瑞卿、彭真等4人，连夜起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指示。

10月10日凌晨2时，彭真、罗瑞卿将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草稿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只字未改，当即批示发向全国，全文如下：

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和彻底消灭蒋介石残余匪帮，为了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为了巩固与发展中国人民的胜利，“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必须对于一切“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予以严厉制裁”；“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和肃清反革命残余问题，所给予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明确指示，也是全国人民目前迫切的要求。

但是，有不少干部和党委，或者由于在胜利后发生了骄傲轻敌思想，或者由于在新的环境中受了腐朽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以致把统一战线中的反对关门主义问题与在对敌斗争中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问题相混淆，把正确地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与乱打乱杀相混淆，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误解为片面的宽大。因此，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这不仅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而且引起了群众的抱怨，说我们“宽大无边”、“有天无法”。这种右的偏向，必须采取步骤，加以克服。为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各级党委，对于已被逮捕及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应即领导与督促主管部门，根据已有的材料，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经过审慎的研究，分别地加以处理。

对于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特别是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加以镇压。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加以改造。对于这些案件的执行，必须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登在显著地位），并采取其他方法，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对于罪恶较轻而又表示愿意悔改的一般特务分子和反动党团的下级党务人员，应即实行管制。加以考察。这些分子如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则应予以严厉制裁。

对于真正的胁从分子、自动坦白的分子和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有所贡献的分子，应分别予以宽大的待遇，或给以适当的奖励。

二、对于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组织和特务间谍分子，必须予以严厉的打击。已逮捕者，应分别情况，依法惩处，未逮捕而有证据或有重大嫌疑者，应依上级指示，予以逮捕。

三、关于反革命案件的检查，应由检察、公安部门负责。其审判，仍由人民法院或军管会军法处负责。目前法院工作，应以处理反革命案件为重点。

为了防止在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中发生“左”的偏向，各级党委必须坚持反对逼供信和禁止肉刑，必须注意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在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其中如有特别重要分子，则须报告中央批准。关于外国人的处理必须经过政务院批准。

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情形，公安和司法部门应按级向上级作定期报告。

四、法院、检察、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各级党委应加强自己对于它们的领导，并适当地充实其干部。监狱管理必须严密，必须有可靠干部负责。

五、关于执行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工作情形，各中央局必须于本指示发出1个月内即11月10日以前，作出第一次报告，并订出今后执行中央方针的计划，电告中央批准，然后照此实行。

各中央局所属的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关于在自己区域执行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工作情形及自己的工作计划，必须于本指示发出40天内即11月20日以前，向各中央局作第一次报告，此项报告同时发给中央一份。此后各中央局及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均须每4个月由党委书记负责，向中央及中央局作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专题报告一次。

后来，历史学家把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并在一起，统称为建国初期的三大革命运动。

10月10日，斯大林会见了周恩来和林彪。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见。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出兵朝鲜，但周恩来在会谈中还是以出兵或者不出兵两种可能性与斯大林商谈。他说：

“斯大林同志，中国由于长期战争，连年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现在又卷入战争，不仅人民的困苦生活无法改善，而且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也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出兵朝鲜，面临许多大的实际困难。不但要担负战争消耗的重担，而且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接济也困难重重。战争绝非儿戏，一旦陷入，如何收场？如果这场战争僵持不下，还可能牵涉到各兄弟国家。如果中国要出兵，那就需要苏联同志给予武器装备和提供空中支援。”

斯大林默默地听着，不出兵是他料想中的事。这次会见周恩来和林彪，他也没有打算谈出兵的问题，如今见周恩来如此说，便缓缓地说道：

“请原谅，苏联空军目前尚不能出动，因为空战很难划定界限，如果和美国发生全面冲突，会影响中国。”

周恩来说：

“我们尚在其次，主要是朝鲜同志困难更大。”

斯大林点点头说：

“现在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北部，如果朝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星期。如果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伪军将陈兵鸭绿江、图门江。那时我们，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他们随时可以从空中、陆地、海上对我们进行骚扰。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考虑到。”

周恩来表示赞同，他说：

“我们必须设想到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制定出取胜的措施和对策。”

斯大林说：

“周恩来同志，你们此次来，就是来通知我们这件事的？”

周恩来说：

“是的，斯大林同志，没有苏联空军配合作战，我们暂不出兵。”

斯大林说：

“朝鲜与其进行无谓的抵抗，不如保存其有生力量，先在中国建个流亡政府。”

林彪插话说：

“朝鲜同志可以进入山沟森林，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转战于南北各地，以待时机。”

斯大林对林彪的建议不屑一顾，他继续谈美军占领朝鲜后对中国造成的威胁，他又说：

“我们曾经设想过帮助朝鲜同志的办法，但我们苏联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经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再出兵到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苏联同美国直接交战。如果中国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苏联可以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苏方还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但空军只能在后方和前沿活动，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后俘获飞行员，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二战后，我们剩余了许多军火，如果中方出兵，可以帮助中国军队建立起多兵种、现代化装备的军队。在战争中改装部队是最好的办法，可以随时发现缺点，随时改进。”

斯大林还表示，如果中国军队出动，苏联空军最多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

斯大林这一番话，言外之意是中国应当出兵，而且有苏联援助，还可以得到很大好处。但由于周恩来已经讲了一大堆困难，而且已经明确表态：中方认为现在以不出兵为宜，他也不好明说中国还是出兵好。所以这次会谈，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结果。

10月10日下午，毛泽东致电倪志亮转金日成并告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倪转金并告彭：

一、庆祝人民军克复蔚珍、竹边地区的大胜利。

二、现敌军大部北进，后方空虚，建议凡人民军无法北撤者均留于南朝鲜，开辟敌后战场，这在战略上是必须的而且是很有利的。如有人民军四五万人留在南朝鲜担负此项任务，则对北部作战将大有帮助。

三、敌似正在准备从镇南浦至新义州一线可以登陆之海岸举行新的登陆作战，切断平壤至新义州的交通线，而这一交通线是必须保护的，请彭与朝鲜同志研究保护方法，如敌登陆则应坚决歼灭之。

毛泽东 10月10日

10月1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10月10日关于印度对西藏问题的态度给外交部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外交部：

应告袁大使：一、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团九月来北京谈判，该团故意拖延，至今尚未动身。现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前进，数日内可能占领昌都。如西藏愿意谈判，代表团应速来京。二、朝鲜问题应照周总理9月30日演说内容答复之，即中国不能坐视其邻人受侵略而置之不理，扩大战争的责任应由侵略国担负。外交部拟电送阅。

毛泽东 10月11日

此时，毛泽东还在牵挂着张干、罗元鲲的窘迫生活，致函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他写道：

首道同志：

张次仑（别号张干）、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70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已死，其妻七十岁饿饭等语，亦请省府酌予接济。以上张、罗、戴3人事，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张、罗通讯处均是妙高峰中学。戴住新化，问罗先生便知。顺致

敬意！

毛泽东 1950年10月11日

此前，罗元鲲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了他家的情况，同时也反映了袁吉六夫人戴常珍的生活困难，信中附诗一首云：“袁胡教学有何奇，横扫千军笔一支。一字千金何处报，其妻老病绝粮时。”

湖南省政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将1200斤救济米和旧币50万元，分两次送到张干家中。同时对罗元鲲和袁吉六的夫人戴常珍予以救济。

再说10月11日这一天，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其中说到，苏联完全可以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但是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要暂缓出动，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

10月12日，毛泽东给在沈阳的彭德怀、高岗发去一份加急电报，他写道：

彭、高：

1、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13兵团各部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2、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毛泽东

10月12日这一天，进军西藏的18军从南面包抄的部队进占西藏芒康，藏军第9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340余人宣布起义。

10月13日下午，彭德怀应召和高岗一起带着毛岸英自东北回到北京。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彭德怀、高岗研究出兵问题。

此时已经是下午6时。毛岸英骑上一辆自行车，匆匆赶到北京机器总厂，向领导和工友们告别。毛岸英又赶往医院，去看望因做阑尾炎手术住院的妻子刘思齐。等他到了医院，天早已黑下来了。

毛岸英小两口刚刚结婚一年时间，在这一年里，毛岸英住工厂，去湖南，很少和刘思齐见面。刘思齐见毛岸英这么晚来看她，有点诧异，就说：

“这么晚了，你还来干啥？”

毛岸英平日里难得与妻子厮守在一起，现在又分别在即，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自己出国作战是军事秘密，不便告诉妻子，但走前又不能不交代点什么。毛岸英坐在刘思齐病床前的凳子上，掏出手绢，不断擦着脸上的汗水，说道：

“我明天将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出差，所以急急忙忙赶来告诉你。我走了，通信不方便，你如果接不到我的信，可别着急呀！”

“那是个什么地方？”

“嗯，这你就别问了……你知不知道有个朝鲜半岛？美国侵略者在那里打得很厉害。”

“怎么，你……”

刘思齐似乎已经猜到什么。毛岸英连忙把话头岔开：

“啊，不不，我这是考考你的政治哩！”

毛岸英脸上露出不自然的笑，像一个大孩子在哄一个小孩子。他依依不舍地站起来，说：

“我走了，你出院后，每个礼拜六要去中南海看看爸爸，不要因为我不在你就不去。希望你好好照顾岸青。能答应吗？”

“嗯……”

刘思齐点点头，咬住了嘴唇。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夫妻短暂的相见，竟是她与心爱的新婚丈夫的诀别。

毛岸英离开医院时，已经是夜间11点了，又骑车到岳母张文秋家辞行，他说：

“妈妈，我要出国，来向您告辞。”

“多保重，早些回来。”

“是。弟弟岸青一直是我照顾，我走了，托付给您了。”

“你放心，我会照顾他。”

毛岸英向岳母鞠了一躬，说：

“您没有儿子，我和岸青没有妈妈，我们兄弟就是您的儿子。”

毛岸英要走了，他说：

“妈妈，我那块手表不顶用了。您那块自动表，借给我用吧？将来回国再还给您。”

张文秋取出她那块一直舍不得戴的手表，笑着说：

“那我就送给你吧。哪有女婿借丈母娘的表再还之理，这就算我这个当妈妈的送给你的纪念。”

10月13日夜晚，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让工作人员通过驻苏大使馆给周恩来发去了一份急电，把会议的决定告知周恩来。他在电文中是这样写的：

周恩来同志：

1、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6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准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2、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引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3、真日（即11日——笔者注）菲里波夫（即斯大林——笔者注）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他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20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4、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5、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只对上述第三、第四两点没有把握，因此，请你留在莫斯科几天，与苏联同志重新商定上述问题，并以电报速复为盼。

毛泽东 10月13日22时

中国驻苏大使馆接电后，立即派人将电报送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读罢电报，通过莫洛托夫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的答复是：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斯大林的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十分不利。周恩来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心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10月14日凌晨，毛泽东起草了给陈毅的复电，他写道：

陈毅同志：

12日21时电悉。一、宋兵团（指第9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笔者注）后尾部队酉俭全部离开上海、常熟地区是可以的，宋兵团仍照前定计划在泰安、曲阜区域集结整训一时期待命开东北；二、高射炮团仍须即开东北；三、上海人民代表会议何日开幕盼告。

　　　　 毛泽东 10月14日1时

10月14日21时，毛泽东给周恩来发去了一份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的电报，主要内容如下：

“一、我已告彭德怀，在他到德川研究情况后，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3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如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6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6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

二、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它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如平壤美军不向德川进攻，元山的伪军估计也难于单独进攻，这样就给我军的开进及修筑布防的时间。

三、我军决于10月19日开动，先头军步行200公里至德川需7天，休息一二天，可于10月28日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开始构筑工事。全军26万人渡过鸭绿江需要10天时间，即要到10月28日才可以渡江完毕。

四、为着准备在11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还是出发26万人（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在工事已经修好敌又固守平壤、元山不敢来攻的情况下，再将军队的一半左右开回中国境内练兵就粮，打大仗时再去。

五、在我军开进半数修筑工事期间，朝鲜人民军方面还是继续抵抗，尽可能迟滞美、伪两军前进为有利。”

周恩来看罢毛泽东发来的电报，立即命人找来莫洛托夫，要求他再次安排会见斯大林。周恩来见到斯大林后，递上了毛泽东的电报，说道：

“斯大林同志，毛泽东同志和政治局刚刚拍来电报，我们中央已经再次作出决定，立即出兵朝鲜，没有苏联空军，我们照样参战！”

斯大林听了翻译的话，又让翻译读了电报，许久没有缓过神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喃喃地说：

“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

说着说着，泪水溢满了这位“钢铁意志的人”的眼眶。他立即指示莫洛托夫与周恩来协商援助军火的种类、数量和运输问题。

由于形势紧迫，周恩来和莫洛托夫只谈到了军火的种类和数目，而没有谈及毛泽东在13日电中提出的他所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在回国的飞机上，有人提醒说这次没有谈到军火的价格问题，周恩来说：

“苏方援助我国的军火应该是无偿的，是作为对我方出兵抗美援朝的补偿。我下次会见斯大林时，要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取做出明确的规定来。”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再也没有给周恩来提供机会。因为后来斯大林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与中方人员会谈的机会减少了许多，周恩来和他见了面也没有再提起过这一问题，直至斯大林逝世。

10月15日凌晨1时，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要倪志亮大使转交金日成。他在电报中写道：

“请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16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如倪大使找不到金日成同志，则请倪大使派人去安东接引。”

10月15日清晨，彭德怀、高岗、毛岸英乘飞机自北京飞回沈阳。

彭德怀在沈阳一面部署志愿军出兵援朝的各项准备工作，一面又利用短暂时间视察了鞍山钢铁厂和沈阳兵工厂。当他参观了刚试制生产的6管火箭炮实弹射击后，又惊又喜地称赞工厂的负责同志说：

“你们工作很有成绩！我们也有自己的火箭炮了。”

这一天，金日成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来到沈阳，会见了刚刚从北京返回的彭德怀。朴宪永告诉彭德怀说，平壤正在告急，请求中国尽快出兵。

10月16日，彭德怀和高岗赶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了中央决心出兵朝鲜的决定。

10月16日这一天，在昌都战役中，第18军154团和青海骑兵支队抢占恩达，切断了昌都藏军西退之路。

10月17日下午5时，毛泽东电告彭德怀、高岗，要他们18日到京。电报中还说：

“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指周恩来——笔者注）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10月18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确定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出动时间。毛泽东说：

“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

欲知志愿军入朝后战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周恩来在与莫洛托夫协商苏联援助中国抗美援朝的军火时，没有提出毛泽东事先特意嘱咐的“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这一要紧问题，双方既没有说明这些抗美援朝的军火是无偿援助，也没有明确规定战后一定要中方偿还。可是后来到了中苏两党两国交恶时，列宁、斯大林的不肖子孙赫鲁晓夫却乘人之危，向中国讨要这笔军火费。毛泽东为了国家的尊严，勒紧裤带，迅速偿付了这笔按半价折算为13亿美元的债务，导致中国人民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雪上加霜。外交上一个小小的疏忽，就白白赔上了13亿美元！这岂不是中国人民的一大憾事、一大笔冤枉债？后来，毛泽东在最困难的时候说是“天灾人祸”，自然也包括了这一笔冤枉债。

第19章 1950年10月18日—

“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地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以结束战争。”

话说1950年10月18日晚9点，毛泽东电令第1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等人，他写道：

邓、洪、韩、解并告贺副司令：

4个军及3个炮兵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日晚）准备渡2个至3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毛泽东 10月18日21时

10月19日清晨，彭德怀、高岗由北京乘飞机火速赶回安东。

当天黄昏时分，彭德怀急于与金日成首相会见以了解战况，带了参谋杨凤安、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乘一辆吉普车，跨过了鸭绿江大桥。

10月19日，在昌都战役中，第18军从北面包抄的部队攻占类乌齐。

10月19日这一天，中央军委任命周士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钟赤兵为政委。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已经接连几天几夜无法入睡，连吃3次安眠药还是无法入眠。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致中央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负责人的电报，电报中说：

“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嚣张气焰，迫使我们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和平，必须挺身而出，保卫中国，支援朝鲜。”

10月19日17时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头部队第40军一部，经鸭绿江铁桥，进入朝鲜战场。

傍晚时分，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来向毛泽东汇报说：

“我志愿军已经开始秘密跨过鸭绿江了。”

毛泽东听完了汇报，只对卫士长说了一句“睡觉！”就走进了卧室。

此后，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大约26万人，分3路从安东、长甸河口、辑安过鸭绿江，秘密入朝。

早在志愿军过江之前，各部队都进行了紧张的战备训练和充分的思想动员，并在出征前进行了庄严宣誓。志愿军炮兵第1师第26团第5连指导员麻扶摇为此写出了一段激情的诗句：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保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华好儿郎，齐心团结紧，打败美国野心狼。

这首充满激情的战斗诗篇，作为出师誓词，他在大会上进行了宣读。后来，这首诗被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采访到，由他修改了几个字，征得作者同意，在全国作了报道。著名作曲家周巍峙见到这首诗，很快便谱了曲，使之成为著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再说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毛泽东、中央军委在5月份提出的裁军百万的计划不得不中止，相反又进行了扩军。后来到1951年10月，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人民解放军总人数增加到了611万人。

毛泽东在志愿军入朝前，曾考虑到初次出国作战，情况不明，又要以劣势装备对付现代化优势装备之敌的进攻。因此设想入朝第一阶段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山区建立根据地，并在该线以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线。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待条件具备后再行反攻。可是在志愿军入朝后，他马上发现了战场上的一个重要情况，就是敌人没有料到中国会出兵参战，因而他们在占领平壤后，毫无顾忌地分兵多路向中朝边境疯狂冒进，妄图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毛泽东根据这一新情况，及时改变了原定的防御作战计划，决心利用敌人判断失误和兵力分散的弱点，突然发起进攻，击敌于轻举冒进之中。

10月21日凌晨2时30分，毛泽东致电倪志亮、柴成文转彭德怀等人，他写道：

倪柴，即转彭德怀同志，并告邓洪韩解及高贺：

一、伪首都师由咸兴向长津前进。伪3师似将进至咸兴。伪6师改由破邑向北，目的地第一步在德川，第二步可能向熙川。伪7、8两师第一步向顺川军里安州，第二步可能向泰川龟城。以上5个师的最后目的地是江界新义州一线。截至此刻为止，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

二、估计伪首伪3两师要7天左右才能进到长津，然后折向江界。我军第一仗如不准备打该两师，则以42军的一个师位于长津地区阻敌即够。42军的主力则宜放在孟山以南地区（即伪6师的来路），以便切断元山平壤间的铁路线，箝制元平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便于我集中3个主力军各个歼灭伪6、7、8等3个师。

三、如伪6师（较强）由破邑（在铁路线上）至德川的路上能有朝鲜人民军一部作有力的阻击，则该敌可能要到10月24日或25日才能占领德川，如果我40军（全部）能于23日赶至德川宁远地区，则可以绕至伪6师的后方（由东面绕至南面铁路线附近），让出正面给他军使用（38军或39军），如果太迟，则敌将先占德川。

四、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如何部署，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

五、这一仗可能要打7天至10天时间（包括追击）才能结束，我军是否带有干粮？望鼓励全军，不惜牺牲，不怕艰苦，争取全胜。

六、彭邓要住在一起不要分散。

　　 毛泽东 10月21日2时半

1个小时后，毛泽东又致电邓华并告彭德怀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邓华同志并告彭及高：

你们是否已前进，我意13兵团部应即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现在是争取战机的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进攻的问题。

二、如部队渡河须有机构在安东指挥，则可留适当同志率一部机构留在安东，你和其余同志率必要机构即住彭处为宜，望酌定。

毛泽东 10月21日3时半

10月21日，印度政府给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说：

“假如因为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军事行动，而使反对中国参加联合国的国家有机会来歪曲中国的和平目的，那么中国的地位将会因此而削弱。”

10月23日，毛泽东复电给彭德怀、高岗，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并告高：

22日戌时电悉。你的方针是稳当的，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下列几点。

第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3个甚至4个伪军师（伪3师将随伪6师后跟进，伪1师亦可能增援）。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作重新部署，新义州、宣川、定州等处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不会来占，伪首伪3两师将从咸兴一带退回元山地区，而长津可保，新安州、顺川两点是否保守也可能成问题，成川至阳德一段铁路无兵保守向我敞开一个大缺口，在现有兵力的条件下，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伪6、7、8师主力未被迅速歼灭，或被逃脱，或竟固守待援，伪一、伪首及美军一部增援到达，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到于敌有利，熙川、长津两处的保守也将发生困难。第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敌人虽有大量飞机仍不能给我太大的杀伤和妨碍，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即是说，除平壤、元山、汉城、大邱、釜山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我无飞机无法进攻外，其余地方的敌人都可能被我各个歼灭，即使美国再增几个师来，我也可各个歼灭之。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或者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具备之后把这些大城市逐一打开。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再调5个至10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

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我认为我们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它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毛泽东 10月23日

10月23日傍晚，毛泽东致电邓华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邓洪韩并告彭：

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因此，你们应迅速乘车至彭处，与彭会合，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并指挥作战。何日动身，何时可到，望即告。

　　 毛泽东 10月23日17时

10月23日这一天，毛岸英和彭德怀办公室的其他成员随第13兵团司令部一起入朝。

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组织部部长任荣后来回忆说，出发前，上级对他说，有位俄文翻译搭乘你的车。一上车，任荣就觉得这位俄文翻译有点面熟，但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两人一问一答交谈了好久，翻译告诉他，自己新婚不久，父亲支持他来朝鲜。任荣说当时只是对这位知书达理的俄文翻译颇有好感，同时又觉得他父亲思想很进步，至于他父亲是谁，既没问，也没想到要问。直到后来，他才知道这位俄文翻译竟是毛岸英。

10月24日晨，已经会见了金日成的彭德怀和朴一禹率指挥人员转移到大榆洞。那里空无一人。山谷中有朝鲜金矿工人挖的一个废弃矿洞，大概有两三公里深，司令部的各个部门都在里头安家，也就是用破木板子把它间隔起来。在矿洞口外的山坡上有几处简陋平房，其中一处是较为宽大的铁皮顶木板工具棚，是金矿工人放工具的地方，里头有用木头板子搭建的大桌子。彭德怀在黑暗的矿洞里办公很不适应，他说太闷太潮了。他看上了那个工具棚。他说，我不怕飞机，我到山上住。他的倔脾气也是出了名的，于是，那个工具棚就成了彭德怀的办公室和宿舍。

这天下午，第13兵团司令部也按照毛泽东的电令赶到大榆洞，与志愿军司令部会合。毛岸英便来到彭德怀的办公室工作。

是日晚，彭德怀在他那大木板棚办公室内召集第13兵团邓华等人开会，他说：

“好了，形势很严峻，大家不用多说了，下面我来宣布一下，志愿军领导的分工。战争时期，军情紧急，我没有和你们商量就定了。分工是这样的：邓华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分管干部和政治工作。洪学智任第二副司令员，分管司令部工作、特种兵和后勤工作。韩先楚任第三副司令员，不具体分工，到部队去督促检查作战问题。解方任志愿军参谋长。杜平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和直接参加谈判。志愿军党委：由彭德怀任书记，邓华任副书记，洪学智、韩先楚、解方、杜平任常委。为了便于工作，便于和朝鲜人民军协调，我们志愿军的领导中要有一位朝鲜同志。我同金日成同志商量，确定为朴一禹同志。他的职务是副司令兼副政委，同时还担任我们党的副书记。”

此时，毛岸英的一切背景只有彭德怀、邓华、洪学智等几个人知道，其他的人只知道他是彭德怀身边的一位姓董的俄文翻译。按照彭德怀的指示，毛岸英只在他的身边和办公室里协助秘书和参谋们做一些机要工作，既没有配备枪，也没有查哨任务。白天，毛岸英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在彭德怀的办公室里工作，晚上彭德怀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休息，毛岸英和办公室副主任兼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就在用稻草搭的地铺上睡觉。后来不到一周，他们身上长满了虱子。毛岸英和其他工作人员每天吃的都是后勤上配给的粗高粱米，连青菜都没有。彭德怀对他很关心，多次提出让毛岸英和他一起吃饭，毛岸英都谢绝了。

10月24日这一天，昌都战役历时18天胜利结束，此役经过大小战斗21次，全歼昌都藏军总部及3、7、8、10共5个代本的全部和2、4、6共3个代本的大部，争取藏军第9代本起义，共毙、伤、俘、降、起义藏军6100余人，占藏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俘代本以上文武官员18名，英、印特务福特等4名，缴获山炮3门，重机枪9挺，轻机枪48挺，各种冲锋枪、步枪3000余支及其它军用物资。

昌都战役的胜利，解放了昌都广大地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咽喉要道，促使西藏集团迅速分化，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企图以军事力量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梦幻。

10月25日凌晨，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复电给彭德怀，批准了他对志愿军司令部的人事安排。

10月25日上午，南朝鲜军1个加强营由仅距大榆洞十几公里的温井向北镇进犯，被志愿军第40军1个团以拦头、截尾、斩腰战术，将其大部歼灭，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枪，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也就在这一天，志愿军发起了第1次战役，东线以两个师钳制敌人，西线集中16个师的优势兵力，准备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当美国人从伪军方面得知中国志愿军入朝的消息时，马上报告“联合国军”总部，麦克阿瑟把报告随手扔到一边，说道：

“几个乡巴佬，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他命令各部队加速前进，一定要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

10月25日下午，毛泽东闻知任弼时病情恶化，便召集周恩来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国家其他领导人，到任弼时家中去看望他。

原来，任弼时在莫斯科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病情有所好转，就在1950年4月回到了国内，向中央要求恢复工作。经过中央研究，同意他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但是，任弼时一工作起来就不分白天黑夜。10月24日夜晚，他的病情再度恶化。

10月25日晚，志愿军第66军军长肖新槐、政治委员王紫峰奉命率领军部及第196师、第197师、第198师由辽宁安东入朝参战，隶属志愿军总部。

10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军区、各省市委：

美军扩大侵朝并直接侵略台湾，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我国不能置之不理。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宣传中应注意之点如下：

一、宣传的基本内容有二：（一）我国对美军扩大侵朝，不能置之不理。（二）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

二、为了正确认识朝鲜形势对中国的关系，应说明：

（一）从中国方面说，中朝唇齿相依，美国侵朝与侵华是分不开的。1、美在发动侵朝的同时公开侵略台湾，并连续轰炸扫射我东北边境。2、美国不顾我国警告和苏联建议，悍然越过三八线而直趋中朝边境。3、从北朝鲜缴获文件及其他方面证明，美国确有侵占朝鲜后进一步侵占我国东北的阴谋计划。4、美国此种计划与以前日本对华侵略历史如出一辙，日本是第一步侵略朝鲜、台湾，第二步侵略东北，第三步侵略全中国。由于这一切，为了我国的安全，不能对美军侵朝置之不理。

（二）从朝鲜方面说，朝鲜人民军在强大美军登陆仁川后的退却是必然的和必要的，但朝鲜人民反对美国的斗争仍然在继续着，经过持久的正确的努力，仍将转入反攻。在此种形势下，我国的支援对朝鲜人民的继续斗争有重大意义，而朝鲜人民的继续斗争，对我国安全亦有重大意义。

（三）美国如果竟敢在此时爆发世界战争，则其失败将更彻底，因为现在美国的军事准备尚未完成，而和平阵营势力则大于美英势力。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但不能听任美国侵入中朝边界而置之不理。

三、为了正确地认识美国，应说明：

（一）美国是中国的敌人。就目前说：1、美国公然侵略我国的台湾省。2、美国公然轰炸扫射我东北同胞。3、美国不顾我国警告，公然扩大侵略朝鲜，向中朝边境进攻。4、美国公然继续援助蒋介石匪帮。5、美国不让我国参加联合国和安理会及盟国对日委员会等。6、美国扶植并武装日本反动派，积极准备对日单独媾和。7、美国领导帝国主义各国，在外交上与军事上共同压迫和包围我国。8、美国在我国内部进行各种特务破坏活动。

就历史说，美国亦一贯侵略我国，例如：（1）1844年与满清订立望厦条约，首创治外法权与利益均沾条款，其后又陆续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这证明美国早已对中国从事政治侵略。（2）1862年帮助满清镇压太平天国，1872年进攻朝鲜（当时为中国藩属），1873年进攻台湾，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进攻中国。这证明美国早已对中国从事武装侵略。（3）1917年蓝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华特权，1918年巴黎和会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五四运动即由此而起。（4）1925年五卅惨案与1927年下关惨案中参加屠杀中国人民。（5）在蒋介石叛变后的10年内战期间，积极援助蒋介石屠杀压迫中国人民，并控制中国政治经济。（6）在日本侵华期间大量供给日本以军事物资。（7）日本投降后积极侵略中国，订立中美商约，企图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8）日本投降后积极援助蒋介石发动进攻人民的反革命大内战，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

（二）美国是全世界的敌人。1、美国是和平的敌人和国际侵略战争的大本营。美国的大资本家以发杀人财为职业，其侵略及于5大洲，积极准备和鼓吹世界第3次大战，压迫和平运动，拒绝禁止原子武器。2、美国是民主的敌人和法西斯反动的大本营。美国国内已成法西斯恐怖世界，特务横行，除大资本家及其走狗外，美国人民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在一切为美国所控制的殖民地，美国均竭力扶植蒋介石李承晚一类血腥独裁者。在一切为美国所操纵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均竭力促使其政治法西斯化。3、美国是文化的敌人和人类精神堕落的大本营。美国统治者迫使科学、艺术、宗教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科学不用于建设而用于战争，艺术不提倡进步而提倡堕落，宗教不参加和平活动而参加间谍活动。美国统治阶级以威胁利诱摧残人民的道德观念，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等地的野蛮与希特勒、东条英机无异。

（三）美国是纸老虎。美国虽竭尽全力对年轻的小国朝鲜取得暂时胜利，但这也只等于蒋介石占领延安，最后仍然要失败，仍然是纸老虎。美国不但在政治上是孤立的，在军事上亦有严重弱点：1、战线太长，腹背受敌，战线由西欧至东亚，超过希特勒与日本。、2、后方太远，必须横渡大西洋太平洋，不如希特勒与日本。3、士气不高，实战经验不多，战斗力弱。4、同盟者不强，西德日本尚未武装起来，英法意等国现已非军事强国。5、在此种形势下，美国资源的优势不能不受到限制和抵消，且在西欧失败后即将丧失此种优势。6、原子武器已非美国独有，且不能决定战争胜负。国土愈广，人口愈不集中，原子武器的作用愈小。

四、宣传的方法，以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和部队内部讨论为主。讨论开始前，应由负责同志召集党内外干部会议作有系统的报告，然后由干部分别在所属部门内作报告，然后举行讨论。对于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爱国分子，应在事先与他们谈通，使他们在社会舆论上起积极作用。在讨论中大体可由朝鲜问题入手，然后转入反对亲美恐美问题。应鼓励各人自由争辩检讨，以求尽量在思想上彻底解决，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为帮助讨论的进行，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部队均应多出大幅墙报，多作专题讲演，多置有关书报，并可利用适当的实际问题（例如反对奸商投机、奸人造谣、特务活动等），组织街头宣传，及发起自愿的向人民解放军和朝鲜人民写信表示敬意和决心等。在农村中，则应结合当前工作（例如加强地方武装、镇压反革命活动等）来进行简要通俗的宣传。各地文艺界和出版界应大量生产各种艺术作品和小册子，以应宣传的需要。

五、在一切宣传中均应注意保守国家机密，并应注意防止特务分子故意提出激烈口号造成群众的惊慌和我们的被动。一切负责人不要谈到援助朝鲜的具体方法问题，在被询问时可说我们相信中央人民政府必能决定正确的对策，我们虽不知道中央决策的内容，但人民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在中央未有新的指示前，在报纸上应多发表反对美国扩大战争侵略朝鲜、台湾，反对亲美恐美以及加强国防和治安的评论、消息和信件，对援朝则限于发表同情鼓励朝鲜人民坚持斗争，相信必获最后胜利的文字。

六、本件应在干部和宣传工作人员中迅速详细传达，各地群众讨论中的重要情况望告。

　中央

10月26日晚，志愿军第50军军长曾泽生，政治委员徐文烈奉命率军部及第148师、第149师、第150师，由吉林辑安和辽宁安东两地入朝参战，隶属志愿军总部。

10月27日凌晨，毛泽东在对北京市第二届第3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建议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决议案中批示道：“不要这样做。”

10月27日，任弼时的病情越来越严重，逐渐陷入了昏迷状态。

原来在早晨起床时，他突然“啊”了一声，就不能说话了。北京医学界的名流傅连璋、金茂岳、力伯畏（女），还有协和医院的著名教授张孝骞、刘士豪，北京医院的心血管专家吴洁主任，立即为任弼时会诊，诊断结果是脑溢血，而且出血量很大。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带着针灸学专家朱琏赶来了，他们提出对病人进行针刺急救，征询家属意见。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用茫然的目光看了看昏睡的亲人，说：

“死马就当活马医吧！”

朱琏马上将银针刺入了任弼时的人中，刚一起针，任弼时面部鼓胀的血管立即陷落了下去，潮红的面部色泽瞬间变成了苍白，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在中午12点36分。任弼时与世长辞了，年仅46岁。

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约见周世钊、王季范二人，告诉他们“志愿军已经出国”了。周世钊听到这个消息，不无忧虑地说：

“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全国得到解放，这是建设新国家的大好机会。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建设，志愿军出兵援朝，是不是会影响和平建设呢？”

毛泽东解释说：

“不错，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6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3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毛泽东还说：

“你们都知道，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虽然是有人不同意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估计，美帝的军队有一长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唯一的优势。但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到处树敌，到处设防，兵源不足，是一短；远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虽有一长，不能敌这三短。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地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以结束战争，我们原来是要和平的。”

10月28日，毛泽东来到任弼时家中，仔细端详着任弼时的遗容，直至将遗体入殓。他强忍着泪水，劝慰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要注意身体，把孩子们好好养大，让他们好好学习，长大了继承父亲的遗志。

后来，毛泽东又扶着任弼时的灵柩久久不放，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大会。会场上高悬着毛泽东的题词：

“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1950年11月1日下午16时40分，志愿军第39军用82毫米苏制“喀秋莎”火箭炮，向围歼的目标云山城外围的南朝鲜军第1师阵地进行猛烈攻击，发起云山战斗，亦称云山战役。紧跟在炮火之后，志愿军步兵开始向云山发起冲击，在突破了南朝鲜第1师的防线后，没想到竟与正在和南朝鲜第1师换防的美军骑兵第1师第8团交上了手。这是中美之间在朝鲜战场上的第一次较量。第39军348团2营在一座公路桥上与美国士兵进行了白刃战。第39军116师346团冲入城内，云山城的美军开始向南逃跑，但他们的后路已经被截断了，第39军115师345团抢占了一个叫诸仁桥的公路路口。

11月2日拂晓，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命令其部队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全线撤退。

在第39军围攻云山的时候，第40军向宁边发起攻击，击溃了向云山增援的南朝鲜第8师的两个团，并与从泰川撤退下来的美军第24师展开激战，首次缴获了美军的无后坐力炮和火箭筒。

云山战斗共歼灭美军骑兵第1师第8团大部、南朝鲜军第1师第12团一部，歼敌2046名，其中美军1840名，缴获飞机4架，击落敌机1架，击毁和缴获坦克28辆，缴获汽车116辆，各种炮190门及大量的枪支弹药。

11月2日傍晚，毛泽东致电志愿军总部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他写道：

彭邓，并告高：

一、宋陶（即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笔者注）先头27军主力（两个师及军部）照你们意见开辑安，其一个师则依高岗同志建议迅开朔州从正面对付大安洞之敌，保障后方交通线，俟任务完成后再开辑安归队。

二、请注意使用38军全军控制安州、军隅里、球场区域，构筑强固工事，置重点于军隅里，确实切断清川江南北敌之联系，歼灭美2师北援兵力及伪6、7、8师余部，并尽可能向南伸出直到平壤附近。只要此着成功，即是战略上的胜利。125师，则控制德川据点及顺川、元山间铁路线。我39军、40军、66军及50军主力，则担任逐步地各个地歼灭清川江以北以西之敌伪1师、美骑一师、美24师、英27旅等部。能于半个月内达成任务，即是很好的。以上请按情酌定。

　　 毛泽东 11月2日19时

不久，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他写道：

彭邓并告高：

各电均悉甚慰。全局关键在于我38军全军以猛速动作攻占军隅里、价川、安州、新安州一带，隔断南北敌人联系，并坚决歼灭北进的美军第2师，此是第一紧要事，其余都是第二位。

二、伪8师全部及伪6师之19团都在清川江北岸之胡沙洞、凤舞洞等处。只有伪7师在清川江以南之军隅里、松亭、价川等处。

毛泽东 11月2日22时

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革、中国民盟等民主党派、团体和民主人士发表《抗美援朝联合宣言》，全文如下：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行动正在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全中国人民早已集中注视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行动以及在中国领土领空领海上的行动。

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是无止境的。美帝国主义者在今年6月25日发动侵朝战争，他们的阴谋绝对不止于摧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他们要并吞朝鲜，他们要侵略中国，他们要统治亚洲，他们要征服全世界。4个月来的事实，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美国指使朝鲜傀儡李承晚发动向朝鲜人民的进攻以后，美国总统杜鲁门随即命令美国海空军到朝鲜进行战争，他同时命令美国第7舰队侵入我国台湾领海，武力干涉我国解放台湾；他同时命令增强对越南、菲律宾等地的侵略。这些事实，证明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的目的是要侵略中国，侵略整个亚洲。

从美帝国主义者在6月发动侵朝战争以后，其侵朝空军曾多次侵入我国东北的领空，屠杀我国的人民，炸毁我国的财产。其侵朝海军竟在公海之内炮击我国的商船，破坏我国的航权。到了最近，美帝国主义者的狰狞面目更加暴露出来了。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们的武力侵占汉城以后，一意孤行，不顾我国的警告，越过朝鲜“三八”线，并以大量陆军向鸭绿江、图们江汹涌逼进，直接威胁我国东北国境。

今天的情势已经十分明显了。美帝国主义者正袭用着当年日寇先侵略朝鲜随后侵略中国的故技。谁都知道，朝鲜是一个较小的国家，但其战略地位则极重要。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目的，主要地不是为了朝鲜本身，而是为了要侵略中国，如像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所做过的那样。历史的事实早已告诉我们，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

全国人民现已广泛地热烈地要求用志愿的行动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完全合乎正义的。诚如周恩来总理所说：“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两句话是代表中国4万万7500万人民说的，它反映了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人民的要求。中国全体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家乡，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坚强意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摧毁的。

中国人民是酷爱和平的。我们以前一向要和平，我们今后永远要和平。我们要中国的和平，我们要亚洲的和平，我们要全世界全人类的持久和平。我们主张朝鲜问题应当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军应当从朝鲜撤回去。然而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们不但不愿意撤退侵略军，停止侵略战争与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反而向“三八”线以北，向中国的边境鸭绿江、图们江疯狂地发展这种侵略战争，这样就迫使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如果想要得到和平，就必须用积极行动来抵抗暴行，制止侵略。只有抵抗，才有可能使帝国主义者获得教训，才有可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公正地解决朝鲜及其他地区的独立和解放的问题。正义是在我们方面，是在中国、朝鲜、越南、菲律宾的人民方面，是在全亚洲的人民方面，是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方面。帝国主义侵略者是违反正义的，是丧失同情的，是自陷于孤立的。侵略者必定要走向最后失败，而最后胜利必归于正义的人民。

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民主同盟 民主建国会

中国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 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国致公党 九三学社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1月4日，志愿军在追击中歼灭英军1个榴炮营和美军1个加强连。但紧靠两条腿跑路的志愿军，毕竟追不上机动能力很强的机械化部队。

11月4日下午3时，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休整部队，结束第1次战役，准备再战。

黄昏时分，敌军主力已全部撤退到清川江以南。

11月4日夜，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他写道：

彭邓并告高：

一、据伪总长4日14时50分令2军团称：“为适时地夺回德川、熙川，望第2军团担负此次攻击作战，并限5日12时前提交新作战计划及攻击时间”等语。敌于收集各部略加整理后有向我军举行反攻之可能，请令我军各部注意，于其反攻时各个歼灭之，尤其注意德川方面。

二、目前敌各部甚混乱。美2师出动两个团，一在顺川以北，一在顺川布防，平壤空虚。美25师有一个野炮营在新安州，起掩护作用。请令我38军彻底击溃当面之敌，使其组织不成新防线。

毛泽东 11月4日22时

11月5日凌晨1时，毛泽东复电彭德怀，

彭，并告高：

一、11月4日15时电悉。同意你的部署，请你按当面情况酌量决定。

二、德川方面甚为重要，我军必须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线以北区域创造一个战场，在该区域消耗敌人的兵力，把问题摆在元山、平壤线的正面，而以德川、球场、宁边以北以西区域为后方，对长期作战方为有利。目前是否能办到这一点，请依情况酌定。

毛泽东 11月5日1时

不久，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高岗，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邓并告高：

一、我38军对当前之敌伪7师部队似尚有机会歼灭其一二个团，请令该军尽可能争取之。

二、敌有可能乘我疲劳组织反攻一点亦请注意，令各部不要松懈。

　　 毛泽东 11月5日上午3时

在抗美援朝第1次战役中，志愿军经过13个昼夜的连续行军、作战，歼敌15800余人，赢得了初战胜利，把进犯之敌从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

11月5日夜，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并告宋时轮、陶勇及高岗，他写道：

彭邓并告宋陶及高：

一、各电均悉，部署甚好。

二、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控。9兵团之1个军应直开江界并速去长津。

毛泽东 11月5日22时

11月7日，毛泽东重读柳亚子作于10月间的《浣溪沙》一词。

原来在1950年10月4日、5日晚，柳亚子在中南海怀仁堂两次观看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演出的歌舞剧《和平鸽》，他为演员们精湛的技艺和优美的舞姿所感动，填写了《浣溪沙》一词，并抄送毛泽东，表达了热爱和平、憎恶侵略的强烈愿望。

柳亚子在词前作有小序云：

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演出《和平鸽》舞剧，欧阳予倩编剧。戴爱莲女士导演兼饰主角。4夕至5夕，连续在怀仁堂奏技，再成短调，欣赏赞美之不尽矣！

白鸽连翩奋舞前。工农大众力无边。推翻原子更金圆。

战贩集团仇美帝，和平堡垒拥苏联。天安门上万红妍！

毛泽东重读《浣溪沙》，深为柳亚子的爱国热情和正义精神所感动，恰值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第1次战役胜利的捷报传来，便挥笔写下了《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颜斶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

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

后来，柳亚子从1951年2月起患脑动脉硬化症，神经衰弱，后又得急性盲肠炎。他由此长期医治，不能视事。1958年6月25日，柳亚子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72岁。在柳亚子追悼会上，毛泽东赠送了花圈。此乃后事。

11月7日，金日成与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到志愿军总部大榆洞与彭德怀会面，毛岸英第一次担任俄文翻译。

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第1次战役的情况以及发动第2次战役的计划。毛岸英用流利的俄语向苏联大使作了翻译。大使对毛岸英的翻译很满意，称赞毛岸英说：

“你是一个优秀的俄语翻译。”

会谈结束后，大家提议，让毛岸英将会谈内容整理后交给毛泽东。毛岸英马上在办公室的蜡烛下整理会谈记录。

从11月7日开始，原第3野战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奉命率第20军、第27军、第26军共15万人分批秘密入朝。

是日晚，第20军军长兼政委张翼翔率第58师、第59师、第60师及第89师，由吉林辑安入朝参战。

此后，第27军军长彭德清，政治委员刘浩天率第79师、第80师、第81师及第94师，于11月12日由吉林临江入朝参战；第26军军长张仁初，政治委员李耀文率第76师、第77师、第78师及第88师，于11月19日由吉林辑安入朝参战。

欲知志愿军如何再接再厉，朝鲜战局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细细品味毛泽东10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一文，不禁使笔者想起了他在《论持久战》中引用的“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古语。这句话出自于《礼记·中庸》，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事，有准备就可以成功，没有准备就要失败。在《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中，毛泽东首先提出：“美军扩大侵朝并直接侵略台湾，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我国不能置之不理。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接着，他从“宣传的基本内容”到“正确认识朝鲜形势对中国的关系”，从“正确地认识美国”到“宣传的方法”，一一条分缕析，要求宣传工作要做到：“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使人人都知道“美国是中国的敌人”“美国是全世界的敌人”“美国是纸老虎”“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这便是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豫”，因此，“立”也就在其中了。纵观毛泽东一生，他最大的法宝就是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理论使他无往而不胜。抗美援朝不仅仅是派兵入朝作战，更重要的要使中国社会各界人人都觉得抗美有责，个个都是为援朝做事。这样，一场前线将士义无反顾、舍生忘死，后方各界勇于支前、争先恐后的人民战争就发动起来了。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初战胜利，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至于“抗美”到底要抗到什么程度？毛泽东在10月27日同周世钊、王季范谈话时就明确地说过：“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地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以结束战争，我们原来是要和平的。”那么，无往而不胜的“战神”如何才能让美军撤退并“心甘情愿地进行和平解决”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第20章 190年11月—

“争取在本月内至12月初的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二个仗，共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

话说1950年深秋的一天，毛泽东邀请邵力子和傅作义到中南海颐年堂会晤。邵力子、傅作义按照约定时间准时到了颐年堂。傅作义先行下车，然后扶着邵力子下车，毛泽东神采奕奕地迎上前来，和二人一一握手，说道：

“欢迎，欢迎，先生和将军都很准时呵！”

邵力子说：

“主席是珍惜时间的人。”

傅作义说：

“军人第一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二是以时间的准确为生命。”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

“那就让我们只争朝夕地进屋吧。”

三人来到客厅门口，主人示意客人先进，客人谦让着，毛泽东朗声一笑，说：

“客人不进，只有主人先行了。”

宾主落座后，邵力子发现书桌上文房四宝还没有收拾，写好的字幅上墨迹也未干透，就问道：

“主席正在写字？”

“是啊”

毛泽东看着邵力子神秘地笑了一下。邵力子望望毛泽东，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毛泽东接着说：

“我刚才作了个谜，想请你这位清朝举人给解一下。”

他说着站起身，拿起宣纸递过去，邵力子双手接过，见宣纸上面写着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治淮”。

“邵先生，我这可是个续字谜啊！”毛泽东说着，拿起一支烟，用火柴慢慢点燃，又悠然地吸了一口。他见邵力子一副既认真又纳闷的样子，便朗声大笑起来，说：“邵先生，我这续字谜，只有两个字。”

说着，他用手指着放满文房四宝的书桌。邵力子顿时大悟，也笑了起来，说道：

“方案！”

“对啊！”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我请二位来，就是为治理淮河的方案，听听你们的意见。”

他又风趣地对邵力子说：

“先生当年做过西京王。记得我们红军一到陕北，就听到老百姓美传先生是大禹治水。先生重视黄河水利，先生修建了泾惠和洛惠两大渠，还有龙门闸、风陵渡的工程，很浩大嘛。陕西的老百姓至今仍在流传先生当年治水的故事。”

邵力子说：

“主席太过奖了。当时是国民党执政时期，我那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怎能与今天共产党和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相提并论。无足挂齿矣！”

毛泽东说：

“先生在那时的作为，今天看来也确实是难能可贵啊！今天请先生来，一是想听听先生的意见，二是如果先生能离京去实地考察，那是最好不过。这就是我那续字谜的谜底。”

“行，行，可以去考察。”

邵力子连声答应着。毛泽东转过脸对傅作义说：

“将军是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虽然将军带兵打仗几十年，但将军博学水利工程，对我国的水利情况是了解的。请将军拟定一个全面的兴修水利方案。要想改变我国的贫困面貌，看来首先要大兴水利建设。能把几千年来的水患化害为利，那可是造福于民啊！”

“对，对！”傅作义也连连点头。

11月9日，毛泽东就第2次战役的方针、部署等问题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并告高岗，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邓朴并告高：

一、8日15时电悉。目前部署及下一步作战意图，均很好，请即照此稳步施行。

二、苏联汽车不久可到第一批，损车虽多，是可以补充的。以平均每天损车30辆计，一个月损车900辆，打一年仗也不过损车10000辆左右。并且损坏之车，有些可以修好，有些可以取回若干零件，又可缴获一部分，故汽车是完全有办法的。

三、要修几条（不止一条）宽大公路通达德川、宁远、孟山区域，这是极重的战略任务，后面各路均须修好修宽，请抓紧办理。

四、争取在本月内至12月初的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二个仗，共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请高贺用一切可能方法保证东西两线粮弹被服（保障御寒）之供给。

毛泽东 11月9日

11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他写道：

彭邓朴：

美军陆战第1师战斗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我军以4个师围歼其两个团，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作预备队。9兵团的26军应靠近前线，作战准备必须充分，战役指挥必须是精心组织的，请不断指导宋陶完成任务。

毛泽东 11月12日

11月13日，周恩来起草了一封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以毛泽东的名义给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在审阅电报稿时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16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8个师）以一个至两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5个师）还很猖獗，现正增派8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的战局。”

11月14日上午10时，毛泽东致电湖北省武汉市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

陶铸同志：

为防止台湾蒋军可能会乘机向我广东沿海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这一方面因为广西匪患到目前为止，仍在以更加嚣张的势头继续发展，而无丝毫减弱之表现，确已十分令中央担忧；另一方面，只有先肃清广西匪患，才能从广西抽出部队增强广东，以应付广东方面可能的事变。希望你接电后，迅即前往广西帮助工作一时期，全力以赴，限期肃清广西匪患。

毛泽东

11月17日，也就是藏历10月8日，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布达拉宫举行了亲政典礼，17岁的他开始掌管全藏政教事务。达赖喇嘛亲政后，写信给毛泽东说：

“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侣人民同声吁请我亲政，实难推却责任，不得已于藏历10月8日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

11月17日下午，毛泽东就“广东广西的工作安排和兵力部署”致电中南局等：

中南局、中南军区党委会并告华南分局：

一、军区党委会11月13日的报告收到了，各项计划及布置均很好，请即按此逐项坚决实施。

二、中南局关于广西工作的决议也是很好的，你们派陶铸去广西帮助工作很有必要，陶铸是否已动身去了，如未应速去。我已电叶剑英同志去广西帮助一时期，叶定11月21日动身去，叶不宜离开广州过久，大概在广西住1个月左右即须东返，因此陶铸应在广西久留一会，直至剿匪问题基本解决然后回来。

三、为了对付敌人可能在广东登陆进犯，必须准备使用5个至7个军。除广东现有3个军外，拟在5个月后从广西抽出1个军（位于梧州待机），使用陈明仁部当作1个军，以上5个军确定用于广东。此外，准备于明年3月集中的第46、第48两个军拟位于衡州机动位置，依情况需要，可以使用于北方，也可以使用于广东。

四、为此必须用全力剿灭土匪，陈明仁部应加紧训练1个月，于12月20日左右向广西出动参加剿匪，任务完成即开广东。陈明仁部到广西剿匪考验一次是很必要的。

五、广东修通几条主要公路很有必要，应立即办理，所需费用由政府开支。

毛泽东 11月17日

接着，毛泽东致电陈毅、饶漱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饶：

戌铣电悉。

一、你们决定加强华东军区的领导和集中进行工作，陈毅同志住南京主持军区工作，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亦逐渐将一部分支前机关分住南京，同时加强上海军事指挥，调王建安为司令、郭化若为政委，这些决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请即照此执行。

二、目前军事工作极为重要，除军队的整训，海空炮工各兵种的建设，公安部队、地方部队与民兵的建设等项重要工作外，闽浙两省剿匪工作极为重要，特别是福建匪患必须使用四五个主力师用全力穷追猛打、限期肃清，该省剿匪成绩较他省为差，必须检讨原因。我提议从现在起，和广泛展开土地改革工作相配合（福建必须迅速实行土改），限6个月内剿灭一切成股土匪，责成叶飞、鼎丞全力以赴，做出成绩。只要福建的土匪消灭，土改完成，即令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

三、华东一切工作要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为假想的基础去作布置。

毛泽东 11月17日

11月1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并告高岗，他写道：

彭邓朴并告高：

一、你们释放一批俘虏很对，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二、敌方对我实力还认为是6万至7万人，“并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这点对我有利。

三、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

毛泽东 11月18日

11月19日，宋时轮的第9兵团3个军12个师约15万人，已经全部进入了朝鲜战场，并在东线迅速完成了战役集结。

这一军事行动，美军竟一无所知。美方在战后承认说：“这是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第9兵团入朝后，志愿军在一线的总兵力增加到9个军30个师38万余人，在东西两线上都占有兵力上的优势。

11月21日，毛泽东在志愿军入朝10天战情报告上给周恩来写了两段批语：

周：

这是老报，今天再看，他们的意见是对的，不是换班休整，而是有缺即补，连续作战。请加注意。12月份，宋兵团须补一批，估计五、六千人，13兵团也许还要补一点，估计四、五千人，共约万人。明年1月起，大约每月须补一万一二千人。请按此筹划为要。

毛泽东 11月21日

请电话询高岗，对宋兵团所要求的棉帽、棉鞋、棉手套、棉大衣，是否已在前送，送到什么程度？

毛泽东

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斥美国对西藏的阴谋》。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于11月1日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军队的入藏行动是“侵略”。美国政府在11月15日又怂恿萨尔瓦多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所谓的“中国入侵西藏”提案。

11月22日下午，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同志：

请你负责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指示，纠正写电报的缺点，例如：不要用子丑寅卯、东冬江支等字代替月日，要写完全的月日，例如11月22日。署名一般要用完全的姓名，不要只写姓不写名，只在看报的人完全明了其人者，允许写姓不写名，例如刘邓，陈饶等。地名、机关名一般必须写完全，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允用京津沪汉等省简称。还有文字结构必须学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它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请你为主，起草一个初稿，再邀杨尚昆、李涛、齐燕铭、薛暮桥及其他你认为有必要邀请的同志开一次或两次会，加以修改充实，然后送交我阅。

毛泽东

尔后，毛泽东致电中南局等，他在电文中写道：

中南局，华南分局，广西省委，并告西南局，西北局：

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没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党我军方能取得主动，否则有陷入被动的危险。福建是和两广同样解放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肃清的省份，过去福建省委认为今冬明春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土改，现在他们接受了中央及华东局的意见，决定于11月25日召集地委书记及军分区司令会议，重新布置工作，将土改与剿匪相结合，扩大土改县数至36个县。此种计划很值得广东广西两省仿行，请邓谭、叶方、张莫（邓子恢、谭政，叶剑英、方方，张云逸、莫文骅——笔者注）诸同志加以研究，并提出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 11月22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19兵团党委并告各大军区的指示电，他写道：

19兵团党委，并告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华北各军区：

一、据志愿军司令部11月21日电称，“调来参加出国作战任务的部队，有不少事前缺乏思想准备与必需的物资器材准备。如高射炮14团，由关内只带来40几辆汽车，最近调来5个高射炮营，每营只18辆汽车又大部需要修理，思想无准备，冬装也未发，9兵团及66军，也有同样情况，这对作战是有影响的。请对于将开到东北参加出国作战之部队，先将东北、朝鲜气候及兵要情况、作战情况简要介绍，使其在思想上、物质上先有所准备，以免临时仓促”等语。你们应在19兵团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要有同美国人作战的高度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克服各项可能的困难，只要能如此，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至于装备等项待你们到达山东后当为你们解决。

二、各军区，特别是华东、华北、华南，同样须对部队进行打美国人的教育，提高斗志，准备随时打击侵略者。

中央军委 11月22日

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各中央局、华南分局和各大军区等指示电，他写道：

各中央局，华南分局，各大军区并转所属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及军区：

据华南情报局11月19日息：“美帝近将派2000余空军人员赴台湾，图假蒋匪名义轰炸大陆。闻台匪现正为此批人员赶修房屋及进行其他准备工作”等情。这是完全可能的，你们应即加紧准备防空，特别是沪、宁、杭、榕、厦、穗、汕、青、济、京、津等处要迅速准备妥当，战胜敌人的空袭，切勿麻痹疏忽，是为至要。

　　　　　　　　　 　中央军委 11月22日

11月24日上午，周恩来在政务院第63次会议讨论少数民族问题时发表讲话说：

“孙中山先生曾在国民党第1次代表大会上，就以‘民族自决’的口号把它肯定了下来。在我们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毛主席曾提出了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原则，因为这样做对于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是有利的。现在，从一年来的少数民族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在当时的预见是十分正确的。”

11月24日，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延期审理萨尔瓦多提出的所谓“中国入侵西藏”提案。

这一天，麦克阿瑟发出了“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的命令。“联合国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发动全面进攻，目标直指鸭绿江边的朔州、碧潼和朝鲜最高首脑机关所在地江界。

同时，美军侦察机曾两次飞临驻扎在朝鲜平安北道大榆洞金矿的志愿军司令部上空侦察。此前，洪学智副司令员安排1个工兵连，在距离彭德怀的大木板棚办公室不远的山坡上挖了个防空洞，达到了可以工作的程度。

11月24日晚，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邓、朴、洪，并告高、贺（即高岗、贺晋年——笔者注）：

一、你们本日7时的作战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照此执行。

二、请你们充分注意敌人降落伞部队在我后方降落，应控制必要武装力量及汽车在你们及后勤部手里，准备随时扑灭这些空降敌人。敌人已有一组谍报人员在云山以东地区降落，并称正向鸭绿江边移动，请注意扑灭。

三、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

四、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

五、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毛泽东 11月24日22时半　　　

正如毛泽东所料，美军轰炸机的“斩首行动”严重威胁着志愿军的领导机关，几个小时后便在空袭中使用了凝固汽油燃烧弹。

11月25日晨，毛岸英和高瑞欣在美军轰炸机对志愿军司令部的空袭中壮烈牺牲。

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警卫团5连文化教员的董安澜，曾参加了对毛岸英二人的搜救工作。据董安澜回忆说，那一天他正在一个废弃的矿洞里教一排战士们唱歌，突然，5连指导员邵发亮从洞外冲进来，急匆匆地说：

“司令部作战处办公的地方被炸起火！请你立即带一个班上去，把文件抢出来！”

董安澜随即带郭班长和11名战士冲出洞口，远远看见离司令部不远的一座房子被炸起火了。那是作战处在洞外临时办公的地方，房顶上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火势异常炽烈。董安澜和战士们奋不顾身地冲向起火处，冲进房去。这时，邵发亮指导员又跑来说：

“董教员，情况有变！不要再找文件了，房子里还有两位同志呢，得迅速把他们找到救出来！这是101首长（彭德怀的代号——笔者注）的指示。”

战士们心急如焚，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寻找着。

“这里有人！”

火海中有人喊了一声。战士们循声扑过去，只见一位同志倒在墙角下，全身是火。大家一边扑打他身上的火，一边往外拖。

“这里还有一位！”

又是一声呼喊。一位战友正在火堆中边拉边扒。这位伤员被一根带火的房木死死地压在下面。他身上已经烧焦了，脸烧煳了，完全看不清模样。

关于毛岸英牺牲时的一些细节，本传早些时候采用的是曾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室主任兼彭德怀办公室主任的成普在1972年提供的回忆材料，内容大致如下：

11月25日上午，工作人员在志愿军总部作战室里将第2次战役所有战斗命令下达以后，彭德怀司令员可以休息一下了，他和衣躺在一间小屋的行军床上。毛岸英还在作战室靠北墙的大火炉子前，签收有3个“A”的加急电报。大概在11点前后，有3架美军B-29型轰炸机嗡嗡震响，掠过志愿军总部的上空，向北飞去。作战室的参谋们以为美机是去北面轰炸什么目标，也就并不十分在意。成普却是十分上心，他匆忙走进彭德怀睡觉的小屋，喊道：

“彭总，敌机来了，赶快防空！”

彭德怀睁开惺忪的睡眼，虎着脸，呛了成普一句：

“怕什么啊，你这么怕死呀！”

一句话把成普噎住了。恰在此时，洪学智副司令员从防空洞里跑到作战室来了。他也是看到美机后过来叫彭德怀的。成普就像遇上了救星，他喊道：

“副司令员，快把彭总叫起来！”

洪学智掀起彭德怀的被子，伸手就去拉彭德怀：

“彭老总，快快快，快躲飞机去！”

彭德怀笑骂道：

“你这个娃子啊，这么怕死啊！”

“不但我怕死，还怕你死呀！”

洪学智说着一把拖起彭德怀，又在他后面推搡着，绕过毛岸英身后，向门外的防空洞走去。毛岸英这会儿也登记完了电报，伸手从子弹箱子里抓了一个大苹果吃起来。没想到美机又从北边飞回来了。这一次还是美军那3架B-29型轰炸机，它们飞临志愿军总部上空后，一瞬间便向总部所在地投下了100多个银白色的亮点。这就是凝固汽油燃烧弹，它是用铝作包皮，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明亮而刺眼。成普大喊：

“不好！快跑！”

他的话音未落，炸弹已经下来了，房顶上落了几十个。顿时，熊熊烈火腾空而起，蔓延成一片火海。成普冲了出去，面部受了轻伤，可是离房门较远的毛岸英和高瑞欣却没跑出来。

毛岸英牺牲时只有28岁，尸体已经无法辨认，只有凭苏联手表残骸才确认是他。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只发现一只很小的帆布包，里面有几件换洗衣服和日用品，一把小剪刀，还有一批他珍爱的书籍。

后来本传在互联网上征求意见时，黑龙江有一热心网友对这个材料中的“毛岸英吃苹果”一说提出了质疑。笔者按照网友的要求又进行了一番考证，结果还真查出了不少问题。关于毛岸英牺牲前的细节，众说纷纭，除了成普的“吃苹果”说，还有曾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室副主任杨迪等多人的“蛋炒饭”说，作战室参谋赵南起的“处理急件”说，彭德怀的警卫员郭逢光的“处理战报说”，以及“烤苹果皮”说、“煮鸡蛋”说。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志愿军司令部在毛岸英牺牲后，在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的造假的问题。

史学工作者滕叙兖曾研究过毛岸英牺牲时的一些细节，根据志愿军刚刚入朝生活条件极差的情况，他否定了做“蛋炒饭”、吃“蛋炒饭”说和“吃苹果”、“烤苹果皮”说，却支持毛岸英“从彭德怀的床底下拿出鸡蛋”，在很小的手炉里“一个一个地煮鸡蛋”的“煮鸡蛋”说。在他发表的材料中，尽管有不少自相矛盾的说法，但他的贡献却是揭开了志愿军司令部电报造假的问题。

滕叙兖在材料中是这样说的：彭德怀办公室那个“木棚子陷入一片火海，知道毛岸英没有出来以后，彭德怀吓糊涂了，他痛不欲生，瘫坐在地下，大喊，我怎么向主席交代啊，怎么岸英死了，没法交代啊！这个时候也没必要保密了，他就大声喊，周围人都听到了，岸英是谁啊，是主席的儿子。这时候像徐亩元、杨迪、成普，这些干部才知道死的是毛岸英。彭总就讲，我死，也不能让他死呀，我怎么交代啊！我跟主席有担保的。”“出了这么大的事，事关毛主席，当然要开会研究如何向中央报告，上午，彭、邓、洪、杜、解，还有朴一禹，开了紧急的碰头会。”“彭德怀拿笔简单写了几句话，大致意思说：主席，今天敌机轰炸，岸英未来得及跑出来，牺牲了，详情容我再报。其他几位副司令员坚决反对说，彭总，这个事情不能由你一个人负责，要负责我们集体负责，要以志司的名义发电报。”“志司所有的领导都要保护他们的司令员，要集体承担责任。其他领导也在检讨自己，特别是洪学智说，我怎么没有注意到岸英和小高还在里面啊！彭德怀说我都糊涂了，不知道怎么办好，大伙儿研究一下吧。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取得的共识是：不能如实汇报。”“大家都心慌意乱，这个电报怎么起草，大家研究了几个小时都定不下来。到了中午谁也没有吃饭，下午3点来钟，才勉强凑出这么一个电报来。”“《彭德怀传》的第428页，把志愿军司令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一字不差地登出来了：

军委并高、贺：

我们今日7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3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4架经过时，他们4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4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4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它无损失。

志司25日16时”

滕叙兖说：“凑出的电报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条，就是说7点钟我们已经下防空洞了，‘我们’是指大家，说明大家都守防空纪律，没说毛岸英没下防空洞，等于给彭总开脱。至于毛岸英同3个参谋什么时候又回到房子里，语焉不详。回去干嘛？没说。那里头有什么重要事啊？没说。为什么司令员没回去，需要他一个翻译去作战室？也没说明白。反正就是去了。美国飞机轰炸时，两个参谋跑出来了，而毛岸英、高瑞欣未及跑出，可能是战争的偶然因素吧。慌乱中的志司领导，包括彭德怀，谁也没有感到这个电报有如此多的漏洞。已经是下午4点了，如果照实说是7点钟轰炸，上述电报那些话就无法自圆其说，所以志司领导就把轰炸时间给延迟到11点，到下午4点钟发电报，还可以说我们下午做了讨论。要不这么长时间你们干嘛去了，这么重大的事不赶快汇报？都不好交待。”

滕叙兖说：“这份电报漏洞百出，周恩来接到这个电报后就觉得有疑点。你看，第一，既然已经开了防空会，7点钟就进入防空洞，毛岸英4人为什么还留在房子里？第二，到11时敌机飞来前，在长达4个小时的时间里，这4个人在房子里干嘛？有什么非常重要的紧急军务要处理？第三，4架敌机飞过上空，4个人已经出来了，为什么不进防空洞而是又返回房子？这个房子到底有什么秘密而要冒死看守?第四，‘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在战场上谁会抬头去数一数有多少枚炸弹？也数不清呀！第五，说有‘二名参谋跑出’，以燃烧弹投下后的火焰和高温，别说近百枚，仅一两枚、两三枚的威力，屋里的人都要被烧死，怎么可能从屋子里跑出来？第六，在敌机飞临大榆洞上空的紧急情况下，即便作战室有重大机密需要留人值班，彭德怀和志司其他领导也绝不可能让严加保密和保护的‘董翻译’去啊。真实的情况，只是毛岸英和高瑞欣在房子里头，其他参谋没在屋子里。电报上说‘我们7时已经进入防空洞’，其实7时彭德怀和洪学智还没有进防空洞，他们在半山腰临时掩体里亲眼看到木棚子淹没在火海里。那么为什么说是11时？历史就是这么错综复杂，官方的党史学家也未必看明白这里头所隐藏的秘密。后来有一采访者采访过杨迪，向他求证美国飞机到底几点钟来的。杨迪说，说实话，是7点多钟来的，不是11点，杨迪还留下了文字为证。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讲，志司当年发给军委的电报里头有假。别以为公开出版的历史书都是真的，作为史学工作者就是要去伪存真，还原历史。”

滕叙兖提倡“还原历史”是完全正确的。其实，要还原历史也不难，滕叙兖在叙述毛岸英牺牲前后一些细节的时候，也有不少相互矛盾的话，去掉那些不实之词，他的一些重要说法是可以揭开这个历史之谜的。请读者注意下面几段话：

滕叙兖说：“邓华（在接到毛泽东22点的指示电以后——笔者注）就报告彭德怀，当天晚上要开个紧急防空会议。由参谋长解方来组织会议，正式开会时彭德怀研究作战没参加，韩先楚到前线去了也没参加，其他人都参加了。邓华、洪学智、解方、杜平这几个主要领导都在，处级干部也参加了。会议决定，明天早晨所有志司的人员，6点起床，天亮之前赶快吃早饭，7点以前务必下矿洞。开完会以后，”“到6点多钟，天蒙蒙亮的时候，首先是杨凤安和成普来到作战室，他俩进来以后看彭总合衣而睡，就看了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要拿出去，因为防空有纪律，军事资料、地图文件等都要收好，而且不能出烟火。所以有的人说作战室‘冒着烟’而被美国人发现，那是瞎扯。他俩看了一圈，出去碰到洪学智，说彭总还躺着。洪学智就说，他怎么还躺着呢，把他叫起来。”

滕叙兖说：“洪学智冲进作战室把彭德怀抓起就往外拽。洪学智犯的‘大错误’就是没有关注到屋里还有两个人，他满脑子想的是司令员不能出事。他把彭德怀拽起来就往外推，彭德怀还不高兴，说你们怕死，你们躲着去，我不怕。在混乱当中，洪学智就光顾着拽彭德怀出去。”“让杨凤安把彭总的铺盖卷、行军床，连同毛笔、墨盒、电报稿纸等办公用品一起，‘强行’搬进防空洞。”

滕叙兖说：“彭德怀被洪学智拽到作战室旁边的山坡以后，还要杨凤安、成普和杨迪，说你们把董翻译、高参谋都喊出来。但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彭德怀还没下山进矿洞，还在半山坡上，离作战室不太远的时候，山边的飞机轰鸣声就响起来了。很快飞机就俯冲过来了，直奔山腰上这个木头棚子。要承认美军的指挥系统相当精准，他们认准了这个地方肯定有问题，俯冲之后就投弹，那是凝固汽油弹啊。在这种危急关头，警卫战士把彭德怀和洪学智都推到山坡上的临时掩体里，看着前面那个木棚子着火了。”“真实的情况，只是毛岸英和高瑞欣在房子里头，其他参谋没在屋子里。”

由此可以看出，毛岸英二人随着彭德怀为部署第2次战役忙了一夜，彭德怀躺到了床上休息，他俩正在处理文件，眼看着极不情愿的彭德怀被洪学智等推出了办公室的木板棚，在不知道防空会议决定的情况下，瞬间便葬身于火海之中。滕叙兖在研究材料中还曾提到，彭德怀说过他再晚出来十几分钟也会被烧死。这也可以作为上述结论的一个佐证。

这就是历史真相！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些莫衷一是的“蛋炒饭”说、“处理急件”说、“处理战报”说、“吃苹果”说、“烤苹果皮”说、“煮鸡蛋”说，以及志司在电报中提出的“返回房子”说了。因为有志愿军司令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定了调子，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和司令部领导高度保持一致，谁还敢再说明真相？！于是，当后人问起此事之时，那些司令部里的工作人员就只好胡乱编一个故事罢了。

再说周恩来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大吃一惊，决定暂时压下这一电报。他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杨尚昆和叶子龙，还叮嘱他们说：

“告诉主席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暂时不要告诉主席。”

这一天，叶子龙给毛泽东送文件，在办公室门口碰上了王鹤滨，他非常郑重地低声说：

“鹤滨同志，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毛主席尚不知道，还瞒着他哩，怕他知道后，精神上受不了，这是周总理的指示。”

王鹤滨闻言非常震惊，问道：

“岸英同志是怎么牺牲的？”

叶子龙说：

“敌机飞临上空，其他的同志都迅速躲进了防空洞，他没有去躲避，结果，一颗炸弹下来，正落在他所在的房上，爆炸了……”

11月25日晚，恰逢月圆之夜，志愿军在西线的两个军按照志愿军司令部原先“投入9个军的兵力，以西线为重点，分别在西线和东线对敌人的总攻势发动反攻”的决定，在德川和宁远向南朝鲜的两个师发起猛攻，打响了入朝作战的第2次战役。

11月27日，志愿军第9兵团冒着摄氏零下30度的严寒，在东线也向“联合国军”发起了反攻。

11月28日清晨，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等，他写道：

彭邓朴洪，并告高贺，宋陶：

一、庆祝你们歼灭伪2军团主力的大胜利。

二、目前任务是集中我42军、38军、40军、39军歼灭美骑1师、第2师、第25师等3个师的主力。只要这3个师的主力歼灭了，整个局势就很有利了。

三、美骑1师（两个团）正向德川、顺川、成川之间调动，目的在巩固成川、顺川地区阻我南进。我42军应独力担任歼灭该敌。

四、美9军团指挥之第2师、第25师，在球场、院里、军隅、价川一带，我38军、40军、39军应担任攻歼该敌。

这是很重要的一仗，望令各军努力执行之。

毛泽东 11月28日5时半　

11月30日，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举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大会致电毛泽东说，全国各阶层都已团结一致，共同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到底。

11月30日下午，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陈士榘为训练部长，陈伯钧、陶汉章为训练部副部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兼干部管理处主任，刘忠为院务部部长。

毛泽东为军事学院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朱德为军事学院题词：“为建设现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等，他写道：

彭邓朴洪并告高贺，宋陶：

一、请不要提出过冬休息的口号，只在两个战役之间作必要的休息整训。此种整训只要情况许可，在一个大战役之后，可以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情况许可则延长，不许可则缩短。部队整训宜在前线适当地点实施，打残破了的部队，可以在较安全的地点，但以在鸭绿江以南朝鲜境内由各军军部直接掌握和监督为有利。以上是否可行，请考虑酌定。

二、此次作战规模很大，东西两线各军伤亡可能超过4万人，请高岗同志加速对新兵的征集训练工作，争取于12月中旬有几万人补入部队。新兵征训情形望告。

毛泽东 11月30日

1950年12月1日午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等，他写道：

彭邓朴洪，并宋覃（指宋时轮、覃健——笔者注）：

一、伪2军团向三登集中，美24师由平壤开三登一带，伪1师现到肃川，有开顺川、慈山讯，美骑1师在顺川、慈山并未过大同江。因此我42军亦不应过大同江，而应在大同江以东向成川、三登一带寻伪2军团残部及美25师作战，从侧面威胁平壤。请酌定。

二、美7师主力及伪3师1个团由惠山西犯，企图切断我厚昌、长津间补给线，请宋覃令在厚昌之一个师向东迎阻该敌，务使该敌不能西进。

毛泽东 12月1日12时

12月1日，战斗在东线的志愿军第9兵团第27军全歼美军第7师32团，成为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成建制地歼灭美军的唯一战例。

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在战斗结束后，致电彭德怀并报中央军委说：

“27军的一个连，除一名掉队者和一名通讯员之外，全连设伏准备攻歼美军，待战斗打响后，该连无一人站起。打扫战场时发现，全连干部、战士成战斗队形全部冻死在阵地上，细查尸体，无任何伤痕和血迹。”

毛泽东阅读电报后，脱帽默立良久。

12月1日这一天，彭德怀因为第38军113师在第2次战役中打得很出色，亲自写了一份嘉奖令，他写的是：

梁、刘并转38军全体同志：

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的某些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至昨（30日）战果辉煌，计缴坦克、汽车，即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38军万岁！

彭、邓、洪、韩、解、杜

12月2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彭德怀、邓华、朴一禹等的指示电：

彭邓朴洪解并告高贺：

1日电悉。如果安州、新安州一带之敌确已退至肃川以南，则我西线各主力军应在肃川、顺川之线以北地区调整位置，休息4天至5天，整顿队势，补充粮弹，准备继续作战，配合东线，扩大战果。如果安州、新安州一带尚有敌人，则应待歼灭该敌后，再作调整。我42军则应待歼灭新仓里之敌后，再行停止。大约再看一两天，再下调整令为宜。

军委 12月2日5时

12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等，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邓朴洪并告高：

在调整部署，休息数天，并弄清敌人部署后，请考虑以4个至5个军攻击顺川、肃川线，以必要兵力突破并伸入该线以南钳制大部敌人，集中主力歼灭顺川、慈山地区之一个美国师（现在是骑1师），夺取顺川、肃川一线及其以南一块地区，然后在该线以南构筑防御阵地，以一部兵力（1个军左右）防守之，主力便可移至平壤、元山间作战。为此目的，66军似应在此战结束后才能东移。42军则可于休息数天后即向平壤以东三登一带寻求小股敌军作战。以上是否可行，请考虑酌定。

毛泽东 12月2日

接着，毛泽东复电给天津工商业联合会，他写道：

天津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先生、副主任委员毕鸣岐先生、朱继圣先生、天津市工商业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的42989位爱国同胞们：

你们在10月30日给我的电报看到了。你们认清了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反动性质，你们不受他们的欺骗，不怕他们的恐吓，坚决地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并在10月30日举行了正义的示威游行，这是值得欢迎的。美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做了很多的欺骗宣传，一切爱国者都不应相信这些欺骗言论。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台湾，轰炸中国的东北，并使用各种流氓手段恐吓中国人民，一切爱国者都应有决心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受他们的恐吓。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的英勇行为，是值得赞扬的。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

毛泽东 1950年12月2日

12月2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彭德怀、邓华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邓并宋覃：

一、庆祝我9兵团的两次歼敌大胜利。

二、据新华社驻通化记者报告，30日下午，侵占惠山镇之敌军搬运物资，有撤退模样，惠山镇以西之新架坡镇敌军已于30日午后撤退，敌军侵入惠山镇兵力约2500人等语。美7师似已从惠山镇撤退。我26军驻厚昌之一个师，除留一部仍驻该地向东警戒外，主力可以南下作战。

三、我9兵团除应加紧歼灭被围之敌外，并应准备与必然增援之两个李承晚师和美3师一部作战。

军委 12月2日24时

12月3日凌晨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等，他写道：

彭邓朴，宋陶覃并告高贺：

我9兵团数日作战，已取得很大胜利，不但在下碣隅里地区将陆战第1团及其他数部增援队基本歼灭，而且在新兴里地区将美7师1个多团完全消灭。敌方在数日内可能增援的部队，只有两个李承晚师和美7师1个多团。如我军能将这些增援队各个歼灭，在朝鲜战局上将起很大变化。因此，（一）请宋覃考虑，将26军迅速南调，执行打援任务。（二）对柳潭里地区之敌，除歼灭其一部外，暂时保留一大部，围而不歼，让其日夜呼援，这样便可吸引援敌一定到来，使我有援可打。如果柳潭里地区之敌被我过早歼灭则援敌一定不来了，他们将集中咸兴一带，阻我南进，对我下一次作战不利。以上意见是否可行，请宋覃就当面情况统筹决定为盼。

毛泽东 12月3日上午1时

12月3日，毛泽东在“关于改变1951年部队教育时间比例的指示”中写道：

军委曾于本年8月1日颁布指示，自1951年开始，全军教育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现为适应目前形势的发展，需要加紧部队的军事训练，特将部队训练教育的时间重新规定如下：

甲、各军区一般部队训练时间比重为：军事60%，政治30%，文化10%。

乙、离职的速成中学：文化80%，军事10%，政治10%。

丙、某些起义部队：须要继续改造者，可规定政治60%，军事30%，文化10%。

丁、各军事学校：按各学校计划执行。

主席 毛泽东 1950年12月3日　　　　

12月3日这一天，麦克阿瑟在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中说：

“这支小小的军队（指联合国军——笔者注），在目前情况下，事实上是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面对着整个中国。除非积极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实力不断地损耗，以至最后全军覆没，那是可以预期的。”

欲知“联合国军”总退却后，抗美援朝战争能否速胜？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后提出的战略方针和战役目标，一是因“美军火力配备强”，“先以李承晚伪军为对象”，“半年后即可尽歼伪军，剪去美帝爪牙，使美帝陷于孤立”（见9月20日指示电）；二是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歼美军有生力量，迫使它来到谈判桌上；三是释放美军俘虏，“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见11月18日指示电），以此推动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来一个釜底抽薪，促使美国从朝鲜撤军。尽管在志愿军发起攻击后，第1次战役就遭遇了美军，毛泽东要“尽歼伪军”的方针不可能实现了，但仅仅在云山战斗中志愿军就以歼灭近2000人的战绩，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2次战役尚未结束，麦克阿瑟鉴于美军的重大伤亡，已经哀叹“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实力不断地损耗，以致最后全军覆没，那是可以预期的。”谁能够想得到，战争刚刚进行两月有余，就取得了这样惊人的战果！毛泽东的战略谋划已经初现辉煌！

第21章 1950年12月3日—

“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话说1950年12月3日晚，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会见了来到北京的金日成，在座的还有周恩来、高岗。

此前，金日成先是由朝鲜到达沈阳，又同高岗一起来到北京的。宾主落座后，金日成说：

“我首先代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表示感谢！感谢你们派出了中国人民的最优秀的儿女，特别感谢你们派出功勋卓著的彭德怀将军，帮助我们打击美国侵略者。朝鲜人民将世世代代牢记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是你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了最有力的援助！”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们一家人不要说两家话。我们两党两国人民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原先我一直担心两个问题，一是志愿军过江后能不能在朝鲜站住脚，经过第一次战役，这个问题解决了；二是靠现有的装备，能不能和装备现代化的美军交战，交战后能不能取得胜利。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事实证明，我们不仅可与美军交战，而且能战而胜之，看来原来的担心不必要了。”“目前，战争虽未结束，但胜利已不是空中楼阁。下一步将如何办？是需要我们好好研究的。”

金日成说：

“我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来的。前几天，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在朝鲜战场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这一消息在全世界各方面引起了恐慌和严重抗议。不知毛主席对此如何看法？”

毛泽东说：    

“这是一种恫吓，是赤裸裸的核讹诈。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杜鲁门不敢冒险打一场原子战争，就是像对付日本一样，也在朝鲜投原子弹，那杜鲁门也没有义务事先通知对方，让对方先做做准备呀！说来说去，杜鲁门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威胁与恐吓。”“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会不会被杜鲁门吓住呢？不会的！今天的中国人民，已经是在先进阶级的领导下站起来了的人民，她不会再屈服任何外来的压力。”

他燃着一支香烟，望着金日成，又说：

“具体到朝鲜战场嘛，既然美国敢于诉诸武力，那么中国志愿军就奉陪到底。打了一次战役，二次战役，胜利了，但还不够，还要接着打。你敢越过三八线北进，那我为什么不能跨过三八线南进？”

金日成兴奋地说：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应当乘胜前进。中国志愿军打得很英勇，这次歼敌3.6万人，其中美军就有2.4万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周恩来插话说：

“斯大林同志看到二次战役的情况通报，得知我军三里所、龙源里、松骨峰阻击战的悲壮惨烈，他流泪了。他称赞这是一支伟大的军队。”

毛泽东说：

“这就是中国先进阶级的军队，当她明确自己肩负的使命后，必然是一往无前的！”

说着，他习惯地把手用力往前一推，接着说：

“战士们是为祖国为人民而战。靠的是一股气，一股革命的正气。我看志愿军打败美军，靠的就是这股气，美军就不行，他们钢多气少，你看呢，金日成同志？”

金日成说：

“对，志愿军武器装备差，还是打败了美军，靠的是革命精神和无畏的气概。当然，还有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正确领导，这也是至为重要的。”

毛泽东说：

“还有朝鲜人民军嘛！我们是并肩战斗。”

周恩来对金日成说：

“关于中朝两国军队如何协调统一指挥的问题，彭德怀同志几次来电询问，我看这个问题应该尽快解决好。”

高岗也说：

“是啊，一个战场应统一将令，这样有利于作战。上次我到朝鲜，彭总说，由于中朝军队指挥不统一，时常发生误会，甚至有时自己和自己打起来，结果却让被围的美军逃跑了。”

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要立即解决，虽是误会，也等于是犯罪。应该建立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部。”

金日成点头说：

“是的。关于统一指挥问题，我的意见是，中国志愿军作战经验丰富，若组成中朝联合军司令部，应由中国同志为正，朝鲜同志为副。这个意见劳动党政治局讨论过，已经同意。”

“啊，那我们就当仁不让啦。”毛泽东说：“我们这方面准备推出彭德怀同志任联合军队的司令员兼政委，你们看如何？”

金日成说：

“很好。我们这方面，劳动党政治局决定让金雄同志担任副司令员，朴一禹同志为副政委。”

“那好嘛！”

毛泽东连连点头。周恩来说：

“以后，联合司令部的命令由彭、金、朴3人签署，统一战场指挥。不过，后方的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宜仍需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联合司令部可以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

高岗建议说：

“铁路运输和抢修与战争关系密切，应该归联合司令部指挥。”

毛泽东强调说：

“联合军队司令部，我看应该是有内有外，有合有分。联合司令部对外不公开为宜，仅对内行文用之；另外，联合司令部仍分两个机构：一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一个是朝鲜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便于协作、研究解决问题。”

金日成表示同意。接着双方领导人就杜鲁门和艾德礼在华盛顿会谈进行了一番议论。周恩来说：

“杜鲁门宣布要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这在国内外引起一片慌乱。英国工党左翼百人签名请愿，要求艾德礼首相反对美国使用原子弹。敌人的日子并非好过啊！”

毛泽东说：

“是啊，英国有个香港利益问题，而绝不是对我们共产党人有什么好感。我看，美国是不会轻易放弃朝鲜的。不过，现在战场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

金日成说：

“就朝鲜战争的发展前途问题，我想听听毛泽东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掸了掸烟灰，望着金日成说：

“据我看，战事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出现意外情况，拖长时间。我们至少准备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的打算，并且仍应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你们现在比从前是更强了，不是更弱了。当你们越过三八线直向大邱进攻不计后方空虚的时候，你们是最弱了。现在你们既懂得胜利又懂得失败，有了经验，你们就更强了。”

“是的，你说得对，我们是应该作长期打算，立足长期，争取短期解决。”金日成说：“过去我们的确缺乏长期打算，只想尽快解决，缺乏克服困难的准备，对于美军在仁川登陆，也缺少必要的准备，应该记取过去的教训。”

周恩来说：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我看朝鲜战场再不会有第二次仁川失败了。我们应该加强东西海岸的防御，特别是将来战线拉长以后，应该有备无患，随时准备反击敌人的登陆作战。”

金日成问：

“假如敌人要求谈判停战，我们如何办？敌人打败了，已经放出了要求停火的空气。”

周恩来说：

“敌人有可能要求停火。目前印度等13个亚非国家，正酝酿提一个议案，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恐怕核心是先停战，而且要我们停在三八线。”

毛泽东说：

“你们的分析是对的，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美军仁川登陆以后，大军越过三八线北进，为什么不提出停战？现在战败了却要停。要停也可以，但有条件：必须承认应该撤出朝鲜，而首先撤到三八线以南。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帝如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但美帝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是不可靠的，故应从最坏的方面作准备。”

金日成说：

“我很赞同您的意见，我们不应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要乘胜前进，拿下平壤，拿下汉城，迫使敌人从朝鲜撤兵。”

毛泽东：

“我准备立即给彭德怀同志发电，让他派一支部队向平壤前进，相机占领平壤。平壤是你们的首都，收复了这座城市政治意义大。西线部队经过连续作战，已经很疲劳，需要休整一下，也需要补充粮草弹药。”

金日成说：

“我们已就此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号召，要最大限度地支援中国志愿军，尽可能快地帮助志愿军解决粮草问题，这一点请你们放心。”

周恩来说，他已和高岗商量过，准备在东北召开一个铁路运输会议，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一定要保障铁路畅通，建立一条炸不毁、打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毛泽东说：

“只要运输问题解决好了，我们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他杜鲁门愿意打多久，我们就奉陪多久！”

金日成感激地说：

“毛泽东主席，中国方面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朝鲜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毛泽东把手一摆，说：

“不要感谢，我们是战友嘛！如果要感谢，倒要谢谢杜鲁门哩，他让我们摸了美军的底，无非是个纸老虎！”

毛泽东这番风趣的话，使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正是：决胜于千里之外，强虏丧胆；

运筹于帷幄之中，料事如神。

12月4日午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及宋时轮等，他写道：

彭邓朴，宋陶覃：

一、伪首伪3两师因火车甚少其主力由步行撤退，何时到咸兴尚难定。敌已下令由下碣隅里以飞机撤走被围之美军5、7两团，望宋陶覃迅速控制下碣隅里飞机场不使敌军撤走，并对5、7两团之南退部队予以歼灭，只留下其在柳潭里地区之固守部队围而不歼，以利钓鱼。

二、请宋陶覃将黄草岭、古土水、下碣隅里、囦水里（囦yuan，古同渊，囦水里位于咸镜南道长津郡西南——笔者注）至柳潭里一带详细敌我情况，防敌飞走部署及打援部署电告为盼。

毛泽东 12月4日13时

12月4日深夜，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等，他写道：

彭邓朴洪并告高贺：

大体上可以确定平壤敌人正在撤退，其主力似已撤到平壤至三八线之间，其后卫似尚在平壤以北及东北地区。你们应于明（5）日派1个师或1个师的主力，向平壤前进，相机占领平壤。

毛泽东 12月4日23时半

接着，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一则关于朝鲜战场战况的电讯，他写道：

【新华社4日讯】本社记者从朝鲜战场发来的消息：在朝鲜人民军与我国人民志愿军大举反攻的情况下，美国侵略军的第2师、第25师，土耳其旅，李承晚匪军的第6师、第7师、第8师等部，受到了歼灭性的打击，各该部残敌，均向南面狂奔逃命。在此次作战中受打击较少的美侵略军骑兵第1师、步兵第24师，英澳第27旅及李承晚匪军的第1师等部，则交番掩护，节节南逃。英勇的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全线追击，业已占领安州、新安州、价川、肃川、顺川、成川、江东等城。东线方面，被朝鲜人民军及我国人民志愿军在咸兴北面长津湖一带地区所切断和包围的美侵略军陆战第1师、步兵第7师两个师的主力，已被歼灭一大部分，残敌继续被歼击中。又咸兴向北面增援的敌军，已被数次击溃，并受到了歼灭性的打击。侵占城津、清津及鸭绿江边惠山镇等处的美侵略军步兵第7师一个团及李承晚匪军的首都师、第3师等部，正在慌忙地向咸兴、元山方向逃窜。东西两线敌军，恐慌万状，急于逃命。平壤城内之敌，正在罪恶地屠杀人民，焚毁物资及该城发电设备，大火弥漫平壤城。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正向平壤方向攻进中。

12月5日晨，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宋时轮，并告高岗，他写道：

彭宋，并告高：

一、彭12月4日24时电所述战役部署甚好，望即照此执行。12月4日18时电所述经验总结，亦是很好的。此次西线歼敌2万余，是一个大胜利。金日成已回朝鲜，关于方虎山部队的使用问题，请直接向金提出。

二、宋陶覃12月4日22时5分电部署意见很好，望即执行。除歼灭被围之敌及准备打援外，如能以1个军的主力再歼灭社仓里地区美3师的两个团，则意义极大。

毛泽东 12月5日7时

12月6日，西线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了平壤。

是日晚，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一则收复平壤的电讯，他写道：

【新华社6日讯】本社记者从朝鲜前线报道：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本日解放平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军以及李承晚匪军残部，向平壤以南溃退。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的正规部队，于12月6日下午2时进入平壤城。

12月9日，朝鲜人民军在东线收复元山，切断了敌人陆上退路。

12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并告高：

12月8日18时电悉。

一、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二、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形，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条件，而以几个师迫近汉江中流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6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时期。

三、明年1月中旬补充一大批新兵极为重要，请高加紧准备。请高、彭考虑是否有必要和可能，从前线各军（东西两线共9个军）抽派干部至沈阳加强管训新兵的工作。宋时轮部目前即须补兵一部，恢复元气，是否可能，请高筹划见告。

四、空军掩护铁道运输线正在筹备，有实现可能，但最后确定尚待商办。

毛泽东 12月13日

12月14日，美国鉴于“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失利，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一个决议：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要求各方“立即停火”。

12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张干写了一封回信。

张干在10月30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润之吾弟主席惠鉴：

敬启者，近接懋斋、惇元诸弟致汉溟（罗元鲲）先生函，深感吾弟关怀干的生活。干服务教育界42年，小有储蓄，已为去岁秋征（实收谷182石，征去了77石）及今年减退消耗殆尽，不得已来省教书，又复旧病浚发，卧床月余，几无以为炊，幸王省主席奉吾弟之命，厚赈兼金（人民币50万元）。经国万机，不遗在远，其感激曷可方喻？今乡里既不可居，省垣又难工作，6口之家，贫与病迫，无实至为可虑。

本年2月16日，闻吾弟签订中苏条约，当时曾作贺函，闻未收到，兹另纸补呈，敬希钧鉴。专此布谢，幷颂政祺。

张干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次仑先生：

10月30日惠书及为中苏条约所致贺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生活困难情形，极为系念，已告省府有所协助。此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1950年12月14日

未几，张干收到了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全家传阅，欢庆殊荣。他对家人说：“这是一字千金呀！只有毛泽东这样的伟人，才不记前怨啰。”

12月15日，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电示，与朴一禹、洪学智、韩先楚、解方研究后正式决定：放弃原定过冬休整的计划，坚决克服因连续作战部队异常疲劳、兵员不足及供应不足的困难，打过三八线去。

12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等，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并告高及告宋陶：

9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4万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为了恢复元气，养精蓄锐，以利再战，提议该兵团在当前作战完全结束后整个开回东北，补充新兵，休整两个月至3个月，然后再开朝鲜作战。在此期间内，即由西线6个军，配合朝鲜人民军，在南朝鲜作战。每一战役，以歼灭美李军1万人左右至多两万人为目标，兵力似已够用。因为在南朝鲜作战，补给线甚长，好打的战役机会，须经过精心选择和充分准备才能获得，太多的兵力也用不着。只有在进行最后决战的时机，才需要增加大的兵力。如果在两三个月内有使用更多兵力的机会，亦可照高岗同志提议，考虑将杨得志兵团使用上去。但杨兵团亦须加强装备，补充人员（该兵团11万人，能作战者约9万人）。如使用该兵团，亦以在明年1月下旬或2月开动为适宜。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12月17日

12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所属各分局、军区，各省市区党委、军区，兵团及军，并告军事学院：

兹将我志愿军38军在第2次战役中的经验总结，转发给你们，这是极重要的经验，望注意研究。在志愿军的作战经验中证明，我军对于具有高度优良装备及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

中央军委 12月18日　　

电报中所说的38军在第2次战役中的作战经验，是志愿军司令部在12月16日给各军转师、炮司、9兵团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所转述的：一、携带足够干粮是战役顺利进行的主要保证；二、山区路小且窄，团以上部队运动以平行道路并肩前进较好；三、到达攻击位置，军、师、团、营均应组织坚强的观察所，沟通电话，及时了解战场情况；四、迂回部队之先头应加强炮火，遇敌抗阻时，即以炮火轰击，配以小部队围歼或驱逐之，使主力继续前进；五、为彻底消灭敌人，部队应不怕疲劳，采取大的迂回包围，猛插敌后，断敌退路；六、部队发起攻击时，首先以精干部队突破敌阵地，抢夺敌炮兵，使敌失却支援，使我顺利歼敌；七、对突围之敌应采取头击、腰击、尾击三种打法，力求先将敌人打乱，再分股分段歼灭之；八、执行阻击任务时，为减少伤亡，力量部署应采取纵深配备，第一线兵力不应超过三分之一；九、战后组织班排小部队分片搜山，并在交通要道设置拦阻部队，防敌零散逃窜。

12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给陈叔通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陈叔通鉴于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大批停工歇业的状况，直接上书毛泽东，陈述自己的看法，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叔老：

来示诵悉，已告陈云、薄一波两同志酌办。全国有500万工商户，其中商业行户大约有300万，在整个经济事业由旧的轨道转入新民主主义轨道中，当有一大批商行和手工业需要转业和改组，这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应当妥为指导这件事。敬问

安好！

毛泽东

12月19日，毛泽东就镇压反革命分子的问题致电黄克诚等，他写道：

克诚同志并告子恢同志：

12月7日的综合报告收到，很好，你们的方针是正确的。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

毛泽东

据有关部门统计，在1950年这一年，新解放区有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其中仅广西就有3000多名干部被害。

12月19日这一天，西藏上层分子由于在神前打卦抽签决定达赖出走，于是，达赖任命大堪布本珠仓·罗桑扎西、孜本鲁康娃·泽旺绕登为司曹，即代理摄政，留守拉萨，主持一般政务；而达赖喇嘛自己则于深夜2时换上普通衣装，悄然离开拉萨。

后来，达赖在1951年1月2日抵达与印度只有一山之隔的亚东，在那里组成临时政府，主管西藏内外的政教大事。

12月21日，毛泽东关于朝鲜战场的形势和作战部署，致电彭德怀、高岗及9兵团的宋时轮、陶勇，他写道：

德怀同志并告高岗同志及宋陶：

19日24时电悉，答复如下：

一、在你所述的情况之下，9兵团即在咸兴地区休整，只将重伤病员运回东北，抽出干部回东北带训新兵，较为妥善。

二、杨得志部现己集中徐州、济南间地区，开了干部会，朱总去讲了话。如有必需，3月中参战无问题。目前仍以在徐、济间整训一时期为宜。待要使用之前一个月可开至沈阳、安东间，补一部新兵（该兵团9个师，平均每师只有6000余人，极不充实），如友方装备那时己到，可将装备改换即开朝鲜参战。

三、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做长期打算。

四、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

五、打法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即目前美、英军集中于汉城地区不利攻击，我应专找伪军打。就总的方面说，只要能歼灭伪军全部或大部，美军即陷于孤立，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如能再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更好解决。就此次战役说，如果发展顺利，并能找到粮食，则春川、加平、洪川地区可能寻歼较多的伪军。

六、在战役发起前只要有可能，即应休息几天，恢复疲劳，然后投入战斗。在打伪1师、伪6师之前是这样，在打春川之前也是这样。总之，主动权在我手里，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战，不使部队过于疲劳。

七、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这个意见也是对的。

八、增加汽车，速运棉鞋、大衣、棉衣、被毯，极为必要。请高岗同志设法解决。

毛泽东 12月21日

12月22日，周恩来奉命就联合国14日通过的停战决议发表声明，声明中说：

“决议提出先停战后谈判，显然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战。”“因此，在没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做基础，来讨论停战谈判，都将是虚伪的，都将适合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可能达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

12月24日晨，毛泽东的办公室里烟雾弥漫，卫士李家骥已经给他倒了两缸烟灰了，可他还在一根接一根地吸烟，一会儿坐在沙发上，一会儿站起来来回踱步，一会儿又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李家骥知道他正在思考重要问题，就不敢打扰他。过了一会儿，李家骥见他站了起来，嘴巴动了几下，像是想吃东西的样子，就赶紧凑过去说：

“主席，该吃饭了。”

毛泽东看都没看他一眼，来回踱了几步，又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拿起铅笔飞快地给彭德怀写了一份电报稿。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目前伪军及美军一部在三十八度至三十七度之间站住脚跟，组成防线，对于我军各个歼灭该敌，最为有利。目前伪军集中于我有利，分散则于我不利。因此不但我军于此次战役后收兵休整可以向后撤退一步，使伪军又能集中起来，构成防线，以利下一次歼击，而且对于原定人民军第2、第5军团深入敌后分散敌人兵力的计划，值得重新考虑。该两兵团在此次战役后暂时和志愿军一同休整，不要南进，待下一战役后再行南进，似较适宜。究应如何，请你酌定。

毛泽东 12月24日

他写完了，放下笔，让李家骥叫来秘书，将电文交给秘书，交代说：

“马上发出，等候回电。”

李家骥见秘书转身离去，趁着这个机会劝道：

“主席，利用这个间隙吃饭吧。”

“好，吃饭。”

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李家骥很快就把早已准备好的饭菜端了上来，毛泽东实在是太饿了，他抄起筷子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李家骥忍不住劝道：

“主席，你慢点吃。”

毛泽东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问道：

“怎么还是你值班？”

李家骥说：

“主席，我这是又上一班了，你已经两天两宿没有睡觉了。”

毛泽东吃完饭，一抹嘴，又来到办公桌前。李家骥劝他睡一会儿再工作。他说：

“唉，没办法，还有事没办完。”

他一边看文件，一边问：

“几点钟了？”

“快8点了。”

李家骥回答。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

“又过了一天。”

其实是又过了一夜，他把白天和黑夜弄颠倒了。李家骥刚收拾完碗筷，叶子龙来了，吩咐李家骥说：

“聂代总长要来，你安排一下。”

李家骥满脸不高兴，埋怨说：

“主席两天两宿没睡觉了，怎么还安排事？”

叶子龙不客气地说：

“你懂什么，不安排行吗？”

不一会儿，聂荣臻匆匆来了，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这时，江青从北房里走了出来，问李家骥说：

“主席还在办公吗？”

李家骥回答说：

“正在接见聂代总长，研究朝鲜作战问题。”

江青有点着急地说：

“你们怎么不劝呢？”

李家骥说：

“我们怎么劝也没有用。江青同志，我们说话不好使，还是您说说吧！”

江青停顿了一下说：

“你叫子龙和王医生来。”

聂荣臻走后，江青和叶子龙、王鹤滨几个人轮番做毛泽东的工作。李家骥去为毛泽东收拾烟灰缸和换茶的时候，见江青和王鹤滨正在劝毛泽东休息，毛泽东生气地说：

“我还有事，你们去吧。我也不想这样做，有什么办法呢？是他们逼得我这样，你们要劝就去劝他们吧！”

江青只好退一步说：

“我们不是不让你工作，是怕你累着，那就处理完手头的事再休息吧。”

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

“你们走吧，我会安排好的。”

江青和王鹤滨退出了办公室。王鹤滨回到卫士值班室，问李家骥：

“主席今天生谁的气？”

李家骥说：

“主要是太忙太着急。”

“不对，他怎么说谁逼他，让我们有本事劝他们？”

李家骥笑笑说：

“那是让你劝劝美帝国主义别侵略我们，这样主席就不用忙于考虑打仗的事了。”

王鹤滨拍了拍脑袋，猛然醒悟：

“哎呀！我好糊涂！”

这天上午，机要秘书来过多次，传送电文。大约在10点多钟，毛泽东处理完事情后对李家骥说：

“好，我睡觉吧。”

毛泽东和往常一样，来到院子里，要活动一下再睡。李家骥马上叫来了王鹤滨。毛泽东见李家骥和王鹤滨都在院子里陪着他，便微笑着说：

“王医生，你还陪我呢？有你安排，我一定能睡个好觉。”

王鹤滨说：

“主席，您太累了。”

毛泽东会意地笑笑，说：

“世界头号帝国主义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能睡好觉吗？”

王鹤滨说：

“主席您说得对，工作已经处理完，该睡了吧。”

“好，睡觉去！”

毛泽东一扬手向卧室走去。又一个3天两宿的连续工作终于结束了。

12月24日，志愿军收复兴南，除东部沿海的襄阳外，将“联合国军”赶到三八线以南，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延安两个半岛，第2次战役胜利结束，初步扭转了朝鲜战局。

此役共歼灭敌军36000余人，其中美军24000余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

此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1951年1月1日的日记中是这样评价两次战役的：

“自我志愿军入朝取得了两个战役的胜利以来，我国的地位提高了，说话响亮了，民主阵营的声势也增加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阵营则日呈分崩离析之势。无论在美国内部、美英之间、英国内部、英法之间、其他国家与美英之间，其矛盾都增加了，裂痕扩大了。美帝是愈发被孤立起来了。主席决定志愿军入朝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事至今日则已如黑白之分明。如果当时要让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诚如主席所说，不仅要近视、短视，而且必须远视、长视。决不可以眼前的，忽视了前途、远景！‘高瞻远瞩’盖即指此也。”

12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朴一禹并告金日成及高岗，他写道：

彭朴并告金日成同志及高岗同志：

一、彭朴12月26日给吴周转告金雄等同志电，已阅悉，你们的处置是正确的。　　

二、在此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第2、第5军团），均应撤退至利于休整的适当地区，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补充新兵，恢复体力，总结经验，筹备粮弹，修通道路，补齐衣被鞋袜，整顿纪律，改善中国同志与朝鲜同志的关系（那些以恶劣态度对待朝鲜同志的人们应受到严格批评，重者应予以撤职处分），改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居民群众工作（包括帮助受难人民解决一部分物质困难），并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动员（不消灭朝鲜境内的敌人不回国），为春季作战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

三、现在的形势和11月间的形势相比已经改变了，11月间决定派人民军两个军团深入朝鲜南部的计划，现在应加改变。现在敌人在三十七度至三十八度之间构筑防线，是有利于我军各个歼击的。美军主力守汉城区域，其一部守浦项、釜山区域，在这两者中间，直至春川、江陵之线则是伪军9个师，这样，就使我军能够不要走很远的路便能找到伪军及一部美军作战，而各个歼灭之。因此，人民军第2、第5军团如果现在插入朝鲜南部，威胁敌人后方，就有分散敌人，使敌人变更部署，不敢在三十七度以北地区建立防线的可能，而汉城美军则有放弃汉城集结大田、大邱一带的可能，这样，将使我军作战发生很大困难，不易各个歼灭。因此，不但人民军2、5军团现在不要深入南部，而且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在此次战役后，应当后退几十个公里进行休整，使美李两军感觉安全，恢复其防线，以利我军春季歼敌。此点要使朝中两国各主要干部充分明了。　　

四、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毛泽东 12月26日

欲知毛泽东“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预言是否准确？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2月3日晚同金日成谈话中说，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放言，在朝鲜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是赤裸裸的核讹诈”。“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威胁与恐吓。”他还说：“战事有可能迅速解决”，美军“战败了”要停战。“要停也可以，但有条件：必须承认应该撤出朝鲜，而首先撤到三八线以南。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未雨绸缪，料事如神，这是毛泽东最突出的特点。难怪他无往而不胜！

第22章 1950年12月29日—

“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你们的喜欢，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年难逢。应该欢迎他们去看。分土地，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都是好事。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做。”

话说1950年冬季的一天，毛泽东接到了家乡韶山乡政府的一封来信，他拆开一看，才知道是乡政府因为给自己家划成份的事而犯难了。

原来，韶山乡的土地改革也到了划分阶级的阶段，韶山乡农会主席兼乡长毛寅秋颇感为难，应该给毛泽东家划什么成份呢？按原有财产，应划富农；可是，把富农的成份划在一个革命领袖家，又于心不安。于是，他就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家乡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您的亲切关怀下，土改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现在已经到了划分成份、分田的阶段了。您老是知道的，韶山是山多田少，初步推算，人平均9分3左右，不知您老家有几口人分田？特向您汇报，请指示。

乡政府郭秘书看到信上只有寥寥数语，就提醒说：

“那成份的事，还没讲呢。”

毛寅秋说：

“主席一看，就会晓得我们的意思。”

毛寅秋料得不错，毛泽东看信后，就派次子毛岸青回到韶山，传达毛泽东的嘱托：

1、定为富农成份。2、将所有财产和全部土地给农民。3、带来300元，作退押金交给乡政府处理。

另外，毛泽东还让毛岸青交代毛寅秋乡长说：

“人民的政府要实事求是办事，执法不徇私情，照政策办事，人民会相信政府。”

毛寅秋乡长听了，十分感动，都一一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了。

12月29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惇元兄：

嘱写的字（为一师书写的校牌“第一师范”——笔者注）给你写了，不知可用否？

临行一信，长沙一信，都收到，很感谢！所说各事都同意，可以做（有些是要逐步地做）。师范教育会议，待与马先生一谈，大略是可以的罢。

晏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多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总之如你所论，将这看做大事，不看做小事，就有希望改正了。

祝您及您的同事们工作顺利，新年快乐。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德怀同志并告高岗同志：

12月28日20时电悉。同意你的计划。此次战役如发展顺利，以66军或42军占领春川、洪川，以人民军一部占领襄阳、江陵，分储粮弹，准备春季攻势。其他各军，于战役完全结束敌人新部署亦已明了之后，即分置于粮运较为便利地区（不论三八线南北），部署休整两个月。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我军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休整，均无关系。但如不打这一仗，从12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菲里波夫（即斯大林——笔者注）同志对志愿军的领导认为是正确的，他批评了许多错误的议论，他了解朝鲜作战中的困难，他自动提议增加汽车2000辆，解决你们的困难问题。军委已通令全国军队（除新疆及西康外），每连抽老兵20人，如进行顺利，可于2月间集中第一批4万余人补充志愿军。敌军新指挥官李奇微中将已到汉城，代替已死的沃克中将，他一到就下令美伪军各部死守，不许后退，这对我军寻找伪军及一部美军歼击，甚为有利。假如他在此次战役后固守汉城不退，则对我更为有利。我们现在不怕敌人固守汉城及三十七度线以北区域，只怕他退出该线而扼守大邱、釜山狭小地区。但后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你们要准备对付这一种情况。

毛泽东 12月29日

尔后，毛泽东还致电邓子恢、谭政、赵尔陆、苏静，他在电文中写道：

邓谭赵苏：

一、12月24日关于总结秋季剿匪经验的报告收到阅悉，甚好甚慰，已发华东、西南、西北3区参考。

二、对桂粤湘3省剿匪仍望加紧督促，务于5月31日以前彻底完成剿匪任务，使广西的1个军（是否45军适宜）及21兵团能于6月上旬集中梧州地区待命调动入粤，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湖南应准备以1个军至迟于5月间最好能在三四月间集中郴州、衡州线上待命。总之广东有事须由4野负责独力应付，保证战胜可能入侵之台湾匪军，巩固广东防务，望按此方针筹划剿匪工作及兵力部署。

毛泽东 12月29日

12月30日，毛泽东致信西藏阿里地方政府代表才旦朋杰、扎西才让，他写道：

才旦朋杰、扎西才让两位先生：

你们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很高兴知道你们同到达你们那里的人民解放军结成了朋友。人民解放军开入西藏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西藏人民解脱外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压迫，所以一切开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到处都同西藏人民结成了朋友。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对待西藏各界人民的办法，已经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的联合布告内说得很详细，现在已命令前线部队将这个布告抄给你们，希望你们用各种方法把它散布开去，并多多地寄到拉萨方面去。你们对这个布告如有什么意见，请告诉我。你们所提出的5条请求，其中第2条已在布告里说明白了。其中第1条，第3条，你们两个邦保（应为本保，藏语“官员”的译音——笔者注）要同当地解放军军官进行和谈，我完全同意。至于西藏高级官员如要进行和谈，也可以把和谈的意思经过当地解放军军官转达给我。其第4条，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扰老百姓。如果西藏官员都像你们一样同解放军合作，那么开进的部队就可以少一些。其第5条，人民解放军官兵的行动，只要不妨碍军事秘密，可以预先通知你们，这件事由当地军官同你们商量办理。

我感谢你们的来信，并问候你们和两个邦保的人民。

毛泽东 12月30日　　　　

12月30日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在向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呈交的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出把“研究军衔实施的准备工作”列为1951年的工作任务。

这是军队中第3次提出划分等级制度，毛泽东再一次把它压下了。

12月31日，毛泽东读罢杨之华请求他为即将出版的《瞿秋白文集》题词的来信，沉思良久，提笔写道：

“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留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12月31日17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6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的3个军团在约200公里的战线上发起第3次战役，向三八线预有防御准备之敌实施进攻。志愿军以42、66军为左突击翼集团，以39、40、38、50军为右翼突击集团，在上半夜突破了“联合国军”防线纵深15至20公里。

1951年1月1日，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辖西藏东部两个办事处28个宗（县），主任为王其梅，副主任和委员中有阿沛·阿旺晋美、平措旺介、大活佛帕巴拉等人。

之后，昌都地区又成立了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主任。

1月2日，“联合国军”为了避免其10余万兵力在汉江北岸被中朝军队从右翼迂回包围，开始了全线撤退。

1月2日下午，叶子龙来到毛泽东办公室送文件，他尚未离开，毛泽东指着材料带着怒气说：

“把岸英调回来，他怎么搞的，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

此时的毛泽东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调不回来了。叶子龙见他发脾气了，不好再隐瞒下去，只得说了实话。他沉痛地说：

“主席，岸英同志已经牺牲了，这是另一个翻译同志写的。”

突然听到毛岸英牺牲的消息，毛泽东感到万分震惊。他双眉紧锁，眼睛盯着叶子龙久久不动。老年丧子是人生的巨大不幸。毛泽东久久沉默，陷入极度的悲痛中。

叶子龙也不敢多说什么，赶紧从毛泽东的办公室出去找江青，出门就遇到了王鹤滨，他忧郁地说：

“没办法，岸英牺牲的事，毛主席知道了。”

王鹤滨急忙问：

“主席是怎么知道的？”

叶子龙就把他如何送文件，毛泽东看了材料如何不满，自己不好隐瞒，就把毛岸英牺牲的事说了的经过，简单叙述了一遍。

叶子龙见到江青，请她赶快去劝劝毛泽东。二人来到毛泽东身边，室内非常静，几乎连呼吸声都能听到。江青和叶子龙简单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毛泽东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江青也不敢多劝，垂着头，满面悲凉。好一阵，毛泽东轻轻欠身，那身子好像突然沉重了许多，似乎支撑不起来。他又抬抬眼皮，痴呆的目光慢慢地移向茶几上的香烟。他想去拿烟，颤抖的双手几次都抽不出一支烟。李银桥慌忙上前，帮他取出一支烟，又给他点上了火。毛泽东慢慢地深吸了一口，然后又把烟从口和鼻子里慢慢地吐出。不知是烟熏或是过于悲哀，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但他没有哭出来，只是“唉”了一声说：

“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嘱咐了一句：

“这件事暂时不要告诉思齐。”

周恩来获悉毛泽东已经知道了毛岸英牺牲的消息，立即派人把彭德怀1950年11月25日的电报送往毛泽东办公室，给毛泽东和江青看。他还附上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连电志司党委及彭，请他们严重注意指挥机关安全问题，前方回来的人亦常提及此事。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机要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及其它许多战场多立些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

叶子龙将彭德怀的电报和周恩来的信面呈毛泽东，电报和信都不长，毛泽东却看了很久。叶子龙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毛泽东强压着悲痛，只说了一句话：

“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有关系！”

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毛泽东强忍住了。可是，儿媳刘思齐每周末都要回家看望老人，每一次回来，都要问爸爸，收到岸英的信没有？岸英为何几个月不给我来信？翁媳间的每一次见面，刘思齐的每一次发问，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感情的再一次创伤。毛泽东不忍心让年轻的儿媳遭受这残酷打击，为了让刘思齐安心学习，他总是强颜欢笑，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宽慰她。有好几次，他都扳着指头向刘思齐讲述革命先烈的事迹，讲述他们毛家5位亲人为党为人民壮烈牺牲，以及5位烈士生前的经历和牺牲时的情景。可是，刘思齐毕竟还是个才20岁的孩子，根本领会不到爸爸的深意，只接受了老人所说的“干革命就会有牺牲”的道理，至于爸爸的暗示，她根本就没有往这方面想。就这样，毛泽东始终没有说出他们家的第6位烈士，他不忍心亲手把这一层包含着噩耗的薄纸撕开。

毛岸青知道大哥牺牲的消息后，非常痛苦。他想起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大哥，一起流落上海街头，一起携手在苏联学习进步，从今往后，再到哪里去找多年形影不离、关心他、爱护他的大哥呢？毛岸青悲痛难抑，他的精神分裂症又严重了。

有一天，王鹤滨走进卫士值班室，看到毛岸青与几位卫士在说话，毛岸青说：

“你们说，毛主席伟大，我是他的儿子，伟大不伟大？”

毛岸青这些病态的语言成为年轻卫士们取笑的话题。作为医生，王鹤滨则感到心情沉重。毛岸青见王鹤滨来了，高兴地说：

“王医生，你对我最好，为什么别人对我都不说真心话？”

此时，毛岸青尚能清楚地回答医生的问话，可是不久，情况又严重了。一个护士告诉王鹤滨说：

“他没有病，他告诉我，这些病都是他装出来的！”

毛岸青在行动上也出现了严重问题，在中南海的岸边马路上散步时，必须跟上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两侧保护，不然，他就往水里跳。王鹤滨问他：

“岸青同志，你怎么安定不下来呀！你要控制自己才好，怎么能往水里跳啊？”

毛岸青认真地说：

“就是脑子里的那个小家伙作怪，他老是对我说：‘跳进水里去，跳进水里去……’我没有办法摆脱他；可那个小家伙有时也好，对我有说有笑，没有他我也感到寂寞，又离不开他。”

说完，他马上又侧耳在听什么，眼神固定在空中的一个地方。

后来，毛岸青见了王鹤滨也不再理睬，完全被他脑子里“小家伙”控制了，他看王鹤滨的目光是那样的淡漠，就好像是从来没见过的陌生人一样。毛泽东问王鹤滨：

“王医生，岸青的病情怎么样？”

王鹤滨说：

“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毛泽东忧虑地问：

“那怎么办？”

王鹤滨果断地说：

“需要送医院治疗！”

毛泽东沉思了片刻，手里拿着的一支烟，在指间滚动着。自言自语地说：

“岸青需要住院治疗，去哪里好呢？”

又思考了一会儿，他对王鹤滨说：

“我本来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孩子有病，去麻烦苏联政府。”

又顿了一下，他接着说：

“我再考虑一下……”

结果，毛泽东不得已还是送这唯一的儿子去了苏联。毛岸青在苏联一直待到1958年6月以后才回国。之后又到青岛去疗养。

再说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问题复电给华北局并告绥远省委：

华北局并告绥远省委：

绥远省委关于冬季工作补充指示及华北局所提的几点注意，中央均同意。惟在绥远补充指示第6点所指出的必须掌握的3条原则中，应增加一条“坚持保存富农经济的方针，富农所有的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这一条是今后减租、土改中必须坚持的，这与你们规定的调剂富农所经营耕种之公地也并无矛盾。

中央

1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各大军区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大军区并告志司，9兵团：

兹将华东、中南两区12月30日对其所属的指示电发给你们参考。此次在全国范围内征调老兵（除新疆及入藏军），不但对志愿军的补充有极大意义，对整个人民解放军亦有极大意义，因为这样就使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各部分均有志愿人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这件事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请各大军区均认真进行这一征调工作，按时完成任务。

军委 1月4日　　　

1月4日这一天，在朝鲜战场上，中朝军队解放了汉城。

1月5日，中朝军队渡过汉江。

1月6日，毛泽东派人把中共中央华东局给所属党委的关于土改的指示送给黄炎培看。

原来在1950年底，黄炎培收到江苏许多地主写来的告状信件，信件中说“斗争过火了”，“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等等。黄炎培由于不明真相，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毛泽东转达了这些信件。

黄炎培看了毛泽东送来的文件，提出要亲自到苏南去看一看。毛泽东十分尊重他的愿望，同意他去做实地考察。

1月7日，中朝军队突破了三八线敌军防御，将“联合国军”驱赶至“三八线”以南，前进80至110公里。

1月8日，第3次战役结束，此役共歼灭敌军19000余人，先后解放了仁川、汉城。

中朝军队在追击战中虽然没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但却迫使“联合国军”退守至“三七线”附近，粉碎了敌人固守三八线，重整败局，准备再犯的企图。

1月9日，毛泽东在给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并告叶剑英、方方的指示电中写道：

邓谭赵，并告叶方：

1月6日电悉。

一、广西方面剿匪进展顺利，据陶铸说3月以前南北两重点区剿匪即可完成。似此45军应即于3月内集中梧州整训，湖南的46军应于2月内集中郴衡（郴州、衡阳——笔者注）线上整训，只要这两个军能于2、3月内集中上述地区，就可应付万一。

二、江西南部的48军情况如何，如有紧急需要，该军是否亦可向广东调动？盼告。

三、21兵团在广西南北两重点区剿匪工作完成后，如广东方面无紧急需要，应开到广西西北部剿匪以求锻炼，否则亦应集中梧州整训，究应如何届时再做决定。

四、广东剿匪工作现在是否已特别抓紧进行，何以很久没有剿匪成绩的报告？请叶方检查电告。

毛泽东 1月9日

1月10日，毛泽东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苏南区委书记陈丕显写信说：

“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12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1月4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毛泽东在黄炎培临行前，特地去看望了他，告诉他说：

“你去看看很好，可以听到各级领导干部、农民和地主富农3方面的意见。对于苏南已土改地区，可择好者、坏者各看一二考察之。”

后来，黄炎培到了苏南，经过半个月的考察，心里亮堂了，他在上海工商联举行的大会上兴致勃勃地说：

“新中国人口中80%的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真正扬眉吐气了，表明新中国的确站起来了。”

1月14日，毛泽东复信给1950年自新加坡归国定居的新民学会老友李思安，他写道：

思安先生：

两次来信，均已收到，甚为欣慰。同意你来北京，如果你愿意和蒋竹如同学她们一道进革命大学学习一时期，则可以进该校；否则另想工作办法。来时可持此信向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接洽入学或工作问题。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1月14日

后来在1951年9月，经李维汉安排，李思安参加华北大学政治研究院第3期学习班学习，毛泽东接见了她和蒋竹如、戴毓本、周敦祥等。毛泽东在上述信中对李思安的“先生”之称，显现了他对李思安的尊敬之情。

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转金日成，他写道：

“今后敌人统帅部的方针有两种可能。（一）在中朝两大军队压力下，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们的充分准备工作的结果，因为敌人知道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的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了，敌人才知难而退。（二）敌人在大丘、釜山地区作顽强抵抗，要待我们打得他们无法再打下去了，方才退出南朝鲜。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做充分准备才能再战，否则就会重复去年6月至9月间朝鲜人民军曾经犯过的错误。有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2月间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再去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这一点也要估计到。”

次日，毛泽东又把这个电报转发给斯大林。

1月15日，毛泽东给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夷初先生：

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的解决此问题。中央华东局1月11日电报一件附上请察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请与各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

敬礼

毛泽东

1月16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并告饶漱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饶：

寒午电悉。

一、同意你的第一步和第二步计划，福建有4个军已很够了。厦门必须确保，有31军全部位于厦门及其附近当能担负这个任务。该军战斗力如何盼告。

二、厦门必须多储粮弹，布置积极防空（不是消极防空），对守军指战员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加强纵深工事，务必长期确保厦门。

三、空军准备赴朝鲜参战，不可能顾及华东。

四、除福建首先是厦门为敌人进攻重点已有部署外，江浙两省鹭海亦需准备对付敌人进袭，因此24军应在常州地区照常整训，不要去福建。华东全军除剿匪者外，均须提高警惕，加强整训，准备对敌。

五、请督促福建担任剿匪的4个师2个团积极动作，每星期要有成绩，成绩多者应受奖励，少者应受批评，犯错误应受处罚，务必早日肃清匪祸。

六、华东全军应完全自力担负歼灭蒋匪进攻部队，不要希望外援。

七、江浙散匪必须限期肃清。

毛泽东 1月16日

1月17日，毛泽东在给张宗逊、并告习仲勋及贺龙、邓小平的指示电中写道：

宗逊并告仲勋及贺邓：

1月9日电悉。同意你的提议，用青海骑兵支队携带一个半月的粮食配合西南军队入藏，到拉萨及日喀则后由西南负责解决给养问题。请即照此作准备，并请注意：一、从青海藏人中招收少数志愿兵，例如二三百人马，给以训练武装，加入骑兵支队；二、班禅集团随军入藏的各项准备工作；三、该支队受18军指挥，并编入18军序列。

毛泽东 1月17日

接着，毛泽东将中南局转报的湘西第47军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分局负责人，他在批语中写道：

饶陈，邓谭，邓贺，习张，薄聂刘，高贺，叶方诸同志：

顷接中南局转来湘西47军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的报告，在湘西21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4600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华北新区约有2000万左右人口是在1949年及1950年两年内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至今这些地方的地主威风还有很多没有打下来，贫苦群众不敢抬头。一贯道等会门甚为猖獗，有众200余万。故现在须重新提出镇压反革命的问题。而在华北老区及东北老区则因对反革命镇压彻底，人民高兴，生产积极，匪患绝迹。当然，我们不应重复华北老区在1946年及1947年许多地方所犯过的乱捉乱杀错误，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新区必须注意这一点。只要不杀错，又注意策略（事先事后向各界人民多做宣传解释工作，注意时间地点，分期分批，分军队地方等等），对于真正的匪首恶霸及坚决的特务分子，必须在人民群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坚决地处以死刑。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现当反美土改两个高潮的时机，请你们抓紧此事，善为处理。湘西四十七军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的报告附后。

毛泽东 1月17日

1月18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大使袁仲贤向中央报告说，在亚东滞留的西藏达赖喇嘛临时政府有到北京谈判的动向与要求。

原来，达赖喇嘛在亚东收到了毛泽东通过袁仲贤转给他的信，毛泽东在信中祝贺达赖亲政，并希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毛泽东的信使达赖及其大多数随员深受感动，经过多次协商讨论，达赖喇嘛在1月18日这一天，派曲配土登和扎萨索康由亚东赴印度，给驻新德里的中国大使袁仲贤带去了哈达、礼品，呈交了达赖喇嘛、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官员会议签署的致中央人民政府的3封信。达赖在信中说：

“过去，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友好关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赴北京。但因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力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我现派出信使扎萨素康苏巴和堪仲曲配土登。他2人带去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向您呈报。请您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并请及时回复，以便使我放心，附赠哈达1条，上等地毯1床。”

1月19日，毛泽东在审改彭德怀准备在中朝高级军事干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时，特意加写了一大段话，他写道：

“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军，在朝鲜五年来的斗争中有了伟大的成绩，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权，建立了英勇的人民军，和苏联、中国及其他人民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现在又正在和美国侵略军及李承晚匪军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因此，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的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

尔后，毛泽东还特意用电报把这段话转告给志愿军党委。

1月19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党的第2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与会代表，并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中国共产党第2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是1月16日在北京召开的。出席和列席这次会议的有：华东局的陈同生、刘仁寿、李宇超、史永；中南局的张执一、饶彰风、周季方；西南局的程子健、杨松青；西北局的汪锋、范明；华北局的平杰三、李乐光、崔月犁、李之楠、范新三、刘洪涛；东北局的王光伟；全国政协王伯评、张尧民、马正言、马冠英；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杨静仁、刘春；政务院党组织的于刚；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分党组的陈于彤；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分党组的吴凡我；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分党组的何成湘；监察委员会分党组的张鹏图；中央人民政府党委的梁光；中共中央青委的高棠、唐亮；中共中央妇委的蔡畅、罗琼；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的刘华峰；华北革命大学的崔仲远；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杨翊；中央政治秘书室的田家英。中央统战部出席和列席的有：李维汉、徐冰、廖承志、连贯、童小鹏、金城、张力之、夏英喆、程绯英、孙超、王伟业、邓巨云、王育平、鲁明、石磊、许立、李启薪、陈华、洪水、肖贤法、王福林、张铁生。各地代表19人，中央和国家机关代表20人，中央统战部22人，共61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有两个：一、反美帝统一战线；二、帮助民主党发展组织问题。会议由李维汉主持并致开幕词。

在谈话中，代表们汇报说，工商界、上层知识分子及宗教界均已先后参加了抗美援朝运动。毛泽东说：

“对佛教问题的处理，要研究一下，要使他们参加到运动中来。佛教改革如何作，要他们里面的开明分子商量一下。他们中有人说，他们没有信佛教的自由，庙都被占了。信佛教的人也不少，不要不理会。北京市恐怕要给他们腾出几个庙来，五台山关系蒙、藏两个民族，恐怕要重修一下。”

他问起西北、西南抗美援朝运动的情况，西北、西南的代表回答说，运动已在大城市及部分小城市中展开。毛泽东说：

“应该趁此时机展开，这是一个极大的教育。小城市如天水的商人最近曾有电报给我，说他们已经举行了游行示威。这次运动应普遍开展，普及到所有的工厂和农村，使得家喻户晓，大家都参加进来。”

在谈到运动如何进一步开展时，毛泽东说：

“可找几位这方面的负责同志谈谈，好好研究一下。”

有代表反映，在朝鲜战争中，特别是美帝在仁川登陆后，谣言较多，思想混乱，当时我们在宣传上还做得不够。毛泽东说：

“在宣传上应当采取攻势，对特务造谣，镇压一下好。反美、土改、镇压反革命，是当前三大运动。”

中南代表反映，在土改中，农民进城捉人影响工商业。毛泽东说：

“不可不捉，不可多捉。匪首恶霸是要捉的，但应合法地捉。”

中南和两南代表报告，武汉和西南设立了城市联络组和减租退押调处委员会，作为适当处理土改和减租退押、城市联系问题的机关。毛泽东说：

“设立这样的机关好，在几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要设立（县城是否设立，可以考虑），并且民主党派参加，由市政府管理，区别可捉者捉之，不可捉者则不捉，双方兼顾，合理解决，以免发生无政府状态。退押是要退的，也可经过这类机关商量。退多退少，适当处理，能多退则多退，不能多退则酌量少退。”

他问到华东情况，华东代表回答，苏南各地现在情况好一些。毛泽东说：

“黄炎培先生准备去苏南看看土改，我向他说：你们去看看很好，可以听到各级领导干部、农民和地主富农3方面的意见。”

各地代表反映，地方上有些负责人对民主人士去视察尚不免有所顾虑，毛泽东说：

“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应该欢迎他们去看。”

有地方代表反映，对于民主人士的视察和批评，缺乏积极的欢迎态度，毛泽东说：

“分土地，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都是好事。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做。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情呢？有什么怕人家看的呢？10个指头有9个是好的，最多只有1个指头不好。你们对民主人士不要估计不足。要知道除了恶霸、匪首和特务分子以外，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校长、教员、开明士绅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决不能置之不理，而要采取积极态度。这个办法屡试屡验，结果总是好的。一切消极态度都是不对的，有话应当让他们说，写万言书也好，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好的接受，不好的解释。有人看到毛病要骂怎么办？共产党连帝国主义都不怕，还怕人家骂？对民主人士要进行教育，并让他们参加活动。如果不进行教育，有事不让他们与闻，这是不对的。”

关于统战工作会议的第二个议题，即各民主党派组织的发展问题，毛泽东说：

“这一问题要好好解决一下，不然我们所做的和所讲的不一致，下面同我们不一致，就不好。去年说要巩固，今年说要发展，如果今年还只是一个巩固，那是不行的。因为社会上有他们的阶层和人物存在，所以就应当发展。中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所有民主党派不到2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4万人，并不算多。这个问题应当写出几条，指示一下，应该在运动中使民主党派进步，放手让他们去做，好处多于坏处。这是积极的有益的方针。”

各地代表反映，关于民主党派发展问题，有些地方干部思想上还有若干阻碍，如果没有党委有力的支持，就不易贯彻。毛泽东说：

“应该使全党了解，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可以进步的。这次绥远23兵团已经调到冀中，这个部队的军长、师长都是原来的人，过去和我们打过很多仗，连这个部队都可以进步，为什么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就不可以进步呢？我们应采取积极态度去办，不要怕麻烦。要使他们了解抗美、土改、肃反是必要的，并且使他们参加。搞国家政权总是有麻烦的，怕麻烦就不要政权好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过去找他们来都不来，现在来了，你们又怕麻烦。”

李维汉提到，有关统战部门本身的工作还缺乏一个章程，此次会议准备拟出几条，毛泽东说：

“对统战部的编制、任务、范围和作法均有所规定，这是好的。直到地委一级均应有统战部门的组织才好，是如何办，也研究一下。”

有代表反映，主席去年说过，注意统战工作的，在党内还是少数，这个状态，今年在若干地区没有多大改变。毛泽东说：

“这个少数派是正确的，只要坚持土改与肃反，这就不是右倾，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要用积极态度去组织民主人士、民主党派，教育他们，使他们参加斗争，带领他们共同前进，这对劳动人民是有益的，对进入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少数派会慢慢扩大，主要依靠好好说服人家。应当每年开两次统战会议，一次大的，一次小的，各中央局至区党委都应如此。不要怪别人，只怪你们自己没有招兵买马、积草囤粮。不要使自己陷于孤立，要好好做出成绩来给大家看。你们要很好地取得党委书记和组织、宣传等部门的帮助，善于经过党委和党委负责同志，把我们的国家建设起来。你们当中要出些专家，要熟悉人物和历史，精通此中门道。”

1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河南省委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和给中南局的电报。

中共河南省委1951年1月13日向中央的报告说：河南省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纠正右倾倾向后，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一重大的革命行动，在社会各方面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巨大反响：工农基本群众很高兴；地主阶级不再气焰高涨；民主人士中除左倾者积极拥护外，另一部分表示“摸不着底”，缄默寡言；工商界也表示沉默、小心，有“莫谈国事”之味；城市学生和机关新干部中，也有些震动。而有些地区的领导已为胜利所迷惑，开始出现不清醒的现象。根据上述情况，省委决定一般停止逮捕，杀人要更加讲究策略，严禁草率从事的现象。该放者经过一定手续，通过群众，迅速处理释放，有意识地把空气松弛一下。同时结合抗美援朝及土改等群众运动，广泛进行宣传工作，讲明政策，说明理由，稳定各阶层群众。但对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则继续追踪缉捕，务使归案。

毛泽东在批语和电报中是这样写的：

一

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并请转发所属省市区党委：

我们认为河南省委1月13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是正确的，特发给你们参考。我们希望各省委市委区党委都有一个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总结性的报告。

中央 1月21日

二

中南局并转河南省委：

我们收到了河南省委1月13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我们认为这个报告是很好的，业已转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请中南局亦将这个报告用电报转发湘鄂赣粤桂5省参考，请这5省每省写这样一个总结性的肃反报告。

中央 1月21日

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给陈毅并告饶漱石的电报中写道：

“一、同意即将25军开往福建，使福建共有4个军。

二、浙江的21、22两军，上海附近的23、24军，照你们部署不变，浙江加紧督促剿匪，务于2、3两月内完成任务。

三、杨得志部准备入朝参战，但2野3个军已集中河北，第2批3个军亦可于6月以前集中河北。如江浙有事，可给你们3个军使用。但你们应尽现有力量加强整训，准备独力歼灭台匪可能的进犯。”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关于镇反部署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他写道：

上海市委，并告饶陈：

你们1月6日关于1950年11月12月的综合报告，由华东局转来，业已收到，甚好，甚慰。在这个报告中提到了今年一二月份的几项中心工作，也是好的。其中说到你们准备在1月份中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有力打击，望你们对此进行周密的侦察布置。布置好了，同时动作，做一次准确的逮捕。然后好好清理审讯，处决一大批真正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请你们在华东局直接领导下，斟酌情形，妥善处理。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毛泽东 1月21日

1月22日，毛泽东将对西南局《关于城市工作会议报告》的批示发给邓小平等人：

小平同志并告漱石、子恢、仲勋、一波、高岗各同志：

1月8日综合报告收到阅悉。方针正确，成绩很大，甚慰。你们的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开得有成绩，甚好。假如可能的话，在今年5月1日以前，请你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工作，主要是对工会工作，对工商业的领导方向，和对城市政权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并做出某些决定，为四中全会讨论工会工作准备材料。四中全会准备在5月开，请按此部署工作。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把邓小平的工作报告送给年近80高龄的张澜副主席，并手书一封信：

表方先生：

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一份，送上请察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一般情况。阅后请予掷还。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系念。顺致敬意！

毛泽东

尔后，毛泽东又起草了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判刑问题给叶剑英、黄永胜、萧向荣、林平并告中南局的指示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叶黄萧林并告中南局：

1月17日电悉。广东情况已明了，你们的部署是正确的，希望努力完成任务。此外，望注意镇反工作。凡与剿匪有关的匪首恶霸大特务，可由军区军分区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凡与剿匪无关的反革命重要分子，则由地方法院及军管会的军法处判处死刑；乡村普通恶霸及不法地主，则由农民斗争、监视及由人民法庭判刑，如此分三方面进行，可期迅速，又较妥当。广东必需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才能降低敌焰，伸张正气，望妥慎布置施行。

毛泽东 1月22日

1月23日，毛泽东在转发广西镇反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陈饶及华东军区党委会，邓谭及中南军区党委会，贺邓及西南军区党委会，张习及西北军区党委会，聂薄及华北军区党委会，并请转发所属各军区、兵团及军的党委会：

请你们检查一次军队中军以上党的领导机关及负责同志对于中央1950年10月10日关于纠正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是否引起了注意，是否传达了这个指示，自己在剿匪工作及帮助地方工作中是否有过这种右倾偏向及是否克服了这种偏向，将检查结果向军委做一次报告。根据广西方面的报告，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了惊人的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不杀匪首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以致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广西于去年9月起开始纠正此种错误，3个月中，正确地杀了匪首惯匪及其他首要反动分子3000余人，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现将中南军区政治部1月16日转来广西报告一份转发给你们阅看，这是一篇极有价值的报告，希望你们认真研究，并做出自己的结论报告我们。

毛泽东 1月23日

1月24日，毛泽东复电给张云逸，并告邓子恢、叶剑英，他写道：

云逸同志，并告子恢、剑英：

1月16日电悉。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歼匪90000余，处决匪首恶霸3000余，土改亦已发动，匪焰大落，民气大伸，成绩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兴。云逸同志患病亟须休养直到病愈为止，到广州后请叶方妥为照料。

毛泽东 1月24日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反应注意之点的电报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同志：

华东局给福建省委电所说肃反应注意之点，我以为是对的。即为了打落敌焰，伸张民气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为了不致弄错，使自己陷于被动，对尚无证据的特务及会门头子，应当进行侦察，取得确证，而不要随便捕人杀人。分清这两种情况的界限是必要的，请你们转知所属注意为盼。

毛泽东 1月24日

1月25日，毛泽东接到了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关于西藏达赖喇嘛临时政府愿意来北京谈判的报告。他在给袁仲贤的复电中，确定了“一应接见，二应同意来北京”的方针。13天后，达赖喇嘛的代表曲配土登和扎萨索康从新德里带回了袁仲贤大使给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复信，信中说：

“毛主席令我代表祝贺你的执政”，“中央同意而且欢迎你加派代表经印度飞机到香港转广州赴北京。我们驻印度大使馆给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

1月25日这一天，在朝鲜战场上，毛泽东在1月14日电报中的估计“有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2月间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果然应验了。“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发起了进攻。

抗美援朝战争第4次战役开始了。

1月26日，毛泽东出席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并发表了讲话。他说：

“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日，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

1月27日24时，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报告了朝鲜战场上的形势，电文如下：

“一、美军约3个团（后续部队不详）分3路越金良场里、水原线北数里，有相机攻占汉城市、江北岸桥头阵地模样，企图以此稳定联合国内部目前严重混乱象。为增加帝国主义阵营矛盾，可否以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与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均在汉江以南）北撤15至30公里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

二、敌继续北犯，我不全力出击，消灭1个师以上，保持桥头阵地甚为困难；出击将破坏整训计划，推迟春季攻势，且目前弹、粮全无补充，最快亦须下月初旬才能勉强出动。我暂时放弃仁川及桥头阵地，在国内外政治情况是否许可。现拟125师向长湖院里、原州间出击，112师向利川西南地区出击，求得各消灭伪军一部，试行能否牵制敌人北进。如不可能停止敌人北进，政治上又不许可放弃汉城、仁川，即须被迫部署反击，但从各方面考虑，甚为勉强。以何者为是，盼示复。”

1月28日晚7时，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复电中写道：

“一、1月27日24时给我的电报及给各军准备作战的命令均已收到。

二、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4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3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

三、在战役准备期间，必须保持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垒，确保汉城，并吸引敌人主力于水原、利川地区。战役发起时，中朝两军主力应取突破原州直向荣州、安东发展的计划。

四、中朝两军北撤15至30公里，发表拥护有限期停战的新闻是不适宜的，敌人正希望我军撤退一段地区，封锁汉江，然后停战。

五、第4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能允许的。

六、我军没有补兵，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几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请你在此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进行说明。此次会议应即作为动员进行第4次战役的会议。

七、我中朝两军在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以后，再进行两个月至3个月的准备工作，然后进行带最后性质的第5个战役，从各方面说来，都比较有利。

八、宋时轮兵团，应即移到平壤、汉城、仁川、水原区域休整，并担任巩固该区域，防止敌人在仁川及镇南浦登陆。在将来的第5次战役中，该兵团即担任西部战役之作战。

九、执行第4次战役时，请你考虑将中朝两军主力分为两个梯队，各带5天干粮，第一梯队担任突破及一段追击，第二梯队担任又一段追击，以便能使战役持续10天至12天，歼灭更多敌人。

十、你的意见如何盼告。”

欲知彭德怀会不会执行毛泽东关于“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4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3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的作战方针，请看第4次战役的结果便知端的。

东方翁曰：关于持续了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很少有人知道，开战不到3个月就已经决定了敌我双方的胜负。前面已经说过，从10月25日开始，志愿军主动出击，连战皆捷，第1次战役便击退了联合国军和伪军，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2次战役重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扭转了战局。战役尚未结束，美国就被迫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一个关于先停战、后谈判的决议。到1951年1月8日第3次战役结束，短短两个多月的作战，志愿军便掌握了主动权，取得了这场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何其神速也！毛泽东以大智大勇，击败了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为中国打出了一个持续几十年的和平环境，在他那神话般的军事生涯史上续写了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至于后来朝鲜战争持续到1953年才结束，那是因为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而不断捣乱所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其结果，侵略者还是落了个甘拜下风的下场。

第23章 1951年1月—

“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

话说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给张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表方先生：

西南去年剿匪工作，颇有成绩，消灭匪众80余万，缴枪40余万，残余匪众已不足4万，两三个月内即可完全剿灭。送上西南军区最近由地面送来之总结报告一件，假如您有精神的话，可以一阅。可以慢慢看，一星期内还我即可以。顺致

敬意！

毛泽东

1951年2月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

目前朝鲜战争仍处在艰苦紧张的阶段。美帝在遭受重大失败后，除在朝鲜继续进行困兽般的挣扎，在联合国劫持利用其仆从国家诬我为侵略外，正在对日进行片面媾和的活动，并企图重新武装日本作为美国侵略亚洲的爪牙，策动蒋介石匪帮作进攻大陆的准备并在中国内地加强其各项破坏工作。

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进一步在全国普遍开展各阶层人民的抗美援朝、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及铲除匪特镇压反革命活动的运动以与前线胜利相配合相呼应。在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在工农群众中，应广泛进行时事教育，开展蔑视、鄙视、仇视美国帝国主义与提高民族自信心自尊心的运动。那种认为工农不关心时事，抗美援朝在工农群众中不成问题，或者认为抗美援朝运动会影响其他工作，因而不认真在工农群众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和时事教育的意见是错误的，必须予以克服。

目前爱国运动应以下列3事为中心：

一、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争取全面的公正的对日和约。现在美国已积极进行对日片面媾和阴谋，反对美国这一阴谋将成为中国人民和东方人民的巨大政治斗争，各地应即抓紧杜勒斯在日本活动期间展开这一运动。在进行这一运动时，应向群众指明：1、中国人民受日本侵略最久最烈，抗日作战牺牲最大，决不能允许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和片面媾和。2、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和片面媾和计划的内容（包括各国的片面媾和，重新商讨台湾主权，琉球小笠原归美国管理，美军无限期驻日，日美军事合作等，见去年11月26日各报）完全违背国际协议，其目的为准备侵略战争，威胁远东和平。3，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和单独媾和的计划，是侵略中国、破坏远东与世界和平的计划，是毁灭日本和日本人民的计划，中日人民应共起反对。4、美国这一计划危害朝鲜、菲律宾、澳洲、新西兰、印尼、马来亚、越南、泰国、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蒙古、苏联各民族人民的安全，东方各民族人民应共起反对。5、美国这一计划实行起来有种种困难，要受各方面反对，所以是可以打破的。

反对美国计划应与周恩来外长代表我国政府在1950年12月4日的声明及苏联马立克代表苏联政府于1950年11月20日递交美国杜勒斯的备忘录的双方主张联系起来解释。

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可采下列方式进行，在乡村和城市中应采不同形式：1、游行示威，以反对武装日本为中心口号。2、集会，可以在一个工厂，一个村庄，一条街道的范围内举行，也可以在较大范围内举行。在这些集会上进行控诉、回忆，通过准备好的决议或函电。3、各团体向日本、美国及东南亚各国的政府、议会、党派、团体或个人写信，群众亦可大批联名写信，警告美日政府不得单独媾和重新武装，鼓励日本人民和东南亚人民共起反对。这些信稿应由各市委和县委准备或审查，并由反侵略委员会统一规定译寄方法。

二、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这一工作的内容包括：1、根据中央1月12日指示及反侵略委员会1月14日通知募集慰劳品救济品。2、根据中央1月22日指示及反侵略委员会1月25日通知组织慰劳团赴朝鲜前线。3、写慰劳信给志愿军。此信亦可联名写，其内容亦应由市委县委准备或审查，已写过的地方不再写。对于进军西藏、守卫新疆和内地剿匪的部队，亦应发动西南、西北和剿匪省区的群众写信慰问。4、春节慰问志愿军家属，与慰问人民解放军家属一同做，不必分开做。

三、发起订立爱国公约。为了巩固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成果，许多地方人民创造了订爱国公约的办法，这个经验应争取在全国各地各界人民中普遍推广（已经订立过的可以不再订，但必要时可另作补充）。爱国公约的内容，可由各地各界群众按具体情况和需要自行议定，不要强求一律，但不应过繁，使群众记不住，亦不应过简，使群众觉得无新鲜之处。大致范围可以如下：1、拥护毛主席，拥护人民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共同纲领。2、努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反抗美国侵略。3、反对美帝国主义，拥护解放台湾，肃清美国在华侵略势力。4、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5、协助政府肃清特务，消灭反革命谣言。6、工人农民努力生产，职员努力服务，学生努力学习，商人努力城乡交流，服从政府经济政策，反对投机。7、爱护国家财产，保守国家机密。

以上3事要尽可能在一次进行，以免群众多开会多签名。各地工作中情况和经验，望随时报告。

　 中央

2月间的一天，中南海派人来到中联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立于1月间，毛泽东提议由王稼祥从苏联回国担任中联部部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笔者注）招待所，告诉在招待所工作的王淑兰说：

“王大姐，主席要接见您。”

王淑兰急匆匆地赶来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正在客厅里等她呢，见她来了，便从沙发上站起来，迎上前去。王淑兰亲切地喊了一声：

“三哥。”

“四嫂，请坐。”毛泽东依然按老习惯招呼着弟媳，说：“请坐。在北京生活得习惯吗？”

“习惯。托主席的福啊。”

“想家吗？”

王淑兰摇了摇头，问道：

“三哥有什么事吗？”

“回韶山去如何？”毛泽东说：“听说韶山已经修复了我们家的房子，准备对外开放，屋里有很多客人，你回去帮我去招呼客人，莫怠慢了客人。”

王淑兰听三哥如此说，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毛泽东又嘱咐她说：

“据说当地人民政府还准备为我修一栋房子，并修一条路通韶山。你回去后了解一下，看是否属实，马上写封信告诉我，并叫他们立即停止此事。”

王淑兰说了一声“好！”，便回到了招待所。几天后，她离开了居住将近一年的北京，回到韶山，与毛月秋老人一起，当起了毛泽东故居的接待和解说员，接待了成千上万前来参观的海内外宾客。

2月初，春节快要到了，毛泽东问王鹤滨：

“王医生，你的老家在哪里呀？”

王鹤滨说：

“冀中军区，白洋淀。”

毛泽东听后笑了笑，又问：

“家里还有什么人哪？”

“有父亲，母亲。一个姐姐早已出嫁了，哥哥在保定地区工作。”

“你回家探过亲吗？”

“1949年的初夏，我在香山门诊部工作时，父母来看过我了。”

毛泽东认真地说：

“你应该回家去看看父母哟！”

王鹤滨心想，这里只有我一个医生，哪能离得开呀？就说：

“主席，工作离不开。”

毛泽东说：

“我派你回家去看看父母，另外，回到家乡看看农民们生活得怎么样。”

王鹤滨说：

“主席，那我明天就走。”

“好嘛！”

毛泽东赞许地点了点头，满意地笑了。

2月5日是农历除夕夜，北京到处回荡着喜庆的鞭炮声。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接到通知，说是毛泽东亲自请昆剧演员韩世昌、白云生去怀仁堂演出《游园惊梦》，而且点名要“堆花”。

著名昆曲演员丛兆桓回忆说：“看到毛主席那样喜欢昆曲，重视祖国传统艺术，我们感到，昆曲的春天来到了。”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逢过春节，毛泽东都要看昆曲。

是日晚，梅兰芳剧团也在怀仁堂参加了春节晚会演出，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梅氏父子演出的《金山寺》、《断桥》折子戏。

2月6日是正月初一。这天中午，毛泽东在丰泽园菊香书屋设家宴招待来自家乡的客人。宴会前，他拉着两位老人的手，面朝其中的一位老人，向两个女儿李敏、李讷和侄子毛远新介绍说：

“这是我九哥，是我的姨表兄，他家住在湖南湘乡十四都。没有他，就没有我。”

孩子们听了，都感到惊讶。这位老人就是王季范先生。王季范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九，后辈人都称“九阿公”，毛泽东一直叫他九哥。毛泽东介绍的另一位老人就是周世钊。

2月6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春节团拜会，周恩来站在门口迎接客人。他见政协委员张恨水穿着一套很不像样的藏青色中山装来了，就上前握着张恨水的手，问道：

“张先生近来是否生活有困难？”

张恨水闻言一愣，说：

“没有哇。”

他见周恩来一直盯着自己的衣服看，这才恍然大悟，笑道：

“原来总理是看见了我这身衣服呀！总理还记得1945年在重庆时，毛主席送我的延安生产的粗毛呢吗？这就是用那块儿呢料做的。不过，也难怪总理认不出它，因为它老褪色，所以我就把它染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至于生活上嘛，我有固定收入，还有再版书稿费，政府对我很照顾，总理不必挂心，一点问题也没有。”

周恩来一听哈哈大笑，他说：

“不错不错，你把颜色一改，我还真没认出来。好，好，从这一点看出，张先生没有忘旧哇！”

团拜会开始了。周恩来拉着茅以升的手向毛泽东介绍说：

“主席，这位是北方交通大学的校长，茅以升同志。”

“知道，知道。”毛泽东满面笑容地握着茅以升的手，借“毛”与“茅”姓读音相同，与茅以升开玩笑说：“咱们是一家人嘛！”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出生于江苏镇江，1916年赴美留学，1919年获得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33年8月，年仅37岁的茅以升承接了建造钱塘江大桥的任务并任工程处处长，1937年10月建成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双层大桥。1949年9月，茅以升在新政协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那时候，毛泽东曾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你是造桥的专家，很好嘛！是为人民做好事呀。”如今，茅以升见毛泽东还是这样亲切和蔼，诙谐幽默，便提出请求说：

“主席，我们北方交通大学的全体师生，都万分渴望您为我们学校题写校名。”

毛泽东笑着说：

“我的字写得不好，我给清华大学题的字，有个同学来信说，你写的算个啥，有的字，我就认不清楚。山东一位老先生，给我一封信，说我有一篇文章中一个字，用的不恰当。一字之师嘛。”

话尽管如此说，几天后，毛泽东还是在两幅军委信笺上题写了“北方交通大学”校名，让铁道部转送给兼任铁道研究院院长的茅以升。此后，该校的校名和校徽一直沿用着毛泽东这一亲笔题字。

再说毛泽东在团拜会上谈笑风生，与各界著名人士和社会名流亲切交谈。他对梅兰芳说：

“昨天看了《断桥》，你的白娘子扮相与众不同，想得很妙，浑身穿白，头顶一朵红绒球。”

梅兰芳回到家里，高兴地对夫人福芝芳说：

“毛主席看戏可真仔细，这么多年，从未有人谈过白娘子的扮相。的确，我是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2月6日傍晚6时半，毛泽东在清华园火车站登上了南下的专列，沿着京广线铁路向南驰去。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去石家庄审定《毛泽东选集》的稿件。

此前，毛泽东鉴于朝鲜战局已经稳操胜算，便把主要精力转移在了国内事务上。他交代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说：

“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毛选》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要集中突击一下。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

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中的是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

专列到达保定车站时，夜幕已经笼罩了大地，视线缩得很小。毛泽东欣喜地透过车窗向车站望去，只见轻柔的大片雪花在橘红色的路灯光前漫舞，闪着点点反光，纷纷扬扬。

专列驶过保定车站，并没有向石家庄开去，却驰进了保定南郊与飞机场之间的桃上村附近的岔道上，在这里停了下来。毛泽东非常欣赏这个大雪纷飞的美妙夜景，他决定在专列上过夜。

毛泽东夜宿旷野之中，随行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立刻忙乎起来。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加上叶子龙、汪东兴，他们必须把专列的行踪告知北京，还要通知石家庄和保定，安排好明日专列行进的时间，布置好夜晚的警卫工作。专列上的警卫如同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一样，由卫士轮流值班就可以了，专列外的警卫任务，就需要借助于地方武装力量来担任。罗瑞卿带着汪东兴冒着大雪走下车去，检查地方警卫的布置情况。

许久，罗瑞卿、汪东兴回到专列上，罗瑞卿进了毛泽东的卧室，汪东兴路过王鹤滨等人的车厢时，见他们尚未入睡，便坐了下来。他大概是经过车外的冷风一吹，加上检查警卫工作，显得有些亢奋，已经毫无睡意，想找人聊聊，便说：

“一个简单的警卫工作，不检查也是不行的，谁会想到他们竟会这样布置警卫哩！”

趴在被窝里的王鹤滨听他这么一说，立时瞪大了眼睛，不解地问：

“发生什么事情啦？”

汪东兴说：

“发生问题还得了！没有发生问题，我还担心得要死哩。我跟罗部长下车去查看一下警卫布置得如何，好家伙！几挺机枪都把枪口对准了专列，机头都打开着，子弹也压上了膛，如临大敌，只剩下搂扳机了。”

接着，他便绘声绘色地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

原来，汪东兴和罗瑞卿一起下车后，看到本地来负责警卫的武装部队几挺机枪枪口都对准了专列，对专列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便找到带队的连长，质问他：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连长立正报告说：

“保卫首长！”

汪东兴说：

“你们的任务是来保卫首长的，那么为什么把枪口都对准了列车？”

“因为首长在列车上，如果列车上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好对付。”

“怎么对付？射击？隔着车皮你们能区分谁是首长，谁是敌人？如果每挺机关枪都哇哇地叫起来，我们不是全部给报销啦？”

“哪……”

连长回答不上来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汪东兴说：

“列车上由我们警卫了，请你们来，是为了对付万一有敌人从外部袭击列车，是不是？你们的任务是不让可能的敌人接近列车，对吗？”

连长顿时醒悟了，立刻指挥战士们将枪口转了个180度，指向了漆黑的田野，解除了对专列的“包围”。

故事讲完了，汪东兴又说：

“真不知道这些同志是怎么考虑警卫工作的，不检查一下，那还得了。”

说罢，起身向他的卧铺走去。

2月7日清晨5点半，毛泽东的专列到达石家庄市，早有市委市政府领导人在火车站迎候。毛泽东一行被送到西郊的一所大院里。

这处建筑就是汪东兴选中的解放后新建的保育院。毛泽东的居室在院子北侧，是一座青砖红瓦房，中间有高高的砖砌拱门，两侧是窗户。里面的房间很宽敞，有一张双人床，床头放了一个小桌，桌上有一盏台灯。大院的西侧有一座小白楼，工作人员就住在这座楼里。

安排已毕，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返回北京，留下来的是汪东兴、叶子龙、罗光禄、李树槐、王鹤滨、李银桥、孙勇和张木奇等几个卫士。

2月7日，毛泽东关于“在朝鲜战场轮番作战的兵力编成”致电周恩来并告聂荣臻，他在电文中写道：

恩来同志，并告聂：

在你计划轮番作战兵力时，请将杨得志3个军，西南3个军（先开两个，另一个军于到达河北后教育两星期接着开），杨成武两个军（在66军及50军回来接防后开），47军（2月底集中岳州，3月初开东北，训练两星期开前线）及董其武兵团两个军（先补充10000人，武器方面似亦须有所改善，准备4月间开前线负守备任务），编成为第2番作战兵力。而以现任第1番作战兵力中的第13兵团6个军撤至后方补充休整3个月至4个月（其中50军、66军并同时担任天津、营口线守备，其他4个军位于平壤、沈阳之间休整），改为第3番作战兵力。9兵团全部则回华东任守备。补充计划，9兵团回华东再补，13兵团需于撤到休整地点后即予补足。西南已到之两个军，杨成武两个军，董其武两个军，须令其立即开始出境作战的各项教育，应召集这些军的负责人来京开会授予任务。西南第2期3个军，须令其于2月准备完毕，3月开始出动，4月到达河北。

毛泽东 2月7日　

2月8日下午，毛泽东一觉醒来，立即让值班卫士去找王鹤滨。他一见王鹤滨就说：

“咳呀呀！怎么办？王医生，不得了啦，我快被臭虫吃掉啦，真咬死人哪！”

一边说着，他一边用双手使劲挠痒，还把睡衣撩开，让王鹤滨看身上那些被臭虫咬的手指甲盖大小的疙瘩。

“王医生，你看，快想个办法吧。”

王鹤滨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居室里竟然有这么多的臭虫！他为自己没有事先检查一下感到内疚，马上用碘酒涂在毛泽东身上被咬的部位，一是防止被抓破的皮肤感染，二是起到止痒的作用。王鹤滨又叫来卫士们，把床铺和家具抬到院子里，放在阳光下晒，用开水浇，用针尖把隐藏在木板缝里的臭虫挑出来。臭虫的数量可真不少，有大有小，有肥有瘦，一个个吃得肚皮鼓鼓的。战士们把这些臭虫一个个碾得粉碎，替毛泽东报了一咬之仇。王鹤滨又把门窗关闭，在室内喷洒了杀虫剂。众人好一番忙活，终于把毛泽东的居室重新整理好了。

2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为转发山东分局镇反工作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一波、澜涛、高岗、秀山同志，并告漱石及山东分局：

看了山东分局2月5日致华东局及中央的电报，甚为高兴。漱石及山东分局所采方针办法，是完全正确的。山东分局在此电中所述恶霸匪首会门特务活动猖獗情形，在华北、东北有同样情形的地区，务须给以同样的处理，应杀者均杀之，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务使反动势力彻底肃清，民气伸张，政权巩固。

毛泽东 2月8日

2月9日下午，毛泽东起床后，王鹤滨又来了，他问：

“主席，怎么样？还咬吗？”

毛泽东说：

“臭虫没有再光顾了，好厉害的东西！”

他在这里一直工作到4月底，住了近3个月，再也没有听到说挨咬的事了。他每天埋头审阅稿件，批阅文件，白天有时在院内散步，有时走出大院，到马路上或田野散步。

叶子龙经常背着一支气枪出去转悠，有时打得一两只斑鸠，便亲自到厨房烹调，改善一下毛泽东的伙食。

2月10日，毛泽东为中央对华北局部署镇反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华东局，山东分局，中南局，华南分局，西北局，西南局，东北局：

下面是华北局2月9日关于重新部署镇压反革命的计划，可以看出华北存在的问题及应取的方针。华北局的报告中又提出了用整风方式审查留用人员及新知识分子的问题，这在华北是应该开始做了，在取得经验后再向你们通报。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区则尚未到时机，还须等待一个时期，但亦应当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据湖北公安厅报告，已在省级机关中逮捕匪特、地霸、盗匪、反动党派、会门等160名，其中省委占20%，省府占74%，中原大学占3%，军区占1%，内有处长5名等情，可见问题之严重，故必须开始引起注意。

中央 2月10日

2月16日始，原第1野战军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副司令员郑维山、张天云率第64军、第63军、第65军先后入朝。

李志民，1906年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高坪区西坑村，读过私塾，高小毕业，教过书，当过小学校长。1925年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家乡开展武装斗争，12月调入红5军。此后，他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红1方面军长征、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北岳区反“扫荡”、大清河北战役、平绥路战役、保南战役、正太战役、青沧战役、保北战役、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察绥战役、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兰州战役、宁夏战役等。

郑维山，1915年出生于河南省新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郑国麒是参加黄麻起义的老战士。1930年，郑维山参加红军，1934年不到20岁就担任了红30军88师政委，他是红4方面军出了名的“夜老虎”。1947年6月，郑维山接替杨成武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他带领的3纵被誉为“华北劲旅”。

张天云，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长征时，担任红25军第78师2团政委。

2月16日晚，第64军军长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率第190师、第191师、第192师由辽宁安东入朝参战。

此后，第63军军长傅崇碧，政治委员龙道权率第187师、第188师、第189师，于2月17日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参战；第65军军长萧应堂，政治委员王道邦率第193师、第194师、第195师，于2月21日分别由辽宁安东、长甸河口入朝参战。

2月l7日，毛泽东复信给黄炎培，对镇反问题作了重要解释。

原来黄炎培在苏南考察结束后，回到北京立刻写了一个《访察苏南土改报告》，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在报告中肯定说：“苏南的土改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同时，黄炎培也坦率地说：“由于群众在几千年专制高压之下，一旦解放出来，行动往往容易过火，苏南的一些地区，短期曾出现过‘乱打乱杀’的现象，所幸的是政府发现后，立刻做了纠正。因此，‘有领导地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应认定是一句名言。”

黄炎培在报告中还提出建议说：“鉴于抗美援朝期间匪特猖狂横行，党中央纠正前一时期镇反运动中出现‘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镇压反革命这个严厉的趋向，是客观条件的要求，是合乎需要的。但需要将法令当作处理一切的依据，尤其要注意一个‘准’字，在镇反工作相当彻底的地方，今后不需要更严厉了。”

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写道：

黄任老：

刚才送上广东纠正宽大无边情报一份，现又送上广西的一份，请参阅。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它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了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

顺致敬意！

毛泽东

2月18日，毛泽东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通报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他写道：

中央于2月中旬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各项重要问题，兹将决议要点通报如下。

一、22个月的准备工作。“3年准备、10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22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

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

三、土改。1、农忙时一律停一下，总结经验。2、争取今年丰收。3、依靠县农民代表会及训练班。4、积极造成条件。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不要勉强去做。5、土改完成，立即转入生产、教育两大工作。6、同意华东分期退押的办法。7、劝告农民以不采非刑拷打为有利。8、土改后，增划区乡，缩小区乡行政范围。

四、镇压反革命。1、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2、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3、注意“中层”（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分为外、中、内3层。“外层”是指清查隐藏在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中层”是指清查隐藏在军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内层”是指清查隐藏在共产党内的反革命分子——笔者注），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4。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5、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

五、城市工作。1、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今年必须召开两次城市工作会议，议程如中央所通知，向中央作两次专题报告。2、加强党委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实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3、向干部做教育，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4、工厂内，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实行党政工团的统一领导。5、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6、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观点。7、全国总工会及各上级工会应着重解决下面的具体问题。8、党委及工会应着重典型经验的创造，迅速推及各处。

六、整党及建党。1、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并向各级干部讲明白。但是存在着问题，必须加以整理，并对新区建党采取慎重的态度，这方面也要讲明白。2、整党、建党，均须由中央及各中央局实行严格的控制，下面不得自由行动。3、整党，应以3年时间实现之。其步骤，应是以一年时间（1951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并训练组织工作人员。同时，进行典型试验。然后，根据经验进行整党，但城市可以在1951年进行整党。整党时，首先将“第四部分人”（把党员分为4种人：一是具备党员条件的；二是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或者有较严重的毛病，必须加以改造提高的；三是不够党员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四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笔者注）清洗出去。然后对“第二部分人”、“第三部分人”加以区别，对其中经过教育而仍确实不合党员条件者劝其退党，务使这些退党者自愿地退出，不要伤感情，不要重复1948年“搬石头”（指整党运动中发生的“左”的偏向，抛开原有的党支部，将原基层干部一律撤职，有的地区甚至大批停止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党员的党籍——笔者注）的经验。4、城市及新区建党必须采取慎重的方针。城市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乡村须在土改完毕始能吸收经过教育合于党员条件者建立党的支部，在头两年内乡村支部一般不要超过10个党员。无论在城市和乡村，均应对于愿意接受党的教育的积极分子，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经过这种教育然后将其中确实合于党员条件者吸收入党。

七、统一战线工作。1、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1951年召集两次会议，讨论统一战线工作，并向中央作两次关于这方面的专题报告。2、必须向干部讲清楚为什么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理由。3、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宗教家，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4、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

八、整风。一年一次，冬季进行，时间要短，任务是检查工作，总结工作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借以教育干部。

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此前，罗瑞卿受命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送交毛泽东审阅修改。毛泽东同罗瑞卿连续3天边议边修改。其间，毛泽东亲笔改动了3次，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政策方针，从而使镇反工作有法可依，量刑有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2月21日这一天，彭德怀从朝鲜回到北京，直奔中南海，听说毛泽东正在西山，他又驱车赶往西北郊的新6所。在毛泽东住处前，彭德怀被工作人员叫住了，说：

“主席工作了整整一夜，刚刚睡下。”

“前线军情如火，走开！莫要拦我！”

彭德怀一把推开工作人员，直闯毛泽东的卧室。就在此时，卧室里传来了毛泽东的声音：

“我以为哪个铜锤花脸在叫板哩，原来是彭大将军在闯宫，我岂敢不见。请进！”

彭德怀进入房间，歉意地说：

“对不起，主席，影响你休息了。”

毛泽东正披衣下床，笑着说：

“哪里哪里，彭大将军千里归来，本该高接远迎，不睡觉我也高兴啊！我这个人顽固不化，旧习难改呢！俗话说：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我反其道而行之，是日没而作，并且一直工作到东方红，等到太阳升的时候，我两眼一闭，那是一片漆黑哟！”

二人落座后，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了朝鲜战场上第4次战役的战况，他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的问题。他还说，朝鲜战争不能速胜。毛泽东说：

“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他还风趣地说：

“你的名字叫石穿，我的乳名叫石三伢子，我们两个都是石头。”

彭德怀说：

“主席是块宝石，我彭德怀不过是块顽石罢了。”

毛泽东笑着说：

“我也是一块石头嘛，我们两块石头，一起扔向杜鲁门，一起扔向麦克阿瑟！”

彭德怀最后谈到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他还以内疚的心情检讨说：

“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

这个话题又勾起了毛泽东内心深处的悲伤，他点燃香烟，一支支地抽着，听着，默默无语，有时还闭上眼睛，然后抬起头来，凝望着窗外那萧疏的柳条，轻轻地念叨着庾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念罢，又自语道：

“开慧，岸英和你一样，是为革命为人民牺牲的，人民将永远怀念你们。”

是啊，他一家为革命早已牺牲了5位亲人——他的夫人杨开慧、四弟毛泽民、六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儿毛楚雄。如今，自己年纪大了，大儿子毛岸英却又为中朝革命事业而捐躯——他已经是毛家的第6位烈士了。毛泽东默默地掐着指头算了算，又自语道：

“岸英刚满28岁，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彭德怀看着毛泽东那痛苦的样子，暗暗吃惊，心想：怎么，主席还不知道？他只好硬着头皮负疚地说：

“主席，我没有保护好岸英，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毛泽东忍着巨大的悲痛、缓缓地站起来，望着彭德怀，说道：

“你莫要讲嘛，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组成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牺牲了多少个优秀战士。岸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不要因为是我——党的主席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每个战士不都是父母所生的吗？你回去要讲，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至于岸英的遗体没有运回国内，埋在朝鲜的国土上，体现了我们与朝鲜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精神，也说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凝成的。你们做得好，做得很好。”

他点燃了一支烟，又叮嘱说：

“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1000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彭德怀走出毛泽东的房间，一方面为毛泽东的豁达胸怀所感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恼火。他感觉毛泽东对于这个消息有些吃惊，误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向毛泽东报告毛岸英牺牲消息的人。他气得连连跺脚，心想：

“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我讲话也可以做点准备。”

2月21日晚，毛泽东就符定一来信中所说他乡里减租退押及房契等问题复了一封信：

宇澄先生：

来示敬悉。退押事及房契一件已交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与先生商酌处理，请与统战部接洽。章先生信奉缴。顺颂日安。

毛泽东

信中所说章先生即章士钊，他曾写信给毛泽东推荐民主人士，由符定一转交。

2月25日，周恩来和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的问题。

彭德怀此次回国往来7天，很快就回到了朝鲜战场上。

2月25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各大城市市委：

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下面是北京的镇反计划，请你们研究仿办。其中说到拟先召集区以上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各大工厂大学校，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次会，报告反革命情况及各种罪行和犯罪证据，提高大家对反革命的仇恨，然后再分批执行，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都应这样做。

中央 2月25日

2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川东区党委镇反工作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华北局，并转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

下面是川东区党委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报告，我们认为这个报告完全正确。其中所说给胆怯同志撑腰，派干员出去检查，强调策略，严格批准手续几点，都是很必要的。

中央 2月27日

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向各界人士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的指示电：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各省军区：

请注意利用中央政府发布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机会，结合当地反革命活动的具体情况，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广泛地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完全必要，使他们赞同我们的方针。中央司法部长史良所写的《坚决正确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一文，写得很好，她是司法部长，又是民主人士，各地应注意利用此文说服那些存有错误思想的社会人士及胆怯的人们。将史良此文和中央的条例，彭真的报告及《人民日报》2月22日社论印成一本，广为传播，并组织党内外学习。

中央 2月28日

他又为转发西南军区关于镇反工作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华东军区，中南军区，西北军区，华北军区，东北军区并告西南军区各负责同志及党委会：

下面是西南军区党委会2月15日的报告，其中所述各项，值得十分注意。望你们自己及所属省军区，对于镇压反革命及管训旧军官两大问题，参考西南经验，作正确的处理。所谓胁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或未作较大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从犯，应当判罪，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判徒刑，有些罪大的从犯应判死刑，不在胁从不问之列。军队中混入反革命分子问题，必须引起充分注意，并着手审查清理，以其结果上报。

毛泽东 2月28日

欲知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结果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著名画家徐悲鸿在1950年11月给在国外的陈西滢写了一封信，劝说好友归国。他在信中是这样描述新中国的：“兄等须早计，留外终非久法。弟素不喜政治，惟觉此时之政治，事事为人民着想，与以前及各民主国家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营私舞弊之事绝迹。弟想今后5年必能使中国改观，入富强康乐之途。兄等倘不早计，尔时必惆怅无已。”斯言极是，且极具预见性。几十年后，一些社会残渣余孽重新泛起，颠倒历史，把毛泽东时代的清明政治描述得一团漆黑，岂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第24章 1951年3月—

“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话说1951年3月1日，毛泽东起草“关于朝鲜战局和我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给斯大林的电报”（见《毛泽东军事文选》），他在电文中写道：

一、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敌人当站住阵地之后，经过调整补充，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的进攻，其目的在一方面不容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补，另一方面则利用其技术条件消耗我军。同时，敌人对朝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不间断的轰炸，均甚为积极。我军补充物资只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能达前线，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在途中被炸毁。在目前一个半月内，因我新军未到，老军未补充，敌人有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

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3番轮流的部队，即将现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3个军（有两个军现在元山、咸兴地区休整）共9个军27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4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6个军的任务；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6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4个军共10个军30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6月中调用。上述10个军中的4个军，因打了5个月，必须补充休整；在第二番志愿部队接替前线任务后，即调至平壤、元山地区休补，兼顾海防。第一番志愿部队中其他两个军，则调回国内整补。在过去4个战役中，中国志愿军战斗的与非战斗的伤亡及减员已超过10万人，正将补充老兵新兵12万人；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30万人，再补充30万人，以利轮番作战。

三、根据1、2两月份的作战经验，我因有3个军在咸兴以北战役中损伤较大，从事休整，致现在前线作战的只有6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因之我无后备力量，在战役胜利时不能扩张战果，在敌人增援时不能打敌援兵。同时，我军南进，后方线长，供应很困难，还须留兵守备。故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前及我尚无空军掩护条件下，我如过早逼敌南退，反不利我分割歼敌。鉴于此种情况，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9个军于4月上旬达到前线以前，敌之陆军还较我占优势，我应避免进行战役性的出击，而以第二番志愿部队6个军及朝鲜人民军4个军在南汉江以北地区进行防御，迟阻敌人。但必须估计，在今后一个半月内，敌人有可能寻机进攻，逼我应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9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我们计划在我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4月15日至6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

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3月2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他写道：

乔木同志：

3月1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毛泽东

信中所说的李俊龙，是国务院参事，他所写的《战斗中的湖南农民》一文，刊登在2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

3月3日，斯大林复毛泽东3月1日电说：

“您3月1日的来电已收到。我们同意您关于今后在朝鲜的作战方针。假如您能在安东地区留下两个空军师掩护电站和该交通线的话，我们同意派遣两个驱逐机师即第15师和第324师在别洛夫将军指挥下进入朝鲜境内作战，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若朝鲜已有一条金属跑道，我们则可从苏联再提供两条金属跑道。与此同时，必须起码再建筑四处水泥机场，因为只有金属跑道是不够的。我希望机场工程在劳动力和器材方面能得到保证。您若同意，我们可给一些高射武器掩护机场并再供应你们一些高射炮（已令炮司分批调3个高射炮师去朝鲜）。增订的6000辆汽车可在今年下半年中交货。”

3月间，毛泽东和老友周世钊聚会，周世钊问起毛岸英为什么要上前线的问题，毛泽东深情地说：

“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力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是明写着‘亟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

3月7日，“联合国军”集中20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军队且战且退。

3月8日，毛泽东致信在北京的陈伯达、田家英说：

“《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它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其它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3月9日，毛泽东为转发罗瑞卿关于浙江省镇反情况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及区党委：

一、兹将罗瑞卿同志关于浙江情况的报告一份转给你们，其中所述浙江各项镇压反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关于登记反动党团及特务分子的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和采用。关于此项登记工作，凡未办及未办得好的，请你们做出自己的决定和计划，并向中央作报告。

二、目前几个月，各地领导同志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向下面指导的重心，仍然是对那些优柔寡断的市委、地委、县委给以检查和督促，使他们坚决行动起来，严厉镇压反革命。当然，在那些已经实现了彻底镇压方针的地方，则要停一下，不要多捉多杀了。无论什么地方，都要有计划，讲策略，作宣传，不杀错，这些也是当然的。

毛泽东 3月9日

3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张春桥写给编辑部的一封信。

张春桥，小名善宝，1917年出生于山东巨野县城。其父张开益，母亲宋蕙卿。1932年张春桥进入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次年，16岁的他即发表小说《银铃》、《秋》。1934年中学毕业后，17岁的他又发表了一些文艺评论文章和一些反映民众生活的白话诗。1935年5月，张春桥到了上海，不久在《大晚报》及《大晚报》副刊《火炬》上不断发表文章；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八一三”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张春桥曾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9月3日他在《立报》上发表《武装民众》一文。张春桥在上海两年多时间里，先后发表文章40多篇。9月中，他离开上海回到济南；12月踏上了奔赴延安之路。1938年8月，张春桥在延安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几年后他被任命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1947年张春桥奉调出任《石门日报》社社长，不久被任命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1951年改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

张春桥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这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编辑同志：今天读到《人民文艺》第87期所载周巍峙同志《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一文。我完全同意他对我和卢肃同志合作的《毛泽东之歌》的意见。”

他信中所说的《毛泽东之歌》，原是他在1941年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期间作词、由卢肃作曲的赞扬毛泽东的歌曲，其歌词是：

“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你是最勇敢的一个，不管黑暗无边，夜雾茫茫，从不停息你战斗的号召，从不收起你坚强的翅膀。

在南方，在北方，从中原，到边疆，你响亮的声音，鼓舞着斗争中的人民，温暖着受难者的心。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学着你的榜样，跟着你的火炬，走向光明幸福的新世界。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你是胜利的旗帜，光明的象征，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学着你的榜样，跟着你的火炬，走向光明幸福的新世界。”

这首歌问世后，曾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不仅在解放区广为传唱，新中国成立后也曾流行一时。1951年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所作的“1950年全国流行歌曲调查”中，这首歌高居排行榜第3位。后来，著名音乐史学家向延生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中也曾评价说：“由张春桥作词、卢肃谱曲的‘献给中央二十周年’大合唱中的《毛泽东之歌》，是一首优秀的颂歌题材的歌曲，演出后很快就在边区传唱开来。”

此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周巍峙则对这首歌曲提出了批评意见，他在1951年2月1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略谈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创作》一文中是这样写的：

“我们的诗人和音乐家也写了不少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这些歌曲有的已在广大群众中流行。但在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当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应该严肃地认真地加以考虑。”“如由张春桥作词、卢肃作曲的《毛泽东之歌》。词中虽也着重说明了毛主席刚毅的战斗精神，以及他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但他所选取的形象是暴风雨中的‘海燕’，是‘黑暗无边，夜雾茫茫’。对伟大领袖与迅速发展的人民力量缺乏有力地描绘。”“有人认为它的情调受了宗教赞美诗的影响，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这个歌曲是10年前的创作，在新解放的城市中，也曾为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所欢迎，但从整个思想情感来看，却和现在人民的距离很远了。”

周巍峙在文章中还插入曲谱，对《毛泽东之歌》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提出了批评，说“曲调过于平淡，情感沉郁”，“更带有感伤的成份”。

对于周巍峙的这些批评意见，张春桥虚心地接受了。他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这封信中写道：

“他所指出的许多缺点，是1941年‘七一’前写成这个作品时我们就感到了的。1943年整风时，我对这支歌曲也曾进行检讨，和巍峙同志这篇文章的意见基本上也是一致的。经过整整10年，每当听到人们还在唱这支歌时，内心实在不安，它成了我的一个精神负担，并且一天比一天沉重。虽然也曾想重写一支新歌，但思想感情很不成熟，始终未敢落笔。我衷心地希望有新的歌曲来代替它。我想，现在人们还在唱它，并不是因为它好，而是迫切需要一支歌来表达对领袖的敬爱。我自己也仍愿在这方面努力。这支歌人民广播器材厂曾灌过唱片，为了不使它再推广，我已请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谢谢你们。”

对于张春桥的来信，《人民日报》也写了个编者按，其中说道：“这个歌曲，除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外，各地广播电台应即停止播送。”

再说3月11日下午，毛泽东在西南军区党委1951年3月6日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给各军、各军区等单位并报军委总政的电报上加了批注，并为转发这个电报写了一个批语。

电报内容和毛泽东的批注如下：

自去年接到中央镇压反革命指示之后，我军区部队在西南局统一领导下是坚决地执行了这一指示的，因此在剿匪与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问题上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由于在军队内部缺乏专门研究布置，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尚未引起各级党委的普遍重视。（毛注：西南如此，各军区各省各军恐怕也有此种情形。）有的对反革命存在着“重案轻处”、“重纪律犯轻政治犯”或“地方严部队宽”的倾向。对待旧机关旧职员的态度不够严肃，对其中有严重问题的分子注意不够。党内干部中轻敌麻痹遗失机密的现象不断发生。军区党委认为上述缺点必须立即纠正，这不仅关系到清匪发动群众和社会治安，而且是直接关系到部队内部政治上组织上纯洁与巩固的重大问题。（毛注：正是这样。）为此决定：

一、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之惩治反革命条例、彭真同志关于同一问题的报告、《人民日报》2月22日社论、史良部长“坚决正确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专论等4个文件，各区必须认真地组织干部学习，并结合实际进行一次检查。师及军分区以上党委应将检查结果分别向党内党外干部进行传达报告。凡对反革命丧失警惕，重案轻处，甚至和平共处的倾向，务必得到揭发批判与纠正。（毛注：必须如此。）

二、继续加强清匪与捕捉匪首运动，密切结合群众斗争，防止因剿匪胜利而麻痹松懈。对现有管押的积案应立即组织清理，遵照惩治反革命条例迅速判刑。今后凡属处理土匪案件，应统由军队结合地方执行，并每月向大军区报告一次。

三、加强对留用旧军官、旧人员的工作。各部队与机关应进行一次普遍的清理。（毛注：很对，应进行一次普遍的清理。）对这些人员除继续进行团结争取改造外，对其中个别有破坏活动的分子也必须坚决逮捕法办。对伪装投降起义混入我军之一切反革命分子，应迅速加强审查侦破，弄清材料，分别处理。只有坚决的肃清与镇压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才能更好的团结教育多数。片面的强调教育改造，放松了对他们政治上的警惕是错误的。（毛注：很对，应当这样办。）

四、各地现有集训尚未处理的旧军官旧人员中的特务恶霸分子，应即作出计划，迅速分别处理，不得拖延。上述第3、4两项军区另有专门指示，望注意研究执行。

毛泽东为转发上述电报的批语是这样写的：

军委直属各军事领导机关及军事学院，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省军区党委：

请你们也照西南军区党委会一样，对于学习4个镇反文件及传达报告的问题，对于清匪问题（在有清匪任务的地方），对于留用旧军官旧人员的问题，此外还有在机关中部队中混入其他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及保密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论过去已有检讨或尚未有检讨，均一律重新作一次检讨，并对自己直属机关部队及各兵团军师，发出必要的指示并定期完成任务。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你们的检讨及指示，应送军委一份。

毛泽东 1951年3月11日

3月13日，中朝军队在“联合国军”的反攻中，主动撤离汉城。

3月14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他写道：

“3月13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该报还刊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爱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

3月15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3月16日，志愿军第3兵团领导机关在北京组成，由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王近山，副政治委员杜义德，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主任刘有光，副参谋长李懋之；下辖原第2野战军第3兵团第12军、第4兵团第15军、第18兵团第60军。

此后，第60军军长韦杰（原军长张祖谅因任川西军区司令员，由韦杰继任军长）、政治委员袁子钦率第179师、第180师、第181师，于3月17日由安东入朝参战（第60军后来又隶属第20兵团）；3月18日，王近山副司令员（陈赓尚未到职）率志愿军第3兵团领导机关由安东、长甸河口渡江入朝；第12军军长曾绍山、政治委员李震、副军长兼参谋长萧永银率第31师、第34师、第35师，于3月21日由长甸河口入朝参战；第15军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率第29师、第44师、第45师，于3月25日由安东入朝参战。

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被反革命分子刺杀身亡事件的通报。

黄祖炎，1908年出生于江西南康；曾两度调到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任秘书长，兼任毛泽东的秘书，先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4年。本传第三卷中曾经说过，1934年9月毛泽东到于都县进行调查研究，由于操劳过度，加上身体虚弱，得了疟疾，高烧不退，昏睡在床。黄祖炎和警卫员陈昌奉、吴洁清等人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长征前，黄祖炎被调到了中央地方工作部，不久，他患了肺炎，过草地时，发高烧瘫倒了。毛泽东知道后劝他把烟戒掉，并半开玩笑地使了激将法，说：“你要是能戒了烟，那我就戒饭了。”黄祖炎还真的把烟戒掉了。毛泽东对黄祖炎很信任也很关心，到达陕北后，便把黄祖炎从红军总政治部调到身边，让他兼任中央机关党总支副书记。西安事变后，国共实现了第2次合作，毛泽东派黄祖炎去赣南协助陈毅等组建新四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担任中央长江局高干训练班主任、新四军第2纵队4师副政委等职。1950年3月，黄祖炎担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接替廖容标兼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就在3月13日那天晚上，济南市政府礼堂里灯火通明，山东军区文化部召开的文化工作座谈会正在进行着，参加会议的200余名干部都身着军装，佩带手枪。黄祖炎讲完话走下讲台，坐在第一排的中间位置，其余座位因许世友等军区领导未出席都空着。大约在21时10分左右，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王聚民手持左轮手枪，越过第3排，枪口贴近黄祖炎的头部，“砰”一声，击中了黄祖炎。

凶犯王聚民与黄祖炎有何深仇大恨？为什么要枪杀他？原来这王聚民出身于山东文登县一个地主家庭，他1940年参军，入伍前是一个小学教员。解放后，他的父亲在土地改革中被斗，家里的土地也被贫下中农分了，他便以组织名义向当地群众施压。当地群众联名写信向他所在部队反映情况，并揭发其1938年曾向敌人密告过两名地下共产党员。此信被人误拆，内容传入他耳，他认为大事不好，遂行凶报复，枪杀高层领导，致使黄祖炎遇难。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立即将黄祖炎遇害的消息报告了党中央和毛泽东。

毛泽东闻讯后十分震惊，遂于3月18日拟出了通报，发往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及其他有关单位。他在《通报》中写道：

“为吸取黄祖炎被害教训，中共山东分局于事发第二天即3月14日，向所属单位发出7条指示，指出：黄祖炎同志被刺，说明了阶级敌人当我坚决镇压反革命日益深入之际，用刺杀、暗害的恐怖手段来进行报复，企图以此混乱我内部，动摇我镇反的决心，这一事件也暴露了我组织内部的不纯和保卫工作的松懈无力。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要以这次血的事件教育全党，加强机关和首长的保卫。”“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黄敬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大中市委，省委，区党委：

各大中城市的镇反工作，过去几个月一般劲头很小。这主要是由于领导机关对反革命的严重性及镇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而来。从2月起，先有北京市，现在又有天津、重庆两市动起来了，这是好现象。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领导机关潜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对付，必须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下面是天津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1500人（已杀150人），4月底以前先杀500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毛泽东 3月18日

毛泽东还电示饶漱石和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第一书记习仲勋，他在电文中写道：

漱石、子恢、小平、仲勋同志：

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毛泽东 3月18日

3月20日，毛泽东为转发中南局关于城市镇反指示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市委及5万人以上的中等市委：

城市镇反工作极为重要。最近华北、东北两区各大中城市均已动作起来了，反映极好。重庆亦已实行第一次大逮捕，反映如何，待报。中南局已于3月16日发出城市镇反的指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参考。应在一切大城市中等城市及小城市（包括县城及大市镇）布置镇反展览会，此种展览会作用极大。

毛泽东 3月20日

他还为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人民群众拥护镇反的情况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凡工作好坏，应以群众反映如何为断。直至现在党内还有不少干部不了解坚决地正确地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你们应将镇反经验及群众欢迎镇反的反映随时通报各地，使此项经验及反映迅速传播，以利仿行，并使胆怯的同志振奋起来。下面是北京人民欢迎镇反的反映，可以看看。

毛泽东 3月20日

3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又致函胡乔木，就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作出指示，他写道：

“1、宣传会议可自5月5日至15日开10天，如15日以后四中全会还未开会，再延长5天，否则不要延长。2、理论教育决定可先以草案发各地，通知照发。3、选集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4月或可发表一二篇。《学习》上不要发表我的文章。”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第3个问题，是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编选问题，后来在1951年10月12日出版发行。此前，邓拓在1944年5月主持编选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未经毛泽东改定。

3月23日，毛泽东在向各地转发罗瑞卿的镇反考察报告时批示道：

“当此镇反工作紧张时期，上级派出负责同志或工作组去各地检查和帮助工作，有很大作用，请你们尽可能派人出去为要。”

3月24日，毛泽东关于同意上海市委镇反计划给饶漱石的指示电，他写道：

饶漱石同志转上海市委：

同意3月15日上海市委的镇反计划。这次计划有具体执行的步骤，有时间，有准备杀关管的数目字，比过去大进一步了。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首先要取得党内思想的一致，关于这一点，可参看沧县地委的经验。其次要取得各界人民的拥护，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北京市委的经验。他们是先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一个一般拥护中央镇压反革命条例的决议，然后进行大逮捕。如果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久要举行，也可以这样做，否则可以先逮捕。北京市取得各界代表人物拥护的方法主要是一次100多人的小型会议，又一次5000人的大会。前者除说明情况外，还陈列典型的证据和案情给他们看，结果引起群情愤激，一致要求坚决镇反。后者已于3月24日召开，主要由苦主登台控诉，以期争取5000个代表人物的拥护，会后即大杀一批。由北京的经验看来，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是可以取得他们拥护的，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镇反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军政系统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镇压这3方面的反革命，当然要有步骤，不能同时并举，但是对于党政军的某些最重要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则须及时清理，将可疑分子预作处置，使这些机关掌握在可靠人员手里，则是完全必要的。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可以将一二两项同时做，例如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的清理工作已经在做，并且有成绩。

毛泽东 3月24日

3月27日，毛泽东给李达写了一封信。

此前，毛泽东的《实践论》在1950年底重新发表后，李达写出了8万多字的《〈实践论〉解说》一书。他在写作此书时，每写完一部分就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百忙中为他修改。凡是书稿中写有“毛主席”3个字的，毛泽东都通通圈去，改为“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写道：

鹤鸣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2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1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极大的作用。待你的第3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2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顺致

敬意！

毛泽东 3月27日

《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3月29日，毛泽东看了《光明日报》刊登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吴景超，在考察西安附近土改回京后所写的《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写信给胡乔木说：

“写得很好。请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

3月30日，毛泽东在转发山东分局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唯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毛泽东 3月30日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川西区党委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华北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及地委：

除抗美援朝工作必须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去做不必再说外，土改、镇反两项工作，也必须使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越多越好。请你们计划一下，在今年夏、秋、冬3季的土改工作和镇反工作，从各大城市中等城市分几十批组织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教授、教员、资本家下乡去参观，或参加工作。只要他们愿意去，就要欢迎他们去。不要怕他们去，不要向他们戒备，因为他们不是反动派。好的坏的，都让他们去看，让他们纷纷议论，自由发表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于城市中的镇反工作，更要让他们参加，整个城市的人民都要讨论镇反工作，大家注意对付反革命。下面是川西区党委的报告，请你们看一看。

　　 毛泽东 3月30日

他又为转发黄克诚关于湖南镇反问题的意见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黄克诚同志，并告子恢，漱石，小平，剑英，仲勋，一波，高岗同志：

我认为黄克诚同志3月23日的意见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当是准确的精细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捕人要仿照天津专区发拘捕证，照证捕人的办法，不能乱捕。凡各地有如黄克诚所说“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者，应立即加以收缩，进行检讨，并作出结论。畏缩不前尚未开展者，则应当推动其开展。请你们严密注意这两种情况，好好掌握，不要出乱子。如你们认为有必要，请将此电转发各省市。

毛泽东 3月30日

毛泽东还为转发中南局关于加强镇反宣传工作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地委及地方军区并告中央各直属部门：

对镇反工作宣传不足是普遍的现象。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报纸揭露太少。对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各界民主人士参加镇反工作，真正与闻其事，各地做得太少。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北京、天津两市最近两星期来大有进步，对镇反大张旗鼓，广泛宣传，普遍揭露，利用几十人，百余人，几百人，几千人乃至万余人的会议，利用报纸和广播电台，利用展览会，大肆宣传，使家喻户晓，使全体人民及各界民主人士均参加镇反工作，粉碎了神秘主义，小手小脚，畏首畏尾的作风，收效非常之大。中南局现亦发了指示，扩大镇反宣传，可为各地参考。

毛泽东 3月30日

尔后，他起草了一个关于召集各界代表人物开会通报镇反情况给东北局的指示电：

东北局：

3月19日电悉。你们开座谈会讨论镇反工作的经验很好。在各城市及新区进行有计划的大批逮捕反革命之前及逮捕以后，要召集更多的各界代表人物开会，北京曾召集一次5500人的会，天津曾召集一次10000多人的会，均是各界代表人物，不是普通群众。在下面则应召集代表人物的和普通群众的两种会，使家喻户晓。

毛泽东 3月30日

3月31日，毛泽东关于播发许建国等在天津镇反大会上的发言写了一个电话稿：

用电话告乔木：

将3月30日天津报纸所载镇压反革命大会上许建国的报告全文，黄敬结论全文及王淑云（被恶霸迫害致死的搬运工人王士英、王士宏的妹妹——笔者注）的控诉词（采用进步日报的稿子）加以广播，并将天津这次开会情况写一条新闻广播。

毛泽东 3月31日

接着，毛泽东给湖南衡山的故友彭友胜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友胜先生：

3月14日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的信写得太客气了，不要这样客气，你被划为贫农成份，如果是由群众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工作的问题，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不一定能有结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历史和近来的情况，连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们提出确定的意见。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动一下，可去试一试。去时，可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作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

此复，顺致敬意

　　 毛泽东 3月31日

毛泽东又给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程星龄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彭友胜寄来的原信。他在信中写道：

星龄兄：

此人叫彭友胜，据我过去的印象是个老实人，40年的历史不清楚，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湖南军队充副目（即副班长），我在他那一班充列兵，后来在广州见过一面。现来信叫苦，我已复信叫他待在乡下，不要出外；如果十分困难，又出于自愿，不怕无结果，则可持我的复信到长沙找你，向你请示：是否可以对他有帮助。我在复信上已说明，不一定有结果，因为程先生他们不清楚彭的历史，连我也不清楚，不便提出确定的意见。他来见时，请你加以考察，如果历史清白，则酌予帮助，或照辛亥革命人员例年给若干米，或一次给一笔钱叫他回去；如有工作能力又有办法，则为介绍一个工作而不用上二项办法。请酌定。

毛泽东

1951年4月1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

4月2日，毛泽东致电饶漱石，并告邓子恢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漱石同志，并告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德怀同志：

同意漱石同志3月29日报告的各项意见。关于镇压反革命，目前重点仍在“外层”，但对“中层”、“内层”的首脑机关及要害部门必须及时加以清理，对某些已有材料或可疑的分子必须及时进行处理，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华东局并规定了几项清理和处理的步骤和办法，都很正确和必要，请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加以注意。志愿军虽然处在作战的环境，亦须加以注意，保证各级首脑机关及各要害部门的安全和纯洁。

毛泽东 4月2日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大张旗鼓经过群众进行镇反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地委：

镇压反革命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均必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使人民家喻户晓。北京的方法，请各地一致仿效。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主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现在可以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抓住了这两点，就不会犯错误。北京市委因为抓住了这两点，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毛泽东 4月2日

4月3日，毛泽东应梅兰芳之邀，为中国戏剧研究会成立题词：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4月5日，毛泽东给他的堂兄兼塾师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毛宇居写了一篇《毛主席轶事》，其中有言：“在私塾数年，略解文字，最爱《三国演义》、《说唐》、《水浒传》。”“后到省求学，知识日开，大有世界观，各师友无不爱赏之。有次由省归来，吾房祖简臣公与之戏问道：你读书将来做何事？他应声答道：我要为翻天覆地之事。”3月份，毛宇居将文章抄好后，寄到北京，请毛泽东过目并交报社发表。毛泽东接到毛宇居的信和文稿后，仔细看了，觉得以不发表为宜，就给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宇居兄：

历次各信及最近长函均收，甚谢。诸承关怀，具见盛意。惟轶事有些内容不适合，似以不印为宜，原稿奉还。复颂兴居佳胜！

乡友便此致候。

毛泽东

毛宇居的这篇《毛主席轶事》终究没有问世，直到他1964年逝世，始终被锁在湘潭档案馆里。

4月7日，毛泽东为转发福建省公安厅关于镇反情况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漱石，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同志：

兹将福建公安厅关于福建镇反工作的报告转给你们参考。福建有些地方情况特殊，反动派多，处决的比例较大，这是可以理解的，别地自不应援例也杀这样多，但有些情况相似者，亦可仿照办理。福建方面最值得重视的经验是发动最广大群众参加镇反工作和派遣工作组下去巡视镇反工作。

关于工作组，我认为各省都应当注意，即由省级机关组织几个有训练有能力的工作组，分往各专区，直到县级去巡视，有偏差者帮助纠正，积案太多者帮助清理，不敢放手者帮助开展工作，发动群众不足者告知发动参加的办法。这样的工作组，对于坚决而正确地开展镇反工作，当有很大的帮助，请你们研究推行为盼。

毛泽东 4月7日

4月7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1、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一篇，请补印送校。2、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3、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4月9日，毛泽东在病中“关于13兵团的任务”问题致电彭德怀，他写道：

德怀同志：

我尚在休养，对朝鲜战况不甚清楚，请将你对敌情的估计和我方企图撮要见告。关于13兵团的任务，在新的战役中除以一部位于元山、咸兴防敌登陆外，主力（应补充新兵）似宜位于战场附近，担负歼灭敌可能降落的伞兵，协助各兵团作战，待战役完结该兵团始进入正式休整。这样是否妥当。又朝鲜人民军已补充否。

毛泽东 4月9日

4月10日，毛泽东为镇反工作中的两个突出经验起草了一个通报，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大中城市市委，区党委：

据中央公安部3月22日报告称：最近一时期的镇反工作有两个突出的经验：第一，有计划有准备地大规模地在同一时间内搜捕大批反革命分子，从北京、天津、河北、平原、察哈尔的实际行动，证明这是一种搜捕社会反革命的有效的不可少的步骤。这种方式给敌人打击最大，给群众教育极深刻，社会波动亦不大。只要掌握准备充分、对象准确、组织严密、指挥统一、行动迅速、严明纪律、及时宣传等项原则，就可以保证不会抓错，而取得群众拥护与社会同情。第二，北京、天津、张家口等城市的经验证明，召开城市中市级和区级的各界代表会和协商委员会扩大会，并有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宗教界，工商界的许多代表人物参加，以揭露反革命罪恶，宣传镇反政策，消除民主人士的思想疑虑，动员各阶层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方法，是成功的。综合这几个地方的经验：

一、是负责首长亲自主持，公安机关作镇反情况报告，有准备地分类作案件介绍，只介绍重大案件和首恶人犯，不是报告所有人犯。用活人、活事讲解政策，激发对反革命的仇恨，取得各界人士的拥护。

二、是会上展览反革命罪证、图片、案卷、供词和真凭实据，打消各种疑虑。

三、会前要充分准备，会中要坚持原则。既定处决的案犯，坚持不能变动。

四、要上下结合，动员群众的力量，说服民主人士。

五、要分别对待，对诚心拥护但有疑虑者要耐心解释，提高其认识；对别有用心者要用事实铁证使他无话可说。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应当推广等语。这两点总结很好，请你们注意照办。

毛泽东 4月10日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天津市委关于企业系统查出内奸的情况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漱石，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荣臻，伯承，陈毅，贺龙，宗逊，谭政诸同志，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及省级军区各负责同志：

据天津市委报告，在企业系统查出13名混入党内的奸细，其中满玉华窃取了工会副主任职务，杨友亭窃取了天津市各界代表会的代表，市府救灾委员会委员，纺织工会执行委员，中纺三厂工会主任等要职等情。请你们密切地注意这个内奸问题，从天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毛泽东 4月10日

4月1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魏巍撰写的关于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事迹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当即批示道：“印发全军！”

4月11日这一天，由于“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损失惨重，迫使杜鲁门中途易帅，麦克阿瑟被解职，由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4月11日晚，原第4野战军第47军军长曹里怀、政治委员李人林率第139师、第140师、第141师，由辽宁安东入朝参战，隶属志愿军总部（后来隶属第9兵团）。

4月13日，毛泽东为转发南京市委镇反工作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关于在镇反工作中有计划地统一逮捕和有计划地广泛宣传这两点，现在华北、华东、东北3大区均已实行，或者正在准备实行。请中南、西南、西北3大区亦研究这样做。如不能做到各大中城市同时动手统一逮捕，至少应做到一个城市统一逮捕（重庆、兰州已是这样做了）。至于事前事后使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宗教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真正与闻其事，并向全体人民展开宣传讨论，使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更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是南京市委的报告，可为参考。过去该市手面太小，不敢大张旗鼓杀人，现已彻底转变，做得很好，大有成绩，并且跑到许多城市的前面去了。

毛泽东 4月13日

毛泽东又为转发济南市委镇反工作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下面是济南市委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很好，请各大中市委注意研究，照此办理。

我希望各大中市委均有一个报告给中央。现已收到北京、天津、青岛、济南、重庆、兰州等6处的报告和上海、南京、杭州3处的计划，均很好。请各未报告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例如各省省城及汕头、梧州、衡州、宜昌、九江、安源、芜湖、无锡、苏州、宁波、厦门、石家庄、唐山这一类城市，均向中央做一个镇反工作的报告。

毛泽东 4月13日

接着，毛泽东复电给彭德怀。

此时，第4次战役尚未结束，彭德怀在艰难的全线防御战中，提出了一个下一阶段的反攻作战计划，他在4月10日24时关于第5次战役部署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作战企图，拟从金化至加平线，利用这一带大山区劈开一个缺口，将敌人东西割裂，然后用9兵团和19兵团对西线敌人进行战役两翼迂回，3兵团正面攻击，以各个分割歼灭敌人。力求在三八线北歼灭敌人几个师，得手后再向纵深发展。攻击时间，如敌进展快，我拟4月20日左右开始，各兵团4月15日可集结完毕，时间较仓促些；如敌进展不快时，待5月上旬出击。

毛泽东在复彭德怀电中写道：

德怀同志：

4月10日24时电悉。一、完全同意你的预定部署，望依情况坚决执行之。二、为防敌从元山登陆，似须以42军主力位于元山城内及其附近，确保元山，请酌定。

毛泽东 4月13日　　

欲知朝鲜战场第4次战役的结果和第5次战役如何展开？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在朝鲜战场第3次战役后，毛泽东见大局已定，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内镇压反革命运动方面。就本章内容可以看出，从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重要性，到镇压反革命的方针、政策、方法，和镇压反革命的宽严尺度及各地的具体情况、参照经验，毛泽东对部下无不是耳提面命。有时，他竟然不厌其烦地一日数电，目的就是要发动一场镇压反革命的人民战争，而又唯恐在运动中出现差错。真可谓是呕心沥血矣！

第25章 1951年4月—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话说1951年4月中，毛泽东抽空陪同程潜、王季范、程星龄驱车前往十三陵游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十三陵位于北京市西北方向的昌平县境内，离北京市区有百里之遥。所谓十三陵，是指明朝13座皇帝的陵墓，又称明十三陵或明陵，它们是成祖朱棣的长陵、仁宗朱高炽的献陵、宣宗朱瞻基的景陵、英宗朱祁镇的裕陵、宪宗朱见深的茂陵、孝宗朱祐樘的泰陵、武宗朱厚照的康陵、世宗朱厚熜的永陵、穆宗朱载垕的昭陵、神宗朱翊钧的定陵、光宗朱常洛的庆陵、熹宗朱由校的德陵、思宗朱由检的思陵。此外，还有几个埋葬后妃和夭折皇子的坟墓。

这一带是燕山山脉的一条支脉，以长陵所在的天寿山为主峰，东西均有山峰环抱，形成一个极为理想的山谷盆地，13座陵墓就分布在这片大约4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而且各靠一座山峰。整个陵区大体上坐北朝南，两侧有虎、蟒二山拱卫，而西南方向就是人口稠密的区域。

毛泽东一行由十三陵护林工作者王富有导游，先看长陵。长陵大门内，工作人员郭玉奎正在翻晒药材。毛泽东看到大殿石阶上晒有很多药材，就问：

“这是从山上采来的？”

王富有说：

“是我们俩在巡陵路上，见到陵旁山坡的药棵子，顺手采来晒干卖给收购站，换来钱改善伙食。我俩都是津贴制，生活不宽裕。”

毛泽东笑着说：

“很好，这是个好主意。”

一行人进入长陵墓隧洞，又走上宝城，观看矗立在那里的“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的石碑，再看看周围山景，还登上丘顶松柏林间，毛泽东说：

“这个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敢在北京建都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这个皇帝长住土木行宫，理政练兵，很少在京城金殿办公，不忘戎武，这很不容易了。”

出了长陵，毛泽东说：

“我们去看看嘉靖皇帝陵，那叫什么陵？”

王富有说：

“叫永陵。”

毛泽东一行乘车向南走，拐入永陵道口，在永陵村头的坡下停了，下车顺着一条路步入永陵。

这里的大殿已经毁坏殆尽，只剩下宝城上的一通“大明世宗肃皇帝之陵”石碑。陵园内十分荒芜，松柏树木极少，村民还在这里拦着一群山羊。

毛泽东走在前面，上宝城绕了一周，登上墓顶土丘，一边看一边往下走，他说：

“永陵是朱厚熜皇帝陵。这个皇帝特别迷信，20载不亲朝政，偏听偏信，重用奸臣严嵩达20年之久，还将清官海瑞下了大牢。这个皇帝死后，他的儿子隆庆皇帝才放出海瑞。”

走出永陵，毛泽东说：

“去定陵看看吧。”

一行人驱车来到定陵门口，待工作人员打开门锁，步行进入定陵。定陵的规模仅比长陵小一点，大殿已毁。王富有引着毛泽东游了宝城，这里的碑楼全是由石块雕琢砌成，碑刻“大明神宗显皇帝之陵”几个大字。毛泽东说：

“这个碑楼不怕火烧嘛！”

他绕着巨大的碑楼看了一圈，说：

“定陵葬的是万历皇帝，他叫朱翊钧，就是京剧唱二进宫里的李艳妃抱的小皇帝，他10岁登基。这个人长大了，酒色财气都好，极度奢侈腐败，长期荒政，他是明亡的种子，是个无道昏君。他当了48年皇帝。”

毛泽东一行又踏上墓丘，观赏了松柏林。回到定陵门口，毛泽东问：

“南边能看到的是哪个陵呀？”

王富有说：

“是庆陵，万历是他的父亲。庆陵皇帝墓，已经破烂不堪了，您去看看吗？”

毛泽东说：

“时间太长不去了，耽误你这么长时间，谢谢你喽，我们送你到定陵桥上。”

王富有说：

“您刚才在3个陵讲的话，我都听清了，也记住了，对我教育很大，希望您今后再来逛陵。”

毛泽东面带笑容的握着王富有的手，说：

“再见吧！”

4月15日，志愿军第3、第19兵团入朝参战，分别在伊川、铁原、平康地区和南川店、市边里、兔山地区完成集结，原在元山地区休整的第9兵团也在平康、洗浦、淮阳地区完成集结。联合国军发觉志愿军后续兵团到达，加上连续作战部队损伤严重，因此除在铁原、金化地区继续发动进攻外，在其他地区基本上停止了进攻。

4月16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此9篇请送陈伯达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4篇，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4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以上这些及昨付第2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

4月17日，毛泽东就“注意对付敌可能降落的伞兵”问题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

德怀同志，并告高岗同志：

4月14日电悉。你对于38军、42军的部署及开辟中间运输道路的计划，均甚好。但尚有一事请注意，即敌人若从中间各地降落伞兵，例如敌冒险以一个伞兵团在熙川、球场、德川区域降落，以一个伞兵团从破邑、谷山、遂安、伊川区域降落，到处乱窜，扰我后方，此种可能性很大，请速筹对策。50军现在何处休整，是否可以用于这一地区的防卫。

毛泽东 4月17日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西北局关于加强镇反宣传工作指示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西北局这个指示强有力地指出在镇反工作中展开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并规定了5条办法，一切地方都应当这样做。凡属现在仍然小手小脚，不敢大张旗鼓作宣传，不敢吸引广大党外人士共同参加镇反工作，以致引起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的地方，尤其要即刻改变作风，并且愈快愈好。

毛泽东 4月17日

毛泽东又为转发宿县地委关于运用农代会布置镇反工作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及地委：

皖北宿县地委运用农民代表会议布置镇反工作，审查镇反工作及审查基层干部和党团员的经验，一切新区均应照此办理，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

毛泽东 4月17日

4月19日，毛泽东在罗荣桓、罗瑞卿等人的一份联名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4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兼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公安部长罗瑞卿、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与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就济南反革命刺杀事件的经过、王聚民的历史和行凶原因以及应当汲取的教训，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

“兹将罗荣桓、罗瑞卿诸同志关于黄祖炎同志被刺案调查报告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须注意及时处理。”

4月21日，历时87天的第4次战役结束，中朝部队战斗损失共53000人，歼敌78000余人。

是役，联合国军主动出击，步步进逼；中朝军队与主动出击的前3次战役不同的是，且战且退，进行所谓的“主动防御”，全线防御，结果，双方打成了一个消耗战。战至3月底4月初，中朝军队全线转移至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联合国军则再次越过三八线。4月21日，联合国军被阻止在开城、长湍、高浪浦里、文惠里、华川、杨口、元通里、杆城一线，第4次战役因中朝军队准备反击遂告结束。

4月22日，为了粉碎美军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实行南北夹击的阴谋，中朝两军发动了反击作战的第5次战役。

4月22日傍晚，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和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3人，在第18军联络部长乐于泓和平措旺阶的陪同下，从陆路抵达北京。

4月下旬，毛泽东特意邀请他在湖南一师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的夫人戴常珍到北京参加“五一”节观礼。他还为袁先生书写了碑文：“袁吉六先生之墓”。

4月26日，在亚东的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和僧官土丹旦达2人由印度乘飞机经香港到京。

4月27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官员一行14人到达北京。

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北京车站和飞机场均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及各界代表上千人的欢迎。他们被安排在豪华的北京饭店。

4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司徒美堂先生写了一封回信。

早在4月上旬，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司徒美堂南下广东侨乡鹤山视察土改，他以所见所闻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粤中侨乡的土改》专栏文章。4月14日，司徒美堂上书毛泽东，报告土改情况，还说他要在广东农村再参观一段时间，并将农民献给毛泽东的礼物一并委托致公党的黄鼎臣带往北京。毛泽东接到司徒美堂的报告和礼物，立即复信给司徒美堂，他在复信中写道：

美堂先生：

4月14日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同志们送来的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谢意。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6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

敬祝健康！

毛泽东 4月27日

后来，这封复信由粤中报制版刊出，侨乡农民也十分高兴。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同意志愿军第5次战役作战方针的电报上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请注意在此次战役中，对伪1师、美3师、25师、24师、土耳其旅及英28旅给以尽可能大的打击，目前这几天似乎还有此种可能，如能在此战中歼灭敌军15000至20000人，则于今后作战很有利。”

4月28日晚，周恩来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装，和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副总理、黄炎培副总理一起，宴请了西藏和谈代表。

周恩来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参加和谈的代表名单，首席代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代表：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

周恩来说：这次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要以‘十条’为准，‘十条公约’规定的内容是谈判的基础。

此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又先后接见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代表，向他们耐心解释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维汉，代表张经武、孙志远（张国华尚未赶到），与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及其他4位全权代表，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厅进行第一次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和谈10项条件和西藏的实际情况，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尽量听取和采纳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建设性意见。谈判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根据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制定一系列合乎西藏实际的方针、政策的过程。

4月30日，毛泽东为转发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给川北区党委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并即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

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

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告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200万，已捕及将捕人犯10000，已杀700，拟再杀700左右，共杀1400左右就够了。其原则是凡有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应坚决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中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凡判徒刑一年以上者，一般都应组织他们劳动，不能吃闲饭。）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尔后要怎样办都可以。

这个问题，即将提到5月10日在北京开会的公安人员会议上讨论，并做出决定。你们有何意见，可告你们那里来京开会的公安人员带来，或打电报来。

下面是西南局给川北区党委胡耀邦同志的指示，这个指示是合于上述原则精神的，特转发以供参考。

毛泽东 4月30日

1951年5月1日，春光明媚，阳光灿烂。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彩旗如林，歌声如潮。各族人民满怀胜利的喜悦，庆祝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

城楼上红灯高挂，红旗飞舞，许多领导人早早地来到城楼上，兴高采烈地看着沸腾的广场。他们当中有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有各行各业的英模代表，有志愿军归国代表，有专程来京参加观礼的各少数民族代表，还有一些兄弟国家的领导人。

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首席谈判代表李维汉和全权代表张国华等人陪同下，西藏代表团的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等也早早地来了，在城楼休息室里等候着毛泽东接见。

上午10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沈钧儒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登上城楼。彭真宣布大会开始。

不久，典礼司司长余心清来到休息室，通知李维汉、张国华，毛泽东会见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的时间到了，他说：

“请客人去吧！”

班禅穿了身桔黄色的缎子藏袍，显得庄重、潇洒。阿沛·阿旺晋美是噶夏政府的噶伦，穿了身藏袍，头戴礼帽。他俩的这身装束，在整个天安门城楼上十分显眼。当他们走向毛泽东时，很多人投以友好而好奇的目光。班禅庄重而又十分恭敬地向毛泽东献上哈达，然后双手合十，虔诚地为毛泽东祈祷祝福。毛泽东慈祥地握着年仅13岁的班禅的手，对他说：

“很久以来中国的历史，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压迫的政策，这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我们国家的统一，使西藏没有被帝国主义霸占去。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

他勉励班禅要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贡献。他还亲切地说：

“要搞好团结。国内各民族要团结，西藏内部也要团结。要与达赖喇嘛搞好团结。你可以给达赖发电报，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主张和平解放西藏，保护寺庙，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阿沛·阿旺晋美也向毛泽东敬献哈达。毛泽东高兴地接过哈达，举起来，轻轻地挥动，满脸笑容地让周围的其他领导人看。他亲切地紧握着阿沛·阿旺晋美的手说：

“谢谢你们啊，欢迎你们到北京来！你们从远道来，一路风尘，一定很辛苦了！”

阿沛·阿旺晋美说：

“我们在来京的路上，受到各地负责人的热情欢迎和照顾，看到各族人民空前团结的盛况。路过重庆时，刘伯承、邓小平等西南军政委员会首长接见了我们，还转达了毛主席对西藏人民的关怀和对我们的问候。一到北京，周总理代表毛主席亲自到车站迎接，这使我们深受教育。”

毛泽东笑着说：

“为了祖国团结统一，你们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祖国首都，你们是应当受到欢迎的。”

他又对阿沛·阿旺晋美和李维汉、张国华说：

“你们要好好谈，有什么问题都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要商量着办，就能办好。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祝你们谈判顺利，取得成功。祝你们在北京生活得愉快。有什么困难就找李维汉同志解决。”　　

5月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克服目前学校教育工作中偏向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大市委：

据2月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集的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中反映，现在各地学校教育工作中，存在着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若干地区的党、政、军机关及人民团体，往往为了眼前某些需要，不顾国家长期培养人才的计划，不遵照中央的规定，随便抽调学生参加工作，致使学生情绪时常波动，学校无法按照一定计划进行工作。

二、在中等学校中，动员全体师生参加中心工作，常常停课数日以至数周，甚至有达两三个月之久者，极大地影响了学校教学计划的完成。

三、专署以下政府中教育行政干部常常全体被派去参加中心工作，根本不管教育，以致学校教育工作陷于长期无人管的现象。我们应该认识在土改完成后，生产和教育是两件最重大的工作。各地对于上述妨碍国家教育顺利进行的情形，应即迅速加以制止和纠正。西南局于3月19日已发下关于学校教育改革工作的指示和决定，对上述一、二两点，已作了明白的规定，现转发你们供参考。对专署以下教育行政机构及其经常工作的建立与健全，亦望予以注意。

中央 5月2日

5月初的一天下午，中央3大新闻单位《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负责人到中南海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的办公室去看文件。

原来在建国最初的两年里，中央文件是不下发的，每隔两个星期，他们这些人都要去看一次。这一天去的人有《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副总编辑安岗，新华社社长陈克寒、总编辑吴冷西，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副局长徐迈进和温济泽。

温济泽在《缅怀毛泽东》一书中记载了他们这天下午的活动，他写道：下午2点去了中南海，4点左右，胡乔木说毛主席要和你们见见面。我们一听当然很高兴，那时文件不多，不到4点半，我们就看完了。我们跟着胡乔木来到毛主席办公和居住的菊香书屋。主席站在办公室的门口，胡乔木一个个介绍，主席与大家一一握手。寒暄了几句，毛主席就转脸向大家说：

“请你们来，是想了解各方面人士和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对党的政策有什么反映，有什么意见。”

安岗记得毛主席办公室陈设简单，几个旧沙发围成一圈，靠窗的办公桌上有一方砚台，几支毛笔，一个招呼人用的圆形按铃，一只茶杯，一盘点心。

毛主席说这是进城以后第一次同新闻单位的人见面。有些人毛主席在延安时就认识。毛主席是第一次见安岗，就问：

“你叫什么名字？”

安岗说：

“我姓安。”

毛主席开玩笑说：

“你是我们的安公子。”

大家听了都笑了。接着毛主席又问：

“十三妹在干什么？”

安岗说：

“十三妹在抱小孩。”

毛主席鼓着掌，连说好。（当时安岗夫人樊亢刚生孩子不久。安公子、十三妹是《儿女英雄传》中的男女主人公）。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安岗的心也放松了。毛主席听完邓拓汇报后，说：

“你们对那些全国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像张申府、焦菊隐等人，要多向他们请教。”

毛主席说了一大串知识分子的姓名，最后提到吕叔湘、朱德熙两位语言大师时说：

“要请他们多为报纸写点文章。”

毛主席还说：

“一张报纸要办得让人喜欢看。这是办报人应该研究的一门学问。《中央日报》连蒋介石都不爱看，老百姓不喜欢，我们的报纸不要办成《中央日报》，要办成老百姓喜欢的报纸。”

此时正值春耕时节，许多农民到小城镇开辟肥源，如果当年在根据地办报，开展积肥运动早登上报纸头版头条了。进了城，这个问题怎么办？安岗向毛主席请教：

“进城后，城市与农村是不是要并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农村，也不能因为农村报道多，不去开辟城市报道。”

毛主席听了表示赞同，他说：

“进城后，不要忘了农民。要利用城市更好帮助农村解决问题，如肥料、农村人口就业等问题。”

说到肥料问题，毛主席建议在田间地头搞个养肥的处所，把找到的肥料积攒在里面，用的时候很方便，不用从家里拿了。当时农民刚分了土地，毛主席认为光分了地还不够，还应该让农民富起来。

大家谈得很随便。毛主席问得很仔细，从工人、农民、市民、学生、教育界、科技界、文化界、工商界、民主党派，到国民党起义人员，都问到了。毛主席正说着话，一位年轻同志撩起门帘走进来，说：

“主席，大军区的司令员都在等您呢！”

安岗以为毛主席的谈话就要结束了，很有些依依不舍，不料毛主席对那位年轻同志说：

“让他们自己先谈吧！”

胡乔木悄声告诉安岗，那位年轻的同志是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同志。

5点多钟时，毛主席兴致还很高，这时有同志说要准备上晚班，还有人要去参加罗马尼亚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就站起来向毛主席告别。毛主席也站起来说：

“你们还有晚上没事的吧，留下几个，我们再谈一谈。”

最后留下了邓拓、安岗和温济泽。毛主席叫来勤务员，说：

“小鬼，你告诉厨房加3个客人的饭。”

公务员提来一个四屉饭盒，其中3个菜，一个汤，一个炒鸡蛋似乎专门加的。又拿来一盆饭，一瓶红葡萄酒。毛主席给每人斟了一杯酒，他说他只能喝一杯，要大家随便喝。大家举杯祝毛主席健康，不过都没有喝干。

安岗记得端上来两盘红烧肉，但毛主席没吃红烧肉，大家也都没好意思吃。毛主席吃的是义利甜面包，用手掰着吃，也吃点小菜。

大家边吃边谈，毛主席问起大家过去的经历，温济泽和邓拓30年代初期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谈起那时在王明“左倾”路线下工作的一些情况。毛主席说当时我们的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从历史谈到教训说：

“我们现在一定要注意实际，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我们进城了，今后要更加注意各方面的人对我们的意见，不仅要注意赞扬我们的意见，拥护我们的意见，更要多听反面的意见，批评我们的意见，多注意把这些意见，及时反映给中央。”

临走的时候，毛主席站起来，一一跟大家握手。安岗清楚地记得：“他的手很重，我被他握得很疼，但感觉很好。”

5月5日，毛泽东特派江青持亲笔函到张治中家中慰问。

原来张治中和邵力子同是治淮视察团的负责人，他在即将动身前却病倒了。毛泽东在亲笔函中写道：

文白先生：

来信读悉。闻病甚念。视察团有邵先生领导也就可以了，您可以安心休养，以期早愈。

即颂痊安！

毛泽东 5月5日

5月7日，毛泽东在谭震林5月1日《关于杭州市逮捕反革命分子情况给华东局转报毛主席的报告》上作了6个批注：

一、在报告概述杭州市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情况部分，他在“汉奸75人”后面批道：“有血债及其他引起群众痛恨的汉奸分子，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解决。”

二、在报告到由于事前准备充分，审批手续严格，各方面力量组织得好，逮捕秩序很好，均未抓错这一段末尾，他批道：“应当这样慎重地做，有些地方草率从事是错误的。”

三、在报告逮捕前后的宣传动员工作的末尾，他批道：“不做好宣传工作，不要杀人。”

四、报告谈到虽然逮捕和枪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但反革命的坚决分子还在顽强地反抗，已经发生向公安分局打枪、书写反动标语、制造谣言转移群众反特斗争视线等。对潜伏的反动组织只是开始发现，有了一点线索，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他批道：“我公安机关对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侦察工作，在许多城市都很差，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认真建立这个工作。”

五、在报告吸收党外人士参加镇压反革命工作，审查案卷，核实材料，讨论量刑问题这一段末尾，他批道：“各城市均应当这样做，不要怕麻烦。”

六、报告还谈到杭州市确定5月份以镇压反革命为中心工作，以工厂工人、学生、居民、农民为发动群众的主要对象，以小型的控诉会、公审大会作为发动群众的方式。对文化教育界、宗教界、各民主党派、工商界有意识地放后一步，而依靠其自己的力量，进行一定的工作。他批道：“这样做很好。”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谭震林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谭震林的报告很好，杭州的经验可在一切尚未这样做的城市应用。特别是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审查反革命案卷一事，各地必须认真地做，坚决地打破在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

　 毛泽东 5月7日

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地委：

兹将华北局5月6日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电转给你们。中央认为华北局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各地均应照此施行。兹定于6月1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清理积案是目前几个月内的一个极其艰巨的工作，各地必须调集大批干部，在几个月内将积案基本处理清楚，整理监狱，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在清理期内，各地除现行犯及由各中央局决定的少数地方外，一律停止捕人，待积案清理完毕后再捕应捕之人。兹定6月1日至9月30日计4个月为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在此4个月内，“中层”及“内层”重点审查必须认真进行，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

中央 5月7日

5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各兵团及志司，并告中央及军委直属各部门，各特种兵司，中央政府各党组：

中央已决定，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它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估计在上述党政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的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的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因此，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下面是东北军区保卫部在军区系统逮捕第一批204名反革命分子的报告，发给你们阅看，请东北军区即照上述原则处理。各地党、政、军、教、经、团中清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请各地均照上述原则处理。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

中央 5月8日

笔者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死缓”这一重要刑名，是毛泽东的首创，在古今中外的法典中前所未有。后来这一刑名被列入了新中国的刑法之中。

5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对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地区的地主参加劳动生产及就业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华东局、西北局、西南局并告中南局：

兹将中南局4月23日关于地主参加劳动问题的电报发给你们，望你们注意处理这个问题。在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对地主的斗争已经相当彻底的地区，领导上应该说服农民主动的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它技能，可以从事教书或其它职业者，应允许他们从事其它职业，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对于确实没有农业劳动力，而能作生意者，可以允许他们作生意。但对于有劳动力，能从事农业劳动，又无其他职业者，则应强制他们劳动，不允许他们游手好闲以讨饭为生。在他们从事农业劳动时，如有实际困难，亦应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他们以后生产所得，不论多少，均不再没收。但他们不论从事什么职业，不论到什么地方，均应加以监视，使其出处明白，行踪清楚，不得改名换姓，改变成份籍贯，到处鬼混。对于那些狡猾的至今不表示服从而表示顽抗的地主，则应继续加以斗争，使他们服从，并在可能时，亦可把他们编成劳役队强迫他们劳动。在土地改革后，适当地处理地主，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望各地加以注意，并将经验报告中央。

中央 5月10日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广东军区党委关于执行中央镇反指示的检讨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各大军区党委会，并转各省军区及各行署军区党委会：

直到今天为止，关于各省军区和各行署军区党委会向军委作镇反工作的报告的还很少。我们要求每个区省级军区（包括各行署军区）党委会必须一律向军委作此项报告一次，限于7月1日以前交齐，由各大军区政治部主任负责督促。届时不交报告者，将受到通令批评。下面是广东军区党委会的报告。这个报告揭发了很多极端严重的现象，认真负责地处理了自己的问题，特发你们参考，并予通令表扬。

毛泽东 5月10日

5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新区组织和建立供销合作社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

兹将中南局4月4日关于新区组织合作社问题的电报发给你们参考。中南局在这个电报中提出了新区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乡村受土改影响，地主富农已不敢也无力经营土产运销，私营下层商业倒闭，有很大破坏，而国营贸易也无力全部解决土产运销的问题，因此，农民土产品销不出。农民在贸易上第一个要求是把土产卖出去，甚至不大注意出卖土产的价钱。在此情形下，唯一可想的办法，就是由党和政府及农民协会领导群众组织起来，自己想办法来推销土产，并换回农民所需要的物品。这就是领导农民组织合作社以推销土产的办法。目前在新区除尽力建立国营贸易并组织私商来推销土产外，组织农民群众的合作社来推销土产，已成为迫不及待的一个办法。应放手地普遍地在推销土产的基本要求之下来组织新区农村合作社，而不必过分小心，束手束脚，使农民的困难不能解决。为此，中南局4月4日电报中所提出的办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其中有些说法是不妥当的，例如：“三分社会七分资本”等。望各地加以考虑，并立即试办。如可普遍推广，应立即予以推广，以便能及时地解决农民的问题。同时，为了使新区合作社组织不致太乱，并避免过多的失败起见，特提出以下各项原则，望各地注意掌握：

一、农村合作社在党的区委领导下以集镇为基点建立基层社，在较远乡村设立分店。

二、合作社以推销土产为主要任务，在土产推销之后，再购回社员所需要的物品卖给社员，而不要将资金和人力用在其他经营上，忽视土产的推销。并须特别注意为那些滞销的土产品打开销路。即使经销这些土产品没有多的利润，亦应尽力经营，而不要只注意在那些行销的土产品上去与人竞销。为了使这个目的明朗起见，合作社的名称在最初甚至可定为土产推销合作社，而不要定为供销合作社。

三、合作社股金，由需要推销土产者自愿交纳，并可用土产品交纳，要推销的土产品多者多交，少者少交，无土产品可销只购买消费品者可更少交，可分数等，由社员民主决定每等最低限额，但愿多交股金者，可以不加限制。

四、合作社盈余分配，暂时亦可只分两部分：即公积金和股金分红。其余社员福利基金、文化教育费等暂时可不要，以后再说。如此，股金分红亦可提高到盈余的40%至50%，公积金占50%至60%。

五、土产品在本地推销，基层合作社可以自办，但远地推销必须依靠省县合作社或国营贸易机关。因此，必须建立省县合作社才能为土产打开远地销路。为此，基层合作社的股金和公积金必须提一部分交省县合作社作为远地经营土产的资金，交多少可由下级社民主决定。同时，为了经营土产品的大批远地推销，上级与下级合作社的资金和国营土产公司的资金可以互相调配统一使用。

六、为了补助资金缺少的困难，对土产品应多作代销、赊销、定销，少作现销。特别对滞销的土产品应该如此。赊销与现销比例，由合作社和社员自由议定。

七、合作社在掌握土产品后，出卖土产品应依照下列原则：1、国家及合作社需要的、在市场上缺少的物资，应优先卖给国家及合作社，并须降低利润若干卖给国家及合作社（无利润或利润太少者不降低），不得高抬价格，优先卖给私商。2、国家及合作社不需要或要不了的物资，可以向市场推销并卖给私商。并可设立批发的及零售的销售店进行广泛的推销。为了便利推销，减低成本，伸长销路，可以有计划地开设加工工厂，并可用租赁、合营、代加工等办法利用私人的工厂、工具和技术。

八、合作社不要兼办信贷业务，农村信贷将来应由银行领导办理。中央已另有通知。又为了使合作社业务不脱离群众起见，应坚决反对合作社去经营那些与推销土产和供给社员必需品毫无关系的而只是单纯的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市场交易。

掌握以上各项原则去经营合作社的业务，同时又注意合作社组织上的民主生活（每个社员一个表决权），就不会使合作社走到错误的路上去，而且也不能把这些办法看作是资本主义路线。因为资本主义的商业经营的唯一目的，是追逐利润。而这种合作社商业经营的目的，则是为了推销土产并换回社县的必需品，它虽然也有利润，但追逐利润并不是它的目的，就是说，它对于那些利润不高甚至没有利润但社员迫切需要的土产推销，它也要去经营，而对于那些虽有高的利润但对社员土产推销和必需品供给无关的交易，也不要化费资金和人力去经营。这就已经脱离了资本主义经营的路线。因为它在根本上不以追逐红利为主要目的，股金分红的比例稍大一些，也不改变合作社的根本性质。望各地根据以上各项试办，并将意见和经验报告我们。

　 中央 5月11日

5月15日，第3次全国公安会议通过了一个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镇反工作的决议。

此前，公安部为贯彻落实毛泽东5月7日批示和5月8日起草的《决定》，于5月10日在北京召开第3次全国公安会议，5月15日通过了会议决议草案，并报请毛泽东审批。

毛泽东在《决议》草案中加写了几段话，主要有：

“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召开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

“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决定从6月1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处理。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察哈尔省万全县镇压反革命经验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即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地委，并请各地委将此件一直转发到县委和小城市的市委：

兹将万全县的经验通报给你们，请你们仿照办理。

全国各县市的镇压反革命工作是如何进行的，是否向群众大张旗鼓地做了宣传，是否举行了群众的控诉会，群众的反映如何，请每个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除已写的市）都向我写一个报告，交地委和省委转送给我。我希望全国二千余县委和市委的书记同志都和我直接通信一次。这些通信收齐后将发一通报，其中最好的经验将如万全县一样转发各地作参考。

毛泽东 5月15日

毛泽东又为转发中南局关于纠正镇反中关门主义倾向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及地委：

兹将中南局5月12日的指示电发给你们，请仿照办理。中央公安部正在组织15个视察组，每组3人，分赴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东北各省区检查镇反工作，定于6月16日由北京出发。请你们即派若干视察组先去各县市实行检查，迅速纠正已经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南方面杀人最多，宣传最少，极不相称，存在着很大的关门主义倾向，必须立即纠正。从中南局5月12日的电报看来，中央和中南局历次指示在汉口这样的地方并未实行，等于说空话，必须立即派人下去检查，问明责任，纠正错误，不可一刻延缓。

此电请你们一直转发至地委，并请迅速转去。

毛泽东 5月15日

毛泽东还为转发4军党委关于镇反工作总结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大军区首长并告志司首长：

兹将4军党委对于镇反工作的总结报告转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责成你们的政治部负责督促所属各军，除已作总结报告者外，一律作一次总结报告。拖延不报者应去电催促。

毛泽东 5月15日

5月15日这一天，邵力子率领各民主党派及中央有关各部委负责人共32人，组成“中央治淮视察团”，分赴皖北、河南、苏北3省工地和南京、上海、海宁等地视察。

此前，毛泽东为了支持邵力子的工作，特意亲笔题写了“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几个大字，邵力子命人把毛泽东的题词标在4面锦旗上，准备把这4面锦旗分别赠送给豫皖苏3省及治淮委员会。邵力子说，我们走到哪里，就让它飘到哪里。

当邵力子来到淮河岸边的时候，眼前依然是疏落的荒村，歪歪斜斜的泥搭茅屋，解放的欢欣并不能冲洗淮河两岸乡亲们脸上的菜色，穿着褴褛衣服的老人和孩子们，在阳光下曝晒着嶙峋瘦骨，妇女们黑色的眼珠中，也缺少那本来应有的闪亮的神采，劳动热情高涨的千千万万民工们，吃的是野菜粗粮，喝的是稀汤。望着这一切，邵力子的心也像淮河的水一样翻滚了起来，他深感人民太苦了，建国的任务繁重啊！他的耳边又响起了毛泽东在1950年深秋对他和傅作义所说的话。是啊，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主席提出要根治淮河，太及时啦！

邵力子在安徽的治淮工地上，恭恭敬敬地把毛泽东题写的锦旗，献给了那些勇敢的治淮英雄们。他广泛地接触群众，慰问民工，听取意见，勉励大家，尽力帮助解决困难。就这样，这位70多岁的老人，奉毛泽东之命，行程6783公里，历时52天，踏遍了淮河两岸的山山水水、大小城乡。

且说5月15日晚，一道红色电波划过长空，从北京传到了韶山。只见电报中写道：

王淑兰同志：

5月9日来信收悉，欢迎文涧泉、文运昌两兄弟来京一叙，请持此电去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见刘道衡同志，请他为两位文先生购买两张快车头等火车票，并请给路上用费，即可来京。

毛泽东 5月15日

第2天上午，王淑兰派人前往唐家圫告知文涧泉、文运昌。唐家圫的亲友们欣喜若狂，文涧泉、文运昌立即整装出发，赶往韶山招待所。

5月1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因在朝鲜战场上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无望，便和国务卿艾奇逊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为”的决策，准备与中朝两国进行停战谈判。

艾奇逊找到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让他通过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传信给中朝方面：美国准备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

5月16日下午，毛泽东看了戚本禹起草的秘书室工作报告，就必须重视人民来信问题在给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的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县委；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各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党组，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3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

　 毛泽东 5月16日

接着，毛泽东起草关于将捕人杀人的批准权一律提高一级给邓子恢等人的指示电：

子恢同志，并告饶、邓、习：

5月11日电收到。为了不使步骤混乱难于掌握（目前中南、西南两区已有难于掌握的形势，必须严重注意），捕人杀人的批准权必须一律提高一级，不许有例外。在土改区可由省派代表至专区，由专区派代表至县，掌握材料，用电话向专区请示批准捕人，向省请示批准杀人，这样对于捕杀少数人仍是便利的。

毛泽东 5月16日

5月15日、16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连续转载了《文艺报》5月10日刊登的一篇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杨耳所撰写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人民日报》并加了编者按，号召文艺界对《武训传》进行深入讨论。

原来早在4月下旬，文艺界出现的有关电影《武训传》的争论，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严重注意。他观看了这部影片，感觉《武训传》的上映以及对武训的大肆渲染，说明在旧知识分子的头脑中仍然残存着封建主义思想流毒。他便问江青：

“这部影片的脚本，你看过吗？”

江青回答说：

“没有，他们拍什么片子是从来不让我参加会议审查的。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霸道得很呢！对武训这个人，我小的时候听说过，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夸大了。”

毛泽东说：

“提倡什么‘武训精神’，难道他比共产党还要高明吗？这部电影提出的问题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要注意了。我看你还是研究一下这部影片，然后准备写文章。”

江青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武训传》剧本和影片进行了认真研究。她找到周扬说：

“《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江青并没有说明这是毛泽东的意思。周扬听罢，不以为然，他以为是江青在挑刺，便说：

“你这个人啊！有点改良主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

毛泽东听了江青的汇报，这才不得不指示《人民日报》转载杨耳的文章并加上编者按。

《武训传》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说来话长，这部电影是由孙瑜根据历史人物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编导、由赵丹主演的一部传记片。影片的主人公武训，是山东堂邑人，排行老七，故名武七，绰号“豆沫”，生于1838年，卒于1896年。后来，他名字中的“训”字，是清政府在其死后为表彰他“行乞兴学”而赐给的，意在“为天下后世训”。

武训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随母流浪乞讨。稍长，他曾给地主扛活，后一直行乞。年青的武训在扛活和行乞的困苦生活中，十分羡慕富家子弟进学堂念书，有时到私塾学堂附近逗留、观望，往往招来欺凌、侮辱和被驱逐。由此他以为没文化是受苦受难的根由，便决心行乞兴学，好让穷人孩子们都能上学读书，免受富人的欺压。他为了攒钱“兴义学”，讨得富人的施舍，便装出笑脸，任人拳打脚踢，竖蜻蜓逗人乐，学狗爬任人骑，表演喝脏水、吃屎尿、吞蛇蝎，以博富人的围观、取乐。只要能讨到钱，什么屈辱都能忍受。这样积蓄下来的钱，一分也舍不得花，全部委托地主给他放高利贷，购置土地，租给农民。30年的行乞生活和放债、收租，终于攒下了一笔钱，办起了3所义学。他的“行乞兴学”，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嘉奖，死后被称为“义乞”、“乞圣”。

导演孙瑜在谈到编导电影《武训传》起因时说：“远在1944年的夏天，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温泉送给我一本《武训先生画传》，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于是就改编成了和现在大致相同的《武训传》电影剧本。”

这部影片自1948年夏开机拍摄，后因淮海战役正酣，南京岌岌可危，制片厂经费困难，被迫停机。1949年2月，上海昆仑公司买来了《武训传》的拍摄权和部分胶片。全国解放后，上海市文化局和艺术界认为《武训传》仍有拍摄价值，脚本由编导者作了部分修改，在1950年12月由昆仑公司完成拍摄，1951年初先后在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和全国各城市放映。仅两三个月间，北京各界观众就多达13万人次左右，绝大部分人都为武训“行乞兴学”的“奇行”所痴迷。在此期间，各种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评介文章，大都肯定了武训和影片《武训传》，说电影《武训传》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这些文章还颂扬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是人民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武训坚韧不拔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为，是永垂不朽的，是值得学习的榜样；武训兴学之革命意义，和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有某种相同之处——都是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只不过是一个重在革命武装，一个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武训是一个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武训这种忘我精神，为广大贫苦阶级服务的精神，任何人都会深深地受到感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2月30日至1951年3月下旬，上海的《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日报》、《新民晚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大众电影》、《北京文艺》，天津的《天津日报》、《进步日报》等报刊，发表赞扬或者肯定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有30余篇。《大众电影》还把《武训传》列为1950年10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与《武训传》放映的同时，1951年还出版了3本关于武训的书，一本是孙瑜的电影小说《武训传》；一本是由李士钊编写、孙之隽绘画的《武训画传》；一本是由柏水撰写的章回小说《千古奇丐》。这些书同样受到了赞扬。郭沫若也曾为《武训画传》题了封面，作了序言。

直到1951年3月底，文坛上才开始出现了对《武训传》的不同意见。而对《武训传》的严肃批判，则是贾霁在4月下旬打响的第一炮。

文艺界对文艺作品的讨论和批判，并非自此始。早在1951年1月，以陆定一为部长、周扬为副部长的中宣部就开始抓批判工作：1月10日，《文艺报》载文批判了3部作品，即《愤怒的火箭》、《驴大夫》和《不拿枪的敌人》。2月10日，《文艺报》刊载陈企霞的文章，批判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4月间，各种报刊对电影《荣誉属于谁》，展开了批判。

4月25日《文艺报》第4卷第1期发表的贾霁的文章——《不足为训的武训》，说武训和《武训传》对于历史以至于今天，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武训的行为是不值得赞扬歌颂的。

5月10日，《文艺报》又在第4卷第2期发表了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和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么?》一文。杨耳在文章中说：陶行知先生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表扬“武训精神”，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反动统治下宣扬‘武训精神’，比起今天人民取得了政权之后宣扬‘武训精神’，它的危害决不可能更小些。相反，倒不如说是可能更大些。因为，在反动统治下面宣扬‘武训精神’，就会更直接的‘降低和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那不更加是不应该的吗?”

但总的来看，此时的文艺界对电影《武训传》还是一片赞美和歌颂之声，持否定意见的文章只是少数。这便是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转载杨耳文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5月20日，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著的位置上。

《人民日报》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这还是头一遭。毛泽东在社论中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构成了这篇社论的主题。他写道：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以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它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点出了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48位作者，为开展大批判树立了箭靶。

毛泽东这一尖锐地批评，同他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阐述的文艺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即要求革命作家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去描写人和社会矛盾，要求革命文艺必须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革命作家必须和新的时代相结合写出新人物，新世界。

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的措辞激烈，批评尖锐，对电影《武训传》的编导、演员和颂扬武训及《武训传》的人们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使人们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这一天，《人民日报》还在“党的生活”专栏上刊发了《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短评。短评中说：

“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的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如果自己犯过歌颂武训的错误，就应当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担任文艺工作、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和《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平原等地文化界的干部，尤其应当自觉地热烈地参加这一场原则性的思想斗争，并按照具体情况作出适当的结论。”

此后，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纷纷发出通知，号召批判《武训传》。昆仑影业公司立即通电全国，停止放映《武训传》。全国掀起了一场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群众性的讨论和批判运动。这次讨论和批判，集中在3个问题上：

一、武训是什么样的人物？二、《武训传》是什么样的影片？三、歌颂武训和《武训传》是什么思想？

批判者认为，武训不是什么“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他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封建制度的崇拜者，封建道德的支持者。历代反动派表彰武训，是想老百姓都像武训那样服服贴贴当“顺民”，不惹是生非，不犯上作乱。这样的历史人物是不值得人民歌颂和学习的。

于是，原本为《武训传》叫过好的《大众电影》编辑部以及戴白韬、梅朵等人，纷纷登报公开检讨。电影《武训传》的编导孙瑜、主演赵丹，也作了检讨。郭沫若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查》一文。

然而，此时的周扬却依然说：“武训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进步意义，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要听听群众的意见，要请示少奇同志，要做调查研究，不能急躁鲁莽。”

胡乔木也说：“《武训传》本质上是好的，革命的，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真理究竟在谁手里，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毛泽东没有想到批判《武训传》的阻力竟然会有这么大，他说：

“看到了吧，有人还想秋后算账呢。那好，通知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现在就把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解决，看看到底武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值不值得如此歌颂？”

欲知批判《武训传》的问题能否彻底解决？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一提到“文化革命”，人们就会联想到毛泽东在上个世纪中期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一生都在不断地追求的一个革命目标。由于种种原因，他在“文化革命”方面的活动不得不时断时续。本传前面讲到的他在年轻时创办《湘江评论》等报刊及其发表的有关方面的重要文章，便是他“文化革命”的初期活动，而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前前后后的活动，以及这次批判《武训传》，后来在1954年又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等等活动，又何尝不是“文化革命”呢？！遗憾的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封资修文化又借尸还魂、死灰复燃，其泛滥程度比起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正说明了新旧文化之间的斗争尚未有穷期！

第26章 1951年5月21日—

“‘零敲牛皮糖’，采取消耗敌人的战略！不打大的，消耗敌人，杀伤敌人，疲劳敌人，叫他不能休息！紧紧把他拖住，积极地打，必须打，不打拖不住，消灭一个算一个！”

话说1951年5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子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省级军区，军分区，兵团及军师党委：

随着各项建设事业的成功和对工作人员政治教育的深入，随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特别是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与深入，目前所有混进我们机关中的各种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政治上有问题的分子，主要是一部分留用人员和一部分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已处于一种极端紧张不安的状况中。有些人亟求洗清嫌疑，或交清历史，卸掉包袱，好专心为人民工作。有些人亟求声明坚决与反动党派断绝关系，重新做人，或者立功赎罪。有些人苦闷失眠，神经失常。有些人逃跑、自杀。只有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仍怙恶不悛，冒险作破坏活动，或企图长期埋伏、待机活动。这个问题不解决，有很多人已难安心工作，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也将因而难以顺利完成。因此，我们必须抓紧时机，从现在开始，在今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的初步的加以清理，以便弄清情况，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提高我们组织的纯洁性。为此特作如下各项指示：

一、清理的范围，应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及财经文教等机关的一切工作人员和干部学校的学生。主要是其中的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打击的对象，主要应是各种反革命分子。清理的重点和步骤，首先应该是首脑机关和要害部门，然后是一般的机关，最后是所有部门的干部和勤杂人员。在政府系统和民主党派及各种带统一战线性质的机关、团体中，应以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各项法令为政治思想武器，在北京应由全国委员会常委，在城市应由当地协商委员会等机关负责组成总的领导机关来主持。在学校和工厂中进行此种清查工作时，亦必须有党外人士参加此种清查工作委员会，应避免由共产党员孤立的去做。必要时可建立党组来加强领导。但在党内和青年团内，政治上、思想上仍应以党纲党章或团章为标准，并由党委或团委来领导。

二、因为目前工作极为繁忙，同时在若干地区和若干部门中，又缺乏强有力的老的骨干，因此，除首脑机关和要害部门外，一般的尚不应采用普遍审查的方法对所有工作人员都逐个进行精雕细刻的审查。应该首先采取整风方式，即从学习镇压反革命的文件和由首长作报告开始，经过思想酝酿，然后号召有问题的人（不是一切人）用真诚老实的态度，向国家（或党）交清自己的历史，坦白出隐藏的问题，并检举所知道的反革命分子、嫌疑分子、或别人隐藏的问题。在首长报告时，应对所有人员说明：过去对历史有隐瞒和夸大者，应声明改正；没有说清楚者，应补说清楚；与反动组织有关系、进行过反革命活动者，应自己坦白出来；有反动违法物件者，应自动交出来。如此，有罪者可以减罪，罪轻者可以免罪，无罪者可以卸掉包袱，并可进一步取得人民和国家的信任。如果不说老实话，有问题不坦白，将来在任何时候被发现，均将被视为对国家人民或对党不忠实。如果知道别人有反革命行动或有反革命嫌疑，而不向国家机关适当的人报告，并加以隐瞒，亦将被视为对国家人民或对党不忠实。经验证明，这样作了以后，有问题或隐瞒历史的人，即可大批自动坦白或被别人报告出来，因而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并把很多人的政治面貌弄清楚。

对于已经坦白的人，领导机关应该及时地按其问题的是非轻重和坦白的忠诚程度，分别作出适当的结论。使已经彻底坦白的人安心工作，以便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并使领导骨干和审干中的积极分子能够集中力量，继续审查问题严重或坦白不彻底的分子。

三、采用上述方法，有问题的人，可以坦白一大批，但真正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或有严重罪恶的反动分子，除在被迫情况下避重就轻地“假坦白”以外，一般是不会坦白的。因此，对于证据确凿但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特别是有血债的分子，特务间谍分子和恶霸地主，应该加以逮捕审判（逮捕时应向所在单位的群众宣布理由），对于反革命的嫌疑分子或有严重历史问题的分子，应从要害部门、机要部门坚决地调开，集中训练、审查，或调往非要害部门工作，由主管部门继续加以侦查。对于历史不清楚的人，应进行调查，以便弄清他们的历史。

四、我们的政府是各个革命阶级、各个民主党派联合的政府，同时又有大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和党员只占较少数。因此，在进行清查时，必须切实注意经过思想酝酿，以老的和其他一切可靠的干部为骨干，依靠多数组成队伍，一方面要号召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中间一切有问题的人，老实坦白清楚，另一方面，又必须严格防止把这种运动简单地变为“老干部整新干部”，“党员整非党员”，“工农干部整新旧知识分子”，或“专整留用人员”的运动，致使党员或老干部陷于孤立。同时，为了防止逼供信的偏向发生，并使有问题的人容易坦白起见，除典型的报告外，一般地不应采用大会坦白方式，应尽量采用小会坦白，书面坦白，或向主管部门、向直接领导的首长坦白的方式。除开对于那些已有确实材料拒不坦白的分子，在审查时可加以追问外，对于其他一切人的坦白，均应采取自愿原则，不得强迫，经验已反复证明逼供信的结果，总是使问题越弄越乱，必须坚决反对。

五、现在流行的有“被斗户”“被镇压户”“党团分子”“留用人员”“流散军人”“会道门分子”等口头语，这些口头语，用在整顿队伍清理机关工作人员中，是不妥当的和有害的。我们在清查中间，对于所有的工作人员，主要的应根据他本人的政治态度、思想状况、工作表现和具体的经历来处理他的问题，他们的家庭状况和过去的出身，只可以作一种附带的联系的观察，而不应笼统地根据他是不是“被斗户”等关系来处理他的问题。此外，在处理各项坦白问题时，必须采取严肃的和谨慎的态度，切不可粗枝大叶，尤其不可不分是非轻重的大批的洗刷新旧知识分子。

六、清理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无论是采用哪种方式来进行，都是一种繁重细致的工作，都必须由首长负责主持。同时，现在又是在极端忙碌的工作过程中来进行，因此，在运动开始后，各部门领导同志间必须有适当的分工，必须指定一定首长专门负责领导，根据各地初步的经验，一个单位从学习文件、听报告到坦白完毕，约须4、5个星期的时间，最紧张的时期是2、3个星期以后。那时，即不得不停止若干工作（如停止半天工作，或轮流停止工作2、3天等）。但不可拖得时间太长，以免影响工作太大，及发生逼追或僵持的现象。关于审查与工作时间的配备，可由各机关首长按照具体情况决定。

七、全国各地除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的作一次初步的清理外，并应对于首脑机关、要害部门进行重点清查，取得经验，以便在今年冬季进一步地加以清查。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东北军区党委关于在军事系统进行镇反和清理工作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

东北军区委员会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对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应立即组织力量加强审讯工作，从审讯中证实已有材料，发现新的材料，弄清具体罪恶事实，然后按其问题轻重拟出名单、意见，实行分别处理。但严禁刑讯逼供。（二）对已有材料但尚不够逮捕条件的反革命分子及复杂分子，应继续收集材料，研究分析，如经查对证实，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调离重要部门，留部队继续审查，由军区集中劳动管训继续审查，或予以清洗的办法处理。（三）部队应进行一次有重点、有步骤、有对象的审查工作，把混入部队的各种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面目不清者弄清，以纯洁内部。

毛泽东在转发批语中写道：

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华北各大军区：

兹将东北军区5月18日关于在军事系统进行镇反和清理工作的指示发给你们参考。这是根据最近中央指示而规定的方针和办法，除时间一点外，各区均应当照此办理。

毛泽东 5月21日

5月21日这一天，中央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经过第6轮谈判，顺利地通过了曾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并修改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草案）。

5月22日上午，毛泽东将来自湖南的客人文涧泉、文运昌一行接到了家里。

文涧泉、文运昌和王淑兰是在5月17日持毛泽东的邀请电到了长沙，当晚下榻在省委交际处。5月18日，文家兄弟等在长沙休息1天。5月19日，湖南省委统战部派人护送文家兄弟和王淑兰，还有毛泽建丈夫陈芬的外甥女、在长沙工作的陈国生，乘开往武昌的特快软卧列车，经汉口直达北京。中央办公厅派人到车站迎接，安排他们在惠中饭店住下。几天后，毛泽东让秘书田家英开车去惠中饭店，把文涧泉、文运昌、王淑兰和陈国生接到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会晤。毛泽东把夫人江青叫出来作陪，向客人作了介绍。众人寒暄已毕，毛泽东问道：

“十七哥怎么没有到北京来？”

在毛泽东的5个表兄中，十哥文泮香已于1949年作古，此时仅存4人：十一哥文涧泉、十六哥文运昌、十七哥文梅清，二十哥文南松。文运昌非常直率地说：

“这一次你又没有邀请他来，他怎么好来？”

毛泽东莞尔一笑，说：

“那么我再派人去接他来，他总会来吧？”

“会来，会来。”

文氏兄弟连声说。毛泽东又亲切地问：

“两位表哥来了多久了？”

文运昌回答说：

“前天到的。”

“住在哪里？”

“住在惠中饭店。”

“北京怎样？习惯吗？”

“习惯，这里风景很美，空气很新鲜。”

“我给你的信收到了吗？”

“就是1950年4月那封信么？收到了。”

“我没见你回信，所以，又给二十哥写信，特意提到你。”

毛泽东所说的给二十哥的信，就是在1950年5月12日写给八舅父文玉钦的三儿子、他外婆家最小的表哥文南松的复信。文运昌见表弟再一次提起此事，便说：

“我怕打扰主席的工作，所以没及时给你写信。”

“原来如此。”毛泽东朗声笑了，他接着说：“十六哥要求推荐工作的事，我没有办到，还请你多多包涵呐！”

文运昌摇摇头，说：

“主席工作繁忙，打扰你了，真不好意思，我的工作问题已经托人解决了。”

毛泽东点点头，说：

“解放以来，找我解决问题的亲朋好友很多。解决了你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别人的问题，我干脆都不干预。不过，就是家里有困难的，我都给予一些帮助。我是国家主席，必须为大多数人服务，不能只解决少数人的问题。因此，对你也不能例外。”

“我理解主席的心情。”

文运昌顺口说了一句。毛泽东转身问陈国生：

“带了什么东西来？”

陈国生闻言一惊，自己来京时走的匆忙，忘记带礼物了。毛泽东一问，她有些窘迫，很歉意地说：

“三舅，真对不起，我们什么东西都没带。不知您需要什么？”

毛泽东摇摇头，笑着说：

“我是问你们带了什么书信报告没有。”

陈国生这才想起毛泽东向来要求来京的亲友不带任何礼物，只要他们事先准备一些材料，或要求当地政府写一个调查报告，或带几件家乡的书信，以便了解乡下的情况，她就连忙说：

“我们带了一些情况。准备向您汇报。”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先莫慌，等吃了饭再说吧。”

中午，毛泽东和江青与客人共进午餐。陈国生坐在江青身边，江青问她：

“你什么文化？”

陈国生说：

“高小毕业。”

江青说：

“我也是高小毕业。”

陈国生兴奋地说：

“我在茶厂的抗美援朝动员会上登台发了言，控诉反动派的罪行，表示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江青听了很感兴趣，对毛泽东说：

“她参加了动员会，还做了控诉报告哩！”

毛泽东点点头，他的注意力一直是关注着两位表兄吃饭。午饭很普通，只做了一些炒肉片、青椒和番茄之类的菜。文涧泉、文运昌还不习惯城镇人的生活，不吃番茄。毛泽东有些不悦，埋怨江青说：

“人家喜欢吃的不搞，他们不吃的搞这么多。”

江青连忙说：

“没有菜，两位表哥多喝杯酒吧。”

毛泽东拿起一瓶葡萄酒招待客人，他一边倒酒，一边故意问：

“你们看，这是什么酒？”

陈国生喝了一口说：

“是甜酒。”

毛泽东摇摇头，说：

“这是葡萄酒。古人说：‘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就是讲的这个。这是你们在乡里吃不到的哟！”

文运昌与文涧泉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连说：

“好酒，好酒！”

饭后，毛泽东详细地向文涧泉等人询问了地方工作，又询问了外婆家文氏诸表兄弟的生活和健康状况。他还说：

“我小时候住在外婆家，舅舅、舅母待我很好。舅舅教我读书识字，舅母在油灯下纺棉花，我就在旁边听外婆和其他长辈讲故事，就在油灯下看小人书。可惜现在他们不在了。”

“难得主席一片孝心！有您这样的外甥，我们的父母在九泉之下，一定欣慰不已了。”

文运昌毕竟读过不少书，说话总是文绉绉的。毛泽东又说：

“十一哥，十六哥，你们过去为我受过牵累，吃过不少苦头，没有过上好日子。现在人老了，身体差了，应该享受享受。”

他转对陈国生说：

“以后，你要好好照顾他们，让他们过些好日子。”

陈国生忽然想起为舅母毛泽建修墓的事，就说：

“泽建舅妈的墓埋在衡山金紫峰麓，只有一块石碑。我们想把墓修一下。您是不是可以跟政府说一声？最好请政府拨一笔钱。”

毛泽东想了想，婉转地说：

“在革命的艰苦岁月，我们牺牲了很多的同志。现在刚刚解放，政府搞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哪有钱修墓呀？况且全国有那么多烈士！我父母的墓还是一个草坟，当地许多人建议为他们修墓，我都不让修呢！”

陈国生听毛泽东如此说，便不作声了。毛泽东问起堂弟毛泽峻的情况，文运昌说：

“毛五阿公住在林场，婆婆老倌相依为命，没有钱，生活困难，饭都吃不饱。”

毛泽东说：

“我听泽连说过，毛五阿公想带一个礼，可是他没钱。我准备给他写封信寄点钱去。你们回去后，也代我问问他好。”

正在此时，工作人员进来催毛泽东休息，客人们就起身告辞，毛泽东把他们送到丰泽园门外。

文涧泉、文运昌、王淑兰、陈国生回到惠中饭店，毛泽东又派人给他们送去一筐蜜橘、鸭梨、红枣等水果。

5月22日，斯大林致电克拉索夫斯基（苏驻华总军事顾问——笔者注）转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满州和北朝鲜边境上的空战终于使我们确信，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如有优秀飞行员使用，完全可以对付美国和英国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尤其是轰炸机。至于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虽不如英美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但却完全适用于同轰炸机以及不够现代化的战斗机作战，非常适用于大规模训练喷气式飞机飞行员。你们从苏联得到的歼击机航空兵师目前已有10个，其中6个为米格-9歼击机师，4个为米格-15歼击机师。为使中国歼击机航空兵师能够成为更加富有战斗力的歼击机航空兵，应用米格-15歼击机取代米格-9歼击机。为此，需要从苏联给你们运去372架米格-15飞机。我们由于飞机不够一直未能做到这一点，但现在已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打算将这372架米格-15飞机无偿提供给你们，仅付从苏联到中国的运费即可，运费可从军事贷款中扣除。至于你们现有的米格-9飞机，可以留供你们大规模训练喷气式飞机飞行员之用，还可用以同轰炸机以及不够现代化的战斗机作战。你们的已学会米格-9的飞行员可以很容易地掌握米格-15飞机，在我们苏联为此仅需不足10天的时间。我们已拟定了将372架飞机运往中国的计划：第一批为72架，6月20日以前运抵；其余各批也将陆续运抵，保证你们到8月初以前能得到全部372架飞机。对此您如无意见，我们即认为此计划是可行的。

敬礼！

菲利波夫 1951年5月22日

5月23日，毛泽东复电给谭政，他在电文中写道：

谭政同志：

5月17日电悉。（一）华南各军军事训练的方针是正确的。（二）希望你于秋季再去广州一次，检查各军的工作和海防工作。你去时最好再找一、二个在朝鲜作战有经验的高级干部同去广州，向干部们作报告，提高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

毛泽东 5月23日

5月23日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以李维汉为首的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庄严的签字仪式。朱德副主席主持了签字仪式，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副总理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等4人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等5人，先后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上签了字。《协议》全文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但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区，并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西藏民族，则和以前的反动政府一样，继续行使其民族压迫和民族离间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内部发生了分裂和不团结。而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挑拨没有加以反对，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打倒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内部敌人——国民党反动政府，驱逐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外部敌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此基础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之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则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自此以后，国内各民族除西藏及台湾区域外，均已获得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各上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各少数民族均已获得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并已经实行或正在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为了顺利地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951年4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于友好的基础上举行了谈判，谈判结果，双方同意成立本协议，并保证其付诸实行：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力。

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九、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十二、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咎既往。

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首席代表：李维汉（签字盖章）

代表：张经武（签字盖章）张国华（签字盖章）孙志远（签字盖章）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签字盖章）

代表：凯墨·索安旺堆（签字盖章） 土丹旦达（签字盖章）

土登列门（签字盖章） 桑颇·登增顿珠（签字盖章）

　 　1951年5月23日 于北京

5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召见李维汉和张国华，一见面，他就高兴地对二人说道：

“好哇，你们办了一个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

他话锋一转，关切地问张国华：

“进藏部队能否吃饱肚子？”

张国华汇报说：

“部队生活是苦一点，勉强可以吃上饭，但情绪很好，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完成进军西藏的艰巨任务。当然也有个别部队嫌进藏艰苦，不想到西藏去。”

毛泽东说：

“去年我就讲过，你回去再告诉他们，进藏对个人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但你是共产党员，党需要你去，你去不去？”

张国华汇报说：

“昌都战役后，等待谈判结果的进藏部队，一面休整训练，一面开荒自救，解决吃粮问题。同时进一步开展了解放全西藏的教育，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并掀起了学习藏语、突破语言关的群众性学习运动。”

毛泽东听了，满意地说：

“好！部队要一面进军，一面建设。要坚持‘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不能增加藏族群众的负担。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5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门前等候着班禅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成员们的到来。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一行人一到，毛泽东就热情地和他们一一握手。班禅向毛泽东献上哈达和礼品。礼品中有红缎锦旗一面，上面用藏汉两种文字绣着“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另有绣在黄缎子上的献词一份，镶嵌“毛主席万岁”的金盾一座，藏制长寿铜佛一尊，藏制银满扎（状似银塔）一套及金丝缎、藏香等西藏名贵产品，还有20世纪初西藏抗英战士使用过的武器弹药等珍贵礼品。阿沛·阿旺晋美也向毛泽东转交了达赖喇嘛的信和礼品。

毛泽东把班禅和代表们请进客厅落座，通过翻译一一询问了他们的姓名、年龄及在政府中的职务，还问他们到北京身体适应不适应，生活习惯不习惯？代表们站起来回答时，毛泽东让他们坐下说话，还让他们吃糖、喝茶、抽烟。毛泽东问：

“你们和李维汉谈得怎么样？”

阿沛·阿旺晋美说：

“谈得很好，已经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

毛泽东高兴地说：

“好哇，这是件大好事，大大的好事。”

他又问：

“你们怕不怕革命？”

有位代表说有些害怕。毛泽东笑了起来，他说：

“你们不要怕，革命是解放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进军西藏是解放人民，为人民服务的。藏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是我们祖国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在历史上，西藏地区的人口曾达到1千万人，现在藏族人口减少到1百多万人了，这样继续几百年，藏族就会灭绝的。你们希望不希望发展呀？我们共产党要帮助所有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还要帮助发展人口，对藏族人民也是这样，你们怕什么呢？你们不用担心民族衰亡。”

毛泽东又用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故事，鼓励代表们为加强汉藏人民的团结做贡献。毛泽东还对阿沛·阿旺晋美说：

“我们共产党是帮助你们发展西藏的文化经济事业，不是为了办坏事，如果有汉族干部欺负你们，你来找我们。”

晚上，毛泽东为庆祝协议的正式签订，将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

在宴会开始前，毛泽东又同班禅、阿沛·阿旺晋美等谈了话。他打开一本国民党时期的地图册，对阿沛·阿旺晋美说：

“你看，国民党把工布江达以西也划给西康省，这是不符合历史的。我们把它改过来，今后还是以金沙江为界，金沙江以东为西康，以西为西藏。这样就符合历史，你看怎么样？”

工布江达这个地方就有阿沛·阿旺晋美的庄园，他满意地说：

“中央的修改符合历史事实，我完全拥护，感谢中央对西藏的关怀。”

这天晚上，应邀出席宴会的有班禅大师及其堪布会议厅官员；西藏的5位代表；中央的4位代表及有关人员。毛泽东让阿沛·阿旺晋美坐在他的右边，让第10世班禅大师坐在他的左边。应邀作陪的有朱德、刘少奇、李济深、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以及在京的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及首都各界著名人士180余人。毛泽东在致词中说：

“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满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接下来，朱德、李维汉、班禅、阿沛·阿旺晋美也先后讲了话。班禅身着黄袍走上讲坛，真诚地说：

“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地解决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一大喜事，中央人民政府、达赖与班禅3方面的团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毛泽东在宴会上亲自为阿沛·阿旺晋美和班禅大师夹菜，异常亲切。

是日晚，毛泽东提笔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达赖喇嘛先生：

感谢你经阿沛·阿旺晋美先生带给我的信和礼物。

西藏地方政府在你亲政之后，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先生为首的全权代表来到北京举行谈判。你的这项举措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基础之上，经过多次商谈，已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我特派张经武代表同你的代表们一道前来你处，以资联络。如你有需要他协助的地方，可随时与他接洽。附来礼物，至希收纳！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1951年5月24日

后来张经武在7月16日会见达赖喇嘛时，转交了毛泽东这封亲笔信与《协议》抄本。

5月25日，毛泽东签署了“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全文如下：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已于本月23日在北京签字，我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该协议的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决定派必要的兵力进驻西藏。为此，特决定如下：

一、进军部署：

（一）西南军区之18军除留两个师（53师、54师）于甘孜、昌都地区担任修筑甘孜机场与甘孜、昌都段公路任务外，52师进军西藏任务不变。该师应以1个团进驻拉萨，两个团（缺1个营）进驻丁青、乌所、黎嘉、太昭地区，师部进驻太昭，另以1个营编成独立支队，由硕督地区出发，沿雅鲁藏布江之贡布地区西进，担任宣传与侦察任务。

（二）西南军区之14军126团应由德钦地区进驻察隅地区。

（三）西北军区之骑兵支队应由玉树进驻囊谦地区，并仍属西北军区建制。

（四）西北军区由新疆准备入藏之部队，除先头部队继续侦察到达噶大克的道路外，主力继续修通公路，以备随时入藏。

二、物资补给：

（一）补给关系，除18军与14军入藏部队由西南军区负责补给外，骑兵支队仍由西北军区负责补给。

（二）粮食，除14军126团与骑兵支队分由云南与西北军区负责补给外，18军入藏所需之粮食应以组织牦牛、汽车等运输为主，并在当地收买一部，不足数则由西南空司负责组织空投及其他方法解决之。

（三）修路：

Ａ、甘孜-昌都-丁青-乌所-太昭-拉萨公路由18军负责抢修，力争于明年年底完成。

Ｂ、西宁-黄河沿-玉树-囊谦-类乌齐-丁青公路由西北军区负责修筑，并将黄河沿-玉树-囊谦段继续修通。

Ｃ、敦煌-柴达木-黑河-拉萨线为我对西藏将来油料补给的预定路线，应由西北军区派人进行实地勘测。

（四）机场，除18军应迅速完成甘孜机场的修建任务外，并应在丁青一带选建一临时着陆场，在拉萨修建一普通机场。

三、此次进军系在和平协议下的战备进军，各部万勿以和平协议已成而松懈战斗意志与战斗准备，因协议虽然签字，但尚未付诸实施，同时帝国主义必会用各种阴谋手段来破坏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实现，因此应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有应付意外情况的充分准备，同时必须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以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

四、各部接此训令后，应立即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并随时将准备情况报告军委。进军行动待军委进军命令颁布时实施之。

主席毛泽东 5月25日

毛泽东还指示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人说：

“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接着，毛泽东关于苏联无偿提供米格-15飞机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5月22日电报，已经收到。我对您关于无偿提供给我们372架米格-15飞机，用以改装6个米格-9歼击机师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对您关于将这些飞机运送到中国的计划及支付其运费一事，亦表同意。我十分感谢您对中国空军建设工作的关心。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1年5月25日

5月下旬，毛泽东从朝鲜前线召回志愿军副司令邓华、参谋长解方及38军政委刘西元、39军军长吴信泉、40军军长温玉成、42军军长吴瑞林。

原来在抗美援朝第5次战役中，由于中朝军队口张得大了，企图一次战斗消灭美军3个师，但由于美军是摩托化部队，中朝军队靠两条腿走路，不易对美军形成包围。即使志愿军对美军形成包围，也无空军配合，坦克极少，炮兵和反担克武器也不足，对被围之敌也啃不动，吃不掉，部分美军不仅突围跑掉，还使志愿军蒙受了一定的损失。

毛泽东先与邓华谈了一天，又与4个军负责人进行长时间的面谈，详细询问了解战场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在谈话中，他专心到忘了抽烟，一支刚点着的香烟在烟灰缸上燃光了。当吴瑞林汇报到42军占领军事要冲熙川时，毛泽东说：

“我看了彭总的电报。好啊！高级指挥员在现场了解情况，若遇威胁全局的问题，就应当机立断。兵法曰：‘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是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又是个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我从来就是采纳下面的意见的。你们这次一面执行，一面报告，不是等批了再执行，这样做是对的，不然就会耽误大事呀！”

吴瑞林对毛泽东一再问“42军艰难到什么程度”？只说了一句“在牛背（山脊梁）上打仗”。此前周恩来已详细问了42军的艰难，他还特地嘱咐过吴瑞林：“对于你们的困难，你不必向主席提了。主席在考虑全局战略问题。你可以向主席说，我已找你谈了。主席一定要追问，你可以说，‘和总理谈过了，他已经办理了’。”

毛泽东与众人一起共进晚餐，尔后，几个人又在灯下继续长谈。此时，毛泽东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志愿军为什么一次难以歼灭美军1个团。他问吴瑞林：

“你们集中1个营消灭美军1个连，可不可以？”

“可以，我们干过。”

“集中1个团消灭美军1个营可不可以？”

“可以，也干过。”

毛泽东说：

“‘零敲牛皮糖’，采取消耗敌人的战略！不打大的，消耗敌人，杀伤敌人，疲劳敌人，叫他不能休息！紧紧把他拖住，积极地打，必须打，不打拖不住，消灭一个算一个！”

他又对吴瑞林说：

“4次战役，美军在你们42军防线面前一天只能前进不到1公里，我们伤1人，美军要付出27人的代价。你们干得不错！把美军‘敲’得不轻，‘敲’得他哇哇叫啊！‘零敲牛皮糖’！我一直在考虑，要向前线指挥打仗的人调查研究一下，从你们4个军在前线的一些打法和这次个别谈话，已得到解决！这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战争！”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志愿军回国汇报的全体人员。他站在地图前，对众人说：

“杜鲁门、丘吉尔之流，与中国蒋介石一样，从来不把中国人民看在眼里，那蒋委员长只好跑到台湾去喽，美军及其帮凶军队从鸭绿江滚回洛东江去了。但他们不服气，又增兵回击，还想回到鸭绿江边来。那个麦克阿瑟是一门大炮，他吹牛皮说，要圣诞节到鸭绿江边饮马。美国那个第8军军长沃克坐汽车被摔死了，换来了一个什么李奇微，看起来他是个少壮派，还要来和我们较量较量。”

听了这番风趣的话，大家都笑了。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新入朝的部队没有经验，吃了一点小亏。彭老总要你们回去，制止这个新来的少壮派。”

最后，毛泽东谈了国内形势和面临的任务，以及完成这些任务的大体时间。然后，他指着吴瑞林说：

“根据你们42军在4次战役中的经验，打下去，对我们是很有利的。你们要好好总结经验。”

他又交代邓华：

“邓华同志，志司派人帮助他们总结一下，这对今后作战有好处。我们的作战方针是‘零敲牛皮糖’。”

5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随后又将电文发给斯大林，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1个整师，甚至1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1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现在我第一线有8个军，每个军歼敌1个整营，共有8个整营，这就给敌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两个整营，共有16个整营，那对敌人打击就更大了。如果这样做办不到，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1个整营为适宜。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1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1个整师或两个、3个整师的计划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1军、新6军、5军、18军和桂系的第7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到大歼灭的过程的。我军入朝以来5次战役，已完成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以上请你考虑电告。

　　 毛泽东 5月26日

5月26日这一天，斯大林关于向中国提供米格飞机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对您的谢意十分感谢。但最主要的还不是我们所珍视的谢意，而是我们俄国人犯了一个错误：原先估计米格-9歼击机能比得过英美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现在，经过北朝鲜空战之后，此估计的错误已显而易见了。这一错误的意义在于，如不纠正这一错误，它会有损于中国的空防。既然造成这一错误的责任完全应由我们——俄国人来负，那么我们就责无旁贷地要消除我们的错误，用米格-15歼击机来取代米格-9歼击机，其费用应由我们来负担，即无偿向中国提供。我们既然认为加强自己盟友——中国的国防是我们的目的，那我们也就只能如此行动。至于你们现有的米格-9歼击机，我们本该将其带回苏联，由于这些飞机目前对你们的需要来说要比我们大许多倍，因此，我们决定将其留给你们。你们曾为我们买来了天然橡胶，那就让米格-9歼击机留给你们，作为我们对你们所给予援助的回报。

敬礼！

菲利波夫 1951年5月26日

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即将赴朝鲜战场担任志愿军副司令的陈赓和参谋长解方。他充满自信地说：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军事科技手段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战争中，我们不能抱着老的作战经验不放。我们在国内战场上连续打了20多年的仗，取得的作战经验毕竟来自现代化程度不高的国内战场，我们用老办法打歼灭战就不适应新情况了。美军不像蒋介石那样笨拙地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很注意保持战线的连续和完整，必要时不惜放弃汉城，也要发挥其有效的机动性。李奇微接受了教训，动了脑子，发明了什么‘磁性战术’来对付我们。美军的‘磁性战术’，就是企图让我军吃不掉他们，又甩不掉他们，以达到疲惫和消耗我军力量的目的。我们也要来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湖南家乡用稻米精制的一种粘力很强的传统糖块，一般是几斤或十多斤一块，名叫牛皮糖，糖味很甜，群众很喜欢吃，但必须用铁锤一小块一小块地敲下来，才便于吃。”

他最后又嘱咐说：

“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讲清，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

欲知朝鲜战场上后来的战况如何？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1年5月26日给彭德怀的指示电中说：“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1个整师，甚至1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1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现在我第一线有8个军，每个军歼敌1个整营，共有8个整营，这就给敌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两个整营，共有16个整营，那对敌人打击就更大了。”“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这样浅显的道理，其他人怎么就想不到呢？！毛泽东往往在平凡之中显示出他那与众不同的大智慧。只要认真研究，就会发现他的伟大之处其实就寓于平凡之中。

曾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的戴维逊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根据情况正确地改变战术和手段，这一点他在朝鲜做得很出色。”“如果你对毛泽东的一切都记不得，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经验的一个。”美国西点军校一个军官也说过这样的话：“西点军校崇敬的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两个兵家泰斗，一个就是毛泽东。还有一个是孙武子。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家。”斯言不虚矣！一个连敌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伟人及其辉煌战绩，岂是得志宵小想抹煞就能抹煞得了的么？！

第27章 1951年5月28日—

“我们的指导方针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争取以和平方式达到结束战争的目的。”

话说1951年5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重要社论。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加写了许多重要段落，论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和平解放西藏的具体方针、政策，如：

“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贸易，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如果他们不守纪律，如果他们欺负西藏人民和不尊重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们犯了大汉族主义的原则错误，那么，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就应负责及时纠正。”

5月28日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正式对外公布和平协议。至此，帝国主义分子和少数阴谋分裂分子企图分裂西藏的梦想彻底破产了。

后来，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于7月21日由亚东启程，于8月17日返回了拉萨。

5月28日下午，毛泽东致电饶漱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漱石同志：

5月11日报告收到。同意你的各项意见。华东各城市的反革命分子应当再逮捕几批，到逮捕干净时为止。各城市的捕杀批准权，如你认为有必要，可以推迟1个月到7月1日再收回至上一级，以利继续捕杀。此外请注意你自己及各级主要负责人的安全防卫。

毛泽东 5月28日

5月29日，斯大林关于打英美军战术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我看过了您给彭德怀关于打英美军战术的电报。该电报中所述计划，我觉得是冒险的。这样计划仅能成功地实施一次或两次。英美军很易识破这种计划，从而他们会改变其战术，使你们不可能每次都不受损失地把敌主力引到北面。如果你们在前线后方有构筑很好的防御工事，能迅速将敌主力吸引到这里，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倒不妨再冒险试一试采用这一计划。然而，据我所知，你们目前在朝鲜尚无这样的工事。因此，这里的危险性就在于，英美军一旦识破了你们的计划，就不会给你们以实施机动的可能性。而由于你们是第4次重复这一计划，那也就很容易被英美军识破。此外，还应考虑到，英美军向北推进时，将一道接一道地建立起新的防线，从而使你们在一旦需要实施进攻时难以不付出巨大损失就能突破英美军防线。这当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第一，你们现在所对付的是不同的军队；第二，还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英美军会像蒋介石那样愚蠢，使你们能够按照你们的选择每次歼灭敌一个整营地歼灭其军队。还应注意到，如果平壤再次落入敌人手里，这一方面会降低朝鲜人民和朝鲜军队的士气，另一方面将提高英美军队的士气。看来你们将要准备一次重大的战役，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局部机动，而是为了给英美军以沉重打击。

菲利波夫 1951年5月29日

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说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

5月31日夜，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请答复下列问题：一、杨口、华川、涟川之线以北，文登里、金化、铁原、朔宁之线以南地带过去所筑阵地坚固程度如何？我军扼守此线不让敌进，而于该线寻机多打小歼灭战，以求逐步削弱敌人，可能性如何？二、你是否正在部署在文登里、金化、铁原、朔宁之线以北，金城、平康、伊川、南川店之线以南地带构筑第二道防御阵地，扼守该线的可能性如何？三、42军在阳德地区，40军在沙里院地区做了工事否？

毛泽东 5月31日22时

1951年6月1日晨，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军反坦克武器和反坦克部队的问题。听说近来敌人的坦克增多了，我军必须增强反坦克武器，足以征服敌人的大量坦克，才能阻止敌人坦克的猖獗和大量歼灭敌人的步兵。你对此事有何意见，我军现在配备的反坦克武器是否够用，哪些武器最有用，每团是否应配备一个专门的反坦连，望告。

毛泽东 6月1日

6月1日，陈赓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兼任第3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6月2日深夜，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一、金日成同志6月3日晚可到北京，他可能提出作战方面的意见。因此你准备给金雄同志的电报请暂时不要发出（此电也还须作部分的修改）。

二、看了志政6月1日20时对目前政治工作的指示电及3兵团政治部5月31日给15军及60军政治部的指示电，这两个文件均很好。目前提高斗志，停止敌进，稳定局面，极为重要。

三、3兵团政治部的电报里说，“担任阻击的部队必须彻底地把休整的思想转变过来，认识阻击的意义”。这样指出很有必要。因此3兵团似应分为两种部队，一种是战斗力没有破坏或没有很大破坏的部队，留在前线担任阻击，继续作战，打些小胜仗，振奋士气，锻炼自己。一种是战斗力有很大破坏的部队，这必须调至谷山地区整补，以备再战。19兵团则主力应留在前线作战，一部分残破部队则开至近后方整补。又志司5月27日的新兵分配数字，19兵团占5万余人，3兵团只有几千人，是否须根据3兵团近日减员情况有所调整。

毛泽东 6月2日23时

后来，志愿军司令部在关于阻击战的指示中转述了毛泽东这样一段话：

“在目前，多打小规模的歼灭仗，削弱敌人，降低敌人士气，逐渐地进行打大规模的歼灭仗。只要我各级指挥员精心研究情况，很好地布置兵力，组织炮火，每个军一次求得歼灭敌人一两个建制连到一个建制营，是完全可以作到的。并且在目前敌人冒进情况下，是最有利于我捕歼敌人的机会。”

6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从朝鲜来到北京的金日成。他们商讨了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谈判可以，但美国必须停火，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6月4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写道：

“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

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办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7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

6月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据国民党方面5月31日东京情报称：“联军将从东线向西北推进。自元山起，至开城止一斜线，压迫共军撤至平壤之北。可能另组元山登陆部队，以促成共军提早放弃临津江以东地区”等语。此种阴谋应肯定是真实的。我全军应振奋精神，加速准备，粉碎正面之敌及从侧面登陆之敌。

毛泽东 6月4日

6月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

“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作报告，并向您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同志现在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这些问题。”

6月5日，斯大林关于防御作战等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已收到您6月4日的电报以及彭德怀同志的两个指示。我同您一样认为，不应加快朝鲜战争的进程，因为持久的战争，第一，能够使中国军队在战场学习现代战争；第二，将动摇美国杜鲁门政府和降低英美军队的军事威信。我在自己的电报中主要谈的是，如果在接近前沿的后方没有强大的防御工事，匆忙地进行机动是危险的，要能够迅速地把主力调到那里去。彭德怀同志写道，他在后方建立3条防线。如果这样做，防线就将是真正巩固的，事情就会进行得更好，军队就不会陷入包围。您抱怨说，你们那里大炮、反坦克炮和其它武器很少。两个月前我已通知您，波兰人放弃了自己的订货，因此我们能在今年给您额外的供应，并相应地增加1951年度的军事贷款额。周恩来同志欢迎我的这个通知并告诉我们，您很快就会寄来新的订单。但是，没有收到您的订单，是怎么回事？原因何在？我再次通知您，如果您想要的话，我们可以向您提供新的大炮、武器。

彭德怀同志认为应加强敌人后方游击队的行动，这是对的，是绝对必要的。彭德怀同志谈到英美军队有较高的士气，而中国军队中则出现了“严重的右倾情绪”。我认为，这是由于你们采取先是稍稍向前推进，然后又数次重复后撤的局部性的机动，给你们的部队造成中国人和朝鲜人力量弱小的印象，而给英美军队造成他们强大的印象。我担心，这种情况可能破坏中朝军队的士气。我认为，如果不准备和不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3-4个师，就不可能消除这些不健康的情绪。这种打击将导致中朝军队和英美军队士气的重大转变。当然，这不是广泛的和大规模的进攻，而只是对敌人进行短暂和重大的打击，但这将是使敌人清醒和提高中朝军队的士气的一次打击。此外，这样还可以使您能够在以后进行更广泛和更有效的局部战役，这是消耗敌人所必需的。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5日

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清华大学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的文章，题目是：《语法、修辞讲话》，同时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社论。

这篇社论是由中宣部秘书室主任黎澍起草的，胡乔木作了修改，并送毛泽东审阅。

社论稿送回报社时，副总编辑安岗正值夜班，看到毛泽东在送审小样上作了多处修改，还在最后部分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

6月9日，即农历五月初五日，这一天是傅作义的生日，毛泽东特意请傅作义和华北的几个人去吃饭。进餐时，毛泽东谈笑风生，傅作义感到非常温暖和亲切。

傅作义回到家里，对人说：

“毛主席真细心，真伟大，令人钦敬之至。”

此时，有人说民主人士是招牌，有职无权。傅作义反驳说：

“我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水利部党组李葆华同志非常尊重我，我也尊重李葆华同志，我们互相商量，没有感到有什么隔阂。”

6月10日，高岗和金日成乘坐斯大林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

6月10日这一天，第5次战役结束。中朝军队取得了歼敌82000余人的胜利，志愿军也付出了伤亡75000人的代价。自此，双方的战线胶着在“三八线”附近，进入战略对峙阶段。

6月11日凌晨，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一、你6月4日20时给金雄同志的电报指示甚好，有了这个指示，你5月31日给金雄的指示草稿可以不发了。

二、已和金日成同志谈好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准备8月进行一次有把握的稳打稳扎的反攻。

三、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3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3兵团及19兵团至每军45000人，并有相当训练；丙、13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屯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你意如何盼告。

毛泽东 6月11日4时

6月12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听证会，魏德迈在会议上说：

“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

杜鲁门也认为，即使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战争也不能结束。再打下去，美国将付出无止境的更大损失，而且苏联没有直接在亚洲用兵，其重要兵力仍然在欧洲，美国如果深陷朝鲜战争，欧洲将有被苏联夺走的后顾之忧。

基于此种考虑，美国高层有了结束这场战争，从朝鲜脱身的打算。结束这场战争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通过战场取胜，结束战争；一个是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第一个途径显然是不行了。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寻求谈判。

6月13日，斯大林关于停战和空军使用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罗申请尽快交给收电人。

“致毛泽东同志：

今天同您的来自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代表进行了谈话。提出了3个问题：第一、关于停战。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第二、关于军事顾问。如果您很需要他们，我们愿意满足您的要求。第三、关于供应60个师的武器。我们方面没有反对意见。我在这里不谈细则，您的代表们将告诉您这些情况。

我们认为，16个中国空军师中至少8个歼击机师现在就投入使用是绝对必要的。我们考虑，除了两个或3个米格-15战斗机师以外，你们可以从中国中部和南部把5个或6个米格-9战斗机师调到前线，这些师将有效地反击轰炸机。你们前线的8个歼击机师可以完全满足前线的需要。根据我们的资料，你们的飞行员已经准备好飞行。应当使你们尽快投入战斗，以便他们成为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战斗中的飞行员。我们培训前线作战的飞行员用了5-6个月时间。培训中国飞行员有7-8个月足够了。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你们前线最重要的问题。

会谈结束后我们收到情报，英国人和美国人最近打算代表16个反对朝鲜的参战国向你们和朝鲜人提出停战建议。但是，在提出这个建议以前，他们想对你们的军队进行一次打击。可能这是传闻，但也完全是可能的，很可能这不简单是传闻，而且会有相应的行动。因此，建议加强防卫并不让敌人前进。

菲利波夫”

罗申：

请把这封电报内容告诉克拉索夫斯基，我们将给他专门指示。

菲利波夫

这一天，毛泽东关于停战谈判问题致电高岗、金日成，他写道：

高岗和金日成同志：

我已收到你们6月13日的电报。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应采取防御态势。

最好这样做：1、等待敌方提出。2、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可以同时进行上述两种方法，即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最好请你们交换意见并同菲利波夫同志共同解决。3、停战条件：恢复三八线边界；从北朝鲜和南朝鲜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绝不允许中立区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的情况发生。南北朝鲜彼此有所交错。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做出相应的让步。为了和平事业，我们首先解决朝鲜问题。请你们向菲利波夫同志提出并获得他的指示。4、我们已命令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等立即返回前线并坚决守住现有防线。6月和7月份将加强准备。8月份我们将进行较大的战役。如果敌人不在我们的后方派遣大规模空降部队，我们的上述目标就可以达到。如果敌人不向朝鲜派遣新的增援部队和不派遣空降兵，8月份我们就会比现在强大得多。5、我们现在正计划向前线调动空军部队。

毛泽东 1951年6月13日

接着，毛泽东请罗申转发他关于停战和防御等问题给斯大林的电报：

菲利波夫同志：

您今年6月13日的电报，我已收到。

今天我收到了高岗和金日成同志的电报。我已将我们对停战问题的意见电告高岗同志，以便让他将此意见转告您并得到您的指示。关于此事的详情，我这里就不述了。

彭德怀同志非常需要战略和战术方面的苏联顾问。希望您能尽早派出。

鉴于有8个歼击机航空兵师要参加战斗，我已按照您的建议，指示总参谋部制定一个计划。此外，我还向彭德怀同志下达了指示：我军务必固守第二和第三道防线的防御阵地，并且为自己再建立一道新的防线。

6月份前线态势将是：我军兵力较弱于敌军。到7月份，我们将强于6月份，而8月份将更强一些。我们准备在8月份给敌以更强有力的打击。

毛泽东 1951年6月13日

6月14日，杨成武应召来到中南海颐年堂。他见了毛泽东，立正敬礼，口称：

“主席，我来了。”

毛泽东招一下手，说：

“坐下吧，请坐。听恩来、荣臻同志说，你们‘首都兵团’已经做好了入朝准备，这很好。”

杨成武说：

“指战员的士气很高，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都表示不怕牺牲，要多打胜仗。”

毛泽东说声“好”，就给杨成武介绍了战场上的情况，他又说：

“你去！你要赶赴朝鲜前线，稳定战线。现在是运动战转向阵地战。美国人说我一生不愿打阵地战，这次我就打他一个阵地战！在三八线打！成武啊，不准轻易放弃一寸土地，你莫给我丢脸！”

杨成武挺身而起，说：

“男儿有志在四方，马革裹尸固其常。主席，我决不辱没京津卫戍部队的光荣！”

“呵，是的，老百姓叫你们‘首都兵团’么。”毛泽东起身做个手势：“走，吃饭，今天我请客。”

在院子里的凉棚下，方桌上摆着4碟菜，1瓶通化红葡萄酒，4只高脚玻璃杯。毛泽东、江青请杨成武和他的副政委张南生共进午餐。

江青斟满酒，毛泽东起身举杯，杨成武、张南生也忙起身，端起酒杯。毛泽东说：

“成武啊，我跟你喝一杯酒。”

杨成武说：

“主席，应该我先敬您酒。”

“不，今天我先敬你。希望你们到了朝鲜，一定要尊重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主席，尊重朝鲜人民军和人民，要爱护那里的一草一木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干杯！”

毛泽东说罢，一饮而尽，杨成武跟着一饮而尽。毛泽东一口菜不吃，又端起杯说：

“再敬你第二杯。你必须守在三八线！你只许在38度线和38.5度线之间机动，多退一步也不行，除非经我批准。干杯！”

“干！”杨成武与毛泽东碰了杯，一饮而尽。毛泽东依然不坐也不吃菜，第3次举杯，说：

“第3杯酒我要求你们兵团在今后作战，重要电报除发志愿军司令部外，同时还要发北京，发给我。我毛泽东要给美国人打一个阵地战。干！”

毛泽东这是第一次用这么大的酒杯，一口菜不吃连干3杯酒。

不久，原华北军区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副司令员孙继先率领第67军、第68军入朝作战。

第67军军长李湘、政治委员旷伏兆率第199师、第200师、第201师于6月21日晚由辽宁安东入朝；第68军军长陈仿仁，政治委员李呈瑞率第202师、第203师、第204师于6月24日晚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

后来杨成武回忆说：“毛主席敬我3杯酒，我在三八线坚守阵地2年，创下3项记录：日歼敌最高记录；战役歼敌最高记录和歼敌总数最高记录。”

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不得不说一说，他就是王蕴瑞。

在杨成武率部进入朝鲜以后，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为由，要求调王蕴瑞出任第20兵团参谋长。这是王蕴瑞第6次出任参谋长。他在朝鲜战场上，先后协助过邓华、杨得志、杨勇3位志愿军司令员。

王蕴瑞，1910年出生于河北省巨鹿县一个农民家庭。他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参谋长，先后给陈再道、陈赓当过参谋长。就在王蕴瑞即将到第20兵团上任之际，到朝鲜作战的第3兵团司令员陈赓知道了，陈赓找到周恩来，硬是将王蕴瑞改任第3兵团参谋长。后来王蕴瑞先后协助陈赓、王近山指挥了上甘岭战役。从1953年起，王蕴瑞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且说6月15日，毛泽东在华北局1951年6月12日给中央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华北局在报告中说：中央关于“判处死刑，缓期2年，劳动改造，以观后效”的新精神下达后，河北省通县区村干部和群众中有不少反映。有的干部认为缓期执行就是完全宽大，以观后效就是一笔勾销。群众对已捕的积极催案，要求及早杀掉。在反革命分子中也发生了极大影响。已捕的反革命分子，原先的思想情况是不说，等死，“听天由命”。有的怕说多了，罪上加罪。听了贯彻新精神的报告后，开始动摇，认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政策，给了他们立功赎罪，争取活命的一线希望，情绪大为安定，不少人提出要求坦白。目前在押反革命分子的唯一顾虑是2年之后是否还会杀掉，再三要求解答。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

河北省通县反映的情况值得注意。缓期2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它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毛泽东 6月15日

6月16日，《学习》杂志第5期发表了署名杨耳的文章《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毛泽东在此前审阅了这篇文章，还在其中加写了一些重要文字，他写道：

“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不久，《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准备对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这个调查团由下列13人组成，他们是：

《人民日报》袁水拍；中央文化部李进，也就是江青；还有钟惦裴，他是周扬的秘书；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冯毅之；平原省委宣传部宇光、杨近仁；平原省文联王燕飞；《平原日报》社陈蕴山；聊城地委宣传部司洛路；堂邑县委段俊卿、赵安邦；临清镇委宣传部赵国壁；临清县委宣传部韩波。

毛泽东在调查团出发之前指示说：

“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样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

关于江青在这次调查活动中的情况，负责她生活问题的警卫员李家骥曾回忆说：“我对江青有3点印象：一是以普通工作人员出现，积极工作，没搞特殊，吃派饭，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工作是深入细致的。二是江青身体不好，在农村工作20多天，很不容易。当时她因病容易出汗，尿频尿急，有时找不到厕所，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当时担心她挺不下来，结果还是坚持到了最后。三是与袁水拍等其他工作人员配合很好。对我们服务人员态度也比较好。”“一天在我值班时，主席对我说：‘江青争强好胜，身体不好，这次调查很顺利，没出大问题，她也挺了下来，多亏了你们帮助和照顾。’看来主席对江青在这次调查中的表现也是满意的。”

6月19日，毛泽东关于抓紧镇反和清理工作问题致电陈毅，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毅同志：

看了几个你们属下的镇反工作报告及你们对这些报告的批示，证明华东军区系统内的镇反和清理工作，业已活跃起来了，甚好甚慰。望你抓紧这个问题，贯彻到底，务达纯洁内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惟各单位的报告和你们对这些报告的批示，发给我们备案即可，不必要求我们每件再作指示，以免延迟时间。

毛泽东 6月19日

6月21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示署名为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的一些修改问题。

此前，胡乔木受命为刘少奇起草在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稿，他花了一星期时间写出了草稿，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却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同志名义发表。”胡乔木立马去找毛泽东，他说：这么一来，怎么向刘少奇同志交代？毛泽东说：少奇同志那里由我去打招呼，另外找人起草报告。于是，胡乔木便稍加修改，交《人民日报》排印，并定于6月22日见报。为此，胡乔木就给毛泽东写出了上述请示修改此文的信。这封信及毛泽东的批示原件如下：

主席：

《三十年》《人民日报》要求明日增出1张一次登完，现其余均已排好，希望能把改的一页清样马上看一下，在12点前退回。

对陈独秀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拟改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是否较妥？（毛泽东批示：可以。）

“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已经完全胜利。”此处用“方式”意义不明确，拟改“原理”或“道路”或“战略”或“方针”，请示何者较妥。（毛泽东批示：“方针”为好。）

叙述整风时说“党抓紧了这个局势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前面说这是敌人扫荡最残酷最紧张的时期，似有不合。可否改为：“党抓紧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战争和革命猛烈发展和迅速变化的时期曾经是难于大规模进行的。”（毛泽东批示：这样好。）

第1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各说都是13人，惟李达说是12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毛泽东批示：是12人。）

以上各点请指示。

敬礼！

胡乔木

此时，毛泽东还收到了仇鳌从长沙寄来的一封洋洋数千言的长信，信中说：

“将马恩列斯及你的著作深刻研究，大足以创造另一世界及另一国家之经济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惟党一接近实际政治，最易停滞与腐蚀。从来讲主义、谈革命，在宣传革命的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所顾忌，易于成功；而革命战争胜利后，迄至掌握政权，进入主义的建设，千头万绪，学识不够，经验全无，不独难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在此期间，最宜鼓起勇气，克服此种困难，使既定政策能逐步实现。又，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期间，正好如孟子所谓：‘劳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此皆能忍受。一旦革命成功，上述各种情况忽然消逝，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因腐蚀而发生障碍。此则当前问题未可丝毫忽略得的。好在你党有一革命武器，即批评与自我批评。但须时时把握这个武器，不仅自己党员，就是党外人士，亦应争取共同掌握，相互运用，则一切艰难皆可克服。”

仇鳌这封信有两个特点：一是见事早，新中国刚刚建立，他就提出了如此尖锐的问题；二是语言直，通篇没有颂词，没有谀词，没有八面玲珑的话。毛泽东看罢，将信放在桌子上，点燃了一支烟，微笑着自言自语道：

“到底是亦山先生啊！”

他当即回信给仇鳌说：

“共产党就是需要您老这样的诤友。”

6月21日下午，毛泽东关于苏联援助武器装备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1、高岗同志回来转达了您对各个问题的意见。我认为所有的意见都是对的，我们就应该这样做。至于种植橡胶树的问题，我们想马上着手计划。我希望苏联政府派代表来帮助我们拟订计划。

2、我军在朝鲜参战8个月的经历清楚地表明了我军与敌军在装备上的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军装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派高岗同志去请您供应60个师装备的原因，对此您是答应过的。这是我们在朝鲜参战部队今年起码的要求。高岗同志回来后讲，您认为我们各个师的装备不足并建议各个师加强坦克和火炮。我认为这完全正确。这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所必须的。我已致电徐向前同志根据您的意见进行全面的谈判。

3、根据徐向前同志与苏联总参谋部的代表进行预备谈判后发来的电报，从按苏联总参谋部计算的60个师装备的总数中，今年将只供给16个师的装备（其中含3个朝鲜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的装备将在1952—1953年提供。这与朝鲜战场的需要和时间是相抵触的。

4、为满足朝鲜战场的迫切需要，请您研究一下高岗同志转给徐向前同志的申请，以及从7月到今年年底按每月六分之一的比例提供全部轻武器、大炮、坦克、飞机、汽车、汽车备件及燃滑油料、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的可能性，以便使赴朝参战各部队根据现实的编制得到补充。这对军事行动的展开是有利的。

5、在具备了按照我们的申请单于今年已供应了装备的情况下，按照苏联总参谋部提议的新编制的部队所必须而目前不足的装备数，可以在明年供应。与此同时，我们将按照所供应的装备，改编那些优秀的师，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60个师逐步改成新编制。

6、由于我们的申请晚了3个月，因此给我们带来了很大损失。今天却突然带着这么大的数目去找您，并希望在6个月内提供所有一切，这给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特别在运输方面。不知能否做到这些，请您尽力而为。

毛泽东 1951年6月21日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朝鲜战场双方停火谈判，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迫不及待地发表演说，同意马立克的建议。

毛泽东把朝鲜金日成首相秘密请到北京协商。金日成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坦率的交谈，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说道：

“我们的指导方针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争取以和平方式达到结束战争的目的。”

金日成还想进一步扩大战果，再多收复一些失地。周恩来说：

“我们已经将敌人赶到三八线以南，扭转了朝鲜战局。但是我们的技术装备仍然处于非常悬殊的劣势。现在谈判条件成熟了，应该边打边谈。”

毛泽东说：

“要做好两手准备，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就打。”

金日成最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双方还就谈判代表问题进行了研究。

6月24日，斯大林关于向中国提供装备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您6月21日的电报收悉。

1、您应当从马立克的发言中知道，我们关于提出停战问题的承诺已经兑现。可能停战问题会有进展。

2、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有在1951、1952、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3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仍有很大困难。这就是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的最后意见。我曾经千方百计想缩短这个期限，那怕缩短半年也好，但遗憾的是，经过检查，结果没有可能。

我将以专门的电报更详细地告知这一切以及当前中国师的编制问题。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24日

欲知后来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情况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面对美帝国主义急于要求停战谈判，毛泽东在1951年6月13日给高岗和金日成的电报中却说：“关于如何提出停战谈判的问题，我们认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应采取防御态势。”“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妙哉，妙哉！大智慧如毛泽东者，在他的同辈人之中，在这一类事关全球局势的重大问题决策上，无论是哪一位，都是难以企及的！

第28章 1951年6月25日—

“美国人打不下去了，就要停下来，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建设我们的国家，战争是美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反对战争，但不害怕战争，它需要打多久，我们就能打多久，一直打到它认输才停。”

话说1951年6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镇反工作指示写了一个批语。

华北局在给各省委的指示中说：各地在传达第3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后，曾引起一部分群众以至中下级干部的怀疑、不满与情绪低落。其根本原因，一是传达不深入，简单从事。二是一部分党的领导机关不重视中央公安会议的决议，也不审慎地研究当地当时具体情况，盲目办事。如有的县本来已决定杀掉而又完全应该杀的人，也因收缩杀人权而停止下来。为纠正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上述偏向，各级党委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第3次公安会议的决议，有计划地召开各种会议传达、讲解公安会议的精神。务使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以鼓舞广大群众镇反的信心和勇气，巩固并发展镇反成果。同时由于各县区镇反工作发展不平衡，各级党委必须组织力量，一个县、一个区、一个村地去具体检查，具体研究。检查的最好方法就是召开各级的代表会议。

毛泽东在转发批语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中央完全同意华北局6月24日给各省的指示，请你们注意此项问题，并照华北的办法处理之。

中央 6月25日

6月26日，毛泽东在符定一的来信上写了一个批示。符定一在信中汇报了中央文史馆的筹备情况，催促尽快批准成立，以便解决一批旅京老人的生计困难；并提出如果迟延开办，则请政府先发表一批老人名单，先期照单接济。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请齐燕铭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

毛泽东

6月下旬的一天，文运昌一行来京已经将近两个月了，他给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了一封信，报告了旅京情况，流露出无比的欣喜之情。他写道：

首道主席勋鉴：

前月奉毛主席电邀来京，临行匆促，不及辞谒，深以为歉。两月以来，暂游京门，甚得主席优遇。近月更拟游览天津、北戴河、山海关等地，益广识见。

此时，陈国生要回湖南了，便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辞行。她在谈话中说到文运昌给王首道写信的事及上述信中的内容。毛泽东沉吟片刻，说道：

“文十六阿公是摇鹅毛扇的。”

陈国生不解其意。这样含蓄的话，她哪里理会得？毛泽东的意思是，文运昌在信中如此炫耀，又耍小聪明，是另有深意的。他自然想起了文运昌在大革命失败后离开革命组织，在粤军1师师部担任过咨议和在广东揭阳担任过警察所长这一段历史。但这些话他不好明讲，只说了一句话：

“两面派。”

第二天，陈国生便离京回了湖南。

6月间，毛泽东召见了16军政委陈云开等人。

毛泽东对即将派往朝鲜战场的16军极为重视，因为这支部队以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一支合成军，军部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陆海空联合指挥所”的编成来建设的，而部队的两个主力师都增编配有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坦克自行火炮团。所以在部队入朝前，毛泽东曾两次接见16军的领导，1951年6月这是第一次，军长尹先炳因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未能参加。毛泽东对陈云开说：

“我看过你在遵义剿匪的电报，干得不错，你们在剿匪中当了模范，在抗美援朝中要再立新功。”

毛泽东还说：

“我看战争形势对中朝方面有利，我们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外强中干，他们有原子弹也不怕，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援下，中朝人民有能力打败它。再说，美国人打不下去了，就要停下来，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建设我们的国家，战争是美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反对战争，但不害怕战争，它需要打多久，我们就能打多久，一直打到它认输才停。”

接着，毛泽东用了很长时间讲怎样带兵，怎样打仗，特别强调做好思想工作，加强仇美教育。毛泽东说：

“美国人是打‘钢’，我们是打‘气’，他们钢多气少。”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请16军的领导在全聚德吃饭。聂荣臻对陈云开说：

“主席给你讲的时间最长。”

陈云开说：

“主席知道我水平低，要讲细一些。”

后来，在7月7日，16军奉命抽调90个建制排共3646人，组成两个团，到友军参加入朝作战。

6月30日，美军司令李奇微致信中朝两军司令官，说希望举行3方停战谈判；他还提出谈判地点在停泊于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

6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关于停战谈判等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1、您的两份电报（发自1951年6月24日和1951年6月28日）收到了。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1）至于提供60个师装备的期限，我们应该只依据苏联的生产和运输能力来办，即在3年内完成60个师装备供应，而在1951年完成10个师的供应。（2）您建议的现代化的中国陆军师的编制结构很好。我们采纳。在有了根据这种编制装备起来的60个师之后，中国军队将比现在强大得多。

2、马立克的讲话保证了我们在进行和平谈判方面的主动权。

1951年6月28日我通过罗申同志收到了葛罗米柯同美国驻苏联大使柯克谈话内容的主要精神。谈话的最后说：“每一方应该只能有两个代表参加。此外，这些代表应该是有关军队的指挥员，而不是政府代表。因此中国志愿军的代表应该参加谈判，但不是作为交战方中国的代表。”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

金日成同志发来的电报收到了。他在电报中问：如果李奇微要求开始谈判，应该如何答复。我已通知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我们应该一边认真观察战斗形势，以便不使敌人有机会利用这个对其有利的时机，另一方面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应该讨论这个问题并做好准备，在敌人要求开始谈判的情况下，派合适的代表进行谈判。

至于如何答复李奇微，在收到李奇微的要求后，应该讨论答复的内容和措辞。您对此问题是什么意见？如果谈判开始，最好您亲自领导他们，以免出现不利的局面。

我把金日成同志的电报发给您看。

毛泽东 1951年6月30日

接着，他将“金日成关于美国对停战的反应致毛泽东电”转给斯大林：

致菲利波夫同志

金日成同志的电报：

“毛泽东同志!今年6月23日马立克的广播讲话引起了美国人对停止朝鲜战争行动的兴趣。合众国际社今年6月28日从华盛顿的报道中说：‘美国将军和高级军官们对停止朝鲜战争行动的盼望日益增加。李奇微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停止战争行动的可能性问题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从不断传来的报道中得知，一旦李奇微接到美国国防部的指示，他就同朝中军队司令员举行谈判。联合国部队司令部将发布这方面的报道。我们应如何对待这一点？如果李奇微想进行谈判，我们应当如何回答？请您立即通知您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建议。金日成1951年6月29日”

毛泽东 1951年6月30日

6月30日下午，毛泽东关于停战谈判问题再次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敌军司令李奇微今天发表声明，建议交战双方代表在元山港外的一艘丹麦医疗船上举行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同时他宣称要求此事立即有相应的停火的保障。

我现在通知您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请您研究并给予回复，还请您将此直接通知金日成同志。

1、金日成同志大概应在7月2日或3日答复李奇微。在这个答复中，他应当同意双方代表进行停战谈判，提出会谈的时间、地点和参加者人数的建议。

2、至于谈判地点，李奇微建议在元山港。考虑到元山是北朝鲜海军基地，敌人打算在那里进行登陆，我认为不宜同意在那里举行谈判。可否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市举行谈判。

3、为了保证我们的代表有时间对会谈进行充分准备，我认为指定7月15日为会谈开始日是适当的。

4、由于这次会谈时间紧迫而且非常重要，请您同金日成同志保持直接联系，亲自领导这次会谈，同时把情况通报给我。

毛泽东 1951年6月30日16时50分（北京时间）

这一天，斯大林关于停战谈判问题复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停战谈判问题的电报收到了。我们认为，应立即通过广播答复李奇微，同意与其代表进行关于停战谈判的会晤。这个协议应由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和中国志愿军司令员，也就是金日成和彭德怀签署。如果没有中国志愿军司令员签署，那么，美国人会认为朝鲜单方面的签字不具有任何意义。应坚决拒绝把元山地区的丹麦医疗船作为会晤地点。应要求在三八线的开城地区举行会晤。正如您指出的，现在您掌握着停战的主动权，所以美国人将不得不在会晤地点的问题上做出让步。您今天要给李奇微发出大致如下的答复：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您28日关于谈判停战的声明收到了，我们授权向您声明，同意与您的代表会晤，以进行停止军事行动和确立停战的谈判。我们建议以三八线的开城地区作为会晤地点。如果您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在7月10—15日同您的代表会晤。朝鲜人民军总司令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在电报中，您建议从莫斯科派人去领导停战谈判，当然，这是不需要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最多，我们可以在某些问题上提一些建议。我们也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的联系。您应该同他联系。

菲利波夫 1951年6月30日

1951年7月1日，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

“一、经过8个月的激烈战斗，对朝鲜战争是长期的，认识上更深刻了。美为维持东方和世界政治地位，依靠技术优势，故不甘失败。惟战争激烈，远隔重洋，人员物资耗费太多，运输亦困难（比我们好），兵力分散，长期坚持下去，力量削弱。苏联益见强大，美感久陷朝鲜作战，战略上失败，马歇尔派感觉比较锐敏。在武装日本中，虽有顾虑，但结果还须武装。

二、我步兵强，人员多，但运输极困难。朝鲜地形狭窄，我军作战受到很大限制。在我空军不能维护交通运输和必要的、部分的配合作战前，此种优势目前难以发挥应有的有效作用。我只有决心作长期打算，准备好各项有利条件。作战方面，在汉江、昭阳江以北及三十八度五线以南地段，进行反复拉锯战。平均两个月进行一次较大反击战役，打退敌进攻。如此我以21个军以三番或18个军作两番进行战斗，似此每月需补充兵员30000。每年战费7至8亿美元（以1950年比值计算）。上述概算，估计人力可支持，财力有困难。但从全国开展节约和开源（主要生产）运动，似亦可克服。

三、目前部署：志愿军以20军、26军（现在只用1个师）、42军、64军（人数很少）、47军，人民军2、5两军团（人数很少）担任防御战。如敌北犯甚急时，我阻击玉昌道里、剑不里、玉洞里、安峡、秀龙山线预定阵地，举行战役反击，争取迟滞至8月中旬时为有利。19兵团、3兵团即可大体准备完毕。否则，即以38军、40军、20兵团两个军与现在担任防御的部队，进行中等性的战役；反击仍须尽可能争取至8月初旬举行为有利。

四、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是完全必须的。我能掌握和平旗帜，对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均有利。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双方均过得去。如美国坚持现在占领区，我即准备8月反击。在反击前，还须放他前进数十里，使军事上、政治上于我更有利些。”

这一天，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给李奇微说，同意举行3方停战谈判；同时建议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进行谈判。

中朝方面确定的停战谈判代表是：首席代表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副代表为志愿军副司令邓华、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朝鲜人民军司令部侦察局局长李相朝和张平山。

毛泽东因这些停战谈判代表不是专门的外交人员，便选定了两个谈判高手赴朝助阵，一个是外交部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一个是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他在周恩来陪同下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见了李克农、乔冠华。周恩来首先向李克农、乔冠华交代了任务，他说：

“你们准备一下，明天坐火车到安东，接着到平壤见金日成，准备谈判。”

毛泽东对李克农说：

“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乔冠华也要去。”

乔冠华问毛泽东：

“准备去多久。”

毛泽东说：

“三五个星期就够了。”

他要李克农立即组织工作班子，并强调说：

“外交部、军队都出人。”

此时，李克农正哮喘病复发，每天靠药物控制，服了镇静剂方能入睡。他担心自己的病会误了大事，便说：

“主席，是不是派其他更合适的人去？比如伍修权、姬鹏飞去？”

毛泽东略略迟疑了一下，坚定地说：

“还是你去吧！”

李克农毅然决然地说：

“那好，我准备一下，马上就出发！”。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设便宴为李克农和乔冠华饯行。

7月2日清晨，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金日成等人：

……

三、李克农率乔冠华及其他助手，于7月2日22时由北京乘车去安东，于7月4日傍晚由安东动身去平壤（不去联司），大约于4日早上，或5日晚上，可到金日成同志那里，和金日成同志及出席和谈的代表们（人民军的和志愿军的）会商有关和谈会议的一切问题，请金日成同志派人于适当地点接引他们。

四、请彭德怀同志命令位于开城地区的军队负责首长迅速布置在开城开和谈会议的房屋（如果没有房屋就须使用帐篷）用具和食品等项，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敌方代表团的宿舍（可能有几十个人，包括新闻记者），我方代表团的宿舍及开会的会场，均须布置得妥当一点。此外，还须为李克农、乔冠华等布置一所宿舍（距会场一二公里）。为此，请联司派一懂事的有能力的负责干部即去开城地区指挥上述布置事宜。开城情况如何，请速查告。

毛泽东 7月2日上午4时

7月2日深夜，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并金日成，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高岗同志，并金日成同志：

在和敌方代表准备谈判及实行谈判期间，大约有10天到14天，请你们严格和充分地注意下列各点：

一、争取在10天内，用极大努力，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的补充。请高岗同志将后方应运人员、武器、弹药等，尽这10天内外运入北朝鲜境内。必须准备着一经签订停战协定，这些人员和物资就不能运输和调动了。

二、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

三、杨成武两个军及50军，须令其迅速开到指定地点，防止敌人乘机在元山登陆，我38、39及42军则应准备对付敌人可能在西边登陆。

四、请你们设想在停战协定成立以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预筹对策。

　　 毛泽东 7月2日24时

7月3日，毛泽东关于停战谈判我方建议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在双方军事代表开会期间，我们打算主要提出以下5点：

1、“双方应该同时下达停火命令。双方的陆、海、空军部队在下达停火命令后，应该在朝鲜全境停火并暂停一切其他敌对行动。”

这一点敌方是能够无条件接受的。

2、“双方的陆、海、空军应该撤离到距三八线十公里处，并在距三八线南北各十公里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非军事区的民政机关应该是1950年6月25日前的形式，即三八线以北受朝鲜人民政府管辖，三八线以南受南朝鲜政府管辖。”

对方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但我们认为，我们的建议是绝对公平的，敌方将难以驳斥。

3、“双方应该停止从外面运送装备、部队和补给（包括陆、海、空军的运送）到朝鲜，以及运送到朝鲜前沿地区。”

我们想，对方同样会就此问题提出建议，因而我们打算在这一点表现出主动，而拒绝我们这条建议的后半部分也许更好些？

4、“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以监督1、2、3点的执行情况。进入该委员会中立国的代表应未参加朝鲜战争，数量相等，并由双方挑选。”

我们想，对方也会提出类似的建议，因而我们打算在这方面表现出主动。但执行这一点会遇到许多困难。对方提出的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将在中朝边境和朝鲜重要的交通站监督我们的军事物资运输。或者我们不要这个主动，等对方提出建议后我们再采纳？请告知您的意见，怎么做合适，完全拒绝成立监察委员会看来也不合适。

5、“双方应该把战俘遣送回国。在停止军事行动4个月内，分批办理战俘相互交换的全部事宜。”

对方可能会建议进行一比一交换。我们应该要求遣送全部战俘，但被对方俘虏的北朝鲜人的数量相比之下更多一些，这些人已加入南朝鲜的部队，所以这一定会引起争议。

我们提出的上述主要5点意见，应该在双方军事代表会议上得到准许。

此外还有几点：

1、“所有的外国军队，其中包括中国的志愿军，在规定的时间内（如在3-4个月内）应该分批完全地撤出北、南朝鲜。”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但对方的代表可能会认为，此问题与政治问题有连带关系，不应该在这个会议上批准。请您研究并告知我方是否应该提出这一点。

2、“南北朝鲜的难民在规定的时间内（如在几个月内）应该返回到他们以前的居住地。”

金日成同志坚持提出这一点。但实现它很难。看来南北朝鲜的代表就此问题会产生许多意见分歧和争吵，有可能对其它重要问题的解决带来影响。是否可以提出这个建议？如果带来争吵并得不到批准，那么把它拿到国际政治性大会上去讨论。

请告知您对上述几点的意见。此外，昨天我们把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和他的助手派去了朝鲜。大约在1951年7月5日，他可到达金日成同志那里，并同他和其他同志讨论与和平谈判有关的各个问题。此后他将前往开城附近，在那儿秘密地指导谈判。

我把金日成同志就此问题阐述意见的电报也发给您。

毛泽东 1951年7月3日

接着，毛泽东将金日成关于停战谈判问题给他的电报，转发给斯大林：

致菲利波夫同志：

金日成同志的电报。

“毛泽东同志！我建议成立一个由3人组成的代表团。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代表团团长）、外务副相朴东柞和一名志愿军代表。在双方代表会谈期间，我们建议提出以下几点：1、从何日何时起（平壤时间）双方应该停火并停止其他的一切战斗行动。2、从何日起双方部队应该在三日内撤离到距三八线10公里处，并在该地区建立非军事区。3、双方应该停止陆、海、空军从三八线通过。4、从北朝鲜领海开走所有的外国舰艇，并解除对三八线以北海域的封锁。5、自停火之日起，两个月内从朝鲜撤走所有的外国陆、海、空军。6、自停火之日起，两个月内相互交换俘虏。7、被美国和李承晚的部队从三八线以北地区强行赶走的公民应该返回家园。请您阅过电报后马上给予答复。金日成1951年6月30日”

毛泽东 1951年7月3日

这一天，斯大林关于停战谈判我方所提建议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您7月3日发来的电报收到了。关于你们建议的前两点我们没有异议。第3点的第2部分可以删掉，但如果美国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可以采纳它。第4点不必提出来。但如果美国人提出有关联合国监察委员会建议，那么这个建议应予拒绝，理由是联合国处于交战国的地位，而提出你们的关于由各方同意指定的中立国的代表组成委员会的建议。第5点应该提出来并予以坚持。

至于您其他的两点（关于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和关于难民的问题），这两点建议应该提出来并予以坚持。

菲利波夫 1951年7月3日

7月4日凌晨，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写道：

彭：

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

毛泽东 7月4日上午4时

7月4日晚，毛泽东致电金日成并李克农、乔冠华，他写道：

“一、金于7月4日13时的电报，李、乔于7月4日12时由安东发来的报告，均收到了。

二、李、乔及邓华均可于7月5日拂晓到金处，请金召集李、乔、邓及南日、金昌满，金波、柴军武（即柴成文——笔者注）等立即会商一次，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应于7月5日傍晚即由平壤出发于6日早上或晚上到开城地区准备各项事宜，早一点去较好。

三、如果你们同意早去，则给李奇微的第二个通知就不要发了。但如果你们认为于7日上午我们仍有必要派若干人利用白天乘车去开城帮助会议工作，则那个通知仍可于6日上午发表。究竟是否发表那个通知，请金于明（5）日告我一电。但李、乔、南、邓、金、金、柴等同志，最好于5日夜车即去开城，愈早愈好。

毛泽东 7月4日21时

7月7日，毛泽东在空军司令部将派部分空军部队进驻朝鲜各机场的报告上批示道：

“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

7月7日下午，毛泽东约周世钊、蒋竹如两位老同学在江青陪同下到中南海划船。他们的话题转到《左传》和《楚辞》时，谈起了屈原与屈瑕（楚武王封子暇于屈，即为屈服，其后人以“屈”为姓，屈原便是其后裔）的世系关联，毛泽东说：

“《左传》和《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7月8日，朝鲜战场上的双方联络官会议在朝鲜开城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举行。双方交换了代表名单，决定于7月10日上午开始谈判。

“联合国军”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其他成员有：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南朝鲜军第1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中方代表为了戏弄美李军代表一下，就说：

“为了便于识别，以免误伤，希望你们的代表乘坐的车辆上，挂上醒目的白旗，除代表以外的人员，要佩戴上醒目的白袖章。”

美李军方面代表见中方代表说得很认真，还真的就答应了。

7月9日，毛泽东仔细审阅了南日、邓华准备在首次谈判中的发言稿，他在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写道：

“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接受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21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

接着，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纪念建军24周年的指示稿上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士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作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

7月9日这一天，曾经被毛泽东风趣地称为“救命菩萨”的湖南一师同窗好友李声澥，即李中，病逝于湖南南县。

原来，李中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回到原籍以原名兴办学校。1951年，毛泽东得知他在故乡从事教育工作，仍十分感念这位1919年初在浦口借钱给他的“救命菩萨”，便先后3次写信邀请李中到京一晤。李中在应邀赴京途中不幸患了重病，不治而亡。

7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代表团同联合国军代表团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来凤庄举行首次停战谈判。

这一天，美李军代表来到开城的时候，还真的应中方的要求在车上悬挂了一面白旗，使得中朝方代表忍俊不禁，美李军代表这才感觉不对头。后来他们就要求不坐汽车，而是改乘直升飞机来。

10日上午10时，双方谈判正式开始。在谈判大厅里，东西横向放着一张长方形条桌，桌面上铺着一幅墨绿色的台布。双方代表在桌子两侧相对而坐，彼此都显得有些紧张。美方首席代表、美国远东海军司令长官乔埃，是一个急性子，谈判一开始，他便开口道：

“我们双方代表都是军人，我希望大家说话能像子弹出膛一样，直率迅速地解决面临的问题。”

乔埃怎么也想不到，中朝方面代表团实际上分为前方、中间站和后方3道线，第一线直接出面的是南日、邓华等人，第二线是乔冠华和负责联络的柴成文，第三线则是幕后指挥的李克农。李克农还负责将每天谈判的情况，上报毛泽东、金日成和彭德怀，随时请示。李克农实际上成了中朝代表团的负责人，由于他的身份不便公开，大家就称他为李队长，而把乔冠华叫做乔指导员。

第一次双方会谈自然是无果而终，问题就卡在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上。李克农随即将会谈的情况报告给毛泽东。乔埃则向李奇微诉苦说：

“中国人真难对付！他们把朝鲜人推到前面，同我唇枪舌剑地辩论，自己却躲在背后出鬼主意。”

7月11日，毛泽东复电给李克农说：

“撤兵一条必须坚持。”

7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就修改后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

请读者注意，这个《武训历史调查记》原是武训历史调查团辛勤工作的成果，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笔者本无须多费口舌。但鉴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毛泽东身后又要翻案，便不得不多费一点笔墨了。兹将《人民日报》1951年7月23日刊登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前言部分及部分结论摘录如下，供诸君研究：

“为了彻底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训问题上的混乱思想这一个目的，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调查团是由下列13个人组成的：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锺惦棐，李进（中央文化部），冯毅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宇光，杨近仁（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王燕飞（平原省文联），陈蕴山（平原日报社），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段俊卿，赵安邦（中共堂邑县委），赵国璧（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韩波（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此外，尚有堂邑、临清、馆陶的许多县、镇、区、村的干部同志参加了这个调查工作。假如没有这些同志帮助，我们的调查工作是很难完成的。根据调查的材料执笔写成本文的，是袁水拍、钟惦棐、李进3人。

我们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先后进行了二十几天的工作，调查了5部分材料：

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

二、武训的为人

三、武训学校的性质

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

五、武训的土地剥削

被我们直接或间接访问过的当地各阶层的人们共有160多位。那些亲自见过武训的老年人（多数），或者是确知武训某些情况的壮年人（少数），是我们直接访问的对象。

我们在堂邑亲自访问了下列诸人：武克科（武庄人，78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武玠（武庄人，70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武金池（武庄人，72岁，过去是贫农兼木匠和油漆匠，现在是中农），武克亮（武庄人，78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武金兴（武庄人，武训的曾侄孙，45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武金兴之妻（43岁），武金栋（武庄人，78岁，青年时候当过雇工，后来学武训，不务正业，到处以‘义学’名义磕头募捐，讹诈劳动人民，搜括了不少的钱，土地改革时，农民坚持要斗他，分了他一些土地，他现在是个中农），陈福临（武庄人，79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武明之妻（武庄人，84岁，武训的族弟妇），赵维汉（柳林镇人，72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郭缙武（柳林镇人，78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郭继武（柳林镇人，79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新中农），郭金鉴（柳林镇人，87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韩祝龄（柳林镇人，72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穆仲山（柳林镇人，66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杨光汉（柳林镇人，70岁，杨树坊之孙，过去是恶霸地主，现在是中农，被判了徒刑），郭培先（柳林镇人，75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杨光炬（柳林镇人，66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杨鉴远（柳林镇人，75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赵朝熙（柳林镇人，67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赵棣（柳林镇人，65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石东海（夫人砦人，74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李四德（夫人砦人，77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杜汝真（夫人砦人，77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张洪鲁（夫人砦人，86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萧振如（萧集人，70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萧泗汉（萧集人，70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萧桂树（萧集人，64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萧洪飞（萧集人，71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萧怀祥（萧集人，70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唐勤习（连二砦人，75岁，武训的外孙，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张春华（连二砦人，82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张铸（连二砦人，82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梁老梦（连二砦人，82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林雪亭（乔庄人，69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范昌期（乔庄人，81岁，秀才，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倪瞻云（倪屯人，81岁，秀才，过去是破落地主，现在是中农），路思铎（东路堂人，72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梁亭桂（万庄人，70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路兆平（万庄人，84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路延林（后路堂人，103岁，过去是由佃户变成的地主，现在是中农），路文显（后路堂人，71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潘耕申（王二砦人，70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潘耕历（王二砦人，78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王立成（小刘贯庄人，81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宋克义（赵郎砦人，51岁，黑旗军领袖宋景诗的堂兄弟的孙子，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王维修（王樊庄人，70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崔金如（崔庄人，75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王汤传（崔庄人，75岁，过去是富裕中农，现在是中农），张玉池（中布砦人，29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我们在临清亲自访问了下列诸人：魏浚哲（临清镇吉士口街人，73岁，过去充当过衙役、商人，现在是城市贫民），冀熙亭（临清镇东夹道人，73岁，过去做过钱庄的领东掌柜，现在是贫农），赵名选（临清镇锅市街人，85岁，过去是富商，现在是富裕中农兼杂货店经理），孔昭文（临清镇车营街人，65岁，过去和现在都是搬运工人），陈茂林（临清镇后关街人，65岁，过去是店员、经纪，现在是城市贫民），郭宗周（临清镇吉士口街人，67岁，开小茶馆），于明轩（临清镇锅市街人，70岁，秀才，过去是自由职业者，现在是中农），赵镜波（临清镇大寺街人，76岁，过去和现在都是富商），郭华亭（临清镇后关街人，38岁，过去是中农，现在是自由职业者），朱镜波（临清镇大寺西街人，78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医），张紫绶（临清镇锅市街人，70岁，过去是银楼资本家，现在是中农），李汉邦（临清镇东关街人，86岁，过去是衙役，现在是城市贫民），张琴轩（临清镇南场街人，73岁，过去和现在都是城市贫民），李玉岭（临清镇吉士口街人，69岁，过去是衙役，现在是小摊贩），刘季重（临清镇人，62岁，贫民）。

我们在馆陶亲自访问了下列诸人：丁发训（西二庄人，79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侯士太（西二庄人，67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李文兰（西二庄人，79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李俊（西二庄人，74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侯子廷（西二庄人，71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王保西（西二庄人，79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汪宪章（杨二庄人，78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汪景东（杨二庄人，49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汪毓芳（杨二庄人，39岁，中农），刘继先（杨二庄人，72岁，贫农），徐兰田（庄科人，83岁，中农），马朝臣（庄科人，74岁，中农），张晓峰（薛店人，74岁，贫农），陈雨亭（薛店人，79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李周氏（薛店人，76岁，中农），牟世英之妻（薛店人，82岁，贫农），李协元（薛店人，74岁，中农），李四（薛店人，72岁，中农），夏连全（塔头人，68岁，中农），王永成（塔头人，88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以上堂邑县50人，临清镇15人，馆陶县20人，共计85人，都是我们在二十几天中分别地直接访问过的。

此外，我们还收集了临清、馆陶、聊城、冠县等《县志》、《山东通志》、《山东军兴纪略》、《兴学始未记》和《兴学创闻》等清末或民初的著作和1934年国民党人郭金堂等出版的《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除《兴学创闻》无甚可取外，其余都是很重要的材料。可惜没有找到清末的《堂邑县志》，我们在堂邑、临清、聊城、馆陶、冠县等县及北京、济南两处的图书馆，都没有找到这部书，有人说是因集稿未刊被火灾损失了。”

在《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关于武训剥削的结论是：

“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大地主武训以‘兴义学’为手段，对农民进行了十分残酷的剥削。我们从被访问的农民口中，知道武训凭借特权，可以规定租种他土地的佃户不得退地不种，可是武训却可以随时抽地不给某一佃户续种。武训凭借特权，还可以随时涨租子。遇到荒年欠收，却有不准有任何减免，而是‘死租子’。农民们说：‘武训的租子不能欠，不交不行。’在我们所能见到的那些地亩文约上，没一处是直书‘武七’这个名字，而是一律尊称为‘义学正’。从这里也看得出当时这个地主的地位的特殊和威风不少了。因此，我们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

江青在此处又加了一句话：

“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个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民也应当觉醒了。”

调查团将《武训历史调查记》呈送给毛泽东后，毛泽东从文字上对每一部分都作了认真修改，重要的改动和加写的地方多达15处。他在武训兴办“义”学一处加写的是：

“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才有这种可能。”

再说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写道：

乔木同志：

此件请打清样10份，连原稿交江青。排样时，请嘱印厂同志校正清楚。其中有几个表，特别注意校正勿误。

毛泽东

后来在7月23日至28日，《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不久，又印成小册子发行。长篇《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实际上为武训历史作了结论。

7月12日，美李谈判代表提出要带20名新闻摄影记者进入谈判会议区域，并在未得到朝中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就单方面带了20名记者前往开城采访，遭到了朝中联络员的拒绝。美李代表团便以此为借口中断了谈判。

7月13日，美李代表又提出在开城及其附近地区划出一个中立区，并称你方如同意这些建议，会议即可恢复，不致迟延。

7月14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转金日成、彭德怀，他写道：

“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

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朝方面重新起草了给李奇微的复信，他写的是：

李奇微将军：

你的7月13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它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7月8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想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请贵方新闻记者代表20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1951年7月14日

欲知朝鲜战争停战谈判能否继续进行下去？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人民日报》1951年7月23日刊登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前言部分及其结论，如果认真研究一下，便会明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吹捧《武训传》的那些人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主张批判《武训传》的文化革命派之间的谁是谁非了。毛泽东在修改《武训历史调查记》时加写了一段话：“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才有这种可能。”他是这样说的，也正在这样做，还真的实现了“农民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联系到旧时代的教育制度和新的工农大众子弟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的社会状况，还不能发人深思吗？！

第29章 1951年7月15日—

“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取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阶段，则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话说1951年7月15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重新开始。

7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对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他写道：

“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个步骤，对于剥夺敌方的借口以利会议续开一点，将是有益的。”

李克农在谈判期间病情日益恶化，有一次在开会时竟然昏死过去了。毛泽东只好派伍修权去接替他，他却说“临阵不换将”，坚决不肯回国。毛泽东只好让伍修权留下来协助他工作。

7月17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这几天来，我们在中立区及新闻记者问题上，在议程中的军事分界线及监察和停战的机构问题上，都已做了让步，有可能使他们发生错觉，因为在他们继续拒绝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继续让步。因此，你们必须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而且不要去争论这是军事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应着重说明这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以免掉入敌人故设的逻辑陷阱。……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我们提此条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

7月19日，李克农在谈判会议结束后致电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他写道：

“南日又根据发言稿精神，就撤军一事，向对方连续发起进攻，使对方对南日所问为何不同意撤军及停战后将军队留驻朝鲜的目的何在二问题，局促无词，窘态毕露。南日今天在会上发问灵活机敏。对方至无法答复时，以抽烟遮掩，并频频搔首，作无可奈何状。会中我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对方完全陷于被动。”

7月20日，毛泽东关于撤退外国军队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在恢复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谈判后，在5次会议期间，我方和敌方代表根据日程安排就3个问题达成协议。

1、为建立非军事区，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作为减少朝鲜敌对行动的主要条件。

2、在朝鲜实施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包括建立监督履行停火和停战情况的机构，其权力和职责。

3、针对俘虏问题的措施。

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敌人坚持反对列入议事日程，认为，不应列入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讨论的范围，它在和平谈判解决之前应延缓。虽然我们的代表多次驳斥敌人的理由，但是敌人像以前那样，看不出有让步的迹象。根据凯南和马立克的会谈、目前谈判进程以及与朝鲜和远东问题有关问题的发展，可以看出，敌人希望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目的在于在战争中避免进一步伤亡和拖延时间。关于其它问题，包括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敌人希望继续维持目前的紧张局势，以便更好地在国内强行动员和在国外进行扩张。所谓和平谈判，这是一句空话。如果敌人把停止军事行动之后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提交联合国讨论，那么我们未必能同意。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和平谈判进行时，敌人仍会像以前那样，在争论的过程中把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和其他问题搁置一旁。如果朝鲜能真正实现停火，敌人可能会经过一段时间后单独撤军。但是如果在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中通过外国军队可以部分撤出朝鲜，那么在执行这一条款时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但是目前远东持续的紧张局势中，敌人在政治上已失去重要基础，因此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这样做。那么，看来我们应重新研究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的问题。以前为了恢复北、南朝鲜，我们建议和同意在三八线停止军事行动。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们的武装力量只能把敌人赶出北朝鲜，但还不足以把敌人赶出南朝鲜。如果战争拖延下来，敌人可以受到更大的损失，而我们自己在财政上也会受到很大攻击，并且那时我们也很难进行国防建设。如果时间拖延，例如6—8个月，我们可能会把敌人赶出南朝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会付出很大代价。目前这种可能性还不存在。如果谈判破裂，我们想再打几个月。如果关于三八线的问题遭到破坏，那么我们有能力逐步把敌人驱逐到三八线以南。那时我们重新开始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主动权像过去那样还会在我们的手中。如果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的谈判破裂，那么在战争进行数月之后恢复谈判时，敌人可能重新拒绝这一条款。如果那时同意不把此条款列入停止军事行动的会议议事日程，那么我们会陷入更为不利的状况。如果新的谈判又破裂，那么我们将被迫进行长期的战争，以解决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即在实际上解决在目前条件下无法完成的将敌人赶出南朝鲜的任务。在做出这样的分析后，我认为需要表述我本人对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新的想法，即最好是不要提出把外国军队撤退问题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这样做要比通过长期军事行动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为好，而在军事行动中很难得到所需要的结果。

马立克同志说：双方从三八线撤军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而外国军队撤退问题可以在停止军事行动之后进行讨论。如果我们现在不同意，而将来同意不把这个问题列入停止军事行动谈判的议事日程，那么最好现在就同意，而把这个问题留给以后去解决，以便使它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就像外国军队撤出台湾、单独对日和约及重新武装日本的问题一样。

如果您认为我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正确，那么在收到您答复之后，经金日成同意，我给我方谈判代表下达新的指示。如果您反对，请把您的观点告诉我们，并给予指示。

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毛泽东 1951年7月20日

7月20日这一天，美国政府指令其谈判代表说：

“联合国军代表在不给予对方任何承诺的范围之内，可以提出能使对方单方面进行议论的广泛议题。假如对方连这个也不接受的话，联合国军代表可以同意在将来的某个时间讨论相互缩减军队的问题。”

这说明他们也不愿意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准备在讨论撤军问题上作出让步。

7月21日，斯大林关于停战谈判撤军问题致电毛泽东，他在电文中写道：

毛泽东同志：

您7月20日来电收悉。我们认为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不再坚持把撤走外国军队一项列入议程。在谈判中你们充分利用撤军一条，一方面显示出你们热爱和平，另一方面揭露敌方不想加快和平进程。现在则可以与事无损地把此事向后推而同意不把它列入议程。

菲利波夫

7月26日，停战谈判双方通过了一个5项内容的谈判议程：1、通过议程。2、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3、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4、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5、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7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7月24日电收到。敌人是否真想停战议和，待开城会议再进行若干次就可判明。在停战协定没有签订，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9月的攻势作战是完全必要的。

毛泽东 7月26日

7月27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终于进入了实质性谈判阶段。

7月28日，江青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上，介绍了武训调查团的工作，她还肯定了4月份报刊上对电影《光荣属于谁》的批判。

7月间，邵力子从淮河流域视察回到北京以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份考察报告。没过几天，毛泽东亲自给邵力子打电话说：

“先生的报告拜读了，觉得很好，也符合实际。中央已研究决定，先从淮河向水患宣战。”

7月间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毛泽东在罗瑞卿等陪同下来到颐和园散心，想起丁玲和她丈夫陈明借住在颐和园云松巢写作，就对罗瑞卿说：

“好久没有见丁玲了，去看看她吧。”

说罢，他便径自往丁玲住的云松巢走去。警卫员赶紧前去通报。

此时，丁玲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主编以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等许多职务，成为新中国文艺界的实际领导人之一和最活跃的人物。警卫员跑上云松巢，向陈明通报说：

“有一位首长要来看望丁玲同志。”

丁玲、陈明夫妇和看望丁玲的甘露，都猜不出是哪一位首长来了，赶忙迎了出去。

7月的北平，天气正热。罗瑞卿陪着毛泽东踏着山坡上的台阶拾级而上，毛泽东显得有点气喘，上身的衬衫都被汗湿透了。丁玲见了，急忙上前，拉着毛泽东的手在门前廊下的一排椅子上坐下来歇一歇。毛泽东告诉丁玲：

“今天来昆明湖散散心，到这里后想起了你们在这里写作，就来看看你。”

丁玲听了，非常欢喜，连忙和甘露等人切西瓜，又招呼罗瑞卿和警卫员等围着毛泽东坐在一起，一边吃西瓜，一边谈天说地！毛泽东朝四周望望，只见古松翠柏环绕，环境清幽，笑着说：

“这地方不错嘛，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毕竟是胜利了，条件也大大不同了。”

他又问丁玲：

“丁玲呀，你又在这里写什么大作呀？”

丁玲说：

“一天到晚都在忙事务，写不了什么。这几天在赶写一篇批评萧也牧的作品《我们夫妇之间》的文章。”

毛泽东笑着说：

“哎呀，这些秀才呀，冇得几天，又是《武训传》，又是什么《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弄得好起劲啰！”

他似乎像是在看一出荒诞剧似的。说起这个话题，联系到现实的文艺思想斗争，针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说：

“急不得，也迁就不得。他们可是我们建设用得上的宝，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好好团结他们，关心他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是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毛泽东讲得很亲切，那份对知识分子的诚恳，令在座的人都很感动。此时，警卫员上来说：

“主席，游船准备好了。”

毛泽东便起身告辞，还鼓励丁玲多出好作品。众人依依不舍地送毛泽东到昆明湖划船去。

就在这年夏季的一天，天气十分闷热。中午刚过，毛泽东上穿细纱织成的背心，外面罩着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衣，领口松散着，两只袖子卷到肘弯处；下着一条浅灰色的宽大而长的单裤，坐在院子南边树下的一张藤椅上乘凉。他那高而宽阔的前额上，布满了细细的小汗珠。他把双臂放在藤圈椅的扶手上，线装的书卷握在下垂的左手里，右手夹着一个插着半截香烟的烟嘴，苍白色的烟灰已经有1厘米多长了。

王鹤滨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用右手朝右前侧的藤椅伸了伸，示意他坐在自己的身旁。王鹤滨怕打扰毛泽东的思绪，轻轻地坐下来，陪着毛泽东静静地坐着。

就在这时候，毛泽东的两个女儿在菊香书屋的通道中因讨论蒋介石而争执了起来，李敏说：

“蒋介石是中国人。”

李讷则说：

“蒋介石不是中国人，因为他太坏。”

“他是中国人。”

“他不是中国人。”

“他坏，他坏也是中国人呀！”

“他是坏人，坏人就不是中国人！”

姊妹俩争执不下，就想起了爸爸。她们认为爸爸学识渊博，世界上没有爸爸解答不了的问题。李讷说：

“咱们找爸爸去，让爸爸评评理，看谁说的对。”

说着，她就向院里跑去，李敏也紧紧跟在后面。李讷束着两条小而短的辫子，并排在脑后。李敏也束着两条辫子，浓黑而粗长，辫梢搭在双肩，用蓝色的锦缎带打着蝴蝶结。姊妹俩在白色衬衣的翻领下都系着红领巾，妹妹穿着刚刚过膝的小裙子，姐姐的裙子较长，裙边的下摆拖到了脚面。跑在前面的李讷，白皙透红的鸭蛋型脸庞上，嵌着两只大而发亮的眼睛。跑在后面的李敏，皮肤略黑于妹妹，瓜子型的脸，黑黑的大眼睛，有两道比妹妹浓黑的双眉。李讷跑到毛泽东跟前，喘着气，蹲下身子，双手扶着爸爸的双膝。李敏来到爸爸的身后，双手搭在藤椅靠背圈上，从爸爸的右肩伸过头去，望着爸爸笑笑。

“爸爸，你说，蒋介石是不是中国人？姐姐说他是中国人！”

急性子的李讷一边问，一边用两只小手掌使劲地摇晃着爸爸的双膝，急切盼望得到爸爸的回答。毛泽东俯视着膝下的小女儿，面带微笑地说：

“蒋介石是中国人！”

李敏听毛泽东如此一说，高兴得撑着藤椅背圈，用力向上挺挺身子，有意让妹妹看看她得意的神态。李讷急了，把小嘴撅了起来，不服气地又问：

“蒋介石那么坏！他还是中国人？”

毛泽东认真而耐心地说：

“蒋介石确实很坏，但他还是中国人。现在他跑了，跑到我们中国的台湾省去啰！”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口烟，又轻轻地吐出来。李敏就怕闻到烟味，用手把飘到她面前的烟左右拂开。毛泽东带着沉思，像是对女儿、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蒋介石这个人很坏，外国人想要他，我们还不给哩。”

李讷问：

“那为什么不给外国？”

“因为，他是中国人！”

毛泽东说完，乐呵呵地笑了。李讷这才明白了，中国人里也有坏人。姊妹俩得到了答案，心满意足了，又一前一后地跑开了。

关于蒋介石的这个话题，引起了毛泽东沉痛的回忆，他以低沉的语调对王鹤滨说：

“蒋介石杀死了我的夫人杨开慧，杀死了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覃，还杀死了我的妹妹毛泽建和我们毛家的毛楚雄。蒋介石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优秀的中华儿女、革命志士！蒋介石也曾悬赏要我的头！”

他说着，将手中的烟嘴用食指弹了几下，使烟头上的灰落入烟缸中，将烟嘴放入嘴中，慢慢地用力吸了一口，继续说：

“西安事变，捉住了蒋介石，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们没有杀他，还是把他放了。”

毛泽东凝视着前方，沉思着，从他口中吐出来的烟，在眼前形成了层层上升的薄薄的烟幕。他说：

“我在青年时代，有着一个抱负，觉得中国这样衰落下去是不行的；但我那个时候尚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曾在程潜的部队里当过兵，站过岗，放过哨，受过军事训练，在部队里的时间很短，就离开了，我发现那个时候当兵，并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

他停顿了一下，吸了两口烟，接着讲：

“我到了北平，临时在北大红楼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图书馆的工作给了我很大便利，使我能阅读到很多书籍，在这里我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势是非常好的哟，革命胜利的客观条件都已经具备了。那个时候，如果党内有个好的领导者，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革命取得胜利就会比现在要早好多年，少牺牲多少革命的同志啊！”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轻轻地吐出，一缕青烟向上袅袅的飘起。他非常痛惜地接着说：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把革命的大好形势断送了。他不要农民，不要武装，当蒋介石向我们杀来时，毫无抵抗力量，许多革命志士死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代价是巨大的啊！大革命的失败，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20多年。那时的革命者尚很幼稚，对当时党内的大人物陈独秀，未能阻止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虽然有很好的革命成功的客观条件，革命还是失败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果实断送了，他本人也被蒋介石抓进了监狱。陈独秀出狱后，曾向党中央写过信要求回到中央来……”

王鹤滨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忍不住问：

“主席，中央答应他回来吗？”

毛泽东又吸了两口烟，说：

“中央接到陈独秀的信后，给他回了信，告诉他，要回来是可以的，但他必须公开的承认错误。”

王鹤滨又问了一句：

“主席，他承认错误了吗？”

毛泽东说：

“陈独秀没有公开承认错误，他也未能回到中央来。”

1951年8月1日，毛泽东为“9月战役兵力部署和粮弹储备”致电彭德怀和高岗：

德怀同志并告高：

一、以20兵团替换9兵团1个军或两个军的部署甚好，但9兵团的主力仍以作9月战役的第二线兵力（第二梯队）为宜，不要调远了。

二、13兵团的38军、39军、40军应在8月上旬调至第一线积极准备9月战役，而从3兵团及19兵团中抽出3至4个军接替海防兵力。

三、在最前线修建多数粮弹储备库，为9月战役储备充分的粮弹，使作战时能随缺随补，此点极关重要。闻你已在筹备，未知情形怎样。

四、以上各点盼复。

毛泽东 8月1日

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撰写的《读〈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他这篇读后感，一是称赞《调查记》，二是再次检讨自己的错误。他称赞《调查记》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一篇“实事求是的记载”，“这在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乱上是有很大的贡献的”。他检讨说，武训原来是“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在读了《调查记》后深感“瞠然自失”的心情下，他对自己曾“附和过”歌颂武训的错误，“重新再检讨一次”。

8月8日，文化部副部长周扬迫于舆论压力，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论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是他在批判《武训传》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为批判运动作了肯定性的结论。

8月间，毛泽东召见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解决他们和山西省委及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鲁笳之间持续了将近半年的争论问题。

原来早在1951年3月间，山西省委在晋东南老区试办了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于4月17日给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说：“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必须在互助组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山西省委的这一正确意见，遭到了华北局和刘少奇的反对。5月4日，华北局在给山西省委的批复中写道：“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步动摇、消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5月7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批评山西省委提出的要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说，用合作社的办法使中国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6月3日，刘少奇在同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和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鲁笳等人的谈话中，又说：“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不要机器不妥当。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

山西省委在农村夏收以后，将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丰产增收、吸引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事实材料，上报给华北局和中央。7月3日，刘少奇背着毛泽东，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在转发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消弱直至否定私有制，把农村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藕斋给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作报告时又说：“将来实行社会主义，不是先从农村，而是先从城市，即先工业国有化，然后才是农业集体化。”“农业集体化要经过一个大的运动来达到，而不是零散地慢慢地建立，十几年后，就发动一个运动，经过两三年搞起来。”“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的，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将来富农要以阶级姿态出现的，甚至有些村支部、村政权会被富农操纵。没关系。这就是‘养肥猪’政策。养肥了将来更容易剥夺他。现在富农固然有剥削，但也有好处，能稳定中农，有利社会生产。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可轻易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

山西省委和华北局及刘少奇之间的这一场争论，一直是背着毛泽东的，在毛泽东发现问题之后，马上把刘少奇和薄一波、刘澜涛叫去谈话，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批评了刘少奇提出的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制和“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的错误观点。据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

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马上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至此，围绕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终于结束了。陶鲁笳等人在这场争论中始终能够坚持原则，不唯上、不让步，实在令人钦敬。

正是：直道为良谋，精钢不做钩。为民谋幸福，哪怕风雨稠。

浩然有正气，高压难低头。斯人留亮节，千古说风流。

后来，陶鲁笳从1953年7月起开始担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5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60年10月任华北局书记，1965年9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政治部主任，1973年7月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政委，同年8月当选为中共中央第十届中央委员。

再说在开城实质性谈判中，美方反对中朝方面提出的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提议，他们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1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对它的“海空军优势的补偿”。中朝方面代表立即反驳说：

“如果你们没有海空军优势的话，早就被赶到海里去了。”

美方代表恼羞成怒，他们叫嚣说：

“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8月18日，“联合国军”果然在东线发动了所谓的“夏季攻势”。

与此同时，“联合国军”为配合其夏季攻势，依仗其空中优势，对朝鲜北方的工厂、矿山、农田、水库以及运输补给线，实行了大规模的狂轰滥炸，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绞杀战”。

8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高岗，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并告高：

你对邓华同志8月18日电丙项作战方案的意见如何？邓华说“在军事上我应有所准备，纵目前不进行战役反击，也当尽可能作战术的反击，收复些地方，推前接触线，更好地了解敌人阵地及其坚固程度”。我认为这个意见值得认真考虑，请你计划一下，9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如何进行法，须用多少兵力，胜利把握如何，敌人的反应将会如何，请就这几点考虑电告。

毛泽东 8月21日

8月25，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向拉萨进发。

另外，还有新疆军区入藏骑兵支队、西北军区独立支队在18军之前，云南入藏部队在18军之后，分别向西藏进发。

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克服无数困难，翻越10余座雪山峻岭，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和一望无际的草原、沼泽地带，克服了高寒缺氧、断粮疾病的袭扰，先遣部队于9月9日到达拉萨。

8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彭德怀并告高岗的指示电，他写道：

彭并告高：

我军已决定9月不作大规模反攻战斗，敌人又有企图在镇南浦登陆的消息，因此，38军、39军及40军均应位于原驻地，加强训练，并准备对付镇南浦方面的可能登陆。

军委 8月26日

8月27日，毛泽东关于敌人在中立区进行破坏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因为敌人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没能走出在谈判过程中陷入的僵局，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挑衅活动。8月19日，敌人换上伪装，袭击了我在开城中立地区的军事警察部队，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在双方代表调查之后，敌人宣称他们无罪，这是我南朝鲜游击队所为，因此，他们对此不承担责任。

在这之后的8月22日夜，敌机对开城中立地区投掷了9枚炸弹，向我代表团居住的房屋射击。虽然那天晚上来了一些美军联络军官进行调查，但是敌人厚颜无耻拒绝承认自己的行为，而坚持认为在那里找到的碎片和形成的弹坑不是空投炸弹所致。之后敌人一反常态，宣称袭击是来路不明的飞机所造成的。

敌人胆敢进行厚颜无耻的挑衅，是因为他们认为，我方不敢因此而使谈判破裂，所以他们想利用这一措施对我施加压力。……我们宣布暂时停止谈判，直至对方对发生的行为承担责任。在我们得到满意的答复以前，不恢复谈判。同时我们还要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是我们不想主动宣布谈判破裂。我们认为敌人不敢公开承认他们的挑衅行为。拖延谈判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拖延导致谈判破裂。我们在加紧准备反击敌人在正面战场上可能的进攻。同时严密防守北朝鲜东、西海岸的港口，以免敌陆战队登陆。在近几天敌机侵入沿海城市青岛、上海、福州，这是有挑衅目的的。与此同时，敌人想侦察我沿岸地区的防空情况。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想加强我们在朝鲜的指挥和沿海地区的防空。在下一次电报中通知您为在朝志愿军工作的军事顾问的派遣方案，同时请您提供需补充的炮兵装备。

第二种情况，谈判拖延的结果，敌人可能找到走出僵局的办法，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达成协议。现在我们想利用谈判的间隙，进行冷战，以揭露敌人厚颜无耻的挑衅行为。但是我认为敌人不会公开承认自己的挑衅行为。……

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您是否认为有必要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请您根据以上情况给予指示。

毛泽东 1951年8月27日

8月29日，斯大林关于同意中方谈判立场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

您8月27日的电报收到了。我们同意您对目前开城谈判情况的评价和你们的立场，对美国人为压制中朝方面的挑衅事件需要得到一个满意答复。像以前一样，我们的根据是美国人更愿意继续拖延谈判。您建议邀请中立国代表作为在目前谈判阶段的监督员和观察员参加谈判，我们认为这没有益处。此建议的不利方面是，美国人将认为中朝方面比美国人更需要尽快签订停战协议。对此问题如果您坚持这个观点，那么应向金日成通报此情况。

菲利波夫1951年8月29日”

8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他在电文中写道：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8月29日的电报收到了。我同意关于我们在邀请中立国代表作为现阶段谈判的监督员和观察员问题上表现出主动性是不适宜的。此情况我已通知金日成同志。

毛泽东 1951年8月30日

1951年9月3日晚，毛泽东约梁漱溟到菊香书屋谈话。

原来在1951年春，中央组织赴西南土改考察团。梁漱溟至此悟出，毛泽东去年要他到南方看看的用意，便主动向中央统战部报名参加。梁漱溟所在的分团有20余人，由章乃器任团长，自5月初出发，到四川考察土改情况，于8月30日返回到北京。

梁漱溟来到菊香书屋时，章乃器刚刚告退。毛泽东亲切地握着梁漱溟的手说：

“土改团的情况，章乃器先生刚才来讲过了，我们不用多谈，先开饭吧。”

他知道梁漱溟吃素，就一个人陪他吃饭。饭后，毛泽东问道：

“对土改，对四川，你的印象如何？随便聊聊吧。”

梁漱溟说：

“对土改，我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与要求，土改是深得民心之举，也很必要，很及时。但是，毛病也不是没有，有些政策执行得不好。比如政策规定不许可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儿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后果不好。”

毛泽东说：

“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的，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不会自杀，也不至于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于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

“但愿如此。”梁漱溟把话题一转，又说：“解放不过两年，四川就出现了安定的情势。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那么快，是我没有料想到的。”

此后不久，梁漱溟在10月间写出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和《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他写道：

“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梁漱溟的自我检讨与反省，说明他在事实面前，终于承认在延安与毛泽东的争论，毛泽东是正确的，他自己是错误的。

9月4日，在朝鲜西线战场上，志愿军部署了42军、47军、64军3个军。47军在中间，防守斯琴里到退溪院里一线。47军的左翼是42军，42军126师正好与防守斯琴里的47军139师衔接。47军的右翼是64军，64军190师正好与防守退溪院里的47军141师衔接。

这一天，第47军防守中部骄阳一线的140师，正准备与正面的美军骑兵1师鏖战。

9月5日清晨，美军的进攻打响了，骑兵1师向志愿军第47军140师发起了进攻，这骄阳一线正是3个军防线的中心。

美军和以前一样，用火炮、坦克和飞机猛轰140师的阵地，随后又用坦克和装甲车开路，骑兵跟进攻击。战斗打得异常惨烈，骑兵一师发起的3次大规模进攻，均被打退，140师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伤亡上千人。

曹里怀面对美军的猛烈进攻，判断其主攻方向就是骄阳。当晚战斗结束后，他命令139师和141师分别放弃斯琴里和退溪院里，向骄阳一线靠拢。

然而李奇微此次的作战意图，却是以骑兵1师的进攻牵制志愿军第47军，在佯攻的同时，集中美、英、加、土等几个国家的联军，在9月5日这一天乘坐第3舰队的船只，绕道金浦登陆，登陆后立即向川谷里进发，到6日清晨，突然出现在志愿军第47军的后方，离47军已经不远了。

此时，曹里怀正在为防御骑兵1师的进攻做准备，后方突然出现了混乱，敌军已经对47军形成了合围之势。曹里怀顿时吓坏了，不但47军陷入危机，两侧的42军和64军也同样陷入危机，只要有一个点被敌人突破，整个防线就有崩溃的危险，这对3个军5万多人而言，简直是灭顶之灾。他赶紧向彭德怀发报求助：

“47军即将陷入重围。”

彭德怀收到电报，也不知所措，一边捶桌子：“这个曹里怀。”一边喊：“快发报，向毛主席求助。”

毛泽东此时正在开会，他立即宣布散会，一个人陷入了沉思。前线的彭德怀和曹里怀是如坐针毡，苦苦地等了一个小时，终于收到了毛泽东的回电。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敌军虽要合围我军，但我军有生力量并未受损，即令47军运动起来，破除心理上的故步自封。敌军主力出现在后方，正面战场上部队数量应该不多，应立即放弃正面作战，联合两翼的42军和64军将计就计，从3面反围剿敌军登陆部队。”

彭德怀看完电报，如拔云见日，心中豁然开朗。他当即命令曹里怀，留下140师断后，其他两个师立刻向北进军。同时，他又电令42军军长吴信泉、64军军长曾思玉，立即向中部移动，配合47军一起，围歼美英等军登陆部队。

9月6日晚，当美英等联军还在计划着合围志愿军时，志愿军却抢先打响了反围剿作战，李奇微的计划再一次破产了。

再说9月初，江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会议上点了副部长周扬和胡乔木的名，批评他们“抗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9月6日这一天，江青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对拍摄电影《南征北战》发表了意见，她表示支持。

此后，中直机关从各部委抽调一批干部参加土改工作，方法是自己报名，组织批准，组成一个新解放区土改工作团，到新解放区去贯彻党的土改政策。

一天傍晚，毛泽东和江青一起出去散步，江青问道：

“听说机关要抽调人参加土改？”

毛泽东边走边说

“你想去吗？”

“我也想下去锻炼锻炼。”

“你身体能行吗？到农村是很艰苦的，要与农民三同，而且斗争也很复杂。你要慎重考虑。”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还是去吧。我会注意的。”

9月7日，原华北军区第23兵团司令员董其武、政委高克林率第36军、第37军主力入朝参战。

第36军军长王建业（代）、政治委员康健民辖第106师、第107师，第37军军长张世珍、政治委员帅荣辖第109师、第110师，由辽宁安东、长甸河口入朝。

第36军、37军主力参加抗美援朝，原任务是负责机场的抢修、维护和警戒，可由于美军空袭频繁，志愿军司令部便改变原计划，上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将这4个师整编为新69军，以董其武为军长，负责板门店以西阵地的防御。

9月8日，毛泽东关于请苏联派遣军事顾问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我在今年8月27日给您的电报中曾通知您，我们想请苏联政府派遣军事顾问到驻朝鲜的中国志愿军部队工作。在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同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同志协商后，我们认为必须派出83名顾问：

1、志愿军司令部顾问共10人，其中包括：总顾问1人、参谋长顾问1人、作战顾问1人、侦察顾问1人、通信顾问1人、后勤顾问1人、军事交通顾问1人，炮兵顾问1人，坦克和自行火炮顾问1人、工程兵顾问1人。

2、5个兵团顾问共10人：每个兵团2名顾问，即兵团司令兼兵团参谋长顾问1人、作战顾问1人。

3、21个军的顾问共63人：每个军3名顾问，即军长兼军参谋长顾问1人、炮兵顾问1人、坦克和自行火炮顾问1人。

上述顾问最好于1951年9—10月取道北京前往朝鲜。

请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并将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1年9月8日

9月10日，斯大林关于派遣军事顾问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9月8日的电报收到了。我们同意派遣一名首席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小组作为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的军事顾问。关于向军或兵团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在首席军事顾问进入实地熟悉情况，并根据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后，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派遣陆军大将扎哈罗夫作为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的首席军事顾问。如果您同意我们的决定，那么陆军大将扎哈罗夫近日前往北京，尔后到达在朝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区。

菲利波夫1951年9月10日”

9月中旬的一天，江青对卫士李家骥说：

“主席已同意我下去搞土改，你愿不愿意随我去？”

李家骥说：

“我听组织安排。”

江青说：

“我已决定去参加土改，如果你愿意随我去，要有个思想准备。”

第二天，汪东兴对李家骥说：

“主席安排江青同志下去搞土改，我们准备抽3名同志跟去，有你，有李黑丑（即李德华——作者注），贾士兴，你有什么意见吗？”

李家骥回答说：

“我服从组织安排，走前还要做什么准备吗？”

汪东兴说：

“这次到农村搞土改，是与地主阶级大较量，斗争一定很激烈，你们去的工作主要是做好保卫、生活、后勤工作，同时也是去锻炼锻炼。”

9月12日，斯大林关于派遣军事顾问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在9月8日关于指挥人员军事顾问的电报已收到了。我们同意为在朝鲜的志愿军总部派遣军事顾问，对此我们认为，有5名军事顾问就足够了。关于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认为，按照朝鲜的实际看是不适宜的，我们不同意向军和兵团派遣军事顾问。在您同意的情况下，我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派遣指定的军事顾问前往北京，尔后到达指定位置。在得到您答复后，我们将通知军事顾问的名字。

菲利波夫1951年9月12日”

欲知斯大林向志愿军军级和兵团级派遣顾问如何决定？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7月17日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电中说：在美国“继续拒绝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继续让步。因此，你们必须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而且不要去争论这是军事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应着重说明这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以免掉入敌人故设的逻辑陷阱。”当他7月19日从李克农的报告中得知南日“就撤军一事，向对方连续发起进攻，使对方”“局促无词，窘态毕露”、“以抽烟遮掩，并频频搔首，作无可奈何状”之后，便在 7月20日致斯大林电中说：“在三八线停止军事行动”“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们的武装力量只能把敌人赶出北朝鲜，但还不足以把敌人赶出南朝鲜。”“我本人对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新的想法，即最好是不要提出把外国军队撤退问题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他一贯强调要坚持的“有理，有利，有节”原则的一个典型事例：在敌方“继续拒绝讨论”、我方“继续让步”的情况下，一定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争得个“有理”，在对方理屈词穷的时候，我方就不能不考虑如何有利而且有节地解决问题，即不把“外国军队撤退问题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这就叫见好就收！因为他明白，不这样做，“我们仍会付出很大代价”，“这样做要比通过长期军事行动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为好，而在军事行动中很难得到所需要的结果。”多么清醒的军事统帅啊！堪为后世之表！

第30章 1951年9月13日—

“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话说1951年9月13日，毛泽东关于入藏部队可以生产与筑路并重致电邓小平：

小平同志：

我先遣支队已到拉萨，张国华所率部队不久亦可到太昭、拉萨一线。关于这些部队1951年的任务是以修筑公路为主，还是以生产粮食解决给养为主的问题，张国华在京时曾对我说应该是筑路而不是生产。张并认为明年一年即可修通甘孜至拉萨公路。但据后来所得情报，明年修通是不可能的，也许需要两年至3年才能修通。似此，如果我军不从事生产，则给养将成严重问题，靠藏政府供给，或靠购买，则对藏民影响不好。因此请你考虑是否可以定为生产与筑路并重，即令甘孜到拉萨沿途所驻部队以一部分担任生产，以一部分担任筑路，在生产季节以较多的人从事生产，在其他季节则以全力筑路。此点在现在就应确定，以便在冬季有所准备。此外，关于兵力分布问题，似应在几个月内在日喀则和日喀则到拉萨的中间地点各派一部分军队进驻，并在这些地方布置生产，使班禅能回后藏，并便于展开工作。原先决定明年不进驻上述各点的计划似应改变，惟进驻时间可在张国华到拉萨和西藏政府的关系完全弄好之后，即在三四个月之后为适宜。以上望复。

毛泽东 9月13日

9月15日，这一天是中秋节，文涧泉、文运昌旅京一晃4个月过去了，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第3次会见文家二位表兄，和江青一起与客人共进晚餐。吃过晚饭，江青和工作人员一道收了餐具清洗去了。文运昌对毛泽东说：

“我们住也住了，该去看的地方也去看了，连机场的飞机都看了，想跟你合一张照拿回去给老乡看看，证明我们到了你这里，行么?”

毛泽东笑道：

“不照相就表示你没在毛泽东家里住过么?”

他随即叫来江青，说：

“表兄说住也住了，看也看了，还要有个照片为证哩。我一个人恐怕还证明不了，还得你这个居家的堂客在场才行哩!”

江青听说要照相，忙回到里间穿上她那一身自己很喜欢的外套，跟毛泽东和客人一起来到颐年堂外的地坪上，站在毛泽东右边，文涧泉、文运昌依次站在毛泽东左边。4个人面对摄影师的镜头，显得非常亲切、融洽。摄影师按动快门，留下了毛泽东与外家亲人分别数十年之后的第一次合影。

文涧泉又对毛泽东说：

“我汽车、火车、轮船都坐过，只有飞机没有坐了，我想坐飞机回去。”

毛泽东劝道：

“坐飞机太贵了，坐火车好。”

文涧泉不同意，他说：

“你一个国家主席，我不相信买不起飞机票。”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十一哥，不是我买不起飞机票，而是国家正在搞建设，缺钱花，大家都要节约，国家主席更应该带头啊！”

毛泽东从自己的稿费里开支，付给文涧泉、文运昌各300元钱作路费，二人这才高高兴兴地回宾馆去了。

第二天，文涧泉、文运昌准备启程南下，毛泽东派工作人员分别送两个表兄合影一张，皮箱一口，羊皮袍一件。另外，还有两大箱礼物。那两个木箱足有一个成年人那么高。

此前，毛泽东曾对文涧泉说：

“十一哥，外婆家有三大房，这几十年来多了很多人，我都弄不清了。你帮我造个花名册，要详细一点，好让我心里有个谱。”

文涧泉虽然读书不多，记性却很好，他花了几天时间，按文家的亲疏、辈分排列，造了一份上百人的花名册。毛泽东接过花名册，翻了翻，连声说：

“好，好，很详细。”

于是，毛泽东让江青吩咐工作人员按名册给外家诸亲人买了两大箱礼物。这些礼品有：所有健在的表兄、表嫂各2丈2尺咔叽布料，纱袜2双，毛巾2条；所有表侄儿、表侄女、表侄媳各蓝咔叽布料6尺，纱袜1双，毛巾1条；所有侄孙辈在学儿童每人赠笔记本、画册、铅笔等文具一套，学前儿童每人赠袜子1双、各色糖果2斤、玩具2件。玩具中有木枪、皮球、洋娃娃、老虎、小白兔等等。

文涧泉见毛泽东为众多乡亲添置衣料，要求给他缝制一件长袍。毛泽东摇摇头说：

“平均每人只有1丈多布票，哪有那么多布来缝长袍。”

说罢，他让工作人员把自己的一件旧长袍拿出来，送给文涧泉。

如今客人要走了，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两名工作人员护送他们回湘，并嘱咐工作人员，回来时护送十七表哥文梅清上京。

文涧泉、文运昌回到家里，按册分发礼品，文家人无不万分高兴，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赶来，顿时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

这里众人正热闹着，毛泽东的十七表哥文梅清却兴冲冲地离开唐家圫，来到了韶山招待所。此时，来到韶山招待所的还有毛泽东的堂兄兼塾师毛宇居，毛泽东少年时的好朋友张有成张木匠，他们将和文梅清一起进京看望毛泽东。

9月17日，中直机关在政协礼堂召开动员大会，凡是参加土改的人员都要到会。正在值班的李家骥找人替班，和李德华、贾士兴一起跟着江青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李家骥回到毛泽东住处接了班，毛泽东问他：

“到哪里去了？”

李家骥回答说：

“和江青同志到政协礼堂听土改动员报告去了。”

“能听明白吗？”

“能明白。”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和蔼地说：

“这次下去搞土改要注意3点，一是要认真领会和执行党的政策，在新区搞土改与过去在老区搞土改有区别，政策也有变化。一定要吃透这个精神。要结合工作实际执行政策，不能上下一般粗，也不能各地都一样。这样才能避免犯大错误。二是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不能包办代替。要对农民搞好宣传工作，讲清土改的意义，尤其要讲明土改与群众利益的关系，让群众起来为自己的利益闹翻身搞土改。三是要认清新区的复杂性。新区与老区不同，那里刚解放，国民党溃败后有些反动派、特务暗藏起来，他们和我们搞暗的，阶级斗争非常复杂，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才能驾驭这个复杂的局面。”

李家骥没想到老人家讲得这么具体，比动员报告讲的还细，就马上说：

“我一定认真理解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说：

“我这是就总体而言，你本人这次下去有两项任务，一是搞好保卫工作；二是搞好土改工作。回来向我汇报。”

李家骥高兴地说：

“保证完成任务。”

9月20日，毛泽东关于苏联提供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1年9月12日发来的电报已收到。感谢您满足我们提出的给我们提供6亿卢布军事补充贷款和向驻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

关于给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问题，除您同意给志愿军司令部派遣5名军事顾问外，我请求你们研究是否可以在必要时再派5名军事顾问到5个兵团司令部工作。如果您同意这一点，那我希望这10名军事顾问能在今年9月底或10月上旬到达北京，尔后他们即将被派往前线。

我们知道，为了生产和运输今年9月8日电报申请单所提出的军用物资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这批物资不可能与原先订好的用来装备10个师中6个师的武器装备和物资同时运到。根据原先规定的给10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的期限，我们制定了按照新的编制组建的10个师的战斗训练计划。这一计划从8月份开始付诸实施。如果给这10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的计划不变，那我们的战斗训练计划就可无须改变而如期进行。这样，在1952年3月就可完全结束按照新的编制组建起来的10个师的训练。如果战争继续进行，这些师到时候就可投入战斗。因此，我们认为改变给这10个师提供武器装备和战斗物资的计划是不适当的。而且，为了满足今年最后两个月内前线的需要和加强朝鲜境内交通线的对空防御，我们要求苏联政府于1951年年底给我们提供价值大约相当于1951年9月8日申请单提出的军用物资总值1/5的弹药和军用物资。我们主要需要高射炮炮弹及其他弹药。详细的申请单附于本电报之后。价值相当于1951年9月8日申请单所提出的总值4/5的军用物资和满足军事需要的汽车，请苏联政府于1952年上半年提供给我们。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补充提出详细的申请单。

请您研究我的电报，并将您的决定告诉我们。

申请单……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1年9月20日

9月20日这一天，江青告诉李家骥说：

“再有两三天就要下去了，地点是湖北。这次参加土改比到山东搞调查时间长，条件差，困难多，甚至危险也大，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还要准备好带的衣物。”

9月23日，毛泽东家乡的客人文梅清、毛宇居、张有成和中央办公厅两名工作人员一起到了北京。

9月23日傍晚，中直机关土改工作团就要出发了，毛泽东对整装待发的李家骥说：

“你们人少任务重，要准备吃苦。江青身体不好，对农村情况不熟悉，你们多帮助她。”

汪东兴也交代李家骥说：

“这次下去，江青同志仍化名李进，这样便于工作。你要保证江青同志的安全。安全工作除了自己努力，还要依靠当地党组织和群众。据说你们去的地方过去还是国民党的模范乡，地富反革命很猖狂，更应提高警惕，更应依靠地方。”

随后，江青乘火车离开北京。她召集李家骥、李德华、贾士兴3人开了一个小会，问大家是否有充分准备，并强调了在车上的注意事项。

送走江青等人，毛泽东派人去接文梅清、毛宇居、张有成3位客人。文梅清一行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来到颐年堂。工作人员立刻迎上去，请他们到会客室休息。

不一会儿，毛泽东从颐年堂里屋走出来。只见他神采奕奕，满面笑容，缓步朝客人们走来。文梅清等见了，连忙起身喊道：

“主席，你好！”

毛泽东见到久别的乡亲，兴奋不已，用浓重的韶山口音连声喊道：

“哎呀！来访客，来啦客！”

他见客人们既兴奋又有些拘谨，一边同他们一一握手，一边爽朗地说：

“快请坐，快请坐！十七哥身体好吗？宇居大哥还蛮健哩！有成兄气色也不错嘛！”

他特意叫厨师做了几道家乡菜，有腊肉、火焙鱼、豆豉炒辣椒、肉片汤等共有9大碗，与文梅清3人共进晚餐，又将孩子们和工作人员都叫来陪客，并指着客人向他们一一介绍：

“这是我的十七表哥，这是我的宇居大哥，这是我少年时的好朋友。他们都是我的客人，是从湖南老家来的，你们都叫他们伯父。”

李敏、李讷、毛远新等一一礼貌地称呼了长辈，向客人鞠躬。然后，大家一起入席就餐。

饭后，文梅清拿出从家乡带来的酸枣饼、辣椒酱，给毛泽东品尝。毛泽东尝了一块酸枣饼，连说：

“好吃，好吃。”

接着，他又拿起那瓶辣椒酱瞧了瞧，对工作人员说：

“很好，很好，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

毛宇居拿出家中自制的槟榔，请毛泽东品尝。毛泽东见到槟榔很高兴，拿起一瓣就往嘴里放。一旁的保健医生担心他的牙齿吃不消，连忙劝说：

“不要用。”

毛泽东笑着说：

“这是我们家乡的习惯，我们湘潭人爱嚼槟榔。我的牙齿用了几十年了，从未检查过，嚼一嚼没关系，没关系。”

这天晚上，毛泽东派人把文梅清3人送到惠中饭店休息。

此后，毛泽东尽管十分繁忙，还不时地挤出时间把文梅清3人接到家里叙谈。在谈到1927年国民党没收他家的家业，1930年何键派人挖掘他家的祖坟及杀害他的亲人时，毛泽东非常泰然地说：

“咯样又奈我何！”

毛泽东问起毛碧珠的情况，毛宇居叹了口气，说：

“莫问到他还好点呵，如今划了个富农成份，蛮造孽呢！”

毛碧珠，又名毛笔珠，谱名毛泽田，是毛宇居的小弟，生于1895年，小毛泽东两岁，自幼与毛泽东一起玩耍。1925年春，毛泽东回韶山搞农运，毛碧珠参加了农会。后来毛泽东去广州，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碧珠随后也来到广州，在毛泽东身边从事书报管理工作，不久又返回乡里务农。由于他为人精明，经营有方，很快就买了几亩田，生活比较富裕。解放初，毛碧珠家境已经开始衰败，但他还是被划为富农，有8亩田分给了穷人，日子过得比较艰难。

毛泽东了解了毛碧珠的情况，半天没吱声。他知道，根据毛碧珠的现状，划为富农比较勉强。但他不能干预地方工作，只能对毛碧珠的困难表示同情。

后来在毛宇居第2次来京时，毛泽东还惦记着毛碧珠，在毛宇居回韶山时让他捎给毛碧珠4丈布料，说是给大人小孩做几件衣服。

再说9月下旬，参加朝鲜战场观光团的前60军军长张祖谅回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此前，张祖谅在朝鲜观光期间，见第60军180师在战斗中损失惨重，便强烈要求重返60军领导岗位上去，打好翻身仗。中央军委很快就批准了他重回60军的要求。

为此，毛泽东专门召见了他，向他说明了180师在朝鲜战场上失利的主观原因。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180师的失利，除了一些客观的原因外，从主观上看，山西战场，你们60军打得好，解放大西北，解放大西南，也太顺利了。打胜仗一帆风顺是好事，但同时也孕育着失败的可能。不谨慎，不把敌人当回事，哪有不失败的！”

他见张祖谅掉了一颗牙齿，又风趣地说：

“怎么办呢？我看180师北大荒不用去了。番号不用改了。你晚去几天，到协和医院把牙补上，到朝鲜后，拉大嗓门，说话声音大一些。动员部队打个翻身仗！”

9月26日，斯大林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装备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对您9月20日关于军事顾问和提供补充装备的问题通知如下：

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关于5名军事顾问在朝志愿军总部工作问题，我们已下令作战部挑选和派遣相应的人选，于10月上旬到达北京。

关于军事顾问在兵团司令部工作问题，我们坚持我们以前的观点——军事顾问不能派遣到兵团。我们的根据是，特别是在作战条件下，在兵团任命军事顾问不利于兵团的指挥，因为军事专家在兵团要对其战斗行动负责，这样会不可避免走上代替兵团指挥员的错误道路，这是不能允许的。

关于补充贷款（6亿卢布）和1951年底前提供弹药和军用物资问题。根据生产和运输条件，如我们所通知您的那样，实际上不可能保证在今年年底前提供您在9月8日提出的申请单总价值的1/5，同时又提供6个步兵师的装备和物资。我们可以接受您们的补充订货，在1951年提供相当于总价值的1/5的军用物资。但是6个师的装备和物资将推迟半年提供，像我们通知您的那样。

根据上述贷款，我们在收到您1952年的申请贷款后，将进行研究，然后通知您满足的这一要求可能和时限。

菲利波夫1951年9月26日”

9月26日上午，在暑假期间应毛泽东之邀来到北京的张干、李漱清、罗汉溟、邹普勋，一起游览故宫，陪同他们的是一名办公厅干部。11时许，毛泽东派车来接他们到家里吃饭。张干高兴地捋着花白胡子说：

“啊！终于要见到润之了！”

一辆浅绿色的小轿车进入新华门来到丰泽园，停在菊香书屋门口。毛泽东笑盈盈地迎上前去，与自己的师友一一握手问好，把他们请进客厅落座。张干望着毛泽东说：

“润之，你身体还这么好！”

毛泽东说：

“这是在一师洗冷水澡锻炼出来的。”

张干趁机道歉说：

“一师闹学潮那阵，我曾主张开除你，真对不起啊！”

毛泽东凝望着30多年未见的老校长，缓缓地摆摆手，说：

“我那时年轻，看问题片面。当时我虎气太盛，要是像现在这样学点猴气，就不会发动‘驱张运动’了。过去的事，不要提它了。”

张干见毛泽东这么说，感动得流下了泪水，他说：

“总之，还是我不对，身为老师，我深感愧疚。”

毛泽东诚挚地说：

“老校长，您言之过重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这颗‘寸草心’，是怎么也难报答自己老师的‘三春晖’啊！”

说罢，他叫来自己的子女，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老校长和师长，诙谐地说：

“他们是你们的太老师，你们平时常给我说，你们的老师怎么好，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

孩子们去罢，张干问起了萧子暲。毛泽东说：

“他么，后来去了苏联，成了国际著名诗人，笔名萧三，现在也住北京。”

“我真想看看他。”张干说：“他是湘乡人吧？”

“老校长，您记性真好。我把请您到北京的消息告诉他，他一定会请您到他家里作客的。”

“谢谢，谢谢！当时你们两个，都是我们一师的才子啊！”

李漱清也说：

“是啊，润之跟我读私塾时，就已经写得一手好文章。”

毛泽东说：

“次仑先生，您和罗元鲲先生都没有加入蒋帮，这很好。我从未听人说过你们的坏话。”

张干说：

“明哲保身而已。”

“在旧社会，这就很不容易啊。”毛泽东说罢，接着问：“先生现在还教书么？”

张干说：

“在妙高峰中学教几点钟数学。”

“您老年事已高，就不要再教书了。学校应该给予优待，薪水照发。”

张干见毛泽东如此关切，便连声说：

“谢谢，谢谢你的关照。”

12时15分，服务员端上了饭菜，头一道菜是海参，接着是鸡、鱼、肉。毛泽东请张干、李漱清坐上席。张干让着李漱清说：

“李老，您是润之童年私塾时代的启蒙老师，请坐首席。”

“你是润之的校长啊！一校之长，当然要坐首席。”

80高龄的李漱清也谦让着。毛泽东笑道：

“好，就依李老的话，还是让我们的老校长坐首席吧。”

张干只得坐了首席，毛泽东不断给4位师友夹菜，又端起酒杯一一敬酒。他对张干说：

“次仑先生，我祝您老桃李满天下，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多好事。”

张干赶紧站起身，举起酒杯激动地说：

“祝愿我的学生、我们的国家主席万寿无疆！”

饭后，毛泽东陪张干、李漱清4人参观了中南海，晚上又陪他们看了一场电影。送走客人，毛泽东派人给4位老人送去了日用物品，每人一份，有被子、褥子、布毡一床，毛呢服一套，枕头一对，枕巾一方，面巾一条，袜子一双，香皂、牙膏、牙刷各一。工作人员还特意告知客人：

“这是主席用他的稿费买来赠送给您的。”

张干说：

“润之还是青年时期那个脾气，一丝不苟，一尘不染。”

9月27日下午3时，毛泽东专门委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等人，去为张干、李漱清、王季范诸位师友检查了身体。

9月29日，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不甘心“夏季攻势”的失败，又发动了所谓的“秋季攻势”。

此前，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兼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指挥空4师，在9月25日、26日、27日大战美国空军，3天击落美机26架，击伤8架，首创击落美国最先进的F-86飞机的战绩。毛泽东看到战报后，挥毫写上了一个批语：

“空4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

9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章士钊的来信中作了一个批示。

原来，章士钊在9月28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信，他在信中说，张之洞、段祺瑞遗属生活窘困，住宅被法院判归政府没收，生活难以为继，希望政府给予特别照顾等。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请彭真同志查明情形，酌量处理。”

他还在章士钊的信中写了一些旁批：章士钊在信中说：“曩者传谈偶及前清遗老及北洋军阀皆不是人民敌人，政府可能予以照顾。”毛泽东批道：“因时间已久，人民已淡忘了，非谓过去也不是人民的敌人。”章士钊信中说：“按其征讨复辟、对德宣战以及晚年抗日南下诸节，皆不失为革命荦荦大端。”毛泽东在“晚年抗日南下”处批道：“只此节可取。”章士钊信中说段祺瑞所遗吉兆胡同住宅“所谓经敌人购买一节”，“乞公批交有司彻查，加以了解，能不没收最妙，万一不能亦希别筹照顾方式。”毛泽东批道：“此事可商。”

9月30日晚，毛泽东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晚宴上，对坐在他右边的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医学教育家黄家驷教授说：

“中国是一个有4亿多人口的国家，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而我国医生的数量在世界上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有一支中医的队伍，中医加西医，我们的力量就大得多了。”

1951年10月1日，首都军民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盛大庆典。

毛泽东让王季范到惠中饭店送来观礼证，用车接文梅清等人参加国庆观礼。文梅清、毛宇居、张有成、张干、李漱清、邹普勋、罗汉溟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登上观礼台，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这么高的礼遇。

上午10时，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部队和群众游行。

此次阅兵新的特点是：一批身经百战和功勋卓著的解放军高级指挥员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学员的身份参加了阅兵式，并走在受阅部队的最前面；一些新兵种纷纷亮相，其中有火箭炮部队，防空兵部队等；民兵大队第一次出现在阅兵式上，他们是华北老解放区民兵的代表，都是战斗英雄和工作模范。

阅兵式结束后，由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及各工商团体组成的队伍，如潮水般拥来，场面十分壮观。

毛泽东、朱德站在城楼上向人民群众频频招手致意，从上午一直坚持到下午4时，始终神采奕奕，毫无倦意。

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他的湖南同乡粟裕叫到身边。粟裕是在9月间才从苏联病愈回国的。毛泽东问粟裕：

“恩来和总司令和你谈过了吗？”

粟裕知道毛泽东所说的是周恩来和朱德昨天谈到毛泽东点了他的将，要他到总参做副总参谋长的事，就说：

“谈过了。谢谢主席对我的信任，但我担心干不好！”

毛泽东说：

“我相信你，同时也相信我的选择不会错，你肯定干得了，干得好。当然总部工作不同于战区，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很快就会适应的，掌握了工作规律，一通百通，路路畅通。”

粟裕说：

“请主席多指示，我一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毛泽东端详着粟裕的面相，突然好奇地问：

“你是少数民族吧？是不是苗族？”

粟裕回答说：

“我们家乡湘西会同县少数民族很多，苗族、瑶族、侗族、土家族都有，我们家是汉族。”

毛泽东的眼光没有错，直到粟裕逝世后，经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们严密考证，确认粟裕一家是由湖南省通道县迁到他的家乡湘西会同县的侗族人。这些专家还不无遗憾地说：“早知粟裕是侗族人，1955年授衔，根据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肯定会出现一位侗族元帅。”

后来在11月12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粟裕在总参谋长徐向前及第一副总参谋长聂荣臻（此时徐向前病休，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之后，为第二副总参谋长，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10月31日，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总参谋长。

且说国庆节过后，毛泽东派专车送张干、李漱清等人游览了明十三陵等京津名胜，还让他们乘飞机鸟瞰了长城风光。王季范又将张干接到家里，商谈湖南第一师范建校问题，并赞成张干提出的在长沙城南辟一公园，兴建毛泽东纪念馆。

10月4日，毛泽东关于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今年9月26日发来的关于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军用物资问题的电报已收到。我们同意您的意见。

1、请派5名军事顾问于10月上旬到驻朝志愿军总部工作，给兵团的军事顾问可以不派。

2、请苏联政府于1951年底即10—12月按照我在9月20日发给您的电报所提出的申请单（该申请单所列物资价值约相当于9月8日申请单所提物资总值的1/5）给我们发出120门85毫米高射炮、7种火炮弹药、6种火炮轮胎和10万发反坦克手榴弹，这些都是目前我们所迫切需要的。我们同意从10月开始暂停发出供余下的6个师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待到1952年4—6月全部发出这些物资。

3、请苏联政府于1952年1—3月给我们全部发出价值相当于1951年9月8日申请提供的物资总值4/5的其他各项军用物资。我们将用电报发出详细的申请单。请于1952年7月开始发出其余50个师所需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根据您原来的通知，全部60个师所需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应于1954年上半年发货完毕。现在，由于发货期限推迟半年，全部60个师所需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发货的结束时间也推迟半年，即于1954年底发货完毕是否恰当。请将您的意见告诉我们，以便我们对此做好准备。

4、今年6月高岗同志在莫斯科就60个师所需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交货问题进行谈判时，曾达成一致意见，确定上述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总价值将由中国政府用军事货款于8年内分期偿付。不久前，我国商业部接到了驻中国的苏联商务代表处的通知，说相应的中国机构代表同它签订了提供3510辆汽车和1900辆自行车的贸易合同（这些汽车和自行车包括在第1批5个师的军用物资内）。请苏联政府考虑，是否可以将汽车和自行车的价款列入60个师所需军用物资项内用军事货款偿还，如果这样做对你们有困难，则请将此通知我们，以便我国代表就上述数量的汽车和自行车同驻中国的苏联商务代表处签订贸易合同。

请您考虑我的电报，并将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1年10月4日

10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确定从5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简机关，精简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材；提倡节约，严禁浪费；训练民兵，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

10月7日，斯大林关于军事顾问和军用物资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10月4日的电报收到了。我现在回答您电报中的问题。

关于5名军事顾问。在志愿军总部工作的军事顾问将在近日派往北京。

关于提供装备。根据6亿卢布的补充贷款，120门85毫米高炮、炮弹、反坦克手榴弹和炮车用轮胎，按照您9月20日申请单（申请价值1.09亿卢布贷款，即申请单总价值的1/5），将在1951年底之前，在我们确定的时限内提供给您。

根据上述贷款，相当于申请单总价值4/5的1952年的军用物资，其提供期限在接到您申请单后通知。其余6个师的军用物资，其提供时限将推迟半年，在1952年7月之前提供。同样根据6亿卢布的补充贷款，因为我们需要保障新的大规模供货，所以50个师的装备和军用物资提供的限期也不得不推迟半年，即在1954年底完成供应。

您提出要我们重新研究把为战斗师提供的汽车和自行车列入军事贷款的可能性问题。根据1951年2月1日关于军事贷款的现行协议，汽车牵引器材的结算至今都是按照商业协定办理的。您所说的结算方法，与现行的协议和据此形成的结算办法相矛盾。我们财政部门和军事部门认为没有理由修改现行条款，并反对改变条款，我们同意他们的意见。

菲利波夫1951年10月7日”

10月10日，毛泽东给表侄文炳璋写了一封复信。

文炳璋是文南松的次子，1949年6月参加共产党地下武装——湘中纠察队，同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此时，他在广州中南军区防空部队通讯连服役。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炳璋同志：

7月5日来信收到，谢谢你。乡里来人说，你家生活情况有一些改善。你可安心在部队工作。此复，顺祝

进步

毛泽东

10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致志愿军党委的电报，他写道：

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9月20日的电报早已收到，我们认为你们的总方针是正确的。邓华同志现来北京，中央已将最近关于志愿军战略方针，节约兵力，节约资材，节约经费及两岸迫近敌人可能登陆处筑工事等项决定告诉了他，由他向你们转达。希望你们联系实际情况规定具体执行办法，争取朝鲜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中共中央 10月14日

10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给陈叔通写了一封回信。

陈叔通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已经75岁了，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还要求到农村去看土改，并亲自参加土改。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叔老：

10月9日惠示敬悉，谢谢您。看土改事，同意您的意见。惟冬季气候是否适于先生身体，请加考虑，春季去似乎好些，那时还有土改。又先生这样高龄，只宜去看土改，不宜去做土改。并且看可以多走地方，做则限于一区一乡。还有，不单是土改一事，抗美、镇反、生产、教育、统战等项工作，都宜在视察之列，如果精神上顾得及的话。有一份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可以一阅，阅后请予掷还。致以

敬礼！

毛泽东

后来，陈叔通到农村看到了那里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分高兴。到了六十年代初，《中国建设》杂志印尼版请他写一篇有关新中国成就的文章，他就以毛泽东新发表的诗句“敢教日月换新天”为题，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大加赞扬；此文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0月22日，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发动的秋季攻势宣告失败。此役中，中朝军队歼灭“联合国军”79000余人。

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首先致词，他说：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们：

我们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现在开会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之外，应邀列席的尚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民解放军、工业劳动模范、农业劳动模范、老根据地代表、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工商业家、各种专家、宗教界、少数民族、华侨、妇女、青年、省市协商委员会及其他方面的代表人物，尚有许多政府工作人员。”

“在过去一年中，在我们国家内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3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以外，即将于1952年全部完成。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我们的国家已经实现了空前未有的统一。西藏问题业已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国防力量业已增强。人民民主专政业已巩固。而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

“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10月23日这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周年之际，决定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决定中说：　

“以一级国旗勋章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因为他在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战争中，以卓越的指挥艺术，指挥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给予美国侵略者以歼灭性的打击，给了朝鲜人民军以莫大的帮助。”

军事秘书杨凤安接到这一通知后，立即报告给彭德怀，彭德怀却说：

“我有什么功劳值得授勋的，我不过在后方作了些具体工作，这个勋章应该授给那些战斗英雄，我哪能比得上他们的功劳大？”

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参谋长解方劝他说：

“这是朝鲜政府的正式决定，彭司令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当之无愧的，请彭司令还是慎重地接受为好。”

彭德怀还是不愿意接受，并向中央军委提出不接受勋章的意见。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彭德怀，命令他要尊重朝鲜政府的决定。后来在10月25日晚，朝鲜政府代表团在志愿军司令部驻地大矿洞内，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金奉委员长代表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和政府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佩戴在彭德怀的胸前。

授勋仪式结束后，彭德怀指着勋章对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说：

“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第二应该授给洪麻子，如果没有他们两人昼夜想办法支援志愿军的粮弹物资，我的指挥再高明再正确，也是打不了胜仗的。”

彭德怀所说的高麻子是高岗，洪麻子是洪学智。在抗美援朝时期，毛泽东发给志愿军的电报开头多是：“彭邓洪韩解杜”。其中的“洪”就是指洪学智。

洪学智，1913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春，洪学智正在豫东南的深山里放牛，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联庄队找到他，问他愿意不愿意“吃大户”？他说：“哪有不愿意的呢！”于是，他参加了联庄队，晚上到地主家里杀富济贫“吃大户”，觉得痛快极了。同年5月6日，洪学智参加了皖西地区立夏节起义，加入了商城游击队，后来，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0月24日下午，毛泽东关于请求苏联增派高炮部队入朝等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1、当前敌驻朝航空兵主要致力于破坏我军交通线。

洛博夫将军领导的航空兵部队和中国航空兵部队在过去的空战中取得了巨大成绩。苏联和中国的高炮部队在高炮射击中也取得了巨大战果，它们在掩护交通线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但是，我们兵力数量不够，它们不可能更加可靠地保障交通运输，因此请您考虑能否由苏联政府再派1个由3个团编成的高射炮兵师到朝鲜北部以加强对铁路运输和安州地区机场的对空防御。

2、已完成战斗准备的中国航空兵部队大部分集中在中国东北地区，准备参加朝鲜战斗，因此，在中国境内的防空兵器不够。此外，在1951年11-12月，中国的航空兵学校将有463名飞行员完成雅克-11的飞行训练。

根据您原来指定的计划，预定组建3个米格-9歼击机师、1个图-2轰炸机师、1个伊尔-10强击机师、2个拉-11侦察机团、1个拉-9歼击机团、1个里-2运输机团。

考虑到我空军现状，在组建上述师和团之后，中国同志自己在1952年3月15日以前这个要求的期限内不能完成战斗机飞行人员的训练任务，因此请苏联政府给予下列援助：

1、给中国派出3个喷气歼击机师和3个有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3个歼击机航空兵师和6个米格-9航空技术保障支队，同时也是为了北京、上海、广州的对空防御。

2、给中国派出1个团人员（不带技术装备）和1个带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2个侦察团和2个拉-11航空技术保障支队。

3、给中国派出1个团的人员（不带技术装备）和1个带技术装备的航空技术营，来训练中国的1个歼击机航空兵师和2个伊尔-10航空技术保障支队。

4、中国空军自己可以胜任组建和训练1个图-2轰炸机航空兵师、1个拉-9歼击机航空兵团和1个里-2运输团，但到1951年12月则请给轰炸机师派出14名顾问，给拉-9歼击机团派出5名顾问。如果您许可的话，其余顾问则从训练师和团的人员中指派。

请告知您对上述问题的决定。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1年10月24日

欲知斯大林如何答复毛泽东，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扩大会议上致词说：“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斯言极是！抗美援朝一战打出军威，打出国威，打出一个世界政治新格局，为中朝两国人民打出了一个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建设新环境！这铁一般的事实是任何一个不肖子孙都不能够否认的！

第31章 1951年10月25日—

“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

话说1951年10月25日，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又回到了谈判桌上。双方谈判的地点由原来的来凤庄改在位于开城东南8公里的板门店进行。

前面已经说过，美国人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也同样得不到。“联合国军”经过夏季、秋季两次攻势，以15万7千多人的代价，换来的只是把战线平均北移了5公里。因此，他们不得不又回到了谈判桌上。

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4路部队已经全部到达拉萨及江孜、黑河、隆子、日喀则、亚东、阿里等边防重地，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插遍了青藏高原。

这一天，进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西藏地方政府官员、3大寺活佛，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2万多人夹道热烈欢迎。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在欢迎仪式上致词说：

“过去，无论是清朝的军队，美国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来到西藏时，我们都没有欢迎过，唯有这次人民解放军到拉萨，我们热烈欢迎，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10月26日下午，毛泽东复电给达赖喇嘛。

西藏达赖喇嘛在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协议并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毛泽东在给达赖喇嘛的电报中说：

“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至此，中国所有领土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尚被蒋介石军队占据以外，全部获得了解放。

1951年11月1日，全国政协一届3次会议闭幕。毛泽东在会议闭幕前夕，接见了27岁的“毛泽东号”机车第3任司机长、全国劳动模范、列席政协会议代表郭树德。他和郭树德亲切握手，说：

“你回去向工人同志们问好！”

是日晚，毛泽东将与全国政协一届3次会议全体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共进晚餐。

郭树德进入宴会厅后找不到自己的座位，便被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引到了一号桌。他坐下后蓦然看到桌子上摆着“毛泽东”的席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席卡的位置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他与毛泽东同桌，就坐在毛泽东对面，激动的泪水顿时溢满眼眶。

不久，在全体代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走进宴会厅。此后，坐在毛泽东对面的郭树德几乎没有动过筷子，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毛泽东。他的口袋里装着一册10月12日新发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他想请毛泽东签个名，可不知如何开口，只是怔怔地激动地看着毛泽东。坐在对面的毛泽东认出了下午接见的郭树德，放下筷子，朝这位火车司机走来。郭树德赶紧站起身来，拿出崭新的《毛泽东选集》，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递给毛泽东，说：

“主席，我想请您签个字。”

毛泽东微笑着从秘书手中拿过钢笔，欣然在扉页签上了“毛泽东”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郭树德手捧这本有着毛泽东签名的书，激动万分。

这是唯一一本有毛泽东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也是郭树德所在的“毛泽东号”机车组的传家宝，后被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文物永久收藏。

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决定：增补林彪、高岗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1月8日下午3时，毛泽东邀请张干、李漱清、罗汉溟和邹普勋到中南海瀛台合影留念。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是我头一次和自己这么多老师一起照相，值得纪念。”

晚上，毛泽东再一次和4位客人一起吃饭，尔后，又陪他们看了一场电影。毛泽东对张干说道：

“次仑先生，将来建设我们的新中国，老师是一支最重要的力量，请您老回去以后，好好和教师谈谈这个问题。”

11月10日，毛泽东派人接文梅清、毛宇居、张有成到中南海吃午饭。

此时，文梅清等人在北京已经住了2个月，毛泽东曾多次陪同或派人陪护他们外出游览，还让秘书安排他们坐飞机到天津参观。

11月11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邓华、陈赓并志愿军党委的电报中写道：

彭邓陈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

11月8日来电收到。我们认为志愿军党委决定各项是正确的，望即照此施行。如此，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

毛泽东 11月11日

11月11日下午，毛泽东又邀文梅清等人到家中共进晚餐。饭后，毛泽东笑着对毛宇居说：

“今晚，我跟你回韶山去。”

毛宇居不禁一愣，前几天毛泽东说过，什么时候有空了要回韶山看看。难道今晚就要动身么？毛泽东观察着毛宇居的神情，诡异地笑笑，又说：

“是啊，我们今晚一起回韶山，去看看你自己！”

说罢，他和众人一起来到大厅里看电影，银幕上出现了几个大字：解放了的中国。

这是一部中苏合拍的彩色电影纪录片，其中有不少韶山的镜头。毛宇居年轻时就留须，是一位美髯公，如今白发银须，笑容可掬，自然是摄影师捕捉的对象，既有他的中近镜头，又有他的大特写。毛泽东笑道：

“宇居大哥，我们不是回韶山了么？还看见了你自己嘛！”

老先生在银幕上看到了自己的形象，那个兴奋劲儿简直是无法形容。他一回到招待所，立即吟诗一首：

银幕一开画来传，老夫笑貌及苏联。从今四海为家日，几度观光及壮然。

11月12日，张干、李漱清等人在北京已经住了60多天，准备回湖南了，一位工作人员提着一包东西来找张干，他说：

“张老，毛主席本想亲自来给您老送行，但这几天实在太忙，特地让我代表他来向您老表示歉意。”

说罢，他打开包，取出毛泽东送张干的零用钱150万元，还有一瓶鹿茸精，递给张干，并嘱咐他每次饭前20分钟服20滴，一日两次；接着又给其他客人分发了礼金和礼品。

张干回到湖南不久，便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议室参议，后被聘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顾问。

且说11月13日，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电，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今年10月24日电报我们收到了。因为我远离莫斯科，我的复电晚了一些。

1、我们认为，保障北朝鲜交通枢纽的安全应主要由歼击机航空部队负责。为此我们紧急建议加快南市和泰川地区机场建设，以便在最短时间内在此降落中方空军部队。

高炮部队的主要力量只需掩护主要的大型目标，现在应由苏军的5个高炮师负责掩护机场和安东-新义州地区的鸭绿江大桥。

根据朝鲜所出现的局势，加强高炮的掩护是必须的。我们认为，中方司令部可以从苏联提供的1854门高炮和3268挺高射机枪中拨出装备各师所必需的180门高炮和一些高射机枪。在12月，我们将根据补充的军事贷款向您再提供120门85毫米高射炮。

2、关于苏联向中方派出3个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航空兵师及飞行员和3个航空技术营的要求，我们不能满足。因为米格-9飞机我们已不生产，我们也没有米格-9飞机。如果需要进一步派遣我方飞行员训练米格-9飞机的中国飞行员，可以使用在安东、唐山和公主岭驻扎的3个歼击机航空兵师的教练员，为期3个月。完成所有训练大纲后做返回苏联的准备，返回苏联的时间不晚于1952年3月中旬。

对于1个强击机航空兵师的训练，我们的军事专家认为，作为中方第5和第11强击机航空兵师顾问的在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可以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

为了训练中国的侦察团，我们将从在中国的洛博夫将军部队的侦察团中派遣教练员。

将向贵方派遣图-2轰炸机航空师和拉-9航空兵团的顾问，共计19人。如果您同意我们的决定，我们将下达相应的命令。

我们有责任提醒您注意，我们临时派去训练中国米格-9飞行员的顾问应按期准时返回。

菲利波夫 1951年11月13日

11月14日，毛泽东关于停战谈判和国内情况等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在恢复朝鲜停战谈判以后，由于近两个月来前线损失惨重，以及美国国内外的停战要求增强，美国方面接受停战条件的可能性增大了。但是与此同时，考虑到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美国政府仍然企图保持国际紧张局势，因此在谈判过程中，美国人积极打探消息并玩弄花招，力图拖延谈判。

确定分界线是谈判的主要问题。敌方要把分界线划在我军深远后方，而不是建议在当前战线的基础上确定分界线，对之做出某些改变，并将开城地区纳入缓冲地带。目前，在签署停战协议时，敌方已提出要求确定以双方军队实际接触线作为分界线，没有把开城地区纳入缓冲地带。我们则坚持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并确定以双方军队当前的接触线作为分界线，在就全部议程达成协议时如有变化则对双方部队接触线做出改变。目前敌方正就这一问题同我们进行争论，但是我们认为，这一争论不会持续很久。

我们之所以建议在当前战线地区停止军事行动，我们之所以同意推迟解决以三八线作为分界线问题和在召开政治会议之前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等问题，不仅因为目前进行的谈判是停战谈判，以及敌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立即以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山区来交换三八线以南的西部低地，而是因为在敌方拒绝放弃东部山区的情况下，我们在那里也有有利于防御的山区；至于三八线以南的西部沿海平原地区，则它对我们有利，是因为那里居住着比东部地区多得多的居民，还因为那里有丰富的农产品，而且，开城地区是夺取汉城的前哨阵地。

金日成同志今年6月在北京讨论停战条件时曾就此问题发表了这样的意见。这次，停战条件也是征得他的同意的。

关于对谈判监督问题的讨论，我们早就打算建议建立停战机构，双方代表均参加这一机构，由该机构承担对停战条件的执行进行监督和在缓冲地带进行监督的任务。但是，敌方一定会要求在双方后方建立监督，以便限制双方援军和军用物资的调遣。我们打算同意在双方1—2个边境居民点建立监督，并同意您的指示，建议给中立国，即未参战的国家赋予监督职能，我们打算邀请苏联、波兰和印度这3个国家承担此项任务。可能美国人一开始会反对。若是这样，我们就建议由瑞典和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派出代表。

至于交换战俘，我们反对按一对一的原则交换，我们建议按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交换。我认为，该问题不难达成一致意见。

关于由有关国家政府召开高级会议问题可能有3种方案：

1、召开目前正在进行谈判的双方政治代表会议（可能美国提出这一方案）。

2、召开4国参加的会议：苏联、中国、美国、英国以及北朝鲜和南朝鲜的代表。

3、召开7国参加的会议：苏联、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埃及以及北朝鲜和南朝鲜的代表。

请您指示，从国际局势来看这3种方案中哪种是最佳方案，或者请您提出新方案。

目前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力求在今年达成停战。与此同时，我们应进行必要的准备以应付敌方拖延谈判和破坏谈判。考虑到谈判可能还会拖延半年或一年，我们已开始节省在朝鲜战场的人力和物力，并实行长期积极防御策略，以坚守目前我们所占领的阵地，重创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取得战争胜利。

在国内，我们准备整编军队，精简机构，厉行节约，增加生产，进一步加强抗美援朝运动，以保证继续进行朝鲜战争，保证财政和进一步稳定物价，以及加强国家建设，主要是国防建设。

今年，由于抗美援朝，中国政府的预算支出比1950年增加了60％。预算总额的32％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苏联政府给我们提供的军事贷款尚未包括在内）。因此，如果现在不厉行节约，那么明年的预算还会增加，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财政，并导致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这本身也会给前线造成困难，同时也会给后方建设造成困难。当然通过谈判取得和平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我们并不害怕拖延谈判。事实就是这样，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与此同时，我们能够顺利地在国内采取各项措施，来保证稳定，以及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请您就上述问题给予指示。

毛泽东 1951年11月14日

11月14日，毛泽东安排文梅清等人乘飞机去察哈尔、保定游览。

11月15日，毛泽东派人到惠中饭店，送给毛宇居皮箱一个；邀文梅清、毛宇居、张有成共进晚餐；饭后在颐年堂外合影留念；还一起观看了京戏。

话到此处，不得不说说毛泽东看戏的一段轶闻。

在1949年开国大典前后，以及在建国后最初几年的国庆节，各地戏剧界的名优大师，都荟萃于京华，献演于中南海的紫光阁和公安部礼堂，可谓是百花争艳，蔚为壮观，形成了梨园史上的空前盛况。艺术家们认为，能向毛泽东献艺，能在中南海演出，是对自己的最高奖赏。毛泽东对艺术家们的精湛表演，也都给与了很高的评价。而此一时期，唯独京剧须生中的佼佼者马连良，还一直没有去中南海登台的机会。叶子龙曾数次向毛泽东汇报，马连良要求给他献艺。但毛泽东始终没有表态，原因是马连良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时期为日伪演出，特别是为川岛芳子演出和到伪满洲国演出的历史问题。后来，彭真也替马连良向毛泽东求情，说是由谭富英主演诸葛亮，与马连良合演《借东风》，毛泽东这才勉强到场观看了演出，终于了却了马连良的一桩心愿。

11月15日这一天，中宣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向中共中央呈上了关于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的报告，其中提出“拟调任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同志为中央宣传部政治教育处处长”；“拟调任山西省委副书记陶鲁笳同志为文化教育委员会干部教育管理局局长”；“拟任江青同志为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

11月16日，毛泽东对上述报告作了批示，他写道：

乔木同志：

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惟赖若愚调总工会为秘书长，陶鲁笳是否能调出待考虑，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

毛泽东

由此，江青的任命被取消了。

11月16日下午，毛泽东派秘书徐业夫到惠中饭店，看望文梅清等3位亲友。

11月17日晚，毛泽东派人送给文梅清3人被单各1块。

11月18日，毛泽东邀请文梅清3人看电影《幸福的生活》。

文梅清等人就要离开北京了，毛泽东叮嘱他们说：

“你们这次来，在北京、天津参观了许多地方，看到了祖国建设的成就，回去后要好好宣传，把这些情况介绍给家乡的群众，发动大家努力工作，搞好生产，把家乡建设好。”

毛泽东又送给3人呢大衣、衬衣、皮鞋、枕头、枕巾、洗脸巾、皮箱等，每人1份。

11月19日，斯大林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电报收到了。我们同意您对谈判目前形势的评价。谈判全过程表明，美国人虽然在拖延谈判，但是他们更需要尽快结束谈判。这是根据总的国际形势得出的结论。

我们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中朝方面应继续在谈判中采取灵活战术，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躁和尽快结束谈判的表现。

在确定分界线和在1—2个边防站进行检查问题上，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

我们还同意关于履行检查职能的委员会人选问题。

在交换战俘问题上，您的立场完全正确，敌人很难对此提出异议。

至于在签订停战协议后，为进一步解决朝鲜问题而召开会议的可能的方案，我们认为，召开目前谈判双方政治代表的政治会议是适宜的，但必须要有北、南朝鲜的代表参加。

菲利波夫 1951年11月19日

11月20日，文梅清一行3人登车南下。

11月20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东北局书记高岗11月1日《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的批语。

高岗根据东北地区揭露出来的一些干部有严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在报告中写道：“从两个月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如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长李廷琳勾结私商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共同作弊，高价卖给公家，低价从公家买出，投机倒把，伪造发票、偷税、报假账，总计使国家损失人民币61.3亿余元（旧币——笔者注）。”

高岗在报告中称：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5亿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一叶知秋，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东北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可能带有相当的普遍性。东北的现象充分表现了资本家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本质。党和国家政权肌体的腐败已见端倪，不能等闲视之。他在批语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请发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同级政府党组和各同级军区，并告中央和军委各部门首长、中央政府各部门党组：

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11月1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

中央 1951年11月20日

1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

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同级政府文化部门的党组和文艺团体的党组：

一、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1951年11月23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认为这一报告是正确的。

二、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自己和当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都注意研究这个报告，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为使这一整风运动获得良好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和宣传部负责同志必须亲手抓紧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先将你们的计划报告中央和中央宣传部批准。

三、中央这一指示和中央宣传部的报告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并可给党外同情分子阅看。

　　 中共中央 1951年11月26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给“毛主席和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我们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学习，借以澄清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认真建立党对文艺工作的有效的领导。为了准备这个学习，首先由中央宣传部召集党的主要文艺干部十余人举行了文艺工作会议，取得了一致意见。然后，由全国文联常委会召集了两次会，决定在北京发动数百文艺干部参加整风学习运动。”

“中央宣传部所召集的文艺工作会议的参加者，有胡乔木、周扬、丁玲、赵树理、李伯钊、陈沂、艾青、何其芳、周文、吕骏、江青、阳翰笙、袁牧之、陈波儿、张庚、严文井、林默涵等。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对文艺领导工作的检查、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讨论了加强电影工作、整顿戏剧工作、调整和加强文艺刊物的具体方案。”　　

“在党内，关于文艺工作特别是日益重要的电影工作，很少向中央请示和报告。文艺工作中的党员缺少严格的政治生活，文联党组和文化部党组很少检讨思想和创作的问题，很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很少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在党外，文联及其所属各个协会都陷于瘫痪状态。

会议指出周扬同志应对以上现象负主要责任（周扬同志作了详细的自我批评），同时指出其他同志也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并相互进行了热烈的批评。为了克服文艺界的上述倾向，会议决定由文联动员北京文艺界各方工作人员约700人进行一次整风学习。”　

“整顿文艺刊物，使成为严肃的战斗的武器。决定将《人民戏剧》、《人民音乐》、《新戏曲》、《北京文艺》停止出版，集中力量办好《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使前者成为领导性的艺术评论和文艺学习的刊物，后者成为领导性的发表创作指导创作的刊物。同时，加强《说说唱唱》使成为指导全国通俗文艺的刊物，并定期地选印剧本和歌曲，以供应全国广大的需要。”

“根据宣传部文艺工作会议的建议，文联常委会已决定发起北京文艺界的学习，并已组织一个包括各文艺部门负责人（党的和非党的）的学习委员会，由茅盾、周扬、丁玲、欧阳予倩、阳翰笙、蔡楚生、陈沂、田汉、沙可夫、马思聪、李伯钊、江丰、袁牧之、老舍、林默涵、严文井、朱丹、马少波、吴雪、李广田等组成，来负责领导这一学习。文联将于11月24日召集各部门文艺工作干部开一次学习动员大会，由胡乔木、周扬、丁玲等分别作报告，说明文艺界进行整风学习的意义和目的，并有若干党内外文艺工作者讲话。学习人员按工作关系编成小组，阅读指定的文件：（1）毛主席《实践论》；（2）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毛主席《反对自由主义》；（4）斯大林给别德内依的信；（5）联共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四个决定及日丹诺夫的报告；（6）《人民日报》社论《必须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然后结合工作进行检讨。”

11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起草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地委、青年团团委、各同级政府的党组和教育、公安两部门的党组或党委：

兹将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加以研究，遵照执行。

中央 1951年11月30日

毛泽东批转的那个指示，分析了各类学校的政治思想状况，指示中说：虽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抗美援朝运动和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来，学校已经有了很大的改革，但是，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情况。

指示明确要求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用1至2年时间，在全国所有大中小学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在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基础上，在全国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活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11月30日这一天，北京城寒风凛冽，大雪纷飞。

午夜时分，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的灯光依然亮着，毛泽东皱着眉头，认真地翻阅着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11月29日关于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贪污受贿的报告。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刘青山和张子善都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曾经同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进行过英勇的斗争。

刘青山出生于1916年，雇工出身，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河北高阳、蠡县农民暴动，后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1937年他被选送抗大学习；后历任冀中区任河（任丘、河间）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

张子善出生于1914年，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参加了狱中的绝食斗争和卧轨斗争，在敌人面前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勇气概；后历任河北献县县委书记、八地委组织部部长、十地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天津地委副书记兼专员、天津地委书记。

刘青山、张子善在全国胜利后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作风的侵蚀和引诱，堕落蜕化了。他们在政治上极力造成一个“惟我独尊”和“挥霍有道”的空气。刘青山说：

“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

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利用职权，勾结奸商，贪污、盗窃、受贿和肆意挥霍公款共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其中有勾结奸商张文义等人，倒卖钢材，使国家蒙受21亿元的损失；动用专区地方粮款25亿元，宝坻县救济款4亿元，干部家属救济费1.4亿元；贪污防汛款盘剥治河民工工资等22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群众房地补价款45亿元；向银行骗贷40亿元等等；情节十分恶劣。他们甚至派人伪装解放军到东北盗运木材牟取暴利，用侵吞的巨款到香港购买高级轿车。刘青山还吸毒成瘾，并且在政治上成为独霸一方的恶棍。这样，他们就完全堕落成为人民的敌人了。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受贿的款项，按当时的币值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可买粮食近2000万斤，棉布800万尺，足够50多万人吃一个月并做一身衣服。

多行不义必自毙。正是在毛泽东11月20日批转高岗的报告倡导开展大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第二天，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行为在11月21日的河北省党的第3次代表大会上被揭露出来了。

毛泽东翻阅了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贪污受贿的报告材料，提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特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的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1951年11月29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惩处。

中央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的报告的批语，他写道：

邓小平同志，并告各中央局并请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

一、你于11月25日给我们的电报以及早已送来的1952年工作要点，均收到了，你们的方针和部署均好，我们均同意。除早已将西南局1952年工作要点转发你们参考外，现又将小平此电转发你们参考。此电第3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中央 1951年11月30日

1951年12月1日清晨，毛泽东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夜，他放下笔，伸个懒腰，搓搓脸，朝门口走去，踏出门槛刚走了一步，便立住了脚，显出异常惊喜的神情。纷纷扬扬的雪花使他激动，他睁大了眼睛，仰天凝视，目光从天空缓缓地移向树梢，屋顶，再移向像铺设了白色毡毯一样的庭院，久久一动不动。他见卫士张木奇抓起一把扫帚去扫雪，便急切地喊道：

“不要扫！”

他指着地上扫帚扫过的痕迹，皱起了眉头，不无责备地说：

“这是你扫过的吗？她的伤口刚合上你就忍心又割一刀！”

张木奇怔怔地立在原地。是的，黎明时他刚扫过一次，现在又落了薄薄的一层雪，这就是刚愈合的伤口？

毛泽东步下台阶，小心翼翼，走出两步，又停了下来，回头看看自己留在雪地的脚印，目光里闪烁着孩童一般的惊喜！再看看面前的雪地，这位叱诧风云、改天换地的巨人，被亿万人民欢呼为万岁的领袖，竟然犹豫了。他不忍心再把脚踏向那洁白无瑕的雪地，把已经抬起的脚缩回去，慢慢地落在原来的脚印里，两只脚始终保持着一前一后的姿势，站立不动。他伸出右手，用手背和衣袖去接那些飘落的雪花，欣赏着宇宙最伟大的创造和最精彩的表演。

“主席，走一走吧。站久了会感冒的。”

张木奇依然站在原地，远远地提醒说。他不敢过去，怕践踏了毛泽东所迷恋的雪地。毛泽东似乎没有听见，他手背上的雪花在融化，一颗晶莹的水珠颤颤欲滴。他用舌尖轻轻地一触，那水珠便不见了。毛泽东轻轻地咂咂嘴，像饮了甘露一般微笑了。他终于慢慢地退了回去，站在廊檐下绕着庭院观雪景，久之，步出小门，沿中海散步。他不走已经扫过的道路，而是踏着积雪走，倾听着脚下那咯吱咯吱的声响，似乎是在欣赏一首特别美妙的音乐，时而回头望望自己留下的脚印，时而停留在松柏树旁，观赏枝丫上那千姿百态鬼斧神工的琼枝银花。

雪使毛泽东流连忘返，忘却了时间，忘却了一切。李银桥见他在外边呆久了，就追过来劝他说：

“主席，该回去了。”

“银桥，”毛泽东突然开口问道：“你有没有贪污？”

“没有。”

李银桥坦然回答。毛泽东又问：

“你现在不贪污，以后贪污不贪污？”

“不贪污！”

“那就好。你来的时候像这些雪。以后也要保持，反腐蚀，不要让糖衣炮弹打中。”

毛泽东说罢，继续在雪地上走。他边走边问：

“你喜欢雪吗？”

“喜欢。”

李银桥回答。毛泽东说：

“农民喜欢雪，瑞雪兆丰年。害虫不喜欢。一下雪，苍蝇就没有了。我也喜欢雪，我们都喜欢雪。”

12月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下发了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这个《决定》中加写了几段话，他写的是：

“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3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中央人民政府不久将颁布惩治贪污的条例和惩治浪费的条例，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

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浪费的范围极广，项目极多，又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现象，故须着重地进行斗争，并须定出惩治办法。

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此次精兵简政的工作中，在展开全国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凡在其所属机关、部队、团体、学校或企业中发生了严重的贪污现象或浪费现象，而事前毫无觉察、事后又不厉行惩治者，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虽然没有亲手参加贪污行为或浪费行为，亦应以失职论处，决不宽恕。

为着有力地彻底地消灭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必须奖励那些不贪污、不浪费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的模范的单位和人物，从这些单位和人物与那些贪污者、浪费者和官僚主义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来。”

欲知毛泽东倡导的在党内开展的“三反”斗争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1月20日转发高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的批语中，提出要在全党开展一场“三反”斗争，可谓是见微知著。第二天河北省便挖出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大案。中共中央在12月1日就下发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的确是雷厉风行。须知，此时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同时又要在全党内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是需要怎样的胆略和气魄啊？！

第32章 1951年12月3日—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话说1951年12月3日，毛泽东给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写了一封信，随信送上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的绢本楷书长卷《双鹤瑞舞赋》墨迹。他在信中写道：

振铎先生：

有姚虞琴先生经陈叔通先生转赠给我一件王船山手迹，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

顺祝健吉

　　　　　　　　　　　　　　 　毛泽东 12月3日

原来在前些时，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知道毛泽东很崇敬明清之际的湖南籍思想家王夫之，也知道画家姚虞琴有一王夫之的稀世墨迹，便在与姚氏商酌之后，将此物赠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见后，十分欢喜，又怕放在自己身边会损坏，于是连忙让人给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送去，请他加以保存。

姚虞琴，浙江余杭人，近现代著名爱国画家，与齐白石齐名，时有“北齐南姚”之誉。早在日本侵华期间，姚虞琴画兰不带土，寓国土沦丧之意。

不久，毛泽东获悉郑振铎将墨宝交给故宫博物院珍藏，甚为欣慰。但他又不愿将墨宝赠与之事过分张扬，便批复道：

“此物似乎只可收藏，不必陈列展览。”

12月4日晚，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批转北京市委开展反贪污斗争的报告的指示》：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请速即转发所属分局，各省委，各市委，各区党委，各地委和各县委；各大军区党委和志愿军党委，并请速即转发所属政治、军事、后勤各部门，直到团级为止：

一、中央批准1951年12月4日晨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及今后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意见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

二、中央责成你们在接到本指示3星期内，至迟在一个月内，有计划地初步地检查自己单位和所属下一级各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仿照北京市委所订各项办法，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

三、中央责成你们大体上仿照北京市委的报告样式，在收到本指示后一个月内，向中央作第一次关于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所有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均分别向中央和军委作报告；所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各市委，各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均按级向中央及其上级作报告。县委以上的报告，除发其上级外，均同时直接发中央。有电报的地方，用电报发来。无电报的地方，从邮局寄来。军事系统二三两级军区的报告，除发其上级外，同时直接发军委。军区以下的报告，由军区收集转寄军委。志愿军各部的报告，由志愿军党委收集转寄军委。凡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凡推迟报告时间者，须申明理由。

四、本指示及北京市委的报告，须组织科长以上的党员阅读，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1951年12月4日20时

12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

华东局、福建省委，并告各中央局，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

福建省委办公厅12月7日15时电询问，可否将中央12月4日发来之北京市委反贪污运动报告和中央的批示以绝密文件印发至县委，以便统一展开反贪污运动和统一执行关于反贪污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制度等语，兹答复如下：

一、应当发至县委，军队则发至团党委，并且应当在党内刊物上登载，使更多的同志看到，使科长级以上的党员都能看到。这是半公开的文件，不是“绝密文件”。

二、中央于12月4日转发的北京市委报告，12月5日转发的中央贸易部党组报告，12月7日转发的中央财政部、人民银行总行、中央轻工业部、中央水利部等各党组报告，以及尔后转发的各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一概照上条办理。

三、所有地方县委以上均应向中央作报告，军队团级以上均应向军委作报告，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这点已在中央12月4日指示中说清楚了。

四、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贪污分子，浪费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当然大多数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有一部分人即是反革命分子），他们的罪名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但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并且一样的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犯贪污的占全体工作人员的百分之几，轻者重者最重者又各占百分之几），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以上各点，请加注意。

中央 1951年12月8日

此前，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兼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指挥空3师在12月2日、5日、8日大战美国空军，3天共击落敌F-86飞机9架，F-84飞机4架，击伤F-86飞机2架。此次空战规模空前，战果辉煌。毛泽东闻讯，欣然命笔，批道：

“向空军第3师祝贺。”

12月11日，毛泽东给毛泽连、毛远悌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泽连、远悌：

来信收到。慰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远悌在印厂工作，可在工作余暇进行学习。请你们代我问六婶好！

祝你们都好！

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为转发华北军区后勤部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各级军区直至团级，志愿军党委：

一、兹将华北军区后勤党委会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这是军事系统在中央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号召下向中央反映情况的第2件。第1件是装甲司令部许光达等的报告，已发给你们了。

二、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许多人本位主义极为浓厚，只顾小局，不顾大局。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

　　 毛泽东 1951年12月11日

12月12日，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在西安隆重举行，汉、回、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14个民族的代表451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致电毛泽东，表示了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和信心。

12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

12月13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土地改革工作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中南局并告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并请转发各省、市、区党委：

一、中央批准中南局1951年12月10日关于中南区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状况的分析和1952年土地改革工作方针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中央认为，在目前这种时机，在全国各新区的土地改革大约已完成了一半，但尚有一半必须集中大力去做才能完成（已分配完毕者尚有复查问题），如果只顾赶急图快，就有流于形式不能切实解决问题的危险的。这种时机，中南局同志们提出这一分析，是适时的和完全必要的。请各中央局和各省、区党委不要因为中央提出依土地改革完成情况适时的转移省级以上的主要领导方向到城市和工业方面的方针，而放松了对于1952年土改工作的领导，如果这样做，那就会犯错误。中央指出：关于农村和城市、土改和工业的领导上注意力的分配和领导重点的转移问题具体解决，请各中央局、各省委、区党委精密地掌握着，不要分配不适当和转移不适时。

二、将中南局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仿照办理，并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12月15日，毛泽东为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起草了一个党内通知，他在通知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

二、这个草案比10月间发给一些同志带回去的草案有了一些修改，请将10月草案收回作废。

　 中央 1951年12月15日

12月17日，毛泽东给王震复了一封电报。

王震是在12月14日给毛泽东并习仲勋、张宗逊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就新疆军区生产会议内容及明年生产计划提出，准备派军队党员干部帮助当地农民组织10个集体农庄。毛泽东看罢王震的报告非常高兴，他在复电中写道：

“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10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中央在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一点加上去了。这种集体农庄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少数的，即每省只能办一个至几个。”“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坊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做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并请各中央局转发分局及省市区党委：

兹将西南局12月13日关于在西南方面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请在党内刊物上予以登载，使科长以上的干部都有机会阅读。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西南局所规定的6项办法，也是正确的。

　 　中央 12月17日

是年冬，胡志明在罗贵波陪同下秘密访问中国。罗贵波记载了这一外事活动。

一天下午，罗贵波陪着胡志明来到颐年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迎出门外，他们先后与胡志明拥抱问好，就像久别重逢的兄弟一样亲切。

胡志明说一口相当流利的带有广东味的汉语，可以不用翻译。他把越南抗法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及中国顾问在越南工作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他还对毛泽东说：

“我们中央政治局要求罗贵波同志参加我们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对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出意见，多帮助我们。但是，他太谨慎了，太谦虚了。我希望你们交给他多提意见这个任务。毛主席，你们是否同意？”

毛泽东说：

“我们同意，但是他向你们所提的意见或建议仅供你们参考，你们认为他提得对，就采纳，不对，就不采纳，由你们自己决定。”

胡志明显然是被毛泽东的真诚感染了，他站起身来动情地说：

“我和越南同志们，从你们的行动中感受到对我们帮助的真心实意。”

吃饭的时间到了，周恩来因有其它外事活动提前告退。毛泽东和胡志明、刘少奇、朱德、罗贵波一起走向餐厅。餐厅与会客室只用一道屏风隔着，一挑帘就进去了。这间餐厅并不大，只摆着一张餐桌。胡志明看到端上来的一盘辣椒，对毛泽东说：

“听贵波同志介绍，毛主席非常爱吃辣椒，是不是没有辣椒就不能下饭？”

他见毛泽东笑容满面，就接着说：

“我们越南人也喜欢吃辣椒，我们那里的辣椒跟中国的辣椒不大一样，长得像小树，有一两米高，小小的辣椒朝天长着，吃起来可真辣。”

“喜欢吃辣椒的不是我一个人，少奇同志和我是湖南人，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朱总司令是四川人，四川人吃辣椒也很利害。”毛泽东说着，指一指罗贵波：“他是江西人，也是吃辣椒的。离你们近的云南人也爱吃辣椒。可我们这些吃辣椒的人，吃法就各具特色，做法也就有别了。”

胡志明说：

“我们是把朝天椒放在鱼露（越南人泡制的一种酱油——笔者注）里，再加上一些柠檬，配在一起吃。”

毛泽东说：

“我们吃辣椒成习惯，可不是因为乡土习俗养成的习惯，那是在1932年到1934年，中央苏区遭受国民党经济封锁，根本吃不上盐。为了搞到一点食盐，我们不少同志花了很大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那时候可真艰苦啊！没有盐，下饭才难哩！我和大家一样用辣椒代替盐，用没有盐的辣椒下饭，可算是好菜呀！”

饭后送走胡志明，毛泽东把罗贵波留下，继续谈话。他说：

“胡志明同志要你参加他们政治局会议时，对他们各方面的工作多提意见，多给以帮助。你可以提，但是不论是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说明仅供他们参考。你要注意调查研究，不能主观，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的经验，不可生搬硬套。提意见或提建议都要慎重，要考虑好，要准备好，要认真负责。帮助人家就要帮助好，不强加于人。要十分注意尊重胡志明同志和尊重越南劳动党中央的领导。不能有钦差大臣的架子，尤其不能有大国主义。你持谨慎态度是对的。”

刘少奇补充说：

“你要注意，不要超越你的工作任务范围，重要问题事前或事后要请示报告毛主席，报告中央。”

毛泽东接着问罗贵波：

“长征前你在中央苏区，应该知道李德此人吧？”

“是的，我知道李德。”

罗贵波回答。毛泽东说：

“李德是德国人，苏联十月革命时期他在苏联红军中立过战功，颇受斯大林赏识，把他派到中国来，到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不久，他掌握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权，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做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而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到处吓唬人，包办代替，盛气凌人，指手画脚，强加于人，像个钦差大臣，神气十足。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你在越南工作，一定要切记李德在中国的教训。要向顾问团的全体同志讲这个教训，让大家记住这个深刻的教训。告诉顾问们，帮助人家不能照搬我们原有的办法，生搬硬套。帮助人家要帮助得好，只凭主观愿望是行不通的，要根据实际情况才能帮助好。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少讲我们是怎样‘过五关斩六将’，多介绍我们是怎样‘走麦城’的，我们也有过失败。在帮助人家的过程中，要经常检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每天一次，3天一次，最少每周一次，来检讨我们哪些做得对，哪些不对。”

12月20日，华北局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报了河北省委关于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

此前，河北省委在12月14日向华北局报告了关于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写道：“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财产，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河北省人民政府在12月16日也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材料，报告给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华北局的意见是：“为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2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华北局在报告中还附上了河北省委征求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青山、张子善量刑的意见：地委8名委员一致同意处死刑。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中，对刘青山同意判死刑的有535人，同意判死缓的有8人，同意判无期的有3人，同意判有期的有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死刑的有536人，同意判死缓的有7人，同意判无期的有3人，同意判有期的有6人。

毛泽东为慎重起见，请党外人士传阅并听取他们对刘青山、张子善量刑的意见。

12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继北京市委之后，在大城市中，武汉市委已经发动了一个大张旗鼓的、雷厉风行的、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他们做得很勇敢，公开揭露和惩处了一批敢于压制群众批评的担负重要职位的干部。他们所定的方针、步骤和办法都很适当。中央希望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广州、长沙、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太原及其他大城市，一律发动这样一个斗争；希望这些大城市的市委都有武汉市委这样勇敢和有步骤有办法；都向中央写一个有分析有内容的报告。请将武汉市委的报告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12月22日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总党委于1951年12月20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请总党委即按这个报告所定计划施行。

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作参考；并请考虑在各大行政区一级直属党组织和各省市区一级直属党组织亦组织总党委，以期统一这些党组织的领导，定期召开各部门和各大单位的代表大会，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党的生活，提高工作效率，团结党外人员，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克服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作用。

　　 中央 1951年12月22日

12月23日，江青从武汉回到北京，她又病倒了。

据李家骥回忆说：“江青这个时期体质弱，有多种疾病，加之工作条件不好，又累，她是硬挺的。犯病时常常痛得浑身出汗，我劝她去医院看病或休息几天，她都拒绝了，而且告诉我，不能对别人说有病的事，怕产生影响。她还让我别担心，说这是慢性病，有药，服后会缓解的。据我所知，她一直是带病坚持工作的，所以回到北京后就病倒了。”

江青带病整理完在湖北搞土改工作的总结材料，上报中直机关和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汇报，看了材料，表扬他们干得好。

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制止动员群众向中央写致敬信、发贺电和送礼的指示》。

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在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说：“今年以来，我们发现有一部分致敬信是由地方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的”，“从7月开始，又有大批群众拍发的致敬电报”。“群众对党与革命的热情，应由群众自然而然地表露出来，决不应由党、政机关普遍动员去写信发电，表示庆祝。这样做，必然引起群众不满。”“今年4月主席在批发我们的工作报告中，曾经指示说：‘组织群众成批地写致敬信是不好的，以后不要这样做。’但这一指示至今尚未引起地方上的注意，而且情形更为发展。”“关于赠送礼品”，“不仅耗费巨大，影响也不好。”

毛泽东在《关于制止动员群众向中央写致敬信、发贺电和送礼的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中央邮电部党组：

兹将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51年10月下旬向毛主席所作的报告，发给你们阅看。在这个报告中所说关于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致敬信、发祝贺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送礼品的事情，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报告上所举的件数，仅是寄给毛主席的，若加上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央其他同志所收到的，数字尚不止此。在秘书室作这个报告以后，又收到湖南的长沙、常德、会同、沅江、耒阳、宁乡和川东的忠县、辽西的阜新寄来一字不写的白纸信共94件。有的群众来信说：写信是“接奉上令”，是“奉农会指示”。各地的邮电部门在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的统一布置下，从今年“五一”以来，采取发广告、作讲演、挨户劝说、下乡宣传等方式动员群众拍庆贺电报。有的群众反映说：“经费困难，请免了吧!”有的群众认为“这是变相的敛节礼”。这样动员群众来写信拍电，不仅非常勉强，而且已经发生了一些强迫命令的情形。送礼物是不必要也不应该的，动不动制送锦旗，更是铺张浪费。各地党委对于这些现象应当认真纠正，必须养成朴素节省的风气，必须制止任何一种浪费民力、物力的事情。今后任何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均不许动员群众写信发电。这种事情一定要出于群众的自动与自愿。机关团体一概不许送礼。非有隆重大事，不得送锦旗。过节不许送食品。对于要送礼物的群众，应作适当解释，劝其不这样做。鉴于这一问题虽然中央曾经提出过，但未引起各级党委注意，特再电达，望即经过党组用适当方法通知当地机关团体，切实遵行。

此报应在党内刊物上登载。

中共中央 1951年12月25日

12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停止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运动的指示》：

各中央局：

据新华社西南总分社12月22日内部情况报道说：“西南区已停止了原订计划的整党学习，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均已开过党代表会议。川东、川西、川北、川南、西康及重庆市已作了一般号召。其他各地也将进入动员阶段。西南贪污浪费现象相当严重，据近来初步发现的材料：工业部约800亿元，其中萧子言和陈松柏两大贪污案即达200亿元。财政部初步检查为300亿元，其中以粮食局系统最严重。川西粮食局贪污分子勾结奸商，将粮食支付书偷去给奸商到各库取粮，损失公粮10万斤。川北财政厅金库被贪污分子盗走一箱人民币，贪污分子还留一字条说：‘我生活困难，暂先支借一下’。建筑中的贪污浪费最普遍，据初步了解已达数百亿元。交通系统贪污浪费约500亿元”等语。中央认为西南局停止原订整党学习计划，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是完全正确的，请各中央局也照这样做。

　 中央 12月26日

12月27日，李家骥跟着毛泽东去散步，毛泽东问他：

“这次参加土改有什么感想？”

李家骥说：

“很受教育。”

“哪方面受教育最深刻？”

“关于阶级斗争。”

毛泽东点点头，说：

“土改，在农村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必然触及各个阶层的利益，他们都必然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一旦利益对立，就会产生矛盾，甚至是尖锐的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还特别问江青表现怎么样？李家骥便如实地作了汇报。

原来在9月25日，江青和土改工作团就到了武汉，接待人员将他们安排在中南局交际处。这是一所刚盖好的房子，条件还算可以。江青正想去拜访一些老同志，没想到邓子恢等人马上就来看她了。她笑着对邓子恢说：

“邓老，我应该去看你，还劳你大驾到我这里来。”

此后，在延安时期和江青熟识的老同志络绎不绝地都来看望她，直到晚上10点钟以后还有人来，工作人员都感到有点儿应接不暇了。没办法，江青只好向湖北省委负责人李先念求援。第二天，李先念派人接江青和卫士们到他的大楼里去办公。省委驻地的安全警卫非常严格，江青这才消停了下来。

9月29日，土改领导部门安排江青的工作地点是武昌县新屋乡。这是一个处于武汉市南部的一个郊区乡。江青想早点介入工作，进入角色。李先念劝她说，别着急，省里安排准备过了国庆节再进点。

此时，中南局来人说，要接江青去中南局过国庆节。李先念为了让江青好好休息一下，就说：

“不麻烦你们了，省里已经安排好了，就让江青同志在这里过节吧。”

10月3日，江青已经看完了不少有关材料，与李家骥等3人又听取了武昌县委办公室主任和新屋乡负责人关于当地情况的汇报：新屋乡有多少湾多少人口，其中男女各占多少；有多少土地，现在占有情况；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有多少等等。

这时候，省里进驻这个乡的土改工作组的人员尚未确定，说是到4日才能定下来。后来确定的干部有4人，他们是左光真、任玉磊、夏炎，还有一个姓韩的。武昌县也抽了几个人参加工作组。这样，整个工作组共十几个人，主要负责人由省里的干部担任，江青是负责人之一。

10月11日，李家骥和李德华、贾士兴跟着江青正式进驻新屋乡姚家湾。这里是全乡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大湾，又处于重要的地理位置。

武汉的天气和北京大不相同，在北京，早晚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凉凉的秋意，而以火炉著称于世的武汉，此时还很热。江青和卫士们穿着单衣单裤，农民们却仍然穿着短裤、赤脚光膀子。江青和卫士们在农村跑上一天，汗流浃背，全身泥土，这才领略到了武汉“秋老虎”的利害。就在进湾这第一天晚上，李家骥、李德华、贾士兴蓦然间听到了枪声，立刻紧张起来，他们害怕江青不安全。第二天，湾里谣言四起，纷纷传言：“现在搞土改，国民党回来还得把土地还给主人”。整个村子人心惶惶。还有人叫号：“谁敢向工作组反映情况，就打烂他的狗头。”江青闻之，也感到形势严峻。她对李家骥等人说：

“我们必须深入下去，摸清情况，才能分清敌我，明白团结谁，依靠谁，打击谁。否则两眼一抹黑，不知如何动作，不仅被动，而且必定犯错误。”

她决定，不管好人坏人，赞成土改还是反对土改的，都要见，都要听，全面掌握情况。

此后，江青等用了3天时间，召开了不同类型的会议，详细摸底：一类是中农会、贫农会、雇农会；二类是富农、地主会。他们向各类人员讲清形势，交待政策。对第一类人重点是让他们认识到土改是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动员他们积极参加土改，自己站起来，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对第二类人，是让他们认清形势，顺应历史潮流，接受党的土改政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配合工作组工作，脱胎换骨，自食其力，重新做人。江青还敲山震虎地说：

“对那些反对共产党，与政府对立，不与工作组配合，四处散布谣言的人，我们绝不会客气。”

她和工作组还特别重视做好干部工作，相信和依靠当地干部和党的组织。为此，工作组多次召开乡干部会，让土改队员也参加。江青在会上说：

“用什么态度参加土改，是对党员干部的重要考验。有3种态度，一是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积极地投身到土改中，一心一意把土改工作搞好，这是最好的，这些党员干部占多数，我们搞土改重点靠这些同志在第一线组织领导；二是虽然不反对土改，但对党的政策学习不够，理解不深，积极性不高，似乎可搞可不搞，他们是半心半意搞土改，这种人也不少，要提醒他们，不要落伍，赶快跟上来，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这场伟大斗争中的作用；三是出身不好，家里有剥削行为，甚至是富农或地主，或者有这样的亲属，在我们党内肯定有这种人，我们乡里的有没有我不知道，这种人思想有矛盾，有斗争，甚至很激烈，有的人可能在大是大非面前迷失方向，这种情况不多，但必须提个醒，请他们千万注意别倒向敌人一边。”

江青的讲话对这个乡的党员干部震动很大。会后她又与重点党员干部和工作队员个别谈话。这些工作起到很大作用，党员干部的思想很快统一到党的政策上来，大家都表示一定在工作组指导下，积极参加土改，把新屋乡的土改工作搞好。

江青常常工作到深夜，和党员干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下一步工作。她还经常和李家骥3人讨论问题。有一次，李德华向她汇报说：

“现在有坏人挡道，阻碍我们工作开展。”

江青问道：

“哪几个挡道？你说说看。”

李家骥说：

“一个是恶霸地主黄麻子，一个是乡长。他们俩影响着全局。我们必须把这两个人搬掉。”

李家骥说的黄麻子叫黄金龙，此人人高马大，有钱有势，无恶不作，人们都不敢惹他。乡长为了个人利益，也不敢得罪他，还和他勾勾搭搭，一起干坏事。江青为了搬掉这两个绊脚石，带着李家骥3人到县公安局去求援。县公安局负责人陈光义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江青提出打掉这两个坏人的想法，陈光义当即表示全力支持工作组的工作。

后来，江青建议当地党组织召开批斗黄金龙的大会，并请陈光义派人参加。会议由土改积极分子主持，五六个受害人用血的事实揭露了黄金龙的罪行。台上血泪控诉，台下口号震天。在这群情激愤中，江青发表了讲话，她用简短的语言阐明这次土改的伟大意义，痛斥黄金龙的罪行，最后号召广大贫苦农民起来与封建地主势力斗争，真正翻身做主人。

批斗会结束后，一些地主、富农、一贯道、土匪纷纷主动向工作组交待问题。

新屋乡有40多个湾，很分散，远的湾离江青住的地方有二三十里路，为了不把时间浪费在路上，他们到哪湾工作都吃住在农民家里，从不搞特殊化。李家骥考虑到江青身体不好，这个乡的情况复杂，阶级斗争激烈，为她的安全负责，劝她别下去了，让她在乡里或在姚家湾听汇报。江青很不高兴，她说：

“我们到这里是工作来了，不是享受来了，要工作肯定会遇到困难，要吃辛苦，甚至牺牲。你们的心意我明白，但是我不能那样做，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和农民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才能交上朋友，才能心连心，才能和我们说真话，一起斗地主恶霸，把土改工作开展起来。至于我个人身体能否坚持，我会尽力克服困难，我个人安全也不要考虑太多，和农民群众交上了朋友，他们也会保护我们的。”

李家骥觉得江青说得有道理，又是领导，只好按她的意见办。李家骥等和江青到几个湾去抓落实，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搞清各湾土地、人口以及占有的具体情况。甚至把这里一头牛与多少粮食交换等具体的问题都搞清楚了。每个湾的人员情况，包括成份、历史、表现，特别是一些情况复杂的人，搞得一清二楚，而且专门安排人监视他们，掌握他们的动向。江青高兴地说：

“来的时候两眼一抹黑，现在心明眼亮，心里踏实，对以后工作充满信心了。”

江青脸上常常笑容满面，她那轻盈的身影，得体的一举一动，带有山东味的普通话，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并致以亲切的问候。

进入11月份，按工作计划应该进行分田了。工作组和乡、湾干部、贫下中积极分子在一起进一步核清各湾土地和人口及占有情况，在此基础上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及本地实际情况开始作分配土地的计划。做计划必须准确，为了准确，还要一一丈量，这些工作很具体，很麻烦，又必须做好。江青和地方干部有条不紊地、一步一步地、一个湾一个湾地往前推进。

11月间，在江青和新屋乡干部积极配合下，县里一举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反共救国军”。这是一个在全县范围内活动的反革命组织，土改中出现一些反常现象或多或少都与他们有联系。黄金龙在被批斗后，表面上老实，但在暗中仍然制造谣言，参与“反共救国军”的反革命活动。工作组根据他的表现，逐级上报请示，把他给枪毙了。

江青和工作组的其他成员，还对党员干部进行审查，培养和发现新的积极分子，酝酿建立新的乡、湾两级领导班子。积极分子曹洪宽和一名妇女在工作中表现非常好，被吸收到乡级领导班子中，还有不少积极分子入了党，有的还当了省市级劳动模范。

12月17日，江青结束了在新屋乡的土改工作，进行工作小结并向省委汇报情况。李先念对江青的工作很满意，他说：

“江青同志，你是主席身边的人，常得到主席帮助指导，与我们基层不一样。大家反映你江青同志水平高，为各地做出了榜样。”

李家骥3个人议论起这段时间的工作，也都认为江青是有能力的，从内心佩服。李德华说：

“江青不简单，有独立工作能力，有驾驭全局的能力。”

李家骥说：

“江青聪明，干啥像啥，工作中就像演戏一样，一言一行，都很得体。”

毛泽东听完了李家骥的详细汇报，高兴地说：

“好，你们做得好。”

再说12月28日，毛泽东就陈毅等人在12月25日和26日电报中汇报的华东军区进行“三反”的情况，复电陈毅等人，他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及各中央局：

12月25日长电及12月26日短电，均已阅悉，很好，望即照此执行。我们的方针是必须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起来，并力争于3月底完成第一期整编。抓得紧，并配合得好，是可以完成的。但如因“三反”斗争妨碍了整编工作，则宁可稍微推迟若干天（例如半个月）去完成整编，决不可让被整编的人员带着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精神去转业和进学校，这一点，陈毅同志说得很好。华北西北两大军区，华南军区和广西军区，均有报告照这样做。李达、王新亭二同志昨来北京面报，西南也是这样做的。请中南军区务必注意此点，务必将整编和“三反”结合去做，二者不可缺一。如果下级军区有不清楚者，务必明确地坚决地指示之，至要至要。

毛泽东 12月28日

12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问题。毛泽东神色凝重，目光又一次盯在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材料上。他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说道：

“对那些有贪污腐败行为的人，还应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的调查，实事求是的分别处理。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只有坚决地、毫不手软地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才有可能不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会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社送审的“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的新闻稿时，郑重批示：

“应于30日见报。”

后来在公审大会召开前，曾经担任过冀中区党委书记的天津市委书记黄敬，找到薄一波说：

“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薄一波说：

“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

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向毛泽东反映一下。薄一波只好将黄敬的意见如实地转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回答说：

“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当懂得这个道理。”

12月30日下午，毛泽东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央局：

西南军区党委会12月27日所发一周通报，很好，很正确，很有力量，在“三反”斗争中表现了革命军人的战斗姿态，毫无畏首畏尾拖泥带水模样，读之使人十分高兴。请你们于收到后即刻仿照办理，并即刻转发给各级军区直至团级，一概仿照办理。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1952年1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各大军区都应发关于“三反”斗争的每周简报（1月份应发4次简报），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判。此电和西南军区的一周简报均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使广大干部能够看到，越快越好。

　 　毛泽东 1951年12月30日下午4时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中央、大区、省市3级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他写道：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第二第三两军区；志愿军：

一、中央一级大行政区一级和省市一级共3级的一切工作部门，例如党的宣传部、组织部，政府的财政部（厅或局）、公安部（厅或局），军区的司令部、后勤部，再加各民众团体，除每一民众团体只要总报告不要各部门的报告以外，所有一切工作部门，均应分别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政府中凡与党外人士在领导工作上合作的部门，用党组名义作报告。在1952年的头4个月内，须每月作一次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这些报告各级党委应负督促之责。

二、其余照12月4日20时电执行不变。

　 　中央 1951年12月30日　　

12月31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三反”运动的情况。他特别谈到不法资本家经常用给回扣等行贿手法收买拉拢国家工作人员。毛泽东说：

“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看来，毛主席正在考虑这件事（即“五反”运动——笔者注）。”

12月31日晚8时，毛泽东因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很不满意，便提笔在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电报上，写了一个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的批语，他写道：

“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的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1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

毛泽东写完批语后，才看到了刚刚送来的中南军区的两个材料，一个是军区党委12月29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给所属军内各级党委的指示，内中提出必须以开展“三反”斗争作为当前中心工作；一个是谭政12月30日15时关于将整编和“三反”结合进行给军委主席的电报。他又开始高兴了，立即指示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并给谭政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谭政同志：

此件及12月30日15时电均阅悉。此件很好，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但有两点不妥，我已批在文内，请考虑改正。此外，请注意：

一、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

二、亲手抓紧直属部门，3天一会，5天一报，照西南的办法，做出成绩，取得经验，通报各处。盼望你们的捷报。

毛泽东 1月1日2时

此时，已经是1952年1月1日凌晨2时了，毛泽东依然毫无倦意，又在信封上写了“尚昆派人飞送”这几个字。他想了一下，又把值班秘书罗光禄叫来，说道：

“尚昆同志睡了，你直接去办。要谭政同志亲收，要取回他的收条。”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林彪，并附上谭政的报告。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彪同志：

接到谭政此电及另一文件后，已将批评中南的电报停发，因为谭政的思想已扭转过来了。谭写的另一文件是基本正确的，有两点不妥处，我已批在文内，于今夜派专人送给谭政，并告诉他一些做法。你病如何，望好好养护。

毛泽东 1月1日上午3时

尔后，毛泽东一直工作到7时半，从12月31日上午11时算起，已经连续工作20个小时了，在卫士们的不断催促下，他这才放下文件，上床休息。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领导“三反”运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2月29日的书记处扩大会议上说：“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只有坚决地、毫不手软地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才有可能不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他还对薄一波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真乃金玉良言也！

第33章 1952年1月1日—

“尽可能查出一切大中小贪污犯，既不嫌少也不怕多，有多少就应查出多少。特别注意查出大贪污犯，不达目的，不应停止。”

话说1952年1月1日上午8时，罗光禄带着毛泽东给谭政的亲笔信，乘专机直飞汉口。

1月1日下午5时半，毛泽东邀请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章伯钧、马寅初、郭沫若、傅作义、张奚若、彭泽民、邵力子、茅以升、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杨尚昆、齐燕铭到颐年堂聚会。

6时半，毛泽东和张澜等被邀请者又一起赶到怀仁堂，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新年团拜会。毛泽东在团拜会上发表了简短的元旦祝词，他说：

祝我们全体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人民志愿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抗美援朝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国防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土地改革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镇压反革命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经济和财政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文化和教育战线上的胜利！祝我们在社会各界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战线上的胜利！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同志们，我们在上述一切战线上，在1951年，都已取得了胜利，有许多是极其伟大的胜利。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所有这些工作，在1952年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团拜会结束后，还有一场晚会。演出开始了，灯光渐渐地暗了下来，刚刚入场的华罗庚跟随服务员正在寻找座位，突然听到有人喊道：

“华罗庚，到这里来坐。”

华罗庚顺着声音望去，隐约看见一个人正在向他招手，便走了过去，定睛一看，叫他的人竟然是毛泽东。毛泽东望着发愣的华罗庚微笑着说：

“华先生，你好啊！”

华罗庚赶紧说：

“好，主席好！我准备了一篇稿子，来得晚了。”

毛泽东让华罗庚在自己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来，一边看演出，一边和他聊天。坐在旁边的梁思成也不时插上几句话。毛泽东聊到高兴处，伸出手拍着华罗庚的肩膀说：

“华罗庚先生，你也是苦出身嘛，希望你能为新中国多培养些好学生。”

华罗庚十分激动，连连说：

“主席，我一定努力工作，一定努力工作，决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金坛县一个贫民家庭，读完初中，他便进入职业学校学习，由于交不起学费，读了一年半只好辍学，一边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一边自学数学，1930年写出了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刊登在上海《科学》杂志上，轰动了中国数学界。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请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工作和深造；后来，华罗庚又到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和深造。1938年，他回国后被聘为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写下了《堆垒素数论》。1946年，华罗庚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为客籍教授、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毅然归国，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教授。

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调整与建设计划的报告》。聂荣臻提出的计划是：将全国工程部队增至21个师，共21万人；另以19个师，计19万人，组成屯垦部队。

1月4日，毛泽东在聂荣臻《关于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调整与建设计划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这个计划很好。按照铁道兵团的经验，以40万军队转为工程军和屯垦军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经济上是很合算而大有利的，国家又立即增加40万工业工人和使用机器的农业工人。应即刻筹办，并请苏联帮助，中财委订购工程和农业的机器，开办工程学校和农业技术学校。

毛泽东 1月4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他写道：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

请你们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10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在干部会上应指名批评落后的，单位及其领导人，指名奖励做得好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宣布撤职的名单及理由。中央直属总党委于12月31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期1月1日至1月10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1月11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此为发布者删节——笔者注）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至1月3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纷纷送来报告。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现规定每10天开一次，除重病不得请假。估计到1月底，中央一级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经验，供你们参考。此外，中央已指定薄一波同志（他是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用电话和各大区负责同志联络，在目前“三反”紧张时期，每3天至5天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进度。中央此电，连同薄一波同志给毛主席的信及中央财政部党组第4号报告均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1952年1月4日

《指示》中所说薄一波给毛泽东的信，是指他1952年1月3日为报送财政部党组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写给毛泽东的信。他在信中提出了4个问题：一、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私商勾结，使国家受损失，私商肥起来。二、化大公为小公，挪用巨款，已成为有机关生产的部门的通病。三、财经机关最可怕的还是掌握审批权限的部门发生官僚主义，一不小心即造成巨大损失。四、中财委发动群众的主要一条经验是首长彻底作自我检讨。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

1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运动开展情况和继续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的报告》作了一个批示。

北京市委在报告中说，目前“三反”运动已进入高潮，现在斗争的内容和规模比运动开始时所想象的要复杂和大得多。在公务人员方面，有各种侵吞、盗窃、骗取公家财物和贪占公家便宜的行为；有私设工厂、商店，假公济私，利用公家各种有利条件牟取暴利的行为；有利用职权地位敲诈勒索的行为；有各种接受贿赂，勾结包庇商人盗骗国家财物的行为；有各种浪费和违反制度、化大公为小公等行为。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卖低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各大军区，并告志愿军：

一、批准北京市委1952年1月5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正确的。

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在各大中小城市中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3年以来在此问题土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地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3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此种部署应当是内部（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公营企业）和外部（私人工商界）同时进行，领导机关和法庭密切配合，报纸和广播则作大力宣传，并注意组织机密消息的内部通报。在大城市，并可专为此事出版内部报刊。

三、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

四、本指示及北京市委的报告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1952年1月5日

接着，毛泽东给薄一波、彭真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薄一波、彭真同志阅。

请你们对贪污浪费轻重大小如何处理问题加以研究，于10天内将惩治浪费条例起草出来，并将惩治贪污条例加以修改，于1月16日交我为盼。

　　毛泽东1月5日

1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形势，批准了周恩来报请批复的《军事整编计划》。

到1952年底，全军共缩减3个兵团、19个军、73个师，精简219.9万余人；加强了海军、空军、特种兵和院校。全军总人数降为406.4万余人。军费开支大幅下降。

1月9日，毛泽东接到了山西大学历史系罗元贞教授在元旦寄来的贺年信。罗元贞在信中提出了他对毛泽东的《七律·长征》诗的看法。他认为，第3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中已出现一个“浪”字，而在第5句“金沙浪拍悬崖暖”中又出现一个“浪”字，显得重复，且使“悬崖”的“悬”字缺乏诗意，不如把后一个“浪”字改为“水”、把“悬”字改为“云”好。

毛泽东觉得罗元贞的意见提得很好，立即把他原诗里的两个字改了过来，又给罗元贞教授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元贞先生：

1月1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此复。

顺颂敎祺！

毛泽东 1月9日

1月14日，毛泽东在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上批道：

“遵义分区这个报告比刚才转发的集宁分区的报告接近事实得多。一个分区，一个军，一个小市，一个县，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这是决然无疑的。凡说那里只有浪费而无贪污，或贪污甚少者，必不可靠，千万不要相信。在一阵风停止浪费之后，必须立即穷追贪污。不能自己解决贪污问题者，上级应即派遣检查组下去督追，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

1月15日晚8时半，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杨尚昆、杨立三、安子文、萧华、彭真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薄一波关于最近“三反”运动情况的汇报；讨论了“三反”运动下一阶段的工作。

1月18日，毛泽东为转发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关于华东部队“三反”分3个阶段进行和建议把士兵代表会议定为经常制度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和各中央局负责同志：

1月16日报告收到。

一、“三反”斗争应当照你所说的3个阶段去做，但请注意在第2阶段中要集中精力，尽可能查出一切大中小贪污犯，既不嫌少也不怕多，有多少就应查出多少。特别注意查出大贪污犯，不达目的，不应停止。2月10日转入整编，仍须以专门机构担负继续穷追大贪污案和处理未了问题。此点极为重要，请各大军区一齐注意。

二、我完全同意把士兵代表会议规定为经常制度，每月或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开一天至两天，做两个工作：通过领导者的检讨报告和通过财经报告。这个建议极好，可以在“三反”后保持群众民主斗争的锐气。即请你和唐亮同志起草几条简单的具体办法电告中央考虑决定，发布施行。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党委对此有何意见，望即商量电告。

三、将陈毅同志这个报告发给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 1月18日

1月18日晚8时半，毛泽东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彭真、黄敬、刘澜涛。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天津的“三反”问题。这次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时才结束。

1月19日，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召开了一个有1000余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宣布要集中力量打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贪污1亿元以下1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此时的1万元旧币折合后来的人民币1元）。

1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兹将西北局1月11日所发西北宣传文化教育部门“三反”运动情况的报告，转发你们参考，并就宣传文化教育部门“三反”运动中，应注意之点，指出如下：

一、西北局指出目前一切宣教部门均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事实证明，无论党的宣传部，政府的教育、文化、卫生、出版、新闻部门，教育系统的学校行政人员和干部学校的学员，文化系统的电影厂、电影公司、影剧院、放影队、文工团、旧剧团、图书文物机关、美术机关、对外联络机关，卫生系统的药厂、卫生材料厂、医药公司、医院、卫生院、医学院校，出版系统的印刷厂、书店、出版社，新闻系统的报社、广播台，通讯社，以及科学机关、科学团体、文艺团体、中苏友协分会、抗美援朝分会等，其中均有严重的贪污腐化问题，西北局电中所说还只是很小一部分。尤其有大批经费和私商、外商有关的方面，例如修建、企业管理、医药器材经营、电气照相器材经营、广播印刷器材经营、机关生产等方面，均可能有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分子（“大老虎”）。至于浪费与官僚主义，更不消说。

二、在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应依学校情况作不同处置。在干部学校中，学生是离职学习和带职学习的干部，应与学校行政工作人员同样进行坦白检举。在普通学校中，对中学和中学以下的学生一般不要进行坦白检举，以免发生偏向，但应向他们进行适当的“三反”的教育，他们如自己犯过贪污（如贪污捐款和团费、会费，偷窃学校公物等）或知道家长有贪污行贿等行为亦应坦白或向政府检举，但不可要求造成群众运动。各级学校的行政工作人员，均应进行坦白检举运动，各级学校的教师和高等学校的学生均应参加“三反”运动的学习，其有贪污浪费行为者亦应坦白。但学校校长、教师何者应当众检讨，何者应当着全体学生检讨，何者应由学生和工作人员当场质询或斗争，则应由当地党委事先加以研究和控制。一般地说，使这些人物在群众斗争中洗洗澡，受受自我批评的锻炼，拿掉架子，清醒谦虚过来，对他们自己或对今后工作都是有利的，但应看各人缺点错误或罪行大小如何以及各人政治态度如何给以不同的帮助，除少数过失很大、态度恶劣者外，原则上都应帮助他们“过关”并予以适当的照顾。

三、“三反”运动是目前最实际的思想改造，故教育界、文艺界的思想改造学习未开始者应由“三反”开始，已开始者亦应转入“三反”，在“三反”斗争中解决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然后再回到原定计划。在其他宣传文化教育部门中，在“三反”的实际斗争告一段落后，亦应认真地有系统地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作一检讨。

四、本电及西北局宣传部的报告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1月22日

1月23日，毛泽东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大老虎”的批示：

中央和军委各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

凡属大批的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有些人以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这是不正确的。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15个贪污1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因此，请你们注意，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在这方面，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例如中央一级，在1月18日以前查出的1万名贪污分子（其中有很多人款数甚少，情节甚轻，迹近贪污，实际不能叫作贪污）中，只有18名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至1月18日，认为可以再查出50名。最近两天又有增加。估计将来还有增加。这一经验务请你们注意。要向同志们指出：如果他们不愿意包庇大贪污犯，以致将来查出来（总有一天会查出来）自己要受指责和处分，就应组织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搜尽一切暗藏的大贪污犯而奋斗。下面是空军党委1月22日关于布置搜寻大贪污犯的报告，可供你们参考。

毛泽东 1月23日

空军党委在报告中布置的搜寻大贪污犯的办法是：一、重新调配组织力量，一面从问题大体上弄清楚的单位调一部分干部去增援问题较多的部门，另一方面各部门内部亦进行调整。二、要进行“搜山”，在普查的基础上进行抽查，发现线索然后跟踪深入。在普查中，后勤部着重注意以下4个方面：1、查加工订货的数量、质量和交货时间。2、查订单与货物的规格数目是否相符。3、查银行存账，4、与商人对账，从外面寻找线索，以便内外夹攻找“老虎”。已经逮捕的大贪污分子也要组织力量审讯，从中发现线索。三、确定重点，领导干部分工包干。

1月25日，毛泽东在转发志愿军19兵团党委“三反”报告给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的指示电中说：

“照我推测，在100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个大小老虎，你们应为此目标而奋斗。这些大小老虎是资产阶级安置在我军内部的堡垒，他们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在未清出以前，还以为他们是可靠的同志。只有在清出以后才使人们大吃一惊，原来他们已成了暗藏的敌人。为了清出他们，必须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收集材料，试行探查，就可发现许多老虎。这是极为要紧的一个阶段。”

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地委，并告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党委：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大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有3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北京市的斗争是成功的，这里已经形成了“五反”的统一战线，已使占6%的反动资本家陷于孤立，约有占1%至2%的最反动的资本家（其中大多数是投机商人）即将予以惩办（少数已予逮捕）。而在目前，给这样一个数目的资本家以惩办是完全必要的。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2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下面是北京市委1月23日给中央的报告，请你们加以研究，并仿照办理。此报告可在党刊上登载。

中央 1月26日

1月27日，薄一波将署名“东北一党员”的一封信转给了毛泽东，信中揭露高岗和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败、铺张浪费的问题。毛泽东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传阅。这件事使高岗大为恼火，他认为薄一波故意给他脸上抹了黑。

据萧一平回忆说：“尽管署名‘东北一党员’，但事实上，是由我执笔、杨春茂同志补充后共同完成的。”“我自己对东北的问题有些看法，特别是对高岗的问题。但要不要揭露高岗的问题，我是深有顾虑的。高岗不是一般的高级干部，当时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为了防止打击报复，写这封信用了匿名信的形式，署名‘东北一党员’”。“当时，杨春茂是鞍山市市委书记。他是我的老上级，是个省级干部。他比较了解情况，同时他也受高岗的排挤、打击，到马列学院学习就是高岗用亲信把他排挤出来了。”“信写成了之后他建议让薄一波转呈，因为毛主席比较忙，有可能看不到这封信。薄一波同志当时是全国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把信寄给他也是合情合理的。”

1月下旬，毛泽东根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的规定，指示周恩来亲自安排西北军区调集解放军2000余人，征用马匹、骆驼4000多匹（峰），护送班禅回西藏。

不久，毛泽东又特派习仲勋专程到西宁为班禅送行。他还致电班禅说：

“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喇嘛紧密团结，为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驱逐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边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并祝你顺利到达目的地。”

1月31日，毛泽东关于中立国观察机构等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由于敌方在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处心积虑地拖延谈判，至今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在停止军事行动的主要问题上，例如，在双方之间划定军事分界线和建立非军事区问题上，已达成3点协议。在制定朝鲜实现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停火停战条件，观察机构的人员、权力和职能等问题上，已达成6点协议（协议全文附后）。此外，对“战俘处理”问题，敌方原则上不可能表示反对释放全部战俘。因此，谈判不会拖延太长时间。尽管敌方在停止军事行动后限制进行恢复和建设机场以及“自愿遣返”战俘这种轻率要求的借口下，力图拖延谈判，但由于我方坚决反对其建议，而且由于敌方很难制造在朝鲜继续进行战争的舆论，以及其仆从国和美国本身也都渴望停止朝鲜战争，因此，近日来敌方不得不放弃对限制在朝鲜恢复和建设机场问题的讨论，而开始讨论协议的细节问题。从敌方所提停战协议的具体条款来看，该协议仍然不是最终协议，亦即敌方仍然把限制在朝鲜进行恢复和建设机场以及自愿遣返战俘列入协议条款，同时还声称，这些条款只能通过，没有商量的余地。由此可见，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性有所增长。毫无疑问，我们从未指望而且现在也不指望这种可能性。同时，我们警惕地注视美国统治集团的阴谋，他们由于其国内外矛盾加深而仍然执行拖延政策，甚至可能破坏谈判，以使国际局势更加紧张。但是我们已准备好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给敌人以坚决打击，使其计划破产。当前，双方在谈判中已开始讨论细节问题。为了达成最终停战协议，必须得到您对下列问题的具体指示。

1、关于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观察机构。美方提出双方各自邀请其武装力量没有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3个国家，每个被邀请的国家指定1名高级军官作为建立中立国观察机构的代表（双方中立国共6人）。我们打算同意这一程序，并邀请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派出代表，以便他们能够平等地同美国邀请的3个国家的代表商讨问题，并且享有否决权。

2、上述每个中立国均应派出1名副代表，他们可以以其代表的名义参加观察机构会议。所有的代表都可从其本国公民中挑选其作为顾问的助手。所有被邀请的中立国都可提出必要数量的行政工作人员来建立秘书处，负责保存记录，分发文件和译本。

3、中立国观察机构的职责是：（1）实际监督和观察双方遵守协议——在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不得通过双方协议规定的后方卸载点将增援物资、军事人员、战斗飞机、装甲车、坦克、武器装备和弹药从外面引入朝鲜，双方军事人员的轮换应按协议规定的规模并按同等数量进行。（2）报告任何一方所发现的在非军事区以外发生的破坏停战协议事件的发生地点，并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机构应根据停战委员会双方或一方的要求，立即派出中立国观察小组进行检查和观察，并将检查结果报告停战委员会。

4、同时根据第3项协议第1款有关的职能的规定，美方还提出，在停止军事行动后，双方都应提供关于在朝鲜参战的地面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准确地点的情报资料，并且不得变更己方军队的配置位置，也不得集结己方兵力。我们打算不同意这一点，因为这不是已达成的协议条款所规定的。

5、至于在按规定应进行观察的后方卸载点，美军提出确定在南朝鲜的汉城、仁川、襄阳、原州、忠州、大田、安东、晋州、群山、大邱、顺天、釜山——共12处。在朝鲜北部相应规定为新义州、满浦、江界、惠山镇、会宁、清津、新安州、咸州、金口、平壤、镇南浦、元山、碧潼、城津、海州——共15处。每一处都应规定在从该卸载点中心向外30里半径范围内为中立国活动区。我们认为，敌方提出的点太多，活动区面积太大，而且开放点的数量不相等。我们拟同意双方都开放3—5个点。在朝鲜北部为新安州、清津、咸兴、满浦和1个机场；在朝鲜南部为釜山、仁川、水原、丽水、葫口岛。我们还打算提出，中立国小组活动半径应规定为由卸载点中心向外5公里。

6、中立国观察机构属下应设若干中立国观察小组。每个小组应至少由4名中级军官（上校-少校），即由每一方所邀请的中立国代表中的2名军官组成。必要时可在观察小组属下设立分组，由双方从其代表中各派1人共2人组成。美方提出建立40个中立国观察小组。我们认为这一数量太多。如果可以达成协议，双方各自开放5个后方卸载点，为履行观察机构职责建立16个中立国观察小组足够了，其中10个小组常驻互相议定的卸载点，6个小组作为派往出事地点的预备小组。

7、中立国小组观察机构和停战委员会应设在同一地点。中立国观察小组在执行检查和观察任务时无权研究各种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结构和性能。关于报告中立国观察小组的工作结果，我们认为，正式报告应由该小组的大多数成员所通过。未被大多数成员所通过的报告或个别人员的报告不能作为正式报告，只能用作参考资料。

8、中立国观察机构及其下属各小组的物资供应由双方的军方保障。双方应给观察小组提供运输工具将其成员运往各卸载点和发生破坏停战协议的地点。

所有上述8条都涉及到中立国在双方后方地区内非军事区以外进行观察的问题。请您考虑，我们的观点是否正确，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如果您同意我们的意见，您认为是否有必要事先将此通知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同志。请予答复。

附：关于第2项议程所达成的协议全文另电告您。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2年1月31日

1952年2月1日，毛泽东发布中央军委《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全文如下：

军委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胜利地完成了解放中国大陆的伟大事业。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挫败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把它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物价保持了稳定，工农业生产获得了很大的恢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爱国革命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以空前巨大的规模开展着。全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英勇奋斗所获得的这一切胜利，为我们祖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铺平了道路，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但是我们从来不满足于已得的胜利，我们总是在巩固胜利，发展胜利。同志们要知道，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我们已作了的工作，还只是向这个方向刚才开步走。同志们要知道，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以及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内外的敌人会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抵抗，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来保障祖国的建设；而发展工农业生产，又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同志们还要知道，胜利了的中国对东方和世界和平的国际责任，而要更好地担承伟大的保卫东方和世界和平的责任，要依靠我们对祖国建设的努力。

我们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从创建之日起，就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英勇奋斗，艰苦奋斗。今天，我们人民解放军，将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经济建设的最前线，协同全国人民，为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继续奋斗!

为此目的，除各特种兵和大部分陆军，应继续加强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警惕地站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保卫祖国国防外，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你们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此令

主席 毛泽东

2月2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饶漱石病休由陈毅代理各项职务的决定》：

华东局并陈毅、粟裕二同志：

接2月1日14时粟裕同志来电，知饶漱石同志病情严重，必须休养。中央决定：饶漱石同志立即开始休息2个月，各项职务由陈毅代理，由谭震林同志秉承陈毅同志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实际工作。关于饶漱石同志休养地点，我们认为必须离开上海，最好到北京来。请粟裕同志再到上海和饶漱石同志当面商量决定，并和漱石同志同车来京为盼。

中央 2月2日上午2时

2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省军区党委、兵团党委、军党委：

一、中央同意中南局组织部《关于将整党报告改为“三反”报告的通知》并转发各地参照仿行。

二、事实证明：“三反”运动是一个更加现实与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如果不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三反”运动，则党内许多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就不能尽情地被揭发出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就不能得到适当地惩处，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与危害，也就不能彻底克服和肃清。所以，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党员八项标准的教育，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

三、“三反”运动又是了解干部，教育干部的一种最好的方法。各级党委、政府、群众团体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在“三反”斗争中，应该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必须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其中有些也应当开除出党），对于开除这些人出党和撤销这一些人的职务，不应当有可惜的观点，这是毫不可惜的，如果没有开除和撤销他们的决心则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党内对于这类坏人所存在的自由主义思想，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与此同时，必须大胆地、坚决地提拔一批有德有才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这是党的组织建设上的一个严重任务，望各级党委加以注意。

四、本指示和中南局组织部的电报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2月3日　

2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工矿企业如何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所有国营、公营工矿企业，都必须认真地开展群众性的“三反”运动；彻底揭发并消灭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彻底揭发并消灭国营企业中资产阶级的经济侵蚀、组织渗透和思想影响。这是胜利地完成增产节约迎接国家建设的中心关键。

二、工矿企业的“三反”运动，必须以检查业务，即检查行政管理中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重点。特别要着重检查基本建设，原材料的采购供应，仓库物资，成品推销，会计出纳等项，要在这个运动中捕捉大贪污犯和经济内奸，检举不法私商，惩戒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克服严重的浪费现象。

三、在斗争中要注意防止和纠正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工人群众方面的错误倾向。在各个厂矿企业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部分工人曾经犯过一些错误的贪图小便宜，使用公家的东西，旷工、懒惰、浪费原材料等等。消灭这些现象是一个教育的过程。这些问题，一般应该推到“三反”后期以坦白教育的方式加以解决，面向将来，不咎既往。对于工人群众最重要的是通过“三反”运动，大大的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教育工人改正旧社会遗下来的恶习，在自觉的基础上加强劳动纪律，保护国家利益。有些厂矿企业把斗争锋芒集中在工人群众方面，这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坚决纠正。

四、在“三反”运动中，必须贯彻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发动工人群众，发扬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正在进行民主改革的企业，必须以“三反”为中心，完成民主改革。民主改革不彻底的厂矿企业，要在“三反”运动中补足这一课。民主改革已经彻底或补足之后，要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生产方面的改革，开展合理化建议和生产竞赛，创造和推广先进经验，进行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切实建立和健全经济核算制。

五、工矿企业的“三反”运动，一律由当地党委统一领导。有不服从领导的，以违纪论处。

六、在“三反”期中注意领导生产，不要脱节，不要因此减产。如因“三反”忙不过来，致有部分的减产，也不要减产过大，并要在“三反”以后的增产中弥补“三反”期间减产的损失。

　　 中央 2月4日

接着，毛泽东发出《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

一、中南军区党委2月1日电所报中南军区直属机关部队计划打“大老虎”106只，“小老虎”357只，我们认为是适当的，这是一个初步的预算，以后可以按照情况随时追加。请中南军区督促所属各级军区和各军迅速订出自己的“打虎”计划，报告中央。中南军区的计划发给各地参考。

二、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和地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及其所属各级军区和各军，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3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

三、省级和地委级做此项预算时，可以包括县区乡3级可能打出的大小“老虎”数字；但全国各地2月份实行“三反”和“打虎”一般应限于到处委一级为止，一般不要发展到县区乡3级去。应待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地委诸级的“三反”基本完毕，“打虎”基本胜利，腾出手来，配备骨干，组织大批“三反”工作队，加以明确的政策和方法的训练，如同派遣土改工作队或整党工作队下乡土改和整党那样，派遣下去开展“三反”，才是适当的，否则可能发生大错误。此点务请同志们加以注意。有些省区已在县级及区级展开“三反”的不必停止，但2月份重点仍应放在省地两级，兼及部分的县级。3月份应完成县级的“三反”，并准备好去区乡帮助县级领导区乡“三反”的干部，拟以4、5两月基本上完成全国区乡两极的“三反”工作。果能如此，就是一个大胜利。东北局规定“县区两极目前只以本身力量发动坦白检举，待省市搞完后再抽出力量彻底解决问题”这是可以的。华北局的方针也是这样。我们认为凡已经完成土改的地方或正在整党的地方，应即将原来的土改工作队中的若干人和整党工作队调至省城加以训练，转变为“三反”工作队，凡有贪污嫌疑的人都不许参加，待命（待各中央局和省委之命）下乡进行“三反”。但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在目前即派出少数工作组选择少数区乡进行贪污浪费的调查和进行“三反”的典型试验，则是完全必要的。你们对于此项工作步骤有何意见，盼告。

四、平原省武陟县县级机关已初步清出一千万元以上的“老虎”18只，其中有一只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该县继续搜捉，还可能超过此数。此事应引起各级党委严重注意。凡说县一级无“老虎”或很少“老虎”的，应即以武陟县的证据驳倒他。

五、根据河北省香河县9个村的初步调查，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多者占村干部总数的72%，少者占13%，平均为33%。9个支书中7个贪污，9个村长中8个贪污。其中有一个村干部独自贪污公粮一万斤以上，是个“小老虎”。凡说乡村干部中没有或很少贪污的，凡说乡村虽有贪污但是没有“老虎”的（当然不是说每乡都一定有“老虎”），应即以香河县的证据驳倒他。

六、接高岗同志1月26日的报告，全东北计划捉“大老虎”500只，昨日（2月3日）据报，已增加至2000只。军委直属系统早几天承认捉“大老虎”100只，昨天追加了150只，共计250只。连同中央一级其他系统的300只，共计550只。此外尚有已经通报你们的华北的经验。由此可以估计，每一个小省应有大小“老虎”几百只，每一个中等省和大省应有大小“老虎”一二千只至3000只。根据华北局的计算，其中应有“大老虎”10%以上。这些都包括党政军民学的工作人员在内，但不包括私人工商界和私立学校。东北、华北和中央一级的经验，可供你们做“打虎”预算的参考。

毛泽东 2月4日

欲知“三反”运动的结果如何？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2年1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中说：“请你们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10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接着，他非常严厉地警告“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这些下属说：“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正所谓令出如山倒，挥手起风雷！据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斯言极是矣！

第34章 1952年2月5日—

“‘三反’运动对于共产党来说，是一次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在‘三反’运动中暴露了不少党员的严重错误，其中有些人则在运动中证明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

话说1952年2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的复电稿中加写了一句话：

“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

这天中午，毛泽东突然对卫士李家骥说：

“我的腰不舒服，今天晚上不下雪明天肯定下雪。”

李家骥听毛泽东说得这样肯定，心中免不了半信半疑。第二天早晨，天上果然下起雪来。毛泽东一边观赏着院子里的雪景，一边和李家骥开玩笑说：

“小李，如果我们打赌，是不是你输了？！”

李家骥只好点头称是。毛泽东又问他：

“你知道雪花有几瓣吗？”

“我没有数过。”

李家骥如实地回答。毛泽东笑着说：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数数嘛！”

2月8日，李敏因为放寒假过春节，她对爸爸说：

“我想到上海看望妈妈。”

毛泽东说：

“好嘛，你去吧！”

“我怎么走呀？我还没有一个人走过这么远。”

“买票，坐火车走嘛！”

“那，我就一个人去呀？”

“那么多人乘火车，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呢？”

“我有点怕。能找个人送我去吗？”

“你是大孩子了。莫要人送，自己走。”

李敏知道爸爸决定了的事，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该动身了，毛泽东又一再提醒她别忘了带上药，还特意让李敏把外国朋友送给他的香烟带给妈妈。

以后每年放寒假，李敏都要去上海看妈妈。临行之前，毛泽东不光让别人帮助李敏准备收拾打点行装，还亲自出马，为女儿前前后后的忙活，一会儿让人去买北京的特产茯苓饼和蜜饯，一会儿又让人去“六必居”买酱菜。就这样左一包右一包，直到李敏拿不动为止。毛泽东知道女儿从不爱吃零食，这都是为贺子珍买的。

毛泽东还让李敏带足往返路费、住宿费、伙食费和零花钱。因为贺子珍在上海的房间太小，加上李敏就太挤了。毛泽东每次都让女儿吃住在一个宾馆里，其它时间就和妈妈在一起。

且说2月9日下午1时，工作人员为了让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稍微松弛一下，特意为他放映了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是他自元旦晚会以来的第一次娱乐活动。

2月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中小贪污分子分别处分问题的补充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地委；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级军区党委和军师党委：

鉴于贪污1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95%至97%，带着很大的群众性，中央已规定除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应予以刑事处分外，其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而由其工作机关按其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以示严肃。其有在革命工作中一贯表现好，偶犯贪污错误，数量甚小者，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此外尚有一些迹近贪污、按其实际不能叫作贪污者，不应以贪污论。如此规定，大约有85%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免刑事处分（即不送法院，不判徒刑），而只给以行政处分，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关于行政处分的项目，除中央已规定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等4项外，兹再增加警告一项，共为5项。估计有很多小贪污分子，例如50万元以下而情节不严重者（此类人占全体贪污人数的70%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关于贪污1千万元以下而免予刑事处分者，如是党员团员，他们的党籍团籍问题，如何处理，中央尚无成熟的意见，请你们根据“三反”斗争中处理贪污分子的情况提出意见，电告中央考虑。关于一切应给刑事处分的人均须立即开除党籍团籍，中央已有通知，请你们一律遵行。关于1千万元以上的贪污犯（即所谓大中小老虎），也应按其情节分为死刑、死刑缓期、无期徒刑、各种有期徒刑以及免予刑事处分而给以行政处分等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已于2月1日审判7名大贪污犯的事件中，给了方向的表示。

中共中央 2月9日

接着，毛泽东又在草稿上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一个说明，他写道：

刘、朱、周、陈、彭真、林彪、聂荣臻各同志：

此件主要目的，是行政处分中增加警告一项，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是否适当，请审示。

毛泽东 2月9日。

是日晚，毛泽东针对打出了一些假“老虎”的现象，在给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中写道：

“第10军的几个师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

2月10日，在古城保定2万多名群众参加的公审大会上，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宣读判决书说：

“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材，克扣民工灾民，勾结奸商非法经营谋利，瓦解国家企业机关及贪污受贿……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准，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

在空阔的保定东关大校场刑场上，行刑人员奉命向刘青山、张子善宣布说：

“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一、对你们行刑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二、行刑之后，你们的家属可以殓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三、你们的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四、你们的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刘青山、张子善听了，无不放声大哭。这哭声，不知是悔恨还是感激；那泪水，浸泡着两个已经腐烂的灵魂。就在此时，两声枪响同时爆出，两名曾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罪犯，结束了他们才30多岁的年轻的生命。

2月12日，毛泽东在转发第66军党委关于打虎经验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

2月14日下午，天刚下过大雪，位于建国门内路北一个新建院子里的海军司令部接到空军打来的电话说，毛泽东到了空军司令部，马上就到海军司令部来。萧劲光司令员放下电话，令警卫员到门口看看情况。警卫员刚下到楼梯口，毛泽东就到了。萧劲光和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委刘道生、参谋长罗舜初赶到楼梯口，见罗瑞卿、刘亚楼随侍在毛泽东左右，立即恭恭敬敬地敬礼问好，尔后把他们迎入司令部办公室外间的会客室。毛泽东兴奋地说：

“瑞雪兆丰年，看样子今年是个好年景。”

接着，他问了正在开展的“三反”运动情况，又说：

“今天，我来和你们商量一件事，现在抗美援朝需要飞机，我们打算集中外汇解决一下空军的问题。原来计划了2亿卢布，准备再给海军购买几艘驱逐舰，几十条鱼雷快艇，但这样外汇就不够了。是不是可以先给空军买飞机？你们要买的舰艇再往后推一推，怎么样？国内的钱有，不成问题，就是外汇不够。”

萧劲光和刘道生当即表示说：

“坚决拥护毛主席和中央的决定。空军、海军都是党的军队，就这么办，把有限的外汇先给空军买飞机吧！”

王宏坤和罗舜初也都表示同意。

“好”毛泽东高兴地说：“就这样说定了。国内的钱，有。你们是不是买点材料，自己造，打下个基础。上海的江南造船厂过去不是造过一千多吨的船嘛。”

萧劲光他们说，江南厂，还有其它一些造船厂，都可以造，先造几十吨的小艇。去年青岛造船厂就已造出了几条小艇，今年打算让江南厂再试制几条大一点的。毛泽东听说国内船厂可以造小艇，就连声说：

“很好，很好。造小艇，来得快，花钱也不多，还能起作用，可以积累经验，把我们自己的造船工业逐步搞起来。”

2月17日，毛泽东在转发中南局“打虎”新计划报告的批语中，告诉各中央局、各大军区说：

“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1个月至多1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

2月20日，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上批示道：

“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2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五反”斗争策略和部署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中南局、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同意2月19日中南局关干“五反”斗争策略和部署的报告。

二、将这个报告发各中央局参考。

三、请各省委就省城的“五反”加以精密研究，作出结论，以便正确地指导省城及全省城市的“五反”斗争，务使“五反”在全国范围内不出大的偏差。

四、因为“三反”、“五反”同时进行并要同时保证不犯错误，必须将县区乡三级的“三反”及县城和县范围内的市镇的“五反”，除少数典型试验外，一律坚决推迟到春耕完成以后去做。

五、省城以外的中等城市，例如四平街、石家庄，苏州、衡州、汉中、遵义等处如何进行“五反”，日前尚无经验，请各省委区党委令各地委精心研究，请示批准，有计划地去做，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各中央局和省委还应派员帮助一二个地委研究一二个中等城市的“五反”部署，并以经验电告中央为盼。

中央 2月23日

2月23日晚，毛泽东就上海市委的报告复了一封指示电。

原来在2月中旬，毛泽东鉴于上海“三反”、“五反”运动比较落后，就把陈毅从南京调回上海，领导上海的“三反”、“五反”运动。2月20日，陈毅在上海召开2000多人的干部大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上海运动开展不力的现状，当场宣布对一些领导干部给予撤职和停职反省的决定，逮捕法办了少数人。2月21日，陈毅以上海市委的名义将工作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毛泽东在给陈毅等的复电中写道：

陈毅、谭震林二同志，上海市委各同志：

市委2月21日报告收到。你们2月20日的会议开得很好，我相信你们的打虎作战会开展起来。希望你们从2月25日至3月10日，分为3期，每期5天，共15天，抓紧检查督促，改进方法，基本上完成上海市各系统内部的“三反”打虎任务。从3月11日起阵容整齐地开展上海市工商界的“五反”斗争。

毛泽东 2月23日下午9时

2月26日，毛泽东在转发中直机关党委关于“打虎”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此件很好，发各同志参考。强调要材料，要证据，普遍推行算大账、算细账，追赃款、追赃物的方法，严禁逼供信的方法，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 2月26日

这一天，毛泽东看到新华社福建分社给总社的一份电报上说：“美蒋特务最近计划谋害陈嘉庚以嫁祸于我，破坏‘五反’运动。”

原来，陈嘉庚在1950年把他的全部财产捐献了出来，准备用于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新校舍。几个月后，他回到祖国在家乡福建集美定居，决心把他创办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发展起来，为新中国培养更多的人才。

毛泽东在电报上批示道：

周总理：

请指示福建当局加强对陈嘉庚的保卫工作，或劝陈来京。如何，请酌处。

毛泽东 2月26日

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对所辖境内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应分为3个步骤开展‘五反’斗争。例如河北境内，第一步，在北京、天津两个大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中央直接领导的，3月10号以前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第二步，在唐山、石家庄、秦皇岛、保定4个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华北局和河北省委领导的。他们计划在第三步开展通县、泊头、辛集、杨柳青、沧县、邢台、邯郸、汉沽、临清、胜芳等10个城镇中的‘五反’，这是次于上列4市的10镇，也是中等城市，待4市取得经验以后再行开展10镇的‘五反’，由省委和地委领导。对一般县城则坚决停止，以后再说。”

2月29日，毛泽东根据中央的调整部署和派去上海指导运动的薄一波给中央的汇报，复电同意上海关于“五反”运动推迟到3月20日以后进行的请求。他还在复电中写道：

“这样既有利于现在的‘三反’，也有利于3月20日以后的‘五反’，也有利于全国的经济形势。”

关于对贪污分子的处理问题，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复电中又写道：

陈毅同志：

2月25日的电报收到。

一、因为你们打虎进展较速，你们的打虎突击可以在3月10日基本结束，转入打虎的正常轨道上去。但正式宣布须按具体情况，有些（可能是多数）转入正常，有些仍须突击。

二、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50万元以下而且是100万元以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利于教育；但少数情节恶劣者仍应算贪污。此点中央当另有通知。

三、军队不要举行公审。

四、连队“三反”尚无经验，可先在若干单位试行，连队的严重问题是军阀主义，也有贪污，应来一次改革，但做法应与机关有别，以教育为主，同时搬掉若干坏的。

五、最近西南军区党委有一个方针和部署的计划，今日已发你处，请加参考然后确定你们的部署。

六、其余均同意。

毛泽东 2月29日

1952年3月1日，毛泽东关于在“五反”中不提反暴利口号的批语中写道：

各同志：

西南局2月29日的电报是正确的，发给你们参考。当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提出反暴利的口号时，大资本家即迅速接受，因为这个口号可以被他们利用去威胁中小资本家，说他们的利润也有暴利。就目前时期来说，真正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暴利，已包括在“五反”的各项对象，故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隐匿侵吞敌产、逃走外汇两事，国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在‘盗窃国家财产’一项内。倒卖金银、偷卖鸦片白面两事，国家亦有法令，可依法办理，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项目，变为“六反”“七反”。

毛泽东 3月1日

3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罗瑞卿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

一、兹将罗瑞卿同志关于长沙市公安局违法乱纪行为的报告发给你们及所属公安司法机关。请你们务必注意在此次“三反”中全面检查和彻底解决所属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违法乱纪行为，不惜将违法乱纪和贪污蜕化分子撤消职务，严重者判处徒刑。其最严重而有民愤者，应予枪决。

二、王丕敏（长沙市公安局长——笔者注）应予枪决，公开宣布罪状，并赔偿受害者的损失。

三、长沙市委市政府和湖南公安厅对于长沙市公安局如此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负有责任，应由湖南省委省政府对情况加以周密审查，分清责任轻重，给以适当处分，并将结果报告中南局和中央，同时通知全省党政机关，引为鉴戒。

四、与此同样，各地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如发现有与长沙公安局同样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司法机关亦应受到适当的处分，以为放纵不法行为及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工作者的鉴戒。

　 　中央 3月4日　　

3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是从头天晚上一直工作到这天下午6点10分才休息，大约有20个小时。他在晚上11点50分起床后，又开始继续工作。叶子龙为了减少毛泽东的工作量，特意嘱咐值班秘书说：

“军队，军以下直属机关及师；地方，分局直属机关及地委、专署和县，关于‘三反’的报告，均不送给主席看。”

3月5日，毛泽东在薄一波3月3日关于上海市“五反”准备工作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略），并在报告中多处作了批注。

薄一波在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上海有私营工商业16.3万户，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进行了分类排队，确定了应予保护和着重打击的名单。报告还说，运动展开后，必须加强领导，规定纪律，严密控制。毛泽东在此处批注道：

“严密控制，非常需要。有些城市控制不严，出了乱子。”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加直发山东、青岛、南京、华南、云南、新疆：

一、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建议《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认为这是正确的。其中除第7第8两条由党内掌握不得发表外，其余各条将由政务院通过发表。各地党委所订处理标准和办法与此有出入者，照此修改之。各地如因特殊情况须作若干改变者应报中央批准。这个文件所采取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将来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1951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望各级党委在“五反”中掌握这几条原则。

二、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5类。就大城市说，前3类约占95%左右，后2类约占5%左右。各个大城市略有出入，大体相差不远。中等城市则和这个比例数字相差较大。

三、这5类包括资产阶级和非资产阶级的独立手工业户及家庭商业户，不包括摊贩，北京有摊贩4万户，将来要给以处理，但在此次“五反”中还来不及处理，各大城市也可以暂时不去处理摊贩，但对独立手工业户和家庭商业户最好给以处理，北京、天津两市正在处理。各中等城市在“五反”中最好给独立工商户及摊贩均给以处理。不雇工人店员（但有些人家带了学徒）的独立工商户在我国各大中城市数目很大，北京约占5万工商户中的38%，计1万9千户左右。他们中许多是守法的，也有许多是基本守法部分违法的（即有小额偷漏税，即所谓有小问题的），也有少数是属于半守法半违法即偷漏较大的，有的竟达一两个亿，有些家庭商店人手多，不雇店员，比雇上二三个店员的小资本家贸易额大得多，因此偷漏税也多些。北京的资产阶级有3万1千户，其中雇佣工人、店员3人以下的有1万7千5百户，占35%，我们既要在此次“五反”中处理这一大批小资本家，给他们做出结论，也应尽可能努力将和小资本家数目大略相等的独立工商户加以处理，给他们做出结论，这对于目前的“五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都是有利的。这两种工商户一般都无大问题，给他们做结论是不困难的，做了结论以后，我们就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但个别城市如认为先给其他工商户做结论，而将独立工商户的结论放在后面去做，较为方便，也是可以的。

四、根据城市的实际情况，我们决定将过去所定的4类工商户改为5类，即将守法户一类改为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两类，其他3类不变。在北京5万工商户（包括独立工商户，不包括摊贩）中，守法户约占10%左右，即约5千户。基本守法户约占60%左右，即约3万户。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25%左右，即约1万2千5百户。严重违法户约占4%左右，即约2千户。完全违法户约占1%左右，即约5百户。将完全守法户和有些小问题的基本守法户分开，又将基本守法户中偷漏税1百万元以下的和偷漏税2百万元以下的分别对待，即1百万元以下者，指出错误，免予补税，2百万元以下者，指出错误，免其1百万元的数目，补其1百万元以上的数目，这样做，可能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五、行贿性质严重，必须严肃处理。但行贿的人很多，在北京，除掉小额回扣不算行贿，被人勒索不算行贿以外，尚有1万3千多户，约占工商户总数的26%，即超过四分之一。其中，行贿1亿元以上者169户，5千万元至1亿元者172户，3千万元至5千万元者195户，1千万元至3千万元者642户，1百万元至1千万元者3161户，1百万元以下者8748户。中央原定补退罚者限于4%左右，补退罚捉者限于0.5%左右，补退罚关者（包括杀几个在内）亦限于0.5%左右，3项共计约5%（中等城市则小于这个比例，有的只占3%，有的还少些）。行贿者既如此之多，若只处罚少数人而对多数人不予处罚，则很不妥当，若均给处罚，则受罚者超过全工商户四分之一，打击面又太宽了。故于北京建议第6条中加上“情节轻微者除外”一句。北京拟于实行处理时将行贿1百万元以下的8700多户免予罚款，而于通知书上载明行贿错误，给以警告处分。此点亦请你们注意。

六、各大中城市，有些市委，对于各类工商户的情况极不明了，如何分别对待这些工商户的策略观点又不明确，工会和政府工作队（或检查组）的组织和训练甚为潦草，便仓卒发动“五反”，引起了一些混乱，望这些市委提起注意，迅速加以克服，此外，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迫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

七、县区乡现在一律不进行“三反”“五反”，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另有通知，个别已在县城试做“五反”在区试做“三反”者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中等城市也不要同时进行“五反"，而要分批进行，并须在严格控制下进行。这几点前已通知，现再重复说一遍。

　　 中央 3月5日

1952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毛泽东过去的一个警卫员翟作军来看望毛泽东。江青正在和毛远新打牌，马上放下手中的牌，热情地欢迎翟作军的到来，她还叫来12岁的李讷和15岁的李敏，和客人见面问好。

吃晚饭时，毛泽东为招待翟作军加了几个菜。李讷来了，站在毛泽东的后面，搂着他的脖子说：

“爸爸，你可真有本事，你怎么找了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呀！”

说着，她还得意地瞟了母亲一眼。毛泽东闻言，也高兴得咯咯咯地笑了起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

翟作军见江青和孩子们还是穿着十分普通的布衣服和布鞋，江青在饭前饭后又一直忙里忙外，殷勤招待客人，照顾孩子们，非常感动。

初春的北京，天气还是很冷的。在中南海大院内南海北岸的向阳处，柳树的梢头已经略略现出鹅黄色，可是，3月的西北风刮在人们脸上，依然有一种刺疼感。

这一天，毛泽东起床后已经是上午11时了，这是一个特例。他通常是晚上工作，早上才睡下，下午两三点钟才起床。值班卫士通知王鹤滨说：

“王秘书，主席要到外面去散步，快！”

汪东兴没有通知到摄影师侯波，摄影的任务只好又落在了叶子龙身上，叶子龙已将照相机挂在了胸前。

汽车开出了中南海，向德胜门外开去。穿过德胜门不远，毛泽东示意周西林停车。他下车后沿着街道东侧人行道向北漫步，街道上行人熙熙攘攘，不算太拥挤。王鹤滨跟在毛泽东身后，没有引起行人的注意。毛泽东看到右边一个敞开的大门，门旁挂着“德胜门外区政府”的牌子，便走了进去。值班室的一位年轻人看到毛泽东一行人走了进来，急忙出来，站在毛泽东面前打招呼说：

“同志们都下班吃饭去了，就我一个人值班，你们等一下，我去叫他们。”

看来，他没有认出毛泽东。毛泽东说：

“不用了，我们是随便来走走的。”

毛泽东上车后，周西林继续往北开，向前走了五六里，毛泽东看到大道左边有一片用高粱秆子夹成防风墙隔住的菜畦，示意停下来。

北京北郊的大地尚未苏醒过来，到处可见片片残雪覆盖在地上，北风带着哨音迎面袭来，毛泽东不得不眯起双眼，向着两块菜地走去。汪东兴、叶子龙、王鹤滨和卫士王振海跟在后面。菜地的主人见有人来，就走了过来。他认出了毛泽东，非常惊喜。

这是一位农民装束的老人，大约有60岁左右，中等身材，身穿一身青布棉衣棉裤，黑色的棉鞋，裤腿还用黑色的带子缠扎着，显得很干练。毛泽东走上几步，伸过手礼貌而热情地握住了菜地主人的手，问道：

“贵姓？”

“不敢当，姓吴。”

“这是你家的菜地吗？”

“是，是我家的地。刚才我的小儿子告诉我，菜地里来了客人，我就急忙赶来了。”

“生活得怎么样？家中有几口人？”

“解放后，生活好多了，家中有老伴和3个儿子。老大和老二都参加了革命，当了兵，我是光荣军属哩！”

“这是你对国家的贡献哟！”毛泽东把话题一转，问道：“村里搞‘三反’了吗？”

“搞了，我还是村里的监委会主任哩。”

“区政府的干部中有人欺负群众吗？”

“没有见到区政府干部欺侮百姓的事。但是，有的干部手脚不太干净。‘三反’运动真是好政策。”

“听讲话，你不像农民？”

“啊，是这样，我当过兵，上过军官学校，时逢军阀混战，当过几年见习排长，在二十年代初，就解甲归田了。”

“啊，你可不是一般的农民，有知识，有见地，有经历。你我都是国家的干部，要共同努力，把我们的国家搞好。”

“是，毛主席！”

吴姓老农显然又露出了接受任务时的军人风度。毛泽东在告别的时候，以夸奖的口吻笑着说：

“你种了不少菜地呀！可称是吴家菜园了！”

“是，是，吴家菜园，吴家菜园！”

老农高兴地笑了。

3月11日，毛泽东给程潜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程潜将他3月6日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的研究荆江分洪工程计划联席会上的发言，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程潜的发言材料后，很受启发，他在回信中说：

“在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使我明白了江湖利病所在，极为有益。”

毛泽东还将程潜的意见转交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恩来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了认真讨论。3月31日，政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

毛泽东在荆江分洪工程开工之际，送给工程处一面大锦旗，他在锦旗上的题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后来，30万军民通过75天的奋战，在1952年汛期到来之前，将荆江分洪工程这一大型的水利工程，以震惊中外的空前的高速度顺利地建成了。这一工程在1954年战胜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时，3次启闸分洪，发挥了重要作用。

3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分局并转各大市委：

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各大学“三反”斗争的情况和经验的报告，已于2月22日由主席批发各中央局宣传文教部门参考。中央认为北京各大学中进行的“三反”运动一般是健全的，有巨大成绩，其中有许多经验值得在各地推广。事实证明：高等学校中的“三反”运动是极其具体、深刻和有效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们应该要求在此次“三反”运动中基本上消灭学校中的贪污浪费现象，克服官僚主义，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从而确立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权，在各地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时，望注意以下几点：

一、在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应该深入发动群众，特别要依靠学生群众推动教师，批判和打击现在学校中仍普遍和严重存在着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如崇拜英美、狭隘民族主义、宗派主义、自私自利、对人民国家不负责任、保守观点等），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在极大多数学校现在仍然居于实际的支配地位，严重地阻碍教育的改革和国家建设人材的培养。为了有领导有准备地进行这个运动，党委应当配备有力的领导机构及工作团，如果因为“三反”“五反”任务繁重，抽不出手，则宁可将高等学校的“三反”运动，推迟到机关“三反”运动基本结束之后去做。在“三反”运动中，当师生员工群众，通过初步揭发贪污浪费的事实，已经发动起来，学校中已经形成了领导核心之后，应即转入以大部力量并有准备地在教师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以小部力量在职员工人中进行反贪污斗争。在教师中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是严肃地自觉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群众性的思想改造运动。对各学校中严重存在着的各种具体的特别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应该充分揭露，并予以彻底批判；每个教师必须在群众面前进行检讨，实行“洗澡”和“过关”。这样教师和学生群众的觉悟都可以大大提高，也就可以为进一步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教育事业的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在师生觉悟程度和积极性普遍提高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反贪污浪费斗争，也就更加有劲和有效。

二、根据北京经验，在强有力的领导下，放手发动学生群众，依靠他们帮助教师进行思想检讨，这是极有效的方法。对于教师应该采取争取最大多数“过关”，孤立和暴露最少数坏分子的方针。教师过关一般可以用分层过关的办法，即：1、先让大多数政治思想上没有严重问题的人很快过关。2、再帮助一批思想作风上有较大毛病，但愿意改正错误力求进步的人过关。3、少数政治上或思想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在群众的揭发、检举和严格的检查下，进行多次反复的检讨，然后过关。4、直到最后每校总有极少数政治上或经济上有极严重问题的人过不了关的，对于这些人行政上可按其情节给以停职调职或撤职等各种处分。我们有意识地这样做，使教师们分批过关，既可以使大多数的教师们普遍地提高觉悟，更加积极和团结，靠拢我党，又可以暴露和孤立政治上反动的坏分子和教师中的贪污分子，给他们以应有的打击。据天津报告，天津高等学校教师中约有13%本身即是资本家，或资本家的顾问和高级职员，这种情况与北京不同。在进行教师中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中，仍应基本上运用北京的经验，并依照具体情况，创造新的经验，报告中央。

三、在“三反”思想斗争中，各高等学校的校长，著名的教授和著名的民主人士，如政治上思想上有严重问题，估计不容易很快过关者，对他们究应采取何种方式，达到何种要求，应先请示中央或中央局（分局）后进行。

四、在反贪污斗争中，如高等学校的校长、教务长、秘书长、教授、副教授本人有贪污行为者，原则上应按一般贪污分子处理。对他们中间有特殊技术或在科学上有较大贡献的人，如情节较不严重、民愤不大而又愿坦白立功者，则可同意其个别向学校节约检查委员会直接交代，彻底坦白，不当众宣布其罪状，准其将功赎罪。如情形并不严重，可在各人检讨中提及，不要登报，也不要在群众中发动斗争，如其贪污行为发生在解放以前，则作为思想问题处理，一般地不要追赃，不要处罚。贪污情节严重须逮捕法办或交群众大会斗争者，应经中央或大行政区节约检查委员会批准。

五、学校浪费，其性质严重和数量很大者，应由中央或大行政区节约检查委员会会同同级教育部给各该校直接负责人以适当处分。

六、在学校“三反”运动中，对于有政治问题的教师员工，除现行犯应及时处理，有特务嫌疑者和公安部门商酌处理外，有其他政治问题的人可先尽量在群众面前予以揭露，然后挂下笔帐来，留待清理“中层”时处理，其中如有担任政治、历史等课教职者，可即停止其课程或改变其职务。

七、有些地区学校在“三反”中已发生教师自杀的事件，各地对此必须警惕，妥为防止。

八、各地区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时，应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计划布置进行，首先领导上必须有充分的决心，掌握明确的方针与要求，并应调配得力干部，事先作好准备工作，务使这一运动一是能够放手发动群众，一面又在严格地控制下正确地进行，对党的工作基础还是很差的学校，应另派工作组去进行工作。

九、各地科学研究机关的高级研究人员中的“三反”运动，亦参照上述各点进行。

　　中央 3月13日

3月15日，毛泽东邀约黄炎培到他的住处晤谈，对民建会的工作相互交换了意见。

此前，黄炎培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有不少工商业者怀有严重的恐惧心理，担心产业将被没收，对生产经营没有信心，抱着吃光花光拉倒的消极态度。于是，上海一度出现咖啡馆、舞厅和饭馆反常繁荣的“三多”现象。黄炎培建议中央领导作一次鼓舞人心的报告，讲清政策，消除工商业者的不安情绪。

此次晤谈，据黄炎培的日记记载：“毛主席约谈，对民建会的方针、路线都有明确指示。如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私人资本发展的限制，吸收会员的对象，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后选择会员的标准等重要问题都有指示。对民建会员的学习问题也指出：马列主义要学习，但一般人首先应该学习并接受共同纲领。”

3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党员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给予党内处分的规定》，全文如下：

中央及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

“三反”运动对于共产党来说，是一次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在“三反”运动中暴露了不少党员的严重错误，其中有些人则在运动中证明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因此，必须利用“三反”运动的结果对于我们党的组织进行一次严肃的整理。对于在“三反”运动中所发现的犯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及其他严重错误的共产党员，除根据《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予以应得的刑事处分或行政处分外，同时在党内应根据党员所犯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及其他严重错误的程度，过去一贯在工作中的表现并结合党员的八项标准和整党的其他规定，分别予以适当的党内处理。

一、对于有轻微的贪污行为而不以贪污论处的党员，必须严格地进行批评教育，令其进行深刻的检讨，在思想上划清界限。对其中在工作中一贯表现好，现在又基本上具备党员的8项标准，一般可免予党纪处分。对其中有工作中一贯表现不好，检讨不深刻，又不够党员条件的，则应分别情况，给以党纪处分；如并犯有其他严重错误者，则可开除党籍。

二、对于在工作中一贯表现好，基本上具备党员8项标准，仅因偶尔犯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错误，情节不严重，而受到行政处分的党员，应酌情予以劝告、警告或撤销工作的处分；但对于在工作中一贯表现不好，又不够党员条件的，则应给以严格的党纪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三、党员中如有在“三反”运动中受到刑事处分的分子，应一律开除党籍。

四、党员中如有勾结私商，和资本家站在一起，向国家进行盗窃和资本家分肥的分子，替资本家当坐探，出卖情报给资本家的分子，接受资本家贿赂，掩护资本家向国家进行盗窃或压迫工人的分子，应一律开除党籍。对于一贯表现好，偶尔丧失立场，或偶尔泄密，或受了资本家的欺骗，情节不严重而能坚决改正错误者，则可减轻处分，或不给处分。

五、党员中如有进行集体贪污，情节严重的分子，应开除党籍。

六、党员中如有以贪污所得进行放高利贷，或向私人企业入股，或雇人经营农工商业牟利者，在党内应从严给以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七、党员中如有进行敲诈勒索，贪赃枉法者，应从严给以党纪处分，情节严重者应一律开除党籍。

八、党员中如有堕落蜕化，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变质，无法挽救的分子，应一律开除党籍。但在工作中一贯表现好，因一时受资产阶级影响而腐化堕落，尚可挽救，本人又愿坚决改正错误者，则可不开除党籍，而给以留党察看或其他处分。

九、党员中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情节严重，在"“三反”运动中拒不坦白、而逃跑或自杀的分子，应一律开除党籍。

十、对于犯有铺张浪费或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员，如一贯在工作中表现好，基本上具备党员8项标准，现在又能改正的，则可免予党纪处分。对其中错误较大的，亦可酌予劝告、警告、撤销工作等处分。如一贯在工作中表现不好，又不够党员条件的，则应予以严格的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十一、在“三反”运动中如发现有确系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应一律开除党籍。

十二、关于党内处分的手续，应由各机关、各部队党的组织负责，和处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问题一道作出决定，如系劝告、警告处分，须经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报上一级党委批准，如系撤销工作，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处分，经支部大会通过后，一般党员则须报请上两级党委批准。干部党员，在一般情况下，则应按照干部管理制度，报请主管党委批准（如地委书记、专员须报中央批准）。在特殊情况下，必须先作处理者，应于事后报告，请求追认。被处分的党员如有不服处分者，可以向上级党委申诉。

十三、此件不在党刊上公布。地方暂发至地委，部队发至团委。某些县委已进行“三反”并即将进行处理工作者，亦可发给。此件由上述各级党委印发给各机关各部队党委负责同志作为在“三反”运动中党内处理的依据。各地如有意见须对此件加以补充修正者，望经各中央局报告中央，由中央补充修正之。

中央 1952年3月20日

3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中南局关于加强私营厂店工人店员工作的指示一件发给你们参考。

二、在此次“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我们必须达到下述目的：

（甲）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

（乙）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各地工会均发生此种走狗及动摇于劳资之间的中间分子，我们必须在斗争中教育并争取中间分子，对于有严重罪行的资本家走狗则予以开除。

（丙）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

（丁）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各部分资本家的秘密结社，例如“星四聚餐会”等，则应设法予以解散。

（戊）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己）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庚）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辛）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

以上8项，你们有何意见，望告。其中关于工人监督生产一项，须待几个大城市选择几个大的和中等的厂店，在取得资本家同意后试办取得经验，方能由中央最后作出决定。请你们于“五反”进行中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并以自己意见随时电告。

中央 3月23日

欲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目标能否实现，请诸君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2月9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中小贪污分子分别处分问题的补充指示》和3月5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都是政策性非常强的纲领性文献。在《补充指示》中，他说：“贪污1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95%至97%，带着很大的群众性”，“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应予以刑事处分外，其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由其工作机关按其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以示严肃。”“在革命工作中一贯表现好，偶犯贪污错误，数量甚小者，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此外尚有一些迹近贪污、按其实际不能叫作贪污者，不应以贪污论。”在《标准和办法》中，他说：“行贿者既如此之多，若只处罚少数人而对多数人不予处罚，则很不妥当，若均给处罚，则受罚者超过全工商户四分之一，打击面又太宽了。”因此，“将基本守法户中偷漏税1百万元以下的和偷漏税2百万元以下的分别对待，即1百万元以下者，指出错误，免予补税，2百万元以下者，指出错误，免其1百万元的数目，补其1百万元以上的数目。这样做，可能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真是英明之至！

第35章 1952年3月27日—

“我们的“五反”斗争，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

话说1952年3月27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处理意见的指示稿时，又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3月28日，毛泽东关于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2年1月28日关于中国海军建设问题的电报和1952年3月15日关于中蒙铁路建设问题的电报已收到。非常感谢您对中国建设问题的关心和帮助。

制定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总计划以及计算为此所需经费和外汇实际总额等问题，我们一向希望待到朝鲜谈判前景较为明朗的时候来搞，情况一旦明朗，我们将立即向您提出关于总计划的报告，以便您对我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有个清楚的概念，尔后根据需要和可能决定给我们提供援助的数额和方式。

现在可以认为，朝鲜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如果在4月份可以达成协议，那我们就在11月中旬派某些负责同志到莫斯科向您提出关于国防和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基本建设五年计划初步方案的报告，请苏联政府在派出专家及提供技术、设备和材料等方面给予系统援助，而且给予贷款。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开始准备该报告需要的所有材料。

关于您在电报中提到的各种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援助，现通告如下：

1、旅顺港海军基地问题。由于非法的美日和平条约特别是美日安全条约的缔结，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有根据也有必要请苏联政府让苏军留在旅顺港地区，并在1952年底不撤出旅顺港。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委派代表准备于今年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2、为了加强中国的海岸防御，我们完全同意您在1951年12月22日和1952年1月28日的电报中所作的指示。根据这两份电报所提出的计划，我们进行了初步计算并得出结论，需要向苏联订货的总额约为18亿卢布。为了完成中国海军人员训练计划，上述订货必须在1955年底以前全部到位。但中国政府在这3年内无力偿还这笔外汇。因此我们请苏联政府对中国国防建设包括海军在内以提供贷款的方式予以援助。至于具体计划，我们打算由我国代表于今年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时当面提交。考虑到关于中国海军建设问题的谈判推迟进行是不适宜的，因此我们打算于4月上旬派出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同志及其参谋长罗舜初同志和两名中国海军的工程和造船专家到莫斯科与苏联海军部的同志进行谈判。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下达指示，派这些同志前往莫斯科。

3、按我们计算，从1951年2月1日开始，你们按提供军事贷款协定条件3次提供的军事贷款总额的剩余额是4亿多卢布。我们打算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我们的空军所必需的飞机、设备和弹药。详细申请单另行电告。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飞机和航空物资之后的余款购买其他武器装备的申请单只能在上述物资的价款结算清楚之后才能提出。

4、给60个步兵师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问题。除1951年给4个师提供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以外，按修改后的计划，另一批物资提供应在今年4月开始。国内军队整编也将在今年4月开始。如果没有新的变动，我们希望在1952年获得16个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资，1953年获得20个师的，1954年获得20个师的。在我们所获得武器装备的4个师中，有3个师的武器装备将转交朝鲜人民军前线。至于60个步兵师武器装备的军事贷款，我们也打算委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就其办理的具体程序进行谈判。

5、从中国北部开始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铁路修建问题。如果您认为修建这条铁路比修建从中国西北部通往苏联的铁路更为紧迫而且更有必要，考虑到苏联同时开始修建该铁路从乌兰巴托向中蒙边境延伸的这一段，则我们准备于今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勘察工作，于1953年开始修建。至于这一铁路的运行路线，我们认为它始于集宁站或包头站进入中国的绥远省，经中蒙边境的哈顺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兰巴托，比从张家口延伸到乌兰巴托要好。当然，最后决定要在对该铁路修建路线进行预先勘察之后才能做出。

顺便说说，如果修建一条从中国西北部的兰州经玉门、哈密、乌鲁木齐到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总长2000公里，与苏联的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干线相接的铁路，则这对苏联和中国都更为有利。我们不知道苏联政府对此问题的意见，苏联政府在修建这一铁路的事业中能否以铁路设施援助我们。

6、种植橡胶树问题。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多次研究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急需苏联专家方面的援助，以及技术援助。但按中苏合资公司形式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在中国目前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因此对种植橡胶树问题，我们建议同苏联政府缔结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协定，该协定规定保证以提供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给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而且按优惠价格提供，即按世界市场价打一定折扣。

对上述两个问题，如果您同意，我们将委派代表于5月中旬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进行具体谈判。至于我们对栽种橡胶树的专家和设备的需要，我们将给您另发电报告知。

请对上述所有问题给予指示。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2年3月28日

1952年4月1日，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学习刚刚重新发表的哲学著作《矛盾论》时，有人在讨论中说：

“我们和美帝国主义有没有统一性或同一性？”

这个问题一提出，众人各抒己见，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正反双方互不服输，谁也说服不了谁。反方的保健医生王鹤滨自荐去向毛泽东请教。他走进菊香书屋的院落，来到毛泽东办公室门口，又停下了脚步，迟疑起来，心想：为了一个学习问题，去打扰毛泽东，合适吗？正在此时，毛泽东和江青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毛泽东问：

“王医生，有什么事情吗？”

王鹤滨只好说：

“我们正在学习主席的著作《矛盾论》，有的同志提出，我们和美帝国主义有统一性或同一性。我不明白，我们怎么会和美帝国主义有统一性或同一性呢？”

毛泽东肯定地回答说：

“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者是有统一性或同一性的。”

“主席，是个怎么样的统一性或同一性呢？”

毛泽东看着王鹤滨固执而幼稚的眼神，改变了直接回答问题的方式，他问道：

“我们中国在什么地方呀？”

“在地球上。”

“对！中国在地球上。美国呢？也在地球上，而且位置正好与我国相对着。它在地球的那一面，中国在地球的这一面，但都是在地球这个统一体上的，对吗？”

毛泽东看着王鹤滨，知道他对中国和美国在空间上的统一明白了后，又接着解释道：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上，缺少一方就讲不成抗美援朝的战争了。”

江青插话说：

“问题应该是强调我们同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性，而不是我们与他们的统一性！”

4月2日，斯大林关于苏军撤出旅顺等问题致电毛泽东，全文如下：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请将下列各点转告毛泽东同志：

“第一，迄今为止，我们认为，苏军尽快撤退出旅顺港完全符合您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在1950年根据您的愿望缔结条约时已做出决定：即使不缔结对日全面和平条约，苏军也不迟于1952年撤出旅顺港。您3月28日电报提出的问题完全不同了。您现在抛开条约而认为苏军应不定期或在1952年以后留在旅顺港，说是因为日美缔结和平条约而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您坚持这一点，则我们同意满足您的要求。但这里必须注意，这种违约应合理地给外界提出论据，以免得出印象，认为是苏联做出这样的决定来束缚您。可能需要缔结新的旅顺港条约。关于这一切，应当同您或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

第二，我之所以在电报中曾提醒您不要忘记乌兰巴托-张家口铁路问题，不仅因为朱德同志提出过这个问题，还因为1950年当您在莫斯科时您本人也曾把这条铁路的问题作为中国的重要事情提出过。我们认为，从中国的利益来看这条铁路是最必要的，因为：（1）它是迅速通往中国首都给她提供援助的最短路线；（2）修建这条铁路要比修建新兰铁路快好几倍；（3）由海路给您供应液体燃料不可靠，于是乌兰巴托-张家口或乌兰巴托-集宁铁路就是运输液体燃料最短最有保障的路线。

从您的电报中可以看出，您不相信铺设这条铁路线是适宜的，因为您把它同新兰铁路加以对比。既然这样，我们可以撤销修建乌兰巴托-中国的铁路线问题。至于铺设新兰线，则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个新问题，如果您愿意，那我们就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对其他问题，过几天再回答。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4月6日，毛泽东起草了给西南局、西藏工委并西北局、新疆分局“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写道：

“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

“西南局4月2日电报的全部意见中，只有一点值得考虑，这就是短期内改编藏军和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否可能和得策的问题。我们意见，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在这一年两年内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发生了效力，西藏群众也逐步靠拢我们，因而使坏分子及藏军不敢举行暴乱；一种是坏分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欺，率领藏军举行暴乱，我军在自卫斗争中举行反击，给以打击。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对我们有利。”

在一个周末的傍晚，毛泽东的值班卫士通知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王鹤滨：

“王秘书，主席叫你去陪吃饭。”

王鹤滨的爱人在上海医学院上预科，大儿子王子冀跟着他生活，他刚让朱宝贵从托儿所把孩子接回来。此时，朱宝贵已经走了，没有人可以托付照顾儿子，他只好抱着孩子，急步向菊香书屋走去。

毛泽东从起居室里走了出来，看到多了一个小朋友，增加了兴趣，他问：

“这位小客人是谁呀？”

王鹤滨说：

“主席，这是我的大孩子，叫子冀，生在河北省平山县的朱豪村。”

“你还有几个孩子？”

“还有一个儿子，生在北京，叫子燕。”

“王医生，很好嘛，身兼二职哟，既是爸爸又是妈妈。”

毛泽东说罢，弯着上身，把脸贴近孩子的头部，和蔼地问孩子：

“小娃娃，你几岁了？”

孩子没有说话，怯生生地伸出4个手指。毛泽东又微笑着问：

“啊，你的妈妈呢？”

“妈妈，妈妈上学去啦。”

毛泽东又问：

“你想妈妈吗？”

“想妈妈，我想妈妈。”

问完了，毛泽东又为孩子夹菜。孩子嘴里吃着，视线却停留在一小碟红绿相间的炒辣椒上。毛泽东夹来的菜，他也不管不顾了。毛泽东看见了，高兴地说：

“啊！小家伙，你想吃炒辣子啦，是吧？这东西可好吃哩！”

说着，夹起一截红辣椒，在孩子面前晃晃。果然，孩子那张小嘴凑了过去。王鹤滨想，这湖南口味的炒辣子，自己吃一口都要出汗呢，孩子要是吃了，哭闹起来怎么办？主席这餐饭也要搅得吃不成了。便把孩子拉了过去，说：

“主席，不要给他吃。”

毛泽东就把辣子放到自己嘴里，而且装出很好吃的样子嚼了起来。孩子双目紧紧地盯着毛泽东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又把眼睛盯在那碟炒辣椒上，右手的小食指也戳在嘴唇上。毛泽东又夹起一段红辣椒对孩子说：

“你吃吧，可好吃了，不要听你爸爸的。”

孩子又伸长脖子要吃辣椒。王鹤滨说：

“主席，不能给他吃！”

说着又把孩子拉了过来，孩子奇怪地看着他爸爸。毛泽东第二次受到阻拦，就把夹起的辣椒放回碟子里，带着批评的口吻说：

“你让他吃嘛！怕什么？让他上上当。不要把孩子教育成那样，让孩子认为大人都是好人，大人也有坏人嘛！”

4月7日，毛泽东决定将彭德怀从朝鲜战场调回北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陈赓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和政委。第3兵团由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代理司令员兼代政委。

4月9日，斯大林关于苏军撤出旅顺等问题致电毛泽东，电文内容是：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续上电（即续4月2日致毛泽东电——笔者注）：

“第四，关于按计划给60个师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问题。到1952年底，如果没有困难，我们力求满足您的要求，力求给您提供16个师的武器。

第五，我们研究了您关于在1952年给20个航空兵团提供飞机的电报。根据我们之间按中国空军发展计划达成的协议，我们同意在今年继续给中国提供飞机，但考虑到我们的能力，以及要按同我们西方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缔结的协定提供飞机，在1952年底以前剩下的9个月中，我们只能给您提供15个团的飞机，即450架。我们的军方认为，在一年之内要建立大量航空兵是困难的，因为除飞行员之外，还需要大量的工程专业人员和技术员，以及不少于10-15个机场及其飞行服务和保障器材。迄今为止，在中国由于上述原因还有4个团的米格-9喷气歼击机被搁置在仓库中未加利用。至于您在电报中所提到的教练机和其他各种飞机，只有在收到您的具体申请单之后才能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第六，我们同意您订购岸炮、护卫舰以及其他海军武器和物资。关于这些武器和物资的交货期限，将与贵国海军代表另行商定。显然，1955年年底前全部交货是不可能的，必须延长2-3年。

第七，我们同意您关于就支付60个师和海军所需武器和物资价款条件问题与贵国代表进行谈判的建议。我们建议在谈判中还根据我们商定的提供计划确定所提供的航空物资的支付条件。

第八，我们准备于5月份接待贵国代表团商讨上述问题，并同意中国海军代表于4月份来莫斯科。第167号密码电报。结束。菲利波夫”

1952年4月9日

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并告各大军区党委转各省军区和军党委：

在这次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中，从铁路、航运、邮政、公安、司法、税务等部门，并从很多地区，暴露出为数甚多的国家机关内部人员包庇或勾结奸商、毒贩、流氓、甚或反革命分子贩运毒品、金银、私货的各种罪恶活动，在若干部队工作人员中亦有发现。这些罪恶活动给予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很惊人的。这是旧的中国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污毒，全国解放以后在很多地区虽曾有所减少，但就总的情况看来，问题依然严重存在。为了根除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运动，来一次集中地彻底地扫除，是十分需要的。为此，特做如下各项指示：

一、首先集中解决贩毒问题。贩卖毒品、贩卖金银、走私三者虽互相牵涉，又往往同时暴露，但以毒品流行对于国家的损失最大，对于人民的毒害最深，因此，在这次运动中应集中解决贩运毒品问题，如果同案牵涉到贩卖金银、走私问题时可并案处理。对于与毒品无关的贩卖金银、走私案件，可按政府已公布的法令处理。对以反革命为目的的毒犯，应以反革命论处。

二、要根绝制造、贩卖毒品或包庇掩护毒犯的现象，必须依靠广人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斗争的积极性。因此，目前正在进行“三反”、“五反”的地区，应对此问题引起重视立即指定专人着手整理和研究现有材料，继续发现内外线索，遇有重大案件，组织专案侦察，适时破案，首先做到掌握全盘情况。然后在“三反”、“五反”运动末期，腾出手来，有重点地在机关和社会上运用现有的“三反”、“五反”的队伍开展一次肃清毒品流行的运动。“三反”、“五反”即将结束的地区，机关和社会即可同时开始，或先从机关开始，或先从社会上开始，均应注意密切配合，以收内外夹击之效。目前对“三反”、“五反”中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除情节特别严重，不得不立即逮捕者外，一般可暂不逮捕，已经逮捕起来的毒犯，也暂不结案，待反毒运动发动后，集中处理，以壮大声势。

三、铁路、交通是毒贩借以偷运毒品的线路；公安、司法、税务等部门是毒贩巴结收买内部人员求得包庇掩护的主要对象；边防、海关是毒品出入国境的要隘。所以这次运动应以铁道、公路、海运、河运、邮政、海关、公安（包括边防）、司法、税务等部门做为重点，在各级人民政府集中领导下，认真进行，务将一切毒犯肃清。至于地区，一般应以大中城市、边防口岸以及过去烟毒盛行的地区为重点，即以毒品之主要产地，毒品的集散枢纽和出入国境的“关口”，为展开运动的重点地区。至于哪些具外地区应作为重点，由各中央局自行选定。

四、对于运动中被揭发或自动坦白的毒犯，在处理上应采取严厉惩办与改造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打击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即：制造者、集体大量贩卖者从严，个别少量贩卖者从宽；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拒不坦白者从严，彻底坦白者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打击的重点放在集体大量的制毒、贩毒犯与严重违法的工作人员。对情节不是特别严重，只要彻底坦白，真诚悔过，检举立功者，可减轻或免予处分。对于单纯吸食毒品者，不应作为这次运动的斗争对象。因为吸食毒品的人，数量很大，不可能在这次运动中完全戒绝，也不应该把他们同制毒、贩毒犯同等看待。而且只要能够做到根绝制毒、贩毒的现象，则吸毒的现象，将会逐渐消灭。

五、关于种毒问题，目前主要发生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应在今后工作中逐步解决。内地的种毒问题，必须检查禁止，在这次反毒运动中，如不能同时解决，则可在运动结束后，另行处理。

中央 1952年4月15日

4月20日，一封宽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函，寄往南方，信封上面写着：湘潭第4区云源乡杨林 毛泽荣同志收 毛寄。

前文已经说过，毛泽连和李轲从北京回韶山时，毛泽东曾托他们捎去对堂弟毛泽荣一家的问候和礼品。此后，毛泽荣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北京看望三哥。毛泽东就此事给堂弟写了这封信。毛泽荣接到信后，打开信封，几行灵动有力的毛笔字映入眼帘：

泽荣贤弟：

多次来信，均已收到。你今年不要来京，明年再讲罢。顺祝

健康！

毛泽东 1952年4月20日

毛泽荣看罢信十分不悦。

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4月22日，毛泽东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飞机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1、我们同意苏联政府关于1952年向中国航空兵提供够装备15个航空兵团的各型飞机的决定。今年年底前，现有8个航校将有足够组建26个团的飞行和技术人员毕业。此外，现在还有一个轰炸机团没有飞机。因此，除了已向苏联订购的装备15个团的飞机、以及库存的装备4个团的米格-9飞机外，还有8个团有飞行技术人员而没有飞机。这些团可能被分配到各相应部队中去接受飞行训练（按每两架飞机3个飞行员分配）。

2、在我军航空兵现有19个米格-15歼击机团中，有15个团（配置在安东及其附近各机场）参加朝鲜作战。由于作战和训练中的损失，19个歼击机团共缺少154架米格-15飞机（按每团31架飞机的编制计算）。为了提高战斗力、保障继续作战，以及保障飞行人员有相应数量的飞机来继续提高飞行技术，我们请苏联政府除了您今年4月9日来电中所指的用于装备15个团的飞机外，再允许中国政府在1952年从苏联政府那里获得100架米格-15飞机。我们希望您能尽快地把这些飞机派往中国。请把您对这个问题的决定告诉我们。

3、1952年各型教练机所需数量详细申请单，已通过克拉索夫斯基同志向您寄出。为了保障各航校飞行训练的正常进行，我们希望您同意申请单中的飞机数量。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2年4月22日

4月2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因北太平洋公约组织军队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被提名为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辞职，任命李奇微接替艾森豪威尔职务；由美陆军野战部队司令马克·克拉克，接替李奇微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及美国远东军总司令。

4月2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对待富农的政策问题给华东局的复示”，他写道：

华东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请转各省、市、区党委：

关于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对待富农的政策问题，华东局4月17日来电所提各项意见，中央认为基本是正确的，但须做如下的补充：

一、对现在已参加了互助组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富农分子，如果他是带雇工入组入社的，则应坚决向农民解释清楚，经过组员社员多数通过，把他清洗出组出社。如果他原系土改前的旧富农或土改后的新富农，现在并未带雇工入组入社，而是利用互助组内工资订得低，利用农业合作社内土地、耕畜、农具的报酬高，以剥削别人劳动者，则可按来电第二项办法处理，使之不能在组内社内进行剥削。但如果农民愿意利用他的耕畜和农具，则不必一定要逼使他出组出社；并应根据4月9日中央转发各地参考的陕西省委关于这一问题的意见，从政治上组织上对他们加以控制，防止他们进行破坏。

二、但另一方面，也不要把互助组、合作社内耕畜的工价和农具的使用报酬压的太低，否则对于奖励发展耕畜和购置农具是不利的，对于目前尚缺乏耕畜和较大的农具的多数新翻身农民也是不利的。有些农民不愿将富农清洗出组出社的主要原因，即在于要利用他们的耕畜和农具。

三、对于富农与富农自行组织的所谓“互助组”，应明确指出它是富农的合股组织，并不是互助组。因为互助组是劳动农民在个体经济基础上，本自愿互利的原则，集体劳动，互助合作；而富农与富农之间的合股组织，是富农联合起来剥削雇佣劳动的，富农与雇农之间是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根本不是互助合作的关系，与互助组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们虽然不要以法律禁止富农为了生产而相互联合起来，但应不准富农盗用互助组的名义，以免在农民中和农村干部中引起思想混乱。

以上各点，连同华东局来电一并发各地参考，并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4月29日

4月30日，班禅额尔德尼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电文中写道：

敬爱的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已于4月28日顺利到达拉萨……在当天下午和达赖喇嘛会晤于布达拉宫，对祖国的伟大成就及我们今后的团结，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等工作的问题，彼此作了友谊交谈，从而使我坚信今后在您的正确领导下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西藏军区的积极帮助下，与达赖喇嘛亲密团结，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把西藏建设成为自由幸福的新西藏。特电奉闻。谨祝

身体健康！

班禅额尔德尼

195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

北京各高等学校在“三反”运动中进行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收效很大。各地高等学校中的“三反”运动，在中央3月13日指示后，也陆续开始转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阶段，这个运动对于高等学校来说，是政治改革的一个重大步骤，这个运动的目标是：1、彻底打击学校中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如崇美、亲美、恐美、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思想），划清敌我界限。2、暴露和批判教师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如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初步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3、肃清学校中的贪污浪费现象，树立爱护公共财物、廉洁节约的新风气。4、具体了解高等学校教师的政治情况与人事情况，以打好在学校中进行清理“中层”工作和进行教育改革的基础。

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经验，在这次运动中，可以而且应该让60%至70%的教师，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检讨以后迅速过关。15%至25%的教师，是要经过适当批评以后再行过关，13%左右的教师，是要经过反复的批评检查以后始予过关；只有2%左右是不能过关，需要作适当处理。这样的比例大体上是合适的。这样做，我们就能做到争取、教育多数教师，孤立和打击少数坏分子，以达到团结改造高级知识分子的目的。各地可参考北京、上海经验，掌握适当比例，防止“左”或右的偏向。

二、具有严重政治问题或思想十分反动不能过关的教师，人数既甚少（根据北京、上海情形约2%左右），情况又各人不同，对他们的处理办法，应视各人具体情况、社会地位、检讨程度、业务能力等等条件，分别考虑决定，有些人并可留待清理“中层”时处理，但这些人除一部分可以仍留校教书外，决不能让其继续担任校内各种行政领导职务（关于北京各大学处理此类教师的经验另行通报你们以供参考）。属于此类教师的处理应经中央局批准，其中校长、副校长、院长、系主任及全国著名之教授的处理，应经中央批准。

三、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完毕以后，各地可以选择很少数的重点学校，集中干部力量，接着即转入清理“中层”的工作。北京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已经这样做了，根据他们的经验，只要事先做好准备工作，转入清理“中层”工作是很自然的，而且可以迅速收效。学校清理“中层”工作的方针，除照去年11月30日《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执行外，并须注意下列各点：1、必须有充分准备（包括干部、材料、计划、步骤等），集中力量搞完一两所学校以后，再抽出力量转入其他学校。2、除依靠学校党团和群众力量外，当地党委必须选派一些得力干部，并密切配合公安部门人员，组成工作组到学校中去实际领导这一工作。工作组并可吸收其他高等学校（尚未进行清理工作的学校）的少数党员干部参加，以便他们取得经验，回到本校去进行清理“中层”工作。3、交代历史应先从党、团员开始，动员党团员带头，树立模范然后推及党外。4、每个学校清理工作时间不要太长，以3个星期左右为宜。为了集中全校力量，进行清理工作，在必要时，并经过当地教育部（厅）批准学校可以暂时停课，但时间不宜太长。在进行工作中应首先将大多数无问题或问题不大的人迅速解放，以便集中力量来处理较少数问题复杂的人。对于学校中有政治问题的人，除了极少数有血债或严重的现行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这种人不是每校都有的）以外，其余都不必逮捕，而尽量采取改造和教育的办法来处理，这样更为有利。5、进行清理“中层”的工作必须坚持不追不逼，启发自觉的原则，这是保证清理工作不发生偏向的主要关键。另外，又要保证清理工作的严肃性，认真负责地把应当弄清楚的问题尽可能审查清楚，不能潦草从事。做好学校清理“中层”的工作，除开正确的领导外，一方面要依靠校内群众的发动，一方面要依靠公安机关的配合和协助，二者不可缺一。6、对于校长教授等处理的批准权与第二项规定同。清理学校“中层”工作是改革高等学校的重要关键，必须认真做好这件工作。

四、估计经过“三反”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清理“中层”工作以后，学校中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实际支配地位被打倒了，对教师学生的政治情况我们获得充分的了解了，学校中党的威信大大的提高了，教师学生的政治觉悟也大大的提高了，就需要进一步考虑在高等学校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机构，以便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巩固和扩大高等学校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阵地，并在这样基础上来贯彻高等教育的改革。因此希望你们在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清理“中层”工作的过程中考虑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在清理“中层”工作中，加强学校中执行这个工作的机构（一般称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充实它的干部，准备在清理工作完毕以后，选择少数几所条件较好的学校，首先将这种办公室转变为属于学校行政系统之内的经常性的政治工作机构，这种机构的名称，可以为“政治辅导员办公室”，将来可以发展为“政治辅导处”。它的任务是管理全校的政治工作，包括领导思想学习，掌握教师学生政治情况，历史材料，主持毕业学生政治鉴定，领导全校教职员工社会活动等等。这种政治工作制度目前尚无经验，须从工作中去逐步创造。首先是重点试验，然后逐步推广。北京燕京大学准备首先试行。希望通过这种机构逐渐培养出一批得力的学校行政干部。

第二，在清理“中层”工作完毕以后，应该在教师中开始建立有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一时尚不能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学校中，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结束以后，亦须布置一定的思想学习，这些工作必须有计划和准备。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请你们研究后向中央提出意见。

今年暑假前，希望在全国各主要大学中大体上完成清理“中层”工作，其中极少数学校，并可试行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其他学校的清理“中层”工作可在暑假中进行。一部分条件较差的学校亦可推迟到下学期或寒假中去进行。

各地接到此指示后，望详细研究，并将意见和进行的步骤计划报告中央。

中央 1952年5月2日

在春夏之交的一天，毛泽东邀请丁玲到中南海吃午饭，饭后又一起泛舟中南海上聊天。毛泽东问起丁玲对周扬的看法，丁玲便不假思索地讲了一通。

后来，丁玲的好友杨桂欣在1993年《炎黄春秋》第7期上发表了《“我丁玲就是丁玲”》一文，文中转述了丁玲关于那次和毛泽东一起吃午饭一起泛舟中南海上聊天的前前后后的情况回忆。丁玲是这样说的：

“让我最后悔的，还是在中宣部当文艺处长的时候，江青也在中宣部挂职。一天，中宣部开会，江青来了。上午散会时，江青突然对我说：

‘丁玲，中午到我们那里吃饭去。’

我说：

‘这怎么可以呢？’

江青便拉下脸来：

‘你以为是我让你去的吗？’

我明白了，便跟她一起去中南海，和毛主席一起吃午饭。主席中午不休息，叫了一条船，在中南海上游着，同我聊天。这次，主席先问我对周扬的看法。看来，他这次找我，就是专为此事。我一个劲儿说着，全都是说周扬的缺点，当然都是以事实作依据的，只谈具体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看法。听着，毛主席突然问我：

‘周扬总还是有些优点吧？！’

我真后悔自己不会做人，为什么不先说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呢？一个人，一个革命者，都是既有优点和长处，也有缺点和毛病的，应该一分为二呀。而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偏偏忘记了一分为二，忘记了谈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后悔也来不及了。不等我补充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便对我说了：

‘我看，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

毛主席说的是实际情况，我当然服气。但我为什么在他征求我对周扬的意见的时候，竟一个劲儿说周扬的缺点而不说他的长处呢？毛主席这次找我谈周扬后，我就很少到毛主席那里去，甚至根本不去，也没有产生过主动找毛主席谈情况、谈心的念头。现在想来，这是自己吃大亏的一个客观原因。要不然，我也常去找找主席，那么，那些打我‘小报告’的人，不管他们用嘴巴，还是用作协党组报告的名义污蔑我，都决不会容易得逞的。这就是教训啊！”

5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北京、天津、沈阳、济南、青岛、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重庆、成都、西安及其他已经进行“五反”的城市市委：

一、谭震林同志5月5日报告一件，杭州市委5月6日报告一件，上海市委财委5月6日报告一件，现均转发你们。中央认为这些报告是正确的，望各地对这些报告所提出的问题认真加以研究，并予仿行。

二、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谭震林同志提出上海清算出10万亿违法所得数，超过了资本家1951年的实际所得，他们准备降至4万亿，提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我们认为二分之一的比例太多，三分之一的比例则稍微少一点，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1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360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

三、补退时间，除少数确能和确愿早日补退者以及极少数应没收者外，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9月或10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杭州的处置很好。

四、各城市应照杭州那样，由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亲手审查几家大厂店，做出模型，说服干部和工人（必须适当地着重地去说服他们），同时即向一切违法资本家宣示我们的宽大和认真的态度，显示我们的“五反”斗争，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杭州市的经验很具体生动，值得大家一看。

五、此外调整城市交流，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应当说服干部积极从事经济工作，不要采取消极态度等项都是很重要的，天津市委亦提出了工缴费不应苛刻的意见，统望各地注意。

六、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

七、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

八、总之“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你们对于上述各点有何意见，请即电告为盼。

中央 5月9日

5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转发一个报告的批语（参看《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中写道：

“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的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欲知“三反”、“五反”运动如何结束，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2年3月28日关于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致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按中苏合资公司形式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在中国目前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因此对种植橡胶树问题，我们建议同苏联政府缔结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协定，该协定规定保证以提供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给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而且按优惠价格提供，即按世界市场价打一定折扣。”他在争取“苏联专家方面的援助”、“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解决“种植橡胶树问题”之时，而不忘维护民族和国家的主权，婉言谢绝了苏方关于“中苏合资公司形式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的提议，巧妙地提出以中方“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给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而且按优惠价格提供，即按世界市场价打一定折扣。”厉害吧，实在是高明！

第36章 1952年5月16日—

“共产党员不准许剥削他人（不论是封建剥削或资本主义剥削），不准许党员去作富农，也不准许党员去作资本家、地主或高利贷者。”

话说1952年5月16日，毛泽东应陈嘉庚之邀，欣然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题词，写了“集美解放纪念碑”7个大字。他还给陈嘉庚写了一封回信，同时寄上了题字。他在信中写道：

陈委员：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写了集美解放纪念碑7字未知合用否？先生近日身体如何，时以为念！

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2年5月16日

5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推迟县区乡的“三反”和中小城市的“五反”的指示》，全文如下：

中南局转湖北省委并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

中南局5月15日和湖北省委5月10日电悉。你们关于县区干部“三反”计划的原则是好的。但是，由于过去各地“三反”“五反”的影响，使社会经济生活和城乡交流发生了阻滞现象，现在已经进行了“三反”“五反”的地方，正在结束“三反”“五反”，并大力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与城乡交流，对于尚未进行“三反”的县区乡和尚未进行“五反”的城市，中央已决定一律推迟进行，即在秋征以前凡未发动“三反”的县区乡和“五反”的城市，均不再发动，待今年秋征以后或明年再有步骤地来进行。因此，你们准备在6月开始进行的县区“三反”运动不要进行，并告诉所有县区乡的干部：在目前应集中力量作好生产、城乡交流及土改复查等项工作，在这些工作中立功和改正错误，有罪者，在将来的“三反”中亦可将功折罪，而不要不安心工作，一错再错。在此期间，如有个别贪污分子自愿交代贪污事实及交出赃款者，亦可接收，但不要发动群众运动去追查。对于集中休整的土改工作队和业已调换工作的干部，则可以参照广西省委整顿土改工作队的经验进行整顿。

　中央 5月23日

5月23日，班禅额尔德尼致电毛泽东，他在电文中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由于您的英明领导和伟大的民族政策感召，于1951年5月在祖国首都胜利地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使西藏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和压迫，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给西藏人民开辟了走上幸福繁荣的新道路……使我等行辕全体同仁……得以光荣而安全地返回西藏，和达赖喇嘛亲密团结的晤面，和西藏人民亲密地团聚了，使西藏民族内部将近30年的分裂在您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从此团结起来了……西藏僧俗贵族官员和广大僧俗群众从实际行动和生活中认识到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真正为西藏人民谋幸福的伟大纲领，是西藏人民的光明表现！这是西藏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际此庆祝《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1周年纪念的伟大节日，班禅谨以特别兴奋和感激的心情，向您——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致以崇高敬礼！

班禅额尔德尼 敬上

这一天，达赖喇嘛也致电毛泽东，向毛泽东致敬并庆祝《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1周年。

毛泽东迅即复电给达赖和班禅，他在电文中写道：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感谢你们5月23日的来电。值此西藏和平解放周年节日，你们来电表示愿为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努力，极为欣慰。我庆祝你们和全体西藏人民更加亲密地团结起来，与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繁荣幸福的新西藏，并庆祝你们的成功和健康！

毛泽东 5月23日

不久，班禅一行在6月间离开拉萨，返回到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实现了第9世班禅生前的最大宿愿。

5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

“三反”运动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是一次最深刻最生动的教育，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是一次严格的考验，对于共产党的组织来说，是一次实际有效的整理，同时又大大的创造了建党的有利条件。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各地原订的整党建党计划，除方针与政策不应有所改变外，在整党建党的步骤上与方法上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加以改变。

一、全国党、政、民各级机关的“三反”运动，现正陆续进入处理阶段和建设阶段，对于犯有错误的党员，结合党员标准进行处理，中央已有指示。而在“三反”运动的建设阶段中，结合党员的8项标准进行一次教育，是能够更好地提高所有党员的觉悟程度与改正某些党员的缺点和错误的。此项作法，在利用“三反”建设阶段的机会，所费时间并不很长而收效甚大。至于有些机关，目前因业务繁忙，时间紧迫，不可能抽出时间学习党员的8项标准，则应在“三反”运动的最后阶段中先解决党内的主要问题，如划清思想界限，清洗坏分子等。以后仍须抽出一定时间，进行党员标准的学习，以便普遍提高党员的觉悟程度与解决“三反”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全国各级机关的整党工作，应争取在1952年内全部完成。

“三反”运动使各级机关中原有的非党积极分子受到了锻炼，同时涌现出大批新的积极分子。党对这些积极分子的思想情况与历史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此，应在各级机关中积极地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和接收新党员的工作。要求今后一年内（1952年6月至1953年6月）在机关60万青年团员及其他优秀分子中，按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吸收20%的人入党，这是完全必要与可能的。

二、在工厂、矿山、企业中的“三反”“五反”运动，大大地提高了工人、店员的觉悟程度。“目前首先应该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吸收新党员与建立党的组织”的条件更加成熟。因此，应争取在一年之内随着工矿企业中的民主改革、生产改行以及增产节约、生产竞赛等运动，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批接收工人、店员中的优秀分子40万人入党。具体要求：有全国360万产业职工中接收10%，150万店员中接收3%。至于全国现有工、矿、企业中的近2万个党的基层组织，仍须在“三反”“五反”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所有党员的条件。在城市集中的条件下，应采取轮训或业余训练的办法，学习党员的8项标准，并根据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精神，清除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妥善地处理丧失党员条件及不够党员条件的党员。争取在今年内，使所有工、矿、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完成整党计划，达到整党的目的与要求。

三、全国大学、专科学校，现有15万学生，其中党员很少。全国约150万左右的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党员更少。这说明我们党过去在学校中的工作，是很薄弱的。但经过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以及此次的“三反”运动，情况已大为改变。高等学校的学生群众与大、中、小学的大部教职员，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日渐提高，尤其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与清理“中层”运动中，涌现出大批的青年优秀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在不断地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更加相信共产主义，于是纷纷要求入党。对于这批经过锻炼的革命知识分子，如果采取不敢或不肯接收入党的关门主义的态度，是错误的。为此，在一年之内要求：在各学校的“三反”、思想改造和清理“中层”之后，在大学生中接收10%的人入党；在大、中、小学的教职员中接收3%的人入党。这样在学校中积极地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才能加强党在学校教育工作中的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巩固和扩大学校教育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贯彻学校教育的改革工作，更好地、更多地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

四、在农村中，因为尚未进行“三反”，大部地区的区级机关和一部地区的县级机关亦未进行“三反”，现在全国县区机关正集中全力进行生产和城乡交流的工作，在秋收以后，全国都要进行秋征，在新区的农村中还须进行土改及土改复查和民主建政等项工作，在老区的农村中则须进行整党建党工作。因此，在农村中的“三反”以从县区机关的“三反”和整党建党工作，必须和上述各项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进行，而不要分裂开来进行。为此，各级党委必须立即准备并作适当的布置，以便能够在秋征以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去进行上述各项工作。县区乡3级脱离生产的干部，除开担任生产和城乡交流的财经工作干部仍应全力照常工作外，担任党务及土改工作的干部凡可抽出者，应即抽出，适当地分批集中，在新区，以准备秋后士改成土改复查及民主建政和建党等项工作为目标，在老区，以准备秋后整党建党工作为目标，进行一个时期的整训，并在这种整训中抽出10天至20天的时间进行“三反”，解决集训的绝大多数干部的“三反”问题，少数问题严重而复杂的干部则由地委集中另行处理。担任财经工作干部的整训和“三反”，则待以后另行办理。如此，可以准备好今年秋后乡村中的工作。乡村中的“三反”（中央将另发指示），在老区应在整党中进行，即由整党工作队领导在党内以批评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可吸收群众中少数积极分子参加），而不在群众中进行，在新区乡村中的“三反”，则在土改或土改复查及民主建政中采用整风、审查鉴定干部、改善干群关系的方式进行，不单独提出，三反”的口号。如此，方能使乡村中的“三反”及整党建党和其他各项工作均能配合进行，否则，必致互相妨碍，使今年在乡村中的许多重要工作受到损失。在老区乡村中，根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方针和政策完成整党，清除坏分子并令那些不够条件的党员退党以后，应在那些必要而有条件的乡村中接收一些新党员，因为不少乡村党的组织在调出若干优秀党员后，它的积极性大为减弱，必须吸收一些新的积极的成份，方能振作起来。在新区乡村中，在完成土改复查及民主建政后，应在积极分子中进行党员8项标准教育，并接收那些愿为党员8项标准而努力上进的优秀分子入党，在一般新区农村中，应有5个党员以上（一般不超过10人）的支部，才能加强党对农民群众的领导作用与农村中各项建设工作。全国有12万个新区乡村，还有2万个老区乡村没有党的组织，应争取在今后一年内建立党的组织，此外，在老区已有党的组织的乡村中还应接收一些党员。如此，在农村中要接收将近100万党员。这是必须认真地进行许多工作才能作好的。

各级党委必须利用“三反”运动的结果，以积极的态度，讨论研究，并认真地进行整党建党工作，一切借口工作忙，任务大，时间紧迫而忽视整党建党工作的现象，都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省市区党委以上党委，应即根据这个指示拟订自己的整党建党计划，并立即进行准备。执行情形随时报告中央。

中央 1952年5月30日

1952年6月6日凌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战工作部起草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批示道：

罗迈（即李维汉——笔者注）同志：

此件已阅，略有修改，请再酌。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毛泽东 6月6日上午3时

毛泽东在批示中所说的“略有修改”，是将《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中的“中间阶级、中间阶层”的提法，改为“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即雇有少数几个工人或店员的小资本家）、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以及和这些阶级、阶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

6月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处理农村中富农成份的党员的党籍问题的新规定》：

华东局组织部并告各中央局：

5月10日来函及附件均悉。

关于处理农村中富农成份的党员的党籍问题，1949年7月中央组织部复东北局组织部的电中“暂保留其党籍”的规定，今天已不适用，应即作废，特作新的规定如下：

一、目前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即将全部完成。土地改革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党在农村的农业政策，基本上是“组织起来”实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所以农村中党的组织和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积极地宣传并以实际有效的行动，即以模范带头作用，来实现党的这种政策。因此对于已成为阻碍或破坏劳动互助生产合作的富农成份的党员，必须加以严肃地处理，以贯彻党的政策，保持党的纯洁。

二、在处理农村中富农成份（不论是旧富农或新式富农）党员的党籍时，首先应说明：目前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允许社会上富农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的，但共产党员则不准许剥削他人（不论是封建剥削或资本主义剥削），不准许党员去作富农，也不准许党员去作资本家、地主或高利贷者，今后农村发展生产的方向是逐渐走向农业集体化。所以要作一个共产党员就必须取消他的剥削他人的生产方式，积极地参加互助合作运动，如果他接受党的这种意见，他的其他方面，亦未丧失党员条件，自应保留其党籍，党办不应当以富农来看待他。如果他不愿意放弃他的剥削行为，继续进行富农的或其他方式的剥削，则应无条件地开除其党籍。

三、对于富农家庭出身、不直接参与剥削行为的党员，只要他能坚持党的立场，划清他与剥削者家庭的界限，则其本人的党籍不应受家庭成份的影响。

中央 6月9日

6月13日，政务院发出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说：

“对于工商户处理的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为了更好地结束这一运动，达到消灭‘五毒’、改造工商业者和在消灭‘五毒’之后顺利发展生产，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虎头蛇尾，草率结束；一种是不肯将计算较高的工商户违法所得的数目合理的降下来，即不愿意根据实际违法情况，认真核实，正确定案。”

荣毅仁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根据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受中央委派到上海领导“五反”运动的薄一波和上海市长陈毅认为，把他定为基本守法户好。他们将此意见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又转报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说：

“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

荣毅仁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和全国各大城市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安定了人心。

与之相反，在“五反”运动中被清查出来的上海反动资本家王康年，则在1953年2月28日被上海市人民法庭判处死刑，于当日下午执行枪决。

早在抗战期间，王康年就在上海北京西路434号景星里设大康行西药部，用玉米粉改装为表飞鸣、阿斯匹林粉等假药，贻害病家。抗战胜利后，他将大康西药行迁至汉口路456号3楼306室，改名大康药房，专营西药投机贩卖；由于投机、抛空头栈单，到期无货兑现，负债千万余元，药房倒闭。上海解放后，大康药房复业。新中国成立初期，王康年借西药供应紧缺之机，在向37个国家机关销售药品和医疗器械中，以行贿、嫖妓等方式腐蚀国家工作人员85人，行贿金额2万余元。骗到订货款后，他采取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以少充多等手法应付交货，如用次消发噻唑片充好消发噻唑片、用2000倍显微镜充2500倍显微镜等等；或拖延交货，甚至有23个国家机关的定货一直未交，价值7万余元。1951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华东荣军学校向王康年订购氯霉素、消发灭定粉等6种前线急需药品，金额3万余元，他一直拖延不交货，志愿军5次催货，他将前线不需要的冷热水袋、玻璃片，甚至已生锈的医疗器械发往前线应付，贻害志愿军伤病员的治疗。王康年还用诈欺伎俩向银行骗取大量贷款，拖欠不还，套购大量外汇，偷漏国家税收；盗窃、诈骗国家资财总计金额26.1万余元。王康年大肆宣称：“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他最终被判处死刑，的确是罪有应得！

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北京市委6月11日“关于中小学生费用负担及生活情况给中央和华北局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北京市委的报告说，目前中小学生所负担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的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员来说，是相当重的。目前中学的人民助学金标准低，名额少，小学根本无助学金。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计划接管全部私立中小学，公私立中小学一律免收学杂费。报告还说，目前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所得待遇极不一致，一是学校之间伙食费和津贴费的标准高低不同，二是同一学校之内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干部子弟入普通学校的设有公费生，其公费补助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分为3等。上述差别对干部子弟和一般学生都影响极坏，应该改变。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周总理：

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

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毛泽东 6月14日

6月15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争取胜利结束“三反”运动中的若干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从去年12月开始的伟大的“三反”运动，到5月底为止，就全国一般情况，发动群众和“打虎”的阶段均已胜利结束，处理阶段也已经或快要结束，建设阶段已经或即将开始。为了胜利结束“三反”运动，反对虎头蛇尾，草率收兵，中央对于“三反”运动处理阶段和建设阶段中的若干问题，特作如下的规定：

第一，结束“三反”运动的两项重要工作。

为了完满地结束“三反”运动，首先必须作好正确定案和适当处理的工作。处理的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其次是切实作好建设阶段的各项工作。建设阶段的要求，在于系统地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划清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思想界限，改进“三反”运动中所发现的工作中的各种缺点，以便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巩固“三反”运动的成果。

第二，关于处理阶段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定案工作应采取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不枉不纵的方针。“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必须作到如实合理地解决问题。有些地方听任“老虎”翻供，不问真假，放纵真虎归山，这是极端错误的。也有些地方只要贪污分子不翻供，所供情节又大体合理，在不予判刑的条件下，专凭口供定案，这同样是不对的。定案工作的中心环节在于认真调查和全面分析材料，必须在人证、物证和贪污情节等方面，找出可以定案的根据，有全部证据者定全部，有部分证据者定一部分，无证据或证据不足的案件一般应实行全部或部分具结了案的办法，以后如发现有不实者再从重处分，现在就有确实证据而翻供或拒不坦白者应从重处理。总之，对于各项案件除案情十分重大或情节复杂一时不易结案者，应留作专案务须继续研究弄清外，一般案件均应尽可能在6月内弄清实情，力求定案，并处理完毕。在处理阶段结束以后，如未了案件过多，是不利于工作的。至于某些案件国家损失甚大，而本人确无贪污证据者，应以渎职论，得分别情节，给予不同的行政或刑事处分。

定案时，必须严格遵守中央关于计算贪污时间和对赃款赃物一般不折算现价的规定。此外，还应照顾到一些特殊情形：对于那些一贯表现尚好的老干部，虽贪污在一百万元以上，只要贪污情节不严重，坦白彻底，真诚悔过，可不以贪污分子论；对于那些有专门技术，政治上又靠拢我们，虽贪污数字较大，只要其贪污情节不严重恶劣，而又坦白彻底，真诚悔过者，亦可不以贪污分子论。

二、赃款赃物原则上应予追缴，但又必须根据贪污分子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尤其不得穷追乱追。追赃虽与定案有直接联系，但一般地应先定案，后追赃。定案以后首先要查赃，应从各方面调查分析，判断赃款赃物的来龙去脉及现有数量，进行追赃。对真诚悔过，积极退赃者，从轻处理，对有赃不交，狡赖顽抗者，应予严办。追赃时，应明确交代政策，力求作到贪污分子自觉退赃，并须作好家属工作，使其协助退赃，但绝不许可把贪污分子家属当作贪污分子对待。凡确实追不出者，应主动免追。如赃款赃物在农村者，不得直接派人到农村追赃。为了及时结案，凡赃情已经查明，赃款一时不能起出者，可由机关人民法庭转地方人民法院办理。凡各地追赃已达原计算贪污款物总数百分之四十左右时，即应根据具体情况，适可而止。机关内贪污分子打欠条、订长期退赃计划等办法，害多利少，一般不宜采用。

三、为了定案追赃，经过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有领导地传讯有关工商户，对于甄别定案有极大作用。对于传讯处理方针，应依照1952年5月20日中央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的规定办理。传讯工作切不可无计划地零乱地进行，必须抽调对“三反”、“五反”有经验的干部，首先把所有与传讯有关的材料，加以研究整理，拟定传讯计划，然后在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统一领导下进行。对于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如不传讯即无法对贪污分子定案追赃时，可以传讯，但须适可而止；对于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则须抓紧传讯，但须防止追逼。在“五反”中已作结论的工商户，如传讯对证时，态度老实，虽承认了原来末承认的“五毒”行为，亦可不变其原来的结论。各地传讯的时间，一般以10天左右为宜，绝不许可拖得太久，否则对工商界波动太大，对生产不利。

四、处分及量刑必须遵守“少数从严、多数从宽”的原则。有些地方在处分及量刑时，一般偏高。其具体表现为：在行政处分中，多用“开除”；在刑事处分中，多用“徒刑”和“劳役改造”，而不愿判“机关管制”，以及企图过多地判处无期徒刑及死刑的倾向。为了克服这种偏向，在行政处分中，应尽量少用开除办法，在刑事处分中，应严格遵守中央所规定的判刑比例及批准手续。为了避免处分（包括党内处分）和量刑上先重后轻，畸轻畸重的现象，应实行对一个地区或一个大单位的贪污分子和犯其他错误人员的排队的办法，实行大体上的比较，统一处分和量刑的具体标准。但在“三反”运动初期已经处理的人员，如果对其处理没有原则错误，则不必改变。在审判时，应认真作好人民法庭的工作，吸收非党人士参加领导，如此，既能对非党人士有所教育，同时也可以取得他们的监督，杜绝某些单位的草草了事现象，使我们的审判处理工作作得更好。

第三，建设阶段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三反”运动必须经过建设阶段，才能完满结束。“三反”建设阶段的工作，实际上是对于“三反”运动的总结，这是巩固“三反”成果、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觉悟程度和工作效率的重要关键。只许作好，不得潦草从事。建设阶段一般应解决下述几个问题：即交代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适当地结合整党，系统地进行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

一、关于交代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交代与资产阶级关系的工作，各地在国家工作人员中，除依中央在1952年4月5日的指示可以不进行交代的人士外，一般均应利用“三反”运动的群众声势，认真进行。在交代关系中所发现的各种问题，应分别地作如下的处理：

1、确属坐探者，应根据情节，从严惩治，最严重者判处无期徒刑直至死刑。但偶尔泄露经济机密者，不以坐探论处，对其错误行为，一般只予批评，情节严重者，应受适当的行政处分。偶尔出卖经济情报者，亦不以坐探论处，应视其情节按贪污罪从重处理。至于带有反革命性的“双皮坐探”，则按惩治反革命条例办理。

2、交代反革命案件者，由公安部门处理。

3、交代本人是资本家者，只予登记，暂不处理。区别并处理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与一般资本家的问题，中央将另作规定。

4、交代出一般政治问题或亲戚朋友是反动阶级分子或资本家者，只予登记，不需处理。

5、交代家庭是反动阶级成分或资本家者，只要站稳立场，思想上与家庭划清界限，不必断绝与家庭的关系。

6、在交代关系中如发现本人的政治立场十分不稳者，应不得担任或调入国家首脑部门和机要部门的工作，

二、关于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目的，在于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阐明工人阶级思想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并正确认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克服在中国资产阶级问题上的一切不正确观点。这种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作，应密切与各部门的业务相结合，针对资产阶级思想在各部门的具体的特殊的表现，引导群众进行细致地深刻地批判，并在批判之后，树立起新的观点和业务方针。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应对于因“三反”而来的暂时的消极情绪及其他错误思想，及时加以教育，如：某些人怕负责任，不敢领导，不愿作财经工作和总务工作，不愿再和资本家来往，如非来往不可时，则宁“左”勿右，以及借口所谓“打虎精神”发展强迫命令的作风，对犯小错误受轻微处分仍留机关工作的人员，采取冷淡歧视的态度和有些“打虎”积极分子以“功臣”自居，闹地位、闹待遇等等，所有这些消极情绪和错误思想，都必须在“三反”运动建设阶段中，加以克服。

三、关于如何与整党相结合。“三反”运动本身对共产党来说，就是一次很深刻的整党运动。党员干部特别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员干部，在群众运动的烈火中，已受到了一次严格的锻炼。“三反”以前已按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整党的单位，“三反”运动对于他们事实上是进一步的整党运动。“三反”以前未按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进行整党的地区，可以在“三反”建设阶段同时或在“三反”结束以后，划出一定时间，进行对于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的学习，其目的在行普遍提高党员的认识。所有民主补课，干部鉴定，犯错误党员的处理工作，均应在这一阶段内结合进行。

四、关于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思想建设之外，必须有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组织建设的中心内容是整编。整编的目的在于确立编制，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制度建设的内容包括民主制度，新的财务制度，基本建设制度，人事制度，工作、生活、学习等制度及监察和检查制度。制度建设的中心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的关键在于首先健全机关党内的民主生活，而党员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则是最适当的组织形式，应定期召开，认真进行；其次则为机关内的民主生活的建立，而机关工作人员的代表会议和小组会议，以及每年一次的民主检讨制度，均应按期进行。

本指示发至地委、师党委，望迅速下达，认真研究，切实执行。并望于7月上旬，对所属单位的“三反”运动，作出全面总结，层报中央。

1952年6月15日

这一天，中共中央立即发出指示电，电文是这样写的：

中央及军委所属各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分局转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

兹将《中共中央关于争取胜利结束“三反”运动中的若干问题的指示》发给你们，望即研究，加以执行。

中共中央 6月15日

6月20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及北京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在天坛举行。

此前，大会秘书组在会议筹备期间，请毛泽东为大会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毛泽东和傅作义应邀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结束后，毛泽东走到傅作义身边小声说：

“宜生，到外面走走吧！”

两人步出会场，走到祈年殿前，毛泽东指着大殿一角经过了修补的地方，漫不经心地问：

“还记得吧？”

傅作义当然记得，那还是在1949年初，解放军为阻止蒋介石从天坛临时飞机场抢运武器和亲信分子，不得不炮击临时飞机场，不慎将殿角炸掉了一块儿。毛泽东拍着傅作义的肩头，笑着说：

“宜生，你看这一块我们补得如何？”

傅作义连声说：

“不错，不错！不仔细看还真的看不出来了。”

毛泽东说：

“如果我们兵戎相见，补也补不得喽，你是保护北京的大功臣啊，应该给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怎么样？”

傅作义连忙说：

“哪里，哪里，主席不抓我的罪过，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6月下旬，毛泽东决定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的陈赓从朝鲜回国任职。由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华担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和政委。

6月23日，陈赓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亲切地会见了他。毛泽东握着陈赓的手说：

“我们‘最可爱的人’回来了，辛苦了!”

众人在沙发上就座后，周恩来朝陈赓扬扬手说：

“陈赓，你从前线回来，谈谈你的感受吧。”

陈赓汇报了朝鲜的战事，又说：

“我军缺乏现代化装备，部队缺乏精通科技的人才，造成了在朝鲜战场上的困境，只能靠坑道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许多战斗由于装备技术落后而不能取得胜利。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落后了，在战争中就要挨打。现在最急需的是要培养前方已有的部分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维护和使用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有时炮上坏了个螺丝，在3个连队找不到一个会修的技术人员。”
毛泽东凝视着陈赓，又转向周恩来、朱德说：

“美帝国主义想要打败我们绝不可能，我们一时要把美帝赶出朝鲜也不可能。我们的军队是一支政治素质最好的作战勇敢的人民军队，只可惜技术装备太差。我去苏联访问时，斯大林曾向我建议说，有必要组建一所高等军事技术院校，我决定接受这一建议。军事工程学院一定要办，不能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毛泽东转对陈赓说：

“中央决定创办军事工程学院，那个草案你看到了吧？谁来办？你来办吧！这次调你陈赓回来，就是要你创建这所军事工程技术学院。”

陈赓说：

“这个我可是隔行，恐怕办不好。”

毛泽东说：

“你隔行，你说我们党内还有哪位懂行？你指出来。办学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可随时找总理，找我，还有苏联顾问的帮助，凭你陈赓的才智和干劲，一定能干好。你放手去干好啦。”

周恩来也说：

“你是合适的人选。你当过红军学校的校长，红军干部团不是很出色吗？你干不了，别人连你这点经验也没有。你刚从前线回来，了解朝鲜战争的实际情况，你对敌我双方技术条件的悬殊差别是有体会的吧!”

陈赓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如此说，便说：

“好吧。请主席放心，请总理、总司令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6月23日，毛泽东给毛泽连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润发贤弟：

5月8日的信收到。你的眼病脚病未好，甚念。仍以在家养病为宜，不要来京。因为湘雅医院诊不好，北京也不见得能诊好。此复。

毛泽东 6月23日

1952年7月4日，毛泽东关于补充炮兵弹药和器材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2年6月13日来电已收到。有一些迹象表明，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敌方似乎会有转变（关于这一点另行通报），尽管如此，也不排除敌方将拖延谈判的可能。6月份，敌人在朝鲜战场的某些地段上加强了军事行动。6月23日敌人对鸭绿江水丰水力发电站进行集中轰炸，结果发电站被毁。所有这些事实说明，敌人企图对我们施加军事压力，我们认为，敌人可能发动新的局部进攻。为了给予敌人坚决打击和反击，以及进一步巩固既有阵地，我们急需补充一些炮兵弹药和器材，以保证顺利完成上述任务。在1952年5月31日我给您的电报附录中，已提出了炮兵武器和弹药申请单。请您研究一下提供炮兵弹药、燃滑油料和火炮零部件的可能性，这些都是我们在5月31日申请单提出，请在今年8月至年底提供并计算在军事贷款项目下的。这份电报也附有这类申请单。

请把您的决定通报我们。

申请单……

毛泽东 1952年7月4日

7月7日，毛泽东在给少年时期的朋友张有成的信中写道：

有成兄：

前后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你于阴历五月初一给我的信很好，使我晓得乡间许多情形。粮亏猪贱，近月好些否？文家诸位给我的信均收到，便时请你告他们一声，并问他们好。乡里禁酒是因缺粮，秋收后可能开禁，你们也可以喝一点了。

此复，顺问

安好!

毛泽东 1952年7月7日

就在这年冬天，张有成忽然得病，不治去世。他的亲属到1953年8月才写信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得悉后，即发去唁函：有成兄病逝，深为悼念。

7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华东工业会议的报告和东北、华北关于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已收到。中央同意华东所提当前城市工作的方针和东北、华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各项部署和意见，并提出以下两点，请加注意：

一、增产节约运动，是当前经济工作方面的一个全面任务，其意义和目的，是要在“三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依靠广大职工的空前的觉悟程度和劳动积极性，不仅要努力完成今年的生产财务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而且要改进生产管理，改善劳动组织和提高技术，打下经济核算制的必要基础，从而结束将旧企业转变为新企业的改造过程，使我们能掌握成套的新的经营管理的经验，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任务。因之，除了制订增产节约的奋斗目标，并动员和组织广大职工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外，必须注意经营管理工作的改进。其次在组织增产节约运动和竞赛运动时，应该注意根据各种产品供销的不同情况，分别地、具体地规定各个厂矿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的具体奋斗目标和竞赛重点：凡原料足、销路好的厂矿，应该首先注意增产，并在增产中力求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凡销路好，但原材料供应有困难的厂矿，应首先注意节约，从节约原材料中来争取增产。凡销路和原材料供应都有困难的厂矿，则应努力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新的品种。以上3种厂矿，都应具体地分析自己的内部情况，首先集中力量解决最关键的一环，从而推动全面，保证全国生产在各方面能有节奏的、平衡的前进。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由于技术与劳动组织的改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产生职工多余的问题。我们决不能因担心有剩余职工，而不敢坚决地实行企业的改革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不应将多余的劳动力轻率处理，从国家的长远利益着眼，对因生产改革多余下来的职工，必须坚决采取包下来的方针，用轮训的办法，提高工人的政治、文化与技术水平，以准备国家建设的需要。至于多余职工的工资，仍应计入各厂矿成本之内（今年是已经编入财务计划内的），而另从节省原材料、节省运输，减少管理费、加速资金的周转中来努力降低成本。

二、在私营企业中，我们的当前任务是巩固“五反”运动的胜利，迅速结合生产与生活，建立正常的劳资关系，团结资方，及时转入生产。因之，第一，在杜绝资本家再施“五毒”、认真执行劳资两利政策的条件下，亦应根据各个行业的不同情况制订增产节约计划，组织竞赛，动员劳资双方为完成这一计划而努力。第二，在增产节约的基础上，应根据各地各业的不同情况，通过劳资协商的方式订立集体合同，合理地解决工资、工时及工人迫切要求而又可能解决的福利问题，适当地改善职工的生活待遇和劳动条件。至于监督生产问题，除在大城市选择一、二个适当的工厂，进行试点，积累经验外，目前不普遍实行，待劳资关系走入正常及生产恢复后，准备今冬明春重点实行。

三、此电及华东、东北、华北3个报告，可在党内刊物上登载。

　 　中央 7月8日

欲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结果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2年7月8日《关于目前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意义和目的是“结束将旧企业转变为新企业的改造过程，使我们能掌握成套的新的经营管理的经验，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任务。”为此，他提倡在“各个厂矿”以及“私营企业中”，广泛地组织增产节约运动和竞赛运动。请注意，这里所说的“运动”，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活动，而是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运动，是人民战争。这在经济恢复时期，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开创性的重大举措。同时，《指示》中还特别强调要照顾公私企业中职工的利益：在“各个厂矿”中，“不应将多余的劳动力轻率处理，从国家的长远利益着眼，对因生产改革多余下来的职工，必须坚决采取包下来的方针，用轮训的办法，提高工人的政治、文化与技术水平，以准备国家建设的需要”（继续发工资）。在私营企业中，“合理地解决工资、工时及工人迫切要求而又可能解决的福利问题，适当地改善职工的生活待遇和劳动条件。”这些措施，与后人令数千万产业工人下岗、买断工龄、了无生路的做法相比，无疑是有着天壤之别！太史公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把他这句话用来赞扬毛泽东，那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第37章 1952年7月10日—

“我们国家有前途，有希望。过去我们想，国民经济是否3年可以恢复。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

话说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向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签发训词。他还批示道：“特指定军事学院刘院长（即刘伯承——笔者注）代表军委向该院高级速成系和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之学员宣读军委主席之训词。”训词全文如下：

军事学院刘院长、全院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并高级速成系、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的全体学员同志们：

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其高级速成系及上级速成系的第一期已学习期满，举行结业了，特致以兴奋的祝贺。

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这是刘院长的努力、全体苏联顾问同志的努力，以及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和学员共同一致努力的结果。特致以感谢和慰问之意。

中国人民的建军历史，已经走过了25年的长期路程，其革命经验之丰富，在国际上除苏联以外，无与伦比。但在中国人民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其军事建设又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也就是处于装备的简单低劣，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等，这些在过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确的。可是，自从中国人民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之后，这种客观情况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同时，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可。过去那种不健全的、效力不高的，甚至是极不胜任的司令机关，今后就必须大大的加强起来；过去那种只重视政治工作（重视政治工作是对的，今后也还必须重视）而忽视参谋工作的现象，必须加以坚决的改变；过去把一些比较弱的、缺乏组织能力的，甚至是犯了一些错误而积极性不高的人来做司令机关的工作，因而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对司令机关的缺乏威信，影响到若干指挥人员不愿意当参谋长、不愿意当参谋，这种现象必须加以根本上的改正。今后必须挑选优秀的、富于组织和指挥才能的指挥员到各级司令机关来，以创造司令机关新的作风和新的气象。这同样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军事学院全体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第一期毕业的学员和正在学习的学员同志们：军委希望你们在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光荣事业上，继续努力；并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把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精神，贯彻到所有部队中去。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2年7月10日

7月11日，毛泽东决定由杨得志担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

7月11日，毛泽东给他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毛宇居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归去后来信均收到，甚慰。有复邹普勋一信，请代转交。接毛泽连的来信，六婶病故，他自己又跌断了脚，不知实际情况如何，脚尚有诊好的希望否？他未提到要钱的话，不知他的生活尚过得去否？暇时请查明见告。接张有成兄的信，乡里缺粮猪贱，不知现在好些否？有便望将乡情赐告。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收以后，邀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你征求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

顺致敬意！

毛泽东 7月11日

7月13日，“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代表提出了一个关于遣返战俘的方案，其中说，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人民军战俘中应被遣返总数的80%左右，而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则只占志愿军战俘中应被遣返总数的32%。

7月18日，毛泽东关于不接受敌方遣返战俘方案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7月15日3时我致金日成同志的电文和金日成同志今年7月16日21时给我的回电，供了解情况。

“致金日成同志，并抄送李克农同志。

我们给李克农同志写好电文后，接到您今年7月14日18时的电报。对该问题经过两天研究之后，我们一致认为，目前正当敌方对我们狂轰滥炸之际，接受敌方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的、具有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我们来说是极不利的。我们可以看看这一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

不接受敌方建议只会有一弊，就是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然而，战争已经开始了，中国已经开始帮助朝鲜，朝鲜人民也已经确实站在了保卫全世界和平阵营的最前线。朝鲜人民牺性的代价是取得了在三八线地区阵地的巩固，保卫了北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朝鲜和中国人民，尤其是两国的武装力量，在同美帝国主义斗争中得到锻练并获得经验。在斗争进程中，朝鲜和中国人民增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促使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得以发展。这也迫使美帝的主力被牵制在东方并蒙受着连续不断的损失。同时，作为全世界和平支柱的苏联得以加紧自身建设并对全世界各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给予影响。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发生。如此强大的运动正好说明，朝鲜人民不再是孤立的。

首先，中国人民愿意竭尽全力确保朝鲜人民渡过难关。因此我们现在请求您坦率地向我们提出朝鲜局势要求迫切解决的各种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至于接受敌方建议一事，肯定会带来巨大危害。首先，在敌方狂轰滥炸压力之下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建议将使我们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其次，敌方会不断地利用我们这一弱点向我们继续施加压力并导致敌方新的挑拨行径。那时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再想向敌方施加压力时，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上述的优势也将失去其自身意义。这是糟糕的一步，并会因这一步而输掉全局。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接受敌方建议必然会使敌方更加自负傲慢并有损于我们的威望。如果我们表现出坚决不接受敌方的建议，并对敌方破坏谈判做好准备，敌方就不敢贸然破坏谈判。在谈判进一步推迟过程中，由于我方果断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敌方会做出新的让步。如果敌方不让步或者谈判破裂，那么我们应继续军事行动以便在敌方无法取胜的战争进程中去寻找改变目前状况的出路。

关于这一建议和我们的方针，我们会告知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得到他的回复结果，我们会告知您。

此致敬礼！

毛泽东 今年7月15日3时”

“致毛泽东同志！

您今年7月15日3时的电报收悉。经过对电报进行仔细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我们认为您对当前局势的分析是正确的。您考虑到我们目前的处境，通知我们，让我们今后坦率地提出我们所需要的援助，对此我们衷心地感激您。我们认为，在同敌方长期斗争中积极主动开展战斗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积极主动战斗而继续消极防御，那么敌方就不会重视我们的力量而继续狂轰滥炸以向我们施加军事压力。因此，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紧急措施：

1、必须加强高射炮部队，至少要有10个团。必须加强对平壤市和所有工业重要设施（如长津湖发电站、水丰发电站、北仓发电站）的对空防御。

2、必须让我们的空军积极进行空战：（1）改善空军指挥部门，使其能在朝鲜领土上准确地指挥空战。（2）空军行动的直径不应仅仅限于目前的沿鸭绿江一线。至少应延长至平壤一线并尽力加强首都和重要工业设施的对空防御。（3）派遣善于夜间作战的空军部队深入敌人后方并勇猛地轰炸敌方的机场、仓库、兵营以及其他军事设施。

3、陆军部队作战时必须在前线某些阵地上发动局部性攻势以对敌人施加军事压力。

请您研究上述意见并做出给予我们援助的决定。

向您致最崇高的敬意!

金日成 1952年7月16日21时”

毛泽东 1952年7月18日

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8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关于抗美援朝问题，他说：

“去年这一年，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

朝鲜战争的局势，去年7月以后定下来了，但是国内的财政经济状况，能不能稳下来，那时还没有把握。过去只是讲‘物价基本稳定，收支接近平衡’，意思是说，物价还不能稳定，收支还没有平衡。收入少，支出多，这是个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9月开了一次会，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10月，我又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提出增产节约。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到12月开展了‘三反’运动，接着又开展了‘五反’运动。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今年不同，战争费用估计只要用去年的一半。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是装备加强了。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

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3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3个月粮食，都有仓库，还有礼堂，生活很好。现在是方针明确，阵地巩固，供给有保证，每个战士都懂得要坚持到底。

究竟打到哪一年为止，谈判到什么时候？我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为什么和还是要和呢？30年战争、百年战争是不会有的，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一、要死人，他们为扣留1万多个俘虏奋斗，就死掉了3万多人。他们的人总比我们少得多。二、要用钱。他们一年要用100多亿美元。我们用的钱比他们少得多，今年比去年又减少一半。‘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可以打一年半。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三、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四、还有一个战略问题。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他们出兵侵略朝鲜，没有料到我们出兵援助朝鲜。我们的事情比较好办。国内的事我们可以完全作主。但是，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美国的参谋长是他们自己的人。所以，朝鲜战争是否打下去，我们和朝鲜一方只能作一半主。总之，对美国来说，大势所趋，不和不利。说马上要打第3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10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

大家要好好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今天我们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在座的人的合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团结和划清敌我界限是非常重要的。孙中山先生是个好人，但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其原因：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除了划清敌我界限之外，在内部还有个是非界限。两者相比，是非界限是第二种界限。比如贪污分子大多数还是个是非问题，还是可以改造的，他们与反革命不同。

各民主党派和宗教界要进行教育，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不要站在敌人方面。拿佛教来说，它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基本上是和封建主义联系着。因为土地问题，反封建就反到了和尚，受打击的是住持、长老之类。这少数人打倒了，“鲁智深”解放了。我不信佛教，但也不反对组织佛教联合会，联合起来划清敌我界限。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我是不主张取消的。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敌我界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的。

我们国家有前途，有希望。过去我们想，国民经济是否3年可以恢复。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大家要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使我们的国家稳步前进。”

有党外人士在政协会议上向毛泽东询问，要多少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毛泽东说：

“大概二三十年吧。”

此时，毛泽东的大致设想是，经过“相当长久”一段时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步骤，一步步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

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接见了这个月刚刚被任命为地质部长的政协常委李四光，他饶有兴趣地问李四光：

“‘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

李四光听了非常感动，没想到博学多闻的毛泽东还如此虚心，如此关心地质科学，便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说明。

在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特意邀请来北京参加会议的程潜到家里吃午饭。饭后，两人外出散步，边走边聊，来到了中南海边。毛泽东对程潜说：

“前人对中南海曾有‘翡翠层楼浮树杪，芙蓉小殿出波心’的赞誉，今日置身其间，不知颂公有何感受？”

程潜点头笑着说：

“名不虚传，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啊！”

毛泽东见南海边泊着一条小船，便提议说：

“我们划划船吧。”

说罢，他登上了那小木船，待程潜上船坐稳后，操起桨要亲自为程潜划船。程潜忙说：

“使不得！使不得！你是国家主席，怎能让你为我荡桨！”

毛泽东说：

“哪里，哪里，你是国民党元老，爱国高级将领，又是我的老上级、家乡人，还分什么彼此。何况你已是古稀之年，总不能让你划桨啊！还是客随主便吧。”

说着，他操起桨划着小船向前驶去。

8月7日，毛泽东召见梁漱溟。梁漱溟在谈话中提出要到苏联去做学术研究。毛泽东摇了摇头，说道：

“这不合适。派你去苏联参观访问，游历一番或去苏联进修一门学问，这两种情况都不合适。中国的什么单位派这么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去搞什么研究，人家不好理解嘛。像你这种情况，应该在国内各地继续参观访问，做社会调查。你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我可以通知各地负责同志，要他们给你提供一切照料和方便。”

8月21日，毛泽东给毛宇居回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来信收到，李漱清老先生及邹普勋兄前曾表示，希望来京一游，我认为可以同意，借此了解乡间情况。但请你向他们二位说清楚：1、须他们自己下决心，出远门难免有风险；2、到京住一至两个月即还家乡。如他们同意这两点，则可于阳历9月动身北上。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刘道衡部长处接洽，领取来京路费，办理乘车事宜。介绍信一件，请予转李、邹二位。其余要来京者，今年不便招待。

顺候近安！

毛泽东 1952年8月21日

8月间，江青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经毛泽东同意，她第2次去到苏联治病。

美国记者维克多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记述了江青这次在苏联治病的情形，他写道：“苏联医生直接把她拉进了外科实验室去观察她的肝脏，但没有除去集聚在胆囊里的水。经过外科抽样检查，提出治疗方案。她再一次被送到苏联南方的她所讨厌的雅尔塔。为了减退不断的高烧，她被注射了大量的青霉素，每次2千万单位，这样的剂量和次数只能使得她感到更糟。她痛惜她个人完全没有权势，但她的抗议是完全徒劳的。在那个令人讨厌的雅尔塔的冬天，她越来越思念家乡，但医生不让她回国。她想，他们要把她留在那里，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治好病而感到惭愧。最后，他们把她送回到莫斯科，安置在一个普通的医院里。后来她有幸被转移到了克里姆林宫里雄伟的宫廷医院，那里是为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准备的医院。”

再说8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进行司法改革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关于开展司法改革运动的工作，中央前有几次电示，最近政务院已批准了中央司法部史良部长所作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各级党委应认真布置并推动政府机关切实执行。

各级人民法院机构的改造和反对旧法观点是相互联系的，应将二者结合进行。但肃清资产阶级的旧法观点，乃是长期的思想斗争，而对法院的组织整顿，特别是清除那些坏的无可救药的旧司法人员，调换那些旧审检人员，代之以真正的革命工作者，则是可以在一次短期的运动中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所以这次司法改革运动，必须是从清算旧法观点入手，最后达到组织整顿之目的。法院的改革不宜用改造一般旧人员的办法来逐步地改进和提高，而必须采取一些必要的组织办法，以彻底改变各级人民法院的组织成份。对于法院中罪行重大且有民愤的坏分子，还须给以刑事处分，以严肃法纪教育干部和群众。但在组织处理中，必须严防草率从事，轻易开除的毛病，以免造成失业或难于转业安插。因此，除了应受刑事处分者外，即使对于那些恶习较深的分子，也必须妥善安置，给以生活出路。现在司法机关的旧人员，原则上由司法部门尽可能的留用，将原任审检工作的旧司法人员调作技术性的工作，将不宜作重要工作的调作次要工作。其不能留在司法部门的，也必须经由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审查，或分配其它工作，或给以劳动就业机会，或资送还乡生产，务使各得其所。

此外，各地还应利用这次机会，把大学政法院系的教授组织到司法改革运动中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不能继续担任政法教授，对于这一部分人尤须妥善安置，或改教其他的课程，或改任中学教员，或帮助其转业改行。同时选拔适当的教师加强政法教育工作，以利政法院系的整顿和改造。

中央 8月30日

1952年9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

全国高等、中等学校经过这次结合“三反”运动的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之后，极需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建设。而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水平，则是学校思想建设工作的中心环节。过去由于普遍缺少足够称职的政治理论师资，以致这些课程的教学水平一般都不高。为了加紧培养高等、中等学校政治理论师资，特作如下指示：

一、由中央教育部负责筹划，在中国人民大学创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为全国各高等学校培养一部分政治理论师资。第一期招收研究生300人，研究期限1年至2年。1952年秋季开始实行。

二、在高等学校的助教和高等、中等学校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优秀的党员、团员在本校担任政治理论课程的助教或助理，经常地指导他们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逐渐培养他们成为高等、中等学校新的政治理论师资。这是现阶段培养政治理论师资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各级党委必须加以重视，并应指定宣传部门的负责干部领导他们的政治理论学习，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学习中的各项问题。

三、各大行政区应选择具备适当条件的高等学校，举办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培养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设立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专修科，培养中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

四、各中央局、分局及有关的地方党委应加强对各该地区培养政治理论师资和学校政治教育的领导，指定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长或副部长经常亲自领导这一方面的工作；并应选派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干部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及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专修科教课（专任或兼任），领导政治助教的政治理论学习。在目前各高等、中等学校原有的政治理论师资量少质低，新的师资尚待培养的“青黄不接”时期，尤需大力动员党委、政府、群众团体中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干部到学校兼课，或设专题讲座，帮助政治理论教师备课。

五、各行政区培养高等、中等学校政治理论师资计划，由各中央局负责拟订；华北5省2市高等、中等学校政治教师培养计划，由华北局会同中央教育部党组负责拟订。

上列计划均须在9月20日以前报告我们。

中央 9月1日

9月4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把他准备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稿：《“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呈送毛泽东审阅。

9月5日，毛泽东看了黄炎培的讲话稿，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把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毛泽东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加上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

毛泽东还在讲稿的最后加上了一段话，他写道：

“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份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有可能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毛泽东改完了讲稿，又给黄炎培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任之先生：

北戴河的信，9月4日的信及讲稿，均已收到，甚为感谢。

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

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

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

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成份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

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因为先生对于我们的高度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日内如有暇，想和先生面叙一次。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2年9月5日

当晚，黄炎培就给毛泽东写信说：

“讲稿承亲赐斧削，对资产阶级一面照顾到多数不能接受，而一方面拿来鼓励少数前进分子，这样才符合新民主主义精神，不仅改正了讲稿，同时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谨接受之下，不尽的感谢！”

9月5日这天晚上，原第3野战军第23军军长钟国楚、政治委员卢胜辖第67师、第69师、第73师，由辽宁安东入朝，隶属第9兵团（后隶属第19兵团）。

此后，原第3野战军第24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皮定均辖第70师、第72师、第74师，于9月12日由辽宁安东入朝，隶属第9兵团。9月15日，原第4野战军第46军军长萧全夫、政治委员吴保山辖第133师、第136师、第137师，由辽宁安东入朝，隶属志愿军总部（后来隶属第19兵团）。

9月10日，黄炎培根据毛泽东修改过的讲稿和指示精神，在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于中山公园举行的第四届会员大会上作了报告和传达。会后，黄炎培的讲话稿又印发给全国各地民建组织，反映很好，工商界很受鼓舞。

9月17日，毛泽东给李达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在1952年4月1日重新发表后，李达用了半年时间撰写了《〈矛盾论〉解说》一书，9月11日寄给毛泽东审阅，同时请求毛泽东为长沙爱晚亭题字。毛泽东在给李达的回信中写道：

鹤鸣兄：

9月11日的信收到。以前的几封信也都收到了。“爱晚亭”3个字已照写如另纸。

《矛盾论》第4章第10段第3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8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2版时，已将这8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

顺候教安

毛泽东 1952年9月17日

9月18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向“联合国军”发起战术性反击作战；接着，第12、68、65、40、38军和人民军第3、第5军团，在完成准备后也陆续发起战术性反击作战，使“联合国军”大为震动。

9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

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就“一五”计划的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据薄一波在1965年“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问题致田家英的信”记载，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私营占32.7%，国营占67.3%，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5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5年以后如此，10年以后会怎么样？15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空前绝后，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5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5年可以让其参加。（下面讲一段战争形势）争取15年不打仗可能的。”

毛泽东的讲话，使与会者为之振奋。他们认为我国开始搞社会主义了，这是全党梦寐以求的大事。同时，大家认为这是毛泽东根据国内外有利形势做出的新判断，为全党指明了方向。公安部长罗瑞卿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向政法委员会和公安系统的干部作了传达。但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慎重的。中央在发现了罗瑞卿的做法后，对他进行了批评。罗瑞卿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为此，毛泽东后来于11月13日在给周恩来等十几位领导人的信中作了自我批评。请看后边详述。

9月25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送审稿时，将文中“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划去，并在旁边批示道：

“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中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2年10月1日，首都50余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庆典，时称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国庆节”。

毛泽东、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及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来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在检阅台上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委员，各委、部、会、院、署、行的领导人，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首长，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常务委员，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

在观礼台上，有各条战线上的代表，有华侨回国各观光团的团员。出席观礼的还有苏联专家代表，在中国访问的外国朋友和贵宾，各国使节和外交人员等。

在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上观礼的国家领导人和嘉宾共有1万多人。

上午10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祝典礼开始。全场肃立，军乐队高奏国歌，100门礼炮齐鸣28响。

朱德乘车检阅受阅部队。

接受检阅的武装部队分列式开始了，聂荣臻乘车率领武装部队进入广场，由东向西行进，共有66个方（梯）队，受阅人员11300人。与往年不同的是，徒步方队前面增加了高举“八一”军旗的“仪仗兵”。

受阅民兵来自全国各省区，分属汉族和蒙族、回族、藏族、苗族、彝族、满族、朝鲜族、黎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他们携带着先进的轻武器，穿着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色彩缤纷，构成了与以往国庆节阅兵分列式不同的一道亮丽风景，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指导思想。　　

空军机群组成9个梯队，共有153架飞机从天安门上空飞过受阅。　

阅兵式历时65分钟，全场观众一直都是欢声雷动。

“保卫和平”是这次国庆阅兵和游行队伍的主题。游行群众高举着各种标语，“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反对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高呼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的口号，在金水桥前放飞一群群白色的和平鸽，欢呼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热烈而坚决地表达了热爱和平的美好愿望与保卫和平的坚强意志。

10月2日，毛泽东因堂弟毛泽连来信说他家生活困难，就给东茅塘的堂兄、少年时代私塾老师毛宇居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李邹二位来京，收到你的信，并承佳祝，甚为感谢。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300万元（旧币——笔者注），以100万元为六婶葬费，200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另寄200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他有信来，我尚未复，请转告他，不另写信了。

以上均请费神转致为荷！顺问康吉

（这些钱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毛泽东 1952年10月2日

10月2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苏联出席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

10月3日是中秋节，下午，中南海派来一辆小轿车，把毛泽全夫妇和3个女儿一大家子人接到中南海，与毛泽东共度佳节。

毛泽全是在前些时候由华东军区后勤部生产部长调来北京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生产管理处任处长，他的爱人徐寄萍也调到总后工作，居家迁到了北京。

毛泽全一家来到菊香书屋，见毛泽东身着旧衣和布鞋，正坐在一个凉棚下的藤椅上看材料。毛泽全老远就叫了声：

“主席！”

毛泽东见叶子龙领着客人来了，立即放下手中的材料，起身迎上去，看着他们全家人，笑盈盈地说：

“泽全，你有这么一大家子人，好，好。”

毛泽全、徐寄萍赶紧上前与毛泽东握手，孩子们也走到毛泽东跟前喊道：

“伯伯好！”

“好，好。娃娃们好！”

毛泽东高兴地应着，引着客人进了客厅，招呼道：

“坐，坐，大家都坐。”

工作人员端上茶水，给孩子们分发了糖果，退了出去。毛泽东问起徐寄萍的工作和家庭情况。徐寄萍说，她是1940年在上海参加学生协会，1941年随一批同学到苏北新四军一师参军。父亲是教员，已病故。现有母亲和两个妹妹。两个妹妹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带着母亲在上海工作。毛泽东听了，连连说：

“好，好。你们是革命家庭。”

他话头一转，又问道：

“你是从上海去革命根据地的高中学生，为什么要找泽全这样一个土包子，种过地的泥巴腿子？”

徐寄萍闻言，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笑而不答。毛泽东就说：

“这很好，你们一个是工农分子，一个是革命知识分子，我们党就是要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学习。”

他又指着徐寄萍说：

“看上去你身体较瘦弱，有什么病么？”

徐寄萍说：

“没大病，只是常头疼。”

“你去医院看看耳朵，有时耳朵有病治好了，头就不疼了。”

毛泽东说罢，又问孩子们在哪儿上学。毛泽全的大女儿毛远慧抢着说：

“我在11小学读3年级，妹妹远玲在五一幼儿园。今天同学们知道接我到中南海看毛主席，都要我代问毛主席好。”

毛泽东笑了，说：

“那你代我问问同学们好啰。”

此时，叶子龙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又从中联部招待所接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民的遗孀王淑兰。

王淑兰和儿媳韩谨行这一次来北京，主要是为儿媳治疗支气管扩张。韩谨行出院后对婆婆说：

“我想借这个机会见见主席大伯。”

王淑兰说：

“那就写封信说一下吧”

于是，韩谨行以婆婆的口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介绍了王淑兰的近况，又说：

“现在儿媳韩谨行来北京治病，已经出院。我准备过几天和儿媳一起回湖南老家去。临行前，我们很想见见您，您百忙中可以接见一下吗？”

毛泽东接到王淑兰娘俩的信，很高兴，就派叶子龙去接她们。不巧的是，韩谨行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看苏联举办的“改造伏尔加河”展览去了。王淑兰四处寻找，均未找到。只好一个人闷闷不乐地来到了中南海。毛泽东见王淑兰来了，问她：

“你儿媳怎么没来？”

王淑兰还在生着气，说：

“她呀！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连个人影子也找不到。”

不一会儿，又来了几位客人，一位是毛泽东的姨表兄王季范；一位是毛泽东的堂兄兼塾师毛宇居，他是受韶山乡人民政府委托，来请毛泽东为新建的韶山学校题写校名的；另一名是毛泽东幼年的同学和邻居邹普勋，也是邹氏的胞弟、毛泽全的亲舅舅；还有一位是毛泽东少年时的“激进派”老师李漱清。他们是应毛泽东的邀请，来京叙旧并汇报乡情的。

毛泽全、王淑兰见乡亲们都来了，十分高兴。毛泽全这才明白毛泽东是要他们在佳节里和乡亲们会会面。大家在一起拉起家常，谈笑风生，十分热闹。

中午，毛泽东在家设便宴招待客人。叶子龙进来说：

“进屋吃饭吧。”

“慢。”毛泽东指着毛远慧姐妹3个说：“娃娃们不能吃辣椒，今天添一盆炒鸡蛋给娃娃吃。”

他又特别交代秘书：

“普勋有病，另外单独夹给他吃。”

众人用了餐，一起到客厅围坐着，毛泽东抽烟，客人们吃苹果。5岁的远玲天真活泼，自报奋勇对毛泽东说：

“伯伯，我给您跳舞。”

毛泽东高兴地说：

“好，好。”

远玲一边跳一边唱，毛泽东轻轻地拍着手，和着节拍。两岁半的小远平，很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睁大眼睛看着大人们。毛泽东笑着指一指远平，说：

“你们看娃娃这双明亮的眼睛，正在仔细观察周围的世界呢。以后世界是他们的，有他们钻研的时候。”

说话间，远平就睡着了，徐寄萍连忙对毛泽全说：

“远平睡了，先把她抱进汽车里吧。”

王淑兰急着要回招待所。毛泽东问道：

“怎么你就走？他们都不走哩！”

王淑兰说：

“我要去寻儿媳妇，因为她还没见主席伯伯哩。”

于是，毛泽东就派叶子龙送王淑兰回招待所找人。毛泽全便趁机向毛泽东和其他客人告辞。毛泽东吩咐叶子龙将桌上的鲜果和糖块拿一些给娃娃们带回去吃，并起身送客，忽然问：

“怎么少了一个娃娃？”

徐寄萍笑着说：

“远平睡了，已先抱进车中了。”

叶子龙送了毛泽全一家，带着王淑兰来到中联部，正碰上韩谨行从外面回来，王淑兰赶紧叫儿媳上车去了中南海。后来韩谨行从中南海回到招待所，王淑兰问道：

“你是怎么称呼主席的？”

韩谨行说：

“喊主席。”

“你这憨子，怎么连伯伯都不晓得喊？”

王淑兰忍不住把儿媳埋怨了一通。

10月5日，毛泽东给齐白石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1952年国庆节期间，齐白石邀同几名著名画家，共同绘出一幅《普天同庆》图，献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复信中笔走龙蛇，一挥而就，写出了一幅毛体珍品。他写的是：

白石先生：

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徐石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毛泽东 1952年10月5日

10月6日，邓华、杨得志、洪学智获悉美李军队调防的情况，决定发动第二阶段更大规模的战术反击，由西海岸到东海岸一字展开的志愿军第一梯队第65、40、39、38、15、12、68军7个军参战。

黄昏时分，紧张防守了一天的美李军正在休息之时，志愿军7个军各以连排为单位，在东西两线180余公里的正面上，选择了40多个目标，向美李军的阵地发起了攻击。

10月8日，美军总司令克拉克为了迫使志愿军转入守势，扭转其所处的被动局面，悍然宣布和谈无限期休会。

这一天，克拉克又批准了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金化攻势”计划。美李军此次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上甘岭地区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

此后，中方参与谈判工作的李克农和乔冠华，由于美国单方面中止谈判而奉命归国。

欲知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新一轮的较量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2年8月4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是一篇重要文献，为读者正确理解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以及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又先后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意义，提供了可靠的史料。按照毛泽东的话说，正是由于“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天下大定。”“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 正因为有这样重大的变化，毛泽东又提出了“我们要争取10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正所谓“天翻地覆慨而慷”，用这句话形容伟人此时的心态，应该说是很恰当吧！

所以，毛泽东就提出了“我们要争取10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并且在9月24日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又将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第38章 1952年10月8日—

“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

话说1952年10月8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西藏致敬团代表。他的谈话要点是西藏致敬团团长柳霞·土登塔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和全体藏族僧俗同胞的广播词中引述的，抄录如下：

“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

“分地的问题，与宗教问题有所不同。在汉人区域已经分了土地，这里对宗教仍然是保护的。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

“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

“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从现在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然后再增至千几百万就好。还有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过去的反动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一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开始进去的时候不会有帮助，三、四年之内也不可能有多的帮助，但以后就能帮助你们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

“你们来了，我很高兴，最近你们可以到南京、上海、天津、广州、东北等地去参观。以后西藏僧俗各界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人到内地各处参观，便可以加强我们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的关系。”

10月10日，毛泽东因收到宋庆龄的赠书，就亲笔复了一函，他写道：

宋副主席：

承赠大著《为新中国奋斗》，极为高兴，谨致谢意。另承赠他物，亦已收到，并此致谢！

顺祝康吉

毛泽东 10月10日

10月13日，毛泽东发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纪律废弛现象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一、据最近派人检查和各部队的报告来看，自今年5、6月以后，在部队训练上，表现出两种相反的现象：第一、文化教育普遍抓得很紧，因此，掀起了全军文化学习的高潮，并取得很大成绩，这一方面是好的。第二、军事教育和军事纪律普遍放松，因此，产生了部队生活散漫，技术降低，体力减弱和严重的损坏武器、装具、马匹等现象，这一方面是严重地不应该的，是必须立即纠正的。

为提起全军的严重注意，兹例举下述若干虽然不是普遍的，但却是极为严重的事实：如某营的演习，集合时间延长到1小时零8分钟；某师的测验，老战士中有十分之六连枪炮的口径和正确瞄准的要领都忘记了；某营点验，一小时内晕倒数十人；炮马集中饲养，无人调教管理，致马蹄变形，马体虚肥，不能驮挽；某师通知部队煮洗子弹袋，有某连队竟疏忽大意到连子弹一起放到锅里去煮；各级干部离职学习的比例过高，华北达68%，西北某些部队还高于华北，有的师竟达90%，致军事教育和军事生活形成无人掌管的状态；换装部队虽经过3个月的战备教育，但接着半年来没有继续执行30%军事教育的方针，致学到的东西不能巩固，动作十分生疏，甚至有的炮手不会退弹，用大锤敲打；尤以不爱惜武器装备，任其风吹雨打，日晒夜露，油漆剥落，木质裂缝和损坏武器、装具、马匹的现象，则更为普遍和严重。根据上述现象，已足以说明在最近期间部队军事生活和纪律松弛现象的严重性，和由此而必须影响到战备观念的薄弱和战斗力降低的危险。

二、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由于各级干部中长期存在的游击性的习气，缺乏严格的军事管理的要求，缺乏严肃的内部秩序的建立；不是按统一的规定来组织部队的工作日程，常常是由个别首长的一时兴趣来决定或改变这些规定；以及长期存在的对于武器和装备的保管与爱护的不注意和不认真；甚至个别的指挥人员，因为害怕严肃认真的管理可能在民主大会上受到战士的批评，或多或少地产生有意放松的现象。其次，则是由于对文化教育这个正确的方针在执行上发生了若干偏差，有的人对于“以文化教育为这一时期（至1953年5月底为止）的部队训练中心”这个方针，任意加以解释，或者说“军事必须服从文化”，或者说“文化学习为主，工作为辅”，或者笼统地提出“文化教育是当前全军的中心工作”；而大多数的领导机关和干部，则只习惯于单打一的工作方法，而不善于照顾全面，适当地组织力量，使其他工作和中心工作很好地互相配合；甚至有的部队为了表现其成绩或急于求成，则任意延长文化教育时间，提出过高的要求，或增加许多课外的作业，超越制度范围，随心所欲，各行其事。

三、应当及时地严格地指出，上述各种现象的产生是不正常的，无论何时都是不应该的和不许可的；特别是在目前我们尚有大规模的抗美援朝战争，美国仍占领我们的台湾、沿海及边沿经常需要防敌袭扰，以及新装部队对技术和装备的掌握尚不能熟习等等情况下，上述各种现象对我军战斗士气的保持和战斗力的提高是有危害的。

因为“以文化教育为部队训练的中心”这个方针，尚需继续到明年5月底以前，因此，主动引起全军对于上述偏向的注意和加以坚决的纠正，这是十分必要的。为此，特指出下列各点，望各部队严格遵守执行：

第一，凡属能够进行以训练为主的部队，必须保持30%的军事教育时间，20%的政治教育时间的比重，并注意加强军事、政治教育的内容，防止敷衍应付现象；对于统一规定的时间配当，任何人都要视同法律，不经军委批准，不得修改；违者应受到纪律处分。其不能以训练为主，如担任剿匪、作战、警卫、看守犯人等任务的部队，则以其可能进行教育的时间，按军事30%，政治20%，文化50%的比例，组织教育，不应有所偏废。

第二，换装部队在换装之初，必须首先进行3个月期间以军事教育为主的军事训练，力求在此期间内，熟悉各种武器装备的掌握和使用；在3个月后进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时间内，仍应保持30%的军事教育时间，继续加以巩固和提高，并严格注意武器装备的保管和爱护。

第三，离职学习文化的军事干部，各级均以不超过一半为限，其留在部队的军事干部，则应以统率部队，组织部队的军事教育，加强对部队的军事管理工作为主，不应再强调以文化学习为主，以保持部队的军事领导。

第四，凡指定将担负入朝军事任务的部队，应在出动之前的3个月，即停止以文化教育为主，而改以军事教育为主的训练任务，以提高军事技术和战术，并保证充分的战斗士气为目的。

第五，所有部队，应在各大军区的统一规定下，在10月30日以前，以师为单位，进行一次点验，检查所有武器、装具、马匹，并进行详细登记；同时并进行一次整顿纪律的工作，以严格执行命令指示，严格军风纪，严格遵守制度，和严格保管和爱护武器、装具、马匹等为内容的教育，对于严重违反纪律和损坏武器、装备的行为，应予认真的追究责任，和给予应得的处罚。

第六，从1953年6月1日开始，部队训练的中心转入以军事训练为主。为迎接这个训练，各大军区部队应在干部训练上有所准备。因此，应采取分期轮训干部的办法，从明年1、2月间开始，实行军事干部的轮训，预习部队军事训练的各种科目，为开展部队军事训练准备条件。其具体办法由军委军训部另行规定之。

第七，还必须着重提出，一切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养成具有照顾全面的整体观念，既要抓紧当前的中心工作，又不要放松即使不是当前的中心、然而是不可缺少的工作，不要只求简单、单纯，抓住一件，放弃其余；也不要对于某一件工作进行任意解释，作不适当的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尤应注意，当一个运动在开始的时候，集中全力，争取运动的迅速展开，这是必要的；但在运动的进行中，又应及时地了解情况，发现偏差，加以纠正，不要单凭群众的情绪和下级的要求，甚至是领导者本人的兴趣，加以放纵，或不敢纠偏，因而失去领导的责任。

第八，各大军区应该作出执行这个指示的计划，并将你们的计划和贯彻下去的情况，随时向军委报告。

主席 毛泽东 1952年10月13日

10月14日4时，“联合国军”在上甘岭地区开始发起空前激烈的所谓的“金化攻势”，目标是夺取志愿军两个连守卫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进而夺取上甘岭，再夺五圣山。

10月16日，毛泽东在给李漱清先生的信中写道：

漱清先生：

惠书收悉。承告乡亲，甚感。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

尚祈谅之，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2年10月16日

10月17日，中央批转《中央教育部党组关于大中小学教育和扫盲运动等问题的报告》：

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

兹将中央教育部党组8月23日的《六、七月份综合报告》，8月20日《关于中小学教育行政会议的报告》，8月24日《关于接办私立中小学问题的报告》，8月25日《关于实施小学五年一贯制问题的报告》转发你们。中央同意这4个报告有关大中小学和扫盲运动的方针和计划，望各地党委及宣传部仔细研究，指导和监督下级党委和政府文教部门贯彻执行。从报告中，特别是从初步拟定的教育建设五年计划要点中，可以看到今后党在领导文化教育方面的任务之繁重，在第1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开支的教育（不包括文化卫生）经费，将年达30余万亿元。这样大的计划，花这样多的钱，如果没有党的严格监督，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负责实行计划的比较健全的政府文教机构，那将是毫无保证的。因此各地党委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应与抽调经济工作干部同时，把党的宣传部门和政府文教部门加强起来，使宣教部门和经济部门一样能够明了实际情况，制定精确的计划，控制计划的进度和保证计划的完成。国家的教育建设计划是与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密切配合的，如果教育计划不能准确地完成，必将大大影响国家经济建设，而我们现在的宣教机构是很难担负这样重大任务的，所以立即注意加强宣教部门是很重要的。

　 　中央 10月17日

10月20日，刘少奇在苏联受毛泽东委托，写信给斯大林，阐述了关于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征求意见。

10月24日，斯大林接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他说：

“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10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批转赖若愚《在私营企业工会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赖若愚同志、全总党组；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区财委及工会党组：

一、中央批准赖若愚同志《在私营企业工会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认为这一报告中所规定的各项政策是适当的。望各级党委督促工会工作同志及财经工作同志掌握实施之。

二、在大企业中一律实行8小时制是正确的。但根据国营纱厂改行8小时制的经验，在实行时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去实施，反对冒然从事。

三、规定在25人以上的工厂和5人以上的商店均须实行监督，作为一个努力奋斗的目标是可以的，但如果作为目前马上普行的办法则不妥当。因为目前各地监督生产的经验，均不成熟，相反，有些城市有些厂店，由于不适当地“监督生产”，过分地打击了资本家的生产情绪，反而对生产不利。所以目前对监督生产一事，还应多做典型试验，俟取得成熟的经验后，再行逐步推广。

四、此指示及附件登党刊。

中央 10月24日

10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了一封给彭德怀等的“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的电报，他写道：

彭、邓、杨、甘各同志，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各大军区，军委各部门及军事学院各首长：

我志愿军协同人民军从9月18日开始对全线敌军的战术性的反击作战，在一个月内，歼灭和击伤敌军3万人以上，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和军委向你们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7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7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7月以来的15个月中，比较以前的8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8个月平均每月为25000人，后15个月平均每月为8000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9月18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现当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之际，希望你们总结经验，更加提高组织性，提高战术和节省弹药，更加亲密地团结朝鲜同志和朝鲜人民，在今后的作战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央及军委 1952年10月24日

后来在10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发起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到11月25日，收复全部失地。

在43天的争夺上甘岭的战役中，志愿军以伤亡11500余人的代价，使投入总兵力4万余人的“联合国军”，付出了近200万发炮弹、5000枚炸弹、毁伤270余架飞机以及伤亡25000（自认19000）余人的代价，也未能达到夺取上甘岭地区的目的，“金化攻势”这才不得不作罢。美国新闻界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却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自此以后，“联合国军”再也没有发起过像样的攻势了。

再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中央同意安子文同志10月18日关于结束“三反”问题的报告及其关于处理“三反”遗留问题的3项意见，兹发给你们，望参照办理。

　　 中央 10月25日

据统计：“三反”运动共查出贪污1000万元（旧币）以上的有10万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有关司法机关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全国仅县处级以上干部，受到行政上撤职、撤职查办、逮捕法办3种处分者，共有4029人，其中省军级干部25人，地、师级干部576人，县处级干部3428人。

中共中央同时批准廖鲁言的关于结束“五反”运动的报告，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中央同意廖鲁言同志10月17日关于结束“五反”问题的报告及其关于处理“五反”遗留问题的3项意见，兹发给你们，望根据当地情况参酌实行。今后各地除判处死刑仍应报请中央批准外，只须由中央局每3个月将追缴退补罚款情形向中央报告一次。

中央 10月25日

据廖鲁言在报告中说：“目前全国各地对于‘五反’运动中各类工商户的处理工作，除了部分城市尚余很少数应受刑事处分的案件和个别比较复杂的专案未行处理以外，其余均已处理完毕。根据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5大区67个城市和西南全区的统计：参加‘五反’运动的工商户总共有99万9707户。受到刑事处分的有1509人（很少数尚未定案者不包括在内），占工商户总数的千分之一点五。其中判处有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缓期执行者1470人，占判刑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七点四二；判处无期徒刑者20人，占判刑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三二；已经中央批准判处死刑者14名，判处死刑缓期执行者5名，共19名（按杀人犯判处死刑或死刑缓刑者：东北有4名，西北有2名，共6名，不包括在内），占判刑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二六。计：华东区死刑3名（上海2名、青岛1名），死刑缓刑1名（杭州）；中南区死刑4名（武汉2名，广州1名，汕头1名）；华北区死刑2名（天津、太原各1名），死刑缓刑1名（天津）；西南区死刑1名（重庆），死刑缓刑1名（昆明）；东北区死刑4名，死刑缓刑2名。以上共处死刑14名，死刑缓刑5名。此外，华东区尚有2、3人，中南区尚有1、2人，北京市尚有2、3人，需判处重刑，正由各该大区和市研究材料，尚未提出确定意见报到中央来，估计其中可能还要杀3、4名，共须杀十七、八名。”

10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同行的领导人有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长滕代远；还有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警卫处处长汪东兴；此外，还有王敬先、罗光禄和李树槐、李银桥、孙勇、马武义、张木奇几个卫士，以及摄影师侯波、保健医生王鹤滨、北京医院的院长周泽昭及其夫人。

毛泽东一行住在天津市委第一招待所。他们到天津后吃的第一顿饭是在街上包子铺里吃的“狗不理包子”。

天津这一名吃的名称，源自包子铺老板的雅号“狗不理”。

原来，在解放前的北方，被父母冠以“狗不理”乳名的人很多。那时候，穷人家的小孩子死后，埋葬很简单，大多被野狗刨出来吃掉了。许多穷人为了能让自己的小孩子成活，就给他们起一个“狗不理”的小名。没想到这位“狗不理”果然是狗不理，不但长大成人，而且还因为他做的包子好吃成了一个大名人。

毛泽东到天津时，天津市市长黄敬正患病，毛泽东亲自到他的住所去看望他。黄敬的夫人范瑾出面接待了毛泽东，向毛泽东介绍了黄敬的病情。

毛泽东此次天津之行，招待所里一张有关他们伙食标准的记录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记录的内容如下：

客人名称 职务 日伙食标准

毛泽东 干部 15斤小米

随行人员 干部 10斤小米

毛泽东在天津期间，由化学家、国家轻工业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烛尘陪同，参观了天津轻工业展览，视察了塘沽新港第一期工程。

毛泽东一行驱车来到秦皇岛市一个玻璃器皿制造厂，已经是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了。

工作间内光线很暗，毛泽东仔细观察工人的操作，工厂领导不时在旁边介绍。只见工人双手持定一根近3米长、拇指粗细的钢管，将钢管的一端伸进融化玻璃的钳锅里，像用筷子粘糖稀一样，用管头粘起一团红红的玻璃熔球，用口含着管子的另一端，将气吹进玻璃的熔球内。随着气体的吹入，玻璃熔球逐渐膨胀起来。再将吹大的玻璃球移入模具中，转动管子造型，并用长长的火钳把器皿折出所需要的皱褶的边缘或其它所需要的形状。下一道工序，则是一些工人用砂轮在玻璃器皿上雕刻花纹。站在毛泽东身边的工厂领导介绍说：

“英国皇家有名的高脚玻璃杯，就是我们厂生产的产品。英国人花不多的钱，把我们制作的高脚杯买去，再在杯口上加上金线，就变成英国出品的皇家名牌酒杯了。”

毛泽东听后，不由得沉思起来。

接下来，毛泽东又参观了厂里的玻璃器皿成品展览。

参观结束后，毛泽东一行人从天津出发，南下视察黄河，李烛尘也应邀随行视察。

视察黄河的第一站是山东，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2次去山东。途中。他全神贯注地读一本小说。深夜1时许，卫士给他端来一碗面条，他却头也不抬，仍然在看书。卫士把饭碗摆在他面前，又把筷子放在他的右手里。毛泽东光顾盯着书看，筷子插在碗里不动。他左手按着厚厚的书本，读到要翻页时，卫士提醒说：

“主席，吃完再看吧！面条都放凉了。”

毛泽东根本没听见，继续翻着看。

“主席，要不再给您热热去？”

卫士伸手就去端碗。

“嗯，不要。”

毛泽东说着，嘴慢慢地靠近碗边，眼睛盯着书，呼噜一声，一筷子面条吃进嘴里。此时，毛泽东因几个字靠近书脊看不到，就用左手一边握着书，一边让书展开些。卫士看在眼里，赶紧上前帮忙。他不明白，什么书使老人家这么专注。他趁机扫了一眼，噢，原来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

这部长篇小说于1948年由东北书店出版，描写的是以萧祥为队长的土改工作队开进松花江畔的元茂屯，发动和组织广大贫苦农民开展对恶霸地主韩老六的斗争。韩老六被处决后，他的弟弟带领土匪武装进屯，进行反攻倒算，企图扼杀新生政权。在共产党员赵玉林和青年农民郭全海领导下，斗垮了阴险狡猾的地主杜善人。小说以磅礴的革命气势、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及丰满的人物形象，再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村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江青在1949年1月给作家草明的信中说，她看了此书，被感动得流了泪。

10月26日傍晚，毛泽东的专列在济南车站停留，他的计划是在车上见见山东有关领导人就继续往前走。

此前，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得知毛泽东要来济南，十分高兴，就和省公安厅厅长李世英及省市领导人一起，早早地来到了火车站等候。罗瑞卿向毛泽东通报后，即请众人上车晋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客厅里与许世友等人一一握手。落座后，毛泽东说：

“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你们，不想下车打扰地方同志。”

许世友说：

“主席，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山东的指战员盼你来，山东人民群众想见见你。你路过济南，应当下车看看。听说你还没来过济南，更应该看看，这里有很美的景观，有趵突泉、大明湖，还有北极阁。”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许世友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参与指挥了济南战役，他与谭震林、王建安直接指挥攻城。毛泽东听许世友说起北极阁，自然就想到了济南战役，问道：

“北极阁，就是王耀武指挥部的那个北极阁吗？”

许世友说：

“是的。”

毛泽东看了周围的人一眼，笑着说：

“许司令这样留我，我就盛情难却了。好吧，许世友同志，明天我们看北极阁、北极阁。”

于是，许世友就扶着毛泽东下了专列，换乘汽车到了省交际处招待所。毛泽东简单吃过晚饭，就让许世友去给他借地方志。许世友很快就给毛泽东拿来了好几本书。

10月27日，毛泽东和许世友同乘一辆车，他的精神很好，一路上谈笑风生，他说：

“你们知道山东、济南的名称，是怎么得来的吗？”

许世友虽然熟悉山东和济南的地理位置及现状，但他对其历史却是一窍不通，其他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见没有人回答，就说：

“山东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生息的地方，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后，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建都‘亳’，在今天的曹县南。商的始祖契曾在蕃县，也就是在今天的滕县住过。商代早期的活动在今天山东的西部，河南东部。契传到孙（相土），势力达到今渤海一带，定都‘泰安’。商也曾在泗水建都，直到商第20代君王盘庚时，迁都到殷，也就是今天的安阳。

周武王灭商后，为了加强对广大被征服地区的控制，进行了大分封。在山东地区分封了曹、滕、齐、鲁等国。但主要是齐鲁，这就是山东也叫齐鲁的原因。齐国的首领就是姜太公，鲁国的首领就是周公的长子伯禽。齐鲁古时候还称‘邹鲁’或‘齐青’、‘山左’。齐鲁因在太行山以东，所以古代‘山东’有时指齐鲁，但有时山东的概念比齐鲁大。到战国时期，只剩下7个大国争雄了。人们以函谷关为界，西边的是秦国，东边的则是山东六国。

山东，作为地方最高一级的政区名称，是在金代开始的。山东这块富饶的土地，养育了炎黄子孙和众多的名人志士，据说三皇五帝中的舜帝和大禹都曾生活在这里。孔子、孟子、左丘明、孙武、孙膑、诸葛亮、王羲之、黄巢、李清照、辛弃疾、戚继光、蒲松龄等，都是山东人，他们为山东争光添彩，也为中国历史做出贡献。”

毛泽东侃侃而谈，许世友听得直眨眼。他是一员猛将，没有读过多少书，对这些历史知道的并不多，毛泽东所讲的这些历史，在他听来，很是新鲜。趁着毛泽东吸烟的功夫，他问道：

“那济南又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

“济南也是个古老的地方。为什么叫济南？原来古代这里有一条大河，发源于河南王屋山，从山东半岛入海，名叫济水。古时候济水、黄河、淮河、长江，并称中国4大江河。后来，济水上游发生变化，下游叫大清河，但仍然称为济水。清朝咸丰五年六月，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河水流入大清河，夺河床入海，以后并称为黄河，济水的名称也就没有了。现在济南北郊的黄河，就是古代的大清河，用的就是济水的旧河床。因为济南这个地方在济水之南，所以从汉朝起就叫济南。汉代的济南国所在地叫平陵城，就在今天济南市东郊龙山镇东北。西汉时，济南一度改为郡，后来又复国。曹操曾任济南相。到晋朝，济南郡的治所才由平陵城转到历城，就是现在济南市内的旧城区。现在的济南市区从此才正式成为郡所在地，经扩大修整成为初具规模的中等城市，而原来的平陵城逐渐衰颓。东晋时，济南郡隶属青州。隋文帝时，济南改为齐州，不久又改回来。唐朝济南属于济南道。宋朝把政区分为路，济南属京东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出任齐州知府，对城市建设有过卓越贡献。明朝初年在山东设省，省会在济南府历城县。尔后济南一直是省会城市。”

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烟，继续说：

“济南自古以来，就是交通枢纽，北方重镇，也是文化名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发生在济南南部，她哭的是齐长城，不是秦长城。大诗人李白、杜甫、苏轼等，都来过济南，而辛弃疾、李清照、蒲松龄，则长期生活在这里。所以，济南自古就有‘诗城’和名士多的美誉。”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又补充道：

“要说济南名称的来历，其实在称济南之前就有别的名称了，它就是历下，由历山而得名。历山就是千佛山，在秦时，这里叫历下邑。济南郡由东平陵搬到历城后，历下就成为济南的一部分了。历下就是济南老区，很多著名景观，如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等，都集中在这里。这里是重要的文化区。”

说话间，车子已经到了趵突泉。毛泽东一行人来到园内，主人用煮沸的泉水，招待他们。之后，主人又安排导游引导他们一边参观，一边为他们讲解。导游介绍说：

“《老残游记》中说，济南‘家家有泉，户户垂杨’，确实如此。根据泉水出露的集中情况，出露处的地形，流出的特点和汇流的状况，可分为4大泉群，即趵突泉群，五龙潭泉群，珍珠泉群，黑虎泉群。”

导游指着马跑泉说：

“传说这个泉，与宋朝济南名将关胜有关。在金兵攻打济南时，知府刘豫准备投降，其部将关胜则主张出战。关胜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他的马看到主人死亡，仰天长啸，前蹄刨地，于是刨出一湾清泉，就是这马跑泉。”

毛泽东来到号称“第一泉”的碑刻“泺源堂”前，仔细看了那几个雄劲的大字，问身边的人：

“你们知道这泉水古代叫什么吗？”

一位地方领导人说：

“叫泺水。”

毛泽东说：

“对。据《春秋》记载，在公元前694年，鲁桓公和齐襄公曾相会于泺，就是这个地方。泺，是个水名，这是2600多年前的事了。”

毛泽东又看了漱玉泉。漱玉泉位于济南“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公园李清照纪念堂南侧，属“趵突泉泉群”。相传宋代杰出女词人李清照曾于此掬水梳妆，填词吟诗，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后人辑有她的传世词作，就是以此泉命名为《漱玉词》的。毛泽东称赞李清照不仅词写得好，而且很有爱国思想。

毛泽东一行人离开漱玉泉，驱车到了济南四里山黄祖炎烈士的墓地。

本传前边已经讲过，黄祖炎是在1951年3月13日晚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枪杀身亡的。毛泽东为此在一个月内连续作了3次批示。

毛泽东面色凝重，站在墓前向黄祖炎烈士默默致哀，又深深鞠了一躬。良久，他俯下身子，轻轻地抚摸着墓碑和碑上“黄祖炎”3个字，深情地说：

“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

说着，泪水顺着脸颊慢慢地流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缓缓地对许世友和其他陪同人员说：

“祖炎是个好同志，对党忠诚。他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中午，毛泽东返回住地，吃过午饭，稍事休息后，和罗瑞卿、许世友等人聊了一会儿。此时，已是下午2点半，毛泽东说：

“走，我们看大明湖，看北极阁，看王耀武的指挥所。”

众人分乘轿车朝大明湖驶去。毛泽东对同车的许世友说：

“济南战役很重要，粟裕和你都指挥得不错。你们提出的‘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很好，最后实现了这个目标。”

许世友说：

“济南战役所以能取得胜利，一是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指挥得好，思想明确，方针对头；二是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作战。”

毛泽东说：

“你许世友也是有功的呀！听说最后攻城门时很激烈？”

许世友说：

“9月23号晚，我们对内城发起总攻。内城是济南军事的核心阵地，城墙又高又厚，又设有明碉暗堡。东西两大集团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对内城发起突击。各部英勇作战，相继突破城墙，但守军依托坚固的城墙阵地顽抗。我9纵队第25师第73团，在团长张慕伟带领下冒着炮火越过护城河，连续爆破，曾4次登城受挫，但他们越挫越勇，终于在24日凌晨占领突破口，首先登上城头，击退国民党军敢死队多次反扑，又在突破口左侧炸开约6米宽的豁口，为友邻部队开辟了向纵深发展的道路。这个团攻入城后大胆穿插分割，又大量消灭敌人……”

毛泽东问：

“是不是授予称号的那个团？”

“对，我们马上上报这个团的事迹和整个战役的情况，中央军委当天即授予该团为‘济南第一团’的称号。那个团的7连，被纵队领导机关授予‘济南英雄连’的称号。”

毛泽东问：

“听说王耀武差一点跑了？”

许世友一激动，摘下帽子，说：

“我们在9月24日下午，全歼内城守军，解放了济南，却没抓到王耀武。这可把我们急坏了，下令全军必须严密把守，认真查询。不久，来了报告，说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副司令官牟中珩和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等，化装混进难民群里，准备沿胶济铁路逃向青岛。28日早晨，王耀武在4个卫士保护下，到了长剑桥头，被我公安人员查获。开始他还不承认，后来经审讯才供出了自己的大名，并请求送往华东军区。”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

“你们是布下了天罗地网了！整个战役歼敌10万，不简单！这次战役，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创造了经验和条件。”

说话之间，轿车已经到了大明湖。

大明湖位于济南市的偏东北方，它的西北岸，是明清两代城墙的遗址。由于这一带地势低洼，众多泉水大都流向了这里，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大的水域。在这一水域的旁边因建有大明寺，所以，北魏时这里就被称之为大明湖。

毛泽东一行荡舟大明湖，登上了湖心岛，观看历下亭，匾额“历下亭”3字是清代乾隆所书。服务人员介绍说：

“历下亭的修建，可以追溯到1500年以前，即北魏的‘客亭’。以后历下亭数易其地，宋朝以后，亭阁已经迁到大明湖畔。到了清代康熙32年，才在此地重新修建而成。历下亭闻名天下，主要是得益于大诗人杜甫的诗句。745年，杜甫到齐州临邑看望其弟杜颖，而后他到了济南，与时任北海太守的李邕相遇，二人宴饮于历下亭下。杜甫挥笔写下了《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一诗，其中的名句是‘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此后，杜甫的这句诗就成为历下亭的联语。现在的这副联语，又改成‘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了。”

毛泽东看过历下亭，便前往斜对岸的北极阁。北极阁耸立在大明湖北岸的高台上，在整个北极阁园区内非常显眼。毛泽东来到北极阁前，笑着说：

“我们来到王耀武的指挥所了。”

他又介绍说：

“这大明湖又叫真武庙，是道家的庙宇。据说，在金元之际，济南道教兴盛，全真教的祖师丘处机就曾在济南传教。大明湖始建于元代，上下有百级石阶，内有真武帝塑像。”

不知谁人插了一句话：

“全真教也没有帮上王耀武的忙。”

众人一听，忍不住哄笑起来。罗瑞卿问毛泽东：

“主席，还看什么？是否到此为止？明天再看千佛山、金牛山？”

毛泽东突然说：

“我们去看泺口大坝。”

罗瑞卿闻言不由一愣，事先没有这个计划，怎么做保卫工作？于是他就劝毛泽东不要去，无奈毛泽东坚持要去。他只好对司机说：

“走，去泺口大坝。”

车队向泺口大坝驶去。毛泽东问许世友：

“你知道为什么叫泺口吗？”

许世友说：

“不知道，我没读过多少书。”

毛泽东说：

“泺口也叫洛口，泺和洛通用，当湖水讲。泺口在黄河南岸，济南市北边。市内的泺水由此入黄河。”

许世友说：

“对，主席的记忆真好。”

毛泽东在泺口大坝脚下下车，兴致勃勃地登上大坝，看看泺水入河口，问道：

“你们知道黄河在山东段的情况吗？”

一位负责水利的干部汇报说：

“历城北部沿黄河地区，是一段狭长的地带。其东西长104华里，南北宽3至5华里，有耕地面积25万亩，包括以泺口为重点的吴家堡、西沙、药山、鹊山、华山等15个小乡的十几万群众生活在这里。从古以来，由于黄河的泛滥、变迁、改道，致使泺口一带的河底淤高，地下水位上升；再加上汛期南部山洪下泄，小清河排泄不及顶托倒灌，使这十几万亩土地越变越坏。历城旧县志已有‘野生碱卤，地尽不毛’的记载。直到解放前，这里还流传反映黄患的一首歌谣：‘春天一片霜，夏天明光光。豆子不结荚，地瓜不爬秧。’”

毛泽东说：

“黄患把这里的人民搞得太苦了。”

略停片刻，他又问：

“济水源出何地？”

那位负责人说：

“据汉书《地理志》、《水经》记载，济水自河南荥阳以北，分黄河东出，流经原阳县南、封丘县北，至山东定陶县西，折东北入巨野泽，又自泽北经梁山县东，至东阿旧治西，自此以下至泺口，就归入了现在的黄河河道。”

毛泽东问：

“泺口从古以来就常常淤断么？”

那位负责人回答说：

“对，是这样的。从古以来至济南解放前，这里曾发生过数不清的屡淤屡断、屡断屡疏的情形。甚至还发生过决口以后，连续七八年甚至二十多年堵不住的灾难。为了制止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在此修了大坝。”

毛泽东赞赏地说：

“这大坝修得好嘛！”

毛泽东面向泺口，凝视着奔腾下泄的黄河水，陷入了深思。许世友见他神色凝重，便问道：

“主席，您在想什么？”

毛泽东说：

“我在想，过去二十多年都没有堵住这个决口，给山东人民造成这么大的黄患，为什么二十多年没有堵住这个决口？是因为那时社会制度不好。现在，我们建立了新中国，应该变害为利。黄河水泛滥会给人民造成危害，但我们治理黄河后，又能使黄河为人民造福。以后，我们要想出引黄河水的办法，把那首民谣中所说的‘一片霜、明光光、不结荚、不爬秧’的十几万亩卤碱地，改成稻田种水稻。我们可以引黄河水浇地，建设一些水浇田，这样，济南郊区的农民，不光是种玉米、种地瓜，也可以种水稻。这样，山东农民就可以多打粮食，少吃玉米、地瓜，也能吃上大米。现在就要考虑疏通小清河，搞排水工程，这样可以使黄河水变害为利。”

许世友兴奋地说：

“好极了。”

毛泽东转过身来，对陪同人员说：

“历城泺口，自古以来的黄河道，屡次淤断，屡次修复，自从你们修了这堵大坝后，那种在历史上屡淤屡断、屡断屡疏的恶性循环不见了。这样的事情，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才能做到。如果用引黄河水的办法，将泺口这一带的十几万亩卤碱地，改为稻田就更好了。”

他又嘱咐道：

“黄河水坝千万不能出事，出事就是大事，就会对人民群众造成巨大损害。”

此时，天已黄昏，毛泽东步下大坝，回到住处，和那位负责水利的领导人共进晚餐，二人一边吃一边谈。他仔细询问了黄河济南段的防洪情况，今后还要搞哪些工程？这些工程在夏季雨水大时，能不能顶用？能不能防止黄河水泛滥？

欲知毛泽东下一站视察何处，情况如何？且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关于济南的人文环境，许世友和其他地方领导人，只要看一看地方志，是不难了解的。毛泽东让许世友借济南的地方志，就是为了备课。他作为导师，也是需要不断地充电，不断地补充、丰富、扩大知识面。他不厌其烦地讲述济南的人文知识，并不是炫耀自己，而是有意识地启发这些地方官应该搞调查研究。毛泽东在济南是这样，到其它地方也是这样。他始终认为：作为一方“诸侯”，一个地方的“父母官”，对自己管辖的地方不了解，是治理不好这个地方的。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倡导调查研究是他的一贯作风。

第39章 1952年10月28日—

“革命总算成功了，但来之也不易。它是用亿万人民的血汗换来的，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经常回顾往事，就是为了不忘过去，把新中国建设得更好。”

话说1952年10月28日上午8点30分，毛泽东吃过早饭，罗瑞卿问：

“主席，是否再看几个地方？”

毛泽东说：

“不看了，我们走。”

许世友说：

“主席，到山东不看孔庙不好。”

毛泽东在1920年4月从北京去上海途中，曾在曲阜下车，参观了孔庙，至今已经32年了。他听许世友如此一说，便不假思索地说：

“对，应当再拜访一下孔老夫子。”

毛泽东一行在许世友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济南，行至泰安火车站，他们下了车，在车站旁的小饭铺里，吃了一顿白水煮豆腐和白菜汤。

中午，专列到了兖州火车站，滕县县委书记王吉德应召上了专列。由于事先缺少准备，王吉德见了毛泽东，似乎不知道从何讲起。罗瑞卿看着王吉德十分窘迫，就对毛泽东说：

“主席，车备好了，我们去曲阜吧。”

毛泽东大手一挥，说：

“好，我们到曲阜看孔夫子去，出发。”

说罢，他率先下了专列，换乘汽车出发了。他对陪同的许世友等人说：

“你们知道曲阜是怎么来的吗？据东汉应劭解释说：‘鲁城中有阜，委屈长七八里，故名曲阜’。曲阜城东有一座土山名叫防山，如‘原’，高出于地面，《释名》这部书上说：‘土山曰阜’。应劭的解释和《释名》的说法近似。大概这就是‘曲阜’二字的由来。

曲阜的历史很悠久，曾是6个国都所在地。据说，最早来到曲阜的是神农。神农都陈，后徙曲阜。这位神农就是炎帝，他是黄帝的兄长，我们常说的炎黄就是指这二人，相传炎帝继伏羲为帝，在位60多年，后让位给黄帝。他住的地方叫‘犁铧店’，不知现在是否还有这个地方了。

据说少昊是黄帝的儿子，为嫘祖所生，初降居青阳。黄帝逝世后，公推他继位，迁到曲阜，帝于穷桑，就是现在的寿丘。少昊继黄帝之志，使这个地方发展很快。于是曲阜成了‘少昊文化’的中心，有‘少昊之墟’之称，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一页。后来曲阜出现了‘奄国故都’的称号。奄在商代长期为王都，到周初，因支持武庚的叛乱，被灭，史书上称为‘灭徐践奄’。商朝到盘庚时，都城由奄迁到殷，即今安阳。

‘灭徐践奄’后，为了征服东夷的战略需要，在曲阜筑鲁城，与‘成周’即洛阳成犄角之势。周王朝封周公于鲁，因当时中央离不开他，就命周公的儿子伯禽在这里建国，他就是鲁国第一位国君了。

曲阜作为王都前后有700年，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影响更大，一直是中国统治阶级的思想。过一会儿，你们看看孔林、孔庙、孔府就知道了。”

如今的曲阜与32年前大不相同，今非昔比的毛泽东故地重游，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孔庙主体建筑大成殿前，毛泽东驻足片刻，尔后边走边对身边的人说：

“‘大成’是孟子对孔子的评价。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这里，孟子把孔子和几位先圣先贤进行比较，找出了‘圣’之所在。伯夷，因反对周武王消灭商王朝，逃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孟子谓其清者；伊尹是商初大臣，辅助商王太甲，因这位王破坏法治，被他放逐，代理其政，3年后太甲悔过，又接回复位，孟子谓其任者；柳下惠是春秋时鲁国大夫，以学习讲究贵族礼节而著称，齐攻鲁，他派人到齐劝说退兵，孟子说他是和者；只有孔子集先圣先贤之大成，是圣人中最适合于时代的人。他把孔子推到了最高境界。

由于孔子的思想比较符合统治阶级的胃口，历代统治阶级给孔子戴了很多高帽子，他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与孔子同代人鲁哀公就尊称孔子为‘尼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学取得统治地位。唐太宗尊孔子为‘先圣’；唐高宗称孔子为‘文宣王’。宋朝加号孔子为‘先圣文宣王’。元朝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朝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讲到此处，他不无幽默地说：

“孔子年年有进步，代代都加封啊！”

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毛泽东一行来到孔府，孔府服务人员介绍说：

“宋仁宗时，把‘文宣公’改为‘衍圣公’。‘衍圣公’是我国封建社会享有特权的最大贵族。五代时相当于五品官；元朝时提升为三品；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其地位升得更快：明初为一品文官，地位仅次于丞相。到了清代，‘衍圣公’不但班列阁臣之上，还特许在紫禁城骑马，在宫中的御道上行走。随着孔家社会地位的提高，宅地也不断扩大，而且是在历代王朝支持下扩建的。孔府3路布局：东路为‘东学’，有一贯堂等；西路为‘西学’，有红萼轩、忠恕堂等；中府在中路，前为衙署，后为内宅，最后为花园。”

毛泽东身后的一位工作人员感叹道：

“孔家不愧为全国一号地主，一号贵族。”

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毛泽东一行来到孔林，当地负责人介绍说：

“孔子死后，他的弟子把他葬在鲁城北泗水之上，那时还是‘墓而不坟’，就是高土堆。到了秦汉时期，坟增高了，但只有少量的墓地和守林人。后来，随着孔子的地位提高，孔林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毛泽东说：

“这个孔林确有特点。”

负责人继续介绍说：

“孔林作为一处氏族墓地，2000多年来埋葬从未间断。这里有春秋之葬，秦汉之葬，每个朝代的墓葬都有。”

毛泽东说：

“这个古墓群，不仅中国独此一家，大概全世界也找不到啊。研究中国的墓葬文化，不用到别的地方，这一处就够了。”

毛泽东来到孔子墓前，认真看了墓前的巨碑篆刻，只见上边刻的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墓”。当地负责人介绍说：

“这是明正统八年黄养正书。墓前的石台初为汉修，唐时改为泰山运来的‘封禅石’筑砌，清乾隆时又进行了扩大。”

毛泽东在返回的路上说：

“孔夫子有一位后人，他叫孔尚任。孔尚任在写《桃花扇》时，书桌上常放一把扇面上有桃花的曲阜‘鲁缟’扇，每当揣摩剧中人物，他总爱抖开桃花扇边扇边思考。有一天，孔尚任族里的孔尚镁前来拜访，见他在大风雪天，还摇着那把扇子沉思冥想，就赞叹道：尚任真是如痴如醉啊！据说，孔尚任为了写这部名剧，三易其稿，呕心沥血17年。”

毛泽东一行回到专列上，天已经黑了。吃过晚饭，毛泽东说下一站是徐州。许世友要继续陪同毛泽东前往。毛泽东说：

“许司令太辛苦了，我过意不去啊。”

许世友一再坚持，毛泽东只好同意了。专列在鲁西和苏北大地上飞驰。毛泽东毫无倦意，便与罗瑞卿、滕代远、许世友谈起了战争年代。他笑着对许世友说：

“许司令，济南战役之后，我们应该组织淮海战役了。”

许世友说：

“主席，1948年秋季以后，我们在军事上真是遍地开花，全国一片进军号声。特别是济南战役和辽沈战役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我军与国民党军比较，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有了优势。我们前线各部队领导和战士们非常兴奋，大家都希望接着打，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一直把国民党消灭干净。”

毛泽东说：

“当时，我和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我和恩来等同志也是夜以继日啊，很高兴啊。同时，还要随时掌握战争的全局，以决定下步工作。辽沈战役和济南战役之后，国民党军统帅部为避免徐州地区部队重蹈东北全军覆没的命运，决定以白崇禧部23万人，防御平汉铁路南段和长江中游地区，钳制我中原野战军主力；以刘峙部及白崇禧的几个兵团共70万人，加入徐州方向作战，改由国防部直接指挥，拱卫南京、上海，不得已时放弃徐州，依托淮河抗击华中野战军的进攻。国民党总兵力有80万人，他们自以为强大，企图在徐州地区与我决战。

再看我军情况，华东野战军及中原野战军部分38万人，集结在徐州、济南间休整。中原野战军13万人，大部集结在平汉铁路以西。此外，还有华东军区、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部分地方武装，共21万人可参战。我军总兵力60多万，士气高昂。华东、中原、华北3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后方力量大为增强。

纵观淮海战役战区，两军相比，我军数量尚不如敌人，战略上亦各有优劣。在这种情况下，统帅部如何下决心，也是很费脑筋的啊！”

毛泽东说着用手敲敲自己的脑袋，喝了一口茶，润润嗓子，起身双手掐腰，踱了几步，接着说：

“虽然难下决心，还得下决心。我们决定在淮海地区与国民党军队再进行一次决战。10月11日，电告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华东局和中原局。我们把整个战役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等地；第二阶段，以大约5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整个战役大约用1个半月到2个月时间。”

许世友插话说：

“战役的发展完全证实毛主席的作战方针是非常英明的，战役基本上是按着主席设计的方案进行的。”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说：

“淮海战役的成功，与总前委正确指挥也分不开的。淮海战役后期，在我们部署好平津战役，确保傅作义部已无法南逃之时，于1月6日，我华野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这时的杜聿明集团已不堪一击。杜聿明企图突围不成，10日下午，我军全歼杜聿明集团，击毙第2兵团司令邱清泉，俘虏徐州‘剿总’司令部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歼敌55万人，最后以敌败我胜而告终。”

许世友见毛泽东说起淮海战役如数家珍，尽管自己是亲历者，也听得入了迷，他说：

“主席，淮海战役是大决战3大战役中，唯一一场在总兵力以少对多的情况下进行的战役，是60万对80万啊，听说斯大林都称赞这是奇迹！”

毛泽东朝许世友点点头，又轻轻地舒了一口气，似乎自言自语地说道：

“革命总算成功了，但来之也不易。它是用亿万人民的血汗换来的，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经常回顾往事，就是为了不忘过去，把新中国建设得更好。”

专列在徐州火车站停了下来，因为时间比较晚了，毛泽东没有会见当地领导人，就在专列上休息了。

10月29日上午10点，毛泽东用过早饭，让罗瑞卿通知江苏省委负责人江渭清和徐州市领导人到专列上见面。

江渭清和徐州市委书记华诚一、市长张光中早已等候在外，听说毛泽东要接见，立即上车，向毛泽东问好。落座后，毛泽东说要听听徐州的工作情况。华诚一说：

“事先没有准备。”

毛泽东说：

“我就愿意听没准备的汇报。”

华诚一、张光中二人简单汇报了徐州市“三反”、“五反”、生产和生活情况，毛泽东说：

“这样汇报好，情况真实。我这次来徐州主要是休息，随便看看，听听，搞点调查，不想多打扰你们的工作。徐州是个好地方，这是我第2次来了。记得30年前，我从北京到上海，途径徐州，专门看了徐州古迹、市容、城墙，很开眼界。这次来就算旅游吧。”

华诚一插话说：

“我们徐州可是很有看头，很有听头。”

毛泽东说：

“据史书记载，大约在4000年以前，大禹把全国9片陆地命名为九州，你们徐州即为一州。”

江渭清插话说：

“另外，我们徐州应是养生学的发祥地。尧时有位叫篯铿（jiankeng——笔者注）的，是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养生学家。尧封他到大彭，也就是徐州市区周围这块地方，建立了大彭国。这位篯铿就是彭祖，这块土地的开山人物。”

毛泽东说：

“你们徐州的这位篯铿可不是简单的人物，据说他是黄帝的后裔，颛顼（zhuan xu——笔者注）的玄孙，祝融吴回的孙子，陆终氏的第三子。他的母亲嬇（kui——笔者注）氏是鬼方人。这鬼方是华夏民族西部、北部的强梁外族，也就是犬戎、玁狁（xian yun——笔者注）、匈奴的前身。陆终氏和女嬇氏的结合，也许是民族和解的结果。传说这位女嬇氏分娩时难产，打开两肋，生下六子。大概因为剖腹产的创伤太重，不久这位母亲就去世了。后来发生了犬戎之乱，篯铿流离西域，受尽磨难，并学会养生之道。据说他在尧帝生命垂危之际，曾进献雉羹，也就是野鸡汤，治好了尧帝的病，因此给尧帝留下很好的印象。

彭祖为开发这块土地付出了极大的辛苦，他带头挖井，发明了烹调术，建筑城墙。传说他活了800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长寿之人，还留下了养生著作《彭祖经》。他建的大彭国，在夏商时期比较强大，后被殷商武丁灭掉，前后存在800年。大彭国灭亡后，彭城曾属宋、齐、楚。彭祖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孔夫子就非常推崇他。庄子、荀子、吕不韦等都曾论述过他。《史记》中对他有记载，屈原诗歌中也提到过他。大概因为他名气太大了，到了西汉，刘向在《列仙传》中，竟把彭祖列入仙界。”

说到这里，毛泽东站起身来，向外一挥手，说：

“走，不能光在车上坐而论道，我们出去实地考察一下。”

毛泽东等人下了专列，随行人员也都簇拥而下。王鹤滨走到滕代远的卧铺车厢时，见他仍然坐在铺位上不动，面色有些苍白，便俯身凑近他，问道：

“滕部长，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什么。”

滕代远无力地回答，说罢起身向车厢门口走去，没走几步，突然倒下了，黄豆大的汗珠涌满了额头。王鹤滨判定他是由于疲劳过度，饮食不足，发生了低血糖。一位年轻的女乘务员也急忙赶了过来，焦急地问：

“发生了什么事？”

王鹤滨顾不上回答，连忙说：

“餐厅有糖没有？”

“有，干什么？”

“快！端一碗热糖水来。”

不一会儿，乘务员端来半碗白糖水，王鹤滨把滕代远的上身稍微抬高一点，说：

“滕部长，不要担心，喝下这碗糖水便会好的。”

滕代远把嘴凑近碗边，一口气喝了下去。他的病情很快好转了，冷汗停止了。他试着从地上站了起来，说：

“王医生，不要管我了，快跟上毛主席！”

说罢，用手帕擦去头上的汗珠。王鹤滨问：

“过去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吗？”

“没有，第一次。”

“这糖水喝了就会好的。”

王鹤滨和乘务员一左一右把滕代远扶回到卧铺上坐下，滕代远脸上泛起了笑容，说：

“王医生，我没事了，你快去赶毛主席。”

王鹤滨说：

“滕部长，你休息一下，我去啦。”

说罢，他出了车厢，向毛泽东去的方向追了过去。汪东兴见他来了，不解地问：

“王大夫，干什么去啦？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王鹤滨稍微调整了一下呼吸，向汪东兴报告了滕代远的病情和处理情况。汪东兴一听，拉着王鹤滨向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也加快脚步赶到毛泽东身侧，报告了滕代远的病情。毛泽东回过头问王鹤滨：

“病得重吗？”

王鹤滨忙跨前两步，说：

“病情缓和了。由于低血糖，晕倒在车厢的门口，喝了碗糖水，好了。”

毛泽东一行乘车来到徐州市市委招待所，在一间不大的会客室里休息。毛泽东坐在东侧靠山墙的沙发上，从卫士那里要来一支香烟吸着。其他随员坐在四壁前的沙发上，每人面前放着一个盛着茶水的带盖白色瓷缸。服务员又端来3个砀山梨，每一个足有2斤重。服务员将梨子削了皮，切成条状，在每一块梨上插两根木质的牙签，首先端到毛泽东面前，半鞠着躬说：

“主席，请尝尝这砀山梨。”

“我的牙齿不行，吃了会疼的，谢谢。”

毛泽东微笑着拒绝了，他环视一下他的随员们，说：

“大家尝尝吧！”

服务员端着盘子，在室内转了一周，削的梨子还没有分完。这种请客方式真巧，一个梨子请了一群人，尚有富余。毛泽东看大家都尝了梨子，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握别了接待人员，乘车观看了市容，还要去看黄河故道。徐州有不少山头分布在市郊，每个山头都有动听的历史故事。毛泽东对众人讲道：

“徐州是古战场，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是东西南北的咽喉要道。”

罗瑞卿接着说：

“这里也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争夺要地，占据了徐州，南可夺南京，东可取上海。淮海战役时，就是如此，我们一占领徐州，蒋介石就守不住上海和南京了。”

汽车在一条东西向的大街南侧停了下来，江渭清说，已经到了云龙山东麓。

云龙山位于徐州市南部，在唐代时习称石佛山。据史书记载：“山有云气，蜿蜒如龙”。南朝宋武帝刘裕年少时曾登此山，见有云龙环绕之异，他即位后即将石佛山改名为云龙山。

毛泽东下车后来到山脚下一道围墙的大门口外，见门口旁在墙上所嵌着的一条横石上镌刻着“云龙山”3个大字，走进大门，来到东半山的兴化寺，又叫石佛寺，在一尊石佛像前驻足观看。这尊大佛，头像大概是在北魏时期凿成，而两臂和前胸则是在清朝康熙三十四年所补建。只见他方面大耳，阖眸微笑，环手而坐，法相庄严。毛泽东仔细看了一会儿，说：

“国之瑰宝啊！”

从兴化寺来到放鹤亭，他对身边的人说：

“1077年，苏轼出任徐州知府。他当时刚过不惑之年，奋发有为，政绩卓著，给徐州百姓做过一些好事。在他离任时，徐州百姓成群结队为他送行，有的人挽住他的马头，献花献酒，依依惜别，甚至放声大哭。苏轼与张山人是好友。苏轼常与别的朋友到他那里登门拜访，他们一起饮酒赋诗。这位张山人驯养了两只鹤，并在云龙山修建了一座草亭，名曰‘放鹤亭’。苏轼为此写了一篇《放鹤亭记》，文情并美，成为流传千古的著名散文。”

毛泽东说罢，问身边的一位地方领导人：

“能背出《放鹤亭记》吗？”

那位领导人不好意思地摇摇头。毛泽东遂轻声吟道：

“……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毛泽东吟罢，又看着亭前乾隆题诗的石碑，说：

“乾隆这个人好题诗。”

一行人登上云龙山山顶，极目望去，山脚下的山峦、河道、村庄、城镇、沟壑、林木，就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薄纱。站在毛泽东身边的地方领导人，用手朝北边指着视线下的黄河故道，侧着头看着毛泽东，请毛泽东看黄河故道。毛泽东眯起了双眼，用力望了望，也用手指了指黄河故道，微笑着说：

“啊！那就是黄河故道啦？”

江渭清说：

“是，主席，那就是黄河故道。”

毛泽东皱皱眉头，说：

“黄河故道穿城而过，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市委市政府应当及早采取措施，变灾为利。”

华诚一、张光中连连点头称是。毛泽东接着议论道：

“徐州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著名人物都与徐州有关。据统计，徐州籍的皇帝有十几人之多，除了远古时期的篯铿，还有刘邦、刘秀、曹丕、刘备、刘裕、萧道成、萧衍、朱全忠、朱元璋等。著名的文臣武将，有西汉的萧何、曹参、周勃、王陵，还有抗金英雄赵立，刚直廉洁的彻里氏，反清复明的阊尔梅，义不仕清的万寿祺，蔑视奸党的李向阳等等。近代则有辛亥志士王少华，以身许国的吴亚鲁，工人领袖姚佐唐，雨花巾帼吕励之，民族英雄李云鹏，我们的炮兵司令朱瑞等。

历史上很多名人来过徐州，做过很多有意义的事，如秦始皇为了秦政权的巩固和持久，曾亲临彭城，于泗水求鼎。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曾隐居在古邳镇，并在那里的圯桥见到了黄石公，黄石公给他一部兵书，帮助张良成就了大事业。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诗人谢灵运、李白、白居易、李商隐、范仲淹、文天祥、李渔、苏轼、韩愈、李煜等，都来过徐州。

大诗人李白专程去下邳圯桥凭吊张良往事，写下《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一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这李白也想见黄石公，得到上天指点，干点大事业，可惜，黄石公不在了！

大诗人白居易父亲曾任彭城令，他9岁时便来过徐州，以后又多次来徐州。他曾写下著名的《燕子楼诗》，这首诗还引起了一些矛盾。清朝的乾隆皇帝经常出巡，4次来徐州，在这里也研究过治理黄河的事，并留下过诗篇和题词。

在徐州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很多：刘项楚汉相争。三国时期曹操、刘备、吕布等在这块地区群雄逐鹿，导演了多幕历史活剧。《三国演义》中写了许多故事，如曹操血洗徐州，泗水因此断流！吕布在沛县辕门射戟，张辽招降关羽等。南朝宋的建立者刘裕，曾是东晋北服军的战将，后掌握军队大权；刘裕发动两次北伐，收复了一些失地，并建立了新的朝代，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徐州；历史记载，他曾大兴土木，扩建了徐州城。总而言之，徐州不愧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很值得学习和研究。”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指着四周对江渭清说：

“渭清啊，你说这石头山上没有植被，能不能搞绿化造林呢？”

江渭清想了想，回答说：

“世上无难事嘛，石山绿化一是可以搞人工植被来解决，二是可以在石头上打眼，再向洞眼石缝中填土，播树种和植小树苗，我看总是有办法的。”

毛泽东说：

“那好嘛，就按你说的办吧。这么大的一座山，荒秃秃的多可惜。我问过专家，种一棵树就可以含吸住一吨水，既能防止水土流失，保持生态平衡，又能美化环境，产生经济效益，岂不是一举两得。你们应当治好战争创伤，加快建设步伐。发动群众，上山栽树，绿化荒山，变穷山为富山。”

华诚一、张光中等人表示，一定照办。

眼见日当午时，毛泽东一行便从北坡下了云龙山。

10月29日中午，毛泽东一众人等简单吃了饭，稍事休息，便乘车沿中山路向北行驶，前往九里山。

九里山在徐州市西北郊，东西走向，逶迤9里。西起第一峰名象山，当中是团山。九里山上保存了很多古迹，有樊哙磨旗石、白云洞、刘向墓等。

毛泽东坐在车上，非常兴奋，他对身边的人说：

“徐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据文献记载，从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起4000多年里，在徐州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事，就有400起。九里山则是一个重要战场，更是军事要塞。你们看过《水浒》吗？那里有一首歌谣：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这说的正是刘项楚汉相争的故事。”

有人插话说：

“主席，为我们讲讲楚汉相争的故事吧。”

毛泽东说声“好吧”。他点上烟，抽了几口。说：

“秦朝末年，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沛县人刘邦起义后，被称为沛公。下相人也就是今日宿迁人项梁、项羽，避仇吴中，杀死吴郡太守，也举起义旗。全国很多地方的农民以及原六国旧人纷纷起来反秦。当时的刘邦官居泗水亭长，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乡长吧，他已经48岁了。那位以‘万人敌’为志向的项羽，才28岁，是个年轻小伙子。

刘邦起兵后，在山东西南江苏丰沛一带，打了几个小胜仗。项梁、项羽率八千子弟兵挥师北上，而且力量很快扩大到六七万人，两军合并，力量更大。

陈胜、吴广西进起初顺利，当打到离咸阳不远的戏时，被章邯打败。陈胜退到今安徽蒙城一带，被车夫庄贾杀害。陈胜、吴广起义军失败。

这时反秦力量主要是项、刘两支。项梁因骄傲，在定陶被章邯打败身亡。刘、项把他们拥立的楚怀王，从盱眙接走，退守徐州。

章邯以为杀死项梁，楚军不再构成威胁，便挥师攻赵。赵大败退守巨鹿，向怀王求救。楚怀王命宋义、项羽、范增率一路人马救赵，攻打章邯；另外命刘邦率部西进，攻打河南，而后取咸阳。

此前，楚怀王对诸将有言：‘先入关者王之’。秦灭亡后，刘邦和项羽又开始争夺天下……”

毛泽东正说着，车子已经到了九里山。下车后，大家一边走，一边听毛泽东继续讲故事：

“刘邦乘项羽攻打齐国之际，迅速东进，数十万大军很快占领了彭城。但刘邦因为产生了骄傲，对项羽反扑估计不够。当项羽得知刘邦攻占了彭城，大为惊慌，急率精兵3万返彭城。这时的刘邦，却在彭城置酒与各路诸侯喝庆功酒呢！楚军在早晨向汉军发起进攻，先击破汉军驻鲁就是现在曲阜的樊哙部，又穿越胡陵，过九里山，大败驻萧县的汉军，而后直趋彭城。一日之内赶回彭城，可谓神速。刘邦急促开城迎战，溃不成军，大败而逃。汉军沿谷泗二水退逃，被杀十几万，在东濉水上又被项羽赶上杀死十几万人，史书上说：‘濉水为之不流’，可见死人之多。刘邦只带数十骑逃走，他的父亲和老婆都落到项羽手中，真是惨败啊！

刘邦逃到荥阳，收集逃散士卒，萧何从关中派来增援部队，他又把韩信的部队收来，汉军重新振作起来。

此后，刘项长期对峙，或拉锯战于荥阳、成皋一带。经几年对峙，项羽疲于奔命，只好提出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西为刘属，东为项属。刘邦表面同意双方都撤军，其实他听从张良、陈平建议，耍了个鬼把戏，当项羽后退时，他却偷偷从后边杀来。同时，刘邦命令韩信从齐，彭越从梁，英布从淮南，会战项羽，对项羽形成战略包围。

项羽边战边退，而刘邦步步进逼。民间传说在九里山，韩信曾指挥军队与项羽发生过激战，项羽由此退往垓下。”

毛泽东一行人来到团山樊哙磨旗石前，当地人解释说：

“相传楚汉决战时，汉军大将樊哙在山上竖起一面大旗指挥作战，因为旗能磨倒山石，所以叫磨旗石。”

毛泽东细看这团山之石，果然奇怪：岩石上有一个大洞，长3米，宽1.3米，深1.7米。一行人又来到象山半山腰的白云洞，当地人介绍说：

“据说它是项羽命令士兵挖的隧道，出口在汉军阵后，因而摆脱了汉军的包围。”

毛泽东笑着说：

“看来项羽还懂得地道战呢，要不是这个洞他早就完了。”

顺着白云洞向下，毛泽东又去看了刘向墓。在返回途中，毛泽东接着讲楚汉相争：

“项羽最后退到垓下，被汉军团团围住，刘邦、张良采用十面埋伏和四面楚歌的计谋，从军事实力上和心理上瓦解楚军。项羽绝望得慷慨悲歌，别姬南下，到乌江时自刎而死。这场战争最后以刘胜项败而告终。”

他吸了一口烟，继续说：

“项羽和刘邦几乎同时起兵，以实力而论，项羽比刘邦雄厚。灭秦后，战争由反秦转变为刘项争天下，其间各有胜负，最后刘邦胜利，原因有三：一是刘邦实行的政策比较符合历史潮流，得到人民的拥护。如约法三章，为义帝发丧等。而项羽则烧杀抢掠太甚，分封也不公平，阴谋杀死义帝。二是刘邦有一条正确的作战方针，正面由刘邦与项羽对峙；北面由韩信消灭魏、赵、齐后，南下对项羽施加压力；南边由英布、彭越侵扰项羽后方；总体上对项羽形成战略包围之势。同时，采取离间计，除去项羽大谋士范增，削弱其领导核心力量。而项羽则顾此失彼，疲于奔命，以一己之勇横冲直闯。三是刘邦用人政策正确，正如他自己说的：‘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可见，刘邦是有自知之明的，比较明白自己胜利的原因。而项羽则不知道自己失败的原因。正如司马迁批评的那样：项羽‘自矜攻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5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司马迁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

欲知毛泽东在视察途中，还会道出什么宏论妙语，且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评楚汉相争之刘邦胜利、项羽败亡的三个原因，的确是高论！人心之向背、战略方针正确与否和用人之道，自古以来都是决定创业、治国胜负成败的关键，后人可不慎乎？！

第40章 1952年10月30日—

“黄河是养育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现在简直成了一条害河。俗话说：‘黄河九曲十八弯，富了前后套，害了山东和河南’。它一出三门峡，就像一匹收不住缰绳的野马，奔腾不止，不知在哪儿闯乱子，使多少人民生命财产毁于一旦。现在到了我们手里，一定要驯服它。”

话说下午4点，毛泽东返回到停在九里山机场专用线上的专列，尚有余兴，他连连说：

“今天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许世友等人说：

“我们陪同主席，听了一堂难得的历史课，长了很多知识。”

毛泽东说：

“刘邦在这里战胜了项羽，我们在这里战胜了蒋介石。我们不能学习楚霸王，我们要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也要牢记自己的经验教训。”

他对当地领导表示感谢，还应邀为他们题了词，说希望他们把工作搞得更好。尔后，他又与许世友、江渭清等人一一握手告别。临走时，毛泽东告诉王士英厅长说：

“下站到兰封，请你通知河南同志。”

5点零5分，专列离开了古城徐州。毛泽东去看望了滕代远，询问了他的病情，又说：

“你的健康情况不好，以后外出视察工作，你就不要再陪行了，派一个副手来就行了。”

专列直奔河南，停在了黄泛区简陋偏僻的兰封车站的一个岔道上，这里是兰封支线。

10月30日清晨，大自然在晨曦中苏醒了过来。一夜未睡的毛泽东穿着风衣，下了专列，众人也陆续跟了下来。大家站在小车站的岔道上，可以听到从远处的村庄里传来的报晓鸡鸣。

河南省省委书记张玺、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和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及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早已迎候在车站上。

张玺，职业革命家，原名王常珍，1912年出生在河北省平乡县东田村。1949年6月，他出任中共河南省省委书记；1956年患鼻咽癌，坚持工作；1959年病逝。

毛泽东和张玺、吴芝圃、王化云、陈再道一一握手，他问起陈再道的家乡、出身和经历，陈再道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

“你这个放牛伢子，现在当了司令，真不简单！我知道，在战争年代你是一员战将。现在你们既要做好军区的工作，又要积极参加地方的生产建设，要同地方党政机关一起，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深秋的清晨，冷空气迎面扑来，毛泽东一行人沐浴着晨曦，踏着朝露，向着一个村庄走去。

村头的打谷场上，站着两个像父子模样的农民，长者约莫50来岁，年轻的有30来岁，都是中等身材。他们肩上披着黑色粗布小棉袄，穿着夹布裤子，裤脚用黑色的带子捆绑在脚腕处，双手交叉抱着双肘。这两位农民半张着厚实的嘴唇，以微笑的目光，注视着这一群不速之客。毛泽东走到他们面前，亲切地向他俩打招呼，与他们一一握手，问道：

“今年收成怎么样？”

“还行喽。”

青年农民环顾了一下谷草堆，憨厚而高兴地回答着。年长的农民补充说：

“这里的土质不好，盐碱地多，有的收成不行，不怎的。”

毛泽东半侧着头，看着比他矮的农民，又问：

“够吃吗？”

“解放后，庄稼人的生产积极性高了，都为自己种地，精耕细作，够吃。”

年轻的农民这样回答。年长的农民吸着旱烟，在旁边点了点头。毛泽东说：

“要改造盐碱低洼地，就能提高粮食产量。”

“能行？”

年长的农民很有兴趣地问。毛泽东肯定地说：

“能行！你们可以挖沟，疏通河流，翻淤压碱，可以植树，造林固沙，排灌。当然，这些要靠农民组织起来，生产形式再大一些，才能解决农田改造工程。”

告别了两个农民，毛泽东顺着一条小路向西继续走去。在不远的一个小山沟的北山坡上，有几处农舍。毛泽东来到小山坡下，由省里陪同的领导做向导，向上爬去。李银桥、孙勇急忙加快两步，一左一右小心翼翼地扶着毛泽东，爬上了土坡。土坡上面是一块平地，北边有一排房子，用土墙分成数家，毛泽东随着省领导走进西侧中间的一家。这一家是两间房子，门上挂着有补丁的棉布帘。屋里的光线很暗，只有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主人在盛着玉米棒子的柳条笸箩里脱着玉米粒子，哗啦哗啦的声音像小曲一样，从笸箩里传出来。省领导将一条唯一可坐的长板凳搬到女主人的下对面，请毛泽东坐下来。毛泽东缓缓地坐在了凳子上，背对着门口，弯曲着上身，面对着低着头脱玉米粒的老太太问：

“你家里其他人哩？”

“儿子当兵去了。”

老太太头也不抬，头顶对着毛泽东，手里不停地搓着玉米棒子。

“还有什么人哪？”

“老头子一早起来，就去赶集啦。”

“打的粮食够吃吗？”

“打的不多，盐碱地不爱长。”

“啊！”

毛泽东同情地应了一声。这家的女主人并不知道对面的客人是毛泽东，她一直埋着头，做她的营生，从没有抬过一次头，看一看和她交谈的人是谁。

“我们要走啦。”

毛泽东离开了长凳，伸直了腰，站了起来，向女主人告别。

“你们要走啦，不喝点水呀？”

女主人用农村中的客套话应酬着，她仍然坐在矮凳子上未动地方。

“不喝啦。”

毛泽东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了户外，顺原路返回。刚一下坡，迎面走来一位花白胡须的老农，约莫60多岁，粗壮的身体，穿着一身夹布上衣，腰间束一条粗粗的黑色褡包，夹衣外面披着一件黑色的小棉袄，见到毛泽东一行人，客气地说：

“要走啦，到家去坐一坐吧！”

“赶集回来啦，刚从你家出来！”

省领导打着招呼，又把脸转向毛泽东说：

“这位是那家老太太的老伴。”

毛泽东刚走到下坡的当儿，后面突然传来那老年妇女的声音：

“毛主席呀，您来啦！”

毛泽东扭头一看，只见那位老太太，已经站在了土坡的边上，笑眯眯地半张着少了几颗牙齿的嘴。她可能是刚从回到家里的老伴嘴里，猜测到是毛主席来到家里了。毛泽东脸上露出了笑容，在李银桥、孙勇两位副卫士长的搀扶下，举起右手，轻轻地上下摆动了几下，向她表示致意。老太太看清楚了毛泽东那高举的右手，又高声问道：

“毛主席呀，斯大林来了没有哇？”

毛泽东和他周围的人都被问笑了。罗瑞卿笑着说：

“嗨，这位老太太还真有点国际主义精神哩！”

毛泽东路过一个小学校时，听到了朗朗的读书声，这位曾经立志当老师的国家主席被吸引住了。他走到教室的窗前，认真地听了一下女教师的朗读，微笑了，评价说：

“教得好！”

女教师急忙跑出教室，追上张木奇说：

“同学们看到毛主席了，我想见一下毛主席行吗？”

张木奇不敢做主，便婉言谢绝了。毛泽东一行人回到专列上，用了早餐。河南省委的张玺、吴芝圃和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来见毛泽东。王化云准备向毛泽东汇报治理黄河的情况。毛泽东不熟悉王化云，就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王化云说：

“我叫王化云。变化的化，云彩的云。”

毛泽东微笑着说：

“雨水多了，化云就开晴，逢到干旱，化云就下雨。我看咱们中国有了你，老百姓吃饭可以不发愁了。”

众人闻言皆笑。毛泽东：

“走，咱们去看黄河，且看且说吧。”

一行人驱车来到黄河南岸的东坝头堤段。吴芝圃介绍说：

“这东坝头就是清朝咸丰五年黄河决口改道的地方，名叫铜瓦厢。”

毛泽东看到东坝头的防汛人员，正在检查、修整堤坝，就问王化云：

“像这样的大堤和石头坝你们修了多少？”

王化云回答说：

“全河修堤1800公里，修坝近5000道。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代，这些埽坝很不坚固，现在都改成了石坝。”

毛泽东问：

“黄河6年内没有决口泛滥，今后再继续把大坝和埽坝修好，黄河是否会决口呢？”

王化云说：

“这不是治本的办法，如遇异常洪水，还有相当大的危险。”

毛泽东笑着说：

“黄河涨上天怎么样？”

王化云还是一本正经地说：

“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埽坝挡不住。”

说话间，众人来到了杨庄险工地段，毛泽东指着手持钢棍的技术人员，问王化云：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王化云立即用手招来一位工程师，说：

“请你向毛主席汇报一下，你们是在干什么。”

工程师兴奋地说：

“毛主席，我们是在探鼠洞，鼠洞是黄汛时决堤的重大隐患，如果洪水灌进鼠洞，就会顺着洞穴流向鼠洞的另一个开口，假如另一个洞口开在堤坝的外侧，洪水便会迅速地流向堤坝的背河道的一面，因为洪水的压力很大，加上堤土遇到水时就会软化，易被冲掉，鼠洞就在洪水的冲击下迅速地扩大、崩塌，而导致决堤。”

毛泽东听了，感叹道：

“千里之堤，溃于一穴。”

说罢，又问工程师：

“怎么个检查法呢？”

工程师向一位距离近的技术人员招了一下手，那位技术人员小跑过来，工程师接过他手里的钢棍，在毛泽东的脚前，一边做动作，一边解释说：

“我们用双手错开，持钢棍向下刺去，提拉一下，为了增强冲力，再往深部刺去，这样反复地向下刺去，如果遇到鼠洞，双手就会感到无抵抗的刺空感，就可以断定有鼠洞了。”

毛泽东又问：

“发现鼠洞之后，又怎么办呢？”

“如果发现鼠洞，就将钢棍刺入的小孔扩大，暴露鼠洞，然后把水泥浆浇灌进去，使其充满鼠洞。老鼠如果来不及逃走，就会被水泥固铸在洞内。这样一来，既堵了鼠洞，又杀死了老鼠，加固了堤坝。”

毛泽东听了，脸上泛起了赞许的微笑，他说：

“好，我来试试。”

说着，他兴致勃勃地把袖口稍微卷了一下，从工程师手中接过钢棍，刺入地下，不到两分钟，已经刺入地下1米多深。他的脸上露出了惬意的微笑，称赞说：

“可以，是个好办法，简单易行。”

工程师也高兴地说：

“这是我们的小小发明，别的地区的防汛人员，常常来到我们这里取经哩。”

毛泽东说：

“很好，谢谢你啦。”

他握别了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站在东坝头的堤岸上向对岸望去，用手一指对岸，侧头问王化云：

“那是什么地方？”

王化云说：

“那是西坝头。”

毛泽东问：

“咸丰年间，清政府为了对付太平军，就是在这里决口的？”

王化云肯定地说：

“就在这东坝头。”

毛泽东回到专列上，告诉汪东兴说：

“开车，继续向西，去开封。”

于是，专列离开了兰封车站，向西驰去。众人用过午饭，罗瑞卿劝毛泽东说：

“主席，你休息一会儿吧。”

毛泽东没有应声，正在思考着水利的事，他突然说：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

这可能是他首次想到了南水北调的问题。少顷，他又对王化云说：

“上午在东坝头收获不小，但这里看不出悬河，我想找个地方看看悬河，在哪个地方比较好？”

王化云说：

“在柳园口比较好。东坝头因决口，河道冲深了，所以悬河不明显。”

毛泽东问：

“那里的悬河能高出地面多少米？”

“3到5米。封丘曹冈险段，高出8到9米。开封城内地面比黄河低5到6米，如果来洪水相差更大。”

“那我们就到那里去看看吧。”

罗瑞卿再次劝毛泽东休息一会儿，毛泽东摆摆手，意思是你们休息吧。他对黄河的事兴趣正浓，高兴地对王化云说：

“‘黄河’，你是好人啊！你为治黄做了很多工作，希望你能为办好黄河的事，继续努力工作。”

毛泽东戏称王化云为“黄河”，可见他对这位治黄专家是非常满意的。

下午3点10分，专列到达开封车站，毛泽东因看悬河心切，对张玺、吴芝圃说：

“先去看悬河，尔后再进城。”

毛泽东一行人换乘汽车到了柳园口。这柳园口是东坝头的上流堤段。毛泽东下了车，直奔堤坝而去，由于他爬得太急，到了坝顶累得直喘粗气，李银桥连忙把大衣放在地上，让他坐下，点一支烟休息一下。

毛泽东休息了一会儿，在两行柳林夹着的堤面上，大步向西走去。在堤坝西侧，摆放着两张桌子，桌上放着水壶和碗，桌子周围有几条长凳子，像农村招待客人一样。这是当地领导特意安排的，汪东兴看着桌子很满意，点头微笑说：

“办得好。”

大家劝毛泽东坐下休息一会儿，毛泽东看了一眼桌子，没有坐，继续往前走，他完全被黄河的景象吸引了。毛泽东身边的一位随员问王化云：

“这是1938年蒋介石炸堤的地方吗？”

王化云说：

“蒋介石炸堤决口的地方是在花园口，花园口是在郑州附近，是离这里不太远的上游。1938年6月，日寇占领了开封，进逼郑州，蒋介石政府竟下令炸毁了花园口的黄河大堤，致使被淹没的豫皖苏平原造成重大灾祸。”

毛泽东来到在柳园口最易发生险情的地段上，这一截堤段，还留有历史上决口以后堵上的痕迹，堵截部位显然是向南移了。毛泽东站在这里，向河面望去，但见黄水泥流波涛滚滚，比东坝头的流速更快。面对此情此景，他自然想到了唐代描写过黄河的两位诗人。他将视线缓缓移向上游，高声吟诵起王之涣的名句：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继之，他又把视线收回来，向下游眺望，吟诵起李白《将进酒》中的名句：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毛泽东看到大堤北面的黄河在地面上奔流，大堤南面的村庄树木和农田，好像落在凹坑里，高大的杨树梢，还比大堤低，就问：

“这是什么地方？”

张玺说：

“这里就叫柳园口。”

毛泽东感叹道：

“啊！这就是‘悬河’啦！黄河水比堤外的树丛还高，真不愧为是悬河啊！”

他又向远处隐约可见的开封古城望去。防汛人员介绍说：

“开封北门的铁塔，是城中最高的建筑物，它的尖顶与河道水面同在一个水平上。”

防汛人员还说：

“这个地方的堤段如果决口，黄河水的落差将会有10米之巨，后果将不堪设想。”

吴芝圃插话说：

“黄河在这一带经常发水，开封也多次被淹，再加上政治、军事的原因，这里的人民遭受的苦难更多。秦统一六国时，秦将王贲攻取大梁引水灌城，使大梁化为废墟。金明昌五年，黄河在阳武决口后，经开封城北向东流，大水灌城，历史名城再次成为废墟。道光21年，黄河又在开封西北张家湾决口，水困开封达8个月之久。据说最惨的一次是明末那次决口，全城有37万人，大多数葬身鱼腹，仅有3万人幸免。”

王化云说：

“这里是黄河防汛措施的重要保护地段。全国解放后，还没有发生大的险情，我们也决不会让它重演历史上发生过的惨事。”

毛泽东问：

“历史上，这段黄河在最大洪峰时，流量是多少？”

王化云回答了毛泽东的提问之后，又说：

“清王朝时，有个民谣，描述过一次大洪水的情况：‘道光二十三，洪水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那次洪水是够大的了。”

毛泽东说：

“你们一定要好好防守，千万不能再让黄河决口了！”

说罢，他下了大堤向河边走，沿着河边折向东方，弯腰抓了一把泥沙细细看，问道：

“这是不是从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冲刷下来的？”

王化云说：

“是的。”

毛泽东又问：

“一年能冲下来多少黄土？”

王化云说：

“据陕县水文站测量，该地平均每年往下游冲去13.8亿吨。大量泥沙的淤积，是造成黄河改道泛滥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点点头，朝渡口附近一个小饭铺走去。饭铺里的掌柜是位老汉，一见来了一群人，便陪着笑脸迎了上去，让众人到屋里坐。毛泽东一边往屋里走，一边问身边的罗瑞卿：

“我们在这里用餐？”

他又问老汉：

“你这里有啥子吃的？”

“有面，里面坐。不吃也没关系。”

老汉一边高兴地说着，一边直盯着毛泽东看。他看着眼前这位大个子干部，好像是画像上的毛泽东。看着看着，他一下子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你……你是毛主席？毛……毛主席你好啊！你坐下，我给你做饭去。”

李银桥、孙勇见这情形，上前拉着老汉说：

“谢谢你老人家，毛主席还有事，改日再来，让他走吧。”

其他领导也都上来了，一边劝老汉，一边劝毛泽东。毛泽东只好对老汉摆摆手，歉意地说：

“那就以后再来吧。”

众人拥着毛泽东离了小饭馆，边走边聊。吴芝圃说：

“主席，柳园口斜对岸往东30里就是陈桥渡口，也就是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地方。”

毛泽东“噢”了一声问：

“那里还有什么遗迹吗？”

“那里还有个庙，有石碑，还有一棵系马槐。”

叶子龙见二人说起陈桥，怕毛泽东再到陈桥去，就给王鹤滨使个眼色，说：

“劝劝主席，不能再安排活动了，太紧张了。”

毛泽东似乎听到了他俩的话，瞟了他们一眼，说：

“时间太紧张了，不能去了。”

叶子龙这才松了一口气，又小声对张玺说：

“问问进不进开封城？”

张玺就问毛泽东：

“主席，到开封市内看看吗？”

毛泽东说：

“回去再说。”

此时已是下午4点30分，毛泽东一行乘车离开柳园口，返回开封车站。在车上，吴芝圃对毛泽东介绍说：

“开封原名叫启封，地址在今开封南20多公里的朱仙镇的古城村，是春秋时郑庄公所筑，是郑国东北边境上的一座驻兵屯粮的重镇。战国时期称大梁，魏惠王迁都大梁，并着意经营，在这里称霸中原。”

毛泽东说：

“开封的地位很重要，它北据赵燕，南临江淮，为中原争雄战略要地。历史上的窃符救赵、楚汉相争、陈桥兵变等著名故事，都发生在这一带。开封在历史上曾是古都，有着光辉的历史，除在战国时当过魏国的国都，五代时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相继建都于此。赵匡胤建立北宋仍建都于开封。北宋时期开封发展最快，也是顶峰时期，开封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汽车驶进古城北门，到了铁塔附近，毛泽东示意司机周西林停车。他下得车来，看那城垣已被黄沙吞噬了一半，心情郁郁，一种忧思油然而生。他心情怏怏地来到铁塔前，他仔细审视了一番。

开封铁塔位于市东北隅，那个地方原名叫夷山，北齐天宝十年在此建独居寺；唐开元十七年，玄宗封泰山归来过汴州时，改名为封禅寺；北宋扩建并改名为开宝寺。太平兴国七年，在寺内的福胜院建一木塔，以供奉佛舍利，名福胜塔。宋真宗因听说塔顶放光，改名为灵感塔。1044年，灵感塔被雷击毁，1049年，宋仁宗下令重建，其规制仿木塔八角形13层阁楼式建筑，材料则改为褐色琉璃砖。整个塔通体呈铁色，故称铁塔。

毛泽东在张玺、吴芝圃、陈再道、王化云等人的陪同下，围绕着铁塔仔细察看。吴芝圃再次说起明末水淹开封的惨祸：

“开封城在历史上被黄河淹没过多次，明朝崇祯十五年那次淹的最惨，全城37万人，葬身鱼腹的有34万，仅有3万人幸免。现在打井钻探时已经发现，开封地下有3层房屋建筑。原来铁塔是建在一个土丘之上，现在这个土丘连同铁塔的第一层都被掩埋在地下了。”

毛泽东在铁塔北面指着铁塔近顶部残缺的洞口问：

“那塔上的破洞是怎么回事？”

吴芝圃说：

“那是日本鬼子用迫击炮轰炸的。”

毛泽东说：

“日本鬼子真是作孽，好好的铁塔，又没拿刀枪和他们作战，为什么向铁塔开炮呢？”

他一边嘟囔着，一边用手指点着数铁塔上的洞，一共有六七个。他又问：

“日本人炮击铁塔和战斗有关吗？”

“没关系。据说他们是为了庆祝他们的胜利，故意开的炮。”

毛泽东高傲地说：

“打了这么多炮，也没有把铁塔打倒嘛！”

吴芝圃附和着说：

“铁塔设计精密，结构合理，有抗倾覆、抗震的良好性能。900多年间，经历地震40多次，暴风10多次，水患6次，都没有发生大问题。小日本打几炮怎么能打倒呢！”

毛泽东说：

“炮弹穿了洞都没有打倒，说明我们的铁塔确实坚固，我们祖先了不起。我们要牢记这笔血债。你们地方要想办法，把日本鬼子打的洞修补一下，保护好祖国文化遗产嘛！”

吴芝圃赶忙说：

“好，主席，我们一定尽快地抓紧时间把它修好！”

一行人又乘车来到位于开封市西北隅的龙亭。龙亭大门外的马路两侧，有潘、杨二湖。毛泽东在张玺、吴芝圃、陈再道的陪同下，穿过潘、杨两湖之间的通道，进入龙亭大门。这里据说是北宋皇城的遗址，清康熙三十一年在这里修建了万寿亭，每逢皇帝生日，文武官员在此朝拜，后改为龙亭。毛泽东看了孙中山的铜像，问：

“这是谁铸的？”

吴芝圃说：

“是冯玉祥主政河南时铸的。”

毛泽东说：

“冯玉祥是个好人，他在河南做了不少好事。”

他看到孙中山铜像的头部、臂膀和前胸有4个子弹坑，便问：

“这是谁打的？”

“也是日本鬼子打的。”

毛泽东气愤地说：

“噢，又是日本人打的！孙中山是打不倒的。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谁也打不倒！”

在龙亭石门前，他驻足观看横额上镌刻的康有为《登亭有感》一诗，边看边吟诵：

“远观高寒俯汴州，繁台铁塔与云浮。万家无树无宫阙，但见黄河滚滚流。”

吟诵完了，他还让秘书把这首诗抄录下来。踏上数十级石阶，登上高大的龙亭殿堂，他又问：

“这是不是赵匡胤的宫殿？”

吴芝圃回答说：

“赵匡胤的宫殿早已毁掉了，这是明朝周王府的旧址。”

此时天色已晚，可毛泽东游兴正浓，他问张玺、吴芝圃：

“这里还有什么可看的，既然来了就都看完。”

罗瑞卿说：

“主席，太晚了，回去休息吧。”

毛泽东看看天色，无可奈何地说：

“那好吧。”

5点45分，毛泽东一行在陈再道引领下，驱车来到了城南关有“红洋楼”之称的省军区招待所。

10月31日早晨5点多钟，天还没有亮，毛泽东已经坐到了专列的客厅里。他对送行的张玺、吴芝圃、王化云等人说：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张玺等人表示：

“一定遵照主席的指示，治好黄河。”

上午8点，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了郑州附近的邙山脚下。早早在那里等候的郑州市委书记赵武成、市长宋致和等人，上前迎接毛泽东。

罗瑞卿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和下一步视察，乘专列穿过邙山涵洞继续向黄河北站的管理工段驶去。毛泽东则在赵武成、宋致和的引领下登上了邙山。他发现山上有村民，很高兴，便来到了刘宗贤家。刘宗贤30多岁，是邙山黄门村的生产队长。他见毛泽东来了，非常激动，立即用自家的粗瓷碗盛了一碗温开水，恭恭敬敬地捧给毛泽东，说：

“请毛主席喝口水，解解渴吧！”

毛泽东刚要伸手接碗，卫士赵鹤桐马上把自己带来的水杯递过去。这时候因为刚解放不久，卫士们为安全起见，都随身给毛泽东带着水。毛泽东未加思考，把赵鹤桐拨到一边，伸手接过刘宗贤的碗，将那碗白开水一饮而尽，还将碗口朝下向刘宗贤示意都喝光了，又用手抹抹嘴说：

“谢谢你。”

刘宗贤十分激动，马上拉着他的爱人说：

“快来，你看这是谁？”

刘宗贤的爱人叫李万玲，是村妇女主任。她看着毛泽东说：

“我看这位领导像墙上的毛主席。”

刘宗贤说：

“对，这就是毛主席！”

毛泽东一行离开刘宗贤家，沿着弯曲的山路爬上邙山东侧的小顶山，这是一个不高的岗子，有百米上下，但站在上面，可以俯瞰黄河和像带子一样的黄河铁桥。毛泽东环视四周，他用手一指，说：

“这西边是什么地方？”

赵武成介绍说：

“西边就是荥阳。从这里西去十几里路，就是刘邦和项羽当年打仗对峙的地方。”

毛泽东说：

“你们这里历史上称中州、中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春秋时期的郑国，就建在你们这里。战国时期这一带也常打仗。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在荥阳、成皋一带打了很长时间的拉锯战，以鸿沟为界相持不下。后来，双方同意都撤军，刘邦用张良、陈平之计尾追项羽，把项羽打败。项羽撤退是经过这里吗？”

郊区公安局副局长李国光说：

“是的，鸿沟南北40多里长，邙山那一段称广武山，和这一段一样，北面是黄河，往东只能走上山路。在这小顶山西边有两个山沟，一个叫回头沟，据说项羽在那里回头发现了刘邦违约追击自己。另一个在回头沟东边叫摇头沟，据说项羽这时才意识到已经无力与刘邦争夺天下，承认自己失败了，只好继续向彭城方向撤退。”

毛泽东很有兴趣地微笑着听着。卫士李家骥指着一块平坦的地方说：

“主席休息一下吧。”

“好，好。”

毛泽东嘴里应着，面对黄河，顺势坐在一个像小板凳似的土坎上。赵鹤桐把水杯递过去，毛泽东喝了水，点燃了一支烟，一边慢慢地吸着，一边凝视着那向东流逝的黄河水。此时，正好有一列火车从黄河铁桥上驶过，摄影师侯波抓住了这个瞬间，按下了快门，将毛泽东的形象与奔驰的火车、流动的黄水，固定在同一个画面上。

毛泽东对赵武成、宋致和说：

“黄河是养育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现在简直成了一条害河。俗话说：‘黄河九曲十八弯，富了前后套，害了山东和河南’。它一出三门峡，就像一匹收不住缰绳的野马，奔腾不止，不知在哪儿闯乱子，使多少人民生命财产毁于一旦。现在到了我们手里，一定要驯服它。不然，我是睡不着觉的。”

赵武成、宋致和都表示说：

“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

毛泽东又说：

“这里是交通要道，但只有一座铁路桥，还不够。”

此时天刮起了风，吹起了毛泽东的衣服，吹乱了毛泽东的头发，赵武成说：

“主席，风太大，我们下山吧。”

毛泽东说：

“好，我们到前边再看看。”

欲知毛泽东接下来视察黄河的具体情况，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读者诸君看到此处，可能已经看明白了，毛泽东自离开北京以后一路走来，并非为了游山玩水，而是在“三反”、“五反”结束、“天下大定”之后，工作重心的又一次转移。这次以治理黄河为主线的社会大调查，说明他的中心工作，已经进入策划经济建设和思考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阶段了。又一次未雨绸缪，这就是为人民利益勇于探索的谋略家毛泽东！

第41章 1952年11月1日—

“如果全国2000多个县，每个县都有这样一条渠就好了。能不能在黄河下游各县都搞一个闸？黄河这条难以被前人驯服的蛟龙，现在在你们手里，开始被驯服了，为人民造福了。”

话说上午10点钟，毛泽东离开小顶山，在滕代远、赵武成、宋致和陪同下，缓缓朝黄河铁桥工段门口走去。工段队长乔廷选一眼认出了毛泽东，他和梁世久急忙上前与毛泽东握手问好。

此时，罗瑞卿乘坐的专列已经从黄河北边返回来了，毛泽东登上专列，向黄河北岸驶去。滕代远把乔廷选和梁世久介绍给毛泽东，他说：

“这两位是黄河铁桥工段的队长，他叫乔廷选，他叫梁世久。”

毛泽东一听就高兴了，说：

“真巧啊，两个修桥的，一个姓乔，一个姓梁，两个姓合在一起，正好是‘桥梁’，真是太好了。”

他顺手从桌子上拿起中华牌香烟，对两位队长说：

“请抽烟。”

二人连连摆手说：

“不会，不会，谢谢主席。”

乔廷选取出有关材料，准备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看他们非常严肃，就亲切地说：

“随便谈，随便谈。”

乔廷选就放下材料，汇报了铁桥5次加固的过程。毛泽东说：

“了不起，你们有功劳。”

乔廷选又汇报了安全情况，还说铁桥加固后行车速度每小时提高到30公里。毛泽东问：

“那为什么现在车还这样慢呢？”

滕代远说：

“现在车速慢，是想让主席多看看桥梁。”

“好一个机灵的滕代远，不愧为军事家。”

毛泽东说完哈哈大笑，滕代远与大家也跟着笑起来。专列越过铁路桥，毛泽东下车后，突然转身往回走，说：

“我再看看大桥。”

众人也只好随着他往回走。毛泽东走到河边，弯腰拾起一个小薄石片向河中甩去，小石片在水上跳跃了几下钻入水中，后边有人称赞道：

“主席抛石片的水平很高啊！”

毛泽东笑着说：

“不行了，与年轻时比差多了。”

此时铁路工程师刘鸿钧过来了，毛泽东一听说是工程师，就和他攀谈起来。他听说刘鸿钧是壬辰年生人，说道：

“那你长我2岁。”

毛泽东又问：

“这黄河大桥是何时所修，桥梁多长？”

刘鸿钧说：

“这座桥是光绪二十九年，也就是1903年由比利时贷款建的，1905年建成，1906年4月正式通车。全长3015米，102孔。维修前只能通过轻型机车，每列火车要分两次过，速度还要在每小时5公里以内。经过我们5次加固，有所改善，但还需要对桥墩子进行稳固处理。”

毛泽东问：

“处理后还能使用多少年？”

刘鸿钧说：

“大约6年吧。”

毛泽东对刘鸿钧的汇报很满意，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谢谢，谢谢！”

刘鸿钧激动地说：

“这是毛主席领导的好。”

侯波悄悄地拍摄下了毛泽东和工程师握手的这一瞬间。

上午11点，毛泽东乘专列来到黄河北站。黄河北岸已经是平原省的属地了。平原省委书记潘复生、省长晁哲甫、省军区司令员刘致远，早已从省会新乡市赶来等候。罗瑞卿下了车，对潘复生等人说：

“主席刚登过邙山，身体有些累，请你们上车吧。”

毛泽东在客厅里接见了潘复生等人，因为他不认识晁哲甫，罗瑞卿就介绍说：

“这位是平原省政府晁哲甫主席。”

毛泽东用右手在左手掌上画着说：

“你的姓是上‘曰’下‘兆’，托塔天王‘晁盖’的那个晁字。”

晁哲甫点头称是。毛泽东又说：

“我这次出来是休息，和你们随便聊聊，一不扰民，二不谈工作。”

潘复生马上说：

“我们昨晚商议过，还是请主席到我们省委机关休息，和干部们见见面。”

毛泽东说：

“这样不好，那不就改变初衷了吗？以后还有机会嘛。新乡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有的，为什么叫新乡？你们知道吗？”

潘复生3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摇摇头。毛泽东看他们都说不上来，就说：

“你们新乡可有历史了。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这个地方为邺、庸、卫3国，让他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别监之，管叔居庸地。汉时为汲县新中乡。隋开皇六年，取‘新中乡’首尾二字，始称新乡县。这里自古就是军事要地，你们在这里做官，要懂得这里的一些历史啊。”

潘复生不好意思地说：

“我们一定向主席学习。”

毛泽东说：

“平原省这个地方，情况比较复杂。解放后，公开的敌人消灭了，暗藏的敌人还存在，破坏我们的建设工作。加上这里又是黄泛区，正是为了剿匪、治黄，恢复战前元气，中央决定成立了平原省。你们3位在这里工作了3年，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我在开封听说你们的‘引黄济卫’工程搞得不错，这次想专门看看，听听。”

潘复生说：

“3年来，我们发动全省干部群众，在1949年冬完成了土改任务后，又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和恢复工农业生产运动。同时，集中力量完成了‘引黄济卫’，也就是人民胜利渠的水利建设工程。”

毛泽东问：

“为什么叫‘人民胜利渠’呢？”

晁哲甫说：

“因为这个工程，具有双重作用：在上游，能放水灌田；在下游能‘济卫’航运。这标志着党和人民在治黄事业上的胜利，所以我们给它起了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起得好。今天，我们就看看你们的胜利渠。走，我们下车。”

11点30分，毛泽东在潘复生、晁哲甫等人陪同下，在人民胜利渠支线站下了专列，改乘4面有栏杆、专供铁路工人使用的平板车。这种“小火车”，大家是第一次看到，尽管它声音很大，还是觉得很有趣。毛泽东大声问：

“人民胜利渠是什么时候测量的？”

晁哲甫也大声回答道：

“1951年1月，黄河水利委员会做出‘引黄济卫’的决定；实际上，从1949年12月就开始了全面测量工作。”

“测量了多少地方？用了多少时间？”

“测量的地方，西起武陟县，北至汲县城，南起黄河北岸铁桥，东至新乡市卫河以东400余公里的地方，面积1300平方公里。用了5个月时间才完成了全面测量任务，为后来的施工做好了准备工作。”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叫不打无准备之仗。”

12点10分，平板小火车来到了人民胜利渠路口。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赵明甫、引黄济卫工程处主任萧华、人民胜利渠管理段段长乔登云，早已在此等候。他们见毛泽东来了，跑步向前，与毛泽东握手问好。毛泽东和乔登云握手时，听说他姓乔，笑着说：

“噢，又一个乔，南有乔梁，北有乔，还有没有梁啊！”

毛泽东登上人民胜利渠的大坝，举目四望，指着总干渠和分出去的支渠问赵明甫：

“这大小渠道有多少？”

赵明甫说：

“总干渠由此向东，到新乡市以东的饮马口入卫河，全长25.7公里；沿渠建有防洪闸1座，跌水3座，桥梁30多座，干渠5条，支渠38条，斗渠351条，农渠2896条，共长1430公里，各类建筑物4597座。”

“用黄河水灌田好不好？”

“好，凡用黄河水灌溉的庄稼，都获得了丰收。”

“哦，都获得了丰收！如果全国2000多个县，每个县都有这样一条渠就好了。能不能在黄河下游各县都搞一个闸？”

“可以研究。”

毛泽东感叹道：

“黄河这条难以被前人驯服的蛟龙，现在在你们手里，开始被驯服了，为人民造福了。”

他又靠近晁哲甫，手指南边问：

“那边是邙山吗？”

晁哲甫说：

“是”

“西边是什么地方？”

“温县、孟县。”

“温县，为什么叫温县，你知道吗？”

“不知道。”

于是，毛泽东就从温县的由来，讲到司马懿，以及司马懿如何与诸葛亮打仗；又说豫北是个出人才的地方。

叶子龙走近潘复生指指表，潘复生会意地点点头，对毛泽东说：

“主席，到渠畔走走吧。”

毛泽东说：

“来了，就是要看的，走，看看去。”

他沿着胜利渠北畔浏览，来到第二个启闸前，问乔登云：

“为什么不开闸？”

乔登云说：

“现在麦子已经种过了，不需要水。”

毛泽东兴奋地登上闸门的水泥坝台上，指着闸门机械说：

“你们让这些机械露着天不好，工人操作修理也不方便。应该盖个小房子，让工人在房子里操作，对保护机器也好啊。”

乔登云说：

“毛主席想得很周到。当时我们只顾赶进度，没有考虑那么多。我们一定照主席说的办。”

毛泽东又问：

“这闸门需要几个人才能启动啊？”

乔登云说：

“一两个人就可以打开闸门。”

“一个人能行吗？”

“也可以摇得动。”

毛泽东顿时来了劲儿，他脱下大衣，将两个袖口向上挽了一下，手扶着螺旋盘扭转提升闸门机械，跃跃欲试。乔登云马上吩咐守闸工人打开了闸门的锁。毛泽东紧握旋盘，用力扭动起来，孙勇，王振海也来帮忙。随着闸门的升高，黄水便冲过闸门涌进了渠道，向北流去。毛泽东试过开闸之后，面部红润，露出了笑容。赵鹤桐赶紧给毛泽东递上一条毛巾，毛泽东边擦脸，边看着潺潺的流水，高兴地说：

“还是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啊！还好！不费力气。”

他指着浑浊的黄河水问乔登云：

“这水中有这么多淤泥，淤了庄稼怎么办？”

“在下游有个清沙池，水到那里经过沉淀，再放入支流灌田，这就解决了不淤庄稼的问题。”

“你们想得很周到嘛。”

此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潘复生指指太阳对毛泽东说：

“主席，该喂肚子了。”

毛泽东说：

“好，你是东道主，听你的。”

于是，毛泽东一行由原路返回，于下午2点15分，上了专列。罗瑞卿在餐厅忙前忙后，招呼大家入座，吃午饭。毛泽东问赵明甫：

“赵明甫同志，引黄灌溉分几级？”

赵明甫回答说：

“5级，就是总干渠、干渠、支渠、斗渠和农渠。”

“这5级各起什么作用？”

“总干渠供干渠用水，干渠供支渠用水，支渠供斗渠用水，斗渠供农渠用水；只有农渠才直接灌田。”

毛泽东笑着说：

“噢，这也是一级管一级，上级管下级啊！现在你们这里有没有井灌田？”

“有。”

“效果怎么样？”

“与渠灌差不多。”

毛泽东似乎是在做总结，他说：

“井水灌田是游击战，渠水灌田是阵地战。两种打法都用，这也是两条腿走路嘛。”

吃过午饭，毛泽东说：

“休息10分钟，再看饮马口。”

下午3点零5分，毛泽东仅仅躺了10分钟，就一骨碌爬起来了，喊道：

“瑞卿啊，备车去看饮马口。”

众人乘车向新乡市驶去。在繁华市区，毛泽东探看市容时被年轻人认出来了，一时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车队也被涌上来的群众围了个水泄不通。省公安厅厅长王路宾和罗瑞卿急忙指挥工作人员疏导群众，好不容易才把车队引领出去。毛泽东却像没事一样，指着一片楼房对潘复生、晁哲甫说：

“天晓得，你们搞了这一大片，可真是不少啊！”

车队出了市区，还需要步行一公里才能到饮马口。走了一会儿，毛泽东指着漂在河水上的一双并连的小舟问道：

“那里漂浮的是什么，干什么用的？”

赵明甫说：

“那是一只打渔人用的捕鱼小舟。”

这只北方的捕鱼小舟与南方的捕鱼船的确不同，它是把两个1尺多宽、5尺长的小船以相距1尺多的空间并排起来，再用两根横杠从两端把两个小船连接起来。毛泽东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问：

“打渔小舟？一只就够了，为什么把两只连在一起？”

赵明甫解释说：

“这样做有好处。一只脚踏在一只上，一是脚下稳当，不易翻船，便于捕鱼；二是便于搬运，用一根扁担就能担着走。”

毛泽东笑着说：

“这叫脚踏两只船嘛。”

毛泽东一语双关，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下午3点50分，毛泽东一行终于来到了人民胜利渠渠水注入卫河的汇合处——饮马口。毛泽东问：

“为什么叫饮马口？”

赵明甫说：

“传说这里原来叫赵庄，到明朝末年，有几个大官驻在新乡南街，他们的马倌每天经过这里到卫河饮马，所以这里后来就改叫饮马口了。”

毛泽东看着汇合口，又问潘复生：

“农民对‘引黄济卫’有什么看法？”

潘复生说：

“很受群众的欢迎。这项工程极大地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群众说，蒋介石为了4大家族的利益，扒开花园口，造成了连续多年的黄、蝗、匪患；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人民才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

毛泽东说：

“还是我们的人民好，是你们的‘引黄济卫’好。”

毛泽东大概是真的累了，他在河畔的草地上坐下来，一会儿又头朝北脚朝南躺下，用手支撑着脑袋，后来干脆双手一伸全身着地，自言自语地说：

“啊，到小黄河了。”

罗瑞卿、滕代远、汪东兴见毛泽东躺在地上，只怕他受凉，潘复生、赵明甫等地方领导人见毛泽东如此，更不知如何是好；王鹤滨医生埋怨说，活动安排这么多，主席身体能受得了吗？正在大家悄声议论束手无策之际，毛泽东竟发出了鼾声。摄影师侯波一看可高兴了，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她将照相机对准毛泽东，调好镜头，“咔嚓”一声按下了快门。没想到这微弱的响动，竟然惊醒了毛泽东，他睁开眼，看看大家，才知道自己睡着了，笑笑从草地上站起来。潘复生、赵明甫等人歉意地说：

“主席，太累了吧？”

“不累，我到了小黄河，很高兴。”

毛泽东说着接过卫士递过来的水，喝了几口，又点了一支烟，问赵明甫说：

“引黄济卫有什么收益？”

赵明甫说：

“过去的卫河到枯水季节，就断了航，引黄济卫给卫河增加黄河水，不仅可以承受200吨重的汽轮，到了枯水季节，也能通航。同时还能缓解天津市的供水问题。今后还可以建设发电站。”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是你们黄河委员会和平原省人民，改造驯服黄河的胜利。”

他吸了一口烟，又问：

“水量增加，引起土质碱化怎么办？”

赵明甫回答说：

“现在虽然有些碱化，但不严重。根据苏联的经验，可以采取植树办法解决。”

“这是什么科学道理？”

“一棵树的树根，能吸收很多地下水，树多了，就可以控制地下水，从而解决碱化问题。”

“你们种树了吗？”

“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夸奖说：

“你真是个治黄的行家里手啊！”

太阳快落山了，罗瑞卿提醒毛泽东该返回了。于是，众人乘车返回了新乡市。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的专列继续北上，进入岳飞的故乡汤阴县，毛泽东突然对罗瑞卿说：

“到了汤阴站，我要下去看岳庙。”

罗瑞卿吃了一惊，便想法竭力劝阻，并说已经给汤阴县负责人打了招呼，要来汇报工作。还不到9点，专列进入了汤阴火车站，徐徐停下来。

汤阴站台的东南方向，有一个歌颂岳飞的碑林，在这片碑林中，有个典雅的小亭子，亭子中央立有一尊1942年汤阴县知事张直主持镌刻的岳庙指路碑，叫《岳忠武王故里》碑。毛泽东不能去岳庙了，就走上小亭，站在《岳忠武王故里》碑的正面，端详着这6个圆润、奔放的大字，微微点头称赞。尔后，他转向碑的左侧，默读《七言律》，又转向碑的右侧，看了“镌刻经过”，最后在碑后停下脚步，仔细观赏《岳忠武王故里》碑，又小声念起了碑文：

“宋岳飞，字鹏举，汤阴人，……少负气节，沉重寡言，家贫力学，好左氏春秋孙武兵法……，力未冠，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靖康初破敌有功……飞绝酒，帝为飞营荑，飞力辞，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入者，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卒有疾，亲为调药，诸将远戍，遣妻慰其家……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终以不附和议，为桧所害……”

此碑高大且文字较多，毛泽东看起来很是吃力，有时不得不仔细辨认，但他还是耐心地一字一句地读完了碑文。他的眼睛盯着署名处的24个小坑，这显然是用锤子打掉的人名，便摇摇头，遗憾地问当地公安局长：

“这8个立碑的人的名字，为什么都给打掉了？”

公安局长报告说：

“他们都是汉奸，群众恨它们，才给打掉的。”

毛泽东说：

“汉奸想借岳飞给他自己扬名于世么，这是历史，不必打掉，留下来让他们做反面教员，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还是遗臭万年。”

上午9点刚过，汤阴县县长王庭文因上级通知他车站有人召见，便匆忙赶来。毛泽东在询问了汤阴的一般情况后，向王庭文提出了他所关心的问题：

“岳庙都有些啥子建筑？”

王庭文详细地介绍了岳庙的建筑群，又说：

“岳庙的碑碣石刻现在有近百块。”

毛泽东问：

“那里有岳飞的《满江红》吗？”

“有啊，有。”

“你看过吗？”

“看过，看过，我还会背呢！”

“好啊，能让我听听吗？”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眼望，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王庭文操着河北口音，很流畅地背诵了一遍。毛泽东又问：

“诸葛亮的《出师表》，你会背吗？”

“会！”说着，王庭文又背诵起来：“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途崩殂……”

“哈哈，你这个县长的脑子不错嘛，背得很熟的，现在岳庙怎么样？还好吗？”

王庭文报告说：

“战争年代，岳庙也遭到了破坏，解放后，我们拿出1500多公斤小米的费用维修了一下。”

“你们给人民办了一件好事。”毛泽东说：“还应当搞些钱，把坏的地方修一修，保持古庙的静穆才好。”

他又突然问：

“岳家有后代没有？现在表现怎样？”

王庭文说：

“岳家有后代，表现也好。据我们所查，岳家一门忠孝，没有一个当汉奸的。”

“很好，很好！”毛泽东赞扬说：“岳飞是大好人，岳家又没有一个当汉奸的，都保持了岳飞的爱国主义气节，好！”

11月1日上午9点55分，毛泽东的专列到了安阳火车站。先行来到安阳的潘复生、晁哲甫和安阳地委书记曹幼民、安阳行署专员程耀吾、市委书记刘仿生等一群干部，早已在车站等候，他们见专列到了，立即一起拥来。毛泽东站在车厢口，问潘复生、晁哲甫：

“怎么，大家都来了？”

潘复生说：

“同志们都想见见主席。”

毛泽东说：

“大家都很忙，我不是说过，一不谈工作，二不扰民吗？”

潘复生顾不得再作说明，依次向毛泽东介绍前来迎接的安阳地区领导人。程耀吾的名字，引起了喜欢拿名字做文章的毛泽东的注意，他“噢”了一声说：

“陈耀吾，好一个名字，是耳东陈吗？”

程耀吾忙说明自己名字3个字的写法，毛泽东开玩笑说：

“你这个名字不如我的名字好。程耀吾，就是你光耀自己，不耀别人；我的名字叫毛泽东，泽东就是光泽大海，普照东方。你是安阳人民的专员，为什么只照耀自己，不照耀人民啊！”

程耀吾不好意思地笑笑。他本来可以解释，他原名叫程远增，因为做地下工作而改了名。但在这种场合，哪有时间做解释呢？

毛泽东在省公安厅厅长王路宾护卫下，乘坐市公安局的美式吉普，向殷墟方向开去。车队经南厂街、金钟烟厂道口，向西徐家桥村北驶去。

殷墟中心宫殿区，由小屯、花园庄、小庄和王裕口等5个村的地面组成。毛泽东一行在王裕口村东下车，步行来到花园庄。毛泽东脱下大衣，交给李银桥，在孙勇陪同下，向妇好墓那一带走去。此时，妇好墓尚不为世人所知。如果毛泽东知道在他的脚下，就躺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女政治家、军事家妇好，不知道又会引出多少话题来。

毛泽东边走边对身边的人说：

“这里是中国最早的古都之一，商代最后一个王叫纣王，这个人很有本事，能文能武。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曾有过贡献。但那时商已衰败，加上纣王滥用职权，为自己享乐，在修建鹿台中不知耗费了多少劳动人民的金钱和血汗；那些酒池肉林，说明他极其放荡、荒淫、独裁和残暴。据说，他与妲己以砍断樵夫的脚胫取乐；比干冒死进谏，却被他在摘心台剖腹挖心；周文王也被他囚在羑里城监狱，一囚就是7年。由于纣王一意孤行，拒绝批评，又非常残暴，所以众叛亲离，终于被周武王在牧野打败。最后，纣王自焚在自己建造的鹿台上，殷商也就灭亡了。这里在3000年前是个很大的国都，后来成了废墟埋在地下，所以，表面上也看不到什么古迹了。”

议论完了，他又问程耀吾：

“殷墟面积有多大？”

程耀吾说：

“大约有20多平方公里。”

“你知道纣王的墓在哪里？”

程耀吾不知道，便应酬说：

“过去盗墓成风，把古墓搞得乱七八糟，现在没搞清纣王墓在哪里？”

毛泽东听了摇摇头，又问：

“你知道盘庚为什么要迁殷吗？”

程耀吾这才看出来，毛泽东是要考考自己了，好在自己是由安阳县长提拔起来的专员，事先也做了一些准备，一般问题还不至于被问住。于是他谨慎地回答说：

“据说，商在奄以前已迁都多次。阳甲死后，其弟盘庚即位。这时的商贵族很奢侈腐化，政治衰乱，兄弟之间争夺王位的斗争很激烈。盘庚为了解决奢侈恶习，借以缓和争夺王位的斗争，便强迫贵族和民众渡河迁殷。”

“还有别的原因吗？”

“其他原因，我就说不清了。”

“这里出土了哪些文物？”

“这里是殷商王朝的宫寝、宗庙、祭祀的地方，古物很多，现在出土的主要是甲片。据《续安阳志》记载，在甲骨未被破译之前，这里地面上就有很多甲片。村民犁地、打井时，时常见到。”

“还有什么？”

“除了甲片，其次是青铜器、骨器、陶器、玉雕等。周围村民解放前靠此发财的很多。还有因此而被绑架的。近年出土的主要是青铜器和玉雕。土改时，在花园庄挖出了三四个青铜器和玉雕，最大的青铜器有1米多高。王裕口村的贫雇农还挖出一块上面刻有马尾草图案的镶嵌玉石‘虎头鱼’，竖着看像虎头，倒着看像鱼尾。翻身农民提高了觉悟，无偿地献给了国家。”

毛泽东听到这里，点点头，表示很满意。他挥着帽子又问程耀吾：

“这西边、北边是什么地方？”

程耀吾说：

“西边是太行山，北边是漳河。”

“漳河就是曹操练水兵的地方。”

“对。”

说起曹操，毛泽东来了精神，他说：

“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里属于古邺。邺北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战国时这里属魏国，西门豹曾为邺令。西汉时邺城是魏郡治所；东汉末年是冀州牧袁绍驻地。曹操破袁绍后，于204年进邺建都，此后史称邺都为魏都。

东汉建安十八年，曹操被封为魏公，后为魏王，掌握中央一切军政大权。邺都成为朝臣聚集、发布政令的中央政权所在地，直到220年曹丕代汉，虽建都洛阳，但仍称邺都为‘北都’，七庙不废，直至265年司马炎灭魏建晋，故魏前后在邺建都52年。

曹操在邺时，进行大规模的扩建。著名的3台，即金凤台、铜雀台、冰井台，就是那时所建的。晋朝文学家左思曾写过《魏都赋》，对魏都进行了很好的描写。曹操在这一带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积蓄力量，逐渐统一了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程耀吾听着毛泽东这一番议论，深深感觉到自己在安阳工作多年，尚不及领袖对安阳及豫北这样的深切了解，不得不为之折服，至此他完全为毛泽东的博学强记所倾倒了。只听毛泽东又问道：

“洹北那两个村庄叫什么名字？”

“西边那个村子叫小司空，东边那个村子叫大司空。”

“你知道司空是什么意思吗？”

程耀吾又被问住了，他只好摇摇头。毛泽东解释说：

“司空，是古代王朝的一个官职名称，小司空的职责和你这个专员所管的事务差不多。”

此时，汪东兴向李银桥使个眼色，让马武义给毛泽东倒水，提醒一下时间。毛泽东喝了水，会意地向小屯西头的打谷场走去，走到从省城调来的小轿车旁，他说：

“走，到安阳市里看看。”

罗瑞卿事先安排，车队到安阳市内后，按程耀吾所说的有古迹布局的路线走慢一点，不要毛泽东下车，好让他走马观花。于是，毛泽东乘坐的车子便走街串巷，使他看到了文峰塔、旧县衙、城隍庙、高阁寺。

原计划是车队在十字大街调头向北去鼓楼、钟楼，再由北大街、北关、安阳桥，最后到袁林。可是，毛泽东一到十字大街这个市中心繁华的商业区，看到有一家新华书店，就对在视察中专为他开汽车的司机周西林说：

“老周停车。”

毛泽东本来是想像普通人一样，进这个书店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书。他待车子一停，推开车门，伸出一条腿，低下头，侧着身子就要下车。这时坐在他前面的罗瑞卿，刚刚反应过来，不禁吃了一惊，迅速起身下车，堵住了车门。毛泽东平静地说：

“我要到书店看看。”

罗瑞卿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坚决地说：

“不行！”

说着，他用双手托住毛泽东的身子，往车里送，顺势又把车门关上。从停车到罗瑞卿关上车门，虽然只是短短的一个瞬间，可是群众已经把小车给围住了。老百姓很少见到小轿车，况且又是这么一个大车队，他们纷纷说：

“不知道有多么大的人物来了。看，停车了，走，看看是谁！”

罗瑞卿一看这情势，立即命令周西林：

“开车！”

“嘟、嘟、嘟！”周西林连续按喇叭，工作人员也都慌忙下车疏导群众，人们总算闪开了一条夹道，车队慢慢地通过了鼓楼。毛泽东感到很是扫兴，嘴里嘟囔着：

“在汤阴下了车，你们不让我看岳庙。现在又不让我进书店，这是为什么嘛！”

罗瑞卿也不吭声，车内一时沉默。不一会儿，车队就到了袁林。

袁林就是袁世凯的墓地，称为袁公林，简称袁林，位于安阳市北郊2.5公里的太平庄北面，北依韩陵，南临洹水，始建于1916年6月，建成于1918年6月，占地9万多平方米。其建筑设计沿袭民族传统形式，又吸收近代西方建筑特点，形成了一组中西合璧的陵地建筑群。那么袁世凯墓为什么不称“陵”而称“林”呢？原来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最初也是想效仿历代帝王，把他老子的墓地称为“袁陵”。徐世昌却表示反对，他说：“项城生前称帝未成，未曾身居大宝，且已取消洪宪年号，如果采取袁陵之名，实为不妥。林与陵谐音，《说文解字》上所载陵与林二字又可以互相借用，避陵之名，仍陵之实，这多好啊！”于是，袁克定便弃“袁陵”之称而谓之“袁公林”。

毛泽东在潘复生、晁哲甫、曹幼民、程耀吾、刘仿生等人陪同下，沿着神道越过牌楼，他指着牌楼院内两侧栩栩如生的石像说：

“这些都是一块石头所雕，你们知道是怎么运来的吗？”

曹幼民回答说：

“据说，是泼水成冰运来的。”

毛泽东感叹道：

“不容易啊，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应保护好啊！”

来到袁世凯墓碑亭前，毛泽东先绕着青白石赑屃趺碑石雕转了一圈，仔细看看上面镌刻的“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9个大字，然后出碑亭到享堂，穿过后堂门，来到墓台，绕袁世凯墓一周，登上墓顶，朝远处环视。李银桥提醒毛泽东，应该休息一下，吃点东西了。曹幼民也客气地说：

“主席，下去歇歇脚好吗？”

毛泽东说：

“好，你是地委书记，听你的。”

李家骥和李银桥搀扶毛泽东下了袁世凯墓，坐在一块条石上，点上一支烟吸起来。曹幼民指挥工作人员把简单的食品和热水、香蕉、苹果，放在毛泽东面前的石条上。程耀吾打着手势说：

“主席，请用吧。”

“谢谢。”

毛泽东说着，接过马武义递来的茶杯，喝了两口水。他见大家都未动手，便对潘复生说：

“大家都吃嘛，你们只让我一个人吃不好。你是省委书记，你来分，平分土地，每人一份。”

说着，他自己先笑了。一个地方领导递给毛泽东一个苹果，毛泽东摆摆手说：

“我享不了这个福。”

马武义给他剥了一个香蕉，他高兴地接了过去，见大家还是不动手，他又说：

“胜利果实，大家都应享受，每人一份，都吃，都吃。”

说着，他站起身来，把香蕉苹果分给大家，见大家都动手了，才把那个香蕉送到口中，还自言自语地说：

“我只能吃这个。”

他又转向王鹤滨，说：

“你说对不对，王大夫？”

王鹤滨连连点头。王鹤滨和卫士们都知道，毛泽东牙不好，不能吃苹果和桔子一些硬的酸的水果。毛泽东吃着香蕉又给大家讲起了袁世凯，他说：

“袁世凯是你们河南项城人，是一个大官僚地主。他在项城有很多土地，又在安阳搞了这么多土地。袁世凯特别惯于耍两面派手法，他从天津小站练新军起家，混入维新派，骗取了光绪的信任。戊戌变法时，他当面慷慨陈词，要实行兵谏，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拥戴光绪；但暗中又向荣禄告密，用出卖维新派的代价，换来了直隶总督兼外务部尚书的头衔。宣统初年，清廷已看出袁世凯有野心，要杀他，又怕袁世凯一伙造反，便令其回家养‘足疾’。袁世凯看中了安阳这个地方，来到洹上隐居。名为隐居，其实他一刻也没有闲着，他与自己在各地的势力紧密联系，伺机以动。”

毛泽东换了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又讲了起来：

“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直接威胁清廷的命运，清廷又想起了袁世凯，让他镇压革命。袁世凯借机要挟民主革命派和清廷，大耍手腕，窃取了大总统的位置，不久又搞复辟。由于他倒行逆施，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只当了83天的皇帝就见上帝去了。可见逆历史潮流而动，肯定是短命的。”

讲到这里，有人说，像袁世凯这样的历史罪人，应当把他的坟平了。毛泽东说：

“不要平嘛，还要保护好，留作反面教材。”

他看看偏西的太阳，对曹幼民、程耀吾说：

“还有什么要看的吗？”

“门外还有两处。”

“那好，既然来了，就看个彻底。”

说完，他起身拉了一下曹幼民，两个人并肩而行，来到了玉带桥。小桥不大，但很精致，下面有流水。距玉带桥200米处，有一座很有气势的照壁。按照迷信的说法，照壁挡视线，“坟山贯气”。毛泽东欣赏着那高超的建筑艺术，又问曹幼民：

“这袁世凯祖上在项城，为什么在这里做茔？”

曹幼民略加思索，说：

“一般地说，皇帝去世，要离开祖坟，另造皇陵。袁世凯虽然是个短命的皇帝，也要遵奉这个习惯。洹上这片土地，西边与殷都遗址相连；西北则与邺城相连；洹北、漳水则是曹操战胜对手的古战场；洹南是大平原；洹上村是块风水宝地。袁世凯生前在这里隐居一段时间，并从这里东山再起。从各方面说，袁世凯都会满意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曹幼民真能识破袁世凯的良苦用心，不愧安阳人民的领头人。”

其实“袁项城”在弥留之际嘱其儿辈“扶柩回籍，葬吾洹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曹幼民是不可能知道的。这个原因只有袁世凯的后人才知道。他的三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是这样说的：“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一共9人。除了我的大伯世敦是嫡出的以外，其余兄弟5人、姐妹3人都是庶出。我父亲的生母是刘氏。……后来，我祖母刘氏死在天津。当时我父亲任直隶总督。他请了假，搬运灵柩回转项城安葬。但是我的大伯世敦，认为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入祖坟正穴，可是我父亲却和他争执了很多次，由于大伯坚决不答应，最后只得另买了新坟地安葬。从这以后，我父亲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来。还由于这个原因，以后就定居在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项城老家，直到我父亲做了总统，他们老兄弟俩还是不相闻问的。”袁世凯正是因为生母未被尊重而愤然迁籍，从此一去不回原籍了。

再说下午2点钟，毛泽东一行乘车离开袁林，驶向火车站。

毛泽东走近专列，与潘复生、曹幼民一众省市领导人握手告别，他说：

“安阳是个好地方，战略地位很重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你们要好好工作，把安阳建设得更好。”

大家都说：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晚上10点钟，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欲知此后毛泽东作出了什么重大决策，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从1952年10月下旬天津之行开始，到11月1日的安阳之行结束，历经天津、济南、徐州、河南、平原3市2省，一路不辞艰辛，不顾鞍马劳顿，一边考察，一边讲学，既有喜悦，又有忧患，更有博论，有褒奖，有童趣。此一段历史，笔者不惜以3章半的篇幅一一道来，意在使读者诸君详细了解一个真实的人民领袖。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怀，平凡而伟大的人格，对部下教育之良苦用心，无不为后世之楷模。

第42章 1952年11月3日—

“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

话说1952年11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

“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

11月9日，毛宇居第2次来到北京。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家中接待了毛宇居。一番寒暄过后，毛宇居便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他说：

“乡政府对教育很重视，委托我来向您汇报工作。”

原来，韶山乡政府决定将韶山乡第三学校改建为韶山小学，特意委托毛宇居来京请毛泽东为新建学校题写校名。毛泽东听了，问道：

“学校建在哪里？”

毛宇居说：

“建在张家山，规模比原来大，新校舍将更加美观大方。”

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点点头说：

“那里很好，学校规模还可以扩大。国家搞建设，需要各方面人才。人才从哪里来？靠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嘛！不过，办好教育，需要人出力，需要一批教育工作者。你是教书出身的，有经验，要多出力，还要教育人家多出力。”

毛宇居见毛泽东兴致很高，当即提出请他为学校题写校名。毛泽东问：

“学校的名字怎么取的？”

毛宇居说：

“乡政府准备叫‘韶山小学’，不过还没有最后定好。”

“那题什么名好呢？”

“就题‘湘潭县韶山小学’吧。”

毛泽东想了想，认真地说：

“不，还是题‘韶山学校’吧。现在办小学，以后学校还要发展，还可以办中学、大学，反正都是学校，这一次不就全写好了吗？”

毛宇居连连说：

“好！好！主席想得真周到。”

于是，毛泽东便起身来到办公桌前，铺开纸，提起笔，认真书写起来，并且一连写了好几幅“韶山学校”，说是供毛宇居选择。毛宇居高兴得合不拢嘴，便将这几幅字小心翼翼地收藏了起来。此后，他被安排在招待所住下了。

11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他的提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农村工作部的决定》，《决定》中说：“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从此起即要开始，中央、中央局、分局和省委的领导重心必然要放在城市的工业建设上，为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减弱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在省委以上的党委领导下，一律建立农村工作部。”“各级党委的农村工作部是各级党委在领导农村工作方面的助手。其任务是帮助党委掌握农村各项工作的政策方针，而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

此后，毛泽东指定由邓子恢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由廖鲁言、陈伯达、陈正人、王观澜、刘建勋任副部长；由杜润生任秘书长。

11月13日，毛泽东关于罗瑞卿传达实现社会主义的时间问题，在给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邓小平、邓子恢、高岗、谭震林、彭德怀、黄克诚、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习仲勋、胡乔木、陈伯达、安子文的信中写道：

各同志：

此事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11月12日的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

毛泽东 11月13日

11月15日，毛宇居要回湖南了。毛泽东吩咐秘书支取自己的稿费，又给一些生活比较困难的亲友买了一些布匹，请毛宇居把钱和布匹一起带回去分赠给家乡亲友。他怕毛宇居记不住，便在毛宇居的记事本上写了一个便条：

谭熙春200万元，邹普勋100万元，蔚生六婶100万元，毛月秋衣料4丈，邹香庭衣料4丈，张四维衣料4丈，毛笔珠（即毛碧珠——笔者注）衣料4丈。

毛泽东 赠 1952年11月15日

11月15日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决定。毛泽东根据贺龙的请求，任命他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贺龙喜爱体育运动，在各类项目中，尤其擅长打篮球，在红军时期，他就曾亲手组建了“战斗篮球队”。

自此以后，贺龙艰苦创业，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在国际比赛中为祖国争得荣誉的体育队伍。贺龙曾说：“三大球不翻身，我死不瞑目！”

195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通知》中说，为了充分准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央决定于1953年2月5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知》在分析了“3年准备”的任务胜利完成、“一五”计划即将开始的国内形势后说，现在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具备，拟于1953年9月间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将制定宪法，批准“五年计划”纲要，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机关。

这是经毛泽东审定、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第一个文件。

后来由于“高饶事件”和其它原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没能如期召开，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筹备工作在通知发出后就开始了。

12月2日，毛泽东关于各地应设立捕歼空降特务的武装据点致电罗瑞卿，他写道：

罗瑞卿同志：

文件5份，图一份，请加研究，退回叶子龙。这些材料中，多数你处是有的。

从东北的材料看来，已发现和剿灭的是长白山区的5处（5个县所属）；此外敌尚企图在小兴安岭山区和闾山区空降，目的是建立游击根据地和派人侵入城市爆炸和暗杀。另据悉，马良（盘踞在甘肃、青海、四川3省交界的土匪头子——笔者注）在草地已准备机场，美机可能在那里着陆。另据朝鲜所获敌机特务所供，敌机在新疆西部、新蒙边境、甘孜附近、西康西南部都曾着陆接送特务。这件事在各苏新国家（指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笔者注）内都是有的，苏新已唤起注意，捕捉特务。

由此判断，敌在我全国各省的森林、沙漠、草原等无居民区，例如大巴山、大别山、武夷山、罗霄山、五岭、秦岭、绥、蒙、豫西、湘西、云、贵、川、康、甘、青等地，都可用直升机和大运输机在夜间空降或着陆，除已知者外，说不定有许多我们并不知道的。在非山区也可空降特务。据说北京、天津附近即已空降过。

请你考虑由公安司令部对此事专门作一次布置，例如在长白山区，小兴安岭区，闾山区（似即地图上之翳吾闾山），内蒙草地，大巴山区及其他山区设立武装便衣侦察据点许多处，责成每个大军区和每个省各设若干这样的据点，专为对付敌人空降而设。无事则在山里生产和学习，有事即报信和捕捉特务。如有必要，应召集各区的一些人来京开一次专门的会议。

美国制定了所谓“共同安全法”，每年拨款一亿美元专为此类用途，空降特务即系由此而来。

毛泽东 12月2日

12月2日这一天，美国刚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飞抵朝鲜战场前线视察。

艾森豪威尔不同寻常的举动，以及有关“联合国军”频繁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演习的情报，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应，他马上又把注意力集中到朝鲜战场上来了。

12月4日，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向毛泽东报送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形势与明年作战方针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3个地方分别写出了重要批示：

“应肯定敌以5至7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5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4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

“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

“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

12月5日，艾森豪威尔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宣称要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打破朝鲜战争僵局。消息一传开，朝鲜半岛的局势进一步紧张起来。

12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制订五年建设计划应重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并中央各部、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党组：

现在中央正在制订五年建设计划，如何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及其他民族事务列入五年建设计划之内，是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必须注意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央现就几项问题提出若干原则性的意见，望各级党委加以研究后，根据本区少数民族情况作出具体计划，并应指导帮助各民族自治区制订该区自己的建设计划。其中属于地方可以办理者，列入地方计划之内，应请中央考虑列入五年计划之内者，报中央考虑处理。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注意将有关民族地区的建设部分列入自己计划之内。在制订计划时，各部门应与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协商进行。

一、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和民族事务的基本任务是，全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及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政策，在现有的基础上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逐渐改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大量而普遍地培养和训练少数民族的干部，并进行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提高爱国主义觉悟的有关工作。

二、凡未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除有特殊情况者外，争取在1957年底以前，将民族自治区逐步建立起来。其中相当于专区及专区以下的民族自治区一般地应在1955年底以前建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也应在1955年内完成。

三、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应以农业、牧业、贸易、交通为重点，某些民族根据其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发展渔业、打猎、林业、手工业及各种副业为重点。在一切少数民族地区，均应以等价交换甚至在一定期间内实行补贴的办法大力推进贸易工作，并逐渐发展合作社。除修筑铁道的地区外，应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建立公路干线，修补重要道路和桥梁，并可有重点地在若干地区逐步建立邮政、电报、电话。除国家选定建设的重要工矿企业外，在少数民族的中心区域某些人口集中地区，应建立某些为人民生活所必需与发展人民生产有密切联系的不同规模的工业。

四、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应着重在：逐步建立中心区和人口集中地区的医院、卫生院、医务所和农村草地的医疗队、防疫站、驱梅站及其他卫生医疗工作，各种学校教育，成人补习教育和扫盲工作，电影和幻灯教育，少数民族语文的出版、广播工作，文艺及体育活动。

五、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在5年内应着重普通政治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训练，并培养迫切需要的专业和技术干部。应办好民族学院，并继续开办各种干部学校和短期训练班。

六、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计划在目前情况下，是不易作到完全切合实际的，但应尽可能作到这点，以便能切实地在少数民族地区作几项建设工作。因此，在制订计划时，既要照顾到少数民族的要求与愿望，又必须充分估计各民族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各种不同的情况，并根据可能实现的条件，不要提空洞的难以实现的计划。宁肯超额完成计划，不要把没有把握的事订入计划。在做计划时还要留出一定的伸缩性，以便在执行过程中修改和增补。

　　 中央 12月7日

12月7日晚10时，毛泽东单独同从朝鲜战场归国的邓华谈话。

12月8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聂荣臻、邓华列席了会议。

12月9日，毛泽东致信邓华，他写道：

“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

12月9日下午，聂荣臻召集有关负责人会议，根据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发展的判断和决心，研究防敌于朝鲜我军侧后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

12月10日晚11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有高岗、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战局。

12月11日，毛泽东审阅批准了聂荣臻关于防敌在志愿军侧后登陆及各项准备工作的报告。

是日晚10时，毛泽东又约聂荣臻谈话（7日以来关于朝鲜战争问题的谈话和会议内容，请参看后边12月17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

12月间，杨步浩到北京参观国营农场，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主席很忙，还是别再安排他跟主席见面了。”

另一位工作人员说：

“忙，毛主席可以不会客，但来自延安的代耕人，咋能不见！”

于是，3天后，毛泽东派人把杨步浩接到中南海丰泽园，两位老朋友一见面，就紧紧握手，久久没有松开。杨步浩说：

“毛主席，我们多么想念你呀！”

毛泽东说：

“我也很想念你们。胡宗南进占延安后破坏的情况，现在恢复得怎样？材料带来没有？”

杨步浩说：

“带来了，是乡长写的。”

因为那位乡长文化低，字写得不整齐，毛泽东看不清，杨步浩就给毛泽东指点着，终于看完了材料。二人正说着，饭菜端上来了，毛泽东举起酒杯说：

“祝你回去顺利完成生产任务，干杯！”

杨步浩也举起酒杯，说：

“祝你老人家身体健康，干杯！”

二人相对一笑，一饮而尽。

吃过饭，毛泽东又详细询问了延安人民的生活、生产情况，要杨步浩回去好好带动乡亲们发展生产，把长年互助组搞成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将来条件成熟了，还可以发展为高级农业合作社。

毛泽东见杨步浩衣服单薄，就让秘书安排，给他做一身衣服。过了两天，毛泽东派人给杨步浩送来一套华达呢棉袄、棉裤、棉鞋、棉帽子，还有几丈花布，几丈花达呢，说叫给孩子们做衣服。

杨步浩要回陕北了，毛泽东临别嘱托他说：

“转告乡亲们，陕北对中国革命贡献太大了，我们绝不会忘记他们的。但要保持艰苦奋斗的延安传统，尽早恢复战争创伤。”

杨步浩从北京回去后，又给毛泽东寄来了延安的小米、瓜子和绿豆。毛泽东收到后，给延安地委写信说：

“杨劳动英雄给我送的礼物都收到了。谢谢六合乡人民，庆祝1953年大丰收。”

不久，毛泽东又指示有关部门向延安派去了慰问团、医疗队，拨去了救济款，慰问陕北革命老区人民。毛泽东还特意差人给杨步浩捎去了白糖、白酒。

后来，杨步浩回忆毛泽东说：“毛主席是个重感情的人，是个七情六欲都不少的普通人。”

12月17日，毛泽东关于朝鲜战争形势等问题致电斯大林，他在电文中写的是：

由于朝鲜停战谈判的中止以及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损失尚未达到使美国人面对停战的程度，我们认为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比方说一年之内）朝鲜的军事行动要更加频繁。

目前艾森豪威尔正在准备其上台掌权后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仅仅根据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可以预计敌人将有可能在我后方西海岸和东海岸一带发动登陆作战，而不大可能对前线的我方阵地前沿和后方较坚固的工事发动进攻。所有的迹象表明，敌方当前正加紧训练和加强李承晚的傀儡军队，敌海军部队在北朝鲜水域不停地进行演习，敌方间谍亦积极地在西海岸和东海岸一带搜集情报。

至于敌方军事力量，总共有19个师、4个旅和7个独立团，这包括美国的7个师，英国、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的4个旅，李承晚军队的12个师和7个独立团。目前在战场上作战的有14个师、4个旅和5个独立团。如果敌方要采取在西海岸和东海岸地区登陆作战，那至少要从南朝鲜后方地区调出4—5个师，还要从日本和美国调出4个美军师，只有这样敌方才能够组织大规模登陆战役。否则，由于兵力不足只能在靠近我后方地区采取战术性和牵制性的登陆战役。战术性的登陆地点可能在东海岸的通川地区和西海岸的瓮津半岛和梦金浦里半岛。对空降兵登陆具有战略意义的登陆地点可能在东海岸的元山、咸兴、镇南浦地区和西海岸的新南州地区和铁山半岛。在西海岸地区的战略性登陆对于我们有更大的威肋，因为我们的主要运输线路通过这些地区。

也许敌方采取的登陆战役会在明年的春季，但也可能更早一些，在明年2月份就开始这些战役。为了配合登陆战役，敌方也许会对中国大陆采取牵制性军事行动，如轰炸在中国领土安东地区的军用机场；让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军队在中国沿海地区搞军事活动；援助在缅甸领土上的中国李弥匪帮军队以加剧中国边境的军事行动。然而，朝鲜战争仍然是关键问题所在。如果我们成功地捍卫住在朝鲜我军后方的东海岸和西海岸，破坏敌方登陆计划和战场上的战术性协同进攻，使敌方有生力量遭到更大损失，那么朝鲜的军事形势将会更加稳定并将朝着更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在回答“如何能完成上述任务”这一问题之前，请允许我报告当前军事形势及其特点。

在粉碎敌人去年秋季攻势之后，朝鲜战场的形势开始相对稳定。我方军队利用这段时间加固了前方和沿海岸地区的防御工事，并且在与敌空军作战取胜的同时，于今年9月份为粉碎敌方当时即将发动的秋季攻势，恢复了铁路交通和公路交通，从而我们保证了对军队的不间断供应。我方军队首先开始了战术性进攻，结果是敌方军队的58个据点被清除。在9至11月的3个月时间里我们使敌人有生力量遭到的损失死伤达11万多人，其中美国人有4万多。10月中旬敌人以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开始连续进攻位于金化以北4公里的约占3平方多公里面积的两处据点。这场战役一直持续到11月末，敌人被毙伤达20000多人，敌人每日消耗炮弹20000多发，有时多达30万发。坦克和飞机每日都参加战斗。然而，最后阵地仍在我方手中，而敌人未能占领一寸土地。由于进行如此激烈的阵地战，我军和敌军的炮火都十分集中。为了消灭敌人的一个连，平均要集中30门火炮，发射约10000多发炮弹。在最近3个月时间里，我们消耗了240多万发炮弹（其中有110万发是苏联型号的），其中迫击炮弹占的比重较大。苏联型号的炮弹（如152毫米榴弹炮弹、122毫米榴弹炮弹、76.2毫米炮弹、85毫米高射炮炮弹、37毫米高射炮弹、“卡秋莎”火箭炮弹以及122毫米、85毫米、762毫米坦克炮弹）起了极大的作用。

我方军队在今年秋季战役中取胜不仅仅是由于战士和指挥员的英勇、加固的工事、正确的作战指挥和不间断的供应，胜利的最重要因素实际上是强有力的炮火和炮兵的准确射击。至于我方炮兵与敌方炮兵的对比，敌方有14000门各式炮，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部队有13000门各式炮。然而在我方的火炮中轻型迫击炮和火箭炮占多数，几乎超过全部火炮的半数。敌方的榴弹炮和坦克炮则比我方多得多。缺少炮弹，尤其是缺少苏联型号的炮弹，是我方的一大困难。人民志愿军部队只有2000门苏联型号的炮。虽然在今年我们得到了各式苏联型号炮弹112万发，但在朝鲜前线的消耗巨大，多种苏联型号的炮弹在仓库内早已告罄。不久前，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还下令从正面第一线撤下一些由苏式大炮装备的榴弹炮兵师。采取这一决定的前提是：敌方不会组织大规模的冬季攻势。假如一旦敌方获知我方的真实情况并提前开始自己的攻势，就会使我方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所以请求提供苏联型号炮弹是我这封电报中向您提出的最紧急请求。

为了击退敌方的登陆战和我们设想的其可能提前开始的攻势，目前我们采取了各种备战措施。

目前在朝鲜战场有人民志愿军16个军、4个榴弹炮师、4个坦克团、5个“卡秋莎”火箭炮团。在正面第一线有人民志愿军7个军和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人民志愿军的其他几个军在第二线并同朝鲜人民军部队一起担负着朝鲜东海岸和西海岸防御任务。为了加强军事力量我们决定于1953年1月份从中国内地再往朝鲜调4个步兵军、1个榴弹炮团、5个坦克团、2个“卡秋莎”火箭炮团并保持5个军去守卫平壤以北的西海岸地区，此外还决定沿海岸线和铁路线加固并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以保证供应中朝部队的运输线在这一狭长地区的安全。与此同时还必须在东海岸和西海岸其他重要据点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

为了使后方沿海岸地区发生的战斗不影响对前线部队的正常供应，我们决定修建新铁路线和改善现有铁路线的状况，并决定修建新公路和加宽现有公路，以便改善对前线食品和弹药的运输与供应，建立起尽可能多的储备。为了给人民志愿军部队补充兵源，我们开始在国内征新兵，并打算在明年给人民志愿军部队送去25万补充人员。

我们认为，明年的军费开支可能要增加，军工生产必须扩大，所以1953年的建设资金将只投给最重要的工程，而某些能够延缓的建设项目将被削减。

鉴于朝鲜同志在这场战争经费上的困难，除修建铁路线、公路和建造工事完全由中国方面负担费用外，我们决定3年内每年向朝鲜无偿地提供价值6000万美元的产品和食品，并接纳大批朝鲜孤儿、难民、工人和职员以减轻朝鲜的重担。

为了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朝鲜成功地进行战斗，我们准备竭尽全力去打赢这场战争。然而，取得胜利不是没有困难的。目前最大的困难是1953年我们还不能生产出朝鲜战场急需的所有苏联型号的武器，尤其是不同规格的苏联型号的炮弹。只有在春季之后，我们才能开始生产供应朝鲜战场的某些苏联型号的武器和弹药，即使这样数量仍然不足。

由于这一极其紧张的状态，恳切地请求您和苏联政府满足我们1953年朝鲜战场军需品申请单和1953年军工生产材料贸易额申请单。

第一份申请单已于1952年9月6日由周恩来同志交给莫洛托夫同志，第二份申请单已由目前正在莫斯科的外贸部长叶季壮同志提交给苏联外贸部。

随这封电报我们附上最急需的军用品申请单。请您依据所附清单加以审核，对您能向我们提供这些军需品寄予希望。

1、我们请求于1953年第一季度供给不同型号的火炮624门以及这些炮的牵引车和配套零件：……

2、请于1953年1月份提供给我们不同型号的炮弹805000发：……

3、请于1953年2至4月份提供给我们不同型号的炮弹1550000发：……

请把上述炮兵武器列入军事订货账户内。如果您同意按我们的申请单供应，请将上述炮兵武器从1952年9月6日的申请单中扣除。至于20个步兵师的炮兵武器和弹药，以及1953年将向其提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我们请求仍按原先协议的计划供应，不要有任何变化。

4、请于1953年第1季度提供给我们军工生产的6种材料：……

请将上述军工生产材料记入贸易额帐户内。如果您同意按我们的申请单供应，请将这些材料从已提交的1953年贸易额申请单中扣除。此外，为了保证在朝鲜前线作战的坦克团有成套的修理材料，请您给苏联外贸部以相应指示：根据1952年9月3日签订的坦克修理材料合同（23109号的80％和23119号的80％）应于1953年1月向我们提供尚短缺的1166种坦克修理用材料和62种供日常维修用的成套紧急材料，特别是自控系统用的修理材料，希望能尽早地提供这些材料以解急需。

请您审核上述一切并希望您先告知自己的意见。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2年12月17日

12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政权性质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市委，并告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关于现阶段我国政权性质问题，各地在学习总路线时有很多讨论，有些同志在向一般干部作报告时宣布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甚至片面地引用中央同志的话，说其他阶级（主要指民主人士）在联合专政中只等于零（忘记了又不等于零的一个方面）。中央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本无实质上的区别，省级以上高级干部了解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的，但对一般干部这样解释和宣传却是不适宜的，发展这一讨论也是不必要的。这是因为：

一、从实际上说，现在的政权的统一战线的组成并没有妨碍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相反地是有利于这一领导的，并没有妨碍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相反地是有利于这一事业的，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当继续保持政权的统一战线性，而如果广泛地宣传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势必引起许多民主人士的不安、不满和种种揣测，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慌心理，这在目前时期就是不利的，不策略的，必须将对党内省市以上高级干部在谈到此问题时加以说明和目前有些地方那样对很多人普遍讲的办法加以区别，我们应取前者，不取后者，尤其不要引用中央同志的话。

二、从理论上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书中都已明确说明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说明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的领导地位是适合的，不加修改并无不便，如目前即加以修改则反而不便。因此，各地领导机关应注意控制这一问题的宣传，停止在广泛的干部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实质上由共产党一个党决定纲领政策和计划）的宣传和讨论，如已宣布过的应予停止，并说明理由。

　 　中央 1952年12月19日

1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志愿军党委等《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电，他写道：

志愿军党委各同志并告东北局、东北军区，军委各部门首长：

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指示：

一、根据种种情况（艾森豪威尔登台，谈判的中断，联合国通过印度提案），判断敌人有从我侧后海岸线特别是西海岸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以7个师左右兵力举行冒险登陆进攻的充分可能。

二、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有坚决粉碎敌人登陆进攻、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任务。

三、为此目的，我军必须：甲、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的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乙、在对我侧后威胁最大的海岸线及其纵深部署充分的兵力和火力，保证粉碎敌人从海上的进攻及其大量空降部队的进攻。在其它可能遭受敌人登陆进攻的地区（通川、元山地区，瓮津半岛地区，镇南浦、汉川江地区及咸兴以东地区）则部署可能有的兵力和火力，同样要用其全力争取粉碎敌人的进攻。丙、坚决地迅速地采取加修新铁路线、改善旧铁路线（满浦球场间），加宽许多公路线，加设仓库场站以及预先运储大量粮弹物资等项措施，保证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我正面侧面全军（包括人民军）的运输畅通，供应不缺。丁、我正面各军过去作战成绩很大，在1953年应争取更大的成绩，消灭更多的敌人。戊、政治工作保证全军指战员都具有粉碎敌人进攻争取更大胜利的坚强斗志和高昂士气。己、特别注意从目前起到1953年4月这一段时间内的准备工作，这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庚、以代理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邓华同志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以梁兴初同志为西海指副司令员，西海指的其他干部应予加强。

四、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中共中央 1952年12月20日

这正是：耳提面命多谨慎，褒奖激励为一搏。备战缘是求和平，不战而胜是上策。

12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

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为此，中央各经济、文教部门的党组及各中央局、省（市）委以及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和各省（市）政府的党组应即根据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所发1953年的控制数字和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由首长负责，组织足够力量，编制1953年的计划和五年计划纲要。为做好这一工作，特就编制计划中若干应注意的问题作如下指示：

一、我们国家大规模建设是在抗美援朝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必须按照中央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来从事国家的建设。由于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不愿和平，继续采取拖延甚至可能扩大侵朝战争的政策，估计朝鲜战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会停止，这一情况决定了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进行。因此，我们既要保证国家建设的胜利，又要保证抗美援朝的胜利。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必须并顾，这是我们制订计划的出发点。必须由此出发来考虑国家工业建设的投资、速度、重点、分布和比例，

二、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决定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在“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下，就要求我们集中力量而不是分散力量去进行基本建设，要求我们以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特别是地质勘察、设计和施工的力量），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我们必须在5年内基本上完成鞍钢等大工业基地的建设，并开始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以此来发展我国的五金、燃料、机械、电力工业与国防工业，使1957年的工业生产比1952年提高一倍到一倍半。为此，一切次要的可以推迟的建设必须推迟，一切对国家不起重要作用的工程投资必须削减，盲目铺摊子的现象必须克服，只顾小局，不顾大局的思想必须批判。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建设符合于国家全体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有些同志光看到局部的需要，企图一下子把“好事”办完，处处搞大规模，样样搞大规模，分散使用国家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其结果必然使国家的主要工程无法完成，使国家大规模建设化为乌有。显然这是一种很有害的作法，必须予以制止。

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特别是保证其中主要工程的完成，决不能理解为取消了国家建设的大规模性质，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贸易合作事业和运输事业的发展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至放松对这些事业的领导。如果那样，显然也是错误的。各部门和各地方在自己的计划中，应根据国家建设方针和统一的计划，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加速国家的建设。

三、在编制生产计划时，必须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在力量，反对保守主义。预计1953年至1957年国家全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0%至60%，要依靠工业企业的积累来解决；同时，除了必要的国内无法制造的机器设备必须靠国外订货解决以外，应依靠现有工业设备的生产来满足；国家大规模建设的巨大需要，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也要求我们现有的工厂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因此，合理地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和现有设备，充分发挥企业的潜在力量，就成为制订生产计划时最为重要的问题。为此，必须重新审定各种产品的技术经济定额，并以平均的先进技术经济定额作为制订计划的标准；应充分估计企业中各种有利的因素和群众的无穷的创造力，不能只强调困难和不利的因素，只根据薄弱环节来确定企业的生产能力，不仅应在产品数量（包括产品品种）方面有先进的指标，而应在产品的质量、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也应有具体的先进的指标。有些同志认为“生产到顶”、“潜力挖光”，满足于已得成绩和现有水平，不积极依靠群众，采取有效措施发挥现有设备潜在力量，甚至为了不费气力而完成与超过计划，多得奖金，竟企图压低生产计划的作法，以及某些同志埋怨旧设备破破烂烂，放松甚至放弃对现有企业的领导的作法，都是极其错误的。因此，与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是编制正确的生产计划的必要前提。

四、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离开科学的根据和不具体分析实际状况，以及不正确地估计我们主观力量增长的可能性，同样是不能做好计划工作的。因此，具体了解情况，作周密的调查统计，以便熟知国民经济的状况，工业的现有设备，原料的分布及其发展前途，天然资源及其合理利用的可能性，国家建设和人民需要的状况，人力和资金的可能性以及各种经济、各种工业之间正确的发展比例等等，正是我们正确制订计划的基础。目前特别要对1952年生产的实际数字、企业的利润、成本、劳动生产率的实际状况及由此而来的预计数字，进行统计分析，以便从此得出各种恰当的生产技术财务指标，并在这一基础上编制1953年的计划和五年建设计划纲要。

五、在各部门和各地方订计划时吸收群众特别是各部门中先进人物参加讨论计划的编制，是必须采取的方法。群众是国家计划的直接执行者，经过群众讨论，可以考验计划的正确程度。增产节约运动的经验证明，计划经过群众讨论后，即可把原计划提到更高水平，并可根据群众的智慧解决许多困难，有力地克服某些企业领导者的保守思想，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各厂矿企业部门在1953年的计划编制之后，应交职工讨论，以便根据职工的意见修正计划，把计划变成广大职工自觉的奋斗目标。

六、编制1953年计划和五年建设计划纲要，是一件极为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我们不仅缺乏必要的经验，而且由于计划机构的不健全和统计资料的缺乏，以及编制时间的紧迫等等，都使计划工作增加很多困难。为了克服困难，按期完成任务，各经济、文教部门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真正掌握国家的建设方针，依靠群众力量，采取科学的工作态度，克服某些干部的错误思想。中央各经济、文教部门，各大行政区应争取按原规定于1月10日前首先编制好1953年的计划送达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央。

　　 中央 12月22日

欲知后来如何编制1953年计划和五年建设计划纲要，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1952年12月2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是制订“五年经济计划”的纲领性文件。《指示》中首先强调“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接着，毛泽东“就编制计划中若干应注意的问题”作出6点指示：一、考虑国家工业建设的投资、速度、重点、分布和比例；二、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三、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在力量，反对保守主义；四、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五、吸收群众特别是各部门中先进人物参加讨论计划的编制；六、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依靠群众力量，采取科学的工作态度，克服某些干部的错误思想。请认真读一读这些文字吧！如果那些编制《计划》的“专家”们早一点警惕毛泽东告诫的“盲目性”，认认真真地落实“应注意”的6点指示，还会有后来的严重失误吗？

第43章 1952年12月—

“‘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话说1952年12月24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第43次会议。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向会议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

政协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表示完全赞同，一致通过决议说：

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代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应该依据《共同纲领》规定，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

毛泽东的生日快要到了，这天傍晚，叶子龙见毛泽东从办公室出来活动，还没下台阶，就到了他面前，请示道：

“主席，兄弟党和外国首脑为您发来的祝寿电报怎么办？”

说着，他将手中的一沓子文稿，稍微向高处抬了一下，亮在毛泽东的眼皮下。毛泽东果断地说：

“收下来，都不要见报。”

叶子龙转身就要离去，毛泽东补充说：

“如果人家要问，为什么没有在报纸上发表他们的祝寿电文，就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习惯。”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59岁生日。这天，毛泽东醒来后，吩咐值班卫士叫王鹤滨陪他吃饭。王鹤滨来到毛泽东住所的过厅，这里一直是毛泽东用餐的地方。工作人员已经在餐桌上摆好了与往日一样的腐乳、酱菜、辣椒3碟小菜，这些都是厨师老廖按照湖南的风味制作的；还有一盘酱牛肉片。桌上没有放往常的大米、小米混合做成的“二米饭”，也没有摆炒菜，在一个白色的搪瓷小面盆里却盛着半盆刚刚煮好的汤面条。桌子上还摆着两只高脚中型玻璃酒杯，里面盛着半杯琥珀色的葡萄酒。毛泽东从卧室来到过厅，待王鹤滨坐下，就微笑着举着酒杯说：

“王医生，来，干杯！今天是我的生日。”

王鹤滨急忙站了起来，双手擎着酒杯，与毛泽东伸过来的酒杯碰了一下，激动地说：

“祝主席身体健康长寿！”

说罢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毛泽东也喝了一口酒，高兴地说：

“王医生，咱们不祝寿，但是可以吃汤面的，是吧？”

他说着，伸过手将王鹤滨面前的小瓷碗拿过去，要先给王鹤滨盛汤面，王鹤滨急忙站起来，接过毛泽东手中的碗和勺子，先给毛泽东盛上了面条，然后给自己也盛了一碗。毛泽东夹了一点小菜，伴着面条吃了两口，微笑着说：

“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人活百岁就很不得了喽。哪里有什么万岁呀！”

王鹤滨说：

“人的正常寿命是应该活到100岁，或者更长一点年龄的。”

“是的。人是不会活到万岁的！”

毛泽东再次肯定了自己的观点。

12月27日，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将友人蒋泽霖赠送给他的清末钱东壁临写的《兰亭十三跋》，转赠给故宫博物院保存。

据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回忆：1956年，大收藏家张伯驹将自己收藏的李白《上阳台帖》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李白诗词颇为推崇，面对这件可能是惟一的李白传世墨迹，自然是爱不释手。但他仍将《上阳台帖》转赠给故宫博物院收藏。

12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批转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12月16日致“毛主席并中央”的《关于工会基层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他写道：

全总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各大市委并中财委：

全总党组12月16日《关于全国工会基层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悉。中央同意这一报告，认为：1、有计划地推广一个各方面经验都成熟的典型工厂的经验到全国各厂矿去是可以的。但在推广时，应切实照顾本地本厂矿的具体条件而不要硬套硬搬。2、五三工厂的3项经验，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相结合；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正常的工作秩序；以及充分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是完全成功的经验，应予推广。3、全总这个会议的方法，只集中力量解决一个问题、只介绍一个成熟的经验，也是成功的。

全总党组所建议的为了推广五三工厂的经验的7项办法，望各级党委帮助督促其实现。

中央 12月27日

12月28日，毛泽东将傅秋涛关于检查同苏联顾问的关系问题给聂荣臻的报告，批转给彭德怀。

此前，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武装部部长傅秋涛在12月26日关于检查同苏联顾问的关系问题给聂荣臻的报告中说，苏联顾问建议迅速建立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兵役机构，不建立就不能实行兵役法，兵役机构应在兵役法颁布的前一年建立。

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批语中写道：

彭：

请在军委例会上讨论一下此件中所提的建立兵役机构问题，如果后年实行征兵制，则明年应建立兵役机构。

毛泽东 12月28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给华东局等“福建军区应以现有兵力粉碎敌军对福建沿海地区的可能进攻”的指示电，他写道：

华东局、华东军区，福建省委、福建军区，并告中南军区：

一、为了配合美军在朝鲜的作战，台湾、金门敌人有以一部兵力（据报1个军）攻我福建岛屿并向福建大陆攻占我2、3个县的阴谋冒险计划。

二、我福建军区有以现有兵力（不要依赖任何外援）粉碎上述敌军进攻的任务。

三、为此必须：甲、迅速地坚决地加强必守岛屿的防御工事，预储充分的粮弹饮水，鼓励守军作长期坚守的准备，不许再犯南日岛那样的错误，否则须予负责者以应得的处罚。　乙、预计敌攻岛屿的几种可能，决定明确的增援计划。丙、预计敌在大陆上某些可能登陆的海岸要点，做好若干非永久的战术性的防御工事，例如最近我以1个排坚守海岸工事，赢得时间，以1个连增援，歼灭了登陆敌人百余那样。这种以排以连以营为单位的战术性的若干防御工事，是必须做的，不是要你们做大规模的和永久性的大陆海岸防御工事。而在选定必守的岛屿上则必须是永久性的和十分巩固的工事。

　　四、张鼎丞同志即回福建担任省委书记和省府主席，叶飞同志专任军事。在张鼎丞同志未到福州前，由他人暂行主持省委省府工作，叶飞同志立即抽出身来全神贯注于对敌作战方面。从目前起两个月内是最关重要的时机，务必唤起福建全军及沿海要地党政及人民群众充分注意对敌斗争，不得疏忽大意，致遭不应有的损失。

你们的部署望即告。

中央军委 12月28日

电文中所说的“南日岛那样的错误”是发生在1952年10月间，蒋军6000人侵犯南日岛，人民解放军守岛部队英勇抵抗，但寡不敌众，后续部队增援两个营，因指挥不当，遭受严重伤亡，全岛一度被蒋军占据，岛上的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受到严重损失。

12月28日晚，原第2野战军第16军军长尹先炳、政治委员陈云开辖第32师、第46师、第47师，由辽宁安东入朝，隶属第9兵团（后隶属第19兵团）。

在年末的一天上午，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找高智谈话说：

“组织上决定调你给主席当机要秘书。”

高智一听这话既高兴，又紧张。他怕自己说的一口陕北话毛泽东听不清，而毛泽东的那一口湖南腔有些地方自己也听不懂，弄不好会误了大事。可这是组织上的决定，自己也只能服从了，他对叶子龙说：

“我可以试试看。如果不行，就请组织上马上调整。”

第二天上午，高智来到菊香书屋报到，毛泽东因睡得很晚，还没起床，机要秘书罗光禄便找出一些文件，让他看，以便让他及早熟悉情况。罗光禄还告诉他，应如何整理存放文件，又指着办公桌后面一个多斗立柜的倒数第二格，轻声交代说：

“那里面，放的是毛岸英同志抗美援朝时在朝鲜牺牲的材料，以后你在主席身边工作，不要向主席提起它，这件事由周总理处理。”

看看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值班卫士打电话通知罗光禄说：

“主席睡醒了。”

罗光禄放下电话，对高智说：

“走，我带你去见主席。”

高智随着罗光禄来到毛泽东的卧室，见他正背靠着床头，一手拿着一支香烟吸着，一手拿着一张报纸在那里看。罗光禄报告说：

“主席，给您新调来的机要秘书高智同志来了。”

说罢，他将准备给毛泽东看的文件放在床头边的小方桌上。高智也赶忙走到毛泽东跟前，激动地问候道：

“主席，您好！”

“啊，欢迎，欢迎！”毛泽东边说边放下手中的报纸，缓缓起身，与高智握手，又亲切地问：“你是哪里人？”

“陕北佳县人。”

“啊！佳县我去过。你在哪里上过学？”

高智说他完小毕业后又考入绥德师范学习了一年多。毛泽东眉毛一挑，高兴地说：

“绥德师范我是知道的，那是陕北很有名的一座学校嘛。这么说，你还是我身边工作同志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了！你爱人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

高智回答说，他爱人在中央机要局工作，名字叫霍碧英。毛泽东没听清楚，说：

“你慢慢讲，是哪几个字？”

高智便一个字一个字地向他解释：

“霍是霍去病的霍。碧是王白石的碧……”

“英——是英雄的英。”毛泽东微笑着拉长声调：“霍——碧——英。”

高智知道毛泽东还没有吃饭，看时间已经不早了，便起身告辞。毛泽东说：

“好吧。欢迎你以后就在我身边工作，帮我做点事，好不好？”

毛泽东特别强调一个“帮”字，要高智“帮”他做点事，这使高智十分感动。高智赶忙说：

“好，好。”

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中宣布：“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是1953年的3项伟大任务。

1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地委和县委，并告中央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中央收到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1952年11月17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现转发你们（原文1万8千字，现压缩为6千字）。中央认为山东分局这样集中地暴露党政组织中极端严重地危害人民群众的很多坏人坏事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是很好的，是完全必要的。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这个问题，不但是山东的，也是全国的。我党在“三反”中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4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3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即如处理人民来信一事，据报，山东省政府就积压了7万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山东如此，各省市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没有接到像山东分局这样集中反映的报告，但已有不少的材料，可以判断，有很多地方是和山东的情况相似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就我们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来说，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即没有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示给中下级干部的问题。这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县区乡3级干部没有审查，或者审查工作做得不好的问题。这是对县区乡3级尚未开展整党工作，尚未在整党中开展反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的问题。这是在我们专区以上的高级机关工作人员中至今还存在着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这样一种官僚主义，尚未向它开展斗争和加以肃清的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就可以使我们的许多党政组织较早地远离国民党作风。而混在我们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因此请你们仿照山东办法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和其它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山东的文件请你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并在党刊上登载。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此外，山东文件中全部精神贯注在揭发坏人坏事，这样做是必要的，这样才可以唤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但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我们相信，山东和各地这种典型的好人好事是一定不少的。

　 中共中央 1953年1月5日

1月7日，毛泽东在给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一期开学典礼的训词中写道：

总高级步兵学校宋校长（即宋时轮——笔者注）和全体学员、教职员同志们：

你们的学校已经结束预备性的文化教育阶段而正式开学了。我祝贺你们在今后的学习和教学工作中胜利地完成军委给予你们的光荣任务。

我们的国家正在为着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而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而我国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则继续占领我国的台湾，并继续侵略朝鲜，威胁我国的安全。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我们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对于这个目的，你们的学习和教学工作负有伟大的责任，因为你们应当成为全军在步兵方面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和领导者。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努力学习和教学。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3年1月7日

1月9日，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7月份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度与薪金制度。”指示要求各总部于3月份以前完成实施军衔的准备工作，4月份全军动员与评定军衔，“6月底以前完成军衔的审查批准与授予手续”。

1月11日，毛泽东召集有18位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就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问题，广泛征求意见。

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20次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问题。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说明。他说：

“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已向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提出建议，并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讨论，一致同意。特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通过决议，在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制定宪法，批准国家第1个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与会者经过讨论，对中共中央的建议和政协的决议表示赞同。

毛泽东在会议讨论结束时作了结论，他说：

“就全国范围来说，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因此，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这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为民主奋斗历数十年之久才取得的伟大胜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国家建设和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我们的重点是照顾多数，同时照顾少数凡是对人民国家的事业忠诚的、做了工作的、有相当成绩的、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有份。”

“中国人民从清朝末年起，五六十年来就是争这个民主。从甲午中日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期间是一个高潮。那个时候是向清朝政府要民主，以后是向北洋军阀政府要民主，再以后就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要民主。”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同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由朱德、宋庆龄、李济深、李维汉等32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

不久，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小组，由董必武、彭真、李维汉、邓小平、张际春、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8人组成，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以政务院内务部为主组成的宪法起草办公室，开始收集有关制定宪法的材料。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人组成研究小组。聘请周鲠生、钱瑞升为法律顾问；聘请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专门从法律和文字方面进行斟酌推敲。

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周邓陈薄：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毛泽东 1953年1月15日

原来，这个所谓的新税制即修正税制，是由财政部提出，由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讨论通过，又经政务院12月26日召开的第164次会议批准的。并向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人士征求过意见。12月30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发表声明说：“热烈欢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公布的税收修正的通告。”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时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而且社论中还提出了一个“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1月9日和1月11日，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3人和北京市委先后写信给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话给中央财经委员会，反映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毛泽东正是通过报纸报道和向明等的报告，才了解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两个副总理以及财政部、中央财经委员会党组等擅自出台了一个未经中共中央讨论的深受资本家们热烈欢迎的新税制，这才写了上述那封信。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信，反复看了数遍，感到问题严重，连夜给毛泽东写信，谈了处理方法。他写完信后，把薄一波找了来，说：

“一波，你看，新税制主席批评了。”

他把毛泽东的信交给薄一波看。薄一波接信看罢，脸色骤然变了。据他自己说，“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他感到信中“词锋甚严”，这是他没有想到的。沉默了半天，他才说了这么一句：

“看来，问题严重了。”

周恩来接过信，说：

“这事主要怨我，事先考虑不周。”

周恩来作自我批评的原因就是前边所说的，财政部提出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后，向他做作了汇报，他在1952年12月26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64次政务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接着，他还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薄一波见周恩来表情很难过，就说：

“不，总理。这事是财政部办的，我这个当部长的，理所当然地应该负主要责任。”

周恩来向薄一波投去感激的目光，摆摆手说：

“先不谈责任了。还是把补救措施和解决办法议一议吧。你看我给主席的信中谈的行不行？问题说清楚了没有？解决的方法得力不得力？”

据薄一波回忆说：后来在“2月10日，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3同志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向毛主席、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由吴波同志把税制修正了哪些地方，实行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的，一一作了说明。毛主席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再说1月17日晚上7时，从武汉到达北京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到毛泽东住处报到。毛泽东在和他们谈话中说：

“关于农村工作，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文件，要求把开展互助合作当作新时期一项历史任务。文件中提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你们农村工作部，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而不要挫伤它。

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来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作第二篇文章了。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统帅’。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更长些时间内，完成农业社会化，配合国家工业化，实现农业集体化，即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过渡到集体农庄。完成这个任务，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现在就应开始。”

1月22日，原第1野战军第1军军长黄新廷、政治委员梁仁芥辖第1师、第2师、第7师，由吉林辑安入朝参战，隶属第19兵团（后隶属志愿军总部）。

1月30日，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接到父亲病重的来信，请了15天假回山西盂县探亲。李家骥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站起身来，嘱咐他说：

“这次回家探亲，别忘了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掰着指头，亲自为李家骥拟定了调查提纲，他说：

“一是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二是群众拥护什么；三是群众有哪些负担。另外，回去不要对人家炫耀自己，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不要摆架子，这样就不好办了。回来以后向我汇报。”

1月31日，毛泽东在给后勤学院的训词中写道：

后勤学院李院长（即李聚奎——笔者注）和全体学员、教职员同志们：

我祝贺你们在预科学习和教学上的成绩，并希望你们在今后圆满地完成军委所给于你们的学习和教学的任务。

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的科学、不需要有系统地学习、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军队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后勤学院全体教员、职员、学员，应当团结一致，为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而奋斗。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3年1月31日

1月31日下午，毛泽东在一个会议上说：

“对资产阶级，有几个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二是劳资，三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绌，这些要解决。”

1953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一个会议上说：他不同意某一个文件上所写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的改组”的提法，他说：

“现在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已经改组了，其它并没有改组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工业还远未完成，国营商业零售面有待逐步扩大。从农业上看，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体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

2月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做出放蒋介石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军事冒险的姿态。

2月2日晚，原第4野战军第54军军长丁盛，政治委员谢明辖第130师、第134师、第135师入朝参战，隶属朝鲜西海岸防御指挥部（后隶属第20兵团）。

2月3日，艾森豪威尔同参加“联合国军”的各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的政策。

2月4日，毛泽东在转给聂荣臻和黄克诚的一个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聂黄：

为了防御台匪空军向上海一带的可能的攻击，上海空军及防空两方面均须提高警惕，加紧整顿，准备随时可以对敌作战，确保上海一带的安全。为此请与空司、防司筹商应敌计划告我为盼。

毛泽东 2月4日

2月7日，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4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对艾森豪威尔发出了严重警告，他说：

“要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由于美帝国主义坚持扣留中朝战俘，破坏停战谈判，并且妄图扩大侵朝战争，所以，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后来在2月22日，美国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由“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提议在停战前先交换伤病战俘，试图借机恢复从1952年10月8日起由“联合国军”单方面中断了近5个月的停战谈判。

2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计划机构的通知》，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党组：

一、为适应国家有计划地大规模建设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已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一级各国民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必须迅速加强计划工作，建立起基层企业和基层工作部门的计划机构。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和各省、市人民政府的财经委员会应担负计划任务，其有关计划业务，应受国家计划委员会指导。东北各省人民政府的计划委员会应一律改为财经委员会。

二、各省、市的财经委员会，应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与省、市党委及人民政府指示，综合编制全省、市的地方国营工业、地方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农业、林业、水利、手工业以及属于地方经营的其他经济、文化事业的长期和年度计划；并负责编制必要的地区性的物资和劳动平衡计划；经常检查计划执行情况，发现和研究国民经济中的各种问题，总结先进经验，积极推动国营经济与合作经济的发展与壮大，保证各社会经济成份逐步按比例的发展和协调。

三、在目前各大区的财委仍应负责汇总省、市报送的各种计划，并组织地区的物资和劳动平衡工作。

四、各大区行政委员会、省、市人民政府，应由财委主任或副主任专门负责领导计划工作。大区、省、市按照工作繁简在财委原有编制外，另设包括30人到50人的计划局或处，分设若干计划组进行工作，受同级财委及上级计划机关的双重领导。专署、县的计划机构的编制待5月全国编制会议决定。

五、中央一级各国民经济部门和文教部门在各大行政区、各省、市之国营企业和文教部门所编计划，除直接报送主管上级外，同时应将计划副本抄送大区的，省、市的计划局或处，以便大区、省、市综合编制地区的物资、劳动平衡计划。

六、为适应计划工作的需要，在建立和健全计划机构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健全统计机构，各级统计机构的编制各级党委应按全国编制委员会的规定，迅速把干部配齐；各大区、省、市的统计部门，应受各该级财委指导；各级统计部门应经常供给各级计划部门统计资料。

中央 2月13日

2月13日是除夕，毛泽东吃过年夜饭，对叶子龙说：

“明天我们出去走走。看过黄河了，这一次再去看长江。你把杨尚昆、罗长子请来，我们商量一下。”

杨尚昆、罗瑞卿从毛泽东办公室出来，连夜召开会议，对毛泽东出行进行部署。

2月14日，卫士李家骥从老家山西盂县探亲回来，向毛泽东报告了他父亲的病情，接着又汇报了他在家乡调查的情况。李家骥原本打算简单说说就行了，谁知毛泽东听得很认真，特别是对农村生产、生活、农民的意见，农村政策落实情况，农民的痛苦，问得很详细，还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来了。

李家骥说到一个山区的21岁的农民生了病，为了给他治病，老乡3次赶着马车进城请医生都没有请来。毛泽东“噢”了一声，放下笔，沉思起来，停了一会儿，他问道：

“这个青年人叫什么名字？当地干部知不知道？”

毛泽东又自言自语地说：

“为什么医生都集中到城市呢？”

他的脸上露出了忧虑的表情。李家骥说：

“这个人因抢救不及时就死了。”

毛泽东的眼圈立刻红了，他说：

“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人民群众啊！”

毛泽东听完汇报，放下笔，对李家骥说：

“你了解的情况很好，能否写个材料给我看？”

李家骥第二天就开始写材料，写出来的东西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像样子，他掂量了好几天，也不好意思交稿。谁知毛泽东办事从来都是很认真的，他主动问李家骥要了几次，李家骥没办法，只好将材料递了上去。

几天后，毛泽东将李家骥的材料交给了负责卫士组工作的秘书王鹤滨。李家骥一见就要要回来，王鹤滨不给，李家骥想抢也没有抢到手。王鹤滨说：

“这个材料暂时还不能给你，主席有批示，等组织同志们学习完了再给你。”

后来，王鹤滨组织警卫班和卫士组学习的时候，学习了毛泽东对李家骥调查报告的批语，传达了毛泽东要求战士们搞好调查研究的指示。

原来，毛泽东为了了解党在农村政策贯彻落实情况和问题，鼓励在他身边工作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回乡搞调查。

这时候，李家骥才见到了毛泽东给他修改过的材料。毛泽东在这个材料上修改了30多处，改了错别字和不通顺的句子，加上了漏掉的标点符号。有些重要的话，他还划了曲线或双曲线。材料上没有标题，毛泽东加上了“山西盂县情况调查”这样的标题。材料后面没有落款，毛泽东又写上“李家骥”3个字。毛泽东在最后一页上写了批语，他写道：

“写得很好，希望全班传阅，但有些错别字。毛泽东 年月日。”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组织卫士趁探家之际搞调查研究，请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写于1953年1月15日关于新税制的信以及新税制出现的过程，请认真一读。联系刘少奇1949年天津之行的讲话，再联系反高岗斗争的起因、高岗自杀等过程，以及在五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反冒进”、六十年代的“三自一包”等等矛盾和斗争，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思想基础，历来是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的（后面还要讲到这个问题）。这就决定了党内反复出现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方面的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一些人罔顾历史事实，把这一切矛盾和斗争，统统归结为毛泽东生性好斗，的确是毫无道理的。

第44章 1953年2月15日—

“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

话说1953年2月15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准备乘专列南下视察。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他感觉还需要下去作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这就是他此次南下的目的。

跟随毛泽东南下的领导人有杨尚昆、罗瑞卿和铁道部第一副部长武擎天，还有汪东兴、叶子龙、罗光禄，摄影师侯波，保健医生王鹤滨，两位正副卫士长李银桥、孙勇及几个卫士，一个男护士朱宝贵。

2月15日晚12时，专列从北京站出发，沿着京汉铁路干线向南驰去。专列到了保定车站时，缓慢平稳地停了下来。毛泽东下车后，漫步在站台上，一边察看站台周围的景物，一边向车头方向走去。王鹤滨紧紧跟在后面。

此时，专列的司机也从驾驶室里跳了出来，弯腰、踢腿、抡臂，不停地活动着。正在此时，一阵铃声响过，绿灯亮了，绿色的小旗子正在摆动。

毛泽东一看专列就要开了，返身向后面的车厢走去。司机突然看到毛泽东，一下子惊呆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拉的客人竟然是毛泽东。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拙笨而又缓慢地爬进驾驶室，由于过度的兴奋、激动和紧张，手脚已经不听指挥，竟然不敢开车了。

坐在车厢里的武擎天，用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目光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已经过去了3分钟，专列依然是一动不动。他急忙跳下车，小跑着奔向车头，大声叫道：

“为什么还不开车？”

待他看到司机呆呆地坐在那里，就像一个瘫痪的病人一样，也吃了一惊。他问明情况后，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杨尚昆、罗瑞卿，提出要另找司机。毛泽东叮嘱他说：

“要安慰司机，不要紧张。”

武擎天跑到调度室，找来一位年轻的司机，专列终于开动了。毛泽东听取了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的工作汇报。专列到了石家庄，毛泽东又听取了石家庄市委领导齐一丁、康修民的工作汇报。毛泽东说：

“城市不能发展太大。发展纺织工业一定要注意原料的来源和市场需要。要多生产一些农民需要的农机具。”

他又对马国瑞说：

“听一般的汇报不行，这次下来要做些调查研究，要找基层的同志谈谈。”

马国瑞建议让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上专列汇报工作，毛泽东同意了。

2月15日上午9时，毛泽东的专列到达邢台车站。大约10点钟，他接见了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据张玉美回忆说：

上午9时许，我正在六合居饭庄参加邢台地、市、县联合举行的欢迎赴朝志愿军回国报告团春节招待会，突然接到火车站要我和地委书记李吉平马上去车站的电话通知。李吉平向专员冯世英作了简短交待，便和我乘坐一辆美式吉普急忙赶到车站，车站负责人立刻把我们迎进候车室。省委副书记马国瑞陪同公安部长罗瑞卿下了专列，问李吉平：

“张玉美同志来了没有？”

李吉平指着我说：

“来了，这就是张玉美同志。”

罗瑞卿接着说：

“玉美同志请上车，吉平同志已经完成任务，你可以回去了。”

我走进列车接待室，马国瑞让我坐下，并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说：

“毛主席外出视察，想听听基层工作同志的汇报，省委经过研究，决定推荐你来完成这项光荣任务。”

罗瑞卿说：

“主席大年初一夜里从北京出发，沿途要做些调查研究，第一个就由你来向主席汇报。”

听说要见毛主席，还要当面给他老人家作汇报，我顿时心潮澎湃、惊喜万分，可我又担心一点准备也没有，给毛主席汇报不好。罗瑞卿对我说：

“主席问什么，你就讲什么好了。”

我和罗瑞卿、马国瑞一块儿走进南面的车厢会议室，罗瑞卿介绍我与陪同主席视察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见了面，然后对我说：

“主席夜间工作，这时正在休息。你先坐下等候，顺便考虑一下汇报内容。”

我正要思考一下，忽听前面车厢内咳嗽了一声。罗瑞卿轻轻地说：

“主席起来了，咱们准备吧。”

车厢门外传来稳健有力的脚步声，所有的同志立刻站起来。顷刻间，毛主席出现在车厢会议室南边门口。一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热泪盈眶，快步迎上前去，两手紧紧握住他老人家的手，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罗瑞卿介绍说：

“主席，这是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同志。”

毛主席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并紧紧握了握我的手。随后拉着我走到会议室桌子东侧，用手指了指身边的沙发椅，示意我扶着他坐在右侧。站在会议室桌子西侧的罗瑞卿、马国瑞和南端的杨尚昆、何载（记录员）也相继落座。我幸福地凝视着毛主席，只见他身材高大、双肩宽阔、天庭饱满、面容慈祥，虽然年近60来岁，看上去不过40岁左右，显得很年轻。主席着一身灰色中山服，穿一双棕色皮鞋，虽然擦得很亮，但鞋帮已磨起皮毛。罗瑞卿见我望着毛主席出神，便说：

“玉美，这就是主席。”

我顺口答道：

“见过。”

毛主席惊奇地问：

“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呀？”

“见过你的像片。”

一句话把主席和在座的同志全逗乐了。主席见我心情紧张，便与我拉起家常，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岁数、读过几年书？当主席听说我只上过8个月夜校，认字主要是从工作中学来时，便递给我一支钢笔，说：

“你写几个字让我看看好吗？”

我随手掏出装在兜里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20多个字。毛主席看了之后，又默默地翻了一阵笔记本，笑着鼓励我说：

“字写得不错嘛，相当于中学生了。你这不是‘农大’毕业了嘛，已经够上农民知识化了。”

主席又面向随行人员说：

“看来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也要劳动化。”

主席又问我：

“家里几口人？”

我回答说：

“25万！”

主席高兴地点点头，说：

“好，你这个书记心里装着全县人民哩！”

我感到主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心情随之平静下来。主席问我：

“建国后你们县镇压了多少反革命？这些人服管不服管呀？”

我报告说：

“镇反中全县抓捕了171名反革命分子，枪决了81名。经过镇反，被抓捕的反革命分子多数能够低头认罪，接受政府管制，刑事案件明显减少，社会秩序也很稳定。”

主席又问：

“你们县‘三反’、‘五反’搞得怎样？”

我说：

“县里‘三反’、‘五反’按中央通知进行了部署，去年10月份已经结束。‘三反’中一共查出158名贪污分子；因县里工商业很少，‘五反’没搞出什么问题。经过两个运动，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深刻教育。”

主席用商量的口气说：

“把你们县互助合作的情况给我详细谈谈好吗？”

我说：

“沾。手头没材料恐怕说不好，耽误主席时间。”

毛主席宽慰我说：

“不要紧，你们怎么搞的，就一五一十地讲嘛。”

于是，我便向主席汇报了全县的地理概况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大致过程。毛主席说：

“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生产运动才能开展起来。你这个地方是个老区，应当总结经验。农民一定要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不走不行。”

主席问我：

“你对情况这么熟悉，都干过什么？”

我告诉主席，我1938年入党后，一直没离开邢台。先在村里当支部书记，后到区里担任区委书记，参加过打日本、反磨擦，搞过减租减息、锄奸反霸、支前参战。领导组织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1952年从区里调到县里。主席听后，拍着我的肩膀连声说：

“好！好！你是本县人，又长期在基层工作，是从基层一步一步上来的。这样好，人熟地熟，情况也熟。”

主席转过身对杨尚昆、何载打了一下手势，说：

“记下来，建国以后，干部应当稳定一段为好。”

主席点燃一支香烟，转过脸对着我说：

“继续谈吧。”

于是，我又向主席汇报了近两年来全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毛主席点点头说：

“是啊，农民就是经验主义者，办社就是为了多打粮食嘛。增产与否应该成为检验农业社成败的主要标准，看来互助合作要比单干好啊。”

接着，我又汇报了到秋收种麦前，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20个，参加农户1270户，占总农户的2.2%。同时，新建社在内容上也有一些新发展，如尹贾乡的尹化成农业社，不仅土地入股，而且牲口也折价入了社。毛主席听后把手一扬，诙谐地说：

“不错呀，人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驴子也组织起来走合作化了。”

在场的同志都跟着笑了。我继续汇报说：

“到目前，全县各区报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200多个，加上原先成立的6400多个互助组，社、组农户占全县总农户的87%。”

毛主席高兴地问：

“互助合作的进度这么快！原因是什么？”

我回答说：

“一是我县互助合作有10多年的历史，组织起来搞生产互助早已深入人心，二是我县试办农业社的实践证明，党中央在《决议》草案中提出的方针、原则及办法顺民心、合民意，广大农民群众打心眼里拥护欢迎。”

接着，我重点汇报了水门、东川口村建社时的情况。毛主席兴奋地说。

“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主席又问：

“办社当中有什么困难和问题？”

我说：

“主要是好建难管。”

毛主席夸奖说：

“高度概括，接着往下讲。”

我汇报了建社后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劳动管理。水门王俊生社仍实行“死分活评”，现正酝酿“包工包产”，问题不算太大。东川口王志琪社开始干活不评分，后改为“死分死记”，去年又改成“死分活评”，结果群众还是不满意。今年计划推行“按件记工”，情况估计会好些。”毛主席明确地说：

“生产关系调整了，需要摸出一套劳动管理办法来，这个办法要能够反映多劳多得。”

我说：

“通过试办农业社的实践，证明了农业社比互助组有更大的优越性，但也出现一些问题。”

主席关心地问：

“都是什么问题，给我讲具体一些。”

我说：

“开始入社时，多数村没什么阻力，但个别村群众认识不统一，思想斗争挺尖锐。有的富裕户仗着自己土地多、家底厚，老想搞独立，甚至和地主富农拉起手，与贫下中农唱对台戏，企图孤立瓦解贫下中农，阻碍互助合作运动。县委对此态度非常坚决，一方面支持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参加农业社，一方面对思想不通的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对个别挑事或散布不满言论的严厉批评，属于地富分子的坚决打击，表现好的可吸收为候补社员，不好的不准入社。”

主席用指头敲了敲桌子，果断地说：

“这样好！以前是少数统治多数，现在是多数统治少数。经验来自基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我接着说：

“农业社的另一个问题是分配办法不统一。有的是土地参加分红，有的是土地、牲口、果木树，甚至农具也参加分红。”

主席说：

“牲口、果树、农具入股，股金不能高于土地，不然贫农就要吃亏了。你们是怎样进行分配的？”

我回答说：

“农业社的分配基本上体现了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比例多是地二劳八，也有三七和四六的。”

主席摆了摆手说：

“不要，不要。三七是个界限，三是社会主义，七是按劳分配，这个界限不要突破。破了这个界限，不是伤害劳，就是伤害地。”

我继续向主席汇报说：

“当前农村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有的村出现了两极分化。特别是平原区个别村，有的户劳力少打不了粮食，还有的生活困难卖了孩子。而有的户却富了起来发了家，如前晋祠支书和10多名党员都是常年不下地，干活靠雇工。”

主席问：

“对党员雇工是怎么处理的？”

我说：

“撤了支部书记的职，党员进行批评教育。”

主席摇了摇头，似乎对单纯组织处理不大满意。接着，主席又问：

“还有什么问题？”

我说：

“主要是刚才谈的这些。”

不知不觉已到下午一点。这时，一位工作人员走进车厢门口，罗瑞卿请示说：

“主席，该吃饭了，上午就到这里吧。”

毛主席站起来说：

“不讲了，吃饭去。”

我跟随主席从会议室北门穿过接待室和警卫车厢来到餐厅，只见餐桌上摆着色酒和4个菜，主食是米饭、小饼和包子。主席先敬酒和我碰杯，接着让我吃饭，还不断往我碗里夹菜，让我每样菜都尝尝，使我感到在他老人家身边既亲切又温暖。饭后，我随主席一块儿回到会议室。毛主席问：

“合作化搞起来了，妇女的情况怎样？参加没参加呀？”

我说：

“参加了。不但现在参加了互助合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那时，老区的妇女组织起来搞纺织，在太行全区都出名。特别是折户村的郭爱妮，曾两次参加太行区群英会，被评为全区纺织英雄，1950年还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受到您老人家的亲切接见。建国后，妇女由纺织转向田间生产，郭爱妮为使孩子母亲能够腾出手脚参加劳动，带头在全村创办了托儿互助组。随后，县委及时在全县进行了推广。到1952年初全县托儿互助组已发展到458个，入托儿童1229人，解放妇女劳动力1881人。”

毛主席欠了欠身子，提高嗓音强调说：

“妇女要解放，必须在政治上解放，这是先决条件。但要真正解放，还必须在经济上和男人一样，必须参加生产，这是基础。”

主席又问：

“《婚姻法》公布后，贯彻得怎么样？妇女地位提高了没有？”

我汇报说：

“《婚姻法》在全县已普遍贯彻。山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贯彻边区制定的《婚姻法》，妇女和男人一样参加政治活动，一样参加生产劳动，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县委对妇女工作很重视，从1950年到1952年，3年有3位女劳模进京参加了国庆观礼，并荣幸地见到您老人家，一时在全县全省传为佳话。”

我还列举了郭爱妮、王葆荣、韩秀娥等妇女典型，具体说明了妇女地位的变化。主席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对我说：

“妇女的伟大作用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你们县妇女工作搞得不错，要充分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劳动，在生产中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主席又问：

“县委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是怎样进行领导的？”

我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点带面等6个方面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满意地说：

“你们的作法不错，概括起来就是积极领导、全面规划、典型引路、稳步发展。”

这时，窗外的光线渐渐发暗，工作人员进来请主席吃饭，我便和主席一块儿共进了晚餐。饭后，主席还从餐桌上拿了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送给我。这时，列车将到郑州火车站。回到会议室，毛主席拍着我的肩膀说：

“玉美，今天你谈得很好。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今后有什么新情况、新经验，可写成材料报中央办公厅给我看。”

我说：

“主席累了一天，您该休息了，对县里工作有啥看法，请给予指示。“

主席略微思考了一下，语重心长地说：

“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你们县妇女工作也不错，要很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主席又用商量的口气问我：

“出过门没有？愿不愿跟我们到外地转转？”

我心想，自己连北京都没有去过，要是跟主席到外地转几天，见见世面自然是件美事。

可我又觉着不合适。主席日理万机，连春节都顾不上休息，要到外地视察，自己咋能给他老人家添麻烦呢。于是我告诉主席：

“县里已经安排召开三干会，这次我就不去了。”

毛主席微笑着点点头说：

“也好。”

随后主席送我一盒烟、一筒茶叶和一支钢笔，问我：

“这几件东西怎么样？”

我连声说：

“好！好！”

火车进入郑州站，主席再一次问我：

“你在车上休息，还是下车呢？”

我说：

“我下车吧，明天还要回去呢？”

于是，主席就让罗瑞卿打电话派人接我，临下车时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说：

“今后有什么事情就找我。”　　　

2月16日早上7点，从开封赶来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到了郑州火车站，来见毛泽东。毛泽东下了专列，一边在站台上散步，一边问王化云：

“邙山水库为什么不修了？”

王化云正要汇报邙山水库不修的想法，毛泽东拉着他，和潘复生一起上了车，列车就启动了。毛泽东和他们在一张长方形办公桌周围坐下，问王化云：

“有图没有？”

王化云说声“有”，随即把邙山水库、三门峡水库、黄河规划设想的图纸展放在方桌上，汇报了邙山水库和三门峡水库的比较方案。他说：

“邙山水库的坝址是沙基，技术条件比有很坚硬的岩石基础的三门峡差。三门峡可以修比较高的混凝土坝，能够综合利用，虽然投资多些，但总的看来，比修邙山水库好处多。”

毛泽东问：

“三门峡修起来，能用多少年？”

王化云作了回答，并向毛泽东报告说，除了修三门峡水库，还要在上中游修干支流水库，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发展黄土高原的农林牧业生产，制止水土流失，延长三门峡水库使用期。毛泽东关心地询问了怎样安置库区人民，然后又指着图问：

“你们计划在干支流修多少水库，都在哪些地方？”

王化云一边汇报，一边把图上拟定的坝库址和名称，一一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打开面前的中国地图册，对干支流的大水库加以对照，找出坝库的所在县、区。他极仔细地一面听，一面看地图，随后问；

“你去过这些地方吗？这些地方现在的情况怎样？”

王化云回答说：

“去过。”

他把了解到的那些地方的现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问：

“你们计划修多少中小水库？”

王化云说：

“500座。”

毛泽东看着图说：

“这都是泥库，要做几千座吧！黄土高原有多少沟？”

王化云回答不出来，只知道黄河干流每一公里就有一条大沟。毛泽东说：

“不是几千座，是几万、几十万座吧？化云呀，去年你给我说的从长江上游通天河引水的事怎么样了？”

王化云汇报了从长江上游引水100亿立方的计划，毛泽东高兴地说：

“引一百亿水太少了，能多引一些好。”

两个多小时后，专列到达许昌车站。在站台上等候的许昌地委书记、宣传部长纪登奎被工作人员引上刚刚停稳的专列。3分钟后，专列继续向南驶去。

纪登奎被领进毛泽东的会客室，毛泽东见他有些紧张，微笑着打量了一下，与他握手，还递给他一支香烟，说道：

“像周瑜一样，还是个青年团呢！”

毛泽东拍了拍旁边的沙发，对纪登奎说：

“坐下来，咱们再谈。”

他为了放松纪登奎的紧张心情，随便问道：

“你是哪里人？”

纪登奎回答说：

“山西武乡人。”

“你知道关云长是哪里人？”

“我们山西人。”

毛泽东笑道：

“关云长是河南人，犯了人命案，逃往山西。他也不姓关，路过潼关时，人家盘问他姓什么，他不敢回答真姓。情急之中，一抬头，看见潼关二字，就随口说，我姓关。以后就落户山西，在那里造起反了。他和你恰好相反，他是河南人在山西造反，你是山西人在河南革命。你是怎么到河南来的？”

纪登奎向毛泽东简要地讲了自己的经历，又向毛泽东汇报了许昌的地理概貌、历史沿革、乡土风俗、经济文化、人口物产等情况，并着重汇报了土改、治理淮河、抗美援朝、如何建立党的宣传网。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他要纪登奎详细汇报一下许昌的农业互助合作情况。纪登奎报告了全区成立了多少个互助组，多少个合作社，群众如何积极，领导怎样引导。毛泽东问：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合作社的情况？”

纪登奎将鲁山县苏殿选合作社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问：

“生产情况怎么样？”

纪登奎说：

“生产增长很快。互助组时，小麦亩产平均158斤，1952年增长到187斤，今年预计可达到300多斤，小麦亩产超过互助组时四五成，超过单干户一倍多。去年该社玉米平均亩产325斤，比1951年增产47%。在副业方面，社里办了磨坊、粉坊、豆腐坊，还搞运输，去年赚红利304万元（旧币）。分配上实行按劳付酬，男女同工同酬。夏季分红按土地六成劳动力四成的比例。秋季为土地劳动力各半。去年该社每个社员平均分玉米1305斤，比全乡收入最多的互助组还多出45%。通过比较，证明合作社比互助组好，互助组又比单干好。”

毛泽东对纪登奎汇报的情况很满意，他问：

“你们遇到过什么困难？合作社存在有什么问题？”

纪登奎说：一是互助政策贯彻得不够好。有的社用牲口入社时作了价，但社里长期不付款，不计息。有的农具采用无代价入社，一部分社员不满，他们认为被共了产。毛泽东说：

“这样共产不好，社员会不高兴的。”

纪登奎接着说：二是社里会计制度不健全，账目杂乱，公共支出过多，影响社员的积极性。毛泽东突然问：

“你们那个文香兰合作社现在怎么样？垮台了没有？”

文香兰是鲁山张良区贺堂乡的女青年团员，1952年春，她组织起了文香兰农业合作社。当时县、区政府要求每个合作社划出3亩地，作为高额丰产田。麦收时，张良区委书记在现场验收。3亩地单割、单打、单收，亩产高达676斤，引起轰动。新华社记者阚枫和《长江日报》记者吕建中赶赴现场采访，产生了怀疑，并报告给鲁山县政府。可1952年10月28日《河南日报》公布的小麦丰产模范受奖名单中又出现了文香兰合作社。阚枫看了十分生气，随即写了《鲁山文香兰农业合作社小麦“高产丰产”的实况调查》，刊登在《河南日报》第一版上，编者按也批评鲁山县、区政府弄虚作假，欺骗党和人民。此事引起轩然大波，文香兰一时成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新闻人物，毛泽东自然是知道的。纪登奎说：

“这个合作社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与压力，但没有垮台。”

纪登奎又说：文香兰从开封回去，大伙要分社散摊子。结果16户退了9户半，文香兰家一半退社一半留社，她的公婆退了社，她和丈夫留了下来。处境艰难，6户半农民兑上鸡蛋卖了，买回一个耙。乡长把3个月的津贴借给他们，又买了一头牛，硬是把合作社办了下去。毛泽东说：

“你们要帮助文香兰解决困难，不能让这个合作社垮了。”

说罢，他又突然问：

“你挨过整吗？”

纪登奎说：

“我挨过两次整。”

毛泽东说：

“我挨3次整，比你还多一次。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

“整错了。”

纪登奎简略地讲了他在冀鲁豫挨整的情况。毛泽东笑道：

“挨点整也有好处。你整过人么？”

纪登奎回答说：

“整过。”

“整错过么？”

“也整错过。”

毛泽东又问：

“你杀过人吗？”

纪登奎一怔，马上答道：

“杀过。剿匪、反霸，杀了很多人。”

毛泽东追问：

“杀错过么？”

纪登奎如实答道：

“也有杀错的，那是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我工作没做好。”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点了一支烟，吸了几口，转向众人转换了话题，他说：

“1918年我送勤工俭学学生乘火车去北京。路坏了，在许昌候车3天。到了郑州，黄河涨水。那时候，男人还有辫子，女人缠小脚。党成立后，到1949年，经过28年的长期斗争，革命成功了。现在都归我们管了，事情好办了。比如治黄，过去也有王化云，但因不归我们管，治黄的问题不能解决。只有现在才能谈到解决。”

他又启发王化云在制订《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时，要力戒骄傲，不要迷信苏联的经验，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离中国黄土高原和三门峡的地面实际，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他问王化云：

“你读过斯大林讲的那个安泰的故事吗？”

王化云回答说读过。毛泽东要人们从安泰的故事中吸取教训，一定不能骄傲，不能脱离群众。说话间，专列到了驻马店火车站。毛泽东把潘复生、王化云、纪登奎送到车门口，交代罗瑞卿说：

“给他们买车票，让他们回去吧！”

2月16日下午6时左右，专列到达信阳火车站，毛泽东召见信阳地委书记王黎之谈话。他下了专列，握住王黎之的手，笑着说：

“我们一起在车站走走。”

此时天已黄昏，空中飞着雪花，毛泽东边走边问：

“京戏《四进士》那个故事是不是发生在这里？宋士杰是信阳州人吗？”

他还说：

“宋士杰主持正义，打抱不平，一状告倒了3个贪赃枉法的进士，可不简单呀！”

二人回到车厢，专列向武汉驶去。毛泽东取来一张地图摆在办公桌上，问王黎之信阳地委下辖哪些县，有多少人口？他边问边划，并开玩笑地说：

“你管着几个国家啊，古时的上蔡、息县、固始、商城都曾经是个国家。”

王黎之汇报了豫南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他还谈到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前在信阳烧了不少民房，在河南做了一些损害人民利益的事，因此，在各界人民代表会上，信阳的代表对他仍在河南当官反映很强烈。毛泽东说：

“河南群众有意见，那就让他到北京做官好了。你去过北京吗？”

王黎之说：

“1951年去过一次，是参加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那时我当地委组织部长。当地委书记后就没去过了，因没人召集我们开会了。”

毛泽东问王黎之多大了，任地委书记多久了。当他知道王黎之31岁时，便问：

“河南省像你这样年龄的地委书记还有几个？”

王黎之回答说有3个人。毛泽东很高兴地连声说好，又问王黎之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革命工作，在哪里念书？王黎之说：

“我是山东人，因抗日战争，书读不成了，1938年参加了革命队伍，文化程度不高。”

毛泽东说：

“那没关系，你还年轻，在革命队伍里是可以学习提高的。你知道谭震林吧？原来也没有文化，他很注意学习，现在很不错嘛。我们共产党队伍里像你这样的人不少，问题是要努力学习。”

谈话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说：

“我们去吃饭吧。”

王黎之随毛泽东到另一节车厢里，面对面坐在一个餐桌旁。服务员端来4个小盘，两荤两素，另加一个汤，两杯葡萄酒。毛泽东怕王黎之拘束，不断地让王黎之吃菜；饭后又在办公车里随便聊天。专列到了湖北广水车站，他问王黎之：

“你去过武汉吗？”

王黎之回答说去过。毛泽东风趣地说：

“那你就回去吧！大概你出来时，家里人还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大年初三风雪之夜王黎之失踪了。那还了得，说不定家里人正到处寻找你呢！”

2月16日晚上11点45分，毛泽东到了阔别了25年之久的汉口大智门车站，早有中南局副书记李先念、李雪峰及武汉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王任重等接着。毛泽东下榻在惠济路16号中南局招待所。

这个大院原来叫杨森花园，是国民党时期大资本家、大军阀杨森的别墅。院内环境幽静，院墙高似城墙。

2月17日凌晨5点，孝感地委书记王良接到通知，乘车赶到了大智门车站。他一下站台，就听到广播喇叭呼叫：

“孝感地委王良同志，请到站口来，这里有人接你。”

王良到了站口，见是省委的一位负责人来接他，便上了车。那位负责人告诉他，毛泽东来到武汉视察，要听他汇报基层情况，并叮嘱他：

“要沉住气，主席喜欢当场出题，随便谈，不喜欢照稿念。你掌握的情况多，只要不紧张，一定会让主席满意的。”

早餐后，毛泽东在招待所一个简朴的会议室接见了王良。他握住王良的双手说：

“你是王良同志吧！”

他又询问了王良的籍贯、年龄及学历等。王良回答他是山东人，毛泽东说：

“啊，还是一位‘山东好汉’。”

坐下后，毛泽东拿出笔记本，要王良谈谈土地改革后翻身农民的生活状况。他问得十分仔细，比如集市的萝卜、白菜几多钱一斤？猪肉几多钱一斤？农民情绪怎样？他们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王良将孝感地区的农村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不住地点头。他又问：

“农民有了土地，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下一步我们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事情？能谈点你的个人高见吗？”

王良回答说：

“主席，我认为当前首要任务是引导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毛泽东说：

“对，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你们地、县党委的主要任务就是抓农业。”

他谈了在当前总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他说：

“我们正处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

他还扳着指头解释说：

“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

毛泽东让王良把这话传达到县委书记、县长。他还说：

“我们要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毛泽东问王良对中央、对省委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向他反映。王良将当前地、县机关存在的“五多”现象如实作了汇报，毛泽东追问“五多”的意思是什么？王良扳着指头数着说：

“一是事务多，二是会议多，三是文件、报表多，四是蹲在机关多，五是一般号召多。”

毛泽东说：

“‘两头打着坝，中间淹死人’，你们基层难做人。这种情况要改变，要努力改变。”

他要王良谈谈关于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看法。王良说：

“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主席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大力发扬。应该自上而下，然后从下而上。”

毛泽东连连点头，表示赞许。此时，武昌县委书记赵学义也兴致勃勃地赶来了，头上还冒着热气。毛泽东询问了他的身世后，要他谈谈农村的情况。赵学义回答了主席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听后称赞道：

“你头脑很清晰，是个秀才书记。”

这时候的武昌县隶属于孝感地委，王良作插话说：

“赵学义同志深入群众，肯学习，有政策水平，地委已准备让他挑更重的担子。”

毛泽东夸奖说：

“当领导就是要善于发现人才，你能慧眼识英雄，说明你更明白。”

2月17日下午，毛泽东带着随行人员参观了紧靠长江江岸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故地重游，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20多年过去了，宛如弹指一挥间，他抚今追昔，心潮起伏。站在房子面前，毛泽东指点着每间熟悉的房间，如数家珍似的给身边的人介绍。他还指着一进大门就可以看得见的大教室说：

“就在这所教室里，举行的开学典礼。”

毛泽东还向大家介绍说，他在哪个房间办公，还有哪些房间是教室，哪位教师讲什么课程。

看完了讲习所旧址，毛泽东想去汉阳看看，便召来了中南交通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刘惠农，他握着刘惠农的手说：

“刘惠农同志，解放前我到过武昌、汉口，就是没到过汉阳，我想去看一下。”

罗瑞卿事先已给刘惠农打了招呼，为了安全，要设法劝阻毛主席汉阳之行。刘惠农听毛泽东这样说，便支吾道：

“主席最好不要去。”

他摆了3条理由：第一，从汉口到汉阳既没有桥，又没有渡河的轮船，坐小木划子很不安全。第二，即使过了河，汉阳也没有码头，整个汉阳连一条可通汽车的道路都没有。第三，社会秩序还不够稳定。毛泽东笑着问：

“你去过汉阳吗？”

刘惠农回答说：

“去过。”

“你是怎样去的？”

“坐划子。”

“你能坐划子，为什么我不能坐划子？”

毛泽东步步为营，刘惠农一时语塞，只好说：

“那主席，我去准备一下。”

他从长航局调来了一条船，陪着毛泽东上了船，迅即起航。一路上，毛泽东兴致很浓，巡视长江、汉水两岸，边看边问。船到汉阳高公街一个码头靠了岸，毛泽东带上一个大口罩，步入高公街。这是汉阳的一条老街，街道狭窄，仅能通过一辆三轮车，街面一片萧条。毛泽东问起汉阳兵工厂旧址，刘惠农指着龟山北麓一带说：

“就是这里。抗战时期，国民党将工厂迁到四川，厂房被日寇多次轰炸，破坏相当厉害。1950年下半年，我们在这里建造了一个棉纺织厂。”

毛泽东一行从北侧登上龟山，一直走到龟山东头。从汉阳返回时，他关切地问：

“老百姓过江都是坐划子吗？”

“是的。”刘惠农点点头，继续说：“这里是汉水、长江的汇合口，风大浪急，坐划子很不安全。第1个五年计划已决定在汉水上架设铁路桥和公路桥，将来与长江大桥一起，把武汉3镇连成一片。”

毛泽东高兴地连连点头。

2月17日晚上8点10分，毛泽东请李先念等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几位领导吃饭，在饭时与饭后，他向王任重了解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王任重简要地作了回答。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谈话。据王任重日记记载，此次谈话要点如下：

一、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二、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剥削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三、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纱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

四、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五、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

欲知毛泽东明日去何处考察，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3年2月17日晚同李先念、王任重等的谈话，值得认真玩味。第一，这个谈话反映了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出现在党内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严重分歧：有人“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参看刘少奇1951年3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有人主张“四大自由”（参看《邓子恢传》，1950年提出雇工自由和借贷自由，1951年提出贸易自由，1952年提出“土地自由经营，自由处理”）。毛泽东说：“我看都是不对的。”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第二，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三大任务。同时，他正在思考“家底子很薄弱”，在三大改造中要“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等一系列问题。这说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他的思路已经逐渐明晰起来了。综上所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之间，是存在着极大的思想差异和严重分歧的，这是在研究党史时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45章 1953年2月18日—

“我们共产党领导农民完成土改，是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考虑的是农民的根本利益。”

话说1953年2月18日，已经连续下了几天大雪的武汉三镇迎来了第一个晴天。这一天是初五，武汉三镇非常热闹，有耍狮子的，有玩龙灯的。

这天早上，毛泽东听了李先念的汇报。李先念谈到黄石市和华中钢铁公司几年来的发展和民主改革的情况。毛泽东对此很有兴趣，表示将要亲自听听黄石市委的汇报。

吃过早饭，毛泽东乘船过江，去东湖和珞珈山游览。他参观了张公祠，到东湖疗养院探视在那里疗养的病人。病员们得知毛泽东到来的讯息，兴奋异常。毛泽东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走过去，与大家一一握手，亲切问候。

“郑位三同志在哪个房间？”

毛泽东走过了一个病区，未见到郑位三，就问疗养院的领导。那位领导人指着另一个病区说：

“郑位三同志在那一个病区。”

毛泽东来到郑位三的单人房间，郑位三急忙从床上下来，说：

“主席身体好！”

“你好，位三同志，好好养病，早日恢复健康。”

“谢谢主席！”

中午，毛泽东来到位于武昌阅马场的湖北省委大院，突然提出要上后面的蛇山看看。

一个时期以来，武汉人民设想修一座长江大桥的报告早已送到了他手里，因为需要勘察设计，方案还没有正式确定下来。这一次到武汉来，他就是想实地考察一下，看看计划中的武汉长江大桥修在黄鹤楼旧址处是否合适。罗瑞卿担心那边人多，不安全。毛泽东说：

“人多怕啥，坏人是极少数，我们要相信群众。再说，为了不惊动群众，我们可以来个出其不意，不就过去了！”

省委马上通知了大桥工程局负责人彭敏，让他赶到大桥桥址，准备汇报。

下午3时许，毛泽东一行人从省委大院后面上山，由东向西走，没费力气就登上了不太高的蛇山山顶。

毛泽东来到蛇山黄鹤楼旧址西侧数十米处，随行人员散立在他的左右，他面对着浩瀚的大江，精神振奋，举目西望。

早在1927年，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曾经在蛇山吟出了“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这一忧国忧民的著名诗篇。而今旧地重游，他已经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了。

这一天，游山踏青的人不多。毛泽东在蛇山上从东头走到西头。此时，山上没有多少人，偶尔有一两个小学生。毛泽东穿着灰色大衣，保卫人员劝他戴上口罩。不一会儿，来到山上的学生越来越多了，有几个小朋友兴高采烈地跟着毛泽东走，工作人员动员他们回家，他们不肯。毛泽东微笑地看着小朋友，小朋友越是一步不离地跟着。毛泽东看见路旁有位卖油炸豆腐的老汉，就上前搭话，他弯着腰，用手指着油炸豆腐问道：

“老乡，你这是做的什么买卖？”

老汉说：

“我是炸豆腐的。”

毛泽东说：

“这个生意还好吗，能挣多少钱？”

老汉说：

“好，好，有的时候多些，有的时候少些。”

说完，他又礼节性地问了一句：

“游山来啦？”

“对，山上走一走。”

毛泽东身边的人，见他聊了几句，就请他继续往前走。走在后面的罗光禄问那位老汉：

“你知道刚才和你说话的是谁吗？”

老汉摇摇头说：

“不知道是谁，不过肯定是个大官！”

老汉的话，把周围的人都说笑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今生今日竟然能有机会和毛泽东面对面说话。毛泽东是一位不受拘束的人，他戴着口罩觉得很难受，走了一会儿便把口罩取下来了。一个刚吃了油炸豆腐的小姑娘，望着毛泽东，用手扯了一下她的小伙伴，带着惊喜、疑惑地口吻说：

“毛主席？！”

那个小姑娘也看出来了，惊喜地叫道：

“毛主席！”

毛泽东听到两位小姑娘的呼唤声，面带笑容，慈祥和蔼地看着她俩。两位小姑娘惊喜若狂了，激动得欢呼起来：

“毛主席！毛主席！”

毛泽东微笑着，弯着腰，伸出双手，抚着她们的肩膀。两位小姑娘各拉着毛泽东的一只大手，依偎在毛泽东的一左一右。这个情景被随行记者吕厚民摄入了镜头。

小姑娘的惊呼声，早已惊动了游山踏青的群众，他们一看，果然是毛泽东来了，都高兴得喊了起来：

“啊！毛主席来啦！”

这一下，众多的游人闻声赶来，离得最近的几个青年飞奔而至，紧紧地拉着毛泽东的手。赶来的游人都想往前挤，毛泽东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他越往前走，人越多，群众将他团团围住。毛泽东热情地同群众们握手，同他们交谈。他的手再也收不回来了，人越来越多，伸出的手也越来越多，以至于把毛泽东都拉得摇摇晃晃了。挤不到毛泽东身边的人激动得连连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身边的卫士们一看这情形，顿时急了，他们前后左右拼命地把毛泽东保护了起来。此时，已经是人潮涌动，欢声四起，此起彼伏：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罗瑞卿一看群众越来越多，似潮水般涌来，急忙挤到毛泽东身边说：

“主席，到黄鹤楼旧址去休息一下吧，等等再走。”

毛泽东抽出被卫士扶持着的手，在胸前倾斜着摆动了一下，带着微笑，继续向前走去。大家都劝毛泽东不要往前走了。罗瑞卿说：

“这样的环境，这么多人混杂在一起，万一有坏人怎么办？”

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

“没啥子关系，我们是有准备的，敌人是没有准备的，怕什么呢？”

他一边说一边往前走。此时下山，谈何容易。毛泽东刚迈出一两步，就动不了啦，前面的群众像一堵墙一样堵住了去路，而且被冲击得不停地倒退着。身高1米8以上的罗瑞卿，拉着比他还要高几厘米的武擎天，迅速插到毛泽东的两侧，一左一右，搀扶着毛泽东，杨尚昆、李先念紧贴在毛泽东身后，其他的随从人员组成了一个不大的半圆形人墙，众人宛如一叶小舟，在人流中向山坡下缓慢地移动。

罗瑞卿的衣扣解开了，敞着衣服，满头大汗，焦虑得紧皱着眉头。大块头的武擎天也敞开了衣服，一边开路一边呼喊着：

“同志们热爱毛主席，请不要挤！”

罗瑞卿也呼喊着：

“请让开一条路，让毛主席走过去！”

毛泽东的随行人员们也都用同样的话语呼喊着，但是，无济于事。在毛泽东右侧的王鹤滨，因为右手还提着一个应急药箱，别说保护毛泽东了，就连他自己也保护不了，两次被踩掉了鞋子，挤来挤去，终于被挤出了人群。

罗瑞卿等人护卫着毛泽东，终于到了黄鹤楼旧址，终于进入轮船码头，终于登上了摆渡船。罗瑞卿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不断地擦着头上的汗，他说：

“好险啊！万一毛主席出点什么差错，我这个公安部长怎么向党、向国家、向人民交代啊！”

此时游山的群众顺着山势从山脚到山顶，布满了整个山坡，重重叠叠形成了一座人山，千万双手臂挥动了起来，他们热烈欢呼着：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面带笑容，抬起了右臂，不住地挥动着，与山上、岸上的群众告别。

一回到住地，杨尚昆、罗瑞卿等人就向毛泽东作检讨，请求严厉处分。毛泽东把右手一扬，说：

“什么严厉处分？我还要表扬你们，这次是我最实际的实地考察。你们是虚惊一场，在人民群众中是最安全的啰！”

吃晚饭时，毛泽东对在座的李先念、王任重等人说：

“群众很好嘛，秩序也很好嘛！老百姓是支持我们、拥护我们的，我们决不能让他们失望！”

晚饭后，毛泽东让武汉市管工业的负责人和武昌区委书记汇报手工业问题，询问了码头工人的情况。他还说：

“大革命的时候，有一次我路过武汉，乘船到上海去，被搬运工敲了竹杠。”

王任重说：

“我们准备在今年秋季对码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取消把头，成立统一的搬运公司，现在正在做调查研究，制定方案等准备工作。那些欺压工人作恶多端的封建把头，已经在民主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打倒了。”

毛泽东对刘惠农说：

“这两天主要是看，没和你多谈，如果你不忙的话，和我一起到南京，我们在路上谈谈。”

2月19日早晨8点，毛泽东要身边工作人员通知王任重，请他找一位街长去谈谈街道工作。王任重立即找到汉口交易街（后并入大智街）街长陈光中，带他去见毛泽东。

陈光中被引进毛泽东的房间，毛泽东站起身，握着街长的手，微笑着问：

“你是哪条街的呀？”

“主席，我是交易街的。”陈光中挺了挺胸，立正身体，恭恭敬敬地回答。毛泽东风趣地说：

“啊！买卖街。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光中。”

“耳东陈，光明的光，中国的中，是不是？这个名字不错呀！”毛泽东高兴地说：“坐下来，今天我找你谈谈街道工作情况。”

陈光中见毛泽东平易近人，说话随和，刚才那种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开始汇报街里如何反霸，如何进行民主改革。说得很快，满口武汉腔，毛泽东笑道：

“你这个湖北佬讲慢点嘛。”

陈光中笑了起来，于是慢慢地一层一层往下说，街政府如何发动群众开展禁烟禁毒运动；如何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培养骨干分子；如何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和建立街政府委员会；如何开展群众扫盲工作。毛泽东认真地听着他的汇报，不时地向他点头，脸上露出微笑。当陈光中谈到街政府的机构设置，调解、治安、优抚、卫生、妇女等各个委员会的任务和分工时，毛泽东问：

“你为群众办了哪些公共利益的事情？”

陈光中回答说，修了马路，安装了水管、路灯，建了公共厕所，办了夜校，解决了部分人员就业。毛泽东听了很高兴，笑着点头称赞，又问：

“群众拥护你吗？”

陈光中如实地回答说：

“我在市、区委的领导下，为广大群众服务，群众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信任共产党的干部。”

毛泽东问：

“你那个街有多大？”

陈光中答：

“全街3042户，11121人。”

他还把交易街的地域范围作了介绍。毛泽东笑着说：

“啊！这就是你的小天下。你有没有官僚主义？干部中有没有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现象？”

陈光中回答说：

“我们都是‘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到街道工作的，随时都在注意检查自己，防止发生官僚主义，到目前为止，在我们街道干部中还未发现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现象。”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又问：

“你谈了这么多，到底街道工作任务是什么呀？”

陈光中想了想，回答道：

“从我们全部工作来看，就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

毛泽东说：

“对！你很明确。你看街道应当设什么样的机构好？”

陈光中见毛泽东如此认真地听取和征询他的意见，便毫无保留地说：

“街政府既不出布告，不颁发命令，又不是一级政府机构，主要是宣传市、区政策和规定，落实上级布置的工作，起上传下达的作用，是区里的派出机关，只能是办事处的形式。”

毛泽东赞成地点点头。又问：

“你是哪个党派的？”

陈光中回答：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毛泽东高兴地说：

“啊！是我们党的积极分子。我非常羡慕你的工作，每天和群众打交道，最有意思。你是基层领导，应经常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防止干部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掌好政权，巩固政权。不要脱离群众，遇事多同群众商量，多关心群众生活。好吧，你的工作情况，我已了解了，就谈到这里。今天我请你吃饭。”

他招呼陈光中坐在自己身边，服务员端上来四菜一汤，每人一小杯葡萄酒，共饮之后就吃饭。毛泽东喜欢吃辣椒，问陈光中爱吃不爱吃？陈光中点点头说，可以。毛泽东就给了他一些，其实陈光中并不能吃辣椒，毛泽东发现他辣得脸发红，汗直淌，就叫旁边的服务人员拿毛巾给街长擦汗，陈光中辣得张着嘴，自己也觉得好笑，毛泽东也笑了。

饭后，毛泽东叫陈光中坐在他身边的沙发上，又谈开了。一会儿谈到百货公司的袜子不大众化，一会儿说到某某学校的房子中不中，西不西，穿西装戴瓜皮帽式的。当谈到民间风俗时，毛泽东问陈光中：

“武汉市是土葬还是火葬？”

陈光中回答说：

“现在大部分是火葬，也有少数土葬的。”

毛泽东说：

“火葬好，移风易俗。”

针对街长提出的一些问题，他问王任重：为什么有些手工业要停工？王任重说要停工的主要是织毛巾、袜子的工厂，这是失业工人组织起来的合作工厂，他们技术不高，产品质量比较低，商业部门怕积压，既不加工订货，也不收购。毛泽东说：

“让这些失业工人没饭吃是不行的。实际上到秋季是商业旺季，运到农村去是会有销路的。要把经济核算的原则与政治任务结合起来。国营商业不能单纯追求利润，要关心工人就业问题，在不赔钱的原则下，应当加工订货、收购。”

谈话结束了，毛泽东满面笑容，再次和陈光中握手，并对工作人员说：

“街长要回去了，用汽车送街长回去。”

上午10点，毛泽东吃过早饭，在离开武汉前和李先念、王任重等人进行了简短的谈话，他说：

“你们的东湖不错嘛！昨天我在船上大致观察了一下，自然条件绝好，真是少见啊！”

王任重问：

“西湖和东湖哪个更好？”

毛泽东说：

“我看西湖、东湖都好，但东湖还有待开发。”

接着，毛泽东谈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他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3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3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3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文盲要扫除。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二、关于民族形式的问题。他说：你们在东湖盖的两座房子（指甲所、乙所）像个乌龟壳，有什么好看？落后的东西都要逐步废除，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茅厕，要用抽水马桶？飞机、汽车、坦克哪一样是民族形式？这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反对落后，还是大洋房子比小平房好。有些人对保护老古董的劲头可大了，连北京妨碍交通的牌楼也反对拆除。

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作风。他说：对人要和气，说话要和气，你们有的人，为什么说话不和气呢？官僚主义作风主要在上边，你们要敢顶、敢抗。对于上边来的错误的东西，要筑坝、要消毒。对于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要分别轻重缓急来执行。

关于贸易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主要针对武汉市的批评，毛泽东问王任重有什么意见？怎么看法？王任重说：

“我们主要担心工人失业问题，我们一定努力把产品质量抓上去。我们没有把情况向中央贸易部报告清楚，是个缺点。我们还是要求国营商业加工订货或收购。”

毛泽东说：

“实际上你也有责任，但我同情你们的做法。”

这天上午，毛泽东还接见了奉命从黄石赶来的黄石市委书记杨殿魁。他询问黄石的情况，对杨殿魁的回答也很满意，还说：

“我要去看看。”

杨尚昆、罗瑞卿考虑到安全问题，竭力劝他不要去黄石。毛泽东笑着说：

“那里是将来的工业基地，我就是骑着驴驹也要去看看。”

上午11时30分，毛泽东在李先念、李雪峰、赵毅敏、王任重4人陪同下，到江汉码头登上来武汉迎接他的东海舰队“长江”号军舰。

这一天天气很冷，空中飘着小雪。“长江”号军舰上的指战员，列队站在甲板上，接受毛泽东检阅。这是毛泽东首次检阅海军舰艇部队，他向指战员们发表了简短讲话，他说：

“过去你们在陆地上，那时要求同志们要爱山爱土，现在你们是海军，应该爱舰爱海洋。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多是从海上来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我们应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在谈到国际斗争形势时，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要争气，要认真对付。我们的海岸线这么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过去我们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飞机、也有了军舰，只要我们一起努力干，我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检阅结束后，“长江”号徐徐离开码头，由“洛阳”号护航，顺江东下。毛泽东在休息室里听取了杨殿魁关于黄石市民主改革的情况汇报；听取了刘惠农关于长江航运和民生轮船公司公私合营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对民生轮船公司公私合营的情况十分感兴趣，详细地询问了该公司公私合营的全过程。他说：

“要使长江上所有私营航运公司都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

毛泽东还找中南水利部副部长林一山了解长江水灾成因、治理利用办法。林一山匆匆挟上一本《申报》地图，来到设在2楼的主席卧舱。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

“你过去见过我吧？”

林一山说：

“见过几次，那是西安事变放走蒋介石后，1937年春，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我是白区代表，主席曾参加过我们的小组会，我还问过很多问题。”

毛泽东说：

“真对不起，你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你。”

他指着林一山的手问：

“你的手是打仗时受伤的吧？”

林一山说：

“是的，是‘七七事变’后跟日本人作战时受伤的。”

毛泽东又问：

“你打过几次仗？”

林一山心里算了一下，说：

“较大的战斗不超过10次，小规模的游击战可能有一二十次。”

毛泽东说：

“好！打打仗可能有好处，可以减少主观主义。”

他指着林一山带来的《申报》地图问：

“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林一山说是在东北打汉奸时弄到的。毛泽东说：

“这本地图还是不错的，长征开始时我路过湖南广东边界时也弄到过一本，以后打仗行军时还时常用它，长征中它给我帮了不少忙。”

他拿起一支红铅笔，把地图打开，笔尖在地图上慢慢移动，对林一山说：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

林一山立刻想起毛泽东在视察黄河时曾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只见毛泽东把铅笔指在西北高原上，指向腊子口，指到了白龙江，然后又指向略阳一带地区，指向西汉水，问道：

“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

林一山说：

“从这两条江向北引水不行。”

后来过了很久，林一山在一次汇报中曾对毛泽东说：“根据查勘资料证实，把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也是可行的。我过去仅仅从地貌的表面现象，就认为不能引水的看法是片面的。”

此时的毛泽东见林一山说不能引白龙江和西汉水，手中的铅笔突然飞越巴山蜀水，顺着汉中盆地、武当山地区，指向湖北均县附近，突然下笔画了一个圆圈，问道：

“引汉水行不行？”

林一山回答说：

“有可能。”

毛泽东凝视着地图上的三千里汉江，问：

“为什么？”

林一山回答说：

“汉江和渭河、黄河平行，中间只有秦岭、伏牛山一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地点兴建引水工程，让汉江的水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毛泽东抬起头，凝视着窗外的滚滚长江，问：

“这个问题，你考虑过没有？”

林一山说还没有。毛泽东说：

“你立即部署勘察，一有数据，就写信给我。”

正是：吃水不忘掘井人，南水北调有前因。不是毛公早谋划，何能汲水济京津。

这林一山见毛泽东叫他立即部署，便起身告辞。毛泽东说：

“你不要走，我请你吃饭。”

服务员端上来两菜一汤，除了辣味以外，没有什么鲜味和香味，可毛泽东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吃，一边愉快地说：

“我在北京很忙乱，出来后空气新鲜，心情愉快，能自由地谈问题，自由地了解情况。”

2月19日下午4点左右，军舰到达湖北黄石港。毛泽东在李先念等陪同下上了岸，与黄石市委副书记高芸生一起转乘汽车，沿着长江的一条支流溯源而上，驱车前往黄石大冶钢铁厂。

李先念陪着毛泽东坐在后排，汪东兴坐在司机周西林的旁边，叶子龙和王鹤滨坐在后排座前面可以折叠的靠背软椅上。车到黄石市大冶钢铁厂时，太阳已经隐没在山后了。毛泽东在招待所里稍事休息就要去厂区，大家都说天已经黑了，他却说：

“天黑了，我也要把大冶钢厂炼钢过程从头看到尾。”

毛泽东站在钢铁厂扩建、改建的施工现场，非常关注地听着总工程师的汇报。总工程师说：

“我们已经在黄石市附近发现了新的铁矿资源，储量丰富，品位也高，给钢厂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毛泽东笑着说：

“你这个巧媳妇，这下可以做有米之炊了。”

来到高炉车间，毛泽东见工人们都穿着防辐射热的石棉衣裤、围裙，戴着防护帽子和手套，脖子上搭着一条擦汗的长毛巾。他们有的双手持着长长的钢钎，捅向炉门；有的把额上戴着的墨镜遮在眼前，察看熔融的钢水。他像在阅兵式上一样，把右手扬起，向工人们打着手势。来到一个适中的位置，这里能观察到高炉车间的全貌，他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工人们的劳动。

高炉车间里的温度很高，辐射热很强，就像一座巨大的红外线烤箱。从高炉中喷射出来的烟尘和带着硫磺味道的气体，使人觉得呼吸不畅，可是，工人们没有一个戴口罩的。王鹤滨事先准备了不少口罩，足够他们一行人用的。他把口罩从手提箱里拿了出来，首先向毛泽东递过去，毛泽东立即用严厉的目光向他扫了一眼，右手手心向下，果断有力地水平地摆动了一下。王鹤滨将伸出去的右手立即缩了回去，迅速地将口罩装进了衣袋里。他知道毛泽东是决不让一个口罩将他与工人们隔离开的。

王鹤滨想起了一个曾经让他困惑很久的问题，那是他跟随毛泽东一起去医院看望病号，毛泽东问他：

“你们医生看病人时，戴着大口罩，是为了保护病人？还是为了保护你们自己？我看是怕病人把疾病传染给你们，对吧？不然，为什么住在病房里的病人，不都给戴上口罩哩？”

王鹤滨想了很久：医生戴口罩是无可非议的；可是，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考虑到的是医生的服务对象。是啊！如果说口罩没有防病作用，为什么要戴它呢？如果口罩有防病作用，那么为什么不给医院里的所有病人都戴上口罩呢？自己反复思来想去，却始终无法反驳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论点。

毛泽东在高炉车间站了很久，他看着工人们不时地用毛巾擦着脸上的汗珠，转身对工厂的领导说：

“要关心工人群众的健康，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厂长马上说：

“主席，我们在这方面都有措施。”

他指着旁边一个白色搪瓷桶，说：

“这是为工人同志们准备的清凉饮料，盐汽水，是工厂特意为工人配制的。工人反映很好，可以随便饮用。”

那位厂长走到保温桶旁，用消过毒的白搪瓷茶缸，接了半缸盐汽水，双手捧到毛泽东面前，含笑说：

“主席，你尝尝。”

毛泽东客气地接过水杯，喝了一口，用舌尖轻轻地舔了一下左右嘴角，品了品味道，说：

“很好！”

随行人员也都跟着尝了几口，都说感觉不错。毛泽东就要离开了，高芸生问：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

“希望你们把工厂办大办好。”

毛泽东走出车间，路灯已经亮了，他在工人宿舍楼前仰视着发光的窗口看了一会儿，大概是想去造访工人家庭，只是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不便去打搅了。

返回到“长江”号军舰上，毛泽东就休息在军舰政委的办公室里，睡的是自带的行李和木板床。

2月19日晚，“长江”号军舰驶抵九江。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九江地委书记史梓铭到舰上迎接毛泽东。毛泽东说：

“尚奎，延安一别，有7个多年头了。你们几个回江西工作，已经习惯了吧？”

他点燃一支烟，问起了刘俊秀等人的情况。原来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中央把陈正人、范式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等几个江西籍干部调回江西工作。1952年11月，中央决定调省委书记陈正人、副书记范式人去中央部门工作，由副书记杨尚奎接替陈正人的工作。毛泽东又说：

“陈正人和范式人去了北京，你们的担子更重了。”

杨尚奎说：

“我们一定不辜负中央的期望，把江西的工作做得更好。”

接下来，毛泽东听取杨尚奎、史梓铭的汇报，有时还会提一些问题。他在听了汇报后说：

“这几年，江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土改运动发展迅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差错，‘三反’运动摸索了不少好的经验，在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已经是晚上12点了，毛泽东依然是兴致盎然，杨尚奎为了让他早点休息，便起身告辞。毛泽东说：

“明天再谈。”

杨尚奎报告说，明天江西省委要召开常委会，我要赶回去，委托史梓铭陪同主席在九江的活动。主席对江西工作的要求，可由史梓铭同志向省委传达。毛泽东同意杨尚奎的安排。杨尚奎立即乘车返回了南昌。

2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罗瑞卿和武擎天陪同下视察九江市容。他们3人身材都很高大，走在一起更显魁梧。罗瑞卿多次劝毛泽东上车，毛泽东没有理会，继续往前走。他们沿着滨江路边走边看边议论，有人认出了毛泽东，行至中心大街的尽头，迎面拥来了潮水般的群众。罗瑞卿拉着毛泽东就向左转，拐进了一个小胡同，上了尾随而来的小车，迅即离开。他们乘车继续在九江市区游览，不一会儿到了甘棠湖。毛泽东下了车，登上了湖旁的一座小山，向南仰望庐山。史梓铭在一旁向他介绍着庐山的风景。毛泽东注视着云雾缭绕的群峰，感慨地说：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曾经把庐山作为‘围剿’红军的大本营，亲自坐镇指挥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进攻。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只隔了十几年，庐山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成了人民的天下，这不能不是对他莫大的嘲弄。”

他问史梓铭：

“现在上庐山的交通条件如何，是不是还要靠人抬轿子上去？”

史梓铭回答说：

“从九江到庐山的公路，正在修建，今年可望通车。”

毛泽东说：

“那就好。这样，有更多的人民群众可以上庐山游览、避暑，也给今后外国游人提供了方便。你们办了一件好事。”

下午4点多，毛泽东换乘“洛阳”号军舰缓缓离开九江港。

原来，在离开九江前，“洛阳”号护航舰上的士兵们提意见说，希望主席不要光在“长江”舰上，也能到我们“洛阳”舰上来看一看。毛泽东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便上了“洛阳”号护航舰。服务人员把他的床板也扛到了“洛阳”舰上。一路上，毛泽东继续和史梓铭交谈，他问史梓铭：

“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大规模地开展，工业战线急需干部。如果从地方上抽调一批骨干，加强工业建设，对地方工作是否会有影响？”

史梓铭回答说：

“虽然有些影响，但不会很大。”

“为什么呢？”

“3年多来，各地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了不少干部，即使抽走一批干部，也可以马上补充上去。”

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围坐在周围的杨尚昆、罗瑞卿、史梓铭等人，强调说：

“今年是我国大规模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年。国家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而以经济建设为基础。我们各级领导，一定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熟悉经济工作，取得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同时，还要下决心抽调大批干部到经济战线，加强经济战线的领导力量。这次我到几个省走一走，就是想听听下面的意见，从而有助于中央作出正确的决策。”

他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

“为了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要在指导思想、工作方式、组织领导等方面来一个转变。战争年代，我们一切为了前方的胜利，各项工作都围绕着武装斗争进行，包括抽调大批干部到军队中去，以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现在，我们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必须坚决地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安排到工业战线上去，把他们培养成工业建设的骨干。我们号称世界大国，可是，却只能造桌子椅子、造茶碗茶壶、只能种粮食、碾大米、磨面粉，却不能造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这样下去，非挨打不可。所以，我们全党要统一认识，下决心把工业生产搞上去。”

毛泽东又向史梓铭了解农村春耕、备耕的情况，问道：

“农民分到了土地，春耕准备得怎么样，还有哪些问题？”

听了史梓铭的回答，他说：

“全国二十几个省市，除个别地区外，绝大部分都已完成了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免去了向地主交纳苛重地租，必然会激发生产热情。因此，我们要因势利导，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农民多打粮食。只有把农业搞好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才能有牢固的基础。所以，你们统筹考虑，帮助困难户搞好备耕，这做法要坚持下去。

我们共产党领导农民完成土改，是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考虑的是农民的根本利益。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后，我们共产党帮助他们发展生产，也是从农民的利益出发的。这一切，都体现了共产党的宗旨，也成为广大农民群众拥护共产党的最主要的因素。”

史梓铭说：

“主席，农民还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

毛泽东问：

“什么问题？”

史梓铭说：

“农民分到了土地，发了地契，理应交地契费。可是，眼下农村正值春荒，所以，农民要求秋收割了稻子再交。”

毛泽东思忖片刻，很干脆地回答：

“农民的要求不过分，可以在秋收后再向政府补交地契费。小史，你可以把这个意见转告江西省委。”

晚上9点多，军舰在安庆江面停泊。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市委书记赵瑾山来见毛泽东。毛泽东问傅大章：

“一天工作多少时间？”

傅大章回答说：

“工作十几个小时。”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

“做一个地委书记，没有十几个小时，工作是干不完的。今天晚上不谈了，明天再找你谈。”

他问傅大章家中还有什么人？明天能不能跟他一道走？有什么困难？工作能不能离得开？傅大章说没问题。毛泽东笑着说：

“好！”

欲知毛泽东要去向何方？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2年2月19日同李先念、王任重谈话时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由此，笔者想起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工人阶级没有祖国”那句话（意思是，那时候的国家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不是工人阶级的国家。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国家，即统治机器。）。熟读《共产党宣言》200多遍的毛泽东肯定思考过这句话。这就给后人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深远的问题：如果你的祖国倒退了、变坏了，变成了一个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的社会，你该如何表态呢？

第46章 1953年2月21日—

“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这个三峡水库。”

话说1953年2月21日晨，毛泽东为人民海军题词，他写的是：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 1953年2月21日

上午9点，毛泽东同两条舰上的海军战士合了影，有个战士自言自语地说：

“如果每人给一张照片就好了。”

毛泽东听到了，回过头笑着说：

“好！每人一张。”

他又指着公安部长罗瑞卿说：

“他不给，找我。”

战士们高兴得再一次热烈鼓掌，毛泽东也微笑着鼓掌，又同随行干部合了影。

11点，傅大章和赵瑾山跟随毛泽东到江岸上察看江堤，为了摸清情况，还找来长江治理委员会负责人林一山。

毛泽东指着长江问林一山：历史上此段长江最大洪峰的流量是多少？他详细地询问长江的流量、含沙量等情况，并与黄河作了比较。他还问了马当一段国民党败逃时破坏航道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情况。当听说安庆上下400公里的一段，由于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长期不作治理，造成江岸崩塌严重，有的航道快要冲破堤岸，与后面湖泊相通时，毛泽东非常关心，说：

“你们要像治理黄河一样，设法把长江控制住。”

他站在江岸上，久久地望着振风塔，详细地询问塔的历史、结构，又问安庆为什么叫宜城？他解释说：安庆具有悠久的历史，东晋诗人郭璞说“此地宜城”，故别称“宜城”；南宋绍兴年间置安庆军，始得名“安庆”。他走到群众的菜园地，一边走，一边点着蔬菜的名字，并向人们询问群众的生活情况。

午饭后，军舰启航向芜湖、南京驶去。毛泽东继续同林一山谈话。漫步在甲板上，他对林一山说：

“要驯服这条长江，一定要认真研究！这是一个科学问题。长江的水文资料，你们掌握得怎么样？”

林一山汇报说：

“我们已经组织了一支力量，整编了长江历年的水文数据，这些数据页以万计，重以吨计，通通作了整理。但由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期打了多年的内战，干支流、上下游各站的记录，时有残缺，互有矛盾。因此，在整编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辨别真伪，做些延伸或插补，有些记录还不得不用人工的方法去‘塑造’洪峰。”

毛泽东风趣地说：

“这个方法真有趣。”

他对水文数据很重视，问得很详细，又问长江流域的气象特点是什么？暴雨区的分布怎样？林一山一一作了回答。他着重汇报了位于湘赣南部的南岭暴雨区以及位于四川盆地周边的四川暴雨区，说明前者是在3至6月间先降雨，赣江水系和湘资沅澧水系开始涨水，随着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继续向大陆腹地延伸，到7至9月。暴雨出现于四川盆地，两个洪峰正好错开。如果川水洪峰到达中下游时，中下游也发生暴雨，往往极易造成严重的洪水灾害。毛泽东问：

“长江水灾成因主要是什么？”

林一山回答说是暴雨。毛泽东又问：

“长江流域暴雨成灾最严重的地方在哪里？”

林一山回答说：

“根据资料，1935年7月1日开始的一次暴雨，中心在湖北省五峰县，降雨量达1500毫米，一夜淹死了汉水中下游8万余人，澧水下游4万余人。至于‘川西天漏’地区，年降雨量可达2000余毫米。”

毛泽东说：

“真了不得！”

说着，他转过身去对一路陪同的公安部长说：

“罗瑞卿同志，你这个高个子有多高啊？”

罗瑞卿说约有一米八几。毛泽东说：

“长江真能下雨，有的地方年降雨深度，比你罗瑞卿这个高个子还要高！”

回到船仓，毛泽东还在考虑长江问题，他问林一山：

“怎样才能解决长江的洪水灾害？你有什么设想？怎样才能除害兴利？”

林一山说：

“目前首先要抓紧堤防加高加厚，辅以湖泊综合治理，然后要考虑兴建一批山谷水库综合利用。”

他展开随身带来的长江流域防洪规划草图，指着图上大大小小的水库说：

“我们计划在长江干流及其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蓄洪水，综合利用，从根本上来解除洪水的威胁。”

毛泽东凝视着地图，从青藏高原的长江源头、莽莽昆仑、金沙江、大渡河、岷江、嘉陵江、乌江、湘江、汉江、赣江直到上海、长江口，看了一会儿，他拿起铅笔，在规划图上长江干流三峡水库下面划了一个圆圈，说：

“太好了，太好了！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

林一山说：

“对于长江中下游的防洪作用来说，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

毛泽东伸出手指，指着三峡口说：

“费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库，还达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这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林一山说：

“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泽东笑了，说：

“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你不是也这样说了嘛！”

林一山汇报说，早在三十年代美国著名大坝专家萨凡奇博士就提出过一个扬子江三峡工程的初步计划。毛泽东问：

“当时的造价是多少？”

林一山说：

“约合13亿美元。”

毛泽东问罗瑞卿，美元的比价是多少？他自己算了一下，说造价不算高。他又问林一山：

“你们工程师有多少？”

林一山说：

“有280多人。”

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工程师讲百呀！技术员有多少？”

林一山说：

“有1000多人。”

毛泽东笑笑说：

“噢，技术员讲千呀！”

他又问傅大章：淮河的水位比长江的水位高多少？他提出把合肥附近的将军岭切开，在洪水季节把淮河的水调一部分到长江来，以减轻淮河下游的压力。他还说：

“黄河下游一带有个水源不足的问题，应该引丹（江）入黄（河），就是说把长江一个支流的水调到黄河去。”

谈完长江问题，傅大章拿出不少材料准备汇报工作。毛泽东说：

“今天不要你们汇报工作，你们想想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随便谈谈。”

傅大章说，土地改革后对搞合作化缺乏经验，希望中央组织人到苏联参观一下。毛泽东说：

“自己要在实践中创造经验，各有各的情况。到苏联参观的人太多，人家也不方便。”

谈到土改后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时，毛泽东说：

“要搞好革命的转变问题。譬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有10项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七八项，那么要不要到把这10项任务都做完了，再去搞社会主义呢？不是的，而是那些条件成熟了，现在就要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工作。我们是革命阶段论者，但两个阶段不能截然分开。”

他问傅大章：

“土改后农民生活还有哪些困难？”

傅大章说：

“农民手中无钱，迄今还是以物易物做交易。”

毛泽东点点头，记下了傅大章反映的问题。他对傅大章等人说：

“做工作不能简单化。刚到陕北，当时开展反对张国焘的斗争，有个指导员给连队战士上政治课，讲张国焘的错误。一个战士站起来说，你讲张国焘坏，我看还不是那样坏。这个指导员向我反映，我向他解释，你不要急，你讲张国焘坏，这个战士还没有理解，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让战士从我们的行动上，看到中央是正确的，张国焘是错误的，这要有个过程，要等待，不要简单化。”

傅大章汇报说，大别山区的老百姓有很多得大脖子病。毛泽东说：

“这个病是饮食缺碘造成的，多吃海带可以防治。”

此时，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也赶到安庆，来见毛泽东，要求毛泽东给《安徽日报》报头题字。毛泽东说：

“你们什么事都找我。”

尽管如此说，他还是提起笔题了字。傅大章讲到高敬亭长期在岳西一带坚持斗争，群众反映是好的。经常提到他，他有错误可以整整风，是不是应该杀？毛泽东说：

“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捣的鬼。后来中央识破了，即发电报指示不要枪毙高敬亭，但电报到时已晚了。”

他问傅大章：

“陈独秀家在什么地方？”

傅大章说在怀宁独秀山脚下。毛泽东又问：

“独秀山是因陈独秀而得名，还是陈独秀因山而得名？”

傅大章说：

“陈独秀是因山起的名。”

毛泽东问：

“陈独秀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傅大章答：

“陈独秀有个儿子陈松年在市窑厂工作，当技师，生活上比较困难。”

毛泽东说：

“陈独秀这个人，是有过功劳的，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的影响也许比别人还大，我是他和李大钊那一代的学生。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1935年陈独秀出狱后，中央派人做他的工作，争取他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希望他发表个声明承认错误，但陈独秀拒绝了。对他这个人物要历史地具体分析。对于他的家庭，地方上还是应当给予照顾的，有困难可以帮助解决嘛。”

吸了一口烟，他又说：

“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还是党的早期革命家和活动家，在狱中斗争英勇顽强，被蒋介石杀害，是革命的烈士。对于陈独秀这个家庭，还是要以革命烈士的家庭对待嘛！”

毛泽东问到光明甫还在不在？傅大章说：

“还在，是个民主人士，总的来讲不错，只是1948年帮助过李宗仁竞选中华民国总统。”

毛泽东说：

“我在武汉革命政府和他共过事。”

2月21日晚上，军舰驶抵芜湖。芜湖地委书记张世荣、市委书记姚克应召上了军舰。毛泽东同张世荣边握手边问：

“你叫什么名字？”

张世荣回答说：

“我叫张世荣，名字有点封建。”

毛泽东微笑着说：

“不封建。世荣，世界荣华嘛！”

他又问：

“芜湖离南京有多远？情况如何？”

张世荣说：

“离南京很近，不到100公里。芜湖成立了中共地委、市委。政治社会情况良好。”

毛泽东对坐在身旁的罗瑞卿说：

“你说芜湖离南京太近，原是国民党控制区，情况很复杂，不能住。据老张讲的情况看，事实不是这样。解放已经几年了，经过镇压反革命，现在政治、社会情况很好嘛！”

快到南京时，毛泽东又找林一山谈话。他说：

“三峡问题暂时还不考虑开工，我只是摸个底。中央分管这项工作的同志，你也不需跟他讲，但南水北调工作要抓紧。”

2月22日凌晨1时，军舰抵达南京下关大兴码头。毛泽东和林一山告别，他握住林一山的手说：

“好，我算是了解了长江，了解了长江的许多问题和知识，学习了水利，谢谢你！”

从上海赶来的陈毅、谭震林、柯庆施、唐亮等有关方面负责人早已来到了码头上，迎接毛泽东。谭震林对毛泽东说：

“主席，你要保重身体啊！有事我们可以去北京向你汇报嘛。”

毛泽东说：

“还是自己下来走走好，心中有数么。”

毛泽东在西康路33号省委招待所中楼下榻。（据王鹤滨说：毛泽东一直住在军舰上，没有上岸去住。）

2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参观了蒋介石的总统府，随后，游览了莫愁湖、玄武湖。在玄武湖畔，他兴致勃勃地对陈毅说：

“陈老总啊，我倒是听得这么一首诗来：‘唐宋元明清，匪盗未肃清，国民党当道，特务大横行。有了共产党，镇压反革命，社会大安定，人民享太平。’”

毛泽东抑扬顿挫地把这首打油诗念得特别有韵味。陈毅也深受感染，他说：

“这是群众的心声嘛。南京是六朝古都，老百姓的体会也许更深一些。”

接着，毛泽东在玄武湖畔接见了省级机关部、委、办、厅、局的负责人，以及正在南京参加会议的各地、市、县的书记们，听取了华东军区和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汇报。他对江苏的工作还是满意的，尤其对南京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所取得的成果非常高兴。他还说：

“南京是一个臃肿庞大的特等消费城市，是为官僚机构服务的城市。蒋介石搞了一点装配工业、修理工业，那是为了装门面的。一定要把南京改造成为生产城市。要利用南京原有的工业基础，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来恢复和发展生产，还要搞点轻工业。”

黄昏时分，毛泽东在狭小的卧室里一个不大的写字台旁工作着，写字台上平摊着一张长江流域的大地图，因为空间狭小，那张大地图只有毛泽东看的部位他用左手按着，其它部位只好折叠着，或者垂下去。毛泽东右手拿着红蓝色的粗铅笔，俯视着地图，手指不停地在地图上游动，时而用铅笔在上面记着符号。

王鹤滨来了，见毛泽东停了下来，正在抽出烟点燃，就凑上前去，询问他的身体如何，旅途上适应与否？又为毛泽东测量了血压，听了一下心肺。毛泽东看他忙乎完了，就说：

“王医生，我忘记告诉你了，有几天不大便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王鹤滨知道这主要是海军式生活的结果，罐头食品加饮料，缺乏纤维多的蔬菜，再加上体力活动的减少，便秘是正常的现象。就说：

“最好是灌肠。”

王鹤滨认为这种办法比较稳当，他不愿意使用泻剂。毛泽东犹豫了一下，不愿接受这种疗法，嫌费事，于是说道：

“那好，如果明天还便不下来再灌吧。”

2月23日上午，毛泽东让通知刘伯承和总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到他下榻的省委招待所，分别汇报他们院校的情况。刘伯承因在上海治疗眼疾，南京军事学院改由陈伯钧、钟期光代为汇报。

钟期光，在本传前面已经多次提到，他是人民军队中的一员儒将，有才学。1909年1月2日，他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乳名钟昱明。钟期光家是佃农，由于家境不好，5个姐姐和2个妹妹都是很小就出嫁了。钟期光父辈是兄弟两个，因伯父没有儿子，父亲就将钟期光的一半过继给伯父。所以，钟期光刚满4岁，父母和伯父就倾其所有送他去读书。钟期光聪颖好学，10岁时曾作了一首《燕子歌》诗，诗中说：“喜燕来时乐汝居，忽闻门外一声叽。呢喃恰恰山人意，汝筑新巢我读书。”钟期光12岁考入平江县天岳书院，经教师介绍加入国民党。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钟期光义愤填膺，参加了湖南农民义勇军平江第1大队。后来，这支队伍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钟期光从小酷爱书法，学赵孟頫甚有功夫。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直至晚年，他始终坚持用毛笔书写。钟期光在1951年和刘伯承等人一起筹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他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意味深长地说：

“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

他把南京军事学院比作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

2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谭震林、柯庆施、陈毅、罗瑞卿、江渭清陪同下，乘车专程到位于南京市东边紫金山中部第二峰小茅山南麓的中山陵凭吊孙中山。

中山陵是孙中山亲自为自己选定的墓地。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4月1日一早，他骑马来到紫金山打猎，看了这里的地势，对随行人员说：“候他日逝眠，当向国民乞求一块土，以安置躯壳耳！”

中山陵坐北朝南，占地8万多平方米，它北依青峰，南延平川，东边是幽深的灵谷寺，西边有宏大的明孝陵，可谓是气象万千，景色秀丽，场面壮阔，气势宏伟。从大门的石坊到上面的墓室，分10个平台，共392级台阶。在近代世界各国伟人陵墓中，中山陵是一个最为宏大壮观的建筑群。

在中山陵两侧，还有终生追随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元老廖仲恺和邓演达的墓地，也可供人凭吊。

车队停靠在中山陵墓北侧路西石牌坊的广场上。毛泽东一行沿着宽阔的水泥台阶，向孙中山先生的灵堂走去。众人来到陵墓的第一个大门前，驻足观看，这就是博爱坊。博爱坊样式取明清建筑模式，高10余米，用花岗岩建成。它有3个阙门，中门上方镌刻着孙中山手书的“博爱”两个大字。穿过大门是宽阔的大道，两侧松柏长青，越过广场拾阶而上，便是陵门了。陵门为三拱形，顶上蓝瓦覆盖。门额刻有孙中山手写的“天下为公”4个大字。过了陵门就到了碑亭，碑高6米。毛泽东走到石碑前，观看碑文，但见上面刻着：“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从碑亭这里朝上望，祭堂高高在上，气势雄伟。石阶层层延伸，从碑亭到祭堂共有292级。

2点50分，毛泽东一行登上祭堂的平台。

祭堂位于平台的正中，两旁的望柱，均用花岗石建成。祭堂成仿古的宫殿式结构，有拱门3座，门楣上分别镌刻有阳文篆字“民族”、“民权”、“民生”，这便是三民主义了。中间门额上还刻有孙中山手书的“天地正气”4个大字。祭堂大厅正中，坐北朝南有一尊巨大的孙中山白色大理石坐像，座基上刻有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浮雕。

毛泽东一行人在孙中山坐像前，举行了默哀仪式。仪式结束后，毛泽东自右向左认真观看镌刻在四周墙壁上的《建国大纲》。陈毅见毛泽东伫立已久，怕他累着了，便上前说：

“主席，还有几个地方呢！”

“哎，哎。”

毛泽东满口应允，却依然一块一块地读碑文，一直读完，才来到祭堂后面的一个两扇铜门前，只见门眉上刻有“浩气长存”4个字，也是孙中山的手迹。接着是穿过两重独扇铜门，上刻“孙中山先生之墓”，过了这个门就是墓室了。墓室里光线幽暗，气氛肃穆。柯庆施站在毛泽东身边，小声介绍说：

“这穹窿状的墓室，直径约16米，室顶图案是国民党的党徽。”

毛泽东抬头细细地望了一阵，问道：

“那中山先生遗体安放何处？”

柯庆施指着孙中山卧像介绍说：

“这上面的白色卧像是大理石刻制的，安放孙中山先生遗体的紫铜棺就在卧像下面5米深处。”

毛泽东朝孙中山卧像久久凝视，半晌没有说话。他无限感慨地吁一口气，又背着手，绕着墓穴转了一圈。

走出祭堂，毛泽东来到外面宽大的坪台上，双手叉腰，举目远眺，良田沃野，尽收眼底；山上山下松涛滚滚，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毛泽东不言语，徜徉良久。

从中山陵出来，毛泽东一行的车队到中山陵八号原孙科公馆休息。忽然门口出现了大片人群，他们是工人、学生和附近的居民。“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不断。

原来，毛泽东在祭堂瞻仰时，被南京航空学院的一个学生认出来了，他返回学校报告喜讯，校园里立时轰动了。几辆卡车满载师生员工，飞速驶入中山陵。毛泽东一行来到门口，立刻被热烈激动的人群包围了。负责警卫的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洪沛霖急忙向柯庆施等人报告。他们几人正在商量时，陈毅走了过来，听说后沉吟片刻说：“我来！”说着便大步朝外走去，朝着人群大声说：

“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主席今天已经很疲劳了，要爱护主席的健康。”

激动的人群还是不肯散去。罗瑞卿同南京市公安局局长黄赤坡和洪沛霖简单商量了一下，来到人群面前大声说道：

“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和大家都能清楚地见到毛主席，我们应该有秩序地站成行。”

在警卫人员的安排下，人群很快排成长长的两列，坐在草坪上。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柯庆施的陪同下，来到师生员工们身边。“毛主席万岁！”群众欢呼着。毛泽东披着军呢大衣，摘下草绿色的呢军帽，高高举过头顶，在空中不停地挥动，向群众致意，用他那湖南腔洪亮而又有力地高呼：

“人民万岁！祖国万岁！”

他健步走入欢呼的人群中，热情地握着向他伸来的千百只手。回到车上，毛泽东喃喃自语：

“这就是人民啊，他们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车队沿着蜿蜒起伏的东郊公路，来到紫金山脚下。因山势太陡，道路狭窄，大家纷纷下车，换上了越野性能较强的苏制“嘎斯69”吉普车，毛泽东的车子正要开动，陈毅忽然来到他的车前，笑嘻嘻地说：

“主席啊，咱们乘一辆车吧？”

“你的车呢？”

毛泽东不解地问。陈毅说：

“在后头呢，不管它。你看紫金山的风景这么好，在一起也好谈谈诗嘛。”

“也好，也好。”

毛泽东说着便往里挪了挪，但是他身材高大，也没有腾出多少地方。陈毅便挤在毛泽东身旁。

位于紫金山第3峰的中国科学院天文台，高耸的白色圆形建筑物矗立在翠绿的紫金山峰顶上，宛如一颗巨大的珍珠，闪着银光，镶嵌在一块祖母绿的宝石之上。

车队抵达山顶，毛泽东来到白色的建筑群前，要先拜访一下气象学家、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教授。

竺可桢，中国近代气象学的开创者之一，一代气象学、地理学宗师。他于1890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10年赴美留学，1918年获得气象学博士学位后旋即回国，开始从事教育、科研事业。抗战胜利后，竺可桢送爱女竺梅奔赴解放区。1949年9月，他作为教育界代表自上海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根据他的建议，将“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作为第43条，写入了《共同纲领》。10月1日，竺可桢作为政协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10月间，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孙克定迎上来，欢迎毛泽东的到来。孙克定说竺可桢教授事先没有得到通知，不在天文台，他陪着毛泽东等人首先来到大观测台。毛泽东在大观测台的平顶上来回踱步，举目远望，不觉有些激动，他自言自语道：

“是虎踞龙盘今胜昔啊！”

大观测台在南京沦陷时，遭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破坏，此时仪器还没有修复，所以孙克定只简单地向毛泽东介绍了天文望远镜的性能和作用。毛泽东问道：

“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有多大？”

孙克定回答说：

“美国芝加哥大学所属耶基思天文台的望远镜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折射天文望远镜，长达18.9米。苏联设计了一架使用反射镜的望远镜，直径为6米，它的一块镜片重达70吨。如能顺利制造出来，那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操作的望远镜。”

毛泽东点点头，接着又观看了几件古代天文仪器。他拍拍东汉的浑天仪，对孙克定说：

“这些仪器过去是为帝王服务的。现在回到人民手中了，你们要为人民服务。”

从大观测台上下来，毛泽东一行穿过一片树林，来到最东面的小观测台。那天云层比较厚，为了看太阳黑子，等了一段时间。毛泽东抬头看看天，转过身子说：

“我们要看太阳黑子，它害羞了，不让我们看。天公不作美，帮了它的忙。”

孙克定叫工作人员取来一块褐色的石头，介绍说：

“这是1952年在如皋发现的陨石。”

“哦，地球外面来的客人嘛。”

毛泽东不无幽默地说。他拿起陨石，仔细端详，反复看了好长时间，然后慢慢地放回托盘里，沉思着说：

“世界、宇宙是物质的。”

孙克定将毛泽东一行引进了一个圆形的建筑物内，只见室内放着许多仪器，中央安置着一台天体望远镜；那圆形的穹顶，像缩小了的天宇一样，罩在头顶。科技人员熟练而又敏捷地启动了机械，于是，穹顶的正中逐渐拉开了一条缝隙，闪出一条带状的天际。科技人员又把宛如高射炮一样的天体望远镜，调节到适当的位置，使那“炮口”通过穹顶上的缝隙，对准更大的穹宇，又反复看了一下，就首先请毛泽东观看天体望远镜所能观察到的天体，陪同的领导人也依次从天体望远镜中观察了一下。王鹤滨也很想去看一看，但他见毛泽东已经举步向门口走去，只好跟了上去。

“天体那么多的星体，需要多少代科学家辛勤的劳动，才能一个一个地研究清楚啊！”

“就是数个数，只怕也数不完。”

“天体间的距离要用光年来计算，甚至上万光年，上亿光年，这广宇真大呀！”

毛泽东听着大家的议论，笑着说：

“宇宙是无穷的，但人类总是得一点一点地认识客观世界，有时则会发生认识上的飞跃。我们现在是在观察，虽然难免片面，但总得有个观察的方法。”

孙克定将毛泽东一行人引入另一个建筑物内，这是一个图片展览室，陈列着中国天文学家们的劳动成果和发现。毛泽东的随行人员站在一张黑白反差很强的图片前，指着一个头部呈圆形，后面拖着一个很长很长而逐渐加宽变薄的大尾巴的星体，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解说员站在图片的一侧解释说：

“这是哈雷彗星。英国天文学家哈雷首先计算出了它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和运行的周期，因此被命名为哈雷彗星。当它接近地球时，用肉眼可以看到。其实，早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就有了关于这颗彗星的文字记载，在那个历史年代，这个彗星曾两次出现在北斗……”

毛泽东笑着说：

“看来，哈雷彗星是个庞然大物，其实它是很空虚的！”

“是的，”科技人员肯定了毛泽东的见解：“哈雷彗星的质量是很小的。”

毛泽东接过话头说：

“是哟！幸亏它的质量很小，不然，这个扫把星把我们所在的地球不知早给扫到何处去了。”

陈毅听了大家的议论，也感慨道：

“啊！偌大个宇宙。咱们这个小小的地球，跟着太阳转，太阳系又跟着银河系的中心转，银河系也不知道是跟着哪个更大的中心转，谁知道我们这个地球跟着转到什么地方去哟！”

走出天文台，毛泽东一行观看了当年太平天国革命军与清军浴血奋战的天堡城遗迹。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在西柏坡时，我就提出来，要大家看《闯王进京》，看来这出戏今后还要看。太平天国革命历史也要建个博物馆，这是极有意义的。”

来到紫金山山峰上，他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俯瞰南京全貌，对身边的江渭清说：

“中山陵的树是国民党种的，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把整个城市都绿化起来呢？渭清啊，这件事你要负责抓，书记挂帅嘛。”

江渭清说：

“主席，请过几年再来看吧！”

毛泽东笑了，说道：

“好，这就算我们的君子协定。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虎踞龙盘是‘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几十年，结果被人民赶走了。如今，它在人民手中，我看完全是实言，是现实，南京还是个好地方。”

毛泽东离开紫金山天文台，兴致勃勃地沿着盘山大道向下走，李银桥、孙勇看到坡路有点陡，就急忙走到他的左右，想搀扶他下山，被毛泽东微笑着拒绝了。不多久，毛泽东解开了上衣的扣子；陈毅等人也敞开了胸怀，有的连白色衬衣的领扣也解开了。

陈毅捡起了一条大拇指粗的棍子，制成一个手杖。他不高的个头，胖胖的体态，敞开着外衣。这根木棍既可用来支撑他的身体，更多的是可以用来指点江山，加强说话的语气。有陈毅在，人们不会寂寞。他自然也是毛泽东谈古论今的伙伴。

众人绕过一个山坳，来到玩珠峰下，在山坡的尽头，有一个很大的土包包，像个大山头一样被围在墓墙之中，这就是明孝陵朱元璋的坟墓。一行人从未关闭的东门走了进去，毛泽东在一块高大的石碑前看了一会儿，又转到石碑的背面看了一眼。

在朱元璋坟墓的正北面，有一个坐北朝南的祭室，祭室不算大，是清朝同治四年和十二年两次修建后的3间瓦房。在祭室北墙的中央部位，画着朱元璋的全身坐像，工笔重彩，庄重华贵，应是出自名家之手。可是，朱元璋的样子却画得滑稽可笑，一张长长的瘦脸，下垂着很大的下巴，厚厚的嘴唇向前突起，两个鼻孔向前张着。陈毅用右手中的木棍，指了指画像，操着浓重的四川话说：

“这个朱洪武啊！怕有人刺杀他，所以故意要画家把他画成这个样子的！其实呀，他长得并不这样难看。朱洪武死后，据说呀，南京的4个城门同时出殡，迷惑人们，不知道从哪个城门里抬出来的棺木里装的是他真朱洪武，他怕后人盗他的墓，才想出了这个办法，可谓用心良苦也。”

毛泽东笑着看了陈毅一眼，又看了一下朱元璋的画像，对大家说：

“这些都是些传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

众人从明孝陵下来，又遇到不少工人在此等候，要求见毛泽东。省委负责人建议毛泽东乘车从工人中间经过，毛泽东不同意，执意步行来到工人们中间和大家见了面。

车队来到1950年刚刚修建的雨花台烈士陵园的大门口外，毛泽东下了车，表情严肃地踏进了烈士陵园的大门。在人行小道的两边，一片片的幼松，在这初春的江南，一片青翠，生意盎然。

雨花台烈士纪念碑正面，竖刻着“死难烈士万岁”6个大字。这6个大字，是从毛泽东在1946年为东北烈士纪念馆题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主义不可抵御，死难烈士万岁”中选择出来的。在纪念碑的右侧，堆放着许多花岗石，大概是准备修建祭台用的石块。

在南京市领导的陪同下，毛泽东一行来到一个小土坡下的洼地处。据介绍，邓中夏、恽代英等十多个革命先烈先后在雨花台英勇就义，而这块洼地是掩埋烈士遗骨最多的地方。毛泽东取下帽子，低下头，双手垂下，默默地向烈士们致哀；陪同人员，列在毛泽东身后，也一起脱帽鞠躬致哀。这简单的拜祭仪式，就像是在战场上送别牺牲的战友一样。

是日晚，毛泽东请华东和江苏省的负责人吃饭，饭后召开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谭震林、柯庆施、江渭清、管文蔚和应毛泽东的要求请来的基层干部泰兴县委书记沙克。会议由柯庆施介绍江苏工作情况，毛泽东不时插话，询问华东和江苏的具体情况。座谈会时间很长，内容从党内到党外，从国家到地方，从政治到经济。谈到江苏的水利，江苏的土产，毛泽东对养猪多，利于农业生产印象深刻。谈到江苏的粮食征购和查田定产，毛泽东说：

“查田不是查命，搞不好，不算数，要准备5年搞好。在中央征购粮的计划基础上进行调查、指导和定产，党委要起政治部的作用，弄不好，要作检查。”

在座谈会上还谈到党的“八大”的准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新“三反”等问题。半夜两点钟，陈毅来催毛泽东休息，毛泽东说：

“没关系，陈军长你坐下来谈谈。”

到凌晨3点，毛泽东才说：

“好吧，就是大家谈的几条，把它记下来。”

2月24日下午1点，毛泽东检阅海军舰艇部队。

原来，毛泽东抵达南京与陈毅交谈时，讲了他察看“洛阳”、“长江”舰的感觉，他对海军舰艇很满意。陈毅笑着说：

“还有好的呢？要不要调来请你一齐看看。”

毛泽东欣然应允。于是，停泊在上海的“南昌”舰、“广州”舰、“黄河”舰和和101、104鱼雷快艇接到命令，立即装满油、水，开赴南京下关码头。

毛泽东身穿浅灰色夹大衣，头戴浅色便帽，由陈毅、罗瑞卿、张爱萍等人陪同，观看了“黄河”、“广州”等舰，然后走过“广州”舰甲板，来到“南昌”舰。他走进会议室，听取有关负责人的汇报，不时提出一些关于海军建设中的问题。得知海军大多数负责人来自陆军时，他问：

“同志们都安心海军工作吗？”

舰长曾泉生说：

“他们现在已经习惯了，都愿意干海军。大陆已经解放了，都希望能参加解放台湾。”

毛泽东说：

“还有帝国主义哩！我们国家穷，钢铁少，海防线很长，帝国主义就是欺负我们没有海军，100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大都是从海上来的。你们是海军了，干海军就要不怕风浪，一定要到大海里去锻炼。”

对原国民党海军人员，毛泽东说：

“要多从政治思想上帮助，团结他们，共同为人民服务。”

他十分关心舰艇部队的物质生活情况，他说：

“在海上生活，体力消耗大，应该有足够的营养，以保证他们的健康。”

毛泽东也很关心从陆军调来的老干部的学习情况，对“南昌”号军舰上的一些负责人说：

“我听你们萧劲光司令员讲，有人瞧不起你们，说你们是土包子，不能干海军。我说没有关系，我们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过去我们爬雪山、过草地都过来了，遇到这么点点困难还不能过来？”

毛泽东问他们对海军技术学得怎么样？当听到“不论干部战士，基本上都掌握了技术”的回答时，他高兴地说：

“好、好、好。要边学边用，边用边学嘛。没有文化的学文化，没有技术的学技术，技术也是可以学会的。我们建设人民海军，就是要靠政治思想好又有技术的人。”

毛泽东对海军武器装备的情况十分关心，仔细询问了当时造船工作的情况。当了解到军舰所需要的技术装备还不能自给时，他意味深长地说：

“我们可以自己制造嘛，光靠人家是不行的，海军的建设一定要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听说有人认为海军技术装备复杂，我们又没有建设海军的经验，要全盘地不走样地向外国学时，毛泽东说：

“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但是，不要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海军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但是不能强调海军特殊。我军好的传统要发扬，不能丢！”

他多次询问海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他说：

“海上也有群众，渔民就是群众。要依靠渔民，不要脱离群众。要到渔民中去，和渔民打成一片，一定要搞好军民关系。”

毛泽东还与干部们进一步谈到海上作战的战略战术运用。对于作战原则，他说：

“事物不是静止的，战争也是在发展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机械搬用，需要因时因地灵活处置。”

听完汇报，毛泽东检阅了海军舰艇部队。曾泉生请求他为“南昌”舰题词。毛泽东欣然答应。提起笔一挥而就：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 1953年2月24日

尔后，毛泽东与全体舰员合影留念。

下午4时，“南昌”舰在浦口靠岸。铁道部长滕代远已在这里等候。毛泽东一行在这里乘专列北上。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苏州市委书记刘中、苏州市市长李芸华登上了专列。毛泽东说：

“叫你们来，是想了解苏州市的一些情况。苏州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著名的城市，苏州的手工业是很发达的，你们苏州的苏笛、苏锣，还有苏绣、丝绸、戏装等都颇有名气，这些都是面向全国的。恢复生产对全国其他地方有影响，要抓紧生产的恢复工作。现在苏州群众的生活怎么样啊？”

刘中、李芸华汇报了苏州手工业生产的恢复情况，刘中、李芸华说：苏州的大工业很少，还是一个消费性城市，现在苏州有42万人口，吃饭的人很多，光车夫、保姆、茶房等等就不少。苏州解放后，这些行业都清淡了，所以一部分人生活很困难。毛泽东说：

“要抓好生产的恢复发展工作，还要抓好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还有苏州的园林工作等也要抓好，要逐步解决好群众的生活问题。注意向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方向引导。苏州的文化水平很高，你们苏州历史上还出过许多状元，仅明清两个朝代，苏州大约出了20个状元。苏州的古迹、历史文物都很丰富。苏州的城墙怎么办？你们是怎么想的，方针、政策是什么？”

刘中、李芸华说：这个问题我们议论过，总的是城墙要拆掉，但要保存有保留价值的部分。如在建筑学上、在观赏方面有价值的和有纪念意义的部分。毛泽东点了点头，说：

“这些要注意保护。你们街道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李芸华说：

“当前主要是生产自救等，其他不太清楚。”

毛泽东说：

“现在街道当中各种人都有，那可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要做些调查研究，把有才能的人都动员起来，发挥他们的才能，为经济建设服务。你这个市长的家可不大好当啊！特别是苏州这个地方，搞好街道工作非常重要。武汉的街道工作做得就不错，街道是宣传执行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不是一部分人的生活很困难吗？对他们要救济，组织他们自力更生、生产自救。还有社会治安、爱国卫生运动、调解群众之间的关系等等工作，街道都要去做。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要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不是需要资金吗？要多方筹集资金，把闲散的资金都吸收起来。现在群众在银行的存钱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李芸华说：

“最近群众在银行储蓄有下降的趋势。”

毛泽东问：

“为什么？”

李芸华说：

“上级银行变更规定，有对群众储蓄不够方便的地方，影响了储蓄款的吸收。”

毛泽东说：

“这不好吧！”

说着，他把这件事记在了本子上，又说：

“今天晚饭我请客。”

于是，3个人围着一个小方台子坐了，服务员端上4样普通的菜，其中有一样是有辣子的，每人一碗红豆米饭，一盘馒头，一小杯葡萄酒。毛泽东说：

“你们辛苦了，来，先喝一杯酒。”

刘中、李芸华说，主席请！干杯后，毛泽东又说：

“时间很晚了，你们饿了吧？”

他指着一个辣子菜说：

“你们吃不吃啊？不敢吃就吃别的。”

他还说：

“现在群众生活还很苦，我们要认真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

晚饭后，毛泽东送刘中、李芸华到休息室。罗瑞卿、杨尚昆、谭震林等都在这里坐着，毛泽东还念念不忘银行储蓄工作，问大家在银行存了多少钱。有的说10元，有的说8元。他问谭震林：

“谭老板，你在银行存了多少钱？”

谭震林说，存了30块钱。毛泽东说：

“哦，你可是一个‘富农’啰！”

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2月25日上午10点，毛泽东专列到达徐州。毛泽东对刘中等人说：

“你们是住在这里还是就回去，要回去，由铁道部武副部长给你们安排。”

刘中、李芸华便向毛泽东告辞，并说连夜回去。

毛泽东接见了徐州市委书记华诚一、副书记柳林。在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后，毛泽东说：

“要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谈及工商业税收问题时，毛泽东说：

“要按照资本家的情况，实行多等多级。”

毛泽东在徐州还凭吊了淮海战役战场。

下午3时，专列离开徐州，途经济南，晚上，到达天津。

2月26日9时许，毛泽东在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天津市委负责人黄火青、吴德、李耕涛，以及市公安局局长万晓塘等陪同下驱车前往天津汽车制配厂视察。

毛泽东下车后，黄敬将天津七区区委书记、区长石国珍和汽车制配厂厂长李玉盛等一一向毛泽东介绍。毛泽东握着石国珍的手问：

“你到这个区多久了？年龄多大啦？”

石国珍回答说：

“我到这个区不到一年，现在29岁。”

毛泽东转问黄火青天津市的干部状况后，说：

“你们要注意多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做领导工作，做到后继有人。”

他握着李玉盛的手问：

“你担任厂长多久了，钻进去了吗？”

李玉盛回答说：

“我一进城就在这个厂工作，对工业这一行，正在钻。”

毛泽东笑着说：

“你回答得好，就要好好去钻。”

黄敬、黄火青、李玉盛等请毛泽东先休息一下，再看车间。毛泽东说：

“不休息，还是先看吧！”

他从生产毛坯的铸工车间开始，走遍了全厂8个车间。在视察过程中，他对原材料来源、生产各道工序、产品名称、产品用途等都问得很仔细，既听黄敬、李玉盛介绍情况，又不断和工人交谈，几次嘱咐：

“你们要积极生产，要注意安全。”

在一个多小时的视察中，毛泽东对黄敬、黄火青、吴德等人说：

“我们这些人都是农村来的，打仗、发动群众搞土改，还有些经验，现在我们夺取了大城市，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依靠工人阶级发展生产，学会管理城市，学会领导生产，做好经济工作。不这样，我们就站不住脚，就会失败的。”

他指着黄敬说：

“你这个部长，学管理城市，钻研工业，是带了头的。”

毛泽东转身对黄火青、吴德、李耕涛等说：

“天津是个大城市，工商业仅次于上海，你们要在这个好的基础上，把天津工商业搞好。我们要依靠工人阶级，就要教育他们学文化、学技术、学政治，使他们真正成为我们发展生产、管理经济、治理国家的主人。”

视察结束后，厂内职工纷纷汇集到厂院，拥在毛泽东周围，高呼：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不断招手，向职工们致意。离开天津汽车制配厂，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天津，回到了北京，结束了建国后第二次长时间（历时12天）大范围（跨越冀豫鄂赣皖苏津7省市）的调查研究活动。

2月27日晚8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介绍了他此次调查研究的情况。他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人的谈话。他说：

“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10到15年走完了。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10年到15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1时才结束。

欲知毛泽东如何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制定方针路线，且待下面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山陵面对南京的工人、学生和附近的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之际，用他那湖南腔洪亮而又有力地喊出了：“人民万岁！”他兴奋地走入欢呼的人群中，热情地和向他伸过来的千百只手紧紧相握。离开了群众，犹自喃喃自语：“这就是人民啊，他们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这就是毛泽东！一个真人真性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第47章 1953年3月1日—

“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它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是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

话说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在他的住所得了脑溢血症，摔倒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觉。

据数十年后解密的档案说，正在开会的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人得到斯大林患病的消息后，谁也没有说话，而是继续关起门来开了4个小时的会议，尔后才开始组织人员对斯大林救治。

3月3日、3月4日，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连续两天发布了斯大林的病情公报。

正在苏联治病的江青及时打电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前边已经说过，江青是在1952年去苏联治病的。她在1953年初的情况，苏联翻译卡尔图诺娃曾在《我给江青当翻译》一书中作了描述：江青的病情稍有好转，就在卡尔图诺娃的陪同下去看望在苏联长期养病的毛岸青。卡尔图诺娃回忆说：“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江青却讲起了谢尔盖·远福在朝鲜牺牲的情况（讲到他时显得那么怀旧）。毛远福在大学时就是一个有为的青年，我甚至可以说他是有天才的，又是博览群书。”卡尔图诺娃书中所说的谢尔盖·远福，就是毛岸英。毛岸英的曾用名叫杨永福，毛岸青的曾用名叫杨永寿。卡尔图诺娃还写道：“1953年2月底3月初，根据部领导的要求，我每天都带着斯大林的病情报告上她那儿去。”关于此时江青的行踪，维克多也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描述说：“在斯大林逝世的前一天，她被转移到郊区疗养院。”

3月4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苏联驻华使馆，对斯大林的病情表示关切和慰问。

3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在罗瑞卿等2月23日关于各地布置反伞特斗争的情形给毛泽东、彭德怀和聂荣臻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罗瑞卿等在反伞特斗争的报告中说：国内各地均于12月下旬及1、2月份举行了由公安部队召集的反伞特会议，以建立反伞特便衣武装据点为主要内容，全面布置了反伞特工作，包括设立据点、建立各级指挥机构、发动群众、组织民兵、派对空监视哨等。由于各地情况和部队任务不同，在反伞特布置上也各有特点。目前各地应该迅速解决据点部队装备问题，争取早日建起据点，提高据点部队的业务，深入检查反伞特工作的执行情形，开展群众性的反伞特斗争，以彻底歼灭降落的伞特，粉碎敌人的阴谋。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彭副主席阅后，送罗瑞卿同志：

在北朝鲜境内亦应实行安置反伞特据点的办法，可将此件中所述办法电告联司，并请联司和人民军总部商量，由志愿军和人民军分担，在北朝鲜境内各山头上安置多数据点，专任反伞特斗争，定期总结经验，加强斗争技术战术，灭尽一切伞特。

毛泽东 3月4日

1953年3月5日晚9时50分，斯大林终因脑溢血症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维克多描述江青说：“负责江青病情的俄国警卫员、医生和护士说，他们的领袖之死至关重要，毛主席应和其它各国首脑一道来莫斯科参加葬礼。江青告诉他们说，那不关她的事，这样重大的决定应由中共中央做出。”

卡尔图诺娃描述江青说：“对于他的逝世，她感到十分悲痛，并去过联盟大厦停放斯大林灵柩的大厅守灵。”

3月5日晚，斯大林逝世的噩耗传到北京，毛泽东热泪涌流，夜不成寐，数次服用安眠药也不能入睡。

3月6日晨，中国人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齐越那低沉而充满悲痛感情的声音里，听到了斯大林不幸逝世的消息，他们流下了热泪，许多人泣不成声。人们自发地在手臂上戴上了黑纱，为斯大林致哀。

3月6日，毛泽东向全中国发布命令，命令要求：自3月7日至9日，全国下半旗为斯大林志哀。在志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活动。

3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发往苏联的唁电中写道：

“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自己，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获悉了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现在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30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还亲自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斯大林。

到3月7日，毛泽东一连3天没有睡觉，2天没有吃饭。警卫们都很紧张，任何人都警惕着，不允许周围发生任何声响。这几天，毛泽东怀着对斯大林的深切悼念，写下了《最伟大的友谊》一文，全文如下：

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导师，不朽的列宁的战友——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与世长辞了。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上和在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于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同志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新时代。他的活动引导苏联人民和各国劳动人民转移了全世界的局面，这就是正义的、人民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在世界大规模的范围内，在地球上人口三分之一——八万万人以上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而且这种胜利的影响，正日益普及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斯大林同志的逝世，使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感到了无可比拟的沉重的悲痛，激动着全世界的正义的人们的心。这就是表明，斯大林同志的事业和他的思想掌握了全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而且业已变成了无敌的力量，这种力量将引导那已取得胜利的人民由胜利进入新的胜利，同时也将引导那一切还在邪恶的资本主义旧世界压迫下呻吟的人们能够对于人民的敌人进行勇敢的冲击。

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同志指导苏联人民，把他和伟大的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共同缔造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了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这不只是苏联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胜利。第一、这个胜利用最现实的生活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正确，具体地教育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应该如何朝着美好的生活前进。第二、这个胜利保证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能够有战胜法西斯野兽的力量。不能设想，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能够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关系全人类的命运的，而这些胜利的光荣应当归于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全面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首先胜利的理论；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地贡献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理论！贡献了关于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理论，贡献了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贡献了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理论。斯大林同志还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斯大林同志这一切创造性的理论，进一步地把全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进一步地把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使世界的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人们为解放和幸福的斗争及其胜利达到空前未有的规模。

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文献。他所著的《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以及他最近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生义运动经验的综合。他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是给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一篇宝贵的遗嘱。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一样，是从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的。

从列宁逝世以来，斯大林同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斯大林同志充满了对于东方被压迫人民的热情。“不要忘记东方”——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伟大号召。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遵循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得到了伟大的苏维埃国家和各国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而在几年以前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现在，我们失去了伟大的导师和最真挚的朋友——斯大林同志。这是多么的不幸呵！这个不幸所给予我们的悲痛，是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的。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悲痛化为力量。为着纪念我们伟大的导师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名义下的伟大友谊将无限地加强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更加紧学习斯大林的学说，学习苏联的科学和技术，以建设我们的国家。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斯大林亲手教养起来的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有经验的和最有理论修养的党；这个党在过去和现在是我们的模范，在将来也还是我们的模范。我们完全相信以马林科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是一定能够继承斯大林同志的遗志，而把伟大的共产生义事业推向前进，并且发扬光大的。

毫无疑义，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将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强大。

30年来，斯大林同志的学说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推动了世界的大踏步前进。现在苏联巳达到这样的强大，中国人民革命已获得这样的伟大胜利，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设已有这样的巨大成就，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压迫反侵略的运动已有这样的高涨，而我们的友谊和团结的阵线又是这样的巩固。所以，完全可以断言，对于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都是不怕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将被我们所粉碎，一切卑鄙的挑拨都是完全没有用的。

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所以是牢不可破的，因为我们的友谊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中苏两国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全世界各国一切爱好和平、民主及正义的人民之间的友谊，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伟大的国际主义原则上，因此，也就是牢不可破的。

显然，我们这种友谊所产生的力量是无穷无尽和真正无敌的。

让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战争贩子们在我们伟大的友谊面前颤抖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万岁！

伟大的斯大林的英名永垂不朽！

3月8日，毛泽东派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

3月8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各大区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农村工作部及行政委员会农林局党组：

关于农业增产的五年计划数字和互助合作五年的发展计划数字以及1953年这两项的指标数字，各大区所已经提出者，现在看来都嫌过高。在农业增产方面，不能根据3年恢复时期中每年的增产率来计划今后5年的增产，因为发展时期的增产要比恢复时期困难得多。证之苏联第1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农业增产的计划也不能订得太高。而且我国在第1个五年计划之内，基本上可以说没有机器投入农业，农业增产主要还是靠农民群众积极性与互助合作，靠兴修水利与若干新式农具和初步的技术改良。如果计划一开始就订得太高，完成不了，将大大伤害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因此，中央现正考虑将农业五年计划增产数字缩减到以1952年实产量为基数的30%。其中1953年的指标是增产约7%。在互助合作方面，计划订高了，也势必发生急躁冒进，贪多贪大，盲目追求高级形式与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目前无论在老区（如华北等地）或新区（如四川等地)，均已发生了“左”倾冒进的严重现象，如不立即有效制止，将招致生产的破坏。因此，中央现正考虑将互助合作的发展计划，5年之内，组织起来的农户，老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80%左右，新区控制在70%左右。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老区平均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45%左右，新区平均控制在12%左右；常年组新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30%左右。以上这两项数字都是初步拟出的平均数字，望各大区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把你们原定的数字加以压缩，提出新的计划数字，在3月20日以前报告中央，以便汇编新的计划。

　中共中央 1953年3月8日

接着，毛泽东致信达赖喇嘛，他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达赖喇嘛先生：

饶西·彭措扎喜（即达赖喇嘛的姐夫，来京参观——笔者注）带来的你于1952年8月19日写给我的信及你的像片均已收到。你对祖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所表示的亲爱，你为西藏僧俗人民谋求幸福生活、做好各方面工作的决心，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在为祖国和西藏民族利益奋斗的道路上，你达赖喇嘛先生和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和西藏僧俗人民永远会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帮助。

自然，在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我们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帝国主义和反动破坏分子也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因此，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国防，巩固汉藏民族之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严防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和其他反动破坏分子的阴谋活动，并克服我们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西藏僧俗人民的幸福前途。你和西藏人民如果在这一方面遇到困难，中央人民政府会帮助你获得妥善的解决。

西藏的宗教和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宗教一样，是已经受到尊重和保护，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尊重和保护。只要人民还相信宗教，宗教就不应当也不可能人为地去加以取消或破坏。

张经武同志不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为西藏僧俗人民谋福利的决心和你是一致的。你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和他商议，他会尽力地帮助你。希望你多找机会和他面谈，如有需要直接告诉我的事情，亦可由他转达。

附送最近像片一张，以志纪念。

顺祝健康!　　

毛泽东 3月8日　

3月9日，莫斯科为斯大林举行了追悼大会。维克多描述江青这一天的活动说：“举行斯大林葬礼那天，莫斯科的气温下降到零度以下。毛主席虽然没有来，但发来了唁电。在这紧张的情况下，她仍与疗养院的其他病人一道守夜。她从她的窗口看到了殡仪队伍走向红场路上排队行走的人群非常混乱，使她感到非常惊讶。她评论说：斯大林的失败之一，是思想上没有为他死的那天准备群众队伍。”

这一天，北京60多万军民也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斯大林追悼大会。毛泽东向斯大林遗像敬献了花圈，朱德致了悼词。

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全文如下：

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为此，特作如下决定，以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和党中央对政府工作的直接领导。

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的和及时的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

首先，所有政府各部门向中央的报告，应严格区分请求批示或报告的两种性质，并须随时注意改进和提高报告的内容及改善报告的具体方法。属于请示性质的，须严格遵守每一请示只限一个专题的原则，并须在报告中注明请求批示及请求何人或何机关批示。如时间紧急者，亦应特别标明。属于报告性质的，一律不要写“是否有当，请求指示”的字样，中央对这一类的报告，一般地不需批示，但如发现其中有须予指示的问题，中央当另作指示。定期综合报告即属于这一类性质。即使在综合报告中涉及需要请示的问题，亦必须将该问题另作专题请示，不得混淆。定期综合报告，一般应每两周一次，某些部门经过中央批准得每月或每两月一次，报告必须有内容，要能说明工作中的大事情和带政策性的问题，力戒琐碎。文字以精练生动为好。某些重大问题或带专门性质的问题应向中央作专题报告，时间不限，字数亦不宜过长。

其次，政府各部门还可采取以下几种方式向中央反映情况：甲、编印定期或不定期的简报或情报，内容须经过选择和整理，以反映能够看得出问题的，特别是新的问题的材料为主。简报或情报宜短不宜长。乙、将会议所讨论的或所决定的重要事项，用最简明的文字记录出来上报。丙、经常有计划、有目的地反映某些带统计性质的、必要的数字资料。

再次，所有政府各部门召开的专业会议，凡属性质重要而不是解决纯业务性或技术性质问题的专业会议，均应执行事先报告并经过中央批准始得召开的原则。在会议接近开始或接近结束时，应将所讨论的问题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内容向中央作一报告。如属有关全局的、政策性质重大的结论，则须提请中央批准，始得向到会人员宣布。在会议结束以后，应再向中央作一总结性的报告。为了便于了解和考察各种会议情况，政务院各委和不属于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可于每月月底将下月份准备召开专业会议的情况，列成简表报告中央。

此外，今后政府各部门一切给中央的文件电报的上款，均须将主致者和并报者或转报者，分别写清，同时应注明已经抄送哪些人或哪些单位。

二、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以及便于政府各部门中的党的领导人员能够有组织的、统一的领导其所在部门的党员，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决议和指示的执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但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现在的组织情况，并使同一系统的各个部门便于联系起见，政务院各委的党组组织，暂时仍应存在，直接受中央领导，并分管其所属的各部、会、院、署、行的党组；这些部门的党组，应仍称党组小组。凡不属于各委而直属于政务院的其他部门，如外交，民族、华侨、人事等部门的党组，则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

三、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于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示报告。如属于两个部门以上而又不同隶于一委的事项，则经由政务院负责同志向中央请示报告。如系主席直接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

今后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直接提请政务院批示或办理的事项，除例行事务外，凡属涉及方针、政策、计划的事项，均应限于中央已经讨论和决定了的问题，或是中央已经批准的计划或批准的原则范围之内的问题。政务院负责同志如发现此类事项仍必须向中央请示报告，应即提向中央。至于纯属政府日常业务的工作，应仍按政府系统的办公手续处理。如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而竟未向中央提出，则最后经手的政府负责同志应负主要的责任。为了更好地作到现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领导同志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特规定明确的分工如下：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局、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其他不属于前述5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前述这些同志应就自己分工范围内，确定哪些事件应向中央报告请示，哪些事件应责成各部门负责进行，哪些事件应按政府系统报告请示，哪些事件可以自行处理，以及承办中央所交付的有关任务和有关工作。

四、今后应将政府各部门工作有计划地提请中央讨论，以便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目前政府各部门应即着手这一准备。为了能使中央及早地对政府各部门工作了解全貌，并对各部门今年的工作均能予以指示，而又不致稽延时间过久，决定第一期讨论计划，得按照政府各部门的性质分别合并提出讨论，在每次提出讨论中并应有一定的重点。第一期讨论计划暂定为11次或12次，计：政法工作两次，财经工作4次或5次，文教工作两次，外交工作1次，监察、人事工作1次，侨务、民族工作1次。此期讨论可从3月开始，以批准各该部门的工作计划或其工作方针为主。待全部讨论完了以后，再根据情况和需要，拟定以后的讨论方案。在每次讨论以前，政府各主管部门必须先作认真的准备，于讨论前的一定时间至少5天以前，向中央预先提出书面报告，并供给中央各同志以必要的参考资料。

3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再次致信达赖喇嘛，他在信中写道：

达赖喇嘛先生：

感谢你1952年8月16日及9月3日（藏历水龙年7月14日）的信和礼物。

西藏地方政府及人民，在你领导之下，协助人民解放军的入藏部队，加强团结，并争取协议的逐步实现，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

你所派的致敬团和参观团代表都肯努力工作和学习，你的办事处已正式成立，办事处的人员也努力工作。

中央对西藏的政策除已明确地写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者外，我在接见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时曾又简要地告诉过他们。这些简要的话，柳霞·土登塔巴已经在他对西藏的广播中谈到（见毛泽东在1952年10月8日接见柳霞·土登塔巴时的谈话——笔者注），想你已经知道了。

建设新西藏所需要的帮助，凡属能够办到的，中央当尽可能地办到，但因交通阻隔，有些事情一时无法办到，只好等待以后再办。西藏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们在这里所提出的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就是本着以上这种精神处理的。兹不赘述。以后你和班禅额尔德尼需要中央帮助之处，均可告诉张代表或请张代表用电报转告我。

祝你领导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逐步地建设，使西藏日渐繁荣，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国的边防日加巩固。

并祝健康!

毛泽东 1953年3月10日

3月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少的事，就是江西省政府有关方面开始寻找贺怡为之丧命的毛泽东与贺子珍的亲生儿子毛毛。在众多的史料中，刘晓农的《寻找毛泽东儿子毛毛之始末》一文的叙述比较详细，其过程是这样的：

在1953年春光明媚的3月，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邵式平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委托他寻找1934年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前夕一些党政军干部寄养在瑞金等地群众家里的子女。邵式平想起不久前居住在上海的贺子珍也曾给他写来亲笔信，说她在瑞金生下一个男孩，由毛泽东取名叫毛毛，长征之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把毛毛寄养在群众家里，拜托邵省长千万千万帮助找到毛毛。

邵式平要秘书通知省民政厅厅长朱开铨立即到他办公室来。邵式平对这位瑞金籍的老红军招手说：“来，这边坐，交给你一个大的任务。”随后便如此这般说了一遍。朱开铨回到省民政厅，拿起电话通知优抚处的干部王家珍来见他。

王家珍是赣南信丰县人，1950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斗了3年，1953年1月初转业到了省民政厅。他接受了朱开铨交代的任务，立马来到了瑞金县。他在叶坪乡听说朱坊村有个叫朱盛苔的农民当年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据说孩子的父亲是一位红军的“佬子”，便找到朱盛苔及其妻子黄月英询问。他们说：“我们是收养过一个红军的孩子，叫朱道来，已经被一个中年妇女领到南京去了。”回忆起接收朱道来的情形，夫妇二人说“小家伙的脸型有些方正，额头很高，皮肤偏白，又红嫩得可爱。身上那件用灰布军装改做的薄袄衫，让人看得心里亲切生热。白军很快就要打到瑞金来，为防不测，合计给孩子取名‘道来’，意思为半道上捡来的。”

朱盛苔夫妇所说的将朱道来领到南京的中年妇女，名叫朱月倩，她是持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找上朱盛苔的家门，说是前来接儿子的。朱月倩的丈夫叫霍步青，当年是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巡视员，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1933年在福建省建宁县牺牲。朱月倩后来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几年后嫁给了国民党的一个飞行员。她见到朱道来后一口认定那是她的儿子，在朱盛苔夫妇面前又是哭又是求，硬是要把朱道来带到南京去。

王家珍问，朱月倩来接朱道来的时候带走了道来小时候用过的什么东西没有？黄月英说没有，她什么都不要，连道来那年被送来时的那件小袄衫都不要，说没有什么用，可我还给收着呢。黄月英从床枕旁拿来那件当年朱道来被送到朱家时穿过的小袄衫。王家珍接在手里看了，只见小袄衫虽然历时20多年，但保存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是用旧军服改做的。

王家珍带着朱道来的照片回到瑞金后将在朱坊村朱盛苔家了解的情况作了汇报。朱开铨又报告给邵式平，邵式平将朱道来的照片送给贺子珍辨认，贺子珍看后说：“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呀！”邵式平马上向中组部作了汇报。中组部很快回电，同意王家珍与黄月英赴南京把朱道来接到上海贺子珍处予以辨认。王家珍、黄月英经过一番周折，将朱道来带到了上海。

此时已经是6月中旬了。上海警备区空防司令员贺敏学派人在上海火车站迎接到了王家珍、黄月英和朱道来。当朱道来站在了贺子珍面前时，贺子珍仔细端祥了许久，眼里溢出大滴大滴的泪水，颤抖着嗓音自语道：“是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王家珍从黄月英的提包里拿出了那件小袄衫，郑重地交到她手上。贺子珍看了，再一次热泪滚落。这件20年前她在灯下千针万线缝制的小袄衫，忘记得了吗？真没想到，这件小袄衫还能保存到今天，这是证明自己亲生骨肉的最好的物件呀！贺敏学与夫人李立英看了朱道来后，都觉得这孩子很像毛泽东！接连几天，华东局的饶漱石来了，上海市委的陈毅、魏文伯等人也来了。他们见了朱道来，都与贺敏学有相同的感觉。

贺敏学为了防止出差错，提出带朱道来到医院体检验血。部队一家大医院化验的结果，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相同。半个多月后的一天，贺子珍接到华东局转告的中组部通知，要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同去北京，贺子珍则不要去。

第二天的下午，朱道来3人被接到了北京大栅栏鲜鱼口的中组部招待所。周恩来、朱德、谢觉哉、董必武和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女，中组部干部处副处长）等都曾来招待所看望朱道来。大家在私下议论说，这个朱道来从长相来说的确像毛泽东。谁也没有想到，从南京赶过来的朱月倩在中组部招待所大哭大闹，坚持说朱道来是她的孩子，不许别人夺走，并扬言要自寻短见。周恩来将“南京妈妈”哭闹的事报告到毛泽东那里，请他做出裁决。此前，朱道来的照片经周恩来转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仔细辨认后没有说肯定的意见，只是说：“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此时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说：

“不要说这件事了！管他是哪个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这样，朱道来便被送到了帅孟奇老人家里，由她负责教养。

至于朱道来后来的情况，《寻找毛泽东儿子毛毛之始末》一文则语焉不详。据其它历史资料介绍，朱道来是在1953年9月间到清华大学附中插班读书，1957年考上了清华大学，学的是理科，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1971年11月，朱道来被医生诊断为“癌症晚期”，因医治无效，于12月病逝于南京。

朱盛苔和黄月英的儿子朱运生曾印证说：“记得文革时期的一年，朱道来回到过朱坊村，后来在南京娶了妻子，名叫芦虹，第二年生有一女，名叫继英。后来贺敏学打来电报说道来病故。从此就与他们失去了联系。”

而刘晓农则在《寻找毛泽东儿子毛毛之始末》结尾部分中说，“王家珍于1974年专程来到瑞金朱坊，向朱家打听朱道来的下落。黄月英凄惨而痛心地告诉他：1966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已经开始，朱道来在南京被打死了！是被什么人打死？她无从得知。”这一说法，至今没有任何旁证。

再说3月14日，原第3野战军第21军军长吴泳湘，政委谢福林率第61师、第62师、第63师，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隶属第20兵团。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支入朝部队。

3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他写道：

中南局，河南省委，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西藏工委：

一、收到张执一同志1月30日关于访问河南少数民族的报告，并听取了马杰同志的汇报，中央认为中南行政委员会这次派访问团到河南访问，收到效果很好，政治影响很大，基本上安定了河南回民的情绪。但所发现的问题很严重，望河南省委对这些问题根据中央的民族政策认真地加以研究和处理，对大汉族主义思想应进行严肃的批评，并向干部和人民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处理经过和结果，须向中央提出报告。

二、河南民族关系如此不正常（除郑州等处），各省恐怕也有类似情形，故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负责同志，统战部及民族委员会（有民委的地方）的同志抽出时间一读张执一、马杰两同志的报告。此种情形，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决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仿照中南的办法，派出像张执一和马杰这样懂得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压迫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访问，认真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走马看花的访问。根据不少材料看来，中央认为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平静无事，实际上问题很严重。例如，一年以前甘肃定西地委派人访问靖远县打拉池一个乡的回汉关系时所发现的问题，新疆在去年中央会议上和在全省党代表会议上所发现的问题，西康在最近省委会议上所发现的关于我们同志在凉山彝族工作中的问题，以及二三年来西北、西南、西藏、中南、华北、华东、东北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故须进行认真地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

三、此件及两个附件请登党刊。另外，应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教育党和人民。

　中共中央 1953年3月16日

3月1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

华东局，山东分局，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委：

山东聊城地委关于“高唐县区干部脱离群众行为”检查情况向山东分局的报告收悉。同意聊城地委的检讨和分局、华东局的意见。最近各地均发现在农业生产工作中有许多突出的严重的强迫命令错误，这种错误屡纠屡犯，实有一重大原因，这就是党政机关在布置任务时对小农经济的私有性，分散性这些本质的特点认识不足，不予照顾。高唐县在布置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革和基本建设的时候，忽略了工作的对象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靠手工经营的小生产者，即使早拔棉柴是一件好事，是可行的，有利的，但是因为分散的小农经济状况下，这一村与那一村，这一户与那一户，这一块地与那一块地经营条件均有其差别性，勉强要求整齐划一，必为群众所难接受，又因为土地是各自私有的，不是共有的集体农庄，每个农民对于生产技术的微小的改革都抱有一种不放心的看法而不敢轻易去试验，试验不成即影响一年的生活，甚至有几年翻不过身来的危险。因此，有利于群众的生产改革，未经群众自己亲身的体察与经验，就急于推广，结果势必形成强迫命令，而一有损失就引来农民怨恨，将好事变为坏事。因此，应教育广大干部，使他们深刻认识，在向农村布置任务时候在农村进行工作的时候，领导农业生产的时候，时刻记住并且照顾到小农经济的特点，多强调自下而上，集中群众要求，因地制宜，而不可强调自上而下布置任务，强求一致完成。即使在互助合作组织普遍发达的农村，也要照顾这种分散的特点，因为目前的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还是小型的组织，并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使用落后工具的。中国农村中各地原来都有一些比较进步而且行之有效的先进技术与耕作方法，各县区乡干部应着重于深入农民，发现这种先进技术与方法，把它总结与提高一步，并逐渐推广。至于外来先进技术与耕作方法（包括改良种子），即使在当地是可行的有利的，也不能命令群众一下子执行，而应在县立国营农场先行试验，俟试验确实有效，再吸引群众参观，加以宣传教育，再行逐步推广，切不可将行之于集体农庄及生产合作社的办法，机械地用之于个体农民。这一个原则如不掌握好，则所有好事都会变成坏事。

（此件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3月17日

3月19日，毛泽东就朝鲜战场谈判问题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周恩来发去一封电报。

周恩来是在3月14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的葬礼的。毛泽东在电文中写道：

“关于克拉克于2月22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讲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

3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地委和县委；中央各部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一、1952年12月西北局检查组关于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报告，写得很好。这个报告集中反映了我们党政组织有农村工作中一些严重的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即所谓“五多”问题。“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很久就存在了，中央曾对其中有些问题有过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予以重视和解决，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是没有将整个问题系统地提出来，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这5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生产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1953年内，在执行中央1953年1月5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方能解决这个问题。今后各级领导机关在规定任务的问题上，在召集会议和调人集训的问题上，在发出公文表册和向下级要报告的问题上，在规定区乡组织形式的问题上，以及在使用乡村积极分子的问题上，都要由县以上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加以适当的规定，有些则要由中央作出统一的规定。过去由各级党政民组织的许多工作部门，各自独立地向下级分派任务，随便召集下级人员和农村积极分子开会或训练，滥发公文表册和向下级或农村随便要报告等项不良制度和不良办法，必须坚决废止，而代之有领导的统一的和适合情况的制度和办法。至于在农村中每个乡存在着几十种委员会以及积极分子兼职太多，均属妨碍生产，脱离群众，也应坚决地但是有步骤地加以改变。

二、中央一级党政民组织有关各部门，中央分别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财经、文教，政法3个委员会的主管同志负责，对于过去引起“五多”问题的各事项迅速加以清理，并规定适当的制度和办法，向中央作报告。

三、各大区和省市，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各该级行政机关主管同志负责，对于“五多”问题加以清理，规定自己的解决办法，并报告中央。为达此项目的，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仿照西北局的办法，派出一个专为了解“五多”问题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一二个区乡（在城市是检查一二个区街）的情况，以为解决问题的参考材料。

四、专区级和县级的“五多”问题，由省委负责指导解决之。

五、西北局检查组报告中关于解决“五多”问题的各项办法方面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各地可以试行。

六、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它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是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因此，我国在目前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所谓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其中有很大的成份就是这种过多地干涉农民的表现（另一部分成份是因为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需要而产生和遗留下来的），已经引起农民的不满，必须加以改变。即就广泛发展中的农业互助组和现在还不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说，也只是几家在一起或几十家在一起的小型的组织，而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大多数尚不固定，又是使用旧式农具的。因此，对于这些互助组和合作社，按照中央已有的决定给以积极地提倡和适当地指导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决不应当将它们混同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决不应当施行过多的干涉。我党现在在农村中的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许多同志将分散的经济混同于集体的经济，就是干涉过多。所谓“五多”问题，也就是部分地反映了这种错误思想。

七、本指示和附在下面的西北局检查组的报告，请登党刊。

中共中央 1953年3月19日

3月19日晚，毛泽东在给陈云的批示中建议陈云使用擦澡健身法，他写道：

“每天用毛巾沾热水擦身，先热后冷，又冷又热，锻炼皮肤毛血管又收缩又扩张，每擦一次可经半小时，多至1小时，擦完全身发热。每天一次至两次，擦一二年可收大效，似可试试。毛泽东用酒似不甚好。”

3月22日，毛泽东给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复了一份电报。

周恩来是在3月21日率中国代表团从布拉格返回到莫斯科的。是日晚，周恩来应苏共中央约请，与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马立克、库兹涅佐夫商谈朝鲜停战方案。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致电毛泽东说：

“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109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助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

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复电中写道：

“赞同苏方的提议。这实际上即是去年9月上旬我们向菲利波夫同志（即斯大林——笔者注）所提3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

3月23日，毛泽东致电代替李克农、乔冠华在朝鲜负有谈判领导责任的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丁国钰同志并告金彭：

3月21日12时电悉。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做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对方可能拒绝接受我方文件甚至拒绝召开联络官会议的情况，你们应就事论事，在会内外据理力争，予以痛斥，但不要逼对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后决裂，对方亦不会作此种表示。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

二、关于克拉克2月22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复文尚须数日才能拟好，暂时不要向外边透露。

毛泽东 3月23日

欲知板门店谈判能否继续进行？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3年3月10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中说：“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新税制”事件的严重关注程度。通观这一指示草案的全文，很明显，毛泽东的目的是要加强党内的民主集中制，避免“独立王国”的再次出现。为此，他在《指示》中对政务院的工作提出了种种限制和要求，“为了更好地作到现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领导同志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又在《指示》中“特规定明确的分工”（分权）。尽管如此，后来数十年间在党政部门中依然时不时地出现一些“独立王国”现象，这大概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历史规律吧！

第48章 1953年3月24日—

“现在是打社会主义之仗，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

话说1953年3月24日，毛泽东给邓子恢发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批语和4段修改文字，内容如下：

一

子恢同志：

指示和社论都看了，只改了几个字。互助合作决议，改了3处，请你看过后，派人送高岗、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同志一阅（一天轮完），如果你及他们都同意，请叫廖鲁言同志将修改处抄正，再送报社发表。

互助合作决议修改处，陈伯达同志已看过。

毛泽东 3月24日

二

这个决议于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至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成为正式决议，并作了部分的修改。

三

中央估计了它们的两方面的性质，即私有的性质和合作的性质。初级互助组的组员，他们的生产资料是完全私有的，但也带了共同劳动的性质，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常年互助组则使这种萌芽生长起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其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农民有土地私有权和其它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农民得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得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这些条件来说，它保存着私有的性质。就其在农民以土地入股后得以统一是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劳动，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并有某些公共的财产这些条件来说，它就比常年互助组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

四

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它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避免。

五

（13）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的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

后来，上述二、三、四、五这几部分载于3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

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谈判。

3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声明中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共同研究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于1953年2月22日提出的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之后，一致认为根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109条的规定，这一问题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我们认为，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以保证停止朝鲜战争并缔结停战协定的时机，应当说是已经到来了。”

“在开城和板门店的谈判中，双方代表除对战俘一项问题外已对所有问题达成协议。”　　　　“现在‘联合国军’方面既然建议按照日内瓦公约第109条的规定，解决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问题，我们认为，随着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只要双方都真正具有互相让步以促成朝鲜停战的诚意，全部战俘问题的顺利解决，是完全应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3月3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应当重视手工业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中央农村工作部，合作总社，中央财经各部门党组：

一、湖北省委注意到在目前维持手工业经济的必要，由湖北省政府召开了一次手工业者代表会议，很好。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会议，各省可在适当时间仿照湖北的办法召开一次。现将湖北省报告转去，供你们参考。

二、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可缺少的一种经济形式。一部分手工业已经为现代工业所代替，无法维持下去，衰落是无可避免的。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手工业，尚未为现代工业所代替，尚有存在价值和发展余地，是不应当衰落的。衰落了，不但将引起广大手工业者的生活问题，增加城市乡村的失业人口，而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的生产，并将波及商业市场，使之呆滞。因此，在农业使用手工工具时期尚未结束以前（这种结束要有几十年时间），对于手工业经济的维持，对于手工业者生产积极性的扶植，必须十分重视。不重视是要犯错误的。

三、对于手工业中存在着的劳资、雇佣和师徒3种不同的关系划分不清，处理不当，对于组织联营和合作社，采取强迫命令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手工业者的生产情绪，不敢大胆雇请工人、学徒，增加资本，扩大生产，这些均应加以注意，有步骤地分别加以解决。

四、在手工业中分类排队，分别确定各行业的维持，发展或转业的问题，避免盲目扶植的错误，这是对的。但对手工业者，也应如同对待小生产者的农民一样，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主要是靠价格政策，市场产销关系，辅以必要的可行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教育指导他们，影响他们，慢慢引导他们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而不可任意地制定计划，强制他们发展哪一行或闭歇哪一行，增产多少或减产多少。我们只应当晓以利弊，由各行业自己协商，不要任意干涉，更不要随便试行无把握的政策。一切问题，均应从照顾他们利益出发，由他们自己协商，取得他们同意，照顾到主客观需要和可能条件去求解决。

五、由于农民目前的生产资料（如农具、肥料等）与生活资料（如布、手巾、鞋袜、烟等）60%至70%，有的竟至有80%左右是依靠城乡手工业品供应（即是说目前农村依靠近代工业供应的物资，只占农村需要量的40%至30%或20%左右），而农产品亦有很大部分作为手工业原料销售。因此，各地供销合作社，应着重与当地手工业者建立密切联系，订立合同，帮助他们供应原料，推销他们所生产的而又为供销合作社社员所需要的成品。县区合作社，应根据社员需要，自己开办手工作坊，以供应社员生产资料的需要（如烧石灰、铁匠炉、榨油等）。与手工业者结合，应成为供销合作社目前的主要工作之一。

六、党的农村工作部应将手工业工作，列为本身的一种业务，帮助党委掌握这方面的材料，并推动政府有关各部门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

　 　中共中央 1953年3月31日

1953年4月3日至23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1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工作基本任务的指示：就是要用10年到1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在全国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会议按照毛泽东这一指示，重新安排了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计划，适当压缩了原来规定的老区和新区发展互助合作的速度。

4月5日，毛泽东在彭德怀3月30日关于铁道兵部队建制问题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彭德怀在报告中说，关于铁道兵部队直属军委归参谋部管，不属铁道部建制的建议，待朝鲜战争结束可予同意。平时人数少，保存骨干进行技术训练，以备战时按需要扩大。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朝战停后，11个师，须以大部修路，一部（骨干）可属参谋部管，进行技术训练，以备战时与主力合并，以应作战需要。恩来意见请注意。

毛泽东 4月5日

毛泽东在批语中所说的“恩来意见”，是指周恩来4月3日在彭德怀的报告上批的意见：“现在铁道兵团共有11个师，建制属铁道部，但供给托后勤代管。即使朝战停止，铁道部队在国内修路仍有极大作用，特别是内蒙、西北、东北修路更需要他们，因此，此事似应从长计议。”

4月20日，邓华在给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并告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

“这次恢复谈判，停下的可能虽比过去要大，但拖的可能还是存在的。即使敌人迫于整个形势不能不停，但真正停下来还需要相当时间。且敌人狡猾，想采用军事压力来配合谈判中的讹诈，多得一点东西；也想争取一点时间，完成某些战略措施。根据这一估计，我们必须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做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的方针，加强各种准备，不能麻痹松懈。要继续完成东、西海防工事，能随时粉碎敌人的任何登陆和进攻。同时，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积极行动来配合谈判，目前个别战术反击仍应进行。现东、西海防工事4月底大致可以完成，而举行夏季反击，打击的重点尽量放在美国及其外国仆从军头上。这次反击，口不宜张大，力求全歼，采取集小胜、多胜为大胜的方针。反击时间预定6月初开始到7月上旬结束，一切准备工作必须于5月底完成，尔后视情况再定动作。”

4月23日，毛泽东在邓华4月20日关于在朝鲜战场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几点意见给杨得志等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上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彭：

此件似可批准，使他们好作攻击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可则于5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请酌办。

毛泽东 4月23日

4月25日，全国妇联第二届执委会第1次会议选举宋庆龄、何香凝为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史良、章蕴为副主席。

4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提法错误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及宣传部，并告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报社：

天津市委3月26日关于工程技术人员会议的报告中，提到“技术一边倒”的口号。这个报告已由中央转发各地。“技术一边倒”的口号流行颇广，但是这个提法是不恰当的，应以“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代替。

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边的问题。我们提倡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是因为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在广大范围内已达到世界上最高的水平，是因为苏联的科学和技术的应用（例如厂矿和机器的设计）能够充分顾及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经济的全面利益和工人的安全，同时也因为在世界上只有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才能无私地给我们以技术上的援助。

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技术一边倒”的口号的片面性和它的不能服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好像表示我们完全拒绝这种必要性似的。

此外，有些地方批评技术人员的“单纯技术观点”的说法，也不明确，容易使人产生技术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可以不重视或应该不重视技术的感觉。在大规模建设时期，我们正是要提倡重视技术。斯大林说：“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这对我们今天正是适用的。我们所要批评的不是“技术观点”，而是那种“非政治的观点”。

现在流行的这一类不明确的口号还有不少。例如批评生产单位不重视基本建设为“单纯生产观点”，批评完成任务不重视方法为“单纯任务观点”等。（本来应当说：“不要只重视生产而忽视基本建设”、“完成任务必须掌握政策和注意方法”等）这些口号的害处是使有不知其究竟意义何在，因而很容易从一个偏向转到另一个偏向。

领导者应当善于找出正确的定型的言语来表达一定的思想，至少不要在领导性的工作中随意造出不正确不明确的言语。此点望在干部中和报纸上加以宣传。

　 中共中央 1953年4月26日

195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批发了一个通知，专门规定：在庆祝集会的会场上可以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像，但不要挂成一排，可以挂成两排。在游行队伍中，领袖的像也要有顺序。第1排自左至右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第2排为毛泽东、孙中山；第3排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下为各国的领袖。

毛泽东一直坚持过去提出的原则：他与马恩列斯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他不能与他们并列，而是与孙中山平列。

1953年5月2日，毛泽东就堂弟毛泽荣寄来家乡的茶叶、火焙鱼等土特产、要求进京相会一事，给毛泽荣写了一封回信，请人带回韶山。他在信封上写着：带交 毛泽荣先生 毛寄，使用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信封。毛泽东在这封复信中写道：

泽荣贤弟：

4月9日给我的信及馈赠食品，均已收到，谢谢你。因你眼睛有病，路上行动恐怕不方便罢，似乎不必来京看我。你有困难，可以相告，替你设法解决。

此复。祝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 1953年5月2日

毛泽荣看到这封信时真生气了，对人大发脾气，他说：“我是谁呀，我是你五弟啊！你可以同意一批又一批的乡亲去北京，去你的金銮殿里作客，为什么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我的要求呢？你是嫌我没有文化吧？你是怕我到京城里丢你的面子吧？”

自此之后，毛泽荣的情绪非常低沉。可能是有人将这情况告诉了毛泽东，这年冬天，毛泽东终于同意让毛泽荣去北京了。毛泽荣喜出望外，高兴地说：“三哥还是心里没有忘记我啊！”在北京，他见到了久别的毛泽东。一日，毛泽东在饭后约他出去散步。毛泽荣很高兴，准备借机要求主席三哥找个工作，当个小官什么的。谁知他还没开口，毛泽东就说：

“泽荣啊，你今后有什么困难，不要动不动就来找我，要靠当地政府解决。而且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政府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莫扳蛮。你是我的亲属，我必须严格要求，谁叫你是我的亲属呢？”

毛泽荣听着，久久没有说话，脸涨得通红。之后，他还是回到了韶山，继续当他的农民。直到过了好几年，他发现共产党办事真的和国民党不一样，心中的气这才消了。

再说5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华东局《关于一九五三年工业生产工作提纲》及《关于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厂矿生产改革经验的综合报告》的批示：

华东局并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并中央各工业部门党组：

现将华东局《关于一九五三年工业生产工作提纲》及《关于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厂矿生产改革经验的综合报告》转发你们参考。

一、华东局在1953年工业生产工作提纲中提出：1、坚决贯彻重点建设、重点发展的方针，充分利用现有企业的基础和设备，发掘潜在力量，为国家积累资金，培养技术和管理人材，以支援国家建设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2、抓紧工业生产的计划工作并全面的保证完成计划。3、大力加强对基本建设的领导，继续派遣干部，加强基本建设的领导机构，加紧勘察设计，积极组织施工，作好材料准备与运输工作。中央认为这些都是正确的。

二、在国营、地方国营企业中进行生产改革时，应根据不同的厂矿不同的情况，发动群众，主要作好计划管理，建立与健全各种责任制度，充分发掘企业潜在力量，均衡地完成与超过国家计划，并保证产品的质量。各地党委必须认识：企业计划管理工作的薄弱，各种责任制度未能建立或很不健全，正是目前许多厂矿管理工作落后及产品质量低劣的重要原因之一，此点应引起各地党委与所有工业行政部门的极大注意。

三、私营企业的各项改革应与国营企业有所不同。目前各地党委应指导当地财委及工商管理机关，作好对私营企业的调查登记与管理工作。对于那些制造生产资料的较大的私营企业（例如上海的私营机器制造业），尤应调查了解其全部生产能力及生产特点，并将调查材料报送大区财委与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便按照国家需要组织其生产，使之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四、目前各地基本建设工程已先后进入施工阶段，主要的任务是保证工程质量、按期完成施工计划。对隐藏在基本建设工人中的某些反革命分子，除随时注意侦察与防范外（进行破坏活动者应即时处理），在施工紧张阶段不宜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忠诚老实、自觉交代”的运动，这一工作，可推迟到今冬整训时进行。

　中央 5月7日

5月13日，中朝军队为实现毛泽东提出的“消灭敌人，配合谈判”的方针，提前发起了强大的夏季反击作战，重点打击李承晚伪军部队。

李承晚曾在4月24日转告艾森豪威尔说：如果达成允许志愿军继续留在鸭绿江以南的任何协议，他就将宣布南朝鲜军队退出“联合国军”，在必要时继续单方面作战。

5月15日，毛泽东给黄炎培送去了有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两个材料，并给他写信说：

“私营问题的中心，和公营一样，是民主改革与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劳资关系等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5月19日，毛泽东先后写了两个“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他写道：

一“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否则无效”4个字下面均加有着重点——笔者注）。请注意。”

二“（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8月1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据戚本禹说，他曾经问过江青，毛泽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不满意的。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回忆江青的文章中是这样写的：建国初期，江青见毛泽东常常不高兴，便“问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江青当时还跟我说，后来关于这件事中央还发了文件的。”

5月24日，毛泽东在萧克关于军委例会通过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第3个草案的报告上批示说：

“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

5月27日下午，毛泽东致信彭德怀、黄克诚，他写道 ：

彭德怀同志，并黄克诚同志：

在中央会议中，每月或每两月，应有一次军委的议程。例如早几天克诚同志要和我谈的后勤会议的情况，即可向中央会议作一次报告，其办法是用文字简明地写出来，交杨尚昆同志印发各同志，列入议程，开会时由黄再作简单说明。其他各部门重要事项，准此类推。如同意，请照办。

毛泽东 5月27日

1953年6月5日，毛泽东要杨尚昆将有关新税制的5个文件印发给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他还给这5个文件加了一个总题目：“1953年1月至2月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

这5个文件是：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人关于新税制的电报；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的反映；毛泽东给周恩来等人的信；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的回信；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物价波动原因的报告。

6月6日，艾森豪威尔致信李承晚，敦促他接受停战协议，并提醒他说，武力统一朝鲜，只是一个“梦想”。

6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拖延了将近1年半的战俘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基本实现了朝中方面关于遣返战俘的提案。

6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各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加上列席会议的，共有163人。

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主要议程有3项：一是财政问题；二是“一五”计划的问题；三是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后来，这个会议一直延续到8月13日才结束，整整开了两个月。

整个会议由周恩来、高岗主持，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

高岗其人，身材高大，梳一个大背头，浓眉毛，高鼻梁，戴一副近视眼镜，目光闪烁。因他白皙的面皮上有一些浅色麻子，故人们在背地里称他为“高大麻子”。此人颇有工作能力，遇事敢决敢断，在东北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做出了一些成绩，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他还很受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欣赏。在1952年8月以后，高岗与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5人先后调入北京，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高岗同时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地位显赫，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6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李维汉所作的《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

早在4月份，李维汉根据毛泽东3月间强调用国家资本主义来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的设想，组织了包括国家计委和工商管理局参加的调查组，对武汉、南京、上海等几个城市资本主义企业公私关系进行了调查。5月间，他在调查报告《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中，提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办法是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最适当的方式，并提出了进一步做好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团结、教育、改造”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

毛泽东对这个报告非常重视，经他修改后，改名为《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他还亲自打电话告诉李维汉说：

“这个报告将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毛泽东为6月15日这次会议准备了一个讲话提纲，就写在《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的封面上。他写的是：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经济繁荣，前者管着后者。

几点错误观点：1、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2、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3、确保私有财产。

党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1、农业；2、手工业；3、资本主义企业。逐步。

对于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份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以教育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首次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说：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他解释说：

“考虑来考虑去，讲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比较合适。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大概10年到15年是一定需要的。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现在基本建设、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有急躁情绪，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使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退两难地位。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等人的3种观点：一种观点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句话原是写在周恩来1953年2月4日向全国政协一届4次会议的报告稿上的，原话是：“以上这些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毛泽东在审阅时删去了这句话。他在这次会议上说：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阶级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要在10年到15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另一种观点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说：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15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第3种观点是“确保私有财产”。毛泽东说：

“‘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还系统地论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实质和步骤。他说：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1、农业；2、手工业；3、资本主义企业。”

“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15年，一年又有12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政治局扩大会议责成李维汉，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对他提交的报告加以补充和修改，然后提交全国财经会议进一步讨论。

6月15日下午，李维汉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要求，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

6月15日这一天，朝鲜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

中朝军队为了保证停战协定顺利签字，于15日19时发布命令说：

“从6月16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但对敌人对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以打击。”

此前，中朝军队在强大的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中，歼灭敌军41000多人，几乎是第一阶段战绩的10倍。在这一阶段作战中，第20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张祖谅曾经指挥3500多名步兵，几百门大炮，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潜伏长达20多小时，这不能不说是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战斗打响后，志愿军潜伏部队如同从天而降，仅用1小时零10分钟，就歼灭敌人1个团的大部，并占领全部预定目标。为此，第20兵团受到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的通报嘉奖。

6月16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接见了从朝鲜战场归来的上甘岭前线指挥员、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秦基伟这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与秦基伟热情地握手后，请他坐在自己的身旁。

“我们过去没有见过面，你在太行当过司令？”毛泽东点上一支烟，微笑着对秦基伟说：“你们在上甘岭打得不错呀！”

秦基伟谦虚地说：

“主席领导得好。”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问：

“美国佬好对付吗？你在朝鲜呆了３年，有什么经验教训呀！”

秦基伟回答说：

“刚入朝时，对敌人规律摸不着，有点生疏。后来和敌人交了几次锋，就感到美国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并不可怕。美国佬有两个长处：装备好，有制空权；但有3条缺点：一怕夜战，二怕近战，三怕死。”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

“张牙舞爪到处要吃人的大老虎，也被你们战胜了，可见它是一个纸老虎。”

秦基伟说：

“通过和美国佬作战，再次证明主席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十分正确的。美国佬死要面子，老怕人说它是纸老虎。他们说，共产党将从三八线停战中获得宣传的胜利，这个停战将使他们能够把美国说成是一个纸老虎。”

毛泽东说：

“他们也是一个铁老虎，钢老虎。他们凭着钢铁多，凭装备优势，貌似强大，内里空虚。钢铁多，气不足。我们凭指战员的智慧和勇敢，凭正义，凭一股气，一鼓作气打败他们。战争规律，从来如此，劣势装备可以战胜优势装备。美国南北战争时候，北美的装备比南美差，也是北美打败南美嘛！”

他扳着手指继续说：

“自美国1776年独立以后，打了８次大的战争，其中有３次发生在20世纪。它在第1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在几次战争中，都是自己占便宜，朝鲜战争是美军在世界上第一次打败仗。吃了亏。”

秦基伟说：

“我们开始没想到，敌人会在上甘岭投入这么大的兵力，敌人也没想到投入这么大的兵力也没能拿下上甘岭。范佛里特开始计划使用两个营的兵力，用5天时间，伤亡200人，就可以拿下上甘岭。”

毛泽东说：

“牛好吹，戏难唱呦！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时，不是吹要在圣诞节前饮马鸭绿江，让美国士兵回国吗？南朝鲜李承晚他们也说‘战争一旦爆发，便立即占领平壤，在短时间内统一北方全镜’。日本鬼子发动侵华战争，吹嘘３个月可以灭亡中华民族，结果呢？蒋介石打内战，陈诚也吹过牛，说什么‘在军事上对付中共，３至５个月便能解决问题’，结果还是打输了。”

6月16日这一天，李承晚就艾森豪威尔6月6日对他的劝告，复函给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

6月18日晚，李承晚强行将27000余名朝鲜人民军战俘劫往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协议，引起世界公愤。次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言人对媒体宣称：这是一件“很遗憾而极其令人反对的事情。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下议院宣读英国致李承晚政府的抗议照会：“女王政府强烈谴责这种种……背叛行为。”

艾森豪威尔也通过美国国务院发给李承晚一份急电说：“你目前的命令和根据这个命令所采取的行动……给联合国军司令部造成困境。这种局面如果继续下去，只会牺牲联合国精锐部队用鲜血和勇敢为朝鲜赢得的一切。”

6月19日，彭德怀离开北京，前往朝鲜。他与金日成致函克拉克，要求他立即全部追回被李承晚强迫扣留的朝中被俘人员，并且强硬地质问：究竟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如果不能，那么朝鲜停战究竟包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如果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则停战协定在南朝鲜的实施有何保障？

6月20日晚，彭德怀在平壤致电毛泽东，建议说：

“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须推迟至月底似较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歼灭伪军15000人。”

6月21日，毛泽东复电给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彭德怀同志：

6月20日22时电悉。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毛泽东 6月21日

据此，中朝军队积极准备发起规模空前的金城战役，集中力量打击南朝鲜军队。

6月29日，美军总司令克拉克在给金日成和彭德怀的复信中，承认李承晚的行为是一个“严重事件”，并一再保证：联合国军总部以及有关政府当努力获得李承晚集团合作，“遇有必要之处，联合国军将尽其所能建立军事上的防范措施，以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

6月30日，毛泽东接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在谈话中说：

“青年团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早已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团的独立工作，而不是闹独立性。

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2年我同团中央的同志谈话，出了两个题目要团中央研究，一个是党如何领导团的工作，一个是团如何做工作。两个题目，都包含了如何照顾青年的特点。各地方党委反映，对青年团的工作是满意的，满意就在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现在要来个不满意，就是说青年团的工作还没有适合青年的特点，搞些独立的活动。党和团的领导机关，都要学会领导团的工作，善于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照顾青年特点，组织和教育广大青年群众。

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方面的革命工作，作出了很大成绩。无论工厂、农村、军队、学校的革命事业，没有青年就不能胜利。中国青年是很有纪律的，他们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现在朝鲜议和，土地改革结束，国内工作的重点正在转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要学习。青年团要学会领导青年，和成年人一道，在农村把农业搞好，在城市把工业搞好，在学校把学习搞好，在机关把工作做好，在军队把国防军练好，成为现代化军队。

14岁到25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14岁到18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

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8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9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

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现在要保证大家身体好，保证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干部都要身体好。当然，身体好并不一定学习好，学习要有一些办法。

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工农兵青年们，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睡眠两方面也要充分兼顾。

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要抓紧，睡眠休息娱乐也要抓紧。过去只抓紧了一头，另一头抓不紧或者没有抓。现在要搞些娱乐，要有时间，有设备，这一头也要来个抓紧。党中央已经决定减少会议次数和学习时间，你们要监督执行。有什么人不执行，就要质问他们。

总之，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你们就用这句话顶他们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的成长。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吃饭有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哭了就是一巴掌。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

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自然不能统统按年龄，还要按能力。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30岁以下的原来只有9个，现在经过党中央讨论，增加到60几个，也只占四分之一多一点。30岁以上的还占差不多四分之三，有的同志还说少了。我说不少。60几个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称职，有的同志说没有把握。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个别人可能不称职，也不用怕，以后可以改选掉。这样做，基本方向是不会错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要说服那些不赞成的同志。

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有自己的系统的工作，同时又要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老早就有了的，马克思主义历来就是这么讲的。这是从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要搞青年团呢？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你们现在有900万团员，如果不注意青年的特点，也许就只有100万拥护你们，800万不拥护你们。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多数，同时注意先进青年。这样，可能有些先进分子不过瘾，他们要求对全体团员都严一些。这就不那么适当，要说服他们。团章草案规定的义务多了，权利少了，要放宽一点，使多数人能跟上去。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

你们的团章草案规定，4个月不参加组织生活就算自动脱团，这太严了。党章还规定6个月，你们也规定6个月不行吗？办不到的事，或者只有100万人能办到，800万人办不到的，都不要在团章上规定。原则性要灵活执行。应当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有些法律条文要真正实行，也还得几年。比如婚姻法的许多新文，是带着纲领性的，要彻底实行至少要3个五年计划。“不要背后乱讲”这一条，原则上是对的，但是不必写在团章上。反对自由主义是长期的，党内自由主义也还不少。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不要把框子搞得太小，主要是敌我界限要分明。

威信是逐渐建立的。过去军队里面有人编歌谣骂人，我们不禁也不查，军队还是没有垮。我们只抓住一些大的，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队伍就慢慢上了轨道。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真正了解，才能相信。现在团中央威信已经相当高。有些人还不佩服，慢慢会佩服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时间，要休息了。但是问题总是会有的，不要以为一下都能解决，今天有，将来还会有。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3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3个五年计划就是15年。1年一小步，5年一大步，3个大步就差不多了。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讲基本上完成，是谨慎的讲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谨慎一点好。

中国农业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要坚持自愿原则。不去发展，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右倾。搞猛了也不行，那是“左”倾。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过去打蒋介石，开始有些人犯主观主义错误，后来经过整风，反掉了主观主义，就打了胜仗。现在是打社会主义之仗，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青年团如何执行这个总任务，你们应当按照青年的特点，作出适当的规定。”

6月间，毛泽东已经察觉了高岗的反党阴谋，他认为，刘少奇在工作中的错误，还没有形成方针、路线性的错误，而只是一种思想认识问题，此时高岗要取而代之，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所以，毛泽东在与罗瑞卿的谈话中问道：

“我退到二线怎么样？第一线由谁来主持？”

原来，毛泽东早已提出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工作分工要分一线二线的问题。罗瑞卿见毛泽东重提这个问题，就回答说：

“主席退居二线，当然是少奇同志来主持。不过……”

毛泽东没等罗瑞卿说完，就说：

“你鼻子不灵，嗅觉不灵。世界上的人睡觉，有些人睡在床上，有些人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你们说拥护我这个旗帜，为什么听到一些话，不问问旗帜这些话是真是假呢？

这个组织地下司令部的人就是高岗。你以为他拥护林彪吗？这时候林彪没有了。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这个人欺骗了一些干部，要把这些干部夺回来。”

1953年夏，毛泽东的孩子们都放了暑假，回到了他的身边。毛泽东把王鹤滨叫到他的办公室，说：

“王医生，我很忙，抽不出时间来陪孩子们玩玩，请你带他们到北戴河去度暑假。”

毛泽东一边审阅着文件，一边说。他没听到王鹤滨的反应，可能是有些迟疑，就把文件放在左手边的桌子上，把头转向右侧，面对着王鹤滨说：

“我身体很好，不会出什么事，你能带孩子们去玩，就是对我很大的帮助了。”

王鹤滨这才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第二天，王鹤滨与罗光禄带领李云霞老太太，她的儿子王博文，毛岸英的夫人刘思齐，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还有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叶子龙的两个女儿燕燕和丽娅，去了北戴河。

王鹤滨作为保健医生，认为毛泽东吸烟是一种不良嗜好，他向毛泽东的儿女们讲述了吸烟的种种危害，大家决定仿照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的样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问题。

后来，他们回到北京后，向毛泽东发动了一次促使他戒烟的“运动”。参加的有医务人员、全体卫士、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有时叶子龙的两位千金也来助威。尤其是李敏、李讷、燕燕和丽娅这4位女娃兵，执行任务坚决、果断，她们可以从毛泽东的口中把烟卷拔出来，使他少吸几口，或者把糖块塞进毛泽东的嘴里，代替吸烟。这些，医生、护士、卫士都做不到。遇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只好笑着任凭女孩儿们摆布。

医务人员和卫士们还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一支香烟截为两段，每次只点燃半支香烟，毛泽东欣然接受并坚持了下来。

毛泽东对吸烟的危害是清楚的，从思想上和行动上也愿意把烟戒掉，所以，他也同意医务人员、卫士和孩子们采取的戒烟措施，在他的衣袋里放瓜子、糖块，每当想吸烟时，就以嗑瓜子、含糖块代替。经过一段时间的戒烟实践，毛泽东对王鹤滨说：

“烟，我吸进去的并不多，大半是在手中燃烧掉的，没有香烟在手，或吸上几口，在思考问题时，觉得缺少点什么，有了香烟在手，就好像补充了这个不足。”

这是毛泽东的肺腑之言，用瓜子和糖块来戒烟的手段终于失败了。

1953年7月7日，毛泽东给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的校长符定一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符定一为再版他30余年苦心孤诣编著的400余万字的《联绵字典》，写信要毛泽东为其题词。毛泽东在给符定一的复信中写道：

宇澄先生：

今日收到惠书，说尊著《联绵字典》再版嘱为题词事。我对尊著未曾研究，因此不可能发表意见。所谓“秦皇汉武之业”，大概是先生听错了。先生是著作家，似不宜与古代封建帝王的事业作类比。方命之处，尚祈鉴谅为荷。

毛泽东 1953年7月7日

后来《联绵字典》于在1954年2月再版时，毛泽东为其题写了书名。

7月9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一个文件上作了批示，对“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即“国家资本主义”作了详细阐述。他写道：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的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召开了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座谈会。他说：

“国家资本主义对我们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

毛泽东要求中央财经各部门、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都要讨论这个问题。他还说：

“资产阶级不走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不走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我们根本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它。”“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资产阶级完全孤立起来了。”“实行改造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变私营企业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使其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

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使全党进一步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最适当的形式。

此时的高岗等人，看到财经会议在分组讨论中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就鼓动一些与会者对薄一波进行不适当的责难，这与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战略部署大相径庭。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对周恩来说，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好让大家把话摆在桌面上来说，解决问题。

欲知围绕新税制的斗争如何发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3年5月19日写的“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以及在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不指名地对刘少奇3种错误观点的批评，是在建国后继新税制事件之后对脱离党的领导、不经过党的会议讨论而乱发文件、乱发议论、企图在路线问题上标新立异的“独立王国”现象的又一次斗争。这一系列斗争竟然使高岗萌生了非分之想，假借新税制问题向刘少奇发难。他哪里想到，由此又使新税制的决策者周恩来十分难堪。于是乎，党内的一场大争斗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第49章 1953年7月—

“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变私人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大体上要用3年到5年的时间完成。”

话说1953年7月10日，陈赓向毛泽东汇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筹建情况，毛泽东即请朱德一起听汇报。陈赓将一年来学院建设的情况扼要地作了汇报，然后提出面对国内外形势而急需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看法，并将学院教学任务急，教员缺，建筑规模大，国防经费少等问题和盘托出。他还说，整个教学设施配套建成，需要投资5000亿，我们也考虑到国家困难，想放慢建设速度，减少投资，但苏联顾问团不同意。毛泽东说：

“你对形势的分析很对。战争还在打，战备不能放松，苏联援助我们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正在不断送到部队，光靠几个顾问指导不行，急需有自己的军事工程技术干部。你提出的问题，我看都能解决。”

他回头问朱德：

“你的意见呢？”

朱德说：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要求我们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军工学院培养现代化技术军官是部队搞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有武器没人去驾驭不行。国防费是少一点，但应区别先后缓急，有重点开支。军工学院所需经费，应该充分保证。”

毛泽东说：

“陈赓，你去召集军政有关各部首长，开会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陈赓说：

“我召集这个会不合适，名不正言不顺啊，还是请主席告总参谋部召集好。”

毛泽东说：

“就由你去告诉黄克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解决问题。”

他又对朱德说：

“我让陈赓把哈军工建设成中国的第二个黄埔军校，看来他的野心不小呢，要超过他的校长蒋中正先生呢。”

陈赓对毛泽东说：

“军工学院准备在9月1日开学，请主席写个训词，再为学报起个名字吧。”

毛泽东说：

“我已是一个官僚主义，不常写东西了，交给萧向荣起个草，我修改修改吧。南京军事学院的报纸叫《军学》，你们的报纸就叫《工学》吧。”

说罢，他便在宣纸上写下了毛体中不多见的近似宋徽宗瘦金体的两个大字——工学。

7月13日，薄一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了第一次检讨。没想到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给薄一波扣了许多不适当的帽子，有人还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

7月13日21时，阴云密布，大雨欲来。中朝两军突然发起“金城战役”，1000余门火炮齐发。不到1个小时，中朝军队就突破了南朝鲜军队的全部前沿阵地。

7月19日，美国发表保证实施停战的声明，并向南朝鲜施加压力。中方也同意尽快签订停战协议。

7月24日，中朝军队在“金城战役”中，已经将李承晚的首都师、第3师、第6师、第8师全部歼灭，共计78000余人。

这一天，朝鲜战场上的谈判双方，最后校正了军事分界线。由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向前推进，交战双方实际接触线有了变化，最后划定的军事分界线比6月17日南朝鲜当局强迫扣留战俘事件前划定的军事分界线，又向南推进了192.6平方公里。

7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祝贺志愿军夏季反击作战胜利的电报稿上，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做出破坏的挑衅。……越是在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7月27日，朝鲜时间10时，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由朝中方面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正式签字。

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在朝鲜的一切战斗行动完全停止。中国人民志愿军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历时2年零9个月，至此胜利地结束了。

7月28日，停战双方把停战协议签字文本，分别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上将克拉克签署。

克拉克对他的幕僚说：

“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克拉克后来还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俱有同感。”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突然昂首推门出屋，他站在台阶上，巡望蓝天，胸膛急剧起伏。这是毛泽东喜极或怒极时的一种常见的冲动表现。他运了一口气，放开喉咙唱了两句京剧。

毛泽东唱京剧也有忽然记不起唱词的时候，每逢碰到这种情况，他便会急不可耐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所以，久而久之，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将他喜爱的京剧唱词背下来，以便随时提醒他，让他高兴地唱下去。

工作人员见毛泽东如此激动和兴奋，一问才知道是美国人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了，朝鲜战争结束了，中朝人民胜利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此次战争中，共歼灭“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109万余人。1953年10月23日美联社公布的“联合国军”伤亡总数是147万余人。美国在朝鲜战争纪念墙上公布美国阵亡54246人，失踪8177人，被俘7140人，伤103284人，总计172847人。志愿军牺牲和负伤的也多达36万余人。

志愿军防空部队击落美机413架，击伤1559架；击毙美国“空中英雄”乔治·阿·戴维斯，击落美国空军“双料王牌驾驶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

美国在战争中的战费支出是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志愿军也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开支战争费用62.5亿元（相当于当时的25亿美元）。

战后，美国远东空军阿尔基准将曾经说过：“在朝鲜的美军司令官们经常说，他们希望朝鲜战争整个结束后能见到一个人，就是共军的后勤部长。”美军司令官们希望要见到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曾经从中央红军3军团调到1军团，又从1军团调到红4方面军，在西路军被打散之后，化装乞讨，千里寻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重任的李聚奎！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给志愿军高级干部授勋，授予彭德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勋章。

朝鲜战争结束了，毛泽东终于下决心要把大儿子牺牲的消息告诉刘思齐了。他在一个周末请周恩来一同来做刘思齐的工作。

刘思齐回到家中，毛泽东在谈话中，又一次向她诉说毛家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还有韶山党支部书记毛福轩……

刘思齐感到越听越不对劲，朝鲜停战协定都签订了，为何岸英还不曾寄回只言片语，难道他……

刘思齐不敢再往下想了，显得心慌意乱起来。周恩来见状，就委婉地说道：

“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无数牺牲了的革命战士，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岸英同志也是其中之一！”

周恩来的声音尽管故意放得很轻，但对于刘思齐来说，这无疑是一声霹雳！她痛不欲生，伏在毛泽东的肩上撕心裂肺地哭呀，哭呀！毛泽东木然地坐着，脸色苍白，无声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周恩来扶着刘思齐准备让她坐到沙发上，没想到碰到毛泽东的手，吃了一惊！他急忙低声对刘思齐耳语道：

“思齐，你要节哀，你爸爸的手都冰凉啦！”

刘思齐闻言一愣，忙止住哭声，反而安慰起爸爸来。她为了不引起爸爸的悲伤，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偷偷饮泣。

该吃饭了，毛泽东看到刘思齐那又红又肿的眼睛，长叹一声，水米未进就放下了筷子，慢慢地起身离开了。

后来，毛泽东看着刘思齐日渐消瘦憔悴，就劝慰她说：

“战争嘛，总是要死人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孩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人民牺牲。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

再说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发表了讲话，全文如下：

一、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列宁在1918年指出的这条道路，我们实行了。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使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大的进攻，只有有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这5个条件，加上社会主义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才能这样搞。

二、国家资本主义是带有进攻性质的，但在总的进攻中有部分退却，如对资本家的“三权”和利润分配。现在资本家的“三权”已经不全，虽然所有权未取消，但管理权公方已经插进去了，他们的“三权”就受到了限制。现在要让一下，特别是在红利上，要给资本家让利，使他们有所得，这就是进攻中的部分退却。所得过少，他们就不愿意来。这里又牵涉到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我对他们说：“你们不应唯利是图，而要两利是图，劳资两利，一利不行。”“五反”中进攻得太远了，资本家躺下了，要给他一定的利益叫他起来，这就是25%的红利。应当说服工人作这个让步，以换得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让这一步，资本家无利可图，无利可得，就不能换得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调整商业后，商业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也退却了，退到三比七。工业方面还要让一步，才能解决。李立三同志说灵活运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对的，但不完全。在我们的社会里，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经济法则，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就是剥削剩余价值，说穿了，就是唯利是图，这一条已经受到了限制。但是现在有些工厂让资本家剥削得太少了，这就不能换来国家资本主义。

三、现在所说的改造，还不是取消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最后改造步骤，而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和合作的、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这种资本主义企业，已经不是解放前的那种资本主义企业，它们主要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当然，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部分利润，在整个盈利中至多占25%；而75%以上的盈利部分，是为国家（所得税）、为工人（福利费）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它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必须指出，目前不是一切或大多数的资本主义企业已做到了这一步，还需要经过几年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公私合营是有社会主义成份的，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把一切国家资本主义，比如接受加工订货，都叫做半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应该说它是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

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靠什么条件？第一、社会主义的几千个大工厂；第二、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地、稳步地、积极地、自愿地搞互助合作；第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条件，包括党组织和工会，加上我们的领导，可以保证企业转到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的所有权，同时把他们安排好。在这里，头一步是变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把独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变为不独立、受限制、没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消灭阶级。

四、对私营企业“有所不同、一视同仁”问题。在所有权方面是一视同仁的，工人所得可以自由支配，资本家分到的红利也可以自由支配。在原料供应、贷款、运输等方面，“不看僧面看佛面”，“佛面”是工人阶级，为了工人，对资本家也需要给以必要的照顾。工资待遇一般原则也是“一视同仁”，高的一般不降，低的也不一定都提，要看具体条件和技术水平。“一视同仁”里面还包括资本家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这方面，形式上是每人一票，但因为工人人数多，实际上工人占优势。

五、国家重点搞重工业，但还必须搞地方国营工业（不要盲目性），搞国家资本主义，搞手工业合作化。手工业是洋，不是海。手工业一般要有发展，也有一部分要淘汰。搞手工业合作化比农业合作化还要难，这两者又都比搞国家资本主义困难，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农业不能采用剥夺的办法，因为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劳动者，既不是资本家，下面又没有工人。对于他们，只能经过劝说，启发自愿，准备劝多少年，一步一步地实现。不搞地方国营工业，不搞国家资本主义，不搞手工业合作化，就不能完成重点建设。

六、我们党内有人反映了资本家的一种意见，即国家专搞重工业，轻工业让私人去搞。我们不能采取这种路线，不能是国家搞原料，资本家搞制造。有大批私营轻工业厂要走国家资本主义的路，同时还必须发展地方国营工业，如纱厂、金笔厂等轻工业。人民新增的购买力，要靠国营企业主要是地方国营企业来满足，私营企业只能占去一小部分。国家资本主义也是积累资金的来源之一，如税收等，也可以训练干部、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搞地方国营工业。现在地方工业上缴9万亿元的利润太高，应降下来，以利地方工业的发展。地方工业上缴利润太多，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就太少了，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七、对“三高”即物价高、利息高、利润高政策的批评，不能过分，要分析。降低工业品价格是工业的根本路线，但是要逐步地降低。物价还是受供求关系制约的。现在的毛病是应降的未降，应提的未提，如粮价。糖降价后又脱销了，要提价。降低物价时要谨慎，要按情况用分析的方法解决问题。私商往往会钻物价的空子，而且价格降了再提高就比较难，群众会不满意。因此，不要笼统地批评“三高”政策。要看到物价有高有低，有的今天高，明天应当降，也有明天应当提高的。工资也不能提得过高，提高容易降则难。

八、要有准备地搞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准备则不要搞。搞国家资本主义要有条件，包括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条件。要像过去打仗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干部要就地取材，培养训练工厂的工会主席和支部书记。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变私人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大体上要用3年到5年的时间完成。

九、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但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事物受了限制，法则也受限制。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

十、从国营贸易企业批发商品并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的私营零售商，可以也应该算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内。它是国营贸易的手和足，现在虽然财产还是你的，将来可以改为由国贸企业发薪金。从国贸企业批发商品而又转批发给别人的私商，算不算国家资本主义？我不作定论，由你们去讨论。其他私商，同国营企业没有联系，跑自由市场，自由泛滥的，不能算国家资本主义。

十一、再讨论一次价值法则的问题。看本子看不下去，还是按问题讨论的方式好。9月间把材料整理出来，发至各地。

1953年8月1日，薄一波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了第2次检讨，仍不能通过。这样，会议就很难做结论，也结束不了。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道：

“以为会议上一切发言的内容都是正确的，事实上，有一些意见是不适当的。”

他决定把陈云、邓小平从外地叫回来，参加会议。

8月6日，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说：

“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

8月7日，高岗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了一个发言，他没有像有的发言者那样声色俱厉，而是把刘少奇在1947年土改时的一些话，1949年在天津的讲话，1950年关于对待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意见，1951年关于对山西农业合作社问题的观点，都安到薄一波头上加以批判，借以影射刘少奇。

8月11日，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全体大会上，对会议作了总结。

此前，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为全国财经会议所做的结论时，在原稿引述总路线的内容后边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

毛泽东还在原稿中关于新税制的错误问题所写的“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句中，将“带路线性”4个字删去了。这一重要修改，涉及到对薄一波问题的定性。

毛泽东支持财经会议对新税制、对薄一波的批评，但他不赞成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也不赞成说是“带路线性的错误”。

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本来他在会议结束时是可以不讲话的，但由于高岗等人一闹腾，他有点不放心，还是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提纲是写在一份此前他仔细阅读和批点圈画的二中全会决议铅印本的封面上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

“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中央领导机关就可以在全国加以推广，比如老‘三反’和新‘三反’，都是地方上先搞的。中央各部乱发指示。本来中央各部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现在是次品，并且有大量产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大批报废。”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错误，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关于新税制，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当时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不赞成，轻工业部也不满意。”

“薄一波主张推行的‘新税制’，即对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私人企业在税收上，改变过去的做法，实行一律平等的税收制度。这是一个错误，必须坚决纠正。但是，薄一波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是一个点的错误，一个点，构不成一条线。”

“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11月搞起，经过1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16万亿是虚假数字，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的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4、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5、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6、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160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800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地纠正中。”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3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我们现在要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韧的精神。

要坚韧。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是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1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有人建议要我和他用个人名义在上海命名两条街道，我当时回答说，做一件事，总要想到对人民是不是有些好处，改一个街道名字，就要重新油漆门牌，就要用人民的钱，改了以后，人们也不熟悉，还不方便。你也不要搞你的某某某路，我也不搞我的毛泽东路。

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韧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

8月13日，历时两个月的全国财经会议正式结束。

初秋的一个下午，傅连璋请苏联临床医学专家、内科教授、苏联医学专家组长瓦西林柯与米勒大夫，为毛泽东会诊。王鹤滨也在场。俄文翻译是一个混血儿，她的爸爸是东北人，母亲是俄国人。毛泽东对苏联医生说：

“我在四十年代初，曾经出现过在空旷的广场有恐惧的感觉，所以，在一段时间内，不愿意去广场参加大会。”

瓦西林柯教授说：

“您这是恐旷症。”

毛泽东说：

“我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傅连璋认为，这种一时出现的精神神经失调，不宜下恐旷症的诊断结论。他担心这一结论会引起毛泽东的思想负担，就打断毛泽东的话说：

“这种现象就像人登高时出现的腿软、出汗、头晕一样。不少人多登几次高，或者锻炼一下，这种症状就可以消失。”

毛泽东误会了傅连璋的好意，对傅连璋打断他的话非常恼火，但是，当着苏联专家的面又不好发作，他只好暂时忍耐下去。

第二天，值班卫士通知王鹤滨说：

“主席叫你去！”

王鹤滨一进毛泽东的卧室，立刻感到气氛异常。只见毛泽东左手叉在腰间，在室内激动地走动着。因为空间太小，他走上两三步，又来个急转弯，再走回去。见王鹤滨来了，他便停住脚步，怒气冲冲地说：

“王医生，今后我的事，不要他傅连璋来管！你不要听他的。”

王鹤滨不知怎么回事，心想：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呀？于是，他就笑着说：

“主席，他是负责中央领导同志保健工作的领导人，是我的业务上级，我不听他的怎么办？”

“你不要听他傅连璋的！听我的！他什么也不懂，还装懂。苏联专家来会诊，他不给我讲述病情的机会，他抢着代替我说，说的又不是我的病情！”毛泽东越说越火：“你打电话告诉他，说我正在臭骂他哩！”

“好！我去打电话。”

王鹤滨说罢，就想溜走，刚一动身，毛泽东一指大木床一侧的电话，说：

“你到哪里去打电话？我这里就有！”

话里仍然带着浓浓的火药味儿，王鹤滨心想：毛泽东可能不知道傅连璋的电话号码，不然，为什么叫我打呢？他眼睛瞟了一下电话，却不敢把电话拿起来。王鹤滨怕毛泽东正在气头上，电话一打通，他接过电话，训斥一阵，然后宣布撤傅连璋的职那就麻烦了。王鹤滨见过毛泽东对高级干部发脾气的情况：“我撤你的职！”他是说了算数的，真撤！

王鹤滨呆呆地站在毛泽东面前，不知所措地望着他。毛泽东起初还用两只睁大的眼睛盯着王鹤滨，一会儿，他的视线慢慢地变成了茫然的淡淡的光，凝滞在不远的地面上。王鹤滨见毛泽东的怒气消得差不多了，就轻轻地退出了房间。

次日，杨尚昆从毛泽东的办公室出来，在菊香书屋大门的北侧遇上了王鹤滨，他说：

“王鹤滨同志，主席对我说，他向你道歉。并要我向你解释，脾气不是对你发的。”

王鹤滨说：

“主任，我知道。”

杨尚昆又补充了一句：

“主席还说，今后你还是要听傅连璋同志的业务领导。”

过了几天，傅连璋见到了王鹤滨，他说：

“王鹤滨同志，主席发脾气要你给我打电话，你怎么不给我打呀？”

王鹤滨说：

“我怕主席当时正在火头上，他若在电话里撤你的职，怎么办？”

傅连璋说：

“那有什么，主席发脾气是对我的批评和教育嘛。”

8月24日，宋庆龄亲自率领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来到中南海，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汇报演出。

随后，毛泽东邀请小演员们在怀仁堂为他请来的小客人作了多场精彩演出。

8月26日，在由陈赓主持筹建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将开学之际，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陈赓及教职员、学员们发去了一封由毛泽东审阅并修改过的贺电，贺电中写道：

军事工程学院陈院长和全体教授、助教、学员、工作人员同志们：
正当你们即将开学的时候，我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在此时机，我并向热诚帮助我们计划和创办这个学院的苏联政府、苏联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地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

向苏联专家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这点，对于你们这个学院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你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学习苏联专家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专家同志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学习上应该是虚心诚恳，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满和骄傲。

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慨，这在你们学院是和全军一样，必须充分领会和一刻也不可忘记的。

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办好学院，尊重专家，努力学习，为完成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给予你们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后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于9月1日正式开学。

8月27日，毛泽东给他的塾师毛宇居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别后来信，久已收到，甚谢。尊恙已愈，甚慰，尚祈注意珍摄。乡间生产、贸易、公粮等项情形，暇时望告一二。

顺祝康吉！

毛泽东 1953年8月27日

8月28日，毛泽东根据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和国内土匪即将全部肃清，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执行的情况，为中共中央起草“军事系统（包括公安部队）应该在整顿组织、精简机构和冗员、加强技术训练、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大力缩减军费开支。”的紧急指示。

随后，全军进行了第3次精简整编。截至1953年9月底，全军部队人数减到420万人左右。

8月31日，毛泽东给他在东山学堂的老同学谭世瑛写了一封回信。

早在湘乡解放后，谭世瑛因曾在旧政府任职，工作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当地政府还对他实行了管制。谭世瑛家中人丁众多，又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十分艰难。他想起了毛泽东，带着试探的心情，给毛泽东去了一封信。正当他在忐忑期待之时，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给他回了信，信中询问：“尊况如何，甚念。”谭世瑛心中有了底，毛泽东是个不忘旧情的人，于是，他又给毛泽东去信，直陈自己面临的困难，想谋份差事。毛泽东很快就回了信，对他的实际困难“极表同情”，建议他的工作“就近解决为上策”。谭世瑛还是不甘心，于1953年5月再次致信毛泽东，要求安排工作。毛泽东便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世瑛学兄：

5月来信收读，又承赠以长歌，深感厚意。生活困难，极为同情。现在到人民政府所属机构做事，或到学校教书，薪入甚微，对于家口众多者不易赡给；又须入相当学校学些马克思主义观点，方能齐一步调，有共同作风。以吾兄状况观之，能就近获得工作职位，为最好；否则须远出参加短期研究班的学习，须准备吃很大的苦楚，又难以赡家，未知有此决心否？顺致敬意

　 　毛泽东 8月31日

1953年9月2日，毛泽东起草与周恩来联名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8周年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的电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他在电文中写道：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当此抗日战争胜利的第8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武装部队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艰苦战争中以及在最后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自始至终获得了苏联人民的支持和援助。特别是在1945年，因为苏联武装部队的参战，和中国人民一起，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国与苏联牢不可破的友谊已经并正在日益巩固和发展。这种伟大的友谊现在已成为远东和平与世界和平的坚强保证。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到的，就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帮助，乃是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和走上有计划建设道路的重要因素。

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同时，也将有助于日本人民要求与远东各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努力，以便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再起。

中苏两国在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正义事业中永久合作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1953年9月2日 于北京

9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城市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中央各财经部门党组：

中南局7月12日电悉。中南局所反映的城市建设工作中的混乱情况很值得注意，而所提几项建议的精神也是好的。中央认为：

一、随着国家工业建设的开展，工业城市的建设工作已日益迫切和重要，不少重要工业城市，因为没有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发展缺乏整体布局和统一领导，已影响了工厂、住宅、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合理布置和建筑用地的正确分配，以至产生建设单位各自为政，分散建筑，造成了建设中的盲目、分散、混乱的现象。这种情况如再继续下去，就会造成将来建设中的更大困难和严重浪费。为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及便于城市建设工作的管理，重要工业城市规划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对于工业建设比重较大的城市更应迅速组织力量，加强城市规划设计工作，争取尽可能迅速地拟订城市总体规划草案，报中央审查。

为完成上述任务，各中央局、分局及有关的市委、市政府必须加强对城市建设的领导，建立和健全大区财委的城市建设局（处）及工业建设比重较大城市的城市建设委员会（关于成立上述组织问题本年5月12日中央曾有通知），抽调一定的得力干部及技术人员加强此项工作。

二、关于研究城市发展远景所需要的经济资料，可根据国家第1个五年计划对工业布局的初步意见，分别不同城市的性质和自然条件，研究工业建设比重较大的城市的发展规模与将来的发展远景，然后由有关城市根据需要与可能及重点建设的方针，拟订城市建设的指标。至于一般中小城市，在第1个五年计划内，只能拨给少数款项作为维护费用，一般不再扩大基本建设。

三、城市规划工作，除少数重要工业城市，由中央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局直接帮助设计外，一般工业城市及改建城市均应由大区城市建设部门直接领导，由城市建设委员会参照去年9月中财委城市建设座谈会编制的《城市规划设计程序草案》拟订城市总体规划草案。在技术上，中央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局，应给予指导和帮助。

四、建厂所需资料，如地形、地质、地震、水文、气象等自然资料与必需的经济资料，应尽可能地由城市建设委员会组织各有关建设部门统一进行，以免重复浪费。

五、有关城市建设的规章和办法，城市建设干部的培养，由中央建筑工程部门逐步拟订办理；建厂区工人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由中央商业部研究办理；至于因建厂需要购买土地、拆迁房屋、调配劳力等问题，可由大区根据实际情况拟订，其中有关重大原则问题，应报中央批准。

本件及附件，均登党刊。

中共中央 1953年9月4日

9月7日，毛泽东在颐年堂邀请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程潜、傅作义谈话。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亦在座。毛泽东此次谈话要点，抄录如次：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

1、过去3年多，做了一些工作，但忙别的去了，用力不多，现在起要多做些工作。

2、有了3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3、共同纲领第31条（即“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笔者注）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指在次日召开的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笔者注）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4、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3年至5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

5、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定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3种形式。

6、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

7、占有大约380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

8、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的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有一个表：所得税34.5％，福利费15％，公积金30％，资方红利20.5％……总计100％。

9、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10、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11、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3年至5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3年至5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

12、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3、5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13、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而且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

欲知毛泽东能否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请看后面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1953年8月12日在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前的讲话中所作的6点自我批评，至今读来依然使人感动不已。正像在此次会议上一直受到批评的薄一波后来回忆所说：“一位受全党尊敬的伟大领袖，能在大庭广众之中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给了大家以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的这番话，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承担了责任，就使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减轻了压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本意是希望这次财经会议能通过批评、自我批评来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斯言极是矣！毛泽东从来都是敢做敢担当的，从不文过饰非，从不言不由衷。身为领袖而率先自我批评的坦诚精神，堪为全党楷模！

第50章 1953年9月—

“你们家里又出了一个大学生啊！要努力学习啊。要多学一些自然科学，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你是学航空的，国家急需这方面的人才。将来，我们的国家要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飞机啊。我们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就靠你们年轻一代。”

话说1953年9月8日，毛泽东见到表兄文涧泉的来信，信中说他的岳家赵氏有一个亲戚要到北京读书，同时，他也想来北京及去上海等地一游。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涧泉兄：

惠书收到。承告乡情甚谢。来京及去上海等地游览事，今年有所不便，请不要来。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应另想办法。此复，顺祝康吉，并祝各戚友安好！

毛泽东 1953年9月8日

9月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召开了全国政协常委会第49次扩大会议，专题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济建设问题。

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

9月9日上午，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分小组讨论周恩来的报告。列席会议的梁漱溟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发言之后，也说了一些客套的话，他说：

“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章先生更发挥了周总理所讲的话，我对此深表赞同，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说。”

他还举例说明“人人关心这一事业”，他说：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时常有人把他所见到的问题写信提出来，而党报收到来信亦马上能注意检查或交给该主管机关部门去检查纠正，这就是最好最好的。”

下午大会发言，由各小组召集人交流各小组成员的意见。散会时，周恩来对梁漱溟说：

“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

梁漱溟应道：“好！”

9月10日下午，政协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第2次发言。由于发言的人很多，梁漱溟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条子，说他不准备发言了，改由书面提出意见。散会后，周恩来对梁漱溟说：

“会期还要延长一天，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你可以在明天的会议上发言。”

9月11日下午，梁漱溟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他说：

“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相结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等如何相应的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

他在发言中提出的“重点”问题“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他说：

“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市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引起重视。”

他还说：“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

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参加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人员列席了会议。到会的人员还不算多，只是个中型会议。在不大的礼堂里，前3排坐着参加会议的人们，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随行人员坐在第4排和第5排的位置上。汪东兴和叶子龙坐在4排的东侧，王鹤滨坐在他俩后面。这些位置行动方便，距离退场的门口也比较近。以前每次散会时，与会者都要让毛泽东先行，他的随行人员要便于退场。

彭德怀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其他与会者也发了言。

毛泽东在会议上即席讲话，作了总结。关于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他说：

“抗美援朝，经过3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持，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4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1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109万人。当然，我们也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1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40%，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门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讯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33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3条，就产生了第4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3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今后，敌人还可能打，就是不打，也一定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比如派遣特务进行破坏。他们在台湾、香港和日本这些地方，都设有庞大的特务机构。可是，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经验，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我们是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的。

我们现在的情况，同1950年冬季的情况不同了。那时候，美国侵略者是不是在三八线那边呢？不是，他们是在鸭绿江、图门江那边。我们有没有对美国侵略者作战的经验呢？没有。对于美国军队熟悉不熟悉呢？不熟悉。现在这些情况都变了。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推迟新的侵略战争，他说，我要打！我们就用前3条对付他。如果他说，我不打了！那么我们就有了第4条。这也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

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

毛泽东在他所拟的讲话提纲中，还有这样一句话：“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

接下来，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了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出现的一些不正确意见，不点名地批评了梁漱溟，他说：

“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我们赞成不赞成这种意见呢？我们是不赞成的。当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农民说来，对全国人民说来，是生活暂时困难一点，争取胜利对他们有利，还是不抗美援朝，不用这几个钱对他们有利呢？当然，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他们有利。去年和前年，我们多收了一点农业税，就是因为抗美援朝要用钱。今年就不同了，农业税没有增加，我们把税额稳定下来了。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现在，抗美援朝已经告一段落，如果美国还要打，我们还是打。要打就要征粮，就要在农民中做工作，说服农民出点东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哇哇叫，实际上是代表美帝国主义。”

梁漱溟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感到意外，同时也不服气。他认为毛泽东误解了自己的意思。于是在当晚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在会议上当面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展开一看，只见梁漱溟在信中写道：

“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个雅量。我发言时你不在场，希望你给个机会，让我将原来发言的内容复述一遍，以求指教，解除误会。”

毛泽东看了信，当即约他晚上谈话。

是日晚，与会人员在怀仁堂观看京剧晚会。在开演前20分钟，毛泽东与梁漱溟开始谈话，梁漱溟扼要说明了他政协会上发言的内容，要求毛泽东解除误会。毛泽东说：

“你梁先生就是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肯承认罢了，根本不存在误会。假若你梁先生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重视农业，虽然见解糊涂，却是善意的，可以原谅。可是，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是不可原谅的。”

梁漱溟闻言，更不服气了，他在言语间与毛泽东频频冲突，结果不欢而散。

9月14日、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继续开会。

15日的会议是由李富春作关于建设重工业的报告。尔后，梁漱溟在会议上请求发言，毛泽东同意他在明天的会议上再讲。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怀仁堂约请工商界著名代表人物盛丕华、荣毅仁、包达三、郭棣活、胡厥文谈话。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根据他当天的记忆，追记了这场谈话的内容。现将其全文抄录如次：

毛泽东：3年来，政府在对于私营工商企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有缺点。主要是财经部门与私营工商业发生关系的很多，但财经委员会无负责人专管此事。现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办公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合得来，可以办好。

（中间吃饭，以下是吃饭时所谈的。）

郭棣活：3年来工农的贡献很大，工商界没做多少事。

毛泽东：不能这样说。3年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没有工商界是不行的。

（包达三讲了一大段关于浙江人民生活情况等。以下是饭后所谈的。）

毛泽东：这次会上所谈的，跟工商界讲，会不会有什么波动？

（5人都说不会有什么波动，国家资本主义大家都会同意的。）

毛泽东：不要以你们的看法代替别人。如何传达，我们来研究一下。回去只谈《共同纲领》第31条，必要与可能。有必要，也要有可能才行。还要用鼓励的办法，不是非走这条道路不可，强迫人在这条马路上排队，不同意就关禁闭。（荣毅仁补充一句：是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对！是要发展。现在只是说，还要做起来看。工商界看一看政府。这回摸了底，到底“底”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只口里说，到底做起来怎么样？政府也要看一看工商界。彼此都看一看。三五年的时间，看明白了，事情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永利、久大合营得就不算好，有“有职有权”问题，有“红利”问题。先不忙讲社会主义。一看人心归向，不只看工农同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90%以上的人赞同；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讲，讲几个月，讲一年，讲几年，讲清楚，彼此有益的事。

郭棣活：工商界从1950年初纱厂停工，政府给以支持，认识到国家统一计划的好处。现在鼓励公私合营大家都会想得通。

（荣毅仁在此说了一段话，强调国家资本主义应采取各种方式，说明上海大中小企业的情形很不相同。）

毛泽东：同意情形不同的说法。一个企业也不能由一个人决定，还要看董事会等大家的意见。关于大、中、小，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中、小好，不对，企业越大越好，还是大的重要。

（胡厥文在此讲了一段机器工业在加工订货中因变动太多不能保持专业的困难。）

毛泽东：你们有问题尽量提出，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很快解决。

毛泽东：四分之一左右（指按“四马分肥”的分配方法资本家分得的红利占全部企业利润的比例——笔者注。）如果提到工商界里面去，究竟会不会同意？如500亿办纱厂资本家能获利多少？

郭棣活：500亿可办1万纱锭，可赚50亿，（资本家）只能分得12亿5千元（表示似少一点）。但目前情况是有利可图，无利可得（意思即如能保住四分之一也可接受）。

荣毅仁：现在利润不止此数，锭子价低，因加工订货关系，流动资金用不了许多，所以500亿资金可以办一个2万5千锭的厂，应赚100亿左右。

毛泽东：我讲一讲广阔的前途。前途是非常广阔的，首先决定于市场。今年400万件纱，还不致减价，一减价就脱销。各个企业应好好经营，搞好劳资关系，发动劳动积极性，搞好劳动纪律，减低成本，提高产量，每年扩大设备，这样就有了前途。如不用此种办法，也可以发展，但小得多，而劳资纠纷无穷。将来要安排人员。安排即是有饭吃，其次是地位，即是选举。明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每年将国家的事向大会报告。这样，国家建设、重工业建设，大家都能参加了。政协机构也还存在。这个名字原是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要，我们要。在座的有3位是全国委员。将来开第二届全国政协会，选举还可以扩大一些。胡先生记得我在重庆说过一句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同一的命运”。它们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过去在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中立过、参加过，从历史上看，现在从企业情况看，我们没有理由不安排好。

9月16日，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登台发言，复述了他9月9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和9月11日下午在大会上的发言，再三声明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要求毛泽东收回他的话，并且说，看看毛泽东有无雅量。

9月17日，周恩来在会议上就梁漱溟的历史问题作了长篇发言。毛泽东插话说：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亲密朋友，我就没有那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哪一党哪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今天在座的还有来北京和谈的代表，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和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有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还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民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还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

“梁先生把自己的像画得很美，他是在几十年前就有计划建国的伟大梦想，据他自己说，很接近于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果然这样美吗？不见得。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么‘中国没有阶级’，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无色透明政府’，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这回又听见了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高论，这一切能使我相信吗？不能。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你就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什么人也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了共产党，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或者一些头脑糊涂的人们。他好像也不反蒋，究竟梁先生有没有公开表明过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的国民党，我没有看过或听过他的所有文章和谈话，请大家研究。”

“我认为梁漱溟应当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了，他能说明这个变化过程，并使人们信服，那时方能确定究竟应当把他归入哪一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从来不考虑改变他的反动立场的。但我建议，为着治病救人，应当给他一个反省时间，并把这件事移交给政协去做，此次不做结论。”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这不滑稽吗？”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因此，我提议移交政协双周座谈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我也要警告诸位，切记不可以认为真正有解决问题的希望。决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无结果而散’。虽然如此，我还是劝大家举行双周座谈会试一试看，这比‘派两个人’去听他说教要好。”

梁漱溟听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一时按捺不住，不顾一切地要求当场发言作答。周恩来要他做准备，明日再讲。

9月18日下午，高岗主持会议继续进行。中等个头、又黑又瘦、留着平头的梁漱溟，穿着一身质地上乘的藏青色中式长袍，离开座位，站在了第1排前面的东南角上。他掏出准备好的稿子，面对着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又环视着会场，开始了发言，他说：

“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的。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在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

此时，坐在前排的司法部部长史良和其他几位部长，看出梁漱溟有点死拼的劲头，有点担心了，他们离开了座位，站在前排的西南角。史良打断梁漱溟的话，说道：

“梁漱溟先生，你少说一句吧！”

梁漱溟情急之下，便冲着主席台上的毛泽东说道：

“我现在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说话的时间。我还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为我说了那么多话，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表明，我还想考验一个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我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史良等梁漱溟的话一停顿，立即提高声调再次劝道：

“梁漱溟先生，你少说一句吧！”

毛泽东见梁漱溟依然是不依不饶的样子，就说：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毫不退让，他抢过话头顶了上去，说：

“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毛泽东一字一板地说：

“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梁漱溟说：

“这一点倒无关重要。”

毛泽东生气地说：

“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

梁漱溟站在原地，稍微仰着头，面对着毛泽东说：

“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重。”

史良认为梁漱溟的话是在挑毛泽东的火，她忍不住高声插话说：

“梁漱溟先生！少说一句行不行？！”

毛泽东的火气又起来了，也不客气地说：

“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的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

梁漱溟坚持说：

“我的意思是说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这个雅量……”

会场顿时大哗。人们对梁漱溟当面顶撞毛泽东由震惊到愤怒，一些人大声喊道：“梁漱溟胡说八道！”“民主的权力不能给反动分子！剥夺他的发言权！”“梁漱溟滚下去！不能让他胡言乱语！”梁漱溟坚持不下去，望着主席台，听毛泽东发话。毛泽东缓和了一下口气，说道：

“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把要点讲一讲好不好？”

梁漱溟说：

“我刚才说过了，希望主席给我充分的时间！”

“你讲到4点钟好不好？”

毛泽东说着，看了一下手表。梁漱溟说：

“我有很多话要讲，让我讲到4点哪能成？”

会场再次大哗。有几个人即席发言，指责梁漱溟狂妄之极，反动成性，不许他再说下去。毛泽东说：

“让他再讲10分钟好不好？”

会场上马上安静了下来。梁漱溟却说：

“10分钟怎么够？我要求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里又一次哗然。许多人接连发言，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慨。过了一阵儿，毛泽东对大家说：

“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而特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他再讲下去。”

他瞅了一眼梁漱溟，接着说：

“他的问题带全国性，应照薄一波的问题一样，在全国和全党去讨论。找典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全国讨论总路线。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实行哪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梁漱溟是反动的，但我们还是把他的问题放在思想改造的范畴里头。他能不能改造是另一个问题。很可能他是不能改造的。不能改造也不要紧，就是这么一个人嘛！但是，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不要以为是小题大做，不值得辩论。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他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现在我再提议让他再讲10分钟，简单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

毛泽东话音刚落，又有几个人站起来指责梁漱溟，梁漱溟一句话也不说。毛泽东再次问他：

“梁先生，再讲10分钟好不好？”

梁漱溟依然坚持道：

“我有许多事实要讲，10分钟讲不清楚。”

会场又是一片哗然。毛泽东让大家静一静，然后对着梁漱溟说：

“你这个人呵，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时间不公平，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会上讲，而让你在别处一个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样？”

梁漱溟倔强地说：

“我不能同意主席这样的决定。”

周恩来在一片谴责声中对高岗说：

“请付诸表决吧，看让他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

高岗接受了这个建议。毛泽东补充说：

“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政府委员会所列的议程，列席的同志也可以参加表决。”

高岗点点头，便宣布说：

“请赞成梁漱溟讲下去的举手。”

毛泽东首先举了手，政府委员中的共产党员跟着毛泽东也举起了手，但还是占少数。毛泽东巡视了一下，举着手对梁漱溟说：

“梁先生，我们是少数呵。”

高岗又宣布：

“请不赞成梁漱溟讲下去的举手。”

大多数人立即举起了手。梁漱溟还想再说话，但会场里立刻响起一片高呼声：“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去！”高岗也对梁漱溟说：

“你不要再讲了，把你要讲的话组织好，你将有机会到另外的会议上充分的去讲。”

梁漱溟这才不得不就此打住。

会后不久，梁漱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请长假，说是要闭门思过。毛泽东指示李维汉派人告诉他：今后需要出席的会议和活动，通知照样发给你，参加不参加请自便。自此以后，有关政协的会议和活动通知，果真照样发给了梁漱溟，工资也是照发不误，可梁漱溟却是什么地方也不去，只在家中闭门读书。

为了批判梁漱溟，陈铭枢要求毛泽东明确一下梁漱溟问题的性质，毛泽东说：

“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公开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因此我们提出保留他当政协委员的资格。对于他的反动思想，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我们是不是要借此机会和他绝交，从此不和他来往了呢？也不是。只要他自己愿意同我们来往，我们还是准备和他来往。在第二届政协会上，我还希望他当选为委员。”

李济深和张澜则认为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存在着误会，他们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批判了梁漱溟的傲慢，介绍了梁漱溟的性格和为人，说是希望毛泽东宽容梁漱溟的过错。毛泽东对此没有回应。后来李济深、张澜看到梁漱溟不但没有受到什么处分，而且又恢复了各种活动，就不再提及此事了。

且说9月23日，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进一步学习和讨论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顾虑，从而促进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9月27日，毛泽东见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9月16日发来的一封信及附件，他展开来信，方知沈钧儒在太湖疗养时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各省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血吸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传染极快的寄生虫病。这种寄生虫生在钉螺上，人们在有钉螺的水中劳动，病虫就会钻入人体，侵入血液，引起血吸虫病。患者到了晚期，腹大如鼓，丧失劳动能力，以致死亡。小小的血吸虫像瘟疫一样威胁着农村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

毛泽东阅罢来信和材料，双眉紧锁，从座椅上站起来。他点起一支烟，走到窗前，眼望着远方。是啊，早在1949年解放军在渡江前的水中练兵和渡江作战中，也有一些战士感染上了血吸虫病。建国后，党和政府已派出大批医务人员到血吸虫病区进行调查和初步防治，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要彻底消灭血吸虫病，任务还是很艰巨的。他重新回到办公桌前，将此件批转给习仲勋处理，又展开信纸，给沈钧儒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沈院长：

9月16日给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9月27日

9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当年的老同志、现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劳工部部长易礼容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礼容兄：

杨家生活问题，待接到杨开智兄的信以后，可以由我处解决。淑一能常去看视两位老人则更好。

毛泽东 9月27日

毛泽东信中提到的淑一即李淑一，所说的两位老人是指向振熙和她的姐姐。

9月28日，毛臻接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打来的电话，说是下午5点毛泽东接见他。

原来在9月间，毛远耀和胡觉民的儿子毛臻从大连速成中学毕业，来到北京，住在西单魏家胡同舅舅胡锡青家里。他想见见渴望已久的毛泽东，就提笔写了一封信，通过毛岸英的爱人刘思齐带给毛泽东。

28日下午5时许，一辆黑色小轿车开进魏家胡同，田家英准时来接毛臻。在车上，田家英不停地询问毛臻的情况：是哪里人？和主席什么关系？在哪里读书？他还交代说：

“毛主席工作很忙，谈话时间不能太长，不超过1小时吧。”

毛臻终于见到了毛泽东，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叔公，您好！”

毛泽东满面红光，微笑着向他伸出手来，握着他的手说：

“你叫毛世美啊，欢迎你来看我。”

他拉着毛臻在沙发上坐下来，从一个小盒里拿出糖果，递给毛臻，说：

“吃糖。”

毛臻剥了糖果，一边嚼着，一边望望毛泽东那和蔼的面容，心里的拘谨打消了许多。

“你今年多大了？”

“刚满25岁。”

“在哪里学习？”

“今年7月在大连工农速成中学高中毕业，考取了南京航空工业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

“那很好，你们家里又出了一个大学生啊！要努力学习啊。要多学一些自然科学，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你是学航空的，国家急需这方面的人才。将来，我们的国家要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飞机啊。我们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就靠你们年轻一代。在学好自然科学的同时，还要学些社会科学，将来都有用处。”

毛臻听了毛泽东的话，很受鼓舞，郑重地说：

“我一定不忘记叔公的教导，刻苦学习、钻研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掌握好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

“好。”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问道：“学习上，生活上有没有困难？有困难，可以帮你解决。”

毛臻说：

“叔公，我没有什么困难。”

毛泽东说：

“以后有困难，可以找田家英同志帮助解决。”

他看着眼前的年轻人，想到了侄儿毛楚雄，便问道：

“你怎么到了大连？什么时候离开韶山的？”

毛臻就把自己的经历叙说了一番。原来这个年轻人的经历还真不简单。他在父母毛远耀、胡觉民追随毛泽民参加革命期间，以及在1937年、1938年父母又先后去了延安以后，一直留在韶山家里。1941年，毛远耀想让毛臻到延安去，曾请毛泽东写过一份介绍信，毛泽东写的是：

八路军沿途各办事处：

请协助毛远翔、毛素娥、毛世美来延安为盼。

毛泽东

后来，因为国民党掀起第2次反共高潮，毛臻3人最终未能成行。1944年，16岁的毛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入到地下斗争中。1945年8月，毛臻、毛浦珠、毛楚雄一起参加了359旅湘北支队。抗战胜利后，毛臻和毛楚雄随湘北支队开赴宣化店一带，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会合。毛泽东听到这里，又问：

“楚雄在‘长沙大火’后到了韶山，那时他生活怎么样？”

毛臻说：

“那时生活很艰难。楚雄和周外婆，还有舅舅周先生，3个人相依为命，没有生活来源，饭都吃不饱，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毛泽东问：

“楚雄后来是怎么牺牲的？”

毛臻说：

“参加八路军后，我和楚雄在一个班，我当副班长，楚雄是战士。那时，他身体瘦弱，但在行军路上表现得很坚强，训练从不叫苦。后来，部队发现他有文化，便叫他去搞宣传工作，他硬是不肯。1946年初，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此时，部队驻扎在宣化店一带。王震、李先念同志考虑到楚雄的安全，决定由毛泽普同志带领楚雄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再由董必武同志送往延安。到武汉后，由于国民党的阻挠，他们没能走成，只好返回新四军宣化店5师驻地。来去相隔一个月，我与楚雄又相见了。4月上旬，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停战协议，准备发动内战。新四军5师决定突围北上。党组织决定派湖南的几个同志回去加强湖南党的地下工作。于是，我和楚雄就分了手，离开了5师。后来，楚雄随王震司令员参加了中原突围，再后来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据说他是在突围时牺牲的，详细情况，恐怕要问泽普叔。”

毛泽东惋惜地说：

“楚雄那时还很年轻啊！真可惜。如果不牺牲的话，楚雄现在也会和你一样，在学校学习文化和技术知识啊！楚雄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牺牲的，死得其所，虽死犹荣。”

是的，毛楚雄仅比毛臻大1岁，两人虽说辈分不同，年龄却相仿，是在一起长大的，又一起师从于毛宇居先生，还一起参军。毛泽东沉默了好长时间，这才又问道：

“刚才你讲到你离开新四军5师，以后情况怎样？”

毛臻说：

“离开5师后，我于1946年5月回到湖南，在湘潭、湘南一带做地下工作。当时直接领导我的是毛远翥、王以构同志，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反抗地主剥削和压迫，进行减租减息，反对国民党打内战。1949年7月，我接到在香港秘密工作的钱之光同志通过地下党转来的信，要我去解放区。我和舅舅离开湖南，经广州到达香港。这时，东北早已解放，我父母已到了大连。于是，我通过钱之光同志介绍，乘船去大连。到达时，我父母正准备南下，我们相聚一个星期，他们就走了。我便留在大连，1950年进入工农速成中学，以后读完了初中、高中。”

毛泽东听了毛臻的介绍，赞赏地说：

“看来，你还不简单咧，经受了不少锻炼！你十几岁参加了地下党，当过小八路，20来岁读完了高中，现在又考上了大学，这很好。”

他又询问了一些韶山的老人，还说：

“这些老人都还健在吗？都还好吧？”

毛臻自己也所知不多，有的不是很清楚。毛泽东说：

“你也离开韶山好几年了，现在韶山搞了一些什么建设，乡亲们生活怎么样，烈士的后代日子过得好不好，可能不大清楚吧？有时间的话，你回去看看，代我问问他们好。”

毛臻满口答应了，他看了一下手表，谈话已接近1个小时，便起身告辞。毛泽东起身握着他的手，说：

“世美，你以后到北京来，要多来看我呀。”

毛泽东把秘书田家英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毛臻，又嘱咐说：

“到了北京，给田家英同志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某某某用笔杆子杀人，以前也有不少人说过用笔杆子杀人的话。从历史上看，说用笔杆子杀人，一点不假。古往今来用笔杆子杀人的事确实不少，而且所杀的大都是一些好人、伟人。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对秦始皇、曹操及武则天等人的颠覆：一个有贡献的政治家，在一些人的笔下，竟成了千古罪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大诗人，在一些人的笔下，反而成了白脸奸雄，连郭沫若为之翻案也无济于事；一个很有贡献的巾帼女杰，在一些人的笔下，却成了残忍、自私、淫荡的坏女人。最可怕的是那些最巧妙、最具欺骗性、似乎又很公正的笔杆子们，他们在行文中往往将笔锋一转，一切历史事实就完全变样、变味了。比如，一些笔杆子说，毛泽东早年如何如何，但是——他的晚年又如何如何。这样一来，似乎毛泽东的晚年就成为历史的定论了。那些聪明的人们尽管可以随意耍弄手中的笔杆子，可是他们忘记了，他们抹煞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祖宗！

关于毛泽东和梁漱溟的那一场争论，一些人在毛泽东身后也竞相摇动笔杆子，肆意颠倒是非。请看一看梁漱溟先生的后人是怎么说的吧！著名访谈史作家马社香曾于2013年冬访问了梁漱溟的次子梁培恕。梁培恕说：“父亲去世前一段时间，社会媒体对父亲有很多溢美之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段时间，有文章炒作，将父亲与毛主席进行比较或褒贬，这是不客观、不科学的。毛主席的主要建树是在国家统一和国家战略方面。所以，父亲生前对毛主席从心里是敬重或非常敬重的。1953年9月父亲在会上公开顶撞毛主席后，回家很长一段时间不愿说话，也不愿外出。父亲是个脾气很倔的人，但一冷静下来，也感到自己那天说话有点过了。倒不是觉得要维护哪一个人的威信，而是感到毛主席和自己一样，都是关心国事的文化人。毛主席不是神，是人，也是有常人的中国传统的讲台面吧，哪有让人不能下台的了。两人那一年都是60岁。再就是毛主席是制定方针政策的人，了解的事情和自己的了解面着眼点也是有重大区别的。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父亲感觉到了自己的弱点，很智慧的人，犯了很简单的过失。父亲心里懊悔，但从来不跟我们表示。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一天天地感到这一点。毛主席是国家领袖，也是父亲多年的朋友，失去这个朋友，父亲心理深处是比较懊悔的。虽然政府对父亲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并没有什么改变。全国政协会议仍然像往常一样邀请父亲参加，工资没有任何变化，正常发放，父亲乘坐小车进出的待遇仍正常保持。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对父亲待遇有些改变的话，就是过去那种对父亲四处可见的发自肺腑的尊重看不见了。毛主席去世后，媒体重新翻出这一段‘公案’，将父亲抬得比较高。父亲心中并不以为然。他的晚年是比较寂寞的，心底一直怀念与润之先生那种指点江山的友谊。”这就是历史真相，反毛论者可以休矣！

第51章 1953年10月—

“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

话说1953年10月1日，首都各界40多万军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周年国庆庆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新华社1日讯是这样报道的：“今年的国庆节，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特别感到欢欣鼓舞，因为我国人民已经取得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基本上完成了肃清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各种社会改革运动，胜利地结束了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作，并从而稳步地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今年就是国家建设第1个五年计划的第1年。”

“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站着10000多名中外观礼者。毛泽东主席在上午9时56分登临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们热烈地欢呼‘万岁！’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10时正，庆祝典礼开始了。军乐团高奏国歌，全场肃立，礼炮齐鸣。

阅兵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乘车驰过整队而立的部队前面，检阅并向他们致节日的祝贺。阅兵后，朱德总司令登临检阅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给全国武装部队的命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武装部队进入广场，开始阅兵的分列式。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学员，他们都是身经百战和功勋卓著的解放军高级指挥员，现在军事学院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和技术。接着是高级步兵学校、高级步兵学校、步兵学校、通信学院、炮兵学校、工兵学校、坦克学校、海军学校、航空学校的学员，他们都是祖国国防建设的骨干，现在学校里学习苏联各个兵种的专门科学和技术。接着是公安部队的行列，他们警惕地保卫国家秩序、保卫生产建设，立下了许多光辉的功迹。”

“盛大的庆祝游行接着开始了。

1300名铁路工人组成的仪仗队，抬着巨大的国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金色字标，高举600面旗帜，庄严地走过天安门广场。”“少年先锋队的队伍过来了。10000名活泼、天真的孩子，在天安门前长久地欢呼‘和平万岁！’‘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无数洁白的鸽子和无数彩色气球从孩子们的队伍中飞起来。这时，全场掌声雷动。两个队员跑上天安门，向毛主席敬献鲜花，他们代表着全国少年儿童们向毛主席献出了热爱和平、热爱祖国、热爱领袖的心意。13万产业工人的伟大行列，以2800名腰鼓手为前导，以70路纵队浩浩荡荡地通过天安门广场。”

“当浩浩荡荡的欢乐的游行队伍通过广场，广场上的少年先锋队队员、机关干部的广大队伍拥向主席台，向毛主席欢呼致敬时，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广场上、观礼台上欢呼着的群众、干部和来宾不住地招手致意。这时观礼台上的欢呼和游行队伍的掌声，像奔腾着的浪头，一个接着一个。下午2时15分，庆祝典礼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结束以后，最后一批群众还在广场上聚集着继续欢腾，经久不散。”

在这个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议室里，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正在向毛泽东汇报改变现行的粮食购销办法。

此前，全国的粮食市场还是属于自由市场，在农民缴了农业税之后，粮食就可以自由上市买卖。而经营粮食的，除了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之外，还有私人粮商，后者经营的商品量约占上市总量的三分之一。一遇到灾年，或是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粮食之时，那些粮商便同国家争夺粮源，哄抬粮价，以至于带动整个物价上涨，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活。截止到6月30日，国家收支粮食出现了40亿斤赤字，再加上东北等主要粮食产地遭受了水灾，于是便出现了经济波动，人心不稳，对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立即责成中财委拿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陈云在汇报中建议：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指示由陈云代中央起草一个《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由邓小平负责起草一个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

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首先听取了陈云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报告。尔后，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结论性讲话，他说：

“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

最后，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到全国粮食会议上去讲话，并嘱咐他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去讲。

后来在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决议决定：粮食统购统销从12月初开始。

10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华北局“关于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倾向后的情况及当前工作任务向中央的报告”对各级党委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

一、兹将华北局《关于纠正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急躁冒进倾向后的情况及当前工作任务向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

二、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很好地将此次纠正互助合作运动偏向的工作加以总结，并对广大干部进行一次系统的教育。在过渡时期内，党在农村的基本任务乃是完成对农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任务是绝对不能放松的，否则即会产生右的自流主义错误；但在执行这一基本任务时，又必须从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这一基本情况出发，逐渐的、稳步的前进，否则即会产生“左”的急躁冒进错误。只有在运动中随时注意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才能避免可能发生的重大偏差，以保持对广大农民的巩固的团结和农业生产的稳步提高。由于在农民小生产者中必然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趋势和平均主义倾向都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这两种思想倾向又不可免地会反映在党的队伍中来，因而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左”右偏向是极容易发生的。在过去的四、五年内，就曾经发生过一些偏差，如在土地改革结束后不久老解放区的某些地方，为了稳定中农在当时的动荡的生产情绪，曾片面地鼓励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轻视或放松了引导农民组织起来的任务，因而一度产生了自流主义倾向；又如去冬今春不少地区在发展和提高互助合作组织方面发生了急躁冒进倾向。这些偏差都在损害不甚严重地情况下及时地获得了纠正。各地党委在纠正去冬今春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冒进倾向时，既注意了克服错误，又注意了保护成绩，注意鼓励群众和积极分子继续前进的情绪，一般来说是做得好的。但因为当时春耕已到，在多数地区仅仅做到暂时停止了互助合作组织的冒进式的发展，着手解决了一些由于冒进而直接影响春耕生产进行的具体实际问题，尚未能及时向广大干部逐级进行系统和深入的政策教育，对于那些“左”的冒进思想，和某些在反“左”的斗争中隐蔽地生长起来的右倾思想的分析和批判则很不系统，很不深刻。其结果就影响到有一些干部至今还没有从纠偏当中得到正确的教训，对于过去某些错误办法尚有留恋；也有一些干部至今还不懂得纠偏对于运动发展的积极意义，因而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消极等待的情绪。这种已在萌芽的错误倾向如果不加纠正，很可能滋长成为大的错误。因此在现时，对互助合作运动进行一次再总结，对干部进行一次再教育，由地委级以上领导机关负责，结合当地具体经验，将工作中的正确和错误的界线划分清楚，将中央文件上所指出的党的总路线和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向广大干部，特别是县、区领导干部交代清楚，借以扩大纠偏的政治收获，为今后互助合作运动更健全更大量的发展做好领导思想的准备，还是十分必要的。如不抓住这种总结经验的机会，而只孤立地进行政策教育，是不容易收到很大成效的。这个工作，最好在秋后的适当时间内完成。至于进行方法、材料选择诸方面的具体安排，可由省委地委分头进行之。

三、华北局在此报告中，确定当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应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节，是完全正确的。在目前的条件下，从全国范围看来，互助组依然是适合广大农民群众生产要求和文化水平的一种合作形式；同时也是目前在克服生产困难和向自然灾害作斗争中，便于广泛地发挥农民群众力量的一种组织形式。认为互助组的形式业已过时，认为它简易好办，因而只满足于组织起来的百分比，放松了积极、具体和深入的指导工作等等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必须予以批判和纠正。

在晚解放区，须以互助组为目前发展的重点，这是无疑问的。即在多数老解放区，虽然组织起来的户数比例已经很大，并且已经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高级的合作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但由于互助组仍然为数最多，而且其中的多数尚处于不够巩固不够成熟的状态，也就是说将互助组大量的提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条件尚不具备，因而，老解放区在今后一定时期内集中主要力量于互助组的巩固、提高以及必要的发展工作，仍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这不是说可以放松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已经办起来的起着旗帜和首创作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如果办坏了，对整个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仍须以必要的力量放在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方面。

此件及附件均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1953年10月4日

10月4日晚，毛泽东给毛月秋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月秋同志：

你给我的信收到。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不是为了祝寿。为了节约，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此点要讲清楚），我同意你来京一行。尚有毛翼臣（不知住什么地方）、文东仙二同志过去来信，表示要来我处一看。如你及乡间其他同志同意的话，你可约同他们二位一道来京。除你们3人外，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你们到京住一个短期仍回家乡。

你们来时，即持此信先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找那里的同志帮忙，发给你们3人来京的路费，并请他们派一人送你们来京。

另请你持此信，到韶山、石城两处乡政府及当地的两个区政府及党的负责同志处，和他们商量，如果他们同意的话，请他们将两乡两区的情况及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写成书面材料，交你带来，作为参考之用（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乡间问题）。你们3人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你们到京时间，以早为好，希望不迟于阳历10月20至25日。

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3年10月4日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毛翼臣，系毛锡臣之笔误。毛锡臣是毛泽东的远房叔祖，在革命时期资助过毛泽东。文东仙是毛泽东的堂表弟，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农会工作。

后来，毛月秋接到毛泽东这封特大的挂号信后，见落款处赫然写着毛泽东3个草体字，信笺上洒满了一行行潇洒、苍劲的毛体草书，他高兴极了，一页接一页的读着，整整5页。信上的毛体书法，龙飞凤舞，加之多处涂抹、修改，难以辨认。毛月秋又戴上老花镜，一遍一遍地读着。由于毛泽东笔误，毛月秋无法找到“毛翼臣”其人，于是，他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到大坪乡唐家圫，把消息告诉了文东仙。2人商量好于10月底上京。

10月5日，毛泽东在曾任湖南一师心理学教员的李大梁先生来信上作了一个批示。

李大梁在信中说他家庭生活困难，希望政府能够救济。毛泽东不熟悉这位先生，便向王季范询问情况，然后在信上批示道：

“此件请李维汉同志酌处。据王季范先生称：此人希望政府予以招待，请派人了解情况，商量处理。

毛泽东 10月5日

此人系民国初年湖南第一师范的心理学教员。”

接着，毛泽东又给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说：

夷初先生：

闻病甚念。务请安心休养，不限时日，病愈再工作。有何需要，请随时示知。敬祝早日恢复健康！

毛泽东 10月5日

10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批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见”》：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级党委：

中央批准本年7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见》，并决定发至县委、省属市委、大城市区委，望各级党委结合当地情况研究执行。

中央认为需要在这里指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仅在过去是必要的，而且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是实现党的总路线、总任务的一个方面的必不可少的工作。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反革命残余仍然存在，由于我国经济、文化仍然落后，我们需要在加强工人阶级领导和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继续联合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中、上层分子等，团结他们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及反革命残余，并利用他们的积极作用，限制他们的消极作用，以利于国家建设；同时，经过教育和斗争，逐步地争取他们中的大部分服从或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党和工人阶级已握有日益强大的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可以而且也不能不跟随我们走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但必须认识：这是一个复杂的、深刻的、相当长期的阶级斗争过程；是过渡时期国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样作，是使我国稳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是符合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因此，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不是可以减弱，而是必须加强的。

近几年来，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党内对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亦有进步。但仍有一部分同志对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必要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对于在过渡时期内教育改造上述阶级、阶层分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于我党教育改造他们的力量和他们大部分被教育改造的可能性也估计不足。这种认识不足和估计不足，就会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产生盲目冒进、关门主义、敷衍主义或迁就放任的错误。因此，各级党委必须向党内反复讲清统一战线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长期性。同时，各级党委必须把统一战线工作经常列入工作议程，定期讨论和检查，并应确定统战部门的必要的编制，调派质量较好的干部去充实统战部门，以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中央 1953年10月6日

10月15日，毛泽东因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外地视察，就召见了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兹将他的谈话内容抄录如次：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至多3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要分派数字，摊派。多了冒进，少了右倾。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就是自流了。可否超过2个？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责成地委、县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10月开会后，11月、12月、明年1月、2月，北方还有3月，有4、5个月可搞。明年初，开会检查，这次就交代清楚。明年初是要检查的，看看完成的情形怎样。

个别地方是少数民族区，又未完成土改，可以不搞。个别县，工作很坏的县，比如说落后乡占30%至40%，县委书记很弱，一搞就要出乱子，可以暂缺，不派数字，但是省委、地委要负责帮助整顿工作，准备条件，明年秋收以后，冬季要搞起来。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

总路线，总纲领，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10月开会，要讲一下。

“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为什么法律上又要写呢？法律是说保护私有财产，无“确保”字样。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小合作社是否也能带一点，应加研究。互助组也要帮助鳏寡孤独。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在大社之下设几个分社，这也是一种创造，不一定去解散大社。所谓办好，也不是完全都好。各种经验，都要吸取，不要用一个规格到处套。

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发展得快，例如，关中可能比陕北发展得快，成都坝子可能比阜平那些地方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东北其实不是老区，南满与关内的后解放的地方也差不多。可能江苏、杭嘉湖一带赶过山东、华北的山地老区，而且应当赶过。新区慢慢来，一般可以这样讲，但有些地方干部强，人口集中，地势平坦，搞好了几个典型，可能一下子较快地发展起来。

华北现有6000个合作社，翻一番——摊派，翻两番——商量。合理摊派，控制数字，不然工作时心中无数。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华北也是这样。控制数字不必太大，地方可以超过，超额完成，情绪很高。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出了废品，浪费农民的精力，落个影响很坏，政治上蚀了本，少打了粮食。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

在城市郊区，要多产蔬菜，不能多产蔬菜，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也都不利。城市郊区土地肥沃，土地平坦，又是公有的，可以首先搞大社。当然要搞得细致，种菜不像种粮，粗糙更不行。要典型试办，不能冒进。

城市蔬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来供应，这是不行的，生产上要想办法，供销合作社也要想办法。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10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代表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全文如下：

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例如鄂伦春族还不到两千人，我们也要和他们团结。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国民党势力大就压迫人。他们不仅压迫少数民族，还压迫大多数汉人。国民党是做坏事的。坏事是不应当做的。我们的干部有了错误就要批评。我们在西藏的工作有什么缺点和错误，请你们讲，你们不同意的和你们认为不利于人民的都可以讲，便于我们纠正。有了缺点就马上纠正，这是我们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

过去两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是有进步的，西藏地方对中央以及藏族和汉族之间都是一天一天靠拢的，相信将来会更加靠拢。

整个中国现在还很落后，需要发展。这是因为过去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压迫的关系。他们现在已被我们赶走了，这4年来我们就有很大进步。在国家经济恢复以后，今年开始了第一个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预计在3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的大工业就建立起来了。苏联在36年前赶走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坏人，建设了36年才有现在的成绩。我们建设起来比苏联还要快些，因为我们有苏联的帮助。中国人口很多，有五万万几千万，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土地也很广大，有3个五年计划就能建设得很好了，对西藏就会有更大的帮助了。

中央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们的一定会帮助你们。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

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帮助。这点是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里写了的。但是要做，还得一个时间，而且要根据你们的志愿逐步地做。可做就做，不可做就等一等；能做的，大多数人同意了的，不做也不好。可以做得慢一些，让大家都高兴，这样反而就快了。

总之，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

毛泽东这篇讲话，后来在1954年6月25日至27日由西藏国庆观礼团团长朵噶·彭错饶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藏语向西藏僧俗官员、人民的广播讲话中首次发表。

10月25日，毛泽东给唐家圫的表侄文九明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九明同志：

10月2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毛泽荣，小名宋五，是我的兄弟，住在杨林，他多次来信想来京一行，请你找他一路同来。他没有出过门，请你帮忙他。他的路费亦由自备，由我补发。你们来时如可以不找省统战部则不找，如无路费，可以持此信找统战部同志帮忙。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的人不要来。

毛泽东 10月25日

能于11月上旬到京为好。

文九明接到毛泽东的信，就去找毛泽荣，和将要进京的毛月秋、文东仙一起，怀揣毛泽东的亲笔信及韶山、石城两处乡政府的书面材料，准备上京。

10月2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北京召开了第3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在10月15日和陈伯达、廖鲁言关于建立农村合作社的第一次谈话内容。与会者经过讨论，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1月5日才结束。

1953年11月初，毛月秋、毛泽荣、文东仙、文九明一行4人抵达北京，住在一个宾馆里。

两天后，毛泽东派秘书到招待所，通知毛月秋等人去中南海会见。他们来到丰泽园门口下车时，毛泽东从屋里走了出来，后面跟着他的姨表兄王季范。

“主席，您好！”

毛月秋等人见毛泽东迎上来，纷纷向毛泽东问好。毛泽荣则一口一个“主席三哥”的叫着，毛泽东也一口一个“逊五老弟”的回应着。亲人们20多年未见，今日一见面，显得格外的亲热激动。毛泽东客气地说：

“你们这么远来了，真是不容易啊！快进屋坐。”

说着，他把客人迎进会客室。毛月秋刚坐下，便问道：

“主席，您还认得我吗？”

毛泽东说：

“认得。你给我写过信，你是月秋同志嘛。”

“您写给我的信，我收到了，今天还带来了。”毛月秋亮了亮手中的信，兴奋地说：“要不是您的御书，我们可来不了啰！”

“噢！”毛泽东若有所思，问道：“你是什么字派？”

“我是贻字派。”

“那你还是叔老子啰！”

毛月秋连忙说：

“不敢不敢！你是一国之君，我是一介草民。”

这一天，毛泽东没有办公，专门同毛月秋等人叙说家常。他问道：

“钟鼎夷、毛吉臣、毛明德、毛棠困、毛鸿初那几个人还在吗？”

毛月秋说：

“有的还在，有的死了。”

毛泽东又问了这几个士绅后人的情况，接着向担任农业初级社社长的文九明问起了家乡的生产和建设情况。他还特地把秘书叶子龙叫来做记录。文九明汇报说：

“土改结束了，区里、乡里，干部们没有好多事做了，说要发展生产，这样，从县到区，由区到乡，再到村，发下来许多表格。表格内容无所不包。比如，种了多少菜，萝卜多少，白菜多少。养了多少猪，肥猪多少，架子猪多少。积了多少肥，土肥多少，人粪畜粪多少，到来年春插还能积多少。区干部催乡干部，乡干部催村干部，干部们捧着表格，一户一户追着填。我说，这么多表格要填，我每天就守着尿桶茅厕房，还有猪屁股牛屁股，什么也别想干啦！这话传到区干部的耳朵里，他们就找上门来批评我，说我讲怪话，是骄傲自大。”

毛泽东越听越生气，说道：

“不是你骄傲，是他们骄傲，连中央的指示都不听，不是骄傲是什么！”

他说的中央指示，就是3月19日他为中央起草的专门解决“五多”问题的文件。他指着叶子龙说：

“你要中央办公厅查一下，在对待中央文件上，看哪些人当了耳旁风！”

中午，毛泽东设便宴招待客人，嘱咐厨师按韶山家乡风味办了8大碗，有扣肉、肉卷子、清蒸鱼和茄子等，还有文九明从家乡带来的火焙鱼。毛泽东叫毛月秋坐上座，毛月秋不肯，他说：

“天地君亲师，除了父母就是皇帝为大。你是主席，好比皇帝老子，我们是小小老百姓，哪有老百姓坐上席，‘皇帝’反坐下席的道理！”

毛泽东说：

“那是封建社会，是旧习俗，现在新社会了。老规矩要改啊！”

毛月秋说：

“那你平日开会，出席宴席，又总是坐上席呢！”

“那是国家大事。在公开场合，我当然要坐上席。如今是在我屋里，你们是客，我是主，哪有主人坐上席，客人坐下席的道理!”毛泽东说罢，又抑扬顿挫地念道：“‘在家不会迎宾客，出外方知少主人。’你们看，连《增广贤文》上面都讲了，还不坐上头？”

毛月秋拗不过毛泽东，只得勉强坐了上席。毛泽东不停地给客人敬菜，他把扣肉一片一片地夹到客人碗里，说：

“这扣肉烂了，多吃几块啰！”

毛泽东爱梳头，饭后拿着梳子梳头，一边梳一边对毛泽荣说：

“逊五，梳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你们也要保护身体，要注意劳逸结合，饮酒不能过量。”

毛泽荣本来以为三哥当了国家主席，生活一定很奢华，衣食住行都是常人所无法企及的，哪知道他的生活十分简朴，穿的是褪了色的布衣，衬衣还打了补丁；住的房子里面陈设简单，没有什么花草和书画；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没有什么美味佳肴。他有些不理解，他说：

“三哥，你当了主席，时时要考虑国家大事，要保重身体，生活要过得好一点。”

毛泽东笑着说：

“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吗？生活也算不错，够得了中上水平了。”

毛泽荣不以为然，他说：

“听说当年慈禧太后的一顿饭要吃去800两银子，那当然要不得。不过，你也不要太刻薄了自己。”

毛泽东严肃地说：

“我们国家底子薄，人民生活很不富裕，我们当干部的是人民的公仆，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不能贪图安逸和享受呀！现在和将来，我们都摆不起阔气。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两句诗警醒世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你想想，我们能不养成一种勤俭节约的风气吗？全党、全国各级机关，各级干部，都要厉行增产节约，国家才能建设好。”

下午，李敏、李讷放学回来了，毛泽东把两个女儿唤到跟前，吩咐道：

“娇娇、李讷，快过来见见长辈。”

李敏、李讷朝客人鞠了一躬，就进房间里面去了。毛月秋、文东仙等人很高兴，问起毛泽东的妻室。毛泽东用家乡话说：

“如今咯个堂客叫江青，她身体不好，长期在医院养病。”

“那你原来的爱人叫什么名字？”

“原来的堂客姓贺，名子珍，在延安时患病，去了苏联，一直在那里治疗，解放前回国。如今住在上海。她走了以后，中央考虑我身体不能长期没有人照料生活，便批准我跟现在的这个堂客结婚。”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招呼表兄王季范与毛月秋等4人合影留念。当天晚上，毛泽东留几位客人在家里歇宿。

第二天早晨，毛月秋等人吃了饭，才回到招待所。

文东仙的眼睛患了一种怪病，眼睫毛往里长，乡下人称之为“红领锁眼”。毛泽东安排他到医院治疗，开了刀，剪除了睫毛。他住院一星期，病就痊愈了。出院这天，毛泽东把他接到丰泽园菊香书屋，寒暄过后，问道：

“二十五表弟，还记得当年围炉向火的事情吗？”

“记得。”文东仙说：“当然记得！”

那还是在1921年正月初八晚上的事情。毛泽东和两个弟弟、弟媳王淑兰、妹妹毛泽建在老家韶山冲围炉谈话，决定毁家兴邦，投身革命。那时候，表哥文南松和堂表弟文东仙当时也在场。毛泽东又问起乡下的生产和医疗卫生情况，他说：

“韶山那边的情况我了解一些，唐家圫的情况怎么样？”

文东仙回答说：

“有您和共产党的领导，贫苦农民翻了身，乡下的情况比起过去好多了。”

“乡下还有闹粮荒的没有？”

“基本上没有了。”

“不，我看有。”毛泽东摇摇头说：“乡下还有缺粮户。湘乡平均每人有1亩2分田，韶山才只有9分，产量不高，面积又小，除完成国家征购外，留下的粮食就不多了。怎么没有缺粮的呢？我们要想办法提高产量，解决好吃饭问题。我们有五六亿人口，吃饭是一件大事，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人民就要饿肚皮，我们就面临危机。”

文东仙认真地听着，他感到毛泽东身居高位，心系人民，体恤百姓疾苦，真是令人钦佩。只听毛泽东又加重语气说：

“除了解决吃饭问题外，我们还要解决一个医疗问题。现在，据说农民生了病请郎中，要称肉打酒，送情送礼，花了四五块钱，药还没进口，还要花钱，这怎么行？今后，一个区要建一个医院，一个乡要有几个流动医师。”

毛月秋等人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多次陪他们，或者派人陪他们游览长城、十三陵、故宫、历史博物馆，北京的名胜、风景差不多都游到了。他们住了几天，觉得心满意足了，便去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歉意地说：

“对不住，我工作忙，没有时间陪你们。”

毛月秋连忙说：

“快莫这么讲！我们住了咯样久，您咯里招待既热情又周到，我们都领受不起了。耽误了您许多时间，还花费您不少，我们真不好意思！”

“我没有什么好的东西送你们，就送点衣服和日用品，还有一点零钱。”

毛泽东说完，叫秘书拿来礼物，送给每人100万元（旧币），一套新棉衣裤，还有内衣、鞋帽、蚊帐；另外送给毛月秋一件呢子大衣，一支钢笔、一副眼镜；送给毛泽荣青蓝色呢子大衣。

毛泽东最后对文九明说：

“这次你给我送来两份厚礼。一是唐家圫的火焙鱼很香，我感谢你。二是你那条好意见，更是金不换。这样的意见我如今难得听到，你要常来。”

秘书在送毛月秋等人回招待所的路上对他们说：

“你们这次来北京，食宿和添置衣服，都是主席自己出的钱。他的钱并不多，这个月还用亏了哩。”

不久，毛月秋、文东仙、毛泽荣、文九明4人回到了家乡。

欲知毛泽东与家乡父老乡亲们以后的交往，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3年10月15日及下一章将要说到的11月4日召见陈伯达、廖鲁言的两次谈话，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的纲领性指导意见，只要认真读一读，就会感觉到他的思虑是多么的缜密，预见性是多么的准确！一个大国领袖若无此种胸襟、智慧和才能，谈何治国强国？倘若再胸无点墨，夜郎自大，甚而至于炫耀皇帝的新装，那就只会徒留笑柄耳！

第52章 1953年11月—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即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使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话说1953年11月4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3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毛泽东再次召见了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话内容如下：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哪一年，都是错的。“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倒错了的，应当查出来讲清楚，承认是错误，不然，那里的乡干部、积极分子，就憋着一肚子气了。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内社外都有矛盾。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社外的个体农民是完全的私有制，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互助组跟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同，互助组只是集体劳动，并没有触及到所有制。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内社会主义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由现在这种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有一个时候，曾经有几个文件没有提到互助合作，我都加上发展互助合作或者进行必要的和可行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这样一类的话。有些人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因而就特别反对对农民干涉过多。那个时候，也确是有些干涉过多，上面“五多”，条条往下插，插得下面很乱。“五多”那一年也不行，不仅农村不行，工厂也不行，军队也不行。中央发了几个文件，反对干涉过多，这有好处。什么是干涉过多呢？不顾需要和可能，不切实际，主观主义的计划；或者计划倒合实际，使用命令主义的方法去做，那就是干涉过多。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一万年也是要不得的。不仅是对于分散的小农经济要不得，就是对于合作社也是要不得的。但是，不能把需要做、可能做的事，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做干涉过多。检查工作，应当用这个标准。凡是主观主义的，不合实际的，都是错误的。凡是用命令主义去办事，都是错误的。稳步不前，右了，超过实际可能办到的程度勉强去办，“左”了，这都是主观主义。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强迫解散更是错误的。

“农村苦，不大妙，措施不合乎小农经济”，党内党外都有这种议论。农村是有一些苦，但是要有恰当的分析。其实，农村并不是那样苦，也不过10%左右的缺粮户，其中有一半是很困难的，鳏寡孤独，没有劳动力，但是互助组、合作社可以给他们帮点忙。他们的生活比起国民党时代总是好得多了，总是分了田。灾民是苦，但是也发了救济粮。一般农民的生活是好的，向上的，所以有80%至90%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农村人口中间，有7%左右的地主富农对政府不满。“农村苦，不得了了”，我历来就不是这样看的。有些人讲到农村苦，也讲到农村散，就是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但是他们讲分散性的时候，没有同时讲搞合作社。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总路线的问题，没有7、8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7、8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批评薄一波就是批评他离开总路线的错误。总路线，概括的一句话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接着又开了这次互助合作会议，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动。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交代政策这件事很重要。

“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2个战役。问题是有些阵地退多了一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世界上有许多新生的正确的东西，常常是非法的。我们过去就是“非法”的呀，国民党是“合法”的呀。可是这些非法的社，坚持下来了，办好了，你还能不承认吗？还得承认它是合法的，它还是胜利了。

会上讲了积极领导，稳步发展，但是也要估计到还会有些乱子出来。你说积极稳步，做起来也会是不积极领导，或者不稳步发展。积极稳步就是要有控制数字，派任务，尔后再检查完成没有。有可能完成而不去完成，那是不行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不热心。据检查，现在有5%到10%的社减了产，办得不大好，这就是没有积极领导的结果。当然有少数社没有办好，减了产，也是难免的。但是如果有20%甚至有更多的社减了产，那就是问题。

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3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

县干部、区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他们不办社会主义之事，他们做什么，办个体经济之事吗？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的书记。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中央现在70%至80%的精力，都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是办社会主义。各级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到会的人，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专家，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

城市的蔬菜供应，主要是要搞计划供应。大城市和新发展起来的城市，人口很集中，没有蔬菜吃，哪能行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城市郊区搞互助组，蔬菜的生产供应不好解决，可以不经互助组，就搞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

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发展32000多个，1957年可以发展到70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100万个，也许不止100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买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这次会开得有成绩。现在不开，明年1月再开，就迟了，今年冬天就错过去了。明年3月26日再开会，要检查这次计划执行得怎样。这次会决定下一次会议的日期，并且决定下次会检查这次会决议的执行情形，这个办法很好。明年秋天还要开一次会，讨论规定明冬的任务。

11月5日，中央第3次农业合作会议根据毛泽东在10月15日和11月4日与陈伯达、廖鲁言的两次谈话精神，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

11月11日上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应毛泽东的邀请，来华进行正式访问。毛泽东、周恩来特派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前往迎接。

金日成身材高大，微微发胖，他身着黑色呢子大衣，头戴黑色礼帽，乘坐专列由丹东入境，后经沈阳抵达天津。一路上，各省市党政军负责人均到车站迎送。

11月12日12时，金日成的专列驶出天津站，于下午3时整驶入北京站。在站台上欢迎金日成的群众挥舞着鲜花、彩旗，迎接客人。周恩来、彭德怀、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迎上前去，同金日成亲切握手。

11月13日，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会客厅里亲切会见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朝鲜民族是一个勇敢、刚毅的民族，朝鲜战争胜利的事实有力地向全世界证明，一个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民族是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战胜的。朝鲜人民的胜利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金日成首相对3年来中国人民在朝鲜保卫祖国斗争中给予的无私援助表示真诚的感谢。他称赞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不怕牺牲、敢打硬仗，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光辉业绩将载入朝鲜史册，千古流芳。

毛泽东和金日成还就朝鲜停战后的局势、朝鲜战后的重建和经济恢复工作及两国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友好协商。

11月22日，周恩来、金日成就两国政治、经济及文化关系方面的有关问题达成了协议。中国政府决定：从朝鲜战争开始一直到1953年底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一律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同时从1954年至1957年，中国政府将再拨款人民币8万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

11月23日，《中朝谈判公报》、《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在北京正式签订，周恩来、金日成庄重地代表本国政府在公报和协定上签了字。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和金日成紧紧握手，互致祝贺。

11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胡志明，他写道：

“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法国总理——笔者注）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到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和帝国主义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

1953年12月上旬的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召见地质部长李四光。毛泽东问李四光：

“我国天然石油的前景究竟怎么样？我们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外国人说，中国贫油。如果天然石油不行的话，就要早一些下决心搞人工石油。”

李四光依据自己多年的研究，以乐观和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说：

“天然石油的前景大有可为。在我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是丰富的。在我国新华夏构造体系内，在东北的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包括渤海），还有黄海、东海和南海；在江汉平原；在北部湾；在西边巴晋和硕，鄂尔多斯盆地，四川盆地，都有‘有经济价值的沉降物’。它们虽然都是中新生代的陆相地层，但从沉积的情况看，都有生油、储油的条件。我不同意‘中国贫油论’。现在，关键是要抓紧做地质勘探工作。我们应该打开仅局限于西北一隅勘探石油的局面，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以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石油地质普查工作，找出几个希望大、面积大的含油地区。”

毛泽东听李四光这么一说，高兴地笑了，当即做出了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了过去几年来的工作，确定了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会议讨论了军队的组织编制，加强部队训练、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有关军事建设的重大问题。

会议决定继续第3次精简部队，把全军简编为350万人，在体制上重新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并形成八总部（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领导体制，同时还将6大军区改划为12大军区（即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兰州、内蒙古、新疆、西藏军区，后又组建福州军区，发展为13大军区），将军区体制由4级改为3级（即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到1954年6月，全军已精减47.2万余人，到年底基本完成计划。

1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关于修改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两项决议的通知”，对刘少奇的提法提出纠正，通知中说：

中央在经过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审议以后，认为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关于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应改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国家就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时期。党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还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彻底实现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

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胡乔木并告杨尚昆的信中写道：

“此件已看一遍，比前好多了。我作了一些增改，请你邀伯达、凯丰看一下，看是否妥当。如有意见请告我。如无意见即送尚昆照扩大名单印发各同志阅看。最好今天既能印发，并请各同志明天（14）即看一遍，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估计还会有些修改的。”

原来，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一个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结果在提纲写出后几易其稿，他还是不太满意，看了第7稿才比较满意，便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和增补，并把这个提纲定名为《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经过毛泽东修改的这个提纲，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毛泽东还写道：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中心。”

关于过渡时期的开始时间，毛泽东觉得有解释的必要，于是他在提纲中加写了一段这样的说明文字：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而需要有两年至3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管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势。”

毛泽东还对一些错误的观点和提法提出了批评，他写道：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做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背二中全会的原则。”

毛泽东又在提纲中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一句话后面，加写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的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及最后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中央宣传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有历史学家评论说：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一化三改’，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即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使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12月13日，毛泽东给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静文同志：

10月间的信和徐先生所绘奔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兹派田家英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如有困难，请告之为盼！顺致敬意。

毛泽东 12月13日

徐悲鸿是在1953年9月26日全国第2次文代会上突发脑溢血而不幸逝世的。廖静文在整理徐悲鸿的遗物时，见到了徐悲鸿所画的一幅准备送给毛泽东的奔马。画面是用墨泼绘的骏马，它高高地昂着头，如疾风闪电般地向前飞奔。徐悲鸿在画面的右侧，用苍劲的字题写着：“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廖静文托人将这幅画送给了毛泽东。

田家英拿着毛泽东的亲笔信走出毛泽东的住室，准备到北京大学去找在那里读书的廖静文。毛泽东又把他叫了回去，嘱咐他说：

“要告诉廖静文同志，徐先生一生襟怀坦白，是个好人，我很敬重他。一定要把徐先生遗下的幼小儿女好好抚养成人，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全力帮助的。”

12月13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农村工作部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时，为了说明发展初级农业合作社是推动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社（即高级社）的适当形式，他特意加写了一段文字：

“这是自然地不勉强地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这种形式，使个体农民和加入了互助组的农民在他们进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组织的时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资的准备的，因而能够避免由于突然上升而引起的种种损失。”

12月15日，苏联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尤金向毛泽东递交了国书。苏联政府是在12月2日任命尤金接替库兹涅佐夫为驻华大使的。

尤金在致词中说：我将不惜自己的一切进一步加强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同盟，增进同中国的兄弟般的友谊和亲密合作。

毛泽东在致词中说：中国一贯重视同苏联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我本人和中国政府热烈欢迎您出任苏联驻华大使，中国政府将全力支持您的工作。

12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制定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后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于1954年1月9日向全国公布。

12月19日，毛泽东看了由彭德怀转来的华东军区参谋长张震写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后，便将报告退还给了彭德怀。

原来在朝鲜停战后，彭德怀责成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在10月份制定出攻打金门的作战计划，并报毛泽东审阅。总参谋部在作战计划中提出，要在1955年1月以前完成解放金门的一切准备工作。毛泽东看了计划没有立即表态，他要求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考虑攻打金门的问题。于是，张震便将他们的意见上报给中央军委。报告中列举了目前攻打金门的各种不利因素，并提出两条建议：1、在攻打金门之前，可以先攻克上下大陈岛，使兵力便于集中使用；2、将攻打金门的战费节约下来，先修通福建铁路，便于攻取金门、台湾时的保证供应，就经济意义而言，也可以使物资得到交流。

毛泽东在报告上的批语是：“此意见可注意。”

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目前政权性质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市委，并告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关于现阶段我国政权性质问题，各地在学习总路线时有很多讨论，有些同志在向一般干部作报告时宣布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甚至片面地引用中央同志的话，说其他阶级（主要指民主人士）在联合专政中只等于零（忘记了又不等于零的一个方面）。中央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本无实质上的区别，省级以上高级干部了解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的，但对一般干部这样解释和宣传却是不适宜的，发展这一讨论也是不必要的。这是因为：

一、从实际上说，现在的政权的统一战线的组成并没有妨碍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相反地是有利于这一领导的，并没有妨碍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相反地是有利于这一事业的，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当继续保持政权的统一战线性，而如果广泛地宣传它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势必引起许多民主人士的不安、不满和种种揣测，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慌心理，这在目前时期就是不利的，不策略的，必须将对党内省市以上高级干部在谈到此问题时加以说明和目前有些地方那样对很多人普遍讲的办法加以区别，我们应取前者，不取后者，尤其不要引用中央同志的话。

二、从理论上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书中都已明确说明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说明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的领导地位是适合的，不加修改并无不便，如目前即加以修改则反而不便。因此，各地领导机关应注意控制这一问题的宣传，停止在广泛的干部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实质上由共产党一个党决定纲领政策和计划）的宣传和讨论，如已宣布过的应予停止，并说明理由。

中央 1953年12月19日

12月22日，毛泽东审阅了华东军区关于攻打金门作战费用的预算，尔后连同他的批语送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传阅。

此前，总参在10月15日批复华东军区：攻打金门作战行动的代号为“联合作战演习”。陈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12月21日，彭德怀在将预算送毛泽东审阅前，也提出了意见：“攻金门问题耗费巨大，和陈毅同志商定，暂不进行，待勘察后再准备”；“预算甚大，无十分把握，宜暂缓准备，待侦察后看情况再决定。”

毛泽东在这份预算上写的批语是：

“请彭处理。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费近5万亿元，无法支出，至少1954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

12月下旬，毛泽东鉴于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日甚一日，这才下决心解决他们的问题。

原来在1953年9、10月间，4月份才由华东局第一书记调任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在第2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公开进行了反对刘少奇的活动。

饶漱石其人，身材短胖，满头黑发，两道浓眉，眼睛小而明亮，留有上髭。此人话语不多，且言不尽意，常常是欲言又止，作人做事十分小心谨慎的样子。

此时的饶漱石，一面带头批判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一面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以“反安倒刘”配合高岗的夺权活动。

为此，毛泽东在一天晚上和中央书记处的几位负责人找来饶漱石谈话，他说：

“饶漱石同志，你犯了众怒，知道吗？‘外沽清正之名，内结虎狼之势’，你肯不肯承认？”

饶漱石顿时像遭了雷劈霜打似的，目光散乱，神情呆滞，不知如何回答。坐在对面的周恩来赶紧提醒他说：

“主席问话，你为什么不回答？”

饶漱石将身子移动一下，结结巴巴地说：

“主席，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毛泽东并未生气，喝了一口茶，说：

“曲木忌日影，谗人畏贤明。你明白吗？”

饶漱石额上渗出了汗，站起来回答道：

“报告主席，本人浅陋，确实不明白您的话的深意。”

毛泽东挥了挥手说：

“坐下，有话坐下来说嘛。一行书不读，身封万户侯，你这个中央组织部长原来不读书啊。‘外沽清正之名，内结虎狼之势’，出自《红楼梦》第二回，是骂贾雨村的。贾雨村靠贾府之力，谋补上金陵应天府这一肥缺，他却贪赃枉法，被革了职，属于儒林败类。至于‘曲木忌日影，谗人畏贤明’，那是唐代孟郊的诗句，再浅显不过了。你饶漱石是不是曲木？是不是谗人？最好还是由你自己来回答。好了，闲话少说。中央委托你和少奇同志主持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你不按中央原先订下的方针开会，而妄自作主，政出旁边，呼朋引类，搞什么‘批安射刘’，吵吵闹闹，批批斗斗，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直闹得会议开不下去……安子文、刘少奇果真就那么罪大恶极，非打倒不可吗？这里，我不是说安子文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包括刘少奇在内，有错误就要批评，甚至处理。但你饶漱石作为组织部长，上台即斗，外善内恶，巧言令色！你饶漱石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的话，一字一句像是鞭子抽打在饶漱石身上。他感到不寒而栗。周恩来口气略显温和地对饶漱石说：

“主席这样苦口婆心教导你，你为什么不检讨一下，认个错？你作为中组部长，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带头闹事，整整一个多月，大会闹了小会闹，更想把安子文、少奇同志或许还加上我一起拉下马……你也是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了，倘若再把中央的指示和主席的教导当成耳边风，坚持你们闹分裂的那一套，不认错，不改正，最后只能采取组织措施来处理！”

饶漱石听了周恩来这番软硬兼施的话，头脑冷静下来了，感到这是他向毛泽东当面陈诉的最好机会，便硬着头皮说：

“主席，各位同志，我承认犯了严重错误。我承认，我名义上是斗争安子文同志，实际上是针对刘少奇同志这几年来向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也是主席多次严肃批评过的。我说安子文在财经会议上一言不发、沉着对抗、包庇薄一波也是冲着刘少奇的。”

毛泽东再次敲了敲桌子说：

“你饶漱石错误估计了形势，自以为得计，不以为愚蠢，在背后大做手脚，以为中央没有察觉？安子文私拟两份中央领导人员名单，错误严重。我历来劝诫大家，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你们这些背后动作，我绝不允许！”

饶漱石见毛泽东对他穷追不舍，只得低头认错：

“主席，我愿意检讨，愿意改正，接受主席和大家的教育批评。”

毛泽东环视了与会者一眼，说：

“饶漱石愿意认错，我们无比欢迎。那么再问你一个问题，请当着大家的面回答，你们在组织会议上的活动，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

饶漱石赶紧说：

“主席，大家是自发的。我看了薄一波、安子文的档案，有很多历史疑点，是我先在会上提出来的，大家也有同感，就形成了一致的局面。”

这时候的高岗也仍然把毛泽东的警告当做耳旁风，到处找人谈话，曾经找过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黄克诚等人，企图联合中央各方面的领导人，与他一起搞掉刘少奇。

高岗到陈云处去探病，寒暄了几句，便切入正题，他说：

“毛主席现在正在考虑中央是否设总书记或副主席，你有什么看法？”

陈云说：

“近来身体不好，主要任务是养病，没有考虑这些问题。”

高岗开门见山地说：

“我不主张设立总书记，还是设副主席为好。副主席也不要总是刘、周，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

陈云说：

“这样不妥，副主席应该由政治局讨论，由全体中央委员投票选举。”

高岗又找邓小平谈话，他说：

“毛主席说党内要分一二线，他准备退到二线，你说谁到一线接班为好？”

“那还用说，不就是他们几位吗？”

邓小平指着挂在墙上的几幅画像说。此时党内规定，正式场合只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画像。高岗指着刘少奇的画像说：

“他不行，他不成熟，拱倒他，我们来。”

邓小平说：

“你这种想法不对，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

事后，陈云和邓小平都找到毛泽东，将高岗的这些活动如实报告给了毛泽东。

此一时期，高岗的家里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他的会客室里放了不少刘少奇的讲话稿，随便让人翻阅。他也大讲刘少奇讲话稿中的那些毛泽东批评过的错误。

毛泽东提出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以及多次批评刘少奇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以后，高岗认为时机已到，特别是在毛泽东休养期间，党中央的工作按照惯例由刘少奇主持，他更是竭力反对，企图把刘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毛泽东的唯一助手。毛泽东虽然多次当面或在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错误，但是，他还是要保护刘少奇的。

过几天，毛泽东就要去杭州了。他在临行前，开了一次会议，高岗、罗瑞卿都在场。毛泽东交代说：

“我不在北京时，由刘少奇同志代理。”

毛泽东又说：

“现在北京有人吹阴风，搞地下活动。我们大家要注意。”

当天晚上，高岗打电话给罗瑞卿说，要到罗瑞卿家里看望他，罗瑞卿说：

“你不要来，有事我去你那里谈。”

罗瑞卿放下电话，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快去，看他讲什么。”

罗瑞卿奉命来到了高岗的家里，高岗说：

“要好好注意主席的健康。毛主席检查身体时，要在附近不离左右地看着。”

高岗反复强调，要注意主席的健康，不要马虎。高岗还说：

“要成立部长会议，我赞成林彪。”

罗瑞卿说：

“我会注意主席的健康。部长会议的事，主席可能不赞成你的意见。”

罗瑞卿告辞后，马上将高岗的话报告了毛泽东。

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29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高岗、饶漱石的问题端了出来。他说：

“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毛泽东建议，由政治局搞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12月24日下午，毛泽东偕同江青离开北京，带领宪法起草小组中的3个成员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去杭州。陪同他的还有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叶子龙。

此时，姚淑贤刚被分配到毛泽东专列上担任医务工作。毛泽东和卫士们聊天时，漫不经心地伸出两腿，裤管有些短，长筒线袜上有块赫然醒目的大补丁，姚淑贤看着非常惊讶。

晚上，卫士封耀松让姚淑贤给毛泽东补一件睡衣。姚淑贤看看睡衣，臂肘处已经磨得很薄了，还有一个洞。专列上没有布，只有医用纱布，怎么好用纱布补呢？姚淑贤说：

“这么大的国家，怎么能叫主席穿这种睡衣？”

封耀松却说：

“用纱布没事，叠上两三层就行。主席不讲究，听我的没错。唉，你还是不了解主席呀。以后日子长久了，你就明白了。”

姚淑贤只好用纱布给毛泽东补好了睡衣。没想到一直到1965年，姚淑贤在离开毛泽东时，毛泽东还始终穿着这件睡衣。

姚淑贤在专列上第一次陪毛泽东吃饭，餐车服务员把辣椒摆在她面前，毛泽东比划着手势说：

“不对，不对，辣椒是放我这边。女孩子受不了这个辣，把炒菜放她那边。”

他吃着辣椒比吃水果糖还有味，笑着说：

“敢吃这种辣子，世界便再没有不敢做的事。当年起来造反的红军，没有不吃辣子的。”

吃罢米饭，毛泽东又将筷子伸向酱豆腐，筷子没有夹碎酱豆腐，却把那半块一起夹了起来。他稍一犹豫，就全塞进了嘴里。姚淑贤看着说：

“哎呀，多咸呀！”

毛泽东边嚼边笑着说：

“它跟我捣蛋，以为我不敢吃了它。”

姚淑贤说：

“快吐了吧。”

毛泽东嚼着酱豆腐，说：

“我才不吐呢。我这个人哪，不喜欢走回头路，不愿干后悔事。”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0大寿，照理应该好好庆祝一番。但他不愿给地方上添麻烦，就在专列上过了一天。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们还是坚持要为他过寿，正在秘密地准备着晚宴。

晚上7点许，饭菜端上了桌，6个热菜：木耳炒肉、牛肉炖萝卜、苦瓜炒肉、油菜、米粉肉、鱼；4个凉菜：雪里蕻、小辣椒，豆豉、咸鱼；主食是长寿面、花卷。毛泽东一看就明白了大家的意思，望了江青一眼，严肃地说：

“中央已有决定，不能祝寿。你们为什么还要为我祝寿啊？”

李银桥忙说：

“主席，这是家常便饭，不过分，还是可以的。”

“银桥，又是你出的点子吧？”

“主席，这次你可说错了，这是大家想到的，我们集体决定的，共同来办的。”

“哎呀，是集体决定的事，那我就不好办了！好吧，我服从，那我们一起来过生日吧。”

李银桥见毛泽东同意了，忙招呼了一声，卫士、机要、医务等各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高高兴兴地跑了过来，围坐在毛泽东身边。孙勇说：

“主席，祝您生日快乐！”

“主席生日快乐！”

大家也异口同声地祝贺着。毛泽东站起身，高兴地点点头，说：

“好！谢谢同志们！拿酒。”

李银桥拿来葡萄酒，在每个人面前的高脚杯里都倒上了酒。李家骥也跑到值班室里拿来了用面做的6个蒸熟的大寿桃，一字儿摆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微笑着端起酒杯，说：

“谢谢大家，祝你们健康成长！干杯！”

他和工作人员们一一碰杯，干杯。落座后点上一支烟，轻轻地吸了一口，以手示意大家吃菜。他两边的工作人员你一筷我一筷地给他夹菜，毛泽东连忙说：

“好，好了，我自己来。”

酒过三巡，该吃长寿面了，毛泽东接过一碗，吃了两口，说道：

“吃长寿面能长寿吗？祝寿能使人长寿吗？我看不能。如果能的话，那就天天吃长寿面天天祝寿就行了。这样能调节气氛才是真的。”

专列到了上海，毛泽东向前来迎接他的谭震林、张鼎丞、粟裕3人谈了饶漱石的问题。即将奉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的张鼎丞问毛泽东：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

“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

12月27日，即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是齐白石的90大寿。毛泽东尚在去杭州的途中，他委派工作人员送上了4件贺寿礼：一坛湖南特产茶油寒菌；一对湖南王开文笔铺特制纯羊毫书画笔；一苗东北野山参和一架鹿茸。工作人员还说：

“毛主席祝老人家福寿康宁！”

齐白石激动地说：

“毛主席今天给我送这样重的礼，太看得起我了。古人讲，‘蔗境弥甘’，在新社会，我可是享了这份清福了。”

这一天，全国政协和中央美术学院为齐白石举行了祝寿大会，周恩来也到会祝贺。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代表文化部，授给齐白石“人民艺术家”的荣誉奖状。

后来，齐白石为了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感谢毛泽东的盛情，画了两幅画：一幅是《旭日老松白鹤图》，一幅是《祝融朝日图》，献给了毛泽东。旭日象征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光明与温暖；老松白鹤是祝愿毛泽东健康长寿；祝融朝日是指红太阳出在湖南。齐白石还应曼顾的嘱托，书写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

12月27日晚，毛泽东到达杭州。浙江地方领导人谭启龙、李丰平和省公安厅厅长王芳早早来到火车站接着。毛泽东换乘小轿车驶进西子湖畔的刘庄大门，开到1号楼前。

刘庄坐落在杭州西湖西岸丁家山的半山腰，又名“水竹居”。早在晚清光绪年间，广东豪富举人刘学洵看中了这个地方，遂用巨资购地建筑了这个庄园。刘庄面对六桥，北仰双峰，囊括湖山胜境。刘庄的庭院景观全是民族风格，而且是依着《红楼梦》大观园设计建造的。建国后，刘庄经著名园林建筑家戴念慈重新设计，绿色琉璃瓦面，金黄色琉璃瓦翘角；楼房周围有回廊亭阁相护卫，更呈现出楼台隐现、回廊曲折、清新优雅的景观，被誉为“西湖第一名园”。

毛泽东虽然是在建国后第一次来到杭州，第一次来到刘庄，但他下了车还是十分高兴地对卫士们说：

“到家了。”

罗瑞卿、杨尚昆住南山路113号，这里解放前是蒋介石的别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几位秘书住北山路84号30号楼，这幢房子曾是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的别墅。

欲知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的活动情况及其以后如何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请看本传第七卷：九天揽月。

东方翁曰：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日起，毛泽东亲自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4个野战军继续横扫国民党军残余；与此同时，公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禁娼戒毒的果断措施。接着，毛泽东又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革命运动；继之还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果真是五洋捉鳖也。禁娼戒毒，娼妓、烟鬼瞬间绝迹；土地改革，农民无不欢欣鼓舞；镇压反革命，数十万敌特束手就擒；抗美援朝，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伪军等组成的“联合国军”俯首讲和；“三反”、“五反”，大小贪官和“五毒”奸商纷纷落马。可以说，毛公领导的每一次运动无不是轰轰烈烈，旗开得胜。短短4年间，九州处处海晏河清，盗贼亡种；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且有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心思公，奋发向上，营私为耻；真可谓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观。以其思想、智慧和凝聚力，能使数万万人民在思想上大一统，劲儿往一处使，步子往一条道上奔，有大作为之如此者，舍毛公其谁也！读史至此，岂不令人拍案叫绝！

目 录

第七卷 九天揽月（1953年12月27日—）

第1章 1953年12月27日—

第2章 1954年1月—

第3章 1954年3月—

第4章 1954年6月—

第5章 1954年8月—

第6章 1954年9月—

第7章 1954年10月—

第8章 1954年11月—

第9章 1954年12月—

第10章 1955年1月—

第11章 1955年3月1日—

第12章 1955年3月31日—

第13章 1955年5月10日—

第14章 1955年5月25日—

第15章 1955年6月—

第16章 1955年7月—

第17章 1955年9月—

第18章 1955年10月—

第19章 1955年11月—

第20章 1955年12月—

第21章 1956年1月—

第22章 1956年2月—

第23章 1956年3月—

第24章 1956年5月—

第25章 1956年8月—

第26章 1956年9月15日—

第27章 1956年9月30日—

第28章 1956年10月—

第29章 1956年11月—

第30章 1956年12月—

第31章 1957年1月—

第32章 1957年3月12日—

第33章 1957年3月19日—

第34章 1957年4月10日—

第35章 1957年4月25日—

第36章 1957年5月—

第37章 1957年6月8日—

第38章 1957年6月28日—

第39章 1957年9月—

第40章 1957年10月3日—

第41章 1957年10月15日—

第42章 1957年11月14日—

第43章 1957年11月19日—

第44章 1958年1月5日—

第45章 1958年1月23日—

第46章 1958年2月1日—

第47章 1958年2月14日—

第48章 1958年3月16日—

第49章 1958年3月27日—

第50章 1958年4月—

第51章 1958年5月4日—

第52章 1958年5月25日—

第53章 1958年7月12日—

第54章 1958年8月4日—

第55章 1958年8月8日—

第56章 1958年8月9日—

第57章 1958年8月14日—

第58章 1958年9月1日—

第59章 1958年9月8日—

第60章 1958年9月16日—

第61章 1958年9月22日—

第62章 1958年10月19日—

第63章 1958年11月7日—

第64章 1958年11月23日—

第65章 1958年12月21日—

第66章 1959年3月5日—

第67章 1959年3月17日—

第68章 1959年4月15日—

第68章 1959年5月26日—

第69章 1959年6月20日—

第70章 1959年6月27日—

第71章 1959年7月10日—

第72章 1959年7月21—

第73章 1959年7月24日—

第74章 1959年8月2日—

第75章 1959年8月10日—

第七卷 九天揽月（1953年12月27日—）

第1章 1953年12月27日—

“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

话说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带着一个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小组来到杭州。自此，他两个多月没有公开在媒体上露面，官方称他去休假了。

关于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汪东兴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1953年底，毛主席到杭州去搞宪法。他住在刘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也住在刘庄，他们到北山办公。毛主席喜欢爬山，每天12点左右起床，吃点东西就去爬山。他宣布一条，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有一次我们爬上玉皇顶，用了两个多钟头。以后又上了南高峰、北高峰、六和塔，还上了凤凰山。田家英说，他们就靠主席爬山的时候改宪法稿子。毛主席有一次问我们，在杭州看风景哪里最好？我们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主席说：在山顶看，风景最好，杭州全景尽收眼底。西湖是一个锅，杭州市区是锅边。毛主席还考我们：哪个朝代在这里建都？雷锋塔为什么建在这里？美国的首都为什么在华盛顿，不搬到纽约？等等。和毛主席在一起，我们增加很多知识。毛主席爬山，有毅力，风雨无阻，坚持锻炼，说得到就做得到，要改变他的主意很难。说今天下雨，不上山了。他说，去，带上雨伞。说路滑，他说拄上竹棍。毛主席喜欢杭州，主要是气候好，空气新鲜，靠水边。毛主席喜欢水。他为什么喜欢中南海？因为有水。”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是这样回忆的：“有这么一天，主席比较早就醒了。他对我说：‘我现在想爬山。’我建议他去爬丁家山。这是刘庄旁边的一座小山。主席说“‘我不爬小山，要爬大山。’我去找叶子龙、汪东兴、罗瑞卿、王芳商量，大家觉得还是爬丁家山。主席一听，这么多人都不同意他爬大山，只好听从。丁家山不高，大概有一二百级台阶。主席爬的时候，跟走平路似的，一会儿就爬完了，没有尽兴。第二天，主席睡醒以后还要爬山。我们商量后，建议他爬桃花岭。以后，又爬了宝石山、梯云岭、葛岭、栖霞岭等。这些山比丁家山高一些，大约是海拔200米左右。再以后，还爬了炮台山、凤凰山、狮峰、天竺山等。在制定宪法的繁重工作中，主席抽时间坚持爬山，充分体现了一位伟人的毅力和胸怀。这是主席在建国以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集中，也是最有特殊风格的一次爬山活动。”

毛泽东的随行摄影记者侯波在回忆中也说：“跟随毛泽东爬山，是我和他在一块时最愉快的时刻。他不喜欢人搀扶，拿着一根竹竿当手杖，说这是他的‘第三条腿’。他边走边和我们聊天，了解我们每个人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提出很多问题让大家回答，给大家讲一些知识性和趣味性的问题，古今中外，天南海北都有，引发大家读书学习的兴趣。他谈笑风生，大家也无拘无束。这种时候，他是我们慈爱的长辈，是我们敬重的老师。”

负责警卫工作的王芳回忆说：“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在北山路84号30号楼办公。在他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和文件，其中包括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宪法译本，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译本。这些都是当时主席阅读研究的内容，起草新宪法参考的资料。主席工作起来精力非常集中。他在思考研究问题时，会到忘我的地步。一天下来，他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这些烟蒂短到不能再短，因为主席抽烟的习惯是抽到快要烧着指头了，剩下的再用烟嘴继续抽，一直抽到烟熄了才抠到烟缸里去。主席下班后茶杯总是空的，他喝光了茶水后，连茶叶也掏出来吃了。他说茶叶有营养，倒了可惜。”“我们在搞警卫工作时，为了保卫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在安排他去的地方，有时搞了一些诸如对群众进行疏散、控制，甚至清场等安全措施，致使主席不能随时见到群众、接触群众、了解群众的思想和要求。这使主席感到很不满意，几次向我们提出批评。他还说，我们党和群众的关系，就是鱼水关系，脱离群众，就像鱼离开水，活不成了。我们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不是高人一等，不能脱离群众，更不能欺压群众。这里有个立场问题，也有个感情问题。我们共产党人要时刻牢记，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

闲话打住，且说毛泽东到杭州的第二天，对王芳说要出去走走，王芳就陪他去了一个叫云栖的地方。云栖环境幽静，满山修竹，溪水潺潺。王芳在前面带路，从入口处一直走到最里边。毛泽东非常高兴，他抬头挺胸，双目远视，脚下路面坑坑洼洼，也不理睬，只管跨着大步往前走。王芳见路面不平，且长满杂草，中央还有一堆粪便，惟恐毛泽东踩着粪便，便提醒他说：

“主席，当心前面有粪便。”

毛泽东停下脚步朝王芳笑着说：

“你大概不是贫下中农？”

“我是中农。”

“你过去没有干过农活吧？”

“小时候在地里干过轻便活，重活没有干过。”

毛泽东“哦”了一声，微笑着说：

“怪不得你害怕大粪。农民看到了就会把它捡起来，拿回去当肥料，给庄稼施肥时还要用手抓大粪。在路上看到大粪有什么好害怕的？”

12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对叶子龙、王芳说，要去看看钱塘江。王芳还以为他要去观潮，就说：

“主席，现在不是看潮的时候。”

毛泽东说：

“不是看潮，是去看江堤。”

王芳立即通知杭州市公安局易成铸，要他带人去实地勘察一下，选好地段。

第二天下午，天气比较冷，毛泽东穿了件大衣，乘车沿杭沪公路过了杭州七堡，就停了下来。这里靠钱塘江堤大约有六七十米。毛泽东走上江堤，沿堤坝步行了一里多路。这一段堤坝大概是在晚清年间修的，在长方形的石块与石块之间，用特制的铁条紧紧扣住，比较牢固。毛泽东看了一遭，显然很满意。

12月30日晚，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邀请毛泽东吃饭，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

原来，江青到杭州后曾对王芳说：“12月26日是主席的60大寿，可他不愿人家向他祝寿，所以就在车上过了一天。但我们得有个表示。元旦快到了，是否请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请主席吃顿饭，以此向主席表示祝寿。”王芳遂将江青的建议告诉了浙江省委谭启龙等人，大家觉得是个好办法，就在12月30日邀请了毛泽东。

在这次晚宴的餐桌上，除了平时常见的饭菜外，还特地摆上了花生、红枣和面条，有庆贺华诞、祝愿长寿之意。席间，众人轮流向毛泽东祝酒，气氛热烈愉快，毛泽东高兴地一一作答。平时很少喝酒的他这一次倒喝了不少。

晚宴快结束时，毛泽东见面前的酒杯里还剩有茅台酒，就对坐在同桌的王芳说：

“这里还有4杯酒，不要浪费掉，我看还是请王厅长喝掉它。”

王芳不好推却，便鼓起勇气把4杯酒一口气喝了下去。毛泽东高兴得大声说：

“好，这就好！”

饭后，大家围着兴致很高的毛泽东聊天。罗瑞卿指着王芳说：

“王芳同志的名字应该改一改。一个山东大汉，名字怎么像女人似的？认识的还好，不认识的还以为是个女同志呢。”

王芳当即表示同意改名，把草字头去了。不过，他又说：

“我改名字要报上级批准，因为我这个省公安厅长，周恩来总理在签署的任命书上写的是‘王芳’，所以改名必须得上级批准才行。”

酒后的毛泽东红光满面，他指着王芳风趣地说：

“你们同意，我不同意！你山东绿化这么差，到处荒山秃岭，山上不长树，有的连草都不长。你王芳头上刚刚长了一棵草，就要除掉它，我不同意。什么时候山东绿化搞好了，你再改名字。”

他这一番话说得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1954年1月1日，黎锦熙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推广注音字母的意见。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我同意您的推广注音字母的意见，具体解决，请向文字研究会商洽。”

元旦过后，毛泽东第一次去爬莫干山，陪同他的是王芳，还有一个刚到警卫处没几天的干部。此人叫伍一，毛泽东不认识伍一，就打量着他，微笑着问王芳：

“这是谁呀？没见过嘛！”

王芳回答说：

“主席，这位是刚调来的警卫处处长。”

伍一诚惶诚恐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你叫什么名字？”

毛泽东问伍一，并伸出他那宽大的右手。

“报告主席，我叫伍一。”

伍一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行了一个军礼，连忙伸出双手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幽默地说：

“噢！你这名字好哇，又好记又伟大，全世界人民每年都要为你开庆祝大会。很好，以后我就叫你‘劳动节’喽！”

伍一怕毛泽东把他的名字理解错了，赶紧解释说：

“主席，我这‘伍’是‘五’字前加个单‘人’旁。”

毛泽东听罢，哈哈大笑，他说：

“对呀，你和伍修权是本家，你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嘛。”

他的幽默和随和，顿时驱散了伍一的紧张情绪。此后，伍一就经常陪着毛泽东去爬山、散步、游泳。

且说毛泽东上得山来，在蒋介石退到台湾前住过的美庐别墅里休息。吃午饭时，他望着眼前郁郁葱葱的风景，又想起了王芳改名字的笑话，就说：

“莫干山应当成为全国绿化的典范，你山东一半地方的绿化像莫干山，你的名字就可以改了。”

从莫干山返回途中，毛泽东余兴未尽，遂口占一绝：

七绝·莫干山

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诗文中所说的“七人房”，是指他和从人乘坐的汽车。诵毕，他又拿起英文教程，带着几分乡音，开始了外文朗诵。

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人们还在睡梦中。毛泽东又工作了一个通宵，他对王芳说：

“去新登吧，看看那里的农业合作社。”

王芳等随行人员拥着毛泽东分乘4辆轿车，径直到了新登。此时的天气还很冷，路边积水结了冰。毛泽东下了车，脚踩在冰碴子上咯咯作响。他手拿一根竹杆，走在前面，步行了3里多路，才来到了一个村子旁边。王芳请他戴上口罩。毛泽东便戴上口罩，大步进村。

这个村子有10多户人家，大多数人姓王，又因村旁有一个舂米的水碓，所以就叫王家水碓村。早在1953年初，这个村的农民们就自发地组织了农业合作社。

毛泽东在村口和一位老大娘拉了一会家常，便朝着她所指的民兵连长兼会计的王关林家走去。一行人来到王关林家，王关林及家人热情地招呼着客人。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王关林的年龄、家庭出身和生活情况。王关林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又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农民是不是都是自愿入社的？中农的耕牛、大型农具如何折价？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算账？”。

王关林介绍了中农入社的情况，又说：

“农民入社都是自愿的，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原来有几户中农担心吃亏，不想入社，看到我们增产增收，都要求入社。”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的。”

王关林还告诉毛泽东：

“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造田地，生产很好。过去水稻亩产只有200斤，现在可达到400斤。今年在农技部门指导下，开始试种连作莰稻，这样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达600斤。”

毛泽东问了连作莰稻插种时间与方法，连说：

“好，这要好好地推广。”

由于他戴着口罩，王关林和家人始终都没有认出眼前这位亲切的老人就是毛泽东。王芳见王关林家门前的人越来越多了，便催说可以回去了。

“不忙。”

毛泽东说罢，又向社员们询问了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就像久别的老农回到了老家一样。临走时一大群干部和社员拥着他，一直送到村口。毛泽东辞别大家，离开了王家水碓村。他对随行人员们说：

“我们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不能脱离的，脱离了他们是永不翻身的。那种心中没有农民的倾向和恶习，要坚决克服掉。”

这一段时间，毛泽东还有一个“失踪”的小故事，不能不说。那是在一个下午的4点半，他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对王芳说：

“老毛病又犯了，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我们出去走一走。”

天已晚了，到哪里去比较合适呢？毛泽东的习惯是说走就走，不容迟疑。王芳脑子里迅速思索着，决定到钱塘江边上的钱江果园去。那里的梨花已经开了，地势比较平缓，山坡不陡，路也不太远，转一下回来吃晚饭还来得及。他们一行数人立即陪毛泽东乘车来到钱江果园。毛泽东健步走上北边的山坡顶上，回身南望，眼前是一片雪白的梨花和长势良好的小麦、油菜。空气中散发着甜甜的清香。他显然很高兴。王芳在前面带路，他在后面走。王芳知道毛泽东有个从不改变的习惯，就是不走回头路，所以他从山坡的西侧领路上坡，准备从山坡东侧下坡回去。毛泽东停住了脚步，朝王芳笑笑说：

“要回家？还早呵！你们不累吧？继续往前走。”

说着，他迈开大步朝狮子峰方向走去。到了狮子峰山顶，毛泽东才歇下脚来。这里是狮峰龙井茶的产地，在坡地上，一层层，一片片，远近几千亩茶山，在早春的夕阳下映得格外清新。毛泽东活动着胳膊，深深地呼吸着，好长时间，他又向五云山方向走去。

五云山在杭州西南方向，钱塘江北边，离市区有七、八公里。这里群山连绵，峰峦叠彩，风光宜人。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王芳想劝劝毛泽东回去，但毛泽东不走回头路，往前走，路还长着呢。他心里暗暗着急。

五云山是这里最高的一个山峰，海拔近400米。毛泽东上了山，伫立山顶，举目远望。太阳已经落山了，西边的天上映出大片彩霞，南望钱塘水，滔滔东去，东眺西子湖，平明似镜。五云山顶有一个庙，毛泽东和王芳等人在庙前拍了一张照，天逐渐暗下来了，大家还想再照几张，已经来不及了。王芳催毛泽东抓紧赶路，因为下午出来时家里不知道，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了，还不见毛泽东回去，他们肯定会着急。可是毛泽东却说：“不忙。”他点上一支烟，慢悠悠地吸着，眼看着五云山下暮色苍茫，峰峦起伏，烟云缭绕，几处农户已经亮起了电灯。毛泽东还不想走。不知他是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还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或者是在酝酿一首诗词。

大家都感到有点累了，渴了，可毛泽东却丝毫没有疲劳的表示，下五云山时，仍然大步往前走着。北京来的几位警卫干部不知道脚下是什么地方，还要向什么地方走去？他们已经辨不清所在的方位了。四周是荒山野岭，走的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有的地方被水冲了，根本无路可走，加上天已全黑了，他们几乎在摸黑行进。不一会儿，前面真的无路可走了。王芳说，

“主席，不行，前面没有路了。”

毛泽东说：

“鲁迅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这里没有路，我们给杭州人民走出一条路来。”

他是从来不怕任何困难的，越是困难越要挑战。他加快步伐往前走去。王芳赶紧走上前去探路，越过几道被大水冲成的土坎和乱石，接着是陡坡，因泥土潮湿，有点打滑。由于树木长得茂密，他们连星光也借不到了。毛泽东两手搭着王芳的肩膀，王芳则凭着脚底的感觉，一步一步探着往下走。毛泽东个头又高又大，份量压在王芳肩膀上，王芳如脚底滑倒，就有和毛泽东一起滚下山去的危险。他只得挺直腰板，稳住全身，一步一步地往下移动着，过了五云山，又上了天竺山，这里地势比较平缓了。荒草中的小路依稀可以辨认。毛泽东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休息。幸亏有个警卫员身上带了一壶水，给他喝了两杯。大家又饥又渴又疲劳，但看到毛泽东这么大年纪了，走了这么多路，还没有疲劳的表现，还显得那么高兴，便谁也不肯说累，个个显示精神振奋，毫无倦意。

此时已经是下午6点钟了，毛泽东住所的工作人员，仍不见他回来，便打电话问他办公的地方。对方回答说，主席下午4点半已出去了。他们又问罗瑞卿、杨尚昆，罗瑞卿等也说不知道。

下午7时许，毛泽东还没有回来。罗瑞卿和杨尚昆急忙赶到刘庄，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谁也说不清楚。

罗瑞卿、杨尚昆赶紧派出几路人马去寻找，同时又打电话到几个公安执勤点查询。时间到了晚上8点多，还是不见毛泽东的踪影，也没有任何消息。罗瑞卿、杨尚昆急得团团转，头上直冒汗。不知道毛泽东到底去哪里了，路上会发生什么问题，万一有个什么长短，这天大的责任谁能承担得了！

正在此时，王芳叫人通过浙江省公安干校给住地打来了电话，告诉了毛泽东现在的方位。正在焦急万分的罗瑞卿、杨尚昆，立即赶到上天竺把毛泽东一行人接了回去。回到住地已是晚上8点半了。一到住地，罗瑞卿就对叶子龙和王芳发作起来，严厉地批评他们不打招呼，太大意了。他还对王芳说：

“对主席的安全，不能有半点疏忽。”

后来，毛泽东在1955年第二次上五云山时曾即兴吟诗一首《七绝·五云山》，诗云：

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

诗人的情怀已经与五云山融为了一体，他的声音也与山中的啾啾鸟鸣汇成了别致的合唱。毛泽东用诗歌赞美杭州的自然风光，表达了他对第二故乡的深情热爱。

1月7日，毛泽东约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伊·费·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到杭州会见。他在北山路84号一幢平房里（这里是毛泽东后来主持起草宪法的办公地方）和捷沃西安、尤金谈了话，他说：

“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当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

毛泽东指指出生于陕西韩城的翻译师哲，又指着自己说：

“秦就是他们陕西，楚就是湖南。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他说的陕西就是暗喻高岗，两个苏联人听了，都感到莫名其妙。

尤金后来在回忆中还说：“谈到中共内部情况时，毛泽东说最近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有某些人想挑拨政治局委员之间的关系，有人想对某些政治局委员的偶然失误与错误找出规律，从而贬损他们。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在研究这问题，始终牢记党员的团结是解决它面临问题的关键。中央现正就党的团结一致制定专门文件。这个文件不会公开发表。在今后两三个星期内即可完成这个文件。毛说在完成这个文件后，他会下令向我通报其内容。”

1月7日下午，杨尚昆将北京送来的《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及刘少奇的一封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罢，随即召集陈伯达等人对决议草案作了修改，还征求了在杭州休养的林彪的意见，尔后就建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问题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信及决议草案收到。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1月下旬为宜。议程可有3个：

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

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可分为3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1月25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余请尚昆同志面报。

毛泽东 1954年1月7日

毛泽东写完信，仍觉得有话没有说完，于是又加了下列附言：

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3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它都可不公布。又及。

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同高岗的斗争，毛泽东开始始终抱着团结的愿望，所以要求在正式的决议里，“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经过考虑，又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少奇同志：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毛泽东 1月7日

1月7日晚，杨尚昆带着毛泽东给刘少奇等的两封信和杭州方面对《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返回北京。

毛泽东让杨尚昆带到北京的修改意见里有这样一段话：“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1月8日凌晨，毛泽东又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于7日下午10时由此返京，9日可到，带有修改了的决议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建议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议以示慎重，目前大多数中委在京，召开全会甚为容易，请待尚昆到后会商酌定。

毛泽东 1月8日上午3时

1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起草了一个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并中央各部、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党组、军委总政、全国总工会、青年团中央：

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的报告很好。他们对目前开展体育运动的方针和各项工作意见，中央认为是正确的。现将这个报告发给你们参酌执行。

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特别是当前国家已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人民有健康的身体，但现在人民健康状况还远不能适应各项工作的需要。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除了加强卫生工作和逐步改善劳动、学习等条件外，开展体育运动确是一种最积极的有效的方法。不仅如此，体育运动并且是培养人民勇敢、坚毅、集体主义精神，和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当着我们国家正在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而奋斗的时期，加强体育工作就有更重大的意义。4年来，人民的体育运动已有初步开展，获得了一些成绩，但因过去的基础太差和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由于很多人不了解体育运动的重要意义，这就使得体育运动的开展远远赶不上客观的需要。人民的体育运动还是国家的一项新的事业，各级党委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加强领导，协助政府配备必要的干部；建立和充实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根据中央体委党组所提出的方针和任务，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领导和推动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使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首先在厂矿、学校、部队和机关中切实地开展起来。各级党委应将体育工作作为宣传部门的业务之一。青年团应该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并在这个工作中起骨干作用。工会应具体领导厂矿、企业中的体育工作使之得到正常地开展。军委总政治部亦应在全军中注意展开群众性的体育运动。

此件和中央体委党组给中央的报告，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1954年1月8日

1月9日，毛泽东召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第一次会议，“五四”宪法起草工作正式开始。

此前，他和小组成员广泛地阅读和研究了中国和世界各国各类宪法，既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在这次小组会议上，他指示宪法起草小组人员说：

“起草宪法时要坚持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同时在具体条文上又要体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要简单、明了。”

负责安排毛泽东一行住所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后来回忆说：“毛主席住在刘庄1号楼。每天午后3点，他便带领起草小组驱车绕道西山路，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路84号的办公地点。当时北山路84号大院30号是由主楼和平房两部分组成。主楼先前是谭震林一家居住的，谭震林调到上海后，我家搬进去了。我们让出后，毛主席就在平房里办公，宪法起草小组在主楼办公，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1月15日，毛泽东给在北京的刘少奇等人发了一封电报，提出了关于宪法从起草到通过的整个计划和流程的设想。他写道：

“宪法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已于1月9日开始，计划如下：1、争取在1月31日完成宪法草案初稿，并随将此项初稿送中央各同志阅看。2、准备在2月上半月将初稿复议一次，请邓小平、李维汉两同志参加。然后提交政治局（及在京各中央委员）讨论，作初步通过。3、3月初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3月份内讨论完毕并初步通过。4、4月内再由宪法小组审议修正，再提政治局讨论，再交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5、5月1日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公布，交全国人民讨论4个月，以便9月间根据人民意见作必要修正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最后通过。”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开列了一个关于中外各类宪法的书目，共有10种，要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抽时间阅读。他写的是：

“1、1936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2、1918年苏俄宪法（见政府办公厅编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一）。3、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见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该书所辑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4、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1923年曹锟宪法，1946年蒋介石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三，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型）。5、法国1946年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四，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

1月1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的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要求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对雇佣10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纳入公私合营轨道，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将公私合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毛泽东基本赞成这个计划，在批示中写道：

“10年搞掉10人以上的私营工厂，这没有什么急躁冒进。已过了4年，天下小变；再过4年，天下大变。改造10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可能不要10年，也许只要7年。明年一定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猛进还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打泡泅（指游水——笔者注），淹不死人’。”

1月18日，毛泽东就征求对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意见致电刘少奇并书记处：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中央全会既定本月30日开会，还有十几天时间，为使在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参加会议的同志事先有所准备起见，建议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即日用电报发给他们阅看，如有因病因事不能到会的，请他用电报表示意见。同时可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意见，以供全会参考。又张闻天同志宜通知他到会。以上请酌定。

毛泽东 1月18日

1月21日晚上10时，杨尚昆从北京回到杭州刘庄，带来了一些文件和高岗的一封信，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1月22日晚8时，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他在电文中写道：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 1月22日

1月23日零点10分，天上下起了几十年以来罕见的大雪，霎时间，天地苍茫，远近一色，整个杭州成了一个银的世界。在天亮时分，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往毛泽东住处打了一个电话，问李银桥：

“主席起来了没有？我们好派人去扫雪。”

李银桥告诉他说：

“扫不得，不但扫不得，还动不得。这是主席的指示。我因扫雪还挨过批评。”

7点多钟，毛泽东头戴浅灰色呢帽，内穿黄呢中山装，外罩灰色呢子大衣，走出户外，小心翼翼地踏着雪，来到一棵树下，仰起头凝视着树上的琼枝银花。过了一会儿，站在他后面的李银桥提醒说：

“主席，靴里的雪一会儿都化成水了，回去看吧。”

毛泽东兀自沉醉在雪的世界里，轻轻地摇摇头，喃喃地说道：

“化了，就看不成了。”

说罢，他迎着寒风，迈着轻轻的步子，朝西湖那边走去。卫士们只好跟在他的后边，非常小心地踏着他的脚印向前走，生怕再破坏了雪景。

西子湖畔和远近的群山，都披上了银装。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湖边，驻足观赏苏堤雪景。尔后，他两手交叉在身前，含笑站立在西湖边的石栏处，让侯波为他拍照留念。侯波抓住毛泽东凝眸远望的一刹那，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拍摄了《毛泽东在杭州》的雪景照片。

随后，意犹未尽的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登上住所后面的小山，远眺西湖的雪景。

1月25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第一次找高岗谈话，与高岗的斗争正式开始。

欲知此次党内斗争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刘、周、邓与高岗的第一次谈话，是高岗“倒刘”活动由进攻到败退的转折点。这次谈话已经不是毛泽东嘱咐的“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了，更不是“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的“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而是两个联盟之间的决战开始了。高岗败就败在他在财经会议上把“新税制”问题作为突破口，向刘少奇发起进攻。他忽视了一点，“新税制”是薄一波提议的，说到底是个思想认识问题，可先后批准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和政务院，则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而且能指挥《人民日报》为之大力鼓吹，绝不是薄一波所能主导的。尽管高岗张冠李戴，把责任推到刘少奇身上，可坐在一旁的周恩来、陈云难免如坐针毡。高岗觊觎刘少奇的接班人位置，他人又何尝不觊觎他的高位？这就加速形成了另一个比高、饶联盟更具实力的联盟，高岗的败亡已经为期不远了。

第2章 1954年1月—

“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

话说1954年1月25日下午，负责京杭之间联络的专机飞抵杭州，给毛泽东带来了一些文件，包括刘少奇写的自我批评稿。

是日晚，毛泽东与杨尚昆谈话，又与刘少奇通了电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杨尚昆与陈伯达商量修改刘少奇的自我批评稿。

1月26日下午5时30分，毛泽东约来杨尚昆，谈文件修改事。

1月27日下午，毛泽东参加讨论文件。尔后，毛泽东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写了一封信：

刘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关于文件修改情形及我的一些意见，尚昆同志向你们作报告。我和其他同志在这里都好。敬礼！

毛泽东 1月27日

1954年2月1日，杨尚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提交了中共关于党的团结问题的文件。这份文件将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讨论，并形成决议。

2月2日，刘少奇和周恩来向尤金做了详细通报，点了高岗的名，相当详尽地谈到了事件的经过：高岗的罪名是派性，有野心，过分抬高自己在中共党史上的军事统帅地位，诬蔑刘少奇等；高岗可能承认错误，但可能不是真诚的，也可能以自杀威胁党。

周恩来并将高岗事件与苏联贝利亚事件相提并论，他说：

“贝利亚事件迫使我们特别注意在党内提高警惕。”

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第2次与高岗谈话。

这一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与饶漱石谈了话。

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主持了会议。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大会上发言，全面地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

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全会正式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学习、宣传和贯彻总路线的群众运动。

2月13日，刘少奇和周恩来向尤金作了关于高岗问题的通报。他们说高岗的问题比饶漱石的问题严重，因为他没有真诚悔改之意，并仍以自杀相威胁。高岗承认想推翻刘少奇，但声称他并无意占据仅次于毛的位置。作为悔过的姿态，他表示准备离开领导岗位，成为普通公民。但是党认为高岗没有做认真的坦白，必须再开一次会给他机会承认错误。

2月15日，刘少奇为核查在全会上揭露出的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决定每天用半天时间，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要高岗、饶漱石也分别参加座谈会，让他们听取对他们的批评，同时，要让他们在会上作检查。

在座谈会期间，高岗并没有像他在全会上表示的那样去做，而是一直表白他是清白的，没有任何反党阴谋。

2月17日中午，高岗在座谈会上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要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旁边的人抓住了他的胳膊，子弹射穿了天花板。他第1次自杀未遂（据杨尚昆说，高岗是触电自杀未遂，座谈会中断了一天）。

2月17日这一天，宪法小组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细致的工作，写出了宪法草案初稿。

是日晚，毛泽东就宪法初稿的讨论和修改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各同志拍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写道：

刘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现将宪法初稿5份派人送上，请加印分送政治局及在京中委各同志，于2月20日以后的一星期内，开会讨论几次，交小平、维汉两同志带来这里，再行讨论修改，约7天左右即够。然后，再交中央讨论，作初步决定（仍是初稿），即可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因此，小平、维汉原定20日动身来此的计划，可推迟到月底动身。送初稿的人明（18）日动身，20日可到北京。

毛泽东 2月17日下午10时

是日晚，刘少奇打电话通知毛泽东，高岗中午自杀未遂，并谈了政治局讨论的意见。

2月18日，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张一平，专程到北京将宪法草案初稿送给刘少奇。

2月24日凌晨，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少奇同志：

兹将宪草初稿第二章以下二读稿及宪草小组报告送上，请印发各同志阅看。

毛泽东 1954年2月24日上午2时

2月24日下午，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封短信，他写道：

乔木同志：

今天所谈可作修改的地方，请于明日加以修改，并由小组各同志商酌一次，于明夜24点以前打好清样送我，准备后天（26）送给中央。

毛泽东 2月24日

2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结束。以刘少奇为临时主持的中共中央决定：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分别在家里写书面检查。在东北和华东两个地区，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

这一天，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提纲中写道：

“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了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自杀道路。”

周恩来列举了高岗的9条阴谋活动和罪行，这9条是：

1、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荒谬理论，及制造所谓‘军党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2、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3、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4、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封官许愿，以扩大自己的影响，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5、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6、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7、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8、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9、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在为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2月26日凌晨，毛泽东就宪法草案三读稿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各同志写了一封信：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为便于中央在这几天讨论宪法草案，这里的小组赶于两天内又作了一次修改，称为三读稿，现送上，请照此印发中央各同志阅看。

敬礼！

毛泽东 1954年2月26日上午2时

2月底的一天，毛泽东又一个晚上没有睡好觉，提出要去爬山。他在谭震林、罗瑞卿、柯庆施、谭启龙、张耀祠、王芳及卫士的陪同下，去爬玉皇山。

玉皇山原名育王山，耸立在西湖与钱塘江之间。山下有滑杆，是预备给上山的游客乘坐的。毛泽东爬山从来不肯坐轿，警卫人员就悄悄从驻军那里调来两匹马，准备让他在中途累了的时候骑。毛泽东见后面跟着两匹马，就问是干什么用的。当他知道用意后很不高兴，说：

“我爬山还要去部队调马，像什么话？把马送回去！”

这一天，天上下着毛毛细雨，山上的游人很少。山腰有一紫来洞，毛泽东一行在洞前俯瞰山下的八卦田。有人说南宋皇帝祭祀先农的时候，就在那田里做做样子，亲耕一番。

山上有个福寿观，毛泽东在观外兜了一圈，便步入观内。观内的主持是一位盲人，说他是道士吧，他还光着脑袋，像个和尚。毛泽东面壁看了一番，来到供游人烧香拜佛抽签的供桌前。供桌上没有点香，只摆着一桶卦签。毛泽东朝那卦签望了片刻，伸手上去抽出一支，看了一眼，便笑出了声。谭震林、罗瑞卿等人围了过来，毛泽东笑着把卦签递给罗瑞卿，罗瑞卿看了也笑起来，将卦签递给谭震林，谭震林看了也笑着递给其他人，众人传看一遍，又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再看，随手扔在地上。卫士张木奇觉得好奇，等毛泽东等人出门的时候，他从地上捡起卦签匆匆看了一眼，便悄悄地揣入兜里。回到住处，张木奇掏出卦签细细观看，这是一个竹片上贴着的版印的纸签，内容是“此命权威不可挡，紫袍玉带坐朝堂”，还有一句是什么娶妻3房的话。难怪毛泽东和众人发笑了。

2月28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提纲作了一个批示：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恩来同志2月25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

毛泽东 1954年2月28日

毛泽东所说的在提纲中作的修改内容是：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1954年3月1日，毛泽东复电给杜平等，召回正在板门店参加停战谈判的乔冠华参与参加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的筹备工作，他在电文中写道：

杜平、乔冠华同志并告金首相、彭司令员：

2月28日电悉。

一、为了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同意李克农同志意见，乔冠华、黄华同志迅速回京，参加筹备工作。乔、黄过平壤时应向金首相报告工作并请示意见。

二、同意代表团党委改组，由丁国钰同志任党委副书记；以后向北京、平壤的报告请示改由李相朝、杜平、丁国钰3同志署名。

三、因杜平同志尚不能完全离开部队工作，故在杜不在开城时，党委工作即由丁国钰同志负责（柴成文同志协助），向北京、平壤的报告请示即由李相朝、丁国钰二同志署名。在工作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丁国钰、柴成文二同志可以轮流回国休假。

毛泽东 1954年3月1日

3月2日，毛泽东以短函嘱咐田家英，他写道：

家英同志：

一、杨秀生信请抄转长沙杨开智先生，询问信内所述情况是否属实，我完全不记得了。

二、今年寄杨家补助费1200万元，上半年的600万元（旧币）宜即寄去，请予办理。

三、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毛泽东 3月2日

后来，杨开智收到田家英的询问信后，立即去办这件事，然后回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据此在4月份给李淑一汇去了一笔钱，帮助杨开慧的这位朋友。

3月4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批准中财委（资）《关于一九五四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暨中财委（资）《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并各有关财委，并发政府财经各部党组：

中央批准中财委（资）《关于一九五四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暨中财委（资）《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并认为中财委（资）对扩展公私合营工业所提出的政策原则及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工作方针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和适当的。希望各中央局、各省、市委据此进一步研究和制订各大区、省、市1954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正式计划，各省、市委并应据以制订分期的具体执行计划，按中财委（资）报告中所规定的审批程序批准执行；报告中提出的有关问题，请有关主管部门负责办理。

必须指出：过去几年来，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我们已经作过不少工作，但这方面的经验系统地加以总结不够，各种必要的章程和办法还需要逐步制订，望各省、市委，对此加以重视，尤要组织适当力量进行调查研究，为制订1955年至1957年的3年计划和1955年的年度计划作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中财委（资）《关于有步骤地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1954年3月4日

3月9日，宪法起草小组完成了宪法“四读稿”，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宪法起草工作第一阶段的工作结束了。

有一天，毛泽东和王芳及摄影师侯波一行人再登玉皇山，他们边走边谈论着《红楼梦》。

毛泽东问侯波：

“你现在看什么书啊？”

侯波说她看的就是《红楼梦》。毛泽东说：

“看得懂吗？”

“看故事呗。”

“要好好看，看3遍、5遍！”

“看3遍？我一遍还没看完呢。”

“哎，要仔细看喽！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你没看到过，只能看看故事。《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是一部社会政治小说，它是讲阶级斗争的，你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呢。《红楼梦》里写了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得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

毛泽东还谈到了《西游记》，他说：

“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一块去西天取经，中途发生了矛盾，闹不团结，但经过互相帮助，战胜了妖精鬼怪，到了西天，取回了经，成了佛。我们革命不怕有不同意见，只要大家朝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目的就一定能达到。”

上得山来，侯波回头一看，山下有个房子着火了。南方的草房见了火就扑不灭。这种临时性的草房，几根木架，席子一围，茅草盖顶，着了火只需要把值一点钱的东西抱出来就行，灭火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侯波不懂得这些，着急地喊道：

“哎呀，房子着火了！”

毛泽东在山坡上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不慌不忙地说：

“着火好。烧了好，烧了好。”

侯波听他说话的口气，非常惊讶，不解地问：

“着火……还好？”

“不烧它就总住茅草房。”

“烧了人家住哪里去呀？人家盖不起瓦房才住茅草房的。”

“嗯，看来是你说的有理。那怎么办呢？烧了到哪里住呢？”毛泽东说罢，便沉思不语了，良久，他才又自言自语地喃喃道：“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侯波听毛泽东如此说，才知道此时他仍然处于现实生活和《红楼梦》的转换中，这是他独特的一种幽默情趣和开阔胸怀。眼看着山下的火已经烧尽，只剩下一缕袅袅青烟，毛泽东又说：

“唉，烧了好。烧了3年盖瓦房，不烧10年住草房。我看朝鲜还是有希望的。”

侯波感叹不已，她心里说：“伟人就是伟人，他的思想太活跃，他怎么就想到了停战不久还是一片废墟的朝鲜？他所考虑的问题与我们想的事情实在不是一个层次。”

侯波到石头缝里采了许多野花，拿到毛泽东跟前，说：

“主席，你看，这里都开花了，北京现在还下雪呢。”

毛泽东从中抽出两枝花，凝视着，问：

“这是叫什么花呀？”

“南方的花，不知叫什么花。”

“那就叫侯波花吧。”

毛泽东笑着打趣。侯波说：

“咱们建两个首都才好呢，夏天在北方，冬天在南方。”

“你这个想法不错嘛。”

毛泽东随口应付着，起身往前走，来到了福寿观。大概是警卫人员已经采取了措施，观里只有那位盲人主持。毛泽东想起上一次抽签的事，指指桌上抽签的木筒，说：

“侯波，你替我抽支签吧。”

侯波上去抱住木筒摇一摇，抽出一支，一看，说是命不好，家里家外不安宁。于是，她又换了一支说得好的，拿去让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完哈哈大笑。

福寿观里有玉皇大帝和周武王、姜太公、哪吒等人的塑像，他们都是神话小说《封神演义》里的主要人物。毛泽东看了问王芳：

“《封神演义》你看过没有？”

王芳说：

“在家读中学时看过。”

“你知道殷纣王为什么被周武王打败？”

王芳说：

“纣王宠信妲妃，乱了朝政。”

“不对。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极防御的办法。而周武王用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所以纣王败了，周武王胜了。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没有真正看懂。蒋介石搞的就是分兵防守的办法，我们用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所以被我们打败了。”

毛泽东又问道：

“你看过《三国演义》吗？”

王芳说：

“在济南读书时看过。”

“你知道关羽姓什么？”

“姓关。”

“不是，关羽原来不姓关，也不叫羽。因为关羽生性仗义，在家乡杀了人，被官兵追捕。他逃到潼关，但出关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为了安全，他便指关为姓，以羽为名，比喻自己像鸟一样飞出潼关。所以后来就叫关羽。”

这天，毛泽东本来说要在山上吃素斋，可菜一端上来，多是鱼呀鸡呀的。毛泽东说：

“怎么又吃荤菜，不是说好吃素斋吗？”

王芳说：

“主席，这是素斋，全是蔬菜做的，样子像鱼和鸡。”

3月中旬的一天，天上下着毛毛细雨，毛泽东坚持要到绍兴东湖农场去视察。

早在3月初，他在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汇报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时候，得知绍兴东湖农场通过科学种田，使当年的“放鸭畈”变成了浙江有名的高产样板田，十分高兴，当即向谭启龙表示，以后要抽时间亲自去看看。

这一天，毛泽东在谭启龙陪同下，来到东湖农场。他冒雨走在田埂上，一面细心观察，一面向农场负责人了解情况。视察结束后，他称赞东湖农场科学种田好。

离开农场，毛泽东来到东湖风景区，沿着湖的长堤，欣赏着东湖的山水：惊险的悬崖，陡峭的山壁，飞檐的亭榭，涌流的泉水，拱形的石桥。他坐在刻有“此峰自蓬岛飞来”字迹的假山旁的石凳上，一面向谭启龙询问绍兴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一面谈起东湖的景观。他又问站在一旁的刘邦俊：

“东湖水有多深？”

刘邦俊答不上来，但机灵的他把刻在东湖“仙桃洞”上的一副对联念给毛泽东听：

“洞五百尺不见底，桃三千年一开花。”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对身边的人说：

“这不是自然湖，是人工开创湖。这陡立的石壁，惊险的悬崖，不是天然而成的，而是劳动人民开采了不知多少年的石条才凿成这壮丽景观的。”

说罢，他来到室内的走廊上小憩，坐在八仙桌的上方，谭启龙坐在他的右侧。他与秘书们从科学种田和东湖的景观说起，又谈到了《红楼梦》和对《红楼梦》的研究。他说：

“《红楼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而且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里面有6条人命呢！冯渊、贾瑞、鲍二家、尤三姐、司棋、晴雯，都白白地断送了性命。‘红学’派、“新红学’派，他们借研究《红楼梦》，推销他们的主观唯心论，毒害着青年人。”

毛泽东话锋一转，又说：

“绍兴，古称会稽，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吴越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就在这个地方。近代以来，这里也出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清末女革命家秋瑾，自号‘鉴湖女侠’；另一个就是鲁迅。”

他问谭启龙：

“你去过鲁迅故居吗？”

谭启龙说：

“去过。”

毛泽东说：

“鲁迅生前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另一句是‘俯首甘为孺子牛’，你知道吗？”

“知道。”

谭启龙点点头说。毛泽东说：

“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有这种为人民甘做牛马的精神啊。”

谈话结束后，摄影师侯波为毛泽东与谭启龙在八仙桌旁合了影。

3月12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黄炎培就自己在3月1日对上海工商界的讲话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征询毛泽东的意见。并随信寄去了3月1日的讲话稿。讲稿中黄老先生借用“无痛分娩法”这个术语告诉工商界同人，进入社会主义的过程没有什么痛苦。

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写道：

黄副总理：

3月8日惠书阅悉。附件已付周总理、李维汉部长斟酌奉告。“人们”是指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不包括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不是“包括一切的”。“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上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觉得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尚请斟酌。敬颂大安！

毛泽东 1954年3月12日于杭州

接着，毛泽东又给周恩来、李维汉二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恩来、维汉同志：

此件请审阅斟酌，并告黄副总理。“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似以改为“阶级消灭，个人存在”为适宜，亦可告以非正式发表的谈话不要他在印刷品中引用，请酌。如他的讲演不登报，又碍难修改，听其引用亦无不可。他所谓“无痛分娩法”亦不甚妥当，只作印刷品不登报，亦可不改。末了引我的话之后他说“人们”“是包括一切的”，我已复告他不是包括一切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不包括在内。我复黄信只说这一点和批评无痛分娩法一点，此外说他的信已付你们二位斟酌告他。

敬礼！

毛泽东 1954年3月12日

复黄信请阅后送交。

后来，黄炎培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将讲稿中有关“无痛分娩法”的提法删去了。

3月14日下午3点30分，毛泽东和起草小组离开杭州刘庄，至晚到达太湖之滨的无锡。正在济南出席山东分局会议的陈毅立即赴无锡迎候，把毛泽东安排在太湖华东干部疗养院。夜里2点多，李银桥端来一盆开水，张木奇问：

“怎么啦？”

李银桥说：

“老头儿便秘，给他灌肠。”

张木奇把开水晃动凉了，就让李银桥端进去灌肠。

保健医生徐涛劝毛泽东注意休息和饮食的规律性及营养性，请他吃蜂蜜，说否则就容易便秘。毛泽东不听，他自有他的办法：蔬菜不让切，整株洗净了炒，保持长纤维，吃下去利大便。他还说：

“我的生活里有4味药：吃饭、睡觉、喝茶、大小便。能睡、能吃、能喝、大小便顺利，比什么别的药都好。”

“孔老夫子吃饭很讲究，”毛泽东越说兴致越高，而且有点神秘了：“他有10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不吃，食物变色变味不吃，烹调不合宜不吃，不到吃饭时间不吃，这些都很合乎卫生嘛！不过孔老夫子有病啊！”

徐涛说：

“我没注意这个问题。”

毛泽东愈发得意了，说道：

“你应该给他诊诊病，我看他有胃病。”

“你怎么看出来的？”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东西搞得那么精细不是消化不好吗？再说他常喜欢吃姜。你们西医研究不研究姜的作用？”

“中医研究的比较多。”

“姜性温，孔老夫子有胃病，用姜祛寒暖胃；老百姓不是喝姜糖水嘛，祛寒发汗治感冒。我看他还有胃下垂。”

“你怎么又给诊断出一个病来了？”

“他胃不好，又忙着周游列国，吃了饭就坐车子颠簸，还不得胃下垂？”

毛泽东说罢，自个儿禁不住笑了起来。

有一次，毛泽东牙龈发炎，肿得厉害，已经化脓了。他疼的时候用手捂着腮帮，皱着眉吸凉气，饭都吃不下去。徐涛学着毛泽东以前说过的话：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

毛泽东一听就笑了。徐涛说：

“这次可真是病了，牙床化脓，淋巴肿大，你得吃药，吃抗生素。”

“我不用药。”

毛泽东连连摇头，一边还疼得直吸凉气。徐涛说：

“别讳疾忌医啊，这是你常说的话。”

“我不忌医我忌药，你有不用药的办法吗？”

“病重了不行，重了必须吃药。吃抗生素很快就可以好。”

“我不吃药。靠吃药，自身的抵抗力就没发挥作用，就得不到锻炼。应该调动自身抵抗力对付外来侵略。总用药抵抗力就会衰退，再有细菌侵入就要出大乱子。只有经过斗争抵抗力才能变强大。”

“照这样说，还生产药干什么？”

“只有抵抗力不行时，才用药助他一臂之力，反败为胜。这次我要看看我的抵抗力能不能战胜。”

几天后，毛泽东没有用抗生素牙疼就好了，他得意地笑着说：

“怎么样？我的抵抗力战胜了。自力更生了，不能光依靠外援。天下万物万事，都脱不出这个道理。”

他还不止一次地说过：

“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全听你的我就完了，全不听你的我也不行。”

毛泽东就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在游泳池游泳，如果没有女性在，他便吩咐一声不要让女性来，自己脱得赤条条的下水游泳，更觉得自由自在，畅快无比。

正是：真人真性情，与众大不同。

不药病自愈，医嘱不全听。

戏言寓真理，自力能更生。

3月15日清晨，陈毅陪同毛泽东到无锡太湖边观看日出。回到疗养院，毛泽东邀陈毅谈话。据陈毅日记记载：毛泽东在谈话中最触动他的一句话是：

“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

这才叫：洞若观火，腹有韬略。教尔育尔，良莠难说。花开花落，无可奈何！

后来不久，陈毅因受毛泽东谈话的启发，写出了一首也许是他所有诗作中最具影响力和思想性的长短句《手莫伸》，开篇便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

3月17日，毛泽东一行回到了北京。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高、饶事件后对陈毅说：“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斯言果真能应验否？请诸君拭目以待之！

第3章 1954年3月—

“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

话说在1954年初，毛泽东对江青说：

“黄军衣我不穿了，你看送给谁就送给谁吧。”

于是，江青就把李银桥叫到办公室，指着沙发上的4套制服，说：

“银桥，这些衣服，主席不穿了，送你1套，马武义1套，赵鹤桐1套，李家骥1套，4个内卫每人一套。”

李银桥“嗯”了一声，动手翻翻那几件衣服，问：

“还有孙勇怎么办？”

孙勇是负责外卫的副卫士长。江青“噢了一声说：

“要不这样吧，你和孙勇一人两套吧。”

一听说分给孙勇两套，李银桥就多了个心眼，将那4件黄军衣打开挑选，他要挑出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时穿的那件衣服，他感觉那件衣服比另外3件特殊些。再说，那一件是美国的呢料，另3件是国产呢料；那件的袖子带了黑白条纹的里子，另3件袖口里没有条纹里子，这样一比较，从质量上讲也是开国大典穿的那件最好。于是，他选出毛泽东参加开国大典穿过的制服，又从另外3件里选一件，一起抱回家里，剩下的2件就送给了孙勇。

李银桥没有毛泽东身材高大，穿上“军衣”肥肥大大的，就想把衣服改一改，遂与爱人韩桂馨商量。韩桂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你可别瞎改呀。这要是在旧社会，那衣服就算皇帝登基的龙袍呢！”

李银桥说：

“现在不是新社会吗？主席一再说：‘我是国家主席，是人民公仆，不是皇帝。’你瞎扯什么？”

于是，他就找裁缝将开国大典中最有意义的那件衣服按照自己身材裁剪了，改后的衣服穿上很合身，也很精神。可他没想到，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物就毁在了自己的手里。

后来在1967年，天津历史博物馆找到李银桥收集历史文物，“请”走了那套衣服，给他做了一套新呢子衣服作为补偿。这时，李银桥才意识到那套衣服的珍贵，后悔当初没有听从妻子的意见。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寻找开国大典时毛泽东穿过的衣服，找到了李银桥。李银桥告诉来人：“被天津历史博物馆的同志收走了。”来人让他要回来，可天津历史博物馆坚决不同意。中央历史博物馆无奈，只好跟孙勇要来一套黄呢子军衣，摆入“毛主席纪念堂”，说明上写的是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的衣服。而实际上，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过的那套“军衣”至今仍珍藏在天津历史博物馆。

再说在3月间，毛泽东再次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面。一开始，毛泽东否认外国传说他在杭州期间病重，将为高岗所取代。然后他讲述了批判高岗的原因。

尤金回忆说：“毛继续按照他谈到高岗时的思路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他感到党内党外都有什么不对劲。有一种地震正在发生的感觉，一会儿这里有震感，一会儿那里有震感，但就是说不出震中在哪里。去年6、7月这种感觉特别明显，那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有关金融和经济事务的会议。然后自7月到12月，越来越明显感觉党内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中央委员会，另一个看不见，在地下。在党内，这种震感特别强烈。12月24日以后，在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后，许多问题澄清了。我们现在知道这种震动来自哪里，但这并不是说，在别的地方不会发生地震。”

毛泽东对尤金谈到，高岗不仅是个阴谋家，还有别的理由使他不信任高岗，他说：

“在个人生活上，高岗是个荒淫的人，他有许多女人，现已明确其中有些人是敌对分子。现在中央正设法多方明确高岗是否与帝国主义分子有联系。”

毛泽东在下面的谈话里，隐约指责了苏联。

尤金回忆说：“毛泽东继续说，高岗因贝利亚事件飞赴莫斯科，回来后变得异常活跃。特别发人深省的是他从莫斯科回来后，从不对人谈到苏共决议中的两条极为重要的段落，即宣传个人崇拜的危害和党的集体领导的必要性。有特别意义的是，高岗从莫斯科回来后，没有回家，立刻去各省党的工作者因公来京下榻的北京饭店，开始对他们做工作。……毛察觉到高岗与科瓦廖夫（苏联在华总顾问）之间建立了友谊。他问我，你是否看过科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信。我回答说，我没有见到信，但斯大林同志对我谈起过这封信。毛说他有这封信，可以给你看。在这封信里，高岗等于说在中共中央里，除了高岗外，没有一个同志是好的。高岗对科瓦廖夫说中央有些同志可以定为亲美，而其他人则是反苏。”　

3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1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邓小平、宋庆龄、张澜、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寅初、马叙伦、陈叔通、黄炎培、程潜等共26名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提交给宪法起草委员会。他说：

“这个初稿可以小修改，也可以大修改，还可以推翻另拟初稿。”

陈伯达受毛泽东委托，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宪法草案起草工作的说明。

会议决定：在最近两个月内完成对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修改，以便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作为草案公布。同时决定：除了在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行讨论外，还要会同全国政协进行分组讨论，同时将草案分发全国各大行政区、各省市领导机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进行讨论。

会议还决定，为了加强对宪法草案讨论修改的组织工作，以李维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以齐燕铭、田家英、屈武、胡愈之、孙起孟、许广平、辛志超为副秘书长，并由他们负责成立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

随后，北京组织了500多人讨论。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的代表共8000多人，进行了宪法草案大讨论。各界人士一致认为这个草案是好的。在这次大讨论中，还从各地征集到了5900多条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

3月31日，毛泽东给老友彭石麟先生写了一封回信。

彭石麟，湖南湘潭人。大革命时期，他曾任湘潭县清溪乡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毛泽东在清溪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时得到过他的资助。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石麟先生：

1954年3月9日函示敬悉。尊事已托毛蕊珠兄，我的斡旋可以不必了。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李漱清先生，文运昌兄，以此见托，我婉辞了，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自己托人解决的。先生生计困难，可以告我，在费用方面，我再助先生若干，是不难的。此复，祈谅是幸。

毛泽东 1954年3月31日

1954年4月1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张闻天乘飞机抵达莫斯科。他们此行是为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做准备，要同苏联政府协商有关事项，以便在会议上统一步调。

4月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第2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检查了各地对中央第3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决议和毛泽东指示的执行情况，着重研究了合作社大发展后如何巩固的问题。

4月上旬，毛泽东给班禅额尔德尼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感谢你1953年8月1日的来信和礼物。知道你身体很好并经常为团结而努力，我很高兴。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的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

随函附上牛奶分离机一部，扩音机一部，两用无线电收音机一台。顺祝

健康！

毛泽东 1954年4月

4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批转华北财委党组《关于努力活跃初级市场、增进城乡物资交流的报告》，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

兹将华北局批转的华北财委党组“关于努力活跃初级市场、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的报告”转发给你们。华北报告中所反映的农村初级市场物资交流陷于死滞的状态，其他省区也有不少地方发生了这种现象，尽管程度是不相同的，应该引起各地严重注意。

农村初级市场在粮食统购统销以前和以后起了一个带根本性的变化。在粮食统购统销以前，粮食交易在农村初级市场中占的比重很大，农民是卖出粮食以后再买进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私商也不是单纯贩货下乡，而多半是贩货下乡又贩粮进城兼营多种买卖的，过去粮食在初级市场中确实居于枢纽的地位。统购统销以后，农民手中固然还有一小部分余粮可以出售，也还有调剂掉换粮食品种的需要，国家也应该委托合作社或设立在国家管理下的粮食市场允许农民在市场内与消费者直接交易，但能上市的粮食比之过去是大大减少了。粮食基本上脱离了自由市场。这是农村初级市场的新的带根本性的变化。各级党委和商业合作部门，必须深刻研究这种新的变化，更注意从土特产品和手工业方面采取适合这种新情况的适当措施，以活跃初级市场，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华北财委党组报告中所提出的5项措施是正确的，可供各地参考。

本件及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 1954年4月12日

4月12日，毛泽东视察了官厅水库大坝工地。

官厅水库位于永定河上游延庆县与河北省怀来县交界处，海拔490米，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在中国水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永定河在历史上被称为“小黄河”，含沙量大，且河道多变，经常发生水患。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召开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人民政府和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决定，在永定河上游修建官厅水库。1949年底，官厅水库工程处成立，1951年10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官厅水库建设工程正式开工。4万多水库建设大军，投入到了官厅水库的建设中。

4月12日上午9点，毛泽东乘专列前去视察刚刚竣工的官厅水库大坝主体工程。他登上拦河大坝，从52米高、290米长的大坝西头一直走到东头，认真详细地察看了溢洪道工程的施工现场，询问了水库的设计、施工等情况。他对官厅水库工程建设作了充分肯定，对水库建成后的巨大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又语重心长地告诉工程负责人员：

“人怕出名猪怕壮啊！”

他教育大家要谦虚谨慎继续努力工作。到1954年5月间，官厅水库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胜利竣工。毛泽东接到喜报之后，欣然写下了“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的题词，表示祝贺。

再说周恩来、张闻天在苏联期间，为协商日内瓦会议的问题，与苏方多次会商，取得了一致的看法，由苏联政府草拟了具体方案，周恩来将要带着这一方案回国向中央汇报。

4月16日，苏联政府为了庆祝会谈顺利，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设晚宴招待周恩来、张闻天。苏联人本来就喜欢饮高度白酒，这一天更是特别兴奋。赫鲁晓夫入席时不停地转动手腕上的表带，一会儿捋下来放桌上，一会儿又拿起来戴在手腕上，完全是一种跃跃欲试准备大喝一场的架势。

赫鲁晓夫开始讲话了，很简短，他说了几句便开始端起酒杯敬酒。苏联人的热情豪爽是没法比的，赫鲁晓夫咕咚一声就干了杯，于是，其他的作陪者，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也一齐起身，高举着酒杯，咕咚咕咚干了杯。周恩来也随着主人干了杯。

酒场上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周恩来是主要客人，他不能不回敬主人。于是，他就讲了几句外交礼节上的辞令，端起酒杯回敬主人们。

这种外交宴会，主人和客人都是彼此敬酒多，不大注意吃菜，菜还没怎么动，酒瓶子已经不知道空了多少。周恩来、张闻天是客随主便，即便想吃一点儿菜，也不能那么随意了。

赫鲁晓夫又在敬酒，他已经红了脸，鼻尖上渗着汗，嘟嘟噜噜说个不停。翻译出来的大致意思是：这次日内瓦会议将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分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周恩来则说：

“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

赫鲁晓夫晃着脑袋，重复着说：

“这次会议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周恩来进一步解释说：

“现在是美英法不得不同我们坐在一起，不得不同我们对话，听我们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做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这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胜利。”

赫鲁晓夫终于明白了周恩来所说的胜利的含义，便大叫着“哈拉少，哈拉少”，激动地向周恩来敬酒，干杯。周恩来没有马上干杯，他举着酒杯又说：

“这次会议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获，我们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请同志们干杯！”

说完，他率先干了杯中酒。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马上相继向周恩来敬酒，与他干杯。此时，周恩来的脸色已经由红润慢慢转成了苍白。莫洛托夫也端着酒杯对周恩来说：

“这次日内瓦会议，我们俩将并肩战斗。为我们的友好合作，干杯！”

周恩来尽管脑子里已经有些混沌，错把莫洛托夫当成了斯大林，但他表面上风度依旧，点头微笑，贴近莫洛托夫说：

“我们的友谊很久了。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来参加了。那次我见到了你，你对我们代表们讲了话。你是老大哥，我们要向你学习。日内瓦，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还要继续向你们学习，来，为我们的共同奋斗目标干杯！”

宴会继续进行着，主人客人互相敬酒，苏联人自己跟自己人也互相敬酒、干杯，还各自聊着感兴趣的话题。周恩来也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着，同苏联领导人说着热情友好的话，敬酒、干杯。此时，他的脚步已经踉跄了，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对面站着，欲言又止，身体摇晃几下，突然弯下腰，呕吐了，甚至连站也站不住了。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也已经带了醉意，面对这种突然发生的状况，一下子愣住了，既想叫人，又想伸手扶周恩来，又发觉手中的杯子没地方放。张闻天抢上去扶起周恩来，莫洛托夫也赶过来帮忙，他俩一左一右扶着周恩来往外走。

“这是我们的过错，这是我们的过错。”莫洛托夫边喘息边说：“没有照顾好你，我们很不安，我们感到内疚。”

周恩来下意识地应酬着说：

“不要紧，喝猛了些，这段时间太累……”

张闻天解释说：

“周总理肝脏不太好，长征时得过脓肿，不宜多饮酒，加上这些天疲劳过度，才出现这种情况。”

莫洛托夫还是一个劲地道歉自责：

“怪我们，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都在我们。”

周恩来吐了几次，工作人员将他扶到车上，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他已经停止了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大家忙着沏浓茶，找医生。工作人员扶起他喝了两口茶水，又扶着他躺好，皇宫医院的医生赶来了。医生检查了一遍，说：

“不要紧，没什么大事。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经不起酒精的刺激，再加上疲劳，所以呕吐。吐了好，这是人身体一种自卫的反映。现在不要打扰他，叫他安静睡一夜，明天早晨我再来看看。”

医生留下一点药就离开了。

4月17日8点左右，周恩来睁开了眼，他双手搓搓脸，坐了起来。

“总理，你感觉怎么样？”

秘书递过去一杯温茶水，周恩来喝了一口漱漱口，又喝了一口。

“比昨天好多了。”说着，他下了床，又说：“嗯，还有点头昏脑胀。”

他轻轻地晃一下头，望着师哲，不无担心地问道：

“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

师哲说：

“你讲得很好，苏联人都说哈拉少。”

“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没有。”

“我是说过一些话的，但具体内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周恩来脸色苍白，竭力回忆着，眉头皱着，摇摇头。师哲安慰他说：

“你没有什么出格的话，谈了我们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意义，说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获。”

周恩来问：

“还讲了什么？”

“别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师哲想了想又说：“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个人，而且是尊重的话。你说你1928年在中共六大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表示向他学习。我想，给中共代表讲话的，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同志，只是错说成莫洛托夫了。”

“嗯——”周恩来沉重地吁口气，仍然不放心地说：“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要如实告诉我。”

“没有，”师哲肯定地说：“确实没有。”

这种场合的一言一行，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大事，如果讲了出格的话，必须马上采取补救措施。周恩来相信师哲是不会遮掩的，于是稍稍放下了心，懊悔地摇摇头，自语道：

“我记得昨天晚上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了一会儿就头晕脑胀，不清醒了。”

师哲劝慰道：

“总理，没事。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你的语言举止，表现都很正常，甚至没有看出什么醉意。否则，早就请你回寓所了。”

正说着，皇宫医院那位老医生又来了。周恩来迎上去同他握手致谢。医生检查后，说：

“一切正常，但是，还需要休息。”

周恩来说：

“我是准备今天回国的。”

“绝对不能长途跋涉。”医生断然说：“推迟一天走，今天好好休息。”

周恩来只好留下来多住了一天。上午休息，下午参观。

4月18日，周恩来乘飞机回到了北京，向毛泽东、中共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汇报结束后，他又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个别汇报，他说：

“主席，这次我还犯了个错误，要向你检讨呢。”

毛泽东问：

“什么错误？”

“我在宴会上喝多了。”

“比重庆喝得多？”

“吐了。回来的日期也推迟了一天。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

“哈哈——”毛泽东笑出了声，轻描淡写地把手一挥，说：“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击人之短嘛。”

4月18日这一天，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的第2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结束。会议认为已有的10万个社能否办好，对以后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关系极大。会议要求各级党委积极努力把已有的10万个社切实办好，为迎接行将到来的合作化大发展的新时期作好准备工作。

会议还拟定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新的发展计划：1955年发展到30万或35万个；1957年达到130万或150万个，入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35%左右；到1960年前后，在全国基本上实现合作化。

4月19日，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任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

是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

这天深夜，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打来的电话，询问他身体如何，出发的准备怎么样了？周恩来说明了情况后，又说：

“主席，我明天就要率领代表团去日内瓦了，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

“指示那倒没有，我想在瀛台涵元殿以茶代酒，为你送行。”

周恩来说：

“主席那么忙，送行就不必了。”

毛泽东说：

“我想请你来瀛台，主要是想请你放松一下，你一直很累，为了出席日内瓦会议更是日夜操劳，到了会上斗争更激烈，会更忙更累。你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礼记云：‘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你这个人哪，只会工作，不会休息。”

周恩来听毛泽东如此一番话，感到一股暖流传遍全身，赶紧说：

“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我一定注意劳逸结合。”

毛泽东说：

“当然啦，这次日内瓦会议对我们国家，对世界和平关系都很大，你的担子很重，把会议开好，开出成果，这是头等大事。关于日内瓦会议，中央已经批准了你提出的方针，并且已经授命你全权负责，没有特殊的事，也不必请示中央，或者请示了中央也不必等批复。

朝鲜战争，我们是逼着鸭子上架，现在的印度支那战争还在进行，我们要给予大力的支援，负担很重。当然这是为了印支人民的解放事业，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可是我们国家从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外国侵略，战祸不断，经济落后，生活贫困，急需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日内瓦会议能够达成一些协议，使朝鲜的和平得以巩固，印度支那战争能够停止下来，哪怕是停它一段时间也好。

有人误以为我们是好战的。其实，我们最不希望再打仗，而最需要的是和平，是最爱和平的。我们代表团要高举和平的旗帜，协商的旗帜。为了和平，我们可以做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

周恩来已经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他见时间已经不早了，就说：

“主席说得好，我们是要和平的，不要战争。国际国内都迫切需要和平，这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也是世界人民的愿望。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也更坚定了我的信心和决心。我一定努力去做，尽可能争取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时间不早了，主席该休息了。”

毛泽东说：

“那好吧，祝你一路平安，马到成功！”

4月20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对她擅自提议给毛泽东修建游泳池一事作了检讨。

原来，江青在毛泽东外出到杭州起草“五四宪法”期间，擅自提议给毛泽东修建游泳池。游泳池修好了，江青满心欢喜地向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没想到毛泽东发了脾气。动用公款为他建造游泳池，他是绝对不允许的。

4月21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抵达莫斯科。师哲到机场迎接，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

“我跟主席承认了错误。主席笑嘻嘻地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

师哲也笑了，说：

“总理，你就是太认真，多喝了点酒也值得向中央检讨？都像您这样的话，苏联那些酒桶们就别干事了，三天两头向中央做检讨去吧。”

周恩来摇摇头，认真地说：

“你讲的不对，那是他们，我们不同。还是要接受教训。”

4月21日凌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长滕代远陪同下，乘专列前往天津、秦皇岛、山海关、唐山视察。

是日清晨，东方红日冉冉升起，毛泽东在秦皇岛市委书记、市长王植范及市区负责人的陪同下，在“天下第一关”城楼前下了车。这是他第2次来到山海关。他看着眼前宽阔的柏油路面，高兴地说道：

“这儿变了。”

毛泽东在长城上看到城外不远处有一平台，问那是怎么回事？山海关区委书记、区长柴洪山告诉他说：

“那是威远城的遗址，是明朝吴三桂投降清兵的地方。”

毛泽东“噢”了一声，就给大家讲起了吴三桂的故事。他沿着长城缓步向北走，见前边有一墙垛，就问柴洪山：

“那是烽火台吧？”

柴洪山说：

“是的，战争时做信号用。”

毛泽东又给大家讲起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王植范说：

“请主席到箭楼看看。”

毛泽东说：

“好，欲穷千里目嘛。”

在箭楼上，毛泽东极目远眺，隐约看到远处有起伏的山峦，就问：

“那是什么地方？”

王植范说：

“那是碣石山，在昌黎县北。”

毛泽东一行从山海关城楼上下来，驱车到了南海口关附近的“老龙头”。这老龙头是万里长城之首，像龙头一样俯在海中饮水。原本威武壮观的城楼，已被帝国主义毁坏了，城墙已经坍塌，只留下一个土坡，像是一道堤坝。毛泽东惊奇地问：

“老龙头在哪呀？”

工作人员向他详细讲述了老龙头被毁坏的经过，毛泽东感慨地说：

“现在，中国人再不会受外国的欺侮了。”

这天下午，毛泽东一行来到秦皇岛码头，港务局石新生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情况。

晚上，毛泽东在北戴河休息。

北戴河是秦皇岛市的一部分，位于市区西南角，是著名的海滨避暑胜地。

4月22日早上，毛泽东登上山坡观看了日出，而后便去了唐山。他亲临唐山启新水泥厂视察。后来这个厂在全国率先实现公私合营。

4月25日，毛泽东把江青4月20日的检讨信转交给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还写下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刘、陈、邓、罗瑞卿、尚昆、汪东兴诸同志：

江青此信请阅。为补救计，建造费5亿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

毛泽东 4月25日

毛泽东所说的建造费5亿元是旧币。

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同日，由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4月29日，毛泽东给湘乡县写了一封《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

此前，文南松的次子文炳璋已经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湘乡县石城乡武装部长。他在年初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说，文家个别人从北京回到家乡后，便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了。他认为，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注意。毛泽东非常重视这封信和文炳璋的意见，于是就在《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中写道：

石城乡支部、石城乡政府诸同志：

毛月秋同志来北京，带来你们的报告，甚为感谢。

我的亲戚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和错误。

现有文炳璋同志的一封信，附给你们看，我是同意文炳璋同志的意见的，请你们加以处理。并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圫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和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

此致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1954年4月29日

1954年5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给越南战场上的韦国清的指示电后面，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如和谈成功则另做停战部署，目前应做和谈不成功的部署，不可等待和谈。”

5月17日下午4时，毛泽东身穿灰色中山装，脚蹬白底布鞋，手拿一根小竹竿，和他的一个秘书，不声不响地来到北京故宫，在故宫保卫科长韩炳文一人陪同下，从神武门东马道登上了城楼。他们顺着城墙向东走，一直走到东华门。毛泽东高兴地浏览了故宫的全景。在东华门城台，他坐在小马扎上休息，向韩炳文询问了故宫的机构设置、各部门分工和人员的文化程度。他听说故宫里的人员还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就说：

“那可不行，要好好学文化，文化不高是难以做好工作的。”

毛泽东又参观了“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直到天色近黄昏才离开故宫。

5月19日下午，毛泽东又来到故宫，这次是进午门，登上了午门城楼，继续参观“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这一次他看得比较详细。他对陪同人员说：

“这就是历史。你们应当学点历史，要懂得历史，知道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毛泽东在故宫大约有2个多小时。

5月20日下午，毛泽东第3次来到故宫，这次是进神武门，17日那天是向东走，这次是向西走。在西北角楼处，工作人员为毛泽东照了相。

毛泽东在西边城墙上看到近处防空部队的高炮阵地，看了他们的演习，他说：

“高射炮设在这里不好，敌机飞到这里再打就晚了。”

直到晚上7点，毛泽东还想参观宫殿内的文物展览，由于没有照明设备，无法继续参观，只好向大家挥手告别。

5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限期建立国家粮食市场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

自中央发出建立国家控制的区乡集镇粮食交易市场的指示后，各地已先后举办了一批。初步的经验证明，只要举办，就比不办好，即使初办时不很成功，但只要抓紧领导，改进工作方法，就可慢慢走向成功。目前举办国家市场的工作尚未引起各级党委普遍注意，大多停留在以县为单位进行试办阶段，不再前进，既已举办起来的，领导不及时不具体，遇到困难，就丧失信心，转回来起用一些错误的强制办法去解决粮食供应问题。这种缺点是必须纠正的。为此请各地注意：

一、要限期在6月份内，将应建立的初级市场普遍建立起来，不必过久地搞试点工作，以致失掉时效。

二、国家领导的初级粮食交易市场农民直接进行交易，在开始时期，关于粮食交换限额、价格、手续等方面必须有所限制，但又不可限制的太严太死，否则不易打开僵局面。

三、国营粮食机构和合作社粮食部，必须大力配合粮食初级市场的工作，除了派遣干部协助外，粮食市场因品种调换发生困难时，也应帮助解决。

四、必须仔细地进行组织工作，耐心地贯彻思想教育工作，决不可因工作开始不见起色，即采取简单急躁强迫的办法，去命令余粮户拿粮食到市场去交易，或迫使余粮户对缺粮户分片包干供应，造成群众间的对立，将事情越弄越坏。

中共中央 1954年5月27日

5月28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在国营厂矿企业中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决定》：

华北局并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中央财经，文教各部党组：

中央同意华北局《关于在国营厂矿企业中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决定》，并转发各地区，各部门参考。

中央认为在全国胜利之后，党在国营厂矿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使生产的管理日益进步，并开始走上正规。目前国家有计划的建设已进入第二个年度，中央各工业部和各地区对国营厂矿的领导亦日益加强，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全国各国营厂、矿（包括地方国营厂矿）中实行厂长负责制，以便进一步地提高工业企业的领导水平，更好地完成国家计划。

各地区各部门在着手实行厂长负责制中所发生的问题和经验望随时上报中共中央，以便积累全国的经验。

　 中央 1954年5月28日

欲知此后厂矿企业中总结出了哪些管理经验？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如果说他那封《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例证的话，那么在周恩来酒醉之后作检讨的时候他笑着说：“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击人之短嘛。”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却也算得上一个宽以待人的例证。

第4章 1954年6月—

“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

话说1954年6月1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7次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宪法的起草，前后差不多7个月。最初第1个稿子是在去年11、12月间，那是陈伯达同志一个人写的。第2稿，是在西湖两个月，那是一个小组起草的。第3稿是在北京，就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到现在又修改了许多。每一稿本身都有许多修改。在西湖那一稿，就有七八次稿子。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大家尽了很多力量，全国有8000多人讨论，提出了五千几百条意见，采纳了百把十条，最后到今天还依靠在座各位讨论修改。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将来公布以后，还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宪法是采取征求广大人民的意见这样一个办法起草的。这个宪法草案，大体上是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宪法起草委员会已经开了6次会议，今天是第7次会议，也可以说是中央人民政府开会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应当把它所做的工作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报告，并把这个宪法草案（修正稿）作为草案批准公布，在全国人民中间进行讨论，收集意见。那时，起草委员会还要做工作。宪法草案公布以后，估计意见不会很多，但是尽管意见不多，总还会有些意见。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报告以前，宪法起草委员会还要开会，同时要准备一个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因为宪法草案是起草委员会起草的，收集了意见以后，还要再修改。修改成了最后稿，还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报告。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这个报告进行讨论，那就是它的事了。”

这次会议对宪法草案（修正稿）的全部条文作了最后的审查，定为106条。

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

李济深、宋庆龄、张澜、黄炎培、张治中等21人在会议上发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张治中用3句话概括了这部宪法草案的特点：“第一，结构严谨而明确。第二，内容完整而充实。第三，措词简易而明确。”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全文如下：

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宪法草案的初稿，在北京500多人的讨论中，在各省市各方面积极分子的讨论中，也就是在全国有代表性的8000多人的广泛讨论中，可以看出是比较好的，是得到大家同意和拥护的。今天很多人讲了话，也都是这样讲的。

为什么要组织这样广泛的讨论呢？有几个好处。首先，少数人议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为广大人们所赞成呢？经过讨论，证实了宪法草案初稿的基本条文、基本原则，是大家赞成的。草案初稿中一切正确的东西，都保留下来了。少数领导人的意见，得到几千人的赞成，可见是有道理的，是合用的，是可以实行的。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了。其次，在讨论中搜集了5900多条意见（不包括疑问）。这些意见，可以分作3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还有一部分虽然不见得很不正确，但是不适当，以不采用为好。既然不采用为什么又搜集呢？搜集这些意见有什么好处呢？有好处，可以了解在这8000多人的思想中对宪法有这样一些看法，可以有个比较。第3部分就是采用的。这当然是很好的，很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些意见，宪法草案初稿虽然基本上正确，但还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不周密的。现在的草案也许还有缺点，还不完全，这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了。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草案是比较完全的，这是采纳了合理的意见的结果。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这个宪法草案，结合了少数领导者的意见和8000多人的意见，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这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领导和广大积极分子相结合的方法。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这次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就得到了比较好的、比较完全的宪法草案。

在座的各位和广大积极分子为什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呢？为什么觉得它是好的呢？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总结了经验，一条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

第一、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5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比如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约法很简单，据说起草时也很仓卒，从起草到通过只有一个月。其余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整个说来都是反动的。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

第二、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比如公民权利的物质保证，将来生产发展了，比现在一定扩大，但我们现在写的还是“逐步扩大”。这也是灵活性。又如统一战线，共同纲领中写了，现在宪法草案的序言中也写了。要有这么一个“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可以安定各阶层，安定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安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少数民族经济特点是什么？比如第5条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有4种，实际上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还有别种的所有制。现在是不是还有原始公社所有制呢？在有些少数民族中恐怕是有的。我国也还有奴隶主所有制，也还有封建主所有制。现在看来，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不好，其实它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比原始公社制度要进步。这些制度开始时是进步的，但到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就有别的制度来代替了。宪法草案第70条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有这些，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到大家拥护，大家所以说它好，就是因为有这两条：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总结了经验，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不是这样，我看大家就不会赞成，不会说它好。

这个宪法草案是完全可以实行的，是必须实行的。当然，今天它还只是草案，过几个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就是正式的宪法了。今天我们就要准备实行。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我们的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将会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这个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在国际上会不会发生影响，在民主阵营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会发生影响。在民主阵营中，看到我们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他们会高兴的。中国人高兴，他们也高兴。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如果看到了，他们也会高兴的。当然也有人不高兴，帝国主义、蒋介石都不会高兴的。你说蒋介石会不会高兴？我看不需要征求他的意见就知道他是不高兴的。我们对蒋介石很熟悉，他决不会赞成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不高兴，也要说它不好。他们会说我们这个宪法是一条清楚的明确的但是很坏的道路，是一条错路，什么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是犯了错误。他们也不赞成灵活性。他们最喜欢我们在一天早晨搞出个社会主义，搞得天下大乱，他们就高兴了。中国搞统一战线，他们也不赞成，他们希望我们搞“清一色”。我们的宪法有我们的民族特色，但也带有国际性，是民族现象，也是国际现象的一种。跟我们同样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很多，人口在世界上占多数，我们有了一个革命的宪法，人民民主的宪法，有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会有帮助的。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6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3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50年即10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台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当然，我不是讲，能造一辆，尾巴就可以翘一点，能造十辆，尾巴就可以翘得高一点，随着辆数的增加，尾巴就翘得更高一些。那是不行的。就是到50年后像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如果到那时候骄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100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

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最后，解释一个问题。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会议通过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

会议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正式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地展开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社论。此后，在近3个月的时间内，总共有一亿五千多万人参加了讨论。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同时提出了许多修改和补充的意见。还有人提议将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被毛泽东断然拒绝了。

6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处理受刑事处分的共产党员党籍问题的规定》，内容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中央、军委各部，政府各党组，各大军区、志愿军：

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内，共产党的利益和国家法律和法令规定的国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员不仅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同时还要成为国家法律和法令的模范遵行者。共产党员不能有任何为国家法律和法令所不允许的行为，这种行为也就是损害党的利益、为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为了严肃党纪、国法，为了保持党在人民中间的崇高威信和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对于受国家刑事处分的共产党员的党籍处理问题，特作如下规定：

一、凡共产党员因违犯国法，经法院审判，确定给予刑事处分时，在判决之前，即应开除其党籍。

二、对于那些并非由于品质恶劣、有意破坏国法，但其所犯错误和罪行须受刑事处分的党员，也应开除其党籍。如果他在犯罪之前，思想和工作一贯表现好，在犯罪之后对其错误也有正确地认识和深刻地悔悟，在刑期满后，经过本人申请，经过上级党委审查，可准其重新入党。

三、对于某些判处2年和2年以下徒刑，且经宣告缓刑不予监禁、管制或判处其他更轻的刑罚者，可考虑不开除其党籍，但必须给予适当的党纪处分。

四、党中央、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各地党的组织过去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规定、答复、解释等，凡与本规定有抵触者，一律作废。

五、这类案件过去已作处理者，原则上不再变动。

（本规定许可登党刊。）

1954年6月18日

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定：增补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增补徐海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6月24日，毛泽东给堂弟毛泽荣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胜五弟：

你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江青病情略有进步，她对你的关怀，甚为感谢。孩子们都好。你们都好吗？

祝进步

毛泽东 1954年6月24日

1954年7月2日晚，毛泽东派人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把王鹤滨叫到中南海。王鹤滨走进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正侧身躺在床上，在床头桌上的台灯下看书，见他回来了，马上合起书放在床头，从床头桌上拿起香烟、火柴，燃起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王鹤滨习惯地拉过一把木质靠背椅子坐下来。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慢慢地说：

“王医生，要出国学习啦，去多久啊？”

王鹤滨说：

“我想把基础打得扎实一些，从头学起，用上6年的时间，从大学一年级学起。”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又慢慢地说了一句：

“时间太长了！”

原来，王鹤滨在去年向毛泽东提出想到苏联留学的时候，毛泽东舍不得让他走，说：“王医生，我需要你在我这里工作啊！”当王鹤滨第3次提出请求时，他才答应了。现在，王鹤滨听到毛泽东说时间太长了，就马上改口，说：

“主席，那我就去报考研究生，时间短些，是3年。”

毛泽东仍旧显得很沉闷，慢慢地吸着烟，没有再说什么。王鹤滨要告辞了，毛泽东说：

“王医生，你去留苏预备班找一个同学。我接到她的一封信，要求见见我，她是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你找到她后，把她领来见我。”

说毕，他把一封信交给了王鹤滨。王鹤滨回到学校，按着写信人的姓名、班次，找到了一位女生。这位女生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老同学、老战友陈昌也就是陈章甫烈士的女儿陈文新。王鹤滨掏出毛泽东给他的信，亮到陈文新面前，问道：

“这是你给毛主席写的信吗？”

陈文新惊奇地瞪大了眼睛，说：

“是我写的呀！怎么到你手里去了呀？”

王鹤滨说：

“毛主席叫我通知你，明天去见他。”

陈文新闻听此言，乐不可支，又是跳，又是鼓掌，叫道：

“真好呀！真好呀！”

7月3日下午3点半，陈文新被王鹤滨带到毛泽东家里作客。她被领进一间孩子们的卧室里，那间房子里的陈设很简陋，摆着一张湖南农民家常见的木板双人床，一张旧方桌，4条长板凳。房子里有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侄子毛远新，还有叶子龙等人。一会儿，毛泽东来了，陈文新迎了上去。毛泽东握着陈文新的手，对儿女们说：

“认识她吗？1951年来过的。她是武汉大学学农业的，你们也要去学农。”

5时左右，毛泽东和他的一家人及客人，乘车到了京郊的一个旧式别墅（据王鹤滨说，这里是万寿路的新六所，毛泽东有时在周末来这里小住）。毛泽东和陈文新、王鹤滨一起，在一栋陈旧的两层楼前的树丛旁的藤椅上坐下来。毛泽东问了陈文新很多问题，像土壤结构，培肥地力，土壤的矿物质成份，植物营养吸收和中南地区的土壤改良，还问了全国学土壤学的人数。他说：

“要增产，不研究土壤怎么行呢！应该有更多的人学农。”

陈文新对于土壤改良，很推崇苏联的草田轮作制。毛泽东说：

“不行！现在农民一个人才二三亩地，怎么轮作？饿着肚皮不吃饭？现在没有畜牧业，牧草怎么处理？”

他留陈文新和王鹤滨一起吃晚饭，饭菜比较简单，有湖南人爱吃的苦瓜炒辣椒。他指着这道菜说：

“辛苦！辛苦！”

陈文新要告别了，毛泽东招呼她说：

“来，合个影吧。”

毛泽东站在新六所住房的东侧，面朝西，对着夕照的阳光，陈文新站在毛泽东的左侧。王鹤滨怕影响摄影师侯波取景，就往旁边退了几步。毛泽东招呼说：

“王医生，你也来呀！”

王鹤滨赶紧走过去，站在毛泽东的右手旁。像照完了，毛泽东微笑着说：

“祝你们学习胜利！”

7月6日，周恩来一行趁着日内瓦会议休会的时机回到了北京。

是日晚，毛泽东在住处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情况的汇报。

7月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

周恩来报告结束后，毛泽东作了总结讲话，他说：

“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过去两个半月的活动是很好的。我们几个国家，苏联，中国，还有朝鲜和越南，是团结得很好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

“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极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

“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展一个局面。”

“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很说不过去了，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美国抓住印度支那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战争，对这一点，我们国内有许多人还看不大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地方的战争牵动全世界？就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是牵动很大的，牵动了东南亚，牵动了亚洲、欧洲、美洲（比如加拿大）和澳洲。所以，有很多人就同意和平。”

“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这个东南亚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它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所以，这个局势很有希望。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很大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再有一个时期，只要东南亚这个问题和下来之后，会有个促进。所以，整个形势应当说是比较过去大为好转。因此，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

“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是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

“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做宣传。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比如在侨民问题上的接触，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我看，美国跟台湾订条约，英国也怕，也反对，法国也可能是反对的，对于它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就会成为很长时间的僵局嘛。”

“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7月8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57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

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方针和外交成就，他说：

“同意周总理报告中所讲的外交方针——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目前在外交方面，比过去8年中间开始有了改变——和平协商达成协议。”

接着，毛泽东提出了11条意见：

“1、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2、开始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域，建立合作并发展它，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

3、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4、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

5、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孤立与分化。

6、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

7、国内要团结，支持代表团，争取外交胜利。

8、国内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有人怀疑圈子越搞越小，并非如此。

9、国际和平统一战线。

10、增强警惕。敌人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国内联盟和与苏新国家（指苏联和东欧新民主国家——笔者注）的和平联盟。门大开了，要团结、警惕。

11、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卫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7月9日，周恩来一行带着毛泽东确定的外交方针，飞离北京，于12日返抵日内瓦。

7月21日，在日内瓦会议上，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交战双方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3国撤军的声明，以及尊重3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只有美国代表团拒绝在《最后宣言》上签字。历时近3个月的日内瓦会议，终于落下了帷幕。

7月23日，毛泽东给两个女儿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1954年学校放暑假后，江青带着李敏和李讷到北戴河休养。李敏和李讷倾听着大海的波涛，尽情地玩着，感到特别高兴。毛泽东早就说过他也要来的，可是，他却迟迟没有来。姐妹俩想念爸爸，爸爸为国家大事日理万机，想让他也来放松一下，就各自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收到两个女儿的来信后，便在23日的复信中写道：

李敏、李讷，我的亲爱的女儿：

你们的来信都收到了，很欢喜。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我好，勿念。

亲你们！

爸爸 1954年7月23日

不久，毛泽东就动身前往北戴河，专列乘务员姚淑贤奉命跟随。下午3点，毛泽东登上专列，在客厅里忽然立住脚，回头对所有的工作人员说：

“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有没有约会？”

大家都微笑着摇头。

“有。我有。”

姚淑贤脱口而出。原来她正在谈恋爱，已经和男朋友约好，晚上到中山公园会面。

“跟什么人有约会？”

毛泽东认真地看着姚淑贤，嘴角含着笑，带着亲切带着关心带着一点逗趣。姚淑贤腼腆地说：

“跟男朋友。”

毛泽东认真了，他说：

“哎约，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

他看了看姚淑贤，皱了皱眉头，问道：

“怎么办？你们打算在哪儿约会？”

“说好去中山公园玩，在门口见。”姚淑贤回答罢，又说：“不过没事。”

“怎么会没事呢？”毛泽东有些急了：“你告诉他了吗？”

“没有。”

“你这个小姚呐，要是不见不散怎么办？你就连个电话也没有给他打？”

“我们只要接受任务，就不能告诉其他的人。”姚淑贤解释说：“主席，没事的，我们在一个处工作，他做食品检验，一会儿到专列上来采样，就知道了，我有任务，他会理解的。”

“嗯——”毛泽东摇摇头，嘴里嘀咕着：“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晚上，姚淑贤将一捧削好的铅笔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忽然对她说：

“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

说着，他挑出一支铅笔，又铺开一张16开的白纸，说：

“我给你写个东西，你拿回去交给他。再把失约的原因讲给他听。”

毛泽东说罢，就伏案书写，一边写还一边自得其乐地吟诵着：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姚淑贤看了，心情十分激动。可是，她还是忍不住小声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有文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你为什么要那么老实？现在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笑了笑，做个手势，说：“藏起来，带给他。”

姚淑贤心里还是很不安，她向卫士长李银桥作了汇报，在得到李银桥的同意后，就把这个墨宝收藏了起来。

毛泽东来到北戴河，一边休息，一边工作。每天上午工作完毕，一身轻松，下午必然下海游泳。他有时还带着李敏、李讷、毛远新下海游泳。

入夜后，万籁俱寂，毛泽东常在松涛声中夜读，有时持卷入睡，又香又甜。

有一次，毛泽东在工作之余，带着工作人员到渤海边游泳。来到海边，他一声不响脱了衣服，只穿一条短裤，看着卫士和一中队的战士说：

“你们害怕吗？”

战士们回答：

“不害怕！”

毛泽东说：

“你们可以跟我走，也可以不跟我走，可以在岸上看，也可以回去。”

战士们回答：

“我们跟主席走，我们都不回去。”

毛泽东径直走向大海，往大海深处游去，时而跌入浪谷，时而冲出浪尖。孙勇、韩庆余和十几个战士围在他的前后左右，护卫着他。毛泽东却在浪尖上大声喊道：

“放心，都不要慌——现在是涨潮，沉住气，只有被冲上岸，不会被拖入海去。”

不一会儿，他又在浪尖上喊道：

“现在是考验你们的胆量呢！”

他在风浪中一直游了一个多小时才上岸。朱仲丽见他安全上了岸，高兴地迎了上去，说：

“主席，风浪太大，今后不要再冒这样的险了。”

毛泽东看了一眼朱仲丽，又扫视了一下战士们，说：

“你们不要怕什么风险，凡事不冒险，就不能成功，许多成功就是通过冒险才取得的。这取决于一个人有没有勇气，敢不敢于排除万难。我说你们要有决心和信心，当然不是盲目地冒险。”

此时，在北京出席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一届第1次代表大会的湘潭地区代表毛继生、邹祖培、庞菊中，在会议即将结束时相约由毛继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们想见见毛泽东的愿望。毛泽东接到毛继生的来信后，立即吩咐秘书去北京，带他们坐火车来到了北戴河。

毛继生，1922年生于韶山冲，建国前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邹祖培，湘乡人，1925年参加过毛泽东在家乡组织的“雪耻会”，与毛泽东有过较密切的接触；大革命时期曾担任过中共韶山区委书记。庞菊中，宁乡人，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中共潭湘宁边区县委书记。

毛泽东站在北戴河住处的门口，满面笑容地同毛继生、邹祖培、庞菊中一一握手，表示欢迎，尔后将他们引领入一间宽敞的客厅里，落坐叙话。3位客人都显得有些拘谨，毛继生更像一个刚入学的学生，很不自在，只见他脸上飞红，耷拉在藤椅下的两条腿紧紧并拢着，两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毛泽东亲切地向客人们打听起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社的情况，可是他问一句，客人答一句，气氛怎么也活跃不起来。3个客人也感到别扭，暗自埋怨自己：

“冇得用！想见毛主席，劲头那样大，如今真的见到了，有话讲不出。”

“乡里人进了城，难怪咧！”毛泽东这样想着，观察着大家的神情，决定转换话题，让他们放松下来，于是便用地道的家乡话问毛继生：“冲里那两棵大枞树，还在啵？”

“一棵早两年死了，一棵还在，如今长到咯样大了。”毛继生知道毛泽东问的是他家旧居附近的两棵大树，一边回答，一边伸出双手做了个合抱的姿势。同时他也感到奇怪，就问道：“主席，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记得那两棵大枞树？”

毛泽东嘴边挂着一丝神秘的微笑，风趣地说：

“讲起那两棵树呀，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呐，还有不记得的？”

他见客人们满脸疑惑，便把他幼时与小伙伴们如何偷吃被称为“小气鬼”、“背时婆”的邻家邹四阿婆树上的果子，邹四阿婆发现后如何冷笑着挥动竹竿追打他们，他们又如何逃跑，如何分头爬上那两棵大枞树这才躲过一劫的故事，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直逗得3个客人眉开眼笑，拘谨也在笑声中一扫而光。毛泽东见大家乐了，又突然问毛继生：

“你是什么派？”

“我是贻字派。”毛继生回答完，又随口念出了韶山《毛氏族谱》中派序歌：“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毛泽东笑着说：

“这么说，你还是我的族叔啰！”

“哪里！哪里！”

毛继生红了脸。他虽然比毛泽东长一辈，但年龄却比毛泽东小了近30岁。

该吃午饭了，桌子上摆着4盘菜，一碗汤，其中一盘鸡块显然是为客人特意加的，做得特别考究。还有几样小菜则是毛继生他们带来的家乡风味腊肉、火焙鱼和豆豉辣椒。

毛泽东招呼客人一一就座，给每人斟满了一杯酒。大家高兴地喝着酒，拉着家常。毛泽东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家乡的小菜，一边谈笑风生。他说起20多年前和邹祖培一起在韶山搞农民运动，两人一起喝过酒，知道邹祖培很有酒量，因此今天特地请人买了白酒，希望他多喝一点。

一会儿，毛泽东把江青和孩子们叫了出来，一一介绍吃饭的客人。他还指着毛继生对孩子们说：

“快叫叔公。”

毛继生怪不好意思，涨红了脸，一面摆手，一面连声说：

“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说：

“敬老尊贤还是要的，受了，受了。”

李敏、李讷、毛远新便亲热地叫了声：“叔公！”

吃完饭，毛继生3人被安排在西边一间房里休息。不一会儿，毛泽东来到他们的房间，跟在他身后的工作人员带着3个救生圈。毛泽东说：

“你们初次来这里，去的地方不多，我们到渤海湾去游泳，看看海边风光吧。”

3位客人感到又新鲜，又兴奋，便随着他一起乘车到了海边。毛泽东见刘少奇、朱德也在海边上，就叫住他们，把客人一一介绍给他们，尔后大家一起下海游泳。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走进毛继生3人的房间，亲切地问他们休息得怎么样？还说：

“你们难得有机会往城里跑一跑，要看个名胜古迹更不容易。今天，我请秘书陪你们到山海关过个瘾。”

毛继生等人尽兴游览了一天，归来后3人相商：

“主席忙，再不要耽误他的时间了，我们早些回去吧。”

商议已定，他们在晚饭后就去见毛泽东，说是明天就回南方去。毛泽东挽留说：

“在乡下难得出门，到北方来更不容易，还是多住几天吧！”

毛继生说：

“我们每人都是代表县供销社来开会的，还要赶紧回去传达会议精神呢。”

毛泽东听了这话，点了点头，只好说：

“如果从工作上考虑，你们要走我也不能强留。反正权在你们手上，你们自己定。”

次日清晨，毛继生3人就要启程了，毛泽东带着工作人员来为他们送行，送给每人半条大前门香烟，每人一篓桃子。又给邹祖培、庞菊中各送了一个箱子，一根手杖，一双皮鞋。

“没有好东西，送你们几件衣裳吧。”毛泽东客气地对邹祖培、庞菊中说。他转对毛继生笑了笑，亲切地问道：“过去一个长工好多谷一年？”

毛继生想了想，回答说：

“精壮劳力12担谷。”

“乡里好多钱一担谷？”

“6元多钱一担。”

毛泽东计算了一下，微笑着说：

“啊，你现在一个月就相当于过去一个长工一年的工资咧。”

毛继生毕竟是年轻人，脑子灵泛，他马上意识到：主席一定是怕我少了一口箱子有意见咧。邹祖培、庞菊中都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主席多送点东西给他们，这一番心意我是理会得了的，便说道：

“我是年轻人，家里又冇得负担，政府每月给我的钱，我都用不完哩！”

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便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说：

“要好好为群众办事。”

说罢，与3位客人一一握手。邹祖培深情地说：

“主席已经有二十六七年冇得回去了，现在家乡人民生活好了，都念着您，欢迎您回去看看呢！”

“难为家乡人的好意啊！”毛泽东微笑着说，接着又摇摇头：“我现在大不大，细不细，是个主席，回去一趟不容易呀！”

1954年8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送来的华南分局的一份电报上作了批示。电报中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提出提案，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毛泽东主席最高荣誉勋章。毛泽东批道：

“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议案。”

8月13日，即农历七月十五，毛泽东一夜未睡，待工作完毕，已经是晨光破晓。他要到室外新鲜空气中去散步，带着工作人员到海边去观潮落。

大家捡了许多贝壳，而毛泽东则看着水平如镜的汪洋大海，想的是这狂暴的海洋的平息时刻也很有趣嘛！何不下去一游？身边的人劝道：

“主席工作了一夜，还未吃早饭，早晨水凉，早点回去休息吧。”

毛泽东主意既定，不听劝说就解衣下水，工作人员清早出来，没有游泳的思想准备，穿着衬裤就跟着毛泽东下了海。毛泽东一直游到防鲨网边，工作人员劝他往回游，他说：

“怕什么，我们这么多人，还怕鲨鱼？”

说着就游出了防鲨网，还一直向前，时而平卧水面，仰望蓝天；时而滚动戏水，悠然自得。看看旭日东升，不觉已经游出七八里远。毛泽东望见正前方有一只小船，游近一问，方知是一只渔船，叔侄二人捕蟹为生，已捉到两篓螃蟹。工作人员商量说：

“主席未吃早饭，腹中空空，正好买了蟹，请主席上岸吃螃蟹。”

毛泽东同意了，大家十分高兴，于是请毛泽东上了捉蟹人的小船。毛泽东光着身子，渔民也分辨不清他是谁。毛泽东问起叔侄二人的生活情况，渔民一一道来。及至工作人员照顾毛泽东上岸，两位渔民才认出了毛泽东，惊喜非常，说是这回总算见到人民的大救星了，非要把螃蟹送给毛主席不可。毛泽东表示了感谢，让工作人员收下螃蟹，照价付款，还请他们叔侄二人一同上岸吃螃蟹。渔民说：只知道共产党毛主席帮助我们穷苦人民翻了身，从没有想到还能亲眼见到毛主席！我们请毛主席还请不到，哪里还能让毛主席请吃螃蟹。

众人说着话，来到了浴场的大厅里。不久，服务人员就端上来刚做好的螃蟹，毛泽东和大家一边吃一边聊，谈笑风生，好不畅快。

吃罢螃蟹，那叔侄二人执意不肯收钱，他们说：毛主席的恩情我们无法报答，这点螃蟹算什么。我们能不能和毛主席照个相，留个纪念。

毛泽东答应了，和他们照了相，又让工作人员说服他们收了钱。那两个渔民方才高高兴兴地去了。

欲知毛泽东在北戴河期间还有什么惊人之举，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说：“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50年即10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实际上，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到七十年代中后期，仅仅用了20多年时间，中国就已经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了！远远超过了毛泽东的预期。可世上的事情从来都是祸福相依的，在“大不一样”的情况出现以后，党会怎么样？人民又怎么样？可能就大大地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

第5章 1954年8月—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话说1954年8月中旬，北戴河一连几天刮着大风，又不停地下暴雨，大海里白浪滔天，那隆隆的咆哮声，在屋子里都能听到，很多人都到海边去观看大海潮，但却没有人敢下海游泳。此时的毛泽东显得很激动，他掷下手中的毛笔，站起身说：

“我们去游泳！”

“不行啊，绝对不行！”保健医生徐涛吓了一跳，拦在毛泽东面前说：“主席，这不是小事，也不是您个人的事，我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负责。”

卫士们闻声也全都出来挡在前面。毛泽东虽然固执，但他一看全体工作人员像铁板一块，没有一个支持者，也就只好退让了。

那几天，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十分紧张，生怕毛泽东一个人溜到海边去。汪东兴要求大家看好他，并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要求毛泽东身边的人一刻不离地跟着毛泽东，绝对不许发生意外。

这一天下午，雨终于停了，徐涛反而更紧张，他料到毛泽东会闹着去游泳，便匆匆赶往海边去观察，只见白浪滔天，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负责测量水温的人报告说：水温19度！不到20度！

下午4点多，天还阴沉着，北戴河的海面上依然是狂风肆虐，洪波涌起，银山万叠。已经几天没有游泳的毛泽东坐不住了，放下笔，对卫士们说：

“走，我们到海边去。”

李银桥说：

“不行！主席，今天还不能游。”

“雨停了！”

毛泽东有些不耐烦了。李银桥说：

“天可没晴，随时还会下。”

“这个房子还可能地震塌下来呢！”

毛泽东生气了，他早已忍无可忍。李银桥忙请徐涛出面，徐涛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对他总是客气一些。徐涛劝道：

“主席，水很凉，会抽筋的。”

“我不怕冷。就你们怕冷，你们别游嘛。”

“那也不行，浪太大。岸边的浪有1米多高，海里的浪会有3米高！”

“好么，乘风破浪，正是机会！”他见卫士们不动身，又说：“听见没有？鞋子！”

徐涛说：

“主席，下海是顶风，几个年轻战士试过了，都被浪打回来，根本冲不过去。”

“一个人冲不过去，这么多人还冲不过去？岂有此理！”

毛泽东气冲冲地往外走。

“不行！”徐涛情急之下，一把扯住他说：“主席，我还没有说完，浪太大，贝壳全冲到岸边了，不少都是又破又尖，会扎伤脚的。”

毛泽东甩一下手，说：

“我从小打赤脚，就不上山砍柴了？叫你说的！”

“我还没说完，贝壳冲上来一堆一堆的，容易绊脚。您岁数大了，摔一跤我受不了，担不起责任。李维汉同志就摔断了腿。今天天气这样恶劣，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

徐涛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出来反而更糟，“岁数大”、“摔跤”这些话对毛泽东来说，只能起到一个“激将”的作用。毛泽东动怒了，只听他吼道：

“他摔跤我就一定要摔跤？你这么说，我今天就非去不可！”

毛泽东那灼灼的目光和紧抿着嘴唇的沉默，吓得卫士们谁也不敢拦挡了，只好匆匆带上泳裤、毛巾和急救药箱，追随左右。毛泽东往身后看了一眼，给游泳高手孙勇使个眼色。孙勇急忙跟上，说：

“主席，我们不要走远了，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雷阵雨。”

孙勇见劝阻不住，只好随着他到海边去看看，以为他一见那狂吼怒号的海浪，就不会下海了。

毛泽东和众人来到海边，天空突然暗了下来，只见那排山倒海的巨浪由远而近，冲到海岸，好像那道蜿蜒的长城，铺天盖地倾倒在岸上，使人眼花缭乱，感觉透不过气来。毛泽东看得特别高兴，嘴里不住地念叨：

“这才算得上大风大浪嘛！正好斗它一斗！”

他回首对孙勇说：

“你先下去看看。”

孙勇闻言，不敢怠慢，脱了外衣，纵身跃入海里。李银桥一看毛泽东要下海了，就劝道：

“主席，风大浪大，不要下去游泳吧？”

毛泽东豪迈地说：

“风浪越大越好，可以锻炼人的意志。”

他一边说一边准备下海。他和几个卫士刚走到海边，猝不及防被突然冲来的一个大浪给打倒了，他们立刻爬起来。李银桥急了，知道自己无法阻止，只好派一个战士去海滨搬兵。汪东兴闻报，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的卫士张永池拿起话筒一听，是汪东兴的声音，只听他急得嗓子都变调了：

“主席下海了！下海游泳去了！我们拦不住！快！快请总理，请总理马上来，我们叫不上来！”

张永池扔下电话就往总理办公室跑，大喘着气报告说：

“总，总理，主席下，下海游泳去了！”

周恩来正在批阅文件，闻声忽地立起身，把笔一扔就朝外跑，大声喊道：

“快，叫司机！快开车！”

周恩来赶到海边，朱德、杨尚昆也都赶来了，他们远远地使劲喊：

“不要下了，不要下了！”

他们一边喊，一边向毛泽东跑来。周恩来声嘶力竭地喊着：

“主席，上来吧！我是周恩来——”

可是他们的喊话毛泽东根本听不到，打招呼也看不见，眼睁睁地看着毛泽东又带着一群战士冲了下去，在一人多高的浪花中钻进海里。此时四处雷声不断，暴雨劈头盖脸地洒下来。周恩来、朱德等人无可奈何，也只好作壁上观了。

毛泽东一入大海，立刻游向大海的深处，在大浪小浪的参差起落中，硕大的身躯时而被浪头举到高空，时而又落入深谷。他对身边的一个战士说：

“不要怕，海水就是被子，我们钻进了棉花套里了！”

正说着话，他突然被海水冲到了一个战士身上，这个战士正想拉他一把，又一个浪头把他俩打开了。此时，突然有一条破船在浪中翻滚。毛泽东担心地说：

“我刚才看见了几个打鱼的，不知道出事了没有？”

一个战士说：

“不会的，这只船刚才靠到岸边的，上面没人，是被水卷到这里了。”

毛泽东说：

“那就好。”

一个战士说：

“主席，雨太大了。”

毛泽东说：

“没关系，雨大了多在脸上抹几把！”

风停雨住了，毛泽东等人早已游过了防鲨网，时隐时现。这可吓坏了岸上的人，他们提心吊胆，目瞪口呆。

毛泽东一群人不知游了多久，终于像得胜的英雄，尽兴而归。岂知下海不容易，上岸更难。毛泽东被卫士们簇拥着好不容易上得岸边，又一个巨浪扑来。毛泽东还想斗它一斗，站好骑马式，准备用右肩抗过去，谁知浪头一来，一下子竟把他冲到了几米以外，倒在了一个卫士身上。周恩来见毛泽东身上刮出了一道道血痕，就说：

“快上来，快上来！”

毛泽东上了岸，甩打着身上的水，不住地说：

“今天真畅快！今天真畅快！”

众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毛泽东在那一片汪洋中畅游了一个多小时，上了岸依然精神抖擞，不知疲倦。朱德说：

“主席偏偏游了这段风险时间。”

毛泽东却说：

“秋风萧萧，洪波涌起，算不了什么！”

他坐在沙滩上，点着了一支烟，吸了几口，又说：

“征服急难险恶，你强它就弱，不能怕，一怕，喝上几口水，就胆怯了，就被海水制服了你！大凡世界上凶恶的东西也是这样的，你表现得怯懦，你就会遭到凌辱。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看起来样子是可怕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朱德说：

“主席善于联想，当年你骑在马背上，就一步三叹：‘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周恩来说：

“还有：‘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毛泽东说：

“那是过去，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大志。”

周恩来说：

“今天总算可以了吧？我们叫都叫不住。”

毛泽东说：

“我一个心思斗海浪，思想高度集中，哪里听见你们叫。”

毛泽东在数次游泳中，已经在心中孕育出了一篇著名的诗词。第二天，他欣然命笔，写出了《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8月17日，高岗在被管教（因其第一次用手枪自杀，刘少奇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对他实行管教）的楼上服食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据他的秘书赵家梁说：“1954年8月，高岗已被管教半年。他写给中央的《我的反省》已交上去100多天了，一直没有回音。从7月初开始，电台陆续广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单，他仔细地收听着，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他的心情越来越焦躁不安，终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语，行为乖戾。”赵家梁所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他绝望自杀的直接原因。

周恩来得知高岗自杀的消息后，和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先后到了现场，由周恩来提名的与高岗熟悉且在一起工作过的19位领导者也到现场勘验，尔后，由几名医生对高岗遗体进行解剖检验，验明其确系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

后来在9月1日，中共中央以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向苏共中央作了通报。通报中说：

“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仍然毫无悔悟表现，反而于8月17日，实行第2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

高岗死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便确切查清他的死因。根据医生所做的临床诊断、尿便化验、病理剖检的各项结果，和公安工作同志调查、现场检查情形等，可以肯定高岗确实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致死的。同时，从其它各方面所做的进一步调查，亦证实了高岗在他的阴谋被揭穿后，早就有意识地积存安眠药和准备用这种办法实行自杀。”

8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在1937年11月1日给他写了一封亲笔签名的寻求英国帮助中国抗战的信）率领的工党访华代表团。工作人员见他穿着一条屁股上扎满了罗纹补丁、膝盖等处磨得发白的裤子，劝他换一条，他说：

“不要紧，谁看我后面呢？”

英国工党创建于1900年，是第二国际的成员之一。工党自称要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工党第3次执政，对内采取高福利的政策，在一些重要公交等部门推行国有化；对外奉行追随美国的方针。

且说英国工党代表团参加会见的还有比万、萨末斯基尔、菲利普斯等；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张奚若等。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从第2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是不是？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

接下来，工党领导人着力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则心平气和、语调平缓，摆事实，讲道理，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尔后，客人问道：

“你们能不能与这样的社会主义（指工党的社会主义——笔者注）和平共处和合作？”

毛泽东说：

“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不可以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英、法4国，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能合作，因为我们有共同要求。”

客人又问：

“你看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

毛泽东说：

“我看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好的，日内瓦会议以后有了一些改变。有些人批评说，你们到中国来会上当，主要是美国这样说。我看你们以不听他们的话为好。历史是以若干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不能以一时的议论为准，不能听那么多。

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意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

“太平洋不太平，根源主要在美国。美国人做的事太不像样子，他们支持蒋介石差不多每天都骚扰大陆。所以你们最好劝劝美国人把第7舰队拿走。几条船好办，一拿就走了。他们是违反国际形势、违反历史的。他们只是美国的少数人，如杜勒斯之流。我们希望工党朋友们劝劝美国人：一、把第7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三、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四、不要武装西德，武装结果不是好事，也会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

这次长达3个小时的会见就这样结束了。

8月26日，毛泽东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他写道：

军事工程学院陈院长（即陈赓——笔者注）和全体教授、助教、学员、工作人员同志们：

当你们开学的时候，我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在此时机，我并向热诚帮助我们计划和创办这个学院的苏联政府、苏联顾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

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这点，对于你们这个学院，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学习苏联顾问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顾问同志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学习上应该是虚心诚恳，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满和骄傲。

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这在你们的学院，是和全军一样，必须充分领会和一刻也不可忘记的。

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办好学院，尊重顾问，努力学习，为完成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给予你们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主席 毛泽东 1953年8月26日

1954年9月4日，西藏人大代表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抵达北京，受到了朱德、周恩来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9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8次会议，对宪法草案作了最后一次讨论和修改。

9月11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穿着一件洗得有点发白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在中南海勤政殿等待两位特殊的客人。不久，两辆吉斯车一前一后准时开到勤政殿前，14世达赖和10世班禅精神焕发地走了下来。刚进大门，达赖看见一个身材魁伟、满面笑容的人向他伸过手来。尽管是第一次见面，他一眼就认出了毛泽东，忙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哈达，躬身献给毛泽东。毛泽东双手接过哈达，表示谢意后交给身边工作人员。他转过身来向达赖伸出大手，动情地说：

“欢迎你哟，达赖喇嘛！我们等你好久喽，很早就想请你到北京来。”

“毛主席好！谢谢毛主席的邀请。”

达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双手，激动地说着。毛泽东微笑着答道：

“好，好，达赖喇嘛身体也好吧？”

达赖感激地说：

“好，好，谢谢毛主席的关心。”

毛泽东接受班禅敬献的哈达后握住他的手说：

“班禅额尔德尼，你好哇！你是第二次来北京，我们见过面，已经是老朋友了嘛！”

班禅高兴地说：

“毛主席好！您的身体还是这么健康！”

“托新中国的福，身体还不错。”

毛泽东说完，一一介绍刘少奇、宋庆龄、张澜等领导人与达赖、班禅见面。

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部分（参看《毛泽东选集》第5卷），摘录如下：

抗美援朝，经过3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4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1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3次、4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109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40%，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33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3条，就产生了第4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3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今后，敌人还可能打，就是不打，也一定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比如派遣特务进行破坏。他们在台湾、香港和日本这些地方，都设有庞大的特务机构。可是，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经验，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我们是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的。

我们现在的情况，同1950年冬季的情况不同了。那时候，美国侵略者是不是在三八线那边呢？不是，他们是在鸭绿江、图们江那边。我们有没有对美国侵略者作战的经验呢？没有。对于美国军队熟悉不熟悉呢？不熟悉。现在这些情况都变了。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推迟新的侵略战争，他说，我要打！我们就用前3条对付他。如果他说，我不打了！那末我们就有了第4条。这也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

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

9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对即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宪法草案做最后审议。

毛泽东首先讲话，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两项修改意见作了说明：一是在序言中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面加上“第1次会议”，将“庄严地通过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改为“庄严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二是根据西藏代表的意见，将总纲中“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一句中的“和改革宗教”5个字删去。

会议通过表决，一致通过了这两处修改。毛泽东说：

“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宪法了。最先是中共中央起草，然后是北京500多高级干部讨论，全国8000多人讨论，然后是3个月的全国人民讨论，这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000多人又讨论。宪法的起草算是慎重的，每一条、每一字都是认真搞了的，但也不必讲是毫无缺点，天衣无缝。这个宪法是适合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的。它坚持了原则性，但是又有灵活性。”

“宪法不是天衣无缝，总是会有缺点的。‘天衣无缝’，书上这样说过，但天衣我没有看见过，也从没有从天上取下来看过。我看到的衣服都是有缝的，比如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有缝的。宪法，以及别的法律，都是会有缺点的，什么时候发现就及时修改。反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一年一次，随时可以修改。”

“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不是圣人？要说是圣人嘛，圣人就多得很；要说不是圣人嘛，我看圣人也就一个没有。人总是有缺点的，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比如当主席，说10句话错了6句，错了60%，那他的主席就当不成了。要说一句话都不错，没有那回事。写文章，总是改来改去，如果不错，何必改呢？作一篇文章，往往要犯很多错误。过去我到过上海，上海那个地方很复杂，我经常走错路，总是犯错误。凡是我有了错误，希望能及时得到朋友们的批评和纠正。一个人总是会有许多缺点的。如果觉得自己一点缺点也没有，‘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不好了。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当然，在帝国主义面前，在艾德礼等人面前，还是可以‘摆摆架子’的。但靠摆架子吃饭就不好了。如果我们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就说不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物就说不得，那就不好了。对孔夫子，自董仲舒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物都要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首次说到了郭沫若在学术上的问题，他说：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是“革命党”。

毛泽东所说的郭沫若的论证，源自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该书是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和古代诸子思想的10篇论文集。此书于1945年上半年在重庆首版发行，1954年改排出版。毛泽东最早于何时读过《十批判书》，已经不得而知。但他在此时已经读过《十批判书》，则是肯定无疑的了。

后来，《十批判书》于1959年发行新一版，1961年编入《沫若文集》，1976年重印此书。毛泽东的书房中收藏有《十批判书》，他在1959年外出时，还让工作人员带上此书，以便随时查阅。后来，他还经常阅读此书，并在多次讲话中涉及到郭沫若的观点。此是后话，待以后详细表述。

再说在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开幕前夕，张治中听说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通过周恩来和彭真转述他的意见，建议毛泽东讲话。后来，周恩来、彭真告诉张治中，毛泽东仍然不愿意讲话。于是，张治中就直接去找毛泽东，他说：

“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

毛泽东说：

“就是你一个人希望我讲话。”

张治中说：

“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

毛泽东还是不同意讲话。

9月15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第10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作为西藏代表参加了会议。阿沛·阿旺晋美作为西藏代表之一和达赖喇嘛随行官员领导小组负责人，出席会议并协助达赖喇嘛处理政治事务。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说：

各位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今天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

代表总数1226人，报到的代表1211人，因病因事请假没有报到的代表15人，报到了因病因事今天临时缺席的代表70人。今天会议实到的代表1141人，合乎法定人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负有重大的任务。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热烈鼓掌）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热烈鼓掌）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热烈鼓掌）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热烈鼓掌）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热烈鼓掌）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鼓掌）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鼓掌）

全中国6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热烈鼓掌）

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齐白石老人怀着兴奋的心情，出席了大会，聆听了毛泽东的开幕词。在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幽默地对张治中说：

“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这一天，刘少奇受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托，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报告》。

是日晚，贺子珍和嫂嫂李立英坐在收音机旁，一起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关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开幕式的实况转播，毛泽东致开幕词的录音使贺子珍一下子惊呆了。这声音对她来说是多么熟悉，又是多么遥远！李立英赞叹地说：

“毛主席的声音真洪亮。”　　

贺子珍也说：

“是呀，他的声音很洪亮，跟过去一样。”

这个讲话录音太重要了，广播电台播放了一遍又一遍，贺子珍也跟着听了一遍又一遍，忘了吃饭，也忘了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李立英起床后去看贺子珍，见贺子珍一动不动地坐在老地方，耳朵紧贴在收音机上一副全神贯注地倾听的模样，便轻轻地叫了她一声。贺子珍没有回头，过了一会儿，她对李立英说：

“咦，收音机怎么不响了，不广播毛主席的讲话了？”

李立英走过去拿起收音机一看，收音机竟一夜未关，已经烧坏了。她再一回头，见贺子珍脸色煞白，嘴唇哆嗦，心里便“咯噔”一下，忙将贺子珍扶起。

贺子珍从此病了，处在一种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状态。贺敏学夫妇赶紧把她送进华东医院，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可是贺子珍不肯吃药，拒绝治疗。贺敏学无计可想，不得不让妻子李立英给李敏写信，告诉她妈妈病重的消息。

李敏得知母亲的病情后，难过极了，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爸爸，并把信递给了爸爸。毛泽东拿过信看看，又看看，不说一句话。李敏看得出，爸爸的情绪很不好，心里很沉重，她第一次见爸爸流泪了，她也伤心地哭了。

毛泽东想让李敏去看望她妈妈，可又怕耽误她的学业，便给贺子珍写一封信。他知道，贺子珍的病是因心事太重引起的，他相信心病还需心药医。在给贺子珍的信中，他劝贺子珍要注意身体，好好治病；并且说，华东医院里的苏医生是个好同志，杨医生也是好的，要听医生的话，不要抽那么多的烟，烟抽多了对身体不好。最后，他恳请贺敏学代为照顾贺子珍，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的信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贺子珍心里的锁。当亲人们告诉她，毛主席给她来信要她好好吃药，好好看病时，她的神智竟然逐渐清醒起来。她自己读了信，也肯看病了，肯吃药，而且把烟也戒了。

且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张治中交给彭真转交刘少奇的一份建议。张治中在建议中主张，每一位人大常委每年都要出去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毛泽东看后，笑着对大家说：

“他这人专做好事，做了很多好事。”

他立即批示：“同意。”并把外出视察人员的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后来又加上了全国政协委员。

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召见了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他在谈话中说：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今人读起来不方便，市上流传亦已不多，应该找些人把它整理出一个有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来，付诸排印，以广流传。”

毛泽东还说：

“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解放前一些书局虽然出版过几种历史地图，但都失之过简，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史书的需求。”

后来在10月份，吴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集了一些历史学家，在中国科学院第3历史研究所开会，研究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决定成立一个标点《资治通鉴》和改绘清末民初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的委员会，成员有科学院两个历史所的范文澜、尹达、侯外庐、刘大杰，北大的翦伯赞，出版总局的金灿然和高教部、地图出版社的负责人，由范文澜、吴晗领衔。之后又成立了工作小组：标点《通鉴》的具体工作，聘请顾颉刚、郑天挺、王崇武、周一良、齐思和等十来位在京的史学家分担。改绘《杨图》工作的人选，则由吴晗推荐、委员会通过，请上海复旦大学的谭其骧担任主编。1956年2月，中国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了《资治通鉴》标点本。而改绘《杨图》的难度更大，可惜毛泽东生前没能看到。

欲知毛泽东在传播传统文化方面还有哪些建树，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不管是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前的战争年代，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时期，毛泽东在外交方面，一直是积极主动地扩大邦交的。本章叙述的他和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的交往，便是一个例证。1937年11月1日，为了中国的抗战事业，他给艾德礼写了一封求助信；1954年8月24日，在接见艾德礼等人时，他又明确地说：只要“双方愿意共处”，不但可以和英国工党所标榜的“社会主义共处”，而且也“可以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认真研究一下这方面的历史，读一读他在这方面的理论，你还能说他是闭关锁国吗？

第6章 1954年9月—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

话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先后两次接见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还亲自到他们的住处看望和交谈，毛泽东提议说：

“在西藏不再成立军政委员会，直接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为实行区域自治做准备，请你们考虑。”

原来，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十七条协议”中的一项规定，可是在西藏地方政府中，有些人担心成立军政委员会，会取代西藏地方政府，使他们丧失既得权益，因此，他们百般阻挠，致使西藏军政委员会一直没有成立。毛泽东鉴于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即将撤销，就向他们提出了这一建议。

后来，经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多次讨论，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提议。由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3方代表组成的筹委会筹备小组，经过充分协商，提出了成立筹委会的具体方案。

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期间，曾志到菊香书屋看望毛泽东，她见毛泽东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唯有书籍更多了：床上一半的空间都堆放着书，有精装的，有平装的，还有报纸和期刊杂志；办公桌上，书架上，窗台上，堆集的书本也像一座座小山。曾志好奇地问毛泽东：

“这么多的书，一天要看多少？”

毛泽东解释说：

“每天送来的报刊杂志就有200多种，我一个人是看不完的。我有几个秘书，他们分门别类地先看，觉得比较重要的，就给我划上。必须要有选择性地看，看书也是要讲方法的。”

“看那么多书，不觉得累吗？一天看到晚，能看得进去吗？”

“看书也是一种休息嘛！”

“我不明白看书怎么个休息法，我认为看书是很累人的事。”

“看一种书疲倦了，就换另一本书，调剂脑筋，也就得到了休息，交换看书，也是一种好的休息方法。”毛泽东一说起书，就滔滔不绝：“我没有吃过洋面包，过去也没有去过苏联，更没有去西方留学，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民儿子。我根据中国的国情，革命的实际，提出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红色割据，提出游击战术16字诀和迂回打圈的战略战术。”

他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一口，继续说道：

“但是那些个吃洋面包的人，就是不信任我，看不起我，认为山沟子里面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从1932年起，实际上就把我摆到了一边，同志们不大愿意同我接近，连贺子珍也不愿理我了。我说组织上决定我服从，但观点要坚持，不是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吗？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是要狠狠地读书。在漳州搞了许多书，又向同志们借一点子，扎扎实实地读书，硬是读了两年的马列主义，后来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就是这两年的读书心得。

我这个人呀，就是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处分，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有了这‘5不怕’，敢将皇帝老子拉下马。”

正在此时，工作人员走来请毛泽东去怀仁堂观看袁雪芬、傅全香演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毛泽东便邀曾志一同去看戏。

演出开始了，毛泽东看得很专注，很投入。可是曾志却一直是漫不经心的样子。当戏演到梁祝诀别时，曾志哪里欣赏得了这种痛苦缠绵的情节，忍不住笑了起来。全身心投入剧情里的毛泽东，侧过头不满地看了她一眼，说：

“你都不懂，这是艺术欣赏，现在正是艺术上的最高潮！”

曾志一看毛泽东认真的样子，急忙止住了笑。

9月中旬，江青奉毛泽东之命来到《人民日报》社，找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谈话。

原来在不久前，刚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学生李希凡、蓝翎利用暑假的时间，写出了一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是于1954年3月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的。李希凡、蓝翎将文章写好后，写信向《文艺报》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结果没有得到答复。他们只好又向自己的母校学报投稿。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就把李希凡、蓝翎的这篇文章刊登在9月号上。江青曾看过多遍《红楼梦》，她很有兴味地看了李希凡、蓝翎这篇批判文章，对此大加赞赏，并推荐给毛泽东。

毛泽东曾对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曾志说过：“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由此看来，毛泽东还是相信江青的判断力的。这一次，他接受江青的建议，认真看了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非常高兴，便让江青出面，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江青就给《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打电话说了这个意思。邓拓哪里把江青看在眼里，根本不予理睬。过了两天，江青看看《人民日报》没有动静，就拿着《文史哲》第9期，来找周扬、林默涵和邓拓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她说：

“主席十分欣赏刚刚出版的《文史哲》杂志上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希望《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周扬以《人民日报》转载这样“小人物”的文章不合适为由，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他提出可以由《文艺报》予以转载。

9月20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1197名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由主席团公布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和途径，确立了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明确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民主精神贯穿于整部宪法之中。

齐白石在人大会议上郑重地投下了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票。他回到家里，高兴地说：

“《诗经》上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哪里能和这次大会比？立法立宪，搞了几十年，如今真有人民的宪法了，这是五福临门的宪法，我可要把《诗经》上‘文王以宁’改为‘中国以宁’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写下了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所告诫人们的8个字：“老老实实，勤勤恳恳。”

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

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13人当选为副委员长；彭真当选为秘书长；王昆仑、王维舟、古大存、司徒美堂、吴玉章、吴耀宗、李书城、李雪峰、李烛尘、邢西萍、林枫、周建人、周纯全、竺可桢、邵力子、南汉宸、胡乔木、胡愈之、胡耀邦、柳亚子、施复亮、高崇民、徐向前、徐特立、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韦国清、马明方、马叙伦、马寅初、张邦英、张治中、张云逸、张闻天、张难先、张苏、许广平、许德珩、陈劭先、陈嘉庚、陆定一、程子华、程潜、黄火青、黄克诚、黄绍竑、彭泽民、杨明轩、叶剑英、廖承志、熊克武、刘伯承、刘长胜、刘格平、刘宁一、刘澜涛、蔡廷锴、蔡畅、邓颖超、赖若愚、龙云、聂荣臻、蓝公武、罗隆基、谭平山、谭政65人当选为委员。

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提名，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10人为副总理；还任命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会议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毛泽东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决定任命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于学忠、郑洞国等81人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是日晚，郑洞国突然接到一张套红的金字请帖，打开一看，竟然是毛泽东派人送来的请帖，要在中南海宴请他。

原来，郑洞国等原国民党军将军刚刚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了祝贺他们，就在中南海设宴招待他们。郑洞国十分不安，他想：“毛主席日理万机，还想到我，甚至要设宴招待我，一个国民党的败军之将，见了毛主席，说些什么呢？”郑洞国迟到了几分钟。贺龙、叶剑英，还有鹿钟麟等人早已在座。郑洞国一到，毛泽东就迎了上去，同他握手，说：

“你还是有功的嘛，如果不是你回电蒋介石，曾泽生的60军就会被蒋介石的飞机炸平了嘛，……而且，你还是一位抗日名将。我们说话算话，只要放下武器，我们一律欢迎。你很年轻，还可以为中国人民做很多的工作。”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拉郑洞国坐在自己身边。郑洞国刚坐下，毛泽东又笑着说：

“这下好了，我们终于同坐在一条凳子上了嘛！”

在座的客人，都被毛泽东的话逗乐了。郑洞国本来有些拘谨，毛主席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就使郑洞国轻松多了。毛泽东又问郑洞国：

“你抽不抽烟？”

郑洞国应声说：“抽。”说着，顺手就近拿了一支香烟，没想到，毛泽东十分敏捷地擦着一根火柴，站起来给他点烟。毛泽东是那样随和、亲切，彬彬有礼，毫无国民党当官的那种令人生畏、令人讨厌的傲慢派头。郑洞国心想：

“我在国民党阵营里20多年，上自蒋介石，下至若干上级，谁曾如此待我！而毛主席——共产党的第一把手、国家元首、人民拥戴的领袖居然为我点烟，共产党的领导人果真不是官，而是朴实的人民公仆，既平凡又伟大。”

毛泽东问及郑洞国全家的生活情况，郑洞国说，儿子还未结婚，刚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在沈阳的一个建筑部门工作。毛泽东说道：

“你的家庭生活安排好了，就得为人民做点工作嘛！你今年才51岁，还很年轻啊！”

郑洞国闻言，心中暗想：“毛主席怎么这样了解我！”便情不自禁地连声答应，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郑洞国越说越随便，不知怎的，他竟然向毛主席提出了这么一个他自己也觉得不甚得体的问题，他说：

“你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

毛泽东也似乎感到有点出乎意料，怔了怔，望着郑洞国，郑洞国有点不好意思了。毛泽东爽朗地笑了，他回答说：

“我当年接受马列主义之后，总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革命者了。哪知道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工人不买账。因为我还是那么一副‘学生脸’、‘先生样’，也不知道怎样做工人的工作。那时，我成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想，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想了很长时间，才有些明白，自己的思想立场还没有真正转变过来嘛！”

他又加重了语气说：

“我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在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只要立场转变了，自觉地放下架子，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

9月28日下午3时50分，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闭幕式上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已经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会议胜利闭幕。

人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见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阿沛·阿旺晋美，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是国家最年轻的领导人了，担负着很重要的责任。现在你们不仅仅是西藏的领袖人物，而且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

他又亲切地望着达赖和班禅，强调说：

“因此搞好你们两位活佛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还要搞好噶厦和堪厅两方面的团结，搞好汉族和藏族同志之间的团结。”

毛泽东说罢，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

“要搞好团结，就要互相学习，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学习藏语文，不懂藏语文怎么和藏族同胞接触？怎么能够为藏族同胞服务呢？”

班禅说：

“希望中央给我派一名汉语教员，下次来北京开会，我不要翻译，要直接用汉语同主席交谈。”

“很好，很好！”毛泽东非常高兴，他风趣地对翻译说：“两位佛爷学会汉语，不用翻译，你不用担心，你不会失业，以后可以当干部。当然，翻译也是干部。我说的是当领导干部，担负更重要的责任。西藏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大批优秀的干部。”

他又转向达赖、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说道：

“我再一次告诉你们，中央代表、解放军、汉族干部到西藏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为了西藏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他们不是按这个原则办事的话，你们可以直接找我，找周总理谈，丝毫不用客气。”

接见就要结束了，毛泽东站起身来，最后说：

“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说话是算数的，今后我们要重视发展西藏的经济和文化事业。这一次，也不能让你们空着手回西藏去，中央人民政府给西藏准备了一批礼物。”

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赠送了一大批农牧业机具。

就在9月28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撤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整个军事工作。中共中央军委由12人组成，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

由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由彭德怀主持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日常工作。

毛泽东在第1次军委会议上宣布说：以后在一般情况下，军委会议由彭德怀主持。

9月29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尼·谢·赫鲁晓夫率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党政代表团到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赫鲁晓夫走下飞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中国党政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紧紧拥抱，行贴面礼，呈现出亲密、友好、团结的气氛。后来，赫鲁晓夫说：

“毛泽东的热情友好是我未曾预料到的。”

毛泽东早在他第一次访问苏联时，就认识了赫鲁晓夫。在他眼里，喜欢玉米棒子的炮筒子赫鲁晓夫，像公牛一样到处乱撞。赫鲁晓夫从那时起，也对毛泽东留有很深的印象，他认为喜欢读书的毛泽东，“行动起来像熊一样沉着迟缓”，思想不轻易外露，但是他才智过人，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

当晚，毛泽东在会见赫鲁晓夫的时候，重提他那个“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赫鲁晓夫则认为帝国主义是一只危险的猛兽，他对毛泽东说：

“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的人多来计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可是，出现机关枪以后，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占上风了。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愈多，他的炮灰也就愈多。”

赫鲁晓夫竭力要毛泽东相信：

“一两枚原子弹就足以把整个中国化为灰烬。”

赫鲁晓夫的观点当然不可能说服毛泽东。毛泽东关于“纸老虎”的论断，是从战略的角度，从正义与非正义、从长远和辩证的观点上看待这个问题的。赫鲁晓夫的一番说道，反而使毛泽东更加认清了眼前的这个大国领袖。伟大的斯大林尚且惧怕美国的原子弹，何况他的追随者赫鲁晓夫呢？因为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毛泽东也不便与赫鲁晓夫过多理论。

国庆节前夕，朝鲜金日成首相来到北京，赠送给毛泽东24箱苹果，每个苹果上都有一行被太阳晒出来的字：“毛主席万岁”。这上面的字是擦不掉的，能吃掉“毛主席万岁”吗？工作人员面对苹果犯了愁。李银桥将此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皱着眉头说：

“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1万岁的？活不到，那就吃掉。”

于是，24箱晒有“毛主席万岁”的国光苹果，便分给警卫部队全部吃掉了。

9月30日，毛泽东会见印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团长、国会议员乌玛·尼赫鲁夫人，他在谈话中说：

“五项原则应当适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现在这五项原则已经是世界闻名了。”

195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建国5周年庆典。

上午9点50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金日成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波兰、罗马尼亚、蒙古、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来宾。

毛泽东快步走到张澜面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表老啊！你很好。你的德很好。你是与日俱进的。”

10时整，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5周年国庆典礼开始！”

在阅兵式开始时，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华北军区兼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阅兵总指挥杨成武陪同下，乘敞篷汽车检阅部队。而后，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命令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时刻保持战斗准备，加强军事、政治训练，加强集中统一意志，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努力学习苏联军队的一切先进经验，掌握现代化的艺术，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为争取和保证每一个军事任务的胜利完成而奋斗。”

接着，受阅部队的分列式开始了。这次受阅的部队是从全军60个单位抽调编成的，共10384人。徒步方队由200人编成，横排面20人，共10个排面。骑兵受阅部队来自内蒙古草原，功臣模范占50%，他们共编成6个方队，每个方队都是毛色相同的军马，侧面看，骑兵和战马各成一直线，队形整齐。坦克、火炮每方队横排面4台车（炮），共4个排面，三轮摩托车横排面6辆，共27个排面。受阅航空兵由111架作战飞机编成，由3机按三角形编队，通过天安门广场的高度为600米，航速每小时为400～650公里，这对中国年轻的飞行部队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整个阅兵历时63分钟。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主席团成员黎锦熙，他问道：

“六先生还好吗？”

毛泽东所说的“六先生”是黎锦熙的六弟黎锦明，字艮甫，号均亮，生于1905年，从小酷爱文学，1925年考入北师大。黎锦明先后创作中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11部，剧本5部。他的小说《尘影》曾经受到鲁迅的称赞，鲁迅说：黎锦明的作品“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

“我看过六先生的中篇小说《尘影》。”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是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写的。他以海丰农民斗争为背景，较真实地描写了我国南方一隅在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

黎锦熙静心地听着毛泽东的话。毛泽东接着说：

“难能可贵的是，六先生在小说中显示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我党没有自己的武装。这真是一针见血。”

是日晚，赫鲁晓夫在焰火晚会上像是一个察看庄稼长势的农民；毛泽东则兴致勃勃地观看着焰火。两人的兴致不一样，却是同样愉快，脸上堆满了笑容。

周恩来忽然发现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就走上前去，要把她介绍给赫鲁晓夫，却被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带着江青迅速地穿过紫红色平台，走到稍远的角落，夫妻俩在那里一起观看焰火。

江青在解放后由于身体不好，曾到苏联治病养病，在苏联的工厂、农村调查研究，发现了不少问题。同时，她对斯大林时期苏共党内的问题也有察觉。这些都成为毛泽东研究苏联的重要信息。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赫鲁晓夫，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一听就愣住了，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提出这个问题，他说：

“假若你们目前要搞核武器，那把你们中国的全部电力集中起来用在这个方面，够不够还很难说呢！这东西你们要搞既费钱，又费力，搞成之后既不能吃，又不能用，储存起来也要钱，更新改造也要钱。你们另搞一摊子太浪费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够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如果你们十分想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科研、培训干部，为未来的新兴工业打基础，那么我们可以帮助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这比较好办，花钱也不太多。”

赫鲁晓夫的“核保护伞”论，毫无疑问又一次刺痛着毛泽东。但毛泽东觉得他的分析也并非是毫无道理，况且他又做出了承诺，便说道：

“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10月初，毛泽东翻看《文艺报》第18期上为转载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而由《文艺报》主编冯雪峰根据周扬等人的意思所加的一个编者按，大为不满。只见按语中写道：

“这篇文章原来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9期上面。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因此征得作者的同意，把它转载在这里，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在转载时，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错字和由编者改动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来的意见。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的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的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毛泽东边看边批，他在“他们试着”4字旁边批了两句话：

“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他又在“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一句旁边批道：

“对两青年的缺点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他还在“希望引起大家讨论”和“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两句旁画了两道线，打了问号，批了两句话：

“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先是周扬等人公然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继之是冯雪峰又在按语中连俞平伯的错误一个字都不提，反而指责“小人物”，这就惹恼了毛泽东。由此，在中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那肯定是迟早的事情。

10月8日，毛泽东让叶子龙将表兄文运昌写给他的一封信转交给王季范看，王季范展开此信，只见上面写着：

润之老三表弟主席大鉴：

湖南燕北，凭书传衷。遥想起居佳胜，为贺且祝。报载，表弟二次当选，足见功德在民，群情爱戴。除专制建共和，七亿友好；按程序而事建设，中华光辉。谊属中表弟兄，尤欢欣起舞的奉告内各弟孙们，眉开眼笑地高歌鼓掌庆贺。本拟出游汉皋，重上都门，瞻仰新规模的建筑事业，以饱眼福，恰与我三姐和王九弟共话家常，时机似是难得，今日的我，以酒养性。学习了宪法草案，破衣洗补，行色拟飞黄河。因大水所困，是未果。小阳节后，当束装上京畅谈，平生愿满，便以所见的地区人们生产救灾各情作介，并祈指示机宜，直赴台湾，扫除残敌，投笔从戎，有赵云雄风宛在，请缨系虏，终军之大志可到，兄虽年已七十，亦间忘其老也，先此布达。并问江青夫人懿康。

表兄 文运昌

王季范看罢此信，记起自己也收到了表兄9月20日的来信，表兄在信中似有怨艾，尚未作复。此时，他已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

10月9日，王季范提笔给表兄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运昌表兄：

前日接你9月20日来信，知你极愿到武汉和北京一游，参观5年来之新建设，且倪志壮。昨日叶子龙同志送来你致主席手书一件，知你决于小阳时节来京欢叙，并想赴台杀敌立功，老来勇气，令人钦敬。中南海方面以你来京甚好。古衡老人，不堪作战，笔谈舌战则可。嘱我以此意代为转达。昨晚，章淼洪来，说及北方冬季天寒地冻，树枯花谢，名胜冷落，绝少游人；南客初来，重哀不暖，不如待之明年中秋来京赏月，犹便参观最伟大热闹之国庆观礼。此话理充。述供参考。总之，你若来京，无论今冬明春，可住舍间，借叙情谊。专此布达。顺致

敬礼!

表弟 王季范

10月10日，王季范又嘱咐儿媳萧凤林给文运昌写一封信。萧凤林在信中写道：

运昌十六伯：

前日叶子龙处长来舍，送来你寄主席的信，家父立即函湘促驾，我家正扫榻迎接也。主席寄来手条，说欢迎你来京一游。不过，只限你一个人来京，住一个月，并指定住在我家。我家无好招待，你是否来住呢？主席寄家父的手条，你到京后，可以看到。家父说，现今火车非常便利，你起程时，须坐直达加快车，以免转车旷时；如行李多，须打行李票。列车照顾老人很周到。你有万里赴台杀敌立功的本领，单身独马，千里畅行，毫无问题，切不必结伴同行。因北京物价高过长沙几倍，粮油限内极度，木床价数十万元，我家无力担负。总之一句话，你一人来京。你来京时，一定要带棉袍、棉鞋、棉被，因为北方很冷，现在一般都着棉衣之故。

我有一双新皮鞋在长沙，敬请你至三角格萧八婆处，为我取出带来。麻烦之事，来京面谢。并请带长沙豆豉和好吃的麻菌、玉兰片。太贵则不必带。

敬仰旅安，并叩

十六伯母福安。凤良同志和凤始均此问好！

侄媳 凤林 敬上

这正是：三封来往信，忍俊不禁读。表亲诉衷肠，最是凤林书。

10月1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第4次农村互助合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一年来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制定了农村合作社新的发展计划和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其中，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经过毛泽东修改补充而确定下来的。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30日才结束。

10月10日晚，毛泽东翻阅《光明日报》上刊载的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及编者按。

《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1952年修订再版时改用的书名。毛泽东曾经在他仔细阅读过的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一书中，差不多从头到尾都画有横线和圈点，还打了许多问号，共有50多处。如今再看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及《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自然有许多联想。只见编者按中写道：

“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的进行，而且也亟待开展。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毛泽东在编者按旁用质问的口气一连批了3句话：

“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他还在李希凡、蓝翎文章中所引用的俞平伯的“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这些话旁边，批了一句话：

“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10月12日，赫鲁晓夫在中国的访问结束。

赫鲁晓夫是苏联方面访问中国的第一位最高领导人。在他访华期间，中苏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苏方把旅顺港和中苏4个股份公司移交给中国，给予中国5亿卢布长期贷款；还有关于科技合作及关于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等一系列问题的协议。

苏联还答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帮助。毛泽东深表感谢。

在此期间，赫鲁晓夫还经常和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边躺着，像最要好的朋友一样，谈论着各种事情，彼此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各抒己见。他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但也有许多认识不一致的地方，除了在战争问题上的分歧外，毛泽东在提到中国的文艺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赫鲁晓夫却说：

“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栽培，而其余的应砍掉。”

他认为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诱骗各种“花”都“开”，然后，将“有毒的花”消灭掉。

赫鲁晓夫回到国内后就对他的同事说：

“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又向西德总理阿登纳暗示，中国“可能会给西方带来麻烦”。他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潜在势力感到惊恐，提出要与西德重修旧好，“共御黄祸”。赫鲁晓夫这些话，后来都传到了中国人的耳朵里，为中苏关系埋下了隐患。

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他在信封上写了28个人的名字：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员，还有中宣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负责人。他写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毛泽东何以将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里来，此事说来话长。

原来，自从曹雪芹的《红楼梦》一书在问世以后的200多年中，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对其作了各自不同的评价。《红楼梦》研究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人们称之为“红学”。研究“红学”的学者先后有“旧红学派”和“新红学派”之分。“旧红学派”即为“索隐派”，他们把《红楼梦》看成是影射清朝人物事件和清朝政治的，其研究是为了“索”出“隐”去的真人事件。“新红学派”也称“考证派”，他们则用唯心主义的实验主义方法研究《红楼梦》。俞平伯就是“新红学派”中的著名学者。

俞平伯，原名俞铭衡，1900年出生于浙江德清县。他曾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加入过新文化社团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等。他是闻名文坛的散文小品作家，也是当时著名的新诗人，1922年曾与朱自清、叶圣陶、郑振铎、刘延陵等人共同创办了“五四”以后最早的诗刊《诗》月刊。

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是受胡适的影响。胡适是《红楼梦》研究“考证派”的代表。1922年，俞平伯写成《红楼梦辨》一书，并于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此书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成为“新红学”的代表作。

前边已经说过，早在1951年毛泽东就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作为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方针。后来为了研究和继承祖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国家出版部门整理和出版了一大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作品，《红楼梦》就是其中之一。做为著名红学家的俞平伯，将自己于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辩》进行了删改、增订，并易名为《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后来俞平伯还应报刊的约稿，陆续发表了一些介绍《红楼梦》的文章。1954年3月，他又将自己研究《红楼梦》的成果作扼要总结，写成《红楼梦简论》一文。发表在《新建设》上。《文艺报》于1953年第4号的“新书刊”栏目内，对俞平伯的新版《红楼梦研究》作了简要报道，并推荐说：“研究《红楼梦》，向来有一个诨名，叫做‘红学’。过去所有红学家都戴了有色眼镜，做了许多索隐，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正是由于《文艺报》这样推崇俞平伯，所以它一直拒绝刊登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早在李希凡、蓝翎之前的1952年10月，就有一篇署名为白盾的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寄给了《文艺报》，《文艺报》不但不予刊载，还在退稿信中说：“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很有贡献，《红楼梦研究》一书基本上优点多于缺点，文中所提出的缺点，在目前一般读者思想水平已有提高的情况下，人们自会分清。所以，用不着批评。”后来白盾的这篇文章，最终还是在1954年11月1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自然是在开展批判俞平伯以后的事了。

前面已经说过，江青发现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后，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转载。江青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看了10月10日《光明日报》专刊《文学遗产》第24期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及编者按，他也按捺不住了，于是就在10月16日写出了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人员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这封信全文如下：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地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指江青——笔者注）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 1954年10月16日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的这封信，以雷霆万钧之力给了周扬等人以沉重的打击。

10月18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欲知毛泽东10月16日的信传达以后有何影响，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文化革命”一词，曾让一些人闻之丧胆，其实大可不必。笔者在本传第六卷第25章末已有小议。这一命题贯穿于毛泽东的一生，在他文章里、谈话中时常出现。本章所述李希凡、蓝翎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无疑是“文化革命”的两朵小花，毛泽东闻之心喜，而周扬、冯雪峰及他们的一些上级“大人物”，还有《光明日报》的编者们，则“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这就不能不使毛泽东认为“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因而要在文化战线上开展一场思想教育运动了。由此，也给世人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思考问题，那就是，他们这些“共产党员”，为什么与毛泽东存在着这么大的差异呢？

第7章 1954年10月—

“1954年，我们国家自己出产了一架飞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还只是一架教练机。”

话说1954年10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1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全文如下：

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我看可以分作3个阶段。

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新军有36镇，就是36个师。今天在座的有相当多的人参加了那个军队，里面有日本士官学校的；有云南讲武堂的，我们的朱德副主席就是云南讲武堂的；有湖南讲武堂的；有保定军官学校的，唐生智委员就是保定军校的。这个新军和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党，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务，但后来腐化了，脱离了人民，四分五裂，各人筹各人的饷，各搞各的地盘，被人民所唾弃。

第二代是黄埔军。它曾经是一个革命军队，革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军队的命。今天在座的中间，有许多人，共产党的非共产党的，都是亲眼看过、亲身经历过的。我还曾经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招过一期学生，地址是上海环龙路44号。周恩来总理是当时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以黄埔军为主干的国民革命军起初成立了8个军，黄琪翔、蔡廷锴是4军的，程潜、李明灏是6军的，唐生智是8军的。黄埔军也曾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北伐时势如破竹，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脱离人民。共产党那时候犯过一个错误，就是不要军队，只在军队里派党代表。后来蒋介石把党代表一驱逐，进行清党，在共产党直接控制下的军队就只有叶挺的一个独立团。南昌起义后，党所领导的军队变成了游击队，这个游击队一直打了22年。

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第三代。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是红军。

这三代，代表了中国近代军队的3个阶段。中国要搞一部军事史，把这3个时代的进步写一下就好。

我们的军队，首先是游击队，以后比较正规一些，现在更好一些，但严格地说来，距现代化还相差很远，因此必须努力学习。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军队的战略战术和装备都有很大的变化，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一点都不懂。

从历史上看，我们的建军目标是能够达到的，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军队距离现代化很远，但是在朝鲜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北伐战争末期，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搭上了线，不久国共两党分裂，北伐军队变更了方向，我们单独地搞。天下是蒋介石的，我们只有几枝烂枪，可是，我们的斗争代表着人民的方向，我们能把游击队集合起来，成立了军团、方面军，以后又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简单的，假定在地球上对钻一个洞从美国钻出来，恰好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多一点。长征结束时，我们的军队没有剩下多少。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打我们，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犯了错误，才被迫来了个大搬家。到了遵义，进行了自我批评，才纠正了错误。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集中起来一共有120万人。重庆谈判前，蒋介石请我们一定要去商量国是，国是者全国之是也，不能不去。其实到了重庆，蒋介石毫无准备，只临时召集几个人商量了一下，他们一面谈一面发兵。我们几个人在重庆也商量了。古语说，水来土掩，将至兵迎。我们也发兵，只要把蒋介石打得越痛，就越好谈。高树勋委员就是在这个时候起义的。打到1948年冬天，局面就差不多了，到1949年春天，局面就定下来了。现在来算算这笔账，我们所以能获得胜利，基本的条件是我们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和方向。日本投降后，当时全国人民希望休息，哪怕是两三年也好。结果只休息了一年，但就是在这一年里也打了不少的仗。

人民的希望，人民所需要的方向，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各种努力，过去可以北伐，可以解放全中国，可以进行国家的建设。今后，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的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解放台湾，也一定能够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他们说“你有几颗原子弹？”但他们有一条对我们的估计是失算的，就是中国现在的潜在力量将来发挥出来是惊人的。

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我国有那样长的海岸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有空军，开始的时候只有一支小小的，就像在天安门阅兵时看到的那样。1954年，我们国家自己出产了一架飞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还只是一架教练机。中国是一个庞然大国，但工业不如荷兰、比利时，汽车制造不如丹麦。有一句俗话，叫做“夹起尾巴做人”，做人就是做人，为什么还不能翘尾巴呢？道理很简单，我们现在坦克、汽车、大口径的大炮、拖拉机都不能造，还是把尾巴夹起的好。希望大家一面努力工作，一面保养身体，一来是为了继续工作，二来是看一看将来我们自己造的飞机、坦克、大炮、拖拉机。

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应当搞出些名堂来，使国家像个样子。能不能办到？能够的，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所有干部，都要努一把力。

今天，国防委员会有各方面的人，具有各个时代经验的人，大家为爱国主义所鼓舞，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一点是很可宝贵的。在座许多人是老前辈，你当师长时，我还在当兵。我们有一条是好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事，使全体人民都知道。过去蒋介石有什么意见，人家要猜摸一番，过了一个时期就变了。现在我们用不着猜摸，我们的方向就是人民的方向，是载于宪法的。现在常常听到有人说要摸底，有什么底？宪法就是底。共产党的底就是发挥一切有用的因素，破坏阻碍的因素。建设性的力量，包括各种知识分子，旧军队出身的将军和士兵。共产党的将军们，很多也是从旧军队来的，像贺龙副主席就是当过湘西镇守使的。没有天生下来就是共产党的人。一个人初生下来并没有什么任务，母亲生儿子也并不是要他当军人，当将军，这是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

我们的海军，目前还只是一点萌芽。去年我还坐过一次军舰，从汉口到南京，在南京还看过鱼雷快艇演习，海军战士都是19到23岁的青年，见了他们就忘了我们是老朽。当时也看到林遵（原国民党海军第2舰队司令，1949年4月23日率领所部25艘舰艇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笔者注）委员，你们变成先生了。建设工业要有工程师，办学校要有教授，要团结他们，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当然，没有新人也不行。割断历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们白手起家是不对的。

10月19日下午4时1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同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中方参加的人员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毛泽东一见尼赫鲁来了，就迎上前去，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

“我们欢迎你，十分欢迎你。”

尼赫鲁笑容可掬，连忙说：

“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这使我非常愉快，我向往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我抵达北京后，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使我深为感动。我是作为和平和善意的使者到你们这里来的，而我已在这里发现了和平的精神和善意。”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说：

“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100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300多年。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中国人民有爱国的感情，有对印度人民和其他东方国家人民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此外，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10年20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他合作。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

尼赫鲁说：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过去200多年来，我们两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都遭受外来殖民主义国家的压迫和统治。这是我们两国共同的经历，也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共同经历。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这不仅是有过去的联系，而且由于近代都受到殖民主义的统治。”“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的问题也是共同的。主席说得对，我们两国工业落后，这是共同的。我们都想尽快发展我们各自的国家。”

毛泽东说：

“我们两国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

“是的，我们着重的是共同点。”尼赫鲁说：“在印度，五项原则被认为不仅适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说：

“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意受约束，不愿像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

他还说：

“对于中国来说，获得和平并不容易。美国变着法不遗余力地排挤中国。不仅如此，它还炫耀武力，把第7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美国飞机飞到中国内地上空，空投特务。他们还加紧援助和支持蒋介石对中国大陆骚扰性战争。”

尼赫鲁说：

“美国害怕它的利益受到损失，正像一个既得利益者一样，怀着恐惧，神经紧张，四处插手。”

“美国的恐惧也实在太过分了。”毛泽东微微一笑，幽默而又鄙夷地说：“它要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

尼赫鲁闻言，微笑着点了点头。毛泽东又说：

“国与国之间不应当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我们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们可以睡得好觉的。”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提议下一次专门谈一谈战争问题，尼赫鲁表示，愿意与毛泽东共同讨论。

10月21日晚，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北京新侨饭店为尼赫鲁访华举行宴会。毛泽东应邀出席。席间，毛泽东对尼赫鲁说：

“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

尼赫鲁点头称是。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

钟洛的这篇文章，公布和体现了毛泽东10月16日那封信中的一些内容。

10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尼赫鲁举行第2次会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在座。毛泽东微笑着问坐在对面的客人：

“你们两位总理的会谈进行得如何？发生冲突没有？”

尼赫鲁说：

“会谈得很好。怎么能有冲突呢？”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们同印度好像没有多少架好吵。”

接着，他直奔主题，问道：

“关于战争问题，不知尼赫鲁总理有何看法？”

尼赫鲁谦虚地说：

“主席是这方面的专家，你的意见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

“我认为，战争并不那么可怕。”毛泽东说：“从战争最后结果来说，决定因素是人。至于武器，当然某一方拥有先进的武器，就占有优势。但是这是暂时的现象。仅靠先进的武器来赢得彻底胜利，根本不可能，除非一开始就一次性把对手完全毁灭。从现代战争的意义上说，原子弹、氢弹似乎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这是冒极大风险的，侵略者可能由此丧失了自己存活的权利和机会。谁又能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一下子翻个底朝天，然后扔到太平洋或印度洋里去呢？破坏之后的彻底征服，只能作为梦想而无法实现。战争，只会加速人民的觉醒，导致人民的反抗。人民持久的反抗，必将削弱以至打败侵略者。第2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日本，中国得以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站立起来。英国被削弱，印度便获得了独立。”

尼赫鲁说：

“我认为，你所说的人是战争胜败的最后的决定因素；战争可以使人觉醒，最终获得解放；这一点是对的。但是，战争也可能把人类变得残酷，变得堕落。如果战争消灭了有知识和有训练的人，那么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人类将面临巨大的倒退。”

毛泽东知道尼赫鲁是印度圣雄甘地的忠实追随者，曾经坚定不移地信奉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反对一切暴力运动。眼看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便就来了个顺水推舟，说道：

“所以，归根究底，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尼赫鲁则说：

“终有一天，世界的调整都用协议来完成。”

毛泽东问道：

“在世界调整以前，从现在起，10年之内没有战争，可能吗？”

尼赫鲁依然坚持他的信仰和愿望：

“终有一天，人们会承认，战争如果爆发，会把双方都毁掉，谁也打不起战争。不过我并不能提出任何担保。”

毛泽东看看谈不下去了，就打算结束这个话题，他说：

“尼赫鲁总理到中国来已经有几天了，一定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我们现在正在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被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但是把中国全部毁灭，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难的。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

毛泽东最后又谈到了在两个月前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的情况。这是尼赫鲁所关心的事。他告诉尼赫鲁说：

“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谈是好的，意见虽然不同，但是谈开了是有好处的。我们热诚地招待了他们，他们想看的都给他们看了。”

10月24日，郑振铎主持召开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红楼梦研究讨论会。一些《红楼梦》研究者和大学古典文学教授参加了讨论会；李希凡和蓝翎也参加了讨论会；受批判的对象俞平伯更是不能缺席的，还有他的助手王佩璋；与会者共有49人。另外还有报刊编辑20人作为旁听者列席了会议。何其芳、老舍、王昆仑、启功、舒芜、冯至、黄药眠、聂绀弩、范宁、钟敬文、吴恩裕、杨晦、浦江清等人在会议上先后对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观点作了批判性的发言。

10月26日，尼赫鲁携爱女英迪拉·甘地夫人（后来成为印度总理）及其他的随访官员，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辞行。双方举行了第3次会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也在座。尼赫鲁对毛泽东说：

“在这里我结识了许多朋友，也得到了很深的友情。我虽然要走了，但是可以说，已经把我的一部分留在中国了。”

他又转对周恩来说：

“我想周总理一定知道法国的一句话：‘离别好像是使人死去一部分一样’。”

毛泽东听他这样说，当即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两句诗：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吟罢，他解释说：

“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

接着，他向尼赫鲁这位异国政治家介绍了屈原的生平。他说：

“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2200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篇，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这一天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并把它投入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

尼赫鲁说：

“主席刚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我们两国经过了很久的时期以后又相遇了，因此第二句诗特别适用。”

毛泽东说：

“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得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

毛泽东对尼赫鲁提出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建议表示支持，他说：

“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

尼赫鲁表示赞同。第二天，他便离京去华东、华南参观访问。

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关于10月24日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红楼梦研究讨论会的情况报告上作出批示。

报告中说：看到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示后，作家协会党组即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初步检查了自己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大家认为这是又一次暴露了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危害性的严重麻痹和忽视新生力量的狭隘作风。为了开展这一思想斗争，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于本月24日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工作者和各报刊编辑等60多人，俞平伯在上午也到了会。会上，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二人关于《〈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认为消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场严重斗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指出：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的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这次讨论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以确立和巩固我国整个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在陆定一的这个报告上批示道：“刘、周、陈、朱、邓阅，退陆定一办。”

这一天，毛泽东还审阅了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袁水拍在文章中写道：

“这种老爷态度在《文艺报》编辑部并不是第一次。在不久以前，全国广大读者群众热烈欢迎一个新作家李准写的一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改编而成的戏剧，给各地展开的国家总路线的宣传起了积极作用。可是《文艺报》却对这个作品立即加以基本上否定的批评，并反对推荐这篇小说的报刊对这个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艺界和群众的不满。《文艺报》虽则后来登出了纠正自己错误的文章，并承认应该‘对于正在陆续出现的新作者，尤其是比较长期的在群众的实际生活中，相当熟悉群众生活并能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的新作者……给予应有的热烈欢迎和支持’，而且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很好的教训’。可是说这些话以后没有多久，《文艺报》对于‘能提出新问题’的‘新作者’李希凡、蓝翎，又一次表示了决不是‘热烈欢迎和支持’的态度。”

毛泽东在袁水拍这段话后面，亲笔加上了一段话，他写道：

“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写罢，他将该文批给了邓拓，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接着，毛泽东应湖南省省长程潜的请求，提笔书写了“湖南省人民委员会”8个大字。

原来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以后，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宪法规定，统统改称为人民委员会。

毛泽东写罢，叫来工作人员，将这幅墨迹寄给程潜。

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

周扬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给袁水拍打电话，向他询问情况。袁水拍告诉他说，这是毛主席批发的。

10月间，中共中央组织部通过新华社为毛泽东物色一个懂英文的国际问题秘书，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林克被选中了。新华社领导找林克谈话，林克毫无思想准备，他一方面感谢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又担心自己能否胜任。领导鼓励他说，相信你能做好这个工作。

这一天，一辆小轿车载着林克从中南海西门经过怀仁堂，沿着中南海边的马路向南驶去，经过勤政殿和对面的瀛台，在丰泽园大门西边的静谷停了下来。静谷的门呈八角形，4边门框用汉白玉砌成，横额上镌刻着“静谷”二字，两边镌刻着一幅对联，上联是：胜赏寄云岩，万象总输奇秀；下联是：清阴留竹柏，四时不改茏葱。

静谷有两重院落，房屋已经破败。前院有高耸的苍松翠柏，还有些假山。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就住在这个院子的3间西屋里。后院也是一个四合院，3间北房是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及其秘书的办公室，他们不常来。耳房是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的居室。林克被安排在3间西房里，这里是两明一暗，家具只有1张办公桌，两把椅子，1个文件柜，1张木床。南房也是前院的北房，是毛泽东临时的藏书室。这个院子有条走廊通往毛泽东的住处菊香书屋。走出静谷，东侧就是丰泽园的大门。在1957年以后，为了工作方便，林克搬进了菊香书屋的东院，距毛泽东的寝室只有20多米。直到1966年8月离开中南海，林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个春秋。

林克在见到毛泽东之前，田家英找他谈话说：

“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要刻苦钻研，充实多方面的知识，否则也可能在三五年内帮不上主席的忙。”

田家英还谈了他自己的工作体会，使林克感觉到毛泽东对秘书的工作要求很高，对自己能否胜任不免有点疑虑。

10月下旬，粟裕应召来到毛泽东菊香书屋的办公室，毛泽东问他：

“你到总部工作快3年了，各方面都适应了吧？”

粟裕回答说：

“逐渐适应了。在总部工作和在野战军大不相同，关系全局，压力很大。”

毛泽东说：

“人就是要不断地加压才能有所作为，当然不能压垮了。身体怎么样？好多了吧？”

粟裕说：

“好多了。感谢主席和中央安排我去苏联治病，基本解决了我的老毛病。”

毛泽东说：

“不过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收支平衡。经常透支，时间一长，身体就会吃不消的。这几年你在总参干得不错，能较好的看出问题，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和军委都采纳了，部队反映很好。”

粟裕说：

“我是按照主席和中央指示做工作，许多方面做得还不很好，缺点、问题不少。”

“很好，很好。当然不是说没有缺点，中央和军委比较满意。”毛泽东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这次找你来谈谈，是要向你传达中共中央的最新决定，要你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粟裕一听感到很突然，连忙站起来说：

“主席，我不能胜任，这副担子太重了！”

毛泽东要他坐下来，肯定地说：

“这是我首先提名的！根据我的了解，你可以胜任，能够把这副重担挑起来，而且挑得很好。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都这样认为。”

粟裕说：

“当总长和当副总长大不一样。副总长我当得还不好怎么能当总参谋长呢？全军比我水平高的同志很多，应该从他们中间挑选。”

毛泽东说：

“我考虑很久了，相信你可以胜任。中央已经决定，你就干吧。不要有什么顾虑，大胆工作，我和军委支持你。”

粟裕见毛泽东这样说，就起身表态说：

“中央已经决定，我服从中央决定，一定努力去干。”

毛泽东朝粟裕做了一个手势，待他坐定，又交代说：

“总参谋部首先是军委的最高参谋机构，同时又是军委的办事机构。作为总参谋长，一定要在军队建设、国防建设的战略性大事上给军委当好参谋。你在这方面有长处，要进一步发扬。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中央会很好考虑选配副总参谋长。我赞成你刚才讲的，努力去干吧。”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任命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陈赓、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为副总参谋长。

任命黄克诚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萧向荣为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协调各总部的工作。

10月31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了水利专家林一山。

此时，毛泽东已经了解到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的损失，远远超过修建三峡大坝工程的投资。他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听取了林一山关于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和坝址的情况汇报。

毛泽东首先询问了花岗岩的风化情况。林一山回答说：

“花岗岩是坚硬的、不透水的，但花岗岩风化较快。石灰岩漏水，但是它抗风化。”

“你们都做了哪些勘探工作？”

“在三峡坝区，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坑探，所以对它的地质情况，现在只是一个初步的了解。根据坑探资料，我们所选择的三斗坪坝区，属于花岗岩地带，其地形地质条件都很好，只是岩石风化问题比较严重。”

“根据已有资料，风化层有多厚？”

“根据国内外资料，世界上已有风化层最深的可达百米。”

“如果这里风化层有100米，那么，100米以下呢？”

“风化层以下，就是新鲜的花岗岩了。请主席不用担心，我们现在还未全面勘探，在它的上游，有一段片麻岩河段。”

“好，好！”毛泽东顿时面带笑容的连声说：“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抗风化性能要好得多，这下子好办了。”

接着，他问起三峡工程在技术上的可能性。林一山说：

“如果中央要求在较早的时间内建成，依靠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是可以完成的。”

毛泽东问：

“你的根据是什么？”

林一山回答说：

“目前，苏联在建的水利工程，在技术上、规模上同美国已经建成的差不多。当年美国工程师萨凡奇有信心建三峡工程，那么我们可以相信，苏联水利专家同样有这个水平。如果不用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自己也可以建成三峡工程，但需要在例如丹江口水利枢纽这样的工程建成以后，因为这个工程的规模，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工程了，我们有了这个经验，就可以把技术水平提高到能够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了。不过，这样设计工作的时间就要长一点。”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同意林一山的分析。

1954年11月3日，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人到达广州，开始集中力量审阅第1个五年计划草案。

后来，周恩来乘飞机也来到了广州。

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以《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题，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了谈话。郭沫若在这个谈话中，根据毛泽东指示信的精神，发出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的号召，他说：

这是“一场严重地思想斗争”，“应该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

郭沫若还说：

“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在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他。”

11月10日，毛泽东仔细阅读了《人民日报》上署名为黎之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文章中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

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打了个问号，批道：

“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文章中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毛泽东旁批道：

“不是丧失敏锐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敏锐的感觉。”

文章中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和“老大的作风”这些文字下面画了粗线，旁批道：

“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11月14日，毛泽东看到《南方日报》上转载的冯雪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他边读边批。冯雪峰检讨说：“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的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旁批道：

“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冯雪峰检讨说：“这完全说明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毛泽东在旁边批注：

“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

冯雪峰检讨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批道：

“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冯雪峰检讨说：“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泽东在这一段中的“可以不自觉地”和“在心底里存在着”几个字旁划了竖线，批注：

“应说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

冯雪峰检讨说：“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旁画了粗线，批道：

“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11月的一天，毛泽东曾到广州越秀山游泳池尽情游了一番，尔后坐在树影婆娑的游泳池畔，和他的新任秘书林克进行了第一次交谈。毛泽东很有兴致地询问林克有多大年龄，什么地方人，询问他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林克说：

“我的原籍是江苏常州，今年29岁了。幼年生活在保定。”

毛泽东听林克提到保定，就说：

“保定很有名呀，是兵家必争之地。我在20年代曾到过保定，并沿着城墙走了一圈。你晓得那里有个莲花池吗？那是北洋军伐头子曹锟的私人花园。”

他淡淡一笑，接着说：

“曹锟用5000银元1张选票，收买了500多名‘猪仔议员’，很下本钱呐。他是个很有名的贿选总统哩！”

往事如烟，毛泽东一触及历史，总能信手拈来一段与话题有关的历史故事。林克见毛泽东讲完了，就接着介绍自己的经历，他说：

“我们居家在七七事变后迁到北平。我是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46年在大学参加了地下党，参加并组织了学校的历次学生运动。离开学校后，我被调到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解放后，被调到新华社工作。”

毛泽东听完了林克的介绍，就说：

“当前你的工作就是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和重要动向，随时向我汇报。”

他又诚恳地对林克说：

“你做我的老师，教我英语，好么？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拜师喽。”

林克从别人那里得知，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自学过英语，但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学习从哪儿入手，心中没底。于是，他就建议说：

“您看，是不是从学习一些短的政论文章开始？”

毛泽东欣然同意。林克随即拿出一本事先准备好的《人民中国》给毛泽东看。

自此以后，林克无论在哪里，总是要在公文包里带着毛泽东学习的英语材料。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兴致很高，善于挤时间学习，经常在起床后，在饭前、饭后、游泳、登山、散步之后，在开会或会见内外宾客之后或长时间紧张工作之后，学一点英语。他在外地巡视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都随时挤时间学英语。除了重要会议或生病之外，从未中断。

11月25日，毛泽东结束在广州的工作，在返京途中，专列停在株洲车站。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省公安厅李强、唐瑞亭等早早来到株洲车站，迎候毛泽东。

毛泽东在站台上踱步，遇见一位铁路局的年轻负责人，便问他多大年纪。年轻人回答说27岁。毛泽东很高兴地说：

“好啊，你们年轻人起来了，我就放心了。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把建设祖国的任务完成好。”

是日中午，毛泽东又乘专列到了长沙，在大托铺专线停车休息，不久，乘汽车到程潜先生家去探望他，又观看了长沙市容。

晚7时，毛泽东离开长沙北上。

11月28日，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起回到北京。

欲知毛泽东回京后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4年10月23日同尼赫鲁谈话时说：“我们现在正在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被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但是把中国全部毁灭，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难的。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这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朋友，对敌人，既不吹牛，也不示弱。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在10月31日同水利专家林一山谈到三峡坝区的地质情况，当林一山说：“请主席不用担心，我们现在还未全面勘探，在它的上游，有一段片麻岩河段。”毛泽东顿时面带笑容地连声说：“好，好！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抗风化性能要好得多，这下子好办了。”由此可见他对地质学有关方面的材料已经进行了研究，这就是政治家的另一面！你还能说他只会打仗吗？

第8章 1954年11月—

“目前主要的危险倾向是急躁冒进，把私商排挤得过快过多，以致失业人员大增，一时无法安插。”

话说1954年11月底，王季范接到中南海的电话，毛泽东的秘书通知说：

“主席今天下午接见文运昌和文梅清两位老人，请你和章淼洪同志一起去。”

秘书还告诉他说，要把章淼洪的母亲文静纯一起请去。

前文已经讲过，文运昌年届七旬，体弱多病，难以单独外出旅行。又因王季范及其儿媳萧凤林复信之故，加之天气渐冷，致使他二次赴京迟迟没有动身。正在此时，文梅清和文蔚池要求上京，得到毛泽东的许可，于是，3人结伴同行，于10月底到达北京，住在王季范家里。将近一个月来，他们依旧是游览名胜，参观首都这几年的建设，等候毛泽东的接见。

文运昌、文梅清听说毛泽东要接见他们的消息，异常兴奋，连声说：“好，好。”文静纯也满口答应了。

中南海来了两辆轿车，文运昌、文梅清、文蔚池、王季范、文静纯依次上了轿车，同去的还有章淼洪和两个女儿。

这一天，毛泽东接见的家乡客人还有他的老同学邹普勋，堂弟毛泽连，老朋友谭熙春，堂叔祖毛锡臣。在京的钱希钧、毛远耀、胡觉民等人也应邀作陪。

毛远耀是在1953年由衡阳市委书记调回北京化工部工作的。他一家到京后，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

毛泽连、毛锡臣、邹普勋、谭熙春4人是在9月份来到北京的，他们抵京后，住在西郊宾馆。

丰泽园里车来车往，人声喧哗，好不热闹。毛泽东用韶山口音对大家说：

“今天请大家来，我们一起会会餐，打打讲。”

他询问了家乡土改和生产情况。毛锡臣和毛泽连说：

“乡下土改，我们分了田，每人平均9分田。”

毛泽东说：

“东北土改，有的地方人均七八亩地，最少的也有四五亩。”

毛泽连问：

“北方怎么有那么多地？”

毛泽东说：

“北方地多人少，南方地少人多。将来最好是从南方迁一部分人到北方去。”

毛泽连说：

“他们不会愿意上北方，南方人在家乡搞习惯了，到北方生活怎么能习惯呢？”

毛泽东笑道：

“那就听他们自己的，我不勉强。农村要解决生产困难，人民要提高生活水平。农民没饭吃，没油吃，这怎么行？要养好猪，开荒种地，多种些油菜，多种些山薯。山薯可以补充粮食，可以喂猪，猪肉多了就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毛锡臣说：

“现在农村缺少肥料。不过，大家都在想办法，担塘泥巴，换陈墙土还田。”

“今年担塘泥，明年换陈壁，后年怎么办呢？”毛泽东摇摇头，又说：“要多喂猪，多喂牛，猪牛都可以造粪。单靠猪牛粪还不行，国家还要想办法，搞些肥料，譬如办化肥厂。你们回去也要多想些办法，多开荒，多积肥。田多肥足，粮食也就可以增产了。”

毛锡臣说：

“我们田里都种了草籽、油菜，都种了粮食和小菜。”

毛泽东又想起了过去熟悉的韶山那几个头面人物，他问毛锡臣：

“毛吉臣还在不在？”

毛吉臣是毛锡臣的堂兄，地主出身，韶山过去的“四大宪”之一。毛锡臣回答说：

“毛吉臣死了多年，他有4个儿子。有一个原来在国民党部队，现在搞回来了。其余3个都在家种地，还有几个孙，也在家劳动。”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到韶山另一位绅士毛棠圃。毛锡臣说：

“毛棠圃死了。”

毛泽东问到劣绅毛明德。毛锡臣说：

“也死了。只剩下毛鸿初了。”

毛泽东说：

“毛鸿初没有文化，只是嘴巴子利害，会讲，跟他们搞到一起。”

邹普勋插话说：

“我姐姐毛邹氏到北京来了一段时间了，住在她儿子毛泽全家，很想来见见主席，只是怕打扰主席的工作。”

毛邹氏是毛泽东的启蒙老师邹春培的女儿，是毛泽东堂叔毛喜生之妻。大革命时期，她曾帮助过毛泽东。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又把儿子毛泽全送到了延安。毛泽东听邹普勋这么一说，连忙道：

“不要紧，我马上派人去接她来。”

毛泽东命叶子龙驱车前往后勤部大院，接毛泽全一家人。毛泽全和他的母亲，他的妻子徐寄萍及3个女儿，先后上了车。车子经新华门驶向中南海。叶子龙笑着对毛泽全说：

“今天到主席家去的人多，乡下来了好几位亲友，王季范先生也去了。主席的孩子平时住校，今天星期六，也都回来了。”

叶子龙走进会客厅，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泽全同志全家来了。”

毛泽东问道：

“他母亲来了吗？”

叶子龙说：

“同车来了。”

“婶母来了！”

毛泽东连忙起身朝屋外走去。卫士长李银桥见毛泽东起了身，也跟着向外面走去。毛泽东来到菊香书屋前的草坪里，已听见南屋走廊里传来一阵笑语。

“婶母您好！”

毛泽东迎上前去，朝着毛邹氏亲切地叫着。老太太颤巍巍地移动着缠裹的小脚，仔细端详着毛泽东，也激动得喊了一声：

“润之！”

毛泽东拉着毛邹氏的手，亲热地说：

“婶婶！您老人家身体好吗？”

“好，好。”

老太太爽朗地说。

“你老人家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来了3个月了。”

毛泽东转身对毛泽全、徐寄萍说：

“婶婶到北京这么久了，你们也不告诉我一声？”

毛泽全连忙解释说：

“主席工作忙，我们怕打扰您……”

毛泽东摇了摇头，对邹氏说：

“不要紧。你叫泽全打个电话给我，我抽个时间见见你，不就行了嘛。”

毛泽东说着，双手搀着老太太走上屋前的台阶，一边走一边嘱咐说：

“慢点走，您老人家慢慢走。”

老太太年近8旬，又是小脚，她倚着毛泽东，慢慢地移动着小脚，也喃喃地说：

“慢点，慢点。我老了，腿脚不行了。”

毛泽东把客人迎进屋里。屋里先到的一众客人毛锡臣、王季范等，与毛泽全和他的母亲都相互打着招呼，笑语盈盈，好一场乡亲大聚会。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侄子毛远新及毛岸英的爱人刘思齐也都回来了。李敏非常活泼热情，她的两条长辫子垂在两耳后边，笑眯眯地倒茶水，削水果，招呼客人。李讷则不爱说话，她只是羞涩而矜持地站在一边。

吃饭时，客厅里摆了两张大圆桌，宾主就座，大人一桌，青年人和孩子们一桌。大家一边吃一边谈笑风生。毛泽东给客人们敬了酒，又劝大家多吃菜。饭菜虽然比较丰盛，却也还是二米饭和一般的家乡菜。

文运昌生性诙谐，不拘小节，他爱喝酒，好讲大话，外号“酒癫子”，喝起酒来讲话不免失口，就是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家里作客也不免喝醉。在毛泽东心目中，十六哥是一个“不大老实的人”。所以，毛泽东也不多劝他喝酒。

叶子龙从一大盘红烧肘子里挑了一块肉，放到毛泽东饭碗里，毛泽东很快吃了；叶子龙又从青年人和孩子们的餐桌上，夹了一块红烧肉给毛泽东，毛泽东吃得特别香。

饭后，毛泽东又和文家表兄谈起在外婆家读书的事，还背诵了外婆家堂屋的一幅对联。文运昌把带来的几本线装书拿给毛泽东看，这些书都是毛泽东当年读过的。徐寄萍拿过一本一看，只见书中每一页都用毛笔写满了蝇头小楷。毛泽东见到自己几十年前读过的书，如今还保存完好，很是高兴，他对文运昌说：

“十六哥，你还真会保存文物啊！你可当收藏家啰。”

“泽全，”毛泽东指着邹氏对毛泽全说：“泽全，你母亲是个好人，你父亲死得早，她带着你们受了很多苦。现在，你们要好好照顾婶母，让她老人家过一段好日子。”

他还说：

“大革命时期，我有一次到韶山调查，婶母见我脚上布鞋破了，连夜赶做了一双新布鞋给我穿。那双鞋，我一直穿到广州。”

毛泽全听了，心头一热，说：

“几十年前的一桩小事，主席还记得这么清楚。”

有一位表兄没见江青，就问道：

“主席，怎么不见江青同志？”

毛泽东风趣地说：

“她是候鸟，冬天去南方，夏天去北方，不常在家。”

文运昌提出请毛泽东给湖南省政府写一个条子，为他在湖南安排一个参事之类的工作。毛泽东一听，神色顿时严肃起来了，他说：

“建国后，韶山很多乡亲想来北京看看，我是很欢迎的。但是，一年不能来的太多，来多了我招呼不起哟！你们来去的一切费用，都是我的稿费支付的。另外，还要给当地政府添许多麻烦。生活确实困难的，我可以接济点，至于安排学习、工作这类的要求，就办不到了。”

毛泽东又指着毛泽全、钱希钧、毛远耀等人说：

“他们干革命，都是靠自己、靠组织闯出来的，我是从不干预。”

文运昌见毛泽东这么说，就再不做声了。

“还有，”毛泽东清了清嗓子继续说：“你们也不要打我的旗号，找湖南当地政府的麻烦。这点请你们原谅，也请你们回去跟其他的亲友说清楚。”

此时，毛泽连、谭熙春、邹普勋、毛锡臣等因来京日久，打算回湖南去，毛泽东就说：

“十六哥他们可以和你们一起走。”

文运昌一听就不高兴了，他说：

“主席，我还没有打算走啊！”

毛泽东听了，有些生气地说：

“你走不走由你，我不管你了！”

文运昌只好答应和毛泽连等人一同乘火车返回湖南。毛泽东在客人们离京时，给谭熙春、毛锡臣这些第一次来京的人，分别添置了一套棉被、一套棉衣裤及鞋帽等物品；其余的客人都是第2次来京，以前已经添置了衣物，这次就免了。邹普勋告诉毛泽全、徐寄萍说：

“这次来京的乡亲，主席为他们添置的衣物规格，比以前低多了，主席也真是招待不起了。”

文运昌听了，也感慨不已。他想：主席虽然生性节俭，且有不少稿费收入，但开支大，经济并不宽裕，今后可不能过多地来北京打扰他了。

1954年12月1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和缅甸联邦首任总理吴努率领的代表团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吴努是在11月30日应周恩来之邀，首次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及中国首任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参加了会见。

毛泽东一见吴努就关切地说：

“今天天气有点冷。”

“很冷。我们是从一个气候炎热的国家来的。”吴努拘谨地说：“我有这个机会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致敬，非常高兴。我们听到毛主席的名字，已经很久了。主席的名字，对于为自由而斗争的缅甸青年来说，一直是一个鼓舞的源泉。”

“谢谢。”毛泽东说：“我们也高兴看到吴努总理、吴努夫人和其他几位朋友。中国人民也很高兴，因为我们两国是密切的邻邦，多年的友好国家。”

他针对一些周边邻国因受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挑拨而对中国产生恐惧心理的情况，开门见山地问吴努：

“在历史上，中国同缅甸打过仗吗？恐怕次数很少吧？”

“打过两次。”吴努小心翼翼地说：“一次是在元朝忽必烈汗的时期，另一次是在清朝。但是我们同汉族从来没有打过仗。”

“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毛泽东真诚地说：“在历史上，朝鲜和越南受中国的气最多，缅甸比较少。以后我们两国应该和平共处。”

毛泽东的坦荡和自责使吴努很受感动，他那拘谨的心情和不必要的顾虑顿时一扫而光，于是也敞开了心扉，说道：

“很坦率地讲，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

毛泽东说：

“我们之间来往多了，更熟悉了，就能更好相处。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我们很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好。我们两国的经济水平差不多，主要都是农业国。像中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大体都在同样的一个经济水平上。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国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内完成。我们需要的是国际合作和帮助，我们需要和平环境，我们需要朋友。因此我们看到吴努总理，感到很高兴。”

吴努点了点头，动情地说：

“中国对缅甸的态度一直是正确的。如果中国政府利用了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这一事实，那可能使缅甸政府遇到很多麻烦。但是中国政府不但不加利用，而且对缅甸政府的困难表示同情。对于中国政府这样一个正确和友好的态度，我代表缅甸政府和人民向主席致谢！”

吴努所说的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是李弥部的大批残匪越境流窜在缅甸边境一带，大肆破坏、袭扰、贩毒、抢掠。毛泽东见吴努主动提及此事，便摆了摆手说：

“你们的困难，我们是谅解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军队继续在缅甸存在，是因为你们有困难，而不是你们故意允许他们留在缅甸。我们决不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关系。”

说罢，他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

“我们曾经对边境上的人下过严格的命令，叫他们只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过边境一步。”

吴努说：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不是一个同情我们的态度，那末很可能发展成为第二个朝鲜或印度支那。这是我们过去所担心的。因为上一次战争使我们的国家遭到很大的毁坏，许多城市被夷为平地。过去我们曾从美国政府接受过两年援助，但是后来我们停止接受了。虽然我们非常需要援助，但是我们更需要和平和中国的友谊。我们把中国的友谊看得比美援还重要。”

毛泽东说：

“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有些疆界还没有定。我们两国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这些人互相往来是非常可能的；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同时也是互利，因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

他还说：

“你们心里想的，我们知道。你们怕我们的云南省对你们不利。”

吴努毫不掩饰地说：

“是的，怕得很。正因为如此，我曾建议周总理同我一起到云南走一趟。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的飞机这次不能飞过云南的山脉。”

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

“我们的想法同你们的想法是有些距离的。你们很害怕，因为不了解情况。我们对情况很清楚。我们嘱咐那里的人对缅甸友好，不要闹麻烦。我们已经作了准备，让吴努总理从云南回国。”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

“我们应该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关于华侨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经常教育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不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不应该有双重国籍。”

吴努说：

“在周总理访问仰光的时候，我曾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超出他的权限，必须回国后同他的同事们商量。今天听到主席关于双重国籍所说的话，非常高兴。”

毛泽东还谈到了亚非会议，他说：

“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吴努告诉毛泽东说，有些国家会建议蒋介石参加会议。毛泽东说：

“看来似乎有些困难啊！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能够被邀请。只是不能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请中国参加联合国，又把蒋介石保留在联合国里。这样我们就不好去了。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参加亚非会议，我们将感到光荣。”

12月1日晚，毛泽东召见周扬，就中宣部报送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计划草案，谈了他的一些修改意见。

12月2日上午，中宣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批判胡适思想的计划草案作了重大修改。

下午，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计划；决定联合召开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的讨论会。讨论的内容分为9个方面，即：胡适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对历来《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联席扩大会议推定郭沫若、沈雁冰、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9人组成委员会，以郭沫若为主任。

尔后，周扬将上述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12月3日，毛泽东在周扬12月2日的报告上批示道：

“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毛泽东”

12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进一步作好编制地方经济五年计划纲要的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省、市委，国务院所属各委各部党组：

自中央11月10日指示各省市编制地方经济的五年计划纲要以来，各地都在紧张地进行这一工作。为使这个工作作得更好一些，特提出如下意见，请各省市委研究执行。

一、各省市委在编制当地的五年计划时，不但应当注意参考国家计划委员会发下的五年计划草案的分省指标，而且应当认真地研究当地的经济特点和具体情况，以便结合国家计划而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央建议各省委在12月10日作出当地初步的五年计划纲要，并上报中央以后，于12月15日左右召开一次市委书记、市长、地委书记、专员、县委书记、县长、县计划科长和农业科长的会议，专门讨论各该省市的五年计划纲要。省委应该经过这次会议，亲自调查各地的情况，了解各地的经济资源，发现各地的生产潜力，听取各地的意见，然后对初步的五年计划纲要再做一次修改和补充，使计划能够更充分的放在比较可靠和积极的基础之上。

二、除了个别省份（例如辽宁）工业比重很大，省委应把工作重点摆在工业方面外，一般省委都应该明确地把工作重点放在领导农（牧）业方面。对于五年计划中的农业部分，应当细致研究，找出办法，力求完成和超额完成。对于国家掌握的粮食和技术作物等主要产品应当列入地方计划，同时关系当地人民生活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品和各种出口物资也应当尽可能地列入地方计划；对于国家的统一的要求应当充分照顾，对于当地的具体的要求也应当切实照顾。

三、各省管理的各种类型工业（包括地方国营、地方公私合营、合作社营和私营）目前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地方工业应当服务于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具体需要的问题。中央认为，不论在地方工业的生产方面，或地方工业的基本建设方面，都必须贯彻为农村经济服务并与农业经济密切相结合的方针。各地在编制地方工业计划、安排地方工业生产和地方工业基本建设时，应当根据全国平衡和当地供产销平衡的原则，一方面充分考虑当地的农业生产能否保证当地的工业生产以足够的原料，另一方面又应充分考虑当地的工业生产能否满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民生活资料两方面的各种要求。但应当注意，关于新式农具的生产，国家已作统一的安排，不要与中央的计划相抵触。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计划，亦应当放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之上，并逐步使之适应上述方针的要求。

四、在编制商业计划时，对于公私比重，必须贯彻中央稳步前进的方针，不应当进得太快。目前主要的危险倾向是急躁冒进，把私商排挤得过快过多，以致失业人员大增，一时无法安插。关于这个问题，各省市委必须有迅速地部署，把步子放慢，对于被排挤的私商小贩，应当给予适当的安排。同时，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实行城乡分工后，已经在许多地方发生了不便利于人民买卖货物的严重情况和某些阻塞商品流通的现象，因此，如何使商品的周转环节合理化以利发展城乡的物资交流，并改变目前城乡联系中某些阻塞的现象，请你们仔细加以研究，提出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商业管理计划的改进意见。

中央 1954年12月3日

12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发出通知说：

“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决议文件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

毛泽东在审阅这一通知时还加了一句：

“在写文章作讲演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12月8日，在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上，文联主席郭沫若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发言；作协主席沈雁冰作了题为《良好的开端》的发言；中宣部副部长、作协副主席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这3个发言稿事先都送毛泽东看过。3位发言人从不同角度阐明、发挥了毛泽东指示信的精神，提出了开展讨论批判的建议。

联席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议第一条就是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

从批评俞平伯转向批判胡适，正如历史学家嵇文甫所解释的那样：“随着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已经在全国展开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而它的锋芒就逐渐从俞平伯转向胡适。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方法，完全继承着胡适的传统。‘擒贼先擒王’，几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界，如果要找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当然是胡适。胡适这个人在研究‘学问’上涉及面很广。他提供了一种方法——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好像在哪一个学术部门都用得上。因此，现在各种学术部门都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自此以后，艾思奇、胡绳、任继愈、孙定国、金岳霖、张世英等哲学界人士集中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他的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实用主义的真理论、实用主义的唯心史观、实用主义美学、教育学和心理学。批判者认为，胡适用实用主义对抗辩证唯物主义，用唯心史观对抗唯物史观，用改良主义对抗社会革命论，用个人主义对抗集体主义，他的全部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胡适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可知性。

李达、侯外庐、王若水、曾文经、汪子嵩、孙思白等人系统地剖析胡适的政治思想和立场，认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五四”以后，一贯致力于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抗拒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胡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产物，是美国帝国主义所一手造成的买办洋奴，他是彻头彻尾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

范文澜、黎澍、嵇文甫、周一良等史学界人士，以大量文章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着重批判胡适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治学方法，认为胡适的所谓“科学的方法”是反历史的、反科学的。

何其芳、游国恩、刘绶松、蔡仪、王瑶、余冠英、陆侃如、冯沅君等文学界人士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文学史观点和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考证，指责他歪曲中国文学史，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制造混乱；认为他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祖国文学遗产——根本取消“文言的文学”的价值，否定了一些最杰出的作家，降低了一些优秀的古典文学的评价；一味崇拜西方文化，主张“全盘西化”。

罗尔纲、罗根泽、周汝昌、冯友兰、贺麟、李长之、吴景超、向达、陈友松等在解放前同胡适有过交往、受胡适思想的观点和治学方法影响深入的文化学术界的这些老前辈，也纷纷撰文，一面批判胡适思想，一面检讨自己。贺麟在他的文章中，非常严厉地批判了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还顺便牵涉到梁漱溟早年的唯心主义思想，同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向敌对思想作斗争，同时，就是对自己思想的一种改造；批判别人，同时，也是自己照一下镜子。批判别人的反动唯心论思想，也就是自己要和自己过去的反动唯心论思想划清界限的一个表现形式。”

再说12月11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和缅甸联邦总理吴努举行第2次会谈。他在会谈中说：

“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现在世界上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讲讲算了，另一种是要具体实现。英美也说要和平共处，但是他们是讲讲就算了的，真正要和平共处，它们就不干了。我们不是那样。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

吴努见毛泽东如此说，便当着毛泽东的面，对中缅边境的一些纠纷发了一大通牢骚。周恩来在一旁沉思不语。毛泽东则平静地说：

“我们希望缅甸国内和平。中国不会干涉邻国的内部事务，既不会利用邻国的共产党去干涉那个国家的内政，也不会利用华侨去干涉居留国的内政。对缅甸是如此，对泰国也是如此。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人，但是它同另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说到这里，他将手中的烟掐灭，挥了一下手，加重语气说：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不应该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论大国小国，都应当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应该是平等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

我们同缅甸已经有了5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再看5年，再进行5年的共处和合作，来看看我们究竟是讲讲算了，还是要真正实行的。以后，我们两国之间还会发生一些问题，互相之间还会有些怀疑和不满的地方，希望我们互相都讲出来，以便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关系更好，使我们的合作更发展。”

吴努说：

“坦率地说，过去我们是不敢有什么话都讲出来的，怕的是我们会被误认为英国、美国的走狗。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互相见面了以后，互相进行了讨论和有了了解以后，我们就不怕有话直说了。这是我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

会谈结束后，吴努的同僚说吴努在会谈中关于中缅边境纠纷的一大通牢骚，是对毛泽东的直接冲撞，会对他不利。吴努闻言，心中很是不安。

第二天，吴努离京到中国各地参观访问，周恩来陪同他一起去北京机场，吴努非常诚恳地问道：

“周总理，我昨晚那样对待毛主席，是不是不妥？”

“吴努总理，”周恩来说：“你和我是经常见面的，如果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对我说，不必对毛主席说。”

“我很抱歉。”

“没关系。”周恩来热情地说：“不必过虑。”

欲知毛泽东的外交方针如何贯彻，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4年12月1日和12月11日同缅甸联邦总理吴努的谈话，值得研究。在这一时期，关于外交方面，他考虑的重点问题就是确立和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方针。他还说：“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应该说，这一类议论是毛泽东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理论的一部分。正是由于“五项原则”外交方针的成功实施和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的努力，这才团结了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中国的和平建设争得了一个几十年的越来越好的国际环境。这是不争的事实，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第9章 1954年12月—

“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

话说1954年12月17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

章士钊在12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建议安排七七事变时任宛平县县长并担任中日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王冷斋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惠书敬悉。某君事因有些人不同意，故未能提名。此复。”

后来王冷斋成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2月18日，毛泽东复信给毛泽荣，他写道：

胜五弟：

你的信收到了。你要求明年4月再来北京一次，我认为可以。还有毛仙梅想来，你可和他一道来。在京住一个月回家。寄上人民币200万元（旧币——笔者注），以助日用。

顺问近安

毛泽东 12月18日

12月19日，毛泽东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几十个人座谈政协工作，他在谈话中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的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作了说明，他说：

“主要的问题是政协的性质问题，是国家机关还是人民团体？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的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

毛泽东针对有人曾经提出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职权要相等或大体相等于国家机关才说明它是被重视的这一说法，明确说道：

“不能这样看。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要区别各有各的职权。”“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

毛泽东提出政协有5项任务：第一是协商国际问题。第二是商量候选人问题。第三是提意见。第四是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第五是自愿地学习马列主义。

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他说：

“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

最后，他还对身边党内的负责人说：

“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一定要运用统一战线的武器。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工农联盟是我们国家的基础，但还要懂得去运用在此基础上的广泛的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样，动员起来的力量就会更多了。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清一色。”

12月21日，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做工作报告。

毛泽东在宣布会议休息时，说他有别的事情要提前退场，说罢便从主席台上走了下来，同委员们握手告别。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们都争着和他握手。“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委员们发自肺腑的欢呼声，震撼着年轻委员李希凡的心，他和毛泽东握手后，一直痴痴地跟在毛泽东后面走，绕场一周直到东廊的尽头，目送着毛泽东在众人簇拥下走出怀仁堂。新华社摄影记者迅速按下快门，拍摄了一帧珍贵的照片《在毛主席身边》，留住了这一令人振奋的历史瞬间。胡耀邦见李希凡还呆呆地站在东廊上，就上前拉着他的手说：

“走，去见见总理。”

周恩来交叉着双臂站在东廊出口处，正同一位政协委员交谈，胡耀邦向他介绍了李希凡。周恩来打量着李希凡，问道：

“蓝翎是你的爱人吗？”

李希凡说：

“蓝翎是我的男同学。”

周恩来爽朗地笑了，说：

“人们总是爱信这些猜测中的事。”

12月25日，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政协主席，副主席有：宋庆龄（女）董必武 李济深 张澜 郭沫若 彭真 沈钧儒 黄炎培 何香凝（女） 李维汉 李四光 陈叔通 章伯钧 陈嘉庚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 包尔汉

邢西平为秘书长。

政协常务委员有：王芸生 王宗槐 王首道 王从吾 王稼祥 史良（女）吉雅泰 安子文 朱学范 朱蕴山 吴晗 吴溉之 吴鸿宾 吴耀宗 吕正操 李六如 李纯青 李葆华 李德全（女） 李烛尘 沈雁冰 车向忱 周叔弢 周建人 邵力子 施复亮 唐生智 孙起孟 马叙伦 马寅初 高崇民 康生 张治中 张奚若 张经武 张际春 梁希 章乃器 许广平（女）许德珩 陈少敏（女）陈正人 陈伯达 陈其尤 陈铭枢 陈毅 傅作义 彭泽民 盛丕华 程潜 黄琪翔 杨尚昆 楚图南 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刘文辉 刘晓 蔡廷锴 邓小平 邓初民 郑位三 卢汉 钱端升 龙云 罗隆基 谭震林

是日晚，全国政协委员会在北京饭店西楼宴会厅举行宴会，毛泽东健步走进宴会厅，后面是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人，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宴会开始了，毛泽东、周恩来频频和张澜、陈叔通、李济深等老先生碰杯。与李希凡同席的朱学范见他一直深情地望着毛泽东，便鼓励他说：

“去敬酒吧，毛主席要知道是你，一定很高兴。”

同桌的一位台盟的委员见李希凡还踌躇着不敢前去，就拉着他来到毛泽东面前，一面向毛泽东敬酒，一面介绍说：

“他是李希凡。”

毛泽东含笑和李希凡碰了杯，看着他说：

“谢谢你。”

李希凡急忙说：

“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旁边的刘少奇也和李希凡碰了杯，眯起眼睛瞧了他一会儿，说：

“你很年轻么！”

毛泽东回到菊香书屋，读《人民日报》得知，在12月25日这一天，青藏、康藏两条公路正式通车，结束了西藏地区因为没有现代交通而一切运输完全靠肩背和牲畜驮运的历史。

青藏、康藏公路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指战员在毛泽东“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的伟大号召下，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修筑而成的。为修筑好这两条公路，平均每一公里都要牺牲一名战士，其艰难困苦的程度可想而知。

毛泽东正在翻阅着报纸，周恩来来了，将中央军委给志愿军总部的一份复电稿和彭德怀写给他的信，交给了毛泽东。

原来在12月下旬，志愿军总部致电中央军委总干部部，请示如何安置毛岸英的遗骸。12月24日，总干部部由赖传珠起草了一份复电稿，内中要求将毛岸英的遗骸运回北京安葬，尔后将复电稿送交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审批。彭德怀立即将电稿送给周恩来审阅。12月25日，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总理：

昨24日，赖传珠同志拟一电稿将毛岸英同志尸骨运回北京，我意即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的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葬一处，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稿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

彭德怀 12月25日

毛泽东在烟雾缭绕中看罢电稿和信，缓缓地对周恩来说：

“让他和千千万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安葬在朝鲜的领土上。”

说罢，他提笔在信上批道：

“同意彭的意见，请告总干部部另拟复电。”

后来，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山丘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之中，埋葬着134名中华儿女，最前排的正中间修着一座普普通通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3尺高的花岗岩石碑，碑的正面镌刻着郭沫若题写的7个大字：

毛岸英同志 之墓

墓碑背面镌刻的文字是：

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1950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一代。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再说12月28日，毛泽东给李达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李达曾撰写了《胡适思想批判》和《胡适政治思想批判》两篇文章，寄给毛泽东，请他审阅。毛泽东在给李达的回信中写道：

鹤鸣兄：

12月20日的信及两篇文章，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错字，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千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

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4年12月28日

1955年1月，文东仙和文泮香的大儿媳妇、文赐生的遗孀刘媛英，和她护送的文运昌老伴十六阿婆杨达昌、文南松老伴二十阿婆文刘氏，应毛泽东之邀，前往北京。因为她们3个人谁都没有到过北京，就由韶山招待所派人送到长沙，再由省委交际处购买火车票护送上车，在武汉停留一宿，转乘去北京的列车，到京后住在中直机关招待所。

这一天是个星期日，毛泽东派秘书把刘媛英3人接到中南海叙旧。寒暄之后，宾主落座。毛泽东和几个老太太拉起了家常：

“乡下生活好不好？有没有饭吃？”

“有。搭帮共产党翻了身，我们生活过得好多了。”

“油盐足不足？”

“还有吃。有时也缺一点油盐。”

“家里喂的猪、鸡、鸭多不多？”

“喂了一些。”

“要多喂些鸡鸭。特别是多喂些猪，猪多肥多粮多，还能改善生活。”

毛泽东满口家乡话，刘媛英3人感到很亲切。刘媛英从包里拿出一条带给毛泽东的腊鱼，说：

“主席表叔，这是送给您吃的。”

毛泽东摇摇头，说：

“你们来不要带什么礼物。我这里都有。你们应该留着自己吃。乡里物资少，弄点东西不容易呀！”

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乡里来的客人，作陪的有王季范与夫人、章淼洪的母亲文静纯、章淼洪的丈夫朱光以及王海容等人。

毛泽东叫人把孩子们喊出来。李敏、李讷、毛远新，还有刘思齐，从南屋拥到北屋的客厅，面朝客人站成一排。毛泽东指着老太太们向孩子们介绍说：

“这些老太太，都是家乡来的亲戚。中国革命成功了，与她们是分不开的。你们要好好地尊敬她们。”

孩子们一齐朝客人鞠了一躬，按辈分一一称呼客人。毛泽东又对秘书说：

“这些老太太家里很穷，生活很不宽裕，我那稿费还有，你给她们拿些钱，再添置几件衣服。”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不断地为客人们夹菜，指着腊鱼对刘媛英说：

“这是你带来的，你们舍不得吃，现在多吃一点。”

饭后，毛泽东同客人们合影留念。前排坐着毛泽东、王季范夫妇、文静纯、杨达昌、文刘氏、刘媛英；后排站着朱光、王海容、刘思齐、李敏、李讷、毛远新。背景是齐白石送给毛泽东的那幅《普天同庆》的国画。

合影后，毛泽东又同3个老太太谈了一会儿。说到毛岸英的牺牲，刘媛英含着泪说：

“岸英1950年还到了唐家圫，看望表伯和表伯母们，彬彬有礼，尊重长辈，关心穷人疾苦，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青年，只可惜牺牲太早了。”

其他人听刘媛英一说，也都唏嘘不已。毛泽东说：

“你们不要难过。抗美援朝牺牲了很多人，都是为了保家卫国，为了人民的利益。岸英只不过是成千上万牺牲的志愿军战士的一个。”

毛泽东转对秘书说：

“这些人很少到城里来，你带她们到处玩一玩，看看北京的风景名胜，颐和园、故宫、明十三陵。”

客人告别的时候，毛泽东对刘媛英说：

“赐生二嫂，这次我十六嫂、二十嫂来了，只有十嫂、十七嫂没来了，以后，你能不能再送她们两个来京？”

刘媛英满口答应说：“能！”

后来，秘书遵照毛泽东的吩咐，带着客人游览了北京的名胜风景，还给她们每人300元钱，添置了衣服，购买了礼品。

刘媛英回到家乡，把毛泽东的话告诉了婆婆文十阿婆和婶婶阿婆，两位老太太高兴得不亦乐乎。

1月1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

上海局、各分局、省（市）委：

一、现在全副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48万余个。在现有社中，约有10万个是1954年春夏建立的，还有30多万个是秋收前后建立的新社。这些新社由于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无准备或准备很差的条件下建立的，又由于1954年11、12两个月全党正集中力量进行粮食统购工作，没有对这些新社进行整顿，因而在许多地方陆续有新建社垮台散伙和社员退社的现象发生。整顿和巩固这40几万个社，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二、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合作社能够有这样大的发展，有大批的农民看到合作化既有经济上的优越性又是“大势所趋”，因而踊跃入社，当然是好现象。但是，对这种有利的形势，需要有全面的估计，不能只是盲目叫好，将合作化工作看得过分容易简单，而忽视了农民特别是中农在改变生产关系时，可能发生的严重的怀疑和顾虑，以及可能在农村中引起的震动。最近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原因固有多端，但是必须了解，在合作化运动大发展当中，农民怕财产归公，想要抓一把的思想，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不晓得针对农民的实际思想状况，反复进行思想教育，细致地进行组织工作，认真地解决社内的重要经济问题，及时组织好当前生产活动，其结果，必然会造成工作中的夹生现象，影响合作化运动的继续前进，并可能引起不利于生产的严重后果。切不要以为党在农民中的信仰很高，现在所采取的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政策基本上取得农民拥护，就不会发生任何偏差。在合作化运动大发展时期，如果由于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发生了偏差，并因此而产生各种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即使是局部的、暂时的，也会遭致很大的损失，所以必须兢兢业业努力避免。

三、鉴于以上两点，中央认为有必要重申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方针；对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按不同地区来说：1、凡是基本上完成或者是超过了原定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计划的地方，例如东北、华北、华东各省（除内蒙外），应该停止发展，全力转向巩固。等到现有的合作社大体上整顿就绪以后，再考虑是否继续发展。2、离完成原定发展计划尚远的地方，例如中南、西南、西北各省，应该认真巩固已建立的社，有准备地在巩固中继续发展。要切实掌握原定发展计划，勿使超过。如果有些省、市认为原订计划过高，可以报请中央农村工作部批准，适当收缩。例如山东已决定从10万个社减为8万，河南已决定从5万个社减为4万，这是适当的。3、对那些准备不足、仓促铺开的地方（例如河北和浙江的个别县份就有此种情形），有关省委要切实帮助县委进行整顿杜的工作。在不伤害积极分子热情、而又保证新建社质量的原则下，允许已有的社数和社员户数作必要的合理的减少。

四、在巩固社的工作中，要强调宣传自愿原则，放手让广大社员说出内心的怀疑和顾虑，针对暴露出来的思想去进行教育工作。要和广大干部说清楚：这样做的结果，即使有少数人要求退社，也不必害怕。因为，全体社员的自愿联合，乃是办好社最基本的保证。

最近某些地方在干部催办、群众被迫应付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有名无实的挂名合作社。这种社，经过帮助重新组织如能继续办下去固好，如不能，应该允许他们改为互助组，将来再转为合作社。因为群众发动得不够充分，许多地方有富农、地主或反革命分子混入社内的现象，应该教育群众分别清除。为敌对分子所操纵掌握的冒牌合作社，要争取群众，加以改组或解散。

五、巩固社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正确处理社内的重要经济问题。土地产量和报酬的评定，牵扯到每一个社员的根本利益，必须认真掌握。当前应特别加以注意的是私有牲畜入社问题。在耕畜价格狂跌的地方（例如在河南、河北），为了租用或收归公有实行牲畜作价时，一般应高于现在的不正常价格，公议一种正常的价格，这一方面可以免得过后中农后悔，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稳定人心。此点一定要说通贫农去进行。过去有些老社牲畜作价归公，讲好分期付款，而未认真执行，失信于有牲畜的社员，这是很不对的。除了在发生严重灾荒可以议定缓还外，在通常情况下，必须依原定时间付价，做到遵守信用。羊群和林木等容易被破坏的生产资料，目前暂不提倡入社，等形势稳定以后，再办未迟。社员自留地过多，或不准自留的两种偏向也应注意纠正。

六、巩固社以及继续发展社都必须密切结合冬季生产。对当前不利于生产的各种现象，应根据中央批转商业部关于目前牛羊市场情况和毛猪生产问题的通报的指示精神迅速研究，查明原因，向党委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议，以便改进。

七、现在约有半数省份已经大体上完成了统购工作，还约有半数省份要到1955年1月份才能完成任务。春节以后，还必需在适当时间内集中力量进行征兵。春耕以前的农村工作任务是极其繁重的。望省委地委对这些工作通盘筹划，妥善安排。必须保证有适当的力量及时投入办社工作。春耕开始以前，应有一段时间指导大量合作社建立劳动组织，实行包工，避免往年曾经发生的新建社劳动管理的严重混乱现象。

此件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1955年1月10日

1月13日是农历腊月二十，李敏在学校放了寒假，毛泽东让她去上海看望母亲。在她临行前，毛泽东除了让她带去专门为贺子珍购买的药物外，还特地嘱咐李敏，代他向贺子珍问好。后来，毛泽东又托人给贺子珍送去了吃的和用的东西。

1月14日下午，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周恩来请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对周恩来说：

“我们已经发现了铀矿石，这是一个福音，你组织一下，把那些石头搬到中南海来，让大家都看一下，我们自己能不能搞出原子弹？”

毛泽东所说的铀矿石，是中国地质部于1954年上半年首次在广西发现的。

周恩来回到办公室，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立即召来了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部长、地质学家李四光，同时被召见的还有国务院第3办公室主任薄一波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周恩来先请李四光介绍了国内铀矿资源的勘探情况，然后转向钱三强说：

“三强同志，那么你们这里现在的原子能科学研究状况怎么样呢？”

钱三强便详细地介绍了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的状况。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听着，尔后询问了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核能事业的必要条件。最后，他告诉钱三强和李四光说：

“明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要听取这方面的情况，你们要做点准备，简明扼要，把问题说清楚。地质部可以带点铀矿石，三强同志可以带简便仪器做点现场演示。”

1月15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这一消息使世界为之震惊。

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并转各地委、县委：

近几月来，不少地区发生大量出卖耕畜，畜价猛跌，和滥宰耕畜的严重现象，有的省估计至少杀了30万头，有的省估计耕畜减少20%。这些估计虽然不是很精确的，但已可看出问题的严重程度。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第一、部分农民对于农业合作化政策还有某些误解，部分地方在政策执行中也存在着某些偏差。例如过早过急地实行牲畜折价归社，而估价又偏低，价款又不按期归还；或者是合作社使用私有耕畜所给的报酬过低，于是有牲畜的农民往往在入社之前卖掉耕畜；同时，合作社一般都要求把小耕畜（驴）换成大耕畜（马、骡），有的并限制老病幼弱的耕畜入社；也有的合作社因畜力确有多余而出卖。后一种情况固然是合理的，但在合作化比较发展的地区，一般农民是很少买牲口的，卖的多买的少，也造成宰杀耕畜的现象。第二、部分地区粮食统购统销中工作上有些偏差，因而引起某些农民对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误解和抵触情绪，再加上口粮算的偏紧，未留牲畜饲料或留得不足，就出卖和宰杀耕畜。第三、有些地方，对牲畜贩运限制过严，畜贩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潮流中很难活动，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又无力代替。于是，某个地方卖畜者愈多，畜价愈低，愈低愈抢着出卖，结果畜价狂跌，卖牲口不如杀了卖肉卖皮。滥宰耕畜的现象就更趋严重了。此外，历年冬季，农民出卖和宰杀病老的耕畜也是常有的；但数量没有今冬多。灾区草料更缺，保育牲畜存在许多困难，引起耕畜大批死亡或大量外流。

大量出卖和滥宰耕畜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如不及时扭转，不仅今年春耕受到阻碍，而且今后儿年内农业生产的发展，亦将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耕畜仍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耕畜的大量损失，不是一两年所能恢复的。为此，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必须把保畜工作列为当前重要工作之一，认真贯彻保护耕畜政策，并立即采取有效办法，做好以下各项工作：

一、继续深入地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之正确认识农业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消除他们存在的各种误解和顾虑。鼓励他们饲养牲畜、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二、各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对牲畜入社问题，必须妥善处理，克服急躁草率情绪。必须了解：耕畜入社问题，直接关系着有牲畜户的利益，关系着中、贫农的团结，必须正确贯彻依靠贫农和巩固地团结中农的阶级政策，根据互利原则，通过民主评议，给以公平合理的折价，分期归还，期限不宜太长，到期非特殊灾情不宜拖欠。一般新办的合作社，不必过早过急地实行耕畜折价归社的办法，可采取私有公用的办法，根据贫中农团结互利的原则合理评定畜工的报酬，使畜主不致吃亏，以稳定养畜情绪，在目前畜价狂跌的地方，某些合作社如确实需要采取折价归公办法，应该说服全体社员，耕畜作价稍高于当地不正常的市价；这样做是合理的，对稳定农民饲养耕畜是有利的，对合作社的团结也是有利的。同时，凡采取公有牲畜的合作社，必须改善使役制度，加强饲养管理，努力消灭喂瘦喂死的现象，以带动广大农民爱畜保畜。

三、切实帮助群众解决饲料困难，保护牲畜安全过冬。粮食部门在统购粮食时，务须认真贯彻政策，给农民留下一定数量的牲畜饲料，不许任意压低留量；在统购工作已经结束而未留牲畜饲料或留得太少的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供应部分杂粮和薯类充作饲料。供销合作部门应积极做好糠麸、各种饼类和糟渣等供应工作。供应饲料的手续应力求简便。同时，要动员农民积极寻找可资利用的饲料代食品，指导农民妥善地保管现有草料，提倡粗草精喂，在有条件的地区可用部分煤炭代替烧草，以节约饲草。并大力提倡农民间的互助互济，组织有牛户与无牛户订立合同，互助伙养，约定以畜工换草料，使缺乏草料的耕畜能以安全过冬。

四、大力拯救灾区耕畜：对于灾区饲料缺乏的困难，除采取上述措施外，应贯彻生产自救的方针，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各种副业生产以畜养畜。供销社应加强饲料的供应工作，或组织群众到非灾区购运草料。部分灾区畜棚不足，更易形成耕畜冻饿死亡，应动员农民就地取材，因陋就简，积极修建；并可组织互助、调剂畜棚。灾情特别严重的地区，当地无法饲养过冬的，应有组织地移至非灾区寄养，由当地政府帮助双方根据互助互利精神，商订托养协议。已经移至非灾区的耕畜，在不影响回乡春耕的条件下，可酌情延长寄养期限，不必急于回乡。对灾区特别困难的养畜农民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应采取贷款或贷料的办法予以扶持。各受灾地区的农业部门还须特别注意做好牲畜的防疫工作。

五、加强市场管理，严格执行屠宰耕畜的检验制度。宰杀前必须经乡政府证明，确无使役能力的耕畜方能宰杀。并应教育税务工作和畜产收购工作的干部，使他们懂得任何单纯为了完成税收和商业任务而实际上是刺激滥宰耕畜的作法都是极严重的错误，必须改正；对现有屠宰户要进行审查，予以严格控制，以堵塞滥宰耕畜的漏洞。对偷宰耕畜和造谣破坏、压价套购、投机倒把等不法行为，应视情节轻重依法惩处。各地供销合作社应积极加强领导耕畜市场，要鼓励并组织畜贩的正当经营，把耕畜确实较多地区的多余耕畜贩运到耕畜缺乏的地区，有计划地做好牲畜交流和调剂工作。这是一件对扶持农业生产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望供销合作部门努力把它做好。

中央 1955年1月15日

1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次会议的整个过程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

这天下午，钱三强和李四光、刘杰按照约定时间准时到达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会议室里边已经围坐着许多他们所熟悉的中央领导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聂荣臻、邓小平、陈云、李富春、彭真、薄一波。

毛泽东一见钱三强、李四光、刘杰来到会场，便笑着招呼他们3人近前坐下，开宗明义地说道：

“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见毛泽东这样坦诚，也不便客套，拿出一小块黄黑色的铀矿标本，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毛泽东等人一个一个地传看着铀矿标本，对它那神话般的巨大能量感到新奇。接下来，钱三强站起来汇报了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在原子能方面的发展概况和国内科学家近几年所作的工作。他为了加深毛泽东等的直观印象，便把带来的自制的盖革计数器放在会议桌上，把铀矿石装进自己口袋里，从桌旁走过，盖革计数器立刻发出“嘎嘎嘎”的响声。全场的人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有的人兴趣很浓，也亲自作了试验。当钱三强讲到核原理时，毛泽东问道：

“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

钱三强说：

“是这样。”

毛泽东又问：

“那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钱三强闻言，一时语塞。此时的科学界尚无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毛泽东有此一问，他就思考着回答说：

“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

“它们是不可分的吗？”

毛泽东追问道。钱三强说：

“现在的研究是这样。能不能分，还没有被认识。”

“我看不见得。”毛泽东打着手势说：“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原子里头分为原子核与电子，他们是对立统一。原子核里头又分为质子和中子，它们也是对立面的统一。一分为二是普遍的现象。质子、中子、电子仍然是可以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

听毛泽东如此说，在场的领导人和科学家都沉默了，有的还露出了怀疑的神色。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在座的人，非常自信地微笑着说：

“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还没有做出来，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开始做总结性讲话，他说：

“我们还有很多矿石没被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现在已经找到了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矿床来。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你们也反映过，但其它事情很多，我们还没有腾出手来，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我们要大力发展原子能研究工作。你们看怎么样？”

他看了看大家，接着说：

“现在苏联政府愿意给我们积极援助。这很好。我们要尽快把反应堆、加速器建立起来。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与会者对大力发展原子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决心，有不少人提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询问国内国外的情况。钱三强都一一作了回答。

会议一直开到7点多钟，到了吃饭的时间，大家从会议室来到餐厅。餐厅里早已摆好了3张餐桌。毛泽东请钱三强、李四光与他同在一桌，钱三强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毛泽东的右边是彭真，左边是李四光。李四光改用湖北话与毛泽东交谈，无拘无束，十分开心。少顷，彭真把话题引向了钱三强，他对毛泽东说：

“三强的父亲就是钱玄同，是北大教授。主席那时也在北大，见过面没有？”

“知道，但是没有见过面。”毛泽东又笑着对钱三强说：“最近我看了一本书，有你父亲的一篇文章，《<新学伪经考>序》。”

钱三强说：

“父亲写这篇文章时，我正读高中，曾经听他说过。他写这篇序，很认真，下了不少功夫。”

毛泽东徐徐点头，说道：

“钱玄同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批评了他的老师章太炎。《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的著作，他说有许多古书都是经过后人篡改过的。章太炎对这本书有反对意见。钱先生为这本书作了长序，这篇文章代表他对经学今文、古文问题的成熟见解。他在文中提出：‘总而言之，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钱先生就在这篇长序里，反驳了他的老师章太炎。有这种勇气来追求真理，这是很不容易的啊！”

这顿饭是毛泽东请客，开始上菜了，每个桌上6样菜，都是极普通的湖南风味菜。看看饭菜上齐了，每个人的杯子里也斟满了酒，毛泽东端起酒杯站起来，大声说道：

“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顺利发展，请大家共同干杯！”

欲知未来的原子能事业如何发展，且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月15日下午对李四光等人说：“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仍然是可以分的。”这个结论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来科学发展证明，这一论题的正确思考者，正是毛泽东。他的这一番议论以及本传后面还要多次叙述到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议论，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的世界第7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与会的物理学家们集体起立，为毛泽东默哀。美国著名微粒子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谢尔登·格拉肖回忆了他与毛泽东的交往。格拉肖和史蒂文·温伯格曾多次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接见，双方就基本粒子还能不能继续分割进行讨论。格拉肖倾向于不能，毛泽东则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和更小的物质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直到无限。后来更小物质确实发现，中方科学界称为层子，美方科学界称为夸克。因此，格拉肖在第七届夏威夷粒子物理学年会上发言说：“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格拉肖的建议和“毛粒子”的命名，表明了整个世界科学界对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的崇高敬意。

第10章 1955年1月—

“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

话说1955年1月12日，毛泽东对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准备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共中央报告（即三十万言书）部分内容的报告，作了不少修改，并批示道：

“刘、周、邓即阅，退陆定一同志，照办。”

1月14日晚，听到风声的胡风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并要求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报告；如果要发表，他希望在卷首附上他写的《我的声明》，声明的内容如下：“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开展后，我受到了很大教育，现在正在检查这个‘材料’里面的错误，在这个材料公开发行时，我首先声明两点：这个‘材料’里面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上的态度，我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这个‘材料’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主观成份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后来发现有不切合实际之处，但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以上一切，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

周扬认为胡风的声明内容太笼统，不具体，发表了对读者没有好处。

1月15日，周扬给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并请转呈毛泽东。

陆定一在周扬的信上作了批示：“建议将胡风声明送作协主席团传阅，由主席团决定给以口头答复，即：内容太不具体，决定不登载。”

这一天，毛泽东看了周扬的信和陆定一的批示，当日即将信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传阅。他写道：

“1、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2、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是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由此引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段公案。毛泽东何以对胡风问题如此重视？此事说来话长。

胡风其人，本名张光人，1902年生于湖北省蕲春县，他在中学时代，接受了革命思想，曾积极参加五卅学生运动。1929年，胡风到日本东京留学并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学研究会，参加了左翼组织活动。1933年，他回国到上海，曾一度担任“左”联宣传部长和书记。

胡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进步文学活动。在文艺创作理论方面同其他作家存在着分歧。从30年到50年代，胡风与其他一些作家在文艺思想上有过5次大的争论：

第1次是在1936年夏，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艺界联合战线的口号；而鲁迅、沈雁冰、冯雪峰、胡风等人则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那时，鲁迅正在病中，胡风就用自己的名字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首次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第2次在1940年前后，延安和重庆的文化思想界开展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烈讨论。民族形式问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在延安，没有发生严重地分歧和论争。而在重庆文化界思想界的讨论中，向林冰等人提出了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而葛一虹等人否认旧文艺形式还有可取的东西。郭沫若等人也发表自己的意见。胡风却独树一帜，既不同意向、葛的观点，也不同意与向、葛不同意见的观点。他既肯定“旧形式”的作用，又强调外来文艺形式的意义。胡风处于“孤军”地位，他的观点受到批评。

第3次是在1945年及其以后，1945年重庆文艺界的某些领导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认为当前主要是反对“非政治倾向”，而胡风认为主要反对倾向是“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要求作家奋发“主观战斗精神”。重庆进步文艺界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评。但胡风没有接受这些批评，而且感到十分反感。1948年，在香港的党内文艺工作者邵荃麟、林默涵、胡绳发表文章，批评了胡风等人主张的“主观精神”、“战斗精神”、“人格力量”脱离了社会实践和阶级关系。胡风发表文章，批判“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从实际出发，历史地、正面地论述了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1949年7月2日，第1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沈雁冰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对此极为不满。

第4次是在1951年冬，全国文联常委会根据毛泽东“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号召，决定在文艺界进行整风。一些读者给《文艺报》来信，提出应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1952年4月，周扬在上海同胡风进行一次长谈，批评了胡风。胡风感到不安。5月4日，胡风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信，并附上了《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所发表的要求公开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5月25日，武汉《长江日报》发表了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文章对照《讲话》结合自己解放前后的思想实际检查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思想。6月8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由胡乔木加了编者按语，肯定舒芜的检讨，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艺思想。”舒芜的文章发表后，在胡风和与胡风接近的人们中间引起了很大震动，但胡风仍没有接受批评。从9月6日开始，文艺界在北京先后召开了4次座谈会，讨论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就他和党的不正常关系作了一些反省。但对于自己文艺思想上的原则问题，始终没有什么检讨，而是作了辩解。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周恩来和党中央报送《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经过情况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肯定的批示。中宣部的报告和周恩来的指示均曾经毛泽东、刘少奇圈阅。1953年《文艺报》第2期和第3期上分别发表了林默涵执笔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何其芳执笔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篇文章都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根本性质的错误”，它“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人民日报》转载了林默涵的文章，有的省市的报纸也转载了林、何的文章。1954年，胡风借着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人民日报》社论《学习四中全会决定，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在7月间，撰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呈交当时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由习仲勋转交中共中央。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对林默涵批判他的观点一一加以辩驳；论述了“主观战斗精神”问题；指出文艺界存在着的宗派主义没有得到清算；他把提倡共产主义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比喻成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

第5次是在1954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倾向的批评。他指出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保持资产阶级权威。于是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在10月31日至12月8日先后召开了8次扩大会议，对《文艺报》进行了批评。胡风作为文联委员和作协理事也参加了几次会议，他在两次发言中点名批评了周扬等10多个文艺界的负责人并指责《文艺报》对阿垅、路翎、鲁藜的批评，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是压制新生力量。胡风的发言，引起一些与会者的不满。郭沫若、沈雁冰等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12月8日，周扬作了总结性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其中第三部分是：“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着重批评了胡风所集中力量攻击的《文艺报》宣传了的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该文送给毛泽东看过。1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扬的讲话。

这就是关于反对胡风反党集团一段公案的由来。

正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聚头事不休。新账旧账从头算，几人欢乐几人愁。

且说1月18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放了浙江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

此前，《人民日报》在1954年7月23日发表社论，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昭告全世界。8月3日，美国公然宣布，要用海空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9月3日开始，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炮击金门。9月8日，美、法、英、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8国在马尼拉签订了针对中国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成了马尼拉条约集团。9月22日，人民解放军再次炮击金门。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于是，毛泽东命令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首先解放与海运、渔业直接有关的浙江沿海岛屿，向世界各国表明中国要解放台湾的决心；同时要尽力避免引起中美直接冲突，酿成国际争端。

1月20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报送了一份《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中说：

“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领导的文艺运动。”

毛泽东在这一段之后加写了两句话：

“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

1月23日，中央军委先后发出《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

1月24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揭穿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郑重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

1月24日是农历正月初一日，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与达赖、班禅欢聚一堂，共度新年。毛泽东在致词中说：

“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团结，共同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

1月26日，中共中央以（55）018号文件批转了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018号文件中写道：

“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

中国作协主席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和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印成专册，随《文艺报》1955年第2、3期合刊附发。

1月27日，毛泽东在陆定一的请示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此前，梁漱溟曾写了一篇《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归来欢聚”，使“祖国统一达到完整无缺”，送给陆定一审阅。陆定一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并就修改和发表问题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批道：

“陆拟各点均不可改，只在文尾倒数第3行第2删去‘事不宜迟，……’几句。此文可以广播，并可在北京、香港两处报上发表。”

1月28日，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敦向毛泽东递交国书。毛泽东在同他谈话中说：

“中国和芬兰是友好的国家。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同芬兰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在欧洲国家中，在历史上，中国只同英国、法国、德国、沙皇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等国有过战争，都是这些国家从老远跑来侵略中国的，比如英法联军和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对中国的进攻。参加侵朝战争的有16个国家，其中有土耳其、卢森堡等国。这些侵略国家都说他们是爱好和平的，却把朝、中两国说成是侵略国。

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我们对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就是这样进行教育的。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6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

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步枪。美国是飞机加原子弹。但是，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美国如果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那末，算它要打8年或10年吧，其结果是美国和英国及其它帮凶国家的统治阶级要被扫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世界大战的结果，不是有利于好战分子，而是有利于共产党和世界革命人民。他们要发动战争，那就别怪我们搞革命，也就是他们口口声声所说的我们搞‘颠覆活动’。他们不搞战争，还可以在地球上多存在一些时候。他们发动战争越早，他们在地球上被消灭也就越早。那时候就要建立人民的联合国，可能设在上海，也可能设在欧洲一个什么地方，也可能还设在纽约，如果那时美国好战分子已被扫光的话。”

1月30日，人民解放军下达准备进攻大陈岛的命令。

此时，美国见大陈岛失守已成定局，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要其撤离大陈岛。

1955年2月初，李敏眼看快要开学了，便离开母亲，从上海返回了北京。毛泽东见女儿回来，挺高兴，问道：

“你妈妈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了？她过去可苗条了，腰细细的，现在还那么苗条吗？”

“我妈妈现在这么胖了，像个大水桶。”

李敏边说边比划，故意逗爸爸。毛泽东惆怅地说：

“不会，你妈妈的身子骨绝不会变成个大胖子，她过去身体就瘦弱，更何况现在有病，心事重，怎么可能胖呢。”

李敏本来是想让爸爸开开心，看来是瞒不过爸爸的，就照实告诉爸爸说：

“妈妈身体很瘦，很弱，很……”

毛泽东很久没有说话，转过身去取了一支烟抽了起来。他的思绪回到了遥远的从前。

“你妈妈很小的时候就追求进步，投身革命了。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红军女战士，她作战很勇敢……”毛泽东说：“你妈妈是一个很开朗、很豁达、很有善心的人，常常是一高兴就开怀大笑。过去，我们在茅坪河里抓鱼，她也打着赤脚，站在河的中央，看到鱼游过来了，伸手就去抓。你妈妈比我灵活，有时还真能抓住一两条警惕性不高的笨鱼，她高兴得开怀大笑，差点跌倒在水里。”

伤心人怕说伤心事，可越是伤心又越想说那些伤心的事。有的尽管是过去的快活事，也同样会勾起伤心人的伤感。毛泽东打住话头，又是一阵沉默。李敏坐在爸爸身边，拉着爸爸的手。毛泽东把女儿的手放在他的大手心里，另一只手在女儿的手背上来回抚摸着，又讲起了过去的事情：

“那是1928年10月的一天下午，你妈妈在井冈山的后山，捡来半篮子金黄鲜嫩的小松菇，洗干净后，煮了一大碗端给我吃。我吃得好香。你妈妈见我吃得额头上都出汗了，问我说：‘田里的泥鳅你吃吗？’我跟她开玩笑说：‘我这个人，4脚的不吃板凳，长毛毛的不吃蓑衣。’谁知第二天早晨，你妈妈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后来，见你妈妈裤脚卷得老高，提着一只鱼篓回来了。我一看你妈妈提的是半篓鲜活的泥鳅，才恍然大悟说：‘你呀！我随口说了声，你就去抓泥鳅。’好吧，我烧水，你妈妈煮菜，我们忙活起来。也不知你妈妈从哪里弄来的米粉，蒸熟了粉巴泥鳅，又放上些葱花、姜丝，还有辣椒粉，那味道鲜美可口，这顿晚餐吃得好开心哟！”

晚上，李敏为爸爸端来洗脚水，为爸爸洗脚。毛泽东望着女儿，又想起了过去。他说：

“1928年10月23日，我率领部分队伍向井冈山转移，由于连续奔波，我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了，行动很困难，脚背肿得像个大茄子，紫里透亮，他们要担架抬我。我是坚决不坐担架的，坚持自己拄个棍子步行。队伍到达井冈山南荆竹山下时，王佐派人接应我们上了山。

你妈妈看见我这个样子上的山来，她心疼呀！她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让我把脚伸向她的手里。她小心翼翼地揭下我脚上的药膏后，又起身忙着去熬药汤，给我洗脚，敷药。‘疼吗？’她抬头问我，我强忍着钻心的疼痛，笑着对她说：‘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物极必反，这脚疼过了也就不疼了。’你妈妈说：‘都这样了，还开玩笑呢！’”

爸爸把脚从盆里抬起来，擦干，冲着女儿说：

“好了。”

说着，冲李敏笑了。李敏知道，爸爸该工作了，自己也该走了。

2月2日，毛泽东得知美军将掩护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立即给彭德怀写了一个批复。

此前，海军司令部在给中央军委的关于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期间我海岸炮使用问题的请示电中说：“如无美舰直接参加大陈撤退时，我海岸炮可对大陈及港口实施准确射击。”毛泽东在一旁批道：“不妥。”他又在给彭德怀的批复中写道：

“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后来，国民党军在2月11日撤离大陈岛。到2月13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又解放了渔山列岛、披山岛等岛屿。至此，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再说2月5日、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各地也按照中央指示召开了文艺工作的座谈会和讨论会。

《学习》杂志1955年第1期发表了《展开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的评论。

《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批判性文章。许多作家、艺术家、理论家也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其中最有权威的是郭沫若的《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

2月8日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十六，李讷一大早就将一件小礼物和一封给爸爸的信送到了警卫值班室。这件礼物是一个用丝线在圆形的硬纸上编织出来的非常精致的小书签，上头一面画有寿桃，一面写着：送给亲爱的爸爸。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爸爸：

你正在睡觉吗？一定睡得很香吧？

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要写信给你。事情是这样的：在你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给你送礼，一块手绢还没有绣成，你的生日就过去了；而且也绣得很不好，于是我就没有送。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生气，你是我的好爸爸，对吗？这次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就趁此补补吧。我送的东西也许你不喜欢，但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小，但表示我的心意：我愿我最亲的小爸爸永远年轻，慈祥，乐观，你教导我怎样生活，怎样去做人，我爱你呀！小爸爸，我愿你永远活着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吻你。热烈爱着你的女儿

李 讷 2月8日

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

在人大常委会议期间，毛泽东见到了曾志，问她：

“你学过英文吗？”

曾志说：

“我在小学学过一点儿，我们的校长是美国人，教师和校长都用英文讲话。这么多年了，早已忘得干干净净。”

“英文将来是世界语言，要学一点儿，会有用处的。”

毛泽东非常认真地说。曾志却有些为难：

“我都46岁了，脑子记不住了。”

“我都62岁了，还请了一位英文教员，每星期给我上几小时的英文课，都已经学了两年了，你才40多岁就不能学了？”

曾志被毛泽东说得不好意思了。她看着毛泽东，仿佛眼前的毛泽东还是1929年在苏家坡旁若无人地念他那特有的湖南腔英语的那个毛泽东。

2月23日，是藏历木羊年正月初一（藏历新年和春节的公历时间都是不固定的。有时候相差两三天、有时候相差一个月，但也有重叠的时候），达赖和班禅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拜年。

2月24日下午，达赖和班禅在中南海举行盛大宴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毛泽东致词，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各民族间的团结，共同建设伟大的祖国。

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新疆、华南、内蒙分局，广西、湖南、云南、贵州、四川、西康、青海、甘肃、热河、吉林省委：

广西省委统战部民族工作组《关于三江侗族自治区目前互助合作运动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很好，广西省委对这一报告的批语也是正确的，现一并转发给你们参考。

目前，很多已经完成了民主改革的少数民族农业区，正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地区中很多是经济、文化上还很落后，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对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还很不够的。只有在当地党委充分注意到民族特点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落后状况，决心用更多的时间和慎重稳进的方针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下，才可能把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健康地顺利地推向前进。对于任何上述少数民族地区，如果不去注意当地的特殊情况，企图用汉族地区同样的速度、同样的方式去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就势必会发生急躁冒进的错误，造成工作的损失和困难，影响互助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发生群众性的骚乱。这样就正和若干同志的主观愿望相反，不是加速了而是延缓了少数民族地区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广西省委统战部民族工作组的报告中所反映的问题，正是由于当地党委忽视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不仅不是有意识地用比汉族地区更多的时间和更为稳健的方式去推行互助合作运动，相反地是存在着“硬赶汉区”的错误思想。甚至超越了必经的历程，盲目追求高级形式，建立所谓“直升”合作社。因而群众疑虑很多，生产松劲，干部力量分散，顾此失彼，造成老社陷于瘫痪，新社维持吃力，互助组无人管等恶果。这种在少数民族地区“硬赶汉区”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和作法，不仅在广西曾经发生过，其它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是或多或少存在着的，中央认为有必要提起各地党委注意，并要求各地党委，认真研究和检查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工作，防止或纠正这种“硬赶汉区”的冒进倾向，以便使已完成民主改革的少数民族农业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更加稳步、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互助合作组织时，尚应注意民族间生活习惯和感情融洽等条件，不顾这些条件，硬把两个不同民族组织在一个互助组或合作社内，是错误的。

附原报告。

中共中央 1955年2月25日

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新人民币。1元新人民币相当于1万元旧币。

3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3个五年计划15年左右（1953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份，在6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阶级斗争更为复杂和尖锐起来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动分子，力图破坏社会主义的事业。他们破坏我们事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们用这个方法抗拒改造，阻碍社会的进步，阻碍科学和文化的进步，阻碍建设事业的发展，并且腐蚀劳动人民，直到腐蚀我们的党。

应当指出：由于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取联合的政策，由于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广大劳动人民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在学术和文化领域中间，以至在党内很大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间，都还有深刻的影响，许多人分不清唯物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的区别，有不少党的干部或者自己在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者，或者在实际上被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所俘虏。

中央认为，必须唤起全党的注意，进一步认真地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做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使党的干部能够懂得思想和客观存在的关系，懂得思想、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懂得要根据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来进行党的工作，从而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思想武器，改进党和国家的工作，同时使广大人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大大提高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觉悟程度，便于形成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一致。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对于改进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理论工作的忽视是不能容许的。长期以来，许多党委对于理论工作是不注意或注意不够的。党需要有一支强大的理论工作的队伍，这样的队伍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这种情形，如果再任其继续下去，就会严重地妨害党的思想工作的加强，妨碍党的总路线的实现。

各级党委首先是省市以上的党委，必须加强对理论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在广大人民和党员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在学术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而斗争。

二、从1954年10月开始的对胡适、俞平伯和胡风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有极其重大的意义。1951年10月所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的直接目的是清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同时也对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给了初步的批判。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唤起了全党的注意，使大家认识到必须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提高警惕，进行坚决斗争。但是，在各个学术和文化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任务，是不能在一个短期的运动中解决的，必须以长期的努力，开展学术的批评和讨论，才能达到目的。现在进行的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就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批判，是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科学和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和组织理论工作的队伍的有效方法。在学术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集中化了的表现，所以决不能认为，在学术问题上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只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恰恰相反，由于在学术领域中进行了有系统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同时就有系统地宣传了唯物主义，这就会使党的干部、全国的知识分子和经过他们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就会使党和非党的干部提高嗅觉，学会在实际生活中去同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和富农思想、同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同各种腐化堕落的倾向进行斗争，这种教育就会使广大的人民群众鄙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更自觉地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省市委以上的党的委员会和国家机关、群众团体的党组，必须注意领导和发展这种思想斗争，并且用各种方法使它的影响首先扩大到党内外广大知识分子中，然后普及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这种工作做得愈加好，愈加能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愈加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就对实际工作的帮助愈大。

除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外，各个学术领域中还有很多争论的问题，这些争论中也有许多是反映着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对立。对这些问题要分别处理，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必须在根本点上做出结论；另一些问题不是紧急的，或者不可能立即得出结论的，可以容许长期讨论。

为了充分地和正确地开展在学术问题上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和各种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各级党委在领导上应注意下列问题：

1、必须坚决反对阻碍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思想。这些思想表现为：对资产阶级“名人”的偶像崇拜，认为他们是“权威”，不能批评；对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采取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态度，对他们实行压制；某些党员以“权威”自居，不许别人批评自己，不进行自我批评；某些党员因为“怕破坏统一战线”“怕影响团结”，不敢批评别人，某些党员，因为私人友情或情面的关系，对别人的错误不去批评，甚至加以掩护。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党员可以批评党员，也可以批评非党员；非党员同样可以批评党员和非党员；任何著名的或不著名的学术工作者都可以对别人提出批评和受到别人的批评。共产党员的学术工作者应当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起模范作用。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同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相容的。

2、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这就是说：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地学术论争。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说明问题，应当力求内容生动，词句明白，善于分析具体的事实。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于在学术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人，经过批评和讨论后，如果不愿意发表文章检讨自己的错误，不一定要他写检讨的文章。在已经做了结论之后，如果又发生不同意见，仍然容许讨论。这样做，是为了使学术界减少顾虑，敢于大胆展开不同意见的争论，从而给读者以深刻的教育，使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对的，什么是真正错的，以便达到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彻底批判的目的，或达到学术问题得到正确解决的目的，

3、报刊编辑部和学术机关应当在党委领导之下发起和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学术讨论应当是有领导的。党委应当掌握自己手中的报刊，分别问题的轻重缓急，发起和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报刊编辑部应当尽最大可能发表讨论的文章，但同时应当防止坏分子借学术讨论为名，挑拨是非，进行宗派斗争，甚至进行政治性的破坏活动，或者伪装进步、骗取党和群众的信行等行为。为此，报刊编辑部对于作者、对于所批评的内容，要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对于坏分子或显然别有企图的“批评”和“反批评”，不应发表，如果为了揭露他的真面目而必须发表时，应在发表时加按语指出其阴谋，并立即组织反驳，以教育群众。

4、在一个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应当及时做出结论或总结。方式是由学术机关，或由报刊编辑部，单独地或联合地召开学术会议或学术讨论会，对可以做出结论的做结论，对尚不能做肯定结论的做讨论总结，以便继续讨论。

5、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一般地应当服从于向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宣传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想的基本方针，因此批评和讨论的主要内容和语言形式，应当力求使广大群众能够理解和发生兴趣，并着重在批评和讨论的过程中正面地有系统地和力求浅显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各项基本观点，以便各种读者读了都觉得有所获益。无论宣传唯物主义或进行学术的批评讨论，都是为了帮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帝国主义，保卫祖国，因此这种宣传和讨论应当力求联系到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迫切问题，联系到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迫切问题，联系到党和国家工作中的迫切问题，使知识分子、干部和人民群众能够经过这种宣传教育，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地理解这些迫切问题。应当注意在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善于把唯物主义的宣传工作和具体的实际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使同志们能够运用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向导，能够运用唯物主义的原理总结各种工作的经验，说明和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在向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唯物主义思想的宣传时，必须强调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引导他们去批判自己头脑中的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自己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所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思想，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和解决自己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6、唯物主义在各个学术部门中的彻底胜利，依靠在这些部门中产生一系列的联系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和基本科学著作。这是一个困难的、复杂的、巨大的任务，但又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党的宣传部门应当进行准备工作，然后拟出计划，以便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逐步组织力量加以实现。

7、应当注意在思想批判的过程中发现和培养学术界中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组织和培养理论工作的队伍。近几年来，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已经逐渐增加，有些党员的学术工作者和党外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工作者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岗位，旧的学术工作者中间也有一部分在思想上得到了改造，这些力量都应当很好地运用起来。在党的理论工作的发展中，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者必然能够日益增加起来，这是我国学术发展的希望。必须在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工作中，在学术批评和讨论的过程中，发现他们，了解他们的情况，给他们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把他们之中的优秀人物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目前社会科学研究机关或者极为薄弱，或者还没有成立，高等学校的社会科学教学力量和学生数目极为不足，省级以至中央级报刊编辑部中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力量也很不够，这就严重地妨碍党的思想战线的工作。党的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和政府文教工作领导机关应当逐步改进这种状况。

8、在进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和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时，应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首先，应当分清思想上的敌友我3方。对于在思想上坚持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代表人物，应当视为思想上的敌人，展开斗争，使他在思想上孤立，肃清这种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对于虽有错误，但是倾向于唯物主义的知识分子，应当视为朋友，帮助他们进步。再则，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对学术思想上有严重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学术工作者，只要他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应当保障他们获得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保障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并将这种专长传授给青年，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的批评和讨论，实行自我改造。他们的含有错误观点的著作，如果在学术上有一定的价值，仍可允其继续发行，在加上适当序言或经原著者修改后可以重新出版。有些出版发行机关一看到某种学术出版物受到批评，立即不问情由地停止出版或停止发行，是不妥当的。在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中，对年老有病的、在学术研究工作上有一定成绩的人，各级党委应特别注意掌握分寸；对有全国影响的人物如需进行集中批判，应经中央批准。

三、在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且通过他们用唯物主义思想教育文化水平较低的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为此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个长期的思想运动。

1、现在全国党的、军队的、文教系统的、经济系统的、政法系统的，以及其他部门和各群众团体的有阅读能力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大约有500万人，中央认为，应当在今后8年内（即到第2个五年计划期末），做到他们的绝大部分（例如300万人）都能够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各级党委，除加强对在职干部的理论自学的指导外，还应采取有效办法，坚决地完成这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为此必须：

（1）执行中央1955年1月26日的通知，在各大城市、各省会、各工矿城市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积极提倡党内党外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前去听讲，并把这种演讲工作逐渐经常化，使之成为党向知识分子和干部宣传唯物主义、时事问题、重要政策的定期讲坛。

（2）依照中央1954年12月17日指示的精神，轮训全党干部，并力求在今后5年左右，使全党高级干部凡有阅读能力者经过轮训，中级和初级干部也应积极进行轮训工作。为此目的，要逐步发展中级党校，尽可能使各省市都有一个。要逐步发展初级党校，尽可能使每个地委都有一个。为了增设党校，需要训练教员，中级党校的教员由马列学院负责训练，初级党校的教员由中级党校负责训练，对于文化较低的党员干部，应当用设立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组织在职文化学习的方法，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到一定程度，并限期做完这项工作。党校工作和干部文化补习工作由党委的组织部门主管，宣传部门负责教学工作的指导。

（3）在城市中按地区，按系统组织业余政治学校和政治夜校，组织在职的党员和非党员干部去学习。在各县，也应当尽可能设立业余政治学校和政治夜校，或采用由教员巡回讲课及其他方法。为此目的，应训练和配备大批教员。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会同各有关方面具体解决这个问题。

（4）加强高等学校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中等学校教科书中也要有通俗浅显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课文。

（5）在报纸刊物上组织学术论争，介绍这种论争的情形，介绍唯物主义的理论知识，组织对资产阶级思想、富农思想、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堕落腐化现象的批评。

（6）利用广播向听众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7）出版学术论争的文集，出版向各种不同对象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籍，特别注意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

（8）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广大劳动人民，也应当按照可能随时随地向他们进行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反对资产阶级各种错误思想的教育。近年全国各地发生的许多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经常利用宗教迷信在群众中进行破坏活动，党的组织和人民团体必须同这种破坏活动进行经常的持久的斗争。使广大劳动人民正确地认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律，是引导他们接受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方法之一，为此就应当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下，认真进行自然科学常识和无神论思想的通俗宣传（在有些宗教信仰很深的少数民族地区，则着重正面宣传自然科学常识），认真进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宣传，关于总路线的宣传，关于劳动人民必须在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宣传。进行这种宣传，应当利用各种文教工具，采取为群众所愿意接受的形式。通俗的报纸、刊物、画册、书籍、广播、电影、幻灯、通俗演讲、展览会等都是可以运用的工具，应当充分利用。

四、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应当讨论中央的这个指示并作出决议报告中央。中央和省、市的国家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党组，科学研究机关、文学艺术团体、党校、高等学校、报社、出版社的党的组织也应当讨论这个指示，并作出适当的决定和计划送交上级党委。在讨论中并可适当吸收党外的人参加。

（此件除登党刊外，并可发给一切能够阅读的党员干部阅读。党外人士除在文教系统工作的应发给外，其他方面的由省市委自行规定。）

欲知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结果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5年3月1日起草的《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此后，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20余年间持续不断地开展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教育运动，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农兵学商有信仰、有理想、有道德、争做活雷锋的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强国。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并非坦途，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在一定条件下一旦占领统治地位，封、资、修一类残余的沉渣泛起，和全民道德沦丧的现象出现，也是难以避免的。这正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个“彻底决裂”（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是在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中不可忽视的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

第11章 1955年3月1日—

“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

话说1955年3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给“主席并中央”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作出批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

中央同意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现将这个报告发给你们。

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的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附卫生部党组报告一件。本文和附件均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3月1日

这是中共中央对中国人口计划生育问题的首个决策。

3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指示中说：

“粮食的紧张情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粮食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不足，而发展生产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决定环节。粮食生产增长一分，粮食紧张的情况就可以缓和一分。因此，农村工作的一切措施，都必须围绕这一环节，都必须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必须避免对于这种积极性的任何损害。必须认识，粮食的购销是具体表现工人阶级同农民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到既取得粮食，又能巩固工农联盟，既照顾国家的需要，又照顾农民的可能。这里，政策的界限具体表现于粮食统购数字和粮食统销数字的正确规定。统购数字过大，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和必需的机动粮留得不够，就不仅要招致农民的不满，而且实际上要妨害农民的生产。统购数字过小，就不仅不能保证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不能保证工人阶级和城市人民的需要，而且不能保证约五千万缺粮农民、五千万经济作物区农民和每年都有的几千万灾区农民的需要。这样也就必然会发生严重的混乱，影响市场物价的稳定，影响国家的建设。因此国家对于粮食的统购数字和统销数字的规定，必须切合实际；必须进一步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的措施，即在每年的春耕以前，以乡为单位，将全乡的计划产量大体上确定下来，并将国家对于本乡的购销数字向农民宣布，使农民知道自己生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留用多少，缺粮户供应多少。这样，使农民心中有数，情绪稳定，才有利于缓和农村的紧张情况，才使农民有可能订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和安排自己的家务，才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才有利于国家有计划地控制粮食的购销。”

3月5日，毛泽东将他的卫士从家乡带回的一封群众来信批转给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信中反映河北安平县一个乡里在农业合作化当中，干部粗暴地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入社。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林铁同志：

此事请你予以处理。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

毛泽东 3月5日

据杜润生回忆说：“在3月8日，邓子恢还跟我说，毛泽东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的关系，农民负担很重。5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1957年以前三分之一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达到50%。”

3月初，正当中国外交部为周恩来出席万隆亚非会议进行紧张筹备之际，国家有关部门获悉国民党特务制订了“1号”行动计划，要在会议期间暗杀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

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担心周恩来万隆之行有什么闪失，考虑不让周恩来出席这次亚非会议，毛泽东动情地对周恩来说：

“恩来呀，这次风险比较大，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在多处布下暗杀你的网，你若是有点闪失，那可不得了。我们党和国家需要你呀。我们是多年的好战友，亲密的战友，你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太大了，一刻也离不开你，所以我请你慎重地认真地考虑，是否你就不要去参加这次会议了。”

周恩来说：

“我知道，诚如主席所说的，去固然要冒很大风险，但是去，可以促使亚非会议更好的进行，取得好的成果，多交些朋友，扩大中国的影响，促进亚非国家的团结和友谊，在亚非国家中架起友谊之桥，和亚非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扩大和平地区，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外交也是斗争，有斗争就有牺牲。如果我因为怕死而不出席会议，就辜负了亚非人民的希望，也对不起吴努、尼赫鲁、苏加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他们诚心邀请我出席亚非会议，而我却不能如约对印尼进行访问，谈好了的计划日程不能实行，岂不是失信于人吗？所以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出席。”

毛泽东也考虑到找不到合适的人来代替周恩来，就说：

“你和陈毅去可以，但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妥善安排，千万不可粗心大意。”

周恩来说：

“这次去得分兵两路，全部经过缅甸，对方接待有困难；同时，印度的飞机已租好，不能毁约。我想，我和陈毅同志及代表团主要成员经缅甸飞雅加达，现在民航已准备从昆明试飞仰光，如果成功，就快了，我们可以在昆明多停留两天，把会议文件再斟酌一遍。其它的同志则按原计划从香港飞雅加达。”

3月8日，毛泽东到达赖喇嘛住地看望他，并和他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说：

“你很有希望，你比我年轻。我们要将全中国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都搞好。佛教的教义也有这个思想。”

达赖激动地说：

“主席突然到这里来，我像是在做梦。经过和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之后，一定把这些指示变成实际行动，有什么事一定向主席直接报告，同时也请主席给我各方面的指示。”

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薪水不多，开支不小。一要抽烟，二要喝茶，三还要买点书看。这样一来，所剩无几。你要走了，我也没有什么礼物可送，就送你八个字：团结讲步，更加发展，作为临别赠言。”

3月9日，国务院第7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规定自治区筹委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由达赖喇嘛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任第一副主任委员。

3月9日下午，毛泽东到畅观楼班禅额尔德尼住地为其返藏送行，在座的有汪锋、计晋美等人。毛泽东说：

“昨天我去看望了达赖，今天特意来看您，为您送行。”

他又说：

“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民族领袖，西藏有达赖和班禅这样的领袖是很好的。”

班禅听到毛泽东称自己是“领袖”，感到很惊讶，以为自己听错了。毛泽东便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班禅觉得自己承受不起，他说：

“我不是领袖，只有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认真地说：

“您就是领袖嘛！我看在西藏，不能只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还要喊‘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

他问计晋美：

“我早给张代表讲过，在西藏，不能只挂我和朱总司令的像，还要挂达赖和班禅的像。他们挂了没有？”

计晋美回答说：

“1953年国庆节时，在拉萨和日喀则都挂了。”

毛泽东满意地说：

“这就好嘛!”

他又对班禅说：

“昨天我给达赖喇嘛讲了，我这个人薪水不多，开支不小。一要抽烟，二要喝茶，三还要买点书看。这样一来，所剩无几。你们要走了，我也没有什么礼物可送，就送你们八个字：团结讲步，更加发展，作为临别赠言。”

3月12日早晨，毛泽东连续工作了一个通宵，正准备躺下休息，听说达赖马上就要离京了，立即吩咐备车。仓促之间，他竟然只穿了睡衣，乘车直奔东交民巷为达赖送行，与达赖握手告别。

3月13日，应周恩来之邀准备从香港归国的卫立煌，将事先草拟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发至北京。毛泽东展开一看，见卫立煌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中写道：

各位朋友、各位袍泽：

我现举两项个人亲身经历之事，使各位更知蒋介石如何卑劣。

抗战时期，我负第一战区责任，在黄河北岸，背水奋战，拒敌5年。因为我主张国共共同抗战，故凡八路军（解放军前身）担任之任务和补给，都主张公平办理。乃竟召蒋疑忌，认为我偏袒八路军，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之阴谋，将我调离第一战区，并暗行监视。东北之战，完全由蒋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虽经各将领一致陈述意见，认为不可，但蒋一意孤行，终至全军覆没。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国人指责，乃竟向部下诿卸责任，谤为系我失职，派宪兵特务将我监视于南京私邸，并由宪兵司令张镇告我：未见蒋以前，最好不要接见其他客人。后经吴礼卿先生向蒋提问此事，蒋竟诿称不知。吴先生事后又问张镇何以总统并不知道卫长官家中会派有宪兵，不许见客。张镇闻言，惶恐不知所答。

以上二事，不过就我亲身经历中较大者而言。我同蒋介石共事30余年，他都肯做出这种丧心病狂、倒行逆施、背信弃义、陷害部属的事来，诸位还不及早警惕吗？

我自辛亥年投笔从戎以来，即决心献身革命，希望有所助益于改革腐旧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只因蒋介石窃据领导地位，利欲迷人，背叛革命，只图千方百计巩固私人权势，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以致数十年光阴虚耗，未能如愿以偿，既恨且愧。自从我在香港住了5年以来，闭门阅读各种书报杂志，站在客观的立场观察实际，寻求革命真理。新中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凡百设施，突飞猛进，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回想过去蒋介石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比起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5年来的建树，使我更为明白是非功罪，何去何从。所以我觉得这几十年误随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实在愧对国家愧对国人。现在祖国正在进行解放台湾，予我们大家一个效忠革命，为人民尽力的机会，以赎前愆。

卫立煌

毛泽东看罢，稍加思索，提笔在上面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刘朱邓（请小平办）：

此件以一字不改，照原文待卫到广州时即行发表为好。在广州发表时，即送香港登报，并登广州报纸。同时由新华社发来北京，播发北京及全国登报，并发口语广播，译成外文发表。此件完全可用，不需要修改。

毛泽东 3月13日

3月14日，毛泽东在彭德怀转报的华东军区司令部关于对马祖、金门斗争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电上批示道：

彭德怀同志：

马祖及其它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酌定，指示华东及福建。

毛泽东 3月14日

3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王化云《关于进一步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总结报告》：

陕西、山西、甘肃、河南、河北省委、内蒙古分局并告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委：

兹将王化云同志根据会议总结经验所提出的“进一步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报告和水利部党组意见，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所总结的各种经验都切合实际。这个报告说明陕、甘、晋3省几年来的水土保持工作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也说明，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依靠群众，因势利导，那么“大自然的破坏力是可以利用到另外一方面，即利用它来为人民造福。”

中央认为召开这种水土保持工作会议，很有必要，责成中央水利部每年或每两年召开一次有华北、西北各地代表参加的这样的会议，总结水土保持工作经验，并拟定实施计划，报告中央批准施行。各有关的省、专区和县亦应酌量召开这样的会议，并将结果报告上级和中央。

关于水土保持领导机构问题，望水利部本精简精神加以研究后，另定方案按国家规定的批准手续办理。

此件及附文二件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1955年3月15日

3月15日这一天，卫立煌和夫人韩权华一行甩掉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由香港回到祖国大陆。他们一到广州，就受到了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及广东省党政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卫立煌立即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新华社及香港、广州和内地各大媒体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均同时播发了这一重要文告。

3月16日，卫立煌给北京发电报，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致敬，报告他已经回来了。

3月17日，毛泽东在卫立煌的电报上给杨尚昆写了一个批示：

“应发一电表示欢迎。由华南分局派适当干部好好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广州、长沙、武汉、郑州等处（或走上海天津）看看建设情况，应先电告各处好好引导招待，并表示热情欢迎态度。”

他还拟写了一份发给卫立煌的复电稿：

广州华南分局即送卫俊如先生：

3月16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3月17日

卫立煌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和夫人韩权华一起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由南向北，沿途参观访问。

3月17日，毛泽东召见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他在听完农村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的情况汇报后，说道：

“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的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30%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

3月21日，毛泽东为在北京开幕的空军首届英雄模范代表大会题词，他写的是：

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

毛泽东

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致词，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各位代表同志们：

我们这次全国代表会议有3个议事日程：第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和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第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第三，关于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1952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就是在大约3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求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党的总路线以及党为着实现这个总路线而采取的各项重要的政策和办法，已经在事实上被证明是正确的。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我们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我们的许多办法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规定得很恰当，这应当在实行中根据新的经验加以补充和修正。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应该根据实际经验，认真地讨论这个计划草案，使它的内容能够比较妥当，而成为切实可行的计划。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3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50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必须很好地继续发展同伟大的先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合作，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

我们经常说，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应该保持谦虚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在同志间也要互相学习，以求少犯错误。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我感觉仍然需要重复地将这些话说一遍。鉴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事件，骄傲自满情绪在我们党内确实是存在着，在有些同志的身上这种情绪还是严重的，不克服这种情绪，就会妨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最大任务的完成。

同志们都知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地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为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个目的，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按照党章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饶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目前的国际条件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内部是团结的；而帝国主义阵营则是虚弱的，在它们那里有不可克服的重重矛盾和危机。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应该了解：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的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如果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做了适当的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的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

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6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3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好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所谓困难，无非是社会的敌人和自然界给予我们的。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历史，就会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在1921年刚刚建党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那样渺小，后来发展起来，居然把国内的强大敌人给打倒了。自然界这个敌人也是有办法制服它的。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3月22日，陈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毛主席：

送上我的发言稿，如你能加以审阅指正，会使我获得进益，并增加发言的勇气。本文对高、饶的罪恶作了揭露，又引申到批评党内现状，是否需要，是否过火，我在这点上是有些犹豫感的！另外关于路线检讨，我是把我入党30多年来的思想演变过程作了概括叙述，既不护短也不是哗众取宠，力求适当，即做到有更大的妥当性。这个问题我所用功夫是很多的，但是否够格，是否有毛病，尚不敢完全自信。你昨日说反革命有规格，我想自我检讨亦有其一定的规格，我开的规格只此而已，故热望指正。

陈 毅

3月23日，毛泽东在陈毅的发言稿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你的发言稿，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可以和应该那样说，不算过火。在第21页上，我加上几个字。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

全国代表会议期间，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此后在会议讨论中，由于饶漱石闹翻案以及大批新的揭发材料的出现，高、饶问题“逐步升级”。

3月下旬，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谈到了高岗问题。

尤金回忆说：“在这时，毛提出高岗可能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贝利亚的代表到东北会见了高岗，但高岗没有向中共中央报告。毛同志说高岗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他当时正在认真地研究这问题。”

“毛还说：进城后，没有受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训练的党员，受到城市资产阶级的腐朽影响。这些人丧失了革命精神、革命观点，滑回到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这些人赞扬斯大林和毛泽东，但实际上是反对他们的。在革命中，他们跟着党走到一定程度，就离开了革命。高岗和饶漱石就是这样的人。”

3月3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接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问题给上海局的复电：

上海局：

原华东局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1月22日曾来电提出关于接收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意见，中央基本上同意他们的意见。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一些党员是需要的，对党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有很重要的作用，应积极地去进行这项工作。但为了同样的目的，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在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一些具有共产主义观点同党忠诚合作的党外朋友，即非党布尔什维克也是很重要的。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注意到这两方面。对上面所说的这样的党外朋友，党的组织应同党员一样的教育和帮助他们，并应吸收他们参加党内讨论同他们工作有关的会议。

关于民主党派省（市）级负责人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问题，应按照1955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执行。

中央 1955年3月31日

欲知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和培养非党布尔什维克的情形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词说：“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这段话实在太精辟了，应该成为一切愿意献身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志士仁人的座右铭！

第12章 1955年3月31日—

“我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

话说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了他们在党内外的各项职务。对于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将张明远、张秀山、赵德尊、马洪、郭峰的处理比较宽，没有开除他们的党籍，只是给予降级处分。对于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向明和上海公安局长杨帆，给予开除党籍、撤职查办的处分。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还一致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选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5人，候补委员6人；董必武为书记，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英、刘锡武为副书记。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结论性长篇讲话，他说：

同志们：

大家发言已经完了。我就下面的几个问题讲几句话：关于这次会议的评价，五年计划，高饶问题，目前形势，八次大会。

一、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评价。

绝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整风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我们互相了解更多了，思想更加统一了，使得我们有了共同的认识。本来我们是有共同认识的，但是在若干问题上，我们中间还是有不同意见的，经过这一次会议，统一了我们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思想的、政治的以及许多政策的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就可以使我们党更好地团结起来了。正如恩来同志所说，如果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同它以前一个时期全党的思想、政治上的整风，奠定了我们党的统一思想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民主革命的胜利，那末，这一次会议就会使我们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这次会议证明，我们党的水平是大为提高了，不但比10年前的七次大会时期大进了一步，而且比1949年的二中全会、1950年的三中全会时期大进了一步。这个情况是好的，这次会议表明我们是进步了的。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全党同志钻得有深有浅，在座的同志也是这样。像医生一样，有的能够开刀，有的不行。有的打针能够打静脉，有的就不能，只能打皮下。有一些医生连皮下都不敢动手，就在那个皮上面。虽然有些同志没有钻进去，但大多数同志是在钻，看样子有许多人是钻进去了，就是有一点内行的味道了。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这是极大的好事。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新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新的国防、其他各方面的新的工作。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所以必须对那些钻不进去的人、浮在皮面上的人进行教育，使他们都成为内行。

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将促使我们党大进一步。

我们要在党内外500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

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相当多的人，对哲学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学哲学的习惯。可以先看小册子、短篇文章，从那里引起兴趣，然后再看七八万字的，然后再看那个几十万字一本的书。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二、关于第1个五年计划。

同志们认为，在讨论五年计划的时候，大多数同志的发言很好，大家是满意的。其中有一部分发言特别好，他们讲透了问题，有点专家的味道了。但是，中央各部门的发言中间，有一部分内容较差，分析和批判不够；地方同志发言中间，也有一部分是较差的，分析和批判是不够的。另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有些同志发言中间，对严重的浪费问题以及别的错误，只是揭露了现状，没有说明如何处理。对于这些发言，有些同志不满意。我以为这些不满意是有理由的。

我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

这次会上，地方要求中央解决的许多问题，凡是中央已经有了规定的，应当积极解决。其他的问题，由秘书处会同提议的同志，研究解决办法，报告中央处理。

中央各部门要求地方协作的事也不少。中央部门在各地方办的事业，要请地方党委给以监督和帮助，特别是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地方党委有责任帮助中央在地方所办的事业去完成任务。所以，不仅地方对中央有要求，中央对地方也有要求。只有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党委齐心协力，分工合作，第1个五年计划才能够完满的实现。

三、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第一点，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他要给高岗申冤。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

至于说，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末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扬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第二点，受高、饶影响的同志和没有受他们影响的同志，各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受影响的，有浅有深。有些是一般性的，被他们扫了一翅膀；少数几位同志是比较深的，同他们谈了许多问题，在下面有所活动，替他们传播。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所有这些人，不管有浅有深，大多数同志在这个会议上都已经表示了态度。有的表示得很好，受到全场的欢迎。有的表示得还好，受到大部分同志的欢迎，但是有缺点。有的表示得不够充分，今天作了补充。有的全文讲得还好，但是有某些部分不妥当。不管怎么样，这几种人总之已经有所表示了，我们应当一律表示欢迎，总算有所表示嘛！还有个别同志要求发言，没有来得及，他们可以用书面向中央写一个报告。还没有讲的人，问题不严重，就是被扫了一翅膀的，知道一些事情，他没有讲。至于已经发了言的人，是不是也还有一些是留了尾巴的？那末现在我们决定，不论是关于五年计划还是关于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所有的发言、报告，都可以拿回去修改，字斟句酌，在5天之内，把那些没有讲完全的，或讲得不妥的，再加以修改。不要因为在这一次会议上没有讲妥，我们就抓住他的小辫子，将来使他下不去。你还可以修改，以你最后修改的稿子为准。

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单干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看是要看的，看他们改不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

没有受影响的同志，不要骄傲，谨防害病。这一点极为重要。前面讲的那些同志，可能有些是上当，有些是陷进去比较深，因为犯了错误，他们可能有所警觉，以后不再犯这类错误。害了一次病，取得了免疫力。种了一次牛痘，起预防作用。但是也不能保险，还可能害天花。所以，最好是3年5年再种一次牛痘，就是开我们这种会。其他的同志就不要骄傲，谨防犯错误。高岗、饶漱石为什么对这些人没有惹呢？有几种情形：第一种是他们认为是他们的敌人的人，当然不去传播；第二种是他们看不起的人，认为无足轻重，现在不必去传播，将来“天下大定”了，那些人自然跟着过来的；第三种是他们不敢惹的人，那些人大概是免疫力比较强，他们一看就不对头，虽然这些同志并不被认为是他们的敌人，也不是无足轻重，但是他们不敢去惹；第四种，就是时间来不及。这个瘟疫散播也要时间，再有一年的工夫不揭露，有些人那就难保。所以不要逞英雄：你看，你们不是惹了一点骚吗？而我可干净啦！再有一年不揭露，保管有不少的人是要受他们影响的。我认为，以上就是受高、饶影响的和没有受影响的两部分同志应当注意的地方。

第三点，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他们那些话，他们那些行动，不符合党的原则，我们又看不惯，在这一部分问题、这一部分情况上，就不要打成一片。对其他的问题，符合党的原则的，比如五年计划，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决议、报告，以及各种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党内法规，这样一些言论、行动，当然要积极支持，打成一片。对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就是说，要划清界限，立即挡回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在这次高饶反党事件中，以及在过去党内的路线斗争中，都有过许多这样的经验：只要你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保持一个距离，不挡回去，不划清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所以，应当表示态度，应当坚持原则。

第四点，有些同志说，“知道高、饶一些坏事情，但是没有看出他们的阴谋”。我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听到高岗、饶漱石讲了许多不符合党的原则的话，甚至高岗、饶漱石还同他们商量过一些反党活动问题，那就应当看出来。一种是普通知道他们一些坏事情，而没有看出阴谋，这是难怪的，那是很难看出的。中央也是到了1953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一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所以，以后他们就完全转入秘密了。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这种事情过去也有过。井冈山时期有几个叛变分子，我们就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叛变。恐怕你们各位都有这种经验。

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我们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第五点，骄傲情绪的危险。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没有你就不得了吗？历史证明，各种事实证明，没有你也行。比如没有高岗、饶漱石是不是不得了呢？那还不是也行吗！没有托洛茨基，没有张国焘，没有陈独秀，还不是也行吗！这些都是坏人。至于好人呢，没有你也可以。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孔夫子早已没有了，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高明一点吧，可见没有孔夫子事情还做得好一些嘛！

有两种人：一种是老资格，在座的不少，资格很老；一种是新生力量，这是年轻的人。这两种人中间哪一种人更有希望呢？恩来同志今天也讲了这个问题，当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有些同志，因为自己是老革命，就骄傲起来，这是很不应当的。比较起来，如果说允许骄傲的话，倒是青年人值得骄傲一下。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年纪越大，经验越多，就应当更谦虚。让青年人看到我们确实是有经验的：“这些前辈，确是有点经验，不要看轻他们，你看他们那么谦虚。”四五十岁的人了，因为得了许多经验，反倒骄傲起来，那岂不是不像样子？青年人就要发议论:“你们那些经验就等于没有，还不是跟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有点骄傲情绪，那是比较合理的。上了年纪的人，有了这么多经验，还骄傲，把尾巴翘得那样高，可以不必。俗语说:“夹紧尾巴做人。”人本来是没有尾巴的，为什么要夹紧尾巴呢？好比那个狗，有翘尾巴的时候，有夹尾巴的时候。大概是打了几棍子的时候它就夹紧尾巴，大概是有了几批成绩的时候它的尾巴就翘起来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第六点，戒“左”戒右。有人说，“‘左’比右好”，许多同志都这么说。其实，也有许多人在心里说，“右比‘左’好”，但不讲出来，只有诚实的人才讲出来。有这么两种意见。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我就讲这么几点意见。

四、关于目前形势。

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党内形势，这3种形势怎样呢？是光明面占优势，还是黑暗面占优势呢？应当肯定，不论国际、国内、党内形势，都是光明面占优势，黑暗面占劣势。在我们这个会场上也是如此。不要因为有很多人作了自我批评，以为就黑暗了。这些同志是着重讲了他们的缺点错误，没有讲他们的长处，哪一年参加革命，哪里又打了胜仗，哪里有工作成绩，这些话都没有讲。专看他们这一篇检讨，那末就黑暗了。其实，这是一面，在很多同志身上，这是次要的一面。这跟高岗、饶漱石和张、张、赵、马、郭五虎将不同，他们不能适用这个估计，光明面占优势。高岗有什么光明面占优势呀？他是全部黑暗，天昏地黑，日月无光。至于我们的同志那就不同，略有黑暗，这个东西可以洗干净，用肥皂多洗几回。

为什么要提出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呢？这是说，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无非是这些坏得不得了的事：帝国主义者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蒋介石又来坐北京，高饶反党联盟一类的事件重新发生，而且不只一个，而是十个，一百个。尽管有那么多，我们都先准备好了，就不怕了。你有十个，也只有五双，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估计到了。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看《封神榜》就知道，哪有一个“法宝”是不能破的呀？那样多的“法宝”都破了。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

五、为胜利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

中央决定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有3个议事日程：（一）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修改党章；（三）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明年7月以前要完成代表的选举及文件的准备工作。要求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各方面的工作，经济、文教、军事、党务、政治思想、群众团体、统一战线、少数民族工作，都要大进一步。

我顺便讲一讲少数民族工作的问题。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有些同志总是在那里吹，我们可帮助了你们，就没有看到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国50%到60%的地方，是什么人住的？是汉族住的，还是什么人住的？50%到60%的地方是少数民族居住的。那里物产丰富，有很多宝贝。现在，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很少，有些地方还没有帮助，而少数民族倒是帮助了汉族。有些少数民族，需要我们先去帮助他们，然后他们才能帮助我们。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全国人民都高兴。所以，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

我们讲在这一年中各方面的工作要大进一步，就是要把已经揭露出来的缺点、错误加以改正。不要在这次会上许了愿，到明年召开“八大”时还照样有那么多缺点、错误，原封未动。所以要为召开“八大”而斗争者，就是要把缺点、错误改正，比如铺张浪费、大屋顶这样一些东西，认真地负责地改一下。不要在这里许了愿，一回去大家就把两脚一伸睡起觉来了。

有人建议一年或者两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使同志之间互相监督，我认为可以考虑。谁监督我们这些人呢？互相监督是好办法，可以促进党和国家的事业迅速进步。是迅速进步，不是慢慢地进步。党的代表大会，10年没有开了。当然头5年不应当开，因为兵荒马乱，又开了“七大”，后5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同时，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提出来了，又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了，为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不要每个人去检讨一篇，但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还是要作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条是不行的。

批评要尖锐。这次有些批评，我觉得不那么尖锐，总是怕得罪人的样子。你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要有名有姓，哪一个部门，要指出来。你没有搞好，我是不满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角，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所以，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建议各省、市委同志们考虑，你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你们不是学中央吗？我看这一点是可以学的。

最后，我请同志们注意，也请全党同志注意：为在1956年胜利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为胜利地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而斗争！

1955年4月1日，公安部以反革命罪将饶漱石逮捕入狱。

4月2日，潘汉年由于受到饶漱石一案的震动，带着写好的一份检查材料去见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请他将这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看了潘汉年的报告及材料，大吃一惊，安慰了潘汉年几句，便匆匆将材料亲自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罢材料，大为震怒，当即批示道：

“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4月3日，公安部受命逮捕了潘汉年，罪名是潘汉年在检查材料上所检讨的两件事：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会见过汪精卫而长期没有向组织上报告（据有关材料说：潘汉年在1943年秋随李士群前往南京见汪精卫的事，有一个绝好的解释机会，他没有抓住。那是在1944年，他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杨家岭见到了毛泽东。那时，毛泽东正在看文件，见到潘汉年十分高兴，两人握手后，毛泽东顺手从旁边书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给潘，然后举起杯子祝贺潘工作的胜利。这本是极好的解释的机会，但潘汉年几次欲言又止，终于没有把事情说出来，离开延安后，他十分后悔。事后潘汉年对朋友说，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和个人英雄主义使他把要说的话吞了回去。）；二是对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大批特务的问题负有直接责任。

4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五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批准了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批准了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5人，候补委员6人的名单，及董必武的书记职务和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英、刘锡武的副书记职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全国代表会议的公报。

全会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

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了周恩来提交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和《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间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

4月5日，卫立煌及夫人韩权华一行抵达北京，毛泽东安排由周恩来负责接见。

4月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南下，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4月6日晚，周恩来设宴欢迎卫立煌及夫人韩权华一行。席间，卫立煌再次感谢周恩来，他还高兴地说：

“抗战之初，我们在太原有过竟夜长谈，那时您就在搞统一战线了！”

4月7日，周恩来、陈毅一行人驱车到北京西郊机场，前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他们刚要登机，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把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见上面写道：

“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油箱内，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

周恩来看罢情报轻蔑地一笑，与陈毅等人飞往重庆，再转昆明。

周恩来到了昆明，打电话给西花厅，要工作人员告诉外交部，要外交部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香港之前，将罗青长送给他的情报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4月10日上午，中国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将情报通报给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斯。是日晚，新华社香港分社将情报向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作了通报。

4月11日上午，驻香港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让收买的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周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致使飞机飞离香港前往印度尼西亚途中5小时后爆炸，机上的中国、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

此时，周恩来、陈毅等一行人尚在昆明，幸免于难。

4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陕西省《关于检查用地单位消费土地情况及处理意见》的意见，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分局、省（市）委并中央各部委党组：

特将陕西省委所批转省人民委员会民政厅《关于检查用地单位浪费土地情况及处理意见》转去。从陕西省民政厅对部分用地单位浪费土地情况的检查看来，在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中，浪费土地的现象是很严重的。浪费土地不只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损失，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过多引起农民与市民失业的现象，陷于无法解决，对城市建设亦不相宜。估计这个问题不只在陕西省，在其他有工厂建设的各城市都会存在的。这是关系到工农联盟问题，望各省及中央各部委党组对这个问题均予以深切注意，务必切实进行一次检查与处理。要对那种有意浪费国家财资，过多征用土地或任土地荒芜而不顾的单位及负责人，查明其责任，正式给以批评或处分，以防错误继续发生。对于已征未用的土地可仿照陕西所提办法处理，务必做到不荒芜土地。

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 1955年4月13日

4月22日，毛泽东结束了近20天的调查研究，乘专列回到北京（很遗憾，有关此次南下活动的记载，只能见到只言片语，请看下面5月9日的谈话，而详细的资料至今无法搜寻到）。

4月25日傍晚，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会见了17年未曾谋面的卫立煌，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卫立煌回忆起1938年4月17日访问延安，曾受到热烈欢迎，并和毛泽东第一次晤面。毛泽东听后说：

“时间过得真快啊，想不到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人间正道是沧桑！”

他对卫立煌的归来感到非常高兴，详细询问了卫立煌的近况和在海外的生活情况，向卫立煌介绍了解放后中国的变化和将来的发展蓝图。卫立煌为之欢欣鼓舞，感谢毛泽东的关怀，表示向往新中国的建设。

是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饭罢，又一起观看了一场电影。卫立煌十分感激毛泽东的热情款待。

4月27日，毛泽东会见了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

巴基斯坦在1951年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它后来又参加了美国策划的东南亚条约集团。刚刚结束的这一次亚非会议，巴基斯坦也是发起国之一。毛泽东在同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谈话中说：

“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东方国家，东方国家有许多共同点，他们过去都受西方国家的压迫。中巴之间从来没有战争，现在也没有任何争执，两国有贸易来往，因此中巴应该成为好朋友。

亚非会议要不是由5个科伦坡国家发起，而由中国发起，那就开不成。他们相信你们，不相信我们，原因是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是，我们共产党并不像美国所描写的那样是不理发的，是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我们是讲道理的。”

关于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巴美结盟问题，毛泽东坦诚地表达了中国的态度，他说：

“你们还签订了《马尼拉条约》，我们怕的不是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甚至也不是英国和澳大利亚，而是美国。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慢慢地能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改进彼此间的关系。”

毛泽东还说：

“我们已经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我们同泰国、菲律宾尚未建交，但也希望能改进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已同他们的代表有了接触。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5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

1955年5月1日晚，毛泽东就陈嘉庚来信建议节约粮食和福建晋江青阳机场改建问题，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嘉庚先生：

迭接惠书，论及粮食和飞机场二事，均已转付有关机关研究去了。盛意甚感，谨此奉复。顺祝

兴居佳胜

毛泽东 1955年5月1日

是日晚，毛泽东想起近年来许多乡下亲友来京，或要求来京，或要求解决工作问题，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便提笔给文炳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炳璋同志：

2月15日的信收到。你可去找毛泽荣（逊五）、毛仙梅2人，和他们一到来京一行，即持信为证。其他各人均不要来，请你转告文梅清、文东仙二同志，他们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的问题我不能解决，他们不要来京。韶山方面有要来的，除泽荣、仙梅二人可以来之外，均不可来，问你母亲及各位朋友的好！

毛泽东 1955年5月1日

毛泽东写毕，把信看了一遍，觉得对“不要来京”还有必要强调一下，便又在信的天头上加了一句：

“此信给毛泽荣、毛仙梅二人一阅。”

5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台盟总部秘书长徐萌山作为台盟的唯一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休息时，示意叫徐萌山过去，他同徐萌山握手后说：

“你是第一次来吧？过去没有见过。”

徐萌山说：

“我叫徐萌山，在台盟工作，1946年从台湾来念大学的。”

站在毛泽东旁边的徐冰副部长介绍说：

“他是台盟的秘书长。徐，就是我徐冰的徐，500年前是我的本家。”

毛泽东笑了说：

“啊，是你的本家啊，那很好！”

毛泽东幽默的话语，使徐萌山紧张的情绪变得轻松了。毛泽东转对徐萌山说：

“你还年轻，要很好学习，做好工作。”

徐萌山激动得不知怎样回答，只说了声：

“好的，谢谢。”

5月5日晚，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准备在第二天作总结。毛泽东警告他说：

“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5月6日，邓子恢在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做了总结，他没有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昨天晚上和他谈话内容，仍然照3月间毛泽东同他谈话的精神，说：现在根据主席决定，今年一般停止发展。有少数省份秋后还可以酌情发展，一般地区停止发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

5月7日，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结束，会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停止发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

这天中午，周恩来率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回到北京。

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陈毅和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周恩来、陈毅汇报了亚非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请大家一起用餐。

5月7日傍晚，毛泽东派秘书和专车把文炳璋、毛泽荣、毛仙梅及毛泽荣的养子毛绘华接到中南海叙旧。

文炳璋一行是在5月初应毛泽东之邀来京的，他们住在中南海外面一个招待所里。

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这一次已经是第2次来京了。此时，毛绘华刚从部队转业，忙着找工作，他知道养父和毛泽东的关系，便央求父亲到京找毛泽东帮忙找个工作。毛泽荣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毛泽东见到毛绘华，当即叫秘书拿了200元人民币，作为见面礼交给了毛绘华。毛泽东还勉励毛绘华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毛泽荣借此机会提出，请主席三哥帮忙找个工作。毛泽东闻言，沉吟不语，半晌才说：

“这个事情不大好办。我是国家主席，不能随便给人介绍工作，更不能只考虑自己的亲属、故旧、同事的利益。”

毛泽荣听了，心中有些不悦。

毛仙梅是毛泽东的远房族兄，曾在烈士毛新梅的影响下参加农民运动。他一身农民打扮，上穿一件补丁青衣，腰系一条旧围裙，还带着一杆旱烟袋。毛泽东见他如此打扮，就拿出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上。毛仙梅喜欢抽旱烟，一抽就烟雾沉沉，很呛人。毛泽东看他一个劲地抽，就说：

“仙梅大哥，你还是把烟袋脑壳丢了，抽纸烟吧。”

毛泽东向文炳璋了解了农村的生产和农民、教师及转业军人的生活情况。毛仙梅向毛泽东反映了杨林蒋梯奎烈士的胞弟蒋浩然被划为地主成份引起亲属不满的事，并把蒋浩然写给毛泽东的信交给了毛泽东。

此时，工作人员端来了晚餐，毛泽荣在吃饭的时候见毛泽东爱吃红烧肉，便对他说：

“三哥回韶山，我们餐餐搞红烧肉给你吃。”

毛泽东高兴地说：

“那好！那好！你们能经常吃到红烧肉吗？”

毛泽荣闻言，立时放下筷子，不高兴地说：

“莫说吃肉，好多人家饭都没得吃！”

毛泽东忙问何故？毛泽荣说，去年秋天，中央来了文件，粮食全部由国家统一收购，收购后留给农民的口粮每天只有1斤。对庄稼汉来说，1天1斤哪里够吃？眼下春季青黄不接，借贷无门，韶山有40%的人没有饭吃。毛泽东听了，沉默了许久，歉意地说道：

“我了解的情况没那么严重，看来我没有十足的官僚主义，也有五成呢。只有你肯讲真话。”

他立即让秘书把在家的中央领导都请到这里来。不一会儿，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彭真等人先后到了。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客人，又让毛泽荣介绍一下乡下缺粮的问题。毛泽荣说：

“你们领导闹革命，我举双手赞成，就是粮食要充足点。”

接下来，他详细汇报了乡间因为统购过头而造成春荒缺粮的情况。周恩来解释说：

“现在国家搞建设，有些困难，要注意节约，北京的机关事业单位，星期天只吃两顿饭。”

毛泽荣说：

“乡里没有多少油吃，城里还有副食卖，当然够了……”

毛泽东见谈得差不多了，便止住堂弟的话说：

“好，好！泽荣暂时莫讲了，我们要开会研究一下。”

送走刘少奇等人后，毛泽东和毛泽荣出去散步，兄弟俩漫步在中南海的林荫大道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泽荣，你有困难，不要来找我，要靠当地政府解决。你的困难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发，政府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不要耍蛮。你是我的亲属，我必须严格要求，不会只为你们考虑。至于你的儿子要参加工作，想法是好的，但要靠他自己努力，不要要求政府照顾。”

这一天，毛泽东让摄影师为他与毛仙梅、毛泽荣、文炳璋、毛绘华合影留念。

过了两天，毛仙梅从住所去见毛泽东，他说：

“三弟，我在北京住不习惯，我要回去了。”

毛泽东有些诧异，问道：

“怎么不习惯？这里生活不好吗？”

毛仙梅说：

“很好。可惜的是我丢了两件东西。”

“什么东西？”

毛泽东急切地问；毛仙梅扳着手指说：

“一件是叶子烟袋，一件是围裙子。”

毛泽东闻言，哈哈大笑，说：

“呵！就是那两件东西。我不是都给你换了吗？”

毛仙梅说：

“我舍不得。”

在毛泽东的挽留下，毛仙梅又住了下来。

5月8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7岁。

5月9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周恩来、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陈国栋，研究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他说：

“粮食，原定征购900亿斤，可考虑压到870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

他问邓子恢：

“到1957年化个40%，可不可以？”

邓子恢不同意大发展，仍然坚持3月间毛泽东同他商定的数字，说：

“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

毛泽东的脸色掠过一丝不悦，勉强地说：

“三分之一也可以。”

他说起4月6日至22日到南方视察的情况。那时候，他穿着白衬衣到田里察看庄稼，看到小麦长势很好，有半人高，心里便嘀咕：看来，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蛮高嘛，怎么在北京看到的材料上都说农民生产消极呢？即使消极，也是一小部分呀。到了上海，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汇报说：“在县、区、乡3级干部中，有30%的人对待合作化存在右倾消极情绪，他们是反映农民要‘自由’、不要社会主义的情绪的。这和上级有关部门的领导不无关系。”　　

毛泽东沉吟一下，接着说：

“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不愿意搞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

他加重了语气说：

“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　

欲知农业合作化运动能否顺利进行下去，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听堂弟毛泽荣说粮食由国家统一收购，收购后留给农民的口粮每天只有一斤不够吃，便歉意地自我检讨说：“我了解的情况没那么严重，看来我没有十足的官僚主义，也有五成呢。只有你肯讲真话。”他立即让秘书把在京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彭真等请来，又让毛泽荣介绍了一下乡下缺粮的情况，并说要开会研究一下。隔了一天，有关方面果然研究决定，粮食征购降低30亿斤。这就是人民的领袖。

第13章 1955年5月10日—

“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是传播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腐朽的思想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目前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行思想进攻的重要工具之一。”

话说1955年5月10日，司徒美堂公祭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700多人出席公祭。灵前摆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送的花圈。

周恩来亲自主持公祭大会。司徒美堂的遗体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5月11日，毛泽东在周扬的来信上作了一个重要批示。

早在4月间，舒芜把胡风在40年代写给他的信件交给了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林默涵发现信件中有许多暗语，对一些党和非党的作家抱有憎恨的态度，他要舒芜整理清楚后，交给了周扬。5月9日，周扬把胡风写的一篇《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清样一同报送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的《文艺报》一同登载，在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请毛主席审阅。”

毛泽东看罢周扬的来信，认为拟的编者按语不行，对舒芜所提供的材料的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也不满意，便提笔将其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他在给周扬的批示中写道：

周扬同志：

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11时以后，或明天下午，来我处一商。

毛泽东

毛泽东重新起草的按语是这样写的：

“胡风的这篇在今年1月写好、2月作了修改、3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上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接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到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

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5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7人组成；通过了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9人组成。

这一天，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提出了“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肃反方针。

据统计，全国工矿企业在1954年发生政治性破坏事件345起。从1955年1月到4月，在闽、浙、苏、皖、桂、湘、鄂、赣、豫、川、康、滇、冀等15个省的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4起，反革命暴乱未遂案10起，较大的骚乱25起。这些暴乱、骚动、破坏事件，多数与美蒋间谍活动和深藏的反革命分子有联系。实行第2次大规模镇反和内部肃反，已经成为必要的政治运动。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由罗瑞卿、陆定一等10人组成的肃反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5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转发浙江省委《关于当前改变耕作制度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报》作出批示：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

浙江省委关于改变耕作制度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报很好，特转发各地供研究参考。

为了实现粮棉增产，各地根据具体条件，进行若干农业改革，这是完全必要的。事实证明，许多切合实际的改革措施业已获得了显著的增产效果。但也有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做法，造成了若干减产的损失。这种情况亟应引起各地注意。中央认为：

一、农业的地区性是很大的，各个地区的具体条件有很大差别，甚至一区一乡之内也各有不同。因此在确定农业耕作方面的改革时，必须注意因地制宜，绝不能用一套办法在一省一县之内硬性普遍推行。在推广成功的典型经验时，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群众条件和经济条件逐步地进行，要总结一步，发展一步，绝不可冒然前进。

二、我国农业的生产和技术装备是落后的，至于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并不能一般看成是落后的。它是我国广大农民几千年来在生产实践中长期经验的积累，必须重视这种宝贵的民族遗产。各地进行农业耕作方面改革时，必须重视群众的生产经验，反复研究，比较得失，绝不能粗暴地轻率地否定群众的经验，强迫群众改变。低估或忽视群众长期积累的丰富的生产经验，就会犯错误，就会造成生产上的严重损失。

三、改革耕作制度必须与提高其他技术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增产作用。譬如有的地方，单纯追求复种面积面不注意技术和物质条件（特别是肥料）是否跟得上去，盲目推行一年两熟，结果两熟收成加在一起反不如一熟打粮多。

四、推行农业改革，必须树立全面增产、全年打算的观点。在计算增产效果时，不应孤立地计算某一种作物、某一个季节的增产与否，必须从全面算账，从全年算账，不能只图这一季增产，而造成下一季减产，耽误下一季的种植。也不能不根据当地技术条件和物质条件（特别是肥料），轻率地否定群众合理轮作的经验，挤掉必要的季节休耕或绿肥种植的面积，以致使地力衰退，算起总账来反而减产。

五、农业耕作方面的改革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工作，它基本决定于各地自然条件、耕作技术和其他物质条件，决定各地劳动组织状况。当推行这种改革而群众有抵触的时候，绝不能简单看成只是群众的落后习惯和保守思想，应该再做仔细考虑。就是确实可行的一种改革办法，如群众没有亲身经验一时尚不能接受，也只能先在国营农场实行示范，待取得良好效果后，再吸引群众参观评比，向群众宣传教育，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逐步推广。改革计划开始不要定得过大，计划确定之后，还必须充分考虑和征求下边提出的修正意见。单纯自上而下地硬性规定实行耕作改革的面积指标，势必助长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从而带来不利于生产的后果。

根据浙江经验，中央要求各地结合春耕，对去年推行农业改革的结果，进行一次深入检查。在检查中要注意实事求是，肯定正确的，批判错误的，补充不足的。要有全面的具体的分析，不能只看增产的典型而不问减产的事例。还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群众的真实反映，以便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订正今年的改革计划。

（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 1955年5月12日

5月13日，《人民日报》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材料）以及毛泽东重新起草的编者按语一同发表。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材料）是舒芜交出的从1943年到1950年胡风写给他的34封信的摘编。他把有关材料分为4类：

1、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2、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3、胡风为了以上两个目的，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四、狂妄的个人野心和唯心主义世界观是胡风一切活动的思想基础。

舒芜还说：胡风的信，使人强烈地感到“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

5月13日下午，董其武到中南海去见毛泽东。

董其武从1953年底起兼任69军军长。这一次，他到北京是参加“五一”节活动的。在此之前，有一些起义人员因受了委屈，就给他写信诉苦，对起义的意义表示有怀疑。

董其武对毛泽东说：

“主席日理万机，有点小事找您，耽误您的时间。”

毛泽东说：

“有什么事哩！”

董其武说：

“过去您代表共产党说对国民党起义人员是既往不咎，现在有抓的，有押的，有管制的，有劳动改造的，几乎都究了。我接到许多起义人员的来信，都转到国务院去了，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毛泽东听后说：

“我们的政策没有变，我们的经是一部好经，是一些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错了经！就是下边搞错的，我们也有责任，有错一定要改。”

毛泽东拍着桌子大声说：

“改！一定能改好！”

董其武听了毛泽东的话，很高兴，随身带来的信，一封也没有给毛泽东留下。

后来，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不少起义人员的错案得到了平反。

5月14日下午5时半，毛泽东游泳后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警卫部队驻地，身着新军装的战士们列队接受检阅。毛泽东走到队伍前和战士们打招呼，内卫班的一些战士，他可以叫出名字，那些没有担任过内卫任务的战士，他叫不出名字，就一一询问了他们的情况。回到队伍的正前方，他的目光从前排扫到尾，亲切地说：

“讲什么，讲讲工作，讲讲工作方法。我们工作是为什么目的呢？”

站在前排的王明富和战士们齐声回答：

“为共产主义！”

“也对。”毛泽东点点头，示意大家坐下，他也坐在藤椅上，接着说：“共产主义就是平时讲的为人民服务。过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再早是打倒皇帝。你们这里有没有打过皇帝的？一个也没有吧？我是皇帝的老百姓，光绪、宣统皇帝。现在宣统皇帝在东北学马列主义，是个战犯，吃了饭没事坐班房。他是6岁做皇帝，作了3年。我那时革命当过兵，程潜就是现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那时在湖南当师长，我当兵，不在一个师。那时革命叫打皇帝，以后就打军阀，军阀很多，有袁世凯这些人，后来就出了蒋介石，我们和他一块办过事的。推翻皇帝算来有44年啦。共产党成立34年啦，开头人很少，只有几十个人。那时志向很大，闹革命，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命。34年前还没有共产党，只有几十人的小组在各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只有12个代表，有董必武同志一个，我一个，还有两个，其他有当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有的叛变了，有的死啦。陈公博是汪精卫的总理。此外还有个张国焘，这个人不好，现在香港帮助帝国主义做事。人都不一样，各走各的路。第一次代表大会意义很大，以后1925年至1927年有5万多党员。北伐从广州打到长江，这时蒋介石不干啦，叛变革命。这一打，打了22年。中间日本打进来了又合作，开始是合作的，后来又不合作，一方面打日本，一方面打国民党蒋介石。一方面合作，一方面打，两只手（比手势）。”

“做革命工作，过去就叫反帝反封建，也叫为人民服务，现在叫革资本主义的命，革小农经济的命。过去也有总路线，过去的总路线就叫反帝反封建，反帝反封建为社会主义开了一条公路，把那些王八蛋赶走，然后才走社会主义。过去这个地方不能来，来的话就要脑袋。过去这地方有地下工作同志，北京市刘仁同志就是，此人就钻在地下。过去这地方杀共产党，杀不完。中国有个好处就是人多，有6亿，全世界没一个国家有这么多人。三国刘备破曹操采用火攻，万事具备，就缺东风。你们看过《三国》没有？《三国》可以看。现在我们就是缺东风。什么是东风呢？就是缺工业，缺近代工业，有工业才有汽车、拖拉机、火车头、飞机、坦克、重机器、细机器。现在我们只能造不大不细的，3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都能造啦。就是为这个服务，就是为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3个改造，是两个性质，农业和手工业是劳动人民，不是剥削者，但他们是个体经济不利发展，要用合作社的办法，用机器耕种。资本主义是剥削者，以后不叫他剥削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个工业化，一个改造，搞他15年基本上达到这个目的，15年后还要干。你们现在多大年纪？年龄平均23、22，10个五年计划50年，70多岁。孔夫子是72岁死的，这个人读书不少。孔夫子搬家净是书嘛（大笑）。到那时候就赶上美国啦。现在好处就是人多，基本上工业化是10个五年，你们还都很年轻，你们还行，那时我就去开会啦，马克思、恩格斯召集国际会议请我去参加。

我们各人工作不同，有的站哨，有做别的工作的，但都是为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这个目的。你们都是做警卫工作，我现在想给你们加一样，不知同意不同意？”

战士们齐声回答：同意。毛泽东接着说：

“就是调查工作，这个对我对中央都有帮助。光站哨工作很单纯，和吃菜一样，不光吃青菜，还要吃点辣椒。”

他用右手扳着左手的指头说：

“3个任务。一个是保卫工作；一个是学习，学文化；加一项调查工作。一方面可以看家，一方面调查，以看家为名做调查工作。但是可不要说：‘我是给毛主席做警卫的，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们国务院就有一个，回家以后召开干部会，说是总理派来的。他没回来，国务院就知道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禁不住笑了，因为在警卫战士中，也曾经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他一提起来就想笑。他说：

“一个家在陕北的战士，回家探亲时，遇到一个当年的老游击队员。老人问这个战士在哪个部队里，干什么工作？战士说，在北京搞警卫工作。老人问：‘可见过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可好？’战士想起了部队的保密制度，就回答说：‘我没见过毛主席。’老人看着这个满脸稚气的小战士，试探地说：‘听说毛主席病了，还病得很厉害哩！’这个战士一听就急了，马上反驳说：‘不对！这是造谣。’老人问：‘你咋知道？’战士说：‘我回来的时候还亲眼见毛主席在海边散步嘛，毛主席的身体很好，你不要听信谣言！’老人听了哈哈大笑，说：‘娃，你还小呢！’”

毛泽东说罢，引得在座的人们都笑了。他接着说：

“我们拟个章程，对人要谦虚，对父母对乡村老百姓，要尊重家里边人，要尊重老百姓，要尊重区乡干部，别摆架子。我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也不高兴，团长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也不高兴。谦虚就可调查出东西。调查生产情况，生产的粮食、特产、花生、芝麻、烟叶、小米、大麦等等，数也数不清。生产的情况怎么样，吃的够不够。现在叫的不少，有一个真的两个假的。粮食部有个干部说，老婆都骗丈夫，存着两千斤粮食说没有粮食。赵虎城他姐夫向他诉苦说没有粮食，他在他家住了两天后，发现他有粮食。他说为什么哭穷呢？第一叫了就是穷，第二明年可以少卖粮，第三人家都叫一个人不叫也不好。不要相信那些都叫的是饿肚子了的，顶多是10%是真叫，没粮食，其他是很多有粮。去年购粮是政府向他们进攻，现在是大家向政府进攻。

统购统销有5项好处：第一，对贫农有利。贫农是缺粮，保证他们饿不死，而且不涨价，有粮食。第二，对灾民有利。去年水灾有5千万灾民，重灾六分之一，其中有4千万没饭吃，不统购统销的话就要饿死百十万人。老百姓讲是百年没有的洪水，五百年没有的好政府，我看五万年也没有的好政府。第三，对经济作物有利。种棉花、甘蔗、烟叶可买到粮食。第四，对城市里人有利。我们有八千万城市人口，有产业工人、手工业者、政府工作人员和军队，还有资本家。过去吃现在也吃，现在是统一吃，比粮食私有好，保证工业化的实现。第五，买机器。拿些豆子出去，没有统一就少一些，统一了呢就多出口一点，不能出的太多，我们是个缺粮的国家，这一条不要讲的太多，出口主要是大豆，不出口吃也就吃掉啦，吃个豆腐、豆芽来。送给苏联可以买回机器，没有很多，900亿中只30亿，而且主要是豆子。解放军吃32亿，出口38亿，过去30亿。现在总共为870亿斤，不是900亿斤，今年希望增加30亿，870亿也可以。800的分配，城市450，农村350。乡村第一是缺粮户，第二是四千万灾民，第三是经济作物区，第四是四民，盐、渔、林、牧民。渔民懂不懂，你们不会打鱼吗？鱼可好吃唻，长江、沿海鱼才多呢。牧民是搞牲口的。他们为什么350呢？因为不搞粮食嘛。灾民不都是一年4季缺粮，顶多6个月。现在销多啦，大喊大叫不给就要打人，干部吓坏了就发粮票，要注意真叫假叫，河北省有个内丘，老百姓说，真不真三百三，够不够三百六。有些地方只要280斤就够了，还有要220斤，靠吃番薯叶，叫的三百三，三百六过得去，南方500斤稻子也够啦。

老百姓瞒点粮食好不好呢？好，心里知道他瞒了就好，你知道就行，瞒是有啊。实行三定政策就好啦，粮食一堆，现在要变非法为合法。现在我作主席也没法，以后三定后多吃、多喂、多卖、多存都有自由，心里边舒服，变非法为合法。现在装穷，哭，你抓住了不要骂，心里高兴。我对他们那些发现存粮的同志说，现在抓住了不要骂，心里高兴，但不要提倡，也不要说毛主席讲的存粮好。但有的地方确实不够，卖过头粮牲口不够吃，也有把母猪杀了的，逃荒的也有，把牛杀了的也有。老牛不杀不行，老牛杀了又可吃肉又可买小牛，又可投资农业。河南省出牛，去年杀了60万头，但是还增加了20%。别的省也有出牛的。

我们这个地方代表6亿人口，乡村、城市，东西南北中都有。6亿人口的代表非常重要，不要轻视自己，态度要好。你们团结好不好啊，要互相关照，不要打架，要打不要打出了血，打掉了牙。为什么要团结呢？为了工业化，为了社会主义。要搞好中国工业化，‘万事俱备、就欠东风’，东风，就是社会主义的改造。等到你们72岁时作寿，10个五年计划要赶过美国，全国都可作寿。赶过美国是好事，目标很远大，可以达到。

刚才讲了有50多分钟，讲了几十年的历史。现在我们是705万的大党，青年团一千多万，解放军有三、四百万，全国人口有六万万，在坐的是六万万人的代表，尤其是你们青年，二十几岁，老头子也要点，你们团长老头子，我也有点好处，有点经验，打拳走路不如你们。分工合作为了总的目标。团结起来，学习，调查，为把工作做好。要互相团结。今后我们常在一起，我们可以互相研究，你们不懂的来问我，当然我也不一定都懂。很对你们不起，进北京5年多啦，今天是头一次和你们讲话。为人民服务，你们为人民服务，我也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一说完，全场立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又对李银桥说：

“以后你也要这样做，搞社会调查，写书面报告，拿来给我看。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提高你们文化知识水平，锻炼工作能力。二是使我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并且使我从你们那里学到一些知识。”

后来，每当警卫战士从农村回来，毛泽东总要听取他们的汇报，详细询问他们了解到的情况，并认真地批阅他们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在一个战士的报告中写道：

“要研究社会情况，学得经验。”

有一次，毛泽东听了湖南、湖北两个省籍战士汇报他们家乡的情况后，非常高兴地说：

“了解两个省6千万人口的情况，用了3个钟头，这个方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

毛泽东还伸出3个手指头，比划着说：

“你们看到农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农民，就离这么远。”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批准中央手工业管理局、中华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备委员会党组“关于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的指示》：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

中央基本上同意并批准《关于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特批转各地，希望认真研究并贯彻执行。

手工业在过渡时期内，支援农业生产、满足城乡人民生活需要、辅助大工业产品不足和特种工艺品出口等方面都有其重要作用，是地方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1954年6月中央指示加强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领导以来，各级党委一般都重视并加强了这一工作，这是好的。但尚有若干地区还缺乏应有的重视。为此，对目前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特提出如下注意之点：

一、我国手工业经济行业复杂、分散、面广，变化多，有关部门曾作过不少调查研究，但至今情况还是不全不透。为此，各地在对手工业的某些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安排中，同时必须继续对当地各种手工业进行全面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务期在今明两年内，把手工业重要行业的基本情况彻底摸清楚，以便于对手工业进行安排和改造；并注意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新问题，及时地加以研究和解决。

二、目前除少部分已在没落的手工业行业外，绝大部分手工业行业一般地可以逐步通过合作化的道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各地、各部门，特别是地方工业部门应在对各种经济类型工业进行统筹安排时，必须将对手工业的安排和改造同时予以考虑；将手工业部门的各种计划，首先是供产销计划，逐步纳入地方工业的计划之内。以便通过计划平衡，贯彻对手工业“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改造方针；逐步克服大工业与手工业、手工业同行业之间、手工业组织起来与未组织起来之间及手工业与其他有关行业之间在供产销方面的不协调现象；并注意劳动力的合理安排。这样才利于有准备、有步骤、有目的地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发挥其对国营工业的有力助手作用。

三、1954年手工业合作社（组）的经营管理，虽有了一定改进，但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少的。1955年应当比较普遍深入地进行一次整顿、巩固和提高的工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改进生产技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节约原材料，特别是扩大利用废品和代用品，并改善财务工作，逐步扩大公共积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同时必须发展党、团组织，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克服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以争取1955年生产任务和组织发展的顺利完成，为今后进一步作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为此，各级党委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手工业工作的领导，经常地进行监督和检查，并及时地予以在工作上的指导和帮助。

四、第3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至今，绝大多数省市已建立了手工业管理机构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或筹委会）。但有些地方至今还没有把机构建立与健全起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的顺利进展。为此，各地应迅速抓紧这一工作，在精简节约的原则下，调配与充实各级手工业部门的干部，特别是领导骨干。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亦应视基层社的建立情况，争取尽早建立。

（本指示和附件，均可登党刊。）

中央 1955年5月16日

5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人民代表到各地视察工作的通知》：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中央各党组和群众团体中央各党组：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将于1955年7月初召开。在开会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除病人外，将分赴各地或就近在城市和乡村视察。这次视察的重点，在城市中主要是粮食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浪费问题，在乡村中主要是粮食统购统销、社会治安、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等问题。各地对于代表的视察，应该采取积极和欢迎的态度。

中央认为不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下去视察，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也应该下去视察，并且每年一般地应该视察两次，时间以春耕以后和秋收以后为好。

中央认为这种视察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代表们的职务的履行，甚为必要，因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能够集中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从而能够正确及时地解决国家和地方的主要的和重大的问题，并便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例如在最近，党外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工作，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怀疑；还有一些人要求大赦和特赦，而对目前反革命活动的猖獗情形，却不愿接触。对于党外人士的这些观点，必须加以重视，最好的办法，就是帮助他们去接触实际。通过实地的考察，就易于使大多数人对当前的重大问题取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使那些错误的反动的意见陷于孤立，并受到多数人的反对，所以它不仅是对于代表们的一种实际教育，而且是对某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人民意见进行斗争的一种有力的方法。

中央认为，采用这种方法的最大好处，还在于它能够对于各级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起一种非常有益的鞭策和推动的作用。必须了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很多的，我们有一些干部的作风是很恶劣的。如果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每年能同全体代表一道出去视察两次，检查各方面的工作，对于发扬成绩和纠正错误；对于发现坏人坏事；对于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目前在干部中普遍存在着的骄傲自满情绪，必然会有很大的益处。同时，因为这种视察有各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他们从各种角度来考察问题和提出问题，就比较容易反映和暴露当前各阶级的利害关系，即矛盾的焦点，就比较容易使我们集中地了解各阶层人民的动向和意见，及时地抓住问题，正确地加以处理。

因此，中央认为，代表们定期下去视察工作，应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机关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一种工作制度。

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视察时间，一般为两三个星期到一个月，实在没有时间的，出去视察三五天也比不出去视察好，当代表们在各地开始视察前，当地的人民委员会应当邀集他们开会，由党政负责同志就粮食、治安等当前的主要问题及他们所提出或所需要了解的其他问题向他们作一次介绍。对于情况的介绍，应该采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选择视察地区和对象时，应该分别选择比较好的、比较坏的和中等的三种不同的类型给代表们看。要使代表能够真正实地进行考察，接见他们所要接见的人。各级党政领导同志和一般干部应该用诚恳、谦虚的态度，欢迎他们对各种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不要怕民主人士发现、挑剔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不要怕麻烦。对于他们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凡是正确的应该采纳，不正确的也应该耐心地倾听，让他们提出来，然后平心静气地向他们加以解释或作适当地批驳。那种惧怕揭露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即惧怕揭露工作中的矛盾的心理是错误的。

各地对于代表们的视察工作，应尽可能给以各种工作上的便利，在生活招待方面要热忱和朴素，务须注意不要铺张浪费，不要举行专门的欢迎宴会和晚会。

关于视察工作中所发现的问题和代表们对工作的意见，望及时报告中央。

中央 1955年5月16日

5月17日下午1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15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化的问题。

省市委书记们汇报了各省市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前的情况。有些省委书记在发言中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办社的积极性。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的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30%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

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换得自愿，不互利就没有自愿。互利不损害中农，取得中农自愿入社，这首先有利于贫农，当然也有利于中农。所以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半妥协，半让步，不能解释成为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有人说，‘让中农吃点亏’这句话是我讲的，我不记得讲了没有，但是马恩列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对于中农，国家要加点贷款，让他们腰杆硬起来。在合作社里面，中农有牲口、农具，贫农有了钱，也就说得起话了。合作社章程要快点搞，要做到完全不损害中农利益。这样，合作社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

发展合作社，河南7万、湖北4万5、湖南4万5、广东4万5、广西3万5、江西3万5、江苏6万，也是自愿互利。发展合作社对国家是有利的，对你们各个地区也有利，如果你们自愿，那就拍板，把这个数字定下来。东北、西北、西南、华北，由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去召开一个会，把精神传达一下，讨论解决。今天在会上已经认定了的，就照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90%是可靠的。”

“在粮食问题上，党内外有一种潮流，就是说大事不好。这不对。照我说，大事好，就是有些乱子。总之，第1个五年计划及其以后若干年，粮食的生产和购销是大事。”“粮食问题根本上要从生产解决。”“征购，原定900亿斤，已经减了9亿斤，可再减11亿斤，留下880亿斤。如果再减，也可减到870亿斤。这不能再减了。征购减下来，3年不变。以后3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主要的矛盾，是个体农民和国家，跟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粮食是互利（对缺粮户也就是贫农有利，对六民（指在农村中从事盐、林、渔、牧、船和经济作物六种行业的人——笔者注）有利，对灾民有利，也有利于城市——工业化，有利于打台湾，一无损（对自给户无损），一小有不利（对余粮户）。”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0点才结束。

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安部将胡风及其夫人梅志逮捕。

公安部在逮捕胡风时，从胡风家里搜查出了许多胡风与他一些接近的人们之间在50年代的往来信件。这些信件中也有不少暗语。于是，中宣部便派林默涵、何其芳等人对这些信件进行了整理。

在胡风被逮捕后，公安部在江西省吉安图书馆找到了胡风曾写过的《剿共宣传大纲》，他过去未曾作过交代。这样，中共中央更加认定胡风的问题是政治性质的问题。

5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问题和关于加强对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的管理和改造的指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国务院各办，国家机关各党组，青年团中央、各人民团体党组、人民日报：

中央同意文化部党组关于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的请示报告和关于加强对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的领导、管理和改造的请示报告，现转发你们，望各地党委和有关部门研究执行。

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是传播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腐朽的思想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目前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行思想进攻的重要工具之一。全国解放以后，各地文化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曾对这类图书进行过取缔和收换，但因对这个工作重视不够，方针不明确，对于著绘、摄制、印行、贩运、租赁这类有毒图书的各个环节缺乏有效的社会主义改造措施，同时，出版和发行适合于水平低的读者阅读的通俗读物的工作又做得很差，以致至今这类有毒图书仍在公开的或暗中流行。这对于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对于社会公共秩序的巩固，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推进，都有很大的危害。因此，坚决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处理这类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鉴于过去曾发生乱禁书刊和乱禁戏曲的教训，今后查禁书刊和戏曲必须有严格的控制。即凡要查禁书刊和禁演剧目，必须经省市以上政府文化部门审查，在党内报经省市以上党委宣传部批准，然后执行，同时必须将书刊和剧本报送中央文化部，以备中央文化部的检查和复审，不准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胡乱查禁。为此，文化部和各省市文化局（文教厅）应组织图书和戏曲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对于查禁的书刊和戏曲的审查工作，所有应行查禁和收换的书刊和剧目都必须经过该委员会审查通过。这个委员会应该吸收一些党外文化界人士参加。

要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大力发展群众性的文化事业，而发展和改进通俗图书特别是适合思想水平较低的读者阅读的故事性、趣味性较强的图书的出版和发行，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出版机关和发行机关应努力做到这点。现在不少出版和发行机关轻视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不注意对思想水平低的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宣传教育，这是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必须坚决克服。须知我们的出版物只有为广大劳动人民所需要所接受，才能达到教育和提高他们的目的。报刊和广播电台应注意组织对于具有一定教育意义而又读者范围广泛的图书的评介工作，以推广这些读物，并指导读者阅读。

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图书同时，应该积极地对租书铺摊和有关行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这类有毒害的图书之所以能大量的流行，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这类图书能够迎合一部分落后群众的喜好，而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还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还由于这些租书铺摊和少数著绘、摄制、印行、贩运这类图书的人看到这种行业确还有利可图，就群趋以赴，这正反映出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向我们的进攻。因此，如果不对租书铺摊和有关行业加强领导和管理，实行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对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员的生活加以妥善的安排，这个问题还是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中央责成各地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对私营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照像业、租赁业加强领导和管理，实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并逐行逐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各地文化行政部门应该责成和指导文化馆负责把租书铺摊用一定形式组织起来，改造成为流通通俗图书的据点，并引导它们中的一部分兼营或改营书利发行业务。对于流散在社会上的旧的著译、绘画、编辑人员，除反革命分子和不可救药的流氓分子外，应一律加以收编，或以组稿办法发挥他们的力量，维持他们的生活，并逐步改造和提高他们。

对于其他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也应采取统筹安排、利用改造方针。在我们加强文化工作的思想政治领导，掌握影片、戏剧、出版物及其他文化活动的内容的前提下，正确地利用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的力量，不但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文化需要，而且可以为国家节省很大一笔资金，使我们可以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对私人举办电影院、剧场等，可允许私人修建房屋，但在经营上应由国家与之进行公私合营。那种对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盲目排挤，不加安排的作法，已给国家带来了不少困难，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但在利用和改造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时，必须防止反革命分子和不法资本家的反抗和破坏，并且决不允许放弃领导，放松警惕，以致削弱工人阶级的思想阵地。

（本件和两个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 1955年5月20日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编者按和结束语。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是根据胡风与其“集团”成员之间往来的68封信件摘编的。第2批材料分为3个部分：第一，胡风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的污蔑和攻击。第二，胡风如何扩大以他为首的反动集团的组织，建立活动据点，派遣他的集团分子打进共产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报等反革命活动。第三，胡风如何指挥他的反动集团向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猖狂进攻，并在进攻失败以后，如何布置退却，掩护自己，以待时机。

毛泽东在编者按中加写了一段话：

“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么，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毛泽东在结束语中也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

5月24日这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毛泽东为批判胡风的反动言论撰写的《驳“舆论一律”》一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全文如下：

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这就使胡风等类反革命分子感到“舆论一律”对于他们的不方便。他们感到不方便，正是我们的目的，正是我们的方便。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暂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须要克服。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这个问题上，胡风等类的反革命分子好像振振有词；有些糊涂的人们在听了这些反革命论调之后，也好像觉得自己有些理亏了。你看，“舆论一律”，或者说，“没有舆论”，或者说，“压制自由”，岂不是很难听的么？他们分不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则总是理亏的。胡风又说：“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我们在人民内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说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错误的。“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将自己由利于反动派剥削压迫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的这种可能性，并且于革命胜利后几年之内实现了这种人民的大团结。胡风所说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们确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们认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也是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艰苦斗争之后，才使得这些坏蛋感觉这么难受。一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们每年的国庆节，首先就是庆祝这件事。胡风又说：“文艺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这里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最省力”是他的瞎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胡风在这封信里提出了三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加以详细驳斥的必要。胡风在这封信里还说到：“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绪，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他是在1950年说的。那时，在大陆上刚刚消灭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还有许多化为土匪的反革命武装正待肃清，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还没有开始，文化教育界也还没有进行整顿工作，胡风的话确实反映了那时的情况，不过他没有说完全。说完全应当是这样：目前到处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绪，到处有反革命对于革命的各种捣乱性的进一步的要求。

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欲知此后如何深入批判胡风等人？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撰写的《驳“舆论一律”》一文，短小精悍，说理性极强，且充满唯物主义辩证法，堪称政论文的范文！批判胡风一案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究竟是对是错，从一些别有用心的文人在毛泽东身后的丑恶表演，就可以看清楚了！在上个世纪的1980、1986、1988年，一些人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曾经先后3次为胡风平反，这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试探性的做法，不正是他们心虚的表现吗？

第14章 1955年5月25日—

“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

话说1955年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与尤金谈话中，提到了高岗的私生活和他与苏联的关系。

据尤金回忆：毛泽东说“高岗是没有道德的人，想要夺权，……毛同志说高岗在一个星期里就安排了8次舞会，只要他想跳舞，就下令去找女人。他说他接近一个神秘人物张门远（音译），使张成为他自己与苏驻沈阳总领事之间的联系人。”

这是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最后一次谈到高岗事件。

5月26日，毛泽东会见了25日到京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参加了会见。毛泽东热情地对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及其他客人们说：

“欢迎你们，欢迎其他各位朋友，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我们是朋友，我们和中国人民都很高兴看到你们。”

毛泽东还说：

“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我们为你们好，因为对你们好的，也对我们好。希望你们强盛起来，发展起来，这对我们和对世界和平都有好处。亚非国家刚在万隆开过一次会，这些国家都应该强盛起来，包括日本在内。过去日本不好，但是现在也受欺侮。受帝国主义欺侮的国家都强盛起来就好了。

由于科伦坡5国的发起和召集，并在印尼总统和总理的主持下，万隆会议才开得好。中国是作为一个亚非国家参加这次会议的，以这种身分中国也尽了一份力量。中国愿意同所有的国家友好合作，中国参加这次会议不是去做坏事的。由于中国所采取的态度，有些对我们不友好的国家，如日本、菲律宾、泰国，在会议中同我们还可以相处，还过得去，没有什么大的过不去。当然，别扭还不少，但还是有些共同的地方。我们同这些国家有一种情况是相同的，它们也有同样的困难，那就是受美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泰国的经济也是不发达的。日本虽然比我们先进，但是它也有经济困难。这是一般地说，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因此，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一般地说，我们是有某种共同点的。这次亚非会议恐怕是有史以来亚非国家举行的第一次会议。

西方国家几百年以来，由于进行长期的侵略，它们对亚非两洲产生一种心理，轻视落后国家。它们说我们是有色人种。这是拿肤色来区分，就好像说有色金属那样。我们这些‘有色金属’是会膨胀起来的，当然，我们不会去侵略别人。但‘有色金属’是更有价值的，因为有色金属包括金、银、铜、锡等。

一个民族多少世纪以来不仅保存了而且发展了，一定有它的长处，否则不能理解。西方国家说我们的民族不好，那末我们的民族怎么能保存并发展了呢?

我们很谈得来。我们同尼赫鲁总理和吴努总理谈过，现在又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谈了话。我们作为朋友是能够处得好的。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我们的关系不是互相损害，而是互利，不仅在商业上和文化上如此，在政治上也进行合作，万隆会议就是一个例子。我们要使这些国家每年都能看到进步。我们要互相帮助，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困难问题。我们各有各的困难问题，经过互相帮助，争取解决这些难题。为此，就要采取步骤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了解和障碍，增加互相的了解。例如，中国同印度之间过去有一个西藏问题，中国同缅甸之间有华侨问题和国界问题，中国同印尼之间也有华侨问题。对于那些同我们关系不大好的国家，我们也要采取具体步骤来解决一些问题。就是像泰国、菲律宾那样的国家，我们的想法也是一样，只要有可能，就争取搞好同它们的关系。我们曾经同尼赫鲁总理和吴努总理谈过泰国的问题，并请他们帮助我们劝说一下泰国。泰国说怕我们派军队去打它，但是怎么可以乱打呢？泰国又怕我们的傣族自治区。我们说它可以派领事到昆明，看看我们是不是要去打它。周总理在万隆曾经同泰国的外长谈过，也是为了搞好关系。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总理先生见到泰国和菲律宾的领导人时替我们说说，告诉他们中国是想跟他们的国家友好的。

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是没有好结果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战争中固然双方都损失物资和生命，但是，历史证明战争有一个政治后果对西方国家是不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俄解脱了旧有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和许多国家得到了解放。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两种结果：第一，产生了像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由共产党管事的国家；第二，像在印尼、印度、缅甸这样的许多亚非国家中，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运动使这些国家成为独立自主或者接近独立自主的国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埃及有了很大的改变，许多近东和中东国家也是如此。虽然美国强了起来，但是西方国家的阵营总的说是削弱了。

几年前，在座的人都是不合法的，我们都是‘非法之徒’、‘叛徒’、‘坏人’。但是现在改变了。我们把那些所谓的好人赶跑了，你们赶走了日本人和荷兰人，我们赶走了日本人、美国人和蒋介石。这些人都说我们坏得很。尼赫鲁总理、吴努总理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都是坐过很久班房的。我们可以用这段历史去说服西方国家。它们说，它们的势力大得很，那末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都独立起来了呢？这个历史根据是很有力量的，不是造谣，也不是吓人。过去西方国家吓了我们几百年，现在到底是它们吓倒了我们，还是我们吓倒了它们呢？因此，结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好不打，如果打，结果不是对我们不利，不是对亚非国家不利，而是对西方国家不利。如果说这是吓人，那也可以，但是我们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我们是有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作为根据的。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但是西方国家可能不听，它们的想法是偏在一边的，认为它们钢铁多、钱多、原子弹多。对于这些，我们怕不怕呢？有一点怕，不十分怕。我们说有一点怕，因为武器是杀人的。我们的人民不希望遭受损失，因此我们不要战争。西方国家手里这些东西的作用，是不会超过人民的力量的，因为人民是有生命的。西方国家有许多大王，什么煤油大王、钢铁大王、汽车大王，历史证明大王的结局都是不妙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蒋介石都曾经是大王。这间屋子就是皇帝曾经住过的，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大王都是手里掌握许多东西的，人民手里没有东西。我相信，印尼朋友开始斗争的时候手里也是没有东西的。我们在开始斗争的时候手无寸铁，我们的对手都是全副武装的。但是手无寸铁的人民却把全副武装的人赶跑了。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腐朽的人手里东西越多，倒得也越快。因此，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

就原子弹而言，亚非国家是无产者，我们这些国家连一个原子弹都没有。希望在这方面富有的国家善用其‘宝’，如果乱用的话，不见得对它们有利。我们连一个原子弹也没有，怎么能去侵略人家呢？用双手去侵略有原子弹的人，岂不危险？但是人家却把我们叫‘侵略者’，说中国人是好侵略的。第一，我们‘侵略’了中国大陆，现在又要‘侵略’金门、马祖；第二，金日成在朝鲜‘侵略’到三八线，中国后来又帮助了金日成；第三，胡志明也‘侵略’到十七度线。而说我们的那种人倒似乎是十分爱好和平的。我们听说，荷兰人也说印尼要‘侵略’西伊里安。

总理先生说，印尼要和平利用自己的丰富的资源，我完全同意。印尼的前途是了不得的，有那么多的宝藏。日本虽然现在比较发达，但是资源贫乏，印尼是一定能超过日本的。印尼和日本的人口差不多，但是印尼的地方大，气候好，蕴藏的物资尤其丰富，若干年以后也会出现一个比日本更强的新印尼。当然印尼是和平利用它的资源，这对其他的人也是有利的。

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印尼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家。我们相信，印尼人民也同样支持中国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家。我找不到我们两国间有任何利害冲突，而只能找到两国合作有互利的方面。

亚非国家的团结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已经走了第一步。以后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继续工作，团结起来，促进和平。即使有战争，我们也可以把它推迟。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我想你们是不会反对的。”

这一次会见，毛泽东给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他在回忆中说：“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他没有摆出一个已经改变了中国历史、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民领袖的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像是中国大家庭的长辈，正如我们在印尼也能经常看到的华人聚居区大家庭里德高望重的长者。”

5月26日，毛泽东复信给黄炎培，他在信中写道：

任之先生：

5月25日惠书收读。凡重要问题不厌其详地征求意见，总是有好处的。最近我又找了15个省市的负责同志征询了关于粮食、镇反、合作社等项问题的意见，得到了更多的材料，证实了我在最高国务会议所说的那些。但还要进一步研究，看到底是否如此。先生此次下去考察，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民建会议材料我已看过，很有兴趣，拟发各党派参考。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5年5月26日

5月间，毛泽东的老同学谭世瑛到了北京。本传前面已经说过，他是毛泽东的同学，又是毛泽东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时的国文老师谭咏春的儿子。此前，毛泽东已经先后4次给他回信，并两次寄款给予资助。

这一次，毛泽东很快便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两位老友深情地回忆起往事，毛泽东不忘师恩，感激地说：

“你爹还在东山不？你老倌子有点眼光，那时候，我的个性与人家不一样，只有他老先生看重我。在当时，他能够那样关心我这个学生，真是不容易的呀！”

毛泽东还说：

“李元甫先生、贺岚岗先生，还有你父亲，都是热心的教育家，他们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们，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

他又问：

“世瑛先生，家里有些什么人呀？”

谭世瑛说：

“我和婆婆子，还有仨崽，一个已经成家。”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真是‘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啊。儿子都在做什么事呀？”

谭世瑛本来就是因为儿子的事使自己受了牵累来见毛泽东的，他见毛泽东主动问起儿子的事儿，时机已到，便把两个大儿子已经被人民政府镇压一事说了一遍。

原来，谭世瑛的大儿子谭可和二儿子杀害过共产党员，后又接受派遣和一个女特务潜伏回乡，与人民政府为敌，3年前已经被镇压。谭世瑛因为要替儿子申诉，也曾被管制起来。毛泽东闻听此事，看着眼前清贫了一辈子的老同学，家中竟出了这样的逆子，也算是老年一大不幸。他一步一步踱到谭世瑛面前，语重心长地说：

“世瑛先生，我们家乡有一句乡谚：‘儿大不由娘’。又说：‘崽大爷难做’。做父母的，只能生他的身，不能生他的心。就算同胞一母所生，比如萧子升、萧子暲两兄弟，一个要朝东，一个要朝西。人各有志，谁也管不了谁。所以我劝你，儿子们的事，你不要去管。据我看，你想管也管不了。”

毛泽东先安排老同学住下，接着专门给湘乡县委和第二区区委及石洞乡支部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石洞乡的谭世瑛，40多年前，曾在湘乡东山学校和我有过同学关系。解放后来过几次信，因他叫困难，最近又寄了一些钱给他。最近因患眼病，到汉口找谭政同志求治，谭不在，到北京找我。现在医院治眼，两三星期即回乡。我嘱他好好听区乡党政干部管教。据他说，他有两个儿子在3年前的镇反斗争中被枪决，一个是营长，一个是排长，听说有血债被枪决的。他本人也被剥夺公民权，管制一年，现已解除管制但仍不能入农会。他的妻子和其他两个儿子则有公民权并入了农会。他说，他的成分是贫农。他又说，他教了几十年书，只在27年前在国民党的邵阳县政府当过5个月的科员，并未作坏事云云。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请你们查明告我为盼。”

1955年6月初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带着江青一起到户外去散步，他和江青聊了几句，就回头叫过来跟在身后不远处的卫士王笃恭，说：

“小王啊，你的家乡山西沁县，过去叫沁州，治所在上党脚盆的北面。沁州历史上可是出过一位宰相的，你知道吗？”

王笃恭回答说：

“是的。老人们说那位宰相叫吴阁老，他的坟墓修得可威风啦，离我们家只有10多里路。”

“那你一定去看过啦？”

“没去过。”

“那么近为什么不去看看？”

王笃恭认真地说：

“一是年纪小，二是听长辈老人们说，那里经常闹鬼，不要说小孩子，就连大人们都不敢去，生怕鬼跟上了倒运。”

毛泽东笑了，说：

“哪里有什么鬼嘛！”

王笃恭坚持说：

“有，我们村里有一个人就被鬼跟上了。”

“那好嘛，你说给我听听。”

“那人叫王东明，”王笃恭一本正经地说：“30多岁，晚上去8里路的外村看夜戏，散戏后往回走，经过路边一片坟地就遇见鬼了。王东明说：‘那鬼打着个蓝灯笼，左摇右晃，开始离我不远，我想绕过他，就加快脚步走，谁知它从前面跑到了我身后，离我很近，我快走，它也快，我走慢，它也慢，我拼命地跑想甩掉它，结果我跑多快，它也跑多快，一直跟到家里才不见了。’王东明一头栽倒在炕上，病了一个多月。后来他逢人便说，见人就讲，还说他以后再也不去看夜戏了。他这一说不要紧，闹得村子里的人晚上不敢出门，天还没黑就点灯，生怕碰上鬼。”

“你信吗？”

毛泽东盯着王笃恭问道。王笃恭说：

“当时我信，后来我就不信了。”

“不信是对的，根本就没有鬼。”毛泽东慢慢解释道：“王东明看到不是鬼，那是什么呢？是磷火。磷火是怎么回事？人死后埋在地下，人体腐烂后，产生出一种气体，比空气要轻，称为磷火，白天看不见，只有在夜里能见到，蓝光点随着空气的活动在晃悠，在一定条件下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有人把它说成是鬼，其实不是鬼，也根本没有鬼。我国没有鬼，就全世界而言也没有鬼，你明白了吗？”

6月3日，毛泽东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时，加写了第6条。他写道：

“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的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地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

毛泽东将修改后的指示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请他们阅后发出。

6月6日，毛泽东收到了中宣部送来的关于胡风等人的第3批材料和《人民日报》社论清样，他当即在第3批材料上作了批示：

定一、周扬同志：

社论尚未看，对第3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点，增加了几段。请你们两位或再邀几位别的同志，如陈伯达、胡乔木、邓拓、林默涵等，共同商量一下，看是否妥当。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最好今天下午打出清样，打出来后，除送你们要送的人之外，请送刘、周、小平、彭真、彭德怀、董必武、张闻天、康生各一份(朱、林、陈云同志不在家)，请他们提出意见，又及。

毛泽东 6月6日

6月初，毛仙梅、文炳璋、毛泽荣及毛泽荣的养子毛绘华等人来北京转眼将近1个月了，辛苦惯了的毛仙梅横竖觉得不是滋味。那天吃过午饭，他就让人打电话找毛泽东的秘书，说要见见三弟。毛泽东很快安排了见面。毛仙梅刚坐下来，又提出要回湖南，他说：

“这下我真是要回去了。”

毛泽东开玩笑地问：

“是不是又丢了东西了？”

毛仙梅老实巴交地说：

“东西倒冇丢，一颗脔心放在屋里了。”

毛泽东乐呵呵地说：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呵，看来大哥是真想家了哟！”

毛泽东引用的这两句诗，出自李白的《蜀道难》。他很欣赏这首诗，曾经圈划和批阅过，称其“有些意思”。毛仙梅听三弟如此说，仿佛周身都不舒服，他说：

“住在这个地方，热闹是热闹，就是听不到猪叫鸡叫，心里不踏实，还是早点回去好些。”

毛泽东表示理解地点了点头，挽留道：

“再住两天吧。过两天，我要到南方去看看。你到过中国风景最好的地方吗？”

“哪里？”

“杭州。我去南方要路过杭州。”

毛仙梅长这么大年纪，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就说：

“我没到过杭州，我只到过韶山和北京。”

毛泽东说：

“那好，过两天你跟我一起乘飞机去吧。”

6月8日，毛泽东改好了《人民日报》社论稿，他在批示中写道：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社论和材料两件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请你们酌定。请照此再打清样送各政治局委员看。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废话应当尽量除去。

毛泽东 6月8日

毛泽东在社论稿中加写了3段文字，他写的是：

“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

“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

“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

接着，毛泽东给老同学谭世瑛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谭世瑛准备离京返乡，在6月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一首诗。毛泽东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世瑛兄：

6月4日的信及大作一首收到，甚谢！我赞成你于月内返乡。

中共湘乡县委有信（乡支部也有一信）给我，对于你家情况有所说明。据称：你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这是因为他们在几次宽释之后还要犯罪，而且犯了严重罪行的原故。因此，政府和人民对他们依法处理，是应该的。你则只有一些旧社会带来的缺点和在对待你两个儿子的态度上有些不当，故给以一年管制，现已解除，县委来信认为你无其他罪行。我认为县委对你的评语，是公道的。

你应当在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这样就可以想开些，把一些缺点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产。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这样，几年之后，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更好些了。

如你认为必要的话，此信可以给县区乡负责同志一阅。

祝你平安！

　毛泽东 1955年6月8日

谭世瑛读罢老同学的信，彻底服了，毛泽东重情重义，没有忘却过去，而在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既没有为情所动，仅听一面之词，又亲自过问调查，给了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

6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机去杭州，此行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毛仙梅、文炳璋、毛泽荣及毛泽荣的养子毛绘华等人随毛泽东乘坐的专机飞往浙江杭州，在飞行途中，毛泽东对毛仙梅说：

“等一下到了杭州，你就用劲看看杭州的风景。”

飞机飞到杭州上空，绕着西湖、钱塘江、六和塔等风景上空盘旋。毛泽东又对毛仙梅说：

“大哥，杭州到了，你使劲看吧。”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及毛泽东所写的17处按语；同时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中吸取教训》。

第3批材料的主要内容侧重于揭发胡风的“反革命”阴谋，是胡风与其友人之间相互往来的67封信件摘编。其中涉及到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国民党军官”阿垅，“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分子”绿原，“国民党上校军官”芦甸；胡风本人也“和国民党的许多特务头子有联系”。

毛泽东在第3批材料中写的按语主要有：

“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只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他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

“由阿垅这些信里可以看出，胡风分子是很懂得一些反革命的地下工作的策略的。他说：‘不要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而主要是准备条件，多一些条件，要埋头工作，在群众中做好工作。’‘把群众基础弄好，然后就找大的对象即对准革命的要害加以攻击。在进攻时，要多同朋友商量了做，把论点组织和考虑得更严密些，小东西和小事情最好不理。’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

随后，中共中央为了便于系统开展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决定将关于胡风的三批材料汇编成册，在全国发行。

6月15日，毛泽东为汇编成册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写了一个序言，又给陆定一等人写了一个批语：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写了一个序言，两条按语，另外有些文字上的修改，请你们看后打出清样交上次会议那些同志看过，加以修改，然后付印。

6月16日凌晨，毛泽东又作出批示，他写道：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请你们再看一遍，如无错误，即可付印，并打纸版供各地照印。此书出版的时候，可将《序言》一篇放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6月16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小册子。《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后来，《序言》和部分按语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抄录如下（部分有删节）：

　　序言

为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现在将《人民日报》在1955年5月13日至6月10日期间所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3批材料和《人民日报》1955年6月10日的社论编在一起，交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就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这本书中，我们仍然印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作为读者研究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一项资料，不过把它改为附件，印在舒芜那篇“材料”的后面。我们对3篇“材料”的按语和注文，作了少数文字上的修改。我们在第二篇“材料”中修改了一些注文，增加了一些注文，又增加了两个按语。第一、二两篇题目中的“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此外，一切照旧。

估计到本书的出版，如同《人民日报》发表这些材料一样，将为两方面的人们所注意。一方面，反革命分子将注意它。一方面，广大人民将更加注意。

反革命分子和有某些反革命情绪的人们，将从胡风分子的那些通信中得到共鸣。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活动策略，将为一切能得到这本书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赏，并从这里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教育。但是不论怎么样，总是无救于他们的灭亡的。胡风分子的这些文件，如同他们的靠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一切反对中国人民的反革命文件一样，并不是成功的纪录，而只是失败的纪录，他们没有挽救他们自己集团的灭亡。

广大人民群众很需要这样一部材料。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他们的言论、行动，不但跟共产党人不相同，跟广大的党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过是抓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而已。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还因为辨别和清理坏人这件事，是要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才能办到，而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凡此种种，都是教训。

我们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给他们这个“材料”，借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十分引人注意。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的。

　　按语（选辑）

　　　一

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们，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则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没有宗派的。胡风所领导的一批人，据说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理论”“造成独立王国”的共产党宗派所“仇视”和“迫害”，因此，他们要报仇。《文艺报》问题，“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很需要由此“拖到全面”，“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统治的问题”，而且是“宗派和军阀统治”。问题这样严重，为了扫荡起见，他们就“抛出’了不少的东西。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那个地方有他们的人，那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如果不加制止，还会发展下去。现在查出了胡风们的底子，许多现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

　　二

芦甸这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后来胡风果然实行了，这就是胡风到北京来请求派工作，请求讨论他的问题，30万字的上书言事，最后是抓住《文艺报》问题放大炮。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三（同上，略）四（略）

　　五

……照胡风分子说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呜呼完蛋”的，这种力量不过是“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尸体”。而胡风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呢？虽然“有些脆弱的芽子会被压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却“正冲开”什么东西而要“茁壮地生长起来”。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

　　六

这封信里所谓“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乃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于我国人民革命力量镇压反革命力量的伟大斗争感觉恐怖的表现，这种感觉代表了一切反革命的阶级、集团和个人。他们感觉恐怖的事，正是革命的人民大众感觉高兴的事。……

　　七（略）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同小学时期的老同学谭世瑛谈话时说：“李元甫先生、贺岚岗先生，还有你父亲，都是热心的教育家，他们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们，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位居庙堂之高，仍念念不忘师恩，这才是知恩图报的真君子！人世间最可恨的是中山狼一类人物，倘若他们再孽生出一个明目张胆地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无耻之徒，那简直就是一堆不齿于人类的臭狗屎！

第15章 1955年6月—

“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话说毛仙梅、毛泽荣等人在杭州逗留一些时日后，又随毛泽东乘专列沿浙赣铁路到达江西南昌。

1955年6月19日，毛泽东乘专列去长沙。

是日晚，毛泽东在列车行进途中，拿着毛仙梅原来交给他的蒋浩然的信件，看了一遍又一遍。

蒋浩然的弟弟蒋梯奎，在1925年协助毛泽东开展韶山农民运动，由毛泽东介绍入党，后担任过湘区委员会委员，1927年11月牺牲于韶山新屋湾。此后，蒋浩然也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东奔西走，生活贫困，解放后土改时被划为贫农。不久，当地有人公报私仇，又把他家划为地主成份。蒋浩然当然不服气，便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毛泽东拿着信问毛仙梅：

“大哥，你到过蒋浩然家吗？蒋浩然家里情况到底怎么样？”

毛仙梅说：

“那还有怎么样？连饭都没有吃，蛮困难的！”

毛泽东想了想，说：

“等下到了长沙，我会跟湖南的省委书记谈话。你就坐在侧边，为他多讲几句话。”

专列抵达长沙，停在大托铺机场附近的车站。湖南省省委书记周小舟、省委副书记周里、徐启文等人和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周世钊及文字语文学家、湖南师范学院教授杨遇夫（即杨树达）等都来欢迎毛泽东。毛泽东一行下榻在湖南省委蓉园1号楼。

蓉园1号楼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砖木结构的宽敞平房，屋前有一片挺拔而茂密的树林，屋后是一个小山丘，有挺拔的树木。走进这幢平房，就可以看到从东到西有一条宽阔的走道把房间隔开，走道北面是一个小会议室，走道东侧南面是卧室和办公室，走道西侧南面是餐厅和乒乓球娱乐室。

毛泽东与省委副书记周里等人谈话时，毛仙梅也在座，他冷不丁地插了一句：

“主席，我先天跟你讲的那件事呢？”

湖南省委的领导们，看着坐在毛泽东身边这个农民，贸然说出这不冷不热的话，都感到莫名其妙。毛泽东也不见怪，对周里说：

“周书记，韶山杨林有个蒋浩然，是个烈属，土改他家划了地主成份，他家有意见，这个问题具体调查一下。”

毛泽东说罢，把蒋浩然的那封信转给了周里。

此后，毛泽东还派人到新化看望他在湖南一师时候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的夫人。

毛仙梅和毛泽荣要回韶山了，二人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说：

“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这次就不回家了，不送你们了。你们回去的车票，已经叫警卫员给你们买好，由他们送你们上车。”

毛仙梅这次上北京，想要毛泽东帮助他解决一下生活困难，但又不便开口，所以一直闷闷不乐。毛泽东明白他的心思，也不做声。临分手时，毛泽东对他说：

“这里有一口箱子，里面有一点东西，一点小意思，就送给你了。”

毛仙梅接过皮箱，不知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他凝神看了很久。毛泽荣、文炳璋和他一样，也得到了一只同样的箱子。警卫员提着箱子，把毛仙梅、文炳璋、毛泽荣及毛泽荣的养子毛绘华等人送到长沙汽车站。

毛仙梅郁郁寡欢地回到家里，打开皮箱，见里面放着一床鸭绒被，心想，送这东西做什么？他再把被子打开，才看见里面还放着100元人民币，顿时惊诧不已。他当天跑到杨林，将毛泽东赠物和过问蒋家的事告诉了蒋浩然。后来在1955年底，蒋浩然家的地主成份改成了“小土地出租”，还挂上了“烈属光荣”的牌匾。

再说6月20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去湘江游泳。

蓉园里有一个游泳池，也有更衣室。但是，喜欢游泳的毛泽东以前来蓉园时，嫌游泳池水面太窄，从不去那里游泳，坚持要到宽阔的湘江里去游泳。

此时，正值湘江水涨，按照湖南人的习惯说法，正是“涨端阳水”、划龙船、吊屈原的时节。湘江水面比平时涨高2米，宽五分之二以上，江水浑浊，泥沙特别多。

省委领导人一面积极组织人进行游泳的准备工作，一面劝毛泽东不去游泳或改期游泳。一位副省长说：

“今天江中水浊，似乎不适合游泳。”

毛泽东笑容可掬地说：

“水清水浊不是决定适不适于游泳的主要条件。”

周世钊说：

“湘江水涨，水面又宽又深，游泳也许不便。”

“你不要说外行话！”毛泽东深知自己的这位老同学文史知识丰富，于是就引经据典，说：

“庄子不是说过吗，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水越深，浮力越大，游起来当然要便利一些，你怎么反说不便呢？”

这时候，中央警卫人员刘顺德协助省里的人已经测试了水温，还调集省体委的游泳健儿来陪游。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孙勇、马武义也在江边测量了水温，观察了水势。

10时30分，毛泽东从城北七码头乘船逆江而上。久雨初晴，天上还有薄薄的浮云，南风掠过水面，使人感到分外凉爽轻松。毛泽东身着白衬衫，站在甲板上，极目远眺。

20分钟后，船到南郊猴子石。猴子石是插入湘江的大石头，形似金猴，属于豹子岭的山麓。这里距水陆洲约2.5公里。毛泽东在猴子石跃入湘江，陪泳的体育健儿也纷纷下水。毛泽东时而侧泳，时而仰泳，时而自由式，时而蝶式，随着奔腾的江水，上下跳动，或在浪头，或在浪谷，搏击起层层水花。

一个小时后，毛泽东在岳麓山下的牌楼口北侧登上游船，盥洗了一番。上岸后，他听了长沙市委书记秦雨屏的工作汇报，满意地对身边的群众说：

“这是你们的书记，你们有事就找他。”

毛泽东又驱车去登岳麓山，省委为他登岳麓山准备了两顶轿子。毛泽东坚持步行，在众人的陪同下，从白鹤泉沿着石级步步攀登，登上了岳麓山高峰的云麓宫，还不肯坐下来休息，四处搜寻楹联、故物。他又走到宫外的望湘亭，感觉云麓宫、望湘亭外形依旧，里面却空荡荡、黑漆漆的，许多对联都不见了，就回头问秦雨屏：

“云麓宫壁间、柱上，悬挂的‘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的联语，还有‘一雨悬江白，孤城隔岸青’的楹联，如何不见了？”

秦雨屏回答说：

“岳麓山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火的摧残，宫亭碑楹所剩无几。解放后逐步恢复，但还有很多东西尚未来得及修复。”

毛泽东伫立望湘亭，凭着石栏，眺望着美丽如画的湘江、橘子洲、白帆、楼房，指点着飞烟缭绕、红旗招展的长沙市区，他觉得眼前呈现出来的一片繁荣兴旺景象，和过去是迥然不同了。

下午2时，毛泽东在云麓宫望湘亭请众人吃饭，有红烧肉、炒猪肝、蛋汤、蔬菜、辣椒各一样，另加他在学生时代露宿所吃的那种野果子。他对随身警卫人员说：

“请你们尝尝湖南菜，湖南菜的特色就是辣椒、豆豉、酱油、大火、红锅、煎炒。诸位仔细品味。”

李银桥辣得满头大汗，毛泽东望着他微微一笑，说：

“锻炼，锻炼。”

他又对罗瑞卿说：

“你们辛苦了，要多吃一点，吃饱点，特别是大个子。”

饭后休息时，周世钊见毛泽东在大运动量后依然是有说有笑，就说：

“你是60岁以上的人了，还能横渡湘江，攀登岳麓山，赛过许多年轻人。如果把今天的真实情形讲给全国青年们听，一定会使他们深为感动并向你学习。”

毛泽东听他的话音，就知道他是想写一点关于自己的东西，于是便说：

“这算什么！爬山吧，仅仅这样几步路。游水也算不了什么难事。我们每天不是都要走路吗？游泳时有水的浮力帮助，比走路应该是容易得多了。当然游水也容易出问题，不能粗心大意。我在第一师范学习时，有次游湘江，不是同学救护，早就出了‘洋’。”

下午3时，天上又下起了雨，毛泽东不能去爱晚亭了，便直奔岳麓书院、赫曦台而来。这两个地方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常来常往的处所，岳麓书院内的半学斋，还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从事半耕半读建设新村的实验场地。

在岳麓书院，毛泽东与杨遇夫讨论了中国文字改革的问题。他微笑着对杨遇夫说：

“黎锦熙是提倡文字改革的积极分子，蒋竹如是文字改革的怀疑派，你是择善而从，由反对到赞成。”

此前，毛泽东曾多次与杨遇夫讨论文字改革问题。就在这一年的1月29日、3月17日及5月17日，他先后给杨遇夫写了3封信，还将杨遇夫的著作《<耐林廎甲文说>自序》转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在介绍信中对杨遇夫的自我批评精神予以赞赏，他写道：“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

出了岳麓书院，毛泽东又驱车到省长程潜的住所去看望程潜。

6月23日晚，毛泽东乘专列回到了北京（此次历时半个月之久的调查研究，也像他4月间那次南下一样，详细资料无法搜寻到，只能从下面7月11日的谈话中略窥一斑）。

6月24日，毛泽东召见邓子恢，首先让邓子恢介绍了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他听完汇报后，要邓子恢修改原先的计划，把发展到100万个社的计划改为发展到130万个。邓子恢一听，心想：搞100万个社就够多的了，怎么又要搞到130万个？他虽然不同意，却没有说出来，只是说：

“主席，等我回部里商量一下再向你汇报吧。”

6月25日上午，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应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率领越南政府代表团乘专机飞抵北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

胡志明走下飞机时，毛泽东迎上前去，同他亲切握手、拥抱。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相继同胡志明亲切握手，互致问候。

胡志明在毛泽东等人的陪同下，绕场一周，同上万名欢迎群众见面，机场上顿时彩旗飞舞，欢声雷动。

中午，毛泽东在与胡志明的会见中，热情地称赞英勇的越南人民历时9年的抗法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建设独立国家的斗争。胡志明则对毛泽东和中国人民所给予越南人民抗法斗争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6月26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新楼大厅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招待胡志明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

胡志明在京期间，在毛泽东的陪同下，参加了北京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34周年而举办的盛大游园联欢活动，观看了文艺演出。同时，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决定将8亿元人民币无偿赠送给越南人民，帮助越南在各方面的建设。

1955年7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决定》，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李富春同志在中央各机关、党派、团体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厉行节约，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而奋斗》的报告，现将这个报告发给各地方和各部门的党组织。

根据检查，目前在基本建设中，企业经营管理中，各机关、学校、企业、部队的办公开支和生活设施中，均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这是违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的，这同中央历来强调的厉行节约的方针和我党一贯地艰苦奋斗的作风是不相容的，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最危险的事情之一，必须坚决地加以纠正。为此，中央特作如下决定：

一、在基本建设上，除了新建的主要厂房、主要设备和其他主要的生产性工程及技术性工程（如广播电台的播音室）应该按现代技术的标准进行设计和施工安装，并保证其进度和质量外，其他次要的和附属的各种建筑工程项目，必须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尽量地组织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协作，凡能削减者应当削减；不能削减者，也应该降低设计标准和工程造价。特别是在非生产性的建设上，必须严格控制，削减非急需建设的项目，认真地降低设计标准和工程造价，以适合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7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生产用的必需设备和国外设计的厂房投资除外）和各种费用，必须在现有计划的基础上，再削减15%至20%；在1955年下半年的数额中要求先做到削减15%左右。

1955年下半年在贯彻以上节约要求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减少和避免可能引起的工人窝工、材料积压等另一方面的损失或浪费，为此，国务院已于7月3日颁发了《关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在基本建设中如何贯彻节约方针的指示》，各部和各地区应该认真地加以贯彻。

二、各经济部门，必须改善经营管理，贯彻经济核算制，加强财务成本工作，节约资金，杜绝浪费，降低成本，增加上缴利润。特别是工业生产企业，必须加强技术领导，加强试验研究工作，进行必要的技术措施，认真地进行新产品的设计和试制，不断地总结新产品的制造经验，推广先进经验和先进定额，节约原材料，开辟新的原料来源，以求达到扩大新产品、增加产量、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的目的。

三、各部门必须严格地遵守老企业、老单位增产增事不增人，新企业、新单位增人从老企业、老单位多余人员中调配和优先录用复员建设军人的原则。积极地整顿劳动组织，建立和健全编制定员制度。在1955年下半年一律停止从社会上招收新职工，必需增人者，由劳动部门统一调配解决，为此必须加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的劳动力的调配工作。对被精简人员必须予以妥善安置，具体办法将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四、在机关、学校、企业、部队的生活设施方面，必须简洁朴素，不许铺张浪费，现行行政办公杂支的开支标准，特别是有关汽车、宿舍、家具的使用标准应当降低，具体办法将由财政部另行规定。

厉行节约不是消极的措施，而是加速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积极的方针，各部门和各地区在厉行节约的同时，还应该努力增加生产。

请你们根据中央的决定和李富春同志报告中所提出的各种节约措施，结合本地区本行门的具体情况加以讨论，按照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1957年的不同情况，分别制订出各该省市与各该部门的节约方案和节约指标，并指导各企业、机关、学校、部队也同样订出节约的指标。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全国普遍的长期的经常的政治任务，应动员全党，团结全国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养成节约风气，为有成效地实现这一任务而奋斗。

各地方和各单位的党组织，应该将讨论和执行本决定的情况随时报告中央。

7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几项政策问题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河北省委《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几项政策问题的指示》，基本上是适用的。原指示的附件《邢台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牲口私有伙用办法的经验》，也很好。现在一并转发各地供参考。应当着重指出：合作经济中贫农中农之间的互利政策乃是贯彻自愿原则的基础，为了进一步巩固去冬今春新发展的合作社，必须有计划地对各个社的具体政策，特别是对贯彻互利政策和自愿原则的情形，做一次检查。

一、经验证明：在初办社的时候，或者在合作社生产还没有显著提高和社员的经济力量尚差的情况下，对社员牲口入社采取私有私喂由社租用雇用的办法，是更为有利的。河北省委研究了邢台的经验，决定有领导有步骤地提倡和推广这种办法，并对某些业已实行牲口折价归社，致负债过多，草料缺乏，影响牲口瘦弱病亡的合作社，分别情况进行教育和说服工作，使之改变为社员私有私喂由社租用或部分归社公有部分转为私有的办法，是合乎实际的。牲口采用租用雇用办法的时候，所付租金，一般应明确规定给以相当于当地社会畜租一样的报酬，使畜主除去牲口消耗之外，尚有利可得。但是，在提倡和改变为私有公用办法的时候，必须注意：不可生硬强迫，不要拘泥于上边订出的统一规格，不要无准备地一声号令说改就改，遗留下许多争议不予解决，反而影响社的巩固。如果有一些社组织基础和经济条件都比较好，对牲口归社所折价款和偿还期限的规定比较合理，贫农社员负担得起，就不要一律改为私有；其中有的未认真按约定期限偿付价款，则应督促它切实执行约定，不再失信于社员，并消除一般农民对发展牲畜的怀疑和顾虑。

二、土地报酬不论采取比例分益制还是定量分益制，均应固定一个时期。为了使土地报酬更趋合理，对于那些单纯按照负担产量作为入社产量的合作社，也须考虑加以改变。因为农业税的负担产量是以土地质量为标准评定的，而同等质量的土地由于经营的好坏实际产量并不一定相等，那些占有实际产量较高的土地的农民（主要是中农）对于单纯按负担产量评产入社是不满意的。如果改为按常年实际产量评定，同时注意对那些因无力经营而产量低于同等质量土地者加以适当照顾，这样做可以取得多数社员的拥护。此点请加研究。

三、按入社土地分摊的生产底垫，不要摊得过多，要以大多数社员出得起为限，再加上国家对贫农的低利长期贷款的扶助，贫困社员分摊不起的问题大体已可获得解决。河北省委指示：“个别特别贫困者，经社员公议，可少交或免交”的规定可以删去；因为分期缓交是可以的，而少交免交则容易引起中农不满。

本件及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 1955年7月6日

7月8日，胡志明离开北京，赴蒙古、苏联访问。

7月9日，刘少奇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打电话说，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些意见，他准备和毛泽东谈谈，并建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让邓子恢也参加。

7月10日下午，毛泽东没有召开书记处会议，而是召见刘少奇，双方谈了一个小时。

7月11日12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副部长廖鲁言、陈伯达、陈正人、王观澜、刘建勋及秘书长杜润生7人谈话。

此前，毛泽东在6月间的南下视察中，已经看到中国的农业合作运动又有了迅速的发展，在部分地区已经显露出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之势。所以他在6月24日同邓子恢谈话时，提议将发展合作社的原计划100万个，改为130万个。邓子恢答应回部里商量后再汇报。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首先问邓子恢：

“你们商量的结果怎么样？”

邓子恢回答说：

“我们认为，还是维持搞100万个社的计划为好。改为130万个，太快了，超过了客观可能性，难以完成。”

接着，他列举了几点理由：（1）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应该与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而我国工业目前尚不能为农业现代化提供相应的技术和机械设备。（2）现有的65万个社，质量不好，问题很多，巩固任务很重，要打好基础，才能较好的前进。（3）全国各地情况不一，群众觉悟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发展过快，超过了群众觉悟程度，会发生强迫命令。（4）干部领导经验尚须积累，培养会计也需一定的时间。（5）苏联和东欧国家农业合作化过急，已有教训，值得我国注意。

毛泽东听了很生气，批评说：

“什么超过了‘客观可能性’！实际上是有着很大的潜力可挖嘛。现在看来，翻半番太保守了，翻一番才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你说的理由根本不成其为理由。”

“怎么不是理由？办社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啊！”邓子恢申辩说：“不顾客观条件，人为的加速合作化的进程，会闹大乱子的。”

“事在人为嘛！条件是人创造的嘛！”毛泽东反驳道：“你的‘要和工业化进度相适应’还是‘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老调重弹嘛。什么“超过了群众的觉悟程度’，你们的眼睛只盯着少数的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上中农，根本看不见广大的贫下中农群众中所蕴藏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我们向来是‘从战争中学战争’的，干部的经验和会计能力是在实践中积累和锻炼的，你不成立合作社，他们去哪里积累！去哪里锻炼！我们到1956年秋收前发展到130万个社，不是急，更不是过急，而是恰如其分。这怎么能和苏联和东欧国家合作化过急的错误相提并论。真是奇谈怪论！”

邓子恢坚持说：

“主席，我说的理由都是实事求是的，不是奇谈怪论。你一向都是主张实事求是的。翻一番不是实事求是啊！”

“什么实事求是？你到处讲要大砍合作社，也是实事求是吗？”

“我只是按照你和中央的指示整顿合作社，从来没有说过‘砍’合作社啊。”

“你自以为了解农民，太固执啦！”

“我不是固执。我是个老党员，是党的干部，我要对主席负责，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

二人你一言我一语，互不相让，谈话陷入了僵局。在座的副部长们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种阵势，都为邓子恢捏着一把汗，不敢轻易说什么。毛泽东知道这个老部下的犟脾气，觉得不能再顶下去了。他只好缓和一下气氛，说：

“好啦。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话说得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

邓子恢也说：

“主席，我的态度不好，请你原谅。翻一番的事，容我再想一想。”

到下午5点40分，谈话结束了。邓子恢等人起身要走。毛泽东笑着说：

“别走，我请你们吃饭。”

吃罢饭，众人回到部里，都劝邓子恢：

“邓老，何必为了30万个合作社和主席争论呢。”

邓子恢说：

“不只是30万个合作社的问题，要紧的是他不顾客观条件，要按个人主观意志搞大发展，这要出大乱子的，怎么能不说清楚呢！”

7月15日，邓子恢觉得还是不能听毛泽东翻一番的主张。他向刘少奇汇报说，到1956年合作社发展到130万个不行，还是100万个为好。刘少奇说：

“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

7月18日，毛泽东给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写了一封信，说要调阅4、5月间召开的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邓子恢的总结报告。

7月19日，毛泽东批阅了他身边的几名警卫战士所写的回乡调查报告。

河南兰考籍的战士写的是：由于连年水灾，该村缺粮户达50%。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原因主要是发放的购粮证太少，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农民不满。毛泽东批道：

“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

河南延津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实际上没有吃的是少数。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使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社里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员不断吵架，生产情绪不高。毛泽东批道：

“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

河南新蔡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毛泽东批道：

“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邹明发（较富裕的中农）有320斤余粮，只出卖70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20斤，人民有意见。”

广东南雄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这个村的合作社成立一年来，战胜了自然灾害，完成了增产任务，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30%。许多去年有顾虑的农民今年纷纷要求入社，最后全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和一家单干外，全都入了社。农民踊跃卖粮，但也有极少数不愿卖。一户中农和一户贫农拒卖余粮，被工作干部扣留起来，造成不好的影响。毛泽东批道：

“扣留了两户不愿卖粮的。合作社很好。”

广西防城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该村粮食问题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这些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据了解，10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户是真正的苦。与防城相邻的钦县，遭受大旱灾，粮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泽东批道：

“中农叫苦是假的。钦县大旱灾。”

毛泽东在湖南宁乡县籍的战士的报告中批道：

“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

他特意将前3个批件送给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阅，要求他阅后退还。

7月19日，20日、22日，毛泽东还分3批听取身边警卫战士的探亲调查汇报，每一次汇报都在3个小时以上。他对战士们说：

“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

说着，他伸出3个指头，比划着说：

“就离这么远。”

毛泽东一面看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一面询问情况。他问一名战士说：

“你家参加合作社没有？参加了合作社以后有没有时间回家干活？你家是不是比过去好一点？”

毛泽东还要求战士们说：

“要分清中农多少，贫农多少，下次要调查他们的态度。”

汇报会开得生动活泼，战士们无拘无束地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毛泽东总结说：

“新中农思想起了变化，不愿参加合作社，老中农愿参加合作社。”

7月21日，胡志明访问苏联后经北京归国，毛泽东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亲切告别。

7月26日，毛泽东单独召见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要他汇报山西农业合作化的情况。陶鲁笳汇报说：

“合作社的发展是渐进的，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这3年的试办，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的。这为去年的飞跃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今年4月，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1%。”

毛泽东问道：

“你们的合作社在面上铺开了，有没有减产、死牛的情况？”

陶鲁笳说：

“去年全省减产4.8%，而合作社占60%以上的平顺、武乡等20个县粮食比上年增产3.8%。全省的大牲畜，从1951年到去年，年递增率为10%。”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说：

“你考虑过没有，苏联在搞集体农庄前，不少地方已初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水平比我们现在还要高。但苏联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集体农庄不断减产死牛，直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最高水平。什么原因？”

陶鲁笳想了想说：

“苏联共产党没有像我党那样始终重视农业重视农村，了解农村，我们大多数领导干部是从农村根据地走出来的，比较了解农民。我们的农业社和苏联集体农庄也不同，我们是经过互助组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用赞赏的目光望着陶鲁笳说：

“哦，你说对了一点。要记住，我们和苏联一样，受帝国主义封锁，要搞社会主义，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不跟在资本主义后面一步步爬行。苏联工业基础比我们强，工业人口比例比我们大，这是优势，如果只注意优势不提高劣势，就不能两条腿走路，苏联农业可能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新中国要不受帝国主义欺侮，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必须两条腿走路。农业跟上来，靠一家几亩地不行，要靠合作化大农业，才能有社会主义大工业，有民族重工业。农业合作化就是为这个打基础，新中国工农业要均衡发展，两条腿走路，才能避免苏联农业今天的困难。要做到这一点，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可靠的干部队伍是至关重要的。”

毛泽东在陶鲁笳告辞时，还一再叮嘱他说：

“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们的合作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得更好。”

7月28日，柯庆施来京准备参加会议，特意将浙江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向华东局作的电话汇报记录呈报给毛泽东。

关于浙江省整掉15000个合作社问题，林乎加在电话汇报中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过程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很多地方当成了运动，主要搞收缩。有些收缩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没有很好处理，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些缺点在中央5月会议以后就纠正了。”

毛泽东当即在“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这句话后面，写了一个批注：

“这种估计不对。”

并批示印发到会人员。

7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农村工作部7月26日报送的农业合作社情况简报的正面和背面上，写下了许多文字。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简报中提到1955年到1956年度合作社发展计划是103万个，而不是毛泽东所要求的130万个。这个近乎开玩笑的数字，使毛泽东更加生气：这个邓子恢，真是顽固不化！他指示有关人员，将这份简报印发给来京参加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负责人们，又嘱咐说，他在上面写的那些文字不要印。

毛泽东在简报上写的是：

“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经过15年）造成这种优势。”

“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增加生产，必须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增产指标，决不能减产。是否能做到？我们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要犯一次大错误？苏联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是否能避免？”

欲知毛泽东在即将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有何高论，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5年4月和6月间两次南下，对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进行大范围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正是他对此前的战略部署进行调整的重要依据。可惜这两次调查研究的详细资料至今还未曾公之于世。但从7月9日以后的史实中，读者完全可以看明白毛泽东与邓子恢、刘少奇等人在农业生产合作化问题上的巨大分歧：邓子恢不是向毛泽东汇报思想，而是向刘少奇倾诉了自己的意见，刘少奇便向毛泽东建议召开有邓子恢参加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可是毛泽东偏偏不开坐在中南海专听汇报的书记处书记会议，而是在第二天召见了刘少奇，第3天与邓子恢7人谈了话。7月15日，邓子恢再次寻求刘少奇的支持。刘少奇便说：“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毛泽东这才不得不审时度势，另辟蹊径，从7月18日开始，着手准备召开一个工作在全国各地第一线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他调阅第3次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和邓子恢的总结报告，批阅卫士的回乡调查报告，召见陶鲁笳，将林乎加的电话汇报记录和农村工作部的简报印发来京参会人员等等，像部署一次战役一样（有些人说是准备炮弹），为会议做了周密的准备。这就是一般凡人和庸人难以企及的千古伟人毛泽东！

第16章 1955年7月—

“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

话说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第1个五年计划。

7月31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原定在下午3时开始。

下午1时，毛泽东早早来到了怀仁堂东侧的游泳池。

1时40分，毛泽东找来陶铸、江华、周小舟3位省委书记谈话，大约有半个多小时。随后，毛泽东步入会场。

会议按原定时间准时开始，毛泽东首先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长篇报告。他一开头就说：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大风暴（毛泽东后来在8月下旬修改这篇报告时，将“大风暴”一词改为“高潮”——笔者注）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据一位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回忆说：此时的会议气氛是比较平和的，毛泽东也显得轻松自如，他在批评“小脚女人”时还连说带笑。

毛泽东接着说：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5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都应该向他们去进行教育，加以纠正，而不是简单地去进行斥责。简单的斥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狼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必须由上面派出大批经过短期训练的干部，到农村中去指导和帮助合作化运动；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也要在运动中才能学会怎样做工作。光是进了训练班，听到教员讲了几十条，还不一定就会做工作。

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毛泽东批评了在浙江采取的“坚决收缩”（毛泽东解释说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的方针，他说：

“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1955年4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在胜利面前，我认为有两种不好：1、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错误，这当然不好。2、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也不好。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接下来，毛泽东从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他说：

“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增大，这是一个尖锐地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3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3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4亿亩至5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实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它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的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毛泽东还批评说：

“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

1955年8月1日，邓子恢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各地代表发言后作了结论，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

8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见邓子恢，他们从下午2时30分一直谈到4时45分。

8月6日，毛泽东给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8月初，刘思齐由毛泽东安排准备去苏联留学，此时她患了重感冒，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马上回了一封信：

思齐儿：

信收到。患重感冒，好生休养，恢复体力，以利出国，如今日好些，望来此一看，否则不要来。最要紧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你要的列宁选集2卷，给你送上。

祝好！

父 字

后来在9月间，毛泽东把刘思齐送到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系学习。

在8月初的周六晚上，毛华初来到中南海看望伯父毛泽东。

此前，毛华初在1949年由东北随南下工作团到达湖南湘潭，先后担任中共湘潭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职务，在湘潭任职达5年之久。1955年5月，他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这一次，他是从湖南来到北京参加林业部召开的全国林业工作会议的。在京参加会议期间，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会议开了五六天，一直没见到伯伯回信，就后悔不该去打扰伯伯。散会后，毛华初去看望爱人韩谨行的姑父、法学家张友渔。

这一天，叶子龙从中南海打来电话，说毛泽东约毛华初星期六晚上见一见。毛华初说：

“我要回去了，不打扰主席了。”

叶子龙说：

“好多年没见面了，主席说要见见你。”

毛华初如约来到了中南海。中南海的周末，华灯齐放，五彩缤纷。工作人员为了让毛泽东愉快地度过周末，特地安排了舞会。舞会在一个简陋的不大不小的平房里举行，厅里没有什么豪华的陈设，除了一套旧沙发外，就是木凳。参加舞会的大都是干部、警卫员、服务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毛华初走进舞厅，见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休息，他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只是比过去老了一些，胖了一些。这是毛华初在离开延安之后第一次见到伯伯，分别整整10年了。毛泽东认出了毛华初，连忙招呼他进去。毛华初走上前去，叫道：

“伯伯。”

毛泽东起身和侄儿握手。俩人落座后，毛泽东问起了韶山一些老人及堂弟毛泽连、毛泽荣的生活状况，毛华初一一作答。毛泽东又问道：

“你是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来了一个星期了。”毛华初说：“我是来参加林业工作会议的。”

毛泽东想到了东北砍伐森林的现象严重，就说：

“你搞林业很好，林业要发展，还要靠你们多努力。你是林业厅副厅长，你告诉林业部，不要变成一个砍伐部、毁林部。要变成一个管林部，育林部。”

毛泽东左手手指间夹着香烟，又用右手掰着左手指，如数家珍地说着全国还有多少平原和丘陵，有多少森林覆盖率，还有多少荒地，分别占多少百分比。毛华初认真听着，非常佩服伯父管理着国家大事，还对林业状况如此清楚。

这时，一个小姑娘走了过来，蹲到毛泽东面前，请他跳舞。毛泽东朝毛华初望了一眼，对小姑娘说：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华初完全明白，伯父面对着的是小姑娘，而实际上这番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伯伯对年轻人寄于多大的期望啊！

正在此时，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也来了，她拉着爸爸走进了舞池。那个小姑娘则拉着毛华初跳起了舞。毛华初隐约听到侧面的李敏问爸爸：

“这是哪一个？”

毛泽东低声说：

“他是我家里人。”

一曲舞毕，毛华初向伯伯告辞。毛泽东叫秘书把他送到门口，直至上了汽车。

8月7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北戴河。

他每天下午到海水浴场游泳三四个小时，晚上工作，主要是修改7月31日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稿，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有时到六七点钟。他根据8月1日省市区党委书记们讨论的意见，对报告稿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他加写的重要文字有：

“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

“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倾向。”

“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的追求数量的偏向。”

“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

此外，毛泽东每天还要阅读省市区党委送来的报告，读得非常认真，仔细地圈、点、批、画，还修改文字。

8月11日，国防部长彭德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签发《关于军士和兵评定军衔的指示》，全军评定军衔的工作正式展开。

8月13日，毛泽东在批转湖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部署问题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关于用大力、分几次、认真地而不是走马看花地整顿现有合作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湖北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央希望你们严重地加以注意。于9月20日以前，务必作出切实的部署，连同全省发展规划，一起报来为盼。”

8月21日，毛泽东通知陈伯达到北戴河，研究为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决议的起草问题。

同时，毛泽东要廖鲁言负责修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

8月23日，毛泽东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修改本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陈伯达、陆定一、陈毅、谭震林、邓子恢、李富春13人，征求意见。

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批转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报告》，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辽宁省委1955年8月12日《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辽宁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相互关系问题，必须强调二者的紧密联系，而不可只强调前者，减弱后者。因为如果不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则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目前党内正有许多人还不了解这一点。关于整社建社扩社的各项准备工作，辽宁省委指出，应包括“逐级做好思想发动，批判克服右倾思想，积极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逐级做好发展社的全面规划，特别是着重解决村一级（按即乡一级，东北各省还未改称乡）合作化的阶级规划；继续做好现有社整顿巩固工作，进一步贯彻合作化的具体政策，审查清理和纯洁合作社的组织；加强对互助组的领导，打好建社的基础；把整社建社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密切结合起来”，这些都是适当的。辽宁省委决定于9月上旬召开全省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的联席会议讨论合作化问题，各省可以酌量仿行。辽宁没有地委一级，为了加强对合作化的领导，立即建立这一级机构，我们认为是必要的。

中央 1955年8月25日

8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修改本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要求他们印发各级党委直到农村党支部。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表后，在全国农村干群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酝酿建社办社，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成为舆论中心，而且成为广大干群的实际行动。

8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报告》给各地党委的指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

中央同意中央宣传部《关于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报告》，现发给你们，望认真研究执行。

在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必须相应地发展和提高学校教育，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和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不培养出足够数量合乎国家建设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并把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提高到相当的水平，要想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引起全党对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视，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办好一所大学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办好一所大工厂，而管理学校比起管理工厂来还有它许多特殊的困难。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是直接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的地方，对于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关系特别重大。资产阶级正在学校中同我们争夺领导权，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以至敌人的特务奸细也正在经过这条路打进我们的工矿企业和国家机关中去。这里进行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要保证做好学校工作，首先必须建立起那里的强有力的党的领导。没有党的组织，没有强有力的党的领导，党委不管学校中党的工作，就等于把学校交给资产阶级去领导，就会犯很大的错误。为了建立起学校中首先是高等学校中党的强有力的领导，必须选派得力的干部到这些学校担任领导职务，办好这些学校。近几年来，各地党委对于学校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监督虽已有所加强，但远赶不上工作需要，不重视或不大重视学校教育工作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地存在，许多党委不注意学校中党的工作，对学校教育的政治思想领导还很薄弱，以致学校教育各项改革和建设工作的进行，显得不够有力。这种只重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重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作法，是缺少远见的，必须迅速加以改变。望各地党委按照中央宣传部这一报告的精神和所提出的建议，认真地把学校教育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定期在党委会议上讨论学校教育方面的重大问题，在党委书记或党委常委委员的分工上应有人专管学校教育工作，积极建立和健全党委管理学校教育的工作机构，以加强党委对学校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监督。目前应尽可能拿出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学校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作好建党工作；下决心调配一批强的干部到高等、中等学校担任校（院）长、党委书记等领导职务，并经常注意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帮助。高等学校所需要的党员正副校（院）长，由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央组织部和各有关政府党组及省（市）提出具体方案，加以调配，党委书记则由各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负责调配。在学校中要积极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健全人事制度，作好师生员工的政治审查工作；使学校教育工作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得到应有的改进，以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

　 中央 1955年8月27日

1955年9月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陈伯达、廖鲁言一起，审定了由陈伯达起草的为七届六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以及由廖鲁言负责修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

9月4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起草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福建省委1955年8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福建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确的，但是因为（一）新中农中间出现了富裕中农（即上中农），这些人中间除了若干政治觉悟较高的人以外，其余的人暂时还不愿意加入合作社；（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原来就不富裕，有些则因为在土地改革的时候不正当地受了一些侵犯，这些人在经济地位上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大体相似，他们对于加入合作社一般地感到兴趣。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故在一切合作化还没有达到高潮，富裕中农还缺乏觉悟的地方，以首先吸收（一）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在毛泽东同志报告的修正本中，对于中农只分为上中农下中农两部分，未提中中农，以免分得过细，不易区别。现在所说的下中农实际上包括原来所说的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中中农两个部分）；（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3部分人加入合作社为适宜（并应依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吸收进来，首先吸收觉悟较高的分子）。对于凡在目前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即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则不要勉强拉入。目前许多地方发生强迫富裕中农入社，目的在打他们的耕畜农具的主意（作价过低，还期过长），实际上侵犯他们的利益，违反了“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原则。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决不可以违反的。至于富裕中农中间资本主义思想浓厚的一些人，在目前一切合作社初办或者还不占优势的地方，不论是把他们拉进来，或者他们自己企图钻入合作社谋取领导地位（并非由于真正的政治觉悟），或者企图组织低级社如黑龙江双城县所发现的那样，对于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都很不利（个别公道能干政治觉悟高的富裕中农，当然不在此例），而一切合作社是必须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的。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放弃这个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而目前团结他们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强迫他们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

此外，关于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的问题，还要明了几点。我们首先应当依靠党团员。我们区委以上的领导机关或者派到农村指导工作的干部，不去首先依靠农村中的党团员，而把党团员混同于非党团员群众，这是不对的。第二，应当依靠非党群众中比较更积极一些的分子，这种人应当占农村人口5%左右（例如一个2500左右人口的乡，应有这样的积极分子125人左右），我们应当努力训练出这样一批人，我们也不应当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群众。第三才是依靠一般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的广大群众。这个依靠什么人和如何依靠法的问题不弄清楚，合作化运动就会犯错误。

中央

毛泽东写完之后，将这个批语送给周恩来、陈伯达、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传阅，并嘱咐说：

“如有不同意见，请少奇同志召集会议讨论一次，待我返京斟酌后再发。”

9月5日，毛泽东由北戴河返回北京。

9月5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关于在10月间召开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他在通知中要求参加会议的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区党委、地委的书记的发言，都要写成发言稿，并且根据各省地域的大小和各省、各地区合作化经验的多少，规定了各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发言稿的字数，而且还明确要求：

“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应占字数十分之七之八左右，可以连带说一点粮食三定、社会镇反和建党整党等项工作的意见，连同召开‘八大’问题，总共占字数十分之二之三左右。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

后来，毛泽东起草的这个通知稿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于9月7日正式发出。

9月6日，中共中央将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印发给在京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各副部长和秘书长，征询修改意见。

9月6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对这两个草案进行了两次修改。

9月7日，毛泽东将他在9月4日晚为中共中央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所写的批语略加修改，作为中共中央《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党内指示，发往全国各地。

在夏末秋初的一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钟灵在中南海怀仁堂筹办全国第一届美展。毛泽东要亲自看一看美展。

那一天，钟灵去菊香书屋迎接毛泽东。毛泽东一见钟灵，就高兴地说：

“噢，钟灵啊，是你在办这件事！”

毛泽东来到怀仁堂，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与大家交谈，在钟灵和美协领导蔡若虹、王朝闻、张谔等人陪同下，漫步于美展展厅。他逐幅观赏，十分仔细，指着一幅木刻问：

“木刻就是版画吧？”

旁边的王朝闻说：

“木刻只是版画的一种。”

王朝闻给毛泽东讲了版画的种类。毛泽东认真听着，时不时地点点头。

参观结束了，众人在送毛泽东上车时，毛泽东邀请蔡若虹、王朝闻、钟灵、张谔说：

“我请你们几位去当当参谋。”

不等众人表态，工作人员就把他们请上了车，直驶勤政殿而去。进了勤政殿西门，只见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罗荣桓、叶剑英等人都在这里。毛泽东对贺龙等人说：

“我请来了几位美术家，也听听他们的意见。”

原来，人民解放军即将实行军衔制，今天是军委领导在这里审定军服的式样。毛泽东请钟灵等人来，是让他们以美术家的眼光审视一下军服。毛泽东和大家一起来到军服陈列厅，边看边议。贺龙指着北洋军阀的服装说：

“这种服装太难看，不能仿照。”

众人来到新式军服展柜前，彭德怀说：

“样子嘛，是见过的了，今天就是要看看穿起来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威武之师的气派！”

一位领导指着新式军服的军官肩章说：

“这肩章倒是挺漂亮的，但是戴上它就不好参加劳动了，一挑担子，一背筐不就压坏了。”

贺龙说：

“你就不能脱下军服再劳动吗？”

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军衔办公室负责人李平将毛泽东引领到身穿大元帅服的模特前。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打量着“大元帅”。李平说：

“主席，这是大元帅服。”

毛泽东脸上露出了不以为然的样子，诙谐地说：

“大元帅？你靠边站吧！”

他指着其它新式军服问钟灵等人：

“以你们美术家的眼光看这军服式样如何？”

钟灵等人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毛泽东最后对众人说：

“要从节约的原则出发，样式好看、统一、正规，又要节约。”

就这样，实行军衔制的新式服装算是审定了。

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制定的初步方案，以毛泽东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在元帅之列，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也在大将之列。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宋任穷和副部长赖传珠随着彭德怀、罗荣桓（总干部部部长、总政治部主任）来向毛泽东汇报授衔授勋工作。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

“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要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指着周恩来、刘少奇说：

“总理和少奇同志，你们在部队搞过，也是元帅。”

刘少奇见毛泽东已经发表了意见，就说：

“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问周恩来：

“你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恩来连忙摆手说：

“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转身问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职务，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人说：

“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还要不要评啊？”

邓子恢等人也都说：

“不要评了。”

在讨论元帅问题提到粟裕时，毛泽东说：

“我看粟裕可以授元帅军衔。战功、资历、品德、才干、威望，粟裕都够当元帅。解放战争时期，谁不知道华东战场的粟裕，蒋介石的几大金刚谁不害怕粟裕！”

刘少奇说：

“抗日战争时期粟裕领导的苏中根据地和1师，在新四军中打的仗最多，消灭的敌人最多。”

朱德说：

“解放战争5年的任务3年提前完成，粟裕的功劳很大啊！他指挥打的大仗最多，消灭蒋介石的军队最多，给军委提出的好建议最多。”

有人提出异议说，解放战争时期粟裕是华东解放军副司令。毛泽东马上纠正说：

“粟裕两让司令，品德高尚，全军有名。1948年中央已经决定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他再三请求中央把陈毅留在华野，实在不成，最后提出陈毅在华野的职务保留。中央只好同意。他当了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实际做的工作，担的责任与司令员兼政委没有两样。”

周恩来说：

“可是粟裕已经提出请求辞帅，态度很诚恳。他说，我党我军许多老前辈在，他们资历更老，威望更高，贡献更大，应该首先考虑他们，有利于全党全军团结。”

毛泽东一听此话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说：

“两让司令，再辞元帅，粟裕高风亮节！”

周恩来建议说：

“粟裕不当元帅，大将还是要当的。”

毛泽东依然在激动着，他说：

“而且是第一大将！”

会议最后决定：授10位元帅，10位大将。粟裕居大将之首。

许光达得知自己被授予大将军衔，接连3次提出要求降低军衔的申请书，军委一致意见不予批准。许光达在申请书中写道：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锤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带4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至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3个方面军被迫做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其他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地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举着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书，对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说：

“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毛泽东越说越激动，他大步走到窗下，双手推开两扇窗户，说道：

“500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神州；500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后来在1965年军队取消军衔制时，许光达坚持把自己应定的行政4级降为行政5级。

这个时期让衔的还有董其武，当他得知要给他受上将衔，就找到杨成武说：“杨司令，你是有功，我是有罪；你当上将，我不能当上将。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你帮我转递一下，无论如何我不能当上将。”杨成武将董其武的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以后说：“成武啊，你告诉董其武两句话：杨成武是共产党员，当不当上将无所谓。董其武一定要当上将。”杨成武向董其武传达了毛泽东的两句话，董其武痴痴地望着杨成武，嘴角抽动着，泪水像小河一样往下淌，终于控制不住情绪，嚎啕大哭起来。

第二天，杨成武在中南海紫光阁参加国防委员会会议，见到了傅作义，他问：“傅先生，昨天董其武先生的事，你知道不知道？”傅作义激动地说：“知道了，知道了。我也只有两句话：毛主席伟大，共产党伟大！董其武昨天晚上在我那里折腾了一夜，又哭又笑，反复讲的就是这两句话。”

关于中将问题，毛泽东看了初步方案，说：

“中将定得多了，年轻的同志以后还有机会。”

总干部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了调整，把卢仁灿的名字从拟定的中将部分移到少将里面。卢仁灿没有任何怨言。有人为自己的军衔找过领导，甚至上书中央，也有人替卢仁灿打抱不平，说在海军的将军里论起来，卢仁灿的年龄的确算年轻，但是，他的资历不浅、能力不低。

按照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应当授予上将军衔，因需要减少上将名额，他提出自己是主抓授衔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要求降为中将。彭德怀几次找徐立清谈话，徐立清都坚持把自己降为中将。在兵团级干部中，他是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

总干部部根据皮定均的资历和历史职务，在初步方案中把他定为少将军衔。毛泽东一直记着皮定均在解放战争中，率领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孤军千里突围的赫赫战功，他在审批时，大笔一挥，在皮定均的名字下面写了6个字：“皮有功，少晋中。”

孙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我投身革命决不是为了升高官、要厚禄。”

军委考虑到孙毅资深望重，还是决定授予他中将军衔。

此一时期，与让衔的领导人相反，在一些人眼里，授衔就如同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排座次一样重要，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毛泽东听说了这些情况，很不高兴地说：

“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可以不要，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要闹，有什么意思？哪像共产党！”

朱德笑笑说：

“肩上少了一颗豆，脸上不光彩，回家没法向老婆说呀。”

毛泽东叹了口气，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粟裕两让司令再辞帅，高风可嘉！”

欲知授衔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本传从抗日战争初期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先后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高级负责人多次要求军队授衔的整个过程。到1955年9月间，他们的要求总算有了结果，只待日后宣布、换装、分等级了。

当兵吃粮，论功授衔，光宗耀祖，这是中国军人几千年的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人也不例外。从北伐时期的革命军，到后来的工农革命军，再到红军，一直到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经历了数十年的各类战争，那些领导者们终于从被统治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坐上了自己的江山。如今按功分等级，论资加军衔，本也无可厚非，何况苏联老大哥早就这样做了。毛泽东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尽管他创建这支军队的初衷是要指挥员和战斗员一律平等，几十年来在军中禁忌使用“官”这个词，更不要说“划分等级”了。可是现在毕竟是江山稳固了，经济复苏了，面对着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功臣们的请求，已经没有任何托词了。他的“猴气”不得不再一次表现出来，那就论资排辈分等级吧。毛泽东认为，目前的革命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还更长、更艰巨。因此，妥协是必要的，也是暂时的。以后一旦时机成熟，他的“虎气”还会占上风的。诸君如若不信，那就请看他后来是如何命令将军轮流下连队当兵、进而取消军衔制的吧！

第17章 1955年9月—

“对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当前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必须注意以阶级斗争的活人活事来教育青年，逐步培养青年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成为对敌人的无限憎恨、对劳动人民和共产党无限忠诚和热爱的战士。”

话说在1955年9月10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河北省委9月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河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个报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规划之外，作了全省的农业增产规划，请你们着重地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一律仿照河北办法（安徽省委早几年就注意这个问题了，只是在最近的合作化报告上没有写上这一部分）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报告中央，是为至要。

中央 1955年9月10日

9月11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继续审阅修改后的决议草案，一直到12日清晨4时才审阅完毕。他接着写了一个批示，要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伯达在12日将决议草案看完，尔后由杨尚昆立即把它印发给在京中央委员等人，并同时派飞机分送各省市区党委，征求修改意见，要求他们在月底来京参加七届六中全会时把修改意见带来。

9月13日下午，毛泽东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听取李先念关于召开9省粮食会议的汇报。

9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北戴河。

9月15日，毛泽东开始着手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

此时的北戴河，秋风中已带有几丝寒意，但毛泽东游泳的兴致依然很高，他每天都要下海，风雨无阻。

有一天，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海面上被狂风卷起的巨浪有一人多高，毛泽东还是坚持下海游了10分钟。

9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批转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工作的总结报告》写了一个给各地党委的指示：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治部转军事系统：

兹将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工作的总结报告》转发你们。在党委的领导下，青年团组织协同有关方面所进行的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宣传教育工作是有成绩的，它不仅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生活方式对青年的侵蚀方面起了显著作用，而且通过这一工作打击了社会上勾引青年犯罪的资本主义势力及其他腐朽势力，引起了社会上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对于教育青年的重视，推动了青年团组织注意改进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所有这些，都为今后经常地、有系统地结合各项实际斗争来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创造了有利条件。

必须充分认识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青年工作的重要性。敌对阶级及反革命分子和我们争夺青年的斗争，无论城市或农村都是十分剧烈的。同时，青年队伍本身也是复杂的，有各种不同阶级出身的青年，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曾受过国民党的教育，并有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对分子，阶级斗争在青年中间也必然会得到尖锐的反映。因此，对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当前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必须注意以阶级斗争的活人活事来教育青年，逐步培养青年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成为对敌人的无限憎恨、对劳动人民和共产党无限忠诚和热爱的战士。

青年团组织应在巩固和发扬这次道德教育成果的基础上，改进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和青年群众的联系，从各方面改善对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特别是进一步开展各项有益于培养教育青年的实际活动。

附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原报告。

（本件及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 1955年9月16日

9月25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写好了一篇序言，即序言一（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全文如下：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18年，即恢复时期的3年，加上3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

有些人说，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几年以来，似乎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即在冬季是提倡发展的，一到春季就有人反冒进。这个说法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看见已经反过几次所谓冒进了。例如，1952年冬季有一个发展，1953年春季就来了一个反冒进；1954年冬季有了一个发展，1955年春季又来了一个反冒进。所谓反冒进，不但是停止发展，而且是成批地强迫解散（一名“砍掉”）已经建成的合作社，引起了干部和农民群众的不满意。有些农民气得不吃饭，或者躺在床上不起来，或者十几天不出工。他们说：“叫办也是你们，叫散也是你们。”叫散，富裕中农高兴，贫农发愁。湖北的贫农听了停或散的消息，感到“冷了半截”，有些中农则说，“等于朝了一次木兰山”（湖北黄陂县有一个木兰山，山上有一个农民高兴去朝拜的木兰庙）。

为什么有些同志会发生这种在常人看来完全不应该有的动摇呢？因为他们受了一些中农的影响。有一些中农，特别是有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在合作化的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件事是有抵触情绪的。这里关系到党在合作化运动中对于中农的政策和工作方法。许多经济地位较低政治觉悟较高的中农，主要地是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只要我们实行对于贫农和中农这两个阶层互相有利，而不是只利于贫农不和于中农的政策，加上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好的，他们就愿意加入合作社。但是有一些中农，即使实行这种政策，他们也还是想暂时站在社外，“自由一两年也好”。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合作化是要变更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和整个的经营方法，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他们当然要审慎考虑，在一个时期内不容易下决心。我们的一些同志不去从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上解决问题，听了富裕中农一叫，工作中又有一些偏差，就惊惶失措起来，大反其“冒进”，动不动就要“砍掉”合作社，好像如果不赶快割去这个毒瘤，人就会要死了似的。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有的，但是整个的运动是健康的。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欢迎合作社。一部分中农需要看一看，我们就应当让他们看一看。富裕中农，除了那些自愿的以外，更应当让他们看的时间长一些。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缺点，是在很多的地方党的领导没有赶上去，他们没有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没有一省一县一区一乡的完整的规划，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他们缺乏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这样，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下面运动很广，上面注意不足，当然要闹出一些乱子来。我们看了这些乱子，不是去加强领导和加强计划性，而是消极地企图停止运动的前进，或者赶快“砍掉”一些合作社。这样做，当然是不对的，必然要闹出更多的乱子来。

我们现在编了一本书，叫做《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本书里所收的，都是各省、市、区的实际例子，共有120几篇。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1955年1月至8月的，一小部分是1954年下半年的。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从各省、市、区的党内刊物上取来的，有几篇是从报纸上取来，有几篇是下级党委或者工作同志向上级党委的报告，有一篇是请了一个合作社社长到北京谈话的记录。对于这些材料，我们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内容都照原样。在一部分材料上，我们写了一点按语。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我们写的按语，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材料的作者所表示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是基本上正确的。读者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全国合作化运动的规模、方向和发展的前景。这些材料告诉我们，运动是健康的。出乱子的地方都是党委没有好好去指导。一待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跑上去做了适当的指导，那里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

毛泽东 1955年9月25日

这一天，毛泽东从北戴河返回到北京。

9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农村工作部9月20日的检讨报告上写了5个批语，摘要如下：

一、刘、周、陈、朱、彭真、小平、伯达、鲁言即阅，退邓子恢同志。

毛泽东 9月26日

请各同志即阅，子恢催要此件。

二、三（略）四、为什么老是去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地去挫折他。

五、这样讲不真实。实际上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这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间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你们，即使经过严重的批评还是说不通，还是要坚持你们自己的东西。直到8月1号的会议才开始认真地转变过来，是否彻底也还是问题。所以不是什么“对中央意见不够尊重”，而是根本不尊重。不是“不善于抓住任何一种微小的分歧意见”的问题，而是中央同志对你们的严重的批评，书记处和政治局对你们提议的否决，都不愿意接受，何况你们部内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对你们有什么办法呢？你们会理睬这些小人物吗？这是同全国农村中大量的普遍的积极因素不能影响你们，你们只愿意接受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影响这一点直接地联系着的。这一点，在第3条内你们已承认了。这是应当好好地想一想的：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影响了你们，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你们却熟视无睹，敢于抹杀，敢于“与此相反，而不是去爱护而是去挫折它”，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9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同时决定授予一批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里和将被授予元帅衔的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正在海阔天空地谈笑风生，只有林彪一个人郁郁寡欢、一言不发，蜷曲在柔软的沙发上。毛泽东走近他身旁，关切地问他的身体如何？林彪说：身体很差，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见风感冒，见水拉稀。

后来，毛泽东指示卫生部副部长、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及中华医学学会会长傅连璋，组织专家为林彪做一次全面细致的检查和会诊。会诊前，林彪让叶群出面，暗示傅连璋为林彪开一张生病的证明。傅连璋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会诊后说林彪无大病，应该多进行一些户外活动。他还关切地劝林彪，一定要戒掉用吗啡的习惯；要治病，有别的办法，吸毒是万万要不得的。林彪由此对傅连璋忌恨在心。

傅连璋如实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说在林彪身上没有发现重要器官的严重器质性病变，许多症状与精神因素有关。毛泽东得知林彪的病情并不十分严重，一时沉吟不语。他为了鼓励林彪，曾特意抄录曹操的《龟虽寿》一诗赠给林彪，希望他振奋精神，有所作为。

且说在9月27日下午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宣布典礼开始，军乐队奏国歌。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

毛泽东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

彭真又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的命令。被授予勋章的人员共千余人，仅宣布命令就用了30分钟。

毛泽东为10大元帅授勋后，又亲自为在京的将官们授勋，授予傅作义、董其武、陶峙岳等人一级解放勋章。董其武心中极不平静，连声说：

“感谢毛主席、周总理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感谢你们的恩情。”

毛泽东手捧一级解放勋章走到少将李贞面前时，李贞想跟毛泽东说几句话，却激动得说不出来。周恩来赶紧说：

“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啊！”

9月27日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国务院礼堂隆重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授衔典礼。

全国人大常委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宣布典礼开始，军乐队奏国歌。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官军衔的命令。

授予10大将军衔的是：粟裕 徐海东 黄克诚 陈赓 谭政 萧劲光 张云逸 罗瑞卿 王树声许光达

授予55人上将军衔，按姓氏笔画排列，他们是：王平 王震 王宏坤（海军）王新亭 韦国清 乌兰夫 邓华 叶飞 甘泗淇 吕正操 朱良才 刘镇（空军）刘亚楼（空军）许世友 苏振华 李达 李涛 李天佑 李志民 李克农 杨勇 杨至成 杨成武 杨得志 萧华 萧克 宋任穷 宋时轮 张宗逊 张爱萍 陈士榘 陈再道 陈伯钧 陈明仁 陈奇涵 陈锡联 周桓 周士第 周纯全 赵尔陆 洪学智 钟期光 贺炳炎 郭天民 唐亮 陶峙岳 阎红彦 黄永胜 谢富治 董其武 彭绍辉 韩先楚 傅钟 傅秋涛 赖传珠

（后来王建安在1956年、李聚奎在195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上将人数上升至57人。）

授予177人中将军衔，按照姓氏笔画排列，他们是：丁秋生 万毅 王诤 王必成 王近山王尚荣 王宗槐 王秉璋 王恩茂 王道邦 王辉球 王紫峰 韦杰 文年生 方强 方正平 邓逸凡 孔从洲 孔石泉 孔庆德 甘渭汉 卢胜 田维扬 邝任农 皮定均 成钧 毕占云 匡裕民 朱明 朱辉照 向仲华 庄田 汤平 刘飞 刘忠 刘少文 刘西元 刘兴元 刘先胜 刘志坚 刘转连 刘金轩 刘昌毅 刘浩天 刘培善 刘道生 孙毅 孙继先 朵噶·彭措饶杰 杜平 杜义德 杨秀山 杨国夫 杨梅生 苏静 李耀 李天焕 李成芳 李寿轩 李作鹏 李雪三 萧向荣 萧望东 萧新槐 旷伏兆 吴先恩 吴克华 吴法宪 吴信泉 吴福善 吴瑞林 何德全 邱会作 邱创成 余立金 余秋里 张震 张藩 张才千 张天云 张仁初 张令彬 张达志 张池明 张贤约 张国华 张经武 张南生 张祖谅 张翼翔 陈康 陈仁麒 陈正湘 陈庆先 陈先瑞 阿沛·阿旺晋美 林维先 范朝利 欧阳文 欧阳毅 罗元发 罗舜初 周彪 周仁杰 周玉成 周希汉 周志坚 周赤萍 周贯五 冼恒汉 郑维山 胡奇才 赵镕 赵启民 钟汉华 钟赤兵 饶子健 饶正锡 饶守坤

姚喆 贺诚 秦基伟 袁子钦 袁升平 莫文骅 聂凤智 聂鹤亭 顿星云 晏福生 钱钧 倪志亮 徐立清 徐深吉 徐斌洲 郭鹏 郭化若 唐天际 唐延杰 陶勇 黄火星 黄志勇 黄新廷 曹里怀 常乾坤 崔田民 康志强 阎揆要 梁从学 梁必业 梁兴初 韩伟 韩练成 韩振纪 彭林 彭明治 彭嘉庆 覃健 程世才 傅连璋 温玉成 曾绍山 曾泽生 曾国华 曾思玉 谢有法 赖毅 鲍先志 詹才芳 蔡顺礼 廖汉生 廖容标 谭甫仁 谭希林 谭冠三 谭家述 赛福鼎·艾则孜 滕海清 （其中有两人是后来授予的。）

授予800人为少将军衔，其中有：丁盛 马宁 王猛 王新 王六生 王良太 王砚泉 王蕴瑞王耀南 尤太忠 邓岳 甘祖昌 叶运高 向守志 刘丰 刘镇 刘华清 刘振华 江腾蛟 李贞（女）李觉 李真 李水清 李丙令 李德生 李耀文 萧全夫 吴忠 汪洋 汪东兴 张廷发 张树芝 张耀祠 陈坊仁 陈其通 钱信忠 郭林祥 傅崇碧 栗在山 康健民 （后来，少将中有2人晋升为中将，另授560名少将。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总共授少将以上将军衔1614人，其中有原国民党军官159名。）

周恩来分别把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粟裕、徐海东等在京将官。

徐海东主动提出受之有愧，高了。周恩来说：

“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

9月28日，国防部举行授衔典礼，国防部长彭德怀授予在京部分校级军官军衔。

后来从11月开始到1956年初，各军兵种和各军区的授衔典礼，相继在各领导机关所在地举行，贺龙、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其他高级将领，代表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国防部，分别授予各单位将官、校官和尉官军衔。贺龙代表毛泽东授予邓宝珊一级解放勋章。

同时，各部队还举行了授予军士和兵军衔的典礼。

1955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的纪念日，首都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阅兵仪式。

这一天，所有登上天安门城楼或观礼台的军人，参加阅兵的部队，都换上了新的制式军装，分别佩带了从元帅、将军到校、尉、列兵不同的军衔肩章。

毛泽东仔细地端详着身穿大将军服、佩带大将军衔的粟裕，亲切地说：
“我们的粟总长一身戎装，气度不凡。新中国成立6周年了，解放军应该改一改战争年代的土气了。”

粟裕笑笑说：

“穿着这样一身服装，很不习惯！”

周恩来说：

“慢慢就习惯了。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啊！”

由于受浓云影响，受阅飞机延迟原定起飞时间，后与群众游行队伍同时通过天安门广场。

10月4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回复了一封信，并寄去了一首和诗。

原来，周世钊在6月20日陪同毛泽东游览岳麓山后，写出了一篇题为《难忘的一天》的日记和几首诗。后来，他给毛泽东寄来了一封信和他所作的几首诗，其中有一首题为《七律·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诗云：

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

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南巡已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

毛泽东接到周世钊的来信和诗作后，因国事繁忙，一直未回复。直到10月4日这一天，才写了这封回信，他写道：

惇元兄：

惠书早已收读，迟复为歉。承录示程颂万遗作，甚感，并请向曹子谷先生致谢意。校额诸件，待暇当为一书，近日尚未能从事于此。读大作各首甚有兴趣，奉和一律，尚祈指正。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顺问近佳！

毛泽东 1955年10月4日

毛泽东诗中的“卅年仍到赫曦台”一句，是指他在1925年自韶山赴广州，途经长沙，曾游岳麓山一带，作《沁园春·长沙》；到1955年重登岳麓山，恰好间隔30年。

10月4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怀仁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8人，候补中央委员25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中央各部委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负责人等388人列席了会议。

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讨论关于召开党的“八大”的问题。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

全会听取了陈伯达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全会对上述两项议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80人发了言，还有167人作了书面发言。

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在会议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位地委书记，列席中央全会并讲话，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此前，华国锋曾先后写出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3篇报告。这些来自故乡的报告，毛泽东读起来尤感亲切。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注意到华国锋的名字；也是安排他在这次全会上发言的主要原因。

在全会上发言的人们一致拥护毛泽东一再修改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批评了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出现的右倾错误；一致主张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朱德说：

“我听到同志们的讲话都很有信心，叫我这个素来乐观的人更加乐观了。我估计在全国农村中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可能会比中央预定的速度要快些。”

刘少奇也说：

“根据各省委地委同志对农业合作化所作的规划的报告，大约将在今后3年至4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速度，可能大大超过我国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合作化的速度，也可能超过毛泽东同志在7月31日报告中所提出的速度。”

邓子恢在发言中作了检讨。

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总结讲话。他说：

“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

关于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毛泽东说：

“农业合作化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问题，即在大约3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在同一时期内基本上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农业合作化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

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农业合作化，工人阶级还没有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还是动荡不定的。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对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们有些忘了。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在，农民还没有共同富裕起来，粮食和工业原料还很不充足。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就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找我们的岔子，向我们进攻。几年之后，我们会看到完全新的形势：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比过去更加巩固的联盟。

以前那个反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联盟是暂时的联盟，它巩固一下又不巩固了。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那些富裕的，变成富农的或很富裕的，他们也不相信我们，觉得共产党的政策总是不合自己的胃口。结果两下都不相信，穷的不相信，富的也不相信，那末工农联盟就很不巩固了。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的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嘴巴就被堵住了，资产阶级将发现自己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对我们都很必要，恩来同志也讲了这个问题。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业品来换得农产品。十月革命后有一个时期，列宁就打这个主意。因为国家没有工业品去交换，农民就不拿粮食出来，单用票子去买他不干，所以列宁打算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为的是增加工业品来对付农村中的自发势力。我们现在搞一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这是讲这两个联盟的相互作用。这两个联盟，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这两个联盟，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都是必要的。

土地改革，使我们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联盟，使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民得土地这件事，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它只破坏封建所有制，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这一次联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1950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既有生就有死。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土里头去。

现在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我们要用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一定要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15年已经过了3年，再有12年就行了。看样子是可能争取的，要努力争取。我们应当在外事工作方面、国防建设方面加强努力。

在这个15年的期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我们已经看见是很紧张的。在阶级斗争中，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的胜利，并且将要继续取得胜利。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4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4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地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地打击。

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3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镇压反革命，准备今年和明年一年，在包括国营工厂、国营商业、合作社、县、区、乡各种组织，还包括军队的干部、工厂的工人在内，大概共1200万人的范围内，进行肃反工作。讲起反革命来，好像没有好多，看也看不见，一直有，确实有，现在就已经查出来一批。粮食问题上也打了一大仗。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我们党内也有一股谣风，因此我们就展开了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我们进行过许多斗争，这次会议也是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在这4个问题上，我们展开了巨大的斗争，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和进攻，取得了主动。

资产阶级怕我们在这几个问题上对他们展开斗争，特别是怕镇压反革命。我们的镇反工作搞得好。这个工作要注意讲规格，没有规格那是很危险的。要合乎标准才叫反革命，就是要搞真反革命，不要搞出假反革命来。也要估计到，可能会出假反革命，说不出，那很难。但是，我们要求出少一点，尽可能不出假反革命。要完全合乎规格，货真价实，硬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同时，也可能漏掉一些真反革命。你说这次搞得那么干净，也不见得，漏掉是难免的，但是要尽可能少漏掉一些。”

关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防止“左”的倾向，他说：

“省（市、区）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这3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一有问题就去解决。”“专门喜欢事后批评，缺乏临机应变的指导，这是不好的。如果遇到情况不对，怎么办呢？情况不对，立即刹车。或者叫停车。”“省、地、县都有刹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我们要比什么呢？要比质量，比规格。数量，或者速度，有前面所说的那个规定就行了，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就是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

毛泽东在谈领导工作方法时，说到了他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的情况，他说：

“我用11天功夫，看了120几篇报告、文章。先是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120几篇，然后我对这120几篇搞了11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

毛泽东鉴于有些省委书记在会议上提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材料已经过时了，应当补充新的材料，他说：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你们可以带回去，看一看，把你们要增的材料送来，哪些应该抽掉的提出来，应该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语有不对的地方也提出来修改意见。限10月25日以前报送中央办公厅。”

关于思想斗争问题，毛泽东说：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肯定。”

在回答有人提出的“将来趋势”问题时，毛泽东说：

“在上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也讲过了，大约在50年到75年的时间内，就是10个五年计划到15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50年到75年这个期间内，国际、国内、党内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这一辈子有过多少冲突，武装的，和平的，流血的，不流血的，你能说以后就没有？一定会有，不是很少，而是很多。这里面包括打世界大战，在我们头上甩原子弹，出贝利亚，出高岗，出张国焘、陈独秀。有许多事现在是没有法子料到的。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可以肯定，一切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不是一定呢？我看是一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定的。那个资产阶级已经给自己造好了掘墓的人，那个坟墓都挖好了，它不死呀？要讲趋势，比较粗枝大叶一点说，就是这么一种趋势。”

正是：毛公前瞻发宏论，今人读来可惊心？

六十春秋铸铁证，“将来趋势”必成真！

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中写道：

“现在农村中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即将到来。党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1957年春以前，70%到80％的参加合作社，即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全国大多数地区，在1958年春以前，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在新疆地区实现合作化则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基本完成。”

全会还通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章程（草案）》，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

欲知七届六中全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实在是太深刻了，无论是他的结论，或是对未来的预见，都不能不使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在50年到75年这个期间内，国际、国内、党内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出贝利亚，出高岗，出张国焘、陈独秀”——这还不够神奇吗？但是，革命绝对不会就此终结，因为，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可以肯定，一切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定的。那个资产阶级已经给自己造好了掘墓的人，那个坟墓都挖好了，它不死呀？”这掷地有声的宣言，不正是劳苦大众的希望所在吗？！

第18章 1955年10月—

“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的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

话说1955年10月13日，毛泽东为征求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3次修正稿意见，给在京的10位中央政治局委员、8位副秘书长和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写信，要求他们“收到后，即予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并及时返回。关于第3次修正稿，他在信中写道：

“修改之处，主要是将原来的第2第3两节，合并为第2节；增加了解释工农联盟问题的第9节；在第2节中将落后乡除外一句改为一部分边疆地区除外；在第3节中将河北省的例子删去一部分；在第5节中，在谈社员成份问题的第1第2行和谈地主富农是否可以入社的那几行都作了一些修改，将第10节中谈地富入社的那几句删去；在第10节和第11节中也各有一些修改。在第3节的第2行、第4节的第2行和第13行，都说了注重质量的问题；在第8节的‘第三’中，加了要有停顿、间歇的意思，还加了要有及时的批评一点。”

10月15日下午5时，毛泽东会见了由上林山荣吉率领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他在谈话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热烈的欢迎你们，我们都属于同一人种。”

翻译刘德有听不大懂湖南话，慌乱中把“人种”翻译成了“民族”。周恩来马上予以纠正，说：

“不是‘民族’，而是‘人种’。”

廖承志看到刘德有更加紧张起来，立即坐到毛泽东身旁，微笑着说：

“我来，我来！”

毛泽东对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说：

“热烈的欢迎你们。我们都属于有色人种。有色人种是被人家看不起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有色。有些人喜欢有色金属而不喜欢有色人种。据我看，有色人种相当像有色金属。有色金属是贵重的金属，有色人种至少与白色人种同等重要。有色人种同白色人种一样都是人，都是第一类，不是第二类。第二类是动物，不是人。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肤色，都是平等的。我们两个民族现在是平等了，是两个伟大的民族。你们这个民族是个很好的民族，日本人，谁要想欺侮他们，我看是不容易的。你们现在有很多地方比我们高明，你们是工业化的国家，而我们现在还是农业国，我们正在努力。”

接着，毛泽东以幽默的口吻，从中国传统的待客之道说起：

“客人来看主人，是客人看得起主人，做主人的应该感谢客人。今天来的客人是我们的邻舍，左邻右舍，是很接近的一个邻舍。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日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以后我们要多来往，世界上没有只有一方面感谢另一方面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面感谢另一方面的事情，那就不好了。互相有好处，互相有帮助，互相感谢。”

毛泽东看有些日本议员仍然有紧张情绪，就幽默地予以解释说：

“我们之间是没有什么紧张的，你们感觉怎么样？也许你们没有来中国的时候，觉得中国是共产党国家，而共产党这个事情，有人说好，有人说坏，也许脑子里面会有一些紧张。中国对你们是不是有礼貌？是不是欢迎你们？是不是对你们提出许多责难？我想，也许你们没有来的时候是这样想的。”

日本议员联系到十几天来的访华情况，觉得毛泽东所说丝毫不差，一个个脸上露出了笑容。毛泽东又说：

“我们对你们没有提出什么苛刻的条件，没有什么可紧张的。不要那么紧张，紧张了不好过日子，还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好。再说，我们之间的社会制度虽然并不一致，但这个不一致并不妨害我们相互的尊重和友谊。过去的老账并不妨害我们，今天的制度的不同也不妨害我们。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主要是将来的问题。”

日本议员很爱听毛泽东这些话，觉得毛泽东的确不像蒋介石与美国人宣传得那么青面獠牙，狰狞可怖。他们又当场直接提出释放日本战犯问题，毛泽东极其明确地回答说：

“战犯问题提得早了一点，把正常的外交关系恢复了，就尽可能争取迅速解决这个问题。这道理很简单，我们并不需要扣留这批战犯。扣留他们有什么好处呢？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从法律上说，中日就是处于战争状态。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你们现在难以承认我们，我们是谅解的，我们不会责备你们。我们彼此间可以先搞些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以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一步一步地就会建立起邦交。按照你们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做，如果暂时不能承认我们，我们可以等待，有误会的可以慢慢解释。”

毛泽东还说：

“美国说我们是殖民主义，讲我们的坏话，说我们争夺他们的市场。这是不对的。因为第一，中国没有抢夺各国市场，而是美国人在抢夺各国市场；第二，不是中国在各国建立军事基地，而是美国在各国建立军事基地；第三，中国没有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而是美国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中国没有同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并附有政治条件。”

“中日两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美国压在我们的头上。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也抓住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亚洲这样大的地方它都想抓。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持久的。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里的事情应当由我们的人民来管。现在我们要求它放手，把手拿走。放手以后，我们再来拉手。”“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

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趁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坏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它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3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15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的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毛泽东讲完了，他请大家提意见。章乃器发言说：

“骂社会主义来得早的固然有，但我要乐观些。我认为欢迎社会主义早来的多些，因为他们在过去受过官僚资本的压迫。”

毛泽东说：

“不一定见得，国民党并没有搞掉他们的剥削制度。”

章乃器说：

“他们对制度感觉不到，他们注意的是工作、生活。”

黄长水插话说：

“还有下一代。”

章乃器接着说：

“帝国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要毁灭他们，我们则安排他们，少数人不舒服，多数人好了，生产增加，利润多了，收税的人来了不发抖。”

毛泽东说：

“你是主张红色资本家的，我们大有合作之势。”

章乃器说：

“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些人怕共产主义不如解放之初怕共产党。我是乐观派，主张调查一下。过去帝国主义倾销，官僚资本搞金元券，没有安排，反被挤垮。”

毛泽东说：

“总有人要被挤下台的。我们民主党派上了台不会下台，除非做了坏事。多数人是能改变的，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像对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究竟是先挤垮后收容好呢，还是不挤垮好呢？现在不先挤垮，抵触、破坏可以少一些。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慢一点，但整个生产力是向前发展的。农业也是一样。必须增加生产，使一些人的忧虑慢慢减少，说服家属朋友，波浪式地扩大。不要误认为今天谈了，明天回去就要共产。少数人开了会回去做宣传，有想得通的，有想得比较通的，有想不通的，会参差不齐。”

李烛尘说：

“几年来工商联做了工作，有成绩。一般工商业家与解放初期不同，但对他们宣传教育不够，方法不好，惩罚多、奖励少。政府方面也有些干部平时没有说清楚，开会就批评坏的，甚至抓人。公私合营企业的干部，对资方有错不当面讲，要人自己去体会，资方就怕了。”

毛泽东说：

“有意见，要讲清楚、明确。”

陈叔通、胡子昂都说，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了。黄长水接着说：

“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的。学习很重要，广州工商界参加有组织的学习的5000多人，每周3小时学习时间，工商讲座可发展到10000人。参加了学习的，违法就少了。”

毛泽东说：

“不是天生要违法的，是政府工作没有做好。”

荣毅仁说：

“政府干部批评工商业者有‘三靠’思想，即业务靠国营，资金靠银行，生产靠工人。靠要受批评，不靠又不好。现在工商业者在政治、工作、利润等方面都有些问题。政治上有些距离，工作上职权有问题，利润方面有些比较困难。”

毛泽东说：

“宣传要具体，只有批评没有鼓励不好，要估计，要分析，要肯定主要的方面。”

胡子昂说：

“‘三反’、‘五反’以后，资本家是两头小中间大，多数人是大势所趋，得过且过。总路线宣传以后，情况有些转变，主席的合作化问题报告发表后，工商界很感兴趣。”

毛泽东说：

“把鬼讲开了就不怕了。”

胡子昂说：

“现在怕基础不稳，希望工商业改造也来个高潮，政府加强领导，工商界大起胆量。现在有基础。”

此时，吃饭的时间到了，毛泽东与大家一起共进晚餐。晚餐后又继续座谈。毛泽东说：

“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做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要吊桶。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

10月28日上午，毛泽东在给彭真、邓小平的信中写道：

彭真、邓小平同志：

明日下午4时勤政殿的会集，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300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

毛泽东 10月28日上午8时

10月29日下午，毛泽东召集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原定在勤政殿举行，可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员太多了，勤政殿容纳不下，便不得不改到怀仁堂进行。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有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和各企业单位负责人。

陈云首先讲话，他主要是讲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安排和改造问题。

接着，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刚才陈云同志说了许多，我来补充讲几点意见。这些意见，早两天跟有些朋友说过的。总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人们问：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前途如何？或者趋势如何？我们早几个星期开了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对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也有许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趋势如何？前途如何？这个问题，全国广大的人都是存在的，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改变社会制度。现在我们存在两种私有制：一种是个体小生产者的私有制，一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改变这两种私有制的过程中，凡是处在这两种私有制地位的人，都发生前途如何或叫趋势如何的问题，都处在一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之中，不晓得将来会如何。本来，对前途问题，我们的宪法已经规定得很清楚，在去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过，关于五年计划等各种文件也都讲过。为什么还是经常发生这个问题呢？原因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地位的人，对改变这样一种制度，自然地会发生不晓得命运怎么样的问题。说完全不晓得？也不是。晓得一点，但是问题还是发生，还是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就这一问题贡献一点意见，就是说，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是不好的，每天难过日子。旧社会就是那样子，无论哪个阶级，自己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是在被统治之下的，他们没有得到什么权利，命运操纵在人家手里。统治阶级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比如国民党政府，它也是不安的。我们有一个一定的发展方向，有一个社会发展的规律可以把握，应该是安的。但是对这一点要讲清楚，并且要经常讲。如果不经常讲，今天安了，明天又不安。比如讲统一战线到底还要不要？现在经常发生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政党（共产党或者它的中央委员会），一个集团，少数人或者个别的人，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这么一个问题。这是看统一战线存在下去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对劳动人民事业、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利益还是没有利益来决定的。刚才陈云副总理说，我们的道路很宽广，将来不怕没有事情做。我们跟国民党那个时候完全不同，我们的事业很宽广，每年都发展，我们不怕人多。我们已经在长期革命中证明：有统一战线比没有要好。革命战争时候，就是找不到许多人，哪能有今天这样的机会，找了许多人坐到这里来开会。那时候，国民党不许可嘛，他们不赞成我们，讲共产党许多坏话，说什么共产党不像样子，头就不只一个，有3个头，样子也很难看，总之，是坏透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国民党拿这种话到处讲，讲得许多人也似乎相信了。那个时候，要找人谈，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有困难。现在证明，建立了统一战线对我们的帮助。不但对过去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利的，就是对现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也是有好处的。因此，统一战线要维持下去。宪法上已经作了规定。总之，我们的事业一天天地发展，与国民党的事业一天天地缩小相反。现在我们的事业，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欺负，包括国内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建设工作还刚刚开始，所以大家应该安下心来。我总劝朋友们，经过你们再劝更多的人，大家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建议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最好全部用抽水机，因为抽水机它不是七上八下。这样，睡觉就比较好些。刚才陈云副总理讲的话，也是抽水机性质。不要发愁，开始是会有困难的。比如工作安排和政治安排是否妥当等等，会有些问题发生。但是经过商量，经过考虑，经过调查研究，总可以实事求是地求得解决的。这样，大家就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3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农民这个阶级还是有的，但他们也变了，不是个体私有制的农民，而变成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了。这种共同富裕，大家有把握，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那时，全国只有一种工人、一种农民和一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农民的知识分子。

刚才陈云副总理说，全面规划里面有宣传这一项，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现在，听到各大城市工商界都有学习的组织，我们很高兴。学习应该逐步地扩大，每个城市要有几千人，要逐步地有更多的人来学习应该学习的东西。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要有比较少数的核心人物。这次召集会议，我们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希望每一个大城市有几十个、几百个核心人物。在工商界里面，这些人比其他的人要觉悟一些，要进步一些，经过他们来教育其他的人。这点是不是可能呢？我们看，过去这几年，工商界已经有一些人觉悟程度是比较高的，他们懂得国家的政策、方针。因此，我们觉得完全可以设想：经过工商联、民建会、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壮大这么一个队伍，全国有几千人。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要有几年的准备工作。我曾经同一些朋友说过，并不是今天说了，明天就要共产（指资本主义工商业国有化——笔者注）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讲准备共产。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广泛宣传。这个东西是历来被人家说成不好的，曾被蒋介石说得很不好。最近几年情况虽然变了，但是还有一些人对实行社会主义动荡不安。由一种制度变为另一种制度，他们势必不安，因为还在变嘛；变了以后，在一个时期，他们还会感到不舒服，因为旧制度残余还在脑筋里面存在着。新制度的宣传，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要逐步宣传，使新制度的思想逐步增强，使旧制度的残余逐步减少。工商界的人中间也会是参差不齐的，有些人更觉悟些，有些人不觉悟些，甚至最后还有一些顽固分子。资产阶级连他们的家属，大概有700万人左右。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小商小贩、独立手工业者（不包括店员、手工工厂的工人），有两千几百万人。两者合计有3千万人左右。面对这么大一个队伍，应该有一个整个的宣传教育计划。有许多工商界的朋友提意见说，五年计划报告中间关于宣传教育方面提得不够。我说，这个意见提得好，过去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全面规划。今天到会的有政府许多部门的同志，有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同志，你们就没有管这个事嘛。而且，宣传的时候要作得恰当，要实事求是，对情况的估计、分析，应该是好的就说好的，坏的就说坏的，有多大程度的缺点就说多大程度的缺点，不要夸大。据我们看，经过这几年，整个工商界是有进步的，各民主党派的工作是有进步的，基本情况是好的，是向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的。作这样一个总的估计，我看是合乎事实的，是需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恰当的基本的估计，那么我们就不能建立信心，工商界本身会没有信心，向他们进行工作的人也会没有信心。感到横直是不能改造嘛！横直是没有希望嘛！那个私有制无论如何拔不掉嘛！根挖不掉嘛！那有什么办法呢？白费气力，搞了五六年了，成绩没有，或者有也很少。总而言之，搞社会主义改造，搞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路线错了。是不是能这么说呢？我看，不能这么说。能不能说工商界在抗美援朝、经济建设、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买公债等方面，一点好事没有做，一点成绩都没有呢？我看，不能这么说，也没有听到有人这么说过。对整个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应该肯定他们的成绩，不然就没有信心，下文就不好办，而且那种说法根本不合事实，因为这几年确实是有成绩的。同时，讲到成绩并不是抹煞缺点，会有缺点的。是缺点就说是缺点，缺点有多少就说多少。这就叫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我们不要那个不实事求是的方法，不要片面的分析方法。不实事求是就是主观主义，片面分析就站不住脚。

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原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地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使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如果新制度不能证明比旧制度大为有利，那新制度就不可取了。新制度所以应该采取，就是因为比旧制度有利得多，不是只对少数人有益处，而是对全国人民都有益处。

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15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是工人生产的利润中间分给私人的部分。有说一年四五个亿的，有说没有这么多的，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帐：工业方面有25亿元，商业方面有8亿元，合计是33亿元。我想，如果15年再加恢复时期3年共18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1949年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15年、18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方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政治地位方面，给选举权的问题，无所谓安排了，因为我们早已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剥夺它的政治权利的，跟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要剥夺一个时期。比如地主一般是要5年，有些还要延长，看他表现好，才能改变成份，才给他选票。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合作的政策，他们的政治权利是已经有的，将来阶级成份变了，不是资本家了，变成工人就更好了。因为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吃香嘛。过去有钱的人很吃香，现在似乎讲一讲工人阶级才舒服的样子。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我们的目的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1亿多人口，我们有6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100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大家努力，至少是50年吧，也许75年，75年就是15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两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4个人中间就有我们1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

再谈谈领导方法问题。领导的方法可以好一些，也可以差一些。领导要能够适合客观发展的规律。如果领导得好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好一些，缺点错误就少一些，工作也就好一些。如果领导得差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差一些，工作也就差一些。所以，我们要注意领导方法，各个党派、工商联，中央同地方，都要注意用什么方法使大家更觉悟一些。为什么企业偷税、漏税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领导者对他们宣传教育得不够。学习多一些，偷税、漏税就少一些，没有学习的就偷税，漏税。所以，偷税、漏税也有我们领导者的问题，不能只怪人家。当然，领导者不止我们这几个人了，在座的都是领导者，许多人都是人民代表、副市长、工商联委员，政协委员、民主党派负责人，你们都有责任。你看，归根到底又把问题搞到你们身上来了。当然，我也是要担负一点责任，不担负也不行罗！我们大家担负责任，共同负责，这是整个民族的问题嘛！”

毛泽东讲完后，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副主任委员李烛尘、荣毅仁、黄长水、胡子昂先后作了重要发言。李烛尘在发言中还说：

“我建议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在庄严的怀仁堂，当着毛主席的面，每个人应提出保证，一定要把核心工作做好。大家如无异议，请大家起立表示决心。”

工商联全体执委立即起立，高声欢呼。毛泽东仔细地听完工商联各位负责人的发言后，再一次讲话，他说：

“听了好几位的讲话，觉得很好。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阵风，说是要共产了，不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也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个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的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引起误会，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所以，核心分子非常重要，因为有核心就能有领导，就能达到有秩序有步骤的进行。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很羡慕。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有全国的意义，还有国际的意义，因为整个世界都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这方面，我们在世界上是走在前面的，中国的资本家将来是先进者，我这个支票也是可以开的。中国人是要走在前面的。（周恩来插话：是对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当然，我不是讲一切国家都会走我们的方向，而是讲比较落后的国家会跟我们学的。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要做好事，这是一个原则。我们跟许多朋友谈过，做好事越多越好。做好事越多，前途就越好，得到的好处就会多一点，在社会上就更有名誉。在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间，在参加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间，替人民做好事越多，工作成绩越好，得到人民的嘉奖就应该越多，不会成反比例的。总不能说，立了功了，还得倒霉。不是那么一个趋势，那是不合道理的，是说不通的，人家是不服的。这样，定下这么一个标准，就可以鼓励上进，鼓励做更多的好事，做得更好一些。当然会有参差不齐的。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一个不动摇、一个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农民也是这样，他加入合作社也要经过多少次考虑，经过家庭商量，想加入又不想加入，搞过几次以后，才下决心。你说，工商界就没有三番五次的考虑，不开家庭会议、同业会议商量？我们最后要引导他们到一条路上，就不动摇了。要逐步引到那一步，先有少数先进分子不动摇，逐渐使更多人把怀疑、犹豫、动摇减少。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反而快。早两天跟朋友说过，就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定会有困难的，也一定会有破坏的。有的地方搞合作化，曾死了一些牛，猪也减少了，出现了‘三叫’：人叫、猪叫、牛叫。合作化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才能够做到‘三不叫’。要‘三不叫’，就要人有饭吃，猪和牛也要有东西吃。你们工商界就不好提这个‘三不叫’了。人不叫是要的，但机器不好不叫。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

1955年11月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召开第2次会议。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

与会者在讨论中，纷纷表示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命运，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分析对比了解放前和解放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的发展道路，认识到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才是唯一光明的道路。

11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农业合作社要有计划地发展和整顿”的指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江苏、山东两个省委关于在发展了一大批合作社之后，如何完成整顿工作，使它们巩固起来，以利明春大规模地发展农业生产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两个报告中，特别是山东的报告中，有许多新的意见，值得各地注意。这两省（还有云南、贵州和其他若干省份），由于在中央召集的今年5月17日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之后，即在夏季（6、7、8月）做了准备工作（山东的准备时间较短，是一个缺点），所以他们在秋季的头两个月（9月和10月）即完成了一年的发展计划。他们准备在今后5个月内（今年11月至明年3月），结合粮食三定、统购统销等项尚未完成的工作，大力完成整顿合作社的工作，这主要是建立和健全合作社的管理机关，建立和健全劳动组织，做好生产规划，做好生产工具和生产资金等项问题上的互利安排，制定社章，做好冬耕冬种（在南方）和积肥等项工作，以利明春的生产。在这个季节安排问题上，中央认为这样做是很有利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可以这样做，都可以将合作社的建社整社工作提早一季，即夏季完成建社的准备工作，秋季完成建社工作，冬春两季完成整社工作。只要夏季的准备工作做得充分妥帖，秋季的建社并不需要很多的时间，有两个月时间即可以完成。秋季剩下的时间和整个冬春两季，都可以做整社工作和其他工作。此事请你们加以研究，好好地安排1956年的工作。合作社大发展一批以后，区乡干部感到问题很多，担子很重，难于解决，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其实，这是不难解决的。其办法，就是在每一个乡里，抓住一个至两个问题最多的合作社，深入进去，加以研究，找出解决的办法，就可以引导该乡一切合作社迅速地仿照办理。在一个区里，只要整好几个合作社，就可以引导全区各乡的合作社迅速地仿照办理。在这里，建立乡、区和县的合作网的组织，是很有用的。这一点，请你们向县、区、乡干部加以强调。至于按照计划大发展一批合作社以后，及时地宣告停止发展，使运动转到整顿阶段，这是完全必要的。按照上述的季节规划，一年只有一季是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都是整顿和准备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也可以有一些零星的个别的发展，但是主要的发展时间只有一季，并且还只需一季中的两个月，这样就可以基本上避免由于漫无限制而引起的“左”倾错误。因为有了这样的有计划的发展和整顿，合作化的总的进展是好的，有一些县、一些区和一些乡，由于种种原因，合作社发展少一些，也就不要紧了，在以后几年中逐步地跟上去就好了，不要怕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从现在起，全国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为数量问题已经引起全党注意，而质量问题则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

中央 1955年11月1日

尔后，毛泽东就陈嘉庚的来信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批语。

陈嘉庚在10月9日给毛泽东的来信中，叙述了他9月再访延安途中拜谒黄帝陵和轩辕庙时看到的情况，提议政府采取措施，保护黄帝陵庙。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周总理：

此件阅后，请提交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 11月1日

这天晚上9时25分，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南下，视察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及城市工商业等情况。11时50分，专列抵达天津，停车1小时。毛泽东在车上召见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副市长万晓塘，听取了汇报。

11月2日清晨6时58分，专列到德州车站，停车1小时。毛泽东召见德州地委书记谈话。

上午10时43分，专列抵达济南。毛泽东召见谭震林和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谈话到下午1时结束。

是日晚9时10分，毛泽东与济南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谈话，9时55分结束。

晚11时56分，专列到达泰安。毛泽东在专列行进中，与被召上专列的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谈话。

11月3日凌晨1时54分，专列到达兖州，毛泽东结束了与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的谈话。2时25分，毛泽东与兖州地委书记、副专员谈话。

凌晨6时45分，专列抵达徐州，停车1小时。毛泽东与徐州地委书记、专员谈话。

上午9时40分，专列到达符离集，毛泽东与地委书记和专员谈话1小时又10分钟。

11时45分，专列到蚌埠，毛泽东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副省长张恺帆谈话，至下午1时30分结束。

11月4日凌晨1时45分，专列到滁州。毛泽东与滁州两位地委副书记谈话，2时50分结束。

凌晨3时，专列到浦口。25分钟后，毛泽东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省长惠浴宇及南京市委书记、市长谈话，5时28分结束。

7时21分，专列到镇江。毛泽东与镇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8时18分结束。

上午10时45分，专列到无锡。毛泽东与无锡市委书记、市长谈话，11时55分结束。

中午12时47分，专列到苏州。毛泽东与上海局书记柯庆施、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苏州地委书记、副书记及苏州市委书记、市长谈话，下午2时30分结束。

下午4时25分，柯庆施、许建国与毛泽东同行抵达上海。毛泽东下车到游泳池游泳1小时候后，上了专列。

11月5日晨6时，毛泽东与柯庆施、许建国及上海市其他领导人谈话；吃过早饭，又谈到9点40分。

中午，毛泽东下车游泳1个小时。

下午2时45分，专列到松江。毛泽东与松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3时37分结束。

下午7时，毛泽东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杭州。

从北京到杭州不过区区4000余里，毛泽东的专列竟然走了5天4夜。他一路上先后召见了省市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市长、副市长及地委书记、副书记、专员、副专员等大大小小40多名地方领导人。一时间，空中电波频传，地面上有关人员闻讯奔走，你来我往，川流不息，此情此景，蔚为奇观也！

这正是：五天走京杭，一路连夜日。宵旰为底事，专列人如织？

且说此时的杭州，虽已临近立冬时节，却依然风景宜人。毛泽东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五云山。

北高峰在西湖附近。毛泽东在攀登途中，常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学习英语。他第二次攀登北高峰，很有感触。最后一次登临，心情极佳，健步踏过数百个石级，盘绕26道弯，登上山顶。上面平旷如盘，高塔矗立，四外远眺，入目而来的是群山屏列，西子湖云光倒垂，波平如镜。整个杭州城尽收眼底，高楼大厦，比比皆是，往来汽车，蠕动如蚁。毛泽东立于山颠，随口吟道：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莺。

他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马上将这一首《五律·看山》记录了下来。毛泽东解释说：

“这里的‘扇子’是指扇子岭，‘佳人’就是美人峰喽。”

说罢，他又翻开了英语课本，说：

“现在，既不热也不冷，只有学习喽。”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最早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林克提出来的。林克说：“1959年11月，他在杭州休息时，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等处。在攀登途中，他常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这时往往坐下来学习英语。在多次攀登北高峰之后，他曾诵诗一首：‘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莺。’”

据陪同毛泽东的王芳回忆，《五律·看山》一诗是毛泽东在第一次到杭州期间三上北高峰时打的腹稿，诗成时间则是在1955年。他是这样说的：

“这是毛主席1955年在杭州写的一首诗《五律·看山》。八十年代公开发表后，大家都说毛主席这首诗是对杭州的湖光山色的赞美。如果光从字面上看，是无可非议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其实不然，主席是在批评我们警卫工作。主席对我们在搞警卫工作中脱离群众的做法十分不满，用写诗词的方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主席三上北高峰，都是他第一次来杭州那段时间。根据主席不走回头路的习惯，3次我们分别从北高峰的正面和东、西两侧爬上去，再从不同方向下山的。主席为什么对北高峰特别感兴趣，连去3次？我分析是北高峰是杭州近郊最高的山峰，主席喜欢登高望远，站在北高峰顶，放眼远眺，湖光涟滟、山色空濛，滔滔钱江、烟波浩渺。主席诗人气质，对这景色的感受肯定和常人是不大一样的。社会上有人传说，一些小报过去也捕风捉影，说主席在北高峰的庙里抽过签，说他有帝皇之相。那是胡编乱造。我清楚记得，第一次我陪主席去北高峰，是从北高峰的正面即灵隐后面，经上天竺过韬光寺上去的，李敏和毛远新也跟去了。当时他们还都是小孩子，对在天竺庙里有人抽签算命感到很新奇。主席上山热了正在擦汗。毛远新、李敏跑来对主席说有不少人在庙里抽签算命的事。主席说，这是一种迷信活动，等你们长大就见不到了。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试一试，若干年后你们就体验不到了。主席这句话的意思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这种封建迷信活动很快就要取缔掉了。他是让孩子们作为生活体验去接触一下这种东西的。”

“第二次登北高峰是从玉泉经凤来亭过桃花岭上山的。往留下方向下来时天色已晚，望见村烟缭绕，正是农家点火做饭的时候。我们下山路过一户农舍，只见门户紧闭，不见一人。尽管这种情况事先我就知道，此时我心中仍就觉得有些矛盾和不安。主席外出，既要确保绝对安全，又要能够接触群众，如何处理好其中的关系，我们在工作中不断努力和探索，但离主席的要求还是很远。主席和我们站在农舍旁的几棵大松杉下休息。这种松杉不仅长得高，树冠大，冬天不落叶，春天长新叶，掉老叶，风一吹，树叶纷纷落下。主席站在树下闷声不响，似在思考什么问题。我准备挨主席的批评。这时，忽然从房后跳出一只大公鸡，它见人也不害怕，迎面向我们走过来。这时主席笑着对我说：‘厅长，厅长，你把群众管住了，却没有把大公鸡管住。是这只大公鸡不听你管，还是你管不住它？我们到这里，没有群众欢迎我们，还有大公鸡欢迎我们呢！’主席用这种风趣的方式批评我们，对警卫工作脱离群众表示不满。

主席第三次上北高峰，是从留下老东岳上去的。那条路是石板铺成的，年代久远，多有破损，路面长满杂草，但相当陡，两旁没有树木。已是三月中旬，那日天气晴好，空气有些闷热。登山时身上微微出汗，主席敞开衣裳，手里拿了把扇子。由于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浙江又是蒋介石的老巢，敌人的破坏活动很频繁。中央指示公安机关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因此，我们对主席的警卫工作也特别小心。为保万无一失，在主席活动经过的地方，我们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那天上山前，我们事先派人对游人做了疏散和布控。主席一路上见不到群众，他很不高兴，也不啃声。那首《五律·看山》的诗歌，我估计就是那天打的腹稿。

主席在诗中写的‘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指的是他三次登上北高峰，远望杭州一座城，不见杭州老百姓，在北高峰上，只看到‘飞凤亭边树’，吹到‘桃花岭上风’，凤来亭，桃花岭，原名飞凤亭，桃源岭，主席在诗中把它名称改了。这些地方本来是人们来往休息的地方，但此时却见不到群众。‘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两句，意思是冬去春来，杭州西湖更美。他记得二上北高峰时，在大松杉树下休息，春风吹来，‘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鹰’，在门户紧闭的农舍旁，只有一只大公鸡来欢迎他。主席由此感受到一个领袖人物，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从现实生活中到思想上、感情上，如果不能和群众紧紧在一起，以致脱离群众，远离群众，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另有《党的文献》杂志在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根据毛泽东的手稿，将《五律·看山》的写作时间定为1955年。此后，仍有诸方面详细考证，认定是写于1959年11月。

欲知毛泽东在杭州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1955年10月27日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谈话，10月29日在怀仁堂召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11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农业合作社要有计划地发展和整顿”的指示，标志着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已告一段落，他的工作重心开始向农业发展规划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移。更有意思的是，他和陈叔通等人的谈话和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厌其烦地娓娓道来，颇有深意，讲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道理，这就是：“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有人说，教育和带领民族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是毛泽东的一大创举，这话不无道理！由上述两例便可窥见一斑。

第19章 1955年11月—

“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话说1955年11月7日，毛泽东在杭州与警卫一中队的江苏、浙江籍7名战士座谈，了解农村情况。

11月10日，毛泽东与刚刚探家归队的几名战士座谈，了解他们家乡农民们的情况。

这一天，毛泽东在全面的调查研究之后，召集华东、中南地区9个省市委书记和有关人员柯庆施、陈伯达、王任重、吴芝圃、刘顺元、陶铸、邵式平、舒同、曾希圣、周小舟、江华、陈丕显、张劲夫、张霖之、李丰平等19人开会，即第1次“杭州会议”，专门研究农业发展规划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为起草决议做准备。

11月12日，毛泽东要陈伯达打电话给北京的陈云，征求他对起草决议的意见。

杭州会议就发展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交换意见，听取了浙江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汇报，讨论并提出了《农业十五条》。

11月14日（至17日），经毛泽东和柯庆施、陈伯达讨论，由陈伯达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中写道：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区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

11月16日，毛泽东指示刘少奇、邓小平等在北京召开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中城市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会议。

11月16日晚，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胡乔木奉命为《人民日报》起草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初稿写成后，曾送毛泽东审改。因此，他在回信中写道：

主席：

14日社论修改稿收到。对社论稿少奇、恩来、陈云、小平、维汉、涤新、拓夫、邓拓、冷西等同志也提了不少好的意见，昨15日已据主席和他们几位的修改意见又改了一下。中央已把这个稿子印发给到会各代表，并要他们再提修改意见，在18日午前汇齐，准备19日定稿，20日见报。现将昨天的修改稿校正一份送上（伯达同志处另送）。定稿以前主席想已返京，估计那时还会有些修改，所以主席若待那时再作最后审阅也可以。

敬礼！

胡乔木 11月16日晚

11月17日凌晨，毛泽东在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中写道：

少奇、小平同志：

送上《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3份，请予审阅处理。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和我3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仓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于18日或19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委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因为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

农业合作化的情况，根本好转，估计明年一年，即可达到全国基本上初级合作化，即达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户入社，大大有利于农业生产。为了商量这个问题，附带也谈一下工商业改造问题，我召集了9个省的书记在这里开会一二天，情况容面报。

敬礼！

毛泽东 11月17日上午4时

随后，他派人回京把印出来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送给刘少奇、邓小平。

这一天，毛泽东还给黄炎培回了一封信。

原来，此前的黄炎培因病住院动手术，他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准备这副老机器活动力安全恢复以后，将发挥新的精神，重新投入战斗部队，为光荣的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指示努力。”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任之先生：

从医院给我的信收到了。尊恙痊愈，极为高兴。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因在旅行中，故未能早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11月17日

11月17日晚，毛泽东复信给胡乔木，他写道：

乔木同志：

此件看过，可用，可以不再给我看了。作了两点修改：一、在第5页倒数第7行“镇压的”3字不妥，改为“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有分别地加以惩处的”；二、在第6页末行“私股”下加“按照具体情况适当地”9字，下接“分得”，此点请商陈云同志，是否这样较妥当些。

毛泽东 11月17日夜

11月18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北上。

11月20日，毛泽东抵达天津，召集北方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吴德、乌兰夫、白坚、吴砚农、马文瑞、陶鲁笳、黄欧东、欧阳钦。会议讨论了在杭州搞出的《农业十五条》，又加写了两条，使之成为《农业十七条》。

《农业十七条》的主要内容包括：1、1956年下半年基本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1959年基本完成合作化的高级形式。2、12年内全国基本消灭荒地荒山。3、12年内各地90％以上的肥料由地方合作社自给。4、12年内粮食亩产，秦岭、白龙江和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达到800斤。5、7年内基本上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若干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消灭老鼠、苍蝇、蚊子等4害。6、7年内基本扫除文盲，修好各地必要的道路，并建立有线广播网和乡社的电话网。

《农业十七条》是毛泽东南下视察的主要成果，以后经过不断修改补充，形成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四十条》。此是后话。

是日晚，毛泽东由天津回到北京。

11月2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2次会议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和《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每一个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两次审阅修改的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

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彭真、陈毅等人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小组，为即将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做准备。

11月24日，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中城市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帝国主义眼前还不敢发动战争，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加快我国的发展。”

毛泽东批评了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的现象，他说：

“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全面规划，二是接近群众。所谓全面规划，就是将许多侧面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但是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跟群众的接触中发现的。”

他还批评了一封署名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他说：

“这封信的基本观点是把资产阶级跟地主阶级等同起来，否认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不承认资本家能够改造好。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要进步。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落后，但比封建主义进步，比小生产也进步，因为它是用机器生产，而小生产是用手工生产。这封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不能认为，‘五反’以前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现在实行公私合营了，资产阶级反倒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了，资产阶级越搞越反动了。恰恰相反，‘五反’以前，它的反动性多一些，它的坏的方面多一些，‘五反’以后逐步减少。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我们的社论上也写了，一只脚进了门，那一只脚也要进了，到了门槛上了。头一只脚占二分之一，第二只脚进了一半，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那么它积极的一面还有没有呢？现在来一个结论，说是没有了，它坏的方面不是越搞越少，而是越搞越多。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否定了我们党的教育工作。这样看是不对的。”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

11月24日晚，毛泽东复信给达赖喇嘛，他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达赖喇嘛：

1955年7月6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我时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相处的那种愉快的情形。何时再能和你见面呢？大概要再等3年，等到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那时你也许会来这里吧。你回去以后的许多活动，我觉得都很好。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不久可以成立，各族人民都会很高兴。西藏是在前进。当然不要性急，每年有一些进步就好了。希望你好好保养身体。我们这里的情况还好。也做了一些错事，正在批评改正。中国是个大国，但是现在还是不富不强，希望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后，变为一个又富又强的国家。西藏是很有前途的地方，希望你们好好做去。很高兴地看到你在信里附寄的西藏鲜花，我在这里也附寄一朵给你。希望经常看到你的信，随便写几句，不拘形式，就是好的。余事请问张国华同志。我已嘱咐张国华同志，叫他好好向你请教。

祝你健康愉快！　　

毛泽东 1955年11月24日

尔后，毛泽东又给班禅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亲爱的班禅额尔德尼：

你在1955年8月13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感谢！你们那里工作有进步，听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和拉萨方面的团结日益增进和巩固。希望整个西藏一年一年地兴旺起来。此复

顺祝健康！

毛泽东 1955年11月24日

接着，他给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周世钊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惇元兄：

你的信好久就收到了，你的大作及附件各种都已读悉，极为感谢！嘱写的字至今未能应命。你那里还不那样急需罢，我想等一等再讲，如何？你下去跑没有？最好一年下去跑几次，每次两三星期也好。我最近出外跑了一次，觉头脑清新得多。你下去时，不只看学校，还可看些别的东西。再谈。

顺问教安

毛泽东 1955年11月24日

11月26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致电铁托等，祝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电文中说：

“中、南两国人民过去在争取自己祖国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就存在着深厚的友谊。中、南两国的友好合作自从两国外交关系建立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相信，这种友好合作还会不断地得到加强和发展。”

11月27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和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文件的指示稿，他加写了两段话：

“四、在12月下半月内，你们要召开一次关于研究改善我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会议，准备派人出席在明年1月10日左右由中央召开的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的意见和材料。此事将另有通知。”

“五、中共中央七中全会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修正本，日内即可送给你们。”

11月28日，毛泽东就西藏贸易等问题，在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先念、李维汉的信中写道：

刘、周、陈、小平、李先念、李维汉同志：

和张国华谈了一次，他提出对西藏贸易每年赔钱1800万至2000万元以求降低物价的计划，我认为很值得注意，似应实行他这个计划。因为我们去后，粮价涨了几倍，茶价涨了两倍，百货也涨了60%，这对西藏人民是很不利的，长此下去，什么改革都谈不到，最后可能引起失败。因为西藏不能和新疆、内蒙相比，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要用特殊的办法解决。而目前行得通的办法，就是经济上长期补贴办法。西藏面积很大，地质形成较全国许多地方为晚，很可能有极大的地下蕴藏，有待将来开发，目前赔一点钱，将来会补偿的。此事请陈云、先念、小平研究一下，在张国华走前，在书记处一谈。

附件请一阅。

毛泽东 11月28日

阅后退毛

11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日本前首相片山哲为团长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李济深、沈钧儒等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我们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两国人民的合作对于亚洲和世界和平是有利的。鉴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现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希望着和平。联合公报中相互保证尊重国家主权、互不侵犯、互相不干涉内政的规定是很好的，是尊重目前世界上的实际情况的。战争已经结束了10年，美国还占领着日本，有将近一千个军事基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束缚着日本，这同战争刚结束后美国的占领日本，是两回事。很明显的现在是美国侵犯了日本，美国的占领日本，性质是侵略的。我们相信，日本人民有能力用各种方法包括非战争的方法把美国从日本赶出去。同样美国也侵占着中国的台湾。我们中、日两国都要求完全独立。”

11月29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在题目下写了一个说明：

（这个文件曾经在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有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且作为草案通过。）

尔后，他批示道：

小平、尚昆同志：

此件请将题目下括弧内的几句话加上，即付排，先打清样7份，于本日下午分送刘、周、朱、陈云、彭真、小平及我（送前标出修改的地方），再看一次，即可印发。

毛泽东 11月29日

11月30日，毛泽东审阅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两个报告，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甘肃省委并告青海、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南、福建、热河省委及其他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电，他写道：

“看了甘肃省1955年11月10日关于批判‘甘肃落后论’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报告和11月23日关于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报告，我们认为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只是合作化的发展计划小了一点。”“你们应当改变这个计划，将已经积极要求入社占总农户40%的农户，就在今冬明春分两批吸收入社，连同已入社的农户，共达50%左右，这样你们就主动了，明年秋冬再来一个浪潮，就可以基本上合作化了。这样做对于用全面规划的方法去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是很有利的。”

毛泽东根据中南、华东、华北、东北16个省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大多数的省已经达到50%以上等情况，在指示中写道：

“看来各省群众的积极性都很高，如果今冬明春全国各省入社农户最少的能达40%以上，则可以肯定1956年下半年全国各省（除新疆自治区）均可以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合作化，这对今后的工作极为有利。你们的意见如何，请你们和各地委联系加以研究，电告为盼。”

进入12月份以后，毛泽东将主要精力用在重新编辑、修改《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上，田家英在他身边协助做一些编辑工作。

在此后近20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全神贯注，仔细精选材料，认真修改文字。有的材料文字太差，他像批改学生的作文一样，在材料中写上了密密麻麻的修改文字。他还把一些冗长、累赘、看了让人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引人入目，又突出了文章的主题思想。有一篇材料的题目是：《天津东郊区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共31个字，毛泽东将其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只用了9个字，简单明了，又抓住了主题。有一篇材料的题目是：《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毛泽东将其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

且说1955年12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西藏等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康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邓子恢、陆定一、陈伯达、王首道、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出席。

12月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复甘肃省委并告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电。

中共甘肃省委在12月2日关于全省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的报告中说：中央11月30日对我省农业合作化规划速度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我省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规划确实是小了。根据目前各地合作化进展的实际情况看，在今冬明春的一个浪潮中，入社农户数发展到占总农户的75%左右是完全可能的。毛泽东在指示电中写道：

“像甘肃那样的情况，我们的意见，今冬明春分作两批，共发展到占总农户40%多一点，如果不勉强，则占总农户50%多一点也可以，再多就可能不适合了。1956年下半年再一个浪潮达到占农户80%左右，那就很好。你们说在今冬明春的一个浪潮中，发展到占总农户‘75%左右是完全可能的’，这个数字太大，以控制在40%左右或50左右为宜。”

12月4日，毛泽东在新华社12月3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39期刊载的一则消息《江苏省农村宰杀耕牛现象严重》一文旁批示道：

陈云同志：

此件中江苏一条消息请看一下。这个问题，请在研究曾希圣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全面地研究一下，替中央起草一个回答曾希圣并告各地的电报，能在一星期内外，写好发出就好。

毛泽东 12月4日

12月5日，刘少奇在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各条战线要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他批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不积极，太慢了”，要求手工业合作化到1957年达到70％到80％。

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人针对手工业改造高潮中出现的问题，都作了阐述。

1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关于《征询对农业十七条意见》的通知。通知中说，中央提出准备在1956年1月10日中央召集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加以确定，以便纳入1956年的计划，认真开始实行。

12月15日晚20时，徐冰电话通知卫立煌说，毛主席有事商谈，希即准备，马上派车来接。

卫立煌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见傅作义、张治中等人先已到了，还有徐冰陪同在侧。毛泽东说，这次是请大家来谈谈话，交换意见。

谈话的内容包括怎样安排被俘的国民党军事将领等问题。

12月20日，毛泽东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的工作全部结束。收入这本书的按语共有104篇，计4万多字，其中有他写于9月份的19篇未作任何改动，也有一些是他在9月所写而在12月又加以修改的，其它的全都是他在12月份新写的。

通观毛泽东撰写的按语，无论其内容的重要性和广泛性，还是其文字的尖锐性和抒情性，所有在12月份写的都远远超过了9月份所写的。他在《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23户贫农只有3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3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6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他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的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

他在《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语中写道（全文）：

这一篇很好，可以说服很多人。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它坚决地支持贫苦农民的办社要求，在和富裕中农的竞赛中取得了胜利，由小社变大社，年年增产，不到3年，实现了全村合作化。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他们应当如同安阳县南崔庄的共产党人那样，坚决地支持合作社。但是，可惜，并不是每一个乡村的党支部都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就造成了混乱。首先是鸡毛能不能上天的舆论问题。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几千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如果党不给以批评，它就会使许多贫农和下中农感到迷惑。其次，在干部方面，又其次，在物质力量例如贷款方面，如果都得不到党和国家的支持，合作社就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我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没有能够给贫苦农民以坚决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它们，上面还没有给机会主义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还没有给合作化做出全面的规划，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于这个运动的领导。1955年，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几个月工夫，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里看的广大群众，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这边来了。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调。有些要求入社，有些准备入社。最顽固的，也不敢议论鸡毛能不能上天的问题了。地主和富农，一点神气也没有了。这同人民政府惩治了一批破坏治安和破坏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也是有关系的。总之，1955年的下半年，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1956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

他在《机会主义的邪气跨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

他在《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这也是一篇很有兴趣的文章。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他在《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一文的批语中写道：

“这是一篇动人的叙述，希望读者好好地看一遍。特别要请那些不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同志和那些动不动就想拿起刀来‘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地看一遍。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

他在《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看完这一篇，使人高兴。希望大家细心一读。希望一切条件成熟了的初级社，将这一篇向社员们宣读一遍，并且加以讨论，以便动员他们高兴地并社升级。这个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合作社的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

他在《勤俭办社》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领导的所谓‘穷棒子社’。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它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他在《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3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12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泰国经济文化秘密访华团，他在会见中的谈话全文如下：

我们中国可以同泰国贸易。泰国要卖几十万吨大米给中国，我们是可以买的。我们还可以买一些橡胶。你们需要什么呢？要钢，要铁，我们都有。要轻工业品我们也有。至于日用品，你们应该自己设厂生产。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设轻工业工厂。目前可以帮助你们设棉纺厂、造纸厂和糖厂。你们可以用大米、橡胶来换。如果你们需要，我们还可以派技术人员去帮助你们设计工厂，完工后他们就回来，把工厂全部交给你们。

对銮披汶总理、乃炮警察总监和乃练的致意，我表示感谢。我们希望大家合作团结起来，希望銮披汶同乃炮团结起来。中国并没有什么秘密，我们不是当面一套，背后另一套，我们只有一套，没有两套。这一点你们到印度和缅甸去就可以向他们了解。你们和我们接触再多一些，时间久些，也就可以了解到。

中国会不会侵略你们？你们可以看，看他十年八年。中国尊重不尊重你们，是不是把你们当做兄弟看待，你们也可以看。看他多少年，就可以看清楚了。还有一点，我们究竟讲不讲道理，你们也看吧。有人说共产党是不讲道理的，不讲信义的，不好惹的，过去闹过别扭，就不好做朋友了，你们也可以看吧！美国同我们的别扭闹得最大，我们都还想同美国做朋友，就是美国它不干。我们想干，它不干，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等吧。

你们的做法要慎重，美国是会下毒手的，要小心。你们当初提出要秘密地来，当我们了解你们的困难后，就同意了。我们要慢慢地、逐步地改进中泰关系。銮披汶同乃炮应该团结，团结对泰国有利。美国希望你们不和，内部争吵。它制造这派反对那派，那派反对这派，是为了乘机捣鬼。这次你们来很好，以后有机会再来。我们也可以派人去你们那边访问，只要你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去；如果你们不方便，我们也可以不去。如果我们去了，美国会同你们找麻烦，造成你们的困难，那我们也可以不去。我们也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我们不挑起人家来反对他的政府。吴努总理害怕我们挑起缅甸共产党来反对吴努政府，我们说，我们只承认你们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不能同时有两个政府。你们国内也有共产党，我们也不去挑起他们来反对你们的政府。

泰国有华侨，加入你们国籍的，就算泰国人了，没有加入泰国籍的才是中国人。要不华侨很多，人家会害怕。我们国外华侨的共产党组织也取消了，以消除华侨所在国政府的怀疑，使大家互相信任。我们究竟是否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那你们也可以看。口说无凭，你们以后还可以看事实。看的时间久了，就看清楚了。

后来，泰国秘密访华团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中泰贸易会谈纪要》。这次秘密访华的成功，促成了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在1956年1月间的公开访华。

欲知中泰关系以后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为重编的《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撰写的按语，值得仔细玩味。这些里程碑一般的文章，记载了那一时代的辉煌历史。他写道：“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的还少吗？”“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这些激情四射、掷地有声的文字，毫无疑问，将会永远彪炳史册！

第20章 1955年12月—

“让他们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自己解决了。”

话说1955年12月21日夜，毛泽东来到杭州，住进了西子湖畔的刘庄，准备主持召开修改《农业十七条》的会议。

这一天，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的通知（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全文如下：

今年11月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委书记和内蒙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十七条》，中央认为应当于1月10日中央召集的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加以确定，以便纳入1956年的计划，认真开始实行。为此目的，请你们于接电后即召集所属各地委书记和一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一下：甲、究竟是否全部可以实现，还是有一部分不能实现，实现的根据是否每条都是充分的；乙、除了《十七条》以外，是否还有增加（只要是可行的，可以增加）；丙、你们是否准备立即纳入你们的1956年计划内开始实行。以上各点，请你们于1956年1月3日以前研究完毕，准备意见。

《十七条》内容如下：

一、农业合作化的进度。1956年下半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省、市、自治区（除新疆外）一级的指标以要求完成75%的农户入社为宜，让下面超过一点，达到80%至85%左右。合作化的高级形式，争取于1960年基本上完成，是否可以缩短一年，争取于1959年基本上完成。为此，需要于1956年由县最好由区直接掌握每县或者每区办一个至几个大型（100户以上的）高级社，再于1957年办一批，这两批应占农户25%左右，以为榜样。这样是否可能？又由小社变大社，规模如何？一乡几社，一乡一社，数乡一社，3者是否都可行？全国总社数30万个，或者40万个，或者50万个，究以何者为宜？苏联是10万个社，我国是否以30几万个社或者40万个社为适宜？又先并社后升级为好，还是并社升级同时进行为好，还是先升级后并社为好？以上各点请你们一并加以研究。

二、地主、富农入社，1956年是否即照安徽、山西、黑龙江等省的意见办理，即好的许其入社，不好不坏的许其在社生产，不给社员称号，坏的由社管制生产，凡干部强的老社均可这样做。这样做好处很多，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势必逼使那些目前还不愿入社的上中农勉强入社，并且让他们先入社，然后再让地富入社，才使他们面子上过得去。这样是否有利？或者推迟一年，即到1957年才行上述办法。这二者哪一种有利些？请加研究。

三、合作社领导成份，由现有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占三分之二，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占三分之一。

四、增产的条件：（甲）实行几项基本措施（内容待商，各地可以有些差别）；（乙）推广先进经验（每年收集典型例子，每省印成一本）。

五、1956年一切省、地、县、区、乡都要做出一个包括一切必要项目的全面长期计划，着重县、乡计划，于上半年完成初稿，下半年定稿，以后还可修改。计划包括的时间，至少3年，最好7年，可以到12年。此事必须抓紧去做，你们是否已有布置？因为无经验，有许多可能是很粗糙的，但是必须争取少数县、乡的计划比较接近实际，以利推广。

六、全面规划保护和繁殖牛、马、骡、驴、猪、羊、鸡、鸭，特别要保护幼畜。繁殖计划待商，请你们准备意见。

七、同流域规划相结合，大量地兴修小型水利，保证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

八、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

九、在12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

十、在12年内，大部分地区90%的肥料，一部分地区100%的肥料，由地方和合作社自己解决。

十一、在12年内，平均每亩粮食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要求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800斤。棉花、油料、大豆、丝、茶、黄麻、甘蔗、水果等项指标，请你们提出计划数字，待商。

十二、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请你们研究各省区的地方病，那些是7年内可以基本上消灭的，那些是要延长时间才能消灭的，那些是目前无法消灭的。

十三、除四害，即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后来在1963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说：“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笔者注）。

十四、在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

十五、在7年内，将省、地、县、区、乡的各种必要的道路按规格修好（其中有些是公路，有些是大路，有些是小路）。

十六、在7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

十七、在7年内，完成乡和大型合作社的电话网。

以上各项，请你们和有关同志加以研究，于1月3日以前准备完毕。中央可能于1月4日左右先行邀集若干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几天，为1月10日的会议准备意见。

12月27日，毛泽东在刘庄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重写了一篇序言，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放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一文中，即“序言二”，全文如下：

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9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到现在，过了3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

事情是这样的。这本书编辑了两次：一次在9月，一次在12月。在第一次编辑的时候，收集了121篇材料。这些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大多数是1955年上半年的，少数是1954年下半年的。当时，曾经将这些材料印成样本，发给参加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地委的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意见。他们认为需要补充一些材料。会后，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在这些材料中间，有许多反映了1955年下半年的情况。这就需要重新编一次。我们从原来的121篇材料中删去了30篇，留下91篇，从新材料中选出了85篇，共计176篇，约有90万字，成了现在这个本子。收在这本书里的所有的材料，都经负责编辑的几个同志在文字方面作了一些修改，对于一些不易看懂的名词，作了一些注解；又按问题的性质作了一个分类索引。除此以外，为了批判某些错误思想和建议某些东西，我们还在一部分材料上写了一点按语。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我们写的按语，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这些按语因为是在9月和12月两次写的，故在语调上也就有了一些差别。问题还不是简单地在材料方面。问题是在1955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1亿1千万农户中，到现在——1955年12月下旬——已有60%以上的农户，即7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1955年7月31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1690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5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3年到4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完全是的。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都全面的领导了这个运动。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的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在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100%到200%。文盲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例如7年至8年）加以扫除。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总之，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

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1956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这本书是给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看的。城市里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看看呢？不但可以看，而且应当看。这是新事情。如同城市里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社会主义事业的新事情一样，乡村里也在每日每时的发生着。农民在做些什么呢？农民所做的，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所做的有什么关系呢？为了要了解这些，看一看农村方面的材料是有好处的。

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现在农村的情况，我们准备从176篇材料中抽出44篇，约有27万字，印一个节本，使那些不可能阅读全书的人也能够接触这个问题。

后来，《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在1956年1月出版时，毛泽东准备为这本书改一个新书名，他起先考虑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后来又向田家英征求意见说：

“书名叫做《五亿农民的方向》如何？”

田家英说，书中有许多材料是反映反面情况的，并不能作为五亿农民的方向，不如仍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好。毛泽东欣然接纳了田家英的意见，遂将该书定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他还对田家英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

且说12月30日下午，刚刚访日归来的以郭沫若为团长的科学家代表团大部分成员从上海来到了杭州。他们正要吃晚饭，突然接到了一个赴宴的通知，便从宾馆乘车出发了。42岁的物理学、金属学工作者葛庭燧问代表团副秘书长、中宣部办公室主任熊复：

“我们这是到哪儿去呀？”

熊复说：

“我们要去见毛主席。”

天色已近黄昏，车队来到丛林中的一块草坪上，毛泽东正站在圆圆的篱笆门前等候科学家们。他和每一位科学家亲切握手，大家跟着他进了篱笆门，走过一段园林路，来到一间宽敞的大厅里。毛泽东招呼大家落座，满面笑容地说：

“你们这次出国访问的担子可不轻啊！”

郭沫若向毛泽东汇报了访日的情况。原来，他率领的代表团成员有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尹达、中山大学副校长冯乃超、复旦大学教务长苏步青、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主任薛愚、水利部设计院总工程师汪胡祯、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冯德培、中国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吴学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葛庭燧、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茅以升等11位科学家及熊复等4名随员。因为没有直达航班，代表团只能选择从香港转机，12月1日到达东京。在日本期间，郭沫若率团紧密围绕“访问目的”，与日本各界人士进行友好接触，至25日结束，访问取得了巨大成功。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一切事情都是在变的嘛！”

郭沫若又汇报了代表团各个团员在日本各地活动的情况，说到了关于武汉长江大桥和三门峡工程的报告深受日本科技界的赞扬。毛泽东满面春风，高兴地说：

“让他们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自己解决了。”

郭沫若把曾经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现任铁路研究院院长兼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茅以升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爽朗地说：

“啊！我们是本家嘛！”

茅以升向毛泽东汇报了钱塘江大桥兴建经过。毛泽东说：

“你的钱塘江大桥我已经走过8遍了，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现在又主持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希望你再立新功。”

郭沫若指着葛庭燧向毛泽东介绍说：

“他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一员，在日本东京大学和其它城市作的几次学术报告很受欢迎。”

毛泽东说：

“好嘛，要赶上去嘛，要培养年轻人嘛。”

正说着，服务员来请大家到大厅另一端就餐。毛泽东和十几位科学家围坐在一起，葛庭燧就坐在他身边。他亲切地劝大家多吃菜，多饮酒。葛庭燧也端起酒杯向毛泽东敬酒。吃完了饭，服务员端来了桔子。毛泽东让大家吃桔子，还亲手递给葛庭燧一个，让他吃。众人离开餐桌，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谈话。毛泽东拿出香烟招待大家。葛庭燧说：

“我不会吸烟。”：

“青年人不吸烟是好事。你是哪里人呀？”

葛庭燧回答说：

“我是山东蓬莱县人。”

“蓬莱是个好地方，出神仙啊！”毛泽东笑着说：“你们那里还出了个吴大帅！”

葛庭燧说吴佩孚是“二七”惨案的罪魁祸首。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好啊，要学点革命历史啊！”

茅以升向毛泽东汇报了全国铁路建设情况。毛泽东说：

“中国的铁路太少了，今后我们要努力建设新铁路。在今后15年内，应完成8条铁路新线，其中包括成都至昆明、昆明至贵阳、贵阳至长沙等线，用来连通云南、四川、贵州、湖南4省，形成大西南的铁路交通网。”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科学家们去上车。他边走边问茅以升：

“你是哪里人？”

茅以升回答说：

“镇江人。”

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镇江有个甘露寺，是全国出名的。《三国演义》上说，刘备在那儿招亲，实际不对。孙权是把他妹妹送到荆州成婚的。”

12月31日，陈毅应召来到刘庄，参加即将召开的修改《农业十七条》的会议。

是日晚，陈毅来到毛泽东住处，和毛泽东谈了一个多小时。

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首次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社论中说：

“在工业、文教事业的面前，就摆着一个问题：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办而且可以办的事情。又多又快，是反对保守主义，又好又省，是反对潦草从事，盲目冒进，铺张浪费。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四条要求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遵守这四条要求，我们就能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来进行全面规划。这样做法，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在工业建设和文教建设方面，也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这里一定会有困难，但这是应当办而且办得到的事情，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应当根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原则解决这些困难来提高发展速度，因此，这是稳步前进，而不是盲目冒进。”

元旦这天，首都北京的私营工商业者首先提出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这种申请已不是一户一户进行，而是一个行业又一个行业的进行了。

元旦节上午，陈毅在刘庄听取了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的汇报。

这天下午，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和江苏省委书记刘顺元来到刘庄，陈毅和他们交谈了两省的情况。

是日晚上，陈毅到毛泽东住所汇报工作。

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即第2次杭州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陈毅、柯庆施、罗瑞卿、陈丕显、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林铁、黄欧东、李井泉、舒同、曾希圣、刘顺元、江华、江一真、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陶铸、陈漫远、杨尚奎，共计25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审议并修改《十七条》。

1月5日晚，陈毅和廖鲁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农业十七条》这个题目改定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9日，经过杭州会议再次修改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已经形成为40条的大文章了。这个草案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

是日下午，毛泽东在《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的修改和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补助。”

这一天，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离开刘庄来到上海。

这天晚上7点半，复旦大学数学教授苏步青应邀到南京西路中苏友好大厦来见毛泽东。陈毅介绍以后，毛泽东握着苏步青的手说：

“欢迎数学教授，社会主义需要数学。”

说罢，他示意苏步青落座。在座的还有周谷城和著名医学教授黄家驷及电影界的著名人士赵丹和沈浮。毛泽东问坐在他旁边的周谷城：

“在长沙游泳时的照片还有吗？”

正说话间，上海警备区的欧阳政委领着上官云珠来了。上官云珠见坐在正中沙发上的那位面目慈祥而又似曾相识的老人，正与陈毅和几位社会名流谈笑风生，一下子便楞住了，差点叫出声来，毛主席！这不是毛主席么？

原来，上官云珠与丈夫何路正在建国西路一幢公寓的新家里收拾东西，陈毅的轿车司机突然来找她，递给她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写着上官云珠的名字。上官云珠拆开信封，展开一张竖格8行的毛边纸信笺，只见上面写着：上官云珠同志：请你来一次。陈毅。上官云珠知道陈毅是上海市长，可她还从未和陈毅打过交道，也不认识陈毅的字迹，心中不免有些迟疑。何路接过信看了，劝她还是去看一看，说是不会有人这么大胆敢冒充陈毅的。上官云珠便换了衣服，上了车，来到了中苏友谊大厦，欧阳政委上前迎接。上官云珠问道：“欧阳政委，你知道陈毅同志找我有啥事呀？”欧阳政委笑笑说：“总是好事么，你一到里面就知道了。”

毛泽东见上官云珠来了，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上官云珠急忙上前，双手紧紧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大手，问候道：

“毛主席，您好！”

“你坐这儿。”毛泽东拉她坐到自己的旁边，风趣地笑着说：“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说曹操，曹操就到’，我们刚才正在说你呢。”

上官云珠不禁又是一愣：

“说我？说我什么呢？”

“说你《南岛风云》演得好。”毛泽东说：“我也看了影片，感觉和大家一样，你把那个女英雄演活了。大家都没有想到，以前娇滴滴的阔太太竟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一下子给我们变成了一个在风雨中成长起来的女英雄。”

众人闻言，都忍不住笑了。毛泽东接着说：

“这次演了个女战士，我看像个战士嘛！不过，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你一定卖了很大力，吃了不少苦吧。话又说回来，没有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扑鼻香啊。我希望你今后不停留于现在，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让我们看到你越来越好的银幕形象。”

上官云珠连忙说：

“谢谢毛主席，我一定好好努力。”

“上官云珠？这个名字很漂亮。”毛泽东说罢，又问上官云珠：“是你艺名还是真名呀？”

上官云珠回答说：

“我原姓韦，名均荦，字超群。上官云珠这个名字，是我刚刚涉足电影界时一位导演给起的。”

陈毅介绍说：

“她可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哟，在解放前，受过不少的磨难。我听说，上海解放前夕，有人劝她走，她硬是拿定了主意，留下来了。前几年，演员们下工厂，下农村，与工农兵结合，吃苦受累，我们这位艺术家热情还蛮高哩。”

“这就好。”毛泽东说罢，转向上官云珠：“解放前，我们的许多名演员，演惯了老爷太太，先生小姐。可工人农民呢，演不来，原因就是他们和工农接触少，不了解。但是归根结底，推动历史前进的却是他们。所以，我们的艺术家现在就应该补上这一课。其实，过去在延安时，我们有些人就已经这样做了，他们创作出了一批好东西。虽然那些东西还不见得那么完美，但却是真正地来源于生活，让人看了以后能受感动，能思考一些问题。《白毛女》你看了没有？”

上官云珠说：

“看过了。”

毛泽东说：

“我已看过好几次了，每次都泪流满面。我相信，这些不完美的东西总比那些胡编乱造无病呻吟的好！”

谈话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苏步青用心的数着毛泽东在这中间就抽了三四根香烟。黄家驷劝毛泽东少抽点香烟，毛泽东笑着问他：

“有没有八九十岁的老人还在抽香烟？”

该吃饭了，服务员端上来酒菜，众人围坐在一个圆桌旁，大家纷纷向毛泽东敬酒，毛泽东举杯一饮而尽，突然脱口说：

“这是水嘛！”

工作人员担心毛泽东喝酒多会影响身体，就悄悄地在他的酒杯里加了大半的白开水，没想到被他一语道破，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1月10日，北京市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35个私营工业行业的3990家工厂，42个私营商业行业的13973家商店，共17963户，经批准全部实行公私合营。

1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上海市长陈毅陪同下，要去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九厂。此时，荣毅仁正在公司里上班，陈丕显给他打电话，要他速回家中。荣毅仁便匆匆赶回，陈丕显已经在那里等他了。陈丕显说：

“毛主席来上海了，要去视察申新九厂，我们马上去厂里。”

他们赶到厂里不久，毛泽东也到了，他一下车，就对荣毅仁说：

“我来了。”

原来在1955年10月间，荣毅仁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向毛泽东发出邀请，希望他能抽空到上海去看看。荣毅仁没想到毛泽东果然如约而至了。毛泽东在申新九厂一边视察，一边和荣毅仁亲切交谈。

是日晚，毛泽东会见了上海80位工商界领袖。这些人都是私营企业的老板。毛泽东为了使这些企业界的巨头们不受拘束，说话时语调缓慢，如叙家常。

“你们怎么不抽烟？”他亲切地询问面前的听众，并且解释说：“抽烟不一定对你们有害。丘吉尔一生抽烟，身体很健康。我所知道的唯一不抽烟而命长的人是蒋介石。”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最近我在北京听说，有的商业资本家自己提出要国有化，他们不想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过程中拖后腿。毛泽东说我不相信，有怀疑，所以，我来到了上海。想听听诸位的意见。“我今天只带两个耳朵来参加会议。”

在两个小时的会见中，已经嗅出变化的资本家们，竞相表态要转向国营。结果，一个资本家星期一还是私营企业的老板，到了星期五就成了拿薪水的经理了。

在这次会见之后不久，有一则关于毛泽东的工作方法的故事，在上海各单位流传开来。这个故事讲的是：毛泽东召见刘少奇和周恩来，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刘少奇说：

“这有何难！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它的嘴里，然后再用筷子捅下去。”

对于这种莫斯科式的解决方法，毛泽东很不赞同，他极其厌恶地摆摆手，说：

“绝不能使用武力，每件事都应当是自觉自愿的。”

周恩来一直在听着二人的对话，毛泽东要他谈谈看法。

“先让猫饿上3天，”周恩来回答道：“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的全部吞下去。”

毛泽东像不同意刘少奇的办法一样，也不赞成周恩来的办法。

“不能用欺骗手段——绝不能愚弄人民。”毛泽东坚决地说。他认为政治欺骗不能唤起人们的参与热情。他解释说：“这很容易嘛！把辣椒擦在猫的背上，让它感到火辣辣的，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感到高兴。”

1月11日，毛泽东从上海来到南京，要到农村去看一看，和农村干部、社员谈一谈。

上午8时许，他在陈毅、谭震林、罗瑞卿、江渭清、彭冲等人陪同下，乘车来到南京玄武湖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边与前来迎接的生产合作社社长孙其金握手，一边问道：

“你是社长？叫什么名字？”

接着，他又指着一群正在干活的社员问道：

“那边的人在忙什么？”

孙其金回答说，社员们正在挖塘蓄水，准备浇菜地用。毛泽东就朝着挖塘的社员走去。女社员徐淑贞正好从塘底挑泥上来，毛泽东便问徐淑贞：

“你们挑塘泥作什么用？”

徐淑贞说：

“挑塘泥既能积肥，又能让塘里盛更多的水。”

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很好！很好！”

他又转问孙其金：

“你们男女社员是不是同工同酬呀，女劳力一年能得多少工分？”

孙其金回答说：

“是的，女社员和男社员干一样的活，就拿一样多的工分。女工一年能得二百三四十个工分。男的能得330个左右。”

毛泽东又问：

“一个劳动日能分多少钱？”

孙其金回答说：

“一块五角九分六。”

毛泽东扳着指头一算，对陪同的人员说：

“收入还不坏。”

他问身边其他的村里人：

“你们晓得合作社的性质是什么？”

合作社干部牛泰武回答说：

“是社会主义性质，按劳分配。”

毛泽东听后笑着说：

“嗬，你还是办社专家哩！”

接着，毛泽东一行来到了村里的社员俱乐部。社员任庆和正在俱乐部里打扫卫生，看见毛泽东来了，怕扬起灰尘，就停了下来。毛泽东连忙说：

“不要紧，不要紧。”

他一边说着，一边走了进来。俱乐部里放了很多课桌，陪同人员介绍说：

“这里是农民夜校，社员们晚上在这里学习文化。”

毛泽东见教室的墙上贴着一份名单，就问这名单是做什么用的？社员告诉他说：

“这是冬防值班名单。社里养了很多猪，怕夜里有狼来吃猪，所以要组织社员看夜。”

一位市委负责人插话说：

“1953年，有一只狼窜进南京城，吃了一个小孩。”

毛泽东严肃地说：

“野狼闹南京城，这还得了！你们要搞好预防，保护好人民的生命财产！”

走出夜校，毛泽东来到了村办的养猪场。有4名女社员正在清扫猪圈。毛泽东主动走上前去与她们一一握手。他看见猪圈里的小猪依偎着卧在一起，便风趣地说：

“你们看，这猪仔好团结哟！”

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此时已是半晌时分，毛泽东离开玄武湖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又来到了栖霞镇的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他问社长何昌椿：

“你年龄多大了？入党了没有呀？这里是什么时候土改的？土改以后农村的变化怎么样？”

何昌椿回答后，还告诉毛泽东说：

“这社是群众自发办起来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

“办社就是要群众自愿。群众愿意办，你们干部又肯带头办，就能办好！”

来到村头，毛泽东突然对江渭清说：

“渭清啊，上次我们谈过城市绿化的事，依你看这郊区的绿化该怎么搞法？”

本传前边说过，1953年2月下旬毛泽东在紫金山天文台谈过南京城市绿化的问题。如今江渭清见他又提到郊区绿化的问题，便回答说：

“我们已有部署了，根据具体情况作了综合安排，打算搞防风林、用材林、薪炭林和经济林。针对树木品种不同、生产快慢不同，搞长短接合、‘公孙三代’，不久就会见成效的。”

毛泽东又问：

“经济林是以什么品种为主呀？”

江渭清回答说：

“根据调查研究，很适合种水蜜桃树。”

毛泽东开心地说：

“这可好，将来南京地区的水果供应问题也就能够解决了，真正是造福后人啊。”

何昌椿引领着毛泽东在田埂上参观，毛泽东说：

“要把土地平整好，要准备使用机器生产。”

毛泽东环顾了一下四周，手指着北面的山坡问：

“那里有没有栽树啊？”

何昌椿说：

“新栽了一些桑树。”

毛泽东走上山坡，眺望着周围的几个山头，挥着手说：

“把四周的山都栽上树更好，让荒山变果园，荒山变良田。”

此时，社员们得知毛泽东来到了十月村，便从四面八方跑来，围在毛泽东身边。一群下课的小学生，也挤到了毛泽东身旁，并异口同声地说：

“真是毛主席，真是毛主席！”

毛泽东笑容满面地对小朋友们说：

“这可不能是假的啊！”

一位双脚沾满河泥的青年妇女也挤到了毛泽东跟前。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

“我叫余福珍！”

毛泽东指着身边的何昌椿说：

“你认识他吗？”

余福珍笑着说：

“认识，他是我们的社主任。”

毛泽东又问：

“他的工作怎么样？”

余福珍回答说：

“好，他带领我们办社。”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们社员都说好，那就好！”

毛泽东该走了，在上车前，他对社员和干部们说：

“你们要努力把合作社办好，过几年我再来看你们。”

上午10时许，毛泽东一行来到了南京无线电厂一车间。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毛泽东边观看精密镗床，边问陪同人员：

“这台机床是哪里制造的？”

厂总工程师李奉贤回答说：

“是外国的。”

毛泽东“哦”了一声说：

“我们国家能制造就好了。”

他看着正在操作划线的吴展兴，高兴地说：

“真行！能在钢板上划花。”

毛泽东看到青工李孝平躬着身子，要从地上把一块大约50斤重的工件往钳台上搬，他立即卷起袖子，快步来到小李身边蹲下，准备帮忙。旁边的一位老师傅赶忙把他扶了起来，其他的随行人员一起动手，帮小李把工件抬上了钳台。毛泽东拍拍小李的肩膀问道：

“你多大了？”

小李回答说：

“19岁！”

毛泽东关心地说：

“年纪还小，下次搬重的东西要两个人搬。”

上午11点刚过，毛泽东又来到四车间，听了车间主任陈奉桂的介绍后，便问道：

“你是我的老乡吗？”

陈奉桂激动地回答说：

“是！我是湖南人。”

毛泽东高兴地伸出手和陈奉桂握了握。

11时30分，毛泽东来到五车间，经过一条生产流水线时，他指着一个纸包问大家：

“这包的是什么？”

工人们回答说：

“这是加工好的零件。”

毛泽东又指着上面写了一个“毛”字的纸包风趣地问道：

“这是送给我的吗？”

厂里陪同的人介绍说：

“这零件是谁加工的，就在纸包上写上谁的姓。”

毛泽东又指着这包零件，笑着说：

“这厂里还有我的本家呢，那么这一包就是我加工的了。”

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

11时40分，毛泽东来到广场上，微笑着向欢呼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并对厂长说：

“时间不早了，向同志们问好！”

下午3时许，毛泽东一行来到南京军事学院。此时，院长兼政委刘伯承已率院、部、系领导和各教研室主任在门口迎接。在刘伯承的引导和介绍下，毛泽东一一与大家握手。当刘伯承介绍到宣传教育部部长郭奇时，毛泽东笑着说：

“我认识你，你是延安的大哲学家。”

郭奇是中共北平地下党员，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是研究哲学的。1937年7月，郭奇从北平到了延安。当时他与很多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一样，都想到前方去扛枪打仗，而作为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特意来到延安城里的西北旅社找郭奇等人谈话。毛泽东对他们说：

“在抗大教学是很重要的，你们教好一个学员队，就有几十个连长，几十个连长到前线能起多大作用？要是教好几十个营长、几十个团长呢？”

毛泽东谈完话后，郭奇和其他同志都写了在抗大教书的决心书。从此，郭奇就一直在院校从事政治教育。

在刘伯承介绍战史教研室主任方正时，毛泽东风趣地说：

“你是方正，不但要方，还要圆，没有方圆不成规矩嘛！”

刘伯承和陈伯钧向毛泽东汇报了学院情况，毛泽东和院、部、系负责人等合影留念。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党中央派刘伯承同志当军事学院院长是知人善任。希望大家在刘院长的领导下，把军事学院办得更好，把培养训练全军中高级干部的工作做得更出色。”

随后，毛泽东来到学院礼堂亲切接见了全体学员，希望大家要好好地总结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他还兴致勃勃地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室内游泳池畅游了一个多小时。

欲知毛泽东此后去向何方？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请读者诸君再认真地看一看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十七条》吧！用他的话说，在中国“一穷二白”的纸上，“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就是：“在12年内，平均每亩粮食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要求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800斤。”“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在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在7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在7年内，完成乡和大型合作社的电话网”。这一副亘古未有、充满诗意、美妙无比的新中国未来建设蓝图的草图构架，能不使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来的5亿农民欢呼雀跃吗？这是空想吗？否！十几年后，毛公亲手绘制的蓝图果真变成了现实，矗立在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宏伟大厦，竟成了全球资本主义国家首脑朝拜的圣地。

第21章 1956年1月—

“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文化落后，要实现现代科学技术的革命，必须充分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无知、愚蠢是不行的。”

话说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沙站的专列上接见地方领导，他说：

“沩山我也去过，那里有个万佛寺，即密印寺，建筑得很雄伟，珍藏很多佛经。这个寺在日本也有一点名气。”

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把各项工作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天安门广场热烈庆祝全市实现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实现合作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黄炎培等党政领导人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在城楼上先后接受北京市工商界、农民、手工业者代表送来的报喜信。

彭真市长在会上宣布说：

“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接着，20多万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游艺活动。喜庆的群众在东西长安街一字排开，载歌载舞，锣鼓震天，狂欢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北京城。

1月17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1月19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就王任重关于湖北省高级社发展计划打电话给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事，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

王任重在电话中说：湖北正在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一部分人赞成省委的计划，在春耕前全省发展一万个高级社就停下来，到秋收前后再发展；而另一部分人则主张放手发展，于春耕前在全省基本实现高级合作化。王任重认为省委的计划是比较稳当的。他还说：最近一些报纸的宣传对一部分人的急躁情绪也有某种刺激作用。

毛泽东当即在廖鲁言的报告中批示道：

先送廖鲁言同志办，同意王任重同志的意见，控制在一万个左右。再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和新华社吴冷西同志，注意在宣传方面加以控制。

毛泽东 1月19日

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到会并讲了话。他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出现的问题说道：

“搞社会主义羊肉不好吃了，这个社会主义就值得考虑了。还有北京的烤鸭，南京的板鸭，云南的火腿，看来是退化了，还有各种布匹等等，花样少了，质量坏了。搞社会主义应该更好些。”“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毛泽东又说：

“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文化落后，要实现现代科学技术的革命，必须充分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无知、愚蠢是不行的。”

毛泽东着重讲了以下几点：

1、哪怕是知识分子中间的落后分子，也是可以改变的。党要加强领导，促进他们的改变，并且要看到他们的改变。2、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3、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4、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5、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

毛泽东最后说：

“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此后，全国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高潮。

1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毅、李富春及各部委负责人、各省负责人一起，听取中国科学院各部负责人关于各学部所属研究工作的报告。竺可桢作了生物学、地学报告。

1月21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速度问题。他说：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事业进行的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另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

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准备提请最高国务会议通过。

1月25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6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参加会议的除了最高国务会议成员以外，还有各方面的负责人，部分政协委员，一些科学家和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人士。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就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作了说明，他说：

“第一，《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提出来的。第二，《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主要是向农民提出的，并且主要是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的。它向农民指出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计划和关于发展农业的长期奋斗的目标，也描画出我国农村的繁荣幸福的明天。第三，《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的各项任务，是积极的，又是可靠的，是有条件的、有根据可以保证实现的，并且可以提前实现或者超额完成的。第四，由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正确解决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后，紧接着又提出了这个基本环节，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更顺利地向前推进。”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过去的6年中，前3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没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3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的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我国的第1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1月26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人民日报》公开登载。《纲要》（草案）分前言和本文（即四十条）两部分。

1月26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对目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并转各地委、县委、镇委：

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进入全国高潮，中央认为各地有必要注意下列各点：

一、北京市所采取的现为全国各地仿行的办法，即，先批准公私合营，以后再做行业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等等工作，这种办法在对公私合营工作有了相当准备的地方是可以这样做的。但这绝不是表示公私合营工作已完成，而只是合营工作的开始。因此，批准公私合营以后，仍然需要对各行各业妥善地进行生产和人事安排。

二、对一切已经批准了公私合营的企业中，原有的制度，包括进货办法、销货办法、管理制度、会计制度、工资制度，暂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不要改变。在私营工商业原有的经营技术方面，有许多是不合理的，将来应当加以改变的，但也有不少是合理的，是需要保留的，我们应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营技术中有用的东西，看成是民族遗产，把它保留下来，决不应该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北京市东来顺羊肉店和全聚德烤鸭店合营后，不适当地变动了这些店的原有货源甚至操作方法，使食品质量下降，顾客不满，这应该引为教训。因此，调整商业网，并厂、并店等等除确实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统盘规划好了的以外，都暂缓进行，应该经过一个时期考察研究，才有可能恰当地、有步骤地进行生产改组和商业网的调整。

三、对商业中不雇用店员的小商店，如果他们要求公私合营，可以批准公私合营，但是对于这类小商店中的绝大部分，为了刺激他们在经营方面的积极性，对他们的资金暂时不要采取定息的办法；对店内参加劳动的人员，暂时也不要采取发工资的办法，在一定时期内，有些小商店应该保留他们原有的独资经营的形式，有些小商店应该让他们代销国家的商品，他们原有向国营商业以外的手工业者和小工厂的进货关系，应该责成他们继续加以保持。凡是代销国家商品的小贩，必须实行卖多少货给他们多少手续费的办法，不能实行按月工资制。应该向小商店和小贩说明：实行代销的办法，是公私合营的方式之一，代销的手续费，类似计件工资制，而计件工资制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要工资制度，只有这种工资制度，才能鼓励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

四、手工业合作化中，应当保持过去手工业者十分关心他的产品质量和市场销路的优点，因而组织形式上，凡是不适宜于集体生产的，应当保持他们分散生产的形式。现在有些地方采取了由国营商业全部包销手工业产品的做法，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其结果将使广大手工业者不再关心产品的质量。应当规定，在手工业产品中，适宜于由国家包销的，只是由国家供给原料进行加工订货的产品，其他产品只能由手工业合作社或手工业者自己推销，或者由商业部门根据产品质量，按照市场需要，自由选购。

五、城乡小贩中，有一部分是分散的肩挑小贩，对这些人的组织和改造，应该暂缓进行。为了适应人民的需要，对这些小贩需要长期保留他们现在的经营方式。因此，今后在组织他们的时候，应当采取一种适当的形式，例如只要到合作社或国营企业的某一部门登记一下即可。不要把同类挑贩组成统一资金的合作经营的形式。

六、应该看到，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那么在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就有降低产品质量和减少经营品种的危险。因此，各地必须与私营工商业的劳资双方和手工业者，具体研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定出纠正的办法，保证不降低产品质量和不减少经营品种。

（本件应登党刊。）

中央 1956年1月26日

1月26日晚，毛泽东给黄宗潽先生写了一封回信。

黄宗潽是民国时湖南省立第1师范的地理教员，曾是毛泽东的老师。1953年，他由儿子黄筱三接到北京赡养，自觉无大病，精神尚佳，便几次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到中央文史馆做点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黄先生：

多次惠书收到，迟复甚歉！文史馆事，已将尊函转去，成否不一定。送上人民币1000元，聊佐杯水之资。

敬颂教祺。

毛泽东 1956年1月26日

后来毛泽东这封信送达时，黄老先生已在十多天前病故了。

是日晚，毛泽东又致信宋庆龄，他写道：

亲爱的大姐：

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

毛泽东 1956年1月26日

毛泽东所说江青到外国医疗，是江青在1955年7月第3次去苏联治病。据一个美国人描述说：

“她高烧很重，并且经久不退。体重急剧下降，使她瘦得不像人样。”

江青这次在苏联期间，周恩来曾经去看望她。后来，江青在苏联没有治好病，就回到了国内。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正式任命军委主席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提名4人，他们是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周恩来又提议加上江青，他的理由是：由江青任秘书，在工作的同时，也适合方便照顾毛泽东的生活。经过常委会讨论同意，最后定下5人为军委主席的秘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大秘书”。“五大秘书”的分工是：陈伯达、胡乔木侧重政治、文书；叶子龙依然是主管机要；田家英、江青为日常秘书，江青侧重于生活方面。

此后，国内的医生为江青会诊，怀疑她是“子宫癌肿”。江青要去苏联放射治疗，于是，她在1957年第4次去苏联治病，终于彻底治愈了。

再说1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现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党组和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情况和目前文字改革工作的请示报告》发给你们。这个报告中关于我国文字改革的方针、关于汉字简化的原则和步骤、关于大力推广普通话和积极准备文字拼音化的各项措施的意见，中央认为都是正确的。希望各地和各有关部门在党内外加以宣传，并研究执行。除《人民日报》已经中央同意自1956年1月1日起改为横排外，关于这个报告中提出的其他事项，中央决定如下：

一、汉字简化方案即由国务院公布；其中的第1批230个简化汉字自公布的日子起正式推行；其余的285个简化汉字和54个简化偏旁即可陆续分批试用，同时交由各省市政协讨论，在两个月之内将讨论结果报告国务院，以便根据多数意见对其中个别的字作一些必要的修正。

二、在全国汉族人民中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是加强我国在政治、经济、国防、文化各方面的统一和发展的重要措施，是一个迫切的政治任务。教育部决定自1956年秋季起在全国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开始教学普通话。军委总政治部亦已指示全军推广普通话。各地和各有关部门党的组织必须重视这个工作，加强对这个工作的领导和检查，使它能够迅速地顺畅地开展。中央同意成立中央一级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和这个委员会的名单，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及早成立同样的机构（不设编制，其日常工作由教育厅、局负责）来号召和推动这个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有关推广普通话的其他建议，由国务院指示有关部门切实执行。

三、为了推广普通话和辅助扫盲教育中的汉字注音，汉语拼音方案应该早日确定。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已拟定草案，提交全国政协和各省市自治区政协讨论，同时在报刊发表，征求各方意见，以便争取在今年4月修正确定，并在今年5月1日前后公布。

四、为了在党内党外引起对文字改革应有的重视，为了加强和改进关于文字改革的宣传工作，并消除一部分人的怀疑和顾虑，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发布一个文字改革宣传提纲。这个提纲的草稿由中央宣传部会同文改会拟定后送中央审核。

（本件和附件可在党刊发表。）

中央 1956年1月27日

1956年1月间，参加审判日本战犯的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司法部的有关人员，已经集中在香山卧佛寺，开始紧张的筹备工作。毛泽东对他们说：

“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敌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之后，敌人中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办法，要他们自觉改造，不能只靠强迫、压服。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也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新的进步呢？问题是方法和政策问题：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还是采取镇压的方法。采取镇压的方法，他们宁可死。你如果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1年，2年，8年，10年，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进步的。”

早在1955年末，周恩来曾对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司法部的有关人员说：

“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这是中央的决定。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

1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手工业和工商界政协委员，带着各地建设的喜讯，来到北京，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喜。

毛泽东亲切接见了参加第二次会议的全体政协委员。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陈冠任的《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一书记载：来自安徽省贵池县的政协委员龙冬花，已经是第二次来北京了。

原来这位童养媳出身的龙冬花22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乡亲们走上了互助合作道路。在1952年初春的贵池县乌沙大圩水涝灾害中，这位年仅23岁的互助组长10天10夜不下火线，带领群众抢险，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1953年她又被评为全国妇女积极分子。1954年春，龙冬花在长江沿岸圩区再次遭受的百年不遇的大水灾中，先后救出22人，还抢运出一批粮食，被乡亲们称作“不要命”的“龙恩人”。可她却说：“我是党员，应该这样去做。”是年4月间，她以全国妇女积极分子和幸福合作社社长的身份参加了全国妇女联合会会议，并在怀仁堂幸福地见到了毛泽东。龙冬花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心情非常激动。合影的时候她在第三排，因为大会规定与会人员不准随便走动，她便无法接近毛泽东。合影结束后，毛泽东等人就要走了，她心里一急就发狠向前挤，由于激动和慌乱一不小心摔倒在了地上。旁边的人笑她说：“干嘛这么急？”龙冬花爬起来，红着脸说：“我要亲自向毛主席汇报合作化的喜讯呢！”毫无察觉的毛泽东已经走远了。摔了一跤还没有和毛泽东说上话，龙冬花十分遗憾。后来她又几次见到了毛泽东，不是相距太远，就是参加接见的人数太多，根本无法靠近毛泽东。

这一次龙冬花来北京参加政协二次会议，再次见到了毛泽东，但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当面向毛泽东汇报的打算不可能如愿。机会终于来了！就在会议安排毛泽东接见全体政协委员并照相合影时，龙冬花好不容易挤到了毛泽东身边，可她与刘少奇握了手已经激动得不行了。周恩来发现了她，问道：

“哎！姑娘，你是哪里人？”

龙冬花急忙回答说：

“我是安徽省贵池县幸福农业社社长，叫龙冬花。”

她和周恩来握了手，又朝毛泽东那里挤过去，一把抓住老人家的手，使劲地握着，由于过分激动已经说不出话了，两眼目不转睛地仰望着毛泽东那慈祥的面容，等到她被人们挤开时这才醒过来了，后悔了：见到毛主席，怎么那么笨，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啊！

1956年2月1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在怀仁堂设宴招待出席第2次会议的全体委员们。毛泽东特意让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坐在自己的身边。他在同钱学森的交谈中说：

“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

毛泽东还勉励钱学森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一些科技人员。

钱学森是在1935年8月作为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到美国留学的，专业是飞机设计。在美期间，他与卡门一起最早提出的高超音速流概念——高亚声速飞机采用的公式，就是以“卡门——钱公式”命名的。1943年，他与马利纳合作提出了一份《远程火箭的评论和初步分析》的研究报告，为美国四五十年代研究成功的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基础，成为美国复合推进火箭发动机导弹的先驱。钱学森归国前，美国五角大楼的海军部长金布尔声称：“我宁愿枪毙了他，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的太多了，无论到哪里，他都值5个师。”经周恩来授意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与美国政府反复交涉，钱学森才于1955年9月17日踏上了归国的道路，10月8日经香港回到大陆。

再说在2月1日的晚宴上，龙冬花再次见到了毛泽东。据陈冠任在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一书记载：龙冬花委员与毛泽东只隔着几张桌子，宴会还没有开始，她就急不可待地来到毛泽东身边，向毛泽东敬酒。敬酒者本应站在右边，她却跑到了毛泽东的左边。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说：

“她就是安徽的女社长龙冬花同志。”

毛泽东正聚精会神地查看代表名单，听到周恩来介绍，立即放下代表名单，紧紧握着龙冬花的手，微笑着连连点头，说：

“好，好，姑娘你多喝，我少喝点。”

一名摄影记者“咔嗒”按下了快门，拍下了毛泽东接受龙冬花敬酒的一瞬间（后来，《毛泽东和农业劳动模范龙冬花在招待会上》的大幅照片刊载在全国各地报刊上。这张照片还被制作成年画，在全国各地流传。）。龙冬花满满地一杯酒喝下去，激动得泪水涌流。毛泽东问她：

“姑娘，你那儿合作社有多大啦？”

龙冬花慌乱中急忙回答：

“有1000户了。”

毛泽东笑着摇了摇头，疑惑地问了一句：

“不会那么快吧？”

宴会很快就开始了，龙冬花忍不住又跑过去敬了毛主席一次酒。宴会结束后，她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猛然想到：

“糟糕！刚才向毛主席汇报说错了话呀，入社户数只有500户，自己却说1000户了。这还得了！”

她回到宾馆后悔得暗自落泪，却又不敢声张。后来她回到贵池县将此事向县长如实作了汇报，要求组织上批评自己。谁知县长听后哈哈一笑，安慰她说：

“你说得没错！现在你那里入社户数已猛增到2000多户了！你说的不是多了一倍，而是少一倍了。”

龙冬花一块压在心头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且说2月4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出席关于知识分子会议的文学艺术界的代表。毛泽东走到作家杜鹏程（代表作长篇小说《保卫延安》）面前和他握手，问道：

“你现在哪里工作？”

沈雁冰介绍说：

“他在西北的铁路建设工地体验生活。”

周恩来走过来说：

“就是宝成铁路工地。”

陈毅也说：

“往我的家乡修铁路啊！”

毛泽东望着杜鹏程说：

“李白的《蜀道难》，就是写的你们现在工作的那些地方的艰险的情景。不过‘蜀道’很快就不‘难’啰！”

说罢，他随意而动情地朗诵起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时发表了讲话，他说：

“不要只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陈云也说：

“有些工厂和商店并得对，应该并。但也有很多是并得不对的，其中数量最大的是手工业。”

他还说：

“并错了怎么办呢？要分开来，退回去。”

朱德也一直主张稳步前进的方针，对如何解决加快改造带来的问题，曾多次发表意见。

2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既有泰国各党议员，还有一些商人和记者。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我们可以等待。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各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你们的国家和别的国家有了独立自主，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2月12日，毛泽东同藏族人士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谈话记录全文如下：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好了就要成立，你们还怕吗？对土地改革赞成不赞成？对西藏地区的土地改革要采用不同的办法，要采用云南的办法。云南有土司，他们也是贵族，那里是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进行土地改革的，人民满意，土司也满意。总之，贵族的生活不变，照老样子，可能还有些提高。宗教信仰也全照老样子，以前信什么，照样信什么。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是先信后不信，也可以是先不信后信。在中国，信仰宗教的人不少。信耶稣教的有80万人；信天主教的有300万人；信伊斯兰教的有1000万人；信佛教的更多，有几千万人，还有信道教的，数目也很大，约有1000多万人。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除非他自己不信教，别人强迫他不信教是很危险的。这件事不可随便对待。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

西藏现在不是搞合作社的问题，而是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什么时候进行，由你们自己去决定。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要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下决心，要由西藏的僧俗官员和寺院里的喇嘛、堪布们决定。要有一个酝酿的时期，一年、二年、三年，通过讨论，打通思想。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两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讲。多酝酿、多讨论有好处，大家都讲，慢慢地就讲通了。贵族、喇嘛有好多人害怕改革，你们回去后要对贵族、喇嘛多做工作，不论如何改革，对他们的政治地位、生活水平都要维持。

我们同资本家、同各民主党派合作得很好，大家互相帮助，有了错误加以批评，共同进步。同时，也采用自我批评的办法，各民主党派也进行自我批评。少数民族自己内部也可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代替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你毒死我、我毒死你的办法。你们西藏可以商量商量，破除老办法，采取新办法，用互相批评互相帮助的办法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用互相信任代替互相不信任。藏族和汉族过去互相不信任，慢慢地就可以互相信任。你们前藏、后藏、昌都过去也互相不信任，今天也要用互相信任来代替。前藏、后藏自己内部也有互相不信任的现象，这同汉族过去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的内部互相不信任或信任不够是一样的。过去资本家很怕我们，各民主党派也有一些怕我们。经过了6年的时间，现在他们和我们的相互信任大为增强。过去他们不信任共产党，共产党也不那么信任他们。大家在一起工作，搞久了，常常见面，慢慢地就互相信任了。我建议你们回去好好研究和协商，增强你们内部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也增强你们和我们之间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

关于民主改革这一条，这里要讲清楚，不要回去乱讲，说我讲了西藏现在要实行土地改革了。我是要你们回去酝酿，回去报告达赖和班禅，可行即行，你们如果都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一定叫你们做什么，我只是提建议给你们，采纳不采纳是你们的事，不要误会。

参观团的参观很有益处，大家应当相互交流经验。西藏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占全国面积的八分之一。我同达赖说过，不要以为西藏落后，地方小，西藏地方可不小。西藏如果不参加祖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事便不好办了，西藏在祖国大家庭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再一条就是落后问题。在经济文化方面，藏族是落后的，汉族也落后，比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波兰落后，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落后，比日本也落后，不要以为只是你们落后。我们的目的是使大家都发展起来，我们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来克服这种落后状况。我们支援你们，你们自己也要发展。你们应该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发展文化。经济不发展，人口也不能发展，文化发展了，可以帮助经济发展。你们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有文化。你们的普通老百姓文化就落后，和汉族农民一样。将来农民都要大学毕业，所有的人都要大学毕业，你们相信不相信？全国人民都从小学毕业要七八年才做得到；全国人民都从中学毕业要30年到40年，你们可能看得到，我们有些人就不在了；要做到全国人民都从大学毕业要100年。西藏人都愿意大学毕业吗？这也是可以做到的。西藏的小学现在还赶不上内地的小学，将来是可以赶上的。西藏也要设立大学。只要努力去做，一年年地进步，就可以达到目的。

解放军进入西藏后，西藏的物价上涨了，西藏人民是受了些损失，以后老是这样可不行。解放军到西藏，要给人民办好事，不然要解放军干什么？修了两条公路是好事，但这还只是为做好事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好事要西藏地方自己做，我们可以帮助。你们也可以搞五年计划这么一套，一年也可以搞一个计划，标准是提高人民的生活。人民生活提不高，便不能持久。

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要搞建设，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青年要学科学，有很多科学要学，像电呀、机器呀这些东西。西藏地方大，地下有很多好东西。要有使用机器的人才，要有农业科学家，要有地质科学家。汉人也是一样。在反动派统治下，中国的科学不发达，但我们一搞起来就相当快。例如全国解放时，我们的地质科学家只有100多人，不到200人，搞了6年，已经发展到几千人了。现在柴达木盆地正在开采石油，离青藏公路不远，你们可以去看看。培养人才要慢慢来，不是几个月、几年的事，你们要有计划地培养科学干部。

西藏内部要更加团结起来，看见你们团结，我很高兴。你们回西藏后要多去见达赖喇嘛，听听他的指示，多增长些知识。西藏有两三个头不好，我们尊重班禅的重要地位，也尊重昌都的地位，整个西藏要有一个主席，还是达赖为好。你们已经搞清楚没有？你们是否讲我们偏心达赖？拉萨方面又怕我们偏心班禅，我们没有这些。主席让达赖喇嘛当，这样办好，对团结有利。

西藏这些年有了很大的进步，要承认这个进步，然后逐步发展，就有希望。

欲知毛泽东以后如何处理西藏事务，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6年2月10日会见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时说：“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这是何等的坦诚啊！在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中，毛泽东也同样如此。从他一生成功的经历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坦诚，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需要坦诚，有了坦诚，才可以建立友谊，才可以进行合作，才可以互利共赢，这是立身之道、立国之本。

第22章 1956年2月—

“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

话说1956年2月14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都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了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新任驻苏大使刘晓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

2月14日下午，毛泽东开始听取国务院有关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2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一直到4月24日才结束。在那繁忙的43个日日夜夜里，国务院34个部委的负责人和国家计委的负责人鱼贯而入，到中南海颐年堂向他做了详细报告。此一时期，毛泽东为了听汇报，不得不改变他长期形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用他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四五个小时才结束。周恩来除了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都要参加。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各部都事先把汇报内容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听取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

毛泽东第一个听取的是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3办公室的汇报。他首先说道：

“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当第3办公室的负责人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说：

“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事情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是日晚，毛泽东给远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学习的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亲爱的思齐儿：

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我们都好，勿以为念。国内社会主义高涨，你那里有国内报纸否？应当找到报纸，看些国内消息，不要和国内情况太隔绝了。

祝好！

得胜 1956年2月14日

2月15日上午，毛泽东听取电力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关于一长制问题，毛泽东说：

“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8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2月15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首次来华访问的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亲王深深地弯下腰，双手合十，向毛泽东致意。毛泽东以其特有的幽默方式，表达了他的欢迎之情，他微笑着说：

“我是人民的儿子，是农民出身的共产主义者，但我为有你这样的亲王做朋友而感到荣幸。”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西哈努克。他向西哈努克讲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他强调说，真正独立的国家可不要让别的国家所控制。他还说：

“中国赞成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并且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嘛。”

毛泽东又说：

“柬埔寨采取中立乃是最好的方针。中国会一如既往支持这种方针。”

2月16日，毛泽东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他在插话中再一次批评了一长制，他说：

“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也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关于好大喜功，毛泽东说：

“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2月17日，毛泽东继续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当他听说到1962年国防材料将全部由自己生产时，就断然说道：

“全部自给，不仅1962年不可能，1967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

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

“多快好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他又说：

“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1921年到1941年整风以前，有20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1953年各部还没有方向。1952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1953、54、55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3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3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计划，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号召说：

“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有关部门派出医务人员，赴疫区为广大患者实行免费治疗。

后来，毛泽东还亲自到广东、上海、安徽等地视察，接见从事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工作的专家教授，他号召说：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2月18日晚，西哈努克亲王来到中南海勤政殿，郑重地将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马里特的赠勋证书交给毛泽东、周恩来，又把柬埔寨王国最高勋章大十字勋章分别为毛泽东、周恩来佩带在胸前。

赠勋仪式结束后，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亲王签署了联合声明。毛泽东为西哈努克举行宴会，庆祝他访华获得圆满成功。

2月19日，毛泽东听取建筑工业委员会负责人的汇报。万里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不免有些紧张。毛泽东为了缓和气氛，就问他是哪里人？万里说是山东人。毛泽东又问他：

“你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

万里说没有看过。毛泽东说：

“《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他的话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2月19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1956年2月1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有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起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说他不赞成毛泽东对孙中山世界观的评价，他认为孙中山是唯物主义者。中宣部在报告中说，这种议论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跟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一谈。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给刘少奇等人的批示中写道：

刘周陈、彭真、小平、陈伯达阅，退定一办。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 2月19日

2月20日，毛泽东听取建筑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

2月21日，毛泽东听取城市建设局和二机部负责人汇报。万里问毛泽东：

“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

毛泽东说：

“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1000万人，上海也是1000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2月22日，毛泽东听取二机部负责人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

2月24日，毛泽东在清华大学教授、建筑学家梁思成要求入党的信上对刘少奇、彭真写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2月6日，梁思成应邀参加全国政协招待宴会。他托周恩来向毛泽东转呈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最敬爱的毛主席：几年来，我是您一个最坏的学生。我脱离了您的领导，犯了严重错误，为祖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而长期看不见自己的错误。但是，今天我却正在为自己祝贺，因为在您和各位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在彭真同志的亲切教导下，我终于初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觉得我一步步地更接近了党。一个多月来，我内心不可抑制的要求，就是不仅仅从外面靠拢党，而是要求自己成为党的一个儿子。当我知道在今晚的宴会上将得到最大的幸福，将能陪同您坐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我不能抑制这‘再生的青年’的兴奋，在感情的推击下写了这封信，向您表达我心底深处最大的愿望和奋斗的最高目标……准备着把一切献给您，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和可爱的祖国。”

毛泽东看罢梁思成的信，甚是欣慰，他在给刘少奇、彭真的批示中写道：

刘、彭真阅，交北京市委酌处。我觉得可以吸收梁思成入党。

毛泽东 2月24日

此后，梁思成入党的事长期没有下文，其原因是清华大学很多党员不赞成他入党，说他犯过大屋顶的错误。一直到1959年1月，梁思成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说：“我生命中的第二个青春开始了。”

再说在2月24日夜晚至25日凌晨，即苏共二十大结束的前夜，赫鲁晓夫在没有通知各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的情况下，向苏共二十大与会代表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赫鲁晓夫还说：

“我们必须极其认真地考虑个人崇拜问题，请不要把这个问题泄露到党外，尤其不要泄露给报纸。我们之所以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讨论，其理由正在于此。我们应当知道限度，不要给敌人制造武器，不要把家丑外扬到敌人面前。”

此前，在二十大开幕式上，赫鲁晓夫还建议全体代表起立悼念斯大林，在他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还称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手。可是在转眼之间，还是这个赫鲁晓夫，一反过去的态度，只讲斯大林的错误，不讲斯大林的功绩，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完全归咎于斯大林身上。

2月25日，苏共中央在二十大结束后，派人向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宣读了一遍赫鲁晓夫的报告，而后把原文拿走了。朱德、邓小平等立即把这个秘密报告的大致内容发回北京。毛泽东获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消息，气愤地说：

“一个十月革命时期还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人，有什么资格评论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呢？在这个赫鲁晓夫面前，我还得给他摆摆老资格！”

2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听取重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关于发展速度问题，他说：

“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周恩来插话说：

“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

毛泽东接着说：

“加上他们揭盖子（指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笔者注）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

周恩来说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说：

“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

2月26日，毛泽东在勤政殿听取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和去年9月份曾带团到苏联考察学习的副部长康世恩的汇报。在座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李聚奎刚到石油工业部任职不久，这次汇报主要由康世恩讲。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了康世恩。毛泽东问康世恩是哪里人？又问了他的经历。康世恩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他开始汇报，照着提纲念了一段。毛泽东打断他说：

“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你讲讲地质年代如何划分，根据是什么？”

康世恩回答说：

“主要是根据地球发展不同时期的古生物标本，这是主要标志。”

毛泽东问：

“那为什么叫第三纪、白垩纪、侏罗纪呢？”

康世恩回答说：

“这是按照世界某一个代表性的地点和剖面来划分和命名的，比如白垩纪的代表地点是英国，侏罗纪来自欧洲的侏罗山，震旦纪来自我国的南口。”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道：

“石油是怎样生成的？”

康世恩就讲了世界上石油生成的两派学说，一是有机生成说，一是无机生成说。毛泽东问：

“你赞成哪一种学说？”

康世恩回答说：

“我赞成有机生成学说。”

毛泽东接着问：

“有机物为什么又会变成石油呢？”

康世恩讲了石油生成的环境、温度和压力等，说是要经历几百万、上千万年，逐步演化才能生成石油和天然气。毛泽东又问：

“是否有油的地方都有气？有气的地方是否一定有油？”

康世恩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问：

“怎么找油呢？什么叫构造？”

康世恩拿着纸边说边画，说明了各种储油构造。毛泽东问：

“原油出来后怎么炼制？怎么出来汽油？汽油为什么要分号头？汽油的分子式是什么？”

康世恩汇报了炼油的原理和过程，还把汽油、煤油、柴油的分子式一一写了出来。毛泽东很认真地看了。康世恩讲了柴油由于含蜡多少不同，凝固点也不同，寒带用油要低凝固点，不然就冻结了。毛泽东说：

“这非常重要，中国严寒地带不少。”

接着他又问中国怎么找石油？康世恩着重汇报了西北地区石油勘探情况。毛泽东说：

“美国人讲中国地质老，没有石油，看起来起码新疆、甘肃这些地方是有的。怎么样，石油部，你也给我们树立点希望。”

康世恩汇报说：

“我国石油工业还很落后，今年天然石油年产量才42万吨，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世界先进的石油勘探开发技术还没有掌握；资金也很紧张，一年用于天然石油勘探的投资才2亿多元；新疆、玉门等地都是戈壁、荒滩、沙漠，野外勘探开发工作十分辛苦。”

毛泽东感慨地说：

“搞石油艰苦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

康世恩汇报说，苏联老巴库油田有几十个油层重叠在一起。毛泽东说：

“这是架起来的楼房啊，比单层油田更好，开起来更省钱。你们也要找几个楼房式的油田。”

康世恩汇报说，找油要经历从普查、详探到开发3个阶段，我国才开始第一阶段的普查。毛泽东说：

“在有希望的地方，你们要给每个县发一台钻机，让他们到处凿一凿。这对以后在全国各地逐步开展石油勘探有着重要意义。”

康世恩说，苏联重视区域勘探，整体解剖，所以勘探成果大。我们对区域勘探研究不够，因而未掌握寻找油田的规律。毛泽东说：

“这是经验咧！你们要有全面规划。”

康世恩汇报到苏联一年打井很多，石油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也大。毛泽东说：

“我们一年也要钻一百万米井。”

康世恩说，我们石油部成立晚，干部少。毛泽东当即对周恩来说：

“调一些给他们。”

2月27日，毛泽东听取地质部负责人的汇报。

2月28日，毛泽东听取电力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当他听到1955年发电量仅有98亿度时，感慨地说：

“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

电力工业部负责人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50年才能赶上美国。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

“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2月29日，毛泽东听取煤炭工业部负责人汇报。

1956年3月1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4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关于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毛泽东说：

“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时，毛泽东说：

“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

当汇报到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

“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他还嘱咐说：

“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3月2日，毛泽东听取地方工业部负责人汇报。他首先指着地方工业部的汇报材料说：

“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说：

“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3月3日上午，毛泽东听取轻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当他听说烟叶质量下降时，便批评道：

“你们心平气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关于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

“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1元，回来4元、3元，为什么不搞？”

关于培养干部问题，毛泽东说：

“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3月3日下午1时半，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回到北京。

下午4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听取邓小平、谭震林关于苏共二十大情况的汇报。

3月3日晚，毛泽东看到了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给他的一封信。秉志在信中建议说：在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应当采取火焚的办法，才能永绝后患。如果还用土埋灭螺的方法，病虫容易复出。毛泽东立即指示说：

“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

他还指示卫生部要重视秉志的建议，并嘱咐邀请这位专家参加本月将在上海召开的第2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

3月5日，毛泽东在听取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汇报时作了不少指示，摘录部分如下：

一、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1955年底以前只组织了200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了300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3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0.9%，似乎低一点。第1个五年计划定低了，吃了点亏，现在可以不更改，你们要在工作中掌握。

二、手工业合作社的规模，一般的100人左右为宜，有的也可以几百人，有的也可以几十人。

三、组织铁、木业合作社为农业生产服务，下乡修理农具，这个办法很好，农民一定欢迎。中国手工业几千年来就有这样做的。组织合作社以后，提高了技术，就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四、你们说，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五、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比较，最高最低相差达30多倍。每人每年平均产值，国营现代化工业是2万元到3万元，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合作社是5000元，百人以上的大型合作社是2000元，小型合作社是1500元，个体手工业是800至900元。把劳动生产率作一个比较，就清楚了：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

六、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毛泽东听说北京东来顺的涮羊肉，已经失去原有的特色，就说：“社会主义的羊肉应该比资本主义的羊肉更好吃。”）。还有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指以吹制玻璃葡萄而闻名的北京手工业艺人常家的5位妇女——笔者注）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北京东晓市有6000多种产品。

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七、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杨士惠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他和我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看着我，就能为我雕像。我看人家几天，恐怕画都画不出来。

八、国家调拨物资给合作社，要合理作价，不能按国家调拨价格作价。合作社和国家企业不一样，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有区别。合作社开始时期经济基础不大，需要国家帮助。国家将替换下来的旧机器和公私合营并厂后多余的机器、厂房，低价拨给合作社，很好。“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待合作社的基础大了，国家就要多收税，原料还要加价。那时，合作社在形式上是集体所有，在实际上成了全民所有。

国家要帮助合作社半机械化、机械化，合作社本身也要努力发展半机械化、机械化。机械化的速度越快，你们手工业合作社的寿命就越短。你们的“国家”越缩小，我们的事业就越好办了。你们努力快一些机械化，多交一些给国家吧。

九、手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它的供产销为什么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手工业这样大，应当纳入国家计划。

十、有些地方党委忙，手工业排不上队，这不好。为什么有些干部不大愿意做手工业的工作？我倒很想搞这样的事，很重要嘛！

十一、你们要在6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组织中，选择突出的例子，编写典型材料。各地区、各行各业都要有；好的、坏的，大的、小的，集中的、分散的，半机械化的、机械化的都要有。出一本书，像《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样。

3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合并和升级中有关生产资料的若干问题的处理办法的规定》，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全国各地已经有大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升为高级社，小社扩大、合并成为大社，也有一批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已经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被接受到合作社中来，作为社员或者候补社员，或者由合作社管制生产。这就在生产资料如何处理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并没有规定处理办法。为了便于各地处理这些问题时有所依据，中央提出如下的原则规定：

一、在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时候，社员的土地转为合作社公有，取消土地报酬。土地归社公有以后，如果有的社员退社，合作社应当从社公有的土地中拨给他一份耕地。有的高级合作社，要求社员交出土地证，这是不必要的。土地证，可以允许社员保留，不要收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仍然应当像初级社一样，允许社员留下一定数量的自留地。社员修新房屋所需要的基地和埋葬所需要的坟地，由合作社统筹解决。

二、在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时候，社员私有的零星树木仍然归社员自己所有，自己经营；社员私有的果园和其他成片的林木，可以归社公有，也可以在一两年内采取过渡办法，暂不归社公有，仍然按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办理，即由社统一经营，给原主以合理的报酬。果园和其他成片的林木转归合作社公有的时候，必须经过充分协商，取得原主的同意，并且应当给原主以合理的代价。果园和林木的价款，除了应摊的股份基金以外，下余部分由果园和林木的每年收益中抽出一定的比例分年偿还。必须注意在社员中充分说明上述的各种合理的公私两利的办法，并且按照社员自愿的情况，分别作具体的处理，以避免社员在转社的时候破坏林木的现象。

三、在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时候，社员私有的耕畜和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应当合理作价，归社公有，价款由合作社付给本主，一般在3年内付清，至多不能超过5年。如果在合作社升级以前，耕畜和大农具已经实行公有化，而到升级的时候价款还没有付清，应当按原定的办法继续分期付清。社员私有的牧畜（例如羊群、牛群等），可以采取作价归社公有，也可以在一两年内采取过渡办法，仍然归社员所有，由社统一经营，给畜主以合理的分益。

四、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合作社合并的时候，各社原来所积累的公共财产、公积金和公益金，不论数量多少，都必须妥善保管，统一转为合并后的大社的公有财产，不得损坏和分散。各社之间多少不等，不必补齐，新社员入社也不补交。

五、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合作社合并的时候，各社原来分摊股份基金的标准，如果相差不多，就不再补齐，如果悬殊过大，社员意见较多，就应当统一计价，重新分摊，各个社员原来交的股份基金，按照新的分摊标准长退短补。新社员入社应当照摊股份基金。高级社股份基金的分摊办法，应当由贫农和中农社员协商决定，可以按劳动力分摊，也可以按劳动力和土地比例分摊。

各社在合并前没有还清的耕畜、农具归公时原主应得的价款，没有归还的农贷、社员投资和其他欠款，都应当由合并后的大社负责归还。

六、一部分富裕中农社员，占有价值很大的马车和大农具等生产资料，在这些生产资料转归公有的时候，除了同别的社员一样，扣掉他应交的股份基金以外，需要归还给他的价款数目仍然很大。为了避免合作社负债过重，避免引起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社员的不满，避免发生提高他们的阶级成份按照富农对待他们的现象，可以采取如下的办法处理。即这部分富裕中农的生产资料归公时应得的价款，如果不超过他应交的股份基金的2倍，除了扣掉应交的股份基金以外，其余的部分，按照规定分期还清；如果超过他们应交的股份基金的2倍，2倍以内的部分照上述办法处理，超过部分，则经过民主协商，议定在一定年限内（例如3年），按照银行贷款的利率付给利息，付息满期后转为股份基金，退社时可以带走。

七、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已经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包括新富农在内）入社的时候，他们入社的土地，在初级合作社内，按照家庭人口的多少，在当地每人占有土地平均数以内的部分可以取得土地报酬，多余的土地不给土地报酬；在高级社内，他们的土地当然转为合作社公有，一律取消土地报酬。他们占有的耕畜和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应当一律作价入社，应得的价款除了补交公积金和公益金以外，其余部分一律作为股份基金，退社时可以带走，平时不付利息，他们经营家庭副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一律仍归本人所有。

地主富农分子，从今年1月起，如果在入社前有出卖和破坏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的行为，在入社的时候应当负责补偿，情节严重的还应当依法惩办。

为了使打击面不致过宽，减少划分阶级中的纠纷，对于那些剥削分量较小、界线不很明显的新富农可以按第六项对于富裕中农的办法处理。

八、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特别是在高级社发展较多的地方，有一部分贫农和干部总想扩大公有化的范围，希望一下子消灭一切私有，对于归公的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总想把价格压低一些。这种倾向，望各地注意教育防止，否则，将使贫农和中农的关系紧张起来，不利于生产。

最后，少数民族地区，由各自治区党委和有关省委分别参照这一规定，根据民族特点，自行拟定处理办法，报中央备查。

中央

1956年3月5日

3月6日，毛泽东继续听取汇报，一直到3月9日，他先后听取了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6办公室、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各负责人的汇报。

3月10日，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让溥仪到接待室去会见他的亲人，溥仪闻言，不禁心存狐疑：“谁还能来看我呢？”及至他来到接待室推开门一看，顿时楞住了，来人竟是与他阔别了10年之久的七叔载涛和三妹、五妹！载涛告诉溥仪说：

“前些日子开第二届全国政协第2次会议，我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和我握过手，说：‘听说溥仪学习得不错，在管理所看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你可以带家属去看看他嘛！’”

爱新觉罗·溥仪，字耀之，号浩然，笔名植莲，1906年出生于北京，1908年光绪帝驾崩，溥仪嗣位，翌年改元宣统。辛亥革命后，溥仪被迫退位，成为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九一八事变后，他先后被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为伪满州国执政、傀儡皇帝，年号康德（1934年—1945年），因之又称康德皇帝。1945年8月17日，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带到苏联囚禁，1950年8月由苏联移交中国，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自从被关押的那天起，他就万念俱灰，从来也没有幻想再见到亲人，如今见了七叔、三妹、五妹，已是吃惊不小，又听说是毛主席让他们来看望自己的，心头一热，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3月13日，毛泽东听取主管农林水利的第7办公室负责人汇报。

3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长征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艾地，周恩来陪同在座。毛泽东与长征、艾地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内容摘录如下：

长征：《毛泽东选集》第4卷什么时候可以出版？

毛泽东：因为我怠工，所以拖迟了。出版之前想把过去写的东西再看一遍，但总懒得看。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比如，《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80年是一阶段、后20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论联合政府》则只是把政纲排列起来，加工不多，不好。

周恩来：《论联合政府》当时动员的力量和作用很大，甚至比《新民主主义论》还大。

艾地：《毛泽东选集》出了第3卷之后，毛主席对第1卷、第2卷有没有打算作什么修改？

毛：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只是想到还可以补一些注解。

艾：《毛泽东选集》里有一篇文章谈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问题，不知道那是就中国的特点说的，还是指所有国家说的？

毛：那不单是说中国的问题，也包括外国。

艾：现在是不是也还那样说？

毛：现在也还是那样说。波立特（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笔者注）同志也曾提到这个问题，问要不要修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波立特同志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要不要进行武装斗争，不是我们单方面能决定的，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这样说，我们要争取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还应当说，即使一时不说也要这样考虑问题，当资产阶级用武装来进攻的时候，我们就要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来取得革命胜利。恩格斯生前曾经说过，在特定的条件下，英国和美国也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到20世纪，到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和英国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情况就不同了。列宁就不再那样说了。自然，也可以设想，今后会有少数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整个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条件之下，可能不再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的胜利。力量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包括武装力量在内。现在我们的阵营还只包括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到我们占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国家在我们的巨大力量包围之下，不必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关和军队的国家，我们如果只作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打算，那是要吃亏的，因为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他让不让你和平取得胜利，并不决定于你的主观愿望。我们现在也说要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但我们并不是美国和蒋介石的参谋长，我们不能替他们做答案。

艾：印尼有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

毛：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无论什么时候谁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迷信是不好的。你们听我们的意见，要分析，要从你们本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意见还不都是一点错也没有的，何况用来处理外国的事还说一点，现在传播的关于我的故事，有些并不真实，是不可信的。例如，香港有一家报纸说我曾经在一个深夜到离开延安40里地的地方去看一个伤兵，因为他说他死前一定要见一见毛主席。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伤兵我是去看过的，但就在延安，而且在白天，并不是应一个快断气的伤兵的要求而赶去看他。还有一篇故事，说我8岁就不相信神，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但当时我还是相信神的，后来又曾经是唯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那篇文章说的话不符合实际。那也是一种迷信，那样是不好的。

3月15日、16日，毛泽东先后听取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负责人的汇报。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从2月14日开始听取国务院有关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和国家计委的工作汇报，的确是够辛苦的。正像他在3月2日所说的“半月来汇报”，“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后来一直到4月24日，汇报工作才全部结束，历时43天之久，他的辛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这一重要活动，是他在建国后乃至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周密而又最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研究和总结。随着汇报的结束，一篇初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的经典之作——《论十大关系》，已经酝酿出来了，这就是巨人的脑袋！

第23章 1956年3月—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话说1956年3月17日晚饭后，吴冷西乘车从国会街的新华社总部出发，沿着华灯初放的西长安街东驶，由新华门进入中南海，在丰泽园下车，来到颐年堂，列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吴冷西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已经坐在了西边小厅里。这几个人也都是来列席会议的。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也陆续到了。

晚8时左右，毛泽东来到了颐年堂，他坐下后问吴冷西：

“赫鲁晓夫报告全文已发给哪些同志？”

吴冷西说：

“发给了所有政治局同志和有关负责同志。”

前文已经说过，早在苏共二十大结束后，毛泽东就得到了朱德、邓小平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情况汇报，这不能不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但是，毛泽东所了解的只是一个大致内容，并没有文字根据，所以一直无法深入研究。直到3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这个报告的全文，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中共中央才得到了文字依据。新华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立即着手翻译，尔后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列的名单，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文本分送给中央负责人阅读研究。

再说毛泽东环视了一下与会者，问道：

“大家看了没有？”

好几个人都说没有看完。毛泽东也说：

“我刚开始看，很费力，还没有看完。大家有什么看法？”

邓小平说：

“我们当时在苏联，只是听苏共中央联络部一位联络员让翻译读了一遍，感到内容很乱，逻辑性差，说了一大堆关于斯大林破坏法制、肃反中杀错了很多人、对苏德战争毫无准备、在战争中靠地球仪指挥等等，还讲了一个南斯拉夫问题，其它政策性的问题无甚印象。我对苏共中央联络员说：‘此事关系重大，需要向中央报告。’现在再看全文，还没有看完，印象还是不好。现在全世界都议论这个报告，许多兄弟党已表示了态度，恐怕我们党也要表态，采取什么方式可以考虑。”

邓小平说完了，其他人也议论纷纷，有人说：苏共事先不同兄弟党商量，就批评斯大林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是对各国党的突然袭击，引起了严重混乱。有人说：赫鲁晓夫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严重错误的。毛泽东听了大家的议论，就说：

“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的意见。我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第1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后，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的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2篇社论中，我们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6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二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做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大家昨天才拿到全文，还没有看完。希望仔细看一看，想一想，过一两天再来讨论。”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8日凌晨1时，会后，毛泽东又留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继续讨论到凌晨两点。

3月18日，毛泽东听取气象局负责人的汇报。

这一天，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分析研究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

从3月19日到21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5办公室负责人汇报。

3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研究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参加了会议，列席会议的除了17日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王稼祥、张闻天、杨尚昆、胡乔木和吴冷西以外，又增加了陆定一、邓拓、胡绳。与会者就赫鲁晓夫的报告及其影响、斯大林的错误、中苏两党的关系、个人迷信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最后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谈到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他说：

斯大林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支持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要中国共产党不要反击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在1949年底我访苏期间，不愿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到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后，他才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共产党。

毛泽东总结了4点意见：

“第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只有100年多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40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第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第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

毛泽东提议说：

“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做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

政治局全体委员，都表示赞成毛泽东的建议。毛泽东最后说：

“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20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做一些分析，并说明我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的讲道理。最好一个星期内写出来。”

会议决定这篇文章由陈伯达执笔，由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

3月25日，毛泽东在怀仁堂观看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剧间休息时，毛泽东、刘少奇先后来到休息室里喝茶。卫立煌夫妇与统战部长徐冰本来也准备到休息室喝茶，可卫立煌在门口看见毛泽东已在里面，就有点犹豫了。此时，毛泽东也看见了卫立煌，他便站起身来同卫立煌打招呼，并请他抽烟。刘少奇也马上凑过来同卫立煌握手寒暄。

3月26日、27日，毛泽东分别听取商业部、对外贸易部负责人的汇报。

3月29日，陈伯达将对苏共二十大的评论文章写出初稿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他与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胡绳一起，又经过两次讨论、修改后，于4月1日呈送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

1956年4月1日晚10时50分，毛泽东约陈伯达一起商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问题，一直到4月2日凌晨2时才结束。

4月2日凌晨4时，毛泽东就印发和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修改稿，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2日）夜间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3日上午看一遍，3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4日上午修改完毕。4日下午打成第2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5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

4月2日下午，阳光明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常务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张启龙，同邓辰西、邓飞一起来到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刘少奇、彭真、李先念、马明方等人也在座。张启龙汇报说：

“供销社对野生植物、小土产的收购，比较重视，例如：红根、笋子、板栗、苍耳子等等，这有几样好处，可以搞活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有的土特产还能出口销售国外，很受欢迎，为国家换取外汇。”

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他说：

“对红根、苍耳、笋子这类土特产要多收购。多收，农民就可以多种，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苍耳子出油率和大豆差不多。现在大豆不够，听说扩大大豆种植面积不易。种大豆的地可种粮食。收购苍耳子要当成收购大豆一样，苍耳子2斤等于大豆1斤，供销社要设一科学研究机构，研究这些东西。你们这么大的单位，应有科学研究机构和学院。”

张启龙说：

“现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化肥对农作物的增产增收起了很大作用，很受农民欢迎。但国家生产的化肥产量有限，即使从国外进口一些，也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我们设想组织地方制造杂肥、细菌肥。今年计划搞2200万吨杂肥，满足农民的需要。”

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应该这么做，过去注意搞大的，国家也只生产50万吨化肥，而2200万吨杂肥等于多少个工厂的生产啊！你们可以大量制造。如果不搞，河泥、塘泥都要被挖光，墙也不能年年拆吧！”

张启龙说：

“这几年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高潮，农村生产形势很好，供销社的生产资料零售额逐年增加，但生活资料零售额却有下降的趋势，各地供销社反映消费品不好卖。”

毛泽东说：

“生产资料增多，难怪生活资料卖不出去。生产资料销售量还要增加，这是合理的。因为要搞生产，要勤俭办社。只要在生产上打下了基础，两年以后，生活资料销量就可能多些。现在被生产的气氛压倒，这是暂时的，将来消费资料还是有前途的。”

李先念插话说：

“现在没有人敢去信用社存款，不敢买酒、烟、百货等用品。”

毛泽东说：

“等二三年吧，中国富农占4%，保守的不是富农，而是富裕中农，富裕中农又是那样多。酒还要喝，我有个朋友来北京，临走时，我还送他2瓶酒。花钱可以合法，要发一个指示，不影响生产，可以自由用钱，不要限制。”

张启龙说：

“经营小商品赚钱不多，又很麻烦，过去供销社不经营，农民群众反映强烈，从为人民服务的角度考虑，供销社应经营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商品。”

毛泽东问道：

“为什么过去不经营？是否有唯利是图？”

李先念说：

“过去商业部门对小商品注意不够。”

张启龙说：

“过去这些商品私商经营，如果我们经营，把他们挤垮了，无法安排。”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吐了一口气，沉思了一下，说：

“农村这个市场海阔天空，供销社应从方便农民群众生活出发，把小商品纳入自己的经营范围。”

张启龙说：

“供销社现在这种按行政区域进货的做法，不符合商品经济规律，也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必须坚决改变。供销社在经营上要扩大‘直达运输’业务。”

毛泽东说：

“‘直达运输’就是不机械地按行政区划进货。这种做法，我同意。过去商人没有什么行政区划，沙市附近的可以从汉口进货，不一定非到长沙进货，江西邻近浙江的可以到浙江进货。按行政区划进货是共产党的倒退，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目无行政。要开一个全国性会议，先发个指示，写清楚，要达到什么目的，由先念同志负责。”

张启龙说：

“总社的领导一致认为，为了搞好工作，必须深入实际，多下基层，加强调查研究。”

毛泽东一挥手，说：

“很好，这样做，就有办法了。”

4月3日，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在西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大家对陈伯达执笔撰写的对苏评论文章充分讨论修改。

是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胡绳，一起讨论修改文章。会后，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胡绳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又连夜修改，于4月4日凌晨打出清样送毛泽东。

4月4日，毛泽东在文章中作了多处修改。

4月4日中午，毛泽东再次召集会议，他解释了对稿子的修改，征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与会者又提出了一些属于文字上的意见，毛泽东让陈伯达等人边听意见边修改。

毛泽东在会议快结束时，又说了一番话，他说：

“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2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1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看了修改后的文章，又在题目的下面加上说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毛泽东鉴于米高扬将在4月6日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便决定先由新华社在当晚播发这篇文章，4月5日再由《人民日报》等全文刊发。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曾经毛泽东先后7次作了重大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末尾的一大段文字便是毛泽东的手笔：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100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39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

这篇文章最终不是用社论的形式，而且署名是“《人民日报》编辑部”，这种方式很特别，更加引人注目。

4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听取了粮食部负责人的汇报。

4月8日，毛泽东听取了农产品采购部负责人的汇报。

4月9日到11日，毛泽东分别听取财政部、人民银行负责人的汇报。

至此，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全部结束。

从4月12日到17日，毛泽东又连续6天参观了设在中南海的机械工业展览。每天下午，他少则看上一两个小时，多则看上3个多小时。有时他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还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研究。

4月1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浙江昆曲团的《十五贯》。

4月18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关于第2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在座。李富春的汇报一直持续到4月24日。

4月19日，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的汇报时说：

“3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他警告说：

“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90%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提出了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

“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

毛泽东所谓的“怕”，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

4月20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分别致电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中央政府派出以陈毅为团长、由许多兄弟民族的代表人物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到西藏去祝贺，并带去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的锦旗。

在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达赖喇嘛致开幕词。陈毅副总理宣读国务院命令，并代表国务院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印鉴授予达赖喇嘛。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由达赖喇嘛担任，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担任第一副主任，张国华担任第二副主任。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的社论。

4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汇报时说：

“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

他又说：

“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5个关系，他说：

“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毛泽东还说：

“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

4月20日晚10时许，毛泽全接到中南海来的电话，要他们夫妇和其兄长毛纯珠一起到中南海与毛泽东见面。

毛纯珠谱名毛泽掌，是毛泽全的胞兄，长毛泽全11岁，在乡下务农，不久前从韶山东茅塘老家来到北京，看望弟弟和弟媳一家。

毛泽全、徐寄萍带着大女儿远慧和小女儿远平，同哥哥毛纯珠一起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微笑着同他们一一握手寒暄，爽朗地说：

“我刚睡醒，现在是我精神最好的时候，大家先吃饭，饭后再谈吧。”

毛泽全等人早已吃过晚饭，但毛泽东盛情邀请，却之不恭，毛泽全只好答应一起吃饭。毛泽东的办公室房间不大，放了一张办公桌，摆着几张沙发。服务人员就在办公桌旁放了两个不大的方桌，端来盛有茄子、苦瓜、西红柿炒鸡蛋、辣椒之类的几个碟子。毛泽东指着西红柿对毛纯珠说：

“这东西我就不爱吃，可医生说有营养。鸡蛋呢，医生一会说应多吃，一会又说不能多吃，我就不管那一套。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啊！”

饭后，毛泽东向毛纯珠询问了家乡合作化的情况，他又问：

“农民对合作化喜欢不喜欢？”

毛纯珠说：

“喜欢。”

“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

“真喜欢。”

“每个农业合作社的范围有多大？每户是不是还自家喂猪？”

毛纯珠是个老实忠厚的农民，他尽自己所知作了回答。毛泽东说：

“看来目前农业合作社宜小不宜大，回去后告诉乡亲们，每户还是要多喂猪。猪多肥多，地里肥多就能多打粮。”

毛纯珠是个种田能手，他想不到毛泽东对种地、养猪这些事还这么操心，就连声说是。

“婶母身体还健吗？”

毛泽东又问。毛纯珠说：

“我母亲身体还健康，还能喂猪喂鸡，只是下的鸡蛋自己舍不得吃，卖了换钱花。”

毛泽东一听，就动了感情，他说：

“拿200块钱给你，带给婶母买点吃的，补补身子。”

说完就叫秘书去拿钱。毛泽全在一旁急了，连忙说：

“不必了，主席，我们常寄钱回去，不用你管。”

毛泽东这才向秘书招了招手，说：

“那就算了。”

毛泽东接着又问毛泽全：

“你现在工作任务紧张吗？”

毛泽全说：

“现在正参加总后的干部哲学学习班。”

毛泽东说：

“那正好，你学习完以后，向总后领导请个假，到湖南跑一趟，到你做过工、种过地的地方，去了解一下农业合作化的情况和问题，回来向我汇报。”

毛泽东说完，给毛宇居写了一封信，请毛纯珠带回去。他在信中写道：

宇居兄：

迭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今托纯珠之便，敬致问候之意。恭祝

兴居康吉！

毛泽东 1956年4月20日

毛泽东写毕，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在上面写着：请带交 宇居 兄 毛泽东。

将信笺插入信封，一起交给了毛纯珠。他又对徐寄萍说：

“上次你不是想拍张合影吗？那天没拍成，今天就拍吧。”

摄影师来了。毛泽东征求大家意见说：

“我们就这样自然地坐着拍好吗？”

徐寄萍笑着说：

“主席，还是站在一起合拍吧。”

“好，依你的意见。”

于是，毛泽东站在中间，毛纯珠站在右边，毛泽全、徐寄萍站在另一边，远慧、远平站在毛泽东跟前。摄影师摆好镜头，按下了快门。

后来，毛泽全几次调动工作，这是他们夫妇和孩子们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这张合影也成为他们这次见面的珍贵纪念。

4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汇报时插话说：

“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4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汇报时插话说：

“在第2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比第1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4月24日，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汇报时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6个关系：1、轻工业与重工业；2、沿海与内地；3、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4、个人与集体；5、地方与中央；6、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

“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4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1个矛盾上犯了错误。”

至此，毛泽东长达43天的调查研究工作全部结束。此后，他在整理调查材料时，重新把它概括为“十大关系”，即：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4月25日，毛泽东签发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

此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根据《决定》，对于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一批日本战争罪犯进行审判。6月28日，第一批免予起诉的335名战犯乘日本“兴安丸”号轮船回国，不久，又有两批战犯免予起诉，共计有1017名日本战犯被免予起诉遣返回国。另外45名从宽判处有期徒刑的，也允许其家属前来探视；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或服满刑期、或获得减刑、或因病释放，至1964年3月6日，最后3名战犯获释回国。

再说4月25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等人，接见出席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此前，朱学范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说，会议在5天中，交流了130多种先进经验，还请苏联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团团长索罗金、莫斯科市内电话管理局副总工程师马克西莫娃、莫斯科市中央电报局报务员克利马诺娃介绍先进经验。毛泽东说：

“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广中国自己的先进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都是必要的。对外国的经验，不能照搬，对苏联的经验也不能照搬。学习苏联经验，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你这个邮电部的职工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不少，要把他们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依靠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这样，你这个邮电部长就可以睡得着觉了。”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在中直俱乐部第2次观看浙江昆剧团演出的《十五贯》。

4月2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这次会议一直开到28日才结束。

毛泽东在这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重要讲话。他开宗明义地说：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10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提出这10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说：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

谈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说：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彭德怀插话说：

“如果将来爆发战争，由我们出军队，苏联出原子弹。”

毛泽东说：

“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说：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3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

谈到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他说：

“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的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它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在谈到苏联“把农民挖得很苦”的教训时，他说：

“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说：

“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那样的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毛泽东说：

“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的不是重点。”“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他说：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关于“是非关系”，毛泽东说：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

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说：

“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1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9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毛泽东最后说：

“这10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4月27日，陆定一在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发言中，提起了中国生物学家胡先骕的一篇文章，他说：

“从前我们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了苏联，所以我们就生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

毛泽东问道：

“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

陆定一说：

“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

毛泽东问：

“胡先骕那个文章对不对？”

陆定一说：

“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

毛泽东说：

“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还是学部委员吗？”

陆定一说：

“不是，没有给。”

毛泽东说：

“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陆定一在继续发言中还谈到了文艺问题，他说：

“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30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

毛泽东说：

“《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

周恩来问：

“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

陆定一说：

“我看过，很好。”

毛泽东说：

“《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县令过于执，凭熊友兰所有的15贯钱判定其为杀人凶手。知府况钟监斩时发现其中有冤情，重审此案，拿获了真凶。过于执，就成了中国戏剧中官僚主义者的典型形象——笔者注），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总结讲话。关于修改党章问题，他说：

“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10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5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毛泽东说：

“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4月28日这一天，国务院审查了公安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递交的《关于在人民警察中实行警衔制度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衔条例（草案）》。

国务院第38次全体会议通过后，由周恩来提请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审议。

随后，罗瑞卿前往毛泽东住处汇报工作，谈到了准备实行警衔制一事。毛泽东说：

“你们警察也要挂牌牌了？肩上扛了牌牌，还怎么帮老百姓挑水、担粮食呀？”

他还对贺龙说：

“我看见那个牌牌，就不舒服。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要打败仗了。”

罗瑞卿见毛泽东如此说，立即返回公安部召开党组会，会议决定主动撤回警衔制议案。

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此前，毛泽东在审阅修改社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他写的是：

“百家争鸣是说诸子百家在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4月2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他在谈话中说：

“我很高兴见到同志们。跟同志们见面是不容易的，南北美洲同中国相距很远，中间隔着一个太平洋，再加上美国的人为的障碍。目前中国同世界上很多国家还没有建交，特别是同南北美洲的国家，商务和文化的往来也少。但是，我们相信外交关系是可以逐步建立的。”

“你们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可能你们还没有感觉出来。美国是不放心中南美洲的，怕你们起来造反。美国到处有火药库，亚洲是一个，欧洲是一个，非洲是一个，你们中南美洲也是一个。”

4月底，程思远应邀来北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他。饭后，周恩来在谈话中说：

“请你转告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我们的方针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这样一句古话：‘和为贵’。”

周恩来还说：

“我们欢迎李宗仁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也欢迎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后来，程思远一回到香港就给在美国的李宗仁写了一封信，把周恩来的话转告给他。

1956年5月1日上午，应邀来华访问的日本友人宫崎龙介参加了“五一”劳动节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把宫崎龙介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握着宫崎龙介的手说：

“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曾给滔天先生写过一封信。”

宫崎龙介听了毛泽东的话，既兴奋又不知如何应对。他心想，怎么没有听父亲说过此事呢，既然毛泽东这样说了，肯定确有其事。

读者诸君可能还记得，宫崎龙介的父亲就是本传在第一卷中所提到过的宫崎寅藏，其人自号白浪滔天，也就是毛泽东这一次所说的“滔天先生”。毛泽东所说的信，是指他在1917年3月和萧三即萧植蕃写给“白浪滔天”的联名信。其内容已在第一卷中，恕不赘述。

宫崎龙介回到日本后，立即在父亲的遗物中寻找那封信，终于在一箱书信堆里找出了毛泽东那封用毛笔书写的手迹。1967年7月3日，这件毛泽东早年的手迹首次发表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原迹至今保存在日本。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7次会议上再次讲了《论十大关系》，他还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人民日报》在1956年4月5日发表的经毛泽东作了7次重大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科学地评价了斯大林的历史功过，同时也认真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为写这篇文章，毛泽东事先曾经强调说：“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做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这是一个极其冷静、极其慎重的反对苏修叛徒集团斗争的原则和策略。《经验》一文正是遵循这一原则和策略而撰写出来的“王顾左右而言他”之力作，一经发表，其影响即远播海内外。赫鲁晓夫一帮浑人焉知其中之奥妙，苏共机关报《真理报》竟然也全文予以转载了。

第24章 1956年5月—

“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

话说1956年5月3日早晨，毛泽东乘8205号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经武汉去广州。

毛泽东此次出行，是在4月25日提出的，并且坚持要乘坐由本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据此在4月30日向驻京专机飞行团团长胡萍下达了执行毛泽东专机的飞行任务，由胡萍亲自担任机长，飞行员为陈锦忠，领航员为张振民，通信员为柳昆尚，机械师为舒执章。专机选定飞行团按专机要求改装过的两架苏制里-2运输机中较好的8205号飞机。因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坐人民空军的飞机出行，所以中央对于这次飞行特别重视，8205号飞机经过了仔细的维护和试飞。

这天上午，毛泽东乘坐8205号专机飞行4个半小时后，于12时30分在武昌南湖机场降落休息。下午2时30分，专机又从南湖机场起飞，飞行3个半小时后，于下午6点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安全到达目的地。

毛泽东在广州期间，先后接见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区领导人，主持召开了华东地区书记会议，又视察了广东水产馆和广州造纸厂，对发展沿海地区的工业、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根据毛泽东确立的“双百”方针的基本精神，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中有独立思想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自由。

5月29日傍晚，毛泽东在广州珠江乘坐小船溯流而上。小船绕过狭窄的河道，江面顿时开阔了。从附近几只小渔船上传来了热烈的欢呼声：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向肤色黝黑的渔民们挥手致意，尔后纵身跃进珠江。他搏击着江水，忘情地高声呼喊：

“我自由了！”

他的保健大夫非常着急，眼睁睁地看着人们围着毛泽东悠闲地漂流着。

后来，毛泽东在海边散步时，又突发奇想，要马上去武汉游长江。同行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立刻回去安排准备工作。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游泳不要告诉他们。”

毛泽东所说的“他们”，是指罗瑞卿等人。卫士长李银桥感觉事情重大，就立即报告了罗瑞卿。罗瑞卿马上来劝毛泽东，他说：

“长江水情复杂，有危险，不要去游吧。”

罗瑞卿还说：

“主席，我是不同意您游的，我是您的大警卫员，我要负起责任。您去游长江，我负不起责任。”

毛泽东只要到外地视察，或在公开场合露面，总是由罗瑞卿亲自护驾，不离左右，衣食住行，工作、休息、会客，都由罗瑞卿亲自安排。为了陪毛泽东在大江大海中游泳，罗瑞卿到了50岁，坚持学会了游泳。许多高级领导人都说“罗瑞卿是毛主席最好的警卫员。”

毛泽东见罗瑞卿不赞成他游长江，满脸不高兴，说道：

“你这个大警卫去‘警’国民党好了，不要‘禁’长江。”

罗瑞卿也倔得很，坚持说：

“主席，这不是您个人的事情，游长江这么大的事情要经过组织研究，组织上是不会同意的。”

毛泽东一听，怒火中烧，训斥罗瑞卿说：

“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你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

罗瑞卿连忙解释说：

“主席，不是那个意思。保护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是不同意您冒风险。哪怕是一点风险也不许有。”

毛泽东冷笑一声，说：

“哪里一点风险没有？坐在家里，飞机可能扔炸弹呢，房子还有可能塌呢！”

罗瑞卿见劝不住毛泽东，就退了出去。他知道，只要自己不点头，毛泽东发再大的火也没有用。毛泽东毕竟高人一筹，罗瑞卿说不能游吗？他就派人到武汉做实地调察，看看到底能不能游。

第一次，毛泽东派警卫一中队队长韩庆余去武汉了解水情。韩队长也是反对毛泽东去游泳的，他到武汉问了问老百姓，都说不能游，就回来向毛泽东报告说，不能游。毛泽东问韩庆余：

“你下水试了没有？”

韩庆余回答说：

“我没有下水。”

毛泽东大怒道：

“你没有下水，怎么知道不能游？你怎么不说话了？把孙勇叫来！”

副卫士长孙勇来了，毛泽东指着他说：

“你再去，你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游不能游？”

孙勇到了武汉，见到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说明了来意。莽撞的陈再道立刻带着孙勇等人，跳到江里逆流而游。他喝了好几口水，差点溺水，护卫人员赶紧将他救上船来。孙勇回来如实地向毛泽东报告了情况。毛泽东有了根据，就理直气壮地对罗瑞卿说：

“这就对了么，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谁说长江不能游？孙勇不是游了吗？”

罗瑞卿无奈，只好同意了。毛泽东又提出要马上乘飞机到武汉。罗瑞卿说：

“中央有规定，为了您的安全，不能乘飞机。您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全党和全国人民。”

毛泽东又火了，他说：

“我9次不属于个人，总得有1次属于我自己吧？”

罗瑞卿只得再让一步。行前，毛泽东说：

“这个老韩哪，不讲真话，他没有下水去体验就说不能游。我们去游，不叫他去。叫他离开这里。”

就这样，韩庆余离开了一中队，不让他见毛泽东了。事后，毛泽东也觉得有点过分，他说：

“老韩是个好人，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就是反对我游泳。唉，这件事办得不好。”

5月30日上午，毛泽东乘8205号专机到了长沙，在长沙大托铺机场降落。他稍事休息，便召集省委书记座谈，了解他在广州主持召开的专门研究华中5省工作会议的贯彻情况。主人用清明节前刚采制的清茶招待毛泽东。

毛泽东见天气闷热，要去湘江游泳。罗瑞卿陪同到了江边，他见湘江水势平稳，水质清澈，就放了心。

湖南省公安厅长跑在最前边，去安排船只，在过一片草地时，竟被毒蛇咬了一口，大概是太紧张太激动了，他根本没有发觉，等他跑到江边，才喊了一声：“准备好，来了！”突然一屁股坐倒了。眨眼的功夫，他那条腿已经全肿了。大家立刻把他抬上车送医院，好在医治及时，没有什么大碍。

毛泽东故地重游，精神焕发，乘船行到河中心就下了水。他游姿翩翩，自由自在，好像是在办公坐久了伸个懒腰一般。他在湘江里畅游着，一直游到了橘子洲头。捧着照相机在岸边跟着拍摄毛泽东的侯波，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粪池子里。她爬出来跑到河里去洗涮，刚洗好，看到毛泽东要上岸，立刻又赶到前面去抢镜头。

毛泽东上了岸，披着浴衣踩着烂泥走。他登高远眺，洲上的人们看到了他，立刻跑过来将他团团围住，抢着和他握手，殷勤问候，亲切异常。毛泽东同大家频频招呼，用家乡话和乡亲们谈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和生活情况，情趣盎然。他们谈到了大家正在培育的蔬菜，又由蔬菜的品种谈到了一旁生长茂密的茄子，在核对茄子两字的乡音的笑声里，毛泽东告别了依依不舍的乡亲们。

他带着满腿满脚的泥巴，顺着河岸边一条小路来到一户人家门前。这家没有大人，只有几个娃娃。

“给我点支烟吸。”

一名卫士给毛泽东递烟点火，另一名卫士借来了一把椅子让他坐下歇歇。娃娃们围着他看热闹。毛泽东看见一个小娃娃手里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就问他：

“给爷爷看看好吗？”

那孩子是个鬼精灵，他双手捂得紧紧的，往上一举说：

“你猜不着！”

多好的画面呀，“咔嚓”，侯波按下了快门。在这张照片上，毛泽东的腿上脚上糊满了泥巴，睡衣下摆上也全是泥。他和娃娃的神态都是那么自然、朴实。若不是那件睡衣“现代化”了一点，真可以说是一幅“农家乐”了。

毛泽东在长沙还亲自请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到蓉园吃了饭。他一直惦记着杨老太太，在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他都是按期从工资中给杨老太太寄去生活费，以尽半子之义。

5月31日晨，毛泽东乘8205号专机飞抵武汉。当飞机在南湖机场降落时，他特意从空中观察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施工情景。

5月31日上午，毛泽东听取了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工作汇报，还视察了武汉国棉一厂和湖北省工农业展览馆。

下午，毛泽东在武汉召开调查座谈会，中心议题是对农业合作化的经验进行总结。安排座谈会的负责人，原来在会场上的安排是：会议记录者与毛泽东坐在正面的主席台上，其他人的座位都安排在主席台的对面，地委书记们是第1排，省委的负责人们坐在第2排。

会议3点开始，毛泽东进来了，他看到这样的座位安排后，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这不是搞‘三堂会审’吗？还是按圆桌会议好，没有主席台，不要记录席。”

毛泽东等工作人员重新安排好座位后，这才坐了下来。他问道：

“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现在不按会前准备的提纲发言，各人畅所欲言，一不划右派，二不扣帽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我就会上当，就会浪费时间。”

他说完后，会场上有15分钟无人发言，后来发言的人也大多是一个调子，大唱赞歌。毛泽东听得很不耐烦，就说：

“今天休会，明天再讲。”

他叫住一位省委的负责人，问道：

“今天的会议开得怎么样？是否畅所欲言、言无不尽了？”

那位负责人说：“没有。”

“何以为据？”

“都是一个调。”

毛泽东用铅笔在纸上写了两句话：

“真是可惜，时间浪费了。”

他接着说：

“可惜呀，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党的传统。开一大时就在争论，二大、三大、四大、五大都是如此。党魁这么讲，下面就跟着讲，人们不用自己的语言讲，而用领袖的语言讲话。所以，第一我还是不能死掉，我还得搞一段。第二，怎么提高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延安整风后，我快活了一阵子，指导思想统一，领导机构改善了，七大开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今天开的是重复发言的小会，耽误时间的小会。你把我的意思转告王任重同志，明天开会，中心议题是否能搞生产规划，要畅所欲言。”

1956年6月1日上午，座谈会继续进行。省委主要领导人就农业生产发展规划问题进行了重点发言，举出实例，说明这个规划的制订是符合实际的。与会者在会上畅所欲言，言无不尽。毛泽东在笔记本上不停地记着，脸上露出了笑容。最后，他高兴地说：

“好，同志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昨天的会议使我失望，今天的会议使我高兴。你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脸色办事。我的脸色是千变万化的，蒋介石是以不变应万变，我是以万变应蒋介石的不变的。”

此时，武汉长江大桥正在施工，毛泽东要到大桥工地视察。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问：

“是岸上看还是水上看？”

毛泽东说：

“水上看。”

武汉长江大桥水中的桥墩已全部建成，从汉阳江岸开始，钢梁正在向江中延伸。毛泽东乘上“武康”号轮船，经汉阳晴川阁，从2、3号桥墩间穿过，驶到鹦鹉洲附近的江面，又折回下行，从3、4桥墩间穿出。他回到船舱里听彭敏汇报工作，一面听，一面翻阅材料。彭敏详细地报告了中苏技术人员共同创造的世界桥梁史上史无前例的大型管柱基础和管柱钻孔法。毛泽东问：

“参加修建钱塘江桥的老工程师，现在还有谁？”

彭敏回答说：

“还有茅以升、罗英。”

毛泽东在一张纸上记了下来。杨尚昆问道：

“什么叫覆盖层？”

毛泽东解释道：

“就是岩面上的沙层。”

他问彭敏，是不是这样？彭敏点头称是。毛泽东还询问潜水工如何在水里沉下去，在水里怎样进行烧割和电焊？彭敏一一作答。毛泽东又问道：

“为什么铁路桥1957年10月通车？公路桥要到年底？”

彭敏说：

“铁路桥在下层，钢梁架完后，铺轨即可通车；公路桥在上层，钢梁架设后，还需要一段时间铺路面。”

“长江上还要修哪几个桥？”在有关人士回答后，毛泽东接着说：“将来长江上修上20个、30个桥，黄河也修上几十个，到处都能走。”

6月1日下午，天气闷热，气浪蒸人。毛泽东第1次横渡长江，要在长江南岸武昌的蛇山一带下水。他兴致勃勃地到了蛇山，马上被群众认了出来。成千上万的群众向他涌来，好几万人挤成一团，都想看看他。这下子可把罗瑞卿急坏了，他怕群众挤倒毛泽东，就和王任重及其他随行人员挽起手臂，拼命地承受着群众的压、推、挤，保护着毛泽东来到停在长江边的一艘船上。毛泽东打趣地问：

“游长江有危险吗？”

罗瑞卿挺着伟岸的身躯说：

“在长江里游泳，危险还是有的。但是主席不怕，我们就不怕，我们同主席在一起历经艰险，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大家听他二人一问一答，都笑了起来。毛泽东说：

“长江大海能吓得住人吗？！”

说着，他就顺着汽艇甲板放下的软梯，爬下黄色江水中，众人一起跟随着下了长江。

毛泽东为了避免陈再道逆流而游的错误，决定顺流而下。他在水中先扎个猛子，把全身在水中浸一下，然后就把头露出水面，以侧泳式两臂左右交替着，一直游向前方。江面上刮着6级风，风大浪高，水深流急，波浪滔滔，时有漩涡。毛泽东泰然自若，轻浮水面。有时水面稍稍平稳，他便缓缓仰泳，面对蓝天，极目远望，悠然自得。

长江岸上的行路人，突然看到有这么多人在江里游泳，又是在中流激浪中顺流而下，也不知要游到何方，都以惊奇的目光望着这少见的景象。有许多人想看个究竟，就跟着在岸边奔跑，有的人还边跑边喊，也不知喊些什么。两岸上的人流越聚越多，直到岸上的建筑物挡住了去路，人们才停下脚步，还踮着脚尖瞭望，不肯离去。毛泽东游过了建筑物，在前面的岸上，又同样聚集了观望的人群，有的人在鼓掌，有的人发出惊奇的赞叹声。

毛泽东游兴起时，如蛟龙戏水，顺流而下，以至岸上追随的人们都追赶不及。

时已夕阳西下，毛泽东游到对岸汉口的谌家矶。侯波迅速地换了一卷胶卷，随手将空盒子扔在水中。谁知毛泽东看见了，他游过去一把抓起盒子，身子一翻，平躺在了水面上，仔细端详起来，口中还念念有词。他念的竟是英语。侯波见状一惊，她用的是进口的柯达胶卷，盒子上印的是英文说明书，想不到毛泽东竟然认识不少英文单词，把柯达胶卷的英文说明给念了出来。

毛泽东因两岸陡峭不能上岸，这才上了船。他指着侯波，笑着问：

“你没有下江吗？”

侯波说：

“我不会游泳。”

毛泽东说：

“喝几口长江水就会了。”

他身上滴着泥水，心满意足了，得意地对他的卫士们说：

“胆量小的人，常在风浪里锻炼，胆子也会大起来的。罗部长不叫我来游，我偏要来，还不是来了吗？明年6月份我还要来。”

毛泽东一气游了13公里，历时2小时零4分钟。更衣后，他坐在船头的藤圈椅上歇息抽烟，大家都夸赞他水性好。

6月2日下午，毛泽东从汉阳鹦鹉洲附近下水，游过龟山一带江面。他游到大桥上游的水域，一边踩水，一边观看正在紧张施工的大桥。

毛泽东临近桥墩，挥臂侧泳，从2、3号桥墩间游过。他还游过了长江、汉水的汇合处——龙王庙水域，战胜了漩涡，突破了急流，顺利地游到了武昌八大家附近；游程14公里还多，用了两个小时。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才肯上了岸。

6月3日下午，毛泽东第3次横渡长江。

此时，他已经从汉口搬到东湖下榻，大家准备让他在东湖游泳，他不同意，说：

“长江是一个天然的最好的游泳池。在大江里游，随便它漂去。”

这一次，毛泽东从汉阳下水游到武昌。在江中，他时而仰游，时而侧游，有时还潜入水中，又顺利地游过了长江。

史无前例的游泳，超迈前人的胆略，亘古未有的气魄，使毛泽东在武汉的江水中酝酿出了自唐宋以来词家中唯一以游泳为题材的、词书双绝的著名篇章《水调歌头·长江》：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据陈再道多年后回忆说：“我陪同毛主席畅游长江，聆听了毛主席吟诵《水调歌头·游泳》的辉煌诗篇，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位伟大革命者征服大自然的宽广胸怀。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有一次，毛主席和我们围在一起吃苹果。有一个同志刚抓起水果刀要削皮，被毛主席看见了，他笑着亲切地对大家说：‘吃水果的时候，最好不要削皮，把它洗净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削皮，也只要薄薄地削一层。因为靠皮和靠核的果肉，是最有营养的。’说完，他便拿起洗净的苹果，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再说毛泽东连续3次横渡长江的传闻，一时间不翼而飞，轰动了整个武汉。第4天午时刚过，长江两岸就已经聚集了无数观望的人群，有的人带了望远镜，有的人拿着照相机，谁不想亲眼看一看伟大领袖搏击风浪的风采呢！可遗憾的是，毛泽东于6月4日下午6时前离开了武汉。

这天下午6时许，毛泽东乘坐专机从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飞到河北衡水附近上空时，突然遭遇雷雨云阻断航路。雷雨云是垂直发展达数千米的云层，飞机一旦误入这样的云层，就会受到强烈地扰动和冰雹与雷电的袭击，即使是设备先进的飞机和技术高超的飞行员也不敢闯入这种危险的云层。喷气式飞机可以爬升到8000米高度以上，从云顶越过。但对于升限只有5600米的里-2飞机来说，就只有改变航线，绕过雷雨云区。8205号的空勤组经过研究，果断地改变了航向，先是飞向天气比较稳定的沧州机场上空，躲开雷雨云后，再改向北飞，回到北京西郊机场降落。这绕云飞行的过程约有40分钟，飞机与地面失去了联系，地面雷达也无法找到空中的飞机。守候在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的中央领导人和在指挥塔台上的刘亚楼，以及所有在场人员都焦虑万分。失踪的飞机终于出现在西郊机场的上空，缓缓降落。当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卷，从容走下飞机的时候，人们才松了一口气。

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经过政治局讨论的修改稿中强调反对急躁冒进。

6月14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全国科学发展规划会议的与会代表们，他在讲话中说，感谢科学家们为祖国科技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还赞扬了数学家华罗庚所取得的成就和忘我的工作精神。

华罗庚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深受鼓舞。

6月14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的党内指示，他写道：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两件调查材料发给你们参考。一件是谭震林同志关于湖南攸县农村情况的报告，一件是河北省委关于河北省农业和副业产值中各种产物所占的比例。两件材料都说明，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90%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河北省的粮食产值只占该省全部农业产值的28%多一点，而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则占71%多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河北省产棉花较多，产粮食较少，其它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是粮食产值似乎不会超过50%，而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50%，或者在50%以上。我们如果不立即注意这个问题，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积累方面，国家的积累方面，势必都要大受影响。因此请你们自己，并且通知专、县、区、乡直到合作社，都对这个问题做一调查，加以分析，算出一笔粮食与非粮食产值比例的账，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中央 1956年6月14日

6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3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大会上就经济建设问题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提出了克服急躁冒进是经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央宣传部根据政治局的意见起草的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等人审定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社论中说：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倾向，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社论对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进行了公开的批评，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的方针，强调“在执行中央的这条方针的时候，不能只注意多和快，而不注意好和省。”

此前，这篇社论成稿后，经过刘少奇等人的审阅修改，最后又由刘少奇定稿，尔后才送给毛泽东审阅。身在外地的毛泽东早已知道了北京反冒进的新动向，他一见《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个题目，就很不客气地在他的名下批道：

“不看了。”

也就在6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上海西郊的一个别墅里，接见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

此时，刘大杰正在学术上就蔡琰的《胡笳十八拍》与郭沫若争鸣，又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与茅盾展开了讨论。毛泽东见到刘大杰，幽默地说：

“你现在和沫若不睦，和沈雁冰矛盾。你这个战斗精神，希望能继续发扬下去嘛。你参加百家争鸣，不要怕丢掉名誉地位。”

毛泽东在谈到李商隐时说：

“李商隐的《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

他在谈到《贾生》一诗时，问刘大杰说：

“你能背得出吗？”

刘大杰立即用湖南乡音吟诵道：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毛泽东听罢，感叹道：

“写得好哇！写得好！”

最后，毛泽东就学术争鸣问题，鼓励刘大杰说：

“要多商量，宁肯存疑，不要轻易做结论。真理是会越辩越明的。还是要投入到百家争鸣当中去。”

6月28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尼古拉·乔洛尤，他在谈话中说：

“你可以找我们政府各部、军队、党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谈谈。你希望同谁谈，你就可以找谁。如果同你谈的人只谈成绩，不谈错误和缺点，那么他们就没有反映现实的真实情况。经验多一些的人是不会相信这些的。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准备着还有坏的东西，否则一个问题出来了，就会认为不得了了。过去认为苏联是没有错误的，现在斯大林问题出来了，许多人就惊讶不止。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自古以来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正因为世界上有坏的东西，我们才要改造，才要做工作。但是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就没有工作可做了。”

“我们要使错误小一些，这是可能的。但否认我们会有错误，那是不现实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

1956年7月6日至14日，毛泽东先后6次召集起草委员会，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初稿。

7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在谈话中提出了“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

“美国到处打着反共的招牌，为着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美国到处欠账。欠中南美国家、亚非国家的账，还欠欧洲、大洋洲国家的账。全世界，包括英国在内，都不喜欢美国。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日本不喜欢美国，因为美国压迫日本。东方各国，没有一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略。它侵略中国的台湾省。日本、朝鲜、菲律宾、越南、巴基斯坦，都受到美国的侵略，其中有些还是美国的盟国。人民不高兴，有些国家的当局也不高兴。

一切受压迫的民族都要独立。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整个历史证明这一点，人类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强的要让位给弱的。美洲也是这样。

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总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个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10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9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8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跟它作斗争，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视。现在美国强大，但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可怕，可以轻视它。但是，美国现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多吨钢，到处打人。因此要跟它作斗争，要用力斗，一个阵地一个阵地争夺。这就需要时间。

看样子，美洲国家、亚洲非洲国家只有一直同美国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风吹雨打把纸老虎打破。”

“要帝国主义干什么？中国人民不要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也不要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无存在之必要。”

7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草稿。

7月16日，毛泽东和秘书林克一起读英文本《共产党宣言》，其中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毛泽东指着这段话说：

“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

毛泽东几次对林克说：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1956年仲夏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在北京开会的周谷城到中南海去。汽车一直开到中南海露天游泳池旁边。毛泽东身穿浴衣，坐在凉棚底下，见周谷城来了便站起来，紧紧握手。寒暄之后，毛泽东问：

“你能游泳吗？”

周谷城说：

“少年时在家乡的小河里或池塘里，也可以浮游几十码，不知现在还浮得起否？”

毛泽东说：

“试试看。”

于是，周谷城换了泳装，和毛泽东一同下水。毛泽东从深水处下水，周谷城则从淹到脚背的浅水处小心翼翼地往下走，一直不敢到能够没顶的深水区去。在深水区悠然自得的毛泽东见周谷城仍在浅水区里，便招呼道：

“来呀！”

周谷城打趣地说：

“我这个人哪，是既不能由浅入深，也不能深入浅出。”

毛泽东只好叫工作人员用竹竿递给周谷城一个救生圈。二人游了多时，方才上岸休息。

毛泽东坐在藤椅上，拿起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列传第39《赵充国》那一段，他说：

“赵充国这个人，当年主张西北边疆屯田，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

赵充国是汉武帝时的大将，是中国历史上在西北屯田戍边的一个著名人物。毛泽东接着说：

“赵充国的主张，开始时赞成者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者达十分之八九。可是到了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最后，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有十之一二。可见真理要被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无论是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是现在，都是这样。”

周谷城告辞时，毛泽东又鼓励他在学术上要敢于争论，不要害怕犯错误。

7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八大”政治报告草稿。

7月23日下午5时，毛泽东到了北戴河海滨。此后，他几乎每天都要下海游泳，有时一天下海两次。

在北戴河的28天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八大”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对政治报告、党章、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进行仔细推敲和认真修改。

在这期间，从苏联回国度假的王鹤滨也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来到了北戴河来。

这一天午夜刚过，王鹤滨接到毛泽东办公室的通知去看望毛泽东。他爬上了一个小山坡，来到一所房屋的大门前。这所宅院原是张作霖的别墅。值班卫士把他让到院内。就在此时，毛泽东从北房中间的门里出来了，抬头看了一下高悬的明月，抬起双手把单衣领口的扣子扣上。王鹤滨向毛泽东轻轻地靠近了一步，毛泽东发现了他，惊喜地喊道：

“咳呀！这是谁来了呀！”

说罢，转过身去，对着北房门喊道：

“江青，你看是谁来啦！”

他又对王鹤滨说：

“王医生，毕业回国啦？”

他把手伸向王鹤滨。王鹤滨双手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回国过暑假，来看望主席，还有一年多就毕业了。”

江青从北房里走了出来，穿着一身深色的衣裙，与王鹤滨打过招呼后问道：

“王医生，我们的信你收到了吗？”

王鹤滨说：

“收到了。”

江青说：

“主席和我很感谢你去莫斯科看了岸青。我在莫斯科疗养时，接到你的电话，你说去，怎么没有去呀？”

“我出了大使馆，没有找到去克里姆林宫医院的路，又不好意思请大使馆派车。”

王鹤滨解释了以后，见江青没再说什么，就问候毛泽东说：

“主席身体好吧？”

“很好，很好。工作之余就下海游泳，益处很大，虽然跌了几斤肉，但却感到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

毛泽东说罢，笑着看看自己的双臂，又用手摸了一下。王鹤滨也高兴地说：

“主席的身体看上去很好，很好！在海水中游泳，是非常好的体育运动。”

毛泽东说：

“游泳的确很好，你来北戴河要多住几天，好好地在大海里游游泳吧！”

他忽然又问：

“吃住安排好了吗？”

王鹤滨说：

“安排好了，由保健处安排的。”

王鹤滨感觉毛泽东要工作了，不便久留，就向毛泽东和江青告辞。毛泽东说：

“那好，你要多住几天。”

1956年8月7日，章士钊带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从北京乘火车经广州赴香港。

据章含之回忆说：“从1956年开始，父亲每两年去一次香港，因为在香港有个夫人，所以他有个很好借口去探亲，当然家人知道他执行的是中央给的和台湾建立渠道的使命，否则我母亲该吃醋了。”每次出行前，周恩来都会找到章士钊商谈很长时间。章含之说：“但父亲的嘴很严，从来不对我们多说什么。”

更重要的是，章士钊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张群等人的关系都很好，由他充任统战工作“斡旋人”的角色是再适合不过了。

章士钊到香港后，将周恩来的一封信转给蒋介石。周恩来在信中提出进行第3次国共合作，以期统一大业。周恩来还告诉蒋介石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据章含之透露，章士钊与寓居在香港的杜月笙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中央当时还有一任务，动员杜月笙回国”，但对大陆心存疑惧的杜月笙最终还是未能成行。

8月16日，中国政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长篇声明。

此前，毛泽东在声明稿上写了一个批示：

“似应有几句劝告英、法政府不要做出违反世界人民和平意志的事，不要过于激动和走极端，致使事态扩大，不利于世界和平，也不利于英、法。”

8月18日，毛泽东复信给达赖喇嘛，他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达赖喇嘛：

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很高兴。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大家满意。

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乱子，主要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在那里煽动，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

陈毅副总理回来，转达了你的意见。我们大家对你很了解，相信你能把西藏的工作做好。我总是担心，汉人在那里和你们合作得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请你负起责来，对于犯了错误的汉人，给他们以严格的教育，把他们当作你自己的干部看待。

望你保重身体。有事随时给我写信。

这封信你能看懂否？草字尚多，一时改不过来，但比上次少了一点。

遇到困难，务宜忍耐。困难总可以慢慢克服的。

希望同你见面。

祝你健康！

毛泽东 1956年8月18日

8月20日，毛泽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8月22日，毛泽东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第1次会议，他在谈到“八大”的政治报告时说：

“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3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关于大会发言问题，毛泽东说：

“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5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只有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但不是说，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批评根本就不许讲，那也不好。”

8月24日，毛泽东审阅了刘少奇送来的“八大”政治报告的一部分草稿及刘少奇的信。刘少奇在信中说：“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若干问题在继续写。特先送上这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这一段的题目还没有想好。”

毛泽东批示道：

“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做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这里已经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如何审阅有关“八大”的文件，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6年6月4日乘8205号专机从汉口起飞返京途径河北衡水上空遭遇雷雨云，的确是很危险的。可是后来有人说，中央政治局在这次“空中历险”后，一致决定，毛泽东以后外出考察一律改乘火车或其他交通工具。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试想，依毛泽东的个性，政治局岂能限制他的出行自由？对此，谢静宜曾经做了一个解释，她说：“毛主席每次离京都是乘坐火车外出，也就是专列。极少乘坐飞机，并不是出于个人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从工作出发的。有一次，主席曾对我谈到此事，说‘乘火车就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想停就让火车找个支线停下来，下车去看看，或者找当地领导谈谈都行。’”这倒是真实可信的！

第25章 1956年8月—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话说1956年8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怀仁堂东北角一间平房里接见了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周恩来、朱德、陈毅、周扬、夏衍在座。毛泽东在接见中发表了长篇重要谈话，他说：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抗美援朝，打到三八线双方顶住了，这种形式就是世界上少有的。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这和医学不同。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

地球上有27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影响很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贺绿汀插话说：

“美国只有一二百年的历史。”

毛泽东说：

“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

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

手工艺品的事情，请美术家请不到。对中国民间艺术看不起，这是个兴趣问题。应该逐步地引起他们的兴趣。可能一时说不通，要长期说服。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100%，根据地和红军搞掉90%，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的文章，今天用不着。像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在座的都是“西医”，是学西洋音乐的。要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

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列宁也曾经想到过对资产阶级采取别的办法。但是那个时候资产阶级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会胜利，他们要反抗。无产阶级开始又没有军队，只有8万党员。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打了20多年仗，有军队，有200万党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革命的表现形式不同。

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过去有人搞八股文章，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可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

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但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鲁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还主张过硬译。我倒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

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应该是各种各样的。比如写游记，我们一起去游香山，游的地方虽然一样，但是每个人写出来的就不一样。

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东西没有传下来。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他是懂艺术的，他是导演，也会打鼓，但是没有把东西传下来。还要靠你们。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但不是说不要学外国。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6门课程中的第2门。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死魂灵》，也要《阿Q正传》。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外国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像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

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9部乐、10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份。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教条主义要整，但是要和风细雨地整。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参加全国音乐工作会议的2000多名音乐工作者一起合影留念。

黎锦晖参加了全国第3次音乐工作代表大会。毛泽东知道后，单独接见了他。毛泽东回忆了当年他们青年时代在长沙求学的往事。

黎锦晖，字均荃，出生于1891年，在黎家排行老二。他曾与老大黎锦熙一同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后入省立优级师范习绘画音乐科。20年代末在上海创办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后又组建明月歌舞社。他是著名的现代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

毛泽东对黎锦晖说：

“陈毅同志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曾用你创作的《桃花江上美人多》的曲子填词，把“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改成“红花千万朵，送给红军哥”。

毛泽东说罢，两人相对笑了起来。

8月29日凌晨3时，刘少奇把“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国际支援3部分的修改稿送给毛泽东审阅。他在附信中说：“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4700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智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

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复信中写道：

“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10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

8月30日，毛泽东审阅刘少奇送来的“八大”政治报告序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3部分修改稿，以及政治报告各部分的编排顺序。刘少奇在附信中说：“这一段已加修改。按实际计算不到12000字，按版面计算有13000多字。请再加审阅。在各节的编排上是否这样做？请考虑。其中国防问题排在华侨问题后面，似不大妥，但不这样，华侨问题又不好放在其它地方。似还可以考虑把华侨问题同民族问题合成一节，它们联系虽不多，但可以摆下。请酌定。”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可以这样编排，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在国防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

8月30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1次会议。他在讲话（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说：

“今天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预备会议要开十几天，要做的主要事情，一是准备大会文件，二是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预选，三是准备大会发言稿。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事业。6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22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400多万吨，明年突破500万吨，第2个五年计划要超过1000万吨，第3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2000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设想，他说：

“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2万万吨、3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180年，它的钢在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我们比它落后60年。假如我们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关于继承党的优良传统问题，毛泽东说：

“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那个东西我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扫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要扫。”

“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和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

在谈到反对宗派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幽默地说：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全局，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全局，一个地球有一个地球的全局。现在地球以外不去讲，因为交通路线还没有打通。如果发现火星或者金星上有人，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交涉关于团结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反对宗派主义，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做过斗争的人。他跟你打过架，把你打倒在地，你吃了亏，脸上无光，而你并不那么坏，却封你一个‘官’，叫机会主义者。至于打得对的，那就应该打，你本来是机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打呢？”“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做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11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如果我们‘八大’对他们两位采取的态度还是同‘七大’的态度一样，那我们党就可以得到一种利益，得到一种好处，就是对于改造全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些。这在全世界也有影响。”

8月31日凌晨3时，毛泽东审阅完了“八大”政治报告中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修改稿。他在给陈伯达、刘少奇的信中写道：

“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做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9月5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9月5日晚上送阅为盼！”

8月31日清晨6时，毛泽东致信胡乔木并刘少奇，他写道：

“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它部分编辑付印。”

1956年9月4日，毛泽东嘱咐陆定一把“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部分的修改稿送给陈云，并要求在5日晚10时以前把陈云的修改意见送给他看。

9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接见由远藤三郎率领的旧军人代表访华团。

远藤三郎原是前日本陆军航空兵中将，轰炸重庆的第3飞行团团长，重庆轰炸无用论和日中友好军人协会的创始人，由于他在出版的日记中披露了石井四郎的731部队拿活人做实验的事实，被日本右翼骂为国贼和赤色将军，几乎所有的前陆军同僚都和他断了交。

在接见中，远藤三郎把一把日本军刀亲手交给了毛泽东，表示日本军人从此永远不再和中国打仗了，并为往日的战争行为道歉。毛泽东接受了他的军刀，说：

“不需要道歉，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毛泽东回赠一幅齐白石先生的原作给远藤三郎，上面有他的亲笔题词：“承远藤三郎先生惠赠珍物，无以为答，谨以齐白石画一幅为赠”。

毛泽东在会谈中还说：

“你们虽然过去和我们打过仗，一切愿意再来看看的旧军人我们都欢迎。……比起那些左派人士，我们更愿意见到右派人士，特别是远藤先生这样的军人。”

后来，远藤三郎回国后组织了日中友好旧军人会，为促进中日友好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9月5日，陈云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

9月6日凌晨2时，毛泽东看罢经陈云修改的稿子，立即给胡乔木写了一个批语：

“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

9月7日晨6时，毛泽东要人将政治报告中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送给周恩来。他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

上午10时，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亦须于9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8日交我看一下。”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建议”和“报告”，是指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及关于这个建议的报告。

9月8日凌晨，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加以修改，并请让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

原来，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八大”政治报告上，他准备在“八大”上的开幕词动手写过两次稿子，但都没有能够写完，所以他不得不让陈伯达代为修改了。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他的那段话，主要内容是这样说的：

“大家知道，要将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都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式的工业国，需要许多的条件，例如人民群众的拥护，社会制度的改革，国家的巩固，党的巩固，统一战线的巩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除了这些条件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呢？我们还需要时间，还需要和平环境，还需要朋友帮助。”

“到那时，即到1967年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工业产值将占百分之六十几，农业产值将占百分之三十几，这样我国就可以说基本上有了现代工业了，就可以说初步的工业化了。但是我国是一个具有6亿人口的国家，到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按照每年增加1200万人口计算，那时将有7亿几千万人口，按照每人占有各项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来说，我国要进一步工业化，要接近或者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那就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

“为了建设还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们认为是可能的。当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只要世界上的垄断资本存在一天，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即制约战争的因素现在已经强大起来，并且还会继续增强。这些因素中，第一个，是以苏联为首具有9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第二个，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三个，是西方国家的革命的和反对战争的工人运动的发展。第四个，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有强大垄断资本存在的国家，对于战争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利害冲突。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世界的人民运动这3个力量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互相支援、互为同盟军的。我们还可以利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冲突，作为间接的同盟军而为和平服务，使对战争最感兴趣的美国好战分子处于孤立地位。……这样看来，需要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并且愿意为和平事业努力，争取避免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占了人类的大多数，这种趋势还会发展。这样就制约了战争趋势，使它不易，使它日益孤立，不得人心，因而使新的大战不容易打起来。”

毛泽东起草的这两个未完成的开幕词草稿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这也是“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也是整个“八大”会议的主题。

再说9月8日清晨，周恩来将修改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送给毛泽东过目。

上午9时，毛泽东将这两部分转送给刘少奇，并在周恩来的改稿上批示道：

“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让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

9月8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2次会议，审议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

是日晚，毛泽东审阅了陈伯达送来的开幕词修改稿。他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又交给田家英修改，并嘱咐说：

“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

9月9日，毛泽东看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9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大”预备会议第2次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14年（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笔者注）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22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6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2个五年计划和第3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社会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10万，我们计划在3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18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份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关于增强党内的团结问题，毛泽东说：

“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所以，这一次的大会有一点跟七大相同，就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地处罚和错误地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做一种有益的教育，当做一种锻炼。”

他为了说服没能进中央委员会的高级领导干部，就现身说法讲了他在井冈山当民主人士的往事。他说：

“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后来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接着说：

“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不管他犯的错误怎么严重，哪怕是路线错误，也只是思想不对头。既是思想问题，那么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应该说，我们党的七大的选举，七大以后到现在，党内是比较的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说中央搞得不好，那么，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点不公平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

“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3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3年，搞经济建设也有7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

9月13日，毛泽东看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稿，批示道：

“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楚，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

9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3次会议。他在谈到“八大”文件的起草修改过程时说：

“第1次推翻你的，第2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用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

毛泽东接着说：

“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大体上都准备好了。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上赞成中央提出的名单。现在，中心转到发言问题。所有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有解决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这个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报告，原来是10万字，一砍就是4万多字，现在不到5万字了。所以，文章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可以用第3种写法，也可以用第4种写法。如果我们的发言稿能有比较高的水平，我们这个会议就会开得好。现在，这几个文件是相当有水平的，选举也会选举得好。文件是大家参加意见，集体创作。这样，大家也都有精神准备。没有精神准备，就要强加于人。我们对党外人士也是这样。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名其妙，‘这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步伐比较整齐，就团结统一了。”

七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日程（草稿）》、《大会规则（草稿）》、《八大预备会议安排（草稿）》、《七届七中全会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草稿）》、《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名单（草稿）》、《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草稿）》、《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章程（草稿）》、《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草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草稿）》、《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草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名单（草案）》。

全会接着讨论选举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么，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主席、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4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4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4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请同志们酝酿酝酿，看这样是否妥当。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

邓小平插话说：

“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对众人说：

“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些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我想起来就不舒服，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份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5个人里头就有1个。”

“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4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4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们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准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

毛泽东最后说：

“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一个就可以有第二个，还可以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13个，要扩大到20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170人，也许170多。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安排？今天不做决定。”

全会决定递补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为第七届中央委员，确定了八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决定八届中央委员名额为170人。

9月14日凌晨，毛泽东审阅前一天刚刚修改排印出来的政治报告稿，并作了部分文字修改。尔后，他在报告稿的封面上用钢笔写了一个批语：

“即送少奇同志：1、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和一些其它字句的修改，请即令人抄正付翻译，并另打清样。2、党的部分，本日12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以再改。”

他考虑到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便又在封面的另一个空白处写道：

“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

清晨4时30分，毛泽东审阅完田家英送来的开幕词修改初稿，他在上面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接着，他给杨尚昆写了一封信，嘱咐说：

“此件请打清样（校正错字），并付翻译。清样请于本日上午12时以前送各书记处同志以及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请他们再做修改，于9月14日下午3时交田家英汇集酌定交我。这件是否讲，要看15日我睡眠的情况才能临时做决定。所以暂时不要印发各代表和外国人，请注意。”

欲知中共“八大”开会的情形和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6年9月13日七届七中全会第3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文件的起草修改过程时说：“第1次推翻你的，第2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用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他还说：“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名其妙，‘这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步伐比较整齐，就团结统一了。”岂止是写东西，民主作风贯彻于毛泽东的一生。像本章讲述的筹备“八大”的整个过程和一些纲领性文件起草的情形，不过是他处理各种内部事务的一个缩影罢了。“专制”、“独裁”论可以休矣！

第26章 1956年9月15日—

“没有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就会有经济困难。我们的门是开着的，几年以后，英、美、西德、日本等都将与我们做生意的。他们有技术，我们需要技术，他们的经济有困难，就会向我们出口技术了。”

话说1956年9月15日下午2时，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会场主席台中央破例没有悬挂毛泽东的画像。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26名，候补代表107名，代表着全党1073万党员。

苏联、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国内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应邀列席了会议。

宋庆龄、黄炎培等应毛泽东之邀，在主席台上就坐。宋庆龄激动地说：“这是我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他说：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全体起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11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全体起立，默哀）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热烈鼓掌）

在七次大会以来的11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热烈鼓掌）

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热烈鼓掌）

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热烈鼓掌）

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工作是做得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

就国内的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做。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在国际范围内，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热烈鼓掌）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热烈鼓掌）

现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是更加有利了。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和缓。（鼓掌）

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热烈鼓掌）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热烈鼓掌）

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地支持。（热烈鼓掌）

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热烈鼓掌）

我们必须使帝国主义的制造紧张局势和准备战争的阴谋彻底破产。（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许多年来，特别是从1942年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鼓掌）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给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习，再学习。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鼓掌）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鼓掌）

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热烈鼓掌）

同志们，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又有伟大的盟国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鼓掌）我们又有世界上一切兄弟党的支持，（鼓掌）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鼓掌）我们并没有孤立的感觉，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热烈鼓掌）

我们这次大会，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的前进，将要起很大的推动作用。（鼓掌）

今天在座的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长时间的热烈鼓掌）他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和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鼓掌）他们走了很长的路程来到我国，以崇高的友谊参加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热烈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热烈鼓掌）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鼓掌）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这篇开幕词总共不到3000字，与会者热烈鼓掌竟多达34次。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多次提到民主党派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黄炎培情不自禁地即席作七绝4首，题为《东方红遍环瀛》，祝贺共产党“八大”的召开。其中第4首诗云：

天安国庆延佳节，万水千山念苦辛。杖策延安如昨梦，《东方红》已遍环瀛。

在会议休息时，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开幕词写得简短有力、鼓舞人心。毛泽东说：

“这不是我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我的秘书，叫田家英。”

前边已经说过，这篇开幕词是毛泽东和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以及书记处诸人集体创作的结果，毛泽东之所以这样说，是有意提携和鼓励田家英。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写文章的大手笔，他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以及他的所有文章，从来不让别人代笔，都是他亲自动手写的。这篇开幕词应该说是他一生中的唯一的一个例外。当然，田家英功不可没，开幕词中那一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确是田家英的得意之笔，也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句话。

再说毛泽东致词后，宋庆龄也在大会上致词说：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于会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

接下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政治报告》中说：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在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不能够用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早在政治报告起草时，薄一波说，稿子只写了反对保守主义，没有写反对冒险主义，有片面性。他建议作为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两种倾向都应当提到。刘少奇认为薄一波的意见很好，就把反对冒险主义也加进去了。

《政治报告》中仅仅有4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报告反复强调的是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早在1945年中共中央“七大”上，刘少奇在他的报告中曾经有105次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

9月15日晚，中共“八大”主席团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康生、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林彪、邓小平13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

9月16日，邓小平在“八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

邓小平报告结束后，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2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

此后，大会对3个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等68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还有45人提交了书面发言。

罗瑞卿的发言内容是《我国肃反运动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发言很满意，带头为罗瑞卿鼓掌。

9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接见了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接受了拉加卜递交的国书，并致答词说：

“你们收回苏伊士运河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纳赛尔总统最近最好不要到没有警戒的地方去，因为帝国主义的计划失败后，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像暗杀等等。西方国家骂纳赛尔总统是个野心家，是个希特勒，说他想统治阿拉伯世界。但是，我们认为，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因此，帝国主义才不喜欢他。

据我看，美国也同意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它不会帮助英国从埃及手里把运河夺回去，这样对美国也有好处。美国另外有它的目的。对美国说来，运河在英、法手里和在埃及手里没有什么区别。它本来就不期望实现杜勒斯计划。美国是想借此机会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以便建立它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阿拉伯国家、印度和科伦坡国家都支持埃及，有苏联在，英国、美国、法国就不敢轻易行动。”

毛泽东请哈桑·拉加卜大使转告纳赛尔：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我们对你们的帮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当然，埃及是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国家，如果接受我们的援助还是要还，那么现在可以记账，以后再说，或者过了100年以后再还吧。埃及现在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我们也经历过这种封锁，深知埃及人民的艰苦。中国在抗美援朝时，花了不少钱，死了不少人，现在没有战争了，可以尽力帮助埃及。”

9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给黄炎培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黄炎培在9月9日将老朋友张叔通所作的书画册送给了毛泽东，并附信说：“‘八大’快要召开了，这一时期想紧张得很。希望缓和些紧张，谨奉上书画册一本，公余浏览一下，可能增进些神情的潇洒。这书画册，是一位80岁老画师一年画成，每幅自加跋语的。我在这上边写了一首长古，为他介绍，他和我是新闻记者同事20年，他在抗日时期，吃了很大的苦，他的爱国热情是可敬的。他能画而很少作画，惜墨如金，最近为了农村和工商界对领导上一片颂声而作。最近工商界接受种种新的措施，特别是5厘定息，大、中、小皆大欢喜。他是本着极高度诚意而写出来，特代陈，乞赐教；我的诗附求赐教！”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画册、叙诗和另诗3首均已收到，十分感谢！张先生是否生活上有困难？是否愿意接受援助，请便告知。”

黄炎培收到毛泽东的回信后，复信毛泽东，告知张叔通生活穷困，其所在的江苏省文史馆每月只给他生活费50元，黄炎培认为如果政府给他更多的照顾的话，他会接受的。

后来在12月16日，毛泽东致信黄炎培，委托他转送给张叔通500元。

９月18日下午6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米高扬、波诺马廖夫、尤金等，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在座。双方就两党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并准备共同帮助兄弟党解决党内矛盾、增强团结的问题，交换意见。

毛泽东说：

“对党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说，犯了错误，还是要给他工作做，还是要给他饭吃，不能一棒子打倒，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米高扬说：

“您讲的对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的这种正确的态度，我在1949年来中国时，就曾听您说过，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回到苏联后，曾经一字不掉地对斯大林讲过。可是，当我说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作声。他的办法同您的相反。我知道，他是不以为然的。”

毛泽东说：

“当国内只有一个党的时候，更应注意听取反面的意见。”

这其间，彭德怀和米高扬有一段对话，彭德怀说：

“米高扬同志，为什么斯大林生前你们都喊他天才、英明、万岁，可他死后你们又骂他漆黑一团？他的错误既然那么严重，为什么不在他生前提意见，人死了才算旧账？他还能听得到能改正吗？”

米高扬说：

“当时谁敢提呀。”

彭德怀说：

“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领袖负责的态度吗？”

米高扬说：

“谁提了谁就要掉脑袋。”

彭德怀说：

“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

是日晚10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崔庸健等，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王稼祥、李克农在座。毛泽东就党内团结问题，党内发扬民主问题，谈了意见。他说：

“党内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争论，取得一致的看法，或者进行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同时应该允许那些少数同志保留他们不同的意见。”

此后一个时期，毛泽东几乎每天下午或晚上都要像这天一样，会见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一天一般是两个代表团，有时是3个。每次会见，少则1个多小时，多则3个小时。据不完全统计，他先后一共会见了2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会见结束后，他又常常接着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直至深夜，其紧张而繁重的工作情况由此可知。

9月19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大”全体会议。大会休息时，他和周恩来会见希腊共产党代表团和巴西共产党代表团。

9月21日晚7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在北京饭店出席中共“八大”主席团招待55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团、代表和观察员的宴会。“八大”主席团全体人员，七届中委和候补中委，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作陪。

是日晚10时4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

９月22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斯科奇马罗、拉约洛，王稼祥在座。谈到斯大林问题时，毛泽东说：

“斯大林的错误，有它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但主要应从主观认识上找根源。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了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抓人杀人，继续行使它们的职能。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斯大林的错误还是小部分，七分是正确的，三分是错误的，也许还比三分少些，只有一分到二分。看历史问题是要时间，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９月23日下午2时40分，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乌布利希等，刘少奇、王稼祥在座。乌布利希说：

“第8次党代会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不仅了解了中国，并且对我们是一种鼓励和支持。你们在经济、哲学问题的提法上很有趣。”

毛泽东说：

“要互相参考。只可参考，不可硬搬，好像我们不能硬搬苏联一样，硬搬就危险，我们曾经硬搬而吃了大亏。”

乌布利希说：

“我们的道路相同，而走法不一样。”

毛泽东说：

“方向是一个，内容是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90%。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

是日下午5时，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波立特等，刘少奇、王稼祥、刘宁一在座。在讲到斯大林的错误时，波立特说：

“你们那篇文章（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笔者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好文章，是对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说：

“在斯大林时期，阶级没有了，社会已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但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旧社会的时代。我认为这样才能够解释他的错误，即是认识的错误，认识不符合客观事实。”

他还说：

“我们的胜利只有7年。我们的政权专政的职能，即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只剩下10%了。由于没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专政的范围缩小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首先需要人。要人们不恐慌，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要全国人民不恐慌。其次，是保护生产力。”

9月24日晨5时，毛泽东致信杨尚昆，要他通知各代表团团长和各小组组长，立即阅读由陈伯达、胡乔木起草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并于下午2时以前，各小组开会讨论一次，由秘书处将修改意见汇总送交胡乔木，再作修改。

9月24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会见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维塞林诺夫等人，王稼祥在座。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的《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文，毛泽东在此次会见中的谈话，全文如下：

我们欢迎你们来到中国。你们来，我们很高兴。我们得到你们的支持，得到各国兄弟党的支持。当然，我们也支持你们，支持所有的兄弟党。现在世界上马列主义的共产党的阵线，不管是在取得胜利的地方，或者是在尚未取得胜利的地方，都是团结一致的。但是也有过不团结的时候。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这是1948年的事。1948年情报局骂你们是刽子手、希特勒分子，对那个决议我们没表示什么。1948年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样急。反过来，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采取商量、说服的办法。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次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你们吃了亏，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说来，却取得了犯错误的教训。要充分认识这个错误。

你们承认新中国，我们没有回答，也没有反对。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反对，而且也没有理由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承认我国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反对，你们社会主义国家承认的时候，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那时没有回答你们，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朋友不愿意我们和你们建交。那么中国是不是独立国呢？当然是独立国。既然独立，为何要听他们的话呢？同志！那时苏联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当然没有作出决议说毛泽东就是铁托。我对苏联同志讲过，你们怀疑我是半个铁托，现在他们不承认。从何时起才摘下半个铁托的帽子呢？从抗美援朝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以后，才摘下了这个帽子。

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90%，把白区几乎搞垮了100%。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报告中也谈到这一点。为什么不公开说明这就是斯大林的路线呢？这也有原因。苏联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我们公开批评就不那么好。我们应该和苏联搞好关系。也许过一些时候可能公开提出。世界上的事总是这样，事实就是事实。那时第三国际做了许多错事。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4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斯大林把这件事告诉了铁托，在铁托自传中有这段谈话。

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些。这以前，我们已经开始批评机会主义，开展整风运动，批评王明路线。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不久的将来也许要提。过去不提的原因有二：一、既然中国人听了他们的话，那么中国人自己就应该负责。谁叫我们去听他们的话呢？谁叫我们去犯“左”倾、右倾的错误呢？有两种中国人：一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就听斯大林那一套；另一种中国人就不听那一套，并且批评教条主义者。二、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中不愿引起不愉快。第三国际没有检讨这些错误，苏联也没有提到这些错误，我们提出批评就会同他们闹翻的。

第四次，就是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不仅苏联，就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

你们可能不很了解，为什么现在中国还挂斯大林的像。莫斯科的同志通知我们，他们不挂斯大林的像了，游行的时候只拿列宁及其他活着的领袖的像，当然没说也让中国照办。我们很为难。斯大林的4条错误，中国人民并不知道，就我们整个的党来说也是不知道的。这和你们的情况不同，你们的事人民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党内知道两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但人民并不知道这是来自斯大林的错误。至于斯大林不让中国革命和怀疑我是半个铁托的错误，只有我们党中央知道。

我们支持苏联作为中心，这对社会主义运动有利。这一点你们也许不同意。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你们从上到下都欢迎，而我们就不同，我们人民不满意。因此，中国不挂斯大林像不行。过去我们游行中拿着马、恩、列、斯的像，拿着几个中国人——毛、刘、周、朱的像和兄弟党领袖的像。现在我们采取了“打倒一切”的办法：谁的像都不拿。今年“五一”波波维奇大使在北京，你看游行时不是没有拿像吗？但是有5个死人——马、恩、列、斯、孙的像，和一个活人——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你们南斯拉夫人可能说，苏联都不挂斯大林的像了，你们中国人还挂。

到现在还有人怀疑我们社会主义建不成功，说我们是假共产党，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人吃完饭，睡完觉，就在那里宣传，说什么中国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国建不成社会主义，要建成那才怪呢！看吧，中国也许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除了美、英、法帝国主义以外，又出现了第4个帝国主义——中国！现在中国没有工业，没有资本，可是过100年以后，那才厉害呢！成吉思汗复活，欧洲又要吃亏，也许要打到南斯拉夫去！要防范“黄祸”呀！绝不会如此！中国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我们工业虽少，但总算是大国，所以就有些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常常教育我“夹紧尾巴做人”。这句话很对，现在我就时常对同志们讲。

在国内，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这种倾向危害各民族的团结。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都是宗派主义。有大国主义的人，只顾本国的利益，不顾人家。大汉族主义，只顾汉族，认为汉族最高级，就危害少数民族。

以前有人认为，中国人不愿和别人友好，要和苏联分裂，要成为祸害。现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样的人少了，从抗美援朝起开始减少。而帝国主义则不同了，中国愈强大，他们就愈怕。但他们也知道中国工业不发达，只靠人多力量大，没什么可怕。他们第一怕苏联，第二才怕中国，怕我们的政治，怕我们在亚洲起影响。所以他们就经常说，中国不得了，将要侵略，等等。

我们非常谨慎小心，不盛气凌人，遵守五项原则。我们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你们可能也有同感吧？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到100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现在中国人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别人学习，这也是有原因的，我们没有本钱：一、我们原先没有马列主义，这是学别人的；二、我们没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32年以后才在1949年取得革命胜利的；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四、我们没有工业化，主要是农业和破破烂烂的手工业。因此，就是有人想翘尾巴，也没有本钱，顶多翘一两公尺。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10年、20年以后就危险了，40年、50年以后就更危险了。

同志们，我劝你们也要注意这一点。你们工业化程度比较高，发展比较快，斯大林整了你们，但是有理的是你们，真理在你们这一方面。这都可能成为你们的包袱。

上面讲的斯大林对我们犯的4条错误，也可能变成为我们的包袱。中国过几十年在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们回去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那个时候我就不在了，去找马克思开代表大会了。

我们过去对不起你们，欠了你们的账。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为什么现在还要沉默呢？在批评斯大林以前，有些问题不能说得这样清楚。过去我和波波维奇谈话时只是说：苏联不批评斯大林，我们就不好批评；苏联不与南斯拉夫恢复关系，我们也不好和你们建交。现在就可以讲了，关于斯大林的4条错误，我就和苏联朋友讲过，和尤金讲过，将来见到赫鲁晓夫时也要对他讲。你们是同志，所以也和你们讲了，但是现在还不能登报，不能让帝国主义知道。以后也许有一两条错误要公开讲的。我们和你们不同，你们在铁托自传中提到斯大林的错误，因为你们和苏联断绝了关系。

斯大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学；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3篇：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莫斯科批评斯大林以后，我们就可以讲这些情况了。今天把他的4条错误讲给你们听了，但是为了和苏联保持关系，不便在报纸上公开讲。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关于斯大林对我们犯的错误，只提到一个糖厂的问题，所以我们还不便公开讲。矛盾的事情还是有的。

苏联一般来说，总的是好的。他们有4个好：马列主义、十月革命、主力军、工业化。他们也有阴暗面，有些错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敌人利用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展开攻势，我们应该支持苏联。他们的错误是会纠正的。对南斯拉夫的错误已由赫鲁晓夫纠正了。对于王明的错误，他们已经了解了，而过去我们批评王明，他们就不愿意。他们也取消了“半个铁托”的帽子，一共取消了一个半铁托。取消了给铁托戴的帽子，我们很高兴。

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你们南斯拉夫想来也有过这样的君主，别人指着鼻子骂他都行。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相互骂架。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我国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们都原谅。因为我们总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但是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颂，少予批评。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是不尊重领袖。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300封信，其中总有几封信是批评我们的，但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们并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围的人整他。

你们提到的《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34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制造任何东西都要有原料，也要有工厂。但我已不是一个好工厂了，旧了，要改良，要重新装备，像英国的工厂需要改装一样。

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９月24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讨论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

9月25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团（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在谈话中说：

“美帝国主义是你们的对头，也是我们的对头，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对头。美帝国主义要干涉我们比干涉你们是困难一些。美国离我们很远，这是一种因素。但是，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很长，伸到我国的台湾，伸到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等地。美国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冰岛、西德都驻了兵，在北非和中近东也有它的军事基地。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每砍断它的一只手，我们就舒服一点。”

接着，毛泽东重点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最后强调说：

“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如果没有好处，为什么是成功之母？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

9月25日晚8时45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

是日晚11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交谈会见各兄弟党的情况。

９月26日下午2时，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大”全体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央委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1945年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这句话，在新党章中删去了。整个“八大”都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

下午4时15分，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于哥夫等，王稼祥在座。谈到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时，毛泽东说：

“季米特洛夫同志给我们的印象很深，这是一位好同志，对同志关系好，没有教条主义，没有命令主义，不强迫别人接受他的意见。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很好。”

毛泽东问：

“你们觉得我们这个大会怎样？”

于哥夫说：

“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毛泽东说：

“时间开的太长了，砍掉一半就好了。主要是总结一些经验。十一年（从1945年的“七大”到这次“八大”——笔者注）时间是很长，斗争很丰富。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

9月26日晚10时3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讨论政治报告决议草案和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这次会议一直开到27日凌晨1时55分才结束。

9月27日凌晨2时，毛泽东在决议草案的封面上给胡乔木写了一个批示：

“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5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

是日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

就在这个期间，陈伯达、胡乔木急急忙忙将经过修改的政治报告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见决议稿上又增加了一句话：“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此时离“八大”闭幕式开会只有1个小时了，他略一沉吟，就同意印发了。

关于决议中临时增加的这一句话，据胡乔木在1980年10月9日回忆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

据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

９月27日下午2时，毛泽东出席中共“八大”闭幕式。

会议选举中央候补委员。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批准刘少奇代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在刚刚产生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中，有97位中央委员和73位中央候补委员。

王明、李立三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此前，李立三在“八大”上将自己准备发言的稿子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动，就批示说“可用”。于是，李立三在大会上发了言，深刻地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的错误，讲述了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深切体会，表达了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感激之情，决心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后来在1958年初，身为工业部副部长的李立三，深入工厂调查研究，发现了鞍钢总工程师马宾等人总结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作经验，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李立三对这一经验非常重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提法，也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批示在全国进行推广。

马宾，原名张源，1913年出生于安徽省滁州市，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编译组组长、新四军军部军法处科长（经历过皖南事变）、射阳县委书记（陈云曾为其撰写《学习马宾式群众工作方法》的社论）、松江省军区民运部部长、哈东地委书记、辽宁省委秘书长、民运部部长等职。他在东北解放后，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1956年毕业于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归国后任鞍钢总工程师。

再说9月27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乔治乌—德治等，王稼祥在座。毛泽东提到了李立三在“八大”上的发言，他说：

“前几天在会上的发言，很受外国同志的欢迎，民主人士听了很欣赏，犯过错误的同志听了也高兴。他的错误也有破坏作用和教育作用两面，现在剩下的也只有教育作用的一面了。”

毛泽东提起了1949年2月他会见米高扬时的谈话，他说：

“我们曾经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

乔治乌—德治说：他们在上海看了些工厂，印象是产品质量好，劳动热情高。毛泽东说：

“我们的质量还不好，只注意数量，不注意质量。要提高质量，成本就高，就不能得奖；要成本低，质量就不高。现在的制度有很多毛病。过去我们没有选购制度，今后将改变方针，实行选购制度。我们的制度较之过去只是相对的好，而不是绝对的好。资本主义在经营上有许多地方比我们好，我们也要学习他们的好东西。目前的国际形势是好转了，我们估计战争是很难打起来的。没有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就会有经济困难。我们的门是开着的，几年以后，英、美、西德、日本等都将与我们做生意的。他们有技术，我们需要技术，他们的经济有困难，就会向我们出口技术了。”

是日下午4时半，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奥哈布等，王稼祥在座。毛泽东说：

“中国还是一个未经开发的国家，人民是穷的。穷是坏，也是好。穷了就要革命，迫切要求提高生活水平。无文化，不好，但整个中国是一张白纸，好写字。”

奥哈布说：

“中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文物古迹很多。”

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是不怕我们的几千年文化的。古董当然是要保护的，但我们更需要现代的科学和文化。”

在讲到波兹南事件时，毛泽东说：

“就是一万年以后，人类还会有矛盾。”

波兹南事件是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针对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的大规模罢工事件，因发生在波兰中西部城市波兹南而得名。1956年6月28日，采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制造厂约80%的职工开始上街游行，从捷尔任斯基大街向波兹南市中心行进。游行者举起“要面包和自由”的标语，并喊出了“俄国佬滚回去”、“释放囚犯”和“打倒秘密警察”等口号，沿途有更多的群众和铁路修车厂的工人加入游行队伍，聚集10余万人，逐渐发展成暴力事件，6月30日被波兰政府镇压。波兹南事件导致了至少74人死亡（包括军警8人），800人受伤，658人被拘捕。波兹南事件是波兰逐渐摆脱苏联政治控制的里程碑事件之一。毛泽东接着说：

“现在我们把未来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又会感到不满意。那时，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社会上还有美丑，无丑即无美。那时，还有真理，也有谬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说：

“我们将向你们学习。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否则就不能生存下来，也不会发展。应该学习任何民族的长处。哥白尼（文艺复兴时期的波兰天文学家，他在40岁时提出了日心说，著有《天体运行论》——笔者注），他是一个天文学家，他不仅属于波兰一个国家，他属于全世界，凡是科学都是全世界的。”

9月28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主席团常委和各组组长、副组长会议，商谈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问题。

下午4时，毛泽东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预选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是日晚7时，毛泽东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会议，讨论中央领导机构预选情况。

晚7时50分，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和各组组长、副组长会议，通报预选的结果和通过候选人名单。

晚11时，毛泽东继续主持中共八届一中全会，正式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17人，他们是：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云 林彪 邓小平 林伯渠 董必武 彭真 罗荣桓 陈毅 李富春 彭德怀 刘伯承 贺龙 李先念 选出政治局候补委员有6人：乌兰夫 张闻天 陆定一 陈伯达 康生 薄一波

选举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书记有：邓小平 彭真 王稼祥 谭震林 谭政 黄克诚 李雪峰 候补书记有：刘澜涛 杨尚昆 胡乔木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会议结束后，从不愿打扰毛泽东的王稼祥去找毛泽东，他说：

“主席，请把我在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处的职务，让给比我更有贡献的老同志、好同志。”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

“稼祥同志，你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当一名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完全应该的，你就不要谦让了。”

王稼祥继续申述自己的理由，他说：

“在政治上教育我挽救我，使我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解脱出来的是党；我负伤以后，又被从死亡线上抢救下来的还是党；长征开始时，‘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曾想把我抛弃，但是后来终于被抬着上了路，使我再一次死里逃生，并且一直活着和健康的成长着，仍然是党！而我奉献给党的，根本比不上党所给予我的，我觉得有负于党。”

毛泽东见王稼祥坐着不动，笑着问：

“你今天找我，还有别的事吗？”

王稼祥说：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毛泽东说：

“既然这样，你也就不必再谈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本传前边已经说过，王明在1956年1月间以治病为由再次去了苏联。中央在8月上旬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回国参加“八大”。9月8日，王明回电表示因病无法回国，向中央请假。毛泽东对王明仍然采取团结的方针，在“八大”上多次做工作，使许多代表投了王明的票，在王明缺席的情况下，仍然当选中央委员。后来自六十年代起，随着中苏关系不断恶化，长期留居苏联的他根据政治需要，化名为“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先后发表《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中共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等书，全面地系统地歪曲、篡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污蔑毛泽东，为自己的错误翻案，无中生有地造谣说毛泽东多次谋害他，企图加速他的死亡，公开地走上了背叛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即便如此，中央对他再没有作任何决议，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于莫斯科。第二天，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刊登了《追悼王明同志》的文章，称其为“国际共运的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苏联的老朋友，苏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的积极捍卫者”。这才是：永不翻案人尽知，嘴尖皮厚枉称明。江山代有小人出，翻云覆雨每相同。青史如鉴能照妖，大鬼小鬼现原形。

第27章 1956年9月30日—

“英国、美国、法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我们迟一点在国内给它们合法地位，就好一些。”

话说1956年9月30日下午，印度尼西亚有“独立之父”之称的总统苏加诺应毛泽东之邀，来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北京西苑机场迎接苏加诺。

下午2时，苏加诺的座机在北京西苑机场徐徐降落，他迈出舱门，走下舷梯。毛泽东迎上前去，和苏加诺亲切握手。苏加诺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们互相拥抱，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毛泽东把他身边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苏加诺一一作了介绍。机场上奏起两国国歌，毛泽东陪同苏加诺检阅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和苏加诺登上敞篷帕卡德轿车，缓缓驶出机场。从西苑机场到新华门，20公里的道路两旁有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毛泽东面带微笑，挥动右手向路边欢迎苏加诺的群众们致意。苏加诺也微笑着向群众做手势。欢迎的人群站在离敞篷车5英尺远的路旁抛撒着鲜花。路两边没有荷枪实弹的士兵，而那些漫步而行的警察并不阻拦他们。

下午6时，稍事休息后的苏加诺一行，由周恩来陪同在中南海勤政殿拜会毛泽东。毛泽东和苏加诺的谈话记录全文如下：

毛泽东：万隆会议是一次很好的会议，万隆会议真了不得。一年多来，整个世界有很大的变化。是不是?

苏加诺：是的，的确如此。我不论到哪里，大家都提到万隆会议。

毛泽东：从前大家都同时提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大家都不大提了，剩下来的只有万隆会议。读了你在美国的演说，我们都特别高兴。在那样的国家，讲那样的话，非常好。你代表了整个亚洲。

苏加诺：我自己也认为是代表亚洲说话的。

毛泽东：实际上，你是代表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美国招待得还好吧?

苏加诺：一般地说，美国人的欢迎还是相当热烈的。但是，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员大多不很高兴，因为我说的话，是他们不喜欢听的。不论他们喜欢不喜欢，事实我还是要说出来的。在美国不论到哪里，记者都问，印尼对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我们的答复是很坚决的，中国必须参加联合国。我们还补充说，如果联合国没有代表6亿人民的中国参加，那么联合国就变成了演滑稽戏的场所。

毛泽东：你认为中国进入联合国，是早一点好还是迟一点好?

苏加诺：越早对联合国越好。

毛泽东：我们曾经想过另外一方面，不参加也不坏。

苏加诺：印尼认为，越早越好。

毛泽东：早参加或者迟参加，这两条我们都要准备。

苏加诺：要快才好。

毛泽东：我们觉得慢一点好。

苏加诺：很想了解主席的想法。

毛泽东：我们公开说要参加，朋友们也在这方面帮我们的忙，这是我们的权利。6亿人民的代表不参加，台湾却参加了，这是不公平的。这是不妥当的。在日内瓦的谈判中，我们也对美国提到这一点，指出他们不对。但是，这不是日内瓦谈判的一个题目。日内瓦谈判的题目是：平民遣返问题，解除禁运问题，人民来往问题，更重要的是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苏加诺：希望主席谈谈为什么中国不急于参加联合国。

毛泽东：英国、美国、法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我们迟一点在国内给它们合法地位，就好一些。

苏加诺：但是，问题是这3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抱有坏的企图，如果在联合国里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参加，那末，帝国主义国家会更猖狂。

毛泽东：我们可以在联合国以外反对。

苏加诺：我还是不太了解。

毛泽东：英国急于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叫做谈判，就如何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一谈就谈了5年。这期间，英国在中国的是谈判代表，而不是合法的外交官员。英国在联合国投蒋介石的票，而不投我们的票。这样，我们就更有理由，指责英国在两边搞，现在，我们和英国之间是半正式的外交关系。

苏加诺：但是，主席还没有谈到联合国的问题。

毛泽东：我正在讲这个道理。法国、西德这些国家，我们也不急于同它们建交。它们既然不急，我们也不急。至于要拖多少年，那就看吧！它们要拖多少年，就拖多少年，美国也是这样。是比较好的。美国天天骂我们，我们的耳朵已经听惯了。这就说到联合国了。美国是不赞成我们进入联合国的，它是要阻挠的。

苏加诺：这个问题可以分开来谈。中国同英国、法国、西德、美国建交的问题和中国参加联合国的问题，是两回事。帝国主义国家想控制联合国，中国参加了以后，就可以反对这种企图。

毛泽东：问题是台湾。

苏加诺：台湾问题可以搁在一边，台湾和中国是一回事，控制大陆的应该代表中国。

毛泽东：这是你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但是，美国和追随美国的国家不这样想。

苏加诺：问题可以这样解决：一个国家提出要中国参加联合国，其他的国家支持。这是要经过斗争的，印尼愿意参加这个斗争。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了联合国，代表台湾的人当然就没有权了。

毛泽东：这样的提案需要过半数，还是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

苏加诺：三分之二的多数。如果大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安理会不能否决。

毛泽东：提案被大会通过以后，我们能不能进入安理会？安理会里是有否决权的，5大国是需要一致的。在这5大国中，一大国曰美国，二大国曰蒋介石。

苏加诺：不管安理会有没有否决权，提出来以后，就会引起斗争，这总是好的。

毛泽东：这个我们赞成，但是最后还是难于解决。

苏加诺：但是世界舆论就会不同。例如，大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安理会里如果有一个大国否决，那就做了一件笨事，一定会引起反感。

毛泽东：好的，作为斗争，这是应该做的。但是，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是我们。那末，我刚才已经说过要准备两条，我们就要准备进去，同你们一起，各一票。

苏加诺：由一个中国代表整个中国，另外由台湾集团代表台湾，作为过渡的办法，主席认为这样一个策略如何?

毛泽东：这个办法不妥。我们要借这个题目做文章。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

苏加诺：但是，这只是作为一个过渡阶段，正像西伊里安和印尼的关系一样。

毛泽东：西伊里安不代表印尼。相反地，在联合国里，印尼有代表，西伊里安没有。

苏加诺：中国和台湾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弄成像印尼和西伊里安的问题一样，那就是说，把台湾作为中国将要收复的领土?

毛泽东：在联合国里有没有西伊里安的代表?

苏加诺：我建议的只是过渡的办法呀!

毛泽东：我们要借这个题目做文章。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苏加诺：那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蒋介石就要退出，没有台湾代表的地位。

毛泽东：对。

（他面向黄镇大使）中国京剧团到印尼去表演过没有？演出过《雁荡山》没有？

黄镇：演出过。

毛泽东：在这个戏里，两派作战。保守派守城，革命派把城围住，后来飞进城去。英国报纸画了一幅漫画，说中国进入联合国，就像《雁荡山》一样，要飞进去，也就是说，我们要打进去。

苏加诺：已经参加联合国的会员国可以联合起来，要求把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列入议程。

毛泽东：赶走蒋介石的代表。

苏加诺：这是最终要达到的目标。

毛泽东：如果蒋介石的代表不走，我们就不去。我们还有很多文章好做。

苏加诺：我这样提出问题，是为了要了解中国的态度。

毛泽东：我们就是这样的态度。如果联合国大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提案，而我们却不能进入安理会，那我们就有了斗争目标，就还有时间。对我们来说，最好再等五六年。6年之后，我们的第2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最好是等11年，那时候我们的第3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6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因此，何必急呢？

苏加诺：刚才主席说，美国不怕中国。其实不是这样，美国是怕中国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已经工业化，或者有原子弹。

毛泽东：它是怕我们的政治。

苏加诺：是的，怕中国的政治，怕中国的思想意识。

毛泽东：怕我们去散布，对它不利。

苏加诺：美国不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就是因为美国怕中国。

毛泽东：美国是有一点怕中国。说老实话，我们也有点怕美国。

苏加诺：澳大利亚也有点怕印尼。这不是因为印尼已经工业化了，而是因为印尼如果收回西伊里安，东伊里安也会成问题。

毛泽东：你说的这个道理很对。你认为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3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剩下来的，只有小半个欧洲，半个美洲，一个澳洲。他们不赞成我们，我们准备等候他们100年。

苏加诺：哪些国家不赞成中国?

毛泽东：英国，它现在还投蒋介石的票。只要它一天如此，我们就一天不同它建交。它100年投蒋介石的票，我们就100年不同它建交，只是交换代办。法国、比利时也不承认我们，还有葡萄牙、西班牙。

苏加诺：正如我昨天在乌兰巴托的演说中提到的，世界上大多数人，几乎是全部，都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如果有些国家提出议案，要求联合国接纳中国，并且附上一个条件说，中国必须参加联合国，否则联合国就变成演滑稽戏的场所，这些国家就要退出。这样，美国如果反对，它就做了一件笨事。

毛泽东：我们完全赞成这样做，但是不必退出联合国，可以在联合国里进行斗争。

苏加诺：这个斗争是复杂的，我们需要互相商量。

毛泽东：对的。最后，斗争的结果是蒋介石走路。到那时候，我们就飞进联合国了，戏就唱完了。但是，我们必须准备第二条，那就是，多少年不让我们进去。

苏加诺：这同我们收回西伊里安的问题几乎相同。在印尼，一部分人主张把西伊里安问题撇在一边，先考虑如何建设，等到我们强大以后，西伊里安自然会回来。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认为，应该一方面进行建设，另一方面要为收回西伊里安而斗争。

毛泽东：这同台湾问题一样。一方面，我们要把自己建设强大，另一方面要尽快收回台湾。台湾和西伊里安一样，有两个收回的时间。第一是早一点，这当然是最好的。第二是迟一点，这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睡觉，不致于失眠。

苏加诺：但是，这样会不会影响人民的斗争情绪呢?

毛泽东：问题不是全靠我们来解决的，对我们来说，当然最好是早一点。

苏加诺：是不是应该考虑到，人民的斗争情绪像火一样，不扇的话，就会熄灭?

毛泽东：火是在烧的，但是，仍然有两个时间：一个是早一点，另一个是迟一点。

苏加诺：从这一点来说，我是同意的。我们应该一方面进行建设，同时还要继续斗争。

毛泽东：早一点当然最好，迟一点也可以。

苏加诺：当然不是一两天可以办到的。

毛泽东：不是一两天，也不是一两年，而是十年八年，甚至还要多。

苏加诺：这一点我同意。收回西伊里安不是五六年之内的事，还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对人民说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说，要继续斗争。

毛泽东：我百分之九十九同意你。我们也是每天宣传收回台湾，但是我们不讲时间。我们天天说要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交，包括美国在内，但是我们不讲时间。中国人办事，就是不讲时间的。有些人讥笑我们，说中国人总是慢慢来。我们恰好就是这一条。

苏加诺：这是一种策略。

毛泽东：不是，的确是如此。问题的解决，不决定于我们这一方面，要对方改了才成。

苏加诺：对方是谁?

毛泽东：英国、美国、法国、台湾、西伊里安、荷兰。问题是它们的参谋长是它们自己的人，而不是我们的人。如果阿卜杜加尼外长去作美国的外长，那就好了。

苏加诺：现在西德的人也是这样说。他们说，阿登纳台的话，整个西德就会变。

毛泽东：如果它变了，并且提议同我们建交，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了。

苏加诺：主席的话很有味道，都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中国方面认为，我们应该早一点还是迟一点在联合国提出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

毛泽东：早提。

苏加诺：这就好了。

毛泽东：每年都要提一次，哪年成功就算完事。

苏加诺：要成功的话，还要经过斗争。早提有很多好处，这样可以使各国表明立场，阵线分明。

毛泽东：完全对。禁运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们天天要求解除禁运，但是迟一点解除也可以。实际上，最好是再迟几年解除。说老实话，我们没有好多东西，无非是一些苹果、花生、猪鬃、大豆。不解除禁运，我们也睡得着，吃得饱。我们可以等6年，等11年。到那时候，解除了禁运，承认了中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然后他们到中国来一看，他们会后悔的，也就是说，他们发现已经无能为力了。

苏加诺：难道他们对中国的发展不了解吗？

毛泽东：了解是了解的，但是，他们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说现在这样做是上当了，但是他们还有另一方面的困难，使他们要同我们顶。因为这个口子是决不得的，一决以后，黄河的水就要流。对他们来说，面子就很不好看。我们的想法是，早一点承认也好，迟一点承认更好。到那时候，他们到中国来，就悔之已晚，就将无能为力。而且，我们还有第二条，那就是，要他们在全世界面前丢脸。因为是他们不承认我们，而不是我们不承认他们。我们天天要同他们建交，而他们不同我们建交。不是我们不进入联合国，而是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天天要他们解除禁运，但是他们不解除。结果，就会使美国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一切理由都抓在我们手里，都抓在我们朋友手里。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要有两条，一条不行。第一是坚决斗争，每天都要叫，这是你的办法。第二是不要着急，这一条是不登报的。我们同蒋介石也是这样微妙的关系。我们要同他恢复友好和合作的关系。我们过去合作过两回，为什么不能合作3回呢？但是蒋介石反对。他每天反对，我们就每天说要同他合作。这样就使我们的蒋委员长很难处，他的内部正在分化。

苏加诺：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统治阶级也不一致。美国国会里也有人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

毛泽东：不是多数赞成。

苏加诺：但是已经有人赞成。

毛泽东：我们看到有人赞成就高兴。这次中国共产党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在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说，愿意同一切国家建交。但是，在这些报告和决议里，都没有我刚才向你讲的第二条的内容。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我让你知道这个底子。

是日晚，毛泽东和苏加诺一起出席了国务院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席间，苏加诺和毛泽东先后举杯致了祝词。苏加诺还与毛泽东开玩笑说：

“在抽烟方面，毛主席堪称第一，从抽烟中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想起周恩来给他介绍的苏加诺爱吃辣椒的生活习惯，于是手举着香烟，望了周恩来一眼，说：

“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我是湖南人，但在吃辣椒方面，我就不如苏加诺总统，因人各有长处嘛。”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宾主开怀大笑。

1956年10月1日，首都各界群众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国庆庆典。

毛泽东和苏加诺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上。

一阵礼炮轰鸣过后，由各军兵种和群众组成的16排纵队的游行队伍，冒雨在广场上接受检阅。

雨越下越大了，天安门广场成了一片汪洋。但见坦克隆隆、枪支如林、锣鼓喧天，指战员们的衣服全被雨打湿了，可他们的热情却丝毫未减，依然踏着军乐的节奏，高挺胸膛，踏起水花，齐步向前。车辆方队都是第一批出厂的国产“解放牌”汽车。雷达探照灯也初次公开亮相。游行的群众一会儿挥舞彩扇，一会儿又举起鲜花或标语，人海花海，令人目不暇接。

由于下雨，原定参加阅兵式的国产喷气式飞机未能参加受阅。

毛泽东在休息期间，亲切接见了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茅以升及其家人。尔后，他又和刘少奇谈了话，他说：

“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上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

毛泽东认为，现在提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又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以要努力发展经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刘少奇没想到“八大”刚刚结束，毛泽东这么快就提出了政治报告决议里的问题。正像王光美后来所说的那样，刘少奇听毛泽东如此一说，表现出十分震惊。他说：

“哟，《决议》已经通过了，那怎么办？”

刘少奇又说：

“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太匆忙，”“没有时间去修改。”

毛泽东知道，大会一旦通过，这个决议就将会字字如镂，不可更改了。

10月1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焰火，回到中南海已经10点多了。稍事休息后，他在颐年堂会见了杜克洛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邓小平、王稼祥在座。毛泽东问杜克洛：

“你在中国还要待一阵？”

杜克洛回答说：

“去广州、上海。返北京后回法国。满脑子里装满了你们的东西。”

毛泽东说：

“中国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杜克洛说：

“有意思的东西很多。”

毛泽东说：

“中国的前途是好的，但有艰苦的任务。”

杜克洛说：

“中国人民的力量超过了这些任务的重荷。”

毛泽东说：

“从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并不容易。你们是先有了工业和无产阶级，再革命，等到你们革命胜利了，东西是现成的。我们就不同。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是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

杜克洛说：

“这样的情况比一般人想象的会早一些，目前政府的政策正在破产？”

毛泽东又问：

“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

杜克洛说：

“法国资本家也很着急。”

毛泽东说：

“不是指一般地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提供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

杜克洛说：

“现在都有一些可能，可以转弯抹角地搞一些，不过美国还在阻碍。”

毛泽东说：

“现在瑞典已经答应替我们设计、准备、安装造纸厂。”

杜克洛说：

“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的工作。”

毛泽东说：

“请帮助。”

这正是：毛公一生，从不保守；青史昭昭，天地可鉴。

自力更生，立为根本；科技引进，早着先鞭。

最后，毛泽东就尚未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是否能够和平过渡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

“关于未取得政权国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共产党人总的说法有两条。第一条，我们愿意和平过渡，只要资产阶级也愿意这样，那很好。第二条，如果他们不干呢？不是要打吗？他们要打，没有办法只有被迫回击，用暴力斗争。看样子世界上资产阶级心甘情愿走上交出政权的路是不会有的，非得在群众逼迫之下才有可能。我们提出两条，两方面都有充分理由。第一条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我们要他们和平地把政权交出来。如果光有这一条就危险，当他们不肯移交政权时怎么办？如果他还利用国家机器来镇压人民时又怎么办？所以势必要有第二条，只要人家用战争来压迫我们的时候，那就得有武装斗争。”

这次会见结束时，已经是10月2日凌晨2时35分了。

10月2日晚，毛泽东举行盛大国宴，招待苏加诺总统一行。他在讲话中称赞印度尼西亚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热情歌颂印尼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伟大斗争；还高度评价了苏加诺在万隆会议及国际事务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并且说，中国和印尼必须团结起来，使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彻底破产。

苏加诺在讲话中颂扬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不是新朋友，已经相识了几百年，有着共同的经历和苦难遭遇，曾经互相支持和同情，两国在各自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中都具有许多共同点，今天和明天为我们提供了相互联系的条件。他还说，此次访华确定的两国友好关系的任务不难完成。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祝两国人民的友谊地久天长。

国宴结束后，毛泽东邀请苏加诺一同欣赏著名京剧艺术家谭富英、裘盛戎等人的精彩表演。

10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被邀参加国庆观礼的曹聚仁夫妇，在座的还有张治中、邵力子、徐冰、童小鹏。毛泽东和曹聚仁之间的谈话部分内容如下：

曹：台湾方面了解了第3次世界大战已经没有可能，反攻大陆也不可能。他们曾表示，国共和谈，条件成熟时，可能在一个晚上成功。

毛：也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但我们并不着急。台湾以前说，1年准备，2年反攻，3年扫荡，4年成功。现在4年已过了，又改说7年了。

美国怕苏联三分，因为苏联有原子弹。美国也怕我们一分，因为我们有影响。当然我们也有点怕美国。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它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照旧。台湾何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则要取得蒋先生的同意后才做，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大陆破坏。谈好了可以定个协定公布。我们现在已不骂蒋介石了。大陆上的人民对蒋的仇恨也慢慢淡了。我们也不会拿从前蒋对我们的办法对付他，因为没有必要。目前台湾为了对付美国内部，可以反共，因为他们要生存。台湾可以派些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

我们并不着急去加入联合国，但进行这种斗争是必要的。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条件是：只能一个中国，不仅要进入联合国大会，而且要进入安全理事会和其他各种组织，否则就不干。反对“两个中国”这一点，台湾和我们是一致的。

张治中插话说：

“在反对南越占领西沙群岛问题上，台湾也是和我们一致的。”

毛：这次联合国大会可能美国方面的票仍是多数，但迟早总要承认我们的。外交关系是要严肃的，因为英国在联合国还投蒋介石的票，所以只能跟它建立半外交关系，只能派代办来。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去台湾见到熟人时代我致意。

张治中则提醒曹聚仁：今天主席提到蒋时称“蒋先生”，请注意。

10月4日，毛纯珠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他是来向毛泽东辞行的，说是要回湖南去。毛泽东问起毛碧珠的生活情况，得知他已经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十分高兴，当即给毛碧珠写了一封短信，托毛纯珠捎回去。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笔珠兄：

纯珠兄来说你已加入了合作社，甚为高兴。望你努力工作，顺祝

安康！

毛泽东 1956年10月4日

前文已经说过，毛笔珠即毛碧珠，系毛宇居、毛智珠的胞弟，土改时被勉强划为富农成份。毛泽东此信话语不多，余意不尽。毛笔珠看后感激涕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0月6日，苏加诺一行将要离开北京到中国其它地方去访问，毛泽东一大早就去了机场，为苏加诺送行。在机场上，毛泽东与苏加诺握手话别。苏加诺盛情邀请毛泽东访问印度尼西亚，他还说：

“我希望不久就在印度尼西亚见到你，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等待着你。”

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在送走苏加诺后返回的路上，警卫车辆在前面先过去了，当司机周西林开着车子行至阜成门外时，毛泽东突然对他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和秘书高智说：

“快7点钟了，肚子饿了，想吃饭。”

高智知道毛泽东工作了一个通宵，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又忙活了一大早，确实应该吃点东西了，便说道：

“主席，不远了，快进城了，咱们回到家，别的什么也不搞，先吃饭。”

毛泽东拿着李银桥给他点上的烟，吸了一口，拉长声调说：

“不！找一个饭馆，到饭馆里面去吃。”

高智见他态度坚决，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就说：

“主席，听罗部长说过，新街口有个陕西羊肉泡馍馆子，我们去吃羊肉泡馍吧？”

“好！”

毛泽东高兴了。高智对周西林说：

“老周，你逐渐减速，把车子开慢些。”

周西林放慢了车速，前面的车子见毛泽东的车慢下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就停下来等候。待两车渐渐靠近，周西林将车停了下来，高智拉开门准备下车。毛泽东问：

“高智，干什么去？”

高智说：

“咱们去吃羊肉泡馍，得先有人去看看，安排一下。”

毛泽东“哦”了一声，交代高智说：

“到了饭馆不要说是什么人，免得警察把人们赶走。”

说罢就继续抽烟。高智见坐在前面车子里的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和王荫清跑了过来，就走上前对他们说：

“主席要去新街口吃羊肉泡馍，请你们赶快去安排一下。注意，一定不要把吃饭的群众撵走，安排好就在门口等着，找个适当的地方停车。”

王敬先、王荫清应声去了。李银桥和高智看看街上行人不算太多，便指挥着周西林尾随前面的车辆，将车停在了一家普通的饭馆旁边。警察一看来的车辆，知道是大首长的车子，马上指挥其它车辆让开了。毛泽东带了个口罩，在王敬先和王荫清的引导下，和一左一右的李银桥、高智一起径直往里走。正在吃早点的群众，各人低头吃着喝着，谁也顾不上看看新到的这几位不速之客。店主人热情地招呼他们到里间的桌子旁就坐，并手脚麻利地先为客人沏上茶。李银桥见饭一时还上不来，就为毛泽东点了烟。毛泽东吸了一口，随口问道：

“你们现在工资多少啦？。”

“不到100。”

高智小声回答。毛泽东说：

“都不少啦，现在老百姓还达不到。”

此时高智是行政16级，100元钱可以养活七八口人。说话间，羊肉泡馍端上来了。毛泽东端起一碗说：

“我吃不了这么多。”

高智用筷子把毛泽东碗里的馍给李银桥和自己拨了一点，毛泽东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还边吃边问道：

“这羊肉泡馍多少钱一碗？”

邻桌的一位顾客随口答了一句，连头也没有抬。等毛泽东几个人吃完饭，算账时才发现谁也没有带钱。高智只好和店主人商量说：

“实在对不起，我们是在路上临时决定吃饭的，没带够钱，明天一上班，我就送来，行不行？”

此时物价便宜，几碗羊肉泡馍也才只有6元3角9分钱。店主人连连答应说：

“行，行，没问题，你们走吧！”

这一餐，毛泽东吃得很满意，享受到了与群众共同生活的乐趣。

国庆节刚过不久的一个下午，一辆黑色轿车驶进湖南长沙中南矿业学院，在文风良家门口停下来，车上下来两个人，问道：

“这是文风良同志家吗？”

文风良连忙答道：

“正是。”

“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位老人在家吗？”

“他们今天游岳麓山去了，等会就回来。”

“我们是省委交际处的。北京中南海来电：毛主席欢迎文涧泉3位老人去北京，并请你护送他们赴京。请你转告3位老人，让他们做好准备，明天上午我们开车来接。”

文风良，生于1922年，系文运昌之次子。他于194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湘中纠察队，任第2大队6中队政治指导员。后转到地方工作，参加了土地改革和组织农会等工作。1951年9月入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一年后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工作。

此前，在国庆节前夕，文涧泉和文梅清来到中南矿业学院侄儿文风良处，邀请他父亲文运昌一道去北京。文风良婉转地劝道：

“毛主席是一国之主，他老人家日理万机，工作很忙，如果你们像农村串门一样，经常去打扰他老人家，这恐怕有些不妥。再则，你们即使要去，也应该先取得他老人家的同意。否则，不就成了不速之客。”

文风良如此一说，3位老人顿时沉默了。少顷，文涧泉用征询的口气说：

“风良，你讲的都在理，可是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到了这里，难道要我们扫兴而归不成？”

文风良见他们不愿就此罢休，便劝文涧泉、文梅清先住下，自己先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待到有回示后再定行止。文涧泉兄弟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文风良不揣冒昧，寄出了他平生第一次写给毛泽东的信。文风良没有想到一星期后，毛泽东就来了邀请。

第二天上午，天高气爽，风和日丽。两辆轿车来接文涧泉4人，他们赶忙把送给毛泽东的礼物带上了轿车。这些礼物有：一条10多斤重熏得金黄金黄香喷喷的腊鱼，几瓶永丰辣酱，几斤衡阳豆豉和几包韶山清茶。

两天后，文涧泉一行4人到了北京，住进了西郊宾馆。他们先是由中央办公厅秘书派人陪同，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后来，毛泽东在颐年堂会客厅接见了他们，王季范也在座。毛泽东说：

“今天，我请你们来，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想通过你们了解一些农村的情况。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6亿人口，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

他点了一支香烟，接着说：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人民的吃饭问题，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如果农业搞不上去，怎么能解决吃饭问题呢？因此，只要我们把人民的吃饭问题解决好，那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吮了吮嘴唇，问表兄文涧泉：

“今年你们那里的粮食收成如何？”

文涧泉回答说：

“托主席的福，今年的收成很好，亩产比往年都高。只是6月欠雨水，旱情比较重，唯有车水救禾。你晓得唐家圫前面的6亩大丘，是有名的‘干鱼脑滩’，从我家屋门前塘里车水上6亩滩，要4、5道车才车得上水。我们日夜轮班车水，硬是屁股都磨起了泡！”

毛泽东听后，对旁边的两个女青年说：

“你们听到没有，农民种粮，付出的是辛勤和汗水，要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啊！这位老人所讲的，是你们书本上难得找到的东西。”

他又问文涧泉：

“你们那里合作社的情况如何？”

文涧泉说：

“农民对合作社都非常拥护，我们那里大多已由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

“农民的生产情绪怎么样？”

“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不一致。”

文梅清插话说：

“如果是以时记工，有的人磨洋工，出勤不出力。如果是定额记工，就省事图快，只顾工分不顾质量。这样对增产增收大有影响。”

文运昌接过话茬说：

“这样的人如果是少数，还不要紧。俗话说：‘三勤一懒，懒也会仿’。如果这样的人是多数，那就成问题了，所谓‘三懒一勤，勤也会懒’，所以，能会不影响生产么？”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所说的这个问题，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曾说过：‘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这要通过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来提高农民的觉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进和发展农业生产。”

他又问：

“农村生猪发展情况如何？农民有肉吃吗？当前肉猪、架子猪和仔猪的行情价格如何？”

文涧泉回答说：

“近年来农村生猪生产发展很快，生猪存栏数逐年增加，行情稳定，价格合理，农民吃肉已不成问题。”

文运昌也说：

“今年4月的猪肉吃不完，他们加工成腊肉运到长沙来销售，可先登记称肉，再分期付款。我家都称了几十斤哩！”

毛泽东感到很满意，爽朗地说：

“生猪生产应该加速发展。不是说猪多肥就多、肥多粮就多吗？”

他又点燃了一支香烟，接着说：

“我也种过田，种田就要肥料。猪、羊、牛和家禽的粪便就是上乘肥料，它既能改良土壤又能促进植物生长，所以，要大力发展养殖业。现在农民在秋收后种油菜和绿肥的积极性如何？农民在稻田里种荞麦、拖泥豆，在田边种花豆等杂粮作物，既不占全地，收获又可观，现在还种吗？”

文涧泉和文梅清都说：

“如今推行双季稻，拖泥豆不种了，其它仍继续播种。”

毛泽东含笑道：

“常言道：‘菜好半年粮’。所以，对各种杂粮的生产，要大力提倡，不能使田地荒芜。我记得你们那里的芭蕉潭上有一片油茶林，现在还有吗？”

“还有，并且依然生长得很好，每年茶籽收入可不少。”

毛泽东点点头说：

“油茶是多年生的油料植物，不似油菜一年一度，只要管理得法，年年有收。所以，有条件的山区和林区可大力发展。”

毛泽东和文家诸位亲人的谈话已经过了3个小时，一位工作人员走到他跟前说：

“晚餐已准备就绪，请主席和客人就餐。”

毛泽东随即起身，招呼大家入席。于是，文涧泉等人随毛泽东步入餐厅。餐桌上摆满了清蒸鸡、红烧肉、黄焖鱼、炖羊肉、海鲜、鱼肚片、鱿鱼、香菇、寒菌、玉兰片、辣酱等菜肴，还有茅台酒和葡萄酒。

酒过三巡，王季范站起身来，提议大家举杯，祝毛泽东长寿。毛泽东亦起身举杯祝各位表兄长寿，祝大家健康。饮罢酒，毛泽东指着碗里的饭，问工作人员：

“这米是不是四川来的？”

工作人员说：“是。”毛泽东点头称好，说：

“你可以告诉他们，就说是我说的，这米质地好，可以推广。”

饭后，客人们拥着毛泽东回到会客室，有的品茶，有的吃水果，无拘无束，谈论着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毛泽东忽然想起家乡韶山的仙女峰，便问起山上那座石庙的情况。文涧泉说：

“石庙早被拆毁了，现在只有些残留石壁。”

毛泽东甚感惋惜，又问道：

“韶山的几个庵子还在不在？比如西边的莲花庵，东边的慈悦庵，仙女峰下的仙女庵。”

文涧泉和文梅清说：

“这几处庵堂，在土改时，作为住房分给了附近的农户，改动改建，拆的拆迁，因此原貌已不存在了。”

毛泽东说：

“其实这几处也可算是韶山的名胜。各处地势较好，周围古树参天，山泉潺潺，曲径通幽，晨钟暮鼓，响彻群山，风景蔚为壮观。”

他又兴致勃勃地问：

“过去农村作兴在正月耍龙灯、狮灯和花灯，现在还搞吗？”

文梅清说：

“为了闹新春，有的地方仍然作兴，有的地方不搞了。”

毛泽东说：

“其实玩民间传统灯的意义不仅是闹新春，还可以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盘龙舞狮还有不少艺术性呢。”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关于毛泽东和几位表兄的谈话，涉及农业合作社的收成、农民生活、文物保护、传统民俗等方面，这是了解毛泽东不可或缺的资料。请注意，在毛泽东问到农民生产积极性时，文梅清说：“如果是以时记工，有的人磨洋工，出勤不出力。如果是定额记工，就省事图快，只顾工分不顾质量。”文运昌说：“这样的人如果是少数，还不要紧。俗话说：‘三勤一懒，懒也会仿’。如果这样的人是多数，那就成问题了，所谓‘三懒一勤，勤也会懒’。”笔者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也有这方面的亲身体验。他们所说的情况，正是农村实行集体化后出现的一个不太好的侧面的真实写照。对此，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所说的这个问题，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曾说过：‘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这要通过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来提高农民的觉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进和发展农业生产。”这的确是对症良方！后来的社会实践证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克服几千年以来的私有制传统观念，广大农村便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请诸君耐心往后看。

第28章 1956年10月—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话说1956年10月12日晚，毛泽东会见了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副主席申特尤尔茨为团长的妇女代表团，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也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在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12%是妇女；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17%。在北京、上海、天津3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20%。

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什么坏处。这个目标只能在全世界不打仗了，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那时生产有了高度的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才可以完全实现。不尊重妇女权利的情况，是在阶级社会产生后才开始的。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前，有一个女权时代，妇女是占统治的地位，听说那时候她们不需要打扮，而相反的男人却要打扮，以获得她们的欢喜。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会见将要结束了，申特尤尔茨真诚地对毛泽东说：

“感谢毛主席今晚的接见，我们能有机会同你谈话，觉得很高兴。在中国期间，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看到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看到了工人们高度的热情。你们对工人福利的关怀，对母亲和孩子的照顾，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是到了一个友好的和同志般的国家，在各地受到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妇女的热烈欢迎，就好像置身在老同志和老战友之间。”

波波维奇也说：

“我也要感谢毛主席和其他在座的同志们。每一个南斯拉夫的代表团来到北京时，毛主席总是予以接见，南斯拉夫政府的领导人和人民深切感谢毛主席这一盛情的表示，他们非常懂得这种表示的意义。”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18日到京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参加了会见。毛泽东对苏拉瓦底说：

“我们愿意进一步搞好我们两国的关系，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愿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可以搞好的。亚非各国，根据万隆精神，都应该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的关系。”

毛泽东对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巴格达条约即1955年2月在巴格达签订的《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等国于同年相继加入）表示了中国的态度，他说：

“我们原来希望你们不参加这两个条约，但是你们已经参加了，没有办法。你们有自己的政策，我们只能作为朋友提出建议，不能干涉，无权告诉你们采取什么外交政策。我们建议你们不反对中国和印度，而且对整个亚非地区国家都以团结为重。”

10月20日上午，新华社负责人吴冷西接到中央办公厅会议科通知，要他列席下午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吴冷西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是什么，但他想起最近几天的国外动态有些反常：从10月17日开始，外国通讯社就传说，苏联与波兰关系骤然紧张，苏军在波兰边境调动频繁，正向波兰东部移动，苏联的波罗的海舰队也正向波兰海域前进，华沙空气非常紧张。10月18日，杨尚昆打电话告诉他说：新华社要注意收集这方面的消息，迅速报告中央。自此，吴冷西及新华社各有关部门一天24小时值班，一有重要消息，马上报告总理办公室和中央办公厅。吴冷西估计这次政治局会议与此事有关。于是，他马上到参考资料编辑部了解最新消息。

原来，苏联与波兰关系紧张的起因是，在波兹南事件后，苏联担心波兰会摆脱自己的控制，决定进行干涉。10月19日，在波兰党举行二届八中全会之际，赫鲁晓夫未经邀请，率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飞赴波兰，同时调动军队包围华沙。赫鲁晓夫要求参加波党会议，遭到断然拒绝。在二届八中全会上，被批评为“有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哥穆尔卡当选为波兰中央第一书记，新改组的党中央为波兹南事件平反，释放被捕者。赫鲁晓夫指责波党关于新领导层的安排排斥了优秀共产党员，为反动派和反革命分子开辟道路，指责波党对领导层擅自进行调整是对苏联的蔑视，因而反对改组政治局。哥穆尔卡等人坚决拒绝赫鲁晓夫的指责，并要求包围华沙的苏军撤离。赫鲁晓夫被迫妥协，同意哥穆尔卡等人进入政治局，但坚持不能把罗科索夫斯基排除在政治局以外。罗科索夫斯基原是苏联元帅，他在1949年10月应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担任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获波兰元帅军衔，并被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议会议员。面对赫鲁晓夫的要求，哥穆尔卡明确指出，在波兰人民眼中，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的象征”。这就是波兰“十月事件”。

下午3时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除了因病请假的林彪、林伯渠、刘伯承、康生外，全部到会；王稼祥、胡乔木、杨尚昆、田家英和吴冷西列席了会议。与会者正谈论着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毛泽东穿着睡衣缓步走进颐年堂，落座后，一讲话就开门见山，他说：

“苏共中央给我党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说波兰反苏势力嚣张，要苏军撤出波兰。苏联根据华沙条约有权驻兵波兰，有义务保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苏联不能允许反苏事件继续发展，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苏共在通知中表示想知道我们党对此有何意见。看来，苏联要对波兰实行武装干涉，但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情况很严重，很紧急，所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苏共中央。”

毛泽东说罢，回过头问吴冷西：

“有什么新消息？”

吴冷西报告说：

“今天收到外国通讯社的消息，说波兰军队已动员，保安部队也处于紧急状态，华沙工人也纷纷拿起武器。同时，从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传出消息说，除苏联军舰已到达波兰港口格但斯克港外，原驻在苏联西部和民主德国东部的苏军也在调动中。”

毛泽东听了，说道：

“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他一说完，与会者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严重事件；有人说，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对，尽最大努力加以制止；有人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向苏共中央发出严重警告，表明我们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

正在此时，吴冷西接到他的秘书从新华社打来的电话，说外国通讯社报道：苏联一个代表团到达华沙与波兰谈判。吴冷西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事不宜迟，我们应马上警告苏方，坚决反对他们对波兰动武。”

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决定。毛泽东说：

“会议到此结束，马上约见苏联大使。胡乔木、吴冷西留下作陪。”

胡乔木见毛泽东仍旧穿着睡衣，就说：

“主席，您是不是换上中山装？”

毛泽东说：

“就这样也没什么关系！”

大约有半个小时，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被召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里。毛泽东和尤金是朋友，过去两人多次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尤金见毛泽东穿着睡衣，表情严肃，预感到这次紧急召见非比寻常。他刚一坐下，毛泽东就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的政治局刚才开过会，讨论了你们中央发来的通知。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时间无多，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去办。”

尤金满头大汗，连声称是，迅速退走了。毛泽东转对胡乔木、吴冷西说：

“你们也没事了。新华社要密切注意情况发展，有新消息随时报告。”

10月21日，苏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和波兰党中央的会谈。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波兰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李富春、彭德怀、王稼祥、康生、李维汉、薄一波、李先念出席会议。

零时45分，毛泽东紧急约见尤金，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座。毛泽东答复尤金说，我党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波兰问题的意见。

尤金走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代表团，于23日前往莫斯科。代表团的任务是调解。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是：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同苏共或波兰党会谈，不参加他们两党会谈。

10月2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一次约见尤金，对他说：

“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去，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尤金立即通过电话将毛泽东的谈话报告给赫鲁晓夫。

10月23日晚，刘少奇、邓小平等一行飞抵莫斯科，在苏波之间进行斡旋。

世间的事情可真是无独有偶，这边苏联与波兰“十月事件”在中国共产党的调解下刚刚趋于和缓——赫鲁晓夫同意将苏军撤回，并把罗科索夫斯基调回苏联，那边匈牙利又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事态。

早在10月21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受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改组的影响，纷纷要求效法波兰，走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也对拉科西时代的错误政策严重不满。一些右翼团体也乘机活动。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20万人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混进了示威群众队伍。一些军警同示威群众发生了冲突。一些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了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机构。就在这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原先在1955年4月被撤销总理职务、12月被开除出党、1956年10月恢复党籍的纳吉，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出任政府总理。

此时，正在莫斯科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闻知匈牙利发生了暴乱，由刘少奇通过电话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毛泽东。

10月24日，毛泽东召开会议，讨论匈牙利十月事件，并直接与刘少奇保持电话联系。

10月25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选举卡达尔为中央第一书记。

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在双方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发展。苏方最终接受了中方的建议。

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了《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了过去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得知，匈牙利的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解散保安队和保安机关，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出现了无政府状态。

就在这严重的局势面前，苏共领导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决定从匈牙利撤军。中国代表团获悉了这一情况后，由刘少奇立即报告给毛泽东。

10月30日晚，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电告在苏联的代表团：立即约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声明他们是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反对苏联军队从匈牙利撤退。

此时，苏共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他们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反革命已经取得了政权，没有采纳中方的意见。

10月31日，刘少奇、邓小平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再次表达了中共中央在匈牙利问题上的态度。

这天晚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就要归国了，赫鲁晓夫在送刘少奇去飞机场的汽车上，告诉刘少奇说：

“主席团开了一整天的会，最后决定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党和人民保卫社会主义。”

此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也到机场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送行，他们纷纷表示说，中国共产党在波兰问题上帮助了他们，现在又在匈牙利问题上帮助了他们。

正是：百年孱弱累受欺，抗美援朝始扬眉。民族之林三鼎立，问尔称霸敢是谁？

再说10月31日晚，邵力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在中山先生爱国感召下重新团结起来》的广播演说。

此前，北京为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成立了“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主任，邵力子担任副主任兼秘书长。

1956年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这一天，刘少奇、邓小平等一行回到北京。

是日晚，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代表团莫斯科之行的汇报。汇报结束后，毛泽东说：

“代表团的同志们长途飞行劳累，现在暂时休会，改日再开。”

11月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十月事件”。这次会议的时间不长。毛泽东最后说：

“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党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了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11月3日，中国政府就10月29日下午5时英法帝国主义不顾中苏的多次警告，指使以色列军队向埃及的西奈半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侵略行为，向英法和以色列提出严重警告，坚决要求英法和以色列立即停止对埃及的侵略，从埃及撤走侵略军。

在此后的几天之内，中国各大城市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英、法、以色列侵略者滚出埃及”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以色列军队向埃及发动进攻后，不几天便占领了西奈半岛；英法军队也在11月5日开始进攻苏伊士运河的北口重镇塞德港。

美国出于独霸中东的战略需要，也出面反对英法、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后来，在中美苏三大国一致反对英法以侵略、声援埃及的情况下，埃及的纳赛尔在惨遭失败之后戏剧性的取得了最后胜利，成为埃及的民族英雄。

再说11月4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

这一天，应卡达尔的请求，苏联军队重新回到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全国各地的暴乱很快被平息下来，卡达尔政府重新稳定了国内局势。

后来，纳吉因在匈牙利十月事件期间，公开宣布要苏军立即撤退，匈牙利政府废止华沙条约并实行中立，请求联合国干预，在1958年以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罪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6月16日在布达佩斯被处决。

11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列席了会议。周恩来说：

“当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苏反共，各兄弟党内出现动摇分子以至变节分子。苏共领导人表现软弱无力。我们党应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毛泽东说：

“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在4月间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回答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现在，经过半年之后，事实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做出回答。可以考虑再写一篇文章。”

毛泽东提出问题后，与会者发言活跃，纷纷提出需要回答的问题，有西方宣传机器污蔑攻击的问题，也有属于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问题。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泄露后，各兄弟党先后发表声明和文章，或作出决议。我们已经收集起来出版两本集子。这些都是正式发表他们的观点的，我们可以仔细研究。还有最近波兰和匈牙利问题发生后，又有许多材料需要研究，看看有哪些主要问题需要回答和如何回答，以后再开会讨论。乔木同志、冷西同志和家英同志可以预先准备，开过二中全会之后再议。”

11月8日，毛泽东的外家亲戚文家兄弟子侄4人在西郊宾馆已经住了一段时间，转眼到了晚秋季节，北京的风变得有些刺人了，他们因未带暖衣，有些抵挡不住了。一天早饭后，文涧泉将侄子文风良叫到跟前，轻声说：

“风良，现在天气冷了，寒气侵人。你能不能给办公厅打个电话，要他们想点办法？”

文风良说：

“试试看吧。”

11月9日，毛泽东为《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请尚昆办。

此文印发八届二中全会各同志阅看。请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养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养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两头，共计两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

毛泽东 1956年11月9日

11月10日，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4人，候补中央委员65人；列席会议的有中央和地方的有关负责人147人。

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就时局问题作了报告，他详细叙述了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匈牙利问题商谈的经过和中共中央采取的方针，分析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周恩来作了《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对1957年的基本建设规模作适当的压缩，并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

11月10日下午，毛泽东秘书处派一辆小车来到西郊宾馆，来人对文风良说：

“主席今晚要接见你们，他老人家吩咐，要你先去一步。”

来人又对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位老人说：

“请你们稍等一会儿，我们少顷就会来接你们。”

文风良来到了中南海，独自步入毛泽东的会客厅，见毛泽全正一个人坐在那里。毛泽全见他来了，忙起身让座。正说话间，毛泽东人未到声已至：

“嗬，风良来了。”

只见毛泽东缓步走来，文风良急步上前，双手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毛主席！”

毛泽全也上前向毛泽东问安。毛泽东用左右手拉着毛泽全和文风良走向他的座位，让二人坐在左右侧，给他们各送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转问文风良：

“你们来了多久？生活过得惯吗？在北京参观了哪些名胜？你涧泉伯伯他们有什么反映？”

文风良一一作了回答，并且说：

“他们说，北京是祖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几年变化真快，他们每来一次，就有新的感觉。他们初来北京时，这里大都是四合院的平房，是一座地道的消费城市。现在北京已成为一个新型的工业城市。”

毛泽东笑着问道：

“他们还说些什么呢？”

“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是建国以来祖国各地和首都建设的辉煌成就，除此以外，他们没有说过其它什么了。”

毛泽东“嗯”了一声，以怀疑的口气对文风良说：

“我却不信他们就只谈这些，难道他们就没有谈论别的东西吗？”

文风良正要回答，王季范领着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人进来了，他们同毛泽东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宾主落座后，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吮了吮嘴唇，笑着说：

“听风良说，你们这次来京，游览了北京各处名胜，还有不少感想是吗？”

文涧泉说：

“是的哩，风良没有讲错。俗话说：‘乡里人上趟省，嘴巴都讲穷。’咱们这次上北京的见闻，3天3晚都讲不完呢！”

“那好啊！”毛泽东笑着说：“你们回去向乡下的亲友们演讲演讲，3天讲不完就讲4天嘛！不过，你们可要实事求是地讲。切不可讲大话吹牛皮啰。你们大家知道，解放前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境地，我们从蒋介石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既要医治战争创伤，又要恢复国民经济，一切都是要从头做起。解放前的中国，连一架缝纫机也要靠进口，一盒火柴加洋字，说成洋火，煤油都要说成洋油，一匹机织布也要说成洋布，一双纱织袜子也要叫它洋袜子。水泥成洋泥，还有什么洋枪洋炮等等。其实，像指南针、火药以及造纸、印刷、纺织技术都是中国发明的，输出到国外后，便变成了‘洋’的。”

他喝了一口茶，接着说道：

“新中国成立后到今天还只有7年，我们花了3年时间来恢复国民经济，1953年开始了第1个五年计划，到今年是第1个五年计划的第4年，在这短短的几年中，我们的工农业、国防科技、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等事业都已初具规模，原来靠进口的东西现在也能造了，包括飞机、火车、汽车、轮船等等。当然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根本的差距。不过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才众多，因此，我们完全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赶上他们，甚至超过他们。”

他还对文涧泉、文运昌和文梅清说：

“你们都是年逾花甲的人了，有的工作是力不从心了，可是就凭你们的一张嘴，做做宣传工作，还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因此，你们回去后，面向群众，把你们那些3天3夜说不完的事，再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向群众宣传宣传。不过，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任重而道远的。我们的今天来之不易，我们的事业是坚持继续革命。还有一条，就是我先讲过的，要实事求是的讲，不说大话、空话、假话。”

时针已经指向晚上7点。一位工作人员走到毛泽东跟前说：

“请主席和客人就餐。”

毛泽东笑着说：

“今天，我特意要他们加了个燕窝汤，让大家尝尝。”

于是，大家在餐厅依次入座，毛泽全和文风良依然坐在毛泽东的两侧，负责为各位老人夹菜。

饭后，大家随毛泽东回到客厅，品尝茶点、水果。毛泽东对文风良说：

“我有一笔稿费存在中央特别会计室，我很想对唐家圫各家的老人在生活上给予一些帮助，但不知道他们的实际情况，你给我参谋参谋好吗？”

文风良如实地将文泮香十阿婆、文南松二十阿婆寡居，文涧泉十一阿公老年无伴，文梅清十七阿公和十七阿婆老年膝下无子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说：

“帮助。我看还是平均主义的好，不然他们会有意见的。”

文涧泉插话说：

“主席，你还有表兄暮陶十八老倌，他辛勤一生，现在脚残疾，家境亦不佳哩。”

毛泽东问文风良：

“这情况属实吗？”

文风良说：

“涧伯说的全是实情，暮陶十八叔勤劳节俭，可算是唐家圫的典范。”

毛泽东点头称好。文涧泉又插话说：

“主席，唐家圫的堂屋已是百年的老屋了，年久失修，堂屋中的椽木已有好几根断了，如不及时抢修，将可能酿成大患。可是唐家圫各家目前的经济状况又无力维修。”

毛泽东转向文风良询问道：

“你说呢？是不是要急于抢修？”

文风良本来觉得涧伯不应该提这些问题，见毛泽东问他，只好随声说：

“堂屋椽木多数断了，急于维修，这是实情。”

毛泽东说：

“既然如此，那么经费就由我来支付。你们回去后，好自为之。”

文梅清乘着酒兴，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

“主席，你刚才讲到飞机，这家伙飞在天上，我们看是看见过，可硬是没有坐过哩。”

毛泽东听了，说：

“嗬！看来你们还想坐飞机啰。”

在一旁的秘书叶子龙趁机说：

“主席，正好明天有架飞机去武汉。”

毛泽东说：

“那好，明天就让他们坐飞机回去嘛！”

叶子龙又向毛泽东报告说：

“照相的来了。”

“来了就照吧。”

毛泽东说罢，起身与各位客人合影留念。他对文涧泉说：

“从乡下到我这里来的人，不要东西的还只有风良。”

他转对叶子龙吩咐：分别给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位表兄每人人民币各300元；给文泮香、文南松二十阿婆和文暮陶十八阿公各200元；给文风良150元；再给堂屋维修费200元。由叶子龙点交给文风良，再由文风良转交各位老人。

此时已经将近晚上9点钟了，秘书提醒毛泽东该休息一会儿。毛泽东就对各位表兄说：

“好吧，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客人们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和毛泽东握手告别。

次日清晨，文风良护送3位老人离开宾馆，由叶子龙陪同去机场。由于昨晚下了一场小雪，飞机不能按时起飞。叶子龙领着众人步入候机室。约一个小时后，天气转晴。忽听得机场上人声喧哗，大家临窗一看，只见周恩来站在一架大型客机的舱口，正在向为他送行的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挥手告别。叶子龙告诉大家说：

“今天是周总理出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各国。”

周恩来的座机启航后不到5分钟，叶子龙把毛泽东的客人送上一架小型飞机，飞向南方。

11月12日，北京各界举行盛大的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大会。

由于邵力子等人在筹备活动中出了很大的力，使这次纪念大会和整个纪念活动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对邵力子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11月12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毛泽东在文章中对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又写道：

“事物总是发展的。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45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45年，就是2001年，也就是进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45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11月13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作了简短讲话。讲话记录如下：

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都有所增长。

二、1956年的国家建设事业是有成绩的。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在308亿元（旧价）的预算开支中，有20亿元到30亿元用得不恰当或者用多了，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约占15亿元左右。

三、1956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的反复的解释。

四、1957年的预算，收支各为308.65亿元（其中包括自筹资金2.15亿元。308.65亿元折合旧价为317.65亿元）。在预算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为157.26亿元，社会文教支出为39.3亿元，国防支出为57亿元，行政支出为25亿元，债务支出为8.42亿元，援外和其他支出为6.41亿元，国家物资储备支出为5亿元，信贷资金为5亿元，总预备费为5.26亿元。在经济、文教、国防、行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投资合计为126.73亿元（折合旧价约为135.73亿元），其中自筹资金2.15亿元。1957年度预算是平衡的，但是打得较紧，并且应该使它与现金平衡相结合。

五、钱和材料只有这样多，1957年的年度计划，在某些方面必须比1956年作适当压缩，以便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压缩的重点在中央，地方也应尽可能的压缩。虽然如此，总的说来，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是前进的，因为1957年的收支均比今年有所增加，收入增加22.5亿元，即增长8.2％；支出增加9.53亿元，即增长3.2％。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

六、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增产必须在原料有保证和社会需要的条件下进行，同时必须保证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节约是有希望的，必须在不降低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的条件下讲求节约。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

七、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

在会议休息时，吴冷西走进政治局常委休息室，见毛泽东正和常委们议论铁托11月11日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的演说。铁托在这次演说中，从匈牙利事件讲起，攻击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和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他还说：“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的组织机构”。他号召把各国党内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

毛泽东见吴冷西来了，就说要他让新华社把铁托讲话的全文译出来，还说让在座的胡乔木和吴冷西一起，研究起草文章回答铁托。

11月14日，周恩来将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讲话的数字核对后，退还给毛泽东。毛泽东在稿件上写了一个批语：

“即刻印发明天到会全体人员。”

11月15日，八届二中全会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总结讲话，他说：

“我讲4个问题，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问题（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关于经济问题，他在谈到第1个五年计划和国家预算时说：

“我们对问题要做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70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犯一点错误也并不坏。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

关于中苏关系问题，毛泽东说：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关于大民主小民主问题，毛泽东说：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叫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

“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这里再讲个达赖的问题。佛菩萨死了2500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9个，跑掉10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35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35年，还只有70年。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有这个信心。”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1949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5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5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军队这几天开会，他们慷慨激昂，愿意克己节省。军队这样，其他的人更要艰苦奋斗。不然，军队就将你的军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我们拿武来将文。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

八届二中全会决定：增补黄克诚、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刘亚楼、洪学智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从1957年下半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这次全会未作正式决议，会后发表了公报。

欲知八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如何继续处理国际关系？请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到“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话题时，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个真理一万年也不会过时！而反对他的人，看重的基本上都是物质刺激的作用。二者相较，的确有天壤之别！如果认真地将毛泽东时代人人比奉献的社会新风尚，与资本主义社会物欲横流的丑恶现象做一比对，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

第29章 1956年11月—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

话说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第51次常委会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毛泽东约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到寓所吃饭长谈。邓宝珊自建国后每到北京开会，毛泽东总要在中南海约见他。这一次，毛泽东还是以老朋友相待，两人从中苏关系、高饶事件到甘肃省的工作，一直谈到深夜。邓宝珊就苏共20大全面否定斯大林一事问毛泽东说：

“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毛泽东说：

“斯大林功大于过，应该三七开，全面否定是错误的。”

邓宝珊点点头表示赞赏。毛泽东喝了一口酒，问道：

“听说邓先生对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国民党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宋恪有意见？”

邓宝珊坦率地说：

“这个人本来是可杀可不杀的。”

毛泽东说：

“邓先生，你应该提前给我说，就能把这个人留下了。”

邓宝珊说：

“我不在兰州，未能及时得知啊。”

毛泽东说：

“人的脑袋只有一个，现在已经人头落地，无法弥补了。以后有事，提前直接跟我讲。”

11月24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西边的小会议厅里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分析铁托11月11日的演说和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对它的评论。

此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召开，只隔了26日、28日两个晚上，直到30日，一共开了5次常委扩大会议。这几次会议大多是在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里开的。毛泽东在他的卧室里开会时，通常都是穿着睡衣靠着床头，半躺在床上，其他常委在他的床前围成半圆形。参加会议的人包括列席人员，一般在10人左右，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这些会议，朱德因年纪大，一般不参加；陈云和林彪也没有参加。毛泽东在会议上针对南斯拉夫铁托的观点分析说：

“所谓斯大林主义，无非是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也无非是指赞同斯大林的人。那么请问，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怎样？我们认为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虽然其中有些错误，但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次要的。因此，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们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是犯错误的好人。必须把铁托的观点彻底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纠正他的缺点和错误，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掉。”

在大家广泛地讨论后，毛泽东提出了一些意见，他说：

“第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谁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这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一样，每棵树长得也不一样。要有个性，没有个性，此路不通。但条条道路通莫斯科。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这就是苏联的基本经验，即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加以明确的肯定。他有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没有破坏全部法制，破坏了部分宪法，但没有破坏全部宪法，民法、刑法也没有全部破坏，专政基本上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毕竟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吗？说苏联都是官僚阶层是不能说服人的。

第四、区别敌我矛盾，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过去对南斯拉夫犯了错误，把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但后来苏共改正了，用对待自己同志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改善了苏南关系。现在铁托同志不能采取过去斯大林对他的方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在我们共产党人之间，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处理敌对矛盾的方法处理。

我们下一篇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现在仍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的目的是加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团结。现在还是离不开斯大林问题。”

毛泽东越说语调越深沉，他说：

“我一生写过3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1篇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2篇在莫斯科，是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辞。第3篇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是悼辞。这3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向别人祝寿。

第1篇我抛弃个人感情，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祝寿。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1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2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为和缓苏德关系而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受到西方国家舆论的攻击，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有生气。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斯大林要我们不要自卫反击，否则中华民族会毁灭。新中国成立之后，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1949年我去莫斯科祝贺斯大林70大寿，不歌颂他难道骂他吗？我致了祝词，但斯大林仍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我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文。斯大林一生，当然是丰功伟绩，这是主要的一面，但还有次要的一面，他有缺点和错误。但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不宜大讲他的错误，因为这不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对苏联人民和苏联党的问题，所以还是理智地那样写了。

现在情况不同了，赫鲁晓夫已经揭了盖子，我们在4月间的文章，就不单是歌功颂德，而是既肯定了斯大林主要的正确的方面，又批评他次要的错误方面，但并没有展开讲。现在要写第2篇文章，就是进一步把问题讲透，既肯定他的功绩，也分析他的错误，但又不是和盘托出，而是留有余地。以上意见请大家考虑。过几天再来讨论。请乔木同志先起草一个提纲给我看看。”

11月30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他说：

“斯大林同志执政时期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

毛泽东在谈到中苏关系时，吟咏了清朝人张英写给家人的那首诗中的后两句：

“万里长城今尚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英在这首诗中，劝解家人不要与邻家争地界，诗中前两句是：“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毛泽东吟罢未作解释，翻译也是直译。恐怕尤金大使未必能够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意思。

1956年12月2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西边小会议厅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他一开始就准备要写的第2篇文章发表了意见，他说：

“文章的题目可以仍然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可以考虑同4月间写的文章衔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4月间文章的续篇。乔木同志拟的提纲使我的想法进了一步，整篇文章可以更富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

1、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先讲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但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是共同的。

2、讲清楚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人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应明确指出，如果要讲‘斯大林主义’，那他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3、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大国有大国的沙文主义，小国对比自己小的国家也有大国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

4、首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整篇文章可以从国际形势讲起，讲苏波关系、匈牙利事件，也讲英法侵略埃及事件。要分清两种事件的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反苏、反共浪潮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要区别敌我矛盾和我们内部是非这两者性质的不同，要采取不同的方针和不同的解决方法。

5、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要学，苏联的先进经验还要学，但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可以讲中国共产党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不讲别人如何。我们党一贯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也反对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的某些观点和做法，助长了国际范围内修正主义的泛滥。

6、文章从团结讲起，以团结结束。没有理由不团结，没有理由不克服妨碍团结的混乱思想。

整篇文章包含着肯定与否定这两个方面，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对敌对营垒好办，问题是内部是非，要讲究方法。比如对斯大林和铁托，都要加以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我们的批评要合乎实际，有分析，还要留有余地。这里用得着中国古人做文章的方法，一个叫做‘欲抑先扬’，一个叫做‘欲扬先抑’。所谓‘欲抑先扬’，就是说，你要批评他的错误时，先肯定他的正确方面，因为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适宜采取这个方法。对于斯大林，现在世界上都骂斯大林，我们要维护他，方法宜于‘先抑后扬’，即在论述他的功绩以回答对他的全盘否定时，先要讲斯大林有哪些错误，这样才能说服人，使人易于接受。”

毛泽东讲完了，征求大家的意见，与会者无不赞成毛泽东的思路。于是，毛泽东说：

“那好！就由乔木同志和冷西同志负责起草这篇文章，家英同志也参加。在12月12日以前写出初稿。”

这是冬季的一个星期天，天刚刚下过大雪。李敏正在复习功课，江青把她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对她说：

“娇娇，我想让工作人员给你爸爸做个丝绵背心。刚才征求你爸爸的意见，你爸爸生气了，发脾气了，说不让做，你去劝劝他吧。”

李敏说：

“您们间的事儿，我怎么能管呀！”

江青说：

“你爸爸听你的，还是你去劝劝好。”

李敏点点头出了房间，心想：我去劝也准会碰钉子。平时，李敏到爸爸的房间，都是爸爸叫她去的；她要找爸爸，都要经过卫士通报一声，得到允许后，才能进爸爸的房间。这一次，李敏是江青叫她来的，所以就直接进了爸爸的房间。

“爸爸，您好！您……”

“哪个要你来的？”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生气地说。

“是江妈妈叫我来的。她说……”

“她叫你来干什么？”毛泽东站起来说：“走。你跟我走。”

李敏不知道爸爸要干什么去，赶忙帮助爸爸把棉大衣穿上，把帽子递给爸爸。毛泽东顺手把长长的灰色围巾拿来，折叠一下，用左手一撑，右手一套，左手一拽，在脖子上套好，拉着李敏就往外走。父女俩并排走出院子，漫步在南海的岸边，雪在他们的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你看，我穿着毛衣毛裤，又穿着棉大衣，冷吗？还做什么衣服！你莫听她的。莫要把自己搞得那么富嘛。能吃饱能穿暖就满不错了嘛。莫搞特殊！”

李敏见爸爸已经知道自己的来意，也就没有再劝他。她陪着爸爸慢慢地走着。毛泽东最喜欢雪，此时，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望着茫茫雪海，心情舒畅了。李敏回头看见卫士站在离她和爸爸不远的地方，就指着卫士说：

“爸爸，他们还在那儿等着哩。”

“走，我们该打道回府了。”毛泽东说罢拉着李敏，笑着向卫士们走去，还关切地说：“我的娇娃受冻了。”

他伸出右臂，揽着李敏往前走。

此后，毛泽东在散步时问卫士长李银桥：

“你的感觉是李敏好，还是李讷好呢？”

李银桥说：

“都很好，她们没有某些高干子女那种容易表现出的优越感，她们要求自己严格，有上进心。”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

“我看她们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的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李银桥说：

“主席，你还想叫孩子们怎么吃苦？她们可是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苦多多了！”

毛泽东又摇摇头，说：

“你说得不对。你讲吃苦的时候思想不对头，因为你首先想到她们是我的女儿，所以你给她们定了一个不同于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她们不就是吃大食堂吗？大食堂的伙食要比多数农民家的伙食好，难道不是这样吗？”

李银桥说：

“主席，你总找低的比，这不公平。城里人家大多数未必比学校食堂伙食差，我家里就比大食堂的伙食好。”

毛泽东笑着说：

“你为革命作了贡献嘛，吃好点人民没意见。她们还没有作贡献呢。人哪，生活上还是跟低的比有好处。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是没出息了。”

12月初，毛泽东接到黄炎培一封来信。黄炎培在信中汇报说，中国民主建国会在11月5日至16日召开了一届二中全会，他在会议上号召工商界和民建，以亲密的伙伴关系，帮助、团结、教育民族工商业者，认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与会者在讨论中，对一些原则问题辩论得很热烈，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

12月4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复了一封信，他写道：

任之先生：

惠书敬悉。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样方法。

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是这样的。

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6年12月4日

毛泽东又附笔道：去年（应为前年，即1954年——笔者注）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以下略）

毛泽东书赠黄炎培的两首词，一是《浪淘沙·北戴河》，一是《水调歌头·长江》。

12月5日凌晨，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惇元兄：

两次惠书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极为高兴。告知我省察情形，尤为有益。校牌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账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指周世钊在1950年赴京途中所作的《五律·过许昌》——笔者注），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诗词内容不再赘述，故略去——笔者注）

暂时不会出国门，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问好！

毛泽东 1956年12月5日

现存的《水调歌头·长江》的手稿，就是毛泽东在这封信中书写的。后来在1957年1月由《诗刊》发表该词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水调歌头·游泳》。

12月5日晚8时，毛远耀、胡觉民夫妇和儿子毛臻及毛远耀的胞弟毛远翔一行人来到了中南海颐年堂，等候毛泽东接见。

毛远翔是赴京参加全国工商企业公私合营代表大会的。毛臻则是由沈阳黎明机械厂派到北京航空学院进修的。

晚9时许，毛远耀等人走进大厅，毛泽东刚送走陈叔通，正在那里等候他们。

“主席！”“三叔！”

毛远耀等人喊道。毛泽东身穿棕色呢大衣，满面笑容，神采奕奕地向他们走来，同他们亲切握手。毛远翔自我介绍说：

“三叔，我是远翔。”

毛泽东欣喜地笑道：

“呵，你是远翔，我看到了你的照片和信，好，好！”

毛泽东和客人离开大厅，走进一间简朴的小客厅，毛远耀、毛臻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沙发上，胡觉民和毛远翔侧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毛泽东向在座的杨得志将军作了介绍后，又对毛臻说：

“世美啊，你怎么几年了才到北京来一次？怎么不来看我呀？”

毛泽东又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情况，说：

“你们几个人都很年轻，世美才28岁，远翔才20出头，远耀和觉民才40多岁。你们正值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时期，应该好好学习，增长知识才干，为祖国的建设多出力。你们可以学学外文。目前，我正在学习英语哩。”

毛泽东指着刚进屋的秘书林克说：

“这是我请来的英语老师！”

林克听毛泽东这样说，连忙向客人们点头致意。毛臻说：

“我也在学外语。”

毛泽东说：

“好，好。”

毛泽东听说毛臻在大连工农速成中学读书时，与杨开英过从甚多，就询问了杨开英的情况。毛臻说：杨开英已经调任大连第三中学副教导主任，现在病情不轻，经济拮据，生活艰难。

原来，杨开英自从离开北京后，因为不愿打扰毛泽东，就很少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对杨开慧、杨开明的这位妹妹很是牵挂。听说她现在是如此境遇，非常挂念。

毛泽东又问起了家乡的情况。他对毛远翔说：

“你父亲我还有印象，智珠兄1951年来北京住过一个时期，还去过秦皇岛。你母亲是什么样子，我记不太清楚了。后来，接到你寄来的照片，我才记起来了，她是一个非常忠厚的人。我很想回去看看，我去了一定请乡亲们的客。不过，请客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摆宴席啰。”

毛泽东说完，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他又问道：

“你们去过乡下不？”

毛远翔说：

“去过。”

毛泽东问：

“那里的情况到底如何？”

毛远耀说：

“农民生产搞得不错，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

毛泽东问：

“那么，合作化要不要搞？猪和鸡是分散喂，还是集中喂的好？”

时间已到了晚上11点，工作人员说饭菜做好了，毛泽东就请大家吃饭。他拿起一瓶葡萄酒为大家敬酒，举杯祝几个晚辈工作好，身体好。毛远翔不会喝酒，还是勉强喝了。几个晚辈端起酒杯，齐声祝毛泽东健康长寿。毛远翔一边吃饭，一边说：

“主席，您老人家说话，还是韶山腔。”

毛泽东幽默地说：

“我是个老顽固分子，保守党人。”

饭后，毛泽东让大家吃蜜桔，他逗着几位晚辈说：

“我们是穷人出身，过去吃不到水果，现在翻了身，也要讲究饮食卫生。吃点水果，好助消化。”

毛泽东的谈兴正浓，他兴奋地说：

“如今城里搞了公私合营，资本家翻不起来了；农村里搞了合作化，地主富农也翻不起来了。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消灭阶级，使大家共同富裕。经济问题要全面分析。有人提出：我们是上马还是下马？我说：走路总是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绝无两脚一并前进，是有进有退的，但主要的是前进，波浪式的。上马多，下马少……”

他还说：

“任何事物都有统一性和独立性，……成绩也有两重性，好的一面是做出了成绩，不好的一面是做出了成绩会使人骄傲。缺点也有两重性，好的一面是总结了教训，能使人进步；不好的一面是弄坏了事情。”

他最后好像是要告诫几位晚辈，他说：

“一个人要有帮助人的思想，缺乏帮助人的思想，是不正派的人。别人犯了错误，你不去帮助，还去幸灾乐祸，是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倒是容易犯错误，因为他的尾巴翘得太高了。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不要整得太过分，否则会整到自己头上来。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犯错误的人，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敌视还是帮助？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标志。

孔夫子说七十不逾矩，我说，不一定。因为一个人的经验总是不足的。孔夫子又说，三十而立，我说，也靠不住，一些年轻人，三十几岁还吊儿郎当。你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人在世上要多做点有益的事情，有益于社会和人民，要懂得，每个人天天都在写着自己的历史，这历史的好坏，全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

时间已到了凌晨3点，秘书进来提醒毛泽东休息。毛远耀等人只好起身告辞。毛泽东披了件大衣，笑着和大家道别，一直送到大门口，直到毛远耀等人上了车。

12月7日下午，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原来，在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政府对资本家们的资产和负债，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原则，进行了清理和估价，将其核定为资本家的私股股额，并按年息5%的利率发给他们这些股东们定息。此时，资本家心存顾虑，不知定息能拿几年。毛泽东在12月5日已经召见了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所以他在7日的谈话中，开门见山，一开始便说：

“大家提了一些问题，现在我讲一讲。

在1955年10月的工商界座谈会上，我曾说：《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临走时还爱惜家具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去济南、徐州调查，还到曲阜、宿县、蚌埠、南京、苏州、上海、松江、杭州等地调查，他们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完成，不是到1962年的问题，几个月就差不多了。上海的马天水说，工商界两头小，中间大，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占20%、60%、20%。苏州的一位女副市长，她先讲工商界有4条优点，再说缺点，先鼓励后批评，又鼓励又批评，很好。据山东济南对2600个工商户的统计，先进的占25%，中间的占50%，落后的占25%。当地的同志还很不满意，说中间的、落后的这么多。我就很满意，落后的只有25%嘛。今年1月杭州会议上，发现了‘三反’、‘五反’以后大家心里有些害怕。”

“定息拿多长的时间？这个问题，应当说‘八大’已经解决了。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原则是要解决问题，时间服从原则。这问题处理得好坏，影响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宗教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国际上也有影响。共产党不想在这上面省几个钱，要说服工人，向他们说明定息的时间长比短好。可以虎头蛇尾，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3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4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

12月8日下午，毛泽东第3次召见全国工商联代表人士座谈，他在谈话中说：

“今天你们提出的许多问题，很好，对我帮助很大。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政府会和你们商量，协商一个办法。凡是能够解决的总要解决。有些问题我没有研究，不能答复。你们把问题都提出来，政府来研究，陈云副总理来考虑，解决一些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看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们感觉比过去更加熟悉了，更加靠拢了。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只剩下了定息问题，在社会上的名誉也不同了，并且学习的热情很高，学习政治，学习本事，学习技术和管理方法。听说各地都办了学习班，每个城市一期有几百人，上海一期有9000人，10期就有90000人，学习班里大中小资本家都有。这表现出很大的爱国主义，愿意为新的国家做工作。我对资本家的看法比过去有了进步，从前认为改造很困难，你们自己也可能没料到变化会这样快，学习中还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去年工商联开会时，许多人作了自我检讨。自我批评是我们共产党的办法，后来想在民主党派中试行。现在民主党派内搞开了，民建最近的一次会议，也用了这个办法，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人民内部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产党、政府、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包括恢复了选举权的地主，都属于人民内部。在人民内部，有缺点，有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出意见，提出要求，解决问题，达到团结。”

“关于定息的时间问题，大家很关心。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解决问题，不要损害资本家的利益，特别是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

“定息到底搞多长时间，中共中央讨论过，认为时间太短了不好，赎买就要真正地赎买，不是欺骗的。花不了多少钱。有人问究竟还有多少年？大家都很关心。我们以7年为期。”

毛泽东掰着指头一个一个数：

“即今年、明年、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共计7年。”“我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3个五年计划，你们看怎么样？7年是虎头虎身，如果还没有解决问题，还可以拖长一点，总要天理人情讲得过去。”

后来，据1956年底统计，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有114万人，国家共为定息支付1亿2千万元。毛泽东高兴地说：

“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

7年过后，国务院又宣布说，从1963年起，延长3年，到期再议。后来到1969年9月，终于停止了支付定息。此是后事。

欲知此后毛泽东的注意力转向了哪里？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6年12月上旬一连召开3次民建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座谈会，认真地听取他们的意见，解决大、中、小资本家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拿年息5%利率方面的顾虑。他一再说：“共产党不想在这上面省几个钱，要说服工人，向他们说明定息的时间长比短好。”“今年、明年、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共计7年。”“我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3个‘五年计划’。”后来，在原定的7年付息后，国务院宣布说，从1963年起，延长3年，到期再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再次延期。两次延期又是7年。直到1969年9月（前后共计14年），最终停止了支付定息。这的确是一个讲诚信的好榜样！人无信无以立身，党无信无以立业。后人应当好好学习老前辈！

第30章 1956年12月—

“由于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并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从而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思潮，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帝国主义也正是利用这种思潮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话说1956年12月10日上午，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来自湖南的老年学者、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同学、现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熊子容；另一位是周文楠后来的丈夫王英樵。

王英樵在1940年任延安保育院小学部教导主任，后任校长。保育院小学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毛泽东为保育院小学题写了一个很有趣的词，他写的是：“又学习，又玩耍”。朱德、张闻天、任弼时也都为保育院小学题了词。中央领导、部队领导和烈士的子女，像毛泽东的侄儿毛华初、侄女毛远志，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映，方志敏的儿子方宁柏、方宁竹等人，均在这里学习过。

王英樵后来在1942年春天与边区政府干休所党支部书记周文楠结婚。1945年9月，王英樵、周文楠携女儿王肯随西北局和抗大干部队伍奔赴东北。1954年，王英樵任哈尔滨城市建设局局长兼党组书记。他这次是在1956年11月来北京参加全国城市建设工作会议的。行前，他的岳母周陈轩和妻子周文楠、还有到哈尔滨作客的毛泽民遗孀王淑兰商量，一起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们在信中说：王英樵系周文楠的丈夫，现在哈尔滨市城建局工作，他过去在延安工作过，主席的侄儿毛华初、侄女毛远志都跟他念过书。现在来北京开会，特托他带上几斤东北兴凯湖特产烟熏马哈鱼，让主席尝尝。主席如有时间，希望能接见他一下。

王英樵到北京后，住在西郊宾馆，他先去拜访王季范，王季范去海南视察去了，王季范的儿媳萧凤林接待了他，并将王英樵带来的信及礼物转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12月8日，城建会议一结束，中南海即给王季范家里打电话说，毛泽东9日接见王英樵。王英樵因外出，未接到电话。12月9日上午，中南海又给王季范家里打来电话，王英樵又外出了。9日晚，中南海第3次打来电话，要王英樵于10日上午11点在宾馆等候，有车来接。在西郊宾馆住着的还有前边说过的熊子容教授，他是专程来看望老同学的。就这样，王英樵和熊子容一起来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的秘书看了看表，说：

“主席现在有事，大约等15分钟，就可以出来接见你们。主席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往往过了20分钟就接见不上了。”

王英樵打量着会客厅里的陈设，只见靠后墙摆着一张条几，两边摆了6把椅子，两头各放了一盆君子兰，靠西侧还放了两套沙发。整个屋子显得简单朴素。

过了十几分钟，毛泽东从会客厅后边的房子里出来了，他一见王英樵和熊子容，就亲切地和他们握手，满面笑容地说：

“你们来了，坐下，坐下。”

二人有些拘谨，说：

“请主席先坐。”

毛泽东说：

“你们还是些知识分子的习气，坐下吧。”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问王英樵：

“你在延安工作过，那时干什么工作呀？”

王英樵说：

“在延安保育小学当教员。”

“那我们还是同行哩！”

“您是主席，怎么和我是同行呢？”

毛泽东笑了，他说：

“你不知道，熊教授可知道哩。当年我在长沙工作时，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当过教员。不过，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比你在延安保小当教员的时候，要早得多啰。”

毛泽东又问起王英樵家人的情况：

“你岳母周外婆身体还好吗？生活有困难没有？”

王英樵说：

“周外婆今年90岁了，身体无大病，精神很好。我和周文楠工资收入不低，也只有一个女孩，没有什么困难。”

毛泽东听了，满意地点点头，转身对熊子容介绍说：

“周外婆叫周陈轩，是周文楠的母亲。她带着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在韶山住过十多年。1950年我写信给周文楠，赞成她接老人到东北去住。老人抚育革命后代呕心沥血，历尽苦辛，生活很艰苦，在韶山人民中很有威望，韶山人民都称赞她是一位很好的老人。”

毛泽东又嘱咐王英樵，好好照顾周外婆的生活，让她安度晚年。接着问熊子容说：

“你是留学美国的，在美国学什么？”

熊子容说：

“我在美国学的是资产阶级形式逻辑——哲学。”

毛泽东幽默地说：

“我是搞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那咱们两个还是对立面的呀！最近，国际上发生了些变化，在匈牙利发生了暴乱。对这一事件，你们怎么看呀？”

毛泽东见对方没有回答，就接着说：

“你们一定认为是坏事。我认为是好事。因为坏事可以变好事嘛。我们也可借鉴，从中吸取教训。”

熊子容没有接毛泽东的话茬，而是提出另一个话题。他说：

“中国人口增长太快，应该提倡晚婚，修改婚姻法。因为建国初期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是男20、女18，这不利于节制人口的增长。”

毛泽东笑了笑，指着身边的秘书说：

“你问他同意不同意？他今年24岁，已经结婚有小孩了。”

熊子容仍坚持自己的见解，他说：

“最好提倡晚婚，男的二十五六结婚，女的二十三四结婚为好。”

毛泽东因为话不投机，就没有吱声。王英樵为了打破尴尬，就说：

“我从哈尔滨来时，给主席带了点东北特产马哈鱼，不知主席看到没有？”

毛泽东点点头，问：

“是不是日本向苏联出口的那种鱼呀？”

“是的。”王英樵回答后又说：“我给主席带了一本关于哈尔滨新修的儿童铁路的画册，不知主席看到没有？”

毛泽东说：

“看到了，这是全国第一条儿童铁路呀。你们是不是学习苏联的？”

“是的，是利用林区作废的小铁路改造的。”

接见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快到12点了。王英樵就说：

“主席很忙，耽误了主席的时间，我们告辞了。”

毛泽东挽留道：

“不要走了，午间就在这里吃饭。”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叶子龙也说：

“主席请你们在这里吃午饭，已经准备好了，不要走了。”

王英樵、熊子容跟着毛泽东来到了小餐厅，毛泽东让两位客人坐上座，两人让毛泽东坐上座，毛泽东说什么也不坐上座，两位客人也不好意思坐上座。叶子龙说：

“你们是客人，主席让你们坐，就坐下吧。”

宾主这才在餐桌边坐下来。餐厅坐东朝西，四方餐桌摆在餐厅正中，熊子容坐在东边，毛泽东坐南边，王英樵坐北边，叶子龙坐西边。桌子上摆着4菜1汤：一碗红烧肉，一碗清蒸鱼，两碗素菜和一碗汤；还有一碟辣椒，两盘桔子、苹果，每人一杯葡萄酒；饭是两样，1盘大米饭，1盘馒头。

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不断地向客人让菜、敬酒。他的口味不错，大块的肉和鱼，吃得津津有味。还兴致勃勃地问叶子龙：

“带来的马哈鱼怎么没有吃呀？”

叶子龙说：

“马哈鱼是熏成的，所以没有吃。”

饭罢，宾主洗了手，王英樵、熊子容请毛泽东休息，毛泽东也不推辞，把二人送出了会客厅门外，嘱咐秘书把客人送回宾馆。

12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由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写出的第2篇文章初稿。

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杨开智的复信中写道：

子珍兄：

历次惠书并寄照片均已收到，甚谢。敬问老太太及阖家安吉。

毛泽东 1956年12月13日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由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写出的第2篇文章初稿，与会者提出不少意见，主要是正面阐述不充分，辩解过多。

后来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根据大家的意见，又用了四五天的时间才拿出了修改稿。

12月16日，毛泽东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写了一封信，同时寄去200元钱。他在信中写道：

开英同志：

很久以前接你一信，甚为高兴，拖延未复，以后查不到你的地址了。近日毛世美他们来看我，知道你在大连的育英中学做教务长，又说你患肺病，甚为系念。寄上一点钱以供医药之用。如有所需，希望告我。我的情况尚好。杨老太太及杨子珍夫妇和我仍有联系。便时望以你的情况见告。

祝好！

毛泽东 1956年12月16日

12月16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给西藏工委的复电中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2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3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目前应把在6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西藏上层普遍加以宣传。”

毛泽东鉴于这一年平息的康区叛乱情况，又写道：

“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

12月19日和20日这两天的下午及晚上，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2篇文章的修改稿。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会议，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毛泽东说：

“文章的主要锋芒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捍卫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

“4月间的文章中，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现在的文章要进一步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应当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以便协同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文章的出发点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向帝国主义斗争，在这个大前提下，讨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内部是非问题。”

“对斯大林要做认真分析。第一，先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第二，再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然后，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对他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如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国内外情况复杂等等，但不宜过分强调。因为列宁在世时的社会条件不比斯大林好，但他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可能少犯错误。这里，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起着重大作用。

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结果他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帝国主义趁机打他一棍子，无产阶级又从另一边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也从中间打他一棍子。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捡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

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是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子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因为这把刀子虽然有缺口，但基本上还是锋利的。”

12月22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又修改了一遍的稿子再次提出了一些意见，认为基本可以，决定再提交政治局讨论。

12月23日和24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修改稿采取读一段讨论一段的方法。毛泽东又发表了一些重要见解，他说：

“不能照搬苏联那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做法，更不能照搬那些已经证明为错误的做法。人家犯了的错误你还要犯吗？人家丢掉不要的坏东西你还要捡起来吗？今后不要迷信苏联一切都是正确的了，凡事都要开动自己的脑筋想一想了。别人有无教条主义，我们不讲，只讲我们自己要吸收我党历史上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教训。”

毛泽东还说：

“上篇文章讲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现在的文章要进一步讲这些矛盾不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从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二是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的历史辩护，不仅要维护苏联革命阶段的伟绩，还要维护苏联建设阶段的伟绩。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不仅是一国的民族现象，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它的伟大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国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的财富。既然苏联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如果说它是斯大林主义的，那么，这个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

在修改稿中，有一段文字专门讲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考虑再三，认为这个问题是中苏两党的重要分歧之一，在目前情况下，中苏要共同对敌，不宜向全世界公开这个分歧，最后还是决定删去了这一段。毛泽东说：

“要留有余地，以后还有机会提出来。”

政治局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这篇文章，还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将题目定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会后，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在胡乔木家中，进一步修改稿子。

12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康生、张闻天、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开会，讨论再度修改的稿子。大家又提了一些文字上的意见。毛泽东说：

“这两篇文章都是围绕斯大林问题。这个问题的争论还没有完，估计本世纪内，甚至21世纪还有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问题，我们要准备长期论战。”

毛泽东要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马上动手修改，他说：

“修改一段送我一段，今晚要定稿，明日登报，今年的事今年了。”

散会后，吴冷西3人在中南海食堂吃了饭，来到毛泽东住所背后的居仁堂开始工作，修改完一段，就由田家英给毛泽东送一段。毛泽东一直在卧室等着，随到随看随改随定稿。就这样，胡乔木他们紧张地工作了一个通宵，一直到28日上午9点多才把最后一部分改完，3人一起来见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吩咐说：

“马上将修改的地方，告诉翻译的同志，中文已定稿，译文也可定稿。新华社于28日晚发稿，中英文广播也同时播出，《人民日报》在12月29日见报。”

12月29日，《人民日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由毛泽东组织起草、并亲自主持反复修改、八易其稿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再论》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标题的下面注明：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长达2万字的《再论》，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答复了人民群众和党内由于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引起的某些不理解和怀疑，维护了十月革命胜利的道路及其基本经验，分析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和社会历史条件，正确评价了斯大林的一生功过是非问题。

毛泽东在文章的引言中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论述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写的是：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互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毛泽东还第一次敏锐而明确地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文章中加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斯大林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导致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评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由于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并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从而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思潮，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帝国主义也正是利用这种思潮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12月29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东园兄：

信及诗收读，甚快。我尚好。某先生楚辞，甚想一读。请你代候蒋竹如兄。又请你代候曹子谷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

顺祝平安

毛泽东 12月29日

有书家刘锡山曾评论这一封信的草书艺术成就说：“毛泽东的草书已经很好了，草势放纵，遒美流畅，枯笔尤为精彩，云烟满纸。字的结构，中锋行笔，已有张旭、怀素的气息。而且一上手，就是自家面目，不承习旧路，‘读’、‘蒋竹如’、‘南岳志’尤为动人。”

12月31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迎新年宴会，赫鲁晓夫在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的谈话中，高度评价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他说：

“我读了中国发表的文章，它写得好极了，我同意里面的每句话和每个字。”

接着，赫鲁晓夫亲自把刘晓请上主席台，安排在他和莫洛托夫之间就座。

赫鲁晓夫在宴会上发表了长篇祝酒词，他说：

“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对待敌人方面，我们同斯大林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

关于匈牙利事件问题，赫鲁晓夫说：

“现在有人想逼我们后撤，不，我们决不后撤，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只能向前推进，决不后撤。”

1957年1月7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一直开到至27日才结束。

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和全军组织编制调整方案。确定“在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原则下，将人民解放军员额裁减三分之一，即从383万人中裁减130万左右，保持250万或者再少一些的常备军队”。同时调整全军的组织编制，把原来的陆军、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5个军种改为陆军、海军、空军3个军种，八总部领导体制改为三总部领导体制。

1月7日这一天，毛泽东因受赫鲁晓夫之托，决定由周恩来和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与调处苏、波、匈矛盾。周恩来临行前，毛泽东特别交代说：

“只要苏联共产党内部稳定，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但还是要好好地批评一下赫鲁晓夫。”

周恩来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联合，但在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

周恩来一行人在莫斯科机场，受到了苏联党政领导人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萨布洛夫、苏斯洛夫、勃烈日涅夫等全班人马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在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去的汽车上，劝赫鲁晓夫做一些自我批评。赫鲁晓夫无可奈何地说：

“我们不像你们那样做自我批评。如果那样做，我们现在的领导就成问题了。”

周恩来等人在苏联进行了一系列的说服工作后，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和铁托一起去做匈牙利的工作，周恩来立即发电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电说：

“你和铁托一起去的时机尚未成熟，还是由你们单独前往为好。”

于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单独率领中国代表团去访问波兰和匈牙利。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五人小组的通知》，通知说：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5人小组，陈云任组长，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

1月11日，毛泽东为刘胡兰烈士第二次题词。

原来在1956年12月，山西省在筹备纪念刘胡兰烈士就义10周年的时候，才知道毛泽东在1947年为刘胡兰题写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手稿已在解放战争中遗失了，便恳请毛泽东重新为刘胡兰烈士题词。

毛泽东挥笔在宣纸上自右而左写下了3竖行题词：“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毛泽东题”。这一亲笔题词被送往烈士故乡，刻在刘胡兰纪念馆纪念碑上。

1月12日，毛泽东复信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臧克家和《诗刊》副主编及全体编委，他写道：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8首，一共18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且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1957年1月12日

1月12日晚，毛泽东在书房里对李银桥说：

“银桥啊，诗刊来信要求发表我的一些诗词，盛情难却，我让子龙抄写了18首，准备给他们送过去。小韩也很喜欢诗，你也受些感染么？”

李银桥不好意思地说：

“我和小韩都非常喜欢主席的诗，我也想学着写一写，可就是不会写。”

毛泽东说：

“写诗是件费脑子的事，尤其是旧体诗词更不容易掌握，又是平仄格律，又是韵脚对仗，还不得犯孤平，掌握了这些还要讲究诗意和诗的境界,很难哩！你们年轻人最好莫学写旧体诗，学就学作新诗，歌颂我们的新中国，歌颂工农兵！”

李银桥嘿嘿一笑说：

“主席，我也试着写了一首，可不敢说叫诗。”

毛泽东眼睛一亮，鼓励他：

“念来听听！”

李银桥就背诵道：

“我是工农兵，革命打先锋，哪里需要哪里去，党的按排我服从。

为了建设新中国，哪里艰苦哪里冲！

上边疆，下海洋，闯大漠，攀高峰，革命红旗飘扬处，处处有我工农兵！”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连声夸奖说：

“好诗，好诗！银桥啊，不晓得你还会作诗呀？”

李银桥红了脸说：

“这是我老婆帮我写的。”

毛泽东笑得更厉害了，说道：

“不错么，敢写就不错！真是一首好诗呢！以后多练多写，会更进步呢。”

1月14日上午11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打电话给臧克家，他说：

“毛主席要召见我们，下午3时我坐车去接你。”

这天下午3时许，臧克家、袁水拍乘车驶入中南海，直达勤政殿门前。他们进入殿门，只见空阔的房间里寂无一人，对面有一副屏风，别的没有任何摆设，长长的沙发，一个又一个，十分简朴。不一会儿，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东边门里出来，一步一步向他们走来。臧克家、袁水拍一见毛泽东，赶忙起身迎上前去。毛泽东安祥和蔼地和他们一一握手，让座，从烟盒里抽出香烟让他们抽。臧克家说：

“我不会吸。”

毛泽东笑着问：
“诗人不会吸烟？你在北大教书？”

臧克家回答说：

“不是，我在作家协会工作。”

毛泽东说：

“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的‘咏雪’词的文章，我读过了。”

臧克家趁机问道：

“词中‘原驰腊象’的‘腊’字怎么解释？”

毛泽东反问道：

“你看应该怎样？”

臧克家说：

“改成‘蜡’字比较好，可以与上面“山舞银蛇”的‘银’字相对。”

毛泽东频频点头，说：

“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

毛泽东的神态和谈话，使臧克家的心平静怡然了，心和心贴近了，于是便向毛泽东提出了《诗刊》创刊后的印数问题，他说：

“现在纸张困难，经我们一再要求，文化部负责人只答应印1万份。同样是作家协会的刊物，《人民文学》印20万，《诗刊》仅仅印1万，太不合理了。”

“你说印多少？”

臧克家说：

“公公道道，5万份。”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

“好，5万份。”

臧克家说：

“请主席给黄洛峰同志打个电话。”

袁水拍赶忙给臧克家递了个眼色，又对毛泽东说：

“不用了，不用了。”

接下来，毛泽东谈到了一些国际重大事件，臧克家和袁水拍都知之甚少，只能静静地听着，无法插嘴，可没想到毛泽东突然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几百年后，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还有没有斗争？”

“不知道。”

“主席看呢？”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看了臧克家、袁水拍一眼，慢慢地说道：

“我看，还是有斗争的，但不在战场上，而在墙壁上。”

臧克家、袁水拍会意地点着头。毛泽东把话又转入到主题上，他说：

“《诗经》是以四言为主体的。后来的民歌是五言，现在七言的多了，这是顺着时代演变而来的。现在的新诗，太散漫，我以为新诗应该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求发展。我个人喜欢用词的形式写作，习惯了，用起来得心应手。”

他还说：

“杜甫诗写得不少，好的不多。他们给我弄了部《明诗综》，我看李攀龙有几首诗写得不错。”

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太重，李攀龙这名字臧克家没听明白，袁水拍给他重复了一下，他才明白了。眼看已经到了下午5点钟了，臧克家、袁水拍起身告退。毛泽东把他们送出殿门，站在那里向他们招手，高声嘱咐道：

“把你们的诗集送我一份呵！”

后来，毛泽东的信在《诗刊》上发表后，北京大学一位学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说毛泽东信中“遗误青年”的“遗”字欠妥，应改为“贻”。毛泽东虚心地接受了这一意见，马上给《诗刊》编辑部打招呼，请予以更正。

再说1月17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受赫鲁晓夫之托，率领中国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波兰和匈牙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顺利返回莫斯科。

周恩来在向赫鲁晓夫介绍了访问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后，真诚地说希望赫鲁晓夫能够克服某些缺点。赫鲁晓夫闻言跳了起来，粗鲁地咒骂东欧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一见他如此暴躁，忍不住说：

“赫鲁晓夫同志，对兄弟党的领导人不能这样。有什么话当面讲，不能在背后随便怀疑别人，这不利于兄弟国家的团结。”

赫鲁晓夫没想到周恩来也教训起自己来，立时涨红了脸，他说：

“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周恩来也没有想到赫鲁晓夫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便不动声色地反唇相讥：

“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资产阶级，但是，你我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赫鲁晓夫受到当头棒喝，也转个话题发起进攻，他说：

“据说在越南、柬埔寨、老挝，中国人多。”

周恩来知道赫鲁晓夫另有用意，就平静地说：

“不少，国王的父亲也是中国血统的。访华的代表团中也有几个人是中国血统的。”

赫鲁晓夫说：

“西哈努克说，他们那里中国人很多，他担心中国的影响太大。”

周恩来这才明白，赫鲁晓夫转来转去是要攻击中国也有大国沙文主义，马上含讽带刺地说：

“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使他们安心。五项原则加上一条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对各兄弟党、各兄弟国家是平等的，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欲知此后中苏关系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做文章的人要学写政论文，应首先读一读毛泽东在1956年12月2日晚上关于如何撰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那一篇讲话，再看一看本章叙述的毛泽东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是如何反复修改的整个过程。即使不是做文章的人，在教孩子说话的策略与技巧时，也应该读一读毛泽东那段讲话的后半部分，他说：“这里用得着中国古人做文章的方法，一个叫做‘欲抑先扬’，一个叫做‘欲扬先抑’。所谓‘欲抑先扬’，就是说，你要批评他的错误时，先肯定他的正确方面，因为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适宜采取这个方法。对于斯大林，现在世界上都骂斯大林，我们要维护他，方法宜于‘先抑后扬’，即在论述他的功绩以回答对他的全盘否定时，先要讲斯大林有哪些错误，这样才能说服人，使人易于接受。”你看，这是不是很妙啊！

毛泽东是写文章的大师，他在创办《湘江评论》时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此一时期，他不厌其烦地和那些不怎么会写文章的政治局常委们一起开会，不厌其烦地向他们及秀才们讲解如何写好这篇《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应该说，一是因为事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二是也要借着写文章和修改文章的机会，对他的伙伴们进行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

第31章 1957年1月—

“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

话说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后人把这次历时10天的会议称作“一月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说：

“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是3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今天我讲一讲思想动向问题。”

“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3级才起床。”“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种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像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苏共‘二十大’以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180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应。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有所锻炼，但是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还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

毛泽东最后说：

“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帝国主义，我们从前不怕，现在也不怕。我们也从来不怕蒋介石。现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总而言之，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陈云在1月18日的会议上作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提出了3条措施：一、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二、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额；三、有计划地控制社会购买力增长的速度。

此后，会议进行分组讨论。

1月27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总结讲话（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一共讲了7点意见：要足够的估计成绩；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闹事问题；法治问题；农业问题。

关于国际问题，毛泽东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

“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苏联跟美国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17年。1929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到1933年。这一年，德国是希特勒上台，美国是罗斯福上台，这个时候，苏美才建交。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18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么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100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101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毛泽东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

“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

“依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5000万吨钢，4亿吨煤，8000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10倍，加100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也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统统捅出来。”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毛泽东说：

“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做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准备从过去的2000份扩大到40万份，并且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他说：

“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

1月29日，毛泽东在公安部党组就处理在押病残战犯问题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报告中说，考虑到刘焕东等12名蒋介石集团的战犯在关押期间患有重病，有的因病致残，而表现一般较好，公安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商妥，拟准予保外就医。

毛泽东批示道：

“不但这些人应当处理，其他战犯凡犯罪较轻、表现较好的，都应考虑判决释放，因为已关了七八年了，只留下犯罪较重的和最重的两类，待后处理。请公安部将战犯全体审查一下，定出一个方案送中央审阅。”

1957年2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县、区、乡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中央组织部关于县、区、乡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发给你们，供参考。

关于现有乡干部的工薪待遇问题，中央不作统一规定，由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作出决定，报告中央备案。一般说来，大乡应具有区级领导能力（人数应少于原来的区级），大多数干部应该是原有的区级各种干部，他们的待遇一般应该是原来的区级各种干部的待遇。小乡则应按原有乡干部待遇，这种乡干部的待遇应当比照当地农民经济情况去规定，不可超出当地农民收入过多，以免使乡干部脱离群众。各地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对于乡干部的成份和待遇进行适当的调整，并教育乡干部在实际生活上与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在工作方法上注意克服命令主义，密切联系群众，警戒脱离群众的危险。

撤销区级机构，扩大乡的范围，是为了减少领导层次，加强乡级领导能力，充实农业生产合作社领导骨干。因此，凡撤销区级机构的县，应将区干部下放到乡，乡干部下放到社，而不是上提，在必要时应从县、地两级抽出适合到乡工作的干部放到乡去，使乡一级至少具有原来区级的领导能力。

撤区后，县直接领导的单位增多，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如何领导乡级工作，这是一个新问题，目前尚无成熟的经验，希望各地随时注意总结这一方面的经验，报告中央。

中央 1957年2月7日

2月11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先生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泽东在1956年12月间将《水调歌头·游泳》书赠黄炎培，黄炎培收阅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问及何以用“极目楚天舒”一词，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任之先生：

惠书盛意可感！那些东西，既已发表，不改也可。游长江两小时飘30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顺致敬意！

毛泽东 2月11日

2月14日晚，毛泽东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陪同，在勤政殿接见了全国学联第16届委员会主席胡启立和田海亭、叶绍宾、伍慧莲、孙寿珠、黄绍康、傅杰6位副主席，同他们交谈了40多分钟。接着，他又接见了参加全国学联第16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全体学联委员。他同大家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尔后坐下来同大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座谈文艺思想问题。在参加会议的28人中，有几位是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也参加了座谈。毛泽东在谈话中一开始就说：

“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方法来解决。列宁是怎么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他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说理的。”

关于批判胡适的问题，毛泽东说：

“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

他又说：

“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是如此。”“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和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

“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准备才有说服力。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们要靠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开除很简单，但这绝不是好办法。应该懂得坏分子里面也有两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当‘教员’。一切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久。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我们的同志应该记住，我们要警惕采用简单化。”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批评了当年的“小人物”李希凡，他说：

“过去当小媳妇时兢兢业业，到了高级机关当了婆婆后就板起面孔了，吃党的饭，说党的话，写文章也不讲理了。”

原来早在1954年，领导上为安排李希凡的工作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李希凡向邓拓和周扬表示，愿去文学研究所。毛泽东说，那不是战斗的岗位。于是李希凡就在1955年被调到了《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部，担任了编辑工作。在不久前的2月9日，他写了一篇棒杀文章《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在《文汇报》上，毛泽东看了很不满意，由此引出了毛泽东上面的批评。

接着，毛泽东在谈话中表扬了姚文元，他说：

“最近姚篷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登在2月6日的《文汇报》上，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

姚文元，祖籍浙江省诸暨县姚公埠，父名姚梦生，笔名姚篷子，母名周修文。姚文元1931年出生于上海，姚篷子用祖父姚宝槐当年秀才匾上“文元”两字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姚文元，意思是希望儿子将来也能成为“文中魁元”。

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夜已经很深了，卫士封耀松还陪伴在正在工作的毛泽东身旁。

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一直在忙于思考、整理一个有关“就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即后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方面的讲话提纲，早先已经修改了4遍，又经过7次征求意见，也都一一作了修改，现在依然还在继续修改着。

每临大事，他总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特别是在进行像这一类重大理论创作的时候，他的生活更是毫无规律可言了。卫士长李银桥交代封耀松说：

“你得想个办法让主席休息一会儿，老人家又是两天两夜没睡觉了。这两天两夜只吃了一顿正经饭，喝过两茶缸麦片粥。”

封耀松嘴里答应着，却不敢去打扰毛泽东。过了许久，封耀松见毛泽东放下笔，身子靠着椅背，将头往后一仰，两只手在额头上揉了揉，捏了几下，又打了个哈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抓住时机赶紧走上前去，问道：

“主席，你已经很长时间没吃饭了，给你搞点吃的来吧？”

毛泽东又作了一个深呼吸，先是摇摇头，后来又点点头，勉强说：

“不用搞别的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

说完，他又埋头写起来。封耀松赶紧来到厨房，向侯师傅说明了情况。侯师傅一听就不高兴了，嚷道：

“你胡闹！主席一天没吃饭了，你怎么烤几个芋头？”

封耀松说：

“主席说让烤几个芋头么。你不胡闹，你做饭你送。”

侯师傅没办法，只好烤熟了6个小芋头，放在一个小碟子里。封耀松端着碟子回来了，谁知一进门，就听见了响亮的鼾声，近前一看，毛泽东斜靠在床垫上，左手拿文件，右手抓着笔，就那么睡着了。封耀松不敢打扰，便把碟子轻轻地放在暖气片上，退到门口坐下等候。十几分钟后，毛泽东咳嗽了一声。封耀松忙进屋去，手捧碟子小声说：

“主席，芋头烤好了。”

毛泽东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

“噢，想吃了，拿来吧。”

他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地剥着皮，自得其乐地吟诵起他很早以前写的一首诗：“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封耀松在外边隐隐约约听到了呼噜声，他蹑手蹑脚地进屋，见碟子里只剩一个芋头了，毛泽东头歪在右肩上睡着了。封耀松踮着脚走过去，端起盘子准备退出，突然感觉到毛泽东的呼噜声与往常不一样，就探过头去打量了一下，揉揉眼睛仔细一瞧，不由得大吃一惊：天哪！毛泽东嘴里竟然含着半个芋头！那半个芋头随着呼噜声在不住的颤抖着！另外半个芋头还拿在他的手里。封耀松鼻子一酸，眼泪就出来了。他赶紧放下碟子，轻轻地去抠毛泽东嘴里的芋头，芋头抠出来了，毛泽东也被惊醒了。他那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盯着封耀松，气冲冲地大声问：

“怎么回事？”

封耀松叫了一声“主席”，就哭了，手里捧着那抠出来的半个芋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唉——”毛泽东看着封耀松，叹了一口气，说：“我不该跟你发火。”

“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为你……这芋头是从你嘴里抠出来的。你必须睡觉，必须休息了，我求求你了。”

毛泽东勉强笑笑，抬起右手，手指在头顶上划两个圈，说：

“天翻地覆，天翻地覆。”

他又望着封耀松，说：

“好吧，小封，我听你的，我休息吧。”

后来，封耀松在回忆毛泽东的生活情况时说：“毛主席多数时间是一个人吃饭，或在书房，或在卧室。由我用饭盒提来，2菜1汤，1碗二米饭（大米小米蒸在一起），两个小碟，辣椒和酱豆腐。除非有客，毛主席吃饭总是手不离卷。有一天，毛主席在吃饭时，他斜坐在木椅上，左手拿着一张报纸，两眼紧紧盯着报纸，右手像一只机械手，在盘子和嘴之间来回运动，筷子始终落到盘子的一个位置上。那是一盘空心菜，他已经夹走了半边的菜，另一半的菜眼看就夹不住了。我悄悄转动盘子，让他的筷子能落在有菜的位置上。毛主席全然没有感觉到菜盘的变化。停了一会儿，我又将荤素两个盘子调一个位置，毛主席依然没有察觉到饭桌上的变化。‘嗯？’毛主席嚼了几口，突然一怔，说：‘味道不对呀？’说着，他想吐掉嘴里的菜。我赶紧说：‘是我把两盘菜调个过儿。’‘嗯！’毛主席咽下嘴里的菜，说：‘我说不对劲儿。刚才还咯吱咯吱的，一下子变得那么软绵呢。’人们都知道，毛主席的饮食既随便又艰苦，简直太苦了。好了么，4菜1汤；差了么，1碗面条。很多时候只是用搪瓷缸子在电炉上烧一缸麦片粥，就着生活秘书叶子龙做的酱豆腐喝下去。这情况如今讲给周围人听，他们多数不信。他们习惯拿身边的某局长、某书记或某某县太爷作比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毛主席当时情况确实完全如此。我们在毛主席身边，他老人家入口的东西是必经我们之手的，我跟毛主席身边的十几年中，他老人家没吃过任何补品，若一定说他吃了什么补品也可以，当他脑力消耗过渡、饥饿感强烈时，必定吩咐一声：‘来碗红烧肉吧，肥点的，补补脑子。’卫士中有个小李，现在某公司任副经理，与外商少不了饭桌上的交道，他曾感叹道：‘唉，我经常一顿饭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哟，我是没有脸去见他老人家啦！’”

关于毛泽东的生活情况，李家骥也曾回忆说：老人家的饮食非常简单，他对我们说过：“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其它动物就有这个区别。”

且说2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0次会议上将他整理好的“就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的讲话提纲先讲了一遍。参加这次会议的有37人。

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1800多人。

这天下午从3点到7点，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讲话，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除刘少奇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的讲话共分为12个部分：1、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2、肃反问题。3、农业合作化问题。4、工商业者问题。5、知识分子问题。6、少数民族问题。7、统筹兼顾、适当安排。8、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9、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10、坏事能否变成好事？11、关于节约。12、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讲到第7部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时，专门讲到了计划生育问题，他说：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6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此后，毛泽东又谈到了解决失业问题，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等，说这些都需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讲到这里，毛泽东提议休息。15分钟后，会议继续进行。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一些高级领导人起身离开会场，以示抗议。

《人民日报》报道这次会议所发的照片，既没有刘少奇的，也没有朱德等5位政治局委员的。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毛主席的这个讲话，虽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是对我这个当年在现场的聆听者来说，却是言犹在耳。毛主席讲话激情洋溢，风趣幽默，各种典故，信手拈来，随便什么问题，他借典故一点就通彻透亮。整个讲话气势非凡，高屋建瓴，振奋人心。大家都全神贯注，生怕少听了一个字。这个讲话，在我看来，不但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作用，就是在今天和将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具有伟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当年也在现场听了主席的原始讲话，他也对主席的讲话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还在一封家信中说到当时激动的心情。他说毛主席‘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毛主席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的人’。”“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出来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主席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傅雷看到正式发表的文章就大失所望了。这个翻译家很是可惜，他真心爱人民，真心拥护毛主席，但他不知道中央上层有那么复杂的情况。社会上确有右派进攻，主席受到他上下左右人的影响，要平衡各种力量和意见，包括他的那些老战友、老部下和他们的意见，所以才同意修改他的原始讲话，违心放弃一些本来合理的主张。傅雷若是了解和理解了这些情况，或许就不会自杀（在文革初期自杀的——笔者注）了。”

再说2月28日，出席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分组讨论毛泽东的重要讲话。

1957年3月1日，是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

上午，各组继续讨论毛泽东的长篇讲话。

下午，进行大会发言。发言的人有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共16人。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作了45分钟的总结讲话，其内容有的是对2月27日讲话的补充，有的则是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的答复。兹将他的总结讲话提纲抄录如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要普及，要提高，京戏原来是地方戏，将来也可能转化。

散花野草也有用处，其中有些可能转化为香花，香花也可能变得不香了。

共产党也总有一天变得无用了。

马克思主义应当宣传，不能强迫人们相信。以工人阶级、共产党、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为领导，是否不妥？

匈牙利要2年至3年才能恢复。错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

批评问题。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应允许互相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老干部不怕批评。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没有安排，安排不够。

大民主，小民主，一般适用小民主，局部（不实行小民主地方）允许大民主。

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

在法律范围内（不允许行凶，毁物）。

纪律，为了增进纪律，我们人民是很守纪律的。

以军队民主为例。

遵师爱生。

局部的，个别的，不是一般提倡。

作为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因为官僚主义存在。

发至县级（指将他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发至县级——笔者注），还要研究。

官僚主义。

曲折、波浪式、螺旋形的前进。

科学。橡胶50一60年。

对唯心主义是否可以批评？问题是要有说服力。

发行参考消息40万份（2000—30万）（即准备由2000份扩充到30万份，发到县一级——笔者注），蒋介石选集（他赞成出蒋介石选集，但不公开发行——笔者注）。

不要泼科学家的冷水。参观科学院。

控制在六亿人口（控制一个时期少增长，以待条件具备，再作适当增长）。

单纯技术观点抬头。

美国经济危机，美国同各国的矛盾。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耻!

毛泽东在讲话中针对有人在讨论时提出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的问题，答复说：

“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么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

针对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毛泽东说：

“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人们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力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力给反革命。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

针对有人提出2月27日的讲话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讲得不够，毛泽东说：

“这讲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有大讲这个问题。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接着，毛泽东讲到了小民主和大民主，他说：

“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做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针对有人提出的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毛泽东说：

“技术观点是好的，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都热心。但是，不要搞单纯技术观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关心新的政治，关心新的大局。我们有些所谓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

在会议结束几天后，李立三由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他和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同而论，而且还把他作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典型的坏例子，告诫全体党员要加强学习，加强改造，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当然是错误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当成坏的例子来教育全体党员引以为戒。但是，作为党员的李立三，不能因为犯了路线错误就永远是一个坏党员，永远是一个反面教员。允许一个同志犯错误，更允许一个同志改正错误，这是您的一贯思想。我现在是一个服从党中央领导的党员，我更争取做一个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党员。为了表达我对党的忠诚，今天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如实向您汇报，不对请批评指正。”

毛泽东看了李立三的信，接受了他的意见，当即修改了其中一些欠妥的有关段落。

后来，毛泽东又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稿子寄给老朋友李达征求意见，李达十分感动地说：

“毛主席真是谦虚极了！这样的著作，我只能好好学习，哪里还能谈得上提意见呵！”

3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破例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160多人参加。会议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与会者首先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录音，然后分组讨论。

毛泽东在讨论期间先后召开了6个座谈会，这实际上是他又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活动。

6日晚，毛泽东召集9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康生在座。关于思想工作问题，毛泽东说：

“第一书记要抓思想，回去告诉他们，希望第一书记把思想工作抓起来。第一书记才行，第二也不行。光是宣传部，孤单单的不好办。管业务管得很好，不管思想工作，结果来了大民主，就会把你搞掉。各部门、各党组一定要管思想工作。省委要抓好思想工作，特别是第一书记，各司局都要管思想工作。”

康生插话说：

“团结，批评，团结，但往往一批之后，没达到新的团结，是批回去了，急得很，主要是仓促应战。”

毛泽东说：

“领导要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才能解决问题。”

上海反映，党员与党员在报上斗。毛泽东说：

“党内思想也很混乱，不要害怕，要放手，怕什么，难道地球会炸了！”

康生插话说：

“党外也怕，怕宗派主义，不让人争鸣。”

有人反映老教授对“争鸣”还有顾虑，写文章不容易，第一天文章一登，第二天给人一批，学生对自己也不尊敬了。毛泽东说：

“那第三天再写一篇批回去就是了。”

关于闹事问题，毛泽东说：

“特殊的、个别的犯法分子当然要按法律处理。一般闹事的不要开除，总开除不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去，他总要有个立脚点，还不是到学校、机关、工厂、合作社去。西安抓了100多个流氓，社会很高兴，但学生中‘流氓’跟社会流氓不同，知识分子不是社会那样‘流氓’法，如不犯法，仍不要开除。”

有人提出，兰州原要开除几十个学生，现在不开除了，又有点草率收兵。毛泽东说：

“开除几十个学生是国民党办法，事情结束如不解决问题，将来还是要闹事的，如讲到兰州林业学校、护士学校招生骗人家，学生闹事，我是站在学生这方面的。你欺骗人家么！（康生等：欺骗就是犯法，可以告到法院，有罪的。）像这样学校，你说是什么问题？这两校都是官僚主义，欺骗，又有官僚主义。”“我们要向党内外宣布，在人民内部无所谓专政，在人民内部讲专政是错误的！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人民自己专自己的政？个别犯法是例外，不犯刑法就不能法律制裁！”

有人说，有些教师认为不需要继续改造了。毛泽东说：

“不要改造？我60多岁了，还要改造，一万年还要改造。人要前进，就要改造，这是合乎规律的。如果还是老一套，像过去骑在马上打蒋介石那样，就不行，就要改。共产党还是有点人情，是做事的。说到学术，人家说我们‘不学无术’，我们这方面的确也是不多，所以很需要学习研究。”

3月7日晚8时40分，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钱俊瑞、张际春、董纯才、罗承烈、曲乃生、何启君、刘建飞、古楳、周世钊、吴江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各省教育厅的负责人。彭真、康生、胡乔木也参加了座谈会。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了不少问题，他说：

“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私人办了，又被接收，私人办学的积极性就高不起来了。办戴帽中学还是一种好办法。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

会议一直开到晚12时零5分才结束。

3月8日晚8时，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徐平羽、方纪、于黑丁、周钢鸣、常苏民、蔡楚生、路坎、胡采、赵丹，座谈文艺界的问题。彭真、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新观察》上有一篇《在惠泉吃茶记》的文章，你们看过没有？”

沈雁冰看了看周扬说：

“我们没有注意到。”

毛泽东说：

“就在1月份第2期上，我建议你们去找来看看，作者叫姚雪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讲求艺术技巧。作者姚雪垠，你们知道不？”

周扬说：

“他在30年代就是作家，现在的政治态度为中间偏左！”

沈雁冰补充说：

“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写过轰动一时的小说。”

毛泽东说：

“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作者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他轻视那些喝茶的群众是不对的，这就是‘君子’、‘小人’的观点。‘君子’在那里喝茶，‘小人’也来了，文章就显得这个作家在群众中落落寡合的样子。驳他的文章，我也看了一些，有个姚文元，写得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我还得看下去。还是要帮助姚雪垠。”

他还说：

“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开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龙》等。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昭明文选》里也有批评，昭明太子萧统的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沈思’，这是思想性；又讲‘义归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

“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流沙河的一组散文诗——笔者注），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诗经》第一篇是不是《吻》这类的作品（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第一首诗《关雎》，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十九世纪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特的代表作《吻》，是一幅抽象主题的寓意画。画面表现的不是某个人的爱，而是人类普遍的对异性的爱——笔者注）？不过现在发表不得吧？那《诗经》第一篇，我看也没有什么诗味。不要因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整个座谈会充满着宽松活跃的气氛，开到晚11时55分就结束了。

3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总理西罗基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匈牙利事件证明，我们每个国家把工作做好是多么重要。中国的群众很好，就是很穷，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还要几十年才能改变这种情况。政治情况较好，这就是说人民是团结的。在团结方面也还有些问题，人民内部不是没有矛盾的，工作中也有缺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也还存在，有些地方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些缺点要整，我们准备在全党整顿作风，准备在几个月或更长一些时间，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批评，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整一整。我们的党很大，掌握权力，做了许多好事，人民就拍掌，毛病就产生了，官僚主义就出来了。”

3月10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座谈新闻出版方面的问题。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

有人反映，现在报纸编出来群众不爱看。毛泽东说：

“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

毛泽东联想到主持上海《新民晚报》的赵超构提出的“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办报方针，就说：

“报上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软到哪里去呢？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要软中有硬。文章写得通俗、亲切，平等待人，不摆架子，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

关于在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毛泽东说：

“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是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当接受教训。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这次会议开到傍晚6时40分结束。

3月11日晚8时30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部分大学负责人座谈。参加的人员有：杨秀峰、陈望道、彭康、匡亚明、彭迪先、冯乃超、杨献珍、冯友兰、胡锡奎。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

冯友兰来到会议厅，毛泽东微笑着对他吟诵道：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在场的人见毛泽东如此幽默，全都被逗笑了，冯友兰也笑了。原来在不久前，冯友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其中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发表了一些新议论。显然毛泽东是看过了冯友兰的文章。冯友兰见毛泽东在百忙中还这样关注他的研究成果，倍感荣幸。

这次座谈会开到晚上11时25分才结束。毛泽东送冯友兰到门口，握着他的手说：

“友兰先生，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好好地鸣吧，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欲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将要发表什么远见卓识，请往下看。

东方翁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又一部重要文献。正像以前一样，在研究重大理论问题的时候，他是极其慎重的。他反复地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反复地修改提纲。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传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期间，他又召开了6次座谈会，广泛地调查研究，征求意见。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又乘车南下，一路宣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收集反馈意见，继续修改，直到6月19日才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其良苦用心，你越往下看才会越明白。

第32章 1957年3月12日—

“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话说1957年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摘要如下：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会议中间提出了很多问题，使我们知道了很多事情。我现在就同志们所讨论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说来，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中国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没有精确的统计。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500万左右。这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

第三点：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3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在为旧中国服务的时候，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是反抗的，中间派是摇摆的，只有右翼是坚定的。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就反过来了。左翼是坚定的，中间派是摇摆的（这种摇摆和过去不同，是在新社会里的摇摆），右翼是反抗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过去几年，他们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些人并且很用功，比以前大有进步。但是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望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暖昧，后者明朗。因此，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据我看，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他们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

第四点：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看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让知识分子直接接触工人农民，过去在延安时期曾经这样做过。那时候，延安的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很乱，有各种怪议论。我们开了一次会，劝大家到群众里面去。后来许多人去了，得到很好的效果。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

第五点：关于整风。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共产党内的整风，在抗日时期进行过一次，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又进行过一次。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它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能够挽救它的失败。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我们过去说过，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第六点：片面性问题。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许多具有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还不相同，但是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片面地看问题的人，应该进行批评，当然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要帮助他们。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第七点：“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产党、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错误的东西总会有的，并不可怕。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正如前面《戚本禹回忆录》中提到的，曾经多次聆听毛泽东讲话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在一封家书中写道：“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1月18日至27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2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3月12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3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

这天晚上8时许，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知名人士座谈。参加的人员有：郭沫若、童第周、钱三强、谈家桢、潘梓年、向达、费孝通、沈志远、翦伯赞、张劲夫、于光远。另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杨秀峰、黄松龄在座。毛泽东问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伯赞：

“在高等院校做领导，有什么问题和意见？”

翦伯赞反映说：

“现在是重理轻文。”

毛泽东说：

“从我们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重理有道理，但轻文就不对了。”

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到会比较晚，一走进接见厅，他就看见毛泽东正满面春风地同早已来到的人们交谈着，于是就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到毛泽东面前问好。陆定一起身介绍说：

“这位是谈家桢先生。”

“哦，”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握住谈家桢的手，不住地摇着说：“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家桢先生啊！”

说罢，请大家坐下，他问谈家桢：

“谈先生对贯彻双百方针，和对遗传学研究工作有什么意见？”

谈家桢说：

“在1956年青岛遗传学工作座谈会上，大家都认为，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挽救了中国的遗传学，使遗传学和遗传学工作者获得了新生。”

原来，谈家桢是世界生物遗传学和基因工程的基因学说创始人摩尔根的入室弟子。他提出的“异色瓢虫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受到国际遗传学界高度重视，被认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一大贡献，成为中国在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遗传学家。可是就在谈家桢即将归国的1948年，刚刚结束的苏联农科院大会，宣布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基因理论是“反动唯心主义”的遗传学说。新中国建立后，苏联以“米丘林生物学”倡导者自居的李森科的理论在中国大行其道。1950年，苏联遗传所副所长努日金教授来华讲学，指名道姓要与在1948年底归国的谈家桢讨论，要谈家桢“从反动的遗传学圈子里跳出来”。国内也有人写文章，对摩尔根遗传学进行公开批判，谈家桢感到了沉重的压力。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李森科的理论才开始遭到科学界的反对和清算。1956年8月，毛泽东促成了由中宣部和中科院及高教部共同主持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此前，毛泽东在一份有关反映东欧共产党内对遗传学问题看法的报告上，批示道：“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有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请将此件给他一阅。”这一天，毛泽东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这样，有116位专家教授参加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一开就是15天，谈家桢心情特别舒畅，以至举杯痛饮，酩酊大醉。所以，这一次，谈家桢见到毛泽东，就说是双百方针挽救了中国的遗传学。

毛泽东鼓励谈家桢说：

“谈先生，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好嘛！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很不对头，现在让大家搞嘛！你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可不要怕。”

他还问：

“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

谈家桢显然很有信心。毛泽东高兴地说：

“那好。希望你继续努力，在遗传学研究工作中做出新成绩。”

坐在旁边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建议说：

“为了尽快把中国遗传学研究搞上去，我们是不是把谈先生调来北京，主持中科院遗传所的筹备工作？”

此时的谈家桢是复旦大学生物系的主任。毛泽东尚未表态，在座的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立即表示反对，他说：

“你们把高校的名教授都挖走了，我们的大学还怎么办？”

众人见郭沫若和杨秀峰这两个耳背的人争了起来，便戏言他们是“二龙抢珠”。毛泽东见双方争执不下，也笑着向他们摆摆手，风趣地说：

“我看还是这样，从现在开始划一条‘三八线’，到此为止，以后科学院不得再从高校中挖人。”

不久，谈家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复旦大学重新开设了遗传学课。

3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他写道：

为着继续巩固农业合作社制度，争取今年农业的大丰收，中央认为坚持民主办社的方针是很重要的。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应该注意以下3个主要事项。

第一，农业合作社要按时公开财政收支。其中包括产品的分配、在银行的存款、国家的预购款、国家的贷款和它的用途、生产资料和用具的购置、干部的补贴、社员的预支、国家救济款的处理，等等。所有这一切财政收支，都同全体社员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都必须按时公布（有的随时公布，有的定期公布），让全体社员知道，由群众参预评议，而不能由少数干部独揽支配的大权，以便避免各种营私舞弊的行为，保证社干部的廉洁，消除社员对于财政问题的疑虑。必须知道，凡是没有这样做的合作社，社员们对于财政问题是存在着很大疑虑的。

第二，社和队决定问题要同群众商量。例如关于生产的布置。农业技术的改进，耕作制度的改变，新种子的采用，合作社的基本建设，经营管理，等等问题，都应该由干部和群众共同讨论，既要照顾国家的计划和政策，又要因地制宜，按照当地的土地条件、季节条件以及其他经济条件，反复研究几次，稳步前进。凡是当地已经行之有效的办法，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继续加以支持和推广。但凡是还没有经过实地典型试验的，则应该采取很慎重的态度，充分注意老农的意见。老农虽然有些保守的缺点，但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如果有些办法是多数老农不同意的，不要草率从事。各农业合作社可以考虑组织一个技术顾问委员会，吸收有经验的老农参加，各生产队也可以考虑请本队中一个有经验的老农当顾问，以便充分利用老农的有益的合理的经验，特别是关于精耕细作、细打细收的经验。

第三，干部要参加生产。农业合作社的社长、副社长以及其他干部都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做到这点。大社的事情多些，但干部们争取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时间参加生产，也还是可能的。最近有些地方的合作社在作了多少程度不等的整顿之后，干部纷纷下地参加生产，在社员群众中引起了很好的影响，大大地刺激了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这个经验有普遍性的意义，很值得各地注意。这种作法使社干部的生活不必完全由社补贴，可以只由社补贴那些因公误工的部分，因而能够减少社员的负担，同时也使干部们能够联系生产的实践，了解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对于领导社和队的生产有很大好处。为此，县、区、乡各级党委在领导方法上也应该相应地有所改进，例如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会议，不要时常调集社干部到县区开会，有问题时，由县区干部分头下去传达和解决，以便减少或避免社干部在时间上和经济上的浪费。

中央认为实现上述3项措施，将会大大地改善各农业合作社干部同群众的关系，加强干部同群众的团结，促进今年农业生产的高潮。希望省、市、县、区、乡各级党委根据各地合作社的具体情况，加以适当处理，并使这些措施长期坚持下去，成为习惯。

（此件发到乡支部。）

1957年3月15日

3月16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他写道：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

中央在1957年3月6日至13日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党外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文化人士约160人参加（占全体参加人数的五分之一）。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录音。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分别和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高等学校、科学等方面的几十位党内外代表人物举行了6次座谈，并亲自向大会作了讲话。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使我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面貌发生大变动。几万万人口进入社会主义这件事实，必然会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引起反映。现在，大规模的群众行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表露出来。我国有大约500万知识分子，他们在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等事业中和党、政、军的机关中工作，他们是人民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是教育人民的人，离开了他们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可以分为3个部分：极少数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受剥削阶级的影响甚深；有少数人（大约10%左右），包括党内党外，是不但很积极地赞成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掌握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先进人物；最大部分的人，即80%以上，是愿意接受社会主义的制度，但是他们的世界观还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在上述的80%以上的这部分的知识分子中，有的是唯心主义者，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的；有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抱着怀疑态度的；有很多是略为知道些马克思主义，也想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只愿意在自愿的基础上，在别人善意的帮助之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对于用粗暴态度强制学习则抱有反感。知识分子的这种情况，将会长期存在。各种不同的知识分子，表露自己不同的观点，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时候，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用说服的方法，用自由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促进我国的科学文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迅速地繁荣起来。党认识到，必须把在敌我问题上和是非问题上两种不同的矛盾加以严格的区别。人民内部的矛盾，特别是思想上的问题，只能根据“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原则。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帮助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接近工农群众。我们要做到在一个长时期（比如说15年）内，使全国的知识分子，从学习和实践中，从同工农群众的接触中，有更多的人（比如说三分之一）能够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现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状态。这种不正常状态的原因，是党内存在着两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就是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用粗暴的而不是说服的办法，用斥责而不是说理的办法，用强迫而不是自愿的办法，来对待知识分子，对待思想问题，对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有教条主义思想的同志，他们对于我们过去的工作肯定一切，只看到成绩，没有看到缺点，骄傲自满，害怕批评，懒于说理，对于不同的意见，要求采取简单的压服的办法。很多的同志实际上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右倾机会主义则对于我们过去的工作否定一切，只看到缺点，没有看到成绩，因而丧失信心，把伟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描写为漆黑一团。右倾机会主义者实际上做了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必须在党内党外，反对这两种错误思想，反对这两种片面性，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

这次宣传工作会议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党员和党外人士一起开会，这不但对于密切党员与非党员的团结有好处，对于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讨论和研究问题，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也是很有好处的。

中央认为这次会议对今后的思想工作有极重要的意义，各地必须组织深入的传达和讨论。各省（市）应该同样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并且像中央召开的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一样，吸收党外的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界人士参加，开会时间一周左右即可。此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各方提出的问题有一百数十条之多，这些问题，都由到会的人带回各地，以便继续讨论。你们的宣传工作会议，除了继续讨论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提出的问题以外，还应继续收集和讨论新提出来的宣传工作中的问题。并且应当充分发扬民主，特别要让党外人士讲出内心的话。中央认为，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必须亲自领导思想工作，并指导会议的进行。这种党内党外一起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今后每年在中央和省市均应举行一次或两次。各省（市）应该尽量吸收地县（市）委书记听取关于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传达报告。

中央 1957年3月16日

此时已是凌晨4时，毛泽东又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即送周、陈、彭真、定一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如前示。”

3月17日上午10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此行的目的是向一些地方党员干部宣讲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及双百方针。

中午时分，专列到了天津，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天津市委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李华生。他说，他计划在天津接见党员干部并讲话。黄火青等赶紧回去四处找人，通知会议，安排会场。

毛泽东在专列上为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等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恩来、陈云、彭真、定一同志：

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请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决定。我已到天津。

毛泽东 1957年3月17日

下午，毛泽东在天津干部俱乐部游泳池游泳。

是日晚，毛泽东在市委几位书记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陪同下，在天津人民礼堂与近千余名干部见了面，并发表了讲话，他一开始就说：

“讲‘双百’方针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党内有赞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怀疑的。”

接着，毛泽东说：

“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这是我们不行的方面。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对的。就具体的业务、具体的技术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10年到15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

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不会搞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变化，我们学会了，善于搞阶级斗争了。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出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末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出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

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方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曾经有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才行。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

毛泽东又从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问题，讲到了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见世面。他还强调说：

“不要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很危险。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比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末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问题。如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

这天晚上，毛泽东离开了天津，继续南行，六下济南。

3月18日清晨，毛泽东到了济南。他不住宾馆，而是与山东省委书记、济南军区第一政委舒同住进了临铁路线的一幢房子里。毛泽东说：

“我在北京不愉快。”

他们在一起除了谈工作，就是谈诗词，谈书法。关于乾隆的书法，毛泽东说：

“他的字有筋无骨，到处写，我不怎么喜欢。”

他说舒同的字有风度，有出处，好看。他们有时还谈中医。毛泽东说：

“我看中医少说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医有多少年？就算100年吧，那1900多年老百姓怎么过的？还不是靠中医中药，应该说中医中药是有功的。中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中医中药要用现代科学知识去整理、研究、提高。取长补短。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派。阴阳五行为什么不能拿现代术语表达？一代人搞不清两代人行不行？10代人行不行？

他还说：

“鲁迅的父亲病了，请中医看，可是药引子难找，像经霜3年的甘蔗；要吃破鼓皮丸，用打破的鼓皮制成的；还要蟋蟀一双，要原配。”

说罢，他自己先笑了，点着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后来他父亲病死了，鲁迅对中医很有看法，不信中医。他的这个观点不大对。他找的是庸医，不要受这个影响。中西医要很好地结合。”

是日晚7时50分，毛泽东来到山东省政府大礼堂，对省级机关处级以上党员干部讲话。他说：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风热嘲多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

对于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毛泽东分析说：

“外国的事情对我们有影响，比如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评了，后头发生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都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些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有外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原因。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8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阶级斗争。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是这个原因。人民内部的问题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许多思想问题，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过去有的，实际上我们刚进城那几年更乱一些。但是，那些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分歧，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了。”

关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这一结论，毛泽东解释说：

“所谓基本上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6亿人民，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毛泽东说：

“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3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做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那个思想还相当顽固地保存着。特别是在世界观这方面。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时间还要更长一些。”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

“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大约需要经过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

毛泽东最后讲到了整风问题，他说：

“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

“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3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3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险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

毛泽东在他讲话结束1个小时以后，于晚12点改乘空军专机飞到了“其山嵯峨，其土颖多”的古城徐州，专列也到徐州机场。

欲知毛泽东在徐州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到了济南，一见到老部下、马背书法家舒同就说：“我在北京不愉快。”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细心的读者可能从前面的叙述中已经觉察到了党内的某种不协调。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发表演说的时候，党内一些重要领导人中途退场，便是一个明显的征兆。他此次南下，既是宣传，也是调查研究，结果又发现了令他更不愉快的事情。您如不信，请继续往下看。

第33章 1957年3月19日—

“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技术革命。同时，我们又是一个文盲国家，有80%的文盲，全国人民都要提高文化，这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

话说1957年3月19日清晨，毛泽东在徐州机场的专列上接见了地委书记胡宏、市委书记陶有亮、市长张洪范，向他们了解徐州工业生产方面的情况。陶有亮介绍了徐州的煤矿和利国铁矿的情况。毛泽东问：

“利国铁矿的矿石品位如何？”

陶有亮回答说：

“质量很好，可以直接炼钢。”

毛泽东又问：

“含硫量怎样？”

张洪范回答说：

“含硫量很高。”

毛泽东马上纠正说，应该是含硫量很低。他还说：

“徐州的煤和铁在江苏省地位很重要。你们要做好工作，大力发展煤炭工业、钢铁工业。有了煤炭、钢铁，其它工业就好发展了。”

谈到发展工业要合理布局，毛泽东说：

“徐州要发展重工业，也要发展轻工业，照顾市场，不要畸形发展。”

他问道：

“徐州离周围大城市有多远？”

陶有亮说：

“徐州离南京、济南、郑州3地都是700里左右。”

毛泽东强调说：

“你们要发展轻工业、日用品工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这样，城市就业问题也好解决了。”

谈到徐州的交通，毛泽东说：

“徐州除了是铁路交通枢纽外，还有运河、有湖。”

他问徐州北面是哪几个湖？陶有亮回答说：

“是微山湖、独山湖、南阳湖、昭阳湖。”

毛泽东还问到下四湖，即骆马湖、成子湖、洪泽湖和白马湖，问及徐州辖区内的刘邦故乡沛县。胡宏向毛泽东汇报了新沂、宿迁两县之间的骆马湖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

“徐州也要相应地发展水路交通。”

这次谈话有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他们一起吃早饭，一个炒鸡蛋，一个炒肉片。

早饭后，毛泽东登上专机飞往南京，徐州古城的风物人情，依然在他的意念中盘桓。他看见秘书林克在看书，就问道：

“你读没读过萨都剌的《彭城怀古》？”

林克说：

“没有读过。”

毛泽东就把林克手中的书拿过来，在书的扉页和窄窄的书边上，写下了元朝人萨都剌的《彭城怀古》一词的全文：

古徐州形胜，消磨尽，几英雄。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子弟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合云龙。

汉家陵阙起秋风，禾黍满关中。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燕子楼空。人生百年如寄，且开怀，一饮尽千盅。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

毛泽东写完了，停下笔，对林克说：

“萨都剌是蒙古人，出生在现在的山西雁门一带。他的词写得不错，有英雄豪迈、博大苍凉之气。这首词牌叫木兰花慢，原题是彭城怀古。彭城就是徐州，就是那个传说活到800岁的彭祖的家乡。重瞳指的是西楚霸王项羽，司马迁《史记》中提及项羽其貌不凡，铁马重瞳。他的坐骑叫乌骓，起初兵多势大，可惜有勇无谋，不讲政策，丧失人心。最后，兵败垓下，自刎乌江。”

毛泽东说到这里，又在林克的书上写道：

“项羽重瞳，犹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

他放下笔，又说：

“湘东一目，指的是梁武帝年间的湘东王萧绎，幼年时瞎了一只眼。他后来好学成才，平定侯景，即位江陵。‘戏马台’原是项羽阅兵的地方，刘裕北伐时也曾在此大会将校宾客，横槊赋诗，气势如澜。‘画眉人’用的是西汉张敞的故事。此人直言敢谏。‘燕子楼’为唐朝驻徐州节度使张焙所建。张焙袭父职驻节徐州，结识彭城名姬关盼盼，收娶为妾。她歌舞双绝，犹工诗文。张死后归葬洛阳，盼盼恋张旧情，独守空楼10余年。小楼多燕子，故名燕子楼。诗人白居易过徐州，因此故事写了一首七绝：‘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萨都剌写了这些有关徐州的典故，吊古伤今，感慨人生，大有英雄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乱山川的情调。初一略看，好似低沉颓唐，实际上他的感情很激烈深沉。”

毛泽东说完了，吸了一口烟，又说：

“请老师教English。”

此时，摄影师趁毛泽东在学英语时，为他拍摄了一张照片，后来被称作是《飞机上的工作照》。

3月19日中午12时，毛泽东飞抵南京，住在原美国驻华使馆。稍事休息后，他立即召集江苏、安徽两省和上海市的负责人座谈，了解情况。座谈会结束后，他细心地写下了一个《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还特别在提纲的下面注明是：“1957年3月19日于南京”。

3月20日上午8点，坐落在南京市中心长江路中段的大会堂里，身着清一色蓝制服的江苏、安徽省市党政机关党员干部和身着戎装的南京军区的领导人，济济一堂，可以容纳3000多人的大会堂，楼上楼下，座无虚席。

毛泽东在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等人的陪同下，缓步来到主席台上，微笑着频频挥手。会场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也经久不息。毛泽东落座后，江渭清走到台前，激情地说：

“今天召开党员干部大会，请毛主席来给我们作重要讲话。”

江渭清的话音一落，台下又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毛泽东摆摆手，习惯地擦根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开口便说：

“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这开头第一句话就使得整个会场显得轻松、活泼，顿了一下，他接着说：

“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龙蟠虎踞。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这龙蟠虎踞是‘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20多年，就被人民赶走了。现在在人民手里，我看南京还是个好地方。”

毛泽东又吸了一口烟，环视了一下全场，说：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时期，就是过去的一种斗争——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基本上完毕了。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对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的斗争，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也是阶级斗争。后来呢，我们又搞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改造，但它的性质也是阶级斗争的性质。从总的来说，过去我们几十年就干了个阶级斗争，改变了一个上层建筑，旧的政府，蒋介石的政府，我们把它打倒了，建立了人民政府；改变了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说，我们的社会面貌改变了。”

毛泽东说到这里，环顾了一下这个曾经是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的场所，说道：

“你看，我们这个会场在座的人，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从前，我们这些人，这个地方是不能来的，哪一个大城市都不许我们去的。如此看来，是改变了，而且改变好几年了。阶级斗争不仅仅改变了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它也能为改变另外一件事开辟道路，就是为发展生产、为建设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改善、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开辟道路。

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了向自然界作斗争。要改变生活，要搞建设，就要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我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这个方面，我们过去使用手工，用手使用的工具来做桌椅板凳的，用手去种粮食种棉花的，一切都是用手。现在要改为用机器，使用机器那么一种技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种革命，我们这个国家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技术革命。同时，我们又是一个文盲国家，有80%的文盲，全国人民都要提高文化，这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

毛泽东扫视着全场，满怀豪情地说：

“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100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致说来，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50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100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100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它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毛泽东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民闹事如何处理。他说：

“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许多同志对于人民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说，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就是怕老百姓。过去那一套，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他还说：

“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毛泽东讲的第三个问题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的方针。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他对面前的这几千个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工农出身的大老粗部下，谆谆告诫说：

“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我们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份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说：

“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这样做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

毛泽东最后讲的是整风问题，他说：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该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毛泽东讲话结束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他离开座位，缓步走到台前，向他的基层指挥员们挥手告别。

3月20日下午1时，毛泽东乘飞机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他触景生情，想起了宋朝人辛弃疾的词作，情之所至，奋笔手书了《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一幅酣畅淋漓的毛体书法作品写出来了，他又兴致勃勃地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解说了辛弃疾这首词的典故。他说：

“京口北固亭在镇江东北，京口曾是三国时吴国孙权建都的地方。这首词里的‘不尽长江滚滚流’，是借引杜甫诗的句子。‘生子当如孙仲谋’，是借引曹操的语言。《三国演义》中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当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毛泽东顿了一下，又说：

“刘备比曹操所见略迟，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

不少工作人员以前多次听毛泽东讲过三国故事，但这一次看着他又是龙飞凤舞的书写，又是绘声绘色的评说，仍然是百听不厌，感奋不已。

飞抵上海后，毛泽东没有休息，而是驱车到海边游了一会儿泳，算是放松。

下午5时，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向1000多名处以上干部宣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是他此次南下的第4次讲话，其内容和在南京的讲话大致相同，但相比较更为系统一些。关于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他又强调说：

“在我们目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全国人民，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用过去一些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

应该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做详细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4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明白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

上海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又强调说：

“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3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11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上，前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关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毛泽东又强调说：

“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你还能搞那个地主方向，资产阶级方向，帝国主义方向？”“现在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还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要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那么长的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关于中央的“放”的方针，他强调说：

“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强调说：

“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这也是整风的任务之一。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没有区别是不好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

毛泽东最后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会不会妨害党的领导？”“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相信，人民的政治情况，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这样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整个国家，就一定可以比较快地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3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约见了周谷城、金岳霖、郑昕、贺麟、王方铭几位学者。

周谷城家居上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史学会会长。毛泽东对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等人说：

“周谷城是我的老朋友，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还早得多。”

周谷城受宠若惊，赶紧申明说：

“许副市长，我是个不争气的人。我怕死。”

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

“不要紧，没有人怪你。”

周谷城所说的怕死，是指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跑到上海以译书、卖文为生的那段经历。毛泽东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他说：

“中国革命开始是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

毛泽东点着烟，接着说：

“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我没有听他的话，他并不责怪，反而肯定了我们是胜利者。”“可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却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对老师不要迷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的成绩和优点，应该学习，应该继承发扬；老师的缺点和错误，要善意地批评指出。”

晚上9时10分，毛泽东乘专列离开上海，于子夜时分到达终点站杭州。

此时，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都在杭州。

3月22日晚，毛泽东在杭州饭店会见在杭州访问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威廉·西罗基。

以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及随行人员，是在3月21日抵达杭州的，由在杭州的周恩来负责接待。22日下午，周恩来和西罗基等进行第3次会谈，继续讨论经济互助问题。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决定晚上在杭州饭店会见西罗基总理。

是日晚，毛泽东在会见西罗基时说：

“美国、英国这些国家要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它们想一方面承认我们，一方面又承认台湾。我们的方针是：承认我们就不能承认台湾。我们不怕它们不承认。”

此后，毛泽东一边休息，一边办公。他听取了薄一波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

3月24日晚，毛泽东召集开会，听取李先念关于1956年财政收支情况和1957年财政预算问题的汇报。

3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它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1万多工人罢工，1万多学生罢课。这种现象值得我们严重地注意。这类事件在最近时期发生得比过去为多，有一些临时性的原因，但是这种现象决不应该认为只是暂时的。从根本上说来，在人民推翻了共同敌人，消灭了剥削制度以后，我国人民已经形成了新的伟大的团结。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整个地说来，存在着广泛的密切的联系。人民群众从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各项建树中，认识到党和人民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是人民群众前进的向导。人民群众和领导者的根本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人民群众一般是拥护他们的领导者的。但是这不是说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没有矛盾。必须了解，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过去的矛盾，但是它本身又包含着新的矛盾。由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露出来了。人民群众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一般地难于直接行使管理权力的，他们容易着重于从当时当地的局部情况去观察问题，容易重视目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比较难于了解建设中的困难；人民群众的领导者直接行使管理权力而一般地难于参加体力劳动，他们一般地比较能够看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比较容易疏忽各部分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切身要求。这两部分人之间是必然有矛盾的，但是这种矛盾是根本一致中的矛盾。人民群众的领导者愈是注意联系群众，保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作风，随时发现和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小；如果脱离群众，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不解决或者不正确地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大。但是从根本的性质说来，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而不属于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经验证明，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地都可以和应该在民主集中制的范围内，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也就是说，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此，一般地说，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需要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一类的方式，采取这种方式，一般地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提倡这类事件，而且应该力求防止这类事件。事实上，凡是我们的工作作得较好、对群众的联系较好、群众的觉悟较高的地方，这类事件就很少发生。这类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如果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极端严重，群众几乎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因而无法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式解决问题，那么，群众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类非常方式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党对于这种现象，必须从全面的认识出发，采取正确的方针和办法。从最近情况看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对待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有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者对待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却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意承认官僚主义和工作中的错误是造成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而且往往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至造成了一些不好的结果。为了从根本上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而在发生事件后避免采取错误的方针和办法，中央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引起全党注意和统一全党认识的必要。”

“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

“克服官僚主义需要加强由上而下的领导，同时需要动员群众的力量，实行由下而上的监督。在工厂和学校中扩大民主，是依靠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的有效的步骤。”

“职工和学生为了促进问题的解决，推派小型的代表团到任何上级组织去请愿，或者向上级组织派来的人员请愿，应该认为是完全合法、完全正常的行动，不得作为‘闹事’看待。”

“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除了扩大民主以外，还必须加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也是反官僚主义的任务之一。”

“由于我们在工人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薄弱，而工人队伍又增长很快，一部分工人忽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倾向有了发展。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埋头业务不问政治、斤斤计较个人生活地位和其他不正确的倾向也逐渐抬头。应该针对这种情况对群众进行教育，使群众深刻了解我们的工作和学习都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准备实现共产主义，而为了达到这个远大的目的，就必须经过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应该通过生动的事实教育群众，使群众觉悟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过去一般地说来已有相当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我国长期落后，不可能在短期间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求得解决。本单位的领导人员和高级机关的领导人员都必须经常向群众作报告，同群众谈话，讲解为群众所关心的当前问题。在这些讲话中，必须采取老实态度，对群众说真话，不要夸大事情的有利方面而隐瞒事情的不利方面。不要随便许愿，使群众在诺言不能兑现时感觉失望受骗。应该把困难的情况、原因、性质和解决办法告诉群众，领导和动员他们共同克服困难，使他们对困难有准备，对前途有信心。应该使群众了解，我国目前还处在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过渡时期，国家财力有限，干部经验有限，人民生活中的许多困难和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错误缺点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认为在全国解放后的短短几年内，什么事情就都可以做得十全十美，社会和个人的各种需要就都可以完全满足，这纯粹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幻想。而且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后，生活也仍然会有困难，工作也仍然会有缺点，人民内部也仍然会有矛盾。但是这种困难和缺点本质上不同于剥削制度，它们是完全能够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克服的，人民内部矛盾本质上不同于敌我矛盾，也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为了便于教育和动员群众，为了加强同群众的团结，领导人员必须认真注意同群众同甘共苦，在艰苦奋斗方面起模范作用。”

“在全国的领导人员中，不愿意接受教训改变作风的官僚主义分子总是有的。他们既不联系群众，又不给群众以享受民主权利、按照正常方式提出批评建议的机会；群众中有了问题，他们既不解决，又不解释，甚至采取种种错误办法对待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把群众逼到非闹事不可的地步。”

“在发生这类事件的时候，党的方针应该是：

允许群众这样作，而不是禁止群众这样作。因为第一，群众这样作并不违反宪法，没有理由加以禁止；第二，用禁止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第三，有些理由不充足、有违法行为的群众闹事，固然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因为党可以利用闹事的过程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帮助群众分清是非，提高觉悟，从而使人民内部矛盾得到一种调节。如果群众中有坏分子从中煽动，也可以使这种坏分子在斗争中暴露和孤立。”

“2、因此，群众既然要闹，就应该让他们闹够，不要强迫中止，以便使群众在闹事的过程中受到充分的教育，作为补偿平时思想政治教育缺乏的一种手段。但是必须劝告群众不可采取违法行动（如打人、关人、破坏公共财物等）。如果发生违法行为，应该采取适当方法加以制止，防止扩大。但是除非发生重大破坏行动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刑法的行为，不得捕人，不得以军警包围或者以其他方法使用暴力。

3、对群众在事件中提出的要求，应该同群众按正常方式提出的要求同样对待，即是接受其中正确的可行的部分，对目前作不到的要求进行解释，对不正确的要求加以批评。”“对行为极端恶劣、引起公愤的官僚主义分子，应该给予应得的惩戒。

4、在事件平息以后，应该认真地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一面健全民主生活，一面提高群众觉悟，以达在新的基础上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的目的。”“对于闹事群众中的领导分子，如果行动合理合法，当然不应该加以歧视，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一般也不应该采取开除办法，而应该将他们留下，在工作和学习中教育他们。对于抱着恶意煽动群众反对人民政府的坏分子，应该加以揭露，使群众彻底认识他们的面目。对这些分子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给以适当的处罚，但是不应该开除他们，而应该不怕麻烦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至于确实查明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严重违犯刑法的凶犯，则应该分别情况，依法办理。”

3月28日，毛泽东前往钱塘江上游的果园视察，在途中察看了庄稼的长势。

1957年4月3日中午，毛泽东驱车来到杭州市郊解放军某部营房。指导员王宝善以为是哪位首长来检查工作的，就跑上前去迎接。待他见到来人是毛泽东，心里猛地一跳，就愣住了。毛泽东握着王宝善的手，亲切地问：

“同志们正在开饭，是吗？”

“是，刚刚开午饭。”

王宝善立刻回答。毛泽东让他领着查看了士兵的宿舍，看看床铺和褥子。战士们听说毛泽东来了，都端着饭碗拥到食堂门口。毛泽东一路向战士们招着手，走进了食堂，端起一盘菜，看了看，问身边的战士：

“每顿的菜够吃吗？”

战士们争着说，够吃了！毛泽东又问：

“每天的伙食费多少钱？是4角2分吗？”

“是4角2分。”

毛泽东向战士们招招手说：

“同志们吃饭，吃饭吧。”

说罢，便向食堂外走去，在伙房门口正好碰上了炊事员顾炳甫，他握着顾炳甫的手说：

“啊，你是大师傅，辛苦了！”

顾炳甫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含着热泪笑了。此时已经12点多了，毛泽东和战士们挥手告别，战士们热烈鼓掌，欢送毛泽东。

此后，毛泽东登了将军山，并去高甲外马家坞村看农作物，又去视察了浙江省军区的一个油库。

4月4日至6日，毛泽东连续3天在南屏游泳池召开有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4省1市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关于思想动态的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许彧青、杨文蔚、曾希圣、黄岩、吴文瑞、李彬、李继祥。现将座谈会的记录抄录如次：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

毛泽东：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利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20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经过“七大”到“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三反”反出那么多“老虎”，后来80%都降下来了，100元以下的就不算贪污了，太多了嘛。一个人搞百把块钱，一世就完了。“五反”开始也到处是坏人，后来五类一分，打击面就小了。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

石西民：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的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石西民：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5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有说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毛泽东：这么多条件，叫我也难办。领导要有，搞方向就叫领导了，但不要干涉过多。有领导是肯定的，但毛病一点不出，难。有选择，也会选错的，准备它有错。有准备是对的，也不能准备得那样周到。有说服力很对，这条比较具体。有利，看怎样讲，什么叫有利？百花齐放有利，还是一家独放有利？这几个条件都很难办，但是不要教条主义。

石西民：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

毛泽东：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他们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4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

毛泽东：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

李彬：现在民主党派在学校中发展成员很积极。机关中有的党外副厅长想参加共产党，民主党派拉得紧，自己不愿参加，叫老婆参加应付应付。

毛泽东：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现在指定谭震林、陆定一、安子文3人负责，最近开一个会，总结一下知识分子入党的经验，定出发展要求。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

李彬：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的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有些距离的情况。

毛泽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它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不久以前泰兴有人闹事，捕了6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当。

毛泽东：我的讲话有这么大的影响！你讲的这个材料很好，看来还是要讲一讲。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刘子见：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毛泽东：“左”的倾向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刘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所以我说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6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我看很有必要。

刘子见：在学习主席讲话中，有人反映，“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1950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1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笔者注）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刘子见：主席说的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这如何解释？

毛泽东：这个问题我说过，但还没有肯定。

陆定一：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一种是一个社会制度内部的革命，如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多次革命，但生产关系并没根本变化。主席讲的将来的革命，可能是指后一种革命。

毛泽东：不！我讲的革命不是你讲的那种，是讲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

吕志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吕志先：我们准备5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吕志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于1957年1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批评了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笔者注）有同感。

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90%。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吕志先：我们思想上总想极力避免毒草。

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

柯庆施：毒草和错误的东西，批评不批评？

毛泽东：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毒草要让它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驳，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

吕志先：党外人士对我们的肃反有意见。

毛泽东：领导要经得起考验。现在党外情绪高，党内大概会先低后高。任何一个方针、政策，都不是哪个人一讲就行的，灵不灵，要经过考验。到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经验，看到这个方针灵了，情绪才能高起来。过去教条主义者说自己是100%的马克思主义，当时俘虏了一些人，经过考验就搞清楚了。应该让干部在工作中试验试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都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

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决策，能不能批评？

毛泽东：宪法有规定嘛，让他批评嘛。6亿人口中所有有缺点的人，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评。讲对了就接受。讲得不对，如果没有害处就算了。

许彧青（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报社组长以下要求“放”，编委会有顾虑。

毛泽东：我的讲话还是有群众嘛，组长以下还是主张“放”嘛。

许彧青：报纸工作，群众的要求与党委的要求有矛盾。

毛泽东：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文教、报纸、刊物、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们（书记）管得太少了。

许彧青：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3个缺点：1、行政机构太大，工作效率太小。2、用领导机关的办法来领导学校。3、党员干部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

毛泽东：是嘛，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要真正配备一个队伍，包括中学在内。我们有些同志靠摆架子，不摆又没有办法。没学问，要做官，就要摆架子，吓唬人。大学中原来去的干部只能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重新配备队伍。现在要早做准备，多吸收些教授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毛泽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的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

有人提出培养年轻人的问题。

毛泽东：赤壁之战，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

4月7日下午1时，毛泽东要返京，出发前，他乘直升机鸟瞰古越（杭州）大地，后来提笔书写柳永的《望海潮》词。

从直升机下来，毛泽东登上专机飞离杭州。

4月9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他找来胡乔木谈话，问道：

“《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宣传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为什么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克思这一家不鸣。”

毛泽东说：

“我在南下视察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感觉很不妙。”

欲知如何处理《人民日报》的问题，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7年4月4日至6日南屏游泳池召开的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4省1市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关于思想动态的座谈会上说：“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他还质问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4月9日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又对胡乔木说：“《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宣传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为什么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克思这一家不鸣。”“我在南下视察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感觉很不妙。”事实上，自从进京以后（出现剥削有功论），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内高层在前进中的不协调步子，在大合唱中的不协调音符，就时常出现了。究其原因，除了认识问题以外，最根本的还是由于他们搞革命的初衷是不尽相同的！因此，这种不协调以前经常有，以后还会继续出现，甚至是愈演愈烈。不信你就往下看吧！

第34章 1957年4月10日—

“你们在4月6日《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和今天的《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里，为什么连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提都不提？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

话说1957年4月10日中午12时35分，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和《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还有副总编辑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谈话，他说：

“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4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4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你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也不是书生办报，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在4月6日《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和今天的《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里，为什么连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提都不提？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

邓拓解释说：

“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毛泽东说：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他在询问了4月10日社论的写作过程以后，接着说：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胡乔木解释说：

“《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

毛泽东说：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1953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另一种办法是松，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大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又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毛泽东说：

“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在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

有人提出杂文难写。毛泽东说：

“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在谈话结束前，毛泽东提出了6点总结意见，他说：

“1、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的政治，写新闻、文章要这样，写社论更要这样。如2月间最高国务会议和3月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及其以后的发展，报纸的宣传要围绕这个当前最重要的政治来做。

2、中央的每一重要决策，报纸都要有具体布置，要订出写哪些社论、文章和新闻的计划，并贯彻执行。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来不及整理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要点写文章、社论来宣传，在这方面，《人民日报》有充分的条件可以得风气之先。现在这个讲话已作了多次修改，差不多了，只有几个地方还要斟酌一下，再过几天就可以发表。《人民日报》就要准备做系统的宣传。

3、《人民日报》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些，开会要讨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实质问题，可以争论。报纸的编排和文风，不要刻版，要生动活泼。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4、要吸收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家参加报纸编辑工作，要团结好他们。理论版和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设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属半独立性。

5、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6、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8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

这次谈话进行了4个多小时，一直到下午5时10分才结束。

4月10日傍晚，刘媛英等人正在王季范家里拉家常，王季范的秘书走过来说：

“请先生去接电话，是中南海打来的。”

王季范连忙起身离去，不一会儿，他回到客厅，兴奋地对大家说：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主席回来了，昨天下午回来的，请你们今晚去吃晚饭。”

几位客人听了，极为高兴。他们来京已经两个月了，就是盼着毛泽东回来。

原来早在2月份，春节刚过，毛泽东的又一批客人就从唐家圫出发了。她们是文泮香的老伴十阿婆黄桔香，文梅清的老伴十七阿婆文赵氏，十阿婆的儿媳刘媛英、女婿王先槐，刘媛英的小儿子文泽湘，还有十七阿婆的长女文凯元。

此前，文凯元也想到北京看看毛泽东和她的老师兼表伯的王季范，因为她嫁到了一个地主家庭，便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文凯元一直追到了长沙，人们还在劝她回去。文凯元说：

“地主又怎么样？如果主席不见我，我就去见老师，那总可以吧！”

大家无奈，只好让她一起同行。在这一行人中，除了王先槐和文泽湘是男人外，其余的都是乡下老太太，就连刘媛英、文凯元也都是50岁上下的人了。他们大多没出过远门，只有刘媛英去过一次北京。

刘媛英一行6人到北京后，王季范派车到车站把他们接到了头发胡同7号王宅里。王家小院里一下来了6位客人，热闹非常，王季范一边接待客人，一边安排他们的住处，忙得不亦乐乎。由于人太多，只好分住3处：文十七阿婆母女俩住王季范家；刘媛英陪婆婆住表妹章淼洪在头发胡同9号的家里；王先槐和文泽湘则住他儿子王文章处。

那时侯，大家不便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只好先游览京华名胜。闲暇时，王季范就告诉大家见到毛泽东时，应注意的一些事项，他说：称呼要先称“君”后称“亲”，平辈要称“泽东同志”或“泽东主席”；侄辈要称“主席三叔”；侄孙辈要称“主席三公”。谈话时，要先问“主席身体好吗？”然后问“江青夫人好吗？”其余就不用多问了。如此这般训练了好几天，直到客人们都运用自如时，王季范方才罢休。

现在，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中南海开来了3辆小车，从车上走下来一位身着中山装的干部，跟王季范和章淼洪打了招呼，他就是毛泽东的秘书高智。

“你们好！”高智热情地对客人们说：“主席派我来，今天请你们吃晚饭。”

他掏出小册子，对照上面的名单清点人数。乡下来的6位客人，均在邀请之列。还有王季范、章淼洪作陪。由于毛泽东请客是有严格规定的，没有邀请的人不能去。王季范另外两位客人和章淼洪的孩子也想去看看毛泽东，被高智拒绝了。

轿车进了新华门，放慢了车速，在丰泽园门口停了下来。高智领着客人们穿过草坪，来到北房客厅，叫大家坐在沙发上休息。大家刚落座，毛泽东从侧面的书房掀开布帘走了出来。客人们一齐站了起来，向他致意。毛泽东缓步走过来，满面笑容地说：

“欢迎欢迎！”

王季范向毛泽东一一介绍客人：

“这是十表嫂。”

“十嫂。”

毛泽东喊了一声，握着文十阿婆的手，端详着，分别数十年，已经认不出这位表嫂了。

“这是十七表嫂。”

文十七阿婆是小脚，由女儿搀扶着走过来，喊了声：

“主席三表弟！”

“十七嫂。”

毛泽东握着了她的手。

“这是她的女儿，叫八妹子。”

“噢，八妹子。”

“这是赐生二嫂。”毛泽东握着刘媛英的手，说：“认识认识。”

毛泽东对大家说：

“请坐请坐。”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说：

“听说你们来了很长时间了，我又不在家,你们一直等着。昨天我才回来。今天请你们来，见见面，说说话，一起吃顿饭。”

王季范向毛泽东介绍了客人来京的经过和住所。毛泽东说：

“这可委屈了你们啰！”

刘媛英说：

“主席，我们到北京来，心里多高兴呀！别说是分开住，就是住在低等的饭店、旅社，我们也都满足了。”

毛泽东问：

“你们来北京生活习惯吗？”

两位年纪大的老太太初次见到毛泽东，不免有些拘谨，加上王季范事先叮嘱她们不要多讲话，所以，她们也就一直不说话。毛泽东倒是很愿意和她们说话，总是问长问短，想打开她们的话匣子。还是十七阿婆先开了口，她说：

“主席，您不晓得呢，农村条件艰苦，没有钱用，连饭都没得吃啊！”

“噢？”毛泽东脸上露出惊讶。他点点头，示意她继续讲下去。文凯元却接着母亲的话说：

“三叔，农村世道艰难啊！我们每年只能吃到半年的粮食，吃不饱，就靠红薯充饥。还有，乡下那些干部恶得很。”

“照你们讲的，乡下的日子苦得很啰！”

毛泽东说完，起身给大家递烟。王季范说：

“我不抽烟。”

“你还是只知道发财啰。”

毛泽东还是非常风趣。王季范扶了扶深度近视眼镜，也笑着说：

“你看我发了什么财呀？”

这时候，秘书走了进来，对毛泽东说：

“主席，吃饭了。”

“好。”毛泽东站了起来说：“今天晚上，请大家吃顿便饭。”

从客厅到餐厅仅有一墙之隔，中间垂着绿绒布。客人们掀开绒幕，来到小餐厅，围坐了一大桌。桌子上摆着一些酒菜，酒是白酒和葡萄酒，菜是湖南风味，有扣肉、腊肉、火烙鱼、炒粉丝等等。毛泽东先给客人们敬酒，只有王季范、章淼洪、刘媛英能喝几盅白酒，其余的人全喝葡萄酒。乡里人不懂城里敬酒的规矩，不等碰杯就一口干了。毛泽东也不介意，他和王季范、章淼洪碰杯、干杯。他又给客人敬菜，先是给每个客人夹了一块扣肉，叫他们多吃菜，又给每个人夹了一个大辣椒，说：

“湖南人喜欢辣椒，我就最喜欢吃这个。可在北京很难吃到。这是北京的炸辣椒，味好，就是只能给你们每人吃一个。”

文十阿婆、文十七阿婆一边吃菜，一边想着刚才杯子里那橘红橘红的液体，不觉有些醉意，就问毛泽东：

“主席，你给我们喝的是不是糖水？”

王季范闻言连忙朝她俩眨眼睛，示意她们不要多讲话。来前就交代过她们，见了毛泽东不要多讲话，谁知还是说出了这样的话来。毛泽东并不介意，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回答说：

“十嫂，十七嫂，这是葡萄酒，你们在乡里没喝过吗？”

“没喝过。”

“那就多喝一杯吧。”

“不喝了，谢谢主席。”

文十七阿婆说话时，似乎没有注意到王季范的表情，她仍然说：

“三哥，台湾怎么不拿回来算了？”

毛泽东笑了，他耐心地说：

“十七嫂，台湾是要拿来的，只是要等待时机。”

毛泽东吃完饭，又端起杯子对大家说：

“吃过饭，都喝一杯酒。这样好，饭上加酒，哪里都有！”

说罢，他喝完了杯中的白酒。大家也都跟着喝了一杯红酒或白酒，回到客厅，工作人员已经在桌子上摆上了香烟和新鲜的水果。

“你们吃吧。”

毛泽东指着香蕉、苹果让客人。秘书走过来和他耳语了几句，他便站起来说：

“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跟你们一起照个相。”

于是，众人就在客厅垂下的绿绒布前分成两排，前排坐着毛泽东、王季范、文十阿婆、文十七阿婆；后排依次站着刘媛英、章淼洪、文凯元、文泽湘、王先槐。照完相，王季范对大家说：

“主席很忙，不要耽误他太多时间。”

客人们闻言，开始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也不再挽留，把他们送到大门口。他想起文桂香之妻和文涧泉的娘还没有来过北京，就笑着对刘媛英说：

“赐生二嫂，这次你的任务完成得不错，明年你再来，再带几个人来北京看看，一个是九阿婆，一个是瑞人阿婆。”

刘媛英一行6人又住了一段时间。过了五一劳动节，中南海又派来两辆小车把她们接去看电影。仍旧是在毛泽东的客厅里，毛泽东同她们一一握手，请她们就座，还未来得及寒暄，窗帘便拉下来了。这天放的是一部苏联电影，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母亲》。

看完电影，毛泽东送她们从后门出来，等她们上了车，毛泽东还在向她们挥手。

再说4月11日中午，毛泽东召见来京的老朋友周谷城，就《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与他进行了讨论。

原来早在1956年，周谷城因为不赞成苏联方面一些有关逻辑的著作，就撰写出了一篇题目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没想到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学术界一片哗然。《新建设》杂志编辑告诉周谷城说：“反对你的文章太多了，怎么办？”周谷城起初对这种学术争论并不以为然，他说：“只要杂志给我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后来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了，他这才慌了手脚。

毛泽东非常赞赏周谷城的文章，鼓励他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要田家英把冯友兰和另外一些在京的哲学家王方铭、贺麟、金岳霖、费孝通接到颐年堂，共同探讨关于形式逻辑在争鸣中提出的一些问题。

尔后，毛泽东与大家共进午餐，他指着服务人员端来的饭菜，风趣地对众人说：

“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的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马饭。”

大家边吃边谈，无拘无束。毛泽东对周谷城和王方铭说：

“你们两个人的观点很接近，可以做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还对大家说：

“搞科学研究，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饭后，毛泽东像老朋友一样，一直把客人们送出丰泽园的大门，看着他们乘车而去。

冯友兰不禁想起当年与蒋介石一起吃饭时的情景，那时的自己是何等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心中顿时生出了无限的感慨。

4月15日下午，艳阳当空，和风轻拂，春意盎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党政军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数万群众，在北京南苑机场迎候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

下午3时许，一架图-104喷气式专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76岁的伏罗希洛夫出现在机舱门口。只见他白发银须，神采奕奕，挥动着手中的帽子向欢迎的人群致意，尔后缓步走下舷梯。毛泽东迎了上去，和伏罗希洛夫热烈握手，并热情地说：

“你的身体真好啊！欢迎你，全中国人民欢迎你，今天的天气也在欢迎你。”

伏罗希洛夫也风趣地回答道：

“从我们乘飞机飞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起，美好的天气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我的身体更加健康了。”

说罢，他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一握手问好。

在毛泽东陪同下，伏罗希洛夫检阅了三军仪仗队。毛泽东在欢迎仪式上致欢迎词，伏罗希洛夫也致词答谢。简短的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同乘一辆绿色敞篷车驶向中南海，沿途受到近百万群众的夹道欢迎。在天安门广场，数万群众围绕着领袖的车辆热烈欢呼，时间长达近一刻钟。

下午5时10分，毛泽东、伏罗希洛夫乘坐的车辆进入新华门，到达伏罗希洛夫的下榻处勤政殿。

是日晚，毛泽东在勤政殿会见了伏罗希洛夫和苏联代表团其他成员。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我有几个问题，可以提吗？”伏罗希洛夫露出一脸的关切和隐忧，他看到毛泽东笑容可掬，就接着说：“你们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说：

“‘万马齐喑究可哀’么！”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提议明天晚上在欢迎宴会结束后让苏联客人观看由昆曲演员侯永奎演出的《林冲夜奔》。有人说：昆曲难懂。毛泽东说：

“昆曲听不懂，难道京剧听得懂么？昆曲载歌载舞，而且这出戏有积极的政治意义。”

4月16日晚，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盛大国宴，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参加宴会的有所有在京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政协委员会、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领导人，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经济代表团团长等270多人。

晚上6时30分左右，伏罗希洛夫及其随行人员在朱德的陪同下，从勤政殿漫步来到怀仁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门前迎接。周恩来向伏罗希洛夫介绍陈毅说：

“这是陈毅同志，最近从华东调进中央，今后准备由他来主持外交工作方面。”

毛泽东接着说：

“他是多年同我一道工作很好的同志。”

周恩来还向伏罗希洛夫介绍了卫立煌。伏罗希洛夫笑着对卫立煌说：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

周恩来说：

“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

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还要准备进行第3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陪同客人们步入宴会大厅，乐队立刻奏起了欢快的乐曲，大厅里的人们全部起立鼓掌，欢迎苏联贵宾。毛泽东首先致词，他说：

亲爱的伏罗希洛夫主席，亲爱的苏联同志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同我们伟大的盟邦的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和其他苏联来宾们欢聚一堂，感到非常高兴。

伏罗希洛夫同志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他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伏罗希洛夫同志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他这次来到我国访问，给我们带来了伟大苏联人民的兄弟友谊，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我们的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40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新世界的开路先锋，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40年来，苏联人民不但在国内进行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对整个世界和平和进步事业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全世界劳动人民从苏联人民身上看见了自己解放和建立人类幸福社会的光明道路。我们中国人民正是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今天的胜利和成就的。中国人民一贯把中国革命看做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并且以此为莫大的光荣。

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获得了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给予全面的、巨大的援助。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我愿意在这里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再一次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

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长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巨大财富，中国人民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和目前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都从苏联学到许多宝贵东西，今后，中国人民还要继续加强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以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是最亲密的兄弟和最可靠的朋友。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中，我们中国人民同苏联人民是坚决地站在一起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挑拨和破坏我们两国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但是事实证明，他们这些阴谋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得逞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们分开。中苏8亿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

让我们举杯，为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伟大团结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为一切爱好和平和自由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发展，为世界和平，为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更辉煌的成就，为伏罗希洛夫主席的健康和长寿，干杯！

大厅里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端起酒杯，走到伏罗希洛夫面前。伏罗希洛夫微笑着说：

“你这样夸奖我，将来不是要成个人崇拜吗？”

毛泽东说：

“个人崇拜是什么？不能没有，也不可多有。”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譬如，我就尊敬毛泽东，我没有什么理由说毛泽东不好嘛。”

伏罗希洛夫说着有些动情了。毛泽东说：

“有时不能不崇拜，如对马克思、列宁等，就不能不崇拜。”

“对呀，不能不崇拜。”

伏罗希洛夫挥动了一下手臂，重复了一句。二人会心地笑了起来，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陪同伏罗希洛夫观看了演出。当侯永奎唱到【折桂令】中的“……管叫你海沸山摇”一句时，他那几个漂亮的鹞子翻身，快、脆、帅，一下子把观众带入了特定的悲壮氛围之中，为林冲的悲愤心情所震颤。毛泽东带头起立鼓掌，偌大怀仁堂里，热烈的掌声顿时响了起来。

4月17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的关于这次欢迎伏罗希洛夫酒会的电讯中，以明显的题目标出：“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3次国共合作”。

这是毛泽东关于第3次国共合作的第2次公开谈话（第1次见毛泽东和苏加诺的谈话），《人民日报》却是首次将这一信息公诸于世。

后来，正当卫立煌决心为国共新的统一战线做贡献的时候，不幸因病医治无效，于1960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1月20日，首都各界举行会议，公祭卫立煌。由周恩来主祭，张治中致悼词。毛泽东送了花圈。

且说4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行文极其特殊的党内指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15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

中央 1957年4月19日

4月20日，毛泽东给袁水拍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水拍同志：

你的《摇头》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的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1957年4月20日

袁水拍拿着毛泽东的信给李希凡看，征求他的意见。李希凡说：

“我不会教书，也不愿意去教书，我自己给主席写信。”

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毛泽东的批评作了检讨，表示愿意经常到生活中去，克服脱离群众的缺点，同时表明不想去教书的愿望。过后李希凡问袁水拍：

“主席看过我的信后表示了什么意见？”

袁水拍苦笑着说：

“你不想去，主席还能怎么办，不是说和你‘商量一下’么？”

李希凡闻言，沉默了许久，依然留在了《人民日报》社。

4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日本社会党以浅沼稻次郎书记长为首的访华亲善使节团全体成员，他握着浅沼稻次郎的手说：

“久仰大名，欢迎你们。”

浅沼稻次郎是日本卓越的爱国政治家，是在战后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争取日本独立、民主、和平与中立斗争中的一位积极的战士。同时，他非常重视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争取两国邦交正常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今日一见毛泽东如此亲切随和，坦诚友好，激动不已，他说，自己对过去未能阻止日本的侵华战争表示非常抱歉，对日本现在仍然处在美国的统治下不能完全自己做主，甚为遗憾。

毛泽东对浅沼稻次郎的自责精神表示赞赏，他说：

“我们可以说是朋友。两国要友好，这是重要的。要恢复邦交，中国只有一个，没有两个，亚非国家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

浅沼稻次郎认为，两国邦交不是不能恢复，但由于两国的现状，这条路可能长一些。他还说：

“比如我今天去八达岭，路很难走，我脱了鞋，费了很大的劲，终于爬上去了。这说明只要做下去就一定能成功。”

“我赞成你的意见，”毛泽东说：“穿着鞋子上不去的地方，脱了鞋就能上去。台湾问题是一个困难，可能时间会长一些，是两国之间的障碍。因为这不是蒋介石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

他还说：

“美国在日本遍设军事基地，不仅在日本有，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日本是很有力量的，取消军事基地有可能首先从日本冲破。日本是世界上10个工业化的大国之一，这样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受外国控制的。现在中国很穷，拿什么和你们交换？再过7年、8年、10年，我们才可能和你们多做些生意。”

浅沼稻次郎说：

“日本经济是靠美国的，贸易是单方面的。我认为没有经济的独立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值得我们考虑的是，中国有丰富的大米、大豆、煤、盐，但我们还要从美国买。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日本有先进的工农业技术，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合作交流，一定能使两国繁荣，希望这一天能早日到来。”讲到这里，毛泽东又加重语气说：“但也不是说日本和美国就不做生意，中国只是一方面，应该和很多国家做。”

“您对日本侵略如何看法？”

坐在浅沼稻次郎身边的胜间田清一向毛泽东提问道。毛泽东回答说：

“世界变大了，进行侵略也不容易。日本扩张的结果，对日本人民也是不利的。但是，没有这个扩张，日本人民得不到教训，中国、世界人民也得不到教训。所以我和日本朋友说，你们占领了半个中国，当然对我们是不利的，但也有另外的一面，也对中国有利，帮助了我们，这就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你们和我们所共同反对的军国主义，有促进中国人民觉醒的作用，也有促使日本人民觉醒的作用。”

4月24日，毛泽东从这一天开始，着手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稿，只要没有其它重大活动，他就专心致志地做这个工作。整个修改工作，历时近两个月。

欲知毛泽东如何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的浅沼稻次郎时说：“日本扩张的结果，对日本人民也是不利的。但是，没有这个扩张，日本人民得不到教训，中国、世界人民也得不到教训。所以我和日本朋友说，你们占领了半个中国，当然对我们是不利的，但也有另外的一面，也对中国有利，帮助了我们，这就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你们和我们所共同反对的军国主义，有促进中国人民觉醒的作用，也有促使日本人民觉醒的作用。”他的这些话和此前曾对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所说的“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是一个意思，是用哲学的语言、辩证的观点把日本帝国主义当作反面教员。如同把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当做反面教员一样，说明了反面教员是在客观上产生了对中国人民的教育作用，从而促使中国人民觉醒、团结和奋起抗争。而那些“国粉”一类人却罔顾历史事实，断章取义地刻意歪曲毛泽东的本意，炮制出了所谓的“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说。他们说什么“毛泽东讲话没有什么顾忌，口无遮拦地道出了事实”，“没有日本鬼子打到中国，他们是没有机会发展壮大的，只因为有了鬼子的侵略，他们才赢得时间，赢得发展壮大的机会，就凭这一点他就要感谢日本鬼子”。此论荒谬之极矣！人们常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比喻小人与伟人的差异，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那些“燕雀”压根就不懂得“鸿鹄”的语言，所以就更谈不上知其志啦！

第35章 1957年4月25日—

“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资格新老，都应当把自己放在同普通劳动者的一样的、同等的地位；除了年龄太大、身体有病的以外，都应当准备将来参加能够胜任的一部分体力劳动。”

话说1957年4月25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同彭真谈了他对已经起草出来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

4月27日，毛泽东在4月24日的《大公报》报头上写了一个批示：

乔木阅：

《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它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

毛泽东 4月26日

4月27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部委及党组：

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问题的公开讨论，这个讨论可能延长几个月。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发出（后来推迟到5月10日——笔者注），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3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它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对党与（1）工人、（2）农民、（3）学生、（4）解放军战士、（5）知识分子、（6）民主党派、（7）少数民族等7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的说服干部和群众。现将湖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内部矛盾材料一件发给你们阅读，以为参考。本件及4月19日电报均请转发县级、军队的团、城市工厂和学校的党委。

中央 1957年4月27日

4月27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摘要如下：

“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社会的关系根本变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需同时改造自己。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毛泽东同志的这两个报告已经在广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传达，以后还要继续在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传达。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

“对于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主要的是要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6亿人民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对于一般党员，主要的是要求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知识分子党员，除了上述各项要求以外，还要着重要求他们联系工农群众，分清无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加强党性。为了克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党员还必须在今后的适当时期进行唯物辩证法的学习。”

“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不论在座谈会、小组会上，进行批评的时候，或者个别交谈的时候，都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不应该肯定自己的一切，拒绝别人的批评。同时，对于批评者要提倡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以免抹杀别人的一切，使批评变成片面的过火的批评。每个人都应该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积极地向别人提意见，但是不得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评。”

“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大大减少。”

4月30日晨，毛泽东看了《光明日报》29日刊载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撰写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

李汝祺在文章中畅谈了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后的收获和意见。毛泽东鉴于这一时期中国还有一些人跟着苏联批判摩尔根，决定让《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他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写道：

乔木同志：

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

毛泽东 4月30日

接着，他把李汝祺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原题作为副题；并代《人民日报》拟了一个编者按语，他写道：

“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4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2次扩大会议，议题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出席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计44人。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经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

“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下同——笔者注）。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扫扫街总可以。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如有职无权等，过去很难解决，现在可能解决了。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方面，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毛泽东说罢，问北大校长马寅初：

“你那里怎么样？”

马寅初回答说：

“过去好在有组织，我的一切都是旧的，如果真管，不能有现在。”

毛泽东又问：

“他们要不要你管？”

马寅初说：

“矛盾是有的。”

毛泽东见马寅初回答得很委婉，便直截了当地挑明说：

“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

他又问了一些情况后，继续说道：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现在不要搞唯物辩证法，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500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旧皮不存，毛要附在新皮上，不能吊在空中。要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现在500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思想是多少年钻进来的。现在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4个月在外，8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毛泽东最后说到了他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他说：

“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7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的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不赞成也没办法，不能强加于人。如赞成，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

陈叔通和黄炎培都是第一次听毛泽东说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不由得吃了一惊，二人商量着要写一封信，表明他们的反对意见。于是，二人便在第二天联名给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们认为，现在形势“不可以说国家已经稳固了，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因此，“集体领导中突出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否则，“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以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的机会”。最后，他们干脆“披沥直陈”，建议刘少奇、周恩来“及时邀请人大政协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如大家都有上面所陈感想，即请转呈毛主席”。他们希望通过刘、周力劝毛泽东收回成命。

刘少奇、周恩来阅信后立即直接转呈毛泽东。

1957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做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中央 1957年5月4日

这个指示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都采取各种形式，请党外人士对党政工作提意见。党外人士热情高涨，与党员一起踊跃参加各种座谈会、讨论会、鸣放会，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意见和积极的建议。可没曾想，不久便有一些心怀叵测的人为逞一己之私，竟趁机向共产党发起了猖狂进攻，最终惹出了一场天大的祸事。

正是：毛公虚怀若谷，肝胆相照，天日可证；

浑人包藏祸心，琵琶另弹，奈何奈何？

且说5月4日晚上，清华大学500多名师生参加了中山公园的“五·四”青年节游园晚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陪同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走进了中山堂前清华师生环绕的舞场里，周恩来绕场招呼学生们坐下。毛泽东笑容可掬地对一位身着大红色蒙古民族服装的女生说：

“跟伏老跳舞吧。”

那女生便大大方方地和伏罗希洛夫下了舞场。另一位女生跑到毛泽东跟前，说道：

“毛主席，您好！”

毛泽东也说了一声：

“你好。”

便应邀下了舞场。一曲舞罢，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进入中山堂休息。不一会儿，学生们由刘少奇带着，再度请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跳舞。毛泽东说：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来。”

不多一会儿，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一块儿来到舞场，毛泽东微笑着对学生们说：

“怎么样？我们真的来了吧！”

毛泽东又跳了一会儿，临走的时候，还对学生们说：

“你们满足了吗？”

5月5日，毛泽东在陈叔通、黄炎培反对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信中写了几段批语。他心里很清楚，陈叔通、黄炎培表达的意图很有代表性，不仅党外人士，连全国人民一时都接受不了，就是党内也有相当部分人不赞同。如果解释工作不做好，会引起人们思想上不必要的混乱，甚至误会，好事反而办成了坏事，于党于国不利。于是，他便在来信中“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一句后面批道：

“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来信中建议毛泽东再连任一届，“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毛泽东批道：

“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来信中说，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将引起国内人心震动、国际间造谣。毛泽东批道：

“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来信中还提出了修改宪法问题，建议在国家主席“任期4年”下面，加一句“连选不得超过两任”。毛泽东批道：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1、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8年，可不连选。2、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4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1958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

为慎重起见，毛泽东没有把批语直接送交陈叔通、黄炎培，而是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并特别指示他们：

“此件需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请小平同志将此件印发给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八大’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注意。”

5月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已经在中国访问了20天，即将离开中国去印度尼西亚访问。

这天凌晨3时25分左右，勤政殿里灯光明亮，伏罗希洛夫已经起了床。他身着灰色西服，梳洗得整整齐齐，两手插在裤兜里，在前厅里来回走动着，等待着毛泽东的到来。

4时30分，门外响起了脚步声，伏罗希洛夫整理了一下领带，迎了出去。毛泽东见伏罗希洛夫走了出来，连忙上前紧紧握着他的手，关切地问候道：

“睡得怎么样，休息好了没有？”

伏罗希洛夫说：

“休息得很好。这个时候还打搅你，真有些过意不去，你早应该休息了。”

“我应该来看看你。”

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拉着伏罗希洛夫的手，并肩向客厅走去。到了客厅门口，伏罗希洛夫伸出左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

“你到我这里来是客人，请吧。”

毛泽东微笑着谦让道：

“咱们一块儿进去吧。”

伏罗希洛夫把茶桌上的烟灰缸拿过来，放在毛泽东坐的沙发扶手上，亲切地说：

“茶桌离你远了些，这样你就方便了，不用再起来去磕烟灰。”

毛泽东道了一声“谢谢”，关切地问道：

“20天来你累了吧？节目可能紧了一些，你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伏罗希洛夫高兴地说：

“我最亲近的朋友，毛泽东同志，我一点也不累，一切都好极了。偶尔由于太阳晒，有些头昏。在广州吃了点蛇肉，也许肚子里展开了龙虎斗，刚回北京稍稍感到不舒适，很快就过去了。每当我想到热情好客的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动人的欢迎和款待，就是有点疲劳也都忘了。我听说你每天熬夜，我真心疼啊！你无论如何也别熬夜了。过去我也曾通宵的工作，结果身体受了不少损失。希望你这样做：太阳一出来你就向它问好，太阳一落你就向它告别，去休息。”

“好，要按太阳的规律办事。”毛泽东微笑着回答，接着他又说道：“不过不要紧，我已经习惯了夜里工作，我是按月亮规律办事哩。”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做。”

伏罗希洛夫连连摇着大手。他起身从茶桌上端起一杯泡好的龙井茶，递给毛泽东，又问毛泽东每天吸几支烟，毛泽东说：

“不多，有时把烟拿在手里不抽，或者是燃着了不吸，看着它冒烟，在精神上好像是吸了。”

卫士们为了限制毛泽东吸烟的量，曾经把一支烟折为两节，使他吸完后有所间隔。伏罗希洛夫听毛泽东如此说，摇摇头，真诚地说道：

“我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如果想休息，随时都可以到我们那儿去，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如像南俄的索奇和黑海岸上的克里米亚等地。”

毛泽东说：

“我深深感谢你，你这是很好的意思。”

此时，天边已渐渐现出晨曦。刘少奇、周恩来走了进来，准备一道去机场为伏罗希洛夫送行。该出发了，毛泽东陪着伏罗希洛夫走到门口，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

“我不同你告别，我只暂时说同你再见，祝你一路平安！”

他把伏罗希洛夫送上汽车，目送着车队渐渐远去。

5月7日，刘少奇在听取杨献珍等人的汇报时，说道：

“整风就是要强调同一性。处理的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原来是有同一性，我们没有必要先强调斗争性，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创造斗争的样子，我们才舒服。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不过瘾。可以采取妥协的办法嘛。这样一种方针，我们不少同志是不晓得的。”

5月7日这一天，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写出了第一个修改稿，他称为“自修稿第1次稿”。

5月8日上午，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自修稿第2次稿”。

5月8日这一天，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陈叔通和黄炎培的联名信以及毛泽东对这封信的批示。

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除了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外，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意见。

是日晚10时，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自修稿第3次稿”。

5月9日、10日这两天，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自修稿第4次稿”。他把整个修改稿注明为“草稿第1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康生、李维汉，并且写道：

“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

5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此前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摘要如下：

“今春以来，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纷纷参加田间劳动，若干地方的县区干部，有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和高级中级军官，也开始这样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干部们参加生产劳动之后，并没有减弱领导工作，相反地，由于领导者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及时地、具体地发现和处理问题，有利于改进领导工作，从而可以比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许多错误，并且有利于改变社会上所存在的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的观念。”“中央认为：不仅县、区、乡的干部，而且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员、在政府和人民团体中工作的党的主要干部，包括党的中央委员在内，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应该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年老体弱的干部都不要勉强地参加这些劳动。”

“党的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活动，必须注意不致影响本机关的日常领导工作，不致拥挤在一时一地，不致增加基层单位的麻烦，不致增加国家财政的支出。”“力求避免形式主义和时冷时热的现象。”

“关于机关的一般干部、军队的干部和战士、学校的教职人员和学生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因为人数很多，牵涉较宽，须由行政部门、军队政治部和教育机关加以研究，拟出办法，但不要盲目地、无计划地推广，而是应当经过一部分人首先试行，取得经验，继续在自愿的基础上，逐步开展。

党中央委员会唤起全党同志注意：我们的党在30多年中，同群众在一起，艰苦奋斗，赢得了伟大革命的胜利。现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面前的艰巨的任务，是要把我国建成为一个伟大社会主义的具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国家。要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各级的领导干部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也是当前整风运动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现在有不少同志受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忘记过去的这种优良传统，看不起体力劳动，滋长了一种贪图名利地位的习气，并且有一部分人只希望脱离生产，而在脱离生产以后即不愿意再回到生产中去。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党必须同这种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一切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资格新老，都应当把自己放在同普通劳动者的一样的、同等的地位；除了年龄太大、身体有病的以外，都应当准备将来参加能够胜任的一部分体力劳动。”“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能否为党的总任务而奋斗的一种重大的考验。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全党同志是能够经得起这种考验的。”

5月11日，毛泽东给在湖南长沙第10中学教书的语文教师李淑一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李淑一看了毛泽东于1957年1月发表在《诗刊》上的18首诗词后，在2月7日把自己记忆起来的、过去毛泽东赠给她丈夫柳直荀一首诗中的几句，抄寄给毛泽东。她在信中附上了自己1933年所作的怀念丈夫柳直荀的一首《菩萨蛮·惊梦》：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愁多少。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李淑一还在信中索取毛泽东在1920年送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

毛泽东在回信中是这样写的：

淑一同志：

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面。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之外，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亭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

为国珍摄！

毛泽东 1957年5月11日

毛泽东赠给李淑一的这首游仙词，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堪称千古绝唱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李淑一读罢毛泽东这封来信，激动得热泪涌流。

还须说明的是，毛泽东后来在1961年把曾经婉拒李淑一请求的《虞美人》一词写了出来，送给了他的卫士张仙朋。

且说5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马尔科率领的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

一身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微笑着挥手欢迎客人。他听着陌生的译员范承祚讲的外语也是陌生的，便转身问范承祚：

“你说的是什么外国话呀？”

范承祚答道：

“我讲的是阿尔巴尼亚语。”

毛泽东好奇地问：

“你的阿语是在哪里学的？”

范承祚指着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马尔科报告说：

“我是在他们国家学的。”

毛泽东听后很高兴，郑重地向马尔科说：

“谢谢你们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人才。”

毛泽东在会谈中说：

“殖民地人民要敢于打倒新老殖民主义，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不在乎玉皇大帝。”

范承祚听了愣了一下，不知如何翻译才好。他对毛泽东说：

“翻译‘孙悟空’，我没有把握。”

毛泽东微笑着对他说：

“你就说孙悟空是中国神话里的猴王，足智多谋、力大无比，玉帝及其派去镇压的天兵天将对他亦无可奈何。”

当话题转向有关上帝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官僚主义很厉害。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的专制。这个猴王虽经历了不少困难，像列宁被抓了去一样被玉皇大帝抓了去，后来他又逃了出来，大闹一番。玉皇大帝是很专制的，像蒋介石一样，像帝国主义一样。帝国主义一定会被打倒。孙行者很多的，就是人民。”

5月14日凌晨，毛泽东在5月10日的《解放日报》第二版上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

毛泽东所说的“这一整版”是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刊登的该报前两天邀请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的发言摘要。他还写道：

“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原来在5月8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第1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到5月13日，座谈会已经举行了5次。在前4次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和书面发言，大多是建设性的。有一些意见尽管尖锐，但也比较中肯，与人为善。但在13日的第5次座谈会上，一些人的发言就越来越偏激了。

有人提出了要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的意见，他们说：“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有人甚至针对“党委（党组）负责制”说：“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

毛泽东在批示中所列举的那些报纸都对上述情况作了详细报道。

5月14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中说：

“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的、不加粉饰的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

是日晚9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讨论整风座谈会上发生的情况。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时结束。

5月15日，毛泽东开始写一篇文章，原来的题目是《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看来是要公开发表的。可他在审阅第一次清样时，改变了初衷，又把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且注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

5月15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6次座谈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北大校长马寅初，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民盟中央常委兼妇委主任刘清扬，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先后在会上发言。

马寅初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

有人则说，他那个党派没有“墙”可拆。他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

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批评有4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

张奚若的这4句话，后来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各中央直属部委首长，各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傅鹰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扭转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5月14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中央 1957年5月16日

5月16日晚9时，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吴冷西，讨论整风运动中所发生的情况。会议开到次日1时20分结束。

欲知整风运动中的新动向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自从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提出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以后，又不辞辛劳地为之宣传，并呼吁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本传在前面已经讲得很详细了。由此可以看出，毛公其意也善，其心也诚，读者诸君是不难看明白的。奈何党内高层一些人反对在前，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的一些不良分子捣乱于后，如他们在5月13日第5次座谈会、5月15日第6次座谈会上的种种表现，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常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于是乎，反右斗争便势在必行了。

第36章 1957年5月—

“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

话说1957年5月18日晚上，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开会。他右手拿着香烟，左手扬起一张报纸，冲着吴冷西问道：

“你看过5月13日的《新民晚报》没有？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先锋何在？》，署名林放，即赵超构，内容相当尖锐，但文笔比较客气。”

吴冷西说：

“没有看，这几天又是布置机关内整风，又是报道全国大鸣大放。”

毛泽东说：

“搞新闻工作的再忙，也要每天浏览全国报纸。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非看不可，而且要仔细看，看他们有什么议论，有什么独家新闻，编排怎样，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动向。你们新闻工作者协会正在开座谈会，昨天《人民日报》报道了。现在新闻界有许多议论：

1、他们说，新闻要新。现在新闻太少，旧闻太多。

新闻要新，这应当不成问题，因为不是写历史。但是不能没有‘旧闻’，也还要有‘无闻’。这个问题，我在3月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谈过，说要做具体分析。一般讲新闻要新、要快是对的，但有的事情发表太快副作用就很大。比如1955年底，北京市几天时间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在天安门开庆祝大会。这样的新闻本来要慎重考虑，但当天就广播了，以至全国各地一拥而上，照北京的办，工作草率、粗糙。所以，新闻太快了有时就出毛病，不如慢一点好。这个问题看来思想上未解决。

2、他们说，现在新闻自由太少，统制太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包办一切。

我们的新闻统制，是否比国民党更厉害？很难说。我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头几年，新闻统制比较严，很有必要，因为政权刚拿过来，还不稳固，既搞土改、镇反，又要抗美援朝，死板一点好，就是一家独鸣。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情况有了变化，应当研究一下，统制太多、太严，要有所改变。

3、他们说，记者应当是先锋，‘先天下之放而放，先天下之鸣而鸣’。过去出过许多名记者，现在没有，个个都是廖化。

《先锋何在》一文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记者是先锋，这在原则上不能说不对，问题是怎么样的先锋。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说现在没有真正的先锋，个个都是滥竽充数，这恐怕不好说。

4、他们说，现在报纸文风不好，教条主义，党八股，引不起读者兴趣。

教条主义很讨厌，我也不喜欢。我在延安整风开始时，就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我在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跟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时也说到，报纸要搞得生动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当时《新民报》赵超构提出，要‘软些、软些、再软些’。我也反对太硬，太硬了读者不爱看。但是，我也担心太软了不好，黄色的东西会出来，所以说两个‘软些’就行了。上个月去上海，看了几天《新民晚报》，办得还是比较严肃的。赵超构是有见解而又诚实的人，他1944年访问延安，我同他谈过话，他回去后写了一篇《延安一月》，在国民党统治区影响很大。”

毛泽东说着，从斜躺着的床上直起腰，坐在木床上，用右手扳着左手的指头说：

“看来现在新闻界有3条路线，一条是教条主义，一条是修正主义，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教条主义吃不开，修正主义神气起来，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真正确立领导地位。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学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新闻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自由竞争，你死我活，无政府状态，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特点，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有害的东西，他们都不发表。现在许多人都说解放前的报纸如何好。其实，《大公报》、《申报》从清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适应当时政权的需要。当然，资产阶级报纸有些东西还是要学习的，不能根本割断传统，像电影那样，有些好东西还要继承和发扬。共产党是把人类有史以来的优秀文化遗产都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但是，我们无产阶级新闻学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基础的，这同资产阶级新闻学根本不同。在学习资产阶级报纸的好东西时，只讲一致，不讲区别，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那是不对的。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同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无政府状态不同。在我们国家里，无论哪一种报纸，都纳入国家计划，都要服从无产阶级利益，都要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是宪法规定的，因为无产阶级最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和资产阶级的新闻政策，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报纸只登对他们有利的东西，不登对他们不利的东西。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报纸也不登对我们有害的东西。这都是阶级利害关系，是普遍规律。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资产阶级报纸大登特登，我们报纸就一字不登。西方通讯社有些消息，我们就不采用。它们也不采用我们的东西。倒是我们办了一个《参考消息》，登了许多西方官方和报刊骂我们的东西，可以说天天替帝国主义做义务宣传，目的是使我们的干部接触细菌，增强免疫力。中央决定《参考消息》扩大发行40万份，过一段时间，总结一下经验，加以改进，进一步扩大发行。这是‘有闻’、‘无闻’的问题，涉及阶级利益的问题。”

毛泽东说罢，与会者都很关心《参考消息》扩大发行的情况，议论纷纷。吴冷西作了简要汇报，他还介绍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类似《参考消息》的内部刊物，不过发行量很小，一般干部和大学生看不到。毛泽东接着说：

“有些消息，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不登报、不广播。如禁止鸦片烟，又如轰轰烈烈的新区土地改革，我们就没有发消息，这也是一种‘无闻’。我的一些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过了3个月才发表；今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过了3个月，还在修改，也许下个月才能发表。这不是‘旧闻’吗？还有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1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我这个人就是不想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应，再做修改，然后发表。有时修改多次还不满意，只好不发表。

只是因为新闻观点不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新闻观点和新闻政策。有‘新闻’，有‘旧闻’，有‘无闻’。第一有自由，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有自由；第二无自由，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无自由，即有限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因为有自由，先锋总是要出的，不会只是出廖化。有新闻，就可以出先锋，旧闻也不是不可以出先锋。发表《先锋何在》一文的作者本人就起了先锋作用。根本问题是新闻本来就是有阶级性的。新闻的形式并没有阶级性，正同话剧的形式也并没有阶级性一样，汉奸也可以演话剧。白话题材国民党用，我们也用。我有时也写些旧体诗。但是，问题在于内容，表现什么思想、什么主题、什么倾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就有阶级性了。报纸同政治关系密切，甚至有些形式，有些编排，就表现记者、编辑的倾向，就有阶级性、党派性了。

现在新闻界议论很多，把教条主义攻一下有好处，不攻一下就只能出廖化，不能出先锋。我们要接受正确的批评，认真改进新闻工作。”

5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李富春、薄一波《关于解决目前经济建设和文化建筑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意见》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国家机关各党组，军事各部门：

现将李富春、薄一波同志《关于解决目前经济建设和文化建筑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地加以研究。中央认为这些意见很重要。我们要在今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为第二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过去4年中，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筑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暴露的严重问题也很多。报告中所揭发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在全国带有普遍性，如建设用地过大，建设标准过高，各搞一套，等等。这些巨大浪费的现象，必须坚决加以纠正。请你们在目前展开的整风运动中，发动各地方、各企业、事业基层单位的职工群众和党内外的技术人员，彻底揭发各种不合理的和严重浪费的现象；同时，还应组织力量，抓住重点，进行系统的检查，改变当前大多数单位迟疑不决、不敢动手的状态。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建议，都可参考。有些意见应立即实行，如退还多余建设用地，降低建筑标准，停止扩大中等技术学校等。有些意见，需要慎重研究以后，才能定出办法，如训练工人办法，工人休假制度，加强基层领导力量等问题。请你们将检查的结果，作出总结，报告我们。

中央 1957年5月19日

5月20日，毛泽东给德·达姆巴（今译达希·丹巴）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亲爱的德·达姆巴同志：

我收到你在1957年4月26日给我的来信。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的时候，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派来政府代表团参加庆祝盛典，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谨致谢意。

我们研究了你在来信中提到的由中国供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力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但是，如你们所设想的，大量迁移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居民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定居，是有困难的。因为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居民有870万人，其中700多万人是汉族，而蒙族同胞仅有100多万人。其次，我们考虑，如果从中国动员劳动力去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生产建设，我们也只能够动员从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力前往，而动员从事牧畜业的劳动力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设想，只能动员汉族人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农业方面需要劳动力的部门的工作。即便如此，我们每年能够派去的人数也不能很多。因为人数过多，在语言方面，在生活习惯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都会有困难的。我们设想，在派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业建设的劳动力中，主要应该是些技术工人，以便帮助蒙古居民学会某些生产操作的技能。我们意见，当这些从事工、农业生产的中国技术工人，在双方规定的期限之内教会蒙古居民生产操作的技能以后，他们就可以回国了。根据我们的计算，在最近几年内，每年供给数千人是可能的。为了使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的汉族人便于工作，便于同蒙古人民团结合作，我们准备每年在派去的劳动力中调配几十名懂蒙、汉两种语言的蒙族人，以便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管理机构联系，从而减少管理工作中的困难。我们建议关于供给劳动力问题，可以由我们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办理。如果你们认为汉族人不熟悉蒙古语言和生活习惯因而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少派一些，或者不派。总之，一切都应该根据你们的需要，并且对于你们方便，作出决定。

目前，我们已经派有8000多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各方面的劳动。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违犯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我们对于这些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机关的协助之下，已经作了一些处理，其中有些人已经调回中国，另一些人，则根据他们违犯法律的情节按照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处理了。我们设想，今后这类事情还是会发生的。我们今后也将本着这个原则，凡是违犯蒙古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中国员工都应该按照蒙古的法律法办。如果你们认为有不宜于留下工作的人员，可以通知我们，我们准备随时调动他们回来，以免增加你们管理中的困难。

谨致兄弟的敬礼!

毛泽东 1957年5月20日

5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书案边学习了一会儿英语，休息时和他的英语老师林克谈起了《沁园春·雪》的主题和注释不一的问题。毛泽东问：

“你喜欢我的哪一首诗词？”

林克想了一想，说：

“我最爱读的要数《沁园春·雪》。”

毛泽东说：

“《沁园春·雪》这首词是反封建的，批判2000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文采、风骚、大雕，是从一个侧面来批判封建主义制度的，只能这样写，须知这是写诗啊！否则就不是写词，而是写历史了。难道可以谩骂这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两句，是指无产阶级。”

毛泽东说罢，立刻挥毫书写了《沁园春·雪》全文，送给林克作纪念。

林克得到毛泽东的书作，自然是如获至宝，喜不自胜。可是后来这幅字被田家英看见了，田家英自称是“爱书爱字不爱名”的人，他说他非常喜欢这幅字，一再向林克索要，林克无奈，只好送给他了。

5月22日，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

北京大学学生在大饭厅里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在5月19日，此后，大字报便越来越多。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反对必修政治课等等。学生们的这些举动，被一些人称为“五一九运动”。《光明日报》和上海的《文汇报》在他们的报道中，称其为“北京大学‘民主墙’”。

毛泽东在一连几天的时间里，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看大字报。他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

5月22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9次座谈会，罗隆基在发言中提出建国初的“三反、五反”镇反运动搞过头了，在党的领导以外设立一个负责平反的领导机构。他说：

“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

罗隆基提出由人大和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镇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

章伯钧提出要搞“政治设计院”，这个政治设计院还要有权，像美国的参议院一样，要像美国那样搞多党派的“轮流坐庄”。这实际就是要求共产党下台。

5月23日，“人大”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在“北大”作演讲，歌颂和散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她説：

“我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让每一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方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步就够了。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的一点点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后来在“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林希翎的演讲内容通过党内渠道反映到刘少奇那里，刘少奇就批示：‘请公安部门注意。’后来是罗瑞卿亲自抓的她。按照当时的标准，林希翎打成右派，没有什么冤屈（但是，实事求是讲，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走的正是林希翎要的‘特色社会主义’，却不给林希翎平反，那就的确是冤屈了她。林希翎后来也得不到平反这个事实，正好也能说明反右派不是主席一个人的意思，不给右派平反阻力也的确不是来自毛主席。）我从秦城出来后，读到有文章说，1973年毛主席问吴德，林希翎在哪里工作，一听说是被公安局关起来了，就马上要求‘立即释放，安排工作’。毛主席一贯主张治病救人，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都要给予出路的。我想，这个事该是真的。这就说明，即使在对待按照当时的标准确定的毫无疑问的大右派林希翎的问题上，毛主席都比其他中央领袖人开明。那么，毛主席又怎么可能去仇恨其他知识分子，去‘引蛇出洞’，还去搞反右派扩大化呢？”

且说5月23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邓小平在汇报中说：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多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

邓小平接着谈到了工作部署。此后，周恩来、朱德、陈云、康生也通报了一些情况。刘少奇最后作了总结，他说：

“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

5月23日晚，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来到北京大学，公开发表煽动性的演说，他称现在的社会是“封建的社会主义”。

5月24日，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二稿”，他要求在更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包括在京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还有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他在批示中写道：

“各同志：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于5月26日退回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同志，为盼。”

5月25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三稿”，他要求立即印发给在京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还有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及当天到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区负责人。他在批语中写道：

各位同志：

这是第三稿，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动笔加以修改，于6月5日以前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

毛泽东 5月25日

又，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

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及在京的政治局成员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他在简短的讲话中说：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5月26日，《人民日报》和其它各大报刊都刊登了毛泽东的这一段重要讲话。

5月27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四稿”。他在通知中写道：

“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

5月28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稿“第五稿”。他要求在3个小时内，印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另发田家英、邓力群、胡绳。

是日下午，毛泽东邀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问题。

1957年6月1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六稿”。

6月1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12次座谈会。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说：

“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依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6月2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发言。

6月3日，李维汉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结束后，准备在下一次会议上讲话。他来请示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问要不要反击？周恩来说：

“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

毛泽东一边审阅着李维汉的发言稿，一边说：

“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6月初，毛泽东在书房里接待了20年代曾给他和杨开慧当过保姆的孙嫂陈玉英。毛泽东握着陈玉英的手，微笑着说：

“隔了30年了，你还是这个样子，你还好健康啊！”

他帮助陈玉英入座，情不自禁地说：

“你和开慧在反动派的监狱中很坚强，没有被敌人的严刑拷打所屈服，你们受了很多苦啊！你苦了一辈子，该好好休息一下。你同杨开慧同甘共苦，我今天看见你就像看见了杨开慧一样。你以后可以每年到北京来一次，来看看这里的发展变化也好嘛。你女儿要来，让她来一次，你们就是我家里的人一样。”

毛泽东问起杨开慧在狱中的情况。他听着听着就流下了眼泪，他说：

“开慧是个好人哩，你也是个好人哩，岸英是个好伢子哩。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家就牺牲了6个，有的全家都牺牲了。”

毛泽东留陈玉英吃了午饭。饭后，陈玉英要走了，毛泽东扶着她起身，扶着她下台阶，还温和地嘱咐她说：

“小心点。”

陈玉英视这种特殊礼遇为理所当然，还像过去一样，把毛泽东看作是一家人。她对扶着她的毛泽东说：

“放松点，我老了，走不稳了，你晓得的。”

时隔4天，毛泽东第2次接见了陈玉英，说以后要给陈玉英寄一些钱去，好让她生活过得好一些。

毛泽东将自己的两张照片送给陈玉英和她的女儿孙燕，并提笔在照片上签了字，又在陈玉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毛泽东”3个字。

陈玉英这次在北京住了20多天才回去。此后，毛泽东多次寄钱补助陈玉英的生活，还供养她的女儿孙燕上大学。

后来到了1958年春节前夕，毛泽东又把她的女儿孙燕接到北京住了半个月，并给孙燕买了一套衣服。1958年6月，毛泽东第2次接陈玉英到北京住了20多天，先后两次接见她。这是后事。

再说6月5日晚，毛泽东约请陈叔通、黄炎培在颐年堂谈鸣放情况。

此前，陈叔通和黄炎培分别参加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

6月6日，毛泽东看了陆定一6月5日送来的6月4日《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

简报中说：北京大学有一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在校内外散发，造谣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

毛泽东在《简报》上批示道：

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

毛泽东 6月6日

6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并批示：

“即送刘、周、陈、朱阅，尚昆用电报于今日发出。另印如前示。”“不发新疆、西藏。发后留交小平阅。”

毛泽东在《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写道：

“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

“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以便上层中层整好，腾出手来，再整好下层。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

“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

6月6日下午，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党外人士举行了一个座谈会。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当众宣读了一封他收到的匿名信。

原来，卢郁文在5月25日的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了言，他说一些人提的意见有摆脱共产党领导的意思。他还说，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应由双方共同来拆。他又批评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不久，卢郁文就收到了这封匿名信，信中说他是“为虎作伥”，辱骂他是“无耻之尤”，恫吓他如不“及早回头”，就“不会饶恕你的”。匿名信中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卢郁文读罢这封恫吓信，说道：

“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他还说，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接着，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在发言中说，他因为批评了对中国共产党提意见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

6月7日上午，胡乔木通知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毛泽东要和他们二人谈话。胡乔木叫吴冷西下午先到他的住处去，然后二人一起去见毛泽东。

在这个初夏的下午，中南海显得特别幽静。胡乔木和吴冷西沿着小路走过居仁堂，来到勤政殿后面的一个小门旁，走进菊香书屋，到了毛泽东的卧室里。毛泽东似乎是刚睡醒不久，他斜躺在用两张单人木床合并而成的大床上，正翻看着这一天的《文汇报》，那些已经看过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放在左手一边的木板床上，那里还堆满了近期看过和将要看的书，有古籍，也有新书。右边的床头桌上还放着好些其它报纸。

毛泽东见二人进了屋，就放下手中的报纸，招呼他们在床前的椅子上坐下，问道：

“你们看过今天的报纸没有？现在报纸很吸引人，许多人高谈阔论，说要帮助共产党整风。”

胡乔木、吴冷西刚坐下，毛泽东不等他们回答，便又兴高采烈地说：

“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说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对他进行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就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正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要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政治家办报。”

毛泽东将话题一转，对吴冷西说：

“今天找你来，主要不是谈这些，而是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调你去《人民日报》主持编辑工作，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去。”

此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是邓拓。吴冷西一听说是要自己去代替邓拓，就说：

“我毫无思想准备。”

毛泽东看看吴冷西，又看看胡乔木，说：

“两个月前，我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宣传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批评《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有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我在上海发现这个情况，就回北京来查此事。先找乔木谈，第二天又找《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和副总编辑谈。我当时说得严厉了一些，说他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这样猛击一掌，为的使他们警醒过来。我当时列举几个例子证明我的看法：《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和几天前的社论，都没有提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回事。”

毛泽东对着胡乔木严厉地说：

“中央党报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

胡乔木解释说：

“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人民日报》在最高国务会议后订了宣传计划，也起草了几篇社论，但我感到写得不好，修改了几次，仍然没有把握，所以就耽误下来了。”

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经过再三研究才考虑让你去。”

吴冷西说：

“我虽然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和研究了2年，又在抗大和陕北公学讲过马列主义课，但十多年来一直搞新闻工作，没有搞过理论，学术问题、文艺问题懂得更少，不适合到《人民日报》去。”

毛泽东说：

“我们党内许多负责党员怕教授，这很不妥当。中央想调你到《人民日报》，可以同时兼着新华社社长，你再考虑考虑，给你10天时间，最多不能超过半个月，时间很紧，工作很需要。10天以后再谈。”

毛泽东又在他起草的《这是为什么？》社论稿上改了几个字，交给吴冷西和胡乔木，要新华社当晚向全国广播，要胡乔木在6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卢郁文在5月25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惧，屈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和生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郁文“及早回头”，请想想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说他们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除《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以外，各主要报纸都转载了这篇社论。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组织反击右派进攻的斗争，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撰写的《这是为什么？》一文短小精悍，以理服人，不失为一篇政论文的范文。他在文章中写道：“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在这里，毛泽东把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的因果关系说得明明白白的了，可是后来有人却故意颠倒这一因果关系，说什么“双百方针”和让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引蛇出洞”。此论岂不谬哉！

第37章 1957年6月8日—

“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话说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自治区党委：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放大鸣的时间，大约15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1%，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哪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哪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做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7年，我们形式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浓疱），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中央 1957年6月8日

6月9日凌晨2时，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稿第七稿。他把这一稿称作“6月8日修正稿”，并批示道：

“即打清样35份，于本日上午9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译。”

6月9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请原中共“一大”代表李达谈话，就发动反击右派分子斗争问题给他打招呼。

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一、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3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

二、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将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4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1、善意欢迎；2、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骂人打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即办。城市也要注意。

三、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注意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拆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

四、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派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中央

1957年6月10日

毛泽东又批示道：“即送刘、周、陈、朱阅。尚昆用电报发出。新、藏不发。”

6月12日，毛泽东将5月15日撰写并经过多次修改的《事情正在起变化》（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文，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他在文章中写道：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评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70%左右，而左派大约占20%左右，右派大约占1%、3%、5%，依情况而不同。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新闻界的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7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

6月13日凌晨，毛泽东看了姚文元发表在6月10日《文汇报》上的《录以备考》一文，决定在6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他又亲自为14日的《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题目叫《<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6月13日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电话通知吴冷西说：

“主席要找你谈话，要你马上就去。”

吴冷西不敢怠慢，马上从颐年堂进去，向东走过一段回廊，来到菊香书屋的西门，走进毛泽东的卧室，见胡乔木已经在座。毛泽东见吴冷西来了，开门见山地说：

“你这几天考虑得怎么样？去不去《人民日报》？”

吴冷西说：

“从我本身的条件看，我认为我去《人民日报》是不适宜的。但我是一个党员，中央如果作出决定，我只有服从。我希望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能考虑我的个人意见。”

毛泽东说：

“没有那么多好考虑的了，中央已经决定调你去《人民日报》，担任报社总编辑，仍兼任新华社社长，而且今天就要去。”

接着，他对吴冷西谈起4月10日他与《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重述了他那次谈话提出的4点意见。说罢，他背诵了《汉书》卷九《元帝纪》中的一段话：

“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弃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毛泽东还说：

“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据《史记》载，刘邦称帝之初，曾问群臣：何以他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群臣应对不一。刘邦均不以为然。”

他又抑扬顿挫地背诵出刘邦的一段话：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诵罢，毛泽东接着说：

“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毛泽东说刘备属于寡断的人，是在他读卢弼的《三国志集解·陆逊传》时，看到卢弼引用清代学者钱振鍠的评论，说陆逊破刘备的办法，不过是用火攻，如果刘备不用山木扎营，以土石垒营，陆逊又有什么办法破蜀军呢？毛泽东看到此处，甚不以为然，于是就写下了一段批注，道是：

“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毛泽东以为，刘备在彝陵之战的失败，正是他寡断缺点的表现。

“南唐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毛泽东对吴冷西说：“领导的任务不外决策和用人，治理国家是这样，办报纸也是这样。你先作为乔木同志的助手去试试看，帮他看大样。你看了他再看，由他签发。这样工作一段时间，中央将正式宣布任命你当总编辑，同时还继续兼任新华社社长，把两个单位的宣传统一起来。今晚就同乔木一道去上班，拿这篇文章去。”

说着，他递给吴冷西一篇打字稿，吴冷西接过一看，是一篇用《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写的社论，题目是《<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毛泽东还交代说，这篇社论在明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连同姚文元6月10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录以备考》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

毛泽东接着说：

“上次批评《人民日报》时，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有辞掉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

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就得担风险。你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会碰到不少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

他扳着指头一个一个数着：

“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毛泽东还说：

“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宫刑乃发奋著《史记》。我在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我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我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

他笑着问吴冷西：

“你怕不怕老婆离婚？”

吴冷西说：

“不怕，我想不至于，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

毛泽东说：

“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的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自这天晚上开始，吴冷西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就到《人民日报》社上班了。后来，也就是在这次谈话的半个月以后，邓小平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会开会，宣布仍由邓拓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由吴冷西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他还说，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此后，邓拓分工主管《人民日报》评论、理论和文艺，吴冷西分工主管《人民日报》新闻和版面。

再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则转发姚文元的文章的新闻导语，和毛泽东撰写的署名为“本报编辑部”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二者照录如下：

【新华社14日北京电】《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和姚文元的文章如下。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本报编辑部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6月10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

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经过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

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乎已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它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

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这一天，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八稿，他注明是“6月14日修正稿”。

6月16日，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只做了少量的文字修改，形成了第九稿。他注明“6月16日定稿”。

6月17日，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又做了一次修稿，成为第十稿。他注明是“最后定稿”。至此，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从他最初的3个“自修稿”到这一天的第十稿，共有13稿。

6月19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这一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苏联其它几家重要报纸刊载了文章的摘要。后来，美国《纽约时报》也全文刊载并发表了社论。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世界电讯—太阳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刊载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消息。

6月22日，《人民日报》为庆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刊发问世发表了由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摘要如下：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这篇讲演虽然到现在才发表，但是它的内容早已在社会各界人士中间传布了。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阐明了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它对于提高我国人民的觉悟，巩固我国人民的团结，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的发展，无疑将产生深刻的久远的影响。”

“由于系统地提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由于透彻地说明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由于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党的整风运动，我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一个时期内进行得特别活泼起来了。在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积极的批评和建议，促使党和政府积极地采取步骤改进自己的工作，加强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事业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竭力利用党所提出的口号，来扩张自己的影响，争取自己的地位。3个多月的发展，比平常状态下的3年还快，3个多月给予人们的教训，比平常状态下的3年还丰富。”

“对于毛主席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方针，各种人的反映是不同的。”“党内也有一部分人曾经怀疑甚至反对这个方针，他们害怕这将要引起天下大乱，或者因为他们沾染着比较浓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习气，害怕受到群众的攻击。这一部分人落到了客观事物运动的后面，只是依靠党的教育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才能跟上历史的脚步。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另一种情形。他们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像：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同人民群众相反，他们不但不把毛主席的讲演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而且想入非非，以为可以利用它来作为削弱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为了削弱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第一个步骤是削弱共产党对于国家工作的领导。因此，他们要求共同领导，或者要求共产党在某些范围内退出领导。他们竭力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解释得适合于他们的目的，并且积极地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青年学生中收集他们的支持者。5月间，共产党开始整风，而且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党的整风。他们认为机会来了。他们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不但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地进攻。”“在他们看来，简直到处都在反对党！简直就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夕！简直非请他们出来挽救危局或者收拾残局不可！”“资产阶级右派先生们，你们把中国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史看作儿戏，把中国人民8年的建设史看作儿戏，把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高度威信看作儿戏，而且在估计力量对比的时候，连人口中占1％的人和占99％的人究竟哪一边人多力量大，都算不清。你们这样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将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它们假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毛主席的报告是提倡团结的报告。他所提倡的团结不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假团结，而是经过争论达到的真团结。因此，毛主席的报告也是提倡争论的报告。所谓百家争鸣，正是要争。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它之所以不平常，就是因为广大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真正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人士的政治觉悟，广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觉悟，都将在争论中迅速地成长着，成熟着，用一种不平常的速度。”

6月22日傍晚6时30分，高智带许志行来到菊香书屋，在宽敞的书房里等候毛泽东。

许志行是在6月21日下午到了北京。他按照毛泽东信中的指点，到中南海找到了叶子龙，叶子龙派高智将他安排在了前门的招待所里。

许志行在书房里刚坐下不一会儿，见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走了进来，便站起身来激动得叫了一声：

“毛主席！”

“志行兄，我们见面太晚了！太晚了！”毛泽东走上前去，一把抱住分别了整整30年的许志行的双肩，注视着许志行，感慨地说：“接到信后应该早点来嘛！等你好长时间了，我多么想见见旧时的朋友啊！”

许志行拘谨地说：

“您日理万机，我担心影响您的工作，所以就迟迟没有敢来打扰您。”

毛泽东拉着许志行坐在他身旁，许志行望着满架满架的书，颇有感触地说：

“毛主席，您还是这样喜欢书！”

“不要叫主席啰！还是叫我润之，或者叫毛泽东吧！”毛泽东爽朗地笑着，又望着桌上的一些线装书叹了一口气，说：“我工作太忙了，只得抽空读一点书。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读书的机会还多些哩。”

他问及老朋友在武汉分手后的经历，许志行感慨万千，向眼前这位中国人民领袖诉说了自己曲折的经历，倾吐了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毛泽东问他在北京还想探望些什么人，许志行说准备看望一下在长沙一师附小教过他的老师谢觉哉谢老。毛泽东说：

“好，那就请他来聚聚。”

半个小时后，谢觉哉果然来了。许志行紧紧握住谢觉哉的手问候道：

“谢老，您好！”

谢觉哉对眼前这个35年前的学生印象很深，回忆起在长沙一师附小的一些趣事，说到高兴之处，禁不住哈哈大笑。

吃饭时间到了，工作人员端上来4菜1汤，有炒青椒、韭菜炒肉丝、番茄炒蛋、红烧肉。毛泽东要许志行不要客气，多吃菜，并亲自给他夹菜。还说要许志行在北京多住些日子，看一看故宫、颐和园，游一游香山、长城。

6月26日至7月15日，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批驳了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论。

6月间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毛泽东派两辆车接冒广生先生到了中南海。

冒广生，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年）生于广州，字鹤亭，光绪甲午（1894年）举人。他在戊戌变法时主张革新，列名保国会中。清末，冒广生任农工商部郎中，以不趋附权贵著称。民国期间，冒广生曾任农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长，国民政府考试院委员，广州勅勤大学、上海太炎文学院等文科教授及国史馆纂修。

新中国建立后，陈毅聘冒广生为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特约顾问，上海文史馆馆员。1957年初春，冒广生来到北京探望儿子冒舒湮。他致书陈毅，以叙旧情。陈毅即派秘书持一封亲笔信，诚邀冒广生参观故宫博物院，并在御花园品茗。冒氏欣然应允前往，同行者有多年的好友程潜和谢无量。6月间，冒广生应陈毅之请，撰写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文章见报后，《人民日报》记者又采访他，写了一篇专访《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先生》，也登载在《人民日报》上。

转眼已是夏天，一天上午，冒广生在儿子家中接到国务院来的一个电话，说午后有位中央领导人来探望他。不久，陈毅来电话告诉他说，是周总理要来看望他。下午3时，身穿浅灰色中山服的周恩来到访，冒舒湮忙迎上去。周恩来握着冒舒湮的手端详着说：“我们在重庆见过面，当时还不晓得你是鹤老的公子。”冒广生也跟着迎上来。周恩来笑盈盈地说：“我听陈毅同志说鹤老来了，早就想来探望的，政协正在开会脱不了身，昨天刚闭幕，今天才有空。抱歉，抱歉!”冒广生说：“你是大忙人，我怎敢惊动呀？”谈话中，周恩来首先提到了与冒广生有交往的六叔父周嵩尧，他说：“峋芝叔父和鹤老是多年同事。他自从李纯（民国时期北洋军阀，陆军上将，1917年调任江苏督军，在任期间横征暴敛，1920年10月12日夜晚，突然离奇死于督署内——笔者注）死后就不再当官，晚年信佛，穷困潦倒。解放后，我接他上北京住，前几年才去世。鹤老来迟一步，可惜缘悭一面了。”

周嵩尧字峋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中丁酉科举人，晚冒广生一科。冒广生听周恩来提到当年老友，不禁感喟道：“峋翁为人颇重节概。我曾在他手下当淮安关监督，一别数十年了。我是光绪甲午举人，他是丁酉举人，相隔一科。他的著作《晚香斋诗存》和笔记刻本都还在吗?”周恩来说：“我早年学写旧体诗，也可能受家叔的影响。鹤老的诗词，我也拜读过。您在淮安时，好像还刻过《楚州丛书》，保存了地方文献。”冒广生笑道：“这算不得什么！我每到一个地方，总爱搜集当地文献刻印集子，也算是对地方的报答吧。在瓯海关任内，我刻过《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搜罗了自谢灵运以来迄至二黄先生的集子。在镇江关时，也刻过《至顺镇江志》。”周恩来问：“二黄先生指的谁？”冒广生说：“晚清著名瑞安学者黄绍箕，字仲韬，和绍第，字叔颂，是昆仲。叔颂先生是我岳丈，是宗江、宗英的祖父。”周恩来说：“原来冒、黄二家还是至亲。”说罢，他顺手取过茶几上冒广生的折扇，欣赏着张大千的画，说：“张大千的画确实有功夫。”他又指着扇面上的题诗问：“马叙伦先生好像说过，冒氏的祖先是蒙古色目人。这个姓，跟匈奴单于冒顿有关么?”冒广生说，依据家谱记载，先世系出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胱欢的后裔，与冒顿无干。“那你们是‘黄带子’了。”周恩来风趣地说。他还说：“今天太难得了，我有这样两小时的休息。能见到鹤老，我更高兴。毛主席委托我捎个口信，他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见面谈谈，希望鹤老多住几天。”

果然，不几天后，毛泽东便派来两辆小车来接冒广生去中南海。冒广生在儿子冒舒湮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趋步亲迎，与冒广生握手问好。李维汉、吴冷西、胡乔木也早已等候在那里，众人寒暄过后，毛泽东引领客人步入客厅落座。

毛泽东从《人民日报》上的《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一文说起，他说：

“老先生讲得好啊！你讲，如果说共产党员没有偏差，那何必整风？批评是帮助党员纠正错误。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

冒广生说：

“我对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起初怀疑会不会把思想搞乱。后来一想，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国家有道，则庶人不议。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只要以国家为前提，而不是以个人为目的，那就叫争鸣也好，叫和鸣也可。”

毛泽东以肯定的语气郑重地说：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说话间，朱德也信步踱入客厅，毛泽东向他介绍了冒广生。冒广生指着冒舒湮说：

“我儿子访问山西八路军总部时，总司令曾款待过他。他后来在上海写了个话剧《精忠报国》，把秦桧影射汪精卫。汪精卫向我要人，幸亏他早跑了。”

毛泽东看着冒舒湮说：

“南宋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是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徵明有首词，可以读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后来的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徵明独排众议，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

毛泽东引用文徵明的《满江红·拂拭残碑》一词，全文是：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冒舒湮听毛泽东如此一说，对他的旁征博引和他那超凡脱俗的真知灼见，佩服到了极点。由此，大家的话题又转到了诗词方面的一些问题时，冒广生借机将他所著的《疚斋词论》、《四声钩沉》、《宋曲章句》、《倾杯考》4大册稿本，赠送给了毛泽东。

冒广生告辞时，毛泽东送到走廊上，边走边问：

“冒老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

冒广生说：

“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了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

毛泽东连声说：

“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

毛泽东一直把冒广生送上汽车，还亲自用手遮住车门的上沿，生怕冒广生碰到车顶。

欲知毛泽东在此后的整风中有何重要指示，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耄耋老人冒广生寄语毛泽东：“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了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此话堪称至理名言。后来的历史走向竟然不幸被冒老先生言中了！

第38章 1957年6月28日—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

话说1957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

过去几年来，我们对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注意得不够，特别是对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更注意得不够。现在看来，这种情况已经被资产阶级右派野心分子所利用。右派野心分子企图在教育、科学、文艺、卫生、技术、新闻等工作中夺取领导权，作为夺取全国领导权的第一步，因而他们在知识分子中特别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大量发展组织，并把反动分子和不满我党的分子放在领导地位，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推翻党的领导的主张，提出资产阶级的路线来同党的路线对抗。这些情况在最近的“大放大鸣”的过程中暴露得极为突出。我们为着加强对于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党的领导，为着进一步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地答复，就必须继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必须唤起各级党委充分的认识到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应该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方针相符合，应该是向知识分子开门，而不是向他们关门。经过这次“大放大鸣”，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已经大致分清了左、中、右，这是发展党员工作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在一两个月之后，首先接收一批在这次运动中表现好的左派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对于那些已经参加了其他民主党派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吸收入党时，除了极个别的关系全国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以外，一般按照普通党员入党手续办理，不须报请中央批准。他们入党以后，不要退出原来的民主党派，不要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例如，原为人民代表的，仍为人民代表），并且要保证他们仍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自己的业务工作，而不是入党之后就荒疏了自己的业务。他们入党时，不必一个一个地登报，但可在征收告一段落的时候，作一次综合的报道。

你们接到这一通知以后，应立即进行准备工作，并在半月内把你们的具体计划上报。

中央

1957年6月28日

是日晚9点，毛泽东派人把许志行接到的办公室里来谈话。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盈盈地问他：

“这几天你玩了些什么地方？玩得痛快吗？”

毛泽东在谈话中向许志行了解了上海知识界的一些情况，最后又告诉许志行说：

“过几天我要到外地走走。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提出来。”

许志行说想去韶山看看。毛泽东说：

“好，到那里去看看，代我问候家乡的亲人们。”

说罢，提起毛笔，给韶山乡人民政府写了一封信，请他们“以朋友的态度接待他，告诉他一些事情”。

许志行临走时，毛泽东要秘书拿出500元给他作路费，并说还可以买一些纪念品。许志行执意不收。毛泽东说：

“这是我的稿费，是我以个人名义送给你的。我决不慷国家之慨！放心收下吧。”

6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

一、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34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6月29日上午9点，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召见了上海《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

早在3月份，毛泽东在谈话中曾批评赵超构办报要“软些”的方针，他提出办报的方针要“软中有硬”。赵超构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写了一些杂文，毛泽东并不满意。

这一次，赵超构在早上接到毛泽东召见的通知后，心想，自己犯有错误，再也不能做新闻工作了，没想到两人一见面，毛泽东就和颜悦色地和他握手寒暄。赵超构说，他想辞去《新民晚报》总编辑的职务。毛泽东毫无责备之意，笑道：

“那你干什么呢？”

赵超构回答说：

“听从组织安排。”

“最好还是回去当总编辑吧！”毛泽东说罢，又关心地问他：“你当总编辑，是不是有职有权哪？”

赵超构回答说：

“我如果没有权，就不会犯错误了。”

毛泽东很风趣地说：

“恐怕还有点‘形格势禁’吧！”

毛泽东的宽厚和理解，使赵超构感动得流出了热泪。毛泽东既亲切又严肃地对赵超构说，办报要分清无产阶级办报路线和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还勉励他以后要改正自己的缺点。赵超构主动谈起了他最近两个月在报纸上发表的杂文。毛泽东说：

“我很喜欢杂文，也想经常为报纸写杂文。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愿意做一个杂文家。可惜我现在无此选择的自由。写杂文不容易呀！”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

“因此，我想保护几个杂文家。”

在送别的时候，毛泽东叮嘱赵超构说：

“听说你平时常常到城隍庙去坐茶馆，这个，我倒并不反对，但总不能整天泡在茶馆里吧！希望在你有空的时候，多接触接触工农群众。”

1957年7月1日清晨，毛泽东乘专机飞往杭州。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社论中写道：

“自本报编辑部6月14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极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7月5日上午，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乘飞机到杭州来见毛泽东。同时到达杭州的还有苏共中央特使米高扬。

是日下午，刘少奇等人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关于讨论苏共中央特使米高扬通报问题）的情况。

晚上，刘少奇等人陪同毛泽东会见专程来中国通报苏共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阴谋集团”情况的米高扬。

原来在赫鲁晓夫掌权后，他在政治、经济、对外政策等方面推行一套新的政策。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领导人强烈反对，认为赫鲁晓夫犯有右倾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1957年6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特别会议，多数成员主张撤销赫鲁晓夫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坚持反对，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决定他的去留问题。6月22日，苏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中央全会于6月29日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谴责他们在一切重要问题上反对党中央的路线，反对苏共20大制定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方针，走上了反党的派别斗争的道路。全会决定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开除出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听完米高扬的情况通报后，即向他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

7月6日，毛泽东到达上海。市委负责人要为毛泽东安排一场京剧演出，问他看什么剧目？毛泽东想了想，说：

“还是看《白蛇传》吧。”

这天晚上，毛泽东来到上海干部俱乐部礼堂。观众们一见毛泽东来了，纷纷立起身来热烈鼓掌。毛泽东一边招手一边由工作人员引导着走向前排的领导席，在自己的座位前站定，转身向后面的观众招一下手，便坐了下来。因为肚子太大，一坐下他就感觉到皮带勒得有些不好受，李银桥照例帮他松开了裤带，并为他点上了一支烟。

大幕拉开了，毛泽东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上的演出。他入戏很快，一支烟还没有吸完就悄悄地掐灭了。他每每看到精彩处就忍不住要鼓掌，他一鼓掌，观众们也跟着他一起鼓掌。

随着老和尚法海的上场，毛泽东的脸色渐渐地沉了下来。他的嘴唇微微张开，随着剧情的深入，下唇时而轻轻地抽动一下，齿间还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响。

许仙和白娘子生死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毛泽东已经完全进入了这古老而感人的神话故事中，他的鼻翼开始翕动，泪花开始在眼圈里聚集，瞬间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扑簌地顺着脸颊滚落。李银桥急忙轻轻地咳了两声，提醒他这是在演戏。可此刻的毛泽东，任何提醒已经失去了意义。他的动静越来越大了，泪水已经不是一颗一颗往下滴，而是一道一道往下淌，鼻子也堵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声。李银桥只得又轻咳了一声。没想到毛泽东竟忘乎所以地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他还毫无顾忌地擦眼泪，擤鼻涕。看到这种情景，身边的卫士们也只得顺其自然了，只盼着这场戏早些演完。就在老法海将要把白娘子压到雷锋塔下的那一刻，毛泽东的惊人之举再度发生了，他将大手重重地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了身，吼道：

“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这猝不及防的举动，顿时惊动了周围的观众。更要命的是，就在他起身的一刹那，裤子一下子脱落了下来。亏得李银桥眼疾手快，纵身向前，抓住毛泽东的裤子，一把提了起来，双手颤抖着帮他系上了腰带。而此时的毛泽东却浑然不知，依然沉浸在剧情中。

演出结束了，全场热烈的掌声终于将毛泽东从戏中唤了回来，他鼓着掌，大踏步向舞台走去。毛泽东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他将两只手同时伸向嫉恶如仇的“青蛇”，尔后又和“白蛇”与“许仙”握了手，而对于那个倒霉的老和尚“法海”，他却是始终不予理睬。

7月9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上海市干部会议，发表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长篇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在讲话中说：

“3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100天了。这100天，时局有很大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比如，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指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

“人这个地方叫头，头有一张皮，叫头皮。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

我们总要相信，全世界也好，我们中国也好，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51%的人，而是90%以上的人。在我国6亿人口中，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共产党里，青年团里，民主党派里，学生和知识分子里，多数人总是好人。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知识来源于群众。”

毛泽东最后说：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也许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象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50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你对阎王说，我是五张皮的维护者，我很有‘骨气’，共产党、人民群众斗争我，我都不屈服，我都抵抗过来了。但是你晓得，现在的阎王也换了。这个阎王，第一是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的阎王大概还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

7月9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毛泽东一见到谈家桢，就亲切地说：

“老朋友啦，谈先生！”

谈家桢为自己在整风运动中曾经说了一些错话而感到很惭愧。毛泽东见他满脸汗水，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又风趣地说：

“辛苦啦，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咱们可是老朋友喽！”

此时，谈家桢已经被内定为“右派”，他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接见他。如今听到毛泽东如此幽默的话语，这才如释重负。此后，他被“内定右派”的问题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毛泽东在谈话中鼓励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在反右派斗争中要站稳立场，坚决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是年夏，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政协批判他，他不服气。

原来，在一次政协召开的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座谈会上，章士钊诚恳地说：“希望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古语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譬如一个水果，表皮坏一些不很要紧，削去一些并无损果子味道。惟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食……所以，社会其他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惟共产党核心之健全最重要。”不料在数日后，政协一部分人猛烈地批判他的发言，逼令他写检查。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章士钊的检讨书总通不过。他百思不得其解。一天晚上，他忽然拍案而起，大声说：“这么搞不对头，我要给毛泽东写信！”女儿章含之一听，吓了一跳，便劝道：“爸爸，千万别写，也许再写一遍检讨可以通过。”“不！”怒气冲天的章士钊主意已定，立刻挥毫疾书，向毛泽东陈述他给党提意见的初衷和目前对他批判之不公。

毛泽东阅信后，立刻对政协作出批示：

“章士钊先生虽然在座谈会上用了一些过激言词，然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判他了。”

有了这道批示，章士钊当然也就“过关”了。章士钊十分感激地说：

“只有毛主席才了解我的一片真心。”

7月15日，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闭幕。

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的决议；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关于1956年以来检察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问题的决议，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会议决定，今后一切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

根据大会主席团的提名，会议补选陈其尤、季方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7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在青岛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进一步部署反右斗争。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徐冰、田家英、李井泉、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陶铸、周惠、王任重、张平化、马国瑞、潘复生、舒同。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

“不要脱离群众，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者，一个被领导者。”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整风分为4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毛泽东在会议上印发了他在会议期间撰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摘要如下：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

“在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必须使原来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

“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今年秋收以前，必须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反对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斗争。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捉再判。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

“再说一遍，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除了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这两种人，在整风中保护一切党团员，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缺点，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水平。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有一些丧失朝气、丧失革命意志和坚持错误的人，在累戒不改的情况下，党委应当予以正当处理，重者绳之以纪律。”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10年至15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10年至15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

“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倾向，各类人程度深浅不同。应当看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基本点虽然还只是一种倾向，但是，只要有了这种倾向，他们就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

“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不要怕惊涛骇浪，硬着头皮顶住。就一个单位来讲，大约两三个星期，洪峰就过去了，就可以转到反击右派的新阶段。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此时，毛泽东在青岛患了感冒，久治不愈。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请来了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为他诊治。毛泽东见了刘惠民，一问他的名字，就说：

“你是施惠于民啊！”

刘老先生给毛泽东开了方子，舒同和夫人亲自抓药，煎药，送到毛泽东床前，直到毛泽东服完药入睡了，他们才悄悄离开。山东省委另一位领导人对舒同说：

“你胆子太大了……”

结果，毛泽东一连服了几天药，病情终于好转了。

7月26日至30日，毛泽东在青岛主持召开另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陈云、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陈伯达、陈正人、田家英、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舒同、欧阳钦、黄欧东、吴德、乌兰夫。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7月31日下午3时，家在青岛的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工作。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很高兴，说：

“劲光同志，你怎么不请我吃饭呢？”

萧劲光说：

“主席日理万机，工作那么忙，我怎么好请你吃饭呀？”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今晚就到你家吃饭。”

萧劲光出来就对秘书张志文说：

“毛主席今晚要到家中吃饭，你回去准备一下，要清淡简单。”

张志文回到萧劲光家中，赶紧与萧夫人、厨师韩成顺研究菜谱。张志文还不放心，打电话给叶子龙，问毛泽东在饮食上有什么习惯。叶子龙说：

“越简单越好，主席是很随便的。”

萧劲光回到家里，到伙房又关照说：

“不要到街上买菜，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

韩成顺师傅作了6菜1汤，加上毛泽东的工作人员送来的一捆小油菜和一点海参及1碗熬好的小米粥，凑成了8个菜和一个紫菜汤，没有备酒水。

傍晚7点，毛泽东偕江青、李讷来到萧家，萧劲光和夫人在门前迎接，子女们也在客厅里欢迎客人。毛泽东亲热地和他们握手寒暄，问孩子们的名字、年龄，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

毛泽东、江青、李讷和作陪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及夫人，在萧劲光一家的簇拥下，来到2楼就餐。大家边吃边谈，江青说：

“主席真有意思，在延安靠萧司令吃饭，现在又向萧司令要饭吃。”

饭后，萧劲光说：

“海军的领导同志大都在青岛，请主席接见。”

毛泽东愉快地答应了。

1957年8月1日凌晨，毛泽东读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碧云天，黄叶地，彩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和《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自发征夫泪。）两首词后，在后边写了一个评注，他写道：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銅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份，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看一看。

1957年8月1日

8月3日，毛泽东将在青岛会议期间撰写并修改了11稿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给各地领导干部阅读。

8月4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林克：

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1917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习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甘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

毛泽东 8月4日

列宁的《做什么》一文，写于1907年，后来译为《怎么办？》。列宁在文章中特别强调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只有受先进理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接着，毛泽东给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刘思齐是从苏联回到国内度暑假的，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从苏联转回到国内的大学学习。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思齐儿：

信收到。回来了，很高兴。转学事是好的，自己做主，向组织申请，得允即可。如不得允，仍去苏联，改学文科，时间长一点也不要紧。不论怎样，都要自己做主，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注意为盼。

祝你进步

父亲 8月4日

8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刊登在8月10日《人民日报》上），全文如下：

在目前农村中，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第二，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等等。教育的方式是：利用生产间隙和休息时间，在全体农村人口中就这些中心题目举行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为着辩论的方便和通俗化起见，各合作社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提出一些具体的对比问题。秋收以前的辩论，要着重统购统销问题，适当地结合当时当地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辩论，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这种辩论在不少乡村已经开始进行。辩论的结果是：帮助了广大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进一步地弄清国家和农村中的大是大非，说明了当前国家所实行的各项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说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只能使极少数人发财，使大多数人贫困和破产，而社会主义才是劳动农民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部分富裕中农留恋资本主义道路，不满意国家所实行的某些根本政策，但在辩论中，也觉悟到他们中间如果在旧社会里面靠投机倒把、能够侥幸发财的人也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大多数还是不可能成为富人。曾经有不少人怀疑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但群众辩论的结论却是：这个政策好得很，不这样，就得有很多人在粮食商的操纵下挨饿以至家破人亡。那些继续从事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辩论中，进一步地被揭穿，受到群众的打击。对于那些游手好闲、不务劳动的人，群众也主张给以必要的约束。总之，这种辩论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纠正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扬了正气，压倒了邪气。我们要巩固合作社制度，加强贫农中农的团结，提高农民群众的更大的生产积极性，改进合作社的工作，巩固工农的联盟，完成国家购粮的任务，保证整个国家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除了必须在城市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行以外，在农村中展开这样一场大辩论是完全必要的。

中央认为：凡是还没有展开这种辩论的地方，各级党委都必须有准备地、有次序地、自上而下地派遣工作组协助乡社的党组织主持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使爱国、爱社和管家的观念在群众中统一起来，并普遍地养成勤俭办社和勤俭持家的风气。辩论会必须吸收全体农村居民（包括单干户）参加，组织可小可大。一般的在小组或小队的范围内，可以辩论得较为充分和较为深入。但在必要时，也可以举行全体社员或全村农民的辩论大会。辩论时，要让各人畅所欲言，让群众在辩论中，在交换意见中，辨别出哪些是正确的和哪些是错误的。除了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反动的煽动言论必须即时地有力地给以反击之外，对于群众的误解或错误意见，都必须采取很好的态度加以解释和说服，对于富裕中农的错误言论的态度，也应该这样。

这些关系农村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是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地委、县委对于农村中的这场大辩论，必须很好地掌握领导。群众在大辩论中，对于乡社干部作风所提出的批评，各级党委必须认真研究，适当处理，以便改进工作，团结群众。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内外关系的调整、经营管理的改善等问题，中央准备在研究各地整社的经验之后，再发指示。

8月9日，毛泽东复信给刘思齐，他在信中写道：

思齐儿：

信收到。我在此间有事，又病，不要来。你应当遵照医生、党支部、大使馆的意见，下决心在国内转学文科。一切浮言讥笑，不要管它。全部精力应当集中在转学后几年的功课上，学成为国服务。

此嘱

父亲 8月9日

8月11日，毛泽东从青岛返回北京。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1957年夏天，中央召开青岛会议，江青陪同毛主席去的。青岛风光好，主席有江青陪同，江青请主席到她故乡游玩，主席一路本该是高兴的。可是，江青后来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要把它消灭，还要毛主席用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何况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没有解决！另一方面，他那个时候也派人下去看了一些事情，也了解到在自己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的确是出来各种言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内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自己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贡献是很大的，自那时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的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这些能都不管吗？这样一来，主席自然就没有心思只顾游览青岛的风光了。党外是右派发动进攻，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纷纷出笼，党内是一致要求反击右派的进攻。毛主席在党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形下，同意发起反右派运动。《人民日报》先在1957年6月8日发表社论，后又连续发了几个社论，反右派运动就这么在党的集体意志下，在1957年6月中旬发动起来了。”“江青还曾告诉过我，说主席在青岛的时候对她还说过这样的一番话：‘别人说我引蛇出动。我没有引蛇出洞，我搞的是阳谋。毒草出来了不要紧，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总会有些问题，不要紧。我都说了，农民种地也有毒草的嘛。花点药，除了就是了。我不是阴谋，我是阳谋。’主席这个意思是说是人家强加给他的，实际上是莫须有的‘引蛇出洞’。可后来写历史的人，就说主席是自己都承认搞‘引蛇出洞’、搞‘阳谋’。”

再说1957年8月18日，毛泽东致信达赖喇嘛，他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达赖喇嘛：

你托阿沛·阿旺晋美带给我的信收到了。我很高兴。阿沛我也见到了，并且由周总理和他谈了话。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你领导下工作是做得好的，有成绩的。去年对实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机构也太大了，这是缺点。现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不改革，并且把过大的机构作了精简，这就改正了缺点。

工作中发生缺点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缺点，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正确分析，积极改正，记取经验，继续前进。我们改掉了缺点以后，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一些。

你在访问印度期间，拒绝了那些逃亡国外的反动分子出的坏主意，是做得很对的。他们大概还要找机会进行反动活动，要教育僧俗官员对他们保持警惕。

西藏地方政府和堪厅间的关系问题，希望都能从团结愿望出发，双方好好协商加以解决。

很惦念你，希望你多注意健康，并多来信。

祝你愉快！

毛泽东 1957年8月18日

8月18日至2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做准备。

8月28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稿上，加写了一句话，他写道：

“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大力争取过来。”

欲知毛泽东此后有什么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青岛病了一场，且久治不愈，这和他在红四军“七大”以后以及在长征开始前那两场要命的大病一样，都是因为革命受到挫折、心情抑郁所致。江青解释说：“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关于这一点，本传在前面已经从最高国务会议11次扩大会议有5位政治局委员退场抗议，到《人民日报》长时间拒绝宣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毛泽东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把党内的巨大阻力说清楚了。毛泽东明白，党内的阻力主要是讳疾忌医、反对给人民群众以充分的话语权。对此，他不但没有退缩，反而走上了一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探索之路，而且很快便发现了进行继续革命的一件重要武器——大字报。这就是很多人还不了解的毛泽东！

第39章 1957年9月—

“我们提出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有了右派，就不得不使我们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斗争的中心。”

话说1957年9月3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后来在9月14日发出）稿，他批示道：

“此件可用。略有修改。”

是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伯渠、董必武、彭真、彭德怀、陆定一、康生开会。

会后，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深入农村、工厂进行调查研究。他的第一站是河北省，下午6时半到达保定。

9月4日晚上，毛泽东到达郑州。他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潘复生、史向生、杨珏谈农业生产和反右派等情况。

9月5日下午1时半，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听取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关于农村情况的汇报。王任重在汇报中谈到，黄冈有一个干部，三代当雇工，讨过米，解放后，翻了身，当了干部，在这次鸣放中放出一些反动意见。毛泽东问：

“刚才说的那个干部叫什么名字？”

王任重报告说：

“叫刘介梅。”

是日下午4时40分，毛泽东视察裕华纱厂，看了厂内的大字报。

9月6日傍晚，从汉口方向驶来20多辆轿车，沿龟山山腰公路一直开到汉阳桥头凉亭旁。毛泽东身穿一套灰色的中山装，脚上穿着一双布鞋，走下汽车。他的后边跟着王任重。等候在桥头的武汉大桥工程局副局长杨在田和政治部主任杜景云，急忙迎上前去。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神采奕奕地走上公路桥，俯瞰武汉三镇。杨在田汇报说：

“武汉长江大桥为公路铁路两用桥，全长1670米，正桥长1156米，8墩9孔，每孔跨度为128米。”

毛泽东问：

“修这个桥用了多少钢，多少混凝土，花了多少钱？”

杨在田说：

“一共用了5万吨钢，一亿三千万元钱。”

“不太多。”毛泽东说着往前走，往上游指着江中问：“鹦鹉洲不是在江中间吗？”

王任重说：

“从前在江中间，现在汉阳江边就叫鹦鹉洲了。”

“啊？那看不到鹦鹉洲了，黄鹤楼呢？”

“古代的黄鹤楼早已经毁了，现在所谓的黄鹤楼，实际上是在晚清时期所建的奥略楼，建筑简陋，因修大桥已经拆了，现在正计划重修，恢复古黄鹤楼的雄姿。”

“应当修，这是历史古迹。”毛泽东走到大桥中间，看着栏杆旁漆着灰、黑、天蓝3种不同的颜色，问道：“怎么还漆3种不同颜色？这是让谁看的呀？”

杜景云回答说：

“这是让群众看的，我们征求群众意见，看漆哪种颜色好。”

毛泽东笑了笑，称赞道：

“好啊，你们搞建设还走群众路线！”

他问王任重：

“你是湖北的主人，你看漆什么颜色好？”

王任重说：

“我还没想好呢！”

毛泽东说他赞成灰色，还说灰色与江水比较协调。接着，他转移话题，问杨在田：

“你们工人最多的时候有多少？”

杨在田说：

“有13000人。”

“技术人员有多少？”

“300多人。”

“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来了多少苏联专家？”

“24个。”

“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如果没有苏联专家，现在可以修吗？”

“可以修。”

“可以修了吗？”

毛泽东又重复地问，杨在田非常肯定地说：

“能修，能修。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此时夜幕已经降临，武汉三镇闪烁着初上的灯光。毛泽东走到栏杆旁边，看着汉口方向说：

“灯火辉煌，灯火辉煌，好啊！”

他又问杨在田：

“这里从水面到桥面有多高？”

杨在田说：

“有40公尺高。”

有人插话说：

“40公尺高，游泳时可以当跳板。”

王任重说：

“当跳板太高了。”

毛泽东说：

“对，不行，跳下去要落到岩层上了。”

众人听他这么一说，都笑了。毛泽东来到武昌桥头堡的凉亭处，问道：

“从这里可以下去吗？”

杨在田说：

“梯子上的电灯还没有安好？”

毛泽东说：

“好，这次不下去了，以后再说吧。”

杨在田将一本《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画册，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画册，说：

“这是给我的呀？你们还有吗？你们不够就留着自己用。”

杨在田说：

“这本书里还有一封信，是全体职工写给主席的。”

杨在田又拿出笔和纸，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认真地说：

“这可要好好想想。”

王任重说：

“主席，你就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写上吧。”

毛泽东说：

“到东湖考虑考虑再写。”

几天后，毛泽东派人给大桥工地送来了一幅“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题词。

9月7日下午1时，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同湖北省部分地委书记座谈。有人问：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对痛改前非的人怎么处理，如对刘介梅怎么办？毛泽东说：

“不要处分他。这个人很典型，可以写小说，写电影。他的那些东西，可以在汉口展览，也可以在北京展览，这个人是个很好的教员。”

9月10日中午，毛泽东同湖北省部分地委书记的座谈会继续进行。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到江西省政府看大字报。

9月11日上午10时许，毛泽东从杭州住地驱车到浙江海宁县七星庙，观赏著名的钱塘江大潮。此时的潮水不是很大，但还可以看。毛泽东看了一会儿，便来到七星庙临时休息之所，赋《七绝·观潮》一首：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下午2时，毛泽东离开七星庙，在返回的路上要到钱塘江游泳。一行人便来到了大桥警卫部队驻地。毛泽东乘上船到了江心，立即脱衣下水，逆流而上。王芳等人不敢怠慢，也纷纷下水，尾随其后。毛泽东游过了钱江大桥桥孔。此时浪高水急，水又很凉，王芳等人都为他的安全担心。毛泽东一面游，一面笑着说：

“潮急一点，水凉一点，没关系嘛，这样才能锻炼人的意志呢！”

他一直游了将近两个小时，到了闻家堰才回到船上。

后来毛泽东又去游过三、四次，其中有一次还是陈毅在汇报外事工作后陪他一起去游的。这几次游泳，毛泽东每次都是游过钱江大桥到六和塔才上船的。

9月12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

9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他写道：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已经在全国农村中逐步展开。中央认为：各地农业合作社应该在上级党委工作组的帮助下，接着这个大辩论，继续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工作。

一、整顿干部作风。农业合作社绝大多数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他们在工作上是积极的，有成绩的，但是在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在联系群众、经手财政、管理生产、处理人事等问题上存在着某些缺点或错误。至于违法乱纪、错误严重的，则只占极少数。整顿干部作风，就是要帮助他们改正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并把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带有某些缺点和错误的多数干部，同那些违法乱纪、严重错误的极少数人分别开来。各地合作社对于这个整风的部署，可以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拟定，但大体上要依序采取如下的做法：

第一，先在合作社干部中，在党团支部中，充分说明整风的必要性，说明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使干部们和党团员在精神上有所准备。第二，放手让社员群众在社员代表大会上，生产队全体会议上，或全体社员会议上，对干部的缺点或错误提出批评。第三，组织有群众代表参加的小型会议，查清事实，分别缺点错误的大小轻重，分清责任，然后由犯错误的人在一定的群众会议上作自我检讨。属于群众误会的事，应该解释清楚。如果有地主、富农、投机商、反革命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必须依靠群众，在适当场合加以揭穿。第四，党支部和上级工作组要按照惩前毖后（戒于前而慎于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同群众在一起研究处理的方案。在群众的谅解之下，对错误并不严重而又表示决心改正的干部，不必给予处分，对于错误严重的，处分也要适当，使他们得有改正的机会。第五，合作社干部的改选，应该由社员群众自下而上地层层酝酿，充分协商，提出候选人名单。党支部在选举方面的领导，不能采取指定的做法，但必须注意使合作社的领导成份保持原来贫雇农和下中农的优势，同时注意使上中农也有适当的代表人，以利合作社的巩固和团结。

二、调整社和队的组织。合作社和生产队的组织，要力求便于经营管理和发挥社员集体劳动的积极性。为此，它们的组织规模大小，应该照顾地区条件、经济条件、居住条件和历史条件，容许有各种差别，而不应该千篇一律。根据一年多的经验看来，在多数的情况下，一村一社是比较适当的。有些大村可以一村数社，有些距离较近的小村也可以数村一社。现在各地合作社的组织（包括某些大社在内），凡是业已经过考验，确实办好，而为群众所满意的，就应该稳定下来，不要轻易变动。但是，有一部分合作社的组织规模是过大的，不适当的，应该根据群众的要求，进行合理的调整，或者把社划小，或者保持联社的形式，由分社（有的叫大队）自负盈亏。生产队是合作社的基本生产单位，一般以二十户左右为适宜，按照各地方的特点，可以有所伸缩，过大不便管理，过小会损害集体劳动的优越性。在调整社和队的组织的时候，必须注意各部分群众的意见和利益，经过充分地协商，提倡互助互让，调解分歧，恰当处理土地、农具、耕畜、水利、林木等等经济问题。在慎重地调整社和队的组织之后，就都应当长期稳定下来，以利生产和建设。

在社、队关系的问题上，应该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的原则，既要克服某些合作社过分集权的弊病，也要防止生产队权限过大、形成分散主义的偏向。

三、统筹安排，使全体社员各得其所。合作化后，除了灾区以外，大多数社员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有一部分社员还只保持原来收入的水平，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社员因为劳动力不足或其他原因而暂时减少收入。对于其中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应该根据互助原则，适当安排他们在社内的劳动，或者适当帮助他们发展家庭副业。对于五保户，也应该根据他们的能力，分配一些可能的轻便的工作，使他们能够得到一定的劳动收入，只在劳动收入不足的情况下，才由社用公益金给予照顾。对于极少数坚决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可以在适当批评之后允许退社以外，应该根据互利原则，按期归还他们入社生产资料（例如农具、耕畜、果木，等）折价的款项；或者经过协商和群众讨论，按照不同情况，在不损害贫农、下中农基本利益的条件下，采取比例分红或其他可以妥协的办法，处理他们入社生产资料的遗留问题，使他们得到适当的收入。对于有丰富劳动经验和较高生产技术的老农，要发挥他们的特长，按照他们在生产上的贡献，给以合理的报酬。对于从事手工业、运输业、渔业和其他非农业劳动的社员，应该照顾他们的劳动特点，适当处理有关的各种问题，使他们得到合理的收入。

四、改善生产管理，拟定生产规划。全体社员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只有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依靠合作社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整社工作必须不误生产。在正确处理内部各种矛盾的基础上，各地合作社应该总结本社的经验，参考其他合作社的经验，根据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方针，认真执行中央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并根据中央关于做好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结合具体情况改进生产管理工作，克服缺点。同时，要发动全体社员，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并且根据本地本社的特点，研究增加农业生产和发展多种经济的措施，实事求是地拟定下年度和长期的生产规划，作为全体社员努力奋斗的目标。合作社拟定生产规划，必须服从国家经济计划和政策的指导，尊重其他合作社的利益，避免本位主义。生产规划应着重利用本社的劳动力，进行农业的基本建设，例如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改良土壤，植树造林等等，为扩大再生产准备必要的条件。

以上的整社工作，应该从现在起到明年春耕以前，逐步进行。这是巩固合作制度的重大关键。各地党委必须加强领导，完成这个任务。

9月15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一天，毛泽东阅9月14日《杭州日报》刊登的反右派论文摘要《哲学思想中有哪些修正主义观点》，给林克写了一个批示：

“请在杭州找一本《哲学研究》本年第4期。”

9月16日，95岁的著名画家齐白石病逝于北京。

齐白石晚年唯一的愿望是要活到120岁，他要用自己在艺术上的辛勤耕耘，来报答人民和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在齐白石病重期间，写信劝他说：

“从心所欲，静屋休养，要节劳，少见客。”

毛泽东还多次派秘书田家英代为探望齐白石。齐白石对田家英说：

“希望在身体恢复健康之后，能够有机会到毛主席身边，照一张合影像。”

然而，遗憾的是齐白石的这一愿望最终没有能够实现。他在弥留之际，留下遗言说：要将自己珍藏的字画、作品和用过的东西，献给毛泽东。

9月中旬，毛泽东在徐特立、林伯渠几位老人及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陪同下，从杭州到上海视察。上海市委在展览馆电影院楼下西厅设宴为毛泽东等人洗尘。

9月17日晚7时，毛泽东请陈毅邀集新民报社社长赵超构、出版界人士舒新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束世澂等30余位教授、学者、专家在他的住处座谈，周谷城也在被邀之列。毛泽东和赵超构一见面，就指着他诙谐地对在座的人介绍说：

“宋高宗的哥哥来了。”

一句话消除了赵超构的拘谨。毛泽东对他说：

“你写了两篇检查，我看过了，大家认为你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这就很好。”

他又问赵超构：

“写检查的心情怎样啊？”

赵超构坦率地回答：

“写了两次检讨，花了两个礼拜时间，那两个礼拜的日子很难受，连晚上也是睡不好啊！”

毛泽东听了，笑起来了。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

“好啊，紧张一下好。好就好在晚上睡不着，那就可以多想想嘛。狗肉是很香的，但没有吃过狗肉的人总是怕吃，当吃过一次之后，才感到其味无穷，常想再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点像吃狗肉一样，从不习惯到习惯有一个过程，等到习惯了，就会领略到它的好处了，应当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啊！”

毛泽东再一次提出，希望赵超构到群众中去呼吸新鲜空气，更好地改造自己，为人民服务。他用自己的体会告诉赵超构说：

“我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感到有了生命。”

周谷城来得比较晚，他刚一进屋，毛泽东就招手要他到近前。陈毅向毛泽东介绍说：

“这位是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

“老朋友，老朋友。”毛泽东微笑着拉周谷城在他身边坐下，又关切地问周谷城：“你还在复旦吗？怎么样？身体吃得消吗？”

周谷城回答说：

“还在复旦，身体倒还好，只是书不易教好。尤其在解放以后，不易教好。”

“不要紧，慢慢来，总要有一个过程，书总是会教好的。”他见周谷城点点头，又问道：“材料呢，地下的，还是……”

周谷城知道毛泽东是问他用不用考古发掘的地下材料，便说：

“我教世界史。除了从外文书上找一些图片，供自己参考外，很少用其它地下材料。”

毛泽东拿出一本《新建设》杂志，对周谷城晃了晃，说道：

“关于逻辑，我看你的论文说得最明确，要继续争鸣下去。”

周谷城见毛泽东还是像以前那样鼓励他，便苦笑着摇着头说：

“不得了，火箭炮似地批评，都冲过来，我可真有些受不啦。”

毛泽东把手按在周谷城的肩头上，说道：

“有什么受不了的，辩论就是嘛！”

周谷城说：

“我的意见赞成者很少，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笑笑说：

“你不孤立，你的意见有人赞成。”

周谷城半信半疑地说：

“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可以鼓励我继续下去。”

毛泽东说：

“人民大学里有一个刊物，好像叫《教学与研究》的杂志上，有人写文章，引了你的意见，可见你是不孤立的。”

周谷城既惊讶又佩服，毛泽东每天要处理许多国家大事，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对于学术界的一些争论情况，还是这样了如指掌，便惋惜地说：

“我没有看见。”

毛泽东说：

“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

周谷城说：

“意见虽然有人赞成，但火箭炮冲起来总不好受。”

毛泽东说：

“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

说话之间已到了吃饭的时间，毛泽东请众人共进晚餐。他起身对工作人员说：

“周先生同我坐一起。”

周谷城随着毛泽东来到餐厅，坐在毛泽东右边，两人一边用饭，一边交谈。提起青年时代，周谷城说：

“在五四运动时，我曾同清华大学的学生开过一次两小时的辩论会，我主张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望着周谷城说：

“嗳，几十年马克思主义的训练呵。”

是日晚9时，毛泽东在上海住处同中共黄浦区委书记陆文才、上海动力学校校长仇启琴、上海锅炉厂党委书记刘东海和厂长王伟光座谈，了解机关、学校、工厂的鸣放等情况。

9月18日上午10时，毛泽东在柯庆施陪同下来到了上海国棉一厂。厂长黄宗林和厂党委书记迎上前去，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连声说：

“毛主席，您好！”

毛泽东说要看看工人们的大字报，黄宗林领着毛泽东一行人来到大字报区。毛泽东首先看到的是一位老工人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批驳了整风中的错误言论，还提出要对这些错误言论进行讨论。毛泽东认真看了这些内容，他说：

“好啊，老工人讲得对！”

他问身边的黄宗林：

“鸣放已经一个多月了，现在全厂还在展开争鸣吗？”

黄宗林作答后，毛泽东又停在一张题为《百丑图》的漫画前面，边看边问漫画中几个人物的错误言论。

此时，毛泽东来厂视察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下了早班的工人们纷纷拥来，围在毛泽东周围，热烈鼓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也响了起来。毛泽东微笑着向人群招手。他继续看大字报，在一张批评黄宗林和党委书记的大字报前仔细地看着。黄宗林介绍说：

“我平时接近群众不够，待人接物方面比较生硬，因此有一部分职工反映，看见我就害怕，甚至在我下车间巡视时，他们有意躲避我。这大字报就是批评我这种作风的。”

毛泽东说：

“我们应当更多的接触群众。”

在食堂门口有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批评食堂管理不善，卫生不好的。黄宗林告诉毛泽东说：

“我们已经组织了21个人的食堂检查组，正在处理群众提出的意见。”

毛泽东一行经过托儿所、医务室，走向南纺工场的走廊。正在那里排队等候的工人们立刻鼓起掌来，队伍里也响起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毛泽东缓缓地走着，举起右手，微笑着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

这天下午，毛泽东乘专机回到北京，准备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

9月19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这次全会如何开？整风是一个纲。其它问题，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机关，不仅是作风问题，而且是制度问题，要花几天功夫讨论。”

接着，毛泽东讲了几个问题。他说：

“一、整风决心和整风方式。小鸣小放、中鸣中放，还是大鸣大放？小鸣小放天下大乱，中鸣中放天下中乱，真鸣真放天下不乱。鸣放要有决心，很多人怕放。各种经验证明，不应该怕。

二、两类矛盾。矛盾历来是提两个，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斗争中把他们划出去一部分（右派）为敌我矛盾。过一时期，要拿回来一部分（经过分化），现在是右派，过几年又摘掉右派的帽子。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八大’讲当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有两种：一为敌我，一为思想。

三、第2个五年计划赶上富裕中农的问题。过去只提要赶上中农，现在看大多数合作社要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富裕中农在农村中各方面是先生，要向他们学习，他们勤劳、节约、有计划。要想赶上他们只有勤和俭。但在政治上，富裕中农要向贫农学习。

四、农业机械化问题。很多地方要抽水机、拖拉机、运输和加工的机器。中央与省这几年没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要彻底研究一下。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水利、肥料我谈了很多，大家注意了，但机械问题都未注意，只靠两只手。

五、粮食问题。大有可为。真正缺粮的不太多。我调查了一个村，400多户中有300多户叫缺粮，这次大鸣大放，真缺的只有6户。过去我们没有底，现在有了底了。

六、积累问题。现在要提留积累，国家、合作社、个人都要有积累。去年讲积累不要多，要多分。今年要转变一下。当然留得太多也不行。

七、宣传。几年来偏重于工业的宣传，这在当时也对。好处是把工业搞起来了。现在要宣传农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基础。许多轻工业大部甚至全部都要依靠农业。宣传工业的偏向使我们很被动，许多人只愿进城，不愿意下乡找工作。在一个时期要把农村宣传得高一点，要偏一下才能平衡。两只手，一只抓工业，一只抓农业，现在要好好搞农业，要有近代工业和近代农业。”

9月20日晨，毛泽东审阅修改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稿后，批示：

“即送小平同志：此件很好。有若干小的修改，请酌定。此件最好今天晚上能印发到到会人手里。”

9月20日，毛泽东在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同省市委书记谈话，回忆了反右斗争的情况，他说：

“4个大学没有底之前，天天派人看大字报。匈牙利事件究竟有多大影响，5月20号后摸到底了，才真不怕。”

9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各省的地委书记和直辖市的区委书记也列席了会议。与会人数共计416人。

会议听取了3个报告：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行政管理体制和农业增产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

9月2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黄欧东、欧阳钦、吴德、林铁、陶鲁笳、舒同谈话。

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出席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张德生、张仲良、李井泉、谢富治、陶铸、柯庆施、曾希圣、刘建勋、叶飞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谈话，要点如下：

一、反右派今后会不会纠偏、翻案？审批时要注意。这次都登了报，许多话都是他们自己说的，都不是孤立的几句话。北京也有人说过不好的话，没有划成右派。反右派斗争不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不成，他们会搅乱人心。要教育中间派和左派。这次斗争，他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锻炼。大鸣大放、大字报，都是学来的，有的是群众创造的，有的是右派创造的。名词和形式没有阶级性，左、中、右都可以利用。

二、究竟有多少人反对社会主义？要调查几个合作社、工厂、基层单位，加以研究。河南说，一类社没有人反对合作化，可见，有些东西是工作问题、教育问题。大鸣大放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三、党员中反对社会主义的有多少？要当作一个问题好好研究一下。大概也是百分之二到三。过去教育不够，今后要加强教育。教育好就会起变化，比例就少了。

四、放与改要同时并进。人家帮助整风，不改就不得人心，人家不佩服。当然，改要抓住重点。

五、鸣放的方式，各地可以不同，不一定千篇一律。整风有两个方面，一是解决作风问题，二是解决思想问题。有右倾思想的要改正，没有右倾思想的要提高。

六、南北干部的团结问题。中国有几次北伐，只有一次南伐，带了成套的干部南下。南下的北方干部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培养本地干部，把他们带在身边做工作。地县两级要有南方人参加，否则不好做工作。

七、在延安打仗时很艰苦，许多人挤在一个窑洞里，只有两个炕，也不闹病。现在住了那么多房子还闹病。

八、化学肥料、机械，各省都要自己搞。农业生产主要靠水利、肥料、深耕细作。这次会议对农业四十条要搜集些意见，搞一个修改稿。

九、关于大会发言。我最喜欢听典型，各地委要多讲典型，如石家庄讲合作社生产如何赶上富裕中农。

9月24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尼西亚前副总统哈达和夫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张闻天在座。毛泽东回答了哈达的提问。哈达问：

“你们将来怎样解决人多土地少的问题？”

毛泽东说：

“办法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增产的办法是改良土壤和种子，增加肥料，兴修水利，深耕细作等。现在还有一种新办法，即密植法。这都需要进行很大量的组织工作。我们没有化学肥料，现在才开始建立化学肥料工业。”

哈达问：

“中国是否有可能在西部开垦？是否能向西部移民？”

毛泽东说：

“西部还可以开垦，但可耕地很少，要开垦投资很大。我们西部地方大，但不容易长粮食。在中国，60%的土地只住了6%的人口，40%的土地却住了94%的人口。我们的方针，首先是增产，开垦、移民放在第二位。”

哈达问：

“中国过去纪律差，现在纪律良好。你们的纪律是如何培养的？”

毛泽东说：

“我们的纪律不能算好，只是比较以前好一些。纪律好基本上是依靠群众的觉悟和认识，还要靠组织，如通过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经过教育，工厂里的纪律提高了，出勤率也提高了。”

哈达问：

“中国建设着重在哪一方面？”

周恩来说：

“第1个五年计划着重重工业。第一是钢铁；第二是动力工业，如电力、石油、煤等；第三是交通事业；第四是机器工业，要自己能够装备工厂。第1个五年计划因为有抗美援朝战争，所以建设了一些国防工业。在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对化学工业注意不够。我们是农业国，应发展肥料工业，也要发展人造纤维。还有一些大型的和精密的机器我们不能制造，无线电工业也比较落后。所以，第2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工农业并举。工农业并举很重要，如果农业减产，粮食和原料供应不上，发展工业也困难。”

9月25日，毛泽东阅9月22日上海《新民报》晚刊登载的题为《摆事实，讲道理，比过去，看现在——工商界舌战右派高方》的报道，他批示道：

“乔木、冷西同志：批评高方，写得很好，请转载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

9月下旬，毛泽东让工作人员给老朋友周谷城寄去了《教学与研究》等几本刊物。周谷城翻开一看，凡是引用了他的意见的文章，毛泽东不但都替他折了角，还做上了记号。周谷城捧着杂志，自言自语地说：“有毛主席支持我，我不怕。”

9月29日晚7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主席斯坦鲍利奇率领的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代表团，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

“像我们这样的国家，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吃饭和穿衣是大问题。人多，吃得多，穿得多，生活水平不高。在这方面有进步，需要时间。革命成功是一个好条件，但还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技术革命。我们还是农业国，工业化要很长时间，要半个世纪。要吃饭，要穿衣，工业缺乏积累，不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迅速发展工业。建钢铁厂，我们的同志很喜欢大的，现在已经转过来了。大的要一些，小的也得要。总起来说，应作长期打算。要有几十年的努力才能作出这些成绩来。当然，更需要和平环境，打仗就不好办事。我们需要有朋友。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要团结，而且要团结世界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国家。”

是日晚9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主席费林格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市长斯沃波达率领的布拉格市中央人民委员会代表团，彭真等在座。毛泽东说：

“我们的政治革命、经济基础的革命已经花了几十年，技术革命恐怕也得几十年，才能达到你们的水平。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是：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所以这和杜勒斯的方针相同，他们怕我们去闹事，不同我们建交。”

9月30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说：

“办公厅印发的《全会各小组活动情况》，只发给‘各组长’，使多数人不知道别组的意见。似宜发给到会的一切同志。第一星期的，应重印补发。如你认为可行，请即办。”

是日晚8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阿里斯托夫率领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彭真等在座。阿里斯托夫说，准备盛大欢迎毛泽东访问苏联。毛泽东说：

“就是不想让你们这般欢迎。我本想在辞去共和国主席职务之后再出国访问。党中央主席、共和国主席有些繁重，身体吃不消。我不能承受这种欢迎，希望迎接搞小一点。”

他还说：

“我们的政策不同于苏联当年对资产阶级采取的政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一面，在经济上、文化上我们现在也离不开他们。经济上同他们进行合作，文化上离开他们我们就没有这些人。这一次，我们提出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有了右派，就不得不使我们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斗争的中心。党确实有错误有缺点。没有群众参加，是不能克服错误和缺点的。不能简单化、公式化，采取教条主义方式去克服缺点。你们能否帮忙使中国少生人口？不打仗，又讲卫生，人口不断增多起来。这件事人不能控制它，是无政府主义。要搞一个计划生育。”

是日晚10时45分，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率领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座。毛泽东说：

“事情都有好的一面、成功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失败的一面。所以我们需要分析。一万年以后也还是这个样子。我们中国有很多落后的东西、黑暗的东西，有很多错误，但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这一年当中我们变化很大，这主要是讲在政治方面。最近我们在整风，以克服党的错误和缺点，让人们批评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同时在反右派。我们过去会打仗，搞阶级斗争，但不会搞工业、搞农业，不会当大学教授，不会当工程师，所以我们要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有10年、15年，我们就可以造就出大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同时还要把大多数旧知识分子化为新知识分子。脑子也是一种物质，但是它转变起来比钢铁还要难，思想改造是更困难的。经过这次辩论，方向比较清楚了。”

1957年10月1日，首都各界群众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庆典，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周年。

上午10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检阅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方队。

参加受阅的部队共有29个方队，各种坦克车辆226台，飞机81架。阅兵历时50分钟。我国自行生产的伊尔—28型喷气式轰炸机、歼5型歼击机首次参加国庆阅兵。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匈牙利、保加利亚、印度尼西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缅甸等50多个国家的外宾、各国驻华使节和外交官员，以及在华外国专家等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看了阅兵式。

晚上，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外宾，观看焰火，和广场的群众联欢。

10月2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封信：

林克：

多日不见，有些寂寞吧？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絜》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

毛泽东 10月2日

10月2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斯多夫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彭德怀、李达、萧向荣等在座。毛泽东说：

“我们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革命都没有完成。经济上要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我国已过了8年，往后至少还得10至15年，才能为社会主义打下基础。现在90%的人拥护社会主义，10%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其中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只有2%，但这也有1200万人。他们想搞资本主义复辟，高兴匈牙利事件，我们正在批评他们，进行思想教育。这便是整风和反右派，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在目前，谁战胜谁的问题尚未最后解决，但我们有信心，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苏联经过17年，从1917年到1934年，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这些国家都要很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认为已经胜利了，其实还没有最后胜利。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边都怕战争。究竟是哪边怕得更多呢？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我看帝国主义也怕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家应同时是政治家，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会见斯多夫率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代表团时说：“我们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革命都没有完成。经济上要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现在90%的人拥护社会主义，10%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其中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只有2%，但这也有1200万人。他们想搞资本主义复辟。”斯言极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会过时！

第40章 1957年10月3日—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

话说1957年10月3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国防部部长斯彼哈尔斯基率领的波兰军事代表团，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在座。毛泽东说：

“斯大林在后期犯了一些错误，那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应把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与整体的、长远的现象区别开。错误和缺点，当然会引起不愉快。不愉快的事我们也遇到过。但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打垮法西斯、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等是主要的，从这方面看，就可以想得通了。尽管苏联有缺点，它是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和平的主要力量。我们也有机械搬用苏联经验的问题并曾受到损失。我们不把此事归罪于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我们把此事看作应由自己负的责任。第三国际后期的那种生硬作风是错误的，但谁叫你中国人听呢？我劝波兰同志也自己负起责任来。我们在1942年进行整风批评了教条主义以后，一方面反对硬搬，另一方面强调学习。近15年来我们得了很大好处。在此期间硬搬的情况也还有，但只是局部的，已没有大危险了。苏联的经验有两种，正确的和错误的，正确的是主要的、大量的，错误的是局部的、暂时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错误经验，也可以教育我们。那些错误已经犯过了，只仇恨是不行的，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客观地对待错误，取得经验。波兰同志们可能气还未完全消，我劝同志们让过去的问题慢慢过去，气慢慢消下来，把错误当成教训，自己担起担子来。要解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时间。资产阶级是我国文化最高的阶级，他们在社会上还造成了一种习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很深。但是，我们不能不要他们，否则就没有教授、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所以对他们是改造的问题。我们认为，大部分知识分子、富裕中农、地主、资本家是可以改造的。我们相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这是不可动摇的，但可能性和现实性这是两个问题。我们需要争取和平时间，如果20年内无战争，事情就好办了。中国是在一片落后的基地上开辟了道路，落后的尚未扫清，基本道路已开辟了。我们的经济计划搞得是否对，还要10年到15年后才能断定。”

10月7日下午1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我们有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集中打倒国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采取保护的方针，财产不动，只是在党内反资本主义思想。第二次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现在4年半，基本上改变了私有制。反映到‘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有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过渡时期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阶级斗争，10年、15年以后还会有。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现在按青岛会议的文件去讲，但不要登报，不要广播。我们确有三个主义，现在大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就容易把党内的三个主义都挂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账上。实际上不完全都是这个矛盾，还有领导与被领导、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老工人与新工人、群众与官僚主义的矛盾。否则，只把主要矛盾集中到资产阶级与富裕中农身上，容易放松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同我们的矛盾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同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3部分人民之间，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总起来讲，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八大’文件上只讲所有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八大’反映那时的情况，现在反映现在的情况。‘八大’决议说，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来还会有，因此这句话从长远讲也对，但现在看则不适当。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基本上还是适合的，现在我们经过价值法则来管理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如三个主义。为什么说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适合？如搞水利，不搞不能增产，但没有合作社，搞水利是搞不起来的。如搞工业，那么多项重点建设，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不行。印度第1个五年计划只发展了几十万吨钢，证明我们的社会制度是优越的。所以说，我们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是适合的，但不是完全适合，与斯大林的提法不一样。‘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等。同时它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外国比较，我们是很落后），那句话并非专门从矛盾这个范畴来讲的。既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

10月9日，是中共中央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有关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

这天下午3时，毛泽东在闭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提纲是这样写的：

这次会议的评价：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

我们的革命如此丰富，工作进展异常迅速。不论革命工作、建设工作都是如此。

最好每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

整风：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

1957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决。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领导与群众就容易打成一片了。从此形成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在此基础上建立巩固的集中制，建立巩固的对反动派和坏人的专政。

农业：四十条大约几天之后，即可改好发出，请你们在农村中组织一次很好的鸣放辩论，发扬正气，驳倒歪风。

省、地、县、区、乡、社都要搞农业规划。“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

整风生产两不误。又要领导整风，又要领导生产，生产就要有规划。

何时可以做好一个长远规划？已有几年经验了，今冬明春是否可以做好？明年五一以前做好？或者明年做好？只有10年了，要完成“四、五、八”。

6级规划都要在农村中鸣放辩论，是否要分期分批，不然恐农民吃不消。

粮食有了底了，以后将好办得多，准备对付大荒年。

国家积累外，合作社积累和家庭积累，均很重要。湖南办法：总产值（30亿元）扣20％为生产费（6亿元），其中以20％为基建费（1.2亿元），按照社章抽5％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在外。管理费必须缩小到1％。

积累丰歉不同，以丰补歉。

全国每个人都要有大志，远大理想目标。

要将大吃大喝、不善持家的风气转变过来，经过大鸣大辩的方法。

红白喜事中的陋习和浪费，也要经过鸣辩逐步解决，10年改革完毕，是否可能？

振起精神，一定要灭掉4害，乐昌县岐乐社的经验立即推广到全国。两年试点，5年突击，3年扫尾，全国基本上变成4无国。

人口问题：3年试点，3年推广，4年普做，达到计划生育，是否可能？

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完全必要，浙江文件，值得一阅。

红安县的经验值得注意，各级领导办试验田。我们不但政治要摸底，技术必须摸底，业务必须摸底。

也是10年计划，10年内必须精通工业、农业各种技术业务，将自己和许多人都交得“又红又专”，基本上完成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伟大任务。对此，各级均要有计划。“十年树人”极为必要，非此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加上过去8年，18年树人，估计可以基本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专家队伍。往后是扩大加深，再有10年，到第5个五年计划，形势就更不同了，争取以28年基本上达到苏联40年的水平，是否可能？

在以重工业为中心任务的条件下，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与现代化的农业。

两种方法：都可达到目的，一种慢一点、差一点，一种快一点、好一点。

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好省。

党委还是促进委员会，不是促退委员会。有些暂时地局部地促退正是为了促进。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

厉家寨（被毛泽东称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一个典型——笔者注），每一社。

省、县、地的规划。

每年开1次3级干部会。

黄敬、彭真（只改一个字）、韶关三发言。

军队要整风。

将来农业粮食生产要亩产800斤，1000斤，2000斤。21世纪初。

苏联、东欧、中国，主要矛盾。

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10年学会马列、技术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学、新闻学、教育学。打纸牌、下棋、看电影、跳舞也要一点，但不可着迷，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学习二件上，玩是需要的，但是第三位。人的脑力能够有很大的发展。萧楚女、齐白石、高尔基、玄奘、惠能、梁鸿、富兰克林为例。

毛泽东这个讲话全文后来被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5卷中，题目是《做革命的促进派》，摘要如下：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这样扩大的中央全会，有省委和地委的同志参加，实际是3级干部会，对于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有好处。

这样的会，恐怕是有必要一年开一次。因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工作复杂得很。去年这一年没有开，就吃亏，来了一个右倾。前年来了一个高涨，去年就来了一个松劲。当然，去年开‘八大’了，也没有时间。再开这样的会议，可以掺少数县委书记和一些大城市的若干区委书记，比如再加百把人是可以的。我建议各省也开一次全省性的3级或者4级干部会议，掺一部分合作社的干部，把问题扯清楚。”

“讲一讲整风。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的反？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3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问题。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那个时候，从容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搞它一年，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左派不仅同中间派一道鸣放辩论，而且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在农村里头同地主、富农一道鸣放辩论。公开登报，不怕出‘丑’，什么‘党天下’呀，什么‘共产党要让位’呀，‘下轿’呀。刚刚‘上轿’，右派要我们‘下轿’。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延安整风的时候，写笔记，自己反省，互相帮助，七、八个人一个小组，搞了几个月。我接触的人都感谢那一次整风，说改变主观主义就是那一次开始。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事同群众一道商量，打通思想。我们军队里头，连长给战士们盖被子，同战士很平等地友谊地谈话。延安整风，土地改革，军队里头的民主生活，还有‘三查三整’，后头的‘三反’‘五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这中间都有丰富的民主形式。但是，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然后还要搞和风细雨，商量，启发，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不行。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只有一千多万人，它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800斤，淮河以北亩产1000斤，淮河以南亩产2000斤？到21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

“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大吃、大喝，统统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论，才能改过来。我看，改革旧习惯也要列入规划。”

“计划生育，也来个10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10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像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但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10年内（科学规划也是12年，还有10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3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25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年树人倒是可以的。我们已经过了8年，加上10年，是18年，估计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10年以后就扩大这个队伍，提高这个队伍。”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报纸上我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3个东西，这个帐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帐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

10月13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后来以《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摘要如下：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后来‘三查三整’，也没有采取这种形式。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发饷，没有制造枪炮的工厂，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是依靠战士，依靠当地人民，依靠群众。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内部这么大闹，那就不好了。现在不同了，战争结束了，全国除台湾省外都解放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可以下台的。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民主党派成员的多数，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们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应当相信多数，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51%呢？不是的，是90%到98%。”

“现在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有些人就难过。比如，湖北有那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他家是三代要饭，解放后翻身了，发家了，当了区一级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意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开了他的展览会，进行阶级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为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关难过呢？因为这一关是要破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要破个体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今年是斗争的一个洪峰。以后是不是年年要来一个洪峰？象每年黄河的洪峰要来一样，我看恐怕不是那样。但是，这样的洪峰，以后也还会有的。

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这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10%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6亿人口的10%是多少呢？是6000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我们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有90%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2%左右。全国人口的2%是多少呢？就是1200万。1200万人，如果集合起来，手里拿了枪，那是个很大的军队。但是，为什么天下又不会大乱呢？因为他们是分散在这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这个农村，那个农村；这个工厂，那个工厂；这个学校，那个学校；这个共产党支部，那个共产党支部；这个青年团支部，那个青年团支部；这个民主党派的支部，那个民主党派的支部；是分散在各处，不能集合，所以天下不会大乱。”

“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讲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那也是拥护的，手也是举的，但是心里是不那么服气的。这里头就要分别了，右派是对抗的，中间派是半服半不服的。不是有人讲共产党这样也不能领导，那样也不能领导吗？不仅右派有这个思想，中间派有些人也有。总而言之，照他们的说法，差不多就完了，共产党非搬到外国不可，无产阶级非上别的星球不可。因为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嘛！无论讲那一行，右派都说你不行。这一次辩论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取半服半不服的中间派，使他们懂得这个社会发展规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还是要听文化不高的无产阶级的话，在农村里头要听贫农、下中农的话。讲文化，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不如他们，但是讲革命，就是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行。这可不可以说服多数人？可以说服多数人。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中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不大服气的，过若干年，慢慢就会服气了。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2月27日的讲话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5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哪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原因是，90%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10%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2%。你乱得了呀？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我们不要怕乱，也不要怕下不得台。右派是下不了台的，但也还是可以下台。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分为二。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排工作。少数极顽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

右派这么闹一下，使我们摸了一个底：一方面，赞成社会主义的，是90%，可能争取到98%；另一方面，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是10%，其中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2%。摸了这样的底，就心中有数了。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我们这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我们不需要象波兰那样封一个刊物，我们只要党报发一两篇社论就行了。对文汇报，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头一篇不彻底，没有讲透问题，再发第二篇社论，它就自己改。新民报也是它自己改。在波兰就不行，他们那里反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右派的问题没有解决，走那条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又不抓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所以封一个刊物就惹起事来了。我看中国的事情好办，我是从来不悲观的。我不是说过，乱不了，不怕乱吗？乱子可以变成好事。凡是放得彻底的地方，鬼叫一个时候，大乱一阵，事情就更好办了。”

“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过来，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有人说进了工会岂不就变成工人阶级了吗？不。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工人阶级，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

“一个工厂，大字报一贴，几千张，那个工厂领导人也是很难受的。有那么10天左右的时间，有些人就不干了，想辞职，说是受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北京那些大学的党委书记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那时候右派他们说，你们不能驳，只能他们鸣放。我们也讲，要让他们放，不要驳。所以，5月我们不驳，6月8日以前，我们一概不驳，这样就充分鸣放出来了。鸣放出来的东西，大概90%以上是正确的，有百分之几是右派言论。在那个时候，就是要硬着头皮听，听了再反击。”

“世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3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工程师、科学家里头，又要出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比如房子每天要打扫，脸每天要洗一样，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个把月就行了。”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右派就不承认自己有改造的必要，而且影响其他一些人也不大愿意改造，说自己已经改造好了。章乃器说，改造那怎么得了，那叫做抽筋剥皮。我们说要脱胎换骨，他说脱胎换骨就会抽筋剥皮。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许多人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搞，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老知识分子会要逼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讲学问，你说他现在不行，他将来是会行的。这批新的人出来了，就对老科学家、老工程师、老教授、老教员将了一军，逼得他们非前进不可。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一部分是能够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它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有人说，要先专后红。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他在这个时候不红，要到将来再红，这个时候不红，他是什么颜色呀？还不是白色的。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

“反击右派总要告一个段落嘛！这一点，有的右派估计到了。他说，这个风潮总要过去就是了。很正确呀，你不能老反右派，天天反，年年反。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较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没有完结，不要松劲。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多数人总是要向前进的。

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提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一直到见阎王。他说，我是不投降的，阎王老爷你看我多么有‘骨气’呀！他是资产阶级的忠臣。右派跟封建残余、反革命是有联系的，通气的，彼此呼应的。那个文汇报，地主看了非常高兴，他就买来对农民读，吓唬农民说，你看报纸上载了的呀！他想倒算。还有帝国主义、蒋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美帝国主义也很同情右派。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假如美国人打到北京，你们怎么样？采取什么态度？准备怎么做？是跟美国一起组织维持会？还是跟我们上山？我说，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张家口，第二步就到延安。说这个话是极而言之，把问题讲透，不怕乱。你美国占领半个中国我也不怕。日本不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吗？后来我们不是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了吗？我跟日本人谈过，要感谢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有好处，激发了我们全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高了我国人民的觉悟。

右派不讲老实话，他不老实，瞒着我们干坏事。谁晓得章伯钧搞了那么多坏事？我看这种人是官越做得高，反就越造得大。章罗同盟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最喜欢了。他们利用这两个口号反对我们。我们说要长期共存，他们搞短期共存；我们说要互相监督，他们不接受监督。一个时期他们疯狂得很，结果走到反面，长期共存变成短期共存。章伯钧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学生不听。那末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教书。这些问题都要考虑，是一个麻烦的问题。革命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　

“我们预计，经过3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2000万吨。今年是520万吨，再有10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印度1952年钢产量是160万吨，现在是170几万吨，它搞了5年只增加十几万吨。我们呢？1949年只有19万吨，3年恢复时期搞到100多万吨，又搞了5年，达到520万吨，5年就增加300多万吨。再搞5年，就可以超过1000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达到1150万吨。然后，搞第3个五年计划，是不是可以达到2000万吨呢？是可能的。”

这天下午，毛泽东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杭州。

原来在前些时候，苏共中央提议利用各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机会，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毛泽东来杭州就是为下个月访问苏联做准备工作的。

欲知毛泽东后来访苏情况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三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和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上的讲话《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两篇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凡是对那个时期开展党内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不理解或不明白的人，都应该好好读一读。只有了解了历史真相，才能够看清楚在这两个问题上向毛泽东泼污水的人是多么的荒唐！

第41章 1957年10月15日—

“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地第一次在世界上五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话说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总政治部（此件可发至县委和相当于县级的党组织）：

自反右派斗争开始以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分别拟定了一些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要求中央予以审查批准。考虑到斗争中的实际需要，中央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免各单位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有轻有重的地方。现在将经过中央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发给你们，请即下达到一切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单位，予以认真研究，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时候即以此件为标准。同时望注意：

一、全国反右派斗争一般是进行得健康的，所划的右派分子，一般是适当的，但是也有划多了和划少了的情况。而在运动进到深入阶段，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至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无论划多了或者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在右派划得多了需要改正的单位，必须注意保护群众和积极分子的热情和正义感，不要使人产生“反右派斗争过火了”的错误印象。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但是应在内部改划为中右分子，按照中右分子对待，并注意多加教育争取，到适当时机可以宣布因情节轻微已有悔改，脱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二、为了正确地划分右派分子，达到既不多划又不少划的目的，除了要有适当的标准，还要有适当的审查批准手续。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有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

三、上级领导机关除必须认真地审查所属单位上报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外，还必须教育党员和群众十分重视对于实际情况的认真研究和具体分析，力戒浮夸和片面性。同时，还必须经常主动地细心地抽查和调阅所属单位右派分子的详细材料，及时纠正其中偏宽偏严的错误，并且对于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举出具体的人物和材料作为实例，切实帮助下级掌握正确划分的标准。

中央 1957年10月15日

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一、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于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3、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4、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对待他们。

10月15日这一天，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协定规定：由苏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10月间，刘思齐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办好了转学手续，进入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

毛泽东一直为刘思齐的婚事操心，可是劝儿媳改嫁的话又很难说出口，于是就在刘思齐转学后，趁着她和李敏、李讷等几个小姐妹在一起玩的时候，故意提醒她们说：

“你们可要考虑找对象啰！”

“没人要呀！”

“上哪儿去找啊！”

“我们找不着哇！”

几个女孩子害羞地乱嚷了一通。毛泽东就笑着说：

“那你们就主动点嘛！”

“怎么主动呀？”

“那你们闭着眼睛上街抓一个呗！”

毛泽东依然笑眯眯的。刘思齐也开玩笑说：

“那抓个麻子怎么办？”

大家一阵哈哈大笑；毛泽东却说：

“只要人品好，有点麻子又有什么不好！”

10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散步时问身边的俄文翻译李越然：

“李银桥呢？”

“我在这儿。”

卫士长李银桥闻声跑过来。毛泽东站住脚，指着李越然和李银桥说：

“你们这二李，一个管说话，一个管安全，这次跟我一道出去，我看你们俩也算得上哼哈二将了。”

李越然和李银桥忍不住都笑了。此时，毛泽东即将去苏联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杨尚昆为了使李越然能够更好地完成翻译任务，特意安排他来到毛泽东身边，让他进一步熟悉领袖的言谈特色和日常生活习惯。毛泽东望了二人一眼，又对李越然说：

“今年5月，伏老（指伏罗希洛夫——笔者注）来的时候，我看到大半个翻译都是你，你帮了我好多忙啊。”

李越然赶紧说：

“主席，这是我应该做的，只是水平还不够。”

毛泽东说：

“你看，我说的许多事，如果你翻译不过去，那伏老也不能理解，而伏老究竟什么心情，你不翻给我，我也不知道，可不是你帮了我的大忙了！”

10月29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参加了会见。

此前，苏共中央预先为将要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起草了一份会议宣言草案，先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意见，在遭到南斯拉夫的反对后，又于10月28日向中共中央征求意见。毛泽东就这份宣言草案表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他告诉尤金说：

“我们讨论了一次，有些初步意见。就宣言本身来讲，对这个宣言草案，大部分意见我们是同意的，文件本身应当缩短。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准备到莫斯科和赫鲁晓夫同志交换意见。现在就其中几个问题和你谈谈，请你转告苏共中央。”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说：

“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第一，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表示我们并不提倡战争，并不提倡要用暴力来推翻政府。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资产阶级要用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要发动内战来反对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就将被迫以内战来回答。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一只手争取和平过渡，另一只手准备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不致没有准备而推迟了革命。”“这两个可能性要同时提出。”

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问题，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要讲得恰当。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要争取社会民主党和他们影响下的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这样革命才有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很必要。还有，是否可以笼统地提出和资产阶级各种还有民主性的党派进行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关于在宣言中是否要提及苏共宣布为反党集团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名字，毛泽东说：

“有反党集团，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既然不愉快，是否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只提反党集团。不提名字，一般干部和群众容易接受。就我们党内来说，许多同志不了解：这样一个老党员，几十年一直为革命斗争，怎么会反党？”

毛泽东最后说：

“在各国党的会议上要不要提出这个文件（指宣言草案——笔者注），值得考虑。现在看来，南斯拉夫是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的，波兰也可能不同意。这次庆祝大会，到会的人很多，全世界各国的党都会派人来参加。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提出一些想法，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考虑。我们认为有两种方式，从中选择一种。第一是求同。要使得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铁托在内，都能接受，要使这次庆祝会和会议表示出我们的团结，搞一个简短的公报，写上几点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比如：1、要团结；2、要和平，反对战争；3、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的正义斗争，支持进步事业；4、如果有可能的话，写上‘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至于其它的大家意见一致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写在公报上。第二种方案，就是把原来的文件（即宣言草案）加以修改和缩短后，让大家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一两个国家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就会告诉全世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是团结的，有一两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和我们是有分歧的。”

他又强调说：

“如果这个文件提出讨论，大家意见不一致，不能通过，帝国主义一定会大肆宣传。所以，需要考虑是否不提出来为好。”

1957年11月2日清晨，毛泽东和宋庆龄分任正、副团长，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及工人党代表大会和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

此前，毛泽东还点名要山东的老中医刘惠民随行，刘惠民带了一大堆中药来到了北京。

莫斯科派了两架图-104飞机来接中国代表团。毛泽东穿着工作人员为他此次出国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他做的一套衣服，脚上穿的却还是1948年那一双橡胶底皮鞋。他和宋庆龄、翻译李越然、李银桥等卫士及医务人员同乘一架飞机，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则乘另一架飞机。

毛泽东的专机降落在莫斯科伏努克机场，赫鲁晓夫快步上前，与毛泽东热烈握手，又是拥抱，又是吻面颊，似乎没有什么隔阂，场面依旧感人。

迎接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以及胡志明等其它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把宋庆龄、郭沫若、沈雁冰介绍给他们，说道：

“他们现在虽然不是党员，但我们是把他们当成我们党的同志一样看待的。”

初冬的莫斯科已是寒气逼人。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说，苏联方面组织了200万人上街欢迎他。毛泽东谢绝了，他说：

“能省的节目最好都省去，最多只能让300人欢迎我，再加上仪仗队。”

赫鲁晓夫表示尊重毛泽东的意愿。苏联方面在机场举行了简朴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对苏联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他还说：

“40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40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为什么连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呢？”

毛泽东所说的人造地球卫星是在1957年10月4日发射的。他说着伸手指指头顶，在场的赫鲁晓夫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听到翻译的话，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后来，就在毛泽东说过此话不久，美国人在1957年12月6日发射“先锋号”卫星，果然就地爆炸。1958年1月，苏联又把重达1120磅的第2颗卫星送上了轨道。美国在这一年的2月1日成功发射的“探险者一号”卫星，也仅仅只有8.2公斤。闲话打住，再说毛泽东在演讲中又说：

“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

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在机场检阅了苏联三军仪仗队，尔后，二人同乘一辆轿车，驶向克里姆林宫。

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被安排在捷列姆诺伊宫，这原是过去沙皇的住处。宋庆龄被安排在过去公主住的房间里。毛泽东则被特意安排在沙皇的寝宫下榻。他拒绝使用盥洗室，坚持用自己从北京携带来的马桶。

苏联人因为有了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不吃死鱼的教训，这一次早早准备好了活鲤鱼。即使这样，毛泽东看了为他的下属安排的房间后，还是以不喜欢豪华为由发了火。他叫来翻译李越然，说：

“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

李越然没有办法，只得去找杨尚昆，让杨尚昆好好去劝劝毛泽东。

晚上，毛泽东与郭沫若、胡乔木及十来个工作人员一道吃饭，大家议论到了三国时打仗死了多少人的问题，郭沫若说：

“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有六七百万。”

毛泽东说：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操回到原籍，他所见到的情景是：‘旧土人民，死丧殆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现在有人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把人害苦了。第1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2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比比么，三国又死了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也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

此后，毛泽东便全力投入到了外事工作，尽管工作很紧张，但他仍然坚持学习英语，往往在天色未明时，邀秘书林克到他的寝室帮他学英文。有时在休息时间，也把林克叫来，帮助他学习。他对林克说：

“决心学习，至死方休。”

11月3日晚，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赫鲁晓夫说：

“尤金同志已经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我们，我们正在根据你们提的意见修改原来的草案。我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短一些等。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

毛泽东说：

“现在的稿子可以压缩一半。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90%或更多一些，我们都同意。我建议，由我们的小平同志，还有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同志，和苏联同志一起研究修改这个宣言。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可否在文件的适当地方或者在末尾提这么一段话：文件中的各点，对12个执政党（不包括南斯拉夫）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它们对文件负有责任。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来说，所提到的事情只作为建议提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很复杂。这样提一句，会使这些国家的党能机动一些，更多的让他们自己去考虑自己的问题。”

毛泽东还建议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使修改宣言的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赫鲁晓夫又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说：

“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的情况很难，评论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他还说：

“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而是指亚非国家。”

他建议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为会议召集者。赫鲁晓夫考虑到波兰同苏联的关系比较紧张，他说希望由毛泽东出面同他们谈谈。他还说：

“你们的处境好，你们的意见波兰同志能听得进去。”

赫鲁晓夫又说意大利、法国、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也都提出想见见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同意了。

毛泽东初到莫斯科，赫鲁晓夫殷勤招待他，与他交谈，并多次陪同他进餐，联络感情。俄语翻译李越然后来回忆说：“赫鲁晓夫向毛主席谈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说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到斯大林，两条腿像麻杆，吃败仗就是由于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是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正确的作战方案，遭到了拒绝。每当他津津乐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吃饭不做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名中将的赫鲁晓夫自吹他比斯大林还高明，竟在指挥过千百次战役的毛主席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确实很不得体。”

毛泽东在和赫鲁晓夫谈话时，不断劝说赫鲁晓夫，敦促他不要与西方进行裁军谈判。他还说：

“如果苏联遭到西方的袭击，你们不应当抵抗，而应该后撤。”

毛泽东的观点使赫鲁晓夫大为惊讶，他问道：

“你说的‘后撤’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平静地解释说：

“就是有目的地撤退，准备打1年、2年甚至3年的持久战。如果你们后退到乌拉尔，到那时，我们中国就可以参战。”

在谈到中国国内事务时，毛泽东说：

“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问道：

“有人接替吗？”

“有。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毛泽东搬动第2个手指头，指着邓小平对赫鲁晓夫继续说：

“第二个是邓小平。你看到那位小个子了吗？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赫鲁晓夫说：

“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

毛泽东说：

“今后他到这里来，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你们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他。”

说罢，他扳下第3个指头，接着说：

“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但是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弱点是原则性不够强。但他是个好人。

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要把他们像我一样来对待，都看做是你们的朋友。”

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说：

“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实际上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布尔加宁现在工作不得力。”

毛泽东问：

“谁可以代替他？”

赫鲁晓夫说：

“将由柯西金取代他。米高扬也是政治上原则性不够强，拿掉谁他都难过。但他是个好人。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管全局。”

11月5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拜谒了坐落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和斯大林墓。

11月6日上午，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和由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以及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应邀出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

中午，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的大厅里举行午宴。毛泽东举杯向各国代表团团长祝酒。他走到南斯拉夫的卡德尔面前时，说道：

“我们同你们的区别，只是你们有胡子，我们没有胡子。”

他还说：

“你们不断地攻击斯大林，我们就不攻击他。我可以告诉你们，斯大林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比给你们造成的危害大得多。但今天，他在世界上是说明一点东西的偶像。你们又何必使这样一个偶像同自己作对呢？”

毛泽东利用午间休息的半个小时，第一次会见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

下午，毛泽东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作为外宾第一个发表了演说，他说：

“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地第一次在世界上五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

关于如何对待苏联的经验问题，毛泽东说：

“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毛泽东最后说：

“亲爱的同志们！从世界各国来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代表今天在这里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盛会，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世界人民力量的伟大团结，就象征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兴旺发达。让我们继续努力增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增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去迎接新的伟大的胜利！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友谊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旗帜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和爱好和平的人民联合起来！”

毛泽东的演讲先后赢得了全场23次暴风雨般的掌声。当他从讲台上回到座位上的时候，赫鲁晓夫立刻激动地上前与他握手、拥抱，感谢他的夸奖。

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一天纪念会议上的一些情景，他写道：“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在他讲话中不断地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

这天晚上，毛泽东同波兰的哥穆尔卡继续会谈。关于苏共起草的宣言草案问题，哥穆尔卡说，草案中一些措词可能会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使国际形势更加尖锐化。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说来，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

哥穆尔卡担心这次会议通过共同宣言，会使共产国际或情报局复活。毛泽东解释说：

“这个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法。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国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每国的党也并不是其支部。”

11月7日上午，毛泽东参加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典礼活动。

毛泽东被安排在检阅台极为显眼的位置上，他的左边是赫鲁晓夫，右边是主持阅兵典礼的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宋庆龄、邓小平也站在检阅台上。而在其他国家的代表团里，只有一人被安排在检阅台上。

苏联的群众游行队伍，在行进到中国代表团面前时，都情不自禁地高呼：

“苏中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11月7日下午，毛泽东第一次会见了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陶里亚蒂就苏共要法、意两党在共同宣言上签字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这样会造成一个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只有这两个国家的党。他表示不愿意在宣言上签字，但可以单独发表声明，对宣言表示原则上赞同。

陶里亚蒂的意见，与毛泽东3日与赫鲁晓夫谈话时提出的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党的态度的主张不谋而合。毛泽东表示赞同陶里亚蒂的意见，他又说：

“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革命的问题，原来的文件比较强调和平过渡。我们和苏联交换了意见，最好两个可能性并提：一个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一年以来，我们没有表示态度，因为没有机会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和平过渡包括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许到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可以通过群众斗争逼得资产阶级无法使用暴力。但是，我们不大相信。现在的资产阶级都是武装起来的。还是两个并提：我们要和平，被迫的时候也要使用暴力。关于后者谈上几句，不会解除我们武装，我们就有两只手。要用战争的一只手，是从防御出发的。”

陶里亚蒂表示，基本上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接着说：

“现在的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走在前面了，资本主义力量后退了。这包括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也包括法、意、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民与政府、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因素，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不一致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我在1946年就注意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彼此都怕，我怕你，你怕我，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觉得是资本主义怕社会主义多一点。”

陶里亚蒂赞同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的判断，但他又说：不能低估帝国主义国家克服自己一部分失败的努力。

毛泽东和陶里亚蒂虽然没有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但在主要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

11月7日晚上，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在克里姆林宫联合举行的招待会。

毛泽东在招待会上成为一位最受大家尊敬的领袖人物。他的言谈举止，使与会者们无不倾倒。

11月8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了由苏联各界劳动人民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宋庆龄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博得了阵阵掌声。

是日下午，毛泽东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举行了会谈。双方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的心是一致的，我们和苏联、你们的心是一致的，现在和意大利也一致了。”

这一天，毛泽东还会见了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

11月9日下午，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继续会谈。他在会谈中还谈到了中、苏、美、英关于钢产量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问题，他说：

“苏联在15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15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520万吨，第2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1200万吨，第3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2000到2500万吨，第4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15年之后，将是4000到4500万吨。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2000万吨。你们看，15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3500万吨吧！”

高兰回答说：

“15年后，顶多增加到3000万吨。”

11月10日，中苏双方对起草的宣言草案达成一致意见，作为苏中两党共同提出的草案，于次日印发各代表团征求意见。

11月13日，中方会同苏方讨论修改后的宣言草案。

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讨论时的情况，他写道：“5时，小平、伯达、乔木、我去苏共中央大楼会商，苏方出席的以苏斯洛夫为首，其余人员与10日会议相同。大家态度都很认真，每页每页的讨论。到9时左右，主席来电话，要我与伯达回去。”“与主席谈话后，再返回会场，开到10时，因有些问题需与主席商量，我方提出休会1小时，经苏方同意后，我们大家返回。”“11时再到会场，开到12时半才散。”“回来后向主席汇报。”

11月13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的社论。社论中说：

“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

后来，邓小平看到《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对毛泽东说：

“主席，现在谭震林（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笔者注）他们提出个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然后，他扬了一下手中的报纸说：

“《人民日报》上登了。”

毛泽东说：

“拿来给我看看。”

邓小平把报纸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认真地看了一遍社论，点点头说：

“嗯，这个提法很好。”

欲知毛泽东此后在莫斯科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谈到接班人选时说：刘少奇的“长处是原则性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邓小平是“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周恩来是“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在政治上的弱点是原则性不够强”。这些评语的确恰如其分，且耐人寻味。但毋庸置疑，毛公看人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例如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覆舟沉船事件了。

第42章 1957年11月14日—

“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做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做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

话说1957年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12国党的代表团。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说：

“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也就开不成会。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40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它的经验分两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这两部分都算经验，都有益于全人类。有人说，只有好的经验就好，坏的经验就无用。我觉得这样看不妥。缺点作为教训对各国也很有帮助。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有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至于大量的正确的经验，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需要多讲了。

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有气就是了，什么气我也不准备讲。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有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不知同志们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譬如我们讨论文件，征求过意见，现在还要征求意见。刚才赫鲁晓夫同志不是提出组织起草委员会吗？没有采纳的意见可以提出第2次，第3次。最后如果大多数认为不能采纳，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间来看究竟那个对。如果实践证明提意见的对，而我们错了，比如讲，苏联、中国两党共同提出的这个草案错了，那么，我们就承认错误。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11月15日，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成员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组成的宣言起草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宣言草案。在此次会议上，大家争论了一天，在几个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波兰方面认为，宣言草案对美国的一些提法说得太过分，调子太高，他们不主张提“美帝国主义”，不要讲它“称霸世界”，不要讲它是“反动中心”。

下午5时，中方代表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上讨论的情况。

下午6时半，毛泽东在杨尚昆陪同下来到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住处，与他进行第2次会谈。毛泽东说：

“今天，天上地上随便谈，参加的人由你们定。”

哥穆尔卡也直截了当地说：

“今天我想谈谈关于宣言的事。”

毛泽东问道：

“起草委员会开得有成绩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大吗？”

哥穆尔卡没有直接回答毛泽东的提问，而是说：

“我们提出了4个有原则性的修正意见，有一个被采纳了，还有3个存在分歧。关于修正主义问题取得了协议，因为都作了些让步，提出主要的危险在于修正主义，但也须反对教条主义，各国的主要问题由各自决定。”

哥穆尔卡接着说，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的说法。他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独霸；侵略集团不只是美国，还有别的国家。毛泽东说：

“其它国家，如英法可以分开提，突出美国是合乎事实的。讲美国是指问题实质，因为美国是他们中最强的，其次才是英、法、葡萄牙。可以把‘独霸世界’改为‘独霸世界大部分’。”

哥穆尔卡发牢骚说：

“我们认为在起草委员会的情况是：全体反对一国。”

毛泽东说：

“也可以说是一国反对全体。”

哥穆尔卡说：

“是这回事。”

毛泽东耐心地劝道：

“还是应该进行协商。”

哥穆尔卡说，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所写的“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这句话，他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非通过战争方式不可，波兰有部分反动分子正是想通过战争在波兰复辟资本主义。他建议将这句话改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反对这些国家的敌对行为”。毛泽东说：

“这话不是对帝国主义及反动分子说的，而是对那些不愿使资本主义复辟的人民讲的。如果不说‘复辟’，也可改为‘颠覆活动’。”

哥穆尔卡表示同意。他又说，波方不同意说“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中心”。毛泽东解释说：

“敌人虽多，但最大的敌人是美国。这符合事实。现在世界局势已经紧张，讲出了这点会更形成紧张，我们的意见正是这样，你紧我也紧，结果倒有可能不紧张。”

哥穆尔卡说：

“刚才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该用强硬回答强硬，这才能促使国际局势的缓和。”

毛泽东说：

“不是用炮弹而是用口。”

哥穆尔卡说：

“美国统治集团对人们宣传说，共产党和苏联要消灭美国，他们不说要消灭帝国主义，而是说要消灭美国这个国家。”

毛泽东说：

“我们说不说，反正他们都会这样宣传的，还得靠打文字仗。你来我去，决不能对英美不还枪，这叫唇枪舌战。”“我们如果说出来，那会更好地争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

关于‘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中心’这句话，毛泽东建议，可以改为‘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企图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中心’。哥穆尔卡表示同意。就这样，双方在3个有分歧问题上的修改，基本上都接受了波方的意见。毛泽东说：

“这样提对你们可能接近些，我们是退了一步，这表示我们是想妥协的。这次应创造一种有事能商量的气氛。都需要让些步，需要大家取得一致。我们和苏联也都互相让了步。我感到这次苏联同志有很大进步，也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他们和我们都放弃了一些自己的观点，都接受了一些对方的观点，这才拟出了双方的共同草案。我已与哥穆尔卡同志谈过两次，你感觉到我想对你施加压力吗？”

哥穆尔卡笑着回答说：没有。毛泽东接着说：

“我只是想说服你，你也想说服我，我们都没想施加压力。”

哥穆尔卡说：

“我没有这种感觉。”

毛泽东最后申明说：

“今天谈的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还要与赫鲁晓夫同志谈一下。”

哥穆尔卡真诚地说：

“什么时候你有空我想来看你一次，可以吗？”

毛泽东说：

“我准备见你一次。”

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3个半小时的会谈取得了重要进展。

11月16日上午，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赫鲁晓夫宣布开会。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说：

“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这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没有中心，比如没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能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没有民主。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

毛泽东又说：

“这个宣言是正确的，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也没有冒险主义的倾向。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

会议在结束前通过了宣言草案。这个宣言又被称之为《莫斯科宣言》。

这天下午，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隆重开幕。

11月17日，这一天是星期日，头天刚下过大雪，太阳高高升起，天气格外晴朗。

这天下午，毛泽东同法国共产党书记杜克洛举行第2次会谈。双方的会谈记录如下：

毛泽东：法国国内以共产党为中心的革命力量现在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还是不大不小？

杜克洛：现在已经开始有所发展。

毛泽东：据你们看，法国的革命单独胜利的可能性如何？是不是一定要等世界形势的巨大震动？

杜克洛：这很难说。

毛泽东：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这3个国家是更倾向于英国，还是更倾向于法国，还是更倾向于美国？

杜克洛：对这3个国家，法国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主要是英、美之间的斗争。

毛泽东：关于英国，它倾向于美国，还是倾向于法国？英、法资产阶级之间有没有共同点？是不是都不要战争？

杜克洛：他们都怕战争。

毛泽东：这就好。英法资产阶级有共同点。德国军国主义现在是想打仗呢，还是不敢打仗？

杜克洛：不一定想发动战争，但它正在扩张自己的势力，这表现在共同市场上，它的经济力量非常雄厚。

毛泽东：欧洲共同市场形成了没有？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杜克洛：需看情况的发展。

毛泽东：西德的侵略矛头是指向东方还是指向西方？

杜克洛：如果西德向东方发动战争，首先就得打德国人自己。

毛泽东：归根到底就是一条，能不能有10年到15年的和平。我觉得西方资产阶级心里很不安，也恐慌，包括美国在内。这次会议有六十几个国家参加，表现大家的信心很高。一个国家的党不自己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有理论基础的核心骨干是不行的。在这次会议的宣言上，我们提出加上一句话，各国党的事情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样对各党就没有束缚了。各个党都会自己坚持原则。不要为别人起草决议，马列主义原则比什么决议都好。

下午6时，毛泽东在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及驻苏大使刘晓的陪同下，来到莫斯科大学大礼堂，受到了在莫斯科及其它城市读书的3500多名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的热烈欢迎。一名留学生记录了现场的详细情况和毛泽东讲话的内容，节录如下：

“下午6点钟，大礼堂中各个角落的水银灯一起放光，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注意的时候，毛主席第一个安祥地从主席台左手的小门中走了出来，紧跟着的是其他的同志，这时我们只顾欢腾。大礼堂中一下子充满了这样的欢腾，以至大家只顾一个劲地看哪，笑哪，鼓掌，却没有一个人像在走过天安门时那样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我自己是笑得合不拢嘴，所以没法打招呼，也没法喊。毛主席一下就走到主席台的最边缘上来和大家亲切招手。这时我只觉得毛主席的步伐稳重而矫健，水银灯光映着毛主席的面孔红喷喷的，原来毛主席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他老人家多高兴啊！

毛主席从广阔的台上由左边一直走到右边，这才绕到桌子后边，却还没有就坐下来，轻轻地拿起水瓶来，向玻璃杯中倒了一杯水，端起来慢慢地喝。这时在最前边的人就一边鼓掌一边喊：‘毛主席！您好！’毛主席听见了就故意把杯子举向前面，高高的，好像要和大家碰杯的样子。这时我们真是想跳起来奔向前去，当然，没有一个人实际上这样做。等着毛主席喝了这杯水，安祥地把双手在胸前一握，站到了扩音器旁边时，我们马上安静下来。

首先是由毛主席向大家介绍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等全体都介绍过后，大家依次坐下来，只有毛主席仍旧安祥地站在扩音器旁。这时我们有多激动啊！生平第一次当面就要听到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了！毛主席好像也了解了我们这一点，所以第一句话就亲切地说：

‘同志们！我问你们好！’

接着，毛主席右手轻轻一抬，向前推动了一下，说：

‘世界是你们的！’

好像用他那巨大的手掌把这样一个深湛的鼓励与期望稳稳地送给了我们似的。毛主席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说：

‘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稍停了一下，毛主席自问自答地说：

‘为什么说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呢？你们看，像我们这些人都老得不成个样子了嘛！’

这一下子我们可就哄嚷起来了，高声说：‘毛主席不老！不老！不老！’毛主席轻轻摇了摇头说：

‘不然，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我们这些人老了，也有我们的长处，那就是富有经验，老于世故！’

这一下我们才又连笑带鼓起掌来。毛主席看到这么热烈的情形，又说：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主席接着又半开玩笑地说：

‘你们有朝气，我们有暮气，这叫各有长短。’

一句话惹得大家又笑起来了！毛主席这时像谈家常似地向大家说：

‘最近几天在莫斯科开了个会，你们知道吗？’

其实我们只是几小时以前才听代表团同志讲的，这时就连声答应说：‘知道，知道！’毛主席说：

‘这次会开得很好，苏联同志很能够和各国同志商量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和8年前我那次来时很不相同，既有集中，又有民主，这就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

“‘现在世界上的风向变了，去年的气候对我们很不利，今年的气候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两句话是谁说的呀？你们读过《红楼梦》吗？（有人说读过）这两句话是《红楼梦》里的一个人说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资本主义阵营，当中还有一个中间地带。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共有27亿人口，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约有10亿，帝国主义阵营约有4亿，剩下的该是多少呢？（台下有人说，13亿）对！你们都是数学家，一下就算出来了。这13亿基本分布在3个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13亿当中已经有7亿多取得了民族独立。像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缅甸、埃及、苏丹、突尼斯、摩洛哥，还有个黄金海岸等等。剩下的还有6亿，像日本、伊朗、南朝鲜、南越、土耳其等。帝国主义阵营中间德、意现在不想打仗，也打不起来。英、美、法不合作。中间地带这13亿人口，两个阵营都在争夺。现在看起来，他们大多数是倾向我们的，我们的影响比帝国主义的影响还是大一些。因为英法有老殖民主义，美国有新殖民主义，我们却什么殖民主义也没有。’”

“‘我们中国现在是6亿4千万人口。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在政治上我们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我们是个小国，和比利时一比较，我们还比不上呢！同志们，你们听了不高兴吗？’

真的有人说：不高兴！这时毛主席大声说：

‘我们说，比得上就比得上，比不上就比不上，有什么可以高兴不高兴的？’

这样我们才又大鼓掌了！

‘同志们！这次庆祝十月革命节40周年，一共有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来参加。这是自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最盛大的一次集会。这几天，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开会，商量了很多事情，决定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你们不反对吧？（当然，我们就大声嚷：不反对！）这两天在开64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今天是星期日，休息一天，估计明后天就能结束。’”

“‘同志们！目前是世界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此外还有很多转折点，像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现在，苏联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64个国家的共产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

听了这样振奋人心的语句，怎能让人不尽力欢呼和使劲鼓掌呢？

‘你们年轻人应该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

我们就使劲鼓掌，表示我们一定要照着毛主席的话去做。

‘今年在我们国内5月到6月间是乌云满天，右派分子骂我们共产党不行，什么都搞糟了。那时我们有一招，叫做硬起头皮顶住。’

说着说着，毛主席用自己的手指向宽阔的前额上一指，而且用力向前顶了顶，大家体会了中央这一英明的方针，不由得又会心地大笑了。

‘右派的进攻被我们打垮了，但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存在的。8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有的。这次整风就是要改正这些错误和缺点，所以是一件大事，我们要认真地改。同志们，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6亿4千万人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很轻易的，问题很复杂。你们看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回答：看过！）现在新的四十条出来了。我们要在第2个五年计划内使全部合作社在生产和消费上都超过富裕中农。我曾和不少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谈过话，问他们能否做得到？他们都说完全可能，有的还说能超过。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520万吨。过了第2个五年计划后，将有1200万吨。再过一个五年计划，钢的产量可以到2200到2400万吨。到第4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会有4000多万吨。我问过波立特同志，再过15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以到多少？他说现在是2000万吨，再过15年顶多达到3000万吨。那么，再过15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那时候世界的面貌就要大大改变了。要完成这个任务还需要15年，或者为了保险起见，再加一个小尾巴，说：再经过3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这个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了，你们要好好地完成五年计划。我也有个五年计划：再工作5年；如果能再活15年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下子我们可就喊起毛主席万岁来了，喊得毛主席也笑起来了。他老人家说：

‘如果能超额完成任务，那当然更好。可是还得估计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自然辩证法。’

这时我们不少人还接着喊毛主席万岁！等稍微平静一点，不知哪个小伙子直着脖子猛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声音真响，毛主席听了又笑了，他好像是向着这个小伙子似地大声说道：

‘什么？假如孔夫子到现在还不死，两千多年前的人到现在还都活着，那还得了啊！那你们可怎么活着呢？那不就不成一个世界了吗？所以我一开头就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现在我再说一遍：祝贺你们！世界是你们的！！’

这时我们又不由得从心底涌起来无限的欢欣，的确，世界是我们的！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令人无限振奋的展望呢？

毛主席离开了扩音器，安祥地坐下来，又和前排的同志们聊起家常来了。虽然没有扩音器广播，但是大家都极安静，所以声音仍是清晰得很。毛主席问：

‘你们怎样锻炼身体的呀？你们喜欢爬山运动吗？我今年登过黄山，还有别的山，一共5次。’

又问：

‘你们有湖南人吗？在湘江里游泳过吗？我去年游过3次，还横渡过长江两次。’

说着，毛主席用他的大手轻轻比划了两下，好像横渡长江丝毫也不费力似的。这时前排有几个同学齐声说：‘祝毛主席身体健康！’毛主席又问：

‘你们和苏联同志相处得怎么样呀？’

又嘱咐说：

‘你们一定要和苏联同志结成亲密的朋友！’

终于，毛主席向左右环顾了一下，说：

‘怎样？咱们走吧！’

说着，其他同志也都依次站起来，我们也跟着一起站起来，为了再多看毛主席一眼，多留一个幸福的印象，礼堂后边的人索性就站到椅子上去。我们目送着毛主席离开我们，所有水银灯光又都集中到主席台，仿佛主席台上留下了一片五彩的云锦。”

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研究生王蕙菁则详细地记录了毛泽东此后的活动：

“由于莫斯科大学大礼堂容纳不下而在楼下俱乐部剧场里坐着的几百名留学生，只是通过麦克风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并未亲眼见到毛主席和中国代表团的其他同志，同时，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也想见见他们，于是毛主席在大礼堂讲完话后，便专门从大礼堂走向俱乐部剧场。在那里，他微笑着向留学生们说：

‘我只给你们讲3句话，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二，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第三，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

之后，毛主席一行从俱乐部出来，上楼到位于大礼堂楼上的莫斯科大学学生宿舍参观。而我是从大礼堂出来向楼上自己的宿舍走去。这时，我发现他们显然正朝着我的宿舍方向走来，顿时，我的心又一次激动起来，我立即跑步迎上前去，向中央领导同志们问好，我伸出手先向毛主席问好：

‘毛主席您好，欢迎您！’

他用那宽大的手与我握手，并说：

‘你好！’

随后，他们便陆续走进我的房间。一进屋，毛主席先看了看我书桌上放着的书，然后看到沙发上放着的11月14日的《人民日报》，他关心地问：

‘你们这里能看到哪些中国报纸？’

我一一作了回答，并说：

‘从北京来的报纸最快的只要两三天，很及时，这张《人民日报》就是11月14日的报纸。’

他老人家听后很满意。之后，他便坐在沙发上，乌兰夫、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也先后入座。我的房间不大，十多位领导同志已坐得满满的。这时，我发现邓小平同志还在站着，而长沙发上毛主席右侧身旁还有一个空位，我便请邓小平同志入座。他示意自己不坐，让我坐。可我怎能让中央领导同志站着，而我却坐着呢，所以，我还是请他就座。这时，毛主席风趣地说：

‘你坐这里吧！他是总书记，就站着吧！你们还是先后同学呢！’

这句话使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我就幸运地坐在毛主席身旁右侧。”“看到他真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像是一位长期在阳光下劳动的工人、农民那样的红润、健康，并带有光泽，只是两鬓略有少许白霜。看到这，我非常高兴。这时，他问我：

‘你是哪里人？’

我说：

‘祖籍是河北省。’

然后，他又指着代表团的同志们问我：

‘这些同志你都认识吗？’

我笑着回答说：

‘认识，是从报纸上见过。’

于是，他从自己的左侧坐着的同志一一向我介绍，说：

‘这是我们党蒙古族的优秀党员乌兰夫同志’，‘这是彭德怀同志’，‘这是杨尚昆同志’……

接着，他又关心地问起我的生活，毛主席风趣的谈话时而引起我们大笑，气氛轻松。后来，我想为领导同志们备茶，毛主席说：

‘不喝了，看看你的邻居。’

于是便走向与我同在一个单元的苏联研究生谢斯卡科娃的房间，并同她亲切谈话。

当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走出来的时候，走廊里已经站满了闻讯前来的苏联和其他外国留学生。宽敞的走廊通道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把毛主席围起来，争着伸出友谊的手，问候着，毛主席和他们握手，问好。聪明的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留学生手里拿着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请毛主席签名留念，毛主席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在晚上8点钟左右，当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们走向莫斯科大学正面大门时，人们越集越多，纷纷向他们致意，欢送毛主席一行，待他们的车队渐渐远去，直到消失，大家才从门口返回楼内。”

11月18日，毛泽东在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坐在他的位置上发表了即席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

我讲几句话。请同志们允许我即席讲话。因为我在几年前害过一次脑贫血症，最近一两年好一些，站起来讲话还有些不方便。

我想讲两个问题：形势问题，团结问题。

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40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怎么现在又有转折点呢？还是有的。打希特勒，在一个时期，有一二年时间，希特勒占了上风。那时，希特勒不但占领大半个欧洲，而且打进苏联，苏联让出了一大块土地，可见希特勒一时占了上风。斯大林格勒一战成为转折点，从此希特勒就走下坡路，苏联就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这不是一个转折点吗？据我看来，斯大林格勒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去年，最近这几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擦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云。但是匈牙利反革命被镇压下去了。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苏联的警告也起了制止侵略战争的作用。西方擦黑我们的脸的目的，依我看，主要是想“整”各国共产党。在这一方面，他们也达到了一部分目的。例如美国的法斯特，共产主义的可耻的叛徒，就跑出党去了。还有一些共产党也跑出去了一些人。帝国主义对此大为高兴。我想我们也应该高兴。叛徒跑出去了，有什么不好？

今年，1957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惶惶不安。两个卫星上天，使他们睡不着觉。六十几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从来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在各国共产党中，特别是在各国人民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总是相信美国了不起。你看，他们还有那么多钢，有那么多飞机大炮。我们的比他们的少。西方国家无数的报纸、广播电台天天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等吹得神乎其神，于是乎造成一种假象，欺骗了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我们就要揭穿这种欺骗。我有10件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究竟是他们行还是我们行，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第一件，打希特勒的时候，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手里有多少钢呢？大约有7000万吨。可是吃不下希特勒，毫无办法。总要想个办法吧，于是采用了旅行的办法，一走就走到雅尔塔，请求苏联帮助。那时，斯大林手中有多少钢呢？在战前有1800万吨。因为在战争中损失了许多地方，据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钢产量打了个对折，剩下900万吨。有7000万吨钢的人，来请求有900万吨钢的人。条件是什么呢？易北河以东划为红军的进攻区，就是说，他们忍痛下决心让这一大块区域脱离他们的体系，让这一大块区域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体系。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在雅尔塔又谈到打日本。又是美国人吃不下日本，又是要请共产主义帮助。中国的满洲，朝鲜的一部分，作为红军的攻击区，并且决定让日本退还半个库页岛、一个千岛群岛。这也是忍痛让步啊！为了吃掉他们的同伴——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件，中国革命。1949年初国民党被我们打得呜呼哀哉的时候，向杜鲁门大喊救命，说：美国老爷呀，你出几个兵吧！杜鲁门说：我一个兵也不能出！于是国民党又说：你可以不可以讲几句话呢？说长江以南这块地方，如果共产党到了那里的时候，美国就不能坐视。杜鲁门说：这个不行，讲不得的，共产党很厉害。于是乎蒋介石只好开跑。他现在在台湾。

第三件，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800门炮，中国志愿军3个师才有50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后来美国人集中了力量进行反攻，我们和金日成同志商量，退到了三八线相持，构筑阵地。一打，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3年。美国的飞机就像黄蜂一样，我们在第一线一架飞机也没有。双方同意讲和。在什么地点？他们说在一条丹麦的船上，我们说在开城，在我们的地方。他们说：好。因为会址在我们的地方，他们每天开会得打着白旗子来，开完会打着白旗子回去。后来，他们感到不好意思了——天天打白旗子。说改一个地方吧，改到双方战线的中间，地名叫板门店。我们说也可以。但是又谈了年把，美国总是不甘心签字，拖。最后，在1953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21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这个战争，实际上是3国打的，朝鲜、中国、苏联，苏联出了武器。但是敌人方面呢，有16个国家。

第四件，越南战争。法国人被胡志明打得呜呼哀哉，屁滚尿流。有人可以作证，胡志明同志在座。法国人不想干了，美国人一定要干，因为他的钢多。但是美国人也只是出武器，维持紧张局势，出兵就不来。于是乎有日内瓦会议，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

第五件，苏伊士运河事件。两个帝国主义进攻，打了几天，苏联人讲了几句话，就缩回去了。当然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全世界在讲话，反对英法侵略。

第六件事是叙利亚。美国作好了计划要打，又是苏联人讲了几句话，还任命了一个将军，叫做罗科索夫斯基。做了这两件事，他们说不好打了。这件事还没有完结，还要警惕，可能将来还闹乱子。但是现在总算没有打。

第七件是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抛卫星的国家有多少钢？5100万吨。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蛋还没有抛上去？你有一万万吨钢，牛皮吹得那么大呀，做出了先锋计划。先锋计划要改名了，得改成落后计划。

由这七件事，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抛得很近还是抛得很远？照我讲——也许我这个人有些冒险主义，我说，永远地抛下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人们说，美国也会赶上来的，它也会抛卫星的。这是真的。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就讲了美国会抛卫星的。但是他们现在正在争论究竟是1年、2年还是5年才能赶上苏联。我不管你是1年、2年还是5年，你总是被抛到后面去了。我们的苏联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大概只是晚上睡觉，白天不会睡觉。所有苏联人不会白天晚上，1年、2年、5年总是睡觉吧？你1年、2年、5年赶上苏联，但是苏联又前进啦。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2000万到2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再过15年，可能爬到年产3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末，在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15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我讲10件证据，刚才讲了7件，下面再讲3件。

第八件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

第九件是荷兰退出印尼。

第十件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办法。

落后国家强些，还是先进国家强些？印度强些，还是英国强些？印尼强些，还是荷兰强些？阿尔及利亚强些，还是法国强些？我看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下午6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6点钟的太阳。于是乎转折点就来了。就是说，西方国家抛到后边了，我们大大占了上风了。一定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西风是那么微弱。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因为我们强大。

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曾经一枝枪也没有。苏联同志告诉我，二月革命的时候，只有4万党员；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24万党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本书上的第一页第一段写了一个辩证法：从小组到全国。开头是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苏联同志，你们修改《联共党史》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把这几句话修改掉了。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发展成1200万党员。我这话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处在困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有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

还要讲个纸老虎问题。1946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个人就是在苏联住了二三十年，后来被斯大林赶走，以后又被赫鲁晓夫同志恢复了名誉的那位女作家。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400多万正规军。那时我们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7000人。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90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成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他，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他。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他，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第一个问题讲完了。现在就第二个问题，团结问题，讲几句。

我非常高兴，非常庆幸我们的会议开得很团结。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我们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于是乎反映在我们六十几国共产党大会上一股朝气，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中国有句俗话，蛇无头而不行。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头。每个国家的党也有一个头，有集体的头和个人的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集体，第一书记是个人，两者都要，不然就是无政府主义。

我高兴哥穆尔卡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不过他那个国家的有些人在感情上还有问题，暂时不想讲这个话，要换一个形式讲，比如讲第一个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那个国家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先进分子同相当多的其他人之间还不调和。因此，他们还要做工作。我相信哥穆尔卡同志是好人。赫鲁晓夫同志两次向我表示：哥穆尔卡同志是可以信任的。我希望波兰、苏联、中国、其他国家完全团结起来，逐步地改进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12国宣言上签字，使13国缺少了1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南斯拉夫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字好了。将来若干年后，我想他们是可以在另外一个宣言上签字的。

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合乎我们赫鲁晓夫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们这12国宣言，已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现在文字上的修正还没有完结。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全部毁灭他。后来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逐步地多学会了一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一样，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说的。在策略阶段上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

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是要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12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在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里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里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做了伟大的工作，他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是他在一个长时间内发展了形而上学，损害了辩证法。个人崇拜就是形而上学，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看苏联的40年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观点，这些观点见之行动，达于极点，势必走到它的反面，再来一个辩证法。我很高兴赫鲁晓夫同志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会上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我很高兴苏联哲学界产生了许多篇文章谈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问题。有些文章还谈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问题。这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问题。

我的讲话就此结束吧。最后，再讲一句：我赞成两个宣言。

毛泽东的演讲结束了，会场里立刻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11月18日晚上，毛泽东在他的住地与陶里亚蒂举行第2次会谈，毛泽东问道：

“你们有多少党员？意大利有多少人口，城乡人口的比例如何？意大利还有封建势力吗？意大利有多少钢？可不可以说你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广大的农民同盟军？”

陶里亚蒂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说：

“我觉得意大利革命的希望很大。”

陶里亚蒂说：

“是的。有两个因素促成：资产阶级力量弱，有广大的农民同盟军。”

毛泽东问：

“社会党在工人中的力量怎样？社会党左派和中间派的力量对比如何？天主教党有没有派别？有没有开明的民主派？意大利有没有保皇党？力量怎样？你们对教廷的态度怎样？”

他听了陶里亚蒂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后说：

“你们一面反对教廷干涉政治，主张政教分离，一面不提出打倒宗教的口号。好，灵活。宗教既已存在，提出打倒的口号就会脱离群众。

你是否认为现在局势的特点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所指的是革命的暴雨。西方国家的心理状态是有把握呢，是无把握呢，还是有些把握但信心不足？你觉得有没有世界震动，例如战争的震动？能不能在意大利实现革命？”

毛泽东听了陶里亚蒂的回答后，又说：

“世界是一定要爆炸的。有两种爆炸的方法：一个是战争的方法。如果苏联、中国发展很快，这种爆炸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大大减少了。第二种爆炸是革命的爆炸。美国虽然也会出来干涉，但是这种爆炸的可能性最大。欧洲会不会有这种爆炸性矛盾呢？”

陶里亚蒂说：

“不是不可能的。殖民主义制度将继续受到打击。殖民主义制度的瓦解和革命爆炸的可能性有密切的联系。”

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又问道：

“你觉得这次会议怎样？”

陶里亚蒂说：

“会议的结果很好。虽然仍有些分歧，但是不可怕。主要的是团结。会议的宣言也使我满意，里面吸收了我们的一些修正意见。”

毛泽东说：

“会议宣言没有涉及各国的具体问题，宣言一般谈的是原则问题，这样灵活性就大了。”

陶里亚蒂说：

“我完全同意。”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接见留苏大学生时说：“今年在我们国内5月到6月间是乌云满天，右派分子骂我们共产党不行，什么都搞糟了。那时我们有一招，叫做硬起头皮顶住。”“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6亿4千万人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成就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刘日新在《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恢复计划经济——答某某周刊记者问》中是这样说的：“‘一五’计划规定，1957年粮食产量计划为3856亿斤，实际完成3901亿斤，超过计划45亿斤，超额1.2%完成计划；棉花产量计划为3270万担，实际完成3280万担，超过计划10万担，超额0.3%完成计划。计划制定的精确度如此之高，真是不可多得，对经济发展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刘日新在这次答记者问中还说：“计划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由于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高，五年计划4年提前完成（1928—1932）。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正爆发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美、英、德、法、日等大国的生产力倒退几十年，而苏联五年计划4年完成，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苏联由一个经济落后的沙皇俄国，逐步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先进大国，钢产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这些伟大成就，吸引了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光明前途。同时，苏联及后来中国的计划经济也影响了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市场经济陆续向计划经济学习。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挽救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实行新政，在不改变私有制的基础上，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由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变成了实行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甚至开辟田纳西州作为计划的实验区。这一切对美国的经济复苏起了很好的作用。二战后，法国的戴高乐总统走第三条道路，也学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搞计划的法国，比不搞计划的英国、美国的经济速度要快很多。1951年—1955年平均每年工业增长速度法国为6.6%，美国为4.4%，英国为3.8%。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也学苏联、中国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搞国民收入倍增等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日本的计划对二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促进他们的经济在不太长的时间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起了重要作用。六十年代，韩国的经济企划厅也学苏联、中国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编制和实行国民经济计划。经过6个五年计划，韩国即由一个农业地区变成了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

刘日新所说的这一些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掩盖、不能抹煞的。后人读一读这掷地有声的文字，听一听这铿锵有力的声音，能不振聋发聩吗？

第43章 1957年11月19日—

“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话说1957年11月19日，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除了南斯拉夫以外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64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在《和平宣言》上签了字。那时，宋庆龄就坐在毛泽东的旁边。

是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说：

“中国在经济上还受束缚，政治上已经消灭了束缚。至少要有15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才能消灭经济上的束缚。”

11月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率领代表团来看望毛泽东。这是双方的第3次会谈。哥穆尔卡一开始提到了毛泽东18日的演讲。毛泽东解释说，他曾经害过一次脑贫血症，站着讲话不方便，只好坐着讲。他还说：

“这样坐着吹牛可以吹几个钟头，站着说就要倒了，尤其不能念稿子，那要死了。”

哥穆尔卡说：

“我们就是照稿子读，这是个缺陷。”

毛泽东说：

“我在国内也是这样，紧张得要命，人是死的。这次来莫斯科不读稿子了，这才活过来。今后我不愿读稿子了。”

哥穆尔卡又直截了当地说，他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原子弹是纸老虎”观点。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原子弹是纸老虎”观点，“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不足”。他还抱怨说：

“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5000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

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

“谢谢你对我的批评。不过你的批评还不够。对于帝国主义我不是什么估计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把它踏在脚下。”

他又坦率地对哥穆尔卡说：

“我们是讲人们的精神状态。帝国主义天天在那里张牙舞爪，你怕它，它就老实了吗？所以我们说，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它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上，必须认真对待，不容轻率，这就是要在战术上重视它。哪个讲它就是个纸糊的玩艺儿，一揑就碎？这样，还叫马克思主义吗？”

赫鲁晓夫同哥穆尔卡一样没有听懂毛泽东18日关于原子弹的论断。后来，他说毛泽东是“疯子”，是“战争狂人”。与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不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懂了毛泽东的意思。他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主任帕森斯将军说：

“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

再说毛泽东在会谈中将话题转到了这次会议上，他问哥穆尔卡：

“你们对这次会议的看法怎样？是否感到受了委屈？你们有没有感到苏联同志在协商作风和与各国党的关系上有进步？还是认为没有进步？”

哥穆尔卡说：

“我们感觉到这种进步。”

毛泽东说：

“在走以前，我还要与赫鲁晓夫同志谈对外国党进行批评的问题。一般地讲，我们是不赞成公开批评的，各个党及民族都很敏感，如批评得不对固然坏，如批评对了也不好。假如有错误的话，那为什么不通过本国的党出来批评呢？”

毛泽东又说到了共产国际，他说：

“第三国际头和尾巴好。头是列宁，他对各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作用。尾巴是季米特洛夫。但头和尾巴都不长，而身子却有这么长。”

哥穆尔卡说：

“在我们也难说尾巴是好的，因为解散了我国共产党。”

毛泽东说：

“共产国际解散了，这应感谢上帝。历史也很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都是没有国际的。去年3月米高扬到北京，来解释为什么要批判斯大林时，我同时也向他提出问题。他们建议成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络局来代替情报局，并且要出个刊物。我建议不要成立联络局，也别出刊物。我说，你们召集会就是了。你们苏共中央有事召开会议，我们来参加，谈些必须讨论的事，有事则开，无事则散，不要有像共产国际和情报局这样的固定机构，成立了会害死人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他说：

“我们是犯了‘左’倾及右倾机会主义这两个错误后才教会了我们这个党，才教会了领导干部。结果使这两个阶段的革命有很大损失，这当然不好，但这只是一个侧面。第二个侧面是很好的，有益的，它成了教员。没有这两次的失败，我们教育不过来，没有比较，在人们的脑子中不会引起很大震动，就不可能找出不‘左’又不右的道路。

我是吃过苦的，你们也吃过苦，一定知道时间是不能短的。我们党现在这个核心领导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到1957年共23年，这么久的时间。现在要动摇它是很难的。”

毛泽东最后说：

“今天谈得很有兴趣。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互不损害。我没有损害你的意思，你也没有损害我的意思。我们是互相支持的，这很需要。”

哥穆尔卡说：

“我们特别需要你们的支持。”

毛泽东说：

“自力更生为主，外国支持为辅。虽然为辅助，但还是要支持，这并非依赖。要分别依赖及依靠。我们是互相依靠嘛，决不依赖。今天谈话的缺点是我讲多了，下一次吧。”

11月20日中午，苏共中央主席团为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送别宴会。毛泽东在告别讲话中，再一次号召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他说：

“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

他还对前来送行的60多个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说：

“中国有个古语：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我看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持的。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是日晚，苏共中央还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安排毛泽东与苏联各界著名人士见面。回到驻地，毛泽东征询赛福鼎的意见说：

“你打算从北京回去呢，还是从这儿直接回去呢？”

赛福鼎回答说：

“我打算从这儿直接回去，顺便去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看看。”

“也好。”毛泽东点点头，又说：“俄罗斯人过去压迫中亚的各少数民族人民，现在俄罗斯人对这些少数民族人民做了些什么？我们汉族人也压迫过你们新疆的少数民族人民，现在应该给你们做些什么？你去实地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学学他们的经验再回去。新疆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赶上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还要超过他们的生活水平。”

11月21日，毛泽东、宋庆龄率领代表团从莫斯科乘飞机回国。毛泽东让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宋庆龄说：

“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

毛泽东说：

“你是国母，应该你坐。”

就这样，毛泽东乘坐二等舱回到了北京。

11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给长沙岳麓山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张明霞。

此前，长沙岳麓山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张明霞和她的几个同学在语文系成立了一个“十月诗社”，她们还创办了一个油印诗刊《鹰之歌》。她们通过长沙市10中的小读者薛守淳及她们在10中实习的同学、诗社成员萧幼艾，抄写了毛泽东写给10中教师李淑一的词，并表示要在《鹰之歌》上发表。李淑一说，最好先请示一下毛泽东。于是，张明霞就在6月1日给毛泽东寄出了有她们诗社9位成员签名的请求信。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张明霞同志：

来函收到，迟复为歉！“蝶恋花”一阕，同意在你们刊物上登载。游仙改为赠李淑一。

祝你们好！

毛泽东 1957年11月25日

毛泽东随信附寄了张明霞等人抄呈给他请求他校核的原词，并用两种笔在上面加了标点，改正了一个错字。

当张明霞收到毛泽东这一指示信时，她们的《鹰之歌》已经在反右斗争中停刊了。所以，由《鹰之歌》发表毛泽东的《蝶恋花》一词，就成了她们终生的遗憾。

11月底的一天，毛泽东在菊香书屋接见了他幼年上私塾时的老同学毛裕初。

此前，韶山村印山冲农民毛裕初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北京。他是毛泽东幼年时的同学，同在南岸私塾邹春培先生那儿读过书。按照毛氏族谱“祖恩贻泽远”论起，毛裕初属“恩”字辈，比毛泽东长两辈。这两位同窗学友相见时，儿时的记忆已经模糊了。毛泽东握着毛裕初的手，欲言又止。当毛裕初自报家门后，毛泽东的脸上立刻泛起了笑容，并正正经经地叫了声：

“叔祖父。”

毛泽东问起家乡人的衣食住行，得知家乡人的生活仍很艰难时，连连说：

“我这个主席没有当好呀！现在是过渡时期，国家底子薄，今后日子会慢慢地好起来的，只要大家奋发图强，搞好生产，就会有希望的。”

毛裕初和毛泽东回忆起他们一群学生在1903年夏天背着老师去洗澡、塾师邹春培要他们对对子惩罚他们的情形。毛裕初说：

“他出了个上联——‘濯足’，叫同学们对下联。同学们都对不出来，你对的是‘修身’，先生十分满意，才没有处罚同学们。”

毛泽东听到这里，一下子想了起来，高兴地说：

“对了！‘修身’对‘濯足’。这个‘濯足’，就是洗脚，越洗越干净。《孟子·离娄上》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楚辞·渔父》也说：‘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个‘修身’就是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礼记·大学》上讲：‘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先生批评我们不该玩水，我们说这样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提高修养。先生当然拿我们没有办法。”

中午，毛泽东与毛裕初共进午餐，为他敬酒、夹菜。毛裕初说：

“主席给我敬酒、敬菜，真是不敢！”

毛泽东却笑着说：

“你是我的长辈，敬老尊贤，我是应当的。”

后来，毛裕初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游览了北京的很多地方。临别时，毛泽东让秘书给他添置了棉衣、棉裤、棉鞋、棉帽，又送他200元钱，还特意送了一支长手电筒。毛泽东体贴地说：

“乡下没有电灯，晚上看不见，你回去可以用一用。”

毛裕初有一个多年的愿望，想去飞机场看看飞机。当他把自己的愿望告诉毛泽东时，毛泽东一口答应，并且说让他坐飞机回去，直接体验飞行的感受。

回到韶山后，毛裕初时常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并适时地反映家乡的情况。毛泽东虽然忙于国事，无暇回信，却仍然挂念着这位叔祖父，指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予回信。

1957年12月1日，宋庆龄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承惠赠山东大白菜已收领。这样大的白菜是我出生后头一次看到的。十分感谢！您回来后一定很忙，希望您好好休息。

此致敬礼！

宋庆龄 1957年12月1日

原来在1957年11月底，毛泽东收到了山东胶县农民送来的4棵特别大的白菜，他立即挑选出两棵最好的，让江青分别送给宋庆龄和张治中。江青送给张治中家的那棵大白菜也重达二十七八斤，张治中夫妇舍不得吃，就把它用大花盆栽下，陈列在客厅里。后来，这棵大白菜抽苔开花，高有二三尺，客人见了无不称奇。

12月2日，中国工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刘少奇在开幕式上致词说：

“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在今后10年到15年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把我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15年后，苏联的工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自此以后，中国要用15年的时间赶超英国的口号，响彻了大江南北。全国工人阶级热烈拥护这个口号，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热情。

12月初，警卫战士马维探家后回到中南海，他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一并交给了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

“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样的窝头，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接过窝头，手有些发抖，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掰一块放到嘴里，慢慢地咀嚼，嚼着嚼着，泪水便溢满了眼眶，当他咽下那口粗糙的窝头时，豆大的泪珠顺着脸颊流淌下来，鼻子也壅塞了。他一边哭，一边掰了窝头分给李银桥他们几个人，说：

“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人吃的粮食啊……”

李银桥将窝头放进嘴里，感到确实难吃，嚼了很久才咽下去。这天晚上，毛泽东失眠了，他嘴里喃喃地说：

“怎么是这样呢？为什么？翻身了，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

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毛泽东时时思考着这个问题，无论是散步、吃饭或是睡觉，他多次自言自语地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

12月7日，毛泽东会见以国防部长波·洛姆斯基上将为团长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代表团。

12月8日，毛泽东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时，介绍了莫斯科会议的情况。关于国际形势，他说：

“基本的情况是帝国主义不敢打。但是，也要估计到有少数疯子闹乱子。”

毛泽东还向他们通报了关于在15年内赶超英国的设想。

12月8日13时，毛泽东乘飞机离开北京去南方，经过一个小时的飞行到达济南。

南下出发前，毛泽东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搜集给他，大约有50余种。

12月9日上午，毛泽东听取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等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在珍珠泉礼堂与参加山东一届二次会议的代表们会面谈话，然后看了大字报。

中午，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济南抵达南京。

据专机工作人员回忆说：此次飞行的目的地是上海，可毛主席“一时兴起”，改变了计划，发生了一件让机组人员异常紧张的事情。当飞机接近古城南京时，一张飘到手心的纸片给我压上了千斤重担。陪同毛泽东主席的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给我带来毛主席的指令，指令写在一张巴掌大的纸上：“马上通知南京，把机场候机楼打扫干净。所有省委领导同志到候机楼开会。”在南京落地？起飞前根本没有在南京落地的计划呀！我心里这么想着，嘴里却说：

“南京马上就到了，编排密码的时间都不够，恐怕来不及吧？”

“能试一试吗？”

听口气，何廷一的态度也并不坚决。我看看仪表板上的时钟，心中计算了一下，说：

“肯定来不及了。”

“那好。”

何廷一转身到后舱去了。不一会儿，他神色严峻地返了回来，说：

“编码来不及就直接用话讲。”

“用话——讲？！”

我惊得瞪大了两只眼睛。用话讲怎么行呢？那不是严重泄密吗？那不是等于公开告诉全世界，毛泽东现在南京机场候机楼开会。那么，毛主席的安全怎么保障？

“发吧！是毛主席坚持这样办，必须这么做！”

何廷一边说边戴上耳机监听，我知道已无法更改，只好照办。

“问地面收到没有。”

按常规，地面电台应主动给予答复，可此时各地电台鸦雀无声。地面通讯员同样是挑了又挑的，政治警惕性都很高。我遵照何廷一的指示，询问地面是否收到刚才的通知。可大约过去了三四分钟，竟无一人回答，耳机里异常的静，静得人透不过气来。

“点名！点南京，北京！”

何廷一沉不住气了，毫不放松的要求进一步催问。地面不回答，无法判断他们收到了还是没有收到，假如毛主席见不到江苏省委一班人的面，耽误和影响了毛主席的工作计划，那可不是小事。

“南京！南京！北京！北京！收到没有？收到没有？”

“南京明白。”

“北京收到。”

“不行！要重复原文。”

何廷一又追加一句。南京只好用非常快的频率匆匆重复了一遍原文。

再说毛泽东在南京期间，接见了出席中共江苏省第三次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的全体代表。

12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乘飞机离开南京，飞抵杭州。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据他说：这篇社论在访苏前就开始写，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工夫，就在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社论中写道：

“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1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的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

12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杭州谈到审查全国各地的工农业计划问题，提出搞地方工作的应该管3件事：工业、农业生产、意识形态问题。

12月14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由缅甸副总理吴巴瑞和吴觉迎率领的缅甸友好代表团和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的全体人员。

12月16日，毛泽东要叶子龙通知华东地区的5省1市党委第一书记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江华赶来杭州集中开会。陪同缅甸副总理来杭州的周恩来也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主要矛盾、整风重点是抓基层等问题。

12月16日晚上，毛泽东看罢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送来的12月9日的一个讲话《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内中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他十分高兴和重视。

12月17日凌晨2点，毛泽东给叶子龙写信，他写道：

叶子龙同志：

请于今日上午8、9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7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1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毛泽东 12月17日上午2时

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12月17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与华东地区的省、市负责人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江华等人，一起阅读、座谈《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是日晚，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复信中写道：

“惇元同志：来信收到，极为感谢。因忙迟复，幸谅。你好吗？我还可以，勿以为念。祝好！”

他在给李淑一的复信中写道：

“淑一同志：给我的信及祭文，均已收到。迟复为歉。寄上500元，聊佐菽水，勿却。不久可能去你那里，可谋一晤。顺祝教礼！”

他还给孙燕写了一封回信，对孙燕的工作安排谈了自己的意见。他在信中还声明：

“此事应由党作决定。”“我这封信只是建议，不是决定。”

12月18日，毛泽东继续召集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恩来等7人开会，讨论江华同志的报告。按他的话说，这次会议是无结果而散，没有议出什么名堂。

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彭德怀转呈的副总参谋长陈赓12月9日关于台湾飞机进入大陆活动情况和加强内地防空作战部署的报告上批示道：

非常必要。请你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请考虑我空军1958年进入福建的问题。

毛泽东 12月18日

12月23日下午，毛泽东约请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田家英等谈浙江省委报告的修改问题，并对报告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尔后，他指示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后来《人民日报》于12月28日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全胜》为题，发表了浙江省委的报告。

《人民日报》还为这个报告发了“编者按”，按语体现了毛泽东对这一报告的评价：

“江华同志这个报告，用整风运动作为‘提起一切工作的纲’，系统地讨论了一个省在一年来的各方面的工作，鼓舞了干劲，批判了谬论。”

关于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在修改后的报告中是这样表述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是这种矛盾主要地不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而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

12月25日清晨，毛泽东给在北京的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同志：

“除四害”通知尚有缺点，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你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缘故。现在有大批经验了，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至少改3遍、5遍，找彭真、刘仁及北京有经验的除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一两次会，发表意见，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文件可以长一点，达1000字至2000字左右也可以。总之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这是理论。然后讲方法，也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要写这一部分，也要认真研究，下苦功钻一下。然后讲到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等事，作为结束。两星期内写好、通过、发出也就好了。送我看一次。

莫斯科讲话，请打字送我再看一次，还觉得有需要修改之处。

毛泽东 12月25日8时

末了，他又加了一句：“到济南时，可歇一宿，认真谈一下。那里的斗争文件，工业、农业计划，找一份带回去，认真看一遍。”

12月25日，卫士张木奇和江苏籍的张相松探家结束回到毛泽东身边，他们一道向毛泽东汇报家乡的情况。张相松说，他家乡的农民每月平均是8元的生活水平。毛泽东扭头问张木奇：

“你们曲阳是多少？”

张木奇说是5元。毛泽东沉思着说：

“差距是有，某些地区差距还很大哟。现在全国生活水平还普遍都低，我相信慢慢会好起来。5元的也要提高到8元，8元的也要发展，将来都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而且要逐步消灭差距！”

他又问张木奇说：

“你父亲已经是近60岁了，还能不能参加劳动？”

张木奇说：

“农村老人闲不住，还干活，算个半劳力。”

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点头，然后说：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你们要继承，要代代相传。”

12月25日这一天，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其中谈到社会主义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亲自做了一些修改。

后来，《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在1958年1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并加了编者按，说柯庆施的文章“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于国内的主要矛盾，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明”，“是具有普通意义的”。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4岁生日，厨师用叶子龙从家乡带来的腊肉、腊鱼等土产品烹制了几道菜，其它还有毛泽东爱吃的带辣味的湖南家乡菜和红豆二米饭。大家把毛泽东请到饭桌上，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饭。

12月27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信，建议《人民日报》转载《浙江日报》刊登的报道《人人动手家家扑打，一年四季坚持不懈，吴兴南浔已成“无蝇镇”》，特写《王阿金老太太积极除四害》，社论《除尽四害》和9张有关照片。并要胡乔木告新华社“注意报导除四害和卫生运动”。

12月31日，毛泽东对从朝鲜撤回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作了批示。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元旦社论《乘风破浪》。这篇社论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成的。社论中明确提出：从1958年起，全国人民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方面来，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且说，“目前全国农村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社论还强调说：“事在人为”，“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

就在元旦这一天，毛泽东书赠李淑一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在《湖南师院》特刊上首次发表了。

后来，章士钊看到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后，曾经向他请教词中的“骄杨”一词作何解释，毛泽东沉痛地说：

“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能不骄！”

又有一次，毛岸青和邵华请毛泽东为他们写一幅《蝶恋花·答李淑一》，以作纪念。毛泽东欣然提笔，写下了“我失杨花”4个字。岸青、邵华十分不解，以为父亲写错了，忍不住问道：

“爸爸，不是‘骄杨’吗？”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称‘杨花’也很贴切。”

然后，他笔走龙蛇，一挥而就。写完了，十分郑重地交给了毛岸青夫妇。

“骄杨”、“杨花”，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礼赞和怀念。杨开慧忠魂有知，亦当含笑九泉。

1月2日，毛泽东对《江苏红领巾支持四十条》新闻作了批示，他写道：

“乔木：红领巾新闻可阅，并可参看江苏报纸由新华社写一条新闻播发”。

1月2日，周恩来飞杭州与毛泽东商谈接见也门巴德尔王太子事。

是日晚上6时，毛泽东会见并宴请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

1月3日，毛泽东对1957年12月31日《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作了批示，他写道：

“乔木：此篇很好，可转载，并可广播”。

毛泽东又看了胡乔木等人修改的关于除四害的通知，仍不满意，便亲自动手，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他写道：

“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杭州市已决定在两年内基本肃清四害。上海市亦已行动起来。兹将1958年1月2日收到的《上海市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一份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参照办理。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1958年12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27个单位将在北京开评比会议，比较各地成绩的大小。”

毛泽东写罢，又批示道：

“刘、周、朱、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抄卫生部和各部门。”

接着，毛泽东翻阅《光明日报》，看到了王佩琨撰写的《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王佩琨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英国经济的特点，比较了中英两国在钢铁、煤炭、机床、化肥等生产方面的差距，认为中国在15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是可能的。毛泽东阅罢，对这篇文章批示道：

“江青阅，此件很好，可惜未比电力。”

1月3日和4日，毛泽东在杭州西湖边的大华饭店再次召集华东6省市党委第一书记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江华开会。陪外宾到杭州的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此前，毛泽东为这第2次杭州会议起草了一个简单的讲话提纲，他写的是：

两类矛盾：敌我；人民内部

人民内部：阶级矛盾；先进落后矛盾

主要：阶级矛盾（过渡时期）

大量：先进、落后

原因：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劳动人民；主观主义的原因；领导的原因——领导好，形势先进占多数，落后迅速克服

经常把几个问题放在心里想一想，同少数人吹一吹，这是一个重要方法。

1月3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主要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关于工作方法的一些问题，提出要抓两个12条。他还谈了干劲和反右倾问题。

1月4日，毛泽东再次在杭州会议上讲话。他对中央部分领导人和华东5省1市的第一书记提出了17个问题。

他在两次讲话中，再一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他还说：

“没有1956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

毛泽东阐述了“不断革命”的思想，他认为只有坚持不断革命，不断提出新任务，才能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他特别强调要开展技术革命。他说：

“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要革地球的命，现在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在整风以后，要准备把注意力逐渐引到搞技术革命上。”

毛泽东还说：

“整风反右斗争以后，一定要把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业、林业、渔业、牧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科学、文教、卫生等行业都抓起来，还要反对严重的浪费现象。”

用毛泽东的话说，与1957年12月16日至18日第一次杭州会议相比，这第二次才积累一点意见。杭州会议为后来的南宁会议拉开了序幕。毛泽东谈到的17个问题，成为他后来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雏形。

1月4日傍晚，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到上海去接周谷城、赵超构和谈家桢3人来谈话。

在上海的周谷城突然接到统战部的电话，说是要他马上去统战部。市公安局长黄志波接待了他，说毛泽东要约他与赵超构、谈家桢一起去杭州聊天。3人聚齐后，在江湾机场上了飞机，连夜飞往杭州。谈家桢在专机上看到机舱里的陈设，如同他见到的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背景完全相同，就猜想到是毛泽东派专机来接他们的，一问工作人员，果然是毛泽东的专机。工作人员还告诉客人：

“主席交代说，派我的专机去上海，不要怠慢了老朋友。”

3位客人闻听此言，心情都特别激动。

是日晚，西子湖畔，皓月当空。10点多钟，周谷城3人乘车来到一所水木明瑟的庭院里。毛泽东刚开完了一个会议，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他对谈家桢说：

“谈先生，老朋友啰！”

毛泽东把客人们迎进室内，里面陈设十分简朴，只有1张方桌，4把椅子。毛泽东和3位客人各据一席，相向而坐。工作人员上了茶水，转身去了。毛泽东见客人都有些拘谨，便笑着问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

“你知道关公姓什么？”

周谷城见毛泽东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免一怔，便反问道：

“是姓关吗？”

“你错了，”毛泽东微微一笑，说：“关公本不姓关。他原先在家乡杀了人，逃到了潼关，潼关守将盘问他姓什么，他抬头看见潼关二字，于是灵机一动就说自己姓‘关’，从此也就真的姓关了。”

大家见他如此绘声绘色地将民间传说演绎了一遍，都忍不住大笑起来。毛泽东见气氛缓和了，便问赵超构：

“你是哪里人？”

赵超构回答说：

“温州。”

毛泽东说：

“好，你别老呆在报馆里，你可以到那里去跑跑嘛。”

这已经是毛泽东第3次建议赵超构到群众当中去了。后来赵超构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回到自己的家乡温州地区，深入群众参观访问，写出了《吾自家乡来》一文，在《新民晚报》上连载，其中写道：“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从我的身上可以看到，毛泽东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是一贯的，特别是对于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总是热情帮助，一帮到底毫不嫌弃。”

再说毛泽东见赵超构点头同意，就又对谈家桢说：

“当教师的也不要老关在书房里，也要到群众里面去走一走。”

他还关切地问谈家桢：

“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困难和障碍？”

谈家桢说：

“感谢主席的支持，我本人已经可以开课讲授了。但是有人把这看成是‘统战需要’，说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在思想上并没有尊重摩尔根遗传学派，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仍然是阻力重重。”

毛泽东沉吟了一下，坚定地说：

“有困难，我们一起解决嘛。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到了深夜，毛泽东邀3位客人共进晚餐。这时，周谷城他们才知道毛泽东还没有吃晚饭哩。4人边吃边谈，吃完饭又继续谈下去。毛泽东精神极好，侃侃而谈，直到凌晨3点，还兴致勃勃，毫无倦意。他看了看表，煞住了话头，说：

“已经3点了，你们太累了，该休息了。我们明天再谈吧！”

从毛泽东住处到上车的院子门口，有一段几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毛泽东披着大衣，坚持要把周谷城3人送到门口，他兴致勃勃地说：

“今晚的集会，也可以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毛泽东一直把客人送到车旁，等他们上了车这才回去。

1月5日早上8时许，毛泽东打来电话，邀请周谷城3人一同吃午饭。

这天中午，毛泽东叫谈家桢坐在他身边，边吃饭边谈问题。毛泽东特别谈到了中国科学技术，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

午后，毛泽东在省委负责人的陪同下，驱车到杭州市郊外的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及其上千亩试验田视察。研究所里显得格外宁静。值班所长楼宇光接待了毛泽东一行人。毛泽东看到大楼走廊里有一部淡绿色的双轮双铧犁，就弯下腰摸摸，问道：

“这是不是你们改进的那种双轮双铧犁？”

楼宇光说，是的。毛泽东又问：

“改进的犁臂是不是已经装上了？”

楼宇光没想到毛泽东对他们的改革工作这么了解，就说，已经装上了。毛泽东走进休息室，他脱下帽子，落座后，点上一支烟，要楼宇光坐下来谈谈所里的情况。楼宇光便把所里的研究工作作了简要汇报。他说，省农科所规模不大，重点是研究提高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同时也做一些高产杂粮和经济作物的研究工作。所内共分农艺、土壤肥料、植物保护、畜牧等4个系和一个园艺组。毛泽东注视着楼宇光，对他说的每一项研究工作都很感兴趣，而且对许多作物还很熟悉。楼宇光有点紧张，一时忘记介绍油料作物的研究情况。毛泽东问：

“还有花生、芝麻、油菜等油料作物你们是否研究？”

楼宇光马上作了补充。毛泽东又问：

“你们有没有进行农具方面的研究工作？”

楼宇光回答：

“我们只结合做了一些。”

毛泽东说：

“要做好研究工作，你们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开展农具研究工作好不好？”

楼宇光说，好。毛泽东把脸转向坐在一边的省委负责人说：

“他是同意了，你赞成不赞成？”

那位负责人说，赞成。毛泽东说：

“那好，你们就向省委提个建议吧。”

“你是学什么的？”

毛泽东又问楼宇光；楼宇光说：

“我学的是土壤农化。”

毛泽东说：

“我想了解一下，农作物所包含的元素以什么元素的比重最大？”

他和楼宇光谈了各种元素的比重后，还谈到了土壤的团粒结构以及日光、水分与农作物的关系。他说：

“你可以借一本关于土壤学方面的书给我看吗？”

楼宇光立即取来两本土壤科学方面的书，送给他。

毛泽东心里装着一件事，那就是怎样提高土壤的肥力，增加农作物的产量。这种调查研究和虚心地请教，终于使他在这一年里提出了“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管、工（工具）”。

毛泽东离开休息室，来到大楼前的试验田里，要观看工人和技术员们演示双轮双铧犁的操作过程。工人张有根用心调整着调节杆，又吆喝着前面两条耕牛，唯恐出差错。毛泽东走到他面前，问：

“你会耕地吗？”

张有根说：

“我会耕地。”

“好哇，你就耕吧。”

毛泽东看着张有根牵了一下牛绳，两头牛就顺从地拉着双轮双铧犁笔直的前行。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察看双轮双铧犁翻过的深灰色的土壤，望着张有根和刚刚跑过来的楼宇光，问：

“用双轮双铧犁比用旧式木犁省力吧？”

张有根说：

“省力。比起旧式木犁来，还容易操做。”

“我行吗？”

毛泽东转过脸来对着大家问道。张有根和吕其千立即调转犁头，重新将犁插入土中。毛泽东对站在旁边的楼宇光问：

“你行吗？”

楼宇光红着脸没有说话，因为他没有耕过地。毛泽东走上前去，从张有根手中接过双轮双铧犁扶手和牛绳，开始耕地，周围的人尤其是楼宇光，注视着毛泽东驾驭着双轮双铧犁一直犁到了地头。毛泽东放下农具，又询问了职工的生活情况。省农场农具管理局李安邦副局长向他呈送了有关双轮双铧犁的试验资料。

1月5日下午，毛泽东要离开杭州去长沙。浙江省委的几个负责人来到杭州饭店，看看他还有什么事情要吩咐的。毛泽东突然说，要看看杭州市的卫生状况。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就说：

“小营巷的卫生搞得最好。”

毛泽东说：

“去看看吧。”

这时候，毛泽东的一些警卫和工作人员已经提前去了笕桥机场，在他身边的只有叶子龙、王金山、李银桥和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等人。王芳立即告诉杭州市公安局长易成铸去小营巷部署一下，并通知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到场等候。他还交代司机说，路上车子要开慢一点。

小营巷居民区住着200多户居民，房屋比较陈旧，大多是太平天国时期建筑的，一个不大宽阔的墙门里往往住着十几户人家。解放前这里卫生条件极差，人们都说那时的日子是“荒年缺柴米，丰年少棺材。”解放后小营巷居民摆脱了贫困和传染病的缠绕，“讲卫生、爱清洁”蔚然成风，成了杭州市卫生先进单位。

车子一到小营巷，身着银灰色大衣的毛泽东下了车，见街头巷尾干干净净，没有垃圾纸屑，也很少痰迹。在那些很陈旧但都擦洗得能辨别出木板纹路的大门上，都贴着写有“清洁”二字的红纸条。他来到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住过的61号院大门口，见两个正在聚精会神地下着军棋的小姑娘都把棋子仆倒在棋盘上，便问：

“你们怎么下仆棋？”

两个姑娘没听懂毛泽东说的“仆棋”的意思，一边埋头下棋，一边纠正说：

“我们是在下暗棋。”

毛泽东听了，微微地笑了，轻声问道：

“我到这里来看一看你们的卫生工作，好吗？”

两个小姑娘随口应道：

“好，好，欢迎。”

其中一个叫戴桂芳的小姑娘，抬头一看，说话的人竟是毛泽东，她非常惊讶，说：

“你……是……毛主席？”

旁边的李银桥朝戴桂芳点点头。毛泽东向她伸出了宽厚的大手。戴桂芳赶紧站起身，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不知道说什么话好。毛泽东说：

“你们做向导，带我参观参观好吗？”

“好，好。”

戴桂芳与何天瑞使劲地点头。这时，石侣琼、程瑜也走进了61号墙门。毛泽东见到她们，微笑着点点头。石侣琼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低声说道：

“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毛泽东又握着程瑜的手，问：

“这里住了几户人家？”

程瑜连忙回答：

“10户。”

准备去上工的杭州永安丝织厂青年工人郑肇勇刚跨出房门，一眼看到毛泽东，便情不自禁地跑上前去，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

“你们这里卫生工作搞得怎么样？”

毛泽东问郑肇勇。郑肇勇结结巴巴地说：

“我们这里的卫生工作搞得还好。”

毛泽东在大家的簇拥下走进过道，看了放在那里的饭桌，又看了菜橱，都像刚擦洗过一样，他问大家：

“你们这里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蚊子？”

“没有苍蝇，也很少有蚊子。”

大伙儿回答。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走进厨房。这厨房是10户居民共享的，虽然光线暗淡，有点潮湿，但是锅盖、碗橱等几乎一尘不染，锅灶、煤球炉和炊事用具，都放得整整齐齐，靠着炉灶的那一面墙虽然被烟熏得黑里发亮，但却见不到成串的灰尘。刚下班的女工游静之正在烧菜。毛泽东问：

“你怎么现在才烧饭？”

“我加班。”

游静之有点紧张地说。

“你烧的是什么菜？”

“豆腐。”

“还有什么吗？”

“有，还有牛肉。”

毛泽东打开锅盖看看，笑着说：

“不错，不错，营养不错嘛。”

他细心地看了看厨房内的一切，然后向郑肇勇家走去。

“里面可以进去看看吗？”

毛泽东站在郑肇勇家门口问。郑肇勇打开房门，高兴地说：

“毛主席，欢迎您进来！”

房间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墙上挂着毛泽东的像，桌上放着几摞书。毛泽东坐下来，指着桌上的书问：

“这些书都是你看的吗？”

“是的。”

郑肇勇把自己的日记本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接过日记本，很仔细地看了几页，笑着说：

“很好。”

他伸出手握了握郑肇勇的手。毛泽东转身看到郑肇勇的哥哥从厂里得来的先进工作者奖品，便问道：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是永安丝织厂的青年工人。”

郑肇勇随手拿了一块永安丝织厂出品的丝绸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称赞地说：

“很好，你们一家都很好！”

他和61号院的男女老少一一握手道别，满意地离开了他检查的第一个院落。

毛泽东来到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小营巷，人们带着欢乐和兴奋的心情，愈来愈多地汇集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一边向大家挥手致意，一边慢慢地向前走。他来到居民俱乐部门口，见墙上贴着墙报，便停下来观看。

“这是谁出的？”

他问站在身边的程瑜。程瑜回答说：

“居委会出的，庆祝元旦的。”

“内容不错嘛。”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看了墙报，他又走进56号墙门。这座大院的房子比61号的好一些。居民的客厅、卧室窗明几净，箱笼、板壁、盆盆罐罐都擦得很亮，屋子角落看不到蛛网，连窗格子上也摸不到灰尘。毛泽东走过刚擦洗过的地板，来到天井。天井里，一字排开5口大水缸，每口缸上都盖着木盖子，毛泽东走到一口缸前，揭开缸盖，仔细地瞧着。

“这是天雨水。”

站在旁边的程瑜向毛泽东解释。此时，自来水还不是很普及，居民们一般都饮用河水或天雨水。毛泽东指着水缸中游来游去的金鱼好奇地问：

“为什么养鱼？”

“鱼吃孑孓。”

孑孓是蚊子的卵在水中孵化出来的幼虫，身体细长，游动时身体一屈一伸。蚊子最喜欢在天雨水里繁殖孑孓，居民们便想到在水缸里养金鱼的办法。毛泽东听了程瑜的回答，高兴地说：

“这个办法很好，可以推广噢。”

56号里还有一个菜园子。居住密度如此高的院落里竟然还有菜园子，毛泽东很感兴趣，他随着石侣琼、程瑜等来到菜园子。菜园左角上有一口粪缸，贮存着浇菜用的人粪尿。粪缸上加了双层盖子，外面也刷洗得挺干净。所以，站在粪缸边也闻不到臭气。程瑜揭开粪缸盖子，对毛泽东说：

“这个粪缸在夏天也不生蛆。”

毛泽东问：

“怎样才不生蛆呢？”

“用石灰洒在上面。3天洒一次。”

程瑜说着，盖上粪缸盖。毛泽东笑着点点头，说：

“不错。”

看了两个大院落后，毛泽东兴致依然很高，对紧跟着他的王芳说：

“再看看。”

王芳点点头，寸步不离地跟着毛泽东走出56号大院。毛泽东看到巷子里有一棵用草绳包扎得严严实实的树，就问程瑜：

“这树是你包的？”

程瑜说：

“不是。”

“你住哪里啊？”

毛泽东边走边和她聊了起来。程瑜回答说：

“住新开街。”

“你姓什么？”

“程，工程的程。”

“叫什么？”

“程瑜，周瑜的瑜。”

“你干什么工作呀？”

“我是居委会负责卫生工作的。”

“噢。”毛泽东停下脚步，重新打量了一下程瑜，说：

“你们的卫生工作搞得不错。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42号大院是一座太平天国时代建筑的房屋，已相当陈旧，但是，泥地上没有一点垃圾，连高低不平的碎石子路上也找不到一根杂草。看得出来，这里的主人们是非常注意卫生的。毛泽东还未跨进42号院大门，居住在里面的孩子们已飞身奔回院子报信：

“毛主席来检查卫生了！”

院子里的人赶紧从各自的家门奔出。毛泽东微笑着亲切地向居民们伸出手去，还不停地招呼着：

“老太太您好！小朋友好！”

经程瑜介绍，毛泽东来到教师胡澄章家。

“这是你们的房间吗？”

毛泽东问。胡澄章回答说：

“是的，毛主席。”

“你叫什么名字？”

“胡澄章。”

“在哪里工作？”

“杭州铁路中学。”

毛泽东点点头，视线移到挂在板壁上的奖状，逐字逐句地念了起来，念完后，又握住胡澄章的手，说：

“哦！原来是一个先进教育工作者，很好！”

当他看到挂在床前板壁上的一张“拼音字母挂图”时，问胡澄章：

“你们在学习吗？”

“我们在学习，小孩也在学习。”

胡澄章一边回答，一边指了指站在毛泽东身边的自己的孩子。毛泽东低下头看看孩子，用手摸了摸他们的头，说：

“很好！”

他发现一张床上没挂帐子，便问：

“不挂帐子，有没有蚊子？”

胡澄章说：

“没有蚊子。”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从胡澄章家出来，他又来到军属居素吾家，走到那张临窗放着的书桌边坐了下来，看见桌子上有一张《杭州日报》，便拿起来问程瑜：

“是今天的报吗？”

程瑜凑上前看了看说：

“是的。”

“你们都订报吗？”

“都订。”

毛泽东高兴地点点头，打开报纸，看起了头版的新闻。外面的群众越来越多，不少人趴在窗框上向屋里张望。毛泽东朝外看看，笑着站起身。他发现室内两张床也没有挂帐子，关怀地问：

“不挂帐子，没有蚊子吗？”

有人告诉他：就是在夏天，这里蚊子也很少。毛泽东满意地点着头，走出了房门。

此刻，小营巷的男女老少都奔到巷子里来了，大家把42号墙门的里里外外围了个严严实实。毛泽东一出来，大家主动闪出一条道，簇拥着毛泽东向前走。毛泽东在大门口一出现，人群中立刻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毛泽东微笑着不断地向大家挥手致意。几个胆大的年轻人把手伸过来要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立即把手伸过去。这只手还未放下，另一只手又把他握住了，接着几十双手又伸向毛泽东。毛泽东无法前行了。王芳建议毛泽东该走了，毛泽东笑着说：

“还早嘛，不急嘛。”

大家簇拥着毛泽东来到车边。毛泽东看到人群中有一位胡须雪白的老人伸着手，想和他握手，可是总挤不到前面来。毛泽东立刻向前两步，握住了老人微微颤抖的手，说：

“你们这里的卫生搞得不错。”

老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叶子龙、王芳赶紧拥着毛泽东上了车，他还挥着手向群众告别。人们主动让出道来，不断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终于要离开杭州了，毛泽东握着担任警卫处处长伍一的手说：

“杭州的山好、水好、人更好，我每次到这里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走了，又想着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欲知毛泽东下一站去向何处？请看下一章便知分晓。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7年12月25日写给胡乔木的信，请认真看一看。他在信中说：你起草的“‘除四害’通知尚有缺点，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你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缘故。”“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至少改3遍、5遍，找彭真、刘仁及北京有经验的除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一两次会，发表意见，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然后讲方法，也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然后讲到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等事。”可是到了1958年1月3日，毛泽东看了胡乔木的修改稿，还是不满意，便亲自动手为中央写了一个关于“除四害”的通知。不是有人说“毛泽东选集一些文章出自胡乔木之手”吗？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他就跟在毛泽东身边，如今写一个通知还要毛泽东如此仔细地点拨而尚未写成，那些荒诞不经的谣言，还值得认真一驳吗？

第44章 1958年1月5日—

“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话说1958年1月5日傍晚，毛泽东乘飞机离开杭州，飞向长沙。

毛泽东一下飞机，就向迎接他的省委书记们介绍了双轮双铧犁，并建议湖南大量生产双轮双铧犁，推广双轮双铧犁。

毛泽东把在杭州起草的17个问题向湖南省委书记作了介绍。他还提出：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包括工业、手工业、农业、农村副业、林业、渔业、畜牧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财政金融、劳动工资和人口、科学、文教、卫生14项。其中工业又可细分15项：产量指标、产品质量、新产品试制、新技术、先进定额、节约原材料和寻找代用品、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成本、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企业的分工和协作、供产销平衡、地质勘探、资源综合利用、设计和施工。

在农业方面，毛泽东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里抽出14个要点，要求各省地县委抓住不放。

在工作方法上，毛泽东提出要掌握时机；计划要有两本账，要推广试验田，抓两头带中间，相互参观学习，开展评比活动，加强检查督促，加强调查研究；领导干部一年要有4个月在下面调查研究，接触工人农民，增加感性知识。领导原则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负责。”

毛泽东特别强调不断革命。他说：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从1949年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农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又是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今年7月可以基本告一段落，但还没有完结。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内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要求各级干部努力学习科学技术，做到红与专、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政治与业务的统一。要求重视知识分子，各部、省、地、县都要培养专家‘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

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看法是非常乐观的，认为是发动“大跃进”的好时机。他说：

“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

毛泽东寄希望于湖南省委做促进委员会，不要做促退委员会，要多快好省，不要少慢差费。

湖南省委详细汇报了干部蹲点办试验田及湘江机械厂（株洲331厂），采取“自建公助”解决职工“房荒”等问题，毛泽东很感兴趣，认为可以推广。

5日晚上，毛泽东在长沙观看了木偶戏《追鱼记》和花鼓戏。

1月6日上午10时，毛泽东接见省委、军区主要负责干部后，特意在省委办公楼前同军队、地方科、处级以上干部500多人合影留念。省委书记周小舟和省长程潜陪同。

此时程潜以湖南省省长兼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对毛泽东说：

“北京与湘相距甚远，不便兼顾，我想辞去省长一职，让年轻一些的同志担任。”

毛泽东微笑着说：

“颂公怎么要提出辞职？是不是以为用了右派而引咎辞职呀？这不要紧嘛，我不是也用了右派吗？以后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湖南，夏初秋末在北京住，春冬两季在长沙住。”

他吸了一口烟，又严肃地说：

“现在大局安定，领导班子不能随意调换。颂公是中央的人，我们没有把你当巡抚看待，您德高望重，还是您担任省长为宜。”

程潜听毛泽东如此说，便连连点头，说道：

“我听主席的安排，尽力而为，尽力而为。”

1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又从长沙飞到了广西南宁，下榻于明园，起草了一个关于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

1月6日下午，邓小平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里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居仁堂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宫殿，坐落在中海和南海的交界处，在丰泽园的北面。相传清末慈禧太后经常在此接见外国使节。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在这里办公。

吴冷西列席了这次会议，彭真递给他一个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吴冷西接过一看，乃是毛泽东亲笔所写的通知，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上面写的是：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号完毕（中间休息2天到3天，实际开会7到8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吴冷西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前面！他心想：我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这次会议可能同报纸和通讯社有关：《人民日报》几天前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只是经过刘少奇和周恩来审阅定稿，因为毛泽东那时在杭州，所以就没有送他审阅，是不是社论内容有什么重大问题？可是，听邓小平传达的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所谈的17个问题，都没有涉及到报纸和通讯社呀！想到此，他就问胡乔木和杨尚昆：

“南宁会议通知名单，主席为什么会这样排列？”

胡乔木和杨尚昆说：

“不了解开会通知的名单排列有什么特殊意义。”

吴冷西从胡乔木的神态上，明显地感觉到他似乎也在担心，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

1月7日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要到邕江里去冬泳。

此时，运动员梁亚华和他的几个青年伙伴，正在南宁市水上游泳池进行冬季训练，只见教练员急匆匆走来，把梁亚华叫上岸，带到一位负责人面前。那人告诉梁亚华说：

“有紧急任务，陪一位首长游泳，你马上做好准备！”

梁亚华不敢怠慢，立即将“205号”小汽艇准备妥当，带上伙伴，开往邕江岸边。他们远远看见有几个警卫员模样的年轻人，正在紧张地测试江水的温度。

20分钟后，几辆轿车来到了江边。毛泽东在省委领导人的陪同下，先后下了车。卫士张木奇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水温17度半，有点凉。”

毛泽东笑了笑，说：

“17度半还凉吗？没关系，勇敢些，能游的都去游。”

他更衣后穿着睡衣登上“205号”汽艇，站立船头，一是为浏览两岸景色，二是要适应一下气温。汽艇迅速驶向江心，不一会儿，到了预定地点，早有梁亚华和几个运动员划着舢板来接。毛泽东和卫士们上了舢板，开始做下水的准备。卫士们穿着泳裤不停地搓着身子，尽管如此，浑身还是起满了鸡皮疙瘩。毛泽东则是先用毛巾沾着江水擦抹前胸和脊背，然后又把双脚浸到水中。岸上的人问：

“主席，冷不冷？”

“下决心就不冷。”

毛泽东说罢，就扶着舢板的边沿下了水。梁亚华几个人也随着跃入水中，护卫在毛泽东周围。毛泽东朝卫士们招呼道：

“不要怕嘛，越怕越哆嗦。下来一游就没事了。”

卫士们听他如此说，只得下了水，立时冻得透不过气来。尽管如此，他们个个还都咬着牙坚持着。果然，过了不大一会儿，还真的比较适应了。毛泽东摆动双臂，做了几个轻松自如的动作，朝卫士们看了一眼，脸上泛着孩童般的得意，说道：

“不过如此！”

他时而蛙泳，时而侧泳，时而又踩水，游至酣畅处，还拿出了他的独门绝技：面向蓝天，手脚不动，仰卧在水面上长达几分钟。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卫士们的脸色有些发青，有几个实在耐不住了，缩着身子就往岸上跑，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衣服。毛泽东的随身医生对着毛泽东喊道：

“主席，上来吧。”

“再游10分钟。”

毛泽东坚持说。10分钟过去了，他已经游了1000多米，到了沙石公社新码头附近，经大家再三劝说，这才上了船，披着衣服，神态自若地坐在船头晒太阳。张木奇活动着身子问毛泽东：

“冷不冷？”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说：

“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就是20度也冷。”

抽了一会儿烟，他转脸问李银桥：

“带酒了没有？”

李银桥摇了摇头，说没带。毛泽东平常不大喝酒，就是喝也只是来点葡萄酒。这次出来游泳，李银桥自然想不到要准备点酒。他知道毛泽东也感到冷，于是就拧一条热毛巾替他擦身子，张木奇也马上拧了一条热毛巾来给毛泽东擦身子。毛泽东朝他们笑了笑，没有吭声。

1月8日凌晨1时，空军雷达部队突然发现国民党的一架飞机正由海上向南宁方向飞来，随毛泽东一同到南宁的空军副司令员何庭一非常紧张。他首先想到的是，难道国民党探知了毛泽东的行踪？知道了南宁会议的安排？事态紧急，不敢怠慢，他立即要秘书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那里的空军歼击机立即起飞，无论如何也要拦住敌机，把他干掉。他又要求南宁市全部断电熄灯，全城立即进入空防状态。

此时，毛泽东正在看书，李银桥和其他卫士急匆匆地进了卧室，简单说明情况，请他速进防空洞。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我不去，要去你们去。”

李银桥说：

“我们要对主席的安全负责。”

毛泽东说：

“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呢？我又回来了，他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

李银桥坚持劝毛泽东去防空洞，他说：

“主席，还是防备万一，去防空洞吧。”

毛泽东显然有些不耐烦了，脱口说道：

“我不去！把蜡烛点着！国民党把炸弹扔到我门口它就不敢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他是那样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1月9日，毛泽东带着大口罩漫步在邕江北岸，和路旁一家糖果店主人聊天，询问他的生意和生活情况。

尔后，毛泽东到了码头上，和准备渡江的群众交谈。他被群众认出后，便摘下口罩，和围过来的群众握手。

事后，毛泽东对担心他的安全问题的身边身边工作人员说：

“就是不应怕群众，不要害怕群众嘛！”

1月10日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再次游邕江。他这次是从凌铁渡口登上“喷水2号”小汽艇，由南宁航运分局船员周桂南驾着“205号”汽艇护卫。

毛泽东下水后，有10多名随行人员陪游。他们游过了水深流急的母猪湾，到津头渡口上了岸，一行人驱车来到广西军区303医院。

在医院后门西面的两棵大树下，毛泽东接见了一些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们。他看到战士们自觉地排起了整齐的长队，非常高兴地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候。

毛泽东对他在邕江两次冬泳颇为得意。后来，他在和老朋友周谷城谈话时这样说：

“我在南宁时，打算游水。南宁的同志这也怕，那也怕，就是不愿意让我游。其实，凡水皆可游，南宁的水是水，南宁的水也可游。这不是很合乎三段论法吗？当然，在大前提下应该加上下面几个条件：水只有一脚背深的游不得，近沸腾了的游不得，结成冰块了的游不得。”

且说1月1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部分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性质的“南宁会议”。

在他通知的27人中，陈云、邓小平、潘复生3人因故没有到会。周恩来则是在中途到会的。

毛泽东的住处，离广西自治区政府交际处大楼不远。这栋建筑是经常接待越南胡志明的别墅式的高大平房。南宁会议就是在这间大平房的客厅里举行的。

南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问题，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出现高潮的形势下，如何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问题。会议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有3件是作为多快好省的对立面——反冒进的材料供与会者批判的，它们是：周恩来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关于1956年预算报告中的有关反冒进部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摘要。

毛泽东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中的摘要材料上加了这样的批语：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这3个文件一发，会议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

吴冷西见毛泽东如此批评《人民日报》社论，马上找到胡乔木，问毛泽东批评的《人民日报》社论是怎么回事？胡乔木说他也不清楚。两人商量后，当晚打电话回北京，要《人民日报》编辑部把1956年6月20日社论的全部过程稿，送到南宁，还要写一个关于社论起草与修改、定稿过程的简单说明。第二天，吴冷西收到《人民日报》编辑部送来的材料，他和胡乔木一起查看了社论的整个起草过程。原来，这篇社论最初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中宣部在讨论时，陆定一认为不能用。他请示了刘少奇，刘少奇要他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组织中宣部起草。后来，中宣部的初稿由王宗一起草，中宣部讨论修改后，由陆定一送刘少奇和周恩来审阅。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作了一些修改，还提出了一些意见。陆定一又做了一些修改，再送刘少奇。刘少奇在个别地方修改后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未改一字，只在最后定稿的清样上圈了他的名字，批上了3个字：“不看了。”

1月11日晚，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发表了讲话，着重讲反对分散主义和关于反冒进两个问题。关于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说：

“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搞资产阶级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政治设计院。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你们平时就不跟我们通气，不拿一点半成品、原材料来，一定要等到你们把什么都搞好了，才拿给我们，这实际上对我们是一种封锁。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农业纲要四十条，最初是8条，后来是17条，同地方的同志多次交谈议论，最后才形成四十条。这回先到杭州，同华东同志谈了十几条；在这里又谈了二十多条。”

他还说：

“中央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权在国务院。有人反对党政不分，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最好的好意也是想将一半大权揽过来，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毛泽东批评分散主义是针对国务院的。参加会议的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和先念、富春、一波同志谈了主席的讲话，对于这样尖锐地批评分散主义感到一些突然。”

接着，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他说：

“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应当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1956年冒进，1957年反冒进，1958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

他举了治淮河的例子。说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12亿人民币，只搞了12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八亿土方，再搞八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

毛泽东用带有警告的口气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3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6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20年只搞了4万吨钢，理应失败。”

1月12日清晨，毛泽东在翻看新到的全国各地报纸后，挑了几份送给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书记韦国清，并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

送上几份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

省报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毛泽东 1958年1月12日上午7时

1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发表第2次讲话，他一开头就说：

“8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

他所说的工作方法是指多快好省。接着，他继续批评反冒进，说道：

“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1955年12月，我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后来又心血来潮，找了34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涨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10个指头只有1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

毛泽东接着说：

“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6亿人民一泄了气不得了，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

谈到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毛泽东说：

“这里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提出批评。又引用了我在‘序言’中讲的一段话。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而在反右倾保守，要引就应引用全文。文章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廖鲁言向我反映，40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对此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一下吹掉了3个东西。反‘冒进’的人为党为国，忧虑无穷，脱离了大多数部长和省委书记，脱离了6亿人民。”

毛泽东讲了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又说：

“他们用的都是一个方法，叫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们打了20多年仗，打仗必须发动群众。土改也是要发动群众，历来反对恩赐观点。社会主义发动群众应当更充分些。大鸣大放，发动群众。为搞水利，不发动群众不行。冒进是全国人民热潮冲起来的，是好事。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一个时期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最怕的是6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

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分散主义，他说：

“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10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

这时候，周恩来因为工作关系，留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没有直接听到毛泽东上面的那些讲话。

1月12日晚，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

“我今晚我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1月13日，周恩来乘飞机来到南宁。

是日晚，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1月14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第3次讲话，主要内容是工作方法问题，共有24条，比杭州会议的17条更为系统化。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和国务院的工作仍然很尖锐。这次，他用平衡与不平衡的哲学观点来批评反冒进，他说：

“我们的工作计划，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要注意9个指头与1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

从1月15日开始，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在会上作1958年工作安排的汇报，毛泽东每天都出席会议，并不断插话，有时还讲得很长。

1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听取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汇报时插话说：

“真理在湖北，为什么不在别处？他们10年计划能6年完成，农业如此，工业为何做不到？问题是过去没有抓。”

他还表扬了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表会上的报告，他说：

“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

毛泽东说：

“大家都要学习柯老。”

他说：

“上海对内部矛盾问题的讲法有所发展，他们搞了两个月。浙江对此也有创造。各省理论怎样？没有理论，领导困难。”

毛泽东在谈到“什么时候都要鼓干劲、力争上游”时，提到了《人民日报》。他说：

“《人民日报》今年的元旦社论写得好，因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起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

这天晚上，毛泽东找胡乔木和吴冷西到他的住处谈话。他一开始就问：

“今年的元旦社论是谁写的？”

胡乔木说：

“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

吴冷西说：

“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

胡乔木说：

“当时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

毛泽东说：

“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15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毛泽东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不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他说：

“《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

他对着胡乔木说：

“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邓拓和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3天睡不着觉。去年4、5、6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办法，才找个人给你做助手。找不到别人，就派吴冷西去。”

毛泽东又转对吴冷西说：

“当时我对你说过，如果在《人民日报》呆不下去，就回到我这里当秘书。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但是还要努力，不要翘尾巴，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

吴冷西说：

“现在《人民日报》采取各编辑部包干写评论的办法。”

毛泽东说：

“《人民日报》的评论要大家来写，各编辑部在他们分工的范围内包干的办法是好的。但包干也要有个统帅，你这个总编辑就是统帅。你的任务是组织大家写，自己也写。有一些重要的评论你要亲自主持写，像我们前年起草《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编辑部文章那样，是我亲自主持写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提起他在12日写给刘建勋、韦国清的那一封谈要办好省报问题的信。他说：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鉴于《人民日报》的经验教训，不仅中央报纸，而且省级报纸，也要认真办好，关键是党委要抓紧。

你们采取包干的办法写社论，可以避免一个人独揽一切，既有分散，又有独揽，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一种工作方法。总编辑同各编辑部主任的关系应该这样，有统有分。各编辑部和各版可以展开竞赛，半年或一年评比一次，看谁搞得好。

写评论要结合形势，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要看得准，抓得快，抓得紧，转得快。要像今年元旦社论这样，不要像去年2、3、4月那样，对我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毫无反应，闻风不动。评论要写得中国化，有中国气派，不要欧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形式要多样化，有编者按语，有短评、时评，有专论、社论，有评论员文章，有观察家文章，编辑部文章，等等。评论是说理的，但不排斥抒情，最好是理情并茂。”

毛泽东说罢，问吴冷西：

“最近有没有到地方上走走？”

吴冷西说：

“我到《人民日报》后一直忙于内部工作，还没有到地方上调查研究。”

毛泽东严肃地说：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头头，一定要经常到地方上去，呼吸新鲜空气，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搞好同省委的关系。你2月份就下去，到两广和福建跑一跑，既当记者，又做地方工作，你不要老呆在北京。北京官气重，只能做加工厂，没有原料，原料来自下面。你的位置应该活动一下，经常到各地跑跑。2月份下去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可以，八大二次会议时再回来。《人民日报》是中央一个部门，有任务经常联系地方，还有任务经常转载地方报纸上的好东西。这对地方报纸是鼓励，也使地方上的同志非看《人民日报》不可，而且还可以把一个地方上的好东西向全国推荐。你们前些日子介绍上海梅林食品厂和浙江桐庐县的经验就很好。上海、广东和浙江省委的3个报告，要《人民日报》考虑转载。这3个报告也不是都写得很好，报纸可以摘要发表。”

吴冷西报告说：

“《人民日报》准备有计划地在第5版发表一些思想评论。”

毛泽东说：

“《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不能简单地报道各项具体工作、具体业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影响全国。我赞成你们写思想评论，而且要当作一项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做，认真做好。比方说，红与专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你们可以就这个问题展开议论，要号召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党政军民学都来注意红与专的问题。”

他又询问了《人民日报》的内部情况，吴冷西汇报了报社内干部的基本状况。毛泽东说：

“要学会用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用他的长处，帮助他克服短处。你不要搞一言堂，要让不同的意见能充分发表。古人就提倡‘兼听’，共产党人应该更能‘兼听’。‘兼听则明’，听到各方面的反映，就能够从中吸取各方面的营养，减少工作中的失误。”

胡乔木插话说：

“我在去年初没有抓紧宣传主席讲话，主席批评我浅、软、少，是对的。”

他趁机汇报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那篇社论起草的整个过程，并说他那时正在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无暇顾及此事。毛泽东说：

“这不关你的事。那篇社论写好后曾经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几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这次谈话已经进行了近2个小时，毛泽东毫无倦意，他说他还要准备明天的讲话，胡乔木和吴冷西就起身告辞了。

1月16日上午，南宁会议听取柯庆施的汇报。毛泽东在插话中先从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讲起。他说：

“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柯庆施的报告题目是《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此文后来曾经毛泽东亲笔修改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接着说：

“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产阶级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

他转向周恩来问道：

“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说：

“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说：

“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他又转向大家说：

“周恩来的报告（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笔者注），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人每年搞个把篇文章，事情就好办了。苏联文件不重视理论，没有理论兴趣，不讲哲学，文法也不对，光说些事务上的事情。领导干部也要研究文法，什么叫介词、连接词；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都是连接词。研究词章之学，这是文法。不讲这些东西，于革命事业不利。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不行。”

“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省委，任何一个军委，特别是报纸，一定要学理论，做理论工作。各个部门、党委和报纸的主要负责人，要经常挤出时间来学习理论，学习各方面的知识。

这次我特意指定吴冷西来参加会议，因为他是党中央机关报的总编辑，他应该了解全面的情况。报纸是新闻纸，对许多事情的反应要快，但勉强求快就会出错。现在《人民日报》反应中央的意见比较快，比较好，但还要进步。有些重大问题自己没有把握，就应多加斟酌，不可草率从事。不仅报纸的重要文章要多加斟酌，中央各部门、各地方党委给中央的文件，应该像中央前年写《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样认真讨论，认真修改。如果不这样认真，那么你这个部长，你这个省委书记，早晚有一天要垮台。

现在大家都说很忙，为党为国，夜以继日。但是，只搞些数字，不搞理论，不搞辞章学，不搞考据学，不搞逻辑学，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大堆数字、材料，没有把心思放在理论方面，这种情况很不好。《人民日报》总编辑更要重视理论，不要被日常流水一般的新闻报道淹没了。”

“要破暮气，讲朝气。暮气，就是官气，我们都相当地有一些。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22岁死，颜回活了32岁，‘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要讲革命朝气，保持旺盛的斗志。”

毛泽东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后来，他批示将《离骚》印发给与会者们。

正是：一生惟恐知音少，高山流水谁与闻？耳提面命人不倦，和者盖寡是阳春。

1月17日将近午时，毛泽东的情绪仍然处于亢奋之中。两年前横渡长江后，他在《水调歌头》中描绘的那个宏伟蓝图，也就是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设想，还能够实现吗？

此前，薄一波曾反映说，关于此项水利工程，还有一些人表示反对；而且在水电、水利两个部门之间，也有许多矛盾难以协调。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把争论的双方即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水利专家林一山和主管水电建设的李锐找来，让他们当面鼓对面锣，各抒己见，说个清楚。于是，毛泽东决定，派飞机去北京、武汉接李锐、林一山来南宁，开一个专题会议。

1月17日下午，南宁会议听取李先念汇报。毛泽东插话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人民日报》那篇反冒进的社论，念一段，批驳一段。他说：

“《人民日报》的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5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

他接着念了社论中的一段话：

“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

他念完了这段话，说道：

“这是说，中央已经下决心反冒进了。”

说罢，他继续念社论中的另一段话：

“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情况了，各部门、各地方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还没有纠正，或者纠正的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今后经常注意。”

他读完了这一段，又边评边读边议论：

“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还要继续‘反冒进’。急躁冒进究竟从何而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这一段话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说：‘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你说这些话不对？这是对的啊！但是，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你看，这篇社论下面接着就说：‘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这篇社论的落脚点是落在反对急躁冒进，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论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了‘但是’后面。

社论引用了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中的一些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不引用全文，因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观点了。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我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了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1个指头的东西当作10个指头的东西来反。对过急过多的东西加以调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把急躁冒进当作主要倾向来反对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冒进，使用的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这个故事的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说：宋玉此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词，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让宋玉出入后宫。有一天楚襄王对宋玉说：登徒子大夫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宋玉回答说：‘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词，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楚襄王问：‘你说自己不好色，有什么理由呢？’宋玉回答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至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束如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宋玉说这样一个绝代佳丽勾引他3年，他都没有上当，可见他并非好色之徒。接着，宋玉攻击登徒子说：‘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yan）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意思是说登徒子的老婆头发蓬蓬松松，额头前突，耳朵也有毛病，不用张嘴就牙齿外漏，走路不成样子而且驼背，身上长疥疮还有痔疮。宋玉问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丑陋得无以复加，登徒子却那么喜欢她，同她生了5个孩子。请大王仔细想想，究竟是谁好色呢？宋玉终于打赢了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整个故事见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昭明太子把这篇东西收入《文选》，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

散会后，毛泽东指示把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印发（18日）给与会者。

据薄一波回忆说：“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1月17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1月18日中午，林一山和李锐被专机接到南宁。

这天晚饭后，毛泽东在离明园不远的一间会议室里，主持召开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还有各大区和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及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

林一山、李锐像应试的考生一样，都坐在毛泽东面前长条桌的对面。毛泽东要林一山、李锐二人先发表意见，他问林一山：

“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

“要2个小时。”

他又问李锐：

“你要讲多少时间？”

李锐说要半个小时。之后，林一山、李锐两人之间免不了要推让一番，于是，林一山就先发言了。

搞三峡工程是林一山朝思暮想的宏大志愿，他在来南宁之前，就在文件箱里满满地装上了有关三峡的勘察资料。林一山又是一个博学的人，他侃侃而谈，先从汉朝的贾让治水说起，历数长江的洪水灾害，又讲到长江流域也有旱灾；讲到水力发电是工业的主要资源，以及为了15年赶上英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要求与电力增长要求之间的比例；讲到国内航运事业的落后以及以三峡枢纽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他又讲了三峡工程投资的可行性及三峡工程在技术上的可能性，讲的时间超过了两小时。

李锐在发言中则是首先对黄河与长江两者不同的洪水、泥沙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做了比较，说明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好河。他说三峡工程只能控制长江流域50%的面积，而对湖南4水及赣江、汉江则无能为力，对宜昌以下中下游平原地区的涝灾，更是望洋兴叹。他又说，堤防是中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既不可贬低它的作用，也不可放松它的作用。防洪标准只能随着国力的增长逐渐提高，长江防洪最重要的措施，在于加固堤防和分蓄洪水，想以一个三峡工程一下子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他还说，修建三峡工程需要移民100多万人，是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问题。国家应利用水力资源极其优越的条件，尽力开发水力，电力工业长远方针应该是“水主火辅”的道路。

李锐把随身带来的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摊在桌子上让大家看。他说，国家财力的许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左右三峡工程修建时间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电力而不是防洪，像三峡这样大的工程，要在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另外，还有地质情况及工程技术等很复杂的问题，不容有任何忽视。三峡工程同国防与世界形势，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

争论双方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因为李锐的最后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他，于是，他就点点头说：

“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绝不能遭到破坏。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民生命安全问题。今天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3天交卷。第3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1月19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王实味、丁玲写的《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的报告材料上写了一个按语，他写道：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

原来，丁玲在1955年被作家协会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在1957年又被定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送往北大荒农场劳动。后来，丁玲在毛泽东逝世后曾经回忆起这些往事，她非常冷静地写道：

“我的案子，当然是文艺界的一些人捏造出来的，汇报上去的。但是，不经上边，也就是毛主席的‘御笔’，他们打不倒我。”“毛泽东统帅革命大军，创业维艰，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作家。他看出这群人的弱点、缺点，从个人角度，可能他并不喜欢这些人，但革命需要人，需要大批知识分子，需要有才华的人。他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和这些人交朋友，帮助这些人靠近无产阶级，把原有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立场，自觉地转变过来。”

再说1月19日晚，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尔后召开全体会议，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周恩来说：

“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

刘少奇说：

“《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基本方针上是错误的，经过我发表的，我负主要责任。对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有所动摇，没有感到是方针问题。有这个错误感到沉重，对主席的意图体会不深，感到很难过。沉重又高兴，看到群众高潮高兴了。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革命领导建设，右倾是我们的主要危险。”

这次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时结束。

1月20日，南宁会议听取分管计划、财政和经济的3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的工作汇报。毛泽东在插话中继续提出一些严厉批评，他还说：

“要采取使中央和地方的意见相结合的开会方法。北京是一种空气，地方又是一种空气，要使这两种文章，中央的和地方的相配合。”

1月21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事前他写好了提纲，主要谈工作方法，杭州会议的17条在这里已成了42条，这就是工作方法六十条的前身。

毛泽东在讲话中借用了《离骚》的词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这一部分可以说是一篇很好的哲学短文。

他在会上提出辞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要求在今年9月以前，用征求各级干部意见的方式讨论，然后在工厂、合作社、学校、机关，凡是有群众的地方，讨论，求得多数人同意。

1月21日晚上，毛泽东主持的关于三峡工程的会议继续进行，会议室里坐满了人。

此时，林一山、李锐的文章，早已印发给各位与会者。林一山的文章洋洋洒洒2万多字，题目是：《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内容是：1、长江概况。2、综合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迫切性和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作用。3、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流域规划。4、有关兴建三峡枢纽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而李锐的文章则只有3000字，题目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他在文章中除了论述电力工业赶上英国的4个问题外，着重对三峡工程提出了6点看法：1、控制三峡工程修建时间的主要因素是什么？2、投资问题。3、105万人的搬迁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4、三峡与国防的关系。5、三峡的技术问题。6、关于“围堰发电”问题。

这次会议的结果，正像李锐在1992年发表的《关于三峡问题的“御前”争论——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1958年南宁会议》一文中洋洋得意地描写的那样：“大概有点像围棋什么名人战、天元战的结局一样，胜负已分，只待主持者宣布结果，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

毛泽东最后做了总结，他说：

“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够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问题，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

李富春、薄一波插话都赞成只要有条件，应当尽量多发展水电，现在赶不上，第3个五年计划总可以做到水主火辅。毛泽东指着李锐说：

“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他又转向李锐说：

“你当我的秘书，我需要你这样的秀才。”

李锐忙说：

“我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

毛泽东说：

“你是兼职嘛。”

散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

“你中了状元了！”

1月22日，是南宁会议的最后一天。

这天下午，毛泽东要去南宁人民公园接见4万名各族群众。说来也是天不凑巧，接见活动安排在下午4点开始，可是还不到2点钟，天上就下起雨来。南方雨水勤雨量多，一下起来就淅淅沥沥没完没了。毛泽东望望屋外，让卫士把刘建勋、韦国清叫来，对他们说：

“这雨老是不停，别让群众淋坏了，我们还是早点去吧。”

安排4万多人的聚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公园里早就披上了盛装，接受检阅的4万名群众，也早已按照指定位置排好了队伍，此时尽管风吹雨淋，他们依然是翘首以待，期盼着毛泽东的出现。

下午2点多，毛泽东冒雨提前来到公园，4万名群众顿时沸腾了，他们欢呼着，跳跃着，一遍又一遍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穿着风衣，脸上滴着水珠，接过青年们敬献的鲜花，迎着人群走去，不住地向群众挥手致意。

接见很快就结束了，毛泽东对刘建勋、韦国清说：

“天还在下雨，别让群众淋着了，快叫他们先回去吧！”

欲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后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关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期间就三峡工程所做的结论，李锐后来曾经评价说：“由此可见，在当时那样紧张地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下，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这种形势完全不协调，可见只要言之成理，毛泽东那时还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应该说，李锐并不了解毛泽东的全部历史，他也不可能知道毛泽东一贯是喜欢兼听的。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从进入湖南一师的时候开始，后来一直到暮年，到逝世前，都喜欢同别人讨论问题，甚至是争论问题，谁说得对就照谁的办。李锐可能还不清楚，在三峡工程这个问题上，他之所以能够“取胜”，并不是他的理由有多么充分，而仅仅是在于他那个“国防问题”的一点提示，使毛泽东开始顾虑导弹和原子弹的破坏问题了。毛泽东在第一次论证会上就说了：“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民生命安全问题。”那时的中国尚不具备对付导弹、原子弹的防御能力。否则的话，论证会的结果就不会如李锐所愿了。

第45章 1958年1月23日—

“现在我们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地球开战，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

话说1958年初，毛泽东在读《旧唐书·刘蕡传》时读到刘蕡的策论，批道：“起特奇。”并作诗一首赞之：

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蕡。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

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是根据毛泽东审定的抄件刊印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对在“万马齐喑”中“叫一声”的精神，是十分赞赏的。

1月23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南宁，飞往广州，住小岛一号楼。

这一天，毛泽东会见了奉调回国的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及其夫人。

1月24日，毛泽东给金日成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金日成首相同志：

1957年12月16日和25日两次来信都已经收到了。来信中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所提出的两个方案，我们已经仔细地研究过。我们觉得，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动提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然后由中国政府响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是比较适宜的。因此，我们认为采用12月16日来信中所提出的方案较好。对于这个方案，我们提出一些具体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已经同苏联政府商量过，他们表示完全同意。现将这些意见函告如下，请你和朝鲜劳动党中央考虑是否妥当。

一、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写信给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军撤出朝鲜，的确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因为这样可以便于苏联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在联合国内提出主张，推动联合国采取行动。但是，这个方式也有缺点，那就是把整个联合国作为同我们敌对的一方，而实际上派出侵略军队组成联合国军的，只是少数联合国的成员国。因此，我们建议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声明中根据朝中方面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关于朝鲜问题的基本主张，提出以下的建议：

1、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撤出朝鲜。

2、由朝鲜南北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以建立和发展南北朝鲜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并且筹备全朝鲜的自由选举。

3、在外国军队完全撤出南北朝鲜以后的一定时期内，在中立国机构监督之下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

二、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了公开声明以后，中国政府接着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政府的主张，并且正式表示准备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分批定期撤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题，同时要求联合国军方面有关各国政府采取同样的步骤。

三、苏联政府接着也发表声明，支持朝中政府的声明，强调联合国军方面各国政府应该像中国政府那样响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并且建议召开有关国家的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四、今年2月中，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政府访问朝鲜期间，朝中两国政府可以在联合公报中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商得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在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撤出朝鲜。在联合公报中，朝中两国政府可以声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联合国军之前撤出朝鲜，是为了和缓紧张局势，便于朝鲜南北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协商朝鲜的和平统一。因此，联合国军应该采取同样的行动。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是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决不是对朝中人民休戚相关的利益置之不理。如果李承晚和美国重新进行挑衅，越过停战线，那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政府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将毫不犹豫的再一次同朝鲜人民军并肩击退侵略。

五、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时间表，我们初步拟定如下：

1、1958年3月至4月，在朝中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以后，撤回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均放在第2道防线，由朝鲜人民军全部接防第一线。

2、1958年7月至9月，撤回第二个三分之一。

3、1958年年底以前撤回最后的三分之一。

六、在朝中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发表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两瑞（指瑞典、瑞士——笔者注）方面很可能再次提出撤销监察委员会的要求，届时，我们可以根据联合国军尚未撤走的理由，请他们留一最小限度的人数在板门店执行监察任务，但是也要准备他们会不顾而去。

以上各点意见，请你们研究后答复。

此致敬礼

毛泽东 1958年1月24日。

1月26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广州，飞抵北京。

1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4次会议，讨论1958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为一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做准备。他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如下：

民族发扬蹈厉，大有希望，伟大的觉醒。15年，5年，3年，头年，头月。原子核释放热能。

15年赶上英国，可能不可能？

4千万吨钢，现在是520万吨

5亿吨煤，现在是1亿吨多一点

4千万启罗瓦特发电容量，现在是400多万……

5年到8年完成四十条

鼓起干劲，力争上游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

又穷又白，又富又文

人多好，少吃一点，东方风味，身体健康

西方人肉食者鄙

工作方法：两种领导方法，两种作风，打掉官风，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姿态

民主党派也可以这样做

士希贤

4个月外出，与工农打成一片

北京没有任何东西（原料），但有加工，这是理论，劲可鼓而不可泄，鼓励士气，还是士气败坏？缺点用鸣放改正。

认真学习：试验田，当工人（每周一天），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文学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每年检查4次，有些12次

技术革命与社会革命

右派，开右派大会，一感谢，二帮助，三七开，都有利共产党准备大改革

民主党派、无党派，怎么样？不可以吗？可以的。

把心交给别人，不可隔一层纸，罗隆基等人不听

不断革命

帮助同志，去掉疑心

莫斯科宣言，会议，转折点

1956年反共高潮（批判斯大林），有些人心动，有反响

9个指头与1个指头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民族，特别是在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光明的前途。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一些问题搞清楚，任务也提得适当了，比如15年赶上英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之类。四十条农业纲要重新发布，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

“我们这个民族在觉醒起来，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早晨醒来一样，在逐步觉醒。因为觉醒了，才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打掉；因为觉醒了，才把私有财产制度废除；因为觉醒了，才进行整风，批评右派。现在还要革掉一个东西：我们是又穷又白。白纸好写字，穷就要革命，要干，就有一股干劲。现在的生产节约，各种社会风气的改革，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相称，还比不上比利时，比利时有700万吨钢，我们只有500多万吨，粮食水平很低，不识字的人很多。因此，现在这个觉醒，群众这个热潮，我们要好好注意。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

“有群众这么大的热潮，15年赶上英国是完全可能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一股干劲。”

毛泽东特别赞扬了元旦社论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一口号。他还重提了在1957年整风座谈会上时任教育部长张奚若所说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4句话，他说：

“我很欣赏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好人说的，说这个话的人并非右派，我很喜欢这一位，这个人是个有正义感的人。”

“不好大喜功不行。但是要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要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不行。《易经》上讲：‘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曾子也说：‘夏禹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这都是圣人之言。我们要的是革命的、合乎实际的平均先进定额（指标）。过去的东西不轻视不能活下去。历史是要的，但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人类历史是50万年。拿现在来比，倒数上去，总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才叫进化，才叫进步。所以，轻视过去，在这一点意义上讲完全必要。还有一个迷信将来。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希望也总是寄托在将来。所以说，‘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4句话，恰好是正确的。”

他还说：

“现在我们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地球开战，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15年赶上英国，这个事情要变成一个主要的事情。”

毛泽东又谈到了反对官气的问题，他说：

“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与长江的源头。‘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

1月31日，毛泽东在他所主持完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前加写了一个序言。兹将“六十条”及序言全部抄录如下：

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1956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地完成了第1个五年建设计划。这样，我国6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刮起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和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它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1958年1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条文或者要减少，或者要增加，都还未定。请同志们加以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方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内部文件。

　毛泽东 1958年1月31日

一、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里有14项：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农村副业，5，林业，6、渔业，7、畜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财政和金融，11、劳动、工资和人口，12、科学，13、文教，14、卫生。

二、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14项：1、产量指标，2、产品质量，3、新产品试制，4、新技术，5、先进定额，6、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7、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8、成本，9、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10、企业的分工和协作，11、供产销平衡，12、地质勘探，13、资源综合利用，14、设计和施工。这是初步拟定的项目，以后应该逐步形成“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三、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农业工作。这里也有14项：1、产量指标，2、水利，3、肥料，4、土壤，5、种子，6、改制（改变耕作制度，如扩大复种面积，晚改早，旱改水等），7、病虫害，8、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适合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用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9、精耕细作，10、畜牧，11、副业，12、绿化，13、除四害，14、治疾病讲卫生。这是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抽出来的14个要点。“四十条”必须全部施行。抽出一些要点，目的在于有所侧重。纲举目张，全网自然提起来了。

四、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3个重要方法。这样一来，全局和细节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心，大家奋进。

五、5年看3年，3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这是一个掌握时机的方法。时机上有所侧重，把握就更大了。

六、一年至少检查4次。中央和省一级，每季要检查一次；下面各级按情形办理。重要的任务在没有走上轨道之前，要每月检查一次。这也是掌握时机的方法，是就一年内说的。

七、如何评比？省和省比,市和市比,县和县比,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订。农业比较易于评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按产业系统评比。

八、什么时候交计划？省、自治区、直属市、专区、县都要按照3个14项订出计划。订计划时要有重点，不可在同一时间内百废俱兴。区、乡、社的计划内容主要就是农业14项。项目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增减。先订5年的计划，可以是粗线条的。1958年7月1日以前交卷。计划要逐级审查。为了便于比较，省委要在县、区、乡、社的计划中选一些最好的和少数最坏的送给中央审查。省和专区的计划都要按期交中央，一个也不能少。

九、生产计划3本账。中央2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2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十、从今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贸。一年要抓4次，主要是7月（或8月）、11月、1月（上旬）3次。再不抓，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可能落空。要把工业部门和财贸部门的若干主要负责干部带到讨论地方工作的会场上去，中央的带到地方去，省、直属市和自治区的带到专区、市属区和县里去，许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和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这种要求。

十一、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5年内，或者7年内，或者10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订计划，今年7月1日以前订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真地为农业服务。大家要切实摸一下工业，做到心中有数。

十二、在今后5年内,或者6年内,或者7年内,或者8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5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作到，6年或者7年可能普遍作到，8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作到。

十三、10年决于3年。争取在3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以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3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十四、反对浪费。在整风中，每个单位要以若干天功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商店、每个机关、每个学校、每个部队都要进行一次认真地反浪费斗争。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费。

十五、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恰当，这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大问题，希望大家研究。

十六、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也需要研究。湖北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1957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这个意见是否适当，请各地讨论。

十七、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的地方，有些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60%至70%）。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农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作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3比7或者2比8（即是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0%或者80%）。

十八、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一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

十九、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二十、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作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问题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社和社、乡和乡、县和县、省和省之间，都可以组织互相参观。中央、省、市、专区和县都可以举办生产建设展览会。

二十一、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7月1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5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10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15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1949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8年。这8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7月1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二十二、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是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的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比较好些。

二十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门所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8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在修改或者废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最近一个时期，在群众中间，已经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例如石景山发电厂改进职工福利待遇的办法，湘江机械制造厂改进职工宿舍制度的办法，江苏戚墅堰发电厂改进奖金的办法，广西省一级几个商业机关合并为一个机关，由总数2400人缩减为350人、即减少七分之六的人员等。应该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总结群众中的这一类先进经验，发展下层单位和群众的这一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举，建议主管机关给以批准，停止原有的规章制度中某些规定在这个单位实行，并且把这个单位的先进经验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发现那里有些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单位实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系统地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的成熟的先进经验。重大的和全国性的，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地方性的，经过相应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批准。技术性的和专业性的，经过主管部门批准，然后在全国或者全省的相同的所有单位中普遍推行。经过一段时间实行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再根据新的经验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这是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二十四、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二十五、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4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3、4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开，省委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二十六、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二十七、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1957年受到了考验。

二十八、在省、地、县3级或者在省、地、县、乡4级的干部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8句歌诀，产生于1953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3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议。

二十九、是否事事都要问过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三十、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作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党委抓这项工作的。只是因为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三十一、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需的，各地和各部门要好好安排一下。小型会议，参加的几个人，一二十人，便于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上千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只能采取先作报告后加讨论的方法，这种会不能太多，每年两次左右。小型和中型会议每年至少要开4次。这种会最好到下面去开。省委可以到地委召开一个地区或者相近几个地区的县委书记会议。中央同志和国务院各部门可以轮番到地方开些小型会议。各个经济协作区有事就开会，每年至少开4次。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如果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三十四、10个指头的问题。人有10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9个指头和1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9个指头和1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1个和9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10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1个指头，但又不足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三十五、“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也是如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就是如此。1934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1953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三十六、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们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3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三十八、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三、学点文法和逻辑。

四十四、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5年到10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

四十五、中央和省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

四十六、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3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四十八、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作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行，这些学校可以多招些学生，但是不要国家增加经费。一切高等工业学校要建立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四十九、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

五十、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又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五十一、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要每月检查一次，以便打下基础。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4害以外的其他内容。

五十二、化肥工厂，中央、省、专区3级都可以设立。中央化工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计，中央机械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备。

五十三、省、自治区、直属市，应当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机械农具，同农具制造厂密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

五十四、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季，亩产2130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季亩产1680斤，陕西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季亩产1654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季亩产1600斤。这些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五十五、种子配搭的问题（即是在一个地域内，一种作物要有几种品种，同时种植），各地可以进行研究。

五十六、薯类大有用处。人吃，猪吃，牛吃，造酒，造糖，造粉。各地可以试制薯类粉，有控制地适当的推广薯类种植。

五十七、绿化。凡能4季种树的地方，4季都种。能种3季的种3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

五十八、陕西商洛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将这个经验推广到种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方面去。

五十九、林业要计算覆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的覆盖面积比例，作出森林覆盖面积规划。

六十、今年9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

毛泽东在第60条中提出的这个意见，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向全党传达，更没有放到群众中去辩论。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工作方法六十条》体现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文献。其中的方法论，尤其奥妙，不细心研读，是决难领会得到的。

第46章 1958年2月1日—

“要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一件大事，坚持下去才好。”

话说1958年2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了李先念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听取了薄一波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还听取了周恩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

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正因为我国又穷又白，我国人民特别迫切要求革命，要求改变我国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要求建设繁荣、富强、幸福的生活，而具有这样强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六亿人民，勇敢勤劳，正是一股无穷无尽的力量。在这股伟大的力量面前，高山也要让路，河水也要低头。”

2月3日中午，毛泽东给他的小女儿李讷写了一封信。

此前，李讷得了急性阑尾炎，疼痛难忍，需要尽快住院治疗。以往李敏、李讷看病都是由江青负责安排的。这一次，江青恰巧不在北京，她到广州去了，这就需要毛泽东亲自联系处理。他为了避免医院对李讷特殊照顾，就告诉工作人员说，不许李讷在医院报真名，更不许提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就对医院讲是他身边工作人员沈同的女儿沈娟。就这样，李讷以沈娟的名字住进了北京医院，由院长计苏华和外科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一起为她做手术。

李讷小时候因病打针，医生不小心把针头弄断在她的肉里头，当时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取出。这次需要动手术，医生们经过商量，决定两个手术一块儿做。

李讷的阑尾手术做得非常顺利，可是，在医生为她寻取断针头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医生开刀后，发现那根断针头已经移动了位置，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只好又把她抬进X光透视室。最后，好不容易才把那根已经生了锈的针头取了出来。

李讷的手术是在无菌室外进行的，因此，又引起了感染，她发烧了。毛泽东知道后，十分挂念。这一天，他忙得通宵未睡，到中午了，吃了几片安眠药，还是不能入睡，就给李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李讷：

念你。害病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定，我也常常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变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你以为如何？妈妈很着急，我也有些。找了小员、院长计苏华、主治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诸同志，今天上午开了一会，一致认为大有好转。你昨夜睡了9小时，你跑出房门在走廊上看画报。白血球降下来了，特别是中性血球，已恢复正常，他们说不成问题，确有把握，你可以放心。这点发烧，应当有的，完全正常。妈妈很不放心，打了电话给她，她放心了。

李讷，再熬几天，就可以完全痊愈，怕什么？我的话是有根据的。为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这里有意志。你知道吗？你大概10天后准备去广东，过春节。愿意吧。到那里休息十几天，又陪伴妈妈。亲你，祝贺你胜利，我的娃！

爸爸 2月3日上午12时

半睡状态执笔，字迹草率，不要见怪。有话叫小员来告我。

2月5日上午8时，毛泽东利用人大会议的间隙，乘专列到了济南。他在住地召集山东省委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莱阳和聊城的地委书记、泰安县委书记、历城县的一个农业合作社社长、寿张县的一个农业合作社的驻社干部座谈农业问题。

2月6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同省委、莱阳地委和济南市委的负责人谈话。

下午，毛泽东乘专列返回北京。

2月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地区性的协作会议的决定》：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各党组，团中央：

一、为着更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配合国民经济计划的进行，全国需要划分为7个协作地区，由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举行定期性的和不定期性的会议，通过这种会议，可以使各省、市、自治区互通情报，交流经验，互相协作，彼此支援，调节矛盾，互相评比，以便在中央方针政策和统一规划的领导下，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共同发展。

二、全国7个协作地区分列如下，每区指定一位省、市委书记为会议召集人：

1、辽宁、吉林、黑龙江、东蒙为东北协作区，以欧阳钦同志为会议召集人；

2、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河南为华北协作区，以林铁同志为会议召集人；

3、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江西为华东协作区，以柯庆施同志为会议召集人；

4、广东、广西、湖南、福建、江西为华南协作区，以陶铸同志为会议召集人；

5、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为华中协作区，以王任重同志为会议召集人；

6、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陕西为西南协作区，以李井泉同志为会议召集人；

7、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为西北协作区，以张德生同志为会议召集人。

有些省、自治区划分在几个协作区内，这种省、区可以按照经济关系密切的程度，以参加一个协作区为主。东蒙古主要参加东北区，山东主要参加华东或者华北区，福建、江西、安徽主要参加华东区，湖南、河南主要参加华中区，陕西主要参加西北区。

三、各区的协作会议每年至少召开4次，还可以按照需要召开一些省际会议或者由各省专业部门参加的专业会议。各区协作会议可以在本区内的各省轮流召开。

四、为了便于进行协作和交流经验起见，全国各市委如北京、上海、哈尔滨、沈阳、天津、广州、武汉、成都、西安9个市委可以轮流召开各大城市会议。

五、为了便于情况的沟通和问题的解决，各区的协作会议和各大城市会议，在有必要的时候可以邀请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其他中央有关部门同志参加，人数不宜过多。

中央 1958年2月6日

2月10日上午，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

此前，毛泽东在和刘少奇等人的谈话中，刘少奇说：他在南方巡视中，遇到了职工夫妇分居两地的问题，于是，他就在一次讲话中引用了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一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说明唐朝像贺知章这样当大官的人，进京做官都不带家属，因此断定古代官吏禁带家属。自古以来就是那样，我们把家属接进城里不容易马上办到。毛泽东听了刘少奇的说法，总觉得不甚妥当，但一时又没有论据可以说服对方。他一回到家里，就查找了资料，写信帮助刘少奇纠正这一说法。他在信中写道：

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86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4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摒弃眷属。但一个90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家眷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家眷的充分证明。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24），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属臆测，毫无确据。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1958年2月10日上午10时

正是：改造中国为子任，事关主义细考论。民生从来无小事，谁人先辈不是民？

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闭幕。毛泽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任命陈毅以副总理兼任外交部长。

此前，陈毅对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

毛泽东鼓励他说：

“你临事而惧正是优点。”

2月11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从外地来中南海做客的原保姆孙嫂陈玉英的女儿孙燕，他问孙燕，在音乐专科学校爱好什么课？孙燕说，爱好音乐、美术、体育、文学，还说她曾经演过几个戏中的一些角色。毛泽东笑着说：

“你还蛮爱好艺术，从全面发展来看，你是有几项行的啰！很好，我们国家各方面的人才都需要。”

孙燕说：

“在初中毕业前夕，我写了封信给您，希望您写封信到中南音专去了解一下学校的情况，我接到了您的回信，您说不宜向学校写信，还给我寄了钱。”

毛泽东说：

“是的，我不好向学校写信，我写信去，人家会说是我推荐你去的，违反了学生要凭考试入学的原则，所以我写信去安慰你。”

孙燕说在音专学音乐，就是离家远。毛泽东鼓励她说：

“要离开妈妈，这对你是个锻炼。要学本事，就不要怕离开家。”

毛泽东又问了一些学校的文艺活动、老师讲课的情况和体育锻炼问题，接着问道：

“你会不会游泳？”

孙燕说不会。毛泽东说：

“是怕？还是妈妈不让游？游泳其实很简单，只要掌握了本领，下水不要怕，很容易学会的。”

他最后还语重心长地对孙燕说：

“一个人要懂得多方面的知识，要全面发展，就要大胆学习。我们国家有演戏的，唱歌的，写历史的，写剧本的，写小说的，画画的，研究科学的，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财富。”

2月11日晚，毛泽东在给杨开智的回信中写道：

子珍同志：

几次来信，均已收到。听说贵体有些毛病，望好好养息。两位老太太高寿健康，甚为高兴，敬致问候之意。

并问尊夫人好！

毛泽东 2月11日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两位老太太，是指杨老太太和她的姐姐。

2月12日下午5时，毛泽东乘飞机离开北京到东北视察。

下午5时，辽宁省省委的黄欧东、沈阳市委的焦若愚等领导人，冒着天上飘落的雪花，在沈阳机场等候毛泽东的到来。

专机出现在机场上空，滑向跑道。黄欧东一行人急忙迎上前去。毛泽东身穿大衣，精神饱满地走下飞机，与黄欧东等人一一握手。他吩咐说：

“先到黎明机械厂去看看。”

按照预先的安排，毛泽东一行是先到宾馆去休息。黄欧东说：

“主席旅途疲劳，还是休息吧，再说工厂事先又没做安排。”

毛泽东说：

“先去工厂，没安排也可以看嘛！”

焦若愚也过来劝道：

“天黑了，都下班了。”

毛泽东不高兴了，反问道：

“工人不是三班倒吗？”

黄欧东、焦若愚眼见毛泽东执意要去，只好陪同他直接从机场乘车到了东塔黎明机械厂。

黎明机械厂是解放后才兴建起来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厂，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先进的大型工厂了。这个厂在兴建前，工厂的筹建者们曾经将沙盘模型送到了中南海，让毛泽东亲自过目并给予指导。

毛泽东对陪同在侧的黎明机械厂总工程师程华明说：

“总工程师管很多的事情哟，像总理一样，什么都得管。”

他在总装车间的光荣榜前，看了一会儿。程华明说：

“这光荣榜上的下放人员，有些是到农村定期锻炼，有些则轮流到一线当工人。”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

“要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一件大事，坚持下去才好。”

车间里贴着不少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指着大字报问：

“你们这里也有浪费现象吗？”

程华明说：

“有时也出废品的。”

“有停工现象吗？”

“有的时候由于原材料、零件供不上，出现局部的停工。厂里还有一部分剩余生产能力。”

“我看你们最大的浪费就是开工不足，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我们打算生产一些供农村做动力用的机械。”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样很好，生产农业机械是个方向，像你们这样的大厂，不支援农业是没有道理的。”

这一天晚上，毛泽东在宾馆里和黄欧东、焦若愚及鞍山市委书记等人谈了话，尔后，他一直工作到午夜1点多还没有休息。负责安全工作的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张铁军看看手表，轻轻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催他休息。毛泽东说：

“我有些事情还没办完，你们辛苦了，先休息吧。”

2月13日清晨4点多，毛泽东还在看书，张铁军再一次催他休息，他却说：

“天快亮了，安排今天的活动吧。”

毛泽东这一天的日程是视察松陵机械厂和抚顺，然后去长春。

天气放晴了。毛泽东简单用过早点，于7点半到达松陵机械厂。厂长牛荫冠资历比较老，毛泽东在抗战时就听说过他的名字，于是握着他的手，端详片刻，说：

“噢，你就是牛荫冠，是山西人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牛荫冠说：

“47岁。”

毛泽东笑着说：

“还是青年团员嘛。”

毛泽东在总装车间看到黑板报上的时事专栏，就伸出一个指头，点点说：

“应该注意时事。”

他又指着板报上一个“关于7003号废品卡片”的标题问：

“这写的是什么？”

车间干部说：

“是批评官僚主义的。”

毛泽东说：

“官僚主义应该批判。群众没贴你们的大字报？要充分相信工人群众，依靠工人群众，才能管好企业。”

他又问车间主任：

“你出国学习过没有？”

车间主任说：

“没有，是在厂里学习的。”

“那么，有没有工程师帮助你呢？”

“有一个助理工程师，是车间副主任。”

牛荫冠说：

“我们的办法是让一个工人固定一门技术，这样学得快，但有一个缺点，就是占用的人多。”

毛泽东问：

“那你们下一步怎么办呢？”

“叫工人再学会第二套本领。”

“对，每个工人学会两套本领就可以少用人嘛。”

随行人员提醒毛泽东，时间已经不早了。于是，毛泽东就离开了松陵机械厂。他听说沈阳小型开关厂是在设备非常简陋的条件下，由几百个工人硬是靠牛头刨、皮带床、老虎钳子等工具，造出了供机床控制用的电器开关，就说：

“我要去看看。”

于是，他的视察活动，在计划外又到了这个小工厂。小型开关厂接到通知，准备得匆忙、仓促。猜测会是哪位首长来。这时，毛泽东已经进了厂。他十分详细地询问电器开关的制造工序。特别问到车间是否有通风设备，关心工人劳动条件的改善。他拿着机床自动控制电器开关，翻来覆去地看。

车队离开开关厂，朝抚顺方向奔去，到了高坎乡旧站村，毛泽东叫停车。他下了车，直奔村里。

高坎乡旧站村的饲养员老王头屋里屋外忙活着，端一簸箕苞谷，套上车准备去拉料，刚推门出来，就看见几辆汽车开进村饲养场院里。车上下来几个穿大衣的人，当中有一个是毛泽东！老王头呆呆地站在那儿，也不敢上前去和毛泽东打招呼。生产队长赵文泉见毛泽东来了，赶紧迎上前去。毛泽东问赵文泉：

“大牲畜是分槽饲养还是集体饲养？”

赵文泉一个劲地重复：

“是集体饲养，是集体饲养。”

毛泽东询问生产队的土地、劳力、产量、社员收入等情况，特别关心农田基本建设、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等问题。赵文泉一一作了回答，并介绍去年入冬后农业社社员在冰天雪地里破土动工打了高坎乡第一眼电井，毛泽东拉住赵文泉的手说：

“走，你领我们看看电井去！”

一行人踏着积雪，来到了工地。毛泽东探身望着挖了9米多深的井筒，问道：

“你们为什么要打机井？”

赵文泉说：

“因为机井坚固，用水泥灌的。井打得深，水量大。”

“能浇多少亩地呀？”

“能浇300多亩呢。”

“电力从哪里来？”

赵文泉指指远处高压线的大铁架子说：

“就从那里引来，电柱子都开埋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就叫集体化！机械化！”

他又转对省委领导说：

“辽宁的工业比重大，还要再把农业搞上去。”

从电井工地往回走，毛泽东又向赵文泉询问了队里积肥的情况，问壮劳力一年干多少劳动日？每个劳动日的分值是多少？男女劳力各占多少？种多少旱田，种多少水田？今年能完成多少水浇地？

离开旧站村，毛泽东又风尘仆仆地去了抚顺。抚顺市委负责人立即驱车前往迎接。没多远，毛泽东的车队就迎面而来。

9点刚过，毛泽东一行来到了抚顺煤矿的西露天矿。煤矿负责人迎上前来，毛泽东一边和他们亲切握手，一边询问他们的名字，还向煤矿党委书记葛玄吾、矿长王齐芳了解生产情况。矿长王齐芳介绍了露天矿解放前后的变化和目前的状况，讲到厂矿在总体改建设计施工中，常常因为进口材料、设备不能按时到达，影响生产。毛泽东说：

“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了，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王齐芳说矿工们跃跃欲试，要在1958年增产60万吨煤。毛泽东问：

“要不要增加人？”

王齐芳说：

“不增人，也不增加投资。”

毛泽东问：

“那用什么办法来增产呢？”

葛玄吾回答说：

“靠发动群众，搞老矿挖潜。”

毛泽东点点头说：

“这样做好。我赞成。”

他还说：

“各级领导干部要懂马列，还要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使自己逐步由外行变为内行。”

他拿起一块带有树叶、昆虫的叶岩，讲到了煤的生成过程，又说：

“抚顺的主要产品煤、油、电、钢、铝中，电是动力，是为其它工业服务的。”

毛泽东还举出十多种特殊钢含有的化学元素，谈到了什么是特殊钢。他说：

“抚顺是个以燃料为主的综合性重工业城市。煤的埋藏，量多质好，油的产量在逐年增加。煤和油含的成分很多，要研究如何把煤和油的原料提炼出来。综合利用很重要，价值很大，要把综合利用的问题好好研究，这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中央支持你们搞。”

谈到抚顺农业的发展，毛泽东说：

“应当很好贯彻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争取超过四十条。郊区应当很好地发展副食生产，建立副食基地，郊区生产要为城市服务。蔬菜供应要做到自给，肉蛋供应要逐步做到多解决一些。养猪就看你们干不干了，要干，肉食就能自给。”

尔后，毛泽东踏着很陡的梯蹬，登上观望台，俯视露天矿全景，远眺抚顺市景，对露天矿的生产资源及过程，对180多公尺厚煤层及丰富的人造石油的资源——油母叶岩，发生很大的兴趣。他问得很详细，从大问题到小细节；他看得也详细，从远到近，从南到北。看台风大，寒冷，陪同人员几次劝他下来，他都表示再等一会儿。看到老远有几个工人沿着大卷下盘铁道一步步向坑上爬，便问：

“那是工人吗？他们为什么不坐在上下坑道的车上来呢？”

王齐芳说：

“他们是大卷扬机铁道检修工，在那里工作。”

毛泽东点点头，他的视线停在远处冒着的几股烟上，问：

“那是什么？”

王齐芳回答：

“伪满时，日本侵略者乱掘乱挖，造成不少暗洞自燃发火。”

“能解决吗？”

“能有办法。”

毛泽东说：

“要加紧灭火，不要把国家的资源白白烧掉了。”

11点10分，毛泽东乘车来到抚顺电解铝厂，当他出现在第二车间门口时，人们惊讶又激动。正在检查铝锭质量的常桂荣放下小锤，摘下手套，想和毛泽东握手，伸出一半却迟疑地缩了回去。毛泽东主动伸出手去握常桂荣的手，问厂里的负责人：

“是自己培养的工人吗？”

负责人回答说：

“都是本厂自己培养的。”

电解车间里弥漫着烟尘和怪味，车间干部送给毛泽东两个口罩，毛泽东接过来，却不经意地拿着向电炉跟前走去，看工人操作，了解炉体结构和生产过程，还看了炉头上的电压表，直到离开车间，那两个口罩还在他的手里拎着。

参观完抚顺铝厂，毛泽东到抚顺宾馆休息。

中午，毛泽东接见了市委机关部委以上的领导干部，照了相。尔后，他乘车赶往沈阳机场。在机场，他同辽宁省、沈阳市、沈阳部队和辽宁省军区的两千多名干部一起合影留念。有人说：

“欢迎主席再来辽宁视察！”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

“你们辽宁的粮食什么时候过了关，我再来！”

说罢，他向众人挥手告别，登上专机离开沈阳去长春。

这一天，长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下午1点30分，毛泽东乘坐的伊尔—14型4204号专机来到了长春，他走下飞机，没有休息，便驱车直奔汽车厂。

此前，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研究长春汽车厂的建设工作，决心结束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他批了力争1年建成长春汽车厂的文件，亲笔题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11个大字。

3点多钟，毛泽东来到汽车厂。他戴了一顶单帽，穿着灰色的呢大衣，脚上是黄皮鞋，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向工人们频频招手。工人们簇拥着领袖，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

毛泽东在省委书记、厂党委书记、厂长的陪同下，首先视察铸造车间。他在走廊里看到墙壁上贴满了墙报，有反浪费、反保守的内容，有对领导干部善意的批评，有对整改的合理化建议，有对新人新事的赞扬，还有诗歌、漫画、数字图表，便从头到尾看了几分钟，兴奋地说：

“又有理论又有实物，这好！”

青年工人万国忠见毛泽东来了，激动得不知说啥好，只是一步一步地跟着往前走，就想多看领袖几眼。在毛泽东停下脚步的一瞬间，摄影师按下了快门。万国忠怎么也想不到，他竟然能够和毛泽东在一起，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毛泽东视察了底盘车间齿轮工部，他在一台机床旁边停下来，微笑着观看操作工人李文学的操作，又用手摸摸李文学加工的齿轮，他鼓励工人们说：

“好好干！”

毛泽东又来到总装配车间，年轻的装配工人们纷纷向他问好：

“毛主席，你好！”

“毛主席，你好！”

毛泽东也向大家挥手致意，亲切地说：

“同志们好！”

他转向厂领导问道：

“这里的工人都是多大年龄？”

厂领导说：

“大多数是青年工人，20岁左右。”

毛泽东说：

“青年人很多，要好好教育。”

他走到21岁的装配工萧荣刚身边，同萧荣刚握手。萧荣刚激动地说：

“毛主席，您好！”

毛泽东观看了一辆辆刚装配好的解放牌汽车，非常高兴。

是日晚，毛泽东在住处与吉林省委书记等人谈了话。

2月14日上午，毛泽东吃过早饭，在住所接见了吉林省和长春市党政负责人，和大家一一握手，询问每个人的名字，是哪个地方的人，做什么工作？他高兴地说：

“好啊，你们是五湖四海呀，哪个省来的都有。做革命工作嘛，不一定都在家门口，可以多跑几个地方，可以多做些工作嘛。”

毛泽东这次来长春时，随身带了不少农业书，他还让吉林省委的人帮助借了一批关于土壤学的著作阅读。所以，在这次谈话中，他主要是谈农业问题，他说：

“你们要把农业搞上去。农业搞不上去，其它工作都会受到影响。用小农经济的办法不行，要搞大农业，要改善生产条件，要实行科学种田。”

毛泽东问大家有没有看过土壤学方面的书籍，他还向大家推荐了中外土壤学的几个版本。他又说：

“我赞成一位土壤学家的观点：‘没有瘠薄的土地，只有拙劣的耕作技术’。地薄不打粮，人可以改良土壤嘛。”

毛泽东给大家讲了土壤的团粒结构，接着说：

“要加强对农业的研究，破坏了土壤的团粒结构，土壤就会变得板结，要注意研究土和水的关系。”

他询问吉林省有哪些肥源，他对大家提出的草炭很感兴趣，又询问草炭的形成和效用。他说：

“要多搞农家肥。”

毛泽东又讲到肥料被农作物吸收的道理，说这是细菌帮助的结果。他顺便又提出一个问题：1斤土壤里有多少细菌？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回答上来。他又问：

“东北地冻天寒，冬季搞不搞农田基本建设？怎么个搞法？”

一位负责人介绍了吉林省常用的“拉刀切土”法：即头一天在挖开的暖土上划出深格，第二天表层虽然冻实了，但沿着格印，就很容易把冻土一大块一大块的撬起来，露出下面的暖土。他一听就打听：附近有搞的吗？他还打算前去看看。

此时的吉林省，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比较低，有人主张放弃一部分土地，集中力量提高单产，但这样总产量就会有所下降。省委负责人问毛泽东怎么办好。毛泽东说：

“还是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决定。你们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确定我们的农业发展方针。要苦战三年五载，一定把农业搞上去。”

上午11点40分，毛泽东来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办公大楼前，他和亚马厂长握手寒暄。他一边走一边问亚马：一年生产多少片子，全国各个制片厂一共拍多少片子？亚马说：全国共计划拍50多部。亚马建议说：

“请主席看看我们拍片的情况。”

毛泽东问：

“拍什么片子？”

“红孩子。”

“什么内容？”

亚马介绍了影片的内容。他说，这部故事片《红孩子》的内容是红军主力部队撤离中央苏区后，列宁小学的几个学生组织起来，夜晚机智地勒死了敌人的哨兵，获得了武器。

毛泽东来到第6摄影棚，亚马向毛泽东介绍了导演苏里、摄影师李光惠。他又指着小演员们问毛泽东：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色儿童团员，请毛主席看看，像不像当年瑞金根据地的红孩子？”

毛泽东笑了。他亲切地问小演员是哪里人，在哪个学校上学？孩子们把毛泽东团团围住，有的拉着他的手，有的使劲鼓掌。扮演细妹和冬伢子的两个最小的演员，紧紧地靠在毛泽东身边。这时，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开动了机器，毛泽东发现后，风趣地笑着说：

“不要把我当戏拍了进去呀！”

毛泽东在摄影棚内沿着布景里的小路转了一圈，指着一些人工制做的树叶和青草问：

“这些是什么东西？”

亚马说是拆下来的旧布景片。毛泽东问：

“能不能再用？”

“能用。有些要改做别的布景用。”

“在保证艺术质量的前提下，注意节约。我们要勤俭办一切事业。”

毛泽东来到影片《悬崖》的拍摄现场，和导演、演员们握手后，询问了影片的内容。

此时片场表演的场景是：一个青年渔民得了重病，医生正在为他看病，渔民的老妈妈无比忧愁。毛泽东一出现，演医生的演员竟然忘了看病，眼睛直瞪瞪地望着毛泽东，片场里顿时一片欢腾。毛泽东笑着说：

“医生把儿子的病治好了，老太太高兴了哇！”

众人都哄笑起来。扮演渔民的演员，光着脚从床上跳下来，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笑着说：

“是毛主席来了，我的病好了。”

毛泽东也笑着说：

“噢，我还有这么大的本领！”

毛泽东又到第一录音室，看了秦腔戏曲片《火焰驹》的录音，他对秦腔演员们说：

“你们是从陕西来拍电影的，很好！”

此时，录音室外已经挤满了人，厂里的演员、职工听说毛泽东来了，都想看看他。毛泽东手拉着秦腔剧团一个带红领巾的小演员，从录音室出来，向大家招手致意，穿过狂欢的人群，走到汽车旁，又环顾四周，向人们挥手告别。

这天下午，毛泽东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欲知毛泽东在东北考察后又有何重大决策？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8年2月10日上午10时写给刘少奇的考证信，就其认真、负责、坦诚、友好而言，与本传第二卷中所述的他在1921年1月28日晚写给老朋友彭璜的劝诫信，何其相似也。更可贵的是，他在写给刘少奇的信中，从贺知章的年龄到贺知章儿子的年龄（旧时代人们婚育早，几乎是20年甚至不到20年就是一代人）到贺知章的官职及其与唐明皇的关系，从贺知章的性格特征及其所处的时代惯例，一一辨析，又以多种史料佐为旁证，并联系到当代齐白石老人的事例，令人信服地推翻了刘“断定”“禁带家属”古已有之的“臆测”。毛泽东以近乎职业史家的治学方式，层层分析、推论，有理有据。细细读来，令人叫绝。他所论证的虽然仅仅是一处诗句、一项古代官制的小事，但其批评态度之严谨，批评方法之科学，关心群众生活之立场，却是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第47章 1958年2月14日—

“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话说1958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决定把湖北省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在报纸上公布，并且要求全党各级组织加以讨论，根据这个经验改变自己的领导作风。

这个报告是1957年11月写的，说的也只是同时种试验田的若干县中的一个县即红安县的经验。现在种试验田的方法在湖北省已经比较盛行，其他省也有一些地方开始推广这个方法，某些工业企业中的干部也开始学习类似的工作方法。但是从整个来看，这个方法还远远没有在全国普及，全党认真讨论一次红安县的经验还有重大的迫切的意义。种试验田是一种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它可以打掉官风，使干部真正到群众中间去领导群众。它可以使干部走上“又红又专”的道路，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我们全党的干部必须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既不要做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又不要做空头政治家。因此，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是完成党的整风任务的基本关键之一。除了从事农业工作的干部应该普遍种试验田以外，从事工业工作、交通运输工作、财政贸易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以及其他领导工作的同志，也应该认真研究种试验田的方法，联系本身工作特点，得出必要结论，以便打掉官风，逐步达到又红又专的目的。

中共中央

1958年2月14日

2月18日，即旧历年的大年初一。《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中的中心任务》的社论。社论中说：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贴出了25万张大字报；北京市31个企业20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出了20万张大字报，提出43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

2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中央委员，还有中央各部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共计119人。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南宁会议精神和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此前，毛泽东在2月17日给刘少奇的信中曾说：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一开始就说：

“今天的会议就叫团拜会。”

接着，他说：

“我们在南宁开会，有华东、中南、华南3个地区的人参加。东北找了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下一次我们准备到成都，大概是3月上旬，去谈一谈。因为《六十条》里有一条，一年要抓4次。东北我没去过，就是有一年路过，那不算去。华北的山西也没有去过，绥远也没有去过，河北的事情我也过问不多，西北根本没有去过，西南没有去过。所以我这几天又到了济南，又到了沈阳，又到了抚顺，又到了长春，这就多了一点了。等几天我还要跑。”

“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1956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这使农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气刚刚上来，1956年夏季就来一巴掌。11月二中全会以后就好一些了，因为二中全会也算挡了挡。没有几个月情况就改变了。冒是有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

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哪一年冒进还要利害，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那些气（官气、暮气、骄气、娇气），一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接下来，毛泽东着重讲了打掉官气、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说：

“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

他还说：

“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很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的解放了，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关系。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中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而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看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服务的错误态度。经过运动，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了。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样，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毛泽东最后说：

“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大家对《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发表了意见，同意下发征求各省和各部门的意见。

陈云在发言中就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财贸工作中，对毛主席和政治局采取了“倾盆大雨”和“本本主义”的办法。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讲话，回顾了《农业四十条》的形成过程，他说：

“四十条，开头无所谓四十条，不晓得怎么在杭州一次会上七议八议提出十五条，然后天津一次会加了两条，十七条。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会议上讲了一下，然后，再到第2次杭州会议（指毛泽东1956年1月3日至9日在杭州召开的会议——笔者注。）才形成四十条。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岛会议上有各省同志参加，中央也有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过去年9月三中全会，大家觉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见，加以修改，就形成现在这个草案。”

据陶鲁笳回忆，毛泽东还说：

“写一个文件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是写不出来的。《农业四十条》是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七议八议议出来的。其中只有1条‘除四害’是我的，其余都是别人的。”

毛泽东又谈到了《论十大关系》，他说：

“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1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个大事。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现在的情况是下面比较活泼，中央部门中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就多些。我就有这么个企图，在南宁会议上，觉得要把这些气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出现。”

他还谈到了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起草过程，他说：

“那个东西在访苏前就开始写了，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工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

毛泽东再一次提到了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说：

“虽然总理有那篇报告，但是这个问题人们还不那么了解，所以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这个炮，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何必那么十分紧张。南宁会议我们就讲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时期，一个问题。1956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

2月20日，也就是在正月初三这一天，毛泽东给杨开英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43岁的杨开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经人介绍，她与化工部橡胶工艺设计院工程师李辉由相识到相爱，已经结为伴侣，由大连调来北京，在第69中学任教务主任。她的病情也有所好转。毛泽东看罢信十分高兴，提笔在回信中写道：

友妹：

来信收到，很高兴。结婚了，病也好了，为你祝贺。好像是在1956年，听了胡觉民同志说你又穷又病，曾付一信，并寄了一点钱给你，不知收到否？我还好。江青有一点病。谢谢你的问候。祝你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时注意身体。并问李同志好！

毛泽东 1958年2月20日

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

“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3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我跟好多人说过，跟章士钊也说过，我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所以，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

1958年初，毛泽东一直惦记着西柏坡乡亲们种稻子直播的事，他给西柏坡村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村种稻技术落后，让农业部邀请他们派人去涿县参观学习，秋后把收成情况直接给他汇报。

西柏坡村党支部看了毛泽东的来信，后来派两个人去学习了一个星期，回到西柏坡后全村所种稻子都改成了插秧。

1958年3月3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发表在3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如下：

现在反浪费、反保守的群众运动，已经在工业、农业、文通运输、商业、文教卫生、政法等部门、国家机关、党群机关和军队等方面开展起来。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大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在运动中展开了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全民大辩论，并且证明党中央的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个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很多地方、很多单位已经形成了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高潮，但是另有很多单位还没有开始发动或者还没有充分把群众发动起来。也有不少单位还没有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同思想作风上的系统整改很好地结合起来。有些同志甚至觉得生产和整风这两项紧迫任务，是互相矛盾、很难同时并举的。这种想法是不妥当的。大量的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抓紧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这条纲，领导得好，安排得好，群众发动得好，完全可以把现阶段的整风运动和生产等工作统一的抓起来，而且，只要发动起群众性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就可以有力地揭露出一些干部思想作风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害性，就可以迅速地打掉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就可以进一步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使干部和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

因此，中央决定以两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在全国进一步普遍地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各级党委，各部门和各单位的一切党的组织，必须抓紧对这一运动的领导，并且注意下列各点：

一、领导上要心中有数，一方面，必须放手发动群众，采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现场会议和展览会等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另一方面，还必须注意，不管过去的浪费和保守现象如何严重，成绩总还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10个指头中的1个指头。因此，应该适时地引导干部和群众把最大的注意力和干劲放在积极的改进工作、发展生产方面，用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具体措施，在实际上清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思想。

二、在运动中，要防止“见物不见人”的偏向，即只看到现有的物质条件，看不到伟大的群众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要防止只片面地注意业务，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同时，也要防止离开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实践，抽象地空谈整改。

三、凡是没有经过群众鸣放、干部整改过程的地方，在这个运动中间，应该选择适当的时机，认真补课，即首先让群众批评干部和工作中的缺点，并且雷厉风行地加以改正，以消除群众和干部间的隔阂，解除群众的顾虑。

四、在运动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惊人的奇迹，出现各种平日难以达到的先进的速度和先进的指标，树立起各种先进的典型和旗帜。原来设想和安排好的平衡，也会不断地被万马奔腾的群众运动所突破。我们应该欢迎和赞扬群众在各个战线上的跃进，促进落后的部分赶上去，力求在先进的基础上达到新的运动的平衡，并且审订原来的规划。

五、原来一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会在运动中不断地为群众的创举所打破。我们必须对于群众的创造，虚心地加以研究，按照发展的需要和群众在实践中的考验，重新审订原来的规章制度。凡是真正束缚生产力发展而又可以迅速修改的，应该立即修改。

六、现在已经有些群众自动要求取消或者改变那些不合理的工资福利制度。我们对于群众这种社会主义的大公无私的表现和热情，应该欢迎和爱护。但是在实际处理工资福利问题的时候，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对于那些真正妨碍工农团结、妨害职工内部团结和其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工资福利制度，应该经过细心的研究，经过省、市、自治区党委批准（全国性的要经过中央批准），作恰当的调整，除此以外，不要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

关于运动的具体部署和工作步骤，由各地各级党委自行安排。关于运动的经验应该及时地加以总结和交流。

1958年3月3日

3月4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北京，经西安，于下午飞抵成都。这是他第一次到成都来，准备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个习惯，在外出时总是喜欢随身携带几大箱子的书籍，而且每到一地，还要借一些地方志之类的书籍来看。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还要兴之所至地下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不喜欢刻意安排的视察活动。这不仅是出于他那无拘无束的个性，更主要的是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真实的情况。毛泽东这次到了成都，立即借来了《四川省志》、《蜀本记》、《华阳国志》等书籍，以后他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边读边在书上批、画、圈、点。

3月5日下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去郊区农村察看了庄稼的长势。他听说成都量具刀具厂就在附近，提出要去看看，还交代说：

“不要告诉工厂党委了，他们很忙，请一位工人带路就行，只看一个车间就走。”

此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量具刀具厂备料车间主任王站明，正趴在那儿写材料，一个工人跑来说：毛主席已经到了车间门口。王站明不相信，他说：毛主席怎么可能到我们这儿来？工人说：这是千真万确！王站明这才慌了，急忙跑出门去，只见几辆小汽车果然停在车间门口，毛泽东穿一身银灰色制服站在那里。王站明迎上前去，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含笑问道：

“你是车间主任吗？”

王站明说是。毛泽东说：

“我看看你们的车间，可以吗？”

王站明被毛泽东谦虚和气的话感动了，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点头微笑。毛泽东进了车间，指着正在操作的锻工，比划着问：

“你会干这个吗？”

王站明说：我是车工。毛泽东看着锻工谢钦荣操作着150公斤重的空气锤，一起一落，火红的锻件迸发出火花，四处飞溅。王站明介绍说：这台机床是沈阳制造的，边上那一台大的是太原的产品，都是国产，效率很高。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不住地点头。他来到调直台前，问：

“这是什么？怎么用？”

王站明一边介绍，一边上台示范操作，旋转上边的把手，把一根微微弯曲的铁棒压直。工人们渐渐围拢上来，毛泽东握着一位青年工人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这位工人激动地说：

“我叫吴朝武，今年19岁了。”

毛泽东看完了备料车间，走到铣刀车间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此时，厂党委书记和厂长闻讯赶来了，毛泽东向他们解释说，怕影响他们工作才没有通知他们。毛泽东看着车间黑板报上的生产跃进保证书，回头问道：

“什么是文明生产？”

厂长回答说：

“文明生产就是要贯彻对机器的维护保养，做到安全、清洁、卫生和生产有秩序。”

毛泽东称赞道：

“很好。”

3月7日下午4时，杜甫草堂的工作人员突然跑来对负责人林延年说：

“快去接待吧，有客人来草堂参观，已经从草堂寺进来了。”

“是哪一位客人，没从大门进而从草堂这边过来了？”

林延年一边猜想，一边走向浣花祠甬道，见有一群人已经穿过了花径，为首一人，身材高大魁伟，踏过小桥，步上柴门的台阶，往工部祠而去。林延年仔细一看，那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不由得为之一愣，赶紧往工部祠迎候。

毛泽东看了杜甫草堂题咏的诗句石刻，看了题壁，浏览了祠内杜甫的泥塑、石刻像，然后来到诗史堂。他问林延年：

“这是什么地方？”

林延年说：

“这是诗史堂，是后人为纪念杜甫而修的。”

毛泽东站在诗史堂正中一尊古铜色的杜甫全身塑像前，一面端详着，一面点燃一支烟，慢慢地吸着。他又走进杜诗版本展览室，仔细地观看一部用雪白的宣纸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林延年告诉毛泽东说：

“这是最近上海收集到的版本，发行到成都来的。”

毛泽东问：

“有多少本？”

“发行到成都来的约有10多部。”

“太少了。”毛泽东看了诸多版本后，自言自语地说：“是政治诗。”

他又来到“大廨”前面，在一排栏杆前找了一个带有靠背的“飞来椅”，坐下来休息。他吐着烟，四下环顾，突然又站起身，走到通堂式的敞厅前，看悬挂的一副对联，以轻微的声音念着上联：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

他自言自语地说：

“是集杜句。”

接着又看下联，看完了，指着对联，微笑着说：

“好联！”

毛泽东想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忍不住诵道：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他还笑着说：

“看来，高级知识分子的住宿困难问题，是古已有之的。”

第二天，毛泽东派人到杜甫草堂借了楹联书10余种。

后来在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借阅了各种版本杜甫诗集共12部108本，还编印了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集拟题，并亲自校勘稿样。编入的诗词里，有杜甫诗14首。

3月9日，毛泽东在成都郊外金牛坝宾馆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成都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1958年经济发展计划及发展地方工业、实现农业发展纲要问题。

参加成都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大部分常委，政治局部分委员和候补委员，书记处的个别书记，还有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第一书记，中南和华东个别省委书记，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罗荣桓、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黄欧东、吴德、欧阳钦、张德生、张仲良、汪锋、王恩茂、林铁、陶鲁笳、乌兰夫、刘仁、黄火青、李井泉、周林、谢富治、柯庆施、王任重、陶铸、阎红彦。后来又增加了王鹤寿、彭涛、滕代远。

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各个小别墅里，其他人员住在4层楼的宾馆里。毛泽东想起到会的中央候补委员阎红彦，曾在“七大”期间为反对高岗篡改个人历史，混进中央，受到了刘少奇、任弼时的批评，就专门把阎红彦叫到身边，向他道歉：

“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把你冤枉了10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

他还对身边的人说：

“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

次年，阎红彦便被任命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

在3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25个问题让大家讨论。这25个问题，可以说是从政治到经济、从理论原则到工作方法都谈到了。但他讲话的重点，仍是放在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判上。毛泽东说：

“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在南宁会议上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采用哪一种？我看应采用‘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也就是采用1958年‘大跃进’这个方法好。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10年计划20年搞完，一种方法是10年计划二三年搞完，哪种方法好？是1956年的‘马克思主义’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

他批评了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说：

“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

由于毛泽东定的调子很高，成都会议一开始就比较紧张。

鉴于通县1956年农业生产高指标的教训，毛泽东在讲话中告诫与会者们说：

“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提出要在一年内跃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这也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么重。现在跃进，有无虚报和不切实际的毛病？现在不要去泼冷水，而是要提倡实报、喊实，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毛泽东针对河南省要苦战1年，实现458、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的计划，还有辽宁省要在1年内实现3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的计划，说道：

“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误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4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部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5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1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为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1年完成，你也说1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1年，有什么要紧。此事关系重大，我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1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1955年，也不是1956年，而是1957年，不是也蛮好吗？”

“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泽东提倡干部要讲真话，他说：

“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

他还说：

“报纸如何办？中央、省、专区的报纸如何改变面貌，办得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23条，有跃进的可能。我们组织和指导工作，主要依靠报纸，单是开会，效果有限。”

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了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进一步批评教条主义，他说：

“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全国解放后，1950年至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懂得，只好搬。”“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

关于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毛泽东分析说：

“1、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2、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3、精神上受到压力。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地屈服于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但是，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共产党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我们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的经验，一切好的应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4、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也不做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

毛泽东还说：

“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5条是主要的。”“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1958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3次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8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他说：

“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

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从这一天开始，成都会议听取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汇报，毛泽东在中间有许多插话。在乌兰夫发言时，毛泽东先后插话说：

“蒙汉两族要亲密合作，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各族要互相相信，不管什么民族，要看真理在谁方面，马克思是犹太人，斯大林是少数民族。蒋介石是汉人，但很坏，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那个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少？这一点要向少数民族同志讲清楚。”

“汉族开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许多民族混合进来的。汉人在历史上征服过少数民族，把他们赶上山。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民族问题。究竟是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首先应当吃共产主义的饭，地方要，但不要地方主义。”

3月15日前后，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到总路线时，他提醒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2月3日的社论题目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但还不够。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在去年反击右派以后，早就鼓起来了，现在的问题是鼓得够不够，责任在领导。这里有一个数量问题，是鼓起三分、五分还是七分、八分？领导的责任是因势利导，使干部和群众的干劲鼓得足足的。所以，我们的总路线应该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就比较完全了。”

欲知此后成都会议如何进行？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一方面继续批评反冒进，一方面又强调：“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这就是他在教育下属的时候一贯提倡的办实事，说真话。很可惜，一些人在评价大跃进运动的时候，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方面的事实。这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歧途。歪曲历史，抹黑领袖，实在是不应该。

第48章 1958年3月16日—

“我们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贯彻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就一定能把事情办好。”

话说1958年3月16日下午6点10分，一辆小车沿着成都至灌县的公路开到郫县合兴乡，左转弯驶上乡村马路，在距离红光社办公处50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的有毛泽东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等人。郫县县委书记刘致台、农村工作部长潘兆清、红光社社长周桂林和副社长刘贤松快步向前迎接。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说道：

“这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啊！”

李井泉一众人等陪同毛泽东走上一条小路，毛泽东说：

“我们先看一户人家好不好？”

周桂林说：好。于是，毛泽东向着一户人家走去，他指着路边的一堆泥，问道：

“这是肥料吗？”

周桂林说：

“这是社员们最近从成都推回来的塘泥，是很好的肥料。”

毛泽东又指着路边的菜园问：

“这是些什么菜？”

刘贤松回答说：

“这是社员的自留地，种的是莴笋、莲花白。”

一行人来到温老太太家里，围坐在一张方桌四周的板凳上。毛泽东就坐在这位60多岁的老太太对面，他用四川话对老太太说：

“我们摆一摆龙门阵好不好？你家入社没有？”

老太太没有认出毛泽东，她还以为是外省来的干部，就回答说，入了。

“什么时候入的？”

“1954年。”

“你们一个人一年分多少粮食？”

“分几百斤。”

刘贤松补充说：

“分450斤。”

毛泽东对温老太太说：

“他们说的不算，你们分多少？够吃吗？”

温老太太说：

“我们1年1人分四五百斤粮食，不浪费就够吃了。”

“你认不认得你们社长？”

“怎么不认得？这是周社长，那是刘社长，还有两个社长。”

“社长欺不欺负你们？”

“我们几个社长见人都是笑眯眯的，欺负啥子哟。”

“你知不知道‘除四害’？”

“知道。我们是除7害。”

“你们除哪7害？”

“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臭虫，还有偷油婆。”

“为什么要除7害呢？”

“麻雀、老鼠要偷粮食吃，蚊子、跳蚤、臭虫吸人血，苍蝇腿杆上有细菌。”

“偷油婆呢？偷油婆有什么害处？”

“偷油婆到处爬，脚上也有细菌，它爬过的东西还有臭气，吃了要发呕。”

“你还懂得科学知识哩！”

毛泽东说罢，想看一看偷油婆是个什么样子，几个干部就围着碗柜找了一遍，没有找到。毛泽东也在碗柜前看了一下，他说：

“再看看你的房间好不好？”

这间房子不算大，毛泽东环视了一下，房间里很整洁，家具也齐全。他走出房间，笑着问身边的人：

“这家是地主还是富农啊？”

温老太太接过话头说：

“我们是贫农。”

说得毛泽东和大家都笑了。毛泽东走到院子里，看到猪圈里只有1头猪，就说：

“如果喂两头就好了。”

毛泽东出了温老太太的家，问起灭蚊灭蝇的方法，周桂林介绍说：

“茅坑里生沙虫子，把打破碗花花铡碎丢到茅坑里，就可以杀死沙虫子，以后用这粪水浇烟，可以治土蚕子，也可以治螟虫。”

毛泽东问：

“什么叫打破碗花花？现在有没有？”

周桂林让人扯来一株带花的野草，毛泽东看了看说：

“它并没有打破碗，为什么叫打破碗花花？”

潘兆清介绍说：

“这种花有毒，从前为了防止孩子们摘它，农民就对孩子们说，摘了这种花，就要打破碗，打破碗就吃不成饭，打破碗花花就这样得了名。”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是一个重大发现，是群众的一个创造，好办法，要推广。打破碗花花多不多？”

大家说：

“多得很，沟边、河边、坟地边，到处都有。”

省农业厅驻红光社的处长梁禹久插话说：

“打破碗花花在书上叫野棉花，有毒，可以杀虫。”

毛泽东说：

“你这一说，接触了科学道理。你今天动手写稿，明天写成，后天审稿，再后天登报。”

他来到麦田边，蹲下身子，左手握着一墩麦苗，右手一根一根地数它的分蘖，问道：

“一棵麦子能发几根？”

周桂林说：

“一般发三四根。”

毛泽东走到马路上，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中华牌香烟，递给同行者每人一支，他自己也点燃了一支，吸了一口，问刘致台：

“你是哪里人？”

“山西人。”

毛泽东又问潘兆清：

“你呢？”

“我是本地人。”

“你们本地人与外地人打架不打架？”

大家都说：不打架！毛泽东高兴地笑了。他又问周桂林：

“你们社里有没有女社长？”

周桂林说，有啊。女社长萧绍群就在附近的人群中，周桂林派人把她叫了来。萧绍群激动地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又问：

“你们乡里有没有女乡长？”

刘致台说没有，他指着一位女干部介绍说：

“她是乡妇联主任游福群。”

毛泽东问游福群：

“你们三八节开会没有？”

游福群说：

“三八节开了妇女积极分子大会。”

毛泽东又指着刘致台、潘兆清，笑着问游福群：

“斗争他们没有？三八节女人斗争男人。”

下午7点20分，毛泽东与众人一一握手告别，乘车回了成都。

3月19日，毛泽东听完了各地方党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是日晚，他在重新选编印发与会者的学习材料上写了一个说明，全文如下：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1955年9月和12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1955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1955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它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3月2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第3次发表讲话。关于地方党委负责人在汇报中提到的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他说：

“这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

他鼓励与会者们说：

“要有创造精神，去掉各种怕的思想，要办刊物，要敢于到中央来工作。”

他还说，陈伯达“过去死也不肯办一个理论刊物，胆子太小，这次才振作精神，下决心办。”

对于河南省提出1年实现“四、五、八”，实现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毛泽东说：

“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实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我们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贯彻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就一定能把事情办好。只要总路线正确，那么1年、2年、3年乃至5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建设速度是客观的，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勉强，要波浪式地前进。急与缓是对立的统一。现在有股风，10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

他还说：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基本点已经有了，但还在创造中。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觉得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是将信将疑，或者说是不自觉的。对于我们来说，从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工农业有相当的增产，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认为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四十条还没有实现，15年赶上英国还只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四、五、八’大部分尚未证实，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第2个五年计划搞几十万项，县县都办起工业来，结果如何？会不会生产过剩？在我的脑筋里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现在要开会，要每年抓4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这个路线开始形成，由于两个原因，根本的是群众斗争的创造，其次是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毛泽东讲完话从会议厅出来，吴冷西赶上去问：

“主席，这次会议讨论不讨论《人民日报》的23条？”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

“这次会议讨论很多问题，光印发的工农商方面文件就有两大堆。文教方面的人没有来，《人民日报》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讨论。”

3月21日上午11点，几辆轿车驶进灌县离堆公园，毛泽东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下了车，李井泉将早已恭候在这里的地委书记宋文彬、县委书记陈彬和都江堰管理处处长张建中介绍给毛泽东，然后，众人一起乘车去都江堰。

车队爬上玉垒山山腰，毛泽东下了车，拿着望远镜，望着山下滚滚的岷江，俯瞰着都江堰的雄姿。这是一座古代水利工程，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规模宏大，闻名中外。毛泽东环顾四周，说：

“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哟。”

他指着都江堰问李井泉：

“每年维修给不给民工钱？”

李井泉说，要给的。毛泽东说：

“这就好，共产党是要给人民钱的，做了工不给钱还叫什么共产党！修一次需要多少民工啊？”

张建中回答说：

“大概要100万民工。”

“今后应该改用机器修，用卷扬机，掘土机，这样就省人力了。”毛泽东说罢，又指着索桥下的都江鱼嘴对张建中说：“今后还要想办法，用现代化的工程，把泥沙控制起来。”

一行人又乘车回到离堆公园，步行来到公园西头的伏龙观，这是建筑在离堆上的李冰祀祠。毛泽东在伏龙观仔细地观看了都江堰水利工程沙盘模型和都江灌溉区域图。张建中介绍了飞沙堰溢洪排沙的情况，毛泽东指着飞沙堰说：

“在这里修个闸不是更好吗？是不是？”

大家都说：

“毛主席考虑得真周到，很好。”

张建中指着内江对毛泽东介绍说：

“都江堰每年都要修，就在这里挖泥淘沙。”

毛泽东说：

“那100万年以后，成都平原的泥沙就没处堆了。”

一句风趣话，逗得大家都笑了。张建中说：

“将来岷江上游修水库，泥沙就会减少。”

毛泽东点点头，迈步来到伏龙观背后的宝瓶口。宝瓶口就是凿开玉垒山形成的口子，它是内江的咽喉，是都江堰主要水利工程之一。四川之所以成为天府之国，全靠了此水的浇灌。毛泽东手扶木栏杆，俯视着滔滔江水，问道：

“这里有多深？”

张建中回答说：

“这里有8米深。”

“有没有人下去游过？”

“没有。”

毛泽东说：

“我想下去。”

此话一出，大家都吃了一惊。毛泽东看看众人的表情，自信地微微一笑。他知道大家不会让他下去，无奈地吁了一口气。他又指着离堆问：

“这岩石会不会被水冲毁？”

张建中说：

“不会的，这是粒岩，很坚硬。”

毛泽东笑着问道：

“100万年以后，可能要被冲毁吧？”

这一下可把大家问住了。

中午时分，一行人来到井福街一家饭馆用餐。入座后，毛泽东掏出一包香烟，给在座的每人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吸了一口说：

“今天谁请客？”

李井泉说，我请客。宋文彬也说，我请客。毛泽东哈哈一笑，说：

“还是由我来请吧。”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这顿午饭非常简单，主菜是豆花和回锅肉。吃过饭，毛泽东对服务人员和厨师张金良亲切地说：

“谢谢，你们辛苦了。”

毛泽东在灌县视察的消息不胫而走，整个县城传得沸沸扬扬。不少人从四面八方拥向井福街，把井福街堵了个水泄不通。人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一个劲地往前挤，都想看一看毛泽东。毛泽东出了饭馆，微笑着向群众频频招手，在保卫人员的簇拥下，上车离开了灌县县城。

车队行至灌县新城乡莲花一社，毛泽东看见公路边在田里劳动的社员，就让车停下来，下了车，跨过路边的小石桥，直奔庄稼地。正在锄草的社员冉贵全第一个看见毛泽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毛主席住在北京城里，怎么会来到这里？正疑惑间，毛泽东像一个熟识的乡亲一样和他打招呼了：

“要把草锄干净哩！”

说着，他走进麦田，蹲下去拔杂草，问冉贵全：

“每亩能收多少斤？”

冉贵全还没有反应过来，毛泽东伸出4个手指，说：

“400斤？”

冉贵全这才说：

“差不多，每亩四百二三十斤。”

“割了麦子种什么？”

“种水稻。”

“水稻每亩收多少斤？”

“600多斤。”

毛泽东转向李井泉说：

“400多加600多，就是1000多，这可了不起。”

他又转向冉贵全问：

“粮食多了怎么办？”

冉贵全毫不犹豫地说：

“卖给国家。”

“卖给国家你们赞成不赞成？”

“当然赞成！”

毛泽东哈哈一笑，逗趣地说：

“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赞成吧？”

冉贵全吭哧吭哧正想说什么，毛泽东已经上了田埂。社员高渤然迎面走来，毛泽东迎上去打招呼，还问他今年多大了，孩子读没读书？高渤然说他今年已经58岁了，两个孩子都上了学。毛泽东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

“好哇！”

他沿着田埂走过去，跨进一块苕菜地，问几个女社员：

“你们摘什么？”

王应岗回答说：

“摘苕菜。”

“我帮你们摘点好不好？”毛泽东说着弯下腰，摘了一些嫩绿的苕菜尖尖递给王应岗，问：“这行不行？”

王应岗忙站起来，双手接过，连声说：行，行！其她几个女社员也停下了手中的活，想和毛泽东说话，可又激动得说不出来。毛泽东走出苕菜地，沿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干沟朝前走，几个孩子嬉笑着跟在他身边跑。毛泽东停下脚步，问一个孩子：

“你认得‘打破碗花花’吗？”

那个孩子叫任国民，他说：认得。毛泽东弯下腰随手摘了一株“打破碗花花”，递给他，说：

“你敢不敢拿？”

“敢拿！”

任国民毫不犹豫地伸手接了去。毛泽东看着这个勇敢的孩子，由衷地笑了。他返回到公路上，准备上车，地里的社员们都拥上来送行。毛泽东很愉快地和大家握手告别。一个社员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

“一辈子也难得这样的机会哩！”

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发给与会者每人一本由他编辑的纪念邹容（四川巴县人）和章太炎的书《苏报案》。此书共收入4篇文章，邹容的《革命军》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一生对章太炎、邹容的革命精神和笔锋犀利的文章深为赞佩，在1958年2月、1961年7月、1963年3月和7月间，先后4次阅读过那些文章。他还在自己收藏的《革命军》一书扉页上邹容的肖像旁，亲笔书写着章太炎狱中赠邹容的那首诗：“邹容吾小友，被发下瀛洲。快刀剪除辫，幹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再说毛泽东在3月22日的成都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

毛泽东提议将会议延长两三天，专门谈谈思想问题，解放思想，提高风格。他还说：

“不要怕教授。有些同志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不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搞起来？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19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的。马克思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20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30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当时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看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17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20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20岁，死时也才30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死时才22岁。颜渊死时只32岁。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

毛泽东又说：

“有话不说，就很危险。要选择说话的机会，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六怕不好。难道为了这些就不说话了吗？我看只要准备好了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振奋精神，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把沉闷的空气冲破。”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欧阳钦、陶铸、李先念、林铁也先后发了言。

从3月24日起，成都会议的安排是上午召开大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不出席。在大组会议上，大家漫谈思想，结果又走向总结1956年反冒进的教训，发言的人差不多都作了自我批评，各大协作区区长都讲了，政治局委员也讲了，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都谈了经验教训，彭德怀也说很受启发。

3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从思想方法问题谈起，他说：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作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

“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两个观点，并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要真真实实地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主持反冒进的同志，是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而不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把特殊当作一般来反。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等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支流当主流，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的矛盾来解决。国务院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但有时没有抓住本质问题。

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的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即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哪还有什么规律？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商量解决了。也就是说，这次会议抓住了本质和主流，克服了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工作中的缺点。”

毛泽东称赞冶金部党组吸收部分大企业的十几个人开会，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他还说：

“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书记谈还不够，还要找地、县委书记，学校、合作社的人谈谈，一竿子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越是向人请教的多，提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有把握些，但还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5年。”

“1956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是反冒进。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河南今年4件事都想完成，也许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和自己留有余地。我们一些同志在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想下马，而是要搞措施。”

正是：金玉良言，唯物辩证。谆谆教诲，耳提面命。惜乎惜哉！对牛弹琴，苦心白用！

再说毛泽东最后又批评卫生部说：

“他们替《人民日报》写的关于‘除四害’的社论，写了很久还是没有写好，替中央起草的‘除四害’指示根本不能用。卫生部不卫生，思想上并不相信4害真的可以除掉。后来还是乔木同地方上的同志合作，才把中央指示写成了，社论也写好了。”

他还批评《人民日报》社的教条主义说：

“《人民日报》过去学真理报，照搬洋教条一套，连标题也模仿，不独立思考，像3岁孩子一样，处处要人扶，否则就丧魂失魄，没有主见，没有独创，连中国人办报的好传统（如讲究版面的编排和标题等）也丢掉了。后来才有所改变。”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张德生、胡乔木、柯庆施、邓小平、陶鲁笳、周恩来、薄一波、滕代远、刘少奇、彭德怀也先后就思想方法和理论问题发了言。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全文如下：

成都会议大组会议在1958年3月23日讨论了周恩来同志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会议同意这个报告，并且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15年到20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

二、为了便于今后有关的工业、农业、交通等基本建设的安排，并且尽可能地减少四川地区的淹没损失，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的高程应当控制在200公尺（吴淞基点以上），不能再高于这个高程；同时，在规划设计中还应当研究190公尺和195公尺两个高程，提出有关的资料和论证。

三、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时期，对美人沱和南津关两个坝址的继续勘测和研究，对一切主要的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探讨，都应当采用展开争论、全面比较论证的方法，以求作出充分可靠的结论；某些重大的技术问题必须作试验研究。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要点报告应当于1958年第2季度交出，三峡工程的规划性设计应当争取于1959年交出，初步设计应当争取在1962——1963年交出。

四、长江较大洪水一般可能5年发生一次，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蓄洪排渍工程等，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五、长江流域规划工作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同时，需要正确地解决以下7种关系：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即有销路）；这7种关系必须互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的次序，进行具体安排。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但是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它和以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

六、由于条件的比较成熟，汉水丹江口工程应当争取在1959年作施工准备或者正式开工。

洞庭湖水系的规划问题和两湖间的防洪问题，应当于最近期间由王任重同志负责召集有关省份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会商议，定出方案。四川和贵州水系的规划，鄱阳湖水系的规划，以及安徽和江苏有关长江的防洪、灌溉等问题，都应当分别由地方负责同志召集各有关方面开会研究，定出方案。

七、为了加强对三峡工程和长江规划的领导，应当正式成立长江规划委员会，委员名单由恩来同志提出，报告中央通过。三峡工程和长江规划中的设计文件，均应经过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审查，报告中央批准。

这个规划意见后来在4月5日政治局会议上被批准。

3月26日，成都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但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业多了一点，虚业少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而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过去我们太实了。要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问题，红与专相结合。”

“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也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

“希望各省第一书记，恐怕还要加上一个书记及其他某些同志，从繁忙工作中解放一点出来，做一些研究工作，注意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吴冷西同志，我们谈过几次，要他学大公报的张季鸾，到处串门子，打听消息，聊聊天，看看市场，参加这样的会议。中央的报纸也好，省市的报纸也好，总主笔不能每天沉埋在那些事务工作里头，必须解放一点。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总而言之，少管一点事，少管一点就能多管一点。”

成都会议先后讨论制定了37个文件，准备提交给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在这些文件中，主要有《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的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等。

在成都会议结束的这天晚上，田家英在吃晚饭时告诉吴冷西说：

“主席说，你送给他的《<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23条，这次会议来不及讨论了。主席说他将去武汉，要你随他一道去重庆，下三峡，将在武昌议一议《人民日报》的问题。”

欲知毛泽东后来在武昌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如何召开，且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再一次强调：“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我们一些同志在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说毛公教育部下是耳提面命，一点也不过分。立此存照，昭示后人。

第49章 1958年3月27日—

“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话说1958年3月27日中午，毛泽东乘专列从成都驰往重庆，随行人员除了王敬先率领的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外，还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秘书田家英。

毛泽东在专列上看着报纸，侯波就坐在他的对面。侯波举着相机时刻注视着他的表情，准备为他拍照。毛泽东忽然从报纸的上方抬起眼皮，叫了一声：

“侯波。”

侯波“哎”了一声，抬起头。毛泽东皱着眉头说：

“你怎么总是拿一只眼睛看我？”

侯波认真地说：

“我的取景框只能放下一只眼睛。”

“哦，”毛泽东笑着说：“一只眼的照相，两只眼的看报。眼不在多，而在用的是地方。天下一个理。”

列车在飞驰。毛泽东突然叫停车，说是要去隆昌气矿去看看。

此时，天上正下着雨。毛泽东来到隆昌气矿的招待所，矿长刘选伍、党委副书记张惠民闻讯赶到了。毛泽东和他们握了手，就向车间方向走去。他背着手，稳步走下山坡，正要上车，矿党委书记安增彬也赶来了。汽车向槽黑车间的山坡驰去。毛泽东和他熟悉的刘选伍谈论着化学问题。

到了槽黑车间，毛泽东和当班的车间副主任梁锡远打招呼。梁锡远打开一号火房第18格的门，毛泽东弯腰观察了一会儿，因为风刮得太大，无法看清楚里面天然气燃烧的情况。

毛泽东来到车间最后面的21号火房，梁锡远打开中间的门，毛泽东蹲下身，观察着天然气的火焰。他指着火嘴问道：

“一个火房有多少个火嘴？”

梁锡远说：

“按照设计是1728个，现在实际只用了1632个，最后的18格没有点。”

7点20分左右，天渐渐黑下来，雨也越下越大了，毛泽东的衣帽都淋湿了，不断地往下滴水珠。他询问着炭黑生产的情况，又询问了天然气的采气情形，尔后才和人们挥手告别。

3月28日凌晨1时50分，毛泽东一行人的专列抵达重庆，此时依然是万家灯火。

这天下午4点半，毛泽东来到重庆钢铁公司大轧钢车间的停车场，他下了车，微笑着向欢迎他的工人们点头挥手。

毛泽东来到解放后中国人自己生产第一根钢轨的轧钢车间，看着工人们用电焊烧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标语，很高兴。他走到钢板段，询问了钢板的生产情况。又到平压机前看了一会儿，就来到轧钢段，询问生产些什么，有多少种类，然后走到中剪机旁，站在开车台上，仔细地观看着工人们把红彤彤的钢坯一节一节的剪断。接着，毛泽东来到冷剪机旁，观看工人们剪钢板。

毛泽东从大轧钢车间出来，向大平炉车间走去。路两旁几千工人欢迎毛泽东，毛泽东一再挥手向工人们致意。

大平炉车间在20多天来，已经实现了生产上的三级跳——接连试制成功了双包出钢、双槽出钢和三槽出钢。毛泽东被工人们拥着走上平台，他拿着蓝色眼镜，接连3次凑近炉口，观察炼钢的情形。

下午5点40分，毛泽东驱车来到重庆建设机床厂，参观了几个车间，直到黄昏才离去。

是日晚23点，毛泽东穿着浅灰色呢制服，来到了重庆市委举办的晚会上。他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和人们一一握手，在一群年轻人的簇拥下坐了下来。毛泽东问道：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陈家俊回答说：

“我们在共青团市委工作。”

“全市有多少团员？”

“11万。”

毛泽东回头问黄启在团委哪一部门工作？黄启说在少先队部。毛泽东说：

“右派分子想取消少先队？”

黄启说：

“是的，天津有个叫黄心平的右派分子，就主张取消少先队。”

“你们同不同意？”

“绝不同意。孩子们知道右派分子想取消少先队以后，举行了声讨大会，大家更热爱红领巾了。”

“共青团里有没有右派？”

“有，我们把他们全部都清除了。”

毛泽东听说坐在他身边的女青年刘克莉是川剧《五难新郎》里的女主角，就问刘克莉，川剧有多少曲牌？刘克莉回答着，毛泽东还扳着指头一一数着。他又问身边的另一位女青年：

“你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

女青年说：

“我叫王静，是重庆市歌舞团演员。”

“你演过什么节目？”

“我们团把一出川剧传统节目《放裴》改编成歌舞，去年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会上演出，获得了银质奖章。我在其中演了一个角色。”

3月29日清晨5点多钟，毛泽东从重庆出发去武汉。几辆小车驶入重庆朝天门码头。“江峡”号轮船上的客运组长殷正禄，连忙上前迎接客人，可他没想到今天来的客人竟是毛泽东，吃惊不小，一时之间竟然手足无措，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毛泽东和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被安排在头等舱里。

6时15分，船开了，毛泽东先后同涪陵地委书记、万县地委书记谈了话。

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今晚要住万县。主席昨晚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到现在未睡，想晚上睡觉，以便白天看三峡。看来主席的精神很愉快。”

是日晚，毛泽东吸着烟，与柯庆施、李井泉，任白戈一起，坐在3楼船尾上眺望两岸夜景。王任重引着船上的大副杨大福和女三副石若仪，来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招呼他们坐在自己身边。他问石若仪：

“你看过画报上刊登的一位苏联女船长的故事吗？有没有遇到过那么多的困难呢？”

石若仪说：

“看过，我的情况和她不完全一样。当然，困难是有的。”

“学习驾驶困难吗？”

“开始上船时，一点也不懂，真感到害怕。”

“现在呢？”

“现在懂得了一些，也没有那么害怕了。”

“是啊，当你对一件事物还不了解时，往往是害怕的。正如蛇一样，当人们还不了解它、没有掌握它的特性时，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一旦了解了它，掌握了它的特性和弱点，就不再害怕了，而且可以捉住它。”

毛泽东说罢，吸了一口烟，又问石若仪：

“你在船上工作了多久？”

石若仪说4年了。毛泽东转过脸问杨大福：你呢？杨大福说：30多年了。毛泽东又对石若仪说：

“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他们这些老工人是你的好师傅，水上经验都丰富，许多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他问石若仪：

“三峡有个白帝城吧？”

石若仪说，有的。船到奉节航段，石若仪指着北岸小山上一座已经坍塌的古老城垣和庙宇，对毛泽东说：

“那就是白帝城。”

此时，夜色苍茫，毛泽东望着依稀可辨的白帝城，兴奋地背诵起李白的《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背诵完了，他又教石若仪学这首诗。他说一句，石若仪学一句，学完了，他说：

“你背诵给我听听。”

石若仪立即背了一遍。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

“好，很好。”

船上的人们都休息了，吴冷西和田家英问毛泽东的服务员：

“主席休息没有？”

服务员说：

“主席正在填一首词，是用铅笔写的，尚未完成，放在床头上。”

吴冷西问：

“主席写的是什么内容？”

服务员说：

“匆忙间我也没有记住。”

3月30日早晨，“江峡”号轮船进入瞿塘峡。快到三峡时，毛泽东吃过早饭，穿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与船长李吉成、见习船长莫家端和舵工贺理富攀谈起来。他问道：

“三峡这一段开船是不是最危险？”

李吉成回答说：

“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险是很少的。”

毛泽东说：

“如果我开船，我就喜欢走这险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意思。”

他又问：

“有没有船撞在石头上的情况？”

李吉成告诉他说：

“近几年开展了航道整治工作，通过各种治理，不仅过去一些不能通航的险滩地带能顺利通过，而且由于设立了航标，轮船大都能通夜航行了。”

毛泽东问：

“你们的航标灯是怎么管理的？”

陪同在一旁的长江航运局负责人说：

“我们专门设有航道处，下设航道区、段站。”

毛泽东说：

“为什么航标灯不能用电呢？”

“过去试过。可是干电池容易受潮，亮度没有保证。”

说话间，正面江心中出现一块突兀的大石头，舵手全神贯注，稳操舵把，灵巧避过。毛泽东问：

“这石头能不能炸掉？”

李吉成说：

“要炸。解放后已经炸掉了不少，今后还要炸的。”

毛泽东说：

“有些地方航道仍然很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你们赞成吗？”

李吉成说：

“太赞成了，修了水闸，航行就更加便利了。”

轮船快到巫峡时，毛泽东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非常留意地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吴冷西等人说：

“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成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

轮船要经过计划中的三峡大坝坝址了，船长李吉成奉命让舵工减低航速。毛泽东站在甲板上，对选址默默地看了又看，直到轮船驶出很远。

毛泽东一直到快过完西陵峡时，才回到舱内客厅，同吴冷西、田家英闲谈起来。他说：

“你们都知道，我在成都会议时，收集一些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选了十几首印发给与会的同志。”

他特别赞赏杨慎的诗，说杨慎是明朝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因议论朝政被流放云南30年，以至老死，很可惜。毛泽东又说：

“四川历代人才辈出，我们党内好些将帅是四川人。”

他问吴冷西：

“你们办报的人都知道邹容其人吗？”

吴冷西说：

“有些人知道一些。”

毛泽东说：

“邹容也是四川人，他的日文很好，而且是在四川学的。‘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论战。

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当警察拿着黑名单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年仅20岁。《苏报》当时的主编章士钊倒没有被捕。

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他英年早逝。

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后来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称著。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索解为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訄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至于章士钊，这位老先生是我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它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严谨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

3月31日，轮船过荆江，毛泽东把宜昌、沙市的领导人叫到船上，询问了一些情况。

1958年4月1日凌晨2时，毛泽东到达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此时，正下着雨，天气相当冷。

4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

会议主要内容是听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汇报他们各自的工作计划。

会议首先听取吴芝圃的汇报。吴芝圃说，河南省要苦战1年，实现“四、五、八”，实现水利化、绿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的工作计划。毛泽东问道：

“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

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把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4害。但他仍然坚持要一年实现“四、五、八”。

此后，会议每天只开半天，其余时间让大家看成都会议的文件，或由谭震林、柯庆施和陶铸介绍成都会议的情况。

4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不能虎头蛇尾。各地区、各部门，在目前的“双反”运动告一段落后，应当及时地转入整风的第4阶段，即阅读文件，个人反省，提高自己的阶段。千万不能把这个阶段滑过去。这样，才能进一步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和人民打成一片，纠正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从目前情况看来，一般地区的整风运动，应当在6月底以前基本结束，如果某些地区、某些部门有必要延长整风时间，也可以适当延长。

二、整风第4阶段进行的方法，应当是：在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党组的主持下，分别召开二三十人的小型整风会议，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要采取人人检讨、人人过关的方法。一般地说，这样的小型会议，开个4、5次，即可大体结束。如果在会议进行当中，发现重点人物，或发现有重大原则性的意见分歧，须要更充分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则需要适当增加会议次数。召开这种会议的目的，是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提高觉悟，改进工作。小型整风会议结束以后，凡是能够写的同志，都应当写出本人参加整风运动的思想总结。这种思想总结可以采用个别交谈互相传阅的方式，不必经过会议的讨论通过。

三、整风第4阶段，以揭发和批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在揭发和批判主观主义的时候，应当着重揭发和批判在执行党的路线、党的政策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倾向。在揭发和批判宗派主义的时候，应当联系到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等错误思想，加以揭发和批判，以便提高全党共产主义的思想水平。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上述要求，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确定本地区、本部门在这个阶段应当着重地揭发和批判哪些方面的问题。

四、在农村，应当紧密结合生产，进行整党、整团、整社。在整党、整团、整社的基础上进行民主选举党、团的委员会和社务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农村党员、团员、乡、社干部可以不必写个人的思想总结，但是，要在整风中进行一次鉴定。

五、各地区在统一安排本地区整风工作的时候，应当把财贸部门和其他分散的基层单位、城镇居民、小商小贩的整风统一安排进去，并且要注意加强领导。不要使这些方面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漏掉了或者滑过去了。

六、无论城市和农村的所有基层单位，无论在整风运动中和今后日常工作中，为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错误，表扬先进，改进工作，都应该广泛使用鸣放辩论和写大字报的方法。

七、为了有力地分化右派分子，各地区、各部门应当选择适当时机，召开右派分子会议或者吸收右派分子参加的会议，由负责同志作报告，交代政策，指明出路，并且要组织右派分子加以讨论。对于右派分子还应当注意分别进行工作，以便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有拉有打，争取分化他们，并且督促他们彻底悔改。

（可登党刊。）

4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了波兰政府代表团团长、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雅罗谢维奇和代表团全体成员。他在会见中说：

“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15年，可能只要10年或11年。”“再有20年就赶上美国。”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又去参加武昌会议，听取曾希圣的汇报。曾希圣主要讲安徽省大搞水利突击的情况，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图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

“你们能3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毛泽东针对这两天在汇报中提出的不切合实际的做法和浮夸现象说：

“现在说苦战3年改变面貌，其实苦战3年之后还要苦战5年，才能完成四十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3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些。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生产要务实，不要搞得不实在。报纸宣传应实际、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华而不实不好。整风挂帅，生产是当前的中心工作，以此带动其它工作。”

4月3日下午，会议听取舒同的汇报，他只说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证明山东省苦干3年实现40条有把握。毛泽东说：

“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产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

“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说苦战3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3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5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4月3日傍晚7点多钟，在武汉素有名气的老通城餐馆里，一个3岁小男孩王熙滨和他的4个哥哥姐姐，还有爸爸妈妈一家7口人，正围着一张桌子用餐。

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汽车的停车声，首先推门进来的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边跟着一位高大魁梧的人。小孩子眼尖，王熙滨用小手指着来人，扯着嗓子喊：“毛主席，毛主席。”他马上跳下椅子向前跑去，姐姐哥哥们一看，也一拥而上。5岁的小姐姐王江，用手扯扯毛泽东的衣角，问：

“毛主席，你是不是从北京来的？”

“是呀。”毛泽东弯下腰，笑着与几个孩子一一握手，抚摸着他们的脑袋。王熙滨的爸爸妈妈也慌忙上前，先后和毛泽东握手问好。毛泽东握着王熙滨妈妈刘燕如的手说：

“你们一家人，真是其乐融融啊！”

前厅里的喧闹，早已惊动了饭店的经理万书明和服务员，他们也都拥到餐厅来看毛泽东。毛泽东正在一条一条地看着墙上贴着的“除四害”和大跃进的标语。他问万书明：

“这是你们写的吗？”

万书明回答说是，毛泽东称赞道：

“好，好。”

他看着这堵墙有些与众不同，就用手敲敲墙壁，满有兴趣地问：

“这墙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万书明回答说：

“用刨花板做的，很经济。”

毛泽东走进厨房，向厨师们招呼道：

“辛苦了，辛苦了！”

厨师们没有想到是毛主席来了，大家都楞住了。毛泽东问正在做汤包的师傅钟生楚：

“这是什么包子？”

钟生楚激动得手足无措，竟然忘记了回答。毛泽东又问了一句：

“这包子是谁做的？”

钟生楚此时才反应过来，忙说：

“是汤包，是我做的。”

毛泽东走到大师傅曾延龄面前，问：

“那你是做什么的呀？”

曾延龄说：

“我是做豆皮的。我准备专门做点好的豆皮，请您老人家尝尝。”

毛泽东说：

“你太细心了。”

曾延龄说：

“总是愿您老人家健康啊！”

毛泽东走到做菜师傅李汉卿的炉灶前，用手摸了一下灶台，然后看看手指上有没有灰尘。他称赞说：

“这个炉灶很干净嘛。”

毛泽东和李汉卿师傅及其他一些人聊了一会儿，饭菜已经上桌了。这一顿饭菜，老通城最出名的三鲜豆皮和汤包自然是少不了的。毛泽东和随行人员围成一桌，他指着面前的碗碟，对一些外省籍的人员说：

“你们那里可没有这个，这是真正湖北的风味。”

大家吃完饭已经是8点多了，毛泽东站起身，看看表，准备离开。经理和厨师们都围上来送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握手告别，还问他们：

“你们是合作社，还是公私合营？”

经理万书明说是国营。毛泽东说：

“国营的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4月4日下午，会议听取江渭清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须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

4月5日下午，会议听取周小舟的汇报。他说，湖南也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毛泽东分析了全国出现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原因，他说：

“一是从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40条，有了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

他还说：

“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我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毛泽东又说：

“现在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一个剥削阶级是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另一个剥削阶级是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它不同于前一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前一个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还会有反复。”

4月6日上午，武汉地区5000多名科教工作者在武汉体育馆举行科教界大跃进誓师大会。12点42分，大会执行主席向代表们宣布说：

“现在报告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会场，和大家见面……”

他的话音未落，全场的人都站立了起来，热烈鼓掌。

12点43分，毛泽东应老朋友李达之邀，在李先念、王任重的陪同下，从会场东面入口处进入科教大会会场。毛泽东一出现，会场里再次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毛泽东穿着银灰色制服，红光满面，满头黑发，神采奕奕地走上主席台，和主席团成员们一一握手。当毛泽东把手伸向中国建筑学会武汉分会理事长鲍鼎的时候，鲍鼎激动地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含着泪说：

“我第1次见到您是在1950年，8年后的今天，第2次见到了您。我感到对不起您，8年来我进步很慢，我今天向您保证，一定要飞跃前进。”

毛泽东微笑着说：

“很好，很好。”

他又走到主席台中央，向参加会议的人们招手致意。几个青年女科学工作者走上台来，把一束束鲜花献给他。一时间，会场里全体人员随着扩音器播放的音乐唱起了革命歌曲《东方红》。毛泽东问旁边的李达：

“出席会议的是哪些单位的？”

李达说：

“科学院武汉分院，企业研究单位，大专学校。”

毛泽东高兴地说：

“青年小伙子不少啊！”

李达说：

“他们大都是青年研究人员和助教。”

12点53分，毛泽东在欢呼声中离开会场。他刚走到出口处，70多岁的老教授谭戒甫赶上前来，喊了一声：“主席！”毛泽东马上停住脚步，握着他的手，关切地问道：

“你现在身体还好吗？”

谭戒甫激动地说：

“还好。”

毛泽东又问：

“还可以做研究工作吗？”

谭戒甫回答说：

“可以。”

此时，毛泽东又被青年科教工作者们包围了，工作人员马上分开人群，护卫着毛泽东离开了会场。

这天下午，毛泽东听取刘建勋的汇报，他插话说：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两条道路的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

4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合并农业合作社的指示，指示中说：

“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地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把小型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合作社是必要的。”

这天下午，会议听取叶飞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

叶飞在汇报中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

“所谓求稳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

4月9日，是武昌会议的最后一天。上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柯庆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人民日报》23条改进工作纲要。

吴冷西在会议上介绍了起草纲要的目的，说希望各省书记多提意见。到会的8个省和上海市的书记们先后发言，各自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和建议。

下午，会议照常进行，毛泽东出席了会议。他问身边的柯庆施：

“上午谈《人民日报》的问题谈得怎样？”

柯庆施说：

“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冷西同志都记下了。”

毛泽东转对与会者们说：

“《人民日报》要经常注意搞好同全国各省委的关系，多听省委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人民日报》要办得好，不仅要同中央各部门搞好关系，还要取得各省的支持和帮助。《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自然得管，各省委也有责任帮助它办好。我们的一贯方针是全党办报。

《人民日报》的23条改进工作纲要，可以作为草案先实行起来，到年底再总结经验，加以修改。农业四十条写于1955年，其后经过多次修改，还要再修改，才提到八大二次会议去。”

武昌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仍留在东湖湖滨别墅休息。东湖对岸是珞珈山，武汉大学就建在山麓。毛泽东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沿着湖边散步。有一次，卫士张仙朋陪毛泽东散步走到一棵古松下，毛泽东停了下来，问道：

“张仙朋，你这名字有意思。我问你，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

张仙朋说：

“我们是住在地上，怎能是天上呢？”

“不，我们是住在天上。我们从地球上看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上也有人，他们一看我们，我们不也就是在天上吗？整个宇宙，到处都是又在天上，又在地上。”

他稍一停顿，又问道：

“我们算不算神仙？”

“不算。”

“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既然也算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是也把我们看成神仙吗？”

他接着又问道：

“中国人算不算洋人？”

张仙朋笑着说：

“外国人才是洋人呢，我们不是。”

毛泽东说：

“不对。既然外国人是洋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

正是：层层递问真绝伦，三段论法笑煞人。可怜当今少信仰，善男信女仍拜神。

欲知毛泽东此后还有什么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两条道路的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呜呼！警示在前，动荡于后；右派作乱，天地翻覆！哀哉！

第50章 1958年4月—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

话说1958年4月11日上午，毛泽东吃罢早饭，散步后回到东湖湖滨别墅，叫来吴冷西和田家英，一起坐在湖边凉棚下闲聊。他的话题围绕着武汉，从长江大桥谈到八七会议、武昌起义、黎元洪以至张之洞，还再一次谈到了章太炎。他说：

“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与张之洞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像章太炎这样的激进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他还说：

“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这样。”

说罢，他问吴冷西：

“你是不是广东新会人？”

吴冷西说，是。毛泽东说：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梁启超是在两次赴京会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祺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洋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

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技术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的。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校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这是很不容易的。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3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

毛泽东自然也想起了他创办的《湘江评论》。那时候，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点了一支烟，又说：

“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毛泽东讲完了，顿了一下，转换了话题，他问吴冷西：

“柯庆施主持的会议，各省委书记谈了些什么意见？”

吴冷西根据自己的记忆，作了简单扼要汇报。他还说：

“《人民日报》同各省委的关系，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只有几个省委对《人民日报》在1955—1956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批评他们省里的某些工作有意见，一度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在会上还旧事重提。”

毛泽东说：

“对省委提的意见，要做分析。对的要接受，认真改进。你们认为不对的，可以提到小平同志主持的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然后向有关省委做必要的解释。一般人都不太容易接受批评，你们在报纸上公开批评省委的某项工作中的缺点，人家有意见是正常的，何况你们的批评有时不免不够实事求是。因此，你们的批评应当十分慎重，事实力求八九不离十。涉及省委本身的，事前可以听听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批评一般工作中的缺点，你们编辑部自己负责，当然也不要鲁莽行事。无论如何，你们要经常告诉记者、编辑，要搞好同各省委的关系，这是按党的原则办事的关系，不是庸俗化的关系。”

毛泽东又谈到了《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他说：

“武昌会议，还有成都会议的精神，就是《人民日报》宣传的大纲。有些具体意见，我在这两个会议上都谈到了。还有几点同报纸关系密切的：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江苏提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种精神是好的，应当宣传。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说调整一下宣传调子就会泄气，这种顾虑要注意。目前总的方针还是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2、现在各省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飞机上看到的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1年实现的，有说3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1年或2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子孙后代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3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1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对一些具体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目前大跃进的形势正是锻炼的好机会。可以按照各省委提出的意见，编辑一些新闻和评论供记者、编辑学习。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告中央书记处。”

毛泽东最后对吴冷西说：

“你要离开北京到外地走走看看，在八大二次会议后就下去一两个月，回来就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

后来，吴冷西把毛泽东说要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的意见，告诉了宣传部长陆定一。陆定一说：

“夏天太忙，秋天再说。”

4月11日傍晚，毛泽东冒着蒙蒙细雨，参观东湖畔的武汉市地方工业产品展览会。

展览会上展出的都是在大跃进中的新创造和新产品。毛泽东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书记处书记张平化、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的陪同下，走进了机电工业和农产品展览馆。他看到工作人员用火柴一点，沼气灯就像60支光的电灯一样亮了，高兴地笑了，说道：

“这要好好地推广。”

他看到“X光传片箱”卡片上面写着：“武汉首创”的字样，很感兴趣，问道：

“这是手工业合作社的产品吗？”

展览馆的人员说，这是第5五金生产合作社的产品，毛泽东赞许地说：

“很好。”

他看见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的改良农具，有五用耕种器，有手握喷雾车，还有竹节点头喷粉器和水田除草器，一样一样拿起来细细察看。

市供销社所属各厂利用鸡毛、废电池、废铁末、废蚌壳、废胶和牛马骨头制成的新产品，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看到武汉电池厂利用花生壳、棉籽壳制成的空气灯，详细询问了这种灯的制造方法，高兴地说：

“这种灯可以推广。”

毛泽东又看了纺织工业馆利用野生纤维脱胶后与棉花混纺的棉纱，织成的棉布，以及烈军属工厂生产的代替铁纱的棉纱窗布，尔后来到休息室，他说：

“这些新产品，有很多都不是由工程师和专家发明创造的。要鼓励大家好好干。”

稍微休息了一会儿，毛泽东又看了万能拖拉机，看了消防机械厂制造的方向云梯消防车，这才离开了展览会。

4月12日，毛泽东一行离开武汉，乘专机到了长沙。

这一天，长沙的天气格外晴朗。毛泽东要去视察解放军驻湖南部队某部独立营1连。他为了能够看到连队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况，不让通知连队，也不坐车，和湖南省委的领导人及其他随行人员一起，步行来到了营房。

这天是星期六，连队的干部战士有的在读书看报，有的在自学文化，有的打篮球，有的在挖菜地。毛泽东径直来到了正在挖地种瓜的副连长身边。那位副连长不经意间抬头看到毛泽东来到了自己身边，急忙放下锄头，向毛泽东立正敬礼。毛泽东亲切地握着副连长那沾满了泥土的手，副连长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喊了一声：

“毛主席来啦！”

干部战士们闻声而至，大家一起鼓掌，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扬起大手，也向战士们问候道：

“同志们好！”

毛泽东与干部战士们亲切握手。他在大家的簇拥下，一边走，一边和身边的战士谈话，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何时入伍？来到一个宿舍门口，毛泽东看到小凳子上放着一本打开着的书，拿起来一看是《论列宁主义基础》，很高兴，就问这本书是谁读的？政治教育上什么课，有多少人能自学马列的书？几位老战士说：他们是入伍那年速成识字扫的盲，后来又在连队业余文化学校读了两年课本，现在可以看报，可以读毛主席的书和马列的书。毛泽东非常赞成战士学马列，他说，连队要把理论教育搞好，办好夜校。

毛泽东来到一个班的宿舍里，战士们搬凳子让他坐，他没有坐，径直走到一个战士的床前，伸手摸摸床上的垫子，看看有多厚，问战士们铺的够不够？又拿起棉被在手上掂了掂，问有几斤重，够不够暖？

毛泽东又来到3班，要看看战士们的武器。他走到枪架前，看了看说：

“光看表面不行，要看里面擦得净不净。”

他拿起一支五三式步枪，拉开枪机检查了一遍，又检查了一支冲锋枪，没有发现油泥和锈蚀，满意地说：

“你们的枪械保养得很好。”

毛泽东又检查了3班的内务，他说：

“3班的内务整洁，什物放置有序。”

他用手指点着床位一个一个地数，一共是12张，问战士们：

“你们一个房子里12张床，睡着挤不挤？”

战士们说，不挤。他点点头，看看地面，说：

“就是地潮湿了些。”

毛泽东出了宿舍，要离开军营了。他走到院门口，问连长：

“连里查铺查哨的制度还有没有？”

连长说还有。毛泽东笑着问战士们：

“你们连长晚上还给不给你们盖被子？”

有的战士说：

“过去盖，现在不经常盖了。”

毛泽东说：

“要经常盖才好。干部要爱护战士，战士要尊重干部。”

连长说：

“今后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又对连队的干部们说：

“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连队要种菜、养猪，搞好战士们的伙食。现在可以种苋菜，长沙人有句话说，六月苋菜胜过鸡。”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战士们在笑声中，送走了自己的领袖。

下午5时，毛泽东要去看看火宫殿，他说：

“坡子街有个火宫殿，是长沙拉水拉车的劳动人民吃饭的地方。”

毛泽东身穿银灰色大衣，脚上是一双半旧的黄皮鞋，神采奕奕地来到了火宫殿李合记饭馆。他一走进营业厅，店里服务人员立刻认出了他，都非常激动地向他问候：

“毛主席，您老人家好！”

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尔后坐下来和他们亲切交谈。他问火宫殿这房子是什么时候建筑的？以前的老工人还在这里不，生活好不好？还问米多少钱1斤，肉多少钱1斤？站在毛泽东身边的当地干部一一作了回答。

饮食店里不少服务人员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听着毛泽东的话语，倍感亲切。回想旧社会，饮食工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被称作“茶房”、“饭拐子”，每日两头不见天，劳累不顾命，俗语说：“养崽莫学饮食行，乞讨小费养儿郎。三年没睡年半觉，一世冒睡有边床。”如今，伟大领袖来了，还问寒问暖，连柴米油盐问题都十分关心，心里无比激动。他们提出要给毛泽东做顿家乡饭菜，让老人家尝尝。毛泽东也不推辞，还亲自伸出手和大家一起铺桌布。

两个钟头过去了，毛泽东让随行人员付了饭钱，遂起身告辞，又一次和工人们一一握手，嘴里不住地说着：

“谢谢，辛苦了！”

人们望着毛泽东的身影，目送他上车，车子开动了，越走越远，直到看不见了，大家才回到店里。

4月13日，毛泽东离开长沙，乘专机去了广州。

4月15日，毛泽东在广州写出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

此前，中共河南封丘县委在3月20日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介绍了封丘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应举合作社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他异常兴奋，欣然命笔，写出了一篇文采飞扬的短文：

介绍一个合作社

毛泽东

《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6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6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1958年4月15日，于广州

写罢此文，毛泽东又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刘、邓、周、陈、乔木、吴冷西各同志：

此件请审阅。如同意，请冷西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泽东 4月15日

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的。“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4月22日，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一行人到达广州。

是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讨论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稿。

4月23日，毛泽东在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临时通信》中写道：

“请你们立即将第2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1962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做成一个表，在5月5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1957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做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4、5、6这3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做了大力安排。”

4月2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25日或26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电力工业部长），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水利部李葆华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

4月27日凌晨，毛泽东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了一个便函，他写道：

家英同志：

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 4月27日

毛泽东在读《贾谊传》时，称赞贾谊是“英俊天才”。他对贾谊33岁郁郁而死，深表惋惜。他在书上批道：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毛泽东把《贾谊传》推荐给自己身边工作的人看，意在鼓励他们也要解放思想，勇于作为，要向历史上年轻有为的贾谊学习。

4月27日下午2时40分，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工业问题。6时15分，他和与会者们来到珠江边上了船，继续开会。6时50分，会议休息，毛泽东下水游泳，7时10分上船，7时30分就餐。8时，会议在船上继续进行，10时25分回到住地，会议一直开到12时30分才结束。

此后，毛泽东每天除了开会，还要到珠江游一次水。

4月29日，广州会议结束。

4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文冲至莲花山一带的江面上游了泳，通体舒泰，由于日晒的缘故，脸上呈现出黑红色，显得格外健康。他决定去郊区的棠下农业社看看。

3点45分，毛泽东一行3辆轿车由西而东来到棠下村口南边的公路上。早已聚集在路边的村民纷纷喊着：“来了，来了！”

毛泽东身穿白衬衫，灰色长裤，坐在第二辆车上。他人未下车，脚上的浅口黑色布鞋已伸了出来。他平日里最喜欢穿的是两双合脚的鞋，一双是这个布鞋，另一双是已经很旧了的棕色皮鞋。他不论是去哪儿，都是两双轮流着穿。卫士们几次要他换新鞋，他都谢绝了，再说多了，他就要发脾气。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和广州市市长朱光，正待要把农业社的干部介绍给毛泽东，可几百名社员呼啦一下子就围了上来。村干部费了很大劲才开出一条小道，让毛泽东等人走在前面，众人紧随其后，一起簇拥着往村里走去。农业社支部书记梁富、社主任钟叙本把毛泽东让进办公室，室内室外的人已经挤得满满的了。毛泽东问道：

“你们今年的生产还可以吧？”

钟叙本回答说：

“今年比去年好多了。”

“社里养了多少头猪？”

“3800多头。”

毛泽东点点头，说：

“那样好，我赞成。合作社应该多养些。”

陶铸对干部和社员们说：

“你们今天能够见到毛主席，今后生产要搞得更好啊！”

毛泽东又问：

“你们合作社会散伙吗？”

村支部书记梁富说：

“散不了。铁打江山！”

“散不了？为什么？”

钟叙本说：

“第一，我们社的收入增加，比单干户好。入社前，按照上中农水平，大小人口平均计算每人1年纯收入107元4角。”

“现在呢？”

“去年我们每人平均纯收入164元。”

“啊，从107，增加到164！”

毛泽东显然感到很满意。陶铸问钟叙本：

“还有第二呢？”

钟叙本清清嗓子，说：

“第二就是有共产党，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大家都笑了。毛泽东注意到桌子另一边有几个干部一直没吭声，就问朱光：

“这几位同志是谁呀？”

朱光忙介绍说，他们是广州市郊区党委书记、乡党委书记。陶铸打趣说：

“现在是4级干部在一起。”

毛泽东也笑着说：

“哪里是4级？连你，我，我们是6级干部在一起了。”

他要去看看干部试验田，众人便拥着他向村西北角走去，社里的群众也尾随而至。毛泽东来到一棵榕树不远处的稻田前，问道：

“这禾长得不错嘛，每亩能收多少斤？”

负责试验田的钟文炳回答说：

“大约700斤吧。”

“会倒伏吗？收成有没有保证？”

“只要搞好排灌，倒伏不了的。”

毛泽东沿着田埂往前走。此时的广州已经是火一般的炎热了。乡党委书记潘湛递给毛泽东一顶遮阳帽。这是一顶极普通的南方常用的竹编帽，农民们下田都戴着它。毛泽东接过帽子，端详片刻，戴在头上，细心地系上带子，环视了一下众人，说：

“你们看，我也像个农民了。”

他指着菜地边上的一种植物问：

“这是什么？”

社干部说，这是一种菜，叫藿香。他们又介绍了田里种的黄瓜、豆角、生姜。毛泽东说：

“好，这样，土地的利用率就很高了。”

毛泽东来到干部试验田边，农业社副主任钟礼向他介绍说：这试验田一造计划收1600斤。毛泽东反问道：

“一造也可以收获这么多吗？”

钟礼正要回答，突然，人群中一阵骚动，一个妇女满头大汗地使劲拨开人群，挤到毛泽东身后，将一把布伞撑开，小心地遮在毛泽东头上。毛泽东向她道谢，她并不开口，只是笑笑。毛泽东发现不远处的田埂上站着20多个红领巾，乌溜溜的眼睛盯着他，却不敢靠近。毛泽东乐了，走上前去，拉着一个叫任溥华的学生的手，问道：

“你们是哪里来的娃娃？来这里做什么？”

任溥华告诉毛泽东，他们是广州市第30中学的学生，是到棠下社参加勤工俭学来的。毛泽东又问：

“你们劳动得好吧？每天能赚多少工分？”

学生们笑笑，不好意思回答。毛泽东又问农业社干部：

“你们欢迎他们吗？”

大家都笑了，一个人说：

“社里的劳动力不够，我们双方订好了合同的。”

太阳已经西沉，毛泽东结束了近1个小时的视察，离开棠下社，又顺道视察了广东省农具改革展览会，看完了耕耘、水利、土壤肥料和水产4个馆。他在水产馆前，对陶铸、朱光等人说：

“南海水产资源很丰富，大有可为，应很好地开发利用。”

至此，毛泽东结束了广州之行，连夜乘飞机北返。

1958年5月1日凌晨，毛泽东乘专机飞抵武汉。这一天，他为回京后解决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就找来林克谈话。

关于“八司马事件”，《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毛主席当时在广州要找他的英文秘书林克，找来找去找不到，再找，就有人说这个人犯了错误，是‘反党小集团’分子，正在接受隔离审查。主席大吃一惊。他信任的英文秘书成了‘反党小集团’分子，在受审查，还隔离了，连他都不知道，他能不吃惊吗？主席一直和林克谈得很多很好，对林克很了解，说林克反党，主席当然不能相信。主席叫人把林克找到广州去。这样林克就在隔离中被放出来，赶到广州。林克见到主席后嚎啕大哭，把中南海发生的事情，自己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分子，要下放新疆劳改的事情都给主席说了。毛主席熟通历史。我们受到工作组打击的人正好是8个科级干部（林克、戚本禹、李公绰、朱固、马芷荪、吕澄、王象乾、沈栋年——笔者注），田家英和彭达彰两个人级别比我们高得多，在观点上又是支持我们的。所以，毛主席在听了林克的申诉后就联想到唐朝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还说：‘现在我们这个中南海又出现了新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我不允许这种历史上的反动事件在我身边重演’。这是林克后来跟我说的。‘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也因此得名。主席在通过林克的汇报了解到秘书室存在两派的争论和我们这些人遭到斗争的具体情况之后，就让秘书徐业夫、高智，去把两派的大字报抄写来看看，凡是说林克他们是反党的和林克他们申辩的都抄来。徐业夫、高智连夜就来抄了，抄得很认真。主席身边的秘书来抄大字报了，这是一个特别的信号。工作组本来已经准备要宣布我们为反党集团了，还给在新疆的王震打好了招呼，让他准备接收我们去新疆劳动改造，一看主席过问这件事了，就马上停下来看风向，连开会斗争也暂时不搞了，都等着毛主席那里的消息。”

再说毛泽东在和林克谈话时问道：

“世界上有许多鬼，也有许多人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呢？”

林克没有理解毛泽东的话，随口说道：

“我不相信鬼神，所以不怕鬼。”

“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聊斋》上有一个故事，”

毛泽东仍然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他还边说边比划着：

“一个狂生夜坐，有个鬼披头散发，面黑似漆，很难看，瞪着眼睛，吓唬狂生，舌头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笑着研墨，把墨涂在脸上，涂得像鬼一样黑，也伸出舌头，目光如炬，和鬼互相瞪视着。就这样对视了1小时、2小时、3小时，那个鬼见吓不倒狂生，就跑掉了。作者蒲松龄是在告诉我们，不要怕鬼，越怕越不能活，鬼就要出来把你吃掉。狂生不怕鬼，就把鬼征服了。”

毛泽东把这个故事讲完了，意犹未尽，又问林克：

“《席方平》的故事你看过没有？”

林克说：

“我看过《聊斋志异》，但不记得这个故事。”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接着讲故事：

“席方平的父亲席廉为人憨直，得罪了邻里羊姓富翁。羊某早死几年，贿赂了阴司官吏，使席廉忽然暴死。席方平悲痛欲绝，决心到阴间为父亲伸冤。席方平来到阴间一牢狱门口，远远看见他父亲望着他哭诉：狱吏全受贿赂，日夜拷打他。席方平就向城隍、郡司告状。因城隍、郡司都受了贿赂，不仅案子不受理，而且还使席方平受尽了拷打，又将他押回阳间。席方平又溜回阴间，告到阎王那儿，阎王不容他诉说，就责令打席方平几十大板。席方平大喊：

‘谁叫我无钱，应该挨打！’

阎王恼羞成怒，教鬼卒把席方平放到烧得通红的铁床上去烤。阎王问席方平：

‘还敢告吗？’

席方平说：

‘大冤未伸，寸心不死，一定要告。’

阎王大怒，叫两个鬼卒把席方平的身体锯成两半。席方平痛不可忍，但硬是一声不吭。鬼卒说：

‘真是条硬汉子！’

拿锯的小鬼同情他是个孝子，不忍锯到他的心，锯子曲折而下，保存了他的心，身子被锯成两半。阎王叫鬼卒把席方平的身体合起来去见他。阎王问席方平：

‘还告吗？’

席方平恐再遭到毒刑，谎说：

‘不告了。’

席方平又被押回阳间。席方平想告到玉皇大帝那里，他听说二郎神是玉帝的贵戚，聪明正直，便又回到阴间找二郎神。谁想又被阎王抓住，把他强行投胎为婴儿。席方平愤怒啼哭不吃奶，活了3天就夭折了。他的灵魂又跑到阴间告状，结果碰上玉帝殿下的九王，九王叫二郎神赶快判决。最后，二郎神判决，将贪赃枉法的阎王、郡司、城隍、助纣为虐的鬼役以及为富不仁的羊某，分别治罪。同时表彰了席廉父子的善良、孝义，并增加席廉阳寿3纪。”

故事讲完了，毛泽东喝了口水，点着烟，又说：

“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冤案终能昭雪。共产党人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的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劳改、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只要准备了这几条，就什么都不怕了。”

5月3日，毛泽东从武汉飞回北京，当晚便着手解决中南海“八司马事件”。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记载：“他在回来之前，就已经看了所有抄去的材料了，回来后也不马上表态，而是亲自作调查，当晚就在他居住的菊香书屋亲自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副书记曾三、刘华峰，中直机关人事处处长晓岚；秘书室领导田家英、彭达彰；林克、李公绰等涉事的8个科长；还有邓力群（中央办公厅政治研究室主任）和李东冶（中南海党总支书记）、王刚、阎草等人。那是我第一次以会议成员的身份参加主席亲自召开的会议，加上知道已被工作组定为‘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很紧张。正式开会之前，毛主席对事件中一些不熟的人问一下情况。他先问李公绰是哪里来的？什么学校毕业？李公绰说他是东北大学毕业的。然后就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回答说：‘我没上过大学，是个中学生’。不料，主席竟高兴地说：‘我和你一样，也是中学生。师范毕业，还当过小学教员呢！’听了主席的话，我原本七上八下的心一下子就平稳下来了，就觉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主席不会跟一个反党集团的人这么说话的。

主席让工作组的人先讲，王刚不吭声，晓岚就出来说话，她讲述了我们如何进行非组织活动，如何揪住老干部不放，如何写大字报攻击党的领导等等。她讲完了，主席接下来就叫我们讲。我知道他们在抓李公绰历史上的把柄，李公绰讲话可能底气不硬，田家英、彭达彰又不便讲，林克已经都跟主席讲过了，不用再讲了，剩下只有我讲了。我就站起来说，我们是响应主席的号召，主席的2月讲话（指毛主席1957年2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怎么怎么讲的。毛主席一边听一边点头说：‘我是这么讲的。’这样一来，我就更有勇气申辩了。我说，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才给领导提意见的，目的是帮助领导改进作风，搞好工作。秘书室和中央办公厅的一些领导高高在上，不肯接见群众，就是官僚主义，肯接见群众的是彭达彰，田家英那么忙，可也接见过群众（这时，田家英接过话头，说自己也是有官僚主义的）。我们给他们提意见，他们就把我们说成是右派，是反党，而真正的右派，像林希翎，他们倒不反对，还说她是‘大胆、勇敢、有才华’，支持她。林希翎在北大作演讲，他们还派了王文去参加。林希翎当场就讲，中央办公厅今天派了人来听我的报告。这不是长右派志气，灭左派威风么（主席听了频频点头）。所以说，右派他们不反对，反右派的人他们倒说是右派，是反党小集团。

主席听了我讲的这些，就问他们：‘那么，他们（指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反党的事吗？’杨尚昆、王刚他们都没有说什么。这时，晓岚又讲话了：‘他们攻击中直党委，他们的大字报就是对着杨尚昆同志的，反对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这还不是反党吗？”主席一听，就说：‘噢，反对杨尚昆就是反党？’杨尚昆连忙说：‘不对，不能这么说，我是在主席领导下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才叫反党。’

主席接着说：‘你们是两派，代表对立的两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红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边，是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的，主张拔黑旗，插红旗。’毛主席又问：‘谁是王刚？’王刚站起来，主席看了看他说‘久仰大名’，紧接着就毫不客气批评说：‘你是一派的领袖，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干尽了坏事。上边还有人支持你，总支、中直党委都支持你嘛！不然你也兴不起那么大的风浪。你们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而是方针路线的错误。你们继续执行了何载的路线，按照何载的《建议书》办事。你们插的是什么旗？是红旗、灰旗还是黑旗？我看不是红旗，也不是灰旗，而是黑旗，道道地地的黑旗。我的意见，今天立即召开秘书室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展开讨论，揭盖子。’——‘八司马事件’又叫做‘黑旗事件’，就是根据主席这一番讲话来的。主席这里所说的何载建议书，是指前面交代过的何载（1957年3月，戚本禹最先贴了何载的小字报，之后他和林克等人贴了何载的大字报，又不点杨尚昆的名贴了办公厅的大字报。反右开始后，何载和他背后的杨尚昆开始追查大字报的问题。是年秋，全国反右接近尾声，中南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1958年初，中央办公厅派王刚接替了何载的工作，经杨尚昆同意，又组成以王刚、晓岚为正负组长的工作组，从3月到4月份，批斗戚本禹、林克8人，直至定性——笔者注）曾向王刚、晓岚工作组建议，说他自己是有错误，但不是反党，而我们这些人则是反党。我们这些人是利用他的认识上的错误来企图打倒老干部，反对党的领导。所以建议王刚、晓岚对我们开展斗争。

主席还问杨尚昆知不知情。杨尚昆这个人相当有经验，一看到这个架势，知道气候不对，就说‘这个事情，我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所以也没抓，没有很好了解’。彭达彰把方世郁盯梢的事说了，主席听了勃然大怒，说：‘把对付敌人的手段拿来对付人民群众，在中南海搞法西斯、贝利亚，决不允许。’说完他拿眼睛看着杨尚昆，杨尚昆低头不语。

看到局面有些僵，邓力群就出来打圆场。他先说了把青年积极分子打成反党集团是不对的，接着又说青年人容易偏激，贴大字报，有点类似延安时代的轻骑队。他认为两方面都有缺点，两方面应该团结起来搞好整风和反右派。主席听了后说：‘哦，各打50大板。青年人给领导提意见有什么错？如果给领导提意见就要挨板子，那么这样，他们都还年轻，我老了，那就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为是我号召开展整风的。’听主席这么讲，邓力群就马上起来作检讨（后来我调到《红旗》杂志社时，已在《红旗》杂志社担任副总编的他还热情地对我说：‘当年八司马事件，我说应该各打50大板，挨了主席的批评，那是我错了。青年人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整风，何错之有！’）。

当晚8时多，秘书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杨尚昆这次还是很实事求是、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把毛主席的讲话向全体人员作了传达。许多人听了以后热泪盈眶，有的甚至痛哭失声，直至午夜仍不肯离去。这情形和文革初期的一幕是很相似的。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在北京搞了‘50多天的白色恐怖’，很多群众和学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毛主席得知后，就返回北京主抓了给群众和学生的平反。在全国各地平反会上，很多人也是在获得平反后痛哭流泪，齐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久久不离开会场。”

5月3日晚，毛泽东解决了“八司马事件”后，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开会，讨论即将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有关问题。

欲知八大二次会议如何召开，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周围的中直机关、中央办公厅这些小圈子，实际上也是社会的一个个缩影。社会上出现的现象，在这些小圈子里也都应有尽有。“八司马事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个小青年在整风运动中贴了领导的大字报，就成了“反党小集团”，要发配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毛泽东把这种灯下黑现象称之为“把对付敌人的手段拿来对付人民群众，在中南海搞法西斯”，一点也不过分。毛泽东健在尚且如此，他不在了又会怎么样呢？那时候的一些人不作如是想，终于酿成了一个历史的错误。

第51章 1958年5月4日—

“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

话说1958年5月4日，毛泽东在给埃及总统的复信中写道：

“不管帝国主义者怎样敌视贵国和整个阿拉伯人民，它们也决不能阻止贵国和整个阿拉伯人民的前进。”“我的心向着阁下和贵国人民，向着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全体人民。”

5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977人，列席代表389人（其中有各省、市、自治区选派的部分县委书记、大城市区委书记、省辖市委书记、企业党委或基层党委书记、军队负责干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1、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2、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3、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这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在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

在会议休息时，毛泽东邀请河南省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和一些基层代表在休息室里谈话。杨贵是作为新中国山区建设的标兵列席会议的。毛泽东一再告诫大家说：

“要搞好经营管理，要去做艰苦的工作。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怎么能搞好工作呢？”

毛泽东还说：

“我们搞合作社，搞水利建设，深翻土地，水、土、肥、密植、科学种田都要搞，有这个艰苦才能换来幸福。”

5月8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

“我讲一个破除迷信。刚才不是有的同志讲破除迷信嘛。我们有些同志有好些怕，其中有的怕大学教授，整风以后慢慢就不那么怕了，或者怕的没有那样利害了，有的人已经接受了大学教授的聘书，我在报上看到柯庆施同志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书去当教授。这就是不怕的表现。还有的也准备去当教授。这是讲怕资产阶级教授，是否也怕无产阶级教授？我看有的。譬如说怕马克思，他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好几层梯子才能爬上去，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在成都会议上讲过，不要怕，原因马克思也是人，他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一个脑子，跟我们差不多。不过他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不少的书给我们看。我不一定都要看完。杨献珍同志在不在？（杨答：在）。你看完了没有？你看完了，你上到楼上去了，我没有看完，还在楼底下。我们没有看完他的著作都是楼下人，但不怕。马克思的东西，不一定都要看完，读一部分基本东西就够了，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所以在实际方面是超过了。他那时有那时的条件。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革命。我们的实践也超过了马克思。在实践中就会产生出道理来。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成为理论。”

“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我常常和一些同志谈，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100多年，帝国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服从外国100多年，吓怕了什么都怕，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子。总觉得自己不行，对孔子来说我们也不行。”

“从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在开始都是年青的，都是没人看得起的，学问比较少的人，被压迫的人。这些人在后来才变成壮年、老年，学问多的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不能完全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大部分如此。他们为什么能变成发明家、学者、英雄呢？是因为他们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中国战国时期秦国有个甘罗，大概是甘茂的孙子，他12岁当丞相，还才是个少先队员，红领巾，童子军。当时吕不韦是个大政治家，但没有主意，甘罗给他出了个主意，叫他亲自出马到赵国去，后来事情果然成功，才成了丞相。

汉朝有个贾谊，17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3次官，后来贬到长沙，他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又回到朝廷，写了两本书，叫《治安策》和《过秦论》。我看他是古时的秦汉历史专家。范文澜同志在场不在场？对不对，请你去考证一下。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和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死时才只有33岁。”

“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人家让他钻‘胯裆’，他一看没办法，只好钻。”

“孔明27岁当军师。周瑜也是青年人，孙权的老将程普不行，孙权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做都督。程普先不服气，但后来周瑜打了胜仗，周瑜死时才36岁。”

“最近出名的那两个发明家杨振宁、李政道也是年轻人，年龄不过30岁。台湾成立了一个科学院，胡适当院长，把他俩弄去当院士。”

“现在的许多优秀的乡干部、社干部，有很多是青年人。总之，有为的青年多得很。

到此为止，举这么多的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胜过老年人，没有学问的胜过有学问的。不要被大学问家、名人、权威者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被这种东西所束缚，要从这种束缚手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要发挥人的创造性，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要把劳动人民中蕴藏着的无穷无尽的丰富的智慧、创造能力解放出来。”

“我不晓得什么工业，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搞工业的同志谈过，我说不要把它看得那样严重。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把它看得那么严重，这种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我看只要15年就可以赶上或超过英国，甚至美国，照李富春同志的说法，至多20年也就够了。”

“今天《人民日报》上登的‘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我看这个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样说说是不是狂妄呢？不是，我们不是狂人，马列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革命者，我们主张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求是精神的统一。在文学上，就是要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

“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因为人口多嘛！过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

毛泽东对范文澜说：

“范文澜同志，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我看可以补充一下，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他主张‘以古非今者族’。”

他接着对与会者们说：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叫《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4月28日《人民日报》），我看了很高兴。”

毛泽东说到这里，站起来讲话了，他说：

“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他有‘以古非今者’杀全家的禁令。”

林彪插话说：

“秦始皇焚书坑儒。”

毛泽东说：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多人，我们坑了46000人。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个独裁统治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事实，可惜的是他们说的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毛泽东说罢哈哈大笑。

从这一天开始，大会进入讨论和发言阶段。先后发言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朱德、陈云、陈毅、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李雪峰等。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门负责人、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和全国妇联等群众团体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省（市、自治区）、地（市）、县等各级党委机关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工矿企业的党委书记、工厂厂长和技师，乡、镇、合作社的支部书记，农业合作社主任和供销合作社主任，学校校长和党委书记等共计117人。另外还有145人作了书面发言。

毛泽东对与会者的发言很重视，几乎每一次都出席，而且听得很有兴趣。

5月16日，毛泽东在第2机械工业部党组5月14日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报告中说：在争取时间、加快核工业建设速度的问题上，中方人员与苏联科学家之间曾有过争论，出现了两股劲，但经过双方努力，最终实现了两股劲拧成一股劲。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这是一个好文件，值得一读。请小平同志立即印发大会同志们。凡有苏联专家的地方，均应照此办理，不许有任何例外。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做自己人。大会之后，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京剧《法门寺》中一身奴才气的人物——笔者注）！贾桂是谁也看不起的。”

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第2次重要讲话，主要内容是讲国内外形势和当前的任务。他说：

“国际上乱子很多，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世界不太平，似乎形势不好，天上有乌云。但我们要有远见，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中国是国际形势的重要部分。中国形势好，是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现在统一了，过去对多快好省没有信心，现在转变了。只有把中国的形势搞好了，国际形势才会好。但是，也要准备有最大的灾难。赤地千里，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帝国主义的存在，就有战争的可能性。当然现在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但要准备，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作了准备，打起来也就不会大惊小怪，打仗无非是死人，这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

5月17日，一位领导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了中国的人造卫星问题，会议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毛泽东说：“当然啦，我们应该从小的搞起。但是，像美国鸡蛋那样大的，我们不放。要放我们就放他个2万公斤的！”

毛泽东似乎也被自己的话感染了，他的话音刚落，便忽地一下子站了起来。代表们更是情不自禁，站起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5月18日，毛泽东提议将安东机器厂关于试制成功30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印发给大会代表们。

安东机器厂是一个小修理厂，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很低。工人们土法上马，失败一次再试一次，终于成功地研制出了30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

毛泽东为印发这个报告写了一个批语，题目叫做《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300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也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毛泽东 1958年5月18日

5月20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第3次重要讲话。他严厉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官气，他说：

“讲一讲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不敢作怪了。应该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毛泽东提出了外行领导内行的观点。他说：

“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呢？因为人人是内行，人人又是外行。世界上一万个行业，一万门科学技术，每人只能精通一行。如梅兰芳会唱戏，但他只会唱青衣，而旦角就有青衣、花旦、武旦、老旦、丑旦五行。五行，梅兰芳只会一行，唱老旦不行，他唱老旦就不如李多奎。”“一个人精通二三行或四五行就很厉害了，就算十八般武艺俱全，和薛仁贵一样，对一万行讲还是九千九百八十二行是外行。”

“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学者看我们不起，我们有些人也看自己不起，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如梅兰芳叫他当总统就不行，他只会唱戏。”

毛泽东还讲到了插旗子、辨别风向的问题。他说：

“插什么旗子？插红旗还是插白旗？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插旗子的，从地球的南极到北极都是要插旗子的。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不是插红旗子就是插白旗子，或者还有插灰旗子，不是无产阶级的旗子，就是资产阶级的旗子。去年五、六月间机关、学校工厂究竟插什么旗，双方都在争夺，现在还有少数落后的工厂或工厂的一个车间、合作社、机关、车间、连队、学校或其中的一部分，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插红旗，让人家插了白旗的地方，要把他的白旗拔掉。”

“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学历史的人要有3个条件：才、学、识。这里讲的是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斯大林讲要有预见性，预见性是指的辨明风向，刮小风时就知道要刮大风。”

“不要怕插红旗，凡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每一个山头、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个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应该把红旗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

5月22日晨，毛泽东给张治中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张治中在5月3日将他的《自我检查书》和他在1949年冬口授的一份自述《六十岁总结》送给毛泽东，说是请毛泽东指教。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文白先生：

5月3日的信早已收到。原封不动，直到今天，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祝安好！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毛泽东 5月22日上午7时

5月23日上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5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3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

会议决定由中央主办出版理论刊物《红旗》杂志。

经毛泽东提名，会议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书记处书记；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大会增选25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们是：王任重、张仲良、陶鲁笳、彭涛、刘建勋、赵毅敏、孔原、唐亮、刘子厚、张苏、杨易辰、汪锋、周小舟、方毅、王尚荣、刘震、张平化、张劲夫、韩先楚、李颉伯、廖志高、赵伯平、孙志远、张爱萍、姚依林。

下午，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第4次重要讲话，他说：

“我们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

“大会的总路线的制定不可能是某些个人突然想出来，不管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注意下去联系人民，或者与同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你半年不与人民接触联系，什么也不会知道，就贫乏了。所以规定每年4个月下去是很必要的，下去联系人民，与同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过什么艰苦，总结上来。”

毛泽东又谈到了辨别风向的问题，他说：

“以后注意辨别方向。大风一来，12级风，屋倒、人倒，这样好辨别，小风就不易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思，值得看。宋玉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贫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风’与‘庶人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起于青蘋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的，逐步的。‘谿’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谿谷’就是在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昭明文选》第45卷，我昨天还翻了一遍。问题是这个风‘起于青蘋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起于青蘋之末’大概是成都的那个地方。‘侵淫溪谷’大概是隆昌、重庆那个地方。然后到三峡这么一吹，就生了大气。这次我从那里过了一下，我想大概是那个地方。他说的那个‘溪谷’究竟在哪里？可能就是那个三峡。”

5月24日，毛泽东给主管农业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震林同志：

此件请你一阅，山东有那么多的缺粮户，值得研究一下。如你有时间，请找李宝森等3人（都是干部队队员，给我们守卫的，排长级干部）问一下情况。因我忙，不暇找他们谈。

毛泽东

5月24日

5月25日，是北京少有的一个大热天，烈日高照，没有一丝风。

下午1时，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陆续来到中南海怀仁堂集合，差不多每人都是头戴草帽，身着粗布衣。1点40分，大家分乘5辆公共汽车朝着十三陵水库出发了。

与此同时，毛泽东突然来到大女儿李敏的房间，他说：

“走哇，跟爸爸出去走走。”

李敏特别高兴，连忙把桌子上的书、作业本收拾好，跟在爸爸身后出了房门。

原来，毛泽东也是要去视察北京郊区的十三陵水库。他知道李敏周末在家，想让女儿出去换换空气，开开眼界。

李敏跟爸爸单独出去的机会还是很少的，今天可是个难得的机会。父女俩在车上可亲热啦。毛泽东一会儿问女儿在学校的功课怎样？一会儿问她的生活怎样？李敏也不住地向爸爸讲一周在学校发生的新鲜事儿。毛泽东听得特别高兴，样子还很专注。父女俩一路上都是有说有笑。李敏看爸爸心情很好，就说：

“爸爸，我是不是和妈妈一样？妈妈这个人性格开朗……”

毛泽东说：

“当年，你妈妈的组织能力很强，特别擅长做宣传鼓动工作。毛笔字写得娟秀端正。干起工作来风风火火，可有股子泼辣劲头，而坐下来后，还真是一个温柔贤淑的姑娘。我的娇娃温柔俊俏、端庄秀气，很像你妈妈当年，就是小嘴巴笨了些，只会说洋话，讲不来中国话，当不了宣传鼓动家哟！”

李敏知道爸爸还是认为自己的中文水平差，表达能力不强，只好对爸爸一笑了之。毛泽东兴致不减，又和女儿讲起遵义会议结束后的情形，他说：

“那晚，你妈妈等我等了好久。当我回到房子里还未坐稳，她就问。我想给她卖个关子吧，可我的心里也高兴，总也憋不住。人一高兴，话就多起来。我背着手在房子里踱着步，慢慢地说：‘这个会议，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承蒙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还是有一点本事。惭愧，惭愧！进入中央领导层，滥竽充数而已。’不过，我也没有谦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你妈妈两眼紧巴巴地望着我，听得那么入神。那晚，我们好高兴哟！”

汽车飞驰向前，路边的树木、古建筑从车窗外飞快地向后移动。突然，李敏看到了一个乌龟驮着一座石碑，很诧异地问：

“爸爸，那是什么？”

毛泽东也看到了，他让司机停下车，领着李敏绕着石碑转了好几圈，就驻足仔细地看那碑文。他看完了，问李敏说：

“小外国人，你知道王八为什么要驮石碑呢？”

李敏仰着脸看看爸爸，摇了摇头。毛泽东说：

“这里有个故事哩，有一支歌子唱的就是这个故事，歌子的名字就叫王八卖烧酒。”

说罢，他就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边走边用手打着节拍唱起来：

“望望东来望望西，望见王八驮石碑。我问王八犯什么罪？王八说，因为我呀上辈子卖酒兑凉水。”

毛泽东唱完先自笑了，李敏也笑了。毛泽东见女儿很开心，就又说：

“娇娃，你这个被你妈掺了凉水的烧酒，将来会不会有人要呢？嫁不嫁得出去呢？将来会不会让你妈把你驮着呢？”

李敏还在思索着爸爸唱的那支歌子里的故事，她不解地问爸爸：

“因为它掺水，就让它驮石碑啦？”

毛泽东看着女儿认真的样子，笑而不答。父女俩回到车子里，毛泽东又开始给李敏讲故事：

“驮石碑的不是王八，也不是乌龟，它的真名叫赑屃（bixi）。神话里传说，赑屃是龙王的儿子。龙王有9个儿子，9个儿子中就数它的力气大，而且性格好，又能背很重的东西。它的身体形状和其它兄弟也不一样，形体像个龟，可头部又像龙。古人为死者立碑时，就想：怎么才能让石碑经久不倒，保存千秋万代呢？于是就想到了它，就把它请来，把碑立在它的背上，想借助它的力气，让人名传千古。明代十三陵的石碑，是功德碑。就是靠它这龙首龟身的赑屃给驮到现在，它还要继续驮下去。有的石碑上面还盖着亭子，叫碑亭。以后别竖那么多碑，叫它驮得太累了。还是多建些亭子好。人们可以夏季避雨乘凉，冬季可以避风雪嘛！”

说话间，车子已经到了十三陵水库工地。此时的水库工程已经进入紧张的施工阶段。毛泽东头戴草帽，身着布衣，脚踏普通的圆口布鞋，从车子里走了出来。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

工地上顿时沸腾起来。毛泽东一边走，一边向民工们招手致意。在千万人的欢呼声中，他健步登上水库东北角的墩台上，凭高远眺。整个工地都沸腾了起来，大家都来看望毛泽东。水库工地政委赵凡向毛泽东介绍说：

“这条大坝高29米，现在已经筑到23米了。”

毛泽东关切地问：

“是不是能保证在洪水到来以前修成呢？”

赵凡说：

“一定能如期完工。”

“有多少人在工作？”

“有10万人，每天运5万方土到大坝上。”

毛泽东高兴地点着头，又向欢腾的人群挥手致意。他走下高坡，在赵凡等人的引导下，来到一个帐篷里。水库工程指挥部不知道毛泽东要来，只好在指挥所这个十分简易的木板工棚内接待了他。

毛泽东在一个土筐上坐了下来。工地上一个叫王惠兰的干事，看到毛泽东热得满头大汗，赶紧递给他一条凉毛巾。毛泽东一边擦汗一边问：

“你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惠兰。”

“你是不是‘九兰’铁姑娘队的？”

毛泽东所说的铁姑娘队，是由9个名字里都带有“兰”字的姑娘组成的“九兰组”，由于她们的忘我劳动而誉满工地。毛泽东听王惠兰说她不是“九兰组”的，就笑着说：

“加上你就是‘十兰子’了。你们年轻一代，敢想、敢干、敢闯的精神很好。你们要积极劳动，为建设社会主义多做贡献。”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十三陵水库沙盘模型，认真听取了指挥部负责人关于工程进度的汇报。

由于天气燥热，加上工棚里挤了很多人，人们头上都冒出了汗水。毛泽东和大家一样，依然坐在木板钉的凳子上听着，笑着。他高兴地说：

“你们和10万民工同志们都辛苦了！你们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施工，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很好嘛，工程的进度也不错嘛。”

工程负责人在匆忙中还要请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为水库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一连写了五六幅“十三陵水库”，并从中选择了他最满意的一幅作为定稿。

刘少奇写的是“劳动万岁”；周恩来写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朱德写的是“移山造海，众志成城”。

下午5点30分，毛泽东一行人离开工棚，在大家的陪同下，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劳动。毛泽东奋力挥动铁锨，一锨一锨往筐里装土。身边的年轻人劝他说：

“主席，这活我们多干，你指挥就行了。”

毛泽东说：

“今天我不当领导，要做普通劳动者。”

在众人的一再劝说下，毛泽东才放下手中的铁锨。一名叫余秉森的解放军战士，马上用自己的衣服把这张铁锨包了起来，他激动地说：

“看到这张铁锨，我们就想起了毛主席。这样，我们的干劲就会更大。”

欲知毛泽东此后有何重要活动，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8年5月20日八大二次会议讲话所说的插红旗还是插白旗的那些话，是指应该在政治思想上占领各个领域、各个地方，不给有右倾思想的人留有任何空间。而不是要那些领导人到各地去插红旗、插白旗，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在八届二次会议结束以后，不少领导人回到地方，立马搞起了一个插红旗、拔白旗运动。河南一些地方就是这样，搞得群众很紧张。这样的歪嘴和尚念经，害人又害己，岂不是蠢而又蠢么？

第52章 1958年5月25日—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话说1958年5月25日，彭真将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送毛泽东阅，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自此始。

5月26日上午，毛泽东重阅《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后，写出了一个党内批示，他写道：

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同志：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 5月26日上午7时

这一天，在毛泽东发出这封信后，彭真又把周恩来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上作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在上面附言：

“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

5月26日晚，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

“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有两处提到了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四十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由量到质的跃进。”

5月26日，谭震林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写道：

“已遵示，找了李宝森等3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他们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对的。山东省每人平均口粮360斤，少数山区是200多斤，一般说是够吃的。去冬以来，劳动强度增加，有一部分人不够吃，这是全国的现象。”

谭震林在报告中还提出了解决好粮食问题的要求和办法。

5月27日凌晨，毛泽东将谭震林附有李宝森等3人写的调查材料的报告，批送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即送小平同志，即刻印发到会各同志。粮食问题，请各同志注意。

毛泽东 5月27日上午2时

5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了1957年反右前的情况，他说：

“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5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

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

此前，毛泽东为《红旗》杂志题写了刊名。他一共写了4幅，在其中的一幅旁边用小字作了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后来《红旗》杂志采用的就是毛泽东作注的这一幅字。

《红旗》杂志在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

6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7个协作区，每个协作区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协作区的领导机构。决定要求各个协作区“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的规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

6月初的一天上午，王鹤滨从苏联留学回国。他安排好工作后和即将在北京医学院毕业的爱人叶阿莉（叶丹）一起去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留他们在办公室南侧的过厅里共进午餐，他举起一小杯葡萄酒说：

“祝你们学习胜利！”

王鹤滨和叶阿莉马上站起身，双手举起酒杯和毛泽东碰杯，说：

“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毛泽东一边吃着饭，一边微笑着问王鹤滨：

“王医生，你在苏联看到些什么新闻呀？”

王鹤滨说：

“苏联人民对中国，对我们留学生都非常友好，我们回国时，他们都恋恋不舍。可是，苏联领导人在人民群众中则没有威信，大学生们给赫鲁晓夫起了个外号，叫他玉米棒子。”

毛泽东很感兴趣，笑着问：

“为什么叫他玉米棒子呀？”

王鹤滨说：

“赫鲁晓夫去了美国访问，在美国看到了美国人种玉米的好处，他认为找到了发展农业的道路，回国后便在苏联推广种植玉米。可是，因为苏联的多数农业区气温偏低，无霜期短，天寒地冷，致使许多地方的玉米成熟不了，只好做了青饲料。副食品商店里到处都在卖冻嫩玉米棒子，报纸上还宣传说，煮玉米如何如何好。所以，每当赫鲁晓夫发表广播演说时，大学生们就带着讽刺的口吻喊：‘听啊！玉米棒子又讲话了。’嘲弄他在农业上的失败。”

毛泽东两眼一直注视着王鹤滨，很认真地听着。待王鹤滨讲完了，他说：

“他赫鲁晓夫也搞瞎指挥。还有什么新闻？”

王鹤滨说：

“苏联的重工业发展很快，尤其是军事力量增强了。但是轻工业和农业没有得到重视，群众很喜欢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如毛衣、保温瓶。另外，苏联的高级知识分子，如专家、教授、院长，政府的高级官员，薪金高，可以排队买汽车，住房也宽绰，而且在风景区都有别墅，与一般的工人、农民、基层职工，包括一般的工程师、医生，差别很大。工人居住的条件很差，住房紧张。我到一个工人的家里看一位病人，是随着一位苏联医生去的，见一间只有四五十平方米的大房间里，住着3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个房角住一家，占去了3个房角，只有临门的那个房角没有住人。每家用一块布挂在床前床侧遮掩，下面可以看到床腿，上面可以看到站在床上穿衣的成年人的胸部。我曾经问过一个打扫集体宿舍的清洁女工：‘你们为什么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那么不尊重呢？’这个女工说：‘你说的是赫鲁晓夫他们吧，那些人是资产阶级！’”

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问：

“还有吗？”

王鹤滨说：

“苏联党的组织生活很松散，不如我们抓得紧。他们党员的组织生活仿佛是俱乐部一样，只要不丢失党证，就算是党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高，年轻人大多数不愿意入党，党内的保密很差，苏共中央一开会，内容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开了。”

毛泽东又问：

“还有吗？”

王鹤滨说：

“苏联人民对我们的《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很感兴趣，认为是撑了他们的腰，在大街上见到我们中国人就伸出大拇指头来。”

毛泽东带着轻蔑和气愤的口气说：

“赫鲁晓夫这个人是很蠢的，中苏论战开始之后，我曾向他打过招呼，请他退到二线作幕后指挥，不要亲自赤膊上阵与我们对骂，以后也好有个转弯的余地，他不听！”

毛泽东有点激动了，饭菜也停止吃了，说：

“赫鲁晓夫曾经向我们提出，要在中国开辟一块地方，由他们办水果园。我对他们说了，你们要想吃水果，可以花钱来买嘛！通过国家的贸易渠道来解决。中国的水果多得很，卖给你们就是了。”

说罢，他这才又将饭菜送进嘴里。正在这时，陈伯达来了，说是请毛泽东去开会。毛泽东兴奋地说：

“伯达同志，你也来听听王医生讲的苏联的情况。”

陈伯达白了王鹤滨一眼，看了看手表，对毛泽东说：

“与会人员都到齐了。”

毛泽东赶紧又吃了两口饭，一边嚼着，一边站了起来，用手示意江青招呼王鹤滨等人继续吃饭，他要开会去了。

6月7日，毛泽东就苏联请求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问题，做出了批示，他在这一批示中写道：

“钱一定要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须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

原来早在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所需费用1亿卢布，苏联出费用7000万卢布，中国出3000万卢布，建成后，归苏联控制。这种要求和条件自然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通知中说：这些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小组组长是：财经小组陈云，政法小组彭真，外事小组陈毅，科学小组聂荣臻，文教小组陆定一。

6月12日，彭德怀奉毛泽东之命，就苏联4月18日来函复电马利诺夫斯基说，中共中央讨论了苏联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问题，我们认为，既然苏联认为有必要，我们同意建设长波电台，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可以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中国，否则政治上不好。

此后，苏方又致函中国，提出全部费用由苏方负担，所有权归苏联所有。这依然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不让步。

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负责人谈话时，谈到了妇女解放问题，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举了一个例子，说：

“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作饭，现在只要40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

他并且预言道：

“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刘少奇还说：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6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社长崔希彦、内务部农村救济司司长熊天荆、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施德生、封丘县县长张剑南。毛泽东首先问封丘县县长张剑南：

“应举社的那篇报告是谁写的？”

张剑南回答说：

“是中共封丘县委第一书记韩洪绪同志写的。”

“那篇报告写得很好。”毛泽东又问：“韩洪绪同志读了多少书？”

张剑南说：

“战前在高小毕业。”

毛泽东称赞说：

“不容易，不容易，高小程度就能写出这样好的报告，真不容易！”

他又问了韩洪绪工作的情况，张剑南都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问崔希彦：

“你们的合作社，为什么叫应举社？”

崔希彦回答说：

“我们村里过去出了一名文举，这个举人，同一般的举人不一样，他不剥削人，靠自力更生维持生活。我们的合作社也是依靠自力更生进行生产渡荒的，所以就叫应举社。”

“很有意思！”毛泽东听了笑了起来，又说：“你们过去是一个穷社，经过几年的努力就改变了面貌，再过几年你们还会更好！”

崔希彦：

“这些成绩都是由于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才取得的。我们合作社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毛泽东摇摇手说：

“不，不，这是由于你们合作社全体社员的努力，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绩。全国的事情要办好，就要依靠全国六亿人民的努力。”

他又问：

“应举社的小麦每亩收了多少斤？”

崔希彦告诉毛泽东说，应举社今年小麦每亩估计有150斤，全年计划平均每亩产粮800斤。毛泽东说：

“你们计划每亩产800斤，小麦每亩只能收150斤，还有600多斤，今年是不是有把握实现亩产800斤？”

崔希彦回答说：

“完全有把握，而且争取超过。”

毛泽东问：

“都有哪些保证增产的有利条件？”

崔希彦回答说：

“第一，我们合作社已经实现水利化；第二，今年积肥大量增加；第三，把低产作物改为高产作物；第四，我们合作社的每一个人干劲都很大；第五，毛主席前不久在《红旗》杂志上向全国人民介绍了我们的社，今天毛主席又亲自接见我们，给了我们宝贵的指示，我们回去一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就会变成我们增产的力量，全体社员的干劲就会更大，产量就会更提高。”

毛泽东说：

“好哇！你们这5条都很对呀！不要很久，全国人民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再过一段时间，每人每年要平均有1500斤，这样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大大提高。”

他燃着一支香烟，亲切地对崔希彦说：

“要戒骄戒躁，干部和群众要紧密地团结，要把红旗永远插在你们社里，让红旗越插越高。”

崔希彦说：

“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作。”

毛泽东又问他：

“你们合作社的交通方便不方便？”

崔希彦说：

“交通很方便，在新乡下火车以后，有汽车直通我们的合作社，周围的公路也四通八达。”

“很好，很好。”毛泽东说罢，转向内务部农村救济司司长熊天荆、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施德生，谈起了民政工作。熊天荆和施德生把民政工作的内容一一讲给他听，共有20多种。毛泽东问：

“这么多，能做完吗？”

施德生说：

“在省里，除这些工作外，党交给我们的其它工作，我们同样是完成的。”

熊天荆说：

“过去有人提意见，说民政工作头绪多，不好做。谢觉哉部长批判了这种意见，他说，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别的部门不管的事情，我们都要管起来。”

毛泽东问：

“你的意见呢？”

熊天荆说：

“我同意谢部长的意见，只要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完成。”

毛泽东高兴地说：

“对了，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不要怕麻烦。”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留崔希彦等人一起共进晚餐。这顿饭菜很简单，毛泽东很少吃菜，他吃的是一种比青豆角还细的小辣椒和一盘苦瓜，饭也是极普通的粗米饭。

送走崔希彦等，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看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上面刊登有周谷城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略答马特》，内容是针对《人民日报》4月15日发表的马特的《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一文进一步展开讨论的。毛泽东读了很感兴趣，他马上让工作人员用长途电话通知上海的周谷城，请他来北京谈话。

6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问题。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外交部负责人和部分驻外大使。毛泽东说：

“和美国接触的问题，在日内瓦会议时我也说过，可以有所接触。事实上美国也不一定愿意接触。同美国闹成僵局20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后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国感到出乎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101年你一定会承认的。”

6月17日，毛泽东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报送的“二五”计划要点报告批给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印发。

李富春在计划要点报告中提出，第2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是：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大大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在10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毛泽东 1958年6月17日

6月17日晚，周谷城应邀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一见他就说：

“问题移到了《人民日报》上，讨论可能展开。”

周谷城说：

“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连在一块儿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

毛泽东挥了一下手，用夹杂着英语的话风趣地说：

“formal 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学。”

周谷城见毛泽东如此说，连连点头，便倡议道：

“对，中学高年班、大学初年班学一点是很好的。只怕教得不得法，学不到手。”

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他说：

“懂不懂，当然也有人感觉是个问题。但入了门，学了一点，自己在生活实践中要用，总会搞通的。”

6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钢产量问题。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陈云在不久后的8月21日是这样说的：“6月19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6月19号才决定搞一千一。”

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

“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4次，而是抓它七八次。”

6月22日，毛泽东将中央冶金部党组6月21日关于华东协作区产钢计划的报告及冶金部关于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的规划批给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印发。

冶金部在这一报告中说，华东协作区（不包括山东）将在1958年产钢400万吨，1959年为800万吨。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

毛泽东又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6月17日的报告批给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印发。

薄一波在报告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

毛泽东将报告的题目改成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在批语中写道：

“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3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接着，毛泽东还将农业部6月11日的报告批给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印发。他把题目改为《农业大有希望》，并在批语中写道：

“粮食、钢铁、机械是3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3件，别的也就会有了。3件中，粮食及其它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

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讲话说：

“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

6月24日，毛泽东在转发青海省委关于平叛问题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6月28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说：

“海军发展值得研究，……我们要和外国做生意，需要远洋船只，还可造军舰、飞机。我们东边有日本、冲绳、菲律宾，假使敌人在北京、上海扔了原子弹，我们也得报复，要考虑积极防御，也要考虑打垮敌人后的追击问题。还要考虑到抗美援朝问题。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为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

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讲话说：

“军队训练已经8年多了，连一本战斗条令都没有搞出来，这次要集中一些有丰富工作经验和战斗经验的同志，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

1958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37周年的日子。这天凌晨，毛泽东放下手头的工作，准备休息了。他照例要浏览一下全国各地的主要报纸。6月30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通讯，题目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毛泽东读了这篇通讯，激动得睡意全无，诗兴大发。卫士封耀松看着他全部精力集中在报纸上，嘴里蠕动着，念念有词，发出一串串绵长而又抑扬顿挫的哼哼声，头也不时地轻晃几下。时间长了，封耀松便有些疑惑。只见毛泽东两手伸开报纸，可眼睛并未在报上浏览，他那沉思的目光始终对着一个位置。封耀松觉得奇怪，莫非出了什么大事？他悄悄凑近张望了一下，见那两版上既没有套红，又没有大块黑体字，全是一些“豆腐块”文章啊。此时的毛泽东似乎还不想睡，他将报纸折成两折，起身踱到窗前。东方天际已经露出了鱼白色，毛泽东深吸了一口气，又踱回桌旁的藤椅上坐下来，抬起手中的报纸看，很快又站起来，走到床边，躺下去，上身倚着靠枕，眼望天花板，不久又起来踱步。他显得很激动，时时舒口长气。一会儿，他又回到床上，半躺半坐，又拿起那张报纸看，还要封耀松拿纸笔来。封耀松递给他一张稿纸，一支铅笔。毛泽东将报纸垫在稿纸下边，哼哼两声，便动笔了，可是刚写了四五个字，就划掉了，摇着头又哼，哼过又写。封耀松从未见过他这个模样，大为诧异，却又听不出他哼哼的是些什么。

毛泽东就这样写了涂，涂了哼，哼了又写，涂涂写写，哼来哼去，精神越来越旺盛。封耀松终于听清了两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才知道他在作诗，心想，今天是党的生日，还有重要会议等着您去参加呢，便提醒说：

“主席，你哼哼啥呀？天快亮了，你还要开会呢！”

“睡不着啊！”毛泽东拿开稿纸，指着报纸说：“余江人民消灭了血吸虫病，不容易呀，真是天大的好事啊！我看了高兴啊！全国所有的疫区如果都这样那该多好啊！别小看这种小虫子，可害人哩。”

说罢，他继续涂涂写写，前后用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写就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并在前面写了一个小序。他放下铅笔，轻轻一拍大腿，说：

“小封哪，你听听怎么样——绿水青山枉自多……”

封耀松文化水平不高，实在懂不了多少，但他听毛泽东念诗，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就诚心诚意地说：

“真好，太好了！”

毛泽东两眼闪闪发光，也高兴地说：

“告诉你吧，是我们的人民公社好，太好了！”

他接着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消灭血吸虫病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消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

后来，因为毛泽东对这两首诗又做了反复修改，所以就没有按时发表。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送瘟神二首》：

读6月30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忆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人民日报》同时在第8版刊登了毛泽东关于这两首诗的手迹。

再说7月1日这一天，《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题目为《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这篇重头文章。

原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经设想将农村的乡、社两级合而为一，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使之将来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本来，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只是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者的初步构思，并未形成为一个成熟的意见；也没有提交到中共中央会议上去讨论的意思。可是陈伯达听风就是雨，立即撰写了这篇文章，竟然擅自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这篇文章首次宣称：中国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并明确地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这一天，陈伯达又跑到北京大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讲演，再次透露了毛泽东构想的公社思想。他说:

“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7月1日，毛泽东办公室工作人员持函来到北京图书馆，为毛泽东及他的秘书张经武、田家英3人办理借书证。

原来，北京图书馆决定在1958年夏季换发新借书证，毛泽东知道后，便叫秘书也给他办一个。秘书说：

“您要借书，写个条子叫人家送来不就行了，干嘛非要办借书证呀？”

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严肃地说：

“正因为我的身份不同，所以更要按规矩办事，不能搞特殊。”

秘书见毛泽东这样认真，只得派工作人员来到北京图书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严格履行办证手续，交纳工本费4角5分。他们还说，以后将由专人来借还图书。图书馆职工十分高兴，他们特意把毛泽东的借书证编为第一号。

北京图书馆领导人由此受到启发，他们决定为纪念建党37周年，专门成立了一个由高级人员组成的特别小组，为中央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也办理了借书证。

7月2日，刘少奇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说：

“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2年3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5年，5年不行，7年，其它大都是2年3年。15年是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15年，7、8年就行了。……中国人口等于3个苏联，4个美国。美国就是多几吨钢和其它工业产品。15年我们要赶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欧洲共6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15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得很！”

7月2日下午4点25分，天气特别热，毛泽东游泳后上了岸，张木奇帮助他擦身子。毛泽东问道：

“听说河北最近旱了？”

张木奇说：

“旱得利害。”

“前几天不是下雨了吗？”

“零星小雨，不顶事。”

毛泽东望着耀眼的天空，皱起眉头，说：

“雨总是要下的嘛。今天不下，明天不下，一个星期再不下透雨，老天爷就该罢官了！”

张木奇后来回忆起此事，仍然不解地说：“你说神不神？今天不下，明天不下，7月6号一声雷响，把我从床上震起来。好么，整个华北地区下了一场透雨。老天爷也怕毛主席罢他的官呐！”

其实，这件事很简单很正常，物极必反，久旱必雨，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巧合罢了。

7月3日晨，毛泽东在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6月8日给广东省委的信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4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3个问题：一、对早造（即早稻，又叫上造——笔者注）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报问题。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其办法是从全省各县、全县各乡中，经过鉴定，划分为对于群众路线执行得很好的，执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坏处于中间状态的和执行得很坏的这样3大类，加以比较，引导第二、第三两类都向第一类看齐，到第一类县乡去开现场会议，可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农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党性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 1958年7月3日

接着，他又给邓小平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小平、彭真、震林、伯达同志：

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毛泽东 7月3日上午7时

7月6日晚，毛泽东约周谷城谈话，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在告别时，毛泽东勉励周谷城为繁荣学术而努力工作，他说：

“我建议你最好把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每一个人的，都给写一篇或几篇说明介绍的文章，从古到今，来它个系统地叙述。把所有的逻辑书，不论是新的旧的，过去的现在的，一律搜齐，印成大部丛书，在前面写几句按语式的话，作为导言。”

周谷城当即表示说：

“鼓起干劲，力争上游。”

毛泽东说：

“干劲要鼓足喏！”

周谷城遂将“起”字改为“足”，又重复了一遍说：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1958年7月的一天，海政歌剧团的刘芙蓉在周末舞会上见到了毛泽东。舞间休息时，刘芙蓉见毛泽东抽烟抽得很凶，一支接一支，就说：

“主席，听说烟里有尼古丁呢！”

“嗯。”毛泽东不在意，又猛吸一口。刘芙蓉又说：

“那，对肺可不好呀，您别抽了，好吗？”

“哈哈哈……”毛泽东收住笑，说：“你这个小鬼头是别有用心呐，我这烟可抽了几十年啦，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嘛。戒不了，戒不了，这辈子戒不了啰！”

也是在这7月初的一天，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第一次把男朋友孔令华领回到菊香书屋。

此前，李敏在寒假到上海时，曾经对妈妈提起过这事。贺子珍说：

“你要跟爸爸商量，他同意的我也同意。”

李敏回到北京后，并没有马上把妈妈的话告诉爸爸，后来时间长了，她也就给忘了。临到快要放暑假了，李敏在一个周末回到家里，才给爸爸讲了她和同学孔令华谈恋爱的事情。毛泽东一听说女儿在恋爱，就关切地问道：

“小孔的父亲是哪个？在哪里工作？”

“这，这，我没有问过。他也没有说过。”

李敏为难地如实回答。毛泽东微笑着说：

“家长干什么你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朋友呢？”

“我是跟他交朋友，了解家长干吗？”

李敏有点不理解。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还是要问一问。了解情况嘛！”

此时的孔令华同样也受到了父亲的责备。当他将和李敏谈恋爱的事告诉爸爸孔从洲的时候，孔从洲立即责备儿子说：

“你和毛主席的女儿恋爱，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们呢？”

孔令华说：

“她姓李叫李敏，我怎么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女儿？何况她回家坐的是公共汽车，生活上平平常常，没有什么特殊，更不清楚她的家庭背景。现在关系明确了，知道了这层关系也就告诉你们了。”

后来，李敏见到孔令华，把爸爸的意思告诉了他，两个人都笑了。孔令华就把自己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李敏。李敏可记不了那么多，回家就把大概情况告诉了爸爸。毛泽东笑着说：

“噢，小孔的父亲是孔从洲将军。我熟悉，我熟悉。”

“那您……您同意嘛？”

李敏小声问，毛泽东微笑着说：

“好，好。”

再说这一天，毛泽东见孔令华来了，就放下手中的书，示意让两个孩子坐在他身旁。服务员端上茶，就退出去了。毛泽东上下打量着孔令华。孔令华第一次见毛泽东，本来就有些紧张，让毛泽东这么一看，看得他更不自在了。毛泽东看过来，看过去，又扭过头看看自己的女儿，笑了。李敏也会心地笑了。在毛泽东眼里，自己的娇娃是个漂亮的女儿，当然会找一个帅气、漂亮的男友啦！孔令华很帅气，也很漂亮，但似乎眼睛让人觉得小了点。毛泽东这一笑，就像老师改考卷一样：答案全对了，如果字再写得漂亮点，就是十全十美了。

这个暑假，李敏高中已经毕业，马上就要升大学了。江青为了让孔令华帮助李敏复习功课，准备升学考试，让孔令华第一次住进了中南海，住在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关照他们，既要好好复习功课，又要注意身体，要劳逸结合，不要为了升学搞垮身体。江青也对孔令华说：

“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孩子，跟他们都一样。”

不久，在高考结束之后，李敏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学习。毛泽东对李敏说：

“你们的事，是个大事，我同意了，还要征得你妈妈的同意。如果你妈妈没得意见，你就跟小孔去见他的父母。俗话说，丑媳妇也要见公婆哩！我的娇娃不丑，更要见公婆。”

于是，李敏就和孔令华乘车到了南昌，把爸爸的话原原本本转告了妈妈。贺子珍说：

“你爸爸同意，我也同意。”

李敏在妈妈那里住了几天，贺子珍尽管舍不得让女儿走，但她知道毛泽东已经为女儿安排了行程，就让他们尽快乘车到沈阳去了。

沈阳高级炮校校长孔从洲和夫人高高兴兴地接待了李敏，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关心她，爱护她。

欲知毛泽东大女儿的婚事如何办理？待以后慢慢向读者诸君交代。

东方翁曰：关于在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跃进”一词的发明权（在其它领域，毛泽东早就多次使用过“跃进”一词）问题，除了本传叙述的毛泽东1957年11月13日在苏联时看《人民日报》社论的资料外，还有4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李银桥回忆说，“在总路线通过后，有一次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待客人后回菊香书屋。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和毛泽东一道走着的时候，说：‘主席，现在谭震林他们提出个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然后又补充说：‘《人民日报》上登了。’毛泽东说：‘拿来给我看看。’于是那位负责同志把报纸找来，请毛泽东看。毛泽东认真看了一遍，点点头说：‘嗯，这个提法很好’。”

二是本章前面提到的毛泽东重读《人民日报》社论及批示，此条记载在《毛泽东年谱》中：1958年5月25日，彭真将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送毛泽东阅，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自此始。第二天上午，毛泽东重阅此社论后，写信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其他同志：“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他在信中还写道，“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三是本章开头部分提到的在毛泽东发出这封信的当天，彭真又把周恩来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上作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在上面附言：“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还有《周恩来年谱》记载：“（1958年）5月26日晚，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有两处提到了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四十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由量到质的跃进。”

四则是薄一波在《领袖·元帅·战友》一书中记载的：“（在总路线制定的过程中），周恩来还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大跃进。他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可以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跃进？有一次，毛主席见到我们，问我们大跃进是谁发明的？还风趣地说，要颁发奖章。总理笑了笑，没说话。”

在以上四个版本中，李银桥说和《毛泽东年谱》中重读社论说，除了地点不一样外，“跃进”一词出现的时间是一致的，即在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中，与本传原来的记载相同（请读者注意，“大跃进”一词首次问世则是在1958年元旦的《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中，亦可印证毛泽东1957年11月13日已知“跃进”一词）。而在三和四这两个版本中，不但“跃进”一词出现的时间提前了几个月，而且这一口号的发明者也成了周恩来。尽管有这样的差异，但却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跃进”一词不是毛泽东发明的；二是强调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反冒进批评错了。你看，周恩来不但不反冒进，反而早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前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跃进”的口号！诸君：政府工作报告可是有据可查的重要文件，由此看来，后人便没有必要去考证四个版本的差异了，历史还真的应该给周恩来记上一功呢！

另：毛泽东在1958年6月与留苏毕业归国后的王鹤滨的一段对话，很值得一读。在这段对话中，毛泽东4次提问，特别是他那两句像小孩子提问似的“还有吗？还有吗”的话语和神态，表明了他对了解苏联的真实状况是多么的渴望。而王鹤滨的报告也正是毛泽东急切需要知道的重要情报。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在中国提出防修反修这一个继续革命的重大课题了，也不难理解在建国70多年后的强大的苏联为什么会一朝土崩瓦解了。君知否？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苏联和东欧的剧变，是一个多么值得人们深思的沉痛教训啊！

第53章 1958年7月12日—

“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对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话说1958年7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黑非洲青年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欢迎你们来，非洲的朋友来得很少。我们都是亚非国家，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我们亚洲、非洲，还有拉丁美洲，这3个地区过去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非洲同亚洲离得非常近，中间只有一条小水，苏伊士运河，一脚就跨过去了。

世界是被压迫人民的，压迫者是没有前途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是压迫人民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也有当地的压迫者，例如土耳其的政府就不是高明的，黎巴嫩的政府也不高明，中国有个蒋介石也不是好人，日本也有坏人。不过压迫者是少数，好人还是占多数的，这是9个指头同1个指头的问题。就是西方的国家里好人也占多数，法国也是好人占多数，压迫者占少数。少数的压迫者是害怕9个指头的好人去反对他1个指头的坏人的。

人民与统治者有区别，这一点很重要，这要经过几十年甚至100年的观察才能分别清楚。我们受帝国主义压迫100多年，才认识到这一点。过去好几十年中，中国人认为凡是外国人都是坏的。你们认识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要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取得胜利。你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你们就是接近胜利了。大多数民族是被压迫民族，少数是压迫人的。

西方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文明的，说被压迫者是野蛮的。可是我们没有占领别人的地方，非洲也没有占领过欧洲。是欧洲占领非洲，这就很文明了？欧洲不如非洲，它们占领别人的地方不是很野蛮吗？帝国主义占领我们中国，这就很野蛮。

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美国、英国作殖民地，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你们也是如此。你们解放后也不会去占领法国、美国、英国、德国。它们喜欢说我们很脏，很不干净，很不卫生。我看也不见得，我们还干净一点。要有自信心，看不起欧美帝国主义，它们不算数。

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响。你们有没有人有恐法病？想必会有的，法国一直在宣传那些东西，总会有人跟着它走。我们要在人民中慢慢改掉这种思想。

欢迎你们到中国各地走一走。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现在正在开始改造这种落后的面貌。过一个时期，我们的工厂会多一些。你们下一次来中国时，可以看看中国有什么进步没有。解放了的人民是什么都可以创造出来的。只要你们得到解放，你们也会什么都能创造出来的。刚才外交部长陈毅同志跟我说，摩洛哥向法国、英国买机器买不到，法国、英国不肯把工作母机卖给他们，摩洛哥要向中国买机器，他们很欢迎我们的机器。法国、英国、比利时离摩洛哥很近，但是不卖机器给他们。我们卖机器给他们。

一个国家获得解放后应该有自己的工业，轻工业、重工业都要发展，同时要发展农业、畜牧业，还要发展林业。森林是很宝贵的资源。中国解放后自己发展工业，自己制造机器。你们那些国家怎么样？有没有民族资本？自己能不能制造机器？

我的著作，中国的情况，仅仅只能作你们的参考，你们办事要按照你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当然中国的情况你们也可以看看，比如上海、北京就可以看看。但是，你们做事一定要根据你们国家自己的情况，一个民族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环境。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是吃过亏的，照搬外国，就是照搬苏联的经验，结果把南方的根据地几乎都丢掉了，只好长征，使革命受了很大损失。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了。长征中我们走了很多路，用两条腿走的，全部路程等于地球的轴心，从中国钻进去，从美国出来，有一万二千五百公里。那时我们犯了错误，蒋介石就逼着我们走这么多路，走到北方来了。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

7月15日，美国政府派遣海军陆战队5000人，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登陆，并继续调运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前往中东。同时宣布在远东的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

与此同时，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也利用这种紧张的国际形势，依仗着和美国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做保护，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并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

从这一天开始，毛泽东连续两个下午召集会议，分析情况，研究对策。

7月17日，台湾当局下令陆海空三军处于特别戒备状态。金门、马祖与台湾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同时，加强了空军对大陆的侦察。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惩罚蒋军。有的人还写信直截了当地发问：建国这么些年了，连大陆这么大的地方都解放了，近在咫尺的金门、马祖难道就解放不了吗？

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考虑的不是这么简单，他是把金门、马祖与台湾问题联系在一起来考虑的。一旦解放了金门、马祖、澎湖列岛，国民党军全部撤回台湾，台湾问题可能会复杂化。

7月17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研究台海局势及对策。

7月18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正式决定：为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加剧远东紧张局势的阴谋，为了打击蒋介石的反攻政策，将实施炮击金门，摸一摸美国和蒋介石的底牌，看看他们那个《共同防御条约》到底有多大的效能，美国人对蒋介石的保护到底有多大的限度。

是日晚，毛泽东召集军事部门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对炮击金门做出明确指示。他说：

“金门炮战，意在击美。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但对美帝国主义有牵制作用。”

这一次炮击金门，毛泽东仍然点了刚刚离任的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的将，由他到前线指挥。

中央军委连夜召开会议，决定调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指挥大规模的空军转场入闽行动；调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到厦门，指挥海军舰艇部队及海军航空兵、海岸炮兵入闽。

7月中旬的东南沿海，正是台风季节，福州的所有部队、机关、学校一齐出动，帮助农民抢收粮食。

7月19日，正在郊区抢收一线的叶飞，突然接到通知，说是要他立即赶回福州，到军区作战室接听从北京打来的保密电话。叶飞不敢怠慢，立即启程。回到福州，叶飞拿起电话机，听筒里响起了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的声音：

“叶飞同志，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由你来指挥。”

叶飞闻言，有点纳闷，心想：我已经卸去了福州军区司令员职务，虽然是兼职政委，但工作中心已经转到省委这边了。为什么还要我指挥呢？便忍不住问道：

“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

“是中央的决定。”

“是不是毛主席的决定？”

王尚荣说：

“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

只听刘培善在那头说：

“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

叶飞只好说：

“既然这样，那行，我接受命令。”

叶飞放下电话，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由江一真代替他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叶飞又赶到福州军区组织前线指挥部。此时，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不在福州。叶飞宣布由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兼任前线指挥部参谋长。

7月19日这一天，叶飞和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副政委刘培善赶往厦门，迅速开展各项准备工作。

7月20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际局势和炮击金门的军事准备问题。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军委成员，共44人。

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答复中国希望苏联提供原子潜艇时，提出了要搞中苏“共同核潜艇舰队”的意见。尤金首先同刘少奇谈了话。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了请求会见的尤金。在座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

尤金向毛泽东提出了搞中苏“共同核潜艇舰队”的意见。苏联的理由是，苏联的黑海会被敌人封锁，波罗的海就不用提了，北面更不宽阔，东面的海面也不能算安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所以，中苏建立“共同核潜艇舰队”是最理想的。

毛泽东一听就火了，他生气地问道：

“首先要明确方针，是中国办，苏联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苏联就不给帮助？”

尤金非常熟悉毛泽东的脾气，他一看毛泽东生气了，口气是那样严厉，看来不答复是不行了，可是要答复，自己又做不了主，只好支支吾吾地说了一番外交辞令。毛泽东火气更大了，他说：

“你们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个搞法？”

尤金只能无奈地摇摇头。毛泽东强抑怒火，说道：

“你讲不清楚，请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让他自己来讲。”

7月22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召见尤金，中方在座的还有周恩来、彭德怀。毛泽东沉重地说：

“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你们很幸运，能吃饭、睡觉。

我们言归正传，吹一吹昨天交谈的问题。就在这个房间里吹！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10个指头中，9个指头相同，1个指头不同。这个问题，我讲了两三次了，你忘了没有？

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话过去，就可以给。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

“中国还有资本家，但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10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做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

毛泽东见尤金很紧张，便放缓了口气，又说起尤金当年帮助他编辑《毛选》的事，他说：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接下来，毛泽东又严肃地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他说：

“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

打起仗来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的军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如果在我们这儿打，你们的军队也应该听我们的指挥。如果在你们那儿打，我们的军队比你们少的话，也应该听你们指挥。

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们，”毛泽东指着周恩来等人说：“没有气，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

周恩来插话说：

“这是我们政治局的一致意见。”

毛泽东接下来说：

“你们就帮助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做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手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尤金听了毛泽东这一席话，吓得满头大汗。谈话结束后，他立即把情况如实地报告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决定亲自来中国和毛泽东谈一谈。

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今年夏天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社论中宣布说：“我国小麦总产量已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社论中还说:一切以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现在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

《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宣传报道。

《人民日报》登高一呼，浮夸风立即盛行起来，各地不断地报高产，放卫星，竟然破天荒地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斤、早稻亩产3600斤、中稻亩产13万斤这样惊人的虚假记录。

7月24日，叶飞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报告说：福建前线已经完成了一切作战部署。

7月26日凌晨，福建前线参战的30个炮兵营已经全部进入发射阵地。

7月27日上午，毛泽东致信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和军委秘书长黄克诚：

德怀、克诚同志：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请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晨安！

毛泽东 7月27日上午10时

彭德怀、黄克诚立即将毛泽东的信电传给叶飞，叶飞复电表示：坚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

7月28日下午，毛泽东从游泳池里出来，遇上刚从广西探亲回来的值班员，他问道：

“你们十万大山的农民，今年还有吃那种叫做黄狗头的野菜吗？”

那名卫士说：

“没有了，我们那里的粮食基本上够吃了。”

“你以后再回家对乡亲们说，那种痛苦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在不长的时间内，每人每年平均就能有2000斤粮食，你说这样多的粮食拿到哪里去？”

7月28日，毛泽东阅读外交部新闻司于1958年7月23日编印的《国际时事资料》第141号，上面刊载了《美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和私人对外投资情况》一文，他阅后写下了给江青的批语：

江青：

此件看过，有用，由你保存，备我利用。 毛泽东

7月28日，毛泽东给老朋友周谷城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不久前，三联书店准备出版周谷城在毛泽东鼓励下编撰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丛书，在这部丛书里，按语式的导言还要不要呢？周谷城拿不定主意，而且周谷城还想请毛泽东为该书撰写一篇序言，因此，他便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毛泽东便在7月28日给周谷城写了这封回信，他在回信中写道：

谷城兄：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能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复。顺颂

教安！

毛泽东 1958年7月28日

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第2次来到了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政军领导人在南苑机场迎接他。机场上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献花。毛泽东见到赫鲁晓夫自然会想起赫鲁晓夫曾经说过的“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话，只是和他握了手，并寒暄一番。在候机楼小憩时，毛泽东向赫鲁晓夫通报了中国国内的情况，他说：

“我们现在确实是出现了大跃进，整个农村形势很好。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对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赫鲁晓夫耸一下肩，没有做任何评论。刘少奇说：

“我们现在大跃进，粮食产量特别多，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

赫鲁晓夫眯细着眼，不无挖苦地说：

“那不要紧，粮食多了你们不是不好办吗？那就给我们吧，我们有办法。”

赫鲁晓夫一行驱车驶入了中南海。毛泽东在颐年堂同赫鲁晓夫进行了首次会谈。宾主一坐定，毛泽东首先表示欢迎，然后便开门见山地问赫鲁晓夫：

“尤金大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意思，你们是出于什么个考虑？”

赫鲁晓夫首先埋怨尤金未把苏方的意思解释清楚，然后又慢悠悠地表白了一番，他说：目前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美国第7舰队活动频繁，苏联舰队已经进入太平洋，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和……

毛泽东不等他说完，突然抬手做了一个打断的手势，说：

“请你告诉我，什么叫联合舰队？”

“所谓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的意思……”

赫鲁晓夫显然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会如此不耐烦，他只好支支吾吾，遮遮掩掩。毛泽东却是抓住要害不放，追问道：

“请你说明什么叫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依然不着边际地解释说：

“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都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

毛泽东有点恼火了，他不耐烦地站了起来，以严厉的口气说：

“你讲了大半天，我也听了大半天，说了许多话你还没有进入正题。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立刻涨红了脸，很不自然地说：

“我们只不过是来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毛泽东怒气未息，说：

“还是不切题，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国的沿海地区都拿去？”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误会。”

“你们都拿去算了！”

“现在是和我们的中国同志商量，如何共同加强防御力量……”

“你这个意思不对，你们明明是搞共同舰队！”

“我们还不过是来跟你们一块儿商量商量，没想到引起你们这么大的误解。”

“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到中国来，中国军队可以到苏联去，苏军可以使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毛泽东说完，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赫鲁晓夫见毛泽东如此说，便又建议道：

“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

毛泽东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断然说道：

“不行！而且我不想再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赫鲁晓夫仍不死心，又厚着脸皮说：

“为了合情合理，假如你愿意的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基地。”

“不要！”毛泽东不耐烦地说：“我们去摩尔曼斯克干什么？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儿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英国人、日本人，还有许多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多年，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我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赫鲁晓夫也恼火了，他说：

“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还在互助合作，北约国家把这看成平常小事，可是，我们却连这样的小事都达不成协议。”

毛泽东说：

“我先后跟你们谈了3次，我得出一个结论：你们不相信中国。搞舰队要搞‘合作社’，这是政治问题，这叫政治条件。这样，我提出几个方案：第一，你们帮助我们搞，给我们技术资料，派专家帮助我们搞。第二，搞共同舰队，不搞。你们要坚持第二方案，我们不干。第三个方案，撤回我们的请求，没有原子潜艇，没有关系。不搞了，你们又不同意。第四个方案，所有的海岸线都给你们，我们不要海军，我们打游击。第五个方案……”

赫鲁晓夫一听毛泽东说要上山打游击，也反唇相讥：

“游击战在现代世界里已经没有市场了。”

毛泽东更不客气地说：

“如果你一定要捏住中国人的鼻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中国曾多次被征服。但是，中国人把所有的征服者都同化了。”

赫鲁晓夫一看此行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了，心中闷闷不乐。

是日晚，周恩来在欢迎赫鲁晓夫一行的宴会上，举起盛满茅台酒的酒杯提议说：

“为什么我们不来为苏联朋友访问中国这座历史名城北京而干一杯呢？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赫鲁晓夫还在生闷气，他对周恩来的提议不做反应。其他的中苏人员都起身举杯，一饮而尽。毛泽东趁机指着身边的一盘红辣椒，微笑着问苏联客人：

“我们是否应该对共产主义者的红色的党表忠心呢？在党的积极分子周围，是不能没有色彩没有刺激的啊！作为红辣椒的忠实信徒，我要问，谁愿意加入到我的红辣椒党里来？”

说罢，他将一个囫囵辣椒填进嘴里，看看赫鲁晓夫，又环视四座。周恩来明白，毛泽东意在与赫鲁晓夫缓和气氛。可是，赫鲁晓夫小肚鸡肠，并不领情。布尔加宁见赫鲁晓夫如此，只好打破僵局，以身试“辣”。他学着毛泽东的样子，一口吃下了辣椒，直辣得他抓耳挠腮，窘态可掬。

毛泽东又说起了红军长征中在贵州遇到茅台酒的故事。周恩来插话说：

“我们那时把手头上所有的瓶瓶罐罐都装满了茅台，一大早才上路。后来，我们一直怀念内地这一池医疗圣水。”

1958年8月1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同苏方举行第2次会谈，赫鲁晓夫再不敢提共同舰队的问题了，他把话题转向斯大林问题上，他说：

“原来你们是支持我们的，现在好像不大支持了，好像是向我们的后院抛石头。”

毛泽东说：

“不对，实际上是抛了一把金子。”

“别人的金子我不要。”

“你要不要是一回事，我要助你一臂之力，因为毕竟在我们共产党国家里你们是头一家。”

在国际形势方面，赫鲁晓夫向毛泽东提议说：中苏两国能否有个分工，苏联多考虑欧洲的事情，中国多考虑亚洲的事情。毛泽东中肯地劝他：

“这样分工不行，各国有各国的实际情况。有些事情你们比我们熟悉些，但各国的事情主要还是靠本国人民去解决，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实际情况，别的国家不好去干涉。”

此后，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见好就收，适当地给了苏联人一点面子。双方就经济合作方面，初步达成了协议。

在赫鲁晓夫离京前，毛泽东再一次提醒赫鲁晓夫说：

“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来的外国人最后还是都站不住。”

赫鲁晓夫悻悻然地回了苏联。他一回到国内，就开始骂毛泽东了。

8月3日，中苏双方发表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赫鲁晓夫秘密访华，引起外电议论纷纷。美国当局注意到，中苏两国国防部长参加了这次首脑会谈，同时也注意到《公报》有这样一段话：“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下两国所面临的在亚洲方面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对于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

后来在8月8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联在技术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47个工业企业的协议。

欲知毛泽东此后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8年7月22日严肃地对尤金说：“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手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7月31日，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不客气地说：“我们去摩尔曼斯克干什么？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儿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英国人、日本人，还有许多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多年，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我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伟人毛泽东！不知道那些主张“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和提出中美“夫妻论”的一类人，看到这些话会不会感觉到脸上发烧？

第54章 1958年8月4日—

“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

话说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带着江青和两个女儿李敏、李讷，还有侄子毛远新，到河北省大跃进的典型县保定地区的徐水视察。

据报载：徐水县的粮食产量在全国遥遥领先，不少调查团都到徐水调查取经。有的调查小组问农民的粮食产量和家庭收入，老乡们十分有趣地回答：“我们家的粮食不在屋里，在会计的账上。”

农民没有那么多的粮食，又不敢说真话，也不会说假话，只好说粮食在会计的账上了。

再说8月4日午后，毛泽东来到徐水县，首先听取了县委书记张国忠的汇报。据当时的报道，这位书记在汇报中强调自己把社员组织起来了，特别是将青壮年组成民兵连，这样战斗力强、组织性强，在生产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徐水县的口号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全县如同军营一样，青壮年编为民兵，男女分别居住，老人入敬老院，小孩入幼儿园，全部实行军事化管理。

毛泽东听完汇报，在徐水县领导干部陪同下，来到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俱乐部，他看到俱乐部里挂满了各种奖旗，看了几面，问了问每一次得奖的经过，就在长桌旁坐下来，问农业社干部说：

“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农业社主任说：

“很好，比哪一年都强。”

“每亩平均多少斤？”

农业社党支部书记说：754斤。毛泽东惊讶地“啊”了一声，赞叹道：

“不少啊！”

他又问到秋作物的预计产量，问了社里，又问全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他说：

“今年全县要争取大丰收。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35万亩。”

毛泽东听了，睁大眼睛，看了看屋里的人，奇怪地说：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夏季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秋季要收11亿斤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空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张国忠说：

“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说：

“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县长说：

“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呵呵笑着，他环顾大家，说：

“那就得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县长说：

“我们只是光考虑着怎么多打粮食！”

习惯开玩笑的毛泽东幽默地说：

“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其实粮食多了也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5顿也行嘛！”

这本是一句幽默话，没想到后来传达下去以后，许多地方还真的发生了敞开肚皮比赛吃饭的笑话。

毛泽东说罢，要到村子里去看看。他先看了粮食加工厂，看了供销社，看了社里的医院和正在扎针的医生和病人；又看了猪场，看了缝纫工厂；接着来到了幼儿园。幼儿园里有几十个孩子，他们穿着崭新的背心和短裤，都很干净。孩子们鼓掌欢迎毛泽东，嘴里不住地喊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摸摸这些可爱的孩子，顺便去看了看他们的宿舍。

幼儿园隔壁是敬老院，住着由社里统一供养的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们。老人们对毛泽东说：

“咱们这真是享了福啦！有了毛主席，咱们可享了福啦！”

毛泽东笑着同老人们告别，尔后来到田间，他看到在地里干活的妇女很多，就说：

“这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

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说：

“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这4台。”

毛泽东说：

“是啊，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这个县是11万多劳力，抽出了4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7万多人搞农业嘛。这又解放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毛泽东来到棉田，察看了棉花的长势，问道：

“这一亩可以收多少棉花呀？”

农业社主任脱口而出：

“100斤皮棉。”

毛泽东算了算，说：

“那就是300斤籽棉呀！”

毛泽东沿途看到丰收的庄稼，就对乡社干部们说：

“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吗？”

回到徐水县委，他在谈话中还说：

“这里的干劲不小哩！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斤！”

后来在8月6日，也就是毛泽东视察后的第3天，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来到徐水，传达中央的新意图。陈正人说：

“刘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一下试点，搞共产主义，搞工、农、兵、学、商结成一体。”

他还传达了刘少奇的一些具体指示，如在徐水办两座大工厂，全县可搞一个大联社；并将刘少奇委托他带来的康有为的《大同书》与《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交给徐水县的干部们学习。县委书记张国忠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此后，徐水的浮夸风便越吹越大了。

早在4月开始一直到8月，刘少奇曾先后在北京、天津、山东、河北等地视察指导工作，他说：

“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我看三四十年以后，可以到共产主义”。

再说8月5日，毛泽东来到河北省安国县视察，听取了地委、县委负责人的汇报。在红星农业社的丰产试验田边，他摸着肥大的高粱叶子，微笑着问：

“这样的高粱，一亩能打多少粮食？”

淤村乡党委书记说：五六千斤。毛泽东问：

“一棵能结几个穗？”

乡党委书记说：

“这是‘八大杈’，能结8个穗。”

毛泽东又指着旁边的矮株高粱问：

“这是什么品种？”

乡党委书记说：

“这是‘小八杈’，试验试验到底哪种收成大。”

毛泽东问：

“是否可以让高的矮的杂交？”

乡党委书记说：

“我们正在试验。”

毛泽东笑着说：

“如果长不高，那就叫矮梁，不能叫高粱。”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来到甘薯试验田边，一个基层干部说一亩甘薯要产20万斤，毛泽东随口说：

“能产到两万斤就不少了。”

他还就农业合作社规模以多大为宜征询大家的意见。此时各地正在酝酿办大社，有的已经把几个小社连成了一个大社。关于社的规模问题，很多人认为一个乡办一个社就行了。毛泽东风趣地说：

“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吗？你们这里农业社的发展变化就像《三国演义》的头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8月6日，毛泽东一行人乘车来到了河南省新乡县。

新乡县七里营是按照中共中央成都会议精神，第一批把小型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社的典型。他们将七里营和周围50多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为一个大社，共有9639户人口，定名为“七里营人民公社”。

这一天，雨过天晴。下午4点22分，毛泽东的车子和其它8辆车子由七里营村东头进了村子，在村子中心的东方红广场停了下来。

七里营的干部按照上级的要求，在街道上布满了岗哨，群众被派到地里干活，五类分子被专人看管，整个村子里鸦雀无声。毛泽东看到此情此景，有点不高兴，就对陪同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

“咋不见群众呢？我就这么脱离群众吗？”

吴芝圃闻言，显得十分尴尬。毛泽东来到公社门口，看了看3天前刚刚挂在大门东边的“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吴芝圃介绍说，他们大社没有用“共产主义公社”作名称，而用“人民公社”作名称。毛泽东闻言，正合己意，随口说道：

“好么，好么！”

七里营人民公社把一些孤寡老人组织在一起，成立了“幸福院”。毛泽东来到幸福院的时候，几十个老人纷纷从屋里跑出来，看望毛泽东。忽然，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扑通一声跪在毛泽东面前，一边给毛泽东磕头，一边喃喃自语：

“天高皇帝远，我这老婆子能见到毛主席，死了也甘心。”

毛泽东见状，俯身搀起老人家，又是给她扑打身上的灰尘，又是向老人问好。老太太流着泪说：

“好，好，一切都好。”

毛泽东握着她的手说：

“老人家，不要难过，只要咱们齐心协力，以后的日子会更好。”

老人说：

“不是难过，能见到毛主席，我太高兴了。”

毛泽东来到社办面粉厂，电动小钢磨正在磨面，他仔细观察小钢磨的运转，抓起一把麸皮用手指捻了捻，十分满意。来到幼儿园，几十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围拢在他身边，拉着他，向他问好。毛泽东抚摸着孩子们，慈祥地笑着。老师领着孩子们唱起了歌曲，这支歌的名字叫：《毛主席，我们永远热爱您》。毛泽东夸奖着孩子们，还对老师说：

“谢谢你们！”

毛泽东头戴草帽，身穿白衬衣，穿过茂密的大豆地，跨进满布瓜蔓的菜田，来到村西种植棉花的“红旗试验田”前，察看棉花的长势。他看着茂密茁壮棉桃成串的果枝，连声称赞棉花长得好，大有希望。他问：

“一亩田能产多少棉花？”

七里营的干部说：

“一亩田可以产100斤皮棉。”

毛泽东满意地说：

“全国的棉花都长成这样就好了。”

他走进棉田里，向正在给棉花打顶的社员们招手问好。他还学着社员的样子，给棉花打顶。

毛泽东一行回到了村西口。此时七里营的干部早已撤了岗哨，村民们纷纷站在房上、墙头上、道路两边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走到供销社门市部门口，群众立时欢声四起，热烈的掌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他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供销社营业员小吕，将事先准备好的写着“祝毛主席身体健康”的大玻璃匾，恭恭敬敬地献给毛泽东，毛泽东双手接住，转交给身边人员，和小吕亲切握手致谢。他挥手告别群众，慢慢地上了汽车。

下午6点，毛泽东离开了七里营。在县委招待所里，他和七里营的农民代表进行了座谈。他说：

“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

他还说：

“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吴芝圃说：

“有了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毛泽东说：

“对！有一个这样的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社。”

吴芝圃还向毛泽东汇报了长葛县有的中学开展了勤工俭学，搞得很好，升学率也很高，学生不仅学到了书本知识，通过劳动实践，还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看看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请七里营的农民代表们和他一起吃饭，他向大家介绍他的家人说：

“这是我的两个女儿，这个是我的侄儿毛远新。”

他又指着江青说：

“她是我的爱人。也就是你们说的老婆、婆姨。”

吃饭时，毛泽东和江青直往客人碗里夹菜，亲如一家。农民代表临走时，毛泽东全家5口人把客人送到门外，江青一再说：

“再见，再见。”

是日晚，专列离开新乡，停在郑州车站的叉道上。

据史向生回忆：“毛泽东参观七里营时，我不在郑州，正在嵖岈山公社召开地、县农村工作部长会议。同去参加会议的有农村工作部正副部长赵定远、崔光华、《河南日报》社长丁希凌、地委书记路宪文、办公室主任赵光同志等。红旗杂志记者李友九等同志已先期到达。嵖岈山……成立了一个很大的联社。……农民以部队班、排、连的组织形式进行劳动。远远望去，农田里一片丰收景象，好不喜人。最为新奇的是，联社自办了公共食堂。为了对农村食堂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亲自去食堂吃饭，还在食堂门外住了一夜，实地考察。红旗杂志社记者李友九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草拟了一个简章，我们参加了研究和修改。简章草稿中提出了：‘吃粮不要钱’的观点。

8月6日早晨，接到了省委电话，让我连夜赶回郑州，向主席作汇报。我立即骑上骡子，到遂平县搭火车，当夜赶回郑州。到郑州时已是深夜，车站接我的同志将我领到主席的专列上，吴芝圃等省委几位书记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告诉我，主席等我到半夜，现已被叶子龙等随行人员劝说去睡觉了。……凌晨4点左右，主席醒了，他听说我等在那里，立即穿了睡衣出来。主席见到我，仿佛遇到了老朋友，高兴地说：

‘正等着你呢，想听你讲讲嵖岈山的情况。’

我感到很意外，主席对我的去向似乎很了解。我向主席汇报了嵖岈山的情况，将简章草稿拿给主席看。主席接过简章草稿边看边说：

‘这东西好，给我吧。’

接着，我向主席讲述了公社办食堂的情况，我告诉主席，农民去食堂统一吃饭，既节省时间，又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主席听了很高兴，称赞‘食堂’是新事物。主席在听汇报的过程中不断提问，问得很细，如‘锅灶怎么弄到一起？’‘食堂粮食如何统一存放？’‘社员吃饭时秩序怎样？’‘你在那里有没有吃过饭？’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然后我向主席介绍了嵖岈山公社的规模和生产组织情况，主席听到农民劳动已经军事化，按班、排、连编制从事生产，又听到一个公社有5万人口时，感慨地说：

‘大的多了，公的多了。’‘这在古代，就是一个诸侯国了。’

但主席又谈道，比之古代诸侯国，公社是又大又公，多了公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主席又问起群众有纠纷公社如何调解。我告诉主席，由公社民政部门调解处理。主席说：

‘哦，这带政权性质，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治组织，实际上是基层政权，这叫政社合一。’主席说，‘大集体，小自由，不要统得太死。’

我又向主席汇报了嵖岈山公社的组织结构。当主席听到公社采取工、农、商、学、兵结合，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分配时，饶有兴趣地扳着指头说：

‘工、农、商、学、兵，那么工业、商业、学校都包括了，是五位一体啊。两个招牌换成一个招牌，是政社合一。’

谈到公社的名称，主席说：

‘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

毛主席和我的谈话于8月7日黎明结束。”

再说8月6日晚9时，正在许昌地委办公室开会的专署公安处副处长辛建，突然接到省公安厅打来的电话，只听电话里说：

“有紧急任务，你和刘肃欣赶快到火车站去！”

辛建不敢怠慢，立即叫上刘肃欣科长，骑着自行车赶到车站。省公安厅的朱干副处长告诉他俩说：

“这次是毛主席来我们这里视察，我们要共同搞好保卫工作。”

8月7日黎明时分，一列绿色专列徐徐开进许昌车站，恭候在车站的许昌地委副书记马金铭、专员王延太被通知上车。马金铭、王延太上车后，专列继续前行。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把马金铭、王延太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说：

“地方同志工作辛劳，我来你们这里看看农村形势。”

马金铭说：

“我们的工作搞得不太好，可到襄城县双庙乡郝庄村、三里沟乡的后梁庄、十里铺的小张庄看看，这几处是一条线，近百里，沿途都是庄稼。这些地方，也就代表了许昌地区的农业生产形势。”

毛泽东说：

“很好，明天我们一同去参观。”

专列驶入城西10公里的长店路段，缓缓停下了。

8月7日7点31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副书记杨蔚屏陪同下，乘吉普车来到了襄城县双庙乡的郝庄村。毛泽东在村东头公路上下了车，向一大片烟叶地走去。

在这一带负责保卫工作的辛建和刘熙民，看见身材高大魁伟的毛泽东，头戴草帽，身穿白衬衣和灰色半旧军裤，健步向他们走来，急忙迎上前去。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辛建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得把原先想好的问候之词全忘了，只是说：

“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刘熙民也是这样，他握着毛泽东的手，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毛泽东见他俩这样紧张，就问刘熙民叫什么名字？刘熙民说：

“我叫刘熙民。”

毛泽东又问：

“哪个民？”

“人民的民。”

毛泽东开玩笑说：

“你是康熙的臣民啊。”

他又问了辛建的姓名，笑着说：

“啊，你是辛辛苦苦地干社会主义呀，干革命就得有这种不怕辛苦的精神。”

毛泽东顺着烟叶地垄沟察看烟叶的长势，露水浸湿了他的衣衫，鞋上也沾满了泥土。看完烟叶，他又来到2队齐胸高的谷子地里，采了几个沉甸甸的谷穗，掂在手里。记者要给他拍照，他说：

“还是照大田里的大谷穗吧，让北京的同志看看。”

毛泽东又来到正在田间吃早饭的社员们中间，亲切地问：

“能吃饱饭吗？”

一个社员说：

“俺这是高级社，吃穿都不愁。”

毛泽东问：

“有休息时间吗？”

社员们说：

“争上游吃点苦有啥。”

毛泽东一行来到三里沟后梁庄村东的地里，正在割草和捉烟虫的大人小孩们认出了毛泽东，活也不干了，都围上来看毛泽东。毛泽东看着这些赤脚赤背老实憨厚的农民群众，微笑着向他们招手致意。他朝着北面边走边看，农民们还是围着他看。他看到地里长着的云南品种的烟，每棵都有一人多高，70多片叶子，高兴地说：

“很好！你们这里一派丰收景象，我还从未见到过这样高大的烟叶子，干得好。”

他走到一个高岗上，举目环视，只见一片接一片的烟叶地，一望无际，听说是连绵数十里，就情不自禁地说：

“你们这里成了烟叶王国了！”

他向村支书张富贵询问了谷子、玉米、红薯、烟叶的管理方法，鼓励他们说：

“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啊！”

毛泽东一行驱车来到襄县城北小张庄，在村边下了车，走到地头树林下与农民搭话。毛泽东又钻入数十度高温的炕烟房内，观看了农民们炕烟的操作过程。57岁的烟叶技术员梁运祥正在堆砌炕烟的火龙，毛泽东问：

“烟叶不炕，太阳晒行吗？”

梁运祥说：

“日晒的烟叶色差，叶薄，质劣，无味。”

上午11点40分，毛泽东乘吉普回到了襄城，县委领导要请毛泽东一行到县委就餐，毛泽东说：

“谢谢，不给地方添麻烦啦。”

毛泽东一行返回时经过三里沟村，群众送来了一些大西瓜，毛泽东拒绝了。

下午1时许，毛泽东一行回到许昌县长店的专列上，许昌地委唯一的女副书记刘毓敏和组织部长康国蕴给毛泽东送来了3尺长的豆角和硕大的烟叶子，毛泽东说：

“很好。”

8月8日下午，毛泽东前往河南省商丘地区视察。

这一天，烈日炎炎，热浪灼人。商丘火车站由西而来一列专列，早已在车站等候的商丘党政军负责人，马上迎上前去。只见车厢里走下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他同商丘地委书记任秀铎、商丘县委书记刘学勤说了几句话，3人便上了专列。

毛泽东在专列上要先见见东道主们，这是他在视察旅途中，常有的惯例。任秀铎、刘学勤随着史向生来到会客室，远远看见毛泽东身穿一件白衬衣，一条灰色长裤，脚蹬一双深色皮鞋，站在那里等候。史向生向毛泽东介绍说，地委第一书记王培育因病住院，任秀铎是地委第二书记。毛泽东“噢”一声，问道：
“任秀铎？你是信任的任，山清水秀的秀，金字旁的铎？”

任秀铎回答说：

“是的，毛主席。”

史向生又介绍了刘学勤。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坐下后，随手从口袋里掏出几支烟，递给任秀铎、刘学勤、史向生，自己也点上一支，轻轻地吸了一口，问道：

“商丘是原归德府，古代在这里建过都。还有些什么古物？”

刘学勤回答说：

“还有文雅台、三陵台、阏伯台、八关斋、壮悔堂。”

毛泽东又问：

“今年夏季收成如何？”

任秀铎说：

“夏粮丰收。”

毛泽东问刘学勤：

“你们县主要农作物有那些？”

刘学勤说：

“全县150万亩耕地，110万亩种小麦，占总耕面积60%以上。大秋有高粱、谷子、玉米、棉花，晚秋有大豆、红薯、夏玉米。”

毛泽东历来不满足听部下的汇报，总喜欢到实地考察一番。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要下车去附近看看。”

刘学勤连忙介绍说：

“附近道口乡黄楼村有一个中华农业社。”

毛泽东说：

“好，那就去中华农业社看看吧。”

一行人换乘轿车行至包河，毛泽东问坐在身边的刘学勤：

“这是什么河？”

刘学勤回答说：

“这是包河，传说是宋代包拯运粮时挖的河。”

毛泽东问起刘学勤的简历，刘学勤说他在日军占领家乡永城时，被迫失学。毛泽东微笑着说：

“日军侵入中国，占领永城，把你的读书时间也占领了。你现在还有时间学习吗？读的什么书？”

刘学勤说：

“现在工作很紧张，读书不多。”

毛泽东说：

“要挤些时间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他在这一年已经先后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读了3遍。后来，也就是他同刘学勤说这话3个月后，在第1次郑州会议上，他正式向全党提出了要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再说轿车驶入一望无际的田野，毛泽东问刘学勤：

“农民喜欢吃小米吗？”

刘学勤说，喜欢。毛泽东又说：

“我们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垮了蒋介石，农作物改革不要把谷子给改掉了。”

说话间，车队驶入道口乡大院，商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苏学诗上前把车门打开，请毛泽东进屋休息。毛泽东同道口乡乡长唐崇举握手后，走进办公室，见墙上挂有几面锦旗，其中有一面是1957年7月湖北省洪湖县文教参观团赠送的，上面写着：“你们是向文化技术革命进军的一面红旗，向你们学习”，他指着锦旗上的字，问道：

“懂不懂这上面写的意思？什么叫文化技术革命？”

刘学勤说：

“学习文化知识，搞技术革命。”

毛泽东听罢，没有吱声，深深地吸了几口烟。这是他思考问题的习惯。稍事休息之后，毛泽东一行向黄楼村走去。刘学勤问道：

“主席是先看食堂，还是先看农业？”

毛泽东说：

“先看农业。”

下午4点，毛泽东来到了黄楼村的试验田旁边，在一道门前停了下来，仔细地看着门上的一行字，只见写的是：“道口乡中华一社七一试验站”。他问刘学勤：

“这是什么门？”

刘学勤说：

“这是跃进门。是欢迎中央军委检查团时搭的，一共搭了4个，一是表示欢迎的意思，再者是表明黄楼村人一个跃进接着一个跃进，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

毛泽东来到打井工地，问正在打井的小伙子：

“这井能打多深？多长时间能打好？”

苏学诗说：

“这口井打15丈深，要打25天。”

站在一旁的乡长唐崇举插话说：

“这个小伙子是才学习打井的。”

毛泽东对这位充满活力的18岁年轻人颇有好感，握着他的手满意地说：

“很好！”

他来到一块红薯试验田，问道：

“这是谁搞的试验田？”

乡党委书记徐家林说：

“这是社干部的试验田，2亩麦茬红薯，翻地2尺深，每亩种5000棵，计划亩产13000斤。”

地委副书记王林为了证实将来丰产，走进田里，扒出来一个红薯，一看个头却不大。史向生感到不满意，自己也上去扒出一个，也不大。王林又找到了一棵看上去挺壮实的红薯，准备再扒一个。毛泽东平静地说：

“红薯长势很好，不要再扒了。”

说着转身走向另一块红薯地。徐家林介绍说：

“这是我搞的。施肥30万斤，计划亩产13000多斤。”

毛泽东已经开始怀疑了，他说：

“亩产13000多斤？秋后我再来看！”

他走到稻田旁边，问道：

“稻田里为什么没有水？”

徐家林立即回答：

“刚断水一晌，现在要拔草呢。”

毛泽东说：

“不要放水拔草，可以用脚把草踩下去做肥料。”

他问起1亩水稻有多少墩苗？亩产多少斤？徐家林说：

“1亩3万墩苗，计划亩产1500斤。”

毛泽东听后不再说话，只是看地头上插着的牌子，上面写的是施肥数字，预计的产量。他又看了社里搞的人造尿池，问问它的结构和人造尿的制作方法及肥料效能，就朝着停放轿车的商单公路走去。

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了，黄楼村的群众早已将车队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见毛泽东来了，一边喊着“毛主席万岁”，一边往前挤，都想与毛泽东握握手。

汽车已经启动了，小伙子杨邦福拼命地挤了上来，推开已经伸出手的曹效兰，把手伸进车窗里握住了毛泽东的手。车子开走了，曹效兰就埋怨杨邦福，杨邦福却只顾一个劲儿地喊：

“我和毛主席握手啦！我和毛主席握手啦！”

毛泽东在车里听着后边的一片欢闹声，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问刘学勤：

“你相信他那亩产13000多斤的试验田吗？”

刘学勤老老实实地说：

“我不相信。”

毛泽东说：

“脑子太热，没有科学根据，不符合实际嘛。过去亩产多少斤？”

刘学勤说：

“也不过2000斤上下。”

毛泽东说：

“过去2000斤，今年真能搞四五千斤，就翻了番，就很好了。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

毛泽东觉得刘学勤是一个老实人，后来他在1959年2月第2次郑州会议期间，还没有忘记刘学勤，专门请刘学勤到郑州去谈试验田的结果。

毛泽东走后，商丘领导人于当天晚上就召开了地、县、乡3级党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不要提万斤口号的谈话精神。3级党委会一结束，各级党委又分别召开了干部大会。

后来，商丘人民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商丘视察工作，在道口乡黄楼村修建了纪念馆，还将道口乡改名为双八镇，将黄楼村改名为双八村。

欲知毛泽东此后到何处视察？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本章末毛泽东和刘学勤的一段对话，很值得注意。关于亩产13000多斤的红薯试验田，他说：“脑子太热，没有科学根据，不符合实际嘛。”“过去2000斤，今年真能搞四五千斤，就翻了番，就很好了。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这是毛泽东在大跃进初期就开始反对浮夸风的一个重要例证！

第55章 1958年8月8日—

“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话说1958年8月8日下午5时多，毛泽东返回专列，离开河南去山东济南。

下午6时35分，专列途经砀山，毛泽东与砀山县委负责人刘钦鉴、薛兆本、张启明、刘思谈话。他望着面前的这几位县委负责人，亲切地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哪个地方的人？4人介绍了各自的情况。毛泽东说：

“你们两个山东，一个河南，一个江苏，还没有安徽人呀！要注意培养地方干部。”

他又问县委当前抓些什么工作，刘钦鉴等人作了汇报。他接着问：你们这里主要种植什么作物，生产什么东西？刘钦鉴回答说：

“夏季主要生产小麦，秋季生产大豆和杂粮。”

当听到砀山县水果连年丰收，粮食、皮棉当年可望好收成时，毛泽东高兴地打开车窗，望着窗外成片的良田说：

“好，多努力干呀！”

20多分钟过去了，毛泽东最后说：

“很好，就这样吧，今天不准备下车了，谈到这里，以后再来，你们看怎样？”

说着，他起身和大家握手告别。

下午7时许，专列驶离砀山站，途经徐州时，毛泽东在车上接见了徐州地区专员梁如仁、市长张洪范。毛泽东向他们了解有关工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情况，他说：

“徐州应成为重要的工业城市，成为抚顺。你们要抓煤炭综合利用，抓粮食，抓钢铁，还要抓机械制造。”

毛泽东还说：

“农业要增产。要多养猪，多积农家肥和自然肥。多搞有机肥。徐州地区过去经常多灾，你们要想办法，打它100亿斤粮食！”

他还问道：

“你们那位地委书记，四川人，到哪里去了？”

梁如仁回答说：

“胡宏同志已调南京，在省里工作了，现在正参加全省农业大检查。”

毛泽东说：

“这样很好，一边检查，一边帮助你们干。”

是日晚9时，毛泽东离开徐州。

8月9日凌晨1时，毛泽东的专列经兖州车站，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副书记兼滕县县委第一书记王吉德以及滋阳县委书记和两个村支部书记，在山东省委副秘书长谢华的带领下，登上列车。毛泽东分别问了大家的姓名、年龄、籍贯、家庭情况等。他看到王吉德挽着裤腿，腿上还有泥星，便说：

“不用问，你是农民出身。”

他从桌子上抽出一支香烟递给王吉德，问王吉德什么职务。王吉德回答说：

“我是滕县县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幽默地笑着说：

“噢！那你就是滕小国的国王了！”

大家被他的话逗笑了。毛泽东又问：

“滕小国在哪个地方？”

王吉德回答：

“在滕县城西十几里的滕城村。”

“孟子在滕小国的古迹还有没有？”

“还有，滕城有文公台，县城内有铁牌坊。”

毛泽东说：

“铁牌坊与孟子无关系。滕文公请孟子来讲学，孟子馆于上宫嘛！上宫还有没有？”

王吉德说：

“我不知道，没有注意过。”

毛泽东说：

“当地方官，都应该了解地方的历史嘛！滕县离微山湖很近，微山湖的鲤鱼是4个鼻孔知道不知道？”

王吉德说：

“不知道。”

毛泽东笑着说：

“你这个人很实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他看王吉德手上的烟快抽完了，就又抽出一支烟递给王吉德，问道：

“你们那里亩产多少？”

王吉德回答说：

“我们的小麦亩产227斤。”

毛泽东问：

“去年亩产多少？”

王吉德说：

“去年亩产126斤”

毛泽东点了点头，随后又问起近两年菏泽、济宁的水灾。王吉德说：

“滕县也发了大水，灾情较为严重。”

毛泽东抽了口烟，望着王吉德说：

“大水也跑到你们那里啦？”

王吉德说：

“今年淹了9万亩，去年灾大一些，淹了81万亩。”

毛泽东又问：

“你们那里有多少地？”

王吉德回答：

“210万亩土地。”

毛泽东又问了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济宁全区的水灾情况，接着又问王吉德：

“你们那里群众觉得办大社好，还是小社好？”

王吉德说：

“社大好些，有利于抗灾，有利于兴修水利等。我们准备搞5000户的一乡一社。”

毛泽东对于社大了好，还是社小了好？是叫“联社”、“集体农庄”，还是叫人民公社？一直在调查着，思考着。他听了王吉德的回答，便说：

“搞大一点好，可以搞五六千户万把户。”

8月9日凌晨3点，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泰安站。泰安地委副书记李元明，地区农村工作部部长张瑞周、泰安县委副书记张海涛、泰安县十区灯塔一社社长尚立祥应召登上专列。毛泽东点着一支香烟，笑着说：

“怎么你们当中我一个也不认识？”

李元明说：

“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主席。”

毛泽东说：

“是1955年吧，我来过一趟。”

李元明说：

“那一次见主席的是地委书记刘众前等同志，现在他们都去寿张县参观去了，县委第一书记、乡党委书记也去了，还没有回来。”

毛泽东问：

“你们地区有多少县？多少户？多少人口？”

李元明说：

“共9个县，一个市，105万户，840多万人口。”

毛泽东问：

“你们想谈什么？”

李元明说：

“我们想汇报当前的工作情况，请主席做些指导。”

毛泽东说：

“你们的粮食情况怎么样？”

李元明回答：

“粮食情况比往年好得多。”

“你说说怎么个好法？”

“今年比往年增产，今年小麦亩产162斤，总产8.5亿斤，较去年增产36%多一点。”

“去年小麦产量是多少？”

张瑞周接过去回答说：

“1957年小麦亩产119斤，总产6.2亿多斤。”

毛泽东问：

“秋季怎样？能收多少？”

李元明回答：

“今年原计划全年亩产500斤，争取600斤。最近又修订为保证每亩产600斤，争取700斤，总产达到52亿多斤到60亿斤以上。从目前作物生长情况来看，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个指标。”

毛泽东问：

“去年粮食产量是多少？”

李元明说：

“亩产230多斤，总产量20亿斤多一点。”

毛泽东带有怀疑的口气问：

“增产一倍以上到二倍，能达到吗？”

他把话锋一转，问起水利问题：

“你们这里有个东平湖，还有一个东平县？”

“是。”李元明回答说：“东平湖在黄河下游，是黄河泄洪的地方。”

毛泽东问：

“位山工程动工了没有？”

李元明说：

“东平湖新堤已经动员21万民工于8月5日动工，何时竣工还不清楚。”

毛泽东问：

“位山坝恐怕不像修堤那样容易，需花费较长时间。位山工程搞起来，你们有受益的没有？”

李元明说：

“东平县有两个区受益。”

毛泽东说：

“受益的还有菏泽、济宁嘛！”

李元明补充说：

“聊城地区也能受益。”

毛泽东又问：

“怎样受益？”

李元明说：

“聊城的虹吸管工程到春季缺水不能满足需要。”

毛泽东说：

“只靠位山不行，黄河要有一系列工程，如三门峡等工程都搞，作用才大。”

他又问：

“你们的水利怎样？”

李元明回答说：

“我区水利化主要靠汶河，去冬今春已在上游山区修了一些中小型水库，今冬准备在中下游再搞些大型水库，将天上落下来的水基本上控制起来。另外和地下水结合，以汶河引黄加上人造河道为骨干，整修各河道，逐渐搞成平原地区的河网化。”

毛泽东把话题转向办社问题，他问：

“合作社怎样？规模多大？”

张瑞周回答说：

“泰安地区有650多个社，平均不到300户。社的规模太小，已不适应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计划合并到200余个。”

李元明说：

“这是过去的计划，目前看规模仍然小一点。现在酝酿搞成一乡一社，使党、政、社合一。”

毛泽东问：

“一乡多少户？”

张海涛回答说：

“8000至一万户。”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问：

“这样多的户一个社好搞吗？是否过大？”

张海涛说：

“还未定案，需要进一步研究。”

毛泽东又问了泰山的情况，他说：

“你们这里有个泰山很大，底下可能有不少铁。”

李元明说：

“泰山的西、北、东3面都已发现铁矿，只是山的前面还没有发现。”

毛泽东又问：

“你们泰安过去有个泰安府，出去不远就是泰山，到山顶有60里路吗？”

李元明说：

“没有这么远，据说约有40华里。”

毛泽东问：

“现在逛泰山的人还很多么？”

李元明说：

“过去不少，生产大跃进以来，逛山的人少多了。”

毛泽东说：

“现在少了，再过两年逛山的人就又多了。”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的专列开往济南。

8月9日晨，专列抵达济南。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书记处书记裴孟飞向毛泽东汇报了山东省的各项工作情况。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强调部署各项工作必须通过群众鸣放辩论，他说：

“计划、指标不经过群众辩论，主意是你们的，辩论后，群众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

他还强调领导必须多到下面去看，以便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指导。

下午3时，毛泽东在省交际处一号楼会议室召集省委书记处书记夏征农、聊城地委书记朱永顺、寿张县委书记刘传友、寿张台前村支部书记刘秀印座谈。

据朱永顺回忆：“主席面带微笑，同我们一一握手。当主席握住我的手时问：

‘好面熟啊，叫什么名字？’

我说：

‘朱永顺。’

毛主席示意我们坐下。夏征农把我们一一介绍给毛主席。主席把目光先朝向夏征农同志说：‘你是省里的。’又朝向我说，‘你是地委的。’再朝向刘传友同志说，‘你是县委的。’又朝向刘秀印同志说，‘你是村里的。’接着又说，‘我是中央的。’然后主席扳着手指说：

‘中央、省、地、县、村，共5级，叫5级会议。’

大家听了主席这番话都笑了，主席也笑了。我接着对主席说：

‘主席，我这是第二次向您汇报工作了。’

主席说：

‘噢！第一次呢？’

我说第一次是1955年底在德州火车站列车上。主席说：

‘那次我从北京出发，一路上找河北、山东、江苏的几个地委书记谈了话，大家都讲了农业合作化的问题。’

主席问我：

‘你什么时候去的聊城？’

我答：

‘1956年调整区划，撤销德州，我去聊城。’

主席问：

‘聊城过去叫东昌府，是吗？’

我说，是的。主席问：

‘为什么叫东昌府？’

我说不知道。于是主席就讲了为什么叫东昌府的典故。然后又说，‘东昌府是当年梁山好汉活动的地方。’接着给我们讲述了几段梁山好汉在东昌府一带活动的历史传说。主席问刘传友：

‘寿张历史上有个张君义，九世同堂，有没有这回事？’

刘传友回答：

‘有。在寿张城东关，至今还有张公祠遗址。’

主席说：

‘寿张县，原来叫寿阳县，后来为了纪念这位张公，把寿阳县改称寿张县。’

毛主席点燃一支香烟，边抽边向我们说：

‘大家有什么好消息啊？’

我汇报了聊城地区的工作，当我谈到聊城地委在寿张县关门口村召开全地区县、区委书记参加的现场会，学习参观和推广该村大搞‘人造肥’的经验时，他打断我的话问：

‘什么？什么叫人造肥？你详细地讲一讲。’

我告诉主席，‘人造肥’是当地农民自己叫起来的，合作社在村头地边挖一定大小和深浅的土坑，将人畜粪便和田间路边的杂草、农作物秸秆掺在一起，加上一定比例的土和水，密封沤制，经过一定时间，达到变黑、发臭的程度后，便可上地。每亩地施上10多车这样的‘人造肥’，可增产粮食二三十斤，丰产田里增产更多。毛主席问我，这种肥料含些什么成分？我说没有进行过化验，我说不清楚。毛主席就给我们讲了一大段关于有机质肥料的科学知识。讲了人的粪肥含些什么成分，牲畜粪便含些什么成分，鸡鸭粪便含些什么成分，经过沤制后发生哪些变化，产出些什么新成分等等，讲完后主席说：

‘你们可以让农业科学部门化验一下。’

刘传友汇报了寿张县的工作。他‘口吃’较重，主席听得很吃力，但仍坚持倾听。大约10多分钟后，毛主席把目光转向了我，摆摆手说：

‘你！你来，你给我当翻译。’

大家都笑了，刘传友也笑了，毛主席更是笑出了声。刘秀印简单汇报了他们村大搞丰产田的情况。我们3个人汇报的中心都是围绕如何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的粮食指标（黄河以北亩产400斤）和棉花指标；如何按照农业八字宪法要求，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如何大搞养猪积肥，以及如何加强防洪确保黄河和漳卫运河安全等等。主席认真地听我们的汇报，有时拿起铅笔作记录，并多次插话和提问。当汇报到打井下泉提取深层水时，主席问下泉用什么材料；当汇报到扩大东阿、齐河两县虹吸引黄灌溉面积时，主席问虹吸引黄能不能代替打井；当汇报到深翻土地、翻淤压沙、翻沙压淤改良土壤时，主席说：

‘淤土掺上沙土，就不板结了。’

当我汇报到集中产棉区临清县老赵庄黎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粮棉双高产，1957年皮棉亩产73斤，粮食亩产478斤，提前实现《纲要》规定的黄河以北粮食亩产400斤指标，不但向国家贡献大量皮棉，而且做到粮食自给时，毛主席说：

‘粮棉双增产，很好。’

当我汇报到聊城地区计划扩大引黄灌溉面积，除扩大已建成的位山、艾山、官庄、南坦、王家窑、大王庙等处虹吸引黄灌溉面积外，正在突击修建东阿县位山引黄闸工程，争取当年完成第一期工程，扩大灌溉面积200万亩时，主席听了很高兴。我说这样既利用地下水，又充分利用地上水，实现了‘双保险’。主席一边点头、一边说：

‘双保险这个办法好！’

这次向毛主席汇报，共进行了1小时50分钟。”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由谭启龙、裴孟飞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以及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吕少泉陪同，视察了历城县北园农业合作社。毛泽东看到路旁的谷子长得秸秆粗壮，叶子墨绿，沉甸甸的谷穗在风中摇曳，高兴地说：

“你们的谷子长得不错嘛，我看群众的干劲不小。”

北园乡有2500多亩藕田和2100多亩稻田。毛泽东和北园乡北园社的干部们一一握手问候后，便开始视察藕田和稻田。他问北园农业社的主任李树成，水稻是什么品种，什么时间收割，亩产多少斤？李树成一一作了回答。他问到计划产量，社主任说：

“50亩高额丰产田，原来计划亩产两万斤，现在我们要争取产4万斤，过去每亩只产二三百斤。”

毛泽东越听越感到社主任的话不靠谱，就说：

“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干大的。”

他看到路旁一些社员正在一个稻草棚里休息，用手指着问：

“他们是干什么的？”

李树成回答：

“他们就是管理试验田的社员。”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向草棚走去。首先看见毛泽东的几个社员不约而同地喊出了声：“毛主席来了！”争先恐后从窝棚里跑出来。毛泽东已走到跟前，有些社员还没有来得及出窝棚，毛泽东便弯腰走进矮小的窝棚和社员们一一握手。社员们有些手上沾满了泥，有的忙往自己衣服上搓泥巴，有的还没来得及搓，毛泽东就把手伸过去，一把握住农民沾满泥巴的手。他抚摸着青年韩茂林的头，亲切地问他多大岁数。当韩茂林回答17岁时，毛泽东笑着说：

“你还是个娃娃呢！”

他又握着孙守法的手和蔼地问：

“你今年多大岁数啦？”

孙守法说：

“今年47岁啦。”

毛泽东勉励他说：

“那就是个技术员啰！”

他来到一株大槐树下坐下来。社主任李树成向他汇报了北园办大社的情况。汇报中，李树成向毛泽东请示规模这样大的社是叫“大社”好，还是叫“农场”或“农庄”好？毛泽东没有回答，他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去，边走边问李树成：

“怎么没有见到妇女参加劳动？”

李树成回答：

“妇女都在菜地里。”

毛泽东说：

“在我们南方，大部分都是妇女插秧。”

谭启龙向毛泽东汇报说，他们准备把北园办成一个大农场。毛泽东说：

“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离开北园农业社，毛泽东要到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棉花试验田视察。省委办公厅立即打电话给农科院办公室说：

“中央首长要到农科院棉花试验田视察，你们要安排人向领导介绍情况。”

农科院院长和副院长棉花专家秦杰，马上通知试验田负责人曹伯强，一同到大门口迎候中央首长。

下午6时，5辆轿车一溜烟似的开到了省农业科学院的大门口，先下车的是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书记处书记裴孟飞，以及省委办公厅的负责人和摄影记者。毛泽东从中间的车子里走了出来。秦杰等人十分激动地迎上去，欢迎毛泽东。在去看棉花试验田的路上，毛泽东问秦杰：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秦杰。”

“是秦还是陈？”

毛泽东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问。秦杰说：

“秦始皇的那个秦。”

毛泽东微笑着幽默地说：

“噢，秦始皇时代还留下你呀！”

秦杰和在场的人都被逗笑了，毛泽东又问：

“你是什么专家？”

秦杰说：

“研究棉花的，曾在浙江大学上过学。”

众人来到一块由山东省委和农科院合种的棉花试验田里，见棵棵棉杆都长得有一人高。秦杰向毛泽东汇报说：

“这70亩棉花，是几年来生长最好的一年。”

他又把毛泽东领到一块地前，指着说：

“这一亩是高产试验田，一亩4000株，每株已有五六十个棉蕾了。”

毛泽东问：

“你们估产籽棉多少斤？”

秦杰回答：

“计划是800斤。”

“能达到吗？”

“有希望，长势喜人。”

毛泽东躬下身，拨开棉棵，抓住一株棉花和秦杰一起从根部往上数着棉桃。曹伯强等人也躬身帮着数，顶部还有正开着花的花蕾。当数到64个时，毛泽东手指着上边的花蕾说：

“上边这些就不算了。很好。你们的计划有可能实现。这株棉花，个头不高可棉蕾是满的，和舒同一样，个头不高可很充实呢！”

毛泽东拿他们的省委第一书记开玩笑，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秦杰说：

“过去搞得不好，主要是今年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到这里来指导我们，才搞得这样。”

毛泽东诙谐地说：

“是应该压迫你们一下，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

他又问：

“一亩4000株，还能再加密吗？”

秦杰说：

“再密就要影响通风透光，光照不足，不能高产。”

毛泽东问：

“这土地是深翻过的吗？”

秦杰回答：

“是深翻过的，是很肥沃的土地。”

“施多少肥？”

“万斤土肥，化肥120斤，是分期实施的。浇水也适时。”

“棉种呢？什么种子？”

“是培育的品种，岱字棉15号。植保治虫很及时，棉蚜、红蜘蛛也出现过，防治及时都下去了。”

“影响棉花高产的是什么？”

“目前主要是落蕾没解决，棉的花蕾可以长到80多个，落掉的约占20%至30%，如果能控制住落蕾，那产量更高了。”

毛泽东说：

“棉桃脱落是下雨的原因呢？还是其他原因？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落桃的问题，是否研究个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

秦杰表示一定照主席说的去办。毛泽东问他：

“你们行还是农民行？”

秦杰说：

“还是农民行，我们在向农民学习。我们的小麦就没有农民最好的小麦产量高。我们打算明年超过农民。”

毛泽东很满意，说：

“那很好。你们要继续努力，力争上游。”

此时，天阴了下来，还下起了小雨。谭启龙说：

“下雨了，我们走吧。”

毛泽东向农科院众人挥手告别，由随行人员打着伞上了车，向济南市里驶去。

第二天，《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均在头版头条位置上登载了毛泽东视察山东农科院的消息。

后来在11月份，毛泽东看过的这一亩试验田棉花，籽棉的实际产量是1000斤，折合皮棉350斤。毛泽东数过棉桃的那一株棉花，研究人员将它移植到温室里，第二年长了一些小的棉桃。后来，他们将这一株棉花移植在玻璃箱里，放在展览室，保存了很久很久。

再说毛泽东回到济南市区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济南部队司令员杨得志上将陪同，和济南部队党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见面并合影留念。长征时期做过毛泽东警卫员的陈昌奉也在场，二人久别重逢，分外亲热，谈了不少话。

毛泽东在济南停留期间，还会见了来济南参观全省小麦丰产评比展览馆的著名劳动模范、农业社的干部吕鸿宾、刘秀印、刘洪章、徐建春、刘廷茂、厉月举、张式瑞等人。毛泽东勉励他们说：

“你们干得很好，都鼓足了干劲。”

欲知毛泽东下一站到何地视察？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处理国家大事历来是未雨绸缪，经过调查研究，深思熟虑而后行。本章及前边讲到的关于人民公社的思考，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概括毛泽东的谈话精神是：“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一天，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发表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讲演，透露了毛泽东上述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他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都说明，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是叫“联社”或“集体农庄”，还是叫人民公社？是社大了好，还是社小了好？一直都在调查着、思考着。当他看到“余江县人民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之时，兴奋得诗兴大发，随即写出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封耀松听他吟诵的诗句，称赞说：“真好，太好了！”毛泽东却脱口而出，说道：“告诉你吧，是我们的人民公社好，太好了！”后来在8月4日至13日，他不辞劳苦，乘车南下一路视察，其中一个重要目的仍然是研究“办大社好，还是小社好？”直到他对谭启龙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说明他对人民公社的思考已经成熟了。

1959年以后，笔者在周末也曾有过参加深翻土地的亲身体验。应该说，深翻土地和密植都是要讲科学、讲合理的。可那时候河南的一些地方领导人，官僚主义瞎指挥，讲深翻，非要将生土翻上来；讲密植，竟然搞成了无限密植。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农业不但不会增产，反而减产了。瞎指挥遗祸匪浅！在战争年代，它能害死人，在和平年代一样能害死人。

第56章 1958年8月9日—

“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嘛！娃娃，莫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话说1958年8月9日晚，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的警卫员小李风风火火地来到刘子厚的秘书李光柏家里，他说：

“有紧急任务，省长要你马上去。”

李光柏马上穿好衣服，和小李立即乘车直驱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去见刘子厚。刘子厚吩咐李光柏说：

“今天晚上，毛主席要来天津视察工作，你要回到办公室值夜班，主席的专列一到，省公安厅有人会来电话通知，你就马上告诉我和李耕涛同志，去迎接毛主席。”

这一夜，李光柏坐在电话机旁，一直等到次日凌晨3点钟，省公安厅领导来电话说：

“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了天津，停在河北区转盘村的叉道上，请刘省长他们去接毛主席。”

李光柏即刻转告了刘子厚和天津市长李耕涛。刘子厚嘱咐李光柏继续守着电话值班，他和李耕涛立即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8月10日中午，李光柏接到电话，叫他通知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马上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李光柏通知了阎达开，并同阎达开一道乘车前往。

中午12点以后，列车上通知工作人员们吃午餐，大家一起进了餐车。这一顿午餐，既有葡萄酒，也有“狗不理包子”。

下午4点多，毛泽东由刘子厚、阎达开、李耕涛陪同，视察天津市东郊四合庄乡新立村农业社。毛泽东头戴一顶草帽，走在新立村的田埂上。东郊区委书记曾国栋、区长张福安、乡总支副书记孟繁兴、社主任徐树清、社支部书记王星元正走出村外，刚好迎上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大家都问候毛泽东说：

“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毛泽东走过小溪上的桥，来到稻田边，指着田埂上插着写有“上游”的红旗，问道：

“上游是什么意思？”

张福安说：

“社里在稻田管理中，10天各队评比一次，评比后，一类苗插上游旗，二类苗插中游旗，三类苗插下游旗。这样做的目的是促使二三类苗赶上一类苗。”

毛泽东说：

“下游了怎么赶？能不能赶呀？”

张福安说：

“能赶，下游苗只要多施肥，加强后期管理，就能赶上上游苗。”

他指着其中一块已插上“上游”旗的稻田说：

“这是4队的稻田，原来都是‘中游’，评比后，社员们管理加上了劲儿，半月工夫，就争到了‘上游’。”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笑了。他顺着稻田边走，贴在社员赵益和家后墙上的大字报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拐过几条田埂走过去，看了看，上面写的是第5生产队力争全区第一的内容。他很感兴趣地念了一遍，特别注意其中写的争第一的生产措施。细细地看完了大字报，他才走进5队的稻田，突然侧身问曾国栋：

“这块稻田有多少墩苗？”

曾国栋回答说：

“这块稻田共有300多亩，每亩平均两万墩，每墩合二十七八株。”

毛泽东蹲下身，用手分数着稻株，回头问：

“这片稻田是否都是这样？”

社干部说都是这样。毛泽东站起身来，乡总支副书记孟繁兴说：

“主席，里边还有一块密植22000多墩的试验田呢！”

毛泽东说：

“好，咱们去看一看。”

热辣辣的太阳和地里的蒸气使毛泽东汗流浃背。来到那块试验田前，孟繁兴向毛泽东汇报说：这块稻子亩产可以达到10万斤。毛泽东摇摇头，表示不相信，他说：

“不可能的事！”

他又指着一位领导干部说：

“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那位领导干部解释说：

“新立村的同志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里吹风，说可以亩产10万斤。”

毛泽东仍然摇头，说：

“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嘛！”

有人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的可靠性，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毛泽东摇头说：

“娃娃，莫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后来，报纸上还是登出了天津新立村水稻亩产突破10万斤大关的消息。那些新闻记者们可是没有他们不敢说不敢吹不敢干的事情。

再说这时毛泽东看到稻田旁水沟里漂着许多小草，便停住脚步，问：

“这是一种什么草，有什么用处？”

社员李顺弟跳下水沟捞出一把草，递给毛泽东说：

“这是带子草，可以喂猪喂鸭子。”

毛泽东接过水淋淋的带子草，仔细看看，笑着说：

“哦，可以喂猪喂鸭，这沟里是不是还可以养鱼啊？”

社干部说：

“可以养，将来我们准备要养鱼的。”

此时，这一带的社员们听说毛泽东来了，都纷纷赶了来，不少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不断地向社员们挥手致意。他问身边的技术员冯维雄：

“你们是哪里来的呀？”

冯维雄说他们是中国科学院的，到这里主要是为了考察稻田试验。毛泽东又指着他手里拿着的网兜问，这是做什么用？冯维雄说，是在稻田里捕捉虫子用的。毛泽东笑着说：

“我看像个打鱼的东西。”

人们“哄”的一声笑了。

8月10日晚，毛泽东从云南路别墅坐车到马场道尽西头的天津干部俱乐部参加晚会。晚会中途，他不声不响下楼，乘车返回杨村附近的专列，继续工作。

8月11日下午3点，毛泽东参观了天津进出口商品陈列馆。他仔细地观看着展品，不时询问展品的质量、性能、产地及出口创汇等情况。他对进出口贸易工作非常关心，指示要搞好进出口贸易，多出口，多创汇。他期望天津作为北方的进出口基地，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毛泽东在展览馆参观了三四个小时，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奋进，力争各种产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晚上，毛泽东回到专列上工作。

8月12日晚8点，毛泽东在河北省长刘子厚、天津市长李耕涛的陪同下，到天津市第二文化宫参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

展览大厅里灯火辉煌，毛泽东来到“东风馆”天津拖拉机制造厂的产品前。厂长刘树英指着一项产品告诉毛泽东说：这是一项新技术，它用高周波电滚，将齿轮毛胚加热以后，就直接用机器轧成齿界限，效率比用机床加工提高10到50倍，可以节省25%的钢材。在国产矽胶的展品前，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成功研制矽胶的21岁青年工人孙守纲。他弯腰伏在展台前，一行一行地看各国的矽胶样品和质量比较表，得知孙守纲研制的这种矽胶吸酸能力超过英国和日本的同类产品时，赞扬说，好。接着，他又参观了重工业、机电工业展览。毛泽东看到一幅图表上写着：气筒质量超过美国。他笑着问：

“气筒也在赶？”

讲解员介绍说：

“我国的气筒能打气250磅，美国的只能打150磅。”

李耕涛一语双关地说：

“我们的气要比他们打得足。”

一句话说得毛泽东和周围的人都笑了。一行人来到休息室里，毛泽东关心地询问起天津工业大跃进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李耕涛市长说，当前主要问题是原材料供应不足，同其他地区协作也有些困难。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说道：

“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又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你们应该自己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华北几个省建立联系可以搞一个大的体系。你们能不能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来？3年怎么样？”

刘子厚说：

“现在开始向独立体系搞，三五年能够建立起来。”

天津地委第一书记赵克向毛泽东汇报了在非山区组织群众到山区开矿、大搞钢铁的情况。

这一时期，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党内两种思想：一种是不了解抓粮食和钢铁的重要性；一种是只抓钢铁，看不到抓粮食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有了钢铁，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吃饭问题十分严重，客观实际不允许只抓钢铁，不重视粮食，解决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别的国家和地区是无法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他听了赵克的汇报，高兴地说：

“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可以搞了。”

毛泽东问及天津制造大型设备的工作，他认为要抓紧，早些安装使用起来。他听说天津几个发电厂的修配工正在制造发电机，便说：

“这个办法很好。发电厂为什么只能发电而不能制造发电机呢？可以扩大一点，固定一些工人，成为发电厂附带的车间。”

休息一会儿后，毛泽东接着参观化工、纺织和毛麻丝工业、手工业、轻工业展览馆。

他顺着展台边走边看，迎面跑来一个青年人热情地向他伸出手。有人介绍说，这是研究不用染料染丝绸的青年技术员梁树楷。毛泽东问：

“你的发明在哪里？”

梁树楷便引着毛泽东走到排着一匹匹粉、浅黄、棕色丝绸的旁边，说：

“这就是不用染料染成的。”

毛泽东说：

“颜色怎么不太多呀！”

梁树楷解释说：

“这是拿来的一部分，还有色泽更好看的，没拿到展览会上。我们还准备染出更多的色，到北京向您献礼。”

“谢谢你们。”毛泽东说完，便仔细询问观看了染色用的原料，并说：

“我在报上见到过你的名字。”

梁树楷连忙谦虚地说：

“这办法是在党和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试验成功的。”

毛泽东在第二文化宫参观了近3个小时，才与展馆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告别。刘子厚将毛泽东送到专列上，已经是午夜时分了。他嘱咐秘书李光柏说：

“你在办公室继续值班，随时准备接毛主席专列上的电话，得到主席去北戴河的消息，及早通知我和李市长，为毛主席送行。”

8月13日早晨7点钟，李光柏接到毛泽东专列上打来的电话，通知说：

“主席今天特别高兴，他改变了原定去北戴河的计划，还要在天津继续参观一天，先参观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科技展览和校办工厂，中午在天津正阳春烤鸭店就餐。参观时间从上午10点开始。”

李光柏不敢怠慢，立即向刘子厚作了汇报，刘子厚说：

“马上通知李市长，要求省公安厅迅速做好参观的严密的保卫工作，通知两所大学和正阳春烤鸭店，充分做好毛主席视察和就餐的准备工作。”

这天上午，毛泽东在专列上起床后喝茶看报，他扫了一眼《人民日报》，忽然拍案叫道：

“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有讨论！”

原来，跟随毛泽东的记者未经毛泽东批准，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毛泽东和谭启龙在8月9日的谈话，并加了套红。报道中写道：毛主席称赞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后来有人向毛泽东提问这个问题，毛泽东说：

“这个话我是讲了，是我没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但是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

从此，这个口号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许多地方相继效仿。这是毛泽东没有料到的，他深有感触地说：

“以后再也不让新闻记者跟着了。”

后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者们通过了“人民公社”这一提法，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此是后事。

再说8月13日上午，毛泽东下了专列，前往南开大学参观。

这天上午10点前，天津市委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先期到达南开大学，与南开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一起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一下车，就被大学生们认出来了，他们簇拥着毛泽东和省长、市长、校长，进了校门南面的一个院落里，参观化工系办的“敌百虫工厂”，接着又参观了“离子交换器工厂”和“硝酸钍工厂”。毛泽东每到一处，学生们的口号声，都招来了校园里的师生员工和群众，近千人挤在一起，要见毛泽东。毛泽东不仅不能再继续参观下去，而且连院子也出不去了。刘子厚、李耕涛、王亢之、叶子龙、李银桥和校长、书记以及随从人员、保卫人员，只好护卫着毛泽东向院落西面向外挤，朝着停放汽车的地方走。李银桥和天津市警备处长李侃商量，调来了一辆随行的小型华沙车，让毛泽东乘坐。

毛泽东微笑着向群众挥手致意，好不容易才挤到了华沙车旁。华沙车小，他的身材魁梧，不好上车。警卫员们急了，几个人硬是把他推进了车内，向天津大学驶去。

11点零5分，毛泽东在天津大学办公楼前下车，在刘子厚、李耕涛、王亢之陪同下，向党委办公室走去。天津大学校长张国藩、党委书记贾震，没想到毛泽东来得这么快，急忙在门口迎接毛泽东。待毛泽东坐定，张国藩汇报说：

“这个学校有98%的学生参加了勤工俭学，今年下学期准备搞几个班半工半读。学校计划中的半工半读，分几种形式，有的是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有的是隔日学习，隔日劳动。”

毛泽东说：

“这样很好，本来光读书本上的，没有亲自去做，有的连看也没看过，用的时候，就做不出产品来。一搞勤工俭学、半耕半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河南省长葛县有一所中学，勤工俭学搞得好，学生进步快，升学的多。有的中学没有搞勤工俭学，就不好，学生升学的少，考不取，学问不行。他们光念书本，没有学进去，把脑袋学坏了。”

他又问王亢之：

“天津的中学有没有搞勤工俭学？”

王亢之说：

“天津近百所中学都已经搞起了勤工俭学，有60多所中学还办起工厂或生产车间。”

天津大学是一个有着近万名师生员工的新型大学。此时，办公楼前的广场上，已经汇集了几千人，他们不断地鼓掌、欢呼。毛泽东站起来，走到窗口，探着身子向师生们挥手致意，然后又坐了下来。他说：

“教育应抓住3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刘子厚说：

“前些时河北省开了规模很大的教育会议，有1000多人参加，开了近1个月。在会上着重解决了学校要不要党的领导，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和教育工作的群众路线问题。会议是用整风的方法开的。这个会议规划在15年内，在全省基本普及高等教育，现在30岁以下的人，到那时都能达到高等教育水平。”

毛泽东说：

“我想现在15岁左右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使青年一代都能有大学的文化水平。你们想使30岁左右的人，都能受高等教育，你们想的更好。”

王亢之说：

“天津市原有6所高等学校，今年下半年开学后，可以达到18所。全省在今明两年以内，每个专区要搞起工、农、师、医4所高等学校，每县办起1所综合性大学。”

毛泽东说：

“你们办这么多学校，好啊。”

刘子厚说：

“现在工厂和农村办学校的劲头都很大。”

毛泽东说：

“好啊！学校是工厂，学生也是工人。工厂是学校，工人就是学生。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农民也是学生。要好好地办。有些先生也得进步，形势逼着他们进步，他们动动手就行了。50岁以上的教授老师可以不动手了，青年和中年的都要动动手，搞科学研究的人，也应该动动手，换换脑筋。不然一辈子不动手也不好。”

张国藩说：

“现在同学们搞技术革命的劲头很大，有的为了向国庆献礼，昼夜突击。”

毛泽东说：

“连夜搞是否搞瘦了呢？还要注意有节奏地生产，有节奏地休息和劳动。”

11时许，毛泽东结束了谈话，他来到门外的平台上。等候在广场上的师生们此起彼伏地欢呼起来。毛泽东和大家一起鼓掌，从东边走到西边，来回走了几趟。

毛泽东走出办公楼，在人们的夹道欢呼声中，走进学校办起的工厂里进行参观。他观看一个叫郭培叶的学生操作牛头刨床，问他做几个了？熟练了没有？他又走到2年级学生张美珍操作的车床旁。据张美珍回忆说：

“毛主席身材高大、健壮，身穿白色长袖衬衣，灰色西裤，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容。毛主席一面招手，一面沿着车间的那条主通道缓缓走来……我太兴奋了，心怦怦跳得厉害，当毛主席走近我的机床时，我停住手上的活，上前一步，仰望着毛主席说：

‘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停住脚步答道：‘你好，你好。’

并向我伸出了手，当我双手紧握着毛主席那有力的巨手时，一切紧张的心情已完全消失，站在毛主席面前，就像站在我崇敬的长辈面前一样。我看到毛主席被晒得红黑的面孔非常慈祥。那天，实在太热了，毛主席的白绸衬衣已被汗水湿透了大半截，袖子半卷着，一双棕色的皮鞋，前头已经磨出点点白斑。毛主席站在机床前开始同我谈话，毛主席首先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张美珍。毛主席又问：

‘你是工人还是学生？’

我说我是学生，我是机械系二年级的学生。接着毛主席同我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你是哪里人？’

‘我是山东人。’

‘家住在哪里？’

‘家住在上海。’

‘你们劳动多少时间了？’

‘我们已经劳动四个月了。’

‘还要劳动多少时间？’

‘可能还要劳动半年呢。’

‘你们现在能达到几级工的水平了？’

‘可能是二三级工的水平吧，我们反正能够独立干活了。’

毛主席又问：

‘你们劳动时，还读书吗？还有老师给你们上课吗？’

我说：

‘我们现在是边劳动，边上课读书，劳动时老师还给我们上3门课。我因为选学的外语课是英语，要和没来劳动的班级合班上课，因此我还去上英语课，一共上4门课呢。’

毛主席边听边点头，看到毛主席仔细听我讲话，我的信心更足了，回答问题更加自如了。毛主席又问：

‘你说是光读书好，还是这样又劳动又读书好啊？’

我立即回答：

‘这样好，又劳动，又读书，既有了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知识，还是这样好。’

毛主席一边点头，一边又问：

‘你们的同学都赞成这样参加劳动吗？’

我说，我们都赞成。毛主席饶有兴趣地听着我的回答，就像一位师长在专心听取学生的答题一样，认真、真诚。我被毛主席的平易近人、倾听群众心声的作风深深地感动了。现在回忆起来，还是那么亲切感人。以后每当我读到那些回忆毛主席提到毛主席热爱群众，与群众交谈的内容，都感到特别真实，因为毛主席曾经如此认真地和我这样一个普通青年学生进行过谈话。毛主席谈话时，声音洪亮且缓慢，尽管有浓重的湖南口音，但我依然句句听得清楚，我也用很大的声音说话，以压过机器的响声，使毛主席能够听清我的回答。当时毛主席身边有一名年轻的警卫人员，另有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学校党委书记贾震。我记得，在我回答问题时，贾震书记紧张地注视着我，就像是家长担心孩子答错了问题，当看到我顺利地回答毛主席的问话时，他们又都显现出由衷的欢喜。那次随行的记者中，有新华社老资格的摄影记者侯波，她跑前跑后，敏捷、利落地抢拍下一个个镜头。经过这段谈话后，气氛已经十分亲切、轻松了。这时，毛主席又指着机床前挂着的一张蓝图问道：

‘这张图纸，你会看不会看？’

我说：

‘我会看，看懂了图纸，才能按图纸的要求来加工啊。我们已经学过机械制图课，看图纸就不困难了。’

毛主席听后，很满意地点点头。这次谈话大约持续了半小时。”

毛泽东走到一台旋床旁，2年级学生陈经斗和同学王红玉正在操作，旋一个比较大点的圆形部件。毛泽东看了非常满意，他伸着手要和王红玉握手，王红玉激动地说：

“我这满手油！”

她不敢伸手，怕弄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微笑着说：

“劳动者的手最干净。”

王红玉听毛泽东这么说，就紧紧地握住了他的大手。

毛泽东稍事休息后，又坐车到天津大学最西头离办公楼1公里以外的地方，参观了大学生们正在自己动手兴建的硫酸厂。

下午1点10分，毛泽东离开天津大学。1点半钟，他乘车穿过天津闹市区中心和平路，悄悄驶向劝业商场后面的正阳春。正阳春饭馆的服务员范贵生，正在门前等候客人。他突然看见来的客人竟是毛泽东，惊喜之中，竟然忘了和毛泽东握手问好，只是下意识地推开了门。毛泽东和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校长及刘子厚、李耕涛等人依次进门。

毛泽东首先来到又窄又热的厨房，和厨师们攀谈，问他们每月挣多少工资？师傅说，能挣六七十元。他又问：

“有没有休息时间？”

师傅说：

“每星期都有休息日。”

“你们生活过得好不好？”

“比过去过得强多了。”

毛泽东点点头，很满意。这样聊，他感到很惬意。

毛泽东上2楼的时候，在楼梯中间对着一幅标语念道：

“跨火箭，乘东风，实现七满意，工作为便民。”

2点多钟，饭菜上桌了。毛泽东不用摆上来的象牙筷子，他让服务员换了一双普通的筷子。也许是因为天气闷热，他吃了几口菜，就起身走动，来到窗口，随便朝窗外望了一会儿。不料这一望，却惹来了大麻烦。

饭馆对面的楼上，住着一位妇女，那位妇女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往窗台上晒衣服，她一眼就认出了对面楼上的毛泽东，惊奇得脱口喊道：

“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她这一喊不打紧，立时惊动了家人、邻居和街上的行人，人们听说毛泽东就在正阳春烤鸭店，不由分说潮水般地拥到饭馆门前。毛泽东的卫士们立时紧张起来，上前关上窗户。他们想，也许过一会儿人群就会慢慢散去，没想到，窗户外面“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毛泽东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打开窗纱，推开玻璃窗，探着身子向人群挥手致意。这一下，立时引起街上一片狂潮。待人们稍稍平静下来，毛泽东又回到桌子边吃饭，还没吃几口，窗下又是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毛泽东再次放下筷子，逐次走到临街的4个窗口，挨个探着头，向大家又是招手又是鼓掌。他被群众的情绪感染了，来回走了两趟，一边挥着手，一边呼应着人群，连声喊：

“人民万岁！”

负责烤鸭的张师傅上了菜，他拿出钢笔和笔记本请毛泽东签字，毛泽东也不推辞，就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毛泽东”3个字。他刚签完字，还没吃多少东西，就再一次被外面的呼声所牵动，走到窗口向群众打招呼。如此循环往复竟有6次之多。这顿不安稳的饭吃了很长时间。

毛泽东把经理叫到跟前，让他坐在自己身边，问道：

“你当了几年的经理啦？”

经理回答说：

“当了一年多。”

“你当经理会炒菜吗？”

“从小学徒，干了20多年了，烤鸭炒菜都会。”

毛泽东笑着说：

“那很好！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该动身了，可是门外的街上到处都是人，走也走不出去呀。毛泽东也开始担心起来。李耕涛市长走到窗前做工作，让大家回去，说了半天也没人听，人们一个也不动。此时已经是5点多了，人多天热，人人都是汗流浃背。毛泽东担心这样下去，会把人晒坏的。李耕涛再次走到窗前，说：

“毛主席叫我告诉大家，天这样热，怕大家晒病了，大家回去吧！”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要见毛主席！”

下边一片呼声。李耕涛一遍一遍地重复劝说，嗓子也喊哑了，仍然没有多大效果。没有办法，大家一商量，只好让警备区派来1个排的精壮战士开路，把一辆华沙牌小汽车从人群中推进来，车屁股靠在正阳春烤鸭店的门口，费了好大劲才把毛泽东塞进车子里。警卫排的战士们一部分在前面开路，一部分在后面推车，其他卫士们在左右两旁护卫，一步一步，硬是将车子推出了人群。毛泽东靠在座背上，双目微闭，说道：

“又是一次黄鹤楼噢！”

据当事人回忆说，在毛泽东离开正阳春烤鸭店后，有关人员负责打扫卫生，光群众在现场遗失的鞋帽、钢笔、手表等零碎物品，竟然收集到了好几箩筐。

这天下午，毛泽东观看了天津河北梆子小百花剧团的演出，并亲切地接见了演员，还勉励他们说：

“要好好学、好好练、有前途。”

出了剧院，毛泽东便上了专列，离开天津踏上返途。

傍晚时分，专列缓缓驶入丰台车站。毛泽东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凡、副部长王宪、丰台区委第一书记王景铭、书记处书记张宗平陪同，来到永定河畔的岳各庄乡红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一带是北京郊区的蔬菜生产基地，9000多亩农田中菜地就有7000多亩，农民们都有多年的种菜经验。毛泽东和前来迎接的乡社干部们见过面后，谢绝大家要他先休息一下喝口水的提议，说：

“天不早了，还是先去地里看一看吧！”

沿着修整后的田间大道，毛泽东往青年生产队的大白菜试验地走去。途中，他专门走进社里的食堂。社员们还没有收工，饭菜都已准备妥当了。毛泽东揭开汤盆看了看冒着热气的冬瓜汤，又望了望刚出屉的馒头，问：“社员们几点钟吃饭？在哪里吃饭？”又问炊事员，“社员们吃得满意不满意？”

正在地头上耙地的青年生产队队长田德顺看见毛泽东走来，急忙放下手里的活计，一边向这边迎过来，一边招呼别人。毛泽东握住他满是泥土的手，问完姓名、年龄与职务，又特别问道：

“你们青年生产队老年人都不参加吗？”

田德顺说：

“有两位五六十岁的老农在队里当技术指导。”

毛泽东点头：

“噢，那么是以青年为主啰！”

在一块白菜地边，毛泽东专心听着队长的汇报。这位年轻的队长说，我们这1亩4分地是大白菜高额丰产试验田，收了上茬菜，深翻2尺，分层施了21万斤混合肥，还上了用牛蹄角皮毛等混合起来的肥料“条货”，用大白菜和菠菜隔畦间作的办法种，一亩从过去的2000多棵密植到5500多棵，能产120万斤。

“120万斤？这是计划啰！”

毛泽东问道。田德顺说：

“是计划指标，我们有信心达到。”

毛泽东微笑着，用手指着刚出土的白菜苗，又问：

“什么时候菜才能长起来呢？”

区委书记王景铭说：

“10月里菜就长起来了。”

看完白菜地，看玉米地，西红柿地。毛泽东走一路，问一路，问产量问措施，还去看了社员们积造的肥料。望着满目的青椒、晚茬茄子和大葱等蔬菜，毛泽东问：

“你们这个菜社，自己种的粮食还不够吃吧？”

乡党委书记答道：

“生产大跃进了，我们不仅要多生产蔬菜，还要多打粮食，我们这儿普遍推广了芸豆、玉米、大白菜3茬交叉套作的三大季种植法。今年我们自己的粮食就够吃了，明年还能向国家卖300多万斤余粮呢！”

晚8时许，毛泽东要去附近的丰台区小屯农业社视察。一路之上，他还在打听菜的问题：

“一亩菜产多少斤？”

区委书记王景铭说，去年1万斤，今年2万斤，明年能到3万斤。去年丰台区供给北京的蔬菜有5亿6千多万斤，今年预计要有14亿斤菜上市。

毛泽东问：

“菜多了怎么办呢？”

王景铭说：

“菜多了价钱便宜些，今年菜价就比去年低一些，消费者都挺高兴。同时，因为产量高了，农民的收入不仅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农民也很高兴。另外，我们还准备进一步采取排开种的办法，分期上市，解决蔬菜旺季供应过剩，淡季供不应求的矛盾。有些菜可以保存过冬，还可以供应其它城市和建设工地的需要。”

毛泽东听了，点头称是。到了小屯农业社4队的玉米试验田旁，负责栽培这块玉米地的生产组长张志向毛泽东介绍了情况，他说，这块三大季玉米，除上茬收了芸豆，下茬种大白菜以外，每亩还能产2000斤玉米。他随手将两个已成熟的玉米棒掰下来送给毛泽东看，说，一个棒子能产12两老玉米哩。毛泽东接过玉米棒，剥开皮，数了数玉米粒，接着往前走，问道：

“今年你们的小麦打多少斤？”

社主任田岐回答说：

“398斤。明年计划亩产2000斤。”

毛泽东停住脚步，转过脸问：

“2000斤，有把握吗？”

田岐说：

“有把握。”

毛泽东问：

“每亩产2000斤的小麦，都要些什么田间管理措施？深翻几尺？每亩地上多少肥料？密植用多少种子？用什么样的种子？”

他一项一项地问着，还特别关心农具的改革，了解队里有多少改革的农具，收庄稼时还用不用肩挑？田岐逐项回答，告诉毛泽东社里运输都用胶轮大车，200多辆大车都滚珠轴承化了。另外，社里还有10台煤气机和电动机，抽水工具都机械化了。社里还有两台拖拉机和两辆汽车，秋后准备再买些拖拉机和汽车。

天已经黑下来了，大家边走边说，到了公路上，随行人员劝毛泽东累了一天该上车休息了，毛泽东听说前面还有不少社员在深翻土地，就要去看一看。他站在深翻地旁，问用这种方法翻地，需要多少个工？田岐说：

“一亩地四五十个工。”

毛泽东问：

“明年种小麦的地都深翻吗？”

田岐说：

“学了总路线干劲更足，我们块块地都要深翻。”

毛泽东向正在田里干活的社员们招呼说：

“天不早了，该收工了吧。”

农民们争先恐后地跑过来，纷纷喊着：

“毛主席！毛主席来啦！”

大家纷纷伸出手，争着和他握手，向他问好。毛泽东和他们聊了一会儿，要走了，有的社员还激动地说：

“毛主席不辞辛劳，这么晚了还来看望我们，我们要挑灯夜战，用优异成绩向毛主席献礼！”

8月13日晚11时，毛泽东回到北京，回到了中南海。他对正在忙碌着收拾东西的李银桥说：

“看来，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欲知毛泽东在此次视察后有何重大决定，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从1958年8月9日下午毛泽东和棉花专家秦杰在棉花试验田里的对话中可以看出，领袖和以秦杰为带头人的科技人员是务实的，是尊重科学的。诸君不妨细读一下这段对话。

1959年以后，笔者在周末也曾有过参加深翻土地的亲身体验。应该说，深翻土地和密植都是要讲科学、讲合理的。可那时候河南的一些地方领导人，官僚主义瞎指挥，讲深翻，非要将生土翻上来；讲密植，竟然搞成了无限密植。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农业不但不会增产，反而减产了。瞎指挥遗祸匪浅！在战争年代，它能害死人，在和平年代一样能害死人。

第57章 1958年8月14日—

“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

话说1958年8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就郊区涝灾和抢救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写了第2次报告。报告中说：自8月6日暴雨过后，13日北京地区又下了一场大雨，郊区菜地受灾严重，近几天蔬菜上市量日渐减少。目前正在从各方面想办法，力求增加供应。毛泽东阅毕，批示道：

“大问题。江青阅。老下大雨，菜量大减。”

8月16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柬埔寨王国首相西哈努克。他谈话中说：

“所谓大国小国只是一种心理状态。大国小国应该平等相待。有这样一种论调：大国是不好惹的，小国是可以随便欺侮的。这种论调是绝没有道理的。”“国家大小只是形式。我们两国是完全平等的朋友性质的国家。”

中午12时20分，这次会见结束。12时50分，毛泽东登上专机，于下午2时飞抵北戴河。

下午3时，毛泽东在住所一号楼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协作区主任开会，主管计划和工业工作的李富春、薄一波以及王鹤寿、赵尔陆也参加了会议。

这一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预备会议。

8月17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直疗养院礼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政府部门党组的负责人。

会议的主题是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讨论商业工作、教育方针和加强民兵工作的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会议需要讨论的17个问题。他说：

“第一个题目，经济计划问题，是重点，这次会议的性质是工业会议，农业也有，商业也有，工业是主题。”“第二个题目，也是工业问题，就是今年要搞1100万吨钢。”

关于农业的粮食产量问题，毛泽东问谭震林：

“明年你们安排怎样？”

谭震林回答说：

“有的地区是人均2500斤，口径不一。”

8月18日凌晨1时，毛泽东在彭德怀转呈的广州军区13日关于在深圳方向进行演习的部署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上批示道：

“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东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请叫空司注意：台湾方面可能出动大编队空军（例如几十架至几百架）向我反击，夺回金、马制空权。因此，我应迅即准备以大编队击败之。追击不要越过金、马线。”

8月19日上午，毛泽东在住所一号楼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区的柯庆施、西南区的李井泉、华南区的陶铸、华北区的林铁、华中区的王任重、西北区的张德生、东北区的欧阳钦。

毛泽东要求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他还提出了“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持”的方针。他说：

“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

关于人民公社，毛泽东说：

“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8月20日，毛泽东指示福建前线总指挥叶飞立即乘专机到北戴河，同他具体商定炮击金门问题。

这一天，吴冷西因事未到北戴河，毛泽东让中央办公厅通知他赶快来。吴冷西于21日乘中办的班机到达北戴河，和胡乔木住同一栋别墅。

8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说：

“我看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6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完成1100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

在谈到人的主观能动性时，毛泽东说：

“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据毛泽东身边的秘书林克说，毛泽东赞赏慧能和尚的改革和创新精神，他曾说：

“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立了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烦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也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祖骂佛’。”

再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说：

“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么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交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人民拥护我们。整风以后，人们更是和我们一条心。”“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不平等关系，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

他又说：

“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的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

“进城以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我们历来讲，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要说服而不是压服，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就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

毛泽东还讲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问题。

原来在1958年2月，昆明军区13军37师政委何云峰大校、副师长张化民中校身着战士服、佩戴列兵衔，分别前往该师红军团（109团）8连1班和4班当兵。他们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和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操练，一起摸、爬、滚、打两个多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密切了相互关系。何云峰和张化民在当兵过程中，也进一步摸索了一些政治工作、军事训练的经验，指导了全师的工作。他们的事迹报道后，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委员、军队系统中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有各军区、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及一些军、师的负责人，共计1400多人。会议内容一是整风，二是整编；目的是解决人民军队的3个问题：一是建军原则，二是建军方针，三是战略方针问题；方法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毛泽东于6月21日、23日、29日在扩大会议上讲了话。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不少人对军衔制提出了质疑，甚至建议取消军衔制。其实早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度后，就有不少人对军衔制度提出了意见，他们认为军衔制是教条主义的产物（指照搬苏联和其它外国的经验），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符合人民解放军的实际。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取消军衔制度的呼声逐渐高了起来。因此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大家又提出了军衔制的问题。一位少将在发言中说：“军衔制度我本身就怀疑。古今中外，新旧式的国家军队都有军衔标志，但这并不能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必须挂牌子，我们过去的级别不是很好的军衔制度吗？……因此我认为应该把牌子摘下来。”

毛泽东联想到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军衔制问题的讨论，就说：

“现在有‘花’（指军官肩章上的军衔标志——笔者注），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点和国民党差不多。”“我们的军官，像云南的一个师长，一年当一个月兵，我看这是好办法。……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是永远打不散的军队。”

8月21日下午3时，叶飞来到北戴河毛泽东的住处。

原来，叶飞乘坐的专机因途中遇到了雷雨，误了20日原定的行程。因此，他在这一天中午才赶到了北戴河。

会议室里，一张军用大地图摊在地毯上，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叶飞和军委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等人，或站着或蹲着，围了一圈。

叶飞将福建前线准备炮击金门的炮兵数量、部队部署和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等情况一一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一面听叶飞汇报，一面看地图，精力非常集中。叶飞汇报完了，毛泽东突然问道：

“你们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啊？”

此时，美国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顾问，一直配备到营一级。叶飞答道：

“哎呀，主席，那是打得到的啊！”

毛泽东闻言，不说话了。他考虑了十几分钟，又问道：

“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国人？”

叶飞回答的很干脆：

“主席，那无法避免！”

毛泽东听后，再也不问其它问题，也无任何表示，即宣布休息。

晚饭后，王尚荣拿了一张条子给叶飞，叶飞一看是林彪写给毛泽东的。林彪在条子上写道：是否通过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给美国透漏一点消息。告诉美国人不就等于告诉了台湾吗？叶飞看完条子，感到很吃惊。他问王尚荣：

“主席把这信交给我看，有没有什么交代？是不是要我表态？”

王尚荣说：

“主席没说什么，只说拿给你看。”

是日晚，调入福建前线的陆海空部队，共有459门大炮、80多艘舰艇和200多架飞机，已经全部进入阵地或指定位置。

8月22日，毛泽东在研究东海地图的时候发现海岸边有一条红线，便找来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问道：

“这图上为什么会出现一根红线，而且离我们的海岸线这么近？”

陶勇回答说：

“这是国际法惯例，规定了沿海3海里算是本国的海域，出了3海里之后就是公海了！”

毛泽东说：

“3海里太近了，这可不行。要是这样划分，我们的内海渤海都要成为公海了。”

陶勇说：

“这是国际法的规定，每个国家都这么设定。”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道：

“那就改改国际法嘛。”

说罢，他打电话通知周恩来，以国务院名义将著名法学家、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参与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中国法官倪徵和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从北京接来北戴河，研究领海问题。

毛泽东对倪徵说：

“最近外国军舰常来闹事，今天把大法官请来，探究一下领海主权问题。”

倪徵便详细地介绍了领海的地位与作用，划分领海的方法以及世界各国采用的领海制度。他还说，在1930年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法编纂会议上，到会的40个国家中，有33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其中美、英、日等12国坚持3海里的领海宽度，而主张采用大于3海里领海宽度的则有21个国家。因此，“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领海宽度。”

毛泽东问：

“为什么各国采用的领海宽度相差这样大？”

倪徵回答说：

“发达国家凭借经济、军事实力，肆意侵犯其他国家海域，掠夺海洋资源，他们主张领海宽度为3海里。而那些被侵略的国家为保护自己领海主权及国土安全，就主张12海里甚至更多的领海宽度。”

毛泽东又问：

“领海宽了，对商船航运有影响吗？”

倪徵回答：

“不会。海洋法规定，商船的正常商务活动是可以无害通过领海的。”

毛泽东点点头，指着地图上的渤海，提高了声调问道：

“如果定了12海里领海宽度，那渤海里面还会有公海吗？”

倪徵回答：

“渤海中最宽的老铁山水道也不足24海里，这样渤海就成为中国的内海了，我国享有完全的主权。”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道：

“看来，为了国家安全和繁荣，应当有个较宽的领海。”

送走了法学家，毛泽东和彭德怀、林彪、叶飞等人继续开会，研究炮击金门问题。他显然已经下定了决心，说道：

“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

毛泽东要叶飞留在北戴河遥控指挥，前线交由张翼翔、刘培善二人具体指挥。他还说要叶飞跟彭德怀住在一起。

叶飞想：我怎好和彭老总一起住呢？主席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虽然是一头雾水，也不便多问。后来，彭德怀也没有派参谋来接叶飞住他那里去。

这天晚上，叶飞散步后回到房间，正在发愁，王尚荣来了。王尚荣说：

“老兄，主席不是交代你住到彭老总那里吗？”

叶飞说：

“我哪好去住啊！”

王尚荣知道叶飞为难，就说：

“我替你想个办法，把专线电话架回到你的房间里。”

叶飞和王尚荣商定：福建前线直接同叶飞通话，再通过王尚荣转告给毛泽东；毛泽东的指示也由王尚荣转告叶飞。叶飞问：

“彭老总那里怎么报告呢？主席交代我同他住一起的呀！”

王尚荣说：

“你不要管了，此事由我办。”

就这样，此后的炮击金门是由叶飞在北戴河遥控指挥的，而叶飞的一切行动和命令，又是由毛泽东直接指挥的，而在前线的部队则是由副司令张翼翔、副政委刘培善共同指挥的。

萧劲光亦在福建前线指挥海军协同陆军、空军炮击金门。

8月23日，金门海域天气晴朗，和风轻拂。毛泽东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和支援中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亲自策划和指挥了“八·二三”炮击金门、马祖的战略行动。

下午5时30分，福建前线指挥员一声令下：

“开始突击！”

人民解放军集结在福建前线的陆军、海军、空军各部几乎在同一瞬间，以近500门大炮的火力一齐开火，不到1个小时就打了19000多发炮弹，揭开了炮击金门、马祖的序幕。整个金门岛淹没在硝烟之中。

后来有人评论说：此次炮击“与攻击柏林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时，金门岛上国民党官兵举行的周末会餐刚刚结束，到处是入浴、打球和游玩的人群。

国民党军上将、“国防部长”俞大维陪同美国总顾问到金门视察，他俩同国民党军上将、金门防卫部司令长官胡琏刚刚走出地下指挥部散步，炮声一响，他们立即缩了回去。炮击要是再晚几分钟开始，他们必死无疑。

国民党军中将副司令长官赵家骧和少将副司令长官章杰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俩正陪同澎湖防卫部中将副司令长官吉星文倚着桥头聊天，铺天盖地的炮弹突然袭来，3位副司令顿时惊慌失措，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即身负重伤，不治身亡。

此次炮战共击毙击伤国民党军中将以下600余人。在阵地上的两名美国顾问也被打死了，后来美国人对此一直没有吭声。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规模炮击金门，是不是要解放金门、马祖？是不是准备解放台湾的前哨战？此战不但使蒋介石和美国人摸不着头脑，而且连中国大陆的自己人，包括在福建前线的指战员们也都搞不清楚。金门的炮战、空战一起，立即引起了各国的严重关切，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美国人的反应尤其强烈，他们立即从中东地区抽调两艘航空母舰支援第7舰队。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

“今天开炮，时机选择得当。联合国大会3天前通过决议，要求美、英军队退出黎巴嫩和约旦。美国人霸占我台湾更显得无理。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湾太远打不到，我就打金、马。这肯定会引起国际震动，不仅美国人震动，亚洲人震动，欧洲人也震动。阿拉伯世界人民会高兴，亚非广大人民会同情我们。”

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找你快来参加会，是要你了解这突发事件。你的任务是，要新华社迅速、广泛收集国际反应，重大反应要用电话传到北戴河来。报道和评论暂时不搞，观察几天再说，这是纪律。要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广播电台的编辑部。服从命令听指挥，部队如此，新闻宣传单位亦如此。”

毛泽东对与会者们说：

“前几天在工作会议开始时，我讲了8个国际问题，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在脑子里转来转去，逐渐形成一些看法、观点，思想就开朗了。但是这些观点，在对外宣传中，不能不分时间、地点，不能和盘托出，要有所区别。比如，我说大战打不起来，但军事工作中要有打起来的准备，宣传工作中要讲战争危险，号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又如谁怕谁多一点，我说帝国主义比我们多怕一点，但宣传上应讲我一反对战争，二不怕战争。又如我说帝国主义制造紧张局势有刺激世界人民觉醒的有利的一面，但宣传上要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制造紧张局势，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诸如此类，这个世界上坏事太多，我们如果整天愁眉苦脸，就在精神上被压垮了。我们要学会用分析的方法，看到坏事有两重性，看到紧张局势固然是坏事，但它又可以促使许多人觉醒起来，下决心同帝国主义斗争，这又是好事。这样看问题，我们就可以在思想上获得解放，不至于老是觉得包袱沉重。

这次炮轰金门，老实说是我们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而采取的行动，就是要整美国人一下。美国欺负我们多年，有机会为什么不整它一下。现在我们要观察各方面的反应，首先是美国的反应，再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我们现在处于主动，可进可退，游刃有余。美国人在中东烧了一把火，我们在远东烧一把火，看他怎么办。我们谴责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不冤枉他。美国在台湾有几千驻军，还有两个空军基地。美国最大的舰队第7舰队经常在台湾海峡晃来晃去。美国在马尼拉还有一个很大的海军基地。美国海军参谋长帕克不久前（8月6日）就说，美国部队随时准备在台湾海峡登陆作战，像在黎巴嫩那样。这就是证明。”

不久，毛泽东让叶飞回到了厦门前线。

8月24日，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又对金门进行了炮兵和海军的联合打击，重创国民党军“中海”号大型运输舰，击沉由大型坦克登陆舰改装的“台生”号货轮。

此后几天，人民解放军的连续炮击，巩固了“万炮轰金门”的战果，基本上实现了对金门的封锁。

再说8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一号楼召开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他说：

“人民公社决议发下去以后，每一个县搞一、两个试点，不一定一下子都铺开，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

此前的扩大会议经过讨论，提出了1958年钢生产1070万吨的新指标。这个时候，到年底只有4个月的时间了，而钢铁生产只完成了450万吨，还有600多万吨的任务尚待完成。

这一天，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工业书记和钢铁生产基地的市委书记及钢铁生产公司党委书记座谈会。在会议上，与会者们都保证能够完成任务。毛泽东总担心完不成任务，于是便有了他在9月份的南巡之行，此是后话。

8月25日下午，毛泽东下海游泳回来，穿着睡衣，在北戴河海滩游泳场的休息室里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王尚荣、叶飞、胡乔木和吴冷西开会。他说：

“我们在这里避暑，美国人却紧张得不得了。从这几天的反应看，美国人很怕我们不仅要登陆金门、马祖，而且准备解放台湾。其实，我们向金门打了几万发炮弹，是火力侦察。我们不说一定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我们相机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重大。问题不在于那里有95000名蒋军，这个好办，而在于美国政府的态度。美国同国民党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没有明确规定。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中国人就是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何况金马以至台湾一直是中国的领土。

凡事要抓住时机。去年开始反击右派是抓住了卢郁文事件，批判《文汇报》是抓住了《新民报》作了自我批评。这次炮打金门，就是抓住美军登陆黎巴嫩。既可以声援阿拉伯人民，又可以试探美国人。看来美国人左右为难，处于东西难以兼顾的境地。但是我们宣传上目前暂不直接说金门打炮，而是把主要锋芒对着美国到处侵略，谴责他入侵中东，也谴责他霸占我国领土台湾。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个反华备忘录，我们《人民日报》就可以以此为由头，历数美国侵略中国的罪行，驳斥备忘录对我们的污蔑攻击。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美英军队从黎巴嫩和约旦撤退一事，也可以组织评论，要求美军从它在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基地包括我国台湾撤退。现在宣传上要打外围战，等美国、蒋介石以及世界各国的动向摸清楚之后，再开始就炮打金、马问题发表评论。届时我国政府也要发表声明或文告。现在要养精蓄锐，引而不发。”

正是：与大国争雄，非大英雄谋大略，焉能小试手震惊世界？

惟领袖英明，王顾左右而言他，试看美国佬反应如何。

彭德怀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议论，便说：

“金马前线的官兵艰苦奋斗，英勇作战，可以写些通讯报道，但要注意保密。”

其他人也说：

“前线记者可以先做准备，发表时机另议。”

会议还谈到了领海宽度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我国海岸线长，历史上屡受侵略，为维护海上安全和经济利益，并充分考虑到国际上可能遇到的风险，应采用较宽的领海。他要求外交部、解放军总参谋部进行深入研究，提出领海宽度的意见，制定相应的文件，待中央再次开会决定。

这一天，毛泽东见卫士田云玉正在看萧三所著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就说：

“这本书写的基本上真实。你们这一代啊，一定要超过我们这一代。”

田云玉说：

“主席，您从小就很有抱负啊。”

毛泽东说：

“你也应当有抱负嘛。现在的形势多好，你们青年人应该大有作为。”

8月2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公开发表声明，他在声明中说，美国要行使《褔摩萨决议案》，他命令美国部队要协助金门、马祖国民党军队的防务。

8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主要谈国际形势，也谈到了人民公社。

会议休息时，毛泽东把胡乔木和吴冷西叫去，谈了《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他说：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国际问题应该有研究，形成一定看法，不要临时抱佛脚，发表感想式的意见。对许多国际问题都要有基本的看法，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评论。现在报刊上有些评论是感想式的，搞新闻工作，光务实不务虚不好。要经常找有关同志吹一吹，有了看法，有了意见，就要找机会、找题目，加以发挥。《人民日报》在一个时期应有一定的方向，宣传要有重点，抓住当前的主要任务。今年年初报纸宣传方向比较明确。《从梅林看全国》的社论写得不错。最近一个时期，宣传上就显得杂一些，编辑条例差，把一些东西堆在一起，看不出方向，缺乏思想的鲜明性和一贯性，评论和消息配合不够。现在中央已决定今年钢铁产量翻一番，大办人民公社，大办民兵。报纸就要跟上。《人民日报》的版面要调整，要突出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工业消息放在1版和2版，农业放到3版去。你们二人研究一下，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回北京布置。”

此后几天，毛泽东让秘书几次打电话给吴冷西，查问新华社印发的《参考消息》中刊出的美国动向的后续报道。吴冷西每天将收到的外国通讯社的要闻，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8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请在北戴河避暑的张治中一家人到他的住处吃饭、谈话、看电影。张治中在告辞时对毛泽东说：

“过两天我要回北京去了，主席有何吩咐？”

毛泽东说：

“不忙，我还有话和你说，稍等一等。”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先后通过了40个文件，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文如下：

一、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型的综合性的人民公社不仅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在若干地方普遍发展起来，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很可能不久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一个发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挡之势。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5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基本上战胜了资本主义道路之后，发展了空前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创造了可以基本上免除水旱灾害、使农业生产比较稳定发展的新的基础，在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之后，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更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转移一部分劳动力，我国农村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要求已愈来愈迫切；在农田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斗争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进一步提高了5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堂、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所有这些，都说明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二、社的组织规模，就目前说，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某些乡界辽阔、人烟稀少的地方，可以少于两千户，一乡数社。有的地方根据自然地形条件和生产发展的需要，也可以由数乡并为一乡，组成一社，六七千户左右。至于达到万户或两万户以上的，也不要去反对，但在目前也不要主动提倡。

人民公社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可能以县为单位组成联社。现在就应该对人民公社的分布，以县为单位进行规划，作合理的布局，社的规模扩大以后，由于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综合性的发展，社的管理机构也必须有适当的分工，要在组织精干和干部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建立若干分工负责的部门。并且要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委员会就是社务委员会。

三、小社并大、转为人民公社的做法和步骤。小社并大，转为人民公社，是当前广大群众的共同要求，贫农、下中农是坚决拥护的，大部分上中农也是赞成的，我们要依靠贫农、下中农，充分发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团结大部分赞成并大社、转公社的上中农，克服另一部分上中农的动摇，揭穿和击退地主富农的造谣破坏，使广大农民在思想解放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并大社、转公社，防止强迫命令。在步骤上，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当然更好，不能够一气呵成的，也可以分两步走，不要勉强、性急。各县都应先进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

并大社，转公社必须与当前生产密切结合，不仅不能影响当前的生产，而且要使这个运动成为推动生产更大跃进的一个巨大力量。为此，在并社初期可以采取“上动下不动”的方法，首先由原来各小社联合选出大社的管理委员会，搭起架子，统一规划部署工作，把原来的各小社改为耕作区或者生产队，原来的一套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暂时不变，照常经营，一切应该合并调整的东西和合并中应该解决的具体问题，以后再逐步合并、逐步清理、逐步解决，以保证生产不受影响。

社规模的大小，并大社，转公社进度的快慢，以及做法和步骤，都由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根据当地的情况自行决定。但是，无论在秋前秋后或者今冬明春合并，都应该从现在起，就把准备合并的一些小社串连起来，共同商量，统一规划秋后的农田基本建设，统一安排为争取明年更大丰收的各项准备工作。

四、并社中的若干经济政策问题。在并社过程中，应该加强教育，防止少数社发展本位主义，在合并前不留或少留公共积累，分多分空。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了解，由于各个农业社的基础不同，若干社合并成一个大社，他们的公共财产，社内和社外的债务等等，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在并社过程中，应该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干部和群众，承认这种差别，不要采取算细帐、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

人民公社建立时，对于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等问题，不必急于处理，也不必来一次明文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零星果树暂时仍归私有，过些时候再处理，股份基金等可以再拖一、二年，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和人们觉悟的提高，自然地变为公有。

五、关于社的名称、所有制和分配制的问题。大社统一定名为人民公社，不必搞成国营农场，农场就不好包括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的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3、4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5、6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的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响。要从具体条件出发，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资制；在条件还不成熟的地方，也可以暂时仍然采用原有的三包一奖或者以产定工制等等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条件成熟以后再加以改变。

人民公社虽然所有制仍然是集体所有的，分配制度无论工资制或者按劳动日计酬，也还都是“按劳取酬”，并不是“各取所需”，但是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六、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中共中央

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近10个月来农业生产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夏季大丰收和即将取得的秋季更大的丰收，已充分证明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挂帅，是作好一切工作，完成一切任务的基本保证。五亿农民在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总路线宣传教育运动等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政治觉悟愈来愈高。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个人主义或只顾本队、本社、本乡、本县的本位主义，已经大大削弱了，城乡协作，工农业协作，大公无私，互相支援的可歌可颂的共产主义行动，已经大大发展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最可珍贵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基础。为着及时的总结经验，发扬共产主义精神，保证1959年夏季和全年全面的更大丰收；为着就农业社的收入如何分配问题和是否建立人民公社问题进行鸣放辩论，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广泛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运动，是必要的。

二、这个运动的内容应当是：总结和宣传一年来农业生产大丰收的成绩，具体生动地宣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胜利，总结和宣传从去年冬季以来的农田基本建设、水、肥、土、种、密和田间管理等各项农业增产措施的经验，总结一年来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经验，以及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的经验，广泛宣传这些成功的经验，同时也要宣传工业、文教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空前大跃进，宣传丰衣足食的规划，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幸福的前景。

在这个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以无数大增产的实例，来大讲特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坚定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彻底批判一部分富裕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人们的思想上继续破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大立共产主义。并且，引导群众回忆3年来“马鞍形”的历史教训，彻底批判“靠天吃饭”的“条件论”，和“照着前人脚印走路”的“习惯论”，大破右倾保守、甘居下游的思想，大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思想，使“观潮派”和“秋后算帐派”不仅在大丰收的事实面前哑口无言，而且在思想上彻底破产。应该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插起来，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

三、农业社的收入如何合理分配？如何由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是当前农村中人人关心的两大问题。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时候，应该发动所有的农民，就这两个问题展开鸣放辩论，并且引导农民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今年的农业生产大发展，农业社的收入大增加，社员的个人收入一般也应该略有增加，但是不宜增加过多，主要是增加社的公共积累。公共积累要有一部分用来发展集体的文化、福利事业，但是，首先应该用于农业和社办工业的基本建设，扩大再生产，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社的公共积累，除了用来发展本社的生产事业和福利事业以外，还应该有一部分交由县以上的机关统筹举办地方性的和全民性的生产事业和福利事业。应该通过鸣放辩论，发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反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

工农商学兵合一，乡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好的一种组织形式，也将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应该通过鸣放辩论，使广大农民充分了解人民公社比原有的农业社具有更伟大的优越性，自觉自愿地把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并且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来解决与转为人民公社有关的各种经济问题，反对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

四、在广泛宣传大跃进、大丰收、大胜利，群情兴奋，干劲冲天的局面中，结合进行党员团员的整风工作和整社工作，扩大农业社和生产队的规模，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坚持干部种试验田、同社员一起劳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制度，广泛吸收社员参加社务管理，特别是田间作业管理，在办社工作中更加发扬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大大表扬跃进中涌现出来的成批的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把其中的优秀人物选拔到各个领导岗位上来，组成一支坚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队伍，并且吸收其中的先进部分到党内来，增加党的新鲜血液。至于个别地方，少数乡社，整风反右不彻底，“五气”还没有扫除，则必须认真整顿，对屡教不改和有严重右倾保守思想还居于领导地位的，必须坚决撤换，保证全面大跃进。这样做，比孤立地整风整社，更符合客观的实际情况，也更有利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运动的积极作用。

五、运动自始至终，都应该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充分发扬民主，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场会、展览会等等形式，做到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使这个运动真正成为广大群众的自我教育行动。应该在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解放、觉悟提高、干劲更足的基础上，在1958年大丰收的基础上，制定出1959年农业生产更大跃进特别是夏季更大丰收的增产计划，以及水、肥、土、种、密、工具改良、田间管理等项增产措施的实施计划，制定出比较长期的包括“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全面的远景规划。通过这一切，掀起一个比1957年冬季以来更大的冬季生产高潮，争取1959年夏季更大的丰收，争取1959年全年粮、棉、油全面跃进，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会议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肥料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1958年，每亩耕地平均施肥（主要指土肥——笔者注）两万斤以上，这是今年农业获得史无前例的大丰收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后除了继续增加施肥数量以外，要更多地注意提高肥料的质量。

二、化学肥料在最近几年内还不能满足需要，各地除了积极努力增产化学肥料以外，都很注意发展土法制造的化肥。现在已经收集到的比较成功的方法有30种，按照各省区的规划，1959年全国土化肥的总产量，预计将超过3千万吨。希望各省区认真发动专、县、乡、社，组织土化肥的生产，超额完成3千万吨的规划。根瘤菌、固氮菌、磷细菌等细菌肥料和植物生长刺激素的生产，并不那么神秘，有的县、乡、社也可以生产，应该积极发展。

三、农家积肥、造肥，还是最主要、最大量的肥源。人畜粪尿、绿肥、河泥、塘泥等等，都是有机肥料。化学肥料是无机肥料，中外的经验都已经证明，必须与有机肥料配合施用，才能更好地发挥肥效，避免土壤恶化。因此，绝不要因为化肥特别是土化肥的增产，而放松了农家积肥、造肥。积肥、造肥应该是经常性的，同时一年又要突击几次。现在正是采集和沤制绿肥的最好季节，应该集中力量，突击一番。1958年冬季，深耕、改良土壤和兴修水利等等任务很重，但是决不可挤掉积肥。

四、1958年用在肥料方面的劳动量很大，三千几百亿担肥料，送到田地里去，是一件大事。今后应该积极研究和推广把农家肥料加以精制的办法，减少运输量，提高肥效；同时，大力提倡田头积肥，在田头地边修起沤肥池，可以大大节省运输力，并且平时零星积，用时不紧张。

五、随着粮食的大量增产，单位产量的迅速提高，就不必强调复种，就有可能利用冬季或者麦收以后休闲的田地，种植绿肥作物。

六、要“按土施肥”，根据不同的土壤，施用不同的肥料，氮、磷、钾等要适当配合。提倡分期施肥，多施基肥，勤施追肥，摸清各种作物成长的规律，迟效肥和速效肥相配合，施用得当；并且同深耕结合起来，分层施肥。总之，不仅要多施肥，还要从施肥方法上尽力提高肥效，及对总结各种不同土壤使用不同肥料的经验，加以推广。

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发现摄影组的胡秀云正在看《矛盾论》，他就对小胡说：

“这本书我都不满意，你还看。我还想另外再写一本呢，写给你们年轻人看。”

8月30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出席工业书记和市委书记会议的全体人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讲话，关于军队问题，他说：

“我看所有的‘长’———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的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要服从班长、排长指挥。一年你管人家11个月，人家管你一个月还不行吗？有些过去当过兵的现在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

后来在9月20日，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关于军队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规定》。规定下发后，各级军官积极响应，全军上下迅速掀起了干部下连当兵的热潮。据统计，自1958年8月至1962年底，全军下连队当兵的干部共计77万人次，其中将军250人。

再说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关于人民公社问题，毛泽东说：

“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成都会议也没有料到，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来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但是把这个问题条理化，说清道理，那就需要我们，需要在座的同志们，需要各级党委，需要中央。现在，我们作了一个决议。”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叫大公社。人多，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大，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农林牧副渔，农业合作社原来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可以逐步取消。”

“人民公社是最近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出现的一个新事物。看起来，只要一传播，把章程、道理一讲，发展可能是很快的。今年一个秋，一个冬，明年一个春，可能就差不多了。有个同志提出，可否明年放个‘人造卫星’，全国办个公共食堂，人民在食堂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还要个过程，明年看看，后年以后再考虑。”

他又说：

“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100元，倒是出了懒汉，争吵，不积极。”

关于他在决议中所写的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时间问题，他说：

“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毛泽东还说：

“现在中国刚刚建设，我们要想到怎样建设得更合理，更好一些。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一下，规划一下，搞得很美，是园林化。”

毛泽东最后说：

“明年是带决战性的一年，不论工业、农业都是这样，特别是钢铁、机械，还有粮食。从8月21日算起，今年还有4个月，钢铁生产任务能否完成，相当危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要紧急动员，要搞到那么一点钢。能不能搞到，我总是怀疑，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请同志们努力奋斗，以期贯彻。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工农商学兵什么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真正要办工业，要第一书记来抓。从现在这个时候起，从北戴河会议起，以后多少年，我们的工作要偏到工业这个方面。农业比较上轨道了，工业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而工业首先是钢铁和机械。有了这两个东西，百事皆有。所以有人封粮食、钢铁、机械为‘三大元帅’，我看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讲话结束时，向与会者推荐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要求公开出版，广为传播，他还说：

“这本书，第一，对我们很有启发；第二，相当不足，许多话是模糊印象，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经验。”

欲知此后毛泽东有什么重大行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8月3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最后一部分，值得认真研究。其中有两句话是这样说的：“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而工业首先是钢铁和机械。有了这两个东西，百事皆有。”“从8月21日算起，今年还有4个月，钢铁生产任务能否完成，相当危险。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要紧急动员，要搞到那么一点钢。能不能搞到，我总是怀疑，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请同志们努力奋斗，以期贯彻。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便是他的建国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后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为什么要大炼钢铁不理解，而对大炼钢铁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更是抓住不放。他们看不到巨大的成就与偏差是“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关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了解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战略部署。笔者相信，只要你读懂了毛泽东的建国战略，便一定会看清楚一些人在大跃进、大炼钢铁问题上散布的那些污蔑不实之词。

第58章 1958年9月1日—

“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阳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阳。”

话说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的社论，并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

由此，全国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9月1日这一天，《人民日报》还以《徐水人民公社颂》为题，报道了刘少奇派人抓的典型。报道称：河北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皮棉亩产5000斤的高产卫星。

此时，王观澜曾到河北徐水视察，发现情况很不正常，他说：

“亩产几万斤，不可能的，不符合科学水平的。”

王观澜将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泛滥，使群众吃不饱饭的情况，写信报告了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共产党员要讲真话。几天后，毛泽东听取了他的批评意见，对他表示感谢。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共产风的源头就是在刘少奇这里，跟着他的指挥棒吹拉弹唱的人，上上下下都是一大堆。‘大踏步地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是刘少奇的原话，还有什么‘男女分营，到礼拜六住在一起，其它时间都要分开住’。这都是狂热到极点的话，削弱了群众对党的信念。家庭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生活支柱，不要家庭了。这种东西谁会拥护？他自己都不拥护，他自己就和王光美分不开。刘少奇说，中南海也要取消家庭，中南海有大屋子住，男的住哪里，女的住哪里。我们都慌了，整天担心小屋会不会收回去啊，收回去了私人东西放在那儿啊。现在领导人说了话，下面可能不当回事，那时候刘少奇讲话，我们必须都得听。”“大跃进中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共产风，而是浮夸风，后来饿死人就和这个浮夸风密切相关。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两派：浮夸派和反对浮夸派。浮夸派包括好些中央领导、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中央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谭震林跟在后面瞎说。下面的几个大区的书记、省委书记，包括中南的王任重、华南的陶铸、华北的彭真、西北的刘澜涛、西南的李井泉和华东的柯庆施，都在那里推波助澜。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跟着搞浮夸现在是尽人皆知，其实陶铸也很能吹，浮夸得不得了，连彭真也是浮夸的，柯庆施也跟进去了。这些人搞这个浮夸倒不一定是他们商量过一起搞的什么路线，而恐怕是‘你王任重搞了万斤，我要不搞万斤，那不就是我不行’这么一种想法造成的。四川的李井泉和湖北的王任重商量过吗？他们不可能商量的，那已经是个电讯时代，有什么事情一下就都知道了，他们是不约而同。”“浮夸风的一个标志是放粮食高产卫星。‘高产田’、‘亩产万斤’等消息都是在《人民日报》上首先登出来的。邓拓当时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小平是党内主管《人民日报》的。刘少奇是怎么讲的，邓小平是怎么讲的，毛主席是怎么讲的，《人民日报》和许多其它报纸都登出来的。刘少奇的讲话还印出书来了，全国发行。亩产几千斤粮食，刘少奇担心粮食多了，没有出路了。刘少奇批判底下人说：‘你们没有志气，现在不是粮食少了怎么办，而是多了怎么办。’这种话也刊登在报纸上的。他这个思想还一时影响到主席，毛主席说，多了怎么办？那就多养猪，养牲口。他们说那还是吃不完，毛主席就说：‘搞酒精燃料。’——那时我们缺石油。毛主席不是没有发热，毛主席也发热，但比起刘少奇，毛主席说话有个边，刘少奇的讲话一点边都没有。毛主席从来就没有讲过什么‘亩产万斤’，或者相信有‘亩产万斤’这种事，还叮嘱我们这些他身边的人别去跟着瞎说，听听就是了。相反的，刘少奇，邓小平他们都相信亩产万斤的。1958年邓小平到东北视察，当地的领导汇报第2年计划增产20%，邓小平就说：‘人家都是好几倍的增产，你们才20%，简直就像是乌龟爬。’他把当地的领导骂得个灰头灰脸。这在当时也是上了报纸的，查当时的报纸就知道了。”“现在出的《刘少奇文选》、《邓小平文选》都不收录他们这个时期的讲话，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再说9月1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黄克诚、雷英夫，以及乔冠华、著名法学家刘泽荣和周鲠生等开会，研究领海问题。

雷英夫汇报了领海线论证过程和采用12海里领海制的建议，乔冠华对待发的外交部新闻稿作了说明。两位法律专家对各种国际法特别是《海牙协议》作了进一步说明，他们引经据典，主张沿用民国时期当局颁发过的3海里领海制，认为如果宣布12海里，可能会引发国际争端，美、英会出来反对，搞不好会打仗。毛泽东说：

“老先生们的意见很好，很可贵，使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多想一想。但是，研究来研究去，《海牙协议》不是圣旨，也不能按照美、英等国的意志办，我们的领海线还是扩大一点有利。从各方面判断，仗一时半会儿打不起来，我们不愿打，帝国主义就那么想打？我看未必。一定要打，我们也不怕。在朝鲜已经较量过了，不过如此，要有这个准备。”

毛泽东从中国的经济、安全利益出发，并考虑到当时我国海岸火炮有效射程在12海里以上，最后确定采用12海里的领海宽度（22.224公里），并且决定立即公之于世。

9月1日晚，毛泽东把张治中请到他的住处，说：

“我想到外地视察去，你可愿意同行？”

毛泽东的计划要去各地了解人民公社化运动和钢铁生产的情况，早在几天前，他约好张治中等他，说是有话说，并没有说明要干什么。张治中等了几天，毫无消息，他感到纳闷，又不好去问。现在听毛泽东如此说，真是喜出望外，就非常高兴地说：

“能够有这个难得的机会，那太好了！”

毛泽东又说：

“我今年月月都有会议，这次北戴河又开了半个月紧张的会，有点累了。这次出去要好好地休息几天，什么公事也不谈，什么文件也不看。我还打算到长江、钱塘江游泳，你能不能参加？”

张治中说：

“我不会游，只能戴着救生圈泡一泡，还得有人跟着。”

毛泽东幽默地说：

“那你做个观潮派吧。”

说罢，二人哈哈大笑起来。

张治中回到住处，把毛泽东约他一同南下视察的事情告诉了余湛邦，并嘱咐他说：

“这回你要好好准备。我每天紧跟在毛主席身边，你利用速记把他讲的话每句都记下，并留意环境和采访群众，到晚上我们把材料凑在一起，就可以成为一篇宝贵的日记。”

9月2日，毛泽东会见了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他一见客人便客气地说：

“你们等了很久吧？因为我们开会，没有能早见你们。”

马罗金说：

“得到你的接见是一件很光荣的事，等多久都可以。”

杜特列夫人也说：

“等得再久，我们也感谢你的接见。而且，这样可以有时间多看一些材料，也可以在中国多呆一些时间。”

毛泽东问：

“看了些什么材料？”

杜特列夫人说：

“有你的著作，包括《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见客人提到了《新民主主义论》，便说：

“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那样的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么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它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

“民族主义国家采取中立立场，帝国主义国家却不喜欢，因为这些民族主义国家的中立是摆脱了它们的控制而取得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中立也就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欢迎这些国家的这种中立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我们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已经独立的国家看成朋友，把还没有独立、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也看成朋友。我们支持它们。”

“只要巴西和其它拉丁美洲国家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一律欢迎。不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也好。不做生意，一般往来也好。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但是，在许多观点上是相同的。首先，要求独立这一点是相同的。不仅你们有独立问题，我们也有。我们还有台湾问题，美国还在威胁我们。即使台湾收复了，美国的威胁还会存在。这是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其次，我们的经济都不发达。要求发展经济的愿望，在你们那里是迫切的，在我们这里也是迫切的。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

毛泽东还说：

“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阳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阳。帝国主义历来就是吓唬人的，有时也动手打人，我们就是不要被它们吓倒，不要怕它们。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说西方是先进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恰恰相反，它们是落后的。自然，它们有一点东西，无非是几斤钢铁和几个原子弹；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败的，是低级趣味的，所以我们看不起它们。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这样的话。那时候，列宁所指的是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的民主运动，他看出亚洲要跑在欧洲的前面。现在，除了社会主义阵营以外，除了亚洲的民族革命运动以外，还要加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些都是先进的，而西方世界则是落后的。这句话，杜勒斯这些人听起来是不服气的。他们会说：‘这是吹牛，我们有钢铁和原子弹，怎么反而是落后呢？’我说，他们虽然有钢铁和原子弹，但是这些东西是拿在落后的人手里，拿在垄断资本家手里；他们一时耀武扬威，最后总是要跨下去的。

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进行。在我们国家也要继续破除这种迷信。我说的是，要在战略上蔑视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不算数。但是在战术上和在每件具体工作上，却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对待它们。帝国主义由真老虎变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变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纸老虎，这是一个事物走向反面的转化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前，老虎还可能要活一个时期，还能咬人。因此，打老虎要一拳一拳地打，要讲究拳法，不能大意。

西方国家的人民也不同意他们政府的做法。我说美国不好，只是说它的统治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很好的。他们中间许多人现在还没有觉醒，但是一定会觉醒的。”

9月3日，毛泽东从北戴河返回北京。

此时，西柏坡村党支部派人来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水稻产量，他们说：

“听主席的话，村里派人到涿县学习了以后，全村的稻子都把直播改为插秧，这招儿真灵，稻子产量翻了几番。”

毛泽东听罢很高兴，他笑着说：

“怎么样，这下子服了吧，不守旧了吧！要讲究科学种田嘛。”

9月3日这一天，中央军委下发了经毛泽东审阅并修改的《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

此前，毛泽东在9月1日前后从外电报道中得知，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8月27日用福建前线指挥所的名义连续播发的广播稿中，敦促驻防金门的国民党军官兵放下武器，并说“对金门的登陆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他严厉地批评了有关人员，说这是违反集中统一原则的，并责成中央军委起草一份《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

《指示》中说：

“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是目前国际阶级斗争中最严重最复杂的焦点之一。”“解放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虽然属于我国内政问题，但实际上已变成一种复杂严重的国际斗争，我们不要把这个斗争简单化，而要把它看做是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宣传上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问题的全部、彻底解决，不是短时间的事，而是一种持久的斗争，我们必须有长期的打算。”

《指示》对包括炮击金门在内的沿海斗争作了4点规定：1、继续炮击封锁金门，但目前不宜进行登陆作战。2、炮击封锁金门的活动，必须有节奏，打打看看，看看打打。3、海军、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蒋机不轰炸大陆，我也不轰炸金、马；蒋军轰炸大陆，我轰炸金、马，但不轰炸台湾。4、我军不准主动攻击美军。如果美军侵入我领海、领空，我必须坚决打击。

《指示》中还告诫说：一切重要的行动和宣传（文告、谈话、口号、社论、新闻、广播）都必须遵守集中统一的原则，不得自作主张。

9月3日晚，毛泽东命令已经回到福建前线的叶飞：福建前线自9月4日起，暂停止炮击金门3昼夜，以观各方动态。

叶飞为防止意外，严令各炮群严格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前线所有大炮的炮弹，都退出了炮膛。

此时，美国政府应蒋介石的要求，已调集太平洋第7舰队主力和地中海第6舰队一部分兵力，集结于台湾海峡地区。

毛泽东命令暂停炮击，显然是静观其变，看美国人如何反应。他又让章士钊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章士钊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看了很欣赏，但认为把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便改为“南云”。

9月4日，《人民日报》、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刊登了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

卫星人民公社是由嵖岈山附近27个农业合作社在1958年4月间合并而成的。全社共有9369户。此后，由于中共中央和省县各级领导一直都没有对合并后的大社提出详细的组织要求和章程，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便在8月7日拟定了这个简章。简章规定：

人民公社的宗旨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地创造条件，准备逐步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各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共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则不补。原来的债务，除了用于当年度生产周转的，应当各自清理外，其余都转归公社负责偿还。”

“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的自留地，并且将所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归全社公有。单干户加入公社，应该把全部的土地、牲畜、林木、大农具等生产资料，转归公社所有。”

“公社实行集体领导，分级管理，全社划分为若干生产大队。生产大队是管理生产、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社统一负责。公社在收入稳定、社员能够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的情况下，实行工资制。按照每个劳动力所参加的工作的繁重和复杂程度，以及本人的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和劳动态度好坏，由群众评定工资级别，按月发给工资。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全体社员，不论家中劳动力多少，都可以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因此，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组织，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毛泽东在《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上作出的批示是：

“美妙如一首诗！我们的秀才伯达、春桥，可否去看一看？”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虽然只是草稿，但是，一经报刊作为办社的样板加以推荐，自然就成了人们仿效的榜样，全国各地都纷纷照抄照搬了。

9月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授权下发表声明，公然声称要在台湾海峡地区为台湾军舰护航。同时，杜勒斯还提出在华沙恢复中美之间的会谈。

9月4日晚，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台湾海峡局势以及对美关系的问题。与会者分析说：美国人还是怕打仗，未必敢在金、马同我们干起来。毛泽东说：

“美舰侵入我领海，我有权自卫，但也不一定马上打炮，可以先发出警告，相机行事。我们还准备另一手，通过即将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以外交斗争配合福建前线的斗争。有武戏又有文戏。”

他让特意被召回北京的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汇报一下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情况。王炳南在汇报中说：

“由于我们掌握了真理，对美国无所惧，无所求，因此在会谈中处于主动地位。”

毛泽东笑着插话说：

“我们要台湾回归祖国，怎么就无求于美国呢？”

王炳南说：

“台湾自古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是我们的地方，美国无权霸占，它本该交还给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求它。”

“你讲得好，有骨气！”毛泽东说：“我们还有一手，就是宣传斗争。”

他转向胡乔木和吴冷西，说道：

“现在要大张旗鼓地谴责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要求美国军事力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强调台湾及沿海岛屿是中国领土，炮打金马是惩罚蒋军，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评论可以讲得激烈一点，当然也要适当，不要说过头话。”

毛泽东对大家说：

“以上这些关于宣传工作的意见，我都向《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作了布置。”

接着，他让周恩来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草稿。被邀请来参加会议的张奚若教授听了草稿的内容，建议说：

“周总理对美声明的草稿中，‘立即’二字能否改得缓和些？”

毛泽东说：

“可以研究。‘立即’的英文怎样讲？”

周恩来说：

“quickly。”

毛泽东用英文反复念了三遍，说道：

“可以改。”

会后，周恩来修改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

9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浬）。这项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和同大陆及其沿海岛屿隔有公海的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属于中国的岛屿。

二、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的领海以连接大陆岸上和沿海岸外缘岛屿上各基点之间的各直线为基线，从基线向外延伸12海里（浬）的水域是中国的领海。在基线以内的水域，包括渤海湾、琼州海峡在内，都是中国的内海；在基线以内的岛屿，包括东引岛、高登岛、马祖列岛、白犬列岛、乌岳岛、大小金门岛、大担岛、二担岛、东绽岛在内，都是中国的内海。

三、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

任何外国船舶在中国领海航行，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有关法令。

四、以上二、三两项规定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它属于中国的岛屿。

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的和主权的非法行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1958年9月4日 于北京

后来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最终采用了毛泽东提出的12海里领海制度，规定：“各国有权确定不超过12海里的领海。”

9月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5次会议。会议主要议程是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特别是1958年钢铁产量翻一番的指标，以及人民公社问题。

台盟总部的徐萌山也被邀请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了中美关系问题，他说：

“我们炮打金马，美国人紧张起来。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椗岛一切包过去，我看它就舒服了。这也好，它上了我们的绞索，给套住了。美国的颈吊在我们中国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它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他的头更接近我们。我们什么时候要踢他一脚就踢他一脚，它走不掉，因为它被一根索子绞住了。我们主动，美国人被动。蒋介石过去给我们捣乱，主要是从福建这个缺口来的。金、马在蒋军手里，实在讨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但是，我们现在并不要登那个什么金门、马祖。你登它干什么？它的工事相当坚固。只是试试美国人，吓吓美国人。但是金门、马祖并不是一定不打，一有机会，为什么不相机而行，把金、马拿回来。其实，美国人心里也怕打仗，所以艾森豪威尔公开讲话时，没有说死要‘共同防御’金、马，有点想脱身的味道。他们想采取脱身政策也可以，把金、马11万蒋军撤走就是。赖着不走，就让蒋军呆在那里，也无碍大局，美国人给套住就是了。”

他的这个讲话，后来就成为人们常常提到或引用的著名的“绞索政策”。

毛泽东又谈到了已经发表的《关于领海的声明》，他说：

“这个文件是相当复杂的。那里头要想一想才想到这个道理的。为了这个文件，准备了好几个月，去年就起草了，这回又准备了一个多月。总要有法有天吧。不然，搞得无法无天就不好办了。”

毛泽东还提出要准备作战，他说：

“最后一条，就是准备反侵略的战争。头一条讲了双方怕打，仗打不起来，但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这一条要在干部里头讲通。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苏联也是，要打就是他们先打，逼着我们不能不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蛋。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末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说，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在整个宇宙史上来说，我就不相信要那么悲观。我跟尼赫鲁总理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那个时候没有政府了，统统打光了，想要讲和也找不到政府了。我说，哪有那个事，你这个政府被原子弹消灭了，老百姓又起一个政府，又可以议和。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无非是打死人，无非是一个怕打。但是它一定要打，是它先打，它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因此，我们现在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枝，将来要发几千万枝。由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练习。在座的有文化人，你们也要号召一下，单拿笔杆不行，一手拿笔杆，一手拿枪杆，又是文化，又是武化。”

9月5日深夜，赫鲁晓夫指示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求见周恩来，说明赫鲁晓夫对台湾海峡局势极其担心。

原来赫鲁晓夫在福建前线炮击金门后，非常担心害怕，在他看来，炮击金、马，会闯下大祸，可能引发世界大战。

苏达利柯夫问周恩来，可否让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来华访问？周恩来说，欢迎葛罗米柯同志来华访问。

9月6日，赫鲁晓夫急忙派外长葛罗米柯来到中国，探寻究竟。一是要葛罗米柯转告中国政府，苏联对台湾海峡局势的估计，二是商谈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写信的问题。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向葛罗米柯介绍了中国对局势的分析和估计，说明了中国的立场、原则和斗争策略。毛泽东说：

“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估计美国不会采取大的引起世界大战的军事行动，不会打大仗，万一中美之间打起来，打出乱子，中国也决心单独承担后果，不会拖苏联下水。”

葛罗米柯对中国的立场和策略表示赞同，周恩来也对苏联《真理报》支持中国的3篇文章表示感谢。赫鲁晓夫听了葛罗米柯的报告，这才放下心来，决定给予中国必要的支持。

9月6日下午，最高国务会议第15次会议继续进行，讨论针对杜勒斯4日声明将要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周恩来首先发言说：

“我看不要多讲，就是把这个念一念，全部的立场、方针、政策、策略都在上头了。前天晚上不是发表了一个领海声明吗？也是抢先一步。这是主席昨天说的，我们的行动是调动世界上一切方面的力量，各方面都表示了态度。”

毛泽东说：

“公开支持它的，只有一个南朝鲜李承晚。”

周恩来说：

“连菲律宾都是有条件的，要打它那个军事基地，它才参加。我们怎么能打它那个军事基地呀！”

毛泽东说：

“连菲律宾都不参加，除非我们打了它，它才参加。”

周恩来说：

“英国也是很担心，表示沿海岛屿是属于中国的。日本这回态度也不同一点，藤山说这个沿海岛屿是中国的内政，他一直把台湾看做是中国内政，希望一个中国。所以美国很孤立。我们是后发制人，毛主席的方针，后发制人总是有利的。”

毛泽东说：

“打炮是先发，说话是后发。”

周恩来说：

“打炮就是试验他，这回试验出来了，杜勒斯这张牌出来了。杜勒斯这张牌有4点可以说一下。第一，他还是艾森豪威尔从前那个声明，没有前进一步，强调而已。就是说沿海岛屿到底与台湾有没有关系，现在关系更增加了。是不是马上行动，他还没有说，还没有判断。所以，杜勒斯发表声明后，美国国务院马上接着说，他自己也在参议院里说，这个方针并没有改变。证明他还是原来的立场，没有改变，不过强调而已。第二，他就想试一试，如果蒋介石不行，他就顺着溜来，就是保护运输，到公海边上。然后蒋介石自己拿小船运上去，自己防守。他相信还可以守，还是要靠蒋介石自己守。第三，他表示，如果我们正式登陆，他难免要采取行动。但是他这个话说得没有劲儿。他说他真诚地希望中共大概也不会这样想。这不是话松了吗？第四，他表示还要谈判。这个是他露了底的。我们不是限期他答复吗？他晚了12天，为了面子，结果还是答复了。说他派出驻华沙的大使跟我们的王炳南见面，或者跟他继续会谈。这封信我们还没有答复他，我们压了一压，他这回漏出来了。他这个牌4点都漏出来了。所以，我们炮轰金门，把杜勒斯、艾森豪威尔的牌就亮了底，然后我们再将这张牌打出去。我们就可以动员世界舆论和全国人民。”

毛泽东见周恩来介绍完了，就说：

“至少美国是被动的。他仓促调兵，有一个航空母舰，是从菲律宾调来的，还没有到，有些是从夏威夷调来的，有些是从日本调来的。他真诚地希望我们不去登金门，他是被那个索子把他套住了，使他难办。台湾是一根大索子把他套住，金门、马祖也算一个索子。我们这个蒋委员长，就是有那么多兵，他搞三分之一的兵力11万人在两个岛上，其中95000人在金门岛，15000人在马祖岛。而金门岛三面在我们炮火包围中。金门距我们只有3公里。金门岛把厦门变成一个死港，马祖岛就把我们福州的闽江海口塞住了。这个东西得整他一下。我们整金门，我们是整家法，这是我们国内的事（笑声）。当然，整台湾也是整家法了，不过那个地方有你美国兵，我还是暂时不去，你过去谈判又那么冷淡，中断了好几个月。现在你想谈，那好，可以谈。你不打他就不想谈，要把这个绞索捏紧一下，他感觉到痛了，他说，好好好，我们来谈吧。你不捏他就不谈。

他说他们已经决定了，要撤退金门、马祖，但是他又不撤。你不撤我就打，你一撤出我就可以不打了，你全部撤走我可以一炮不打。这对蒋介石也是一个难事，他怕一撤，影响人心士气，又丧失了这两块土地，他的土地也就不大了（笑声）。听说美国人也劝过他撤，不晓得是真的是假的。你现在不撤，我们反正老是打，我可以隔几个星期或者隔几天打那么一次，或者隔个把两个月打一次，一打就是几万发炮弹，或者每天打点零炮，打个100发200发炮弹。

他要拿沿海岛屿交换台湾，我们是原则上不能交换台湾。你这个沿海岛屿交我们，台湾就成为独立国，这个东西总不可以吧？！在座诸公，可不可以？原则上总不行吧。至于解放，哪一年解放，我们又没有定期，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都没有作决议，一定要在哪一年哪一月解放。但是原则上台湾一定要解放。”

谈到《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毛泽东说：

“这是经过斟酌了的，有些观点是一路过来的，几年以来我们就是这样的观点。现在好处就是我们这一打，打出美国想谈了，他敞开了这张门了。看样子他现在不谈，也是不得已的，他每天紧张，他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样干。那好，就谈吧。跟美国的事，就大局上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嘛。他前天那个东西，前面很硬，后面就软了（笑声），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会后，周恩来便发表了这一声明。

9月7日凌晨，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了一个便函，他写道：

“本日上午，约五、六人对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文件草件认真研究一次，如可能的话，写出一个意见书交葛外长带去。肯定正确部分占90%，可商量部分只占少数，你看如何？赫文中应对中美新声明有所评论。”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很快约邓小平和张闻天研究落实。

9月7日上午，北京各界人士举行百万人大游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支持周恩来代表政府发表的《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

同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呼吁美国政府要慎重行事，否则会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赫鲁晓夫还在信中声明说：中国不是孤立的，有忠实的朋友，一旦中国遭到侵略，这些朋友会随时予以援助。

9月7日这一天，国民党海军副司令黎玉玺及美国顾问率2艘运输舰、5艘作战舰艇，在美国2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的掩护下，驶向金门海域，向金门输送兵源和给养。

下午2时45分到19时，美国4艘军舰侵入中国近海领域。

晚7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写信报告毛泽东说：

“今日福建前线在料罗湾发现有美军舰，另有蒋军军舰4艘，敌我双方均未开炮。6日24时，曾电令福建前线指挥部，选择有利目标于8日或迟一二日还击蒋4、5、6三天向我的炮击。鉴于美舰在金门附近活动，拟暂停止，是否妥当，请指示。”

毛泽东连夜在中南海勤政殿为炮击金门专门召集会议，周恩来、陈毅、张闻天、黄克诚、乔冠华、雷英夫参加了会议。雷英夫汇报了美蒋海军编队及其往返于台湾和金门的活动情况。

恰在此时，负责与福建前线直接联系的作战部长王尚荣，将福建前线总指挥叶飞的急电，交给了毛泽东。叶飞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

“美军已直接介入，打不打？请毛主席指示。”

晚12时，毛泽东决定于9月8日对金门再进行一次惩罚性打击。

这天晚上，作战部长王尚荣和雷英夫往返转达了毛泽东和叶飞的问答。毛泽东答复叶飞说：

“照打不误！”

叶飞请示说：

“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

毛泽东答复说：

“只打蒋舰，不打美舰。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才打，要1小时向北京报告一次美蒋编队的位置、队形及航行情况，到达金门料罗湾时，要等北京的命令才能开火。”

叶飞又请示说：

“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

毛泽东马上答复说：

“如果美舰开炮，不准还炮！”

叶飞接到电话后，很是吃惊，他惟恐王尚荣和雷英夫转达毛泽东的命令和答复有误，铸成大错，就又问王尚荣：

“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不还击？”

王尚荣说：

“是毛主席命令不准还击，清清楚楚。”

叶飞说：

“明白了，我严格执行毛主席的命令。”

于是，他立即亲自给部队下达命令说：

“待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后才开炮。各炮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美舰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

前线阵地上各炮群接到叶飞的命令后，纷纷追问为什么？叶飞又把毛泽东的命令复述了一次，又问：

“听清楚没有？明白了？”

各炮群回答说：

“听清楚了，明白了，按毛主席的命令严格执行。”

叶飞又将毛泽东的命令通报给前线的空军和海军。

9月8日一早，美国人又来了。这次是美国第7舰队的旗舰重巡洋舰“海伦娜”号亲自出马，率领由6艘驱逐舰组成的海军特混舰队，掩护国民党军的运输编队向料罗湾大摇大摆地驶来。

这天上午，最高国务会议第15次会议举行最后一天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们前天发表了声明，美国跳起来欢迎。他们是4号声明，我们是6号声明。”

周恩来插话说：

“他回答也是6号。”

毛泽东说：

“他6号是第二个，是回答我们的。跳起来欢迎，可见如获至宝，就是说可以不打了。在黎巴嫩，他是带着紧张的心情登陆的，生怕苏联闯祸。7月14号到18号，15个吊桶打水。19号一块石头落地，大为欢迎。因为苏联19号发表最高会议要开会。我们呢？8月23号打炮，他忍不住了，就在第13天把底牌打出来了。到9月6号，我们把底牌打出去，中间隔了一天。华盛顿那些人老奸巨猾，一看就跳起来了。艾森豪威尔马上回华盛顿，开了个‘五三’会议，实际上是最高国务会议，他叫做国防安全委员会会议，发表一个声明，立即恢复谈判（我们叫准备恢复谈判）。你看他之急若何？”

毛泽东讲到这里，突然停了下来，问道：

“今天我们总是要打几万发炮弹吧？”

周恩来回答说：

“30000发，20分钟就解决了。”

“20分钟打30000发炮弹。什么时候打？”

“12点。”

毛泽东看了一下表，说：

“现在是11点半，快到了。”

他接着说：

“美国人不整是不行的。但是所谓‘整’，请同志们放心，双方都是谨慎小心的。我们已经公布了12海里，你到了7海里我都不打。我专打国民党军，我就不打你那个美国军舰，七打八打，你也得跑。”“目前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美国力量有限，对社会主义阵营取守势，所以，中美之间战争是打不起来的。”

毛泽东还说：

“台湾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黎巴嫩是最近套住的，也是美国自己制造的一条绞索，自己套上去的，绞索的一端就丢在阿拉伯民族手里。不但如此，而且是丢到全世界大多数人民手里，大家都骂它，不同情它，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政府手里拿着这个绞索。比如中东、联合国开了会，但主要是在阿拉伯人民手里套住了，不得脱身。它现在进退两难，早退好，还是迟退好？早退，那么所为何来呢？迟退，越套越紧，可能成为死结，那怎么得了呀？”

“8月23日这一天，我们打了19000发炮弹，他们讲打了四五万发，那是夸大其词。没有那么多，时间只有十几分钟，没有什么很久很久。”“这自然说明我们有力量，不怕打，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祖国的土地，别人管不着。所以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

毛泽东还引用了《聊斋志异·青凤》中关于不怕鬼的故事，他风趣地说：

“《聊斋志异》里有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一个舌头出来，”

他说着还用两手一比划：

“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毛泽东突然问：

“吴冷西同志到会了没有？”

吴冷西马上站起来说：

“我来了。”

毛泽东说：

“今天的讲话要发新闻，你先做准备。”

他还建议把“绞索政策”发表一下，他说：

“讲清楚这个问题，对人民有益处，对世界各国也有益处，对美国人也有益处。我说过，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约旦，早一点退好，还是晚一点退好呢？它把军队退了，一身干净，又是好人了。它不退，还不是侵略者？众矢之的。金门、马祖这11万人，你不退，我就有文章可做。今天打一炮，明天打一炮，有时打几万发，总是使得你不安宁就是了。”

说话间，已经到了中午12时，在福建前线的指挥员叶飞拿起电话向北京请示说：

“敌人已进入料罗湾，现正在卸载。”

“开火！”

北京传来了毛泽东的命令。

“各炮群注意，按预定方案开炮！”叶飞立即向前线部队下达了命令，他又加重语气强调说：“注意只打蒋舰，先不打美国佬。”

霎时间，人民解放军万炮齐发，料罗湾一带一片火海。这一战美舰不但没有向人民解放军还击，反而掉头溜走了。它们在旗舰的指挥下，向外海驶去。结果，蒋军军舰3艘被击沉，数艘被击伤。报话机里传来了国民党将军向台湾告急的声音，台湾方面问：朋友呢？蒋舰说：什么朋友不朋友，早就逃跑了！他们互相指责，还大骂美国人不够朋友，一打炮便逃之夭夭。显然，国民党将军是急了，他们急得连密码都顾不得用了。叶飞向毛泽东汇报了战况，毛泽东笑了，他说：

“别看他美国人叫得凶，一动真格的他就成了缩头乌龟了。”

叶飞后来在1984年答记者问中说：“事后我才明白，毛主席这个动作很高明。主席的意图是要摸美国人的底。美国人表面上气势汹汹，究竟敢不敢和我们打？原来美国是只纸老虎，一打起来就跑了。金门炮战，是我们与美国互相摸底的一出戏，一出很紧张很有意思的戏。”

再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接着讲到了国内经济建设问题。他说：

“鉴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方面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和比较成熟的经验，我们的领导工作重心需要适时地从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转移到工业建设方面来，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机关，必须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而从现在开始，要把重点放到工业方面。在工业方面首先要抓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因为这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基础。”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吴冷西和胡乔木根据他的指示，商量着如何起草新闻稿。他们感到发表什么内容很费斟酌，最后确定先写有关绞索的部分，由吴冷西负责起草。吴冷西起草后，交给胡乔木看了。

散会之后，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常委还在勤政殿的休息室里，吴冷西把新闻稿交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边看边改。他说：

“可以只发表关于绞索部分，其它问题只是内部交换意见，至少目前不宜公开发表。绞索问题也不宜联系金马来谈。用国家主席身份讲话，不宜直接联系金马，不同于写社论、做文章。当然也不能写我们对金马的方针，这是军事机密。但对即将恢复的中美会谈，要表个态，可以说寄于希望，不管将来结果如何。我们现在一手打炮、一手谈判，一武一文。打炮是火力侦察，今天打了3万发，配合天安门群众大会，大造声势。谈判是外交侦察，摸清底细。两手比一手好，保持谈判渠道是必要的。”

毛泽东将新闻稿审改已毕，交给吴冷西说：

“新华社今晚发，《人民日报》明天见报。”

欲知毛泽东在炮击金门和中美关系方面还有什么高招？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到了国内经济建设问题，他说：“鉴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方面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和比较成熟的经验，我们的领导工作重心需要适时地从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转移到工业建设方面来。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机关，必须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而从现在开始，要把重点放到工业方面。在工业方面首先要抓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因为这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基础。”毋庸置疑，这是他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提出的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战略！除了毛公，在同一代领导人中谁还有这样的远见卓识？有人说毛泽东只会打仗，不懂经济，建国有功，建设有罪，这一类胡说八道可以休矣！

第59章 1958年9月8日—

“政治挂了帅，什么都好办了。”

话说1958年9月8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张闻天、黄克诚、王炳南、乔冠华等人，听取王炳南关于前一段中美会谈情况的汇报，商谈关于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的方案。

9月9日，《人民日报》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论目前形势，美国侵略者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为题，摘要发表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

后来，美国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果然于10月间被迫同意从中东撤军。

9月9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张闻天、黄克诚、王炳南、乔冠华等人，继续商谈关于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的方案。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把台湾海峡的斗争委托给周恩来等人处理。他还交代说，在王炳南返回华沙时，由新华社发一条消息，就说王炳南回国述职完毕。随后，毛泽东又向王炳南面授机宜。

据王炳南回忆说：“在返回华沙前，毛主席特意接见了我，指出了在会谈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他说：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譬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6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做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他还说：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

9月10日凌晨，毛泽东接到了胡志明9月8日的来信。胡志明在信中说：“鉴于台湾情况之紧张，美帝态度之顽固，请您告诉我们：（甲）可能不可能发生美华战争？（乙）我们越南应该有什么准备？”毛泽东随即复信给胡志明，他写道：

“9月8日来信收到，谢谢你。我认为：（甲）美国人怕打仗，就目前说，很少可能大打起来。（乙）贵国似可以照常工作。”

天就要亮了，毛泽东提笔为湘潭大学题写了校名，写了“东山学校”校名二纸，并写了一封回信，接着，又给毛宇居写了一个短信，还在印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字样的信封上写上“湘乡县东山学校”、“毛泽东”两行字，把题字、书信装入信封，让秘书送给毛宇居。

原来毛宇居在几天前再次来到北京，下榻于和平宾馆。毛泽东派人把他接到家中叙谈，毛宇居说起湘潭县委决定创办湘潭大学，目前正在筹备之中。毛泽东关切地问：

“大学办在哪里？”

毛宇居回答说：

“办在杨家桥原湘江煤矿旧址。”

“那是一个山冲里。哪来的学生呢？”

“如今不同了，那里交通比较方便，学生都是从全县高中、初中里选送来的。教师主要是从县内中学抽调出来的优秀教师，还聘请了一部分工农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员，只是没有教授。”

毛泽东很是赞成这种办学方式，点点头，说道：

“教授也是可以培养锻炼的。”

毛泽东问起办学经费问题，毛宇居说：

“在全县财政经费内统筹解决，学生半工半读，还能自己解决一部分。”

毛泽东表示赞同。毛宇居见时机到了，马上说明了来意，他说：

“主席，你的翰墨写得好，家乡人民都很喜爱。我这次来，是受湘潭县委的委托，特意来请你为湘潭大学题写校牌的，请主席一定答应我这个要求。”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

“近年来许多人找我写字，我都未写，我的字写得并不好。我小时候读书的那个东山学校，几次来信要我写校牌，我也未写。假如我给你们写了，那他们不会有意见？”

毛宇居赶紧说：

“这个问题好办，你写两张，一张由我带给湘潭大学，另一张给湘乡东山学校，我替你送去。这样两县人民不就都满意了吗？”

毛泽东笑着点点头，答应就这么办。可他的事情太多太忙，一直拖了几天，直到现在才写好了。他派秘书到和平宾馆，将信件送给毛宇居。毛宇居打开一看，见里面不但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湘潭大学”、“东山学校”校名，还有写给东山学校和他的二纸便信。只见毛泽东在给东山学校的信中写道：

东山学校各同志：

你们的大字报早已收到，甚谢。现遵嘱写了校名二纸，请选用，未知适当否？

毛泽东 1958年9月10日

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上写着：

禹居兄：

遵嘱写了湘潭大学校名二纸，请转致选用为盼！另致东山学校一纸，亦请转致。

毛泽东 1958年9月10日

秘书见毛宇居非常高兴地收好了便函，便告辞说：

“主席还交代说，请您老转嘱有关人员：‘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好。’”

9月10日上午8时，毛泽东偕同江青来到北京飞机场，他对张治中说：

“第一站去武汉，看出铁去！”

尔后他们分别登上两架飞机，缓缓升上天空。

原来，武汉方面根据毛泽东“钢铁要过关，钢铁要过江”的指示，建在武汉青山的第二钢都——武汉钢铁公司一号高炉，计划在1958年国庆节后出铁。这个消息一公布，英国的《泰晤士报》就撰文说，中国是吹牛皮说大话，根本实现不了。

9月10日11时40分，毛泽东一行人飞抵武汉。张治中一下飞机就问毛泽东：

“您昨晚恐怕又没睡觉吧？”

毛泽东说：

“昨晚开了5个会，今天清晨又接见新疆参观团，没有睡。”

张治中说：

“那您好好地先睡一觉吧。”

毛泽东抬头看了看阳光明媚的天空，说：

“不，天气热，我们马上到长江去。”

毛泽东说着就去登车，张治中、曾希圣、王任重、江青等人同车随行。来到船上，毛泽东与准备陪他游泳的武汉体委游泳指导赵锦清、北京体院学员陈嫣屏和四川自贡二中体育教师陈廷杰谈了话。他提出了一个让众人意想不到的问题，他说：

“全国的江河这样多，能不能都利用起来游泳呢？全国6亿人口，能不能有3亿人口都来游泳呢？”

毛泽东看着3个非常惊讶的运动员，又说：

“我看是可以的，完全可以。在江河游泳，有逆流，可以锻炼意志和勇气！要走出游泳池。”

在谈话中，他了解到有些体育工作者不安心工作，就问赵锦清说：

“你终身做这个工作高兴吗？”

赵锦清回答说：

“高兴，我愿意终身做这个工作。”

“你们知道吴传玉吗？”这3个运动员当然知道吴传玉，因为吴传玉是100米仰泳世界记录创造者，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得过奖，在为吴传玉授奖的仪式上，第一次升起了中国的五星红旗，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毛泽东又问：

“现在是否有人赶上了他?”

“没有。”

毛泽东屈指算着：

“55年，56年，57年，58年，3年多了，怎么还没有赶上他呢？”

运动员们说：

“我们一定能赶过吴传玉。”

毛泽东问了几人的学历，说：

“你们是学出来的，可是要好好工作啊。你们是年轻人啊，时间是你们的。”

运动员们激动地表示：

“我们要向毛主席学习，一定要努力工作，把青春献给党，献给党的体育事业。”

毛泽东笑着说：

“还要向群众学习啊。”

说罢，他和江青、张治中、曾希圣、王任重一共5个人，在船上吃了很简单的中午饭：一碟炒青菜，一碟肉片黄瓜，一碟炒小鸡，一碗冬瓜汤。饭后，毛泽东忙着要下江游泳，他笑着问张治中和曾希圣：

“你们可下水？”

张治中、曾希圣二人抱歉地说：

“不能奉陪了。”

“好吧，”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幽默了一把：“你们都当‘观潮派’吧！”

这天下午，毛泽东听取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关于全省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汇报结束后，王任重又说，为了活跃一下主席和大家的文化生活，今天晚上搞一个舞会。毛泽东转对张治中等人说：

“好，今晚大家都跳舞去。”

张治中说：

“我不会。”

毛泽东笑了笑，开玩笑说：

“看来你的文化程度很低，连舞都不会跳！”

是日晚，张治中在舞厅里坐在一旁看众人跳舞。江青见他不下场，就主动上前邀请他跳一曲。张治中感觉盛情难却，只好上场了。一曲终了，毛泽东微笑着对他说：

“你也下海了，可见你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了。”

张治中也笑着说：

“我跳舞是三不管：不管音乐，不管舞伴，不管步子。”

9月12日上午，毛泽东接见了在武汉军区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党代表们以后，乘车到大操场和大家照相。张治中对同车的曾希圣说：

“这是党代表大会，我不是党员，不必参加了吧？”

曾希圣说：

“我也不准备参加。”

说话间，车队来到了大操场。毛泽东下了车，站在那里等候众人。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叶子龙跑到依然站在车前等候的张治中、曾希圣面前，说：

“主席等你们一起照相呢。”

张治中、曾希圣赶快走到毛泽东面前，张治中说：

“我不要照了吧？”

毛泽东说：

“为什么？1956年‘八大’时，我们不是邀请了许多党外朋友参加照相了吗？”

张治中一想，觉得也对，他当时不但参加了，照相了，而且还作了书面发言。这时，陈再道也补上了一句：

“你是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呀！”

张治中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毛泽东离开大操场，再次来到长江边上，面江而立，准备下水游泳。张治中将余湛邦介绍给他说：

“这是我的秘书余湛邦同志。”

毛泽东“噢”了一声，向余湛邦伸出了手。余湛邦赶紧上前，双手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显得紧张而拘谨。他怕毛泽东在轮船的机器轰鸣中听不清他的名字，就补充说：

“我叫余湛邦，是湛江的湛，联邦的邦。”

毛泽东问道：

“是干勾于吗？”

余湛邦心里暗暗责备自己，多疏忽，怎么只提名不道姓呢？就赶紧说：

“是人禾余。”

毛泽东看着余湛邦紧张的样子，故意温和而幽默地说：

“yu姓很多，有干勾于，有人禾余，有人则俞，有口人则喻，有虞姬的虞。”

他用手指指江水，又说道：

“还有水里的鱼。其鱼甚多咧！”

9月12日下午，毛泽东来到武汉大学，接见了集聚在大操场上的4个高等学校13000余名大学生和教职工。此后，毛泽东在和学校领导人的谈话中说：

“青年人，就是要有志气。”“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在教学改革中应该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的集中群众的智慧。”

傍晚7点20分，毛泽东在湖北第一书记王任重、武汉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刘仰峤陪同下，来到珞珈山北麓武汉大学物理系创办的工厂区。在炼焦厂，副厂长盛蓉生代表炼焦厂的同学们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看着正在炼焦的烘炉问道：

“你这个工厂有多少人？”

盛蓉生回答说：

“三十几个人。”

“你们是一班干吗？”

“是分两班干。”

“那不是要停火吗？”

“不停火。”

“不停火？那一班不是要工作12小时吗？是不是要工作12小时呢？”

盛蓉生回答说：

“现在还没有正式生产，正式生产以后是要做些调整的。”

毛泽东这才放心地点了点头，说：

“你们要有节奏地生产，要劳动好，学习好，也要休息好呵！。”

他来到锅炉厂，看到照明条件不好，光线很暗，工人们都在砸石子，便关切地说：

“为什么灯光这样暗呢？可不要砸着手啊！”

毛泽东在走向学校卡普隆厂的路上，化学系党支部书记罗鸿运汇报了系里办厂的情况。他问道：

“你们办这么多工厂，你是内行还是外行？”

罗鸿运说：

“我是外行。”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外行要变成内行了！”

罗鸿运马上说：

“我一定要变成内行！”

毛泽东来到电池厂，徐茜利代表电池厂的同学向他问好。徐茜利汇报说：

“我们这个电池厂是白手起家的，经过全体同学大胆设想，大胆革新，利用废物造出了土机器，许多部件是用木头代替钢铁，产品质量却完全合乎国内的先进水平。”

毛泽东高兴地笑着说：

“好！完全合规格，合乎国内先进水平。”

毛泽东来到硫酸厂，看到厂长方优龄一身工人打扮的样子，笑着说：

“你像个工人样子了。”

在硅胶厂，厂长谢能咏操着一口湘潭话向毛泽东报告说：

“这个厂房，是我们同学们自己动手盖的，没用一个工人。”

毛泽东问她：

“你是几年级学生，工厂有多少人？”

谢能咏说：

“我是2年级的，这个工厂一共有26个人。”

毛泽东看着眼前这个个子不高年纪不大的湘潭姑娘，觉得十分有趣，问道：

“26个人，你能么管得了？”

谢能咏说：

“全凭同学们一起干。”

“对！对！一起干。”

毛泽东满意地笑了。王任重看看时间不早了，就建议说，主席应该吃饭了。毛泽东坚持要去看物理系的炼矽钢片厂。一直到7点45分，毛泽东才在大学生们的欢呼声中，离开了珞珈山。

这天晚上，王任重邀请毛泽东、江青、张治中、曾希圣、陈再道和3名女游泳运动员到著名的豆皮店“老通城”吃饭。毛泽东到了老通城，对王任重等人戏言道：

“你们可不要告诉人说到‘老通城’来吃豆皮，不然别的馆子会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偏心了！”

他还说：

“湖南湘潭东山中学给我寄来一叠子大字报。原来他们曾写信来请我为他们学校题名，我向来对请我题字是能拖就拖的；但是另外一个韶山中学要求我题字我很快就题了，因为韶山中学派人到北京来‘坐索’，我没法拖。于是东山中学的大字报就给我提出批评：为什么韶山中学要求题字就题了，东山中学要求就不题？这是偏心。这时刚好湘潭大学也派人到北京来请我题名。我就连东山中学一起写了交他们带回去。并且附给东山中学一封信，表示接受他们的批评。”

毛泽东这是第2次来“老通城”，他一进门，服务员、厨师、干部都拥上来打招呼。毛泽东是个好记性的人，他和已经熟悉的饭店人员一一亲切握手，还说：

“又来麻烦你们了。”

毛泽东坐下后，服务员送上毛巾，毛泽东非常客气地说：

“谢谢。”

这一餐饭菜，除了豆皮，另有4个菜，1个汤，服务员还端来了馒头。毛泽东一看馒头上来了，又说了一个陕北的笑话，他说：

“一位著名法学家是南方人，吃惯了大米。他后来到陕北来工作，也入了党。陕北不产大米，我们让他吃小米和馒头，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进了党，连饭都没得吃了！’”

毛泽东说得绘声绘色，逗得大家笑了起来。由于天气太热，大家出汗很多，服务员送上的毛巾需要在顾客用后再洗上一次，再用再洗。毛泽东似乎不习惯这种服务，一个老师傅想为他换毛巾，被他拦住了。如此数次，毛泽东都一一谢绝。

大家都快吃完了，桌子上还剩有一些菜。已经放下筷子的毛泽东又举起筷子，要同桌的人把饭菜都打扫干净。他用筷子指着墙上“炮打保守，火烧浪费”的标语说：

“你们不吃完，就要火烧浪费。”

饭后，毛泽东在前厅和全体服务人员合影留念。他在上车离去时，还频频向老通城的工作人员挥手，说：

“谢谢大家的服务。”

是日晚，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应邀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两个老朋友进行了交谈。他对李达说：

“你写的《社会学大纲》很好，我看了好几遍，我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值得一读。我们年纪都大了，你比我还要大3岁。人老了思想不能老。你现在写的东西就不如过去写的有生气了，是不是因为年纪老了？你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净是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缺少自己的新见解。”

此后，李达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一直记在心里，每逢写文章时，他总要征求旁人的意见，问火力是否不足？

9月13日，毛泽东读了周恩来关于福建前线的战况报告，致电周恩来、黄克诚：

周总理、黄克诚同志：

送来连日金门情况2件及我军命令1件，收到。除照你们命令规定路线执行以外，白天黑夜打零炮，每天24小时，特别是黑夜，特别是对料罗湾3海里以内，打零炮（每天二三百发），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似有大利，至少有中利小利。你们意见如何？大打之日，不打零炮。小打之日，即是打零炮。特别黑夜对料罗湾打，白天精确地校准炮位，黑夜如法炮制，似较有利。请征询前线研究，看可行否？

华沙谈判，三四天或者一周以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彼方亦似不会和盘托出，先要对我们进行侦察。周彭张乔（冠华）诸位意见如何？顺祝旗开得胜！

毛泽东 9月13日于武昌

9月13日午饭后，毛泽东和张治中、江青在王任重陪同下，从东湖宾馆驱车来到长江边，登上船驶入江心。毛泽东在护卫人员的陪同下，顺着船舷的扶手下到水中，一口气游了十几公里。

下午2点，毛泽东在蒋家墩码头回到轮船甲板上更衣，同张治中、王任重、江青等人上岸。武钢的李一清、韩宁夫等人早在码头等候。众人上了车，向武钢厂区驶去。

今天是武汉钢铁公司第一号高炉正式投入生产。这个日产生铁2000吨的高炉的投产，将会给1958年的全民炼钢运动带来极大的鼓舞。

这天下午，艳阳当空，提前竣工的武钢1号高炉直插晴空，炉前贴着巨幅标语，3000多名群众和武钢工人聚集在高炉右侧，等待高炉出铁，等待毛泽东的到来。

毛泽东在厂区一排低矮的简易活动房前下了车，李一清请毛泽东在经理办公室稍事休息。韩宁夫正要展开厂区总平面图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指着他问道：

“我们两年前见过一面，你叫什么？”

“主席，我叫韩宁夫。”

毛泽东笑着说：

“你取了一个苏联人的名字喽，又是‘宁’又是‘夫’嘛。”

他看着厂区平面图听韩宁夫汇报，听说1号高炉有70多米高，直径12米粗，日产生铁2000吨，他满意地说：

“你们的高炉不同一般，应该叫大大高炉。”

他又问：

“几时能够出铁呀？”

韩宁夫说3时左右出铁。他问：

“有没有把握？”

韩宁夫说：

“有99%的把握。但也可能有预计不到的1%。”

毛泽东高兴地说：

“好哇！今天看不到，我明天再来看，明天看不到，我后天再来。总而言之，我三顾茅庐也要看到你们出铁。”

下午2点59分，毛泽东、张治中、江青在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武钢钢铁公司总经理李一清等人的陪同下，乘车来到武钢1号高炉前。守候在那里的人们顿时欢呼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毛泽东在欢乐的人群簇拥中，攀上高炉平台，凭栏向群众招手致意。接着，他转向炉台中部，和等待在那里的14名为武钢建设立下功劳的先进模范人物一一握手。工人们高喊着：

“主席，您好！”“感谢您，主席！”

毛泽东也喊道：

“你好！你好！”

毛泽东来到炉工休息室的平台上，坐下来，了解高炉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情况，问道：

“各种设备是不是全是国内制造的？”

公司一位副经理答道：

“大部分设备是国内制造的，一些主要设备是苏联供给的。”

3点10分，1号高炉的炼铁工人打开出铁的眼，快要出铁了。毛泽东忙站起来看出铁。他问道：

“出铁需要多长时间？”

旁边的人尚未答话，只见炉前红光冲天，铁水奔流而出。炉台上下顿时响起阵阵掌声和欢呼声。毛泽东居高临下，向炉台上的工人鼓掌致意。他高兴地说：

“到前边去看看吧。”

毛泽东在炉前询问了一些出铁的情况。他又来到高炉操作室，接见了苏联专家。苏联专家组长巴杜洛夫向毛泽东道贺，他说：

“这么大的高炉，武钢要建4座。目前，苏联也只有3座，美国1座。这是你们的巨大胜利！”

毛泽东说：

“这是我们共同的胜利！”

王任重建议说：

“主席，是不是去看看炼焦炉？”

毛泽东说：

“去看看吧。”

3点40分，毛泽东离开了1号高炉，乘车来到炼焦厂。他向党委书记、厂长询问了生产情况。看了第一炉出焦后，他说：

“再看一炉。”

他还询问了煤气处理的情况，就回收废气制造化肥问题指示说：

“硫胺应该多生产一些。”

下午4点钟，毛泽东看完第二炉出焦后，在炼焦工人的欢呼声中，离开了武钢工地。武汉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一清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作后，毛泽东说：

“像武钢这样大的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为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

接下来，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林一山要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见时间已经不早了，天气又很闷热，就对林一山说：

“你谈的是长江的事，我们到长江去谈吧。”

一众人等马上转移到船上，毛泽东让林一山谈谈长江的泥沙问题，也就是未来的三峡工程的寿命问题。林一山说：

“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的少，相对量少。但由于长江全年来水量比黄河大20倍，所以泥沙的绝对量还很大。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约5万吨。三峡水库寿命可以用400年，至少也可以用200年。这是假定三峡以上不修其它水库的话。”

毛泽东说：

“这不是百年大计，而是千年大计，只200年太可惜了。”

谈完了工作，毛泽东就下水游泳。

9月14日，毛泽东视察了武汉第一纱厂、武汉重型机床厂等。

按照事先的安排，毛泽东视察了湖北就要去安徽，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需要先回合肥进行准备工作。张治中是安徽人，自然对家乡多一份偏爱，这次能陪毛泽东回到家乡安徽，当然也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他找到曾希圣说：

“毛主席是第一次到安徽，怎么能使广大群众一睹毛主席的风采？这可是安徽人民多年来所渴望的机会。我们能不能事先把群众组织好，站在大道两边，请毛主席坐在敞篷车上，就可以使群众都能看到他。”

曾希圣当然也愿意这么做，可他知道毛泽东外出，一向喜欢轻车简从，更不喜欢夹道迎送之类的安排，就说：

“主席恐怕不会答应吧？主席无论到什么地方，像我们这些负责人都不让迎接。当然，毛主席这次到安徽，对全省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能够这样做更好。”

张治中说：

“让我去和主席讲，试试看嘛。”

曾希圣说：

“好吧，听你的回音。主席能答应最好。”

在吃晚饭的时候，张治中便把这件事提了出来，他对毛泽东说：

“主席10年来才第一次到安徽去，安徽人民一定非常渴望能够见到你，你到合肥时，让人民站在道路两旁一睹风采吧？你不反对吧？”

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他夹起一点菜，慢慢地放进嘴里咀嚼着。负责保安的罗瑞卿听张治中这么一说，不免吃了一惊，忍不住问道：

“你说要夹道欢迎？”

毛泽东每次外出，每每陷入群众的包围之中，难以脱身，这时候是他们保卫人员最紧张最担心的时刻。况且人一多，秩序难免混乱，也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毛泽东觉得罗瑞卿的担心不无道理，但他还是接受了张治中的建议，他说：

“我已经受到你们许多批评了，说我没到安徽去。安徽省委同志们也是多次这样说。这次你们怎么办我都不管了。”

张治中闻言，可真是喜出望外，吃过饭就告诉曾希圣说：

“毛主席批准了！”

曾希圣要先回合肥了，他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合肥群众欢迎毛泽东后，必然会有许多人跟随到毛泽东的住处，他们会在毛泽东的住处附近等候他出来，不断地欢呼和喧嚷，会影响毛泽东的工作和休息，保安工作也不好做。于是，他就去找张治中商量，能不能在毛泽东进合肥时，仍然采取保密的办法，而在毛泽东离开合肥时，搞一个夹道欢送。张治中说，这个办法好，就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自然也没有什么意见。

是日晚，武汉市11位妇女代表早早来到了省委会议室里，等候毛泽东接见。毛泽东来了，他面带微笑注视着在场的人，伸出手和站在最前面的劳动模范朱玫握手。后边的詹淑权握着毛泽东的手，久久不肯放开。周春枝也赶紧凑近毛泽东身边。萧慧纳介绍说：

“她就是我们在‘八大’介绍过的五好积极分子。”

毛泽东和周春枝、杨菊玲等代表们握了手，招呼大家坐在会议室正中的大桌子旁。他问穿着一身白制服的丘益英说：

“你是做什么的？”

丘益英站起身，举手向毛泽东敬了一个礼，说：

“我是人民警察。”

“你的工作有困难吗？”

“没有什么困难。”

毛泽东微笑着称赞说：

“也不容易啰！”

他看了大桌子上摆着的武汉妇女们制造的化学标本，有硫酸亚铁、硝酸、硫酸、硫酸钠、氯化铵等。他拿着一块焦炭看了看。这块优质焦炭就是站在他身边的喻望香亲手炼出来的。喻望香和20多个妇女苦战了两个多月，已经炼出了200多吨焦炭了。毛泽东望望喻望香，说：

“妇女也能炼焦了，这是怎么炼出来的？”

喻望香说，她们是用土法炼的。接着她将用什么方法，有几个人工作，需要几天炼成，一一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9月15日，毛泽东从武汉动身，经鄂城前往武钢大冶炼铁矿区、大冶钢厂视察。

上午10时，毛泽东在王任重、张平化和黄石市委第一书记杨锐陪同下，来到大冶铁山的尖山矿区，在铁山党委书记张品、矿长陈明江引领下，朝矿区走去。毛泽东问：

“整个大冶铁山矿石蕴藏量是多少？”

陈明江回答说：

“是1亿1千万吨。”

“多不多？少不少？”

张平化插话说：

“这个1亿1千万吨是近期勘探报告材料，有些情况还没查明。”

王任重递给毛泽东一块矿石，毛泽东翻来覆去地看着，又掂了掂，问：

“矿石含铁量怎样？除铁之外，还含什么成份？你们是不是光要铁？”

陈明江说：

“这里矿石的含铁量是50%—60%，矿石中除铁之外，还含有铜的成份。”

看了一段矿区，张品、陈明江请毛泽东等人来到休息室。陈明江汇报说：

“这里是露天采矿，剥离工程很大，基建费用也比地下开采要多得多。比如，地下开采，可以不修铁路，不搞电机车，也不用电铲。但地下开采没有露天开采量大。”

毛泽东问：

“花了多少钱？”

“基本建设原来计划的费用是1亿5千万元，经过工人们想点子，找窍门，千方百计实行节约，结果只花了1亿2千万元，省下了3千万元。”

“你们是包干？”

陈明江回答说是。毛泽东说：

“好！包干好。搞基本建设还是采用大包干的办法好，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建设成本。”

陈明江说：

“早搞大包干，省的还要多，有1亿就够了。”

张平化说：

“窍门和潜力到处都是，关键是发动群众。这里的电机车设计能力是拖8个车皮，工人们打破迷信，大大发挥了机车牵引能力，前几天拖到13个，现在拖到14个。工人说完全可以拖16个，比设计能力提高200%。”

毛泽东走出休息室，循着弯曲的山道，登上大冶铁矿露天采场尖山180水平处，察看掌子面上穿孔机、电铲、电机车、汽车、风钻的作业情况。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喜悦，久久地望着工地上穿梭往来的繁忙景象。

吃过午饭，毛泽东乘车去大冶钢厂。他始终惦记着全民大炼钢铁的指标问题，在车上问杨锐：

“你看，今年1070万吨钢能不能完成？你们地方怎么样？”

杨锐表示有信心。他介绍说，大冶钢厂的职工干劲很大，这个厂去年还只能生产十几万吨，今年已经跃进到50万吨。毛泽东说：

“这很好，跃得很快。干什么事情都要有干劲。”

下午1点多钟，毛泽东一行人来到大冶钢厂，这是毛泽东第2次来大冶钢厂。厂长江敏、炼钢部党总支书记丁振江、主任王全治，马上出迎。毛泽东来到新建的平炉炼钢厂，顺着一条窄小的楼梯，要爬上离地面有五六米高的平炉操作台。丁振江和王全治一前一后要扶毛泽东，被他谢绝了。毛泽东来到4号平炉前，问：

“这是什么炉子？”

江敏说：

“这是平炉，又叫马丁炉。”

“有多大？”

“90吨的。”

丁振江介绍说：

“这是3座新近建起来的平炉，都是最近投入生产的。”

毛泽东从炼钢老工人、平炉工段党支部书记张开先手中接过蓝色的炼钢镜，迎着炙热火光，走到炉前观察钢水。他看了一会儿，又看了3号平炉，再走到2号平炉前。2号炉前不久大放卫星，称每炉炼钢产量超过设计能力将近1倍。毛泽东拿起炼钢镜看了一会儿，问道：

“现在你们一炉可以出多少钢？”

丁振江说：

“现在可以出到150吨以上。”

毛泽东的衬衫已经被汗水湿透了，可是他的兴致依然很好，下了2号平炉，又看了电炉、转炉车间。他称赞说：

“你们建设得很快，建设得好。”

毛泽东来到新建的轧钢厂，特别注意观察了国产轧机。他还仔细地询问了厂里整风反右的情况。他说：

“政治挂了帅，什么都好办了。”

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结束了对大冶钢厂车间生产的视察，在厂区却陷入了欢呼的人海。他由王任重陪同走在前面，张治中由张平化陪同走在后面。不一会儿，张治中、张平化被挤到远离了毛泽东的地方，毛泽东成了人潮的漩涡中心。张治中、张平化费了好大劲儿，才挤到毛泽东跟前，见毛泽东虽然汗流浃背，却依然是欢心从容。

尔后，毛泽东一行乘车到了黄石港特殊钢厂，同工人们见了面，谈了话。毛泽东沿途还看到了农业丰收的景象。接着，他们一行乘车来到黄石市委驻地，和市委机关的干部职工见面并合影留念。

下午3点多，毛泽东在沈家营码头刚登上“江峡”号轮船不久，天气突变，一霎时黑云笼罩，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江水白浪滔天。毛泽东看着咆哮的长江，兴奋不已。他说：

“你们会不会游泳？敢不敢在长江里游啊？”

3点42分，毛泽东更衣走下舷梯，第一个跃入巨浪之中。护游人员一见，不敢怠慢，一个个“噗嗵！噗嗵！”跳入水中。

一刻钟后，雨越下越大，豆大的雨点打得人睁不开眼。轮船上的人十分担心毛泽东的安全。王任重扯着嗓子喊道：

“主席，雨太大了，是不是上船算了？”

毛泽东眯着眼笑道：

“雨大好嘛……”

他的话被雨声和涛声淹没了。他继续在风雨中搏击，又游了10分钟，已经到了上窑河段，才被大家力劝上船。

5点30分，毛泽东举起手，向黄石告别，乘船顺江东下。此次武汉之行，他与4万多名职工见了面，群众热情之高，生产场面之热烈，无不使他深受鼓舞。

是日晚，毛泽东一直工作到9月16日凌晨3点，方才休息。

欲知毛泽东在安徽省内的视察情形如何？且看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向王炳南面授机宜的时候说：“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譬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一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6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做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他还说：“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这一同美国人会谈的方针，和本传前面所讲到的毛泽东提出的所有的那些对美事务的政策和策略，构成了一整套的、后人应该遵循的处理中美关系的行为准则。可有些人一反祖宗的成规，干了不少惧美亲美的事情，比蒋介石有过之而无不及，到头来自食恶果的报应，自然是难以避免的了！

第60章 1958年9月16日—

“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话说1958年9月16日凌晨3点，毛泽东放下手中的工作，简单吃了点东西，站在甲板上眺望江面。这时，天仍未晴，7级大风把长江搅得波浪翻滚，气势逼人。就这样，毛泽东还是提出要下水游泳，被工作人员婉言劝阻了。

4时30分，轮船到了安徽省安庆市。

上午11点多，毛泽东来到杨家套准备游泳，安庆市的七八个运动员都是第一次陪游，他们先行跳入江中看看水势，立刻被江水冲出100多米远。

11点25分，毛泽东下了水，也一下子被冲得远离轮船。调来做保护工作的大木船在狂风巨浪中操作失灵，忽然“哗哗哗”地横着向毛泽东所在的方向压了过去，人们顿时面如土色，高声惊叫起来，船上、江口乱成一片。

朱汉雄大声呼叫保卫人员随时准备下水。轮船上的人恨不得自己能一下子拽住大木船。叶子龙急了，叫武汉市的护游人员：

“快！快下！”

不等他的话音落下，早已暗中穿着游泳裤的五六个大小伙子，“叭叭”纵身入江，飞速游到毛泽东身边，护卫着他偏离了大木船冲击的方向。此时，他们还处在“三角浪”中，三角浪前后左右都是浪峰，浪尖离浪窝有一米多高，人落在浪窝中，根本无法游泳，只能踩水。

突然，一位陪游的女运动员因体力不支，手忙脚乱起来。毛泽东见她有险，忙踩水靠近，将她扶送上船，而他自己却仍在三角浪中。多次护游的邓明德忙对战友说：

“快叫小船靠拢。”

他说着，踩水靠向毛泽东，说：

“主席，您老人家赶快上船。”

毛泽东见大家神情紧张，忙摆动着双手说：

“不要慌，你们不要慌。”

两位干警拉过一只小船，紧紧抓住船舷，撑着小船。邓明德右臂搀扶毛泽东，左手拉着船舷，将他送上小船。毛泽东尚未站稳，就兴致勃勃地对情绪紧张的邓明德说：

“这次游泳真痛快，碰到这么大风浪。”

小船在风浪中前后左右摇晃，毛泽东却叉着腰稳稳地站在船板上悠然自得。小船艰难地向轮船划去，可是风浪太大，根本无法靠近。轮船上的人急中生智，将一段5米长、1米宽的白布抛向江中，护游人员接过白布，拦住小船，人们这才将毛泽东拉上轮船。惊心动魄的一幕终于结束了。

9月16日12时50分，毛泽东在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省长黄岩、安庆地委第一书记许少林陪同下，乘车来到了安庆市一中门口。毛泽东缓步下车。安庆市委第一书记为让毛泽东尽快到达学校的小高炉区，建议他绕开集聚在校门右边的学生们。毛泽东说：

“不，还是走人多的地方吧。”

说着便向前走去。一个学生发现毛泽东来了，不觉惊叫起来：

“啊！毛主席！”

学生们闻讯围了上来，热烈鼓掌，一边跳跃一边欢呼：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微笑着向学生们频频招手。一中校长鹿钟毓急忙迎上前去。毛泽东握着鹿钟毓的手说：

“你好。”

毛泽东一行人在鹿钟毓的引领下，来到学校办的8座小高炉区。毛泽东在两块黑板报前看了一会儿，一块是有关钢铁工业的剪报，一块是学生们表示决心和干劲的材料。他说：

“这个黑板报办得不错。”

此时，小高炉边的鼓风机隆隆响着，烟囱上空不断地冒着黑烟，穿着钢铁工人服装的学生们，满面灰尘，来来往往，忙着炼钢。毛泽东走到一座1.04立方米的小高炉前，学生们激动得喊起了“毛主席万岁！”毛泽东频频向他们招手。他问身边陪同人员：

“这个炉子一天能出多少铁？”

鹿钟毓回答说：

“一吨左右。”

毛泽东见身旁的学生王新民和王德福都穿着工作服，和工人没有什么两样，便问道：

“你们是工人还是学生？”

学生们争着回答说：

“我们都是学生。”

“你们都学会炼钢啦？”

“学会啦。”

“你们是几年级的？”

“我们是高三三班。”

毛泽东正要离开这座小高炉，一个学生突然喊了一声：

“要出铁了！”

他闻声又停了下来，只见几个学生拿起通条，使劲通炉塞，嘴里不住“嗨嗨”地喊着号子。一会儿，铁水从炉口流出来了，人群中爆发出一片欢呼声。毛泽东也高兴得连声说：

“好！好！”

他又参观了学校的电机厂。从电机厂出来，他问鹿钟毓：

“你们有半工半读的班吗？”

鹿钟毓回答说：

“有一个班。”

“其他同学的劳动怎样安排？劳动有多少时间？”

鹿钟毓回答说：

“一中是一个全日制学校，学生每周也要参加一天半的劳动。”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又去机械车间参观了学生们制造滚珠轴承的情况。他就要走了，几百名学生簇拥着他走向大门。此时的街道上已经挤满了群众，毛泽东在学生和群众的欢呼声中，离开了一中。

9月16日午饭后，完成了护送任务的王任重就要回武汉了，他请毛泽东为武汉二七烈士纪念碑题词。毛泽东也不推辞，挥笔而就。他写的是：

谨向烈士们致以敬意 毛泽东

下午3时许，毛泽东乘车离开安庆前往合肥。带队的驾驶员也许由于太激动，竟然转了向，朝着岳西方向开出了一公里多。毛泽东趁车队调头的机会，站在路边望着成熟的田野。车队又往前走了，毛泽东看到公路两侧许多农民都在“烧包子”，到处烟雾弥漫，就问身边的曾希圣：

“这种‘烧包子’是不是很普遍？”

曾希圣说是的。毛泽东又问：

“有什么作用呢？”

“主要是积肥，杀虫，还可以改良土壤。”

毛泽东看到一路上有不少跃进门，就说：

“你们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好嘛。”

下午4点，毛泽东一行到达舒茶人民公社。这个社是舒城县内在1958年9月9日成立的第一个人民公社，以种植茶树为主业。

毛泽东在公社党委书记徐自长的引领下，参观了制茶厂，又到公社远景规划室观看了远景规划模型。他说：

“人民公社将来也要集中种蔬菜，种蔬菜也要专业化。”

他听说舒茶人民公社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就说：

“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他认为这种制度应当提倡。

毛泽东在经过桐城、舒城、肥西等县时，沿途看到了不少人群，有的推着小车，有的背着行李，为了大炼钢铁，走几十里或几百里路到山上去找铁矿。他似乎又看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支前的情景。人民，只有人民，才能改变一切，创造一切！人民真正地行动起来了！年过6旬的毛泽东看着这样的场面，十分高兴。

毛泽东的车经常被人群挡住。成群结队的农民群众不知道这辆吉普车里坐的是毛泽东，否则，他们会发出震天的欢呼声，甚至会把车堵住，要围着自己的领袖看个够、问个够的。所以，司机尽量把车开得快一点。毛泽东到合肥后，十分高兴地说：

“沿途一望，生气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

此时已近傍晚时分。毛泽东稍事休息，与江青一起接见了来合肥的全国妇联干部和省妇联干部。他说：

“我看沿途晚稻长得好，宣传工作也不错，你们看怎么样？”

全国妇联负责人说，她们已经看了三八社和东方红一社妇女卫星棉田。毛泽东逗趣地说：

“不要光看女的，男的也要看一看嘛。”

曾希圣说起无为县响山大队有一个复员军人叫陈广夏，原来在部队上做过供给工作，当了大队干部后，在大队试行了供给制。毛泽东听了，称赞陈广夏是一个人才。他还不无幽默地笑着说：

“无为不单出了个《水浒》人物黄文炳，还能出这个陈广夏。搞供给制，好嘛！如果每年每人没有1000斤、2000斤粮食，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福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

毛泽东了解到妇联干部中有几个曾在新四军待过，还有部队培养的作家，高兴地说：

“好啊，你们都是新四军！共产主义的传统都是从部队下来的。从前是红军，后来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现在变成一个军——人民解放军。部队多好啊，就是有战争年代那样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官兵平等，军民一致，多好啊！”

晚上8点半，毛泽东、江青、张治中等人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庐剧团新编的一个喜剧《牛郎织女笑开颜》。剧中表现出人民公社要管天、管地、管神仙。演出结束了，毛泽东笑着说：

“跟王母娘娘和龙王没有一场恶战，还管不了他们。我们的农业队长穆桂英、罗成、黄忠、赵云，都是会打仗的嘛，应该好好打一仗哩！”

这天晚上，毛泽东派人借阅了《安徽省志》、朱熹的《楚辞集注》。他翻了一会儿书，还是很兴奋，就给王任重写了一封信，称赞这几天在湖北“谈得好，看得好，虽是走马，热情已经看出来了。”

接着，他又为新建立的“安徽大学”题写了校名和不同意把省会迁到芜湖的事，给曾希圣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曾希圣同志：

校名遵嘱写了4张，请选用。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骄傲。合肥不错，为皖之中，为何要搬芜湖呢？从长考虑，似较适宜，以为如何？

毛泽东 1958年9月16日

这一夜，毛泽东通宵没有睡，一直到17日早上8点才上床休息。

9月17日下午，毛泽东参观安徽省博物馆，他在矿产馆观察了矿石标本和安徽矿藏分布图。在机械馆和轻工业馆新产品展台前，他笑着对曾希圣说：

“看来你们有一支侦察队，把别人的好东西都偷来了，你是存心抢上海的生意吧？”

农业馆陈列的巢县复兴乡的棉花标本，棉杆有一人高。毛泽东用手摸摸棉杆和棉桃，说：

“这株棉花的桃子不少。”

从凤阳县烟草试验田采集的两株烟叶标本，也有1人多高，叶子像水芭蕉一样。毛泽东说：

“这两株烟叶很好！”

他在小麦和水稻丰收的图片前，看着图片上的新民歌，忍不住朗声念道：

“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哪里浇！”

水利馆里挂有一幅淮北实行河网化成就和规划示意图，以及濉溪县河网化示意图。毛泽东认真地看了后对曾希圣说：

“啊，大工程！明年开全国党代表大会时，你们应该把这张图挂到北京去。”

他在“除四害”展馆前，念了一遍“除四害”成就的文字说明，说道：

“你们消灭的老鼠、麻雀真不少呢。消灭这么多鼠雀可以节省多少粮食？”

省“除四害”指挥部副指挥杨杰说：

“节约的粮食以每人每年500斤计算，可供600万人吃一年。”

毛泽东又观看了展馆里陈列的多种捕鼠器具操作表演，他笑着说：

“这对老鼠真是大为不利咧！”

他看了卫生陈列馆，对安徽省已有14个县100多个乡消灭血吸虫病表示高兴。在历史文物馆，他对清朝顺治、康熙年间芜湖铁画家汤鹏的作品很感兴趣。

汤鹏，号天池，安徽芜湖人，少为铁工，与画室为邻，每天看人作画，受到启发，便大胆地融汇笔墨艺术于炉锤焊接之中，创立铁画，因而名噪一时。以铁作画，以铁书联，是中国独特的书画品种。

毛泽东读着汤鹏的草书对联，很有兴味：

“晴窗流竹露；夜雨长兰芽。”

读完了，他盯着“露”字，又仔细端详了一下，说：

“露字脱掉了末尾一笔，应当添起来。”

毛泽东在休息的时候，很满意地说：

“相当丰富，看不完。每个省的主要城市，都应该有这样的博物馆，人民要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历史的力量。”

他在博物馆一连看了2个半小时，这是他在安徽视察中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是日晚，张治中、曾希圣、罗瑞卿在毛泽东的住处聊天，说到群众的习俗问题，毛泽东讲了一个笑话，他说：

“有两个人为了意见不合，大抬其杠，乃至动武，正打得不可开交，来了一个过路人，手上提着一大捆雪白的大葱。这两个人马上停了手，迎着过路人走去。”

在座的人见毛泽东住了口，故意卖关子，就不懈地问：

“为什么？”

毛泽东说：

“原来他们是山东人，酷爱吃大葱，兴趣比打架还要大。”

众人闻言，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又谈起《三国演义》中的吕蒙，他说：

“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他又谈到陆机、陆云兄弟，他说：

“陆机、陆云，都是晋代的文学家。陆机的《文赋》是很有名的，具有朴素的唯物观点，可惜太冗长了些。”

毛泽东指着《楚辞集注》，问张治中：

“你读过《楚辞》吗？”

张治中说：

“未读过。”

毛泽东说：

“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他又说：

“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

张治中说：

“朱夫子被江西抢去了，婺源县现在划归江西。”

毛泽东说：

“婺源虽然划归江西，但不能因此改变朱夫子的籍贯，七八百年来他一向被认为是安徽人嘛。”

接下来，他谈到了《论语》，谈到了《论语》的朱注，谈到了朱熹的思想。又由朱熹谈到了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的4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

9月18日下午4点多，毛泽东视察省委办的钢铁厂，看了两座13立方米高炉的出铁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任之介绍说：

“这是省委的钢铁试验田，每天出铁20多吨。”

毛泽东说：

“对啊，省委应该带头办嘛。参加劳动的是不是都是工人？”

曾希圣说：

“除少数技术工人外，绝大多数是机关干部。”

毛泽东看了2号炉出铁后，说：

“铁不少啊！”

车间副主任曾传火笑着说：

“毛主席来了，铁也多了。”

毛泽东微笑着看看他，问：

“你们有没有休息时间？”

曾传火说有。毛泽东打量着他的小胡子，做了一个手势，说：

“你的胡子也该剃一剃了。”

从这个厂出来，毛泽东又去视察了合肥钢铁厂，观看了转炉出铁的情况。

傍晚时分，毛泽东到了设在西郊野外的新式农具展览馆，观看了各种改进和发明的农具。看了人力绞车和改良深耕犁的表演，他说：

“深耕是个大水库，大肥料库，否则水肥再多也不行。北方要深耕1尺多，南方要深耕七八寸。分层施肥使土壤团粒结构增多，每个团粒又是一个小水库，小肥料库。深耕使地上水与地下水接起来。密植的基础是深耕，否则密植也无用。深耕有利于除草，把根挖掉又有利于除虫。这样一来1亩当3亩。总之，我们向下边跑，就可高产。”

天已经黑了，毛泽东才离开展览馆。按照视察计划的行程，9月19日毛泽东要离开合肥去芜湖。张治中再一次动员毛泽东去游黄山，毛泽东不屑地说：

“你们那个偏僻的地方，谁去？”

张治中怎么也想不明白，毛泽东何以说出这样的话来。

原来，张治中曾对毛泽东夸耀黄山风景之美，他说：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他动员毛泽东去安徽游黄山。毛泽东问：

“上山有路吗？汽车能上去吗？”

张治中答道：

“当然有路，汽车到不了的地方，可以坐滑竿。”

毛泽东闻言不快，正色道：

“我不能坐滑竿！”

当时，张治中就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不能坐滑竿。这一次，毛泽东的话，更使张治中如入五里雾中。

9月18日晚，毛泽东在合肥得知，美国在华沙的谈判代表提出了要中国“放弃对金门和马祖群岛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所谓“停火”方案。同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也提出要尽快“停火”。他立即用电话传信给周恩来，对谈判提出建议。

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来信，立刻召集陈云、彭真、张闻天、黄克诚、廖承志、章汉夫、乔冠华开会研究，并连夜以周恩来的名义用电话将研究结果报告给毛泽东。

9月19日凌晨，毛泽东接到了周恩来的报告，只见报告中写道：

“我方方案提得过早，给了对方一个错觉，以为我们急于求成，因而杜勒斯今日在联大讲话便强调停火，但也提到了消除挑衅行为。同时，彼此都露了底，美国知道我们目前不会扩大战事到台湾，我们知道美国不愿卷入金、马战事。蒋介石希望金门战争扩大，拖美国下水；美国想压我们停火，摆脱它的被动地位。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针对美国的停火要求，我们应该从各方面扩大要求美军停止挑衅和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退的活动。”

报告中提出了5项具体措施：1、准备一个驳斥杜勒斯在联大演说的外长声明。2、声明发表后，动员各地报纸、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广泛响应。3、将我们的斗争策略分告苏联驻华代办和刘晓转告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以便苏联和兄弟国家配合我们的行动。4、以我名义致电西哈努克，感谢他支持我们，向他解释美国所谓的停火的阴谋，说明我国收复沿海岛屿的决心和解放台湾的神圣权利，这些不容美国干涉。5、将上述同样内容以外交备忘录形式递交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和北欧国家政府，唤起他们注意。

凌晨4时，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这份报告上批道：

“18日夜来信收到，极好，有了主动了，读完后很高兴，即照办。你来信及我这封复信，请即转发王炳南、叶飞二同志，使他们明白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然形态。”

9月19日，美国声称在台湾海峡地区已集结了战后以来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原子打击力量。

苏联赫鲁晓夫致信美国总统表示，如果美国对中国实施核攻击，那么，美国将立即遭到应有的同类武器的反击。

9月19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
“培养出一支数以千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的历史任务之一”“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指示要求各大协作区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逐渐建立起这种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然后，每个专区、每个县也应该这样做”，“全国应在3年到5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我们将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从事提高的工作。”

9月19日午后，毛泽东要离开合肥了，曾希圣按照原来的计划，组织群众欢送毛泽东的安排也已经就绪。原计划人数为15万，可是消息传开后，邻近几个县的群众也闻风而至，竟多达二三十万之众，从省委到火车站，长达数公里的道路两旁，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天上飘着雨点，脚下一片泥泞，人们却没有丝毫感觉，纷纷议论着，翘首以待。

下午2点15分，毛泽东由曾希圣陪同，乘坐第一辆绿色敞篷车，由金寨路缓缓驶进市区；后面跟着的是张治中、江青、罗瑞卿和安徽省长黄岩乘坐的吉普车及其它车辆。

毛泽东站在车上，冒着霏霏细雨，频频向两边的群众挥动着手臂，所到之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和掌声响成一片，车队走了半个小时才到火车站。毛泽东进了站台，群众跟进站台，拥到车厢旁欢呼万岁。毛泽东几次从车厢里走出来，向大家招手，每一次都激起更热烈的欢腾。

将近3点钟，列车徐徐开动了，人们还恋恋不舍地站在那里。罗瑞卿对张治中说：

“今天这种夹道欢送的做法，是毛主席出来视察的第一次。”

张治中说：

“今天群众情绪这样狂热，他们对领袖拥戴敬爱的情景，实在令人感动。”

毛泽东则说：

“这是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当家作主了，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了。”

张治中说：

“这话对。不过要是没有党和毛主席正确英明的领导，国家不能这么快强大，人民生活不能这么快改善，他们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热烈欢乐的表现。过去人们都是愁眉苦脸，而今人人喜笑颜开，这就是最大的转变。”

毛泽东笑了，他说：

“是的，他们都已经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看到自己的美好远景了。”

停了一会儿，张治中当着罗瑞卿、曾希圣的面，又提到了5月22日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所说的世界观的问题。他问毛泽东：

“你在5月22日给我的信中说，我们在世界观方面有距离，指的是哪些方面？”

毛泽东坦率地说：

“你在《六十岁总结》曾说，自己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是模糊的，而在今年所写的《自我检查书》上，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没有搞清楚吧？”

张治中解释道：

“《六十岁总结》上所说的是1924年—1948年时期的思想，我当时虽然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不过从1949年我留居北京住了9个月，报上看到的，报告会上听到的，又读了《干部必读》一些书，包括马、恩、列的著作和您的好些著述，我已初步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所以，才能把过去的错误、缺点检查出来。如果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毫无认识，我就检查不出来了。”

毛泽东一边点头，一边轻轻地“噢”了一声，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他说：

“你在《六十岁总结》中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舒服了’，我不相信。”

“可能是彼此处境不同，感觉上就会有差别吧？”

张治中既是回答，也是询问。毛泽东却说：

“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你我所处地位不同之故。”张治中解释说：“您说在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

毛泽东和张治中还谈到了文学、历史、科学技术、工农业生产等方面，彼此都感到很轻松愉快。

专列抵达芜湖时，适逢天上下着毛毛细雨。

下午6点时分，毛泽东一行人分乘几辆小轿车来到芜湖市铁山宾馆。毛泽东下了车子，微笑着向欢迎他的宾馆工作人员挥手致意，嘴里还不停地说着：

“你们辛苦了。”

来到下榻的二楼一个房间门口，他随手脱下雨帽和雨衣，服务员小翟赶忙伸手去接。毛泽东摆摆手说：

“我自己来。”

说着走过去把衣帽挂在右侧的衣架上，还对小翟和另一个服务员小王说：

“你们辛苦了。”

小翟说：

“毛主席辛苦了。”

毛泽东询问了小翟和小王的姓名和年龄，鼓励她们要好好学习，接着问：

“有没有今天的《芜湖日报》？”

小翟说声“有”，转身去取来报纸，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边翻看报纸边说：

“读书看报，每天都不能少。”

不一会儿，小王告诉毛泽东说：

“毛主席，晚饭好了，请您到小餐厅用饭。”

毛泽东问：

“其他同志在哪儿吃饭？”

“在外边的大餐厅里。”

“我也到大餐厅里去吃。”

毛泽东说罢，起身就往门外走。下了楼，外边还在下着小雨，小王撑起了一把伞，竭力想罩着毛泽东那高大的身材，踮着脚顺着小山坡跟在他身后往下跑。毛泽东回头看了她一眼，微笑着说：

“我自己来吧。”

说着，他接过伞，大步朝餐厅走去，就餐的人们立起身热烈鼓掌。毛泽东在餐厅里走了一圈，和大家打招呼，然后在一张餐桌旁坐下，招呼大家说：

“开饭了！来，坐，坐。”

餐厅中间小桌上摆了一个大饭桶，每人面前放了一个空碗。女服务员跑过来要为毛泽东盛饭，毛泽东不肯，他说：

“我自己来。”

说着端起碗就去盛饭，却发现饭桶里没有饭勺。服务员顿时慌了，急忙去找饭勺。毛泽东环顾了一下，伸手从餐桌上抄起一把长柄汤勺，笑着说：

“这个不能盛饭吗？”

说罢从饭桶里盛了大半碗饭。张治中也自己去盛，却盛了个满碗，鼓得高高的。毛泽东对大家说：

“你们看他盛的。”

曾希圣说：

“真像个窝窝头。”

毛泽东要来了一小碟生腌辣椒，尝了尝说：

“很好，大家来尝尝。”

张治中说：

“我怕辣，不敢吃。”

毛泽东说：

“我见了辣椒就想吃。”

吃过晚饭，毛泽东出席了两个集会，还接见了芜湖地、市1000多名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代表。回到住地，已经11点多了。他要小王找张桌子来。小王把走廊里的一个两屉桌子搬了来，毛泽东和她一起抬着放到床前。小王转身去找椅子，毛泽东说：

“不要找了，坐在床上就行。”

他把床头柜上的台灯移到桌子上，见台灯太矮，顺手把一个方形茶业筒放倒垫在下面，就开始批阅起文件来。

9月20日凌晨1点，毛泽东给周恩来通了一次电话。此时的厨师们正张罗着准备夜餐，他们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

“毛主席什么时候吃夜饭？”

工作人员说：

“毛主席不吃夜饭。”

“毛主席这么大年纪了，工作到深夜，不吃夜饭怎么行呢？”

工作人员解释说：

“毛主席夜间工作，一般是不吃夜餐的。毛主席要我们告诉大家，辛苦一天了，你们早点休息吧。”

9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介绍河南、湖南、贵州等省大搞群众运动的经验。这就是：

“组织大辩论，成立指挥部，书记亲自上前线，组织战役，全党全民、各行各业编成钢铁师、运输营、采矿队等各种野战军、后勤部，彻夜突击，突破一点，创造高产记录，开现场会议，推动大面积丰收等等”。

社论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为掀起大炼钢铁运动的高潮作了准备。

9月20日下午，毛泽东由曾希圣等人陪同乘车来到芜湖造船厂考察。

这芜湖造船厂是在1954年兴建的一个新型工厂，全场干部职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成功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艘军舰和水翼客艇，打破了中国历史上不能研制生产舰艇和远洋航船的记录。

毛泽东在船厂门口下了车。船厂负责人立即迎上前去。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问道：

“船在哪里做？”

曾希圣说：

“去装配车间吧。”

船厂负责人引领着毛泽东来到装配车间，毛泽东兴致很高，仔细地观察着正在装配的鱼雷快艇，问站在他身边的副厂长张云璋：

“这是什么艇？”

张云璋回答说：

“远航鱼雷快艇。”

“是铁制的吗？”

“是木制的，主要材料是红松、柏木和落叶松。”

“你们能不能造更大的船？”

“能造。”

毛泽东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自豪地对身边的人大声说：

“我们有自己制造的军舰和快艇了。”

他接着问张云璋：

“这艇有多重？”

“标准排水量62吨。”

毛泽东很满意，连连点头说：

“好，好。”

毛泽东走出装配车间，又来到了金工车间，仔细观看了船舶推进器的生产情况。他问船厂负责人：厂里有多少职工，多少大学生，多少技术员？张云璋一一作了汇报。毛泽东又关切地问：

“有什么困难吗？”

张云璋说：

“厂里缺少技术人员，有的技术问题一时解决不了。”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说：

“你们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

从金工车间出来，毛泽东意犹未尽，问道：

“还有什么可以看的？”

海军驻厂总代表王玉璋说：

“请主席到码头看看水上的鱼雷快艇。”

“好啊，”毛泽东笑着问：“我们可以坐坐快艇吗？”

“我们就是给主席准备的。”

毛泽东乘车来到码头，下了车，健步跨上了一艘快艇。马达一声轰鸣，快艇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快地驶向辽阔的江面，刺破碧波。毛泽东站在驾驶台上，望着大浪滔滔的江面，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快艇在水面上“飞”了大约10分钟，毛泽东还觉得不过瘾，兴致勃勃地问：

“能不能开快些？”

“能！”

艇长回答。快艇在一瞬间就加到了每小时33海里的速度。可毛泽东还感觉不过瘾，又问：

“能不能再开快些？”

艇长又把速度加到每小时35海里。快艇两舷顿时激起几丈长的浪花长堤，艇尾汇合着汹涌的波涛，留下一条闪光的水带。电航工很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却风趣地说：

“站在这儿，比坐在轿车里还要稳哩。”

快艇“飞”到四褐山附近江面，开始施放烟幕弹。随着几声巨响，江面上浓烟冲天，烟幕升起，如同置身黄山云际。毛泽东非常高兴，乐呵呵地笑着，大声说：

“我们要自己造出大船来啊！”

半个小时后，快艇返航靠近码头，毛泽东走到后船舱甲板，俯下身察看鱼雷艇发射管，问道：

“鱼雷发射出去，能不能把敌舰打一个洞？”

“能打一个很大的洞。”

王玉璋用手比划着说。毛泽东开心地笑了，说：

“好哇，那好得很！”

他走上码头，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又说：

“要自力更生，我们需要自己的轮船。‘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努力。”

张云璋等人一齐表示。毛泽东说：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他深情望着远处的江面，又大声说：

“老话说，不怕路长，只怕心老。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的！”

此后，毛泽东离开芜湖到了马鞍山。他头戴柳条帽，视察了钢铁厂。尔后，他又会见了马鞍山的市民和干部群众，他说：

“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中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发展中型的联合企业比较快。”

视察完马鞍山，毛泽东又赶往南京。在由马鞍山到南京去的专列上，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前来迎接。江渭清刚坐下，毛泽东就笑着问他：

“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

在座的还有罗瑞卿、曾希圣等人，大家闻言都觉得很奇怪。

原来，张治中在抗战时期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江渭清当时还是一个青年，他写信给张治中说，我是共产党人，要抗日打游击，没有钱，请你资助。张治中一想，此人真有胆识，而且对我如此信任，就批给他3000元。这个故事还是毛泽东从张治中的谈话中听到的。

毛泽东又指着张治中问大家：

“你们可知道他为什么字文白？”

大家都说不知道。毛泽东说：

“他年轻时当过警察，取字警魄。后来警察不当了，警魄的字也不用了，遂从‘警’字中取一个‘文’字，从‘魄’字中取一个‘白’字，故字‘文白’，看来他还是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接着，江渭清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在谈了1957年的台风给江苏带来的巨大损失后，毛泽东为了缓和气氛，插话说：

“你们要知道，台风有时也有好处呢。楚汉相争时，刘邦从关中出兵，一路上很顺利，一直打到徐州，正在和文武官员置酒高歌的时候，项羽突然率领3万精骑来袭，刘邦措手不及，大败，落荒而逃。项羽尾追不舍，正在万分危急的的时候，忽然阵前刮起一阵巨大的台风，顿时飞沙走石，天日无光，刘邦才得侥幸保全性命，逃回洛阳去了。”

这一席话使在座的人深受启发：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要学会辩证地看问题，辩证地分析事物。毛泽东在江渭清汇报了工作以后，谈到了军队的改革问题，他说：

“当官不当兵，不到连上来，怎能知道兵的情形？基层的情形？怎能指挥他们？”

专列到了南京，正在主持召开军区代表大会的许世友前来迎接毛泽东。毛泽东问：

“你们对于各级军官每年下连当兵怎么看？”

许世友说：

“我们一定这样办。”

毛泽东又问：

“你们正在开会，好不好对此做出决议？”

许世友说：

“当然可以，我们也正准备这样做。”

9月21日晚，毛泽东边吃晚饭边听汇报，他对血吸虫的防治问得最详细。最后他说：

“这种病对人民群众的危害非常大，一定要从根本消灭它。如果1000万人患了，就有9000万人受威胁，如同我们现在10个人一桌吃饭，其中1人得病，其余9个人也会受到威胁一样！”

是日晚，毛泽东一行人由南京坐专列经上海去此次视察的终点站杭州。

张治中在南京时经过一整天的紧张活动，在11时就睡了，睡梦正酣，叶子龙来说：

“主席有请。”

张治中忙连披衣到毛泽东的车厢里去。毛泽东正在看书，连张治中走进来都没有察觉。张治中站在毛泽东身后问：

“你这样聚精会神地看，是什么书？”

毛泽东说：

“这是有关炼钢铁的书。”

“连这种技术性的书你也要看么？”

“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我的知识面还太窄，必须时常补补课。你是人大代表，也该看。”

毛泽东看着张治中睡眼朦胧的样子，问道：

“你大概是大梦初醒吧？”

“刚睡不久。”

张治中说着，一看手表，快凌晨1时了。

原来，毛泽东是要利用经过上海的机会，约张治中一同去视察上钢一厂。

毛泽东在视察中，谈到了钢铁生产问题。他说：

“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9月22日凌晨3时，周恩来用电话将一份关于金门作战方针的报告及他的请示传给毛泽东。周恩来在报告上写的是：

“在目前形势下，对金门的作战方针，仍以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海空炮联合作战确不宜配合很好，且有触及美舰美空军的可能。我实施对金门轰炸更不适宜，因为这样做，恰好给蒋介石空军以轰炸我大陆的机会。目前，美军还在控制蒋帮空军不许其轰炸我大陆，其原因是摸不透我空军会炸何地：金门还是台湾？既然美方还摸不清我方轰炸动向，我就以不促成蒋空军向我大陆轰炸为有利。如蒋轰炸大陆，而我只炸金门，反而示弱，所见对否，请示。”

毛泽东看罢周恩来传来的信，立即回复道：

“你9月22日3时对金门作战方针问题上的批语是很对的，即照此办理，使我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9月22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即将到达杭州站了，他对张治中说：

“杭州是大家多次到过的，你的观感如何？”

张治中说：

“建国后经过整顿当然不错。”

毛泽东说：

“杭州有两大缺点：一是湖水太浅，水草太多。二是坟墓太多，与鬼为邻。不过，我虽然批评它，还是喜欢它。”

他还对张治中叙述了过去如何游北高峰、南高峰，风景如何美好。张治中闻之动容，不经意间，又问道：

“有滑竿上山吗？”

毛泽东想起他们二人谈到上黄山张治中说坐滑竿的事，心中有些不快，但他还是微微一笑，用手指着自己的双腿说：

“我有这一副滑竿！”

张治中话题一转，对毛泽东说：

“您经年累月没有很好休息，这次到杭州多休息几个星期吧。”

毛泽东说：

“看情况吧。我只要睡3天就可以恢复过来，最多5天。”

停了一会儿，他又笑着说：

“这几天怎样活动，你自己安排，我们暂时‘分道扬镳’吧。”

欲知毛泽东在杭州的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关于坐滑竿的话题，毛泽东每次听了都不高兴，张治中很不理解。在张治中看来，坐汽车、骑马与坐滑竿都是代步，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坐汽车、能骑马，就不能坐滑竿？应该说，单从形式上看，坐滑竿与坐汽车、骑马都是代步。但从本质上说，两者是有差别的。张治中作为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毛泽东眼里，坐滑竿是骑在人民头上。人家汗流浃背，你却安静悠然地欣赏风景，这是不人道的，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与资产阶级革命家在认识和对待劳动人民方面的不同之处。

第61章 1958年9月22日—

“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

话说毛泽东到了杭州站，浙江省党政领导人都来看望他。毛泽东为张治中一一作了介绍。第一个是书记江华，毛泽东说：

“他不姓江，原名黄春浦，江华是干革命时取的。”

他介绍书记霍士廉时说：

“是霍去病的霍，霍去病在汉代名声功劳最大，不幸27岁上就死了。霍书记大概是霍去病的后裔吧？”

在介绍到副省长吴宪时，毛泽东不无认真地说：

“此人口气真大，口衔天宪！”

一句话把大家逗笑了。

1958年9月22日，刚刚于9月19日宣告成立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阿巴斯总理致电周恩来，请求中国承认他们。

周恩来接到这个电报非常高兴，但考虑到中国与苏联的微妙关系，认为必须妥善处理，便与彭真、陈毅、张闻天、廖承志、刘宁一和章汉夫商量一番，写信向毛泽东请示说：

“拟先由陈毅同志约苏联代办安东诺夫一谈，告以我国决定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但不去询问苏联政府的态度。”

毛泽东看过周恩来的来信，当即挥毫复函：

“同意对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处理，我国必须早日宣布承认它，并着手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

9月23日，刘少奇在与南通干部的座谈会上说：

“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1万人开矿，1万人运输，1万人炼铁，有3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

9月23日晚，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关于土高炉问题，他说：

“现在困难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化点钱学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这不是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是什么浪费呢？不算浪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

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报导了刘少奇9月16日至18日在河南视察的情况。报导中说：刘副主席在9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

9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看到了中宣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陆定一发表在9月1日《红旗》第7期上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随手在《红旗》封面上给江青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江青：陆定一的文章很好，必须看，至少看2遍。 毛泽东

早在8月下旬的时候，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曾在其中加写了两段文字，他写的是：

“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

“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是要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结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全面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

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全文如下：

自中共中央1957年5月10日发布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和1958年2月28日发布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以后，全国有近百万干部下放到农村和工矿企业参加体力劳动，同时，全国广大在职干部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地参加了各项体力劳动，这样，大大地增强了党、政府、军队、人民团体以及很多企业、事业机关同劳动群众的联系，有效地改进了干部的思想作风。由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在群众中出现，因而进一步改善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提高了广大劳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加强了他们对于干部的信任和爱戴。这是形成我国今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一年多以来的事实证明，干部和群众、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必须打成一片，也能够打成一片，对于这一点的任何忽视和怀疑都是错误的和危险的。目前国家干部队伍有几百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有几千万人，他们的思想、生活作风影响着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这个队伍完全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认为除了一部分干部已经下放到农村和工矿企业进行劳动锻炼以外，今后主要应当使全体在职干部每年都分出一定时间去参加工农业劳动生产。现在决定：

一、各机关、部队和各企业、事业单位的全体工作人员，除年老有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或者只能参加轻微的体力劳动的以外，每人每年必须用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二、各单位对于所属工作人员怎样参加体力劳动和怎样保证做满至少一个月，应当根据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定出计划，做好安排，以便在不影响工作的条件下迅速执行上述决定。

三、中共各级党委和各级人民委员会应当在每年的6月和12月分别对本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情况作两次全面的检查，以便保证这一决定的完满实施。

9月2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召开电话会议，要求今后每天日产6万吨钢，10万吨铁，日运输35000车，并计划在9月29日放钢铁“卫星”，争取全国日产万吨铁的省有10个，千吨铁的县有40至50个，以迎接国庆，鼓舞士气。

再说张治中和毛泽东的活动分开后，他以为毛泽东真的要睡个3天5天了，可事后一问叶子龙、徐光禄，才知道毛泽东还是每天只睡4、5个小时，只有两天睡到6个小时。他每天批阅的文件，并不比在北京时少。

张治中则是在这几天里，梳理了跟随毛泽东视察的整个过程和比较详细的情况。

毛泽东出行，不喜欢乘飞机，他一般都是乘坐自己的专列。毛泽东的车厢内，有他自己的大木床和许多书。江青也有她自己的包厢。4节车厢供警卫员和工作人员使用，此外还有一个医疗室，一个餐厅和一个厨房。6部保密电话连接到中南海保安局。密电码每一个汉字编为一个号码——改变迅速——由一位精明的年轻职员全靠记忆处理密电，绝不留下片纸只字。所有的交通路线，毛泽东都可以随时停车。

毛泽东在此次视察过程中，往往是白天到工厂、农村、学校视察，夜间还要听汇报、开会、看文件，在旅途中又要读书学习，一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给张治中留下了“励精图治、宵旰辛勤”的深刻印象。

毛泽东习惯在夜间工作，他白天活动频繁，到深夜12时才开始审阅文件、开会、研究问题。毛泽东特别好学。9月10日在北京上飞机时，张治中就留心看到毛泽东的两箱书被搬上了飞机。一路上，毛泽东还沿线借书看。

在这几天里，张治中把自己从毛泽东视察以来每天的所见所闻，特别是根据毛泽东的言论行动，写成的日记，整理成册，约4万余字，题名为《真挚、亲切、爽快、率直、英明、伟大的人民领袖》。眼看此次视察活动就要结束了，张治中将他的日记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说：

“你的日记我是不看的，尽在吹我。”

张治中说：

“我的日记还是想请您看看，我想发表。”

毛泽东笑着说：

“我不看你就不能发表。”

“我有言论自由权。”

张治中振振有词。

“你写的是我的事情，我不答应，当然不能发表。”毛泽东稍稍停顿一下，又说：“萧三也写过一篇东西，我也曾不让他发表。”

张治中说：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说，希望你不要存在怕造成个人崇拜的戒心。你是中国的列宁，不是斯大林。你和列宁领导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推翻反动统治，取得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胜利。为什么说您不是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在继承列宁之后，由个人专断而发展到个人崇拜，越到晚年越发展，以致犯了严重错误。为了避免个人崇拜，应该注意采取民主的作风，经常保持谦虚、谨慎，应强调群众路线，应强调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在制定方针政策时，不能有独断专行的思想。看看今天中国的建设成就，的确是非常吸引人的，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善，人民群众自然也就流露出对领袖的厚爱之情。我写的都是亲身见闻，是实事求是的，有一句说一句，没有一点夸大。你看了之后能不能发表再说，如果既不看又不让发表，那我不服。”

毛泽东见他如此坚持，只好说：

“好，我再考虑考虑，但是你只能说服，不能压服！”

9月29日，毛泽东、江青和张治中一行回到了北京。张治中在与人讲起他陪同毛泽东视察的感受时，连声称赞：

“如处春风化雨之中。”

9月30日，《人民日报》以《刘少奇同志视察江苏城乡》为题，报道了刘少奇9月19日至28日在江苏视察的情形，报道中说，刘少奇在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5个条件时，其中说道：“第四，改善社会劳动组织。例如，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转变成规模较大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农村劳动组织大进一步的改进，这种改进，大大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调配，大大有利于农村生产的发展。又例如，实行郑州提出的‘男女换班，老少换班’，即：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壮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够各自担任自己力能胜任的工作。”

报道中还说，刘少奇在江苏常熟视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他问和平公社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粮食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公社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提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皓江在汇报中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来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听后说：“这两句话，两个心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

9月30日下午，毛泽东的秘书通知吴冷西说：

“主席找你有事。”

吴冷西马上赶到中南海丰泽园，走进菊香书屋院内的东厢房。毛泽东一个人正在书房里看字帖，见吴冷西来了，便招呼他坐下，说：

“我此次考察，看到了各地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尤其是大办钢铁、大办民兵，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

“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毛泽东对那种以为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是不正规、农村习气和游击作风的意见进行了批评。他还说：

“我为新华社写了一篇我巡视大江南北的新闻稿，稿子正在打字，稍等一会儿就好。”

“这次特别请张治中将军一起视察。张治中将军原是蒋介石的亲信，1949年国共和谈破裂后站到我们这边来的。张治中在沿途视察时除了关心工农业飞跃发展外，还特别关切台湾海峡的形势。他对我们迟迟不登陆金门很不理解，主张这次解放台湾，即使做不到，也无论如何要把金门、马祖拿回来。他说：这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其实，我们也不是不想拿下金门、马祖，但这个问题不单是同蒋介石有关，特别是要考虑美国的态度，切不可以鲁莽从事。美国人也害怕跟我们打仗。我们宣布12海里领海后，美国军舰开始不承认，多次侵入我领海线，但不敢驶过他们承认的8海里领海线。后来经我多次警告，美舰也不敢入侵我12海里线了。美国空军虽然有时也飞到大陆内地侦察，但在台湾海峡，美国飞机开始时经常侵入我领空，后来也不敢越过海峡的中线。有一次，美舰为国民党运输船队护航，向金门运送弹药、给养。当这个联合舰队抵达金门港口时，我下令猛烈炮击，美舰马上掉头逃跑，国民党船队遭殃。可见美国也是纸老虎。但是，它又是真老虎。目前美国在台湾海峡集中了美国所有12只航空母舰中的6只，重巡洋舰3只，驱逐舰40只，航空队2个，实力相当强大，不可轻视，需要认真对待。因此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

在华沙恢复的中美会谈，经过几个回合的互相侦察，大体上可以判断美国人要保台湾，但不一定保金门，而且有迹象显示，美国人企图以放弃金马换取我承认其霸占台湾。这需要研究对策。张治中将军的主张恐怕不宜采纳。《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现在要在宣传上来个暂停，待中央决策后再说。”

毛泽东话头一转，说：

“你们办报的要经常下去呼吸新鲜空气，记者、编辑要这样做，总编辑也要经常下去。”

他扳着指头说：

“今年你已经去过南宁、成都、武昌、北戴河，虽然都是去开会的，但总算下去了，以后还要下去调查研究。”

吴冷西说：

“我在5月间去河北、河南走了一趟，很有收获。当然还是走马看花。”

毛泽东说：

“要下马看花，不能老是走马看花。在北京当然也很重要，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是议政多的地方。办报要听到各方面的议论，写评论才能有所为而发。这方面你要学张季鸾。《大公报》从天津起家时，是由3个人的‘合作社’从别人手里接办的，这3人‘合作社’是吴鼎昌出钱，胡政之经理，张季鸾主笔。抗战前虽然不断有所发展，但在整个中国局势中没有多大分量。抗日战争是《大公报》的鼎盛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给《大公报》发挥其作用提供了条件。张季鸾以及继任的王芸生，在这方面的作用值得重视。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3人合办《大公报》时，相约只办报不做官，但后来吴鼎昌、胡政之都做官了，只有张季鸾没有官职，他却是蒋介石的‘国士’。张季鸾本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他在重庆经常来往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同陈布雷交往甚深，同时也常到曾家岩走走，到处打听消息，然后从中做他的文章。他办报素以客观、公正自夸，平常确也对国民党腐败加以揭露批判，但每到紧要关头，如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就帮蒋介石骂周恩来了。王芸生后来接他的班，在国民党发动内战前后，也是给蒋介石帮忙的，直到国民党崩溃前夕，才转而向我们靠拢。人们把《大公报》对国民党的作用叫做‘小骂大帮忙’，一点也不错。但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做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张季鸾这些人办报很有一些办法。例如《大公报》的星期论坛，原来只有报社内的人写稿，后来张季鸾约请许多名流学者写文章，很有些内容。我在延安时就经常看。《大公报》还培养了一批青年记者，范长江是大家知道的，杨刚的美国通讯也很有见地。这两位同志都在《人民日报》工作过。

我们报纸有自己的传统，要保持和发扬优良的传统，但别人的报纸，如解放前的《大公报》，也有他们的好经验，我们也一定要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过来。”

说话间，毛泽东写的新闻稿子打出来了，他要吴冷西看看有什么意见。吴冷西看到稿子的题目是《毛泽东同志向新华社记者的重要谈话》，稿子末尾还专门提到张治中将军陪同视察。吴冷西看完了稿子，说没什么意见。毛泽东便交代他说：

“今晚由新华社广播，《人民日报》在国庆节的头版头条登出。”

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社论中提出，要求全国日产钢6万吨。还说，只有这样才能完成1070万吨的任务。

10月1日上午，首都各界群众6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

72岁高龄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斯特朗是在9月22日第6次（新中国建国后首次）来到中国的。她一下飞机就被接到北京饭店的一套高级房间里。9月24日，周恩来为她举行了招待会。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与斯特朗亲切握手。毛泽东询问了斯特朗的健康情况，对她的到来表示欢迎。毛泽东还说：

“如果我们当时知道需要这么长时间你才能回到中国，就不会叫你离开延安了。”

说话间，阅兵式开始了。受阅部队有军事学院、步兵学校、工程兵学校、坦克兵学校、航空兵学校、海军学校、水兵、摩托车、伞兵、炮兵、坦克、空军、民兵等，共有7856人，分为35个方（梯）队，其中29个地面方队，6个空中梯队，93架飞机。

在基干民兵队伍中，许多人是来自太行山、白洋淀等革命老根据地的民兵杀敌英雄，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用土枪、土炮、“铁西瓜”打败过敌人。他们行进在天安门前，全部装备着新式步枪，精神焕发，步伐整齐。

此次阅兵历时50分钟。全民皆兵的“战争火药味”和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的“大跃进”气氛都很浓。

10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与斯特朗在天安门城楼上握手的大幅照片。自此以后，斯特朗便定居在中国。

10月2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蒙古、苏联、波兰6国共产党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今年我们才知道以钢为纲这一条。你把钢铁搞起来，其它东西都可以跟上来。”

毛泽东还谈到了反面教员的问题，他风趣而又辛辣地说：

“有一个蒋介石比较好，是不是？你们觉得有一个好还是没有好？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噢！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不拿薪水，美国人发薪水给他，我们一个钱都不花，可是他给我们当教员。”

他又说：

“杜勒斯现在很不好办，他搞得很被动。人们责问他，为什么管到金门去呢？”“全世界除了杜勒斯，都说金门是中国的岛屿，金门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所以他现在搞得很不好办事啦！我们还要继续使他难办，使他继续处于困难地位。不要轻易饶他！不要轻易让他溜掉！在这个地方大概他一时也相当难溜。”

在国庆节期间，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还接见了各地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新疆和田的农民劳动模范库尔班·吐鲁木老人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毛主席，您好，新疆人民都想念您！”

毛泽东微笑着也向库尔班问好，并嘱咐他回去后向新疆人民问好。

不久前，库尔班曾准备骑着小毛驴，带着两个精心培育的大甜瓜，到北京来看望毛泽东。他对村干部说：

“毛主席是我们维吾尔族的大恩人，我有件心事，想骑着小毛驴去看望毛主席。”

村干部对他说：

“毛主席远在北京，你骑着小毛驴恐怕不行，我们把你的想法反映给自治区领导吧。”

那时候自治区正要组团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王恩茂、陶峙岳等自治区领导人闻知此事，便决定让库尔班一起去北京看望毛泽东。消息很快传遍了家家户户，大家都来向库尔班老人表示祝贺。库尔班老人被接到乌鲁木齐，登上了飞机。老人家带着两个大甜瓜，手里还拿着一个小布包，始终不肯放手，里边装着他准备送给毛泽东的杏干、葡萄干。库尔班坐在飞机上，心急火燎地问旁边的人：

“飞机怎么这么慢？还没有我的毛驴跑得快么！”

10月3日、4日两个晚上，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与会者们重点分析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9月30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及蒋介石10月2日对美联社记者的谈话。

杜勒斯在9月30日的谈话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台湾当局“双方放弃使用武力”。他说，如果在台湾地区“有了可靠的停火”，在金门、马祖保持大量部队就是“愚蠢的”，“不明智的”，“也是不慎重的”。他还说，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记者问他：“如果中共方面做出某些让步，那么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变？”杜勒斯说：“我们在这方面是灵活的。”“如果我们必须应付的局势有所改变，我们的政策也会随之改变。”

而蒋介石在对美联社记者谈话中则宣布：杜勒斯的谈话只是“美国单方面的声明”，国民党当局“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

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首先说道：

“侦察任务已经完成，问题是下一步棋该怎么走，请同志们发表看法。”

周恩来分析说：

“杜勒斯的讲话，表明美国想趁目前这个机会制造两个中国，要我们承认不用武力的义务。以此为条件，美国可能要台湾放弃所谓‘反攻大陆’的计划，并且从金马撤退。杜勒斯这个政策，一句话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同我们最近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侦察美方底牌的情况是一致的。美方在会谈中说的甚至比杜勒斯更露骨。”

刘少奇、邓小平认为，在台湾海峡对峙中，双方都比较谨慎。我们在八九月间的火力侦察是对的，迫使美国人不得不考虑怎么办。同时，我们只打蒋舰，不打美舰，海空军都严格遵守对美舰、美机不开火的命令，这也是谨慎的，克制得当的。在宣传上我们大张旗鼓地谴责美国侵略我国领土台湾，抗议美舰美机侵犯我领海领空，不仅动员了全国人民，而且动员了国际舆论，支持了阿拉伯人民，也对美国当局造成强大压力，这是做得对的。

毛泽东说：

“对于杜勒斯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他自然坚持他是正统，我是匪；都不会放弃使用武力，他念念不忘反攻大陆，我也绝不答应放弃台湾。但目前情况是，我们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能解放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陆’连杜勒斯也说‘假设成份很大’。剩下的问题是对金、马如何处理？蒋介石是不愿撤出金、马的，我们也不是非登陆金、马不可。可以设想，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的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我们一打炮，蒋介石就要求美国人救援，美国人就紧张，担心蒋介石给他闯祸。对于我们来说，不收复金、马，并不影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光是金、马蒋军，也不至于对福建造成多大的危害。反之，如果我们收复金、马，或者让美国人迫使蒋介石从金、马撤退，我们就少了一个对付美、蒋的凭借，事实上形成两个中国。”

大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设想，让蒋军继续留在金、马，使美国当局背上这个包袱，时不时踢他一脚，让他提心吊胆。周恩来说：

“美国可能在中美会谈中提出3个方案：第一，要我们停止打炮，蒋方减少金、马兵力，美方声明金、马在美、蒋共同防御范围之内。第二，要我们停止打炮，蒋方减少金、马兵力，美方声明共同防御限于台澎。第三，要我方停止打炮，蒋方从金、马撤退，双方承担互相不使用武力的义务。3个方案都不能同意，因为三者的实质都是制造两个中国，使美国霸占台湾合法化。中美会谈继续下去有利，可以拖住美国人，力求避免美方或其他西方国家把台湾海峡问题提到联合国去。对亚非朋友也要把问题讲清楚，免得他们不明真相，给我们帮倒忙。”

毛泽东说：

“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但打也不是天天打，更不是每次都打几万发炮弹，可以打打停停，一时大打，一时小打，一天只零零落落的打几百发。但我们在宣传上仍要大张旗鼓，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金、马打炮是中国内战的继续，任何外国和国际组织都不能干涉。美国在台湾驻扎陆空军是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美舰云集台湾海峡是蓄意制造紧张局势，都必须完全撤退。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反对美国霸占台湾合法化。我们和蒋介石通过谈判解决金、马以至台、澎问题。

以上这些原则，在舆论宣传上可以鲜明提出，在华沙会谈中可以外交辞令些，但也不离原则。所有这些，都要在我政府发表正式声明之后才公开宣传。《人民日报》目前可以‘停火’几天，准备充足弹药，一声令下就排炮轰击。”

10月5日早上8时，毛泽东写信告诉彭德怀、黄克诚，暂停炮击金门。

此时，金门在福建前线炮火封锁一个多月后，海上补给线已经完全切断，粮食供应已经发生危机，弹药也耗费得差不多了。所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中写道：

德怀、克诚同志：

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10月6、7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我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做道理。空军必须防卫，但不出海。还有一事：两天中，不要发表公开声明，因为情况如何，尚待看清。以上请即令行。或者即以此信转发叶飞、韩先楚。此件处理后，送总理一阅。

毛泽东 10月5日上午8时

10月6日凌晨1时，毛泽东写出了一篇策略性、政策性极强的绝妙文章：《告台湾同胞书》。

凌晨2时，毛泽东给彭德怀、黄克诚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昨天我说不发声明，看两天再说。随后想了一下，还是先做声明为好，所以有告台湾同胞书。此件即将发出，请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多播几次，为盼！”

这一天，由毛泽东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同时由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对外广播。毛泽东在《告台湾同胞书》中写道：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内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

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9月30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到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13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

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30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 彭德怀 1958年10月6日中午1时

这份文告一发表，台湾当局和美国人一时乱了手脚，他们都摸不清中国共产党的意图，一会儿说是骗局，一会儿说是心理战，是要挑拨美蒋关系。

10月7日，杜勒斯说：

“中国共产党人在经过6个多星期的残酷和不停顿地炮轰之后，现在说，他们将保持一个多星期的人道主义的和平。对这个声明作出评价是不容易的。这是美国一直极力祈求的，而且如果他们又要恢复战斗，这个事态发展肯定会使中国共产党人受到全世界的谴责。”

美国政府除了对这一文告公开表示欢迎外，同时又要挟中国必须接受他们的所谓“永久停火”。

10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与会者都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后反应强烈，有些西方报刊甚至说，这是台湾海峡两方关系以至中美关系发生戏剧性变化的预兆。美舰已停止护航，也不再入侵我金门领海。只有国民党国防部认为这是共产党的诡计。毛泽东问吴冷西：

“《人民日报》的社论准备得怎么样？”

吴冷西说：

“已写好一篇专攻美国人的。”

毛泽东说：

“先要做国民党的工作，要写一篇着重对蒋介石说话，同时也给美国人出难题。可以说明并非诡计，阐述我对台的一贯政策，这次是又一次伸出手来。还可以挑一下美蒋关系，说寄人篱下不好受，搭美国船不可靠。然后批杜勒斯的所谓停火，要美国人过五关：停止护航，停止侵犯中国领海领空，停止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从台澎撤退美国全部武装力量。

你今天晚上写好，我夜里等着看。你不必等散会，现在就去写。”

吴冷西在午夜过后赶出了社论初稿，排出清样送给毛泽东时，已经是9日凌晨3点了。毛泽东立即审阅和修改了社论，他将社论的最后一段改写为：

“看来，问题尚有待于观察和考验，离解决之期尚很远。帝国主义到底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到底是反动派。且看一看他们究竟怎样动作吧！”

改写完了，他又在清样上批道：

“不算好，勉强可用。毛泽东10月9日6时”

吴冷西在9日上午收到毛泽东退回来的社论稿，又接到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打来的电话说：

“主席交代，要把杜勒斯8日宣布美舰停止护航加进社论中。并说发表时间可以推迟一天。”

他看了毛泽东的修改稿，感到社论原来的题目很不醒目，就依据毛泽东改写的最后一段最后一句，把题目改为：《且看他们怎样动作》。

由于这篇社论题目特别，吴冷西又是用了接近毛泽东那篇《告台湾同胞书》的文体风格，所以社论在10月11日发表后，曾被人们误认为是毛泽东的大手笔。

10月10日，毛泽东看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9月15日发表在上海《解放》半月刊第6期上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要求《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张春桥的文章。

吴冷西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便组织人进行了讨论，尔后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在转载时可否将编者按写得留有余地。

10月11日上午10时，毛泽东复信给吴冷西，他写道：

冷西同志：

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6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它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 10月11日上午10时

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此前曾多次讲过，所以他对张春桥的文章非常重视。后来在10月13日，《人民日报》以醒目的位置发表了毛泽东11日上午撰写的编者按和张春桥的文章。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曾记载了他在1966年4月和张春桥会见的情形，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作了比较好的注释。《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他那时住在康平路，房子不错，但他家里摆设却很简朴，空空荡荡的，除了书，就是一个旧桌子。他那时已经是市委书记处书记了，没有想到还是很朴素。我问，你们华东局这么艰苦？其他领导的家里也是这样？他说，马天水家里更破旧，还不如我。不过，他告诉我，陈丕显他们家里就不一样了。我虽然没去看过陈丕显的家，但我可以想象。在中南海，我知道主席那里破旧，董老(必武)家也破旧，总理家里不旧，但也不豪华。刘少奇的家里就豪华了。陈伯达家里也很讲究；田家英家里宝贝很多；胡乔木家里也比较阔气。说实话，当时，我心里是比较反感那些家中摆设富丽堂皇的干部的，觉得家里朴素的干部一般都是好干部。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问题。谈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比较能够理解他的思想。他说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并不是从法律意义上讲的，主要是讲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限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主席也最怕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最怕党内产生一个新生的特权官僚阶级。怎么限制？只能从经济上加以限制，从权力上加以限制，从制度上加以限制。一些旧的东西，像工资差别，八级工资制，如果处理不当，不加适当限制，任其扩大的话，就会成为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级别本身就是一种法权。我是上级，是领导；你是下级，是被领导，我就该比你多拿，这就是法权。当然，共产党是承认有一定级差的，根据各人贡献的大小，有一定的收入差别，有人多拿一点，有人少拿一点。但是不允许过度扩大这种差别，不允许产生一个特权阶级。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有这么一条，要从工资待遇上防止人民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我跟他讲，我是这么來理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他说，你理解得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也找不到多少能理解我的人，只有主席、柯老等能理解。”

10月11日，毛泽东就卫生部党组9月25日向“毛主席并中央”报送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给杨尚昆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尚昆同志：

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至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副部长——笔者注）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 10月11日

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全文如下：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6亿5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

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的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6亿5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统统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国防部长 彭德怀 1958年10月13日上午1时

此前，毛泽东在起草《命令》的同时还起草了一个《再告台湾同胞书》，因他改变了思路而没有发出。《再告》中是这样写的：

“自从美帝国主义占据台湾以来，形势已经改变了。美帝国主义成了我们的共同敌人。国民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和你们还是敌对的，但这种敌对，较之民族矛盾，已经降到第二位。几年前，周恩来总理即向你们建议谈和，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和谈胜利妥恰成功，则我们两党又可以化敌为友。我们建议：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全体军民同胞团结起来，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政策，减少你们的内部摩擦，一致对付民族敌人。

你们的一位军事发言人说，停火7天太短，没有码头，全靠手搬，供应不了许多东西。这是实情。”

“请你们读一读《鲁仲连传》好吧。美国就像那个齐湣王。说到齐湣王，风烛残年，摇摇欲坠，他对鲁卫小国还要那样横行霸道。六朝人有言：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现在是向帝国主义造反的时候了。”

再说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定居在香港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

曹聚仁是于10月11日到京的，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短信中说：“曹聚仁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他，待酌。”

毛泽东在会见曹聚仁时，作陪的有周恩来、李济深、程潜、张治中、章士钊、童小鹏等人。他与曹聚仁之间的部分谈话内容如下：

毛：“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保住金门、马祖的方针，如果蒋介石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到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金、马部队不要起义。没有吃的时候，我们就不打炮，让他备足粮弹。但以后还有可能打一点，只不让它损失太大，不打蒋介石也是不好办的。”

曹：“台湾有人问，将来生活方式怎么样？”

毛：“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但是美国不要他时，蒋可以来大陆，来了就是大贡献，就是美国的失败。吴佩孚失败后不出国，不住租界，就是好的。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它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

此时，蒋介石的“总统”任期已将届满。毛泽东说：“蒋介石为什么不再做‘总统’？我们都是‘拥蒋派’，问题是美国要整他。我们不同美国谈台湾、澎湖，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大陆这么大，台、澎、金、马只是一大点点几小点点，让他们在那里搞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天天吹反共，我们也天天吹收复，商量好。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那一套。一不要整风，二不要反右，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就是伟大胜利。”

周恩来插话：“美国企图以金门、马祖换台湾、澎湖，我们根本不同他谈。台湾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湾的小三角团结起来，最好是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

章士钊插话：“如果这样，美国对台湾的援助会断绝。”

毛泽东马上说：“我们全部供应，那有几个大钱？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们不压迫他们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要等到美国踢开他们的时候，才有可能同我们结合。现在公开谈判也不利，只能吓唬美国人。”

最后，毛对曹说：“你还是做个自由主义者好，不要红了，要有点保护色。”

10月14日下午，毛泽东到达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调研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随同毛泽东调查的还有张春桥。

10月15日下午，毛泽东同天津市委、河北省委负责人继续谈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

此一时期，全国大炼钢铁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0月7日至9日，冶金工业部在天津召开全国地方炼钢现场促进会。会议介绍了天津新兴钢厂土法炼钢的基本措施和操作经验，研究解决了转炉炼钢的若干技术关键问题和操作方法。会议提出了保证炼钢翻一番，必须一手抓铁、一手抓钢的口号。10月11日至16日，冶金工业部在河南商城县召开全国土法炼钢现场会，介绍了河南商城地区和郑州地区的土法炼钢经验。10月15日至21日，全国各地开展钢铁生产周，把炼钢生产的群众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钢的日产量达到10万多吨，生铁的日产量达到37万多吨。

10月16日凌晨，毛泽东写信给田家英说：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字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时清还。

毛泽东 10月16日

10月16日下午及17日下午，毛泽东召见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及徐水、安国、唐县、正定4个县委的负责人，听取汇报。

毛泽东还把河北省省长刘子厚从邯郸叫到天津，问他：

“你到徐水去了没有？”

刘子厚回答说还没有。毛泽东笑着对他说：

“你去徐水调查一下吧。”

“调查什么问题？”

“你想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

“用一个星期行不行？”

“用不了，3天足够了。调查完了到北京向我汇报。”

10月17日下午6时，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10月19日清晨7时，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伯达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3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21日刘子厚同志的报告。集中精力在卫星公社调查7天至10天，为杭州会议准备意见，很有必要。可带李友九去帮忙。如同意，请告叶子龙同志，为你们调1架专机即飞郑州。

毛泽东 10月19日上午7时

过了半个小时，毛泽东又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调查组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并建议把胡绳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

此时，陈伯达正在山东范县蹲点，制定了一个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的规划，规划提出要取消商品生产，实行无偿调拨物资。后来，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就和张春桥去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形，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告台湾同胞书》中写道：“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后来到了七十年代初，美国总统尼克松抛弃台湾蒋氏集团，亟不可待地访问中国，拜会了毛泽东，在中美联合公报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毛公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

还有，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也堪称妙文！这道命令，不仅发给了福建前线部队，而且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发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倒不如说是故意说给台湾人民、台湾当局和美国人听的。命令中说：“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你看，这样的妙言妙语，真叫人百读不厌！

另：叶永烈在其《四人帮全传》一书中，论及1958年10月19日上午7时毛泽东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要陈伯达和张春桥一块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时曾断言：“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文件批示中，提到张春桥的大名——显然，那是因为张春桥的‘成名作’（指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给他留下了印象”。其实，叶永烈还不知道，毛泽东在此之前，就曾在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上作过一个批示，他写的是：“美妙如一首诗！我们的秀才伯达、春桥可否去看一看？”由此可见，对于历史问题也应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决不可妄加臆断的。史学工作者能不慎乎？

第62章 1958年10月19日—

“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

话说1958年10月19日夜，美国海军船坞登陆舰“橡树山”号、驱逐舰“麦克凯恩”号、“汤马逊”号、“科格斯威尔”号，竟然放肆地侵入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护航，时间长达5个小时。

毛泽东为了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的坚强意志和说话算数的严正立场，决定提前于10月20日16时在福建前线恢复炮击。

10月20日中午，周恩来给毛泽东送来一份书面报告，报告中说：

“警告美国在金门海域护航的新闻，已于今日12时半起广播，连续两次，中外文相同。新闻稿附后。国防部命令稿已写好，现送上请批阅后即退我，再以打字稿分送邓、陈、黄3同志核阅。厦门前线，一切准备好了，已分别以电话和文字命令下达，由克诚签发，并告以炮击只限于金门各岛的工事、阵地和滩头船只，不打民村、兵房和指挥机关，更不要误击美国船只。我空海军均不出动。国防部命令拟于3时广播，中外文语同时广播。以口头广播读完后，立即开炮。”

毛泽东读完了周恩来的报告，认真研究了《关于台湾当局在金门海域引进美舰护航必须恢复炮击以示惩罚的命令》。他在上面批示道：

“照办。”“口头广播后，隔一小时，或半小时，开始炮击，较为适宜。”

下午3时，《关于台湾当局在金门海域引进美舰护航必须恢复炮击以示惩罚的命令》以彭德怀的名义下达给福建前线部队。

下午4时，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以32个炮兵营又5个海岸炮兵连的火力，准时对金门实施了第5次大规模炮击。沉寂了14天的福建前线，顿时地动山摇，8800余发炮弹呼啸着直袭金门，击中国民党军“中”字号运输舰3艘、大型货船1艘、C-46型运输机1架、阵地及观察所10余处。国民党军被打得晕头转向，他们在70分钟后才开始还击。

10月21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到达台北访问。

《人民日报》编辑部就此写了一篇《咎由自取》的社论稿，评论说美蒋是在唱“双簧戏”。

毛泽东看了社论稿，批评说，这篇社论不适当地强调了美蒋一致。他要周恩来专门找吴冷西谈一次，然后另写一篇社论，重新评论蒋、杜会谈。

这天上午，周恩来打电话约吴冷西和乔冠华谈话，批评《人民日报》说的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中央的方针。他列举杜勒斯与蒋介石几次谈话的区别，对比台湾与美国报纸评论的明显不同，说杜勒斯访台是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人民日报》再写一篇社论，着重说明美国的阴谋和美蒋的争吵，可以点明蒋介石也不赞成搞两个中国。

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人民日报》的社论完全是书生气，对中央的方针理解片面，摇摇摆摆，不适当地强调了美蒋一致。这次杜勒斯到台湾去，是要从金马撤兵，以换取我承诺不解放台湾，让美国把台湾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蒋介石不答应，反而要美国承担‘共同防御’金马的义务。两人吵了起来，结果各说各的理，不欢而散。这完全不是唱双簧戏。”

毛泽东还说：

“美蒋关系存在着矛盾，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矛盾。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还有一点反美积极性。美国逼得急了，他们还是要反抗的。过去大骂胡适，罢黜孙立人，就是例证。因为他们捣乱的靠山是美国人。最近台北发生群众打砸美国大使馆更是例证。美国在台湾的驻军，蒋介石只同意美国派出团一级单位的兵力，不同意派师一级单位的兵力。我们炮打金门开始后，蒋介石只同意美国增加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而且驻在台南。

我前几天说过，我们同蒋介石有一些共同点。这次杜勒斯同蒋介石吵了一顿，说明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联蒋抗美。我们暂不解放台湾，可以使蒋介石放心同美国人闹独立性。我们不登陆金门，但又不答应美国人的所谓‘停火’，这更可以使美蒋吵起架来。过去一个多月中我们的方针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现在仍然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更可以宽一些，以利于支持蒋介石抗美。”

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说：

“‘断’和‘打’是相关的，既然‘断’要放宽些，那么‘打’也得放松。”

毛泽东说：

“我们索性宣布，只是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而且单日只打码头、机场，不打岛上工事、民房，打也是小打小闹，甚至连小打也不一定打。从军事上看，这似乎是开玩笑，中外战史上从未有过，但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这样打。

现在我们手里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打金马蒋军好办，但跟手里有原子弹的美国人打仗，就不是好办法。将来大家都有原子弹了，也很可能都不打原子弹。”

刘少奇、邓小平提出，是否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宣布双日不打、单日打。毛泽东说：

“恐怕有这个必要。”

他又对吴冷西说：

“前边说的那篇社论，要在正式文告后才发表。”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刘子厚关于徐水调查的汇报。刘子厚说，他在徐水县的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1亩白薯产量不过2000斤，却虚报成8000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说：

“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有多少就是多少。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傲起来，铺张起来，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

刘子厚汇报说，徐水把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在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他们已经宣布徐水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说：

“徐水县实际上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好，是徐水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有两种不同，一是和过去合作社不同，一是和国营工业也还不同。”

他还说：

“交换问题要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一部分是调拨性质，一部分是商品交换性质，还是货币交易。在分配问题上，不要把什么都包起来，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要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废除了，两方面不舒服，借钱的觉得对不起人，外借的也不舒服。这些账，我看还是以还为好。”

刘子厚汇报到徐水的家庭生活问题，毛泽东深情地说：

“要大中小结合，阴阳五行还要讲嘛！幸福院不幸福，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没有中小，只有阴阳，就没有五行了。”

毛泽东听说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事情时有发生，十分生气，他批评说：

“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大企业必须大搞群众运动》的社论。社论提出钢铁生产要展翅高飞，有两个翅膀，一个是大洋群，一个是小土群。必须反对唯条件论，大企业必须开展群众运动，必须推行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在党委的领导下，实行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的密切结合）的经验。

10月23日这一天，杜勒斯访台结束。经过多次争吵，美蒋双方签订了《蒋杜会谈公报》。《公报》中宣称：“在目前情况下，金门连同马祖的防务，是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务密切相关的。”杜勒斯的阴谋计划就此破产。

是日下午，毛泽东问身边的秘书林克：

“你知道人体内有多少重要的化学元素吗？”

林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对于国际国内的问题，敢于毫无忌讳地直陈己见，但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今天提出的这个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生理问题却被难住了，弄得他一时木讷。毛泽东见林克答不出来，就掰着指头，把十几种主要元素一一道来，言毕，竟流露出孩童般的得意笑容。他吸了一口烟，又把话题转到细菌上。他说：

“你看细菌是多么小啊，但它就是有那么一种从容不迫、坚决进攻、毫不在乎的精神。在任何庞然大物面前，它都无所畏惧。不管是厚厚的陶瓷、坚硬的钢铁，还是在沸水中、在零下几十度的低温下，它都不死，能够生存。我们是人，是万物之灵，难道还不如这小小的生物吗？”

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

社论根据刘少奇提出的“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一口号说：办好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有效措施，是培养农民集体生活习惯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一个关键问题。

社论还强调说：公共食堂要在全国农村和城市普遍建立起来，使之成为人民的新的生活方式。

10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周世钊在7月间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受任新职，思绪万千，于是他在10月1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的心理。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惇元兄：

赐书收到，10月17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事实，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些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

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12500公里，以圆周率3.1416乘之，得约4万公里，即8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8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吗？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则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

11月我不一定在京，不见也可吧！

毛泽东 1958年10月25日

这天晚上，毛泽东又以彭德怀的名义起草了第3个文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他写道：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将军是怎样死去的吗？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经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力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10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表10月16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蒋杜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没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国防部长 彭德怀 1958年10月25日

10月26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后来，杜勒斯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对毛泽东起草的《再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了一通议论，说什么打打停停、半打半停的做法，是“离奇的”，也是“不文明的”。

10月26日上午，毛泽东找吴冷西、田家英谈话。吴冷西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见田家英已经在座。他手里拿着吴冷西编辑好的毛泽东关于纸老虎言论的大样和按语。

原来在一个星期以前，毛泽东写信给吴冷西，要他将发表在《世界知识》上的《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在《人民日报》上予以转载，转载时可以另写编者按语，还要他就此与陆定一商量。吴冷西和陆定一商量后认为，毛泽东的论述还可以再增加一些，重写按语。于是，吴冷西就找田家英帮忙，增加一些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并一起草拟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按语，排出清样后，送毛泽东审定。

田家英将毛泽东修改过的按语交给吴冷西看。吴冷西看到毛泽东主要是对按语最后一段作了修改，还要求对其中的几段论述做一些调整。毛泽东见吴冷西看完了，就说：

“今天找你们来，是谈另一件事。我想派你们到地方上去做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地点我已经选好了，就是河南新乡地区的一个县和一个公社。你们各带几个助手，分别先后去修武县和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时间一个星期。我将在11月初离京去郑州，在那里开一个小会，作为12月初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的准备。你们11月5日在新乡搭乘我的专列去郑州。”

他还说：

“中国今年出了两件大事，一是大跃进，一是公社化。其实还有第3件大事，这就是炮打金门。大跃进是我发动的，公社化是我提倡的。这两件大事到8月间北戴河会议时达到高潮，但那时我的心思并没有全花在这两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早先是同赫鲁晓夫大吵了一顿，不久又炮打金门。我在这段时间想了许多国际问题，如戴高乐上台、黎巴嫩事件、紧张局势、封锁禁运，等等，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毛泽东转对吴冷西说：

“你们办报的要经常研究国际问题，多同一些有见解的人交换看法，慢慢形成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遇到国际上突发事件，就不致惶惶无主或临时抱佛脚，就可以抓住时机阐明我们的观点。

现在来谈国内问题，你们办报的也要心中有数。这就要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北戴河会议迄今已有两个月。国庆节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马看花，除了给你们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外，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3年进入共产主义。

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们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郑重地说：

“我的意思不是要你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你们照本本去宣传，而是想使你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

毛泽东说罢，停顿了一会儿又转换了话题，他说：

“在炮打金马过程中，我们和美国人都搞边缘政策。美国集中了那么多的军舰，而且侵入我领海，给蒋介石船队护航，但又从不开炮。我们也是1万、2万发炮弹那么打，美舰护航时更大打，但只打蒋船队，不打美舰队，不过炮弹就落在美舰附近，吓得他们掉头就跑。双方在台湾海峡对峙，同时又在华沙会谈。美国人在这个战争边缘，我们在另一个战争边缘，双方都在战争的边缘，都不越过这边缘。我们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人的战争边缘政策。

《聊斋志异》中写了很多不怕鬼的故事，其中有一篇名《青凤》，说的是狂生耿去病夜读于荒宅，‘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生笑，染指砚墨自涂，灼灼然相与对视。鬼惭而去’。你不怕鬼，鬼也无可奈何。炮打金门的经过也是如此。”

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你们要善于抓动向。看来现在还不大懂。美国人想从金马脱身，杜勒斯谈话就显露了这个动向，你们没有抓住。你们编辑部也不大会写文章。”

他拿出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以此为例，谈了如何写文章的意见。他说：

“1、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来，也可以说是破题。文告一开头就提出绝大多数人爱国，中国人的事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个思想贯穿全篇。整个文告，从表面上看，似乎写得很拉杂，不连贯，但重在有内在联系，全篇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中间虽然有穿插，但贯穿这个中心思想。《红楼梦》中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这样写的。

2、文章要形象化。文告中不说‘沿海岛屿’，而说‘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不仅仅说‘供应’，而具体说‘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这就形象地给人深刻印象。你们写文章偏于抽象，一般化，缺乏生动性，看了留不下具体印象。

3、文章要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两篇告台湾同胞书的文体就是这样。中国文字有自己独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样严格要求有主词、谓语、宾词。其实西洋人说话，也经常省去主词或宾词的。你们的文章洋腔洋调，中国人写文章没有中国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这可能是看惯了翻译过来的西方文章。其实翻译也有各种译法，严复的译文就是中国古文式的，林琴南的译文完全是意译，都和现在的白话文译文大不相同。”

说话间，已经时过中午，毛泽东留吴冷西和田家英吃午饭。餐厅就在北房5开间的中间堂屋，大师傅加了两个菜，一个是小砂锅炖狗肉，一个是红烧狮子头，其它4个菜是湖南腊肉，豆豉炒辣椒，西红柿炒鸡蛋，麻婆豆腐，都是毛泽东常吃的。比较特别的是一个莼菜汤，每人一个烤得半焦的玉米。毛泽东端起一杯茅台酒，请吴冷西和田家英共同干杯。之后吴冷西和田家英也端起第2杯酒，一同祝毛泽东身体健康。

吴冷西因为工作原因，很少到基层去。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是难得下去走走。早在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时，有的省市负责人向毛泽东要求把田家英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与实践不一致的。”因此，他们二人都缺乏调查研究的经验。所以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向他们传授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的经验。他交代说：

“你们下去调查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你们下去不要张扬，冷西带的一组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家英带的一组用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

吴冷西和田家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0月28日带领调查组乘车南下，第二天就到了新乡。

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由郭沫若、张劲夫陪同，在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成果展览。竺可桢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毛泽东这次参观的大致过程：

“3时40分，毛主席来，先到3楼看人造卫星和自动控制等。至5点多始至2楼，限于时间故极匆促。由郭院长、张副院长等陪同环视生物学部、地学部和综考会展出部分一周。见地学部展出的广西喀斯特模型云，问传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模型却不好看。见大地构造模型，问了许多问题。见综合考察的吐鲁番模型，问火焰山是什么？6点半看毕回。”

毛泽东在参观中肯定了展出的科研大搞群众运动的成绩，他鼓励钱学森说：

“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10月2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陈毅、李富春《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的批示，全文如下：

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办、各部、委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同意陈毅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各有关地区和部门研究执行。

认真做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我国人民对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的人民应尽的国际义务。这对于增进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繁荣，发展我国同民族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和打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和扩张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随着我国经济、技术力量的增长和国际影响的扩大，我国援外任务势必日趋繁重，担负援外任务的部门和地区将会越来越多。中央要求凡是担负援外任务的部门和地区都必须本着大跃进的精神，认真、切实、按期地完成自己所担负的任务，决不应该借口国内任务紧迫而放松甚至挤掉援外工作。因为援外工作中的任何一点差错，都可能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影响。此点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主要对象，应该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还不够发达的兄弟国家和亚非地区已经取得民族独立或者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和平中立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我们应该根据对方的要求和我国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可能，给予他们适当的援助，加强他们的经济力量，为了使我国给予的经济、技术援助，能够迅速地显示功效，今后我们的援外工作，必须按照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采取因地制宜，以中、小为主和土洋结合的方法，帮助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我们援助他们的目的，不是造成他们对我们的依赖，而是帮助和推动他们自力更生。

援外工作是一项复杂和艰巨的组织工作。每一项援外任务完成的全部过程，不仅涉及援助国内许多部门和地区，而且同受援国家人力物力的动员，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只有坚决贯彻援外工作在国内、国外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扬分工负责和密切协作的精神，才能有效地、准确地保证每一项援外任务的完成。

关于我国援外工作的体制，即按报告中提出的原则进行调整。原有的援蒙委员会、援柬委员会和各援外工作的领导小组应该根据援助工作的情况，逐步移交有关部委，逐步取消。

中央 1958年10月29日

10月31日凌晨，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陈毅、黄克诚，他写道：

恩来、陈毅、克诚同志：

应将逢双日不打的地方加以推广，就是说，逢双日一律不打炮，使蒋军可以出来活动，晒晒太阳，以利持久。只在单日略为打一点炮。由内部通知福建实行，暂不再发声明。待有必要，再考虑发一声明。此事，请你们商量酌定。　

我今日下午南下。

毛泽东 10月31日上午2时

10月31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1958年11月1日下午，毛泽东的专列在新乡火车站稍作停留。

吴冷西和田家英一起上了毛泽东的专列，见到毛泽东正在听取新乡地委和几位县委干部的汇报。毛泽东叫他俩先行休息，待到郑州后再听他们的汇报。二人去后，毛泽东在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陪同下，继续同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和几位县委书记谈话，他对林县县委书记杨贵说：

“林县的杨贵，我知道你，听说你治水很有一套嘛！”

杨贵谦虚地说：

“我做得很不够，目前林县还有一些人吃不上水呀！”

毛泽东问杨贵：

“你们一天能炼多少吨钢铁？”

杨贵说：

“大约二三百吨，但绝大多数是硫铁，铁渣也不少。”

毛泽东又问：

“灰生铁有多少？”

杨贵如实地说：

“不到10吨，而且大部分是用回收的废铁和砸碎的铁锅投炉的。”

史向生、耿其昌见杨贵如此说，都捏着一把冷汗：眼下正是党中央发动全民炼钢运动的高潮，省里又在反右倾，杨贵实话实说，嘴上也不把着点门儿。毛泽东把目光投向四座，问道：

“杨贵同志刚才讲的情况，是不是带有普遍性啊？”

史向生见毛泽东发问，不敢再隐瞒了，只好说：

“据了解，各个钢铁基地现在炼出的铁大体都是这样。”

毛泽东轻轻地点了点头，问杨贵：

“林县有多少人？”

“60多万。”

“林县有林吗？”

杨贵回答说：

“山上土薄石厚，原有一部分自然林，这次大办钢铁砍了不少。”

毛泽东又问：

“办钢铁你们上了多少人？”

“地委让我们上15万人，我们目前只上了五六万。”

“五六万人怎么住啊？”

“都住在野地里。”

毛泽东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他说：

“五六万人住在野地里，生病的多不多？”

杨贵说：

“现在还不多，但已经有了苗头。”

毛泽东做了一个不赞成的手势说：

“天冷了，那么多人睡在野地里，冻病了怎么办？”

杨贵又趁机汇报说：

“林县兴修了水利工程，今年的秋粮作物获得了大丰产，可惜不能全部收回来……”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毛泽东追问道。杨贵说：

“精壮劳力出来办钢铁，庄稼顾不上收，棉花顾不上摘。群众住在野地里，大便都用棉花擦屁股，眼看着雪白的棉花被糟蹋了。”

毛泽东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史向生、耿其昌等人，严肃地指示道：

“好不容易修了水渠和水库，长了好庄稼，却没有人收。这怎么能行呢？大炼钢铁不能再上人了，已经上去的留下少数人建设小高炉，其他人马上撤下来！一部分人收庄稼，一部分人搞水利，要知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兴水利。”

11月2日，毛泽东到了郑州。

是日下午，毛泽东找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山西的陶鲁笳，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这5个省委第一书记，还有陈伯达等人，到专列上开会。一见面，他就面带笑容地说：

“噢，还是老人手。你们有什么新闻？”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了一番。陈伯达则汇报了他在河南调查的情况，讲到了要废除商品生产，以劳动券代替人民币等一些奇谈怪论。毛泽东听后沉默不语。

这一天，周恩来在北京接到毛泽东的秘书打来的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

“建议明日（逢单）大打1天，打1万发以上，对一切军事目标都打，以影响美国选举，争取民主党获胜，挫败共和党。同时使蒋军得到拒绝撤兵的口实，是否适宜，请加酌定。”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起草了广播稿，与有关人员商量后，确定了广播稿的内容如下：

金门群岛军民同胞们注意：

今日11月2日，是个双日，我们一炮不打，你们得到补给。明日，11月3日，是个单日，你们千万不要出来。注意，注意！

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奉命向金门同胞反复作了广播预告。

11月3日，福建前线部队集中33个营又1个连，对金门实施了第6次大规模炮击。

不久，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全文如下：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鉴于金门群岛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的良好反映，本部关于双日停止炮击金门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这4种军事目标的规定，现在宣告推广到其它一切地区的军事目标，逢双日都不打炮，打炮一律于单日行之。有些目标，例如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单日也不一定打炮，但你们的飞机、船只以不来为宜，免受可能的损失。禁止美国人护航，仍如历次文告所规定。周恩来总理两年以前即向你们建议举行和谈，合理解决国共两党历史纠纷，和平解放台湾地区，未获你们积极响应。美国人下死劲钳制台湾当局，不许他们和我们举行和谈，一心一意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人非常惧怕和平，非常惧怕国共两党重新接近，谈出一个和平局面来，妨碍他们孤立台湾和托管台湾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击破这个计划。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有一天甩掉美国人那只钳制魔手，派出代表，举行和谈。我们的和谈是真和谈，谈成了，内战就可以宣告结束，全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来的威胁，岂不是一件好事吗？美国人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团结、互信云云，讲讲而已，归根到底是靠不住的。尽管申明一千次，连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在美国人要把国民党置之死地的时候，国民党就会觉悟过来，和谈就有可能成功，对于这件事悲观是没有根据的。亲美派散布出来的一切悲观言论，希望你们最好不要听。

国防部长 彭德怀 1958年11月

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改变了主意，这个《三告台湾同胞书》就没有发出。

再说11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9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听取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这9个第一书记除了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5省外，还有：湖北的王任重，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吴芝圃汇报说：

“关于交换的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

陈伯达说：

“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70%，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70%。”

毛泽东说：

“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

陈伯达说：

“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

毛泽东说：

“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账。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曾希圣说：

“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生产粮食的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毛泽东说：

“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

毛泽东所说的西安会议，是指10月份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有人在会议上提出要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他接着说道：

“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

“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吴芝圃在汇报家庭问题时反映说：有人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毛泽东说：

“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

有人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了，应该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了，他指定由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4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负责。从4日起开始讨论，7日拿出初稿。

11月4日下午，毛泽东同9个省委第一书记及陈伯达等人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汇报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

“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吴芝圃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把“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这个题目改成为“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

吴芝圃在汇报他们议定的工业、农业发展指标说：十年内，钢产量达到4亿吨，机床1千万台，煤40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400斤、500斤、800斤，分别提高到4000斤、5000斤、8000斤，叫“新四、五、八”。

毛泽东听了这些吓人的高指标，说道：

“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3年之后。你这是内部盘子吧，不写在文件上吧？”

他又说：

“我们要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我看，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是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否定那个东西。”

毛泽东又说，因为要搞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可以进一步扩大会议规模，请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东北的欧阳钦、四川的李井泉，还有中央分管农业和工业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参加会议。

11月5日，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会议继续进行，新参加的人员有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吴冷西等人。柯庆施反映说：城市里有些混乱，市民提银行存款，抢购商品，怕废除票子。毛泽东说：

“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

史向生提到了“共产风”的问题，毛泽东说：

“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

史向生问道：

“人民公社到底是什么所有制？”

毛泽东说：

“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

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11月6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听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中央办公厅干部下放到荥阳的工作团的领导汇报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放心不下，反复问：

“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

大家没有反映问题，只是说好。毛泽东只好决定召开一个座谈会，说是要和基层的同志直接谈谈。于是，叶子龙就到了荥阳，把正在田野里弄土高炉、炼钢铁的十几个工作队员接到了郑州。这些干部带着一身煤黑和矿灰，上了专列。毛泽东、谭震林、廖鲁言同他们进行了座谈，没有想到，他们也是一片声的说好。毛泽东扭头看见了胡秀云，他盯着胡秀云问：

“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

胡秀云说：

“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毛泽东笑着说：

“你是不是吹牛呢？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嘛。”

大家一听都楞住了。胡秀云可能是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忽然也冒出来一句，她说：

“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还说是亩产400斤，到了早上就变成了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

许多人一听此言，脸色都变了。毛泽东仍然是一脸微笑，他望望吴芝圃，又望望谭震林和廖鲁言，说：

“你们到底是放卫星啊，还是在放大炮？”

众人都有些尴尬，谁也没有正面回答问题。正在此时，有人拿来了大食堂的面包，说是请毛泽东和大家尝尝。面包是用白面玉米面混合做成的，大家都说不错。送面包的人还说：

“社员们就是吃这种面包。”

11月6日晚上，毛泽东要吴冷西和田家英在他的专列上汇报调查的情况。吴冷西说：

“我先到的修武县，那里的县委书记提出了一些问题，他认为修武县虽说一县一社是全民所有制，但公社和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国营工厂和国家的关系，公社的产品不能全部由国家调拨，国家也不能供给公社需要的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提出：如果公社实行同国营工厂一样的全民所有制，那么，有两个问题他担心不易解决：一是遇到灾年，国家能否跟平年一样拨给公社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二是遇到丰年，国家能否全部收购公社的产品。这位县委书记既怕灾年饥荒，又怕丰年谷贱伤农。他还怀疑他们施行的低标准的供给制度，能否叫做按需分配。我说这只能算是勉强的温饱。”

毛泽东问道：

“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

吴冷西说：

“修武县同国家的经济往来主要有两种，一是纳税，主要是农业税即公粮，工商税不多。二是交换，主要是向国家交售统购的粮棉油等农产品，和向国家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种交换都是商品交换，现金结算。”

毛泽东说：

“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

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拨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于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按照县里的需要调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机械化，那么，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对供给制很关心，在田家英汇报时，他询问了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的具体内容，还说这样的低标准的平均分配，是否必要和能否持久。田家英说：

“七里营的十六包，是新乡地区包得最多的，但标准仍然很低。‘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菜肉不计，估计一年每人需42元。‘衣’一项是1年每人21尺布、2斤棉花、2双布鞋，共18元钱。医药费每人每年以2元为限。产妇补助1斤红糖、20个鸡蛋。殡葬和结婚各补助10元。看戏不要钱，今年只看了1次戏、6次电影。”

吴冷西和田家英都汇报说：有些公社实行军事化管理，搞集体住宿，男女老幼分开住，夫妻实行礼拜六回原来的家度周末制度，河南许多地方都这样做，并说这是因为中央负责人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毛泽东听了非常生气，他说：

“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毛泽东听说群众大炼钢铁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就说：

“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4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你们这次下乡调查才一个星期，但发现了坐在北京办公室里想都想不出的问题，是不是头脑比一个星期前冷静一些了？是不是发现许多实际做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头脑，善于看出运动中过激的苗头。

这次我派陈伯达到遂平去，他回来却向我宣传要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他过去到过寿张，很欣赏那里苦战3年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有些同志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但临到实际问题，马列主义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看来很有必要读一点书，我打算在郑州会议上同到会的同志一起读一本书，就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面读书，一面联系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边读边议，使大家头脑清醒起来。”

毛泽东又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做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我对报纸宣传还有一些意见，过几天有空时再谈。”

欲知此后的会议如何进行，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8年不知开了多少次会议，作了多少次报告？写了多少篇文章，跑过多少地方？多少次和部下促膝谈心，花费了多少心血？这一切努力，无非都是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断地促进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毋庸置疑，他确实是把大跃进作为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战役指挥的。如果他的战友们都能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邀功，不浮夸，做好每一个战术配合，那么大跃进将是一个多么辉煌的战役啊！可惜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如果。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毛泽东走得太快了，结果大跃进变成了他一个人指挥的战役，甚至可以说他是在和他的一些部下作战（你若不信，请继续往下看）。可是在毛公身后，却有人闭口不谈大跃进的伟大成就，而对于大跃进中某些方面的失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而至于把他们自己的错误强加在毛公身上，处心积虑地制造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冤案！

第63章 1958年11月7日—

“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

再说毛泽东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结束后，将这天晚上的中央工作会议从专列上移到了河南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人都来了，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提议由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新四十条的起草工作。并提议搞一个《郑州会议纪要》。他认为，四十条纲要，问题甚大，建议把时间拉长，将十年改为十五年，将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他提出3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第二、研究钢生产的指标。第三、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

1958年11月7日晚上，郑州会议在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

11月8日，邓小平主持补充、修改过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略作修改后，送还邓小平阅。

11月9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纲要四十条》有关内容发表了意见，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关于家庭问题，毛泽东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第二、关于商品问题，毛泽东说：

“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1950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第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说：

“有一些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但有一部分，则是应该保留的，如保留适当的工资制和一些必要的差别，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等。”

第四、关于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1967年要达到年产4亿吨钢。毛泽东问：

“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4亿吨钢？到1962年搞多少吨？”

有人回答说：1亿吨。毛泽东说：

“5年就增长3亿吨，怎么增法？”“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3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4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

第五、关于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说：

“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论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尔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上，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他还说：

“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我看还是慢一点好。”

毛泽东批评河南省提出的要4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说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11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问题的建议信。他在信中写道：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4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3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的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 1958年11月9日 于郑州

原先毛泽东提议起草的《郑州会议纪要》已经在11月7日形成了初稿，毛泽东连续改过了两遍，并把文件名称改成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11月10日，毛泽东先后在上午和下午发表了两次讲话，谈他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及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批评了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这些讲话实际上是对第1次郑州会议的总结。关于所有制，毛泽东说：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听说徐水县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最多也只是大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还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决不能把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来，把人民公社与国营工厂混同起来。不要像徐水县委书记那样急急忙忙往前闯。不愿划这条线的人，认为现在时间已到，已经上了天，集体所有制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是右倾。事实上，我们现在只是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制，农村大部分还是集体所有制。即使将来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搞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如国有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也还不能马上过渡到共产主义。”

“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还不是全民所有制。我国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共产主义社会。即使将来全国实现全民所有制，也不等于实行共产主义。”

毛泽东针对不要商品生产的错误思想，说道：

“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的觉悟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还高，是老大哥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我们的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如果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农民。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而是要大大发展。”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

“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即要打折扣。”“于是小心谨慎，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

“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商品生产就必然存在，并且极其有用。所谓商品，不光包括个人消费品，而且包括一部分生产资料。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之势，一提商品就发愁，就觉得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5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

现在有人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如果不实行商品交换，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陕西的农民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的调出来行吗？你如果这样做，马上就要打破脑袋。有些同志虽然没有像苏联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而他们说的却是要废除商品实行调拨。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如果照他们的意见去办，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

毛泽东带领与会者们逐段逐章的读斯大林撰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小册子，上午和下午都是边读边议。他还说：

“这本书，省委、地委的同志都要好好地读，都要研究，过去大家看了印象不深，现在应当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研究。现在有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干部头脑发热，有必要组织大家学习这本书和另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保持头脑清醒，否则，急于过渡，搞产品调拨，农民会起来造反的。”

毛泽东根据斯大林小册子的章节，发表了不少评论。斯大林在这本书里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是斯大林的一个重要观点。毛泽东提出了与斯大林相反的观点，他说：

“这个观点是值得研究的。在中国农业生产上，有很多生产资料还应是商品。只要有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存在，生产资料不可能不作为商品。”

他在谈到斯大林关于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必须具备3个基本先决条件这一观点时，说道：

“缺点是没有讲一个政治条件，没有讲用一套什么办法来实现这3个条件。”“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不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

“如果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定期的整风运动，没有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没有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的群众运动，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斯大林这3个先决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3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认为对书本还有个鉴别的问题，他在谈到对待书本的态度问题时说：

“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做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役，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评论，无不使与会者和党内外干部们大吃一惊，而且是耳目一新。

11月10日，秘书将新华社编印的第2504期《参考资料》，送到了毛泽东手上。毛泽东认真地阅读着。资料中有两篇题目为《美官员竭力污蔑我人民公社运动，但承认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南十分注意这一发展》。这两篇资料引用了合众国际社的电讯内容，其一是说：

“毛泽东已经使他的国家野心勃勃地执行过去从来没有执行的共产主义原则。这比苏联曾试过的任何办法要厉害得多，而中国的统治者们的成败，取决于这个办法是否成功。”

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在这些话下面划了横线，有的还画了着重号。他又在这则电讯的开头和旁边，写下了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一首诗：

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郑州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对陈伯达说：

“你马列主义没学好，你到广州去向陶铸同志学习！”

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在会议结束后返回北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会议精神。

11月11日，毛泽东在河南省委第2招待所召集新乡、许昌、开封、洛阳地委书记，还有商丘、登封、南阳等县县委书记，举行座谈会。

南阳县县委书记魏兆铭参加了座谈会。此前，魏兆铭曾精心准备了两本有关大跃进方面的汇报材料，没想到毛泽东一见到他就想起了京剧中诸葛亮的一段唱词：“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提出了一个让魏兆铭意想不到的在历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毛泽东说：

“南阳有个卧龙岗，襄阳有个古隆中。诸葛亮早年隐居处究竟是在南阳卧龙岗，还是在湖北古隆中，从明朝时候开始，持这两种不同看法的人就争论不休。顾嘉衡有一幅对联，评价了诸葛亮隐居处是在南阳或是在襄阳之争，他说：‘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你是南阳的父母官，你怎么看呀？”

魏兆铭虽然在南阳县工作多年，却从来没有关心过这方面的问题。他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我没有研究过，搞不清楚。”

毛泽东把话题转向了老百姓的生活方面，问道：

“现在社员们每个月能吃到多少油呵？”

魏兆铭回答说，每人半斤。毛泽东又问：

“能保证吗？”

魏兆铭一时语塞。毛泽东见他如此，就问道：

“你是南下干部吧，家中有几口人啊？”

魏兆铭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笑着批评他说：

“你这个同志啊！不知古不知今，只知家中几口人。”

11月11日晚上，毛泽东专门同遂平县委书记谈话，对公社的供给制询问得很详细。县委书记说：

“现在最苦恼的是全国来参观的人太多，每天少则500多人，多则3000多人，难以应付。”

11月12日，毛泽东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须做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他们带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和北京同志们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

11月12日下午2时30分，河南省的7位县委书记提前赶到省委第二招待所会议室，等待毛泽东接见。会议室里的摆设非常简单，中间是一排木制长桌，桌上铺着白色桌布，放着几个茶杯和茶叶筒，桌子一边及两端放着方木凳，另一边放着两把藤椅。7位县委书记并排坐在方凳上。等待接见的还有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戴苏理和史向生。

3点时分，毛泽东身着浅灰色中山装在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会议室，跟在后面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和农业部长廖鲁言。众人起立相迎，毛泽东微笑着挥手让大家坐下，自己也从容地在县委书记们对面的藤椅上落了座。他见这些县委书记都有点拘谨，便指着廖鲁言开玩笑说：

“农业部长来了，可有粮食吃啰!”

说得大家都笑了，会议室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毛泽东拿起吴芝圃事先准备好的名单点名，并同他们一一握手。毛泽东说：

“你们来自基层，工作很艰苦。你们直接和群众打交道，政策要通过你们去贯彻执行。你们最了解群众，最了解实际，最了解人民的生产生活。今天咱们在一块谈谈。”

他在座谈中第5个问到的是孟津县县委书记卫乃如。据记者范兴运等对卫乃如的访谈记载，毛泽东问卫乃如：

“你是哪里人？”

卫乃如回答说：

“济源县人。”

“干县委书记几年了？”

“5年。”

“孟津的历史你知道吗？”

“知道一些，说不很清楚。”

毛泽东转向众人说：

“孟津是个古县，历史上就是军事战略要地，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统一，军队在孟津过河的次数最多。武王伐纣，就是从孟津过河的。历史上有‘八百诸侯会孟津’一事。”

他又饶有风趣地说起伯夷、叔齐叩马而谏的故事。接着，他问卫乃如，孟津县的人民公社有多大？卫乃如汇报说：

“以乡为单位，平均4万人，下设管理区、生产队。”

毛泽东又问：

“公社以什么为基础？哪一级为核算单位？穷队富队关系怎样处理？如何分配？”

卫乃如说：

“公社就是以公社为基础，不分穷队富队，平均分配。”

毛泽东说：

“你们不要以为公社越大越好，不要把社会主义误认为是共产主义，不要把集体所有制误认为是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还是集体所有制。修武县委书记说：‘丰收了，国家把粮食调走，欠收了，再把我们包起来。’国家这么大，这么多人，怎么能包起来呢？目前不是全民所有制，穷队富队拉平是不对的，要按劳分配，要有合理差别，不要急于过渡，不要急于改变生产关系。”

他又问：

“孟津的公社这么大，一个公社4万来人，生产是怎么进行的？”

卫乃如说：

“群众都很听话，指向哪里就干到哪里，具体以生产队为单位来领导生产。”

毛泽东说：

“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不要违背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规律，不要随便打乱原来高级社的生产基础，要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生活，方便群众。要贯彻自愿互利的政策，不能剥夺群众的利益。还要注意群众的劳逸结合，每天工作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有人提出工作6个小时，我还不敢执行6小时工作制，那只是设想。”

他问到孟津县的粮食生产情况，卫乃如说：

“按农业发展纲要达不到，但是亩产有400斤（事实上那年孟津粮食产量亩产只有300来斤——原注）。”

毛泽东说：

“粮食产量一定要实事求是。”

卫乃如又汇报说，他们调动2万名劳力，修建了70华里长的黄河渠，同时在丘陵区修建了8个中小型水库，打成20多眼大口机井，还兴建了中州渠，可浇地9万多亩。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关切地问起群众生活情况，问大食堂里每人每天吃多少粮、多少油？老人、小孩、病人、孕妇都能吃好吗？能合口味吗？他听了卫乃如的回答，强调说：

“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人民以食为天，要保证每人每天吃到1斤4两粮食，少了不行。要执行8小时工作制，确保人民群众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和睡眠时间。历史上，几千年来一家一户吃饭，老百姓能做到粗细搭配，好坏搭配，粗粮细吃，过年过节饭菜调剂。现在几百人一个大食堂，不是小事，人命关天，吃饭第一。食堂要养猪、养鸡，要种些菜。注意群众的生活规律，不断调剂改善生活，达到群众满意。”

谈话一直进行到下午6点多，吴芝圃请示毛泽东后，宣布散会吃饭。7位县委书记同毛泽东在一个食堂就餐，没有省委领导陪同，也没有特殊照顾，6个菜，3荤3素，没有鸡、鸭、鱼之类，主食是大米饭、馍。

是日晚，7位县委书记在省军区礼堂同毛泽东一起看了一场地方戏。

11月13日，毛泽东在专列上找信阳地委负责人、信阳县委书记谈话，特别称赞他们没有拆散家庭，又关照他们说，要保证社员有8小时睡眠，4小时吃饭时间。

这一天，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提出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通报会议还要讨论两个问题，他写道：

“1、讨论郑州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2、讨论斯大林苏联经济问题‘意见书’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昌会议先做精神准备。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

11月13日下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郑州，继续南下，吴冷西和田家英跟随前往。毛泽东在去武昌途中，继续向一些地委、县委、公社的负责人做调查。

专列进入湖北境内，停在湖北孝感车站外。毛泽东要对中央向湖北提出的年产600亿斤粮食的事摸摸底。

王任重、谢滋群及负责警卫工作的负责人提前赶到了孝感地委，和地委书记王家吉、县委书记王振明一起安排了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毛泽东的专列一到，王任重便带领孝感地委、县委部分干部和农民代表们上了专列。代表中有一个农村小姑娘叫晏桃香，她正患感冒打喷嚏，保卫人员怕她传染给毛泽东，就不让她进毛泽东的车厢。毛泽东说：

“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年也没有传染给我。进来，小姑娘，请坐。”

晏桃香刚坐下，忍不住又打了一个大喷嚏，在座的人都紧张起来，晏桃香也面有惧色。毛泽东却微笑着说：

“不要紧，我是60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不死，你的一个喷嚏打得死我吗？你比美帝国主义厉害？比日本侵略者厉害呀？比蒋委员长厉害吗？”

毛泽东如此一说，气氛顿时缓和了。他接着问晏桃香：

“你为什么感冒的啊？”

晏桃香说：

“报告毛主席……”

毛泽东马上打断她的话说：

“不要报告。大家平起平坐，随便谈心。”

晏桃香说：

“昨晚我通宵开夜车锄棉埂，天亮才通知我开座谈会。一直打喷嚏，来这儿之前我先吃了药的。”

“你们开夜车点灯吗？”

“点灯，300瓦电灯，20盏汽灯。”

“你赞成开夜车吗？”

“说实话不赞成。但上面要我们开夜车，我是妇联主任，不能不开。我认为开夜车划不来，花钱很多，费力很大，第二天还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愿意。”

毛泽东转对王任重说：

“我今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就讲过，要劳逸结合，有张有弛。一说搞大跃进了，人们就拼命干，这是不能持久的，还会因过分疲劳使人害病。”

王任重向毛泽东汇报说：

“我们这里朋兴乡有一块高产田，亩产万斤稻谷。”

毛泽东摇摇头，说：

“我不相信。”

王任重言之凿凿地说：

“这是农村工作部部长王良来验收的。”

毛泽东还是不相信，他说：

“验收的也靠不住，除非派解放军站岗放哨，单打单收，才能算数。”

他问晏桃香说：

“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吗？”

晏桃香说：

“差十万八千里。”

参加座谈会的其他农民代表感到晏桃香说的话很不简单，大家都鼓了掌。

11月14日，毛泽东看到一个消息，反映河北邯郸地区伤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毛泽东立即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3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

11月15日凌晨1时许，毛泽东到达武昌，住在东湖宾馆。

毛泽东要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张平化召集和主持了一个座谈会。要吴冷西和田家英也参加这个座谈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先后听取了王任重及恩施、孝感、沔阳、襄阳等县公社化情况的汇报。

这个座谈会一直开到11月20日，麻城、鄂城、黄冈、枣阳等县的县委书记，以及一些公社书记和钢铁厂厂长、下放干部，先后作了汇报。毛泽东有时不出席，吴冷西、田家英就将会议上的情况向他汇报。他俩汇报的情况大致是：在办大社中富队和贫队之间出现了矛盾；群众对“军事化”、“食堂化”抵触情绪很大；群众在大办钢铁中生产的好铁只有两三成；干部作风浮夸、粗暴等等。

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总结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经验的意见很好。现在转发给你们。请你们研究执行。

中国医药学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包含着中国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它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需继续努力发掘，并加以提高。我们必须组织力量认真地学习、研究，加以整理。根据中央的方针，卫生部曾经举办了少数西医离职学习中国医药学的学习班，经验证明这种办法很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凡是有条件的，都应该办一个70人到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学生的条件，应该有大学毕业水平和二三年的临床经验，最好能有看中医书籍的中文水平。这样，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全国大约就可以有2000名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请你们积极办理。

中央

1958年11月18日

11月19日，毛泽东在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情况报告上批示道：

“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不抓生活，要搞好生产是困难的。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11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武昌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一部分部长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也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睡不着觉，心里有事。翻一番，作为第一本账，出点题目，请大家研究，你们写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80元，大概在60到80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60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74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5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80元，穷得要命。

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41年，我们只有9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他是12年只有1亿吨钢。我们不能先过，也有理由。我们10年4亿吨钢，160万台机器，25亿吨煤，3亿吨石油，我国有天下第一田，到那个时候，地球上有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一个问题。

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4亿吨钢好不好？搞40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11月17日统计，只搞了890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4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10万人，搞了400万吨。让苏联先过，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点像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杨，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有计划按比例，钢铁上去各方面都上去？什么叫比例？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叫比例，我是不知道，你们可能高明一点。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要慢慢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我看斯大林认识也不完全，运用也不灵活，至于熟练地运用就更差，对工、农、轻、重工业都不那么正确，重工业太重，是长腿，农业是短腿，是铁拐李。现在赫鲁晓夫大有两条腿走路之势。我们现在摸了一点比例，是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我们按三个并举，就是两条腿走路。几个比例，大中小也是个比例，世界上的事总有大中小的。现在12个报告，我看了，大多数写得好，有些特别好。口语与科学名词结合也是土洋结合。过去我们常说经济科学文章写得不好，你自己看得懂，别人看不懂。希望大家都看一遍，我们有这么多天，一天看一个就容易看完了。似乎我们有点按比例，三个并举，有个重点，重工业为纲，但真正掌握客观规律，熟练地运用它还有问题。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5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提高；3、文化教育普及和提高；4、3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3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5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101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已经翻了番，是可能的，我就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

四十条这个问题，如果传出去，很不好。你们搞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说受实祸，美国人可能打原子弹，把你打乱，当然也不一定。我看还是谨慎一点。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1万斤也不好。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8万斤不结婚，我看她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

四十条纲要要有两种办法，一是认真议一下，作为全会草案讨论通过；另一种办法是根本不讨论，不通过，只交待一下，说明郑州会议的数字没有把握，但有积极意义。

划线问题。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5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也与斯大林在1938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在1936年、1938年两个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70%。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5个标准，我们以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另外一个办法，是不这样讲，像北戴河会议一样，只讲几个条件，什么时候建成不说，可能主动一些。

苏联生活水平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向共产主义过渡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5年到10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

刘少奇插话说：

“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

彭真插话说：

“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照你的说法，18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毛泽东看着彭真，显然有点不高兴。他扫了一眼会场，说：“按照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时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我的意见会不会泼冷水？要人家吃饱饭，睡好觉。特别人家正在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干出来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还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3倍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到？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10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啊？此外，各项工作的安排，煤、电、化学、森林、建筑材料、造纸，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明天搞个上半年计划，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那时还可起点野心，7月1日再加一点。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的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啊？！农业指标搞多少？”

刘少奇说：

“对外面说搞一万亿斤差不多，每人有两千斤就差不多了。”

毛泽东说：

“北戴河会议的东西还要议一下。机床8万台，明年翻4番，搞32万台，有那么厉害？我看非亩产8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人民公社要整顿4个月，12、1、2、3月要搞万人检查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8小时，如只睡7小时是未完成任务。我是从未完成任务的，你们也可以检查，贴大字报。食堂如何，要有个章程。人民公社要议一下，搞个指示。4个月能不能整顿好？是不是少了，要半年。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公社搞得比较好了，我是怀疑派，我看10个公社，有1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省、地委集中力量去帮助搞好1个公社，时间4个月。到那时候要搞万人检查团，不然就有亡国的危险。杜勒斯、蒋介石就骂我们搞人民公社，都这样说，你们不搞公社不会亡，搞会亡。我看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一亡，一不亡。食堂会亡，托儿所也会亡，湖北省谷城县有个食堂就是如此。托儿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几个孩子，父母一定会带回的。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

我是提问题，把题目提出来。去讨论，哪样为好？各个同志都可以提问题。这些时候，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究竟哪个方法好？这次会议是今年这一年的总结性会议，已快到12月了嘛，安排明年，主要是第一季度。”

11月22日凌晨1时，毛泽东夜不能寐，对1959年钢生产指标放心不下，又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叫到一起，征询意见。他最后提出：不是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

11月22日，主管计划工作的负责人在工业会议上提出，1959年的钢生产必须完成2200万吨，争取2500万吨。

11月22日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召集7个协作区组长谈话。毛泽东力图要说服各大区组长，把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产量指标，由3000万吨减为1800万吨，还反复问他们：

“1800万吨靠不靠得住？”

没想到反而是各大协作区组长力图说服毛泽东维持原来的指标。与协作区组长的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又找吴冷西和田家英谈话。刘少奇、彭真等人也在座。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毛泽东说到他和各大协作区组长的谈话，他说：

“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2倍，有的省要增加4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30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制订的第2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1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其实1800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预计练出1000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850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6000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

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我这次找你们来，是为的把压缩空气的精神，赶快告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编辑。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动人家头脑发热。

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也不是一切都坏，也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都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都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

毛泽东问道：

“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安徽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作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下令苦战3昼夜，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让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觉。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就以为已经浇麦了。鉴于虚夸作假成风，我们对下面送来的报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还要打它3分虚假，比较妥当。否则，按虚报的数字来订生产计划很危险，订供应计划更危险。

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追我赶，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不是新闻必须真实吗？一定要查清虚与实，是虚夸作假还是真实确实。新闻报道不是作诗写小说，不能凭想象虚构，不能搞浪漫主义。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毛泽东所说的这篇社论，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旗帜前进》，他们把决议中关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中“或者更长一些时间”的话删去了，并且在决议公布的前一周，提前将这篇社论发表了。

毛泽东又说：

“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昏脑胀，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我在成都会议上就曾经说过，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就有这个危险。杜勒斯天天骂我们，表明他恐慌，害怕我们很快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想到是不是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这对我们不利。何必引人枪打出头鸟呢？何况我们的成就中还有虚夸成份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大成绩，也不要大吹大擂，还是谦虚一点好。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汇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3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穷过渡’，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

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

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5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就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刘少奇、彭真插话说：

“穷过渡比富过渡容易。”

毛泽东情绪激动地说：

“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画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想抢在苏联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

我在郑州批评了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批评起草新40条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产2亿吨到4亿吨钢。现在有些同志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际上把科学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掉。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废除。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破除这两条，就要死人。自然界有个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把你砸死。破除迷信以来，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这是不能破的。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是真理，凡是科学，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级森严、娇骄二气，非破不可。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资制度、国家强制、上下级关系，还得保持。如果把这些现在必要的、有用的东西也破得体无完肤，就会天下大乱，总有一天要承认错误，还要赔礼道歉。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和编辑，头脑都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左右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是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较法。记者和编辑要学会这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实也就是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

毛泽东指着吴冷西说：

“像你这样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实事求是。你要尽快把这个精神告诉记者，你看用什么办法可以快些？”

吴冷西说：

“新华社正在北京召开全国分社会议，主席的意见可以向会议传达。”

毛泽东说：

“可否把会议搬到武汉来开？不过临时安排不便，而且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接着要开六中全会，要来很多人。”

田家英说：

“中央办公厅每天有专机来往京汉之间，可以明天回去传达，后天回来开会。”

吴冷西认为可行，毛泽东也同意这么办。于是，吴冷西就在23日回到北京，传达了毛泽东的部分讲话精神。

欲知武昌会议后来的情况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内容虽然多，但读起来并不枯燥。这些话揭开了一些历史真相，告诉人们在大跃进时期到底是哪些人要消灭家庭？哪些人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甚至提出要“穷过渡”？弄清楚了这些问题，就可以明白后来一些人在毛泽东生前（如七千人大会）和身后往他身上泼脏水的真实意图了！

第64章 1958年11月23日—

“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

“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3级相信，这就危险。”

话说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1959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定的2700万吨到3000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今年翻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搞了6000万人上阵。

毛泽东又说：

“北戴河会议后这两个月的经验，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2700万吨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有没有把握？”

“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出来，就是讲，不是什么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关于弄虚作假问题，毛泽东建议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一条，他说：

“现在是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它假不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100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200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100头就是100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

“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2个五年计划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3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

“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作诗不一样，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3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关于破除迷信，毛泽东说：

“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破除。张良辟谷，但他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报多了。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脏1分钟跳72次，1天跳10万多次。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了这两条，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头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再次说道：

“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风，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

11月25日，金日成率朝鲜代表团飞抵武汉，受到武汉20万市民的热烈欢迎。

此前，为庆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5周年，金日成应邀于22日抵达北京访问。周恩来举行盛大宴会欢迎金日成一行。尔后，北京市民1万多人隆重集会，与金日成及其代表团成员一道，共同庆祝中朝经济文化合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11月25日下午，毛泽东亲切会见了金日成一行，金日成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欢迎太热烈了，我们实在不敢当！”

“你们是贵宾，我们欢迎你们。”毛泽东看着面带微笑的金日成，亲切而又真诚地说：“越搞越熟了。对于一个党，一个民族，互相之间认识都要有一个过程，个人之间也不是一下子就认识清楚的。我们对你们有一个认识过程，也同你们对我们有一个认识过程一样。我们对朝鲜有三个尊重：尊重朝鲜民族，尊重朝鲜党，尊重朝鲜的领导人。”

他还说：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看路线，就是在国内是不是搞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不是搞国际主义。这三点就构成一条路线。”

毛泽东又谈到了中朝两国国内的情况，他还说：

“一穷二白有两重性：第一方面是不好：第二方面是可以变为动力，革命的动力。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有这两个条件。欧洲不同，它一不穷，二不白。”

金日成说：

“我们也是一穷二白，这是我们革命的动力。”

双方的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着，不知不觉间到了吃饭的时间，毛泽东设便宴招待金日成一行，他们边吃边谈，兴致极高，并约定明天接着谈。

11月25日晚，毛泽东看到了《宣教动态》145期上刊登的云南省委的一份报告。报告中反映：春夏之交云南发生因浮肿病引起死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紧张持续的苦战，对群众生活缺乏注意。他立即写了一个批语印发给武昌会议的与会者，全文如下：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实是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1、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2、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毛泽东 11月25日

毛泽东还指示，把他在11月14日赴武昌途中写的那个内容相同的批语，同时印发给与会者。

这一天，毛泽东还在驻英代办宦乡给外交部并中央的报告《帝国主义矛盾重重，主动权操我们手里》上批示道：

“宦乡的论点是正确的。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目前正在逐步地破裂过程中，还没有最后破裂，但是向着最后破裂前进，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时间，可能有相当长，非一朝一夕。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团结也是有的，杜勒斯正在努力。但是要求‘团结’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弹下要求他的大小伙伴们向美国靠拢，交纳贡物，磕响头称臣，这就是美国人所谓的团结。这种形势，势必走向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同志们，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11月26日下午，毛泽东第2次会见了金日成一行。

是日晚，毛泽东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朝鲜贵宾。尔后他又和金日成等人一起观看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文艺演出。

11月28日，也就是武昌会议结束的第2天，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一直开到12月10日才结束。

八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讨论和修改《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以及毛泽东提出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问题。

11月30日，毛泽东在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说：

“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消息》。”

1958年12月1日下午，毛泽东游泳后坐在游艇上休息，曾志带着粤剧著名演员红线女来了。红线女是随团应邀给八届六中全会演出的。毛泽东一见红线女来了，很是高兴，就请红线女和曾志一起吃晚饭。

毛泽东边吃饭边说到了一些对艺术的意见，有批评也有赞赏。曾志见红线女认真地聆听着毛泽东的话，几乎不怎么吃东西，就一个劲儿地给她夹菜。毛泽东见曾志如此殷勤，就笑着对她说：

“你都不懂，她晚上要演出，演出前是不能多吃的。”

一句话说得全桌的人都笑了起来，弄得曾志很不好意思。

晚饭结束了，曾志拿了个芒果，剥了皮递给毛泽东，不料毛泽东没有接，反而问她：

“剥了皮怎么个吃法呢？”

曾志一听就弄不明白了，她心里说：芒果不剥皮怎么吃啊？这些年我都是这么吃的！毛泽东见曾志不说话，就笑着说：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他拿起一个芒果，用刀从两边剖开，然后划几条小格子，再翻过来吃。曾志这才第一次知道了吃芒果的方法。

晚上的粤剧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上台接见演员们，红线女请求毛泽东给她写几个字，毛泽东高兴地答应了。

夜深了，毛泽东还在奋笔疾书，他在赶写一篇2000来字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要印发给八届六中全会的与会者们。他写道：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的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了1949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我们在1956年发表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这些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总是当作过程出现、而任何一个过程无不包括两重性，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的。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法则。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阶级斗争，向自然的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更不可胜数。但是，大多数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粮食转化。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账派，属于一类。对于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人民公社的出现，在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是没有料到的。其实，4月的时候，河南已经出现，5、6、7月中，我们不知道，到8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做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相结合，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这是很危险的。对一部分违法乱纪的干部，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予不同轻重的处分。如果不这样做，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的情节很恶劣，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与处分。湖北已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此人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

“苦战3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这个口号提得是否适当，3年办得到还是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的同志提出来的，后来在南宁会议上接受了这个口号，那时指的是农村，后来推广为3年改变全国面貌。农村也许能办到，至于全国，到底提几年，要好好考虑。

1958年12月1日，在武昌”

毛泽东写罢《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稍加休息，又提笔给红线女写了一幅字。他写的是：

一九五八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如右。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12月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访问越南归来的金日成进行了第3次会谈，双方探讨了国际形势，交流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发展两国友好合作的意见。

12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轻工业部党组《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问题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

轻工业部党组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的报告很好，现将这个报告转发给你们，请你们注意抓紧人民公社办工业的领导工作。

人民公社和县联社必须贯彻执行工农商学兵结合和农林牧副渔结合，特别是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在切实抓紧农业的同时，还要大力举办工业。人民公社要大力举办：肥料、农药、农具、工具制造、修理，农产品加工和各种满足自身需要的工业，举办确有销路而本社或者附近又有原料的工业。凡属投资较多、规模较大、原料销路等等都非一个公社所能解决的工业，以由县联社举办为好。人民公社办工业，可以先从小土群入手，逐步向半土半洋和小洋群发展。所需主要原料，一般也要就地取材。无论公社或者联社举办的工业，凡是原料、设备需要向外地采购，产品需要向外地销售的，都必须纳入国家（中央、地方）的统一计划。

中央 1958年12月7日

12月7日晚，毛泽东夜读《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尔后他写下了一大段批语：

晋陈寿三国志张鲁传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1600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自己掌握了这块天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

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

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穷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这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相互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幺，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乃其最著者。

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是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

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毛泽东 1958年12月7日，在武昌

12月8日，从武汉返回北京的金日成与周恩来共同签署了两国政府联合公报。

是日晚，金日成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

12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全文如下：

讲些意见，不是结论，决议就是这次会议的结论。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4月成都会议、5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4月已在河南出现，5、6、7月都不知道，一直到8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最大的莫过于战争和党的分裂。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4月就没料到，8月才作出决议。4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搭起了架子，现在整顿组织。

二、保护劳动热情问题。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100斤报50斤，不怕，本来是50斤报100斤就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怎么处理？犯错误的人在干部中是少数，对于犯错误的人，90%以上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一次、二次……不予处分，作自我批评就够了。大家议一议。不能以我一个人的意见，就作为结论。对于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的干部，约占县、区、乡干部的百分之一、二、三、四、五到此为止。各地情况不同，应加以区别。对这一些人，应该予以处罚，因为他们脱离群众，群众很不喜欢他们。没有对90%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热情。没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以轻重不同的处分，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些特别严重的要做刑事处理。总之，要有分析，其中有些是阶级异己分子，有些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但情节恶劣的，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予处分。湖北已经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他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总之处罚的要极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是能保护干部的热情。也就保护了劳动者的热情。对群众中间犯错误的人。方针也是如此。

三、苦战3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3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采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3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说服我，拿出3张河网化地图，说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3年之内，大概能够搞到三千到四千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这个标准，我看提得低了一点，不然，以后就没有什么改头了。以后五千万、六千万、一亿、二亿，算什么呢？我看大改还在后头呢！因此3年内还不能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到1962年大概有五、六千万吨钢。那时也许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那时就有英美今天的水平了，是不是到那时还不说基本改变。因为六亿多人口的国家，面貌改得这样快，化装都化好了？到底怎么说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在大宣传。或者提5年基本改变，10年到15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请同志们考虑，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微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3年、4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时间长一点，结果时间缩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概有几十万、几百万干部在议论，有一大堆问题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没有作全面分析，深入分析。国际上也有议论，大体上有几说：一说是性急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有了这个决议，经过这个决议，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他们在实践中、辩论中可以大体上搞清楚。

五、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在这几个月内。读一读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拿出几个月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郑州会议我曾经提过这个建议．我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研究。

六、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时，不知是哪位同志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个提法很好。

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1958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几种思想，在我们党内已经确立了，这很好。小土群，大洋群也是并举的，还有中洋群，例如唐山、黄石港不是中吗？有没有小洋群？也有，还有洋土结合群。总之，复杂得很，这些事在社会主义阵营，有些国家认为是不合法的，不许可的，我们许可，在我们这里是合法的。许可好还是不许可好？还要看几年。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啥也没有，穷得要命，搞些小土群也好嘛！专搞大的太单调。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说，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对的。说苏联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中，也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应该也可以允许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斯大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把3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辩证法的发展。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决议，想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我看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3月人代会上发表，这和我们的雄心大志相符，避免了由1958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有科学分析了。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千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1962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1070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1962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至二千万吨。是否不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至二千三百万吨都可以，行有余力则超过嘛，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实践，包括我们领导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实践在内。提得低，由实践把它提高，这并不是机会主义。从一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万吨，成倍的增长，全世界从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这里也要联系到国际主义，要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系起来。要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体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先。现在有些县总是好抢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苏联的科学家有150万，高等知识分子几百万，工程师50万，比美国多。苏联有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还只有这么一点。他积蓄的力量大，干部多，我们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问题的。赫鲁晓夫提出的七年计划，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两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一个不应该，一个不可能。即使我们可能先进也不应该先进。十月革命是列宁的事业，我们都不是学习列宁吗？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马克思那里去请赏。如果那样搞，可能在国际问题犯错误，要讲辩证法。要注意互相有利，辩证法有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七、郑州会议搞的十五年纲要，这次搁下没有谈，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缺乏充分的根据，而且缺乏初步的根据，苏联和美国的经验，都不能证明搞那么多，是不是可能？就是可能了，也找不到买主。因此目前不定这个纲要，我们可以每年到冬季拿出来谈一次。明年，后年，大后年都不作这种长期计划。大概到1962年可以作一个长期计划，再早是不行的，全党全民办工业搞了几年，可能和需要的问题也许到那时可以看出一点。这次会议没有谈，收起来了，有些同志失望了。

八、1958年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一是大整风，二是官长下连队当兵，三是参加生产，四是大办民兵。自从6月在北京开整风会议后，各级一直开下来，到现在可能已经开得差不多了。训练，这件事，也不能丢，如果全去整风、生产、炼钢、搞公社、搞水利，那也不行，军队总是军队，训练是经常任务。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道了，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会读书。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每天都要脱发、脱皮，这就是灭亡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夫事件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1070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3年能否改变？3年恐怕不行。苦战3年，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4年，共7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900万吨，轧成钢材要打7折，只有600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30万军队变成两万几，30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这次要做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要求3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3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边感到突如其来。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才去见马克思嘛！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报纸都证明这一点。真正丧气的是帝国主义。他们烂、乱、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好过的日子过去了。他们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只有资本主义时代是他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我们的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有那么一些人想冒险，最反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大多数是不愿打的。

12月10日晨，毛泽东关于《张鲁传》又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张鲁传

我国从汉末到今1000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极神气地描写，一看使人神往，同志们看过了吧？张道陵、张衡、张鲁祖孙3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群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

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2000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 1958年12月10日，于武昌

他批示将《张鲁传》印发给与会者阅读。为了帮助与会者阅读，他又把7日写的批语划去，指示将10日写的这个批语印在《张鲁传》的前面，一同发给与会者。

12月10日上午，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

共产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沉重的负担变为愉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将来每天劳动的时间无疑将大大缩短。随着机械化、电气化的发展，我们必须争取在今后若干年内开始实行每天劳动6小时的制度。

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

实现两个过渡，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示，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

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了共产主义，这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决议》中还明确宣布说：

“社员个人所有的房屋、农具、家具等生活资料和存款，仍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八届六中全会还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草案中将钢产量由北戴河会议确定的2700至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生铁从4000万吨调整为29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从500亿元调整为360亿元等。其中关于钢生产的计划指标1800万吨，在内部的提法是，要好钢1650万吨。

毛泽东对于这个经济计划是有不同意见的，他仍然认为属于高指标的。但是，他也没有坚决地阻止这个计划的通过。以他的话说，搞大计划的人占多数。所以，他作了让步。

全会同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全文如下：

几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中央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这个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不再提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候选人。中央全会认为，这完全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因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这样，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更为有利。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各级党委应当根据这些理由，在党的适当会议上，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在工矿企业工人的集会上，在人民公社的集会上，在机关、学校、部队的集会上，向党内党外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充分的解释，以便大家了解这件事的理由，而不致有所误解。

全会最后通过了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会议公报，公报中说：

“全体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八届六中全会决定，1959年我国的钢产量为1800万吨、煤产量3亿8千万吨，粮食产量为10500亿斤，棉花产量1亿担。这4大指标是根据今年第一季度生产和建设情况编制的。这个计划草案的编制，对于我国物质技术条件的客观可能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的主观能动性都作了认真的考虑。这是一个能够实现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的宏伟计划。”

12月10日这一天，美国在中国的沉重打击和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宣布从台湾海峡地区撤出部分海、空军。

12月12日，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邀请7日来访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社会事务部长优素福·本·赫达和军备供应部长谢里夫率领的代表团，到武汉参观访问。

12月13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优素福·本·赫达、谢里夫和代表团成员，他在谈话中说：

“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承认法国，不承认你们，在这些多数国家面前你们是非法的，但是，这是暂时的因素，我国在大多数国家面前也是非法的，81个国家中只在31个国家面前是合法的。我们不承认英国完全合法，是半合法（中英之间是代办级关系——笔者注），而承认你们是合法。我们看你们同看英国完全不同，因为你们是革命的。”

“你们正在斗争着，在反帝国主义的形势下，我们这里也算是一条前线，是东方的前线，是在太平洋的西边。你们是西方的前线。”

“我们应该支持你们，因为你们在反对帝国主义，跟我们的斗争一样。这是我们的国际义务。”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客人共进晚餐。晚餐结束后，他还与阿尔及利亚来宾及湖北省、武汉市各界人士，一起观看了精彩的文艺演出。

12月19日，中共中央宣布说：经过全国人民3个半月的奋战，“1958年我国人民夺取1070万吨钢的大战已经告捷”（蒋介石统治中国22年，年钢产量最多在5万吨左右）。

后来到1958年12月底，全国超额完成了炼钢任务，钢产量达到了1100万吨。其中合格的钢材有810万吨，不合格的钢材即土钢近300万吨（请注意，这些土钢以后还可以继续冶炼成合格的钢材）。

在这一年的群众性炼钢运动中，一些小土群高炉冶炼的钢几乎不能用。有的地方和单位为了追求数字，放卫星，把不少铁制品，甚至把老百姓的铁锅都拿来，砸碎了炼钢。上述近300万吨土钢基本上都是这样炼出来的。更为严重的是在这次群众运动中，很大一部分领导干部包括基层干部滋长了浮夸风，虚假现象十分严重，强迫命令盛行，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一些灾难和损失。

正是：一年炼钢八百万，开天辟地数毛公。若无邀功浮夸者，哪个哈儿能唧声。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深思熟虑的结晶。本传前面把这三件大事的探索过程都交代清楚了，历史将永远证明，这三大探索及其结果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创举，是任何人都无法抹煞的。本章后半部分，又不厌其烦地将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全文抄录，也是为了证明毛泽东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是十分慎重的。特别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是党内第一个察觉到共产风、浮夸风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的最高领导人，从郑州会议开始，一直到武昌会议，在党内高层不间断地进行了说服教育，竭力纠正那些“左”的倾向。即使在八届六中全会结束以后，毛泽东也毅然决然地同党内的“左”的错误倾向做着不懈的斗争，1959年又同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做了坚决的斗争。这就是历史真相！

第65章 1958年12月21日—

“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

话说1958年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广州看了《文物》第9期刊登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及有关人员的注释，在书眉上批注道：

我的几首歪诗，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的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1958年12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9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

鲁迅1927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是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遥叹，予在广州。从那时到今天，31年了，大陆上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曰：

人类今闻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毛泽东 1958年12月21日上午10时

毛泽东又在《沁园春·雪》这首词旁批注道：

“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3句，是指无产阶级。”

还在他所写的“才饮长沙水”中的“长沙水”3字旁批注道：

“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长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据说井水很甜，名叫沙水。”

他在《沁园春·长沙》中的“击水”批注道：

“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12月22日，毛泽东为中宣部12月19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65期上刊载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给陆定一写了一个批语。

文章中说：“最近清华大学公共教研组党总支检查了物理教研组支部的工作，并组织党员讨论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讨论中暴露出以下问题，”“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剥削阶级，连团员助教也被认为是革命对象。”“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他们摆开了阵势向我们进攻，必须还击；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们摆在这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认为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应当走阶级路线，在学校中提群众路线是不妥当的。为了划清界限，宁可左一些。认为提‘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就会模糊阶级界限，放松斗争。由于这些错误的认识，他们在工作中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作法。该教研组主任刘绍唐（中左），一贯表现较好,但支部却认为他只能起反面教员的作用。编教学大纲时,让他带了几个落后助教编，党团员背着他又另编了一个,准备唱对台戏。刘表现非常积极，开夜车将教材编出来了,无可批判，党员却将他编的大纲丢在一边，只把党团员编的大纲交给群众讨论。清华大学党委最近已检查纠正了这种错误作法。”

毛泽东在给陆定一的批语中写道：

陆定一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全国一切大专院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

毛泽东 1958年12月22日

后来在12月27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的批示作为文件和原件一起，发给“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西藏、宁夏工委”，“望印发教育部门、文化部门、卫生部门，各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医院、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总支委、支委阅读并讨论，端正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向。”

12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军区接见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并同与会的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院校的负责人共50余人谈话。在谈到看问题要看到有两种可能性时，毛泽东说：

“坏事无非是打世界大战，扔原子弹，原子弹我们一个也没有。再有，中国共产党分裂，分成两个中央、3个中央。我们国家还有灭亡的危险没有？有。我们就是灭亡，也是暂时的、局部的。人民公社也会崩溃一部分，这没有坏处，可以得到教训。你有垮台的准备，就不会垮，至少是垮得少，你可以整顿教育。你如果没有垮台的准备，那就危险。这样讲，与东风压倒西风、纸老虎等论点，似乎不符合了，其实还是符合的，什么事情都有两个可能性，巩固或者崩溃。所谓纸老虎，并不是说它现在已经死了，不打是不会死的。帝国主义还活着，还是要斗争，到最后它就死了。要经过斗争，中间有曲折，不会没有风浪的。”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5周岁寿辰，广州的负责人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中午特地为他加了几个菜，一来是为他祝寿，二来是为他饯行。可惜毛泽东正在睡觉，未能吃上这顿饭。他起床后听说了此事，就把有关人员狠狠地训了一顿。

12月30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1959年1月3日，大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炮兵突然向南安县大嶝岛实施炮击，造成山头村托儿所31名儿童死亡，17人受伤。

毛泽东闻讯，决定于1月7日向金门实施第7次大规模炮击。为了表示惩罚少数作恶分子和利于国民党继续固守金门，毛泽东指示说：

“此次炮击目标只限于炮兵阵地。”

1月4日晚，毛泽东给杨开英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杨开英自从调到北京工作后，虽然与毛泽东同在一个城市，近在咫尺，可她不常去见毛泽东。即使有什么事，也只是写写信，或捎口信向他表示问候。不久前，毛泽东收到杨开英寄来的一封信，得知她近期身体有所好转，病已痊愈，便写了这一封回信，他写道：

友妹：

信收到，很高兴。我尚好，勿念。

兄 字 1月4日

1月7日下午2点钟，福建前线指挥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织了28个营又8个连的炮手们，以26000多发炮弹，向大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炮兵阵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炮击。此后，金门国民党军的气焰大为收敛。

1月9日，福建前线部队依照毛泽东“今后逢单日不一定都打炮”的指示，炮击次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少。

后来有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毛泽东在炮击金马问题上，既有强硬的原则立场，又有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他以卓越的政治远见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打击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既没有引起大规模的战争，也从没有给自己造成被动。”此言不虚。

1959年1月间，毛泽东对秘书林克说起了他学习英语的烦恼，他说：

“到处碰石头，很麻烦。”

他还说，要给自己定一个5年计划的目标，要通过学习，能够看英文的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

林克考虑到毛泽东要务缠身，日理万机，为了节约他的时间，从此以后就对他未学过的单词，事先代替他查好字典，注明轻重音。可是，毛泽东往往还要亲自翻翻字典，看看音标和注解。

毛泽东的湖南乡音浓重，在湖南的方言中“N”“L”不分，因而在读英语时，常常把night(夜晚)误念成light(光、亮)。每当此时，他就像个谦恭的学生，听林克讲解发音要领，随着林克的领读，反复练习。

毛泽东不像有些人学外语，念错几次便羞得张不开口。他始终是爽爽朗朗地大声念，坦坦然然地大声改。他学英语的方法也与众不同，不是从初级课本到中级课本这样的顺序读，而是从新闻、时评、政论入手，逐步学习理论文章和经典著作。如《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英译本。《矛盾论》英译本，他学过3遍，《共产党宣言》英文本也读过不止1遍。他在《矛盾论》、《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每页的空白处，都用行草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解。他每读1遍，便又注解一遍。

1月18日，毛泽东召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谭震林讨论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

1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1月26日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轻工业和市场、农业、劳动力调配等问题。

1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将军，他在谈话中说：

“我认为古巴事件是当前一个重大事件，亚洲人民应该支援他们反抗美国。”

1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邓小平报送的中央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但是（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山东省委《关于馆陶县停伙、逃荒问题的检查报告》写了一个批示，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转地、县及人民公社党委：

山东省委关于馆陶县停伙逃荒问题的检查报告转发各地，希望认真注意这个问题。去年馆陶县粮食比1957年增产，但仍有25%的耕地受到水灾，完全失收的即占16%，加上虚报浮夸和反瞒产的错误作法，造成了目前比1957年更严重的现象。

1958年全国受到水旱灾害耕地面积是4亿亩，成灾面积是1亿亩，其中80%是旱灾。经过几年来水利工程，旱灾规律已经发生变化，老规律的旱灾是成片，易于发现，新规律的旱灾是插花，容易忽视。在丰收地区中，往往有一些减产、平产或者增产不多的地方，如果不认真注意，就容易在这部分地方发生严重问题，1956年广西饿死人的事件，在平乐、荔浦等县，也是在一般丰收中的插花灾区发生的，如果加上作风上的虚报浮夸，为了怕失面子，不许群众向上级反映真象，秋收中的粗糙，秋后有一段多吃了一些，等等因素，就更容易发生问题。据湖南攸县黄土岭人民公社党委书记谈，1958年比1957年每人粮食由4百斤增加到近1200斤，1958年是平安过去了，1959年如果不认真做工作，粮食这样多的地方也可能发生粮食不够吃的问题。由此可以说明，粮食虽然大增产了，如果抓不紧，处理不当，发生问题的可能性也同样很大。这个问题，中央在电话会议中，已经一再要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抓紧检查、解决，并且发过指示。但有的地方，似乎至今还麻痹大意，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希望各地党委认真抓这个问题，在春节前把受灾地区，减产、平产或者增产不多地区，和虚报较大地区，进行认真地检查和安排，千万不可疏忽大意。

中央 1959年1月22日

1月28日，毛泽东给远在北大荒的吴凤君写了一封回信。

吴凤君原是中南海文工团的一名战士，这位16岁的姑娘在毛泽东面前就像对自己的老父亲一样，口无遮拦，而且话特别多。有一次，她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们今天又上安东市场玩去了。今天的饺子真香啊，馅里搁了好多香油呢！”她还劝毛泽东也去市场看看。毛泽东说：

“我哪有这种自由，他们都管着我。想吃的东西不能吃，想去的地方不让去，我一点自由都没有。”

吴凤君不解地问：

“哟，主席还有牢骚呐？”

毛泽东认真地说：

“主席也是人嘛。”

1958年，人民解放军10万大军高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儿，打起背包开往北大荒垦荒。中南海文工团本来只有一个名额，可姑娘小伙子们全都报了名，坚决要求到北大荒干革命。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公安军政治部就批准了吴凤君、李艾、熊乃雄、胡敏英、蒋自重、梁小芳等二十几名战士加入垦荒大军。吴凤君马上去报告毛泽东说：

“主席，我要上北大荒去了。”

毛泽东看了吴凤君一眼，没吭声，过了一会儿，他很动感情地说：

“我是很舍不得你们走的。但不能因为我而耽误你们的前途，你们应该远走高飞。到了北大荒，别忘了给我写信，报告你们那儿的新闻。”

去北大荒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中央办公厅在春藕斋为战士们举行了一个送别舞会。毛泽东看着身边这批马上就要开往北大荒的小姑娘和小伙子们，问道：

“你们是自愿去的吗？”

年轻人纷纷回答：

“是自愿的。”

“主席，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去建设和保卫北大荒！”

在《浏阳河》的乐曲声中，舞会开始了。李艾邀请毛泽东跳舞。毛泽东边舞边说：

“嗯，不怕鬼的姑娘，你也要远走高飞啰。”

李艾告诉毛泽东，她打算提前两天走，去哈军工看望男朋友。毛泽东热心地出主意说：

“你们就结婚好啰，还等什么？”

“主席，我们还没有谈到结婚的事呢。”

毛泽东见李艾羞红了脸，又打趣说：

“好嘛，有什么喜事写信告诉一声，让老头也高兴高兴。”

旁边的吴凤君嬉笑着插话说：

“主席，您那么忙，哪有时间看我们的信呀？”

毛泽东却认真地说：

“哎，你们的信实在太宝贵了。你想，我不可能接触到那么多的老百姓啊，你们把下面的情况及时告诉我，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来信讲嘛。”

吴凤君等人就要出发了，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他们，语重心长地鼓励他们说：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是好事，你们去北大荒肯定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主席，我们记住了！”

“再见了，主席。”

……

后来，身在北大荒的吴凤君得知自己的好友小刘和毛泽东的卫士张仙朋结婚了，住在中南海里，就常常通过小刘打听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毛泽东知道后对小刘说：

“你告诉小吴，再不给写信，我就生她的气了。”

吴凤君收到小刘的劝告信后，激动得热泪盈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她就接连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毛泽东在给她的回信中写道：

小吴同志：

两信都收到了，感谢你。你的文化、政治都提高了，劳动和技术想必也学了很多，为你祝贺！还有一件事要向你祝贺的，你的婚事解决了，向你们两人致祝贺！承致好意，极为感谢。我也时常想念你，大概永不能忘记。是我主张你们远走高飞的，是我主张你们改行的，你们远飞到千里之遥，改业为生产者了，多么好啊！文工团何必要占那么多的生产力呢？现在还是多了些，还应有一部分人远飞改业，于人民事业有利。你们去北大荒的一群人，听说不全在一起，她们在何处？寄小胡一信，劳神转交为荷。

祝好！

毛泽东 1959年1月28日

1959年春节前夕，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提议说，要给他拜年。毛泽东说：

“算了吧。”

可大家都不依，毛泽东只好同意找个机会一起团拜一次。

2月8日是农历的大年初一，这天晚上，毛泽东身边的一批工作人员，都带着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一起到丰泽园颐年堂举行团拜会。毛泽东问罗光禄的爱人说：

“你叫什么名字？”

罗光禄的爱人回答说：

“我叫刘若风。”

毛泽东说：

“这名字好！你是不是知识分子？”

刘若风说：

“我不是知识分子，是工农分子，在建设部工作。”

毛泽东说：

“工农分子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总之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工农分子要知识化，两者要结合起来啰！”

大家簇拥着毛泽东，要照个合影像。众人都很客气地把年纪较大的刘若风和管理员张国玺的爱人两个人推到前面，紧靠在毛泽东身边，而秘书们则习惯地靠边站着，拍摄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

团拜会结束时，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和工作人员的孩子们一起照相留念。

2月上旬，毛泽东为调查农业生产的真实情况，嘱咐田家英带着秘书室的工作人员到农村去亲自种植试验田。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他说，主席讲，岸英当年从苏联回来的时候，我就让他去向农民学习，拜农民为师。你们也要亲自下去，要跟农民一起劳动，拜农民为师。你们下去以后，要找一块最好的地，量好面积，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要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能打多少斤粮食。打下的粮食，你们也要自己去称，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1959年刚过完春节，田家英、逄先知、李学谦（女）、骆文惠（女）和我5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田家英当组长，我担任临时支部的支部书记。”“我们一行来到了四川省新繁县的大丰人民公社。”

2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他们在这次会见中的谈话内容节录如次：

马特：我有些理论问题不清楚，想在这里提一提。主席先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理论家，不知有无时间解答？

毛泽东：你这个说法不对。

马特：理论著作我看过很多。我认为只有列宁和您的著作最好。

毛泽东：忙于工作，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

马特：我认为，所谓马列主义是指马克思和列宁两人的著作。其中属于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是普遍的真理，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具体实用的而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考察的学说。就此而言，马列主义中属于后一部分的学说是否需要不断改进？

毛泽东：你这个讲法不合适，马列主义至今未变。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为什么会有发展呢？因为有矛盾存在。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这与德国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

马特：这正是我要提的问题。

毛泽东：列宁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马特：列宁改变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

毛泽东：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几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时发生，现在改变了这个结论。例如，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却首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就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

马特：这本来是没有预料到的，即使是列宁，也是事后才看出来的。

毛泽东：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发现。

马特：但是在二月革命之后。

毛泽东：列宁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后期，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看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爆发革命，在东方国家中也有这种可能。

马特：列宁是在以后才看出的。

毛泽东：列宁在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当然，他没有预料到在什么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马特：列宁说专政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而主席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由几个政党联合执行，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不能说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中国有两次革命，1949年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问题，那时我们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后一次革命，想必你也知道，就触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及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几个步骤。后一次革命经过几年，已基本完成。这两次革命，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进行的。

我们先动买办资产，而对民族资本我们好几年未动。至于个体农民，我们首先分配土地为农民所有，第二步才将他们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对于民族资本，我们分几个步骤进行改造，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公私合营。国家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分好几年赎买。现在，原属民族资本的那些企业都是由国家管理。

中国过去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占80%，民族资本只占20%。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归国家所有以后，资本的主要部分就已归国家所有了。对民族资本我们采取和缓的政策。资本家现在同我们合作。

马特：还有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先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

毛泽东：这个道理很简单。东方国家的统治者不能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东方国家人民首要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些国家被西方国家剥削得很贫困。这里讲的东方，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即所谓帝国主义的后方。

马特：马列主义有关实用的部分，现在有些已不适用了。比如西方国家，社会经济是垄断的，但政治上并不尽然，因为还有自由，这个自由并不影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专制这两个东西，是否可以分开？

毛泽东：这首先要对专政作分析，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西方国家的政权不可能由多数人掌握，而只能由资本家统治，这就是独裁。

马特：如果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发表出去，会不会有人认为主席先生背叛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我不认为中国背叛了马列主义。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

2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摩洛哥共产党代表团时说：

“现在，我们又讲跟蒋介石合作，他说不干。我们说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干。我们说，总有一天美国要整他，总有一天美国要承认我们，丢掉他。蒋介石不懂得这一点。我们搞第3次合作，他通过秘密的间接的方法跟我们联系，公开不敢，怕美国，而我们不怕。”

2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接见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和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青年代表时说：

“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事实是帝国主义依靠它的走狗，联合非洲的一部分人压迫非洲。目前非洲这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说来，整个非洲的斗争还是长期的。一不要以为马上可以胜利，明天早上就胜利，要准备长期斗争。如不做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而帝国主义那么强大，就要失望。二要以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国援助为辅。我有两个建议，请你们考虑。我不熟悉非洲的情形，我又不是非洲人。我讲我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非洲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搞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共产主义问题，而是民族解放问题。这点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另外两点：一是胜利的快慢问题。可能胜利快，也可能胜利慢，无非这两种。两头都准备，就不至于失望。二是依靠什么力量的问题。是依靠外国来解放非洲，还是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要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非洲的事情非洲人自己去办，依靠非洲人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在世界上找朋友，包括中国在内。至于中国，一定支持你们。这两点是否对，请你们考虑。

看来，现在的非洲与过去的非洲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8年非洲反帝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可以料到，今后非洲的反帝运动会比过去发展得更快。至于各国要帮助你们，那毫无问题。各国人民，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独立了的国家，一定要帮助、支持你们。你们需要支持，我们也需要支持，而且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支持。谁来支持我们？还不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支持我们的最主要的力量。支持我们的还有西欧的工人阶级。所以是相互的支持。你们那里的反帝运动就是支持我们。苏联、中国把工作做好一点，也就是支持你们。你们可以考虑，中国可以当做你们的一个朋友。我们能牵制帝国主义，使它力量分散，不能集中力量去压迫非洲。”

2月22日，毛泽东看了广东省委转发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2月19日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为中央写了一个批语，并拟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1959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各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照赵紫阳同志在雷南县所采取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成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心了。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确，解决问题的时间只需10天或者半个月就够了。此件可登报，并可转发各地、县。

中央 1959年2月22日

2月23日，毛泽东开始乘专列南下调查研究。是日晚，到达天津，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河北省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及天津市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人，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

2月24日晚，毛泽东抵达济南，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秘书长吴建谈话。随后，毛泽东前往山东省委交际处会议室，同山东省和济南市的负责人谈话。李先念参加了这两次谈话。

尔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关于市场情况和轻工业生产问题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国务院财经各部党组，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党组：

中央同意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3同志《关于市场情况和轻工业生产问题的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市场问题，实质上是农副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生产问题。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切实加强对市场的领导，力争在第一、第二季度内，把市场供应基本上调整好，某些在第二季度还不能调整好的商品，也应当力争尽快地好转，以实际的效果来迎接国庆10周年。农副产品的收购任务，应当保证在2月底以前完成，3月份进行检查总结；主要日用工业品的生产计划，应当彻底落实，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应当抓紧组织，保证实现，轻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应当按计划保证供应，不得挪作别用；外贸出口任务，应当按照规定的品种、数量、质量和时间，切实保证完成。

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在商业工作中，切实贯彻“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严格服从国家统一的调拨计划。关于适当地改进商品管理办法的问题，中央同意报告中所提的各项原则。商业部门应当掌握必要的物资，统筹分配，稳定物价，打击黑市。商业部门对规定的商品，有权按照计划进行调拨。中央责成商业部门迅速提出改进商品管理办法的具体方案，报告中央批准后执行。

中央 1959年2月24日

2月25日，毛泽东为了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召集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和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还有一个管理区党总支书记、一个生产队长，继续谈话。

据郑松回忆说：“2月25日下午5点多钟,我和东郊公社大辛庄管理区总支书记李兰生、大辛第二生产队支部书记张印水、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任之,随同舒同和省委秘书长吴建,登上了停在济南西郊机场专车线上的主席专列。主席用铅笔逐一记下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年龄、职务、家庭情况。下午5点半,座谈会正式开始。毛主席掰着手指头幽默地说：

‘我们这次座谈会参加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实际上是包括中央、省、县、社、管理区、生产大队6级党的书记、就叫6级书记座谈会吧’。”

“主席的平易近人让人备感亲切,主席知识的渊博更让人敬佩。”“主席问道：

‘东郊公社在什么地方？’

舒同回答后，又说：

‘东郊公社驻地大辛庄还有商朝的古迹呢。’

毛泽东马上又问，都出土些什么文物？他借机讲了龙山文化和殷纣王的故事,他说：

‘龙山文化很有名啊！殷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的不太好,所以失败了。他抓着俘虏就杀,我们的俘虏政策和他不一样,是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工作的。’

我们听了感到非常新鲜,受到教育,增加了历史知识,同时也活跃了座谈会的气氛。”

在这次6级书记座谈会上,毛泽东办公室和身边工作人员一个也没有参加的,连个帮助做记录的秘书工作人员也没有,自始至终都是毛泽东自己亲自拟定调查的纲要,提出问题,这个问题座谈完了,就提出下一个问题。他自己口问、耳听、眼看、手写,亲自作记录,把调查的重要情况记下来。大家汇报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就一条一条地记下来,有时汇报人说得太快,毛泽东就说：

“慢点,慢点,我记一记。”

有些重要的情况,他还要求汇报人再说一遍,有些地方方言,一时未听明白,他就问：

“这是什么意思啊？”

毛泽东向郑松他们详细地了解了东郊公社的基本情况和整社当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并请他们在专列上吃了一顿便饭,边吃边聊,然后接着开。等座谈会开完，已是晚上8点半了。

是日晚11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了济南。

2月26日，毛泽东来到郑州，当晚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人谈话。

2月27日上午，毛泽东和吴芝圃及新乡、洛阳、许昌、信阳4个地委负责人谈话说：

“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3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

毛泽东提出了反对平调和不赞成瞒产私分的意见。他说：

“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无理由的，这‘是掠夺，是抢劫’。”

他还说：

“包括桌椅板凳都要打借条，10年偿还。评工记分、包工包产都应该坚持。评工记分是表现人与人劳动结果的关系，包工包产是表现村与村、队与队的关系，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记取。积累上光搞国家积累和社里积累不行，积累上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要认识部分是社所有，基本是队所有。”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

“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

2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第2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还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毛泽东首先说：

“‘右倾’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山西我没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倾’，刘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东，就听说吕鸿宾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26号晚上就见了他们，跟他们一吹，我就有劲了，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

他接着说道：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的收购任务，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

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的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毛泽东在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时说：

“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的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3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2月28日晚，毛泽东召集另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安徽的曾希圣、江苏的江渭清、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等。毛泽东在讲话中除了昨天的内容外，有些话讲得更尖锐了，他说：

“据我看瞒产私分不是错误，我的意见是应该打埋伏。这几个月一股‘共产’风潮，引起他们瞒产私分。中央、省、地、县、公社为一方，几亿农民跟他们的领袖队长、小队长为一方，两方面顶牛，普遍全国，绝无例外。我们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去年9月起，10月、11月、12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去年12月我们不感觉到这个问题，谁料到大丰收还闹粮食风潮呢？”“总而言之，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

“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3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拿走了？我基本的意思，就是想把我们拼命反对的这个本位主义帽子揭掉。我们现在是反对拿多了一点，凡是手伸长了，你得收回来，这种性质是一种冒险主义。”

这一天的与会者不少人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对毛泽东这些话想不通，一时转不过弯来。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

1959年3月1日上午8时，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听了昨天10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

毛泽东在信中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

3月1日上午，由邓小平主持与会者讨论，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

下午4时，毛泽东召集前两次会议的与会者共同开会，他在讲话中说：

“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做，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过来。原先心里想共产多了，想个人少了，就是这个弯子。”

李先念插话说：

“27号以前是反对本位主义。”

毛泽东说：

“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

王任重插话说：

“省委的责任就是政策不明确。”

毛泽东说：

“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

这次会议一直进行到晚上9点多。

3月2日凌晨4时半，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他写道：

“鉴于河南6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做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3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3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讲步骤，避免破坏。”

上午八时，毛泽东又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萧华、定一、康生9同志于今日到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和你们议定的12句话，以昭慎重。”

信中所说的12句话，是与会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议定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

3月2日晚，周恩来等新到的9人都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讲了一个在大革命时期的故事，他说：

“我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同雅声同志多次接触，我们谈中国革命，谈农民运动，都很合拍。谈旧体诗词，也很投机。他和我一样喜欢唐代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他还喜欢杜牧、王维。我们交换过各自写的诗，他的名句我至今还记得：‘范叔一寒何至此？梁鸿余热不因人。’这两句用典，很融洽，很活。我看比李商隐的好。用这种诗的语言，表现诗人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中硬骨头精神，我很欣赏他的这类诗句，他长于七言，律绝俱佳。”

他接着讲了“梁鸿余热不因人”的典故。他说：

“东汉有个梁鸿，少孤家贫，经常独坐，不与人同食。‘举案齐眉’就是讲他的故事。他有个老婆叫孟光，他们穷得要死，给人舂米度日。有一个人对他说：‘我这里有火，你用它来烧饭吧。’他说：我‘小子鸿，不因人热者也’。你有热，我不沾光。这个人后来到了无锡，成了经学家。这个人是硬汉。”

毛泽东由“梁鸿余热不因人”这一典故引申到“共产风”问题上，他说：

“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扭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

刘少奇插话说：

“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

毛泽东又说：

“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而生产队所有制，在几年内，还是整个所有制的基础。”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着一个在公社中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问题。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和反对。”

毛泽东用一个三国故事说明了工作方法问题，他说：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谋士，给曹操出了一个计策：先打吕布，后打袁绍。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讲到这里，他解释道：

“所谓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

他继续讲道：曹操听了郭嘉的话，结果先打败了吕布，又打败了袁绍。

故事讲完了，毛泽东总结说：

“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

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记载道：“2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3封信，申诉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6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毛泽东为了纠正“共产风”，他指定几个人起草一个通俗、简明的条文。在起草条文的过程中，负责人向毛泽东汇报说，条文中应该写上：“公社要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各计盈亏。”

毛泽东说：

“你没有讲等价交换、价值法则嘛。”

毛泽东还说：

“在社与社、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买卖关系，必须遵守等价交换原则。”

3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刚刚开辟了建设的道路。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那样高。我们人口那么多，只有那么一点钢铁。我们在工业化中刚走了第一步。我国人民还很穷，需要继续努力，要有许多年时间才能发展起来。我们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你们要监督我们，看到我们不好的地方要说，看到我们进步得慢也要说。你们要监督我们向前进步。中国人民同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国家的人民一样，也是世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中国的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我们要团结成一体，全世界人民要大团结。你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你们每有一个胜利，我们就高兴。我们很高兴看到拉丁美洲的斗争在不断发展。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部分。这3个洲的国家是西方世界的后方。这个后方现在已经不稳定了，它的空气比较稀薄，比较容易冲破帝国主义的统治。当然，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现在还在统治这些地方，好像过去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统治中国一样。为什么说它的空气比较稀薄呢？因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占主要地位。过去俄国就是这样，它的空气也比较稀薄。在这些地区，无产阶级有广大的同盟军，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不如在西方国家那么厉害，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不那么深。因此，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特别旺盛。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蓬勃的开展起反帝斗争了。非洲人口有两亿多，他们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拉丁美洲也是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

帝国主义已经为这3个洲的国家造就了强大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也在这些国家造就了知识分子队伍。帝国主义为了它自己的目的，造就了工人阶级，造就了知识分子，结果将是由它造就出来的人把它自己推翻。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旧社会总是会创造新社会的因素的。”

3月4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时说：

“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的兵力分散得很薄，它在欧洲要驻兵，在亚洲也要驻兵，如此分散，到处都有，结果是到处不顶事。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来看，美国都是扩张得非常大的。它越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的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

3月5日凌晨，毛泽东起草了一个《郑州会议纪要》草稿，全文如下：

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了7天，3月5日结束。到会者，中央20人，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27人，共47人。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泽东同志讲了他的意见，然后进行了几次讨论。结果如下：

1、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2、规定了如下14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14句话是：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3、起草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欲知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还有什么重要讲话，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重点是解决共产风问题。其原因是他在南下视察中发现，“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可没想到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话以后，与会者的反应竟是“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以至于“几个人跟他唱反调”。正如毛泽东在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中所说：“听了昨天10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因此，他不得不再次扩大参加会议的人数，再做进一步的努力！由此可见，党内“左”倾冒险主义者对于纠正共产风错误的阻力，是多么的巨大！

第66章 1959年3月5日—

“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

话说1959年3月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郑州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又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他们有：北京的刘仁、内蒙古的乌兰夫、黑龙江的欧阳钦、吉林的吴德、辽宁的黄火青、福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江西的邵式平、广西的刘建勋、云南的谢富治、新疆的王恩茂等。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全文如下：

放一大炮是否灵，放对了没有？　　

要拿王国藩穷棒子社对穷户、穷队、穷社，解决穷社、穷队、穷户问题。一是贷款，二是公共积累。国家每年拿出10亿解决这一问题，社工业少办，主要是解决这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过去汉族同少数民族是不等价交换，剥削他们。那时不等价还出了一点价，现在一点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哪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没有教育他们。整社3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9月就充分暴露了，大丰收，国家征购粮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赵紫阳的报告（2月19日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给省委的信，见上一章毛泽东2月22日为中央写的批语——笔者注）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笔者注：杜导正在《坎坷的记者之路》中说：1959年初，广州市100多万人口，国家粮库里只有供应7天的粮食了。广东省处处粮食告急。广东省委和我还怀疑是不是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不卖给国家，省委便在东莞县搞反瞒产运动试点,在东莞召开反瞒产现场会，我去看“搜粮”。其实是事先专藏下的。我又发了几篇长篇文章，说广东城乡缺粮是假相，1958年粮食大丰收，是农民将粮食藏起来了。所以陶铸、赵紫阳同志领导的反瞒产运动是正确的。）你们看到没有？我就不相信长江、珠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的辫子抓到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1958年《红旗》杂志第8期发表了他写于7月15日的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笔者注）。　　

我们要看到农民确有共产主义精神，但不要只看到这一面，还要看到人民公社的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他们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还是集体所有。修武县委书记的考虑是正确的，他不敢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他担心宣布全民所有制实行供给制以后，灾荒发生时，国家是否发工资；丰收时，国家把粮食调走，也发不起工资。灾荒、丰收都有苦闷。他是代表农民考虑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考虑这个问题。是轻率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我认为还是应该像修武县委书记那样，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不要像徐水县委书记那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劝吴芝圃同志不要同陈伯达搞在一起，他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听说徐水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他们那里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还不能像鞍钢那样由国家来调拨。尽管他们宣布了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最多也只是大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还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决不能把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来，把人民公社同国营工厂混同起来。如果混同起来，就没有一个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任务了，就没有奋斗目标了。现在有不少干部，对这个界限分不清楚，认识模糊。如果有人说徐水还不是全民所有制，就被批评是“右倾”。

瞒产私分很久了，开始在襄阳发现。刘子厚谈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河北1月开党代会，开始搞共产主义，倾向于一曰大、二曰公，2月13日就感到有问题，决心改变主意，但还没有接触到所有制问题。到山东谈了吕鸿宾合作社，开条子调东西调不动，就让许多人拿秤去秤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进而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了，他也不在乎，这一着神经战也不灵。一张条子，一杆秤，一顶帽子，三不灵后才受到了教育，才用一把钥匙解决思想问题，但也没有接触到所有制。河南说“虽有本位主义，情有可原，不予处分，不再上调”。安徽说“错是错了，但不算错”。什么叫情，情者情况也，等价交换也。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杆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四方”，那里有钱就往那里跑。你不等价交换，人家人财两空。吕鸿宾改变主意，一张安民布告，一个楼梯下楼。要下楼，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农民历来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劳动力、产品是可以搬得走的，这就怕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二、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吕鸿宾的办法，还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办法，现在要解决根本问题——所有制问题。　　

整了3个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义工作，修修补补，办好公共食堂，睡好觉，一个楼梯，一张布告之类，但未搞出根本性办法。要承认3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5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我是事后诸葛亮，以前还未看到这个问题，在批转赵紫阳的报告，就有此思想。六中全会有好处，农民不怕中央了，认为中央好讲价钱，中央雇工是拿钱的，购粮油是拿钱的，征购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时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二在县，县也调了些人，调了些东西，县、社办那么多事干啥？所以，要对公社同志讲清楚，公社不要搞太多，十大任务做不完。你们有经验，你们过去不是骂中央统死统多吗？现在你们当了婆婆就打媳妇，就忘记了。现在中央已经改了。去年权力下放，说了不算，拿出一张表来你们才放心。现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公社，就实行“一平、二调，三收款”，调，一曰物、二曰人。当然出卖劳动力，不是出卖给资本家，而是出卖给中央、省、县、公社，但也要等价交换。过去长沙建筑工人罢工，我们叫增加工资，他们叫涨价，那是1921年的事，到现在38年了，我们还不懂涨价这个道理吗？劳动力到处流动，磨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王任重很紧张无心跳舞，一夜才转过来，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要穷队赶上来，穷队变富队。穷变富每个省都可以找到例子，像王国藩那样，最大的希望是穷队。不能把苏联的钢砍给我们二千万吨，如果这样，苏联也要造反。世界上的事没有不交换的，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吃空气，1分钟18次，有吸必有呼，你交还自然多少二氧化碳、皮肤散热，这也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交换。赵尔陆造机器要原材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纺织工业出纱要棉。基建也是如此，吃投资就能出工厂，总要相等就是。王鹤寿不给他交换焦炭、矿石，就拉不出钢铁。物质不灭，能量转化。要科学。夏热冬寒，一切都等价交换。国家给钱，就是公社不给钱，犯了个大错误。谢富治同志讲，云南提出供给与工资比例是三比七。这个原则在武昌会议是讲了的。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没有执行，就是否定价值法则，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话，起码暂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10亿，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贫农贷款是4年，60年才到期，现在就收回了。我看这可以给人民银行行长戴一顶帽子，叫做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人民公社，也不撤职。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们可以打个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为了对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来个全部退回，你要左倾，我要右倾，就是到期还可以延长。　　

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逵的办法，文明的说法叫做“剪径”。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内。对付剥削者无罪，绿林的理由叫“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如生辰纲。我们也干过，叫打土豪。后来者文明一点收税。成吉思汗，占了中国，不会收税，叫“打草谷”，无代价抢劫人民，结果打走了他们自己。辽金也如此。蒙古是世界第一个大帝国，除了日本、印尼外，占了整个亚洲和大半个欧洲。第二是英国，日不落国。第三是希特勒，占了整个欧洲，半个苏联，还有北非。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最大，实际控制整个西欧，整个美欧、澳洲、新西兰、东南亚、印度，对印尼也在天天增加投资，科伦坡国家也在旧金山开会，可厉害了。美国控制的地区超过成吉思汗。伊拉克7月14日革命成功，美国15日占领黎巴嫩。我们8月23日打炮，他立即调部队集中太平洋，杜勒斯说是最大一次集中。他的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对付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一点，你边缘我也边缘。打了3个月，他失败了。我宣布领海12海里，他只承认3海里，我警告30多次，他国内外都不满意，我说一千次也不打，记一笔账，这是对付流氓的办法。后来挂了30几笔账，他就不来了，手忙脚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们是10个指头按1个跳蚤，美国是10个指头按100个跳蚤，因此都按不住。中国、伊拉克都按不住。中国是一个“大跳蚤”。　　

打土豪大概从打草谷学来的。蒙古统治时，有人建议打草谷不如收税，收税才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知比打草谷强多少倍。现在公社党委实际上是恢复蒙古打草谷的办法，落后的抢劫办法。过去打土豪是正确的，“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和宋江一样。现在对农民能这样吗？唯一的办法只能等价交换，3级之间要有买卖关系，劳动必须出工资，义务劳动切不可太多。　　

王安石创始免役法，把服劳役改为征税，由政府雇人，出工资，做各种服役的事业，这是很进步的办法。我们退到王安石以前，退到司马光的办法了。司马光是代表大地主，反对王安石的办法的。公社可办对社有利的工业，但雇人要出工资。一种是固定工人；另一种非固定工人，这部分人不能太多，技术工人要有较高工资。亦工亦农的，待遇应与农民不同。工业、教育、体育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量变有一个过程。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如何写呢？叫每人写一篇诗，这违反辩证法。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苏联才有3个卫星呢。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斯大林30年之久实际没有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是地主超经济剥削，拿走农民的70％，因此，30年还是只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俄皇时代，无机械化和集体所有制。斯大林搞了这两点，粮食产量和沙皇时代相等。那时可能是为了搞重工业，留的只够农民吃，无力扩大再生产。当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批热心于搞重工业、搞共产主义。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搞3、5、7年，来个过程，基本上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不能乱开条子。队与队是买卖关系，若干调剂要协商。灾队、穷队没有饭吃由省解决。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30％，瞒产私分15％，共45％，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真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钱交给公社不交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钱，他不缴，才是本位主义。　　

安排时应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在前面，要占百之几十。人民生活，公社积累（15—18％）国家税收（7％—10％），应同时安排。义务劳动要减少，公共积累要减少。多给一些社员看到的东西，减少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粮食供给要坚持下来，“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笋炒肥肉”。多种经营，副业生产都要归队办。　　

大问题是把6级干部会开好，公社党委来一个书记，管理区来二人，生产队来二人，都要一穷一富。河南简报要看两遍，这是现场会议。对穷队要讲王国藩。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穷棒子王国藩社现在是一个大社，很富了。开始只有23人，3条驴腿，无车无粮，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国家贷款，不要救济，砍柴卖，从此出了名，变为几十户，几百户。现在多少户了？各省都可以找出这样例子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由贫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国家投资，第一是扶助工业，第二是扶助穷队。四六开或三七开，穷队占六到七。10亿人民币，3亿交公社，7亿交穷队。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国家。穷人要有志气，送给我，我也不要。穷队有依赖思想。何应钦不发钱，我不搞生产如何行。　　

我们党过去有很多山头，逐步联合成为统一的党。军队也有几个山头，1方面军有两个山头，2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4方面军4个山头。在延安党校，夕阳西下，散步时也分山头。上馆子吃饭也分山头。山头之内无话不讲，话不好给别的山头讲。在陕北甚至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也分两条路走，要命时也不混杂。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山头是历史原因和地区不同造成的。现在看山头消灭得差不多了。当时的共产党有个共同纲领，中央实际上是联合会。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什么托洛斯基。教条主义者到处整人，苏区、白区都怕钦差大臣。批评人家为机会主义，夺取了党、政、军、财权，他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准说敌强我弱，不准说泄气话，只能讲壮气的话，曾几何时（三年半）长征了。整得人人自危，怎么能有积极性呢？斯大林搞托洛斯基，反复几次，赫鲁晓夫不敢让莫洛托夫当中央委员，我们对待教条主义，采取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方针。“七大”之前七中全会决议，会前搞清问题，大会是开团结大会，错误让他自己讲。除了王明是个未知数，其余信任他们。　　

现在讲的是生产队山头。每个生产队是一个山头，不认识，不承认，不照顾，就不能基本消灭山头。英国是第一个帝国主义，现在美国超过了它。世界在变化。穷队也会变化，穷的搞得好，大多数会过富的。公共积累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将来可变为基本的社所有制，部分队的所有制永远会有的。做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没有分析，武汉时没有分析，1、2月才分析。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供给部分要少，工资部分要多，不要一县一社（修武除外）。一社统一集中分配，任意调人调东西，很危险。要迅速讲清楚；办法是开6级干部会。有人说富队会搞资本主义，我不信，他能离开地球吗？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现在他就跑了，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动刀枪，会不会离心离德？照现在的情况有脱离太阳系的危险。现在我赞成跑，这样可以使我们警觉，将来就不会跑了。　　

已发文件作为初稿，我在河南取得经验，然后到武汉去，你们不要等，放手去作，基本观点不会变的。六中全会，缺少3级管理，队为基础，社与国家、社内队与队等价交换，这是认识问题。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才能解决矛盾。发现是感觉，分析是理性，要有个过程，开头是接触，所谓分析就是揭露，解决是综合阶段。　　

一盘棋要三照顾。生产队有5亿人口，千万干部（队长、会计），得罪他们不得了。过去70万个小社，一社50个干部，则是三千万干部。瞒产私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劲，决心那么大，因为有5亿农民支持他们，我们则脱离了群众。认识这个问题，时间有5个月之久，相当迟，客现实际反映到主观，有个过程。　　

文件还要修改，但基本观点就是这样，你们可以照办。里面供给和工资问题没讲，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　　

工人寄钱问题，中心是说服公社，不能拦路劫抢。军官寄钱回去，公社扣了，军官有很大反映。财产权利必须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反而建设得快。要说服公社，懂得发展过程，懂得等价交换。邵大哥3支钢笔，将来不只3支，共产主义可能有10支。　　

城市办公社，我就想不通。天津人说，要办就办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公社嘛。企业、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至于要办食堂随你办，至于家属就业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已经是国有制还办人民公社干什么？小城市和县城还可以办。　　

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干部下放，军官当兵，5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输出，自己吃，这是马列主义，没有修正主义。公社倒是有修正主义，拦路劫抢、不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提，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第2次郑州会议结束后，各省、市、自治区都准备召开5级或6级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会议的精神及其所规定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为了直接掌握和指导这一工作的进行，便以党内通信的方式，随时提出指导性的意见，解决各地提出的重要问题。

3月9日清晨，毛泽东写出了第1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中央决定在3月25日在上海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都要到会。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定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下级干部大会，约需要开10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例如湖北省委定于3月11日开会是适当的。开迟了，不利。时间太短，问题的分析，揭露和讨论，势必不充分，解决得不会很适当，很彻底，就是说，不深不透。各省、市、区大会应当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做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的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发下去，使下面获得明确的根据。而这两个文件的思想形成和文字起草，需要时间。假如3月11日大会开幕，可能要开到3月20日或者22日才能结束，各第一书记才有可能抽出空来，于3月25日到上海开会，这样就从容些，不至于太迫促。河南的6级干部大会，3月10日可以结束。他们的一个决议，一个总结性讲话，3月9日可以最后定稿。这两个文件，中央将在3月14日以前用飞机送到你们手里以供参考。河南的下一步，是开县的4级干部大会，传达和讨论省的6级干部会议的出席人是：（一）县级若干人；（二）公社级若干人；（三）生产大队每队1人至2人；（四）生产队每队1人。外加着若干观潮派，算账派。共计少者千余人，多者二千人。会期7天至10天。河南各县定于3月13日或14日同时开会，3月20日或24日以前结束，3月份还剩下一星期，各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去开会。总之，3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4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方向地展开今天的大跃进了。我希望各省、市、区也这样办。各省、市、区的6级干部大会，如果能像湖北那样在3月11日召开，3月20日或22日以前可以结束，3月底可以结束县的4级干部会议，4月10日以前可以结束社和队的讨论，比河南的也只迟10天左右。有些同志或者认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开的时间应当推迟。我认为不宜如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6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即刻放下去，3、4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讲。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想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做些准备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县两级思想，不必全通，有3天时间也就可以了。拖长反而不好。

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

毛泽东 1959年3月9日上午4时 于郑州

3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湖南省委关于执行郑州会议指示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湖南省委3月8日的报告，9日上午12时收到。6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先布置生产，很对。县、社、大队和队，都有一两个强的领导者留在当地指挥生产，农时决不能误。但全省大会宜早开，分两批到省，第1批4级，第2批两级，一开始就是大会，河南就是这样开的。大会有公社3级干部，把方针一放，立即轰开，情况暴露，就是最好的调查。不必事先做调查，以省时间。很多同志作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但却是事实。现在已有了郑州会议的方针，只须将6级几千人召集在一起，把方针一放，几天工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时也有利。

毛泽东 1959年3月9日下午1时 于郑州

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叛乱分子宣称：“同中央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干到底。”

3月11日，谭冠三政委鉴于中央驻藏代表、工委书记张经武与军区司令员、工委第一副书记张国华均在北京，便写信给达赖喇嘛，他写道：

达赖喇嘛：

现在反动分子竟敢肆无忌惮，公开地狂妄地进行军事挑衅，在国防公路沿线（罗布林卡北面的公路）修了工事，布置了大量机枪和武装反动分子，已经十分严重地破坏了国防交通安全。过去我们曾多次向噶厦谈过，人民解放军负有保卫国防、保卫国防交通安全的责任，对于这种严重的军事挑衅行为，实难置之不理。因此，西藏军区已去信通知索康、柳霞、夏苏、帕拉等，请他们通知反动分子，立即拆除一切工事，并撤离公路。否则由此引起恶果，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特此报告，您有何意见，亦请尽快告知。

此致敬礼并祝保重

谭冠三 1959年3月11日

3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到了武昌，下榻于东湖宾馆。就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叛乱问题，他致电中央说：

“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毛泽东提出两种处置办法：

“1、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2、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

据此，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给西藏军区的指示电中也说：

“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

3月13日，毛泽东在武昌东胡宾馆会见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她的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关于这次会见的情形，斯特朗是这样描述的：

“1958年10月，我曾向毛泽东请求过与他们进行一次会见，但没有得到回音。1959年3月，突然来了一个电话，问我是否能与杜波依斯夫妇去南方，与毛进行一次会见。我们离开北京前往毛泽东所在的武汉市。

到达武汉的第3天，正好是3月13日，星期五。这天早晨，我们在早饭时被告知：‘主席将在10点钟接见你们。’饭后，一辆小车把我们载到了东湖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身穿一套缝制得很好的灰色毛料衣服，走下别墅的台阶欢迎我们。

毛泽东精力充沛，他看上去不但非常健康，而且还无忧无虑，几乎处于一个开玩笑时的情绪状态。他对杜波依斯的肤色表示惊奇，并用自己的手去比较杜的肤色，说：‘谁能告诉我，我们俩谁更黑一些？’杜回答毛泽东：‘你不比我黑。’确实，毛泽东的手由于太阳照晒，与杜波依斯的由于年龄而变得苍白的手一样黑。他在与我握手时，用英语说了句：‘你好’，而我在同时却用汉语说了‘你好’，他大笑了起来。

当我们走上台阶进入别墅时，毛泽东提醒我，自从我们在延安的最后一次谈话以后，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未曾见面了，前后大体有22年。毛泽东告诉我说，10月份，他收到了我的来信，本打算回复，但却没有时间。这是他答应给予美国人的第一次会见。

我们走进了一个不大而明亮、三面有窗、可以看湖的房间。毛泽东在一个狭长、盖着紫色毛毯的桌旁坐下，杜波依斯坐在了毛泽东的对面，我则坐在杜的身边。毛泽东坐直了身子对我说：你是老朋友了，你在中国已经很长时间，现在已成了中国人。毛泽东接着说，杜是新朋友，是客人，按照中国的习俗，客人应受到更加热情的接待。为此毛泽东十分礼貌地告诉我，杜波依斯享有谈话和提问的优先权利。

谈话是在半严肃半开玩笑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问起了我的年龄，得知我73岁，而他自己是66岁，杜波依斯是91岁。‘3代人’，毛泽东评论道。我接着说，只不过是两代或两代半。毛泽东抛开了他的评论，说杜波依斯大概足可以做他的父亲。

毛泽东接着说道，‘虽然我感到上了年纪，但我仍然很有精力和体力。由于精力体力充沛，我每年仍然可以畅游长江。我自小就喜欢游泳，我已游过了许多江河，还希望游得更多。如果你们不反对，我愿意去游密西西比河。但是我想另外3个人可能会反对：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毛泽东说着向杜波依斯投去了询问的一瞥。

‘相反，’杜波依斯回答说，表情有点严肃，‘他们可能愿意看见你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特别是靠近它的河口。’

毛泽东对杜波依斯的回答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高兴地说：‘如果真的那样，我可以在几天以后就去，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不谈任何政治，只是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然后，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允许，我将看他打高尔夫球。也许去医院拜访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一本正经地回答说：‘那一定会给杜勒斯一个打击。’毛泽东马上纠正说：‘这不是我的本来愿望。我希望杜勒斯先生健康，作为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处，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同样有用处。确实如此。杜勒斯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反对中国。为了这一目的，他压迫人民，在全世界各地派驻军队，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一切，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你们不这样以为吗？’毛泽东盯住杜波依斯问道。

杜波依斯回答说，这取决于多少人的觉悟，能够理解杜勒斯的所作所为。他认为，觉悟的人民对杜勒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我不希望这种形势继续太长的时间。

毛泽东不同意杜波依斯的看法，说这一阶段不是太长，而是太短。他希望杜勒斯再将他的政策继续10年，美国军队现在占据着中国的台湾，但他们终将不得不离开。美国第7舰队在中国沿海时间越长，就越能教育中国和世界人民。

毛泽东继续评论杜勒斯，用半严肃的嘲弄口气说，杜勒斯制造的国际紧张局势，对我们是有利的。他把局势弄得越紧张，我们就越容易动员世界人民。每一个人都被迫面对战争问题。杜勒斯本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怀疑他所制造的紧张局势，究竟是对他有利，还是对东方有利。

毛泽东列举了由于杜勒斯制造的紧张局势而引起的12起世界性事件。首先是委内瑞拉的反叛；其次是尼克松副总统对8个拉美国家的访问，所到之处，人民用鸡蛋和痰来欢迎他；第三是伊拉克的革命；第四是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的登陆；第五是中国对金门的炮击。

毛泽东接着说道，我们与蒋介石的战争，已经持续30年了，但因为我们炮击金门，美国派出了其半数的军用飞机。不管怎样，这是我们的地方。杜勒斯坚持其‘战争边缘’的政策，他们护送蒋介石的船只，但在我们追击时，他们总是在3英里以外的地方观看。他们停止在边缘，所以，我们把杜勒斯当作老师，我们也是停在边缘。我们炮轰蒋介石的舰船，美国的舰船挂着巨大的国旗，因此我们能够容易与蒋的舰船区分开来。我们不炸美国的军舰，我们向杜勒斯学习，也把战争避免在边缘。为了把他的意思表达清楚，毛泽东用茶杯、烟灰缸和烟盒在桌上摆了一个‘沙盘’，标出了金门外面美国军舰和蒋介石军舰的位置。

毛泽东继续列举了因杜勒斯造成的紧张局势而产生的各个世界性事件。毛泽东提到了美国共和党在选举中的大败和美国的经济危机，提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摩擦的增加，”他说：“北约四分五裂，主要是由于美国、英国、法国、西德之间的利害冲突，这种冲突在年底明朗化了。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说他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而不由美国指挥。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来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毛泽东还“提到了赫鲁晓夫将西柏林变成自由城市的建议，提到了苏联的卫星发射和第7个五年计划。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古巴革命’的重要意义，‘古巴，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只有600万人民，相当于美国黑人的三分之一。古巴离美国很近，恰好在它的脚边，但古巴并不畏惧原子弹和氢弹。对古巴人来说，它们并不能说明什么。’

毛泽东接着说：‘过去，我们的人民害怕美帝国主义，这是一种疾病。他们羡慕美帝国主义，也是一种疾病。当恐惧和羡慕联系起来时，就成了崇拜。在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被这种崇拜所击垮，甚至于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在过去的9年中，我们已经能够改变人们的这种心理。’”

这正是：大师最善抛气球，亦庄亦谐巧筹谋。老朋新友作媒介，可惜杜勒斯如牛。

毛泽东谈到此处，提议大家一起出去散散步。大家同意了，走出别墅，来到了东湖边，沿着湖边曲折的小道缓行。尔后，他们回到餐厅，毛泽东与客人共进午餐。

席间，毛泽东向斯特朗推荐了“葱爆海参”这道菜，被斯特朗谢绝了，因为她不喜欢海参，看起来就恶心，更不用说吃它了。饭后，斯特朗在谈话中问毛泽东：

“为什么西方人不管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都害怕第3次世界大战？科学家们说，已经有了足可以毁灭全人类的原子弹，而这些原子弹有可能会被错误的或被事故引发，而中国好像一点也不受这种威胁的困扰。”

毛泽东笑着说：

“如果西方人对世界大战的恐惧使他们力求阻止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那么这种恐惧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中国无人想发动战争。我不相信会有第3次世界大战，尽管战争可能会继续存在多年，而且在有些战争中可能使用核武器。我不相信会因为偶然事件而使用全部核武器，也不相信它们能毁灭全人类。即使核战争发生，全部热核武器也不能毁灭地球上的全部生命。而且，如果人类全被毁灭，进化将会再次产生出人类。不管怎样，由于人民要求和平力量的增强，这种战争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阵营不会发动战争。因此不应该害怕。害怕帝国主义，只会促使他们行动。必须反对他们，但要认真。”

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说他钦佩杜波依斯年高而身轻体健。他还说：

“我已经66岁了，我可能死于疾病，也可能死于飞机失事，也可能会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杀死。但是光怕死是没有用的。害怕不能避免死亡，反而会导致死亡。我不想死，我仍然认为，我是有可能活着看见帝国主义的末日的，那正是我所欲求和希望的。但如果我一定得死，我也不害怕。”

杜波依斯担心他死后的处境。他说，因为我的朋友和敌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座的都知道，我实际上并不是共产党员。毛泽东笑着对他说：

“你不要担心，你现在91岁，当你见到马克思时，他会承认你是他的同志。当然喽，也可能我比你先去那里，如果那样，我将很高兴地作你的介绍人。”

毛泽东送走客人后，就西藏局势致电中央，他写道：

“拉萨上层反动集团可能认为我们软弱可欺，闹事可能扩大，我们不得不准备提前实行民主改革。我们在西藏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准备爆发叛乱，请中央考虑对达赖可能出走采取何种措施。中央以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名义，写信答复达赖在3月10日以后的3次来信，宽大为怀，希望达赖实践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

3月15日，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将中央以他的名义写的“第3次”致达赖信，送给达赖喇嘛，规劝他“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乱分子。”

3月15日下午，毛泽东致电中央，他写道：

“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

这一天，毛泽东还写出了第2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经5天，看了湖北6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指《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和《中共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笔者注）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3月8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规定（指中共湖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笔者注），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该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同志来此，和王任重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小舟，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赞成河南办法，即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6个生产队。而这6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3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3月11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全省原有23000个高级社，平均每社320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两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不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做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到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3000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做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4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的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 1959年3月15日，于武昌

3月17日清晨，毛泽东写出了第3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各省市区6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4级或5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4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开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县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5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一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大鸣放，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3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他们上级（公社或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3天至4天的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3天至4天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够了。县的5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6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3级所有、3级管理、3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3月下旬即可完结，4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里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工暇全民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5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3天时间（3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有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4次，每次1天、2天至多3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公社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委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指原来的高级社）的领导骨干。

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迅即实行。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毛泽东 1959年3月17日上午7时，于武昌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重心是什么？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中抄录的3篇党内通讯，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的工作方法和民主作风，如今已经成为探索中国农村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十分难得的里程碑性质的重要史料。不知读者在认真研读以后，能从中看出多少在毛泽东身后出现的那些人身攻击属于无稽之谈？

第67章 1959年3月17日—

“有时候一个人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如马克思，真理就是在他一个人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或个别人的意见。因为，真理往往不在多数人手里，而在少数人手里。”

话说1959年3月17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藏时局和毛泽东的建议。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一致认为：最好设法使达赖留在拉萨，如果做不到，他硬是要走，就让他走。周恩来说：

“这次事件同印度当局有关，英国和美国政府在幕后很积极，支持印度当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线。叛乱的指挥中心在印度的噶伦堡。”

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传来达赖已经暗暗离开拉萨的消息。会议当即决定增调部队入藏，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武装叛乱，方针是绝不打第一枪。

3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东湖接见了中午刚刚飞抵武汉的以浅沼稻次郎委员长为首的日本社会党访华团。

浅沼稻次郎一行是在3月7日飞抵北京的。3月12日，浅沼稻次郎在演讲会上发表了“美国占领了日本的冲绳，占领了中国的台湾，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著名讲话。3月17日，中方和日本社会党发表了共同声明。

浅沼稻次郎一行走进临湖不远处的一幢别墅式楼房的客厅里，毛泽东便迎了上去，和客人们亲切握手。他请客人入座后，高兴地说：

“欢迎你们，你们作了很好的工作。”

浅沼稻次郎说：

“两年前，在北京见过毛主席。从那以后，日中关系比较顺利，我们曾进行了努力。但是，日本的保守政党对中国采取了不友好政策。因此，经过很大努力签订的第4次日中贸易协定也破坏了，接着又发生了长崎侮辱中国国旗事件，感到对不起。以后日中关系陷于中断状态。上次访华时曾和毛主席说过，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应早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由于日本政府方针的错误，使日中关系中断。社会党为打开这种局面，今年1月，中央执委扩大会议决定派代表团访华。”

“讲得好，讲得很好。”毛泽东赞许地说：“你在北京的演说，这次的共同声明，我都看到了。只要有远见的人就知道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所作所为，日本当局追随美国，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要起变化。当前的中日关系，也是暂时的。一时的中断是不好，但这是暂时的。现在我们不是又在来往了吗？社会党的做法很对，打开这条往来的道路。”

他拿起一支烟，点燃后吸了一口，凝视着冉冉的轻烟，沉思片刻，又说道：

“贸易总有一天要重开的，不能一万年不做生意。但是在日本政府这样做之下，我们只好如此。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走的路。你一定要政经分开，一定要和蒋介石打交道，好，那就按照他的办法办。让他们去和蒋介石打交道吧，我可以等你多少年的，要等多少年就等多少年。”

说罢，他忍不住爽朗地哈哈一笑。这笑声充满了自信，同时也感染了客人。浅沼稻次郎笑着说：

“您说的大家都明白了，不管亚洲的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但亚洲是一个。日本的外交需要大加修改，日本外交最大的坏处是远交近攻。”

毛泽东说：

“跟中国战国时代一样，是秦始皇的做法。”

浅沼稻次郎说：

“这是日本外交最大的坏处，这给中国和东南亚各国造成了很大损失。上次毛主席讲，中国有丰富的资源，日本是工业发达的有技术的国家，如果日本的科学技术同中国的丰富资源相结合起来就很好。”

毛泽东说：

“我们两个国家的事情是互相有影响的。你们搞得好一点，我们高兴；中国工作做得好一点，对你们也有益。将来总要做生意，不仅和日本，和美国也要做生意。杜勒斯总不能活一万年吧？假如活一万年，一万年以后中国和美国还要讲和。我们和日本总有一天也要讲和的。要把暂时的现象和将来的发展区别来看，有时是暂时的悲观，但前途总是光明的。”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把客人们送到门口，才依依惜别。浅沼稻次郎也未曾想到，这竟是他和毛泽东最后一次的会见。壮志未酬的浅沼稻次郎于1960年10月12日下午被日本右翼分子刺杀身亡。

3月19日晚，西藏叛国集团公然撕毁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坚持分裂祖国，维护农奴制的反动立场。

3月20日凌晨，西藏叛乱分子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区性武装叛乱，向驻藏的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

3月20日上午10时，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对拉萨叛乱进行武装反击。

中央驻西藏代表和工作委员会立即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布告》，揭露西藏地方政府与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分子残害人民、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罪行，号召全藏僧俗人民积极协助解放军进行平叛。

3月22日拂晓，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缴械投降，拉萨市的叛乱基本平息。平叛部队继续向其它地区的叛乱武装发动进攻。后来，达赖于3月31日匆忙逃入印度。

黄克诚、张经武、张国华及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等人，来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平叛情况。毛泽东非常高兴，在饭桌上给黄克诚4人敬了酒。此时，他正患感冒，自己也干了一杯，然后乘着酒兴，对雷英夫说：

“英夫啊，你是洛阳人，我问你个问题。”

雷英夫赶紧解释说：

“主席，我在洛阳上过学，其实我是孟津人。”

“噢，孟津人。那我换一个问题问你，武王伐纣时，到孟津几次？每次干些什么事？”

雷英夫还是被毛泽东问住了。他虽然看过《封神演义》，却没读过有关史书。于是，他就老老实实地说：

“主席，我看过《封神演义》，听过民间传说和唱戏，都是七零八碎的，也没留心您提的问题。我只有交白卷了，请主席给我们讲讲吧。”

“洛阳才子回了孟津就交白卷啊？”

毛泽东笑着说。其他几个人也笑着望望雷英夫，雷英夫也笑了，他说：

“其实我文化程度很低。”

毛泽东左手伸出两个指头，晃了晃，说：

“武王去过两次。一次是在公元前1029年，这是第一次去。八百诸侯齐聚孟津，商量伐纣，大家基本都同意。武王很能干，想了想，条件不够成熟。首先，商纣内部腐败了，但还没烂透，还不到马上垮台的时候。其次，他的兵力还不十分强大。再次，过黄河的准备工作还没搞好。最后，争取人心还需要多做一做。直到要出兵了，伯夷、叔齐不是仍然反对，出走了么，所以，武王下决心回去做准备。做哪些准备？有文有武，有精神有物质。要造舆论，统一思想，要搞统一战线，他也是讲究师出有名哩。还要广收人才，集聚粮草，打造兵甲，练兵布阵，准备舟船，用两年时间做了充分准备。这样，到了公元前1027年，武王从潼关出兵到孟津，发宣言，搞突然袭击，打歼灭战，瓦解敌军士气，在朝歌南的牧野打败了商纣。你们都是搞军事的，中国历史上这么大的事还是要研究的。”

雷英夫忙说：

“我这个孟津人实在是不够格，是不学无术。”

毛泽东说：

“太过谦了，这不是老实话。”

他望了一眼大家，又说：

“才子也不能事事都知道，所以都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饭后，雷英夫借毛泽东兴致很高之机，试探着请求说：

“主席谈到学习，我想提高一些文化。什么时候您写的不要的字，给我几张好吗？”

毛泽东痛快地说：

“别说那不要的呀，要就要那能要的。那好吧，我给你写一个。”

第二天，毛泽东果然叫人送给雷英夫一幅很大的中堂，写的内容是《水调歌头·游泳》。

尔后，毛泽东从武昌来到了上海，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天下午，秦怡与沈浮、金焰、上官云珠、黄宗英等上海电影界人士，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由于被接见的人较多，秦怡与毛泽东没有交谈，只是一次礼节性的握手，彼此印象都不深刻。据秦怡回忆，给她印象较深的倒是陪毛泽东跳舞的那一次。

那是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秦怡和其他女演员接到邀请，到上海文化俱乐部陪毛泽东等领导人跳舞。当时，周恩来也在场，他与秦怡很熟，一见到她，便马上把她介绍给毛泽东：

“这位是上海电影界的著名演员秦怡同志，曾演过《铁道游击队》等许多电影。”

毛泽东一听，立刻与秦怡亲切握手，随后就邀请她跳舞。两人开头都未说话，秦怡觉得过于沉闷不太好，便问毛泽东：

“主席，不知您看过我们的电影没有？有些什么意见，请指导指导。”

毛泽东坦率地回答：

“我看电影不多，看戏曲多，对电影提不出什么意见。”

秦怡没想到毛泽东这么爽快，简直是不假思索，拘束的心情一下放松了许多，于是她接着又说：

“今后您就多看一些电影，这样好多给我们一些指导。”

“你说得对，我接受你的意见。”毛泽东说：“我在这方面太偏，你提醒了我，今后要多看电影。以后看了，再来找你。”

秦怡没想到毛泽东会立刻做自我检查，有点不好意思，便又补充解释道：

“我只是想得到您的指导。”

毛泽东一点也不介意，说：

“你说得对。我是有这个缺点。”

有了毛泽东的这番鼓励，秦怡的心里踏实了许多，和毛泽东一直跳到舞曲终止。

3月23日，吴冷西也到达了上海，将要列席政治局扩大会议。

3月23日晚，毛泽东在中共桐城县委给安庆地委并安徽省委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注，他拟的题目是《介绍桐城县的经验》，他批注道：

至少在20年内，不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在大约5年至10年内，也还不是在整个国家内就能完成由集体所有到全民所有的过渡问题，而是只能看情况，逐步地完成由基本的小集体所有制首先过渡到以一个乡为范围的大集体所有制。然后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情况表示确有可能又有必要的时候，才可再考虑实行过渡到以一个区为范围的更大的集体所有制。过渡的时候，一定要使每一个小集体都不吃亏，而且都感到比较不过渡对于每一个小集体每一个个人都更为有利些，要是出于各个小集体和大多数社员的要求，否则谈不到这种过渡。不管过渡到乡或区的大集体，目前生产队这种小集体总还是一级核算单位。

毛泽东 3月23日

3月2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的组成问题（即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宣布说：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人民公社和1959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问题。在讨论之前，先请邓小平同志把中央常委对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意见向会议通报一下。”

邓小平在通报中说：

“第一、要理直气壮，坚持平息叛乱。因为8年来中央和入藏部队执行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而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却撕毁了协议，背叛祖国，武装反抗中央，进攻人民解放军。

第二、要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但对达赖还要留有余地，还是用‘叛乱集团劫持达赖’的说法，同时，因为原主任达赖出走，宣布由班禅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代理主任。

第三、现在我们的口号是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要重新起草西藏自治区章程，要进行民主改革，要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都要理直气壮地宣传。

第四、现在暂不公开点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当局的名。毛主席说让他多行不义。中国古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现在让印度当局多行不义，到一定时候我们再跟他算账。尼赫鲁关于西藏叛乱的一些讲话，也暂不报道。因为报道了就要反驳，现在还不到跟他辩论的时候。要看一看再说，这是留有余地。与此相关，印度噶伦堡是这次叛乱的指挥中心，也暂且不提。这同样也是因为提了就要同印度政府交涉。”

邓小平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意见后，毛泽东指定由吴冷西和有关人员，起草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的新闻公报。

此后，上海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检查了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了在公社整顿中提出来的若干问题。

3月27日，毛泽东在吴冷西呈送的关于西藏叛乱的新闻公报上，作了多处修改，并请其他政治局常委及胡乔木和吴冷西本人在文字上再加斟酌。

3月28日晚，新华社全文广播了关于西藏叛乱的新闻公报。

3月29日，毛泽东写出了第4个党内通讯，发给中央各部党委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省（自治区）委书记，他写道：

上海几个县的材料可阅。

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忌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5级或者6级、或者7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10天，上层，中层，基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死头脑才能松劲，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农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讯中，已经大体说过了。

毛泽东 1959年3月29日 于北京

3月30日，毛泽东在批转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关于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时，加了一个《介绍山西经验》的标题，并在标题下面写了一个按语：

“此件很好，很容易看。如有头昏病，还可以愈头昏。”

他根据各地整社中群众普遍提出清算旧账，即清算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中平调生产队的物资、劳力等项账目的要求，批示说：

“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现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400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是不许可的。”

在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6个大区的负责人到他的住处座谈，陶鲁笳接到通知晚了，待他赶到时大家正吃午饭，他就坐在毛泽东的对面，他说：

“主席，我感到这次会议定的4大指标（钢、煤、粮、棉——笔者注）都过高了，特别是钢和粮两大指标，我已和在家的常委们通过电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样高的指标是无法完成的。”

毛泽东闻言，笑着对王任重说：

“你有同情者了。”

柯庆施却对陶鲁笳说：

“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

陶鲁笳当即争辩道：

“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可见群众对我们那些没有根据、办不到的大话是很不满意的。”

李井泉说：

“要跳起来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里就想把果子摘到手。”

陶鲁笳说：

“现在的问题是，跳得再高也摘不到果子呀。”

曾希圣说：

“分配给我们安徽的指标，只要鼓足干劲，是能够实现的。因此，我们接受。指标低了，不利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陶鲁笳说：

“我们山西武乡县有一个党支部开党员大会，支书根据上面的意见，提出亩产要搞800斤。党员们说‘200斤低，400斤高，800斤你自己背起来好了’，说罢，党员们都走散了，只剩下支书孤家寡人。”

在大家的争论中，毛泽东一直捂着嘴在一边笑。他见都不讲了，这才说了一句：

“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讨论嘛！”

1959年4月1日，上海会议结束。在毛泽东的干预下，上海会议对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指标进行了一些调整。会议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会议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的会议纪要，准备提交给党的八届七中全会讨论。

4月2日，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

4月2日晚，毛泽东对《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等几个报告写了一个批示：

“这几个文件都值得看。特别是《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值得看，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地退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发展起来。”

4月3日，吴冷西根据毛泽东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对印度尼赫鲁3月30日的讲话做了详细报道，并着手写相关的评论文章。

4月3日，毛泽东对《麻城县万人大会第二次报告》作了批示，他在批语中写道：

此件极好，每一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5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 1959年4月3日

4月3日下午傍晚，毛泽东在谭震林来信的批示中写道：

各县、社4月不开大会。原定5月开社、队代表大会，可以考虑在5月上旬或中旬到县里开，彻底解决3月会议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3个问题，然后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就算账这个问题来说，3月省、县大会我们缺乏精神准备。郑州说的是一般不算，应翻过来，一般要算。有些省已经翻过来了。如湖北，但也没有翻透。说的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账，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首先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这个问题，如麻城县那样大规模解决，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来的，才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非最近才发生，但只有在1959年才能解决，只有在现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像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大问题，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因此我建议5月的会到县里开。是否如此，请你们委员会讨论一下。　

　　毛泽东 4月3日下午6时

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会议期间看了湘剧《生死牌》，剧中海瑞刚直不阿的形象，使他感触颇多。于是他借来《明史》，看了《海瑞传》。

4月4日上午，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首先说起了海瑞的故事，他说：

“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很不客气。皇帝看了，几次丢在地下，又几次拾起来看一看，想一想，觉得海瑞这个人还是好人。但终究把他关起来，准备杀掉。有一天，看监人忽然拿酒菜给海瑞吃，海瑞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

明朝皇帝对臣下严酷，廷杖致死，还是堵塞不了言路。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因此，要学习海瑞精神，海瑞敢说真话。”

毛泽东讲完了海瑞的故事，接着又讲了一个卞和献玉的故事，他说：

“楚国有个卞和，得到一块很好的玉石，献给楚王。楚王不识货，说他骗人，把他的左脚砍掉了。第2次又献上去，还说他骗人，右脚也砍掉了。卞和坚信真理，坚信自己献的是一块好玉，第3次再献上去，剖开后证明确实是一块好玉。他由此取得了楚王的信任。”

毛泽东由故事引入正题，要求党内干部为了党的事业，要敢于讲真话，不要怕这怕那。他还说：

“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问她：上海的情况如何？她说：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我说：你不问政治？她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我问柯庆施怎么样？她说：更不敢讲。又问她：我怎么样？她说：你英明伟大。看来，这位大学教授对我们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

他又说：

“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

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草案中对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经济计划指标进行了一些调整，原指标再次被压缩，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万吨，原煤产量指标降为3.4亿吨，其他工业品指标也大幅度降低。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4月5日上午，毛泽东在全会上讲了十几个问题。他在讲到工作方法问题时说：

“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要多谋善断，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不行。要与多方面商量。要反对少谋武断。多谋，过去往往与相同意见谋得多，与相反意见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多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谋的目的是为了断。”

“要多谋善断，要多听人家的不同意见，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进的空气。”

毛泽东还说：

“有时候一个人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如马克思，真理就是在他一个人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或个别人的意见。因为，真理往往不在多数人手里，而在少数人手里。”

毛泽东强调党内民主、反对家长制。他以自己和弟弟毛泽覃的关系为例，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也有旧的东西，比如有一次，我的弟弟毛泽覃同志和我争论一个问题。这个同志已经在江西牺牲了。他说他对，我说我正确，他不听我的，我也没有说服他，就要打他。他当场质问我：‘你怎么打人？’事后，他还在一些人面前讲我的闲话，说：‘共产党实行的是家法、还是党法？难道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就打人？如果实行家法，父母亲不在，他是哥哥，也可以打我。”

毛泽东又说：

“对人民、对同志，不能压服，只能说服，要以理服人，我们都是平等的同志关系。”

毛泽东鉴于不少人在全会上仍然坚持生产高指标，不愿意压低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指标，而且，持这种意见的人还占了上风。他们认为，纠“左”已有半年多了，再纠下去会给群众泼冷水，会给大跃进运动抹黑，而且，右倾大有抬头之势。对此，他说道：

“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行。1959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马鞍形’将来还会有，做计划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留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也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指标定为2000斤，这就没有余地了。过去打仗留预备队，现在搞生产忘掉了。工作计划一定要留有余地，不能满打满算。保证重点是重要的，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们要按政策办事情。”

“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经济计划一直被动，自己毫无主动。武昌会议被迫由3000万吨钢搞成2000万吨。

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3000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1000万吨，只搞2000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毛泽东很不满意几个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他说：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你写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写古文，许多问题不交代给人家，人家怎么会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结果忘记了，不懂心理状态。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6亿人民，1300万党员，你要给他们阅读，你写古文，你写半文半白结合的文，又不交代问题，又不使人看了通顺，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来。你拿出来，我就要反对，立即顶回去。一望之下，你这个东西不行，就要顶回去。”

毛泽东最后说：

“一个人没有人恨，是不堪设想的。我这个人是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是不是这样呢？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因为我跟他闹别扭闹得相当多。会理会议、延安会议，中央苏区江口会议，我们俩个人斗。但是我们俩个人我看是好的，有什么不好呢？都是革命党。我是寸步不让，你一炮来，我一炮去。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仅跟彭德怀同志一个人的问题，跟其他同志也是这样。”

“我的缺点，你们也要批评。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我送了《明史》的《海瑞传》给彭德怀同志看了。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是很不客气，非常不客气，皇帝看了这封信丢到地下，然后又拣起来看一看，又丢到地下，然后又捡起来，想一想觉得这个人还是个好人，但是终归把他捉到班房里头，恨透了，准备把他杀掉。”

“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的勇敢，海瑞比包文正不知要高明多少。我把这个《明史》给彭德怀同志看，同时我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看了。）我讲我跟一些同志的冲突，冲突过后我也过去了，我也不记仇，绝不报复。我们这些老同志没有打过架的相当少，不打不成相识。你打过来，我打过去。我跟恩来打过架没有？跟彭德怀打过架没有？跟朱德打过架没有？跟你（指刘少奇）也打过架，就是合作化问题。跟陈云我们打过架。跟林彪也打架，我们在闽西一路合作得很好，遵义会议以后我跟你们两位（一个林、一个彭）都分裂了，搞了一个会理会议整你们。”

“刘伯承同志我们两个不是斗得厉害？我还写了书，战略问题，那就是批评你的，你也没有答复。后来你在军事学院大概是想答复一下，没有尖锐地提出那些问题来批评，因为我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不能驳的，是驳不了的。那个里头批评了刘伯承，批评了任弼时，没有指名字。任弼时封我一个‘狭隘经验论’；刘伯承封我一个‘怕打烂坛坛罐罐’，军事上不行。”

“至于跟粟裕同志，萧克同志，还有陈伯钧、还有郭化若同志我们几个是历来斗的，他们是我的反对派，但是你们是反对派，你们的官还可以做，我不报复。去年报复一次，不是我的报复。去年报复是开军委扩大会议，四五百人，是你们犯了错误，把你们这一批评，我就开心了。”

4月5日下午，毛泽东从上海到了杭州西湖西南岸的刘庄，他办公、休息都住在南屏游泳池。

是日晚，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如果有可能，我就游历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现在开支票，但哪一年兑现不晓得。我很想学徐霞客。徐霞客是明末崇祯时江苏江阴人，他就是走路，一辈子就是这么走遍了，主要力量用在长江。《徐霞客游记》可以看。”

毛泽东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让中央警卫局在北京西山组建了一支秘密骑兵大队，以备考察之用。由于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的这一愿望就没有能够实现。

4月6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还有田家英、吴冷西、李友九，也来到了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讨论、修改周恩来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先念副总理的预算报告。

4月7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汪锋同志：

我想研究一下整个藏族现在的情况。1、金沙以西，构成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包括阿里），人口据说有120万人，是不是？2、面积有多少平方公里？3、农奴制度的内容，农奴与农奴主（贵族）的关系，产品双方各得多少？有人说二八开，有人说形式上全部归贵族，实际上农奴则瞒产私分度日，对不对？4、共有多少喇嘛，有人说8万，对否？5、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6、喇嘛庙对所属农奴的剥削压迫情形。7、喇嘛庙内部的剥削压迫情形，有人说对反抗的喇嘛剥皮、抽筋，有无其事？8、西藏地方各级政府及藏军每年的广大经费从何而来？从农奴，还是从贵族来的？9、叛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有无5%？或者还要多些，或者少些，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何者为是？10、整个剥削阶级中，左中右分子的百分比各有多少？左派有无三分之一，或者还要少些？中间派有多少？11、云南、四川、甘肃、青海4省各有藏人多少，共有藏人多少？有人说，4省共有200多万至300万，对否？12、这4个省藏人住地共有面积多少平方公里？13、青海、甘肃、四川喇嘛庙诉苦运动所表现的情况如何？有人说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属实？

以上各项问题，请在一星期至两星期内大略调查一次，以其结果写成内部新闻告我，并登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如北京材料少，请分电西藏工委，青海、甘肃、四川、云南4个省委加以搜集。可以动员新华社驻当地的记者帮助搜集，并给新华总社以长期调查研究藏族情况的任务。

毛泽东 4月7日

4月8日，毛泽东在刘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毛泽东又谈到了西藏叛乱事件，他说：

“此事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估计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中大家要议论。《人民日报》要着手准备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现在英国、美国和印度都在吵吵嚷嚷，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叛乱集团，反对我们平叛。我们要沉着迎战，要准备在宣传上加以反击。你们回北京后就着手准备。”

在常委扩大会议期间，王芳有一次陪毛泽东游泳之后和他一起吃饭，毛泽东知道王芳喜欢京戏，曾在山东根据地演过《黄鹤楼》中的周瑜，就问道：

“周瑜是怎么死的？”

王芳说：

“是被诸葛亮气死的。”

“不对。周瑜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而是被孙权气死的。”毛泽东笑了笑，又说：“孙策死后，他的老婆大乔年纪很轻，住在后宫很寂寞，因此大乔经常请小乔去陪她，有时周瑜也陪小乔去后宫看大乔。他去的次数多了，在后宫留的时间又长，孙权因此对周瑜很有意见，但又不能当面讲，就处处刁难他，给他脸色看。再加上军事上不断失利，一再败给诸葛亮，孙权对周瑜的看法更大了，脸色更难看。周瑜是个十分高傲而器量又小的人，哪里受得起这种屈辱，忧郁成疾，不久就病死了。”

4月12日，毛泽东离开杭州。

4月13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山东兖州车站，他听取了舒同的汇报,决定到东郊公社考察小麦生长情况。

是日下午，专列到达济南。东郊公社书记郑松随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白如冰到济南火车站迎接毛泽东,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郑松,微笑着说：

“郑松,今天到你们公社看看小麦可以吧？”

听到毛泽东喊自己的名字,郑松为之一惊,没想到2月25日座谈会至今已近50天了,主席还记得自己的名字,“顿生一种幸福感”。

毛泽东首先察看了公社党委的试验田。这片试验田有20亩,地头上插着一块木牌,上面除了写着面积、品种、管理措施之外,还写着“计划亩产1000斤”字样。毛泽东一字一句地读下来,有些怀疑地问郑松：

“一亩能收1000斤吗？”

郑松说：

“计划亩产1000斤,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一亩收这些斤问题不大。”

毛泽东说：

“现在我不相信,打出来的时候我才相信哩！”

他俯下身子拨开麦苗，亲手拔起一墩反复察看,仔细询问了麦田的深翻整平和下种量、施肥、浇水等情况，尔后离开这片试验田，又看了大辛庄的小麦长势，便乘专列经天津回到了北京。

后来在小麦收获后,东郊公社党委写信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视察过的大辛庄1700亩小麦,平均亩产400.6斤,比上一年增产254.31%；而他视察的20亩试验田平均亩产742斤。

再说4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乘车从中南海出来，突然看见表哥文涧泉正在路上徘徊，就示意秘书停下来，把文涧泉接到车上，拉回家中。毛泽东问道：

“十一哥，你来了多久了？”

文涧泉怏怏不乐地说：

“来了几个月了。”

毛泽东又问：

“住在哪里？”

文涧泉有些生气地说：

“人还没死，就摊了门板。”

文涧泉说摊了门板，是指乡下有个习俗，死了人之后，尸体要在门板上摊1天，然后再入棺。这显然是气话，埋怨他住的地方不好。毛泽东笑着说：

“火气还不小嘛。我从武汉回来刚几天，前天才知道你来了。”

原来，文涧泉这位老农在家乡种了几十年的田，对水稻的栽培和管理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认为水稻要合理的密植，才能增产。可是，他的观点在大跃进高潮中遭到了批判，说他是经验主义，是保守，大门上还被插了白旗。文涧泉一气之下，在1959年初来到了北京，要找表弟讨个说法。他住在一个条件较差的招待所里，要见毛泽东，可是每次都被挡了驾，回答是：“主席外出视察，不在家。”就这样，他在北京一直等了几个月。

这一天，文涧泉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一位外宾，就知道他已经回来了，于是就向中南海走去，结果还是被挡了驾。正在他不知所措时，被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听了表兄受冷落的经过，就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住宿差，好吧，马上给你换个地方。看样子，十一哥有什么不称心的事啊？”

文涧泉说：

“能称心得起来么？我挨了批，还插了白旗。”

毛泽东不胜惊讶，问道：

“你为什么挨批插白旗了？”

文涧泉说：

“开头是为队里密植。后来是为大炼钢铁，砍了黄土岭的油茶林。你不是说过，油茶是个好东西么？”

毛泽东叹息着说：

“黄土岭的油茶林也砍啦，可惜，可惜！你顶住了瞎指挥，是功臣嘛！怎么还插白旗呢？应该戴大红花才对！”

毛泽东看着文涧泉掏出手帕擦眼泪，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看来你的怨气不小。我向你赔不是，给你戴大红花。”

文涧泉说：

“我这次来的目的，是要解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文涧泉便把为密植挨批的事情说了一遍。毛泽东认真地听着。文涧泉似乎还没有消气，他说：

“我认为政府的政策不行，种田不能搞密植，要合理密植。我作了一辈子的田了，还没有看到如今这么个‘密法’。政府有人说我是保守派。我说，人虽然老了，但还可以看水，这么密植会要减产的。”

毛泽东只好以好言相劝。文涧泉说：

“没用。县官不如现管。政府的政策不改变，我回去还得挨批。我要在北京住下去，等政府改变了态度，等我的孙子写信来，我才回去。”

毛泽东知道表哥心直口快的脾气，也难怪他为密植问题如此恼火，就留他吃晚饭，安慰了几句，说：

“‘忠言逆耳利于行’，难得你有这番好意啊！十一哥熄熄火，在北京住几天，再回家去。”

文涧泉经毛泽东这么一劝说，气消了，心平了，在北京饭店呆了几天，便又回到乡下继续种田。

4月15日，《人民日报》以观察家名义，发表了吴冷西修改好的、经周恩来审定的评论文章，题目是《不能允许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评论披露了帝国主义和印度非官方攻击中国平叛的言论。评论中说，对尼赫鲁演说中所说的“不可让中印关系恶化”，表示欢迎。评论中引用了《印度快报》对尼赫鲁演说的评论，说尼赫鲁“在送鲜花方面非常慷慨，右手向西藏大扔鲜花，左手向中国大扔鲜花”，说尼赫鲁要“保持这两方面的微妙的平衡，那显然是他最为难的时刻”。

4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6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和第三届人民政协第1次会议的议程。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从去年8月起，出了两件事，都跟我们有关。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西藏问题。”

在讲了炮击金门以后，毛泽东又说：

“我们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聊斋志异》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书生，晚上坐着看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伸进舌头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把舌头伸出去，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样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最后那个鬼只好悻悻地走了。《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它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关于西藏叛乱问题，他说：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100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3个区域）大概是120万人。120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120万人里头，有8万喇嘛，这8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95%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20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20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20万军队，只要5万军队，20万的四分之一。1956年以前我们就5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1956年那一年我们撤了3万多，剩下1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6年不改革，6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120万人，而是300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120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50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4个区域合计180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4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1万多人。1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120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7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3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20万军队，只需要5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3月20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1954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3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25岁。假如他活到85岁，从现在算起还有60年，那个时候21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59年不回来，第60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60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60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关于国家领导人的调整问题，毛泽东说：

“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10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9年3月29日发给中央各部党委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省（自治区）委书记的第4个党内通讯，是一篇极富辩证法的短文。他说：“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但他又告诫“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忌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危险之至。”你看，这不是极高明的两分法么！为了避免犯错误，他提出每年“召开两次5级或者6级、或者7级的干部大会”。只有这样，“上层，中层，基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这的确是明智之举！

第68章 1959年4月15日—

“‘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改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

话说1959年4月15日这一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和外交部副部长尼·费德林到达北京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的大会。先期到达会场门口的周恩来对伏罗希洛夫一行表示欢迎。毛泽东在大会上领导全场群众高呼口号：

“苏联中国团结万岁！”

4月17日，周恩来将反映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5省春荒缺粮的报告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立即将这两份材料批示给周恩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他在批示中写道：

总理：

此件我已全部看了。建议：一、将此件（实为两件，一件是15省的表，一件是5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立刻印30份，以15份，在3日内，用飞机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我相信，有些地方已经或正在处理，例如山东济宁、聊城两专区；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二、由你找人大代表中15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5省），每人分发文件1份，如同意，请即办。文件可安一个总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毛泽东 1959年4月17日下午11时

4月1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作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了《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与全国人大开幕的同时，全国政协第三届1次会议也在京举行。来自苏州的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园林艺术家周瘦鹃也参加了政协会议。周恩来在180多位老年委员团聚的茶话会上说：

“毛主席非常关怀各位老人，他说下次开会时，你们可以带着老伴同来，好照顾得更周到一些。如果没有老伴而有必要的话，就是带一个儿子或一个女儿也好。”

毛泽东设想这样周全，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使老委员们非常感动。

4月19日，这一天是个星期日。吴冷西和家人一起到香山郊游，中午在香山饭店吃过饭，正准备午休，服务员来说让他接电话。吴冷西心中有些纳闷：什么人打电话到香山来找我呢？他一接电话才知道是中南海总机打来的，说是毛泽东的秘书罗光禄找他说话。罗光禄的电话很快就接通了，他对吴冷西说：

“毛主席要你马上回城参加会议。”

吴冷西不敢怠慢，立即带领家人坐车回城。他来到中南海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一走进颐年堂，毛泽东就冲着他说：

“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你到哪里去了？上午通知下午3点开会，找了半天才找到你。”

吴冷西赶紧解释说：

“我一清早上香山去了，刚才接到开会的通知就马上回来。”

毛泽东说：

“昨天印度官员散发了一个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叛乱的《声明》，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反击。找你来是要你立即起草一篇评论。”

吴冷西问：

“评论着重讲哪些观点？”

毛泽东说：

“刚才同总理他们议了议，可以着重从3个方面批驳所谓‘达赖喇嘛声明’：第一，《声明》从‘西藏独立’说起，反映了英帝国主义历来的梦想，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第二、《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在西藏违反1951年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但又举不出任何事实。我们要指出，过去8年中，西藏地区的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样，没有任何改变。西藏的内部事务，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由原西藏地区政府负责进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还宣布1962年以前不进行民主改革。第三、《声明》歪曲了3月10日至19日发动叛乱的经过，我们可以根据达赖喇嘛3月10日以后给中央驻藏代表谭冠三将军的3封信来说明：达赖喇嘛是被反动分子包围，并在3月17日被劫持走的。《声明》中也说是‘顾问们认识到’达赖喇嘛以及家属和官员‘离开拉萨成为十分紧迫’。”

周恩来补充说：

“《声明》行文不是用第一人称‘我’，而是用第三人称‘他’，完全不是西藏文体，而是像英皇诰示那样的文体。《声明》用的某些观念和词句也是外国的。散发这声明的又是印度官员。我们要指出，这些都表明《声明》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而是别人强加于他的。评论中可以揭露这一点。”

刘少奇说：

“评论要提出质问：现在发表这个声明，究竟想干什么？可以点出他们这样做是下决心同中国对抗。”

与会者还谈到了有关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一些其它意见。毛泽东说：

“时间不早了，会议到此结束。你要在今天晚上把评论起草出来，我夜里等着看。”

4月20日凌晨3点多，吴冷西将评论稿打出清样送到了中南海。

这天下午，毛泽东把吴冷西和胡乔木叫到他家里，将他修改过的评论清样给吴冷西二人看。毛泽东主要是在上面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彩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的亲热呵！简直是卿卿我我，难舍难分。”

他要吴冷西和胡乔木对评论中的某些措词再行斟酌修改。胡乔木和吴冷西当场做了一些修改，就请毛泽东审定。毛泽东看了一遍，就说：

“这篇评论要今天马上发表，可以署名为‘新华社政治记者评论’，这样的形式会引起人们的重视。题目仍然是《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由新华社今晚先发，《人民日报》明天登在第一版头条位置。以达赖名义发表的《声明》也全文发表。”

吴冷西立即回新华社布置翻译和发稿。

4月22日，毛泽东召集几个常委在他家里开会，吴冷西也列席会议。毛泽东说：

“现在宣传上集中反击印度的反华言行。《人民日报》的版面要调整，集中反映有关西藏叛乱的问题，宣传我们迅速平定叛乱以及目前正在采取的民主改革措施。印度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在西藏叛乱问题上的反华言行，都要陆续发表。国际上支持我们的言论也要发表。从3月17日起，尼赫鲁仅在议会上就发表了五六次讲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为的是看看他要走多远，有意后发制人。现在可以回答他了。”

毛泽东又提到了他在4月初杭州政治局常委会上，交代吴冷西准备写文章的事，他说：

“《人民日报》要抓紧写出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经中央讨论后发表。”

4月24日，毛泽东在周恩来报送的李先念关于福建吕泗洋风暴渔民沉船事故的最新情况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退总理。唐人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气象预报及收音机，要认真解决。

毛泽东 4月24日

4月25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吴冷西和彭真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冷西、彭真同志：

“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改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20日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3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4月24日两篇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予诽谤者以打击》，不如光明日报评论《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24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

毛泽东 1959年4月25日上午6时

彭真、胡乔木、吴冷西在上午读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分头行动。胡乔木、吴冷西召开了宣传干部会议，统一宣传口径。胡乔木、吴冷西还研究了达赖和尼赫鲁的谈话内容。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达赖告诉尼赫鲁说，他写给谭冠三的3封信是真的。尼赫鲁说，印度仍然实行和平共处原则。

4月25日晚，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反击印度反华言行问题。胡乔木、吴冷西列席了会议。毛泽东一开始就问吴冷西：

“文章写得怎么样啦？”

吴冷西回答说：

“正在修改。”

毛泽东说：

“我们反击印度的反华活动，着重同尼赫鲁大辩论。现在我们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其实也不会完全闹翻。我们的方针是以斗争求团结。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叛乱已迅速平定，他再闹也闹不到哪里去，他对西藏的局势无能为力。

这次斗争只是笔战、舌战，但对澄清是非极为重要，对内对外都是如此，大辩论有极大好处。但是，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对尼赫鲁的几次讲话要加以分析，反驳他时要充分讲道理，把西藏叛乱的原因、我平叛和改革的性质、印方过去的干涉、我们为维护中印友好关系的努力等等，都讲得清清楚楚。有利，就是有利于印度人民弄清事实真相，有利于围绕西藏叛乱事件的国际斗争，有利于我在西藏平定叛乱和民主改革，也要有利于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和争取尼赫鲁同我们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节，就是要留有余地，对尼赫鲁要有分析，好的要肯定，只批评他不好的，不要把话说绝。还要讲究必要的礼貌，既尖锐又委婉，不谩骂，要给尼赫鲁下楼的台阶。为了表明我们的忍耐和后发制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充分发表印方的反华谬论，也要充分反映西藏人民对平叛和改革的热烈拥护。要发表读者来信和历史资料，充分说明我平叛、改革的正确和外国干涉的无理。

尼赫鲁原来对形势估计错误，误以为我们对叛乱没有办法，有求于他。确实，我们驻藏部队数量很少，入藏时连地方干部共有5万人。1956年撤出3万多人，只留下1万多人。西藏地方很大，边境线很长，没有那么多军队驻守，也很难全都守住，叛乱分子自由进出。但人民解放军还是顶用的，这次驻藏部队稍微增加一点，很快就把叛乱平息了。所以现在印度当局很被动，我们很主动，是反击的好时机。人大、政协正在开会，会上发言理直气壮，声讨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但我们不是执意要跟印度闹翻，不怕闹翻不等于以闹翻为目的，我们是以斗争求团结。对达赖也不是当作叛国者，还是采取争取他回来的方针，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跟班禅一样。他是否回来，那是他自己的事。但我们表示这样的态度对国内国外都有必要。因此《人民日报》的文章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这样对内对外都有利无害。”

常委们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大家要求抓紧时间把文章写出来。

毛泽东决定，起草小组加以扩大，由胡乔木领头，要吴冷西先修改出一个稿子，然后交胡乔木修改，再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4月26日，吴冷西、乔冠华领导的国际宣传小组在讨论毛泽东写于25日上午6时的信时，大家都说：

“在形势转换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思想总赶不上毛主席。《人民日报》如此，外事部门也未能例外。”

4月26日，毛泽东接到了救灾委员会的一个报告，报告中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停止发展，山东的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仍在发展。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此件发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请你们对这个问题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毛泽东 4月26日

4月27日，《人民日报》根据尼赫鲁会见达赖前后的几次谈话，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题为《读尼赫鲁总理的谈话》的评论。

在全国人大二届1次会议结束前夕，毛泽东审阅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单，他突然问道：

“常委里怎么没有曾志呀？曾志工作得不错嘛！她可以参加人大常委。”

说着，他大笔一挥，将曾志的名字加了上去，还自言自语地说：

“曾志是一个善良的同志，善马任人骑，善人任人欺呀。”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参加了这次人大常委名单审定会议，他回到家里问曾志说：

“主席推荐了你当人大常委，还说什么‘善马任人骑，善人任人欺’，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曾志说：

“我怎么知道！”

4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1次会议举行闭幕式。会议同意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选举刘少奇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深等16人为副委员长。

会议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这天下午，风和日丽，花明柳翠。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位人大代表和1000多位政协委员，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中南海怀仁堂前草坪上的一架照相机前，将要与国家领导人一起合影留念。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依次走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体起立，掌声雷动。毛泽东微笑着挥手示意大家坐下来照相。一照完相，大家就争先恐后地和领导人们握手。周瘦鹃挤不上去，眼看就要失去这个幸福的机会，他灵机一动，转身疾步去了毛泽东进怀仁堂的必经之路。不一会儿，毛泽东果然笑吟吟地走过来了，周瘦鹃鼓起勇气，抢步迎了上去，向毛泽东伸出了手。毛泽东握着他的手，端详着他，却叫不出他的名字。周瘦鹃激动地报出了自己的姓名。毛泽东点点头，微笑着说：

“啊，原来是周瘦鹃先生！你的气色很好啊！今年高寿？”

周瘦鹃回答说：

“今年65岁了，可是精神还好，这几天也很兴奋。”

毛泽东和蔼地说：

“我读了你的很多文章，很想和你谈谈。”

周瘦鹃说：

“请主席多加指教。”

毛泽东想起还有很多事要做，无奈地摊开右手，朝周瘦鹃摆了两摆，只是问道：

“有什么新的东西给我看看？”

周瘦鹃兴奋得连声说：

“好，好！”

后来周瘦鹃回到苏州，常常扪心自问：“我将拿什么新的东西给毛主席看呢？”过去的文章吧，被人看做是“鸳鸯蝴蝶派”的东西，已大不合时宜，谈园艺盆景的，又不知毛泽东有无兴趣，思来想去，便步毛泽东诗词原韵，作了21首诗词，题名为《学步集》，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又寄还给了他。

且说在4月29日，毛泽东写出了第5个《党内通讯》，他写道：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500斤的，今年增产200斤、300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3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3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10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6亿5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扩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10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10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3年以内，大部不可行。3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10年时间。4年以内小解决，7年以内中解决，10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4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试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肥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6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10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1959年4曰29日

毛泽东写好后，先征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林彪、朱德、谭震林、彭真的意见，又征求了在京参加人代会的几位地方负责人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的意见。

正是：党内通讯世少有，同志部下似朋友。娓娓道出心里话，细细思量为民谋。

良师良友良配方，谁听谁信谁接受？可怜毛公披肝胆，高山流水对蠢牛。

再说1959年5月2日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吴冷西和胡乔木先后修改过的稿子。毛泽东提出了6点意见，他说：

“1、文章应以评论尼赫鲁4月27日的讲话为主，他此前在议会中发表的6次讲话可不涉及，以免分散力量。2、要高屋建瓴，从西藏人民早已盼望改革农奴制讲起，一下子把尼赫鲁置于反对社会进步的地位。因此要用相当文字分析西藏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野蛮和落后。3、要揭穿尼赫鲁打着“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说明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在西藏和平解放8年来执行十七条协议。4、要指出印度历来对中国地区的野心和干涉，着重揭露1950年我们进军西藏时和这次叛乱事件中印度政府的所作所为，并联系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历史以及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人的衣钵。5、要指出尼赫鲁本人前后自相矛盾，肯定他说过的好话，批评他的坏话，指出他一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时又把西藏变为中印缓冲区；一方面同中国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另一方面又以种种借口干涉中国内政。6、评论全篇贯彻维护中印友好，并以此收尾。”

周恩来见毛泽东说完了，就补充了一句：

“要引用尼赫鲁1954年访华时说的好话。”

毛泽东最后说：

“我同意大家对文章题目提出的意见，把题目改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乔木和冷西今晚好好想想大家的意见，明天用一天的时间修改，4日再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5月4日下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由胡乔木、吴冷西和浦寿昌修改的《人民日报》评论尼赫鲁讲话的文章。与会者只是提了一些有关个别提法和词句的意见。毛泽东最后宣布：

“政治局原则上通过这篇文章，署名仍同1956年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一样，写明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文章’。为慎重起见，你们明天再认真从头到尾通改一遍，随修改随送我看。”

5月5日，胡乔木、吴冷西和浦寿昌经过一天的通改，随改随送毛泽东审阅。一直到晚饭前，毛泽东最后审定了全文。

这一天晚上，《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这篇文章由新华社用中、英文同时播出。第二天上了《人民日报》。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的发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一位外国报纸驻北京记者在报道中评论说：“这是一篇马列主义的杰作，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态度鲜明而坚定，又始终贯彻中印友好的方针。”

印度《政治家报》的社论评论这篇文章说：“大部分是以温和的和相当说理的态度来说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

印度《国民先驱报》的社论说：“《人民日报》文章要求停止印度人和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的争论，它的语气是友好的。”“中国人保证说，民主、繁荣的西藏自治区，必然会成为巩固和加强中印友谊的一个因素，而不会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对印度共和国的任何威胁。这种保证将会为人们所接受。”

英国《泰晤士报》的社论说：“尼赫鲁不会再来反驳，而会注意中国方面关于恢复友好关系的说法。”

香港一家报纸评论这篇文章说：“说情又说理，委婉又强硬，确是使尼赫鲁颇难回答的。”

5月6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越南和蒙古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周恩来、陈毅在谈话中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西藏叛乱和中印关系的态度。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

“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尼赫鲁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那里有4亿人民，尼赫鲁不能不反映4亿人民的意志。西藏问题是很大的事，要大闹一场，要闹久些，闹半年也好，闹一年更好。可惜印度不敢干了。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

后来，中央书记处的一位领导人根据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提出的要编写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的小册子，就找到了文学研究所的何其芳，向他交代了这个任务。何其芳立即组织文学所的有关人员进行编写，到这一年的夏季就基本编成了《不怕鬼的故事》。

且说5月6日夜，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对吴冷西说：

“毛主席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5月7日起，一律暂停发表印度和其他外国对西藏问题的言论，也一律暂停发表批评印度、英国等的反华言行的评论，看看印度及其它方面的反应再说。全国各报也照办，由你告诉中宣部发出通知。”

从5月7日起，国内舆论界一片风平浪静，外交部则开始了一连串的中印之间的“照会战”。

5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了《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加写了一句话，他写的是：“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

“最近几个月以来，养猪头数大量减少，这对于积肥、猪肉的供应和私人零用钱的取得这样3件大事，都是非常不利的，要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采取公社各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鸡、鸭、鹅也是如此。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自留地的多少，应当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按人口计算，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5%，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者二分饲料地，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此事要快，请你们早作决定，下达执行。”

5月7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来京参加全国人大二届1次会议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和詹东·计晋美等人，详细询问了西藏叛乱的情况。他在谈话中说：

“本来我们要根据和谈协议逐步改变西藏的落后面貌。1956年底我们就说过，从1957年起6年内，西藏可以不进行民主改革，连试点也不搞，6年后改不改革，要根据那时的情况，由西藏上层和人民群众共同协商解决。可是达赖不高兴，叛逃了，这件事是我们所不希望的。反动派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既然叛乱已经发生，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但只要他们回心转意，我们还是欢迎的。你们站在维护中国统一方面，站在人民方面，这很好。希望你们进一步维护民族团结和中国的统一。”

毛泽东就今后一边平叛、一边改革的方针政策，征求了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的意见，他问道：

“现在你们同意不同意进行民主改革呀？”

阿沛·阿旺晋美说：

“我们来开会前，西藏党组织的领导同志曾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我们完全拥护中央关于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请毛主席放心。”

毛泽东连连点头，高兴地说：

“虽然发生了叛乱，和平民主改革的方针仍要坚持，不管参加叛乱的是什么人，我们仍旧是一个不杀。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一样。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薪巴（农民——笔者注）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毛泽东还说：

“民主改革要根据西藏的具体特点逐步进行，在改革中要严格执行政策，要团结各阶层僧侣人民，要区别对待没有参加叛乱的、被裹胁叛乱但又迅速投诚的与坚决参加叛乱的奴隶主，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文物古迹。

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

5月10日上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湖北、河北、广东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情况的报告》，他在批语中写道：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现将湖北、广东、河北3个省委向中央和主席的报告，转发各地参考。正确总结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中的经验和教训，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力求在今年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对于今年的大跃进更有保证。农业生产指标必须实事求是，经过一切努力能够达到的，必须力争达到；经过一切努力还达不到的，就应当修改，不要硬性地往下派。春荒尚有一个多月至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基本上过去，决不要再忽视，还应当十分警惕可能发生夏荒。湖北省委对人民公社18个问题的若干补充规定很好，各地可以参照执行。

中央 1959年5月10日

接着，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短信，他写道：

东园兄：

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如愿意来，予企望之，不胜欢迎之至！

祝好！

毛泽东 1959年5月10日上午9时 倚枕书

尚未睡觉，心血来潮，写此数语。

5月10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访华代表团，他在会见中的谈话记录如下：

我们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开始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面积不小，12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2个民主德国。可是西藏地区的人口只有120万。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1962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西藏劳动群众占95%，剥削者占5%，也就是说有6万人是剥削者。我们要分化他们，争取一部分。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1963年了。这就要谢谢尼赫鲁和西藏叛乱分子。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叛乱分子拿起枪来打我们，这样就可以看清，他们谁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谁是搞叛乱的。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120万，而是300万。120万在西藏，180万分布在川西、甘南、云南及青海北部。这180万人中也有过叛乱，我们进行了平叛，现在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外国人武装了藏族反动统治者，很多喇嘛庙都曾经是叛乱者的根据地。现在在这180万藏民聚居的地区建立了党组织，进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农奴，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过去喇嘛不参加生产，现在90%的喇嘛都参加生产了。人民组织了武装自卫队。

现在西藏问题好解决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第二步再组织合作社。6万农奴主中约有1万人逃到印度了，其余没有走的可分为左、中、右3派，我们将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来区别对待。对有些人，还要看他们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在斗争中观察他们。总之，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

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过去10年中，我们培养了青年藏族干部，他们学了汉语。在西藏工作的汉族的干部也学了藏语。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再谈谈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台湾人民很不喜欢美国人，也不喜欢蒋介石。但是要蒋介石好呢，还是不要他好？现在要他好，他是亲美派，但他还想自己统治。另外一批人也是亲美派，但想完全投降美国。

现在的一个具体问题是，蒋介石明年还做不做总统。美国不想让他做，但我们认为他应该做。他想要有自己的军队。你们知道，1957年5月24日台湾人民打烂了美国“使馆”。美国人怀疑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搞的，他们认为蒋经国不可相信，因为他去苏联住了十来年，娶了苏联老婆。

去年打金门，那里没有美国军队，只有美国一个工作组，十几个人。这个地方和美国没有条约关系，而台湾却和美国有条约关系。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

看来我们和美国还得谈下去。它不赞成我们，我们也不赞成它，谈多久我们不知道。已经谈了3年半，恐怕还会谈10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谈判。你们不要怕我们会打台湾。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

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12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

美国空军很守规矩，它总是和我们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次我们打下一架美国飞机，因为它越了境，但美国不做声，不要我们赔。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

5月11日上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他说：

“对尼赫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针。尼赫鲁是中间派，不同于右派。他像任何人一样，是可以分析的。他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人民日报》的文章肯定了他好的一面，但着重批评他坏的一面。这是因为他在前一个时期放了很多毒，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要记住，经过这样一次批评之后，我们还是要看到他还有好的一面，他做过好事的一面，所以还应该争取他，给他个下楼的机会，不要把事情做绝。

对达赖目前宜采取不予理睬的方针。不管他发表什么声明，我们都暂不理睬，看一个时期再说，这也是留有余地。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宗教领袖，毕竟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表现还可以，后来到北京当人大副委员长，表现也可以。就是说，达赖有过好的一面。因此，将来他如果想回来，我们还是采取欢迎的态度。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回来之前要发表一个声明，宣布他过去在噶伦堡和其它什么地方说过‘西藏独立’之类的话是不对的，一律作废，这样就可以回来。这个条件不算苛刻。我们既往不咎，是够宽大的了。”

毛泽东转对列席的吴冷西说：

“今后关于西藏问题的宣传，数量要减少，正面的和反面的各占一半，不要说一切都好，也不要说一切都坏，总的分量要减少。”

5月11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陈云关于钢产量指标的说明。陈云说，已经听取了冶金部的6次汇报，“财经小组经常参加这次汇报会议的几个同志，富春、一波、赵尔陆同志和我，都同意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刘少奇说：

“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周恩来说：

“一年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量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现在是‘人心思定，生产思常’，希望赶快把钢的指标定下来。此事关系重大，我建议，先由我同国务院各位副总理分头到各个重点产铁地区去调查，然后再向毛主席汇报，并由政治局最后确定。”

会后，周恩来和8个副总理分头到9个地区去调查。

5月15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对钢生产指标的调查情况，信中说：“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900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1300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他向毛泽东提出：“我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

欲知此后毛泽东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哪里？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由毛泽东主导起草并亲自修改的《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是平定西藏叛乱和反对英帝国主义、印度扩张主义者的伟大斗争的收官之作，赢得了国内和国际上的一片喝彩之声。从西藏叛乱开始，直至同国内外一切反动派斗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都妙不可言。请再好好读一读他在这一过程中的一系列讲话吧。从中不难看出，此役的完美程度与他以往指挥的任何一场斗争相比都毫不逊色，堪称当代对敌斗争的典范！

第68章 1959年5月26日—

“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4大指标（钢、铁、粮食和棉花）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拐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话说毛泽东不再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轻松多了。他在休息时就练练书法，与民主人士的往来也更多了。

黄炎培珍藏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摹本，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此后，他一有闲暇便翻开摹本看，爱不释手。李银桥去倒茶时，常常见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毛泽东练笔不同于别人，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将前人的精华变成自己的东西。每每练到兴头上，连吃饭都叫不应他。

大约是真迹摹本太珍贵了，黄炎培借出去以后很不放心。刚借出去一个星期，他便频频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看摹本的情况。电话往往是打到办公室里，问主席看完了没有？什么时候还？还有一次，黄炎培那边竟然把电话直接打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慢条斯理地问道：

“不是讲好借一个月吗？”

电话那边马上说：

“对，对、对。”

可是不足一个月，黄炎培那边又把催着还书的电话打到了菊香书屋的卫士值班室里。卫士尹荆山来到毛泽东的书房，见毛泽东正在看那本书法摹本。他的头照着书上的笔画晃动，好像下巴就是一支笔。尹荆山借倒茶机会，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黄炎培先生那边又来电话了，他们……又催呢。”

毛泽东一听，非常生气，将手中的烟嘴摔在桌子上，说道：

“怎么也学着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的？还差7天，我是给他数着呢。”

尹荆山见毛泽东真的生了气，连忙解释说：

“主席，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

“我看!”毛泽东喝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缓和多了，说:“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不久，黄炎培亲自来电话了，这次电话直接打给了毛泽东。他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末了，还是问那本真迹摹本。毛泽东问：

“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李银桥在一边嘟哝着说：

“跟向主席讨债似的，没深浅。”

毛泽东听了，却微笑着说：

“不够朋友够英雄。”

等到了一个月期满，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摹本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夹好，交给卫士尹荆山，说：

“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

“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说：

“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1959年5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指示》，全文如下：

目前食用植物油供应四处告急，国家无法面面兼顾，大有顾此失彼之势。

哪四处告急呢？第一，出口情况很不好，1至9月出口计划3.48亿斤，到4月底只完成6千万斤，按照这个进度，预计只能完成1亿几千万斤，有2亿多斤出口计划要落空；第二，城镇居民食油供应每月7千万斤，货源没有保证，现在京、津、沪和其他若干大、中城市都是随调随销，不少城镇食油时有脱销；第三，工业用油和行业用油供应很紧，目前月销4千万斤的水平不能维持，影响的方面很大，特别是肥皂生产无法正常进行；第四，农村食油供应每月9千万斤，所占供应比重虽然很大，但是供应面广、点多，难以保证供应，脱销的现象在很大的地区内已经发生。这些情况如果继续发展，国家在政治上将会处于非常被动和十分不利的境地。

现在的问题十分明显，解决目前食油供应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针，一种方针是，继续被动的维持现状，上述4方面都想照顾，让全面紧张的情况自流发展下去，它的结果必然是到处受挤，顾此失彼，出口计划根本不能完成，城市居民食油到处脱销，工业、行业用油大量减少，农村供应也是七零八落，国际政治信誉和国内市场秩序都将受到极其不利的影响。另一种方针是，在今后6月至9月的4个月内，基本上停止农村供应；就是说，除了出产油菜籽的地区可以适当供应，除了病号孕妇等特殊需要、大车用油、农业机械用油和侨汇地区可以适当供应以外，其他所有的农村供应一律暂时停止4个月；以便把缩减下来的食油用来坚决保证出口需要，适当保证城镇和工业、行业的必不可少的供应。这样做，就可以使我们变被动为主动，闯过目前食油供应紧张的关口，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权衡利害得失，中央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四处脱销不如一处脱销，多头紧不如一头紧，必须当机立断，坚决采取后一种方针。事实上，不少地方特别是很大一部分农村已经脱销了，今后几个月不管怎样总还有不少地方要脱销，既然这样，倒不如有计划地停止农村供应反而较为有利，反而可以避免经济生活发生更大的混乱。这是万不得已的临时措施，望各地党委向全党解释清楚，并且立即根据这个方针，妥为安排当前的食油工作。

为了实现这种方针，中央决定，各省（区）在今年5月至9月，必须保证调给国家食油5.4亿斤，不得减少。宁可农村暂时停销，减少食油库存，也要坚决调油支援国家建设。各省（区）只能在按期完成中央调出任务的条件下，根据本省（区）的实际可能，具体安排自己地区的食油供应；并且还要狠狠地抓住油菜籽和其他油脂油料的收购工作。中央要求所有的城镇，适当缩减居民的食油供应标准，大中城市少减一些，小城镇多减一些，这也是完全必要的。

中央估计到，采取上述这些措施，可能在人民群众中间，特别是在农民中间，引起很大的反应，因此要求各级党委实行政治挂帅，加强领导，充分作好说服解释工作，以保证这项措施能够顺利地贯彻执行，保证在执行过程中不出乱子或不出大乱子。

1959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的紧急指示》，全文如下：

1959年1月以来的工农业生产发展状况，基本上是良好的。今年1至4月份全国工业总产值566亿元，比去年同期的283亿元，增长了96.5%。重要的工业品产量与去年同期相比，钢增长68%，煤增长119.6%，发电设备增长361.4%，棉纱增长68%。许多产品的质量也开始好转，铁路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53.4%。农业方面，虽然主要产麦区受了旱灾，小麦、夏杂粮、早稻3项合计，初步预计仍将同去年夏季特大丰收的实际产量相当，或者还有所增加，比1957年夏收则将增加约一倍。在市场供应方面，1至4月份社会商品零售额199.5亿元，比去年同期的151亿元增长了32%。在财政方面，收入超过支出33亿元，也比去年同期收入超过支出的部分为多。这些情况说明，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为实现1959年的大跃进所作的努力，正在取得十分巨大的成就。1959年一定能够成为继续跃进的一年。

但是在经济工作和经济生活方面，还有许多迫切问题，需要迅速加以解决。除工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中央已另有指示和安排以外，目前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即市场供需关系方面的紧张现象。由于1958年各地使用预算外资金和挪用企业流动资金，扩大了计划外的基本建设，多招了大量的职工（1958年年底县以上各类职工总数达到4532万人，比1957年年底的2450万人增加了2082万人，新招收的职工虽然工资一般较低，今年又减少了一部分，但今年1至4月份全国工资总额仍然达到88亿4千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9亿8千万元），在商业中实行了预付货款和赊销商品的办法，这一切都过多地扩大了社会购买力，过多地消耗了储备物资。国家财政对1958年群众炼铁亏损部分的补助23亿元，在今年1至4月份陆续拨发，这也是增加目前社会购买力的一个临时性的因素。社会购买力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商品生产的增长速度，目前两者的差额据估算已达50亿元左右。这就造成了今年市场淡季商品库存反而下降、货币流通量反而上升的不正常现象。此外，粮食由于在去年农村夏收后和秋收后一段时间内吃得过多，油料由于农村消耗量大增和收购不及时而没有完成收购计划，猪和鸡鸭的生产在公社化初期有一个时间下降，某些农副产品、手工业品和轻工业品的生产由于劳力和原料安排中的疏忽也有些下降，还有些产品由于片面地追求数量以致降低了质量，这就加重了目前市场的紧张状态。这种不正常的紧张状态必须迅速扭转，以便保证1959年的国民经济能够继续跃进。

为了缓和目前的市场紧张状态，除了必须继续努力增加工农业生产、积极安排副食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生产以外，必须大力控制城乡消费量的增长。鉴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需要有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并且在一定期间内有一定限度，不可能赶上目前过分膨胀的社会购买力的需要，又鉴于城乡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水平目前一般已经压得很低，因此，中央认为，解决目前的市场问题，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压缩社会购买力。

一、坚决压缩公用开支，紧缩集团购买力。一切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厉行节约。所有办公杂支、器具购置等费用，必须大大节省（非商品支出而工作需要的费用如邮电费等不要勉强压缩）。中央决定从本年6月起3个月内，除了特殊情况以外，暂时停止拨发这方面的行政经费。一切开支较宽裕的机关，应当向开支较节省的机关看齐，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向行政机关看齐，坚决削减可以削减的开支，坚决减少和停止可有可无的购置。一切请客送礼、讲排场、讲阔气、铺张浪费、开会提高伙食标准等恶劣风气，最近又有抬头，必须从上而下地坚决纠正和制止。1957年全国公用开支只有46亿元，1958年增加到56亿元，1959年预计将达到70亿元左右。中央要求减缩到一般不超过1958年的水平，从6月份起到年底共7个月，要求至少节约8亿元。

二、控制企业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按照今年经过调整了的生产建设计划，全国县以上企业职工人数，必须在去年职工增加过多的基础上，减少800万到1000万人（包括第一季度已经减少的300万人），能够减到1000万人以上更好。社办工业也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调整和收缩。工资今年已经决定不增加，工资级别的某些必要的调整也必须严格控制。只有这样作，才可能减轻市场物资供应的压力，才可能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管理水平，才可能增加农业劳动力，因此应当坚决执行。减少人员首先是减那些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合同工，使他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其次减那些多余的学徒工，特别是年龄过小的学徒，使他们回去重新上学；其次减那些新吸收的有家务负担的女工。各省市县必须根据当地工业生产和建设的具体情况，经过通盘考虑，迅速定出减少职工的具体计划和具体办法，并监督执行。一般地说，从城市吸收的职工可以少减，以免造成失业。没有原料材料而停办的基本建设和缺少原料材料燃料而停工窝工的企业，应当多减先减。县办企业和生产技术落后的企业应当多减。有技术的工人，应当调剂使用，不要减退；城市服务行业职工去年已经减得很多的地方，今年也不要再减（减得太多的地方还要适当恢复）。估计这样裁减的结果，大体上国家今年在工资方面的支出可以减少15亿至18亿元。减少800万到1000万职工，这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工作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不这样作，就会造成更大的困难。各地方各部门必须按照中央在1959年5月27日发出的指示，在认真进行动员和安置工作的基础上，把这项工作做好。

三、按照国家计划严格控制农村货币投放。中央决定，各地农业贷款指标一律不再增加。农产品预购定金必须控制在指标的范围以内，不许超过。国家对人民公社的财政补助，应当主要用于扩大生产方面，不要用于生活开支方面。商品赊销和预付货款的办法，必须坚决停止（必要的生产资料赊销要经中央批准）。公社和生产队算账当中，有钱退钱，有物退物，无钱无物应当交代清楚在以后退还，决不能由银行贷款退还。去年银行从公社收回的贷款中，未到期不应收回的坚决退还，已到期应当收回的，只要查对账目，办理手续，不应再去退款。去年公社向国家交纳的税款和其他财政收入，一律不要再去算账退款。夏收较多的地区，夏收以后还应当收回一部分到期农贷、预购定金和其他欠款。

四、大力开展储蓄工作，动员城乡居民积极参加存款储蓄。这是把一部分社会购买力推迟实现的有效办法之一。今年国家停止了公债的发行，城乡储蓄应当有所增加，但是1至4月储蓄总数反而比去年年底减少了2亿元。应当在人民群众中大力开展勤俭持家、储蓄爱国的教育，暂时不十分必要的东西不要买，把钱存入银行帮助国家建设（但是娱乐性、服务性等消费，可以回收货币而不需要付出商品，对于这类消费切勿向群众去提倡节约）。应当经过一切努力，力争城乡储蓄数字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增加，并且把相当于过去认购公债的数额，通过储蓄的方式吸收回来，增加国家手中可以运用的资金，减少社会购买力。在开展储蓄的工作中，一定要注意贯彻执行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原则，防止强迫命令和摊派现象发生。

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必须立即在全体党内外干部中，在城乡广大群众特别是城市各阶层人民中，由各级主要负责同志报告目前全国经济情况和党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动员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为克服暂时困难，实现1959年的伟大跃进而奋斗。在宣传解释中，应当首先肯定成绩，同时作适当的自我批评，并且一定要注意把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关系摆得正确，要鼓舞而不要打击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应当举出具体事实和数字，着重说明目前市场的紧张并不是由于工农业生产没有跃进，而是由于城乡消费量和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太快。应当向城市人民说明目前农村中粮食油料等供应困难的情况和原因，并且把今年2月郑州会议以来中央对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的各项指示告诉城市人民，使他们消除疑虑和误解，获得力量和信心。应当说明，有些日用工业品和副食品，如油料、肉类、蛋类等，需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有较大的增产，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得忍受一个时期的困难。其他有关工业、交通运输业、对外贸易等方面的情况，也应当向城乡人民作适当的说明。向群众说真话，依靠群众解决问题，在这一点上不应有任何动摇。事实证明，凡是由负责同志作了这样的报告的地方和单位，广大群众是完全能够体谅我们和支持我们的，群众的情绪可以迅速稳定下来并且努力增产节约，排队现象可以设法减少，抢购套购等类现象可以基本停止。即使有少数人说怪话捣乱，也决不可怕。因此，这种报告应当认真地做，迅速地做，广泛地做（但是在做报告以后市场方面仍应有一定准备，报纸上的宣传仍应控制，并且由中央统一掌握）。要使所有群众了解，像中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大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经济文化上翻过身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一定可以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建成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彻底改变现在的面貌。1958年我国已经打开了一个跃进的局面，1959年的计划现在看来虽然有若干指标可能偏高一些，但是总的形势是好的，无论如何，我们必然能够继续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目前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根本上由于缺乏跃进的经验（这种经验本来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有些步子迈得大了一些，只要在得到经验以后，把步子放稳了，许多暂时性质的现象就会过去，我们就会走上稳步跃进的道路。现在党在工业、农业方面已经采取许多措施，使生产在可靠的基础上增长，在市场方面采取了上述各项措施以后，情况也必然会逐步地好转。总之，我们的一切措施的性质是积极的，我们应当通过这些措施和大规模有系统地宣传解释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全党全民更加紧密团结，继续鼓足干劲，战胜一切困难，为取得1959年继续跃进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各地执行本指示的情况，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迅速报告中央。

6月3日，毛泽东刚刚起床，就给林克又讲起了他曾经在第2次郑州会议上以及跟他的孩子们讲过的“梁鸿余热不因人”的故事。讲完了，他又说：

“过去，我跟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懂得我的意思。”

林克明白，毛泽东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和年轻人，要有志气，不仰仗他人，不人云亦云，要有独立性格，自立自强，靠自己艰苦创业。

6月7日上午，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

早在解放初，毛泽东知道章士钊有一部旧作《逻辑指要》，便在和章士钊的一次谈话中问道：

“听说您在逻辑方面有著述，可否让我一阅？”

章士钊闻言，面露愧色。他的《逻辑指要》在1943年出版时，序言中多有逢迎蒋介石的话，因此，蒋介石才让他到国民党陆军大学及警官学校去演讲。他踌躇了一会儿，不好意思地说：

“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我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这怎么可以呢？”

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此学问之事，有何妨！”

此后，章士钊便派人把《逻辑指要》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读后，认为这本专著能够运用西方逻辑学的框架，使用中国古籍材料，系统地阐述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在同类书中是独树一帜，便对章士钊说：

“我看此书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

毛泽东为了普及逻辑学的基本知识，在1959年上半年指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安排编辑出版“中国近几年和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于是，研究室便计划出版一套《逻辑丛书》，章士钊的旧作《逻辑指要》自然也在其中。章士钊为重印《逻辑指要》，下大功夫对全书作了大量删补修改，尔后多次写信给毛泽东，陈述自己的观点。毛泽东便在6月7日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行严先生：

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著，为之筹策：

《逻辑指要》一书是一九某某年旧作。1959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编辑逻辑丛书之举，拙作在征求之列。于是以一个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边，臆核颇为吃力。全稿计削去不合时宜者大约二十分之一，增补者略多一点，都只限于古籍例证，能使读者稍感兴趣而已。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缪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章士钊 1959年6月 某日

这样一来，我看有很大好处，尊意以为如何？先生如果不高兴这样办，我的建议作罢。我害了一个月感冒，前书未复，方以为歉。忽得6日信，极为高兴，倚枕奉复，敬颂

教安。

毛泽东 1959年6月7日上午8时

章士钊读了毛泽东的复信，十分感动。后来三联书店再版《逻辑指要》时，章士钊就以毛泽东为他撰写的说明文字替代了自己早已拟好的再版序言。

毛泽东与章士钊之间还有一个趣事，笔者不得不在此补叙如下。

有一次，毛泽东看罢章士钊的来信，手指在桌上轻轻地敲了两下，转向卫士李银桥吩咐：

“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先生送去。”

此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李银桥匆匆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章士钊家里。李银桥记得章士钊老先生是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房子不怎么样，很破烂。他拎着两只鸡说：

“主席送您两只鸡。”

章士钊连连点头说：

“谢谢，谢谢。”

李银桥说：

“主席看到您的信了。”

章士钊举举那两只鸡：

“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

李银桥说，很好。可他有些纳闷，这两只鸡怎么是回话呢？章士钊在信上说了什么，他不知道，当然也无法猜到。他回去给毛泽东学说了一遍，毛泽东也笑而不语。这就给李银桥留下了一个终生猜不透的迷。

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省委、直辖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生产大队总支委、生产队支部委员会：

中央5月7日关于农业生产的5条紧急指示曾经指出，发展猪、鸡、鸭、鹅的生产，要公养私养并重，两条腿走路，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为了迅速切实地贯彻执行这个指示，也为了把零星土地充分利用起来，为了保护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鼓励私人植树，中央建议各县，用县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出一张布告，把下面4件事向群众公布：

第一，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包括猪、羊、鸡、鸭、鹅、兔等在内，这些家畜家禽养大了，卖得价款和平时的粪肥收入，私有私养的完全归社员个人所得，公有私养的一定要给社员以合理的报酬。但是，私养家畜家禽的社员要保证不耽误对集体生产应该担负的出工数。为了经营自留地和喂养家畜家禽起见，除家有老幼辅助劳力者外，要给全劳动力每月放假3天至5天。家庭自办伙食者，还要给妇女劳动力每天二、三小时的时间。

第二，恢复自留地制度，不管社员喂猪不喂猪，在食堂吃饭或在家吃饭，只要他愿意要，都应该给他。自留地数量仍按原来高级社章程规定，以不超过每人分地的5%，也不少于5%为原则。自留地质量应尽可能将各社员原领的自留地发还，如土地已经过平整不能发还原地的，也应该给予相等于原来的土地，不应随便将远地坏地抵充。社员在自留地里可以种蔬菜、饲料，也可以种瓜果或小杂粮，不要过分限制。自留地所生产的产品，也由社员自由支配。应该肯定这种自留地长期归社员自由使用，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但是不准社员出卖、出租或私自转让。

第三，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的时间，把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这些土地上长的庄稼，谁种谁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愿吃、愿存、愿卖，完全由社员个人自由支配。

第四，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包括竹木果树）仍然归还社员私有，由社员负责经营培护，其收益也完全归社员自由处理。并且奖励社员利用屋前屋后和其他废弃土地种竹木，种水果，谁种谁有。

把这4件事，用布告的形式向群众公布，并且认真实行，取信于民，对于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将大有好处。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这些家庭副业搞起来了，可能同集体生产发生某些矛盾，同国家的市场管理发生某些矛盾，这应该从加强对社员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正确地加强市场管理和公社经营管理工作来加以解决。经验证明，禁止搞这些家庭副业、一切归公的简单办法，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

中央 1959年6月11日

6月11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秘鲁议员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工农业水平不高，有许多人是文盲。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组织自己的经济，积极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工作，发展我们的工业，使农业用机器装备起来。现在工作才开始做，仅仅是开始。至于做出成绩来，那需要时间，需要朋友的帮助，不是很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比如走路，总要花些时间。我们已经干了10年了，但是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工业才这么一点，农业还是手工业式的，也许再有10年才会有些进步。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中美、南美有20个国家，同亚洲的国家例如中国发生经济联系是可能的，文化上的联系也是可能的，互相交换有益的东西。日本是亚洲国家，是我们的邻国，我们同他们打过仗，最近关系也不大好，但是人民间的交往还是有的，现在还有日本民间代表团在中国访问。虽然中国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日本政府对我们不友好，但两国人民还是互相往来，人民间互相来往很自由、很自然。有可能的话，我们还会派代表团去南美洲访问你们国家的。

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铁、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当然这只是向地球上的中国部分开战，不会向你们那里开战。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比如水坝，如修得不好，质量不好，就会被水冲垮，将房屋、土地都淹没，这不是惩罚吗？”

6月12日至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毛泽东说：

“1959年的计划指标曾多次开会调整。这次会议还要决定降低指标。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左思右想。不管过去说过什么大话，都允许翻来覆去。”

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等人汇报了有关情况。周恩来根据他和各位副总理下去调查的情况，详细分析了经济形势，认为八届七中全会把钢产量指标降为1300万吨是可行的。接着，李富春、李先念就计划和财政、市场问题作了说明。廖鲁言则提出1959年粮食指标从8000亿斤降到6000亿斤。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两次话，还曾经多次插话。

6月13日，他在会议上讲话说：

“去年的大跃进，对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讲时间、空间和条件，主观主义大为发展，没有把主观的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只讲主观能动性，而且无限扩大，这点必须坚决纠正。我过去没有摸工业，只抓了农业。去年才接触工业。在这种情况下，犯错误可以说是必然的。人的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找到比较正确的道路。要总结去年的经验，去年的经验对于今后搞经济建设是十分宝贵的。

去年我们至少有3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多快好省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也不甚了了。现在钢的指标降到1300万吨，仍然是多快。因为去年只有810万吨好钢，今年增长60%，这样的速度在苏联也从未有过。综合平衡我们讲过多次，但还是不容易做到。事非经过不知难啊。权力下放过多的情况要扭转过来。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都应该收过来，由中央和省市两级专政，不能再往下放了，否则就乱了，没有办法控制了。今年粮食生产可以订6000亿斤的计划，能收到5000亿斤就很好，因为估计去年只有4800亿斤。但粮食消费计划只能按4000—4500亿斤的收成来安排。

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4大指标（钢、铁、粮食和棉花）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经济工作我们究竟有没有经验，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都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拐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过去只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过去搞民主革命，忙不过来，打仗占了大部分时间。后来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阶级斗争。去年北戴河会议才开始搞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工业。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赶快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

毛泽东还说：

“现在我们宣传上遇到困难。去年是那样讲的，今天又这样讲。现在《人民日报》和《内部参考》是两本经。《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搞两面派。公开报道尽讲好的，《内部参考》讲不好的。当然，《内部参考》还是要办，不好的事情还是有个地方讲。但公开报道老是这样只讲好的，不是办法。去年说了许多大话、假话，应该逐步转过来。自己过去立的菩萨，现在自己不要再拜了。现在计划已经确定，方针已经明确。宣传有准绳了。过去报纸上说的虚夸的数字，过高的指标，现在根本不去理它，转过来就是。关于如何转，这个问题请中央书记处研究。”

6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当前副食品、日用工业品问题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告中央各部、国务院各部党组、党委，军委各部、工、青、妇各党组：

上海市委6月6日关于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两大问题的情况分析和处理意见，是一个好文件。现在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读一读，想一想，好好讨论一下，并且一律仿效上海的作法，就自己地区的实际情况，定出切实有效的办法，付诸实行。

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紧张，是目前经济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有关党群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外乎是增加生产，增加商品供应；厉行节约，压缩社会购买力；并且做好商品购销工作，改善经营管理。中央已经决定，把钢材、煤炭、铜、铝、木材、水泥等主要物资分配计划按照实际的生产可能调整下来，把生产重新作了安排，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加以收缩，以便在劳动力分配方面和原料材料分配方面适当照顾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需要，保证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有必要的劳动力和运输力，保证轻工业和手工业有必要的原料和材料。中央已经决定，大力压缩社会购买力，并且在群众中解释当前经济情况，应当认真贯彻执行。应当认真地吸取去年以来的经验，即是既要很好地领导生产，又要很好地组织人民生活，要会过日子，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留有余地。财贸工作方面，这个时期管理权限“放”得多了，机构削弱了，商品摆布和经营管理上也有缺点，应当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下放到专区、县、公社和企业的权力，应该收回的坚决收回，由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集中管理，统一调度。要求足够地重视商业工作和市场领导，真正做到工农商业并举。商业工作做得不好，工农两业也不能发展。上海市委的报告，有情况，有分析，有解决问题的措施，是中央方针的具体化，使人看了，觉得切实具体，能解决问题，不是漆黑一团，毫无办法。

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抓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抓压缩社会购买力的措施，上下一齐动手，解决这个问题。无数次经验说明，只要向群众说明当前的情况，相信和依靠他们，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大家想一想，难道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连副食品、日用工业品这样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么？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仅能够省吃俭用，克服一时的困难，而且能够大力增加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有这样的信心和志气。

　　中央

1959年6月13日

6月14日，由于邓小平在5月间摔伤了腿，住在医院里，彭真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书记处会议，研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宣传上怎样转的问题。

这里有必要先说一说邓小平的一段轶事。

在整个大跃进年代，不管是真左派、假左派或是右派、中间派，无不忙得不亦乐乎，唯有一位常常在北京值班的大员——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倒显得十分悠闲自得，他经常到养蜂夹道高干俱乐部打桥牌。几年间，邓小平除了出差、开会以外，每周3、周6晚上，每周日下午、晚上，都要和他的座上常客——万里和被称为“教授”的吴晗一类人打桥牌。待他们玩到午夜时分，北京饭店都要送饭菜、茶点侍候。邓小平每每打到兴奋处，便高声叫道：“打桥牌也要鼓足干劲。”他的话无不引起一阵满堂哄笑。

闲话少叙，再说彭真等人商定，在宣传上应该转，但要逐步地转，不能急转弯，而且报纸公开宣传也不能把工作中的问题和盘托出，还要内外有别。彭真拿出中宣部起草的文件，要胡乔木、周扬和吴冷西修改一下，书记处再讨论决定。

这样，胡乔木、周扬、吴冷西3人在15日和16日一起讨论和修改了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宣传上如何转的问题的通报草案。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根据胡乔木建议所撰写的《海瑞骂皇帝》一文。

6月17日，彭真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胡乔木3人修改过的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宣传上如何转问题的通报草案，又略略作了修改，准备报请刘少奇审批后，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各地。刘少奇看了这一草案后说：

“通报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此事关系重大，需要由毛主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6月20日凌晨，毛泽东读到了新华社编印的第2801期《内部参考》上关于广东东江流域暴雨成灾的消息后，给胡乔木、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冷西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阅后退回。

毛泽东 6月20日上午4时

6月20日下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宣部关于宣传上如何转问题的通报草案。刘少奇说：

“报纸上去年放了许多卫星，失信于人。我们去年浮夸风刮得利害，下面怎么讲我们就怎么报道，表面上似乎‘密切联系实际’，其实是跟着下面走，犯了尾巴主义错误，结果走向反面，完全脱离实际。《人民日报》宣传虚夸，基本上是反映了中央一些同志那个时候的思想和作风，所以不能完全怪报纸。

目前宣传要转变过去一个时期的状况，但也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地转，而是要逐步地转。这里有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所以，宣传上既要防‘左’，又要防右。我们在宣传上只能逐步地转，逐步地讲，不能一下子和盘托出。从对外宣传上说，还要考虑一些兄弟党过去一直为我们说了许多好话，如果我们一下子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会使兄弟党很被动。1956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做法，使兄弟党被动，又被敌人利用，我们不能那样干。

关于工作中的缺点，在宣传上应该讲这些缺点已经或者正在怎样改正，从这样的角度去宣传。不能把所有的缺点都讲出来，只能讲1%，讲典型的、有教育意义的。因为我们的工作中主流是好的，缺点只是支流。比方说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过去强调数量是必要的，没有数量，质量也无从谈起。我们从无到有，开始只能着重数量，有了数量以后就要抓好质量。过去我们的缺点是只抓数量不抓质量。报道缺点不能用纠偏的态度，不能泄气，不能给群众泼冷水。

去年大跃进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经过去年的大跃进及其后的大失调，我们就可以认真研究所谓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速度究竟怎样才适当。去年的经验教训是全民性的，是非常丰富也非常深刻的，因而是十分宝贵的。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就是最大的成绩，没有理由悲观失望。”

会议结束后，彭真、胡乔木、吴冷西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汇报这次会议的情况。

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名声不大好，别人不大看得起我们，这也有好处。去年大吹大擂，不但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且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都对我们有些害怕，现在不大怕了。还是不叫别人害怕为好。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我的感觉，去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动的。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的，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工业各个部门的联系，工业与农业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都没有兼顾到。去年11月开始发现问题。这是在郑州会议的时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个15年（1958—1972）建设纲要，目标是年产4亿吨钢。我当时就问，要那么多钢干什么，有什么用，能不能生产那么多？那个时期就发现大家喜欢高指标。后来又发现陈伯达起草的一个文件，绝口不讲商品交换，甚至连商品二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究竟要不要商品经济，是只搞产品交换还是有商品交换，都糊涂了。于是建议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目的是想使大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知道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但是，当时许多同志思想并没有转过来。武昌会议还是高指标，还没有认识平调农民是剥削农民。第2次郑州会议才解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高指标从武昌会议、北京会议到上海会议，一降再降，都没有降到实处。可见认识错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人们的思想符合实际要有一个过程。现在人家说我们去年成绩没有公布的那么大，这不要紧。我们现在不要同人家争论成绩的大小，明年再看。去年讲了大话，也可能有七分是真的，三分是假的，也可能是二八开，究竟如何，现在不必争论。

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总的说，从反右斗争起，《人民日报》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错误。如果不改，《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变成中央社的危险。

我看《人民日报》，只看一些新闻和一些学术文章，对其它的东西不大有兴趣，它们吸引不了我。不过《参考资料》和《内部参考》我每天必看。这两种刊物，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记者协会办的《新闻工作动态》也不错，反映了新闻界的一些思想动向，可以看。但公开的宣传，不管新华社或《人民日报》或广播电台，都要来一个转变，不能像目前这样王顾左右而言他。

关于当前报刊宣传的通报，可以不用中央通报的形式，而用乔木、周扬、冷西他们3个人的意见的形式，再加上一个中央通知，说明中央同意他们的意见，并且提出6月底以前召开一次报纸宣传工作会议，要各省报总编辑、新华分社社长和中央一级报刊、新华总社、广播事业局的负责人参加。大家说好不好？”

毛泽东最后说：

“报纸办得好坏，要看你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我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但有些同志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优柔寡断。袁绍、刘备、孙权都有这个缺点，都是优柔寡断，而曹操则是多谋善断。我们做事情不要独断，要多谋。但多谋还要善断，不要多谋寡断，也不要多谋寡要，没有抓住要点，言不及义，这都不好。听了许多意见之后，要一下子抓住问题的要害。曹操批评袁绍，说他志大智少，色厉而内荏。就是说没有头脑。办报也要多谋善断，要一眼看准，立即抓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

谈话结束时已经是晚上8点30分，毛泽东叫吴冷西留下，又招呼刘少奇过来一起谈话。毛泽东对刘少奇说：

“《人民日报》去年出了很多乱子，要加以改进，是不是请你抓一抓《人民日报》？”

刘少奇不高兴地说：

“现在我管的事情很杂，也很少接触《人民日报》，管不了。还是请主席直接管好。”

毛泽东见刘少奇这样说，只好对吴冷西说：

“以后有事情要请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总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他们两位，日常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

刘少奇和吴冷西离开毛泽东住处后，他在门口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要办好，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毛主席说的多谋善断，你们首先要多谋，然后也要善断。对于比较重要的问题，你们可以而且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最后还是中央来断。这样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少犯错误。”

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以及将要召开的全国报刊宣传会议，由于不久在庐山会议中出现的突兀情况，全都无疾而终了。

6月20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北京中南海听取聂荣臻、钱三强等人关于核研究方面的情况汇报。

正在此时，中共中央收到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的来函。于是，大家就聚在一起听着翻译念那份刚刚收到的苏联政府的正式函件。函件中说，苏美等国正在日内瓦谈判禁止核实验的协议，苏联怕西方国家获悉他们在新技术方面援华，而“有可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陈毅一拍桌子，大声吼道：

“胡说八道！”

“念下去——”

毛泽东不动声色，点着了一支香烟。翻译又接着往下念：为此，苏共中央决定：提前中止1957年10月15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周恩来眉宇紧锁，神情严峻，愤然说：

“片面撕毁，背信弃义！”

屋子里一阵沉默。

“算了。”毛泽东掐灭烟头，大声说道：“还是那么一句老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们去吧。”

“主席，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钱三强用焦灼的目光望着毛泽东问。毛泽东没有回答，轻轻地拿起那支红蓝铅笔，仔细地在那份呈报给他的原子弹研制报告上不停地写着，划着，一下，又一下……

“59.6”、“59.6”、“59.6”……

从此，以“596”这个不寻常的日子为代号命名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计划，就这样确定了下来。

欲知后来原子弹的研制结果如何？请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中明确规定：“把这4件事，用布告的形式向群众公布，并且认真实行，取信于民，对于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将大有好处。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此后，这一项重要政策一直持续了下去，始终都“允许”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这种小私有”的存在。可是后来却有人污蔑毛泽东时代“将农民从事的饲养，编织，采集，渔猎等家庭副业统统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强制性地割掉；将农民的自留地、宅边地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统统收走”。这种颠倒历史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第69章 1959年6月20日—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15年内赶上英国，这是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要爱护群众的积极性。有缺点错误，用大字报，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来纠正，不要泼冷水。搞建设像打仗一样，杀敌1万，损兵3千，有缴获，有损失。有所得，有所失，不能泄气，6亿人泄气可不得了。”

话说1959年6月20日深夜，高智应召来到毛泽东书房，毛泽东正坐在椅子上看书。卫士轻轻地叫了他一声，他抬头看见了高智，说：

“高智，我明天要出去。”

高智问：

“到哪儿去？”

“湖南，江西。”毛泽东作了个手势：“以后出门，你们两个秘书轮流去，不用都跟着走。这次就是你跟着去吧。”

6月21日零时30分，毛泽东登上南下的专列离开北京，下午到达郑州。他打电话给北京，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征求政治局常委意见。

这天晚上，刘少奇召开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

6月22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同吴芝圃等人谈了话，他说：

“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

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

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3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做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

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6月23日，毛泽东在武汉要去长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来武汉接毛泽东。

在专列去长沙途中，毛泽东与陪同他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谈话，他给王任重讲了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一个故事：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来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故事讲完了，毛泽东说：

“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毛泽东对一些人封锁消息表示极大不满，他说：

“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

王任重说：

“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

毛泽东说：

“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个机会，造成目前的被动。”

尔后，毛泽东又与专门负责冲印照片的胡秀云聊天。胡秀云离开毛泽东车厢后，遇到了中央办公厅根据杨尚昆的指示安排的录音员。录音员笑着对她说：

“小胡，刚才你在主席那里说了些什么，我全知道。”

录音员为了让胡秀云相信，就学了几句他们谈话的内容。胡秀云一听感到非常惊讶，于是就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感到异常震惊，不过当时并没有说什么。

6月24日凌晨，专列抵达长沙车站，毛泽东想下车，工作人员说湖南省委派的车子还未到。毛泽东指了指窗外，那儿停着几辆伏尔加轿车。工作人员说：不够坐。他们还扳着指头算专列上的人数，数到了录音员。毛泽东惊奇地问道：

“车上有录音员？带录音员干什么？”

他这才把胡秀云说的情况联系了起来，一追究才知道是中央办公厅在会客室等处安装了微型录音设备，还专门配备了录音员。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中央办公厅的杨尚昆、叶子龙解释是，毛泽东的谈话用笔记录，毕竟不完整，他们想把毛泽东的谈话录下来，留给后人。但是又怕毛泽东反对，就没有向他报告。所以，毛泽东一直也没有察觉。

后来，刘少奇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刘少奇把处理情况写成报告，呈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方才了结了此事。

再说毛泽东下了专列，高智问他：

“主席，要游泳不游？”

“不游。”

“是不是准备一下？万一要游……”

“不要准备。”

毛泽东乘车来到蓉园，稍事休息，就坐船去游览湘江。罗瑞卿要当地人员做游泳准备工作。高智赶紧说：

“罗部长，不能准备。我问过主席了，他有交代。”

“那也要准备呀。”罗瑞卿说：“万一主席要游呢？”

高智说：

“那也不要准备。因为主席讲了话，你还准备就准挨批。”

罗瑞卿有点不高兴，说：

“不准备，发生问题谁负责？”

高智也坚决地说：

“发生问题我负责，你不要准备。”

事后，有个人说高智：

“罗部长官不小了，你就那么说他？”

高智说：

“官大该说也得说。”

这话传来传去，就变成了“罗部长官大了，我照样说了他一顿。”警卫局的一位负责人借着这句传话，把高智狠狠地训了一顿。

再说毛泽东回到蓉园，对前来看望他的周惠说：

“周惠呐，我把王任重同志给你带来了。”

周惠闻言一怔，心想：王任重是大跃进的促进派，湖南湖北两省尽管有些矛盾，也只是心里较劲，并没有撕破脸皮，主席何出此言？他慌忙上前，握着毛泽东的手，叫了一声“主席……”

毛泽东又说：

“我带王任重来，就是要他向你学习，湖北要向湖南学习嘛。”

“学什么哟，我们有啥可学么？”

“学什么？好日子当穷日子过。”

“我们搞的也是一般般。湖南‘共产风’制止得早点，也是省委集体讨论决定的。”

“你是第一书记么。”

周惠不知毛泽东言外之意，说：

“主席，我不是第一书记。小舟是第一书记。”

“小舟我知道，他不是做实际工作的。你实际是第一书记。”

周惠颇不自安，说：

“我不是。”

毛泽东笑笑，退了一步，说：

“你是第二书记。”

“我也不是第二书记。周礼排我前面。湖南排名，‘三周’是周小舟、周礼、周惠。”

“周礼我知道，他做啥？他不管事嘛。你实际是第二书记。”

周惠惶恐不安地摇摇头。他不知道毛泽东为啥一见面就来这么一个开场白，自己原来准备好向他进谏大跃进祸国殃民的话，早已跑到九霄云外去了。只听毛泽东又说：

“好吧，进楼来谈。”

回到住所，落座之后，毛泽东点着烟，说：

“我这次来，要游游水，再爬爬山。”

周惠已经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就说：

“今天休息休息，明天游湘江，后天再回韶山。”

毛泽东说：

“秀才死读书，读死书，这不行。还要学会读无字书，听无弦音。明朝那个徐霞客是你周惠的老乡，江苏人，没有官气，跑了那么多路，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终于否定了《禹贡》的‘岷山导江’的定论，提出‘金沙江导江’的科学论断。还有北魏的郦道元，他的《水经注》写得好，是因为他经过了亲身游历和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的书本上没有的东西。”

说至此，他将眼睛一眯，学着旧时代教书先生，摇头晃脑地背诵道：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周惠想想毛泽东刚见面时说自己是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的那番话和这一番极富散文特色的议论，联想起自己曾经派张化儒暗查7省浮夸放卫星的事。心想：难道他知道了？他是赞成呢？还是不满意？不管怎么说，他的这些话，不是随便说的吧？周惠思来想去，也理不出个头绪，依然是一头雾水。

6月24日早饭后，周惠来见毛泽东。此时阵雨刚过，空气湿润。毛泽东说：

“周惠，咱们去走走，到后面去看看。”

毛泽东漫步在蓉园里，周小舟闻讯也赶来了。一行人来到东院，见墙上贴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之类的大字报，毛泽东就认真地看了起来。他说：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15年内赶上英国，这是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要爱护群众的积极性。有缺点错误，用大字报，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来纠正，不要泼冷水。搞建设像打仗一样，杀敌1万，损兵3千，有缴获，有损失。有所得，有所失，不能泄气，6亿人泄气可不得了。”

周小舟、周惠交换了一下眼神，觉得毛泽东讲的是有意开导他们要正确看待大跃进。这些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还是改变不了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可一时又不知道该如何向毛泽东表达不同的看法。

6月24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长沙湘江边登上8201号轮船，稍事休息后，随即更衣下水游泳。

时值汛期，江水暴涨，洪流湍急，波浪滚滚。毛泽东一面游，一面和陪泳的人谈话。他问道：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陪泳人员说：

“我们是省体育学院游泳队的。”

“你们游泳队有多少人？”

“有20多个人。”

“太少了，还要多些。”

大家游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又问：

“你们累不累？”

大家都说：

“不累。”

“好！你们要勇于力争上游。”

游到橘子洲头分水处水流最急的地方，毛泽东说要上橘子洲头看看。一位陪泳者说：

“这里水流最急，请等一下。”

毛泽东说：

“这里水流最急，就是要从这个地方上去好。”

他坚持在那杂草丛生的地方登上了橘子洲头，身披一件蓝白条毛巾衣，步履稳健地向前走，嘴里还念念有词：

“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

毛泽东走过一片菜地，到了一户农民家门前，一位老人面带微笑地搬来一条长凳请他坐。他刚坐下，附近的群众蜂拥而来。毛泽东不住地和群众打招呼。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捧着一杯热茶递给毛泽东，说：

“这杯茶请您老人家喝了吧，没有好招待的，只能表示心意。我们穷人不是搭帮毛主席，怎么会翻身呀！”

毛泽东连忙起身接过茶杯，说：

“今天看到了各位乡亲，我很高兴。”

这时候，人越挤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工作人员借机说，毛主席要检查工作。群众便自觉地让开了一条道，毛泽东只好起身走了出来。他走进长岛大队第一生产队办的食堂，和生产队长握过手，又和其他人一一握手问好。看了食堂里的情形，又问了一些问题，他夸奖说食堂办得不错。从食堂里出来，看到地里种的豆角和苋菜，他转过脸来对陪同的人们说起南北方对豆角的“角”字发音如何如何的不同。

橘子洲头完全小学的师生们正在上劳动课，有两个学生去食堂喝开水，他们一眼就认出了毛泽东。毛泽东见少先队员向他举手行礼，就亲切地问：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学生说：

“是橘洲完小的。”

毛泽东说：

“到你们那里去参观好不好？”

两个孩子高兴得跳了起来。于是，众人又簇拥着毛泽东向学校走去。路过一间猪栏时，毛泽东进去看了看，对生产队干部说：

“这里猪喂得不少，也喂得好。要多喂猪，又有肉吃，又有肥料，你们说对不对？”

完小师生们见毛泽东来了，急忙丢下劳动工具跑了过来。毛泽东微笑着问离他最近的一个女同学：

“你们上什么课啊？”

女学生说：

“上劳动课。”

“你们做些什么劳动？”

“有的学绣花，有的学种菜，有的养猪，养鸡，养鸭，养兔……”

毛泽东又问：

“学校是不是就在附近？”

一位老师回答说：

“几步就到了。”

毛泽东左手拉着一个男孩，右手拉着一个女孩，来到了学校，主动向师生们打招呼。师生们激动得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来到学校的草坪里，被师生们围了个水泄不通。他问学校里有多少先生？有位老师说有9位。毛泽东的视线在人群中巡视着，问哪些是先生，都来了没有？

原来，老师们为了让学生离毛泽东近些，都站在学生后面。他们见毛泽东指着他们一个一个地问，这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早已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个个连连点头。毛泽东还问：

“学校里有多少班，多少学生，有多少女学生？”

他听着校长的回答，点头微笑，又说：

“学生到校读书，走的路程远不远？”

校长说：

“都是就近入学，学生走的不远。”

“学生在校要读几年书毕业？”

“要读6年。”

毛泽东用征询的口气问他们，学制能不能缩短。还说，你们要改革旧学制，创立新学制。他又对学生们说：

“你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要努力学习，你们是有前途的。”

有位老师看学生们紧紧围在毛泽东身边，担心毛泽东受热，于是轻声说，请同学们散开一点。毛泽东笑着对学生们说：

“你们听他的命令，我也要听他的命令。”

离开学校，毛泽东登上了“韶山2号”轮船，扶着船舷频频向岸上的人们挥手告别。回到专列上，他让人去把高智叫来。高智进入他的卧室，见他光着膀子，只穿着一条裤头，显得很热的样子。毛泽东见高智来了，就说：

“太热了，我几天没有睡好觉，怎么办？”

高智说：

“下火车，住宾馆去。”

毛泽东说：

“不！我要回老家去。你给杨尚昆同志打个电话，告诉他我要去韶山，然后上庐山。电话通了以后，我们就发车。”

6月25日下午，下了一场雨，天气凉快多了。毛泽东在公安部长罗瑞卿、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38岁的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等人陪同下，乘吉姆车朝韶山飞驰。毛泽东凝望着车窗外的景色，不住地抽烟。

下午5时许，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

当晚，毛泽东下榻于位于松山的韶山招待所1号寓所。韶山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来见毛泽东，他激动地说：

“主席，您终于回来啦！”

毛泽东握着他的手，仔细打量着，感觉很面熟，可一时又叫不出他的名字，便问道：

“你是……”

毛继生激动的情绪尚未平息，结结巴巴地说：

“我……我是这里的公社书记，叫毛继生。主席，您怕不认得我了吧，1954年夏天，我到过您那里，跟您在北戴河住了3天。”

毛泽东马上想起来了，哈哈大笑着说：

“你看你看，我的眼睛瞎起，连叔老子都不认得啦。”

毛继生不好意思地说：

“那年在北戴河，就希望您回乡看看。这一次回来了，希望您多住一些日子，对冲里的工作，多做指示。”

毛泽东说：

“你这么说，就把我当外客啦。我这次回来，是来看看家乡，会会乡亲。同时来的有罗瑞卿同志，公安部长；王任重同志，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你们省委第一书记；还有华国锋同志。他们是我邀来的客人，都要在这里住两三天。同时，也要请你帮忙办一件事情。”

毛继生马上说：

“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摆摆手说：

“不是指示。这是我的私事。这次回来要请客，请乡亲们吃餐便饭。”

毛继生马上说：

“主席，您不要费心了，由我们来请客。”

毛泽东认真地说：

“不！我离开家几十年哒，欠了太多的人情债，明天请大家来叙一叙，团聚一番。事，要请你去办，钱，归我出！”

毛泽东扳着指头数着要请的人，有老地下党员、老农民自卫军队员、烈士家属、亲戚朋友等等，一共有40多人。毛继生一一记下了。

这一天深夜，招待所的电灯坏了。毛泽东对值班卫士封耀松说：

“我今晚兴致勃勃，要写一首诗，你给我找个煤油灯。”

封耀松把灯端来了，毛泽东就靠在床栏上，就着灯光，用报纸垫着一张白纸，手握铅笔，在上面写了涂，涂了又写。他嘴里念念有词，哼来哼去，大约有两个多小时，才停住笔，抑扬顿挫地吟诵了一遍。吟罢，他又拿笔写了一行字，作为小序。写罢，他吩咐秘书：

“你把这个拿去誊一誊。”

就这样，七律《到韶山》便问世了，其词云：

1959年6月25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32周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6月26日清晨，毛泽东步出招待所的前坪，踏着山道，朝南岸方向走去。他回头对跟上来的毛继生说：

“今天我先到父母坟上看看。”

毛泽东父母的坟墓位于土地冲楠竹圫。离毛顺生夫妇的坟墓约四五十米处，还有好几处坟墓。毛泽东停下来问：

“就在这个地方吗？”

毛继生说：

“还在前面一点。”

毛泽东点点头，又往前走。来到一座坟墓前，只见这个土堆坐西北朝东南，周围长了不少杂草，墓中央还塌了一个洞眼，墓碑上写着：

显考毛公顺生 显妣毛母文氏老大人 之墓

男 泽东 泽民 泽覃 敬立

毛泽东好像记起来了，说了声：“是的。”他在双亲的墓前肃立良久。警卫局沈同副处长忙去旁边采了几根松枝，摘了几朵野花，用茅草扎成一束，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接在手中，把这几枝带露珠的松枝和野花，恭恭敬敬地放在坟上，然后深情地三鞠躬，眼圈有些红了。他对随行的人们说：

“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毛继生问毛泽东说：

“主席，是不是把坟修一下？”

毛泽东说：

“不要了，保持原貌，添一点土，把洞眼填一下就行了。”

他又问毛继生：

“这坟为什么没有被毁坏？”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恐怖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曾经派人寻找过毛泽东父母的坟墓，声言要挖坟毁墓。是韶山人民不顾一切保护了这座坟墓。毛继生见毛泽东问起此事，就回答说：

“这里的农民出于对主席的热爱，进行了保护。”

离开父母的坟墓，毛泽东漫步在稻田田埂上。他看见对面山腰樟树丛中冒起一股青烟，一个短发妇女正用耙子将草丛中的枯枝败叶搂出来，放进火里焚烧，便走了过去。短发妇女闻声回头，看见是毛泽东，便抱起孩子朝家里大声喊：

“毛主席来了！”

大队党支部书记毛迪秋和乡亲们闻声赶来。短发妇女把毛泽东领进一间干净宽敞的堂屋里。毛泽东像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坐在竹凳子上，抽着烟，亲切地同大家拉起家常。

“这栋房子住几家？”毛泽东问：“我小时候的好朋友土地老倌和四道士有没有后代？”

大队支书毛迪秋指着短发妇女说：

“她就是四道士的儿媳妇。”

毛泽东高兴地问那妇女：

“我怎么没见过你？”

那妇女回答说：

“你老人家1927年就走了，我是1931年生的，所以没有见过呀！”

“你是哪里人？姓什么？”

“我是如意亭的，姓汤。”

毛泽东摇摇头，说：

“如意亭没有姓汤的。”

“我小时候从宁乡逃难过来的。”

这位逃难来到韶山的汤姓妇女，就是数十年后大名鼎鼎的毛家饭店的总经理汤瑞仁。毛泽东听她如此说，就点点头，发现她穿着解放鞋，又问：

“你爱人是干什么的？”

汤瑞仁说：

“他原来当过志愿军。”

毛泽东说：

“你是军属啊！他在外面打美国鬼子，你在家里打美国鬼子，你们俩都打美国鬼子。美国鬼子打完了，现在该好好搞生产了。”

汤瑞仁说：

“我一定听您老人家的话，搞好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

毛泽东问：

“今年每亩能收多少稻谷？”

这一问，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此时，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放卫星”，亩产千斤，双千斤，甚至上万斤的也有的是。众人正在为难时，有人说：

“亩产800斤。”

毛泽东摇摇头，说：

“亩产800斤？依我看，平均亩产500斤就谢天谢地了。要实事求是，要计划种田，要科学种田。我看见韶山的稻田绿化了，但山上树不多。韶山人多山多地少，要腾出田来种庄稼。”

大伙儿边听边点着头。有人说：

“感谢毛主席……”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

“不要感谢我，要感谢人民。人民团结起来力量大！”

毛泽东和众人照了相，遂告辞出来，沿着小山漫步走向毛震公祠。

护士长吴旭君回忆说：“当地陪同的同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韶山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同志）对他讲，里面没有什么看的了，祖宗的牌子已经没有了。意思是说可以不进去了。主席根本没有听他的劝阻，还是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管他三七二十一，鞠三个躬再说。’”

吴旭君个子不高，生得玲珑秀丽。她是在上海解放时参加革命的，后来和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结了婚。吴旭君不但负责毛泽东的医护保健，也兼管抄录整理毛泽东的诗词新作，有时还兼一点秘书工作。

在毛氏宗祠里，毛泽东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原来是菩萨神龛不见了。

“多么可惜。”他对身边的人说：“应该留下的。没有钱求医，贫苦农民还要来求神许愿，吃香灰。神龛能给他们精神作用，给他们希望。人们需要这类帮助和鼓励。”

据吴旭君回忆：毛泽东走向祠堂大门口时，还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

“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

离开毛氏宗祠，毛泽东又来到韶山小学校。少先队员们手持鲜花，拉着毛泽东的手，前呼后拥地进了校门。孩子们不断地唱歌，毛泽东也微笑着不断地鼓掌。他又同师生们交谈了一会儿，走到排列整齐的少先队员队伍中，准备和孩子们合影留念。少先队员蒋含宇跑上来，给毛泽东戴上了一条红领巾。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都60多岁了，也当少先队员了。”

他的话引起了孩子们一片笑声。他又对蒋含宇说：

“这个红领巾，我带回北京去喽！”

立刻又引起孩子们一片天真而可爱的笑声。摄影师侯波在这一片笑声中，赶紧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拍下了一张可以使人听得见笑声的照片。

告别了韶山小学的师生们，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上屋场。他进了堂屋，对着神龛做了一个揖，风趣地说：

“这是我小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小时候，我信过佛，后来慢慢不信了。”

那时候，毛泽东的母亲常常在神龛前烧香。在毛泽东生病时，母亲还让他吃一点香灰。毛泽东走到炉塘，对身边的人们说：

“1920年冬，我们兄弟姊妹就围在这炉子边烤火，我说服他们离开家乡，他们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走进横屋，他打量了楼上地下，对身边的人说：

“这里过去是我们家的客厅和饭厅。那时客人来，总是我父亲作陪，母亲带我们兄弟到灶屋吃饭。我们平时很少吃荤菜，餐餐吃蔬菜。”

他又指着小阁楼说：

“我小时候白天劳动，晚上回来就在那里看书或记账。”

穿过横堂屋，毛泽东来到父母亲的卧室，见左边的墙上挂着他和两个弟弟与母亲的合影，还有他和父亲与伯父毛福生及六弟毛泽覃的合影，心情顿时激动起来，非常惊讶地指着照片用地道的韶山话说道：

“咯是从哪里拱出来的呀？！”

他们母子唯一的一张合影，一直保存在外婆家。他和父亲的合影也被亲友们保存了下来。伫立在照片前，缅怀着早已作古的母亲和父亲，还有1935年牺牲在江西战场上的六弟毛泽覃，1943年牺牲在新疆的四弟毛泽民，如今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了，心中该有多少感慨啊！良久，他小声说道：

“这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父亲得的是伤寒病，我母亲是因为脖子上长了一个疱，穿了一个眼，后来听说是淋巴腺瘤。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太差了，尽管他们年纪不大，但还是死了。照现在的医疗条件，他们是不会过早地离开人世的！”

毛泽东恋恋不舍地走出双亲的卧室，穿过厨房，来到过去放粮食的谷仓，看到谷仓上挂着一个量谷用的器具，便仔细地端详了片刻，只见上面刻着“毛四端”3个字，他深情地说：

“这是我太公的名字。那时候我们家还比较穷，这是我太公的唯一遗产。”

回到住所，毛泽东还沉浸在对父母的怀念中，他对罗瑞卿说：

“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回来，还要来看他们二老。”

6月26日下午，应邀到松山1号寓所吃晚饭的毛泽连和爱人张玉莲，在滴水洞附近正好遇上去韶山水库游泳的毛泽东，毛泽连连忙喊了一声：

“主席三哥。”

毛泽东抬头见是毛泽连，便上前和他握手。毛泽连指着妻子介绍道：

“主席三哥，这是我的堂客，叫张玉莲。”

毛泽东又向张玉莲伸出手去，笑呵呵地对毛泽连说：

“哦，这是你的爱人，我们还没见过面呢。”

张玉莲握着毛泽东的手，十分激动，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喊了一声：“主席！”

“主席伯伯好！主席伯伯好！”

毛泽连的儿子毛岸平跑到毛泽东跟前连声喊着。毛泽连生有一对儿女，老大就是这个男孩，叫毛岸平，老二是个女孩，叫毛小青。毛泽东见是一个挺机灵的孩子在喊他，非常高兴。张玉莲连忙介绍说：

“这是我的细崽。这小家伙好调皮，我本来不让他来打搅您，可他‘蛮’得打滚，非要来！”

毛泽东哈哈大笑，连声称赞道：

“好，好！他动了武的。胆子大，‘蛮’得打滚是他的‘核武器’，会有出息！”

说罢，他叫毛泽连夫妇等一会儿，等他游了泳回来再一起去松山吃晚饭。

下午3点多，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韶山小水库坝上，走进右端的简易更衣棚换好衣服，从右边石阶上走到离坝基2米远的水边。他看到有人往水里丢救生圈，就说：

“不要依靠它。”

说罢，便跳入水中，几个运动员也随之跳下。毛泽东从右端踩水往水库中间游去，又用仰泳和潜水的方式，绕水库游了一周。站在左岸坝基上的群众见毛泽东游过来了，激动得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伸出手向岸上的乡亲们挥手致意。他一边自由自在地游着，一边还向乡亲们打招呼：

“都下来游泳啊！”

乡亲们有的摇头，有的说：

“我们不会啊！”

“不会就学呀！”毛泽东指着身边的运动员，冲着岸上说：“他们都喜欢蛙式、蝴蝶式，我给你们表演一个新名堂！”

他转身对旁边的运动员们说：

“我当你们体育教师好不好？”

运动员们伸出手鼓掌：

“太好了，太好了！”

毛泽东说：

“你们会蛙泳蝶泳，我不会这些。我只会立正稍息这些基本动作，困觉坐凳子这些日常生活。”

说罢，他就来了一个立正姿势。只见他把手脚并拢，停在水里一动不动，水只到口边。运动员们也试着做，可是办不到，就说：

“主席，我们不行。脚一并拢，手就要动一动。手若不动，脚就得动一动。否则就会往下沉。”

毛泽东解释说：

“脚并拢好像一块木板，放在水里就不会沉下去了。”

他边说边做示范，又对岸上的乡亲们说：

“你们每人都要困觉，我困觉给你们看看。”

说着，把双手放在胸前，仰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就像躺在床上睡觉歇息一样，舒坦轻松。

“困觉还要翻身。”毛泽东又做出一个翻身的动作，又说：“起来还要坐。”

他立起身子，将右腿放在左腿上，就像坐在凳子上一样，稳当从容自如。他还让人给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悠然地吸着。运动员们跟着毛泽东学着做了一番动作，游到他面前说：

“主席，我们做睡觉的动作还基本可以，就是这立正、稍息、坐凳子的姿势，还差点火候。”

毛泽东爽快地笑了起来，他说：

“当兵要从立正稍息学起，游泳也得从这里学起。你们以后好好地去研究研究，锻炼锻炼吧。”

岸上的乡亲们看着毛泽东在水中是如此的潇洒，又是赞叹，又是高兴，笑得合不拢嘴。毛泽东一直畅游了两个小时这才上岸。他依然兴致很高，对身边的许多年轻人说：

“你们青年人以后要很好地锻炼身体，才能当好革命的接班人。”

他突然转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

“小周，咯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给我搭个茅棚好吗？”

周小舟连连点头称是。后来，他立刻将毛泽东的这一想法告诉了中南局书记陶铸。

太阳落山的时候，毛泽东从韶山水库回来了，毛泽连夫妇乘坐他的车来到松山寓所。毛泽东同前来的乡亲们一一握手，他说：

“30年没见你们了，我是来看望你们的。”

当他握着毛照秋的手时，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我好像见过你。”

毛照秋连忙说：

“三叔，我是毛照秋，我小时候见过您呀！”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就是旭梅的儿子？照秋贤侄啊！”

他想起1953年毛照秋曾写信请求帮助介绍工作的事，就说：

“对啦，1953年我回过你的信。”

毛照秋说：

“是啊！您还勉励我安心在南方工作，保持前辈的光荣传统哩。”

毛泽东又询问起堂弟毛泽连的家庭生活：

“你们家里有盐、有油吗？”

张玉莲回答说：

“油盐还不大足。”

“粮食够吃吗？”

“不够。”

“看来，粮食要分到户才行。你们可以多种些玉米，今后生活会好些。”

毛泽东说完，叫在座的乡亲们提提意见。开始，大家都不敢讲，担心被扣帽子，挨批斗。经毛泽东再三动员，人们才胆大了。

据王任重回忆说：“其中一位老年人批评了我们湖北‘亩产万斤’的报道，他说亩产千斤也做不到。我告诉老人家，亩产万斤确实是谎报，但有少数高产田亩产千斤是真的。老人家还是摇头。”

又有人说：

“主席，你还不回来，人都要饿死了。”

毛泽东听了，颇有感慨地说：

“我在中央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今天回来了，才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你们都要讲真话。”

毛华村打着一双赤脚来了，见到毛泽东非常激动，他说：

“毛主席，我是一双赤脚来见您，对不住啊！”

毛泽东笑着说：

“没关系，随便一点好。”

他当即叫工作人员拿出自己的一双皮鞋，送给毛华村穿。

毛华村是韶山杨林炉门前罗鹤楼的三女婿。毛泽东询问他的爱人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有几个子女？家里生活怎么样？毛华村便将原配罗氏病逝于1936年7月，生有一子二女，以及现在的家庭生活情况，一一告诉了毛泽东。

眼看天色不早了，毛泽东发现亲属中没有他记挂着的毛碧珠，就问道：

“碧珠怎么没有来？”

旁边的地方干部没有回答，也不好回答。

“毛碧珠怎么没有请来？”

毛泽东盯着问。还是没有人回答。

“我让你们请我的亲属朋友，为什么毛碧珠没有人去请他？”

“碧珠划了富农。”

乡干部终于开口了。

“富农又怎么样？”毛泽东生气了：“他是我的堂弟，他还能害我吗？你们一定要去把他找来。”

毛碧珠终于来了，当他步履蹒跚地走过来时，毛泽东一时竟未能认出他。

“主席，三哥，我是老五碧珠呵！”

“你是五弟？！”毛泽东看着毛碧珠，走上一步，深情地拉着他的手说：“你也老了呵，瘦多了呀！”

说罢，拉毛碧珠坐在自己身边的椅子上，详细询问了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经历，又问及他的妻子儿女情况。

“地方干部对你怎么样？”

毛泽东很关心这一点。毛碧珠很有分寸地说：

“他们没有把我当富农看。”

毛泽东望着这位堂弟，摇了摇头，说：

“我看你这个富农可划可不划。现在已经划了，你有什么意见？”

“没有意见。”

毛泽东把手伸过去，拉着毛碧珠那干枯的手，动情地说：

“你也老了，身体也不大好，不要再去劳动了。告诉你的后人，听党的话，噢。”

浑浊的泪水从毛碧珠的眼眶里流了下来，毛泽东的眼眶也湿润了。

该吃晚饭了，毛泽东与毛泽连、毛宇居、毛碧珠、沈绍华及毛福轩烈士的夫人贺菊英同桌。张玉莲则坐在邻近的餐桌上。毛泽东对贺菊英说：

“毛福轩同志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

他要毛华村同坐一桌，给他夹了一块青蛙肉，说：

“请你吃田鸡。”

“田鸡是什么？”

毛华村问。毛泽东用地道的韶山话说：

“这田鸡就是麻蝈。”

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

饭后，毛泽东叫毛泽连、张玉莲夫妇和大伙儿到坪里一起合影留念。毛泽连多喝了两杯酒，一副跌跌撞撞的样子，妻子张玉莲不得不扶着他坐在长凳上，自己则站在他的身后。照完相，毛泽东对张玉莲说：

“我还有事，还要开座谈会。你们坐我的车回去吧。”

于是，工作人员就把毛泽连夫妇送回了东茅塘。

据王任重回忆说：“饭后，毛主席又和我们3人（另两位是周小舟、华国锋——笔者注）谈了很久，谈了关于读书的问题，他说要读马列主义，还要读点历史，读些古诗词。谈到经济工作，他强调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

6月27日上午，毛泽东要在松山招待所1号寓所举行座谈会。他见到了工作人员刚刚接来的毛宇居的夫人谢素贞，凝神片刻，问道：“你是——？”旁边有人介绍说：“她是宇居先生的老婆。”毛宇居捋着花白的胡须，朝毛泽东笑着说：“是，是。”“噢，你就是大嫂子！”毛泽东高兴地说。谢素贞也喊了声：“毛主席，润之！”二人亲切地握着手，毛泽东笑着说：“大嫂子，几十年不见，你老了，我也老了啰。你家里怎么样？身体还好吧？”“还好，身体也过得去。”毛泽东点点头，嘱咐道：“年纪大了，好好休养吧，今后家务事少做一点。我昨天还跟宇居大哥说了，请你们好好保重身体，争取多活一些年。”“谢谢主席。”谢素贞非常感激地说。此时，毛泽东还特意派人把外婆家的人也接了来。他开玩笑说：“今天该请的都请到了，就差那位‘石干娘’还没来，是不是还等一等？”众人闻言，都笑了起来。大家知道毛泽东所说的“石干娘”，就是他外婆家的那一块观音石。毛泽东见到表兄文南松的长子文孝根和他的妻子毛枚秀，他握着毛枚秀的手问：“你的父亲是谁？”毛枚秀说：“我父亲叫毛德青。”毛泽东说：“你是德青大阿公的女儿，那我要叫你姑母啰！”毛枚秀莞尔一笑，说：“不敢，不敢！”毛泽东又问了一声：“你现在住哪里？”毛枚秀说：“住棠佳阁，我是文二十阿公的大媳妇。”毛泽东的外婆家唐家圫，后来改名为棠佳阁。毛泽东闻言，笑着说：“那你要叫我表叔啰！我们都不称呼了，平了平了，好吗？”毛泽东见到赤着脚、挽着裤管、腿上沾有泥巴的30多岁的农民毛霞生，一问才知道他是毛福村的儿子，就笑着说：“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哩！”毛泽东看看邀请的人都到齐了，就开始在松山招待所和这些为革命做出贡献的老人和乡亲们座谈，他说：“我离开韶山30多年了，难得回来一次，今天请大家来，很想听听各位的意见，特别想请你们老人对我提点意见。你们对当地政府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对生产生活安排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甚至对我本人有什么意见，都放心讲，不要有顾虑。”他还对干部们说：“你们当干部的要关心群众生活，搞好生产，把韶山建设好。韶山是我的家乡，外宾常来，不能丢人。如果韶山搞不上去，生活不好，也会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临散会，毛泽东诚恳地对大家说：“以后你们每年向中央汇报两次韶山的情况。也要了解周围地区的情况，及时向中央汇报。”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请大家吃午饭。他在为自己在私塾里的启蒙先生毛宇居敬酒时，毛宇居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接着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饭后，毛泽东要与父老乡亲们合影留念。他对谢素贞说：“大嫂子，我，你、宇居大哥，还有几位乡亲，一起合个影吧。”毛泽东站在乡亲们中间，谢素贞就站在他身边。她双手交叉在胸前，满怀敬意的侧身仰视着毛泽东，脸上洋溢着一种无比的幸福。站在同一排的还有毛宇居、杨舜琴、毛仙梅、毛裕初、贺福祥。毛泽东又将外婆家的人请到身边，叫住摄影师，说：“请给我和外婆家的人照一张相。”欲知毛泽东离开韶山后去向何处？请看下一章详细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衣锦还乡”一节，值得仔细玩味！他在离开家乡32年之后回归故土，与亲朋邻里之间那种亲情，鱼水之情，无不情真意切，堪为后世楷模！笔者历来主张，我们后人在评价毛泽东的时候，应该承认他是人而不是神，他是凡人同时也是伟人！这才是对毛泽东的准确定位。因此也可以说，在毛泽东身后，不管是神化他或者是贬低、污蔑、反对他，同样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70章 1959年6月27日—

“要编3本书让他们读。第1本是关于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做得好，不谎报，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第2本是关于坏人坏事的书。专门收集说假话、违法乱纪，或者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第3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

话说1959年6月27日下午，毛泽东离开韶山，乘专列飞驰在湖南的旷野中，行至一山峦处，他吩咐列车停下来，下了车，凝神四望，向着一个小石岗走去。

铁道路基下有一条小路，毛泽东没有走那条路，而是踏着野草碎石向那座石岗走去。前面出现了带刺的荆棘，走在后边的一部分工作人员走上了小路。跟在毛泽东身后的卫士和胡秀云犹豫了，他们怕弄坏裤子。胡秀云说：

“主席，那边有路，走那边吧？”

毛泽东头也不回地说：

“路是人走出来的。我这个人哪，从来不肯走回头路。”

胡秀云只好自己选择了那条小路。毛泽东望望她的背影，又望望身边的卫士，问：

“你们怎么办？”

卫士们说：

“我们跟主席走！”

毛泽东把大手一比划，说：

“那好，我们就试一试。”

说罢，他带头前行。过了那座石岗，他对从小路上过来的人们说：

“你们说说，咱们谁的收获大？”

到了长沙，毛泽东给在武汉的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庐山会议召开的具体问题，他说：

“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

毛泽东还告诉周恩来，他出了一些题目让与会者讨论。

6月27日晚，毛泽东让华国锋把杨开慧的兄嫂杨开智、李崇德，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国民党元老唐生智、程潜、曹曲球以及他的老同学周世钊接来，请他们吃饭。李淑一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主席，你还记得我？你给我的《蝶恋花》我可忘不了。”

毛泽东笑着点点头，对身边的柯庆施、华国锋等人说：

“她就是李淑一，是开慧的好朋友。她前年把悼念直荀的词寄给我看，我就写了《蝶恋花》这首和她，完全是按她的意思和的。”

吃罢晚饭，李淑一说：

“主席，我们合一张影么。”

毛泽东说：

“那好么，一起照个相吧。”

李淑一等人分站在毛泽东左右，毛泽东朝周惠等招招手，说：

“一起来。”

周惠便拉了罗瑞卿、华国锋等人过去，一道照了相。

6月27日夜，毛泽东到了武昌。

6月28日，毛泽东再一次畅游了长江。

这天下午，毛泽东从汉口乘“江峡”号轮船离开武汉，驶向九江。毛泽东在轮船上召集上庐山开会的各协作区负责人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林铁、欧阳钦、张德生等人谈话，提出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14个问题，要大家议一下。这14个问题是：1、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党的政策》和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2、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3、今年的工作任务。4、明年的工作任务。5、4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6、当前的宣传问题。7、食堂问题。8、综合平衡。9、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10、国际形势。11、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12、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13、粮食三定政策。14、如何过好日子？

这天晚上，轮船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已经是11点半了。

6月29日一大早，毛泽东一行乘车和迎接他们的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及夫人水静，开始上庐山。

庐山南接江西省九江市，东临鄱阳湖，北濒长江，共有99个山峰，其主峰汉阳峰又叫大汉阳峰，海拔1474米。苏轼的著名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道出了庐山的雄奇秀丽。庐山一年四季风景如画，凉爽宜人。

毛泽东是第一次到庐山，虽然一路风尘，但毫无倦意，情绪很好。他在山下眺望着巍峨的山势，欣赏这“匡庐奇秀甲天下”的无限风光。他身边的一位也是初来庐山的工作人员好奇地问：

“到处是云彩，山在哪里呢？”

毛泽东笑着吟诵道：

“山在云雾飘渺间。”

他又转对杨尚奎和水静说：

“庐山，山好，水好，空气好，还有老表好！”

解放后，庐山上新修了公路，长约30余公里，汽车只可单行，依山环绕，盘旋而上。毛泽东乘车行了1个多小时才到了山腰，稍事休息，继续上山。

毛泽东在中途登上了含鄱口，瞭望鄱阳湖。大家要给毛泽东照相，负责保卫工作的沈同，给毛泽东梳理被风吹乱的头发。此时，有人正在拍照，毛泽东一看照相机的镜头还没有揭下盖子，就说：

“你看，她的盖子还没有揭开嘛。”

大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一个工作人员说，今天的风这么大，该选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来就好了。毛泽东说：

“不对，你就是喜欢日暖风和的日子，好来游山逛景。温室里的苗苗经不起风吹日晒。在狂风烈日下登山观海，可以锻炼身体，开阔胸怀，长人志气，这也是练兵嘛。这和人们每天要吃饭睡觉和参加文娱活动是一个道理，都是为了强健身体，磨练意志，增长知识，好养精蓄锐，振作精神，继续为人民服务嘛。”

上了庐山，毛泽东下榻于180号院。他坐在柳条椅上，凝视群山，颇有感触。当晚草成《七律·登庐山》一首。

6月30日清晨7时许，毛泽东吃过早饭后，在180号院的阳台上和工作人员聊天，他对水静说：“水静啊，我身边几个小伙子你都见过了，都是不错的，总想选择个漂亮点的。帮帮忙吧？”

水静说：

“行啊。就怕你的小伙子看不上呐，都长得这么精神。”

“小封，找个老表好不好啊？”毛泽东转向封耀松问，他又对水静说：“帮他找一个吧，你这儿的老俵很多么。”

叶子龙、李银桥也跟着起哄，他们说：

“好啊，江西老俵好啊，拉一个出色的来谈谈看吧。”

水静想了想说：

“你们180号楼里的小郑好不好？她叫郑义修，是省医院的护士。能上庐山服务的，都是选了又选，方方面面都优秀才行。”

毛泽东笑着说：

“我看也很好，水静，你就当个红娘吧。”

他又交代封耀松说：

“小封，就这样吧，接触接触看。”

后来封耀松还真的和小郑谈成了，在1961年结成了伉俪。

且说毛泽东见余三保来了，就叫他坐下来聊一会儿。余三保是庐山的一级管理员，负责毛泽东的生活接待。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庐山的自然景观和名胜古迹。他说：

“庐山不仅是天然避暑胜地、疗养区，还是著名的风景区，名胜古迹多达200多处，而且还发现有铁云母、石英等10多种矿藏，前几年曾炼出不少钢铁。”

毛泽东笑着对余三保说：

“庐山是个宝贝，你在宝山工作，应该叫‘宝山’。叫‘三保’没什么意义。”

余三保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就欣然接受，改名为余宝山了。他接着向毛泽东介绍起庐山名称的由来。他说，庐山又叫匡庐，是因“周文王时有匡姓7人，在此山结庐隐名”而得名。毛泽东认真地听着余保山的介绍，二人不知不觉谈了1个多小时。

6月30日，毛泽东同周小舟谈话，他问：

“周惠那个农业会议结束了没有？”

周小舟说：

“今天结束。”

“叫他马上来庐山。”

“他感冒了。”

“感冒死不了人。”

毛泽东叫来秘书徐业夫，说：

“你给湖南挂个电话，叫周惠上山，通知江西省委接一下。”

1959年7月1日，毛泽东起床后见到余宝山，对他说：

“你昨天讲的周文王，我看是周定王吧！”

余宝山听了不禁一愣，他回去查阅《庐山志》，果真是周定王。余宝山没有想到，一个人民的领袖对这些细微末节的事情，竟然也调查研究得如此认真准确。

7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改就《七律·登庐山》一诗。据随身人员记述，毛泽东在诗前曾写有小序云：

1959年6月29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有一种说法7、8两句原来是：“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后来在发表时改为陶令句。

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刚毕业不久，要结婚了。可是，没有布票，没有工业券，再加上没有妈妈给她操心，毛泽东又不在家，她和未婚夫孔令华不知道该准备什么。罗光禄的爱人刘若风叫李敏跟爸爸说说，李敏很懂事，她说：

“小事情不要麻烦爸爸了。”

可是，李敏左等右等爸爸就是不回来，就给爸爸挂了一个电话。毛泽东说，现在回不去。李敏急了，就在电话中说：

“你那么大架子，请不回来，我们不等了。”

据李敏回忆说：毛泽东为这事几次让卫士长李银桥打电话给她说：婚期要推迟，一定要等爸爸返京后举行。毛泽东还亲自写信给她，要她注意身体，说会议结束后即刻返京。

7月2日下午4点，毛泽东约上了山的周惠谈话。周惠来到毛泽东的住室，报告说：

“主席，我来了。”

毛泽东正在吃饭，说：

“噢，来得好，来来，一道吃饭。”

“主席，我吃过了。”

“噢，我这个时间跟你们不同了。不吃饭就喝点酒。”

“我不会喝，一喝就上头。”

毛泽东说：

“你呀，是个老实人。说说吧，湖南的会开得怎么样？”

周惠“嗯”了一声，说：

“这次会开得还可以。我们也是先议了议形势，要求大家讲实话。这样算下来，去年还是估产过高了。报增产一成，谭老板给我们插了白旗，有些干部沉不住气，说报低了通不过。”

毛泽东说：

“谭震林没种过地，工人出身。”

周惠说：

“今年也报高了。上海会议加到450亿斤，大家议论，实际能争取300亿斤就不错了。”

毛泽东说：

“在韶山我问小舟，湖南提什么口号？他说：‘苦战3年，改变湖南面貌’。我说你30年也改变不了。那里的梯田，一季五六百斤就不得了，每年增产100斤，30年也没有万斤田呀。”

周惠说：

“郑州会议以后，形势逐渐好转。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完。”

毛泽东说：

“就是去年那七八个月，特别是北戴河会议之后的3个月。到11月开始纠正。”

周惠说：

“虽然是3个月，影响怕长得多，也许要3年。下面的干部都反映农民怕变，怕再刮‘共产风’。现在多数公社还是大食堂，供给制。农民并不自愿，但上面不讲话，下面不敢动作。劳动积极性不高与供给制过大有关。湖南的意见，现在的条件供给制不能再搞了。去年没搞的公社，今年不能再搞。去年搞了的，今年要缩减。大办食堂这个提法不能再讲了，浪费太严重。”

他说罢，将带来的材料递给毛泽东，接着说：

“主席，这是大家对食堂的议论，绝大多数同志都是主张自愿为主，不能再硬性规定，强办下去。”

毛泽东“唔”了一声，接过材料，放在一边，说：

“公共食堂要自愿参加，但也不要一哄而散。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要团结，不要过于看重1个指头，2个指头，3个指头的问题。”

他放下筷子，又说：

“就这样吧。这次上庐山，要读书，不要事务主义。要看大局，算大账。”

7月2日这天下午，毛泽东在江西省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第1次庐山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张闻天、罗瑞卿、陆定一、陶鲁笳、柯庆施、李井泉、张德生、林铁、欧阳钦、陶铸、王任重、曾希圣、周小舟、周惠、杨尚奎、康生、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李锐等。

彭德怀是在这一年的4月24日至6月13日率领军事代表团先后对苏联及东欧各国进行了50多天的访问，他原先不准备参加会议，毛泽东打电话要他来，他就只好上了山。

毛泽东在会议上首先就将要讨论的14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他在讲话中，在原来提出的14个问题以外，又增加了5个：1、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2、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3、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政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4、协作关系问题。5、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

会议决定：庐山会议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19个问题，尔后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

会后，毛泽东在6月29日来庐山途中和在这次会议上的两次讲话，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去掉了国际形势部分，这就成了庐山会议要讨论的18个问题。毛泽东要杨尚昆印发会议，全文如下：

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8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3至6个月，或者一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3本书，问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3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说谎、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国藩，山东菏泽一个生产队。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每省要找几个，各省编各省的，每本不超过二万五千字。第3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3本书大体10万字左右，每天读一万多字，一星期可以读完。读完后讨论，不仅读，还要考试。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缺点如第一章讲和平过渡，通过议会夺取政权，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装。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

二、形势。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4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4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

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去年许多事情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腿走路。我们批评斯大林一条腿走路，可是在我们提出两条腿走路以后，反而搞一条腿了。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三、今年任务。

四、明年任务。

五、4年任务。工、农、轻、重、商、交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后来丢掉了一条腿，重工业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挤掉了商业。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业、轻工业就好了。这几方面到底如何搞法？建设如何安排？

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1300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400万吨，是1700万吨。后年再增加400万吨。15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1964年才能达到。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5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饲料要有单独的政策。现在是人吃一斤，牲口吃半斤；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一斤；再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两斤，牲口吃的要逐渐比人多。

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钢材支援农业，这次会议要定一下。粮食去年说增产三成，是否达到四千八百亿斤，我还有怀疑。今年说不增加了，我看增点还是可能的。以后每年增一千亿斤，1962年达到八千亿斤。

明年钢的指标是1700万吨，形成一个马鞍形。今年是1300万吨，比去年多400多万吨。后年2000万吨，大后年2100万吨到2300万吨，可以赶上英国。1962年2500万吨，可能少点，也可能多点，多了到2800万吨，少了到2300万吨也好。赶上英国，说的是主要产品，钢太多了不一定好。

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山东曹县出现抢粮现象，这很好，抢得还少了，抢多了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我们的国家是不会亡的，社会主义是亡不了的，蒋介石是回不来的。美国打来，我们最多退到延安，将来还会回来的。

六、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有3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八、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九、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十、体制问题。“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十一、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

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30%至50%，将来达到80%。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十三、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湖北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农民批评有些干部，一不会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应当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十四、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3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十八、团结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7月3日凌晨1时，毛泽东在入睡前服了安眠药，半靠在床上批阅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他在上面加了两段话，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7月3日，庐山会议进入分组讨论阶段，与会者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6个小组。大家在小组会议上摆情况，谈意见，发言十分热烈。

被分配在西北组的彭德怀住在河东路176号院，刚离任的驻莫斯科大使张闻天住在177号院，两院相距不过50米。彭德怀下去散步或者到会场开会，常常碰到张闻天，两人免不了要聊上几句。

“你们那组讨论得怎么样？”

张闻天这一次问起了西北组的讨论情况。彭德怀浓眉紧锁，阴沉着脸说：

“唉，还不是遮遮掩掩不痛快。裤子要自己脱，不要人家拉嘛。江西现在还讲去年增产67%。脱了外裤留了衬裤，不肯脱光，自己给自己找被动！”

张闻天说：

“我们那边会议压力大，柯庆施护得利害，只能讲好，不能讲坏。”

彭德怀说：

“我们西北小组情况还好。”

张闻天说：“1958年小土群炼铁，浪费人力物力太大，影响秋收，结果是丰而不收。”

彭德怀说：

“炼土铁，我看是有得有失，或有失有得。”

张闻天摇摇头说：

“你的估价还比较高。我认为是得不偿失或损失很大，今年钢产量定1300万吨很难完成。”

彭德怀没有吭声，张闻天又说：

“现在有些意见不好提，集体领导搞不起来。政治局扩大会议，连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要怎么开法？主席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有些方面跟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主席爱讲历史，他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

彭德怀说：

“上海会议毛泽东批我。他自己犯了错误不认账，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被胜利冲昏了头喽！骄傲嘛！”

7月4日晨，毛泽东指示杨尚昆将两份材料印发会议，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一份题为《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

7月4日，毛泽东在李先念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上又加写和改写了两段文字，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以后，精心策划，立即动手办起来。不但大中城市，县城及四乡集镇都要照此办起来。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

7月4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同王任重、刘建勋谈话。他从明代杨继盛的两句诗说起，他说：

“‘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这是椒山先生的名言。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这几十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地察言观色，而是要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和力量。‘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这一点并无惊天动地之处，但从平易中见精深，这样的诗，才是中国格律诗中的精品。唐人诗曰：‘邑有流亡愧俸钱’，这寥寥7字，写出古代清官的胸怀，也写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能使人感奋。”

7月5日晨，毛泽东在李先念为报送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的报告所写的一封信上写了一个题目叫《粮食问题》的批语，他写道：

此两件印发各同志。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3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但觉：

1、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1100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

2、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1020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855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800亿斤，或者810、820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3、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

4、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1957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1957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5、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1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以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1亩田1头猪。1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1亩田1头猪。

以上几点意见，只供同志们此次讨论的参考，切勿下传。不对之处，准备修改。

毛泽东 7月5日上午6时

毛泽东同时批示将戚本禹7月1日写出的关于他在四川新繁县亲自种植试验田结果的报告和《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印发会议。

前边已经说过，戚本禹等人在春节过后就去了新繁县，他本人种植的早稻经过半年的精心管理，亩产500多斤，不到600斤。他在《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中也如实报告了他所做的调查研究的详细资料。《报告》中是这样写的：

“去年中共新繁县委整理的关于选派罗世发（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笔者注）出席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材料上说，罗世发领导的那个管理区水稻平均亩产量是1929斤（以稻谷计算，市斤制，下同）比1957年增产214%。今年3月，罗世发在省万人生产动员大会上说，他们管理区去年水稻平均亩产量经过地委、县委反复查仓核对的结果是1304斤，比1957年增产112%（见1959年3月25日四川日报）。但是，这些文字都不真实。实际上，去年水稻平均产量远远没有这么高。今天他谈出真心话。他说，就他自己在小队里参加收打的情况计算，水稻的平均亩产并没有突破千斤关。真实情况是：双季稻：两季加起来，平均亩产有1000多斤；中稻：一二等田，平均亩产量有700斤；三四等田，平均亩产量只有五六百斤；有一块最好的上等白鳝泥田，亩产量是900多斤。他们去年双季稻的面积占水稻面积的30%。这样，早、中、晚3季加起来拉平计算，平均亩产量大致在750斤—800斤左右。罗世发认为，‘就按上述真实产量数字，去年的农业生产还是大跃进，成绩是很大的，是谁也推不翻的。’”“罗世发说，‘毛主席讲得硬是对的，一亩田能增产个二三百斤就算成绩很大了。不讲去年跃进数字，今年谁真正做到平均亩产800斤，都是应该得到金牌奖章的。’他又说，‘事实上去年真正能产上个八九百斤，都是不简单的，我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农民在一起讲私房话，全国最有名的劳动模范陈永康种的水稻，平均亩产只有800斤，报的却是2000斤，这是私房话，不能追究，追究起来，开起会来要整死人。’总的说来，罗世发是一位风格相当高的农民党员。但是他和我们谈水稻真实产量时，思想上还是有矛盾的。他说：‘产量问题是个大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说不对，否定了大跃进。右派才否定成绩，我们怎么能否定成绩!’有时他又说：‘我是共产党员，当不当全国代表不要紧，要紧的是国家。你亩产七八百斤，却上报2000斤，国家说打个折扣吧：一千四，征购400斤，给你们剩1000斤，几百斤做口粮，几百斤做牲畜粮，留几十斤做种子，几十斤储备粮，多余的还可以再卖点给国家。这个账不是很对吗？好！400斤征购粮真交了，就露相。’‘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听了很多报告，你虚报这个跃进数字，国家计划就要受影响，更严重的是社员吃饭问题，这是个大事情，如果交了粮吃不上饭了，怎么办？我着急啊！’‘主席讲得对，要说老实话，农民听了都赞成（按：他们公社向农民讲述了毛主席要讲真话通信的精神，但没有详细传达毛主席的通信），去年报这么多，今年怎么办？我们当干部的心焦啊！’‘当然我们这个队不能代表人家，人家也许有先进的。’‘刚才说的这些话别人来了我不能说，参观团，记者来，领着他转，什么也看不出来。报2000斤，我也能报，抽查也抽查不出来。你们来了我得说真话，说真话，对党有好处。’‘别人来我也不敢说，说了背时，开会一追，是否定大跃进！’”

毛泽东在印发了戚本禹的报告之后，又找来李井泉谈话，问四川粮食亩产究竟是多少斤？李井泉在事实面前终于向毛泽东认了错。

7月5日是星期天，会议休会一天，由于天气晴朗，与会者纷纷出游。

7月5日晚上，毛主席突然问封耀松：

“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

封耀松算了一下，报告说：

“主席，是7号、9号。”

毛泽东没再说什么，但他似乎在安排着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有关这件事情的经过，有几个人作了基本相似的记载：7月7日，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要他的夫人水静去南昌接贺子珍上庐山。（李敏在她的记述中认为：爸妈在庐山见面，可能与商量她的婚事有关。）

7月8日下午3时许，贺子珍和水静离开南昌，直奔庐山而来。到庐山牯岭，住在28号房。

7月9日晚，毛泽东在180号院住处接见了贺子珍。当时曾陪同过贺子珍的只有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封耀松和水静两个人。

据封耀松记述：“7月9日晚，约9点多，一辆轿车停在180院楼下台阶边。当时，主席在2楼，就只有我一个人值班。我到车边，打开车门，将一位女同志扶下来，与同车来的水静同志一起，把她扶进1楼的卫士值班室。我马上去报告主席：

‘水秘书她们来了。’

主席说：

‘好的！’

然后看了看表，站起身来，好像要到楼梯口迎接的意思。我下去与水静同志一起把那位女同志扶上楼来。水静先下去了。我拿过藤椅，在主席对面放好，安排她坐下，然后泡了杯茶给那位女同志，又给主席的杯子添了水，并为主席放了烟在桌边，回到了卫士值班室。”

据王行娟在《贺子珍的路》一书中记载：“她来到一间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竟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

贺子珍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能够见到毛泽东。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而且像打开了闸门的水坝，汹涌澎湃，再也关不住了。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毛泽东看了，温和地说：

‘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他问道：

‘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了？’

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她仔细地看了看毛泽东，说：

‘我好多了，你身体不如以前了。’

毛泽东说：

‘忙呀，比过去更忙了。’

接着，毛泽东详细地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一一说了。毛泽东听了，轻轻地叹口气，说：

‘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贺子珍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哽咽着说：

‘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毛泽东也谈起了这些年的情况以及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事。毛泽东告诉贺子珍，娇娇有朋友了，问她同意不同意娇娇的婚事？贺子珍回答说同意，她已经见过了。毛泽东说，等他这次开完会回去，就要为她举行婚礼了。”

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对我说：‘我们两个人谈得不错。贺子珍不讲话，只是哭。我怎么劝她她都不讲话，不讲话怎么能谈下去呢？没办法，我只好说，那你休息吧。我还问过她有什么困难没有，她也不讲话。’”

据封耀松回忆：“大约过了45分钟，主席按铃召我去，我给他们的杯里又加了水，绞了两条小毛巾放在桌子上，看他们谈得很热烈，就下去了。我回到值班室，水静同志问：

‘小封，他们还在谈吗？’

我说：

‘是啊。’

他们讲话的声音很响，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水静同志说：

‘小封，贺子珍同志身体不太好，是从山下边刚接上来的。’

至此，我才知道那位女同志是贺子珍。”

据王行娟记载：“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起来说：

‘时间不早了，你休息吧，我们明天再谈。’”

封耀松回忆说：“我与水静继续谈着，铃又响了。我上楼，搀下贺子珍同志，对水静说：

‘主席要你去一下。’”

据王行娟记载：“水静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身穿粗条子的睡衣，吸着烟，面部表情有些愁苦。他见水静走进来，对她说：

‘贺子珍的脑子已经不行了，所答非所问。’

他还说：

‘她拿走我3瓶安眠药，这种药很厉害，千万不能让她多吃，最好把药拿回来。’

毛泽东接着说：

‘你要好好照顾她，明天送她回南昌。’”

封耀松回忆说：“毛泽东还对水静说：‘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

水静上去只一会儿，就下来与我一起搀着贺子珍上了车。看着贺子珍的表情很高兴，她说：

‘主席还像原来一样，只是老了点，头发有点花白。’

送走贺子珍一行，我上楼去，主席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对我说：

‘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

主席让我再下楼为他去拿香烟，主席是离不开烟的。我拿烟上来，看了一下，主席显得既高兴又不高兴的样子。

‘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

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水静同志，不要把安眠药给贺子珍吃了。我马上下楼去与水静通了电话。因为主席的安眠药有3种，按顺序吃的，错服是会出事情的。

次日晨，水静同志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从贺子珍手中要回来了。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连连说：‘好，好！’就从烟盒内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

贺子珍在第3天回了南昌，毛泽东没有与她见第2次面。贺子珍事后对水静说，她把安眠药拿走，是不想让毛泽东吃这种药。

再说在7月9日那天晚上，毛泽东送走贺子珍以后，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他看了一夜的材料，一直到黎明前，才让封耀松为他擦了澡，梳了头，给他服了安眠药，安排他上床。他躺在床上还要看《楚辞》。后来终于将手中的《楚辞》置于心口上，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封耀松在床侧的凳子上继续静坐片刻，才悄悄地立起身，轻手轻脚地往外走。出于习惯，他迈出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毛泽东静静地躺在那里，没有声息，眼角熠熠地闪出光泽。再仔细一看，不由得惊呆了，毛泽东的眼角沁出了两颗晶莹的泪珠。不知是由于家事的烦扰，还是国事的烦难？抑或是屈原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诗句对这位老人家的感染？

疲惫的封耀松没想到拂晓前又发现，本来已经睡了的毛泽东又起来了。他斜靠在床栏上吸烟，要思考7月10日的发言内容了。

正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烦心；古人今人后来人，人人如此。

欲知庐山会议后来的情况怎样？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提出的要讨论的14个问题，后来在会议上增加到了18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读书问题。他还提倡编写《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文件汇编3本书。自此以后，“好人好事”这个口号响遍了中华大地，成为最时髦的流行语。人人争做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真可谓是“六亿神州尽舜尧”，开创了一代史无前例的社会新风尚。这种新风尚克服了几千年以来的私有制的利己主义，发扬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奉献精神，一直沿袭了近20年，的确是盛况空前！

另：彭德怀和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分组讨论阶段的一段对话值得研究。张闻天说：“现在有些意见不好提，集体领导搞不起来。政治局扩大会议，连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要怎么开法？主席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有些方面跟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主席爱讲历史，他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彭德怀则说：“上海会议毛泽东批我。他自己犯了错误不认账，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被胜利冲昏了头喽！”本传前边已经交代过，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的本意是为了继续纠“左”，但他哪里知道，党内早已是暗流涌动了！张闻天、彭德怀的那些话，不正是后来会议由反“左”转变为反右的一个重要诱因吗？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党内又一次严重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就要发生了！

第71章 1959年7月10日—

“我总是同外国的同志说，请他们隔10年时间再来看看我们是否正确。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话说庐山会议开得非常活跃，在小组讨论中，仍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分歧，一种是企图否定大跃进和总路线；一种是认为纠“左”已经差不多了，对群众不能泼冷水。持这种意见的人，各组中都有，尤其是省委的负责人，他们不敢承认错误，怕否定自己，否定工作。

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就已经看出了这种情况，所以他在这次会议讨论前先定了一个调子，可如今不但没有统一思想，而且这两种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了。

尽管会议的意见还没有统一，但从表面上来看，这时的会议是白天开会讨论，晚上跳舞或看戏，开得是轻松愉快，被称之为神仙会议。特别是毛泽东把《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抄给周小舟、胡乔木订正后，有不少人也开始上山赋诗了。

此时，也有一些组长和中央的一些负责人，不断地来找毛泽东反映情况。他们抱怨说：

“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胜利的时候要看到问题。现在有些人在困难面前只看问题不看成绩，是不是要搞垮这个党才甘心？”

“抓住兔子尾巴当老虎打。”

还有几个人向毛泽东汇报说：

“彭德怀发言有问题。”

原来，彭德怀在小组讨论中，8天有7次发言，讲了许多意见。他说：

“人民公社我认为办早了一些，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实际只增产了13%。我又问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只增产了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前不久，主席也去过那个公社。我曾经问过他，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的！何必隐瞒呢？是什么就是什么嘛！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什么‘算账派’，‘观潮派’，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吧。”

彭德怀还说，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大跃进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人人有责，包括毛泽东在内。”“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倒是一年不如一年。”“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

毛泽东听了这些汇报，漫不经心地将手一挥，说：

“此人是张飞，不就是提个意见呗。”

7月10日傍晚，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美庐2楼的大客厅里举行全体会议。

美庐原是蒋介石的别墅，是以宋美龄的名字命名的。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

“对形势认识要一致，如不一致，就不能团结。党内要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对形势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了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

“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过去搞1900项基建，现在安排788个，这还不是合乎多快好省方针的？1800万吨钢不行，现在搞1300万吨，还是多快好省。去年粮食没有翻一番，但增加30%左右是有的。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

“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作化以后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毛泽东又说：

“我总是同外国的同志说，请他们隔10年时间再来看看我们是否正确。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是没有经验的，至少还要10年才有经验。这一年来，我们开了不少会议，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某些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得不偿失的。但总的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有些事情搞得不好。但总是抓工业了，自己负了责任，可能主观主义，但总比不搞好。一年实践，取得了这么多经验，不像过去只听别人讲，走过场，签字。经验是从成功、失败两方面来的。打仗先从打胜仗、后从打败仗中取得经验，搞建设也是如此。我们想快一点，想找一条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说：

“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去年4件事：1959年要搞3000万吨钢；基建1900多项；粮食翻番；办了人民公社。这4件事搞得很被动。为了3000万吨钢，引起各方不满。不管右派左派，党内党外，要说是缺点，确实有，都承认。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打仗，世界上没有从来不打败仗的将军。打3仗，一败二胜，就建立了威信；如果一胜二败，威信就建立不起来。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7个指头9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1个指头2个指头，最多是3个指头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彭老总也说是1个指头多一点的问题。

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不在制定之时，而在执行之后。过去的革命路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的建设路线，要再看10年。我们为革命死了多少人，头都不要了，还给什么报酬。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指定由胡乔木为组长，与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杨尚昆5人，起草一个《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

7月11日，各小组的讨论开始围绕着起草文件的问题展开了。

7月11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和周小舟、周惠谈话，他说：

“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开到15日，已经安排写《会议纪要》了。还有4天的时间，你们那里讨论的情况如何？”

周小舟说：

“湖南粮食情况较好，是由于没搞敞开肚皮吃，但其它方面一样紧张。食堂问题，湖南的反对派有6条理由：1、根本不节约。2、不利于养猪。3、破坏林业。4、不能积肥。5、不节约劳力。6、吃得不愉快。不过，我们还是要努力办好，采取些措施，粮食指标分配到户，按月领，以防浪费。”

周小舟所说的6条，都是在不久前结束的湖南农业会议上议出来的，周惠给毛泽东的材料上都有，毛泽东已经看过了。毛泽东说：

“斯大林讲过，集体农庄加食堂就是公社。他吃亏在于只许说好，从不讲缺点，所以有错不能很快纠正。”

他拿着香烟的手向外推了推，接着说：

“拒绝批评不行。有意见还是叫人家说出来好，否则怎么能统一思想？”

周惠从茶几上抽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说：

“主席，现在还是有人不喜欢讲缺点，讨论会还是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

毛泽东“噢”了一声，问道：

“哪个不让讲缺点？”

周惠说：

“李锐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几次被人顶住，讲不下去。”

周小舟接口道：

“李锐认为去年提以钢为纲不对，政治挂帅有副作用。瑞卿同志不同意他的观点，几次顶住李锐。”

原来，罗瑞卿在这一个时期以来，不断地听到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他心中甚是不安，也非常难过。如今见一些人仍然不停地提出批评，他感到无法接受，于是就挺身而出，维护毛泽东。

“唔，罗长子顶住了。”毛泽东笑笑。他过去常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现在天还没有塌下来，罗瑞卿就顶着了李锐。他将手一招，说：“叫李锐来，我们增加一个人。罗长子顶住不要紧，跟我说。”

工作人员马上去找来李锐。毛泽东一见李锐进来，就用手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4个人划了一个圈，说：

“李锐啊，我们来开个同乡会。我们可以随便谈。谁先谈？还是你们二周先接着谈？”

周小舟说：

“全民炼铁，各种高指标，其根子在粮食估产高了。”

毛泽东平静地说：

“也未必尽然。想多搞点钢铁，多做些贡献，早一点富强起来，丢掉落后，一穷二白也是动力。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要前进就会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建立起新的平衡。建国后，书记处分工我抓农业，北戴河会议以来总算抓工业了。1953年批评过薄一波同志，后来批评计委，这次我自己应负责任。”

周小舟见毛泽东如此说，愈发口无遮拦，他说：

“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周小舟的话，无疑是直接批评了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似乎没有任何反感，他轻轻地弹一弹烟灰，自嘲地说：

“提倡敢想敢干是对的，但也确实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几，就可能产几万斤，因此我相信了。”

周小舟说：

“‘书记挂帅’权力太大。去年传主席的话，有些乱传，更增加了紊乱。谭老板有些讲话和文件，湖南压下来没传达，湖南的密植偏稀一些。”

周惠插话说：

“湖南靠了两条，一是没搞瞎指挥，密植，所以没有失败的问题。二是把关把得紧，粮食指标到户，食堂不搞放开肚皮吃饭。”

毛泽东频频点头。周小舟又说：

“会议还是有压力问题，有些人有错不认，还是不愿多谈多听缺点。”

周惠又插话说：

“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谁是谁非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

李锐听周小舟、周惠如此说，就建议说：

“最好把大区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意见和情况，免得一个地区总是唱一种调子。”

毛泽东“嗯”了一声说：

“这个意见可取。”

李锐借机说道：

“去年讲敢想敢干，发展到唯心主义方面去，起了副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提得不科学。”

毛泽东当即表态说：

“嗯，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了。”

李锐又提议说：

“财经工作还是由陈云同志挂帅比较好。”

周小舟附和说：

“陈云搞经济工作历来稳重。”

周惠也说：

“陈云同志有经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经济方面搞得很出色。主席，你那时不就多次赞扬他吗？”

这3个人极力称赞的陈云，的确也是党内一个极具特色的人物。了解他的人，对他的一些行为莫不叹为观止：他吃菜以青菜豆腐为主，每餐几块豆腐就是几块豆腐，任何情况下也不多吃或少吃一块，几十年如一日。每餐一小碟花生米，永远是13粒，一粒不多，一粒不少。会议上喝茶只放3片茶叶，工作人员都知道不能多也不能少。休息散步，每次13分钟，不多也不少。至于会客，除了谈工作，一般礼节性拜访，尽量拒绝。就是同意见面，最多也只是3分钟的时间。

毛泽东是了解陈云的，他说：

“过去陈云提出先安排市场，再安排基建，黄敬不赞成。现在看，陈云是对的。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500年、后知500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后来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仪，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

毛泽东略一停顿，又说道：

“陈云当总指挥好，但他有长处也有短处。”

请读者诸君注意，后世有人散布毛泽东所说的“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是对陈云的高度评价，其风源大概就缘于此处。由上文可证，这一说法是错误的。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毛泽东对陈云的这一评价来自王任重日记，不管是真是假，对照上文毛泽东说的“他有长处也有短处”，显然也是相互矛盾的，毛泽东不会忘记，陈云曾经是主要的反冒进者之一。

这正是：毛公历来重史训，今以郭嘉励部人。请看断章取义者，张冠李戴蒙庶民。

再说李锐在谈话中对毛泽东说：

“各地大炼钢铁的情况，比如指标落实情况以及质量情况，冶金部一风不透，问不出消息。钢铁关键还是个质量问题，我的意见是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毛泽东马上替冶金部李富春和王鹤寿说了公道话，他说：

“富春是依靠王鹤寿的。有些事不能全怪下边，不能全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毛泽东顿了一下，又笑着说：

“那个蒋干去盗书，辛辛苦苦，受不少惊吓，以为立了不世之功，结果还遭了白眼，他可不是委屈得很么？你们到我这里来不要学蒋干盗书。”

说完，他竟自哈哈大笑起来。周惠等毛泽东平静下来，问道：

“主席说蒋干盗书是什么意思呀？”

毛泽东说：

“你们讲去年传我的话，有些乱传。你们今天可不要学蒋干，回去也乱传。”

他点了一支烟，吸了几口，又说：

“许多事我都要负责。不过，有些也真负不了。比如人民公社，去河南七里营参观他们的公社，有个记者问：‘公社好不好？’我随口说：‘好’，谁知第二天就登报了，一下子全国都知道‘人民公社好’了。”

周小舟说：

“以后讲话不能乱传，还是形成文字好，以文字为准。”

毛泽东摇摇头说：

“此议不对。文字也一样不行。钢翻一番，一成文字，谁想到当成法律了，党比人代会可厉害得多。我这个人性格不大好，40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现在还有肝火，对人总是武断，讨人嫌恶。或谓我意强，实在正是我弱的表现。

郑州会议后，我开始右倾。粮食、钢铁、公社和食堂，都发生了问题。下面讲了些假话，可以转告大家，心情也不要那么沉重。打麻将13张牌，基本靠手气。谁知道搞钢铁这么复杂，要各种原材料，要有客观基础，不能凭手气。去年的问题就是抓了个‘两小无猜’，别的忘记了，这是本末倒置。去年农业是否增产了三成？还很怀疑。全国各地不平衡，有丰有歉，填平补齐后，三成很不易得哟。

有对立面不要紧，我自己就是个对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又想通了。回去告诉同志们，中央愿意听取各种意见，但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不能泄气。希望这次会议能统一认识，改正缺点，好继续跃进。”

毛泽东在和周小舟、周惠、李锐的谈话中明明告诫他们，你们不要学蒋干盗书，可周惠偏偏耐不住寂寞，第二天一早就拉着周小舟说：

“小舟啊，你去找老总谈谈怎么样？把主席昨天跟咱们谈话的内容跟他讲讲。彭老总是敢讲话的人。”

“对！”周小舟眼睛一亮，说：“老总讲话比我们分量重，有影响。”

周惠进一步分析说：

“华南、中南、西南3个组多谈还是有压力，但主席还是愿意听人谈缺点的。你动员老总去跟主席谈谈，趁热打铁，那些‘促进派’也就不好再护短了。”

“你这个主意好！”

周小舟激动起来便坐不住，他和周惠、李锐当即去找彭德怀，将昨天晚上毛泽东如何如何说，还有什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什么“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绘声绘色地鼓动了一番，只听得彭德怀心潮难平。彭德怀本来就认为毛泽东和多数人对“左”倾错误认识不够，现在听周小舟如此这般一说，救民于水火舍我其谁的干云豪气直冲脑门。但他自知与毛泽东历来有些疙瘩，与眼前这些毛泽东信任的“才子”自是有些不同，便说：

“哎，我这个臭脾气，怕同他谈不好呀？再说，有些意见还没有想成熟，在西北小组会上都没谈，一下子去跟他谈，莫谈出毛病来。我看，还是写封信吧？”

“嗯，写信也好。”周小舟继续鼓励他：“那就把你那些发言整理一下，我看就很好了。”

“我的发言，有些简报上也没登。”

“哎，简报不登，写到信里主席不就看到了？”

“行，我就写封信。”彭德怀难得一笑：“你当了我的参谋哟。”

俗话说，说话容易做事难。彭德怀这位横刀立马的大将军一旦提起笔杆，才知道笔杆子不如枪杆子好使。于是他改变了主意：写信何如说着爽快。他决定去找毛泽东谈谈。

彭德怀本来是知道毛泽东有晚上工作上午睡觉的习惯的，可他却耐不住性子，急匆匆地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正在值班的卫士田云玉曾在彭德怀身边工作过，见彭德怀来了，他就非常客气地说：

“彭总，主席睡觉了。”

这是彭德怀第1次被挡驾。他默然片刻，扭头走了。

7月13日清晨5时，毛泽东给杨尚昆写了一封短信，他写道：

尚昆同志：

5人起草小组，建议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6同志，成为11人小组，先议两天，7月13、14即今明两天议事。14日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1份。15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16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文件名曰‘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5000字。

此信收到后，今天上下立即开会动手实行。请少奇、恩来二同志到会，看此信，请他们二人加以考虑，是否同意。如果同意的话，立即施行。

毛泽东 7月13日上午5时

7月13日上午，彭德怀又去找毛泽东谈他的意见，毛泽东刚睡下，又未谈成。这是他第2次被挡驾。彭德怀已经失去了耐心，当晚就动手给毛泽东写信。

7月14日，胡乔木等人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将写出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印发给与会者讨论。

《记录》中写道：产生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部分是由于思想方法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对于客观经济规律的意义估计和认识不足，没有完整地有计划地执行总路线。对1958年以前我国建设的经验和苏联建设经验没有认真总结和研究。

《记录》中还强调说：在肯定成绩之后，对工作中的缺点必须加以充分的重视，不要怕说缺点。必须在全体党员干部中，提倡说老实话，提倡实事求是的讨论，应通过同志式的交换意见，逐步达到一致，不要采取粗暴武断办法，不要随便扣帽子。

《记录》又提出1960年的发展速度，要适当放慢工农业的发展，应在作好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稳步跃进。

7月14日，毛泽东起床后看到了彭德怀叫参谋王承光在这天早晨送来的一封信。

这封信就是彭德怀从13日夜到14日凌晨写成的改变了他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改变了庐山会议进程的著名的“万言书”。他让王承光抄写后，将信送给毛泽东。王承光从毛泽东处回来，彭德怀问：

“送到了？”

王承光说，送到毛泽东的秘书手里了。彭德怀说：

“好，好，送到了就好。这封信可不能掉了。”

他又将自己起草的原信提纲，让王承光送给张闻天征求意见。王承光回来了，彭德怀急切地问：

“给闻天同志看过了吗？”

王承光说：

“张闻天同志叫我给他念了一遍。他说：讲得很全面，你告诉彭总。”

彭德怀“噢”了一声，说：

“好，那就好。”

彭德怀在“万言书”中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呢？他写的是：

“在小组会上，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我这个人简单，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

彭德怀在信中首先肯定了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接着就着重讲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他认为：“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是“有失有得的”，他还写道：

“现时我们在建设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楚形势真相。”“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就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地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戚本禹回忆录》中曾分析说：“彭德怀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提法，实际是把目标指向刘少奇。这是有充分道理的。首先，彭德怀在意见书里引用了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讲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这是能说明问题的。其次，他后来责怪毛主席不该把这封信印发会议，同样也能说明问题。他说他是跟毛主席做私下谈话。是私下谈话，他就不会说毛主席本人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必然是另有所指，而他既然引用刘少奇的话作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证据，那就是指刘少奇了。第三，彭德怀是元帅，是很有策略的人，他要是把矛头指向主席，就不会写那封信了。第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红卫兵说‘刘少奇是极左的。你们现在才反刘少奇，我在庐山会议上就反了’。这也能证明他当时就是针对刘少奇的。总之，彭德怀觉得刘少奇搞的浮夸风是严重的路线问题，他用‘小资产阶级狂热’这个党内人人都懂的说法，实际是希望中央换掉刘少奇，让他自己或者其他什么人上去来纠正刘少奇的错误。”

毛泽东看了彭德怀的信，则苦笑着对正在给他添茶水的卫士长李银桥说：

“彭德怀送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

他拿起一支香烟，插入烟嘴。李银桥替他划着火柴，点燃了香烟。他又说：

“王任重、陶铸、柯庆施送的材料积极。不管怎么说，这个人是敢讲真话的。”

这天傍晚，毛泽东在散步时，一位负责人知道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信，就对毛泽东说：

“彭德怀解散中南海军乐团时，说这是搞特殊化。主席建议从各个专区选一名战士到一中队，搞五湖四海，便于了解各地情况，彭德怀也反对，也说是特殊化。”

毛泽东只“唔”了一声，笑笑，没说什么。

7月15日，周惠在中南小组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发言说：

“1个指头也罢，3个指头也罢，我看首先是把它谈透才好。”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刘建勋、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都在这一组。周惠说到激动处，脱口冒出了一句：

“依我看，去年各省第一书记应当各打50大板。”

这种一棍扫八家的话，几位第一书记虽然是硬着头皮听下去，可心里却都在骂他是翘尾巴，得理不饶人。而且这话很快就在各组传开了，成了后来激化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惠走出会场，看到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刘建勋走在前边，便紧走几步，搂住刘建勋的肩膀，说：

“喂，建勋呐，我叫老霍给你捎个话儿，捎到了吧？”

周惠所说的老霍叫霍泛，是广西自治区常委、秘书长，与周惠是老熟人。刘建勋扭头瞥一眼周惠：

“捎什么话儿？”

“我骂你的话呀！”

“骂我什么啦？”

“我骂你又当婊子又立牌坊。你们广西搞‘两小无猜’，炼钢放卫星，《人民日报》通栏大标题，还套了红，第一名，发文章祝贺。过一天你又发电报，向中央说是假的，空的。反正报纸也登了，没法改了。你是又出了名，又落个讲老实话，做老实人。你这不是滑头吗？”

“哎哎哎，回去说。到你那儿去。”

刘建勋和周惠私交深，他拉着周惠说：“到你那儿边吃饭边说。”

周惠说：

“行啊，反正是江西省的同志招待，我陪你喝两杯。”

二人来到餐厅，服务员端上饭菜和茅台酒。刘建勋说：

“周惠啊，你也别骂我，这事是韦国清办的，当时我不在家，卫星不是我放的。我回来发现了问题，才叫给中央打电话澄清。”

周惠说：

“影响造出去了，老百姓管你是韦国清还是刘建勋？你们一个主席，一个书记，你们都是广西自治区的，我说也是说你广西。”

服务员来斟酒，周惠拿过酒瓶说：

“我们自己来吧。”

他等服务员退出后，朝刘建勋举起酒杯，说：

“哎，建勋老兄，我们说点真话。你们当第一书记的，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呐……”

刘建勋赶紧拦住他的话头，说：

“哎，等等，你说什么呀？我们可没那么大道行。”

周惠说：

“怎么没有？你们一把手经常到朝中议事，你们往上说啥是啥。回来更不得了，第一书记不打雷，老天爷不敢下雨。主席下来也都是找你们一把手商量。”

刘建勋反驳道：

“主席召见你比召见我勤，你还提意见。说什么别光听第一书记的，也多听听其他书记的。我看主席就没少听你的嘛。”

周惠说：

“你这是抬杠了。总体上讲，入朝议事，回省决策，还是你们第一书记，你敢说不是？你们要多说点真话，反映点实际情况么。1958年搞出那么多东西吗？又是万斤粮，又是万吨钢，骗上骗下骗自己么。”

“哎，老兄，我刘建勋人微言轻算老几呀？大码头是柯大鼻子和王任重他们。要讲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他们还有点份量。我人微言轻没份量么，讲了也压不住秤。”

“建勋啊，1958年无非3种人，一种是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老老实实讲了假话。第二种是滑头，看风使舵讲了假话。第三种最坏，明知是假的还成心说谎。诺，就像我这张脸，明明有麻子，偏要擦粉充漂亮。”

7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的工作人员已经接到通知，说是要准备下山。可是不久，他们又接到通知说，会议延期一星期左右。原因是毛泽东在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举行的小范围碰头会上，传阅了彭德怀的信，接受刘少奇的建议，会议延期，讨论彭德怀的万言书。

7月16日晨，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了7个字：“印发各同志参考。”

6时和7时，他还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写了两封信。第1封信要求16日把与会人员打乱地区，重新分组，组长不变。他在信中说：“这么做，见闻广博得多了。可能大有益处。”信中还特意问到在东北养病的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来此参加7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第二封信要求通知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及若干部长和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副主任上山，参加最后1个星期的会议。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陈毅曾经向毛泽东汇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时陈毅留守北京，相当于看守内阁，有临时处置权，可以调动军队。苏联武官去见陈毅，要求个别谈话，陈毅把秘书都谴走，只留下翻译。苏联武官开门见山地说，你们中央在庐山开会，你在北京可以乘机把权力拿到手里。陈毅听了火冒三丈，立即把这个武官请走了。陈毅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主席。主席说，你让他多讲几句嘛，苏联策反也不是一次了。”

《戚本禹回忆录》中还说“彭德怀的信到了主席手里，主席就不能走了。主席说，不能我一个人看，我要开会的。这个李银桥都知道的，主席一看到信，就让他把打包的书都打开了。彭德怀后来说，这个信是给主席的，你怎么能发给大家？彭德怀不懂吗？他写的是正式信，是给中央提意见，不是给主席一个人提意见的，主席就得处理，不能就这么算了，起码要给常委们看看吧？所以庐山会议继续进行。继续开会后，彭德怀实际上活动更加积极。刘少奇等一批在中央的领导人，还有各省市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是浮夸风一派的，都犯有彭德怀说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错误，毛主席把信一批下去，他们都看出了钉子：如果中央接受照彭德怀的意见，那他们这些对浮夸风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就都要垮台。这就是说，彭德怀的信把事情搞复杂了，把党内两派的矛盾直接拿到了桌面上，中央以刘少奇为代表、地方以李井泉为代表的浮夸派领导人都闹起来了。”

7月17日下午，毛泽东到水库去游泳，汽车行驶在盘山公路上，他隔着车窗望着一座座绿色的峰峦，兴致勃勃地问身边的高智：

“高智，你看庐山这么多树好不好？”

高智也高兴地回答说：

“好得很呀！”

“要是陕北的山上也有这么多树就好了。自然条件也可以得到改变。那里多么需要植树造林啊！”毛泽东一面沉思，一面又自言自语：“10年行不行？10年不行，20年行不行？20年不行，30年行不行？”

到了水库，毛泽东先游了一会儿泳，又与王任重在水库里划船。王任重问道：

“主席对彭老总信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怎么看？”

毛泽东说：

“现在我不发言。”

下午5时，毛泽东在“美庐”召见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他在谈话中说：

“关于总路线，真有70%的人拥护就不得了，真正骨干有30%也不得了啦，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昨天晚上我在组长会议上谈了态度：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

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讯。计委这次来了反对派人，正面有李富春一个人就够了。只让签字不行，还得了解情况和问题。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而且敌人有机可乘。

6个地区大组人员打乱，使之不成体系。觉得谈来谈去一个腔调，问题展不开。

权力集中很不容易，过去司令部、政治部有矛盾，权力好不容易集中在前敌委员会。中央红军8万多人，到吴起镇剩7000人，开干部会，我说比过去强了，因为干部经过了这样艰苦的锻炼。当时许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

田家英说：他在四川蹲点调查，省委规定“双龙出海，蚂蚁出洞”，强令农民搞密植，闹得颗粒无收，老百姓饿肚子。“我在西南组讲这个情况，组长批评我，没让我讲下去。”

毛泽东说：

“他们当家。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们都有保卫自己劳动成果的本能。李井泉是挑担子的人，容易有脾气。我提倡过密植，现在是中间偏右派。”

他还说：

“上山我就跟人讲，现在是天下大乱呐，但还不到报告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不要怕乱，告诉大家，不要怕学生上街，群众打扁担。”

周惠说：

“还是学生不上街、群众不打扁担的好。”

毛泽东说：

“乱了好。1957年汉阳学生闹事（那年4月间，汉阳县第一中学学生因农村中学学生升学指标过低，上街游行示威，到县政府闹事——笔者注），当时估计全国各地市一二万学生想闹事，也不过几百万人吧。脓疮还是破了好。”

胡乔木说：

“脓疮需要白血球去攻，但全身溃烂了，白血球失去平衡，就不行了。”

周小舟说：

“彭老总写给主席的信已经印发下来了。”

毛泽东说：

“我批了几个字，想听听意见。洛川会议后，华北军委分委发个小册子，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这个小册子被王明拿去利用了。”

到吃饭的时候了，毛泽东与周小舟等人共进了晚餐。

7月17日晚，在北京主持军委工作的黄克诚，奉命从北京兼程抵达庐山。他刚刚在176号院安顿好，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泽东的信来了。黄克诚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说：

“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

彭德怀说：

“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

黄克诚说：

“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7月18日一大早，周小舟、周惠、李锐相约到176号院看望湖南省委前任第一书记黄克诚。周小舟介绍了他们昨晚同毛泽东谈话的情况，而后说：

“我们几个意见都是一致的，都觉得不彻底改变‘左’的方针不行。现在的问题是有些护短，意见统一不起来。”

李锐说：

“现在争论的重点是3句话中的中间一句话：问题不少。其它两头是一致的。关键在问题讲透。我们都感觉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一些人怕讲缺点，一讲就坐不住。”

周惠说：

“主要是自己屁股不干净。”

李锐说：

“思想如果不改变，下山后恐怕还会将‘左’的错误延续下去。”

黄克诚慢条斯理地说：

“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查缺点只会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倒退。不要急，我刚上山，先看看再说。”

李锐说：

“有些人对《议定纪录》里讲的3条意见也攻得利害。其实在写的时候已经是反复斟酌，尽量注意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把问题说透。”

黄克诚说：

“比例失调、共产风、命令主义和浮夸风，这是有目共睹的问题么。”

周惠问：

“黄老，你对彭老总的信是怎么看？”

黄克诚说：

“我粗看了一下，基本精神是好的。你们说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我在书记处会议上也讲过。我黄克诚总算一个敢讲话的人，但现在也不大好讲话了，彭老总讲了，信里提的意见我赞成。不过，信里有漏洞，有问题，还有刺。照实际情况，还可以说得重一些，但这话不能对彭德怀说。”

黄克诚在和周小舟3人谈话后，又和李先念谈了话。李先念也认为大跃进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黄克诚接着又去找谭震林谈话。谭震林一听说他和李先念谈了话，并且观点一致，就不高兴了，说道：

“你为什么先去看先念，不先来找我？你受先念影响了。”

黄克诚说：

“我和先念有些看法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

黄克诚和谭震林一向关系很好，又都是性格直率态度鲜明的人。但他们的观点不一致，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谭震林发火了，他说：

“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兵，想你支持我们的。”

黄克诚也火了，他说：

“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7月18日，会议重新组合的6个小组开始讨论彭德怀的信，在与会者的发言中，两派之间开始了交锋。

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议上申明这封信是仓促写成的，没有完全写明自己的意思，要求中央办公厅在会后收回这封信。

这一天从下午到晚上，到“美庐”2楼向毛泽东汇报情况的人多了起来：

“主席，现在我们就是笼统抽象的肯定成绩，具体实在的大讲缺点。这样泄气泄下去，今后还怎么跃进？”

“他们的目的说到底，就是要完全停止大跃进。”

“周惠一盆冰水泼了整个庐山。别人都不行，都该打屁股，都当不了第一书记，就他能当第一书记。”

“周惠是去年被插了白旗要借机出气。按他的调门，指标越低越好，只许泄气不许鼓气，谁反对泄气谁就是‘压力’，就是‘护短’。只有彭德怀的信符合他的心思。”

毛泽东听着这些汇报，丝毫不急，不紧不慢地说：

“我看你们也不必着急。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你们这个样子就是触不得。要能听坏话，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

《阿Q正传》是一篇好文章，我劝看过这篇文章的同志，再看一遍。没有看过的同志好好看看。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主要写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说他最怕人家批评，一批评就和人家打架。他头上长了几处癞疤，自己不愿说，也怕人家说，愈是这样，人家说得越厉害，结果闹得很被动。鲁迅在这个文章里，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让阿Q革命，不过是想抢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也是不准。过去，我们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那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当权的时候。对不合他口味的人，他们总是随便给人家安上个犯过什么错误的罪名，不许人家革命，打击了很多人，使党受到很大损害。我们要记着这个教训。我建议大家看看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可以印发下去，每人一册，看几遍大有好处。”

田家英立即将毛泽东的这些话传给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他还说：

“主席要印发《阿Q正传》，劝告那些‘促进派’不要有缺点毛病触不得，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一样，一触即跳。”

7月19日，在以柯庆施为组长的第二组会议上，周小舟侃侃而谈，他说：

“我的看法，这次会议把缺点讲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缺点不讲，或者讲而不透，是难于使我们自己正确地总结经验的。我认为正确地检查缺点，不仅不会泄劲，反而能够鼓足正确的干劲的。彭总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名，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柯庆施说：

“谈到得失问题，就某一部分来说是有失。但就整个情况来说，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失有得，而是得多于失。不要说当这个大家不容易，我当这个小家也不容易，还经常买葱忘了买姜的。”

周惠发言说：

“去年‘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产生了总路线和人民公社的整套方针，组织形式也是正确的。但产生的问题也确实真不少啊！去年有个教训，稍有怀疑，稍有批评意见，就说是观潮派、算账派、促退派，还要插白旗。事实证明这是不利于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这次庐山会议，一些同志怕缺点讲多了泄气，怕因此否定成绩伟大。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小舟的意见：在这样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上，把缺点讲透不仅不会泄气，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否则难于使我们自己正确的总结经验教训，鼓足正确的干劲。彭老总的信提出一些意见，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感觉是好意，想把问题讨论透。当然，有些想法可能不够准确妥当。通观全信，对‘前途光明’这一条也嫌不足。但基本意见还是不错的。”

“我讲几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瞥了一眼周惠，开始说道：“从甘肃去年的大跃进情况看，是‘得多于失’。甘肃去年的粮食落实数字120亿斤，比1957年增长41%。去年大办钢铁对不对？1957年甘肃1吨铁也不产，去年钢就炼了5万多吨，建设了一批小高炉，培训了1万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这样既炼了钢铁也炼了人，不花点学费是办不到的，这些成绩没有去年的大跃进是办不到的，没有去年的群众运动也是办不到的，花再多的钱也是买不到的。最重要的是争取了时间，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这些成绩说明，得不偿失或有失有得的看法都是不对的，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不能等量齐观。对此，必须在认识上统一起来，才能达到团结。”

7月20日凌晨1时至3时半，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了各组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说：

“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7月21日上午，周恩来召集会议，讨论1959年的各项工作。

曾希圣想起周惠要“各打50大板”的话，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突然“砰”的一声拍响了桌子，霍然起身，大发雷霆：

“他妈的匹！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50大板屁股，别人都不行，都不能当第一书记。”

他朝着周小舟吼道：

“就你们周惠能当第一书记！妈啦个匹，就你周惠行？”

周惠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周小舟是替人受过，被骂得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拢。他正在愣怔间，桌子又是“砰”的一声，谭震林也发火了，破口大骂：

“妈啦个匹！别人不行，周惠就行？他就能当第一书记？”

人们都怔住了。此时的黄克诚也不知道周惠为什么挨骂，可他见谭震林也如此暴躁，猛地涨红了脸，跟着“砰”的一声拍响了桌子，吼道：

“谭震林，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谭震林拍着桌子跳起身，要冲过来。

“你想干什么？”

黄克诚怒吼着要迎上去。

“哎哎哎，坐下，都坐下！”周恩来摆着双手说：“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你们这个样子像话吗？”

谭震林和黄克诚都憋着怒气坐下了，脸红脖子粗地互相对视着。周恩来又说：

“有话慢慢说嘛，不要吵，不要闹。”

7月21日下午，张闻天在华东组会议上，作了长达3个小时的长篇发言，揭露和批判“大跃进”、“公社化”存在的问题，完全支持彭德怀的意见。张闻天在8000字的发言中，讲成绩的只有270余字，用了39个“但”字，13个“比例失调”，12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或“损失”，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太高”、“太急”、“太快”、“太多”。对于彭德怀信中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张闻天说：“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会议结束后，张闻天的秘书萧扬不无担心地对他说：

“你的发言可能会遭人批判。”

张闻天说：

“有可能，但也不一定。我的发言组织得相当严密，不好攻。”

晚饭后，张闻天让萧扬把他的发言提纲送给彭德怀看，彭德怀赞扬这篇发言“讲得很全面”。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巧合。这一天，赫鲁晓夫在波兰发表了批判和反对中国“三面红旗”的讲话。苏联和波兰通过新闻媒介，公开批判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台湾的中央社和美国的各大媒体迅速地转载并评论了苏联的文章。山下全国各地一些党内党外的批评意见，也纷纷送上山来，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

欲知毛泽东如何处理这些党内外的批评和攻击，且待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有道是多事之秋自有多事之人，此话一点不假。否则，何以千百年来世事扰攘，永无宁日。毛泽东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左”，一路上开了多少会，讲了多少话，磨破了嘴皮子，进行了多少次批评和自我批评，一直把会议开到了庐山上，就是想在党内高层统一思想，做个总结，以利再战。没想到彭德怀偏偏在会议即将结束之时写了一个“万言书”。一石激起千层浪，与会者们有人高兴，因为有分量的彭德怀站出来说话了；有人愤怒，他们觉得彭德怀是揪着别人的尾巴不松手；有人窃喜，原本就想借助毛泽东整彭德怀的机会终于来了。加之张闻天又来了一个3小时8000字的长篇发言；更要命的是后来以周小舟为首的一部分毛泽东最信任的前任秘书和现任秘书，这些自以为是救世主的秀才们发出了一通“斯大林晚期”的谬论，最终使得庐山会议风云突变，酿成了一段让人扼腕的千古公案。

第72章 1959年7月21—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路线错误，难道少慢差费地搞建设才是路线正确？从郑州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检讨，在纠正‘左’的错误，形势不是好转了吗？怎么就是自己不能纠正？只有请你们来才行？”

话说1959年7月21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负责人举行汇报会。

此时，毛泽东已经没有一周前那种轻松了，也没有3天前决定印发《阿Q正传》时那样坦然了。在庐山会议与会者中，已经分成了两大派：支持彭德怀意见的人越来越多了，不但有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刘澜涛、赵尔陆、陶鲁笳、贾拓夫、万毅，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朱德。而与他们针锋相对的是，起而反击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除了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及中央各部的一些负责人以外，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站在了彭德怀的对立面。而且双方的言辞也越来越激烈了。

支持彭德怀的人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个人决定”、“政治性问题”、“纠‘左’比纠右难”，毛泽东“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不像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那么得心应手”。会下还有人议论说：“举凡是犯路线错误，自己都是不能纠正的。”

反对彭德怀的人说：彭德怀是拉队伍。书记处快一半对一半了。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他在西北组发牢骚说：“延安整风操了我40天娘”。他在南京的火车上讲：“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和各大区负责人在这天晚上的汇报会上都发言说，彭德怀的问题不解决，全党无法团结一心，共度难关。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说：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路线错误，难道少慢差费地搞建设才是路线正确？从郑州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检讨，在纠正‘左’的错误，形势不是好转了吗？怎么就是自己不能纠正？只有请你们来才行？为了你彭德怀，我给林彪发了复员费，叫贺龙登门道歉，叫萧克做检查，还有刘伯承泪洒怀仁堂。请苏联红军来？苏联红军就听你的？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

毛泽东的胸膛开始起伏，喘息声也逐渐变得粗重起来。又有人汇报说：

“今天总理召集开会，曾希圣、谭震林同黄克诚拍桌子大吵一通。”

“吵什么？”

“周惠说，各省第一书记应该各打50大板屁股，别人都不行，就他能当第一书记。”

毛泽东“噢”了一声，将大手一扇，说：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党内一部分材料我还没看完。”

他略一停顿，嘴角浮出带有嘲讽的浅笑，接着说道：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要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要顶住，顶1个月，2个月，半年，1年，3年5年，10年8年。”

有人插话说：

“打个持久战。”

毛泽东说：

“赞成。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作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劝你们腰杆子要硬起来。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我劝同志们沉住气，继续往后看。”

毛泽东多年来从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晚上失眠了。他吃了3片安眠药，但仍然无法入睡，只好在屋里来回踱步，以待黎明。

那些批评他的人，用孔子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来咒骂他。毛泽东在不眠之夜，忍受着诅咒他断子绝孙的那种不公开的指责和折磨。

毛泽东纠正“左”的错误，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彭德怀则认为三面红旗本身有问题，应当解决指导思想问题。毛泽东把国内外阶级斗争与彭德怀的意见联系起来，认为彭德怀是代表资产阶级向党进攻，怀疑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有联系。赫鲁晓夫1958年在北京嘲笑中国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刚从东欧回来的彭德怀也说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泽东认为彭德怀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是想在党内“出来挂帅”，要篡党夺权。

他彻夜难眠，写信给正在北戴河度假的江青，附寄了一份准备答复彭德怀的发言稿。

江青打电话给毛泽东，说她马上飞到庐山来，以便在这场斗争中和毛泽东待在一起。毛泽东说：

“不要来了，斗争太激烈了。”

江青还是来了。

7月22日，毛泽东找来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泽东的。他说：

“现在很需要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

7月22日晚，毛泽东后半夜吃了安眠药，还不能入睡，便打电话找来刘少奇和周恩来。他和刘少奇、周恩来议定：第二天开大会。

7月23日凌晨3点，刘少奇走后，毛泽东吃了3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他已经几天没有好好吃东西了，管理员急了，问道：

“主席，你这几天吃不好，是不是饭做得不好？”

“不是你们的事。”

毛泽东说了这么一句，管理员不便再问了。值班卫士对管理员说：

“3天，整整3天不怎么吃饭。端上去了，又拿下来了，吃也只吃一点。咱不知道什么事，不但我们不知道，再往上七八个级别的也不知道。不是中央委员级的，谁也不知道，不准进去呀。”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来到交际处西餐厅，走到前台，他见政治局委员应该坐的第一排交椅上没有彭德怀，便四处张望，问：

“彭老总呢？”

李银桥望望会场，以下巴示意说：

“那边，门口。”

毛泽东终于看到了彭德怀剃了很亮的光头。他远远地坐在门那边，一脸的不悦之色。毛泽东走上主席台，坐了下来。他的眼圈里布满了红丝，以沉闷抑郁的声音开始讲话。他面无表情地说：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

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稳定了一下情绪，接着说：

“吃了3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好话、坏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3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笔者注）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的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但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谈了两个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7、8、9三个月，平均每天有3000人参观，10天3万人，3个月30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去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穷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3个地方3个月当中，有3个30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要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3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10年还不会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30％是积极分子；30％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40％随大流。30％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30％。总之，30％加40％为70％，三亿五千万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杖，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3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平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3、4月或5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

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生遇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笔者注）说，全民大学，我也赞成，不过15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指梁朝的曹景宗——笔者注），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一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笔者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6级会议、5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1年2年，3年5年，8年10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次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假成真，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4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4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4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有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那种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

毛泽东扭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

“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

说罢，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对众人说：

“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想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70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呵！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要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讲的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时常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18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也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20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1/3，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4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4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5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1956年就有办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

接着，毛泽东就讲了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这个典故，而后说：

“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10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动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8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为真正炼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12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礴，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它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

毛泽东以手指着谭震林说：

“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他是唱戏的，不然为什么叫谭老板？长处是有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

他又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说：

“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3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20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子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

刘少奇插话说：

“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

毛泽东接着说：

“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来援助。后来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话在以前也讲过吧？”

刘少奇插话说：

“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

毛泽东说：

“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

刘少奇插话：

“依靠自己本国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

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第六部分“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中，曾经明确地提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将和农民一起去建设它”。熟读马列经典著作的毛泽东，不但熟悉这些著名论断，而且还正在努力的践行着这一理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刘少奇在后两次插话中的断语，显然是错误的，毛泽东此时也顾不上理会他，只说了句“依靠农民”，便照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下去：

“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3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1927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1927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1/10，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毫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动力，多付了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笔者注），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柯庆施曾在1957年12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15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泽东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笔者注）？钢铁你要搞600万吨，我要搞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补贴40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夫’，‘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宣布散会后，毛泽东起身张望着会场，问：

“彭老总呢？”

李银桥说：

“走了。”

据李银桥回忆：散会后，毛泽东出门朝坡下走，身边跟着陶铸、彭真、柯庆施、罗瑞卿，还有第4小组副组长舒同。罗瑞卿朝路边的树林转过身去小便。彭德怀这时候返身走了回来，他对着毛泽东说：

“我的信是写给你个人参考的，你怎么在会上印发了？”

毛泽东愣了一下，说：

“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

彭德怀扭头就走。毛泽东叫着他，招了招手说：

“哎，彭老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虎着脸，胳膊一抡，说：

“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

他的声音很大，罗瑞卿正在小便，吓得一激凌，连忙赶过来了。毛泽东脸色非常严肃，停了停说：

“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心嘛。”

彭德怀气得脸色涨红，又抡了一下胳膊，说：

“谈什么谈？你不是谈过了嘛！有什么好谈的！”

彭德怀又骂了一句走了。陶铸等人都怔住了。毛泽东被晾在那里，脸色很不好，吮了吮下嘴唇就走了，一路上再没有说话。

7月23日下午，周恩来先召集副总理们谈话，他说：

“9000万人上山，1070万吨是一个革命。2700至3000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

彭德怀气哼哼地说：

“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恩来温和地说：

“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该把落实同泄气区分开。”

彭德怀直通通地说：

“1070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比较冷得早，10月底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恩来又安慰他说：

“主席讲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德怀说：

“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恩来绕山绕水地讲到了钢、铁、煤、粮方面的紧张形势。彭德怀立刻叫了起来：

“这些情况你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恩来说：

“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德怀眯起两眼，盯住周恩来，说：

“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这天下午，会议分组讨论毛泽东上午的讲话。一部分人高兴，说讲话给他们撑了腰。一部分人紧张，一些曾对彭德怀的信说过好话的人，纷纷检讨。

7月23日黄昏，彭德怀在散步时迎面碰见聂荣臻，聂荣臻扬起一只手，招呼道：

“老彭啊，今天上午主席的讲话，考虑好了没有？”

彭德怀瓮声瓮气地说：

“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么。”

聂荣臻劝道：

“老彭，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原则的高度，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

彭德怀说：

“现在很疲劳，写不出来，也写不清楚。”

聂荣臻说：

“你讲意思，叫秘书记录整理，然后，你自己再去斟酌，这样比较严密，也比较深刻些。”

彭德怀说：

“没带秘书，只带来一个管军事电报的大尉参谋，他写不了这类文章。唉，谁知道会出这么一档子事！”

“把秘书叫来，这种时候，一定要叫来。”

聂荣臻最后还一再叮嘱。彭德怀作别而归，后来还真的把秘书给叫来了。

7月23日晚，因会议原定延长7天已经到期，与会者们都准备下山了。毛泽东也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明天下山。

可就在此时，几位政治局常委在一起议论说：

“彭德怀脾气大，怕主席死后没人能领导得了。”

几位老帅也在一起议论说：

“彭德怀桀骜不驯，主席健在就这样，将来党内谁还管得了他？”

于是，这些重要领导人物和大区、省委的领导人都先后来找毛泽东谈话。李银桥去倒水时听到他们讲的都是彭德怀。有人说，红军时期彭德怀就反对毛泽东。有人说，彭德怀原名叫彭得华，有野心，就是想得到中国。

毛泽东也觉得会议的目的没有达到，认识不统一就没法团结，不团结如何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他决定会议继续延期。

不多时，各组就接到了正式通知，说不下山了，会议继续进行。

这天晚上，毛泽东显得很烦躁，吃了3次安眠药还不能入睡，只是躺着看书，看材料。他突然问值班卫士田云玉：突然问值班卫士田云玉：

“你知道彭老总原来叫什么名字吗？”

毛泽东知道田云玉以前曾经跟着彭德怀工作过，有可能知道彭德怀的别名。田云玉见毛泽东这样问，便摇摇头，说不知道。毛泽东说：

“彭老总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到中国。”

田云玉大吃一惊，不由得打了个哆嗦。毛泽东又问：

“你知道庐山会议发生什么事情了？”

田云玉仍然是摇头，毛泽东不再说话，继续看他的书。

在庐山上这个不眠之夜，支持彭德怀的人们也像中央最高层领导人及各大区、各省委主要领导人一样忙碌着。一场惊人的风暴正悄无声息的在夜幕中慢慢地孕育着。

周惠和周小舟在房间里议论着毛泽东上午的讲话。周惠沙哑着嗓子说：

“一上山我就发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怕的就是听不进批评。现在果不其然，成了‘毒药’苦口要了命。忠言也要分个阶级性？我们这些人还能是哪个阶级？良药还是毒药，难道真分不出？”

周小舟情绪也非常激动，他说：

“我怀疑主席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是常委会的意见还是他个人的意见？自己有错误不许别人讲，就喜欢柯庆施那样一帮吹牛抬轿奉承迎合的人。”

二人正说着，李锐进来了。

李锐是在上午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之后，与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一起信步到了半山亭，观摩了刻在大石上的王阳明的诗句。有人提议说，留副对联吧？李锐手执松枝正在沉吟，田家英已脱口吟道：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田家英所吟此联，乃是岳麓山上的一幅楹联，他只是将上联中的“云”字改成了“江”字。时人及后人不知底细，还以为是田家英忧国忧民，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因之颇为称道。其实，毛泽东早就说过，岳麓山上的这幅楹联，正是他在一师求学时的真实写照。

李锐下得半山亭，回到住处，依然是心情抑郁，憋闷了一个下午。晚上来找周小舟、周惠，自然是要一吐胸中块垒。周惠见李锐落座，遂“唉”了一声，长出一口气，又继续说道：

“多年来的顺境，有些胜利冲昏了头脑。在长沙我看一份材料，斯特朗曾赞扬主席超过马恩列斯，主席对此却没有表态。当时我说这不对。长江后浪赶前浪，学生超过老师也是正常的。可主席怎么能健在的时候被人这么比，这么说？何况现在真超过了吗？不能这么讲吧。我的感觉，是确实骄傲起来了。”

周小舟情绪更激烈，他说：

“照上午的讲话精神发展下去，我看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

李锐点点头说：

“苏联的教训值得深思。”

周小舟说：

“我看这样下去，非导致党的分裂不可。”

周惠说：

“17号晚上还谈得好好的，主席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也太快了。”

李锐说：

“从根本上讲，主席还是喜欢高指标喜欢说大话喜欢放大炮的人。当然，讲大话的人也有不同。柯庆施吹牛讲大话，还喜欢推卸责任。谭老板放大炮，但敢于负责，跟柯庆施不一样。像黄克诚这样的偏于稳重多看困难的人，主席就不喜欢。”

周惠又分析说：

“我们都是搞过群众运动的，究竟应该怎么看待群众运动？主席讲，‘1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非常积极’。实际呢？我看不能说是群众自发。主席先讲过话么，说高级社还不够大，应该更多的社合起来。甚至讲一个乡组成一个社。许多县社干部都是响应他的号召，并不是农民先提出这个要求。首先是我们去发动，然后才是农民响应。彭老总有些话很深刻，他说：‘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砸锅炼铁，好锅炼成废铁，明明是违背人民利益的，但在一定时候群众也能响应，做出这种牺牲。党的威信就是这么高。可长远呢？滥用这种威信，我担心会走向反面哟。”

李锐也说：

“明明讲的纠‘左’，一夜之间又变成反右，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是什么？180度大转变，我可转不过这个弯。”

周小舟已经被二人说得脸上泛出红晕，他坐不住了，说：

“我建议咱们3人再去找主席谈谈，辩论一顿，争吵一顿也好。”

李锐摇摇头说：

“不行，现在去不合适。从上午的讲话看，主席正在气头上，去也没法谈。”

“那就找黄克诚。咱们找黄克诚去谈谈。”

“这种时候去，不好。”李锐劝道：“不要授人以柄。”

“现在去不合适。”周惠也说：“不要去了。”

“横竖不过如此，去，怕个什么？”

周小舟拨通了黄克诚的电话，黄克诚不同意他们去。周小舟已经激动得无法控制，越是不叫去越要去。黄克诚只好勉强同意了。

“走！”周小舟放下电话说：“一起去！”

李锐见事已至此，只好同行。周惠深知此举的利害关系，他说：

“你们要去就去，我累了，想休息。”

周小舟已经出了门，见周惠如此这般，返回来拉着他说：

“走走走，我跟黄克诚都讲好了，你怎么能不去？”

周惠拗过不过周小舟，只好披件衣服，跟着走。周小舟进得黄克诚的门就嚷起来：

“我们都快成右派了，只差30公里。”

黄克诚急忙摆着手说：

“别急，别着急，冷静些。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

周小舟哪里还能控制得了情绪，他高声问道：

“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

黄克诚无言以对，看着激动不已的周小舟只皱眉头。周小舟见黄克诚不说话，又脱口问道：

“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

“我认为不会。”

黄克诚至此已经不能不表态了。周小舟依然非常激愤，他说：

“袁世凯要称帝，有人就特意为他办一种报纸，专讲劝进的话。袁世凯就最喜欢听这种话！”

周惠已经坐不住了。只听周小舟又嚷道：

“前一阶段鼓励进言，让把问题讲透。现在一下子180度转变，这不是钓鱼吗？”

李锐也激动了，高声叫道：

“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见他们越说越出格，顿时急了，声色俱厉地说：

“怎么能这样说话？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有意见应该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么，现在这样议论算什么？不好嘛！”

周小舟一下子怔住了。周惠趁机将话头引开去，他说：

“今年的困难估计还不少，湖南去年虽然比左邻右舍好些，但日子也够紧张，不少地区都是靠南瓜粥度过来的。最近全省普遍有旱情，我真担心秋收。可这边的会议一下子也结束不了。”

周小舟已经冷静了下来。周惠也不住地看表。李锐一看10点多了，就准备离开。黄克诚见他们要走，就劝他们说：

“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要相信主席，主席是不会错的。”

正在此时，彭德怀手拿一封电报进来了。周小舟一见彭德怀，又激动了：

“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啦！”

彭德怀虎着脸，说：

“着急有什么用？30公里也不要着急！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

“太晚了。”李锐催促周小舟：“我们该走了。”

周惠也催着说：走吧。于是，3人告辞出了176号院子。李锐与周小舟、周惠分手，要回自己的住所。他刚走出几步，就听得周小舟说：

“哎，罗部长啊。”

李锐回头一看，周小舟、周惠正与罗瑞卿迎面相遇，打着招呼。于是就急忙闪身走了。罗瑞卿“嗯”了一声，警惕地瞥了一眼176号别墅，说：

“这么晚还没睡呀？干什么去了？”

罗瑞卿是党内出了名的光明磊落的大将军，对立就对立，斗争就斗争，历来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只有一个心眼，就是紧跟毛泽东，维护毛泽东。周小舟面对这位铁骨铮铮的大将军不得不应酬几句，他说：

“随便走走。看了看黄克诚同志。”

这才叫：三湘降下申公豹，匡庐高悬打神鞭。

欲知庐山会议如何继续进行，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中有两个情节都是研究庐山会议的重要史料。一个是毛泽东在7月23日上午的讲话，一个是周小舟、周惠、李锐在去找黄克诚前后的谈话内容。两者须对照一下，认真研究，方能分清是非曲直。这很有必要。因为在毛泽东身后，在庐山会议这个重大事件上，一些人为了搅浑水无所不用其极，遗毒于后世，害人不浅！

关于上述第二个情节，《戚本禹回忆录》的记载可供读者参考，书中是这样说的：“庐山会议结束后，在会议期间一直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林克，告诉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发生的这样一个情况。在庐山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几个人经常晚上聚在一起。山上站岗的警卫战士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就是等他们这些人都进了屋子以后，就把屋子里边的灯都关上了，别人还以为里边没有人。等过了几个小时以后，人又一个一个从屋子里边走出来了。警卫战士把这个情况都作了记录，把他们几点开的灯，几点关的灯，都有什么人进去、出来等等，都作了详细值班记录。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是罗瑞卿。罗瑞卿当时不仅是公安部长，而且还是‘防止突发事件委员会’的负责人。罗瑞卿看到了值班战士的记录，也觉得很奇怪。他就亲自到那个地方去看了，他在屋子外边的一个小树林里观察。直到那些人一个一个从屋子里边走出来了。走在最后的一个就是李锐。李锐这个人走路和别人不一样，别的人走路是朝前看的，而他却是老往后面看的。大概就是跟小说里说的司马懿差不多。可就在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恰好同从小树林里走出来的罗瑞卿对上了眼。这一下就把李锐给吓坏了。以为他们的事情都已经被罗瑞卿发现了。”

第73章 1959年7月24日—

“我们讲了9个月纠‘左’，批判了9个月。你批判的那些，难道超过了我们讲的？纠正了，批判了9个月，为什么还搞这一手？其目的在瓦解中央领导，瓦解总路线，以为大批群众会集合于你们的旗下。”

话说1959年7月24日，聂荣臻、叶剑英来到176号院，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说：

“我的信是写给主席的，是供他参考，并不是给中央的公开信，不可能对字句斟酌那么细，谁想到他拿去印发了？我既没有准备，也没有阴谋，讲的是实际情况。”

他越说火气越大：

“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违反了哪条纪律，犯了哪条法？”

叶剑英问：

“你写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换过意见吗？”

彭德怀说：

“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这里来，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准备写封信给主席。没有同其他任何人提过这件事。”

“张闻天呢？”

“没谈。他几次来我这里，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但绝没谈写信的事。”

聂荣臻慢条斯理地说：

“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要从如何对大局有利着想。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做检讨。”

7月25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负责人会议，提出了4条意见：

1、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2、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3、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4、要划清界限，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限。

7月25日夜，黄克诚还是睡不着。他从23日夜以后，每晚吃6粒安眠药，都是不能入睡。庐山上已经有了“湖南集团”的舆论，他的心病越来越严重了。周小舟、李锐所说的“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这些要命的话，扰得他寝食难安。偏偏他们出门又碰上了罗瑞卿，必然会引起注意。

“小舟啊，23日晚你们出门碰见罗瑞卿，肯定会引出事。”黄克诚忧心忡忡地劝来看望他的周小舟说：“那天晚上你们一时冲动失言，万一走漏出去，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最好你自己先向主席坦白说明情况。”

“不行啦。”周小舟忧惧参半，他说：“晚了，现在去说，只会惹出祸来。”

黄克诚见周小舟不理解自己的用心，张张嘴，没有再说什么。他也是党内一位刚直不阿、对毛泽东忠诚不二的大将军。他现在的焦虑是：几个高级领导干部，受了批评之后背地里那样议论领袖，自己不报告不处理，感到“良心上不安”。“而且，越拖得久，不是越显得心虚，越显得事情严重吗？”周小舟在毛泽东身边当了多年秘书，毛泽东对他很有感情，如果他去向毛泽东主动坦白，事情的结果可能还会好些。现在周小舟不去坦白，自己又不能主动去说。如果由自己捅出去，岂不成了“打小报告”？世人将怎样看待？谁人还能谅解？可是这样拖下去，万一……那样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黄克诚进退维谷，只有独个儿默默忍受着失眠的折磨。

正是：秀才当枪使莽帅，惊雷入耳愁将军。

此时的周小舟也是度日如年，躁动不安，坐不住，躺不下。他来到周惠的房间，躺在床上的周惠，见周小舟脸色苍白，目光呆滞。

“睡不着？”周惠依然是慢声慢语：“坐吧，坐下来。”

周小舟坐不下来，在灯光下兜着圈子，他说：

“我想自己去找主席谈谈，我有一脑子问号，还有23号夜的事。黄克诚建议我去解释清楚。”

“你先坐下来么。”周惠将两条腿垂下床，点上一支烟，说：“要坐下来想想，想好了再动作。唉，抗战时我有4次遇险，得了条经验，临事不忙，这很重要。”

周小舟终于坐下来了，他皱着眉头问：

“怎么检讨？自己都没想通。”

“看这个形势，不检讨是不行了。有些事我也想不明白，曾希圣也是老同志了，干嘛对我这后生晚辈过不去？又拍桌子又骂娘的？”

“他就是那个脾气，跟柯大鼻子还不同。”

“就为我一句‘该打50大板屁股’的话，见面眉毛不是眉毛，鼻子不是鼻子的。”周惠吸了一口烟，又开始开导周小舟：“一般经验，反右要防‘左’，纠‘左’须防右。我对谭老板可能是意见提得尖锐了些，但我的思想情况还属于右倾。检讨要检讨了，也不能人家说啥就是啥，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党不负责任。”

周小舟点点头，缓缓起身，说：

“你休息吧，我自己再想想。”

7月26日凌晨，毛泽东针对李云仲的意见书，写出了《对一封信的评论》。

李云仲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副局长，他在6月9日寄给毛泽东一封信，这封信长达1万多字。信中说：“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

毛泽东在这一篇3000字的评论中写道：

“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而其根源则是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很大，而毫无教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作者对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放在第一段，篇幅不多。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这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大不相同，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励，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缺点的批评，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10年以来，还没有一个建议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也难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讨论，将1958年、1959年自己所作工作的长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它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

“我们党38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有效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7月26日，会议分组传达毛泽东在25日提出的“要对事也要对人”的4点意见。会议并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批语：《对一封信的评论》。

7月26日这一天，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惠、李锐都作了检讨。

会场上激烈的争论和批判的声音，不时传到对面不远的美庐2楼，吵得毛泽东整日未睡。他几次叫李银桥去会场看看，报告会场的情况。

这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美庐2楼同彭德怀谈话，没想到他再次拗着脖颈顶撞毛泽东说：

“在延安整风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举座闻言失色。毛泽东看着彭德怀，良久，点点头说：

“尽你操，满足你操娘的愿望。”

他越说声音越激越高亢：

“你在这里还只操了20天，还操不得？满足你40天，否则还欠20天的账，叫你耿耿于怀！”

众人无不激愤，开始和彭德怀算老账。他们从红军时期算起，算到延安，算到北京，一直算到了这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只得违心地作了检查。

7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继续与彭德怀谈话。有人说：

“彭德怀同志这次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根本原因还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相反，很骄傲，犯上。”

周恩来说：

“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犯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当然，彭总历史上是有很大功绩的，不能全盘否定，对问题还是要三七开。”

朱德慢条斯理地说：

“彭总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

毛泽东皱着眉头，不高兴地说：

“看来我只好再上井冈山了。”

与会者们明白毛泽东的意思，经过一番议论，一致结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

彭德怀也表示同意这个结论。

此后，中央警卫局向下列各位人员的警卫负责人宣布了3条纪律：

1、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不能擅自进入毛主席、刘主席的住地。2、这几个人的汽车不能下山。没有毛主席、刘主席的批准，九江机场的飞机不能起飞。3、这几个人不能互相接触。

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初步批判了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7月29日，毛泽东电召林彪上庐山。林彪在北京就知道庐山上出事了。

7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要求将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3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给与会者。他在批语中写道：

“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的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的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7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人将对彭德怀的批判与对赫鲁晓夫的批判联系了起来。还有的人说彭德怀是里通外国。

7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宣布了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他还说：

“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

7月30日凌晨，毛泽东吩咐秘书说：

“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今天上午谈谈。”

李锐接到毛泽东召见的通知，就对周小舟、周惠说：

“要做最坏的打算，攻势会越来越猛。我们议论的一些话弄出去是很危险的。”

周小舟皱着眉头“唉”了一声，说：

“早跟主席解释清楚也许会好些。”

李锐反问道：

“能解释清楚吗？”

周小舟、周惠面面相觑。李锐又交代说：

“议论的那些话，特别是23号晚上的议论，就像烧掉了一样，任何情况下不要再提啦。任何情况下！这样做免得情况说不清楚，越搞越复杂，对党，对主席，对谁都不利。”

黄克诚4人来到美庐二楼。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将大手一摆，说：

“坐吧，都坐。”

黄克诚4人依次落座。毛泽东说：

“中办发了3个文件，我写了批语，你们回去可以看一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农业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看赫鲁晓夫、杜勒斯，还有台湾，是怎么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他们称人民公社是落后的大规模的奴役制度。说我们狂热的将它强加在6亿5千万中国人头上。说大跃进把中国古老而丰富的文化、习惯和信仰以及家庭生活的基本价值，用命令的方式全部根除了。不是一国内、二国际、三周围吗？你们看看这3份材料，赫鲁晓夫的那篇是放在前面。”

毛泽东所说的3份材料，就是前边已经提到的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3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他所说的“赫鲁晓夫那篇”，是指《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

毛泽东话头一转，盯住黄克诚，缓缓地说：

“我不了解黄克诚同志的历史。你同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人们传言，你同彭德怀是父子关系？”

黄克诚说：

“我和彭德怀同志的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同志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的。但我们争论不伤感情。江西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差点杀头，彭总帮我讲了话，救了我，所以私人感情始终很好。我认为我们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毛泽东吮吮下嘴唇，吸口烟，说：

“政治、思想、感情是统一的东西。我自己的理智和感情就总是一致的。看来我不了解你和彭的关系，也不了解你这个人，还得解开疙瘩。有人说你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

黄克诚说：

“我这个总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怎么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

毛泽东说：

“现在有个说法，叫湖南集团。你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黄克诚说：

“主席，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怎么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还有传‘军事俱乐部’的，又是从何谈起呢？”

周惠插话说：

“主席，黄克诚同志这个话有代表性。不然老熟人的往来就都成为问题了。要抓多少集团，多少俱乐部？人人自危只好老死不相往来。”

周小舟也说：

“‘湖南集团’的提法，有压力，希望能给以澄清。”

毛泽东说：

“可能是有点误会，此类议论你们不必介意。我同你们湖南几个人，好像还不通心，尤其同周小舟有隔阂。”

他看看周小舟，又说：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小舟呐，希望你不远而复，及早回头。”

周小舟张张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黄克诚岔开话题，谈到了当年东北战场“保卫四平”问题和长时期炮打金门的问题，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毛泽东说：

“‘保卫四平’是我的决定，难道这也错了？”

黄克诚说：

“即使是你的决定，我认为那场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至于炮轰金门、马祖，稍打一阵示示威也就行了。既然我们并不准备真打，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都紧张，何必呢？”

毛泽东笑笑，说：

“看来，让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错。”

周惠借机说：

“这两天不叫人说话，只许问什么答什么，一些问题不能辩论清楚。”

周小舟也说：

“会议上空气太紧张。”

毛泽东随意地将手一挥，说：

“要容许辩论，交锋。让大家把话说出来，说完讲透！”

“敲山震虎”的谋略，千百年以来，人们屡试不爽。毛泽东这天上午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的一番谈话，还真的震出了一个人来，他就是早上还主动与周小舟、周惠订立攻守同盟的李锐。

7月30日这天晚上，李锐忍不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还想说明一下您今天提到的‘湖南集团’的事。这件事最使我心情沉重，无刻能安。下面讲一下同我有关的情况。

听了主席23日的讲话后，我的心情紧张起来。晚上到小舟、周惠处扯谈，小舟也很紧张，想去找黄老谈谈。电话约后，3人就一起去了，谈了下我们的心情。黄老要我们不要紧张，有错误老老实实检查就好了；说彭老总的信一细看，问题很多。周惠又谈了一些湖南粮食等情况。临走时，彭总进来了，我们都站起来（房中没有多余的凳子）。彭总讲了一下他写信的过程，没谈几句，我们就走了。出来时在山坡上望见罗瑞卿同志，小舟二人过去打招呼，我从另一条路回我的住处——说明这一细节，是听说有小组追问这件事。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果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

李锐的这封信，连夜由王敬先送给了毛泽东。

7月31日凌晨，毛泽东批示印发鞍山市委的一个报告，他在批语中写道：

“必须抓紧8、9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是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粮食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粮食问题是关系6亿多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只要全党重视了粮食问题，抓紧了粮食工作，即使是灾年，日子也会过得比较平稳。反之，如果思想麻痹了，工作放松了，即使是丰年，日子也不好过。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在今后农业生产继续跃进，但是日子并不能一下子就富裕起来的情况下，记取这条教训更加重要。为此，中央对粮食工作特作如下指示：

一、鼓足干劲，多产粮食，是解决我国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由于人口的自然增殖，每年要多吃一些粮食；改善城乡人民的肉食、禽、蛋和用粮食做的副食品的消费，要多用一些粮食；发展牲畜要用粮食；保证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也需要出口粮食。只有千方百计地力争粮食增产，才能保证这些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

二、全党必须学会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地过日子。万不能生产多少就消费多少，一定要瞻前顾后，以丰补歉，细水长流，留有余地。经验证明，在光景并不富裕、国家和农民手里基本上还没有粮食储备的情况下，只要能够把不富裕的日子当穷日子过，即使是富日子也要当穷日子过，就会过得比较平稳，过得比较舒畅。根据粮食部的估算，现在保证各方面的基本需要，大体上有4300多亿斤原粮就可以过得去，这可以作为我们过日子的底。应当告诉农民，多储备，少食用，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这样不仅仍然可以吃饱吃好，而且粮食储备也可以逐步搞起来。农民只要手里有粮，心里就不慌，这样苦几年，就翻过身来了。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下，应当比去年更多地划出一部分牲口饲料和猪饲料，用以增加畜力，增加肉食，同时又增加肥料。除了不吃猪肉的地区以外，各地应当在今后数年之内，因地制宜，分别做到两三个人一口猪，一个人一口猪，甚至一亩田一口猪。

三、在农村中继续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在城市中继续实行粮食定量供应的办法。经验证明，这是解决我国当前粮食分配问题的好办法。庐山会议确定：1959年度定产为5000亿斤原粮，定购为1100亿斤贸易粮，定销为820亿斤贸易粮，从1959年起到1961年3年不变；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实际产量超过定产的部分，国家只增购40%。这对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保证国家基本需要来说，都是必要的。

四、在粮食管理办法上，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继续实行粮食购销差额管理的办法。根据定购1100亿斤、定销820亿斤的规定，购销余额为280亿斤。除了出口、军粮和养猪基地的饲料补助共120亿斤以外，中央只要80亿斤来补充库存，其余80亿斤归地方。去年各省、市、自治区借用了中央库存的，今年应当适当归还一部分。为了保证购销计划和差额调拨计划的实现，各省、市、自治区必须保证完成征购计划，不突破销售计划。

五、目前正是秋粮生长的决定性季行，又是夏粮征购的重要阶段。各地必须千方百计地抓紧秋粮生产，加强田间管理，克服旱涝灾害，力争今年秋粮和经济作物的大丰收。同时，必须抓紧夏粮征购，力争完成国家计划，注意不要买过头粮。必须抓紧八、九两个月，在粮食生产和粮食征购工作上，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历次经验证明，对任何工作，只要抓得紧，抓得实，就一定可以做好。反右倾，鼓干劲，是做好目前粮食工作的关键，也是做好全年粮食工作的关键。

附发《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度粮食征购计划》，望各地按照执行。各省、市、自治区的销售指标和购销差额，到今年粮食收成大体定局的时候再行确定。陈国栋同志关于1959至196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中央同意，一并发给各地参考。

中央 1959年7月31日

这天上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通知后，走进美庐2楼客厅，见刘少奇等人在座，另一边坐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他们几个人是被召来列席旁听的。

上午10点50分，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他一开始就有意点明李锐给他写了信。他说：

“李锐昨天晚上写给我的信，已经送与常委看了。”

接下来，他在讲话中系统地说起了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的历史情况。他还说到了彭德怀在这几次路线斗争中，一直站在错误的方面，并举出了历史上不少的事例。

彭德怀插话说：

“我过去追随王明、博古路线，到1934年1、2月间，就已经转过来了，认识到还是由毛泽东同志领导好，这是事实证明了的。这话我向黄克诚谈过。”

毛泽东说：

“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

彭德怀说：

“我都61岁了，耳已顺了，以后还能有什么呢？”

毛泽东说：

“人们说你是伪君子，你历来就有野心。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都对你有顾虑，怕难以团结你。”

他又说：

“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与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说：

“政治与感情，你是结合在一起的，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理解，跟不上，掉队远。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全烧了。对问题认识上有分歧，但不能说感情不融洽。”

彭德怀接着讲了一些往事，想表明他从很早的时候就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先生，对毛泽东是很尊敬的。他不同意毛泽东说他两人的关系是三七开。最后，他说道：

“我认为我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

毛泽东说：

“还是三七开吧。”

这次会议连中午都不休息，午饭就是吃包子充饥，一直开到下午5点才结束。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参加会议的还是7月31日原来的一班人。会议从上午10点开始。彭真让李锐做记录。

毛泽东的讲话，从井冈山到庐山，从军事到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到斯大林，从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到苏联的教训，观点鲜明地批评了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都在其间插了话。有的说：

“你有大功劳，但全是因为有了毛主席、党中央，否则，顶多当个唐生智、程潜。”

有的说：

“这么多元帅支持你，是由于主席，但换不出你一条心。”

有的说：

“几十年本能反映，自信太高，过分自负，想当个大英雄。”

一直沉默的林彪发话了，他说：

“彭德怀同志这回是招兵买马来的，你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林彪此言一出，满座皆惊，朱德等人纷纷瞩目于林彪。彭德怀正要辩解几句，林彪抢先接着说：

“平型关吃了亏，是头脑发热，这是任弼时的决定。你那个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

毛泽东对着彭德怀说：

“你组织性、纪律性很差，你有个说法：只要有利于革命，专之可也。打朱怀冰等，时机紧迫，还可说：‘专之可也’，打百团大战，为何不先报告请示一下？”

他转向众人，又说：

“彭德怀同志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彭德怀同志这个人，是有两面性的，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革命的一面。在民主革命阶段他是积极的，但革命的方法也有错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有了变化。他对社会主义也有模模糊糊的认识，要群众又害怕群众。9000万人上山炼铁的革命热情，他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彭德怀同志这次对时局估计错了，对自己的威信估计高了，对党内同志政治水平估计低了。”

毛泽东盯着周小舟，说：

“没有看见？小舟，你上了当，搞合股公司，拉过去了。”

周小舟哭丧着脸解释说：

“我对彭老总说，有意见，应同主席谈，但莫起冲突。讲了3遍，不能起冲突。”

毛泽东嘴角浮现出一丝嘲意，说道：

“你还说不是，散布空气，无民主自由。我们讲了9个月纠‘左’，批判了9个月。你批判的那些，难道超过了我们讲的？纠正了，批判了9个月，为什么还搞这一手？其目的在瓦解中央领导，瓦解总路线，以为大批群众会集合于你们的旗下。”

周小舟低着头，无言以对。毛泽东接着说：

“小舟是否永远被拉过去？看小舟的态度，这个人不觉悟。‘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紧张’，他都接受。‘得失相当’、‘左难纠’，这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观点。小舟，你马克思主义观点少一点。这是对领导，不是对群众说的。有些事你不知道，信的目的何尝不知道？可以原谅，同意纲领不简单，是气味相投。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不知道？我同省委书记，同任何一个人非议过彭德怀没有？同我讲彭不好的，统统挡回去。要当面讲，不当面讲非英雄豪杰。如罗瑞卿，要当面讲。”

周小舟神色有些不自在，挠挠已经秃顶了的头，说：

“联系过去那些历史看，我不了解彭总过去如何对抗。同意他的信，是我思想幼稚。”

毛泽东断然纠正周小舟：

“重点在此，思想有共同性！”

周恩来也说：

“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

毛泽东重提1935年遵义会议后，林彪写信要让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林彪见毛泽东又提起了这回事，就插了话，终于说出了24年前那件事情的真相。他说：

“长征中我给中央写信要主席、朱总和恩来同志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同志来指挥红军作战，这事我并未和彭德怀同志商量，是我自己决定写这封信的。”

毛泽东把话题转到7月14日的信上，他说：

“彭德怀同志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向党进攻，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彭德怀同志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锋芒是对着中央的，是攻击中央，反对中央。彭德怀同志写那封信是准备发表的，是用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用他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要修正总路线，另搞一个出来。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毫无感情，全部感情放在后半部分。”

彭德怀解释说：

“我的那封信有些问题考虑得不成熟，如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些问题是带‘政治性’的等等。但都是出于自己的考虑，事先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当时想的主要是看到会议快结束了，写个信供主席参考，有无价值，请主席斟酌。没有想过信还要发表。”

毛泽东说：

“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才是先生。尊敬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立。你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不能断定）。去年郑州会议你未参加，武昌会议乱子一出，机会到了，出去考察，回来又到了湖南。”

彭德怀说：

“我的问题与国外无关。出国访问我实在不想去。出访期间，只是在罗马尼亚访问时，为回答对方的提问，就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做过一点解释。除此之外，在其它国家访问时，关于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问题从未谈过。我既没捞什么资本，也没有取经。”

毛泽东说：

“上海会议重点是批评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接下来发言的是朱德。他的发言比较温和，毛泽东做了一个手势，他就不讲了。刘少奇在发言中批判彭德怀说：

“根本问题，是自己思想上有一种想法，革命要革的，社会主义要搞的。但如何革法，过这个革命关，社会主义如何搞法，脑子里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总有些不同，对我们的搞法，总是不满意。积极要求实现自己愿望，批评人，然后也合作。我们长征中认识，认为你爽直，对同志、友邻部队都照顾，感觉政治开展，也注意政治。一件事感觉不好：会理会议前，你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以后想极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别性少提，但搞不好；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账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有些不满并没有讲出来，延安整风审干，也不满意我。感觉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当面讲这些话。”

彭德怀在会议结束时说：

“不管会议最后给我做出什么结论，我保证做到3条：1、不会自杀。2、不会当反革命。3、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自食其力。”

这次会议中午也没有休息，依然是吃包子充饥。

接着，在传达常委扩大会议精神的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林彪、周恩来作了长篇批判彭德怀的发言。刘少奇在简短的发言中说：

“彭德怀同志发生这样一件事情，不是偶然的。1945年彭有篇检讨，谈到党内发生错误路线时，他要跟着走一段，但走不到底。有同志说，他有魏延的反骨，他有异己性，总是有刺，有时候就发牢骚，就骂。毛主席看出他的问题，这次在常委会上，毛主席讲，你这个人就是要闹分裂的，去年5月讲防止党的分裂，就是指彭德怀同志。说，这个人那么难于合作。主席讲三七开，是这样讲的：一二三次反‘围剿’是合作的；长征中反张国焘，除个别问题外，基本是合作的；解放战争时，基本上是合作的；抗美援朝，除开有些问题外，基本合作的；整个8年抗战是不合作的，有些时候是合作的。彭德怀同志有可能改造过来，他有动摇性。他这次要算大跃进的总账，不讲就不讲，一讲一大堆。因此这次对他算总账，很有必要。”

8月1日夜，毛泽东将他在7月29日批示3篇报道及批语批给王稼祥，又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稼祥同志：

此件（指赫鲁晓夫1959年7月在波兰讲话时攻击人民公社的材料——笔者注）请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8月1日晚10时，毛泽东给周小舟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昭明文选》卷10中的《邱希范与陈伯之书》。

陈伯之是南朝齐梁间人，目不识丁，少时臂力过人，干点偷禾盗船的勾当，被人割掉一只耳朵。时逢乱世，曾任齐江州刺史，后降梁武帝，不久谋反失败，渡过长江投奔了北魏。4年后，梁武帝的弟弟临川王萧宏让他的记室邱希范写了一封信给陈伯之，这就是有名的《邱希范与陈伯之书》，陈伯之接信后重新归降梁主。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周小舟同志：

“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邱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鳍涉血于友于，张绣剚刃於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

毛泽东 8月1日夜10时

如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

8月1日深夜，田家英来到180号院，卫士引着他登上2楼，他一进门看见毛泽东就哭了，“哭得很厉害”“放声大哭”，腿也软了，卫士劝不住。毛泽东只好离开沙发过来劝，也劝不住。田家英哭着说：

“主席，我年轻，没经验，上当受骗了。”

他一边流泪，一边检查，一边揭发。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吸烟，脸色凝重，并无惊愕、震怒之类的声色，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原来，田家英曾经多次和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谈话，他的话后来被李锐称之为“危险的交心”，李锐是这样记述的：“田家英说，在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这是我们不止一次谈论过的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之事）。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第3条他感触最深，谈过反右派前夕的一些情况。我们都感觉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他还讲过这样一副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我们都认为，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

这一次，田家英把自己讲的话检讨了出来，把别人讲的揭发了出来；会上谈的说一遍，会下议论的也交代了出来，诸如：“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到了斯大林晚年”，“独断专行”，“有些像铁托”，“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就是180度”。

毛泽东用力将烟头拧灭在烟灰缸里，轻轻叹口气，说：

“唉，莫哭，莫哭了。你还年轻，要振奋精神，继续搞好工作。”

他送走田家英，不停地踱步，横在面前的那堵墙，终于坍塌了一块墙角。

后来有人怀疑田家英和彭德怀有联系，经调查，他与彭德怀并无联系。毛泽东在一个发言材料上批道：

“这是挑拨，秀才还是我们的。”

这个批示保护了田家英，田家英又向毛泽东做了检讨，得到了毛泽东的谅解。毛泽东对田家英说：

“照样做你的秘书吧。”

欲知庐山会议上的事态如何发展，且待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写给周小舟的信中引用典故劝他“迷途知返”，这本是爱护部下的一番良苦用心，却被一些人污蔑为玩弄封建君主一类把戏。真是岂有此理！难道眼看着自己的同志沿着错误的道路滑下去而不规劝，才是应该的吗？田家英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吗？但他知错能改，认真检讨，就得到了毛泽东的谅解。毛泽东说：“照样做你的秘书吧。”难道这也是什么把戏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往往是反毛者的通病！

第74章 1959年8月2日—

“刮‘共产风’的问题没有了，‘一平二调三抽款’没有了，浮夸风没有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向着6亿人民的事业，向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话说1959年8月2日凌晨，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了一封颇有辣味亦有意味的信，他写道：

闻天同志：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方八面，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咏疟疾词（这首曲子，调名《叨叨令》）云：“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战时节战的牙关挫。真个是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24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

毛泽东 8月2日

8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因为这次会议是在特殊条件下临时决定召开的，所以有一部分中央委员是动用了空军的飞机送上山来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147人，列席会议的有15人。

会前，毛泽东批准印发了张闻天以前的发言材料。

在开幕式上，毛泽东首先发表了讲话，说明了全会的两个议题是：改变指标问题和解决路线问题，他说：

“高指标成了一种负担。一改下来，我们担子就轻了。这是自己立起一个菩萨，然后向它拜。我们现在破除迷信，把菩萨打烂，重新立一个合乎实际的指标。”

“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所定的这条路线发生了问题。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一个月了。初上庐山还不清楚，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没有民主，说话不自由，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就不晓得是什么事情，摸不着头脑。初上庐山，7月上半月那个时候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就是闲谈一顿，没有什么着重，没有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不得要领，不过瘾。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这一年的工作（重点还是去年）。对于去年11月第1次郑州会议到现在9个月间中央的这些工作（批评‘左’的倾向，‘共产风’不刮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指标逐步落实），他们看不到，他们看不进去，他们以为要重新议过。他们感觉到需要有一种空气，需要有一种民主，并且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因此我们感觉政治局扩大会议不够了，这个民主还小了，现在就请同志们，大家来开中央全会，这个民主大一些。他们还可能要求扩大，我们还有一个办法，有党代表大会，准备明年春季开党代表大会。”

“现在要求民主，又是1957年那个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这么一种形势。开头几天，我摸不着头脑，现在看来，是这么一件事。”

关于开会的方法，毛泽东说：

“应该是历来为我们大家所赞成的一种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总要有一种希望。我们是希望团结，还是希望分裂呢？我们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关系着中国的命运，现在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担负这个命运，我们应该团结。……那么，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有这种方法。”

毛泽东最后说：

“一上山，我就讲了3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小，前途光明。我想，这样的话总是可以的吧。后头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不少问题，可见得问题不小。”

“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我们反了9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刮‘共产风’的问题没有了，‘一平二调三抽款’没有了，浮夸风没有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向着6亿人民的事业，向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现在要指标越落实越好，反了几个月的‘左’倾，右倾必然出来。缺点确实是存在的，但已经改了，他们还要求改，他们抓住这些东西攻击总路线，把总路线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去。”

8月2日晚，周小舟在晚饭后时而伏案挥笔，时而绕室踱步，正在给毛泽东写回信。周惠接了一个电话通知，说是毛泽东要找他谈话。周惠立即来到了180号院。

毛泽东坐在2楼的沙发里，吸着烟正在沉思问题。卫士轻声报告说：

“主席，他来了。周惠同志到了。”

“唔。”毛泽东点点头，将烟灰弹入烟灰缸。周惠进门报告说：

“主席，我来了。”

“坐。”毛泽东将大手一摆：“坐吧。”

“主席，找我什么事呀？”

“我找你挖墙角。”

周惠心中咯噔一下，皱起淡淡的眉头，故作茫然地问道：

“主席，挖什么墙角呀？”

“挖彭德怀的墙角！”

周惠顿时急了，一脸的大麻子憋得通红，委屈得叫了起来：

“怎么我是彭德怀的墙角？我是党员，我怎么是彭德怀的墙角？”

毛泽东笑了，用手指指茶几上的香烟，说：

“是墙角也不要紧，可以挖过来嘛。”

周惠顾不得去拿烟抽了，极力地辩白：

“主席，这样说我不同意。我是一块砖一块石头都可以，但只能是党的，党的领袖是毛主席。党把我砌到哪里就是那里，我怎么能成谁的墙角？”

毛泽东吸着烟注视着周惠，一口烟雾吐出，突然问：

“彭德怀跟你说过我些什么？”

周惠一怔，马上否定：

“没有。”

毛泽东摇摇头：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少，什么也没说过？”

周惠停了停，说道：

“主席，您知道，我参加革命的历史不算长，土地革命时期我还在读书种地，抗战时正式参加革命队伍，才见到彭德怀。在华北他是副总司令，我在北方局工作，打游击在一起，有时常住一个院子，见面虽然多，他是副总司令，能跟我们说什么？革命队伍中，在我们年轻人的心目中，毛主席是伟大领袖，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是传奇式的英雄。我们怎么知道上面还有什么矛盾和斗争？以后职务渐渐升高了，知道的历史多了些，听到的事也才多了些。彭总这个人脾气大，爱骂人，他得罪人很多，不少人都怕他。我在湖南当书记，彭德怀来了，我当然要去看望。中央和各省领导来了，总不免要去看看吧？彭德怀确实跟我谈过一次您，他说从前不服您，一次次同您矛盾斗争，结果事实都证明是你正确了。王明排斥主席的领导，撤销了主席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这时主席是很需要支持的，可是他对王明错误路线缺乏认识，打赣州他执行了，没打下来。撤围后，主席主张向北发展，和赣东北打成一片，他没有支持主席的意见。还讲了洛川会议，说主席提出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他的认识与主席的意见有差距，他说后来的事实证明主席是正确的，他从心里服了您。”

毛泽东认真听着周惠的话，一口接一口吸烟，说：

“他是一贯反对我的，几次路线都动摇。庐山这次怎么说？还有你。”

周惠说：

“主席，我是做实际工作的，这次上庐山，我说不来，又开农业会，又感冒，可主席叫我一定来。我想到什么说什么，主席不了解吗？我有意见并没瞒主席呀？在长沙这么讲，上庐山几次跟主席见面，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

毛泽东瞪一眼周惠，问道：

“被插了白旗，你一点气也没有？”

周惠说：

“怎么能没气？白旗有粮，红旗没粮，当然有气。”

“所以就要发牢骚，要出气，把锋芒对着所有的红旗。”

“是有点翘尾巴，看见他们老是自己正确我就有气。可这怎么能成右倾机会主义？还说我是俱乐部的，主席还要挖墙角，说我是谁的墙角……”

“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毛泽东将手一挥，结束了谈话。

正所谓：智者主意多，麻子点子多。藏首不露尾，不怕挖墙角。

送人断头台，保己是哲学。诸君若不信，好戏后边多。

这周惠回到住所后，周小舟说他已经写完了给毛泽东的回信，并给周惠讲了一下信的内容，周惠听了便说：

“说太多了。月要盈，你说什么它也在盈；月要缺，你说什么它也要缺。”

周小舟怔了片刻，方有所悟：是啊，你说了一，还要追三，说了七，还有十。他懊丧地说：

“已经给主席送去了。”

周惠淡淡地说：

“我家里有本郑板桥的书，真应该让你看看。”

8月3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始举行小组会议，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李锐。他们这些被批判的人，一个一个被拆开，分配在各个小组中，分别进行面对面的批判。

8月4日晚，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庐山人民剧院主持中央委员会会议，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会议。刘少奇传达了7月31日和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谈话精神。

林彪在会议上发了言，他说：

“我是半路上山的，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一批援兵。”

紧接着，林彪开始批判彭德怀，他说：

“彭德怀说，延安整风操他40天娘，这次他不可以操20天娘吗？所以，他总的目的是为了操娘，为了骂党，骂中央，骂毛主席。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他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他平时摆出张飞的面貌，坦率的面貌，是很迷惑了一些人的。毛主席说，跟他的关系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三七开。他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

朱德、周恩来也相继在会议上讲了话。

8月5日，毛泽东对《湖南省平江县谈冷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一文做了批示。他写道：

“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了一会儿，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又要吹回来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背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背的。”

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180号院听取各小组会议上的情况汇报，情况大致如下：

在批判彭德怀的小组里，彭德怀和康生、李井泉等人发生了正面冲突。彭德怀说：我给毛泽东同志的信是告计委的状，“我并不是攻击毛泽东同志”。“你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我可不能那么讲。”“我没有律师辩护，你们像法庭审判。”“同黄克诚等人的工作关系是有的，私人关系没有。”

在批判黄克诚的小组里，有人劝黄克诚反戈一击。黄克诚却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有人说他是彭德怀的走狗，黄克诚说：“你杀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

在批判张闻天的小组里，张闻天说：“谁想推翻毛主席？就是要推翻也推翻不了。”“我是做调查，看到海南岛有的地方饿死了人而干部却不敢说。我说过，问题这样严重，报纸上不能光讲成绩。确实不能光讲成绩呵！我把调查情况反映出来，也只是希望毛泽东同志出面领导来纠正去年的错误。”

在批判周小舟的小组里，周小舟说：“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同志肯定‘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在这个前提之下，把成绩说够，缺点讲透。23日毛泽东同志讲话完全反过来了，提出一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我对此认为是180度的转弯。”

在批判周惠的小组里，周惠说：“湖南的粮食问题不是右倾，毛泽东同志到长沙时，对湖南省的工作是肯定的。我是搞实际工作的，对插白旗有气，说了几句闲话，总理已经批评过了。其它问题没有。周小舟是对浮夸风、共产风、供给制有意见，主席也批评了共产风么。不能由此推论小舟同志是反对人民公社，他只是反对供给制、共产风。”

毛泽东听完了汇报，说：

“哎，允许交锋，允许辩论。我怀疑有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这里有4份材料，你们看看，我写了批语。”

他所说的印发《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等4篇文章的批语全文如下：

将这4篇印发各同志。请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将王国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所属一切人民公社党委，并加介绍，请各公社党委予以研究，有哪些经验是可以采纳的。据我看，都是可以采纳的。第一条，勤俭办社；第二条，多养猪（不养猪的回族除外）；第三条，增殖大牲畜；第四条，增加大农具；第五条，食堂办法；第六条，工作踏实，实事求是；第七条，有事同群众商量，坚持群众路线。这些都是很好的。我想，每一个专区总可以找到一个至几个办得较好如同王国藩那样的公社，请你们用心去找，找到了加以研究，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予以推广。《目前农村中讲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这一篇，也值得一看。这同目前在庐山讲闲话较多的人们是有联系的。

毛泽东 8月6日

印时注意次序：１、苏联专家……；２、王国藩……；３、目前农村中……；４、明年重工业……。

8月6日晚，毛泽东得知刘思齐病了，就给她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娃：

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

爸爸 8月6日

8月7日上午，周惠在去会场途中正好遇到了罗瑞卿。身材高大修长的罗瑞卿，俯视着矮小敦实的周惠，大声喝斥道：

“周惠，你还不老实交代！李锐都承认了，你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活动的，订攻守同盟是没有用的！”

关于李锐坦白和揭发的事，《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李锐就一个人跑到主席那里去，要求见主席。见到主席以后，他把他们在一起开会所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在李锐向毛主席作坦白交代的时候，林克都在场。主席听了李锐的坦白交代以后，就马上找来罗瑞卿问了情况。”“又把周小舟、周惠等人找来谈话。李锐知道主席又找了周小舟、周惠谈话，生怕他们说的要比他说的多，所有又去找了主席作了补充的交代和揭发。把他们在一起说的，什么毛主席比斯大林晚年还要坏等等的话都说了出来。李锐甚至还揭发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他亲耳听到彭德怀给部队打了电话。所以当李锐说他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时，毛主席说，什么裴多菲俱乐部，是军事俱乐部。”

再说周惠听罗瑞卿如此一说，大吃一惊，他硬着头皮说：

“什么有组织有计划？我总不能说假话，编个组织活动出来吧？”

“他妈的，你就是不老实！不是你来拉我去听周小舟谈话吗？你们在主席那里谈了话以后，跟中了彩一样，拉我去谈？想宣传我，影响我？我看是想跟我施加压力，不让我阻止你们大谈特谈缺点！”

“那是你的推论，我没有讲。”

“主席23日讲话之后，你为什么不再找我了？为什么不来承认上次是宣传错了？你从根本上跟彭德怀、黄克诚的思想就是一致的！”

周惠不再吱声，硬着头皮只顾朝会场走。只听罗瑞卿在后面骂道：

“23日晚上你们到彭德怀、黄克诚那里去议论些什么？我从含鄱口看月亮回来，碰见你们时都10点半了。纸里包不住火，你们议论的内容，迟早是要被揭出来的！”

周惠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他明白已经坏事了。

8月7日本来是一个大晴天，可是周小舟的脸色非常苍白，心里也是乌云笼罩。他听着人民剧场那边不时传来的批斗彭德怀的怒吼和口号声，终于坐不住了，起身朝周惠的房间走去。

“周惠！”周小舟进门就绝望得叫了一声，说：“根本不存在反党集团，湖南派。我不是反对派，我是拥护中央，拥护毛主席的。”

周惠望着周小舟，茫然地点点头。周小舟痛苦地说：

“我们这次犯了错误，但我是清白的。”

此时，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被分开在各个小组接受批斗，他们相互之间已经失去了联系，谁也不知道谁的情况如何。既然都说是反党集团，周小舟自然是要申明自己与反党集团无关。所以他又说：

“我与反党集团无任何联系。我确实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都谈过话，我自己也到彭德怀屋里去过，谈过话。我说我没反党，没反毛主席，人家也不信。我的问题是跳进长江也洗不清了。”

周惠安慰他说：

“问题最后总是可以搞清楚的。”

周小舟说：

“搞不清了，至少在庐山是搞不清了。我的所做所言，自认为是爱护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但搞不清楚，我长100张嘴也讲不清了。我估计会关起来，或许杀头，但我绝对不会自杀。”

“还不至于如此。”周惠摇摇头说：“你想得太严重了。”

周小舟坚持说：

“轻不了，这方面的经验我还是有的。”

周惠皱着眉头沙哑着嗓子说：

“我的心情也是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我也有错误，没搞好防御工事，被小人钻了空子，搞被动了。”

周小舟哽咽着说：

“你同我的情况还不同，你说话谨慎，没留什么把柄，你也没有去过彭德怀的房间，只要检讨得好，估计还能回湖南。我们共事一场，彼此了解，声气相投。你回去以后，对我的小孩子关照关照……”

周惠眼圈红了，抓住周小舟的手用力地握着，说：

“放心好了，我会尽力的。”

周小舟仰天长叹：

“我估计最难过的日子该到了。”

这正是：书生昨日气如牛，事到如今泪花流。昨日怎不思今日？何必信口强出头。

再说8月7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团中央：

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

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运动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逐步获得解决和生产指标比较落实之后，在六亿多人民共同参加的伟大的战役胜利之后，经过适当休整，一方面，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伟大干劲，又在新的基础上日益高涨起来，为新的跃进而英勇奋斗；可是另一方面，在一小部分干部中，右倾思想又开始抬头和滋长起来。并且以各色各样的形式，动摇军心，瓦解士气，妨碍人民公社的巩固和顺利发展，妨碍建设事业的跃进，妨碍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有些右倾保守分子，不但对于人民公社和去年以来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对于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迅速获得解决的事实，熟视无睹，不感兴趣；而且对于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和缺点，不管是否已经克服，都如获至宝一般地广为搜集，加以夸大，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积极分子的武器。右倾保守分子，不是和群众站在一起，而是站在群众运动外边，指手划脚，非难人民公社，非难大办钢铁，非难大跃进，企图动摇总路线，散布悲观情绪，向干部和群众大泼冷水，松他们的劲，泄他们的气，实际是要把这些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有右倾情绪的人，不是实事求是地同群众商定可能实现的先进指标，而是把生产指标大大落在实际可能完成和必须完成的水平以下，而且认为指标落得越低越好。仿佛只有这样，才不是虚报浮夸，才不是主观片面。

还有一小部分干部，他们在口头上，虽然并不反对总路线，并不反对大跃进，但是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却缺乏朝气，缺乏干劲。他们对于工作中所发生的困难和问题，不是迅速抓住加以解决，而是畏难苟安，互相推诿，或者马马虎虎，拖一天算一天。

上述这些思想、情绪和作风，如果不彻底加以批判和克服，党的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不可能的，各项建设事业的继续跃进是不可能的，今年调整后的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计划的完成，也是不可能的。

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厉行增产节约、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全面安排和节约使用劳动力、物力和财力。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必须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请你们立即在干部中，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对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使干部和群众，在实事求是和认识一致的基础上，鼓足干劲，全面的掀起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新高潮，用光辉跃进的成就，迎接国庆10周年。

中央 1959年8月7日

8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议定，将原来的6个小组合并成3个临时大组，彭德怀在李井泉一组，黄克诚在张德生一组，张闻天和周小舟在柯庆施一组，分别接受批斗。

8月9日下午，张闻天在连续的批斗中，终于低下了头，他交代说：

“彭德怀曾跟我谈到，中央常委会上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讲得多，别人很少讲话，他一个人说了算。我们还议论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对反冒进的同志是否一定要采取那么个斗争方法？是否只注意了个人威信而没有注意集体威信？还讲过要注意斯大林后期的危险。”

同在一组的周小舟脸色惨白，他也承认：

“还讲过毛泽东读中国的旧书很多，熟悉旧社会对付人的那套办法，很厉害。”

8月10日，胡乔木在小组会上抓住有关“斯大林晚年”的谈话，作了题为《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发言，他说道：

“1、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而毛主席则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创造者。2、斯大林晚年在党风上是不讲民主的或者很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而我们却不但经常开全会，而且经常开扩大的全会。毛主席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怎么能说和斯大林晚年相同？3、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建设，毛主席在这方面也同他相反。4、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至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被错误地杀害了。难道毛主席曾经杀过一个中委、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吗？5、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现象。毛主席正好相反，简直可以说是辩证法的化身。他虽已六十几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6、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好例子。对越南、蒙古的关系也是这样。”

8月10日，在批斗彭德怀的临时小组会议上，众人纷纷质问：

“彭德怀，你必须老实交代与张闻天、黄克诚的关系，你不要再骗我们了，别人已经交代揭发了！”

“你们在一起，什么话都能讲，为什么到了党的会议上就不讲了？你究竟还有没有一点党性？”

“说，快说！在组织面前要老老实实交代！”

“还不老实交代？你们是怎么议论南宁会议，怎么议论斯大林晚年的？说！”

彭德怀听着这一连串的问话和提示，沉重地喘着粗气。他已经明白，再没有退路了，只好说：

“张闻天有两次到我那里去，我与他有些臭味相投。在北京时我们谈过几次，也谈论过南宁会议的问题。张闻天说，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他不满意。我对毛泽东同志有成见，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没有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我就受不了。比如在上海会议批评了我，我就不舒服。主席是斯大林晚年的问题，不是我讲的，是张闻天讲过，可能是在中南海时讲的。我听他讲没有表示态度。我只讲了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问题，我说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有人故意诈唬彭德怀：

“你讲毛泽东同志读了很多古书，很厉害。”

彭德怀说：

“我讲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是很厉害的人，这个我讲过。张闻天为什么到我那里去？因为臭味相投他才去的。因为我脑子里反动的一面升起来了，加上过去的不满，联系在一起。他还讲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很熟悉。”

又有人追问：

“你跟黄克诚究竟谈过这些内容没有？”

彭德怀说：

“我同黄克诚只是工作关系，除工作上的事，谈别的很少。张闻天在庐山3次到我楼上来，讲过毛泽东同志厉害，讲过是斯大林的晚年，讲过独断专行。”

这一天，黄克诚在临时小组会议上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与会者纷纷斥责他：

“黄克诚，你至今没有交代出任何新材料。告诉你，别人已经都交代了！”

“你知道的至少比张闻天要多，现在就看你对党究竟是什么态度？”

“7月23日晚，周小舟、周惠，还有李锐，到你那里议论了什么？说！”

“你也是中央委员，为什么对组织隐瞒？你的党性到底到哪里去了？”

一连串的责问，像钢针一样刺入黄克诚的心里，使他陷入极大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交代吧，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不交代吧，身为中央委员怎么能向组织隐瞒？正在他左右为难之际，罗瑞卿带着李锐进来了。黄克诚心里咯噔一下，心想，糟糕，一定是李锐交代了，到这里来与自己对质来了。于是他不等罗瑞卿逼问，便开口了：

“主席在上海会议讲话后，彭德怀给我说过，‘主席要挂帅，难道过去不是他挂帅吗？’但有的揭发说的‘犯了错误不认账’这句话，彭德怀没有跟我讲过。他给我谈‘集体领导问题’，但确实没有讲‘常委会都是主席一人讲话’。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话，彭德怀同志从没讲过。23日那天晚上是有人一时激动讲过。”

“谁？”“是谁讲的？”一片追问声：“说！”

黄克诚张了张嘴，说：

“李锐。”

会场里顿时一片哗然。黄克诚接着说：

“23日主席讲话那天晚上，他们3个人来到我处，李锐问过我：现在我们是否像斯大林晚年？我说不能比。给我的感觉，他们3个人并没有什么不良用心，只是一时的冲动失言。”

此时的李锐毫无思想准备，他被罗瑞卿带来是要对证黄克诚与高岗的关系问题，没想到黄克诚指认他说了‘斯大林晚年’的话。于是，他便将23日夜如何去黄克诚那里，3人如何说，黄克诚如何劝，一五一十说了一遍，他最后交代说：

“斯大林晚年这句话，确实有人讲过。我不是逃避责任，黄克诚没记错，是有人讲了。但不是我，也不是彭德怀和黄克诚，是周小舟。”

陈正人马上来到批斗张闻天、周小舟这一组，追问道：

“周小舟，黄克诚已经做了交代，你们3个人23日晚上在他那里谈了现在是斯大林晚年，反右会出乱子，你说了没有？”

迟早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周小舟面无血色，点点头说：

“我说了。我跟李锐讲的多，周惠讲的少。”

有人追问：

“为什么隐瞒至今？”

“我想找机会向毛泽东同志自己讲。”

“目的是什么？”

“我们是想向主席进忠言，觉得主席批评过分了。”

“实际是想给彭德怀打抱不平！”

“是有这个意思。”

“算不算阴谋司令部？”

“我说不是。”

“你说不是，为什么在黄克诚那里敢讲，在其它地方就不敢讲？主席说是反对派、湖南集团，是毛泽东同志错了，还是你错了？”

“根本不存在反党集团，湖南派。我不是反对派，我是拥护中央，拥护毛主席的。”

“你犯了这样大的错误，一点不感到良心责备，不知是什么心情？”

“我心地坦然，假如因此把我搞成反党集团的成员，肯定是个错误。”

李富春大口小口地吸着烟，神色严峻地问：

“你再讲一遍，斯大林晚年是什么意思？”

周小舟说：

“这次从反‘左’到反右，180度大转弯，我想不通。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多疑，独断专行，自我批评不够。”

此时的周惠已经有些晕眩，他突然感到有人在拉他，回头一看，是胡乔木。胡乔木悄声劝道：

“周惠，这个时候可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了，黄克诚、李锐已经交代了，你赶紧检查吧，越晚越被动。”

任是周惠再沉稳老练，也终于憋不住了。他起身跑到厕所关上门，默默地哭了一场。他回到会场，胡乔木又动员他说：

“周惠呀，今天和昨天不一样了。保卫总路线，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你应当彻底检讨揭发。”

周惠点点头，心里却想：我的许多想法和讲话，都是受了你们的影响，可你们现在都要奋起保卫毛泽东和党中央，而我却站在了被告席上。

终于轮到周惠检讨了，他说：

“我不想上山，是主席叫我来的。主席召见我们3个人谈话说，‘我是反冒进的头子’，‘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是想照主席的讲话精神把事办好。我就是针对湖南的实际情况，想把成绩说够，把问题讲透。讲问题时，客观上有一些内容与彭德怀、周小舟、李锐等同志是有一致之处……”

“你不要扯那么远了。”有人打断了他的话，斥责他说：“讲要害问题！”

周惠依然不紧不慢地说着，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与会者终于忍耐不住了，纷纷指责他：

“你还不老实，轻描淡写！”

“谈你跟湖南宗派关系，交代你在军事俱乐部里的活动！”

“彭德怀给主席的信，”周惠继续说：“事前我不知道，事后印发，我是和大家同时看到这封信，当时认为用心是好的，只是有些话不妥当而已，前途光明表达得不够。23日主席讲话以后，受到很大震动，一时没转过弯，怎么纠‘左’，一下子变成了反右？想不通……”

人高马大的甘肃省第一书记张仲良听不下去了，气得直拍桌子。会场里一片骂声。

“哎哎，你们不要嚷了。”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维持秩序，他说：“周惠年轻，没经历过这种场面，你们再嚷他就不讲了。”

周惠此时已经明白，再不讲点实在的是过不了关了，况且别人都已经承认了。于是他轻咳一声，就把23日晚上3人如何议论，如何去找黄克诚，谁人又说了些什么话，如此这般一点不漏地描述了一番。

欲知周惠以后如何继续保护自己，且待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关于庐山会议那些事儿，周惠曾在一个访谈录里作了重要回顾，可供研究者参考，故择其要，立此存照：

“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千不该，万不该，我、小舟、李锐3个人，非要跑到黄老那里去发牢骚，后来彭总也来了，我们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来嘛。我们讲了一些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李锐就在这个问题上，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几天以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那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再一个就是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得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还声泪俱下地向我‘托孤’。”“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发以后家英跪在主席面前大哭，说自己年轻不懂事，上了别人的当，主席当时就原谅他了。”“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他曾经夜闯美庐，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地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因为李锐的这种作为，小舟至死也没有原谅李锐，他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锐居然是一个赵高、周佛海式的人物。”

第75章 1959年8月10日—

“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

话说1959年8月10日晚，毛泽东对曾希圣转来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作了批示。

原来，张恺帆在7月4日回到家乡无为县，见到了正在生病的母亲，母亲想吃一条鱼也吃不到，张恺帆到大食堂看了看，发火说，食堂不办了。有人说办食堂是中央精神，雷打不动。张恺帆说：“我就是雷公，统统散了。”他要求县委书记当晚立即贯彻执行。就这样，到7月15日，全县6000多个食堂全部解散了。其中有少数不愿意解散的，也被强行解散了。

毛泽东一支接着一支吸烟，他在这个报告上是这样写的：

印发各同志。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份，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他们早就参加了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和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一定要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毛泽东 8月10日

8月11日上午，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是主观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彭德怀30多年来，思想立场没有转过来，始终同党格格不入，是挂着共产主义者招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抱着入股而来的党的同路人。他们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是“党内的同盟者”，“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者”。

毛泽东还说：

“这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不是有几位秀才最近倒霉吗？李锐不是秀才，他是‘俱乐部’的人。李锐同志啊，你在不在呀？你不是要求我在一个会议上取消‘湖南集团’称号吗？我不大愿意取消。不过，叫‘湖南集团’不合适，那是我与你们几个人讲的。譬如有张闻天，他就不是湖南人。”

“周惠也不是湖南人。”场内有人大声插话说。毛泽东继续说：

“周惠跟他们有区别。这个人据我看，与‘俱乐部’的人只是沾了一点边，你说他是‘俱乐部’的正式成员，我不相信。周惠这个人有缺点，但是比小舟好。小舟这个人他是不给你交心的，他的心使你看不见。小舟啊，我就是这么说的。你们不要妄想，把我们的秀才挖去。”

就这样，毛泽东以他的宽仁大度保护了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

毛泽东最后说：

“要用团结合作收场，双方都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者一批二帮，一斗二帮。现在不是批判吗？批过之后就变成一看二帮了，看你改不改，还要帮。我相信，经过这一次会议，我们全体会要大进一步。要实行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

“要估计彭德怀等同志的两面性：革命性同反动性。他们有革命性的一面，不要忘记这一面，他们的历史证明了这一面。说他们完全不革命了，这不合事实。但他们脑筋里头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不讲是反动的。从7月16号起到今天，对他们那个反动性的批判比较着重，而现在我们要记起他们还有革命性的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我跟彭德怀同志谈过：难道我们30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这样，必须搞两条：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至于他们采取什么态度，那是他们的事。他们继续敌对，我们继续批判，继续批判从严。”

8月11日上午，李锐交了一份检讨书，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他在交代中写道：

“在庐山会议的前一阶段，我和周小舟、周惠同志结合在一起，想把会议的方向导致多谈缺点，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并对绝大多数贯彻总路线的左派同志进行责难，因此散播会议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的空气。”

李锐在交代中还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与黄克诚、周小舟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陷入这军事俱乐部的一员”。承认7月30日夜写给毛泽东的信是“欺骗毛主席，说是用我的政治生命担保写的”。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做出这种认定和揭发，正是周小舟、周惠竭力避讳而决不认账的东西。所以他们二人怒不可遏，在房间里破口大骂。周小舟泪流满面，他说：

“我要去找主席说清楚！”

“算了。”周惠劝道：“说又有什么用？这样的气氛，越解释越乱。”

“信口雌黄，言不由衷，满纸胡说八道！对党对主席负责我也得说明真相，他这是推卸责任！”

“郑板桥说难得糊涂。算了，将来会有弄清楚的一天。”

“我自己去找主席，我在会上就讲过要找主席谈，横竖不过如此了。”

周小舟拿起电话联系，毛泽东同意在12日夜接见周小舟。

8月12日，毛泽东对辽宁省委执行中央关于反右倾指示的报告作了批示。他写道：

印发各省市。

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如何？辽宁那样的反右倾鼓干劲的部署，是否已经做了，效果如何？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股歪风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快，步骤也好，成绩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

毛泽东 8月12日

8月12日夜，毛泽东和周小舟的谈话一直到13日凌晨才结束。周小舟走后，他依然无法平静下来，不住地在室内踱步，根据周小舟所谈的内容，再次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周小舟在几个小时的谈话中，并没有检查自己的错误，无非是恼火李锐的检查交代，不住地为自己辩解。毛泽东一直认真听着，除了插话问一些问题，始终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

毛泽东一直把争取旧日的秘书周小舟的事看得很重，希望他迷途知返。现在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他走到红木桌前，顺手拿过一张纸，从笔筒里拈起一枝铅笔，写下一行字：

“昨夜谈之甚好，望即写出送我。”

毛泽东吸着烟，望着纸条沉吟了一会儿，重新拿起笔，将“好”字缓缓圈住，又涂了几笔，在其右上方另写了一个“畅”字。他对卫士说：

“把这个条子给周小舟送去。”

再说周小舟回到住室，周惠问道：

“怎么样？”

周小舟高兴地说：

“很好。”

“听进去了？”

“谈得高兴，这一次交了心。”

周惠仍是一脸狐疑。正在此时，毛泽东的秘书送来一张纸条，周小舟看后喜形于色的递给周惠，说：

“主席写的，我说的不假吧？”

周惠见上边写的是：“昨夜谈之甚畅，望即写来送我。”的确是毛泽东的铅笔手迹，其中的“畅”字是在勾掉了“好”字后添上的。周小舟见周惠还在琢磨，就问他说：

“怎么，你想什么呢？”

周惠“唔”了一声，说：

“主席原来写的是‘谈之甚好’。写事跟谈事不同，白纸黑字，不像谈话，没谈清马上还能再补充或解释几句。”

周惠一语点破了毛泽东的用意。周小舟顿时醒悟，他点点头，说：

“嗯，要字斟句酌。”

8月13日凌晨3点，周小舟拿着写好的材料来到周惠的房间。此时湖南省委副书记李瑞山也上了庐山，和周惠住在一起。

“瑞山，我给主席写的信，你帮我看看。”

“不看了，我也不了解情况，”李瑞山推辞说：“我不看。”

“周惠，你帮我看看。”

“你写好就行了，我就不看了。”周惠也明白看一看便有干系：“这么晚了，我也该睡了。”

“周惠，求你了。”周小舟坚持说：“帮忙斟酌一下文字，把把关。”

周惠只好接过材料，把其中与自己有关的地方改动了9处。周小舟还想让李瑞山看看，李瑞山断然拒绝说：

“我不看。”

周小舟让秘书抄写好后，就让秘书送往毛泽东住处。

8月13日上午9时，周小舟写给毛泽东的信，已经印发到与会者手中了。周惠接到印发信件一看，只见毛泽东在上面的批示是：

印发各同志。

全篇挑拨离间，主要是要把几个秀才划进他们的圈子里去，并且挑拨中央内部。

毛泽东 8月13日

周惠看罢，顿时惊出一身汗来。周小舟的秘书拿着印发材料问周惠说：

“周书记，怎么办，告诉不告诉周小舟同志？他吃了安眠药还没醒。”

“这还用问。”周惠大声说：“天大的事，快叫醒他！”

周小舟被推搡了几下，迷迷糊糊地坐起身，接过铅印件一看，立时清醒了。他绝望地叫道：

“怎么会是这样？”

8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展开抗灾斗争的紧急指示》，全文如下：

抗旱、防洪、防涝、灭虫是农业战线上当前紧急的战斗任务。今年夏季以来，不少地区气候很不正常，旱涝虫灾比往年多。先是广东省6月间发生的大洪水；接着是河北、辽宁、吉林、内蒙古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先后因暴雨集中，洪涝成灾，更严重的是我国中部地区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江西等省的大片地区，在一个长时期内无雨，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并且在不少地区发生了虫灾。面临着这样严重的水旱虫灾，各个地方都进行了顽强的抗灾斗争，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抗旱灌溉已经抢救了农作物约一亿亩。1958年大跃进以来兴修的许多水库已经发挥了拦洪蓄洪、减轻下游洪水威胁的作用。在抗灾斗争中，许多地方又实行了大协作，“大兵团作战”，再一次显示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现在，雨季并未过去，洪涝灾害还会在各地陆续发生。据气象预报，中部地区各省八、九两个月的降雨量可能少于往年，这些地区的旱灾、虫灾威胁还有继续扩大之势。同时，还要注意到，现在受旱的地区，也有可能随后发生局部的集中暴雨，带来洪涝灾害。因此，各地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把抗灾、防灾、灭虫斗争进行到底，把这个斗争作为当前最紧急的任务。

为了战胜水旱虫灾，争取秋季丰收，首先必须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和悲观、松劲情绪，鼓足干劲，从思想上、精神上把千百万农民动员起来，抱着“人定胜天”的信念，千方百计，充分利用一切可能，以翻江倒海的气概，同水旱虫灾进行坚持不懈的战斗。任何右倾保守思想和悲观，松劲情绪，都必须坚决克服，否则就不能鼓起广大群众的冲天干劲，来战胜当前的水旱虫灾。要继续发扬群众路线的作风，继续实行在大跃进中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组织领导的方法，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抗灾战斗。同时，要发扬患难相扶的精神，在互助互利的原则下，实行必要的大协作，发挥大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群众深深懂得：只靠小集体、单独作战，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互助互利的大协作，才有可能战胜当前的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应该在抗灾斗争中进一步充分发挥它的优越性。

抗灾斗争所需要的排灌机械、汽油、燃煤、农药和各种防汛、灭虫器材的调拨供应工作，商业、农业和防汛指挥部门必须竭尽一切可能切实负责做好。为了抢救受灾的农作物，商业部门和化学工业部门必须尽力设法增加生产和供应。遭旱枯死和被水淹没需要改种的，农业部门和粮食、商业部门应该及早安排好改种所需要的种子供应。

在遭受灾害的地区，应该切实把全部灾民如何过日子的计划安排好，大力提倡节约，大力提倡粮食和瓜菜混吃，节约粮食；要大量抢种一季晚熟作物和各种尚能种植的瓜菜红萝卜等作物，准备渡荒。历年来的经验证明，只要有了充分的准备，只要动员群众组织起来进行顽强的斗争，任何灾荒都是可以渡过的。民政部门应该作好救灾工作。农贷的发放也应该多照顾灾区。抗灾所用的汽油、化肥、农药等等物资，也可以根据情况，由省（市、自治区）决定，实行赊销。

非灾区也应该提倡节约粮食，并且要用极大努力增产粗食，以便支援灾区。

今年的灾情比往年重。全党全民必须鼓足干劲，用最大的努力战胜灾害，争取秋季丰收，争取农业生产继续跃进。同时，对于局部的灾情特别重的地区，在国家和丰收地区的支援下，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灾荒，在困难条件下完成继续发展生产和保障人民生活的伟大的光荣任务（见195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笔者注）。

从8月13日开始，八届八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惠先后在全会上作了系统的检讨。彭德怀在检讨中说：

“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工具。”“我万分诚恳地提议，撤销我国防部长和军委委员职务，并愿接受党的任何处分，请求党分配我去做党认为合适的工作。”

黄克诚在检讨中说：

“我7月19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我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是错误的，我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庐山军事俱乐部’的重要一员，绝不是偶然的。”

张闻天在检讨中说：

“彭德怀同志的信和发言，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纲领，主要锋芒是反对毛泽东。”“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有目的、有组织、有准备、有活动的。我曾经对彭德怀同志表示过一些和他同样的看法，未向中央报告，是我的严重错误。我是6月中间开始陷入军事俱乐部，7月23日以后逐步退出。为什么会陷入军事俱乐部呢？一是思想上右倾。二是教条主义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复活。三是宗派主义的老原虫复活。”“同志们说我有‘五毒’：狭、高、空、怯、私，我完全接受，愿意痛改前非。”

8月15日，毛泽东在全会印发的《哲学小词典》部分材料上，给与会者们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他写道：

各位同志：

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词典》（第3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词典》一书的第3版。第1、2版，错误颇多，第3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3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以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词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3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它各门。

毛泽东 1959年8月15日

这一天，全会还印发了毛泽东在一个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文件上撰写的一篇辛辣无比的短文。全文如次：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

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年——1959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1919年、1921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文件及我的这些话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毛泽东 1959年8月15日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就要结束了，会议印发了毛泽东撰写的精彩无比的两个批语，作为对这次全会的总结。一个是他写在枚乘《七发》印发件上的批语，一个是他撰写的《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的短文。

毛泽东在印发件枚乘《七发》上的批语中写道：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离骚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

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流统治阶级的腐化。‘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

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泳、爬山、广播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甫洛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地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足干劲，反右倾。

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堕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醼，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而，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因为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这种毛病，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这个法子，我们叫做‘批判从严’。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前段是序言，下分7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之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9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己。’用说服而不是压服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像我们的‘处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我们应该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要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

我少时读过此文，40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下两个阶层讲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对抗阶级说的。我们的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人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种泄气、悲观、糜烂、右倾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引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毛泽东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的短文中写道：

昨天上午我说，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的那一个文件，“不只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这个疑问，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庐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某某某（原文未指名——笔者注）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1953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到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方法，不可以把它当做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革命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彻底地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1953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多了。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据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符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的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38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毛泽东 8月16日

在这天的全会上，全体中央委员一致举手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决议中说：

“我们党内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特别是一些具有政治纲领、政治野心的分子，竟然在这样的重大时机，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打着所谓‘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号，发动了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他们尽管在口头上有时也承认总路线是正确的，或者基本正确的，成绩是伟大的，但是在实际上却尽量夸大缺点，把目前国内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借以达到否定成绩、否定总路线的目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认为大跃进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是‘得不偿失’或者‘有失无得’。他们把全国各地大办钢铁说成是一大罪状。他们看不到几千万人在一九五八年为钢铁翻一番而斗争的英雄气概和巨大成就；他们看不到，小土炉的阶段早已胜利地前进到小高炉的阶段；他们看不到，由于采取大钢铁企业和中小高炉、转炉同时并举的方针，已经大大加速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和合理分布的过程，大大节约建设的资金。他们把农村成立人民公社说成是又一大罪状。他们看不到，这是几亿农民的伟大社会运动，是农业生产大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大发展、农民要求扩大协作的社会主义觉悟大高涨的产物；他们看不到，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明确规定公社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正是进一步发展农业中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强大武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完全不是共产党人的满腔热情的态度，而是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他们站在群众运动的旁边指手划脚，利用早已克服了和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向群众和干部泼冷水，散布松劲、泄气、埋怨、悲观的情绪，企图制造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的矛头，是针对着党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针对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

“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人中，有的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个人野心家；有的是历史上犯了错误、受过批评、心怀不满的分子；有的是动摇成性的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党的大多数、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总路线乘机进攻，这种进攻带着重犯性质，形成了我们同他们的尖锐矛盾。但是这种矛盾现在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如同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猖狂进攻那样的敌我矛盾。”

“这些人还有一种模模糊糊地要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们对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压迫，是要反抗的。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惯于看风使舵，看见大势于他们不利，他们感到孤立了，只要我们留有余地，他们又可以过来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悲观主义思潮，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社会上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这一场斗争彻底熄灭为止，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

“对于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管性质如何严重，党的方针仍然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掩盖矛盾，回避必要的斗争，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犯错误的同志如果只是在口头上承认错误，而不在实际上揭露错误和改正错误，也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犯错误的同志必须用实际行动揭露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则应该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使他们获得进步，重新和我们团结起来，为了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

在《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中，这样写道：

“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全会选举罗瑞卿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8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们这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他们不仅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11月郑州会议提意见，也不在12月武昌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2月底3月初第2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也不在今年3月底4月初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提意见，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这个气候搞得不好。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在那个长时间不提意见，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来提，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就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月，时局更好转，他们就不好办事了，他们的扩大队伍、招收党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了。”

“这一次对于彭德怀来说，是第5次路线错误了，总要发作。两个阶段，两个总路线。所谓两个阶段，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些同志，他们是为了参加那个阶段而参加共产党的。对于第二个阶段，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没有精神准备。”

“今天小舟你赞成这个决议，我很高兴。今天以前我还相当悲观。你这个人，我跟你讲过，你是民主人士，你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民主人士。”

毛泽东在讲话中再一次提到了海瑞，他说：

“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

“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海瑞传》。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么，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

毛泽东还特意提到了高岗，他说：

“高岗这个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同志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

刘少奇插话说：

“陈独秀抗战初期曾要求到延安来，如果来了，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过来。”

毛泽东说：

“他后来去世了。那个责任也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延安。那时我们提了3个条件，他不能接受。当时我们还不稳固，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现在我们本钱大了。章伯钧、章乃器天天骂我们，还给他官做。中国唯一见过托洛茨基的刘仁静，现在当翻译。”

周恩来插话说：

“罗章龙在教书。”

毛泽东做了个有力的手势，说：

“要给人出路！”

他说着，朝周小舟望去，接着说：

“要准许阿Q革命。阿Q不做自我批评，人家就越讲，打架打不赢，就说儿子打老子。”

“中央全会开15天了，今天闭幕。这次会议是一个很好的会议，是一次胜利的会。林彪同志，你刚才讲的那两句话，避免了2个东西，第一，避免了马鞍形。如果彭德怀挂帅，天下就要大乱，泄掉干劲。第二，避免了党的分裂，及时阻止了党的分裂。犯错误的同志自己还得到了挽救。”

至此，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了。众人依次走出会场，彭真叫住了周惠，他用遗憾的口味对周惠说：

“你呀，周惠！你要是不跟着闹，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还不是你的？”

“我不行，”周惠垂着头说：“我水平不行。”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回忆王稼祥和彭德怀的关系时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庐山会议这一场斗争的注脚。她说：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其实影响是很坏的，王稼祥同志并不赞成他的那些做法。他在历史上的确几次反对毛主席，毛主席都没有和他计较，都容忍了他。彭德怀确有取代毛主席的意思，他对毛泽东恨得要命。他曾经在1956年和王稼祥讲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老毛搞个人迷信比斯大林还要厉害。有些人上升，除了会喊毛主席万岁外，再没有别的本事。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扭转中国的这种不正常状态。’我听到彭德怀这些话，一再的警告稼祥，绝对不能和彭德怀来往。庐山会议前，彭德怀曾经给稼祥打电话，都让我给回绝了。我曾经对他不客气地说：‘稼祥已经被人利用得够多了，你们不要再把他往火坑里推了，你们谁有本事谁去当英雄，稼祥就是愿意平平安安地当个老百姓。’稼祥有时也批评我对彭德怀的态度不好。我对他说：‘这可是关系到我们共同命运的大事，你得听我的。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可以正常的提，不要故意和别人闹别扭。’我已经看出，多年来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态度是作了最大忍耐的。彭德怀对毛主席毫不尊重，指着鼻子骂毛主席，连王稼祥回来都对我说：‘老彭太过份了，怎么能那样对待毛主席呢？他好像仗着什么人的势力这样做，我没有理睬他。他那不是在搞政治，而是要整毛主席。’稼祥才是真正地维护毛主席的威望的。庐山会议本来就是要作自我批评的，结果彭德怀那么一闹，会议转向了。王稼祥那时也可以和彭德怀讲几句话，但是他和彭德怀没有答一个腔。彭德怀勇气有余，方法不足，弄得毛主席3天3夜睡不着觉，终于发动了反彭德怀的斗争。”

再说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各省、市、自治区按照毛泽东和中央的部署，开展“反右倾”斗争，批判右倾情绪和右倾思想。

还有一件事必须提及，那就是胡乔木把毛泽东在全会闭幕式上讲到海瑞的这个信息，马上从山上传达给在北京的吴晗，要吴晗修改不久前刚刚撰写好的《论海瑞》一文。吴晗根据胡乔木的指点，加写了一段研究海瑞的现实意义：

“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我们需要站在人民立场、工人阶级立场的海瑞，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百折不挠斗争的海瑞，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的海瑞，深入群众、领导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海瑞。这样，封建时代的海瑞，还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

胡乔木回到北京后，鉴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为了避嫌，又在《论海瑞》一文的结尾处，加了一段骂“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话。

不久，吴晗在1959年9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海瑞》一文，结尾部分就采用了胡乔木的那一段话，目的是要划清海瑞与彭德怀的界线，并特别注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欲知毛泽东后来能否顺利地实现他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理想？请诸君继续关注本传第八卷：乱云飞渡。

东方翁曰：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3年朝鲜战争，不但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而且还因为外交人员的一个小小失误意外地使人民背上了13亿美元的战争外债。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从1954年开始，领导全国人民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开展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世界的东方初步建立起了一座社会主义社会的擎天大厦，使中国逐渐成为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政治强国，实现了毛泽东“敢上九天揽月”的宏伟志向。这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重大事件！

尽管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些不该出现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但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所呈现出来的经济腾飞，却是不争的事实。且不说国民经济全面地高速度地增长，单就钢铁生产方面来说，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每年炼钢不过5万吨左右，而新中国在1958年1年间就练出了合格钢材800多万吨。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么？试想，如果没有大跃进时期搭建的钢铁工业体系，又怎么会有当今穷奢极欲的房地产泡沫经济以及方方面面的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需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各种钢材呢？正是在建国后的9年间（包括半年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和3年抗美援朝战争在内），毛泽东不但先后领导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政治运动，而且还开展了思想文化方面的斗争，并初步提出了他在青年时期就立志要进行的教育革命、文化革命的重大命题。当然，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以后要完成这些伟大的志向、理想、理论和实践，毋庸置疑，是要远比他搞战争、搞经济艰难得多了。这也正是本传在后边的三卷中，要着力描述那个时期的历史事件的重要原因。

目 录

第八卷 乱云飞渡（1959年8月—）

第1章 1959年8月—

第2章 1959年9月—

第3章 1959年10月—

第4章 1960年1月—

第5章 1960年3月—

第6章 1960年5月6日—

第7章 1960年5月24日—

第8章 1960年6月—

第9章 1960年9月—

第10章 1960年11月—

第11章 1960年12月—

第12章 1961年1月—

第13章 1961年3月—

第14章 1961年4月—

第15章 1961年7月—

第16章 1961年9月—

第17章 1961年10月—

第18章 1961年12月—

第19章 1962年1月30日—

第20章 1962年1月31日—

第21章 1962年3月—

第22章 1962年5月—

第23章 1962年8月—

第24章 1962年9月—

第25章 1962年11月—

第26章 1963年1月—

第27章 1963年3月—

第28章 1963年6月—

第29章 1963年9月—

第30章 1963年12月—

第31章 1964年1月—

第32章 1964年2月—

第33章 1964年4月—

第34章 1964年6月13日—

第35章 1964年6月29日—

第36章 1964年7月—

第37章 1964年9月—

第38章 1964年10月—

第39章 1964年12月—

第40章 1965年1月—

第41章 1965年3月—

第42章 1965年5月—

第43章 1965年6月—

第44章 1965年9月—

第45章 1965年12月—

第46章 1966年3月—

第47章 1966年4月—

第八卷 乱云飞渡（1959年8月—）

第1章 1959年8月—

“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6亿5千万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

话说1959年8月18日，张闻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

毛泽东看了张闻天的信，立即批示道：

“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在庐山会议闭幕后的第四天，毛泽东离开庐山，到了南昌，又从南昌乘专列到了上饶，召集地委、县委负责人进行了座谈，有针对性的进行了调查研究。

8月21日，中央办公厅通知浙江公安厅厅长王芳说，主席途经金华时，要召集地委、县委负责人座谈一下。王芳立即赶往金华，准备迎接毛泽东，并召集地委和兰溪、永康、金华、诸暨各县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这天下午，跟随王芳来到毛泽东专列上等候接见的五位地委、县委负责人都有点紧张，也非常激动。王芳向他们说明了见到毛泽东时和汇报工作时必须要注意的事项。

5时许，王芳带着他们来到毛泽东办公的车厢，毛泽东已在车厢门边等候了。他见地委、县委的几位同志都傻愣愣地盯着他看，就主动伸过手来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众人落坐后，王芳逐个将这几位地方领导人向毛泽东作了介绍。毛泽东一边在纸上记，一边问每位负责人年龄、籍贯，是在何时南下的？生活是否习惯？大家见毛泽东这样平易近人，紧张了半天的心情这才放松下来。毛泽东问的最多的是农业生产问题，他见大家回答问题有些迟疑，显然感到不满意，就说：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讲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

县委书记们汇报到生产指标过高时，毛泽东说：

“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说大话，不要吹大牛，不要光听上面那一套。”

有人汇报到基层干部作风时，毛泽东严肃地说：

“千万不可高指标，放空炮，强迫命令假汇报。”

有人汇报说，群众对公社搞一平二调、生产队办食堂有意见，大家从食堂打回去的饭菜回家还要重新烧，浪费人力物力。毛泽东说：

“群众不愿意办食堂，就应当解散。集体的东西不能随意调拨，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互通有无。”

他问永康县委书记马蕴山：

“你们永康什么最出名？”

马蕴山搔了一会头，说：

“永康五指岩生姜最出名。”

毛泽东说：

“不是什么生姜最出名，而是你们永康方岩山上的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了。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清官，他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很重要啊！”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带上诸暨县委书记离开金华北上，进入诸暨境内，他又和诸暨县委、萧山县委的负责人们进行了座谈，了解农村和生产方面的情况。

此后，毛泽东到杭州小住，每天工作到凌晨，上午睡觉，下午起床后学习英语，然后到附近的丁家山散步或在亭子间里休息。

8月23日，毛泽东给陈伯达等人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航送伯达、乔木、冷西、家英四同志：

此版右角甘薯问题，很有兴趣，可以一看。这种讨论，是非常之好的。科学讨论，《人民日报》要多起来，要多得占篇幅五分之一左右，岂不是很好吗？请你们于衣食住行用五大要政讨论一下。一塘死水，需要搅动一下了。你们8月21日的信收到，做得好，写得好，我看后非常之高兴。

毛泽东 8月23日上午6时，倚枕

这一天，毛泽东到丁家山散步，他忽然听到啾啾的鸟叫声，循声望去，见道路两旁的树上挂着几个鸟笼子，立刻就明白了，心想，这一定是警卫处处长伍一的特意安排。

原来，杭州的警卫处长伍一为了给毛泽东增添一些雅兴，就在毛泽东经常散步经过的道路旁边和山坡上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又从园林部门借来了几个装有小鸟的鸟笼子，挂在道旁的林子间，以使幽静的山林增添几分悠闲的情调。

毛泽东让林克叫来了伍一，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指着树上的鸟笼说：

“你这个伍一，搞这个干嘛？旧社会玩鸟的都是公子哥儿。今后生活好了，别人搞了消遣消遣，我不反对，反正我不要！你马上把它给我拿走！”

伍一见毛泽东如此生气，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吓得不敢做声。等毛泽东批评完了，他转身就去摘鸟笼子。毛泽东又叫住了他，指着路旁的花木，放缓了口气说：

“伍一呀，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你看这么多的空地多浪费。庭院绿化也不要光考虑到好看，形式的东西，中看不中用。你动动脑子，假如种些蔬菜、果树，既能开花结果，又有经济收入，群众减轻了负担，我们也能改善改善伙食，何乐而不为呢？”

毛泽东一席话说得伍一打心眼里敬佩眼前的这位领袖，他高兴地说：

“主席说的是，我一定照办。”

后来，伍一果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领导警卫部队开出了不少地，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蔬菜、果树，还种上了不少茶树。

8月24日，刘少奇在第1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批评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是“好意不多”，他说：

“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

8月24日下午，毛泽东就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的问题，在给刘少奇的信中写道：

少奇同志：

关于全国45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尚奎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70％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7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10％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45000人左右的帽子，即10％，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

此外，我想到，今年国庆10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30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10年的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

我月底可回。

毛泽东 8月24日于杭州

关于反右问题，《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右派是有的，辩论一下也是可以的，但用不着搞那么大的反右派运动，搞了几十万人。这个责任，毛主席有，他应该负领导责任，但反右派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掌握的，彭真也很积极。彭真那时候左得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那么右？是他们提出要求按比例打右派，主席说百分之一、二、三，他们说5%都不够，有10%。邓小平在中央党校讲话，提出按10%的比例打右派。后来不是每个单位都按10%的指标打右派吗？依据就在这里，这个是当时有文件的。现在有些人把反右扩大化的错误都归到主席身上，这是不对的。就是反右派，主席也没有想那么大规模，按指标打右派不是毛主席说的。”“主席真是好心，刘少奇却不像话，不检讨，还把屎盆子扣在主席头上。‘我是执行者，我是第一线的，负主要责任’，这话刘少奇该说却不说。主席都说了要负责任，他刘少奇就不说一声负责任的话，何况主席不同意打成右派的，他们也打了很多。”

再说8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就黄克诚8月22日承认错误的来信，在复信中写道：

克诚同志：

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

毛泽东 8月24日

此时，毛泽东在杭州已经住了两天，他要乘专列经上海、南京、徐州、济南、天津一路北上回京。由于北京的警卫干部要参加学习班，都提前回了北京，所以就只好由伍一带几个干部随专列护送。

途中，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他见伍一来了，就放下了手中的工作，招呼道：

“这边坐。”

伍一落座后，毛泽东和蔼地说：

“这次警卫人员不巧都回北京了，只好辛苦浙江的同志，你代我向大家表示感谢。”

伍一说：

“主席，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能够护送主席回京，同志们都感到很光荣。”

8月25日，印度巡逻队侵入中国西藏马及墩地区南端的朗久村，越过麦克马洪线，向中国部队猛烈开火，挑起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

8月27日上午，毛泽东回到了北京，李敏和孔令华一块儿到车站接爸爸回家。

叶子龙受毛泽东的委托，负责招待伍一这几个浙江的护送警卫干部，他对伍一说：

“主席讲，你们中有些同志是第一次到北京来，让我请你们吃顿饭，饭钱主席付。下午再安排去参观。”

这天下午，毛泽东派他的专车送伍一他们去颐和园参观，伍一等人连连谢绝。随车的工作人员跟他们开玩笑说：

“主席安排的，谁敢不坐！”

车子开到颐和园门口停下来，执勤的民警见车子里只下来了几个年轻人，就有些不解，有一位上前问司机说：

“首长没有来？”

司机笑着说：

“首长的客人，也是首长。”

8月28日早饭后，毛泽东把李敏和孔令华叫到面前，商量他们的结婚日期及准备请哪些客人参加婚礼。李敏说，我是一个女孩子，我和令华商量了，只请妈妈们。于是他们决定除了双方家长，要请蔡畅，因为李敏在苏联就见过她，回国后在哈尔滨、沈阳，和她来往多，比较熟悉。要请邓颖超，因为江青多次带李敏到她家里去，李敏自己也曾多次去过她家，比较熟悉。还要请曹轶欧，因为江青曾认为李敏的画画得好，请她给找人帮助辅导了一下。毛泽东又问：

“你是否要请宋庆龄来？”

李敏摇摇头说：

“我是晚辈，请那么多老人不好吧，还是别去麻烦更多人了。”

毛泽东同意了，但他又说：

“我的亲戚王季范在北京，他是一定要请来的！”

他们还决定，要请姐姐毛远志，要请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还要请李敏的同学和朋友。就这样，参加李敏和孔令华婚礼的客人，主要由他们俩提名，毛泽东做主定了下来。

李敏的新房，是由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帮忙布置的。他们把新房布置得既简单、又典雅。房间里有书柜、写字台、桌子，还有3、4把靠背椅子，一张双人床。这些都是李敏从公家的仓库里临时借来的旧家具。床上摆放着两套白色被罩套起来的夹被。褥子是旧的。用白色的大床单盖着。毛泽东的工作人员把被褥摆放整齐，又把地面打扫干净，把桌椅摆好。这就是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的新房。

8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为了在军队中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斗争的精神，在北京举行了军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清查“反党俱乐部”，清除其影响。

8月29日午后，李敏和孔令华在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举行了婚礼。

李敏的公公孔从洲正在北京开会，毛泽东一早就叫秘书把他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内的颐年堂。

下午，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亲家孔从洲，紧紧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今天是两个孩子结婚，请你来坐一坐，叙一叙。”

孔从洲以前还从来没有单独见过毛泽东。他见毛泽东如此平易近人，初次见面的拘谨很快就消除了。

毛泽东一向不主张大操大办，他委托生活管理员张国兴帮忙采办了3桌酒席，每桌规定八个菜，除了鸡鸭鱼肉和几个素菜，没有别的。

此时，江青在广州休养，李讷也没有在家。参加婚礼的客人除了孔从洲外，还有蔡畅、邓颖超、曹轶欧和姐姐毛远志，还有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王季范的孙子王启华、孙女王海容，还有毛泽东身边的机要处处长叶子龙、卫士长李银桥、机要秘书罗光禄等工作人员以及罗光禄的爱人刘若风等，一共30多人。

新娘穿的是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白色的皮凉鞋。新郎穿的是白色衬衫，深蓝色西裤。他们的服装都是前些天一起做好的。

毛泽东拉着孔从洲向在座的客人们介绍说：

“这是李敏的公公，孔令华的父亲，孔从洲同志。”

毛泽东亲自为女儿主持婚礼。他特别高兴，举着酒杯为女儿和女婿祝福，说：

“你们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他还特意对女婿孔令华说：

“不用忧来不用愁，二人心意两相投。”

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毛泽东还举着酒杯向参加婚礼的客人表示谢意，为大家劝酒。

李敏和孔令华双双举着酒杯，走到爸爸跟前，想说什么，可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深深地向爸爸鞠躬，表达做晚辈的深深的谢意。毛泽东笑着，喝了好几杯酒。

李敏和孔令华又举着酒杯，走到孔从洲跟前，向他敬酒，献上儿女的敬意。

毛泽东和工作人员、客人们一起，共同举杯，为新人祝福。

新娘李敏、新郎孔令华一左一右拉着毛泽东的手，与参加婚礼的所有人一起在颐年堂门口合影留念。毛泽东又单独与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合影留念。

饭后，毛泽东请大家在春藕斋看了一场电影，婚礼就这样结束了。

毛泽东留下孔从洲和王季范，到他书房里谈话。毛泽东问孔从洲现在哪里工作？孔从洲说：

“在沈阳高级炮兵学校担任校长。”

毛泽东对王季范介绍说：

“高级炮兵学校是炮兵的最高学府。”

他又转向孔从洲问道：

“你在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没有？”

孔从洲说：

“没有什么困难。就是文化水平低，这个任务重。”

王季范问：

“炮兵要用数学的吧？”

“是的，我数学很差。”

毛泽东说：

“你的先人是孔子。他老人家提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六门学科就有数学。你应当学好数学。”

孔从洲说：

“主要是过去学习基础不好。今后我一定努力学。”

毛泽东又问到孔从洲的经历，说：

“你什么时候到杨虎城那个部队的？”

孔从洲说：

“1924年就去了。这支部队的前身是为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建立的靖国军。我是慕名而去的。”

毛泽东向王季范介绍说：

“孔从洲同志参加过西安事变，当时是警备2旅旅长兼城防司令。”

王季范笑着说：

“噢，官还不小哩！”

毛泽东说：

“杨主任对你很信任啊，抓蒋介石前一天晚上，别人不知道，就跟你说了，保密啰！假使走漏消息了不得。做得很好嘛。杨主任对你很赏识嘛。”

孔从洲说：

“杨主任是我的老上级，他把我一手培养大，看着我长大的。”

“你十几岁出去的？”

“18岁，我上不起学，高小毕业后考取中学，读了一个月，生活很困难。我家住在渭河边上，往往大水一冲，生活就成问题。民国十三年是最苦的困难最大的一年，没办法，上不起学，我就当了兵。”

“噢，是这样。你工作上还有什么要求？”

“没有什么要求，因为我是干炮兵的，对炮兵最有感情。”

王季范对毛泽东说：

“这个人是老实人。”

“哦，他是个老实人。”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他教育子女很严格哟！孔令华很好嘛。今后两个孩子婚后一定会相处好的。”

李敏婚后，和丈夫孔令华就住在爸爸家里。毛泽东时常到女儿的屋里坐坐，说说学习，问寒问暖。有时候，毛泽东还让女儿、女婿陪自己在院子里散散步。他像所有的父亲一样，疼爱着自己的儿女。

李敏新婚后不久的一天，毛泽东把女儿叫到了自己的书房里。李敏站在那里望望爸爸，爸爸不说话，只是用手示意她坐下。

毛泽东踱着步，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吸着烟。李敏心想，爸爸怎么不说话呢？是家里有什么事？还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还是妈妈她……？一想到妈妈，李敏的心咯噔一下，有点急了，忙问：

“爸爸，您叫我有什么事？您就说……”

毛泽东猛吸一口烟，把烟头狠狠地掐灭在烟灰缸里，然后就把他与贺子珍见面的事告诉了女儿。他说：

“你妈妈的身体不行……见面什么也不说，光知道哭……让她来……”

毛泽东的声音很低很低，很悲伤。李敏想听听爸爸再说些什么，可是，爸爸再没有往下说。李敏感到爸爸和妈妈见面后，爸爸的反应是失望的，显得很痛心。她心里想，两位老人相见还不如不见的好。毛泽东转过脸来，看着女儿又说：

“江西省委告诉我，你妈妈病了。此次病得很重。你看该怎么办？”

李敏一听，知道爸爸转入正题了。可是，自己哪儿有主意呀？她就接着爸爸的话说：

“妈妈病得不轻，这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该怎么办？”毛泽东像是和女儿商量，又像是自言自语：“你先莫着急。让我来想想该怎么办？”

他说着又划着火柴点燃了一支烟，不住地抽着。李敏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一会儿收拾东西，一会儿又不知所措地把东西放回原处，急得在房间里只是转。当晚，爸爸没有再找她，就是说爸爸还没有想出办法来。第二天，爸爸也没有找她。李敏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三天，中央办公厅突然给她打来电话说：

“专机已经准备好，送你到南昌去。”

李敏急忙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带上日用品，正要出门。毛泽东来了，在他的身后，一个警卫员拎着两大筐水果。

“你到南昌去，好好照顾你妈妈。告诉她要看病，要吃药，要喝水，要吃饭。”

李敏笑着点点头，表示记住了。毛泽东又说：

“这两筐水果你带去，给你妈妈吃。她不喝水，吃点水果也能解解渴，增加点营养。只听说你妈妈病重，不知道你妈妈的病情究竟如何。我怕你自己去了，遇有什么事情处理不了，就让这位管理员同志跟你一起去。有什么事情请他帮忙。”

李敏拿上东西，就要上汽车了，毛泽东又叮嘱说：

“要好好照顾你妈妈。”

李敏到南昌见到妈妈，不由得大吃一惊。才几个月不见，眼前的妈妈形容枯槁，头发又乱又脏，两眼直愣愣的，面部毫无表情。工作人员告诉她：

“你妈妈不肯让医生看病，也不肯吃药。她已经好几天不吃不喝了。再不喝水进食，会有生命危险。我们怎么劝说都不行，实在没有法子，只好这么陪她坐着。”

李敏再看看妈妈，见她只是呆呆地坐着，不说也不动，除了两眼闪动之外，真像是泥塑木雕一般。李敏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她走上前去，慢慢地拉着妈妈的手叫道：

“妈妈，妈妈，我是娇娇，我是娇娇……”

贺子珍不理不睬。

“妈妈，妈妈，我是娇娇，爸爸让我看您来了。”

贺子珍连正眼也不看一下。李敏把拿来的水果洗干净，端到妈妈面前，一边削皮，一边对妈妈说：

“您吃吧。这是爸爸特意让我给您带来的。”

李敏把水果切成条，切成块，或者切成片，陪着笑脸，小心翼翼地送到妈妈嘴边，变着法儿劝她吃。可是，贺子珍就是不张嘴。李敏劝得多了，贺子珍心烦了，就动手把水果一块块、一条条、一片片地扔到地上。李敏无计可施，只好把剩余的那么多水果送给工作人员吃了。

李敏心想：妈妈心里的疙瘩解不开，就不会吃喝。那么，她心里的疙瘩是什么呢？不就是在庐山和爸爸见了面吗？这样的疙瘩不是靠劝慰所能解得开的，只有想办法把她的思想引开，让妈妈的心情开朗起来，事情就好办了。于是，李敏和工作人员商量，在她和妈妈吃饭的时候，准备好几瓶汽水和矿泉水的混合水，她要装出吃饭吃得很香的样子，以引起贺子珍的食欲。一开始，贺子珍连看都不看，后来，李敏故意弄出一些动静来，贺子珍看一眼又把脸转向别处。李敏心想，这法子兴许能成，就愈发装出很夸张的吃相。贺子珍看着看着，伸手要李敏的饭碗，李敏赶紧递过去，贺子珍又拿过李敏的筷子，吃了一口又一口。李敏拿起水瓶子，咕嘟咕嘟地喝着，贺子珍放下饭碗，要过李敏的瓶子，也喝了两口。李敏尽管心里很高兴，就是不表露出来，也不劝妈妈吃饭喝水。

后来，李敏吃饭时，一边慢慢地吃，一边轻声慢语地说起了自己的婚礼。李敏说她和孔令华的婚礼非常热闹，请了妈妈的老战友蔡畅、邓颖超，还有曹轶欧等人，吃了一顿饭，一块儿照了相，看了一场电影。还说她的新房布置得如何典雅、朴素、大方。贺子珍倾听着，没有说一句话。饭后，李敏帮妈妈洗漱，换好衣服，搀扶着妈妈，一步一步在屋里转转，走到屋外，一步一步在院子里慢慢地走着。

“妈妈，您看这是棵什么树呀？苏联有这种树吗？”

李敏故意指着一棵树问道。贺子珍看看，摇摇头。

“妈妈，您看这是什么花？东北、哈尔滨有这种花吗？”

贺子珍又摇摇头。娘俩就这样在院子里转着，后来，又走出院子，走到大街上看看。贺子珍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吃饭、喝水、看病，吃药，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有一天，贺子珍突然对李敏说：

“我离开老家永新已经几十年了，还一直没有回去过。我现在可真想回去看看。”

李敏马上表示支持，说：

“好吧，我向组织上讲讲，只要您身体好，可以回去看看。”

“你来了快一个月了吧。”

“妈妈，您的记忆真好！”

“那你也该回去看看小孔了。”

李敏向江西省委报告了贺子珍想回永新看看的事，江西省委同意了贺子珍的请求，还专门派人全程陪同。李敏为妈妈安排好了一切，望着远去的车子，终于舒了一口气。她回到北京后，向爸爸详细地汇报了照顾妈妈的经过。毛泽东听得很仔细，还不住地点头。最后，他高兴地说：

“我的娇娃长大了。会办事了。”

1959年9月1日，毛泽东给《诗刊》编辑部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还寄上《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他在信中写道：

臧克家、徐迟二位同志：

信收到。近日写了两首七律，录上呈政。如以为可，可上诗刊。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做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6亿5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就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毛泽东 9月1日

1959年初秋，李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历史系。她住在北大校内，只有每周末才回家一次，周六晚饭与父母共餐。她每次回家，从来不坐小车，不搞特殊化，都是自己乘坐公共汽车。从北大到中南海，要换乘两次车，两头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一旦学校有活动，李讷往往就要摸黑回家了。

李银桥觉得一个女孩子独自走夜路不安全，就瞒着毛泽东去接李讷，他让司机将车子停在僻静处，然后到宿舍去叫出来李讷接回家。谁知这事还是被毛泽东察觉了，他严厉地批评了李银桥。李银桥不服气，争辩说：

“天太黑，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不然我也不会去接……”

毛泽东严厉地说：

“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

李银桥也大声说：

“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孩子呢？别人的孩子敌人不感兴趣，毛泽东的孩子国民党特务可是很感兴趣呢！”

毛泽东一怔，看着李银桥这种口气和不服气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但他还是不松口，只是把口气放缓了一些，坚持说：

“不许接，说过的要照办。让她骑车子回来。”

有一个星期六，李讷感冒发烧，老师怕她乘车路上出事，就没有让她回去。江青晚上打电话一问，才知道李讷生病了。她马上告诉了毛泽东，可毛泽东说什么也不让自己的小车司机去接女儿。

李讷刚入校的一个时期，同学和老师都不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小女儿。

9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春藕斋的舞会上欢声笑语。海政歌剧团的刘芙蓉又有了一次和毛泽东跳舞的机会。她忽然对毛泽东说：

“毛主席，我一直觉得芙蓉这个名字不好，花花草草的。”

满面红光的毛泽东摇摇头，说：

“哪个说的？芙蓉这个名字蛮好的嘛！来来来，我说个故事给你听。”

一曲未完，毛泽东就坐在舞池边的藤椅上给刘芙蓉讲起了故事：

“唐朝时，有两个很有才华的诗人进京赶考，结果一个人金榜题名很高兴，一人名落孙山蛮灰心。考中的便安慰落榜的说：‘你虽然没中榜，但你的才华横溢，还可以来年再试，或在别的方面好好发挥嘛！’临别还赠诗一首鼓励他：‘天上碧桃和露种’，”

因毛泽东的湖南乡音重，“碧桃”的“碧”刘芙蓉听不懂。毛泽东便在她的手掌上，边划边解释：

“碧，就是王、白、石的碧。”

刘芙蓉笑着点点头。毛泽东见她听懂了，接着说道：

“日边红杏依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莫向东风怨未开。”

他吟诵完了，看着刘芙蓉还是一脸茫然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

“诗人所指的芙蓉乃是水芙蓉，秋天开的那种，春天不开秋天开，耐寒力强，这便是它的长处。意思是说：当一个人遇到挫折时，不要灰心丧气，要看到自己的长处。结果，这个落榜的诗人鼓起勇气，发奋努力，第二年也上了金榜。”

说到这儿，他笑着问：

“小刘，你说芙蓉这个名字好不好？”

他见刘芙蓉笑而未答，沉思片刻后又说：

“要不，你就叫秋江吧。”

毛泽东的一番话使刘芙蓉学到了知识，愉悦了心情，受到了鞭策。这一天她回到宿舍，马上把毛泽东吟诵的四句诗，端端正正地记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一个星期后的夜晚，刘芙蓉去春藕斋演出，毛泽东一见她就问：

“那首诗背下来了没有？”

刘芙蓉不假思索地一口气背了下来。毛泽东高兴地点点头，说：

“很好，很好！背得好，更要做得好哟！”

9月6日，毛泽东看了题名为《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文章中说，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讨论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时，就1958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比例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志根据统计数字，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1958年以钢为纲和全民炼钢铁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论点。大家一致认为，1958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发展的。他立即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驳谬论’一篇，你看了没有？如未，请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个论点，是否都是对的？或者还有某些不对的呢？请你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几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处开一次座谈会，切实研究一下，以其结论（最好写成文字）告我。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食，全力以赴。”

9月7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同志：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毛泽东 9月7日

9月8日，周恩来就印度政府在8月制造中印边界冲突、印军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良久地区向中国驻军开火、制造流血事件复信给尼赫鲁，说中国政府不能承认过去英国制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建议越境的印军撤退，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尼赫鲁对此置若罔闻，强词夺理把中印边界紧张局势的责任推给中国。

9月9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关于中印边界事件的声明。苏联在声明中偏袒印度，谴责中国。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9月9日这一天，刘少奇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认为大跃进是为了彻底解放生产力，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所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的，恐怕一万年以后还得有”。

关于树立毛泽东的威信问题，他说：

“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绝不次于马克思、列宁的领导，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党要有威信，无产阶级要有威信，如果没有什么个人的威信，怎样建立得起来？”

9月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

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的历史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的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

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诚恳的批评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30余年辜负了你对我的教导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

今后必须下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9月9日

毛泽东看了彭德怀的来信，当即和他通了电话，告诉他，马上将他的信转发全党，并在彭德怀的信上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此件即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交会议各同志。

我很高兴接到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我建议全党同志对彭德怀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评他的错误，一面对他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了31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的情况不计在内。

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毛泽东 9月9日

后来，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到西北郊西苑中共中央党校东面的吴家花园，进入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

9月9日，郭沫若给胡乔木写信说：

“主席诗《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4字，读起来似有踟躇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知如何？”

9月10日，郭沫若写信给胡乔木说：

“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如何。古有成语，曰‘挥汗如雨’。”

胡乔木将郭沫若的意见转呈给毛泽东。

9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号召全军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全军各大单位召开干部会议，批判彭、黄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本单位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9月13日，毛泽东致信给胡乔木，他写道：

乔木同志：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了，给了我启发。两首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 9月13日早上

毛泽东又在信的末尾解释道：“‘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32年的历史。”

后来，郭沫若看后再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9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特赦一批战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他写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9年9月14日

9月15日，毛泽东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说：

“王明路线把苏区搞垮，把白区的力量也搞垮，抗日时期又右倾，但是，当时我们未把对王明路线的决议公开发表，是为了留有余地。后来过了几年才把这个决议收到我的选集中，作为附录发表。大多数觉悟了，只有王明不觉悟。”

他还回顾了炮打金门的历史，他说：

“金门打炮每一个环节都是我跟总理搞的，如何打法等等。那么一个严重的局面，美国12艘航空母舰来了6艘，第7舰队是它最大的舰队，搞边缘政策，护航。这个地方是美国军舰，这个地方是国民党军舰。”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拿起两个茶杯，分放两处，比做美、蒋的军舰：

“相隔这么一点。他这里挂着美国国旗也不动，他也不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他，我们专打国民党。这个事情不能粗枝大叶，要很准确，很有纪律，后头转到双日不打单日打，以后又搞什么告台湾同胞书这套东西。每天全世界的一切舆论，一切消息，你都要看完，每天两大本（指新华社编印的内部资料《参考资料》——笔者注），你才了解情况，才知道动向，不然怎么决策？开头我们不是在这里报告了吗？那个时候，我们跟张文白，还有许多朋友，都是一致的，要把金门、马祖搞回来。后来一到武昌，”

毛泽东对着张治中说：

“我不是跟你一道吗？形势不对了，金门、马祖还是留给蒋委员长比较好，金、马、台、澎都给他。因为美国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么一个方针，如果我们只搞回金、马来，恰好我们变成执行杜勒斯的路线了。所以，10月间回到北京的时候就改变了，金、马、台、澎是一起的，现在统统归蒋介石管，将来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这样，我们就不会变成杜勒斯的部下了，不然他就是我们的领导者，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蒋介石不做总统。蒋介石不做总统，这个我们也不赞成的。美国人压迫他，不要他做总统，要陈诚做，讲好了的，蒋介石答应了的，陈诚也答应了的。后头我们这个消息使他知道了，他就有劲了，共产党支持嘛（笑声）。他现在决定做总统了。是蒋介石做总统比较好，还是别人做比较好？在目前看，还是蒋介石比较好。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

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提到了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问题，他说：

“适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对一些确定已经改恶从善的罪犯实行特赦，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全文如下：

1957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揭露出一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取得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两年以来，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伟大胜利的影响，由于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教育改造工作，由于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帮助，由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更加巩固和各民主党派的努力，大部分右派分子在目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其中一部分人，确实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在言论和行动上都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为了使这些人以及其他右派分子更好地进行改造，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他们感到，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光明前途，现在决定：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对于这些人，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右派的帽子。他们所在的单位，应当根据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中的表现，作出结论，在群众中予以宣布（载于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笔者注）。

9月1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向党内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1957年，党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在这一斗争中，全国揭发出右派分子约45万人。对于这一批右派分子，党采取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和区别对待的正确处理方针，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和改造工作；同时，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伟大胜利的影响，这就促使右派分子中的多数人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和分化。根据若干单位的初步统计，右派分子的当前表现，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1）已经低头认罪、确实悔改；并且在工作、学习和劳动中表现较好、愿意向党和人民靠近的，约占右派分子总数的20%到30%，其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有显著的悔改表现；（2）表示愿意悔改，但内心不完全服，表现时好时坏的，约占右派分子总数的50%到60%；（3）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表现不好的，约占右派分子总数的20%左右，其中有一小部分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甚至继续有反动言行。上述情况说明，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方针，继续加强对他们的改造工作，经过相当时期之后，就可以逐步地把右派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过来。

二、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中央认为，这样做，对于教育右派分子，对于教育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将会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只要自己真正接受改造，就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的数目，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10%左右为好。今后，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那些确实改好了的人，还准备分批分期摘掉他们的帽子。最后，剩下少数死不悔改的、花岗石头脑的反动分子，就会完全陷于孤立。至于摘掉帽子之后，如果有人旧病复发，再次、三次进行右派活动，可以再把右派帽子给他戴上。

三、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是一件严肃的政治工作。摘掉帽子的人，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1）真正认识错误，口服心服，确实悔改；（2）在言论、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3）在工作和劳动中表现好，或者在工作和劳动中有一定的贡献。各地各部门应该根据这些条件和实际情况，把右派分子仔细排队，定出摘帽子的具体计划和步骤，对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做出实事求是的鉴定。但不要机械地硬凑比例数字，比例可以稍大或者稍小于10%。

四、原来是党员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帽子以后，一律不得恢复党籍；只有经过一个更长时间的考察，确实具备入党条件的，才可以接受他们重新入党。

五、审查和批准的手续，应该是，由右派分子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研究讨论，提出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名单和对他们的鉴定。在讨论的时候，可以吸收群众中的一部分积极分子参加，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不要开群众大会。名单和鉴定，经过现在所在单位的主管机关审查批准、取得原机关的同意以后，在有关单位中公布。在国庆节以前，最好宣布摘掉一批。进行这一工作的时候，应该根据9月18日公布的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向群众作必要的解释，使群众正确认识这一措施的意义。

在一部分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各地党组织要充分利用这个事实，对右派分子继续加强教育和改造工作，给他们指明前途，使那些愿意悔改的人，精神振作起来，在工作、劳动和学习中努力进行自我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六、现在，在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中，还有少数人继续散布右派言论，恶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向大跃进、向人民公社进行攻击，表现得十分恶劣。对于这些人的言行，应该进行调查研究，准备充分的材料和证据，在国庆节以后，选择适当的时机，在他们所在单位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群众中进行斗争，给他们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各地党委应该注意掌握，打击面不要宽。现在，不进行像1957年那样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七、关于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的工作和待遇问题，中央将另有指示。

9月17日，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泽东9月14日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决定中说：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主席所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特赦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会议一致同意这个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第15项的规定，决定：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这一天，刘少奇根据人大《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颁布了特赦令。

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第一批被特赦罪犯中的33名战争罪犯于12月4日执行。在这批战犯中，原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有30名；另外还有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等人。

溥仪被特赦后回到了北京，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园工作。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9年8月24日就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问题给刘少奇的信，值得认真一看。他在信中说：“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70％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在今后7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10％左右，”“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这是毛泽东最先提出解决右派分子问题的重要证据。可当时工作在第一线的邓小平等人对这一重要指示先是拖着不办，继而在毛泽东身后却对反右运动一风吹，最终使得那些被蒙在鼓里的右派分子在平反后恶毒咒骂毛泽东而对邓小平则歌功颂德、顶礼膜拜。现在是到了应该认真梳理从反右到平反这一整个过程、以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了！

第2章 1959年9月—

“资本主义私有制就要永远进坟墓了，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起来进行垂死的抵抗。”

话说1959年9月18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了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视察之行。

9月19日，毛泽东在天津郊区视察一个农场的水稻。

9月21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侵入中国空喀山口，制造事端，中国巡逻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9月21日上午，毛泽东到了山东济南。

上午10时，毛泽东在专列上准备就经济建设和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召开一个座谈会。舒同和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杨节、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三人一起走进毛泽东专列的办公室。舒同汇报了封山造林的情况，毛泽东问：

“你们年年谈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么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

舒同又汇报全省计划组织900万劳动力上阵搞山水林田，毛泽东问：

“能组织这么多人吗？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要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

毛泽东又问郑松：

“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每亩能产多少？”

郑松回答说：

“玉米亩产500至700斤，间作大豆一二百斤。”

毛泽东说：

“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的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

座谈会结束时，毛泽东说：

“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游过了，还没有游过黄河。我明年夏季到济南来横渡黄河。”

舒同说：

“黄河同别的大河不一样，河水含泥沙太多。”

毛泽东说：

“有点泥沙怕什么？上岸来冲一冲就是了。”

历城县东郊公社的一些村庄就在黄河岸边，郑松对黄河的情况也了解一些，他说：

“黄河中漩涡很多，也很大。”

毛泽东见他们有顾虑，就说：

“漩涡也不怕，你们可以事先勘察一下嘛！”

舒同看毛泽东横渡黄河的决心这么大，就和杨节、郑松研究了渡河的地点、时间及如何组织人员勘察等等问题。毛泽东说：

“就这样定了，我明年7月下旬或8月上旬来，你们可以先找些人做点准备。”

眼看已经12点了，毛泽东就留舒同三人在专列上吃了午饭。

后来到了1960年，由于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没有到山东去，以后横渡黄河的计划也一直没有实现。

再说这天下午１时，毛泽东在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副省长白如冰、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杨节等人陪同下，来到省农科所试验田。车队径直开到试验田边，毛泽东一下车，秦杰副所长激动地迎上前去，毛泽东问道：

“我在哪里见过你？”

秦杰回答说：

“去年８月９日我在这里迎接过主席。”

毛泽东在秦杰等人的引导下，顺着田间小路向南察看棉花试验田。这一年的棉花比上年还好，面积也扩大了。此时正是棉花大量摘收的时候，毛泽东看着雪白的棉花，问道：

“平均每棵棉花有多少桃子？”

秦杰说：

“平均每棵有30多个桃子。”

“一亩地多少棵？”

“每亩4000棵。”　　

毛泽东看到有个品种的棉花长的又高又大，便问：

“那是什么棉花？”

秦杰说：

“那是木棉，这里是不是适合，还得锻炼它。”

毛泽东又继续往田间里边走，沿路还看了蔬菜、多穗高粱、地瓜等农作物。在一块大白菜地，他见大白菜长势很好，便关切地问：

“大白菜一亩地能产多少斤？”

秦杰回答：

“亩产6000多斤。”

毛泽东问：

“大白菜是自己包的，还是人工包的？是不是为了天冷自己包起来的，再多长些时间？”

秦杰说：

“白菜心是自己包的。”

他看到高粱地里的多穗高粱，数了其中一株有６个穗，就问：

“为什么说是多穗高粱？是不是一棵上长好几个穗子？这种高粱从哪里来的？”

秦杰说：

“是的，一棵上长好几个穗子，这个品种是从河北来的。”

看到地瓜丰产田里长的９斤重的大地瓜，毛泽东问：

“种地瓜是否翻蔓？种的什么品种？是否日本品种？”

秦杰回答说：

“不需要翻蔓，现在我们种的有胜利百号，是日本品种，另外还有一窝红、济薯一号、烟薯一号等品种。”　　

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们要给农民多培育些好品种。”　　

此时天上下起了小雨，随行人员给毛主席撑起了伞。毛泽东看到在场的人员没有雨伞，都淋在雨中，就说：

“下雨了，走吧！”

他挥手让农科所的干部职工回去，自己上了车，来到东郊公社大辛庄大队看玉米的生长情况，他问郑松：

“这一亩能产多少？”

郑松说：

“这片丰产田可达800斤。”

毛泽东说：

“加上小麦，就是亩产一千好几百斤，这是个大跃进啊！”

9月22日，毛泽东到达郑州，在这里停留了一天多。

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指示中说：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跃进和社会购买力的提高，城乡人民对日用生活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为适应生产发展和生活提高的要求，商业部门除了大力组织收购、供应，召开各级物资交流会以外，还必须积极组织和指导农村集市贸易，便利人民公社社员交换和调剂商品，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促进人民公社多种经济的发展，活跃农村经济。

领导和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原则，应当是活而不乱、管而不死。为了正确贯彻执行这一原则，必须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经济政策的宣传工作，让基层干部懂得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展农村集市贸易，有利于促进农、副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便于组织短途运输，便于管理市场价格；便于人民公社、生产队、社员之间进行商品的交换和调剂；同时也便于为商业部门开辟货源。人民公社、生产队对农村集市贸易要给以必要的支持，并向社员进行有关经济政策的教育，使他们在参加集市贸易当中，作到买卖公平、不抬价、不抢购、不贩运、不弃农经商。

9月24日，毛泽东来到河北省成安县道东堡村，视察了道东堡村的“棉花丰产方”。

据亲历者高成在《难忘的记忆——纪念毛主席视察成安县六十周年》一文中记载：1959年9月24日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毛主席风尘仆仆地来到成安县道东堡村视察“棉花丰产方”。当时我有幸以学校少先队员的名誉去欢迎毛主席的到来。虽然已过去了60年，但毛主席视察“棉花丰产方”的情景还依然记在我的脑海中，使我终身难忘。

那天，秋高气爽、晴空万里。道东堡村“棉花丰产方”的棉花长势喜人，雪白雪白的棉花一望无际，如同银海一般，从成安县城到道东堡村的马路，当时虽然没有硬化，但路面整修得平平整整，打扫得干干净净，“棉花丰产方”中间一条小路两旁彩旗在秋风中招展。

上午10点左右，十几辆黑色轿车慢慢地向我们这里驶来。当汽车停稳后，毛主席从第二辆汽车里走下来，他老人家身穿灰色中山服，脚蹬一双半旧牛皮鞋，站在车门前微笑着向大家招手。大家高兴地向毛主席身边跑去，毛主席一一和大家握手，当时我跑到毛主席身边，用一双小手握住毛主席又大又厚的右手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说了一句“毛主席您好！”这时毛主席微笑着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多大了，上几年级，我高兴地说：“十二岁了，上5年级”。

毛主席在省、地、县委领导的陪同下对“棉花丰产方”进行了视察，当时我就跟在毛主席的身后，一边追着跑，一边追着看。

毛主席首先来到了当时打机井的木架子前，他抬头看着又高又大的木架子，上边有一个圆圆的木轮子在转运，就问：

“这个木架子怎样打井的啊？”

打井的负责人就向毛主席进行了详细的汇报，只见毛主席高兴地点了点头。往北走，就是道东堡“棉花丰产方”，小路两边的棉花地里公社社员正在摘棉花，当毛主席来到这里时，社员们纷纷从棉花地里跑出来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声音响彻云霄。

再往北走，毛主席视察了棉花温室大棚，大棚一是培育优质棉花，二是提前栽培，这样可以增加棉花产量。毛主席走进一个温室大棚，看见5、6棵“棉花大王”长得像小树一样，大约有一米多高。据说这几棵棉花在温室大棚里已生长了三年了，每棵约有150多个棉桃。毛主席看见这几棵棉花就问：

“这一棵棉花能收多少棉花呀？”

大棚负责人说：

“大约5斤多棉花”。

毛主席说：

“好！”

他走出大棚，往南来到了一片菜地，那里种了两排“蛇皮豆角”，豆角有一米多长，看上去像一条条青蛇一般，毛主席看到这样长的豆角很好奇，他老人家在一串串豆角前转来转去，看了又看。豆角地南边，有一片冬瓜地，9月的秋天，地里长满了又大又白的大冬瓜。毛主席指着冬瓜说：

“这是什么瓜呀？长得这么大？”

村支书说：

“这是我们村的特产，叫大冬瓜，一个冬瓜有50多斤重”。

毛主席听了后说：

“不错，不错”。

初秋的天气，虽然凉爽了许多，但到中午还是很热，毛主席这时脱下上衣，只身白衬衣，他老人家真像一位公社社员，大家都说：

“毛主席就是咱们社里人”。

12点左右，毛主席在“棉花丰产方”简易平房里同棉花姑娘们进行了座谈，道东堡村用自家特产大西瓜，招待了毛主席。

9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9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军委组成的决定，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说，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由下列21人组成，他们是：

毛泽东 林 彪 贺 龙 聂荣臻 朱 德 刘伯承 陈 毅 邓小平 罗荣桓 徐向前 叶剑英 罗瑞卿 粟 裕 陈 赓 谭 政 萧劲光 王树声 许光达 萧 华 刘亚楼 苏振华

中央军委常委由下列13人组成，他们是：

毛泽东 林 彪 贺 龙 聂荣臻 朱 德 刘伯承 陈 毅 邓小平 罗荣桓 徐向前 叶剑英 罗瑞卿 谭 政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林彪、贺龙、聂荣臻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罗瑞卿为秘书长，萧向荣为副秘书长。

9月26日晚，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视察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汇报说，为给这座建筑起名字，他曾征求专家组的意见，大家提出了“人民宫”、“共和宫”、“首都会堂”等多种名称，而结构组组长茅以升则提议叫“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当即决断地说：

“人民大会堂，这个名字很好，可用。”

9月27日，毛泽东给来京参加全国文艺调演的农垦局文工团代表李艾写了一封信。

本传在第七卷中已经说过，李艾是作为中南海文工团的战士在1958年和吴凤君等二十多人一起去了北大荒垦荒。她这次到京后，给李银桥打了一个电话，把自己在北大荒糖厂亲手生产并自费购买的一包白糖托李银桥转送给毛泽东，没想到李银桥很快就给她送来了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她接过那个大大的信封，激动得心里蹦蹦直跳，拆开一看，只见毛泽东在信笺上写着：

李艾同志：

承赠食物一包，甚为感谢！祝贺你的进步。问候北大荒的同志们。问小蒋、小胡他们好。

毛泽东 9月27日

李艾看罢信，急切地问李银桥：

“我想见见主席，行吗？”

李银桥说：

“好吧，我联系一下再告诉你。”

在国庆节前夕，班禅额尔德尼和阿沛·阿旺晋美来到了北京，参加庆祝活动。毛泽东专门和他们进行了谈话，询问民主改革情况。毛泽东说：

“和平民主改革是《十七条协议》的一条原则。虽然《十七条协议》被西藏反动派撕毁了，但我们仍要沿着和平民主改革的道路走下去，仍要按照协议执行。”

此时，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第二次应邀来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

此前，程思远曾将李宗仁的一封信转交给周恩来。李宗仁在信中说，他保存有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这批文物是12箱字画，是他在北平当行辕主任时花了11万美元购买的。周恩来在接见程思远时说：

“你转来李德邻先生的信，说他自愿将他收藏的历史名画献给祖国，这是他爱国精神的表现，政府考虑接受。”

9月底，苏联派出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为首的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中国建国十周年庆典。

9月30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后也匆匆直接飞抵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这是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华，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来到机场迎接他。赫鲁晓夫神气十足地走下图-114座机，满脸堆笑地大步朝毛泽东走过来，毛泽东礼节性地与他握了手。当体态肥胖短粗的赫鲁晓夫试图与毛泽东进行同志式的拥抱时，毛泽东像一名拳击高手一样迅速地闪开了。

毛泽东没有致欢迎词，而赫鲁晓夫则发表了早已准备好的简短讲话。他说他的美国之行，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毛泽东面无表情地站在一边，一言不发。

这天晚上，毛泽东按响电铃，吩咐卫士搞点麦片粥。卫士用茶缸在电炉上煮了麦片粥，毛泽东喝了麦片粥，就向颐年堂走去。

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谈到了1958年炮打金门前后的情况，他说：

“那时他们做得不对，不应该把兵舰调来调去。美国人没有多大本领。他们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指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上一次会谈——笔者注）并没有谈这个问题。当时所以没有跟你们谈，是因为我们有这种想法，但是还没有最后决定。我们没有想到打炮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只是想打一下，没曾想他们调动这么多的兵舰。你们走了以后，我们在8月中旬才决定打。因为8月20、21号联合国要通过美国扩军的决议，所以，我们8月21号没打，23号才打。美国人在黎巴嫩总是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生怕别人打他。美国人没有立刻弄清楚我们的目的，以为我们要打台湾，就把他们的军队从地中海、太平洋、西太平洋、日本、菲律宾调来。等到地中海舰队开到新加坡的时候，一看没什么事情啦，就在新加坡停下来啦，引起了印尼的恐慌。我们一骂，他们就退回到菲律宾去了，住了两个礼拜。可以看得出来，美国人这次部署很慌很乱。”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了家里，等待着一位即将到来的小客人。

此前，李银桥早就告诉李艾，说今天晚上她可以来看望毛泽东了。可李银桥站在门口左等右等，也不见李艾到来。原来，李艾这天晚上的任务是观摩话剧，看完已经很晚了，便急匆匆地骑上自行车赶往中南海，李银桥见她来了，埋怨说：

“怎么这么晚才来，主席等你老半天了。”

毛泽东正在书房里看书，听到外边的动静，抬头向外张望，一见李艾就说：

“哦，不怕鬼的姑娘来看我了。”

李艾原来在中南海时，毛泽东一直戏称她为“不怕鬼的姑娘”。

“主席，您好！”李艾行礼毕，激动地握着毛泽东的大手，又问：“您身体好吗？”

“好。”毛泽东上下打量了一下李艾，让她坐下，感慨地说：“长大啰，长大啰！”

李艾听到毛泽东的夸奖，莞尔一笑，又歉疚地说：

“主席，我去观摩话剧，让您久等了。”

“你看的什么？”

“《东进序曲》。”

毛泽东吮了吮嘴唇，点点头说：

“知道了，这是一出好戏，是华东的。”

李艾一看表，已经是夜里11点了，她腾地站起身来，说：

“主席，太晚了，明天是国庆节，您还要上天安门去检阅，我走了。”

“不要急嘛。”

毛泽东还想挽留她。李艾知道国事重大，自己不宜久呆，就说：

“我下次再来看你吧。”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建国十周年大庆。这次庆典是建国1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11个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代表团和日本、印度等60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了庆祝活动。赫鲁晓夫、胡志明、金日成和其它国家党的首脑出席了庆典。

上午9点55分，毛泽东身着深灰色中山装，赫鲁晓夫头戴草帽身着乌克兰式衬衫，和胡志明、金日成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中国党政其他领导人及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60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团长和党的代表，八个亚非国家政府代表团团长和政府代表。他们一起观看国庆游行活动。

上午10时，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国庆典礼开始！”

阅兵式开始了，受阅部队由1五个徒步方队、14个车辆方队和六个空中梯队组成。

空军受阅编队增加到5机，飞机总数增加到155架，受阅飞行高度降低100～150米。

此次阅兵的装备数量大大增加，且受阅轻重武器装备绝大部分已实现了国产化，标志着中国军队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装甲兵方队，装备了中国制造的59式中型坦克，这是我国制造的第一代主战坦克，当年定型，当年投产，当年装备部队并参加国庆阅兵。飞过广场上空的是由中国制造的歼5型飞机组成的梯队。

阅兵规模比往年大，但用的时间却只有58分钟，这表明阅兵组织工作比往年更周密、更细致、更成熟。

国防部部长林彪在阅兵总指挥杨勇的陪同下，乘国产阅兵车，检阅了广场上和在东长安街列队的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检阅完毕，林彪登上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加紧训练和学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先进的军事经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大力提高军事技术，使每个人都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精通业务，熟练的掌握自己手中的武器和装备，以便胜利地履行我们保卫国防防止侵略的光荣职责。”

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曾兼任人民大会堂结构专家组召集人的茅以升及其家人，正好遇见了走向休息室的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茅以升的三个外孙与毛泽东、赫鲁晓夫握了手，并一起照了相。

赫鲁晓夫在休息室里向毛泽东提出，要撤走帮助中国生产原子弹的专家。毛泽东若无其事地说：

“你们可以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撤回去也没有什么大关系。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更好，不能帮助就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等外国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了焰火。尔后，他们又来到人民大会堂，观看“将军合唱团”的演出。

“将军合唱团”的230名共和国将军们，在人民大会堂登台演唱，由上将李志民指挥。幕布一拉开，满堂生辉，势惊四座。将军们虽然不是专业歌唱演员，却也堪称业余歌手。他们的歌声气壮山河，波澜壮阔。指挥“将军合唱团”是李志民，更是引人注目。

接下来，梅兰芳演出了从豫剧中移植过来的京剧《穆桂英挂帅》。演出结束后，毛泽东找梅兰芳谈话，他高兴地说：

“这个戏很好。看得出是你舞台生活40年的集中表演，也是你老年的代表作。至于戏中的人物，是否可以将‘安王’改为‘西夏王’？”

梅兰芳连连称是，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10月2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会谈，中方出席的领导人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

赫鲁晓夫向毛泽东介绍了苏美首脑在戴维营会谈的情况，还一个劲儿地鼓吹美国如何好，如何富裕，工人也很富、很富。他还说艾森豪威尔是什么“和平之士”，要建立什么没有武器、没有战争、没有军队的“三无世界”。毛泽东深沉而冷静地望着得意洋洋的赫鲁晓夫，中肯地说：

“你们跟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的有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呀，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也不是这样。访问美国只带回这样一些东西？”

赫鲁晓夫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向中方提出释放8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和之后在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毛泽东回答说：

“这很难做到。你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法律。放是要放的，但现在不能放。”

赫鲁晓夫当场红了脸。他坚持说这几个人一定要放，因为在戴维营会谈中，他已经答应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可是，毛泽东是无论如何也不答应他。周恩来则解释说：

“这八个人都是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

赫鲁晓夫又说，苏联和美国两大力量对于维护世界和平，负有特殊的责任。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大放厥词，早已忍无可忍，就严厉批驳了赫鲁晓夫的观点。赫鲁晓夫也反唇相讥，他指责中国在西藏问题上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逃走，不该和印度为那块不毛之地发生冲突。他指责中国为什么开枪？毛泽东愤然反驳道：

“这是原则问题！”

周恩来、林彪、彭真、陈毅也反复向赫鲁晓夫说明事实真相：早在1951年前后，印度方面趁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之际，向中国历届政府均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推进，侵占了中国东段9万平方公里领土，后来又在中段侵占了2000平方公里，并且还要侵占西段3.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959年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中国边防军作战进入山南边境要地。印军也越过麦克马洪线的实际控制线，向北面中国西藏境内推进，是他们先开枪，12个小时之后，中国士兵才开枪的。

赫鲁晓夫不顾事实真相和是非，要中国答应给尼赫鲁一片领土，他说：

“你们为之战斗的土地，只不过是一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边界也是几十年前确定的。”

陈毅反驳说：

“西藏印度边界是英国在1914年用所谓麦克马洪线确定的，这块土地是属于中国的，是英国人把它从我国手里夺走的。”

毛泽东说：

“根本的问题是印度武装有预谋地入侵中国领土，我本人以及驻西藏的边防军的领导也都没有觉察，直到边民和巡逻兵多次报告之后，中国政府才不得不发出正式抗议，采取了自卫反击步骤。”

周恩来也补充说：

“赫鲁晓夫同志，达赖叛逃，怎能说是我们放跑了他呢？中印边界冲突，明明是印度对中国的侵犯，怎么说我们不该为了西藏那块‘不毛之地’和所谓的中立国交火呢？”

毛泽东说：

“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的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们两党的分歧。”

彭真接着说：

“我们不知道你们苏联是什么原则，难道别人越境，先开枪达12小时之久，还不还枪吗？”

赫鲁晓夫对着周恩来教训道：

“你是大外交家，怎么也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也不客气地说：

“我们对尼赫鲁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同他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他却利用达赖反华，挑起边界事件。面对外来侵犯，我们忍无可忍，奋起自卫，这能说不讲团结吗？”

赫鲁晓夫受到如此指责，恼羞成怒，就把一口恶气撒在周恩来身上。他环顾大家一眼，指着周恩来说：

“毛泽东同志1957年派周恩来去处理匈波事件，他却在莫斯科无端地教训我。”

周恩来见赫鲁晓夫旧事重提，就说：

“我们不是教训你，是讲应该很好地处理兄弟党的关系，只是给你们一个中肯的建议，而你们接受不了。我们就不再说了。当时不是双方还发表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吗？你当时咒骂兄弟党领导人，违反了兄弟国家共处的原则！”

“没有！”赫鲁晓夫将拳头捶在沙发扶手上，嚷道：“我没有咒骂，我没有这样的态度！”

周恩来平静地说：

“自己说过的话，怎能不承认呢？”

周恩来的俄语翻译李越然见赫鲁晓夫耍赖，他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站起来说：

“赫鲁晓夫同志，当时周总理在克里姆林宫那间办公室与你谈话时，还有卡冈诺维奇同志在场，翻译就是我。你当时确实说了那些话。”

赫鲁晓夫红着脸为自己开脱说：

“我说过吗？我记不清了，记不清了。”

说罢，他把话题转到中国炮击金门问题上，说没有与苏联打招呼。陈毅反驳说：

“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的领土。你难道还要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赫鲁晓夫冲着陈毅说：

“好，我知道你是元帅，我是中将，军事上我得服从你。但现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

陈毅说：

“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讲得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这是两个党在谈问题嘛。”

赫鲁晓夫望一眼毛泽东，双手一摊，说：

“你看，你看，你们全体政治局常委都在这里，我才这么几个人？这种会谈是不公平不对等的。”

毛泽东微微一笑，不客气地说：

“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向金门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就是说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在会谈将要结束时，毛泽东缓和了一下紧张气氛，说道：

“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说过你们的问题。但这是一小部分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

赫鲁晓夫说：

“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

毛泽东说：

“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

赫鲁晓夫说：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今后还是这样的。”

这天晚上，毛泽东吃了两次安眠药，仍然不能入睡。他起来了，坐在沙发里，一杯接一杯喝茶，一支接一支吸烟。

后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一天下午用茶时，赫鲁晓夫提出，要见一见彭德怀元帅，并要送给彭德怀一份漂亮的礼物。毛泽东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尽管他心中非常恼怒，可还是不动声色地转换了话题，谈到了汉语的独特性，选择了一个赫鲁晓夫无法争辩的话题来对付他。

“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中都有‘电’这个词。”毛泽东缓缓地说：“但是，他们都是从英语中借用来的，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自己的词。”

他又问赫鲁晓夫说：

“你知道有多少征服者侵略过中国吗？”

毛泽东不等对方回答，就接着说：

“可多啦。但中国人同化了所有征服者。”

还没等赫鲁晓夫反应过来，毛泽东又说：

“想一想，你有两亿人口，我们有七亿。”

10月4日，赫鲁晓夫在离别北京时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毛泽东没有发表送别讲话。两人只握了一下手，脸上没有笑容。中苏双方也没有发表联合公报，赫鲁晓夫就在这冷冰冰的气氛中踏上了归程。后来在10月6日，赫鲁晓夫到了海参崴，在讲话中攻击中国领导人是“向往着战争，像一只公鸡一样准备打架，这是不明智的”。

后来，毛泽东则在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气愤地说道：

“苏联曾要求与我们搞联合舰队，什么联合舰队？还不是搞殖民主义！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搞不平等条约，还弄个什么51%是袁世凯的，49%是日本的，在表面上以示区别谁是主权国。可是苏联却要求在中国的领海与中国搞联合舰队，提出各占50%，这不是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帝国主义吗？还要与我们共同搞什么长波电台，还不是搞我们的情报？”“他赫鲁晓夫在去美国戴维营之前，为了讨好美国，骂我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那好吧，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呢？是草鸡！”

毛泽东的话语一落，听报告的全体人员立即发出了一阵爽朗的笑声，毛泽东也笑了。这是嘲弄赫鲁晓夫的非常辛辣、幽默、形象的语言。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民族精神，他说：“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的同事，他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超过他自己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不会容忍这样的事，要是斯大林多活几年，我们和中国的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而且会采取关系完全破裂的形式。”

再说10月4日晚上，李艾在中南海春藕斋周末晚会上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一见到她，就招呼说：

“李艾，过来，过来。”

李艾兴奋地握着毛泽东的手问候道：

“主席，您好！”

毛泽东向周围的人们介绍说：

“这是从北大荒回来的李艾同志。”

他让李艾坐在自己身边，高兴地说：

“你们远走高飞，长大啰，成为一个劳动者了。前些时候，到北大荒的那个梁小芳到我这里来了。这个小鬼呀，才这么一点点高的个子，就当了列车长了，好啊!”

毛泽东又打听了到北大荒去的其他人的情况，仔细地了解北大荒的生产情况，他还问李艾：

“你有没有挨饿呀？”

李艾说：

“我们北大荒还行，按定量吃饭。”

“真的吗？”

毛泽东盯着李艾问。正在此时，江青来到了春藕斋，只见她那高挑的身材外罩着一件白色毛料长裙，愈发显得典雅脱俗。毛泽东见江青来了，就叫住了她，笑容满面地介绍说：

“这是北大荒来的李艾同志，你们拉拉手吧！”

江青微微一笑，和李艾轻轻地握了一下手，就走向了自己的座位。此时，乐曲已经奏响了，李艾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请您跳舞。”

“好嘛。”

一曲终了，毛泽东回到座位上，又问李艾：

“你刚才讲那里的情况是不是真实情况？”

“主席，粮食是丰收了，大家的生活确实比以前改善了。我们是吃了很多苦，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大家都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李艾那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成熟而又坚强的光芒，她又说：“主席，转业后的指战员们处处都起着模范带头作用，非常吃苦耐劳，每一个都是好样的。”

毛泽东很欣慰地说：

“问候北大荒的同志们。你们要爱护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李艾点点头，十分依恋地说：

“主席，我该走了，明天就回北大荒了。”

毛泽东关心地问：

“我能帮你做什么事吗？”

李艾摇摇头，像一个懂事听话的女儿一样，微微一笑，说：

“主席，您放心吧，我一切都很好。”

“长大啰。”

毛泽东喃喃地说。李艾握着他那温暖的大手，说了声：

“主席，再见！”

转身离开了春藕斋。

10月5日，毛泽东会见了巴西、阿根廷、古巴、委内瑞拉等拉美17国共产党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整个国际形势是在好转。西方的高压政策、实力地位政策，或者说是冷战政策，已难以继续下去了。西方统治集团，比如美国集团、英国集团的大部分，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有恐惧。如果说冷战形势有所缓和，那是因为以往的冷战政策对他们不利了，所以才有些改变，才使形势缓和下来。但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有两手：使形势有所缓和，这是一手；另外一手，当缓和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挑起紧张局势。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们的‘爱好和平’和我们的爱好和平是不完全一致的。”

“我们有困难，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比我们更多。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是可能的，而且和平时间不会是很短的。就是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你们应当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他们是一定有困难的，正因为有困难才要缓和，否则何必缓和呢？西方国家之间也不一致。西方国家内爱好和平的人同他们的政府之间是有区别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也有区别。此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都是反对帝国主义控制的。当然，也有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广大人民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团结的，阵营加强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已不是那么容易。苏联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都靠在一块儿，而且巩固了。这样，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就不能不考虑。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发展，不是向坏。只是有个情况也要估计到，那就是疯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所以，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

关于台湾问题，毛泽东说：

“台湾问题很复杂，又有国内问题，又有国际问题。就美国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通过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我们还在同美国谈判，可是美国没拿出名堂来。以前我们在日内瓦谈，现在在华沙谈，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要求美军撤出台湾，他们不干，我们只能等，他们要多少时间撤出，我们就等多少时间。我们不会首先同美国打起来的，同志们放心好了。就蒋介石说，台湾是一个国内问题。是否一定要用武力解决呢？也不是，我们准备同蒋介石谈判，但他不干。我们没有办法，可能有一天会打起来的。国内问题有两个解决办法，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有人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了起来。台湾只有一千万人口，几年不收回台湾（包括金门在内）也不要紧。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一个大中国，一个小中国。他们说，德国有东德、西德两个，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中国？我们说德国是战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我们的敌人，按照波茨坦协定的规定分为两个。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同盟国。按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参加的开罗会议的规定，台湾从日本手里归还中国。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人暂时占领了，日本失败后应归还中国。蒋介石失败后跑到台湾，在台湾建立政府。全世界还有许多国家同台湾当局有外交关系。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

在国庆节过后，回到香港的程思远将李宗仁存在纽约的字画运到了香港。周恩来马上安排有关人员去接回到北京，并指示故宫博物馆进行鉴定，结果发现这批字画有的是真迹，大部分是赝品。按行情计算，价值不过3000美元，与李宗仁所说11万美元相差太大了。

周恩来把字画的事情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说：为了争取李宗仁回国，准备给他3万美元。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道：

“恩来呀，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这叫做‘投石问路’”

后来，周恩来让程思远转告李宗仁说，他捐的字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情，将助他一笔赴欧洲的旅差费，以壮行色。李宗仁得知后喜出望外，连声称赞说：“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

10月7日12时40分，人民解放军地对空导弹兵某部营长岳振华指挥部队，拦截国民党军飞向北京的美制高空侦察机，3发导弹全部命中。飞机残骸坠落于通县东南河西务村附近，飞行员王英钦当即毙命。

此战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用地对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人民解放军这支地对空导弹兵部队，是在1958年秋冬刚刚组建起来的，共分为1、2、3营。

10月8日，毛泽东接到了薄一波写给他的一封信，只见信中写道：

“我的家乡——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韩生智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兴奋：1、公社化后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2、今年每人平均分到30斤麦子（保证了国家征购任务后），我的家乡主粮是杂粮。3、公共食堂59座，看来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4、群众情绪高涨，等等。特将这封令人兴奋的信打印送您一阅。”

10月11日，毛泽东审阅陈伯达10月9日送审的《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貌》一文。

这篇文章的核心是毛泽东9月11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另外，陈伯达还参考了毛泽东在外事会议上谈及彭德怀的一段话。他在送审稿上附言：“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这篇文章又作了修改，请审阅。”毛泽东看罢，将文章题目改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批注：“原题没有抓住本质，改一下为好。”他又批示道：

“伯达同志：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好一点。”

10月13日凌晨4点半，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召见北京大学教授任继愈，和他一直谈到7点半。在座的还有陈伯达、胡绳和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据任继愈回忆说：“这次在毛主席家的谈话是大家围着一个方桌，交谈很随便，中间吃了一顿饭，边吃边谈。胡绳和我到毛主席家比较早，陈伯达因司机不在，晚到了一个小时。”

据任继愈追记的谈话记录，谈话内容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关于研究中国哲学史。2.关于哲学问题。3.关于逻辑学方面的问题。4.关于百家争鸣和学术批判问题等等。他在谈话记录的最后附注说：“这份谈话过程是根据回忆整理，仅记录了毛主席的话，内容分类是整理时加上的。回忆会有遗漏。陈伯达和胡绳没有讲更多的话，毛主席鼓励个人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写在这里，未记录在其中。”

任继愈公开发表的谈话内容和他儿子任重公开的史料，只是这份谈话记录中的一部分，抄录如次，以飨读者：

毛泽东一见任继愈的面就说：

“今天晚上不打算睡了，想找你来谈谈。你写的那些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北大有没有人研究佛教？”

任继愈回答说：

“除我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

毛泽东说：

“我看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十八篇》，有些地方还有可取之处，但他没有讲清楚。你写的佛教禅宗的文章我也看了。对于禅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禅宗是主观唯心主义，完全抹杀它，是不行的。”

他又说：

“王阳明接近禅宗，陆象山不太纯。”

毛泽东转对陈伯达说：

“禅宗的《坛经》你们看过没有？我早就说过，要你们找来看看。继愈同志的文章你们看过没有？你们可以找来看看，很容易看。”

他背了几段《坛经》，并作了讲解，接着，又对任继愈说：

“中国哲学史，古代先秦部分研究的人比较多，近代现代的已开始注意起来了。只有中间一段似乎注意得还不够。你们有人注意这一段，很好。”

“研究哲学史，对历史、经济、政治、法律、文艺也要注意，它们的联系很密切。你对历史注意不注意？对当前的问题关心不关心？”

毛泽东还说：

“宗教史也要研究。佛教史你在搞，很好。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

任继愈说：

“福音书（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

毛泽东说：

“那可不好。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

任继愈回答说：

“师生加起来有500人。”

毛泽东认真地说：

“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慢慢地来，先做着。”

“基督教还是要抽个把人搞，你们是一个500人的大系嘛。研究宗教不能让信仰宗教的人去研究，只有外行人才能把宗教作为对象来研究。因为有信仰的人，如果研究他所信仰的宗教，有时不免受到局限性。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的人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至少不客观。”

“某某搞阿拉伯哲学史怕不行吧，因他相信那一套。我们对旧中国没有迷信，我们就研究得透，蒋介石对旧中国有迷信，到死也没有办法。”

“老子的问题你们争论得怎么样了？”毛泽东指着陈伯达对任继愈说：“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吧？”

“古人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值得学。禅宗的独创精神，成佛不要去西天。”

毛泽东屈起一个手指，说：

“《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我们是不放第一枪。现在印度骂我们，我们不动，等到一定时机，我们就狠狠地还击一下。”

他又屈起一个手指，说：

“《左传》的‘退避三舍’也学了，我们打仗有时一退不止三舍，一舍30里，三舍90里，我们有时一退几百里。”

接着，他屈着第三个手指说：

“《礼记》的礼尚往来也学了，对敌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

在这份谈话记录中，关于哲学部分有这样的内容，毛泽东说：

“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讲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的规律。现在把革命的理论、党的建设、伦理学、法律、文艺都放在里面讲，如何包得下？像革命的理论、党的建设，从前可讲得不多，经过这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太丰富了，是不是要独立出来单讲呢？”

“一切东西都是发展的，动物是从植物发展来的，最初是先有的藻类。动物植物将来未必有一条不可改变的界限，以后若干年，植物也可能动起来。如果动植物之间没有相互转化的可能，人吃植物就不能活下去。”

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团长萨瓦茨基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的外交要为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更多的时间，更稳定的和平环境和更多的国际朋友。”“总之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要有朋友。”“社会主义国家是朋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好好团结。此外，还需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没有朋友是不行的。”

“争取和平是我们的共同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和平可以永久的维持，我们先说维持15年至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原子战争不好，不打这个战争是有可能的。”

10月15日，毛泽东中央转发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将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这个报告提出：在今年的10月、11月、12月三个月内，从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特别是从短途运输、山货采集、野生植物收割、农产品加工、手工编织以及挖矿石等等方面，在切实做好“三秋工作”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地扩大副业生产，发展多种经营，力争在原定的农副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加10%左右的计划之外，再增加33亿5千万元以上的产值，使1959年的农副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加15%，使农业在特大的旱涝虫害的侵袭之下，仍能实现大跃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各地必须立即抓紧布置下去，一直布置到公社和生产队，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超产运动的热潮，想尽一切办法来实现农副业总产值增加15%的要求。但是，这件事只在群众中动员，切实努力去做，埋头苦干，力争实现，没有实现以前不要登报。

农业部党组的这个报告还讲到：今年5、6、7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实际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庐山会议以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总路线的斗争中，已开始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大量的揭露出来，请你们认真注意，彻底加以揭发和批判。

中央 1959年10月15日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委整社试点经验起草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在把湖南省委关于湖南整社试点的经验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经验很好。

湖南的试点经验十分清楚地表明，目前在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10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中央在10月12日批发的河南省委批判省委候补委员、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等同志的材料，使同志们看到党内高级干部中那些反对人民公社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的思想是直接反映富裕中农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的。现在湖南这个材料可以更清楚地使同志们了解，农村中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干部当中的少数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怎样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并且根本反对社会主义。他们的反动口号是：“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于，解放后不如解放前，好像一个倒宝塔，一级比一级差。”他们所坚持的显然是一条反动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早就对党的总路线发动了进攻。他们消极怠工，造谣诬蔑，寻隙挑衅，千方百计地要把人民公社搞垮，把公共食堂搞垮，阻挠和破坏大跃进。对于他们这种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活动，广大的基层干部和贫农、下中农早就不能忍耐了。湖南平江瓮江人民公社新马生产队，早在今年5月间就开过三次辩论会，向富裕中农“不顾大集体，只搞小自由”的资本主义思想作了斗争。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要求广泛展开这场斗争。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重大意义，越来越看得清楚了。中央和地方如果不彻底粉碎彭、黄、张、周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就不可能顺利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不可能有今年后半年的继续大跃进，在农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和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也是不可能的。湖南平江瓮江人民公社新马生产队的材料证明，在党领导群众把右倾机会主义的逆流、邪气打下去之后，就立即在政治方面积生产方面出现了一片完全不同的景象，最集中的表现是成年社员中坚决拥护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由原来的70%增加到90%；动摇的，由原来的20%减少到8.5%；反对的，由原来的10%减少到1.5%。社员的积极性大为高涨，蓬蓬勃勃的生产高潮立即起来了。

不要以为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进攻，只会发生在少数地区，而且人数不多，不足为患。事实绝不是这样。反对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虽然只占富裕中农的一部分，可是，他们广泛地散布在广大农民群众中间，他们也参加劳动，他们说话在一部分劳动农民中有市场，他们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样，虽然人数很少，可是，正像湖南农民说的，“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汤”，危害作用是很大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当着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当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和人民公社化，要最后结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私有制，要彻底挖掉富裕中农和资产阶级的根子的时候，他们就必然要起来坚决抵抗。资本主义私有制就要永远进坟墓了，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起来进行垂死的抵抗。近几月来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他们已经起来坚决地抵抗、猖狂地进攻了。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对此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各省市区党委，都应该安排一个适当的时间，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生产，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群众，用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一次整社、整风运动，并且结合着进行整党、整团工作。湖南在生产大队一级整社试点的经验和有关整社的一些政策意见，可供各地参考。

中央 1959年10月15日

10月16日，毛泽东在陈伯达10月13日送审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修改稿上批示道：

“伯达同志阅后，送周、朱、林三同志一阅。然后交尚昆同志办理。”

10月21日，中印双方在边境西段空喀山口发生了武装冲突。

10月23日晨，毛泽东为陈伯达在10月21日送审的批判彭德怀的长文《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了批示。他写道：

此件很好，印发各级党委，供党员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参考，可在党的内部刊物上发表。

中央 1959年10月23日

这篇文章的题目后来又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在11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59年第22期发表。中共中央于12月13日将文章印发各级党委。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委整社试点经验起草的批语中写道：“目前在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10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农村中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干部当中的少数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并且根本反对社会主义。他们的反动口号是：‘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于，解放后不如解放前，好像一个倒宝塔，一级比一级差。’他们所坚持的显然是一条反动的资本主义道路。”他的这些远见卓识在现在是很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可在当时绝大多数人却难以理解。正如他们后来不理解“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一样，误认为这些警世论断都是天方夜谭。

第3章 1959年10月—

“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老党员、老干部，虽然在民主革命阶段，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受过党的长期教育，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却没有真正的思想准备。他们的身体已经随着历史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了，他们的脑袋却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停留在资本主义制度里。”

话说1959年10月间，毛泽东对秘书林克说：

“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最初都是孤立的。但是，他们不怕孤立，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最后证明他们是正确的。”“遇到尖锐的问题时，要坚持原则，旗帜鲜明，不能怕丢失选票。而有人保持两边都不得罪的态度，结果，反而要丢失选票，失去人民的信任。”

此一时期，毛泽东曾多次劝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刘思齐重新组织家庭，但是每一次刘思齐都是流着泪，摇头拒绝。后来邵华对毛泽东说：

“姐姐是因为还没有给岸英哥哥扫过墓，怎能再谈自己的婚事呢？”

于是，毛泽东就亲自安排刘思齐由邵华等人陪同，将在1959年11月25日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9周年祭日前夕，到朝鲜去为毛岸英扫墓，以尽夫妻之情。他还特意把刘思齐找来，嘱咐她要保重身体，并“约法三章”：

1、刘思齐等人往返的路费和开销，从他的稿费中支付，不花国家一分钱。2、住在中国大使馆，不要麻烦朝鲜政府。3、扫墓一事不可声张，不要报道。

10月23日晨，毛泽东为南下口述了一份长长的书目，罗列了36条，计100余种，上千册，叫工作人员装箱带走。后来，这些书装了十多箱，俨然成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

10月23日上午，毛泽东让中央办公厅陈秉忱到故宫博物院借明清两代名人书画作品20件。其中有8件属于明代大书法家的草书，包括解缙、张弼、傅山、文征明、董其昌的作品。

10月23日下午，毛泽东登上专列，离京南下视察，首先到了天津。

专列进入山东境内，毛泽东见沿途土地龟裂，到处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心情非常沉重。

在济南，毛泽东先后会见了25日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陪同来济南参观访问的巴西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普列斯特斯和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夏基等一行四人。

10月26日，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夏基，在座的还有王稼祥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夏基说：

“我们是知识分子，不搞武装斗争，我们搞议会斗争。”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有知识分子。”

他指着坐在一旁的舒同说：

“我领导一个国家，他领导一个省。”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指着茶几上放着的一份材料对夏基说：

“你写的材料，提出了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说是同意中国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是重大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战略问题，一个是策略问题。作为战略问题来说，从长远看，用和平手段能够消灭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够让工人阶级用和平手段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从策略上讲，首先可以说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表明我们不是好战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就被迫不得不使用暴力。不要散布幻想，不要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不做精神准备，就无法教育人民，无产阶级自己也就没有革命干劲。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争的。其实，革命的大量日常工作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但作为革命家，在用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要想到革命时机到来时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要每天去讲。在重要时机才提这个问题，提两条，一定要有两条：第一，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第二，假使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被迫也得使用暴力。

马克思主义者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明知如此，为何又要提和平手段？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还不觉悟，资产阶级就利用这一点恐吓人民群众，说共产党专讲暴力和战争。

列宁在1917年2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指出俄国存在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当时俄国有两个政权并存，列宁根据那时特有的一些条件，设想布尔什维克通过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来夺取政权。后来到了7月就不行了，资产阶级政府用武力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于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用暴力夺取政权。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对全党讲得很清楚，写了许多文章，说明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用暴力是不幸的。他极力反对孟什维克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进行革命的论调。

我们在1955年和英共波立特谈过这个问题，他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要修改中国同志的著作，要在我的选集的英文版中删掉两段将革命一定要用暴力的话。我们不赞成他的这个意见，但结果他还是把那两段挖掉了。

1955年11月莫斯科会议宣言又提到这个问题，也是提两条：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时，无产阶级被迫也要使用暴力。这是一个原则问題。法共、意共对这个问题都提两条，日共、印尼共也提两条，大多数党提两条。讲清楚两条，可使资产阶级被动。我们並不是提倡武力，我们只是说你使用武力我们才使用武力。

但是在从理论上讲问题时，就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讲彻底。国家是暴力机关，无论奴隶制度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国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暴力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离开了暴力还叫什么国家。也有人拿中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为和平过渡的例子，其实我们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打倒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強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发展到几百万军队，这才有了和平改造的可能。

革命用战争手段和用和平手段也是两条腿走路。实际上大量工作是用和平手段通过日常工作进行的，战争时间並不长，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战争。不用两条腿走路，就不能夺取政权。

我们在1945年也努力争取过国內的和平，并参加了国民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时我们准备了另一面，发展了武装力量，有了一年的准备。1946年夏打起來以后，我们也不说绝对不要和平。1949年春天国民党曾提出要‘和平’。那时他们只有长江以南，他们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已经被消灭。美国劝他们谈判，以保住江南，准备力量再來打我们。我们说，你们派代表团到北京來谈。代表团派來了，达成了协议，然后把协议送往南京签字，但他们不肯签。这样很好，拒绝和平的责任就完全在他们身上了。他们第一天拒绝，我们第二天就过长江，100万大军一夜渡过长江，到9月全国大陆基本解放，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我们也还不放弃和平手段，我们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主张同他们正式谈判。但他们害怕谈判，美国更是害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在这种情況下，和平口号就很有用了。

现在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斗争通常是不流血的，但是当事物要发生质变时，就要流血了。经过长期的量变就要发展到质变。要是沒有这种质变，旧的上层建筑是不会改变的。上层建筑主要指政权和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所以首先要用暴力把国家机器这些主要的上层建筑夺取过來，加以粉碎。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不能用武力解决，而是要经过长期的改造。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用來保护经济基础的，当经济基础失掉保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变生产关系，即旧的所有制等。当然这也要经过斗争，但不一定要经过战争。

下面谈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制造的，但走向了它的反面。紧张局势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使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利了，不利于他们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了。杜勒斯的那一套对他们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不利的，他们想走出这条很窄的路。如果紧张局势有利于他们达到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就不能想象他们会有所改变。看來他们了解到这种不利，要有些改变，而且他们害怕战争。大家知道两次世界大战对他们都不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他们更加不利。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战争打起來对它是很不利的。

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兄弟党以及世界和平力量斗争的结果。再有10年和平是很好的，中国和苏联能再搞几个五年计划那好得很。但是还要看到另一面，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例如在赫鲁晓夫访美以后，美国就在一些国家建立了火箭基地，又在联合国大叫大嚷西藏問题，可见他们还要制造紧张局势。所以我们要警惕。”

10月27日，南下专列离开济南，进入安徽境内，毛泽东看到的情况更糟糕，不但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干旱情况也更加严重，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喃喃自语道：

“天灾人祸啊！”

说着，不由得眼圈红了。专列到了合肥，正是晚上，整座城市黑沉沉一片。地方领导人向毛泽东汇报说：合肥地区是水力发电，由于长江水流枯竭，只剩主航道还有一点水，已经无法发电了。毛泽东望着黑沉沉的城市，没完没了地吸烟。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了历史上的几次大灾荒，又说：

“现在有人趁火打劫，想逼我们屈服。没骨气的国家是不敢顶的。”

他问大家：

“你们敢不敢顶？”

大家都说：

“敢顶！”

毛泽东将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

“好！赫鲁晓夫越压，我们越要顶！”

在安徽省境内，毛泽东视察了马鞍山钢铁厂、东风钢铁厂，还视察了一个人民公社的食堂用沼气烧饭、照明的情况。

10月30日，毛泽东在从南京到上海的专列上，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曾希圣、刘顺元、惠浴宇、陈光、彭冲等人谈话，他问道：

“你们情况如何？”

曾希圣答道：

“情况还好。”

“比夏季有点起色吗？”

“同夏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心一意了。”

毛泽东问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顺元：

“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

刘顺元回答说：

“粮食情况今年比去年好。”

有人插话说：

“今年的好处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一点比去年好。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的那个样子了。”

毛泽东问：

“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点吗？”

刘顺元说：

“恐怕好得多。”

有人插话说：

“我觉得，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

毛泽东问：

“心放下来了？”

刘顺元说：

“心比较放下来了。”

“还是不要放下。搞10年吧，搞10年能够储备一年。能不能够？”

“大概差不多。”

毛泽东在和大家的谈话中，再一次讲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讲到了阶级不消灭，总是存在的问题；还说在秋收之后，要在群众和干部中间用批评的方法开展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育。最后，毛泽东又问了江苏省的工业生产情况。

10月30日下午6点多，专列驶入上海，停在上海徐汇支线顾家花园。上海市负责人柯庆施、陈丕显上车迎接毛泽东。柯庆施问：

“主席，现在是不是下去一下？”

毛泽东说：

“不下去。”

“他们有个晚会。”

“什么晚会也不看。”

“游泳吧？”

“现在怕游水。现在我有肠子病，昨天晚上吃了8片磺胺剂，把它压了一下，同时又把窗户开开，大吹其风，温度降了，一睡就睡十个钟头，直到今天下午4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游水了，怕下水，身体搞得不行了。”

接下来，毛泽东在同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刘顺元的谈话中说：

“庐山会议后，8月上旬起，设备、条件还是那样，但是产量、产值就变了，而且变得很显著。变得不显著，人家不信。沪东造船厂今年反右倾以后，有个故事，说是争取60天要送一条船下水，后头19天把一条船的基本建设就搞成了。”

柯庆施、陈丕显插话更正说：是江南造船厂。毛泽东又说：

“从中央材料看见的，说是湖南株洲一个工厂只有30辆汽车，坏了26辆，只有4辆了。庐山会议后，那个劲儿就起来了，两三天功夫，就修好了24辆。从前不知什么道理，工人就没有劲儿了。总之，今年这个经验很大就是了。”

10月31日凌晨，毛泽东为一份关于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一个很穷的生产队发展养猪事业的材料，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吴冷西同志：

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在吴桥县，集资容易，政策正确，干劲甚高，发展很快。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9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苞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中国的河北省吴桥县，也已在开始办了，使人看了极为高兴。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苞谷升到主粮的地位。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即猪）”，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的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实验。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10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制作药原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它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用机械化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

毛泽东 1959年10月31日

毛泽东将信写好后，立即要柯庆施于上午印出20份，发给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和他自己每人一份。

10月31日早晨，机要秘书罗光禄见到毛泽东留给他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罗光禄同志：

两首诗，每首各5份，请于今日分送陈、田、胡、邓、林克5同志为盼。毛泽东 31日早

罗光禄一看，这两首诗是毛泽东在今年6、7月份写的《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立即分送给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邓力群、林克五人。

中午，毛泽东把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六人请到专列上，他说：

“我想和你们商量商量养猪的问题。那个东西印出来了，是个初稿，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看，农业恐怕要抓住这两个东西就好办事，一个水，一个猪。只要水和肥料充足，粮食就能上得去。化学肥料放到第二位，主要靠粪肥。一亩田一头猪，不增产我就不相信。”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乘专列去了杭州。

1959年11月3日中午，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雷英夫乘飞机来到杭州。

这天晚上，周恩来等人首先向毛泽东汇报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对外政策及赫鲁晓夫近期与其遥相呼应的一些讲话内容。毛泽东说：

“现在看来，所说的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杜勒斯这一派，他们的策略一直执行到杜勒斯死为止。杜勒斯一死，策略要变。”“艾森豪威尔这种人物，他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苏，要打击美国共产党，向工人进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压下去。”“他们这种策略，第一是对于保护资产阶级有好处，第二是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有好处。破坏社会主义，比如破坏中国，你苏联他就不要破坏呀？他还是要破坏嘛。”

周恩来和雷英夫指着地图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

“我想提这么个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习惯的边界，整个全线各退10公里，印度也退10公里，中国也退10公里，有20公里的距离，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尼赫鲁不是主张在朗久双方后撤吗？这20公里的距离，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如果说10公里不够，那么还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更长一点。如果说双方各退20公里，就是40公里的距离。”

大家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说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招。周恩来还说：

“中间有个无枪地带，是很主动的。他来了，仅仅接触，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吵一顿，没有枪总打不起来。”

毛泽东说：

“你们还没有来，早两天我在车上就想这个问题。这回你们想来谈，我说是不是这么个方案。这要双方达成协议，或者用换文，或者怎么样。如果他答应，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见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我们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现在为解除这种状况，双方各退若干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以待谈判解决。谈判解决这个时候，关于中印边界，还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太迫近了也是危险。”

大家说，主席的这个提议，尼赫鲁很难不同意。毛泽东说：

“还有可能，他就不退。中印关系的问题很好解决，因为这不是我们生死之争的地方。我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们。我说，我们的威胁来自东方，不是你们。”

毛泽东又转对周恩来说：

“由两国总理通信的办法，恐怕比较好。你明天回去就开政治局会议商量。”

周恩来谈到了1960年的经济计划，他说：

“1960年计划数字，现在总是看涨，我们是控制了。”

毛泽东说：

“下面有劲，不要越涨越搞得被动。”

周恩来和彭真说：

“钢的产量计划是1800万吨，死啃那个1800。”

毛泽东说：

“死啃1800，搞个半年再讲。6月间那个时候，有可能的话，内部搞一个指标，搞1900。”

彭真汇报说，现在农村整社各地方都展开了。毛泽东说：

“现在是怕‘左’，广东就有那个苗头，他们自己也知道，积极分子劲一来了，就批评那个有右倾思想的人太凶。还是要细致，批评要彻底，但是方法要真正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人多一股气势，过于紧张。”

彭真说：

“现在已经起来了，要专门讲一下方式。”

毛泽东说：

“起来了是好，但是反右又必出‘左’。”

胡乔木汇报河北省搞水利的情况说：

“我在河北走了几个地方，一路上就是像打仗一样，白天晚上，来来去去，都是上水库的同从水库回来的，他们轮班。大车和背上一大堆行李，另外还有送给养的，因为给养都是由各个公社负责。路上完全像支前一样，比支前紧张得多。邯郸农村劳动力的半数以上到水库了，半数以上的意思，就是剩下的只有妇女，男劳力很难留下。他全区不过600万人，不过200万劳动力，他就有160万人上水库。”

周恩来接着说：

“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这些扫尾的工程还要搞，这边密云水库还可继续。现在冀东还要修两个水库，原来六个要收尾，又增加了三个。跟他算来算去，总要少一点，不然，到了春天农忙一来要受影响的。这是河北，河北算最大头。河南也算个重点。现在冀鲁豫苏皖是一个重点区，然后黄河的水土保持就是晋陕甘，宁夏，然后就是旱区四川、湖北，还有……”

“安徽大旱。”毛泽东接口道。周恩来说：

“比湖北还好一点。”

彭真说：

“31号到1号这几个地方都下了雨，鄂东下了雨，川西也下了。”

毛泽东说：

“下了四天雨，对秋收不晓得有无妨碍？”

胡乔木说：

“问了，如果再下就不利。现在这样的雨比较小，下三天影响不大，再下就不好了。”

周恩来说：

“河南有1000多万亩重新种了，种上出来又干死了。现在最急的还是一个农业上的水利，水利为先，的确要多搞，要好，但也不一定用的劳动力太多。第二是铁路，第三是电。还有农业机械。”

11月4日，周恩来、彭真、胡乔木、雷英夫回了北京，毛泽东要王稼祥留在杭州，和他一起准备与参加华东协作区会议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国际问题。

11月7日，周恩来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致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的信，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信上加了一段话，他写道：

“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政治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哪怕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用，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11月8日，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由中国驻印度大使交给尼赫鲁。后来在11月16日，尼赫鲁复信给周恩来，表示准备同周恩来会晤，但不同意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退20公里的建议。这一点竟被毛泽东言中了。

再说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走后，为在华东协作区会议上讲国际形势，让秘书林克找来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三篇讲话，非常认真地一句一句地阅读着，还不时地与英文版对照一下，甚至还要翻一翻英文字典。每研究完一篇，他都要在下面写一段批注。在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题为《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上，他批注道：

“杜勒斯在这篇演说中对东风压倒西风，对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形势表示惊恐，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

在杜勒斯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秘密会议上提出的一篇证词上，毛泽东批注道：

“杜勒斯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变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它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这段话是杜勒斯的证词的主旨。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从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杜勒斯在证词中虽然流露了怕打世界大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搞和平共处。因为，就在同一天，杜勒斯在众议院外委会的另一次发言中叫喊：‘决不能结束冷战’，否则帝国主义就要遭受失败。”

毛泽东在杜勒斯1959年某月31日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讲上批注的是：

“杜勒斯说，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但又强调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演变。’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日益强大，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越来越陷入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野心。美国在标榜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侵略野心的目的。”

批完了，毛泽东立即指示工作人员将杜勒斯的三篇演讲全文，连同他的这些批注，印成文件，发给参加华东协作区会议的领导人阅读。

11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华东协作区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林克同志为我准备了三个材料——杜勒斯1958年、1959年的三篇讲话。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它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要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

毛泽东点了一支烟，接着说：

“还是这一次演说，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

毛泽东说罢，笑了起来。停了停，他又接着说：

“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日益强大，世界帝国主义阵营陷入孤立和困难的境地，……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野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它不侵略呀！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毛泽东最后说：

“去年这一年，……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它也是要和平取胜呢！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这个‘陷入无情包围’是杜勒斯自己讲的话。‘从而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无非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嘛。资本主义要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嘛。而我们要消灭他那个反革命力量嘛！这是杜勒斯的演说，希望大家看一看印的这个文件。”

11月中旬，毛泽东审阅了中央办公厅于19日编印的第174期《情况简报》。

简报中的第一个材料是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央国家机关的反右倾斗争日益深入》。文章中说：中央国家机关反右倾运动正往深入阶段发展，具体表现在：1、运动发展得愈加广泛深入。2、重点批判对象增加，批判也更加深入细致。3、领导核心健全有力或已经得到改进的单位占80%至90%。目前在中央国家机关中，仍有落后单位和落后面，主要是领导上存在右倾，不敢或不愿放手发动群众，以简单粗糙的方法代替深入艰苦的思想工作。为此，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1、必须继续大胆发动群众，充分利用大字报开展斗争。2、对重点对象要有计划、有步骤、深入细致地进行批判。3、要加强领导。4、运动必须有始有终，不能煮“夹生饭”。

简报中第二个材料是《十三个省农村整社工作动态》，介绍了河北等1三个省份进行整社试点的情况，说在整社开始的地方，都普遍获得贫农和下中农的拥护。

简报中第三个材料是《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和发展很快》。材料中说，据12个省、区的材料看来，最近两三个月，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和发展都很快，常年食堂也有很大增长。目前各地在积极恢复和发展食堂的同时，开始大力抓食堂的巩固工作。

毛泽东看罢《情况简报》，批示道：

“江青阅后，交林克阅。三件都可看。”

11月2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的意见》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的意见》，现在发给你们。

这次反右整风运动，不要在民主人士中进行，即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工商界和老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此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今年9月15日召开的党派会议上已经宣布过，望各地遵照执行（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的单位，应该采用适当方式加以结束）。这样做，不仅是因为自1957年以来，在他们中间已经连续地进行过两年多的思想改造，更主要的是因为这次问题的中心，不在他们，这次挂帅、点火，反对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的也不是他们，而主要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并且有一部分是高级的领导干部（在农村中有一部分不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富裕中农分子）。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老党员、老干部，虽然在民主革命阶段，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受过党的长期教育，但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却没有真正的思想准备。他们的身体已经随着历史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了，他们的脑袋却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停留在资本主义制度里。因此，在革命发展到真正要根绝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所有制的时候，他们就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站在资本主义方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从党的内部来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种人，为数虽然不多，但为害却不小。为了挽救，即教育改造这些同志，帮助他们赶上时代、赶上队伍、过好这一关，为了保证党的总路线的顺利地执行，党必须毫不犹豫地集中力量，在党内，首先在干部中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清理思想，进行反右整风运动。现在，中央一级和各省、市、区一级领导机关、中直和国家机关党员干部中揭发出来的问题，已经充分证明我们必须这样做。其次，还必须估计到，如果目前把反右整风运动扩展到党外，就势必分散党的领导机关的精力，甚至无暇内顾，使党内一部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右倾思想错误的人，马马虎虎地混过关去。这样不仅对党的事业不利，对这一部分犯错误的同志也不利，因为病根不除，养痈遗患，以后还会发作。

这次斗争实际上是一场两条道路在党内争胜负的斗争，是一场剧烈的斗争，但这是党内斗争，是党内反右整风的思想斗争。因此，第一，必须坚决地彻底地弄清大是大非。不要含糊，要认真地摆事实、讲道理、辨明是非。在运动的领导上，还要注意抓紧大是大非，即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等根本的问题，不要被非政治性的琐碎的小问题所吸引，而致分散目标、精力，抓了小问题，放松大是非。第二，在态度上必须坚持治病救人的精神，方式上必须和风细雨，不要用爆炸形式，不要采取粗暴方式，一切同志要力求像医生、护士对待病人那样，来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犯错误的同志，应该实事求是地好好地向党交心，好好地进行自我批评，欢迎同志们的帮助。这样，才能达到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经过批评、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才符合党的从团结出发的方针。第三，批判对象的确定，必须完全实事求是，是就是，非就非，不要温情主义、包庇错误，也不要片面夸大、方式粗暴。至于在各级干部中的重点批判对象，一般地应该控制在百分之几，请你们搜集典型经验，加以研究，并且将你们的意见告知。

中央 1959年11月21日

11月27日，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制订的《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办法》下发全国，并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这个“标准”规定：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的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人，公开为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人，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借批评大跃进的缺点向党进攻的人，执行党的路线一贯右倾、1958年以来又有严重右倾言论和行动的人，均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中共中央还批转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学习提纲，认为“此件很好”，要求县级以上干部阅读。

11月30日，毛泽东在杭州南屏游泳池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还有各大协作区的负责人柯庆施、陶铸、李井泉、王任重、林铁、张仲良、欧阳钦等。

会议首先由李富春作了1960年计划报告，尔后转入讨论。毛泽东就大家对计划的讨论情况，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1960年钢产指标1800万吨，无论如何要超过，2200万吨不要去打算，搞到2000万吨就了不起了。‘八大’的指标，没有人说是右倾机会主义。其中，棉、油、糖提高了一点。现在要学习‘八大’会议的经验，钢的指标为例，留了三年余地。现在，给三年补充计划要留一年的余地（1959年已经基本完成了1958年至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央正制定后三年的补充计划——笔者注）。棉、油、粮打高了，可以改，不要为‘八大’建议所限制。棉提个4500万担或者稍多一点，就可以了。去年估计4700万担，实际只有3800万担。这900万担是脑筋里的。现在提4500万担，比较稳当，这并不束缚我们手脚。粮食定为6000亿斤，行不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只要有5000亿斤，就大有可为。

3000万吨钢（正在讨论的1962年钢产量计划——笔者注）真正搞到手，我们国家的局面就转变过来了，事情就很好办。按实际办得到的，再留点余地，让各地、各年度去超过。还可考虑提个2800万吨（对外的）。

基建、建筑业，它要吃材料的，钢材、木材、水泥要好好管制，不可搞得过大。要数量，是不是把质量摆在第一位，还有规格、品种。日、德之钢，并不在数量，而着重在品种。

要做10年和13年的打算，1972年能接近美国，就是天大的好事。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再搞13年，就有可能原子大战相约不打，这当作一种可能。现在，美、法不想打，德、日想打打不起来，所以暂时打不起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的事，我们管不了。

庐山会议估计，副食品今年下半年好转，看来不灵了。那么明年下半年如何？人要吃饭，猪也要吃粮的。如果去年只有1亿5千万头猪，今年达到1亿8到2亿头，这样可以，关键是从现在起就要抓紧节约用粮。

计划的方法，要注意余地留得够，我看留得还要多点，不仅中央，地方也如此。比如水利，10年能够解决就好了。此仗三个冬春是不能解决的，来个十个冬春基本解决水利就很好。

所谓粮食过关，即有储备，平均每人占有粮达到1000斤以上，到1500斤，即比现在要加1倍，这也是10年，争取提前完成。还有藏一点，这是老子的办法，‘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把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

布局，全国有大后方西北、西南、中南、华北的大部分。一个大区、一个省，也有其自己的大后方。

开荒，不是搞14亿亩，10年比两亿要多点。开荒还是各省自己去搞，这是主要的，移民有限。

粮食重点，第二个10年，还是提高亩产第一，开荒第二。开荒的规模，可大于头一个10年，但也不能太大，可开4亿亩。等到拖拉机大量出来了，化肥多了，则可大开。

农业，一要耕地，二要肥料，三要水。

土铁路，一是很高兴，二是35000公里太多了。要赶快减下来，搞个15000公里，平均每年5000，那就很好了。

刚才所讲的，不是泄气促退，而是大跃进，促进派，真正留有余地，更好的大跃进。劲一定要鼓，但是巧妇不能为无米之炊。”

1959年12月3日凌晨3时，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为了讨论国际形势及我们的对策，拟请林彪、陈毅、康生、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7同志到此一谈，12月3日（即今日）下午到杭州。林彪、陈毅4日到杭，请酌处。今日派机到广州，明日林彪可到会议。会议主要讨论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中苏关系、中印关系等国际问题。国际形势及对策讨论三天就够了。”

放下笔，他仍无睡意，便吟诵起鲁迅的七律《亥年残秋偶作》：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吟罢，联想起赫鲁晓夫9月间访美，向艾森豪威尔乞求和平，毛泽东又提起笔将诗中的几个字改动了一下，便成了后人看到的他改过的《亥年残秋偶作》的新貌：

曾警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

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国际形势已经讨论了两天。是日晚，毛泽东就国际形势问题发表了总结讲话。很遗憾，这个重要讲话没有见到正式记录，笔者只好将他亲笔书写的讲话提纲抄录如次：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8年内相当强大起来。8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8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而存在。对表论（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的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的、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笔者注）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正是：惜无全记录，不得见宏篇。但闻评赫语，句句是真言。

更有八年破产之预言，岂不惊神仙？

试看今日中外之赫氏，竖子下场，可有二般？

12月10日，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组成一个读书小组，和他一起在杭州共同读书，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毛泽东规定：从10日开始，每天下午大家一起到西湖畔丁家山的一所平房里读书；他还吩咐由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轮流朗诵，大家边读边议。

邓力群和胡绳、田家英商量了一下，三人分了工：由胡绳、田家英轮流朗读，邓力群负责做好记录。读书开始后，毛泽东见邓力群没有读书，就问他：你怎么不读？邓力群说：我的口音不标准。他见邓力群在做着记录，就没再说什么。

12月11日，毛泽东在康生的报告上给林克写了一封信。

此前，毛泽东重读章蝎《焚书坑》一诗，读其诗便想知其人，于是他委托康生查询章蝎的生平资料以及此诗是否章蝎所写。12月8日，康生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主席：关于章蝎的生平材料很少，查了几条，但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记差不多，送上请阅。”毛泽东不满意这个说法，就写信给林克，叫林克再查。他在给林克的信中写道：

林克：

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是浙人章蝎（晚唐人）写的？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 12月11日

12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12月4日被特赦的33名战犯中的11名战犯。在这11人中，除溥仪、陈长捷、卢俊泉外，杜聿明等其余的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周恩来在和他们的谈话中说：

“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是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今天，美帝国主义要把侵占台湾合法化，想把金门、马祖给我们，把台湾、澎湖留给自己，把蒋介石搞掉。我们认为，台、澎留给蒋介石比留给美帝国主义好，将来，这些地方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怀抱。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不给美帝国主义以机会。在这里，我们实际上支持了蒋介石。正如章士钊所说，‘现在真正支持蒋介石的是北京’。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总之，要坚持民族立场。祖国的领土是完整的，不容许帝国主义分割，损害我们的一根毫毛也不行。与台湾有联系的，可以做点工作。但写信也不要太急，不要挖苦，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工作要从长计议。”

自此以后，一直到1966年的8年中，中央政府先后特赦了6批战犯，其中属于国民党战犯的有263名，使昔日战场上的敌人，成为推动祖国统一的重要力量。在这期间，周恩来还特别安排一些特赦人员到各地参观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著名的访谈史作家马社香在《溥仪等人的韶山之行及巨大转变》一文中是这样写的：

“1964年3月，全国政协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安排了一批在京特赦人员，到江南一带参观。这个参观团一行从北京出发，先到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杭州等地参观游览；4月初，再从杭州乘车抵南昌，吉安，上井冈山；4月17日到长沙，参观了清水塘；4月19日渡湘江西岸，乘专车向韶山进发。

这些过去身握权柄的人沿途感慨万千，他们看到了那个自己青少年梦中的新中国。用‘特赦犯’自己的语言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共产党太伟大了。南京解放前一个扁担能挑走的修理厂，现在也能生产出自己制造的汽车了。杜聿明还亲自上去试了试，性能好得很；上海过去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妓女满街，现在沈醉使出浑身解数，都找不到‘一个拉皮条的、卖大腿的’；到处劳动人民都昂起了头，街上的红领巾主动地搀扶着素不相识的老太太过马路……这是过去哪一个政府都不可能做到的，中国共产党却在短短的十几年就做到了。

在韶山，溥仪主动向杜聿明夫人介绍新夫人，令这位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曹秀清当时就惊呆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共产党居然能把一个处处养尊处优的皇帝，改造为一个没有任何架子能抢先跟人说话谈心的人。这里面有什么奥秘呢？曹秀清怀着激动和复杂的心情走回到杜聿明身边，讲到溥仪的变化，问：‘宣统皇帝真的变了一个人？’杜聿明认真地点点头，说：‘我跟你讲一个流传政协的小故事，你就相信了。去年毛主席号召学雷锋，公共汽车上到处让座，上车也先后礼让，年轻的让年老的，年老的让抱小孩的。溥仪觉得自己也应该这样做。一连几次，他在车站上等车，车子一到，溥仪就让别人一个个地先上去，一直到最后汽车开走了，他却没有上去。他回来便问我们，出门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我们一细问，才闹清楚他高度近视，注意力又集中在让别人先上车上，别人的话他不曾听见，最后把售票员也让上了车，人家还以为他在车站维持秩序呢!’一席话说得曹秀清笑口顿开，笑过之后似乎对共产党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新社会有了更多的感触。

离别韶山时，溥仪对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竟依依不舍，他对李淑贤说：‘要是我们能住在韶山就好了。’

沈醉当时即赋诗一首：半身作恶为封侯，今日归来愧更羞。堪慰家乡（沈醉出生在湖南湘潭县——笔者注）诸父老，当年逆子已回头。

代表团成员们一再表示深受教育，并表示以后一定再来。三年后，除溥仪病故未能成行外，1973年5月8日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侯镜如等一群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昔日黄埔军校高材，果真又再次瞻仰韶山。

1973年5月8日，杜聿明等人参观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陈列馆馆长吴大为参与了接待和讲解，笔者曾经请教过他和其他同志，国民党的这些高级将领、知识分子是否真正服膺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呢？关于这个疑问，吴大为没有直接问答我的提问。仅告诉我，他当天亲眼看见杜聿明、宋希濂等人的种种兴奋和种种尴尬。

在陈列馆抗日战争图片前，黄埔军校的高才，一个个精神百倍，到了解放战争图片室前，杜聿明和宋希濂等人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刚到门口，宋希濂胖胖的肉手，就拉了下杜聿明的左袖，‘我们不进去了吧。’‘为什么？’杜聿明说话几十年都喜欢直来直去。‘战争败将，看只有尴尬和难堪。’‘你为这呀’，杜聿明笑了起来，他爽快地对宋希濂等人说，‘我们都是第二次来韶山了。你们忘了陈毅在座谈会上说的话，山东先头一仗他还被我们打败了哦，共产党的元帅今天都不讳胜败之事，值得我们学。在解放战场，我们失败了，被俘了。傅先生(傅作义)说，我们打败仗有功！假如我们打了胜仗，或者把部队拖到台湾，那就会推迟解放战争的进程。我们在战场上很快把国民党军队输光了，这是对人民有利的嘛！走，我们进去看。’杜聿明这么一说，这些昔日的将军们怀着别样的心情踏进了展室。他们整整一个小时才怀着激动的心情走了出来，不约而同地想表达一句话：‘毛泽东是战神。’杜聿明觉得这句话用新观念看有点迷信，可又觉得很准确，就笑着对韶山的接待同志说，请记得把这句话提供给以后研究军事史的人。望着这些过去趾高气扬的人，今日一个个虔诚的目光，陈列馆里里外外的人都真心佩服共产党改变了这些国民党战将的灵魂，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已经是人民，哪怕是鹦鹉学舌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毛泽东逝世后，宋希濂带着从美国回来探亲的儿子，第三次来到韶山，教育儿子要铭记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继续宣传新中国的伟大，毛主席的伟大。

沈醉在1991年秋主动再到韶山，他说，‘毛主席是指引我迷途知返的最大恩人，终生不会忘记’。他在韶山留言颂扬毛泽东‘泽惠人类，东方救星’。他还抄录1964年自己写的‘当年逆子已回头’诗句，再一次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深深爱戴。”

再说12月26日，毛泽东在给林克的信中写道：

林克：

请你找December8,1959,Vol·11,No·49《北京周报》看一下，《Battle With Nature》这一篇文章，将一切我不认识的字查明注出。我准备学习一下。

毛泽东 12月26日

195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6岁的生日，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应做大寿。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吸取以往的教训，商量着为他做寿要办得稳妥一些。他们请叶子龙和李银桥先去做毛泽东的工作，要想方设法征得他的同意，举办66岁生日活动。还好，这一次毛泽东竟然同意了。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除了请在浙江工作的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江华和他的夫人吴仲廉以及读书小组成员一起吃晚饭外，不请其他任何一位中央领导。

12月26日晚上，除了毛泽东和江青，还有所请的客人，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也全都在，而且，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子女。厨房师傅准备了两桌比平时丰富的菜肴，准备了白酒、红酒，还做了长寿面。毛泽东和大家欢聚一堂，显得特别高兴，不住地和那些孩子们说笑、逗乐。饭后，大家一起照了相。毛泽东又赠给客人们每人一册线装本《毛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首词作纪念。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豪华、最高档次的生日宴会了。

12月29日，毛泽东复信给庐山疗养院护士、在庐山会议期间曾做过他的保健工作的钟学坤。钟学坤因为不懂毛泽东在《七律·登庐山》中所说的“九派”与“三吴”指的是什么,便写信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在给她的复信中写道：

学坤同志：

信收到了，谢谢你。九派,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三吴，古称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我甚好，谢谢你的关心。你的工作和学习如何？尽心工作，业余学习，真正钻进去，学一点真才实学，为人民服务，是为至盼。

毛泽东 12月29日

12月30日晨，毛泽东给小女儿李讷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李讷：

病好了没有？想你。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10年8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天寒，善于保养，不要再患感冒。

父亲 12月30日上午6时

12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又给陈云写了一封回信：

陈云同志：

信收到。病有起色，十分高兴。我走时，约你一叙，时间再定。心情要愉快，准备持久战，一定会好的。

毛泽东 12月30日

欲知毛泽东后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有何重大举措，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9年11月21日为中央转发统战部《关于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不进行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的意见》的批语中说：“这次挂帅、点火，反对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的”，“主要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部分是高级的领导干部”“在革命发展到真正要根绝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所有制的时候，他们就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站在资本主义方面”，“从党的内部来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这次斗争实际上是一场两条道路在党内争胜负的斗争”，如果“使党内一部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右倾思想错误的人，马马虎虎地混过关去”，“病根不除，养痈遗患，以后还会发作。”毛泽东一生见微知著，高瞻远瞩，斯言可以说是又一个重要例证！后来历史发展的轨迹不正是为这一著名论断作出了最清晰的注脚吗？！

第4章 1960年1月—

“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

话说1960年1月4日晚，毛泽东带着读书小组离开杭州去上海，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1月5日凌晨，毛泽东乘专列抵达上海车站。

1月5日下午，毛泽东和读书小组成员在专列上读完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3章。邓力群按照他的吩咐，将整理好的《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交给中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1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俱乐部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为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做准备。

会议听取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今后三年、8年设想的报告；听取了林彪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听取了聂荣臻关于科学规划的报告以及陆定一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分组讨论时，各组要求读书小组成员传达毛泽东在读书时的谈话内容。邓力群被分配到朱德、邓小平所在的小组里。邓力群问：

“毛主席没叫传达，可以传达吗？”

邓小平表态说：

“可以传达。”

于是，邓力群就按照整理的记录作了详细传达。同时，陈伯达、胡绳、田家英也在其他三个小组里分别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1月15日，毛泽东给刘思齐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思齐儿：

不知道你的情形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口气。我好，只是念你。

祝你平安

父字 1月15日

1月16日，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俱乐部的住处对高智说：

“交给你一个任务。”

高智还以为毛泽东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办，没想到他又笑着说：

“今天是星期六，周末，请你看戏。”

高智问：

“你看吗？”

毛泽东说：

“你先去看看，看完说说你的印象。你说好，我就去看。”

于是，高智领命到兰心大戏院看了一场上海歌剧院新编的民族舞剧《小刀会》，此剧演绎的是上海农民起义军领袖刘丽川率领小刀会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故事。回到锦江俱乐部，毛泽东问他对舞剧《小刀会》的印象如何，高智便向毛泽东介绍了剧情，介绍了演员的表演，说到高兴处，免不了学着演员的样子，手舞足蹈一番，逗得毛泽东哈哈大笑。

高智本想让毛泽东看看戏，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以为自己为《小刀会》叫好，毛泽东一定会去看，没想到毛泽东却说：

“我不看！”

高智颇为意外，问道：

“这么好的戏，你不看？”

毛泽东慢条斯理地说：

“你讲得那么详细，还表演了一番，我还去看什么？”

高智闻言，信以为真，挺后悔的，想不到自己对《小刀会》的宣传，结果是适得其反。

一天傍晚，毛泽东在锦江饭店俱乐部院子里散步，他问身边的卫士沈同：

“你为什么还没有结婚呀？”

沈同回答说：

“响应主席的号召，实行晚婚。”

“你多大啦？”

“38岁了。”

“都是38岁的人了，应该结婚了。有没有女朋友？”

另一个卫士抢着告诉毛泽东：

“人家已经有个女朋友小王了。”

毛泽东问：

“人怎么样，做什么工作？”

那个卫士说：

“是北京医院的大夫，现在给董老作保健医生。我们还没有见过，听说挺好的。”

毛泽东笑着问沈同：

“怎么样？我也没有见过。可以结婚吗？”

“将来结婚，就请主席吃酒。”

1月1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就要结束了，沈同正在检查会场，为下午的大会做准备。一个卫士给他打来电话说，主席要找你。沈同立即回到了毛泽东住处，那个打电话的卫士笑嘻嘻地对他说：

“主席叫你是好事。”

毛泽东见沈同来了，也笑着说：

“把你的小王找来，我们一起吃饭。今天就为你们结婚，我做主婚人。”

沈同感到太突然了，有些着急地说：

“主席下午要开会，吃过午饭要休息一下，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毛泽东认真地说：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终身大事嘛！不会耽误开会的，快去办！”

沈同知道，毛泽东决定的事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再说也没用，只好转身出门，准备去向领导报告一下。那个卫士告诉他说：

“这都是主席的意思，主席还请了董老、杨主任和叶子龙等几位同志来一起吃饭。你就不用去汇报了。”

这天午餐时，工作人员特意为毛泽东摆了一个大圆桌。沈同请毛泽东、董必武和其他领导人入座。毛泽东让沈同和小王坐在自己的身边。沈同、小王端起酒杯为毛泽东敬酒，毛泽东说：

“要敬大家嘛。”

沈同便举着酒杯说：

“同志们，今天主席很高兴，为我们俩主婚。主席很快乐，我们大家都很快乐，就请大家同吃一杯快乐酒，敬祝主席健康长寿！”

毛泽东端起酒杯，对沈同和小王说：

“祝你们团结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说罢一饮而尽。大家见毛泽东干了杯，也都一一干了杯。毛泽东又嘱咐沈同说：

“要祝大家健康嘛！”

于是，沈同和小王笑嘻嘻地又给各位领导和同志敬酒，祝大家身体健康。毛泽东很快就吃完了饭，站起身来笑着说：

“很好，今天给沈同完成了一件大事。你们多吃一点吧，还不到开会的时间哩。”

沈同不便挽留，只好说：

“那就请主席休息一会吧。”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去年这一年的工作有很大成绩。这次整风反右比历史上哪一次都要深刻。国内我们团结了大多数人，包括了富裕中农中间的95%的人。赫鲁晓夫这一套我们能够顶得住，尼赫鲁、美国、英国刮的这股大反中国的风能够顶得住，就是因为我们国内有这么广大的团结。”

“庐山会议以后很灵，生产月月高涨，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基本上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使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

“和平过渡的观点肯定是机会主义的观点，要写一些文章，批判这个东西，今年是莫斯科宣言发表三周年，来他一次全国性的运动。”

邓小平插话说：

“有两个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快到了，4月22日。和平过渡，和平主义，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都可以阐明的。”

毛泽东说：

“这些若干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要公开表示我们的意见。”

“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从资产阶级的本性不能改变而来的。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时期，一个相当时期能够避免，这是可能的。”

是日晚，毛泽东同周恩来一起步入上海艺术剧院，观看了《小刀会》。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上台向演员们表示感谢。

毛泽东回到锦江俱乐部，接见了上海歌剧院领导和部分演员。他对饰演女主角周秀英的演员郑韵说：

“《小刀会》很好嘛，是反帝反封建的，可以到北京去演，那里的人民会欢迎的。”

后来，舞剧《小刀会》果真赴京演出，还赴朝鲜演出，颇为轰动。

1月18日，毛泽东带着读书小组回到杭州，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月18日这一天，周恩来接见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海因里希·劳副总理率领的代表团。海因里希·劳在谈话中说：

“总理阁下，中国能否让印度一下？你们不能老吵下去。”

周恩来说：

“中印边界问题的争吵是印度挑起来的，假如我们对尼赫鲁采取让步的办法，不仅他会更反动，会让他觉得他对了，我们错了，粉饰他反动的一面，而且也会使他更得势。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方针。”

海因里希颇带忧虑之色，他说：

“尼赫鲁是国际上的知名人士……”

周恩来对客人的好意表示感谢，他微微一笑，又说：

“我们采取的是批评他，然后求团结。我们揭露他的错误和反动的一面，使广大人民能看清楚。另一种可能是和缓一下，收缩一下。”

1月26日，毛泽东带着读书小组乘专列离开杭州去广州，途中停在湖南衡阳周家坳铁路专用的仓库支线上，吃住都在专列上。

他在杭州期间已经患了感冒，现在还在发烧，带病接见了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要张平化通知衡阳地委书记宁生、市委书记杨兴洲及驻衡阳的415部队政委等负责人，到专列上开一个座谈会。

宁生一进专列车门，迎面看见毛泽东，非常激动，几乎是扑过去，双手握着毛泽东的手，向他问好。众人落座后，宁生向毛泽东汇报了农田基本建设和人民公社的情况，其中说到衡阳县英坡公社有7户农民搞“一家班”养猪，有一对青年夫妇带三个小孩，全家养了207头猪。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问道：

“你看过没有？”

宁生说：

“这是县里报上来的材料。”

毛泽东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杨兴洲汇报了衡阳市工业发展的情况，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说：

“衡阳过去我去过多次，当时住江东，那时是个什么样子啊！破破烂烂，是消费城市，现在是生产城市了嘛！有了这样多的工厂，有了工业基础，以后就好办了。”

宁生等人把毛泽东送到郴州，已经是大年三十了。回到衡阳，宁生马上要了一部车，赶到英坡公社，查看了那一家养猪的实际情况，确实是真实的。宁生感到没有对毛泽东说假话，这才放了心。

1月27日，毛泽东带着读书小组成员到了广州白云山，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陶铸、胡乔木也参加了在白云山的读书活动。

毛泽东和在广州机颈坑疗养院疗养的徐海东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相距只有几十米，他每次夜间乘车外出，都要司机把汽车从坡上滑到坡下，然后再发动机器。他对司机说：

“海东同志住在隔壁，他是个病人，要让他休息好！”

在白云山期间，毛泽东收到了别人送给他的一套根据《东周列国志》改编的小人书。以前他是从不看小人书的，这次看了以后，很感兴趣。由此，促使他重读了一遍明末小说家冯梦龙编写的古白话历史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他在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小组成员谈话中说：

“《东周列国志》基本上是正确的，按照《左传》编写的。”“《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经济基础，没有写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那上面的颠覆活动可多啦。还有一本小人书，写城濮之战的，我也对照了《左传》，完全正确。可让你们的秘书去找这本小人书。”

他还说：

“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

毛泽东看小人书一看就是几百本。卫士尹荆山觉得很有趣，便问他说：

“主席，您还迷小人书啊！”

毛泽东说：

“小人书不简单啊，言简意赅。就那么几句话，多少大事多少人物就交代出来了，道理一目了然。”

毛泽东接着就给尹荆山讲起了赤壁大战的故事，说孙权刘备联军一把火烧掉了曹操的战船和营盘，结果烧出了一个三国鼎立的局面。他又讲了蜀汉和东吴之间彝陵之战的故事，说刘备伐东吴，犯了一个错误，被东吴大将陆逊火烧连营，死在了白帝城。

1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太原市委《关于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将太原市委关于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摘要发给你们，请即转发中等以上的城市党委加以研究，参照办理。

目前，在我们的工业和交通企业中，手工劳动所占的比重还是很大的，积极推行半机械化、机械化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劳动条件，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和经济意义的工作。所有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市委，都应当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像太原市委那样，立即做出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规划，井且付诸实施。

在进行规划的时候，应当从各类企业的具体情况出发，根据可能的条件，实事求是的进行。对于大跃进以来新建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中、小型企业，要积极地实现半机械化以至机械化。对于老企业，要继续有计划地改进设备，消除薄弱环节，使费力的手工劳动实行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对于新建或者改建的现代化大型企业，也要在改善工艺、改进设备、改进生产线、改善劳动组织、提高设备利用率等方面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有人认为，技术落后的企业需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技术先进的企业不需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例如哈尔滨的量具刃具厂是一个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现代化工厂，最近由于采用了土洋结合的方法，组成自动化生产线，就提高劳动效率好几倍。总之，不论哪一种企业，都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都应当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可能，能洋就洋，不能洋就土，主要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来积极地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这是我国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连续大跃进的一项极重要的措施。希望中等以上的城市党委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的地位，并且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

中央 1960年1月30日

1960年2月8日，毛泽东在和学习小组成员谈话时说：

“存在是第一性的，观念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观念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笔者注）。说观念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说观念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2月9日，毛泽东在广州终于结束了持续两个月的读书活动。他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一系列谈话，经邓力群等人整理后，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问题、国内的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下面仅摘录几段，以飨读者：

“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

“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

“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

“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藉’、‘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的心理。”

“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钱。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2月15日，毛泽东用红色铅笔在宣纸上给罗光禄写了一个便条：

罗光禄同志：

请在今天到广州书店买一本书，叫做《哲学研究》杂志，1959年11月—12月综合号，下午交我为盼。

毛泽东 15日上午5时

此后，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人订一份《哲学研究》。

2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2月24日《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省、市、区党委：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很好，特发给各地参考，希望各地也认真抓紧办好食堂。我们对待公共食堂的原则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办好食堂是贯彻执行节约用粮和安排好群众生活的一个关键，也是解决粮食不足时更有计划地用粮的最好办法。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口粮分配原则是：指标到户，实物到食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这是办好食堂的先决条件。食堂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贫农、下中农手中，食堂范围大小要因地制宜，太小了不便于机械化半机械化，也会占用更多的领导力量和劳动力，食堂必须自己种菜、养猪、养家禽等等，力求自给有余。

　 中央 1960年2月26日

2月27日至3月6日，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到广州鸡颈坑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正文，同他一起审读的还有康生、胡乔木、田家英。毛泽东逐篇仔细审读，有时顺手改几个字。他还增加了几篇文稿，都是他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言人的谈话。

1960年3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写了一个批语。

广东省委在2月25日发出的关于人民公社工作的5点指示中说：1、有些地方，出现了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苗头；2、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3、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搞好分配工作；4、公社一级必须建立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纪律；5、各级党组织要树立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看罢这个文件，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建议将这一文件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一次，以中央名义转发各地。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

华东区，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都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一定要纠正，不使这五方面的现在还是部分性质的错误扩大开去。我们的相当多的干部，在政治水平，经济理论水平和对实际工作分析、理解水平，都是不高的，有些人还是很低的。他们在这些方面还不成熟，这是他们的缺点。他们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是一方面。他们干劲很大，热情很高，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雄心大志，则是很好的。这是又一方面。中央建议这些同志想一想、分析一分析这样实际存在的两个方面，特别是第一个方面，即他们的缺点方面，努力学习，认真思考，在几年之内，例如说，5年至10年之内，将自己的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大进一步地成熟和提高起来。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工业交通战线，商业流通战线，教育文化科学战线，卫生医疗药物战线，中央建议也照这样办，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今年春季，建议各省、市、自治区都由党委领导，开一次四级、或者五级、或者六级的干部会议，会期十天至14天，如果是六级，则省、地、县、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都到人，第五第六两级在一个公社内只到穷队富队的代表各一人，如1959年3月间开的那样，但是专门讨论广东文件中的五个问题。如有余裕时间，也可以讨论一些别的重大问题。春季会议，最好在3月30日以前开完，因为3月除两广外还不是农业大忙的时候，4月就大忙了。这种会议，下半年再开一次。今年共开两次。广东省委已经发出通知，在3月上旬召开这种会议，讨论上述五个问题。

此件及附件，可在党刊上发表。（附广东省委文件一件）

中央 1960年3月3日

3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报告上批示道：

“希望各省、市、区党委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都能迅速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写一个报告给我们，同时通知你们的下级一体知晓和遵行。”

3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再次为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起草的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中央已于2月26日批发给各地。现再将毛主席3月4日关于转发这个报告代中央所拟的批语，发给各地。批文如下：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5年至10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的那种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在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

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

　 中央 1960年3月6日

3月8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广州小岛宾馆和康生等人最后审读完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全部文稿。

3月9日，毛泽东离开广州，在北返途中，专列进入湖南郴州境内。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于明涛到专列上汇报工作。毛泽东问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

“你是哪个地区的？”

陈洪新说：

“我是郴州的。”

“哦，郴州，我去过的。郴州有块‘三绝碑’哟，你去看过没有？”

毛泽东所说的“三绝碑”，别说是陈洪新，就连在座的所有人都有点茫然。众人面面相觑，都不做声。毛泽东见陈洪新和其他人没有应答，便说：

“在郴州的苏仙岭上，有一块由北宋文学家秦观作词，苏轼题跋，后由米芾书写的碑刻，人称三绝碑，那可真是三绝啰。”

吸了一口烟，他接着说：

“秦少游很有才华，《踏莎行·郴州旅舍》这首词写得非常好。”

说罢，他便朗声吟诵道：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众人闻之无不惊讶，想不到毛泽东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不但知道有个“三绝碑”，还晓得这么清楚。只听毛泽东又郑重其事地说：

“那碑可是个好宝贝，要保护好哟！”

毛泽东又对陈洪新说：

“过去郴州是个瘟疫之地，文人骚客多贬谪于此，现在郴州不同了吧？”

陈洪新激动不已，对毛泽东说：

“现在很好，我在这里工作很安心，我们一定把郴州建设好！”

毛泽东走后，陈洪新等人到处打听“三绝碑”的踪迹，确实无人知晓。后来，他和单泽周等地委一班人终于在苏仙岭一片满是苔藓且为古藤荆棘覆盖的崖壁上找到了字迹斑驳、依稀可辨的“三绝碑”，便修了一条可直达“三绝碑”的公路，还建起护碑亭一座，重拓原迹，树碑一块，并新铸秦观铜像，恢复了秦观寓居过的“郴州旅舍”原貌，使其成为湖南省重点保护文物。

再说毛泽东的专列离开郴州境内后到了衡阳。

3月10日，专列从衡阳到株洲暂停，毛泽东会见地方干部后，驶往长沙。

3月11日晚8点，毛泽东在省委张平化、周惠、胡继宗和长沙市委书记孔安民陪同下，前往长沙汽车电器厂视察。

坐落在长沙烈士陵园旁边的汽车电器厂，热闹非凡，工人们兴冲冲地拥向厂门口，一层又一层地站在厂区大道两边，迎接毛泽东。突然，有人激动得大声喊道：

“来啦，毛主席来啦！”

毛泽东在群众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笑盈盈地向工人们频频招手，在厂领导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向厂区走去。来到金工车间门口，他望了望门上的三个字，慢慢念道：“红旗门”，赞许地点点头，走进了车间，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十分细心地观察着由冷墩机、铣槽机、搓丝机组成的螺钉生产自动线。厂领导向毛泽东汇报说：

“这是工人们发扬敢想敢干的精神，协同配合，奋战三天建成的我厂第一条生产自动线。”

毛泽东连声说：

“好，好！”

他走到青年钳工刘孝安操作的钻床前，对自动退刀和进刀很感兴趣，只是感觉还需要工人用手送料，就说：

“这是半自动，应该全自动。”

毛泽东从金工车间来到冲压车间，一边看着16吨的冲床在生产，一边听着有关改进这部冲床的汇报。如今这部冲床实现了自动喂料，工效提高了两倍，他说：

“很好，应该大搞。”

毛泽东看到冲床冲过电枢片的边角余料，一条条、一片片散落在地上，就弯腰拾起一片，拿在手里看了好一会儿，问站在他身边的那位厂长：

“这些下脚余料还有用吗？”

厂长未假思索，随口答道：

“没有用了。”

毛泽东说：

“不！应该还有用，至少可以回炉。”

他走进总装车间，看了工人们革新的自动线后，问工效提高了多少？厂领导说：提高20倍。他说：

“好，很好！”

毛泽东走到一位参加劳动的女绘图员身边，微笑着问：

“你能锉，我也能锉吧？”

说着，他就接过锉刀，锉起感应线圈外壳来。感应线圈小组一个青年工人想和毛泽东握握手，可他一看到自己手上沾满了油污，马上将手缩了回去。毛泽东见他如此，便把手伸过去，紧紧地握着他那劳动的手。

毛泽东要走了，轿车就停在工具车间门口，可他坚持不上车，一直步行出厂，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向工人们挥手告别。他顺便来到了长沙烈士陵园，观看革命烈士生平展览。省公安厅厅长李强介绍说：

“烈士陵园记有76425位烈士的英名，第一位就是杨开慧烈士。”

毛泽东说：

“你记得这么清楚，谢谢你！”

李强介绍到郭亮烈士时，毛泽东说：

“我知道，他是一位年轻的烈士。”

是日晚，毛泽东应邀观看了湘剧团的演出。

3月12日，专列从长沙去江西。毛泽东一路巡视过去，在专列上住了两个晚上。

3月14日，毛泽东视察浙江金华双龙洞人民公社后，又来到南京部队某部高炮3连。指战员们欢呼着拥上前去，向毛泽东致敬，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在战士们簇拥下来到营房，在走廊上，他看到墙上挂有信袋，随手取出一封还没寄出的信，仔细看了看，微笑着说：

“这字写得很好。”

他把信放回原处，察看了指挥班的宿舍，又来到驾驶班的宿舍，数了数床铺，问了排里的人数，笑着说：

“你们的床铺是两层，上面还睡一个人，晚上睡觉小心掉下来。”

说着，他俯身用手按了按铺上的棉垫和被子，瞅着驾驶员小张说：

“你们晚上睡觉暖和不暖和？”

“很暖和。”

小张回答道。毛泽东说了声“很好”，就随身坐在床铺上，又问：

“你们的津贴费，有没有节余？”

炮手小王说：

“有节余。”

“寄回家没有？”

“家里需要就寄回家，家里不需要就存入银行。”

“这样很好。公家发的鞋袜够不够用？你们的牙膏、牙刷、肥皂是自己买的吗？”

正说着话，刚值了勤回到宿舍的小万激动得叫了声：

“毛主席！”

毛泽东闻声站起来，同小万握了手，又摸着他的棉袖，笑着说：

“你们穿得多厚啊！你们现在穿得这样好。我过去也当过兵。那时候，我们吃的比你们差，都穿破的，脚上穿的是草鞋。你们要艰苦朴素啊！”

３月16日晚６时许，毛泽东的专列到了宁波，徐徐驶进宁波火车南站。他身穿银灰色大衣，头戴前进帽，神采奕奕，满面笑容地走出车厢，来到了站台上。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向他介绍了前来迎接的宁波地委书记处书记阎世印、周效儒，宁波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葛仲昌和东海舰队航空兵部队副司令员李建国等。毛泽东微笑着与他们一一握手。

毛泽东到宁波的原计划是要到镇海骆驼桥附近靠近公路的一个生产队等了解农业生产、察看春花作物生长情况，还要到几家工厂了解生产情况。可是中央办公厅和外交部来电报告说，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来华访问，到了杭州，提出要见一见毛主席。这样，毛泽东便改变了计划，取消了到农村、工厂视察的安排，但他坚持要去“看看宁波市容”。他和几位领导人分别上了3辆轿车：前面一辆是开导车；中间为主车，由王芳、阎世印、鲁冰陪同毛泽东乘坐；后面一辆坐的是省、地、市委领导人。

此时，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轿车从火车南站出发，由共青路，经陆殿桥横穿月湖，到镇明路转入中山西路、中山东路到东门口，前往宁波当时最繁华、最热闹的江北老外滩轮船码头。毛泽东透过车窗观察着市区夜景，询问了宁波市的规模、人口数量、群众生活和社会治安等情况，阎世印等人一一作了回答，并介绍了宁波三江口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变迁。

宁波历史上曾经涌现出了一批像王应麟、王阳明、黄宗羲等一类杰出人物，还演绎了戚继光浙东抗倭、张苍水反清复明，黑水党击毙洋枪队头目华尔、镇海口抗击英法入侵军和四明山抗日烽火等壮烈事件。毛泽东深谙历史，他不无感地说：

“宁波是个英雄的城市，我总算到了五口通商的地方了。”

车队又从原路返回三江口，行驶到江厦街灵桥边。毛泽东看到横跨在奉化江上的弧形钢架大桥，就问：

“这是什么桥？”

王芳回答说：

“叫灵桥。”

毛泽东颔首笑笑，轻轻地重复了两遍：

“灵桥，灵桥。”

他在灵桥边下了车，稍作停留，举目转望着宁波城市，语重心长地对陪同的领导人说：

“这里的地理环境同上海有着相似之处，你们一定要充分发挥港口城市的优势，要把宁波建设好！”

3月18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了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内政和司法大臣乌帕德亚亚。中方在座的有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驻印度和尼泊尔大使潘自力。谈话内容摘要如下：

毛泽东：我们同印度有过一些别扭，不要紧，马上就会过去的。我们的利害相同，都是不发达的国家。说中国侵略印度，是不真实的。人家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我们的土地相当多，有960万平方公里，大部分没有开发。自己国家的事情都搞不赢，哪里会要别人的土地？要别人的土地是犯罪的。我们侵略你们尼泊尔没有？你们尼泊尔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可以订个边界协定，立上界桩，是不是这样？

柯伊拉腊：是的，我已同周恩来总理谈过。

毛泽东：你们赞成不赞成？

柯伊拉腊：需要正式划界。

毛泽东：需要划一下界，划定了之后双方可以有一段地区不巡逻，这段地区多宽可以商量。印度同巴基斯坦订了这样一个条约，它们双方不巡逻的地带很小，只有1公里。我们曾向印度提议，双方不巡逻的地区为20公里，我们不去，他们也不要去，他们不干。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在条约上订一条，不巡逻地区多宽可以商量。如双方各20公里就是40公里，如双方各10公里就是20公里，如双方各5公里就是10公里，这依你们之便，是不是可以这样？

柯伊拉腊：可以考虑。

毛泽东：可以考虑一下。行政管理可以由双方在各自地区的民政人员管，是否可以搞一点警察、民兵，由当地人民组成。就是不要正式军队，双方正式军队隔开一段，双方都安心。划界、不巡逻等都是为了永远保持边界和平友好，使双方安心，不怕对方侵略。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像我们同缅甸一样，订个友好互不侵犯条约。订了条约，如果我们破坏了，我们就输了理。我们是大国，从来不怀疑你们会侵略我们，但你们可能怀疑我们会侵略你们。如果订了条约而我们破坏了条约，那就是我们犯了错误。

柯伊拉腊：这次会谈中，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一个友好条约草案，我们将把它带回去同内阁商定，可能还要作个别修改。等周恩来总理4月底访问印度后到尼泊尔时在加德满都签订。

毛泽东：很好。我们已先后请你们两位总理来了，我们的总理也应该去，这是平等的。我们很感谢你们。今年我们就要在你们的首都建个使馆，这很好。你们在我们这里也建个使馆，人不要多，三四个人、七八个人就行了，花不了多少钱。你们800万人中还抽不出来几个人吗？

柯伊拉腊：准备派的时候，人不会太多，因为派不起。

毛泽东：听说你们修一条公路直达我们国家？

柯伊拉腊：没有。两年前曾要修一条路，后来没有资金，进行不下去。现在正由苏联技术人员帮助勘察，准备修一条由东到西的公路。

毛泽东：你们来我们的国家，要经过外国。

柯伊拉腊：不经过，尼泊尔同西藏有山口可以通行，但不是正式公路。

毛泽东：1年、10年、20年，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有一条直通的公路。

柯伊拉腊：我们国内正在修公路的地方，都是经济发展有前途的地方。全国计划修900英里（约合1300公里）。

毛泽东：很好。

柯伊拉腊：这次我曾邀请尼赫鲁和周恩来总理去加德满都会谈，结果未能去成。

毛泽东：因为尼赫鲁要我们总理去他们的首都新德里。开始我们主张在仰光谈，而尼赫鲁不同意。现在我们已同意去新德里，所以也不能到你们那里去。谢谢你的好意，这是很好很好的好意。缅甸总理也是这样想，要中印两国总理去仰光，而尼赫鲁说他不方便，我们也就让步同意了。

现在缅甸总理邀请我们总理去仰光，首相阁下邀请他去你们的国家。这次周恩来总理先去缅甸，后去印度同印度总理谈判，然后再去你们的国家。他要去的第四个国家是柬埔寨，人家请了几次，我们欠了人家的债。还要去一个国家，就是胡志明的国家，一共五个。这样，去年反对中国的浪潮可以渐渐平息下来。

我们同印度吵了一年架，但还是朋友。朋友吵架是常有的，夫妇之间、兄弟之间都吵架。我们同你们，同缅甸、锡兰、柬埔寨没吵过。真正同我们吵得厉害的国家，全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它占着我们的台湾，还封我们一个“侵略者”的称号，那我们也封它一个侵略者。我们从没有侵占过美国一寸土地，檀香山和中国还隔着中途岛，日本我们也没有去侵占过，而美国却侵占着我们的台湾。我就不知道我们怎么成了侵略者？

现在有个国家要同你们“共同防御”我们，听说你们没有答应。对此我们很高兴。你说过，中印两国关系，由他们自行解决，你们不干涉。印度说我们侵略了你们，你曾发表声明说，没有侵略。有谣言说我们的军队侵入了你们的国境，到底有没有？

柯伊拉腊：正因为没有，才作这个声明。

毛泽东：我们这些国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对外援要争取，但哪个为主，要考虑。自力更生好办事，主动。

你们的政策同我们的差不多。我们的大企业是苏联帮助设计、安装的，这样做由1950年到1959年已经10年。在这10年中，我们得到一些进步，现在要自力更生。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是总照抄。我们不懂嘛，只好抄苏联的。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就不照抄了，1958年、1959年我们自己找出了一套办法。你们也要经过这个过程。在一个时期抄外国的，这是必要的，抄一个时期之后就不要再抄了。学生在学校受教育，就是抄教员的，几年毕业之后就成了教员。你们一定有些可以当教员的。真的，这不是假话，没有100年到1000年都当学生的道理。我们过去当学生，现在还在当学生，如尖端科学，苏联、美国、英国有，我们没有，这就要向它们学习。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你们的国家也是这样。柬埔寨也有许多长处。所以要学习每个民族的长处，不管这些民族的大小。同这些国家互相交流经验，这样比较好。我们东方人有一种自卑感，总觉得自己不行，白种人比我们强。这是一种迷信，要破除。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破除迷信与向它们学习并不矛盾，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它们的设备等。

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

柯伊拉腊：关于尼中边界问题，到现在还有分歧。以我们的观点，根据最近50年历史情况，我们认为有四个地方有争议，现在是定下来的时候了。

毛泽东：好。

柯伊拉腊：同周总理的会谈中决定了几个原则：一、以存在的传统习惯线为基础定界；二、考虑到边界双方管辖的实际状况；三、对个别有争议的地点，解决了好，解决不了，交联合委员会。

毛泽东：好嘛!

柯伊拉腊：就原则来说是好的，而就个别具体地点来说，双方是有分歧的，这点使我们不是很安心。当我来杭州时，曾告诉周恩来总理，我来杭州不是以安心的心情来的。周恩来总理告诉我应该完全安心。

毛泽东：应该完全安心。缅甸原来很怕我们，现在完全安心了。他们已知道了我们的心。

柯伊拉腊：我来时会见奈温总理，他告诉我同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应该坦率地谈。所以我就说出这些话来。

毛泽东：好，那些争议容易解决，那些山口人都没有。关于喜马拉雅山的一些分歧，可搞个联合委员会来解决。

柯伊拉腊：对你们来说，目前的争议地点是无所谓的，而对我们来说是有所谓的，是个威信问题。

毛泽东：可以解决，不要担忧。

柯伊拉腊：还有一个问题，是感情的问题。我们叫做萨迦玛塔，西方叫做额菲尔士，你们叫做珠穆朗玛。这个地方一直在我们境内，可是周恩来总理说是在你们境内。

毛泽东：这也不要不安心。

柯伊拉腊：是感情的问题。

毛泽东：可以解决，一半一半。山南边归你们，山北边归我们。

柯伊拉腊：山的顶峰呢？

毛泽东：顶峰也是一半一半。不行？如果解决不了，拖一拖也好。山很高，山可以保证我们边境的安全。你们不吃亏，我们也不吃亏。全给你们，我们感情上过不去；全给我们，你们感情上过不去。可以在上面立个界桩。

乌帕德亚亚：谁去呀？

毛泽东：困难啊！可以写在文字上。我们有人从你们那里爬山时，我们通知你们；你们有人从我们这里爬山时，你们通知我们。

乌帕德亚亚：过去爬山，一直都是要拿尼泊尔的签证的。

毛泽东：如有第三国的人爬山，从你们那边爬，签证由你们那里拿。

潘自力：过去有人爬山是要经过西藏地方政府许可的，也有经西藏境内爬的。

罗贵波：过去有些外国人爬山，是经过我国驻瑞士使馆签证的。

柯伊拉腊：不。

毛泽东：长期的习惯是，从西藏爬山，就得有西藏地方的许可。

柯伊拉腊：还有其他一些争议。

毛泽东：好解决。同你们好解决，同印度不同。同印度的争议是几万平方公里的问题。

柯伊拉腊：我们才几平方公里。

毛泽东：这个山峰可以改个名字。不叫额菲尔士，那是西方人起的名。既不要叫什么萨迦玛塔，也不要叫什么珠穆朗玛，就叫做“中尼友谊峰”。

这个山峰是世界第一个高峰，8800多公尺。美国、苏联、印度都没有，只有我们两国有。你们内部开个会商量一下，提出意见。如不同意，就拖下来，将来再解决。

柯伊拉腊：是的。还有其他五个争议地点，不过主要有三个地方。

乌帕德亚亚：问题是边界线靠北一英里，还是靠南一英里的问题。

毛泽东：那还不好解决，连人都没有，好解决！

柯伊拉腊：如果在北京会谈中还解决不了，怎样再向主席提出呢？

毛泽东：不要同我谈了，仍同周恩来总理谈。在他去你们的国家时再谈，他要同我通电报的。在联合委员会里要得到双方的同意。你们不同意，就坚持。你们坚持，我们有什么办法？能打仗？我们是乐观的。

柯伊拉腊：我们也是乐观的。

毛泽东：我们要得到你们的友谊，你们也要得到我们的友谊，这是问题的中心。有了这个中心，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是不是？

柯伊拉腊、乌帕德亚亚：是的。

毛泽东：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你们也要安下心来，搞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这不好吗？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分晓。

东方翁曰：与尼泊尔柯伊拉腊等人的谈话，是毛泽东接待小国领导人的一个典型事例。故此，笔者特将他们的谈话记录抄录如上，供读者细细研读和体会。毛公对待小国客人从来都是像一位慈善的老人对待小朋友一样，友善而认真。这次也是一样，他对柯伊拉腊等人既待之以礼，又维护了国家主权，还不厌其烦地晓之以理，循循善诱，释其歧义，引导他们与中国结为友善之邻。堪为后世之典范！

第5章 1960年3月—

“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小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196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话说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和《技术革命运动获得大面积丰收》一文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一件，《经济消息》第10期《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一件，共两件，现在发给你们，并请你们发给一切城市党委、工矿党委和农村公社党委，一律予以研究和参考。这是两个重要的总结性文件，请你们予以重视。全总总结的是上海、天津、沈阳、旅大、哈尔滨、太原、重庆等七个大城市的经验。这还很不够。武汉、广州、西安、兰州，各省省城，各省中等城市，例如唐山、石家庄、青岛、洛阳、黄石、株洲、无锡、湛江、萍乡等成百个重要城市，都应当迅速作出总结，并且迅速予以推广。县办工业和公社工业也要择要作出总结，推广出去。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这种调查、研究、总结的工作，在今年3、4、5三个月内要基本做完。由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级地方党委及各部门党组分头去做，并要开规模较大的现场会议。今年1月间，一机部在哈尔滨召开的现场会议，大多数城市未被邀请参加，连武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也不邀请，致失普遍而迅速推广出去的效果，甚为可惜。今后应请有关部门予以注意，是为至要。

　　 中央 1960年3月18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各党组：

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现在应该立即抓紧布置，抓紧总结经验，抓紧检查、竞赛、评比。中央于今年2月2日批准卫生部党组《关于全国卫生工作山西稷山县现场会议的报告》，及附件《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早已发给你们。据我们调查，未能引起你们的重视，大多数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没有看这样一个很重要而又写得很好的文件，也没有发到各级党委党组和人民公社去。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1960年，1961年，1962年这三年内做出显著的成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其办法：在省、市、地、县、社的有卫生部门及民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党委会议党组会议上，在本年3月内，至迟4月上旬，认真讨论一次，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各级党委专管书记和有关部门党组书记也要在党委第一书记领导之下挂起帅来，立即将中央2月2日批示的文许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它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批评右倾思想。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至于其他严重疾病，当然要按照计划一律除掉或减少。各地除害灭病委员会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抓紧和认真检查。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做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困难，事在人为，一定要争取在三年内做出大成绩，今年要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为此，各级党委，卫生部门党组，工会党组，青年团党组，妇联党组，今年一年，要为卫生工作开会四次，每季一次，每次三、四小时即够，不要太长。以后年年如此。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上述会议开过后，立即召开，也是一年四次，每季一次，年年如此。请同志们一体遵行，切勿遗误。

中央 1960年3月18日

3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建筑工程部党组3月9日《关于工业废水危害情况和加强处理利用的报告》写了一个批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中央同意建筑工程部党组《关于工业废水危害情况和加强处理利用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参考。

工业废水的处理利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处理利用得不好，就会污染地面水体和地下水源，严重地影响人民健康和鱼类繁殖；处理利用得好，则不但可以免除废水危害，而且可以回收石油、酚，氰化物、碱等工业原料，价值很大。过去，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对这一极为重要的工作重视不够，这是一个缺点，从现在起，必须加强注意，加强领导。一方面，凡是现在已经存在这个问题的城市，都应当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密切协作，采取土、洋并举的办法，积极进行工业废水的处理利用。另一方面，今后新建企业，都应当把废水处理利用做为生产工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设计和建设中加以保证。特别是一些大企业，更必须重视这件工作。

（此件发至各工矿区域的中、小城市党委）

中共中央 1960年3月19日

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关于我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情况报告》上写了一个极具理性和预见性的批语，题目叫《关于反华问题》，全文如次：

附件请同志们一看，这是我国在巴基斯坦开设展览会的一件材料。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5%吧，最多不过占10%。假定说，100个人中有十个人反对我们，全世界27亿人中，不过只有2亿7千万人反对我们。而有24亿3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这后一种情形，如同1949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在我们6亿5千万人中真正反共的，最多不过10%，即是说，不过6千5百万人而已。而5亿8千5百万人则都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暂时怀疑的。巴基斯坦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在新德里展览的各国农业馆，在所谓大反华空气中展出，到中国馆参观的人民群众达350万人之多，超过任何国家的农业馆。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90%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所以他们反华，对于我们说来，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证明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对于他们说来，是坏事，不是好事，是他们的不祥之兆。蒋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霉了，1946年全力大进攻，只有三年半，他就被人民打垮了。这件事是人人明白的。现在的外国人反华，不过空口骂我们几句，并没有动手打。假如他们要动手打我们的话，也一定逃不脱蒋介石、希特勒、东条英机的结局。请同志们想一想，假如上述占10%左右的坏人或半坏人，他们不是反华，而是拥华、亲华，称赞我们，给我们讲好话，那将置我们于何地呢？我们岂不成了背叛马列主义、背叛人民的修正主义者吗？还有一层，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有题目可借，例如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他们就反一阵。这个题目也不能永远借来反华，因为他们亏理，90%以上的人不相信他们的话，每天反下去，他们就越站不住脚。美国和我们的仇恨结得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其原因也是因为无理由地天天大反，听众感觉讨厌，市场缩小，只好收场，过一个时期另有新题可借，再来掀动反华。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我们有苏联的先例可资借鉴。在过去几十年中，凡是反苏的都没有好结果。反得最凶的是武装进攻苏联，这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的猖狂进攻，其失败也最惨。因此，我劝同志们利用巴基斯坦这件材料，想一想我们的任务，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想通这个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和意义，作出充分的精神准备，准备着世界上有10%左右的人长期地但是间歇地反对我们。所谓长期，至少要打算10年，甚至会有整个20世纪的后40年。如果给我们40年时间的话，那时候世界情形将起大变化，那10%的坏人或半坏人的多数或大多数很有可能被他们自己的人民所推翻，而我国则很有可能平均每人有一吨钢，平均每人有2000斤至3000斤粮食和饲料，多数人民有大学的文化程度，那时人们的政治觉悟水平和理论水平将提到比现在高得多，整个社会很有可能在那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毛泽东 1960年3月22日

后来在3月25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这个批语及附件《我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情况报告》发到公社党委和相当于公社党委一级的其他党委阅读，帮助全党干部在国际反华浪潮中认清形势、明确方向、增强信心。

3月22日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共中央转发由鞍钢总工程师马宾执笔写出的《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10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1958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1959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1959年7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1960年2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1960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中央 1960年3月22日

后来，毛泽东见到马宾时曾经戏称：

“苏联有个‘马钢宪法。’，咱们中国有个‘马宾宪法’。”

3月22日、23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先后写了两个批语：

　 一

此件请各同志看看。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要脱离群众。山东正在开12000人的大会，每个公社到六个人，这种办法似较好。　　　　　　　　　　　

毛泽东 1960年３月22日

二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此件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3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4月上海会议18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6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中央 1960年3月23日

3月23日晚，毛泽东终于到了天津。自从离开广州后，他时行时停，历时15天，沿途与各地省市委负责人和地委负责人谈话，还开了几次会。

3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天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王鹤寿、彭涛、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陈伯达、胡绳、吴冷西，还有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欧阳钦、黄火青、吴德、乌兰夫、林铁、陶鲁笳、万晓塘、张仲良、吴芝圃、王任重。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这次要谈的就是一路上谈的那些问题。在广东跟一些同志，有中央同志、有中南5省的同志，谈了几个钟头，主要谈广东那个问题。然后，到湖南谈了两次，到江西谈了一次，到浙江开了三天会，有华东6省1市的同志，加上西南的李井泉。这一吹，就吹出十几个问题来了。

1、四化问题。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2、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中央已发了指示，企图在今年这一年搞到80%的人在食堂吃饭。

3、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我在郑州会议的时候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那个时候，农村刮‘共产风’要挡一挡，城市暂时压一压。

4、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相当严重。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问县委，自己就平、调。县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

5、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12个字（即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笔者注）是一个农业布局问题，要使省、地、县、社都懂得这个农业布局，有计划地进行。这是农业，还有林、牧、副、渔。种植业和畜牧业要并重。

6、工业问题。主要是煤、铁。有煤有铁才有钢，有钢才有机器，有机器才有别的。这个问题，要讨论讨论。现在有点冷水洗的味道，小土群、小洋群不多了。凡有煤、铁资源的地方都要搞一点。

7、小土铁路、小洋铁路问题。这个问题极端严重。把工业布局搞出来，有煤有铁，就可以搞地方铁路。

8、工业交通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普遍支援农业问题。

9、教育问题。地方要抓教育，办自己的学校，要办得多，中央只要那么一点，让地方去大搞。

10、《农业纲要四十条》提前完成的问题。究竟可以提前几年完成？主要是‘四、五、八’粮食指标。

11、除四害。这个除四害，我替中央写了一个东西。原来中央那个批语不动人，就是那么两句，怎么能够动员呢？凡是办一件事，你不大吹大擂，有声有色，讲得神乎其神，谁听呀！所以，补充了一个指示。最近一两年，除四害，除麻雀之外比较放松了。麻雀遭殃，现在我建议给麻雀恢复党籍，拿臭虫代替。

12、三反问题。今年要搞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已经六七年没有反了，现在大发作。

13、回避问题。不做本地的官。不是全部回避。应该相信多数同志是好的，无论是社一级，队一级，小队一级。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请他回避一下。

14、外宾参观，一定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讨论，请同志们注意。

15、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

16、反华问题。有一个文件，请你们斟酌。其实是大拥华，小反华。

17、我们这个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上层建筑方面，是猖狂进攻的那些意识形态，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还是唯物论辩证法的宇宙观？

我在浙江只讲了15个问题，这次又加了反华、主要矛盾两个问题，共17个问题。”

3月25日，毛泽东为转发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1960年3月16日关于广州、重庆两市工厂技术革命群众运动的若干情况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聂荣臻同志给中央的信，对于当前的技术革命运动，做了一个很好的系统的总结，发给同志们研究、参考和仿行。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

　 毛泽东 1960年3月25日

3月25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17个问题。

这天下午，邓小平在会议上向毛泽东汇报讨论情况，毛泽东和大家一起边听边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毛泽东说：

“敢想、敢说、敢做，一定是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相对立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是不行的。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现在，敢想、敢说、敢做，没有范围了，那就是绝对的了，就不是辩证的了。”

关于农业问题，毛泽东说：

“有些地方不能搞粮。比如王任重同志告诉我，他们那个通山县，本来只有小部分地方种粮食，大部分地方的主业是林业，但是因为搞粮食成风，林业就不搞了，统统去搞粮食了。有些地方是搞渔业的，鱼也不打了，就搞粮食了，结果城里人没有鱼吃。这就破坏了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今年我们就要鉴于那个情况，不要搞得天下大乱。”

关于工业问题，讲到1960年钢材分配情况，毛泽东看到地方分到的数量很少，不由得感叹起来，他对地方的负责人说：

“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可怜。为什么人家轻视我们呢？你看，就这个一点。你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分期分批搞小洋群，你们不向中央伸手，中央不向你们伸手，搞了就是你们的，不然就没有出路，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可怜得很，中央虽然多分一点，也只有那么多，很少。”

邓小平提出一个托拉斯（托拉斯，英文trust的音译。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之一。）的问题，他说：

“中央说了，今天也说了，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它多行，搞托拉斯。”

毛泽东说：

“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

邓小平接着说：

“在三年规划里面初步考虑了这个问题，考虑全国搞大大小小各种各色的托拉斯。这是个改组，恐怕快一点搞有利。”

关于反华问题，邓小平汇报说：

“大家完全赞成主席这个文件，毫无意见，大家都很高兴。”

毛泽东说：

“这是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像张平化这样的同志就跟我讲，很担心，很想不通，后来才想通了。现在我写的这个东西，归结到自己的团结，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对整个客观世界要有个分析，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就是那样一件事。”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上午没有讨论。毛泽东说：

“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个矛盾，那是同外国比的，不是对国内说的。现在完全证明，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生产力，可见得生产关系是适合的，而部分的不适合（包括部分的规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权）经常修改。”

毛泽东最后说：

“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谈一谈，请你们回去少数人（比如十个人）议一议，这种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议。作为商量，作为建议，看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另外一种提法。”

天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3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中央在1960年3月下旬根据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3、4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这个文件，谅必你们已经看见了。在这个文件中曾经提到，现在就要利用六级和四级干部大会公开指出三反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任务。关于三反，中央将在4月上旬有一个规定范围和如何处理各类犯错误分子的指示，发给你们。但你们不要等候这个文件，而应利用当前正在开或准备开的六级和四级大会立即号召整风，并作典型调查，使自己心中有数。中央现在所要着重地告诉你们的，是关于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山东省历城县的材料。历城县委在今年3月14日报告山东省委说：他们那里有积极消极两方面。积极方面是形势大好，这是主要的。消极方面，他们说，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他们这个文件，现在发给你们看看。其中说到会议多和文件表报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县委及县委各部门，自今年1月1日到3月10日，70天中，召开了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共有184次，电话会议56次，印发文件1074件，表报599份。同志们，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历城县已经定出办法，克服五多五少。山东省委已将历城办法推到全省施行。同志们，这种官僚主义状态，只是存在于历城一个县，或者山东一个省吗？不见得。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请你们各自调查一个县、一个市（在大城市里调查一个区），就可知道底细了。克服五多五少的办法，可以仿照历城办理。这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关于省（市、自治区）的方面，请你们注意处理。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后来没有再过问（主要指五多中的会议多，文件表报多），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

本文及附文，应登党刊。

　 中央 1960年3月30日

3月30日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1072人。

会议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作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作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草案的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向大会作《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当时国家形势和中国对外关系问题讲了话。

大会中间休息，老舍从主席台上来到旁边的休息室，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烟。过了一会儿，他突然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其它中央领导人向休息室走来，以为他们要商量什么事，便起身要走。毛泽东拉着他说：

“一起坐一坐，说说你们满族人。”

老舍只好随大家落座，围成一个小圆圈。毛泽东说：

“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

清朝开始的几个皇帝都很有本事，尤其是康熙皇帝。康熙皇帝的头一个伟大贡献，是打下了今天我们国家所拥有的这块领土的基础。我们今天继承的这大块版图，基本上是康熙皇帝时牢固地确定了的。他3征噶尔丹，团结众蒙古部，把新疆牢牢守住。他进兵西藏，振兴黄教，尊崇达赖喇嘛，护送六世达赖进藏，打败准噶尔人，为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进剿台湾，在澎湖激战，完成统一台湾的大业。他在东北收复雅克萨，组织东北各族人民进行抗俄斗争，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保证我国永戍黑龙江，取得了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

康熙皇帝的第二个伟大贡献，是他的统一战线政策。满族进关时兵力只有5万多，加上家属也不过20万，以这样少的人口去统治这么一个大国，占领那么大领土，管理那么多人口，矛盾非常突出。康熙皇帝便发明了一个统一战线，先团结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后来又团结了汉族的上层人士。他还全面学习和继承了当时比满文化先进得多的汉文化，他尊孔崇儒。在官吏的设置上，凡高级官吏都是一满一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军机大臣都是如此。这样，康熙便非常成功地克服了满族官员少的困难，真正达到了以一顶百的神奇效果。

康熙皇帝的第三个了不起的地方，是他有奖罚分明的用人制度。皇子打了败仗，回来不敢进德胜门，照样要蹲在城外，听候处罚。他的这套办法既能调动部下的积极性，奋勇向前，义无反顾，又能组织起一支有严明纪律的军队，所向披靡。

他不光有雄才大略，而且勤奋好学。他除了会几种民族语言之外，还会好几种外语，包括希腊文。他既是军事家、政治家，又是大文人，精通诗词歌赋，会琴棋书画。

康熙皇帝是最早懂得向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知识学习的开明君主。康熙喜欢研究自然科学。对数学、天文、地理、医学、生物学、解剖学、农艺学和工程技术有浓厚兴趣，还亲自主持编辑科技书籍。”

毛泽东的这一番议论，使老舍大为惊讶。他回到家中，向家人作了详细叙述，说他完全换了脑子，换了眼睛。自此，他开始着手写表现满族人民的作品，他还想写一部《康熙大帝》，为此，收集了大量的资料。

1960年4月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对教育部党组《关于最近四个月来农村扫盲、业余教育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作了一个批示。

教育部党组在3月4日的报告中说，1959年10月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请示报告》之后，四个月来，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进展很快，到1960年2月间，全国农村参加扫盲和业余学习的人数已达1亿3千3百多万人，占农村青壮年总数的66%，比1959年10月召开农村扫盲、业余教育工作会议时的5千万人约增加了一倍半多。在这1亿3千2百万人中，参加扫盲的有6050多万人；参加业余初等学校学习的有8380多万人；参加业余中等学校学习的有770多万人；参加业余高等学校学习的有43000多人。教育部党组对今后农民业余教育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是：（1）力争在两、三年内，在农村青壮年中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的任务。使青壮年中的非文盲达到90%以上。（2）力争在三、四年内，在40岁以下的青壮年中，基本上普及业余初等教育。40岁以上的人有条件又愿意参加学习的，也欢迎进业余初等学校学习。（3）力争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40岁以下有条件的青壮年中基本上普及业余初级中等教育（包括初中和初级技术学校），并且要求培养出大量的初级技术人员。（4）大力发展业余中等专业学校（包括高中），积极培养农村中所需要的中级技术人员。（5）积极发展业余高等教育，首先是举办业余专科学校，培养高级技术人才。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同意教育部党组《关于最近四个月来农村扫盲、业余教育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望参照办理。

去冬以来，农村扫盲、业余教育工作发展很快，形势很好。八届八中全会指出，要争取大大提前超额完成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任务，其中包括有扫盲和发展业余学校的任务。望各地在保证生产任务的原则下，抓紧农民识字教育，力争在1962年以前基本上完成农村扫除文盲任务，同时，积极发展各级各类业余学校，培养技术力量，提高群众的政治、文化、技术水平，要使群众学习做到经常持久。现在春耕已到，请各地按照生产学习两不误和工作学习既紧张而又有劳有逸的原则办理。

　 中央 1960年4月2日

在4月间的一个周六下午，毛泽东的大女婿孔令华在北京郊区黄土岗公社一个月的劳动结束了，回到了中南海的家里。李敏看到丈夫脸晒黑了，头发长了，胡子长了，皮肤也显得粗糙了，就是身体还不错。马上帮助他收拾好东西，对他说：

“你赶快到外边去理发，刮刮胡子，早点回来和爸爸一起吃晚饭。”

正巧毛泽东来了，他高兴地看着孔令华的模样，笑着说：

“莫到外面去嘛！”

“我让令华到外面理发，很快就会来，误不了全家吃晚饭。”

“莫走，莫走。叫小周为他理发。”

李敏和孔令华感到很意外。平时，毛泽东家里的男孩和孔令华，都是到中南海外边大街上的理发店理发。毛泽东的理发师周明福只能为他一个人理发。他说过：“他们是因为工作需要才到我身边来的，你们谁也没有权力让他们为你们办事。”

“还是到外边去理吧，外边人少也快。”

李敏说。毛泽东又一次说：

“莫去，就找小周来理！”

他转身对卫士吩咐，通知伙房师傅，吃饭时间往后推迟1小时。李敏和孔令华只好服从了。孔令华理完发，李敏看看手表，还差几分钟不到一个小时，两人走进餐厅，全家人都到齐了。这顿晚饭吃得很热闹，大家有说有笑，一派温馨的家庭气氛。毛泽东还不时地往孔令华的碗里夹菜。

“你们也应该到农村去锻炼锻炼，向令华学习。劳动光荣嘛！”

毛泽东笑着说。李敏也故意说：

“爸爸，您莫偏心，怎么光给他夹菜呀？”

“我这叫赏罚分明。不劳动者，不得食嘛！”

毛泽东说着又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周日这天，毛泽东拉着女儿李敏到中南海瀛台参观技术革新的展览会。李敏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往前挤，所以，她总是跟在后面。

原来，李敏上一次跟着爸爸去参观，一不小心稍微走得快了一点，占了一个工作人员的位置，把工作人员挤到身后了。毛泽东看了她一眼，李敏以为是自己衣服不整，或者不干净，有伤大雅。可她低头看看，没什么不妥呀！于是，她就在原来的位置上没有动。毛泽东又扭头看了她一眼，那眼神是严厉的。李敏向后边看了一下，她突然明白了：爸爸的眼神是说：“娇娃，你该走开，那个位置是他们的！”她马上悄悄退到了工作人员的身后。爸爸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

“有工作人员在我身旁的时候，你莫要随便站到我身旁把他们挤走，这是他们的岗位，是他们的工作，这是党分配给他们的任务，这是组织的安排。他们如果不在我的身旁，那就是失职，失职那是要挨批评的。”

李敏正在想着心事，毛泽东拉过她说：

“娇娃，想什么事哩？”

“没有，没有什么……”

毛泽东拉着女儿，要她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参观工人的革新成果。随行记者马上摄下了这一珍贵镜头。

4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

会议通过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的决议。决议批准了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向大会作的报告。

会议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作为正式文件公布。这个农业发展纲要更趋完善和系统。

会议通过了关于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决议批准了谭震林副总理向大会作的报告。

会议还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提案审查委员会的提案审查意见。

4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工业战线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情况报告》写了一个批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看了上海市委关于工业战线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令人十分兴奋。这个报告是对前一阶段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一个很好的总结，有材料，有分析，很有说服力。报告中所提出的许多问题都带有普遍性，对目前阶段所提出的几项工作也完全适合其他各地区。现将这一报告发给你们，请好好地读一读，并可转发给各城市和工矿企业党委。

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在广大群众中，蕴藏着对征服技术落后的迫切愿望和极大的积极性，蕴藏着创造新事物的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坚持自力更生、土洋结合、由土到洋的方针，就一定可以找到一条高速度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道路，一定可以使我国的技术面貌迅速改观。

在伟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中，不但要研究、掌握这一伟大运动的发展规律，而且还要研究并且学会掌握技术发展的规律，创造新的技术科学。上海市委在报告中提到了这个问题，极为重要，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重大的成就，除了像报告中所提到的双水内冷发电机，印染工业中用“低、湿、冷”新工艺代替“高、干、热”旧工艺等以外；其他如太原市出现的热压焦，冶金部门的炼铁大风高温操作，以及机械、采掘、化工、轻工等各部门出现的种种新工艺、新技术和新产品，虽然有的还刚刚出现，有的还不那么成熟和完善，但是已经足以说明：觉醒起来的6亿人民，不但可以很快地掌握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还能够从我国的具体条件出发，创造和发展世界上还没有的新技术，找到一条多快好省的、中国式的技术发展的道路。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决不能低估它的意义。目前正在向前推进的伟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除了不到10%的企业以外，已经普遍开展起来，形势极好。目前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加强领导，提高领导水平，使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地发展；对于少数干部中存在着的右倾思想和自满情绪进行不断的批判和克服，使一切企业、部门、科室、车间、工段的群众都充分的发动起来；与此同时，考虑选择一个时间，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进行一次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群众性的检查、评比和总结，肯定成绩，及时地发现和解决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以便在巩固、提高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把运动推向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的更高阶段。上海市委提出的几项工作，各地可以参照执行。

　 中央 1960年4月10日

4月20日，在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红旗》杂志社编辑部发表了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列宁主义万岁》一文。

4月2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由胡乔木主持起草的《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一文。

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主持起草的《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文。

上述三篇文章都经过了毛泽东亲自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尔后在邓小平主持下，经过多次讨论、修改而成。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些文章都没有公开点名批评苏联领导人，而是以批判南斯拉夫的名义来批判赫鲁晓夫。文章中没有引用一句赫鲁晓夫的话，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很多都是抄袭南斯拉夫的。陆定一的文章中说：

“修正主义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

这三篇文章从本质上揭露了修正主义的要害问题，所以，文章发表后，赫鲁晓夫很恐慌、很恼火。

毛泽东在组织人起草《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时候，就开始组织反修文稿的写作班底，广泛搜集研究资料，准备和苏联修正主义打“文仗”。

这个班底有外交部、中联部、中宣部、中调部、新华社、《人民日报》、马恩列斯编译局、《红旗》杂志社、全总、共青团、妇联等十几个单位，他们广泛搜集马恩列斯对当代问题的论述、各国党特别是苏共赫鲁晓夫的言论、中国领导人的论述，以及美、英、法三国领导人的言论。先后收集了近千万字，分类编成摘录，弄清敌、我、友三方情况，为中苏大论战做好了准备。

4月2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转来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内部刊物4月22日编印的《意共〈再生月刊〉载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有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存在》一文上作了一个批示。

该文摘录了意共中央机关刊物《再生月刊》1960年第一期刊载的《资本主义社会内有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中的主要观点：1、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和结构应开始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并且是夺取政权的前提。2、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工厂、股份公司、生产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工业是社会主义的新经济形式。3、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要去加深资本主义的矛盾，使之爆炸，从而夺取政权，而是要解决这个矛盾。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伯达、定一同志阅后，退小平同志。毛 24日

他又在下面批道：

此件可看。典型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走狗的论点。

4月25日，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可也没有忘记这一天是杨老太太的90大寿，他写信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向老太太祝寿。他在信中写道：

开英同志：

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90寿辰，无以为敬，寄上200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送去，或直将200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顺致

问候！

毛泽东 1960年4月25日

4月29日凌晨，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的陪同下，登上专列离开北京，又一次开始了长时间的外出视察工作，第一站到了天津。

4月30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同正在天津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谭震林、廖鲁言及河北省和天津市的负责人刘子厚、万晓塘谈话。他问道：

“国内国际比较1月上海会议时的形势是不是好一点？”

谭震林说：

“好得多！”

“怎么好得多？”

“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四化’，威力相当大。看起来，今年工业的产值可能翻一番。粮食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派了十几个考察团到安徽阜阳专区，考察的结果，他们反映的材料，事实上，那个死人是个别的，多数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数也不多，而且粮食吃得相当多。”

谭震林又指指刘子厚说：

“他们这里的大名县也叫做有粮食问题的，我们也派了一个组去摸，一摸，实际并不是什么每天8两、12两，而是吃1斤（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将以前各国不一样的老称统一为16两1斤的称。1959年6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确定新称保留市制：“市制原定16两为1斤，因为折算麻烦，应当一律改为10两为1斤。”谭震林的话还是16两为1斤的老说法——笔者注），人的脸都红光满面，不像吃8两粮食的样子。”

毛泽东说：

“实际的情况我们不大清楚。有些瞒产的，有些以多报少的，也有些以少报多的，不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里的人也不清楚。”

谭震林说：

“现在我们发现县委手上掌握的粮食，省里不知道，有些地委也掌握着粮食，省委也不知道。”

毛泽东说：

“这都是好事，虽然瞒着省委。”

尽管毛泽东听到的是好消息，但他对河南省粮食统销的面那么大，表示怀疑，不相信。谭震林说：

“这说明他们手里有粮食，没有粮食他不会那么干的。所以，实际吃的，并不是他们报的什么8两、9两、11两、12两。”

毛泽东感到很安慰，说道：

“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点。今年能搞到多少粮食？”

廖鲁言说：

“今年大概6千亿斤。”

“保收多少呢？”

“保收6千亿斤。”

“照你的说法，有可能超过6千亿斤了？”

谭震林肯定地说：

“超过。”

廖鲁言说：

“今年多了1亿5千万亩的播种面积是肯定有的，可能搞到2亿。”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休息了一会儿，参观了一个尖端技术产品展览。

1960年5月1日，毛泽东来到天津市海河北边的五一广场，出席了“五一”庆祝大会。

据石坚在回忆文章中记载：“永远难忘的是1960年4月底的一天，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把我叫去说，毛主席要和天津人民一起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经省委研究，这次宣传报道由省市新闻单位联合采访，你统一组织。他一再叮嘱我，这次报道一定要搞好。我当时刚刚从新华分社调到《天津日报》社，怀着既兴奋又感到压力的心情接受了任务。”

“5月1日上午，一列列的庆祝队伍，穿着节日的盛装，从四面八方来到 “五一广场”，期待着幸福时刻的到来。12时55分，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毛主席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和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等党政军首长陪同登上主席台，全场立刻沸腾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刘子厚讲话后，毛主席检阅了游行队伍。”

毛泽东还观看了文艺表演。　

下午5时，毛泽东在杨尚昆等陪同下乘专列离开天津。

5月2日清晨，毛泽东抵达山东济南。

是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与山东省负责人舒同、白如冰、裴孟飞等人谈话。他首先询问了山东的旱情，要舒同等好好搞水利。他又问目前会不会闹春荒，舒同说：

“有些问题，现在正在抓这件事。有一部分县的领导，马马虎虎，看来是有问题，他们却说没有问题；有些县，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现在暴露出了问题。有个地区还搞了瞒产私分。”

毛泽东说：

“哪个要反瞒产私分？是地委，还是县委，还是公社党委？现在那些人还在那里办事吗？这种书记就不要让他当了，要他吃饭完了。”

毛泽东知道山东缺粮，又问舒同：

“是不是要中央调点粮食给你们呢？”

舒同说：

“中央答应1亿。我们今年调出去3亿5。”

毛泽东说：

“你们搞三年，转过这个弯来。河北省转过来了。今年的麦子比去年是不是好一点？”

舒同说：

“今年的麦子原来140亿斤是有把握的。现在全省大旱，多则100亿，少则90几亿，去年是80亿。”

毛泽东说：

“是呀，世界上的事情，天有不测风云呀。也许这两三天就下雨了。”

舒同说：

“那就好了，还有希望。”

5月3日，毛泽东在济南会见了拉丁美洲和非洲14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和妇女代表团及代表。他们是：古巴工人联合会代表团、巴西全国公务员工会和巴西全国银行职工联合会代表团；塞拉勒窝内和坦噶尼喀的妇女代表团及巴苏陀兰妇女代表；古巴、委内瑞拉和乌拉圭的妇女代表团及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巴拉圭、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波多黎各、马提尼克的妇女代表。各国朋友见到毛泽东，纷纷上前同他亲切地握手，并和毛泽东合影。

毛泽东和这些朋友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向他们表达了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对古巴以及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目前所进行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坚决支持，感谢他们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他说：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大家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大家需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表示对即将召开的四国首脑会议的支持。这些国家的朋友们也都谈了各自国家当前的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及民主的斗争情况，并表示了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最后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会见结束时，各国朋友热情地、依依不舍地唱着刚刚学会的“东方红”歌曲，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将客人们送到门口，向他们挥手告别。

毛泽东在济南一共住了三四天，与舒同谈了三次话。有一次，他与舒同谈到山东缺水时，情不自禁地吟诵起李贺《梦天》中的诗句：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旁边有人插话说，李贺的诗不好懂。毛泽东说：

“有些还是容易懂的。”

毛泽东还与舒同讨论了先秦齐国的历史，还说到了曹植封东阿王、陈王的事情，为了印证他的观点，随口背起了谢庄的《月赋》：

“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悄焉疚怀，不怡中夜。乃清兰路，肃桂苑。腾吹寒山，弭盖秋阪……”

毛泽东吟诵了一段，又说：

“自古以来赋月亮的，就数谢庄的这一篇最著名。”

欲知毛泽东离开济南后下一站去向哪里，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由鞍钢总工程师马宾执笔写出的《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起草的批示，请读者不妨多读一遍。这个批示也像毛公所说的《报告》那样：“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从这个批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非常善于抓典型，尔后以点带面，全方位地推动各地“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创新和提高生产力，以群众运动为主要方式，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样的事例在本传中数不胜数，而一些人却无端地吹嘘某某人是党内的经济专家；还说毛泽东不懂经济，建国有功，治国有罪。这些荒谬的言论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可以休矣！

第6章 1960年5月6日—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领导人不应站在人民之上，不应站在人民之外，必须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

话说1960年5月6日上午，毛泽东乘专列抵达郑州，河南省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史向生、赵文甫登上专列迎接毛泽东。毛泽东劈头就问：

“我在火车上，在郑州附近看了你们的麦子很好，差不多一人高，有水浇没有？”

杨蔚屏说：

“有的有水，是城里的污水和黄河水。偃师是全省第一，麦田管理得好。”

毛泽东问：

“单位产量呢？”

杨蔚屏说：

“有一个丰产单位，去年搞到800多斤。”

毛泽东又问：

“有那么多没有？”

杨蔚屏肯定地回答说：

“他那里好。”

5月7日下午1点50分，毛泽东乘车来到河南省委招待所，在二楼一个房间里休息，等待着会见非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和代表，共54位朋友。他们是：索马里兰、塞内加尔、塞拉勒窝内、苏丹的社会活动家和和平人士；阿尔及利亚工人总联合会代表团、刚果全国工人联合会代表团、几内亚工人工会联合会代表团、喀麦隆劳工总联合会代表团、马达加斯加工会代表团、马里联邦工会联合会代表团、摩洛哥劳联代表团、桑给巴尔劳工联合会代表团和塞内加尔工会代表、法属索马里兰非洲人独立工会联合会代表；阿尔及利亚青年代表团、阿尔及利亚学生代表团、喀麦隆青年代表团、桑给巴尔青年代表团和刚果青年代表。

2点30分，非洲客人们来到了省委招待所，毛泽东下了楼，站在接见大厅门外迎候。刚走下车门的一位非洲客人一眼便望见了毛泽东，他非常激动，高声叫道：“毛泽东！”其他下了车的客人也看见了，一边跟着高呼：“毛——泽——东！毛——泽——东！”一边拥上前去，争着和毛泽东握手。有几客人喊道：

“注意秩序！”“排好队！”“不要乱！”

在礼宾人员的协助下，客人们按顺序排成单行，依次和毛泽东握手问候。宾主步入大厅，毛泽东在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讲台，向客人们频频挥手，高兴地说：

“欢迎朋友们。”

客人们见毛泽东要讲话了，这才坐下来，掏出笔记本准备记录。毛泽东接着说：

“我没有去过非洲。今天请朋友们当老师，给我上一课，讲讲非洲的主要情况，讲讲非洲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客人们一听便楞住了，他们面面相觑，想不到毛泽东是这般的真诚和谦虚。但很快就有十几个人举起手来，请求发言。毛泽东说：

“很好，这么多朋友愿意给我上课，我很高兴。”

一个客人说：

“我们不是作为教师给您上课，而是作为学生向您汇报非洲人民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情况。”

接下来，12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各自派代表发了言。毛泽东又说，请没有发言的朋友讲一讲。一个客人说：

“我们已经用了一个多钟头，不应该再占用您的时间，我们有这样宝贵的机会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荣幸。请毛主席给我们上课，教导我们如何战胜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毛泽东站起身来，亲切地说：

“欢迎朋友们。我们是朋友。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

接下来，他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国革命的经验，高度评价了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世界意义和古巴人民的抗美斗争。

一个客人提问说，您对5月16日将在巴黎召开的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有什么看法。毛泽东说：

“世界大战我们是反对的，我相信朋友们都赞成不要打世界大战，避免打世界大战。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要两条腿走路。四国首脑会议，或者大国协商，是跟他们在桌子上谈，这是一条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又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世界大战就打不起来了。我们支持四国首脑会议或大国协商，同时我们更支持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有权力反对他们的压迫。”

接着，他谈到了要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迷信和斗争策略问题。他说：

“我们很高兴看到非洲朋友有这么多人破除了迷信。迷信的第一条就是怕帝国主义，你们破除了这一条，不怕帝国主义了。但是我相信，你们非洲两亿人口中还有一些人怕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还是迷信的，或者说是有幻想的。因此你们还要向他们做工作，有10年、8年，慢慢地人就多了，两亿人口中可以有一亿人或者一亿多的人，完全破除迷信，站起来，不怕帝国主义，胜利就有把握了。”

毛泽东还对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副总理兼外长克里姆说：

“美国给戴高乐提供军火飞机侵略阿尔及利亚，是要把你们消灭掉，把我们灭掉，甚至把戴高乐也灭掉，只剩下它。戴高乐同美国又合作又有矛盾，在斗争中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我们与法国没有关系，只要有可能就会支持你们，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物质上，如果武器能够运到也可以支持。我们对所有反帝力量都支持，同时他们也支持了我们，这是世界反帝力量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举起手中的茶杯，说道：

“祝贺我们的团结，我们一定会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取得胜利！”

客人们纷纷起立，热烈鼓掌。

毛泽东请客人们到门外一起合影留念，尔后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

送走客人，毛泽东来到临时办公室，要秘书去请熊向晖。据熊向晖记载说：

主席送走了非洲朋友，我去食堂吃饭。刘宁一忽然匆匆走来说，主席指示，今天会见非洲朋友要发表消息，等你去写。我跟着刘宁一走进主席办公室。主席靠在木制大躺椅上吸烟。我向主席问好。主席说，不握手了，坐吧。今天让你做“秀才”，桌上有烟，自己抽，增加点“烟士披里纯”。

我坐在办公桌后的长背木椅上，刘宁一和杨尚昆坐在单人沙发上。

主席说，人家要开大国、强国首脑会议，我就开小国、弱国人民会议。3号在济南开了一次，今天又开了一次。这些小国、弱国的人民不简单，破除了对帝国主义的迷信，比赫鲁晓夫高明。天下事千奇百怪，赫鲁晓夫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硬是迷信帝国主义。列宁不是讲过吗？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制度是一切战争的根源。赫鲁晓夫不赞成列宁。他说，现在有了那末多原子弹，能够毁灭全人类。所以，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是避免战争，保持和平。他说，避免战争、保持和平必须依靠大国、强国的首脑，首先依靠美、苏两国的首脑。只要他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互相信任，友好合作，达成裁军协议，就能让一切国家化剑为犁，天下就能永远太平。

主席说，赫鲁晓夫去年9月访问美国，同艾森豪威尔会谈。他宣扬艾森豪威尔是爱好和平的。他9月30日来到北京，一下飞机就大放厥词，一吹他的美国之行如何如何成功，要我们不得破坏和平气氛；二吹他的裁军主张如何如何美妙，要我们相信帝国主义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我们国庆十周年招待会上，他含沙射影，污蔑我们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主席说：赫鲁晓夫想控制我们。前年，他要在中国建立什么长波电台，搞什么潜水艇联合舰队。我们说，这涉及中国的主权，连半个指头也不行。他原来答应帮我们造原子弹，还签了协定，后来他说不帮了。不帮就不帮，我们不稀罕。中、苏两国之间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坚持原则，在内部对他进行批评，同时照顾大局，不由我们公之于世。在国际问题上，赫鲁晓夫不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不支持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还帮助帝国主义进行恐吓，说只要燃起一星火花，就会引起世界大战，必须马上扑灭。他美化帝国主义，散布和平幻想，麻痹世界人民，实际上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对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再保持沉默。今年4月22日列宁诞生90周年，我们发表用红旗编辑部名义写的《列宁主义万岁》，对国际上的重大原则问题正面说明我们同赫鲁晓夫不同的观点。我们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注意维护中苏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篇文章的内容不错，就是太长了，引经据典，书生气太重，一般人不爱看。所以在四大国首脑会议之前，我先开小国、弱国人民会议。3号在济南，我同拉丁美洲和非洲14个国家工会和妇女代表谈话，尚昆没有参加，刘长胜和曹孟君参加了。我说，要发表简短消息。我有些“官僚”，没有看稿子。第二天报上登出来，虽然简短，内容有些不妥，写了人家唱“东方红”。写这干什么？大国沙文主义!今天再发表一次消息，写上非洲朋友讲话的要点，写上我讲话的要点，要表明我们的反帝立场。不要长，要快，半个钟头够了吧。

我说，我就试试。我稍微考虑了一下，用圆珠笔在拍纸薄上写。写完后看了一遍，作了个别增删。一共写了四段：

第一段：“新华社郑州7日电“新华社郑州8日电：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在这里接见了正在我国参观访问的来自非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以及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和代表。他们是：（代表团名单容即增补）”

第二段：“在接见中，各个代表团都作了热烈的发言，介绍了他们多少年来在帝国主义压迫和榨取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介绍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情况；表达了他们争取彻底胜利的决心和信心；并且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对于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敬爱。”

第三段：“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对于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表示完全同情和完全支持。毛泽东主席还表示同情和支持南朝鲜人民、土耳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爱国主义斗争。毛主席感谢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祝贺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伟大团结，祝贺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

第四段：“今天陪同接见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刘宁一”。

我把稿子交给刘宁一。他和杨尚昆传看后，改了几个字，请主席过目。卫士打开躺椅后的立灯，把木板架安置在躺椅上，把稿子放在木架上，主席一边吸烟一边看。在审阅过程中，主席问：

“‘代表团名单容即增补’，增补了没有呀？”

我说：我正在搞。主席继续审阅，说，对非洲朋友的讲话，概括得还可以，有一句要不得。他让卫士递给他一只圆珠笔，划去了几个字。又加上几个字。

主席问：代表团名单搞出来没有？我说，搞出来了。主席要我递给他，他看后问：名单为什么这样排？我说明理由。主席说，排名单要能讲出道理。搞不好，人家会有意见。这个排法我赞成。我说，主席真细致。主席说，在济南做了一次“官僚”，现在“辞职”了。

主席要我从头到尾念一遍。我发现，杨尚昆、刘宁一把原稿最后一句的“祝贺”改成“并且确信”，“彻底”改成“最后”；主席把原稿第二段的“中国人民伟大领袖”划掉了；在第三段最后一句“并且确信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后面加了一个逗号，在“取得最后的胜利”前面加上“一定会”。我念完后，主席说，就这样，下点毛毛雨，捅出去吧。刘宁一说，已经让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在招待所等。我说，我就去办。

我回到餐厅，把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雷行找来，他看了稿子，要拿回发。我说，稿子上有主席亲笔修改的字句，我要留作纪念，让他另抄。这时，刘宁一赶来了，把稿子拿走，说，主席还要再看看。

雷行说，他马上给北京新华总社打电话，报告这件事，总社要通知全国各大报，留出明天头版的版面。

不一会，刘宁一又匆匆来了，说，主席口授，他笔录，加了一段，内容非常好，主席让你再去谈谈。我随即跟他回到主席办公室。主席仍靠在躺椅上吸烟，我看到在原稿第二段“毛泽东主席还表示同情和支持南朝鲜人民、土耳其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爱国正义斗争”之后，刘宁一笔录了以下一段话：

“他认为：南朝鲜人民和土耳其人民的这种斗争，表明亚洲各国受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将会有更大的兴起。这个斗争对于非洲人民、拉丁美洲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都将是一种支持。主席说，所以，全世界人民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

我看完后说，刚才宁一同志对我讲，主席加的这一段非常好。的确非常好，把主席今天同非洲朋友讲话的主要内容突出出来了。

主席说，找你来，不是让你讲“非常好。非常好”。我临时想了这几句，来不及推敲，你看，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

我又看了一遍，说，在文字上有几点小建议。开头的“他认为”，改成“主席认为”，这样，前后比较连贯。主席说，可以。还有呢？我说，在“亚洲各国受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之后，加上“风暴”两个字。主席今天同非洲朋友讲话，几次讲了“风暴”，“斗争风暴”比“斗争”更有气势。赫鲁晓夫经常鼓吹，现在国际关系晴雨表的指针，不是指向暴风雨，也不是指向阴天，而是指向晴天；改成“斗争风暴”，也是间接驳赫鲁晓夫的。

主席微笑着说，你对赫鲁晓夫的讲话倒有点研究。还有什么要改的？我说，最后那个“所以”似乎可以不要。主席说，我常说“所以”，有点习惯了，刚才不知不觉说了出来，刘宁一就记了下来，这里不必要形成文字。主席风趣地说，所以，“所以”两个字可以删掉。

主席又让我把这条新闻稿从头到尾念一遍，念完后，主席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杨尚昆说，很好了，没有意见了，早点发出去，再迟，新华社就难办了。

我说，我这就去办。并说，今天人民日报第5版的新闻很重要，请主席看看。主席说，今天还没有看报纸，有什么重要新闻？我说，美国一架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被苏联打下来了。

主席说：美国的侵略行动搞到苏联头上，赫鲁晓夫还在幻想“加强普遍和平”。我看，我们将来应该出赫鲁晓夫全集。

主席对杨尚昆说，通知北京，帮赫鲁晓夫一把，公开表示我们支持苏联打下美国的飞机，支持苏联对美国的抗议，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警告美帝，对苏联挑衅就是对中国挑衅，就是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挑衅。

主席说，时间很晚了，大家散了吧，我也要回火车去了。

5月8日下午2点30分，毛泽东在河南省委招待所会见了来华访问的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代表，共25位朋友。他们是：智利工人统一工会代表团、哥伦比亚石油工人联合会代表团、哥斯达黎加工会代表团、厄瓜多尔工人联合会代表团和阿根廷、巴西、智利、厄瓜多尔、秘鲁的文化、教育、政法等界的著名人士。同时接见的还有古巴军队总督察威廉·加尔维斯·罗德里格斯少校和他的夫人。

据熊向晖记载：落座后，主席首先说，欢迎朋友们。拉丁美洲距离中国很远，各位朋友来到中国很不容易。利用这个机会，请朋友们向我介绍拉丁美洲的主要情况，并且欢迎朋友们对中国提出意见、批评和建议。

几位外宾分别发言，主席坐着认真听取，有时在拍纸簿上记下要点。一位外宾说，我们是抱着学习的目的来到中国的，现在请主席给我们作指示。

主席站起来说，我讲一些情况和意见，不是作指示。主席在详细谈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后说，我们要互相学习，互相交换经验。中国的经验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产生的，中国有中国的条件。经验不能照搬，只能参考。还希望朋友们作分析，哪些是优点，哪些是缺点，有哪些是成绩，有哪些是错误，现在我们工作中还有一些错误，我们用整风的方式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要听取人民的意见和批评。中国犯的错误，你们研究也有意义，可以避免犯类似的错误。

主席针对外宾们提出的反帝斗争的问题，反对战争与争取和平的问题，作了生动的深刻的阐述。

主席送走拉丁美洲朋友后，我回到卧室。不久，刘宁一来找我，说主席指示今天还要发消息，等你去写。我随他走进二楼主席的办公室。

主席说，非洲朋友们很热情，拉丁美洲朋友也是这样。弱国、小国人民会议开得好，有共同语言。主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我们就宣布执行和平外交政策。但是我们的领土主权决不容许别人侵犯，谁来侵犯，我们就要自卫，这同和平外交政策是一致的。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对我们进行建设有利。我们也同帝国主义打交道，譬如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同美国在华沙的大使级谈判还在继续。我们坚持原则，不抱幻想，同赫鲁晓夫不同。对世界大战，我们说了两条，第一，反对；第二，不怕。赫鲁晓夫和我们半同，半不同。他反对世界大战，又害怕世界大战，越怕越有鬼，越怕世界越不和平，如今连苏联的领空也不和平了。世界为什么不和平？怎样才能和平？赫鲁晓夫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赫鲁晓夫完全依赖大国协商，我们强调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小国弱国的人民同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所以，还要发消息，让世人听听小国弱国人民的声音，听听我们的声音。照昨天的规矩，不要长，要快。

根据昨天的经验，我事先作了考虑，并且已写好第一段的导语，听完主席的指示，我着手写正文。写完交给刘宁一。刘宁一同杨尚昆、孔原传阅商量后，作了一点改动，送给主席。主席先让我念一遍。我念道：

“新华社郑州8日电：

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在这里接见了正在我国参观访问的来自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朋友们。接见中，毛泽东主席首先表示了对拉丁美洲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并介绍了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朋友们向毛泽东主席谈到在中国参观访问的观感。他们热情地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称赞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称赞中国人民对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所作的贡献。他们还谈到了拉丁美洲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历史联系的日益发展的友谊。他们说，拉丁美洲人民同中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美帝国主义，他们介绍了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情况。他们表示，拉丁美洲人民团结起来，并和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主席感谢这些朋友对中国人民的称赞。主席说，中国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一样，长期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团结，依靠各国人民的支援，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现在正在建设着自己的国家，改变着‘一穷二白’的面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因此需要时间，需要和平，需要朋友。主席说，古巴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走狗则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很少。主席说，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主席对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表示钦佩。主席说，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斗争帮助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斗争也帮助了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国的人民。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

接见时在座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等。”

我念完后，主席要我递给他，卫士安放了木板架，主席摆在上面看，亲笔作了修改，让卫士送还我，我发现主席改动了3处：把第二段中“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改成“称赞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在这段最末一句“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后胜利”之前加上“一定会”；把第三段第一句“毛泽东主席感谢这些朋友对中国人民的称赞”中的“称赞”改成“友谊”。

主席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后两处，主席改得非常好，“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后胜利”只表达了可能性，主席加上“一定会”，就表达了必然性。“感谢这些朋友对中国人民的称赞”太庸俗，主席把“称赞”改成“友谊”，含意和格调就完全不同，非常亲切、得体。只是对主席对第一处的改动，我不理解。

主席问：有什么不理解的？

我说，昨天写了非洲朋友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敬爱”，这是他们的原话，主席把“中国人民伟大领袖”这几个字删掉了，说是“要不得”。今天写了拉丁美洲朋友“称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也是他们的原话，也完全符合事实，我不理解主席为什么那样改。

主席说，人家那样讲，我们不能那样写。我们搞了这些年的建设，不能说没有成就，说“伟大成就”就不符合事实。“一穷二白”的面貌还没有改变，有什么“伟大”呀!

我说，成就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这符合事实吧？

主席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呀，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这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我把唯物史观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实践证明，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你不赞成？

我说，唯物史观并不否定杰出的领导人的作用。

主席说，这是半截子唯物史观。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也不能等量齐观。我讲了，今天你也写了，“人民是决定的因素”，领导人不应站在人民之上，不应站在人民之外，必须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总而言之，必须突出“决定的因素”，突出人民，决不要突出个人。

刘宁一说，主席的指示很深刻，我们要好好学习。这篇新闻稿这就样定下来吧!

主席又要我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当念到“一定会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时，主席说，这里有点突兀，在“一定会”前面加上“这样”。我照加了。主席想了一下又说，加上“这样”，语气有些散，改成“就”字，“就一定会取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你们看怎么样？大家都说好。我涂去了“这样”，加上“就”字。

杨尚昆说，今天的新闻稿比昨天的更有份量，就这样发出去吧。主席点点头。我辞出，把主席审定的新闻稿交给已在宾馆等候的雷行。

5月9日下午2点30分，毛泽东在河南省委招待所会见了来华访问的西亚三个国家的代表团，共23位朋友。他们是：伊拉克文化代表团、伊拉克工人代表团、伊朗工会代表团和塞浦路斯劳工联合会代表团。

据熊向晖记载：主席在这次谈话中指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是美帝国主义，在很多国家有它的走狗。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人，正是广大人民所唾弃的人。蒋介石、李承晚、岸信介、巴蒂斯塔、赛义德、曼德列斯之流，或者已经被人民所推翻，或者将要被人民所推翻。这些国家的人民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和其他帝国主义的走狗，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

主席说，日本人民正在行动起来，现在广大的日本人民正在举行比过去规模更大的示威，反对岸信介政府同美帝国主义签订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这一斗争。

主席说，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主席说，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他们做尽了坏事，全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民决不会饶恕他们。

主席说，根据中国的经验，团结人民的大多数才有前途。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政党、领袖应当是人民的代表，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要倒台。蒋介石为什么被赶出大陆？因为他脱离群众。人民中间最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他们是生产者，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生活。因此，主要的基本的是团结工人和农民，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代表他们的意志。还有别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中国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现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还是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知识分子——教授、教员、科学家、文化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更是少不了的。他们有缺点，但是可以改造。今天在座的人就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他（主席指着担任翻译的马坚教授）。他是一个穆罕默德，今年53岁，是专门研究可兰经的。今天没有他，我们就不能开会，我们不能脱离他。他信穆罕默德，我不信，但是我们两个并不打架。他信穆罕默德，又不是共产党，那没有关系。他不反对社会主义，不反对共产党，而且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那更好办事。有各色各样的人，并不都是共产党。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只有1300万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力争团结六亿三千七百万非共产党员。被打倒的阶级，譬如地主阶级，我们也要改造。主席说要战胜帝国主义，不是短期的事，要进行持久的艰巨的斗争，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只是不包括敌人在内。这是我们革命胜利的经验。中国的经验对外国来说，只能有选择有分析地来对待。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条件，外国的经验只能做参考。我所讲的话，只供朋友们参考。

接着，伊拉克、伊朗和塞浦路斯三国外宾各有一位代表简短发言，感谢毛主席的接见和谈话，并表示要加强本国人民的团结，加强同中国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的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最后，毛泽东举杯祝贺世界人民的进一步的团结，祝贺日本人民斗争的胜利，祝贺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胜利。

主席送走西亚三国朋友后，刘宁一把我找到主席的办公室。

主席说，晚上我有事，今天没有请亚洲朋友多发表意见，他们不会见怪吧？刘宁一说，不会。今天的气氛和前两天一样热烈。主席说，这次在郑州，用三个下午开了三次小国、弱国人民会议，收获很大，非洲、拉丁美洲、亚洲，这些小国弱国人民都有一股劲，我看，世界大有希望。我三次讲话大同小异，发表消息每次有一个重点。前天的重点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昨天的重点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今天要强调“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加起来，就可以基本上说清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立场。

主席让我快写，我写完后照例送给刘宁一，他照例给杨尚昆传看后，送给主席。主席改了一个字，其余未动。

主席从躺椅上起来，说，我要回火车去了。

趁主席整衣的机会，我把新闻稿交给雷行。回来时，主席已走出办公室门外。主席说，都不要送了。主席同刘宁一和我分别握手，在杨尚昆和卫士的陪同下，离开了招待所。

5月11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谈话，杨尚昆在座。毛泽东说：

“地方要搞铁路，搞汽车，通河流的地方要搞轮船，空中要搞运输飞机。”

他问起河南的旱情，吴芝圃说：

“去年从夏季一直旱到秋季，全省有四分之一地区一直旱到现在，这个情形跟光绪三年连旱三年的情形一样。光绪三年河南大旱，1942年河南大旱。最怕夏旱、秋旱。不过今年的麦子还算不错。去年工作上也有毛病，一部分地区欠收，对灾情估计不足；搞基本建设公用粮食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今年准备好好总结总结，接受教训。明年有可能不犯头两年的错误，不过还不能大意。”

毛泽东说：

“对于事物，首先是认识它，然后才能改变它，而认识要有个过程。我们中央、省这两级做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选一点要点去看一看，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总而言之，上级领导机关，比如中央一级，省一级，连地委也是不甚了了。方针、政策、计划是否正确，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横直去做，做出结果出来了，就是正确。方针政策是否反映了客观实际，是要靠做。”

他又问：

“河南现在有多少人？”

吴芝圃说：

“5100万。”

毛泽东说：

“恐怕要提倡一下节育，多印一点避孕的书，制造避孕的药品和器具。”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到南水北调问题。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由吴芝圃等陪同到郑州东郊人民公社燕庄看小麦生长情况，又接见了河南省和郑州市的直属机关的干部一万人左右，还参观了河南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展览会。

晚8时左右，毛泽东离开郑州，南下武汉。

5月12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武汉。

5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工会总评议会等访华代表团以及古巴、巴西、阿根廷访华代表团。他在会见中的谈话要点（见《毛泽东外交文选》）如下：

新的日美“安全条约”是为了压迫日本广大人民，是以中苏为敌、以亚洲人民为敌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它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必将把严重的灾难带来给日本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当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在许多国家培养它的走狗，这些走狗是本国人民所不喜欢的。日本的岸信介政府就是这样的政府，日本自由民主党的有识爱国之士，也对岸信介的反动政策表示不满。目前日本人民正在展开规模宏大的斗争，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日本人民在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中，觉悟一天天提高，觉悟的人越来越多。日本人民是很有希望的。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支持日本人民的斗争，日本人民也支持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

最近美国派U-2型飞机侵入苏联，进行间谍活动，被苏联击落，苏联人做得很正确。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

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

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

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全文如下：

自从3月23日和30日，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指示以后，全国已有一部分地区在农村中初步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根据现有情况看来，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它证明了中央对于农村基本情况的分析，是正确的。

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方针和原则，中央在上述两个指示中已经有所规定。总的来说，就是：“三反”运动一定要搞，搞的原则是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犯有错误而不严重的人，应该采取教育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于那些错误极其严重、民愤极大的人则应该坚决惩办。通过这一运动，主要地达到两个目的，即：普遍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同时，对隐藏在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加以清理，以纯洁我们的组织。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为了推动“三反”运动更好的发展，中央再提出以下意见，请各地注意掌握：

一、必须肯定，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忠心耿耿，朝气勃勃，艰苦朴素，敢想敢干，并且具有一定的共产主义觉悟。正是这些同志，带领了农村广大劳动人民实现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完成党在农村中的各项工作任务。在这些同志中，有一部分人思想作风上虽有某些缺点，但是基本上也是好干部。另外，犯有较严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只是很少数；真正的坏分子，更是极少数。对于这种总的形势，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只有这样，在开展“三反”运动时，才能避免发生偏差，才不至使打击面过宽，才能不让坏分子乘机钻空子，才能真正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所占的比重，虽然很小，但是他们所犯的这类错误的危害性是很大的。这类错误所以存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干部队伍的侵蚀。“三反”运动所展开的斗争，正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果我们不及时地进行这种斗争，这类资产阶级思想蔓延开来，将会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在这方面，同样地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把运动搞深搞透；必须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把资本主义思想搞臭。只有这样，才能大大的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更迅速地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对一切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应该进行坚决的斗争。但对于犯错误的人，则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根据他们所犯错误的情节的轻重和态度好坏，区别对待。目的是团结和教育极大多数，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人。

根据已有的材料，犯错误的人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共产主义觉悟不够，在经济手续和工作作风方面，有某些毛病。虽然他们占了一些小便宜，挪用一些公款，有小量贪污，或者在有些事情上犯有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的错误。但是他们基本上仍然是好同志，对党和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是坚决的积极努力的，作了不少有利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工作的。在犯错误的干部中间，这类同志占很大的比例。以贪污的情况为例，湖北有个材料说，犯有这类错误的人占农村基层干部总数的23%。他们平均每人贪污40几元；贪污100元以上的只占百分之几，多数是二三十元。对于这样的人，应该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一般不要给以处分，不戴贪污帽子，主要地是帮助他们提高觉悟，改正错误，使他们今后能够更好的工作。另外一类，是犯有较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的。这类人比前一类的人数少得多，大体上只占农村基层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几。对这些人则必须坚决地进行斗争，给以必要的组织处理。其中少数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应该坚决撤换（是党员的，应该开除党籍），以至逮捕法办。

在运动中，必然会揭发出隐藏在我们干部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和蜕化变质的分子。这些人都应该一律清除出去，已混入党内的，应该清除出党。罪行严重的，应该给以法律制裁。

这次“三反”运动中，对于那些犯错误的人，处分的面一般不宜太宽，大体上以控制在3%以下为宜。其中受撤销职务和开除党籍处分的应控制布1%以下，逮捕法办的更应该是极少数。

二、在农村基层干部中，需要进行“三反”检查的，应该是生产小队以上干部和财贸系统的基层干部，特别要注意公社一级和公社直接经营的企业单位。对他们，“三反”运动应该以反贪污为重点；官僚主义、强迫命令、铺张浪费也必须反，但是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有什么反什么。至于没有担任干部职务的农村党团员，需要作检查处理的，一般只在党团组织内部进行，不在群众中公开批判。某些社员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也应该另选时机，通过正面教育，引导他们自觉改正错误，不要把它同“三反”运动纠缠在一起。

对于那些犯有贪污、多占、挪用等错误的人，各地在处理时，还必须注意以下的方面：不论什么人，不论贪污、多占、挪用的数量大小，都必退必赔，一时退不起的，可以分期退回，对贪污数量大或贪污行为恶劣的人还可以用强制劳动的办法补偿；计算的时间，除了少数严重的大贪污犯以外，一般地从一九五九年算起，而不要从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算起；算贪污和不算贪污的界限，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处分面的控制比例，分别规定，一般不宜过低，大体上以二百元、三百元为宜。瞒产私分的行为，不在“三反”运动范围内清算。

三、当前农村工作的中心是生产。因此，“三反”运动必须紧密地结合生产、利用农事间隙时间来进行，使它成为推动生产的力量。各地在开展“三反”运动时，都必须很好地掌握这一原则。至于开展运动的时间，由各省（区）市自行安排，中央不作统一规定。

“三反”运动应该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进行，要有始有终，不要一轰而起，一轰而散。在运动中，应该贯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以当地的党的组织为领导核心，依靠贫农、新老下中农的积极分子；应该充分发动群众，并且广泛地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应该尽可能运用原有的社员代表会议、社员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同时，在运动中必须坚决防止任何违法乱纪的作法，反对逼供信；严格禁止干部压制群众，打击报复；不许打人骂人或采用其他的变相肉刑，来对待犯错误的人。

四、必须了解，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需要经过多次反复的斗争，问题才可能基本解决。为此，今后在全国范围内将定期地开展“三反”运动。同时，还应该订立必要的制度，以加强党员、干部同群众的联系，并且在工作中，加强群众性的监督。中央要求全国各部门各地方，认真地、进一步地建立和健全各种民主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采取具体措施以防止干部中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此外，中央还要求全国各级组织和全体干部，在接到这个指示后，立即贯彻执行下列的规定：

从中央委员起，凡到农村人民公社去检查工作、了解情况的各级干部，和参加现场会议的人员，必须一律到公共食堂同群众一起吃饭。

各级机关和党的组织，除招待外宾外，都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

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一定时间的生产劳动。他们参加生产劳动时间，由各省、市、区党委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规定。

在最近几年以内，所有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不得盖大礼堂、办公楼、招待所或进行其他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抓紧生产小商品的指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需要多种多样的小商品，例如日用小百货、小五金、零星的生活用品、家庭用品和一些小农副产品等。这些小商品供应得充分，人民生活就感到方便；供应得不充分，人民生活就感到不方便。小商品在社会商品供应中占有重要地位，大体估算，约占社会商品流通总额的30%至40%。因此，抓紧小商品的生产，不仅是有关人民生活的重要问题，而且是有关吸收社会购买力，稳定市场物价的重要问题。去年6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会议以后，各地党委对这方面的工作抓得很紧，小商品的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使去年第4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小商品的供应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据有关部门的反映，最近某些小商品的生产，又有减少的趋势。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某些地区最近没有抓紧小商品生产，以致有些原来使用于小商品生产的原料材料，又被其他方面挤掉了，有些生产小商品的工厂，又改产别的东西了，小商品品种不全的情况已经开始在市场上有所表现（如蝇拍子、卫生球和仁丹等夏令小商品已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如果不及早注意抓紧，再过一个时期，小商品供应不足的现象还会更加显著，因此，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对小商品生产问题加以注意，认真地进行一次讨论，切实安排原料材料，切实安排制造能力，务必做到各地的小商品生产，在品种上和数量上，比去年第4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不仅不减少，而且还有增加。同时，还应当继续抓紧废品回收工作和“小夏收”、“小秋收”运动，一年四季都要抓，丝毫不要放松。

中央 1960年5月16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对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继续大办钢铁“小洋群”和“小洋群”升级问题的报告》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将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继续大办钢铁小洋群和小洋群升级问题的报告发给你们。请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报告中所提规划，有步骤地进行安排。

两年多的经验证明，钢铁工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小洋群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它对加速我国工业的发展和改善工业的地区分布，都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打破了人们办工业的神秘观点，成为技术革命的开路先锋，同时也是支援农业的一个重要关键。为了更好地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基本建设方面必须坚决贯彻大中小相结合以中小为主而且以小洋群为主的方针，进一步破除主观的片面的贪大贪洋的意识形态，改变那种认为发展小洋群是一时权宜之计的观点，明确树立发展小洋群是我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随着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人们对大型企业的观念也需要改变，过去设计是中小型的企业，生产效率成倍的提高后，实际上已经成为大型企业了。而“小洋群”配成套升级后也就成为中型的企业了。对于这种新的情况也必须充分重视，从而使各行各业的小洋群企业获得更为普遍与发展。

　 中央 1960年5月16日

5月17日，毛泽东离开武汉。

5月18日，毛泽东到了长沙，专列停在大托铺专线上，他接见了省委常委以上干部。

毛泽东在同张平化谈起韶山滴水洞的地理形势时，又提起了想在那里搭一茅棚的愿望。

此时，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为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也相继来到湖南，与毛泽东会合。

毛泽东在工作之余，与周恩来同乘一辆轿车游览长沙市容。车子行驶到橘子洲，毛泽东故地重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回忆起青年时代与同学们纵论天下大事的情景，不免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诗句。

“‘橘子洲头……’”他深情地吟罢，又对周恩来解释说：“这橘子洲又称橘洲，水陆洲，水鹭洲，长岛。还有人也曾用这水陆洲之名写过一幅楹联。”

说至此，他不由得灵机一动，微笑着对周恩来说：

“恩来，我出一上联，你能对下联吗？”

周恩来说：

“主席请讲。”

毛泽东吟道：

“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

周恩来一听，知道毛泽东是触景生情，将眼前穿梭般的船只与千古不移的江洲自然融入一联，而且，此联中动静相对，意境悠远，三个断句，两处“顶针”，“洲”和“舟”又是谐音，应对难度极大，自己一时也难以想出合适的下联，正在思索间，车子已经开到了天心阁，他看到天心阁石柱上镌刻着刘策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道是：

天心阁，阁落鸽，鸽飞阁不飞；水陆洲，洲泊舟，舟流洲不流。

顿时高兴起来，心想：主席在这儿等着我呢。你将下联易了五个字作上联，我何不将上联易一个字来对你的上联呢！想罢，他便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的下联有了。你的上联是：‘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我的下联可对：‘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

毛泽东此时也正在观赏着在湖南一师时的历史老师刘策成的这一楹联，听周恩来如此一说，甚是佩服他的机巧与灵敏，二人会意地相视而笑。

5月19日，毛泽东乘专列途径株洲，他和刘少奇等人决定，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美国U-2型间谍飞机5月1日侵入苏联领空，被苏联击落。5月16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巴黎召开会议，讨论苏美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美国U-2型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强硬态度是好的。

5月20日，北京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200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

5月21日，毛泽东经九江到达杭州，下车后在南屏游泳池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举行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柯庆施、康生、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江华。

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使世界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国际共运内部也出现了思想混乱，甚至有人说这是“大战前夜”，金日成想就此听听中共中央的意见。他在谈到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时，说赫鲁晓夫在1955年就叫他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毛泽东说：

“美国在巴基斯坦、土耳其、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都有军事基地。去年10月3日，赫鲁晓夫在中国放了一炮，说我们不应该拿武器去试验资本主义政权是否稳固。他在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骂我们不战不和是托洛茨基。5月1日苏联打下美国间谍飞机，5月2日艾森豪威尔就说U-2飞机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逼得赫鲁晓夫再无考虑余地，这才下决心。我们开群众大会支持苏联，这样可以迫使美国规矩点。

意大利共产党说，大战就要爆发了，陶里亚蒂他们悲观起来了。当然，也有可能打起来，但是，英法不愿意打，西德、日本还没有武装好，此外，还有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的斗争。我看不必悲观，自然也要警惕。”

5月22日，金日成离开杭州返回北京。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的时局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本性不会变，因此有两种可能，现在是和平时期，将来有战争的可能。17国共产党会议认为，现在这样的阶段到来了，就是存在着在社会上、在世界范围内根绝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反列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要取得世界和平，只有加强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成统一战线，作斗争，使它前方有顾虑（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惹的），后方有顾虑（亚非拉人民的斗争），本国也有顾虑，不然和平的实现不可能。”

陆定一说：

“苏共二十一大比二十大还反动，二十大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二十一大则讲在社会生活中出现排除战争的时代。”

大家认为，对苏共的方针，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能指望赫鲁晓夫会改变。这一次他是被逼的，一是美国逼得厉害，二是国内对美国群情激愤。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之后，已不是西方同他搞得很好的时候、他神气得很的时候。现在两党之间有一点共同点，利用这个关头把赫鲁晓夫拉一下。毛泽东说：

“同苏共斗争的形式用文章，方法叫指桑骂槐。现在对苏共，也是拖时间的，不宜于破裂。”

在谈到赫鲁晓夫时，毛泽东还说：

“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吗？”

扩大会议还讨论和制定了关于台湾问题和对台工作的总方针。毛泽东说：

“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的手里，不能落在美国人手里。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做。现在要蒋介石过来也有困难，问题总要有这个想法，逐步地创造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

后来，周恩来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说，台湾回归祖国后，可以行使自治权，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周恩来还表示，台湾当局只要一天住台湾，不使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目前对台湾的关系。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对毛泽东在1960年5月7、8、9日三次接见外宾的情况，作为和小国朋友交往的特例，尽可能地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毛公说：“这次在郑州，用3个下午开了3次小国、弱国人民会议，收获很大，非洲、拉丁美洲、亚洲，这些小国弱国人民都有一股劲，我看，世界大有希望。我3次讲话大同小异”。“前天的重点是，‘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昨天的重点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今天要强调‘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加起来，就可以基本上说清我们对国际问题的立场。”请看，他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的讲话，竟然像写文章一样，不但有条有理，而且层次分明，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思想，实在是高明！

第7章 1960年5月24日—

“现在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的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

话说1960年5月24日，毛泽东开始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全部题解和注释。

5月24日这一天，英国退役的73岁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中国政府由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出面接待了他。

5月25日上午10时，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与蒙哥马利进行了会谈。

5月26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蒙哥马利进行第二次会谈。

是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蒙哥马利，出席作陪的有陈毅，还有溥仪、荣毅仁、杜聿明等。周恩来依次为蒙哥马利作了介绍。当介绍到杜聿明先生时，周恩来诙谐地说：

“这位是杜聿明将军，他同陈毅元帅作过战。”

陈毅也走上前去，与杜聿明亲切握手，微笑着告诉蒙哥马利说：

“他是我的对手。”

蒙哥马利饶有兴趣地问：

“政治上的对手？”

陈毅说：

“军事上的对手。我们在1948年打了一仗，打得昏天黑地，很凶啊！”

蒙哥马利问道：

“你们最后谁战胜了？”

周恩来指着陈毅说：

“他获胜了。”

蒙哥马利问杜聿明：

“那次战役中你有多少军队？”

杜聿明回答说：

“100万。”

“拥有100万军队的统帅，是不应该被打败的。”

蒙哥马利耸耸肩膀，摇了摇头。杜聿明指着陈毅说：

“你不知道他有多少人！他有200万，我的人都跑到他那儿去了。”

众人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5月27日，毛泽东从杭州到了上海，会见来上海的蒙哥马利元帅。

当蒙哥马利走进毛泽东住所的门坎时，毛泽东正从一个宽大的沙发上站起来，他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二人握手寒暄后，分宾主落座。毛泽东和这位曾经的军事统帅谈到了中国的历史人物。蒙哥马利说：

“我也学过成吉思汗，他强调机动性。”

毛泽东说：

“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有很多好东西。”

蒙哥马利问：

“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

“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13篇。”毛泽东点了一支烟，突然转变了话题，问道：“你知道你是在与一个侵略者谈话吗？你是在与一个侵略者谈话。在联合国，我国被扣上这样的称号。你是否在乎同一个侵略者谈话呢？”

蒙哥马利回答说：

“西方世界的某些国家过去在这方面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

毛泽东闻言，朗声笑了起来。蒙哥马利也跟着笑了起来。这笑声缩短了“东西方距离”。蒙哥马利问：

“请给我讲一讲你对今天世界形势的看法吧。”

毛泽东从容地说：

“国际形势很好，没有什么坏的，无非是全世界反苏反华。这是美国制造的，不坏。他们如果不反对我们，我们就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一样了，所以照理应该反。他们这样做，是有间歇性的。去年一年反华，今年反苏。”

蒙哥马利不解地说：

“这是很坏的。那是美国做的，不是英国。”

毛泽东说：

“主要是美国，它也策动在各国的走狗这样做。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

蒙哥马利点点头说：

“是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认为不能再在这种紧张局势中生活下去了。我们的孩子们是在冷战中长大的，这对孩子们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转为和平共处。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孩子长大以后，认为世界必须一直存在紧张。”

毛泽东说：

“美国在全世界有250个军事基地，300万军队的一半在海外。它不顾一切，不跟别人商量办事。你是英国人，你到法国跑过，你去过两次苏联，现在又来到了中国。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蒙哥马利说：

“是的，我想是可能的。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我愿意从事使四国能在一起的工作。但是，由于美国的领导，英、法会害怕这样做。”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道：

“慢慢来。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让美国、西德、日本有所约束。威胁你们和法国的是美国和西德，还有在远东的日本。威胁我们的也是这三个国家。我们不感到英国对中国是个威胁，也不认为法国对我们是个威胁。对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

蒙哥马利问：

“主席同意不同意我跟周恩来谈的关于美国应该遵守的那三条原则：第一，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美国应该从台湾撤走；第三，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和蒋介石谈判。”

毛泽东说：

“我知道，我也同意。我们不要同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同蒋介石就不同了，如果他不用武力，我们也不用武力。美国声明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问题，而不使用武力或不以武力威胁。它这个话是否可靠还是个假定，还要等着看。可是蒋介石没有发表这样的声明，他反对同中国共产党谈判，而我们早就表示愿意同蒋介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蒙哥马利将话锋一转，谈到了新中国取得的成就。他还说：

“中国人民所蕴藏的巨大力量已经迸发出来了，并找到了积极的有建设性的出路，伟大的力量正在推动中国迅速前进。在一定的年限内，中国将成为拥有超过10亿人口和巨大力量的强国。我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想问一下主席，中国大概需要50年，一切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人民生活会有大大地改善，教育问题和建房问题都解决了，到那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你看新中国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

毛泽东听完译员的翻译，“哦”了一声。他知道蒙哥马利早在1958年的时候就在回忆录里写道：“在远东，倘若各国恐惧外来侵略的话，那是中国而非俄国，我们必须这样看待问题，并据此推行健全而一贯的政策。”于是，他便看着蒙哥马利，略带嘲讽地说：

“你显然以为那时中国将要向国外进行侵略了？是不是？”

“我并不愿意这样设想。”蒙哥马利耸耸肩，接着说：“但是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它就要向外扩张领土，可以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包括我的国家，再看看美国就知道了。我觉得，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以后，它应该很小心，不进行侵略。”

毛泽东说：

“很对，也可以看一看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英帝国。180年前的美国呢，只是英国的殖民地。”

蒙哥马利略带疑问地说：

“50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

毛泽东吸了口烟，缓慢而认真地说道：

“这种事情不可能确切地说它就会出现在中国或世界其它国家，下一代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不可能知道了，因为那时我已不在人世了，那时会有新的领袖出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中国绝不会越出边界侵略别人，也不企图将共产主义思想强加于别的国家。至少50年以后，玉皇大帝所管辖的范围还是960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了人家一寸的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了。在一切边界纠纷中，我们主张采用谈判方式，决不对其它国家进行侵略。”

他停顿了一下，又真诚而坚定地说：

“中国自己遭受过如此深重的外国侵略和剥削，今天的中国无意使任何其它国家遭受这种屈辱，中国只要求别人不干涉它的事情，让它从过去受别的国家侵略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但是如果遭到攻击，它将以一切力量保卫自己。”

毛泽东还说：

“实际上，我们现在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我们不感到英法是个威胁，我们希望英法强大起来。中国愿意和西方国家友好相处，尤其是同英国人民的亲密关系比任何东西都宝贵。”

蒙哥马利歉意地说：

“革命前，你们曾遭受过我们的侵略。我们曾经是最坏的洋鬼子。”

毛泽东说：

“过去有过，现在那种仇恨没有了，只留了一点尾巴。你们的政府只要改善一点态度，我们就可以同你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你们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同意北京政府代表中国。现在，只剩下个别问题。在台湾你们还有领事，你们的政府比较亲台湾而对中国疏远。有很多蒋介石的人从台湾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的接待。此外，在西藏问题上，你们也同美国站在一起。西藏的一名叛乱分子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负责人的接见。”

蒙哥马利马上说：

“这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你提到的关于英、法、苏、中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我同麦克米伦和戴高乐很熟。戴高乐要我下个月到巴黎去同他会见，我将把这一点告诉他。戴高乐是一个很好的人。”

毛泽东说：

“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指挥而不是由美国指挥。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来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另一方面他的缺点也很大。他把法国的一半军队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了。”

会谈就要结束了，蒙哥马利很友善地对毛泽东说：

“很可惜，对西方人来说，中国是一个闭门的社会，这种社会，使西方人不能很好地了解中国，造成了许多曲解。”

他还说“闭门的社会”对中国对世界都不利。

这次会见，毛泽东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蒙哥马利回国后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与毛的会谈》的文章，文章中说：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情况的了解是惊人的，对一些政界领袖的评论非常准确。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中国需要和平，从事长期而艰巨的建设，因此不会对外侵略，也不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他的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

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后，在上海参观了一个光缆技术展览和一个工业展览，便回到了杭州，继续审阅《毛选》第四卷的注释。

5月29日，林伯渠因病逝世。

5月30日，毛泽东给卡斯特罗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尊敬的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博士：

我很高兴会见了您的战友、古巴起义军总督察威廉·加尔维斯·罗德里格斯少校，非常感谢您托他带来的热情的友好的问候。

古巴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赞扬和尊敬。英雄的古巴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独裁统治。在革命胜利以后，你们又英勇地抗击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进行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繁荣民族经济所必需的土地改革和其它改革。你们是在最接近美国的地区进行正义的革命斗争。你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沉重地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全世界争取和平和进步的人民，特别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从你们胜利的斗争中，大大增强了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

中国人民和我本人，一直非常关心您所领导的古巴人民革命斗争。长期生活在革命斗争中的中国人民，对于你们的斗争，感到特别亲切。相同的遭遇和共同的斗争，把我们两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是相互支持、相互鼓舞的。你们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进步和胜利，都使我们感到高兴。你们受到美帝国主义者的每一次侵略、轰炸和破坏，都使我们极其愤怒。中国人民和古巴人民是共患难的战友。我们将继续用自己的胜利斗争和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来支持你们的正义事业。

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结局，已经确定无疑了。这是不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采取和准备采取各种穷凶极恶的手段，以图挽救他们的灭亡。在我们两国人民面前和世界人民面前，还存在着很多困难。古巴和各国人民今后的斗争，仍然是艰巨的、复杂的、曲折的。但是，只要各国革命领导核心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不懈的斗争，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人民前进。我们坚定地相信，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能够最紧密地团结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保卫民族独立和争取社会解放的正义事业的彻底胜利。

请您，尊敬的古巴总理，接受全中国人民和我本人的崇高敬意。祝您健康！祝中国和古巴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增进！祝古巴人民革命事业取得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 1960年5月30日

1960年6月2日，毛泽东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题解和注释工作全部结束。

在第四卷的题解和注释中，有很多地方涉及到彭德怀。田家英就彭德怀的名字和战绩能不能写到《毛选》里这一敏感问题，专门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明确指示说：

“应该写，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

6月2日这一天，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利用罗马尼亚工人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

6月7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推迟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只是举行兄弟党会晤，就代表会议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交换意见。

6月8日至9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对苏共中央两次来信的复信问题。

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会议上说：

“这次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准备他们整我们，二是要准备他们拉我们。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到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首脑会议流产后，苏联报刊宣传的还是老一套‘三无世界’之类。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苏方代表团团长态度恶劣，值得我们警惕。”

会议决定：由彭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

6月10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复信苏共中央，同意推迟布加勒斯特代表会议的意见；提出在兄弟党会晤中初步交换意见，确定代表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同时就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做任何决定。信中还建议：代表会议除了社会主义阵营12国党代表以外，最好还要有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参加。

6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

6月13日，毛泽东读报有感，写了一首七律，用辛辣的语言讽刺了赫鲁晓夫，诗云：

托洛斯基返故居，不战不和欲何如？青云飘下能言鸟，黑海翻起愤怒鱼。

爱丽舍宫唇发黑，戴维营里面施朱。新闻岁岁寻常出，独有今年出得殊。

6月14日，毛泽东在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做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那部分，现在谁说‘八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八大’有两条经验，第一，大多数项目，以钢为例，订得很低，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第二，有些指标订高了，就是棉、油、糖。”“今年大型水利工程计划搞100个，结果是360个，搞那么大的规模，就要有那么多的人上阵，质量就不够标准，大水一冲就垮。所以基本建设要好好抓一下。规模不要过大，质量不可不讲。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过去有个时期，包括我在内，想那个大数目字，比如1亿吨钢，实在有味道。多少年之后，我们有1亿吨钢，接近美国，那该多好呀！我看，现在不要着重那个东西，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世界水平。总而言之，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报告指标要修改，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

此时，毛泽东获悉了一个有关台湾海峡的重要信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了把台湾变成侵略中国和远东地区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将在6月17日至19日亲自访问台湾。毛泽东当即决定：在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并发表由他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

毛泽东在《告同胞书》中写道：

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们：

艾森豪威尔要到你们那里“访问”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同过去的杜勒斯一样，向来对你们不怀好意。一年多以前，杜勒斯到你们那里去，对你们施加压力，要你们服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把台湾完全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当时，我们打了炮，你们抵抗了美国人，杜勒斯没有能够如愿以偿。杜勒斯虽然死了，美国并吞台湾的心并没有死。艾森豪威尔的政策，就是杜勒斯的政策。艾森豪威尔是我们的敌人，也是台、澎、金、马一切爱国同胞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的名声越来越臭。不久以前，艾森豪威尔破坏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受了美国很久很深的压迫，对美国的反抗也最猛烈。艾森豪威尔这次从太平洋东边跑到太平洋西边来，就是为了维持美国在亚洲的侵略阵地，加强它对亚洲各国人民的压迫。对于这么一个“瘟神”，人们是知道应当怎样“欢迎”他的。这次艾森豪威尔宣布要“访问”的地方，到处掀起了反对的浪潮。艾森豪威尔是硬着头皮来的。切不要以为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多么厉害。南朝鲜人民、土耳其人民起来一轰，就叫美帝国主义手忙脚乱，就把美国的两个忠实走狗李承晚、曼德列斯赶下了台。美国在日本驻扎了重兵，岸信介卖国政府死心塌地要跟美国订立军事同盟。可是日本人民不答应，一次斗争接着一次斗争，闹得天翻地覆。艾森豪威尔被英勇的日本人民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的“先行官”挨了一顿下马威，他自己也吃了闭门羹。菲律宾受美国控制已久，那里的人民也已经起来反对艾森豪威尔的强盗旅行。台、澎、金、马的爱国同胞，你们当然不能容许艾森豪威尔在你们头上耀武扬威。三年前，你们捣毁过台北的美国“大使馆”，这是反美爱国斗争的光荣记录。当美国的忠实走狗，随人俯仰，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我们知道，你们并不甘心忍受美国的欺侮。美国人在你们那里策动“台湾自治”，制造反对派，已经使你们伤透脑筋。事到紧急关头，美国人不会对他的走狗讲什么义气。李承晚、曼德列斯，就是前车之鉴。凡是跟着美国走的人，看了这种情况，能不寒心？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应当团结起来，同美国侵略者坚决斗争。

为了支持亚洲各国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为了支持台、澎、金、马爱国同胞反对艾森豪威尔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为了表示伟大的中国人民对艾森豪威尔的蔑视和鄙视，我们决定：按照单日打炮的惯例，在6月17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6月19日艾森豪威尔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打炮“迎送”。美国的武装力量，近来不断向我们威胁和挑衅。我们这个决定，完全是为了向美帝国主义示威。一切不愿意屈服于美国压力的台、澎、金、马爱国同胞，一定都会赞成。为了保护你们的生命安全，特此事先说明。在炮轰期间，你们务必呆在安全地带，以免危险。倘若有人不遵我们劝告，甘心为虎作伥，胆敢扰乱伟大的反美武装示威，必遭严惩，勿谓言之不预！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 1960年6月17日

福建前线部队政委刘培善遵照毛泽东的命令，立即组织了炮3师、炮6师7团、40团、28军、31军、福建省军区所属炮兵部队和41军、60军炮兵团各一部，共35个炮兵营的420余门火炮，准备实施炮击。

6月17日，福建前线司令部发表了《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

是日晚8时，福建前线反对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的示威炮击开始了。此时，艾森豪威尔乘坐的军舰，已经驶抵台湾火烧岛附近，他一听说解放军正在打炮，就埋怨说：

“中共不加选择地炮击。”

他命令军舰即刻加速驶向基隆港。

是日晚11时，福建前线再次向金门进行了40分钟的炮击。

在此次炮战中，福建前线共发射炮弹30000余发。金门仅向大陆上的莲河地区，打了28发炮弹。美方对此甚为不满。

后来在6月19日早晨，艾森豪威尔即将离开台湾，福建前线部队于6时和8时半，两次开炮示威。每次炮击50分钟，发射炮弹38000余发。大、小金门国民党军向大陆打了千余发炮弹。

6月18日清晨，毛泽东花了两个小时写出了《十年总结》一文。后人将该文的部分内容以《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为题，编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今抄录如下：

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1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

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4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10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10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这天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就补充计划指标和《十年总结》又讲了一次话，他说：

“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昨天常委和几位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调整方案还得调整。”

周恩来说：

“这次搞得彻底一点，像主席《十年总结》说的，一次把这个主动权拿过来。”

毛泽东说：

“我企图从历史来说明问题，使我们盲目性少一点，自觉性多一点，被动少一点，主动多一点，不要丧失主动权。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

6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所预料的情况果然出现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代表团，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在会议上向各国党的代表团散发了所谓的《通知书》，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

6月21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以野间宏为首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周恩来、柯庆施在座。据曾经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局长的白土吾夫回忆说：“1960年，我随以野间宏先生为团长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毛主席接见了我们。一开始，毛主席就问：

‘你们这里面谁最年轻，最没有名气？’

我当时坐在后面，举手说：‘我。’毛主席笑了，风趣地说：

‘我年轻时，没有名气，但工作做了不少。现在有点名气了，工作就不像以前那样做得多了。大量的工作是那些没有名气，默默无闻的人干的。但我们工作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人民服务。’

我本来很紧张，毛主席的这番话，使我的精神放松了，同时也暗下决心，要默默无闻地为日中文化交流干一辈子。”

毛泽东在会见时的谈话中说：

“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日本的代理人，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胜利斗争，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是一个极大的支持。

同前几年比较起来，日本人民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广大的日本人民群众都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民的共同敌人。在这次斗争中，从它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以及持续时间之久说来，是以前难以设想的。看来，日本人民已经找到了一个在目前情况下反对新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反对美国军事基地、赶走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好办法，这就是团结一切除了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进行全民性的群众斗争。

我不相信，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会长期受外国人统治。日本的独立和自由是很有希望的。取消‘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取消美国军事基地，日本的独立与和平就会有保证。胜利是逐步得来的，群众的觉悟也是逐步提高的。”

毛泽东祝日本人民在反美爱国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他对于在抗议运动中东京大学学生桦美智子的英勇牺牲表示尊敬。他说：

“桦美智子已经成为全世界闻名的日本民族英雄。”

后来，日本文学代表团中成员之一的竹内实回国后也曾撰文记述了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的情景和一些谈话内容，该文发表于1960年9月号的《新日本文学》上，后收入1978年日本新泉社出版的竹内实著《毛泽东笔记》一书中，其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1960年5至6月间，日本首相岸信介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本社会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抗议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毛泽东的谈话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毛泽东说：

“美国在日本有许多军事基地，怎么才能让这些基地撤走？这是很伤脑筋的事，跟他们打仗不行。不过，现在日本国民想出个好主意，这就是采取群众斗争的方式。中国以前基本上也是采取了这种方法。中国还有武装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没有武装斗争。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外国的条约——巴黎和约，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两年后，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最初，人数很少，只有几十个人。当时是马克思主义小组。以后，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北伐战争，那是1926年。

当1927年与国民党合作进行的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的时候，蒋介石反对共产党了。那时，我们没有内战的准备，来了个突然袭击。党内出了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我们是迫不得已同国民党打内战的。这场内战，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我们在山上同国民党打了10年。那以后同日本的军国主义、日本军阀打仗。同日本打仗的时候，我们又与国民党合作了，那是1937年的事。我曾经同许多日本朋友谈起这段历史，一些日本朋友向我们道歉，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很不好。我告诉他们，侵略当然是坏事，不过也不能只看到坏的一面，日本还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哩！如果没有日本占领中国大片国土，中国人民也不会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要感谢日本‘皇军’哩。就是说，它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觉悟。”

在谈到中日两国的不同时，毛泽东说：

“当然，日本受压迫的历史不长，只有15年。中国受压迫的历史很长，达100多年。你们日本的工业、经济和文化比我们发达，我们还是个落后的国家。现在你们还可以看到那些落后的痕迹。因为人口太多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很少。日本已经普及中等教育了吧？所有人都能受教育吗？”

当代表团成员回答日本已经实行初中（即9年）义务教育后，毛泽东又说：

“我们还没有达到那种水平，经过若干年后，工人农民也会达到像你们一样的程度。当然，社会制度不同。”

毛泽东问日本客人：

“日本有没有民族资产阶级问题？”

代表团成员回答说有。毛泽东说：

“这个阶层是需要团结的。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跟我们的资本家谈一谈嘛。”

谈话中，毛泽东在询问了代表团每个成员的年龄后说：

“你们的年龄都比我小，有的相当年轻。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是年轻人干的。有几个条件，年轻人、不大知名的人、地位低的人和没有钱的人做了许多事情。如英国有发明蒸汽机的瓦特，他是个工人。大多数发明创造70%以上都是那些不大知名的、地位低的、没有财产的人搞出来的。1958年，我曾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讲过这个问题。后来又作了调查。近300年来，全世界有发明创造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呢？从统计的结果看，70%以上是年轻人和不知名的人。日本的情况如何？我不大相信事都是年纪大的和地位高的人做的。”

毛泽东还谈了自己的一些经历：

“我的觉悟也是逐渐提高的。我在中学读书时，还不知道有马克思主义。我的学习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私塾里学孔子，第二阶段是进学校学资本主义。我曾相信康德的观念论和二元论。客观形势促使我和我周围的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周恩来也是这样。我没有进大学的资格，因为拿不出学费，而且环境也不允许我继续学习。所以我只在中等师范学校学习了，当时想当小学校的教员。实际上，我确实当了几年小学教员，也当过小学校长。那时一心想当个好教员，并没有考虑想成为共产党。当时的斗争是反军阀、争民主、抵制日货。那个时候，我读了《新青年》，这不是最早的共产主义杂志。后来教员也当不成了，最后只好搞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

在会见快结束时，毛泽东说：

“我们互相支持，互相学习。学习双方的优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手的，是从日本的书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写的书，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河上肇在《政治经济学》那本书中写有怎样从旧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政治经济学，河上先生说新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每年都再版发行。”

当代表团成员问到，不知您有没有写新的哲学著作的考虑时，毛泽东容光焕发，表情里充满力量。他质朴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

“总是没有时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也许能再写一本。因为《矛盾论》是1937年写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可能需要总结一下那以后到现在中国的经验，但现在实在是没有时间。”

毛泽东谦逊地说：

“因为有了名气，我的创造性就少了。这也是自然规律嘛，因为年纪大了。”

6月22日，彭真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与赫鲁晓夫进行了六个小时的会见，会见中的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责。

6月23日，苏共代表团将散发的《通知书》改为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所署日期仍是6月21日，交给中共中央代表团。信中内容全是反驳《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这是苏共中央挑起全面论战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这一天，苏共中央还给中共中央代表团送来了一份关于公报的稿子，说是准备24日开会讨论。

彭真立即致电中央，报告了苏共信件的要点。毛泽东在上海收到柯庆施送来的彭真来电抄件。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开会，柯庆施也参加了会议，讨论苏共的信件。从这一次开始，一连五天，毛泽东四人加上柯庆施，有时刘晓也参加，讨论、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团对赫鲁晓夫的斗争。

6月24日至26日，在各国党准备约定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的交换意见会议上，由于赫鲁晓夫的挑动，一些与会者对中共中央代表团进行了围攻，他们谩骂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中共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的民族主义”。

彭真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进行了反击，单批赫鲁晓夫，批评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会谈公报草案，逼着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公报上签字。彭真说，我们要请示中央。后来彭真提出了中共中央的修改草案，建议会议进行讨论。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通过了一个各国党都同意的公报。赫鲁晓夫对此十分恼火，但他也只好暂时忍耐。消息传到国内，刘少奇说：

“赫鲁晓夫很像高俅，就是恶霸兼流氓。”

“他比不上高俅，他只能当个蒋门神，就是《水浒》里的蒋门神。高俅的吃客。”在毛泽东眼里，赫鲁晓夫只不过是帝国主义豢养的一只狗。他还一针见血地说：“现在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的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之间协商解决共同问题的原则。”“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端粗暴的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

6月26日下午3时，毛泽东派人用车将他湖南一师数学老师王正枢的二儿媳吴启瑞接到了锦江饭店。

此前，无锡市统战部部长徐中孚在6月21日夜晚冒雨找到退休后住在娘家的吴启瑞，说是要派人将她送到上海。第二天，吴启瑞便乘坐统战部的专车来到了上海。陈丕显接待了她。陈丕显说：“毛主席关心你们，要亲自接见你，了解你家的情况。”“啊！毛主席要接见我？”吴启瑞非常惊讶，回想10年前和毛泽东通信后，一家人已经受到了莫大的恩惠，没想到自己还能亲眼见到他老人家。她见陈丕显肯定地点了点头，便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起来：

“毛主席要接见我了！这不是做梦吧？”

6月26日下午，工作人员将吴启瑞领到毛泽东临时办公室的门口，她看见毛泽东上身穿一件白衬衫，下着灰色裤子，脚上是一双圆口黑布鞋，正坐在一张沙发上看报纸。毛泽东见吴启瑞来了，便放下报纸起身迎上去，拉着她的手亲切地问候道：

“吴老师，你好！”

“毛……毛……”

吴启瑞在招待所盼望了三四天，一直考虑着见到毛泽东该说些什么，可她如今真的见到了毛泽东，一激动竟将原先准备好的一肚子话忘了个干干净净。毛泽东见吴启瑞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就请她在沙发上坐下，说道：

“王正枢先生是湖南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他是我的老师。在先生的教育下，我是受益匪浅啊！当时，我喜欢读古文而不爱学数学，但先生并不由此而歧视我。1927年，你继母到武汉时我才知道先生已经谢世了。记得先生的生辰是1867年8月19日，算来当时再差六天，先生便可享60大寿了！”

毛泽东所说的王正枢先生谢世是在1926年。1927年初，吴启瑞丈夫王人路的继母曹懿娥带着王正枢的小儿子王季能到了武汉，那时毛泽东正在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杨开慧又快要分娩了，因此她曾在都府堤41号为毛泽东料理过事务。

“吴老师，请喝点茶。”

毛泽东为吴启瑞的茶杯添了点水，又问起她几个孩子的情况；吴启瑞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听完了，他诧异地问道：

“吴老师，你不是有八个子女吗？刚才你只谈了七个。”

吴启瑞不好意思地笑了，说还有一个女儿在师范学校读书。毛泽东说：

“正枢先生是教师，他的女儿是教师，儿媳也是教师，将来他的孙女也要当教师，你家可称是教师之家了。”

吴启瑞却说：

“搞教育工作没有搞工业吃香。”

“不！”毛泽东认真地说：“教育强国，教育是立国兴国之本。没有昌济先生和正枢先生这些教师，我毛泽东哪会有今天？现在明夏（王正枢的二女儿——笔者注）在北师大附中当教师，我女儿李讷就在她那里读书，我是支持她将来当一名人民教师的。”

“主席说的是。”吴启瑞端起杯子喝了口茶，又说：“您对我家真是太熟悉了。”

“我和你家可是世交啊！正枢先生有九个孩子，老七轶南生伤寒早年夭折，其他八个我都见过。现在你也是八个孩子，上有8兄妹，下有8侄辈，这也算是一桩巧事哩。”

不知不觉间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吴启瑞不便多坐，就请毛泽东休息。毛泽东披上一件银灰色中山装，说：

“好，我们到外面去散散步，就算休息休息。”

吴启瑞随着毛泽东来到园中，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搬来两张椅子，招呼吴启瑞坐在自己身旁，说：

“我们拍张照片做个留念。”

摄影师照完后，毛泽东穿好中山装，又对吴启瑞说：

“来，我们站着再照一张。”

摄影师又“咔嚓”一声按动了快门。吴启瑞该走了，毛泽东握着她的手说：

“吴老师，多保重，请代我向你母亲和孩子们问好！”

吴启瑞上了汽车，毛泽东还站在门口向她挥手致意。

6月28日，彭真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回到北京。

6月29日，毛泽东离开上海，经蚌埠、济南北上。

欲知中苏两党关系如何发展，请诸君继续耐心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见微知著。他在1960年6月上旬鉴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的动向，向党内发出警告说：“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到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果不其然，苏共中央代表团在6月21日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向各国党的代表团散发了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通知书》。老人家的预见真是太神奇了！

另，毛泽东在6月中旬指示福建前线司令部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前，先发《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再于6月17日和19日炮击金马。此种战法，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事先将自己的行动告知于敌，尔后玩敌于股掌之中，既不打跑蒋介石，又要使艾森豪威尔于日夜之间永无宁时。万炮迎送“瘟神”，几近儿戏，实有深意。制敌之机，神乎其神！

第8章 1960年6月—

“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必须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粮食。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既要尽最大的努力增产粮食，又要切实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节约用粮，节约用布，节约用钱，储蓄起来，应该成为社会的风尚和美德。”

话说1960年6月底，毛泽东让刘思齐带邵华一起去大连看望毛岸青，并捎去了一封亲笔信。他在信中写道：

岸青我儿：

前复一封信，谅收到了。甚念。听说你的病体好了很多，极为高兴。仍要听大夫同志和帮助你的其他同志们的意见，好生静养，以求痊愈，千万不要性急。你的嫂嫂思齐和她的妹妹邵华来看你，她们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地接待她们。听说你同邵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邵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好好同她谈一谈。有信，交思齐、邵华带回。以后时时如此，不要别人转。此外娇娇也可以转。对于帮助你的大连市委同志，医疗组织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很关怀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衷诚的谢意。

祝愉快！

父亲

本传前边已经叙述过，邵华于1938年10月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她是张文秋和革命烈士陈振亚的亲生女儿，与刘思齐是同母异父的姐妹。

刘思齐和邵华长大后，经常和毛岸英、毛岸青一起玩。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经常骑车到邵华家里玩。毛岸青心粗，鞋子坏了，袜子掉在鞋里也不在意，张文秋经常帮他整理整理，还经常帮他兄弟俩洗衣服，做好吃的给他们吃。毛岸青于1957年10月在苏联修完学业归国后，从北京去到大连休养。从那时起，邵华在闲暇时与姐姐刘思齐一起到大连去看望毛岸青。1959年秋，邵华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此后不久，毛岸青开始与邵华通信，他们之间的感情进一步升华。

邵华此次青岛之行，最终接受了毛岸青炽热的爱情。她回到北京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转学到大连师范学院继续学习，同时照顾毛岸青的生活。又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在1960年这一年，在大连市委、市政府的主持下，毛岸青和邵华在大连举行了婚礼。毛泽东非常满意这桩婚事，没想到自己在33年前的一句戏言，竟然又成就了一对小儿女的美满姻缘。他没有去参加儿子、儿媳的婚礼，只送给了邵华一块手表、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作为对他们新婚的贺礼。后来，毛岸青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列著作编译室工作，担任俄文翻译。他先后翻译出版了10多部马列经典著作和政治理论书籍。

再说1960年7月2日，毛泽东到达天津。这天晚上，他在专列上听取从北京赶来的彭真、康生等人的汇报。

7月3日，毛泽东由天津直达北戴河，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此时，毛远新高中毕业了，由于学习成绩非常优秀，被学校保送录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来到北戴河，对伯父说明了此事，毛泽东摇摇头说：

“保送，不算本事。”

毛远新立即说：

“那我就去考。你说什么大学难考，我就考什么大学。”

毛泽东笑着说：

“要么北大，要么清华。”

后来，毛远新凭着自己的真实成绩，还真的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

7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中苏关系问题和国内经济问题。

7月8日，彭真向会议报告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和中苏两党分歧问题。

7月16日，赫鲁晓夫为压服中共中央，以苏联政府名义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

7月18日，李富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国内经济问题作了报告。

毛泽东在插话中说：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

他还说：

“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

7月20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各地汇报今年完成生产任务情况。

7月25日，苏联政府不等中国政府对7月16日的照会做出答复，又通知中国政府说：自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撤走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1390人，撕毁343份专家合同书和257项科研合同书，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而且还逼着中国政府归还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使用苏联的武器装备所折算的13亿美元债务。

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使中国的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项目，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并没有屈服，他说：

“他越压，我们越要顶。”“我们只能采取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方针。我们既不能向赫鲁晓夫乞求，也不能向美国乞求。”

“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 “手里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憋一口气有好处。10年搞1亿吨，上天。”

后来，苏联在1961年逼迫中国在原协议规定的期限之前，偿还债务，主要是抗美援朝时期13亿美元的军火债务。毛泽东说：

“一个钱也不赖，欠多少还多少。”

他还深情地说：

“因为这是苏联人民的钱。”

7月26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专门讨论最突出的粮食问题。

7月28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粮食问题，讨论尖端技术问题。

7月30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政府撤回专家照会的答复稿。

7月31日，中国政府将复照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同时印发中央工作会议。

这天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由周恩来作了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的报告。

1960年8月1日，毛泽东给杨开英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开英同志：

久不见，甚以为念。你的情况好吗？有暇望告。

祝好！

毛泽东 1960年8月1日

毛泽东又在信封上写道：交 杨开英同志 毛寄。就让工作人员发出了。

杨开英自新中国建立后，先后收到毛泽东写给她6封亲笔信和赠给她的数笔款项。毛泽东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她感到非常感动，荣幸终生。1973年，杨开英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宣武区医院去世，终年58岁。

8月10日清晨，住在北戴河别墅里的胡志明因昨晚总想着中苏关系的问题，没有睡好，就起得很早，想和毛泽东谈谈。可他见毛泽东房间里静悄悄的，为了不影响毛泽东休息，便去海滨散步。

胡志明是为了调解中苏矛盾在8月7日与黄文欢、阮春水一起来到北戴河做说客的，8月8日，他们同周恩来、邓小平等进行了会谈。胡志明希望中苏两党停止争论，先召开中苏两党双边会议，再举行有各兄弟党参加的多边会议，共同努力，消除分歧，恢复团结。

毛泽东与胡志明一样，也是一夜没有怎么睡，起床后想去看看胡志明，当他听工作人员说胡志明去海滨散步了，便也来到了海边，与胡志明聊了起来。他说：

“苏联不喜欢中国在经济建设中搞完整的全套。但什么都靠别人，有时靠不住。外国援助，帮助是可以的，但不能干涉内政。经济建设上不能强迫人听单方面指挥，政治上更不能强加于人。”

毛泽东显得有点激动，他列举了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做法，批评这种做法是父子关系。同时，他也表示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对待苏联。他还说：

“我们的道理是光明正大的，我们不怕，天是不会掉下来的。”

毛泽东对胡志明这次来为中苏两国劝和，给予充分肯定，称赞他是和平的使者。胡志明表示原则上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他又说：

“中国同志有时采取的方法，似乎不太了解西方同志的性格，所以效果不怎么好。”

“说得好，我们也要注意批评方式。”

胡志明见毛泽东同意自己的看法，就随手拿起一盒烟，举在眼前说：

“以请人抽烟为例，把烟递过去请人家抽，人家乐意接受。如果往桌子上一扔，说：‘抽烟吧！’有人就不乐意了。其实还不是一样，但各人的习惯不同。西方人对后一种方式总会不乐意。批评的原则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讲话的方式使人不乐意，效果就不好。”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

“要用科学的语言，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批评。不粗暴，批评要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胡志明补充说：

“加上同志性。”

这时，太阳已经跃出地平线，把浩瀚的大海照得璀璨夺目。毛泽东、胡志明脱去外衣，并肩走下海，遨游在万顷碧波之中。二人游了多时，方才上岸，穿好衣服，与来到海滨的黄文欢、阮春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等人一同进餐，边吃边聊。胡志明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去越南参加国庆纪念活动和越南党的代表大会，他还风趣地对毛泽东说：

“明年春天刘少奇同志一定要去，他欠的债明年春天还。毛泽东同志也一定去，这笔债也要还。时间你自己定。”

“你们那里冬天怎么样，最低气温几度？”

毛泽东问道。阮春水在旁边回答说：

“12摄氏度。”

毛泽东幽默地说：

“不冷。可以偷偷地去，游一下红河。”

胡志明笑着说：

“不公开，不秘密，用你曾说过的方式，非正式访问。至于红河嘛，水可能太浑浊，不好游呀！这要到时再说。”

后来，胡志明一行于8月11日离开北戴河去了苏联，准备与苏共领导人就中苏关系问题举行会谈。

8月10日下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发表了一个小时的讲话。这是他在一个多月的会议上唯一的一次讲话。他在会议期间心情沉重，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睡觉也不好。他曾对值班人员说：我很忙，文件多，生活上请你们多照顾一下。

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宣布说：

“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我们处理了。”

毛泽东说：

“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邓小平说：

“小事就不要过问了。”

毛泽东说：

“少看文件。”

邓小平说：

“这样比较好。”

康生问：

“《毛选》第四卷注释，习仲勋那个地方加两句，已经加了，主席什么时候看看呀？”

彭真说：

“不要他看了。”

邓小平说：

“可以不看了，我们定了算了，那个里面没有什么重大问题。”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8月10日）和《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

《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是这样写的：

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鼓足革命干劲，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的高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保粮，保钢。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粮食生产是比工业生产还要费力的事情，粮食问题的解决，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而且直接影响到工业的发展。因此，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任务。

我国的粮食生产，10年来一直是上升的。1958和1959两年的粮食产量，按最近核实的数字计算，增产的幅度也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9年遭受到大面积的空前严重的旱灾和其他自然灾害，今年又有5、6亿亩农田连续遭受不同程度的旱灾和风灾、涝灾等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在抗灾斗争中显示了无穷的威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轻了灾害的损失，今年的夏季收成大体维持去年的水平，或者稍多于去年。事实证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当前政治的和经济的形势是很好的。对于这个主要的方面认识不足，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农业生产的发展，首先是粮食生产的发展还不能适应整个国民经济跃进发展的需要。同时，由于粮食生产的指标偏高，估产不实；又由于粮食消费安排得不好，主要是用粮计划太高，管理不善，浪费不少，前松后紧，“前方吃了后方粮”；因而，1958和1959连续两年，在青黄不接时期，都出现了粮食紧张的局面。而且，应该指出，今年的夏收已经到手，但是，收购不快，库存减少，调拨不灵，某些城市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还没有过去，粮食和农副产品的出口计划也完成得很不好。这种严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必须在保证钢铁生产的同时，坚决采取有效的措施，保证粮食生产，并且做好粮食的征购调运工作，安排好城乡人民生活，保证在明年青黄不接的时期不发生严重的粮食问题，保证必要的粮食出口计划的完成。为此，中央要求，全党全民，一致努力，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一、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解决农业劳动力紧张的根本办法在于机械化，农业机械化应当加紧实行，以便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但是，实现农业机械化需要一定的时间，在目前农业生产还几乎完全是手工劳动。由于两三年来抽调了相当大的一批劳动力转为国家的正式职工和临时工、合同工，或者搞短途运输，一般是需要的，合理的，但是其中也有不合理的部分；又由于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战线拉的过长，占用的劳动力过多，社办工业和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用人过多，又事事强调专业化，不按照农事忙闲灵活调配劳动力；财政贸易、生活服务、文教卫生和行政管理人员过多，脱产的青年少年学生增加过猛；再加上强弱劳动力的搭配使用又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结果，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减少了，质量也降低了。农业生产，首先是粮食生产的力量削弱了。所以，解决劳动力问题是当前保证粮食生产的中心关键。办法是：立即从县和人民公社着手，充分发动群众，从各个方面实行精减，该停办的停办，该缓办的缓办，该减人的减人，该调换的调换（以女代男，以弱代强），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田间生产的力量。切实整顿县社工业、精减人员，一切县社工业都应当真正做到为农业生产服务。县社工业和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除了一部分必须维持常年生产的以外，一般都必须同农业生产季节相结合，农闲多办，农忙少办，大忙停办，农忙务农，农闲做工，这才是最合理地利用农村劳动力。县、社办的文工团和球队等等，脱产的一律停办，业余的在农忙季节也一律根据需要可停止活动，全力搞农业生产。县以上各级办的文工团也要大减，文艺会演在两三年内停止举行。农村学校应当放农忙假。农业中学不要发展过快。农村小学根据需要可采取二部制。能够参加辅助劳动的少年，在劳动力紧张的地区，应当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已达劳动年龄的超龄小学生都应当回到生产岗位，参加业余学习。同时，基本建设战线缩短了，合同工和临时工应该精减一批回农村生产，运输砖瓦沙石占用的劳动力、畜力和运输工具都应该大减，常年的基建队伍也要精减，坚决动员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口回农村去。在两三年内，各行各业都不允许在计划外到农村中私自招人，应当在技术革新和革命运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解决增加生产和新建厂矿所需要增加的劳动力，并且节约出一部分劳动力派到农村中去。中央、省、专、县各级机关和事业单位必须大刀阔斧地精减。城市人口的增加必须严格控制。为了保证钢铁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应当首先从精减的职工中解决，不足之数，秋收以后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从农村中临时调用一批。支援边疆建设的青年，除了为建立少数大豆、棉花和橡胶基地所必需的以外，一般暂停几年。总之，必须从城乡，从公社内外，尽可能地挤出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特别是加强粮食生产，保证在农忙季节参加农业生产的至少达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80%以上。

二、坚决压缩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从根本讲，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在同水旱灾害做斗争和增加农作物产量上，水利也确实起了巨大作用。这应该首先肯定。水利建设一定要搞，但是，一定要分期分批，讲究质量，讲究实效，并且要同粮食的生产和分配统一安排。去冬今春水利战线拉的过长，300个大型工程同时上马，材料分散使用，人力物力都来不及，许多工程搞了一半，有的主体工程完工了，不配套，不能发挥灌溉效益；还有少数工程因急于抢修，质量不好，被洪水冲垮了。这种做法并不是多快好省。而且，占用劳动力过多，最高额曾达到7000万人，既增加了粮食消费，又影响了冬季积肥和田间管理，甚至到农忙季节，有些水利工地上的民工还下不来，影响了春耕播种，影响了当前的粮食生产。基本建设必须同当前生产统一安排。这一点，在农业方面尤其重要。因为，饭是天天要吃的，绝不能单纯强调水利等基本建设，而削弱当前的粮食生产。因此，中央决定，在今冬明春的100天中，调离本包产单位、不在本食堂吃饭的参加水利建设（包括水土保持）的民工，全国总计不许超过1000万人，只搞续建工程和配套工程，新建项目一概不上马。而且，续建和配套工程也要先后排队，能够早发挥效益的尽先施工，不能一齐都上。不脱离本食堂和本包产单位的施工力量，也要适当控制。公路、航道、土铁路等等基本建设，都必须按照同样的精神坚决压缩，在今冬明春的100天中，上工人数最多不准超过300万人，工程项目也要按轻重缓急排队，不能齐头并进。非生产性的农村基本建设，一律坚决停止。

三、鼓足干劲，搞好秋田管理，力争秋季丰收，特别是粮食丰收。现在正是大秋作物的盛长期，田间管理的好坏对秋季收成影响甚大。锄草、除虫和追肥，是当务之急，必须集中力量抓紧进行。草荒现象必须消灭。大力开展夏季积肥运动，保证秋收作物的追肥，准备秋冬播种的基肥。商业部门应该协同工业和外贸部门把计划供应的化肥尽快地调拨下去。局部地区的旱灾还没有解除，另一部分地区又遭到涝灾和台风的袭击，必须继续发扬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同自然灾害进行顽强的斗争，保证秋收。无论在遭灾地区和丰收地区，都要尽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抢种荞麦等晚庄稼和秋粮，尽可能地减轻和弥补灾害的损失。

从现在起，就要着手进行秋收、秋耕和秋冬播种的准备工作，广泛动员群众，认真讨论三秋工作的安排，按生产队按地块落实。安排好劳动力，准备好工具，保证精收细打，颗粒还家。还要准备好秋冬播种的种子和基肥，真正做到随收、随耕、随种，不违农时。必须估计到，今年秋收以后，将不得不抽调一批劳动力突击运粮，所以，更要及早做好三秋的准备工作，统一安排好三秋和运粮的劳动力，保证做到两不误。秋冬两季，各地就地开荒必须积极进行。基本建设多占地、早占地、占好地的现象必须制止。同时，还要努力提高复种指数，在保证明年春播用地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扩大秋冬播种，多种一季。必须认识，就明年来说，小春和夏粮的丰收，对于缩短青黄不接的时间，渡过粮食困难，关系特别紧要，所以，今年秋冬播种，特别是冬麦和夏收杂粮必须多种，种好，种得适时。多种多收和高产多收同时并举。

四、在大力增产粮食的同时，棉花、油料等等经济作物也必须重视。棉花、油料、烟、麻、糖等主要作物的集中产区，必须尽力增加这些作物的产量。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必须坚持。农业的“十二个字”要统一安排。林牧副渔也要发展。当前正是种植饲料和采集野生饲料的大好季节，一定要抓紧时机，大搞饲料，储藏青饲料，发展畜牧业，发展猪、羊和大家畜，特别是养猪积肥运动必须继续坚持下去。积极多种瓜菜，搞好副食品生产。还要做好准备，开展一个比去年规模更大的“小秋收”运动。农产品加工和其他副业生产，今年冬季应当比往年搞得更多更好。这既有利于稳定市场，安排城乡人民生活，也可以增加公社的收入和社员的收入。增加社员收入，也就更有利于把农村劳动力稳定在农业生产上。

五、保证粮食生产，不只是农业部门单独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共同的责任，全党全民共同的责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思想应当成为全体干部全党全民一致的认识，并且真正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工业部门应当把支援农业的任务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国家计划指定用于农业的钢材，应当由农业书记和农村工作部长掌握，不许挪用。尽可能地迅速提高化学肥料和农药的生产，小合成氨厂的设备制造应当列入国家计划，制造农药和生物药品的重要原料也要列入国家计划，按计划生产，保证供应。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基础上，按照自觉自愿和不降低待遇的原则，动员一批技术工人下乡，把农机具的修配网迅速地搞起来，帮助农业技术改造，这是工业支援农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应当在市委的统一安排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工业、交通、财贸、文教、卫生等等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农业生产的需要，支援农业，为农业、为粮食生产服务。特别是在农村劳动力的安排上，任何妨害农业生产、妨害粮食生产的事，都必须禁止。

六、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基础上，把粮食管好、用好，安排好人民生活。安排粮食，必须从6亿几千万人口出发，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瞻前顾后，留有余地。口粮标准必须从低，其他消费标准也必须从低。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只有如此，才能既保证吃好用好，又节约粮食，留有余地。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和其他农产品的征购任务必须坚决完成，城乡粮食销量必须严格控制。有调出粮食任务的省区必须保证按计划完成任务。种子、口粮和饲料等留粮也必须落实，保证按低标准留够。国家、集体和个人，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三者的需要都必须落实。

农村人民公社的粮食，应当由基本核算单位统收统支，统一管理，全面管好。积极办好食堂，坚持计划用粮，反对秋收到手多吃多用，反对浪费；继续实行口粮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到堂，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制度，奖励社员节约粮食。公社和生产队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以后，增产节约的粮食，也归社队储备，鼓励社队增产节约，储粮备荒。丰收地区，更要反对浪费粮食，努力增加粮食储备。食堂必须有自己的菜地，保证一年四季都有菜吃。食堂必须养猪，每10人最少养一头。

城市人民生活也必须妥善安排。今明两年城市粮食的供应标准不可能提高，肉蛋等副食品，由于必须保证出口，还可能有所减少，同时，由于今年棉花收成可能不好，棉布的供应标准因而有所降低；因此，除了必须向城市人民进行充分的解释以外，各城市党委还必须注意加强各伙食单位的领导，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性，尽可能地节约用粮用布，并且在不增加人员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地解决一些副食品的困难。大的厂矿、机关、学校，应该有一个副职人员或者党委负责人管理生活。城市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和社办福利事业，要分期分批地逐步发展，不要一下子发展过多，以免增加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

七、认真抓紧粮食调运工作，保证城市工矿区和必需出口的粮食按时供应。要把运粮放在运输的第一位，决不允许发生粮食脱销现象。必须努力做到，大中城市经常保持三个月，至少一个月的粮食周转库存。要求在征购粮食的同时，有计划地把准备外调的粮食集运到交通沿线。在今年秋收以后，要开展一个群众性的短途运粮运动，事先安排好人力、畜力和运输工具，到时候突击运输，保证粮食调运任务的及时完成。粮食部门要事先安排好粮食调运计划，并且对于粮食外调任务大而运输工具又很困难的地区，在运输工具方面给以必要的支援。

八、要保证搞好粮食生产，安排好人民生活，还必须坚决肃清官僚主义，首先是上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农村中的“五多”，主要是从上面来的。表报已经成灾，有的公社甚至要用几十个人专填表报。开得好的现场会议本是一种好的领导方式，开得过多，则势必流于形式。有许多现场会议无准备，无领导，到会人数过多，大吃大喝，欢迎欢送，变成了官僚主义铺张浪费的典型，必须坚决纠正。不深入实际，不解决具体问题，徒尚空谈的官僚主义，必须反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必须完成。三反运动不能占农作时间，应放在农闲时间去做。各级领导机关和农业部门，都要紧紧抓住某些主要农作物的重点产区，首先是粮食的重点产区，了解它的情况，帮助它解决问题，克服困难，搞好生产。各级干部都必须到第一线去，深入田间，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对于生产领导的好坏，第一是不妨害下面，尽量不占用农作时间和睡眠时间；第二是帮下面的忙，要帮得好，帮得是“火候”，帮在“刀口上”，就是说，及时地帮助下面解决生产关键问题，就是好的领导。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按照这个要求，来检查和改进自己的工作。进一步整顿巩固人民公社，加强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至少在5年内不要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加强公社的经营管理，认真建立和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把劳动力组织好，使用好，做好秋收分配，继续肃清浮夸风、共产风和强迫命令，把广大群众和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保证农业生产，首先保证粮食生产。

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必须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粮食。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既要尽最大的努力增产粮食，又要切实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节约用粮，节约用布，节约用钱，储蓄起来，应该成为社会的风尚和美德。一定要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基础上，把粮食管好用好，保证粮食不脱销，保证必要的粮食出口，并且保证在明年青黄不接的时期不出现粮食严重紧张的局面。中央尖锐地指出当前粮食困难的严重性，同时指出这种困难是暂时性的，局部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大好形势对于搞好农业生产是十分有益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不向困难低头，不松劲泄气，继续鼓足干劲，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更多的增产粮食，把人民生活安排得更好，更有力的支援工业，更好更全面的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保证国民经济更好更全面的继续跃进。

会议还发出了《关于向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问题的通知》。

8月14日，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内容如下：

目前摆在全党面前的紧急任务是：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指导下，立即在全国开展一个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央已经批准了李富春同志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生产的措施的意见和李富春、薄一波同志关于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的意见，各级党委应该立即根据这两个文件迅速地切实地布置工作。现在的问题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发动群众，使所有厂矿、企业、人民公社、机关、学校、部队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立即行动起来，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

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很好，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充满着蓬勃的朝气，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事业都在继续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今年上半年的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增长很多。钢、快、煤的产量都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以上，都完成了全年生产指标40%以上。在农业战线上，虽然在去年的特大灾害之后，今年又遭了严重的旱灾和部分地区的水灾，但是由于全体农民的艰巨努力和各方面对农业的支援，仍然取得了抗旱抢种的巨大胜利，并且使夏季作物保持或者略为超过去年的产量。农村人民公社已经走上了巩固和健全发展的道路，日益显出它的优越性。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正在稳步发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以增产原料、材料和燃料为中心的小土群、小洋群企业有了新的发展。所有这些，都进一步证明了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它们具有无限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工作中的成绩是十分显著的。但是，在我们胜利前进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遇到了一些困难。今年第二季度，在2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18种没有完成产量计划，其中11种甚至低于第一季度的水平。造成工业生产有某些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有些领导干部在今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的大跃进的情况下，产生了盲目乐观和松劲情绪；另一方面是由于要动员大量的劳动力和一部分的工业力量，投入战胜自然灾害的斗争，影响了一部分小土群、小洋群的工业生产。由于某些部门某些单位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放松了生产管理工作，一部分生铁、转炉钢、煤炭等产品的质量，也有所下降；设备事故和人身事故不断发生。在基本建设方面，由于不少地方、部门违背了中央多次强调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把战线拉得过长，人为地造成了原料、材料、设备，劳动力和运输的紧张。在农业生产方面，由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还没有在各个部门全面地认真贯彻，而水利建设、社办工业以及其他方面又占用劳动力过多，以致用在农业方面的劳动力不足，部分地区的灾情还在继续，因此，完成今年农业生产的任务，还是极为艰巨的。如果今后水旱灾情继续扩大，而我们的工作又没有充分抓紧，农业收成甚至还有比去年减少的可能。此外，在连续取得两年大跃进的胜利之后，我们一部分干部中滋长了一种盲目乐观、不重视具体困难、不深入下层研究具体措施、不及时抓紧和踏实地解决实际问题的不良风气，滋长了一种追求形式、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一部分干部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本位主义也有所增长。以上这些困难和缺点，虽然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但是，如果不认真努力加以克服，今年粮钢生产指标和其它一些主要产品的生产计划，就有完不成的危险。

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粮钢的增产问题。目前粮钢的供求之间的矛盾是很紧张的。在连续两年的大跃进中，粮食的产量确实有很大的增长，但是，由于凡是能劳动的人一般都参加了劳动，工人和农民全年都在积极紧张地劳动，食量大为增加；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建立以后，原来的贫农、下中农的口粮一般已提高到中农的水平；工业用粮增加，城市工矿区人口增加，农业基本建设队伍用粮增加，种籽、饲料等也增加很多；特别是全民用粮计划定得太高，加以管理不善，前松后紧，浪费不少；因此，粮食供应仍然十分紧张。两年来钢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半以上，但是，由于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大跃进，仍然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钢是工业的“粮食”，也是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基本建设的主要“粮食”。因此，必须首先调动一切力量和积极因素，保证粮钢的增产，并且厉行节约。这是决定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

当前全党的紧急任务，就是要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亲自动手，全面安排，立即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地鼓足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革命干劲，反对盲目乐观和右倾松劲思想，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铺张浪费，迅速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有利因素，踏踏实实地、千方百计地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粮、钢和其它主要产品的生产计划而奋斗。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除了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问题中央另有指示外，在工业、交通运输和基本建设方面，应该作好下列工作：

一、立即发动群众检查今年前七个月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讨论今后五个月增产节约的指标，和实现这些指标的具体措施。（略）

二、继续深入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略）

三、一切基本建设项目和生产任务，都要在省、市、区党委统一领导下，根据国家计划，分别轻重缓急，进行排队。（略）

四、干部要立即下去，亲临生产前线。（略）

五、大量精简非生产人员，充实生产战线。（略）

六、加强企业管理。（略）

七、坚决贯彻全国一盘棋的原则，反对本位主义。（略）

八、所有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都必须进一步加强支援农业。（略）

九、广泛开展增产节约的劳动竞赛。（略）

现在已经是8月，今年只剩下五个月了。时间是紧迫的。中央要求各级党委立刻行动起来，实行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保证在8、9两个月内钢产量及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大幅度的增长，并且在第四季度再接再厉，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对我们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污蔑、攻击和阻挠，只能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的义愤，使全党全民鼓起更大的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革命干劲，创造出更加伟大的成绩。中央深信，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全国人民，一定热烈响应中央的号召，团结一致，展开一个空前规模的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本指示发到所有厂矿、企业、机关、学校、部队的基层党组织，并由党委在全体党员和群众中进行传达、动员和组织讨论，立即把群众增产节约运动开展起来。

8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这天从苏联返回北京的胡志明、黄文欢、阮春水，听取他们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介绍。胡志明还情真意切地表示，希望中苏两党尽快举行会谈，消除隔阂，加强团结，挽救面临危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胡志明的真诚深深感动了毛泽东，他紧紧拉着胡志明的手说：

“谢谢胡志明同志，为团结奔走万里。感谢你！”

8月24日，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说：苏联在华专家已经全部撤离回国。毛泽东大手一挥，大声说：

“不要怕，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还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8月30日，毛泽东嘱咐办公厅秘书室给原湖南一师数学老师王正枢的二儿媳吴启瑞写一封回信。

此前在7月19日，吴启瑞写信给毛泽东，寄来了她全家的合影照。信中还说她在无锡很难买到《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让秘书将《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样书和5张在上海拍的照片一并寄给吴启瑞。秘书在给吴启瑞的信中写道：

吴启瑞同志：

你寄给毛主席的信和照片，我们已送主席看过。主席送你一部《毛泽东选集》和5张照片，我们已另交邮局寄去，请查收。此复。即致

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1960年9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纺织工业部党组《关于纺织工业发展方针的请示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同意纺织工业部党组《关于纺织工业发展方针的请示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

中央认为，报告中提出的今后纺织工业发展的方针，即实行发展天然纤维与化学纤维同时并举、家生纤维与野杂纤维同时并举、专业生产与多种经营同时并举、原材料的开源与节流同时并举的方针，是正确的、必要的，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这个方针，就可以大大增加纺织工业原料的来源，加速纺织工业的发展。

今年纺织工业的基本建设计划已经经过调整，该停办的项目应该坚决停下来，把腾出的资金和材料，用于增添改进产品质量的设备和发展人造纤维。人造纤维所需的原料材料，国家经委应该进一步安排落实，按时拨给。对大量利用棉秆纤维急需解决的棉秆剥皮机，各地应该抓紧时机，迅速赶制，所需钢材应优先调拨，生铁、焦炭等由地方根据中央计划，统一给予安排。为了适应今后国家少出口棉花、多出口纺织品，多进口原料、加工成品出口的需要，纺织部门应当迅速改装和增添一些必要的设备，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

今后，在安排纺织工业生产计划的时候，必须进一步贯彻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瞻前顾后，留有余地”的原则，以便更好地组织生产和保证市场供应。

　 中央 1960年9月1日

9月2日，毛泽东写信给吴启瑞，他写道：

启瑞同志：

7月19日的信收到，甚为高兴。选集及照片，已寄出了，收到时请告。祝你健康！

毛泽东 1960年9月2日

9月7日，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一、北方早秋已经开始收割，南方早稻和早熟杂粮已经收割完毕，中稻也接近收完。9月下旬和10月是北方地区进行三秋工作特别是大种冬麦的最忙时期，各地必须立即集中力量做好三秋和农产品收购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且切实安排好全年的生话。有关国际问题的传达、学习和讨论，如见来不及开始和结束，可以推迟到秋收、秋耕和秋种以后再来补课。

二、今年夏收以后，还有很少数的地方，生活没有安排好。据中央财贸部第25期工作简报反映，河北省新乐县灾区夏粮估产偏高，征购以后，留粮不足。又据新华社8月31日和9月2日的内部参考反映，山东某些地方在麦收以后，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的现象还在继续发生，偷青吃青现象很严重。在夏收以后仍然出现这种严重问题，是极不应该的。据我们所知，夏粮估产偏高、留粮不足、偷青吃青、人口外流的现象在河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也有发生，肿病和非正常死亡在个别地方也发生过。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对灾区的灾害损失估计不足，估产偏高、留粮不落实，开始夏收时又多吃了一些，因而口粮接不上秋收了。今年夏收，绝大多数基本核算单位的估产是接近实际的，有的可能偏低一点，按照他们的估产来分配粮食，征购粮、种子、口粮和饲料粮都能够落实兑现。问题在于某些县和公社，特别是连续两年的重灾区的某些县、社，他们不听基本核算单位的话，主观主义地高估产量，结果粮食安排中的各种毛病和后果就不断出现。虽然在全国说来这是极少数的地区，在一个省来说也是很少数的县、社，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必须引起全党注意。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认真检查有无这种现象，一经发现，立即解决，不容丝毫忽视。

三、各地在安排全年生活的时候，必须注意到今年全国粮食生产的总情况：由于春旱严重，受旱面积有6亿亩，有的是从去冬以来一直干旱；入秋以来，部分地区的旱灾还没有解除或者发生秋旱，另一部分地区又发生洪涝灾害，水灾面积达到1.2亿亩，再加上虫、风、雹灾，全国总计全年受灾面积达到9亿亩左右，其中减产3成以上的成灾面积约在3亿亩以上，比去年大得多，给粮食和其它农作物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现在看来某些省区，粮食势将比去年减产。全国夏收粮食和稻的产量，包括小麦在内，比去年还少一点。全年的粮食产量预计可能达不到北戴河所估计的4500亿斤（自留地等零星土地收获不包括在内）。面对这种情势，各地必须继经努力防止松劲，抓紧后期的田间管理，丰收区要力争更大丰收，灾区要力争弥补损失，减少损失。正由于灾害的损失，夏粮征购和粮食销售两个方面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夏杂粮的征购超过一点，小麦的征购差得较多，从7月1日到8月25日，征购入库139亿斤，比去年同期的190亿斤少51亿斤；在同时期内，销售152亿斤，比去年同期的139亿斤，增加13亿斤；一出一入为64亿斤，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0亿斤（包括6月底以前的库存减少数在内）。辽宁省要求增加粮食调入的数量，个别重灾省不仅不能调出，也要求调入一点。因此，全国必须立即采取压低城乡口粮标准的方针，要求农村少吃，城市也要少吃，丰收区少吃；灾区更要少吃；灾区减少征购任务，丰收地区则必须多购，各个丰收的省份要比在北戴河所商定的全国上调粮190亿斤的总盘子中所分摊的数量更多调出一点；只有如此，才能减少歉收省份的任务，而又保证上调粮190亿斤任务如数完成。同样，在一省，一县，一社之内，都要实行丰收的单位多购一些的原则，支援灾区。

四、农村的口粮标准必须降低。淮河以南直到珠江流域的地区，应当维持平均每人全年原粮360斤。遭灾的地方应当更低些。丰收的地方在完成原定外调的和为支援灾区而增加外调的粮食任务以后，还有余粮，口粮标准可以提高到原粮380斤，最多不能超过原粮400斤。在吃的时候，还要厉行节约，应当采取湖南的经验，一年的粮食分做1三个月吃，以免在明年青黄不接时发生粮食紧张，使大家有备无患。凡是超过400斤标准的要降下来，这自然要进行艰苦的说服工作，并且必须做好商品较多的地区的商品供应工作，以便把余粮更多的卖给国家。淮河以北地区的口粮标准，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全年原粮300斤左右，东北等一部分严寒地区可以稍高一点；而各省的重灾区，则应当压低到平均每人300斤以下。各地社办企业的职工和事业单位的人员口粮应当同本社一般农民的标准完全一样，不能提高。如果全国农村不照这样做，丰收的地方不能多购，遭灾的地方又要多销，结果势必一方面完不成国家的粮食收购计划，另一方面又突破粮食的销售指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粮食工作上就一定处于更加被动的境地，并在政治上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因此要求全党立即动手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有些省区对农村口粮标准的安排是比较克己的，另一些省区则标准较高，必须下降。

当然，在农村中，维持最低生活需要的口粮，是完全必要的。在粮食安排中必须保证这种最低标准的落实。据河北省委调查，平均每人每天有0.8市斤原粮（全年合290斤）加上2斤到2斤半菜，大小人口调剂着吃，劳动力可以维持通常的劳动。希望各地党委都进行这种调查研究，作为自己粮食安排的依据。同时要求各地结合农村三反，杜绝某些社队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亲戚朋友营私舞弊，多吃偷吃粮食，切实保证农村每一个人都能吃到他们应得的一分口粮。县级党政机关和社队的干部应当同当地农民吃一样多的粮食，以身作则，带头压低口粮标准。社队干部必须在公共食堂入伙，干部小灶必须撤。在压低口粮标准的时候，这样做是尤其重要的。

五、在压低农村口粮标准的同时，城市供应标准也必须相应地降低。除了高温、高空、井下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以外，其余的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标准2斤左右（商品粮）。城市的粮食供应必须认真加以整顿，坚决消灭浮支冒领，取缔“黑人口”。城市近郊区和一般农村的口粮标准，差别不能大，远郊区应当向一般农村看齐，压低城市人口粮食供应标准的具体办法，由粮食部另行拟定。人民解放军和中央机关正在带头节约用粮。

六、实行压缩城乡粮食供应，必须走群众路线，做政治工作。在城市居民和职工中广泛进行口头的宣传教育，说明今年灾荒的损失、压低城市粮食供应、支援灾区的道理，说明城乡团结、工农联盟的大道理。在乡村中，特别要宣传以丰补歉，支援灾区，并且要把压低城市粮食供应这件事向农民讲清楚。无论在城市和乡村中，进行压低口粮标准的教育时．都必须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结合起来，采取回忆对比的方法，既讲清楚生产的增长，又说明灾情的影响，说明粮食生产的增长虽然还赶不上大多数人生活提高的需要，但是只要安排早、安排好，群众的生活仍然可以过的不坏。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3700亿斤，而日子过的还比较好，就是一个证明。在宣传解释工作中，应当注意提高群众克服困难的信心，避免引起群众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优越性的怀疑和误解。尤其要防止松劲泄气的右倾思想的滋长。

最后，再重说一遍，各地应当抓紧全年生活的安排，通过全年生活的安排，带动三秋工作，首先带动当前的田间管理和秋粮的收购工作。

　　　　　　　中央 1960年9月7日

欲知此后全国各地农村的生产和农民生活出现了什么状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录入的1960年8月10日《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8月14日《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9月1日转发纺织工业部党组《关于纺织工业发展方针的请示报告》的批语、9月7日《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是难得一见的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主持起草的重要文献，故立此存照。老子云：“治大国者，若烹小鲜”。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天灾、人祸（抗美援朝时期13亿美元的军火债务）的灾难降临之际，正是以“烹小鲜”的精神，周密地筹划着全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以至于具体到耕种收割、一日三餐这些细节。尽管如此，还是难免有几个跑堂的摔了盘子、砸了碗，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歪嘴和尚念经”，会生出“信阳事件”（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在河南省信阳地区发生的大面积饥荒、饿死人事件）一类的问题。由此可见治国之难，治大国更难！

第9章 1960年9月—

“欧洲人每人每年要吃上几十公斤的肉。中国人基本上是吃素的，肉类也吃一点，但吃得不多。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40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

话说1960年9月7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讨论对苏共6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的《答复书》，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9月9日，邓小平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答复书》已经搞出来了，少奇同志看了，问主席看过没有，有意见改在本子上，或者他们来谈谈。毛泽东让秘书告诉邓小平：

“文件我都看了，写得很好，我没有多少意见，只有几处小的修改。明天如果其他同志有事不能参加，只请小平、彭真同志来谈一下就行了。”

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邓小平、彭真、吴冷西谈话，《答复书》最后定稿。

这一天，邓小平、彭真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把《答复书》交给了他。《答复书》一方面对苏共的错误观点进行了驳斥，另一方面还提出了解决中苏分歧达到团结的五项建议。

邓小平还通知契尔沃尔科，中共中央参加由胡志明提议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代表团，将于9月15日动身去莫斯科。中共中央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

9月13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

9月17日至22日，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共举行五次，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争执不下，无结果而散。

9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代表团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

9月28日，中国和古巴正式建交。古巴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这一天，缅甸总理吴努和参谋长吴奈温将军率领由370人组成的友好使团来华访问。

9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周恩来送审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在这个报告里，国家计委党组首次提出了在国民经济上要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

中央基本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意见。请各省、市、自治区、各部门据此编制计划草案，并在10月底以前送交国家计委和各中央局计委汇总研究，编出1961年计划草案报告中央。

附：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和控制数字附表各一件。

中央 1960年9月30日

9月30日下午，毛泽东由周恩来陪同，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29日来华访问的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费尔哈特率领的代表团。他在会谈中说：

“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你们牵制了很大一部分帝国主义力量，你们在北大西洋的后方开了一个战场。法国不承认我们，还有蒋介石代表在巴黎，那么中国为什么不支持你们，为什么不同你们往来。我们没有找过法国政府，它也没有来找我们，也许有一天它要来找我们，我们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同蒋介石断绝外交关系；另一个是不能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如果它把干涉我们援助你们当作一个建交的条件，我们不干。”

会谈将要结束时，毛泽东邀请远道而来的非洲客人在10月1日参加首都人民欢度国庆的活动。

1960年10月1日上午，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庆祝活动，热烈庆祝新中国诞辰11周年。

毛泽东和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缅甸总理吴努和吴奈温将军、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费尔哈特等，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的老朋友斯诺，也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

斯诺是在1942年2月因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报道“皖南事变”的真相，触怒了蒋介石，被迫离开了生活13年的中国。1942年，他又两度来到中国，但未能见到毛泽东。在50年代末，斯诺曾分别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要求访华。在中美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毛泽东请廖承志通过群众团体，以艾黎的名义邀请斯诺以“作家”的身份而不是以“记者”的身份来中国。后来，已经移居瑞士的斯诺在1960年6月间获得了访华的签证。6月28日，他怀着愉快的心情，第一次赴新中国访问，首先到了北京。中国发生的一切他都很感兴趣，先后在北京、包头、上海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还与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重逢时，紧紧地握着斯诺的手，亲切地说：

“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多久了？”

斯诺说：

“21年了。”

他们一边交谈着，一边观看着从天安门前走过的欢庆节日的群众游行队伍。庆祝活动结束后，毛泽东邀请斯诺过一段时间到中南海他的家里作客。

10月1日下午，周恩来和吴努代表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

10月2日，首都各界10万人民群众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中缅签订边界条约。周恩来在讲话中说：

“中缅边界条约是中缅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是亚洲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光辉榜样，是亚洲各国之间解决边界问题和其它争端的良好范例。”

10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批的《关于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将黑龙江省委关于巩固发展两参一改三结合、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报告和所附庆华工具厂的典型材料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给所属大中企业党委，组织干部认真阅读和研究。

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的工作，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批判了一长制，坚持执行了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政治挂帅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并且根据这些原则建立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一套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制度和管理制度，这也就是民主集中制在工业企业中的具体运用。正是由于这样，我们就能够不断地调整企业中的生产关系，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群众的主人翁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保证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现了生产建设事业的大跃进。同时，在大跃进中和最近一年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中，这一套新型的企业管理制度，特别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把已有的经验进一步地总结起来，使之系统化、制度化，使企业管理水平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最近时期，许多地区、部门和企业，按照中央的指示，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已经和正在进行这项工作，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效果。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和庆华工具厂的典型材料就是这种经验总结的一个好的典型，特别是他们关于两参一改三结合方面的新经验，很值得各地重视。希望各地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认真加以研究，并参照他们的经验和作法，结合当前企业的中心工作（如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和增产节约运动），采取群众路线的办法，总结自己的经验，改进企业管理工作。

在总结经验和改进企业管理工作的时候，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我们的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就是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必须坚决执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使集中和民主正确地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有所偏废。目前有些企业在正确地强调大搞群众运动，强调发扬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经验的时候，对于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和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注意不够，因而出现质量下降，事故增多，管理工作相当混乱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有些企业在注意抓质量，抓安全，整顿规章制度的时候，又出现简单恢复旧章，片面强调专业管理和行政命令，而忽视依靠群众和发扬群众参加管理经验的重大意义。各地必须根据各企业的不同情况，研究具体措施，改进企业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克服或多或少存在的各种倾向。总之，不破不立，有破必须有立，不立好也就破不彻底，因此，在我们领导和管理企业工作已经有了丰富经验的时候，根据中央既定的原则，总结已有的经验，使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备和发展，是彻底肃清一长制残余的根本办法，同时也就是保证增产节约运动胜利开展和生产持续大跃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各地对此必须予以重视。

　 中央 1960年10月4日

10月5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林克同志：

选集（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二本，一本给你，另一本交我，为盼！

毛泽东 10月5日

10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词：“艰苦朴素”。

10月9日晚，毛泽东在怀仁堂观看缅甸文化代表团的专场演出，缅甸语翻译程瑞声负责为他解说节目内容。在演出过程中，毛泽东问程瑞声：

“缅甸人名中为什么常出现‘貌’、‘吴’？”

程瑞声回答说：

“缅甸人只有名，没有姓。‘貌’是男子对自己的谦称，‘吴’是对其他男子的尊称，‘郭’则是男子平辈相称。以吴努为例，他自称‘貌努’，别人则尊称他‘吴努’，关系密切的平辈又称他‘郭努’。”

毛泽东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饶有兴致地与程瑞声聊了一会儿。

10月10日凌晨，毛泽东看到湖北和福建的两份报告，立即写信给李富春，他写道：

富春同志：

湖北沔阳县一平二调问题至今未解决、粮食减产、问题严重文件一件，福建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在该县城门公社一个社即坚决压下2000多人（占总劳力45%）下去生产文件一件，以上两个文件极好。请你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要有几百字，几句话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县、社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阅为盼！

毛泽东 10月10日上午1时

10月17日上午，王季范的孙女王海容突然接到通知，说是毛泽东要亲自见见她。

王海容，出生于1938年，1957年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后开始在家自学，准备继续考大学。1958年，因受大跃进运动的感染，她放弃了高考，不顾家人的反对，到北京化工厂当了一名徒工，一干就是两年。1960年7月，《中国青年》杂志社了解到她的经历后，约她写一篇经验体会性的文章。王海容有感而发，写出了一篇洋洋数千言的长文。她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便在8月1日给叶子龙写了一封信，连同那篇文章一起寄给了叶子龙。她在给叶子龙的信中写道：

“叶伯伯，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中国青年》杂志社要我去当通讯员。早几天，他们编辑部的同志对我说，现在他们需要一些关于徒工生活的稿子。因为社里经常接到一些工厂徒工的来信，他们大多不安心当徒工，其中许多人认为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去当徒工是‘大材小用’，是‘屈才’的。我是当过徒工的，对徒工生活也有一些体会和感受。为了帮助广大青年徒工早日改变上述不正确的态度，安心自己的工作，《中国青年》杂志社要我写一写关于自己对徒工的体会和认识。稿子我现在已经写好了，但感觉许多地方重点不突出，内容也欠佳。我想请主席公公在百忙中抽出一点点时间帮我修改一下。”

王海容同时在信中表示，如果“主席公公没有时间”代她修改，就请早日将文章寄回来。可是在文章和信寄出后，两个多月了，既没有消息，文章也没有寄回来，现在突然接到通知，使她不安的心中又多了几分期待。

这天下午3时许，王海容按时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一进门，见毛泽东手中正拿着厚厚的一沓稿子，有20页之多，正是自己早先寄给叶子龙的稿子，忙叫了一声：

“主席公公！”

毛泽东见王海容来了，招呼她坐下来，将手中的稿子递给她，顺手拿起了一支香烟。王海容忙起身为他点着了火，然后回到座位上一页一页地翻起稿子来。在稿子的第1页上，毛泽东写了两行大字，不仅为她拟了标题，还给她起了一个笔名，那两行字的第一行是“我的经验”，第二行是“徒工王波”，再往下看，文章中有几段文字完全是毛泽东重新改写的：

“我们要牢牢记住，真正的知识是在实践中得来的，任何书本知识只有在书本的作者们在实践中反映了客观真理，才算是真正有用的。否则，书本上的道理便只是无用的假道理，决不是能够改造世界的有用的真理。”

“虽然我对过去工人的那种艰苦生活没有亲身体会，因为我在1949年全国解放时才是一个11岁的‘黄毛丫头’，什么事也不懂；但是在北京化学工厂从许多老工人的谈话中使我体会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与解放前的生活和工作对比起来，实在太幸福了。”

“在上面，我讲的全是些好事情，这是真的。难道没有一点坏事情，或者叫做错误缺点的吗？当然是有的，年年有的，月月有的。怎么对待呢？以我们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姿态，把所有错误缺点，一件一件克服掉。”

王海容看完了稿子，毛泽东又和她谈到了工厂，谈到了学校，谈到了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

下午5点多钟，当王海容辞别毛泽东走出中南海时，大街上已经是华灯初放，她的心情显得格外清朗和舒畅。

后来，王海容的这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杂志1960年第23期上发表时，编者们专门写了一个编者按，将毛泽东修改的几段话引出来，作为整篇文章的画龙点睛之笔。

10月20日，毛泽东在公安部党组关于战犯第二批特赦和减刑名单的报告上批示道：

“此件送少奇、富春同志阅，在书记处通过照办。”

此后，在11月28日、1961年12月25日、1963年4月9日、1964年12月28日、1966年4月16日，中央政府先后特赦了五批战犯。这是后话。

10月22日，斯诺应毛泽东之邀来到菊香书屋作客，毛泽东一见面就说：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一隔就是21年。”

斯诺高兴地说：

“你们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毛泽东却故意说：

“这期间，你没有变，我们也没有变。”

斯诺强调说：

“从那时以来，你的窑洞稍微扩大了一些。”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说：

“这次你去延安，看了当时我住的窑洞。听说是扩大了。”

斯诺说：

“我是指的全中国。”

“那是要比窑洞大多了，情况好了一些。现在是要把中国搞得进步一点才好。”毛泽东微笑着说。他吸了一口烟，又关切地问：“你的女儿西安今年多大了？你给过我她的照片。”

斯诺回答说：

“她今年9岁了。”

“怎么才9岁？”

“她不是在西安生的。而是以西安命名的。在40年代，我和我第一个妻子离了婚，西安是我第二个妻子的孩子。”

毛泽东说：

“我收到你的一次还是两次信，信里有西安和你全家的照片。同时，周恩来总理也接到了你的一封信。”

斯诺说：

“我在1950年写过一封信，那是通过陈翰笙转交的，我想到中国来，想写主席的传记。后来我放弃了这一打算。”

毛泽东说：

“1950年的信，你提起后我也记起来了。那时时机不好，正当抗美援朝的时候。这表明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正常，新闻记者和双方人员往来的事还没有解决。”

接下来，他们的谈话转入正题，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主要内容如下：

毛泽东：你是哪一年离开延安的？

斯诺：1939年。一般说来，我对美国的情况不十分了解。我在中国住了1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又是驻苏联和欧洲的战地记者，只在1950年我才真正住在美国。在这个期间，美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技术方面，这种变化尤其巨大。

毛泽东：我们在对美国的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缺点。科学院应该有一个所，至少有一个专门研究美国问题的组。要有一批人专门研究美国，注意美国各阶层的情况。除了上层的以外，你所说的那些中层、下层的舆论我们也要注意。

斯诺：关于台湾问题，不知主席有没有看到在美国所进行的一场激烈辩论？是肯尼迪和尼克松两个人关于马祖和金门问题以及美国对远东政策问题所进行的辩论。

毛泽东：看了一些。

斯诺：他们争论得那么激烈，报上经常出现马祖和金门的名字，所以有一个人就编了一个笑话，说人们已经忘了两个总统候选人的名字，忘记了他们叫尼克松和肯尼迪，而以为他们叫马祖和金门。

毛泽东：他们拿这个问题用在他们的竞选上面，这是因为美国人怕打仗。这两个岛靠大陆太近，肯尼迪就用这点想争取选票。

斯诺：但是，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舆论有很大的分歧。一般说来，人们对这次竞选反应冷淡，但这个问题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很多人反对美国的现行政策，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毛泽东：尼克松有他的想法，他说非保护这两个岛不可。他也是为了争选票。这个问题使美国竞选有了生色。尼克松讲过了头，他说得好像美国政府有义务保护这两个岛。美国国务院说没有义务保护这两个岛。究竟保护不保护，要看时局，要按照当时的情况，由总统作决定。这是艾森豪威尔两年前的声明。

斯诺：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根据美国的宪法，新总统在11月初选出后，还不马上上任，而要等到明年1月。他们说，如果肯尼迪当选，而中国却在11月6日去占领金门和马祖，那时怎么办？

毛泽东：他们是这样提问题的？

斯诺：直到明年1月，艾森豪威尔还是总统。

毛泽东：我们不是这样看待这两个岛屿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过公开声明，就是让蒋介石守住这两个岛屿。我们也不切断他们的给养。如果他们给养不够，我们还可以接济他们。我们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是台湾和澎湖列岛，包括金门和马祖，这都是中国的领土。关于这两个岛屿，现在在蒋介石手里，还可以让他们守住。看来，美国竞选的人还没有查清这个材料。

斯诺：很可能。

毛泽东：这个问题有什么可争的？我们要的不只是金门、马祖这两个岛屿，而是整个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个问题可能要搅很长的时间。现在已经搅11年了，比方再过两个11年吧，或更长的时间，都有可能。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放弃台湾。它不愿意放弃，我们也不去打，我们和它谈判，先在日内瓦，后来在华沙。它在台湾，我们也不会打。我们要谈判解决，不要武力解决。这条道理美国政府早已知道。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去打，我们过去有过公开声明的。因此，战争的危险是没有的，美国可以放心继续霸占台湾。今年已经是11年了，又过11年，再过11年，不是33年了吗？也许在第32年，美国会放弃台湾的。

斯诺：我想主席是要等到蒋介石的士兵都成了三条腿的人的时候。

毛泽东：主要是美国政府的问题，不是蒋介石或者其他人的问题。蒋介石的人如果成了三条腿，台湾还是有人的，还是有两条腿的人。人是能够随便找到的。

斯诺：主席是否真的认为，美国的立场还要11年，甚或22年才会有改变？美国的局势现在发展得非常快，要变起来也会是很快的。这种变化当然同外来因素有关。总之，局势会起变化的。

毛泽东：也许。你在你的文章里有一条，说我们对美国承认中国的兴趣比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小，好像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要大一些。我看，不是这样，不能这么讲。在联合国里，是不应该由蒋介石代表中国的，应该由我们代表，早就应该如此。但是，美国政府组织了多数国家，不让我们去。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并不急于进入联合国。急于要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是另外一些国家，当然不包括美国在内。英国现在不得不听美国的话。但是，英国的本意可能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就是如果我们在联合国外无法无天，不如把我们套在联合国里守规矩好。有相当多的国家希望中国守规矩些。你知道，我们打过游击，野惯了。那么多规矩，令人难受，是不是？不进联合国，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呢？没有什么损失。进联合国有多少好处呢？当然，有一些好处，但说有很多好处就不见得。有些国家争着要进联合国，我们不甚了解这种情绪。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联合国”，我们的一个省就比有的国家大。

斯诺：我也经常这样说。

毛泽东：他们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就和国民党那时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一样。很感谢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搞，致使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搞生产。国民党在1937、1938、1939年还给我们发饷，从1940年开始就实行封锁。我们要感谢他们，是他们使我们自己搞生产，不依赖他们。现在美国也对我们实行封锁，这个封锁对我们有益处。

斯诺：我记得在1939年的时候主席就对我说过：我们有几点要感谢国民党的。一点是，因为共产党发展太慢，所以国民党就实行经济封锁，迫使我们更快地发展；另一点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新兵太少，所以蒋介石就把更多的人关到监狱里去，等等。后来，主席的这几点意见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事实上，愈是压迫人民，人民的力量就发展得愈快。

毛泽东：就是这个道理。

斯诺：你在你的一篇文章里说：帝国主义的规律是，反对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努力，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他们对中国的封锁肯定是失败了。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放弃这种想法。现在他们又在酝酿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我认为，这也是要失败的。很难理解他们想从此得到什么结果，不过看样子，他们还是要对古巴实行禁运的。

毛泽东：现在是部分的禁运，这对古巴没有多大影响；有可能走到全面禁运，影响就比较大些。但是他们要把古巴卡死也不可能，古巴是有路可走的。现在古巴总比过去我们在延安好。

斯诺：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

毛泽东：我们是有过那样的时候的，比如，打败仗的时候，当然不高兴。我们打过败仗的。在长征中，我们的人员减少了，当然也不高兴了。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是有希望的，不管怎样困难。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那个困难我们也克服了。我们用适当的政策，把张国焘率领的部队争取过来了。在你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合在一起了。还有贺龙率领的部队，是在我们这一方面的。

斯诺：主席一年有多少时间在北京，外地去过哪些地方？

毛泽东：我在北京一年顶多四个月。好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你去过西安，我就没有去过。新疆、青海、宁夏、甘肃、云南、贵州，我都没有去过。我每到一个地方，愿意看一看，和工人、农民、干部谈一谈。

斯诺：主席访问美国的可能性如何？

毛泽东：（对马海德）你们在医学上发明一个延长寿命的办法。我今年67岁，如果把我的寿命延长到97岁，那我就有希望访问美国了。

斯诺：我相信主席不必等到97岁就会访问美国的。

毛泽东：也许我错了，你正确。我希望在这一点上是我错了。事情很难预先料到。我没有想到，抗战胜利后只要4年，解放战争就会胜利。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提持久战，提战争的长期性，不敢提要打几年。打了两年后，我们肯定地说，解放战争打5年就可以了，那是从1946年7月算起。结果三年就胜利了。

斯诺：我记得在保安的时候，曾经问过主席革命要多少时间才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那时还没有抗日的事情。

斯诺：我提出，两年吗？当时主席笑了一笑。后来我又问，5年？10年？当时主席说至少10年。我当时觉得那等于永久也胜利不了。

毛泽东：你太性急了。结果我们用了12年多。中国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实在难以忍受。自己没有工业，粮食不够得进口，棉花得进口，工业品也得进口。70%的人都是很穷的，就是工人、贫农、雇农，革命主要是靠这些人。还有20%是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农村中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剩下的10%左右就是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国有文化的主要是这一部分人。还有10%左右的人是识字的，就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80%的人过去都是文盲。当然文盲不等于就没有文化，他们有些人会做很好的手工艺品，我们这房间里的雕刻可能都是不识字的人干的。

斯诺：对，不识字不等于没有文化。我看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10年内使全国的文化水平这样迅速提高的原因。我回到中国以后，发现已经无法区别农民、工人、城市居民、学生和所谓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了。

毛泽东：区别还是有的。只能说有所改变，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基本改变。美国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欧洲人每人每年要吃上几十公斤的肉。中国人基本上是吃素的，肉类也吃一点，但吃得不多。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40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过去的10年，就是50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

斯诺：主席刚才讲的正好回答了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你们10年来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也许要不了那么长时间。也许我在时间计算方面又过分乐观了。所以我想问，主席认为中国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方面达到美国现有的水平？美国现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是2000美元，也就是说5000元人民币左右。

毛泽东：那就难计算。半个世纪够不够，现在也还不能回答。美国独立有185年了，美国的建设花了185年的时间。除了独立战争时期的反英战争和为了解放黑奴而进行的南北内战以外，你们国内就没有经历过什么战争。你们的地方特别好，气候和地理条件都很好，两个大洋保护着你们。但主要条件是你们170多年前就把英国殖民者赶走了。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国内没有过封建地主所有制。

斯诺：10年来你们一直生活在巨大变革中。你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而感觉不出自己的发展速度。我的情况不同，我在四十年代离开中国以后，现在又回来，对我来说，这些变化是惊人的。在写报道时，除非我加上许多背景材料，否则很难使人相信我看到的一切。

毛泽东：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基本变化。中国的变化主要是在革命方面，这方面是基本变化了。至于建设方面，现在才刚刚开始。你如果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为不合乎事实。比如我看到外国报纸上有人说，中国现在没有苍蝇、没有蚊子了。这就不合乎事实。所以，说有所改变是正确的，说基本改变了是不符合事实的。你说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这是合乎事实的。革命工作的结果，把人解放出来了。至于第二个革命，就是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过去的10年才是开始。

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工业、农业要同时发展。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有很多科学项目，我们还没有着手进行。因此，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但是，比起蒋介石统治时期，我们是前进了一步。比蒋介石时期好，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还要多少时间呢？还要几个五年计划才能基本上解决机械化的问题和工农业扩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中国有进步，初步有些成就，但是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斯诺：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再过10年到20年，你们就会达到工业化的目标。到那个时候，由于原子能和电子学的广泛应用，世界的经济基础将会有很大的改变。当然到那个时候，或者比那个时候要早得多，中国也会有原子能。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要得到原子能，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中国一旦有了原子弹，就会马上不负责任地使用它。

毛泽东：不会的。原子弹哪里能乱甩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甩，乱甩就要犯罪。

斯诺：尽管中美之间现在并没有和平条约和协定，尽管有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实际上处于半战争状态，但是全世界的和平每天都取决于中国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首先是对中国人民的，其次也是对全世界的，而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您同意我这种说法吗？

毛泽东：对。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虽然如此，我们不打。美国人在那里，我们去打吗？我们不打。美国人走后，我们就一定打吗？那也不一定。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我国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北京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还有湖南、云南、新疆。外面有一种说法，好像在各国共产党中，中国共产党特别调皮，不守规矩，不讲道理，是乱来的。你来了几个月，那种话不可全信。你讲过外面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大兵营和一个大监狱。对蒋介石的中国这样说，确实是像的，当时北京、南京、上海确实都是兵营。解放后，通过改造、教育，中国大有不同了。

斯诺：我的确能够说，我的印象是中国现在同过去大为不同了。

后来在11月15日，斯诺带着丰硕的成果离开了中国。1962年他出版了《大洋彼岸》一书，以后曾被翻译为《今日的红色中国》。斯诺在这本书中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介绍了新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分析了美、苏、日等国同中国的关系，主张美国政府应该和中国建立起友好关系。

再说10月23日至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讨论如何纠正和堵塞“共产风”问题。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及廖鲁言、陈正人参加了会议。

此前，毛泽东收到了甘肃省省长邓宝珊送来的一份特殊“食物”，是用榆树皮磨成的“面粉”烙的饼子。

原来，邓宝珊到河西下乡调研，看到老百姓处于严重饥荒中，勉强用这样的食物维持生命。他忧心如焚，特意向群众要了几个榆树皮面饼带回家，一方面想让省委领导了解甘肃饥荒的严重情况，另一方面想用这样的食物教育自己的子女。后来，他又萌生了将这种“饥民之食”送给毛泽东的想法，让毛泽东也了解甘肃老乡处在饥荒之中、苦度饥饿的真实情况。甘肃省委主要领导反对邓宝珊的想法，他们说：

“你把这东西送给毛主席，影响不好，轻则挨批评，重则受处分。你已经是到了右倾边沿的人了。”

邓宝珊则坚持说：

“我是不是右倾得由中央决定，不是省委能定的。我实事求是地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问题，个人的进退荣辱不是什么大事，人命关天，群众的吃饭问题是大事啊！”

邓宝珊把榆树皮面饼带到北京，通过中办转交毛泽东。毛泽东收到邓宝珊送来的食物后，十分难过，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在陕北见过这东西，很难吃。我们的人民吃苦了。”

说着，他的眼圈红了，接着说：

“只有邓宝珊敢给我送此礼物。”

他立即责成国务院尽快解决甘肃饥荒问题，抢救人命。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受命到甘肃、青海实地查看农村饥荒情况，并与邓宝珊交换意见，及时部署救灾工作，缓解了灾情。

10月24日，也就是在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会议的第二天，李富春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监委李坚等）4名干部10月21日上报的第二次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到毛泽东的秘书组。

关于“信阳事件”的成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天灾。据原信阳专区专员张书藩说：“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100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欠收或无收。”张书藩的秘书余德鸿也说：1959年“夏秋间发生了严重的伏旱，从7月初开始至9月21日为止，80多天未降透墒雨，秋后继续干旱，全年缺水率达49%左右，不少沟河断流，塘堰干涸，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大秋作物无墒播种或未能适时播种，已种者有三分之一的绝收，三分之一的严重减产，三分之一的收成较好。”二是人祸。其一是，1959年信阳专区秋粮实际产量为10035亿公斤，信阳地委却高估产为32085亿公斤。按上述产量全区安排征购秋粮52亿公斤，相当于实产的50％。在粮食征购计划难以完成的情况下，信阳地委又执行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指示，在全区范围内发动了“反瞒产私分”斗争。其二是，有部分基层政权掌握在一部分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分子手里，他们疯狂地实行阶级报复。

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处理问题，据有关记载称：“我们（李坚率领的中央调查组，时间在1960年4月）在河南除调查了信阳以外，还看了其它地方。我认为河南死人最多的地区一是信阳，第二是南阳，第三是许昌。我们心里有了底就回北京，就调查情况写了一个书面报告。中监委还没有上报中央，谭震林就不同意这个报告。他是书记处书记，是副总理，分管农业的。对这个报告意见不一致，就没法上报。”

“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中央监委常务书记刘澜涛又派公安部的于桑等到信阳调查了三个月，查有实据的饿死人数字为60多万。调查组回到北京，向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主要领导汇报了信阳地区的严重情况。当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则向周恩来呈送了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由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任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回到北京后，“这时才以王从吾的名义写了报告送给刘少奇。刘少奇批示：

‘发动群众，把形势扭转过来。’

刘少奇的批示送到河南，河南省委就着手解决信阳的领导班子。”

另据李坚本人说：“1960年10月，我们第二次去信阳。我带了三个人（有中组部的陶陌生等），一共四个人。”他们这次调查的结果是，病饿和被打等原因致死的人数是100万。

调查结束后，李坚等四人写的调查报告，就是李富春报送毛泽东的那一份。

10月26日凌晨，毛泽东看到了李富春报送的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他的心在颤抖，当即批示道：

“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工作人员看到毛泽东的眼泪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流，都扭过脸去，偷偷地擦眼泪。毛泽东看看大家，声音哽咽着说：

“全国不少地方遭了灾，许多老百姓在挨饿，我们是不是不吃肉，不喝茶了？我们带个头好吗？”

卫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见大家面有难色，就解释说：

“人家逼债，我们少吃一点肉，争取三年内把债还清。我们中国人是有志气的，谁也休想让我们低头弯腰！”

据王任重日记记载，26日下午，在毛泽东召集的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会议讨论了问题严重而又暴露得比较早的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

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吴芝圃看隐瞒不下去了，便汇报了信阳事件的真相。大家十分震惊，纷纷对他进行批评，指责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毛泽东认为“信阳事件”是坏人当权的结果。他说：

“信阳地区需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要彻底清除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信阳事件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的国民党实行阶级报复。全国到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这一回发现有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的地区阶级敌人报复，就可以预见到若干年内还会有这样的问题，这叫马克思主义。”

“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安排，调拨大批粮食到信阳以解燃眉之急，同时指示从河南省直属单位抽调了一批干部到信阳工作，帮助当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和整社整风运动。”

欲知毛泽东如何领导全国人民渡过难关，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最后一部分内容，基本上把“信阳事件”的发生原因、调查经过及处理等概况说清楚了。从中可以看出一部分歪嘴和尚在灾前、灾后以及在调查处理过程中的表现，是难以令人容忍的。本传在第七卷中关于毛泽东反对农业生产估产过高的事例讲了很多，关于正确处理“瞒产私分”的话，他也是从1959年2月就开始讲起，以后为反对“共产风”，又反复说过不要反对“瞒产私分”话。可他的那些部下从上到下都当做耳旁风，最终酿成了灾祸。“信阳事件”发生后，在有关方面从1959年4月到10月间调查处理的半年多时间内，毛泽东一直被蒙在鼓里，看到10月26日李富春送来的调查报告后，立即采取措施，这才使灾区的善后工作得以迅速展开。后来在毛泽东身后，一部分人正是借“信阳事件”一类灾祸大造其谣，说什么3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还有人说是“饿死3600万”（已有多个有识之士曾著文批驳之，后边还要讲到），以此来妖魔化毛泽东时代。正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语）。由此看来，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表演是何其恶毒也！

第10章 1960年11月—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话说在处理“信阳事件”以后，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向工作人员郑重地宣布了两条要求，一是自力更生，一是艰苦奋斗。他说：

“全国人民都在定量，我也应该定量。是不是肉不吃了？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带这个头啊？”

大家都说：愿意。毛泽东严肃地说：

“那好。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我不吃猪肉，也不吃鸡蛋，用猪肉和鸡蛋出口换机器。我呢，有米饭、青菜、盐和油就够了。”

他给自己的饮食做出了新规定：

“不吃荤菜，只吃米饭和青菜。”

护士长吴旭君劝毛泽东增加营养，改善伙食，毛泽东说：

“全国人民都这样，我一个人吃了也不舒服啊！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

吴旭君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健康，只好每天给他计算摄入食物的热量，增大素菜的量。毛泽东还是不让，每顿按照他的指示，只炒一个青菜，两样小菜，还是照样吃原来用大米、小米合做的“二米饭”。

有一次，毛泽东带机要秘书罗光禄等人去钓鱼台国宾馆开会，他叫工作人员同他一块儿吃中饭。毛泽东发现餐桌上有一盘肉，立即叫来管理员问道：

“大家都没有吃肉，为什么给我们搞肉吃？”

管理员解释说：

“前天招待外宾宴会，按规定准备两桌菜，因为临时人数有变动，省下一桌菜，剩下2斤肉，才让主席和同志们打打牙祭。”

毛泽东听说大家都分吃了一点，就没有话说了，他吩咐照章付款。

有一次，毛泽东家里来了几位客人，不得不嘱咐厨师添了一盘红烧肉。毛泽东要高智陪客，高智给客人们夹了红烧肉，给毛泽东也夹了一块。过了一会儿，高智又夹了红烧肉给客人，他知道毛泽东已经很久没有吃红烧肉了，于是又给毛泽东夹了一块，谁知毛泽东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吓得高智再也不敢给他夹肉了。

这个时候，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李讷每月口粮只有27斤，根本不够吃。在一个周末，江青塞给女儿一包奶粉，毛泽东很不高兴，说是下不为例，以后不许再往学校带东西。据卫士尹荆山回忆说：有一次，他去北大看李讷，见李讷脸色不大好，就问她说：

“是不是生病了？”

李讷不好意思地小声说：

“尹叔叔，我饿得难受……”

尹荆山听了很难过，回到中南海就向李银桥作了汇报。李银桥想办法搞到了一包饼干，悄悄给李讷送去了。李讷接过饼干，看看四周没人，抓起两片塞进嘴里，匆匆嚼了几下就吞了下去，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包包好，藏了起来。毛泽东知道李银桥去看了李讷，就把他叫进屋里，盯着他问道：

“去看李讷为什么不事先说一声，你给她送什么了？”

李银桥不好隐瞒，只得照实说了。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

“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

李银桥小声辩解着。毛泽东把桌子一拍，高声说：

“我的孩子就不许送！”

李讷只有在周末才能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顿饭，这是为了能让她有机会和爸爸妈妈见见面，也是借机为她改善一下生活。大师傅每到做这顿饭时，都要加两个好一点的菜，让她稍稍解解馋。自从毛泽东和他身边的人实行三不政策后，李讷周末回家，大师傅照例加两个菜，可质量却明显地下降了，连油花也见不到几滴了，那味道跟学校大食堂的菜也差不了许多。餐桌上甚至连毛泽东最爱吃的炒辣椒也越来越少了。在李银桥送饼干不久的一个星期六，尹荆山利用给毛泽东倒茶的机会说：

“主席，李讷回来了。两三个星期没见，一起吃顿饭吧？”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抬起头来微笑着说：

“嗯，那好，那好。”

尹荆山忙去报告江青，江青稍一犹豫，小声说：

“多下点米，多放点油。”

这一顿晚餐，炊事员搞了4菜1汤，还有辣子、酱豆腐等四个小碟，他还得意地说：

“今天我多下了一倍的米。”

此时，李讷正在毛泽东卧室里和爸爸谈话，她说：

“我的定量老是不够吃，菜少，全是盐水煮的，油水还不够大师傅沾光哩。上课肚子老是咕噜咕噜叫。”

毛泽东轻声说道：

“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共度难关。要带头，要做宣传，要相信共产党。”

他还开玩笑说：

“大师傅掌勺，连我也管不了呵。”

说罢，就拉着女儿来到饭桌旁。饭菜已经摆好了，毛泽东说：

“嗯，今天一起吃饭。”

李讷刚坐下就抓起了筷子，鼻子伸到热气腾腾的米饭上嗅了嗅，那是红糙米掺了芋头做成的，她深深地吸吮着香气，说：

“啊！真香啊！”

她望着父母粲然一笑，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江青望望女儿，又望望毛泽东，勉强笑一笑，夹一筷子菜放到女儿碗里。毛泽东望着女儿，说：

“吃吧，快吃吧。”

李讷往嘴里扒饭，饭太烫，她嘴里含着饭，咝咝地向外吹热气，吹了几下就咽下去，烫得她眼泪都流出来了。

“吃慢点，着什么急。”

毛泽东轻轻地笑着，笑得很不自然。李讷瞟了一眼旁边的卫士，腼腆地说：

“在学校里吃饭都很快，习惯了。”

“现在是在家里么。”

毛泽东说话的声音很低，脸上已经变成苦笑了。

“吃菜，多吃菜。”

江青不停地往女儿碗里夹菜。她那白皙的脸色已经有些苍白了，目光直直地望着女儿吃饭。李讷在父母面前从不拘束，也无须保持形象，她狼吞虎咽地往嘴里扒饭的时候，偶尔抬一下眼皮，目光匆匆扫过桌面，看看饭菜还剩多少。卫士们看着看着眼睛酸了，喉咙也堵塞了。她是毛泽东的小女儿啊！谁能相信她会饿成这个样子？

毛泽东开始还陪着女儿慢慢地吃着，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渐渐地，他不说话了，终于停下了筷子，怔怔地望着女儿出神。江青早已停了筷子，看看女儿，又看看毛泽东。

“哎，你们怎么不吃了？”

李讷的嘴终于离开饭碗，诧异地问。毛泽东说：

“哦，人老了，吃不多。我很羡慕你们青年人。”

他说着并不看女儿，也不看江青，抓起报纸，侧着身子看报。江青的胸脯微微起伏，看一眼毛泽东，把剩的半碗米饭倒进李讷的碗里，瞟一眼毛泽东，起身离开了。卫士们看到她眼眶里已经溢满了泪水。毛泽东始终埋头看报，似乎什么也不知道。他慢条斯理地说：

“我年轻的时候在湖南搞社会调查，有次饿了一天，讨了一块番薯……”

毛泽东还没讲完，李讷的心思只在吃饭上，也没注意父亲说什么，就说：

“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了啊。”

“打扫完。”毛泽东好像不敢看女儿，用左手在桌子上点了点，说：“‘三光’政策，不要浪费。”

李讷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还没有离开的意思，两眼在桌子上转，连一片葱花也不放过，仔细地夹起朝嘴里送。她说：

“爸，我可能还要发育哩，饭量特大，这么大的窝头我能吃三个。”

她比划了小碗口那么大。毛泽东没有看，还是盯着报纸看。

“今天的饭菜真香啊，可惜……”李讷望望盘子，又望望尹荆山，说：“尹叔叔，还有汤吗？把这盘子涮涮，别浪费。”

尹荆山猛地转过脸去，泪水夺眶而出，朝着厨房跑去。

“唉，李讷这孩子也真受苦了。”

炊事员嘴里念叨着，找出两个白面掺玉米面蒸的馍头。尹荆山等不及在火上烤，便拿来给了李讷。李讷摇晃着身子，不好意思地看看爸爸，掰一块馍头擦擦盘子往嘴里塞。尹荆山拿来热水瓶，将水倒进菜盘，帮她一个盘子一个盘子涮了让她喝。毛泽东的喉咙里咕噜咕噜地响了两声，站起身，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走开了。他站在院子里凝视着那7棵古老的柏树，久久一动不动。

晚上，江青进了毛泽东的卧室，估计她是为李讷的事而来的。尹荆山忙退出来，在外面侍立。半小时后，江青出来了，眼睛红红的，明显是哭过了。尹荆山想了想，便进去替毛泽东倒茶，借机说：

“主席，李讷太苦了，我想，以后是不是可以……”

“不可以。”毛泽东什么都明白，他断然地说：“和全国人民比起来，她还算是好的。”

“可是……”

“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毛泽东深深地叹了口气，不无忧伤地说道：“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我毛泽东的女儿呢？还是各守本份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正是：国家有难，人民苦情，领袖律己与民同。

不忍见饿儿竟有这般吃相，卫士落泪，父母动容。

谁个不怜膝前女，只缘我是毛泽东！

不久后的一个周末，大师傅想办法弄来了一条鱼，可是这条鱼看样子只有半尺来长，身子又扁又平。他还特意说了一句：

“主席好长时间没有吃鱼了。”

一家几个人都不动筷子，想把鱼留给毛泽东吃。毛泽东奇怪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说：

“吃呀，吃鱼啊！”

他见几个人还是不动筷子，便把筷子伸向放着鱼的盘子，招呼道：

“吃，我来带个头。”

李敏、李讷、毛远新只好慢慢地吃了起来。但他们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后来，李讷因为缺乏营养，得了浮肿病，毛泽东说：

“这比起在井冈山的一段生活来，也还算不错了。当年，在革命受到挫折遭到失败时，有人就沮丧，就灰心，好像眼前一片漆黑。我可不那么看，黑暗过去就是光明。有一次，我对战士们说：‘你们年轻人，嘴上还没有毛哩，我比你们的年纪大。我都想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难道你们年轻人都不想？我希望革命胜利后，大家都健在，我和你们一起来庆祝我们自己的胜利。’”

不久，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体重已经下降到了75公斤。

再说1960年11月2日，毛泽东收到了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

11月3日清晨，毛泽东审阅修改完了《紧急指示信》，他将原稿中“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从1961年算起，至少5年不变”的“5年”改为“7年”，并加了一句：“在1967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将原稿中“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的“一定时期”改为“一个长时期”；将原稿中各生产小队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之“有利的”三个字前边加上“极为”二字，成为“对于发展生产是极为有利的”；将原稿中“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改为“应该鼓励”；在原稿中“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的“在现阶段”之后，加上了“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20年内”一句。

毛泽东将修改稿退还周恩来，并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作了一些修改，有几点是重要的。请你召集富春、震林、鲁言、正人、伯达谈一下，最后定稿。”“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

11月3日下午，周恩来召开会议，讨论定稿后，立即向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总支和支部，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这《十二条》指示是：

1、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2、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3、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4、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5、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6、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7、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8、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9、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10、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11、认真实行劳逸结合。12、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十二条》发出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各地的报告陆续送来，他特意嘱咐值班秘书说：

“这些电报我都要看。”

11月5日，在聂荣臻指导下，以张爱萍为主任，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在酒泉发射场成功地组织了中国自己制造、使用新的推进剂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的飞行试验。

11月5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邓小平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第二次莫斯科会议，并成立了一个文件起草委员会，对苏共的错误观点提出修改意见，为代表团做好理论上准备工作。

后来在11月10日至12月1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主持召开有81个国家兄弟党参加的会议，这就是第二次莫斯科会议。苏共中央利用这次会议，公布了一份长达60000多字的信件，发动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暴露出苏共中央要控制一切、指挥一切的态度和目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会议上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和错误做法，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同时，苏共的做法也受到了不少与会者的批评。会议最后通过了《莫斯科声明》、《告世界人民书》。使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有所缓和。

第二次莫斯科会议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苏共批评不得、一切由苏共说了算的局面。

11月15日晨，毛泽东看了关于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的两个报告。

此前，以周恩来为首的“五人领导小组”在11月10日向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说“中央一级机关单位，在听了总理的报告以后，对抽调万名干部下乡的工作，决心大，行动快，迅速地掀起了申请下乡上山支援农业生产的群众运动。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由各单位提名，经过各‘口’、两个机关党委和中央组织部的反复审查，确定了下放干部的名单。”

据11月9日统计，中央初步确定下放干部共10176人（不包括调给各中央局的干部），占中央机关138000多名干部的7.33%；其中17级以上党员干部1673人，占中央机关16800多名17级以上党员干部的9.95％。

毛泽东在上述《报告》中写的批语全文如下：

总理：

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以上请你酌定。

　 毛泽东 15日晨

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

11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决地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证明。12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央 1960年11月15日

毛泽东在指示中所说的“12月上旬或中旬”的会议，就是后来在12月24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1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来访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厄瓜多尔、日本、墨西哥、秘鲁等七个新闻代表团和古巴革命电视台摄影记者何塞·塔皮奥·帕耳马。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毅，还有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金仲华，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康茅召，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周而复。

在和这些新闻界朋友合影时，陪同外宾一起来的安岗怕毛泽东太劳累，建议他和大家一起合拍一张照片。毛泽东却说：

“合影有个谁排在前面，谁排在后面的问题，还是一个团、一个团的照吧。”

11月18日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上述新闻代表团，安岗出席作陪。

11月19日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举行招待会热烈欢迎代表团。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王芸生，书记处第一书记王揖，书记处书记安岗、李炳泉等作陪。

11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辽宁省委《关于安排好当前市场的紧急指示》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辽宁省委《关于安排好当前市场的紧急指示》转发你们参考。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很及时很正确的，要求各级党委也像辽宁一样切实安排市场，保证人民生活的最低需要。

中央提请你们注意，辽宁省委所提出的问题，各地都有，带有普遍性。农业受灾减产固然是生活用品缺乏的重要原因，但是许多同农业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日用必需品，例如，食盐、煤炭、火柴、灯泡、糊窗纸、缝衣针、炉筒子、眼药水以及锅，碗、盆、筷等等发生脱销现象；修理、缝补、理发、洗澡等服务行业也发生排队现象，这些都是极不正常的。

我们党是一贯关心群众生活的。近三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持续跃进，在不断跃进的形势下，稳定国内市场，安排好6亿5千万人民的生活比过去更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央在1958年提出了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群众的干劲越大就越要关心群众生活等一系列明确的口号。必须指出，能不能保证国内市场的继续稳定，能不能保证人民生活的最低需要，是能不能正确贯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决定性条件。中央要求各级党委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切实安排一次市场上的问题。在工业生产上一定要把生活必需品安排上去，保证必要的燃料、原料材料和劳动力，绝对不要把生活必需品挤掉，在服务业方面，一定要调整充实并且适当发展，便利人民，不要有丝毫忽视。在商业部门应当注意商品的清查和调整。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既要考虑生产需要，又要考虑生活需要，不得偏废。因为这是关系到多快好省执行党的路线和高举三面红旗的问题。中央相信，只要各纵党委能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快下决心，断然处理，市场供应情况一定能够扭转过来。你们打算怎么办？请速报中央。

　 中央 1960年11月24日

11月28日，毛泽东看了《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为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抄录如次：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1960年11月25日报告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做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道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太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7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20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20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候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20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7年不变，也是这样。1967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7年，成为14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中央 1960年11月28日

这一天，毛泽东读了《光明日报》发表的论文《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后，立即要求《红旗》杂志予以转载，并给作者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6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字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6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

　　 毛泽东 1960年11月28日

后来在《红旗》发表时，毛泽东在信末改署为“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0年12月6日”。

196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根据自11月21日出现钢、铁、煤及运输生产逐日下降的情况，发出了《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指示中说：

“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国外瞩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如果完不成生产任务，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明年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

在中共中央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的号召下，这一年的钢产量到年底最终达到了1866万吨。

12月17日，毛泽东要学习英语，他给秘书林克写了一个便函，他写道：

林克：

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

毛泽东 12月17日

1960年年底，一部分省份老百姓的艰难困苦生活已经让毛泽东寝食难安了，可就在此时，他身边也发生了一些让他不高兴的事儿，菊香书屋不得不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整风活动。

这次小整风的起因是多方面的，据高智说，他知道的几件事有：一名工作人员在毛泽东的书房打扫卫生时，看见书架上有那么多的书，没有给毛泽东打招呼，就拿了一本回去看。毛泽东一生极珍视书籍，在战争年代什么都舍得丢，唯有书籍丢不得。这一次，他发现少了书，非常生气，就对这位工作人员发脾气说：

“不懂规矩！”

他又交代汪东兴：

“不要他在这里干了。”

于是，这位工作人员就被送到了农场。后来，毛泽东问起这位工作人员的安排情况，当得知是被送去农场参加劳动，很不满意，就说：

“他还是个娃娃么，怎么能这样搞呢？”

在毛泽东的关心下，这位工作人员又被送到了空军，不久入了党，成为了一名部队干部。

还有一件事，有人反映，叶子龙的老战友请他吃饭，他就带上高智等一些人一道去吃。这就成了吃吃喝喝的不正之风。而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极复杂的人际关系。鉴于这些情况，毛泽东找警卫局负责人汪东兴谈话，说他发现身边有老鼠，要求办公室党支部开展整风，清除老鼠，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于是，汪东兴立即召开办公室党支部扩大会议，向全体工作人员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开展了小整风活动。汪东兴在一次会议上指责一些人说：

“你们到了外地，到处要东西，你们在主席身边工作，这样做带来什么影响？”

他又转向高智说：

“高智，你是不是跟武汉的同志要了肥皂？”

高智见汪东兴点到了他的名字，就把事情的原委叙述了一遍。

原来，高智在上半年跟随毛泽东到武汉，听张管理员说厨房的肥皂不够用，就问武汉的负责人能不能买一点肥皂？那时候供应很紧张，武汉的负责人听高智这样说，就非常支持。张管理员从他们那里买来了肥皂后，对高智说，别的同志都买了，你不买点？于是，高智也买了一条。高智讲完了事情的经过，检讨说：

“向武汉的同志买肥皂时，我没想到政治影响……”

汪东兴依然不依不饶，要高智提到高度上认识错误。高智说，我再也提不到什么高度了。汪东兴就狠狠地批了高智一顿。

汪东兴和高智的矛盾，一直不为外人所知。有一次，高智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汪东兴来了，说要看看毛泽东的文件，高智一口拒绝了。高智心里想的是：

“主席早有交代，这些文件连江青都不许看，主席批给她的文件她才敢看，不是批给她的她就不敢看。你是警卫局负责人，你怎么能随便看？”

可他嘴上却说：

“杨尚昆主任和叶子龙主任没有交代，我不能给你看。你要看，得有他们的批准。”

汪东兴闻言，一脸愠色，扭头就走了。此后，他俩的矛盾就越来越深，高智一忍再忍。现在，他终于忍不住了，就站起来指着汪东兴说：

“一条肥皂，我提到政治高度，你还叫我提高。你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回来，你怎么就扛回半扇子猪肉？还有菜籽油，你为什么送人？还给了我一斤菜籽油，你这是啥意思？”

汪东兴见高智当众揭了他的老底儿，恼羞成怒，指责高智不重视安全保卫工作。高智是又急又气，大声说：

“你说我不重视安全保卫工作，这是胡说！”

两人争论的这件事，起因是有人起草了一个如何做好毛泽东的秘书、安全保卫工作的文件稿，征求高智的意见，高智提出可以把顺序改改，那安全保卫一条放在最后。汪东兴见高智不认账，就质问他：

“你为什么提出把安全保卫放在最后，机要秘书为啥不放最后？”

高智也不示弱，他说：

“机要秘书是我的日常工作！”

在小整风中，像这样的争论尽管不少，但是争论归争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还都是严格要求自己的，他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思想认识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小整风结束后，毛泽东根据大家谈出来的问题，统计了一下，从他的稿费中拿出近万元，派专人下去，从天津开始，然后是河南、山东、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一一退赔并道了歉。

欲知小整风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什么变动，待以后再作详细交代。

东方翁曰：1960年正是3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一年，毛泽东作为一国之主数月不吃肉，不吃鸡蛋，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度难关，着实感人。他不但严于律己，而且对正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最心爱的小女儿李讷也严格要求，从不给予任何的特殊照顾。本章所叙述的李讷周末回家吃饭一节，我是边写边流泪，改一次哭一次，以至于泣不成声。由此联想到一些盛世权贵的儿女们，有几个不是被送到帝国主义国家去“深造”、去镀金呢？人们常说两个社会两重天，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吧！

第11章 1960年12月—

“西德钢产量去年（1960年）是3400万吨，英国2400万吨，西德1960年比1959年增加15%，法国是1700万吨，日本是2200万吨。但他们的生产率是长期积累的，搞了那么多年，才那么多。我们才几年，就1800多万吨。”

话说1960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有三项：1、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2、讨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3、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这个会议一直开到1961年1月13日才结束。毛泽东在会议前和会议期间，先后听取了五次汇报，并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12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会见了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它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你们提到中国的画家在抄袭西方的画法，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种抄袭已经有几十年、近百年了，特别是抄袭欧洲的东西，他们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拼命地去抄袭西方。我们批评这种情况已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风气是不好的。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文学方面也如此，但要好一些。在这方面，我们进行过批评，批评后小说好一些，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在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

12月25日午时，毛泽东坐在床上看文件，他小声招呼卫士封耀松说：

“小封啊，我起来吧。”

封耀松就照顾他穿好衣服下了床，坐在沙发上。他望着案头堆放的反映各地困难和实际情况的报告，心情十分沉重，靠在沙发上点燃香烟，一口接一口地吸着，被一团弥漫的烟雾笼罩了。封耀松说：

“主席，我给你煮一缸麦片粥吧？”

毛泽东摇摇头，靠在沙发上，只用手朝办公桌上的烟盒指了指。封耀松帮他取来香烟，划燃火柴。他吸着烟，重新靠在沙发上，说：

“小封啊，你去把叶子龙、李银桥、高智、王敬先、林克和汪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这天中午，毛泽东的部分亲属和他身边的七个人，一起在过道里围在桌前吃饭。既没有酒，也没有肉，就是米饭和几样蔬菜，只是在菜里多放了一点油而已。毛泽东的筷子伸向菜盘，没有夹菜又放下了。他用目光扫视着众人，说：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人民生活很困难，我很不放心。你们都下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

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了一下，又说：

“不能老浮在上面，老浮在上面不好，要经常下去。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还缺少经验，要想法常下基层，多深入实际，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不要老看文件，老看文件是要死人的。你们要下去看看。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

听者都无声地点着头，神情肃然。毛泽东问道：

“你们都有谁愿意下去啊？”

叶子龙、李银桥表态说愿意下去。高智也说愿意下去。毛泽东用手指指叶子龙，又指指李银桥，说：

“子龙，银桥，你们下去，不去山东，改去河南，广泛调查研究，把真实情况反映给我。”

叶子龙和李银桥说：

“是，主席。”

毛泽东转脸望着封耀松，问道：

“小封啊，你去不去？”

封耀松说：去！毛泽东点点头，说：

“那好，那好。除了汪东兴同志外，你们6人都下去，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真实情况。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如实地反映上来。要讲实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毛泽东接着讲了战国时代苏秦和张仪的故事，他说，人不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不能成大事的。他又讲到了“左”倾机会主义对他的排挤，他说：

“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8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和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这一顿饭，毛泽东没吃几口就放下了筷子。他吃不下去，别人也吃不下去了，纷纷放下了筷子。

这天夜里，封耀松用电炉子为毛泽东煮了一茶缸麦片粥，劝他喝下去，然后睡一觉。

“睡不着啊。”毛泽东悲凉地说：“全国人民都遭了殃，我哪里睡得着啊！”

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铅笔，又给叶子龙七人写了一封信，一共写了3页，他写道：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7同志认真一阅：

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河南省）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讲，如何用药。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1月2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做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12月26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8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

这个时期，毛泽东一改他那豁达开朗的性格，变得寡言少语了。他身边的人，再也很难听到他那乐呵呵的笑声了。

据林克回忆：叶子龙一行人临行前，毛泽东找他谈话，说：

“你们要过好三关，一要过好生活关，同劳动人民实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过好政策关，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要过好群众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反映真实情况。你们下去的同志要组成临时党支部，你担任支部书记。”

林克考虑到在下去的干部中，有长征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老战士，也有解放后才成长起来的年轻战士，为了便于做思想工作，他说：

“是否请一位老同志担任支书？”

毛泽东说：

“你是否怕承担责任呢？”

林克说：

“既然主席委托，我是会负起责任的。”

毛泽东说：

“我看你行，就这样定了。”

后来下去的人增加到了13个人，林克建议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罗道让担任支书，由他担任副支书，毛泽东表示同意。行前，毛泽东还特意同这13个人合影留念。

据林克回忆说，他们一行人于1961年1月16日出发，到河南后，河南省委说重灾区信阳专区已经到了整社工作的收尾阶段，安排他们去了情况稍好一点的许昌专区，参加了鄢陵县马栏公社的整风整社工作。

这正是：老圃无芝民墨面，浮夸共产天下先。毛公忧民派“钦差”，竖子故伎敢欺天。

再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他插话说：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克思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它财产等，凡是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4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

“退赔也要有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应当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赔。退赔要让县、社两级干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12月31日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将要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毛泽东事先特意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同他坐一桌，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这天傍晚时分，王鹤滨一家4口人到中南海来看望毛泽东。

此时，已经是暮色苍茫了，毛泽东刚起床不久。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接待了王鹤滨一家人。

王敬先是一个个头瘦小的人，他的面部黝黑，有两只大眼睛，一看就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他告诉王鹤滨说：

“毛主席说不陪你们了，叫你们吃好饭后，再去看他。”

说罢，王敬先就去陪着毛泽东到紫光阁参加辞旧迎新晚会。李银桥领着王鹤滨一家来到小会客室里。王鹤滨不住地打量着已经改建过的房舍，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了双层玻璃，感觉不但宽敞多了，而且灯光也格外明亮。李银桥介绍说：

“修缮这些房屋时，没有经过主席同意，趁他在外地视察工作时才修缮了这所房屋。主席回来后，一见就大发脾气，拒绝在这新改建的房子里居住和办公。在很长的时间内，主席住在了中南海游泳池附近的房子里，以示抗议。”

李银桥所说的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因在游泳池旁，人们就通称为“游泳池”。游泳池旁的房屋分室内室外两个，毛泽东就住在游泳池之侧的室内。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是书房兼客厅。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就是那间大厅。

王鹤滨听着李银桥的叙述，回忆着毛泽东那极为简朴的住所和办公室的房子。那时，对毛泽东来说虽然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但他却一直喜欢那样的明清建筑物。

说话间厨师已经把饭菜做好了，李银桥把饭菜提了进来，他一边在餐桌上摆着饭菜，一边解释说：

“主席指示不要给他吃猪肉，等经济好转了再吃。所以，你们来了也没有准备猪肉给你们吃。你们可要吃饱啊！饭后，我带你们去看主席。”

说罢，他便走出了小会客室。王鹤滨感到咽喉有些梗塞了，他心想：毛主席是不是对自己要求得太过分了，我们的国家再困难，也能有他吃的猪肉啊！王鹤滨吃着饭，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

饭后，李银桥把王鹤滨一家带到了晚会的会场。这个会场是靠近中南海北门的一处不大的平房，在紫光阁的西侧，游泳池的北侧。由于会场比较小，所以参加的人员也不多。

毛泽东看到王鹤滨一家很高兴，和他们一一握手，还热情地邀请王鹤滨的爱人叶阿莉跳舞。一曲终了，毛泽东坐下来，招呼王鹤滨坐在他身边。他侧头看着王鹤滨，微笑着说：

“王医生，你看，我的身体情况怎么样？比你在的时候还好吧！”

“很好！主席。”

王鹤滨说罢，打量着毛泽东：看上去他确实很健康，身体瘦了些，正合乎健康的要求，去掉些臃肿，显得精神了。毛泽东见王鹤滨高兴地观察着他，又满面春光地说：

“肉少吃了点，加上经常游泳，体重跌去了几公斤，但精神很好。”

王鹤滨也说：

“主席，游泳是个很好的体育活动，它能使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得到锻炼。”

毛泽东听了王鹤滨回答，也加重语气说：

“游泳对身体的益处很大。”

1961年1月4日上午，何其芳正在文学研究所办公，办公桌上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他拿起话筒一听，是毛泽东的办公室打来的，说是要他立即到菊香书屋去，毛泽东要和他谈《不怕鬼的故事》序文的修改问题。

此前，何其芳得知毛泽东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了《不怕鬼的故事》一书中的部分故事，便请毛泽东为该书作序，毛泽东要他先起草一个稿子。何其芳遵嘱起草了序文，几经修改后，送给毛泽东审阅。

何其芳到了菊香书屋，见两位中央负责人正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看见他来了，就招呼他落座，让汇报者继续讲下去。那位负责人说：

“现在农村的辩论会，名字叫‘辩论会’，实际上成了斗争会。”

“以后叫商量和讨论会，大家都可以讲话。”毛泽东说罢，转向何其芳问道：“你不是也被辩论过？你服不服？”

何其芳说：

“许多意见都是有道理的，对的。”

毛泽东又问：

“那么，你现在还有威信吗？还能够工作下去吗？”

何其芳说：

“还可以工作下去。文学研究所的同志过去可能有些盲目地信任我。经过这次运动，大家对我的错误能够辨别了。以后我正确的他们就相信，不正确的他们就不信。”

“你比在延安时候书生气好像少了一些。”毛泽东高兴地看着何其芳，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把话题转到序文稿子上，他说：“你的问题我现在回答你。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接下来，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回到国内形势上，他说：

“《易经》上有这样的话：‘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物极必反。现在就是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现在要稳定下来。”

谈到逻辑学，毛泽东说：

“逻辑就是管写文章前后不矛盾。至于大前提正确与否，那是各种学科的问题。天文、地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逻辑学哪能管那么多。”

毛泽东最后谈到了诗，他说：

“最近我写了两首近体诗。不过，现在还不能发表，将来是要发表的。我60岁才学作近体诗，所以作得不好。古体诗我过去倒学过。”

何其芳看谈话已经进行了四个小时，为不影响毛泽东休息，便起身告辞。他刚走出卧室，毛泽东又叫住了他，交代说：

“你把序文改好后，再送我看看。”

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轻工业部党组《关于紧急安排日用工业品生产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同意轻工业部党组《关于紧急安排日用工业品（主要是小商品）生产的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参照报告中所提的各项意见，切切实实地把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供应工作抓起来，并且一直抓下去。

最近时期许多地方日用工业品产量下降，供应紧张，甚至人民生活中每日不可缺的一些必需品和用具，如食盐、火柴、锅、盆、碗、筷之类，也买不到。这些商品的缺少主要是领导上没有抓紧安排，它同农业的歉收并没有不可分的关系，只要好好地安排，狠狠地抓紧，就完全有可能迅速地增加上去。应当指出，在目前农业连续受灾，吃的穿的主要商品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大力增加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和供应，是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缓和市场紧张情况的重要措施之一。中央要求各级党委以高度关怀人民生活的态度，满腔热情地把这件事办好，一定要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显著的成绩来。

（发至县团级）

中央 1961年1月7日

1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会议确定了在农村工作的具体政策，其主要内容是：

为减少货币投放和市场压力，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退赔平调账，要分作两步走，即在两年内完成。

1961年拿出10亿元，提高粮食收购价格。1962年提高棉花和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

国家拿出25亿元作为退赔补贴；允许适当发展社员的家庭副业和手工业，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在大集体下要有小自由。

社员的自留地占当地每人平均占有耕地的比例，由“《十二条》紧急指示信“规定的5%提高到7%；对农村集市贸易要采取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方针，目前应放开农村集市贸易，不要过多地加以限制。

1月14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会委员83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87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23位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开幕式上发表了一个对工作会议和全会承上启下的重要讲话，全文如下：

这次工作会议，据我看比过去几次都要好，大家头脑比过去清醒了些，冷热结合得好了一些。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些。这次比过去有了进步，对问题有了分析，对情况比较摸底了。当然，有许多情况还是不摸底，中央和省市都有这样的情况。譬如对一、二、三类的县、社、队比较摸底：一类是好的，执行政策，不刮共产风；二类也比较好；三类是落后的，不好的，有的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篡夺了，实际上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事情，是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复辟。全国县、社、队有30%是好的，50%是一般的，20%是坏的。在一个具体地方，坏的有超过20%的，有不到20%的。但是，究竟情况怎样，也不是完全清楚，也不完全很准确，只能说大体上是这样。不要以为一、二类社、队都是好的，其中同样也有坏人，三类队中也有好人。××（本文中这一类符号笔者目前还查不出真实名字——笔者注）同志批了河南灵宝县的一个报告，指出了一、二类社里也有问题。真正把群众发动以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群众是摸底的，公社是摸底的，就是我们不大摸底。总的看，好的和较好的占百分之八十，还是好的多。群众知道好坏，就是领导不摸底。我们要有决心。这些地方没有强有力的领导，要派大批干部去，深入发动群众，扎根串连，找出贫农和下中农的积极分子，采取两头压的方法，否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灵宝县一、二类社尚且有很多问题，也还有坏人，何况三类社？现在我们虽然还不完全摸底，但已向这个方向进了一步。今后好好地进行调查研究，就可以更摸底。譬如粮食产量究竟有多少？现在比较摸底了。口粮搞低标准，瓜菜代，粮食过秤入库，比较摸底了。但也有地方不摸底，河北省还有20%的县、社、队不摸底。口粮标准有的不按省里规定吃，吃多了。

至于城市工业问题，比较接近实际。今年（1961年）钢只定××××万吨，煤、木材、矿石、运输还得搞那么多。煤的指标要增加，不但冬季烧煤不够，而且发电用煤也不够。今年着重搞质量、规格、品种。钢的产量已居世界第六位，数量不算少。目前是质量不够，所以今年不着重发展吨数。

省委书记、常委，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究竟摸不摸底？他们不摸底就成问题了。应该说现在比过去进一步，也在动了。要用试点方法去了解情况，调查问题。调查不需要很多，全国有通海口一个就行了，但现在也只有这么一个报告。三类社队的问题，有信阳地区的整顿经验的报告，那么整顿三类社、队的问题就够了。还有河北保定的一个材料很有说服力，这个报告说什么时候刮共产风，如何纠正，如何整顿组织，如何改进领导，以及怎样实现大生产。现在河南出了好事，出了信阳文件、纪登奎的报告。希望大家回去后，把别的事放开，带一两个助手，调查一两个社、队。在城市也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城市人民公社。

省委第一书记只有那么一个人，怎么能又搞农村又搞城市呢？因此要有个助手，分头去调查，使自己心里有底。心中没底是不能行动的。过去打仗，心中有底，靠什么？解放战争时期，中央直接指挥的经验少，但有两个办法：一靠陕北打胡宗南的经验，到1947年4、5月间，就靠各地区前方的报告，这是阳的；还靠阴的，即各方面的情报，所以情况很清楚。现在这些情报没有了，死官僚又封锁了消息，中央就得不到更多的消息。

我们下去搞调查研究，检查工作，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不是用别人的眼睛），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用嘴去讲，要开座谈会。看粮食是否增了产？够不够吃？要察言观色，看看是否面有菜色？骨瘦如柴？这是眼睛可以看得出来的。保定的办法是请老农、干部开座谈会，与总支书、支书谈，群众也发言议论，这些意见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

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我们的同志不做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劝同志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乱发言，不要下决心。作调查研究也并不那么困难，人不要那样多，时间也不要那么长。在农村有一两个社、队，在城市有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学校，一两个商店，合起有七、八个，十来个，也就行了。也不必都自己亲自去搞。自己搞一两个，其它就组织班子去搞，亲自加以领导。保定的报告是农村工作部搞的，是个大功劳。通海口是省委派人下去搞的。灵宝县的报告是纪登奎同志下去搞的。信阳的报告是改造后的地委下去搞的。

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所有省委书记，常委，各部门负责人，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党委书记、委员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不作，情况就不清楚。公社有多少部门，第一书记不一定都知道。一个公社有30多个队，公社党委只要摸透好、中、坏三个队就行。

做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资产阶级是讲调查研究的。美国发言人总是说胡志明的军队进入老挝。但究竟进去什么兵、什么官、什么兵种，他们不说。资产阶级比我们老实，不知道就不讲。我们有时没有底。呱哩呱啦一套。但是资产阶级也有冒失鬼，资本主义国家有个杂志说，从1951年到1960年，就把苏联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消灭掉。

这次会议，情况逐渐明朗，决心逐步大。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同志讲刮共产风要破产还债，听起来这句话不好听，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县、区、社各级通通破掉就好了。破掉以后再来真正的白手起家，过去是黑手起家。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者，只能剥夺剥削者，这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现在这种黑手起家是掠夺来的，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剥夺劳动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剥夺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方法比我们还高明，他们是逐步使劳动者破产欠债。我们是一下子平调，用这种办法建立社有经济、国营经济。我们的国营经济赚钱太多，到农村中去收购，常常压级压价，剥夺农民，交换非常不等价。这就使工人阶级脱离它的同盟者──农民。这个道理，同志们也懂得，说也好讲，但实行起来决心不大，不那么容易。是不是所有的省委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还得看看。这也是不平衡，各省也会是参差不齐的。可能有的省决心大，彻底一些，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有些省决心不大，作得差些。一省之内，几十个县也会是不平衡的，因为领导人的情况不同。一类县、社、队有30%，共产风刮了一下，停得早，1959年3月郑州会议后就停下来了。他们懂得不能剥夺农民，不能黑手起家，决心大，退赔得彻底，以后就不再刮了。有些改变得不彻底，一次再一次刮共产风。去年（1960年）春季，中央情况不明，以为共产风不很严重，所以搞得不彻底。其实去年春季就应该开这样的会，纠正共产风，可是没有开。我们对情况不够明，问题不集中，决心不大，方法也不大那样对头。不是像现在信阳、通海口、保定、灵宝的方法。所以这件事是个大事情，这是一场大斗争。要在实践与斗争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农忙过后还要再搞。一、二类社、队的问题也还不少，还要抓紧搞，下决心搞彻底。总而言之，过去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头，解决问题的措施也较有利。只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零。郑州会议讲不能一平二调，方针是对的。说不算账，不退赔，这点不对，后来改过来了。上海会议十八条讲了要退赔。紧接着我批了浙江、麻城的经验报告。1959年3、4月，我批了两万多字的东西。现在看来，光打笔墨官司不那么顶用。他封锁你，你情况不明，有什么办法？那时省委、地委的同志也不那么认识共产风的危害性。有的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不是说服。思想还有距离，所以决心不大，搞得不够彻底。现在省委、地委同志认识比较深刻了。

工业开始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要缩短工业战线──重工业战线，特别是基本建设战线。要延长农业战线，轻工业要发展。重工业除煤炭、矿山、木材、运输之外，不搞新的基本建设。过去搞了的有些还要搞，但有些也不搞，癞了头就让它癞头去吧。

长远计划现在搞不出来，我们要再搞10年，从1960年到1969年。这是个革命。中国的封建主义搞了那么多年，民主革命也搞了那么多年，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没有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搞不成，要波浪式前进。陈伯达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是否也有个周期率，若干年发展较快，有几年较低。如同行军一样，有大休息，中休息，小休息，要劳逸结合，两个战役间要休整。这次工作会议也有劳有逸，决议文件也不多，开会也不是一直开。过去决议文件多了不灵，少了也可能不灵，譬如郑州会议就只搞了那么一个决议嘛。还是看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头。

现在看一个材料说：西德钢产量去年（1960年）是3400万吨，英国2400万吨，西德1960年比1959年增加15%，法国是1700万吨，日本是2200万吨。但他们的生产率是长期积累的，搞了那么多年，才那么多。我们才几年，就1800多万吨。今、明、后年，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搞几年慢腾腾，搞扎实一些，然后再上去。指标不要那么高，把质量搞上去。让帝国主义说我们大跃进垮台了，这样对我们比较有利，不要务虚名而受实祸。要提高质量，增加规格、品种，加强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在我们劳动生产率很低。1957年我们职工有2400多万人，现在有5000多万人，还要下放。不然，五六个人围着一台机器，一个人做，几个人看，这不行。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陈伯达同志有个材料：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养活30个人，英国26个人，苏联六个半人，我们只有三个半人。有人说我们也可以养四个人，那就看你怎样养了，如果一天只吃几两米，那不行。

国际形势我看也是好的。原来我们讲要硬着头皮顶住，准备顶它10年。从前年西藏闹事到现在，不过20多个月，现在反华的空气大为稀薄了，但空气还是有，有时还有寒流。莫斯科会议以后，空气还好一些。

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实事求是是汉朝的班固在汉书上说的，一直流传到现在。我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最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就不注意去摸情况了，摸不了底了。今年要摸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连队，一个城市人民公社，不搞典型就不好工作。这次会议以后，我就下去搞调查研究工作。总而言之，现在摸到这个方向，大家都要进行。不要只讲人家坏话，有的地方工作有错误，人家改了，就要欢迎人家。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全会听取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听取了邓小平关于在莫斯科进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见到了舒同，他握着舒同的手说：

“你只要认识问题，改了就好。”

舒同是在1960年10月下旬被撤职的。柯庆施在山东干部会议上宣布，撤销舒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其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接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现在听毛泽东如此一说，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后来在1961年4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由谭启龙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仍回安徽省委担任第一书记；舒同仍保留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暂时下放到章丘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1963年，舒同被调任陕西省委书记。

八届九中全会经过充分讨论，最后确定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在此期间，陶铸见到了参加会议的黄克诚，他劝黄克诚给毛泽东写一封有点内容的检讨信。后来，黄克诚思之再三，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着重检查自己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谈他过去对阶级、政党、群众、领袖的看法，检查自己没能从马列主义理论高度认识问题等等。

1月18日，在八届九中全会结束的时候，毛泽东重新看到了他在30年前写的一篇名为《调查工作》的文章，即《反对本本主义》。

这篇发黄的石印小册子是由福建省上杭县茶地乡大燮村的农民赖茂基珍藏的，他在1957年2月献给了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后来在1959年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196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借阅到这本小册子，田家英知道后，立即转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十分高兴。

1月18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议》，全文如下：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中央政治局1960年9月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定，并决议如下：

一、1954年，当着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为了加强中央对经济建设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和加强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时，为了解决中央一级和大批新建厂矿的干部需要，中央决定撤消了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和完全必要的。

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以后，经过1958年和1959年两年的连续大跃进，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已经不同程度地建立了自己的基本工业；全国的经济布局也日益趋向合理。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基本建成若干个以一定区域为单位的各有特点、不同水平、分工协作的经济体系，以便更充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更合理地调动和利用各种人力、物力的资源，来进一步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从战略上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基于以上的实际需要，从1958年起，各省、市、自治区就已开始按照中央决定，分别举行过多次的区域性协作会议，随后又成立了协作区委员会。两年多以来的实践表明，协作区在拟订工业的合理布局和统一安排经济发展计划方面，工作是有成效的。但由于它仅仅是一个经济工作的协商机构，工作范围和权力都有限，已经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央现在决定，成立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党的中央局，以加强对六个战略性地区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建立区域性的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工作的领导。

三、上述六个新设立的中央局，都是中央的代表机构，它们分别代表中央领导下列各省、市、自治区：

中央华北局——北京、河北、内蒙、山西四个省、市、自治区；

中央东北局——黑龙江、吉林、辽宁三个省；

中央华东局——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山东七个省、市；

中央中南局——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个省；

中央西南局——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四个省、区；

中央西北局——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五个省、区。

各中央局以建立本地区的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为其主要任务。它应当随时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同时，它应当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党组织等各项工作，进行全面领导和统一安排，从各方面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组织建设，并按照地区特点，规定一些必要的措施，以保证党的任务的完成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

（发至省市委书记处和中央部委党组成员。）

在上述六个中央局中，由陶铸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担任华东局第一书记。

1月20日，毛泽东在给秘书田家英的信中写道：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2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15天。然后去广东，3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1月20日下午4时

此信给3组21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1月20日（农历腊月初四）晚8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家中接见了来自家乡的表侄贺凤生。

贺凤生是毛泽东二姑家表弟贺晓秋的二儿子，在家乡担任生产队长。他对湖南的浮夸风、共产风意见很大，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进京，直接向毛泽东反映情况。1月14日（农历十一月廿八日），毛泽东派人把他接到了北京。

腊月初四晚上，毛泽东一见到贺凤生就微笑着说：

“你是我请来的客人，到了几天啦？习惯吗？”

贺凤生说：

“我已经到了几天啦。”

“坐下嘛，”毛泽东招呼着表侄：“有话尽管说，慢慢说嘛。秘书告诉我有一位家乡来的亲戚要见我，我估摸就是你来了。我告诉秘书，请你今晚来谈谈。接来的客人嘛，岂有不见之理。何况你贺凤生还有50根头发跟我姓毛呢，你也是毛家的根蒂哟！”

毛泽东说完，爽朗地笑了起来，笑完了又说：

“1927年我与你的父亲贺晓秋分手后，就一直没有见到他了。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提供了很多极有价值的情况和意见，非常感谢你的父亲锋芒不减当年。你的父亲还健在吗？我还欠了他的光洋呢。”

贺凤生说：

“我父亲今年十月初八（此时还是农历腊月初，故贺凤说“今年十月初八”，即1960年11月26日——笔者注），在岳阳我大哥贺林生家里去世了。那时，我还在长沙治病。”

“应该给我拍个电报嘛，起码我可以发个唁电或送个花圈。”毛泽东听说表弟刚刚去世，立时责怪起贺凤生来。他点了一支烟，又说：“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没有他们这些人舍命相救，我毛泽东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

毛泽东越说越激动，站了起来，说：

“革命成功，靠的是千千万万个贺晓秋这样的同志，巩固革命成果则要靠你贺凤生这一代和下代的共同努力。”

他缓了缓自己的情绪，又问道：

“寄给你治病的钱，收到了吗？”

原来在1960年下半年，贺凤生因搞农田水利建设，在推车运土时不慎摔倒造成骨折，曾有一段时间在长沙治病，花了不少钱，经济上十分困难。贺晓秋给毛泽东写信陈述了家中的情况，毛泽东先后两次寄去钱为贺凤生治病。

“收到了。一次200元，一次100元。”贺凤生回答后又问道：“那些钱是您个人的还是公家的？”

“当然是我个人的啰！那都是我的稿费。”毛泽东说：“我不需要更多的钱，有工资有稿费，又不需要存钱。更何况你们有困难应该帮助，共产党人总不能忘恩负义吧。”

毛泽东说完，向警卫人员做了个手势，警卫人员退了下去。会客厅里只剩下他与贺凤生两个人了，他说：

“你不是说要向我反映下面的情况吗？今天只我们俩谈心，主要想听你们那里的情况，听听你家里的情况，好的坏的都可以告诉我。给你一小时，不！两小时可以吧？”

贺凤生也不客气，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对毛泽东说：

“我想请您到我们那里去吃几餐钵子饭，吃食堂快饿死人了！”

“好一个开头炮！”毛泽东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你父亲的锋芒如今也传给你了。讲下去，讲下去，我说过，不管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越具体越好，要真实情况，不要掺水，是一说一，是二说二，骂娘也可以。”

“下面真有人骂娘呢。”贺凤生说：“刚解放的时候，农村开始了土改，老百姓分得了田地，感到自己可以当家作主了。后来肃反运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一年一个新花样，一年一个新名堂，农民的劲头可大啦，总感到生活日新月异，幸福美满，像芝麻开花一般，社员们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毛主席。”

毛泽东笑着打断了他的话：

“不要尽唱赞歌了。”

“才不呢！”贺凤生说：“大跃进来了，情况就变了。‘吃喝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刮得不像话，老百姓心中直叫苦哩！”

毛泽东说：

“有12级台风那么厉害吗？”

“它可比12级台风还要利害。”贺凤生说：“大跃进刚提出时，社员劲头可大啦。可是一搞公社化，上面来了命令，要建居民点，要搞乡村规划，农民辛辛苦苦盖起来的房子，一夜之间全部都要拆了去居民点，土坯墙要捣碎了沤肥料，弄得到处鸡飞狗跳墙，哭的哭爹，骂的骂娘，一百户两百户连在一起，越大越是集体化，如果老天爷一把火，从东到西几百间茅棚全会烧成灰。这还不算，大办食堂、大办钢铁可就更惨了。刚办食堂那阵子，社员积极性很高，都认为幸福的生活从此开始了，可以放开肚皮吃饭了。一个大队开一个食堂，小铁锅砸了炼钢铁，小灶拆了积土肥，筷子碗碟全部归公，大锅饭、钵子饭、双蒸饭。‘集体食堂饭喷香，社员心里喜洋洋’。可是好景不长，浪费太严重，吃着吃着就没得吃了。餐餐萝卜、红苕，没得几个油花花，吃得男子大肚子水肿，路也走不动，女人没崽生，瘦得风都吹得起，小孩子一个个面黄肌瘦。”

毛泽东越听面色越凝重，大口吸着烟。贺凤生见他听得很认真，喝了一口茶水，接着说：

“饥荒起盗心。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家人饿死。胆子稍大一点的人只好跑到田里扯萝卜菜吃。可一旦被干部抓到，一根绳子把你吊起来大半天，弄得你半死不活。”

“你这个生产队长怎么样？”

“生产队长还不也是个普通社员，如今只有司务长、火头军、保管员不会饿肚子。有饱饭吃我就不来找您了，反正食堂不解散我就住在这里不回去了。”贺凤生越说火气越大：“现在的干部都兴放卫星，实际上是浮夸卫星。不实事求是，搞假场面的是英雄，还可以升官。红薯烂在田里犁掉。稻谷不想收，放火烧掉。仓里没得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为了迎接上级的检查，把好几块地里的稻谷栽到一块田里，硬说是亩产达到几千斤，是大跃进带来了大丰收，鬼都笑落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做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好吃好喝的还是那些人。干部当老爷，严重脱离群众，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

贺凤生喝了口茶水，问毛泽东：

“您不是说党和人民是血肉关系吗？现在皮是皮，肉是肉，是中央要咯么搞？还是下面一些干部在腰河里发水？”

毛泽东沉重地说：

“不是腰河里发水，当时估计形势高了一点，责任在中央。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只有一年多时间，全国就化开了，步子快了。有些真正具备了条件，有些只是为了跟形势，还有些没有具备条件，是一阵风刮起来的。下面有些情况，中央也不一定都清楚。三面红旗是党中央提出来的，有些问题虽然出在下面，中央却有责任，真是愧对人民，愧对为革命工作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人民。”

说到这里，他沉默了好一阵子，又告诉贺凤生说：

“中央准备近期开个三级干部会议，大约六七千人。华容县领导也要来，叫他们来，要好好讲讲这个问题，刹一刹这股风。”

贺凤生见毛泽东心情如此沉重，也缓和了许多，他说：

“还有一个问题想跟您老人家汇报，不知该不该说。我们那里不少地方，现在把人家的祖坟都挖掉了，说是为大跃进改造产粮田，也不事先出个安民告示，有些坟挖出来了没人管，尸骨乱丢。我娘的坟就给人挖开了，到现在也找不到尸骨。”

毛泽东听到这里，十分气愤，站起来大声说：

“共产党也讲人道嘛，也是爹娘养的嘛！国民党挖我的祖坟我也气愤呢！这个问题要处理好！”

他顿了顿接着说：

“社会上像你贺凤生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只有贺晓秋的儿子才有这么好的礼物给我。我给你两个权力：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有什么情况也要随时告诉我。我也清楚，中央领导下去，下面尽讲好听的，带着你看好看的，很难得到真实情况。他们怕说拐了场掉乌纱帽。农村有句俗话，叫‘三十吃年饭，尽赶好的搬’。不像你贺凤生无所求也就无所顾虑。要提倡各级干部都讲真话。”

贺凤生关切地问：

“那食堂散不散呢？”

毛泽东说：

“食堂是肯定要散的。我的意见还是要大锅改小锅，大碗改小碗。要让农民吃上饱饭，不能风一阵，雨一阵，任何一级干部都不准搞假家伙。你们华容县那个钱粮湖围湖造田工程，也有可能是个好工程，但下雪吃雪，落雨淋雨，使农民兄弟受苦就不对了。对不起农民兄弟，请你代我向他们道个歉。”

不知不觉三个小时过去了，秘书第三次来催毛泽东吃“晚饭”。毛泽东留贺凤生跟他一起吃饭。菜端上来了，贺凤生一看，是普通的四菜一汤，最好的一盘是炒鸡块儿。厨师说：

“这一份是主席特意吩咐给你加的。”

吃过饭，在北京化工实验场工作的文炳璋来了，他是毛泽东通知来接贺凤生的。

第二天，毛泽东再次接见了贺凤生，告诉他说，他反映的情况，已经和刘少奇、周恩来交换了意见。党中央、国务院进行过研究，认为食堂要拆散，生产要恢复，浮夸风要制止。毛泽东还说：

“感谢你为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况，那是少奇、恩来和我都捞不到的真实情况呀！”

贺凤生临走前，毛泽东叫来工作人员，送了客人一盒大中华香烟，一块上海牌手表，一条上海产羊毛围巾，一顶东北狐皮帽，一支大号金星钢笔，一个带有毛泽东、朱德头像的笔记本，另外还有25斤全国粮票和50元人民币。毛泽东说：

“见面礼怎么样，满意吧？钱不能给的太多，给多了对你贺凤生不利。”

说罢，他拉着贺凤生的手说：

“走，我送你出新华门。”

“嚓”，闪光灯亮了，眼明手快的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一非比寻常的场景。

据工作人员回忆说，自贺凤生走后，毛泽东忧心如焚，曾一连多少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本章上面所引入的贺凤生向毛泽东反映的现象，的确是当时农村中的真实情况。笔者亲身经历了那个时期，对党内从中央到地方那些制造“人祸”的“歪嘴和尚”也是深恶痛绝的。至于饿死人的现象，本传前面已经尽可能地说清楚了，的确应该成为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但是在毛泽东身后，它却被“国粉”一类人无限制地夸大，成了否定大跃进和反对毛泽东时代的口实。这股妖风的风源到底在哪里呢？请看以下事实。

据2018年3月27日“红歌会网站”发表署名李书农的文章：《“饿死三千万”原来是蒋经国出资100万美元炮制而成的，你还当它是个宝，脑残才信》一文说：“早些年，公知们合力吹捧‘饿死三千万’这则海外大谣言，使尽所有造谣手法，肆意蛊惑年轻人憎恨前30年的毛泽东时代！如杨继绳还真是把‘饿死三千万’当个宝，正儿八经的去‘考证’，搞了本《墓碑》，结果被孙经先先生扒了皮：《墓碑》里数据基本是伪造，它将死亡人口都当成饿死人口、将迁走的人口户籍也都当成饿死人口……然而，当时美国中情局的一份情报就狠打了公知们的脸，这份情报表示：毛泽东时代大跃进时期，大跃进没饿死三千万，反增5000万！看来，真是‘黑毛主席靠谣言，粉蒋介石靠谎言’。你可以不喜欢毛主席，但请不要用造谣、传谣、信谣等历史虚无的下三烂手段去攻击、中伤、丑化他！经过人民群众揭发，许多关于毛主席的谣言已被澄清，‘饿死三千万’这个世纪大谣言也已被揭烂批臭了，如果还当它是个宝，那真是脑子进水。然而，对于这个谣言，除了将之打倒，这里还要狠狠地踏上一脚，使之永远不能翻身。实质上，3年‘饿死三千万’最早是出自香港大学荷兰籍教授冯客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这本书里面的内容通篇造假，其无耻谣言更是登峰造极！”“冯客写的这个《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是蒋经国基金会出资100多万美元雇冯客为刀笔炮制而成的。那么问题就一清二楚了，蒋经国基金会就是台湾国民党对外‘反共反毛’、搞意识形态和平演变的组织，他们造谣黑毛主席、黑毛泽东时代虽是卑鄙，但人家是被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义者给打败了的呀，而你中国公知们生长在共和国里，成长在五星红旗下，竟然还信这种境外的谣言，竟然还拿过来作为反共反毛反华的‘武器’，实在是很不应该，良心何在呀？这里贴一下，冯客炮制‘饿死三千万’这本《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所使用的下三烂手法：该书的封面和一些配图，都使用了民国时期大饥荒的照片（冯客大胆地将饿死2亿人的民国大饥荒的照片一遍遍拿来冒充所谓‘大跃进’饥荒照片。图片上的人物、衣着一看都是民国相，‘大跃进’几个字还是在翻拍时加上去的），其数据也大都是主观臆断，而残渣余孽们依此认为‘饿死三千万’铁证如山。”

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从来都不说真话的“国粉”一类人，信奉的是纳粹头子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的一句话：“谎言说一千遍就是真理”，果真如此吗？还是请他们想一想杜甫的名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吧！

第12章 1961年1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

话说1961年1月下旬的头一个周日，毛远新从清华大学回到菊香书屋，他对伯伯说：

“我在清华已经学习了一个学期，我的许多同学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也喜欢那里。我想下学期转到那里去学习，行吗？”

毛泽东同意了毛远新的转学请求。此后，毛远新便在新一学期里转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每逢到了寒暑假，他就回到毛泽东身边。

1月23日下午，何其芳接到了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是毛泽东要见他。何其芳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见已有四人在座。毛泽东示意何其芳坐下来，说道：

“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

说罢，他把那一段文字念给大家听，然后又让大家传着看。稿子传到何其芳手里，他认真看了一遍，发现毛泽东除了在文章的最后加写的一段以外，还在好几处地方作了修改，其中有两处加写了这样的内容：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毛泽东见何其芳看完了，就对他说：

“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不过还可以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内容。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

毛泽东还说：

“第一次大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是因为缺乏舆论准备。抗日战争时期，有《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就有了准备。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些指示、文件，也是做了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却缺乏这种舆论准备。”

他接着将话题转到美学问题上，他说：

“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

有人插话说：

“问题在于也有一些相同的。”

毛泽东说：

“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一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史沫特莱说，听中国人唱《国际歌》，和欧洲不同。中国人唱得悲哀一些。我们的社会经历是受压迫，所以喜欢古典文学中悲怆的东西。”

谈话结束了，何其芳在告辞时问毛泽东：

“把主席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是不是再送主席看？”

毛泽东说：

“再送我看看。”

1月24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他们的谈话记录被收集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全文如下：

毛泽东：你们在中国还呆些日子吧？我看到日本朋友就高兴。对浅沼（浅沼稻次郎）先生遇难，我们表示哀悼。

黑田寿男：浅沼先生作为社会党代表团团长来中国，发表了很好的讲话，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继承浅沼的精神并继续发扬他的精神。

毛泽东：浅沼先生抓住了日本同美国关系的本质，也抓住了中国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欧洲和北美加拿大各民族的问题的本质。当时我曾对浅沼先生说过，对这种论点赞同的人有时少一些，有时多一些，但过些时候总会得到大多数人赞成的。

美国没有办法在各国建立自己的统治，必须依靠各国的协助者，这就是它的同盟军，也就是各国最反动的一小部分人。在中国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一部分人，在你们国家就是岸信介一伙人和垄断资本集团。

黑田寿男：去年在日本掀起了很大的反对“安全条约”运动，代表垄断资本的政府站在同我们相反的立场上反对我们，用暴力通过了“安全条约”。在这期间，中国举行了很大的游行集会支援我们，我们表示感谢。

毛泽东：我们彼此支持，国际斗争总是彼此支持的。你们是处在最前线。前年浅沼访华时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即使一时没有多数人同意，但等到人们了解的时候，总会得到多数人赞成的，要有这样的信心。过了一年，即到了1960年，日本就发生了那样巨大的变化，反对“安全条约”的运动达到那样的高潮，已经发展成为全民性的斗争了。

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正常，贸易也停了。我同浅沼先生率领的代表团在武汉东湖会见时，就说过中日关系中断是暂时的现象，过一个时期就会发生变化。贸易方面现在已经开始变化，政治方面还不一定。政治有两个方面，中国人民同日本大多数人民历来是友好的，战后友好关系还有发展；就是同自由民主党的政府，同垄断资本的关系还不成，还要等候。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关系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两者是有区别的。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有所谓主流派和反主流派，他们不完全一致。松村、三木、高碕、河野、石桥，这些人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日本人民是我们的直接同盟军，中国人民也是日本人民的直接同盟军。自由民主党内部有矛盾，反主流派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你们看这话是否有点道理？

黑田寿男：反主流派今后如果对中国有更多的理解，对反对“安全条约”更坚决一点，那时就可以说是间接同盟军。

毛泽东：欧洲国家同美国也有这样的问题，它们同美国并不完全一致。世界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主要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你们对非洲、拉丁美洲做什么工作没有？

黑田寿男：我们有亚洲团结委员会，以这个团体为中心在开展活动，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拥护和平的斗争，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我们愿意今后进一步动员起来，加强这一活动。

毛泽东：非常有必要。

黑田寿男：今年在亚洲，主要的问题是老挝问题。老挝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美国就利用日美“安全条约”，使用日本军事基地干涉老挝的内政。最近日本各工会、各政党、各群众团体和文化团体等开了大会，反对美国使用日本军事基地干涉老挝的内政，并且到美国大使馆前示威，要求美国停止这种干涉行为，也向日本政府示威，要求日本政府不让美国使用日本基地。

毛泽东：这很好。

黑田寿男：现在日本政府同韩国政府在进行谈判，把南朝鲜政府看作是整个朝鲜的合法政府来解决朝鲜问题，这就妨碍了朝鲜的和平统一。美国利用日韩谈判加强南朝鲜、台湾、日本的军事力量，加强东北亚军事同盟。进行了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日本人民，正在反对日韩谈判。

毛泽东：反对很有必要。最近同美国有关系的菲律宾、台湾、南朝鲜、南越举行“外长会谈”，日本政府因为害怕日本人民，没有去参加。由此可见，日本人民去年的斗争使日本政府很害怕，伟大的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现在看来，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处在第一个高峰之后和第二个高峰之前，斗争是波浪式前进的，暂时处于低潮，是在酝酿第二个高潮。你们知道中国几十年的斗争，就是波浪式的发展，而不是每天、每月、每年都在直线发展的。所以你们所领导的人民运动，是大有希望的。可是，有人感到现在运动搞不起来了，有些悲观埋怨；也有部分人可能进行指责，说你们左派过去的斗争搞错了。在这样的时候，用我们的话来说，左派就要硬着头皮顶住。例如，中国辛亥革命以前，1911年4月黄兴在广州领导的军事暴动失败了，牺牲的烈士都葬在黄花岗。失败之后连黄兴本人也跑到了香港，认为失败了，不行了，没有希望了。谁也没有想到，过了不久就发生了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朝政府。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社会民主工党的大部分人悲观失望，出现了“造神派”，如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这些人都是唯心主义者，列宁为了批判他们，写了一部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过了10年，俄国革命就胜利了，这时“造神派”的卢那察尔斯基也当了列宁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他也不要造神了。我看你们的历史中也会找到这样的事例。

你们国家为什么到现在革命还没有胜利呢？看来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胜利可能比较晚些，其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那里的空气稀薄，易于突破。例如俄国和中国空气是稀薄的，现在非洲也如此。日本的垄断资本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七八个资本主义大国中还是比较薄弱的。原因是：第一打了败仗；第二受美国的统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看这两方面对日本人民都是有利的：

第一，战败了，殖民地都没有了，这对日本有利。日本人民、革命的政党应当了解，这个失败不是耻辱，对垄断资本来说是耻辱，对人民来说是胜利。打败仗是不是好事情，是不是耻辱，你们应当展开争论。有部分人不这样看，认为战败了没有面子，于是他们心中有愧，觉得干了坏事。这是因为他们对垄断资本和人民不加区别，所以得出那样的结论。过去的战争应由垄断资本、军国主义政府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人民为何要负责？如果说人民要负责，那末大家都来反对日本人民，那还得了！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威胁、欺骗、强迫日本人民去当炮灰的。

第二，被美国统治也要分析。我看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外力的压迫是不会觉悟的。现在日本不仅有本国垄断资本的压迫，而且有它的同盟者美国的压迫，这就很快地教育了日本人民，使日本人民团结起来；并且迫使日本人民做出选择，要么当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奴隶，要么起来争取独立和自由。我老早说过，我总不相信，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会长期受人欺负，短时期受压迫是可能的。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由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教育过来的，其中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教育。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应该有独立和主权。日本的经济、文化都走在中国的前面，据说冈山县就有7所大学；我们有个无锡，文化比较发达，但也没有7所大学。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县可以同日本比的。中国要赶上日本还要一定的时间。

日本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国会，这是你们的好处，也是缺点。中国没有民主，国民党就是捉人、杀人，什么也不给我们。这也许是缺点，也许是优点。那末我们有什么出路呢？我们的出路就是学蒋介石，你们能杀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杀人？我们进行过调查研究，国民党有手，手里有刀有枪；我们也有手，但没有刀枪。如果我们能把国民党手里的刀枪夺过来，不是也可以杀帝国主义的走狗，也可以搞出点名堂来吗？

你们的情况有些不同，有议会制度，比较有些民主，不像中国的国民党那样捉人、杀人，那就可以利用，利用它来搞群众运动。我不大了解你们的情况，大概日本的垄断资本比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聪明些，看来，你们也可利用这一点。他们怕老百姓起来。例如有许多日本友人来中国访问，政府不能禁止；我们去日本，他们也不能禁止，但可以给予种种限制，因为日本政府同蒋介石有外交关系。另外，他们也怕共产党。高碕邀请廖承志同志去访问日本，廖承志同志，你什么时候去？

廖承志：现在还没有定。

毛泽东：最近总工会代表团去日本访问了。我们民间来往、交流是很好的，可以增进了解，相互交换意见，交流经验。贸易已经订了些民间合同，大的买卖也开始做了些。我们有煤、盐、铁矿、大豆，可以同日本交换些东西。中日两国很近，运费也便宜。

黑田寿男：完全同意。今年民间交流会更多起来。不管池田政府是否愿意，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来往会多起来，两国人民间的亲善关系会加深，一定会签订友好条约。

毛泽东：很好，有发展的前途。

黑田寿男：我们年初就来中国，也是为了两国人民的亲善。我们从中国朋友那里听到许多有益的话，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情况，对我们有很大好处，表示感谢，并祝主席身体健康。

毛泽东：请向日本社会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们问好。

1月24日晚，毛泽东把何其芳送来的《不怕鬼的故事》序文又认真看了一遍，在他加写的“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一句话中，又作了重要修改，改成“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特别强调了斗争在事物转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尔后，他在清样上批示道：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

1月25日，王观澜与夫人徐明清商议，以徐明清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一封信，信中写道：

主席：

昨天晚上，观澜见到主席，主席还记得明清，我很感激，也很感动。观澜病重时，主席给以极大的关怀、帮助，我们才有今天。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在中国革命中的舵手作用，将永载史册。最近一段时间，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精神苦闷。一些字义、概念都模糊了：左和右、好和坏、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多和少、敌和友、公和私、大和小、上和下、进和退、黑和白——广西二三千，震动那么大。如果二三万、二三十万、二三百万，或者数目更大，面积更广，又怎样呢？浮夸是害人之本，欺骗是万恶之源。主席处世英明，处处争取主动。我的海燕已经闭经四个月了，李讷怎样？李讷应改为毛讷了吧！

此致敬礼！

明清 1961年1月25日

信写好后，王观澜郑重地把三个都是党员的儿女叫在一起，说明了为什么要给毛主席写这封信。他说：

“说真话，可能会受到打击。但为了人民，为了国家，我们一定要反映真实情况。我是共产党员，豁出去了，最多丢官。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如受到了打击，不要害怕。”

这封信，并没有直接寄给毛泽东，因担心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当作普通来信处理，王观澜特意让徐明清套了三个信封，最外边的信封写的叶子龙收，中间的信封写的江青收，最里边的信封才写的是毛泽东亲收。这封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毛泽东那里。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三天后，毛泽东亲自给王观澜打来电话说：

“你们的信收到了，谢谢。”

1月26日到1月29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到南京，一路上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3省党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报。他在听汇报中曾先后插话说：

“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

“水是混的，有没有鱼不知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

“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成绩、缺点，正面、反面，光明面、黑暗面，已经认识了的世界和未被认识的世界等等，一万年也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

1961年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卫生部党组1月20日《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各党组：

卫生部党组《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很好，很重要。中央同意报告中提出的1961年卫生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各项措施，请你们从实际情况出发，由各级党委书记亲自挂帅，迅速查明病情，采取有效的、因地制宜的具体措施，认真解决目前防治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力争在二、三个月内控制浮肿病、妇女病、小儿营养不良病及其他主要疾病的发展，大部分治好现有病人，严防各种季节性传染病流行，以保证有足够的健康的劳动力投入春耕生产，争取今年农业丰收，促进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央认为，在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受了特大自然灾害，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不足，人民体质有所减弱的情况下，防治疾病，保护劳动力，保护人民健康，应当成为今年全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各级党委今年至少必须抓四次，灾区应当每月抓一次。各级卫生部门应当鼓足干劲，从实际出发，努力做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在整个文教战线上，今年应当把卫生工作放在首要位置，各级党委要选派得力的干部去充实和加强卫生部门的领导，率领卫生医疗队伍支援农村、支援灾区。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商业、粮食、轻工业、化工、民政、交通等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协同卫生部门，切实解决治病防病所必需的药品、物资、经费和器材等具体问题，务使件件落实。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应当向广大干部普遍进行一次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教育，大兴为群众办好事之风。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决走群众路线，才能把卫生工作做好。各地在防治疾病工作中，还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适当解决医务人员（特别是农村医务人员）的口粮、夜餐粮和工资等具体生活问题，切实注意医务人员的健康。基层卫生队伍的整顿问题，今年应当认真地抓一下，但要注意以有利于当前的治病防病为原则，具体做法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

中央 1961年2月1日

2月2日，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给吴启瑞写了一封回信：

吴启瑞同志：

毛主席嘱：写信转告你，1月25日的来信他已看过，很感谢你，并寄上1000元，以济眉急，作为赠送，不要还的。祝春节好！

徐业夫 2月2日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毛泽东还曾嘱咐小女儿李讷请自己恩师王正枢的二女儿王明夏邀集吴启瑞、王人旋、王雪华、王人艺、王人美等同辈老人到家里相聚。不久，毛泽东又嘱咐秘书高智打电话询问吴启瑞的家庭生活情况。文化大革命中，王雪华身患重病，毛泽东安排将她下放在山西的女儿调回身边，侍奉汤药。1973年4月，毛泽东安排将在干校的王人美调回北京治病。

正是：滴水之恩涌泉报，毛公高风说到今。近观竖子多沐浴，反将国父作仇人。

且说2月初的一个早上，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机要员小李，给毛泽东送来了文件，她正要离去，毛泽东问道：

“小李同志，你有没有参加民兵组织？”

“参加了。”小李回答说：“我是去年参加的。去年国庆，我还参加了民兵方阵游行呢！”

“嗯。早上我看到工作人员组成的民兵出早操，挺精神的哟。好，我来考考你，你为什么要参加民兵？”

“响应主席的号召，全民皆兵呗。”

“对，大办民兵，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促进人民公社劳动军事化，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效果不错嘛。”

小李想起她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有一张参加民兵训练时拍的照片，便取了出来，说：

“我还有一张扶着枪的照片呢。”

毛泽东接过照片，饶有兴趣地仔细端详着，只见小李身穿藏蓝色西裤，白色棉布衬衣掖在长裤里，齐耳短发，右手持步枪，昂首站在一株树旁，背景是明净的蓝天和远山。

“好英武的模样哟！”

小李不好意思地说：

“照得不好。”

“哎，我看蛮好嘛！”

毛泽东放下照片，点燃一支烟，望着窗外，沉思了一会儿，把手中的烟在烟灰缸里弹弹，顺手拿过一本他读过了的介绍地质常识的小册子，翻到有半页空白的地方，对小李说：

“给我拿支笔来。”

小李递过一支铅笔，毛泽东手执铅笔，龙飞凤舞地写下了一首七绝，题目叫《为女民兵题照》，诗云：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放下铅笔，他微笑着说：

“小鬼，我把这首诗送给你，好不好？”

小李又惊又喜，忙接过小册子看了一遍，激动地说：

“主席，您太夸奖我了，我那配得上……”

毛泽东说：

“哎，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哟！”

此后，毛泽东南下到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作了一个星期的调查，田家英向他作了汇报。田家英说：他带领的小组在浙江嘉善县农村，通过对比调查，发现有一个生产队没有天灾，而是“五风”造成生产下降和人民生活困难。田家英还说，他发现农民对食堂强烈不满。

2月6日，毛泽东在驻地汪庄听取了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的汇报。毛泽东在听汇报时插话说：

“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我们中央有几个调查组，在你们浙江就有一个，让他们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不要只钻到一头，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成话，应该有好有坏，这样才能全面。关于生产队规模问题，他们反映，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队就管11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

关于食堂问题，毛泽东说：

“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

2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南屏会见了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后曾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在谈话中提到中法之间被一堵墙隔开了。毛泽东说：

“墙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关系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中法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人民往来和贸易关系还是可以进行的。”

在谈到军事问题时，毛泽东说：

“我们的军事学说各种各样的人都在运用。据（阿尔及利亚）阿巴斯总理对我说，法国军人也在看我的军事著作，在学习我们的游击战术来对付阿尔及利亚人，阿尔及利亚人运用某些学说对付法国人，这样他们都运用我们的学说来进行斗争。但是，我们的学说对被压迫人民较容易运用一些，而压迫者却难以运用。我们运用游击战对付日本的时候，日本人也学我们的游击战术来对付我们；我们同蒋介石作战的时候，蒋介石也学我们来对付我们。他们想以敌人的东西进攻敌人，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

2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召见江华、林乎加、薛驹谈话，田家英也在座。他劈头就问：

“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

毛泽东所说的指标，是指江华原来汇报的1961年浙江产粮160亿斤。他不等江华等人回答，又接着说：

“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是人祸？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产量只有291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要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

毛泽东把话题转到退赔上，他问：

“退赔，有没有决心？”

林乎加说：

“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哪一级决定的，哪一级负责。”

毛泽东说：

“这个办法好，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县四级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地、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

江华说：

“剥夺农民的思想是反动的。”

毛泽东说：

“是的，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

林乎加说，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泽东说：

“也有从北京下去的。1959年10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搞了一套文件，没有批准就发了。我对谭震林同志说，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

最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向历史，引申到理论，系统地论证了很多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没有精神准备的问题，他说：

“从中国历史来看，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当时是立宪还是共和，是改良还是革命，有6年的争论。因为那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跟着就失败了。以后国民党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了北伐。北伐一半，蒋介石占了南京，翻了脸，以后就失败了。我们搞了10年国内革命战争，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来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南方根据地完全垮掉。如果不垮得那么彻底，还不会认识那么深刻。1927年的失败和南方根据地的丢失，经过这两次失败，总结了经验，使抗日战争的路线比较正确。1942年，1943年，1944年，还有1945年半年，我们把主要干部集中到延安，先整风，后开七大，这才为团结、统一和以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我们领导的民主革命，有充分的舆论准备。”“民主革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算起，到1949年，有109年，中间犯了许多错误，到七大才一致起来。

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今年、明年两年，要搞好一点，事情就好办了。”

2月10日，毛泽东从杭州前往江西，在江西向塘铁路支线的专列上，听取了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的汇报。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说到了公社和生产队规模太大的问题。关于食堂问题，他说：

“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比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就愿意吃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意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参加食堂。”

2月11日，毛泽东到了湖南。

此前，胡乔木带领的小组在湖南长沙县、湘潭韶山和湘乡白田、大坪等公社，已经进行了调查。

2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与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及调查组的胡乔木谈话。毛泽东说：

“我看，你们这个社也大了，队也大了。大体上一个社划成三个社比较恰当，就是以乡为单位。”

胡乔木插话说：

“开始提的是以乡为单位，后来不断加码，撤区并乡，小乡并大乡，几乡一社。”

关于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好？毛泽东说：

“究竟是队为基础好，还是下放到小队为基础好，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现在队底下管的小队多，而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有三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现在的这种方案，队为基础，比较大的队平均三四百户。这种方案在一些地方是否适宜还值得研究，这么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百姓自己不清楚。小队里边又分三种情况，比较富的，比较自保的，比较穷的，统一分配，结果就是吃饭拉平，工分拉平。第二个方案，就是把现在这个队划成三个队，使经济水平大体相同的小队组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要肥的搭瘦的。肥瘦搭配，事实上是搞平均主义，吃饭平均主义，工分平均主义。第三个方案，山区还要小，只要几十户，二三十户，三四十户一个生产队。”

毛泽东又问：

“你们有多少生产队？”

胡继宗回答说：

“1万5千个。高级社时是5万个社，公社化后划成1万6千个生产队。”

毛泽东说：

“你们大体上还是恢复到高级社的范围，5万个。”

胡乔木说：

“如果这样，对群众才说得上民主，大队干部才说得上领导管理，不然经营不了。”

毛泽东说：

“而且势必实行平均主义，吃饭平均，工分平均。”

胡乔木汇报说：

“我去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在长沙县，叫天华生产队，那个生产队年年增产，一步一步地走上坡，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始终保持高级社的规模。”

毛泽东说：

“我看兴起来也快。恢复原状，就是过去的高级社，由若干高级社组成一个公社。”

2月12日晚，毛泽东在专列上与张平化、胡乔木单独谈话。张平化说：

“昨天谈了以后，我们回去商量了一下，认为对体制调整决心下得不够。如果基本核算单位就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全省可能有5万多个大队；现在的1100个公社可能变成3000公社或者多一点。春耕之前，先解决基本核算单位划小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毛泽东说：

“我看是群众的要求。你们既然叫大队，底下就不要叫小队，就叫队。因为一讲小队，这个‘小’字就有个缺点，它职权小。其实这个小队有很多工作，有人计算有15项工作。就叫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上面叫生产大队，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队、队，不要这个‘小’字。”

张平化说：

“好，原来没有承认它是一级，现在承认它是一级，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级。”

毛泽东说：

“是啊！是很重要的一级。所以，有人怀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小队，还是队？所谓队为基础，哪个是基础？”

胡乔木建议说：

“可以考虑把现在的公社变成区联社，恢复区委，大队变公社。”

毛泽东说：

“那么小队变成生产队？”

胡乔木说：

“叫小队也可以，叫生产队也可以。”

毛泽东立即纠正说：

“不要叫小队，叫生产队。”

正是：三省奔波好作风，群策群力胜孔明。公社大队生产队，体制探索顺民情。

单位要小不要大，毛公胸中已成型。生产小队不要“小”，因为它是最基层。

接下来，张平化、胡乔木汇报食堂问题，毛泽东提醒他们说：

“吃食堂不能勉强，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勉强？”

胡乔木说：

“我们原来很留神研究这个问题。长沙县的情况很特别，非常明了，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它把好多人家连到一起去了，一个食堂就是一个屋场，所谓屋场就是一个小队。”

毛泽东问道：

“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胡乔木说：

“这是因为拆房子拆得多，搬房子搬得多，已经搞到这一步，再返回就没有必要了，群众现在习惯了，他觉得这样有好处。我们问了一些贫农、下中农，他们对食堂都还是满意的。他主要是觉得痛快、干脆，不管那么多的闲事了，这个群众还是高兴的。”

毛泽东又问：

“这是并了的，没有并了的呢？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吃饭，谁人来吃呀？”

张平化回答说：

“有这个问题。这次我专门回家看了一趟，在大山区里头。他们那个生产队原来有五个食堂，以后并成三个。这一次整社，群众要求再分成五个，还有个别较远的单家独户，允许他单独开伙。”

毛泽东问：

“你们有没有农忙食堂？”

张平化说：

“没有。我们有个规定，冬天的时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顿，因为要烤火。”

毛泽东说：

“烤火问题要解决。”

张平化：

“食堂办得好不好，柴火关系很大。”

毛泽东想到在浙江的调查，就说：

“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

张平化说：

“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居住分散，回家他还得煮一次。”

毛泽东说：

“那何必呢？”

胡乔木插话说：

“我在一个小队里面，住了五六天的样子，他们那个大队食堂搞得好，食堂都有桌子，一桌一桌的坐，我们在那里和大伙一起吃饭。吃饭还是有保证，粮食、菜、油、盐这些都有保证，所以社员对这一点还是满意的。”

张平化接着说：

“食堂办得好，它是受社员欢迎的。办得好的食堂，把各家各户的特点都照顾到了。”

毛泽东又问：

“既然社、队有一、二、三类，难道食堂就没有三类的？”

张平化说：

“去年我们排了一下，办得比较好的占10%，办得差一点的占20%。总的来说，垮食堂还没有成风。”

胡乔木补充说：

“它遇到灾难的时候，还起到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听到的湖南对食堂的这种基本肯定，与在浙江的调查正好相反。

这天晚上，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广州。

2月15日，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毛泽东在广州过了春节。春节一过，他就通知三个调查组组长各带一名助手来广州。

2月19日，陈伯达将《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报送给毛泽东。这是他在得知毛泽东此前的一系列谈话内容后，为广东调查小组起草的一份材料。《调查纪要》中写道：

“我们同意主席的意见，把现在所称的‘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叫做生产大队，有的地方叫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做管理区，以后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

“现在有的生产大队把富村和穷村勉强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原来收入较多的社员意见很多，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群众意见，划分为不同的基本核算单位。”

“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

毛泽东非常重视广东调查小组的意见，而且从中还受到了启发，几天后便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

2月22日，毛泽东在广州与广东、湖南、浙江的三个调查组部分成员会合。

2月25日，毛泽东在广州鸡颈坑召集陶铸、陈伯达、廖鲁言、胡乔木、田家英、赵紫阳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廖鲁言说：

“有的省委听到要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有的主张改，有的主张不要改。讨论的结果是，人民公社大中小都有好处。”

还有人发言说：“大”还是个方向。

毛泽东听了大家的意见，就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并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他说：

“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

毛泽东指定，以陶铸为组长，陈伯达为副组长，由廖鲁言、田家英执笔，负责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邓力群、许立群、王力、王鲁、逄先知也参加起草工作。要求他们在3月10日写出初稿。

再说与毛泽东南巡调查研究的同时，刘少奇在八届九中全会后，也回湖南老家宁乡县搞调研，他接触了农村的真实情况后说：

“这次回来看到乡亲们很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

“有人说是天气不好，去年遭到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搞得不好。根子还在中央。”

刘少奇还说，有人对错误“死而不改”。“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要犯这个错误。”

而此时的邓小平，也乘着专列到了京郊顺义调研。在专列上，他把吴晗从城里叫来，陪着他打桥牌。然后，他让工作人员从村子里搜集一些材料，写成调查报告，发回北京，再用电报发给正在南方的毛泽东。

1961年3月5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委3号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陶铸。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240亿斤，他们说有400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3月到6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看来《十二条》下去以后，现在我们比较摸底了，粮食产量也落实了。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时就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可是有些省就抓迟了，如安徽就抓迟了，山东就抓迟了，河南就抓迟了，甘肃就更抓得迟了，结果问题就多。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对自己本省的问题估计不足。”

毛泽东讲完后，转向周恩来问道：

“今年的钢产量能不能搞到去年的水平？”

周恩来就汇报了钢、煤的生产情况和市场供应问题。毛泽东接着说道：

“我这次出来之后，沿途和河北的同志谈了一下，和山东的同志谈了一下，和浙江的同志谈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你们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普遍感到社、队大了，要求划小一点。我们搞了三个调查组，目前他们正在这里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初稿已经写出来了，准备让几个省来几个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修改后再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提交中央工作会议。”

有的人对划小社、队规模提出了一些顾虑：怕公社搞小了，对各方面有影响；现在变动，影响春耕生产；还有国际影响问题。毛泽东说：

“我的家乡湘潭，以前分成上七都、下七都，都还嫌大，后来是21个都。如果一个都一个公社，也要21个公社，但现在只有13个公社。你们看，河南只有1200个公社，湖北只有600个公社，都太大了。总而言之，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要反映群众合情合理的要求。

食堂也是一样。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调查了一个生产大队，200多户。这个大队领导了11个生产小队，这11个生产小队里面有富队，有中等队，也有穷队，在分配的时候统统拉平，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将这个生产大队分成三个大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这样，分配上就不拉平了，使得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这是队与队之间的拉平问题。还有一个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拉平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

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这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

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社、队要划小，他说：

“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小组又吸收了几个省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和修改，湖北省参加的是王任重。

3月7日，毛泽东在鸡颈坑单独和王任重谈话，他首先问道：

“你们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没有？”

王任重作了肯定的回答后，毛泽东说：

“看来，一个自留地，一个退赔，一个指挥权，这是三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又谈起食堂问题，他说：

“参加食堂也是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吃。”

王任重说：

“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因为妇女要参加劳动，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但有一部分中农也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家里吃得好。”

毛泽东说：

“城市里头吃食堂的人才占40%，农村有20%的人吃食堂就行了。”

王任重说：

“河南他们还是肯定吃食堂，现在就是一个烧柴的问题。好多人去拾柴供应食堂，结果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

毛泽东加重语气说：

“那就非得改变不可！”

他又问：

“你看有什么办法保证不瞎指挥？”

王任重说：

“瞎指挥主要是公社和县这两级，来源是省、地两级。有的是属于错误的指挥，有的属于一般是对的、但对个别地方是不对的，到了县、社就分不清了，结果就瞎指挥了。比如我们旱地改水地，总的说是对的，但执行中不是因地制宜，统一布置任务，就瞎指挥起来。”

毛泽东说：

“你们省、地这一套就不要再搞了。你们吃了旱地改水田的亏，浙江吃了连作稻的亏，心是好心，想多打粮食，但不因地制宜，瞎指挥，结果减产就很厉害。”

欲知毛泽东对于人民公社内部体制问题如何决断，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1年3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3月到6月只反了4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毛公所说的这一状况，再次验证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著名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从此后的社会实践看，这一类事件还要由于“人为”的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花样翻新，不断重演。本章中已经说过，刘少奇在此次调研中回到了故乡，他说：“有人说是天气不好，去年遭到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搞得不好。根子还在中央。”他又特别强调有人对错误“死而不改”。不知读者诸君嗅出火药味没有？他不仅不像毛泽东那样认真检讨自己，做好自我批评，反而把枪口对准了别人，对准谁呢？请稍安勿躁，越往下看，你就会越明白！

第13章 1961年3月—

“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话说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有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负责人参加的“三南”会议。

这一天，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北京主持召开有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三北”会议。

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把他的小册子《调查工作》的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印发给与会者，并写了一个说明：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发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3月13日清晨，毛泽东给在北京召开“三北”会议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其他与会者们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写道：

刘、周、陈、邓、彭五同志，以及北京会议各同志：

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做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

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做亲身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开三天会太少了，至少五天至七天才行。为什么南方三区反倒不忙，开七天，北方三区倒那样忙呢？因此，派陶铸同志到你们处走一遭。今天去，明天回。另派廖鲁言同志于几天后回北京，去做北方的调查工作。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做系统的亲自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泽东 1961年3月13日上午8时，广州

这一天，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宣读了他写给“三北”会议的这封信。尔后他在讲话中说：

“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主要领导干部亲自搞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

“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第一书记不动手，第二书记就动不起手来。只要省、地、县、社党委的第一书记都亲自动手作调查研究，那就好办了。”

关于30年的那篇《调查工作》，他说：

“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1930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

“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最后，毛泽东又讲到了食堂问题，他说：

“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10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

北京方面的刘少奇等人接到毛泽东3月13日上午8时的信后，立即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和邓小平认为，两地开会，口径不一，建议南北两会合在一处开为好。刘少奇将这一建议电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了，决定两会在广州合开。

3月14日，“三北”会议的四位中央常委和其他与会人员分乘两架飞机，抵达广州。

晚上，毛泽东在广东省委小岛餐厅召开了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关于为什么要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队里边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从开始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搞集体化，搞公社化以来，就没有解决。现在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问题。”

“穷富队拉平的问题，现在已经证明，对富队不好，对穷队也不好。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区别对待。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而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反正吃粮都一样，我干也是白费了，所以他也不积极了。”

毛泽东确定这次广州会议讨论三个问题：公社体制问题、条例问题、粮食问题。周恩来又补充了一个商业和对外贸易问题。

3月15日，南北两会合一，重新编组，讨论公社体制问题、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

毛泽东印发了几个材料，有一个是“三北”会议印发过的河北省委主张将生产队改为大队、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毛泽东在这份材料的标题下特别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有一个材料是陕西省委关于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利弊分析报告。

大家讨论的结果是，都不赞成；在食堂、供给制问题上，意见也很不一致。

3月16日，毛泽东决定将已经写出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二稿印发给各小组讨论。他还将陶铸3月15日报送的关于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调查材料，批发给会议讨论。这个调查材料说，沥西大队为了解决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实行在“三包”、“四固定”的基础上，定死各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在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部归生产队自行处理。这个办法施行后，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

毛泽东在这个材料上批示道：

“印发各同志。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

结果，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没有被会议通过，以至于在半年之后的9月29日，他不得不重提此事。

就在3月16日这一天，陈赓大将在上海病逝。

陈赓在上海从3月份开始，带病撰写他的军事著作《作战经验总结》，原计划准备写序言、作战准备、进攻、防御、追击、转移，共6章；哪知刚刚写完序言，他的心脏病就复发了，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年仅58岁。他是10大将中辞世最早、寿命最短的一位。

陈赓在建国后，曾先后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

3月19日，广州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二稿开始修改，每个大区选派1至三人为代表，参加修改工作。

这天中午，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话说：

“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三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的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1960年上海会议对农业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12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在1959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196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3月20日，曾希圣给毛泽东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写信，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他认为好处大于坏处。毛泽东对此没有表态。

3月21日，毛泽东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三稿印发会议。

3月22日上午，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由他建议召开的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出语惊人：

“我看到有些文章把古人骂得一塌糊涂，把李清照完全否定了。李清照当然有她的局限性，她不可能超过那个时代去解决问题。……有篇文章讲陶渊明，为什么当时不去和九江、鄱阳湖的起义军结合，却坐在那里喝酒，因此认为陶渊明的诗一无是处。……不仅历史上的人物都有缺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都有缺点。毛主席从来没讲过他没有缺点。”

陈毅还说：

“我们今天不要把毛主席神化。凡是把毛主席神化的人是别有用意的。……今天，在农业方面，有人想很快就跳到共产主义，刮共产风，犯了错误……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过今天的时代去解决问题，否则就要犯错误。”

3月22日，广州会议经过广泛讨论，基本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共有60个条文，故称《农业六十条》。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条例明确规定：从《六十条》下发起，原来被叫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的生产队，统一叫生产大队；过去的生产小队，去掉“小”字，一律改叫生产队。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3月22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全文如下：

全党同志们：

党中央现在起草了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草案，发给全国农村支部和农村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

全国农村的形势，在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十二条》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和广泛开展整社运动以后，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凡是贯彻执行了《十二条》指示和认真整了社的地方，广大农民是积极起来了，人民公社制度有了进一步地巩固。今年的春耕准备和春耕情况，在多数地区都比去年好。但是，为了争取今年农业有一个好的收成，还需要全党从许多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也还有许多迫切地总是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是：第一，在分配上，无论在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或者在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的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理区和生产队，以后一律改名为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原名生产小队，以后一律改名为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代替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

以上这些情况，都必须进行及时的适当的改变，才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党中央认为，现在急需在总结过去三年多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3月郑州会议讲话和1959年4月党内通讯的精神，以及中央《十二条》指示的精神，制定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把人民公社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解决。有了这个条例，公社各级干部和全体社员对于人民公社是什么性质，对于公社各级应该作什么，不应该作什么，应该怎样作，不应该怎样作，就可以有一个统一的、全面的、正确的了解。这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会有一个新的高涨，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就会有一个大的进步，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保证。

现在这个条例的草案，就是为着这个目的提出来的。党中央认为，对于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是人民公社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应该通过这次讨论，来提高全体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提高全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

为了把这个讨论领导好，各地党委和全党同志应该注意以下几件事：

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市委、县委，应该首先详细研究这个条例草案，然后领导公社各级党委详细研究这个条例草案，同时，征求他们对于这个条例草案的各种修改意见。

二、要把这个条例草案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读给和讲给人民公社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听，对于同社员关系密切的地方要特别讲得明白，对于他们的疑问要作详细解答，同时，征求他们对于这个条例草案的各种修改意见。

三、省、地、县三级党委，要帮助公社各级党委，详细研究在本地试行这个条例草案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并且同广大群众反复商量，经过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的认真讨论，定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和实施步骤。无论什么问题，一定要在上级领导下，先在党内和群众中定好新的解决办法，然后才允许有步骤、有秩序地改变老的办法。有些问题现在解决有困难的，可以过一个时候再解决。公社各级的公共财产（牲畜、农具、粮食、蔬菜等），一定要注意保护，不许随便分散。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例如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特别要慎重处理，绝对不允许把群众（尤其是生活困难的群众）丢下不管。同时，还要防止坏分子乘机进行反动宣传和破坏活动。

四、讨论和试行这个条例草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妨碍当前的生产。省、地、县三级党委，要帮助和鼓励公社各级干部，继续积极负责地领导生产，领导各项工作。要告诉他们，这个条例草案是要他们正确的领导，不是要他们放弃领导。

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对当地情况和民族特点的调查研究，可以拟订自己的补充条例。在牧区还需要拟订适合牧区情况的条例。这些补充文件在报请中央局批准以后，也应该发给党员和社员讨论，同时报告中央。在将来，各人民公社还可以根据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本省、市、自治区补充条例的原则，根据本公社的具体情况，定出自己的工作条例。

六、城市中的机关、工厂、学校、部队和其他单位，也都应该领导党员和适当范围的群众讨论这个条例草案，以便使他们了解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讨论的时间和办法，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另定。

　 　 中共中央 1961年3月22日

这才是：好事从来都多磨，毛公到此奈他何？众说纷纭多异议，少数历属服从者。

虽然去小已如愿，核算还得从众说。致信全党求贤议，一以贯之不折磨。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问罗光禄：

“罗秘书，你看这次会议开得怎么样？是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啦？”

罗光禄说：

“从总的看是基本解决问题，但我看还有少数同志不完全理解，只是组织上服从，思想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

毛泽东略有所思，点点头说：

“你说得对。代表们走了没有？”

罗光禄说：

“代表们到机场去了。”

毛泽东问：

“叫回来可不可以？”

罗光禄说：

“可以打电话问问飞机起飞了没有。”

毛泽东说：

“你赶紧办吧！”

罗光禄立即打电话询问代表们的行动情况，对方回答说：代表们刚刚到机场。罗光禄说：通知他们不要走了，留下来继续开会。就这样，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又继续进行。

3月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终于要结束了，代表们经过近两天的充分讨论，大家都说思想通了。这下，毛泽东高兴了。

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最近发现的毛泽东同志1930年春所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现在中央决定将这篇文章发给全党高级及中级干部学习。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都应该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

中央认为，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中央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做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调查工作所以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因为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调查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才能做好，调查工作做不好，其他工作也不可能做好。第一书记亲身进行调查工作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第一书记担负责任最重，他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是否正确，是否从实际出发，最足以影响全局，他们重视了调查研究，别的同志就会跟上来。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应该发现事物的真相，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调查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和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看不到事物发展规律的观察。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中央相信，只要在全党坚持这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我们的各方面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

（发至地方县级，军队团级，城市发至区级及大工厂党委、大学党委，大报党委）

附《关于调查工作》

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就《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这篇文章是1930年春写的，总结那个时期的经验。这篇文章之前，还有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

“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1军团4军、3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3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

“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本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

“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做出决策，哪个还去记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

3月28日，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到广州，他们向毛泽东汇报了群众对《六十条》的一些意见。

3月29日，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列北上。他在车上细心观察铁道两旁广东农民插秧的情况，发现插秧还是太密，便派工作人员下去询问。农民们反映说，他们还是赞成六寸乘六寸的插秧密度。毛泽东说：

“瞎指挥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瞎指挥是由于没有生产知识，既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

3月31日，毛泽东在停在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说，群众在讨论《六十条》时，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

“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

他又问道：

“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肯不肯说话？”

张平化说：

“群众还是肯讲真话。”

毛泽东说：

“《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5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

谈话结束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毛泽东说他要立即赶赴武汉，要在武昌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还说要在湖北停几天，接见几个客人就回来。并嘱咐张平化要“以下乡为主”。

1961年4月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见了外国客人。

4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党组《关于节约煤炭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军委总后勤部：

现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党组关于节约煤炭的报告发给你们。望即布置执行。

燃料缺乏是目前国民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大力开展节约煤炭的工作，是解决当前燃料不足的一项紧急措施，也是直接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从长远看，根本解决我国的燃料问题，必须逐步改变燃料的构成，即增加石油、水电和天然气等燃料动力的建设和生产，减少煤炭的消费。这是我国今后建设的一项重要方针。但是，燃料构成的改变，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建设过程，在当前解决燃料不足的最有效办法，除了力争煤炭生产的好转，努力增加产量以外，就是要采取积极措施，提高煤炭质量，合理组织供应，降低煤耗定额，力求煤炭的充分利用，来保证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中央要求国务院工、交、商业各部党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上述精神，指示所属制订节约煤炭的指标和措施，由国家计委综合平衡，列入今年计划，认真贯彻执行。

为了有效地开展节约煤炭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使职工群众认识清楚节约煤炭的重大意义；同时要做好经常的组织工作。中央同意在工业、交通10人小组的领导下，设置一个煤炭节约办公室，由国家计委、经委和煤炭部各指定一党组成员兼任此项工作。负责综合拟订节约煤炭的规划，总结和交流经验，进行督促检查。国务院工业、交通和商业各部，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指示所属也应设置人数不多的专职机构或指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

（发至省军级）

中央 1961年4月3日

4月8日下午，毛泽东离开武汉，又转回长沙。

此时，在省档案局任副局长的毛华初听说毛泽东回来了，就和母亲王淑兰带着宁利、宁科、宁娜三个小孩到省委蓉园一号来见毛泽东。一家人见了毛泽东，王淑兰亲热地叫着三哥，毛华初喊着伯伯，三个小孩子则争前恐后地喊爷爷，好不热闹。毛泽东见了他们也很高兴，吩咐大家坐下。毛华初便和母亲分坐在毛泽东两边的座位上，他说：

“我们来看大伯。”

毛泽东说了声：

“好。”

他问毛华初：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毛华初回答：

“我现在搞档案工作。”

毛泽东问：

“你年纪轻轻的，怎么搞档案工作？”

王淑兰听出了三哥的弦外之音，连忙夸儿子怎么怎么行，要搞其它工作才好。毛泽东说：

“革命工作都一样，行行有出息。不过，现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多搞点调查研究工作。”

毛华初说：

“我虽然管档案工作，但省委尽量安排我下农村，多搞调查研究。”

“好！”毛泽东又嘱咐道：“你还是多搞点调查研究好，档案让那些老头子去搞。”

毛泽东问了几个孩子的名字，毛华初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指着他的大女儿说：

“为什么叫宁利？”

毛华初说：

“她是1949年2月生的，新中国即将成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就是‘宁利’的意思。”

毛泽东笑着说：

“这些名字取得还很有意思。”

毛泽东热情地款待了王淑兰一家人。后来，他和省委打招呼，要毛华初去韶山参加胡乔木领导的调查组，参加调查工作。

4月9日晚7时半，毛泽东在专列上与刚从乡下调查回来的张平化谈话。张平化汇报说：在讨论《六十条》时，生产队对于粮食定购，普遍要求包死，就是把上缴大队的、国家的数量都定下来，其余都是生产队的，这样就有个奔头。关于食堂问题，他说：

“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原来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

毛泽东说：

“才不是哩！”

张平化说：

“现在看来不见得。”

毛泽东肯定地说：

“不是。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

汇报到供给制问题，张平化说：

“现在初步地可以说，供给部分超过30%，肯定不必要，过去搞那么多是错了。估计10%左右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

毛泽东说：

“如果只包五保户，补助困难户，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决问题。30%是多了，这不是真正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基本原则是两条：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将来所谓公，靠什么呢？靠积累，现在就困难了，现在公社就不要搞积累，恐怕两年、三年之内，新的公社就不要积累。新的公社老百姓又怕哩！现在划小，公社多了，它又去搞平衡，这个你们要议一下，万万不能再平调。如果认为没有家底又去平调，那可不得了啦！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平均主义问题嘛！就是要恢复1957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要恢复那一套。”

正是：平均主义层层查，食堂也是大问题。上下求索非易事，调查研究出真知。

此时，胡乔木从韶山回来了，他向毛泽东汇报说：

“看起来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第一、超产奖励问题；第二、分配制度问题；第三、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问题。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时也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不敢议论这个问题，群众也不敢议论，所以就没有发现怀疑的言论了。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食堂’。我们在韶山大队为着先试探一下，找三个小队长和这三个小队的一部分社员，一起座谈《六十条》里面的主要问题。座谈会一开始，就对食堂问题展开了非常尖锐的争论，双方都举出理由，针锋相对。”

毛泽东问：

“你参加了？”

“我参加了。我们原来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原来对于食堂还是比较热心的，经过几次辩论以后，觉得他们提出不办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应该考虑。”

胡乔木列举出一些理由，肥料减少了，山林破坏了。毛泽东说：

“还有，浪费劳动力，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问题。”

胡乔木说：

“他们也讲到这个问题。家里吃饭，多一点少一点，他就是量体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额，反正要吃掉，吃掉了还觉得不够，吃得不好。”

毛泽东说：

“还有一条，在食堂吃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现在马上解散行不行呢？”

胡乔木说：

“根据韶山公社五个大队的统计，89个食堂，已经散掉50个，讨论《六十条》以后，估计还要继续散。有些还要维持。”

毛泽东问：

“他要维持干什么呢？”

胡乔木回答：

“因为省委宣传部宣传得比较久，都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

毛泽东说：

“河北也是这么宣传的嘛，什么社会主义食堂万岁。”

胡乔木说：

“《人民日报》写过社论，也说公共食堂万岁。我觉得，第一现在解散有利；第二，现在可以解散。”

毛泽东说：

“要看现在有没有锅灶，有没有粮食，有没有柴火，有没有房子。”

胡乔木说：

“虽然有些困难，分过了之后，群众还是会陆续自己去解决的。”

毛泽东再次提出他十分关心的问题，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胡乔木说：

“现在由生产队分配，恐怕还有点困难。因为大队可以超越生产队范围组织一些生产，组织一些收入，这一部分收入是为生产队服务的，作用很大。搞得好的，都是靠大队这方面的收入来补充生产队。”

毛泽东问：

“比如讲，韶山大队11个生产队，水平也不一致，分配的时候拉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胡乔木说：

“这个问题不怎么突出，干部和群众反映不多，实际上各生产队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很多。”

谈话结束时，已经是半夜里11点20分了。

4月11日，毛泽东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汪东兴同志：

请打电话给王任重、王延春二同志，请他们2人于14日下午2时到长沙，在这里住三五天，带全部湖北三级会议简报及重要文件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主要是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湖南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些同志似乎还不大懂。（一）对《十二条》政策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10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古人有言：“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见兔顾犬，未为迟也。”在这次三级会议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可以做到的，无所用其忧虑。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此件同时送湖南省委书记处各同志及少奇同志、谭震林、胡乔木二同志。

　　 毛泽东 1961年4月11日

4月11日这一天，刘少奇从宁乡、长沙县蹲点回到长沙市，毛泽东到刘少奇在蓉园的住处，就湖南农村调查中的一系列问题，和他交换意见，直到凌晨2时。

4月14日下午，毛泽东正在寓所批阅文件，电话铃忽然响了，秘书拿起话筒，是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打来的，说是请主席接电话。毛泽东接过话筒，只听张平化在电话中说：

“主席，毛华初现在已经从韶山回来了，带回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及几份材料，让我转呈给您。另外，华初同志还给您写了一封信。他希望能见您一下，有很多情况想跟您当面谈谈。”

毛泽东高兴地说了一声：

“好，快把材料拿来。”

工作人员很快便送来了信和材料，他掂了掂，然后打开毛华初那封信，只见信上写道：

大伯：

您好！我已由韶山回省参加省委三级扩大会议。乔木同志嘱我带回韶山报告及信件，并向您老汇报情况。我在长沙大约有两、三天时间，请您随时通知我来看您老。

此致

敬礼

　　 毛华初 4月14日

毛泽东放下毛华初的信，又拿起胡乔木的信及几份材料一一翻阅。胡乔木在信中提到的那些具体情况及数据，令他大为惊讶，他心里一阵紧似一阵。胡乔木在信中是这样写的：

主席：

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另送上韶山公社讨论《六十条》情况简报一份，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情况一份和毛华初同志访问东塘生产队材料一份。关于韶山公社的一些情况，请毛华初同志面报。

韶山大队准备在后天（4月16日）召开代表大会，讨论食堂、山林、房屋、包产等问题。韶山大队因原来包产较高，经社员讨论后提出包产增2%，即亩产由原包的531斤增包至541.6斤，公社党委已同意，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决定。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起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3个大队死707人，占现有人口13.5%），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3年来死亡率都达20%左右。据县委说，全县3年约死3万人，去年约死2万人（请注意，叶永烈在他的书中引用此材料时，在前一个“约死”二字中间添了一个“饿”字，在后一个“约死”中去掉了“死”字，这样，就使此处变成了“全县3年约饿死3万人，去年约2万人”。于是，联系上句，“约2万人”也变成了“饿死2万人”，其心何其毒也——笔者注），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7万人，现已减至1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全县粮食都由大队而不由小队保管和加工（据说邵阳全区从1958年以来就这么办），对于社员安排口粮和发展养猪都很不利。这一点我们提出意见后，地县委同志都表示同意立即改变。去年年终决算应分给社员的工资和应退赔的实物现金发得都很少，县委已决定最近加以解决。未整过风的社队，县委也准备在插秧后着手整风。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完全可以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毛华初同志回省开会，同时向省委报告韶山和湘乡的一些情况，预备过两天还回来。如有指示，希望能告诉他转告。

敬礼

　 　 胡乔木 1961年4月14日

4月15日清晨，毛泽东在胡乔木的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张平化同志：

胡乔木同志来信一件及附文四件，送上请阅。我看可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请在今日印好发出。发出时，请送刘少奇同志、王任重同志、王延春同志各一份，送我20份，为盼。

祝好！

　　 毛泽东 1961年4月15日上午

后来在湖南三级干部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决定调王延春到湖南工作，担任分管农业的省委常委、书记。

4月15日下午4时许，毛华初正在办公楼里翻阅材料，听见电话铃响，他拿起听筒，是省委办公厅打来的，通知他去见毛泽东，电话中说：

“毛主席在蓉园4号楼会见你，车子已在楼下等着，请你马上下楼来。”

毛华初急忙下楼，坐上小车奔向蓉园4号楼。来到毛泽东下榻处，他一脚跨进门，见伯伯正在看材料，便向前一步，习惯地喊了一声“大伯！”并行了一个军礼。

“你来了，华初！”毛泽东朝他笑着，并招呼说：“好，你坐下。”

秘书来给毛华初倒了一杯茶，便退了出去，随后又进来送给毛泽东一支铅笔和一本稿纸。毛泽东问道：

“华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毛华初回答：

“昨天回来的。”　　

毛泽东说：

“乔木同志的报告和所附的四个材料，我昨天晚上都看过了，今天你再给我谈些乡里的情况。”

毛华初听了，心想：既然主席已经看过材料，那么汇报乡里情况，只需抓住几个关键问题，也就是群众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就行了。于是，他说道：

“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比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在增加，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群众说，食堂这个办法要不得，粮食歉收，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农村经济破坏严重……食堂要解散。”

毛泽东一边凝神听着，一边用铅笔在稿纸上画着。他问道：

“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满意，办不下去呢？”

毛华初说：

“主要是群众吃不饱，还有群众认为吃食堂不自由。”

“粮食都是那么多呀！”毛泽东问：“为什么办食堂就吃不饱呢？”

毛华初说：

“因为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加上过去有自留地种小菜，主粮吃得就少了。另外，一家老小几口人，谁多吃一口，谁少吃一口都无所谓，吃食堂就不行了，吃多吃少心理不平衡，容易产生意见。因此，吃食堂不吃食堂大不一样。”

毛泽东问：

“那么办食堂为什么山林破坏那么严重呢？”

毛华初说：

“因为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毛柴子不经烧，火力小，而大柴火力大，又省事，所以人们上山砍树当柴烧，山上的树也就砍光了。”

“依你看，食堂不办为好啰？”

毛泽东用征询的语气问道。毛华初果断地回答：

“是的！我看，农村办公共食堂的条件不具备。办食堂，社员不种菜，尽靠主粮，怎么吃得饱啊！”

毛泽东说：

“你们省里有位书记，过去是喊‘公共食堂万岁’的。你们主张解散食堂，不是和他唱对台戏吗？”

毛华初回答说：

“那也许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认识吧！现在他的观点可能改变了。”

谈话时间已经很长了，护士进来催毛泽东休息。毛泽东摆摆手，示意她不要打扰。过了一会儿，护士第二次进来了。毛华初怕影响伯父休息，便起身告辞。毛泽东按了一下手，要毛华初坐下继续谈，问到了他外婆家那边的情况。

“唐家圫那边情况怎么样？”

毛华初说：

“唐家圫一个屋场基本上是一个生产队，他们都姓文，都是自家兄弟叔侄，加上他们历来有勤劳致富的传统，因此现在虽然生产和生活情况都很一般，但还算勉强过得去。但团结性较差……”

毛泽东听了，脸色沉了下来，严肃地说：

“文家是我的亲戚，应该带头搞好团结，搞好生产。你回去转告当地党组织和政府：请他们教育文家兄弟叔侄好好听党的话，听政府的话，勤耕守法。”

他还赞赏地对毛华初说：

“你谈得好哇！今天说了很多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就是要说真话。有人汇报，就是不说真话，尽说假话，报喜不报忧，结果害人不浅。这是万万要不得的啊！”

毛泽东点了一支烟，接着说：

“你回去告诉乔木同志，看来公共食堂不能‘万岁’，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不过，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独自作决定，即使解散，也经中央讨论决定后，再正式行文。因为这是关系全国的问题。解散食堂，你们在韶山可先试点，但应注意还会有一些新问题，一定要搞好生产！你回去和乔木同志讲，韶山要搞好，唐家圫要搞好。”

毛泽东和毛华初的这次谈话，大约持续了50分钟左右。毛华初回到韶山后，马上将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胡乔木等人。

欲知毛泽东此后去向何方，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调查年”率先垂范，发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并力图及时纠正。但从“三南会议”和“三北会议”合并以后的广州会议情况来看，并非易事。广州会议先后否定了他提出的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打破生产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建议，由此可见党内的阻力是不容小觑的。关于解散食堂问题和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他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尽管如此，在4月15日下午和毛华初谈话时，他还强调说：“看来公共食堂不能‘万岁’，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不过，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独自作决定，即使解散，也经中央讨论决定后，再正式行文。因为这是关系全国的问题。”毛泽东的民主意识、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观念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第14章 1961年4月—

“有多少人民群众连野菜都吃不上，我怎么能忍心去吃猪肉呢？我咽不下去呀！”

话说1961年4月16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陶铸、王任重、胡乔木开会，讨论食堂问题。

4月18日，毛泽东离开长沙，去了南昌。

4月19日晚，毛泽东在南昌会见了以古巴教育部长阿曼多·阿特·达瓦洛斯为首的古巴文化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座的有邵式平。毛泽东同古巴客人进行了长时间亲切谈话。他在谈到知识分子时说：

“我们应该争取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否则我们就无法继续我们的事业。”

他还指着身边的邵式平说：

“我们中间有个大知识分子，就是这位邵省长，他读过大学。”

新华社对毛泽东这次外事活动进行了及时报道。报道中说：“毛主席最后在送别古巴朋友的时候，特别嘱托他们向古巴人民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致以亲切的问候，并祝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尔后，毛泽东到达杭州，住在刘庄。

此时，浙江的调查和《六十条》试点工作均已告一段落，浙江调查组的成员随即回到杭州，同毛泽东住在一处。

4月23日，毛泽东找田家英谈话，研究下一步调查工作，谈到全党范围的，也谈到浙江调查的问题。

4月25日上午，毛泽东写信给在杭州的邓小平，他在信中写道：

小平同志：

请你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于5月15日到达北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列举名单，照广州原样）则于5月9日到达北京。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7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归大队有好处还是归队有好处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15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5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此通知，请你找田家英同志合作起草。今天晚上我们谈好，明天用电报发出，是为至盼！

毛泽东 4月25日上午9时

是日晚，田家英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会议开到次日凌晨2时，决定浙江调查组就农村中若干关键问题继续进行调查。

4月26日，中共中央以《中央转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将前面说到的胡乔木的那一封关于韶山等地调查研究的信和附文4件转发中央局、全国各省。内容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现将胡乔木同志的一封信和附文4件转发给你们，请你们仔细研究，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个文件是否转发至下级，由你们自行决定。

　　 中央 1961年4月26日

4月27日晚至28日凌晨，毛泽东在杭州饭店接见了来自几内亚、乌干达、约旦、南非、塞内加尔、怯尼亚（今肯尼亚）、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的七国亚非外宾，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的斗争你们支持，你们的斗争我们支持。我们支持全世界所有人民的斗争，包括你们的斗争，团结所有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的朋友，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政党。”

毛泽东还说：

“在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当中，采取正确的路线，依靠工人、农民，团结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反帝力量，紧紧地联系群众，就有可能取得胜利。”

“革命政党的力量，在开始时都是处于少数地位，但是有前途的就是他们。”

在五一节前夕，毛泽东从杭州到了上海，在锦江饭店接见了谈家桢，在场的还有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刘述周以及负责教科工作的杨西光。毛泽东一见谈家桢就笑着问道：

“你对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顾虑吧？”

“没有什么顾虑了。”谈家桢高兴地说：“我们遵照双百方针，学校里已经成立了遗传教研室，两个学派的课程同时开。”

毛泽东说：

“好嘛，我支持你。”

刘述周插话说：

“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大搞特搞起来。”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说：

“这样才好啊，要大胆地把遗传学搞上去，不要怕！”

此时，宋庆龄得知毛泽东已经连续七个多月没有吃一口肉了，经常以青菜粗粮充饥，她深为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的身体担忧，就特意给毛泽东带来了一网兜螃蟹，要毛泽东补一下身体。宋庆龄哪里知道，毛泽东岂止是以青菜粗粮充饥，在青黄不接的时节，他竟然一连20多天没吃一粒粮食，只以菠菜和马齿菜等等野菜，维持着他那伟岸的身躯。

宋庆龄的深情厚谊使毛泽东大为感动，可他却指着螃蟹对宋庆龄说：

“谢谢你，我不能收。我跟工作人员讲了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宋庆龄坚持说：

“螃蟹不是肉，也不是蛋，螃蟹就是螃蟹，你非收下不可。”

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敬，不便再推辞，只好收下了。可等宋庆龄一走，他就把螃蟹送给了警卫战士，谁也无法改变他不吃肉的决定。

有一天，卫士长李银桥帮助毛泽东做按摩，发现毛泽东的脚脖子小腿骨那里，一按一个坑，很长时间起不来。这明显是由于缺乏营养出现的浮肿。李银桥说：

“主席，你看，这是缺营养……”

毛泽东还未等他说完，就说：

“看什么，脚脖子都长胖了，你还说我缺营养。我看是营养过剩了。”

周恩来知道了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就过来动员他：

“主席，吃口肉吧。为了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

毛泽东用他那少有的低沉的声音说道：

“有多少人民群众连野菜都吃不上，我怎么能忍心去吃猪肉呢？我咽不下去呀！你不是也不吃吗？我们都不吃，共度难关。”

正是：心系人民律自身，野菜果腹实感人。古来可有如斯者？至今读来泪沾襟。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市与各界人士共庆佳节。

这天晚上，曹荻秋陪同毛泽东在锦江饭店接见了周谷城等各界的知名人士，参加聚会的还有陈望道、沈体兰、沈克非、周信芳、金仲华等。众人与毛泽东围坐在小圆桌旁，周谷城就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周信芳的年龄，又问了沈体兰的年龄。大家自始至终无拘无束，只谈生活琐事，不涉其它，兴致极高，尽欢而散。

晚上10点，周谷城在家里已经睡下，忽然接到了《解放日报》编辑部记者打来的电话，说是希望他写一首诗或一首词，在明天的报上发表，以表示对毛泽东的欢迎。周谷城婉言推辞说，毛泽东的诗词豪迈奔放，纵横千古，本人自愧不如，写不出来。记者却说：

“不要紧，要求不高，只写一首，随便写一首好了。”

周谷城说：

“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

结果，周谷城拗不过记者的软磨硬泡，只好连夜填词一首，发表在5月2日的《解放日报》上，其词云：

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调寄《献衷心》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

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毛泽东从报上看到周谷城的词后，立即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周谷城，请周谷城到他的下榻处来。

5月3日下午3点，周谷城来到毛泽东下榻处，毛泽东正在看报，见周谷城来了，放下报纸，开口就说：

“词一首，见到了，怕不只一首吧？”

周谷城回答说：

“只有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实是第一首。”

“总怕不止一首。”

毛泽东喃喃自语，意思是说周谷城像个常常写这些东西的人。周谷城忙解释道：

“我当时就对《解放日报》的记者说了，主席是内行，要求不可能不高，他们硬要我写。”

毛泽东摇着手，笑着说：

“主席也只有那么内行。”

他一边说还一边用手比划了一个很小的手势。周谷城说：

“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纯属附庸风雅。”

“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

“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

毛泽东非常认真地说着。周谷城却转换话题谈起了古文的字义，他说：

“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因为‘离’、‘牢’同声。”

毛泽东轻轻点点头，说：

“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

周谷城兴致正浓，又发挥道：

“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啰唆。因为牢罗同声，骚唆也同声。念啰唆，可能就是发牢骚。”

毛泽东听着周谷城信口引申的见解，并没有表现出诧异，脸上浮着微笑，觉得蛮有风趣。周谷城又说：

“主席教我们说话要风趣，真该好好注意。”

毛泽东说：

“是呀！老是干巴巴的，有什么味。”

周谷城说：

“我近来替‘风趣’找到了一种解释：智慧超过需要时，可能有风趣；智慧赶不上需要时，不仅不能有风趣，恐怕还要出丑。”

说到这里，两人都会心地笑了。

“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

毛泽东的自言自语似乎为这个话题划上了句号。周谷城又偶然提及了邓演达，毛泽东问：

“你认识邓演达？”

本传在第二卷中曾经叙述过，周谷城认识邓演达。那还是在1927年春由毛泽东把他介绍给邓演达的。邓演达对周谷城的文章很欣赏。大概是毛泽东忘记了，故而有此一问。周谷城见毛泽东如此问，便说：

“我认识他。”

毛泽东感叹道：

“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晚上，毛泽东留周谷城同在一个小方桌上共进晚餐。周谷城告辞回家时，毛泽东一直把他送到汽车旁。

5月6日，毛泽东就陈正人从四川简阳给他来信一事，给李井泉、陈正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四川省委李井泉同志，并转简阳平泉公社陈正人同志：

陈正人同志5月1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再去简阳做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4月25日通知你们的。5月4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5月20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

此信并告中央。

毛泽东 1961年5月6日于上海

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

5月7日，毛泽东接到了周恩来从河北邯郸打来的电话。周恩来汇报了四个问题：1、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2、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3、社员迫切要求恢复评工记分。4、邯郸旱灾严重，有的甚至颗粒无收。

毛泽东立即将周恩来的电话汇报记录转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5月8日，毛泽东收到了胡乔木这一天发来的信，信中报告说：韶山公社食堂由原来的112个，减为六个，其中五个不久都将不再办了。另外，胡乔木在信中还汇报了农村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城市居民食堂问题、国营工厂企业参加和领导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和城市工商业及城市整风问题。

5月9日凌晨3时，毛泽东将胡乔木的来信转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这天下午4时半，毛泽东复信给胡乔木，他写道：

“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5月15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5月20日到京。”

5月10日，邓小平、彭真将他们在北京近郊顺义、怀柔的调查情况，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报告中说：

“根据我们直接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在顺义、怀柔）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近郊和各县一个多月调查的情况来看，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指示的结果，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需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

“北京近郊和各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规模都已调整了，社也大部调整完毕了，多数是万把人一个社，大队一般是以村为单位，生产队一般是50户左右，生产队下面一般建立作业组，实行责任制。社队规模的调整，使农民心里有了底，社员对于社、队可以比过去‘看得见、抓得住、管得了，信得过’了。效果很好，它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现在，有很多生产队，由于调整了社队规模，废除了老的供给制，实行了新的供给制（即只供给五保户和困难户），再加上执行和改进了三包一奖、评工记分的办法，又讨论了前述的余粮分配办法，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显著提高，因而发现现在有不少社队劳动力不是少，而是有了剩余；已经不是队长去催工，而是社员找队长、组长催活、要工了。”

关于食堂问题，他们写道：

“食堂问题比较复杂，除居住分散的队不办、长年食堂一般主张不办外，对农忙食堂（半年多），群众意见很不一致。”“现在情况还在变化，有些人退出食堂自炊一个时期后，又要求入食堂，散了食堂的地方，也有少数人要求再办。看来，吃不吃食堂的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尤其要走群众路线，让社员慢慢考虑、好好讨论，完全根据群众自愿，他自己感到怎样合算就怎样办。今后，要办食堂的，一般应当把食堂的经济核算同生产队分开，即把生产队的分配和社员的生活消费分开。食堂不要大了，应办小型的，或者是自愿结合的。”

5月11日，毛泽东专门前往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宋庆龄的寓所看望她，赠送给宋庆龄一条绣有梅花图案的高级红地毯，铺在她上下楼的楼梯上。

5月14日，毛泽东为转发张平化的一封报告信，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此信转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张平化同志：

你的这封信可发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仿照办理。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毛泽东 1961年5月14日于天津

此后不久，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5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先后就毛泽东在4月25日提出的关于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以及耕牛、农具归大队有好还是归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林业、商业、恢复手工业和恢复供销合作社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刘少奇在会议上曾经发表讲话说：

“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这些错误并不涉及到‘三面红旗’本身，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了。”

刘少奇明确表示，中央对这些错误要负主要责任。

5月28日，毛泽东为戚本禹写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拟了一个题目：《调查成灾的一例》，并批示道：

“阅田家英报送的戚本禹5月12日写的材料《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和田家英报送这个材料的信。田家英的信中说：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去年6月下放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劳动。最近他寄了一份材料给我，反映一些机关、学校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戚本禹的材料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在二十几个调查组的工作里，比较普遍地存在着‘10多10少’（如“昂首望天的多，下去劳动的少；吃喝的多，和工人同吃同劳动的少”等——笔者注）的问题。此件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

此后，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上对戚本禹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作了第二个批示，他写道：

“戚本禹的报告发给你们。戚本禹是好同志，他是抵制中直党委扶右反左的一个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他给我的报告，你们看看，现在的调查研究弄成了什么情况。”

5月29日、30日，中央工作会议再次讨论修改了3月22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并作为“修正草案”予以通过。关于公共食堂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生产队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对不参加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这个规定，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

关于分配制度，“修正草案”取消了供给制，规定“生产队对社员的劳动，应该按照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的报酬，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计算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对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等社员，经过社员大会的讨论和通过，实行供给或给予补助。其费用从公益金中开支。

会议最后讨论了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陈云在讲话中就动员城市人口下乡问题说：

“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

在周恩来主持下，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在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在本年内要减少一千万。

5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对戚本禹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作了第三个批示，他写道：

“此件，请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一直发到县、社两级党委，城市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基层党委，财贸基层党委，文教基层党委，军队团级党委，予以讨论，引起他们注意，帮助下去调查的人们，增强10少，避免10多。如果还是如同下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同时，请将这个文件，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之一。”

1961年6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回忆郑州会议以来的历史时说道：

“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3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的，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

1959年4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1960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

去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下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11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三类县、社、队，其它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就说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

毛泽东还说：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11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经过3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1959年、1960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

毛泽东最后提议，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庐山去开，时间在8月。他还说：今年这个庐山会议没有1959年庐山会议那个急风暴雨了。

6月1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总统阿哈默德·苏加诺，他在谈话中说：

“上一次总统来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因为联合国里有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进联合国，这是同台湾问题有关系的。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11年了，再等11年或者更久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你们没有联合国问题，只有西伊里安（指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岛西半部及其近海岛屿，1949年印度尼西亚独立时，荷兰政府在美国支持下继续霸占这一地区——笔者注）问题，这是与我们不同的。”

苏加诺说：

“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目前外界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中国大陆同台湾成为整体，作为一个国家进入联合国；另一种主张认为中国可以先进入联合国，然后在联合国里同朋友们一道进行斗争，使得在联合国中只有中国，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台湾归还中国。不久前我同陈毅元帅谈话时，曾把这两种主张转告给他，并说明这不是印尼的观点。不过陈毅元帅已经明确表明只接受前者，而不接受后者；只愿意一步走，而不愿意分两步走。”

毛泽东说：

“只能一步走。”

苏加诺说：

“我愿意很好协助，为实现一步走而奋斗。”

毛泽东说：

“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苏加诺说：

“这是否就像苏联同乌克兰在联合国的情形一样呢？”

毛泽东说：

“不一样。”

苏加诺说：

“我不是说社会制度方面，而是指能不能像乌克兰同苏联那样在联合国有两个代表。”

毛泽东说：

“不行，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乌克兰，还有白俄罗斯在联合国有代表，这是有历史原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乌克兰同白俄罗斯都参加联合国，苏联也在联合国里，因而苏联在联合国拥有三票。苏联当时碰到许多困难，不能不这样做。但是这样并没有两个苏联的问题。”

6月13日晚，毛泽东给在北京大学俄语系学习的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女儿：

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

问好。

父亲 6月13日

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

指示中总结了几个月来全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对今后的调查工作，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指示中写道：

“毛泽东历次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应该成为一切干部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必须遵循的准则。”

6月中旬，毛泽东创作出了“形象极其壮丽，声调极其和谐，令人百读不厌”（郭沫若语）的一首《七律·答友人》，其词云：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七律·答友人》中的“友人”是谁？在有关方面，一度众说纷纭。

据《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吴正裕、李捷、陈晋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披露，当时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曾对他的一些诗词进行抄写。林克所抄写的这首七律的标题就是“答周世钊”。《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也明确指出：“1963年他（指毛泽东——原注）亲自主持编辑《毛主席诗词》时，此诗在清样稿上标题原为《答周世钊》。”“随后，作者在这个标题的周世钊名字后加上了‘同学’二字，最后，他将‘周世钊同学’5字去掉，把标题改定为《答友人》。”还有，在1964年1月，毛泽东应《毛主席诗词》英译者的请求就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作口头解释。其中关于《七律·答友人》的“友人”指谁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友人是周世钊。”另据史料证实：1964年2月，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做了14点解释，其中第8点为：“长岛”指长沙，“友人”是一个长沙的老同学。周彦瑜和吴美潮说，他们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问过父亲：“近期外面传言，毛泽东《七律·答友人》是答您的，不知是不是？”老人回答说：“肯定是答我的，但不能往外传。”1992年，吴美潮就“友人”问题请教过毛泽东诗词英译者叶君健，叶君健答复是“我查了一下，《答友人》译为‘答一位朋友’，即Reply to　a　Friend。英文参加翻译的有钱钟书、乔冠华、赵朴初、袁水拍和我，都是经过充分论证后确定的。”以上这几种说法是一致的，是比较可信的。

另一种说法是：毛泽东的老同学、老朋友乐天宇、李达和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在长沙闲谈，他们知道毛泽东在5、6月间的北京会议期间，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失误承担了主要责任，并做了检讨。他们猜想毛泽东的心情一定不好受。遂决定送毛泽东一些礼物。乐天宇将客人捎给他的九嶷山上的斑竹，送给毛泽东一枝；还有他自己写的一首七律《九嶷山颂》的条幅，落款是“九嶷老人”。李达也送上一枝斑竹毛笔，又写了一首咏九嶷山的诗词。周世钊送的是一幅内有东汉文学家蔡邕的《九嶷山铭》的墨刻。毛泽东收到老朋友的礼物后，引起了对家乡、老朋友、老同学的怀念，就写了一首《七律·答周世钊、李达、乐天宇同志》。不久，乐天宇在田家英那里看到了毛泽东诗稿，要求田家英圈掉他的名字。时值郭沫若正编辑毛泽东诗词，田家英就把乐天宇的意思转告给郭沫若，郭沫若说：“那也好，不如改为《答友人》吧。”于是，后来就成了《七律·答友人》。

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规定中说：

“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1961年1月20日中央工作会议纪要发出以后，各地在退赔平调物资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有的地方决心比较大，做得比较认真，但是，总的来说，退赔工作还是做得很不彻底的。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下最大的决心，贯彻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复多次的指示，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全部、彻底进行退赔。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为工业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才能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6月22日，毛泽东就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于6月19日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中央机关精简情况的报告》，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小平同志：

此件很好，应当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照此报告，坚决执行。如果中央24万人中，已减去三分之一，即8万人，并且还可以减去几万人，我想再减4万人，不知行不行？如能共减12万人，占总数24万人的一半，肯定工作效率会大为提高。各省、市、区一级，专区一级，县一级，这地方三级均照此计划，坚决精简，则将在全国范围内大为减少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现在城镇人口要减少二千万以上，人民公社三级人员已有规定，如能坚决妥善实行，则一个人浮于事的严重问题就可解决了。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1961年6月22日

1961年7月间，毛泽东从稿费中拿出5000元钱，派人送给病中的第二军医大学一级教授张维。

张维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张维的母亲在革命战争时期掩护过毛泽东。抗战胜利后，张维为新四军运过药品。

7月6日，毛泽东的表兄文涧泉和赵迎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陪同，穿过林荫大道，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侧门。

文涧泉是在7月初来到北京的。赵迎是毛泽覃前妻赵先桂的继子，在大坪学校教书。此人粗通文墨，能说会写，见识较多。文涧泉此次带赵迎来京，一是因为赵迎是自己外婆家赵家的亲戚、赵先桂的继子，二来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还可以借重赵迎的见识，同三表弟毛泽东谈论一些乡间的情况和对时局的看法。

这一次文涧泉来京，不再像两年前在京时睡门板受冷遇了。他和赵迎到了客厅门前，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走到门口迎接，与他们握手。毛泽东问了赵迎的姓名之后，连声说：

“欢迎，欢迎。”

宾主在客厅落座后，毛泽东向两位客人询问了许多情况，他还说：

“现在农民生活很苦，苏联又天天逼债，国家暂有困难，需要克服一下，暂时吃点苦，过几年会好一点的。人民公社没有办好，群众有意见，下情不能上达，我们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们派了一个工作组到你们公社了解了一下。组长是我的秘书胡乔木，他们了解了很多情况，向我写了一个详细调查报告。你们回去后，要及时写信，把农村情况告诉我。”

文涧泉说：

“主席，我没有读什么书，信写不好，就请赵迎给你多写信吧。他是当老师的，肚里有墨水。”

毛泽东就对赵迎说：

“赵老师，你就做我的通信员，好吗？”

赵迎连忙说：好，好！毛泽东说：

“我对农村教育工作确实考虑得少了一点，我们是文明古国，旧社会人民缺少文化，受人欺压，这教训不能忘。要在农村普及文化。现在办学有困难，可以发动群众办，分散办，办农校办夜校。我过去就在韶山办过夜校。把夜校办好，群众晚上上学。等条件好了，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在我们这一代，总要为农民做点好事才行。”

后来，赵迎回到家乡后果然成了毛泽东的“通信员”，他经常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乡下的情况。

7月的一天，毛泽东把警卫员小李叫到身边，问道：

“听说你要去大庆，是吗？”

小李是从16岁那年就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回答说：

“是的，很多同志都写了申请，但又舍不得离开主席，又不想去。”

毛泽东说：

“是啊，你们在我这里10多年，你们不想离开我，我也不想叫你们去，我对你们的感情比对我的孩子还亲，他们还不能天天见到呢！但我不能老留着你们。”

他把小李的手握在自己的大手里，继续说：

“革命不能总在一起的，我这里不是有很多同志都到一线去了吗？这是革命的需要嘛！我们都得服从革命的需要。”

小李禁不住热泪盈眶。毛泽东劝慰他说：

“已经长大了嘛，不要哭。那个地方艰苦，艰苦的地方要去，艰苦的地方锻炼人！”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部下的指示往往是耳提面命，在开展调查研究问题上也不例外。他在1961年5月6日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中，口气则完全变了一个样。请看：“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4月25日通知你们的。5月4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5月20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这完全是一种乞求的口气了！毛泽东还唯恐来信有失，又特别嘱咐：“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由此可见，他要得到“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的书面报告，是比攀登“蜀道”还要难呢！

第15章 1961年7月—

“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人者也’。”

话说1961年7月10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结束了对苏联的友好访问（其间，他与苏联曾签订了《朝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乘专机离开莫斯科转道至北京访问。

凌晨4时，金日成的专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数千群众在机场热烈欢迎。周恩来和金日成在欢迎仪式上先后致词。欢迎仪式结束后，金日成在刘少奇、周恩来的陪同下，同乘一辆敞篷轿车进入市区，60万身着盛装的北京市民载歌载舞，夹道欢迎。

下午，刘少奇、周恩来同金日成及其党政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友好交谈。

是日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欢迎朝鲜客人。

7月11日，周恩来和金日成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上签了字。《条约》全文如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深信，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互助关系的发展和加强，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为此目的，决定缔结本条约，并各派全权代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特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

双方全权代表互相校阅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议定下列各条：

第1条 缔约双方将继续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而尽一切努力。

第2条 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它援助。

第3条 缔约双方均不缔结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集团和任何行动或措施。

第4条 缔约双方将继续对两国共同利益有关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协商。

第5条 缔约双方将继续本着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和友好合作的精神，在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继续巩固和发展两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合作。

第6条 缔约双方认为，朝鲜的统一必须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实现，而这种解决正符合朝鲜人民的民族利益和维护远东和平的目的。

第7条 本条约须经批准，并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批准书在平壤互换。

本条约在未经双方就修改或者终止问题达成协议以前，将一直有效。

本条约于1961年7月11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朝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全权代表 周恩来 全权代表 金日成

（签字） （签字）

签字仪式结束后，金日成提出想见见毛泽东。周恩来便决定陪同他去见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

7月13日，毛泽东在西子湖畔会见了来到杭州的金日成一行。周恩来、陈毅参加了会见。毛泽东高兴地对金日成说：

“条约签订了，我已经看到了。”

周恩来插话说：

“外国对这个条约反映很强烈。”

金日成说：

“签订这个条约，提高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感到有了保障。”

毛泽东点了点头，赞许地说：

“这很好！”

金日成关切地向毛泽东询问对国际局势的看法。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局势的状况，谈到了“究竟谁怕谁”的问题。他说：

“究竟谁怕谁？说我们一点不怕是不对的，问题是谁怕谁更多一点。我说我们怕，但不是怕得那么厉害，帝国主义怕我们更厉害一些。”

毛泽东还说：

“我们见过三个教员，蒋介石、日本、美国。没有它们压迫我们，不逼得我们无路可走，中国是搞不出来的。我看你们也有三个教员：日本、美国和李承晚。”

金日成说朝鲜族是个少数民族。毛泽东说：

“少数民族可是厉害呢！蒙古的成吉思汗统治过整个亚洲和半个欧洲。你们不要以为民族小，就信心不大，历史上很多大民族都不如小民族。”

毛泽东亲切地看着金日成，又说道：

“美国不同苏、中做生意，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还有个不承认，不承认你们、我们和胡志明，这与我们有什么害处？”

“没有什么害处。”

金日成爽快地回答。毛泽东豪迈地说：

“我看还有好处。让我们再等它个40年，然后再请客，再进联合国。40年后，我去见马克思了，还留下个周总理。”

说罢，他侧过头看看63岁的周恩来。毛泽东比周恩来大5岁，40年后就是100多岁。到那个时候，最年轻的金日成也有90多岁了。周恩来听毛泽东这么讲，忙说：

“我也去见马克思了！”

陈毅笑着说：

“我也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毛泽东却认真地说：

“金首相可以，你要保养身体，那时候你可以大请客。”

一句话说得几个人无不开怀大笑。

7月16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军委，中央组织部，计委、经委、科委、国防工委、国防科委党组，有关部党组，全国总工会党组：

为了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速我国原子能工业的建设，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加强各有关方面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为此，作出如下决定，请有关部门和国防科委与第二机械工业部共同研究，认真地贯彻执行。

一、加强二机部的技术力量和领导力量。

1、抽调86名高级科学研究和工业技术骨干。

2、抽调厂、矿长，党委书记14名，处级干部60名，科级干部18名。

以上干部，由中央组织部负责，于今年10月以前调齐。

3、由教育部考虑确定在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华东工学院指定科系，专门培养有关原子能方面需要的专业干部，在招生安排、学生质量和毕业生分配上首先保证二机部的需要。

4、由三机部调一个技工学校、由电力部拨一个中等技术学校给二机部。

5、由煤炭部调给二机部一个有经验的技术较好的竖井队。

二、关于设备、仪表的生产、试制、配套问题。

1、由国家计委协同一机部考虑决定拨给二机部几个比较有基础的机械、仪表工厂，作为原子能方面专用设备、仪表的试制厂；同时指定一批工厂，在安排任务时首先满足二机部的需要，对于这些工厂二机部可以在业务上和他们直接发生联系。

2、二机部应着手筹划扩建和新建必要的专业性的工厂，以便将来比较集中地制造原子能工业所需要的专门设备、仪表。

三、关于工业卫生和防护医疗问题。

1、批准在卫生部建立放射卫生医疗防护管理局。

2、由卫生部抽调一批医务骨干给二机部，其中约20名为科学研究骨干，约30名为主任或主治医生。

3、在二机部自己专用医院未建好以前，由卫生部从北京指定一个医院接收二机部的病员。

4、由全国总工会拨一座较大的疗养院给二机部。

5、为了保证二机部所需药品和医疗器材的供应，二机部可以单开户头，直接纳入卫生部分配计划，由商业部和卫生部直接划拨。

四、为了确保机密和运输及时，将二机部物资一律列为军运。

第二机械工业部应该加倍努力，加强协作，战胜困难，完成原子能工业建设的任务。

　 　 中央 1961年7月16日

7月17日晚，毛泽东在杭州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出席浙江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代表。

7月21日，邓小平在黑龙江视察期间听取哈尔滨市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左”的错误（《邓小平传》评语），他说：

“今后主要讲社会主义好了。按马克思的说法，我们就是超越了阶段。一切都要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不要再照顾原来说过的话，办过的事，那是照顾不住的。”“我们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能搞这样高的，再高了就不行。凡是办不到的，不管原来是哪个人说的，站不住就改，顾面子是顾不住的，今天顾住了，明天也顾不住。”

7月30日，毛泽东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5万人之多。

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样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1960年，他们已进大学的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1960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

1961年8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毛泽东 1961年7月30日

1961年的一个夏日，江青到广东某部队调查研究，这个部队过去曾屡建战功。江青发现这个部队的第一警卫连，自己种菜养鸡，节省了不少开支。战士的床铺干净整洁，蚊帐吊挂有序。尽管离营房200米就有一家备有电风扇的理发馆，指战员们还是自己相互帮着剃头。于是，江青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调查报告，她在调查报告中写道：

“这些战士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自力更生，勤俭节约，他们是人民真正的儿子。”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因脑溢血突发，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8月15日，北京举行陈嘉庚公祭大会，毛泽东派人敬献了花圈。

8月16日下午5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杭州驻地会见了加纳总统恩克鲁玛。

加纳是在1960年7月5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初次访华的恩克鲁玛由黄华陪同来到杭州与毛泽东会面。

晚上，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前往杭州饭店回访恩克鲁玛，宾主海阔天空，谈笑风生。

黄华在解放后一直忙于外交工作，难得见一次毛泽东。现在就要陪同恩克鲁玛离开杭州了，在向毛泽东辞行时，他说希望主席给我写几个字，毛泽东欣然同意了。

后来，黄华回到北京后，在外交部见到副部长黄镇，黄镇脸带笑容，手里拿着一个信封对他说：

“这个信封你要不要，要就请客吃饭。”

黄华说：

“让我看看是什么信吧。”

他接过一看，是毛泽东写给他的《登庐山》一诗。毛泽东在诗后还特别写了几句对黄华夫妇鼓励和祝愿的话，内容是：

“右诗一首，为王汝梅（黄华）、何理良（黄华夫人）二同志书，并祝你们两位身心健康，工作顺利。毛泽东 1961年8月28日。”

黄华激动万分，忙对黄镇说：

“好！我一定请客。”

后来，他把这份墨宝拿到琉璃厂荣宝斋请老师傅用图案最好的绫子精心装裱，连信封也一并裱上，作为珍藏的无价之宝。

再说8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统战部《关于继续贯彻对资产阶级人们安排政策的意见》，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在将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机关、企业和城市人民公社等方面继续贯彻对资产阶级人们的安排政策的意见》的报告发给你们。

一、对于民主人士的职务和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资方人员的职务，不要轻易变动。除有违法乱纪行为和严重错误的分子外，不要撤换、降低他们的职务，一贯表现比较好和工作称职的，可以根据需要酌情提拔。在此次精简中，不要把民主人士和资方人员当包袱精简推出去。过去下放锻炼已经很久的，应及时调回。

二、在此次整风运动中，对于民主人士和工商资本家，包括公私合营企业的私方人员，不要进行整风。如果他们对于工作，对于我们的干部和领导提出批评和意见，应该倾听和欢迎。

中央 1961年8月17日

不久，毛泽东就要上庐山了，他在上山之前，对田家英说：

“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8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召集中央常委和各大区负责人开会，安排中央工作会议议程。他首先询问了各地的年成，又问了贯彻《六十条》及农村的情况，尔后说道：

“我们有把握的、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搞了几十年，经过了陈独秀的错误，三次‘左’倾错误，又经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错误，犯了许多错误，碰了许多钉子，最后经过了整风，才搞出一套包括理论的和具体政策的为大家所公认的教科书。”

“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公社工作《六十条》，讲的是所有制、分配、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三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亡国（蒋介石来，打世界大战）？不会。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人者也’。说没经验，已经搞了12年，也有些，但也只有12年。我们现在还处在斯大林时代即苏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还没有原子弹。这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时间还短。……现在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

经过大家讨论，确定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高等学校工作问题和干部轮训问题。由周恩来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李先念作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报告；李富春作关于工业计划的报告；薄一波作关于《国有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的说明；陆定一作关于《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的说明；邓小平作一个总结性的长篇讲话。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从8月23日这一天开始，一直开到9月16日才结束，史称“第二次庐山会议”。

在会议期间，余宝山依然在毛泽东身边服务。江西省长邵式平对余宝山说：

“毛主席的衬衣都破了，你去给他做2件。”

余宝山把新衬衣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问：

“旧的补了还可以穿嘛！这衬衣是谁叫你做的？”

余宝山照实说了，毛泽东“哦”了一声，笑着说：

“是邵大哥呀！多少钱？叫银桥付给他。”

于是，卫士长李银桥照数付了钱，分文不少。

有一天，毛泽东在散步时，与卫士张仙朋说起了他的一桩心事，他说：

“我有三个愿望：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做调查研究，了解实情，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本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说罢，他叹了一口气，又说：

“我这个人啊，好处占70%，坏处占30%，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庐山上留下了一帧坐姿照片，背景是乱云飞渡。这正是他此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8月25日，毛泽东看了胡乔木在17日写给他的一封信，立即复了一信。

原来，胡乔木在庐山会议前突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是自己的神经衰弱症加剧了，无法正常工作，需要请长假休养。于是，毛泽东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乔木同志：

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需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做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做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毛泽东 1961年8月25日

从此，胡乔木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名义上还是毛泽东的秘书，实际上已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

8月25日，毛泽东召见了因病在庐山休养的李达。他在谈话中说到李达几十年前写的《社会学大纲》，现在还可以修改一下重新出版。李达说他精力有些不济，手颤抖得厉害，怕不行了。毛泽东鼓励他带几个助手帮助他修改。李达当即应允。

李达对毛泽东的意见是极为尊重的，他就形式逻辑的推理问题，请教毛泽东，毛泽东说：

“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在形式上也可以是正确的。”

李达接受了毛泽东意见，改变了他原来的“形式的正确和内容的真实的一致性”的观点。

李达和毛泽东会谈后，立即终止休养，回学校组织人员，对《社会学大纲》大加修改，定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其中有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史》是李达的得意之作。

后来，毛泽东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史》，他认为是“古人讲得太多”。于是，李达就毫不犹豫地把它全部删掉了。

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周恩来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吩咐秘书说：

“到杨尚奎同志家里去，他和水静请我吃饭。”

周恩来在车上问秘书：

“都说水静酒量很大？”

秘书说：

“好像听人讲过。女同志不喝则已，只要是敢喝酒的，一般都要比男同志能喝。”

“嗯。”周恩来笑着点头，说：“她把我的部长灌醉了呢。”

秘书问，是谁？周恩来说：

“廖鲁言。”

这廖鲁言在国务院里喝酒是最负盛名的，据说在一次散席后，桌上还剩半瓶汾酒，他抓起酒瓶子像灌汽水一样喝掉了，还淡淡地说了一句：“别浪费了。”就这位最能喝的部长，竟然让一个弱女子灌醉了。看来国务院的最高领导今天是要向她讨回“公道”了。

“水静，我迟到了。”

周恩来笑着点头致歉。迎出门口的水静带着歉意说：

“总理，真对不起呢，小平、富春他们等你很久，后来听说主席找你，知道你一时也来不了，他们就先吃了。”

“这就对了嘛，不要等。”

“他们吃完就走了，尚奎也陪他们去了。尚奎叫我在家等你，他再三关照说，总理重诺守信，说了就一定会来，不管多晚。”

“我答应了的就会来的。”

周恩来随着水静进了餐厅，坐下就问：

“还有剩菜吗？”

“剩菜怎么行呢？”水静说：“总理，我给你留着菜呢！”

“那就不客气啦。”周恩来把手放在桌上说：“我就吃吧。”

水静端上来的菜肴以江西的特色为主，还有杨尚奎家乡兴国县的“四星望月”。这道菜的雅称，还是毛泽东在兴国搞调查时给命名的。所谓的“月”，就是摆在中间的米粉蒸肉，那4颗“星”是围在四周的4碟小菜，无非是辣椒、青菜、豆腐之类。周恩来见菜肴上齐了，没有动筷子，问道：

“有茅台吗？水静。”

“有。”水静应了一声，马上取来一瓶茅台酒。周恩来含笑扬扬下颏，说：

“还有么？有就再拿一瓶来。”

水静忙又拿出一瓶茅台酒，怔怔地望着周恩来。周恩来指指另一个座位，笑着说：

“好了，水静。来，你也坐下吃一点。”

“总理，我刚吃过了……”

“吃过了就随便再吃一点嘛。”

于是，水静招呼服务员再取来一套餐具，坐了下来。周恩来将一瓶茅台推向水静，淡淡地说：

“听说你会喝酒，今天我们两人一人一瓶，怎么样？”

水静此时方有所悟：总理是来考验我来了，自己虽说已经陪着邓小平、李富春喝了一些，就再喝这一瓶也不在话下。她心里这么想，可表面上还是忙不迭地摆手，说：

“哎呀，总理，我哪能喝这么多呀？”

周恩来也明白，豪饮的人说谦虚话，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便说：

“喝吧喝吧，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他嘴里嚼着一口米粉蒸肉，说：

“在中央苏区时，常吃到这种菜，其中以兴国的最具特色。”

周恩来说着嚼着，顺手斟满一杯酒，端起来对着水静一举：

“感谢你和尚奎为我准备了如此佳肴，干！”

水静也不示弱，端起早已斟满了的酒杯，随着周恩来一饮而尽。她为周恩来和自己斟满了第二杯，端起自己的杯子说：

“这些菜都是土特产，总理太客气了。这一杯我感谢总理的光临。”

水静说罢仰面干了杯，她落杯时，见周恩来微微一笑，也已经干了杯。周恩来一边吃菜一边斟酒，说：

“这次又在庐山开会，江西是东道主，尚奎和你都很辛苦。”

他说着，酒杯又举了起来：

“这一杯是为你们优质接待工作道谢的。”

水静也不慌不忙地斟上酒回敬：

“总理到江西，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应该是我们感谢总理。”

周恩来吃一口菜，又斟满酒，说：

“这一杯，我代表小超大姐敬你。”

水静也斟满酒，回敬道：

“总理，我也代表尚奎同志敬你一杯。”

这二人一来一往，敬酒的话题很多，回敬的话题自然也一样不少。不一阵工夫，两个酒瓶子都空了。周恩来酒兴正酣，问道：

“还有酒吗？你还能喝吗？”

水静听说周恩来能喝酒，但她担心自己灌醉了国务院总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就说：

“酒是有的，不过我不能喝了，我不嗜酒，今天喝得太多了。”

“如果你不喝，我也不喝了，吃点饭吧。”周恩来知道水静已经陪邓小平、李富春喝了酒，再比下去也不公平，便感慨道：“不过，我今天算是知道你的酒量了。”

水静见他说出了本意，就装出一副不明白的样子，问道：

“什么酒量呀？”

“我在北京就听说杨尚奎的夫人很能喝酒。你把我们的农业部长廖鲁言都灌醉了。对不对？

“哎呀，总理，那可不能怪我。不是我主动找他喝酒的呀！”

“廖鲁言同志是部长中最能喝酒的一个，竟然败在你的手下，说明你很不简单。”周恩来说着，哈哈笑出声来：“今天我就是来试一试，这一试，果然名不虚传。一个女同志，一次能喝这么多酒，确实不多见哪！”

“真的，总理，我平时是不喝酒的。”水静有点不好意思了：“刚才是总理让我喝，不知不觉地喝了这么多。我已经醉了。”

周恩来笑笑，说：

“醉人不说醉，说醉的其实没醉。你没有醉，我看得出来。”

他说着，放下饭碗，兴致勃勃地提议说：

“舞会还没有散，我们跳舞去吧？”

“总理你先走一步。”水静故意摸摸额头，说：“我真有点晕呢，休息一下再去。”

周恩来笑笑说：

“那好吧，我就先走了。”

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时的宴席上替毛泽东喝酒的豪情壮举，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了，但他与许世友单独斗酒的轶闻趣事，可能知之者不多。作者不妨在此一并道来，以飨读者诸君。

许世友其人，在战场上是个传奇式的猛将，在酒场上也是个豪气干云的汉子。他把喝酒的多少，喝酒的习惯，往往看做是一个人老实不老实、豪爽不豪爽的标志。每当和朋友战友们喝酒，许世友便在桌子中间放一空碗，规定说，洒一滴，罚一碗。他的身后立一卫士，专做监督行令官，执行罚酒任务。即便是和许世友同一级别的上将，卫兵也敢于动手得罪。在那些吃过苦头的将军中，免不了有人向周恩来告状诉苦。

周恩来历来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他往往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方法。许世友是一个除了毛泽东以外，连彭德怀也都让他三分的人物。周恩来知道对许世友这种人，除非让他心服，否则，说轻说重，都没有用。

有一天，许世友到北京去参加会议，周恩来对他说：

“许司令啊，今天晚上没事我请你喝酒。”

“没事，我没事。”

许世友两眼大放异彩。他本来就敬重周恩来，又久闻周恩来善饮，如今听说要请他喝酒，真是受宠若惊。

是日晚，许世友按约赴宴，周恩来迎候在小餐厅门口，拉着他的手说：

“许司令，今天我们是小范围宴饮，你尽可随便一点。”

许世友入席一看，还真是小范围，除了他，没有第二位客人。菜肴是周恩来待客的惯例：4菜1汤。周恩来说：

“许司令，喝什么酒？”

“总理定。”

“听说你喜欢茅台，我也喜欢茅台……”

“就喝茅台！”

周恩来吩咐服务员上酒，转过脸望着许世友问道：

“许司令，大家都说南京有四大喝，那几个呀？”

“王平、江渭清、聂凤智和我。”

“我听说你是排第一的，你们四个到底谁的酒量大些？”

许世友憨然一笑，说：

“算我大吧。”

“在南京你行，在山东你就不行吧？”

“怎么不行？”许世友一生不受人激，不管什么事情，就怕人家说他不行。他此时听周恩来这样一说，也顾不上谦虚了，便说道：“我打遍山东无敌手！”

“你是说打仗吧？”

“打仗打赢了，打进济南府，喝酒也没输过。”

“打仗我信，喝酒我却不信。武松18碗酒，山东人豪饮。”

“总理你别不信，”许世友急了：“喝酒我从来没遇过对手。”

服务员上了酒，周恩来接过来放在桌上，以手按着酒瓶，故意用怀疑的眼神望着许世友，笑着说：

“许司令是老实人，我听人说，就是喝酒不老实，喜欢吹牛。”

“啊？总理，这是谁说的？妈啦个卖匹的，我找他……”

周恩来连连做手势，把他稳住，平静地笑着说：

“现在你去哪儿找啊？这样吧，我们两个人喝，看看许司令能不能比我多喝一点。”

“总理，这，这怎么行？”

“连我都喝不过？”

“我怎么喝不过！”许世友又急又为难：“我怎么能跟总理赌酒呢？总理不信，另找一个能喝的来！”

“喝酒不论官大官小，只论酒量大小。许世友同志，你要是喝不过我，那就是吹牛！”

“我要是喝不过总理，我，我……”许世友那二杆子脾气又被激起来了，脑袋晃动着朝前倾，终于冒出来一句话：“我给总理磕三个响头。”

“这不行，我可不会磕头。”

许世友似乎已经赢了，笑着说：

“我哪敢叫总理磕头呀！我只要总理说一句话：‘许世友喝酒无敌手，一点不吹牛。’”

“好，看你吹牛不吹牛！”

周恩来说着就要给许世友斟酒。许世友拿过酒瓶，先声夺人：

“不要斟酒，这一瓶是我的了。总理你自便。”

周恩来注目许世友，微微一笑，转向服务员说：

“怎么办？再给我拿一瓶吧。”

一瓶对一瓶，服务员开启了瓶盖。许世友立起身，说：

“总理，我敬你，立地三杯。”

说着一连干了三杯。周恩来一边吃着花生米，一边慢斟慢饮，还不断地问着部队上的事。许世友则是干二杯，歇歇，再干二杯。他要让周恩来看看他许世友究竟是怎样的一条汉子！

“总理，干了！”

许世友将酒瓶子朝下，晃了晃，只晃下来一滴酒来。

“哦，我落后了。”

周恩来拿起酒瓶子往杯子里倒，许世友看看吃了一惊，只见从那瓶子里才倒出半杯酒，就空了。该不是见鬼了？许世友一脸的狐疑，他轰轰烈烈地干了一瓶，周恩来却是不显山不露水地也干了一瓶。会不会有假？可眼见得这二瓶酒都是原装，而且是当场启封，又哪能假得了呢！许世友正在琢磨，只听周恩来慢悠悠地说道：

“许司令，用你们练武人的话，咱们点到为止，好不好？”

“不行！总理，喝一半怎么算好？”许世友的酒劲涌上来了，豪兴大发，他朝着服务员直嚷嚷：“去，去！再拿两瓶茅台来。”

周恩来与水静喝酒时，他要第二瓶，水静恰到好处地叫停，周恩来便停了。周恩来与许世友刚喝完第一瓶，就叫停，分明又是一个激将法。许世友哪里是周恩来和水静一般的人物，他一发就不可收拾了。

“我看点到为止吧？”

“不行，总理请客，不叫喝好可不行。”许世友解开衣扣，朝服务员高声叫道：“拿酒去！”

服务员朝周恩来望望，周恩来点点头，说：

“那好，再拿两瓶来。”

酒上来了，周恩来看着许世友，慢条斯理地嚼着花生米，说道：

“许司令，你自己拿一瓶。”

许世友已经知道周恩来对自己刚才的怀疑，有了察觉，但他还是忍不住将两瓶都打开，嗅一嗅，这才放了心，嘴里却说：

“都一样，我随便。”

周恩来依然是边吃边聊，慢斟慢饮。许世友也还是喝二杯，歇歇气，再干二杯。眼看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许世友终于干掉了第二瓶茅台，他不再叫酒了，摇晃着身子看周恩来。周恩来将瓶子垂直倒向杯子里，也干了。

“服务员同志，再拿两瓶来。”周恩来声音非常柔和：“看样子许司令还能喝。”

许世友笑笑，笑得很艰难，好像脸上的肌肉都麻木了。他的眼皮耷拉下来，又竭力掀上去，目光朦胧。服务员第三次上来两瓶酒，看看周恩来又看看许世友，只是抿住嘴笑。这次是周恩来动手开瓶了。

“许司令，你要哪瓶？”

周恩来声音依然柔和。许世友点点头，似乎想说话，但他那粗壮的身子却不由自主地仰在椅子上往下滑。他竭力想坐起来，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挣扎还好，一挣扎反而滑到了桌子底下。

周恩来的酒意也上来了，他兴奋地往杯子里斟酒，直到酒水溢出杯沿才停了下来，端起杯，挺起身，说：

“许司令，起来，站起来。当兵的，活着干，死了算，砍掉脑袋不过碗大个疤。英雄喝酒，狗熊喝水，我请你喝酒你连面子也不给？太不仗义了吧？”

说罢，一口干掉了杯中酒。周恩来所说的这些话，都是许世友以往劝人喝酒的常用语，今天周恩来一一照搬。可是，此时的许世友已经无法再英雄，再仗义，再给面子了。他大口喷着酒气，说：

“输了，我，我给总理磕……磕头。”

周恩来一把扶住许世友，他也有点站不稳了，竭力保持着清醒。

“总理，我，我许世友，服了。今后，你，你指向哪里，我，我就打向哪里……”

“又胡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

“对，对对，”许世友脑子还是清醒的，接着说：“总理，叫，叫我死，我，我不活。我听总理的。”

周恩来一看火候到了，就正色说道：

“那么，我告诉你，喝酒不能强人所难，桌子上不能放空碗，身后也不能站个监酒的。同志朋友高兴了，一起喝点酒，本来是好事嘛，你强人所难，不是伤和气吗？”

“我，我听总理的。”

“人酒量有大有小，不能自己能喝，就认定别人也能喝。不比当年了，人过50岁，身体素质下降，再那么乱喝，要闹出事呢。你也一样，以后喝酒，不许超过6杯，半斤。”

“我，我自己喝，不，不超过半斤。”

后来，许世友果然做到了，喝酒不超过6杯。偶尔逢上个热闹场合，多喝上几杯也不忘记解释一下：

“总理叫我自己喝酒不要超过6杯，今天是大家一起喝，多喝两杯就多喝两杯，不是我自己喝嘛。”

再说1961年9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简报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的十个问题，做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

毛泽东所说的十个问题，其中包括：退赔普遍不彻底；一部分地区没有按规定留足自留地；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群众对《六十条》热烈拥护，但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

9月9日，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34周年纪念日。当他看到江青拍摄的一张庐山仙人洞的照片时，感触颇深，遂题诗一首。

原来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江青和毛泽东通话后就上了山。那时，江青的身体逐渐好起来，她被庐山的自然风光感染了，于是，就在毛泽东身边的摄影记者帮助下，开始学习摄影。没想到还真的拍下了这样一张好照片。

毛泽东吟咏的这首诗，题目是：《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诗云：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后来，周恩来看了毛泽东这首诗，他说：

“主席这首诗就是写江青同志的。”

江青由此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从此，她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琢磨系统地学习摄影。她还请新华社副社长、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当她的老师，石少华借故推辞了。江青无奈，就请毛泽东出面帮忙。毛泽东把石少华请到中南海，热情地握着他的手，带着长辈的慈祥，轻轻地拍打着他的肩，请他坐下。毛泽东说：

“这次我请你来，有事相求，不是照相，但是和照相有关。江青同志她身体不好，有病，不能从事紧张的工作，你就收她做学生吧，一可以调剂调剂她的生活，二也能学习一点东西，她有这个爱好嘛！我也支持她学习，给她买了照相机，想多学一点知识，多掌握一门技术总是好嘛。石少华同志，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收她吧！”

石少华激动而又内疚地答应了毛泽东。

后来，江青很快就学会了摄影。她组织人准备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她的个人摄影展。毛泽东知道后，叫她立即取消影展计划，注意政治影响。

欲知毛泽东后来的工作情况如何？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中朝两国1961年7月11日签订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条约》中还规定：“本条约在未经双方就修改或者终止问题达成协议以前，将一直有效。另据网友称，在1961年8月23日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批准和1961年8月3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批准后，双方又约定：《条约》有效期为20年，如一方要求修改或终止，须在期满前半年内向对方提出，否则《条约》自动延长20年有效期。根据这一约定，《条约》在1981年、2001年两次自动延期，有效期至2021年。而在此之前，有关方面却自2006年起至2017年，在联合国同美、俄等多国多次通过制裁朝鲜决议案，“禁止朝鲜进行一切与弹道导弹发射有关的活动”，以最大限度遏制其核武器和导弹计划。朝鲜军民偏偏不怕鬼不信邪，坚持以“先军政治”为本，频频进行核爆实验，并宣称已经跨入世界核强国之列，且摆出一副与敌同归于尽的架势，天天拉着个导弹到处跑：老子不说打你美国本土，打你关岛总可以吧！不打你美国，打南韩的首尔、摧毁与某大国隔海相望的日本核电站群，总可以吧！几个回合下来，竟吓得美帝和“小妾”们全都尿了裤子。日、韩更是神经错乱，一连几天都惊慌失措地报道朝鲜发射导弹了。他们不得不在人家那颗小小的原子弹面前放下了屠刀。这一场倚强凌弱、以众欺寡的闹剧恰恰验证了毛泽东在上个世纪的一个先见之明。那就是本章讲到的，在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之后，金日成在7月13日到杭州去见毛泽东。在谈到世界上“谁怕谁”的问题时，金日成忧心忡忡地说朝鲜族是个少数民族。毛泽东则热情地鼓励他说：“少数民族可是厉害呢！蒙古的成吉思汗统治过整个亚洲和半个欧洲。你们不要以为民族小，就信心不大，历史上很多大民族都不如小民族。”请再认真看看这一段话吧，这不是在近、现代史上出现的最伟大的一个预言吗？！

第16章 1961年9月—

“如果我们要使1962年的农业比较1961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12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

话说第二次庐山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

毛泽东在整个会议期间，没有在全体会议上讲话，只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几次话。

1961年9月16日，是第二次庐山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常委扩大会议上总结说：

“这次会议搞了几个文件，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证明我们的经验比较多了。”

这一天，毛泽东还写了一幅字，后来被不少书法家称为毛体书法的极品。他写的是：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李白《庐山谣》一诗中的几句。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常委诸同志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

只不知“常委诸同志”手捧这一墨宝之时，可曾从中体味到了毛泽东的深意。

9月18日，毛泽东下了庐山，到湖南住了三天，白天到蓉园1号楼休息，晚上回到大托铺专列上办公，批阅文件和听取汇报。

9月21日，毛泽东抵达武汉，同王任重谈到了他念念不忘的《六十条》尚未解决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据王任重9月26日的日记记载：

“21日主席到了武昌，下午我去看了他，除了谈灾情以外，着重谈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主席是主张生产队核算的。22日下午又找我去谈了这个问题。”

9月22日下午，熊向晖等人来到武汉，准备向毛泽东汇报蒙哥马利来华访问的情况。

原来，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9月5日由香港到达广州。此后在访华期间，由李达上将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陪同他参观了许多地方。在蒙哥马利的想象中，一个拥有7亿人口的大国在连续三年歉收的情况下，一定会出现全国上下人心惶惶的局面。可他从南方到北方，从城市到乡村，亲眼见到得却恰恰相反，中国人民平和、乐观向上的情绪一直感染着他。他曾经回忆说：“我更多的看到中国人民，就更加喜欢他们，他们落后而贫穷，但他们勤奋忠厚，富有幽默感。”在延安，在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蒙哥马利拿起办公桌上的一架手摇电话，放在耳边停了许久，似乎在谛听毛泽东当年的声音。放下电话，他对李达和熊向晖说：“不可思议！毛泽东带领你们经历了常人生存不了的生存状态下的革命，诞生了不可想象的人类精神。西方人假若曾经看过中国的古代文明和早期工艺，那现在垂涎的应该是这种现代精神。神奇啊！真是神奇的土地和人民。”9月20日，蒙哥马利在李达、熊向晖陪同下回到北京。熊向晖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了蒙哥马利在国内访问的情况。周恩来得知熊向晖与蒙哥马利在观看了电影《穆桂英挂帅》后，进行过有关妇女当元帅的辩论，便严肃地说：

“你讲得太过分了。你说这是民间传说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作为一个西方的军事领袖，能为促进世界和平而奔波，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么多年的外交工作，难道还不懂得求同存异？你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

周恩来又问：

“蒙哥马利喜欢看什么节目？”

熊向晖说：

“杂技，特别是口技。”

“他看了《抢椅子》没有？”

“没有。”

周恩来拿过招待蒙哥马利的文艺演出节目单，发现安排有《木兰从军》，马上以《抢椅子》代替了。他说：

“又是一个女将军，幸亏问了你，不然蒙哥马利还以为我们是在故意刺他。”

9月22日上午，周恩来办公室秘书浦寿昌打电话给熊向晖说：

“毛主席决定明天在武昌会见蒙哥马利，总理要你和我马上坐专机去武昌，让你先向主席汇报蒙哥马利在中国访问的相关情况，我明天给主席当翻译。”

这天下午，熊向晖和浦寿昌飞抵武昌。

是日晚，熊向晖向毛泽东汇报了蒙哥马利在各地参观访问的情况。毛泽东说：

“这个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这次在北京也很勇敢，讲了三原则。即他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大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第二，大家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第三，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他还强调说：‘我说的中国是指政府设在北京的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从来没有资格代表中国的台湾那一套机构。’”

熊向晖又汇报说：

“蒙哥马利对主席很钦佩，对中国很友好，但也对中国进行战略观察。他似乎想探询主席的接班人是谁。因为英文里没有与接班人意思相近的字，蒙哥马利就说成是继承人。他曾经说：‘中国古代的帝王很聪明，在位的时候就确定了继承人，而且多半是成功的，这就可以保持稳定。以前我们国家常为争夺王位打仗，现在有了王位继承法，内部就平静了。可是现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像中国古代帝王那样聪明，没有远见，也许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权威确定自己的继承人。’在郑州，蒙哥马利又谈起了这一话题，他说：‘斯大林是一位有权威的政治领袖，但缺乏远见，生前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继承人，死后出现了三驾马车，局势很乱，贝利亚被杀掉，结果让只会用皮鞋敲桌子的赫鲁晓夫攫取了政权，他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毛泽东听罢，突然问道：

“英文里的‘继承人’是什么？”

“是successor。”

熊向晖回答，并在一张纸上写了出来，双手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一会儿说：

“‘Success’这个词我知道，是‘成功’的意思，怎么加上‘or’就变成‘继承人’了？”

浦寿昌向毛泽东作了解释。毛泽东吸了口烟，说：

“这个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看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

他还说：

“你讲他是来搞战略观察的，我看他对我们的观察不敏锐。这也难怪，他是英国元帅，是子爵，不是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事情不那么清楚。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

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得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呼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后来，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他作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是个十足的两面派，帮助帝国主义掀起了12级台风，让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这股风也在中国吹，我们有防风林，顶住了。

这位元帅到底是外国人，他对我们的事情究竟有一些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了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个穷山沟，洋人的鼻子闻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的新党章里就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

他看看在座的人，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说：

“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个，排头的是谁？是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了。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

毛泽东最后说：

“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我们没有搞‘抽样调查’，英国元帅搞了，一搞就发现了问题。中国一些群众也没有捅破这层纸。这位元帅讲了三个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外上下都能看清楚。什么长生不老药！连秦始皇都找不到，没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9月23日中午，蒙哥马利在李达陪同下，从北京乘专机抵达武汉。

是日晚6时半，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来到武昌的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一走进会客厅，毛泽东立刻迎了上去，微笑着用英语说了句“您好！”蒙哥马利听到毛泽东用英语向他问好，感到很亲切，他握着毛泽东的手寒暄了一番，拿出一盒“三五牌”香烟，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香烟，又用英语说了句“谢谢”。两人便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交谈。蒙哥马利首先说：

“我现在想跟主席谈谈关于三项原则的问题。这三项原则我以前都是单独提出的，这次我是把三项原则作为一揽子计划提了出来。多年来，我可以说是坐在头排位置上观察国际政治的。我认为西方把自己陷入了一个烂泥坑，而西方的政治领袖们又找不到摆脱这个泥坑的办法。我的结论是，在德国和中国问题上，西方完全缺乏常识。”

毛泽东插话说：

“不是整个西方，缺乏常识的只是美国。”

蒙哥马利问：

“你对我一揽子提出的三项原则有什么看法？”

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

“一揽子提出更有力量，比分别提出更好，各国人民能更好的理解，反对的人会不少，欢迎的人更多。多次提出，一次、两次、三次、十次、二十次，总可以见效。”

蒙哥马利信心十足地说：

“我要动员世界舆论。离开中国后，我下星期就准备到加拿大去，16日准备在多伦多作一次电视广播演说。回伦敦后，再作一次电视广播演说。”

毛泽东说：

“那好。凡有机会就讲。”

蒙哥马利说：

“我有这样一个看法：当你要使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犯这样一个错误，就是一下子得罪许多人。我这次在中国提出了三项原则，已经得罪了一些人。我可以在西方推动这件事，但是，我不想在东方再起多大的作用。我在本国有很高的地位，如果我在共产党东方旅行太多了的话，那么英国人民就会说，这个家伙怎么搞的，这将损害我的地位。如果我想推动这件事情，我就必须维持我的地位。”

毛泽东肯定地说：

“你的地位不会动摇。你的基本思想是要和平。”

蒙哥马利说：

“我主张彼此不要干涉内政。西方国家一遇到问题，它们的做法就是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朝鲜就是如此。还有老挝和印度支那。它们以为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觉得不然，我说大家都把军队撤走，让朝鲜人自己来决定他们要什么不要什么。这是唯一合乎情理的做法。”

“对。”毛泽东突然问蒙哥马利说：“元帅今年多大岁数？”

蒙哥马利回答说：

“74岁。”

“哦，过了73岁了。”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蒙哥马利则兴致勃勃地给毛泽东讲起了他的访华观感，赞扬了中国的发展以及人民群众战胜自然灾害的勇气。他还真诚地说：

“主席先生，你的人民是这样的拥戴你，你的共和国成立了12年，从战争的废墟和混乱的局面中崛起，你显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一定要保重身体，你的国家和人民都需要你，你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来领导这个国家。”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不慌不忙地说：

“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如果闯过了这两个年头，就可以活到一百岁。我们说的阎王，就是你们说的上帝。不过我不想活那么久，我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那么我还能活4年。到时候，我就要去见我的上帝了。”

“为什么？”蒙哥马利惊讶地说：“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访问，我感到中国人民需要你，你不能离他们而去，你至少应该活到84岁。这太悲观了。”

“不，我要去见我的上帝。”毛泽东将手在空中挥了挥说：“我的上帝是马克思，他也许要找我。我也有许多事情要急于同他讨论。”

“马克思可以等一等。中国人民更需要你。哎——”蒙哥马利叹了口气，又以幽默的口吻说：“要是我知道马克思在哪里，我一定找到他，同他谈一谈这个问题，告诉他中国离不开你，你不能到他那里去。”

此言一出，把在座的人都逗笑了。接下来，毛泽东回答了蒙哥马利提出的一些问题：

蒙哥马利：“主席先生，你对解放12年后的中国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

毛泽东：“我们对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过去搞反帝反封建，或者说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经验，后来才有了经验。我们搞社会主义，情况也大致相同。”

蒙哥马利：“在1949年，你们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什么？主席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

毛泽东：“1949年，全国很困难，首先是恢复经济问题。那时候，革命的性质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蒙哥马利：“当时按照轻重缓急来说，哪些问题占首要地位？”

毛泽东：“首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还有经济恢复问题，其中包括工业；扫除帝国主义的残余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怎么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过去那一套我们会办的事情没有了。要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我们没有经验。”

蒙哥马利：“主席先生，你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

毛泽东：“一开始就看到了。”

蒙哥马利：“我用的是一句英国成语，意思是在什么时候你们才感到前途光明了，找到一条道路了？”

毛泽东：“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

蒙哥马利：“我想，那个过程就好比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摸索，只能看到隧道口处的一点光亮。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你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没有那么黑暗。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遇到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事，如1954年这里的大水灾，汉口都几乎被淹掉了。还有最近几年的大旱。你问我对中国怎么看法，我要说，我对前途乐观。对于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经积累了12年的经验。……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同英国相比，我们还没有像你们那样会办工厂的经验。”

蒙哥马利：“你们在1949年着手经济恢复的时候，有没有足够数量有能力的人？”

毛泽东：“根本没有。”

蒙哥马利：“但你们得到了苏联的帮助。”

毛泽东：“我们第一靠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第二靠苏联帮助。我们讲苏联帮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是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办学校也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没有大学教授。我们连唱戏也不会，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这批人对我们来说是宝贝。

你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我主要考虑的有哪些问题？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

蒙哥马利：“你说的国内问题是哪些？是不是关于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问题？”

毛泽东：“就是这些，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

蒙哥马利：“中国革命胜利已经12年了，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可能在12年内把两千年遗留下来的暴虐一扫而光。”

毛泽东：“对，多少还要遗留下去。”

蒙哥马利：“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

毛泽东：“做了一点，还不够，要有几十年到100年的时间，比如50年到100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

蒙哥马利：“你们在12年内所做的工作就已经很可观了。各方面都在行动，人民对祖国感到自豪。再过50年，你们就应该很不错了。”

毛泽东：“可能好一点。但是我看不到共产主义了。”

蒙哥马利：“主席先生，你在谈话中经常提到社会主义，却从来不提共产主义，中国难道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

毛泽东：“不是。目前我们从事建设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人各按其所劳与所能进行分配，所以是社会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才是共产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至少是半个到一个世纪以后的事。”

蒙哥马利：“当我1947年在莫斯科访问斯大林时，他对我的解释与你完全相同。如果中国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而只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你们要自称为共产党中国呢？”

毛泽东：“因为我们喜欢把名称与最终目的联系起来。”

时间已经到了9点半，毛泽东与蒙哥马利共进了晚餐，他又让服务员拿来了一盒中国名茶送给蒙哥马利。蒙哥马利一边接过茶叶，一边意犹未尽地说：

“今天谈话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想主席一定很忙，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能否明晚再来谈谈？”

毛泽东说：

“很抱歉，明晚我到别处去了。不过以后还会有机会见面的。”

蒙哥马利显得有些失望。

9月24日凌晨4时许，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主意，通知陪同蒙哥马利的中方人员熊向晖、浦寿昌，他要请蒙哥马利吃午饭，傍晚还将一起去游泳。

9月24日凌晨5时左右，浦寿昌告诉蒙哥马利说，主席改变了计划，决定今天下午再同蒙哥马利会谈一次，并共进午餐。蒙哥马利听后，高兴得连声说道：“OK！OK！”这天早晨，蒙哥马利在吃早饭时心情特别愉快，他说：

“毛泽东说过我们还会有机会见面的。”

关于毛泽东在23日晚会见蒙哥马利后及24日午后的活动，王任重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在这天晚上及24日午后，他给毛泽东“送了关于生产队改为（基本）核算单位的3份材料。24日午后，主席对我说：按照这两份材料办就很好，没有话说。主席接见了书记处书记和地委第一书记，主席表示了他的看法。”

且说9月24日下午2时30分，毛泽东在东湖宾馆再次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并与他共进午餐。蒙哥马利问毛泽东：

“作为军人，我对主席关于军事问题的著作很有兴趣，看得出你对战争，冷战与热战，有丰富的了解。不过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毛泽东慢悠悠地说：

“这句话还是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讲的，现在已记不起确切时间了。”

蒙哥马利说：

“这句话有军人专政的味道。”

毛泽东则说：

“这句话是说革命中不能没有战斗，有战斗就需要枪杆子。”

蒙哥马利问：

“那么在现在所谓的和平日子里，这句话是否仍然有效呢？”

毛泽东说：

“当然有效。”

蒙哥马利又问：

“主席先生对核武器怎么看？”

毛泽东说：

“核武器是吓人的东西，不会用的。我说过原子弹是纸老虎。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

蒙哥马利说：

“刘主席告诉我，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你们也要搞一点。”

毛泽东说：

“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

蒙哥马利说：

“我的看法是，正因为有核武器，才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现在英国有很多人示威游行，要求禁止和销毁核武器。我对他们说，首先是撤退外国军队，然后裁军，最后一件才是销毁核武器。”

毛泽东说：

“那样好，三项原则实现了，再禁止核武器。实际上，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是人民群众。”

蒙哥马利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他说：

“起决定因素的应该是领袖，因为人民并不知道什么是对他们最有利的，因此决定权在于领袖。”

“革命当然需要一个贤明的领袖。”毛泽东抽着烟，缓缓地说：“但人民的意志是最重要的，当人民信赖你时，他们就会接受你的领导和决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这个道理。”

蒙哥马利说：

“这一点我同意，这正符合我自己的哲学，胜利的取得首先在于赢得人心，一旦你取得周围的人们和为你工作的人们的信任时，就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毛泽东微微一笑，注视着蒙哥马利说：

“我看得出你很开明。”

蒙哥马利闻听此言，趁机说道：

“主席先生，我认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据我的经验看来，国家领袖们对于指定他们的继承人是很反感的，比如像印度的尼赫鲁、葡萄牙的萨拉查、德意志联邦的阿登纳、英国的麦克米伦、法国的戴高乐，他们都很讳言谈继承人。在中国呢，主席是否现在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确定了，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刘少奇之后呢，会不会是周恩来？”

“不知道。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那个时候我将和马克思在一起了，我相信他们自己会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主席，中国这条船不能离开你。”

“暂时不离开。”毛泽东肯定地挥了一下手。他吸着烟，沉思了一下，目光凝视远方，说道：“不过人早晚要死的，死亡大致有五种方式：第一是被敌人开枪打死，二是坐飞机掉下来摔死，三是坐火车翻车撞死，四是游泳淹死，五是生病被病菌杀死。这五条我都准备了。我赞成火化，把骨灰丢到海里喂鱼。”

蒙哥马利说：

“可是我希望我能活到100岁，我已经过了73岁这一关了。”

“元帅是特别人物，相信能活到100岁以上。”

毛泽东为这次谈话画上了句号。他邀请蒙哥马利一起去游泳，在陈再道的陪同下，登上了汽艇，并指着陈再道向蒙哥马利介绍说：

“这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他是农民出身，没有读过书，打仗很勇敢。”

下午5时，毛泽东一众人等来到了长江边，50名青年男女早已兴奋地等候在那里。蒙哥马利因肠胃功能不好，不能和毛泽东一块儿游泳，就坐在船上看毛泽东在长江里游。毛泽东顺流而下，不时地和身边的青年们交谈着。游了将近1个小时，他上船穿好衣服。蒙哥马利问毛泽东：

“为什么不去游泳池里游？”

毛泽东说：

“哪里能修那么多游泳池，要利用江水河水，长江就等于几万个游泳池。多游几次胆子就大了。英吉利海峡有多少公里宽？水有没有长江这么急？”

蒙哥马利回答后，毛泽东又说：

“密西西比河是世界第一大河，我想去游一次，还有亚马逊河，不过恐怕不好的，太热。”

他还说：

“你下次再来中国时，我们做横渡长江的比赛，好吗？”

“好，我们比赛。”

“什么时候再来？”

“1964年吧！”

“好，一言为定！”

“那将会成为全世界电视公司的大好机会。”

毛泽东把蒙哥马利送回他的住处——汉口胜利饭店。

9月25日晚，蒙哥马利因为就要回英国了，正在为次日归国整理行装时，毛泽东突然来到了蒙哥马利的住处。蒙哥马利非常感动，因为毛泽东从不到宾馆拜会外国来宾，就是国家元首也不例外。两人谈了近1个小时，最后，毛泽东说：

“为你送行，送你一件礼物。”

他把自己在凌晨4点书写好并署了名的一幅《水调歌头·游泳》墨迹，赠送给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接过毛泽东亲手书的“赠蒙哥马利元帅”的墨宝，激动得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不放。毛泽东笑着说：

“不要忘了，我们还将在长江进行游泳比赛呢。”

告别蒙哥马利后，他便乘上专列，向北京进发。

后来，蒙哥马利在9月26日经香港返回英国。他评价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伟人，是凡人时代最不平凡的人。”1962年，伦敦考林斯书店出版了蒙哥马利所著的《三大洲》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蒙哥马利与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他还在《三大洲》一书中写道：“在我的旅行中我清楚地看出，从长远来看，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于中国。中国兴起成为一个大国是不可避免的，这件事可能造福人类，并可能缔造各国普通人民所渴望的和平世界。”

再说 9月26日，毛泽东在路过河北邯郸时，召见了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河北省委分管农业的候补书记王路明、山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及石家庄、邯郸、张家口、邢台、保定五个地委的书记。毛泽东问刘子厚说：

“你们想扯什么问题？”

刘子厚说：

“还是上次谈的大包干问题。”

毛泽东风趣而又形象地说：

“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闹平均主义，脚去生产，腰在分配。”

说罢，他问山东是怎么做的。周兴介绍了山东一些地方搞大包干的情况。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那就是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还有征购粮。我过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任务，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6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刘子厚插话说：

“三包一奖太麻烦，保定有个调查，37道工序，49个百分比，要算1128笔账，简单的也要算800多笔账，只能会计搞，许多大队干部文化水平低，弄不懂。”

毛泽东说：

“这是繁琐哲学嘛。”

刘子厚补充说：

“三包一奖年年吵个一塌糊涂，一年至少吵四次，一次吵多少天。”

毛泽东说：

“三包一奖不适应目前农村干部的文化程度。为适应农村干部的文化水平，也得实行大包干。什么叫队为基础？就是以现在的生产队为基础，也就是过去的小队。三级所有，基础在队，在脚。这样搞上十年八年，生产发展了就好了。《六十条》就是缺少这一条。你们把那个公社（指峒巃公社——笔者注）的大包干情况写个四五千字的报告，我批给省、地两级去试一试。”

他还说：

“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生产队核算。山东开了个座谈会，提出了这个问题：生产在小队，分配在大队，这不是矛盾吗？我在广州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农村现在20户左右的生产队，有人说规模太小。20户不小了，山里头更小一些也可以，十来户，七八户，搞一个核算单位。20户有八九十人，30个、40个整半劳动力，不算少啦。生产队有40来个劳动力，就是个大工厂嘛，再大了管不好。河北平均42户，有80个到90个整半劳动力，已经很大了。这个工厂难办，它是生产植物、动物的工厂，是活的，钢铁是死的。”

第二天，毛泽东把以上谈话内容整理成《邯郸谈话会记录》，日期署为9月27日，全文抄录如下：

邯郸谈话会记录（1961年9月27日）

刘子厚 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路明 省委候补书记，管农业；康修民 石家庄地委书记；庞均 邯郸地委书记；胡开明 张家口地委书记；刘琦 邢台地委书记；李悦农 保定地委书记；周兴 山东省委书记，管农业；程怀仁 山东农村部副部长。

不行三包一奖，行大包干制：大队有机动粮。这种机动粮，如国家急需，交一部分给国家；再以一部分支援一些遭灾的及生产不好的队（用借的方法）；再一部分作贮备粮。

另有公积金，公益金，一部分管理费，一部分生产费。

三包一奖制度是“烦琐哲学”：你看，有37道工序，49个百分比，1128笔账。光定额就有400多个。

反对意见：（1）退到初级社；（2）不利于基建；（3）征购辫子太多；（4）有些遭灾队不易支援；（5）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6）要变动时困难太多。其实，这6条反对意见，都可以回答。

保定专区唐县峒龙公社：11个生产大队。都是大包干。

名义上对县对区都实行三包一奖，实际上是大包干。被评为“右倾”，他们也不改。群众拥护。粮食年年增产。牲口比1957年相当，并很胖，猪保持1957年水平。国家征购一年比一年增多，大队统一交，下死上活。

4种人：（1）投机商；（2）热心自留地、小片开荒，不积极参加集体生产；（3）懒汉；（4）盲流分子。对以上4种人群众最痛恨，要设法制住他们。

大队应管之事：（1）征购；（2）直属企业（有些手工业如铁匠，砖瓦窑），机井，米面加工厂，油房，粉房等；（3）学校（小学）；（4）必要的基建，如水利；（5）必要的救济；（6）必要的补助；（7）民兵，治安保卫；（8）作物安排（计划管理）；（9）党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

9月29日，毛泽东在北京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负责人，他在信中写道：

常委及有关各同志：

送上河北深县五公公社耿长锁的一封信，山东省委1961年3月关于大小队矛盾问题座谈会材料一份，湖北省委9月25日的报告一份，9月27日邯郸座谈记录一份，另有河北的一批材料，请你们一阅，并和你们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我们集会讨论一次。这些材料表明：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1962年的农业比较1961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12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九条。如不做这种规定，队的八权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题，我在今年3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6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7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道是何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毛泽东 1961年9月29日上午8时

毛泽东在信的开头部分所说的“河北深县五公公社耿长锁的一封信”，是指河北省深县五公公社社长耿长锁1960年12月30日写给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信。耿长锁在信中说，五公公社1960年比1959年减产50%多，除了天灾外，还有人为的原因：一是违反因地制宜、不违农时的原则。二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征购任务不断增加，社员的口粮指标下降，使群众生产情绪低落，农活质量普遍下降。对于怎样争取明年丰收过好日子，提出以下意见：一、把按地头评产的征购政策，改为按标准亩平均征购政策。多产不多征购，少产不少征购，人为的损失不减任务，特殊灾情个别照顾。生产队对小队可采用“四包一奖”的办法，各队之间一般不调剂，多产多得，少产少得。二、坚决贯彻因地制宜、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相信群众，多作调查研究。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应切实加强培根固本的具体工作。四、应促进牲畜的交流，取消各地不让牲畜出境的限制。

欲知毛泽东在上述信中提出的重要建议能否为众人所接受，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请读者再细细看一看毛泽东在“1961年9月29日上午8时”写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各同志”的这一封信吧，这是任何人都抹不黑的历史！无需笔者饶舌，只要您真正看懂了这封信，就会弄清楚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前后后党内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建设方面的是是非非，还毛泽东一个清白。

第17章 1961年10月—

“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曲折的，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经过无数次反复。最后的胜利属于人民。”

话说1961年秋，毛泽东重读《离骚》，赋《七绝·屈原》一首，诗云：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据有关方面介绍，这首诗是根据作者审定的抄件刊印的。另有毛泽东在1962年的手迹为证（在互联网上可以查阅）。诗中“手中握有杀人刀”一句，喻指屈原作《离骚》所发挥的战斗作用。在“艾萧太盛椒兰少”一句中，艾萧，即艾蒿，臭草。这里比喻奸佞小人。椒兰，申椒和兰草，皆为芳香植物。这里比喻贤德之士。“一跃冲向万里涛”，指屈原在悲愤和绝望中投汩罗江而死。

从本传前面的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自1961年起，又进入了一个诗词创作高峰期，本传以后还会及时地将他的作品呈献给读者。正所谓“诗言志，歌咏言”，在这一系列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在这一特殊时期的心境始终是难以平静的。

1961年10月1日，杨步浩应毛泽东之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2周年庆典。

此前，毛泽东一直惦念着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托人给杨步浩捎去几斤白糖、两瓶酒和两块布料。杨步浩也很想再次进京去看望毛泽东，他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主席，我很想念您老人家，很想去看看您，不知您有空没有？”不久，毛泽东就回信说：“我同意，你跟地方上商量一下，只要地方上同意，我没有什么意见。”杨步浩征求了延安县委的意见，延安县委同意他进京去看望毛泽东。杨步浩高兴得几夜没有睡好觉，同老伴精心缝制了几个白粗布小口袋，装上了延安最好的小米、炒面、绿豆、瓜子、干菜，在国庆前夕到了首都北京。

10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杨步浩，他与杨步浩亲切握手，还把杨步浩介绍给外国朋友。

毛泽东在休息室里主动地坐到参加观礼的黄克诚身边，告诉他说：

“你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

毛泽东所说的信，就是黄克诚在八届九中全会期间写给毛泽东的检查信。黄克诚见毛泽东如此说，便趁机说道：

“主席，可以给我分配一点工作么？”

毛泽东说：

“可以，可以。还想回军队吗？”

黄克诚说：

“不回军队了。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作参考吧！”

庆典结束之后，毛泽东又把杨步浩请到中南海家里，设家宴款待他。杨步浩把带来的小米、炒面、瓜子、绿豆、干菜等礼物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深情地说：

“谢谢延安人民，问候延安人民。延安人民是有贡献的。”

他详细地询问了延安的建设情况和群众的生活情况。当得知杨步浩每个月的工资收入是49.5元时，毛泽东就送给他100元做路费。杨步浩告诉毛泽东说：

“延安人民盼望毛主席回去看看。”

毛泽东说：

“我本来想等延安解放了，就回去看看的，但始终未能如愿。我现在也确实想回延安看看，可还是一直不得空。”

这天晚上，毛泽东请杨步浩看戏，杨步浩来到怀仁堂，在最后一排坐下等候着节目开始。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来到怀仁堂，在前排没有看到杨步浩，就转身大声问道：

“杨劳动英雄来了没有？”

杨步浩连忙站起来说：

“我在这儿呢！”

毛泽东说：

“你到前边来，和我坐在一块嘛！”

毛泽东一直等到杨步浩走到他跟前，两人才一起坐下。剧场里的观众看到这种场面，很受感动，热烈地鼓起掌来。

10月2日晚，毛泽东叫即将去大庆工作的小李和他一起到怀仁堂参加晚会，他问小李：

“二十几岁了？”

小李回答说：

“29岁了。”

毛泽东说：

“现在你是大人了，你一直在我身边工作，但总不能这样下去，你到大庆去吧！那个地方虽然艰苦，但是个好地方，是个锻炼人的好地方。去吧！到那里一定要坚强起来，好好工作。你们每天和我在一起，转眼就是十几年了，我和你们感情太深了。今后，要常来信，介绍情况，常来看我，我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什么时间走？都准备好了没有？”

10月4日晨，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彭真，他写道：

小平、彭真同志：

索性请柯老、井泉、澜涛、任穷四同志，于5日来此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12月就可以做出决定。如同意，请彭真同志即办。5日到，晚上即可谈一下，6日会毕，7日他们即可回去。

毛泽东 10月4日晨5时

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究竟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很需要研究。这个问题，在今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曾经初步考虑过，现在应当重新考虑。附去毛泽东同志召集的邯郸谈话会纪录和河北省的5件材料、湖北省委9月25日对此事的报告及其所附的两件材料，山东省的两件材料，广东省一件材料，请你们参考。从这些材料看来，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请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10月下半月和11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的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地征求群众意见，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各县还可以选择一两个生产大队进行试点，以便取得经验，但是目前还不要普遍推广。在试行的时候，必须注意使生产资料，特别是耕畜农具，不受损失。中央准备在今年12月的工作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请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11月底以前，把你们调查研究的结果和意见，报告中央。

中央 1961年10月7日

10月7日上午11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中友好协会祝贺中国国庆节代表团10名成员，以三岛一为团长的民间教育代表团10名成员，以安斋治为团长的日本翻译《毛泽东选集》协商代表团3名成员，以及日本著名人士西园寺公一，共24位日本客人。毛泽东首先拿起一听香烟，给每个客人递上一支，说：

“欢迎朋友们，热烈欢迎。”

尔后，他站在主人位置上开始讲话，他说：

“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军阀以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你们也会感到中国人民是你们的真正朋友。朋友有真假，但通过实践可以看清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中国有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日本的岸信介和池田勇人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好朋友。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

是美帝国主义迫使我们中日两国人民联合起来。我们两国人民都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有着共同的遭遇，就团结起来了。我们要扩大团结的范围，把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全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外的90%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

毛泽东针对代表团中一些成员对他们在国内斗争处于低潮表示悲观的情绪，说道：

“用不着悲观。斗争是波浪式发展的。高潮，低潮，又高潮。”

他用两只手一上一下的做着比喻，继续往下讲：

“就是这样波浪式前进。目前看起来处于低潮，但这表明大家正在为争取高潮做准备。尽管斗争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曲折的，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经过无数次反复。最后的胜利属于人民，日本人民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停了停，又说：

“要说非常不可思议也是不可思议的。人民本来没有武器，那时不知道世界上有共产党。但是，当时大家为环境所迫，所以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最初党员只有几十人，参加1921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仅有12人。12人中现在还剩下的，一个是董必武同志，另一个就是我。中国共产党在那时是受到大家蔑视的。”

“问题在于是否能够联合大众，取决于党是否具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大家研究中国的革命经验，我劝大家研究一下失败的经验。当然，也需要成功的经验，这样才能把两者加以比较。就是说，在研究中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政策和军事路线的同时，必须研究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研究中国历史所经历的曲折过程是必要的。”

“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比如生小孩子，要九个月，七个月的时候医生就一压，把他压出来了，那不好，那个就叫‘左’倾。如果他已经九个月了，小孩子实在想出来，你不准他出来，那就叫右倾。总而言之，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到时间，你要勉强办，那就叫‘左’倾。”

毛泽东说罢，对着日本客人轻轻一挥手，又说：

“大家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光我一个人说，不民主。”

黑田寿男站起身来，准备代表日本客人讲话。毛泽东伸手向前按了按，示意黑田寿男坐下，并说：

“请坐着说吧。”

黑田寿男向毛泽东躬身说道：

“因为毛主席是站着说的，所以我也站着说。”

“是吗？！”

毛泽东笑着说罢，便坐下来听客人讲话。黑田寿男着重讲了时下的日本形势和日中友好运动。当黑田寿男结束了他的讲话时，毛泽东说了声“好！”，便站起身来，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叠成4折的宣纸，把它展开。这是他书写的一幅书法精品：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诗一首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 书赠日本访华的朋友们

整幅作品为竖式书写，行草，共14行。鲁迅的《无题》诗和落款各占7行。最后三个字特别大，“朋友”二字一笔连绵环转，有荡气回肠之感，“们”字独占一行，以纵笔一气呵成，在全幅布局中起到了“重镇”的作用。毛泽东指着自己的作品说：

“中国过去处于黑暗的时代时，中国伟大的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人鲁迅先生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诗的意思是说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你们这次到中国来，我们感谢你们，全体中国人民感谢你们。我没有什么好赠送的，就写了这一首鲁迅先生的诗，送给你们。诗共有四句，由于诗不好翻译，就请郭沫若先生翻译吧。”

黑田寿男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鞠了个90度的躬，代表大家双手接受了这一珍贵礼物，并向四周展示。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会见结束了，毛泽东和日本客人们一一握手道别，并说：

“向日本人民表示衷心的问候！”

10月15日，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由彭真、康生等人组成的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即将召开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并亲自将代表团送至下榻的别墅。

10月15日晚，毛泽东把五天后就要去大庆工作的警卫员小李叫到身边，鼓励他说：

“到那里，一定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团结那里的同志，互相帮助，依靠地方同志做好工作。”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又说：

“听说那个地方，干得可起劲了。要学习他们的革命干劲。到了那个地方，一定要把那里的情况，经常写信反映给我。”

说罢，他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提起毛笔，写了四个大字：“努力学习”，送给小李。小李眼含热泪，哽咽着说：

“主席，我一定按您的指示去做！”

10月17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个《苏共纲领草案》，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纲领。

接着，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上作了总结报告，使苏共的修正主义的观点达到了系统化，即：两全，全民国家、全民党。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三无，无武器、无军队、无战争。

赫鲁晓夫同时在总结报告中再一次批判斯大林，并恶毒地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此后，在致贺词的几十个共产党代表团中，有四十几个党围绕苏共的指挥棒，一起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10月19日下午，周恩来应邀在“二十二大”上讲话，并宣读毛泽东签署的贺词。

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就苏共在自己的党代会上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一严重事态，在讲话中表明了中共中央的鲜明立场，他说：

“我们认为，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的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有争执的、分歧的兄弟党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我想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应具有的立场。”

10月22日下午4时半，周恩来等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总结报告中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做法。周恩来说，中共代表团致词谈这个问题是迫不得已，但是我们对苏共的批评还是留有余地。周恩来批评苏联一年来对阿尔巴尼亚采取的一系列错误的行动，希望苏共能郑重考虑中共的意见。针对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抨击斯大林，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共对斯大林的系统意见，都写在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发表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之中，当时苏共《真理报》还转载了这两篇文章。

周恩来等与赫鲁晓夫的会谈进行了六个半小时，一直到晚上11点才结束。

10月23日晚8时，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乘专机先期离开莫斯科，提前回国，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前往机场送行。

10月24日中午，毛泽东亲自到首都机场迎接周恩来归来。

据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一书中记载，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修正主义观点是这样批判的，他说：

“赫鲁晓夫讲的全民党是一种欺骗。现在苏联社会正在分化。要从经济上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是很不容易的，在意识形态上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长时期的事情，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甚至要几十年、上百年。这个高薪阶层对低薪阶层毫无人道主义，而赫鲁晓夫却大讲人道主义。其实，现在苏联社会是很不公正的、很不人道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已经出现了。还有反革命分子，还有帝国主义间谍。社会主义社会这么复杂，怎么能说是一个全民国家呢。”

10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在把中央统战部、组织部和宣传部《关于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的报告》转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望遵照执行。

关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管理、教育改造和处理问题，过去因为没有专门部门负责，有些问题，没有及时得到适当解决。中央决定今后由统战部门主管，此事前已通知你们。现在，中央再作如下指示：

一、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虽然我们把他们当作内部问题处理，但实质上，他们同劳动人民的矛盾是一种敌我性质的矛盾，这点，必须明确，必须清醒，不要因为现在给他们大批摘帽子，和一部分上层民主人士的嚷嚷，有所含混。这点是干部在处理右派分子时掌握的方针，不必又普遍展开一次宣传。

二、现在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年多，他们中的不小一部分，确实已经表现悔改，或有相当悔改，应该再给一批右派摘掉帽子。摘帽子的标准，中央已于1959年作了规定。处理的原则仍然是，够条件的就摘，不够条件的就不摘。所谓处理从宽，是指基本够条件的也可以摘一批。不是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做没有什么要紧，宽大无边地乱摘一气。

请你们实事求是地加以掌握。

中央 1961年10月28日

1961年11月6日晨，工作了一夜的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田家英同志：

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来，则更好。

毛泽东 11月6日上午6时

林逋是宋代归隐诗人，被世人称为“梅妻鹤子”。田家英很快便将林逋的诗文集送到了毛泽东手里。

原来，毛泽东是为了查找一首诗，才要来了林逋的诗文集。但他一查，没有找到那首诗，于是就给田家英写了第二封信：

田家英同志：

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8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更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毛泽东 11月6日上午8时半

工作人员刚把信送走，毛泽东突然想起了这首诗的前四句，马上又给田家英写了第三封信：

家英同志：

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毛泽东 6日9时

毛泽东要找的这首诗很快被查明了，它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首之一，后四句是：“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毛泽东看罢，立即挥笔写出了：“高启 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梅花 九首之一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毛泽东 1961年11月6日”。一幅龙飞凤舞的狂草间行书毛体书法作品就这样产生了。诗尾的那个“回”字，他一反前人元卿自右而左自下而上的手法（见《四体大字典》“回”字目），自上而下，自左而右，自外而内，刷、刷、刷，下笔就是三个圆圈圈，恰似钢圈铁环，风卷浪漩，而且疏密有度，断续有致，这一笔下来，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堪称一绝。

早在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与袁水拍、臧克家谈话时曾说过：

“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其中有李攀龙、高启等人的好诗。”

大概是高启的这组《梅花》诗给毛泽东留下了好印象，所以他那时才会有这样的评价。

11月6日至10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1962年粮食上调方案。陶铸建议说，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叫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11月12日晚，毛泽东听取了关于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情况的汇报，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的意见。

1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市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四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我要在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说两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它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八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

11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中所说的这次会议，就是后来1962年1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著名的“七千人大会”。

11月16日这一天，刘少奇赴广东从化疗养。

11月17日，毛泽东看到了郭沫若录呈给他的一首诗。

原来，郭沫若于1961年10月18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看了浙江省绍兴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剧团请他提意见。他于25日赋七律诗一首，送给了他们。全诗是这样写的：

《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看了这首诗，认为郭沫若把唐僧当作敌人，说是“千刀当剐”，是不恰当的。于是，他写出了一首很有深意耐人寻味的“和诗”：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1961年11月17日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11月23日，毛泽东把邓子恢11月9日的调查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邓子恢是在10月28日到福建龙岩进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调查的。他在报告中反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各级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一致拥护。但有少数大队干部感到权力受到限制，有抵触情绪；在生产队干部和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张维持现状。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三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12月20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

中央 1961年11月23日

11月30日，毛泽东给臧克家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克家同志：

惠书收到（两次），因忙未能如愿面谈，还是等一会儿吧。我近日要外出走一遭，不久回来。明年1月内看找得出一个时间，和你及郭沫若同志一同谈一会儿。那时再通知你。

祝好！

毛泽东 1961年11月30日

11月30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先后去上海、杭州视察。

此一时期，毛泽东重读了陆游的《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读罢，他掩卷沉思，三年自然灾害和一些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经济困难，至今尚未完全解决，党内由此产生和暴露出来的各种矛盾也正因为潜藏的人为因素而得不到及时解决，这些使他寝食难安的隐忧一齐涌上心头，联想到国际上帝国主义阵营及各国反动派对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的大肆攻击，苏共中央修正主义集团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倒行逆施，便将万千感慨凝聚于笔端，写下了一首后人久唱不衰的著名诗篇：

卜算子·咏梅

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关于这首词的创作时间，一说是在1961年11月间，后来定稿于12月初，后人一般都认为是作于1961年12月。毛泽东最早亲笔手书的自作词“卜算子”毛体书法作品所署的是“1962年1月作”。郭沫若说他“读到主席的词是在1962年1月30日，春节前六天，是康生同志抄示我的。当时康生同志在广州，我在海南岛的鹿回头。”

《卜算子·咏梅》最初在内部传阅时，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

“陆游的北伐主张失败后，投降派打击他，他消极颓废，无可奈何，因而作此词。而我们对待困难的态度，却与陆游相反。”

再说1961年12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议会代表团。当代表团团长、加拉加斯市议会副议长谈到他家里挂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的画像时，毛泽东说：

“我的画像不值得挂。马克思写过《资本论》，恩格斯写过《反杜林论》，列宁写过《谈谈辩证法问题》，他们的画像是应该挂的。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人老了，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

12月中旬，毛泽东发出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稳定、不主动打击金门国民党军的指示。于是，福建前线部队主动停止了实弹炮击。此后所打的炮弹里只装宣传品。金门方面也照此办理。于是，双方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打炮演变为象征性的军事行动，炮击与其说是一种对抗，不如说更是一种纽带，一种对话的渠道。

海峡两岸的这一场炮战，从1958年“8.23”开始，打打停停，半打半停，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直到演变成此时的宣传炮战，后来到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美国政府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共同防御条约》宣告终止，国防部部长徐向前也发表《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才最终停止。双方炮战整整打了21年，可谓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来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

12月14日上午，毛泽东听取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他本来打算听完汇报就走，没想到江苏省的情况吸引了他，就住下不走了。

12月15日，毛泽东听取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汇报。

他在听取汇报中间讲了一些重要意见。关于形势，他说：

“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方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他说：

“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变薄为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说：

“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关于1962年的工作，毛泽东说：

“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党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1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

这一天，毛泽东给李先念和姚依林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李先念、姚依林二同志：

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请你们返北京以前，到南京停一天。你们于12月20日或21日到达北京，就可以了。

毛泽东 1961年12月15日在无锡

12月16日傍晚，毛泽东离开无锡。

12月17日，毛泽东路过济南时，听取了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等人的汇报。毛泽东说：

“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30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3户5户的怎么办？20户规模就是大的。”

谭启龙汇报说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毛泽东说：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亡，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6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

12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水电部党组《关于当前水利工作的报告》：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同意水利电力部党组《关于当前水利工作的报告》和关于水利管理的10条意见，现转发你们参照当地具体情况研究执行。今后几年内，农业增产的措施仍是一水二肥。因此，各地应继续认真地抓好水利工作，特别注意抓住今冬明春的水利工作。关于如何继续抓好水利工作的问题，水利电力部提出，在全国范围内，以加强水利工作、保证农业增产为中心，分期分批地完成今冬明春可以过关或者已经过关的新工程的尾工、配套和机电排灌工程，并认真处理移民等遗留问题，特别是加强水利工程管理问题，中央认为是对的。当前水利问题不是再新建多少工程，而是如何巩固已得成就，完成尾工配套（包括平整土地）等工作，使它们充分发挥效益。各级党委应本这个精神，认真检查和安排今冬明春的工作。

　 　中央 1961年12月18日

12月19日，毛泽东路过天津，听取了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等人的汇报。毛泽东说：

“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

此后，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12月2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还有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

是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邓小平报告说，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1962年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和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及党的工作六个问题。他还报告了会议的开法。毛泽东说：

“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在周恩来说到需要集中统一时，毛泽东说：

“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

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是：“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毛泽东说：

“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了《七十条》，教育有了《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一百条，这就有办法。”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得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荔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就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

这12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我们12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

刘少奇说到了他这段时间因为身体不好而休息的情况，他还说：

“这次是真休息，不能看文件，只能看《红楼梦》。《红楼梦》已经看完啦，它很细致地讲了封建社会的情况，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还是那样。这个材料很好，书也写得好。”

刘少奇关于《红楼梦》的话，马上转移了毛泽东的思路，他以极大的兴趣接着刘少奇的话题说道：

“《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有33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环。秦可卿实际上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看到了卫士张仙朋写给他的病假条，即随手拿起便签给张仙朋回了一封信。

原来张仙朋此前患了感冒，如继续上班，他怕传染给毛泽东，便写了一个请假条让值班卫士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小张：

你好了些吗？好好静养，过几天再上斑不迟。我想你，你到我的厨房吃饭吧。

毛泽东 1961年12月20日

12月21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长篇讲话，并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

欲知中央工作会议能否顺利进行，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际，对形势的估计是：“这12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我们12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他认为：“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而且毛泽东还提出：“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他定的这个调子的确是很轻松的，如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能及时地拿出会议报告稿（请注意下一章有关叙述），并交政治局讨论，如果与会者人人都做自我批评，认认真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彻底纠正经济建设和体制中的偏差，砥砺奋进，那该多好哇！可是中央工作会议偏偏不能正常进行，而且还有人在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要否定三面红旗，还要追究个人责任。奈何？这大概就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另，毛泽东在1961年12月20日看到卫士张仙朋写的病假条后，立即给他回了一封信，短短数语，老人家那柔情似水的一面和他那慈父般的仁爱，便跃然纸上：“小张：你好了些吗？好好静养，过几天再上斑不迟。我想你，你到我的厨房吃饭吧。”如此的关爱，怎不叫追随领袖10年、情同父子的张仙朋泪流满面呢？！可是这一幕人世界的纯真友谊，在数十年后，竟然被那些丧心病狂的反毛者移花接木，转嫁到张玉凤身上，成了射向伟人的一支毒箭！张玉凤是在1970年才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由此可见，那些反毛者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已经疯狂到了何等程度！

第18章 1961年12月—

“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

话说1961年12月下旬的一天，在中南海的周末舞会上，秘书室三科的崔英见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休息，就走过去向他伸出手，邀请他跳舞，并自我介绍说：

“主席，我是新来的，在秘书室工作。”

毛泽东握着崔英的手，端详着她的面孔，说：

“新来的？好像见过面嘛！”

崔英非常佩服毛泽东的记忆力，回答说：

“您的记性真好！1955年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那时中宣部在中南海乙区办公，夏天在乙区游泳池游泳时，见过您。当时主席还问过我‘怎么学会浮在水面上仰卧的’呢。”

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我说见过面嘛，7年怎么就会忘记呢！”

他示意崔英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亲切地问：

“你是哪里人？”

崔英回答说：

“东北辽宁人。”

“那你一定学过日文了？”

“学过7年半。”

毛泽东这个时期也在学日语，他让崔英和他一起背日文的五十音图。崔英因长期不用日语，背得很不熟练，有的发音也不准。毛泽东一边背，一边帮她纠正发音，还说：

“学过7年半，有基础，应该继续掌握这门外语。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崔英。”

“那么你的爱人是姓张的了？”

崔英闻言，一时愣住了，她不明白毛泽东何以如此说。毛泽东不等她回答，又微笑着问道：

“你读过《西厢记》吗？”

崔英这才恍然大悟，毛泽东是用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逗她的。她会意地笑了笑说：

“我的张生原在中宣部工作，1960年响应号召下放到安徽基层锻炼，碰到安徽水灾，救灾时牺牲了。”

毛泽东听了，顿时收敛了笑容，安慰她说：

“他是为人民牺牲的，你不要伤心。你是烈士家属，组织上会关照的。”

他又关切地问：

“你今年多大了？有几个小孩？”

崔英说她32岁，有两个男孩，一个10岁，一个7岁。毛泽东说：

“孩子还小，有人帮助你照料孩子吗？”

崔英说婆婆帮助照料。毛泽东问：

“你一个人拿工资，家中生活有困难吧？”

崔英说国家补助一个孩子的生活费，对婆母也有补助。毛泽东点点，鼓励她说：

“那就好嘛。你还年轻，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吧，要把两个孩子抚养大，教育好。”

崔英见毛泽东如此关心她这样的普通干部，非常感动，就说：

“太感谢主席了！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把两个孩子抚养大教育好。”

12月26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世钊同志：

惠书收到，迟复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毛泽东 1961年12月26日

接着，他又给臧克家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克家同志：

几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奈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专此奉复，敬颂撰安！

毛泽东 1961年12月26日

1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廖沫沙以“繁星”为笔名撰写的一篇题目为《一朵鲜艳的红梅》的文章，文章中说，1961年夏秋之间公演的昆剧《李慧娘》这个戏改编得很好。他在文章中还批评了那种把“鬼戏”看做迷信的思想，提出了“有鬼无害论”的观点。

不久，《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收到了一篇批评“繁星”那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吴冷西认为没有必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就把文章转给《文艺报》处理了。

1962年1月初的一天，已经下乡调查归来的叶子龙、李银桥、高智、封耀松、王敬先五人相约一起来到毛泽东居住的游泳池看望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即热情地招呼大家：

“你们来了，坐，都坐！”

五个人在客厅里围着毛泽东各自找位置坐了下来，毛泽东对大家说：

“你们下去了一年，脸都被太阳晒黑了。这样好，既了解了情况，又锻炼了身体，还增长了才干，三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呀？”

五个人都笑了。毛泽东又说：

“你们写的调查报告和心得体会，我都看过了，写得很好。子龙写得比较全面，高智写得比较具体，银桥写得大有进步。小封和敬先写得很认真，错别字也比以前少多了！林克虽然没有来，但也写了材料；他是秀才，写得最多。”

受到毛泽东的夸奖，大家心里都很高兴，一个个脸上挂着喜悦的神情，叶子龙说：

“在下边，我们别的都好说，就是天天想主席。夜里睡不着觉，我总看着窗户愣神，总想主席这会子准是又在办公，要么就是在看文件，说不准也许在练习着念英语……”

一句话就像打开了放水的闸门，引得大家把这一年来在外边对毛泽东的思念全都倾泻了出来。

“我白天想主席想得最多，”封耀松说：“老是挂念主席吃不好……”

“我也是……”，王敬先说：“我还担心张仙朋和张景芳他们熬不好麦片粥呢！”

毛泽东说：

“他们做得都很好。”

“我夜里想主席想得最多……”，高智说：“有时一觉醒来，就再也睡不着了。”

毛泽东笑着说：

“你是想你媳妇了吧？”

一句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起来。毛泽东问李银桥：

“银桥，你都想么事呀？”

李银桥眼里含了泪花，说：

“我就是想你……”

毛泽东又问：

“你想我什么事呀？”

“什么都想……”，李银桥老老实实地说：“就连主席的拉屎放屁我都想……”

又是一阵笑声。毛泽东摆了一下手说：

“我也想你们哩！”

1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来华访问的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并同安井郁一行人进行了谈话。他在谈话中就世界的划分提出了“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说：

“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英、法、比、荷这些国家有殖民地；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德国、日本；有些是取得了真正独立的国家，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是附属国的国家，如法属非洲和英属非洲的一些国家，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名义上独立，实际上是美国的附属国。”

毛泽东还提出了“间接同盟军”的思想，他说：

“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但是，是大帝国主义美国想吃掉的中等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也很难混，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军，因为它们同美国也有矛盾。日本的松村谦三、石桥湛三、高崎达之助等人，他们不大高兴美国，同池田有区别，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

“可以利用的一点是，英法在亚洲和非洲有殖民地和附属国，或者有些国家形式上独立了，但英法在那里还有强大的投资，美国想把英法从这些地方挤出去，用新殖民主义代替旧殖民主义。”

1月上旬，崔英在中南海的周末舞会上又见到了毛泽东，她在慢四步舞曲的旋律声中邀请毛泽东跳舞，一边跳一边报告毛泽东说：

“主席，现在有许多在反右斗争中划成右派的人在申诉，很多人给您写信，要求平反，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泽东闻言，便停下脚步，说：

“不知道。那些划右派的定案材料寄来了吗？”

崔英说：

“寄来了。我就是看了那些材料，才知道下面有扩大化的错误。这种情况不知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泽东说：

“详情不知道。”

崔英又报告说：

“对右派的申诉信件，负责反右工作的领导有指示，原则上不作处理，右派是敌我矛盾，不能平反。”

毛泽东听了，十分生气地说：

“谁说的？真正划错了的右派要纠正，要平反！你转告秘书室主任，把各地的右派申诉情况写一个综合材料送给我。”

后来，崔英向秘书室领导汇报后，万万没有想到，几天后她就被调离了中南海，远离了毛泽东。

关于这件事，《戚本禹回忆录》是这样记载的：“崔英在秘书室是处理群众来信的，大约是 61、62 年的时候，她接触到大量被错打成右派者的申诉，就在又一次陪主席跳舞的时候告诉主席：一些错划右派的案例反映出，反右派运动中错划的情况看来是相当严重的。有很多群众来信，反映他们单位划右派划错了，把给单位的领导提了意见的人，都打成了右派。主席大吃一惊，说：有那么多错误，有那么多右派？为什么把提意见的人划为右派，那怎么行呢？主席还说：‘崔英，你去把这个情况弄一个报告给我看看。我们共产党从来实事求是，有错误就要改正。如果把人错划右派了，也要改正。’很显然，主席这是要给错划右派平反。主席要崔英弄个材料，崔英很高兴。但写报告上送是有规矩的，都要经过秘书室领导同意。而且她只是个科员，没有权力调度全部群众来信。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各地错划右派的申诉信，像雪片一样寄到秘书室，各个科都有很多。这个事即使叫我做，我也得经室主任同意才可以到其他科调信。崔英这个人挺高傲的，看得起的人不多，跟她那个科的科长小马（马芷荪）工作关系也不是很好，就来跟我商量。我问：‘你经过科长同意了吗？’‘科长？她左得很，不会同意的。’崔英说。崔英的科长小马是田家英的小相好，我也不愿意得罪她。再说，她科里的事情我插手也不合规则。不过，那是在‘八司马事件’之后，我对错划右派特别有体会，不愿意有人像我们‘八司马’那样受到冤枉。所以，我是发自内心支持崔英的，当我看到她实在不愿去和小马商量，就说，你去找陈秉忱，他是副主任，他批准了，也算是给领导讲过了，你再去找各科要信就可以了。我不叫她直接找田家英，是因为马芷荪和田家英关系好，去找他，他肯定支持马芷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崔英听我的意见去找陈秉忱，这个人是从军队来的干部，组织观念强，人不错，就是一点也不圆通，他去跟田家英汇报了。田家英很敏感，这是主席要的东西，就觉得事情很大，他知道反右派是邓小平主持的，而杨尚昆和邓小平关系很密切，这事弄不好主席一批就会牵扯很多人，于是他就去跟杨尚昆汇报了。这一汇报不要紧，情况急转直下。杨尚昆说，这哪行啊！这是捅天的事。怎么你们秘书室一个小干部可以随便捅天？要是这样，今天这个捅，明天那个捅，大家都随便找毛主席，我们还能工作吗？杨尚昆问田家英：‘这人是从哪儿来的？’田家英答：‘从宣传部调来的。’杨尚昆说：‘赶紧把她调走，不能要了。’而且是‘限三天之内，要在礼拜六舞会之前把她弄走’。田家英马上找到小马科长，小马本来就不满意崔英（其实这两个人都是有才能的女子），田家英传达‘三天内调走’，小马却说‘明天就得走’，只给崔英一天的准备时间。”“要她走，也没说什么理由，就说是工作需要。其实崔英也猜着了：一定是自己给主席反映右派申诉这件事，引起有关人的不满。崔英走前问过我，我也说不清楚，我怎么说啊！我说：‘我真不知道这事。你跟我不是一个科，他们调走你，不用经过我，他们跟杨尚昆汇报，也不用跟我商量的。’当时在秘书室不赞成崔英调走的还有‘八司马’的李公绰和朱固等。崔英在实际调出后，中宣部也不接了。这件事给崔英打击太大，听说此后几年她犯了精神忧郁症。另据说，崔英走后，周六舞会上主席问起崔英怎么没来，秘书室女同志说她调走了。”“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给小马贴大字报，说小马打击报复崔英。小马解释说：‘不是我叫崔英走的，是杨尚昆要调崔英走的，是田家英告诉我杨尚昆叫调走她的。’造反派到杨尚昆的秘书孟繁述那里去核实，这整个过程才清楚。改革开放后，崔英在广州的《同舟共进》杂志发表了一篇《我和毛主席跳舞》，把整个过程说得很详细。崔英现在还在北京，住在西单教育部街。”

关于为错划右派平反的问题，《戚本禹回忆录》还记载了另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关于华东《新闻报》的一个资深编辑的。我看到一封群众来信说，这个人在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事情公开后写了一个稿子，涉及斯大林，说斯大林没有好好听听群众的意见。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和苏联决裂，《新闻报》就认为他‘反苏联’、‘攻击共产国际’，按‘不利于国际团结’这一条，把他划为右派了。我认为这是错划，就把信转到《新闻报》，请他们重新考虑。《新闻报》回复说，大家的意见都是把他划为右派。在文革的时候，这个人又要求平反。中央文革接到来信，我就按正常程序，把情况反映到主席那里去了，还去问总理给不给人家平反。总理说：‘右派平反的事最好以后处理，不要现在就搞’。主席看到我们的汇报材料后，就问这个事，问到底有没有这个人。我叫华东的张春桥去查，张春桥是很好的，他说，主席问这个事，我们有责任去查清楚。他一查，真有这么个人，这个人真没有反党，真是拥护毛主席。他‘反苏’，是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两边都反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是应该平反的，就去给总理汇报：‘总理，你看调查的情况是这样……’我把张春桥调查到的情况都说了。总理听了后说：‘这样的情况还不止一个哩。还是由运动后期统一处理吧。’总理说了统一处理，那就统一处理吧，我也没有办法，我起码是把事情报告给主席了，也给总理汇报了调查到的情况。记得总理当时还强调说：‘这个事单独处理的话，那就要连锁反应了，雪片一样，处理一个又来一个，那就冲击文化大革命，变成平反运动了。还是后期统一处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进了秦城，这个人的平反事情处理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总理是不是跟主席商量过这事，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有这么个事。”

“以上两件事说明，不愿意给错划右派平反的阻力不在主席这里。主席是实事求是，从来不离开这个方针的。右派错划了，就该平反。我们秘书室是一直给主席送信，反映错划右派要求改正的事。主席看到了就叫我们调查处理，但是我们当时没有看到中央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文件。文革中才知道，统战部收到我们转去的一些申诉信以后，原准备搞一个给右派平反的文件提交中央，但邓小平告诉统战部的部长：右派一律不能平反。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现在不宜平反。邓小平这个右派不能平反的指示违背了中共中央 1962 年8月对于搞错右派应于改正的指示，也违背了毛主席的认真处理右派申诉的意见。”“现在有人说，邓小平这个违反中央指示的意见是来源于毛主席1962年9月《关于检查右派分子甄别试点问题的批语》。现查文件，毛主席确实在这个批语中批评了国家机关党委要求在中央机关内对‘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取得经验，加以推广’的错误作法。但毛主席在这个批语和此前的所有批语中，均没有不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指示。相反，他总是主张，调查事实，有错必纠，该摘帽的摘帽，该平反的平反。他和崔英在舞会上的谈话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现在有人为邓小平开脱，拿毛主席的这个批语为邓小平做挡箭牌，把不给错划右派改正的责任推给毛主席，是违反事实的，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个批语的意思是说，‘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给人家平反，还要作为经验推广，是没有必要的。这丝毫没有对错划右派不搞甄别、不做改正的意思。邓小平当时不同意平反，后来却和胡耀邦一伙又把不平反的屎盆子、罪名往主席头上盖。要么是乱批、乱斗，按主观臆想的比例乱划右派，制造大批冤案；要么是统统一风吹，全国除了保留几个象征性的右派，其他右派全部平反，把大量疯狂攻击社会主义的、坚决不改的铁杆右派也当成好人，给以甄别翻案，甚至奉为上宾（如茅于轼之流的）；忽左忽右、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这与毛主席一贯的实事求是精神真是相距十万八千里。”

再说1月8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起草的报告稿，才印出了前两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关于集中统一，发给各小组讨论。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彭真在‘七千人大会’前，曾组织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收集整理从‘大跃进’以来中央文件中的错误。据参与整理的人说，原来以为这次能从中央文件中找出毛主席的好多错误，可结果没想到，毛主席的错误没找到几条，却找出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大量的错误，什么‘亩产几万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谬论，连普及‘小高炉’都是刘少奇、邓小平最先提出来的。”

1月9日，毛泽东给小女儿李讷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李讷：

贺片收到，高兴。你为什么不写封信给我呢？为什么那样吝啬呢？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不是，你是爱我的，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给我来封信吧。

祝你上进！

父亲 1月9日

1月9日这一天，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终于改出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稿第三部分：关于党的问题。

1月10日上午，毛泽东看了中央工作会议报告稿的前两部分，写了一个批语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他写道：

田家英同志并告刘少奇、邓小平：

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

毛泽东 1月10日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召见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提出改变中央工作会议的开法。

原来，按照政治局的决定，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修改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会议所做的书面报告，而这个书面报告是要事先经过政治局讨论的。可是，中央工作会议已经进行20天了，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才刚刚搞出来，毛泽东“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更不用说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会议开成了这个样子，毛泽东不得不重提他在1961年11月12日晚“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的建议，把中央工作会议（第一阶段）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第二阶段“七千人大会”，见前述1961年11月16日中央“《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他还说：为了使“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有更多的说话机会，使会议开得更加民主，改变过去中央先做报告尔后讨论的开会方法，将书面报告印发给“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由刘少奇做一个说明，然后分组讨论三天，征求意见，允许各种意见的发表。在与会者提出意见后，再组织起草委员会写出报告的第二稿。他说，这样的开会方法，可以使会议民主气氛更浓，使报告写得更好，使与会者感到作用更大。

毛泽东的这一安排，完全打乱了刘少奇的计划。

1月11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紧接着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一阶段）在北京召开。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118人，后来，人们习惯地将这次会议称之为“七千人大会”。

这一天，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印发了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稿，由刘少奇作了简单说明，尔后分组进行讨论。

1月12日，毛泽东给康生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郭沫若在读了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和郭沫若《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似有所悟，便步其原韵，又和了一首诗，前有小序云：“毛主席的和诗是1961年11月17日作的，我在1962年1月6日在广州看到，是康生同志抄示给我，读了，我受到了很大启发。我当天曾经用毛主席的原韵，又和了一首：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弥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几度来。”

康生在1月8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将郭沫若的小序及和诗抄呈毛泽东。为此，毛泽东在给康生的复信中写道：

康生同志：

8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近作咏梅词一首，是反修正主义的，寄上请一阅。并请送沫若一阅。外附陆游咏梅词一首。末尾的说明是我作的，我想是这样的。究竟此词何年所做，主题是什么，尚有待于考证。我不过望文生义说几句罢了。

请代问郭老好！

毛泽东 1962年1月12日

1月13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组讨论的情况，提议延长“七千人大会”的会期，对刘少奇的报告稿进行充分讨论。

在讨论中，各组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据杨尚昆1月15日日记记载：“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

1月16日，刘少奇、邓小平决定向毛泽东汇报。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钓鱼台12号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开会，他在听取了汇报后，对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没有表态，还是鼓励要大家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毛泽东还决定：成立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

1月17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报告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1月24日，报告起草委员会经过几易其稿，拿出了一个报告修改稿。刘少奇、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后，决定在25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稿；并决定大会在本月底结束。

1月25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修改稿。

1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大会的安排问题，决定在27日下午召开“七千人大会”全体会议。因为与会者对报告修改稿已经基本上熟悉了，再照本宣科念一遍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毛泽东提议由刘少奇在大会上对报告修改稿中涉及的问题，另外作一个口头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刘少奇口头报告的提纲。

1月27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七千人大会”全体会议，刘少奇作了口头报告。

关于大跃进问题，刘少奇说：

“实事求是地说，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表现在吃的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不那么够。因为1959年以来这三年农业生产上有相当大的减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减产40%还多。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的。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倒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还说，现在国内的形势“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跌了跤子，而且跌痛了。”

刘少奇公开否定了毛泽东曾经以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做比喻评价成绩和缺点错误的说法。他说：

“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书面报告里没有这样讲，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

“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箧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样的人跌倒了，他自己就爬不起来，当然也不能继续前进了。”

刘少奇还说，在报告修改稿中提出的四条缺点错误“写得还不够，再加一两条也可以。”

关于工作中为什么会发生缺点和错误以及为什么长期得不到纠正，刘少奇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说：

“除了我们的经验不够，还有别的原因。比如，我们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如果能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倾听不同意见，很多错误是有可能不犯的。”

关于人民公社，刘少奇说：

“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

他还公开说：

“三面红旗还看得不那么清楚，待以后再来作结论。”

刘少奇还提出了关于彭德怀的问题，他说：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有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内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同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啦，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啦，人民公社办早啦，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彭德怀同志带领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所有和彭德怀意见一致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都可以平反，唯有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结束后，毛泽东对后边几天的会议程序作了安排，他说：

“明天，即1962年1月28日，星期天。不放假，因为我们准备这次会议在这个月底搞完。明天是28号，我们争取30号搞完。还留有余地，留了一个31号。如果30号搞不完，那么我们加一个31号。总而言之，31号无论如何要搞完，31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

1月28日，在分组讨论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也同刘少奇一样，提出了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任的问题，并说出了几句举座皆惊的话，他说：

“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彭真还说：

“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如果毛主席的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都将给我们留下恶劣的影响。”

陈伯达立即站直了身子反驳彭真，他说：

“彭真同志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没有想到陈伯达竟敢公开顶撞他，不禁为之愕然。

1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千人大会”全体会议，林彪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一反刘少奇1月27日的观点，说道：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听林彪这样讲，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只是吸烟，并不插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也都不插话，整个大会都在听林彪一个人讲：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林彪此话一出，全场欢声雷动。

不少与会者反映，对“林总提出的‘跟着毛主席走永远不会犯错误’感受很深。”还有人说，“林总的讲话，是一个根据毛泽东思想，从实际出发，具体地解决各项实际问题的范例。”

来自东北的与会者说：听林彪的讲话，大家反映是上了一次毛泽东思想的课，特别是对林彪所讲的三年“大跃进”的得失问题，付学费问题和坚决跟毛主席走的问题，大家认为讲得十分深刻透彻，是马列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很有说服力。

另据《戚本禹回忆录》记载：“在七千人大会上，我听了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心里是很有看法的。他讲到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时，就说这由中央来负责，而不说他自已该负什么责任。其实，在刮‘共产风’、提‘高指标’的时候，他是最起劲的一个。毛主席在会上说了，中央的责任首先应该由他来负，因为他是党的主席。而刘少奇在讲话中顺竿而下，明显把错误责任上推毛主席，下推各省市。所以，后来林彪在大会发言，上来就说，不是毛主席犯错误，是我们这些人犯了错误，是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说的去做。林彪的讲话很明显地是有所指的。林彪的讲话，受到了全场的热烈鼓掌。”

毛泽东本来对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很不满意，听了林彪的讲话，便说：

“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还有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他已经答应了。”

毛泽东鉴于小组讨论中一些地、县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的情况，又宣布说：

“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

他的话赢得了全场极为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接着说：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1959年就做自我批评，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三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场内笑声）为什么我们在北京7000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工、农、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这次会议没有你们，这个报告制定不出来。第1章、第2章全靠同志们。常委、政治局、书记处都没有开会。我只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完，提出干脆统统发下去，让大家去讨论。后来组织21人的起草委员会，整整搞了八天，每天开一个下午的会，有时六个钟头，搞了七八遍，才搞了出来。从群众中来嘛！不从群众中来，这个报告就搞不出来。全靠大家的帮助，集体的智慧，共同创造了这个文件。至于这个文件是不是有缺点错误，过一两年总可以看得出来，到时候再修改。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改。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五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鼓掌）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热烈鼓掌）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热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

散会后，毛泽东问身边的总参谋长罗瑞卿：

“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

罗瑞卿诚恳地回答说：

“我作不出来。”

欲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还有什么重要讲话，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如果读者细细品味，就不难发现“七千人大会”前后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采取了暂且宽容和忍耐的态度。

应该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是一箭双雕：一是把矛头对准了“三面红旗”，对准了毛泽东个人，要追究“人祸”的责任（本章中所说的彭真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阶段搜集毛泽东的错误和第二阶段“七千人大会”讨论时的反毛言论，便是此一活动的注脚。倘若没有林彪1月29日那一篇与刘少奇针锋相对的讲话和会场上的强烈反应，倘若再有几个彭真式的人物接着发难，“七千人大会”会不会演变成为第二个“庐山会议”？）；二是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彭德怀果然被激怒了，随后便写出了给党中央的“八万言”申诉书）；从而为自己登上党政权力的巅峰扫清道路。

本传在第七卷后半部及第八卷这一部分，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产生背景及过程已经作了极其详细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对待三面红旗的认识问题上，始终认为“三面红旗”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一个壮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他在一封信中曾经说过，为捍卫“三面红旗”，准备同全世界作战。毛泽东也承认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但他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纠正这些错误的。而且他是在大跃进开始仅仅3个月后，就最先发现了那些缺点、错误，并对其进行了一步步的解决纠正。尽管被“庐山会议”打乱了部署，但在经过了一段反右倾活动后，又连续不断地开始纠“左”了。而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则罔顾事实，旁敲侧击地强调某些个人的因素和责任，其目的就是要将这一议题变为“七千人大会”的主旨。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就这样，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在毛泽东心目中动摇了。后来，他在和外宾谈话中说到产生拿掉刘少奇接班人的想法，是从“七千人大会”后就产生了，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还需要说明的是，与毛泽东这一时期全部有据可查的历史正好相反，站在党、政工作第一线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此一时期的历史却出现了空白。据2012年7月号《东方红文萃》署名“可伍”的文章《从公开档案看五风》一文中说，在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下卷）中，在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方面，“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而且从1958年5月30日至1961年5月7日，整整3年不可思议地出现了文献空白！”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方面，“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而且从1958年4月7日至1960年3月25日，竟然也不可思议地出现了近两年的空白！从1960年3月25日开始，又出现了1年零7个月的空白！”笔者要说的是，这种现象说不可思议也可思议，有人要为其“尊者”讳，必然要掩盖其“尊者”的历史。如果把真实的历史资料全部兜露出来，岂不是要真相大白于天下了吗？！

第19章 1962年1月30日—

“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话说1962年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特别重要的长篇讲话，特录全文如下：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7000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组织了21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7000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12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4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笫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那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观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1959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1961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象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1957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那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60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分，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国人口的95%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95%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90%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90%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1921年党的建立直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24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1942年春天到1945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1927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30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30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3万人，就是说，不到30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30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3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3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30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在会议报告里说，最近4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20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1960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11年了吗？是干了11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1960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1961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50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50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50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1960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100年，10000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16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17世纪到观在，已经有360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100多年。”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17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300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50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50年内外到100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50年内外到100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1961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12年分为前8年和后4年。1950年到1957年底，是前8年。1958年到现在，是后4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4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会议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60条，工业企业70条，高等教育60条，科学研究工作14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8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1958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1700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1930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800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700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90%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7000多人，7000多人还孤立吗？（笑声）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95%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1921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会议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的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没有指明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笑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95%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形，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长篇讲话，“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土集中制的问题”，这是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篇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献，同时也是一篇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著作。在当今有人非毛的非常时期，把这篇讲话全部抄录出来单列为一章，是非常必要的。让那些人在这面镜子前照一照自己的形象吧。不是也有一些“左翼”、“毛粉”针对毛泽东时代所谓的“缺乏民主”等“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社会主义论”吗？那就也让他们好好地看一看吧，毛泽东时代到底缺了些什么？

第20章 1962年1月31日—

“我希望同志们下去多做调查，首先要和群众一起劳动。为什么要劳动？第一，劳动能锻炼人。第二，通过劳动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和群众搞好关系。他们才会和你讲实话，真正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要求什么。”

话说1962年1月31日上午，就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的时刻，毛泽东邀请溥仪、章士钊、程潜、王季范和仇鳌到中南海颐年堂作客。

溥仪是在1961年被从植物园调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毛泽东为自己没有见过溥仪而感到遗憾，他要弥补这个缺憾。

上午8时许，毛泽东对先期到达的章士钊等人说：

“今天请乡亲们来，要陪一位客人。”

章士钊问道：

“客人是谁呢？”

毛泽东故做神秘地说：

“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我也可以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说话间，一位高个子清瘦的男人，由工作人员引导，进入颐年堂宽敞的客厅。此人约摸50多岁，举止落落大方。他既不是人们熟悉的国家领导人，也不是报章上常有照片登载的著名人士。毛泽东虽然是头一次见到这个人，但他却像老朋友似地迎上前去握手寒暄。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溥仪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我万没想到能见到您。”

宾主之间寒暄已毕，毛泽东环视各位客人，带着浓重的乡音微笑着说：

“他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

毛泽东又指着四位老人一一给溥仪介绍。溥仪很谦恭，无论毛泽东介绍到谁，他都鞠躬致意。毛泽东说：

“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毛泽东最后指着王季范介绍说：

“这位是我的九哥——嫡姨表兄。”

众人只知道王季范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老师，却不知道他们还有这么一层亲密关系。仇鳌说：

“王季范先生平时从不向人亮自己的家底，所以我们都不太清楚他是主席的亲戚。”

其他几位老人也说：

“不借主席的威望支撑自己，真是令人钦敬。”

王季范则谦虚地说：

“我沾主席的光太多了，心里有愧。”

毛泽东挥挥手，说：

“哪里，哪里。”

毛泽东亲切地拉着溥仪在自己身边坐下，问他的近况如何。溥仪回答后，又检讨了他过去的罪恶。毛泽东说：

“有的事，你要负责，而有些事不是你一个人所做的。”“你写的《我的前半生》（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反省式自传——笔者注）未定稿，我看过了，你不要把自己说得太坏了。好像一切责任都是你的。写前半生，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不能成为检讨书，反映历史要细些。”

毛泽东请的这五位客人，除溥仪外，都是他的湖南老乡，因此，他特意交代厨师做了几样家乡菜招待大家，所以，桌面上也只有几碟湘味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

吃午饭时，毛泽东拉着溥仪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他笑着对溥仪说：

“你是我的顶头上司哟，我做过你下面的老百姓哩！”

在座的几位老人都被毛泽东的风趣逗笑了。溥仪诚惶诚恐地站起来说：

“岂敢，我是罪人，我有罪啊！”

王季范解释说：

“主席是光绪十九年出生的，溥仪先生当皇帝时，他已经16岁了。”

毛泽东拉着溥仪坐下，他说：

“那时，我还不知道有个宣统皇帝哩，是后来才知道的。”

毛泽东用筷子指着桌上的小菜说：

“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做‘冇得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味哩。”

他说着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放进溥仪的盘内，说：

“尝尝我们湖南的辣椒和苦瓜吧！”

溥仪道声“谢谢”，恭恭敬敬地夹起一块辣椒炒苦瓜吃着。毛泽东看着溥仪很自然地吃了苦瓜，高兴地问道：

“味道怎么样？还不错吧？”

溥仪连声说：

“好吃，好吃。”

王季范对溥仪说：

“这是我们家乡菜，一般只能夏天才能吃到。在北京却四季都能吃到。”

毛泽东说：

“这是从南方采购来的。工作人员知道我喜欢吃苦瓜，采购回来后便作了储藏处理。”

毛泽东见溥仪的鼻尖上已沁出汗珠。就笑着说：

“看来你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

他又指了指仇鳌和程潜，对溥仪说：

“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

毛泽东妙语连珠，在座诸位无不捧腹，溥仪笑得最开心。毛泽东转换了话题，关心地问溥仪：

“你还没有结婚吧？”

溥仪说：

“还没有呢。”

毛泽东建议道：

“还可以结婚嘛！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要考虑一个合适的，因为这关系你后半生的大问题，要成立一个温暖的家庭，还让你有一个好的归宿。”

这顿饭吃得很愉快，大家有说有笑。饭后，毛泽东和五位客人合影留念。毛泽东又把溥仪拉到自己的右侧，说：

“我们两个可得照一张相哟！”

于是，新华社记者为毛泽东和溥仪单独照了一张合影像。

过了两天，溥仪接到从中南海寄来的照片后，他在照片下面衬的白纸上题写道：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把这张照片视为珍宝，一会儿压在桌子的玻璃下面，一会儿挂在屋子正中的墙上，一会儿又放在床头几上。

此后不久，溥仪在1960年2月16日拿着北京市民政局的介绍信，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报到，正式参加了工作。后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在众多亲友、同事的帮助下，溥仪在1962年4月30日，与李淑贤结婚，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1962年2月初，已经毕业分配到工程兵科研部从事技术情报翻译工作半年之久的刘思齐，和杨茂之结了婚。婚礼是在她家的四合院里举行的。

原来，毛泽东一直关心着刘思齐的婚姻问题，多次劝她再嫁。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向毛泽东推荐了杨茂之。杨茂之是刘震手下的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渔民出身，一米八零的身材，从苏联留学归来，为人正直老实。毛泽东让刘思齐跟杨茂之见了面。二人一来一往，便定下了婚事。据刘思齐说：“经过了解，杨茂之的人品和刘震介绍的一样，是个不错的对象。”

毛泽东将自己新作的《卜算子·咏梅》，亲手抄录了一遍，作为贺礼，送给了刘思齐和杨茂之。他还派工作人员送去300元钱，捎话说：

“我又不上街，不知买什么东西好，你们根据需要自己买一件礼物吧。”

刘思齐和杨茂之结婚后，改名为刘松林，住在北京南池子里，成为罗瑞卿家的邻居。他们婚后生育有四个儿女。

2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纳邓小平和彭真的建议，决定“七千人大会”出气会告一段落。

2月4日，这一天是中国人很看重的农历大年三十。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全体与会者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春节联欢晚会。

2月5日早晨7点15分，孔从洲驱车来到中南海，等候毛泽东接见。

原来早在1959年12月31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1960年2月下旬，孔从洲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由他负责筹建炮兵工程学院。6月下旬，孔从洲被正式任命为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学院院址临时设在武昌，“边筹建，边教学”。1962年2月初，中央军委决定将炮兵工程学院迁到南京市。孔从洲在从南京去沈阳高级炮兵学校办完事回程路过北京时，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在5日上午见见他。

这天上午8时整，毛泽东在南海岸边游泳池旁迎候孔从洲，孔从洲身躯笔挺，举手行礼。毛泽东笑容可掬，亲切地拉着亲家的手说：

“上次见面已经很久了，早想见你，一直没有时间，今天随便谈谈。”

孔从洲说：

“我很想见主席，但你很忙，不便占你的时间。”

“今天不就有时间了嘛。”毛泽东说着，拉孔从洲一同落座。他先从家庭、子女及其教育谈起，接着谈到了炮兵工程学院的建设，他说：“炮兵工程学院办校宗旨应当是什么呢？我看应当是培养具有现代化知识的炮兵科技人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科学技术天天在进步。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10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个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3000藤甲军就使诸葛亮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后来又有人制成了抛石机，依靠机械的力量，可以把十几斤重的石头抛出50步以外，成为古代攻打城池和野战的重要武器。这些都是冷兵器，只有在火药发明以后，才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继续说：

“我们的祖宗发明了火药，可是后来落后了。在南宋时有一个叫陈规的，他把火药装在一个竹管内，装上弹丸，点着火药，喷出火焰烧伤敌人。这是管形火器的鼻祖。因为竹子容易被火药烧毁，后来有人改用金属制作，就是火铳，是世界上最早的火枪。13世纪，火药传到阿拉伯国家，14世纪又传到欧洲。15世纪，欧洲人制成了滑膛炮，笨得很呐，要35匹马才能拉得动它。到了17世纪，牛顿和欧勒研究了炮弹的飞行、空气的阻力，制成了线膛炮。18世纪，德国开始使用后装火炮。从此，线膛炮正式代替了滑膛炮。1907年，法国制成世界上第一门155毫米半自动式炮闩的加农炮。从那时起，火炮就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了。现在出现了核导弹，将来还会有更新的武器。解放战争中，我们靠缴获国民党的火炮装备自己。由于国民党的火炮大都是买的外国的，所以我们那时装备的火炮品种繁杂，规格不一，有德国的、美国的，还有日本的。全国解放后，我们靠买苏联的。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靠买别国的武器是不行的，要自己研制。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孔从洲说：

“现在是仿制。”

“总仿制吗？”

孔从洲立即回答说：

“不！我们已开始根据作战对象和我国地形、交通、气候等条件，在研制我们自己的火炮了。”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说：

“这就对了。我们是一个大国，必须强调自力更生。外国好的东西，要实行‘拿来主义’，但不是‘拿来’就算了，而是要在他们的基础上，研制出自己的东西来。研制自己的火炮，就要有自己的专家、教授。你们的学院学制几年？有多少学生？分几个部？”

孔从洲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又问：

“师资力量怎样？办学校第一是选教员，有了好教员，才能教好学生。过去有句话叫‘师高弟子强’。没有教员能以己之昏昏得使学生昭昭的。”

孔从洲说：

“学院的师资力量基本上能满足教学的要求，教员中一部分是老军工、老教授，他们都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教员。”

“要重视知识分子。我过去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党一贯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建国初期，我们就采取了兴办速成中学、业余大学，还派遣干部进高等学府或出国深造等各种措施，加速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毛泽东说到这里，停顿了下来，他点燃了一支烟，又说道：“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那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怎样呢？老知识分子年龄大了，又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要特别关心他们政治上的进步，尊重他们的意见，做他们的知心朋友；住的环境要舒适一点，生活待遇要比较好一点，给他们创造研究学问的条件。他们中有些人要求入党，这些人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孔从洲说：

“知识分子问题确实是个重要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的。他们工作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不惜牺牲一切。我们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

毛泽东问：

“教员的工作、学习时间有保证吗？资料和器材能满足要求吗？有无图书馆？教书人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不要随便占用，要让他们有看资料、搞研究的时间。想迎头赶上先进国家，就要多看先进资料。”

孔从洲回答：

“教员的时间是有保证的。有一个图书馆，藏书尚能满足使用。”

“这很好。教员讲课用什么方法？”

“注入式的教学法不多见了。”

“教学法很重要，有了教员，教学法不当，还是学不好。我给学生讲课，从来就反对一个人讲大家听。我让学生提问题，有时干脆就让学生回答课堂上提出的问题。这样，就使课堂成为讨论学术的园地，学生理解得深，记得牢。教员是树人的，要抓好对学生的教育，早出人才。”

毛泽东说罢，又提出了不少问题：现在的学生从哪里来？工农子弟多吗？有复习时间吗？灯光好不好？近视眼多吗？身体健康状况怎样？实验室够用吗？孔从洲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强调说：

“学生要有个实习的地方和实习的时间，到部队和工厂去实习，这就叫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的考试不宜过多，如果使学生的脑子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学习质量就不会高。”

他又问：

“学生毕业后工作的情况怎样？”

孔从洲回答说：

“基本上能满足工作需要，但在校期间学理论多，接触实际少的问题还未完全解决。”

毛泽东说：

“要多实习。学校要和部队使用结合起来，才能制定好教学大纲。教材是老本还是新编的？”

孔从洲回答：

“老教材还是多一点。”

毛泽东说：

“开始可以用老的，在使用过程中加以充实，逐渐写出自己的。学院要搞科研，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要运用科研成果充实教材，丰富授课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学院要把教学、科研和使用联系起来。当院长的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你过去不是办过学校吗？”

孔从洲说：

“是的。上次见面时我在高级炮校，那是一所指挥院校。”

“光会指挥不懂火炮原理，不能算一个完全的指挥员。现在有了炮兵工程学院，你要注意学习，要学点自然科学。”

“上次见面我就说过，我的水平低，数学基础不行，怕担负不了院长这个重任。”

“不会可以学嘛！”毛泽东说：“你的先人孔夫子不是早就定下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吗？要学孔夫子不耻下问，向老教授学习，拜他们为师。不学习和他们就没有共同语言。多学多问不会影响威信，相反，内行话多了，就不致闹笑话。”

孔从洲说：

“过去有畏难情绪，没学好，回去后一定加倍努力，使自己尽快变成内行，决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又询问了一些问题。当孔从洲汇报到指挥仪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

“人无眼不行，火炮没有镜子也不行。望远镜、瞄准镜受地形地物的限制看不远。”

孔从洲说：

“雷达可以补救，它是全天候的。”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不能把雷达说成万能的，有矛就有盾，比如人家干扰怎么办？前几年我就告诉中央广播电台，要防干扰，不知道他们办了没有。”

孔从洲立即表示说：

“主席这个任务我一定完成。”

话题再次回到指挥仪的问题上，毛泽东听说一些部队的老85高炮还使用“三不变”的指挥仪，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指点着桌子，严肃地说：

“这种落后的东西怎么还能在部队使用？敌人的飞机能停在那里不动等你打吗？要加强研究，尽快把它淘汰掉。你看，哪件事不需要人才呀！”

孔从洲汇报说：

“我们现在已研制出新的指挥仪，精度比较高。”

毛泽东这才又高兴起来，说道：

“很好，要抓紧生产。”

两个多小时的会见结束了，孔从洲在回去的路上，一直琢磨着毛泽东的那些话。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毛主席的知识十分渊博，学贯古今中外，无论涉及什么问题，都能发表精辟的论断，而且深入浅出，风趣幽默，引人入胜，使我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和蔼的态度，风趣的语言，使我来时的紧张心情，一下子轻松下来了。”

2月5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七千人大会”的团拜会，和全体与会者共度春节。

2月6日，邓小平在大会上讲党的建设问题；朱德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

2月7日是大年初三，周恩来在大会上讲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克服的办法。会议通过了关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

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

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毛泽东很不满意。他在会后对周恩来说：

“此人我绝望了！”

2月8日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视察。

2月11日，毛泽东对田家英2月8日报送的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进行了修改。

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不变的时间，“指示”稿中原来写的是“例如40年内”。田家英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邓小平“主张把下放后不变的时间写成20年。究竟写‘40年’，还是写‘至少20年’，请主席决定”。毛泽东阅后，在指示稿上改写了一段话：

“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30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

接着，他又给田家英等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田家英同志，并请告小平同志，刘、周：

以改为“至少30年”为宜。苏联现在43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

毛泽东 2月11日于上海

2月13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采取生产大队还是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关系到党是否脱离亿万农民的重要问题，对农民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前进，而不能大步的或跳跃式的前进”的指示，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主要内容有：

一、近三个月来，全国各地普遍地进行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的结果表明，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完全符合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要求，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欢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在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已经是势在必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很多好处。

二、在全国各地农村，绝大多数的人民公社，都宜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就整个农村来说，人民公社的体制，又不应当强求一律。现阶段大体上将会存在两种形式：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或仍然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管确定哪一种形式，必须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办事。“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30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

三、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为生产队以后，人民公社仍然是一个完整的集体经济组织，公社内部仍然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生产队仍然是生产大队这一级经济组织的组成部分。生产大队仍然在全大队范围内，实行统一领导，它成为各生产队的联合经济组织，既执行经济方面的职权，还要在公社的领导下，执行行政方面的职权。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农业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将主要从生产队体现出来。

五、调整基本核算单位，是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应妥善解决下列问题：（１）规模；（２）干部；（３）土地；（４）耕畜、农具；（５）大队企业；（６）林木；（７）水利；（８）债务。

六、调整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工作，应当争取时间，立即动手，宜早不宜迟。中央要求各地，力争在春耕开始前后，把这项工作大体做完。在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要做细致的工作。要有准备，有步骤。先经过认真的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分期分批，逐步推广。绝不能一哄而起。

正是：此事讨论整一年，毛公施政何其难！道旁还有害群马，犹抱琵琶欲别弹。

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

2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毛泽东因在外地，没有出席会议。

“西楼会议”主要讨论1962年国家经济预算和经济形势。

2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中央在批示中说：目前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中机构庞杂、人多政繁的现象十分严重，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不利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不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因此，必须彻底实行“精兵简政”，下决心“拆庙”，裁并机构。

2月23日，陈云应刘少奇的要求，在“西楼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

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记载：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的插话和结论里说：“中央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笔者注）对困难情况摸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西楼会议”后，刘少奇等人商定成立以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等人为成员的中央财经小组。

2月24日凌晨，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个条子，他写道：

田家英同志：

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如有三份，可以叫林克参加。如你身边有一份，就不要北京再送了。

毛泽东 2月24日上午5时

原来，毛泽东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田家英在2月下旬带着整理稿到了杭州。毛泽东对整理稿不太满意，他要重新整理。

2月25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记录送来了，他花了整整一天工夫，在记录稿上略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基本保持了原来的样子。

2月26日凌晨，毛泽东在给田家英的短信中写道：

田家英同志：　　

改好了（初步的），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　

　　 毛泽东 26日上午4时半

后来，一直到3月20日，毛泽东又先后对这个讲话稿修改了七遍。

2月26日，毛泽东找来田家英，要他组织一个调查组，了解农村贯彻实施《六十条》的情况，调查农村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指定了四个调查点：一个是韶山，一个是刘少奇的家乡宁乡炭子冲花明楼，一个是他的外婆家湘乡唐家圫，一个是1961年刘少奇蹲点的地方长沙天华大队。他嘱咐田家英，要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有什么人参加调查。

田家英立即回到北京，向刘少奇汇报。

毛泽东又派罗光禄和孙勇为正副组长，带领卫士张仙朋、干部队小陈、理发员小钱，组成一个小组去湖南常德专区石门县调查。毛泽东在他们临行前，对罗光禄等人说：

“一般报纸和文件，都是筛选过的材料，是剩下的骨头，肉很少。要真正了解老百姓在想什么、说什么，要了解群众的意愿，就要到群众中，到农村基层中去了解情况。老百姓见官，往往不说实话，绝对不能有官架子。”

毛泽东还告诫他们说：

“我们处处要想到群众，要了解大多数群众想什么，要求什么，根据这些实际情况来研究决定政策。因此，一定要得到群众的实话。我希望同志们下去多做调查，首先要和群众一起劳动。为什么要劳动？第一，劳动能锻炼人。第二，通过劳动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和群众搞好关系。他们才会和你讲实话，真正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要求什么。”

毛泽东派身边的工作人员有计划地下去调查，往来旅费本来应该由公家报销，可是，毛泽东不让公家出钱，他要拿出自己的稿费开支，一般平均每人发给200元或300元。

1962年3月3日，毛泽东接到北京派专机送来的苏共中央的一封来信。

原来在3月1日那一天，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将苏共中央2月22日致中共中央的信，当面交给了邓小平。苏共中央在信中指责中国共产党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指责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民主组织会议上采取的所谓“特殊立场”，以及在国际共运中实行的所谓“独特路线”。苏共中央在信中也表示两党应尽量消除分歧，保持团结；还暗示两党可以坐下来谈，但没有提出具体建议。

3月3日下午，刘少奇召集会议，研究对苏共中央来信的估计和对策，并要中联部起草一封复信。

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就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发表意见。陈云提出，今年的计划要满足农业和市场的需要，对于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要痛痛快快地调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

3月8日，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了话，他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同刘少奇基本保持一致，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3月12日、1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央批转陈云、李富春、李先念2月26日在国务院扩大会议讲话的批语。刘少奇说：

“这只是我们这里的讨论，主席不在北京，我们要立即向他汇报。主席同意，文件就下发，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邓小平立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专程到武昌向他汇报。

3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复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同意他们16日到武昌，汇报会议情况并面商财经工作和给苏共中央复信等问题。

3月15日，毛泽东要周恩来与刘少奇、邓小平一同到武汉，并带上准备提交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3月16日下午，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了武汉。

是日晚，刘少奇三人在东湖招待所向毛泽东汇报了12日、13日西楼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毛泽东看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的讲话稿和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名单：

“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同志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同志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同志为组员。”

3月17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开会，同意转发陈云三人的讲话，同意“西楼会议”后成立的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财经小组，而对于刘少奇、陈云等人在“西楼会议”上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和结论，毛泽东没有表态，他是有保留的。

3月18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返回北京。

3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工作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意见》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中央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工作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意见》，现在转发给你们。各地在处理这类具体问题的时候，即可按照这些解释和意见办理。执行中如果有新的问题和意见，望随时报来。

对于减少城镇人口和精简职工这项工作，各级党委、各企业、事业、机关的党员领导干部，都必须高度重视。应当看到，当前国家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仍然是很严重的。克服困难的根本办法，在于增产节约。但是农业和工业的增产，在近年内还不可能快；而精简节约，则是马上可以见效的。城镇减人和精简职工，既是调整城乡关系、调整工业与农业生产所必需，更是克服当前财经困难最有效的办法。只要能够迅速地把人减下去，财经方面的困难程度和紧张状况，就可以得到一定的减轻和缓和；反之，如果容许人浮于事、浪费人力和工资基金的情况继续拖下去，劳动生产率不能提高，企业赔本的现象不能克服，通货不能收缩，城镇粮食销量不能减少，那么，财经方面的困难势必还会加重，将使我们面临一种十分不利的局面。因此，现在必须主动地、坚决地、有秩序地减人，并且必须力争多减、早减，在这方面的任何犹豫观望，都是有害的。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同志，都必须认真从大局出发，下狠心减人，不要怕减过头。如果日后生产上、工作上确实需要增加职工，补充起来并不难，那种耽心将来补充不到劳动力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全党上下应当认识一致，全力以赴，完成中央1962年2月14日决定中提出的今年的减人任务。

在精简中，必须切实做好被减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安置工作。要向被减人员讲清楚，在国家调整经济工作中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必要性，指出回乡生产、加强农业战线，是一件意义十分重大的光荣的事情，使他们能够自觉自愿地、心情舒畅地回乡。在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中，也要传达中央1962年2月14日的决定，动员他们欢迎城市中被精减的和暂时放假的职工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城乡应当协同动作，密切配合，城市要做好欢送和遣返工作，农村要做好欢迎和安置工作，避免发生精简和安置不好，以致部分被减人员自由流动的现象。安置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迅速安排回乡人员参加生产和切实解决他们回乡后的口粮问题；这些问题，应当在精简人员回乡后的短时间内（例如半月以内）就都解决落实。

为了推动各企业、事业、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做好精简和安置工作，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应当组织一些精干的工作组，从城乡两方面加强检查督促，务求使这项工作进行得既迅速又稳当，完成任务又不出大的问题。

　 　 中央 1962年3月20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严禁各地进行计划外工程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

据建设银行报告，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以后，有些地区仍在违反中央规定，进行计划外工程的建设，这种不顾国家困难，继续扩大计划缺口的分散主义行为，应即严格禁止。

根据今年第一季度的财政经济情况来看，今年的年度计划还要进一步进行大的调整。中央决定：今年的年度计划，必须切切实实根据首先保证农业和市场的需要，其次保证现有设备的维修和配套的需要，最后才能用于基本建设。因此。计划内的基本建设项目，还要作进一步的压缩，决不允许在计划外用自筹资金或上年财政结余进行基本建设。在调整后的年度计划还没有下达以前，特作如下通知：

一、所有计划外的工程（以国家计委1961年12月20日印发的1962年基本建设安排意见为准），一律停止施工，特别是楼、馆、堂、所，不论已经建设到什么程度，必须立即停止施工。

二、计划外的个别项目，如果确为恢复农业和解决市场商品供应所急需，而且投资不多，又能很快见效的，必须经过审批，纳入国家计划。大中型项目统应报中央批准，地方小型项目由各中央局批准，中央各部直属的小型项目由国家计委批准。凡未经批准的项目，各级财政部门和银行不得付款。

三、国家计划内的项目，在调整计划未下达以前，暂按国家计委1961年12月21日印发的《一九六二年基本建设安排意见》执行，不得自行扩大工作量。凡材料设备不落实，或建成后燃料、电力和运输等供应不落实的项目，一律停止施工。

四、所有国家计划以内项目，今年从停建项目调用的材料和设备，一律按价付款，不得无偿调用。计划以外的项目拖欠的债款和虚报冒领的资金，各主管部门应当督促它们迅速清理归还。

附发建发银行《关于层层加码核计划外工程的情况仍未停止》一件，请各省、市、自治区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于4月15日以前报告中央。据我们了解，在建设银行报告的部分以外，还有一些计划外的建设项目没有停止施工，也应当一并调查报告。

中央 1962年3月20日

3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将他整理出来的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第七稿，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征求意见。

毛泽东又审阅了林彪在1月29日“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整理稿，在给罗瑞卿、田家英的批示中，他写道：

“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毛泽东指示，把林彪的讲话转发下去。可就在中央办公厅准备下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之时，有人又提出，林彪主要讲的是军事问题，有些机密内容，似不宜下发。毛泽东批示道：

“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下发。”

3月22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招待所接见了田家英组织的17人的调查组全体成员，他兴致很好，向调查组提出了6点要求：1、要同湖南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2、不要乱指挥；3、头脑里不要带东西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4、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观点；5、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6、参加点轻微的劳动。

此后，田家英便带着调查组去了湖南，分别进驻了韶山、炭子冲、唐家圫；而毛泽东指定的天华大队，他们却一直没有去。

欲知毛泽东后来回到北京的工作情况，且待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一改再改，反复征求意见，以至于改出了第7稿。他对此文如此重视，不是没来由的。本传在前边已经叙述清楚了，在“七千人大会”前后，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形成了肯定三面红旗与否定三面红旗的两种对立意见，这种对立在“七千人大会”上凸显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便不得不对建国后的12年特别是最近4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作出全面的科学的说明和结论。此后的“西楼会议”表明，党内高层的对立在毛泽东讲话后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后来还逐渐地形成了时隐时现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的真实历史，诸君如若不信，那就请继续往下看吧。

第21章 1962年3月—

“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话说1962年3月26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3月27日，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3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1962年4月2日，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讨论1962年计划会议上说，对1962年的计划要做大幅度的调整，要采取断然处置的办法。减少城市人口要同“拆庙”、“拆架子”结合起来。每个部对企业要进行排队，下决心关一批，并一批，转一批，缩一批。要控制各种购买力，要进行节约，以弥补市场差额。要控制货币投放，控制外汇。要紧缩文教、卫生部门。

4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给苏共中央复信的修改稿。

4月7日，毛泽东将陈伯达、胡绳、吴冷西、邓力群对他在“七千人大会”上那篇讲话整理稿的修改意见，批转给刘少奇、邓小平，他写道：

“此件已请陈伯达等几位同志读了一遍，有些修改，我看过了，认为改得好。现送上请审阅，如认为可用，请交尚昆同志处理。”

4月9日上午，邓小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7日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通过的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交给他。中共中央在复信中提议：再次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解决问题。信中还说：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开，就必须开好。所谓开好，就是团结起来。

后来苏共中央在5月31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放弃其立场，作为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先决条件。中共中央的上述建议只好搁置起来。

4月9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了最高国务会议第18次会议的第二次会议。张治中等七位与会者就刘少奇3月21日在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作了发言。尔后，大家要求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道：

“今年1月间，我们开了一个党的干部会议，有六七千人。在这个会议中间，可以说对过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错误，有哪一些成绩，经验教训多少条，做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总结，究竟正确不正确，要在今后的实践中间去考验。”

“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方法，就是要让人家讲话，要听不同的意见。这次人大开会，不是开了好久吗？三个礼拜。还是从前讲过的，叫做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实行这一条。讲错话不要紧。从前总是讲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实上没有实行，言者还是有罪。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刚才不是有一位同志说了嘛，政治上不敢讲话，工作上不敢负责，学术上不敢争鸣。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很不容易的，要造成一种气氛，现在逐步在造成这种气氛。”

“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正如好几位朋友所讲的，困难正在被克服中，过一个过程以后看现在的情况，就比现在看现在的情况会要不相同。事物不断地走向它的反面。”

“我这个话很短，主要就是这些话：单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一整套具体的政策。而这一整套的具体政策，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制定出来。要制定，就需要做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老话，老生常谈，这个常谈里头有真理。”

4月15日下午2时30分，一辆轿车把周瘦鹃从会议住所接到了怀仁堂，工作人员说毛泽东要单独会见他。

周瘦鹃是在4月初偕同盼望了两年跟他一起进京的老伴俞文英和5岁的小女儿全全来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他在怀仁堂前下了车，被工作人员领进一间小会议室。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握着他的手，让他在隔着茶几的沙发上坐下，亲自给他点了烟。周瘦鹃望着毛泽东慈祥的目光和温和的仪表，不慌不忙地说：

“记得三年前，主席曾经说过，读了我的许多文章，很想跟我谈谈。我一直在担心，自己写出来的那些拙作，一定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毛病，这个还要主席多多批评，多多指教。”

毛泽东微笑着说：

“你的散文是写得好的。”

周瘦鹃说：

“主席太夸奖了，实在不敢当！只为平时学习不够深透，怎么写得出好文章呢？”

“只要群众喜欢读你的文章，那么你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周瘦鹃知道毛泽东这样说，是没有苛求一个老知识分子，他同时更为毛泽东提出的这一鲜为人谈的真理而深深感动了，他说：

“这些年来，我在文艺上、园艺上搞了一些东西，这要归于三年前主席‘有没有新的东西给我看看’的那句话鼓励了我。我认为主席这句话并不是对我一个人说的，是对全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说的，要大家都搞些新东西出来。”

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六亿五千万人民，包括我在内。”

说着，他又为周瘦鹃点了一支烟，自己却没有抽。周瘦鹃吸了两口就掐灭了，把剩下的一截小心翼翼地放进衣袋里。他想带回去留作纪念。他放好烟，望着毛泽东深情地说：

“为了当年听到主席向我要看新东西的一句话，我胆大妄为地和了大作4首诗17首词的原韵，名为《学步集》，自知功力不足，气魄不大，对主席的思想感情也体会不深，真的是邯郸学步，丑态百出。前年曾冒昧地将初稿寄奉求教，至今未有所闻。后来周总理也要去看过了。苏州市文联为此特地召开讨论会，我接受了同志们的意见，曾经一再加以修改。但是如果不经主席提出宝贵的意见，让我好好地修改一下，那是始终不能定稿，不敢发表的。”

毛泽东谦虚地说：

“你是专家，我是业余，要发表就发表嘛！”

周瘦鹃见毛泽东如此说，便把《学步集》双手奉上。毛泽东接过，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末了问道：

“你要带回去吗？”

“不！不！请主席在工作之暇给我批改一下。”周瘦鹃见毛泽东收下了书，又趁机说道：“多年来我老是惦记着主席，真所谓梦寐系之。就是我那5岁的小女儿全全，也念念不忘毛主席。这一回她也跟着我来了，虽然没有见到主席，可她来到北京就像见到主席一样高兴。”

毛泽东笑吟吟地柔声说道：

“你替我谢谢她。”

周瘦鹃听了，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心想，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子，怎么当得起主席称谢呢？一时间两眼不知不觉地湿润了。就在此时，一位工作人员进来催促毛泽东参加小组拍照。原来半个小时会见的时间就要过去了。毛泽东对那位工作人员说：

“让他们等几分钟吧。”

周瘦鹃不便久留，便站起身向毛泽东告辞，他说：

“主席，您看我这样一个旧知识分子，还能为社会主义做些什么？”

毛泽东一边送周瘦鹃，一边对他说：

“你搞盆景很出色，但别忘了你是个作家，要写些新东西。我等着看你的新作。”

“主席今天这样鼓励我，我一定要好好地干下去！”周瘦鹃在门口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祝主席健康长寿！再见！”

周瘦鹃欢天喜地回到住所，忙不迭地向参加政协会议的同仁介绍了毛泽东会见他的情景，他还兴奋地说：

“这次见到毛主席，谈了半个小时，我心满意足了，真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心情。现在我就是想多写东西。我的年纪已经68岁了，可我的干劲还像是28岁！”

后来周瘦鹃果然是勤笔勉思，写出了不少好的散文和诗歌，有的还在海外发表了。他的《我的心被拴住在怀仁堂》、《初识人间浩荡春》等散文，记述了毛泽东接见他时的幸福情景，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文学》转载。江苏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游记《行云集》。

再说4月16日，全国人大第二届三次会议胜利闭幕。这一天，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3月7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毛泽东看了陈云3月7日的讲话，还在上面划了一些杠杠，但他对刘少奇的来信没有答复。

4月16日这一天，新疆塔城等地部分居民逃入苏联境内。

此前，随着中苏两党分歧的表面化，中苏两国国家关系也出现裂痕。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在塔城等地活动，煽动中国边民外逃。从4月16日开始，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居民共5.6万人不顾当地政府的阻拦，相继进入苏联境内。

4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的值班卫士张景芳对李银桥说：

“卫士长，主席叫你去呢。”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已经15年了。汪东兴刚刚和他谈过了关于他调离的事情。眼看就要离开毛泽东了，他知道以后再见毛泽东不是很容易了，就立即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正躺在床上背靠栏杆看文件，见李银桥来了，就招呼他说：

“来，银桥，过来。”

李银桥走到毛泽东床边。毛泽东拉着他的手，用另一只手抚着他的背，问道：

“听说你要走啊？”

李银桥难过得说不出话。毛泽东又问：

“听说你要求到石家庄去？”

李银桥忍不住问了一声：

“你听谁说的？”

毛泽东没有吱声。李银桥说：

“我要离开你的话，我不到石家庄去，到天津去！”

“那好。你去天津，我从那里经过时，可以找你谈谈。唉，”毛泽东轻轻地叹息一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人也长大了。你在我身边工作，帮了我的忙。你是个好同志，你在我这里工作，一直兢兢业业，使我工作得很顺利，省了不少心。可是，你老跟着我怎么行啊？我死了你怎么办？”

此时，叶子龙、李银桥、高智和汪东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他听毛泽东如此一说，泪水马上扑簌簌地落了下来。毛泽东本来是忍受着感情的折磨，一直控制着，他这种容易动感情的人，一见李银桥哭了，就再也忍不住了，泪水也流了下来，哽咽着说：

“我也舍不得你走哇。我和我的亲人，和我的孩子们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你在我身边工作，我们每天在一起，朝夕相处，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啊……”

毛泽东流着泪继续说：

“我得为你的前途着想，我不能耽误你的前途。你在我这里，地位够高。可卫士长也只是团级干部，职务太低。老在我这里要影响你的前途。下去多锻炼锻炼，工业、农业，公安，几种事情都干干，取得经验，提高能力，也好胜任更重要的工作。下去以后要夹着尾巴做人，要搞好团结，多多接触工人群众，多多向周围的同志们学习……”

李银桥“呜”地一声哭出了声。他怎能忘记，整整15年啊！自己从恋爱、结婚到有孩子，毛泽东事事处处关心，就像父亲一样，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员。毛泽东再也控制不住了，他用手一拉，把李银桥揽入怀中抱紧了，哭道：

“银桥，我死以后你要每年到坟头上去看一次啊……”

李银桥泪如泉涌，他看毛泽东伤心得利害，怕伤了他的身子，就竭力控制住自己，流着泪说：

“主席，我听你老人家的话，下去要好好干，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擦着眼泪说：

“好，那好，那好。你在我这里工作15年，职位不高地位高，一举一动都要注意影响。不要脱离群众，干任何事，不干则已，干就要干出成绩。事不在大小，都要善始善终。我身边的人都要有这么一种精神，不搞半途而废，有一口气就要干到底。”

“主席，我记住了。”

“以后你每年都要来看我一次，我这里就是你的家。我活着你来看我，我死了，你每年到我坟头上看我一次，看一次我就满意了……”

李银桥又忍不住哭出了声。毛泽东又说：

“你走了，我这里就不要卫士长了。你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合得来。你走之后我这里再也不会有卫士长，你就是我最后一名卫士长。”

毛泽东一边擦泪，一边拉开抽屉，指着一个牛皮袋说：

“你到天津工作，安家需要钱。拿上点钱。这是800元，帮你解决些问题。”

李银桥说：

“不行，主席，我不要，我不缺钱。”

“怎么，你是要我摸钱吗？”

李银桥知道，毛泽东在延安时代就不摸钱，转战陕北不摸钱，进城以后就更不去摸钱。有一次，毛泽东正在看文件，他将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毛泽东，说：

“这是给老张的钱，主席过过目吧。”

毛泽东正要看，闻言神色大变，像是抓了一只癞蛤蟆似的，立即把纸袋子扔开了。他严厉地说：

“拿开！交代了你就办，谁叫你拿来的？我不摸钱，以后你要注意呢！”

如今李银桥一见毛泽东要抓那个钱袋子，忙说：

“不，不，我要，我自己拿。”

说着赶紧上前拿过钱袋子。毛泽东点点头，说：

“这就对了。你还记得，我不摸钱，我讨厌钱。小韩和孩子们什么时候回来？”

“星期六。”

“那好，那就星期六一块来我这里见一见。”

4月19日，毛泽东召见刚从江西劳动回京的高智谈话。

这天下午还不到3点，高智抱着女儿提前来到颐年堂，服务人员告诉他：

“主席一个人早已坐在沙发上等你了。”

高智一听这话，急忙把孩子交给服务科的同事帮助照看，大步穿过颐年堂的小过道，来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招呼他坐在自己的左边，一边吸着烟，一边亲切地说：

“高智，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都很好，我很满意。现在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是愿意继续在我身边工作，还是到基层去？继续在我身边工作也可以，想离开到其它地方做什么工作也可以提出来，谈谈你的意见。”

高智一听，沉默了一会儿。他从感情上来说不想离开毛泽东，但一想到像叶子龙、李银桥这些毛泽东的贴身老卫士都要走了，自己在毛泽东身边担任机要秘书也近10年了，还是一起调离吧。于是就说道：

“主席，说心里话，我不舍得离开您，愿意在您身边工作一辈子。”

刚一开口，他的眼圈就湿润了，只好低着头继续说：

“可是，主席多次讲了，要到基层去，不要老浮在上面看材料。经过去河南和江西，我更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所以，我愿意到基层去工作，经受锻炼。”

毛泽东声音低沉地说：

“如果你愿意在我这里干，你是可以继续在我这里干的。你是一个老实人。”

高智心中明白，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有许多复杂的事情，留下来也有留下来的难处。他想了想，下了决心说：

“主席，我还是到基层去吧。”

毛泽东缓缓地说：

“那也好，可以搞搞实际工作。你打算去哪里？”

高智说：

“到西安。我是陕西佳县人，我愿意回陕西工作。”

毛泽东说：

“那好，你就到西安，回自己的家乡。你回到陕西，要把工业、农业、财贸、文教都搞搞，增长实际工作能力。”

高智说：

“那当然好了。不过，到了陕西，不知人家怎么安排，得听当地组织的安排，不能由我自己。”

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变得沉默起来。良久，他吸了一口烟，压抑着自己的感情说：

“高智，你要是走的话，也不要急着走。我听说你爱人要生孩子，你多住几天，等你爱人生了孩子再说。”

高智没有想到，毛泽东这么心细，这样关心自己，心里一热，泪水淌了出来，把头垂得很低。毛泽东轻轻叹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他用伤感的语调说：

“我们东渡黄河的事，你还记得吗？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回头游上了岸。不管你到了哪里，你都要为我做一点事情。转战陕北时，你不是经常打前站为我们号房子吗？这次还是你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我对黄河是有感情的。”

高智看时针已经指向3时40分，便起身告辞。毛泽东说：

“你不要走！我和你一起照个像，好不好？”

“太好了！”

高智扶着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随着他走出颐年堂，就在颐年堂门口由吕厚民给他们照了一张像。正好服务科的同事把高智的孩子送来了，毛泽东问高智：

“你女儿几岁了？”

高智回答说5岁了。

“叫什么名字？”

“小妹。”

“为什么叫小妹？”

“她上面还有两个哥哥，所以起了个名字叫小妹。”

毛泽东望着孩子笑笑，说：

“你抱着孩子，我们再照一张。”

4月21日晚饭前，毛泽东的卫士张景芳通知李银桥说，主席在游泳池等你们一家。李银桥、韩桂馨和孩子们简单地吃了一点饭，匆匆赶到游泳池。李银桥叫两个孩子在外边等，他和韩桂馨进了会客厅。毛泽东一见他们进来，便立起身同他们握手，问：

“孩子们呢？孩子怎么没来？”

李银桥说：

“孩子们来了，在外面呢。”

毛泽东朝门外张望，说：

“进来呀，快叫孩子进来。”

李银桥接来孩子，毛泽东鼓掌欢迎，还同孩子们握手，夸李银桥的儿子李卓韦长得漂亮。他还对李银桥说：

“我们站着合影吧？”

李银桥搬来一张椅子，按毛泽东坐下，说：

“主席，您坐下。”

“不坐，不坐。”

毛泽东说着要站起来，李银桥又把他按下。说：

“您坐下好。”

他和韩桂馨站在毛泽东身后，合了一张影，然后一家人环绕着毛泽东坐在沙发上。

此前，李银桥曾经请毛泽东为他写一幅字，毛泽东已经写好了，装在一个牛皮袋子里。毛泽东说：

“近来没做新诗，抄了一首旧诗送给你吧。”

李银桥打开一看，里面装着毛泽东在1935年10月写的《七律·长征》。摄影师吕厚民趁机给毛泽东和李银桥一家照了一张合影像。相片中李银桥手中拿的，就是毛泽东赠给他的那个袋子。

正是：老少深情如父子，师友厚谊相濡沫。人生别离最是难，执手相看泪水多。

自古良莠迷人眼，又见弄臣使拳脚。诸子倘能长留守，身后未必会寂寞。

4月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中央财经小组讨论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情况。刘少奇在讲话中说：

“对困难要估计多一点，危险就少一点，估计不够就有危险。1、现在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2、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3、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

4月24日，毛泽东给臧克家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泽东曾将他的《词六首》送给臧克家征求意见，臧克家遵嘱在其中作了一些改动。因此，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克家同志：

数信收到，甚为感谢！同时在两个刊物发表，不甚相宜，因为是《人民文学》搜集来的。另有几首，可以考虑在《诗刊》上发表。《诗刊》5月号何时排版，请告确期。

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

　　 毛泽东 1962年4月24日

4月27日，毛泽东又给臧克家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克家同志：

数信都收到，深为感谢！应当修改之处，都照尊意改了。唯此次拟只在《人民文学》发表那6首旧词，不在《诗刊》再发表东西了。在《诗刊》发表的，待将来再说。

违命之处，乞谅为荷！

　　 毛泽东 1962年4月27日

4月27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全文如下：

自从1961年6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以来，各级党委对此已经进行了许多工作。凡是决心大、方法对的地方，进度就快，收效也大。经过甄别平反以后，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大大提高，党内团结大大加强，干群关系更加密切，有力地推动了当前的工作和生产。但是，目前还有一些地区和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有些负责干部对甄别工作重视不够，或者有抵触情绪，或者工作方法不对头，因此，甄别工作进度很慢。这对于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团结全党全民搞好工农业生产，克服当前的困难是不利的。中央认为，对于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必须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加强领导，加速进行。

当前甄别工作的重点，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甄别平反的方法是由上一级党委派负责同志，帮助所在组织摸清被错批判和错处分的党员、干部的情况，召集他们开会、谈话，然后召开干部大会或党员大会、群众大会，宣布一律平反。其中即使有的有些轻微错误，也不要留尾巴。有关领导干部应该当场向被错批判错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道歉。上级党委应派人参加平反大会，说明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级，号召卸掉包袱，加强团结，搞好工作和生产。

机关、学校、工矿、企业中错批判和错处分的一般党员和干部，也应该采取上述办法平反。

上述办法，曾在军队中和有些地方采用过，它们的经验证明，这是一种最简便最见效的办法。

在历次运动中被搞错或搞过了而应予平反的人，从数量上说，以基层干部和一般党员为最多。他们的问题比较简单，是应该而且可能采用比较简便的办法加以处理的。如果对他们的问题不迅速处理，对于调动这批为数很大的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是很不利的。只要迅速解决了这批大量人的平反问题，就可以集中力量比较快地解决县以上一些人的甄别平反工作了。

以上通知，请你们研究执行，并将进行情况报告中央。

4月29日，汪东兴电话通知在北京参加商业方面会议的吴吉清说，下午2点到中南海，毛泽东要接见他。

这天下午，吴吉清准时来到了中南海，随着汪东兴进了菊香书屋。毛泽东面带微笑，握着吴吉清的手说：

“1935年到1962年，27年过去了，小吴变成了老汉。怎么样，一切都好吧？”

毛泽东又说：

“你爱人是叫陈罗英吧？我记得她是湖南茶陵人，红6军团的。”

他还问吴吉清在北京开会主要研究什么问题？吴吉清说，主要是商业上的成本核算，上缴利润和市场安排。毛泽东说：

“成本是要核算的。你搞商业这么多年了，应该学会做社会主义的买卖嘛。”

毛泽东鼓励吴吉清要继续革命，要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努力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多做贡献。

4月30日，罗瑞卿总参谋长在全军编制装备会议上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对军队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的指示，他说：

“关于学习问题，主席说：你们这些人，萧华，杨成武，总部的其他同志，还有大军区，军兵种的司令员，政治委员，都要搞个学习计划，譬如说三五年内，计划读哪些马列主义著作。你和陈伯达同志商量一下，搞个10本、20本的书单子，我帮你定10来本。回到北京后，我和伯达同志商量开了个书单子送给主席，并附了一封信，信上说，除了要反复温习主席的著作外，也要认真地读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昨天下午主席把我找去，主要是批准这个书单子。主席说，搞10本就可以了，从这个单子上自己去选。主席还说，这个单子缺少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历史方面的东西。我说，是否还要再开一个单子？主席说，那就不必了，你们自己选好了。

关于学习的方法，主席谈了三点：一个是读；一个是谈，多找干部、群众谈话，搞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多与人谋；一个是想，不要光埋头于事务，要想点问题，包括想后的讲和写。主席说，我的讲话也是在开会中自己边听、边想、边写的提纲。主席还讲，讲和写不能要秘书代替，要自己动手，自己写提纲，这就逼着自己想问题，不然就不想问题了。

我想这是主席逼着我们想问题，我们的同志需要提高马列主义水平，要走群众路线，要多谋善断，要打开脑筋。“打开脑筋”这句话，是主席在延安党校讲过的。说“打开脑筋”，并不是要打破脑筋，而是要想问题，考虑问题，不要做不用头脑的思想懒汉。”

1962年5月1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来的《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第一部分。

这个报告草稿第一部分是周恩来在4月25日送来的，他在给毛泽东的附信中写道：“昨晚谈到的那个财经小组报告第一部分，现在改好，请予审阅。这个报告要点，昨晚已大略谈过，在主席看过后，望能约常委（林总已回京）和先念、康生各同志一谈，并给我们指示，以便好继续进行准备开会的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均已写在第一部分里，其他部分只是发挥第一部分的论点，不看也可谈的。”

毛泽东在报告稿第一部分上批示道：

“此件更切实际一些，可以供5月上旬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小型会议讨论的基础。”

5月2日，《人民文学》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经毛泽东同意，在第5期上发表了毛泽东30年前“在马背上哼成”的6首词。郭沫若应编辑部之邀，写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对毛泽东的词作了诠释。他还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加以删正”。

毛泽东看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小样后，觉得郭沫若对《忆秦娥·娄山关》的解释不妥，便全部删去了这一部分文字，在小样中以郭沫若的口吻另写了一段五六百字的解释文字，其中写道：

“该词是在攻克娄山关、重占遵义后追写的。南方好多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结尾‘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当时实际的感受。”

同时，毛泽东还将郭沫若文中感谢中央档案馆同志的一句话改为“其中有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的很大的帮助。”

可惜郭文没有按照毛泽东改过的文字改排付印，至今也没有人弄清楚是何原因。

5月2日这一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他这一次的行程是先后到了上海、杭州、长沙、武汉、郑州、济南、天津，一直到7月6日才返回北京。

而此时的田家英在湖南调查中碰到一个新问题，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田家英也认为包产到户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战胜经济困难。

5月初，田家英来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了在湖南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毛泽东反应非常冷淡，他说：

“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田家英碰了钉子，只好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回到湖南去继续搞调查。

5月间的一天，毛泽东与叶子龙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说：

“你最好离开中南海。你跟了我20多年，很不容易。你还有前途，到任何地方都要努力工作。”

他还说：

“我快70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你也不年轻了，这里不是长久之计，对你们的进步不利，走也好。”

毛泽东又说：

“我死以后，你会看到人们对我的评价，二八开，三七开，随它去！自有后人评判。你也是三七开、有缺点。这不要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么，今后改正就是了。”

谈话结束后，他主动提出一起照个相。这是叶子龙在跟随毛泽东的27年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毛泽东单独合影。毛泽东还破例送叶子龙到门外。

此后，叶子龙调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再也没有去过中南海。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追查“窃听事件”之时，叶子龙曾因向杨尚昆、周恩来等人“倡议”而受到牵连。

5月7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

5月11日，周恩来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上面报告中的分析，即从全国讲，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就是个调整期。

刘少奇在邓小平讲话之后，以《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为题，发表了总结性讲话，重申了“西楼会议”及其以后他对经济形势的估计，他说：

“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形势比较好，但那是部分的，总的来讲，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们这里不开口，人家是不好讲的。”

“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住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

“‘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5月24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来的经过修改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以及他为中央批发这个报告主持起草的指示。

周恩来是在5月19日将这两个文件请李富春阅后，又附上一封信，立即送毛泽东审批的。他在信中写道：“如主席一时无暇看，最好先阅指示，由田（家英）或林（克）阅后将报告大意说给主席听听，看这个文件可否照中央指示发下。报告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时已看过。在五一节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席说同意这个方针。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是按这个方针开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约富春同志（他现在上海）去杭州当面报告一次。这两个文件，主席如同意发，请告田或林以电话告尚昆办。”

毛泽东在这两个文件上批示道：

“退总理，照办。”

欲知毛泽东在南方视察期间还有什么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在中央上层到底有多大影响，从上面这一章已经可以看出问题了。“‘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刘少奇这句话，是否可以说代表了他在北京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主旨呢？而与此相呼应的是，田家英在湖南调研中提出了一个“包产到户”的问题。不久，这个“包产到户”的主张，竟然在中央上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其结果如何呢？请继续往下看。

第22章 1962年5月—

“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试验吗？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两年不到，就会两极分化，就有人会讨小老婆。”

话说1962年5月26日，新疆伊利地区一伙暴徒在苏联领事馆人员策动下，发起暴乱。他们手持武器攻打中共伊犁自治州委、州人委机关，打伤州委副书记、州长和公安局副局长，抢去一批档案、文件，造成恶性事件。

事件发生后，当地党政军民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迅速动员起来，镇压了这一起反革命武装叛乱。

中国政府在事件发生后，一再向苏联提出抗议和交涉，要求允许被胁迫出境的中国边民返回中国境内，遭到了苏方的无理拒绝。

后来，苏联在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继续恶化之时，派出大兵压向阿尔巴尼亚边境，随时都有出兵的可能。毛泽东在卧室里刚起床，得知这一消息，好长时间一言不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有顷，他让身边卫士叫来秘书，严肃地说：

“我要马上见苏联大使。”

工作人员劝他刷刷牙、洗洗脸，换身衣服，然后到会客厅里去等候苏联大使。毛泽东说：

“不用了，就在这儿见。”

后来秘书偷偷地告诉大家：主席这次火可发大了！他指着苏联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

“你们不是要出兵阿尔巴尼亚吗？欧洲离我们这里很远，我们不会去。但是，我们跟你们有那么多的边界线，去哪里都可以，战争真正打起来是没有边界的！”

结果，苏联没打一枪，很快就从阿尔巴尼亚边境撤了兵。

1962年6月3日晨，毛泽东给儿媳邵华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岸青和邵华是在这年初春从大连回到了北京，在中南海见到了父亲毛泽东。有一天，邵华向毛泽东提出想继续读书的要求，毛泽东认真地说：

“孩子，你愿意学习，这很好嘛，这件事我让秘书同志来帮你办。”

毛泽东又笑着对小两口说：

“新媳妇总该去认认家门，让外婆和亲友们看看嘛！”

此时，毛岸青的组织关系在总参谋部，毛泽东让他向罗瑞卿请假，带着邵华回湖南探亲。

遵照父亲的嘱托，毛岸青和邵华一同回到了湖南。他们先到板仓，给妈妈扫墓，又到韶山看望乡亲们。然后回到长沙，看望年已92岁高龄的外婆向振熙和舅舅杨开智、舅妈李崇德，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回到北京后，邵华便转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继续求学。

邵华在北大学习了几个月，感觉学业压力大，心里着急，因之情绪比较低落，就病倒了。她忍不住将自己的病情和烦恼告诉在杭州的父亲。毛泽东为劝慰她，就在回信中写道：

你好！

有信，拿来，想看。要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上邪》一篇，要多读。余不尽。

父亲 6月3日上午7时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上邪》是西汉乐府《铙歌十八曲》之一，其词云：“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6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杨成武、许世友等人。杨成武、许世友向毛泽东汇报了蒋介石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及人民解放军的部署。毛泽东说：

“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有了个清楚的概念。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敌人最多来15万人，再多也不可能。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出去。”

6月10日，毛泽东来到湖南视察，下榻在省委蓉园1号楼。省委安排由胡真负责接待毛泽东的工作。

这天晚上，胡真到1号楼检查对毛泽东生活安排的情况，毛泽东正在乒乓球室打乒乓球，胡真便来到毛泽东的卧室查看。胡真一进卧室，看到毛泽东的桌子上放着书，在床铺的里侧，也放着一排线装书，枕头叠得高高的。

毛泽东喜欢躺着看书，书放在床铺里侧的床边上，他需要什么书就能信手捡来。叠高的枕头，可作为看书的靠垫，看书看疲劳了，就可以顺势躺下睡觉。

胡真查看了一遍，从卧室里走出来，毛泽东正好从西头走过来。胡真虽然从延安时期以来多次见到过毛泽东，甚至和毛泽东照过两次像，但那都是集体活动，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单独和毛泽东相处过，心里难免有点紧张。还是毛泽东先开口说话了，他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胡真。”

“你在哪个部门工作？”

“我在省委办公厅工作，这次是负责接待工作的。”

毛泽东主动伸出手和胡真紧紧握手，说：

“接待工作不好做，我这次来麻烦你们了。”

胡真说：

“不麻烦，不麻烦。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是应该做的。”

“怎么不麻烦，这么晚了，你还要来检查工作，看看有没有不周到的地方。一切安排得都很好嘛！我要感谢你呢！”

毛泽东这么一说，胡真又紧张起来了，他说：

“毛主席来湖南，这是毛主席对湖南的关心，我们要感谢毛主席。”

毛泽东又一次握了握胡真的手，然后挥挥手，带着微笑向他的卧室走去。

6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准备粉碎蒋匪帮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残余匪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准备向我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一次冒险进犯。今春以来，蒋匪帮就积极地进行各种作战准备和军事部署。据判断，他们很可能在最近期间，即台风季节前后，对我福建省和闽粤、闽浙接合部地区发动一次二三十万人的登陆作战，妄图在大陆上建立一块反革命根据地，作为它实行反革命复辟的立足点。美帝国主义也想利用蒋匪帮这次军事冒险，对我进行试探。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提高警惕，从各方面作好准备，决不让美蒋这一罪恶阴谋得逞。如果蒋匪帮敢于来犯，就坚决、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它。当然，我们准备好了，敌人也可能不敢来。不管敌人来与不来，我们都要认真地充分地作好准备，在思想上、工作上都要放在打的上面，决不可有丝毫轻率大意和侥幸心理。

二、蒋匪帮这次冒险进犯，可能增加我们某些困难。但是，敌人送上门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正是我们歼灭它的好机会。打胜了这一仗，不但可以鼓舞军心民气，为我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而且还可以打击美帝国主义的气焰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阴谋，有力地支援东南亚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过了长期的和平生活，从全国解放以来已经将近13年，从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来已经9年，麻痹松懈的情绪有所增长。年轻的一代，没有亲身经历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下被压迫被剥削的生活。这次战争，对扫除干部和群众中的麻痹松懈情绪，教育青年一代，考验我们的革命精神和工作，加强全国的团结，都会有很大的好处。“多难兴邦”，这是经验之谈，是很有道理的。

三、粉碎卖国贼蒋介石的冒险进犯，是为了保卫我国人民革命胜利果实，是伟大人民解放战争的继续。我们应该打胜这一仗，而且完全有把握打胜这一仗。我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锻炼，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对蒋匪帮有刻骨的仇恨，决不允许已被推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重新压在自己头上。我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在政治上是团结一致的。我们在军事力量上就全局来说又是占绝对优势。我军是胜利之师，士气高昂，蒋介石是我手下败将，老“运输队长”，兵力有限，士气低落。我们有巩固的后方，强固的国防设施，以逸待劳；敌人是远离巢穴，渡海作战，困难重重。我们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只要全党全军坚决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作战方针和指示，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蒋匪帮的进犯。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我们在这样长的时期中，是过的和平生活，由于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在经济生活中还有暂时的严重困难，打起来以后，还可能增加某些紧张情况，蒋匪帮的突然袭击，特别在作战地区，敌人可能进行轰炸和空降的地区，在开始的时候，可能给我们造成一些损失。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些有利条件和困难，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对蒋匪帮的进犯，一定要认真对待，弱敌要当强敌打，不要轻敌麻痹。

四、人民解放军要立即动员起来，完成一切战斗准备。已经指定的部队，应当迅速开赴前线。其余部队也应当积极作好参战准备，随时听候调动。各参战部队应当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迅速制定作战方案，加固沿海地区和岛屿的防御工事，抓紧进行战备训练，积极做好后方勤务工作，保证粮弹的运输和供应。要大力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鼓舞战斗意志，发扬英雄顽强艰苦奋斗的传统战斗作风，紧紧地和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保证坚决而迅速地完成歼灭敌人的战斗任务。

五、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宣传教育。各级党委应当立即根据本指示的精神在党内进行传达和解释。中央即将通过新华社公开揭露蒋匪帮进犯我沿海地区的阴谋。在新华社消息公布之后，各地应当立即在群众中讲清这次作战的意义、目的和有利条件，彻底揭露卖国贼蒋介石的罪恶历史和这次进犯的阴谋，激发群众对蒋匪帮的新仇旧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战备观念，坚定必胜信心，克服麻痹松懈情绪。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要邀集民主人士座谈，讲清形势，鼓舞信心。要教育群众识破和制止敌人的谣言，防止少数坏分子煽动闹事，并且注意保守军事秘密。要通过这次战备宣传教育，鼓励群众努力生产，厉行节约，认真贯彻精简工作，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更好地完成当前调整国民经济的各项任务。各地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要通过这次粉碎蒋匪进犯的斗争，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做好本年度的新兵征集工作，大力加强军工生产，满足前线需要。

六、东南沿海准备作战的地区要立即做好战备动员工作，大力支援军队作战。这些地区，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支援前线委员会，统一领导当地的战备和支前工作，保证军队作战需要的粮食和柴火的供应；动员医院、交通、邮电等部门为前线服务；组织短途运输，组织担架队，做好战地救护；组织沿海民兵准备支援和配合军队作战，帮助军队送情报，搜捕空投特务，消灭空降匪军，保护工矿企业、仓库、交通要道和重要桥梁；进行防空教育，组织群众防空。在岛屿和前沿地区，要加强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监督和控制。对于制造谣言、煽惑人心、进行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

1962年6月10日

6月11日，毛泽东审阅修改新华社根据他的指示起草的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电讯稿，他在上面加写了一段话：

“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

尔后，毛泽东要林克转告刘少奇，请刘少奇召集政治局常委及彭真、罗瑞卿、萧华、陆定一、吴冷西开会，将电讯稿通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

6月18日，毛泽东准备离开湖南去武汉，他在长沙召见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在谈话中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10亿斤。

6月18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内部印发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根据电讯稿的内容，“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

6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乌兰夫、李维汉、徐冰、刘春同志《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和对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问题的处理意见，认为这些意见是正确的，在今后5年以内，各少数民族地区应当采取的方针，也是适当的。现在，把这两个文件发给你们研究执行。

中央认为，检查一次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是必要的。各有关党委和政府，应当在最近期间经过检查，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提高干部。应当让同志们知道，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是长期的，必须进行长期的经常工作，才能逐步实现。如果不看到这种长期性，不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不照顾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在工作中就势必要犯错误。这几年来，一些地方在民族工作中所以发生问题，就是因为忽视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没有认真贯彻执行甚至违反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其他有关的方针政策。正因为如此，就有必要在干部和人民中重申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其他的方针政策，并且要经常认真地检查政策执行的情况，务使同志们切实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不得在党的方针政策以外另出点子，另兴章程。过去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忽视了的要恢复，经常工作也要恢复起来。凡属方针、政策、重大问题和重要计划，必须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在这次精简中，管理民族工作的机构不要取消，干部不要精减，干部太弱的，要适当加强。

宗教问题，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问题，在许多少数民族中，宗教问题同民族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必须长期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应该按照群众宗教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意见，处理少数民族宗教上存在的问题，让群众的宗教活动恢复正常。对于汉族人民信仰的宗教中存在的问题，也应当参照这个精神加以处理。

在一切民族自治地方和民族地区，应当仿照此次中央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的办法召开会议，并且切实解决问题，执行情况，随时报告中央。中央的批示连同乌兰夫、李维汉等同志《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发至自治县委和有少数民族杂居的县委。《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问题和我们的处理意见》发至自治州党委和有关的地委。

中央 1962年6月20日

6月22日，毛泽东改变原打算23日离开武汉去青岛的主意，他给彭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现决定在武汉住到月底，游长江对我十分有益，我要游七天至十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团，都在武汉谈话。请你安排。”

也就是在6月22日这一天，彭德怀把他用了数月写成的8万余字的长信，呈送给毛泽东。他在信中回顾了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叙述了建国后和外国人交往的情况，要求中央查清“里通外国”问题。他在信中写道：

“杀头都不要紧，但事情要弄清楚。”“我这个人很渺小，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它有自己的光荣历史，历史应该是真实的，它不能有假。不能因为捏造了我的假历史给党的历史抹黑。我有权力、有义务做这个申诉！”

“若是为了我彭德怀自己，写不写，申不申冤，都没有多大意思。我在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一个老兵，心里有什么，应该向党说。敢说真话这是我们党兴旺的一种标志，也是党对党员的要求。我就是讲真话，不管怎么我也讲，我不怕杀头，年纪大了，离见马克思的时间也不长了。我是实事求是地写的，特别是对我里通外国的说法，应讲清楚，中央可以派人调查吗？如果我出卖祖国，到天安门前把我的头杀了，我没意见。”

6月24日，《人民日报》以《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为题，发表了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揭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

这篇电讯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连美国人也感到蒋介石底气不足，连忙向蒋施加压力，劝阻他放弃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

6月24日这一天，在外地养病的陈云回到北京，他就农村分田到户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交换意见，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表示赞成；周恩来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只有林彪表示反对；加上在外地的毛泽东，在政治局七位常委中，反对派也只有二人。

6月2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

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至此彻底破产。

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对毛泽东这一段时间关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作了回顾。他说：

“在这个问题上，生动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国内外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形势是：西北边境上，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苏联去；在西南的边境上，有尼赫鲁挑起的中印边境冲突。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志都很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来说，从我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加以揭露，进行动员，这就有可能推迟或者制止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样，一个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当然是把军队动员了，军事工业动员了。然后，我们的干部、基本群众，动员起来了。最后，6月23日新华社公开揭露美蒋阴谋。这一来，全世界都被调动了。首先是台湾，到处来打听消息，英国是不是牵线呀？中美是不是妥协呀？中苏关系如何呀？紧张得很。美蒋矛盾尖锐了。接着，肯尼迪在6月27日就发表声明，说他不支持进犯大陆。实际上，早在23日的华沙中美两国大使会谈中，美国人就作了保证。英国跟着说，它不参加台湾海峡的战斗。法国也说，这对它没有任何义务。甚至连日本也出来说，这件事是对东亚不利的。最后才是赫鲁晓夫，他摸准了，得到了美国的内部通知了，才在7月3日来一个马后炮，廉价的保证。虽然他的保证是被迫的，装样子的，假的，但也有一点表面价值，至少叫群众看到不能反对中国。美蒋的阴谋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责美蒋。”“总之，敌、我、友这三方面在这个斗争中都调动起来了。”

再说6月30日，毛泽东离开武汉。他在北返途中，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河南的麦收还不错，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中，了解到山东的“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错，麦收42亿斤，比原来估计的29亿斤多了13亿斤。

6月底，田家英结束了在湖南的调查，回到北京。他立即将调查情况向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作汇报。他认为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确是个好办法。田家英的汇报刚开了一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

“现在情况已经明了啦。可以按照农民的要求，实行分田到户。”

刘少奇分析了国内的严峻形势，他说：

“再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

田家英问道：这个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此后，这个曾经投靠过彭德怀如今又投靠了刘少奇的田家英，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支持下，起草了一个旨在分田单干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十大政策》允许维持农户的个体经济，允许农户之间可以进行适当的土地调整，允许雇工，允许借贷，允许自由贸易。

1962年7月2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有人说：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据陶铸、柯庆施讲，主席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彭真闻听此言，立即表态说：

“讲困难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

邓小平也表示同意，他说：

“我倾向这样。”

在大家讨论包产到户问题时，邓小平说：

“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做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

7月5日，毛泽东到了天津，听取了刘子厚的汇报后，他说：

“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预料。”

7月6日晨，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了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关于“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的搞，不如有领导的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60%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田家英讲完了，他突然问道：

“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田家英一时无言以对。毛泽东又问道：

“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田家英见毛泽东如此严肃，知道事关重大，就不敢提他曾经向刘少奇汇报一事，自然也不敢说是刘少奇的意见了，他说：

“是我个人的意见。”

毛泽东不再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也是在这一天，陈云给毛泽东写信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下午，毛泽东约见了陈云。陈云申述了他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4年，否则需要8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7月6日这一天，江青看了吴晗撰写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她说：

“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坚决禁演这出戏。”

原来，《海瑞罢官》是吴晗应京剧艺术家马连良之邀撰写的一出新编历史剧。在《海瑞罢官》这出戏里，有一句唱词是：“将我罢官理不平”。1961年1月，《海瑞罢官》剧本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同时由北京京剧团公演。

此后，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有的文章说海瑞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鼓励他失败了再干，要“有朝一日重整纪纲”等等。

江青看了《海瑞罢官》和报刊上的文章，对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重大阴谋，是替彭德怀翻案的。

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读《海瑞罢官》的剧本，并提出他自己的看法。田家英看了剧本后，对毛泽东说：

“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如果硬要说这个剧本有阴谋，而对之进行批判，以后就没有人敢研究历史敢写历史剧本了。”

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说：

“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止20%，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8月会议上研究一下。”

7月8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开会，他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找河南、山东、江西的负责人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

毛泽东还表明了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最后，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就这样，由刘少奇、邓小平授意田家英起草的旨在分田单干的那个《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不用提交政治局讨论就流产了。

7月9日、1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

7月10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说：

“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

此时，毛泽东点名要胡耀邦到湖南带职锻炼，“做点实际工作”。不久，胡耀邦调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在胡耀邦离京前，毛泽东嘱咐他，要经常到基层群众中去跑跑，搞调查研究。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把党的政策及时传达给群众，把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映上来。胡耀邦表示，一定要按毛泽东的教导去做。

7月17日，邓子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

早在5月间，邓子恢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带领工作组到安徽省当涂县作调查。王观澜调查后，给邓子恢来信说：“我宁肯犯错误，也要说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好。群众的干劲可大了，晚上带着灯干活……”那时候，毛泽东不在北京，邓子恢便在5月24日向刘少奇提交了《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刘少奇说可以试行。随后，邓子恢在6月间先后在总后勤部、高级党校等处作了四场报告，指出要想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最好办法，是搞好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

7月17日这一天，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在5月24日向刘少奇提交的《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以及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寄给他的符离集区委《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邓子恢说：“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责任制，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

在邓子恢一个半小时的汇报中，毛泽东几次提出问题，他都不作回答，只管讲他自己的意见。邓子恢终于讲完了，毛泽东这才说上了一句：

“把你的意见和符离集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这次谈话使毛泽东非常不愉快，以至于耿耿于怀，在两个月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重提此事。

7月18日，中共中央紧急下发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通知》中说：

“最近，有的地方报纸，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公开讨论了‘包工到户’、‘包工到组’和‘包产到户’的问题，并且透露了某些地区实行‘包产到组’的情况。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今后，关于这些问题，一般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关于改进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和加强生产责任制的一些作法，可以在报纸上进行宣传，但是不要涉及人民公社体制和所有制形式的改变问题，更不要在报纸上透露了某些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因为敌人会用这些材料来反对人民公社的。”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与杨尚昆谈话。据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载，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

杨尚昆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7月19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重述了他昨天向杨尚昆谈到的那两个问题。

会议决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在23日、24日分两批去北戴河。

7月20日，毛泽东同准备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说：

“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8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4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7月22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他还批示道：

“这个文件所做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7月23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他决定将这一草案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7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后来一直开到8月24日，整整一个月。

邓子恢到北戴河后，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之前拜会了毛泽东，再一次陈述了实行包产到户的好处。他说，包产到户不牵涉到所有制问题，是一种集体经济的管理形式，确实能增产，群众欢迎。毛泽东严肃地说：

“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试验吗？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两年不到，就会两极分化，就有人会讨小老婆。你怎么动摇了！波兰闹自由化，还不敢公开解散合作社。”

邓子恢强调说：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毛泽东不高兴地说：

“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飞走了！”

7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北戴河95号楼会议室，召开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说：

“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在谈到党内出现的一些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

“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

他转向三北地区的负责人问道：

“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

当毛泽东在反对分田单干问题上处于少数派地位之际，当他准备在会议上发表一篇重要讲话的时候，他要先与地方上的负责人分别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阐述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要先“吹吹风”。这是毛泽东在处理重大原则问题时常常采取的一种方法。据保留下来的不完全的谈话记录记载：

1962年8月2日，毛泽东在钱让能写给他的“保荐书”上写了一个批示，印发与会者。

原来早在5月底，安徽太湖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长达1.8万字。他认为包产到户的“责任田”办法不能改，所以就在报告中极力向毛泽东保荐“责任田”的办法。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印发各同志。安徽太湖县、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给我的一封信，请大家研究。”

8月2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及其他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说：

“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100年以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8月3日，毛泽东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8月4日下午，毛泽东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话。

8月5日，毛泽东同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也在座。毛泽东说：

“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1959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

在讲到分田到户问题时，他说：

“有的人主张60%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5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90%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1958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毛泽东最后说：

“请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搞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要走什么道路？”

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他在讲话中提出了三个问题，要大家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

关于阶级问题，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共产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的工具，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极右派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认为没有阶级了，不要改造，不承认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孙中山就不讲阶级，说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

“形势问题。也要谈一谈。国际问题，要找几个人准备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广大人民群众各阶层、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情况如何，以后再说。

国内形势，谈一谈。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有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等等，还是有成绩的。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么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两年调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做得不那么好。以农业为基础，谈了三年，1959年——1962年，四个年头，实际上没有实行。中央的东西，有些没有下去，有些成了废品。所谓没有实行，就是没有认真做，个别做了，或者是做得很不好。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现在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

“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20%？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越大。

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的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毛泽东还谈到了积累与消费、集中与分散、民主与集中以及敌我之间的矛盾。

欲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还有哪些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越大。”事实的确如此。从这一章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中央政治局7常委除毛泽东外，反对单干的只有林彪。周恩来模棱两可，而刘、朱、陈、邓则是支持包产到户的绝对多数。新中国建设短短12年，这座社会主义大厦尚未最后竣工，社会主义制度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当此之时，这些人便以困难和挫折为借口，要扯下旗子。一个从党的核心到中央及地方大员（邓子恢、曾希圣等）、到吹鼓手（田家英等）、再到基层政权中的区委书记（武念慈等）为代表的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派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参加革命的“初心”原本是改朝换代而非马列主义）已经显现出来。他们的政治纲领是《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社会基础是深受“传统的观念”束缚着的广大农民中的相当一部分（以安徽、湖南部分农民为代表）。由此看来，再次处于少数派地位的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后来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决不会是一场轻松的政治斗争！

第23章 1962年8月—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话说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为了更深入地讨论和研究一些问题，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由22人组成的核心小组，也叫做中心小组，其成员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陈伯达、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

从8月9日开始到8月20日的12天内，中心小组开了八次会，会后由中央局第一书记在小组会上分头传达，组织讨论。毛泽东通过这种办法，来指导和推动中央工作会议。

8月9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说：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不垮得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23年，垮台了，我们还有几年？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

有人插话说，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个政纲，土地收为农民所有，但又保护地主。毛泽东说：

“各地方、各部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李某某揭露邓子恢问题。毛泽东说：

“派干部下去，而思想不‘定一’，不讨论就走，这种办法不好。为什么不请邓子恢来？他不来，我们的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加五个人，邓子恢、王稼祥、康生、吴冷西、胡绳。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净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有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

有困难，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这是一种大考验，将来还要经受更重大的考验。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1957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苏联从1921年到1928年单干了近10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1935年才取消各种购物券，他们的购物券并不比我们少。找几个同志把苏联由困难到发展的过程，整理一个资料。这事由康生同志负责，搞一个经济资料。

动摇分子坚决闹单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最好不批准，让他们单干二、三年再说，他们早回来，对集体经济不会起积极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康生插话说：现在的价格，低出高进，不利于集体经济。毛泽东说：

“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思想上有了分歧，领导要有个态度，否则错误东西泛滥。反正有三个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买办阶级，美国资本主义农场，平均每个场有16户，我们一个生产队20多户。包产到户，大户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饭，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的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有没有阶级斗争？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的像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有人发国难财，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每一个省都有那么一种地方，所谓后解放区，实际上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党员成份，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28年，在人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力量比较集中，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才10年，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是个重要任务。‘六大’只说资产阶级不好，但是对资产阶级加了具体分析，反对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别的资产阶级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没收国民党、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1953、1954年搞合作社，开始搞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发展下来。真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1953年开始的。以后经过多次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展开。1958年已有些精神不对，中间有些工作有错娱，最主要的是高征购，瞎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灌溉（本来是好的，不晓得盐碱化）。因此四个矛盾再加上一个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高指标，高征购，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问题。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与混进来的及封建主义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设多招了2000万人，没看准，农民就没有饭吃，就要浮肿，现在又减人。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和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说：“要正确处理单干，纪律处分，开除党籍……”。我看带头的可处分，绝大多数是教育问题，不是纪律处分，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我们这政权包了很多人下来，也包了大批国民党下来，都是包下来的。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远不过渡。

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成章。三年解放战争，猛烈土地改革。土改后，对两种资本主义的改造很顺利。有的地区的民主革命还是不彻底，比如潘汉年、饶漱石，长期没发现。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1957年国际上有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6月刮起12级台风，他们准备接管政府，我们来个反攻，所有学校的阵地都拿过来了。反右后，1958年算半年，1959年、1960年大跃进。1960年开始搞《十二条》，1961年搞《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过去分田是农民跟地主打架，现在是农民跟农民打架，强劳动力压弱劳动力。有这样一种农民，两方面都要争夺，地富要争夺，我们要争夺。小资产阶级、农民有两重性，碰到困难就动摇，所以我们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的事，依靠贫农，还要争取中农，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2000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响。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作得好，像军事、外交，有些部门像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子，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揽，情况不清楚，怎样独揽？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门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西七、八年，陕北13年。不一定在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廸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8月11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说：

“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邓小平发言说：

“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止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无论在国际斗争方面，还是在国内问题上，都要看我们的旗帜鲜明不鲜明。左派旗帜不鲜明，歪风就利害。”

刘少奇发言说：

“主席提出的这些问题，在长期内，一直到消灭阶级都是管用的。”“1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5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5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

毛泽东插话说：

“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8亿斤，全国都增产。”

刘少奇接着说：

“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20%，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10%。因此5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毛泽东插话说：

“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

刘少奇接着说：

“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

毛泽东插话说：

“恐怕还是1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20%到30%，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5年到8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5年、8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么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2000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刘少奇说到在经济上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插话说：

“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

刘少奇接着说：

“农业是关系我国命运的问题，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样想，不能有其它想法。”

毛泽东插话说：

“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60%搞集体半集体，40%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否则生产就要破坏。”

8月12日，毛泽东找来1961年庐山会议印发的中央农村工作部8月24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要求在会议上重新印发，他在一大段批语中批评了邓子恢，而且还算了邓子恢在1950年“提倡四大自由”的老账以及在1955年砍20万个合作社的旧账。

8月13日，罗瑞卿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发言，说到了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毛泽东插话说：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罗瑞卿谈到安徽太湖县钱让能在写给毛泽东的《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中说，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插话说：

“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1957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罗瑞卿说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插话说：

“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8亿到10亿斤。”

邓子恢在会议上作了检讨，他说是看到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毛泽东插话说：

“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30万人只留下2万8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

邓子恢说，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说：

“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做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6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

8月15日，李富春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发言说：主席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他还说：要抓生产，工农业生产要抓10年。毛泽东插话说：

“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1964年扫尾。”

后来到1964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果然实现了全面好转，实际情况验证了毛泽东的这个估计是完全正确的。

谭震林在这次会上发言批评包产到户，批评对困难的估计多了。

康生则发言说：过去的13年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每当我们党内出现缺点、错误和困难的时候，党内党外总要起风波。

8月17日，李先念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发言，讲到了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插话说：

“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式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

李先念接着说：

“夏收的产量原来估计低了，现在看比去年好一些。去年进口粮食540万吨，今年进口470万吨，减少了70万吨。逐年减少。”

毛泽东插话说：

“减少了70万吨，就是14亿斤。你看，进口减少了嘛，逐年减少嘛。现在人还没有减到2000万，减到2000万，进口还可以再减。”

他转向周恩来问道：

“今年进口粮食减少70万吨，明年能减多少？”

周恩来比较谨慎，他说账还没有算，可先减70万吨，再看一看。李先念接着说：

“自由市场的物价下降一倍。猪肉价格下降了一半，粮食差不多下降了4倍。”

毛泽东说：

“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

李先念检讨说：

“我们做财贸工作的看问题多，看困难多。”

毛泽东说：

“讲形势让谭震林讲，讲困难让你讲，这可能有职业病。”

8月20日，毛泽东在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话说：

“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指邓子恢——笔者注），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做结论。”“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

“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7世纪40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宣布，他的学说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到了列宁，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

毛泽东还说：

“过去简报看得少，这次的简报都看了。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

8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体会议，由陈毅作了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

尔后，历时一个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以较大的精力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并以他的讲话为指导，为八届十中全会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作了准备。

这天晚上，毛泽东乘专列回到了北京。

8月26日，中共中央开始举行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会议前期主要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问题。会议后期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六个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的“翻案风”。

预备会议一直开到9月23日才结束。

1962年9月9日8时32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指挥导弹部队某部岳振华等，一举击落台湾国民党美制U-2高空侦察机，飞机残骸坠落于距南昌15公里的罗家集附近，中校飞行员陈怀身跳伞被俘，因伤重抢救无效死亡。

周恩来给刘亚楼打去电话祝贺说：

“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U-2飞机前几天侵入苏联境内，他们只是提了抗议，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下来了。”

9月15日，首都北京各界1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集会，庆祝击落U-2飞机的重大胜利。周恩来、贺龙、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出席了大会。

一时间，此事成为世界舆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有的人认为“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应该重新评价”。有些国家的驻京记者活动频繁，总想弄清楚中国究竟是用什么武器打下美国U-2飞机的。

9月中旬的一天（应是16日，周日），毛泽东再次派秘书把他的堂弟毛泽荣从宾馆里接到了菊香书屋。

原来，毛泽荣早在1962年8月中旬就到了北京，这是他第四次进京了（据百度百科上说，毛泽荣第四次进京是在1964年春，而且他的后代所叙述的进京后的情形与下面的记载也大不一样——笔者注）。毛泽荣自从上次从北京回到家乡后，常常请人代笔写信，向毛泽东反映乡间的一些情况，有时也难免被人利用，甚至为“右派”说情。1957年，曾因“替右派翻案”，他的行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宴请了许多父老乡亲，唯独没有通知他。当毛泽荣闻讯后，从杨林赶到韶山冲求见“主席三哥”时，毛泽东已经离开韶山经宁乡到长沙去了，毛泽荣唯有叹息不已。毛泽荣这次到北京后，一住就是十几天，还未见到毛泽东。他多方打听并催促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尽快见毛泽东。有一天，毛泽东的秘书把他接到了中南海，他急匆匆地走进会客厅，对着坐在那里等他的毛泽东喊了一声：“主席。”这次他不再喊三哥了。毛泽东起身与他握手，寒暄了几句，便坐下来叙话。毛泽荣说：

“主席，我这次来，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毛泽东说：

“我现在工作忙，没有时间陪你。你还是到宾馆住一段时间，等我稍微得闲，请你来吃餐便饭，我们再好好谈谈吧。”

兄弟俩这次见面仅仅只有5分钟。毛泽荣回到宾馆，一直等着中南海的通知，待他第二次被接到菊香书屋的这一天，正好是个星期天，毛泽东家中十分热闹。大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小夫妻俩回来了。小女儿李讷从学校里回来了，在医院养病的江青也回到了家中。毛泽东把几个孩子叫到身边，向毛泽荣作了介绍，并让孩子们向毛泽荣叫五叔。

江青兴致很高，亲自做了饭菜，而且是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做成了湖南风味。毛泽荣满以为三哥请他吃饭，可以开开洋荤。哪知道桌上摆的全是几样普通的家常菜，有炒豆腐、辣椒、茄子、空心菜等等，他心中有些不快。他不知道毛泽东因为全国人民在过苦日子，正在带头不吃肉哩。

吃饭时，毛泽东不停地招呼毛泽荣吃菜，毛泽荣却吃不下。毛泽东吃得挺香，一边吃饭，一边和他拉家常。

“泽荣，你年纪大了，到外边走不方便，我的工作很忙。今后一般情况，你不要来京。”

毛泽东认真地说着。毛泽荣却说：

“主席，我本来也不想来打扰您，只是我家有困难，家底子穷，老伴有病，我的眼睛不大好，身边又无儿无女，只有两个孙子年龄还小。所以，我才来北京找您。”

毛泽东放下饭碗，温和地说：

“泽荣，你有困难，我同情，我理解。但是，我是党的主席，我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不能只考虑你一个人的利益。我以前跟你讲过，你有困难，还是要找当地政府解决。”

毛泽荣听着毛泽东的话，默不作声。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接着说：

“目前，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国家的科学技术还不发达，全国人民都在过紧日子。我这个主席当得不好，我有责任。今后还是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三大差别。现在大家都同甘共苦，全党上下全国人民一样，你也不能例外。”

毛泽东说到此处，加强了语气：

“当地人民过得去，你也过得去，就不要去找政府了。你是我的亲属，不能搞特殊化，不能高人一等。今后你来北京，要经过我的批准。”

饭后，毛泽东一家和毛泽荣合影留念。毛泽东身着呢子大衣与毛泽荣并肩站着，左右两边分别站着李敏、李讷和孔令华。江青亲自为他们照相。而后，江青把照相机交给摄影师，身着呢子大衣，头戴头巾，也站在毛泽东身边，和大家一起合了影。

毛泽荣临走时，毛泽东交代他说：

“你在北京住几天就回去，好好参加劳动，搞好生产，改善生活。这几天，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叫我的秘书陪你到长城和京城的风景名胜走一走，看一看，再休息一下，就回家去。”

毛泽荣此次在京，重游了京华名胜。宾馆服务周到，乡下生活哪有这般舒服，因此他流连忘返。毛泽东得知此情，便叫秘书用自己的稿费买了一件羊皮大衣和一些糖果，送给毛泽荣，要他回家。

毛泽东又给杨林公社写了一封信，让毛泽荣顺便带回。他在这封信中嘱咐当地政府说，今后毛泽荣来京，要经他的许可。

毛泽东给堂弟买的这件羊皮大衣，外面是用蓝色卡其做成的，里面铺有纯羊毛，制作精细考究。毛泽荣回到家乡后，每次穿上这件大衣，都会不无荣耀地说：

“这是我三哥送给我的。”

毛泽荣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接到信后，指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从他稿费中拿出200元，寄给毛泽荣。秘书室同时又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毛泽荣同志：

写给毛主席的信，已经主席看过。他送给你200元，作为你家庭生活补助。此款另交邮局汇去，请查收。主席说，毛泽连夫妇不要来北京。请你转告他们。此复。

此致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1962年9月25日

再说9月18日晚，毛泽东接见了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

原来在8月下旬，由日本工人教育协会副会长宫川实率领的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到了中国，目的是要了解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最后到北京能见一见毛泽东。

是日晚，毛泽东在会见中同代表团成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谈了一些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的经验要点。宫川实团长恳切地要求毛泽东给日本工人题词，以鼓舞他们的斗争和学习，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他还以商量的口吻问：

“那就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日本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好不好？”

宫川实说：

“这一句话是我们来中国20多天感受最深的一点，也是收获最大的一点。”

9月19日，日本工人代表团果然收到了毛泽东的题词，只见毛泽东写的是：

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各位朋友之命，书赠日本工人朋友们。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

这幅毛体书法作品带标点符号长达近百字，分写在8张宣纸上，前5页属正文，落款占3页。整幅作品文笔雄强豁达，以劲直之笔为主，略带圆转之笔，纵势结体挺拔傲岸。

第二天，即在1962年9月20日，首都各大报都在一版的显著位置上刊登了毛泽东会见日本工人朋友的新闻和照片，但对题词却没有作任何报道。在时隔6年之后的196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用一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个题词，刊载了题词的手迹，并发表了社论《各国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全面阐述了毛泽东题词的伟大意义。《红旗》杂志在10月14日的第4期上同样以超乎寻常的姿态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和手迹。

9月20日下午，岳振华随刘亚楼等人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击落台湾美制U-2高空侦察机的情况。毛泽东非常高兴，在听取汇报中多次鼓掌。岳振华汇报结束后，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连声说：

“岳振华同志，打得好，打得好哇！”

9月22日，阎长贵根据华君武先生的漫画《无题》撰写的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这是他大学毕业分配到《红旗》杂志社一年多来的第一篇习作。文章主要批评了那种“出头的椽子先烂”的处世哲学。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让工作人员印发给八届十中全会筹备会议人员，他在批示中写道：

“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主持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结果如何？请继续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8月20日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话说：“问题讲清楚，不伤人。”“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事实上，从“七千人大会”前后到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党内斗争并非如此轻松。正如本传前面所述，毛泽东硬是凭借着他那无可动摇的权威，在回京后果断地采取了措施，这才扭转了局势：先是在7月8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开会，表明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迫使刘少奇、邓小平授意田家英起草的政治纲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胎死腹中。继之，他在7月18日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夺回了党的舆论阵地；7月25日又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从8月9日开始，通过中心小组会议争取到了中央和地方大员中的多数人支持，终于迫使刘少奇等人改了口，开始了暂时的全面退却。

第24章 1962年9月—

“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反对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话说1962年9月24日上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经过长时间的预备，在北京怀仁堂正式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现在是10点钟，开会。

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的问题，一是农业问题，二是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党内团结的问题。还有工业问题，计划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有几位同志讲话，农业问题由陈伯达同志说明；商业问题由李先念同志说明；工业计划问题由李富春、陈云同志说明。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监察委员会扩充成员的问题，再一个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的问题。

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的，已经开了两个多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差不多也是一个月。实际问题，在那两个月各个小组在座的人都参加了，经过小组，实际上是大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约三天到五天就够了。27号不够就开到28号，至迟28号要结束。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关于阶级。提出这个问题，因为阶级问题没有解决。国内不要讲了。国际形势，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存在，那是资产阶级国家，是没有解决阶级问题的。所以我们有反帝任务，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就是要支持亚非拉三大洲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团结这么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如尼赫鲁，也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藏次郎，主张结构改革论，有七、八个人。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封建主义被推翻以后，都经过了几次反复辟，经过了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一个否定之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反对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关于形势。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1959年、1960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搞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1960年下半年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1958年10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了，然后12月武昌会议，1959年2、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4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这中间1960年有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压我们，注意反对赫鲁晓夫了。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国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后来我们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1959年9月中印边界问题，赫鲁晓夫支持尼赫鲁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鲁晓夫来，10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台上，攻击我们。然后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攻我们，然后两党会议，26国起草委员会，81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1945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的，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怕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意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呢？是从抗美援朝起，1950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了。而南斯拉夫倒成了‘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很行啊，他可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斗争的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问题。

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内外都是好的。开国初期，包括我在内，还有苏联同志，曾经有这个看法，认为亚洲的党和工会、非洲党，恐怕会受摧残。后来证明，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不是我们所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斗争，无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发展的。出现了古巴革命，出现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出现了印尼亚洲运动会，几万人示威，打烂印度领事馆，印度孤立，西伊里安荷兰交出来，出现了越南南部的武装斗争，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出现了老挝武装斗争的胜利，出现了苏伊士运河事件，埃及独立。出现了阿联、伊拉克，两个都是中间偏右的，但他反帝。阿尔及利亚不到1千万人口，法国80万军队，打了七、八年之久，结果，阿尔及利亚胜利了。所以，国际形势很好。陈毅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

所谓矛盾，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国人民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各国人民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两个多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工作问题有几个文件，有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等，有几个同志讲话。

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资产阶级的问题，我看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1942年到1945年整风运动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正，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来的经被鲤鱼精吃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鲤鱼精一样，要好好想一想，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在座的几位同志，我欢迎，不要犯了错误见不得人。我们允许犯错误，你已经犯了嘛，也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允许犯错误，不允许改正错误。有许多同志改得好，改好了就好了嘛！李维汉同志的发言就是现身说法。李维汉同志的错误改了，我们信任嘛，一看二帮，我们坚决这样做。还有许多同志。我也犯过错误，去年我就讲了，你们也要容许我犯错误，容许我改正错误，改了，你们也欢迎。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真正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还给工作做，绝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能采取杀头的办法。杀戒不可开。有个潘汉年，没有杀他。有个王实味，后来杀了。这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把他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中央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但也要看到还有反革命，看不到不好，看得太严重也不合乎事实。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没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虎等战犯，也有一大批没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赦免他嘛，我们也没有杀。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反，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问题，还请同志们注意，阶级斗争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影响，20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次不可能，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门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现在已经组成一个专案调查委员会，把问题搞清楚。不要因为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会来搞清楚，把问题说清，要说服人。阶级斗争要搞，但要有专门的人搞这个工作，公安部门是搞阶级斗争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敌人的破坏。有人搞破坏工作，我们开杀戒，只是对那些破坏工厂，破坏桥梁，在广州边界搞破坏案，杀人放火的人。在敌我矛盾中，关于捕人、杀人的问题，需要正确处理。现在虽然是‘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不可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保卫工作要保卫我们的事业，保卫工厂、企业、公社、生产队、学校、政府、军队、党、群众团体，还有文化机关，包括报馆、刊物、新闻社，保卫工程建筑。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

毛泽东当场宣读了康生递上来的一个纸条：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泽东所说的“写小说盛行”和康生递上来的这一张纸条，扯出了党内一段围绕着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断断续续地纠缠了20多年的公案。笔者为了说清楚这一公案的历史根源，曾特意在本传第四卷中详细地交代了西北红军中谢子长、阎红彦与刘志丹、高岗这两个派系之间的恩恩怨怨。为了说明上述公案的来龙去脉、是是非非，如今又不得不在此和本章末多费一点笔墨了。

原来早在1956年，署名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的《刘志丹太白收枪》一文被《星火燎原》刊登后反应很好，工人出版社便约请刘景范的妻子李建彤撰写《刘志丹》一书。1962年初，小说《刘志丹》第5稿脱稿。李建彤在这部小说中将刘志丹描写成了一个“高、大、全”式的“全国领袖”，而书中的虚构人物罗炎，其形象的原型则是高岗。刘景范和李建彤为征求意见，将书稿送给有关部门和当年西北的一些老领导审阅。原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继谢子长、刘志丹之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任总指挥的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对这部小说提出了批评意见：1、这部小说重新肯定和宣传了被高岗篡改的西北革命历史；2、把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写成了全国领袖；3、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及其他老同志。据云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阎红彦的秘书李原在2003年出版的《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一书中说，阎红彦当时还“认为书中有些情节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是在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因此，阎红彦建议小说暂缓出版。可此时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使刘景范产生了错觉。他感觉到毛泽东对高岗的老对头刘少奇产生了不满，便出面游说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他对习仲勋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习仲勋便批准了小说《刘志丹》公开发表。随后，《刘志丹》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上连载。1962年8月24日，康生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小说《刘志丹》。8月26日，毛泽东为此召见了康生。后来在1967年9月，康生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工作会议上谈到了毛泽东那次召见他的情形，他说：“主席明察秋毫，烛照一切，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头，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小说《刘志丹》一出笼，我给杨尚昆写信说这本小说有政治倾向性，主席找我去谈话，主席说，有的人是用枪杆子杀人，有的人是用笔杆子杀人，不要小看小说、文艺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他们进行反党活动，1957年我们只整了党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很多混在党内、继续冒充革命的人，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清洗出去。小说《刘志丹》背景不那么单纯，我看也是找我们算帐的，是算帐派。”康生说的这些情况，阎红彦应该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在1962年9月3日给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信中，还建议组织一次西北老同志座谈，以便于作者李建彤对小说《刘志丹》进行修改。这便是对小说《刘志丹》第一次定性的始末。由此可以看出，有些人说阎红彦向康生“诬告”，说康生制造大冤案，是没有依据的。

且说毛泽东念完康生递上来的纸条后，接着说：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点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得好，问题就解决得好些。结合得不好，就会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请少奇同志宣布有哪几个人不参加全会，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人不参加。”

刘少奇点点头，宣布道：

“常委决定五个同志不参加全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毛泽东补充说：

“因为他们在没有审查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要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门。主要分子与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区别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参加了会议。非主要分子彻底改正错误，给他们工作。主要分子如果彻底改正错误，也给工作。特别寄希望于非主要分子觉悟，当然也希望主要分子觉悟。”

接下来，由陈伯达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了说明。

陈伯达谈到在大办人民公社时说：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错误。当时有一股风。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里都是预先布置了的，干部已经说好了的，有些农民跟我谈话，也是已经说好了的。我以为就有那么一些事情，产生了那么一些东西，做了调查，结果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调查。回来又在主席那里胡说八道了一通。主席当时就顶了我。”

毛泽东说：

“我就批评他。”

陈伯达说：

“主席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说我那些看法不对。”

毛泽东说：

“还有吴芝圃。”

陈伯达说：

“这事实上都是吴芝圃在那里布置的。”

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会议上就批评了你们两个同志，一个是陈伯达同志，一个是吴芝圃同志，就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

陈伯达谈到了1958年下半年起纠正错误的过程。毛泽东插话说：

“从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北戴河会议就抓了，但是1959年来了一个庐山会议，扰乱了我们。阶级斗争扰乱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改造。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以至于1959年下半年、1960年差不多一年，我们的精力就是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都不受它干扰，什么金门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好，U-2飞机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情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一个游鱼三个浪，引得懒汉去上当’，那个懒人就得意了，以为很可以捉一批鱼了，结果只有那么几条鱼。全世界90%以上的人民，或者现在已经站在我们这方面，或者将来要站在我们这方面，这是一个坚定的观点，应该相信。”

陈伯达谈到经过1960年下半年的《十二条》、1961年的《六十条》，错误在根本上纠正了，我们的情况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泽东插话说：

“1961年比较1960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产2000亿公斤左右的粮食。再有两年，明年、后年，整个国民经济可能走上正规。”

陈伯达谈到要逐步实现水利化和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用机械化、电气化的劳动来代替手工劳动。毛泽东插话说：

“我刚才讲的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是讲恢复生产，粮食增长。至于要过关，苏联43年了还没有过关，我们是不是43年还不能过关？就是要有化学肥料、拖拉机、各种农业机械、农药、种子，要搞农村运输，还有水利等各方面。要按照科学办事。过去不重视农业科学家。……什么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试验场，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这些东西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呀，这些东西要保留呀，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陈伯达谈到国际上修正主义也要封锁我们。毛泽东插话说：

“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

9月25日，李先念在全会上对《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作了说明。此后，董必武作了发言，毛泽东在插话中重提7月17日邓子恢向他陈述“包产到户”意见时的情形，他说：

“他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他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

继董必武发言之后，薄一波、朱德相继发了言。

9月26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在全会上讲了话。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

“彭（彭德怀）、高（高岗）、习（习仲勋）是无原则的阴谋反党集团，没有什么纲领，有时候也提出纲领，如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书仍是反党纲领，这次八万言的信也是纲领。”

毛泽东插话说：

“提出与蒋介石一样的纲领，不会拿出来。”

刘少奇说：

“《刘志丹》、八万言书也是纲领。”

毛泽东又插话说：

“布哈林的纲领只有一句话——发财吧。”

刘少奇接着说：

“我们这次会议揭发了彭、习反党阴谋，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我国如果彭、高、习的阴谋实现了，也要复辟，实际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质与蒋介石一样。”

毛泽东补充说：

“彭上台也会打着社会主义旗帜骗人的。”

9月27日是八届十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先后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等十个文件。

《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中说：

“在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7 月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充分地、完整地说明了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这条根本路线。这是我们党在农村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路线。”

“全党同志们，全国农民们，你们了解，我们党领导的一切事业，都只能是人民的事业，我们的工作，只是为人民服务，是要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广大农民是积极拥护集体化的，因为农业的集体化，提供了农业发展的极大可能性，提供了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可能性。是单干力量大，还是集体经济的力量大；是单干能够使农民摆脱贫困，还是集体经济能够使农民摆脱贫困；是单于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农业的集体化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些问题是需要回答的。我国农业在实现集体化的过程中，曾经逐年增产，达到过历史上没有过的水平，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给了巨大的援助。这就是事实的回答。”

“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各项正确政策，关于工业调整的各项正确政策，关于其他经济方面的各项正确政策，加强了党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团结，加强了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从而产生了伟大的力量，加强了我国社会主义的阵地。由于党中央正确政策的指导，农村集体经济正在新的条件下走向新的巩固。虽然我们面前还有困难，而且不应该忽视困难，但是，只要大家好好工作，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就一定能够在前进道路上较快地战胜困难。在事实上，我们的事业，从来就是在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的。很明白，现在我们党中央提出的这个决定，不但完全符合农民目前的利益，而且完全符合农民长远的利益。让我们全党同志，全体农民，全体工人，全体知识分子，全体爱国分子，全国各族人民，一致团结起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沿着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圆满地实现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而奋斗。”

彭德怀因为6月22日的申诉信，被认为是要翻案，被全会取消了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

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并把它写进了全会的公报中。公报中写道：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持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后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又被高度概括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说来也巧，蒋介石好像很配合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也就是在1962年10月至12月，蒋介石集团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窜犯大陆的行动。

中共中央立即做了必要准备，动员全国人民提高警惕，防止大陆上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和破坏，要求东南沿海军民做好一切准备，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消灭掉。

后来一直到1965年春，蒋介石集团先后组织了五次对大陆的进犯，这无疑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全国人民与蒋介石集团长期斗争的继续。这场斗争给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很大的影响和震动，阶级斗争的气氛骤然增加了。

再说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的某一天，江青以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宣部文艺处长的身份约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张子意等。

原来早在4月间，江青在养病期间遵照医生的意见，参加了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结果，她发现文艺界充斥着封、资、修的东西，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作为新社会主人的工农兵，则很少有他们的形象地位。同时，廖沫沙以“繁星”为笔名的那一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也引起了她的关注。作为毛泽东在文艺战线上的“流动哨兵”，向毛泽东反映了文艺界的乱象，尔后，便奉命与陆定一等人谈话，她说：

“深刻理解了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后，我认为目前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问题很严重。”

江青提出：要批鬼戏，要批判在1961年夏秋之间公演的《李慧娘》。她还问文化部的领导人：

“还有一个吹捧《李慧娘》的《有鬼无害论》，你们知道不知道？”

“知道。”

“知道为什么不加以批判？”

江青又问：

“你知道《有鬼无害论》作者繁星是谁吗？”

四位正副部长竟然都说不清楚，江青便说：

“繁星就是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的！”

江青知道这四个正副部长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接着又试探道：

“你们认为《海瑞罢官》怎么样？我认为很有问题，应当好好批判。”

陆定一反驳说：

“对海瑞进行研究，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吴晗同志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写了几篇评海瑞的文章后，又勇敢地跨行业写京剧剧本《海瑞罢官》，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嘛。现在说批就批，这会影响很多人的积极性。此事不要草率从事为好。”

1962年10月2日，周恩来在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汇报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他说：

“我今天来，就是想汇报一下有关印度的情况。我的访问看来没有解决问题。”

原来，早在1960年4月至1961年8月之间，印度军队侵犯中国领土的行动竟然多达17次，他们不断地侵占中国领土。1961年9月，印军又越过了“麦克马洪线”，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10月12日，印度政府命令印军要“清除掉”中国边境上的中国军队。于是，印军再一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1962年9月17日，周恩来得到报告说：60名印度士兵从三面向克节朗河2号桥头的中国哨兵逼近，中国哨兵喊话要他们停止前进。印度军官却命令他们的士兵举着步枪和机枪对准中国士兵，大吼大叫要把中国士兵轰走。因而双方发生了冲突，两名中国哨兵被当场打死。周恩来继续向毛泽东汇报说：

“现在，印度国内的舆论非常激烈，尤其是国防部长梅农，他叫嚷要和我们打一场有限的战争。在这种气氛中，尼赫鲁也越来越强硬。我几次给尼赫鲁去信，希望举行高级会议，解决边界争端，他都坚决拒绝。他强调，会谈的前提是中国军队全部撤出有争议的地区……”

毛泽东面带愠色“喔”了一声，望着菊香书屋外边，皱着眉头，抽了一口烟，说道：

“这不行！我们都撤出来，让给他，将来还谈些什么？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小学生课本上都有的，不能轮到我毛泽东领土就成了950万、930万，我无法向6亿人民交代。”

他吸了一口烟，又问道：

“印度这样强硬，一定有后台吧？”

毛泽东是想听听国际上的动向。周恩来忧心忡忡地说：

“英国、美国支持他们不用说了，据可靠情报，苏联也私下支持他们，从我国撤走的苏联专家，有一大部分已转往印度。苏联援助印度建立起来的比莱钢铁厂，如今已经开工生产，钢铁产量翻了一番。据说苏联驻印度大使维列基正准备同印度签订新的经济协定，贸易额还将增长一倍。为了支持印度打一场边界战争，苏联还准备提供40架图-12运输机。”

毛泽东闻言，脸上流露出鄙夷的神情。他说：

“古有明训，生意不成礼仪在么！看来，赫鲁晓夫此公是不讲礼仪喽！”

周恩来拿出一张《真理报》，指着一篇文章给毛泽东看，他说：

“赫鲁晓夫竟然对我们大讲谈判的好处，简直与西方别有用心的观察家一个腔调。”

毛泽东问：

“肯尼迪怎么说？”

周恩来说：

“美国也在大肆吹捧印度扩张主义者。肯尼迪给尼赫鲁打气说：‘在这种局面下，美国完全同情你。你在同中国打交道中，已经表现出高度的克制与耐心。凡是伟大的宗教领袖们所极力提倡的，你都已经身体力行，而他们的信徒中能够做到这样的，却是寥寥无几。’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恩，已经奉命改变了美国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的含糊态度。他声称，麦克马洪线是一条‘为现代惯例所承认’的国际边界线。”

周恩来又分析说：

“印度反华完全是为了获取美国的军事援助。”

毛泽东说：

“有道理，有道理啊！蒋介石的军队就是这样，打一枪，看看主人的脸色。主人赏两块银元，就再打。不赏钱，就泄气喽！”

他最后叮嘱周恩来说：

“尼赫鲁是我们的老朋友，印度是同我们建交的第二个国家，为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提高出过力，我们不能对不起人家。他不谈判，不要紧，我们可以等。谈判的大门，不能从我们这边关上。”

10月5日，周恩来接到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据美联社、法新社驻新德里记者当日报道，印度正在加紧备战。在最近几天之内，印军可能要发起攻势，预料这将是中印边界三年冲突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战斗，印度军队“已决心要把中国人赶回去”。

10月17日凌晨，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边防军进行猛烈炮击。

10月17日，毛泽东立即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解决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张国华、王尚荣、章汉夫、乔冠华、雷英夫等人。

毛泽东要求乔冠华和雷英夫向与会者报告一下中印边界冲突的情况和各方面的反应。于是，乔冠华就先报告了国际上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雷英夫接着汇报了中印边界前线情况和总参谋部制定的反击方案。周恩来说：

“从各个方面看，我们不进行自卫反击不行了，因此我建议，立即进行自卫反击作战。”

与会者纷纷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一开始不主张打，他见大家如此坚决要打，便说：

“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

我还是那句话，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想要我们死，也不那么容易。这一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威风，起码要保证30年的和平。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

说罢，他转向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问道：

“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呀？”

张国华很坚定地回答说：

“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

毛泽东说：

“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与会者都说，战胜印军是有把握的。毛泽东说：

“我们没有同印军作战的经验，千万不可麻痹大意，一定要精心布置，打好这一仗。”

会议结束后，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西藏边防部队由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和副政委吕义山组成中印边界东段指挥部；由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副司令员陈明义、副政委詹化雨和参谋长王亢留在拉萨主持工作。新疆边防部队也成立了以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负责指挥的中印边界西段指挥部。

10月20日上午10时许，中国西藏、新疆南疆边防部队奉命立即反击，拉开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序幕。

中国边防军右翼主攻部队在克节朗地区发起反攻，经过一天激战，全部清除了入侵印军在枪等、卡龙、扯冬、绒不丢等地的据点。与此同时，在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边防军，向加勒万河谷南、北两侧的入侵印军据点发起反攻，不到一小时，就成功地拔掉了印军在加勒万河谷地区的据点。

10月22日，周恩来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取得巨大胜利的消息，从北京打电话报告在济南视察的毛泽东。他说：

“中印边界反击战开战两天，进展顺利，东西两线的部队都打得不错，印军越境的据点，已大部分被拔除，印军王牌第7旅已经被我们团团包围，总参谋部的同志请示是否越境作战？”

毛泽东指示说：

“暂时不越境作战，不但不越境，还要后退20公里。”

10月24日，中国政府在边防军全线胜利的形势下向全世界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呼吁双方各自后退20公里，脱离接触，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再进行两国总理会谈。

同时，周恩来致函尼赫鲁，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做出积极响应。

这一天，印度当局不但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和平建议，反而要求中印边界恢复到1962年9月8日以前的状态，也就是印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后的边境状态。

10月28日，印度领导人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成立了应付紧急情况的内阁，决心同中国长期作战。

10月29日，中国边防部队经过九天的作战，在西段清除了印军侵入中国境内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86%的据点；在东段驱逐了入侵克节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印军，并歼其一部。首战全线告捷。总参谋部遵照中国政府的声明，命令前线部队停止对入侵印军的反击。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指挥中印边界反击战，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八届十中全会在9月27日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中说：“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这是我们党在农村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路线。”读者诸君看明白了吧，八届十中全会是干什么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上述《决定》等文件，将农业集体化“是党在农村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路线”写入党的决议之中，以此来巩固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迫使那些走资派暂时退却的这一阶段性胜利的成果。

另：本章中说到的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定性、处理的来龙去脉，读者诸君已经有了了解。但这个问题在毛泽东身后却又出现了两次反复。据云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阎红彦秘书李原记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在为所谓的“冤假错案”平反时，委托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文艺工作者审读小说《刘志丹》。后来审读者向中组部报告称，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这个问题是阎红彦报告了康生，被康生利用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79年，以宋任穷为部长的中组部在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认定：《刘志丹》是一部比较好的小说；并认定“冤案”的根源“是阎红彦报告了康生，被康生利用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79年8月，中央以（1979）53号文件批转了这个报告，为受牵连的习仲勋等和小说作者以及所有有关人员平了反。这就是第一次反复。

此后，了解内情的有关同志和一些西北老同志对中央关于阎红彦的结论很有意见。西北老同志贺晋年向中组部提出了意见。宋任穷说：我没有注意这个就发表了，把阎红彦和康生联在一起不对，这是原则问题。不久，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刘志丹》第一卷，接着文化艺术出版社陆续出版了3卷本《刘志丹》。小说再次面世引起许多老干部的不满。一些老同志纷纷给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按照党的纪律，严肃处理篡改西北革命历史的问题。1983年2月，张秀山、刘景范等原陕甘边（刘志丹）的一班人也联名给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并中央书记处写报告，建议中央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西北党史座谈会，澄清西北革命史。中央便委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主持处理此事。4月，中央又指定中顾委的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和中组部的何载组成5人小组，具体负责此项工作。5人小组邀请原陕甘边方面的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和原陕北方面的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共8人，分别作为双方代表，参加座谈，交换意见，澄清历史，共同协商解决办法。经过两个月的工作，西北问题的史实和原则是非基本澄清。6月初，5人小组向中央书记处呈送了《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报告。《报告》中肯定：“1942年中央的结论是正确的”，并说“刘志丹是一位胸怀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革命领袖。郭洪涛所提供的有关红26军和刘志丹的不切实际的报告，事实上成为整肃刘志丹的根据之一。”《报告》再次肯定“郭洪涛确是‘左倾’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对于西北‘肃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83年7月，中央以中委（1983）28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5人小组的报告及原陕甘边和原陕北双方代表签署的意见书。接下来，就是解决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了。1986年1月3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召开座谈会，讨论几位老干部就《刘志丹》这部小说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习仲勋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王首道、荣高棠、何载以及西北老同志马文瑞、宋时轮和张秀山。与会者一致认为，这部小说确实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同中央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方针相悖，对刘志丹、谢子长两位深受人们尊敬的业已故去的领导人任意褒贬，对被贬者的某些描写也违背了党的原则。5日，冯文彬遵照习仲勋的指示，向胡耀邦就上述意见做出报告。1月12日，胡耀邦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随后中央办公厅转发了这个报告和胡耀邦的批示，决定该书立即停止发行，并对作者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和适当的处理。这就是第二次反复。

后来在1987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薄一波、陈锡联、贺晋年题为《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的文章。文章中说：阎红彦同志是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1、2任总指挥是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曾任第3任总指挥。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阎红彦坚持原则，没有屈服于高岗的权势，毫不妥协与他进行了斗争。阎红彦一生中都做到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持真理，不畏权势，而且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他为党树立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永远值得人们学习。2009年12月1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小说《刘志丹》3卷本近日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公开发售。中央领导人及时发现并制止了这一事件。主管部门按照1986年中央文件精神作了严肃处理。

这便是在毛泽东身后对小说《刘志丹》定性、处理的全过程。谁是谁非，谁在胡说八道，谁在制造冤案，不是很清楚了吗？“迫害”说和“冤假错案”论可以休矣！

第25章 1962年11月—

“只有共产主义者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从来不说他代表全民。他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不代表资产阶级，甚至也不代表小资产阶级。”

话说1962年11月3日，聂荣臻来到中南海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正在菜地里除草，见聂荣臻来了，就放下锄头，招呼他坐下。聂荣臻将《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手上，毛泽东连手也没有擦就仔细地阅读起来。

这个报告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在10月30日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只见报告中写道：

“最近二机部在分析各方面的条件后提出，力争在1964年至迟1965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实现原子弹爆炸，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哪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因此，除了二机部本身做艰苦努力外，还必须取得各工业部门、科学研究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国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现在离预定的日期只有两年的时间，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要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必要的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

下面是邓小平在11月2日的批示：“拟同意，送主席、刘、周、朱、彭核阅。”

毛泽东看罢，连连称赞罗瑞卿的报告，他说：

“好，好！写得不错嘛。”

聂荣臻笑了笑，说：

“主席，等到原子弹爆响那一天，我们真要好好地庆贺一番了。”

毛泽东立即在罗瑞卿《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后来在11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由七位副总理贺龙、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罗瑞卿、薄一波、陆定一及七位部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组成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以加强“两弹”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和更好地组织全国大协作。

11月4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做出积极的响应。

这一天，印度宣布成立国防会议和国防生产部，扩大军火生产，进行战争动员，扩充军队，向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增兵。他们还向国外寻求军援。到11月中旬，印度在边境共部署了2个师部、9个旅，以及大量炮兵、装甲兵等部队，总兵力由22000人增加到30000人。

11月9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销以邓子恢为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将其工作职责并于国务院农村工作办公室，由谭震林兼任主任。

11月14日，印度军队再次向中国边防军发起猛烈进攻。

11月中旬，杨老太太在长沙病逝。毛泽东立即给杨开智发去唁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开智同志：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500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敬祝

大安！

毛泽东 1962年11月15日

毛泽东同时给陈玉英也寄去了500元。

11月16日，中国边防军奉命向印度军队实施反击，歼灭印军王牌第7旅。

11月17日，周恩来到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报告前线战况。毛泽东听了，大加赞赏，他说：

“好嘛，基本上是歼灭战！”

周恩来高兴地说：

“总参送来的报告，部队士气高昂，东西两线都推进得很快，已经到达传统习惯线，歼灭敌人5000余人，缴获了一大批武器装备。”

毛泽东说：

“一边是军事仗，一边是外交仗，都要争取主动。我看打得差不多了吧？”

周恩来说：

“为了给和平谈判造成有利条件，我们准备就地停火，部队后撤，你看如何？”

毛泽东说：

“我看可以，就地停火，退避三舍，我们让他们一点，也看出谈判的诚意。”

周恩来说：

“这样做，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

毛泽东点上一支香烟，悠然笑道：

“我们做了这就是先例，总要有人先做吧！”

就在此时，尼赫鲁急忙向苏、美两国求救。肯尼迪答应派美国航空母舰开往孟加拉湾；赫鲁晓夫也急急忙忙地向印度调运军事装备。于是，尼赫鲁又来了精神，叫嚷要不惜以一切代价打败中国。

周恩来立刻来到菊香书屋，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弹了弹烟灰，朗声笑道：

“真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看样子要把整个喜马拉雅山推倒喽!”

在一个不眠之夜之后，周恩来满面倦容地又来向毛泽东报告新的敌情，他说：

“主席，印军的兵力增加到了2个师部、9个旅，武装挑衅也愈演愈烈。苏联的军事装备正往印度调运。”

毛泽东连声冷笑，说：

“老朋友的情面一点也不要喽，看来老是好言相劝是不行吧，人家听不进去嘛。”

周恩来说：

“美国航空母舰已经开到孟加拉湾，尼赫鲁刚伸出手，肯尼迪就满口答应了，要什么给什么，许多装备还是新的。”

毛泽东说：

“老大哥不是也给了嘛！”

周恩来说：

“我们不仅要对付赫鲁晓夫，还要防止肯尼迪在我们背后插上一刀。正是有了后台，尼赫鲁的腰杆子才硬起来了。”

毛泽东豁然起身，说：

“人家有的我们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总会有。我们有的，他们永远也不会有！”

周恩来说：

“印度已经争取到不明真相的39个国家的支持，一些西方国家还企图利用联合国制造对印度有利的舆论，甚至怂恿联合国像朝鲜战争那样出兵印度。”

毛泽东闻言，豪气顿生，朗声大笑起来，他说：

“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大不了再一次证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

周恩来闻言吃了一惊，急忙劝道：

“主席，打胜这一仗是有把握的。问题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要打出国威、军威，就不能打无把握之仗。”

毛泽东说：

“我在想，战争与和平是一对矛盾，又是统一的。这一仗打好了，至少要争取到20年到30年的和平。就是前人种树，后人才能乘凉，目光要远大一些嘛！”

11月19日，中国边防军的反击势如破竹，不仅在东西两线粉碎了印度军队的进攻，而且打得印军全线溃逃。

11月19日下午，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当即批示道：

“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18日这种论调。”

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两次召见周恩来、陈毅，对中印边界问题做出指示。

11月19日晚，周恩来和陈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约见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周恩来说：

“现在我们两国处于一个严重的时刻，亚非国家和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把我们看做是亚洲最大的国家，而现在，两国关系由于边界冲突而发展到这样的状况，这总是不幸的和不利的。我们这几年来一致努力主张无条件地举行和平谈判，为的是使双方不受任何拘束到谈判桌上来，客观友好地解决问题。尽管形势看来很紧张，但我们应从更远更深来看，中印两国关系应该友好下去。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

班纳吉答应马上将周恩来的意见转告给尼赫鲁。

11月20日，中国边防军向传统边界线逼近。此时，入侵的印度军队已经无险可依，中国边防军处于有利的态势。美国航空母舰见大事不妙，匆忙溜之大吉。

11月20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研究中印边界问题。毛泽东果断地做出了一个没有先例的决策：中国边防军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主动后撤，扭转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

11月20日下午6时许，毛泽东下达了关于中国边防军全线停火后撤的命令。

11月21日零点时分，中国政府因印度政府对周恩来举行谈判的建议没有任何响应，便向全世界发表了郑重声明，声明中说：

“1、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2、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3、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力，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真诚地期望印度政府，考虑印度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愿望，改弦易辙，做出积极响应。”

中国的声明发表之后，印度政府依然没有反应。

11月21日，中国边防军前线部队在中印边境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传统习惯线附近，在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尔后受命在严密监视印军行动的同时，将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其它军事物资详细登记造册，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印军打着绿旗前来领回。中国边防部队还将已经死亡的印军官兵按照印度的风俗礼仪火化，对受伤的印军俘虏妥善治疗，发给日用品和衣服；组织被俘的高级军官到中国内地参观游览。

中印边界反击战从10月20日开始，到11月21日结束，经历了两个阶段，历时一个月。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中国边防军打退了印军的全面进攻，清除印军据点90多个，歼灭印军一部，驱除了入侵的印军。这是中国军队在抗美援朝以后，在世界屋脊上进行的一次打出国威、打出军威的反击作战。

后来，中国边防部队在1963年2月28日，干净利索地完成了主动撤退计划，不但实现前线停火，而且使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4月2日，中方宣布全部释放和遣返俘获的印度军事人员3213人。从此，印度扩张主义者再也不敢挑起大规模的边界争端，中印边界形势逐渐平静下来，友好关系也慢慢地恢复了。

再说11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接连发布了《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发展大牲畜的几项规定》。

《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中说：

“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历来是互相结合、互相促进的。农业是主体，副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为副业提供粮食和原料，副业又为农业积累一部分资金，增加一部分生产资料，支持农业的再生产，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副业还提供不小部分工业原料和出口物资，增加一部分市场需要的小商品，有利于活跃城乡经济。

全国各地农村的副业生产，品种很多，门路很广，大多数项目是同农业密切相结合的。农业合作化以来，很多地方保存和发展了这些副业生产，实行了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的综合经营。它的好处是：能够综合利用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根据农时忙闲，实行合理分工，亦工亦农，做到人尽其才；能够充分利用农作物的副产品和其他自然资源，增加社会财富，做到物尽其用。这样，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的全面发展，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巩固。与此相反，也有不少地方，破坏了原来农副业综合经营的传统习惯，不少公社和生产大队把农村中分散经营的副业不适当地集中起来，在生产计划和劳动力使用上忽视对副业生产的安排；在副业产品的收购上统得过多，管得过死，有些产品的价格又不合理，结果造成农业和副业生产都严重下降，集体和社员个人的收入减少，生产资金困难，有些地方甚至不能维持再生产。因此，恢复和发展农村的副业生产，成为当前巩固集体经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

各地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应该根据当地的传统习惯，根据现有的原料、设备、技术、资金和劳动力等条件，因地制宜地逐步发展副业生产。”

“在恢复和发展农村副业生产中，正确解决‘归谁所有、归谁经营’的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集体经营的副业中，应该以发展生产队的副业为主，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不经营副业，这样，可以少铺摊子、少用专业人员，更好地使农业和副业相结合，更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于社员的家庭副业，要加强思想和经济领导，积极采取各种经济措施，鼓励和帮助它继续发展，并且使它同国营经济、集体经济联系起来。要认识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补充部分，不是‘资本主义’，不应该采取行政手段乱加干涉和限制。”

《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良种是增加农作物产量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种子工作，是农业生产带根本性的基本建设，不容忽视，不能放松。建国以来，种子工作的成绩很大。粮食作物的良种推广面积，曾经达到80%以上。棉花的良种推广面积，比例更高。但是，近几年来，有不少地方，不少作物，出现了种子混杂退化、带病、带虫和品种单一的毛病，必须努力迅速克服。首先要求提高种子的纯度，进而恢复传统的优良品种，并且逐步更新优良种子，更换优良品种。提高种子的纯度，主要靠生产队选种留种，这是最普遍、收效最快的办法。一般农作物的种子，需要量很大，主要靠生产队自选、自繁、自留、自用。另一方面，培育农作物优良品种的科学研究机构（包括农业院校的研究单位），繁殖良种的示范繁殖农场，推广良种的种子站（种子公司），这一套种子工作的机构和科学技术队伍，必须系统地加以整顿和充实。玉米杂交种这一类的优良种子，主要靠专场繁殖。生产队自己选留种子，种子工作机构培育、繁殖和推广良种，这两个方面要正确地结合起来，大力开展种子改良工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且进一步适应农业现代化对种子的要求。

二、在庄稼收割以前，生产队要采取田间“穗选”、“片选”等办法，选留粮谷种子。留种棉，要实行“株选”，单摘单轧。其他各种农作物，也都要首先选种、留种，然后再安排其他用途。生产队选留的种子，就由生产队负责保管，单独存放，定期检查，不使混杂，不使变质。播种以前，还要再实行挑选，并且尽可能地经过发芽试验、病虫检验和消毒处理，然后下种。这样做，既可以节约用种，防治病虫传播，又可以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留种量要稍多于实际用种量，晚秋作物的种子更要多留一些，以备遭灾补种。生产队要经过社员讨论，民主评选有技术、有经验、细心负责的社员，担任田间选种和保管种子，给以合理的报酬；成绩显著的，还应该给以适当的奖励。

三、生产队应该有自己的“种子田”，为自己繁殖种子。“种子田”，从播种前的整地开始，一直到收割，都要特别加工，精耕细作。还没有建立“种子田”的生产队，第一步可以采取比较简便的办法，就是说，在作物生长的过程中，选择一块长势最好、纯度最高的，划为“种子田”，加强后期管理，收获后留做种子；第二步再建立正式的“种子田”。种子田耕作细，用工多，劳动定额要定得合理，劳动报酬要稍高于一般农田。

四、农业科学研究单位，要根据各个地方和各种作物的不同条件和不同要求，培育具有不同特性的（例如耐旱、耐涝、耐寒、抗病虫、早熟、耐肥、不倒伏等等）、产量高、品质好的优良品种。各级农业部门，应该摸清当地的需要，提出关于良种性能和品质的具体要求，要求科学研究单位进行培育。科学研究单位培育出来的优良品种，还要组织区域适应性的试验，经过反复试验成功以后，再经过一定机关的鉴定，然后交由推广单位，在条件相同的地区，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积极推广。农业部门和科学研究机构，要随时注意良种推广中出现的问题，做为进一步研究和培育新种的依据。某些已经退化的优良品种，要积极研究，采取措施，使之复壮。继续坚持党政领导、科学技术人员和群众三结合的原则，有领导地有组织地发掘民间传统的优良品种，重视农民群众选种育种的成就和经验，并且帮助他们，把他们的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提高。

五、整顿原有的示范繁殖农场，使之更好地担负起试验示范和繁殖良种的任务。其中，已经转化为机关、企业的生产农场的，应该一律由机关、企业退回来，仍然改为示范繁殖农场。示范繁殖农场的经营管理体制，仍然恢复以前行之有效的办法。它虽属事业性质，但应该按照企业经营，实行经济核算，试验费用由国家补助。这种农场不属于农垦系统，归农业系统管理，农垦部门所属的一般生产性的国营农场，也可以接受委托，承担一定的繁殖良种的任务。

六、整顿充实种子站。种子站是良种的经营单位，示范繁殖农场生产的种子和从外地引进的种子，由种子站经营。种子站又是全县种子工作的管理机关，通过技术服务站，在技术上指导和帮助生产队选种留种，保管种子，以及在播种前进行种子的消毒处理等等。种子站还要帮助生产队串换种子。地区之间调运种子，一定要经过检验，证明不带病虫，方可调运。地区之间，生产队之间，调剂串换种子，都应该实行等价交换。种子价格应该适当地高于粮食价格。调剂串换种子时候，一般应该实行以粮换种，找补差价。种子站要有一定的基金和设备。种子站也可以同示范繁殖农场合为一个机构，不单独设立。

七、粮食、商业部门收购农产品的时候，必须切实保证留足种子，不许把种子当作一般的粮食和油料收购起来，顶征购任务。种子第一，不可侵犯。应该免除示范繁殖农场的征购任务，它繁殖的优良种子，交种子站经营推广。某些作物，历来是用外区种子的，用当地种子，则退化减产；另一方面，某些地方，又历来就是供应某种良种的基地，这种传统的供求关系，应该恢复。粮食、商业等部门，在规定收购任务的时候，必须照顾这种需要。收购种子，必须优质优价。

八、为了加强棉花良种的繁育、推广工作，重点棉区的良种轧花厂，要由商业部门交回给农业部门经营，以便集中掌握棉花良种。一般产棉区，也要根据生产队自轧留种棉的需要，由手工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负责安排轧花机和维修零件的生产供应，保证生产队自轧留种棉；或者由棉花收购站附设小型轧花机，由轧花厂单辟车间，为没有轧花工具的生产队单轧留种棉。留种棉，只收购皮棉，不收购籽棉。要切实保证棉种的纯度，不使混杂。

九、粮食部门，还要从购进的粮食、油料和棉籽等农产品中，选择一批纯度比较高的，质量比较好的，留做备荒种子，准备供应缺种的灾区。备荒种子，也要单独保管，避免混杂。备荒种子的选留、保管和动用，由农业部门和粮食部门共同负责。备荒种子地区间的调剂，也要遵守区域性的限制，并且经过检疫，切忌乱调大调，传播病虫，造成种子混杂。

《关于发展大牲畜的几项规定》中说：

“大牲畜是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和肥料来源。按照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后，大牲畜也是不可缺少的辅助动力和肥料来源。尽快地发展大牲畜，是发展农业生产、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一项根本措施。”

“坚决把大牲畜（包括散畜）全部下放给生产队所有，并且长期稳定下来，30年不变。少数情况特殊的社队，大牲畜仍归生产大队所有的，个别归公社所有的，也必须把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固定给生产队，并且按畜作价、保本保值，今后繁殖的幼畜归生产队所有。”

“生产队必须认真做好保护和繁殖大牲畜的工作，这是巩固集体经济的重要环节之一。”

“在认真保护和发展集体所有的大牲畜的同时，应该允许和支持社员家庭或者几户伙养一两头大牲畜。无论什么地方，只要社员愿意养、有条件养的，生产队可以把多余的和老、弱、残的大牲畜卖给社员饲养，或者与社员伙养，收益分成，社员也可以到市场上买回大牲畜来饲养。社员私养的大牲畜，除自己使用外，如果生产队需要，可以给队出工，生产队应该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付给合理报酬。社员私养的大牲畜，可以自由出卖。”

“有计划地、有领导地开放牲畜交易市场，恢复历史上传统的交流关系和流转规律。打开省、专、县、社的界限，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价格由买卖双方自行议定。”

1962年12月2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意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里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

这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对苏共中央和其他国家的党进行还击。

原来，苏共中央在“二十二大”以后，每年都要发表几百篇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这种做法，在国际关系中是十分罕见的。到1962年11月及其以后，苏共中央先后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八大”、匈牙利工人党“八大”、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十二大”上攻击中国共产党。在12月2日的意大利共产党“四大”上，苏共又带头并怂恿各国党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仅如此，苏共还唆使40多个兄弟党发表决议或声明，攻击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已经忍无可忍，不得不进行反击了。

12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他说：

“这次本来要批评他（指陶里亚蒂——笔者注）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

邓小平还说：

“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

1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安徽省委11月26日《关于第一批改正“责任田”的总结及今后的工作部署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在责任田推行不到两年中，已明显暴露出许多严重的恶果：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所有权已逐渐转移到个人手里。农民中个人主义、自私观念日益发展，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逐渐削弱。暴发户越来越富，困难户越来越穷，出现了严重地两极分化。雇工、放债、出租土地、投机倒把等剥削行为随之发生。”

12月14日凌晨，毛泽东在杭州修改《人民日报》的社论稿《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他觉得题目不够响亮，便重新拟了一个标题：《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他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写道：

“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

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一文。

后来一直到1963年3月8日，中共中央一共发表了7篇文章，对苏共中央和其它国家党的攻击，进行了必要的驳斥。此是后事，容笔者在后边慢慢细述。

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全文如下：

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认真地长期地实行这一政策，有利于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有利于教养后代，有利于男女职工在生产、工作、学习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也有利于我国民族的健康和繁荣。因此，提倡节制生育，计划生育，不仅符合广大群众的要求，而且符合有计划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决不能把我国提倡节制生育，同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混为一谈。鉴于最近几年来放松了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的工作，中央和国务院认为有必要向各级党委和政府重申重视和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并作如下指示：

一、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地区，认真加强对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各地党委和政府要把这一工作列为议事日程之一，定期地进行讨论和检查。卫生、商业、化工、民政、文化、教育等有关部门和妇联、青年团、工会等团体，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分工协作，做好宣传教育、技术指导、药物生产、供应和科学研究等项工作。各地方报纸和卫生部门、工会、青年、妇女团体的刊物可以适当地登载一些有关计划生育和避孕方法的文章，中央级的报纸不进行宣传。

二、做好计划生育的宣传与技术指导。宣传内容，主要是讲解计划生育对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对个人和家庭的好处。宣传工作必须注意群众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情况，从实际出发，区别对象，防止庸俗化。目前应着重在城镇厂矿和人口密度大的农村进行宣传。宣传对象主要是已婚的青壮年男女职工、公社社员、城市居民等。对未婚的青年男女职工、艺徒、高等院校学生和公社社员，也应当进行关于严禁早婚，提倡适当推迟结婚年龄的宣传。在高等学校中要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倡集中精力学好本领，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不要过早恋爱和结婚，以致妨碍学习，加重自己的负担。在宣传方式上，要以口头为主，小型为主。严防乱提口号、订指标、搞竞赛等错误做法。在少数民族地区，在人口稀少或自然灾害严重、妇女病很多的地区，以治病、生产救灾为主，不作普遍宣传；但对个别生育过多过密，有节育要求的男女职工和社员，也应当作好技术指导工作。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应该恢复和建立避孕指导门诊。基层的医疗、妇幼保健组织、助产员等，应开展避孕知识的宣传与技术传授。这种宣传和传授必要时可由卫生部门发行内部小册子，不要在报刊上公开介绍。

三、做好避孕药品、用具的生产供应工作。化工部门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商业部门要改进供应办法，扩大供应网点，便利群众购买。避孕药品、用具的价格，一律不予提高。

四、关于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问题。首先必须向群众讲清人工流产是有害妇女健康的，节制生育有效的办法是实行避孕。目前由于避孕知识尚未普及，避孕药物的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群众需要，为了防止群众因不能进行科学的人工流产手术而私自堕胎，造成终身疾病或伤亡，卫生部门应制订具体办法并积极创造条件，帮助群众进行人工流产或施行绝育手术。

12月22日，毛泽东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材料《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转给柯庆施，要求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与会者。他在批示中写道：

“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生了病，发烧到38度。机要秘书罗光禄怕影响到他休息，就没有给他送文件。几个小时后，毛泽东在床上问罗光禄：

“罗秘书，你怎么不给我送文件呀？”

罗光禄说：

“主席，您发烧了，该休息一下。”

毛泽东说：

“没关系，你送来吧。”

罗光禄只得把文件送进毛泽东的卧室，但他又忍不住劝道：

“主席，发烧很难受，我们年轻的都抵抗不住，您烧到38度了，要打针吃药，注意休息。”

毛泽东接过文件就看，嘴里还说：

“这不要紧，我可以到39度。”

罗光禄听毛泽东这样说，内心一阵激动，眼睛也湿乎乎的，忍不住当面“表扬”毛泽东说：

“主席，您这种精神真了不起，我非常感动。”

毛泽东则说：

“这算得了什么？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没有坚强的精神是办不好事的。”

12月25日夜，毛泽东在杭州看了京剧表演艺术家宋宝罗为他清唱的《朱耷卖画》。

按照剧情要求，演员必须在演出中当场作画。宋宝罗随着剧情的发展要求，作起画来。他提笔疾若惊蛇失道，迟若渌水徘徊，不到十分钟，一只精神抖擞的大公鸡便立在青石之上，昂首引颈，高吭晨曲。

“好一幅雄鸡报晓图！”毛泽东情不自禁，站起身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叫到：“落笔很准，画得好！不错么！”

他踱了几步，吸着烟，将右手有力地往前一展，对宋宝罗说：

“这画，你可题‘一唱雄鸡天下白’么！”

宋宝罗见毛泽东这么赞赏他，就把这幅5尺长、2尺半宽的《雄鸡报晓图》大中堂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他说：

“这画我很喜欢。”

后来，这幅画一直被毛泽东珍藏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在事隔8年之后的1970年夏天，毛泽东到了杭州，还曾经问起那位“会画大公鸡的宋宝罗”。

1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一九六三年发展棉花生产的决定》，决定说：

“吃饭和穿衣，是关系到6亿5千万人民的两件大事。现在，国民经济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吃的问题有所改善，穿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发展棉花生产，解决穿衣问题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各级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必须根据中央十中全会的决定，在优先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努力发展棉花生产，必须像抓粮食一样，把棉花狠狠地抓起来。”

12月26日是毛泽东69岁生日，就在这一天，他那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国际国内修正主义者的斗争的豪情壮志，依然使他久久不能休息，在辗转反侧之际，便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胆略和气魄，写下了对国际上的“虎豹”、“熊罴”和国内的“苍蝇”的宣战书——《七律·冬云》，诗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12月29日，邓小平把《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给毛泽东审阅。他在信中写道：“请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日下午前给予指示。文章标题原想用‘驳陶里亚蒂’，因‘驳’字在外文中有‘反对’的意思，故未采用。”

12月30日凌晨2时，毛泽东在连夜看完的社论稿上批示道：

“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

12月31日凌晨，毛泽东阅读了12月11日《文艺报》刊登的张光年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歌手》、萧三的《第一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歌》、时乐蒙的《唱着革命的战歌前进》三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为纪念《国际歌》的词曲作者鲍狄埃和狄盖特所作；他又阅读了《文艺报》第12期刊登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撰写的《必须推陈出新》和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的《“吾日三省吾身”》二篇文章，感到很满意，就给江青写了一个简短批语：

江青：

这里有三篇文章，值得一看，看后退我。周信芳、盖叫天两文也已看过了，觉得还不坏，盖文更好些。

毛泽东 12月31日上午4时半

1963年1月4日，毛泽东给小女儿李讷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李讷娃：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爸爸 1月4日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读了秋水篇”，是李讷在给爸爸的信中汇报说：她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时已经读了《庄子·秋水》一文。《庄子·秋水》篇里说：河神河伯，平日里觉得百川灌河，以为天下之水皆归于己，便盲目自大。等他顺流东行，到了北海，看见无涯无际的大海，方觉自己渺小，只能“望洋兴叹”。毛泽东觉得爱女读了这篇文章，就不会再盲目自大了。

1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目前穷队的特点和支援办法》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现将中央办公厅地区工作组整理的一个材料《目前穷队的特点和支援办法》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同样注意搜集这方面的材料，进行综合研究，拟定解决办法。

1963年，国家支援穷队专款2亿元，另有长期无息农业贷款4亿元，主要也是支持穷队的。这6亿元应该适当地集中使用，采用打歼灭战的办法，按照先易后难的步骤，改变一批穷队的面貌。各地应有计划地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基本上解决穷队的问题。

解决穷队的问题，主要靠加强领导和正确贯彻党的政策，经济上的支援只能是补助的。只有调动穷队社员和干部的积极性，再加上必需的经济支援，才能又快又好地改变穷队的面貌。

中央 1963年1月5日

1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挎田里见、书记处书记伊井弥四郎、罔正芳一行，他在谈话中说：

“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阶级斗争的实践使他和恩格斯一起，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把整个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改造过来。经过了哲学的革命、经济学的革命、社会学的革命，形成了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社会主义也是如此，接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好的内容，如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加以改造，变成阶级斗争的学说，即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政党。”

毛泽东还说：

“只有共产主义者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从来不说他代表全民。他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不代表资产阶级，甚至也不代表小资产阶级。”

“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

毛泽东在谈到论战问题时说：

“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

毛泽东又说：

“陶里亚蒂也做了一些好事。”

1月8日晚，毛泽东看到了《光明日报》上登载的郭沫若为贺新年写的《满江红·一九六三年元旦书怀》。其词云：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毛泽东不看则已，一看便想起了苏共中央1月7日在《真理报》上刊登的攻击中共中央的《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文，激愤之余，诗兴大发。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时而凝眉沉思，时而昂首吟哦。忽然，他停住脚步，坐在桌前写上几句，又摇摇头，把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在不断地吟哦写作中，这首名篇诞生了。次日清晨，工作人员发现，纸篓已经装满大半。”

1月9日凌晨，毛泽东展纸挥毫，书写了新得佳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他又在词后题写道：“书赠恩来同志。”并细心地附笔告白：“郭词见1月1日光明日报。”尔后将作品装入大信封里，上写“送交周总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全文见下一章）。

1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离开了杭州。

1月13日，毛华初为奉调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一事，正忙着整理行李、移交工作，忽然接到湖南省公安厅长李强打来的电话，说：

“毛主席来电，要你尽快去上海。”

毛华初兴奋不已，当即打点行装，与爱人韩谨行一起带上小儿子毛宁亚，于14日赶到上海锦江饭店。

时值寒冬，上海下着大雪，银装素裹，把锦江饭店打扮一新。锦江饭店主楼共有15层，毛泽东住在9楼。毛华初夫妇被安排在锦江饭店南楼。这天，毛泽东的秘书来问毛华初说：

“你这次来向主席汇报，打算谈些什么事？”

毛华初说了自己的想法。秘书说：

“你可以搞一些百分比，汇报时简练一些。主席打算分两次接见你。”

毛华初说：

“我爱人和小孩来了，他们也想见一见主席。”

秘书说：

“主席会安排的。”

1月14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严禁打人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

根据许多地区的材料反映，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些地方发生打人和乱搞斗争等违法乱纪现象。这件事应该引起全国各地党组织的严重注意。请各地的县一级以上党委，立即进行一次检查，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防止纠正。

中央已经多次指出，不仅在人民内部的教育运动中，绝对不允许采取打人、罚跪、捆、吊这类粗暴办法，对于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等，也应该依法惩处，而不要用打人等办法对待。

凡是已经发生打人现象的地方，由上级党委负责，进行严肃的处理。对犯有这种错误的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责令认真检讨，情节严重恶劣的，给以必要的纪律处分，并且向群众进行适当的解释，消除群众的怀疑误会。

现在将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第472号摘录刊载的湖南、湖北的两个材料发给你们参阅。

中央 1963年1月14日

1月15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德州地委《关于常玉等腐化堕落、违法乱纪案件的检查处理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现将《德州地委关于前德州市委第一书记常玉、书记张金星等领导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案件的检查处理报告》，转发给你们。

德州市委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严重事件。当前，在我们党的干部中，确实有一些人在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完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不少事实证明，共产党员在生活上的腐化，必然要导致革命意志的消失和政治上的变质。如果容忍这种错误倾向在党内泛滥，就会使我们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肌体受到腐蚀，以至使党的组织变质。各级党组织必须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经常地同党员干部中的这类错误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对于已经蜕化变质的，必须采取断然手段，坚决将他们开除出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纯洁性，才能使一些人觉悟过来，得到挽救。姑息迁就，只能助长他们的错误，并使更多的人变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选择典型的案件，在一定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处理（不登报），教育党员干部。

要使每个党员明确认识，我们党处在执政的地位，党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是更低，而是更高，不是更宽，而是更严。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时刻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必须永远保持蓬勃的革命朝气和共产主义者的高贵品质，永远保持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中央 1963年1月15日

1月15日晨，毛泽东给小女儿李讷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李讷娃：

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爸爸 1月15日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行踪，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印边界反击战中的预言，又一次神奇地应验了！他说：“我在想，战争与和平是一对矛盾，又是统一的。这一仗打好了，至少要争取到20年到30年的和平。就是前人种树，后人才能乘凉，目光要远大一些嘛！”事实证明，在中印边界反击战后，中印之间数十年的和平相处局面，的确是打出来的，而不是乞求来的！应该说，毛公的至理名言，完全可以作为后来人的座右铭！

第26章 1963年1月—

“现在有人反对我，解放以来，我讲了40万言，这么多话，真正照我讲的去做的不多了。”

话说1963年1月15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

1月15日下午，毛泽东的秘书打来电话，叫毛华初一个人到毛泽东那里去。毛华初从南楼出来，乘电梯上9楼，电梯门口早有工作人员在等他。他们来到毛泽东下榻处，毛泽东正坐在沙发上抽着烟等着呢。毛华初问候道：

“伯伯，您好！”

“好。”

毛泽东点点头，站起来和他握手，叫他坐下。毛华初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的农业生产情况，他说形势有所好转，总产量达300亿斤。这是他从省委书记王延寿那里问来的。毛华初又说了一些落实《农业六十条》、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和调查研究的情况。毛泽东说：

“我对下面的情况了解不多，有些干部不熟悉，你给我介绍一下省委同志的情况好吗？”

“好。”毛华初说：“张平化同志有理论水平。王延寿同志有实践经验。两人配在一起，是很默契的。华国锋同志是南下干部，从山西调来的。我从东北调来。到湘潭后，他当县委书记，我当副书记。我对他比较了解。他是小商人出身，简易中学毕业，在解放区当过区青年干事、区委书记、县委书记。有实践经验。”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和汪东兴把毛华初送到楼梯旁，毛泽东说：

“东兴，看样子湖南只换了两个人，工作是有起色的，面貌有所改变。”

毛华初说：

“中南局准备调我去工作，行李都打包了，可前两天，省委又打来电话说，省委决定我继续留在湖南工作。已经上报中南局。”

毛泽东说：

“你的工作调动，我不干预。你调广东也好，留湖南也好，我不管。但你在广东就要研究广东的问题，在湖南就要研究湖南的问题。总之，要重视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中央就不可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

毛华初要走了，毛泽东又说：

“李敏、李讷、远新都来了，江青也来了。你们过去很少见面，今晚看戏，让你们见见面。你们应该认识认识。”

晚上，毛华初领着妻子、儿子来到剧院，见到了李敏、李讷和毛远新。毛泽东和江青，还有柯庆施坐在前排。李敏、李讷、毛远新坐在后一排。毛华初夫妇则被安排在剧院左中央。毛泽东往后环视了一会儿，好像看到了毛华初，朝他眨了眨眼，又摇了摇头。

1月16日下午，毛泽东又约毛华初到他下榻处谈话。毛华初刚进门，毛泽东就不无遗憾地对汪东兴说：

“昨晚安排不好，你们大概没搞清楚，让华初坐在后面，没让他们见到面。”

毛华初落座后，毛泽东说：

“你那个报告我看过了。”

毛华初是在伯父来上海之前，寄给他一份反映农村人民公社金融管理、自留地和市场的调查材料。毛泽东又问毛华初：

“你的文化是怎么提高的？”

毛华初回答说：

“通过学习和工作实践，慢慢提高的。”

“你能不能写文章？”

“大的报告不能写，能写写工作报告总结之类。”

毛华初在说到《六十条》时说：

“出工一条龙，误工很大。”

毛泽东说：

“《六十条》刚刚发表，再看一看，看一两年再说。”

毛华初说出了他的担忧，他说：

“我们现在搞和平建设，和平环境问题未暴露。一旦发生动荡，有人就会枪口对内。”

“是的！”毛泽东似乎被这句话打动了，他颇有感慨地说：“现在有人反对我，解放以来，我讲了40万言，这么多话，真正照我讲的去做的不多了。”

毛华初说：

“不会，谁敢反对您啊！”

此时，毛华初的爱人韩谨行带着孩子来了，毛泽东和她打了招呼，继续和毛华初谈话。毛华初问伯父说：

“主席，现在搞调查研究，主要调查什么？”

毛泽东说：

“现在《六十条》出来了，以《六十条》为依据，多下去调查执行的情况和效果啊。”

韩谨行见毛泽东点起了一支烟，两人的谈话有了停顿，便对毛泽东说：

“伯伯，过去我虽见过您几面，但不管多少次，一有机会，我总想看看您。”

毛泽东笑着说：

“小韩，过去见面，有别人在场，我没有机会向你做调查，对你了解不深。今天我要调查你的历史。”

于是，毛泽东问到了韩谨行的学习、工作和经历以及家庭生活，韩谨行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满意地说：

“你是个干工作的。你几个小孩？”

“四个，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韩谨行说着把亚宁拉到毛泽东跟前，说：

“这就是我们最小的孩子亚宁。”

她转脸对儿子说：

“快叫公公。”

“公公。”亚宁用清脆的童音叫了一声。毛泽东拉着亚宁的手，又摸摸小侄孙的头。韩谨行说：

“亚宁昨晚发脾气了。”

毛泽东问：

“为什么动气？”

韩谨行说：

“昨晚看戏，亚宁想看主席，特意跑到您的跟前，警卫人员把他拖开了。他回来后不高兴，撅着小嘴说警卫叔叔不讲理，不让他看主席公公。”

韩谨行说完，见亚宁倚在毛泽东身上，她担心毛泽东受不了，连忙叫亚宁过去。毛泽东说：

“没关系，让他看够噢。”

韩谨行见毛泽东喜欢亚宁，便开玩笑说：

“伯伯，这小孩留在您身边算了。”

毛泽东也笑了，说：

“他还小，我没法带，还是你替我带吧！”

正在这时，护士李文惠进来了，招呼道：

“主席，休息时间到了。”

毛泽东见汪东兴也进来了，就指指韩谨行，又指指毛华初，对汪东兴说：

“她是他的夫人，他是她的丈夫。她是韩幽桐同志的侄女。”

韩幽桐是韩谨行的姑妈，著名法学家张友渔的夫人。张友渔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汪东兴对张友渔夫妇是熟悉的。毛泽东在汪东兴与二人握手后，又把韩谨行的经历对汪东兴介绍一遍。说她高中文化，参加革命后当过镇长、区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专区妇联主任、县委副书记、省委农村部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地委农村部副部长。现在，还在省委农村部工作，经常下乡。毛泽东最后又说：

“她是个干工作的。”

韩谨行暗暗佩服伯伯的好记性。毛泽东向韩谨行了解一些农村的情况。韩谨行就把她在湘西自治州保靖县梅花公社蹲点了解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深入基层蹲点好。关于当前的工作，中央开了会。最近已下发指示。具体指导有中南局和省委。”

毛泽东提到阶级斗争的时候，韩谨行说：

“我蹲点的梅花公社还有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在谈到纠“左”问题时，毛泽东说：

“有些人把核算单位越搞越大，认为越大越好，有的地方就是纠正不过来。我不主张办公共食堂了，办食堂饿死了一些人。”

他顿了一下，突然说：

“谨行，你们什么时候回去？我有一件事要请你们办一下。”

“什么事？主席尽管吩咐。”

韩谨行、毛华初齐声说。毛泽东不紧不慢地说：

“我有一个机要员，叫李文惠，家在常德，她从小死了母亲，是外婆把她带大的。她有个哥哥，已经找了对象，哥哥是个老实人，听说与对象有些矛盾，需要协调一下。她想回去一趟，我看她一个人回去不方便，跟你们一起回去，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到了长沙，你替她买张车票，让她回常德。我过几天到湖南去，等到了长沙，再带她回北京。”

毛泽东又说：

“我去南方要路过杭州和庐山，你们愿意去玩玩吗？去的话，可乘我的专列一起去。”

韩谨行说：

“华初工作很忙，庐山我们就不去了，跟您到杭州看看，就回湖南去。”

毛泽东叫来秘书，说：

“他们是我叫来的，来往的旅费由我出。你看他们三个人要给多少钱吧？”

汪东兴说：

“300。”

毛华初，韩谨行赶紧说：

“不要，不要！我们的路费回去由公家报销。”

毛泽东说：

“你们在路上花了一些钱，算给你们的补助吧。”

该告辞了，毛华初恳切地说：

“伯伯，您要保重啊！”

毛泽东点点头，也说：

“你们也要多保重啊。”

在毛华初等人离沪的前一天，毛泽东的秘书送来了火车票和300元人民币。

1月21日，毛泽东审阅了刘少奇、邓小平呈报的中央转发《组织工作会议纪要》的批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治部：

中央批准《组织工作会议纪要》。现在把这个《纪要》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地讨论一次，并且结合你们的具体情况，贯彻执行。

一、党要管党。党的建设，是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法宝之一，也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法宝之一。执政的党，必须永远注意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认真地执行民主集中制，必须对干部和党员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这是天经地义。党不管党，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就不可能贯彻实现，党的组织就有蜕化变质的危险。

为了加强党的建设工作，必须大力加强管理党的建设的业务部门。关于加强党的监察工作，中央已有决定。现在，还必须自上到下地把党的组织部门和宣传部门的工作切实地加强起来。各级党委，都应当定期讨论和检查它们的工作，并且按照实际需要，适当地扩大它们的编制，抽调一批条件合适的干部，进一步充实它们的机构，使它们真正能够担负起自己的任务。

二、现在党的队伍中有一些不合格的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中央认为，有必要在重新教育党员的基础上，对党员普遍地进行一次重新登记。关于这一工作，中央将在适当的时机，作出专门的决议。当前，各级党委都应该着重做好教育训练党员的工作，做好有重点地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经常工作。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该参照《关于重新登记党员试点工作的意见》（附件一），抓紧时间，进行试点。在试点中，一定要实事求是，及时地进行检查和总结经验。

为了进行教育党员和登记党员的工作，需要组织一支专业队伍。中央决定，专列一项临时的干部编制，总名额为四万五千人。各省、市、自治区的具体名额，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分配。

三、在进行登记党员试点的地方，可以结合进行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试点。在重新登记党员时，势必要有一部分党员离开党的组织。其中，有一些人，虽然不具备党员条件，但并不是坏人，他们是拥护党、对党有比较深厚的感情的。对这一些人的处理，更要十分慎重。既不应该降低党员条件把他们留在党内，又不要伤了感情，使他们同党对立起来。在他们退出党的组织以后，可以参照《关于试行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意见》（附件二），吸收他们参加共产主义小组。

四、必须把党的基层工作的正常秩序建立起来。各级党委，可以根据中央组织部草拟的关于农村、工业和商业等三个方面的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条例试行草案（附件四至六），进行试点。在试行一个时期以后，再对这些条例进行修正。

五、管理党员和管理干部，是党的建设中的两项主要工作。其中，管好干部，对于党的建设，关系尤为重大。近几年来，对干部管得不严，漏洞不少，这是一个大缺点，已经给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今后，必须切实纠正。

干部管理制度，应当叫国民经济的管理体制相适应，应当同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要求相适应。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改进干部管理制度的几点意见》（附件三），请即遵照执行。

中央 1963年1月21日

1月22日，毛泽东审阅了刘少奇、邓小平呈送的中央转发中宣部、中组部《关于一年来轮训干部工作的情况和今后意见向中央的报告》的批语。

《报告》中说，到1962年10月止，全党轮训干部11.4万人，其中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9.7万人，占计划轮训干部的57%。今后的意见是，轮训干部主要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文件，提高全党干部的思想觉悟，正确认识当前的形势和矛盾问题。

中共中央在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是这样写的：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解放军总政治部：

现将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关于一年来轮训干部工作的情况和今后意见向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请你们按照执行。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干部的社会主义思想准备需要继续加强，各地党委必须认真作好干部轮训工作，帮助干部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完成党和国家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任务。

中央 1963年1月22日

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社论。

此前，毛泽东在武汉审阅了这篇社论的草稿，他认为写得很好，可以发表。

1963年2月3日，陈伯达将《红旗》杂志编辑部起草的《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的前三部分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将原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在引言中提一下1962年12月31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他还在引言部分的“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语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2月5日，毛泽东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一连书写了两幅，其中一幅为定稿，就是现在人们可以看到的那一幅大气磅礴、力沉势雄、如铁戟似烟云的毛体书法精品。

后来在1963年12月，毛泽东的这一佳作发表在《毛主席诗词》一书中。全词敬录如次：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2月11日，毛泽东委派田家英到故宫博物院借阅明清名人书画作品26件。

2月11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等负责人131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讨论了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这个计划提出：在前两年调整的基础上，再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推荐了湖南省和河北省保定地区抓阶级斗争、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和经验。

原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视察和了解了11个省的情况，其中，只有湖南、河北两个省，结合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向干部和群众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并抓了农村的阶级斗争。

会议印发了《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开展整风运动情况的报告》。

这两个报告汇报了湖南省和河北省保定地区在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方面的四清经验。报告说，在县级干部中，有6%至8%的干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区、社两级干部中，有问题的人更多。报告还说，这些活动对于克服管理混乱、纠正部分基层干部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兑现年终分配与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根据湖南、河北两省总结的“运动所到之处，‘牛鬼蛇神’迅速消声匿迹”，“经过这场斗争，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收获”的经验，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论断。他要求各省市的领导要认真抓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干部和群众。强调要抓好阶级斗争，要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

2月14日，毛泽东在陈伯达送来的修改后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引言清样中，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道：

“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

2月15日，罗瑞卿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时，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张国华讲的“两不怕”。

那是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汇报时说的话。张国华说：“这次边境作战部队的表现好得很，简单地说，就是两句话：一不怕苦，从上到下没有叫苦的；二不怕死，前仆后继，倒下一个马上有人顶上去。这两方面的事例都多得很。”

毛泽东听罗瑞卿讲了一遍，非常高兴，他说：

“是呀，过去岳飞讲文官不要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这句话有片面性，因为它缺了一面，好像文官不要钱，但是可以怕死，武将不怕死，却可以要钱。我们解放军则是文官既不要钱，也不怕死，武官既不怕死，也不要钱，这样岂不更好，天下岂不更太平！岳飞还有两句话：‘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就是饿死也不能抢劫，冻死也不能拆房子烤火。看起来，岳飞治军是有他的一套的。所以那时金兀术不怕别的，只怕岳家军。他说过：‘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说到这里，毛泽东加重了语气，接着说：

“谁要撼我们解放军，那就更加困难了。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2月17日，毛泽东在陈伯达送来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第八部分初稿上加写了一大段话，不指名地揭露赫鲁晓夫等人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

2月18日，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第八部分再做修改，他将这部分的小标题改为《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又用三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语：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

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

2月19日，张国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情况。毛泽东插话说：

“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来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你看嘛，从1959年开始，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

2月20日，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引文和第八部分，他在批语中写出了少有的满意评价：

“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

至此，毛泽东先后五次审改了《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一文。这是他的一贯作风。老人家对待一篇文章如此认真，如此严谨，实在令人佩服！可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互联网上却传出了毛著中多数文章是他人代为捉刀的弥天大谎。这正是：

毛公为人改文章，煌煌史书多昭彰。后世有个卖国贼，名叫罗冰早逃亡；

曾言乔木为枪手，代为毛公写文章。小子只知美元好，信口雌黄吠日光。

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给中共中央，提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做准备。

2月22日，毛泽东应《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之邀，为共产主义战士雷锋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大字，并在后边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雷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的一位班长。他于1940年12月18日出生在湖南长沙雷锋镇简家塘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父雷新庭，父亲雷明亮，母亲张元满，哥哥雷正德从1943年到1947年相继悲惨致死，弟弟又饿死在家中，年仅7岁的他从此沦为孤儿，在六叔公和六叔奶奶的拉扯下，艰难地活了下来。1960年雷锋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平日里苦练军事技术，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曾多次立功受奖。雷锋在《日记》中写道：

“一个人活着，就应该像白求恩同志那样，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整个生命献给为人类。”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样残酷无情。”　　

“不经风雨，长不成大树，不受百炼，难以成钢。迎着困难前进，这也是我们革命青年成长的必经之路。”　

“凡是脑子里只有人民、没有自己的人，就一定能得到崇高的荣誉和威信。反之，如果脑子里只有个人、没有人民的人，他们迟早会被人民唾弃。”　

“有人说，人生在世，吃好、穿好、玩好是最幸福的。我觉得人生在世，只有勤劳，发奋图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献出自己的—切，这才是幸福的。”

1960年，沈阳军区工程兵主任王良太下部队调查研究，发现雷锋的先进事迹，就亲自布置搞好雷锋事迹的宣传工作，并多次找雷锋谈话，对他进行培养教育。1961年5月，雷锋作为全团候选人，被选为辽宁省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2年2月19日，雷锋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沈阳军区首届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议，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上发言。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年仅22岁。1963年1月7日，国防部为表彰雷锋的先进事迹，批准授予他生前所在班“雷锋班”称号。2月22日，《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决定出一期合刊，全面宣传雷锋事迹，并刊发《雷锋日记》。他们恳请毛泽东为雷锋题词。

秘书林克为毛泽东拟了几份题词内容，如“学习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雷锋同志鲜明的阶级立场”、“学习雷锋同志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雷锋同志艰苦朴素的作风”、“学习雷锋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优良品德”、“学习雷锋同志勤奋好学的革命精神”等。毛泽东对林克说：

“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

说罢，他挥毫写下了风靡全球的“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毛体行草书大字，并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杂志在第5、6期合刊（学习雷锋专辑）上首先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3月5日，《人民日报》等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手迹。3月6日，《解放军报》独家发表了周恩来等人为雷锋题词的手迹。周恩来写的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再说在2月22日晚，在上海休养的江青到红都剧场观看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在中场休息时，江青说：

“这个戏很不错。”

她不想惊动剧团，借口身体不好，没有接见演员。

其实，江青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戏。那还是1958年的时候，哈尔滨京剧院新编的一出现代题材京剧，叫《革命自有后来人》。如今她看了沪剧由《革命自有后来人》改编而成的《红灯记》，觉得比哈尔滨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还要好，便找到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向他推荐了《红灯记》剧本，建议改编成京剧。林默涵看了剧本以后也觉得不错，便交给了阿甲改编。

阿甲原名符律衡，在延安曾与江青同台演出过京剧《打渔杀家》，他集演员、编剧、导演于一身，富有经验。阿甲接到江青推荐的剧本后，与翁偶虹合作，共同改编剧本。

2月23日晚，正患感冒的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他的卧室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了苏共2月21日来信问题。尔后，他在卧室里又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在座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伍修权。毛泽东首先回忆了1949年底到1950初他第一次访苏期间对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发火及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原因，而后说道：

“斯大林同志改变观点了。他起草了一个谈话稿。记者问，中国国内军事情况怎么样？我答，进行得很顺利，蒋介石残余没有多少了。然后记者又问，你在这里打算还呆多久？这是他写的。我说，还等候一个时期再走，等着签订中苏条约。他给我看，我说好，可以发表。”

尔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目前中苏关系问题上，他对契尔沃尔科说：

“我刚刚看了你们中央给我们的信，就是昨天晚上8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还有些地方我还有些意见，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

毛泽东针对苏共信中关于停止攻击的解释，反问道：

“谁首先攻击？谁发动了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共产党？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

他指指周恩来说：

“就是他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去年4月7日回你们2月22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来信里面，只讲到你们5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的，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都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

一连五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43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43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为国际会议做准备一事，毛泽东建议说：

“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1960年莫斯科会议那样，两党会谈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再到26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81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另一种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提交大会。我看还是1957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

2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报告。当刘少奇说到苏共中央2月21日的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插话说：

“实际上是因为20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刘少奇讲到现代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插话说：

“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这正是：斯言至今亦惊人，十年之后果成真。

美酋朝圣传佳话，毛公谈笑能攻心。

再说刘少奇在会议上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又插话说：

“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刘少奇讲到不怕分裂，毛泽东插话说：

“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刘少奇讲到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插话说：

“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刘少奇、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说：

“各省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

“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

2月27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23日晚会见契尔沃尔科时的谈话内容，发表了题目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的社论。社论指出，中苏之间的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2月28日，这一天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全面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简任务的决定》等文件，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这次会从5号算起，开了24天。平行作业，小平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又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23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我们的四篇文章，苏联又是四篇（赫鲁晓夫两篇，《真理报》社论两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90%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证明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现在形势的确很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23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10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接下来，毛泽东讲到了国内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说：

“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我跑了那么多省，两个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湖南，刘子厚同志在邯郸）突出地跟我讲了这个问题。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90%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五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

毛泽东问王延春：

“只要五个晚上，是不是这样？”

王延春说：

“是这样的，可能有的多一点。”

毛泽东接着说：

“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增产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指示说：

“目前国内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情况，都是好的。为了保证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财政预算的完满实现，争取经济情况进一步的全面的好转，使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为了健全制度，改进思想作风，克服和防止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腐蚀，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的开展一次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简称‘五反’）的运动。”

“我们在改进经济管理工作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无论在国营企业或者合作社企业中，无论在生产过程或者商品流通过程中，都存在着很多严重的缺点和问题，存在着严重浪费国家资财的现象。例如，在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方面，原料、材料、燃料、劳动力的浪费很大，设备维护不善，生产的次品、废品过多，工程质量低劣；在商业和物资管理方面，中间环节过多，物资调拨和商品流向不合理，货不对路，验收、管理不严格，许多物资霉烂、变质、报废。在党政机关、群众团体、部队、学校以及其他事业单位中，也存在着许多浪费现象。所有这些，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十分有害的。对于这些不良现象，必须雷厉风行地加以克服。

当前党内、党外干部的作风，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从总的方面来说，都是好的。在各个战线上，涌现出了大批的先进分子和模范人物。有很多党员、干部和党外积极分子，在过去几年的严重灾荒和经济困难面前，信心十足地高举着三面红旗，保持着饱满的斗志和干劲，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保持着照顾大局、一切从全局利益出发的共产主义风格。他们是经得起考验的，不愧是光荣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家干部，不愧是光荣的社会主义战士。但是，最近几年，在我们一部分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确实有所滋长。突出的表现是：损大公、肥‘小公’，打埋伏、耍手段，只顾局部、不顾大局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分散主义、特别是本位主义滋长起来了；贪图个人享受、讲排场、铺张浪费、假公济私、走‘后门’、破坏制度、损人利己、多吃多占、滥用国家资财、挥霍人民血汗的现象，也滋长起来了。尤其严重的是，贪污盗窃国家资财、投机倒把、长途贩运、私设地下工厂、牟取暴利等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活动猖狂起来了，并且新生长起来一批资产阶级分子和一股资本主义势力。这些，已经严重地障碍着我们事业的前进。一切同社会主义利益不相容的现象和作风，必须坚决纠正。一切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破坏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必须坚决打击。

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提高了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的阶级觉悟，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那是一次成功的意义十分重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在最近几年滋长起来的许多损害社会主义的现象，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队伍中间的反映。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活动，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罪行，是激烈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目前我们要开展的‘五反’运动，是又一次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这次运动的胜利，必将大大促进我国经济情况的好转，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大的推进一步。”

3月1日至4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分四天连载，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的建议，连载了《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这篇文章就是毛泽东2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的“我们现在有个10万字的东西”。文章共分为八个部分，计11万字。

3月5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中苏两党会谈问题的意见，他说：

“在主席那里谈，还有个想法，就是如果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开，我们就提出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反之，如果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开，两党会谈、起草委员会会议就在北京开。这个问题，将来两党会谈再说。”

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的社论。这就是中共中央在第一轮论战中发表的第七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

中共中央在发表的七篇文章中，仍然留有余地，既没有对苏共领导人进行公开点名批评，又同意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举行会谈。

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2月21日来信的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并宣布从3月9日起，暂停发表论战文章。

3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了巴西共产党总书记若昂·阿马索纳斯，他向阿马佐纳斯详细介绍了中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经过，阐明了共产党人要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重要意义。他还说：

“马列主义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什么共产党？不革命的，在人民看来，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多大差别。这样的党没有存在的必要。”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中心转向了哪里？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作于1962年1月8日、定稿于2月5日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是讨伐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蚂蚁缘槐夸大国）的檄文，是反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几个苍蝇，包括中国国内的苍蝇）的宣言书，是彻底埋葬各国各地区一切反动势力（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冲锋号。如此煌煌大作，至今令人百读不厌！

第27章 1963年3月—

“让我们为‘五反’、‘四清’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

话说1963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考察报告》时，觉得标题太平淡，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便将题目改为《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他在批语中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和省委的批语都很好，一并发给你们参考。

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认真贯彻执行这项政策，对于农村工作来说，其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无数事例证明：凡是办得好的社、队，无例外地都具备有社、队的领导干部经常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的特点。反之，凡是办得不好的社、队，往往具有一个相反的特点，即这些社、队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因而脱离群众，不能抵抗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袭，生活特殊化，贪污多占群众的劳动果实，有的甚至逐步蜕化变质，堕落成为富裕农民和资本主义分子利益的代言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于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已经作出明确规定，可是直到现在，不少地方还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有的县委和公社党委对这一规定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甚至认为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不得超过生产队工分总数2%的规定，根本行不通。应该请他们好好读一读昔阳县的经验。昔阳县的经验证明了：这项政策能否得到正确执行的根本关键，恰恰在于县委和公社党委是否有决心，是否以身作则。这个县的县社两级干部，1962年在生产队作的劳动日，县级每人平均62个，公社级每人平均82个。他们到哪里下乡工作，就在哪里参加劳动，并且一直坚持不懈，经过几年的努力，才逐步形成风气。应该说，昔阳县的同志们能够这样做，所有各县也可以这样做的。

中央要求各省、市、区党委、地委，要认真帮助县委弄通道理，结合整风整社工作，把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和补贴工分的规定，抓紧加以解决，以利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健全发展。

　 　中央 1963年3月23日

3月24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惇元兄：

去年及今年惠寄数函并附诗词，都已收到，极为高兴。因忙迟复，尚祈鉴谅。为学校题字，时间已过，可以免了吧。你到京时，我适外出，未能晤面，深致歉怀。嗣后如有所见，或有诗作，尚望随时见示为盼！老校长张干（忘其别甫，是否叫做次仑？）先生，寄我两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办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蒋竹如兄处，亦乞见时代为致意。他给我的信已收到了。顺问

安吉

毛泽东 1963年3月24日

3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写了一个批示。

文化部党组在给“中央文化部并报中央”的报告中说：“我国传统戏曲中，原有不少出现鬼魂的剧目。解放初期，在党的戏曲改革方针的指导下，具有严重毒素的‘鬼戏’一般均已停止上演。但是，有一些思想内容比较好、表演艺术又较有特色的剧目（如《焚香记》、《锺馗嫁妹》、《位子都》等），仍继续演出。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对于戏曲工作的这种严重状况，我们没有及时地加以注意。虽然最近我们在戏剧工作者中间进行了反对‘鬼戏’的讨论和对‘有鬼无害论’的批评，但对于剧团、特别是农村剧团上演‘鬼戏’问题，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致‘鬼戏’还在流行，还在群众中散播封建迷信思想。

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在剥削阶级的长期压迫下，受迷信思想的影响比较深。近几年来，城乡人民中烧香、拜佛，以至盖庙宇、塑菩萨等迷信活动又有所滋长。不少地区农村中的一些干部和群众，还以迎神、还愿等名目，邀请剧团大演《目莲戏》和其它‘鬼戏’。事实证明，‘鬼戏’的演出，加深了人们的迷信观念，助长了迷信活动，毒害了少年儿童的心灵，妨碍了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而反革命分子和反动会道门也就利用群众的迷信进行活动。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不少干部和群众的不满，提出了责难和批评。

戏剧界对‘鬼戏’问题的看法，目前还不一致。对于思想反动、形象丑恶恐怖的‘鬼戏’，大家都认为不能演出；但对于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精神的‘鬼戏’，则觉得还可以演出。我们认为，这两类剧目虽则有所不同，但不能否认无论哪一类都首先肯定了人死变鬼的迷信观点。即使有的‘鬼戏’有它的好的一面，对于缺乏科学知识、还有浓厚的迷信思想的广大群众来说，还是存在着助长迷信的副作用。这是和当前我们要加强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克服各种落后思想和落后习惯的任务相抵触的。”

江青曾看过这份报告，她说：

“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繁星’？不点‘繁星’的真名实姓廖沫沙？”

毛泽东在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是这样写的：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文化部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党组，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

中央同意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现发给你们，请通知有关的文化部门和艺术团体照此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和意见，请直接告诉文化部。

在停演“鬼戏”和“迷信戏”后，中央和省、市、自治区文化部门，还应大抓戏曲改革工作，这样，才能在戏曲中认真实行“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中央 1963年3月29日

1963年4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将苏共3月30日致中共中央的一封长信，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详细阐述了他们的一系列观点，并建议以此信中的观点作为两党会谈的基础。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负责组织人员起草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复信稿，全面阐述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观点。

4月初一个周末的晚上，空政文工团里年龄还不到15岁的小学员孟锦云，第一次来到中南海“春藕斋”的舞厅，和文工团团员们一起陪首长跳舞。

10点钟，毛泽东来到了舞厅。孟锦云等了很长时间，终于有机会陪毛泽东跳舞。毛泽东问她：

“你是新来的？”

孟锦云说：

“我第一次来。”

“怪不得没见过你。小同志，叫什么名字？”

“孟锦云。”

“噢，孟锦云，跟孟夫子同姓。这个名字好听，锦上添云，比锦上添花还美呢。你是哪里人呀？”

“我是武汉人。”

毛泽东笑着说：

“噢，武汉人，你是我的半个小老乡。你听说过‘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句话么？”

孟锦云避开毛泽东的话头，问：

“嗳，我们武汉的黄鹤楼您去过吗？”

“黄鹤楼？”毛泽东也不正面说他去没去过黄鹤楼，而是吟诵道：“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毛泽东问起孟锦云在文工团的工作情况，孟锦云说她12岁就来到了文工团，一直在学舞蹈。毛泽东问她：

“练功累不累？”

孟锦云说：

“开始练功，累得我真不想再学舞蹈了。您知道，夏天不用说，就是冬天，练功流的汗能把衣服湿透了。”

毛泽东说：

“噢，流那么多汗，可得多喝点糖水，不然可损害身体。”

孟锦云“嗨”了一声，说：

“舞蹈是一门残酷的艺术，怕苦怎么行。”

毛泽东说：

“‘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流泪’。旧戏班子有这么句话，你知道吗？看来，你们也是这样。”

陪毛泽东跳舞的另一个女孩子邢韵声，看到生活俭朴的毛泽东连一块像样的手表也没有，就将自己的新表赠送给了毛泽东。

几天后，毛泽东在客厅里请孟锦云、邢韵声几个女孩子吃饭，不住地劝她们：

“你们多吃点，多吃点。”

他还笑着说：

“人家说：‘人是铁，饭是钢’，我认为，‘人是铁，烟是钢，一次不抽闷得慌’，饭可以不吃，烟可不能不抽噢。”

饭后，在送别客人的时候，毛泽东叫住了邢韵声，他说：

“小邢呐，你是个大方人，我也不能小气哟。”

说着，他从桌上拿起一叠练书法的诗稿，说：

“这首《七律·长征》就送给你吧。”

邢韵声非常高兴地接过诗稿，小心翼翼地放进裙子口袋里，由于口袋太小，诗稿有一截露在外面。毛泽东一看，说：

“噢，这样不行。”

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把诗稿包了起来，递给邢韵声，说：

“要放好，不要让人家看见。我是作为朋友送你的。大家都没有，你有，人家会嫉妒你的。”

4月4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起草中共中央对苏共复信的问题。

钓鱼台的“秀才班子”中有人主张写一长文，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的观点。草稿写出后，被毛泽东否定了。他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他说：

“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

张燮林和庄则栋同为中国乒乓球名将，打球风格截然不同：庄则栋是近台快攻，是进攻型。而张燮林则是削球手，擅长防守，号称“攻不破的长城”。

4月7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多次主持讨论由陈伯达执笔，有王力、范若愚参加的写作小组重新起草的对苏共的复信稿，参加讨论的有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

4月25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人讨论对苏共中央的复信稿。

1963年5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个有彭真、陈伯达和各中央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后边所说的杭州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此前，毛泽东已经收到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书记们写的20件报告，他看完以后，觉得对农村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已经基本摸清了。

毛泽东指定由彭真主持起草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中央文件；后来让陈伯达也参加了起草工作。这个文件定名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5月2日这一天，毛泽东对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4月10日的报告和河南刘建勋4月15日的报告作了批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现将宋任穷同志报告一份，河南省委报告一份，发给你们研究和参考。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2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2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第一步，只用了二十几天时间，就训练了15万多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150万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是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头两个步骤时，并经过试点。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报告所说的其他各项政策也是对的。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上半年做不完，可以在下半年做，今年做不完，可以在明年做。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中央 1963年5月2日

后来毛泽东的这个批语作为文件发出时，将日期署为“1963年5月10日”。 　

5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是来自友好国家、友好政府的代表团，欢迎你们。所有非洲的朋友，都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我们同所有非洲国家人民的关系都是好的，不管是独立的或没有独立正在斗争中的人民。非洲正出现一个很大的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非洲有多少人口？两亿吧！还有拉丁美洲两亿人口、亚洲十几亿人口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到处都有我们的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你们也不是孤立的。你们来中国可以感到中国人民是十分欢迎你们的。

你们的党（几内亚民主党——笔者注）是很好的党，是一个联系群众的党，有纪律的党，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建立民族经济作为纲领的党，领导着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的党。我们感到同你们是很接近的，我们两国、两党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你们不捣我们的鬼，我们也不捣你们的鬼。如果我们有人在你们那里做坏事，你们就对我们讲。例如看不起你们，自高自大，表现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没有这种人？如果有这种人，我们要处分他们。中国专家是不是比你们几内亚专家薪水高，有特殊化的情况？恐怕有，要检查，待遇要一样，最好低一些。

凡有人在你们那里称王称霸，不服从你们的法律，搞颠覆活动，应该把他们赶走。我们希望你们站住脚，不仅在政治上，而且要在经济上站住脚，不要被人颠覆掉了。你们站住脚我们高兴，你们倒台我们不高兴。因为你们的党是一个革命的党，你们的政府是一个革命的政府，在非洲有很大的影响，经过你们，可以在非洲许多国家做工作，使它们得到解放。你们也有这个责任，不要自己独立了就不管别人了。我们也一样，不能因为自己独立了就不管别人了。所谓管别人是指给予友好的支持、帮助。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还有些困难，给予的帮助不大。再过5年、10年，我们的情况可能好一些，那时给予的帮助可能多一些。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人太多，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所以现在还有不少困难，但这些困难不是不可克服的，而是能够克服的，正在采取措施克服。我国的经济、文化同你们差不多，几乎是在没有什么遗产的情况下搞起来的。过去，你们是法国的殖民地，我们是遭受几个国家侵略的半殖民地。

我们和你们的情况差不多，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同你们谈得来，没有感到我欺侮你，你欺侮我，谁都没有什么优越感，都是有色人种。西方国家想欺侮我们，认为我们生来就不行，没有什么办法，命运注定了，一万年该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会管理国家，不会搞工业，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科学文化也不行。它们不想一想，这种状况是谁给造成的？我们经济、文化水平低是它们造成的。管理国家，过去是它们代替我们管理的。英国人讲，你们管理是可以的，但要学，学多少年，慢慢来。可是你们不是慢慢来，而是一下子就取得政权。我们也是这样，夺取了政权再学嘛，不会管理慢慢就会管理了。有错误就改嘛，难道只有我们有错误，西方国家没有错误？它们的错误比我们更大，它们犯了反革命的错误。我们根本上没有错误，我们是进行革命，没有工业可以逐步搞工业，没有现代化的农业可以逐步搞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文化水平也能一年一年地提高。”

5月6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梁璧辉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经江青和上海的柯庆施组织、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俞铭璜执笔撰写的。文章根据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禁演“鬼戏”的报告的精神，公开点名批判了昆剧《李慧娘》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所写的《有鬼无害论》，开始了在文艺界的批判运动。

5月7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第一稿，他对草稿提出了一些指导性修改意见，又提出了一些有关“四清”、“五反”方面的意见；尔后和大家一起进餐。

毛泽东把国际、国内两个战场上的反修斗争同时展开，精神上是异常亢奋的，所以他举杯祝酒说：

“让我们为‘五反’、‘四清’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

接着，他又说：

“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5月8日，毛泽东向与会者印发了湖南的报告；又向全党推荐了河南的《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和湖北《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以及湖南《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个材料，他在批语中写道：

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

毛泽东 1963年5月8日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彭真汇报了他们前一天晚上讨论的情况，说文件没有写好，大家感觉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跟不上主席，跟不上下边那些先进单位。毛泽东说：

“你们的文件就是平淡，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

有人说，看到一些报告受到了启发。毛泽东说：

“启发就是河南的这两个材料。我又看了一次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的七个材料我都看了。”

彭真汇报说，对阶级斗争的调查研究做得不够深入。毛泽东说：

“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里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参加生产，是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就靠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现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一边开会，一边生产，生产劲头就来了。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

有人说，北戴河会议后认识仍不一致，大家要求两三个月就在主席处开一次会。毛泽东“噢”了一声说：

“就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5%，6%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

有人说到整党问题，毛泽东说：

“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

毛泽东又说：

“现在我的事情完了，你们明天走不走？你们就走吧。”

5月9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毛泽东，说是要汇报关于“跃进”号失事（“跃进”号货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艘国产的万吨远洋货轮。它的载重量为15930吨。“跃进”号货轮于1958年9月开始由大连造船厂按照苏联设计图纸建造，11月27日建成下水。1963年4月30日，“跃进”号载着1.3万吨玉米从青岛港前往日本名古屋西港。5月1日中午，“跃进”号货轮触礁沉没在苏岩礁。5月2日深夜，“跃进”号船员从上海集中乘机飞往北京。周恩来接见了三副、三管轮以上的管理人员，与他们一起座谈，了解情况。）的处理情况，还想和各中央局书记谈谈粮食、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就征求将要离去的各中央局书记的意见，他说：

“总理要来，你们留不留？如果你们要走，我打电话请总理不要来了。”

大家都说愿意留下来等周恩来。接下来的几天，大家主要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稿。

5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

这七个材料是：1、中共平阳县城西人民公社委员会书记廖锡龙写的《我们是怎样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2、钱天镇写的《应四官劳动好、工作也好》；3、章轶仲写的《怎样才能更多地参加劳动？》；4、中共桐庐县委副书记娄秉宜写的《严如湛同志三下后进队》；5、中共瑞安县委书记季殿凯写的《隆山公社生产大队干部参加劳动》；6、中共余杭县委农村工作部的调查报告《余杭县五常公社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好》；7、中共青田县委书记袁长泽写的《五年来干部坚持种试验田的体会》。

毛泽东在转发这些材料时写了一个1300多字的批语，全文如下：

浙江省这七个材料，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中央曾在今年3月23日发出山西省昔阳县全县四级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例，并作了批语。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些同志是注意了，例如浙江，在全省党代表大会上着重讨论了并且作了具体安排；其它地方，则反映尚少。建议各级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各省、市、自治区，一定有自己的好范例，应当选出一些（不要太多）让干部学习。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困难呢？并不很困难。只要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经过调查研究收集了可靠的材料，明了了情况，下定了决心，政策和方法又都是正确的，又有政治上强有力的几个同志作为核心领导，那末，就一个公社的范围来说，有几个星期就够了，就一个县来说，有几个月也就够了，就一个省来说，分批分期，搞好搞透，大约需要一年、二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因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毛泽东 1963年5月9日

5月10日、11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先后在四个改写稿上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稿）》，其中在《决定》草案的第10条里加写了一句名言：“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又将他撰写的具有前言性质的一大段话放在《决定》草案的前边，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哲学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全文如下：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又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就是正确的，失败了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後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5月11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周恩来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了柳宗元，他说：

“我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与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和斗争中形成的。他在任永州司马的10年间，接触贫苦人民，并为他们办了许多好事。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了山水游记等许多文学作品，同时又写了《天说》、《天对》等哲学著作，这是针对韩愈的唯心观点而写的。”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稿）》，毛泽东说：

“这个文件还是个草案，因为在座的常委还不到半数，还要拿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去议一议，讨论决定。请总理明天带回去议。”

周恩来对《决定》草案中所讲到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几的提法提出了疑问，他说：

“是提团结百分之九十几，还是写团结95%以上？”

李井泉建议说：

“是否写95%以上好些？”

毛泽东说：

“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95%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

周恩来又问：

“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顺序，要改成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还是怎么写都可以？”

毛泽东说：

“按社会科学来讲，首先是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不好搞。”

5月12日一清早，毛泽东又召集各中央局书记谈话，他说：

“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7月20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对95%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

后来在5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成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性文件。

此时，毛泽东又全力投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苏共的复信。

在5月19日稿上，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是在关于各国党的独立自主性问题上，他写道：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

毛泽东将这一篇洋洋数万言的长文，最后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此后，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从5月下旬起，邀请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笋、长征来中国，征求他们对复信稿的意见。同时，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成两个组，对复信稿讨论几天。

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杭州会议制订的《前十条》，并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定出计划、经过试点，有领导地分批分期地有步骤地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进行新“五反”运动，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开展。

5月26日，毛泽东给张干写了一封亲笔信，他写道：

次仑先生左右：

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惇元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

敬颂 早日康复。

毛泽东 1963年5月26日

毛泽东将自己稿费中的2000元通过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送给张干，这就是他信中所说的“薄物若干”。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5月12日清晨召集各中央局书记谈话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各中央局是否在7月20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的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对95%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你看，毛泽东考虑得多么周到啊！可谁会想到，后来在“四清运动”中竟出了一个“桃园经验”。于是乎，一场争论，一场新的斗争，又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第28章 1963年6月—

“我们也害怕，中国会不再是一个革命国家，而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如果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后果要比在资本主义国家更糟糕。共产党就会变成法西斯。”

话说1963年6月12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报告起草对苏共复信稿的经过，他说：

“这个文件，原来21条，后来一改，变成22条，23条。最后，主席把第一段变成三段，成了25条。我看很好。有一条关于总路线的表述，只有几行，这样眉目更清楚，逻辑性更强了。现在发给到会同志的，是6月10号的稿子。这个稿子，是经过伯达同志他们从杭州回来集体搞的。后来又在少奇同志那里谈了，照他的意见改了。又送到主席那里，他认为可以定稿了，只在几处加了几个字。”

这次会议通过了复信稿，并决定将署为6月14日的复信稿于6月15日交给苏共中央，当晚在国内进行广播。

6月15日，中国政府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将毛泽东指导、修改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当面交给了苏共中央的苏斯洛夫。

这个《建议》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有不少地方都是毛泽东的观点和原话。《建议》提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6月17日，中国国内各主要报刊全文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6月18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建议，指责复信中“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

6月19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苏共18日的声明。

这天晚上，毛泽东决定将苏共声明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6月21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写道：

“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实际经验制订的苏共纲领进行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

6月25日、28日、29日，毛泽东连续召开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有关问题。

6月30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共中央将要发表的声明稿。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研究发表声明的有关问题。

1963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公布了将于7月5日参加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团长邓小平，副团长彭真，成员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潘自力。声明还责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要坚持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复信的原则立场。

7月4日，苏共中央针对中共中央7月1日的声明，再次发表声明，公布了以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还表示要坚决捍卫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对苏共声明的处理意见。

7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一个简短、但措词强硬的声明。

7月6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开始在莫斯科举行会谈。

7月13日，中共中央为了配合两党会谈，由《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拟定题目的社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

7月14日，苏共中央在两党会谈期间，出人意料地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致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逐条辩驳，并指名道姓地攻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挑起了两党之间新一轮的公开论战。

苏共中央的这一封《公开信》，是由几个人分头在一天一夜之中草草写出来的。所以，《公开信》中逻辑混乱，漏洞百出，前后矛盾，不成体统。这就为后来中共中央对其批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决定，中共中央要再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将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载，并再一次用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让群众去分辨。他说：

“什么叫孤立？讲不清道理就叫孤立。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使得人家了解了，我们就不会脱离群众，就不会孤立。”

毛泽东在审阅声明稿时，加上了一大段话，其中说到广播苏共公开信的理由是：“这是一篇奇文”，接着引用了陶渊明《移居》诗中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称苏共的这一封公开信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

7月19日，中共中央以发言人名义发表声明说：我们之所以要重新广播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复信，同时发表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是为了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

这一天，邓小平奉命向苏方的苏斯洛夫提出两党会谈暂时休会的建议。

7月20日，苏斯洛夫表示同意中方的建议。双方决定休会。双方在两党会谈的公报中宣布说：“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一个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编者按。

7月21日下午，邓小平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回京。

北京西郊机场上红旗如海，锣鼓喧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5000余人迎接中共中央代表团归国。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人步入机场休息室，他远远望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难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李书城、章士钊等早已等候在这里，便赶忙走上前去，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请参看网文：王诚宏著《照片“毛泽东与章士钊亲切交谈”拍摄时间考证（2）》）。他首先握着李书城的手说：

“李老先生，您好！您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党，您的私宅就是中共的产床，我代表几百万党员，向您这位革命的‘保姆’问好！衷心祝您龟鹤遐年，永远年轻不老。”

毛泽东肝胆相照的话，使李书城老先生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了。章士钊赶紧插话说：

“主席还是没有忘记晓园先生，先生的公馆确实是党的摇篮，李老为革命功不可没，劳苦功高。”

毛泽东握着章士钊的手说：

“行严先生对革命的贡献也不小，您一生同情支持革命，慷慨解囊谁不知晓。我至今还欠您一大笔债，要是算利息，该不知道多少了。”

年逾9旬的张难先接过话头说：

“主席记性真好，日理万机，还没有忘记我们这几个行将就木的老朽。”

毛泽东马上握着他的手说：

“义痴老说得不对。诸位不是老朽，而是百年之后要永垂不朽。”

毛泽东一句话说得三个老人开怀大笑。待众人落座后，毛泽东又说：

“吃了木耳不能忘树蔸，这是我们湖南老家的一句话。义痴老和晓园先生都是辛亥元勋，民国政要。行严先生学贯中西，学界巨擘，三老都对中共支持不少。中共能有今天，实赖以诸老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鼎力相助。我代表全国人民祝三老健康长寿，宝刀不老。”

7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成员开会，讨论如何全面开展批驳苏共中央公开信问题。会议决定：组织写文章的事由康生负责，书记处其他负责人转到抓工业方面去。

后来从9月6日开始，一直到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经过中共中央常委讨论，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通称“九评”。这九篇文章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条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教训》。详情容后细述。

7月25日，美、英、苏三国代表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原来，在苏共与中国共产党两党会谈的同时，从7月15日开始，苏联政府代表在莫斯科与美英两国政府代表也举行会谈，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问题。这个条约很自然地使人想到了苏联要和美英勾结在一起，企图垄断核武器，阻止正在研究核装置的中国拥有核武器。

7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一连三天召开会议，研究对策。

7月31日，中国政府发表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经毛泽东审定的一个声明，声明中说，中国政府建议：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应该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

这正是：叛徒色厉内荏，阴计频施，造谣耍奸假马列；

毛公正气浩然，寸步不让，有理有节真英雄。

就在毛泽东全身心地指挥一班人马进行反修斗争的时候，在他的家里发生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原来在1963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用一辆平板车拉着一家三口的全部家当，搬出生活了14年的爸爸的家，开始了他们的独立生活。毛泽东说，他以后每个月要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30元钱，资助女儿、女婿。

李敏和孔令华的儿子是去年出生的，毛泽东和孔从洲为给孙子起名，还都费了一番心思。毛泽东提出了几个原则：一是虎、豹、彪，二是杨、柳、松，三是牛、马、羊，一律不用。可以用马、恩、列、斯名字中的字，但不许用毛泽东名字中的字。孔从洲说，用马字不好排字，用恩字与他人有重，列、斯又都不适合人们的习惯，就用列宁的“宁”字吧。毛泽东知道了亲家的意思后，就说：“好，就叫他长大继承我们的事业吧。这叫后继有人，就叫孔继宁吧！”

李敏离开爸爸的家以后，开始自己动手做饭，米饭焖不好，不是米多水少夹生了，就是米少水多成了粥。蒸馒头更是个大问题。后来，他们就干脆到食堂买主食，自己在家做一点菜。在搬走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李敏去看爸爸，在卧室门口见到了爸爸，叫了一声“爸爸”，就扑进了爸爸的怀里。毛泽东也紧紧地搂着女儿，用温厚的大手抚摩着女儿的肩头，说：

“娇娃，爸爸想你呀！”

“爸爸，我也想您，想您……”

李敏坐在爸爸身边，竭力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她知道爸爸不喜欢爱哭爱掉泪的孩子。毛泽东望着女儿的脸，又摸摸女儿的手，许久不说一句话。后来他问起女儿的衣食住行，李敏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爸爸。当她说起做饭的情形，毛泽东听着听着就笑了，他说：

“我的娇娃可比你妈妈当年有水平，冇得出洋相哟！”

接着，毛泽东就给女儿讲起了她母亲贺子珍1929年6月在福建龙岩北山，如何将燕窝连毛一块儿煮了招待朱德的故事。逗得李敏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李敏再一次回到中南海时，毛泽东高兴地望着女儿笑，上下打量着她。

“坐。坐。”

毛泽东让着女儿。李敏边坐边问道：

“您看什么呀？”

“看看我的娇娃长大了没有？看看我的娇娃长本事了没有？”

毛泽东依然笑着。李敏也挺高兴地报告爸爸说：

“我学会了做饭，学会了炒菜。”

毛泽东连声说：

“好，好。靠我不行。靠自己的双手什么都能办到。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说罢，他又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1963年8月1日，毛泽东在建军节这一天，从报纸上看到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

早在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驻守上海南京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8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号召全军官兵学习“好八连”。毛泽东看到“好八连”的事迹后，非常高兴，挥笔写下了《八连颂》，其词云：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

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

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

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

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

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

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8月上旬，河北省中部开始连降特大暴雨，造成洪水泛滥，海河流域不少河流堤防相继漫溢溃决，平地行洪，水深数尺，数百里以内一片汪洋。这场洪水使101个县、市的5300余万亩土地被淹。

毛泽东、周恩来立即派出副总理李先念，到灾情最严重的衡水地区深入到农村了解情况，增调粮食，保证农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在此后的七个月里，毛泽东先后三次到河北，找省委和灾区地委的负责干部了解灾情，询问救灾工作。他问得很详细，受灾面积有多大？哪些县受灾，灾区群众是不是悲观失望？粮食安排得如何，烧的怎么样？老百姓安定下来没有，外流的人口有多少？

毛泽东还指示说：你们要做好宣传工作，把群众情绪稳定住；对于抗洪抢险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有一个表扬一个，有多少表扬多少，要给牺牲的人立碑。运粮、运煤、运菜是大问题，要安排好，要使灾民体质不下降。要搞些副业生产，大的可以集体搞。

再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巴苏陀兰大会党代表团、留法黑非洲学生联合会代表团以及科摩罗、津巴布韦、肯尼亚的非洲朋友。廖承志、刘宁一等人在座。毛泽东在会见中说：

“我代表中国人民欢迎所有的非洲朋友。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今天借这个机会要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反对美国歧视黑人的问题。我们起草了一个《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要不要全文读一读？”

在翻译读了声明全文后，毛泽东说：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只是美国国内一千几百万的黑人受歧视的问题，在非洲、亚洲和全世界各地都有种族歧视的现象。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我们的团结不是种族团结，而是同志、朋友的团结。我们要加强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为争取完全彻底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

他向非洲朋友介绍了中国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经过，接着说道：

“可以证明，人民革命是能够取得胜利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能够打败的。整个非洲现在都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浪潮中。不管是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或者是没有取得独立的国家，总有一天要获得完全彻底的独立和解放。非洲人民正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世界人民都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世界90%以上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所有革命的人民，都能够团结起来，争取革命的胜利。”

据《李敦白回忆录》（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曾先后就读于波特军事学校、普林斯顿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曾加入美国共产党，1942年参军，被派往斯坦福美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1945年来到中国，1946年前往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居住在中国）记载：“1963年8月，毛主席在接见一些非洲游击队的领导人时，一个来自南罗得西亚的使者站了起来，他是个肩宽膀阔、身材魁梧的二十几岁年轻人。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毛主席，’他开口说，‘每天晚上，当我躺在丛林里，我很担心。您知道我在担忧什么吗？我并不担心那些白人殖民者，不担心狮子和犀牛，我担心的是，以前我们总是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上那颗闪闪的红星，以前苏联总是会资助我们。但是现在，夜空中再也看不到那颗红星，苏联不再资助我们。相反的，他们将武器卖给我们的压迫者。现在我心里担忧的是：中国天安门广场上那颗红星，是不是也会消失？您会不会将武器卖给我们的压迫者，遗弃我们？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就真的要孤军奋战了。’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说：

‘我了解你的问题。苏联现在已经变成修正主义分子，背叛了革命。我能不能向你保证中国不会背叛革命呢？现在我无法给你这样的承诺。不过我们现在正在努力设法，让中国远离贪污、官僚和修正主义。’

‘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他继续说，‘我们试着教导干部，仔细聆听广大群众的声音。我们运用许多体制，比如要求每个军官至少要当兵一个月，要求办公室的干部每年至少要下乡一个月，使他们不至于脱离广大群众，让他们知道劳动人民的生活。我们也提倡让工人参与工厂管理，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但是这些方法是不是就足以保证我们不成为修正主义者呢？不，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也感到非常困扰，’毛泽东继续说，‘当我们和儿孙谈话，却发现他们不了解革命的痛苦艰难，不了解要付出什么样的牺牲才能换来今天的成就。我们也担忧，他们缺乏将革命继续下去的动力。我们也害怕，中国会不再是一个革命国家，而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如果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后果要比在资本主义国家更糟糕。共产党就会变成法西斯。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况在苏联发生了。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还不知道要如何应付。’

毛泽东又回答了几个问题，接着他转身面向我，我大吃一惊。他说：

‘这里有个我们的好朋友李敦白。李敦白同志，请你站起来好吗？’

我站了起来。

‘现在请大家看着他，’毛泽东说，‘他是个美国人，白人，你们会不会怕他呢？’

听到这句话，大厅里的非洲人都发出笑声。毛泽东也仰头大笑，就和我记忆中他在延安时一样。

‘没有必要怕他，他虽是个美国人，却是我们的朋友。他了解我们，我们也了解他，他是个优秀的共产主义国际斗士。’

我继续站着，毛泽东继续说道：

‘了解这一点，对你们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知道蒋介石吧？他是个中国人，他也跟我一样是黄皮肤，但是黄皮肤的蒋介石是我们的敌人，而白皮肤的美国人李敦白，却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白人就是我们的敌人，要尽可能地联合更多的朋友，这很重要。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化敌为友，意思就是说，要将敌人的圈子尽可能缩到最小，将朋友的圈子尽可能扩到最大。’”

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署名的《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正义斗争的声明》，全文如下：

现在在古巴避难的一位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任主席罗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经两次要求我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我愿意借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美国黑人共1900余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1%。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地位。绝大部分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一般只能从事最笨重和最受轻视的劳动。他们的平均工资只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他们的失业率最高。他们在许多州不能同白人同校读书，同桌吃饭，同乘公共汽车或者火车旅行。美国各级政府、三K党和其他种族主义者经常任意逮捕、拷打和残杀黑人。在美国南部的11个州，集居着美国黑人的50%左右。在那里，美国黑人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是特别骇人听闻的。

美国黑人正在觉醒，他们的反抗日益强烈。近几年来，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群众性斗争，有日益发展的趋势。

1957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黑人，为了反对当地公立学校不准黑人入学，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当局使用了武装力量来对付他们，造成了震动世界的小石城事件。

1960年，20多个州的黑人举行了静坐示威，抗议当地餐馆、商店和其他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

1961年，黑人为了反对在乘车方面实行种族隔离，举行了“自由乘客运动”，这个运动迅速地遍及好几个州。

1962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为争取进入大学的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遭到当局镇压，造成流血惨案。

今年，美国黑人的斗争是4月初从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开始的。赤手空拳、手无寸铁的黑人群众，只是由于举行集会和游行，反对种族歧视，竟然遭到大规模的逮捕和最野蛮的镇压。6月12日，密西西比州的黑人领袖梅加·埃弗斯甚至惨遭杀害。被激怒了的黑人群众，不畏强暴，更加英勇地进行斗争，并且迅速地得到美国各地广大黑人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目前，一个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斗争，正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在继续高涨。美国黑人团体已经决定在8月28日举行25万人的向华盛顿的“自由进军”。

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日益严重的不安。肯尼迪政府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它一方面继续纵容和参与对黑人的歧视和迫害，甚至派遣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装出一副主张“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国会里提出一套所谓“民权计划”，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骗国内群众。但是，肯尼迪政府的这种手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黑人所识破。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30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10%。我深信，在全世界90%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8月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见到你们很高兴。昨天我见了一批非洲朋友。我们和你们谈得来，觉得平等。我们不把意见强加于你们，你们也不强加于我们。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学习斗争中的经验。”

“现在美国还在占领我们的台湾，假如：第一条，美国把台湾交还给我们；第二条，联合国让我们进去，赶走蒋介石；第三条，取消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做起生意来；第四条，两国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因为这不仅是我们自己一国的问题，我们要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这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它们最恨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我们的武器不多，没有原子弹，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赞成全世界人民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世界人民才会安宁，我们自己才会最后得到安宁。你们不信吗？帝国主义总有一天会被打倒的。”

舍马克说：

“因为阿尔及利亚人民表明他们要独立，呼吁帮助。如果阿尔及利亚人民不表明要独立，那怎么办呢？”

毛泽东说：

“那没有办法，毫无办法，只有等待人民觉醒，起来斗争。中国等了一百多年，大陆才解放，台湾也许要等几十年。全世界统统解放还要等更长时间。对台湾，我们也不准备用武力去解放，原因之一是在台湾有美国军队，我们军队进攻，就要同美国打仗。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99年，还有34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

舍马克说：

“如果香港人自己要解放，把英国赶走，能拒绝帮助吗？”

毛泽东说：

“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8月29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最近，南越吴庭艳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并且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这一滔天罪行。胡志明主席已经发表声明，对于美、吴集团的罪恶行为，表示强烈抗议。我们中国人民，热烈支持胡主席的声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采取了变越南南方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这就迫使越南南方各阶层人民广泛地团结起来，同美国——吴庭艳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与越南南方全体人民为敌的美国——吴庭艳集团，现在发现他们自己处在越南南方全体人民的包围之中。不论美帝国主义使用什么样的灭绝人性的武器，不论吴庭艳集团使用如何残暴的镇压手段，吴庭艳政权终将不能逃脱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结局，美帝国主义终将从越南南方滚出去。吴庭艳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的走狗。但是，如果一条走狗已经丧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赘，美帝国主义是不惜换用另一条走狗的。南朝鲜李承晚的下场，就是一个先例。死心塌地让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的奴才，到头来只能为美帝国主义殉葬。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阻挠越南的统一，对越南南方公开地进行武装侵略，打了多年的所谓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又破坏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对老挝进行了露骨的干涉，企图在老挝重新挑起内战。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十分天真的人们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为规矩些。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 才能取得胜利。越南南方人民就是这样做的。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的爱国正义斗争，不论在政治上或者军事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们中国人民是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的。我深信，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通过斗争实现解放越南南方的目标，并且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我希望，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都站到越南南方人民一边，响应胡志明主席的号召，支援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美、吴反革命集团的侵略和压迫，使越南南方人民免于被屠杀，并且获得彻底的解放。

1963年9月3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率领的代表团。他在谈话中提出：建立国际反美统一战线，应包括中间集团，即法国等六国集团和英国等七国集团，还有日本、加拿大。

关于国内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困难的时间只有两年半，就是1960年、1961年和1962年上半年，1962年下半年情况就好起来了。粮食去年比前年增产1000多万吨。今年情况更好一点。虽然今年华北地区特别是河北和河南有水灾，但是全国可能比去年增产粮食1000万吨左右。现在我们正集中力量搞棉花、油料、烟叶和糖料。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们再派专家来，有朝一日他们又要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正是在1960年的这个时候，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1921年党成立到1934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1934年，使我们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来的。这个口号写进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那里面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重心是什么，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本传第一卷中叙述了毛泽东在少年时期以及他在和湖南一师的同学、朋友们组织新民学会时，已经把“改造世界”、“改造中国”作为他的奋斗目标了，只是由于当时的环境和他自身条件的限制，不得不把“改造中国”放在了第一位。自那以后，毛泽东就开始了他31年的为改造中国所进行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漫长征程，直至新中国成立。又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和积极探索，把一个一穷二白、贫困落后的旧中国初步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之后，他一方面致力于国内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另一方面，继抗美援朝、抗法援越、抗美援越之后，继续以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把注意力放在“改造世界”——反帝反修和支持亚、非、拉人民解放运动上（本章所叙述的诸多外务工作便是典型的事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可以说，他的革命目标之明确、之持久、之顽强，是中国那些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无可比拟的。

由于中国人有数千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古训，所以许多人对于毛泽东一生中援助、甚至是无偿援助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解放事业的行为，是无法理解的。也难怪至今还有一些人把雷锋一类的人物看做是“傻子”了。请看一看马克思、列宁的传记吧，他们在穷困潦倒、放逐奔波之际，何尝不是想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呢？人类的思想品质应当是不断进化的，而不应当是退化的。如果世界上的人都来个人人为己，各扫门前雪，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如果再有一些人在国际关系中助纣为虐、欺凌弱小，那岂不是与中国老百姓所说的“狗咬讨饭的”一般无二了吗？

第29章 1963年9月—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

话说1963年9月初，也就是在“一评”即将发表的前夕，毛泽东已经着手修改“二评”的9月2日稿了，他将原标题《为什么甘当斯大林的敌人》改为《关于斯大林问题》，并在文章开头加写了一段文字：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做出结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联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又加写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问题，毛泽东补充了一个重要内容：

“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9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一评”，题目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文章中不指名地批评了赫鲁晓夫。

9月6日这一天，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分析了国民经济形势，再次确定毛泽东提出的从1963年起坚持继续调整三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一过渡阶段的任务和目标是：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在1957年的基础上提高50％。国民经济各部门力争取得基本协调，经营管理走上正常轨道，工业各部门搞好配套、协作，等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

中央工作会议还将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新问题。这次会议后来一直开到28日才结束。

9月6日下午，毛泽东收到了康生和吴冷西送来的修改后的“二评”9月5日稿。他在文章中评价曾经犯过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如卢森堡、倍倍尔等人一处，加上了一段文字：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9月7日，毛泽东在《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9月6日的稿子上，加写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9月11日，毛泽东对“二评”作了最后的修改。关于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的否定，他加上了一段文字：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9月1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二评”：题目是：《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9月中旬，江青向周恩来提出了举行京剧革命现代戏会演的建议。

此后，周恩来指示中宣部和文化部，让他们立即进行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的筹备工作。他还特意对周扬等人说：

“毛主席对这个会演十分重视，特意让江青同志来过问一些事情。江青对文艺可是内行，你们要高度重视，细心布置，一定要拿出好的水平来。不然，是无法向党中央、毛主席交代的。这次会演，要在1964年春节前后进行，不要推时间，我们还要有其他的安排呢。”

周扬和夏衍等人说：

“现在轮到江青对我们发号施令了，江青我们可是熟识得很呀，我们会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的。”

据林默涵后来回忆说：“这是一个信号，准确地说，是毛主席发出的一个要破要立的信号。江青在一天晚上跑到总理那里发脾气，说京剧院不尊重她，不听她的意见，纠缠到快天亮。总理无奈，只好对她说：‘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第二天，总理的秘书许明同志打电话告诉我这些情况，她说：‘总理说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亲自抓。’我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好麻烦总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请总理放心！’”“周扬、夏衍没有把这件事情和党内的政治斗争和什么路线问题联系起来。他们请示了陆定一。陆定一、周扬这些人看不起江青，于是，就对总理的指示采取了敷衍的态度。”

9月17日，周扬、夏衍搞了一个《关于举行小型京剧现代剧目观摩演出的通知》。江青看到这个通知后，大发其火，她找到陆定一和周扬，质问道：

“你们这个通知，为什么不贯彻毛主席对戏剧工作的重要指示，根本不提举办这次会演是思想和文化领域里的革命？为什么你们要把周总理指示的在全国范围内的京剧现代戏会演缩小为7省2市的部分地区的小型观摩？你们把现代戏的题材范畴扩大到包括近代的历史题材，甚至说反映鸦片战争以来的旧民主主义各个历史时期的剧目都可以，究竟是什么意思？”

陆定一和周扬一时说不出话来。江青气愤地甩手而去。陆定一马上把江青批评他们的话报告了刘少奇，刘少奇听后，没有说话。

江青回到家里，也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指示说：

“让总理出面，把这件事情摆平。中央一定要在这块领域里打开一个突破口，再不能允许这些人继续统治我们的阵地了。我就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中国，就没有我们的发言权！”

9月21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法新社评论说：这个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一个新阶段”。

9月25日，中国驻苏大使馆给中共中央发回一个对苏联政府21日声明的分析报告。

9月2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三评”，题目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9月26日下午，毛泽东翻阅《参考消息》，在第一版上画圈的文章有：法新社记者马居奇撰写的《中国的物质条件和粮食情况已大大改善》；法新社电讯《苏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新阶段》。他在第四版上画圈的文章有：共同社报道《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到处碰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主张美应同中苏都保持关系》；美国记者巴雷特报道《美帝国主义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他又给江青写了一个批语：

江青阅。只看不研究，毫无用处，并且要反复看几遍。第一版、第四版都应研究。

毛泽东 9月26日

9月27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尔后呈送毛泽东审批。这个文件也是10条，所以被称为《后十条》。

9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先让杨尚昆将驻苏大使馆25日发回的分析报告念了一遍，尔后，他在讲话中说：

“大使馆他们在前线，这个分析很近乎事实。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相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战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我们的方针是确定的。去年在这个地方少奇同志讲了一篇话，今年小平同志讲了一篇，刚才总理又讲了一篇。还是这个方针，叫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去做。每一篇文章总是留有余地。现在苏联也学我们，它也是留有余地。凡是气势汹汹的，你不要看它气势汹汹，其实有问题，外强中干。它不敢发表我们的东西。只看这一条，就知道它怕。究竟我们怕修正主义厉害些，还是修正主义怕我们厉害些？我看，它怕我们怕得厉害些。它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讲的，一怕帝国主义，二怕‘教条主义’（就是我们），三怕人民、老百姓。”

关于国内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现在搞农村十条（指《前十条》——笔者注），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当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到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不应推陈出陈。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中国经济形式已经变化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经济基础。现在，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文化艺术部门没有变化，如果这些部门不革命，那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1963年10月1日，首都各界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4周年。广场上人潮涌动，共庆祖国生日。

群众游行方队簇拥着模型彩车从天安门前经过，游行队伍中首次出现了毛泽东的伟大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宣传画。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里会见了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及其夫人。

石桥湛山是日本著名的记者和政治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在战前进行反战、反侵略主义活动；战后当选为日本第55任内阁总理大臣，为恢复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他在1959年首次访华，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中国访问。

10月5日，刘少奇将经过多次修改的《后十条》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拿到稿子后，没有表态，也没有立即看。

10月7日，毛泽东为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书写了曹操的《龟虽寿》一诗。他写的是：

曹操诗一首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应石桥湛山先生之嘱为笔，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

这一件毛体书法作品点画雄浑，走笔纵横奔放，浓墨酣畅，浑厚老成。

10月10日晚，毛泽东离京南下，先后到了河北、河南、湖北。

10月20日，毛泽东在陶铸、王任重、汪东兴陪同下，来到长沙，住在9所，听取李瑞山、华国锋的工作汇报。

华国锋早在4月2日发表了一篇题目叫《贵在鼓劲》的文章，介绍了湖南省农业生产先进典型岳阳县毛田区的先进经验和革命精神。他在文章中把岳阳县委书记毛致用在一篇调查报告中提出的“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的论点，发展为“鼓干劲，必须是鼓实劲，而不是鼓虚劲，鼓蛮劲”。并且提出，要“把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

华国锋在这次汇报中给毛泽东背诵了关于毛田区过去生产状况的一段顺口溜：

毛田塅里莫种花，十家种花误九家。种得花来不结果，结了果儿不炸花。

他说，经过科学种田、苦干实干，毛田人民取得了种植棉花的成功，不结果的棉花结了果，不炸花的棉桃炸了花，改变了传统的观念，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一大调整。毛泽东听后兴致大发，问毛田是哪个“毛”字？华国锋说：

“是毛主席的‘毛’字。”

他又介绍了毛田区主要是搞集体经济、科学种田、多种经营，在山上植树、田埂种豆、地里栽棉，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家中挂了不少腊肉。

此时，湖南省三级干部会议和省委二届七次会议在长沙召开，毛泽东特地召来岳阳地委书记谈话，询问这里的工作情况。他还在9所礼堂前坪接见了两会的全体代表，准备同大家合影留念。他同前排的省级干部握手后，又问道：

“哪个是岳阳县委书记？”

岳阳县委书记张月桂赶紧回答：

“我是，我叫张月桂。”

毛泽东当面表扬说：

“岳阳的毛田搞得不错嘛！”

10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四评”，题目是《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0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草稿，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在今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这个文件之后，10月间，我们又同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省委、若干地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分别开会商量，然后我们又同华东局领导人、华东各省委的领导人再商量了一次。大家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为最有利。因此，在9月文件上作了修改，加进了点、面结合的一段。此外，还有一些小的修改。由于这一改变，中央在1963年5月20日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也要在一些问题上加以改变。5月20日的通知规定，中央“决定（草案）”，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县、社和大队，暂时不要下达。现在改为：

一、5月20日的“决定（草案）”，9月的《规定（草案）》这两个文件，要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发出二本，由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领导干部负责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宣读，要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文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印发。“决定（草案）”原有的七个附件，这次不再重印，各地可以选择一些在本地区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好的典型材料印发。在党内外宣读“决定（草案）”和《规定（草案）》的时候，对这些典型材料，可以只读有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四清”方面的一、两件。

二、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一切党支部都要发给二本，由市委、区委指定负责干部用口头向一切人宣读，使他们懂得党的政策。

三、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照此办理。

四、民主党派成员，由统战部召集大会小会宣读，并发给他们阅读。

五、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以利于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

六、效果如何，随时总结经验。纠正缺点，发扬成绩。

七、总之，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这样一来，一切党内外干部，一切战士，一切人民，都会大进一步；地、富、反、坏、右的大多数人，也会受到教育，得到改造。

八、本通知要向党内各级党委、直至支部宣读。

九、本通知不要向党外宣读。

　 　 中央 1963年10月25日

10月26日，毛泽东将略作修改的《后十条》即《规定（草案）》和《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草稿，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陈伯达、谢富治、杨尚昆、田家英阅，说请他们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

就在10月26日这一天，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长篇讲话。

毛泽东曾经在周扬这篇讲话稿上做了20多处的重要修改，阐述了许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道理，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

10月下旬，在浙江进行调查研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来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了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干部群众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毛泽东说：

“这叫做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依靠群众专政。”

他指示谢富治要好好总结这一经验。

10月31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十条》的第六稿，将文件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

1963年11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视察，他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乘飞机到上海商量与法国建交问题。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通知后，马上告诉在华访问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法国前总理富尔说：

“毛泽东主席正在上海，我将陪同你们到上海去见毛主席。”

这天上午，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陪同富尔夫妇，乘飞机前往上海。

11月2日下午5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富尔夫妇，富尔向毛泽东递交了戴高乐关于中法建交问题的亲笔信。毛泽东风趣地对富尔说：

“两位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做个朋友吧，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还是可以合作。”

富尔说，我衷心祝愿中法关系迅速发展。毛泽东说：

“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一是不许有哪一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二是两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可以加强来往。”

他还说：

“要把两国关系建立起来。”“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

11月7日，毛泽东在张鼎丞、黄火星陪同下会见了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阿拉尼特·切拉，他在谈话中提到了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干部群众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并提出了著名的“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专政”的方针。

毛泽东在谈到改造人的问题时，说到了对溥仪撰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初稿的意见，他说：

“我觉得这本书写得不怎么好！溥仪把自己说得太坏了，好像一切责任都是他的。其实，应当说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情况。在那样的旧的社会制度下，产生这样一个皇帝，那是合乎情理的。”

11月12日，毛泽东第四次来到河北中部灾区视察。他鼓励省地市领导人说：

“今年麦子种了不少，要管好。今年受灾了，明年夏收还是会好的，前途是光明的。”

他指着衡水地委书记赵树光说：

“你那个地方的水灾情况，我从照片上看到了，只露着几间房，可惨哩！”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

“衡水是历来遭灾的。为什么叫衡水？衡水就是洪水横流，患难于中国。这是禹王时的事，书经有记载。”

他掰着手指一年一年地计算河北的年景，从1949年到1963年14年间，3年大灾，5年中灾，3年丰收，4年中收，受灾率占一半多，心情显得很沉重。他还一面看着河北省水利工程长远规划图，一面指着阎达开和刘子厚，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都是河北人，你们要把河北从灾难中救出来，要把水切实的治起来。”

他问了林铁、阎达开和刘子厚的年龄，深情地说：

“你们10年能把水治好吧！我已经70岁了，不一定看得见了。你们这一辈子把水治好吧！”

林铁等人提请毛泽东为抗洪展览题词，毛泽东当即答应了。他还说：

“我现在不做湖南人了，要做河北人。生在湖南，死在河北。”

11月14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后十条》，并决定将《前十条》和《后十条》以及毛泽东10月25日起草的《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将《通知》中原来所署的时间改为1963年11月14日），同时下发到全国城乡。

后来，毛泽东在11月16日批示：“已阅，退尚昆即办。”

《后十条》中说阶级敌人反对我们的新特点是对干部拉拢腐蚀，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进行合法斗争。因此．《后十条》强调说，领导干部要亲自蹲点，要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开展揭发斗争。这是“彻底或者不彻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界限”。“团结95%以上的群众，是团结95%以上的干部的基础”。“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干部和基层组织在扎根串连以后，能依靠就依靠，不能依靠就改组。”

11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李富春在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了松辽油田的伟大成就，他说：

“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靠进口，现在已基本自给了。中国使用‘洋油’的时代已经结束。”

11月17日，毛泽东应邀为河北省抗洪展览会题词，他写的是：

“一定要根治海河”。

11月19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五评”，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五评”发表以后，赫鲁晓夫已经受不了啦，不久，他便向毛泽东发出了一封求和信。且待下文详细叙述。

11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公安部长谢富治拟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时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富治、彭真同志：

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毛泽东 11月20日

11月22日，毛泽东与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谈话时说：

“你们公安部，日常的具体工作很多，如巩固边防的工作，搞一些特大案件，投靠外国使领馆的案件等等，这是经常要做的。还要研究情况，提出一个时期的政策。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

他还说：

“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做好了，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案件。我们公安工作，历来是与苏联的不同。诸暨县有经验，要好好总结一下，整理一个千把字的材料批发下去，回答两个问题：一、群众是怎么懂得这样去做的；二、依靠群众办事是个好办法。材料要短一点，长了没人看，短了就有人看了。你们经常要蹲点，做这种工作。”

1963年11月，毛泽东对《戏剧报》作了重要批示，他写道：

“《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很多，文化部不管。《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听说最近有些改进。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果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对这些牛鬼蛇神，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

这个批语应该是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第一个批示。

廖沫沙听到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后，和周扬、夏衍这些人都打了招呼，他说：

“毛主席已经给你们打了招呼了，你们赶快要采取一点主动，否则麻烦事情就会出现。”

周扬满不在乎地说：

“没有事啊，毛主席是和大家说笑话呢。文化工作从来都是这样的，说什么的都可以，本身就是要人们充分地发表议论和引起大家的争论嘛。”

后来在1964年1月3日，刘少奇召集文艺座谈会，中宣部和文艺界人士30多人参加了会议，邓小平、彭真、周扬到会听取大家的意见。

周扬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他讲到了对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批示的看法和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讲了话。他们几个人对文艺界状况的估计，与毛泽东在批示中的说法很不一致，他们没有把文艺界的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且说11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古巴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比达·罗德里格斯和夫人，他在谈话中说：

“鲁迅是中国革命文豪，前半生是民主主义左派，后半生转为马列主义者。鲁迅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很明确，他是从那个社会出来的，他知道那个社会的情况，也知道如何去斗争。旧知识分子说他具有二心，是叛徒，所以他写了《二心集》。又说他运气不好，正交华盖运，他就出了一本集子叫《华盖集》。还说他是堕落文人，他就用了洛文的笔名。鲁迅对那些人的批评毫不放松，被他批判的人，有一部分转到革命队伍里来，另一部分跟美帝国主义走了。”

毛泽东还谈到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说：

“我见过溥仪。我请他吃过饭，他可高兴了。”

他又说：

“溥仪很不满意过去不自由的生活，当皇帝是很不自由的。”

1963年12月3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向杨尚昆和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的给毛泽东的信件。信件所署的日期是11月29日。

此时，毛泽东正在主持全国人大二届第四次会议闭幕式，他让邓小平在会议上宣读了赫鲁晓夫的来信。

赫鲁晓夫在信中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停止中苏两党之间的公开论战；希望改善两党两国关系，加强两国间的经济、科技合作联系；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成套设备，可以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两国能够互助合作；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他在信中还说：“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

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对赫鲁晓夫这封信如何答复？要不要继续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毛泽东说：

“考虑到我们对他们7月14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40多个兄弟党发表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的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关于贸易问题，关于五年计划问题，无非是想做生意，现在也没有完全断绝贸易往来，无非想增加一些。关于边界问题，可能他们也想谈一谈，摸摸我们的底。至于专家问题，那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现在又想派人来，我们并不是傻子。下一篇讲和平共处问题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的和平共处是搞和平演变。”

12月11日，毛泽东将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写于12月9日的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报告批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

王鹤寿在报告中说，他们在企业里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发扬《鞍钢宪法》的精神，“找到了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范例，而且解决了许多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在给薄一波的批示中写道：

“此件请你看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请你查告我。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12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的文章“六评”，题目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给赫鲁晓夫的复信，毛泽东一直拖到1964年3月1日才发出。详情容后再叙。

12月12日下午，毛泽东把《文艺情况汇报》上登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批给了北京市委的彭真和刘仁，他在批语中写道：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话剧、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一个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关于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批示，不少资料都认定是“两个批示”，并把这个批语称之为第一个批示。实际上，毛泽东在这方面先后作过三个批示，除了前面说到的11月间的第一个批示，这个应该是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第二个批示。第三个批示在1964年6月27日。

12月间，江青到康生家里谈京剧改革的问题，她问康生说：

“有一出新编历史剧，叫《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不知道康老看过没有？”

康生说：

“我知道他们写了这个剧本，但是还没有看过这出戏。你看有什么问题吗？”

江青笑了笑说：

“等你看完我们再讨论一下。”

过了几天，江青再一次约康生谈话，康生已经有了意见了，他说：

“这出戏，严重地违反历史事实。历史上的海瑞可不是那样的。尽管海瑞是一个清官，对清官我们现在也要作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他对明朝的嘉靖皇帝可是忠心耿耿呀！”

江青含而不露地说：

“看来你这个肃反专家还是没有看出根本问题所在。在我们党内，有一个人可是自称是海瑞的，你知道是谁吗？”

康生说：

“彭德怀嘛，那个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什么资格自称海瑞呢？我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王莽式的人物。这一点，我曾经和主席说过，彭德怀好像王莽。”

江青说：

“不管彭德怀是什么人，我们党内可是有人把彭德怀当海瑞了。我就亲耳听到过这样的议论。我在这出戏上演的时候，在剧场里就有人说彭德怀就是当代的海瑞，总有一天会有人给他平反的。”

康生说：

“彭德怀够格吗？根本不够格！但是这说明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复杂性。我早就听说，彭德怀要翻案，我们政治局里也有人支持他站出来工作。听说主席已经点头了。有这回事吗？”

江青点点头，说：

“许多人在主席面前吹风，主席把这个问题压了很长时间。看来这个问题未必能压得住。因为国内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上上下下的谣言很多。不是有一出叫《窦蛾冤》的戏吗？那是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的名作。说窦蛾被冤枉处斩时，发下三桩誓愿，一是血溅白练，二是六月下雪，三是让楚州地方旱三年。我们从1960年开始也是连续三年史无前例的大旱，有人就把自然现象加到彭德怀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原因上了，说我们反右斗争是冤枉了他们。于是，也冒出一些自称要学关汉卿的所谓秀才和作家，迫不及待地要写戏、拍电影、出小说，等等，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代表人物平反、翻案。”

康生说：

“对文化界的这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可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呀！”

12月13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军委，中央各人民团体党委，各部委会党委、党组：

现将湖南省委李瑞山、华国锋两同志1963年11月6日写的一个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以及附在上面的湖南省委1963年12月7日写的一个指示，发给你们研究。中央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高级中级干部去虚心地认真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道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于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和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刻，敷衍几句了事。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通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的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与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他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视若无睹，永远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一个部所管企业事业，明明有许多厂矿、企业、事业、科学研究所及其人员，工作做得较好，上面却不知道，因而不能提倡人们向那些单位学习。

同志们，中央在这里所说的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是指一部分同志，不是指全体同志。但是，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虚心地不认真地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地别单位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都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为制度。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请你们加以讨论。以后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及中央全会上加以讨论。

湖南省委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不做调查研究，主观主义的下达许多指标，往下灌的东西多，由下面反映上来的真实情况少，因而脱离群众，产生很大困难。从1961年起，他们开始改变了，以致情况大好起来。但是他们认为还是远不如广东和上海，所以他们派遣大批省、地、县三级干部，还有省和市的干部，组成两个考察团，分别到广东、上海去学习。这一点，请你们注意研究，是否也可以这样办。中央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如有不同意见，请你们提出。

中央 1963年12月13日

12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信。

原来湖南一师一位姓田的老人因生活困难，曾向毛泽东写信求助。毛泽东便通过周世钊来帮助这位姓田的老人。他在信中写道：

惇元兄：

看了田仁尊兄的信，表示生活较为困难，似有求助之意。送上500元，请予转交田仁尊兄为盼。祝好！

毛泽东 1963年12月13日

12月14日，毛泽东在6张宣纸上给林彪写了一封回信，并在信封上写了“送交 林彪同志 毛缄”几个字，此件手迹堪称毛体书法中的精品，在互联网上可以查阅。

原来在12月5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他看到两个文件《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很高兴。毛泽东便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你的来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

你对两个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文件，11月中旬就发出去了，本月上旬各省已有反映，有一些地方的生产大队全体社员及五类分子，（有的多到700多人听讲）开会时向他们宣读，分组讨论，效果很好。军队如能照此办理，那也一定会好的。由团营两级理解力强的军政干部向连队一切人员分几次宣读、讲解、讨论，由群众提出意见，讲解员解答疑难问题，是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不知已按你的意见布置了没有？军、师两级也可派一部分强的干部下去，杂在团营干部中，向连队宣读、讲解，作为军官当兵的一种形式。至于高级首长，例如（罗）瑞卿、萧华、杨勇、廖汉生、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等等同志，也应该选择一两个连队去做一、二次讲解。讲解要联系环境，先要对准备去讲解的连队的情况做一些大略的调查。因为不能耽误操课任务，宣读文件只能夹在正常操课中间去做，所以需要几个星期。如果暂停操课，那就一、二个星期够了。据我从北京几个军事基层单位的少数同志接触，他们尚不知道此事，没有看过文件，也没有听过宣读。此事其实不难，只要由总政下一个通知，叫各军区各兵种印发文件，每个支部一本，传下去。由团营合组宣讲队伍，分头下到连队，照本宣讲，以排或班为单位进行讨论，自由发言，容许讲不同的意见，甚或反对意见，就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例如几个星期）出现一个高潮，提高政策水平。一次宣讲之后，过几个月再作一次宣讲，使人们得到更深理解。军队一动起来，还可抽出一些干部帮助地方，向工厂、农村做宣讲工作。这样可以使军民联合起来，人民了解和拥护军队，军队了解和帮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是否可以如此做，请你和罗（瑞卿）、萧（华）诸同志商酌处理。

祝好！

毛泽东 1963年12月14日

曹操有一首题为《龟虽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又及。

12月16日，毛泽东给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萧华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贺龙、荣臻、瑞卿、萧华同志：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要这样做，政治干部的来源，我想有四个办法解决：一是从解放军调出一部分强的而又可能调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送到工、商、农部门中去（先着重工业部门）；二是由工业及其它部门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去学习几个月；三是由他们派人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去当学生，按期毕业，回去工作；四是他们自己抓起来做，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须适合各个不同部门的情况），作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现在已有四个部这样做了。看来这第四项办法是主要的，因为解放军不可能调出很多的干部。但解放军要给他们以帮助，是肯定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同你们谈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

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毛泽东 12月16日

附薄一波同志给我的信一件。

欲知毛泽东以后如何让人民解放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重大作用，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于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干部群众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非常重视。由此，他提出了“依靠群众专政”的方针，并在给谢富治、彭真的批示中说：“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而刘少奇等人则在《后十条》中强调说：“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干部和基层组织在扎根串连以后，能依靠就依靠，不能依靠就改组。”于是，一个与“枫桥经验”和毛泽东“依靠群众专政”的方针正好相反的“桃园经验”，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深入开展之际，被刘少奇等人推向了全国各地！

第30章 1963年12月—

“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

话说1963年12月16日下午14时37分，罗荣桓因长期抱病工作，积劳成疾，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61岁。他是十位元帅中逝世最早、寿命最短的一位元帅。

罗荣桓是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培养的一名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最优秀的政工干部。在10年内战期间，他一直担任红军中的要职；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115师政治部主任、政委、代理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等职务；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政委、第四野战军第一政委职务；在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要职。

罗荣桓逝世的噩耗传入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心中极为难过。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中央科学小组聂荣臻、张劲夫、韩光、于光远、范长江汇报1962至1972年科技工作10年规划。会前，他沉痛地对与会者们说：

“罗荣桓同志逝世了，请大家起立，为罗荣桓同志默哀。”

大家为罗荣桓默哀后，毛泽东还深情地说：

“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表里如一，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路线，不容易啊！”

毛泽东称赞罗荣桓是一个“最正直的人”，“同我一辈子共事的人。”他又说：

“党内要团结。党内不纯粹，这是社会现象。打麻将，即使‘清一色’，还有一万、两万、三万的不同。党内有各色各样的人。要团结多数，做到比较一致。允许少数同志犯错误，公开犯错误也可以，不许秘密搞鬼。”

聂荣臻见毛泽东讲完了，就开始汇报10年科学技术规划，他说，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更快了。毛泽东高兴地插话说：

“这等于抗日时期何应钦不发饷，各根据地生产出来的比发的要多得多。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10年规划。社会科学落后了，这回没有搞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二期已经出了。”

他问坐在一旁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组长于光远：

“这个刊物是哪里出的？”

于光远回答说：

“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办的。”

原来早在1956年10月，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就创办了这个刊物，一连出了15期，到1960年夏因政府要整顿和减少现有刊物而停刊。该刊物在1962年8月复刊时，在复刊号上刊登了从俄文转译过来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一文，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此事以后详述。

且说聂荣臻汇报说，用20年时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插话说：

“要有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

聂荣臻汇报说，每年进口国外图书要花400万美元。毛泽东嫌少了，他说：

“可以花1000万美元。”

聂荣臻汇报说，科学方面的文章和图书稿费比较低。毛泽东当即说：

“给科学家的稿费可以高一点。”

聂荣臻汇报说，10年科技规划要有30亿投资。毛泽东说：

“每年3亿，不多嘛。”

聂荣臻汇报说，利用激光技术搞反导弹武器。毛泽东说：

“死光（指激光——笔者注），搞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这个。没有成绩不要紧。军事上除了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攻击武器，比如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都是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没有多大用处。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的搞。”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又说道：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

12月19日，毛泽东带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副总理、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遗体告别。

在此后的几天里，毛泽东一直都沉浸在无限的哀思之中。一天晚上，他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便斜靠在床上写东西。已经是深夜了，护士长吴旭君怕他服的药过了劲，就劝他先睡觉，起床后再写。毛泽东说：

“写得正在劲头上，放不下。”

这一夜一直到天亮，毛泽东才终于写完了。他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不停地独自吟诵着，好一会儿，把诗稿交给吴旭君，叫吴旭君念给他听。吴旭君见是一首七律，还没有标题，便念道：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念完最后一句，吴旭君说：

“主席，您这么谦虚！”

毛泽东说：

“为人还是谦虚点好。”

吴旭君又问：

“是谁能使阁下这般钦敬？”

毛泽东从她手里拿过诗稿，提笔在上面半截空白的地方写了个题目：《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后来，毛泽东睡不着觉，就跟吴旭君聊天。他在聊天中回忆起往事，谈起他母亲父亲的死，又说到了自己。他笑着说：

“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啰。”

毛泽东又掰着手指说：

“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作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12月20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

“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

出席会议的李四光听着周恩来的陈述，双眼流出了激动的热泪。

会议期间，工作人员找到李四光说：

“李老，请您到北京厅去一下。”

李四光来到北京厅门口，刚要迈步进门，发现毛泽东在里面，便歉意地说：

“主席，对不起，我走错了门。”

“没有走错，是我找你。”毛泽东起身走过去，紧紧握着李四光的手。他还乐呵呵地开玩笑说：“李老，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

李四光闻言一愣，心想主席怎么知道我会打太极拳呢？他连忙解释说：

“前几年动了手术，身体不太好，在杭州学过一阵太极拳，但打得不好。”

毛泽东见李四光一副认真的样子，忍不住笑了，拉着他坐在沙发上，说：

“我说的是你那个地质力学的太极拳啊！”

接着，毛泽东说起了地质部和石油部协同作战以及开发大庆油田的成绩。李四光恍然大悟，也忍不住乐了，他说：

“主席，这都是遵照您的指示做的啊！”

12月21日，林克遵照毛泽东之嘱，给在西安的高智写信说：

“主席嘱我写信转告你，你前后几次的来信和两次送来的小米都收到了，谢谢你。他因工作忙，未能作复，望你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并向你问好！”

12月26日，是毛泽东70周岁生日。这一天，毛远志约着李敏一起来看望伯伯。李敏和孔令华带着儿子孔继宁，还像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回到爸爸家里。毛泽东一见毛远志就说：

“远志你来啦。这么多年为什么不来，信也不写？你的头痛病好了吗？”

毛远志、李敏、孔令华和妹妹李讷围在老人身边，争先恐后地同老人说笑，同老人照相，有的昂着头，有的笑弯了腰，有的拉着老人的手，有的拽着老人的胳膊。孩子们的高兴劲儿，引得毛泽东也乐呵呵地笑着。

“主席哪去了，主席在哪里？”

江青声到人到，她走到毛泽东跟前说：

“我也照相，我也照相！”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员都提出要为毛泽东做70大寿，毛泽东说：

“这个封建习惯要改，大家都不做寿。你们知道，做一次寿，这个寿星就长一岁，其实就少了一岁，不如让他偷偷地走过去，到了八九十岁时，自己还没有发觉，这多好啊！”

毛泽东诙谐的劝说，使工作人员们心悦诚服，做寿一事遂作罢。

毛泽东尽管不做寿，可老朋友们还是要聚一聚的。这天中午，他让秘书田家英给章士钊、程潜、王季范和叶恭绰四个人打电话，说是晚上请他们吃饭。这次邀请还附带了一个说明，田家英在电话里说：

“主席说很抱歉，今天不请夫人，但可以带一个子女。”

是日晚，章士钊带着女儿章含之，程潜带着大女儿，王季范带着孙女王海容，叶恭绰也带着女儿，先后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出门笑语相迎，与客人握手寒暄。

在毛泽东邀请的这四位老人中，只有叶恭绰其人本传中尚未提及，有必要在这里向读者介绍一下。叶恭绰祖籍浙江余姚，出生于广东番禺，字玉甫。他身材短小精悍，在书画方面造诣极深，曾任北京国学馆馆长、国民政府铁道部长。抗战时期，叶恭绰成功地保护了毛公鼎等国宝级文物，深受国人景仰。1950年，他从香港回北京，历任文史馆副馆长、全国政协常委。

程潜老人身躯高大，白发苍苍。此前，他出于对毛泽东的感激和尊崇，怀着激情写出了12首诗，亲自誊写装帧成册，并请章士钊题写了封面，本来就是准备赠给毛泽东做贺礼的。这12首诗中其中一首题为：《毛泽东主席七十大寿祝诗》，是这样写的：

灵椿长寿不言寿，至德安仁亦利仁。道大为公天可则，物穷其极理皆真。

鵷鶵振翼鸮生妒，海若回潮水共亲。远届八荒齐拜手，堂堂赤制有传薪。

毛泽东同四位老人谈笑风生，评古论今。年轻人则聚在一起窃窃私语。该吃饭了，毛泽东与客人及亲属和孩子们先后来到了餐厅。晚宴设了两桌，丰盛而不奢华，餐桌上摆满了豆豉、炒辣椒、熏鱼、腊肉、蔬菜等一些家乡菜。江青和毛远志、李敏坐在老人这一桌，李讷、孔令华和女宾们坐在另一桌。宾主大多是湖南人，他们操湘语，叙湘情，吃湘菜，频频举杯，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饭后，宾主来到客厅叙话。毛泽东见毛远志要走，便叫住了她：

“远志，你来。”

毛远志赶紧来到伯伯跟前，坐在他身边，听到老人鼻子有点不通气，便问：

“伯伯，你有点感冒吧？”

“这感冒呀，不发烧就不要紧的。”毛泽东吸吸鼻子，拍着侄女的手说：“人啊，随时都可能死。”

他见毛远志甚是诧异，便转换了话题，一连串的问毛远志：

“你今年多大了？”“还在中组部工作吗？”“现在几个孩子，都在那里？”“远新去看过你吗？”

毛远志一一做了回答，她见伯伯下身只穿了一条棉毛裤，就说：

“伯伯，你穿的少了。”

“我不冷，你摸摸我的手。”

毛远志摸着老人的手，果然是又暖又软。毛泽东望着坐得远远的章含之问道：

“含之同志已经当老师了？”

章含之告诉毛泽东说，她195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下放劳动一年，又读了二年研究生，1960年开始在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已经三年了。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问道：

“那你多大了？”

章含之说，28岁。毛泽东打趣地说：

“年纪不大，硬是个老师哩！”

众人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又问章含之：

“你教什么呀？”

“低年级的英语口笔语实践课，还准备高年级的英语文学史讲座。”

“你喜欢文学？”

“很喜欢。”

毛泽东哈哈大笑，连声说好。他又问道：

“章老师，你来教我读英文，行不行？”

章含之过去随父亲参加大型宴会，也和毛泽东握过手。但是这一次，她在这种场合下，面对面同毛泽东讲话，自然十分拘谨，还有点紧张。她见毛泽东这样问，连忙摇头，说：

“主席，我哪里敢当您的老师啊！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

“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哩！”

章含之见毛泽东不像是开玩笑，就恭恭敬敬地说：

“我的英语水平低，不敢教主席。”

毛泽东乐呵呵的，说：

“怕什么嘛！我的水平很低。”

章含之还一个劲儿地说不行。章士钊马上插话说：

“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

毛泽东满意地说：

“那就好。”

他的兴致很高，最后又和大家一一合影留念。客人们担心毛泽东太累了，请他坐着照，他说：

“站着好，不要紧。有时我不是站一两个小时嘛！”

等毛泽东过完了生日，江青便马上去了上海。

原来，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在柯庆施的倡导下，已于12月25日就在上海开始了，江青是应邀到上海观看演出的。后来，这次活动一直延续到1964年1月22日才结束。

在此期间，江青观看了话剧《智取威虎山》的演出，她决定把话剧改编成京剧，并把演出任务交给了上海京剧院。在上海京剧院排演《智取威虎山》时，江青鼓励编导和演员们说：

“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这个戏有缺点，我心里有本账。《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但是，这个戏是革命的。现代戏有革命的，有不革命的，甚至有反革命的。他们说这些话，不是反对我们的缺点，而是有意无意的反对革命，至少是给我们泄气。白开水，有什么不好呢？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白开水，就可以泡茶，酿酒。我们把他们的这些意见给顶回去了。”

江青还对排演作了具体指导。戚本禹曾在回忆江青的文章中说：“《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亮相是江青设计的。江青说，这英雄出场是定型，是一出戏成败的关键。就像是一篇好文章的开篇之笔。童祥苓试了很多次连他自己都不满意，最后江青亲自跑到台上去教他怎么摆动作，手和腿该怎么放。经江青指导后，杨子荣再出场的亮相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就获得了全场的鼓掌喝彩。”

再说12月27日，分管军训工作的叶剑英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电报，推荐第12军1团2连连长郭兴福教学法。他在电报中写道：

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不仅适合于部队，而且适合于学校，不仅适合于步兵，而且适合于各军种、兵种”。

罗瑞卿把叶剑英的电报呈送给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在“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像小老虎一样”一行字下面，画了红杠杠。他还说：

“这一条我很感兴趣。”

罗瑞卿向毛泽东、林彪和各位军委副主席建议，搞一次全军比武。毛泽东、林彪和各位军委副主席都在罗瑞卿的报告上画了圈。

12月30日，毛泽东在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转来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指示稿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它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

毛泽东 12月30日

1964年1月1日，江青召见北京京剧二团主要演员，给他们各送了一套《毛泽东选集》。

原来，江青在1963年秋看中了上海人民沪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这出戏是根据新四军第6团“江南抗日义勇军”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西进，在江苏常熟县阳澄湖张家浜一带的斗争故事改编的。因为沪剧只限于沪、江、浙一带老百姓才能看懂，所以江青决定把《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这一回，她把改编演出的任务交给了北京京剧二团。她对编导和主要演员们说：

“要坚决按照沪剧原剧本改编，不能随意乱改。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把这场具有世界意义的京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

后来，江青在京剧二团排练时，特意到后台去见饰演阿庆嫂的赵燕侠。她对赵燕侠说：

“我认识你赵燕侠，我看了你所有的戏，认定你能演好现代戏。你是苦出身，我也是苦出身，因此我愿意来看看你。”

江青还从上海调来了沪剧中饰演阿庆嫂的演员，专门辅导赵燕侠。

1月1日下午，毛泽东办公室工作人员给李四光打电话说：

“李老，主席请你晚上7点半到怀仁堂，一起观看现代豫剧《朝阳沟》。”

是日晚，李四光按时来到了怀仁堂休息厅。不一会儿，毛泽东来了，李四光迎上前去，同毛泽东紧紧握手。李四光简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石油地质工作的进展情况，毛泽东高兴地说：

“你们两家（指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笔者注）都有很大的功劳！”

戏就要开演了，毛泽东要李四光坐在自己身边，以便一边看戏一边交谈。演出结束后，毛泽东拉着李四光登上舞台，与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人一起同演员们合影留念。

1月3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央军委《关于全军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指示》：

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各总部：

现将叶剑英同志参观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表演后给军委的报告转发给你们。军委同意叶剑英同志的报告。全军应当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宣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规模，大体上要像宣传学雷锋、学好八连一样，要反复宣传，使它深入人心，引起全军广泛的密切的注意。

郭兴福教学方法，不单是包括一个军事训练问题，还包括政治思想工作问题，还包括作风问题，也还包括群众路线问题。这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我们应当抓住这个典型在全军推广，以使军委和林总关于军事训练的方针、原则、方法进一步落到实处，使我们的军事训练工作练出更能过硬的真本事来，做出更大更扎实的成绩来。

军委相信，只要全军共同努力，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全军就一定会出现更多更好的新的“郭兴福”；一定会出现一批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各行各业自己的“郭兴福”；一定能够把我军的训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附去叶剑英同志的报告，请一并加以研究，认真贯彻执行。

军委 1964年1月3日

1月4日上午，章含之正在办公室里准备教案，突然接到毛泽东的外事秘书林克打来的电话。林克说：

“主席吩咐我给你打电话，说他同你讲好了，你教他英语。主席问你是否可以从这个星期天就开始。”

章含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支支吾吾地说：

“我以为主席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是真的。我一点准备也没有，万一教不好怎么办？”

林克在电话那一端说：

“你不要紧张，主席很和蔼，他想读点英文也是作为一种休息，你就放心地来吧。走中南海西门，我会关照门口警卫放行的。”

章含之晚上回到家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还说自己紧张得要命，害怕教不好。章士钊很是高兴，安慰女儿说：

“你大可不必紧张，我同主席数十年相知，主席很随和的。”

章士钊兴致勃勃地讲起他和毛泽东交往的一些趣事，还说毛泽东曾经要借他的书看，他要章含之带一套日文版的线装书《智囊》给毛泽东。章士钊一再叮嘱说：

“主席爱看，就留在主席那里好了。”

1月5日，毛泽东会见了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同苏联有外交关系，而且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个国家，但是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还不如中国同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关系好，也不如中国同池田派的关系好。这很值得我们大家想一想，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美、苏两国都有核武器，想统治全世界，而自由民主党是受美国控制的。从国际地位来说，日本同美、苏比，占第二位。像这样第二位的国家还有英、法、西德、意大利等。我们还是有工作可做。日本垄断资本同美国并非那样团结。英国同美国比较好，但也不是那样团结。法国使美国感到恼火。西德的地位重要起来了，这样一来，势必会同美国发生对抗。所以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

毛泽东还说：

“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最近我们有两个有关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你们可以看一看。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贪污、盗窃，做投机倒把，脱离群众。”“现在我们还不能说目前中国所采取的办法一定能够防止出修正主义。但修正主义要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是很困难的。是否能够防止，要过几十年后再看。”

“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

1月5日下午，章含之走进了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一见她就说：

“我请你当我老师，不要搞特殊化，你一般骑自行车来，天气不好时，我派车接送。不要用行老的汽车，那是配给他用的。”

章含之将父亲的《智囊》一书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爱不释手，说：

“就是它，等我看完就还。”

章含之说：

“爸爸说了，您爱看，就留在您这里好了。”

毛泽东连忙摆摆手，说：

“那可不行，借书嘛，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几周后，毛泽东果然信守诺言，把《智囊》还给了章士钊，又换了另一套书。自此，毛泽东经常向章士钊借书看，章含之自然就成了毛泽东借书还书的交通员。

章含之是每逢星期天下午4点到菊香书屋帮助毛泽东学习英语。毛泽东每次都是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读完英语，然后让章含之陪他去院子里散步，然后邀请她和护士长吴旭君一起共进晚餐。

毛泽东和章含之散步时，谈话的内容很广泛。有一次，他问章含之：

“你们学校教学生用什么教材？”

章含之回答说：

“大部分是文学性的题材，也有新闻、政论等内容。”

毛泽东说：

“我看应该以政治题材为主。”

章含之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二十几岁的她不知轻重，就说：

“还是应当以文学题材为主好！”

毛泽东和善地笑了，说：

“啊呀，你这个‘文学派’好顽固啊！”

章含之说：

“主席对中国文学如此渊博，写了那么多好诗词，好文章。学外文也应该一样多学一点文学啊！”

毛泽东说：

“好，好，我们妥协。七分政治三分文学，可不可以，我的章老师？”

“主席，我们把三和七倒过来，七分文学三分政治，好吗？”

毛泽东见章含之这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儿，笑了起来，说：

“你这个章老师好厉害，不让步，还蛮讲策略。我们可以休战，实践一段再看。你可以告诉学校领导，我认为要增加点政治题材，对学生将来工作有好处。你也不能老是钻在你那文学里面，政治还是很重要的。”

一天下午，毛泽东学完英语，在等待开饭前，靠在沙发上点燃一根香烟，问章含之：

“你和你的父亲，我的老朋友章行老关系怎么样啊？”

章含之不假思索地说：

“生活上我们是一家人，我平时住在学校，周末回家。不过政治上，我们走的是两条路。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要同他划清界限。他既是父亲，更是统战对象。”

毛泽东闻听此言，忽地坐直了身子，有些惊讶地注视着章含之，大声说：

“啊呀！这么严重啊！还要划清界限？”

章含之说：

“是的，入党的时候，党组织再三这样教育的。”

毛泽东望着章含之，认真地问：

“你什么时候加入党的？”

“1957年1月。”

“啊呀！了不得啊！我的章老师硬是我党的老党员喽！”

章含之忙说：

“主席开我玩笑，我这个大学毕业才入党的知识分子党员，哪里敢称是老党员？”

毛泽东虽然看出章含之已经面有窘色，但他还是很严肃地说：

“你既然是个党员，你就要懂得怎样对待行老。你加入了共产党，我高兴。章行老的女儿1957年就参加了共产党，这是共产党挖了行老墙角，不过这是指的思想。他的后代也跟共产党走了，其实行老也高兴，他知道你跟共产党走有出息，把女儿交给共产党他放心。”

毛泽东深深地吸着烟，接着说：

“你要知道，我高兴你参加共产党并不是要你去造行老的反，去和他斗争。你要好好了解行老的一生，要代表共产党去照顾他、爱护他、团结他。你是你们家里唯一的共产党员，硬是党代表哩！你如果不正确对待行老，他会对共产党有意见，认为是我们把他的女儿拉走了。”

他见章含之一言不发，态度就和缓了一些，微笑着问：

“你说要同行老划清界限，可不可以讲给我听听，划清什么界限哪？”

章含之顺口就说：

“他当过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教育总长，反对学生运动，鲁迅先生在很多文章里都骂过他。后来他同蒋介石的关系也不错，1949年他是代表国民党来同共产党谈判的。我在中学上语文课时，老师在台上讲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都点名批判他。同学们偷偷地拿讥讽的眼光看我，我坐在课堂里可真是如坐针毡。”

毛泽东听章含之数落着她父亲的历史，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问道：

“就为这个？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有些还不见得是错的，譬如他参加和谈。我现在考考你，你知道多少行老的革命事迹，知道多少他做过的好事？”

章含之一下子楞住了，睁大眼睛想了半天才说：

“自然，他是主席的朋友。”

毛泽东显然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他收敛了笑容，严肃地说：

“我的朋友也有反动的呢！不过行老不是。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共产党并不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简单。你知不知道他青年时期反对满清王朝的历史？他很激进呢！你知不知道《苏报》案？要讲再近一点，你知不知道他对共产党的帮助？”

章含之老老实实地摇摇头。此时，她面对毛泽东这位伟人，才忽然意识到，自己除了读过鲁迅的文章，还从来没有问过、寻过、读过父亲的生平，对父亲的了解竟然如一张白纸。毛泽东没有让章含之太难堪，接着说道：

“你要批判你父亲，可是连他的历史还没搞清楚，怎么批判呢？行老一生做的好事很多。他当然不是唯物主义者，我在成为共产党之前也不是嘛，我曾经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后才相信共产主义。我们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你父亲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的事。他当教育总长，不喜欢学生闹事，雇了一批老妈子硬是把罢课学生架出去了。学生有气，砸了他的家。”

毛泽东见章含之惭愧得低头不语，点燃了一支烟，笑着说：

“至于和鲁迅打架，你也不要太认真。打架嘛，总会言过其实。行老年轻时代是个反对满清的激进革命派呢！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他为《苏报》案坐过牢，流亡日本，和孙中山一起推翻清王朝。这些都是革命的，你作为小辈应该知道。”

他问章含之知不知道行老年轻时《苏报》一案是怎么回事？章含之说不知道。于是，毛泽东耐心地给她讲述了《苏报》案故事，然后问道：

“难道那时的行老不是革命派吗？”

接着，毛泽东又给章含之讲了他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章士钊劝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故事。他说：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行老是共产党的朋友吗？你参加了共产党就是背叛了你父亲的阶级，但是你要团结他，替共产党照顾好他才对。”

章含之听了毛泽东的一番教导，使她对父亲有了重新的认识。但她心里还有一个秘密，就是她的身世之谜，她泪流满面地告诉毛泽东，自己并不是章士钊的亲生女儿，而是在出生八个月时被章士钊收养的。毛泽东听了章含之的讲述，开导她说：

“你不要把这种血缘关系看得太重。你的生身母亲虽然生了你，却没有抚养你。你们只不过是血缘关系，她只不过是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而行老夫妇不仅抚养你，还培养你成人，使你今天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这是比血缘重要得多的人和人的关系，你应当把他们真正当做自己的父母才对。”

章含之后来深情地回忆说：“正是毛主席这些孜孜不倦的教导，融化了压在我心头的冰山，使我对父亲有了重新的认识，我们父女之间的隔阂从那时起才逐渐冰释，有了父亲在晚年间父女温暖信赖的气氛。抚今追昔，我所以能够还不自愧，心底里还总有个曾经存在的家，也是全赖主席当年的一片苦心。”

有一天，毛泽东读完英文之后，像往常一样，要章含之陪他在寒风中散步。毛泽东体格康健，不戴围巾、帽子，章含之却是“全副武装”还觉得冷。毛泽东突然问她：

“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完呢？”

章含之以为毛泽东是在和她开玩笑，就笑嘻嘻地说：

“主席欠债？从来没有听父亲讲过。要是主席欠债，我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

毛泽东却很认真地说：

“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是我见到你才想起来了，早该还了！”

于是，他就把1920年为了湖南的革命运动和送一部分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钱款，找到正在上海参加南北议和会议的广州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章士钊，请章士钊帮忙筹款的事说了一遍。那时候，章士钊发动各界名流捐款，一共筹集了2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讲完了故事，笑着对章含之说：

“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了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去了！”

章含之像听一个传奇故事，惊讶地说：

“真有这样的事！”

毛泽东点点头，认真地说：

“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10年还完2万。”

章含之回到家里，把毛泽东的话一五一十告诉了章士钊，章士钊哈哈大笑，说：

“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

正是：人生七十不言老，国有疑难细推敲。

毛公一生多趣事，忙里偷闲亦英豪。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还债，请看下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4年1月5日同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等人的谈话中说：“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以后，不但将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重心逐渐地转向了国内，同时也说明他已经开始思考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这一重要问题。修正主义“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这些话无疑是受到了《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个“彻底决裂”的启发，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无数遍，可以说，他的思想完全是和《共产党宣言》一脉相承的。

另：毛泽东和章含之的谈话很有一读的必要。他的那些话，一方面可以作为在建立新中国之际用人不是清一色、而是广泛地把那些有影响的各界著名人士吸收到新政权之中的一个很好的注脚，另一方面，也是为后人在对待历史、褒贬古人、待人处事方面树立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好榜样。可以说，和那些类似白开水或者是一根筋似的古今人物相比，毛泽东就是那甘醇的茅台酒，愈久弥香。读他的故事，品他的话语，使人有回味无穷之感。

第31章 1964年1月—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话说1964年1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西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七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毛泽东还谈到了《人民日报》的问题，他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要发表学术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文章，抓活的哲学。现在报上政治新闻太多，尽是送往迎来，这个会议那个会议。这些事情完全不登也困难，但可以少登。如果要登，可以增加一两个版，多登学术方面的文章。”

他在谈到历史人物时说：

“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敬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就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兵东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刻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封真齐王，何必要假的。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的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

1月7日这天下午，毛泽东又听取了全国工业交通情况汇报，他指示报纸要写点新鲜事物，报道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

毛泽东还在会上表扬了石油部经验和大庆铁人王进喜。

1月11日，加纳共和国发生了政变，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受伤。

中国为了支持加纳人民的民族斗争，由周恩来和陈毅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按照中加以前的约定，如期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访问。

周恩来、陈毅前往奥苏城堡拜会恩克鲁玛总统，打着绷带的恩克鲁玛飞速迎出城堡门外，与周恩来、陈毅等人紧紧拥抱。

周恩来向恩克鲁玛总统递交了毛泽东写给他的慰问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非洲各国的人民领袖和著名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暗害阴谋活动表明：他们是不甘心在非洲的失败的，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要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非洲各国人民的独立和进步事业。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只会使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惕，更加坚定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己国家的繁荣和进步而奋斗。

中国人民将永远支持加纳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祝加纳共和国在阁下的领导下，在各方面取得新的成就。祝非洲各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团结，胜利前进。再一次向您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周恩来对恩克鲁玛说：

“我要对总统阁下最近遇刺表示关心。毛主席给阁下发的慰问电，今天已经广播。”

恩克鲁玛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感谢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刻，送来中国朋友最大的关怀和支持！”

恩克鲁玛设宴招待周恩来一行，他说：

“我以本人的名义并代表加纳人民欢迎你们。我们加纳人钦佩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革命以来在毛泽东——诗人、哲学家、战士和政治家——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进展。”

1月12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反美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全文如下：

目前巴拿马人民正在英勇地进行的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是伟大的爱国斗争。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的正义行动。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不仅对巴拿马人民犯了严重的侵略罪行，精心一意地策划扼杀社会主义的古巴，而且一直在掠夺和压迫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镇压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

在亚洲，美帝国主义霸占着中国的台湾，把朝鲜南部和越南南部变作它的殖民地，对日本实行控制和半军事占领，破坏老挝的和平、中立和独立，阴谋颠覆柬埔寨王国政府，对亚洲其它国家进行干涉和侵略。它最近又决定把美国舰队派到印度洋，威胁东南亚各国的安全。

在非洲，美帝国主义加紧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力图代替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掠夺和奴役非洲各国人民，破坏和扑灭民族解放运动。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

美帝国主义甚至对它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

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美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把它自己放在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使它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怒潮是不可阻挡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中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这一天，中共中央以中发【64】26号文件将《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批转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1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谢富治同志和谢觉哉、张鼎丞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很好。他们根据典型调查和这个时期的经验，对当前对敌斗争形势、依靠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95%以上）不捉”的方针等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和说明。浙江省委批转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典型。诸暨县枫桥区在运动开始阶段，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要求多捕人（七个公社共有65000人口，有地、富、反、坏分子911名，其中有比较严重地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163名，要求捕45人），在运动过程中，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干部和群众觉悟进一步提高之后，一个也没有捉，就把多数敌人制服了。他们的经验充分地说明现在完全可能和应该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95%以上）不捉”的方针。现在把这三个文件印发给你们，请你们转发到县一级党委和检察、法院党组及公安机关，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

毛泽东同志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经指出：“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一年多来，毛泽东同志反复地指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依靠群众向反动阶级残余实行专政，把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要少捕人，少杀人。在1963年5月中央发出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提出要把绝大多数地、富、反、坏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经过这一段的实践，很多干部已经逐渐认识到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须这样做。

但是，目前在各级干部中，主要是在地、县两级干部中，还有不少同志对于这个问题不了解，或者了解得不够。有不少同志不善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力量，通过说理斗争，去制服敌人，对他们实行专政，而习惯于单纯依靠公安、司法机关，采取简单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有的同志动不动就想把人捉起来，甚至要求多杀几个人来打开局面，推动运动。这些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这主要是由于对敌我斗争形势缺乏全面的分析和认识。现在的形势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了，反动势力已经更加削弱了，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更高了，群众对四类分子的监督和改造的力量更强了。像建国初期那样，在很多地方残余的反革命势力压在人民头上，非关一批、杀一批，群众不敢起来，不能翻身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依靠群众力量把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条件更好了，可能性更大了。为了保留这批有用的劳动力，为了在群众面前保留一批反面教员，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为了有利于争取四类分子的子女，为了更大限度地孤立和改造那些迄今还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我们应当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95%以上)不捉”、依靠群众力量，把绝大多数的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方针。这样做，比较把他们捉起来或者杀掉，对于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事业更为有利。这样做现在是完全可能的和必要的。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决不是说人民群众可以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四类分子“和平共处”，“一团和气”，对于他们的破坏活动可以置若罔闻，不加反对、制裁和镇压，而是要依靠广大群众更有力地对他们实行监督、斗争、教育和改造，也就是有力地对他们实行专政。同时，对于现行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非逮捕不可的，还是要逮捕。对于罪大恶极，情节特别恶劣，民愤极大，确实非杀不可的，还是要在少杀的原则下，经中央主管机关批准，杀一部分。

在依靠群众力量制服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方面，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很成功的经验。这两篇讲话和浙江省委的文件是很有说服力的，特别是诸暨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的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请你们把这个批语连同转发的三个文件，在有关干部中认真加以讨论，并且贯彻执行。

中央 1964年1月14日 

1月17日下午4时，毛泽东邀请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籍专家柯弗兰、爱德乐和中国籍专家爱泼斯坦及李敦白到中南海家中作客。他在和客人们的谈话中，回忆了他作为一个革命家的发展过程和在延安度过的岁月。他说：

“革命者并不一开始就是革命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迫革命的。”“每次起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并不想去，但压迫者使他无路可走。”

“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反动派杀了很多人民。”“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他又对斯特朗说：

“你离开我们后，以及我们离开延安后，国内外的一些朋友，以为我们一切都完了。你知道，任何反动势力，不管有多么强大，我们都没有害怕的必要。因为，他们一定会分裂。”

毛泽东接着问客人们：

“现在，在外交上遇到两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一个是，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第二个是，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人说是。”

爱德乐回答说：

“关于美国到底主要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这个问题，美国报刊自己是这样说的：在当前，在短期内，苏联是主要敌人；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

毛泽东说：

“他们是这样说的，我看到过这样的话。但是，美帝国主义者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因为太久了。现在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他们也看不起你们和其他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外国同志，认为你们不过是些知识分子，只会吵吵闹闹，在《北京周报》或广播电台工作而已。他们看不起我们，这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有利。不过，他们也在注意我们，美国驻东京的记者罗德里克就是专门研究中国的。

无论如何，苏联还是一个大工业国，是两大核强国之一。中国除了手榴弹，只是多了几个人。在赫鲁晓夫看来，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都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人民说：看，我们的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关于美国是否在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我们过去讲过，现在也还是那样看。可以看一看历史，美国总是要到最后才参加世界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用四川人的话来说，是十个手指按住了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你们不信，你们自己张开十个手指去抓抓跳蚤试试。”

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毛泽东接着谈到了中苏关系，他说：

“至于战争会不会来自苏联？”“不怕他们，他们有核牙齿，我们有手榴弹。他怕得很。苏联不敢打仗，打起来，苏联的老百姓不干。”

“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已经感到赫鲁晓夫不对头，但是从那时到1958年上半年，我们是采取帮助他的态度，因为我们当时考虑苏联人民要换一个领袖是不容易的。后来在1958年发生了海军基地问题。那年赫鲁晓夫来过北京一次。为什么来呢？苏联驻华大使同我们谈海军基地问题谈翻了，赫鲁晓夫只好自己来收拾。我对他说，‘把中国的海岸线都给你好了。’他说，‘那你做什么呢？’我说，‘我上山打游击。’他说，‘打游击没有用。’我说，‘你把我的鼻子都塞住了，我不去打游击怎么办？’

然后就是1959年的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在访美前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在中印边界事件上表示‘中立’。访美后，他又到北京来了。这次他谈到台湾问题，要我们用苏联过去对远东共和国的办法来对待台湾。我对他说，‘远东共和国是你们建立的，蒋介石集团可不是我们搞起来的。’另外，他还要我们放那时关在监狱里的四五个美国犯人。两个问题都没谈成，他说，‘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对我说过，你这次去北京一定是白跑!’

从苏共二十大到1963年7月，我们比较被动。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转入了反攻，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他们那些清规戒律，可不能完全服从！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可是他们偏偏怕我们的‘空话’。口里说我们讲的是空话，实际上把它当成瘟疫，封锁得那么厉害，甚至把过去用来干扰美国之音的电台也用来干扰我们的广播。

现在他们要求停止公开争论，紧张得很。我去年3月间对苏联大使说，你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如果我们真是这样，那你们当然应该批评，就放手批评好了。他说这样下去不得了。我说，打打笔墨官司有什么了不起呢？第一不死人，第二天不会塌下来，第三山上地上草木照样长，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第五河里的鱼照样游。不信，你到河边去看看。他们最近的来信还引了我的一段话。停止争论不是一方说了就算，而必须双方都能接受公平协议。双方不止是两个党，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党。因此，争论很难停下来。在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它的个人武器。”

毛泽东在谈到共产主义时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不是任何反对派、任何政治斗争、任何社会革命都没有了呢？我就不相信。人们总要分化成先进、中间和落后三部分，由先进分子来做政治工作，总是必要的。”

斯特朗对毛泽东的观点大为赞赏，她说：

“不然的话，生活就会变得非常枯燥无味了。”

毛泽东笑道：

“是的，不然的话，像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

中午，毛泽东与客人们共进午餐。午餐结束后，毛泽东送客人们上车。他对斯特朗说：

“祝贺你编写《中国通讯》成功，没有你，我们无法工作。”

毛泽东建议康生安排有关部门把《中国通讯》翻译成其它文字。

在这次谈话后不久，《人民日报》以《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为题，专门发表了毛泽东谈话中的部分内容，主要有：

“无论如何，中国除了手榴弹，只是多了几个人。在赫鲁晓夫看来，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人民说：看，我们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据统计，从苏共二十大以来，苏共主席团的老人已换得剩不了几个。这个现象说明那里不稳定。”

“实际上，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阵营的13个国家中，支持他的并没有占多大的多数。罗马尼亚就同他不一致，波兰也只能算半个支持。他是要控制别人，像美国人一样。他要人家搞单一经济，这行不通，罗马尼亚不干，古巴也在同他吵。”

1月27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西园寺公一和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赤旗报》驻北京记者高野好久，他在会见中的谈话，被称之为著名的“一·二七谈话”，全文如下：

日本人民在1月26日举行的反美大示威，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英勇的日本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最近，日本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对美国F-105D型核飞机和核潜艇进驻日本，要求撤除一切美国军事基地和撤走美国武装部队，要求归还日本的领土冲绳，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日本全体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中国人民衷心地支持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一直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美帝国主义不仅压迫日本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者、宗教界人士、中小企业家，而且还控制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家，干预日本的对外政策，把日本当作附庸国。美帝国主义是日本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

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是绝不会让美帝国主义长期骑在自己头上的。这些年来，日本各阶层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控制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地扩大。这是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中国人民深信，日本人民一定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者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日本人民要求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中日两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要联合起来，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及人士要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挫败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

美帝国主义从日本滚出去，从西太平洋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和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洲和大洋洲滚出去，从一切受它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及地方滚出去!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毛泽东发表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伟大的反美爱国斗争的谈话为题，刊载了“一·二七谈话”全文。　　　

1月27日这一天，中国和法国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中法两国建交，又一次震动了全世界。

1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七评”1月28日稿时，在“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了一句话：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其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

他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又加写了一句话：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1月30日，毛泽东会见了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他在谈话中说：

“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苏联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反对。如果中国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

这一天，毛泽东又会见了弗朗索瓦·贝纳尔率领的法国议员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拿破仑对我们很有影响：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过。”

关于中法关系，毛泽东说：

“我们有两个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第二，就是使两国互相往来。”“还有一条我们跟你们是共同的，什么三国条约，我们不参加。那是一种欺骗、讹诈，是压我们的，只许他们有，不许我们有。事先我们两国并没有交换过意见，你们不参加，我们也没有参加。”

1964年2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编委会关于增加学术文章、请求中央增调学术理论工作干部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少奇、小平同志：

《人民日报》历来不注重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自然科学文章更少，把这个理论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为盼！

毛泽东 2月3日

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批示，主持书记处讨论决定，责成中宣部和中组部帮助《人民日报》增调干部。《人民日报》也着手开辟《学术研究》专刊。

2月3日晚，中国戏剧家协会举行迎春晚会，演出的节目因为“革命气息不浓，庸俗低级”，受到批评指责。

2月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的文章“七评”，题目是《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2月4日晚，毛泽东重读《人民日报》所载《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兴之所至，提起毛笔写下了唐人王昌龄的《从军行》之一：“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右唐人诗一首。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

他把原诗中最后一句的“破”字写成“斩”，“终”字写成“誓”，不知是记忆有误抑或是故意为之。作品中的“穿金甲”三字可以说是神来之笔，“不斩楼兰誓不还”一句更是干湿错落，酣畅淋漓。整幅作品如铁画银钩，出神入化，大气磅礴，端的有一派风卷战旗、金戈铁马之战争大气象，不失为一幅难得的毛体书法精品。

2月5日，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

石油工业部在《报告》中总结了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经验，这个经验是：

1、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企业，必须革命化。2、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精神相结合。3、现代化企业要认真搞群众运动。4、认真做好基础工作，狠抓基层建设。5、领导干部亲临前线，一切为了生产。6、积极培养和大胆提拔年轻干部。7、培养一个好作风。8、全面关心职工生活。9、全面地学习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

石油工业部还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中号召学习“铁人”王进喜。

王进喜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1960年他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任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队长、大庆石油钻井指挥部副指挥。他以“宁可少活20年、拚命也要拿下大庆大油田”的革命精神，率领全队，人拉肩扛，提前开钻，打出了大庆第一口喷油井，被誉为“铁人”。王进喜的革命精神代表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困难面前的英雄气概，也反映了在60年代初期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风貌。

中央《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很好。中央一级机关和北京市的干部以及一些工厂企业的职工同志们听了这个报告以后，反映很好、很强烈，极大地推动了各方面的工作。现在，中央决定在全国工交、财贸、文教系统和各级机关、团体、部队中，普遍传达这个报告，一直传达到基层单位。

大庆石油工业的经验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具有普遍意义。他们贯彻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系统地学习和运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把政治思想工作、革命干劲和科学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把工作做活了，把事情做活了，它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它的一些主要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或者可作参考。

为了便于组织传达，除了发给你们若干份文件以外，并且把这个报告制成了录音。你们可以组织党内外干部先听录音，然后进行讨论。也可以同时向一般工作人员和全体职工放录音。具体办法，请你们规定。

讨论中各方面的反映，特别是工厂企业基层单位的反映，请你们最近即选一些送中央。

中央 1964年2月5日

上述《通知》中加粗加黑的那一大段文字，是毛泽东在审阅草稿时加写的重要内容。

2月5日这一天，甘泗淇上将60岁生日刚过两个月，在办公室突发心脏病辞世，匆匆离开了与他相依为命30年的少将妻子李贞，和他们共同抚养的20多个烈士遗孤。

2月6日，北京雪后初晴，地上积了一层薄薄的雪。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召见竺可桢、李四光、钱学森三位科学家。

竺可桢被工作人员引入毛泽东的卧室，正在看书的毛泽东亲热地招呼他坐下。竺可桢正要问好，毛泽东却先开口了，他说：

“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不管天。读了你写的关于中国气候特点的论文后，觉得也该管天了。”

竺可桢说：

“那是我去年在杭州地理学会所提交的论文。”

毛泽东说：

“‘八字宪法’在水、土、肥、密、种、保、工、管之外，还可以加‘光’（日光）和‘气’（气候）两字，你应多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竺可桢十分感动，连连点头，说道：

“我不会辜负主席的期望。”

接着，他们谈起了碳水化合物合成的经过，对太阳辐射、温度、雨量和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进行了分析。说话间，李四光、钱学森也先后来到了，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李四光、钱学森的工作和身体状况，尔后仰靠在沙发上，对钱学森说：

“我们搞原子弹也有成绩呵！”

钱学森微笑着答道：

“我有所闻。”

毛泽东说：

“恐怕不只是有所闻吧？”

钱学森解释说：

“原子弹我实际上是只有所闻，我是搞运载工具的。”

毛泽东说：

“是的，你们搞了个1000公里的，将来再搞个2000公里的，就差不多了吧？”

钱学森说：

“美帝在东南亚新月形包围圈上的有些基地，有2800公里的距离。”

毛泽东问：

“那可以到夏威夷了吧？”

钱学森回答说：

“夏威夷的更远了，不止4000公里。”

毛泽东若有所思，轻轻地用手拍着沙发扶手，说：

“总要搞防御、搞山洞、钻进去，地下就不怕了。”

钱学森说：

“我们正在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组织一个小型的科学技术人员小组，准备研究一下弹道导弹的方法和技术途径。看来第三个五年计划中由于技术条件不够，还不能开展设计工作。”

毛泽东抿了一口茶，看了钱学森一眼，说道：

“有矛必有盾，你们要集中些人研究这个问题。5年不行，10年；10年不行，15年。总要搞出来的。”

接着，毛泽东与科学家们谈到了地球形成之初的情况，煤和石油的演变过程，动植物如何进化；又从造山运动和冰川作用谈到了地质年代和历代气候的变迁。毛泽东最后还讲了宏观和微观世界，电子和反电子的辩证法。谈话一直到3点多才结束，意犹未尽的毛泽东把三位科学家送到门口，叮嘱他们说：

“你们有什么著作，请送我一阅。”

第二天，竺可桢便托人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各一本送给了毛泽东。

事后，李四光对家人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现象，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　

2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讲到大庆石油会战取得的进展时，自豪感溢于言表，他说：

“他们用比较少的投资、比较短的时间，全部自己制造的设备，在三年中找到了一个大油田，建成了年产600万吨的油田和建设了一个大的炼油厂，而且比苏联先进。”

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同穷山恶水进行斗争、改变山区面貌，发展生产的事迹。

《人民日报》同时还发表了题目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社论中说：大寨大队原是一个人穷地穷的山村，自从走上合作化道路以后，大寨大队的社员闸坝垒堰，把山沟淤成良田，把坡地修成水平梯田，粮食亩产由解放前的100多斤增加到700多斤。

社论中还说，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要学习他们的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学习他们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学习他们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严格要求自已、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他们永远前进并且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好作风。

社论要求每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同时，也要很好地总结推广自己的“大寨”经验。

2月13日这一天，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

下午3时，毛泽东邀请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及教育界知名人士举行春节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林枫、章士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朱穆之、张劲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共16人。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

他还说：

“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好典型。”

关于教育问题，毛泽东说：

“学制可以缩短。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20个题，学生能答出10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100分；20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50分、60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搞试点。

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的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提到要关心溥仪，他说：

“对宣统要好好团结。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做过他们下面的老百姓。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

毛泽东扭头对坐在右侧的章士钊说：

“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

章士钊说：

“宣统的叔叔载涛的生活也困难。”

毛泽东说：

“我知道他，去德国留过学，当过清末的陆军大臣和军机大臣，现在是军委马政局的顾问。他的生活不好也不行。”

章士钊又把载涛的一个小故事告诉给毛泽东，他说：在一次会议上，载涛突然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说北房东南角塌了个大窟窿，让他赶快回家张罗修房。载涛放下电话，向主持会议的领导请假，大家问他出了什么事？载涛风趣地说：“天不作美，房子塌了，我怎能修得起啊！”载涛说的虽然是玩笑话，可他也确有隐情。他的工资按说不算低，但他是大家庭，人多嘴多，可能一时掏不出修房的钱来。

毛泽东听章士钊如此一讲，便道：

“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有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给先生修房。”

他还对章士钊说：

“共产党不会忘记为他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当初，我经手借你两万元，一部分给了去欧洲的同志；一部分带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现在，我有稿费可以‘还债’了。”

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立即从他的稿费中拨出两笔款项，请章士钊分别送到西城东观音寺胡同溥仪家和东城宽街西扬威胡同载涛家。溥仪激动地说：

“毛主席的盛情可领，钱我们不能收。因为《我的前半生》刚刚出版，也将有一笔稿酬收入，生活并不困难。”

溥仪又转对妻子李淑贤说：

“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好吗？靠劳动吃饭，就是幸福。”

李淑贤点头表示赞同。经章士钊一再劝说，溥仪方才把钱收了。

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派秘书给章士钊送上“还债”的第一个2000元。并让他捎话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2000元。

章士钊接到毛泽东这一笔钱，坐立不安了。思前想后，他要章含之转告毛泽东说：

“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我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因此不能收此厚赠。”

毛泽东听了章含之的传话，微笑着说：

“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他还对章含之说：

“过了春节，我打算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在外面时间更自由，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学英语。你向学校请个假，同我一道去。不过我不好剥削你，我们交换。你教我英语，我教你读《史记》。你到书店去买一套普通版的《史记》带上，不要用行老的，他的书都是好版本，可惜了。”

毛泽东说，过了初五就启程，坐火车到江苏、浙江等地。

章含之回到家中，将毛泽东坚持要还钱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章士钊非常激动，他说：

“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收下主席的这一片诚意了。”

从这以后，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总要派一位秘书送2000元人民币到章士钊家。

2月15日，正月初三。这天下午，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叫章含之到菊香书屋去。毛泽东遗憾地对章含之说：

“我暂时离不开北京了，旅行只好推迟。”

章含之觉察到毛泽东的神情不如过去轻松，不知道有什么大事使他不能脱身，但也不好细问。

不久，章含之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准备组织一部分师生参加北京郊区的“小四清”，章含之问毛泽东说：

“主席要学英语，我是否可以向学校请假？”

毛泽东摆摆手，说：

“不要请假，你去参加‘四清’吧，这是很重要的。你要到阶级斗争中去锻炼。”

欲知毛泽东在北京还有什么大事要做，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本传在第一、第二卷中已经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毛泽东对旧的教育制度那种深恶痛绝的态度，和他在创办夜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之时的重要改革活动。时隔数十年后，在1964年2月13日同有关领导人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及教育界知名人士举行的春节座谈会上，他郑重地提出“学制可以缩短”的问题，这无疑是“教育要革命”前奏。请看：他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人民共和国已经建国14年了，这样害死人的学制和教育方针还能够容忍下去吗？毛泽东又说：“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读书“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联系不久前他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一场反修防修的“文化革命”正在他那智慧的头脑中酝酿呢？！

第32章 1964年2月—

“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话说在春节期间，回到菊香书屋的毛远新告诉伯伯说，他在寒假期间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感到对“四清”的两个文件的理解不如农民深刻。毛泽东说：

“你回去告诉你的政委，就说是我说的，今后你们每年都应该到农村去一次，这样很有好处。”

毛泽东认为，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参加社会实践，到工厂、农村，接触工农群众，参加一定的劳动，能增长才干，增加知识，转变思想感情，应当提倡。

春节过后，江青找戚本禹谈话，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和对李秀成问题的批示。

《戚本禹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1961年底我受田家英之命创办了专供中央最髙层领导阅读的《群众反映》简报。这时候，我从主席的阅读书目里知道了他在看太平天国方面的书，读过《李秀成自述》，于是我也找来一些相关的著作阅读，也读了李秀成的自白书。一次，我看到了罗尔纲、吕集义等人之前关于《李秀成自述》的考证和评述，心中颇不以为然。罗尔纲歌颂李秀成是英雄，说他那是曲线救国，伪降（假投降）。罗尔纲的书毛主席也看了，但没有什么批示。不过，我知道主席认为太平天国是走了李自成的老路，对李秀成的问题也特别重视。我觉得，要按照主席的思想去看李秀成，那李秀成就是背叛：一个统帅假投降能行吗？可以这么做吗？那么多部下不都是跟你投降了吗？我不赞成罗尔纲他们说李秀成是假投降。”“1963年春节期间，我集中精力写成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一文，主要的观点是否认《李秀成自述》是一个农民革命英雄‘坚定的革命立场’的表现，认为那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我看了李秀成的自白书就觉得气愤，投降了敌人怎么就把敌人说得那么好呢？现在不是把美国人说得那么好吗？”“我的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出来后立即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论。”“中宣部的大人物是赞成罗尔纲等人的观点的，在他们看来罗尔纲等人的观点不容讨论，我提出的异议观点是大逆不道的。”“9月，周扬在中宣部召集很多学术界的大人物开会，还亲自主持会议，对我的文章进行指斥和批判。参加会议的有刘道生、张友渔、侯外庐、尹达、刘大年、黎澍、丁守和、关锋、林聿时、吴传启、翦伯赞、吴晗、秦柳方、沙英、吉伟青、林涧青、于光远等。由于周扬已经明确发话，会议大体是一边倒，关锋等少数几个人则沉默不语。周扬对文章的批判最为严厉，”“还批判戚文‘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手法。”“在中宣部开了批判戚本禹的会议之后，中央报纸和各省市地方报纸都不许转载我的文章，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还专门召开讨论会，讨论李秀成评价问题，会议由所长刘大年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范文澜、牟安世、侯外庐、王戎笙、翦伯赞、张寄谦、李文海、袁定中、李侃、邓拓、林涧青等约一百人。会上一边倒肯定李秀成，批判戚本禹。批判戚本禹的调子很髙，总的是说戚本禹的文章‘歪曲颠倒历史客观事实’，否定了英雄的‘光辉形象’。”“这次批判会的来头很大，不仅周扬在管，而且周总理也过问了。周扬的讲话和部署是报告总理批准的。”“1964年春天，毛主席在对新获得的太平天国的资料做了研究之后，对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作出了16个字的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在此之前，江青派人三次找过我，前两次我去了外地，第三次才找到。那次江青的秘书沈同告诉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他带我去江青家里见江青。”“江青告诉我，她从《历史研究》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还说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找资料，他看了很多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还拿给我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弄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江青接着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了态，还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呀，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争斗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叛徒呀！江青还告诉我，主席有16个字的批示，写在报道学术动态的材料上，批给中央有关领导传阅；批示后面还有‘退江青’的字样，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可是，可能因为忙，她后来并没有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1966年5月那次我因为主席在上海召见，住在上海锦江饭店，总理从杭州到上海也住在锦江饭店，曹荻秋、魏文伯宴请总理，也请我作陪，宴会上总理与我说了不少话，还约我第二天早晨到饭店的顶层呼吸新鲜空气。第二天早晨8点不到，我赴约去了。总理问我的经历，我告诉他年轻时在上海参加地下党、搞学生运动，总理说他30年代也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对上海很熟。在谈话之中，总理忽然很诚恳地说，我对不起你，周扬批你是我批准的。我其实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发现了，不然可要犯大错误。就是在这次，总理告诉我他当时看过主席的批示。我原以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还是邓力群告诉我，他从康生那里看到的原件，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终’，乃晚节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仅更为准确，而且意味深长。”“1964年夏天，我写了第二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初稿写好后，我就去找康生，请当时由他领导的在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经过他们的修改，文章的气势果然不一样了。江青得意地对我说，我让你去找康老，没错吧。姜还是老的辣嘛。”“毛主席当年一听说周扬他们用政治手段干预学术讨论就很恼火，以至于1966年3月30号，主席在上海同康老、陈伯达以及一批学术专家等人谈话的时候，还提到这件事，说：‘什么叫学阀？学阀就是那些有阀无学，自己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包庇叛徒李秀成，到处发通知，不准登戚本禹文章的人。’”“我想，如果把当初跟着毛主席革命的人，都放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来看，那么就会看到多少‘忠王’不忠，多少‘忠王’不终，多少‘忠王’不忠当然也就谈不上不终啊！一些人在毛主席奄奄一息的时候，就企图向他的家人和他的事业开刀。一些人在毛主席尸骨未寒的时候，就真的向他的家人和事业同时问斩。一些人说了‘永不翻案’，却一朝权力到手，就什么案都要翻。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 案不是翻了吗？李秀成批判案不是也翻了吗？就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案不是也翻了吗？历史已经证明：不仅在几千年来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和社会新生力量支持的农民革命之中，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就是在有科学理论指导和先进阶级力量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中，同样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

再说1964年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邓子恢《关于城乡高利贷活动情况和取缔办法的报告》写了一个批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邓子恢同志从广东送来的报告，反映了当前城乡高利贷活动情况，提出了取缔高利贷活动的意见和措施，中央原则上同意这个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有些可供参考。

中央认为：结合当前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高利贷活动进行一次坚决的打击和取缔，是十分必要的。高利贷活动这种对城乡人民的高利剥削，尽管去年以来已经有所收敛，但是仍然严重地危害着劳动人民的生活，影响着集体经济的巩固，助长投机倒把和其他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这是阶级敌人在金融战线上向我们的进攻，必须引起全党的严重注意。

关于打击高利贷活动的办法和措施，除了邓子恢同志报告中所提的意见以外，中央再指出如下几点：

一、必须划清界限，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划清高利贷和正常借贷的界限，分别放高利贷者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加以处理。高利贷和正常借贷的界限，主要按利息的高低来确定，一切借贷活动，月息超过一分五厘的，视为高利贷；月息不超过一分五厘的，视为正常的借贷。关于清算退息，凡是过去借贷双方已经清结完了的债务，除了属于地、富、反、坏、资本家、投机倒把分子所放的高利贷，应当清算退还以外，其他一般地可以不再追究清算，以免牵动过多，打击面过宽。

二、必须在农村认真整顿和健全信用合作社，加强领导，改进工作，充分发挥它作为群众性的资金互助组织的作用，巩固农村社会主义的金融阵地，打击高利贷。关于整顿和加强信用合作社，坚决打击高利贷的问题，中央在1963年10月批转过中国人民银行党组有关的报告，各地应当结合这个报告，继续贯彻执行。信用社干部调动越级批准制应该建立。信用社干部待遇要及早解决。

三、必须在城市机关企业和街道居民中，普遍建立和健全互助储金会，并逐步推行互助储金小组。这些互助储金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从职工和居民中自愿地筹集解决。为了使这些组织具有一定的周转力量，在机关企业，可以由工会和行政部门从经费结余、企业奖金或福利费中，酌量拨给一部分作为周转金；对居民互助储金组织，可以由民政部门从救济费中酌量拨给一部分作为周转金。必要时，人民银行也可以对它们发放小额的临时性无息贷款。

四、必须尽量安排城市闲散劳动力从事可能的生产劳动，特别是组织困难户的生产劳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酌量情况，实行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以工代赈办法，使有劳力而无收入或收入很少的城市居民，能够通过这些安排，获得一定的收入。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高利贷的有效办法。对于不能参加生产劳动，或者参加生产劳动和群众互助以后生活仍有困难的，应当给予社会救济，使他们生活有适当的着落。同时还应当结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群众中进行勤俭持家的教育，使群众克勤克俭、艰苦朴素过日子，尽量减少开支，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困难。

必须指出，高利贷的猖獗，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在给高利贷分子以坚决打击的同时，一定要做好我们的经济工作，包括农贷、信用社、储金会、社会救济，以及安排群众生活，安置闲散的劳动力从事生产等。我们有坚强的国家政权，有庞大的经济机构，国家每年都拿出相当数量的救济款和农业贷款，加上农村的信用社和城市的互助储金会等群众性组织，只要做好工作，我们完全有条件妥善地解决群众的临时困难，打退高利贷的进攻。这是金融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一定要坚决彻底地消灭它。

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最近专门讨论一次有关打击高利贷的问题，并将讨论结果和打算采取的措施，向中央作一次报告。

此件发至县级，传达到有关单位。

中央 1964年2月15日

2月2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他在同金日成的谈话中说：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同高岗、彭德怀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什么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就像对尼赫鲁那样的反动派也要和。一少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

毛泽东还说：

“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同志，但还没有得到机会同越南同志讲。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假如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

这时，参加会见的一些朝鲜客人开始悄悄地交头接耳，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一点，喝了茶水继续说：

“我们是打了预防针的。向全体人民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

金日成忍不住问毛泽东：

“中国将来的情况会怎样?”

毛泽东说：

“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的斗争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金日成又问：

“有这种可能吗?”

毛泽东熄灭了手上的烟头，摆一摆手说：

“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党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

毛泽东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之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他还说：

“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经济建设，都没得经验；苏联先搞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地方也有不少失误。我们这些国家怎样搞？要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国是要搞社会主义的，这一条不能变。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在谈到“七评”一文的写作过程时，毛泽东说：

“‘七评’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18次，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后来吴冷西在回忆中也说过：“这篇文章原定是讲兄弟党关系的，多次改变题目，改变结构，写得比较吃力。”

再说毛泽东在同金日成会晤结束后，回到中南海游泳池住所。护士长吴旭君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向吴旭君说起了和金日成会晤的事，他说：

“我对国内的许多事情不放心，有些事同金日成同志谈了呢……”

吴旭君见他忧心忡忡的样子，劝他注意身体，他却说：

“我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吴旭君又劝慰他说：

“主席也得注意身体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毛泽东叹了口气，开始抽烟，继而又说：

“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吴旭君见毛泽东这个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喃喃地说：

“主席的身体要是出了点什么问题，那可是我的责任。”

“出不了问题，我注意着呢！”毛泽东说：“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196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答复赫鲁晓夫的信件。信件的署期是1964年2月29日。

前边已经说过，赫鲁晓夫1963年11月29日给毛泽东的求和信，是由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在1963年12月3日送达的。

毛泽东的答复信措辞严厉，实际上是论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答复信的最后部分，对赫鲁晓夫停止公开论战的要求，提出了四点建议，其中一点是于1964年10月10日到15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两党会谈。

3月7日，苏共中央复信给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答复信逐条批驳，指责中国共产党“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

复信中同意在北京进行两党会谈，但要求把会谈的时间从10月提前到5月。

就在这个时候，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来到了北京，希望对中苏关系做一些调解。毛泽东等人会见了他们，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作了一些解释。

3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3月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16期上，就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意见的来信，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刘、邓、彭阅后，请尚昆办。

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理局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毛泽东 1964年3月10日

这个批示下达后，有一些地方开始进行了教学改革的试点工作。

3月16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共中央3月7日来信问题，他说：

“赫鲁晓夫这个人是非常粗暴、非常性急的，估计等不到我们的八评、九评、十评发表，他就会发表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会发起一个反华运动。因为他看到罗马尼亚的停战要求被拒绝，我们的立场很坚定，毫不妥协，只有他认错才能停止公开论战。他能认错吗？他不会认错的。这次公开论战，我们已下决心继续下去，而赫鲁晓夫、苏共中央，这个大概也下了。苏共中央这样急如星火，就是要开国际会议，对我采取集体措施。这似乎是下决心准备破裂。信中提出中苏两党会谈，开起草委员会、开国际会议、从5月到秋天（可能在十月革命节）办完这几件大事，显然是要走过场。我们上次在复信中提出了这个会，他不好不提，但并非要解决分歧。看来赫鲁晓夫如意算盘一是应付我，也敷衍反对分裂的兄弟党；二是为公开分裂做准备，把分裂责任推给我；三是转移国内对他的不满。苏共3月7日的信要答复，但是只是简单地答复就行了。主要讲，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文件没公布，苏共给兄弟党的信也没有给我们看，我们不知道你们怎样的‘坚决反击’，要采取什么‘集体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怎么会谈呢？看来，中苏两党会谈定在今年10月也不行，要推迟到明年5月。来信不是说要在今年5月会谈吗，我们就推迟到明年5月。至于起草委员会，要到明年秋天才能开，后年再开全世界兄弟党会议。他越急，我们越要慢吞吞地踱方步。中国人是从来有耐心的。这个意思可以写到复信里边去。

两党往来的信件要考虑发表，但是要看看赫鲁晓夫对我们这次复信有什么反应，然后再考虑发表。我们目前还要继续评论苏共的《公开信》。现在已经发表七篇文章，再有三篇就十篇，也就差不多了。以后继续写文章，除了写过去已经定的题目以外，还要就一些根本理论问题，对苏共的错误提出批评。比方说，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这两个是大题目，可以写文章。还有，在最近召开的国际民主组织的会议里，苏联跟我们的争论越来越频繁。在这些会议上他们占多数，但是亚非拉一些国家是赞成我们的，所以争论很激烈。这表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国际工联、国际青联、国际学联都是这样，世界和平大会也是这样。所以怎么样说清楚在国际民主组织里面的两条路线斗争，也可以写文章。”

3月17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他说：

“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反修防修问题。哥穆尔卡3月中旬来信中劝我们停止公开论战。我们复信里面，要表示欣赏他说我们有权利答辩这一点。至于他呼吁我们停止论战的问题，我们可以把我们跟罗马尼亚党谈了些什么告诉他，用这个办法来答复他。就是说，我们跟罗马尼亚党是这样讲的，跟你哥穆尔卡也是这样讲的。今年4月是赫鲁晓夫的70岁寿辰，我们可致电祝贺。电报不能是完全礼节性的，应该讲点实质问题。赫鲁晓夫越要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态，他要坚决反击，我要坚决友好，他要分裂，我要团结。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这样他可能发表，也可能不发表，我们要争取他发表，让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知道我们的态度。”

3月17日晚，毛泽东为“八评”写了一段开篇语，他写道：

“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

后来，康生、吴冷西及写作班子其他成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八评”的末尾增加了两段文字：

“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机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他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

3月18日，毛泽东给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高亨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高亨先生：

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

安吉！

毛泽东 1964年3月18日

信中所说的“寄书”中的“书”即后文中的“高文典册”，指高亨的研究著述；“寄词”中的“词”指高亨填写的歌颂毛泽东的《水调歌头》一词。高亨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山东大学校领导不失时机地将毛泽东写在信封上的“山东大学”四个字，复制成了他们的校牌；这首《水调歌头》也因其境界阔大，气韵雄壮，在《文史哲》上发表后流传很广，在传抄流转中有人便误认为是毛泽东的词作。在1966年初，康生曾当面求证过毛泽东。毛泽东哈哈一笑说：词写得不错嘛，有气势，是山东大学一位知识分子写的。康生便建议《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水调歌头》，以正视听。1966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6版右上角重新发表了这首词，并加了一个说明：“1964年初，《文史哲》杂志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10首的活动，在笔谈中，作者写下了下面这首词。原刊《文史哲》1964年第1期。

水调歌头

山东大学教授 高亨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3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又给数学家华罗庚写了一封堪称毛体书法精品的回信。

原来，华罗庚在读了毛泽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无情地解剖了自己的思想，决心努力进行自我改造。在给毛泽东的信和诗中，他充分表达了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在走向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自觉改造世界观的真诚愿望和坚定决心：

森森白骨堆中，是俺身生所在。皮囊纵然万般改，积垢依然深埋。

妖风易受蛊惑，风起障目尘埃。勤学毛著脱旧胎，才能入得门来。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华罗庚先生：

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肃此。

敬颂 教祺！

毛泽东 1964年3月18日

华罗庚读了毛泽东的复信，异常激动，逢人便说：“毛主席亲自写信教导我，要我树雄心，立壮志，绝旧缘，走新路。”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这一年华罗庚写出了著名的《统筹方法平话》。后来，他还到西南某工地推广“统筹方法”。

3月19日，毛泽东翻阅了中共中央联络部的一份文件，上面载有苏共中央1964年2月12日给印尼共产党中央的一封信。他在文件上批示道：

江青阅。这件很早的文件，仍可以一阅。虚声恫吓，毫无办法，苏修已走入一个死胡同。

毛泽东 3月19日

3月21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八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稿。

吴冷西趁机汇报了《人民日报》筹备《学术研究》专刊的情况。毛泽东说：

“《人民日报》要抓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

他问到史学方面的情况，吴冷西说：

“史学方面的争论颇多。”

毛泽东说：

“不要怕争论，把争论双方的意见都发表出来，让大家讨论。不少学术问题争论多年，还得不出各方一致同意的结论。”

大概在此后不久，毛泽东便写出了一首新作《贺新郎·读史》，其词云：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是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硚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毛泽东在这首词中，从人类诞生到生产力发展，从阶级斗争到奴隶和农民起义，一直写到社会主义，纵贯几百万年的历史，而着墨仅仅只有115个字，的确是气象恢宏，古今罕见。

3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的指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党委： 

中央早就指出：这次“五反”运动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个运动也像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样，是重新教育人、改造人的革命运动；是防止和克服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打退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革命运动。凡是认真地正确地开展“五反”运动的地方，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了显著的改进，广大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从而大大推进了生产和工作，出现了一派新气象。经验证明：通过“五反”运动，不仅可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一步，而且可以促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更快地全面好转，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地方的“五反”运动大有放松的趋势。有的地区和单位对“五反”抓得不紧，使运动拖拖拉拉，进度很慢；有的地区和单位，把“五反”运动同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和其他工作对立起来，使运动陷于无人负责的自流状态，甚至半途而废地停止了。如果不及早提起注意，这些地区的“五反”运动就有滑过去的危险。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工作是很不利的。

“五反”运动是推进工作和生产的一个巨大动力。“五反”运动必须坚持进行，搞深、搞透。凡是放松的或者停顿的地区和单位，一定要重整旗鼓，把“五反”进行到底。必须把“五反”运动同执行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同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和开展比学赶帮的增产节约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把它们对立起来和用上述各项运动代替或者挤掉“五反”运动都是错误的。在“五反”运动中要强调干部自觉革命，认真地洗手洗澡，彻底反掉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和铺张浪费，使机关作风革命化、企业作风革命化；要放手发动群众，整顿和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斗争；要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只有把这几方面的工作都做好了，“五反”运动才能取得全胜。

“五反”运动能不能搞深搞透，关键在于领导。各级党委要切实引起重视，把这一工作继续抓紧。要全面规划，有步骤地开展运动，力争在1964年搞完或者基本搞完这个运动。要加强运动的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要注意总结经验，用具体经验指导运动；要派强的工作组到那些领导力量薄弱、运动开展不好的单位去指导和帮助工作。绝不能放任不管，听其自流。 

现在把华北局《关于力争在一九六四年内完成工业企业“五反”任务的指示》和中南局《关于当前“五反”运动的意见》，转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对本地区的“五反”运动进行一次检查，作出具体安排。 

中央 1964年3月22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地方各地委、县委，各大、中工厂、矿山、交通部门以及企业、事业党委、党组，各大、中学校党委，科学、文化机关党委党组，省、专区、县三级政府党委、党组：

我党从1963年开始的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需要几年才能完成（至少要三年到四年）。地方要学习解放军的经验，解放军也要学习地方的经验。中央的三个社会主义教育文件（五反指示，决定草案，规定草案），除五反指示限于城市及县以上机关以外，其余两个（即所谓双十条）应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发问，答问，由粗到细，由浅入深，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深入调查研究，直到确实解决问题。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这种队伍，要使一切能讲（即能看懂文件）会讲（即政治水平较高，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的同志都得到机会去讲。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

现将两个文件发给你们。一个是解放军总政治部1964年3月16日的报告，一个是孔夫子故乡山东曲阜县委1964年2月10日的报告（即总政治部《关于全军学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总结报告》、《曲阜颜家村大队根据中央两个十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报告》——笔者注）。请你们研究这两个文件，从其中可以得到许多启发。 

中央 1964年3月22日 

3月24日，毛泽东听取了薄一波、谭震林的工作汇报，他在谈话中说：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做出了伟大的成绩，既振奋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上百万吨石油，还有一百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

3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讲到了老粗和知识分子问题，他说：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没有出息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3月26、27日下午，毛泽东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他在会议上说：

“我所以提议要发一个给赫鲁晓夫祝寿的贺电，还考虑到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大家对他很不满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要考虑到这个可能。而推翻以后，上来的人可能比赫鲁晓夫好一些，但应从坏处着想，即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一些。依我看，赫鲁晓夫还不是最坏的人，有比他更坏的，比他搞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的。赫鲁晓夫搞大国沙文主义毛手毛脚，引起强烈反抗。搞上一个人来，可能比他谨慎一点，但也可能搞的更凶一些，更厉害一些。要估计到两种可能性。从现在情况看，出来比他坏的这种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致电祝贺赫鲁晓夫70大寿，要考虑对赫鲁晓夫本人表现一点友好之意。还要拉赫鲁晓夫一把，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用拖的办法。赫鲁晓夫在3月7日的信里表示，要在秋天开国际会议。看起来也可能是一种讹诈，估计不至于马上公开破裂。我们力争推迟就是了。我们常委里没有直接跟赫鲁晓夫交锋的人还占多数。我是交过锋的，但是内部谈话，公开的没有跟他交过锋。少奇同志是交过锋的，在莫斯科会议上交锋的，但是也没有公开地在报纸上跟他交锋。恩来嘛，我们的总理是交过锋的，赫鲁晓夫耿耿于怀，说我们总理给他上大课。总理在‘二十二大’上致词时也不指名地批评了他。还有我们的小平同志，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我们都是妖魔鬼怪。但是现在这个洪太尉赫鲁晓夫混不下去了，日子不好过了。我们还得感谢他把我们放出来，可以跟他进行公开论战，因此要给他发个贺电。我们讲过，赫鲁晓夫现在内外交困，有可能被人推翻。但推翻他之后，一个是可能出来一个比他好一点的，还有一个可能是出来一个比他更坏的。从现在情况看，出来比他坏的这种可能性更大，所以现在我们还要拉赫鲁晓夫一把，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用拖的办法。现在中苏会谈没有什么好谈的，是谈不拢的。与其谈得破裂，还不如推迟谈判。今年不谈，明年再谈，明年谈不拢再推迟，尽量推迟分裂。但是我们思想上也得准备，准备赫鲁晓夫贸然搞分裂，不分裂最好，看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推迟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3月27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工作。

3月28日，毛泽东途径河北邯郸，在这里停留了两天，召集山西、河北两省负责人及河北省五个地委的负责人开“四清”工作座谈会。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汇报说，山西全省从去年12月以来，在面上普遍宣讲了《前十条》、《后十条》，在点上的公社里正在搞“四清”试点。毛泽东关切地问：

“你们这样做，究竟妨碍了生产没有？生产情况如何？”

陶鲁笳回答后，毛泽东嘱咐说：

“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

有人在汇报中说：

“教授下乡搞‘四清’，他们说自己什么也不懂。”

毛泽东想起毛远新说对‘四清’文件的理解不如农民深的话，便插话说：

“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

有人汇报到一些人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毛泽东说：

“什么挑起来的呀，共产党是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求‘四清’，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反对反革命破坏。因此才写了‘五反’指示，才出了《前十条》、《后十条》，然后发下去，到工厂、农村去念，看他们赞成不赞成，有无修改。你说这些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主观挑起来的吗？说是共产党想出来的，为什么群众欢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四类分子跃跃欲试。地主用归宗图教育他们的后代，还要搞阶级斗争，他们用送礼、美人计拉拢我们的干部，是谁挑起来的？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没有说成有，也不能把有的说成没有。”

陶鲁笳在汇报中说现在自留地减少了，毛泽东说：

“自留地不能太少了。”

陶鲁笳汇报到水灾后农民互助建房，毛泽东说：

“农民要合作修房，最好改为砖房，土房顶不住水。”

陶鲁笳提出干部是否可以实行选举制，能官能民，能上能下，先从公社这一级做起。毛泽东说：

“公社干部应该选举，为什么不能选举呀，脱产干部也是选举的呀。”

陶鲁笳在汇报中介绍了昔阳县大寨大队的经验，说陈永贵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领群众苦干实干，深受群众爱戴。大寨党支部有这样一个口号：

“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毛泽东说：

“很好嘛！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指挥战争呢？”

陶鲁笳还向毛泽东汇报说，在1963年的抗洪斗争中，陈永贵总结出“自力更生十大好处”，硬是不要国家一分钱，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发展生产。他还告诉毛泽东，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所以很有效。陈永贵在依靠政治挂帅、防止出现高工分阶层问题上，解决得好，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毛泽东问道：

“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

陶鲁笳当即在纸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给毛泽东看，并说，陈永贵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毛泽东听了十分感慨，他说：

“陈永贵识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呀！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指新华社通讯《大寨之路》及《人民日报》社论——笔者注）我没有看。”

陶鲁笳让秘书把2月10日的《人民日报》找来，连同准备汇报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一并交给了毛泽东。

第二天，毛泽东在同陶鲁笳等人谈话中说：

“看来农业要学大寨。”

在离开邯郸去郑州的途中，毛泽东给周恩来打电话，请他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材料。

后来周恩来指示廖鲁言带领三名助手于在4月下旬到5月上旬，在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调查研究了20多天，于5月25日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报告说，大寨是自力更生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典型，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3月30日，毛泽东抵达郑州。这一天和4月1日，他召集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陕西省委负责人李启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以及河南几个地委的负责人，先后开了两个下午的会，座谈“四清”问题。他在听取汇报中插话说：

“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地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能滑过去。两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3月3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八评”，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八评”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措辞也愈加尖锐。

1964年4月2日，毛泽东到了武昌。

这天下午，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说湖北这一年计划50%的社队要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问他：

“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程？”

4月3日，苏联方面公开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在全会上的反华报告，《真理报》还配发了一篇反华社论。

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决议中写道：“苏共中央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运动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根本利益，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

面对苏共采取的使论战升级的这一步骤，毛泽东决定，一面继续写“九评”予以反击，一面采取拖的办法，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的时间，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绝妙的一个措施，就是给赫鲁晓夫发一个70寿辰的贺电。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越要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态度。他要坚决反击，我要坚决友好。他要分裂，我要团结。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

4月5日、6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发表讲话中放肆攻击中国，他说：

“中国认为斯大林好，攻击我在苏共中央“二十二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有人认为斯大林时期好，想复活斯大林，那么想复活斯大林的人就把斯大林搬走，和他一起生活吧。中国人没有裤子穿，他们说一个人有一条裤子就够了，就是说，他们觉得把自己羞耻的部分掩盖起来了就够了。也许在一些炎热的国家里，有一条裤子就够了，可是我们这些北方国家，需要更厚实的衣服。否则，我们身体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冻僵的。”

4月9日，刘少奇在接见朝鲜文化代表团的时候，公开了他和毛泽东在文艺上的不同观点。他说：

“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要搞，也要演出。不演出不是我们的方针，不能绝对化。中国资本主义的，我们叫新民主主义时代的音乐、小说、诗歌、戏剧，在艺术水平上讲，不如封建时期的高，现在写的小说、剧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时期的好，所以演戏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这话刚刚传下来的时候，吴晗和夏衍等人都非常高兴。他们说：还是刘主席说得比较客观。当他们正要准备新的活动时，又传下来了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说：

“刘少奇讲的算放屁，他懂得什么艺术和政治，完全是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张目。”

这样一来，文化部的人又不敢动了。

4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召集邓小平、康生、吴冷西开会，讨论给赫鲁晓夫贺电稿的修改及其它问题。他首先说道：

“我所以提议要发一个给赫鲁晓夫祝寿的贺电，还考虑到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大家对他很不满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要考虑到这种可能。而推翻以后，上来的人可能比赫鲁晓夫好一些，但应从坏处着想，即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一些。”

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提出了4点意见：1、贺电中不必多谈分歧和争论；要点出一个意思：尽管我们有分歧，但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2、在报刊上发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3、对苏共中央3月7日来信的复信修改后再发。到时候可以把去年11月29日的来信一直到我们这次给他们的复信，这中间双方来往的信件，全部公开发表。4、继续写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九评”、“十评”要抓紧，今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

4月17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签署的给赫鲁晓夫70寿辰的贺电。

此前，毛泽东特意嘱咐，贺电发出以后，一段时间内不要发反修文章，以示和解。

欲知毛泽东后来又有何重要活动，且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请读者细细地琢磨一下毛泽东在解释他为什么要提议给赫鲁晓夫写祝寿贺电的那些话，因为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又一个不可忽视的预言。不久，在苏联高端发生的反赫鲁晓夫政变，以及政变后上台的苏共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对华态度和他推行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无不证明了毛泽东那神奇的远见卓识和他那惊人的预见性，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第33章 1964年4月—

“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老搞死人洋人，我们的国家是要亡的。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

话说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为了贯彻和配合毛泽东在工业战线掀起的学大庆群众运动，发表了记者袁木、范荣康合写的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通讯中报道了大庆人吃大苦、耐大劳，为让祖国抛掉贫油帽子而忘我拼搏的感人事迹：大庆工人以三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四严（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黑夜干和白天干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干一个样、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干一个样）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会战中，创造出了以革命加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的铁人精神。大庆工人仅仅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建成了高产、稳产的大庆油田。国家投资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

《人民日报》还在《编后话》中写道：

“大庆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大庆人，是特种材料制成的人，就是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人。这种精神，这种人，正是我们学习的崇高榜样。”

此后，《人民日报》又陆续发表了不少有关大庆油田的报道。

4月23日晨，毛泽东抵达杭州。

4月23日这一天，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自1961年8月向毛泽东请长假休养以来，他已经很少和毛泽东联系了。他写道：

主席：

前几天，我在政治研究室图书馆中，偶然发现了一本在太行山出版的《抗大五周年纪念刊》，里面第一篇就是您写的纪念抗大三周年的文章。一下子读完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因为这篇文章言简意赅，风骨劲拔，使千载以下人读之，犹觉虎虎有生气。特别有意义的还是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自然是说在您的文章中，并且以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为限）“三八作风”中的三句话。反动派愈反对我们，愈足以表明我们之正确光荣，这个提法似乎也首见于此。此外，这篇文章对目前的青年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也很有益。全国都要学解放军，全国的学校都要学抗大，学它的革命性，进步性和艰苦奋斗而又生动活泼的朝气。为此，我要我的秘书把这篇文章抄了一份送给您，请您看看，考虑一下可否收入《毛主席著作宣读》？文中用铅笔画的字和符号是我写的，大部分是为了与全书体例一致，仅供您参考。又，这篇文章曾被编入《毛泽东同志论教育》一书（35——37页），但似并未发生多少影响。

敬祝您的健康，并向江青同志问好。

胡乔木 4月23日

这封信是胡乔木发给毛泽东的第一个重要信息，表明他已经可以工作了。可是，不知是因为毛泽东并没有像他认为的那么重要，能“使千载以下人读之，犹觉虎虎有生气”？还是因为毛泽东有言在先，要他做“一二三年”养病的长期打算？所以，这一封试探性的信息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应。

4月24日，毛泽东看了3月4日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资料处编印的《会议简报》第一期。他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道：

汪东兴、林克阅后，送江青。江青阅后，送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定一。阅后，退毛。

这是一批好材料，易看，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看了大有益处。这个问题要在5月会议一谈。

毛泽东  4月24日

4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以及《真理报》配发的反华社论。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苏共领导公布的这批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以及在此以前和以后公布的一切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我们都要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答复完毕以后，依次给予回答。”

4月28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霍士廉、林乎加、谢富治等人的汇报。林乎加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搞得慢一些，是全国最慢的。毛泽东说：

“那不要紧。你们经验不足，‘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

林乎加感觉《六十条》对社办企业劳力的投入限制有问题，他问，过两年是否修改一下。毛泽东说：

“是否暂时不改，到大多数公社、大队都有了社办企业或大队企业，有了公共积累，《六十条》再承认既成事实。”

4月30日，毛泽东就修改给苏共中央的复信问题，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写了一个批语，关于中苏两党会谈及召开国际会议的时间问题，他写的是：

“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

毛泽东的预言果然又一次应验了，这个会后来还真的没有开成。

1964年5月1日，毛泽东在杭州度过了“五一”节。

5月2日，毛泽东到了上海。

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民委员会，中央各部委、各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现在转发给你们，请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按照报告的精神研究执行。 

克服中小学校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现象和片面追求升学的思想，不但是提高教学质量所必需的，而且是关系到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培养坚强的有文化的劳动的革命后代、发展国家科学文化的根本大计，必须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足够重视。因此，应该在社会上和中、小学校中正确地和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充分调动广大中、小学校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努力改进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注意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切实做到既克服了学生过重负担，又提高了教学质量。 

各级教育领导部门还需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好学校和好教师的经验，树立活的样板，做到方向明确，方法稳妥，防止发生另一方面的偏向，例如因为减轻了学生负担，就降低了教学质量，就重新发生开会过多或劳动过多的现象，就把课外时间去做各种各样的活动以致学生不能好好温课和休息，就不安排应该安排的课外作业，就不去督促学生勤奋学习等等。对于抱着怀疑态度的人，应该用耐心说服的办法，决不可采取简单急躁、强迫命令的办法。

中共中央 国务院

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信件的日期署的是5月7日。《人民日报》同时还全文刊登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其它六封来往信件。

中共中央5月7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是经过毛泽东作了重大修改的。在信中关于停止论战问题、关于两党会谈及国际会议的时间问题、关于反对单方面召开国际会议问题这三个要点中，后两个要点都是毛泽东加上去的。他在复信的末尾还写道：

“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

5月9日这一天，林彪听取了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傅钟和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关于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情况的汇报后，对军队的文艺工作做出了指示，他说：

“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它是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形象地通俗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具。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在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的指引下，要大抓创作。有了好的创作，文艺才能起到教育人民和鼓舞士气的作用，才能起到改造人的作用，才能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才能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

林彪发出这一指示的时间，仅仅离刘少奇对外宾讲“就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要搞也要演出”这些话，只有一个月。

5月10日，毛泽东离开上海北返，一路上先后在南京、蚌埠、济南、天津连续听取了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

原来在5月9日，毛泽东接到北京的电话说，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要给他汇报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毛泽东就让他们在南京上了专列。

5月10日这一天，李富春等人汇报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意见，他把农业和国防比做两个“拳头”。把基础工业比做一个“屁股”，强调要把基础工业搞上去，其它方面与之相适应，并要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以加强工业。

关于农业方面，毛泽东说：

“要注意种好16亿亩，在此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实行点面结合，这很对。要自立更生，要像大寨那样。”

针对上建设项目势头过大的情况，毛泽东说：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问题，要以客观规律办事。建设也是客观规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钱，还是要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财政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它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安排要少些，多做少说。必须留有余地，过去讲是讲了，但是没有做。这几年留了，要保持这几年。”

李富春等人汇报到依靠贫下中农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

“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

在谈到如何划阶级问题时，毛泽东说：

“工业、农业、商业都要划阶级，学校、机关、军队、文化团体也要划阶级。此外，街道、小市镇也要划。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阶级成份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份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是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的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地富子弟要团结，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只要愿意改造，就应该要他们。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清查出来。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为了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有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要信任他们。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这个问题，我是首先看了西安在工人中查阶级的报告才提出来的，去年转发给了大家。”

5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继续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毛泽东说：

“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尖端技术。至于农业，我们要靠陈家庄（山东曲阜的一个农业生产集体典型——笔者注）和大寨。”

他还说：

“干部不参加劳动，永远四不清，懒、馋、占、贪，都由懒而来。”

毛泽东最后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他说：

“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5月14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5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制定以战备为中心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一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6月17日才结束。

5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维托和齐乌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康克清、罗琼在座。毛泽东和客人的谈话主要内容如下：

维托：没有科学知识，不可能消灭迷信，因此要培养干部，逐步消除迷信。糟糕的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通过电台、音乐、文学影响我们。

毛泽东：这种影响要逐步地加以抵制。我们、你们的国家可以不进口修正主义的文艺作品、资本主义的文艺作品，问题还是我们自己用什么代替它。

维托：特别我国小，人少更重要。

毛泽东：你们国小，可是在世界上表现出不小，很厉害，你们高举马列主义旗帜。苏联为修正主义所控制。什么叫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苏联已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当然不能说整个社会结构都变成了资本主义，他还来不及，还有抵抗力。修正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不能代表马列主义真理，只能代表少数人。苏联国内阶级斗争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地存在着。反对赫鲁晓夫的，就要被关进疯人院。这是法西斯专政，很值得注意。我们这样国家要掌握好，我不能保证中国一百年后不出修正主义。

维托：个别的会出，但以你们现在领导，不会发生的。

毛泽东：我们争取。

齐乌：你们不是正在以革命精神教育青年吗？

毛泽东：以阶级斗争进行教育，承认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存在，适当进行阶级斗争，不流血的，不是开战，但少数破坏分子也得整，反革命、破坏分子、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走狗，还有赫鲁晓夫的走狗。我国社会情况相当复杂，不要简单地看问题，我常劝外国同志不要简单地看中国。有光明的一面，是主要的，也有黑暗的一面，虽然是次要，但要注意，社会是由这两面组成的。要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有二、三千万人，比你们国家人口还多。

维托：可组成一个一个的师。

毛泽东：可是他们是分散的，其中程度不同，我们有办法使他们守规矩，少数不守的，有办法制服。

维托：专政。

毛泽东：专政总有一个对象，不要信赫鲁晓夫的话，他说专政无对象了，全民党、全民国家是骗人的，没那么回事。他提出这些口号，是掩盖他进行资产阶级复辟，骗人的。要揭露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欺骗，你们大概赞成吧？

维托：完全同意。

毛泽东：有阶级才有党，不是代表这个，就是代表那个。不可能两个不同阶级由一个党代表。国家就是专政的工具，不然就不应叫国家。专政还要多少年？现在说不定，可能几百年。要搞共产主义各取所需，帝国主义不打倒不可能。

维托：还有修正主义。

毛泽东：还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还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文化教育达到一定水平，条件具备才有可能。这次谈的太多，太久了。

维托：谢谢，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毛泽东正准备结束会见，原本应该参加这次外事活动的陈荒煤因接到通知晚迟到了，工作人员只好把他安排在外宾后侧的一个座位上。毛泽东看了陈荒煤一眼，问道：

“这位同志有点面熟，是哪一位啊？”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是文化部分管电影的副部长陈荒煤。毛泽东说：

“你原来是搞文学的嘛，怎么又搞电影来了？”

陈荒煤一时不知怎样回答。自从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和毛泽东有过几次直接面谈，20多年过去了，他参加了许多会议，听到毛泽东不少讲话，却还没有面谈过。他惊讶毛主席记忆力这么好。毛泽东问起文艺界整风的情况，陈荒煤汇报说，大家正在学习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认真检查工作。毛泽东却不高兴地说：

“有些同志老是讲双手拥护我那个《讲话》（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者注），可就是不执行！”

他转对外宾说：

“电影、戏剧、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我们的党是工人农民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应当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不肯让位，死也不肯，就用赶的办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畅。要用细致的方法，战胜旧的，旧的没有其市场。主要的是我们要用新的东西代替它。你提倡你的，是不会一下子实现的。你提倡你的，他实行他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包括一些党员、党外人士，爱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之外就是外国人，外国人也是死人，反映死人，不反映活人。”

毛泽东最后说：

“问题扯得太宽了。向霍查、谢胡、卡博同志和其他同志们问好。”

5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当前工作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部委、各党组，总政治部，团中央：

目前全国各方面的形势已经开始全面的好转，普遍出现了一片新气象。在农业好转的基础上，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开始出现了新的工农业生产的高潮。各项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运动的发展，从总的方面说来，是健康的、正常的，是建立在坚实的工作基础上的。有很多领导机关的干部下去蹲点，深入到车间、生产队参加劳动，进行调查研究，作风有很大的改进。这是压倒一切的主流，是主导的方面、根本的方面。

但是，同时也发现有极少数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或者企业和生产队，发生一些歪风。他们不是学习解放军和大庆油田的艰苦朴素、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相结合，而是追求表面的华而不实的轰轰烈烈，滋长起一股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他们滥用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干劲，滥搞集体业余活动，随便加班加点，浪费、消磨和糟蹋群众的热情和干劲。个别单位，也发现不是根据实际可能和必要，制定积极的而又留有余地的可靠的生产指标，而是提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即最后不可能实现，注定会使群众情绪遭受挫折的指标。这些现象，虽然还是部分的、个别的，或者只是初露苗头，但是如果不及时加以克服和防止，任其发展起来，必将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危害。

此外，还有不少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不下去蹲点，进行调查研究，而喜欢靠没有准备的会议、烦琐的表报和冗长的文件来指导工作，爱开那种多、大、长、重、空（即次数多、规模大、时间长、内容重复、内容空洞）的会议，爱发那种又多又烦琐而毫无用处或者很少用处的表报、文件。每个会议不分有无必要，都要层层传达，好些表报、文件还要层层加码。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衙门化的作风，决不是革命的作风。还有些领导机关脱离党的当前中心工作，乱布置任务，乱提过高过急的要求，样样都想打歼灭战，以致使基层单位接应不暇，疲于奔命。这实际上是要使各项工作，不分轻重、齐头并进地“大办”，分散下面的精力，使他们根本不可能按照党中央的方针和部署，抓住中心问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是同中央关于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油田的指示相违背的。这一时期，中央许多部门召开了过多过长过大的会议，不但加重了下面的负担，而且起了坏的示范作用，中央主管机关对此控制不严，是有责任的。

现在，摆在全党面前的严重任务是，在群众革命和生产的高潮面前，领导干部要更加头脑清醒、更加注意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高度珍惜和善于运用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领导好，使社会主义的革命和生产建设工作持久的健康的向前发展。

中央认为，有必要向全党领导干部，首先是中央各部门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干部提出以下一些问题，请你们注意。

一、精简会议和表报问题。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检查、纠正任务多、会议多、表报多、文件多的现象。一切不是绝对需要的表报，必须全部坚决废除。会议必须尽可能减少，对于中央决定和指示的传达，要有通盘规划，有计划地进行，一切无准备的、没有内容的或者内容重复的会议都不要开，凡是开短会可以解决问题的就不要开长会，参加的人数可以少的就不要多。

二、报刊、广播的宣传问题。宣传，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要做扎扎实实的、科学的、冷静的促进派。要宣传可以普遍推广的先进经验。一切准备公开介绍的先进经验，都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反复核实。省、市、自治区党委以上的负责同志关于重大方针、政策性问题的讲话，除非经过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批准，不要任意登载。一切可能助长浮夸风和形式主义的宣传报道和广播以及文艺作品，必须坚决制止。

三、注意劳逸结合。各级领导在群众革命热情高涨的形势下，尤其要注意劳逸结合，关心群众生活，关心干部和群众的健康。现在有些企业随便加班加点、滥搞职工集体业余活动的现象，必须严格禁止。确实因生产需要必须加班加点的，也必须尽量减少，并且经过批准。群众集体的业余活动，不得过多，并且必须严格遵守自愿的原则。必须保证职工每天能有8小时的睡眠时间，使职工有一定的业余自由活动时间。

四、参观学习问题。参观学习是反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开展比学赶帮运动的成功的、有效的方法。但是参观学习必须讲求实效，要派真正能够把先进经验学到手的人去。现在外出参观过多，使接待单位苦于应付，招架不了，妨碍生产和工作。各地在学解放军、学大庆的运动中，要注意学习外地的经验，但主要应该总结本地的先进典型树立标兵，借以推进工作。确实需要外出参观学习的，必须严格控制，人数、次数必须减到最低限度，到外省、市、自治区参观的，必须经过省、市、自治区党委审查批准，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进行。

五、增加编制问题。现在，有些企业要求增加职工，中央一些部门也要求增加本系统的编制，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总的说来，我们现在的职工人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1958年以后乱增职工的教训必须记取，一定不能重犯。各级党政机关团体的总编制，非经中央批准一律不许增加。中央主管部门批准增加职工时，应该实事求是地作统盘考虑，原则上应该从严，凡不是绝对必需的都不要增加。少数企业、事业单位要求增加职工的，要由中央主管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派人下去，一个个地深入检查，首先要尽可能通过改进技术、改进设备、改善劳动组织、提高劳动效率来解决。确实非增加不可的，要经中央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并且首先要尽可能从各部门已有职工中调剂，绝不允许不经批准就擅自增加职工。

六、关于“五反”、“四清”和生产问题。必须继续抓紧进行“五反”、“四清”、社会主义教育和反修正主义教育。同时，必须抓紧生产工作。特别是农业生产目前正处在紧张阶段，尤其必需抓紧，一切工作都应该服从生产的需要，只能促进生产，而决不能妨碍生产。革命工作和生产工作，必需密切结合，至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什么为重点，由各省市区党委因地制宜地决定，并且作具体部署。

以上几个问题，主要是向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机关提出的，中央希望你们详细地讨论和研究，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注意。

在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的地方，应当继续努力发动群众。在群众运动已经开展起来的地方，则要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并且对薄弱和落后环节加强领导，继续教育、提高和发动群众。一般说来，现在发动群众的积极性还是比较容易的，要持久地保持群众的积极性，把群众的干劲用得合理、“用在刀刃上”，却要困难得多。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很好地总结和吸取过去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好的东西要发扬，缺点、错误要防止。我们的干部和党员要做冷静的促进派，把革命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在高潮当中保持冷静的头脑，扎扎实实地在群众中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根据可能和必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还必须注意，各级领导同志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而不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对待工作中的问题。要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要提倡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做老实事，说老实话，既报喜，也报忧，既讲成绩，也讲缺点，领导同志一定要允许下级干部反映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注意倾听不同意见。那种不准别人反映矛盾，听到反映缺点就不高兴，因而使得下级同志不能畅所欲言地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思想作风，是错误的、有害的。

各级领导同志应当切实加强运动的领导，如果发现有上述那些问题，应当采取正确的方法去解决，哪里有问题，就到哪里去解决。因为上述各项错误缺点，还只是个别的和部分的现象，而且有些还只是萌芽，因此，现在不要开大会、做大报告、笼统地一般地纠偏，更不能向群众泼冷水，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如果群众有盲目提高生产指标、自动提前上班之类的缺点，应当采取启发、诱导、商议的方式，使他们认识缺点，权衡利弊，自觉纠正。

中央认为，在当前大好形势下，只要全党同志兢兢业业地工作，克服和防止上述缺点，我们就一定能够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健康地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中央 1964年5月18日

5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三线建设问题。

5月28日，毛泽东与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各中央局负责人谈话说：

“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一定要下决心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出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

“西南三线，不仅修铁路，搞钢和煤，机械、化工、军工等什么都有才好。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

1964年6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会议简报上给吴冷西写了一段批语，他写道：

冷西同志：

你应当下决心在今冬明春这段时间内，在北京地区或天津近郊去蹲点，至少五个月。家里工作可以抽时间回来处理。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抽出一批人，同当地干部合组一个工作队，包一个最坏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后，就作为你们经常联系的一个点。还要在另一个冬春，在城市参加“五反”。千万不要放弃参加这次伟大革命的机会。

毛泽东 6月3日

6月4日，毛泽东翻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6月2日编印的《工作通讯》第131期。这一期通讯刊载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在1964年5月9日听取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傅钟和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关于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情况汇报的消息及林彪对部队文艺工作的谈话。他对林彪的那个谈话非常感兴趣，就给江青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江青阅。并于6月5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

毛泽东 6月4日

6月5日，中央文化部举办的由21个省、市、自治区参加的全国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开幕。

周恩来在会演开始前夕，以书面形式指示文化部说：

“这次观摩演出和领导小组，应该邀请康生和江青两同志为顾问。”

彭真为此对陆定一、周扬说：

“堂堂的一个北京市千万不要让江青给指挥了，我们北京市还是有人才的嘛。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京剧改革的旗帜夺回来。”

陆定一和周扬及彭真等人研究后，准备在顾问里加上田汉、阳翰生、老舍、马连良、焦菊隐、陈云卫等人。后来不知道是谁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打来了电话，他严厉地说：

“这次演出的顾问必须是康生和江青同志，这是报告了毛主席的，你们要是不经请示乱加人，要小心后果！”

这一来，彭真只好对陆定一说：

“算了算了，就按照总理的指示办吧，我们只要在整体工作上加强领导就行了。一定要注意把会演的整体方向把握好，不要出其他的政治问题和艺术上偏差。”

就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现代戏观摩大会开幕前一天回答香港《文汇报》记者提问时还说：

“我们一向主张‘两条腿走路’，就是既要大力提倡演现代戏，又要整理、加工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

再说6月5日这一天，齐燕铭主持了现代戏观摩大会开幕式，由沈雁冰在大会上致了开幕词。

这次观摩大会盛况空前，有29个剧团计2000多人参加了演出，先后上演了《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诺》、《六号门》、《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37个剧目。

此前，江青和周扬、林默涵等人之间，在戏剧改革方面曾经发生了不少矛盾。

早在1963年，周扬和林默涵在中国戏曲研究院组织了一个京剧试验剧团，江青建议他们移植豫剧《朝阳沟》，并说一定要在京剧音乐的基础上革新，探索出一条用京剧艺术形式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但周扬和林默涵却要另辟蹊径，要探索新的路子，结果排出来一看，却成了一出不三不四的新戏。江青看了彩排，大为恼火，她说：

“京剧《朝阳沟》的音乐不是步子迈大了，而是迈歪了。我是让你们发展京剧，而不是让你们毁灭京剧。这个戏不准参加全国现代戏调演。”

周扬听了只好无可奈何地说：

“《朝阳沟》不好不拿，好也不拿，江青不同意就不好办。”

林默涵说得更清楚：

“这个戏不是艺术上拿不出去，而是江青同志通不过。以后再拿出去，自有公论。”

此外，周扬和林默涵、张庚等人还精心搞了一个《红旗谱》的连本戏，调集了大量的人和物，精心排练。张庚说：

“从长远的利益来看，《红灯记》不是方向，《红旗谱》才是方向。”

江青听到这些，马上调看了《红旗谱》剧本。她说：

“你们这个戏的基调有问题。”

她拒绝看彩排。康生也说：

“我们提倡现代戏，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现代戏。对现代戏也要一分为二，有革命的现代戏，也有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现代戏，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清楚。”

这一来，周扬又去请示彭真和陆定一。此时，毛主席发出了第二个文艺方面的批示，在这种情况下，周扬等在第二次审查时终于忍痛割爱，把《红旗谱》拿掉了。他们说：

“江青已经露出风来，说这出戏是歌颂‘左’倾盲动主义的，我们不能再搞了，再搞会吃亏的。不过，‘左 ’倾盲动主义也是革命，不是反革命的戏。算了，《红旗谱》不搞了。”

这里也不得不说一说《红灯记》剧本改编的事。前边已经说过了阿甲奉林默涵之命与翁偶虹改编《红灯记》剧本，待他们改编好了以后，又由阿甲亲自执导排演。演员的阵容很强大，扮演李玉和的AB角分别是李少春和钱浩梁，扮演李铁梅的AB角分别是杜近芳和刘长瑜，李奶奶由高玉倩扮演，鸠山一角，自然是非袁世海莫属。其间，林默涵带领《红灯记》剧组到上海学习观摩，还有哈尔滨《革命自有后来人》剧组一块儿去，观看了两场沪剧《红灯记》的演出。

江青也在《红灯记》的排演过程中，先后于1964年5月23日、5月31日、6月20日、7月1日、7月13日（这一天先后二次）、11月5日，先后七次到现场观看，并接见剧组成员。

在排演《红灯记》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对剧情细节的安排问题，对唱腔的设计问题，在演员与演员之间，演员与导演之间，江青与演员导演之间，意见相左的事时有发生，见仁见智，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有人记载了不少关于江青对于排练《红灯记》所提出的意见，这里就不再一一附录。

不管在排演《红灯记》中有多少矛盾，都不需拿来说事。但在后来的演出中出现了演员阵容的重大变化，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李玉和、李铁梅的扮演者均由原先的B角钱浩梁、刘长瑜代替了A角李少春和杜近芳。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杜近芳和江青关系也挺好的，但江青从剧情要求出发，认为铁梅应由擅长表演小旦的演员来担任，杜近芳是演正旦青衣的，江青跟杜近芳说，我将来一定弄一个适合你的剧本出来，让你好好地表演。你演正派青衣是最好的。但是李铁梅是个小姑娘，不适合你。杜近芳说，我演过杜丽娘，那也是很年轻的。江青说，你脸盘比较大,打扮出来不像小姑娘。所以江青选了半天，最后选了刘长瑜。刘长瑜的唱腔清脆。江青说，我就要这个。她适合演铁梅。剧团的领导说，让刘长瑜演李铁梅，观众恐怕不习惯。江青说，观众的习惯也是可以改变的，你叫她唱两三场之后，这个就定型了。你再叫别人来唱，人家还不愿去看呢。观众的习惯也是要培养的。后来的事情证明了江青的观点很对。有个省委书记来看《红灯记》，不是刘长瑜演的。他就不满意，一定要看刘长瑜演的，说什么时候她演，他还要来看。刘长瑜后来被称为‘新梅派’。她的唱腔带着点娃娃腔。演李奶奶的老旦，江青选了高玉倩。直到现在，这三个人的组合还被业界认为是绝配。浩梁跟我说，江青很懂戏，你唱的时候拖个半拍音，她马上就听出来，说这不对。你拖了。所以演员都服。她确实是个内行。”“样板戏确实倾注着江青的心血。连程砚秋老先生都说江青真懂京戏。程砚秋和江青的关系很好。还有谭元寿、马长礼这些人，他们始终都不否定江青。江青指导过的演员，绝大多数都不否定江青，而且也不跟着别人后面骂她。”

关于江青和程砚秋的关系，章诒和在《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的文章中说：“1956年11月，程砚秋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两个月后，即1957年1月，代表团回国再次途经莫斯科。1957年1月18日这一天，在莫斯科养病的毛泽东夫人要约见程砚秋。结果，他从1点到5点多，始终没有见到江青的影儿。翌日上午10时，他和彭真夫人一起看望了毛夫人。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接着，她又讲了许多戏剧故事。程砚秋很兴奋，他说：江青确实是一个知音。”

江青的机要秘书杨银禄也曾撰文说：在1968年11月份的一个晚上，江青约姚文元一起观看程砚秋主演的影片《荒山泪》，她一边看一边流眼泪，看完了，又和姚文元冒着风雪去看望程夫人果素英，对程夫人问寒问暖，还认真看了程砚秋的剧照。她说：“今天晚上，我在钓鱼台与姚文元同志一起看了程砚秋同志演的《荒山泪》，他的唱功、做功非常迷人，情感与剧情融为一体了，声情并茂，感动人心，我曾被他精湛的艺术表演和情感所打动，流下了眼泪。他对一句道白，一个唱腔，每一个动作都是精雕细镂的，他对京剧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是许多艺术家当之无愧的学习榜样，他对中国京剧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成了独特的一派，也就是别树一帜。”江青还说：“今天晚上我觉得又悲又喜，悲的是，我看《荒山泪》的时候，由于剧情的发展和程砚秋的表演艺术，使得我流了眼泪，同时，也为程砚秋同志这样优秀的艺术家离开了他喜爱的舞台，离开这个世界而难过。高兴的是，今晚看到你的身体还健康，精神也不错，又看到了程砚秋同志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各个不同时期的剧照，好像他还活跃在舞台上。”临走的时候，江青对程夫人说：“请你保重身体，为程砚秋同志好好活着，祝你健康长寿。”程夫人把江青、姚文元送到车上，并说：“请江青同志保重，请你为我给毛主席带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言归正传，再说6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搞好“四清”运动的六条标准，他说：

“1、要看贫下中农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2、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否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3、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没有参加劳动。4、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5、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6、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

6月8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到应该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说：

“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

陶铸、李雪峰提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说：

“那没有东西嘛！”

接着，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

刘少奇插话说：

“苏联，一个是这次出修正主义，一个是十月革命，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会出。”

毛泽东说：

“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嘛！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刘少奇插话说：

“现在下边出现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中国出了赫鲁晓夫，各省赞成我看也不容易。”

毛泽东说：

“我看这个问题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

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

“宋任穷同志的一个材料很值得注意。那个支部书记说要注意后事，注意培养提拔青年人。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大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些人占着位置，都是老年人。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

毛泽东又谈到了文艺问题，他说：

“文艺界为什么弄那么多协会摆在北京？无所事事，或者办些乱七八糟的事。文艺汇演，军队的第一，地方的第二，中央的最糟。这个协会，那个协会，这一套也是从苏联搬来的。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老搞死人洋人，我们的国家是要亡的。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体育也要对革命斗争和建设有益处。”

毛泽东还谈到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他说：

“‘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

原来，杨献珍于1963年2月在党校讲《唯物主义引言》一课时提出了“合二而一”的概念，他说：“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1964年4月，杨献珍在给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时又说：“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

据曹轶欧回忆说，毛泽东批评杨献珍的起因是这样的：“1964年，有一个叫林青山的人和一个叫艾恒武的人，写了一篇题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熟悉背景的同志都知道，‘合二而一’的观点是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发明，这个观点是明显地反辩证法的。情况反映到康生那里，康生对我说：‘为什么政治上叛党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在学术上都要和毛泽东唱反调呢？这如果不在理论上找到原因，就会使我们的绝大多数同志认识不了当前的形势，就会在大风大浪中迷失方向。’此后，康生直接报告了毛泽东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周恩来总理，大家都认为应当批判。毛泽东听了康生的汇报后，在中央会议上说：‘康生的意见是对的，任何理论和学术都是有阶级性的。离开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问题，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还特别指示说：‘要采取学术讨论的方式，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弄清这场讨论的来龙去脉。’于是，康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组织了一些人开始写批判和讨论的文章。”

就在这6月上旬，章含之参加完“四清”运动又来到菊香书屋，继续教毛泽东学英语，可她看到毛泽东是越来越忙了，学习英语的情绪也不如过去那样安逸轻松了。据章含之回忆说：有一天，毛泽东在学完英语后对她说：

“我的老师啊，有件事要同你商量，我的英语课恐怕要暂停了。党内出了点大事，我最近要处理很多事，很忙，顾不上学英语了。等忙完了再接着学，好不好？”

章含之忙说：

“主席事情多就不要再学了。”

自此以后，章含之在6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机会再见到毛泽东。

6月11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报告。尔后，毛泽东作了简短的总结，他说：

“有许多事情我们事先料不到。比如苏联出修正主义，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它要出嘛。比如中国的牛鬼蛇神，‘有鬼无害论’，它要出嘛。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晴天，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阴天呀？这个社会就那么干净呀？我看永远不干净。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对立统一，是两个侧面的统一。你只有一个侧面，还有什么对立统一？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好一个“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不知读者诸君您信不？反正我是相信的，有小诗为证：

戈氏叶氏原形现，苏联东欧变了天。谁言人心死如灰？世道从来有循环。

一从普京评章后，不朽马列上史篇。毛公斯言立存照，留与后人细细观！

欲知毛泽东此后如何批判修正主义，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3年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在1964年又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以及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通过这一系列的树立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宣传教育，的确使全社会的人们无不艰苦奋斗、奋发图强，从而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和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即使在那种物质并不发达的条件下，人民群众也都自觉自愿地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克勤克俭，无私奉献，努力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形成了毛泽东时代人人遵奉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史无前例的社会准则。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道德水准，已经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也可以说，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第34章 1964年6月13日—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话说1964年6月13日，也就是在现代戏观摩大会期间，张春桥向中宣部和文化部领导介绍上海创作《智取威虎山》的经验，讲到他们学习毛泽东著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突出了武装斗争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映。会后，陆定一在中宣部的部长办公会议上大发牢骚，他说：

“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都是形式主义！不要弄成非圣人之言不敢言，一切绝对统一。当初长征时，红军打到云南，天天吃宣威火腿，开头还新鲜，过了半个月，一见就厌烦，再也不想吃了。现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捧上了天，成了万能的灵丹妙药，哪里有那么一回事？读了一篇文章就解决了什么问题，这是哗众取宠，吹牛皮。有些人没读毛选也是很好的，也有些人读了毛选，还是一塌糊涂。这次戏剧会演，你们也要注意这些问题，不要让一些人把你们的脑子搞糊涂了。”

有人把陆定一的这些话报告了江青，江青冷笑道：

“有人听读毛主席的书，就像抽他的筋似的。让他们喊叫嘛，有本事来大会上来讲，躲在他妈的阴沟里放屁算什么好汉！我就是要给他们念咒，让他们头疼，让他们发抖，让他们鸡叫驴喊。”

6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拉希迪·姆·卡瓦瓦，他在谈话中说：

“现在非洲的问题是要独立，要反对外来干涉，要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独立。我们都要反对外来干涉。我国现在正在进行建设，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用几十年。对整个非洲来说，要赶上西方国家的水平，也要几十年。如果我们几十年能赶上，就算很快了。西方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都有几百年的建设历史。它们几百年建成这个样，我们几十年赶上，时间不是并不那么长吗？我们要有信心。有人说有色人种就不如白种人。我看，他们说得不对。有色人种觉醒起来之后，可能还要做得比西方更好一些。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地方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欧洲和北美洲的人民中也有很多人是不反对我们的。在美国人民中就有很多人是赞成我们这一方的，如美国专家有一些在我们这儿当编辑、翻译，也有的在我们的外国语学校帮我们教学。我们抗日战争时，就有个加拿大的医生在我们这儿工作，后来牺牲了。要把他们的政府、垄断资本家同广大人民分开来看。

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一样，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第一条，你们有人民；第二条，你们在非洲是个大国，有很好的土地，可以搞农业和畜牧业；第三条，可能有很多地下矿藏。这几条中，首先一条是你们有人民，有很好的人民。

你们非洲很有希望，全世界人民都注视着你们起来。不要讲很久以前的历史，就讲10年前和10年后就大不相同。10年前，埃及在1952年推翻了法鲁克王朝，苏伊士运河还没有收回。10年前还没有开万隆会议。世界变化相当快。

历史和未来不仅属于非洲人民和亚洲人民，而且属于所有欧洲、美洲各国人民。我讲的是人民，不是那些大资本家。”

卡瓦瓦真诚地告诉毛泽东：

“我们非常欣赏中国对我们正在发展中的国家所主动采取的一些措施，特别是你们的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毛泽东说：　　

“我们一定要实行八项原则。如果我们不执行其中任何一项，那就不行，对你们不利，对我们也不利。到外国去剥削人家，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自己还是被压迫者，这就是说台湾还没有解放。自己还是个不发达的国家，去打外国人的主意，像话吗？如果哪个中国人在你们那儿做坏事，你们就告诉我们，我们把他撤回来。你们也可以把他赶回来。

我们派出去的人，可能有不好的。我们要检查工作，如果发现有人对外国态度不好，就必须责令他改正错误；如果他不改，就调回来。我们也有跑到资本主义国家中去的人，他们看不惯社会主义，想跑，跑一点也可以，我们人本来就太多了。

我们之间相互平等，讲真话，不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6月15日，毛泽东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邓小平、贺龙、陈毅、聂荣臻、彭真、李先念、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罗瑞卿、陆定一、薄一波、康生、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陪同下，与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负责人和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兵种领导人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一起，来到北京西郊区射击场，观看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军事训练的汇报表演。

本卷前边已经说过，贺龙、罗瑞卿在1964年为贯彻毛泽东关于加强部队军事训练的指示，领导全军开展了群众性的大练兵、大比武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听了贺龙的汇报以后，他决定亲自检阅一下部队的训练情况。

射击场里，半自动步枪射击表演开始了，毛泽东聚精会神地用望远镜观察着。济南军区的射手宋世哲射击完毕，毛泽东热烈鼓掌，连声说：

“打得好！打得好！”

他交代工作人员说：

“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

宋世哲跑步上了观礼台，恭恭敬敬地用双手递上半自动步枪。罗瑞卿接过枪，递给毛泽东，说：

“这是我们自己造的半自动步枪，1963年装备部队，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都没有用过这样好的枪。”

毛泽东兴冲冲地接过枪，端起来做了几个瞄准姿势，开心地笑了，问：

“这枪都好准吗？”

宋世哲回答说：

“报告主席，非常准。”

毛泽东微笑着点头，又问：

“训练苦吗？”

宋世哲回答说：

“报告主席，不苦。”

毛泽东说：

“是的，训练就要不怕苦。不怕苦，枪才能准，才能打败一切反动派。”

接下来是北京军区部队表演半自动步枪快速精度射。毛泽东问：

“什么是精度射？”

罗瑞卿说：

“‘少而精’的精，是打得准的意思。”

表演结果是4名射手都是40发40中。毛泽东站起来鼓掌，他说：

“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

杨得志说：

“没有那么多子弹，一颗子弹三个鸡蛋。”

杨勇也说：

“一颗子弹2毛钱。”

毛泽东说：

“子弹可以多造一些，平时多用一些子弹，打起仗来就省子弹了，打得准了嘛！”

在济南军区部队表演轻机枪速射时，毛泽东问杨勇：

“枪要夜间打，有夜间的吗？”

杨勇说：

“有，今天请主席看看，夜间打枪打迫击炮。”

毛泽东说：

“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在很黑的夜间搞，什么也看不见。”

杨勇说：

“我们正在突击搞夜间训练。夜晚，15公尺，我们根本什么也看不到，经过训练的战士能看到。”

毛泽东说：

“夜间训练不容易看到。”

杨勇说：

“我们现在每个团都有搞夜间训练的连队，晚上练技术也练战术，但夜间训练还要有个白天的基础。”

毛泽东说：

“是要有个白天的基础。”

他看完机枪速射表演这个项目后，对贺龙说：

“不错嘛。”

贺龙说：

“因为主席来，有的战士太紧张了。我看的时候，半自动枪、冲锋枪好多都是百发百中。”

毛泽东说：

“紧张了还是不错。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

贺龙说：

“今天晚上主席可以看看他们的‘夜老虎’连表演。”

毛泽东说：

“什么叫‘夜老虎’？”

贺龙说：

“就是专搞夜间训练的连队，现在每个团都有这样的连队。”

毛泽东点点头说：

“好，就是要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

他回过头对杨勇说：

“敌人越凶越不要怕他！蒋介石过去不凶？美国不凶？具体到每人战斗的打法就不同了，就要重视他。军队无非是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打就吃他一口，吃不了大的就吃小的，吃了一口再吃一口。要从困难着想，什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不妨把它想多一点，想尽。1945年七大，我讲了十七条困难，其中一条是‘赤地千里’。不要只看到好的方面，要两分法。”

毛泽东来到侦察分队比武场地，杨勇向他介绍了侦察分队的几项主要训练项目。毛泽东问：

“部队是不是可以大规模地搞游泳训练？”

杨勇说：

“还没有。”

毛泽东说：

“游泳训练夏天完全可以搞，部队要学游泳。单靠游泳池不行，要学会在江河里游，不经过大风大浪不行。”

他来到擒拿格斗场地，在一个画着蒋介石头像的沙袋前停住了脚步，说道：

“蒋介石，久违了。”

说着，他对着这个沙袋连打了三拳，引得周围的人一片笑声。在观看汽车通过铁轨桥时，毛泽东看着一辆汽车沿铁轨倒回去，就笑着说：

“谁说不能开倒车？这不是开倒车嘛！”

杨勇说：

“每个军种、兵种，每个战士都有一套过硬的本领。”

毛泽东说：

“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文化。”

这天晚上，毛泽东看了“夜老虎连”的表演，非常满意，表扬贺龙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搞得好。

6月16日下午，各种军事表演结束了，毛泽东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众人等来到了昌平县的十三陵，他乘兴拉着罗瑞卿一起在十三陵水库游泳，心情极其愉快。

接着，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会议室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计划设想，他插话说：

“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

“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此后，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党委抓军事问题，二是要搞接班人。”

“光看表演不行。要抓兵，要搞武器工厂。”“省对军队、对民兵要过问，你们省委第一书记都是政委，多少年不执行任务，只是空头政委，不抓军事，一旦发生问题，就会手忙脚乱。不管敌人从哪里来，要做到有准备，我们的国家就亡不了。各级党委都要抓军事工作，抓民兵工作。”

“要把民兵很好整顿一下。从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整顿，组织上整顿就是基干民兵、普通民兵有多少，组织确定下来，有战士、班、排、连、营、团、师长，而且真正起作用。还有政治工作人员也要组织起来，一旦有事，拿起枪来就走。有人说，当三个月民兵精神面貌是不同啦。民兵组织要有组织，有兵、有官，要落实。现在许多地方不落实。要做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政治落实要有政治机构，有政委、教导员、指导员。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要分清民兵中的好人坏人，把坏人清理出去。要向民兵讲清，不论出了什么大事，不要慌慌张张，你慌张还能打胜仗？打枪，打炮，打原子弹，都不要慌张。政治上准备好了，就不慌张了，原子弹打下来，无非是见马克思，自古皆有死，死就死，死不完就干。把中国人都打死？我看就不见得，帝国主义也不会干，剥削谁呀！”

“只知搞文，不知搞武，只要人不要枪是不行的。你们不能光议政不议军啊！”“我们要有准备，打起仗来要靠中国顶住，靠修正主义是不行的。敌人打进来，我们就可以打出去。要抓民兵工作，只靠解放军不够。不但要搞文的，还要搞武的，要制造枪。各级地方组织也要抓军事。”“要有第三线，要搞西南后方，要搞得快些，但不要毛糙。钱就那么多，这就不要把摊子铺得那么大，铁路两头铺就快些。”

“总而言之，要准备打仗，打起仗来不要慌张，打原子弹也不要慌张，不要怕，无非是天下大乱，无非是要死人。总是要死的，站着死躺着死都行，不死就干，打死一半还有一半。”“对帝国主义不要怕，怕也不行，越怕越没劲，有了准备，不怕，就有劲。”

关于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

“关于和平演变问题，帝国主义说我们的第一代没有问题，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这个希望能不能实现呢？帝国主义这个讲话灵不灵呢？我们希望他讲得不灵，但也可能灵。赫鲁晓夫就是第三代出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从苏共20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为了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将来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要使帝国主义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的预言彻底破产，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5条：

第1条，要经常观察和教育我们的干部，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2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中央主席。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3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世界上没有纯的物质，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24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我们党的历史有5朝领袖，第一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张闻天），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个没完。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95%。

第4条，要有民主作风，有事要跟同志商量，充分酝酿，要听取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们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对毛泽覃发脾气，敲棍子，他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我看他这个话有道理。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

第5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死了张屠夫就吃带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人总是要死的，有老死、打死、淹死、飞机炸死等等，要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岗位，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后来，毛泽东讲的这五条内容，被写进了“九评”里面。

6月17日，从5月15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终于结束了，毛泽东委托刘少奇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作一下调整。于是，刘少奇就要求各省市以地区为单位，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集中工作队于重点县，上下左右同时清理。

6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苏共中央6月15日的一封来信。毛泽东指示对此信暂不理睬，先发表了“九评”再说。

6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列席会议的吴冷西到场时，陆定一已经在座，彭真也参加了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续到场。毛泽东首先对吴冷西说：

“今天找你来是要批评你，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人民日报》1961年12月发表赞扬京剧《李慧娘》的文章，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做过交代，一直没有检讨，也没有批评‘有鬼无害论’。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就提出抓阶级斗争，但《人民日报》对外讲阶级斗争，发表对苏共领导论战的文章，对内不讲阶级斗争，对提倡鬼戏不做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

他指着吴冷西，接着说：

“你搞中苏论战文稿，一年多没有抓报社工作。你一定要到报社去开个会，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讲一讲，也同新华社讲一讲。

《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国际宣传也有成绩。但是，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报》长期不抓理论工作，从报纸创办开始我就批评这个缺点，但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你们的《学术专刊》是我逼出来的。过去《人民日报》不抓理论工作，说是怕犯错误，说报上发表的东西都是100%正确。据说这是学苏联《真理报》。事实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报纸。《真理报》现在正走向反面，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最大的错误。《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改了就好。”

6月23日，周恩来、康生、江青等人接见了参加现代戏观摩大会的各个演出团、观摩团负责人和主要演员及创作人员，一共有300多名戏剧工作者，并和他们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座谈会。周恩来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们这次大演现代戏是有重要的世界意义的，我们的戏曲工作者一定要把毛主席关于文艺方向的指示贯彻到底，一定要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辩证关系，在处理戏曲革命的中心也就是人的思想革命化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大家要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

康生在讲话中说：

“我们的现代戏是要有社会主义的革命内容的，要警惕有人搞反革命的现代戏。因为现代戏，革命的人们会使用，反革命分子也会使用，我们不能让阶级敌人利用我们的阵地搞颠覆我们政权的活动。”

江青在这次座谈会上作了题为《谈京剧革命》的讲话，她说：

“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

京剧革命现代戏是演起来了，可是，大家的认识是否都一样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戏曲应该是保护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如果把握不好这个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我们应该深思一下，我们的戏曲究竟是为六亿几千万工农兵服务呢？还是为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服务呢？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3000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90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80多个是文工团，其余2800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90几个话剧团，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个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

江青还在讲话中三次赞扬了上海市委，她说：

“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

“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的。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

“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张春桥也在这次全国性的会议上亮了相，他着重介绍了上海领导创作现代戏的经验，他说：

“我们在江青同志的指挥下，一开始就把排演现代戏的问题提高到无产阶级占领文艺阵地的高度，提高到我们的文艺和戏曲究竟是走什么道路的高度来认识，这就给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今后的方向。我们决心紧跟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按照江青同志提出的创作革命现代戏的要求，闯出一条属于无产阶级的崭新道路来。”
会后，陆定一和周扬等主管文化艺术的领导人请示彭真等人说，周恩来总理认为这次座谈会非常重要，我们该如何宣传？彭真等人说，一是不需要在全国广泛传达，二是要求新闻界采取“不宣传、不报道、不讨论”的方针。就这样，他们压下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和张春桥的讲话。

6月2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他在谈话中关于人的改造问题说到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他说：

“溥仪现在在全国政协搞文史资料工作，他自由了，可以到处跑了。过去当皇帝他好不自由。过去当皇帝时他不敢到处跑，是怕人民反对他，也怕丧失自己的尊严。当皇帝到处跑怎么行？可见人是可以改变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方针，毛泽东说：

“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也是支持的。这些革命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比如古巴，不是我们叫卡斯特罗起来革命，是他自己起来革命的。你们相信吗？是美国叫他革命的，是美国走狗叫他革命的。又如阿尔及利亚，是我们叫本·贝拉革命的吗？以前我们认都不认识这个人，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是他们自己起来革命的，他们成立了临时政府，我们就承认。他们要求支持，我们就给他们支持。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在某一点上讲也有道理。因为我们支持卡斯特罗，支持本·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战争。还有一次，1950年到1953年美国侵略朝鲜时，我们支持了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的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是不会放弃的，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

6月24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等，他在谈话中说：

“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好。”

关于军事理论问题，毛泽东说：

“1936年，红军大学要我去讲革命战略问题。好，我就看参考书，考虑怎样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讲义。我看了国民党的军事材料，看了日本、俄国和西欧国家的一些军事著作，其中包括克劳塞维茨的军事著作，也看了一点苏联编的军事资料和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等，主要是总结中国10年内战的经验。写的讲义题目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没有写完，还有关于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党的工作等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主要部分写好了，我就不讲了。有书，你们看就是了。红军大学的同志帮了我的忙，他们不叫我教书，我就不会去写。当教员也有好处，可以整理思想。”

6月24日晚，毛泽东利用王海容放暑假的机会，用很长的时间和她谈了话。

王海容是在北京化工厂当了一个时期的徒工后又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她时常穿一身朴素的服装，方口布鞋，留齐耳短发，戴眼镜，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毛泽东在和她的谈话中了解了学校的情况，同时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见解，主要内容如下：

王海容：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听说出现了反动标语，还有用英文写的，就写在我们英语系的黑板上。

毛泽东：他写的什么反动标语？

王海容：我就知道一条，是“蒋万岁”。

毛泽东：英文怎么讲？

王海容：Long live 蒋。

毛泽东：还写了什么？

王海容：别的不晓得，我就知道这一条，还是章含之告诉我的。

毛泽东：好嘛！他多写一点儿贴在外边也让大家看一看，他杀人不杀哪？

王海容：不知道他杀人不杀人，要是查出来，我看开除他，让他去劳动改造。

毛泽东：只要他不杀人，就不要开除，也不要送他去劳动改造，让他留在学校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给大家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好，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不好。你们学校有多少人？

王海容：大概有三千多人，其中包括教职员。

毛泽东：你们三千人中最好能有七、八个反革命分子。

王海容：出了一个就了不得了，还要出七、八个，那还了得！

毛泽东：我看你这个人哪，看到一条反动标语就紧张了。

王海容：为什么要七、八个呢？

毛泽东：多几个就可以树立对立面，可以做反面教员，只要他不杀人。

王海容：我们学校贯彻阶级路线，这次招生70％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其他就是干部子弟，军烈属子弟等等。

毛泽东：你这个班有多少工农子弟？

王海容：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干部子弟，其他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他们表现都很好，我能向他们学到很多东西。

毛泽东：他们和你关系好不好？他们喜不喜欢和你接近？

王海容：我自己认为还不错。

毛泽东：这样就好。

王海容：我们有两个干部子弟可不好了。上课不用心听讲，下课也不练习，专看小说，有时在宿舍睡觉，星期六下午开会有时也不参加，星期日也不按时返校，有时星期日班里和级里开会，他也不参加，大家对他很有意见。

毛泽东：你们教员允不允许你们上课看小说、打瞌睡？

王海容：不允许。

毛泽东：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磕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自己多看。我看你讲的那个学生，将来有所做为。他只是星期六不参加会，他就只是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个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二点再回去。谁要你们星期天晚上开会嘛！

王海容：现在我们这里尽星期天开会，不是班会就是支部会，要不然是级里开会，这学期从开学到我出来为止每个星期天晚上都有会。

毛泽东：回去后，你要带头造反，星期天不要回去，开会你就是不去。

王海容：我不敢，这是学校的制度，规定星期天一律都要回去，否则别人会说我破坏学校制度。

毛泽东：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要破坏学校制度。

王海容：这样做不行，会挨批评的。

毛泽东：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学校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学校应允许学生造反，回去你就带头造反。

王海容：人家会说我，毛主席的亲戚还不听毛主席的话，带头破坏学校制度。人家会说我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

毛泽东：你这个人哪，又怕人家批评你骄傲自满，又怕人家说你无组织无纪律。你怕什么啦？你就说正因为我是毛主席的亲戚，才听他的话，正因为我听了他的话，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这个人都是一些形而上学。

6月26日，江青把现代戏剧观摩大会办公室在6月24日为送审她《谈京剧革命》的讲话记录给她写的一封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谈京剧革命》的记录稿，在那封信上批道：

已阅，讲得好。

6月27日，中宣部文艺局起草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未经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修改），由江青直接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在报告上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人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批语，应该是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第三个批示。

欲知毛泽东在文化艺术领域还采取了什么重要措施，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3年11月、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对文艺界的3个批示（很多书籍和资料只讲“两个批示”），是向封、资、修文化艺术发起进攻的3颗信号弹。下一章将要讲到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成立，便是他采取的第一个重要的行动措施。这个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能够完成“文化革命”的使命吗？请读者拭目以待吧！

第35章 1964年6月29日—

“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

话说1964年6月29日，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个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了成功。毛泽覃与贺怡的儿子贺麓成参与了第一个中近程导弹的研制工作，他是中国自行培养的一位优秀的导弹专家。

6月底，也就是在周恩来、康生、江青与现代戏观摩大会的代表们举行座谈会一个星期后，陆定一、周扬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万人大会，请彭真作了一个专门讲现代戏演出问题的讲话。彭真在讲话中与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截然相反，提出了现代戏、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三并举、三重要、三等量的方针，他说：

“现在可以把那些古戏稍微搁一搁，放一放，抓一下现代戏。等把现代戏演顺了手，再来演出一部分古人的戏。现在的一部分现代戏，实际上是粗制滥造，非骡子非马，弄不清它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不需要那样的现代戏，我们要把《箭杆河边》（由北京实验京剧团演出，其唱腔是按照传统曲调安排设计，没有新唱腔——笔者注）这类戏，好好地演出，争取得到大家的拥护。”
彭真的讲话，立刻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并印成了单行本、专集，广泛进行宣传。江青对周恩来说：

“你看看，难不难，毛主席指示请你来挂帅可能要好一些，现在人家偏偏不买我们的账，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是我夸大吧。人家就是要一套又一套的和我们对抗，和毛主席对抗。北京要办成一件事情，是多么的难呀！”
与此同时，林默涵又指示一些笔杆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对上海演出的现代戏《智取威虎山》进行批评，认为“这个戏把原小说的精华部分去掉了，敌人的形象不如小说写得那样狡猾和嚣张，这就使正面人物很难完全树立起来。所以，这个戏的演出无论在剧本和演出都不是成功的。”

中宣部和文化部还在内部刊物上，以反映情况的名义，对江青在《谈京剧革命》中的意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小简报》上，几次发表文章说，江青的意见简单、粗暴，不足为道。在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内部刊物《文艺战讯》上，也发表了许多评价《箭杆河边》的文章，称赞这出戏。因为江青说过这出戏是 “正不压邪”，所以，署名萧甲的文章就说：“我看这出戏比《芦荡火种》还要细。” 刘厚生也发表文章说：“我认为这个戏不错，有人觉得正不压邪，我倒觉得不太突出，因为正面人物也演得不错。”

林默涵等人还在演出人员和专家们的座谈中，对江青抓的现代京剧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江青看了听了这些议论，她不动声色地对中宣部和文化部的一些人员说：

“这不是一个艺术的意见，是要好好地考虑一下，是坐在哪一边的问题，是坐在正面人物一边，还是坐到反面人物一边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不能沉默，要组织文章，展开讨论。”

1964年7月1日，《红旗》杂志在第12期上发表社论，题目是：《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社论赞扬了在北京举行的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盛况。

7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以及各协会重新整风。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由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主管文化革命工作。

此后，这个小组开始领导文化部和文艺界各协会及文化部直属的文艺单位，进行了整风运动。这个小组又叫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因此，称之为反修防修的文化革命便首先在文化艺术领域开始了。

7月4日，毛泽东看了《人民日报》刊登的《北京怀柔县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报道后，在给吴冷西的批语中写道：

吴冷西同志：

怀柔县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做法，各省可能都有，要广泛采访、转载，在几年之内做到每县每社每个工厂、学校、机关都有报道，但要是真实的，典型的。固步自封的反面材料，也要登一点。这个问题，报社和通讯社应当讨论一下。并与各省、市、区联系，要他们也一样做。

毛泽东 7月4日

7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土金璋等12位来自延安的干部。

据土金璋回忆说：1964年6月，我任延安地委副书记，负责外事和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工作。纪念馆陈列方案报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后，我们一行12人，由我带领去北京向党中央汇报，并向在北京工作的“老延安”征求意见，以便最后定案。我们到了北京，为了工作方便就住在中直招待所，确定由我负责和中央办公厅、中宣部联系汇报事宜，其他同志则每天出去走访老同志，征求他们对陈列方案的修改意见。7月2日下午3时左右，毛主席办公室汪东兴主任派车将我接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

“主席想念延安和延安人民，想回延安去看看，并问延安有无干部到北京，在未去之前想了解一下延安的情况。我打听到你从延安来，想请你向主席简要地汇报一下延安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

听到这话，我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能又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紧张的是我4月份才由北京调到延安工作，对工农业生产正处于熟悉情况阶段，随身又未带材料，担心向毛主席汇报不好。因此，我建议说：

“我们一同来了10多位同志，如果都能参加主席接见，大家都谈，你一句，他一句，这样谈就全面些，不仅能满足主席了解情况的要求，也能满足主席见到更多延安人的愿望。”

汪东兴说：

“这个意见可以考虑，今天不定，过两天再说。”

7月6日上午，毛主席办公室的同志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延安来的同志7号下午不要外出，在招待所等待。7月7日上午毛主席办公室的同志又来了电话，指名要我接电话，说下午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

7月7日下午5点钟，一辆乳白色的小面包车从招待所大门驶进，服务员同志礼貌地来到我们坐等的小会议室，兴奋地说：

“中办来车接延安的同志们。”

黑振东、张茂远、刘克廉、黄高谦、冯芝桂和我等12位同志立即上了车。小面包车在奔驰，大家顾不上欣赏窗外的景致，一颗颗焦急的心已早早飞到人民大会堂，飞到毛主席身边。当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时，汪东兴同志告诉我们：

“主席正在接见外宾，很快就要来了！”

我特意看了一下手表：6点20分。幸福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汪东兴带我们到湖南厅前厅。蓦然间，我们眼前一亮，主席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出现在我们面前。同志们又惊又喜，只见主席微笑着、迈着稳健的步履向我们走来，汪东兴上前告诉主席：

“延安同志来看望您了。”

主席听到后满面笑容地点点头，同大家一一握手。我第一个和主席握手，我仔细地端详着主席熟悉的面容：那宽阔的额头，温和的眼神，慈祥的笑容，无一不显出伟人的风采。握着主席那温暖宽厚的大手，我激动得心呼呼直跳，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汪东兴介绍说：

“他们都是从延安来的。”

由于我和主席在钓鱼台国宾馆见过几次面，这时主席一直握着我的手不放，打量着我，摇了摇头连声说：

“不，不，不。”

汪东兴忙作解释说：

“金璋同志原在钓鱼台宾馆工作，后来调到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工作，因延安这几年外宾去的多，陕西省委把他要回去在延安工作啦。”

主席听罢，一边点头一边说：

“这就是了，这就是了。”

我说：

“主席好！延安人民想念您！”

主席慈祥地笑了，他说：

“我也想念延安，想念延安人民啊。你们都在延安工作吗？”

我介绍说：

“我在地委工作，其他同志都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和延安党校工作。”

主席又问：

“延安现在怎么样？”

我说延安有不小变化。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着延安的情况。我接着又说：

“延安人民都很想念您，盼望主席能回去看看。”

主席深沉的目光投向远处，缓缓地说：

“我来北京之后，还没有回过延安，再回一次延安就好了。我是应该回延安看看，应该看看延安人民的，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谢谢延安人民啊。”

汪东兴走过来对主席说：

“延安的同志们想同主席照个相。”

主席笑着说：

“好！好！大家照个相留念。”

同志们又热烈地鼓掌。主席连连招手，关心地叫大家站好。大家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毛主席，以至于摄影师按下快门时，冯芝桂同志还未将双手放下。照完相，主席和大家握手告别，同志们对主席说：

“祝愿主席身体健康。”

主席也笑着说：

“好！好！谢谢大家。”

大伙用热烈的掌声欢送毛主席，主席一边招手一边说：

“谢谢你们。”

7月9日，毛泽东接见了在朝鲜平壤参加第二届亚洲经济讨论会后来华访问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就知道亚非拉人民将来的前途。比如中国吧，在19年以前，日本军国主义霸占了我们大半个国家，我们同它打了8年仗。抗战胜利后美国人来了，他们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我们在解放前要对付的敌人，有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还有它们的走狗汪精卫、‘满洲国’的康德皇帝、蒋介石。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30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8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120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个忙不是日本共产党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帮的。因为日本共产党没有侵略我们，而是日本垄断资本和它的军国主义政府侵略我们。我们的第二个教员，帮了我们忙的是美帝国主义。第三个帮了我们忙的教员是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有400多万军队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军队同他打了4年仗，从过去120万发展到500多万。蒋介石的95%以上的军队统统被我们消灭，只剩下5%不到的军队跑到台湾去了。中国得到的教训是这样：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反抗。帝国主义，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或其他帝国主义，都是可以打倒的。国内反动派，如蒋介石，不管多么强大，也都是可以打倒的。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情况。

现在日本人民有很大的觉悟，发动了很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本国垄断资本的运动。是谁使他们起来的呢？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压迫和剥削把他们教育出来的，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教他们这样做的。我说，日本垄断资本也不是完全赞成美帝国主义占领日本的，有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不满意这种占领，因为在美帝占领下，日本不仅丧失了殖民地，而且自己也受美国控制。现在不仅日本人民，而且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也开始反对美帝国主义。

讲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历史，近十几年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是非洲，就有30几个国家独立了。1958年前，我很少见到非洲人。从1958年到1964年，每年经常看到非洲朋友。非洲有一个很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风暴。比如埃及，1956年发生了苏伊士运河事件，是英、法联军强大些，还是埃及军队强大些？英国、法国那样强大，为什么一打就跑了呢？现在苏伊士运河究竟在埃及人手里，还是在英、法帝国主义手里呢？再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打了8年仗，法国在战争后期出动了80万军队，民族解放军只有三四万军队，究竟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强大些，还是法国帝国主义强大些？再讲讲古巴，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巴蒂斯塔强大些，还是卡斯特罗强大些？卡斯特罗军队80多人从国外乘船回古巴登岸，激战后剩下的12人，躲在农民家里，后来又起来搞游击战争，他们经过两年多，就取得了胜利。至于对越南反对法国的侵略，对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的侵略，我们都是公开支持的，这样岂不要得罪法国政府吗？不，胡志明胜利了，本·贝拉胜利了，法国却承认了中国。所以说，世界上的事情在发生变化。现在法国人在教训美国人，叫美国接受法国的教训，不要在越南南方打仗了：‘我们法国人失败了，你们美国人要打，也要像我们一样失败的。’美国大概会接受法国的教训，已经打了三年打不赢，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你们看吧！三年也好，再长一些时间也好，美国总是要从越南走的。美国从泰国、老挝、菲律宾、南朝鲜、日本等地也都要走的，还有从台湾也是要走的。它走的时间算不准，但一定要走的。所以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它走，也可以文明一点走。请它走它不走，怎么办？那就学卡斯特罗的办法，学本·贝拉的办法，学胡志明的办法，也可以学中国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讲到人民，不是讲反动派，是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压迫、剥削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比如你们在座的亚非各国人民的代表，你们压迫中国人民了吗？你们剥削中国人民了吗？我们没有感觉到。中国人民能压迫你们吗？能剥削你们吗？如果中国政府这么干，那末中国政府就是帝国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了。如果有的中国人不尊重你们，不讲平等，在你们国家捣鬼，那末你们可以把这样的中国人赶走。这就是亚非拉人民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根本原则。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系。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只不包括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内的走狗。

至于如何打败国内反动派的问题，我认为或者用文的办法，或者用武的办法。有些国家要号召广大人民起来用武力反对反动派，因为反动派手里有武器。这就要按照各国情况，利用适当时机，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反过来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是人拿在武器手里，还是武器拿在人手里？当然是后者，因为武器没有手，哪个武器有手？我打了25年仗，包括朝鲜战争三年。我原来是不会打仗的，不知道怎样打，是通过25年的战争过程学会打的。我从没有看见过武器有手，只看见人有手，而人用手掌握武器。

我们的‘名誉’很不好，美帝国主义者说我们是侵略者。他们说我们侵略了中国，这确实是‘侵略’了蒋介石，但那是蒋介石先侵略了我们嘛！又说我们侵略了朝鲜，那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打到了鸭绿江边，我们才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还说我们侵略了印度，那是因为印度打进了我国几十公里，它打了好几年，我们才自卫还击。一打就打回了老国境。在几千公里的老国境线，印度人跑光了，没有军队，那我们就撤回来了，撤到帝国主义规定的所谓新国境线这条线我们是不承认的。我们从这里后退20公里，设立了缓冲地区。帝国主义者还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原因是我们过去帮助胡志明打法国人，现在又支援越南南方打美国人，我们也支持过本·贝拉打法国人。哪个地方需要支持，我们就支持，因此就‘名誉’不好，当了‘好战分子’。

安哥拉朋友问，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要防止哪些幻想和危险？由于安哥拉现在还没有解放，仍要搞武装斗争，你们现在只能搞革命，经济建设只能在根据地搞一些。葡萄牙是不会帮助你们的。美国的帮助是别有用心的。如果说要防止幻想，我想要防止对美国的幻想。至于建设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危险，现在很难说。如果要说防止危险，就是防止从帝国主义方面来的危险。至于实际工作犯些错误，那是难免的。哪个政党都要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就犯过很多错误，犯过重大错误。犯了错误，改正就是了。错误能帮助人头脑清醒。”

随后在谈话中，一位桑给巴尔的来访者对毛泽东说：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诚挚的敬意。自踏上中国这块土地，我就向往着与您的会面，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激动之情。”

毛泽东没有耐心听来访者的恭维话。他盯着桑给巴尔朋友，平静地问：

“你读过马克思、列宁的书吗？”

过了一会儿，这位非洲客人变得更加客套起来，他说：

“您的著作实在是好……”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

“我写的东西不多。”

桑给巴尔客人坚持说：

“不，您的著作很多。”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

“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

他说了声“再见”，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7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日本社会党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美国的手伸到我们整个西太平洋、东南亚，它的手伸得太长了。驻在这里的第7舰队是美国最大的舰队。美国有12艘航空母舰，第7舰队就占了一半——6艘。它还有一个第6舰队驻在地中海。当1958年我们在金门打炮时，美国人慌了，把第6舰队的一部分向东调。美国控制欧洲，控制加拿大，控制除古巴之外的整个拉丁美洲。现在它把手伸到非洲去了，在刚果打仗。

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也反对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你们的垄断资本是你们反对的，可是他们也不满意美国。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公开反对美国。另一部分依靠美国。但我看，随着时间的延长，日本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会把骑在头上的美国人赶走。”

7月11日，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第三个批示传达后，不仅引起了文艺界的震惊，而且使全党为之震动。文艺界又开始了为期十个月的第二次整风学习。其间，对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对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还有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一批文艺界代表人物，进行了批判，并改组了文化部党组和各协会的领导班子。

邵荃麟曾经认为文艺创作主题狭窄、方法简单化、模式化，在1962年前后提出了文艺题材和创作方法要多样化，不但要写正面人物，要写反面人物，还要写中间人物。在这次整风学习中，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被当作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批判。他本人被当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抵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在党的文艺领导机构中的代言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7月1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九评”。“九评”原来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后来毛泽东把它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毛泽东原先还指示写“十评”，后来由于赫鲁晓夫下了台，“十评”就没有发表。所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评论的最后一篇，也是9篇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文章中把毛泽东近年来提出的反修防修的理论和政策加以整理，概括为15条内容；同时又引入了毛泽东在6月16日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

7月14日这一天，刘少奇到了南京，江渭清向他汇报了江苏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

接着，刘少奇来到正在举行的江苏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上，作了两次讲话。

就在这次江苏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上，揭发出了涟水县高沟公社曾经发生的原来的社、队干部对“四清”运动中新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打击报复”、“反攻倒算”的“高沟事件”，淮阴地委书记张景良就“高沟事件”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受到了刘少奇的赞赏。

刘少奇在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许多领导浮在上面，不蹲点，就是下去也是“面上跑跑，听听汇报，指示指示”。他还说：

“现在情况变了，搞调查研究，光靠开调查会不行了，只有领导亲自带工作队，蹲到点上去，直接掌握运动，才能取得第一手材料和经验。你当书记的，生病也生得，休息也休得，离职学习也离得，甚至死也死得，为什么离开自己职务蹲半年点就不行？”

他要求省、地、县三级领导都要分期分批，轮流下去蹲点。并强调省、地（市）、县委书记，都必须有两个大队、两个工厂的经验，才有资格当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

后来在7月29日，王光美曾打电话给江渭清，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指示：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

再说刘少奇在南京期间，批评了包括江苏省在内的“四清”运动。对此，江渭清表达了不同看法。刘少奇说：

“‘小四清’打了败仗嘛！”

江渭清说：

“不能这么讲。据了解，已经开展社教的社队，60%打了胜仗，是有成绩的；30%比较一般，成绩不够显著；只有10%不够好，需要补课。”

针对刘少奇讲话中所说好的基层干部是少数，公社、大队干部大部分烂掉了，江渭清认为，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江苏没有发现烂掉的社、队领导班子。刘少奇说：

“你这是没有下去，不知道实际，讲的还是三年前老情况。”

江渭清回答说：

“我经常下去，对本省情况是知道的。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

刘少奇打断江渭清的话，问他对王光美“桃园经验”的报告有什么看法。江渭清说：

“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如果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

刘少奇说：

“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

江渭清回答说：

“不盲目执行。”

第二天晚上，刘少奇离开南京前夕，对江渭清严肃地说：

“你的意见（即‘四清’运动是有成绩的，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对王光美的报告不能盲目执行——笔者注）是不对的。”

江渭清坚持原来的看法，这就引起了“顶撞”，刘少奇发了脾气。

江渭清在回忆录中说：刘少奇同志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强调国内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提出“四清”运动中要反右倾。

由于两人的分歧未能消除，便为两个月后刘少奇写信批评江渭清埋下了伏笔。

再说7月15日，毛泽东开始修改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的复信稿。他针对苏共坚持要把二十大、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写进兄弟党国际会议文件的说法，在复信中加写了一连串的质问：

“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毛泽东在复信的最后部分，又加写了几段话，劝告苏共领导人不要召开分裂性质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他还指示康生、吴冷西等人，复信稿在批驳苏共坚持“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他以特殊的责任”这一说法的份量不够，他说：

“还要多讲几句，以剥夺他的什么召集权。”“另外要写一段自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十多年没有国际会议，而各国革命却胜利了，各国共产党却发展了。”

7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和放暑假回到菊香书屋的侄子毛远新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一开头就问毛远新：

“这半年你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提高？”

毛远新回答说：

“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是表面的。”

毛泽东说：

“看来你还有进步，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样简单了。‘九评’你看过没有？接班人五条看了没有？”

“看过了。”

毛远新说。接着，他把《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上所讲的内容简单地讲了一下。毛泽东说：

“讲是讲到，懂不懂？这五条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第1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2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被敌人拷打，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人着想。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很多人都是让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吃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中间派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么！怎么能当上左派？”

毛远新说：

“我还是有点希望吧？”

毛泽东说：

“有希望，好！超过我的标准就更好。”

他接着解释五条标准，他说：

“3、4、5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分析第3条时，毛泽东说：

“你们开会怎么开的？你当班长是怎么当的？人家提意见能接受吗？提错了受得了吗？冤枉你能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么团结人？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蜜糖，耳里听的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他讲到第4条时问毛远新：

“你是否和群众合得来？是否和干部子弟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常让人家讲话，不要一个人说了算！”

在讲到第5条时，他说：

“现在你已经有了进步，有点自我批评了，但还刚刚开始，不要认为什么都在行了。”

接着，他又问：

“你要学习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毛远新回答说：

“我当然要学马列主义。”

毛泽东说：

“那可不一定，谁知道你要学什么？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

毛远新回答说：

“马列主义就是要搞阶级斗争，搞革命。”

毛泽东说：

“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搞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起工农联合政府，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权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是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还要什么革命？”

毛远新说：

“据说，在工厂实习，听到一些工厂‘五反’情况，受到教育很大。”

毛泽东说：

“哪里都有反革命分子，工厂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都混过去了，不管他改变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他们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身边吗？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分子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毛泽东所说的陈东平是陈再道的长子，此人在台湾国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的形势下，主动与敌特机关联系，案发后被开除学籍、团籍、军籍，并对其实行劳动教养。此子终究不成器，后来于1983年在洛阳犯罪，判处死刑，1984年被执行枪决。

再说毛泽东接着询问了学院的政治思想工作。毛远新讲了自己的看法，并说开会讲课多，形式上轰轰烈烈的，解决实际问题不多。毛泽东说：

“全国都大学解放军，你们是解放军，为什么不学？学院有政治部嘛，那是干什么的？有政治教育吗？”

毛远新说明了政治教育情况。毛泽东说：

“都是上课，讨论有什么用处？应当到实际中去学。你们就是思想第一没有落实。你们一点实际知识也没有，讲那些东西怎么能听懂？”

毛泽东要毛远新天天在大风大浪中坚持游泳，他说：

“水，你已经认识它，已制服了它，这样很好。你们骑马吗？”

毛远新说不会。毛泽东说：

“当兵不会骑马不应该。你打过枪吗？”

毛远新说，有4年没有打了。毛泽东说：

“现在民兵枪都打得很好，你们解放军还没打过枪，哪有当兵的不会打枪的？”

他还对毛远新说：

“你们学院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讲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们是怎么个学习法？只听讲课能学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习。”

毛远新说：

“工科学院与文科学院不同，没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去接触社会。”

毛泽东说：

“不对，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我已和总长讲了这个问题。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部去，一个也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对于你不仅要去参加五个月四清，而且还要去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对于社会谈不上有什么了解。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业。不然军工让你毕业，我还不承认你毕业的。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算大学毕业呢？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你们学院就是思想工作不落实，这么多反革命都没感觉？陈东平在你身边，就不知道？”

毛远新说：

“陈东平是在家休学听敌人广播变坏的。”

毛泽东说：

“听敌人广播就那么相信？你听了没有，敌人连饭吃都没有，他的话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敌人就能看得起他。

什么是四个第一？（毛远新讲了一遍）知道了，为什么抓不住活思想？听说你们学院政治干部很多，就是不抓基层，当然思想也抓不住。学院当然有成绩，出了毛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军工才办了10年，军队办技术学校，我们也没有经验，好像1927年我们学打仗一样，开始不会打，老打败仗，后来就学会了。”

毛泽东又问：

“你们学校的教学改革情况怎么样？”

毛远新说：

“这次考试我们队用新的方法进行试点，大家感到很好，真正考出水平来了。而且对整个学习方法也发生了影响，有可能学得活了。”

毛泽东说：

“早就该这样办了。”

毛远新说：

“过去就是分数概念，学习搞得不主动。”

毛泽东说：

“你能认识就好，这也不能怪你，整个教育制度就是这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5分。你不要去争取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制死了。你姐姐也吃过这个亏。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北大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只得3分半到4分，可是毕业论文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一套看透了。在学校是全优，在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了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50%，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他的讲义底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钻研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最主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习。研究历史不结合现实不行，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就等于放屁。研究古代史要结合现实，也离不开挖掘，考古，尧舜禹有没有？我就不信，你没有实际材料证明嘛！商有乌龟壳证明，可以相信。钻到书堆中去学，越学越没有知识了。我过去在抗大讲课时，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30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

后来，高等教育部将毛泽东与侄儿毛远新的这次谈话内容，整理成《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转发给全国各地。

欲知毛泽东对教育问题的重要论述后来产生了什么影响，且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关于毛泽东与毛远新的谈话时间，大多数资料都写的是7月5日，笔者此前在本传中也采用了这一说法。但细细考证一下，觉得还是有问题的：一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在7月14日公开发表的，毛泽东怎么会在7月5日问毛远新：“‘九评’你看过没有？接班人5条看了没有？”二是在另一个资料中多了一句对话：毛远新回答说没有看，毛泽东说在我的办公桌上，你去看看。这怎么可能呢？稍微了解毛泽东的人都知道，这个对话是不可信的。毛泽东的办公桌绝对是禁地，怎么会让一个毛头小子去那里翻阅一份尚未公开发表的党内重要文稿呢？因此，笔者以为，“7月5日”说，是不可取的。

另：毛泽东对中国的教育问题，是最了解也是最有发言权的。本传就所能见到的有关史料，对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学习和办学经历，已经尽可能地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他从9岁那年开始，先后在7个私塾里接受了6年多的旧式教育；在家里参加了两年劳动后，17岁又到东山高等小学堂接受了半年的新式教育；在驻省湘乡中学读了将近1年书后，参加辛亥革命军，当了半年的兵，退伍后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即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学习半年，接着，又在定王台自修了半年。从1913年到1918年，他先后在湖南省第四师范、第一师范读了将近5年的书。后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他还旁听了不少名家的课。他在湖南一师上学时，就办过工人夜校，走上社会后，又先后创办过湖南自修大学、教过小学、中学，办过工人夜校。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教过课，接着，他又亲自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红军时期，他还先后创办了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且在这些大学里无数次走上了讲台。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毛泽东的求学、办学经历，还是他的求学、办学体会和经验，也无论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其它各方面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还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特别是教育史和教育现状的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资历和卓越的认知是无与伦比的。那些上过正规大学与喝过洋墨水的同代人和晚辈人，在中国教育的认知上，绝对是难以望其项背的！至于那些与他同时代的留法、留德、留苏、留比等等勤工俭学镀过金的“海归”们，那就更不用提了。

第36章 1964年7月—

“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

话说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文章中写道：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是“有目的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反动的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是抹煞阶级界线，取消阶级斗争的阶级调和论，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此后，杨献珍被撤销了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很多与他学术观点相同的人，也先后受到了批判。

7月17日晚，毛泽东观看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7月23日晚上，毛泽东观看了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很高兴。他对江青说：

“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他还说：

“剧名可以改为《沙家浜》。”

于是，编剧汪曾祺在江青的主持下，就把《芦荡火种》改编为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京剧《沙家浜》。有人提出：

“剧本很重要，是不是让主席过目。”

江青觉得这个提议很好，就把剧本送给了毛泽东。几天后，汪曾祺和其他几位创作人员接到通知，说毛泽东晚上8点要和他们谈谈剧本。

这天晚上，汪曾祺和于会泳等人如约来到毛泽东的书房。

于会泳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曾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他学的是西洋作曲，担任作曲系党总支书记。江青听说上海有这么一个东西方音乐都会并且表现力很强的人物，就大胆地启用了他。

且说毛泽东半坐半躺倚在沙发上，说：

“曾祺，你是会写戏的，怎么忽然变得不会写戏了呢？”

汪曾祺连忙站起身来，说：

“请主席多加指点。”

毛泽东首先谈到了《沙家浜》，他说：

“胡传魁、阿庆嫂、刁德一塑造得好，兵的形象不够丰满。指导员的音乐形象不成功。这个戏的风格，后边是闹剧，戏是两截。秘密工作要和武装斗争相结合，戏名还是叫《沙家浜》好，事情都出在这里嘛。不要亮相是不对的，指导员和兵在一起，没亮相。开打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的。”

关于《智取威虎山》，毛泽东说：

“这个戏反面人物的戏太重，要加强正面人物的唱，不要把杨子荣搞成孤胆英雄。这里面的一句唱词叫‘迎来春天换人间’，我看‘春天’还不如用‘春色’好。”

毛泽东又亲自修改剧本，他在杨子荣“打进匪窟”一场中又加写了一段唱词：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剧中“有些唱词，江青其实是跟主席商量来改的。主席还亲自改了几个地方。主席改得真好。演员一唱就觉得不但上口，而且意境也大不一样。像‘迎来春色换人间’、‘甘洒热血写春秋’这些词句就是主席改的。可大家都不知道，还以为是江青改的，说江青的水平比编导都高。江青说，我当时也不能告诉人家，那是主席改的。”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汪曾祺、于会泳在江青指导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复排了《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使之名声更响亮了，成了全国文艺界的样板戏。于会泳还是《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红色娘子军》等剧目的主要创作者、组织者。

在那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人说《沙家浜》剧组1966年上半年在上海演出前，江青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审查她亲自物色的饰演阿庆嫂的B角演员洪雪飞彩排时，偶然发现坐在她身边的A角演员赵燕侠没有穿毛衣，就送了两件毛衣给赵燕侠。后来，江青发现赵燕侠没有穿她赠送的毛衣，一怒之下就把赵燕侠赶下了台，换上了B角演员洪雪飞。这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所谓的“毛衣风波”。笔者以为，江青送赵燕侠毛衣应该是确有其事；但说江青因赵燕侠没有穿她送的毛衣就一怒换人，正像其它污蔑江青的“假发”“撒泼”等谣言一样，纯属无稽之谈了！诸君若不相信，请找来洪雪飞和赵燕侠的演唱音像，对比一下她们的音质和演唱风格，就明白江青换人的真实原因了。

且说在7月27日，毛泽东召见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如果美国人轰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陆，我们就要打了，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他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

7月29日，毛泽东为《天津日报》重写了报头，这是他为地方报纸重写的第一个报头。在几个大字下面，他又用铅笔给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写了一封信：

万晓塘同志：

《天津日报》报头写得很不好，现拟重写过。送上重写的四字，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再行写过。如你们认为可用，则在国庆节改换为宜。

　　 毛泽东 7月29日 　

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对苏共6月15日来信的复信，同时刊登了苏共6月15日来信的全文。

7月31日这一天，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结束，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在闭幕式上致词，副组长陆定一做了长篇讲话。小组成员康生在讲话中，点了一连串“毒草”的名，有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以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等。小组成员周扬在闭幕式上做了总结报告，他说：

“在文艺上，文化部曾经提出了挖掘传统、抢救遗产、提倡流派和拜师学徒的口号，这是对的，并不能说成是搞封建主义和才子佳人。就是对那些已经被公开批判的代表人物，我们也要采取让他们继续革命的态度，错了就错了，改了就好。田汉、孟超不要紧张。”

1964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把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社论。社论对7月31日结束的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进行了高度的赞扬。

8月1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各部门干部和群众团体负责人大会上，推广了他的夫人王光美所总结的四清运动“桃园经验”。

原来，王光美是在1963年11月底受刘少奇委派，担任工作组副组长，化名为董朴，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去蹲点搞四清运动。王光美在1964年春节前从桃园回到了中南海。刘少奇和她在春节期间谈了四清问题，这次谈话内容被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题目是：《同王光美谈四清》。1964年3月27日，刘少奇又给“董朴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谈他对四清工作的意见。王光美在4月底结束了在桃园的蹲点工作，回到了北京。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报告详细说明了农村搞四清的必要性以及存在的问题。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桃园经验”。王光美总结的“桃园经验”的基本方法是：扎根串联，秘密工作。她工作的结果是证明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桃园经验”强调要找“真正的根子”。

刘少奇在推广王光美“桃园经验”的讲话中，还强调说：

“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自终的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联，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联，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95%，共同对敌。”

江青听了刘少奇的讲话，大为惊讶。她回到家里，对毛泽东述说此事。她还说：

“斯大林死了以后，赫鲁晓夫才做秘密报告反对他。现在你还没有死，人家已经做公开报告反对你了。”

后来，李雪峰在几十年后对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写的那些关于揭发刘少奇的材料问题作了解释，他说：“我当时认为刘少奇有一定的野心，表现在他总是时时都在和毛主席争地位。毛主席对四清已经搞了一个《前十条》，在此基础上刘少奇非要搞一个后十条。”“他非要把他的老婆派到桃园，搞了一个所谓扎根串联的经验，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是一个形左实右的东西，夸大敌情，把农村说得一团漆黑，主张四不清的干部要倾家荡产搞退赔。胡说团结95%的干部是团结95%的群众的前提。这实质上是要包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戚本禹回忆录》中对刘少奇、邓小平一些高层领导人有过这样的描述：“这些人在困难时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说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个胡同里盖一个小别墅，他还说不行；第三次在怀仁堂后面搞一个大院子，崭新的大花园，非常豪华，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样的，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兴得很，每天要换3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们夫妻经常出来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3套衣服，很讲究。刘少奇就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也许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头马列主义，不想搞真正的马列主义，因为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许搞特权。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秘书揭发说：‘……困难时期，刘少奇吃螃蟹，吃一点黄，其它都扔了。他不吃，我们拿来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刘少奇全家过这种生活，这是困难期啊！至于邓小平，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都知道，他从来都是讲享受的。他的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共产党‘讲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个人表现’。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右江起义开小差，置革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却说是去找中央汇报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 年主席调“五马” 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1959 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他实际上从那时就堕落为腐败大官僚了，但毛主席还不知道。（邓小平后来还发展到强奸女护士。这个是后话了）。毛主席在 1962 年 9 月击退了‘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回潮风，不久又开始大张旗鼓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搞走资派，这是与党内各级干部居然在国家最困难时期还在大搞官僚主义特殊化这一实际情形有密切关系的。”

且说在8月2日，美国政府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下令美国舰只在北部湾继续巡逻，同时调集大批战舰驶入越南海域。

8月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

“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当然，阴谋也是智谋。”

8月4日，美国派遣飞机袭击了越南海防巡逻舰的供给设施。

8月5日，美国派遣大批飞机对越南北方的义安、清化、鸿基等沿海港口进行轰炸。

8月5日这一天，刘少奇根据中央的决定，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田家英也参加《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去广州的前一天，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

田家英在飞往南方的专机上，将毛泽东的意见转告给刘少奇，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8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的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

毛泽东在政府的声明稿上曾写了这样一个批语：

“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批语中所说的行动，是指他原来想骑马从黄河入海口沿黄河而上，考察整个黄河流域，直至黄河源头一事。为此，他在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一边做准备，有空便练习骑马。现在美国对越南的侵略行径，使得他不得不改变主意了。

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昆明军区某部泅渡金沙江经验的报告中作了批示，他写道：

瑞卿同志：

此件看了，很好。是否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部队的大多数人都可以试验学游泳？军委是否已发出了指示？

毛泽东 8月6日

写罢，又想起要嘱咐罗瑞卿，他写道：

“条件不好，主要是：一、有血吸虫及其它毒害的河流、池塘。二、有大漩涡的河流地段。三、有鲨鱼的海中。此外，部队中总有一部分人不适宜游水的，不要强令人人都下水。”

8月10日，美国国会通过所谓“北部湾”决议案，宣布授权约翰逊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袭击。”这实质上是美国公开侵略越南的宣战书。

8月10日晚，毛泽东在北戴河观看山东省京剧团演出的《奇袭白虎团》，当听到饰演严伟才的演员道白：“我们必须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叫做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毛泽东笑了，对身边的陪同人员说：

“这些话不都是我讲的吗？这个戏修改时要做到声情并茂。”

8月12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了人民解放军总参作战部起草的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

此前，中央军委常委会为保持人民解放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增强军队和地方的团结，曾拟出了军队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减薪方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和总参谋长罗瑞卿到北戴河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毛泽东把手一挥说：“减！”

贺龙又请示说：

“是不是把军衔牌牌一起取消算了？”

毛泽东说：

“取消，这个牌牌我早就想把它搞掉了。”

关于军衔问题，毛泽东以前就曾几次说过：

“我看到那个牌牌，就不舒服。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要打败仗了。”

后来在1964年11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了一个《征求<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说：军委办公会议已讨论同意军衔薪金改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意见》认为军衔制度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其理由是：“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位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

再说8月12日晚，毛泽东观看了山东淄博、青岛京剧团合演的《红嫂》，在演出结束时，陪同人员问他上不上台接见演员？毛泽东爽朗地说：

“省里剧团我上了台，地区来的怎能不上呢？上！”

来到舞台上，毛泽东问剧团负责人：

“你们团还有没来的人吗？”

负责人回答说：

“还有几个道具工人。”

毛泽东说：

“来，都叫来。见见面嘛。”

第二天，李讷到剧组来玩，演员们问她：

“毛主席喜不喜欢我们的戏？”

李讷笑着说：

“我听爸爸讲，山东一下子出了两个好戏，不简单。”

8月14日，中宣部根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康生的指令，向中央书记处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

8月17日，毛泽东会见了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利用戴高乐对美国进行斗争。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戴高乐有共同点。他也看出我们有这一点。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一点上，他也需要我们。所以我们把中间世界分为两部分。中间世界即所谓第三世界。第一个第三世界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二个第三世界包括像法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他们同美国会有冲突。有些国家现在还不明显，例如日本、西德。估计5年、10年之后，他们会要站起来的。这些国家的垄断集团、大资本家是不会甘愿受美国控制的。现在已经看到一些征兆。就连英国保守党中一部分人也不赞成同美国合作得那么紧。”

8月18日，毛泽东对《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他写道：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100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自此以后，全国各大报刊开始对《李慧娘》、《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文艺作品进行批判。

8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回信。

刘少奇的来信是在广州写的，他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部署提出了一个新建议：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少奇同志：

8月16日的来信收到，我于昨天（17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18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10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10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8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

毛泽东 1964年8月18日

即送邓、彭、康生、朱德、贺龙、荣臻、瑞卿、伯达、冷西阅后，请尚昆印发。

8月18日下午， 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康生、陈伯达、关锋、吴江、龚育之、邵铁真等人谈哲学问题，他说：

“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东西？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

“列宁讲过，凡事都是可分的。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庄子说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一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一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

毛泽东继续说道：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下去。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300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獾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又不完全，只爱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

“柳宗元写了《天对》，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作了这么一篇。”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不少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错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假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33人），其他都是奴隶，300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200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8月19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信中说：

“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10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它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

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信中说：

“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王光美“桃园经验”的报告的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

田家英带着刘少奇的信件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来到北戴河，交给了毛泽东。

8月20日，毛泽东召见正在北戴河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征求他们对刘少奇16日来信的意见。李雪峰说：

“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

陶鲁笳说：

“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已经铺开了将近4000个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意。”

毛泽东说：

“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

李雪峰建议说：

“是否到10月工作会议再议？”

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说：

“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

他又打电话给在昆明的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

8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计划工作时插话说：

“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写。只是有病的时候，我口讲，别人给我写。1947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讲，江青写。她写后，我修改。我修改后，又找恩来、弼时他们来谈，再改，大家再看了以后，广播。文章要别人写是很危险的。那时批判国民党的许多文章，新华社发的，都是我自己写的。”

8月20日晚，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第二天，李敏带着儿子宁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看望爸爸。回到家里，她见父亲正在休息，就在外边逗着孩子玩。

“妈妈，小金鱼哭了。”

宁宁看着院子里养鱼池里的小金鱼说。李敏说：

“小金鱼不会哭。”

“它听话吗？”

宁宁说着，伸手就要抓小金鱼。李敏拉住了儿子的手，说：

“小金鱼离开水会死的。宁宁听话，不动它。一会儿妈妈带宁宁去看姥爷。”

李敏抱着孩子走进爸爸的卧室，宁宁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李敏哄着宁宁，回头一看躺在床上的爸爸，也吓了一跳。原来爸爸身上盖着个雪白的单子，只把在北戴河期间晒得黑黑的脸膛露在外面。宁宁可从来没见过姥爷这样的形象，怪不得害怕了。李敏想给儿子找一点吃的，哄着他不哭，就说：

“爸爸，您这儿有点心吗？给宁宁点，逗逗他，他就不哭了。”

“没有点心。只有糖。”

毛泽东说着，并不起身动手给外孙拿糖。李敏说：

“只拿一块，就一块。”

说着，就给孩子拿了两块糖。宁宁拿到糖后，既高兴又委屈地望着外公，小手使劲地攥住糖块儿。毛泽东说：

“莫得如此惯着孩子。”

李敏感到爸爸对外孙似乎有点不近情理。她心里想：“爸爸过去对我都不这样，对宁宁怎么这样？”只听爸爸又说：

“小孩子，莫要惯他。”

8月23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有44个国家和地区367名科学家参加的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各代表团团长。在负责接待工作的周培源介绍到日本代表团团长、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及其物质无限可分的理论时，毛泽东握着坂田昌一的手说：

“你的文章很好。我读过了。”

坂田昌一听毛泽东这么说，十分惊讶和喜悦。

后来于光远在陪同科学家们游览颐和园时，向坂田昌一说明了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引用列宁关于电子不可穷尽的论述，赞赏他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见解。于光远还说，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就说过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原子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分为质子和中子，质子又有反质子，中子又有反中子……坂田昌一感慨地说，可惜我原来不知道毛泽东1957年讲过这些话，如果早知道，我的文章一定会引用的。

坂田昌一回国后，在《北京科学讨论印象记》、《北京科学讨论会杂记》等文章中，多次讲到毛泽东的这一见解。他还说：“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

8月23日晚，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又找出了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的坂田昌一的论著《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亦即《关于基本粒子的对话》）。坂田昌一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恰恰与他在1955年的预言相吻合。毛泽东对坂田昌一的文章十分赞赏，他一边看，一边还在上面作了一些批注。

8月24日，毛泽东让林克邀请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主编于光远到他的住处座谈。

下午1时许，于光远和周培源一起来到颐年堂，工作人员把他们领到了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此时的毛泽东刚刚睡醒，还穿着睡衣，靠在床头上看书。他见周培源、于光远来了，就说：

“我习惯在床上工作。”

招呼他们坐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道：

“今天我找你们来，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昌一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么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宇宙是无限的。宇宙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的分下去。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没有别的。双十条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讲了，哲学一次不要讲得太长，最多一小时就够了。多讲，越讲越糊涂。我还说，哲学要从讲堂书斋里解放出来。

认识总是发展的。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星就更加多了。说到太阳和地球的形成，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说。如果说对太阳我们搞不十分清楚，那么从太阳到地球中间的这一块地方现在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对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地球上的气候变化也不清楚，关于冰川问题还在争论，细胞产生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许多事情认识不清楚，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去研究。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

于光远问：

“方才主席谈到望远镜，使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概括为‘认识工具’？”

毛泽东说：

“你说的那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认识工具’这个概念当中还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逐渐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

于光远又问：

“哲学书上通常是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的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个看法行不行？”

毛泽东说：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任何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宙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说它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这样？世界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由此组成了世界。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

孙中山开始是学医的，后来搞了政治，成了政治家；鲁迅开始是学医的，后来搞了文学，成了文学家；郭沫若开始是学医的，后来搞了历史，成了史学家。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上了7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我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当过国民革命政府的宣传部长，在农民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一开始却打了败仗，那时我们不会打仗，就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次大胜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16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而他们是100%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100%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

世间万物都是在运动中。地球绕太阳转，自转成日，公转成年。哥白尼的时代，在欧洲只有几个人相信哥白尼的学说，例如伽利略、开普勒，在中国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宋朝辛弃疾写的《木兰花慢·中秋送月》词中的‘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晋朝的张华《励志诗》中的‘大仪斡运，天回地游’，都包含地动思想。

世界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说到此处，毛泽东转向周培源问道：

“《光明日报》前两天有篇文章，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大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

周培源非常惊讶，毛泽东竟然对《光明日报》上的一篇讨论文章和北京大学化学系傅鹰教授的讲义都如此熟悉，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毛泽东见周培源没有说话，又沿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道：

“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有水才有生物。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每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产生出来的。我们今天看不到孔夫子，因为他死了。人类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产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不是如基督教所说的那样世界毁灭，而是会有更高级的东西代替他。李四光说一百万年前有冰期。恐龙熬不过冰川时期，就灭亡了。事物总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也有它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会灭亡，就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

毛泽东见周培源吃惊地望着他，笑着一挥手，又说：

“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自然也适用。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8月27日，毛泽东就刘少奇19日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作了批示：

“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

他还就《后十条》修正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一事，在给邓小平的批示中写道：

“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

8月2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局第一书记和江苏等八个省委负责人座谈会。邓小平宣布了会议的目的。刘少奇进一步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意见，提出了“反右倾”的问题。他还特别提到了江苏省涟水县高沟公社曾发生的原来的社、队干部对“四清”运动中新的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打击报复”，“反攻倒算”的问题。这就是前边已经说过的江苏省委四届四次扩大会议揭发的所谓的“高沟事件”。刘少奇重申对“高沟事件”要作“现行反革命处理”，要以此为典型追上面的“根子”。

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表示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

在座谈会期间，刘少奇找江渭清个别谈话，说他看到“江苏的一个通知”，要“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讲话”，批评江渭清：

“为什么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

江渭清回答说：

“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文件。”

他马上电话通知省委办公厅查找这个文件。江苏省委办公厅汇报说，确有这个《通知》，是在7月28日拟发的《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开头部分要求“各级党委和工作队，都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这篇讲话”（即7月27日江渭清在江苏省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江渭清让秘书打电话给省委办公厅说：

“通知”要认真学习江渭清的讲话是—个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应该强调认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毛主席、刘少奇同志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电话责成省委办公厅立即转告地、市、县委，将这个“通知”作废。

后来在9月1日，江苏省委办公厅发出《关于在〈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按照江渭清在电话中的意见，检讨了省委办公厅未经江渭清和书记处同意和审批擅自拟发通知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为”。9月8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信，向他报告，根据他的指示正在讨论对“高沟事件”的处理；同时，检讨了省委办公厅通知要各地、市、县委学习江渭清的一篇讲话，是个严重的错误，并由江渭清本人承担领导责任。

事情到此还远没有结束，后来刘少奇又发出了一封答江渭清的重要信件和中共中央关于他们之间来往信件的批示，详情待后再叙。

且说8月2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教育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不能看不起小国 ，说小国不行是错误的。”

关于教育问题，毛泽东说：

“教育不能从课本到课本，从概念到概念。理工科学生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还要会做工。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学生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农业和工业。不然，学生毕业以后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的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8月30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央局第一书记和江苏等八个省委负责人座谈会，他在讲话中说：

“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么做法好？派10000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

毛泽东还说：

“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

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坑杀的460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嘛。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1964年9月1日，是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并通过了由刘少奇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

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双十条”的基本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必须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才能解决干部的“四不清”和对敌斗争中的各种问题，把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产高潮；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适时地提出实事求是的对待问题，强调贯彻中央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顾虑，不把团结95%的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唯一的依靠；“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是在许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为框框，到处套用。到底各个地方、各个大队有些什么情况，有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都要领导运动的同志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认真地同贫下中农商量和讨论，才能真正了解，并且找出比较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不能偷懒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或其他取巧的办法的。桃园大队的经验，只是给我们指出了进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并不能使我们顺利地去解决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问题。这是各地同志阅读这个文件时必须注意的。 

中央 1964年9月1日

欲知毛泽东处理了华北局、江渭清与刘少奇的分歧后去了哪里？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刘少奇在8月29日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阐述了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意见后，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表示支持他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

毛泽东在8月30日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说：“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么做法好？派10000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接着，他又谈到了秦始皇时期的儒法斗争，最后还说：“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毛泽东的这一番话，刘少奇和那些与会者们听了有何感受？已经不得而知了；而时间不断地向前推移，能够验证些什么，倒是读者诸君可以慢慢看到的。

第37章 1964年9月—

“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中央的人也是一分之二，有比较好的，有比较不好的。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

话说1964年9月初，毛泽东写信让秘书借书，他嘱托说：

“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30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

9月7日，毛泽东到了长沙，在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李瑞山、华国锋关于湖南情况的汇报，他在谈话中再次对岳阳县毛田区的生产经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毛泽东要求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把民兵搞好，首先要落实组织。他还说：

“三分之一的基层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究竟有多少，现在你们也不摸底。三分之一，一不包括思想认识问题的，二不包括一般的多吃多占的，就是那些依靠5%、不依靠95%的。三分之一，几年来没有抓，第一，怪我们没有抓，第二，怪他们自己。北戴河会议、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按照两个十条，少奇挂帅，就不能说没有人抓了。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中央的人也是一分之二，有比较好的，有比较不好的。无论中央、省委，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主要从老百姓那里找知识，要接近工人、农民和工农出身的干部。修正主义者说我个人独裁，只有我说的对，其实我就不相信我说的都对。我说的都是别人的，如三分之一、十大问题，都是别人告诉我的。”

9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农垦部党组《关于党组扩大会议对几个主要问题讨论意见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省、市、区党委： 

农垦部党组扩大会议报告转发各地，中央同意这个报告，请督促各国营农场执行。一些国营农场经过初步整理已有进步，1963年比1962年增产35%，商品粮增加一倍，今年又可以增产14%。国营农场增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很大，只要加强领导，还能继续大幅度的增产，提供更多的商品粮。

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工作上，有以下问题需要注意：

一、必须彻底改正硬搬苏联单一经营方针，必须实行一业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

二、必须改正只把18岁到45岁算作劳动力的办法，这种规定是错误的，是有害无益的。中国任何地方的农民，都不是把17岁以下和46岁以上的劳动力除外的，即不是不算作劳动力的。各地应当把一切可以参加劳动的人都安排他们的劳动。在农场不应存在就业和失业问题，不采用退休和开除办法。对于犯罪分子由司法机关判刑，由原单位进行劳动改造；不须判刑的由群众监督劳动。

三、农场在农闲时间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不管是大型的或小型的，只要是用自己的闲余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就不计算在基本建设费用内。农场利用自己劳动力进行种树、修田间水利工程、平整土地、保持水土、修路、修晒场、修仓库等都不算基本建设，所需材料费在基本建设费内开支。农场自己繁殖的幼畜作为增添的固定资产，这种固定资产到使役后才折旧，每年报销一次幼畜饲养费，不作基本建设费开支，过去把这种开支作为转群费列入基本建设项内的制度是照搬苏联经验的，是极不合理的，应当取消。

四、职工利用农闲时间自己修建或修理房屋，应当鼓励，并给以支持，过去对于这些修建工程都按基本建设加以控制是错误的，应当改正。

五、国营农场应当建立自己的小型的粮、油、糖加工厂，以利用农闲劳动力发展生产，有关部门应当支持。

以上五点，请各地党委根据当地情况及时注意解决。至于实行亦农亦学制度，必须逐步进行，经过试验取得经验后，才逐步推广。 

中央 1964年9月8日

9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刘庄会见了举办北京法国技术展览会的法方负责人，他在谈话中说：

“戴高乐总统7月23日批评了西德。我看这个批评相当好，也让西德考虑一下，就是听美国话太多啦。还有英国，我看也值得批评一下，它跟美国太靠拢了。

几个大国手里拿着核武器，口里也讲和平。你们也有了核武器，但不多，刚开始有。我们还没有核武器，但谁吓唬我们是不行的，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不接受这样的威胁，在我们力量再小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们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政策。不能跟着少数大国转，它们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把英国算在美国那边也可以，但是英国保守党里也有人不赞成英国政府的政策。世界在变化，不是一两个大国所能管住的。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来管，不能允许任何外国人干涉。你们说我们也参加了对东南亚的干涉，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用“空话”来干涉，就是鼓励和支持那里反美的游击战争。这不是秘密，是公开的。全世界任何地方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以及那里的压迫者的游击战争，我们都毫不掩饰地支持。”

9月17日，周恩来用电话向毛泽东汇报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试验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一是早试验。二是晚试验。三是先抓紧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择机再试验。毛泽东听了就说：

“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9月21日，毛泽东拿起周恩来这一天刚刚送来的报告，只见报告中写道：

主席：

瑞卿同志送给主席的这个报告，想已阅及。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于本月16、17两日开了两次会，讨论了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做决定，时间以不迟于24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要20天。如决定明年4、5月与空投航弹连续试炸，也需要在10月做过冬准备。如需从战略上进行考虑，推迟爆炸，使之与第二套新的基地的建设和导弹及核弹头生产相衔接，也需要有方针上的决定。同时，瑞卿同志拟于明（22日）出外视察，国庆节前回来，如主席能于明日约谈，可令他晚走一天；如明天分不出时间，他出去后，还有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等同志可以报告。开会时，除常委外，还请约彭真、贺、陈三同志参加。究如何，请告林克或徐业夫以电话告瑞卿和我。

毛泽东看罢，提笔写了一个简短批示：

“已阅，拟即办。”

此后，毛泽东从南方回到了北京，他听说轿车司机朱德魁患了肝炎，久治不愈，立刻派护士长吴旭君和一个名叫李志绥的保健医生到医院去看望朱德魁。

吴旭君和李志绥到了医院，向朱德魁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问候，嘱咐他好好休息，不要紧张，听大夫的话，配合治疗。还将毛泽东让他们带来的300元钱交给了朱德魁，让他增加些营养。

吴旭君回到菊香书屋对毛泽东说：朱德魁总是琢磨自己是否离死期不远了，情绪非常低落。毛泽东就又派身边的人去看望朱德魁，并将亲手书写的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条幅，送给了朱德魁。

后来，朱德魁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改由中医治疗，他的身体终于奇迹般地康复了。

9月间，王力随着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此时，王力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中联部副部长职务，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刘少奇是从这一年下半年起，决定让王力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并让他跟随彭真一起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彭真在这次汇报中，说了王力一些好话，夸他是一个“优秀干部”。据师东兵在《王力访谈录》中记载，当彭真讲到京剧改革和学术批判的问题时，王力插话说：

“我们不要轻易把学术性的问题提高到政治领域来，学术批判要有界限，不要弄得人人自危。京剧改革我是赞成的，现代戏也很好。但是我不赞成传统戏都不要演了，还是可以演一些的，鬼戏也不一定一律禁止。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就是鬼戏吗？”

毛泽东听了这些话，脸上马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江青闻讯后说：

“还有一些人也不是好东西，跟着那些坏人在我背后说三道四，这没有多大的意思。无产阶级的革命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

9月25日，毛泽东对刘少奇给江渭清9月8日检讨信的复信做了部分修改，他加写的内容是：

“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编印的《群众反映》上看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学生陈莲写给他的一封信，就给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

陈莲是延安时期新华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孟起予的女儿，她在9月1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了中央音乐学院在教学和演出中的一些问题，并对实行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在给陆定一的批语中写道：

定一同志：

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

毛泽东 9月27日

接着，他又在署名之后加写了两行文字，一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一行是“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9月28日，毛泽东会见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的方针是争取日本、西德、意大利这些国家去反对美国。因为意大利、西德、日本都是战败国。垄断资本家想赚钱，这些国家的大资本家想站起来，站起来就要搞殖民地，同美国就有矛盾。”

9月30日，刘少奇就江渭清9月8日的检讨信发出了《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批评江渭清在给他的信中关于“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等说法“不完全正确”，是出于对两人在北京谈话的“某种误解”。由此，刘少奇提出了“我们应当向谁学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原则，是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信中还说：你是中央候补委员，大区书记之一，又是省委第一书记，职位也是很高的。为什么要各地、市、县委学习你的一篇讲话，就是“严重错误”呢？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篇讲话的内容是不是值得各级干部学习。刘少奇认为，江渭清的这篇讲话是“不值得学习”的，“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他还说，包括江渭清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已经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因而在工作中“就不能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刘少奇在复信中重提了8月中央座谈会期间同江渭清的谈话，说：“我和你在北京的那次谈话中，我向你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了解江苏的情况，是比10年前更多了，还是比10年以前更少了呢？毛主席说，我们有些干部‘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故步自封’，你和江苏的许多同志是不是除外的呢？对于第二个问题，你当时就回答，你和江苏的同志不能除外。对于第一个问题你当时不好回答我，在我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之后，你最后也承认，你对于江苏社会上当前的许多重要情况，特别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情况，比10年以前是了解得更少了，而不是更多。严重的问题就在这里。”

刘少奇在信中又说：“这个问题不仅是你们那里有，中央许多部门，许多负责同志，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不同程度都有这个问题。”

在这封信中，刘少奇将7月份在南京讲话时就提到过的“到底是你们省委、地委、县委领导基层干部更多一些，还是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这样一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他说：“是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而且是那些不大好的基层干部领导你们更多一些”。刘少奇还以亲自主持修改《后十条》为例，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这样做，“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不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官做得越久，真理也越少”。在信末，刘少奇要求江苏省委开会讨论这封信，并将讨论情况向他报告。

江渭清接到刘少奇的指示信后，立即召开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在会上宣读了这封信，并表态接受刘少奇的批评，要求省委常委对他本人开展批评。省委常委会认为，“少奇同志的批评，不只是对江渭清同志个人的，同样也是对省委所有常委同志和各级许多领导干部的”。10月l5日，江苏省委发出了《印发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文件。

1964年10月1日，首都北京数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上隆重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毛泽东和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兴致勃勃地观看群众的游行队伍。

是日晚，毛泽东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观看了烟火晚会。

10月4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林彪、邓小平、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们。

下午4时许，孔祥秀与其他代表进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列队接受毛泽东等人接见。

孔祥秀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县庞寨乡一个农民家庭，他在1959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二团。

孔祥秀在接见合影时站在毛泽东身后的左侧，摄影一结束，毛泽东起身与战士们握手告别，迎面就是孔祥秀。孔祥秀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伸过来的大手，激动地说：

“毛主席，您好啊，我们全体警卫战士向您问好!”

“同志们好！”毛泽东亲切而和蔼地回应着，并面向全体战士们说：“问同志们好!”

站在孔祥秀身边的是老警卫战士陈昌奉，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陈昌奉同志好!”

此时的陈昌奉是山东公安总队总队长，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连声问好。

接见结束后，陈昌奉将一枚刻有“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纪念像章佩戴在孔祥秀的胸前，鼓励他好好为人民服务。

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农业机械部、农业部《关于全国半机械化农机具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国务院各部、委、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党组： 

现将农业机械部、农业部关于全国半机械化农机具（包括改良农具，下同）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和国务院同意这个报告。这次会议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讨论了进一步发展半机械化农机具的具体措施。这对于节约农业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实行精耕细作、发展多种经营，对于逐步实行农业技术改革、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都有重要的意义。各级党委、人委必须在抓阶级斗争的同时，认真抓好生产力。在抓生产力和农业技术改革工作中，又要一手抓机械化，一手抓半机械化，坚持机械化半机械化并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半机械化为主的方针。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要坐等农业机器而放松了新式畜力农具和改良农具的推广。必须教育干部全面的、正确的接受过去大搞农村工具改革的经验教训，坚持科学实验，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扎扎实实地进行半机械化农具的一系列工作。各级党委和人民委员会应当指定专人，把半机械化农机具研究、制造、推广、供应、使用、修理等有关方面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健全专管机构，加强领导，切实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使半机械化农机具的推广工作能够更好地开展起来，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会议中的报告和有关文件由农机、农业两部下发。

中共中央 国务院 1964年10月8日

10月11日，周恩来主持会议研究了爆炸原子弹的宣传工作和有关国际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办法，报经毛泽东批准。

周恩来又陆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致各国政府首脑电报等手稿送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批准。

就在10月11这一天，苏联果真像毛泽东在半年前所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宫廷政变。

蓄谋已久的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和正在南方黑海边皮聪大的中央别墅中度假的赫鲁晓夫通了电话，通知他主席团正在开会，说主要讨论关于划分农业机构的计划草案。赫鲁晓夫拒绝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返回莫斯科参加会议。隔了一段时间，勃列日涅夫再度用电话通知赫鲁晓夫，说如果他拒绝回莫斯科，主席团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开会。这样，赫鲁晓夫才答应回莫斯科。他在莫斯科机场一下飞机，便遭到了隔离。

苏共中央主席团原来准备保留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职务，后来因为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态度粗暴，且带有污辱性的发言举动，随决定不再保留他的中委职位。主席团会议一直进行到10月13日深夜，赫鲁晓夫最终被迫自愿递交退休声明，即后来公开发表的辞职申请书。

10月12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李雪峰写给他的信，他说：

“在目前情况下，不向党内各级干部明确地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是不利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应当参照李雪峰同志的经验，根据各地干部的思想情况，及时向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怕‘左’不怕右宁‘左’勿右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以便为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好思想基础。”“对于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它机构，应当在调查确实后，采用信阳经验、小站经验、白银厂经验，进行夺权斗争，发动群众，迅速加以解决。”

10月13日晚，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3楼小礼堂观看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

毛泽东神情专注，看得十分认真，很快就入了戏，面部表情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变化着。当他看到江姐被叛徒出卖而被捕时，立刻板着脸，瞪着眼，嘴唇紧闭，一副很生气的模样。当他看到蒋对章和警察局长沈养斋一段戏时，又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演出结束了，他深情而又惋惜地说：

“江姐那么好的一位同志，为什么让她死了呢？”

周恩来听了，会意地笑了笑，便随着毛泽东、朱德、董必武一起走上舞台，接见全体演员。

10月14日，全国各大报纸在头版最显著的位置刊登了毛泽东观看《江姐》的消息和接见全体演出人员合影的照片。

这天下午，毛泽东会见了空政文工团的有关人员，他说：

“看了你们的歌剧，剧本改写得不错嘛。是否可以不要江姐死？要把沈养斋抓住，沈醉在北京嘛，大特务头子，我们早已抓住了。沈醉的检查我都看过了嘛。”

他还说：

“就让双枪老太婆把沈醉包围住，不要跑掉了，要抓住嘛。”

10月14日晚6点，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作了《关于因赫鲁晓夫错误行为在中央主席团造成的不正常局面》的报告。接着，与会者一致通过了撤销赫鲁晓夫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以及撤销他中央委员资格的提案。

勃烈日涅夫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会议决定由柯西金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是日晚，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尔科紧急约见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将莫斯科政变的简单情况告诉了他。伍修权不敢怠慢，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约见契尔沃尔科，了解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契尔沃尔科只说是赫鲁晓夫出于健康原因提出辞职。

毛泽东立即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研究时局，商量对策。

1964年10月16日4时59分40秒，中国成功地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那神奇般的蘑菇云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民为打破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者的核垄断，已经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核技术。

周恩来在第一时间将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是不是核爆炸，一定要查清楚。要让外国人相信我们真的炸了原子弹。”

周恩来又立即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通知了现场指挥张爱萍。

10月16日，塔斯社发布了一条震动苏联和全世界的消息，消息说：

“赫鲁晓夫已接受中央委员会对他提出的主要批评。他从自己的健康状况、年龄考虑，决定不再担任目前的工作。他本人已正式提出辞职。”

塔斯社还刊载了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的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烈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毛泽东一向重视同苏联的团结，决定抓住这一时机，采取有力措施，让中苏双方都找到一个台阶，力争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给勃烈日涅夫等人发贺电；并由周恩来、贺龙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47周年。

周恩来马上打电话给外交部东欧司司长余湛，传达毛泽东指示，命令他起草一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人联名的、发给苏联新领导人勃烈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三人的贺电电文。

这份贺电除了对勃烈日涅夫等人表示祝贺外，还特意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最近苏联‘上升’号宇宙飞船成功发射和顺利着陆，是苏联劳动人民的又一项伟大成就。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庆贺。”

10月16日19时30分，张爱萍向周恩来报告说，已经确认实现了核爆炸，初步估计此次核爆炸的威力为2万吨级以上梯恩梯当量。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转述的报告，风趣地说：

“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瑞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他当即批准新华社于当晚发表《新闻公报》和由他作了重要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1964年10月16日5时，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保卫世界和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职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但是，我们的这个主张遭到美帝国主义的顽强抵抗。中国政府早已指出：1963年7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愚弄世界人民的大骗局；这个条约企图巩固三个核大国的垄断地位，而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它不仅没有减少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核威胁，反而加重了这种威胁。美国政府当时就毫不隐讳地声明，签订这个条约，决不意味着美国不进行地下核试验，不使用、生产、储存、输出和扩散核武器。一年多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年多来，美国没有停止过在它已经进行的核试验的基础上生产各种核武器。美国还精益求精，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几十次地下核试验，使它生产的核武器更趋完备。美国的核潜艇进驻日本，直接威胁着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美国正在通过所谓多边核力量把核武器扩散到西德复仇主义者手中，威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美国的潜艇，携带着装有核弹头的北极星导弹，出没在台湾海峡、北部湾、地中海、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到处威胁着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一切反抗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各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由于美国暂时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的假象，就认为它对世界人民的核讹诈和核威胁不存在了呢?

大家知道，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原子弹是纸老虎。过去我们这样看，现在我们仍然这样看。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

中国政府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相信人民。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任何武器。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中国人民，世界的命运决定于世界各国人民，而不决定于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我们深信，各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斗争，加上互相支援，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对于斗争中的各国革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既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中国人民是可以信赖的。

中国政府完全理解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要求停止一切核试验的善良愿望。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懂得，核武器越是为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所垄断，核战争的危险就越大。他们有，你们没有，他们神气得很。一旦反对他们的人也有了，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政策就不那么灵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增长了。我们衷心希望，核战争将永远不会发生。我们深信，只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坚持斗争，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如果已经拥有大量核武器的国家连保证不使用核武器这一点也做不到，怎么能够指望还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相信它们的和平诚意，而不采取可能和必要的防御措施呢?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在这一天没有到来之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加强国防，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我们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

10月16日这天晚上，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来到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说起这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还与上海的文艺界不无关系哩。原来早在1964年6月18日晚，陈毅在上海陪同一位非洲国家元首观赏第五届“上海之春”开幕式演出的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这是一部由上海的专业文艺院团、戏剧院校和部分业余合唱团、童声合唱团共2000余人联合演出的、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型歌舞剧。演出结束后，陈毅对上海市委负责人说：“班子不要散，请总理来看一次。”后来在7月13日晚，周恩来在上海与陈毅一起，由上海市委书记、市文化局长陪同观看了《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他回到北京后先后找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和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谈话，他说：“我到上海，陈老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两千人的歌舞，很动心，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在建国15周年时，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在舞台上呈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主持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要有人写，写几首壮丽的史诗，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有人建议以“东方红”为名，周恩来说：“《东方红》这个题目好，既精练又切题。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总政文工团有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就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了！”7月24日，周扬以中央宣传部请示报告的形式向陆定一、康生、江青并周恩来、彭真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创作一个概括的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大型歌舞，在国庆上演。7月30日，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并拟定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等为副组长，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等为组员；组织指挥工作小组以陈亚丁为主任，周巍峙、许平等为副主任。不久，上海12位文艺界人士奉命进京，参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周恩来对编创人员说：“毛主席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因此《东方红》所要表现内容的选择和情节的安排，都应围绕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此后，周恩来、江青等亲自指导了《东方红》的创作和排练。在排练“星火燎原”一场中，开始只表现了共产党人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英雄气概，没有提及陈独秀的问题。周恩来看后说，对我党来说，蒋介石叛变是大革命失败的外因，陈独秀的错误路线则是内因。否则，蒋介石举起屠刀，我党也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情况会大有不同。这是血的教训，证明只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开展工农运动，发展革命武装，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前提下，周恩来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在表现红军长征一场中，如何正确表现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有些争议，有人主张统称为红军就行，有人认为只提中央红军就可以。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处理。他说，张国焘虽然分裂了党，但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不应歧视。毛泽东也同意周恩来的看法。

经过紧张地创作和排练，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于1964年10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首场演出。这部大型歌舞是由北京、上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70多个单位的音乐舞蹈工作者、诗人、作曲家、舞台美术工作者，以及工人、学生、少先队业余合唱团3000多人，以满腔的革命热情成功地创作而成的革命史诗，是一部集新中国文学、历史、音乐、舞蹈等于一体的经典作品。史诗选择了各个革命阶段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成为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历史缩影。全剧共分6场：《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以豪迈磅礴的革命气势和雄伟壮阔的图景，高度概括而又形象地表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几个历史阶段，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直至取得辉煌胜利的伟大历程。

《东方红》首场演出后，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此后接连演出14场。毛泽东观看的这一场就是最后一场。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满面笑容地快步走上舞台，接见全体创作和演职人员，祝贺他们演出成功。尔后，周恩来愉快地宣布了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与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霎时间，全场欢声雷动。毛泽东待会场里稍稍静下来，笑着说：

“高兴可以，但是，不要把地板跺个窟窿哟！”

周恩来也笑着说：

“别跳得太高，把大楼震塌！”

此时，新华社已经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播发了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整个北京，整个中国，一片欢腾。

赫鲁晓夫垮台和中国的原子弹成功爆炸竟然是如此的巧合。据说毛泽东欣然填词一阕：《满江红·庆第一次核试验成功》，抄录如次，以待后人考证。其词云：

小丑下台，应欢送，礼炮轰隆。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十年丑史归尘土，一阵惊雷卷飓风。笑老修，大势已去矣，敲丧钟。

忆往昔，来势凶，众喽啰，瞎起哄。君不见人民自古英雄。螳臂挡车千鈞力，庄生梦蝶一场空。看东方，火炬赤旗舞，万里红。

10月18日，刘少奇复信给李富春说：右倾危险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主要表现在阶级斗争、经营管理方法、干部的精神状态和生活作风方面。

10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李富春汇报计划工作时插话说：

“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我们7月中发表‘九评’，8月、9月、10月，只有三个月，他赫鲁晓夫就垮台了。世界上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在紧要的关头，就看你坚持不坚持，坚定不坚定。你咬紧牙关坚持一下，就可以取得胜利。对方熬不下去，挺不住了，他就失败了。我自己就经历过许多次这样的情况。”

在大家议论到是否能争取到10年的和平时间时，毛泽东说：

“有可能。再有10年，原子弹、氢弹、导弹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将来我们要把原子弹试验转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气！”

当李富春汇报到第三个五年计划集中建设三线，农业投资可能要减少，增加工业交通的投资时，毛泽东说：

“是要这样。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

欲知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的关系能否得到改善，毛泽东所说的“原子弹、氢弹、导弹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这个新的预言，和以前的另一个预言，即苏共中央新领导人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是否应验？且待后面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中苏论战成了赫鲁晓夫垮台的外部因素。而勃列日涅夫等人以政变手段攫取了苏联的最高权力，则验证了毛泽东那无与伦比的预言。

在中苏论战过去几十年后，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于1991年8月19日发动了旨在推翻戈尔巴乔夫、护党救国维护苏联体制的“八一九”事件，因为没有得到军队的支持，致使叶利钦在8月22日又搞了一个二次政变，夺取了最高权力，导致建国70多年的苏联解体了，继之东欧各国党和政府也发生了巨变。这一系列事实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在中苏论战期间提出的反修、防修的理论和决策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从本传前面的叙述还可以看出，早在修正主义刚刚泛滥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看到了它的严重后果，不愧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位顶天立地的伟大领袖。他那无人企及的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不畏强暴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思想和品格，是永远值得世人钦敬、学习和发扬光大的。

毛泽东所领导的反修、防修斗争，连他的敌人都不得不佩服。苏共中央领导人之一的柯西金曾对中国驻苏大使潘自立说：“你们的文章太厉害了！”然而中方曾经积极参与中苏论战的邓小平却在毛泽东身后说：“双方都说了许多空话”。在1983年11月6日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时，邓小平还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9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明眼人不难看出，这种说法无非是为他后来的实践张目。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了无可辩驳的事实。

第38章 1964年10月—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话说196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指示》批转了江苏省委10月15日的《印发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及附件（包括江渭清给刘少奇的信），要求在“四清”运动中开展“反右倾”。《指示》中还说：

“这封信上所批评的江渭清同志的缺点，不只是他一个人有，其他许多同志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还有一些同志则比江渭清同志更严重，其中，也包括中央的和中央各个部门的许多同志在内……所有这些同志都应当进行检查。”

通过这个《指示》，刘少奇有意无意地把他在“四清”运动问题上和江渭清的矛盾，特别是他与毛泽东的分歧，暴露在了全党面前。

10月23日，毛泽东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科院副院长陈伯达送审的两篇讲话稿。在陈伯达9月16日在讨论发展电子工业问题座谈会上的插话摘要上，毛泽东批了一段文字，他写的是：

“我们办工业，必须把眼光放到全世界，不能只看到苏联的那一套。凡办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这两种能力。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连那件事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觉和理解），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又要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是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等于不看，或者还要坏。面向全世界，既看得到，又抓得起，又抓得对，又抓得紧，雷厉风行，又实事求是，一丝不苟，这就可靠，就可以很迅速地发展我们的工业。大庆油田，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10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由陈伯达主导并反复修改的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批示全文（从其中的文字如第二自然段和“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个提法可以看出，这个批语不是毛泽东起草的）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现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请你们转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队员阅读。这个报告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好的。

由于小站地区的领导权长期被反革命集团所操纵，又得到天津南郊区委和公社一些领导人的支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是从“四清”入手，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不出什么来。后来转入夺权的政治斗争，并处分了区委和公社的一些领导人，才打开了局面，充分发动了群众，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他们的经验，值得各地参考。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是先搞“四清”，还是先搞对敌斗争，过去各地是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作法的，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当根据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来解决，一切要从实际出发，看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当地贫下中农和多数群众要求先解决什么问题，就先解决什么问题，而不要被预先规定的一些框框所束缚。

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对党对人民造成的损失也很大。但是当地的多数群众是清楚的。只有我们党脱离了当地多数群众的情况下，这些敌人的阴谋才能得逞。当着我们党同当地多数群众结合起来了，这些敌人就立即被揭露，并且受到了失败。由此可以看到，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中，包含着一部分很危险的敌我矛盾。必须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清查出来。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负责干部下去蹲点，注意了当前阶级斗争的这种特点，提高了警惕性，又充分地发动了群众，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我矛盾，是能够清查出来的，并且也不是很难清查出来的。过去有些同志强调对敌斗争，只注意对社会上的四类分子进行斗争，忽视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人，甚至要这些隐藏在内部的敌人和敌人的代理人去开展对敌斗争，因此，他们既不能真正地打倒敌人，也不能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甚至还要冤枉一些好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就无法达到。这是我们现在应当吸取的教训。

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这种斗争的经验，在一个地委和县委，有信阳的经验；在一个农村或镇子，有小站地区的经验以及其他农村的不少经验；在一个大企业，有白银厂的经验；在一个城市，将会有贵阳市、白银市的经验。中央转发的信阳经验是正确的。但在信阳夺权斗争的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如集训的干部太多（一个地委集训了几万人），在集训工作中有某些粗暴的态度，集训中的生活管理有一些缺点。这些缺点，在以后的工作中应当纠正，也容易纠正。

不论在信阳、小站、白银厂和贵阳，在夺权以前，都由上级派人进行了长期的工作，才确定地认识这些地方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才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在这种群众革命热情的基础上，只要我们给以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就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一切工作都可以作好。最落后的地方就可以迅速地走向它的反面，变为最先进的地方。这里也有一个教训，就是在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以前，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确定领导权是否在敌人手里，才能确定这个地方的领导核心是否已经变质，才能决定是否应当进行夺权斗争。不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就在许多地方套用信阳经验，盲目地进行夺权斗争，那是要犯错误的。如果我们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研究的方法又对头，那我们就不会如信阳问题、小站问题、白银厂问题、贵阳问题那样，拖延很久才去解决，就可以比较及早地加以解决，并在基本上不会犯错误。

中央 1964年10月24日

后来在1972年，天津市委按照中央领导关于对陈伯达在小站地区破坏“四清”运动的问题进行调查的指示，派出小站地区“四清”调查组，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天津市委于1973年3月11日以文件形式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呈报了《关于反党分子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地区“四清”中打击迫害干部和群众的罪行的调查报告》。

原来早在1960年，陈伯达就到过小站地区。当时曾有人写信向他反映原小站公社幸福之路大队党总支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姜德玉的“反革命历史和弄虚作假的问题”，说姜德玉是假劳模，是地主富农。陈伯达建议天津市委监委调查处理此事。1961年5月，陈伯达再次到小站，进一步取得了姜德玉是假劳模，是富农分子的假证据。天津市监委于1962年1月将姜德玉定为富农分子清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和所有荣誉称号（当时仅限于党内宣布）。1964年1月，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率“四清”工作队进驻小站地区。当时周扬和方纪在北闸口公社的西右营蹲点，参与“四清”运动。3月初，陈伯达从北京带着一批干部来到小站地区，插手小站“四清”运动。3月26日，陈伯达第一次去西右营，用了不到 40 分钟就宣告了西右营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凤琴的政治上的死刑，称张凤琴是假劳模、假贫农。5月5日，周扬要回北京，问陈伯达西右营“四清”的性质，陈伯达从东右营支部书记藏枪和北义心庄支部书记打人说起，联系到张凤琴黑帮集团，给西右营“四清”定了性质，把西右营的问题说成是“黑帮”搞的“反革命集团”。5月21日，陈伯达来到小站镇，又如法炮制了“张玉仑反革命集团”和“姜德玉反革命集团”。7月间，各工作队在陈伯达操纵下分别绘制了姜德玉、张玉仑、张凤琴三个“反革命集团社会关系分布图”和三个“集团头子”的“历史大事记”各1份，接着搞了三个“反革命集团材料”，于7月31日呈报给党中央。此后，陈伯达又仿照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搞出了上边那个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在9月25日报送河北省委、华北局和中共中央。

天津市委1973年3月11 日在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反党分子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地区“四清”中打击迫害干部和群众的罪行的调查报告》中说：被列入张凤琴、张玉仑、姜德玉三个“反革命集团”的246人中，虽确有坏人，但构不成反革命集团关系，所谓三个“反革命集团”，均不能成立（此后为其中的176人平了反）。

再说10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抓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时抓好生产救灾工作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人民委员会：

今年各地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高涨，全国总的收成情况是好的。大多数地区比去年有较大的增产；有些地区获得了丰收，粮食和许多经济作物的产量达到或者超过了以往的最高水平。但是，在总的丰收形势当中，今年也有部分地区，主要是山东、河北、河南等省的若干地区，遭到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些地区由于8月以来持续阴雨，大片农田长期积水，造成了较重的涝灾，晚秋作物有较大的减产，群众生活发生困难，已经开始出现人口外流的现象。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极大注意。

目前，全国各地正在组织力量，集训干部，准备在城乡开展以“四清”、“五反”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动手较早的地区，工作队已经进村，运动正在逐步展开。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必须分期分批，坚决地进行到底，搞深搞透。但是，应当看到，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生产、分配、收购、救灾等方面的许多重要工作。这些工作既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重大问题，又是组织明年工农业生产新高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季节性强，时间紧迫，要求我们同时抓紧做好。放松这方面的工作，将会给我们引来极不利的后果，从而也会影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顺利进行。各级党委，必须将当前的各项工作，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做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生产救灾等日常工作两不误。即是：既要抓社会主义革命，又要抓日常工作；既要抓重点地区、重点单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抓面上的生产、分配、收购、救灾等工作。各级党政组织除了抽出必要的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外，必须留下必要的干部，组织好工作班子，负责面上的日常工作。必须坚决防止顾此失彼，无人负责的状态。要向干部们讲清楚：参加“四清”、“五反”是伟大的革命工作，留下来坚持日常业务，也同样是伟大的革命工作。正是因为人手少了，留下来的同志更应当勇于把工作担当起来，发扬革命精神，改进工作作风，积极主动地把工作做好。特别是受灾地区的干部，更应当努力把工作做好。对在面上工作的某些犯有错误的干部，应当进行教育、鼓励和督促他们积极地作好当前工作，争取以功补过，不许消极、怠工、观望和等待。有这种情况的，上级领导应当立即检查纠正。

1963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曾经发出《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所提出的救灾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目前仍然是适用的。请有灾的省、地、县各级党政组织，重新讨论这个决定，并认真贯彻执行。今年的生产救灾工作，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贯彻生产自救为主、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的方针。必须继续做好秋收工作，注意收集副产品和野生作物，大力组织冬季农副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增强抗灾力量。必须实行以丰补歉、相互支援的原则，不论灾区省份和非灾区省份，都应当尽可能从丰收地区多征购一些粮食，收集一些副食品，以支援受灾地区。这一条非常重要。

以上通知，请即讨论布置执行。

中共中央 国务院 1964年10月31日

1964年11月初，中国京剧院一团《红灯记》剧组经过一年多紧锣密鼓地排演和反复修改，终于成功了，林默涵邀请周恩来观看，还邀请了沪剧团的导演和主要演员进京观看。周恩来看后加以肯定。后来江青也看了，她也表示满意。

11月5日，周恩来、贺龙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节47周年的庆典，希望借此机会沟通双方的关系，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

11月6日晚，中国京剧院一团《红灯记》剧组在中南海小礼堂给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演出，当舞台上演到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一场时，毛泽东的眼角上渗出了泪水。在剧间休息时，大家请他去休息室坐坐，他还沉浸在剧情中，轻轻地摇摇头，说：

“你们休息吧。”

大幕再度拉开，在演到李玉和一家人上刑场时，毛泽东的眼里再度溢满了泪水。

演出结束了，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走上舞台，接见了《红灯记》剧组演员，还与爱华沪剧团的导演及演员亲切握手。

11月7日，毛泽东在湖南省委11月1日的请示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湖南省委《关于由贫协行使问题严重的大队、生产队权力的请示》报告全文如下：

中央：

在社教地区，发现有的大队、生产队干部躺倒不干，消极抵抗；有的领导权被那些和平演变过去的人掌握；有的被打进来的敌人掌握。障碍当前工作，破坏社教运动。有鉴于此，我们准备用省人民委员会、省贫协筹委会名义发一通知，在上述三种地区，由贫协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是否可行，请中央复示。

附通知草案

湖南省委 1964年11月1日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湖南省贫协筹委会关于在三种地区一切权力归贫协的通知（草案）各专署，各重点县（市）人民委员会、贫协筹委会，各工作总团、分团、工作队、工作组：

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正在分期分批地开展，第一批重点地区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目前出现了一个问题，有的地方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所篡夺。上述三种情况，只要查明属实，经工作队批准，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把政治的、武装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领导权统统拿到贫协组织手里，一直到选出新的领导核心，移交权力时为止。

以上通知，请各地贫协研究执行，并请工作团、队、组帮助执行。

（此件由工作组向全体社员宣读）

省长：程潜 副省长：华国锋

省贫协筹委会主任：张平化 省贫协筹委会副主任：王延春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送少奇同志阅。此件请你考虑，似应批准。还可以考虑发各地将他们一军。大多省区是还没有搞起各级贫协来的。退毛泽东 11月7日

11月7日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方国庆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到周恩来面前说：

“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泽东、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

周恩来闻言吃了一惊，他正色道：

“你胡说什么！”

说罢转身离去。马利诺夫斯基在后面仍然冲着他说：

“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台了。”

马利诺夫斯基见周恩来不理睬他，就又到贺龙面前纠缠，大骂斯大林和毛泽东，被贺龙顶了回去。崔可夫元帅说：

“我们并不这样看！”

贺龙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当即决定：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立即退场，以示抗议。

11月8日，周恩来看到美国、法国、英国的通讯社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周恩来看罢，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一天，勃烈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得罗波夫和葛罗米柯、波德戈尔内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回拜周恩来，周恩来和他们一见面，忍不住气愤地质问勃烈日涅夫：

“苏共欢迎我们来的目的之一，是不是你们要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中国共产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

勃烈日涅夫见周恩来脸色铁青，就解释说：

“马利诺夫斯基纯属胡说。这件事我们是事后得知的，都感到不安和愤怒。马利诺夫斯基不是主席团成员，属酒后失言，翻译也有错，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在，我们向中国同志道歉。”

周恩来说：

“吃酒后胡说八道，这是不能作为解释的，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酒后吐真言。存在决定意识，思想里总有这个根苗，他才说出这个话来。这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反映苏联领导中仍然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以老子党自居的倾向依然存在。当众对中国党政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也未曾用过的恶劣手段。”

勃烈日涅夫急忙说：

“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这是比马利诺夫斯基的道歉还要高级的道歉。”

波德戈尔内也说：

“我们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限。”

周恩来说：

“美国、法国、英国的通讯社都在今天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这里的权威人士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于胡说八道？”

勃烈日涅夫说：

“马利诺夫斯基是胡说，我们已经道歉，这个问题已经结束。”

周恩来说：

“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

勃烈日涅夫无可奈何地说：

“那当然，那当然。”

11月9日，中苏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直截了当地说：

“中国代表团愿意与苏共新领导进行接触，了解情况，寻求中苏团结反帝新途径。”

勃烈日涅夫说：

“我们积累的问题很多，今天只是提出一些问题，首先建议开始讨论停止公开论战，并围绕这个问题寻找其它步骤。”

周恩来心想，中苏公开论战是赫鲁晓夫挑起来的，对我党进行了那么多攻击，今天勃烈日涅夫对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原因避而不谈，却提出讨论停止公开论战。他决定转换话题，就召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议一事，试探一下苏联新领导与赫鲁晓夫有何区别。结果双方围绕这个话题纠缠了许久，不欢而散。

周恩来由此得出结论说：

“现在情况弄清楚了，虽然苏联新领导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但是他们仍然是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即他们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关于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问题，也不会给我们讲什么了。我们留在此地已无益，但对他们的意见还应做个正式答复。”

此后，周恩来与罗马尼亚、波兰、越南代表团交换了意见，一直认为，通过几天的接触，发现苏联的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现领导软弱，内部混乱动荡，各方面的压力大，这是原来没有想到的。

11月1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克里姆林宫，与勃烈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进行第二次会谈。勃烈日涅夫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的意见，周恩来断然拒绝了。他说：

“我们认为，在你们还是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上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勃烈日涅夫恼羞成怒，厉声问道：

“你们对停止公开论战的意见到底持何态度？”

周恩来平静地说：

“在赫鲁晓夫被解职，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派代表来苏联祝贺节日的新气氛下，进行接触，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看看可否找到团结反帝的新途径，这就是我们的全盘计划。

现在情况清楚了，既然你们同赫鲁晓夫毫无差别，共同愿望就很难找出来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使新气氛也没有了。我现在正式表示几点意见：

第一点，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词和我的书面祝词中所表示的愿望，我们坚持不变。第二点，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要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决不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不过，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马。第三点，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周恩来表明了原则立场之后，又说：

“尽管如此，我们对兄弟党的门还是开着的。按照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的准则，创造新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来确定共同愿望的办法还是有的，这就需要共同努力。如果仍然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这种可能就不存在了。”

勃烈日涅夫说：

“很遗憾，这一次是你们破坏了我们的高级会谈。”

周恩来说：

“第一，米高扬说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没什么好谈了。第二，你们坚持召开7月30日通知要开的会议，就是坚持老子党的态度不变。第三，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把谈判气氛也破坏了。”

11月12日，中苏双方进行最后一次会谈，按预定日程，由勃烈日涅夫介绍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出乎周恩来的意料，勃烈日涅夫依然说赫鲁晓夫是出于身体健康的原因，没有说出什么新内容。勃烈日涅夫还说：

“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我们建议，只要你们方面准备好，我们就举行两国高级会谈，以便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恢复苏共和中共、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信任，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

周恩来说：

“我们将会把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共中央。这次我们没有能够更广泛地讨论问题，但是正如我们昨天说过的，我们的门是敞开着的。为了使我们两党协商的门开着，为了能够创造良好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建立团结共同对敌的愿望，我希望不要在创造新的气氛中又来一个障碍。”

11月12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由刘少奇等人按照毛泽东11月7日批语起草的《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全文如下：

湖南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委、党组，军委总政：

湖南省委11月1日来电和省人委、省贫协筹委会关于在三种地区一切权力归贫协的通知（草案）均悉。中央同意湖南省委的意见并同意这个通知草案。望湖南省委照此办理。

现将湖南省委来件转发各地，各地亦可参照湖南省委意见酌情办理。现在大多数省、区还没有组织起各级贫协，但有些农村已经组织了贫协。在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地区，如果发现有的地方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以上三种情况，在查明确实后，经工作队批准，都可以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没有贫协组织的地方，也可以由工作队组织贫协，取而代之。

中央 1964年11月12日

11月13日，周恩来与贺龙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要离开苏联回国。柯西金与周恩来同乘一辆车，到机场为中国代表团送行。他对周恩来说：

“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些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

周恩来略带嘲讽地说：

“请问，你们的区别何在？”

“这个……”

柯西金似有难言之隐。周恩来见他如此，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了。

周恩来等人乘坐的飞机在北京东郊机场降落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领导人和在京的全体政治委员到机场迎接，并留下了一张流传极广的照片。这张照片表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彻底破裂了。

11月1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问题的批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总政治部：

现将江苏省委《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的规划（草案）》转发给你们。

15年来，我国教育工作的情况是：一、在解放全国的时候，把原有的学校和师资接收下来，除了改掉国民党的“党义”课，和取消“训导制度”以外，其它不动。这是对的。二、1952年起，进行了院系调整，工作中有些缺点和错误，但是基本上还是对的。三、1953年起，照抄苏联凯洛夫教育学，进行“教育改革”。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教育了。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教育。这是走了弯路，犯了错误。四、1958年，即在建国以后9年，我们才真正认识了社会主义的教育与资产阶级教育的根本的不同所在，才真正开始了教育改革，真正在教育思想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即“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五、今年，中央提出“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在教育工作中，全日制小学还要发展，全日制的中学和高等学校不再发展了；以后，国家的教育经费，除了维持这些全日制的学校以外，新增加的主要用来办理或者津贴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中等和高等学校，这样来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消灭文盲，培养又能做体力劳动又能做脑力劳动的新人，大大发展生产，和根本消灭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为将来完全消灭三个差别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做准备。

1958年教育改革，各地办了很多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1959年以后，由于经济困难，同时由于对这种新型学校的意义估计不足，全党全民都没有经验，认识上不是彻底清楚，因此，许多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大批垮台了，或者取消了，或者改为全日制学校了。只剩下少数坚持下来。这些坚持下来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虽然数量是小的，但是它们代表了我们今后教育的发展方向，因而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江苏省委对于发展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提出了规划，提出了办法，这是很好的。希望各省、市、自治区，也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规划，报告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高等教育部。规划要切实可行，不要一哄而起，避免1958年所犯的错误和缺点。

同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对于1958年以来坚持办下来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集中力量做一些典型调查，调查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或者缩小成绩，有问题，有困难，不要避而不谈。这种调查，还要经过核实，真正可靠。调查材料，并应与全日制的同级学校对比。这种调查，请省、市、自治区有计划地进行，把你们的调查计划和进展情况报告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高等教育部。调查结束并核实之后，也分送中央宣传部、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我们已经办了6年，应该总结出经验来了。这种经验，对于今后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对于说服全党和全体人民，对于说服教育工作人员，对于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的理论，都是非常重要的。请抓紧调查和整理。

中央 1964年11月17日

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论战画上了句号。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原来的计划还要写十评的，因赫鲁晓夫突然下台，遂作罢。毛泽东在一次会议说，对赫鲁晓夫下台，我们也要写一篇文章，不是批评苏共新领导，而是讲赫鲁晓夫犯了种种错误，做了种种坏事，导致他下台，说明他的路线破产了。陈伯达向《红旗》杂志国际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由国际组两位编辑执笔起草文稿，稿子写出后，由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审定，将题目定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后来发表在11月21日《红旗》杂志第21-22期合刊上。

11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作汇报，他不无讥讽地对刘少奇说：

“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对于毛泽东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刘少奇并无思想准备，只得说：

“我搞不来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富治、彭真多管，经济工作由小平、总理管。”

毛泽东说：

“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他们这些人很忙，否则哪个也统不起来。”

据陈伯达在几十年后回忆说：“从1964年10月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为首的领导集团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但是他找不到一个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好办法。那时全国人民都在学毛著，他准备出他的选集的第五卷，里面准备选几篇历史上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主要是批判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对我说：‘摔几颗炸弹看看，证明我和皇帝不是一样的，历史上就不是一样的。我和刘少奇是同路人，而不是志同道合的战友。’”

1964年12月2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词稿承您看了，改了，并送《诗刊》（现因停刊改送《人民文学》），这是对我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康生同志告，您说词句有些晦涩，我完全同意，并一定努力改进。三首词结句的修改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原来，胡乔木自长期休养以来，无所事事，在1964年10月间，突然对旧体诗词产生了兴趣，写下了第一首《六州歌头·国庆》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据他自己说：“试写旧体诗词，坦白地说，是出于一时的风尚”。这一时的“风尚”，自然是来自于毛泽东。他把最初写的词稿抄呈给毛泽东，请毛泽东修改一下。此时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尽管已经在四清运动的方针与对象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但他还是忙里偷闲地作了一些修改。自此以后，与毛泽东久违了的胡乔木，又重新和毛泽东恢复了“热线”联系，他先后在1964年12月20日、27日、28日，频频致函毛泽东，谈论改诗词的问题。这是他自请长假病休以来，从未有过的与毛泽东的频繁联系：词稿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改后送回；胡乔木再改再送；毛泽东又改后发还……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地修修改改，有一个人看不下去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江青。江青毫不客气地对胡乔木说：

“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要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这句话无疑是对胡乔木浇了一盆冷水，使这位被毛泽东曾经称之为“一介书生”的胡乔木大为恼火！江青哪里知道，她已经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胡乔木又是填词又是请毛泽东帮忙改词，这说明他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已经具备了写作条件，完全可以回到毛泽东的秘书岗位上了。这一明显的信息，毛泽东不可能不明白。后来胡乔木的《词十六首》在1965年元旦同时刊登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这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显然是胡乔木重返政治核心的信号。可是，胡乔木却始终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再一次召唤。其中的原因，胡乔木肯定是心知肚明。读者诸君看了本传前后叙述的诸多故事，自然也是不难明白的。当然，胡乔木在多少年后又一次时来运转，成了邓小平的座上宾，那倒是毛泽东不曾料到的事情了。尽管如此，胡乔木后来在谈到他的《词十六首》时，还是说：“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但是整篇仍然显出自己在诗艺上的幼稚。”

再说1964年12月5日，毛泽东在谢富治的蹲点报告上作了批注并写了一个批语。

原来，谢富治在11月15日写了一份题目为《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的蹲点报告。他在报告中说该厂存在四个严重问题，并列举了“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的八种表现”，诸如“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科学试验，为名为利”等等。

毛泽东在谢富治这个报告中提到的该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根子“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这句话后面，批注道：

“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

毛泽东又在批语中写道：

“此件是否可以转发中央各部委、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领导同志看看，请酌定。”

“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要这样做，必须派政治上很强的工作队分期分批去做。谢富治同志这个报告很可一看。”

12月12日，毛泽东在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12月7日送审的《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上批示道：

“此件已阅，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东西出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有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12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又在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12月4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的信中和陈正人11月25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一个多月的蹲点情况报告中作了批注。

他在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中作的两处批注是：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他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上作的批注是：

“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12月13日，周恩来将准备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做了不少批改，并在其中加写了这样两段文字：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100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它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此时想到北京大学一些人骂他在莫斯科会议上讲的“东风压倒西风”是伟大的空话；咒骂大跃进是“吹牛的骗子”，“困难不但不会克服，反而越来越多，其严重性也日益增大”；咒骂反苏斗争是“想做霸主，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他接着写道：

“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经过15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毛泽东还把报告稿上“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一句，改写成：“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

欲知毛泽东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能否实现，请继续往下看吧！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第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写的两段文字，既富于哲理，又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雄辩地说明了人类社会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规律，说明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及15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些不同寻常的话语，特别是第二段中那几个排比句，读起来不但如行云流水，朗朗上口，而且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毛公卓越的驾驭文字能力，不止是他同时代的笔杆子无人能及，就连那些所谓的文学大家们，也都相形见绌！

第39章 1964年12月—

“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下去，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坏事，同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回到大陆，站到国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去。”

话说1964年12月15日下午，毛泽东根据11月25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来京参加人大会议的机会，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刘少奇就各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他说：

“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

“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产阶级。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说：

“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淡淡地说：

“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说：

“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

“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不会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吧？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刘少奇提出对“四清”中农民自己报出来的隐瞒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购的问题。毛泽东说：

“不能征购。要到5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

周恩来插话说：

“整个社教时期都不要征。”

毛泽东说：

“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刘少奇又提出了其它一些问题，尔后说：

“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

毛泽东说：

“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

从16日到19日，中央工作会议都是每天上午讨论，下午召开全体会议。

12月20日中午12时，毛泽东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他同朱德、周恩来等已经到场的一些人谈笑风生。在谈到孙中山时，他说：

“特别要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骨头很少，水分很多。孙中山晚年没有知识了。他是个讲演家，煽动家，讲得慷慨激昂，博得给他鼓掌。我听过他的讲演，也跟他谈过话。他是不准人驳的，提不得意见的。实际上他的话水很多，油很少。”“他一进场，全场都要站起来的，叫孙先生。没有民主，亦无知识，他的无知识达到此种程度：他给右派解释共产主义时，画了一个太极图，里面画了一个小圈，写上共产主义，外面又画了个圈，写上社会主义，最后外面又画了个大圈，写上民生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我们的三民主义里头。总司令，你是最不佩服他的。湖南有个缅云山，你认得吗？他开始说，孙文没有学问，叫孙大炮，不如黄克强有学问，黄先生好，因为黄是秀才，能写一手苏东坡的字。后来他一到广东，见了孙中山，回来后一下大变了，说，‘可了不起，孙先生！’”

毛泽东又谈到了余秋里，他说：

“余秋里做计委副主任不行吗？他只是一个猛将、闯将吗？石油部也有计划工作嘛！是要他带个新作风去。”

周恩来插话说：

“去冲破一潭死水。”

提到《人民日报》，毛泽东说：

“现在《人民日报》有看头了，编者按也写得好。大白菜也上了头条，很好。”

他说的“大白菜也上了头条”，是指《人民日报》12月5日在头版用大半个版的篇幅报道的北京市干部参加运销大白菜的消息，这个消息还配发了短评，刊登了社员的来信，很有些声势，是副总编辑安岗与北京市记者站的记者共同组织的。毛泽东又说：

“要继续努力。《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有些短的、生动活泼的、思想性强的内容，要学习。”

他正在高谈阔论，刘少奇进来了。他要刘少奇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说：

“你开讲，你挂帅。你不讲，我们散会。”

刘少奇不再推辞，于是重提12月15日下午他已经说过而还没有经过会议讨论的老问题，他说：

“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

“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命。”“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刘少奇说：

“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说：

“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还是坚持把话题绕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上，他说：

“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没有理会，继续说道：

“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也是只管说自己的问题，他说：

“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说：

“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刘少奇见毛泽东如此明确地表了态，也只好表示赞成了，他说：

“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

接下来，大家开始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及处理办法。毛泽东说：

“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10%。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20%，7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100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100块钱到150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80%。”

邓小平插话说：

“这次运动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毛泽东把话题转移到“四清”的概念上，他说：

“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

他还特意嘱咐大家说：

“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还要搞到明年什么时候，1月、2月、3月、4月、5月，再搞五个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部的腰。”

刘少奇见毛泽东说完了，就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他说：

“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陶铸当即表示赞成。毛泽东则冷冷地说：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彭真插话说：

“总的提法，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是我们七届二中全会提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是四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主要整干部。整个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个整个的提法和这次运动的提法要分一下。这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一种形式。”

毛泽东接过话题说：

“一个新生，一个漏划，一个坏掉，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

刘少奇还是抓住“主要矛盾”问题不放，他坚持说：

“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它的。”

李葆华问道：

“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刘少奇说：

“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

“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也反唇相讥：

“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毫不让步，他说：

“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刘少奇依然坚持他的观点，说：

“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会议一直开到下午4时，毛泽东没有再和刘少奇继续争论下去，但事情还远远没有完。请诸君耐心往下看。

12月21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经毛泽东批改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说：

“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14亿零600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13亿8900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1700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报告》中还说：

“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巨大成就，自力更生地进行建设的力量的增强，充分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我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的伟大力量，证明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

周恩来为了进一步贯彻毛泽东“工业学大庆”的指示，在会议上再次总结了大庆油田的典型经验，并号召全国向他们学习。

周恩来曾先后三次到大庆，肯定了大庆人靠“两论”（毛泽的《矛盾论》、《实践论》）起家的经验，提出了“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建设大庆矿区的方针。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称赞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他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12月2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接见了参加亚非文学座谈会的许多国家作家代表团的代表。

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周岁生日，他要在晚上请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大庆“铁人”王进喜、回乡知识青年代表董加耕、邢燕子及钱学森等部分科学家、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少数中央部门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吃饭。为此，他亲自拟定了名单，并安排钱学森和陈永贵、王进喜、邢燕子、董加耕，还有陶铸和曾志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跟他坐在一桌，而江青和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胡耀邦及各大区书记等人，则分坐另外两桌。

晚饭前，毛泽东一到场就说：

“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他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了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整个席间鸦雀无声。

毛泽东说完了，就来到自己的位置上，紧紧握住陈永贵的手说：

“永贵好啊！”

他又挨个和客人握手问好，并询问了陈永贵、王进喜、邢燕子、董加耕等人的情况，还说：

“像大学里那些书，越读越蠢。《三侠五义》、《聊斋志异》等等，越读越蠢。我的孩子就是的，一个已经下农村了。今天我没有请他们吃饭，他们不够资格。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

说罢，点上一支烟，望着陈永贵和钱学森，又说：

“搞建设，农业是个拳头，国防是个拳头。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车，这很好。”

席间，毛泽东见陈永贵很少动筷子，就热情地说：

“永贵，吃菜，吃菜嘛！”

他随手为陈永贵夹了一筷子，招呼道：

“这个菜好，吃这个。永贵同志别客气！”

毛泽东知道陈永贵已50岁，便风趣地说：

“五十知天命喽！搞出一个大寨很好。”

据参加宴会的曾志回忆说：“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时间久远了，我已记不全主席谈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

12月27日上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印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七条》：运动性质，统一提法，工作方法，抓全面，时间，宣布对隐瞒土地的政策，财贸部门的工作要同“四清”运动相结合，工作队队员，集团问题，给出路，“四清”要落在建设上，生产队规模，基层干部任期，监督问题，四大民主，工作态度。最后一条是讲以上各条原则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

文件第一条关于运动的性质，并列举了几种提法：一、“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文件认为，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并且强调：“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全体会议。朱德发言后，陈伯达对《十七条》作了一些说明，他说：

“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的讨论意见。为了突出主席的思想，具体的部署没有写上。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要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

毛泽东插话说：

“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董必武在发言中说，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毛泽东插话说：

“现在15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

陆定一在发言中讲了文化革命问题。毛泽东插话说：

“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联合专政。”

他在批评文化部时还点出了文化部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在会议将要结束时，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他说：

“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见毛泽东一直批评他的工作，本来就接受不了，再一听毛泽东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就再也听不进去了。他立即打断毛泽东的话，反驳说：

“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你说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还有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

刘少奇越说越生气，他质问毛泽东：

“你说，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见刘少奇已经撕破了面皮，非常气愤，便说：

“煤炭部长张霖之就是！”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张霖之是一位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自1957年以来，他就一直是煤炭部长。在五十年代，煤炭部对煤矿的安全生产一直不够重视，大、小煤矿经常发生矿难。一个矿难，就几十、上百个地死人。”“从每天的群众来信中也常有矿难家属写来的血泪控诉。我和同事们看了都心酸落泪。”“为了强调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中央还在中南海瀛台举办了一个煤矿安全生产的展览。毛主席也去看了。在展会上，他千叮万嘱一定要保证煤矿的安全生产。”“毛主席多次批示文件，要求煤炭部认真解决安全生产问题。他还找来管经济的领导同志一起谈话，多次讲到要注意工人的安全，特别要注意煤矿生产的安全。要安全第一，宁可少生产点，也要保证安全。”“毛主席也多次找张霖之，要他解决这个安全生产的问题。说你们宁可把危险大的煤矿停产，也不能死人。还说，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老百姓死了，你怎么为他服务？一个工人死了，他的家就完了。可是张霖之回去后，矿难依然是接二连三发生，似乎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而在三年困难时期，反映煤炭部领导和煤矿领导特殊化、多吃多占国家对煤矿工人特别照顾的证物的信件也很多。这些信件反映的问题也大都报送给了毛主席。对煤炭部的这些种种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毛主席震怒了，说张霖之是不顾人民死活的‘死官僚’。为了矿难的事情，毛主席还批评过总理。文革中，江青在文革小组会上提出批判张霖之的时候，总理也说，这个张霖之是怎么搞的？尽管国家的外汇那么紧张，但中央还是批了许多外汇给他，让他去进口安全设备，可怎么还是出那么多事？”“尽管毛主席那时就已经点了张霖之的名，可他却还是稳稳地坐在煤炭部长的位子上。文革开始以后，他又跟着刘少奇搞资反路线。各地煤矿、矿业学院的学生和煤炭部的群众给他贴了大宇报，他就整学生，狠整给他提意见的工人、干部。只要是给他贴大字报的，他就认为是右派，把人家给抓起来。刘少奇要‘抓游鱼，反干扰’，他在矿业学院搞的也叫‘抓游鱼、反干扰’，但到了煤炭部搞的就是‘抓反党分子、野心家’了，说这些人想利用群众的不满，利用群众运动，篡夺党的权力。文革运动中，我们还收到不少煤炭部群众的来信，讲张霖之怎么大吃大喝，从大跃进时候开始，就一直是这样。而且喝酒很厉害，喝的都是最名贵的酒。更严重的是，一个煤炭部党组的成员来信掲发，张霖之在酒后竟谩骂毛主席是秦始皇，专制独裁。他骂主席，可能与毛、刘争执时，主席点了他的名有关系。”

后来在1967年1月22日，张霖之在被群众批斗后上吊自杀了。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动员群众斗争张霖之的是总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决定的，也是他们指定我去讲话的。”“当时法医的验尸报告都在，他的皮下伤并不致死，他确实是上吊自杀的。”

再说毛泽东在12月27日下午的会议结束后回到家中，心情依然不能平静，一首古诗突然跃出脑海。他以沉重的声调吟诵道：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这是他在几十年前很喜欢的一首古诗，诵罢，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何时何人所作，于是便在次日凌晨提笔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

田家英同志：

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读过的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三垂冈一诗：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诗歌颂李克用父子。

毛泽东 1964年12月28日凌晨，

写罢，他吩咐值班卫士将信送与田家英；又拿过3张印有红线竖格的宣纸，笔走龙蛇，一气呵成，挥洒出了一幅令不少书法家拍案叫绝的毛体书法作品——《三垂冈》。

大凡有较高文化素养、有诗词功底的人，在愉悦或激愤或悲痛的状态下，每每有相应的警句、格言会不期而至地浮现在脑海，于是便低吟浅唱，或奋笔疾书。历史上的一些书法杰作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便是最好的证明。毛泽东的《三垂冈》也属于这一类书作。这类书品淳朴厚重，浑然天成，绝没有那些风月派乃至当今学院派的矫揉造作且自以为高明的小家子气。

毛泽东诵诗中“朱梁”的朱，是指在五代初期建立后梁的朱温。此人乃唐末黄巢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中的无耻叛徒。毛泽东在批《旧五代史·梁书·太祖本纪》时曾这样写道：“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而他在批《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时则写道：“生子当如李亚子”。李亚子就是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的小名。

经田家英找专家查阅，《三垂冈》一诗是出自清朝诗人严遂成的《海珊诗钞》。毛泽东所书有两字与《海珊诗钞》不同，即第四句中的“犹”字在《诗钞》中为“且”，第七句中的“下”字在《诗钞》中为“畔”。但是，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所引的《三垂冈》一诗，却与毛泽东记忆中的完全一样。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深深地为后来的专家所折服。

再说12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继续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他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之后，就《十七条》中的第一条和第十六条内容，批评了刘少奇的两个提法，他说：

“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

毛泽东进一步批评说：

“这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没有说明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也没有说明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的交叉，也没有说明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和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有。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有。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有。这些都没有说明当前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只有这个提法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提法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邪路上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重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对《十七条》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毛泽东见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就说：

“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还要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自由民主的。这里有两个人——”

他指着刘少奇、邓小平说：

“现在，你们一个不让我来参加会议，一个不让我讲话。”

会场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不让我参加会议”，是指邓小平曾经以毛泽东身体不好为由，说没有什么重要事，劝他不要参加会议。他所说的“一个不让我讲话”，是指刘少奇在12月27日下午会议上打断了他的话。

“这里有两本书——”毛泽东说着，拿出了两本书，摇动着手中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说：“作为党员我有开会权。”

他又摇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

“作为公民我有发言权。《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85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87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谁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会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

周恩来插话说，算集会。毛泽东接着说：

“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游行示威的。”

毛泽东最后问大家：

“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会议结束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大小礼堂观看《红灯记》。开演前，他们在休息室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

“你们的会开完了吗？”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在12月28日下午印发《十七条》后，就准备结束。而这个发放《十七条》的结束会议，刘少奇等人竟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毛泽东听陶铸说会议已经结束了，脸色顿时沉了下来，生气地说：

“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

他又问陶铸：

“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陶铸回答说：

“有的已经走了。”

毛泽东的火气更大了，转身对汪东兴说：

“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12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对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说《十七条》“中央正在修改，停止下发，并由各级领导自行将文件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在1965年元旦后继续召开。

12月3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对陈伯达同余秋里谈话记录稿的批语”中写道：

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副总理各同志看看。形而上学在我们党内盛行，辩证法抛到九霄云外，连一些大老爷也在所不免。现在应该是想一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毛泽东1964年12月31日

1965年1月间，毛泽东为修改1941年撰写的批判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的“九篇文章”，将旧书稿印发给一些中央领导人征求意见（关于“九篇文章”，本传中还要多次提到，请读者注意），他在批语中写道：

“……其中又提了总理的名字，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1965年1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人大这边的会议一结束，刘少奇立马赶去参加毛泽东晚上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1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开会。有的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15000人，搞一个小县，28万人口，搞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可以去学嘛。”

毛泽东讲的这“一个小县”，指的是河北省新城县。他接着说：

“我跟前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40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你一个新县城，28万人口，下去15000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28个人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15000人扎根串联，为什么扎根串联！冷冷清清。扎根串联，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种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

他扭过脸问刘少奇：

“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应该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生产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与会者听毛泽东如此一说，纷纷议论起来。毛泽东待大家平静下来以后，接着说：

“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得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三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联。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与会者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也说：

“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

1月5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

“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有人提出文件中关于运动的时间是不是要缩短一些。毛泽东说：

“时间问题，全国1967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28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宋任穷说，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说：

“在人代会上讲得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得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陶铸谈到了当前形势的新特点。毛泽东说：

“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二次会议也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天下午，毛泽东还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找去谈话。他说，人代会上讲得一片光明，党内开会一片黑暗。过去看不到蚂蚁（指阶级斗争），现在又说满地是蚂蚁。他还谈到了打歼灭战的问题，认为一个地方集中的工作队员太多了，并强调要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要允许人家革命，在这个地方不行，可以到别的地方去革命。

关于“四清”运动，《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正是针对当时已在上层领导及一些干部中出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针对一些上层领导与干部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腐化变质，演变成特权官僚阶级的倾向，毛主席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重点就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刘少奇在具体指导这场运动的时候，又把它改变成了整肃下面广大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所谓解决‘四清与四不清’矛盾的运动了。由此，刘少奇与毛主席在政治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1月6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们陆续来到北京，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在1月3日和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传达。尔后，各小组讨论《十七条》，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修改。

1月9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了斯诺。

斯诺是在1964年10月8日来到中国的，他首先和周恩来谈了话，然后就到中国各地参观访问。斯诺在参观中看到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后经济好转得这样快，感到很惊奇。见到毛泽东后，斯诺首先请求毛泽东准许他把这次采访的全过程拍成电视记录片。他由衷地对毛泽东说：

“好多年前，我请你把你的生平告诉我。开始你反对，我争论说，让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是什么力量推动你工作，这是有用处的。如今又有谣言说你病得很重，如果在屏幕上向全世界戳穿这些谣言是极大的夸张，那不是很好吗？”

毛泽东带着苦笑回答说：

“关于这个，可能是有些怀疑吧。我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

经毛泽东同意后，进来了一位摄影记者，开始拍摄斯诺采访毛泽东的全过程。这次会见和往常一样，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回答斯诺提出的各种问题，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气氛相当轻松活跃。斯诺首先谈到了中国革命对他的影响，他说：

“我22岁到中国，我的主要的政治教育是在中国得到的。”

毛泽东问：

“那是什么时候？”

斯诺回答说：

“1936年。最集中的是和主席一起的五个月。那时在保安的时间太短，不过那次旅行在很大方面改变了我的生活。那几个月比我在俄国当战地记者的两年半学到的还要多。”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

“可能这是真的，你在中国比较自由些。”

斯诺说：

“我认为我能认识你，是极大的荣幸，也为我个人带来许多好处，我也希望我能把你的思想转告别人。我真心觉得你的成就是伟大的，当然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但总之做了许多伟大的事情。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环境。很多人发生疑问，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

毛泽东答道：

“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下去，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坏事，同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回到大陆，站到国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去，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后代去决定。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工作。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些。”

斯诺说：

“主席一面搞革命，一面给许多教授提供了职业，现在可能很多人成为‘毛学’专家。”

毛泽东说：

“中国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写了一部著作，叫《老子》，后来注解《老子》的在100家以上。现在我的这些东西，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1000年以后大概会显得可笑吧。”

斯诺说：

“1000年是很长的时间。”

毛泽东说：

“今后的1000年比过去的1000年可能变化大。”

斯诺说：

“深入的技术革命，征服宇宙空间。但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毛泽东说：

“你可能讲得过分了，我自己都不相信。”

斯诺说：

“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物像主席经历过这么多的变革，从开始作为一个学生，到参加革命，到革命完成，并成为历史学家、哲学家。”

毛泽东说：

“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看几十年后怎么看了。在一些人看来，我是坏人是定了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不赞成我。他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这就要发生争论，有时要写文章，有时要动武。”

斯诺问：

“主席还是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

毛泽东说：

“我不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但是最后它是要被消灭的，那时就变成纸老虎了，它没有了嘛！”

斯诺说：

“现在一分为二，二分为四，每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毛泽东说：

“就是不许可中国有原子弹。中国并不想要一大堆原子弹，既然未必有哪一个国家敢于使用原子弹，它们实在是毫无用处的。为了进行科学实验，有几颗也就够用了。中国手里连一颗原子弹都不想要。事实证明，到处兴风作浪的不是‘竹幕’后面的中国人嘛！正是那些反对中国的帝国主义自己。说中国掌握了原子弹就是给世界带来灾难是不公平的。你也看到了，中国可没有拿着那个东西到处吓唬人，倒是那些对我不放心的人，在到处搞核威慑。什么‘大规模报复战略’呀，‘灵活反应战略’呀，都是用原子弹、氢弹威胁世界和平。美国人就没有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承诺了，从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第一天就承诺了。中国的这个政策，是不会变的。”

斯诺谈到了赫鲁晓夫，毛泽东说：

“我们这里赫鲁晓夫的照片没有多少，书店里照样有赫鲁晓夫的书。世界没有赫鲁晓夫还行！赫鲁晓夫阴魂不散，他这种人总是有的。”

斯诺问：

“现在的苏共新领导能不能说是三七开，七分是对的？”

毛泽东说：

“苏共现在的领导？这很难说，我不讲这个话。外面讲他们要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斯诺又问：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有什么改进？”

毛泽东说：

“可能有点，但是不多，使我们丧失了一个写文章批评的对象。”

斯诺说：

“在苏联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

毛泽东说：

“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

斯诺将话题一转，谈到了中美关系，他说：

“在过去的15年中，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两国、两国人民被分开了，对此我个人自然感到遗憾。今天，悬隔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是，我自己并不认为这将演变成战争和历史上的大悲剧。”

毛泽东说：

“这也可能你是对的。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我们不会打到美国去，这我已经说了，你们可以放心。”

斯诺问：

“在现在的情况下，你认为中美关系有改善的希望吗？”

毛泽东说：

“是的，我看有希望。但这需要时间。要等候，总会有这么一天，历史的力量一定会再次把两国人民联结起来。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

斯诺说：

“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

毛泽东说：

“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好多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有打到我。”

斯诺说：

“希望在我走之前，请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

毛泽东说：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说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

斯诺说：

“主席的话非常好，特别是同前面的话联系起来，就是中国不会打出去，中国在忙于自己的事。我本人看到了这一点。”

毛泽东强调说：

“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交谈已经进行了四个小时，毛泽东说着说着半闭上眼睛，声音慢慢低了下来。斯诺见他有点累了，就说：

“我从来没有会见过约翰逊总统。但这次我回去，他可能找人让我去见他一次。如果你有任何特别信息给他，我也许能够转交给他。你有愿意对他说的话吗？”

毛泽东说：

“没有。美国人的手伸到全世界，我们早已提过要他们收回去一点，他们照例不听。”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和斯诺一起共进了晚餐。斯诺起身告辞时，毛泽东一直把他送出人民大会堂门口。在大门附近，没有卫士。毛泽东在零度下的夜晚没有穿大衣，不顾斯诺的反对，又要送斯诺去乘汽车。到了汽车跟前，毛泽东跟斯诺握手，要斯诺多保重，他说：

“天有不测风云。”

眼看着斯诺上了车，毛泽东还独自在那里站了片刻，以传统方式向斯诺挥手告别。直到斯诺乘坐的汽车开动后，他才转身回去。

1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大幅照片。毛泽东在1960年会见斯诺后，中国的新闻机构没有进行任何报道，这一次斯诺被《人民日报》的新闻介绍为《西行漫记》的作者。

斯诺于1月19日离开中国后，2月17日在巴黎的《新直言》周刊、东京的《朝日新闻》上刊登了他同毛泽东的谈话。英、德、意等国的报刊相继转载，唯独美国各大报未予登载。回到美国后，斯诺把这次在中国整个采访过程中拍摄的电影记录片命名为：《人类的四分之一》，充分地介绍了新中国在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又经过多方努力，始得和约翰逊见面，但这位美国总统傲慢地应付了几句，便让送客。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估计是十分准确的。

欲知中美关系后来如何发展，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5年1月9日接见斯诺时候的心态，完全是一种大决战前夕的状态。斯诺没有也不可能猜想到。在1960年和这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都做出了准备与美国政府接触的暗示。很遗憾，美国政要人员没有也不可能理解他这种特有的处事方式。

另：关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历来评论者众说纷纭。读者不妨看一看斯诺是怎样评价这个问题的。斯诺曾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现在，人们说，刘和毛从一开始就代表着‘两条路线’。毫无疑问，‘两条路线’是存在的。据毛说，在党由两个人领导的四、五十年里，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非对抗性矛盾（逐步）变成了对抗性矛盾’（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个人争权的斗争吗？人情的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政治现实分开的。但是，毫无疑问，毛和刘之间的冲突首先是由于，两个人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方法和目标的考虑，在实质上是不相同的。”斯诺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历来是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一边，始终能够客观地观察和报道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发展。而他对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判断，即“两个人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方法和目标”，也就是对于革命的路线和道路“的考虑，在实质上是不相同的”这一评论，不是比一些中国人更客观一些吗？

第40章 1965年1月—

“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原则问题，基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

话说1965年1月11日晚，毛泽东邀程潜、章士钊、周世钊、王季范到菊香书屋便餐小叙。谈到湖南一师的校友彭庆一生以教书为业、退职后生活困难时，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恐怕要我来出面解决，我有稿费。”

送走客人后，毛泽东阅田家英1月10日报送的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1月8日讨论《后十条》的书面意见。华东组提出：

《后十条》可以不要，因有的同《前十条》重复，有的有矛盾，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

具体意见有：蹲点要坚持，方法要改，要写得活一些。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团结95%的群众和干部要结合起来写，不能机械地分先后。《后十条》的精神是先整干部，后整社员，是否改为在这次社教运动中，要对群众进行正面教育，不整社员，不搞斗争，也不搞退赔，社员自己的问题，由他们自己开会去解决。关于党组织和贫协的关系，要明确两点，一是贫协要受党的领导，一是贫协可以监督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后十条》有一段讲右的偏向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现在不一定是这样了。应该是从头到尾实事求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多少反多少。关于怎样对待基层组织问题，一致意见认为，一开始就应区别对待，文件中的提法还是采取一律不信任的态度。不能说对所有干部都要在“四清”结束后才能团结。

毛泽东阅罢华东组的书面意见，给刘少奇写了一个批语：

“此件可以看一下。”

1月12日，毛泽东对徐寅生1964年9月28日在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同志们一阅。并请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毛泽东 1965年1月12日

1月13日下午3点半，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

原来，朱德、贺龙等人曾经找过刘少奇谈话，劝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

参加党内生活会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一共17人。刘少奇在生活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1月13日这一天，高智因参加中国与印尼通航派往印尼的代表团提前来到北京，毛泽东马上接见了他。

高智在离开毛泽东这两年零八个月里，一直想着毛泽东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的交代，想着老人家交代了的事情就一定要办，所以他这次从西安经郑州到北京时，对毛泽东没有走过的西安至郑州段的铁路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观察，沿途有多少个涵洞？哪个最长？地形怎么样？路好走不好走？一一都记在了本子上。

这天下午，高智进了中南海，经过怀仁堂、居仁堂，径直来到毛泽东住的院落。此时毛泽东还在休息，高智就坐在卫士值班室等候。不一会儿，毛泽东睡醒了，机要秘书徐业夫给他倒好了茶水，向他报告说：

“高智来看望您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

“让他马上来。”

高智随着徐业夫快步来到毛泽东的卧室，见到了毛泽东，他双手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就那么握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流泪，好长时间才说了一句：

“主席，我想坏了……”

毛泽东拉着他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询问他在分别后的情况。高智给毛泽东点着了烟，回身坐在椅子上，汇报了陕西的外事活动，汇报了他的工作情况，倾诉了想念老人家的心情。毛泽东说：

“你给我的信和小米都收到了，由于工作忙，没有亲自复信给你。你过去在我身边工作得很好，我很满意。”

他还鼓励高智在陕西要“积极工作，努力学习”。高智说：

“主席，我离开您时，您让我写了一个学习计划，可到西安后学习计划没完成。当初有些好高骛远。”

毛泽东说：

“我和你犯了一个毛病，也有些好高骛远。我想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工作忙，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我在延安住的时间长，对延安有感情。我在江西呆的时间短，只有7年，从1927年到1934年；在延安和陕北住了13年嘛！在那个时候，打了两个仗，一是抗日战争，一是打蒋介石。陕北的人民好，我还是要回去看看，还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

高智便把自己对西安至郑州段铁路状况的观察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满意地笑了。他和高智一聊就是45分钟，高智一看表，时针已经指向下午5时25分，便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要他把在西安的具体住址和电话留下，还拉着他的手嘱咐说：

“你从印尼回来后，再来见我。”

他还说，晚上春藕斋有舞会，要高智随他一块去。

高智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北京之行竟是他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

1月14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后，最后定稿为《《二十三条》》。

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二十三条》》。文件全称还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为《《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基本上是把毛泽东的讲话列成条文，有的作了文字加工，有的就是毛泽东的原话。这个文件虽然没有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实际上已经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长时间存在的矛盾与斗争公开化了。《《二十三条》》中规定：

“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为‘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二十三条》》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的“四清”运动中的“秘密串联、大兵团作战”的“左”的偏向作了纠正，规定：要正确对待基层干部，干部中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少数是问题多的和性质严重的。要尽快地解放干部，对干部一定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对待。要以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对犯错误的干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逐步做到依靠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从而实现群众、干部、工作队的三结合。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对社员群众。把政策交给群众，不要在少数人中活动，反对搞神秘化和繁琐哲学。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

《《二十三条》》又提出了搞好四清运动的六条标准。同时，对阶级斗争问题作了明确的论述：

“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利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入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规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那么，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二十三条》》中还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十几年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二十三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在上面的，有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陈伯达把上面第二句改为：

“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

毛泽东表示赞赏。

在“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一句中，“部门”二字是周恩来提议加上的。毛泽东理解周恩来的用意，就同意了。

中共中央还为下发《《二十三条》》，专门写了一个通知，通知中写道：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为准。”

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一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没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的反映到中央。

现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1963年5月搞了十条。为什么只隔了三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二个十条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1964年8月1日推广“桃园经验”的讲话——笔者注），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

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110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说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张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110万人搞那么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需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繁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联没有了，因为这样扎，究竟何年扎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

毛泽东又谈到了文学艺术界的问题，他说：

“你这个文艺，我说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讲了一篇空话，二十几年了，没有抓，你怪陆定一、沈雁冰？我没有抓，你们也有责任。总而言之，放了空炮。但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只是解决个别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自从说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要赶下乡去，说用一个团不行，用一个师把他们赶下去以来，灵了些。不用兵也可以，这是极而言之。真正动口，不必动手。对章罗联盟也没有使用兵力，何况对文化部呢？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这么多年党教育了我们，苏联党教育了我们。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指赫鲁晓夫——笔者注），被别人打倒，书也收了，像也收了。”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找毛泽东谈话，他检讨说：

“我对主席不够尊重。没有尊重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说：

“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原则问题，基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

据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此乃一家之言，仅供参考——笔者注）。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再说1月21日，毛泽东在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送审的报告上写了一个很特殊的批语。

李富春将按照毛泽东1964年12月12日批示精神再次写出的“关于计划工作革命化和编制长期计划的报告”在1月6日送给毛泽东审阅的。毛泽东看了还是很不满意，批示道：

印发政治局（请彭真定名单，除反党分子外，都可发）、书记处各同志，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各同志以及余秋里小计委（由秋里自选5、6、7人，不发老计委那些人）各同志。

毛泽东 1965年1月21日

1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汇报计划工作革命问题和长期计划的一些设想。当余秋里汇报到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时，毛泽东说：

“我的那些东西还有用？那些是历史资料了，只能参考参考。”

他还说：

“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

关于长远规划设想问题，毛泽东说：

“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周恩来立即指示二机部尽快研究提出加快氢弹研制的计划。

1月27日，毛泽东批转了李富春的一份关于计划工作的报告。该报告说，经过会议讨论，共同商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和15年远景规划的重点，是准备战争，依靠第一、二线，努力建设第三线。农业，第一是靠大寨精神，抓见效快的，第二是抓三线的农业。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问题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军委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卫生部党组关于城市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防病治病工作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这项措施是当前卫生工作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促进卫生队伍革命化的一条有效途径。这样做，有利于帮助提高农村医疗技术质量，培训农村卫生人员，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也是为农村文教卫生事业的建设创造条件。各地可选择几个大、中城市，先行试点，并应重视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使之逐步完善。

中央 1965年1月27日

此后，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中央的号召，深入农村，进行防病治病工作。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等都曾加入其中，深入农村巡诊。

1月30日，毛泽东写信给杨成武、雷英夫，他写道：

杨成武、雷英夫同志：　　

请找一位有政治军事头脑的同志，将此书（苏军总参谋长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主编的《军事战略》——笔者注）研究一下，然后写一篇评论，不要长，有一万字左右就可以了。写好后给我一看。又美国一些战略书也可用此办法。可与情报部合作。

毛泽东 1月30日

1月末，毛泽东接见了歌剧《江姐》的编剧阎肃，夸奖阎肃在剧中古诗运用得好，他说：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改成‘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改得好，古为今用嘛。”

毛泽东还说《红梅赞》是又一首《咏梅》。

阎肃为了创作歌剧《江姐》剧本，曾两度入川，在渣滓洞监狱里体验生活。他让工作人员给自己戴上脚镣，脚镣很重，碰到踝骨那是钻心的疼。他双手被反铐着，编号为3841，三餐吃的是监狱里用木桶装的菜糊糊，夜里睡的是地上发了霉的草垫子。就这样，他在那里熬了七天七夜，对剧本初稿进行了重新构思。此后两年间，他和音乐创作者羊鸣、姜春阳、金沙一起，又将剧本和曲谱从头到尾修改了几十次，终于创作出了久演不衰的歌剧——《江姐》。

关于毛泽东的接见，阎肃曾回忆说：“那是在1965年初，一个礼拜六，我也没穿军衣，我也没刮胡子，实在狼狈不堪，我就，敬礼也不对，我就给他鞠个大躬吧，给毛主席。毛主席一站起来，那个儿，比我高多了，大高个儿，那手伸出来，大手。握着手，阎肃同志啊，这是湖南话，夸我，就说我写得好，写得很好，很喜欢，很有文采，我听不大懂。我当时脑子里想，我说我说什么呀，我说我写得好，没道理啊，我说写得不好，主席说你好，你说不好也不对，我说我还要努力学习，还要努力学习。完了毛主席说送你，送我一套书，送我一套他的书，我的书，送他的书，什么书呢？《毛泽东选集》。”

1965年2月10日，柯西金率领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后将路过北京，周恩来同意和他们进行接触性会谈。

2月11日凌晨，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说：

“我们这次对苏方过路接待规格也不算低、不算冷了。我今天上午9时至10时半的会谈，还要涉及国际形势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错误立场和观点，争论不求解决，只为今后外交来往做一交代，否则要改进国家关系，即使3月1日会议取消也很难进行。”

周恩来还建议说：

“主席见苏联代表团一次，自有积极作用。”

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同意会见柯西金一行。

2月11日上午11时，周恩来陪同柯西金去见毛泽东，这使柯西金非常高兴，他认为自己在中国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毛泽东拿起一支香烟，又抽出一支请柯西金吸，柯西金说：

“谢谢，我不会抽烟。”

毛泽东自己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说：

“你们都是讲卫生的。”

柯西金开玩笑地说：

“我是专门挑选了不抽烟的人组成代表团的。”

周恩来在旁边插话说：

“他们两位将军不听他的。”

毛泽东哈哈一笑，指着两位苏联将军说：

“噢，我还有朋友啊？”

言归正传，毛泽东似乎很认真地说道：

“苏共二十大，我不赞成。什么斯大林那么坏，有个人迷信。到后来又搞成一个赫鲁晓夫也搞个人迷信，我就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搞的。这个赫鲁晓夫是个好人嘛，你们为什么把他整下去呀？”

柯西金说：

“我们当然可以谈为什么把他解除了。可是，你们不是说，你们把他解除了吗？”

毛泽东抽着烟，说：

“他身体不好？我们没有把他解除，我们没有收他的照片，也没有收他的书，照样发行。”

他弹了弹烟灰，似乎不无遗憾地说：

“就是销路不行，可惜呀，销路不行。赫鲁晓夫这个同志怎么搞的？”

柯西金被弄得哭笑不得，便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

“毛泽东同志，他怎么搞的，你们最好问赫鲁晓夫他本人最方便。”

柯西金原来想着他这一将，管教毛泽东再无法还口，没想到毛泽东竟然说：

“叫他来一下嘛！”

周恩来和刘少奇被毛泽东逗得哈哈大笑起来。柯西金亦非无能之辈，微微一笑，说：

“你去叫他来嘛！”

毛泽东顺水推舟地问道：

“我们现在发出邀请，你们代表团可以答应吗？这可是个宝贝呀！”

这一将，柯西金没有退路了，他哪里做得了主啊？只好退回去说：

“赫鲁晓夫的问题，我们已经给你们谈过了，跟周恩来同志谈过，详细谈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笑嘻嘻地问：

“谈过了吗？”

周恩来插话说：

“我说，我们不满意那个解释，因为没有谈实质性问题。”

他知道毛泽东再怎么将军，柯西金也是不会对赫鲁晓夫下台问题露任何口风的，于是就转换了话题，不料，他自己又和柯西金在越南战争问题上争论了起来。毛泽东笑着打圆场，说道：

“你们两国总理吵起来了啊！”

柯西金说：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两个总理是不会吵起来的。”

毛泽东频频摆手，不以为然地说：

“你们两个总理总打仗，而且看来柯西金总是打胜仗。”

柯西金一笑置之。毛泽东继续追问道：

“你这次又得到不少胜利回去吧？”

柯西金摇摇头，说：

“毛泽东同志，我们没有打仗，我也没有取得胜利的任务。而且，如果有这种任务，也是无法实现的。”

毛泽东侧过脸问：

“噢，无法实现？”

“像周恩来这样的同志，是无法战胜的，全世界都说周恩来同志是最伟大的政治家。”柯西金说罢，看看毛泽东，又望望周恩来，为自己的一箭双雕颇为得意，就接着说：“前天美国报纸上就是这样登的。”

这天中午，柯西金在苏联驻华使馆设宴，答谢周恩来对他的热情招待。下午1时半，柯西金一行离开北京回国，周恩来到机场为他们送行。

2月18日，廖沫沙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的文章，公开作了自我批评。

2月19日下午4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周恩来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手举着香烟，幽默地说：

“中国人民欢迎你们。我们见到你们很高兴，我们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的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的主意，我们不是谁要剥削谁，我们是互相帮助。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要提防。”

他突然把话题一转，问起坦桑尼亚发生的兵变。周恩来插话说：

“在他们发生兵变时，我正在非洲访问。”

毛泽东笑着问：

“那次兵变是不是他搞的？”

在场的中国人都笑了起来，尼雷尔听完翻译一愣，也跟着笑了起来，他解释道：

“那次兵变是帝国主义故意搞的，有两个目的，一是想重新控制我们，二是使周恩来总理不能对我国进行访问。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时发表声明说，非洲的革命形势大好，帝国主义恨得要命，怕得要死，所以才策划了那次兵变。帝国主义知道发生兵变后必须请他们来帮助平息，他们的军队就可以赖在我们那里不走了。可是兵变平息后，我们马上就把他们的军队送走了。”

周恩来插话说：

“当时，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接连发生兵变，三国都请了他们的军队进行平息，但坦桑尼亚是头一个把他们的军队送走了。”

关于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问题，尼雷尔诚挚地说：

“我坦率地向你们提出，让你们了解这一点，请你们考虑怎样办。如果你们可以考虑的话，我们将感到高兴；如果你们有困难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毛泽东说：

“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不修铁路也要帮助你们修建这条铁路。”

周恩来说：

“坦赞铁路建成后，主权是属于你们和赞比亚，我们还教给你们技术。”

毛泽东突然问尼雷尔：

“听说你们那里野兽很多，有斑马吗？有老虎吗？有狮子吗？”

尼雷尔作了详细回答，又说：

“周恩来总理访问我国的时候，我要陪同他看看我们的野兽。”

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全文如下：

冶金工业部和第五机械工业部，国防工办，西南局，四川省委和人委，重庆市委和人委并中央工交各部、委，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和人委：

西南三线建设现在日益展开，任务艰巨。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集中力量，大力协作，使三线建设进行得又快又好，现作如下决定：

一、凡是在三线一个地区建设的重大综合项目，如以钢铁为中心的攀枝花工业基地的建设、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的配套建设，以及铁路建设工程等，都应采用大庆经验，即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办法，以中央主管部为主，负责统一指挥，统一管理，有关各省、市、区和各部门协助进行。

1、成立攀枝花特区党委、工地指挥部，由冶金工业部统一领导，特区人委问题，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2月5日批复西南局1月7日电报执行。任命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徐驰同志为特区党委书记兼总指挥，冶金工业部基建司司长李非平同志为第一副书记兼第一副总指挥。其他人选，由冶金部商有关部门决定。

2、成立以重庆地区为中心的常规兵器配套建设指挥部，由第五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参加，任命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朱光同志为总指挥，四川省委或重庆市委指定一人为副总指挥，请西南局决定。其他迁建项目，仍由各部负责。

3、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由铁道部负责不变。川汉铁路的勘察、设计、选线等工作，由铁道部负责，直接指挥。

二、西南三线的中央直属建设项目，所有建设的施工力量、技术力量、设备和材料，由各有关部统一安排，负责解决，并由国家经委（在国家建委成立后由国家建委）督促检查执行情况。所需的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临时工、以及其它问题，如协调地方与建设人员的关系等，由有关省、市、区负责安排。

三、为了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决定成立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并撤销原攀枝花基本建设筹建小组，由李井泉同志任该委员会主任，程子华、阎秀峰同志为副主任。其他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提出，报中央批准。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工作机构由西南局计委、经委、建委负责或另设小的办公室，亦请西南局决定。

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是：

1、领导和督促检查中央各部负责的基建项目按国家要求的规模、质量、进度进行建设。发现问题时，能帮助解决即就地解决，不能解决时，由国家经委解决（国家建委成立后由国家建委）。

2、领导和督促检查各有关省、市在人力、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等方面对各建设项目的支援，保证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

3、领导和督促检查由各省、市负责的地方建设项目（包括工业、农业、交通、地方军工等）的进行。

4、如西南局三线建委同中央有关部委在工作中有重大不同意见时，报中央解决。

 中共中央 国务院 1965年2月26日

欲知三线建设的情况如何？请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二十三条》后，毛泽东在1月14日的会议上又谈到了文艺界的问题。他说：“你这个文艺，我说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讲了一篇空话，二十几年了，没有抓。”“我没有抓，你们也有责任。”“自从说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要赶下乡去，说用一个团不行，用一个师把他们赶下去以来，灵了些。”“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此后不久，毛泽东的警告言犹在耳，可那些一线中央大员却偏偏要在文化战线上再生事端，又掀波澜了！

第41章 1965年3月—

“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它的统统都吹了。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话说1965年3月1日至5日，勃列日涅夫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在莫斯科召开了有1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参加的分裂会议，中苏两党关系不可挽回地彻底破裂了。

3月2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研究了文艺界的整风，试图尽早把文艺界的批判运动停下来。邓小平在会上说：

“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就是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踏着别人肩膀自己上台。对文艺界的错误批判要赶快刹车。”

身为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彭真，也提出学术讨论要降温。

这样，《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编者评论和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点的现代文艺作品。

3月间，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一心要打开批判《海瑞罢官》的突破口，她便找到康生，问：

“你那里有懂文艺的好笔杆子吗？思想和政治上都要非常可靠的。”

康生一连说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李希凡。江青摇摇头，说：

“这场斗争，可能会引起大的政治风波。作者要准备撤职、判刑甚至杀头和被人暗算。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我们给端出来，当然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才会出来讲话。所以作者一定要有政治觉悟和政治水平。一般的水平是不能胜任这场斗争的。而且这场斗争要像中苏大论战那样有声势，有气魄。”

康生说：

“如果这样，作者就太难找了。”

江青看出在彭真主持工作的北京是攻不下《海瑞罢官》的，于是她又来到上海，找到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借上海攻北京。江青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商定，由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执笔撰写《评（海瑞罢官）》。

关于这件事，《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1965年3月，江青在上海，通过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要他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并交给他一本刊登吴晗《海瑞罢官》剧本的《北京文协》杂志。这件事得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大力支持。当时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也都是积极参与和支持写作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后来把这件事说成是江青他们瞒着上海市委‘秘密’进行的。这是不对的。在1966年上海工人起来造反的时候，曹荻秋还叫人到北京找过我，说上海市委是积极支持批判《海瑞罢官》的，所以他们是‘红线’上的人，不是‘黑线’上的人，希望中央文革出面对上海造反的工人做工作。还有的人说，江青开始时是找李希凡批《海瑞罢官》的，但被李希凡拒绝了。这也是胡说。李希凡跟我很熟，上世纪90年代我当面问过他。他说，哪有的事！江青交给我任务，我当时是很高兴的。他说，别说是江青叫我写，就是总编来叫我写，我也不能不写啊。可是他当时手头确实还有别的任务，一下子抽不出时间来。而且他那时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根本不了解，他怕完不成这个任务。而江青也不能等到他完成手里的工作再去熟悉材料，再来写这个文章。所以就另外找人了。我跟李希凡一直都很好，我相信他的话。我建议他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他答应了。不知道现在他写出来没有？江青后来跟我说过，本来曾想到让你一起来参加写的，但当时你正在参加批判李秀成的讨论。李秀成讨论结束后，你又去农村搞‘四清’了，‘四清’回来后你又生病住院了。江青是在1965年12月我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之后，跟我说这番话的。她说，我没找你，你自己倒参加进来了，这也挺好。还有人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预先的布置写的，而后他还亲自改了三遍。这种说法应不符合事实。江青跟我说过，她是和主席商量过组织人写这篇文章的。但具体怎么写？主席并不很清楚。主席后来说，这篇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如果主席看过文章后并亲自改过三遍，怎么会对文章未击中要害这点不加以修改呢？据我所知，姚文元的文章写好后，江青确实送请主席审閲，毛主席也说他看过三遍。但从现有档案看并未看到主席对姚文元文章的文字作过修改，现存的文革回忆文章中也没有任何人能引述主席对姚文元的文字修改。毛主席看过姚文元的文章但未动笔修改，应该是真实的。”

3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勤俭持家和移风易俗宣传教育中一些问题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一、最近一个时期，有些地方有些报刊在向群众进行勤俭持家和移风易俗的宣传教育中，界限不够明确，交代过于简单。因此，有些群众该买的东西不敢买了，该吃该用的少吃少用了。有些地方乱改商店名称、商品名称。有些地方的商业行政部门强调改革商品牌号、商标和图案的范围过宽，以致当地的商业单位不敢进货，已经买进的商品有的也要求退货。反映在市场上，这些地方若干商品销售情况不好，有些服务业和手工业营业额顿然减少。这种情况，不利于生产和流通的正常进行，也会使群众的正常需要不能充分满足。

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勤俭节约、勤俭持家的原则是必须坚持的。但是，我们提倡勤俭持家的目的，是为了教育群众，不要只顾个人生活的改善，不顾国家建设的需要；是为了教育群众，生活水平要同当前生产发展的水平相适应，不要有过高的要求；是为了教育群众有计划地安排生活，不要一下子花得太多，过后又无法安排。在勤俭持家的宣传教育中，要照顾到各种地区、各种人的实际情况，不要去限制群众的正当消费。

三、各地在社会主义教育当中，要注意把人民群众正当的生活改善，同多吃多占、损人利己、不劳而食、只求享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区别开来。要把群众正当的喜庆、节日活动，同讲阔气、讲排场、挥霍浪费、脱离群众的旧习气作风区别开来。要把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残余，同有批判有分析地继承民族优良传统和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区别开来。要把大是大非的两条道路斗争，同群众的生活细节和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区别开来。在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商品供应上，还应当照顾到他们的传统习惯和特殊需要。

四、少数商标图案在政治上明显反动的商品，应当经过省、市、自治区一级批准，停止生产，停止出售。已经生产出来的，要进行改装或改制，然后出售。除此以外，一般商品中，凡是历史上沿用已久的名牌，或者群众已经习惯了的名称、牌号、商标，基本上不要改动。有些牌号、商标和图案需要改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主管生产的部门，经过研究，制定方案，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整理，不许随意停止出售。出口商品的牌号、商标、图案、式样，应当适应国外市场的需要，由对外贸易部门统一管理，各地不准随意变动。

五、当前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很高，这是十分可贵的。我们应当把群众的这种革命热情，引导到大是大非问题即两条道路斗争的主要问题上去，引导到生产建设上去，促进生产新高潮的发展，而不要把群众的精力过多地纠缠在枝节问题上，不要干扰群众的正常经济生活。

中央 1965年3月4日

3月4日晚，毛泽东在《后汉书》的封面上批示道：

“送陈毅同志阅。”

他又在封面上写明要看该书中的《陈寔传》、《黄琼传》、《李固传》，还批示：

“送刘、周、邓、彭一阅。”

《陈寔传》中说，有小偷夜入陈寔家，躲在房梁上。陈寔发现了，起身叫来子孙，训诫他们说：“人不可以不自我勉励。干坏事的人不一定天生就坏，只是长期习惯了，才逐渐变得这样。梁上的君子就是这样的人！”小偷闻言，非常惊恐，从梁上跳下来，向陈寔叩头请罪。陈寔说：“看你的样子，不像是个坏人，应该改掉自己的坏毛病，重新做个好人。”他吩咐家人送给那人两匹绢。从此以后全县盗贼绝迹。这个故事说明，为人要宽容，要给别人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机会；更要尊重别人，哪怕对方犯了错误也要给对方足够的尊严。

《李固传》、《黄琼传》中说，李固仰慕黄琼的才学，勉励他出仕。黄琼应召入朝，却又在中途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敦促后，才继续向京城出发。黄琼到达洛阳近郊时，收到了李固写给他的一封信。李固在信中非常诚恳地启发和开导了黄琼。他在信中所写的“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些名言，一方面批判了一些名士的孤傲，另一方面以那些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符以致被人攻击的缺点，对黄琼进行了告诫。

毛泽东历来提倡以史为鉴，这大概就是他向陈毅并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推荐阅读这三篇东汉人传记的本意吧！

1965年4月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中，免去齐燕铭、夏衍的文化部副部长职务。

4月9日，毛泽东对杨成武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

原来在4月8日，美国军用飞机几次侵入中国海南岛上空。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4月9日给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坚决打击美机入侵海南岛上空的挑衅活动，将海南岛地区的海军航空兵改由空军统一指挥。周恩来审阅修改这一报告后，杨成武即呈交在武汉住在东湖宾馆的毛泽东。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海军驻青岛的那个师调去海南岛没有？海军应该调强的部队去，不够就由空军调强的部队去。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海军航空兵和空军应该统一指挥，海军和空军应该很好地配合起来打。”

后来，海军航空兵遵照毛泽东的命令，从1965年到1970年在海南岛先后击落入侵美军飞机7架，击伤1架，还迫使美军击落自己飞机1架；生俘美军飞行员史密斯。中国海军航空兵无一伤亡，取得了9比0的辉煌战绩。

4月9日这一天，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柯庆施病逝于成都。

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讣告称：“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柯庆施同志因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在成都逝世，终年63岁。

11日中午，柯庆施的骨灰由成都送抵北京，13日上午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规格举行柯庆施追悼大会，由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

据《书报文摘》刊文称，柯庆施是应贺龙和李井泉之邀去成都的。4月5日，贺龙、李井泉等宴请了柯庆施，午夜12时柯庆施就出了事，三天之后猝死。这一突发状况为柯庆施之死蒙上了一层迷雾。在一年多之后，西南的红卫兵小将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说是“贺龙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勾结起来，共同谋害了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举国上下一片哗然。为此，上海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到成都进行了调查，查明柯庆施猝死的经过是这样的：

柯庆施是应在成都疗养的贺龙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邀，于3月13日到了成都。4月5日是清明节，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领导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设晚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与贺龙、柯庆施等人。这种宴请通常都是主宾双方和夫人同桌，可在临开席时有人提议：今日晚宴男女分桌，大家一醉方休。于是柯庆施的夫人被安排到女宾席。柯庆施曾在1964年做过肺癌致癌肺叶切除手术，身体很虚弱，日常生活均由夫人照料，而这天的晚宴一没有夫人陪侍，二是时间过长，从下午6时开席，一直至晚9时许方才结束。柯庆施回到招待所，看了些文件，临睡还吃了一把花生米，食欲极好。大约午夜12时许，柯庆施感觉腹痛，保健医生胡允平随即为他作了常规处理，可到凌晨2时，病情还不见缓解。胡允平立即给上海专管高干治疗的华东医院挂长途电话，向薛邦祺院长汇报了柯庆施的病情。到清晨，眼看柯庆施的病情继续加重，连秘书也慌了神，便直接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打电话，要求火速派上海的高干医护人员到成都诊治。这时，柯庆施身边虽有四川方面的优秀医生，但柯庆施自己和家属却更信任上海的医生。中午时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领着上海一流的医护组赶往成都，立即投入会诊、抢救，可依然无效。三天后，柯庆施不治身亡。

再说4月12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我们已经向全世界一再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我们绝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准备随时同越南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我们还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我们的国土上来。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

二、在全党县委以上的干部中，应当加强备战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

越南人民反美革命斗争的形势很好。越南南方军民的反美武装斗争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美帝国主义的“特种战争”已经破产。越南南方军民有充分的信心，在必要的外援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南方，逐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

越南民主共和国决心不惜一切牺牲，坚决保卫北方，支援南方。越南军民英勇打击来犯敌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美帝国主义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它一方面在越南南方增加侵略军，另一方面对越南北方不断进行轰炸，把战火逐步向北伸延，向局部战争发展。美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的危险性是严重存在着的。

对于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的步骤，必须认真对待，绝不能有任何的麻痹大意。要估计到敌人可能冒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帝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

三、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它在越南疯狂地扩大战争，并不是它强大的表现，而是它虚弱的表现。美国这个庞然大物，用了很大的力气，花了近10年的工夫，在只有1400万人口越南南方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而且注定要遭到最后的失败。美帝国主义要进一步扩大战争，它的致命弱点是，它进行的非正义的、反动的、侵略的战争，是极不得人心的，甚至它的一些盟国也是不支持的。它在军事上，兵力不足，战线太长，后方太远，士气低落，地形不利。如果它不顾一切地扩大战争，只能进一步暴露它的弱点，进一步加深政治的和经济的危机，进一步自掘坟墓。一切悲观失望和害怕战争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对于美帝国主义这只纸老虎，在战略上要藐视它，但是，在战术上要重视它。我们要充分估计到敌人还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占有海空优势，目前敌人在太平洋地区加紧进行的军事部署，主要是针对我国的。我们必须把情况设想得严重一些，把备战工作做得充分一些，特别是在重要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有所准备。这样，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一切盲目侥幸和麻痹松懈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四、只要我们做好一切准备，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我们有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久经考验的人民解放军，有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团结，有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我们一定能够打败美国侵略者，推进世界人民革命，首先是推进东南亚各国人民革命。

五、现在，越南人民勇敢地挑起抵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重担，不仅是为了保卫祖国，而且是对于中国，对于亚洲和全世界人民的国际主义的贡献。我们也应当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精神，尽一切可能援越抗美，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解放斗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反对美国侵略、争取祖国统一的正义斗争。越南人民需要我们什么援助，我们就给他们什么援助。

六、苏共新领导修正主义集团在越南问题上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帮凶，玩弄假支持、真出卖的阴谋。它企图插手越南问题，控制中越，同美帝联合搞“和平谈判”，扑灭南越人民的革命斗争，阻止东南亚革命的发展。我们对于苏共新领导决不能存在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我们必须大力宣传越南人民反抗美帝侵略的武装斗争的连续胜利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坚强意志，必须继续揭露苏共新领导三假三真、四联四反的真面目。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美帝及其帮凶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巩固和扩大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七、目前的具体备战措施，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1、大城市和大的工矿交通企业，要建立和整顿防空委员会，做出必要的防空规划，进行防空教育。2、在沿海地区，要切实整顿和加强民兵工作。其它地区的民兵，也要注意进行最基本的训练，讲究实用，避免烦琐，切不要搞形式主义。3、军队的备战动员，按军委的命令和总政治部的指示执行。

八、目前，除边境地区外，暂不在群众中进行备战动员。对于广大群众援越抗美的积极性，领导上要注意引导到发奋图强，做好本岗位的各项工作中来。1、在工矿企业中，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生产更多、更好、更便宜的产品，保证军需和民用。基本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保证重点项目按期或提前建成投产。商业部门要做好收购和推销的工作，不要随便干涉人民生活中的正常消费。各有关部门都要加强物资的保护工作。2、在农村中，要努力争取今年夏季和秋季的丰收，改善社员的生活，增加生产队、公社和国家的储备粮。3、科学技术研究部门，要加紧工作，更快地创造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为国防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4、在学校中，教师要教好，学生要学好，要保证教学的正常秩序，保证教学质量。5、在党政机关和其他工作单位中，都要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加强革命化。6、在所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都要贯彻执行《《二十三条》》，把“四清”工作做得更好。

九、这个指示发到县委和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单位。关于备战工作有关情况，一律不得在报纸刊物（包括党内刊物）上发表。对于省、市级以上民主人士，可由负责同志向他们作口头说明。

对于人民群众，可根据《人民日报》评论和新华社报道，加强时事教育。

在备战工作中，要注意各阶层的动向。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是可能出笼的，让他们暴露一下，没有什么坏处。各级党委的领导和公安部门，要加强工作。重要情况，要随时上报。

4月27日，江青在谈到柯庆施的时候说：

“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柯庆施同志曾经说：‘我喜欢京剧，可是现在不看了’。我说还是要看，我们要把它救活。”

4月28日，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贺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等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计划。毛泽东说：

“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

他还说：

“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他们冒险。”

“在纵深地区，都要准备敌人空降，都要有防空降的准备。这种空降是为了扰乱我们的后方，配合正面的进攻。空降的兵力不会很多，一个地区无非是一、二个师，或者一个小的集团。所以这些纵深要地，有山的要打点洞子，没有山的要堆点山，做点工事。要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

4月29日，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有关取消军衔制的问题。

此前，国防部在1965年2月18日曾发出通知说：中央已批准取消军衔制度，正在办理法律手续，决定从即日起停止授予和晋升军衔。1965年4月21日，军委办公会议又审定了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有关部门提出的军队新服装方案和由总参谋部代军委起草报送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帽徽、领章和军帽样式的请示》的报告。

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帽徽、领章问题，毛泽东说：

“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它的统统都吹了。”

他还说：

“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就在4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关于改革现行帽徽、领章和军帽样式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照办。”

后来在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九次会议，讨论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了取消军衔制的命令。5月24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规定》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已经通过了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现行的军衔制度。为了能够充分体现出我军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伟大军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国务院对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决定如下：”“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带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沿帽、女无沿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原校以上军官的西式大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5月25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促进我军更加革命化的重大措施》的社论，社论说：“取消我军的军衔制度”，“是促进我军更加革命化的一项重大措施，完全符合我军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反映了广大干部战士的愿望和要求。”“我军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缔造、领导的人民军队。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是我军固有的优良传统。我们的干部和战士，都是亲密的战友和阶级兄弟。我们军队和人民血肉相联，鱼水相亲。”“十年的实践证明，实行军衔制度，与我军的光荣传统是不相符合的，与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不相适应的。我军的建设，最根本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全体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培养优良作风，提高军事素质，使我军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因此，取消军衔制度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取消军衔制度，也有利于促进我军指战员思想的进一步革命化。”“取消了等级表面化的军衔制度，有利于消除助长等级观念和名利思想的一些客观条件，可以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普通一兵、普通劳动者的地位，更加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进一步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6月6日，国防部就关于军人间和军队上下级间称呼问题发出通知。通知规定：废除原按军衔的称呼，如“元帅”、“将军”、“校官”、“尉官”、“上士”、“列兵”和不成文的习惯称呼，如“某某总”等。军人间和军队上下级间的相互称呼，可称姓名加同志，或姓加职务和姓名加职务，或职务加同志，如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和职务时，可简称“同志”。

再说4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武汉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4月18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58号上刊登的《关于棉花收购、分配和战略储备情况》后，给江青写了一个批语：

江青：

此件可阅。形势大好。

毛泽东 4月29日

我今日离此去别地爬山。又及。

4月29日晚，毛泽东到了长沙，他在这里住了22天，一直到5月21日上午。

1965年5月7日，空军司令员、上将刘亚楼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英年早逝，享年55岁。

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痛悼刘亚楼，按大将规格极其隆重地为他举办了葬礼。

5月9日，林彪在上海召见了吴法宪，他说：

“空军司令这个职务很重要，谁都想当，我考虑由你改任空军司令员，不要传出去，还没有报告毛主席批准。贺龙知道了，他会提别人任空军司令员。这个职务是块肥肉，谁都想吃。我要争取报告毛主席。”

吴法宪说：

“我一定不辜负林副主席的期望。”

林彪说：

“空军司令是个实权，不能放弃。”

吴法宪马上说：

“我这个空军司令是挂名的。真正的空军司令是林副主席。”

不久，林彪在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建议说：

“空军政委吴法宪对空军的工作比较熟悉，多年来在抓突出政治和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方面成绩很大，他是一个既懂政治又精通军事的空军干部，由他担任司令员我放心。”

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建议。

林彪立即再次召见吴法宪，他说：

“空军司令员的位置，我已经说服了毛主席，有些人企图争夺这个位置，把它当作了肥肉，但是毛主席已经同意了我的意见，由你改任空军司令。”

吴法宪激动地说：

“我永远也忘记不了林总对我的培养，我要世世代代忠于林总，不管林总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直至献出我的生命。”

后来，林彪对江青和毛泽东提到这事的时候，曾经这样说：

“吴法宪担任了空军司令员的时候，激动地对我说：‘我要永远忠于林总，感谢林总对我的培养’。我对他说：‘应该感谢毛主席，是毛主席在培养你，你要永远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吴法宪这个人，战争年代是个干将，在和平年代的路线斗争中也是一个干将，他会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关于吴法宪的为人，《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吴法宪这个人，后来人家说他是‘草包司令’，那是大错了，这个人聪明透顶，大家都挺喜欢他。他是南方人，口齿清楚，他常会说一些笑话给江青听，江青见了他就很高兴。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上写了他和江青闹矛盾，那都是夸大其词的，而讨好江青的另一面他就没有写。且有的地方则纯是编造，那个时候他怎么可能与江青公开闹矛盾，讨好江青都来不及呢。”

5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全文如下：

最近，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了推翻卡夫拉尔卖国独裁政权的政变。美国约翰逊政府派出了3万多武装部队，进行血腥镇压。这是美帝国主义对多米尼加人民的严重挑衅，也是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

目前，爱国的多米尼加人民正在同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英勇的战斗。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美爱国的武装斗争。我深信，只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多米尼加的反美爱国斗争，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是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

美帝国主义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控制、干涉、颠覆和侵略。这一次，美国政府把什么“睦邻政策”、“不干涉原则”等等骗人的鬼话一股脑儿摔在一边，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了赤裸裸的干涉和侵略，这就更加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强盗的原形。

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打的是“保卫自由”的旗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这就是用飞机、兵舰、大炮屠杀别国人民的自由。这就是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自由，任意蹂躏别国主权的自由。这就是江洋大盗杀人劫货的自由。这就是把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踩在自己脚下的自由。他们在多米尼加是这样，在越南是这样，在刚果（利）是这样，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是这样。

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还打着“反共”的旗号。美帝国主义的“反共”，就是反对一切不愿意做美国奴隶的人，就是反对一切保卫本国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人，就是反对一切不愿意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人。过去，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都是这样。现在，美帝国主义更是这样。

在美帝国主义眼里，什么联合国，什么美洲国家组织，什么别的玩意儿，统统都是它手掌里的工具。对于这些工具，它用得着就用，用不着的时候就一脚踢开。踢开了，还可以拣起来再用。用也好，踢开也好，都是以有利于它的侵略目的为转移。

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侵略，使多米尼加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必须同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激起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新的反美浪潮。英勇的多米尼加人民，你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亚洲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非洲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全世界人民都在支持你们。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必胜！

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必败！

5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就修改后的“九篇文章”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1964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吧。现在年深月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问题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篇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

5月中旬，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前，会见了秘密访华的胡志明主席。

胡志明身着米黄色咔叽布中山装，灰白的长须，飘在胸前。毛泽东亲切地和这位老朋友握手拥抱。宾主落座后，胡志明对毛泽东说：

“我这次到中国来，有三个目的，第一是问候你和中共中央其他同志的健康。第二是代表越南劳动党、越南人民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们抗美斗争的各项援助。第三是祝贺中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毛泽东说：

“第一点、第三点我接受，第二点不接受。全世界人民都感谢你们。感谢越南，不是你们感谢我们。”

胡志明坚持说：

“我们要感谢你们。不只是我个人这样看，全体越南人民都这样看。有两个中国同志，不署名捐款给我，一个寄100元，一个寄几十元，并说明是他们节省下来的薪金，捐献给越南，打美帝国主义。我们两国的关系真正是唇齿相依，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兄弟友谊。美军要增加到10万，要继续升级，要炸越南的工厂，要炸海防，甚至河内。我们已下定决心，即使敌人炸坏河堤，淹没许多地方，我们全党，我国政府和全国人民仍然坚决打下去。越南人民知道，不打败美国是抬不起头来的。我们准备打5年、10年、20年。”

“美国打不了20年。”毛泽东说：“美国打不赢你们，他们怕你们，你们将打赢美国。美国人少，你们人多。他顶多来个十来万人。”

胡志明说：

“美国来个十来万人，我们不担心。我们可以打败美国的陆军。我们不止有正规军，有游击队，有人民，而且气候、蚂蝗、蚊子、蚂蚁、沼泽都是我们的同盟军。我们还有坚固的后方，这就是中国。”

毛泽东说：

“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来自湖南，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不要客气。”

胡志明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摸出一张条子，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一看，原来是一张绘制着越南要抢修抢建的12条公路的示意图。

该吃饭了，毛泽东邀请胡志明一同进餐。他突然萌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对胡志明说：

“我想到你们那里去，秘密去。”

胡志明说：

“欢迎你去，但现在局势是这样，敌机常轰炸。”

“我就是要去看轰炸，要去轰炸的地方。好几年没有看到轰炸了。”

“等形势好一点请你去。”

毛泽东固执地说：

“形势好转我又不去了。我就是想现在去。以前，我被国民党、日本、美国的飞机轰炸了几十次，几百次，就是没有炸到我。现在，我想到你们那里看看，即使到靠近的地方也好。可以秘密去。”

胡志明劝道：

“你目标太大，越南的孩子都认得出你来。”

“可以化装成一个中国专家就行了。”

“怎么化装都认得出来。等适当的时候，我会请你去的。”

“我就是想现在去。”

胡志明自然是不能答应的，他婉转地说：

“等下半年，看情况如何再定吧。”

后来在5月25日上午，周恩来接到毛泽东与胡志明会谈的电话通报后，立即召集总参和交通部、外交部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开会讨论落实援越问题。6月9日夜晚，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援越部队就要出发了。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和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代表中央军委和三总部，欢送由王名辉率领的第一支中国援越部队进入越南境内。不久，中国援越部队在约翰逊宣布美军直接出兵参加越南战争的第二天，秘密抵达了越南北方。此后，大批的援越部队先后进入越南，使越南北方能够抽出大批部队和青壮年，有组织地开赴老挝和越南南方，拓宽“胡志明小道”，进行抗美战争。大批中国解放牌汽车紧急运送军火物资到越南南方，有力地支援了南方解放战争。

欲知毛泽东在会见胡志明后去向何方？有何特殊意义？且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本章所讲到的4月9日毛泽东对杨成武关于打击美国入侵飞机报告的批语、4月12日中央向党内发出的《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5月12日毛泽东发表的《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和毛泽东会见胡志明的谈话，可以连在一起看一看。这些文献有一个共同核心，那就是要打击和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看毛泽东这气魄！后来还真地打出了一个几十年的和平年代，打出了一个朋友遍天下的大好局面，打出了一道资本主义世界首领争相朝圣、而美国总统尼克松也心甘情愿地鞠躬输诚的风景线！！！

第42章 1965年5月—

“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得住他们？”

话说1965年5月间，毛泽东眼看着苏联的新一代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人执行的仍然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而国内的局势和党内日渐严重的矛盾也不容乐观，这一切无不使他忧心忡忡，长久以来酝酿的战斗激情，时时触动着他的创作灵感，于是便挥笔写下了《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这首词中的倒数第2句，源自赫鲁晓夫在1964年4月的一次演讲，他说：“福利共产主义”是“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在毛泽东看来，用吃喝等极庸俗的福利标准去描绘未来的理想社会，纯粹是放屁。

5月19日，汪东兴打电话通知江西省委并井冈山管理局，说毛泽东将于22日上井冈山，请他们做好接待工作。

5月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离开湖南省委第九招待所3号楼，在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夫妇和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副厅长高文礼陪同下，乘汽车前往火车站。毛泽东的专列于12时50分抵达株洲。下午1时，他改乘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小车队司机赵毅雍驾驶的吉姆车向茶陵进发，行至攸县境内的洣水河边，汽车开上轮渡渡过洣水，于下午7时许到达茶陵县城。吃过晚饭，毛泽东就在县委办公室安置了自带的一张木板床和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具，像窗帘、被褥、便桶之类，准备休息。他让县委书记找来《茶陵州志》，躺在床上一直阅读到凌晨3点。

5月22日一早，茶陵县委书记找到汪东兴说：

“毛主席来茶陵，你应该事先告诉我们，我们好做安排。”

汪东兴说：

“主席怕惊动群众和干扰你们的工作。我们这次是路过茶陵去井冈山的。”

县委书记说：

“我的房子可以让毛主席住。毛主席住在办公室里，我们心中十分不安。”

汪东兴说：

“住办公室也蛮好。主席睡惯了自己的床，我们按照毛主席的基本生活习惯带来了一些用品，不麻烦你们了。我代表主席谢谢你们，请你们放心。”

县委书记说，县委的领导同志们想见见毛主席。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说：

“当然要见嘛！路过一次茶陵也不易呀。38年前路过茶陵时很狼狈。那时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一部分被敌人追赶着，一部分被敌人阻截着，到茶陵吃住都困难。这一次来可不一样了。”

他喝了一口龙井茶，点燃一支烟，高兴地说：

“你先安排好，待我吃过饭就见他们。”

早饭后，毛泽东接见了茶陵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张平化夫妇、李强、徐业夫和汪东兴陪同接见。毛泽东与他们合影留念。照完相，毛泽东对大家说：

“这次我们就不多谈了，要赶路，谢谢大家。”

众人热烈鼓掌，目送毛泽东上了汽车。吉姆车绕道行驶，经莲花县到达永新县，在县委招待所休息，吃午饭。然后，毛泽东接见了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副省长王卓超、周克用、黄荣庆和永新县委负责人。永新县委的负责人问毛泽东午饭吃好了没有，毛泽东说：

“这顿饭又吃到当年在永新吃过的新鲜腊肉、鸡、鱼、青菜，味道都不错，比当年吃得更香，而且是从从容容吃的。”

毛泽东接见完毕，四辆小车、两辆大车开始向宁冈县井冈山方向前进，于天黑之前就到了井冈山北麓茅坪位于山腰的谢氏慎公祠和祠后他曾经居住过的八角楼。前行的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都下车了，司机赵毅雍也准备停车，毛泽东示意不下车，赵毅雍便见机行事，开着车子在八角楼前的地坪上徐徐兜了个大圈。毛泽东撩开窗帘，浏览了一下谢氏慎公祠和八角楼外景。随后，车子掉了个头，直奔通往黄洋界的盘山公路，穿越崇山峻岭，于下午登上了海拔1343米的黄洋界。

毛泽东一下车，与井冈山管理局负责人握手后即持着竹拐杖，快步走向山顶。他对身边的人说：

“这就是黄洋界！当年我们就是利用黄洋界的险要地形，经过和敌人的几次较量，把敌人赶下了山。那时为了减少伤亡，保存自己，我们在这里构筑了一些工事，给敌人很大打击。”

他又对汪东兴说：

“东兴同志，你去那边看看，还有没有当年工事的痕迹？”

汪东兴按照毛泽东指示的方向前去查看。毛泽东跟张平化夫妇在木制纪念碑前合影，接着跟江西迎接的同志合影留念。他看到木制纪念碑上刻写的《西江月·井冈山》一词和架设在哨口上的一门大炮，深情地说：

“1928年8月30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趁我军在赣西南欲归未归之际进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好险哦！守军凭险抵抗，反复较量，终于把敌人赶下山，才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汪东兴去不多时回来报告说：

“主席，有几个地方还依稀可以看出有当年构筑的壕沟式工事在。”

毛泽东又与汪东兴等随行人员在木制纪念碑前合影留念。

傍晚时分，毛泽东来到茨坪宾馆。他在宾馆楼上眺望四周，环视着大约3平方公里的茨坪镇，见高楼巍然而立，一排排住宅整齐有序，路旁绿树成荫，老百姓过去住的泥土墙屋已变成砖瓦建筑，十分兴奋，微笑着对身边的人们说：

“今天的井冈山与当年大不一样了！那时敌人前堵后追，我们靠两条腿拼命走，从文家市到井冈山要走半个多月。这次来坐汽车，两天就到了井冈山，还是机械化快！”

毛泽东在汪东兴、张平化等人陪同下，手持井冈山的竹杖，向宾馆的后山攀登。他爬上山坡，高兴地举起手中拐杖，寓意深长地说：

“这东西是个好武器，平时可以帮助我们走路，坏人来了可以用它自卫，打击敌人。”

说完，他又自信地往前走，井冈山陪同人员提醒说：

“主席，那边没有路，不能去了！”

毛泽东说：

“路是人走出来的嘛，我就不信前面没有路，有山就有路！”

5月23日，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请你办两件事，第一，拟一个电报给中央、周总理，告诉他们，我已安全抵达井冈山，请他们放心。这里山高路远，如没有急事暂不要送文件来。第二，安排工作人员和湖南来的同志分批参观一下井冈山。最好请当地熟悉情况的同志帮忙介绍一下情况，让年轻人增加些历史知识。你抽时间去参观一下井冈山博物馆，回来向我讲讲展览室的情况。”

5月25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115房间找来张平化、刘俊秀、汪东兴、王卓超等人谈话。张平化要汇报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毛泽东说：

“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张平化不可能知道，此时的毛泽东，胸中正酝酿着将要发动的一场气势磅礴的革命风雷。接下来，毛泽东深情地回忆了历史，他说：

“我离开井冈山已经38年了。这次故地重游，回忆起38年前的那段历史，心情总是非常激动的。为了创建块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是想回井冈山看看，一别就是38年啊！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高兴、激动。没有过去井冈山艰难的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了。

什么事情都是开头难。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反革命事变，宣布反共。5月21日，发生‘马日事变’，反动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围攻省工会、省农会，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事变。中国革命遭到了巨大的挫折。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才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后来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的话。他们大为恼火，认为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就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给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要撤了。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井冈山，说是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这样一来，井冈山人也火了，不服气，为我打抱不平，要向中央写报告恢复我的党籍和名誉。我劝他们不要写了，开除就开除了，有啥子要紧？他们真开除了我的党籍，我还是要干共产党的。井冈山人听了我的话，很认真地说：‘开除了你的党籍，你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师长总还是可以当的吧。’”

毛泽东笑了笑，接着说：

“你们说，井冈山人对我还不好啊？”

他继续回忆着历史，说道：

“1927年9月份，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由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浏阳的农民和安源的工人武装，在修水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我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有智慧，能吃苦，在文家市决定进军路线的会议上，就是他有力地支持我退入萍乡向罗霄山脉转移的提议。他在泸溪一战中英勇地牺牲了。

当时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打长沙，结果在围攻战中，原来收编的旧白军残部邱国轩团叛变，加上敌众我寡，我军又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就告吹了。秋收起义的部队于1927年10月转战至永新、宁冈两县交界的三湾村，战斗中我观察到这支队伍在战斗中有不听指挥、纪律松懈、不会做群众工作的现象。有的人还有旧军队中不良习气。另外，还有官兵关系不平等、缺乏民主空气等问题。我提议部队在此整编，把原来的四个团改编为一个团。实际当时剩下二个营，七个连，不足1000人。对于那些对革命灰心丧气、摇摆不定的旧军官，根据整编原则，愿者留，不愿留者发给路费让其回家。这样，愿意留在革命队伍的都是经过战斗和过惯艰苦生活的、政治上坚定的贫苦出身的工人、农民以及革命军人。人虽然少了，但却精干得多了。

后来我们上了井冈山，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后，在井冈山站稳了脚，扩大巩固了井冈山这块革命根据地。所以人们现在说，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接着说：

“你们大概不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井冈山作革命根据地吧？井冈山是个好山寨，它与湘、粤、赣交界，周围500里全是峭壁山崖，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山上有袁、王绿林好汉武装，周边6县农民运动活跃，群众基础好，就是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吃红米饭、南瓜汤，住破草房，盖禾草，穿草鞋。那时只有极少数人闹点情绪，大多数指战员都是坚定乐观的，因而作战非常英勇，黄洋界保卫战就是有名的战例。后来鲁迅在上海看到我的诗词写‘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感到有种‘山大王’气概，我笑了，确实有股梁山好汉的气概。我对这个‘称号’甚为得意，也喜欢结交绿林朋友，‘落草为寇，杀富济贫’嘛！

井冈山不愧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没有井冈山过去艰苦卓绝的奋斗，就不会有今天革命的胜利。胜利真是用生命换来的呵！”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几口，接着说：

“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同志牺牲了。他们是一批有信仰有抱负有牺牲精神的年青人。卢德铭、何挺颖、王尔琢、张子清、伍中豪、陈毅安、胡少海，这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在我脑子里都是活生生的，牺牲时他们才二十几岁呀！”

毛泽东站起来倚着窗户，望着窗外的景色，不禁想起从这里走出的两位绿林好汉袁文才、王佐。他说：

“袁、王都是好同志，为创建根据地作出了贡献，我表扬他们对边界的工农运动‘功莫大焉’！可是极‘左’路线和土、客籍矛盾把他们杀了，这一泣天历史悲剧，我在闽西听到后，几天饮食无味。”

他吸了一口烟又说：

“这次我来井冈山，准备会见袁文才妻子，并同她合影留念，你们安排一下。”

“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会不会因为我们队伍里滋长特权思想而改变颜色呢？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党和国家的现在和未来。你们看，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这种危险啊！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现在，打击迫害，假公济私，忽‘左’忽右，形左实右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的比我多。报喜不报忧，假话满天飞，也是官僚封建的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腐化、蜕化和变质，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得住他们？所以我强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不能从我们的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掉。”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占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接下来，毛泽东向在座的人了解了袁文才、王佐在1930年被错杀后井冈山各方面的反映。之后，他着重谈了发扬井冈山精神的问题。他问在场的人，什么是井冈山精神？大家回答说是艰苦奋斗。毛泽东听罢笑了，说：

“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面去想。”

汪东兴说是支部建在连上。毛泽东点点头，他说：

“在井冈山时期，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我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就写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全国都需要推行民主政治。”

刘俊秀问：

“现在工厂都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泽东说：

“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它有很大权力。现在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

毛泽东踱着方步对大家说：

“今天的井冈山，比起38年前，大不相同了，修了公路，通了汽车，住进楼房，饭菜多样，衣着整洁，还看电影，神气多了，我相信井冈山将来还会更好，更加神气。但是我劝大家，过上好日子，艰苦奋斗的精神千万不能丢掉，要知道，没有井冈山过去艰苦卓绝的奋斗，就不会有今天革命的胜利。人民江山是用无数生命换来的啊！

我早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缩小而不是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特权。要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有一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它们都是井冈山革命精神。”

毛泽东最后说：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工大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现在干部的特权对他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条件优越，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中，有些现象令人担心。”

5月25日晚，毛泽东对历史的深深回忆和对现实的缜密思考，使他激情澎湃，诗兴大发，提笔填写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其词云：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5月26日，雨后天晴，阳光照耀着翠绿的山岗。毛泽东起床后用过饭，在汪东兴、刘俊秀以及管理局袁林、孙景玉等陪同下，在井冈山宾馆附近散步。他对袁林、孙景玉等人说：

“我这次回井冈山来看看，感到井冈山的变化很大。修了公路，通了汽车，解决了上山难的问题。”

袁林说：

“现在井冈山已经修建好了两条公路，一条是由黄洋界到宁冈、永新，一条由拿山、泰和去吉安。还有一条由井冈山到遂川，这条路正在修建中。”

毛泽东问：

“井冈山现在建有博物馆、纪念碑，还有这么好的宾馆，来客多不多？”

袁林说：

“不少，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来井冈山参观的人很多。”

毛泽东说：

“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在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井冈山的斗争，指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新方向。当时有人提出井冈山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疑问，我们以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坚持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胜利，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斗争的实践，被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中国革命如果没有这些根据地做后盾，就不可能取得全国的革命胜利。革命成功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们应该利用井冈山革命的这些历史，多宣传井冈山的革命传统，让后来的年轻娃娃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育他们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袁林问：

“当年井冈山的斗争那么艰苦，战斗那么频繁激烈，许多同志英勇献身了，您知道现在还有哪些老同志健在吗？”

毛泽东说：

“从全国来说，当年在井冈山战斗过的人还不少，包括现在党政军领导岗位上的领导同志如朱德、林彪、陈毅、陈伯钧、陈士榘、何长工、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江华、萧克、曾志、彭儒、贺子珍等。袁文才、王佐不在了。现在在西藏军区工作的张国华同志，原来是王佐部下的兵，是个很能干的同志。”

5月27日下午3时，汪东兴拿着中共中央派人送上井冈山的文件，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此时，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写诗。这就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填写的第二首词：

念奴娇·井冈山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5月28日下午，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提前与交际处和宾馆结清住宿、用膳账款。按以往规定，毛泽东的伙食标准，除按定量交全国粮票外，每天伙食费交2.50元，七天合计17.50元。在宾馆当了6年会计的雷良钊坚决不肯收下，他说：

“38年前，毛委员在井冈山吃红米饭、南瓜汤，为穷人打天下，如今他老人家故地重游，是对我们井冈山人民的最大关怀。我们没有拿出好东西来招待毛主席，连酒都未喝一次，仅仅严格按你们的规定为他做点普通饭菜，才十几块钱，叫我们怎么忍心收下？”

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解释说：

“你句句话在理，但首长和工作人员有严格的约法规定，这是纪律，我必须遵守。”。

雷良钊会计还是摇着头，不肯收下。管理员又说：

“毛主席最反对搞特殊化，认为‘吃饭给钱，天经地义’”。

雷会计听后，噙着热泪，开出了发票。

5月29日，毛泽东起床散步后，对张平化、刘俊秀、汪东兴说：

“井冈山是座好山，风光好，空气新鲜，是休息健身的好地方。我们已经住了一个星期，该走了。”

张平化、刘俊秀说：

“能有这次难得的机会陪同主席重上井冈山，心里非常高兴。现在井冈山的人民迫不及待地要见主席。”

毛泽东说：

“我们难得上山一次，一定要见他们。昨天我让东兴同志安排了，不知安排得怎么样了？”

汪东兴说：

“我按主席的意见，将人分成四批会见。”

毛泽东说：

“就照你的安排办，下午见面，见完就走，不要他们送了。”

下午4时，毛泽东接见井冈山人民的活动就要开始了。此时井冈山上人声鼎沸，欢声雷动，到处都有人高喊：

“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井冈山人很有秩序地分批同毛泽东见了面。毛泽东每接见完一批，仍然频频向人们挥手致意。最后，他在欢呼声中登上汽车，开始下山了。井冈山人民群众自动拥到道路两旁，为自己的领袖送行。

毛泽东一行经拿山、泰和县直达吉安地委招待所。由于这一天太劳累，毛泽东吃过晚饭就休息了。

5月30日，毛泽东起床后问汪东兴：

“今天如何安排？”

汪东兴说：

“一大早，吉安地委的同志就要我转达他们要见主席的愿望，我答应报告你后再定。”

毛泽东说：

“那就见吧，照照相。”

会见了吉安地委常委、吉安市委的负责人，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合影留念。会见结束后，他乘汽车经峡口、分宜到达樟树的火车站，和张平化、刘俊秀等人依依话别，上了专列。

1965年6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读了国际关系研究所5月3日编印的《帝国主义动向》第15期，针对里面所载的《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越南问题上的争吵看美国扩大战争的动向》一文，给江青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江青阅。这是一个研究所的分析，可一看。他们认为有可能马上打仗。我看也许如此，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中央已作了决定了。

毛泽东 6月2日于杭州

6月6日，毛泽东在同汪东兴谈话时说：

“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

6月7日，毛泽东读了中央办公厅5月29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173期，关于上面所载的《山西省农民讲习所办得很好》一文，他给江青写了一个批语：

江青阅。共4件，如精神好可以一看。

毛泽东 6月7日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要到柳莺宾馆去看望住在那里养病的胡志明，他交代警卫处长伍一说：

“胡主席身体不好，不要通知他说我要去看他，你们工作人员知道就行了。不然的话，胡主席就要先来看我了。我是主人，他是客人，应当我先去看他。”

从刘庄到柳莺宾馆，只需要七八分钟时间。毛泽东的车子一开动，伍一就吩咐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了胡志明。毛泽东的车子刚进柳莺宾馆的大门，胡志明已经从房间里走出来迎接了。他见毛泽东下了车，就快步迎上，问候道：

“毛主席好！”

“胡主席好！”

毛泽东也微笑着快步向前，紧紧地握住了胡志明的手，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走边交谈起来。叶子龙和伍一就在他们身后十几步远的地方警卫着。这一次会见，只是属于礼节性地看望，毛泽东和胡志明并不谈实质性问题。几分钟后，叶子龙、伍一见毛泽东向他们招手，知道会见就要结束了，赶紧走上前去。毛泽东问叶子龙：

“胡主席这边的工作是谁在负责？”

叶子龙回答说：

“伍一同志。”

毛泽东把伍一叫到跟前，拍拍他的背，对胡志明说：

“我每次来杭州，都是他管我。这次，我就把他让给你了。”

胡志明高兴得连连说：

“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与胡志明亲切地握手告别。胡志明见车子开走了，就问伍一：

“毛主席在这里，你为什么不跟过去呢？”

伍一微笑着回答说：

“照顾好胡主席，跟照顾好毛主席一样重要。”

胡志明闻言非常感动，深情地感叹道：

“毛主席很伟大，做中国人真幸福。”

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经毛泽东审阅的谷牧《关于设计革命运动的报告》：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中央批准谷牧同志在全国设计工作会议上《关于设计革命运动的报告》。现将这个报告发给你们，希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研究执行。

全国各设计单位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展了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很多设计人员下楼出院，到生产前线去，到基建现场去，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就地解决问题，这是设计方面一个很大的改革和进步，半年多来，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设计革命运动的做法是：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领导带头检查，主动承担责任，启发设计人员自觉革命；并且运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同时组织设计人员下楼出院，深入现场，联系实际，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促进思想革命化，改进工作作风，最后把思想革命落实到设计工作的改革上去。

中央认为，在知识分子集中的部门，采用这种办法来进行“四清”运动，是一个比较好的、成功的经验。这种做法可供文化、教育、卫生、科学研究等部门参用。

设计是基本建设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只有实现设计工作的革命化，认真做好设计工作，才能更好地完成日益繁重的基本建设任务。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方党委，必须加强对设计革命运动的领导，经常督促检查，认真总结经验，注意防止偏差，保证运动更健康更深入地发展，争取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央 1965年6月14日

6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真、李先念、薄一波听取了余秋里、谷牧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毛泽东说：

“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5年搞1080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

毛泽东还说：

“农业要搞大寨精神，农业靠学大寨。”

6月18日，周恩来、陈毅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阿联，准备在访问结束后到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出席6月29日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6月19日，代表团抵达阿联首都开罗，得知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胡阿里·布迈丁推翻了本·贝拉政权，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周恩来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情况，建议在访问开罗期间观察亚非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召开。毛泽东和书记处研究后，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让他们在开罗一边访问，一边观察阿尔及尔的局势。

周恩来随即派陈毅赶往阿尔及尔参加将在24日举行的外长会议。陈毅到达阿尔及尔后，前来参加亚非会议的许多国家领导人都非常着急，出于对中国政府和对陈毅外长的信任，纷纷向陈毅打听中国的态度。陈毅戎马半生，性格刚直，是个有名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都着急，他就未加思索地说道：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而且一定要开好！”

陈毅把话讲得太死了，没留余地。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很信任中国，以为中国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召开。可是后来由于阿尔及尔局势不明朗，会议已经无法按时举行了，于是，各国代表团就纷纷离去。周恩来从开罗回到北京，听说陈毅放了空炮，连连说：

“胡闹台，简直是胡闹台！”

陈毅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就到西花厅来见周恩来。他一进西花厅前院，工作人员热情地向他打招呼，他却连连说：

“负荆请罪，我是负荆请罪来了。”

走到门口，他悄悄地问卫士：

“总理干什么呢？”

“等你呢。”卫士朝陈毅挤挤眼，吹风说：“生气了。”

陈毅一步跨进西花厅，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像见毛泽东那样，以军人的标准姿势报告说：

“总理，我来了。”

“你无组织无纪律！”

周恩来浓眉扬起，目光灼灼，当头就是一棒。他朝陈毅疾走几步，像是要有所动作，但又猛地停住脚步，用力盯住陈毅，转过身又是几个疾步，立在办公桌旁，背对着陈毅，以拳击桌，砰砰砰三声：

“这是不允许的！”

周恩来敲击并不算重，可陈毅的脸色已经发白了，他的头猛地向上一抬，脖颈挺直，将本来已经立正的身体更加立正了，说：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

“就这一句就完了？”周恩来转过身，目光逼着陈毅，声色俱厉：“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

周恩来起伏的胸脯渐渐恢复了常态，目光和声音也缓和多了，望着陈毅说：

“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低下头，说：

“我向毛主席、党中央做检讨。”

陈毅走了，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小心翼翼地向周恩来进言：

“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一圈在坐的人，说：

“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

秘书也趁机小声说：

“我听一些部长、副部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周恩来的气已经消了，摇摇头，说道：

“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欲知中国的外交工作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写于5月间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构思巧妙，形象生动，且极具震撼力！而有的人，却认为该词中一些用语粗俗不雅。这种看法如果不是囿于认识上的局限性，那便是立场问题了。读完全篇，再看末句：“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读起来不是很爽嘛！

一个真正的诗人，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在要奋斗、要拼搏的时候，往往是激情澎湃，诗如泉涌。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到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时时酝酿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践着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在国内也时时酝酿并实践着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正是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国际、国内的矛盾和斗争，才使得毛泽东在诗词创作方面又出现了一个高峰期。正所谓“诗言志，歌咏言”，这一时期的大多数诗词，无不充满着渴求战斗的激情，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

重上井冈山，毛泽东绝不仅仅是为了怀旧。这和1966年7月16日他以73岁高龄横渡长江一样，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思想大决战前夕，更多的是一种坚定的政治抱负的充分展示。他在井冈山上的谈话和所作的两首词，也无不耐人寻味，堪称金玉良言！你看：“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看看当今的世界吧，这不是一语成谶吗？

第43章 1965年6月—

“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

话说1965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一间客厅里，接见了来自长沙的客人毛福清。

毛福清眼前的毛泽东，不但发福了，而且高大魁梧，身穿米黄色的衬衫，青色的裤子，脚上是青丝袜子，一双布鞋。已经不再是她认识的那位文质彬彬、少年英俊的读书人了。她端详着毛泽东的面庞，怎么也找不出当年那个毛泽东的影子了。毛福清激动地喊了一声：“三哥！”禁不住两眼热泪涌流。毛泽东用双手握着年近6旬的毛福清的手，说：

“你是福清妹妹，我还是在你小的时候看见过你。”

本传在第一卷中曾经说过，毛福清原籍在韶山冲，是毛泽东的远房妹妹。她4岁那年，过继给在长沙三泰街开“彭福泰棉絮店”的姑姑毛贵英、姑爹彭华做女儿。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因为爸爸很少资助他，所以生活上非常拮据，就常常去本家姑妈毛贵英和姑爹彭华家里蹭饭，有时就在他们家食宿，姑妈总是要给他做些好吃的。毛泽东也把毛福清当做自己的亲妹妹一样看待，教她识字。那时，姑妈姑爹也按旧习俗给毛福清裹脚，是毛泽东好说歹说劝姑妈、姑爹给她放了脚，这才保全了毛福清的一双自然脚。本传在第二卷中还叙述过毛泽东在1925年8月受到军阀的狗腿子追捕，躲避在姑妈毛贵英家里，在突然出现险情之时，幸亏毛福清机灵，才躲过了一场大难。

再说待毛福清落座后，毛泽东问道：

“福清妹妹，你的那双脚走路还方便吧？”

毛福清说：

“方便，方便。还是托三哥的福。”

毛泽东想起在姑妈家避难的事，又问道：

“我那次走了以后，姑爹姑妈受连累了没有？”

毛福清说：

“自从那次三哥走后，家里受到牵连，父亲被迫关闭店门，远走他乡谋生，生活非常艰难。不久，父母因病无钱医治，相继过早地去世了。”

毛泽东听后，陷入了沉思。他想起姑妈毛贵英对自己的种种看顾，禁不住潸然泪下。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为了报答姑妈毛贵英和姑爹彭华的一饭之恩和掩护之功，总是惦记着他们一家人。他曾经请湖南省委领导人代为寻找，可惜没有找到。这么多年后，还是毛福清写信来，才取得了联系，才有了这次难得的兄妹相会。兄妹两人不知不觉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工作人员连催三次请毛泽东休息，毛泽东这才起身对毛福清说：

“你们受苦了。我想留你在这里多住几天。”

毛福清说：

“三哥，你是主席，工作很忙，影响你的工作。再说，乡里快扭禾了，家里的事情也多，我住不得了，以后再来看你。”

“那好吧。”毛泽东叫来摄影师，说：“帮我照个相吧。”

于是，兄妹俩站在一起，留下了一张合影。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你替我拿点钱给她，再帮她配副眼镜。”

两天后，毛福清依依不舍地离开三哥，回到了长沙。

1965年6月20日，这一天是个星期日，毛泽东在上海西郊一个别墅里单独约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史专家刘大杰。刘大杰事先不知道是中央哪位领导要见他，一进别墅，见毛泽东正坐在藤椅上看书，又惊又喜。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颇为拘谨。毛泽东见刘大杰如此，就问道：

“你是哪里人？”

刘大杰说：

“我是岳阳人。”

毛泽东朗声吟诵道：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刘大杰见毛泽东背诵起杜甫的《登岳阳楼》，竟是如此的潇洒、爽朗和随和，拘谨顿消，也不客气，随手从桌子上拿起一支香烟抽起来。毛泽东风趣地说：

“你还会抽烟哪。”

刘大杰抽完了，又拿起一支烟。毛泽东笑着说：

“你烟瘾还不小呢。”

此前，刘大杰正与郭沫若就蔡琰的《胡笳十八拍》问题进行争论，又与茅盾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展开讨论，毛泽东对这些都很关注。他幽默地对刘大杰说：

“你现在和沫若不睦，和茅盾矛盾。”

刘大杰忍不住笑了。毛泽东鼓励他说：

“你跟前辈的人敢于争鸣，这很好嘛。你这个战斗精神，希望能继续发扬下去嘛。你参加百家争鸣，不要怕丢掉名誉地位。”

毛泽东读过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这套《中国文学发展史》还算是比较好的。他说：

“屈原写过《天问》，过了1000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

他还说：

“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

谈到李商隐的《无题》诗，毛泽东说：

“《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

谈到李商隐的《贾生》一诗时，毛泽东问：

“能背得出吗？”

刘大杰立刻以湖南乡音吟诵道：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毛泽东听罢，喟然叹道：

“写得好哇！写得好！”

说起杜牧，刘大杰很推崇杜牧的《河湟》；毛泽东则谈到了杜牧《题乌江亭》那一首中的名句：“胜败兵家事不期”。

最后，毛泽东又谈起了学术争鸣问题，嘱咐刘大杰说：

“要多商量，宁肯存疑，不要轻易做结论。真理是会越辩越明的。还是要投入到百家争鸣中去。”

6月23，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上海市委、市人委《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

现将上海市委、市人委《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转发给你们参考。上海市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到千分之十四点五，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这个事实说明，只要领导重视，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坚持说服教育和群众自愿的原则，辅之以必要的奖励计划生育的措施，积极加以提倡，不搞硬性规定，不搞强迫命令，使计划生育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人口出生率是可以较快的降下来的。各地应当参照上海的作法，结合本地区情况，切实地总结自己的经验，更好地把计划生育工作开展起来。

各有关部门，应当加强计划生育的各项技术措施，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努力提高计划生育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改进和提高避孕用具、药品的质量，降低成本，及时组织供应。

中共中央 国务院 1965年6月23日

6月26日，毛泽东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讲到全国医务工作人员分布情况时说：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毛泽东听后很生气，批评说：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1966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这个指示在医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6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子、杏子各5斤，并附上一信。

原来章士钊从1960年开始撰写《柳文指要》，到1965年上半年，上下两部近100万字的初稿已经完成。毛泽东闻知此事，说是自己也爱柳文，要章士钊将书稿送他一阅。章士钊便派人将上部书稿送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附信中写道：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5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 1965年6月26日

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的夫人和由她率领的坦桑尼亚妇女代表团成员，接见时在座的有邓颖超和曹孟君。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看了共青团中央办公厅6月25日编印的《团的情况》（增刊）第18期登载的《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一文后，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个批语。

文章中说，据共青团北京市委反映，最近他们对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2年级一个班调查，发现学生由于学习负担过重，体育锻炼运动量过大，课余活动多，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身体健康。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请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施行。如何请酌。”

7月17日深夜，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在中国共产党“爱国一家”的号召和周恩来的安排下，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机场搭乘一架波音707客机回国。

7月18日凌晨，波音707客机飞行在中国南部边境云海中进入广州市区上空，李宗仁凭窗俯瞰故土的山山水水，激动地对他的夫人郭德洁和秘书程思远说：

“我回来了！16年前，我飞离广州的时候，万想不到再会回来，可是世事变化常常出人意外，由于祖国的召唤，今天我又回来了。”

李宗仁是在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后于1949年12月经香港飞往美国的。身在异乡，他寂寞孤独，思念祖国之心日益迫切。本传前文已经说过，经过程思远多次归国联络，奔走于中美之间，排除险阻，终于使李宗仁回到了祖国。

波音707客机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徐徐降落。周恩来、陈毅、叶剑英、张云逸等人在机场迎接李宗仁一行。李宗仁走下飞机，激动得抱住周恩来，半天说不出话来。周恩来说：

“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

李宗仁认出了在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老战友、大革命以后的老对头张云逸，他握着张云逸的手说：

“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你，胜之兄！”

张云逸说：

“德邻公，不要客气，今后我们都是一家人。回来就好，叶落归根！”

7月18日下午，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毛泽东对章士钊撰写的上下两部、近百万字的对柳宗元文集的研究专著《柳文指要》兴趣甚高，看了上部，又向章士钊借了下部，读罢，他在回信中写道：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敬颂康吉！

毛泽东 1965年7月18日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高二适，是南京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他在《<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中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接着，毛泽东又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郭老：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

毛泽东 1965年7月18日

后来，高二适的文章于7月23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7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就江青转来的中央美术学院教员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5月12日关于美术学院使用人体模特儿一事给江青的信，写了两段批示，其一是说：在美术创作中应当使用人体模特儿。其二是写给陆定一、康生、周恩来等人的，他写道：

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

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毛泽东 1965年7月18日

7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休息时，检查青年服务员们的学习情况，他看到小高的学习笔记本上有雷锋的照片，就对大家说：

“青年同志们，应当好好向雷锋同志学习。”

说罢，他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了一句话：“好好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接着，他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毛泽东”。青年们看到毛泽东的题词，争相传阅。小高更是激动，她双手捧着自己的学习笔记本，认真地说：

“毛主席，我一定牢记您的题词，好好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

7月20日这一天，李宗仁一行乘飞机抵达北京，在机场上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李宗仁感动得热泪盈眶，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拱手致谢。这位国民党的末代总统与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也紧紧地握手。溥仪对李宗仁说：

“欢迎你回到我们伟大祖国的怀抱里来。”

在这欢迎人群中，还有一位李宗仁的老部下，他就是刘仲容。早在1955年，中共中央决定争取李宗仁回国，从那时起，刘仲容就开始配合有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56年5月，原任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秘密来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随后，程思远到刘仲容家里商讨对策。程思远五上北京，刘仲容都参与了接待。李宗仁回到北京后，刘仲容奉命专职从事接待李宗仁的工作。

且说李宗仁在机场候机大厅里，宣读了回国声明，声明中说：

“16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爆炸成功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对反帝爱国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是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李宗仁和夫人。李宗仁极为感激，他说：

“周总理在庄严伟大的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使宗仁能与各位首长各位朋友欢聚一堂，我一方面感到惭愧，一方面感到欢欣鼓舞，对此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恳的谢忱。”“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咎既往，欢迎我回到祖国，这种宽大精神，更使我感动。”

7月21日，毛泽东给陈毅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陈毅给毛泽东写信，请教写诗的一些技法。他还把自己作的一些诗，呈请毛泽东修改。于是，毛泽东就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陈毅同志：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

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西行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盅酒），山裁（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反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祝好！

毛泽东 1965年7月21日

7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给华罗庚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华罗庚同志：

来信及《平话》，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专此奉复。

敬颂教安！

毛泽东 1965年7月21日

后来，华罗庚的专著《统筹方法平话》再版时，作者署名为“齐念一”。有人问华罗庚是怎么回事？华罗庚笑着说：“我这样做，是要永远铭记7月21日，那一天主席给我写信，表示欢迎我为人民服务。”人们这才明白，华罗庚是把7月21日的谐音“齐念一”当作了自己的笔名。

再说7月26日上午，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了刘仲容。刘仲容一边陪毛泽东游泳，一边回答毛泽东关于桂系及有关情况的询问。

此时，李宗仁一行正在北京东郊纺织厂参观，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说是毛泽东在中南海要接见他们。李宗仁等人坐车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毛泽东在游泳池休息室里由刘仲容等陪同，正等待着他们。

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正沿着游泳池往前走，毛泽东热情地迎上前去，同李宗仁和他的夫人亲切地握手，高兴地说：

“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他又握着程思远的手说：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毛泽东让大家坐下，突然对李宗仁说：

“嘿！嘿！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他的幽默使李宗仁一时不知所对。程思远脱口说道：

“我们是搭上慈航渡登彼岸了，尊敬的毛主席。”

彭真跟着说：

“是的，登了彼岸。”

毛泽东、李宗仁及其他人都开心地大笑起来。李宗仁对毛泽东说：

“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首先应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泽东说：

“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李宗仁告诉毛泽东说，海外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们都渴望回到祖国来。毛泽东说：

“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他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看。李宗仁十分乐意。毛泽东邀彭真、程思远和他一起游泳。于是，彭真和程思远便下水跟着毛泽东在一池碧水中前行。毛泽东时而仰泳，时而侧泳，游得那么从容不迫，真如“闲庭信步”一般。程思远游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夸奖他说：

“你游得不错嘛！”

程思远说：

“跟不上主席啊。”

毛泽东游了一会儿，上岸晒太阳。他让程思远坐在他的身边，询问程思远的学历和在海外的情况。程思远说：

“海外也有很多人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美国总统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看来他是要部下研究中国。近来一个国民党人对我说过，他也用毛泽东思想办事，他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两句话：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

毛泽东听了，笑着问：

“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

程思远答不上来，就照实说：

“不知道。”

“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毛泽东盯着程思远说。停了一下，他又说：“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吸取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下午一时许，毛泽东要在丰泽园设宴招待李宗仁一行，于是，众人便来到了菊香书屋。饭前，李宗仁在谈话中对台湾问题久悬未决深以为虑。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

“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他问坐在一旁的程思远：

“你的名字为什么叫程思远？”

程思远答道：

“因为对于自己的前程总应当想得远一点，所以，才回来跟毛主席、共产党。”

毛泽东对程思远的回答很满意，又问道：

“你有别字吗？”

程思远回答：

“没有。”

“那好，”毛泽东马上说：“我来给你取个别字。中国古代有位大散文家叫韩愈，字退之。现在我给你取个别号，叫近之。远近的近，之乎者也的之。之者，共产党也。近之，从今而后靠近中国共产党。你看如何？”

李宗仁表示赞成，程思远也表示感谢，他说：

“这是主席给我最大的光荣。”

毛泽东提议和大家一起照相，然后吃饭。这是一个丰盛的宴会，有各种各样的京津名菜。宴会气氛也很热烈。李宗仁感动万分，多次感谢毛泽东的盛情招待。

下午3时，徐冰部长附着程思远的耳朵说：

“可以散了吧？”

于是，程思远便对李宗仁说：

“德公，现在可以向主席道谢了吧？”

“急什么，少壮派！”

毛泽东用目光盯着程思远，语气好像严厉，其实十分慈祥。

7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给于立群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立群同志：

1964年9月16日你给我的信，以及你用很大精力写了一份用丈二宣纸150余张关于我的那些蹩脚诗词，都已看过，十分高兴。可是我这个官僚主义者却在一年之后才写回信，实在不成样子，尚祈原谅。你的字好，又借此休养脑筋，转移精力，增进健康，是一件好事。敬问暑安！

并祝郭老安吉！

毛泽东 1965年7月26日

1965年8月3日下午，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准备将戴高乐的一封信交给中国政府首脑，他被领进人民大会堂一个墙壁上装饰有传统的中国书画的大厅里。马尔罗一眼就认出了身边簇拥着一群部长的刘少奇的那张“长脸”，于是，便走上前去和刘少奇握手问候。此时，毛泽东独自站在近处。马尔罗把戴高乐的信件递交给刘少奇，刘少奇没有作答。毛泽东同马尔罗及法国驻华大使握手问候，而后坐下来交谈。他问道：

“听说你们去了延安，有什么印象？”

马尔罗是个中国通，大革命时期曾在中国活动过。他回答了毛泽东的提问后，也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毛泽东回答说：

“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尔罗又问：

“主席是否认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

毛泽东说：

“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此外还有一条，要打赢仗。如打不赢仗，谁听你的话？打败仗总是有的，但少打一点儿败仗，多打一点儿胜仗。”

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民主政治，意味深长。在谈到苏联的现状时，他联系到了中国，谈到了走马列主义道路和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两重性；谈到了中国存在着修正主义的广泛的社会基础。马尔罗说：

“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似乎不是过去所理想的苏联了。”

毛泽东说：

“他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马尔罗说：

“他们甚至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方法。”

毛泽东说：

“苏联想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这一点，美国是很欢迎的，欧洲也是欢迎的，我们是不欢迎的。”

马尔罗问：

“难道主席真正认为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说：

“是的。”

马尔罗说：

“我认为他们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去？去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毛泽东说：

“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他们也有自己的经验。”“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马尔罗问道：

“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毛泽东说：

“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

马尔罗问：

“主席看，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我指的在国内方面。”

毛泽东说：

“那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党外，党内也有。”

他还低语道：

“我要独自和群众站在一起——我在等着。”

马尔罗谈到法国脱离美国控制和中国离开苏联阵营时，用了“联盟”一词。一直没有说话，夹着香烟的右手在嘴边和烟灰缸之间来回摆动的毛泽东突然将双手举向空中，又猛然放下，说道：

“我——们的同盟！”

他又面带讥讽地说：

“你——们的，我——们的。”

在谈到国内问题时，毛泽东说：

“我们的工农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作家总是反对马克思主义。”

法国大使接过话头说：

“中国的青年对您制定的路线是坚信不疑的。”

毛泽东问道：

“你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法国大使以他最近的中国南方之行，证实他对中国形势的乐观看法。毛泽东说：

“你看到的只是一面，你没有注意到另一面。我们的革命不能只是简单地巩固已有的胜利。”

这天下午，刘少奇始终一言不发。

8月5日，毛泽东给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柳文指要》全书。他在信中写道：

康生同志：

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22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贴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85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毛泽东 1965年8月5日

8月6日，海军某部在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吴瑞林的指挥下，在“八·六”海战中击沉了企图对大陆沿海偷袭的国民党海军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12号”。

8月6日，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李宗仁和夫人回国茶话会。李宗仁在会上说：

“我在十多年前就写信给海外的朋友们说，天下大势已定，我们国民党人和海外爱国人士应该本着服输的精神，让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建国，国家建设好了，我们大家都有份。我后来觉得与其坐而言，何如起而行，所以决定身先回国，深望此一行动能引起台湾军政人员和海外爱国人士同声响应，相率来归，促成国家的最后统一。耿耿此心，想为海内所共谅。”

此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安排李宗仁夫妇到北戴河疗养。然后，又安排他们到东北、广东、广西等地去参观游览。

8月8日，毛泽东接见了几内亚教育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要看他们政治水平如何。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

8月11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罗瑞卿关于战备问题的汇报，其间，他曾经插话说：

“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1962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要正式讲一次。”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1962年刮歪风”，只有毛泽东和林彪顶住了。他现在说的“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自然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含蓄地来评述那一次重大斗争，常委们自然是心知肚明的。

8月23日，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当前农村工作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县委：

今将中央办公厅和农业银行整理的四件材料发给你们参考。这些材料，都是反映当前农村工作中在一个方面发生的一些问题的。请你们检查一下，如有这类情况，迅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和防止这类现象的继续发生。

今年夏收，又获得了一个好收成。这是1962年以来在连续三年丰收的基础上获得的丰收，这是一件大好事。可是，如果领导同志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生产发展比较快的地区，就有可能产生自满情绪，不再愿意谨慎从事，不再愿意因地制宜地、实事求是地、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了。在生产发展较慢的地区，也有可能产生急躁情绪，重犯“强迫命令”的错误。这就是说，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离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导，不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不是认真蹲点，摸出规律，做出样板，从实际情况出发去指导工作。其结果，必然会和这些同志的主观愿望相反，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挫折，把事情办坏。当然，停止不前，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精神状态，在不少地区的领导同志中间还相当普遍存在，这是革命不革命的大问题，是必须迅速纠正的。特别在四清运动中要来一个比较彻底的纠正。

中央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不断认真总结经验，全面接受合作化以来，特别是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以保证新的农业生产高潮的持续发展，争取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粮、棉、油等各项主要指标。

中央 1965年8月23日

8月30日，毛泽东应庐山疗养院护士钟学坤的请求，在她的一个32开的横纹笔记本上为她题词，他写的是：

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毛泽东 1965年8月30日

1965年9月1日，在西藏工委领导下，经过多方努力筹备，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早在1964年，毛泽东接见阿沛·阿旺晋美时曾经说：

“经过民主改革，农奴翻了身，从农奴和奴隶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干部，成立自治区的条件成熟了。你们应考虑正式成立自治区，实现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具体如何办，请周总理同你们商量。”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指示》，摘要如下：

“一、自从1962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以来，农村副业有了恢复和发展。但是，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比较，农村副业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目前，我国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生产已经接近达到或者超过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副业生产还低于1957年的水平。据估算，1964年农村副业生产比1957年低10%左右；如果把发展较快的猪、禽、蛋除外，其他各项副业比1957年低25%左右；若干多年生的品种和许多零星的小产品比1957年低得更多。其结果，许多产品供不应求，影响到生产、建设、市场、出口各方面的需要；同时，许多生产队资金缺乏，社员手中钱少，不利于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巩固。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认为：在当前政治和经济的大好形势下，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必要也有可能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综合经营’的方针，在继续大抓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生产的同时，大抓副业生产，大力发展农村副业，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不断高涨。

二、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关键，在于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重视了，就能够迅速发展；不重视，就会发展缓慢，迟滞不前。

发展农村副业，能够综合利用农村的人力物力，为社会增加财富，为集体增加资金和积累，为社员增加收入。这是一个关系到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进一步扩大城乡商品交换，巩固工农联盟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满足生产和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关系到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问题。认为农村副业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思想，只重视大宗产品，看不起小宗产品的思想，有灾才搞副业，没灾就放松的思想，是不对的。只说生产队和社员钱少，单纯要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贷款投资，而不从发展多种经营中去增加收入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毛主席早在1956年就说过：‘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一定要全面的领会毛主席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指示，更好的贯彻执行。

三、发展农村副业，首先要大力发展集体副业；同时也要积极地指导和帮助社员发展家庭副业。

必须充分发挥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积极地有计划地增加集体副业在整个副业生产中的比重，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这是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凡是资源集中，使用劳动力较多，投资较大，需要一定设备或者需要占用集体土地，集体经营比分散经营更有利于发展生产的项目，应当由集体经营。集体副业应当以生产队（包括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大队）经营为主。一个生产队无力举办的，可以由几个生产队联合经营；在不‘平调’生产队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前提下，也可以由生产大队直接兴办。

社员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从农村副业说，社员家庭副业在长时期内还将占一定的地位。凡属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的家庭副业项目，都应当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社员家庭副业，只要不投机倒把和弃农经商，不影响集体生产和集体劳动，不损害公共利益，不破坏国家资源，就应当看作是正当的，不要乱加干涉和限制。

农村副业的情况很复杂。有些项目，应当以集体经营为主，有些项目，应当以社员家庭经营为主。同一种副业，可能在这个地区应当以集体经营为主，在另一个地区应当以社员家庭经营为主。处理这个问题，应当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出发，不能千篇一律。集体副业有广阔的发展天地。社员家庭副业也大有发展的余地。生产队在发展集体副业中，除了某些确实不应当由社员经营的项目以外，决不能采取把社员家庭副业集中起来的办法，来建立集体副业。

四、发展农村副业，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

集体副业必须树立贫下中农的优势，将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手里。必须加强群众监督，实行民主管理，勤俭经营，财务公开，合理分配。集体副业的收入应当纳入农副业总收入中，统一分配，从事副业生产人员的报酬，要适当合理。必须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反对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多吃多占、铺张浪费。为企业、机关和建设单位提供劳务，应当由生产队统一组织，严禁‘包工头’居间剥削。

对于社员家庭副业，应当加强领导和帮助。要加强社员的政策教育。要通过适当的经济措施，力求把社员家庭副业同国营经济、集体经济联系起来。要积极扶助贫下中农发展家庭副业，帮助他们解决发展副业中的困难，同时也不要害怕中农和其他群众发展正当的家庭副业。当然，对于那些违犯国家政策，偷税漏税，投机倒把以及剥削他人劳动等资本主义行为，必须坚决反对。”

“八、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切实加强农村副业生产的领导，特别是专、县每年要检查和讨论几次副业生产。在布置、检查和总结农业生产的时候，也要布置、检查和总结副业生产。各省（市、自治区）、专、县可以根据需要成立副业生产领导小组。副业生产领导小组应当由党委的一个负责人亲自主持，吸收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应当有一名副社长、副队长专门负责领导副业生产。

各级党委和政府在领导副业生产中，要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大鼓革命干劲，发扬大寨精神，坚持自力更生，充分发挥群众中伟大的潜在力量。同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步骤地扎实细致地进行工作。农村副业生产，一定要在最近一两年内作出显著的成绩来，并且坚持下去，不断前进。”

欲知毛泽东所说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能否实现？请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请仔细看看在1965年8月3日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特使、文化事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之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双方的状况、以及毛泽东与马尔罗的谈话内容吧，这不就是人们常说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真实写照吗？！

第44章 1965年9月—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

话说1965年9月间，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创建者之一的许光达，将坦克第2师工兵连班长王杰英勇保护民兵和人民武装部干部的英雄事迹材料上报中央军委。

王杰当兵4年，写下了10多万字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他成长的心路历程。一字一句，都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一篇一页，都折射出他的理想光辉——

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

当兵是为人民、为党、为祖国而来的，不管任何工作，党指到哪里就冲到哪里，就是需要献上青春也没有怨言。

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

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

为了党，我不怕进刀山入火海；为了党，哪怕粉身碎骨我也甘心情愿。

在1965年7月14日，王杰在部队拉练驻地邳州张楼指导民兵训练进行最后一项“绊发防步兵应用地雷”实爆训练时，为了安全，他让民兵们在训练场等着，独自到几十米外的河边进行了两次成功实爆，然后让大家围成一圈，认真地进行讲解，仔细地做着示范动作。突然，拉火装置出现意外，用于替代地雷的炸药瞬间即将爆炸。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有着丰富爆破经验的王杰只要身体向后一仰，就可以脱离生命危险，然而他却奋不顾身地纵身一跃，扑向了炸药包。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部干部得救了，王杰却英勇地牺牲了。

毛泽东在党内的一次会议上高度赞扬王杰精神，他动情地说：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从此，全军、全国人民掀起了向王杰学习的热潮。

9月14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转载上海《文汇报》刊登的《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调查报告旁批示道：

“‘赤脚医生’就是好。”

《文汇报》的调查报告介绍了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半农半医”的卫生员王桂珍、上海浦东新区卫校退休教师黄钰祥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红旗》杂志第三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

所谓的赤脚医生，是指那些在乡村中没有被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他们掌握有一些卫生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还能为产妇接生，从而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和防治传染疾病。赤脚医生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初中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后，便在农村一边种田，一边行医。

毛泽东看了这篇报道，自然是欣喜异常，立即提笔作了批示。

9月15日，毛泽东为 庆祝人民广播事业创建20周年题词：

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9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和1966年计划的建议。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当面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

“吴晗可不可以批判？”

彭真回答说：

“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此时，彭真并未真正领会毛泽东这句话的巨大份量，事后，他也未体味出这句话背后隐藏的含义，当然，更谈不上准备对吴晗进行批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则深知毛泽东的意图，于是就加紧了撰写批判吴晗文章的步伐。

在上海，姚文元九易其稿，每一稿都是由张春桥把它夹带在《智取威虎山》剧本的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到北京，请有关人士提出修改意见。文章定稿前，毛泽东不止一次亲自审阅过，他认为文章“没有击中要害”。

9月22日下午，毛泽东收到了彭德怀的一封信，心里很高兴。

原来，毛泽东早在1965年夏季就提议要彭德怀到外地去挂职，于是，中央就指派彭真在人民大会堂与彭德怀谈话，两人谈了两个多小时，最终没有谈成。后来，彭德怀在9月21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忍受不了在吴家花园的谪隐生活，要求到农村去搞点工作。

9月23日清晨，毛泽东召见彭德怀。彭德怀来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早在那里等着。一见面，彭德怀说：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咯。”

毛泽东略带几分伤感地说：

“几年不见，你显老了。我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他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说话间，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也来到了颐年堂。毛泽东说：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彭德怀说：

“在庐山会议后，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看，当时，我向主席作了三条保证。”

毛泽东问：

“哪三条？”

彭德怀说：

“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毛泽东说：

“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你的问题让历史做结论吧。庐山会议是历史的插曲，已经过去了，要振作精神向前看。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该为后代多想想，多做点事情。”

毛泽东又对在座的几位说：

“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去，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同志为主，彭德怀同志为副，还有程子华。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

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德怀同志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发生‘富田事变’时，有人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分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德怀同志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

毛泽东转对彭德怀说：

“在我的选集中，还保存了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彭德怀表示，自己的处境到西南三线工作有困难。毛泽东劝他说：

“你还是去西南吧！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彭德怀终于接受了去西南搞三线建设的任务。这次谈话，一直谈了五个多小时。毛泽东还和彭德怀等人共进了午餐。

彭德怀从毛泽东那里回去后，兴奋地对家人说：

“我们谈通了。”

自从这次同毛泽东谈话后，彭德怀就再也没有见过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他于1965年11月28日离开北京，去成都担任了三线建设副总指挥。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他首先问道：

“会开得怎么样？”

有人说：

“会上谈了关于备战的问题，很好，大家思想都通了，比较统一了。”

毛泽东说：

“比较统一吗？天天讲战争，他又不来打，那不变成周幽王起烽火。这是我叫起来的。你不叫，打来了怎么办？”

接着，他又问道：

“就讨论这个问题吗？”

有人说：

“讨论了计划、粮食、干部调整、‘四清’四个问题。”

毛泽东接着问：

“还讨论什么？”

有人说，讨论到“小三线建设相当快”。毛泽东说：

“小三线很重要。有人说分散了怕造反。我看两条，准备打仗，不怕造反。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

“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于美国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各省有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毛泽东又讲了10年内战时期的路线错误，他还说：

“那时有些人那么迷信，凡是国际的、中央的都迷信。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总之，要按实际情况办事。”

10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他在余秋里讲到计划工作赞成各省搞些小钢铁厂时，插话说：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支持地方要搞5万吨左右的钢铁厂。左右者，可大可小。”“我不怕你们造反。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你们不要年年造反哟，如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造反，那就吃亏哟。中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造反，那你还不是修正主义吗？而一个省也造不起来。”

继余秋里之后，李先念、彭真分别就财贸、党的建设作了发言。彭真在发言中说：

“恐怕我们的各级党委就要把党一直抓下去。因为出不出修正主义，还是在党。党里面不出修正主义，别处出了也不大要紧。”

毛泽东插话说：

“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

彭真讲到党的基层组织时，毛泽东插话说：

“靠老爷，不靠人民，你有饭吃呀？你有衣穿呀？而70%是贫下中农。工厂里也有这个问题。”

最后，朱德、周恩来分别就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国际形势作了发言。毛泽东曾经插话说：

“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的仗打得很好，南方和北方都打得很好。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包括那些已经觉悟的人和一部分尚未觉悟的人。现在的世界是个不太平的世界。这并不是你们越南人到美国去侵略，也不是中国人到美国去侵略。”

“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我们都有很多经验。你们和我们都打过日本人，你们还打过法国人，现在你们正同美国人打。

美国人训练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没有美国人就是不好，这个教员不可少。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习。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教我们怎么打美国人，列宁的书里也没有写。这主要是靠我们向美国人学。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支持你们。朋友愈多愈好。”

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杨尚昆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岗位，改任广东省委书记；任命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1965年，杨尚昆被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张由田家英接任。总理不同意由田家英接任，他倾向由龚子荣来担任。龚子荣原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也做过地下工作。但是他原来在北方局工作过，和刘少奇，彭真的关系很密切。江青跟我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并不把她当回事的。但汪东兴对江青却始终是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的。但是毛主席对汪东兴有看法。江青说，主席跟她说，汪这个人表面上唯唯诺诺，其实很有城府。不是那么表里一致。但江青觉得，汪是个直爽的人，是能够掌握得住的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也不是走得那么近的，和田家英不一样。后来毛主席才决定由汪东兴来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所以江青说，她的一票是关键的一票。当然后来江青也正是为了这个关键的一票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

再说11月10日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看过并同意发表的。文中说：《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是影射对“单干风”、彭德怀的右倾“翻案风”的批判；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思之处，在于他尖锐地提出了“三面红旗”问题，实质上是涉及到了1961年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里的一些领导人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

本传前面已经叙述过，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认识，与中央其他一些少数领导人之间，经历了一致——分歧——勉强一致——严重对立的过程。毛泽东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维护“三面红旗”。在八届十中全会和在这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严厉地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批评刘少奇、邓子恢、彭德怀等人。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几年里，他又提出，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中央存在着两个“独立王国”，“出了修正主义”。实际上正是在寻找突破口。于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就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推到了历史发展的日程表上。

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这一天，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嘱令他的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11月10日的《文汇报》航空版。

原来，彭真这个人很多心，早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就曾经有人跟他提起过：“江青在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张春桥来北京肯定和这事有关。”所以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他就立即到处打听有关批判《海瑞罢官》的事，追查有什么背景和后台。他还在文化革命小组会议上问康生：

“你知道上海发表那篇文章的背景吗？”

康生回答说：

“一无所知。我也是在文章发表后才看到的。”

彭真又问：

“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来北京是干什么的？”

康生说：

“研究《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上演问题。他找我谈话都是说京剧革命，没有谈起批判《海瑞罢官》的事。”

彭真说：

“看来上海搞这些名堂连你也瞒着，这成什么话？老让我们处于这样的被动状态，我们还怎么工作？”

康生回答：

“那你就赶快变被动为主动，也开始批判那出戏算了。《海瑞罢官》确实有问题，我听好多同志反映过这出戏的问题，起码在政治上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除了彭真对此极为不满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陈云、邓小平也都持抵制态度。

《戚本禹回忆录》中曾说：“邓小平也是反对这篇文章的，他曾对吴晗说过，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曾两度打电话问彭真，请示他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范瑾就是黄敬的夫人。本传在第七卷中已经交代过，黄敬在1958年2月10日因精神病复发，病逝于广州，年仅46岁。范瑾后来再婚。

彭真对范瑾说：

“《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11月12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了河北省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11月13日，毛泽东看了毛泽荣的来信，就叫秘书处给他寄去200元钱；还让秘书室另复一信，信中写道：

毛泽荣同志：

10月25日寄给毛主席的信，主席已经看过。他送给你200元，作为对你生活困难的补助。此款已交邮局汇去，请查收。

此致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1965年11月13日

11月13日晚，毛泽东抵达徐州。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七次到徐州，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徐州。

11月14日，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指挥海军在福建崇武海战中击沉了国民党军护卫舰“永昌号”和击伤大型猎潜艇“永泰号”。

11月14日下午1时至2时40分，毛泽东接见了徐州地市负责人丁平、关明政，询问了工农业生产和战备情况。尔后，毛泽东问道：

“沛县还有刘邦的什么遗址？”

丁平、关明政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提议去看看，他还饶有兴趣地讲述韩信点将台、黄楼、戏马台、苏东坡、燕子楼的故事和一些景观的来历。

11月15日，毛泽东在停靠蚌埠的专列上同安徽省委负责人谈话，当安徽省委负责人汇报到“四清”运动中运用毛主席著作很能解决问题，思想就通了时，毛泽东让人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给大家看，他说：

“这本书共有33章，够了，比孔夫子的著作还多，老子的文章也只有5000字，还没有这个本子这么多。这个本子不错。”

李葆华等人说：

“群众很欢迎这本书，最好一个生产队发一本，我们已向中央办公厅提出这个要求，这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提了。”

毛泽东说：

“好嘛，向中央办公厅要，提不通，到下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提。”

此后，毛泽东又驱车去了江苏南京。

毛泽东此次出行，是一路视察，一路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他还在山东、安徽、江苏同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等谈到了“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的问题。谈话内容节录如下：

一

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办好，把大小三线搞起来。20亿元不够，30亿元也可能不够。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没有什么浪费。粮食储存一些有好处，反正要吃。棉布存一点，反正要穿。枪炮子弹如果用不着，只好当废铁用。打洞，不过用了点劳动力。

三七高射炮有没有？其他炮有没有？打起仗来，不要靠中央，要自力更生。中央既没有粮，又没有布匹，现在还有点枪炮，打起仗来枪炮也没有了。我们历史上，就是抗美援朝、中印边界冲突这两次靠后方供应了点枪炮。其实真正打起来，中央什么也没有，只有发号施令。

敌人登陆要找弱点。青岛工事修得那么好，敌人为什么要在青岛登陆？龙口、成山头，过去日本人就登过陆。越是认为他来不了的地方，设防薄弱的地方，他就在那里登陆了。

还是让敌人进来，尝点甜头，诱敌深入，好消灭他。先消灭他一个营，再一个团，再一个师。

二

越南仗打得这么好，我们能不能打好？你们看美国人怎么样？只要我们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不主动“挑衅”，就可以把大小三线建设起来，就不怕了。

津浦线一带有没有驻军？有没有地方师？抗战时期，我们只有三个师，现在地方有十几个师了。将来打仗都依靠中央是靠不上的。地方有一个师就好办了。

三

军队过去是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现在军队就是搞些生产，不大做群众工作了。我们还是要恢复过去的三大传统，要准备打仗，要生产，还要做群众工作。

你们这些省市委书记同志，过去都是在军队里的，现在搞地方工作，就不大问军事了。军队的同志搞了军事，也不问地方工作了。这都不对。搞地方工作的要管军事，搞军队工作的也要管地方工作。

一个地方师拨给你们了吧？有了地方师，有了小三线，地方就有了东西了。中央有了大三线，也就有了东西了。

美国人来不来，要做两手准备。美国人对我们有些怕。越南海岸线很短，美国也只敢占据几个沿海城市，不敢纵深发展，一怕补给线长，二怕被吃掉。中国海岸线有一万多公里，敌人占领了上海，敢不敢占领苏州？

11月1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转了中央组织部《关于目前党员的情况和今后六年接收新党员意见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培养提拔新生力量是目前党在建设方面的重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关于全局和革命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报告还要求改变由于这几年基本上停止接收党员，造成的青年党员过少、第一线党员过少、高等学校学生中党员更少的状况，在今后6年中，在坚持高标准的前提下，积极地、较多地接收一些新党员。要求各级党委订出具体的规划和办法，认真贯彻执行。

正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指示精神的指导下，1965年，全国提拔了400多名地委以上干部，其中省、部级干部达几十名之多。此外，还挑选了一批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锻炼，以培养年轻后备干部。1965年全国新发展党员94．3万人，1966年发展319万人，充实了一批新生力量。

11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乘专列抵达上海，下榻在西郊的一栋旧式别墅里。

周谷城应邀来到了毛泽东在西郊的下榻处，他一进门，正和陈丕显谈话的毛泽东就起身相迎，笑着说：

“又碰到了。”

这是毛泽东每次见到周谷城时的常用语，话虽平淡无奇，却透出了老朋友之间的亲切和自然。周谷城同毛泽东握手问候之后，两人便天马行空地聊起来。毛泽东谈到了哲学史的写作，他说：

“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

周谷城说：

“胡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了下文。”

毛泽东话题一转，说：

“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

他们又谈到旧体诗，谈到了晚唐的李商隐。周谷城说着说着就有点忘乎所以了，他仰靠在沙发上，随口用湖南腔哼起了李商隐的一首七言诗：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周谷城把前几句反复吟诵了几遍，可那最后两句竟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毛泽东在一旁听着，知道老朋友忘了，便笑着用同样的湖南腔调吟道：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周谷城在毛泽东面前不经意地吟唱这首讽喻帝王末路的诗篇，是不太妥当的，而他竟然轻轻松松地念了出来，毛泽东也自自然然地接了下去。毛泽东念出最后一句时，周谷城又跟在他的后面哼，而且感到心情舒畅，超乎寻常。毛泽东和周谷城一样，心情也很舒畅。可周谷城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此生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晤谈。

1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为斯特朗80寿辰，派人送给她两张祝贺卡。

11月22日，有关部门特意为斯特朗包了一架专机，满载着她和她的30位中外朋友飞抵上海，住进了古朴典雅的锦江饭店。毛泽东将在这里会见她，祝贺她的80大寿。起初，毛泽东只打算会见斯特朗一个人，斯特朗不同意，她说：

“我的朋友们这么大老远和我一起来，假如毛主席见我，也应见他们。”

11月24日，是斯特朗的80周岁生日。毛泽东将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斯特朗和她的朋友们。

天将近午，毛泽东、周恩来在一个大房间的门口迎接客人，江青也站在毛泽东身旁一同迎客。毛泽东看上去身体很好，精神愉快，他首先祝贺斯特朗生日愉快！然后同客人们一一握手，说：

“我已经认识你们中的好几位。但大多数人是新的。”

当毛泽东与中宣部领导包括副部长吴冷西在内的几位干部握手时，气不打一处来，顿时面有不豫之色。他把客人领进了接待室。这里铺着一个大的地毯，摆放着一个大的椭圆型桌子。毛泽东仔细地观赏墙壁上的一幅竹雕，到第二幅作品前看了一下，又走向第三幅作品；尔后他让斯特朗坐了首席，自己在相邻的椅子上坐下来。他掏出香烟，点燃了一支，慢悠悠地说：

“我，一个吸烟者，是一派，而斯特朗同志是对立的一派，不吸烟派。”

斯特朗对毛泽东的这个开场白感到吃惊。身为医生的马海德以为毛泽东是在开玩笑，便挑战似地说道：

“你把这个问题看成是派别问题吗？”

毛泽东说：

“当然，在我和医生之间，医生说我不应该吸烟，我说我要吸。我行我素嘛！”

他用目光巡视了一下所有在座的人，又说：

“你们有多少人吸烟？吸烟的人拿一支香烟举起手来。手里拿一支烟就是吸烟者的标志。”

毛泽东说话的口气很轻松。在场的外国朋友不知毛泽东何出此言，而几位中宣部领导干部却深知个中原因：毛泽东还在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事生气呢。他们面面相觑、惶惑不安。

原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从11月12日开始，上海的《解放日报》、浙江的《浙江日报》、山东的《大众日报》、江苏的《新华日报》、福建的《福建日报》、安徽的《安徽日报》、江西的《江西日报》，都先后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北京市各家报刊及全国其它各地报刊却都拒绝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自然是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使他非常愤慨，于是他就指示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结果，北京连单行本也不予理睬。

且说毛泽东看了看在座的人，见没有几个人拿起烟举手，他笑了笑，旁敲侧击地说：

“好吧，看来在这方面我也是少数派喽。不管怎样，我还是吸烟，并且劝你们也吸。”

午宴开始后，毛泽东以传统的主人姿态，从第一道菜拼盘中，夹了一些，放在斯特朗的碟子里。午宴的气氛虽然并不十分热烈，但毛泽东对斯特朗的关怀与盛情，却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斯特朗还是感到很满意、很愉快。

11月26日，周恩来和罗瑞卿在上海接见14日在福建崇武海战中，击沉蒋军炮舰“永昌号”和击伤大型猎潜艇“永泰号”的有功人员。接见结束后，江青对罗瑞卿说：

“姚文元在上海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发表了，但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不理睬。”

罗瑞卿当场表示说：

“我们《解放军报》支持。”

他马上打电话给刘志坚，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叫《解放军报》在第一版上全文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并加一个态度鲜明的编者按。

11月29 日，在压下姚文元的文章19天之后，彭真得知《解放军报》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得不给范瑾打去电话，要《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这样，在《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的第二天，《北京日报》也转载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还加上了彭真亲授的按语。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周总理11月26日在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周总理得知姚文写作与发表是毛主席同意与支持的。27日回到北京，即向彭真讲明，并与他一起审定《人民日报》转载姚文的按语，在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作了转载。”

11月30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11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

原来在11月27日，林彪授意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组织人写关于近年来海军思想斗争的材料，他特意嘱咐李作鹏要在这份材料中说明罗瑞卿的表现。

此前，罗瑞卿对林彪的“顶峰论”、大搞“突出政治”提出了不同意见，林彪拉拢他无效，便认为他是妨碍自己向上爬的障碍，就决定除掉他。李作鹏立即召集王宏坤、张秀川等人，秘密整理了材料，说罗瑞卿“怀有巨大的阴谋”；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想当国防部部长”。

1965年12月1日，《光明日报》也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这个时期，各报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均仿照《北京日报》加了编者按语。这些按语，强调要根据“双百”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力图把这一讨论局限在学术领域。此后，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向阳生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下的协作组“方求”等，接二连三地发表批驳姚文的文章。就在江青、张春桥等人积极物色左派，以便组织文章还击时，《红旗》杂志的编委关锋和戚本禹站了出来。戚本禹表示：

“若有人攻姚，我们就出来反攻。”

此后，关锋、戚本禹二人来到了上海，与姚文元商谈此事。张春桥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就这样，姚文元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而这场论战便成了不久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12月2日，毛泽东在林彪呈送的《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在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林彪在这个报告上写道，“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争爆发，其他部队情况可能是与这个部队近似。”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林彪同志：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55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1965年12月2日

此件如转发时，请先给少奇、恩来、彭真同志一阅。　　

12月初，毛泽东获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在军人集团10月1日政变夺取掌权后于11月24日被杀害，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写出了《卜算子·悼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其词云：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

蓄芳待来年。

12月6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上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不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鼓吹的所谓的“历史主义”。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我看到了翦伯赞不断在倡导他的反对用阶级观点看待历史的所谓‘历史主义’。我就想，这种脱离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其实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并充分肯定和赞扬农民革命对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可他们这些教授却认为农民革命，在历史上只起到了破坏和倒退的作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于是，我就在文章中写道：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是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恣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千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

12月8日，毛泽东从杭州回到上海，在锦江饭店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兵种和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参加了，吴冷西也列席了会议。

叶群在会议上分三次作了约十个小时的发言，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彪“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

12月11日，罗瑞卿被召到上海会议上，但他没有得到申辩的机会。

在这次会议期间，林彪提出要打倒罗瑞卿。毛泽东说：

“他罗瑞卿只是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也只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还是一片好意嘛。”

林彪说：

“他反对突出政治就是反对主席。”

毛泽东见林彪如此坚持，只好退了一步，说道：

“可以先挂起来么。10年不行，20年，挂1万年行不行？”

毛泽东不愿意打倒罗瑞卿，但他又不能不同意撤销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职务，调离军事领导岗位。

林彪建议由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毛泽东摇摇头说：

“不要那么匆忙，还是让他代代吧。”

于是，杨成武就出任了代理总参谋长职务。

12月15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并附上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整理稿，他建议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

这份《论十大关系》整理稿，是以毛泽东于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又吸收了4月25日他在政治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的。

毛泽东看了《论十大关系》的整理稿，批复道：

“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太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

后来在12月27日，中共中央写了一个通知，连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印发到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学习。中央在批语中写道：“……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记录稿，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同时注明：“不登党刊。”

12月16日，上海会议结束，会议决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

“1、性质严重，手段恶劣。2、与彭、黄有别。3、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4、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5、领导有责。”

会议还决定：“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欲知罗瑞卿后来的状况如何，请看下一卷便知。

东方翁曰：常言道：党内有党，派中有派。此一时期中共党内、军内的状况便是如此。面对着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实力派的挑战，毛泽东不得不处理好军内林彪与罗瑞卿之间的矛盾。古人云“小不忍则乱大谋”。他从大局出发，压抑着与罗瑞卿的深厚感情，从保护罗瑞卿的目的出发，调动他离开军队，到地方上去工作。以这种有条件的方式，支持三军统帅林彪。舍此又有什么办法呢？可惜罗瑞卿不理解，不愿意离开军队。以至于后来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状况，这也算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第45章 1965年12月—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话说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回到了杭州，下榻于杭州刘庄宾馆。他在与刘庄宾馆服务员孙丘珍等人拉家常时，询问她们的家庭情况。当他问到孙丘珍时，孙丘珍说：父亲原是一个建筑工人，因工伤失去了劳动能力，瘫痪在床。母亲没有职业，年幼的弟弟因无钱上学，只得呆在家里。全家4口人的生活，全靠她每月28元的工资维持。毛泽东十分同情孙丘珍的家境，关切地问：

“靠你这点工资能养家吗？”

孙丘珍说：

“不能，但组织上照顾我，每月给我补助七八元。”

毛泽东说：

“那我来接济一点吧。”

孙丘珍连忙推辞说：

“我怎么好用您老人家的钱呢！”

毛泽东说：

“这是我的稿费，你家里有困难，从我的稿费中拿一点钱来接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交代秘书：

“从我的稿费中拿一点钱，接济一下小孙，她家非常困难。”

后来，秘书从毛泽东的稿费中取出500元钱，托护士长吴旭君交给了孙丘珍。孙丘珍捧着500元钱，激动得热泪盈眶，周围的人也都十分感动。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摇了摇手中的1965年第6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说道：

“这一期哲学研究我看了三篇文章。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他写的文章是针对翦伯赞的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的。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反洋’，后来变成‘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1岁到7岁，接触事物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笔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笔者注）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40天的娘，我骂你们20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但光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只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

陈伯达插话说：主席除外。毛泽东说：

“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谈话结束后，江青要艾思奇和关锋整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艾思奇、关锋花了一个通宵，写出了《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这个纪要交给田家英后，田家英因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就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彭德怀的那段话。艾思奇提醒他说：

“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去。”

田家英说：

“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12月22日，毛泽东将昨天评价《海瑞罢官》和彭德怀的那个话又向文化革命小组的康生、彭真等人说了一遍。彭真为此与毛泽东发生了顶撞。他还说：

“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

彭真对毛泽东把吴晗同彭德怀联系在一起一直表示不满。早在11月28日，他在和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谈话时，听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他就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12月14日，彭真又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12月26日，毛岸青和邵华在毛泽东72周岁寿辰之际，去杭州看望父亲。毛泽东一字不错地挥笔背录了叶剑英写的《远望》一诗：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飘渺没遥空。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叶剑英曾对《远望》这首诗作过说明，他说：“《远望》一诗，为刺责‘北极熊’蜕化变修而作，时在1965年秋。”

毛泽东书写好《远望》一诗后，赠给了儿子和儿媳。后来，毛岸青、邵华夫妇著文说：“1965年12月底，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72岁诞辰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为了教育我们这些孩子们，激励我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反修精神，欣然挥笔为我们书写了一首七律《远望》。我们看到毛主席非常喜欢这首诗，他老人家不仅可以十分清楚地背诵出来，而且连什么时间刊登在那家报纸上，都记得清清楚楚。”

1966年1月5日，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

“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尔后，毛泽东从杭州去了武汉。

1月9日，由艾思奇、关锋整理又经田家英删改的《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批示后印发到各地。

据叶永烈记载：“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后，田把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的那段话删去了。《纪要》印出来，陈伯达一看，冒火了。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跳脚了。江青马上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当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删的，怒不可遏地骂道：‘老右倾!’”

1月间，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说苏共将在4月间召开“二十三大”。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邓小平在讨论后尚无定见。要彭真到外地向毛泽东汇报，要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彭真奉命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给他讲了苏共新领导勃烈日涅夫的修正主义表现，最后说：

“参加不参加还有时间考虑。”

彭真回到北京，向刘少奇报告了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一个小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与会者一致意见，不参加。刘少奇据此起草了一份电报，传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回音。刘少奇又在北京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讨论此事。彭真说：

“可以考虑从另一个角度，再提出一个方案，供主席参考。”

他提出的另一个角度的理由是：

“1、人家邀请，我们接受，这是个礼节问题。2、朝、越两党会去参加，我党不宜同他们距离过大。”

彭真这个理由被多数人否定后，刘少奇说：

“上次会议已有定论，并且已报毛主席。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议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作为常委或政治局的意见。”

会后，刘少奇要彭真找人再起草一个电报给毛泽东，结果彭真找的人以其它理由婉拒了，彭真只好自己动笔起草了一个报告，由中央办公厅用电话传给毛泽东，毛泽东仍然没有回音。

1月12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在1965年8月第二次读完章士钊的巨著《柳文指要》后，在《柳文指要》的跋中加写了一段话，对柳宗元和韩愈共同发起的古文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他写的是：

“这一‘新兴文运’，使大言小言，各适其域。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

尔后，毛泽东将《柳文指要》送给康生阅读。后来康生在12月底给毛泽东写信说：

“85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8月5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在12日给章士钊的信中写道：

行严先生：

1965年12月16日惠书及附件均已收读，极为感谢！《三国志》一部亦已收到，可作纪念，便时乞代致谢意。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有当，请酌定。

顺颂春安

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一件，均附上。又及

毛泽东 1966年1月12日

毛泽东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地带信封一起转给章士钊。康生在信封上写的是：“请交主席 康生寄”。毛泽东把“主席”二字勾去，在旁边写上了“章行严先生阅”。

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若水化名为“思彤”的《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一文，首次公开提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提到了庐山会议。

1月15日，戚本禹撰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与此同时，关锋和林杰也撰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这两篇文章都送到了中央宣传部。

1月17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召集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三报三刊负责人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根据彭真同志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不同意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尤其是批《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问题，要着重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

这样一来，戚本禹、关锋的两篇文章，自然就被压下了。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文章何时发表？许立群说：“‘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戚本禹、关锋又越过许立群，直接把文章清样送给了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彭真让他的秘书给他们打电话说：

“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1月21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这一天，江青因批判《海瑞罢官》受到抵制一事，乘坐轿车来到苏州给林彪拜年。她准备在取得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支持后，到上海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林彪果然同意了。

叶群给在北京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打了一个电话。此时，总政主任萧华身体不好，总政日常工作由刘志坚负责。叶群向刘志坚传达了林彪的指示，她说：

“江青同志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和萧华商量一下，把名单报给林办。最好萧华去参加。”

刘志坚向萧华作了汇报，萧华说：

“我事情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吧。”

萧华和刘志坚初步商定了参加人员名单，又经过总政党委讨论同意，就算定下来了。

1966年2月2日，刘志坚一行六人乘飞机直抵上海，住进了部队开设的延安饭店。这天下午，已经先期到达上海的江青，给刘志坚等人送来了座谈会必读文件——《毛主席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

不久，张春桥来到延安饭店看望刘志坚。刘志坚和张春桥曾在1963年由中苏友协派出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为中国代表团的正、副团长。在张春桥陪同下，刘志坚来到华山路丁香花园江青的住处。江青满面笑容地迎接刘志坚，她说：

“哦，终于把解放军这座‘尊神’请来了！我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去苏州求助于林总。现在，林总终于给了我支持！”

刘志坚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份电话记录。这是叶群打的电话，传达林彪的一段讲话，刘志坚很仔细地作了记录，上面写着：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加快提高。”

江青非常高兴，她说：

“志坚同志，听主席说，你是劫法场出来的，我要很好地向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学习。听说你过去写过诗，写过不少文章，在文艺方面也是内行。”

双方客气一番之后，江青又说：

“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这天下午5时，江青在张春桥、刘志坚陪同下，来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和来自北京的其他几个人见了面。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除了刘志坚外，还有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及两名工作人员：秘书刘景涛、《星火燎原》编辑黎明。包括江青在内总共七人。

江青说，在座谈会期间，不准记录，不准外传。她还问：有没有人带窃听器呀？江青说起发给大家的毛泽东关于《逼上梁山》的那一封信，又说：

“尽管主席在1944年就明确地指出了，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仍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现在，该是彻底扭转这种‘历史的颠倒’的时候了。”

是日晚，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与张春桥一起，以东道主身份，宴请江青、刘志坚一行人。

晚饭后，江青在锦江饭店小礼堂请刘志坚等人看电影《逆风千里》，座谈会就这样开始了。

此后，众人总共看了30多部电影和三场戏。张春桥有时也来看。陈伯达到上海后，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一边说一些意见。

再说2月3日，彭真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召集副组长陆定一和成员康生、周扬、吴冷西开会。主要议题是关于对《海瑞罢官》的讨论问题。彭真说：

“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在此后一连两天的会议上，与会者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康生在会议上说：

“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不要仅仅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要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结合起来。”

最后，彭真将会议记录拿给康生看，康生提议说：

“要把每个人的发言写上名字公布出来。”

此后，彭真等人以五人领导小组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2月5日，康生看到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这个已经形成文件的汇报提纲里，并没有反映出他的意见，而其重点部分还有这样一句话：“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2月6日，毛泽东关于重新印发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给彭真写了一个批语：

彭真同志：

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

毛泽东 1966年2月6日

2月7日，彭真首先向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汇报了《二月提纲》。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表示同意这个提纲中的意见，即在讨论中不涉及庐山会议。他们先后在文件上签上了自己名，还提出要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

2月7日，《人民日报》以《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为题，介绍了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号召广大干部向焦裕禄学习。

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干部以焦裕禄为榜样，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作风、方法及学习状况，提高了思想觉悟，改变了领导作风和方法。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还有许立群、胡绳等人，飞抵武昌，带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到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见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已经签字同意，就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他说：

“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彭真提出对“左”派整风的问题，毛泽东不同意，他说：

“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他还说：

“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对郭老、范老要保护，不要批评。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这样讨论可以放心了吧！”

毛泽东所说的何明的文章，是指《光明日报》发表的关锋化名为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一文，这篇文章明言“三家村”，暗指北京市委。

2月9日，毛泽东在武昌对林彪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提法，表示“都不妥”，并说要在离武汉后，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讲清楚。

这一天，毛泽东从武昌回到了杭州，要江青速到杭州见他。江青对刘志坚说，她有事，座谈会暂停数日。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飞回了北京，向萧华汇报在上海的工作。

2月9日这一天，江青来到杭州，毛泽东告诉她，彭真的五人小组已经搞了一个《二月提纲》，他既没有表示同意，也违心地没有正面表示反对。

2月12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批转彭真等人制定的《二月提纲》，下发到全党，贯彻执行。

《二月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刘少奇、彭真等人的不满。

2月16日，江青在上海主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继续进行。

2月18日，毛泽东与毛远新进行了谈话，当谈到军事工程学院先搞两、三年，然后搞两年半工半读，并结合预分配时，他说：

“理、工科还要有自己的语言，六年中先搞三年试试看，不一定急于搞两年。尖端科学搞三年也许行，要有针对性。三年不够将来再补一点。有针对性才能少而精，有针对性才能一般和特殊相结合。六年改三年，这样做以后，步骤稳妥，方向对头。

新事物干它几年，不断总结经验才行。

理工科有它的特殊性，有它自己的语言，要读一点书。但是也有共性，光读书不行。黄埔军校就读半年，毕业后当一年兵，出了不少人材。改成陆军大学以后，结果出来尽打败仗，作我们的俘虏。

理工科我是不懂的，医科我多少懂一点。你要听眼科大夫说话，神乎其神，但人总有一个整体。

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按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现在三千年历史，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尖端理论，包括通过实践证明了的、有用的基础理论中，要去掉通过实践证明没有用的和不合理的部分。

讲原子物理，只讲坂田模型就可以了，不要从丹麦学派玻尔理论开始。你们这样学，10年也毕不了业。坂田都用辩证法，你们为什么不用？

人认识事物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医学先讲心理学，讲神经系统那些抽象的东西，我看不对，应该先讲解剖学。数学本来是从物理模型中抽出来的，现在就不会把数学联系到物理模型来讲，反而把它进一步抽象化了。”

2月19日，毛泽东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给王任重写了一个批语：

任重同志：

此件看了，觉得很好。请送少奇同志，请他酌定，是否可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5年、7年、10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25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至于25年以后，那是无止境的，那时提法也不同了，大概是：在过去25年的基础上再作一个25年的计划吧。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15年。已经过去10年了，这10年我们抓得不大好。

毛泽东 1966年2月19日

2月19日这一天，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结束，江青要刘志坚等人写一个材料。尔后她对刘志坚说：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

刘志坚等人回到住处，一边讨论，一边根据江青和刘志坚的八次谈话，四次集体座谈，由陈亚丁整理出有关记录及有关回忆材料。尔后再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出了一份3000多字的《汇报提纲》。

2月20日晚，刘志坚要上海警备区将《汇报提纲》打印了30份。

2月21日，刘志坚将《汇报提纲》送给江青一份。

2月22日，刘志坚一行六人离沪飞往济南，向在济南的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听了汇报，说：

“这个材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2月23日，刘志坚一行刚到北京下了飞机，就接到江青的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秘书说：

“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根本不行，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江青同志已将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请你立即派人来上海，一起参加修改。”

刘志坚向萧华作了汇报，决定由熟悉材料的陈亚丁去上海参与修改。陈亚丁到上海见了江青才知道，是因为那份《汇报提纲》太简单、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

在修改《汇报提纲》的过程中，陈伯达提了二条建议，他说：

“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还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讲一个小故事。据刘庆棠回忆：江青在指导排练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时说：“我不懂舞剧，懂一些共性，主要的应肯定，但也必须做较大的修改，我提几条供你们考虑。”剧中“常青指路”一场戏，就是在江青指点下排练的；“常青”出场的动作则是由刘庆棠和饰演通信员的小黄一起编排的。后来担任《红色娘子军》主演的白淑湘因为其父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参与过谋杀闻一多，解放后在沈阳被镇压。她说过怀念父亲的话；文革开始后军代表又揭发她曾说过“握握拳头算什么艺术？”于是她便被送到干校锻炼。刘庆棠向江青提出让白淑湘回来演戏。江青说：“演《红色娘子军》记她一功，但她表现不理想。”江青接着问：“她认识如何？”刘庆棠说：“不错，还坚持在干校练功，专业上刻苦。”江青批评说：“你护着这个，护着那个。”刘庆棠说：“她本人有进步，剧团也需要。你不是说记她一功吗？”江青说：“那就把她调回来吧。”这样，白淑湘就又回到了剧组。

《戚本禹回忆录》中也曾说：“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白淑湘的父亲是解放后被镇压的，江青要保她，我就听江青在会上讲了好几次。那时金敬迈是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那就是相当于文化部长），那时金敬迈威信很高，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金敬迈、刘庆棠他们赶紧去做工作，后来让她出演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后来据说江青被抓后，白淑湘还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那是瞎说，要么她是受人威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的，当时像她那样的情况，没有江青保她，谁敢把她留在样板剧团当B角啊。有一次我向她反映，广东斗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养鸡。江青说，她就是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让红线女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江青还保了李劫夫，东北一开始就把他定为是黑线人物，学生要斗他。江青跟我说，把他弄到北京来，让他住北京饭店，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报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都在上面签了字。北京饭店是总理的地盘，一般的人根本进不去。李劫夫后来给我写来了很多信，表示感谢。”

且说江青听了陈伯达的话，高兴地说：

“伯达同志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自此，众人将《汇报提纲》原稿反反复复改了八遍，文字也增加到了1万多，最后定名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马上将《座谈会纪要》送毛泽东审阅。

1966年3月4日，林彪在北京布置了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会议对罗瑞卿的批判逐渐升级，说他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后来在3月18日，罗瑞卿感到强加给他的罪名是百口莫辩，决定以死表白心迹，便跳楼自杀。很侥幸，他并没有摔死，只是左腿骨折。

这次批判会议一直开到4月8日才结束。

3月8日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瞬间波及到了北京。

此时毛泽东正在住处办公，护士长吴旭君慌忙跑进来，一边喊：

“地震了！地震了！”

一边搀起毛泽东就往屋外走。刚走到门口，毛泽东又返回去，抓起案头上的一个牛皮纸袋夹在腋下，随着吴旭君走出屋外。吴旭君问：

“主席，屋里那么多好东西你不拿，为什么就拿这包纸啊？”

毛泽东回头瞥了一下办公室，说道：

“那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身无长物，只有这些自己写的诗稿属于我的。我是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啊！”

吴旭君说：

“主席并不是一无所有。你有那么多著作，是一笔多么大的精神财富啊！”

毛泽东正在考虑哪里是地震的中心，灾区群众的损失会有多大？似乎没有听见吴旭君的话，在院子里一块草坪上坐了下来。吴旭君见毛泽东面色凝重，为使他放松一下，便提议说：

“主席，讲个故事吧。”

毛泽东哪儿有心情讲故事，瞅了她一眼，说：

“平时我给你们讲过许多故事了，今天你给我讲一个，好不好？”

吴旭君想了想，决定讲一个笑话，让老头儿开开心。她说：

“那是上海刚解放的时候，我是上海人，当时还小，亲眼见到解放军进城睡在马路上。有一次，一位战士为班上做饭，准备吃米饭，要淘米呀？刚进城哪去找淘米用的炊具，正巧碰见一个抽水马桶。那位战士觉得是一个又大又干净的瓷缸，便把米倒进去淘起来了，结果一抽水米被冲走了。战士很奇怪，便高声喊叫起来：你们快来看哪，这个缸子还会吃米呢！”

吴旭君讲完，自己先笑了起来，她以为毛泽东也一定会哈哈大笑，可毛泽东不但没有笑，反而背过去身子，沉默不语。她就问：

“主席，我讲的不好吗？”

毛泽东低沉地说：

“你看不起我啊！你讽刺我啊！我们是土包子，你们是洋包子，土包子不如洋包子，连抽水马桶都不认得哟！可是，我们土包子打下了天下，无产阶级坐天下。难道这不是真理吗？”

吴旭君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想不到老头儿如此较真儿，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反惹得他这样不高兴，心中暗暗后悔不已。

不久，毛泽东得到了河北省邢台地区隆尧县东发生了6.8级强烈地震的报告。他立即指示周恩来组织人力物力，大力开展救灾工作。周恩来立即飞临灾区，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

后来在3月22日，宁晋县东南又先后发生了6.7级和7.2级地震各一次，3月26日在老震区以北的束鹿南发生了6.2级地震，3月29日在老震区以东的巨鹿北发生了6级地震。邢台地区的五次地震波及了石家庄、衡水、邯郸、保定、沧州六个地区，80个县市、1639个乡镇、17633个村庄，造成8064人死亡，38451人受伤，倒塌房屋508万余间。

3月10日，刘志坚、陈亚丁接到通知再度来到上海，江青让他们看了毛泽东对《座谈会纪要》的修改。

此前，毛泽东在3月上旬对《座谈会纪要》作了三次修改，亲笔改动了11处。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且增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毛泽东还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做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此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刘志坚、陈亚丁等人又对《座谈会纪要》进行了修改。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电话事件”，情况是这样的：

张春桥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与许立群、胡绳谈话，询问《二月提纲》中所说的“学阀”是指谁？另外还提出了其它一些问题。

3月11日，在杨永直返沪之前，许立群在电话里转告了彭真的文字答复，内容如下：

许：杨永直问，你那个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谁像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张春桥通过江青，迅速地将电话内容转告给毛泽东。

3月1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少奇同志：

3月11日信收到。小计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七天至十天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个五、七、十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约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恐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上，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者），在超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产品，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的但是稳步的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的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又小计委何人去湖北，似以余秋里、林乎加（余是小计委负责人，林是成员——笔者注）二同志去为宜。如果让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的话，似以管农业书记一人、计委一人去为宜。总共也只有大约70人左右去到那里开一个七天至十天的现场会。是否可行，亦请斟酌。

毛泽东 1965年3月12日

3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和医务工作者谈话中说：

“应该加强医务人员的马列主义学习，并用以指导业务工作。既然军事上证明了所谓弱者可以打败强者，没有念过书或念过很少书的可以打败黄埔毕业生、陆军大学毕业生，医务界为什么是例外？医学院校也要加强马列主义课程，好多毕业生就是不懂马列主义。消灭钉螺的办法还不是群众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写的那首诗内有‘华佗无奈小虫何’，今后医学界要大力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医务人员都要下去。

××没有吃苦，应该锻炼。有的人是不赶不下去的，有的人是赶还不下去。医务人员都要下去。”

3月15日，江青将再次修改后的《座谈会纪要》送给毛泽东。

3月17日晨，毛泽东在《座谈会纪要》的标题前面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这样就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他还在《座谈会纪要》上的批示中写道：

江青：

此件看了二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 1966年3月17日

3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西湖西南岸的住地刘庄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康生、陈伯达和吴冷西，还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邓小平以在西北视察三线“交通不便”为由，请假不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说：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还有什么其它问题也可以谈。”

对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主张不去参加。他在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后，明确地说：

“去参加是一个重大步骤，不去参加也是一个重大步骤，都关系我们对中苏关系采取什么方针。依我看，我们不能去。如果去参加，那就同中间状态的党混同了，也同右派分不清了。苏联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兵临城下，不打，就是笔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

有人问：这次我们没参加，将来修正主义开会，我们还发不发贺电？毛泽东说：

“发还发，发是向苏联人民发。”

3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当谈到编辑《毛选》第五卷、第六卷时，毛泽东说：

“我也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

在谈到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时，毛泽东说：

“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

在讨论其它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

“去年9、10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欲知毛泽东此后还有什么重大举措？请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在《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作为中共中央一个重要文件下发前，田家英身为一个贴身秘书，为发泄私愤，竟然擅自删除了其中的部分重要内容，可谓胆大之极。他的理由“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时人和后人都不难看出，这一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田家英的这种做法，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封建时代专了权的宦官。那些变了态的宦官利用近臣的身份，常常将愚昧无能的皇帝把玩于股掌之上。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想必自命不凡而又长期周旋于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田秘书不会不知道吧？！

另：关于中共中央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事，斯诺在他的《我同毛泽东谈了话》的报道中是这样分析的：“毛的信念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道路走向资本主义，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一个掌权的官僚阶层，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吏阶层。第二个问题是同第一个问题密切联系的，即刘少奇妄图提出以妥协来解决中苏之间的僵局的问题。从1965年起，美国对北越的进攻，出现了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危险。刘要派一个中国代表团参加196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目的是恢复中苏联盟。”斯诺的这一番话，尽管可以说是一家之言，但其毕竟不失为一个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第46章 1966年3月—

“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

话说1966年3月19日，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陈亚丁为她起草了一封给林彪的信，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会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二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1966年3月19日

3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改变了过去苏区的政策。这个政策是灵的，正确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上斗争。

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自然科学史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范老是帝王派，对帝王派将相很感兴趣，反对青年研究历史，反对1958年研究历史的方法。”

林彪说：

“这是阶级斗争。”

毛泽东说：

“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现在全国28个省市中，有15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13个没有动。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

林彪说：

“报纸是一件大事情，它等于天天在那里代表中央下命令。”

毛泽东说：

“还有那个北京刊物《前线》，是吴晗、翦伯赞的前线。廖沫沙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区注意一下，报纸、文艺各方面都要管。”

他指着《红旗》杂志第3期上的一篇文章，接着说：

“尹达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各报都应当转载。尹达是历史所长，他是赵毅敏的弟弟。他的文章是1964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吴晗、翦伯赞，不要剥夺他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犯了罗尔纲、翦伯赞等人。”

关于尹达的文章，《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尹达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的所长，1964年写了―篇《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可是中宣部一直没有让他发表。1965年12月，尹达把这篇文章送到了《红旗》杂志历史组，历史组经请示领导后，组织范若愚、关锋、戚本禹和杜敬四人与尹达一起讨论修改，后在1966年《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我还保存着他在文章发表前写给我的三封信。主席看了这篇文章，感到满意。”

再说毛泽东在会议上接着说：

“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统统到乡下去。

文学系要写诗、写小说，不要写文学史。你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写等于学作文，学作文就是以听、写为主。至于写史，到工作时再说。不要只读死东西，不搞应用。我们解放军的军长、师长，对宋朝、明朝、尧舜不知道，同样打胜仗。读《孙子兵法》，没有一个人照他那样打仗的。”

林彪说：

“大大小小的仗，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还是简单一些，按实际情况办事。”

毛泽东说：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半工半读，搞四清。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戚本禹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赫鲁晓夫我们为他出全集呢！”

林彪说：

“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

毛泽东说：

“把新生力量，如学生、助教、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剩下一部分死不转变的老教授孤立起来。改了就好，不改也不要紧。还是尹达讲得对。尹达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

朱德插话说：

“打倒那些权威。”

陈伯达说：

“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说：

“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谁融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

陈伯达插话说：

“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不行，没等你死，他就夭折了。”

毛泽东说：

“就是不要这些人接班，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工业体制问题，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在南京，我和江渭清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为战，各省自己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斗争武器。

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归市，扯不清。”

刘少奇插话说：

“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员太多，职工80万、家属也是80万。”

毛泽东说：

“现在要做普遍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我们这个国家是20个‘国家’组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

周恩来插话说：

“要搞机械化。”

毛泽东说：

“先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鸣放。4、5、6、7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鸣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

周恩来说：

“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

毛泽东说：

“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

彭真插话说：

“上海用机器支援农村，由非法变合法。”

毛泽东说：

“是非法要承认合法，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变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派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英国女皇、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

彭真说：

“办托拉斯，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上就是工业党。”

毛泽东说：

“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什么××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军队还是靠地方军，以后才变成正规军的。我没有什么经验，过去三个月总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只生产精神。比如解放战争时期，中央什么也没有，没有一个人、一粒粮、一颗子弹，只有来源于你们的实践经验，根据你们打胜仗打败仗的经验，出点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这样不行。”

周恩来说：

“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

毛泽东说：

“飞机厂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要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10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余秋里插话说：

“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老产品带新产品。”

林彪说：

“老带新，这是中国的道路。”

毛泽东说：

“这好像抗战时期带游击队一样。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

彭真说：

“小钢厂有4000个，给中央统光了。”

毛泽东说：

“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

彭真说：

“明年搞个办法。”

毛泽东说：

“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

周恩来说：

“现在搞农业机械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

毛泽东说：

“那就叫八机部的×××去当厂长嘛！有的对农民实在挖得苦，江西一担粮收税三回，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统死。”

刘少奇说：

“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

毛泽东说：

“你用战争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得出么？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面无权管。”

陶铸说：

“中央也无权呀！”

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允许闹独立性。你对官僚主义就闹嘛！要像戚本禹等人那样闹独立性，对错误的东西闹独立性，你宣传部长不要压嘛！学生要造反，要允许造反。文化革命要搞群众运动，让学生鸣放。我赞成挖他们的墙角，包括挖部长的墙角。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角。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学生读过的明史，吴晗没有读过呢！俞平伯一点学问也没有。”

林彪说：

“还是要学毛主席著作。”

毛泽东说：

“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

林彪说：

“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泽东思想的种子。”

毛泽东说：

“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

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

林彪说：

“这些人只想专政。”

毛泽东说：

“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批判得好，把大是大非讲清楚了，《官场现形记》是改良主义。总之，所谓“谴责小说”是反动的，反孙中山的，保皇的，使地主专政。他们是要修正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

把农业机械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在3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前，还在一个小型会议上批评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时起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

我看你是半个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

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

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进步。”

吴冷西从会议厅出来，对周恩来说：

“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

周恩来说：

“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吴冷西回到西泠饭店，又和彭真讲了此事，彭真也说：

“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吴冷西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了。

毛泽东在杭州开完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没有回北京，而是去了武汉。

3月22日，林彪在上海接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座谈会纪要》大字排版本，知道已经毛泽东亲自改定，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他当然双手赞成，一字不改，就批给了军委常委们。林彪让刘志坚、陈亚丁替他起草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亲自三次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7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1966年3月22日

3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中央“二十三大”的公报。

3月25日，首都各界人士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悼念年仅54岁因病去世的中央党校副校长、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艾思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敬献的花圈摆放在显著的中心位置上。

3月28和30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赵毅敏、魏文伯进行了多次谈话。

其间，康生向毛泽东汇报了刘少奇的情况：前些日子，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宫本显治来到中国访问。日本共产党担心美国扩大在亚洲的战争，所以游说中国、越南和朝鲜，要讨论与苏联的“联合行动”。刘少奇等人对此十分热心。他们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会谈后，在北京签署了一个公报，用以实现“联合行动”的部分目标。在联合公报上，宫本显治坚持不点名批评苏共，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表示同意。毛泽东听后很生气，他说：

“中央同意了，我可不同意，联合公报就不发了，我也不接见宫本显治了。”

康生又说：

“彭真在3月11日通过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杨永直打电话，质问《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上海市委不跟中宣部打招呼？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听后生气地说：

“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

毛泽东又说：

“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并要求彭真对叫许立群打电话给杨永直的事，向上海市委道歉。他还说：

“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毛泽东严厉地批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说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说《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他还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点名批评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和《北京晚报》上的两个杂文专栏。而《三家村札记》是由《前线》杂志主编邓拓、编委廖沫沙和吴晗共同创办的专栏。三人商定：从吴晗名字中取一个 “吴” 字，从邓拓的本名中取一个“南” 字，从廖沫沙的笔名“繁星”中取一个“星”字，叫做“吴南星” 作为三人共同的笔名。三人轮流每半个月向《前线》供稿一篇，每篇千余字。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说：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去年9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不久，邓小平带着宫本显治到了杭州，在郊外山中一个军事基地附近的安静的疗养所里，见到了毛泽东。宫本显治鞠躬刚完毕，就看到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指责邓小平等人说：

“你们在北京制定的公报草案，内容空空，毫无价值。”

毛泽东希望公报能号召组成一个统一战线，共同反抗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日本人拒不同意。

3月30日这一天，林彪发给军委常委的《座谈会纪要》已经为中央军委常委们圈阅通过，刘志坚、陈亚丁奉命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报告：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军委 1966年3月30日

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这份报告照理应送给总书记邓小平，可邓小平也不在北京，所以就送到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手里。彭真读罢《座谈会纪要》和信件，大吃一惊，但他还得公事公办，要办公室通知刘志坚，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座谈会纪要》，内容无非是例行公事的几句话。刘志坚不敢怠慢，急召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起草了批语。

3月31日，康生从杭州赶回北京，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立即向周恩来、彭真等人做了传达。他又向在钓鱼台的写作班子作了传达，要王力整理一份文字资料，以便他在4月初向政治局传达，还要用于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的蓝本。

1966年4月1日，彭真把《座谈会纪要》和中共中央的批语，以电传形式，直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因刘少奇自3月26日至4月19日携夫人王光美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电传就没有给他发送。

毛泽东当天在杭州写下批示：“已阅”。

4月1日这一天，张春桥写出了《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总结了《汇报提纲》的三条罪状，朝彭真开了一炮。

4月2日，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同时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

4月3日，中央工作组写出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还附有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四个人的发言材料及罗瑞卿于3月12日的检查。

4月5日，署名为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4月9日，邓小平乘飞机赶回北京。

此前，康生在北京给在陕西的邓小平打电话说：

“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书记处开会，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邓小平一到北京，立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康生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的几次谈话内容，批评了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

书记处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彭真进行了批评。会议决定：

1、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2、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报请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邓小平根据上述决定，叫列席会议的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起草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王力起草的通知只有一句话，他写的是：

“中央于2月12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4月10日，王力起草的一句话通知送到了杭州毛泽东处，毛泽东看了，很不高兴，他说：

“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销。应当重新起草。”

他还指定要陈伯达负责重新起草《通知》。

4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及中共中央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迅速转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酌情决定，文艺工作者可以适当放宽。”

下发文件的唯一变化是：刘志坚原来按照彭真的意思所拟出的中共中央批示，换成了刘志坚在4月3日起草的另一个批示，这个新批示对《座谈会纪要》做出了高度的评价，批示中写道：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座谈会纪要》的核心内容是这么写的：

“17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做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4月11日，邓小平在北京再度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陈伯达和王力一起起草的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第二稿。康生提议说：

“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

彭真说：

“那好吧，说就说个够吧！”

于是，陈伯达和王力重新修改《通知》稿。

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在书记处会议结束后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彭真和到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

4月14日，邓小平把重新修改后的撤销《二月提纲》《通知》稿，再送杭州。

毛泽东看了《通知》稿，仍不满意，还是以为太简单。他作了部分修改后，提议扩大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为组长，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10人为成员，一共11人，在上海继续修改《通知》。

接着，毛泽东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学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4月16日晨，廖沫沙从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了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广播声。他后来回忆说：

“江青和一些人讲话时，动不动就说从战略上看，文化战线将会给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如何如何，用的词全是军事方面的术语。她在毛主席身边多年，这一点没有白学。说老实话，我对江青很了解。江青在三十年代的时候，就是一个爱学习的女子。她到我家来住的时候，随身带的有一个皮箱，里面全是书籍，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著作家的经典什么的，每天也是抽出许多时间来看书。这一点，应当肯定，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她从参加文艺活动的时候，就是主张文艺为现实的斗争服务，她从来不演和现实斗争没有关联的戏剧和节目。当然我后来知道，她到上海之前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思想非常激进的女人。她身上，反抗的性格非常明显，是一个丝毫都安静不下来的女人。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她当然对文化界和艺术界不满意了。从那个时候就不断地向文艺界发难和开刀，目标不完全是对准一些作家和演员的，而是对准了彭德怀和一切为翻案的中央领导的。现在我们明白了，就是对准刘少奇和彭真这些人的。”

4月16日，中央文件11人起草小组集会于上海锦江饭店，因陈伯达、康生去杭州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就由江青主持了文件起草小组的第一次会议。由此，中共中央历史上一个非同凡响的《通知》起草工作，再次开始了。

4月16日这一天，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和各中央局负责人来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批判彭真和《二月提纲》。刘少奇因出访未归而缺席。

4月17日，在上海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写出《通知》修改稿后，由张春桥派人带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作了重大修改后，也派人直送张春桥，再行修改。

欲知毛泽东后来还有什么惊人预言，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6年4月14日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文字虽然不多，却是一篇有关教育革命方面的很重要的文献。他说：“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学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你看，这不是与后面将要讲到的“五七指示”的基本精神和对学生、学校的要求完全一致的吗？！

第47章 1966年4月—

“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

话说1966年4月20日，昨日出访归来的刘少奇出席了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4月2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触及的很广泛，涉及面很宽。朝里有人，比如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

“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两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2月3、4、5、6、7，五天嘛，不忙那么不忙，一忙那么忙。2月3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指《二月提纲》——笔者注），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和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

4月23日，毛泽东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写了一个批语：

此件好，发各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毛泽东 1966年4月23日

4月24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中共中央的《通知》稿和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决定提交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4月24日这一天，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将中央工作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及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四个人的发言材料，还有罗瑞卿写于3月12日的检查，一同呈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4月27日，毛泽东又在江青等修改的《通知》稿上作了部分修改。

4月29日，毛泽东在谈话中继续严厉地批评彭真和北京市委，他说：

“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地。‘西风落叶下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走，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赞成鲁迅的意见，经书不可不读，不可多读。不读人家会欺侮你。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要不要告诉阿尔巴尼亚同志？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1966年5月4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一共有76人，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外，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八人，以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身份了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后来一直延续到5月26日。其间，毛泽东一直在杭州，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这次会议的程序和各种文件的起草，都是由毛泽东安排的。会议的情况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报告。

会前，李雪峰接到会议通知后刚到北京，叶剑英就跑来对他说：

“又发生事情了，你知道吗？”

李雪峰闻言，不由得一怔，说：

“不知道啊！”

叶剑英隐隐约约地把毛泽东批评彭真的《二月提纲》的消息给他透露出来。李雪峰心里暗暗叫了一声：“糟糕！彭真出问题会连累许多人的，因为他那个汇报提纲各大局都贯彻执行了呀！” 他问叶剑英：

“彭真和罗瑞卿的问题有没有关系？”

叶剑英说：

“彭真实际上是保罗瑞卿的，这一点，我们都看出来了，但是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实。林彪曾经给我打过招呼：要我注意彭真的言行，不要和他拉扯得太紧，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了问题。”

扩大会议开始时，彭真紧挨着李雪峰坐。李雪峰看得出来，彭真有许多话想和他讲，李雪峰故意不多搭理他，而且还刻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会议首先由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的讲话，集中批判了彭真、陆定一。

接着，与会者纷纷发言，批判彭真。彭真见康生、陈伯达等人都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立刻和那些人顶起来，他要求中央对他进行审查。刘少奇说：

“你彭真到现在还嘴硬，你的个人主义膨胀，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为什么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骗我们？你就是一个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中央的修正主义就是你！”

大家见刘少奇说出了这样的话，都跟着指责彭真。

李雪峰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会议的气氛紧张起来了！人家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彭真根本没有辩护的权利，开始就陷入孤苦境地。彭真一开口，就被康生和陈伯达顶回去了。”

中央决定，停止彭真参加会议。

刘少奇在和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谈话的时候说：

“彭真在历史上和现实工作中都是反对我的，他总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对我搞封锁，不讲真话。我多次在毛主席面前说过：彭真这个人可是不好领导呀，动不动就以功臣自居，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这一次把他揪出来也是我们党多年来争取党内生活正常化的努力。你要抓住对他的黑帮势力的清理和斗争。”

李雪峰也说：

“彭真过去是从来看不起我的，多年来我们对北京市的工作无法过问。名义上北京市属于华北局领导，实际上是北京市在指挥我们。”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在1964年底讨论《二十三条》时，刘少奇顶撞毛主席的事情发生以后，彭真批评刘少奇批得很厉害，说这是对毛主席不尊重，还说刘少奇在农村问题上老想单干等等。在农村问题上彭真倒是有资格批评刘少奇的，因为彭真一直是不主张单干的。刘少奇问毛主席，你老说走资派，那到底谁是‘走资派’？毛主席说，张霖之就是。彭真说，你刘少奇这样逼问毛主席，结果是害了这些干部。所以在这次的会议上，刘少奇对处理彭真是很积极的。刘少奇说过，彭真不仅反毛主席，而且也根本不把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放在眼里。”

5月5日，毛泽东会见以谢胡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参加了会见。毛泽东在同谢胡的谈话中说：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首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1921年到1966年45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5月6日，张春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系统地介绍了彭真、陆定一等人在八届十中全会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5月7日，毛泽东看了林彪寄来的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非常兴奋。他浮想联翩，挥笔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做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当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是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8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产品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这封信后来以中央正式文件发往全国各地，成为著名的“五七指示”。

5月9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撰写的署名为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江青在文章中写道：

“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持《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邓拓一伙，从1961年开始，就抛出了他们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他们以谈历史、传知识、讲故事、说笑话作幌子，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对我们伟大的党进行了全面的恶毒的攻击。辱骂我们的党‘狂热’、‘发高烧’，说‘伟大的空话’，害了‘健忘症’。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是‘吹牛皮’，‘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把‘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竭力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吹捧他们的反党‘骨相’和‘叛逆性格’，鼓励他们东山再起。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宣扬腐朽没落的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邓拓甚至狂妄地叫嚷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一切听从他们的‘指导’，由他们来专我们的政。”

“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我们一定要抓住它，识破它，戳穿它，剥掉它的画皮，让邓拓这一小撮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欠债总是要还的。邓拓要想‘瞒天过海’，要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是绝对办不到的。不仅邓拓滑不过去，他的同伙也滑不过去；不仅《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要铲除掉，《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以及《长短录》中的毒草，等等，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要一一铲除，毫不例外。”

文章最后写道：

“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这是个必然的规律。在我们内部揪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是坏事，而是一件大好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污蔑和攻击，只不过是几个苍蝇嗡嗡叫而已，丝毫也无损于我们党的伟大光辉。我们要正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你们早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开了火。‘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登姚文元撰写的长篇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 、<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严厉地批判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和吴晗在《前线》杂志“三家村札记”专栏上所发表的杂文。姚文元在文章中写道：

“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

5月11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刊均转载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 、<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

5月11日这一天，《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了戚本禹撰写的题目为《评〈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的文章。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姚文元的文章是他在上海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讨论过的，主席也知道。我的文章则是与在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尹达、王力、关锋等人一起讨论的。因为是登在《红旗》杂志上的重要文章，所以大家讨论得非常认真。在讨论的时候，康生提出，要彻底批判邓拓，就一定要联系他的历史来批。他说，你们不知道吧，邓拓是个叛徒。康生说，这是听彭真说的，邓拓在历史上曾经被捕过，在受审的时侯，他把共产党的内部情况招供了。所以康生说，在我的文章里要加上‘邓拓是叛徒’这句话，在场参加讨论的所有人都表示同意。康生又对我说，关于邓拓的变节问题，你要跟安部长（中央组织部的安子文）核对一下。于是，我就在康生那里用红机子给安子文打了电话，一位姓陆的秘书接的电话，她是个女同志，之前我们都认识。我说，我想请示一下安部长，现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讨论一篇批判邓拓的文章，在文章里要指明邓拓是叛徒。这件事须要跟你们核封一下。我还说，这是伯达、康生提出来要核对的。隔了一天，陆秘书就打电话给我，她说，安部长已经看过档案，据档案材料，他在敌人那里是招供了，所以可以说是叛徒。但是在批判文章中提不提这个问题，这个要由中央来决定。我说，是要请示中央的，谢谢你的提醒。这个稿子定稿出清样以后，由陈伯达签了名。然后就直接送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送上去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在清样上画了圈。我们特意在‘邓拓是叛徒’这句话下面加了横杆，他们也没有提出异议。清样退回来以后，我问，还要不要请示主席？陈伯达、康生都说：不用了。安子文都说是了，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也看过了，都没有意见，这就是通过了。对邓拓变节的事，当时我也没有产生过什么疑问。因为那次我和关锋在彭真家里的时候，谈到了邓拓的文章。我们都说邓拓的文章写得不好。彭真就悄悄地跟我们说，邓拓以前叛变过，只是没有给党造成什么大的危害。本来‘八大’要选他为中央委员的，是他自己给中央写信，说他在历史上有问题，不能当中央委员。”“对于邓拓和吴晗、廖沫沙，在《北京日报》、《前线》杂志上发表的讽刺现实的文章，有的我赞成，有的我反对。而且早就写过批评他们的文章（是发表在当时的《光明日报》上的）。他们不仅仅是在发牢骚，有些地方可以说是对党和毛主席的攻击，而且攻击得很过分。邓拓在大跃进期间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人民日报》上大量登载了‘放卫星’，‘假高产’的消息和报道，他是有责任的。当然，当时在中央分管《人民日报》工作的邓小平也有责任。毛主席早已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就把他的总编辑撤了。这也可能引起了他对毛主席的不满。邓拓在1966年5月18日凌晨自杀。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就想到，他是不是因为看到5月11日我的文章，受到了刺激，因而自杀的？可能有这个因素。但我后来知道，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他已经写过很长的东西，表示要自杀了。文革被否定后，负责我专案的审判庭在准备审判我的时候，也把我这篇点邓拓是叛徒的文章作为邓拓自杀原因而定为我的一个罪名。我跟他们说，关于这件事的经过，你们可以问安子文去。他们去问了以后，安子文倒是说：有这事，戚本禹是来问过我们的，是我们跟他讲邓拓历史上有过背叛行为的。当时他还请示过中央书记处，后来审判庭就把起诉书上的这一条拉掉了。”

再说5月12下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戚本禹，通知说：

“主席有重大的事情要召见你们，要你和陈伯达、杨成武三个人必须在明天一早赶到上海。”

戚本禹放下电话就通知了陈伯达，又打电话给杨成武。杨成武说：

“我也接到徐业夫的电话了，并且已经安排好飞机，你和陈伯达明天一早去北京郊区的军用机场乘专机去上海。”

《戚本禹回忆录》记载了他们此次上海之行的整个过程：

5月13日凌晨3时，杨成武打电话催戚本禹和陈伯达出发。戚本禹、陈伯达坐车来到机场，与杨成武会合。他们刚登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这是一架中型专机，飞起来很稳，里面还有可以办公的小房间。戚本禹心里一直在嘀咕：主席这么紧急召见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事？现在正在传说北京有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这次又有代总参谋长同行，是不是与军事政变有关？

大约飞了3小时左右，杨成武一行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徐业夫已在机场等候他们。在去宾馆的汽车上，徐业夫把印好的林彪转呈给毛泽东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报告,以及毛泽东在5月7日为这个报告写给林彪的信，发给了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要他们先看看这些文件。

毛泽东也是刚从杭州抵达上海不久。大概清晨7点左右，陈伯达一行到了毛泽东下榻的西郊宾馆12号楼。此时毛泽东还没有起床，但他事先有交代，说陈伯达三人一到就马上叫他起来。护士长吴旭君请陈伯达等人在客厅里先坐下，转身去叫毛泽东。

这间客厅不是很大，在客厅的一端是两张单人沙发，对面是一张三人沙发，在沙发的两侧各有一把椅子。杨成武硬要让戚本禹坐沙发，他自己坐旁边的椅子。戚本禹想，你是老革命，我一个小青年，怎么可以我坐沙发，让你坐椅子呢？一番推让，最后还是戚本禹坐了椅子。

不一会儿，毛泽东穿着睡衣从客厅旁边的一间卧室里出来了。他通常都是晚上工作，很少有这么早就起床的。他和陈伯达三人一一握手打招呼，对戚本禹说：

“好久不见了。”

入座后，毛泽东拍了拍他旁边的单人沙发，让戚本禹坐在他身边。此时，江青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戚本禹马上起身让座，请她坐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以手示意，要戚本禹还坐在他边上。江青在三人沙发一侧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戚本禹叙述至此，在《回忆录》中加写了一段话，他说：“我从秦城出狱后，听到了邓小平一次讲话的传达，说什么早在建国初，毛主席与江青就各住各的，实际上是已经离异了。可我亲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时仍与江青同住在一起。那时主席73岁，江青51岁。建国时，主席56岁，江青34岁。江青都是和主席住在一起的，两人感情是很好的。主席住在钓鱼台的时候，江青也经常和主席住在一起。直到1967年我因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常从钓鱼台到中南海找主席和江青，仍见到她是同主席住在一起的。虽然江青平时住在钓鱼台的11号楼里，主席住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但江青仍时常回去看主席的。”

接着，戚本禹记载了毛泽东会见他们的情形和谈话内容：

这时，护士长吴旭君给毛泽东送来了早餐。她拿着一杯乳制品，颜色淡黄。另有一个小碟，上面盛着几片烤馒头。毛泽东喝了几口麦片奶，开始讲话了。他说：

“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为了研究你们手里看的文件。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林彪同志有个报告过来，我给他写了几句话，请你们来一起修改一下。”

他问陈伯达等人看了文件有什么意见？陈伯达首先发言说：

“文件刚拿到，虽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要。我们在大跃进时，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又是一次探索，主席这次的指示非常明确，而且可行性很大。我们不久前提倡的‘半工半读’也是一种探索，不过做起来像是勤工俭学，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还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搞得太杂，不大可行。嵖岈山的设想没有主席这个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怎样做到人的全面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在新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杨成武说：

“部队搞生产意义很大，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可以不领军粮了，这对战备是很有意义的。”

毛泽东插话说：

“我历来主张军队粮食自给。”

杨成武接着说：

“战士学文化好，这样军队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队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粮食又能学文化。这个好。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总后报告中说的还要好。”

毛泽东听了，让他把材料拿来看看。杨成武回答说：

“已经送上去了，可能还没有送到主席这里。”

接下来戚本禹开始发言，他从毛泽东对《张鲁传》的批语说起：张鲁搞了五斗米教，设置 “义舍”，穷苦老百姓到他那吃饭不要钱，而且都能吃饱；他用草药和符咒治病，也不要钱。草药能治病，符咒是迷信，但有时也能治病，因为它是一种心理疗法，至少可使病人增强抗病的信心。当戚本禹说到张鲁统治的地区“不置常吏”时，毛泽东插话说：

“就是不要当官的，‘皆以祭酒为治’。‘祭酒为治’就是由群众公推出的人来管理地方的各种事物。”

戚本禹说起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时看到工厂边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来搞农业，工人生活就会大大改善。他在杨成武讲战士学文化时心里就想，主席的指示不光是说要战士学文化，还说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他又着重谈了对批判资产阶级的看法，他说，前些天刚去“南京路上好八连”体验生活，没想到，我们的战士也会批判《海瑞罢官》。原来以为那些古代的事情，战士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战士都很清楚。毛泽东很注意地听了他复述的战士的话，问道：

“会不会是知道你要去，他们指导员事先请人来跟他们讲课，做了些准备？”

戚本禹说，这个我倒不清楚，但战士们有些问题说得很好，比我写的文章还要好。比如战士们说，那个“清官”也是压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压迫人民更厉害。因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拥护，所以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往往更没顾虑，也更残酷，来了就杀，比贪官更凶狠，曾国藩就是如此。毛泽东说：

“对！曾国藩杀人厉害，范老说老百姓叫他‘曾剃头’。《老残游记》上也讲 ‘清官’杀人厉害。说‘清官’的红顶子是用血染的。”

陈伯达说：

“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没主席的批示提得好。”

毛泽东说：

“太平天国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后，它的上层很快就腐败了，领导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会认真去搞什么天朝田亩制吗？我们让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资产阶级来。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要是脱离群众，不继续革命，甚至腐化变质，转过来压迫人民，那么人民也会起来反抗的，也会出陈胜、吴广，瓦岗寨。”

戚本禹说：

“主席的设想挺好，人不能一天一天老是干同样的活，一边干活一边学习，学工的可以学农，学农的可以学工，还要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那样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如果工厂、公社、机关、学校要都按照主席的这个设想去做，那这个社会就越来越理想了。我感到主席描绘的这种社会前景，比陶渊明的‘桃花源’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码它在我们解放军的部队里已经实现了。”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

“你是年轻人，你们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

这次谈话，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主要都是他讲，江青没说什么话。凡毛泽东在场的时候，江青一般都不多说话的，这次也一样，一直是毕恭毕敬地在听。

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毛泽东让陈伯达三人下午修改文件，回去后再向政治局做汇报，看看还有什么修改补充的，然后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一下，通过后再以中央文件发下去。

从毛泽东那儿出来，陈伯达三人就入住到锦江饭店。吃过午饭，他们三人就一起坐下来讨论毛泽东的讲话和文件，对毛泽东的批示没做什么改动，只是对总后勤部报告的标点、字句做了一点小的修正，接着又讨论起草了一个中央通知的文稿。

5月14日，毛泽东的回批就下来了，说陈伯达他们写的东西可用，让他们当天上午带回北京。一回北京，陈伯达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戚本禹向中央文革小组作传达，杨成武则去向林彪汇报。第二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便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并正式下发了这个文件。

戚本禹叙述了这件事后，还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主席和我们的那次谈话过去半个世纪了。我自己也已到了暮年了，当年主席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像我这样年轻的人，只要坚持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产主义曙光的。可惜，我至今看到的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曙光，我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在很多领域猖獗地复辟，还有美、日帝国主义包围并企图像瓦解苏联那样，演变与分裂中国的不祥之兆。”

就在5月14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林杰撰写的《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一文。文章中写道：

“4月16日《北京日报》发表一批所谓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材料，并且加了《前线》和《北京日报》两个编辑部的按语。无论是按语，无论是所编的关于《燕山夜话》的材料，都是竭力掩盖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这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着斗争的幌子，干着包庇的勾当。”

“1962年2月22日，邓拓发表了《智谋是可靠的吗？》。这篇杂文的矛头是指向谁的呢？邓拓大肆议论所谓当皇帝的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即借古讽今地评论说：这些古人的见解都很不错。特别是范尧夫所说的‘不必谋自己出’，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有的人常常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企图出奇制胜，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

“人们自然会想起吴晗在《海瑞骂皇帝》中所说的：‘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邓拓说的‘喜欢自己逞能，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这是对吴晗的《海瑞骂皇帝》的进一步发挥。邓拓所说的‘群众’，就是邓拓之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家。”

“在《“伟大的空话”》这篇杂文中，邓拓更露骨地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邓拓说：‘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伟大的空话’，是‘无济于事’的‘陈词滥调’，‘越说得多，反而越糟糕’。”

“上面这些咒骂，邓拓认为还不足以发泄他内心敌视我党的资产阶级仇恨。1962年7月25日，他在《前线》发表了一篇叫做《专治“健忘症”》的杂文。”“文章引了《艾子后语》中一则故事，据说，齐国有一个人得了健忘病，去请‘滑稽多智’的艾子治病，刚出家门几十步，自己的屋子、自己的老婆就认不得了，甚至连自己刚拉的屎，都不认得。邓拓说，这是‘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在这篇文章里，他用了最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辱骂我们党‘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装疯卖傻，不堪信任’。”“邓拓还编造了‘专治健忘症’的所谓‘积极的’方法：一是用狗血淋头；一是用棍子打击病人头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邓拓竟要对我们党狗血淋头、打棍子，这是多么的恶毒！只是狗血淋头、打棍子还不够，邓拓这位‘专治健忘症’的专家，还命令‘病人’：‘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一切听从他这位‘高明的医师指导’，‘健忘病者本人切不要乱加干涉’。邓拓所攻击的‘健忘病者’就是我们伟大的党。他要我们党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做，‘完全休息’，这就是要我们党下台。”

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人欢喜有人愁。物极必反尔可知？自作孽时祸临头！

欲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何开展，情况怎样？请看本传第九卷：玉宇澄清。

东方翁曰：关于党内在文化战线上发生的那些斗争的起因，叶永烈曾经引用过史学家黎澎的一段话。黎澎说：“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她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黎澎的这些话，是针对毛泽东和党内其他一些领导人在文化艺术上的不同立场和观念而说的，无非是要说明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党内的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叶永烈似乎也是同意这个观点的。就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情况看，如果说彭真的《二月提纲》是直接导致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的话，那么可以说，江青的《座谈会纪要》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颗重要信号弹，而后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则无疑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向“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进攻的大决战的宣言书，从而拉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目 录

第九卷 玉宇澄清（1966年5月16日—）

第1章 1966年5月16日—

第2章 1966年5月24日—

第3章 1966年6月—

第4章 1966年7月—

第5章 1966年8月4日—

第6章 1966年8月20日—

第7章 1966年10月2日—

第8章 1966年10月24日—

第9章 1966年11月—

第10章 1966年12月—

第11章 1967年1月—

第12章 1967年2月3日—

第13章 1967年2月16日—

第14章 1967年3月—

第15章 1967年4月—

第16章 1967年5月—

第17章 1967年7月—

第18章 1967年7月19日—

第19章 1967年7月22日—

第20章 1967年8月—

第21章 1967年9月1日—

第22章 1967年9月19日—

第23章 1967年10月—

第24章 1968年1月—

第25章 1968年4月—

第26章 1968年7月5日—

第27章 1968年7月27日—

第28章 1968年7月28日—

第29章 1968年7月30日—

第30章 1968年9月—

第31章 1968年11月—

第32章 1969年2月—

第33章 1969年4月—

第九卷 玉宇澄清（1966年5月16日—）

第1章 1966年5月16日—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话说1966年5月16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反复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据新华社北京16日电报道，《五一六通知》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中发［66］267号

（1966年5月16日）

各中央局，各中央书记处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伟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中央书记处，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1959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杀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的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地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指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2月12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

上述引文中的黑体部分，是毛泽东在审定修改《通知》过程中加写上的几段至关重要的话。另外，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还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小插曲，那就是刘少奇批斗朱德的事。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其实最早在党内批斗朱德的倒是刘邓他们。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像许世友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主席说的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一般的说说，并没有所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问，说主席都说了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主席说，中央出了事情，你们要造反。像蔡锷一样。他们就又去问刘少奇，刘少奇就说，主席说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在那个会上，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朱德说，我那时是有‘野心’的，可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哪还有什么野心。那次会议斗朱德是真斗，斗得很厉害，我听曹全夫（朱德的军事秘书，毛泽民之女毛远志的丈夫——笔者注）跟我说，说康克清在发牢骚，说斗朱德比斗彭德怀都厉害。曹全夫可能也向主席反映了，主席就说了，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这才停止批判朱德。本来人民大学准备开大会斗争朱德，因为人民大学的校长孙泱原来是朱德的秘书，总理让我去取消。总理跟我说，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了嘛。我马上就去照办了。”

再说5月16日，中共中央同时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李作鹏在几十年后回忆说：“1966年4月3日中央工作组写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那上面所点的揭发者，才是真正把罗瑞卿置于死地的人呢。中共中央在批转的报告上加了按语，按语中说：‘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中央认为，这个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罗瑞卿不但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这个文件的最后一句就是：‘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3月12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4月24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我所说的这些，才是给罗瑞卿同志定的真正罪名。”

《戚本禹回忆录》中说：“罗瑞卿被打倒后，叶剑英是第一个受益者，他接替了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的职务，还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跳楼自杀，叶剑英还作了首喻讽诗。我听了就觉得不舒服。人家自杀，你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呢？”

5月16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戚本禹在文章中有一段批判廖沫沙的文字，他写道：
“你们批判过廖沫沙吗？没有。廖沫沙（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就是当年把刻骨的话‘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向文化大革命的主将鲁迅进行攻击的人。现在他又用同样的手法，把暗箭射向党、射向人民。请问《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对这样的人，你们什么时候作过批判？

腐烂的毒草，被廖沫沙说成是鲜艳的花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是好得很，‘再写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李慧娘》，是‘有鬼无害’，‘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对于这些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逆流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在社会上散发了大量毒素的作品，你们什么时候批判过？

你们明明知道，《不怕鬼的故事》的出版，是为了鼓舞人民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斗争，却偏偏要唱对台戏，在《前线》上发表廖沫沙《怕鬼的“雅譃”》，恶意地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攻击，诬蔑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卑怯和愚蠢’，‘空口说大话’，‘顾前不顾后’，是‘口称不怕鬼而实际上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请问你们把这样的文章发表出来，究竟是要干什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怕过鬼？你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诬蔑，不是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一模一样吗？1963年5月6日，梁壁辉（即俞铭潢）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廖沫沙《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接着其他报刊也展开了批判，而你们在这个时候仍然不肯发表批判他的文章。拖到后来，实在交不了账了，这才迫不得已帮助廖沫沙发表了一篇遮遮掩掩、欺骗群众的假检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什么‘忘记’了‘阶级斗争’呀，什么‘失去了警惕’呀，什么‘划不清界限’呀，什么‘迷失了方向’呀，什么‘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呀，像煞有介事地给自己扣上了一堆轻松的帽子。

今年4月16日，《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似乎改变了自己以往的腔调，说：他（指廖沫沙）决不是‘不自觉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帮手’，而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但是，这仍然是一顶空洞的帽子。我们要问：这个廖沫沙究竟是干什么的？从他一系列反动的言行中，完全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假洋鬼子、土鬼结成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的反动活动事实，你们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为什么你们不肯作一点揭发呢？看来你们是直到现在还被‘鬼’迷住了心窍。”

5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收到章士钊5月10日的来信后，在上面写下了一些批注。

章士钊在信中写道：

“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将自己笔墨工作，仔细检讨，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行检查。”“我今日看到《中国青年报》说：我们一定不放过邓拓这一伙，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工人日报》亦如是云。于斯世也，天下执笔之士，不能以我与邓拓原不相识，强自宽解，而须将自己之一字一句严行琢磨，是否未侧于一切牛鬼蛇神之列。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这一类著作，投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

章士钊在信末说，请主席给我三年时间，补习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然后将其《柳文指要》一书重行订正，再付梓印行。

毛泽东阅罢，在信中的“痛加批判”旁边划了一条竖线，批注道：

“此语说得过分。”“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的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

他又在信中的“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一句旁画了一条竖线，批注道：“何至如此。”

批罢，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写了一个批语：

“刘、周、邓阅。送康生同志，与章士钊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1、2、3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

写罢，他把章士钊的信转给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由于后来的形势急转直下，尽管有毛泽东的批示、且中华书局也已排版，《柳文指要》的出版工作还是被搁浅了。

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

“毛主席经历过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多得多。他们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毛主席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那一个人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无产阶级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毛主席是天才。

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要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权来改变，靠夺权来巩固，靠夺权来发展。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他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在这几个月中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是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了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结合，有的和外国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攻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乱大闹。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了61次政变，搞成了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11次。”

“从我国历史上看，历代开国后，十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取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从此军阀混战了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

“这些历史上的发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我们夺取了政权16年，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便被赫鲁晓夫颠覆了。”

“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的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来，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非这两杆子不可，所以，值得我们注意。”“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

林彪还说：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们现在就杀人，用种种手段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林彪的讲话被批准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中央在文件中称林彪这个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还赞扬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是我帮助整理的。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林彪看了以后感到很满意。他跟张云生说，以后他们那里写的重要的东西，要拿去给戚本禹看看。叶群也多次跟我说，林总很赏识你的才能，让你有时间去家里坐坐。”“有一次，我问主席，叶群好几次邀请我去他家里作客，我不想去，但又怕他误会。这时主席正在看东西，他一边看，一边对我说，我们不去，我们不去。所以，我就一次也没有去过毛家湾。为此，叶群还对我很有意见。”

5月2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和戚本禹来到中南海田家英家中，安子文对田家英说：

“家英啊，你犯错误了，中央现在决定，即日起你停止工作，进行检査。你的工作由本禹同志接管，你手头的文件，特别是《毛选》五卷的手稿，都交给本禹同志，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

田家英问：

“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

安子文说：

“统统交！”

戚本禹问田家英：

“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

田家英说：

“没有。”

接下来，田家英开始向戚本禹交接，戚本禹一样一样做着登记，安子文和王力在一边看着。5点多，安子文、王力先走了。田家英和戚本禹一直到天黑才交接完毕。

关于这次交接，《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安子文电话通知我：下午二时半，去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戚本禹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那时安子文在党内威信很高，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王力虽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个副部长，但对安部长的话唯命是从。于是，我俩上了他的车，一起去中南海。当时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到达时，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边在。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她似乎有点紧张，说：‘家英同逄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她招待我们茶水，我们坐等。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田家英看来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反倒像是这家的主人，招呼田家英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很平和地说，家英啊，你犯错误了，中央现在决定，即日起你停止工作，进行检査。你的工作由本禹同志接管，你手头的文件，特别是《毛选》五卷的手稿，都交给本禹同志，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又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你检査的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等安子文讲完，我问了一句，主席的手稿你这儿还有多少？田家英说，主席手稿都已退回档案馆了，他这里现在只有《毛选》第五卷的清样稿。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哪些错误。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并未谈到具体是什么错误，更没有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田家英当时表现得是无奈和委屈，但并不激动，更没说过一句怨恨毛主席的话。按他在中央工作的经历，他知道，没有毛主席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王力、我、董边和逄先知都没说什么话。”“文革后，田家英的夫人董边写文章说，在安子文谈话后的深夜，戚本禹打电话来，叫田家英到他的办公室签署文件，态度很凶。田家英摔了电话，不肯去签字，还骂了戚本禹等等。这些无稽之谈，类似推理小说，虽能哄哄人，但与事实全然不符。事实上，电话不是我打给田家英的，而是田家英打给我的，谈的是移交文件，这是中央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理由态度很凶，而且文件移交签字也不是田家英和我的事，是逄先知和王妙琼（机要室的机要员）办的。这些签字的档案应该仍在。”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1966年我去中南海接替田家英的工作时，汪东兴对我说，办公厅现在就咱们俩了，我很忙，我只要管警卫局就可以了。秘书局，机要局都归你管。我说，老汪，我在文革办公室那一块就分摊了你很多事情了。我还要忙着写文章。我连秘书室都管不过来。我跟他说，我这个人有个弱点，就是好写文章。我最盼望的事情是我写的文章能让主席看了满意。办公厅那么多事务，我实在没能力管，还是你来管。因为我的态度很诚恳，他也就接受了。没跟我再捉迷藏。汪东兴这个人背着主席时，对人、对事很霸道。底下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反对他的人很多，而且领头的都是局一级的领导干部，像田畴等人。后来田畴是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的局长，我出狱后，他跟我提起汪东兴来，就一句话，那是条连主人都咬的狗。我听了说，那是条装成狗的狼。”

5月23日上午，田家英在“永福堂”住宅图书室里两排书架之间上吊自杀身亡，结束了他44岁的生命。他留下的遗言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王力在《反思录》中说：政治局扩大会议“23日继续开会，就在这个会上，汪东兴接了个电话后很紧张的跑到主席台上跟总理说，田家英自杀了。总理马上要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立即赶到田家，这时田家英已经不能救了。他喝了一瓶茅台酒然后上吊。事先把公务员打发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务，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他自己倒锁了门自杀。等公务员回来敲不开门，最后报告中办把门撬开，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去时已死了很久。”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田家英自杀后，逄先知搬出了中南海，住入西门外的中南海干部宿舍，一天晚上他在家里烧文件，烧得满屋子都是烟。然后他把烧过的东西，放到抽水马桶里冲掉。因为烧的东西太多，有些纸没有烧尽，结果就把下水道给堵了。那个地方整个院子的下水道都是连在一起的，这样一来，别人家的马桶也都堵住了。马上有人向办公厅报告了，一查，原来是逄先知在家里销毁材料造成的。汪东兴和我马上过去看了，汪东兴叫人把下水道都挖开，把冲下去的东西取出来。取出来一看，在烧剩下的碎纸里竟然有张毛主席索书条子的碎片。问他怎么回事，他看了看，说是毛主席要书的时候写的条子，他没看清楚就撕掉了。把主席的手迹毁了，这个问题挺大了。汪东兴马上要叫公安部派人把他抓起来。我有点于心不忍，毕竟也是多年的同事。我跟汪东兴说，现在不宜叫公安部来抓他。汪问，为什么。我说，他接触过大量的中央机密，知道的事情太多。你把他抓到公安部去一审，他万一乱讲，不太好。汪东兴觉得我说的有道理，说那就把他隔离起来，内部审查。逄先知被隔离后，态度挺好。汪东兴叫他写啥他就写啥，前前后后写了不下一百多张纸。所有关于田家英的事情，特别是田家英在背后特别是酒后，用很无礼的话宣泄对毛主席的不满。他说，田家英说了，主席死后，也会摆在水晶棺材里，最后也会像斯大林那样被后人焚尸扬灰的。还有什么刘公（指刘少奇）怎么还不起来造反等等。他还揭发了田家英许多生活上的违法问题。如果按照他的揭发来给田家英定罪，那田家英的问题就严重了。”“马芷荪是田家英的相好，后来跟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结婚。田家英出事后逄先知遭到隔离，他写了一大摞揭发田家英的材料，还说：‘我和田家英是有夺妻之恨的。’可文革后，他又肉麻地说田家英是最有才华的人，是他的良师益友。”

5月23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说：

“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职务。

此前，中央书记处书记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罗瑞卿；候补书记有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刘少奇还宣布：

调陶铸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任命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会议讨论并决定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系统批判彭真的错误。

这次会议把彭真的问题议了一下，然后由康生飞往杭州向毛主席汇报。

江青特意走到彭真面前，一本正经地问道：

“怎么样？有什么感想？这可是你自己跳出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啊。不过，我告诉你，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今后的道路还很长。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你们这一伙反革命黑帮彻底解决，不留下任何隐患。你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认认真真地交代问题，把炮制《二月提纲》的过程写清楚。”

彭真此时此刻虽然不能反唇相讥，却是满腔仇恨，把江青说的每一个字都铭刻在心里。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对李雪峰说：

“让吴德当第二书记，你们俩搭班子，要保持团结。现在北京的情况比较复杂，等部队调动完毕后，公开宣布这个决定。”

欲知文化大革命运动如何发展，请接着往下看。

东方翁曰：田家英以一介书生在建国前夕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应该说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荣幸。可仅仅在10年之后，在庐山会议上他就站到了毛泽东的对立面，成为反对大跃进的成员之一。仁慈的毛泽东原谅了他，他却不思悔改，又在农村调查研究之后提出了“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他便转身投靠了刘少奇等人，在主张私有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发展到篡改毛泽东的指示。他没有想到中央组织部竟会因此而通知他停职反省，激愤之余，喝了一瓶茅台酒（还清醒否？），以自杀相对抗。有关他的生平事迹，本传前边已经作了实事求是的介绍，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历史早已做了公正的结论。可是在毛泽东身后，一些人却把他称为“文革开始后的牺牲者”，并在1980年为他“平反昭雪”。中共中央不就是要他停职反省吗？有什么“反”可平？又“昭雪”什么？这些罔顾事实的说词能够站得住脚吗？

第2章 1966年5月24日—

“党不会灭亡，天塌不下来，山上的树木照样长，水里的鱼照样游，女人照样生孩子。若不信，你看看嘛。难道出了赫鲁晓夫，天就会塌下来，山上的树木就不长，水里的鱼就不游，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吗？我就不信。事物的发展不断地转向它的反面。”

话说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说明中写道：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陆定一与其妻子严慰冰反革命案件有密切牵连；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大反斯大林，大反所谓“教条主义”，与中央唱对台戏；反对林彪，对文化革命的态度与彭真相一致。

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泽东和中央常委讲话，盗窃党的机密；同罗瑞卿等人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反党活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泄露党的核心机密。

《戚本禹回忆录》中也说：“陆定一的问题是由他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引发的。叶群曾把严慰冰写的一些匿名信拿来给我们看过。那些信写得真是下流得不堪入目，有些词汇是从《金瓶梅》的未删本上抄来的。特别不应该的是，严慰冰造谣说叶群不是林豆豆的亲生母亲。这一对夫妻，都是道貌岸然的领导人，却连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都不放过，真是残忍。谁看了都会觉得他们做出这样的事，太不像话了。所以，陆定一、严慰冰的问题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拿出来以后，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们的，都认为他们是不可原谅的。因为这对林彪一家来说，确实是非常严重的精神折磨。叶群亲口跟我们讲了查处严慰冰的经过。那时有个友谊商店，里面有专给副总理以上的中央首长供应特需商品的。有一天，她们两个都去了友谊商店买特需商品。一个进去，一个出来，大概严慰冰买了很多东西，只顾看东西，没有看前面的人，叶群也是匆匆忙忙的，两个人就碰撞了一下。叶群说是严慰冰先骂她，什么贱女人、臭女人之类的话，骂得挺难听。她也来火了，就互相对骂起来。当时可能谁都没有认出对方，被人劝开后，各自走了。严慰冰不甘心，走的时候，把叶群的车牌号码给记下了，然后就写信去举报。这封举报信，按照车牌号码，就转到林彪那里了。林彪的秘书收到信，就拿着去给叶群看，说有群众来信对你提了意见。叶群一看那笔迹，竟然跟寄给她匿名信上的笔迹一模一样。她马上去找谢富治，说，你们公安部查了那么多年都破不了案，现在好了，写匿名信的就是这个告我状的人，你们赶快找她去！谢富治马上找来几位笔迹鉴定专家，一比对，专家一致认定，两个笔迹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谢富治报告了总理。总理当即指示，立即逮捕严慰冰，专门立案审查。这一来，陆定一紧张了，他提出要去看看严慰冰。但没有总理的同意，谁也不能去看。陆定一就找谢富治，说要给她送点衣服之类的。谢富治表示很为难。陆定一就说我可以写封信给她吗？得到允许后，他就写了。信中说：我不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你要听党和政府的话，好好配合，力求宽大处理。我前段时间去无锡，给你买了块国产手表，是半钢的。你就看着手表，按时休息，按时起床，维护身体健康。谢富治向康生报告了这个情况。康生果然厉害，他对谢富治说，你不懂上海话，他们两个都是南方人，都在上海住过，陆在信上所写的‘半钢’就是上海话‘半讲’的意思。那意思就是，陆定一叫严慰冰只讲一半，不要全讲。康生认为，因为事情已经败露，所以陆定一要严慰冰只讲自己的一半，而别讲他的。否则，他送表干什么？严慰冰手上也不是没有表。谢富治向总理汇报的时候，说到半钢、‘半讲’。总理听了也说，康生分析得对，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陆定一过去是反对王明路綫的。可在庐山会议上，陆定一是暗中支持彭德怀的。他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陆德德，据他自己说，一个德是朱德的德，一个德是彭德怀的德，但文革后他们否认自己的这一说法。但写匿名信这件事，说明他们夫妇两个人，连一个德都不讲。”

关于杨尚昆的问题，《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杨尚昆在主席的菊香书屋卧室和洗手间里安放窃听器，是通过机要室的吴振英（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的机要秘书）两个人来做的。叶子龙调离机要室后，机要室就由吴振英、康一民负责。1964年的夏天，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好多人都在中南海丙楼的前院乘凉。我听见康一民在跟人大声地说，‘他妈的，出了事就当缩头乌龟，这么大的事，让我来顶罪。明明是你们叫干的，现在你们没事，就我有事’。康一民是红小鬼出身，口无遮拦。回到秘书室后，我跟田家英说了这事。田家英给我说，你别去掺和啊，这次他们机要室可要出大事了。但是具体什么事他没有跟我说。后来杨尚昆找康一民谈了一次话，康一民就不再讲了。主席在1966年7月回北京之前，叫江青专门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和谢富治亲自再去看一看，主席在中南海的住处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还有没有窃听器？我马上打电话给谢富治。谢富治说，他马上派人用仪器去测试。过后，他来电话说检查完毕，没有窃听器了。我同谢富治说我们再去现场看看，我现在就坐车过去接了你一起去。于是我坐车出中南海的南门到公安部去把他接来，一起去了主席住的丰泽园。我一边看一边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差错的呀，不然咱俩都要受处分啦。谢富治说，保证没有问题。他已经叫人用专门的仪器来反复检查了。我把和谢富治一起去查看的情况，给江青做了详细的汇报。但是，主席1966年7月回到北京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而是先住钓鱼台。不久后又住到‘游泳池’去了。1966年9月底，主席还到丰泽园里的颐年堂开过一次会，可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了‘游泳池’。主席对丰泽园这个地方似乎产生了一种心理障碍。后来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我们向江青问了这个窃听器的事。江青当场就叫汪东兴去她那里拿来了一个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主席亲笔写的字：‘江青留存’。里面除了小录音器，还放着几颗米粒状的窃听器，那东西很小，连谢富治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还有藏着窃听器的肥皂盒。这很可能是杨尚昆通过中央调査部从海外进口来的，杨尚昆是中调部的领导人。在信封里还存放着当事人康一民等亲笔写的检査。在1964年‘窃听器事件’被查出来以后，毛主席就下令把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可到了1965年主席发现杨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发了火，刘少奇、邓小平这才把杨尚昆调去广东省委当了书记处书记。杨尚昆调去广东后，还是不断地在深夜打电话给田家英，田家英把中央和主席讨论的一些事情都告诉了杨尚昆。直到后来田家英感到事情越来越严重了，他害怕了。他跟杨尚昆说，咱们别再通话了，万一被人家听到怎么办。可杨尚昆还是继续打电话来，田家英也不能不接。这些情况都是田家英的秘书后来揭发的。在田家英死之前，他的秘书不肯过多揭发田家英。田家英死后，他向组织上说，他解放了，要把田家英的事情原原本本向组织上交代。按他的揭发，问题严重极了。他写的揭发材料，按理现在应该存在中央档案馆，不知被销毁否？当时中央决定审查田家英的时候，是把他作为杨尚昆案的附案来立案的。”“杨尚昆在主席住所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揭露出来之后，大家都非常震惊和愤怒。总理没让杨尚昆出席会议，总理在会上宣布，杨尚昆已经被隔离起来了。因为他有一些问题属于党的重要机密，不便于在会上公开作交待。”“可是到了1980年邓小平上台之后，那时的中央又发了文件，说关于杨尚昆‘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杨尚昆本人和一些当事人等，或发表谈话，或撰写文章，把‘窃听器事件’说成是正常录音工作，连叶子龙也写回忆录，他把1964年被发现的‘窃听器事件’和50年代中央办公厅的正常会议录音混为一谈。而毛主席则被他说成是一会儿主张和同意录音，一会儿又坚决反对录音，前后矛盾，喜怒无常。”

再说康生到杭州汇报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问题的讨论情况，他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十条，毛主席在听取汇报时也插了许多话。

康生立即飞回北京，把十条内容和毛主席的指示，向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分别作了汇报。刘少奇主持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把这十条内容和毛主席的指示综合在一起，由王力执笔写成一篇社论，发表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其内容依然分为十个方面：

第一，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企图和平演变。第四，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第五，为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作舆论准备。第六，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第七，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第八，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第九，对党中央实行严密封锁。第十，打着红旗反红旗。

在《人民日报》这篇社论里，有许多精彩的段落都是源自毛泽东的话。仅摘录两段如下：

“党中央对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逐步有所察觉的。但是他们修正主义本质的彻底暴露，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毒蛇也要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才会出洞的。毒蛇一出洞，就立即被毛主席和党中央把它捉住了，就立即被广大的党的干部、广大的群众打倒了。”

“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诉我们，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党内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由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我们党能够及时识破和摧毁由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垄断的前北京市委这个反动堡垒，恰好表明我们党是强大有力的，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是非常英明伟大的。”

此后，社会上出现了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口号。

5月25日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1937年投奔延安）、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教师杨克明、宋一秀、高云鹏、夏剑豸、李醒尘七人，因对北京市委宋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彭佩云等人传达的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产生怀疑和抵制，在校内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关于这张大字报，《戚本禹回忆录》中介绍说：“杨克明在1966年7月曾给中央文革信，报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说了大字报写作经过。一开始，是他和另一位哲学系的教师张恩慈，为写大字报的事去找过曹轶欧，得到了曹轶欧的支持，回去以后就由杨克明执笔写了大字报。杨克明在信上还说，他起草的这张大字报的底稿还在他那里。我们派到北京大学的‘快报组’记者回来也跟我说，这张大字报是哲学系杨克明等几个青年教师一起写的，写好后，再请聂元梓等人一起签名的。当时大家要聂元梓领头签名，这是因为当时的人组织观念都很强，即使是起来贴党委的大字报，也不能脱离党组织的领导。”

再说聂元梓等人在大字报中写道：北京大学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革命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大字报列举了北京大学党委一两个月以来的工作，认为他们是在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在负隅顽抗、螳臂当车、蚍蜉撼树。

大字报中提出：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来，北京大学党委立即组织了对聂元梓七人的反击，半天之内，北京大学学生和教师在全校贴出了1500张大字报与之辩论，声势之大反应之强烈，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康生让他的夫人曹轶欧派秘书把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抄了回去，他和陈伯达看后，认为这张大字报是符合中央精神和毛主席指示的，应该给予支持。

5月25日晚上，陈伯达和康生分别给李雪峰打电话，让他去北京大学处理一下围绕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所出现的争论问题。李雪峰说：

“我去不好吧，我当市委第一书记的决定，还没有向群众公布嘛。以什么身份去呢？”

陈伯达说：

“你应该去，去了给大家讲一讲嘛！”

于是，李雪峰就带了十几个华北局的干部，在晚上12点左右赶到了北大。他们一到学校，就被师生们团团围住了。李雪峰召开了师生大会，他在会上说：

“同志们贴大字报是可以的，但要内外有别。大字报无论如何不能上街，这样影响很不好。你们可以在饭厅门口搭个棚子专门贴大字报嘛。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无组织无纪律是不行的！”

5月26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文革小组名单。历时23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完成了毛泽东事先所确定的各项任务，宣告闭幕。

此后，康生、陈伯达乘飞机抵达杭州，将经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并经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报请毛泽东批准。他们又把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和北京大学的情形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

“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意义超过了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这是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康生、陈伯达回到北京，向刘少奇等人传达了毛泽东对聂元梓七人大字报的评价和指示。

事后，刘少奇问李雪峰对聂元梓大字报的评价，李雪峰感到很突然，就说：

“毛主席不是已经说了吗？我还有什么可讲的？要是让我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不会把这张大字报公开的。这么一来，北京的学生基本上无法控制，我担心这样下去会波及到工厂和农村。如果全国都这么折腾，实际上就是天下大乱。”

刘少奇激动地说：

“绝对不能乱，乱了毛主席会怪罪于我的。现在北京这个家难当呀。我已经向毛主席说过，请他回来主持工作，他说：你们不是嫌我碍事吗？你们放手干吧，天不会塌下来的。”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不久，中央又通知：华北由郭影秋（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东北由郑季翘（吉林省委文教书记）、西北由杨植霖（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西南由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此后郭影秋四人仍在原单位工作，只是到京参与中央文革的一些文件起草工作，并未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领导工作。

此时，江青和她的亲人们都离开了中南海菊香书屋。除了毛泽东在南方外，李敏和丈夫孔令华是早在1963年就搬出了中南海居住。毛岸青仍然住在医院，他的爱人邵华在北京大学学习。两个年龄最小的李讷和毛远新也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革命工作。李讷是在1965年夏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工作，化名萧力，吃住都在报社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讷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成为报社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后来，她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当联络员，出入各名牌大学，把摸来的第一手材料向毛泽东汇报。毛远新是在1965年夏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到防空导弹3营1连当兵。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他按照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母校参加运动的规定，回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江青自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以后不久，年近53岁的她基本上就吃、住、工作在钓鱼台11号楼了。

绿树浓荫下的钓鱼台，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风景秀丽。钓鱼台因800年前金代章宗皇帝在此垂钓而得名。1958年建成钓鱼台国宾馆，是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国宾馆内布满了一幢幢办公兼休息使用的新式楼房，中央决策的参谋班子人员经常在这里办公、休息、暂住。从50年代末开始，讨伐修正主义写作班子的秀才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现在的中央文革小组，承担着大量的日常工作，所以，也在这里占据着几座办公楼。

江青在11号楼的办公室十分简单，一张写字台，几个沙发，墙壁上挂着毛泽东红军时期的一幅照片。此外，再没有更多的铺陈。她每星期至少有两次去中南海见一见毛泽东。

据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回忆中说：“毛泽东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别人这样评价江青：‘她在30年代是追随鲁迅的，她在文艺上的革命观点同时启发了我。她在政治上很敏感，看问题有她自己的特色。正是因为她在30年代有那样的胆量和水平，我们才在延安结合。这一点，总理知道，康生同志也知道。你们在适当的时候向全党讲一讲江青同志的这个革命经历。’”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年级的几个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在学校附近的圆明园废墟上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原来，这几个中学生受到此一时期政治气候的影响，经常聚在一起，分析、研究、评论政治形势，他们出于对党中央、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朴素的阶级感情，决定建立一个组织，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他们的誓言是：

“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人类是我们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此后，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影响下，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大学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及北京市第25中等学校的学生，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由此，“红卫兵”成为中国最革命的青年学生和最革命的群众组织的代称。后来，红卫兵组织逐渐发展到北京市各大、专院校和全国各地各类学校，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步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5月30日，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发去了一封请示信，他们在信中写道：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即在这封请示信上作出了批示，他写道：

“同意这样做。”

5月31日，陈伯达率领有穆欣、唐平铸等人参加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自此以后，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掌握了《人民日报》每天的版面，同时控制了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广播。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陈伯达授意、改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公布于全国。社论还宣告：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就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概念，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中首次出现了。从6月1日开始，《人民日报》每天发表一篇社论。

6月1日，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因对北京大、中学校的局面无所适从，便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并请求毛泽东尽快回北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表示暂不回京，他指示刘少奇、邓小平要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随即又飞回了北京。

6月1日下午，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辑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刊登的北大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作了批示，他写道：

康生、伯达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1966年6月1日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写的针对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是日晚，王力、关锋和康生派到北京大学的观察员曹轶欧，在钓鱼台14号楼赶写了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康生得知后高兴地说：

“这下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戚本禹在数十年后曾对这张大字报的署名者及有关人士作了评价，据《戚本禹回忆录》说：“这张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后，首先出名的就是聂元梓了。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是个思想虽糊涂但却善于投机的人。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七人中其他任何一个人都要比她头脑清楚。我认为最明白的倒是支持杨克明写大字报的原北大哲学系老师张恩慈，这个人懂哲学，有头脑。在这张大字报之前，1966年5月5日，他就曾给毛主席写过信，讲了中宣部、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的问题。这封信是给关锋看过的，张恩慈与关锋在学术上有过合作，关锋对他表示了坚决支持。关锋把这封信交给了我，我看了这封信也觉得写得很深刻，就把它呈送给了主席，毛主席从这封信中了解了北京大学很多情况。毛主席并在5月11日批示印发正在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将题目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毛主席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

再说6月2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上全文刊载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同时，还发表了王力、关锋、曹轶欧等人组织写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此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既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也不同意毛泽东的若干意见。他们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如何稳定局势，控制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首先听取此前内定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

李雪峰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经形成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专院校有良好的秩序，就要把学生们组织起来，走向正规。他提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八条要求。

这八条要求经刘少奇修改后，内容如下：

1、大字报要贴在校内。2、开会不要妨碍工作和教学。3、不准上街游行示威。4、内外区别对待，大字报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能参加运动。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6、注意保密。7、不准打人、诬蔑人。8、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刘少奇还同意了李雪峰的提议，决定从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北京新市委工作组，进驻各大、专院校，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刘少奇要求各级党委要参加运动，要负起领导责任。李雪峰对刘少奇说：

“我绝对不会辜负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就在6月3日这一天，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了北京大学。

6月3日、4日两天，李雪峰连续两天召开了北京市有关方面人士的会议，本着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传达了中共中央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他在会上还宣读了经过刘少奇修改的北京新市委关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八条方针。

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

《人民日报》同时还发表了6月3日由周恩来亲自撰写的新华社的电讯稿《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电讯中说：

“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1、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2、撤销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3、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李雪峰看到这个新闻，打电话请示刘少奇说：

“这个决定公布，毛主席同意吧？”

刘少奇说：

“总理请示了主席，主席点头了。”

至此，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了北京市委，除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外，调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彭真经营了十几年的北京市委彻底土崩瓦解了。

据吴德后来回忆说：

“那时我刚刚从东北来京，对整个运动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刘少奇在和我谈话的时候说：‘你是北京市委的第二书记，是协助李雪峰同志工作的。希望你们来演一出现代的《八大锤》。’因为我和李雪峰调京的时候，从山西和华北局还调来了另外六个主要负责同志，包括《山西日报》的吴象和山西团省委书记李立功等人。那时北京新市委也没有多少真正的权威，北京的运动直接受中央的领导，我们动不动就会陷入政治漩涡里去。李雪峰对我这样说过：‘他妈的，这个官儿可不是好做的，放个屁也会让最高层闻见，我们的一言一行可是要注意呢。弄得不好，就会栽进黑洞里了。’这话，我至今记得清楚。”

再说李雪峰后来曾到北京大学讲了话。他个子不高，穿着灰色裤子白衬衣，手里拿着一把扇子，不住地摇晃着。他说：

“我在上学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然是地下党。那时参加共产党是要杀头的，但是不怕死的才参加党。我们在太原也闹学潮，要求革命。但是不管形势怎么变化，我们有一条信念是不变的，那就是跟着共产党走。离开了这一条就会犯错误。这一回，我们在打倒彭真黑帮以后，主持新市委的工作，正如吴德同志说的，我们几个人到北京来就是要演出一场《八大锤》。看我们演得像不像样，请你们来给我们打分。”

此后不久，经周恩来亲自批准，中央从空军、海军及其他单位调来1万多人，组成工作组，进驻北京其它各大、专院校。这些工作组名义上受北京新市委领导，实际上是直接听命于中央的。

接着，全国许多省市也派出了工作组，进入当地的大专院校，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这时候，刚刚调入中央任职的陶铸也积极地参与制定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支持派出工作组，并提出了现在就是工作组专政的口号。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工作组派下去以后，不去领导学生批判‘二月提纲’、斗争走资派，却反过来去斗争学生、斗争群众，很快引起了学生们强烈的不满。在一些学校里出现了工作组与学生的冲突。陕西省委打电报过来反映，说西安交大有一些学生在底下秘密策划，准备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委和工作组发动进攻。听到这个消息，刘少奇发火了。他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进行‘反干扰，抓游鱼’。”

6月6日和8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听取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汇报。李雪峰汇报后，又提议说：

“这次运动，应该制定一个决定，明确打击的重点是什么？黑帮和黑线的标准是什么？不然，群众心里没数，我们心里也没数。”

刘少奇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比1957年反右斗争的规模还要大，意义也深远。现在还是要放手一些。我们要善于领导和敢于领导这次运动。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的问题和错误，自己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领导就是要避免被动，避免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那个局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该放在吴晗一类人上面，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敌人。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要转移了这个目标和视线，也不要分散目标，要让广大群众和吴晗、廖沫沙、邓拓一类的黑帮划清界限，明确政策。知识分子有左、中、右三类，通过这次运动，要把他们划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将来依靠谁，团结和打击谁了。这样便于我们对广大群众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

6月9日，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和康生一块到杭州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刘少奇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在90%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

康生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重点是整一些右派？值得研究。如果只是在学校和单位像1957年那样抓右派，是否扩大了打击的范围？也未必符合毛泽东同志这几年来的指示。”

毛泽东说：

“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之前，任务是讲不清楚的。牛鬼蛇神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搞了一些什么名堂？你刘少奇知道吗？你们这些常委们就都清楚？也不一定，我是不清楚的。但是群众清楚，人民清楚。只有把他们发动起来，把政策交给群众，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好。”

6月10日清晨，毛泽东在杭州由康生陪同会见了越南胡志明，双方谈话记录摘要如下：

毛：自古以来，总是没有经验的人民打胜有经验的军队；没有枪的打胜有枪的；很少的人打胜很多的人。你们不也是这样？八月革命时你们有多少人？

胡：党员共有5000多人，没有多少军队。

毛：你们的军队开始恐怕只有几百人，以后有千把人。在1927年以前，你不是在帮我们的忙吗？那时，我们工人、农民有几千万人，组织在工会、农民协会里。农民有农民自卫队，工人有纠察队。可是没有准备敌人杀人。到1927年上半年，四个月工夫，一扫而光。跟印尼现在的情况差不多。5万党员剩下1万不到，十个人中只剩下二个。另外的4万哪里去了？一批被杀了；一批投降了；一大批不干了，吓破了胆，不敢活动，离开了党。只有八、九千人继续干。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七搞八搞，搞了十年，打了一部分败仗，多数是打胜仗。军队发展到30万，包括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但是，在十年中遇到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是瞿秋白；第二次是李立三、向忠发；第三次是王明。结果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当时，我们这些人被赶出军队。我是一次被“开除”党；三次被赶出军队。其实是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有谣言说被开除出党，成为民主人士。我是井冈山的书记、地区的特委书记，支部也不能参加了。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整我，后来又说师长可以当。就是这样，当了半年多的民主人士。后来搞清了，没有开除出党，又当起党代表，当起政治委员了。那是1928年。他们说，我犯的错误，第一是烧房子烧得少了；第二是杀人杀得少了；第三是话讲错了，我为什么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他们到处发通知，说我是“左”倾机会主义，什么枪杆子里还能出政权。后头又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们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你看，怪不怪呢。

胡：天下无奇不有。

毛：你有这套经验吗？你是一帆风顺，开始就当党的领导者。

胡：你说得对，我是一帆风顺，没有遭受过反对。

毛：你有马克思保佑。你的马克思主义比我多。

胡：我不承认。

毛：为什么人家不反对你？

胡：我们是党小、国家小、军队小。党和军队的其他领导人年纪都比我小，这也是个原因。

毛：你是老资格了，也有一个坏处，你没有受过挫折，没有经验。

胡：对。

毛：所有的人都叫你“万岁”。我这点跟你不同。

胡：正因为这样，你的经验多。

毛：许多次是把我打倒。有一次是在江西，第1、2、3、4次反“围剿”打胜了，却说我犯了错误，一贯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丝毫的马列主义。有丝毫也好，丝毫都没有。他们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路线。说我打仗也是机会主义。他们说应该打大城市，我不打。如像说你们现在不打大城市也是右倾机会主义一样。你打，人家一攻，又得退出。现在你们这80万敌人，能机动的不过20万人而已；其他60万，要守公路、机场、海港和大小城市。就在这一点上，你们会胜利的。

胡：向你报告，现在我们在西贡周围有几个营。

毛：但不要去打西贡、岘港。其他省城也暂时不占。占了人家来恢复，又得跑出来。

胡：现在我们有一种特工部队，到市内去打美国大使馆、打飞机场的就是这种部队。我们不准备现在就去打大城市。

毛：这个好。偶然进去一下又出来好，如像打岘港那样。因为有你们的人作内应，铁丝网、壕坑等都有人破坏。搞几百人进去，突然袭击；外面打炮。几个钟头后，几百人又出来。这样好。以前我们也打过很多次。一些小城打进去了，可以收集很多资料，有敌人的报纸、图书馆；也可以扩大兵源，几天内扩大几千人。如像我们打过江西的吉安。我们有3万人，敌人只有一个旅，几千人。我们住了十天，就扩大了一、两万军队。以后，我们还打过福建的漳州。是我同林彪去的。歼灭敌人一个师，得了许多武器、弹药；还得了陈嘉庚的许多胶鞋，他是新加坡华侨大资本家，做橡胶生意的；也得了一批马列主义的书。国民党为什么会有马列主义的书呢？他们的图书馆里也有，是为了研究我们用的。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还有世界经济地理、社会发展史、德波林的历史哲学等。

德波林这个人我很熟悉。斯大林批评他是孟什维克。他不同意斯大林，也不同意列宁开创了哲学的新阶段。当他80岁以后，赫鲁晓夫发给他勋章。这一两年才死去的。以前批评德波林的人，现在又成了修正主义者，如米定、尤金、罗森塔尔等人。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他。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比你们的河内坏。我不能过问，刘少奇同志不能过问，周恩来同志不能过问，邓小平同志不能过问。罗瑞卿的问题，1959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Thedivisionofoneintotwo）。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列宁发明的。什么是我的发明呢？明明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说的。列宁不讲辩证法的三个原则。“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抄黑格尔的，主要是恩格斯抄的，列宁就不抄。他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但要解释和发挥。他没有来得及解释和发挥。我们是遵守列宁的原则，不搞三个原则。斯大林违反了列宁的原则，搞了个四个原则，叫做“联系”、“质量互变"、“发展”、“对立统一”。我们也不听斯大林说的；我们相信列宁。我不过是遵守他的指示加以解释和发挥。按照这条规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列宁虽料到会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反对派，但他的办法是不杀人。从1917到1924年，掌握政权不到八年的时间，列宁死了。在这段时间中，他主要搞理论去了。工会工作做了一点，不多。农民工作根本没有做，农民运动的纲领都没有搞。十月革命时，临时用民粹派的纲领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开会时，列宁说，对这个纲领不要讨论太多。民粹派对自己的纲领是不能执行的，提出“到民间去”，也走不通。以后民粹派成了富农的代言人。

你们以前说犯了错误，土改不应该搞左了，人杀多了。我看是杀少了。你们出了《人文》、《佳品》。你们怕群众搞示威，向我们要催泪瓦斯。《人文》、《佳品》不过就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胡：现在中国的四个省正在帮助越南的七个省，如广东帮助我们的广宁省等。

毛：帮助些什么？

胡：帮助搞农业生产、水利、改良稻种、牛种，还帮助办小型发电厂、小工厂，搞改良农具等等。

毛：你们的炼钢厂搞起来了吗？

胡：已开始投入生产。敌机也已开始在附近轰炸。

毛：年产钢多少？

胡：很少，还没有轧钢设备。

毛：你们那里有煤矿、铁矿吗？铁砂从那里去的？从中国去吗？

胡：越南有煤、有铁。中国也去一点。

毛：没有钢，没有机械工业，国家就没有整套的工业。

胡：可能你还记得，是我在见你后，在你的鼓舞下，才建钢厂的。

毛：我最关心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

胡：我们太原钢厂的设备和专家都是中国的。

毛：可以从小型开始，逐步发展。有个什么十几年，就可以搞成。小型轧钢机可以从中国弄去，炼钢可以采用新的技术。我们已经开始搞用氧气炼钢。有些新技术也可以从中国弄去。初步，不要搞急了，搞多了，我们吃了搞急了搞多了的亏，一年搞了1700个基本建设项目。搞了几年不行，然后缩小下来，变成700多个。你看，减了1000个，有的已经搞成了，没有搞成的基建单位，就象癞痢头一样。那时就是贪大、贪多、贪全。可惜你没有到锦州去看看。那里搞了许多小工业。没有资金，干部、工人每人凑一点，没有钱盖房子，就搭个草棚。现在出了许多新产品。有些大工厂，很落后，比如鞍钢，有16万工人，年产五、六百万吨钢，但它有落后的一面。

下面的话题转到了中共党史方面：

毛：第一朝陈独秀，1921年到1927年，共七年的时间；后来他跑了，跑到托派那里去了。第二朝瞿秋白，他是“左”的，只搞了3、4个月。我刚才说的把我赶出政治局，有人造谣说我被开除出党，当了民主人士，也是这个时候。笫三朝，李立三、向忠发，搞了几个月，“左”得很，要打大城市。第四朝是王明，他的时间最长，统治了四年之久。他没有到根据地去过，但他的人马去了。五个根据地都有他派去的人；国民党统治区也有他的人；彭真就是执行王明路线的。第五朝是张闻天。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是国民党的人。

胡：过去他们参加过国民党？

毛：在第一次大革命国共合作时期，那个不算。我也参加过，是党要我们参加的。对他们，还没有确实的证据，只是一种怀疑。他们都有一个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胡：他们被国民党收买了吗？

毛：彭真被国民党抓过，怎么出来的，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他们混进党内这么久没有看出来呢？他们的错误我们发觉过，如彭真在延安办党校就犯过错误。在晋察冀时也犯过错误，现在才揭发出来，过去不知道。聂荣臻知道，他是晋察冀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也是晋察冀的。彭真到晋察冀不到两年时间，执行王明路线。这个时候的王明路线同十年内战时不同，十年内战时王明路线是“左”的，主张打大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王明路线是右的，是投降主义。后来，王明也跑了，去莫斯科，是我们送去的。他现在还用假名字写文章骂我们。此外，跑了的还有张国焘，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现在香港当美国特务。在井冈山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接替我的政委，后勤部长，也都叛了党，跑到国民党方面去了。你看，几朝都是叛变。陈独秀叛变了，瞿秋白被捕后写了自首书。向忠发（实际上是李立三路线）被捕之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相当蠢。王明被捕后也成了叛徒。他被捕了几次，怎样放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在东北，他被日本人抓过；在上海，被蒋介石抓过，然后放出来。饶漱石在新四军时被抓过，怎么放出来的不清楚。彭德怀是国民党的团长，同我们打过仗，后来投机；历来都犯路线性的错误。罗瑞卿是同彭德怀合作过的。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他们都是一伙，为什么这么久才揭露？我们是要看一看？他们还里通外国。

胡：留下来不是危险得很么？

毛：就是危险得很。但不到一定的机会，他们不自己暴露，我们不整他们。如彭德怀，历次犯错误，我们只是批评批评，但他记仇。抗美援朝时，他当了司令员，回国后又当了七年国防部长。他拉走了几个将军呀？将军、文官被他拉走的不到十个人。我们党这五朝，领袖都不好，革命失败了嘛。两次大失败：1927年陈独秀领导时革命大失败；1934年长征，30万军队变成两万五千人，还不是失败吗？但党并没有消灭，军队还有两万五千人，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又变成了一百万人。这时，我们有了经验了。经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我们有了经验，使我们能够作出总结了。所以，要感谢这些人教育了我们。首先要感谢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第二要感谢右倾机会主义者、“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否则。单单靠马克思主义是教育不了我们的。

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胡：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当知县可了不起。

胡：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那是他来不及贪，当上一两年知县，我看他不大贪也小贪。

康生：无官不贪，官与贪是分不开的。

毛：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文艺界又分好多界，有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美术界、雕刻界；戏剧界又分京戏和几百种地方戏。

今天，我只睡了两个小时，因为心里有事，要见你这胡伯伯。我打听你几点钟睡，知道你5点钟起床，好，我7点见你。前天我睡了八个小时，昨天睡了八个小时，今天睡两个小时够了。夏天，有时我几天不睡觉。庐山会议时，我没有睡觉，讲了话之后，去游水，回来又讲，是整彭德怀。现在，主要是看大字报；报纸上也很热闹。大字报厉害得很，有群众性，轰轰烈烈。你可以到浙江大学去看一看嘛，晚上，化装去，戴上口罩去看一看嘛；这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的一个好办法。

胡：1957年时我也在中国看过大字报。

毛：没有这一次深入、广泛。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受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报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些人都钻到我们党内来了。这样一说，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

胡：中国有的，越南也有。中国搞的，越南也要搞，虽然越南的规模要小一些。越南的情况同中国是一样的。

毛：可能都是一样。你们也有小学、中学、大学教师，这些人还不都是旧知识分子。党内的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种人都有。我们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1949年以后入党的。他们没有经过什么风浪，没有经过斗争，其中好的也有，坏的也有。

胡：所以有矛盾。

毛：就是有矛盾，我同很多人有矛盾。

胡：从你谈的历史情况来看，问题真是复杂。

毛：斗争很复杂，但党并没有灭亡。

胡：听了毛主席、刘主席等同志的谈话，我吸取了一些经验，也比过去更加担忧了。

毛：一方面要担忧，一方面要乐观。党不会灭亡，天塌不下来，山上的树木照样长，水里的鱼照样游，女人照样生孩子。若不信，你看看嘛。难道出了赫鲁晓夫，天就会塌下来，山上的树木就不长，水里的鱼就不游，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吗？我就不信。事物的发展不断地转向它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的接班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死后还有斯大林一代。斯大林没有料到，他死了之后，赫鲁晓夫反对他。

欲知毛泽东此后有什么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6年6月10日与胡志明的谈话，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篇重要文献，既体现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精神，也深刻地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历次教训及重要经验，不细细研读是体会不到老人家深邃的哲学思想的。

第3章 1966年6月—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话说1966年6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各大区负责人谈话。据王任重日记记载，毛泽东说：

“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要怕。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毛泽东还说：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6月12日，毛泽东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汇报工作时插话说：

“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能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他还说：

“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

6月13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回到北京，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说：

“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6月13日这一天，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在批转中南局、西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上写道：

“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主任、8341部队政委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陪同下，乘专列离开杭州，向西驶去。

说起8341部队的来历，并不像坊间传言那么神秘，它最早是在解放初期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警卫的一个师中抽出来的一个团，组建成中央警卫1团，番号为“总字001部队”。这个团的番号几经变化，在1963年底到1964年初又改为8341部队。后来，8341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参加了“三支两军”工作，在社会上公开亮相，这才一举名扬天下。没想到十几年后，“思想解放”了，神鬼邪说盛行了，一些“气功师”、“星象家”、“易学家”便胡诌出“8341”是毛泽东“寿命83岁、执政41年”的谶语。这种低级的无稽之谈不但没有人出面驳斥，反而为十几亿中国人所津津乐道，不能不说是历史与毛泽东他老人家这位反对宿命论的唯物主义大家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且说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他说：

“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

是日晚，毛泽东在南昌住了一夜。

6月16日，专列直奔长沙，毛泽东在九所6号楼住了一个晚上。

6月17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和接待处处长萧根如的陪同下，直奔湖南省湘潭县老家韶山冲的滴水洞。这是毛泽东继1959年之后第二次回故乡。他坐在一辆吉普车上，前面和后面，均有车辆同行。张耀祠和高文礼坐在前卫车上，一辆大客车尾随在小车队的后面，里面乘坐的是随行的8341部队的警卫人员。

滴水洞离上屋场约4公里，位于韶山冲西边，韶山水库东边，处于南面的龙头山、北面的黄峰山、西面的牛形山三座山峰环抱之中。以前，这滴水洞即使是在大旱之时，也依然是滴水不断，回声悠扬，其韵如琴。在滴水洞前边有一座桥，桥下是一条小溪，这溪水就源自于滴水洞中。后来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截断了山沟，滴水洞从此不再滴水，成了一个名不副实的大石洞。

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在接替了湖南省第一书记周小舟的职务后，为了完成毛泽东想在滴水洞盖一个茅棚的心愿，专程到滴水洞考察了一番。他发现这个地方果然是山势险峻，既安全又便于保密，即使发生武装政变，也可以在山上凭险抵抗。张平化将建房计划呈报给中南局书记陶铸，经陶铸批准，拨一笔款子进行兴建。湖南省委立即组建了一个领导班子，由省委秘书长任总指挥，又任命省建工局工程师刘鸿庆为总设计师。由于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领导者便因陋就简，参照中南海毛泽东住所的建筑式样，吸收苏式建筑保暖防寒的特点，设计出1、2、3号主体工程。1号楼为毛泽东专用。2号楼是2层的客房，共24间，供陪同的中央负责人居住。在与1号楼相邻的2号楼的回廊边，有数间偏房，由毛泽东的贴身卫士、服务人员居住。3号楼有数层，距1号、2号楼约百米之遥，在距滴水洞洞口不远的山脚下，是随行的警卫部队战士和省委接待人员的留宿处。一个代号为203工程的秘密建筑，在1960年下半年开始破土动工，整个工程和从韶山到滴水洞间的唯一一条柏油马路，一直到1962年年底才完工。

滴水洞及其建筑的确是一个非常隐秘、十分僻静的所在，哪怕飞机从上空掠过，也拍不到这里的任何建筑，只能从飞机上看到一个拳头形状的山窝。就是从龙头山、牛形山、黄峰山上走一圈，从任何地方向谷底俯瞰，也看不到一点建筑物。只有站在毛泽东祖父坟头的大石鼓上，仔仔细细向下眺望，才能看得见万绿丛中有一抹青灰色的屋脊，那就是第1号楼。

车队到了滴水洞洞口，毛泽东下了车，沿着1号楼边走边看，他抬头望望葱绿的群山，高兴地说：

“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张耀祠和高文礼请毛泽东住1号楼，他们俩则住在2号楼。8341部队的战士们住在3号楼。

在滴水洞外围的高山要道上，由当地部队部署了警卫，滴水洞的内卫警戒则由8341部队负责。

此时，天气十分炎热，滴水洞还没有冷气设备，省接待处处长萧根如指挥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将从长沙拉来的几个大水桶和冰块搬入1号楼中。这次随同来滴水洞照料毛泽东起居的，是专列上的两位女服务员郭国群和张玉凤，还有一位男服务员小周。他们把冰块分放在木桶里，用电风扇把冰块吹溶成冷气，使室内的温度降低。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种‘土空调’不错嘛。”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热得直冒汗。

此后，一架专机往返于北京与长沙之间，每天给毛泽东传递着北京和各地的最新消息。

毛泽东在滴水洞期间，任何外人都不见，他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就是思考问题。有时他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是烦躁不安，在室内猛抽着烟踱来踱去。按照他的习惯，凡有重大事情，工作人员是不能打扰他的。毛泽东将他的思虑凝聚于笔端，赋七律诗一首，题为《有所思》，其手迹全文如次：

有所思

1966年6月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丛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宇宙，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七亿人民有所思。

据说在经毛泽东审定的抄件中，“踏丛枝”为“踏芳枝”，“惊宇宙”为“惊世界”，“七亿”为“故国”。一并抄录于此，留待对诗词有研究的学者们去考证吧。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曾和护士长吴旭君有一次重要谈话，他说：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还常在山下散步时仰望虎歇坪，很想上去看看祖父的墓地。

这虎歇坪是滴水洞南面的龙头山后面的一小座山，山上有一块大石，其状如鼓，人称“大石鼓”，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就葬在这里，他的很多亲人也葬在这一带山上。

有一次，毛泽东径直朝着右边的虎歇坪陡峭的山路上走去。工作人员担心他年事已高身体吃不消，连忙劝阻道：

“主席，山上没有路，荆棘多不好上去。”

毛泽东这才打消了上山的念头。

再说6月16日至18日，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起草了《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文艺界有—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要对这条黑线实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

后来在6月20日，中共中央以（66号）文件向全国转发了康生、江青、张春桥起草的《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一个被刘少奇称为“反革命事件”的“618事件”。

原来在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后，他们把所有的干部和教师划分成为四类人：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问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工作组还成功地利用了刚刚建立起来的红卫兵组织，使之成为工作组和党委的一支重要力量——“老文革”，指导他们对工作组指定的打击对象进行斗争。那些被整的干部和教授虽然表示愿意检讨自己，“改正错误”，但是他们仍然遭到了“老文革”穷追不舍的“揭发”和“批判”。

6月11日，北大历史系一些“老文革”的学生把大字报贴在教授汪篯住室的门框上，不知道大字报是被风吹掉了，还是汪篯要出门把大字报撕了，那些学生便谴责他仇视“文化大革命”，故意破坏大字报。工作组也命令汪篯认错并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篯忍受着屈辱，照着他们的要求做了，于当晚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毒性发作，非常痛苦，他嚎叫着并以头撞击墙壁。邻居听到他那可怕的声音，前去救他，但由于他反锁了门，最终还是死于家中。

这个时期，北大校园内那些受到“老文革”排斥和压抑的青年学生，常常和工作组对着干，双方对立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组的正常工作，于是，工作组就以“反干扰”为借口对他们实施压制。这就是“618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原因。

在6月18日上午，北大一些系里受压抑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在6月16日《人民日报》关于南京大学批斗该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的报道和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影响与鼓舞下，未报告工作组，自发地在校园内批斗了一些被揭发为修正主义的领导干部和反动学术权威，会场里曾发生了给被批斗者戴高帽、抹花脸的现象，最终被工作组和“老文革”学生强行制止。

北大工作组虽然大力鼓励学生揭发批判“黑帮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并计划惩罚那些被划入“第四类”的人，要把他们送去“劳改”，但是对于6月18日出现的这种不受工作组领导的行动，是坚决反对的。

6月19日，刘少奇听取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汇报，认为在北京大学批斗干部和教师的“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指示李雪峰马上派人前往北京大学调查处理。

这一天，刘少奇又给李雪峰打电话说：

“我考虑了很久，想让王光美同志到清华大学蹲点，以便取得运动的发言权。最好让她担任清华工作组的一个领导职务，给她创造一个提高和学习的条件。你看怎样？”

李雪峰说：

“很好，清华大学是北京运动的重点，王光美同志去那里最好，我很快办好这件事情。”

6月19日下午，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指示来到清华大学蹲点，正式参加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领导工作。她在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时，对学生们说：

“我是按照刘少奇同志的吩咐来看大字报的。”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清华大学的情况更是刘少奇直接干预指导、镇压不同意见学生的典型。1966年6月19日，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去清华大学，出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实际掌控了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因蒯大富贴出怀疑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蒯大富和他所在化902班被工作组关注。因工作组说王光美要来化902班听取意见而后又未来这件不大事件，竟引发了一场长达25天的反蒯运动。工作组提出‘反蒋（蒋南翔，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高教部部长、党委书记，兼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笔者注）必反蒯’的口号，在王光美的指导下，有700多名师生受到批判打压，多人被逼自杀。”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对待革命的大字报采取什么态度，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区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须欢迎大字报，保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脸色发黄，浑身出汗，千方百计压制群众的大字报。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

6月20日这一天，北京大学工作组将处理“618反革命事件”的简报即《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呈送中共中央。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了这一处理报告，他在简报的批语中写道：

“现将9号简报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在这个简报里，他们用片面、夸大的方法，歪曲报道了事情的经过，说当天上午北大所发生的群众批斗会不仅存在严重的乱打乱斗，而且‘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地阴谋活动’，是‘反革命黑帮和一些新生反革命分子相结合，对我们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工作组领导人张承先号召组织力量进行追查、反击。张承先他们在学校开会追查了三天，但除了查出在参加运动的人中间，有一个历史上当过国民党军队连长的工人和几个有盗窃或流氓前科的工人、学生外，并没有查出任何一个反革命分子。可就是这么一个简报，刘少奇却把它作为‘反干扰，抓游鱼’的依据，迫不及待地在‘简报’上加上一个批语。”“刘少奇的这个批示与《9号简报》，不经主席批准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转发给了全国。这实际上就是要全国各地学习北大工作组，严厉打击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

再说刘少奇作了批示后，又对李雪峰指示说：

“我和总理、小平、陶铸、伯达、康生于6月9日至12日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北京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我向主席说明，学校的文化革命可以采取三种办法，一是夺权，这是少数，也就是像北大那样把黑帮黑线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二是批判学术权威，如批判像翦伯赞、匡亚明那样的反动分子。三是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系列的问题。城市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和四清结合起来搞，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讲话后，主席说：‘听听群众的意见吧，我们不忙着下结论，也不要匆匆忙忙派人下去。吴晗这些人搞资本主义复辟，我看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而不让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纯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我看就让他们猖狂进攻，也可以上街游行，拿上枪来搞政变、搞叛乱，我都赞成。事情都是要有一定的限度的，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出现。出现了也好，也是正常的，我们无非退出城市，再到农村打游击，或者叫我们的后代再搞一次革命罢了。’所以，大家对派工作组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结论。主席的这些话，应该是极而言之的，我们不能让它到了那个地步，所以，该怎么办，一定要有决心和办法。”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后来工作组压制群众的情况愈演愈烈了。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就向刘少奇提出，学校出现的压制学生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但刘少奇认为那是正常的。刘少奇对我们说，群众要给党提意见，党是欢迎的，要鼓励他们。但有些情况不对啊，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是在乘机反党啊，我们就是要利用这次文化大革命，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浑水摸鱼的人都抓出来。有个材料，说有个人利用大字报攻击领导，讲的东西都很尖锐，也不署名，结果一查是个历史反革命。这个就是刘少奇他们一贯的逻辑，以偏慨全，抓住群众运动中混入的个别坏分子，来作为镇压群众运动的借口。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是这样，在‘四清’运动中也是这样。在这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又故伎重演了。他们的目的主要并不是为了抓什么坏分子，他们真实的目的是用这种方法压制群众，以免自己遭到群众运动的冲击。”“在6月20日的中央文件发出以后，各学校工作组就有了尚方宝剑，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批斗学生和群众的高潮。在这前后50多天的时间里，大批学生、群众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和‘反革命分子’。北京、陕西、江苏、湖北等地数以千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被工作组揪斗和关押，甚至遭到逮捕。在批斗的时候还给他们戴上了高帽子。各地发生的跳楼、跳井、卧轨、上吊的事件接连不断，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6月下旬，陈伯达在怀仁堂会议上根据上海的意见，给邓小平递了一个条子，说：

“不要用工作组的形式，因为容易形成包办代替，妨碍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邓小平批评陈伯达说：

“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了套吗？会形成自发、自流、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

陈伯达说不出道理，回到钓鱼台14号楼就坐在地毯上哭，他说：

“上海不要工作组，这里又批评得这么凶！”

陈伯达将北京的情况报告了上海，江青传话说，文革小组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要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

再说6月22日上午，毛泽东在滴水洞1号楼看见大门口旁边摆着一个轮椅，感到很有趣，就想坐一坐，出去转一转。他从1号楼出来，张耀祠、高文礼、中办警卫局处长曲琪玉、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四人陪同他，来到了大门口，让他坐在了轮椅上，由曲琪玉、高文礼二人推着。毛泽东显示出一种天真的童趣。

众人拥着毛泽东出了大门，顺着马路前行。毛泽东坐在轮椅上，左看看，右瞧瞧。马路左侧紧靠大山，右侧是一条20米宽的深沟，小小的溪水在沟底流淌着。再往右，仍是大山。在毛泽东的记忆里，大雨滂沱时，山洪便直泻而下，汇入这条小溪，轰轰作响，直往韶山奔去。毛泽东环视着群山，青山依旧，溪水如常，他没有多少兴趣了，就“唉”了一声，说：

“我们还是往回走吧。”

这样，走了不过300米远，大家推着他又从原路返回了1号楼。

6月23日，李雪峰召开有关方面人员会议，动员大、专院校师生抓捕参与批斗干部和教师的坏人和反革命分子。他说：

“毛主席早就说过‘一个游鱼三尺浪潮’，有几个反革命分子并不可怕，抓出来就是了。现在我们对文化革命一定要加强领导，绝不能让各种‘游鱼类’制造混乱。党员干部要挺起腰杆来，加强党的领导。我们不可一日无党组织！党组织垮了的那些单位，要像救火那样迅速派出工作队！”

据团结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红卫兵秘录》一书记载：“据北京24所高校的统计数字，1966年6月23日止，被宣布的‘反革命’、‘右派’的学生10111个，支持他们被同样宣布为‘反革命’的教师达2591人。”

6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滴水洞1号楼前，接见了湖南省委开会的全体人员，并一块合了影。

原来，湖南省委因毛泽东住在滴水洞，就有意把工作会议安排在离滴水洞不远的韶山宾馆召开。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得知毛泽东要在28日走，便请毛泽东跟他们开会的人们照个相，毛泽东欣然同意了。在接见结束时，毛泽东对大家说：

“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此时，滴水洞的工作人员也向张耀祠提出请求说：

“我们大家都想和毛主席照个相。”

张耀祠说：

“你们等着，我跟主席说说。”

张耀祠向毛泽东说明了大家的愿望，毛泽东说：

“好嘛！”

于是，毛泽东又跟工作人员们合了影。

6月27日，以叶林为首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召开师生批判大会，批判21岁的青年学生蒯大富。

蒯大富是清华大学化学系三年级的学生，他爷爷是新四军老战士，他父母都是40年代的老党员。蒯大富仗着自己“根正苗红”，不惧怕刘涛、贺鹏飞这样的高干子弟，不把驻清华大学工作组放在眼里，始终坚持反工作组的立场。6月21日，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批了这样一句话：“要向工作组夺权”，被工作组视为“右派学生要夺权”，“是一种反革命行为”。从6月24日开始，工作组多次召开大会斗争蒯大富，提出“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小牛鬼蛇神”“要夺共产党的权”，“是反面教员”。

王光美没有在这次批判大会上露面，她在校园里收听了大会的实况转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在大会上先后发言，批判了蒯大富。

蒯大富此后宣布绝食，以抗议工作组。他被关押了18天，并被开除团籍。工作组在各系各班抓“蒯氏人物”。

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共和国史记》一书记载：“清华大学工作组进行的反蒯斗争中，有数百人被当作反革命和右派受到斗争，被斗者有一人自杀身亡。”

6月28日，毛泽东在滴水洞已经住了11天了，这天上午，他同省委接待处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照完相，工作人员未经毛泽东同意，悄悄地把其他人员叫走，只留下少数干部和毛泽东照相。毛泽东环顾了一下，发现其他人不在了，便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哼！你们把他们都赶走了。”

毛泽东坐在坪里不停地朝山上仰望，沉思良久。一会儿，他又进了1号楼，坐下来，点上烟。服务员见毛泽东又折了回来，便急忙端上茶。毛泽东呷了几口，把烟灭掉，然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滴水洞。在临上车时，他握着管理员廖时禹的手，深情地说：

“我还要回来的。”

毛泽东到了长沙，在大托铺铁路支线上了专列，他自言自语地说：

“又要到白云黄鹤的地方了。”

一路上，毛泽东显得一副很沉闷的样子。

6月28日晚，毛泽东回到武汉，下榻在东湖宾馆。他看到陈伯达等人报送的关于北京大学“618事件”及刘少奇的批示后，勃然大怒，说道：

“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于是，他当即批示道：

“‘618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

6月30日，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刘少奇、邓小平曾致电毛泽东说，要在7月1日发表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少奇、小平同志：

来电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演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王任重同志也不赞成现在发表。另外，请告伯达、康生、陶铸同志，将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12条草案，扩成为20条左右。因为12条草案中有许多条混淆不清，有若干条，每条可分为两三条，使每一条只说一件事，明白晓畅，读者易懂，较为适宜。希望在一星期内，在北京讨论几次，并草成第二稿，给我送来两份为盼。另外，华东局21日给中央报告华东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部署那些方面，值得参考。

毛泽东1966年6月30日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9期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红旗》杂志在按语中说：《讲话》“最完整地、最全面地、最系统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

《人民日报》同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

这篇社论是由陈伯达起草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修改草稿时，将原稿中“毛泽东同志在我国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在全世界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一句删去了。增添了刘少奇、邓小平一些指示，如：“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早在二十年前，刘少奇同志就向全党指出……”，“邓小平同志指出……”等等。

7月1日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领导机关正式成立，由向守志任司令员，李天焕任政委。机关设立了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

7月初，周恩来出访结束回到北京。

周恩来是在6月16日到7月1日先后访问了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回到北京后，他从《红旗》杂志1966年第14期社论中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群众性的批判”，他很不理解，就把《红旗》杂志负责人王力找来，问道：

“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

王力回答说：

“这是主席定的。”

周恩来说：

“我要去问主席。”

7月3日，王任重给湖北省委写了一封信：《关于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即“73指示”），他在信中说：“要引蛇出洞，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子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

7月上旬，陶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准了王任重的“73指示”，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

7月6日，刘少奇发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

“中学文化革命8月份解决三分之一，9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像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

邓小平也同时发出指令，要求：“中学教师按四清办法，集中交待问题。”

7月8日，毛泽东给担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的夫人江青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

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随使竖子成名。鲁迅曾对于他的杂文也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的直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相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纸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全世界100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4月在上海还讲过。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础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布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20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军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20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1966年7月8日

信写好后，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抄写一遍，待徐业夫抄完，他又在抄件上订正了几个错别字。

7月11日下午，周恩来在武汉由王任重陪同，见到了毛泽东，汇报了他的欧亚之行。毛泽东称赞他6月27日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群众大会上发表的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他说：

“你讲得好，在世界上把我们这场大革命的意义和目的都讲清楚了。不是很多人都不理解吗？让他们好好学习一下你的讲话吧。这是在向全世界的修正主义者宣战啊！”

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了他对《红旗》杂志社论中“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群众性的批判”这一提法的疑问，毛泽东耐心作了解答。后来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

7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继续同周恩来、王任重谈话，并让周恩来看了7月8日写给江青的那一封信。周恩来看完后，建议找林彪谈谈。毛泽东表示同意。

关于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一封信，王任重在第二天即1966年7月13日的日记中作了这样记载：“11日总理来，下午到主席处谈了三个小时，12日上午9时又到主席处谈了二个小时。主席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作用，不赞成最高最活、当代顶峰的说法，这是强加于我，逼上梁山又强加于人。”

《戚本禹回忆录》中则说：“这封信是主席在外地时叫总理交给江青的。总理和王任重都把它抄下来了。后来陶铸也抄了一份，可能是从王任重那里转抄的。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他亲眼看见，总理亲手用行书抄了一份。”

7月14日，周恩来到大连同林彪谈话，转达了毛泽东那封信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北京后修改5月18日的讲话。

7月15日，毛泽东对张耀祠说：

“你们去看看武汉大学，看他们现在干什么。”

于是，张耀祠和另外三个卫士到了武汉大学，他们看到好多学生在扎木排。张耀祠问：

“你们扎这个干什么用啊？”

一个学生说：

“我们明天要横渡长江，这个木排用于插彩旗的。”

张耀祠回到东湖宾馆，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没说什么。

7月16日早晨6点，毛泽东对张耀祠说：

“上午8点去游长江。”

张耀祠不敢怠慢，马上同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徐耘云取得了联系，告知他毛泽东要去游长江。张耀祠又与警卫部门进行了各种准备工作。

上午9点20分，毛泽东穿着睡衣，在王任重陪同下，乘坐轿车来到长江边。

这一天天气很好，毛泽东下了车，举目四望，然后，迈步登上事先准备的渡船，开始检阅武汉大学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5000名游泳健儿。

大学生的游泳方队，推着迎风飘扬的彩旗，伴着高音喇叭里激越的革命歌曲和哗啦啦的江水，向前游动。毛泽东站在船头上，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们，脸上充满了欣喜的容光。

突然，大学生们发现了毛泽东，他们大声喊着：

“啊！是毛主席，是毛主席，果然是毛主席！”

顿时，整个江上欢呼起来，两岸的群众也欢呼起来！

在汉口等待毛泽东接见的三批外宾，在外办廖承志、外交部韩念龙的陪同下，也来乘船观看学生们横渡长江。外宾们也看见了毛泽东，热烈地鼓起掌来。毛泽东扭过头，向外宾们挥手致意。

毛泽东看完大学生渡江后，乘船向上游驶去，到达武汉大坝。他说：

“我最喜欢今天这样的游泳，走吧，我们都下去，都去感受一下长江的浪涛。”

卫士和工作人员，一个个跃入水中，毛泽东也兴奋地下了水。他虽然已经是一位73岁的老人了，但他的精力、兴趣不减当年。他一会儿搏击奋进，一会儿又仰着身体翘起双脚，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好像躺在床上休息一样，一动不动地随着波浪一起一伏漂着走。卫士们以为他累了，哪知他忽然一个侧身，冲破波浪，挥臂向前，把小伙子们撇在了后面。卫士们奋力赶上去，毛泽东对他们说：

“游泳是很好的休息，轻松自在，没有其它任何杂念，一切都顺其自然。长江又宽又深，水流湍急，是游泳的好地方。”

他还说：

“横渡万里长江，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更能锻炼一个人意志。如果在游泳池里面游泳，那就没有多大意思了，要到大江大海中去游，到大风大浪中接受锻炼。”

毛泽东一直游到武汉钢铁公司附近才上船，游程15公里，历时1小时零5分钟。他在船上对王任重说：

“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7月16日下午，毛泽东派秘书给来到武汉等待陪同他接见出席亚非作家会议代表的郭沫若送去一封信。郭沫若打开一看，是一幅毛泽东手书的《西江月·井冈山》。

原来早在1965年初夏，郭沫若到井冈山观光，作了《七律·黄洋界》一首。当地负责人告诉郭沫若，他们计划在黄洋界立一块纪念碑，可是找不到毛泽东那首《西江月·井冈山》的手迹，希望郭老帮忙。郭沫若回京后，也没有找到毛泽东的这幅手迹，于是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并没有提立碑之事，只是说自己希望得到这幅手迹。郭沫若知道，如果提出立碑的事，毛泽东是不会同意写的。即便如此，他将信发出后，也没有得到回音。没想到，今天却意外地得到了毛泽东写在10几张8开宣纸上的珍贵手迹。郭沫若高兴极了，激动地对毛泽东的秘书说：

“请你回去代我谢谢毛主席。”

送走毛泽东的秘书，郭沫若让他的秘书把手书摆在地毯上，请摄影记者拍成照片，寄给了井冈山管理局。后来，他回京后又将原件送荣宝斋装裱加框，挂在自己办公室正中的墙壁上。

郭沫若曾经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书法：“毛泽东的书法和他的文章、诗词一样，豪迈潇洒，深邃流畅，奔放自如，自成一体，风格独创，使你百看不厌，给你一种美的享受。有人形容毛泽东的书法是‘龙飞凤舞’，我看一点也不过分。”

7月中旬，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周恩来、邓小平、康生、谢富治、陶铸等人都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就派工作组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李雪峰多次发言，表示支持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一系列措施，他认为派工作队进学校是正确的，起了“积极决定作用”。

陶铸和陈毅在发言中也全力支持李雪峰的意见。后来过了很长时间，陈毅见了李雪峰，还说：

“7月会议上除了你以外，就数我讲得多！”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启程，回到已经离开了半年的北京。

刘少奇闻讯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便前往毛泽东住处，打算汇报前一段的工作。可陈伯达、康生等已先于他见到了毛泽东，正在谈话，秘书就请他改日再来。

关于此事，《戚本禹回忆录》中说：“7月18日毛主席从武汉回到北京。他一回来，就住进了钓鱼台的12号楼。当天，徐业夫通知我，让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去12号楼开会。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和我等人去了以后，主席和我们一一握了手，随后就让我们把前些日子所看到的，和了解到的情况跟他汇报一下，一些已经向他汇报过的情况他也还要我们都再讲一遍。在我们汇报的时候，主席对北大发生的‘618’事件特别关心，还特别关心刘少奇对‘9号简报’作的批示发下去以后，学校所发生的死人事情。他听得很仔细，反复问，是真死人了吗？我们说，是真死人了。他就问，怎么死的？我们回答，清华有一个青年教师被逼服农药自杀了，有的是跳楼，有的是卧轨等等。主席听着听着，表情显得很凝重。看得出来他对学生的死非常难过。这时张春桥把北大的‘9号简报’和刘少奇批发的中央文件送给毛主席看。主席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司令部。在我们汇报的过程中，我看到徐业夫进来，他到主席那里不知说了什么，又马上出去了。后来听说是刘少奇要来见主席，因为主席在同我们开会，要他先回去了。这件事是不同寻常的，恐怕对刘少奇的打击很大。因为以前刘少奇要见主席，是随时可以见的。后来谢富治也跟我说起，主席是刘少奇都不见，先见了你们。”

欲知毛泽东回京后有何重大举措，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7月16日，73岁高龄的毛泽东检阅了武汉大学5000名大学生游泳大军，又亲自下水，再次横渡长江。这一壮举，是很有深意的（请看下一章7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说：“如果在游泳池里面游泳，那就没有多大意思了，要到大江大海中去游，到大风大浪中接受锻炼。”“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这些话无疑是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巨大鼓舞。不经历那个时代的那一场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

第4章 1966年7月—

“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话说1966年7月中旬，王力和贾一学、李鑫三人联名写出了一篇让王力终身引以为豪的长篇文章，题目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表在《红旗》杂志第15期上。这篇文章从八个方面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章中写道：

“第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高级阶段。第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第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斗争。第四，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创造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经验。第五，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打下了基础。第六，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推动力。第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第八，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这篇文章最后还有精彩的几句话：

“对于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革命人民，同声赞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谢列平之流的叛徒，伙同约翰逊、腊斯克之流的帝国主义者，切齿咒骂。他们开动了全部的宣传机器，用最恶毒的语言，掀起了反华歇斯底里，大肆攻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反动家伙为什么这样暴跳如雷呢？就是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燎原大火，不能不传播到世界人民中去，不能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巨大的影响，不能不冲击和震撼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摇摇欲坠的统治。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响亮地敲响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丧钟。”

7月间，章含之因对很多现象看不惯，想不通，她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见毛泽东。毛泽东不见她，要秘书给章含之打电话，传达他的话。于是，秘书在电话中对章含之说：

“主席说他现在不便见你。他要你经风雨，见世面。他还说要‘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无酒明日愁’。要你多保重，等他空闲一点再见面。”

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的通知》，通知公布了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他们是：

主任：刘少奇

副主任：康生陈伯达陶铸

委员：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魏文伯胡乔木萧华刘志坚张平化熊复王力戚本禹刘汉

7月20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说：中共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由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

7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工作组问题。陈伯达提出，许多工作组以党中央的代表自居，但其实他们并不比学生高明多少。有些工作组因为整群众，而遭到了群众的强烈反对。所以我们现在不如先撤销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陈伯达发言时的语气很软，有的地方简直就是在哀求。刘少奇、邓小平还是没有理睬他。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后来江青批评陈伯达，你这是‘跪着造反’。在会上，很多人都不同意陈伯达的意见，认为高校运动刚刚开始稳定下来，怎么就要把工作组给撤销了，撤销工作组就等于把前面的工作给否定了。这时，总理说，陈伯达所说的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否可以试行一下呢？工作组不了解情况，整了学生，很多提意见的学生受打击，有自杀的，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先缓和一下？总理又指出，工作组也是派得太匆忙了。工作组不了解情况，就会干出不理想的事情来。让他们先撤出来，让群众自己先搞一段时间，看看，然后再说。总理说得比较委婉。陈毅也在会上说，不如让学生自己搞搞看，让他们自己搞，无非就是乱一点，乱了，我们再去，或许就好点。陶铸支持陈毅的想法。当时就只有总理、陈毅、陶铸讲了这么几句话，其他人没有讲这样的话。李雪峰坚决反对撤销工作组，他说，派工作组去学校，问题不大，工作组解决了很多问题，使得局面稳定下来了，不能只看到一点问题就撤！这天的会议没能做出决定，第二天7月22日接着开。陈伯达又在会上提出撤销工作组的问题。这时，邓小平发威了，我原来还不知道邓小平这么厉害。他声音很大地说，我看工作组问题不大！没有工作组的话，下面还要乱，还会出现更加无政府的状态。然后他很激动地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一句话都不敢吭。在这次会上刘少奇倒没有讲多少话，讲得最凶、音调最高的是邓小平。最后他发脾气了，忽地一下站起来，用手指点着桌子，大声地驳斥陈伯达。这是我进中南海十几年，第一次看到邓小平脾气那么大，他双手叉着腰，质问陈伯达，你们搞过群众运动没有？没有政策搞什么运动。你见了风就是雨？党中央的决定，就这样否定了？谁也没这么大的权力！他说话的口气很重，所以大家都不再说话了。总理也没有再讲话。按一般程序，这就算大家都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这也就意味着会议决定不撤销工作组了。为什么邓小平后来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派呢？就这一幕，他也是够资格的。”

这一天，7月20日才回到北京的江青也不声不响地来参加了会议。她从李雪峰身后穿过去，走到会议记录者的旁边坐下，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又不声不响地走了。一种要出事的预感，袭上了李雪峰的心头。

江青从怀仁堂出来，又深入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高等学院，发动学生起来闹革命。

自此以后，江青一直到中共中央召开“九大”，都没有离开过北京。这是她自1949年3月跟随毛泽东进北平以后绝无仅有的现象。在1967年一年当中，江青除了到人民大会堂、工人体育馆等处开会或会见什么人，就在钓鱼台11号楼和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书房或卧室里“两点一线”之间奔走。几年间，秘书跟着她，没有见过她乘过什么飞机，坐过什么专列，也没有见到她去过外地的豪华住处。

再说在7月下旬，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说：

“这次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同志们就要做好杀头、坐牢和开除党籍的准备。愿意革命的请跟我们走，不愿意革命的现在离开中央文革小组还不晚。”

关锋、王力听了江青的话，都说：

“江青同志是在开玩笑吧。”

康生说：

“绝对不是开玩笑，完全有这种可能。我们的毛主席曾经准备好了被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赶下台的准备，他和林彪等同志谈话的时候，几次掉泪。同志们，是哭了啊。这场文化大革命可是史无前例的，要触动许许多多的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不抵触那倒是千奇百怪的了。所以，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很可能要流血，要发展到武装斗争。”

康生还说：

“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一块疤，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用我康生的血能换来群众斗争的胜利的话，我情愿马上去死。”

有些人还是不相信康生的这些话。陈伯达把这些话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就对他说：

“你这个老夫子怕不怕呀？康生讲的这些是可能的。我这个人打了一辈子仗，习惯了。党内走资派要造反，我就上山和他们打游击去。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第二次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你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是不行的。说是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斗争。”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早在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后，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在6月6日发出了《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他们在信中说：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现行的升学制度是和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其具体罪状如下：（一）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不少同学有严重的“唯有读书高”、“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等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现行的高考制度助长了这种思想。（二）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这种学校为一些只钻书本，不问政治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三）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我们具体建议如下：从今年起就废除旧的升学制度……仅仅隔了5天，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五班）学生在6月11日发出了《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与此同时，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师生发出了《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他们强烈要求：“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6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两所学校学生发出的两封不同寻常的信和《倡议书》，使之成为废除高考制度的直接导火索。

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7月24日的《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说：

“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

7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中说：

“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东西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

“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快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是你们清楚一些，还是学生清楚一些？还有斗争学术权威，对翦伯赞这些人谁了解些？”

“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按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7月25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在头版头条登载了毛泽东7月16日横渡长江的报道和大幅照片及《人民日报》的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在全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映。当人们看到毛泽东在快艇上挥手检阅正在长江中游泳的人流的巨幅照片时，对73岁高龄的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产生了一种无法形容的信赖感，激励着群众更加坚定地“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7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上批示道：

陶铸同志阅后，退张平化同志：

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毛泽东7月25日

7月26日，毛泽东在钓鱼台12号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大区书记。

毛泽东在会议上听取了有关工作组问题的汇报。他说：

“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有人说，几个少先队员给他爸爸贴大字报，说爸爸忘了过去，没有给他们讲毛泽东思想，而是问他们在学校的分数，好的给奖赏。毛泽东对陈伯达说：

“请你转告这些小朋友，大字报写得好！”

他又转向大家说道：

“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有靠在外面。

有的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的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

有人汇报说，外办的张彦跑到外面给人扣了二十几个反革命帽子。毛泽东说：

“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毛泽东说：

“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毛泽东在讲话中连续两次点名批评李雪峰，他说：

“你李雪峰说工作组要像救火一样派下去，你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全部扑灭了，你要干什么？你们决定学生放假搞革命，群众起来了你又往下压，你安的是什么心？”

李雪峰说：

“北大进行了四次大辩论，‘618’是否反革命？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

毛泽东说：

“你就是想把群众压下去嘛，什么叫反革命？无非杀人、放火、放毒，学校里出现这些了吗？除了这些人要捕，其余都不捕！写反动标语有什么了不起？就把你们吓成了那个样子！”

刘少奇为李雪峰等人承担了责任，他说：

“如果这个时期北京各大专院校布置运动中有什么错误的话，主要由我来负责。其他同志是没有责任的。”

毛泽东说：

“我回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后来不赞成了。各单位、各机关的工作组是起阻碍作用。张承先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起阻挠作用。”“问题不在于工作组，而在于工作组执行了错误的路线，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

“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西安交大的工作组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打电报，也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

今天各大区的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到了，会议的任务是，商量如何搞好文件，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话，打电报，也可以派人来，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那样怕行吗？所以，西安、南京的报馆被围三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你们这些人呀，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有些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围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人又是无名小卒，说不清问题，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

“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由学校革命师生组成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靠本校本单位，不能靠工作组。”

毛泽东话头一转，又说道：

“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有感性知识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识。南京做得好，没有阻挡学生到中央。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去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你们看大字报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闹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派的话的。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官僚主义。”

“‘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关于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对北京发生的事情没有立即表态。在大约一周的时间里，他看了很多材料，尤其是北大、清华、北师大的材料。听江青说，主席看了那些材料以后心情很不愉快，说过大致这样一番话，看到群众运动一下子由热气腾腾变得冷冷清清，学校的大门都关了，心里很难过。有些学校的工作组明目张胆地镇压学生运动。历史上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国民党。这是很大错误，方向性的错误。要赶紧扭转，北京大学的工作组看到学生起来给党委提意见，就出来立规矩、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什么正轨？其实是邪轨。有的工作组给学生戴反党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工作组现在变成了革命群众运动的阻碍了，要改变这种作法，撤出工作组。你们要下去，到群众中去看一看，去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子里，下去头脑就会清醒一些。把工作组撤了，让黑帮停职反省。让这些学生、老师中的革命派，加上中间派的人也参加一部分，组成文化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文化革命斗争。斗什么？斗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斗争反动学术权威。对吴晗、翦伯赞这些人谁更了解他们一些？还是革命群众。像工作组那样搞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镇压学生运动是没有好下场的，北洋军阀、国民党不是都失败了嘛。”

再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撤销派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

7月26日这一天，中央文革通知李雪峰到北京大学开会。他准时到达后，发现康生、江青等人早已到了。李雪峰悄声问康生：

“今天的会是什么内容的会？”

康生说：

“我也不清楚。”

江青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由学校的两大派别辩论工作组的错误，让一些学生控诉工作组的罪行。

康生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张承先最大的错误有两个：1、50天来，他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进行阶级教育，这一点是很大的错误。这就是不相信群众的问题，是不依靠群众的问题，是不走群众路线的问题。2、北大50天来，连一个全校委员会都没有，系里有，可选得不好，是工作组包办代替的，他不是放手发动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组织上都犯了错误。国际歌中是怎样唱的，不是要靠自己救自己吗？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不靠自己救自己了呢？毛主席的路线要在实践中证明，张承先讲的是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同志们，我们讲依靠你们，依靠文革委员会，有人说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呢？张承先走了就没有党的领导了吗？北大是执行新市委的领导，还是执行毛主席的领导？党的领导就看他执行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如果执行就是党的领导，如果不执行，他就不是党的领导。请问：你们对北大的情况了解，还是工作组张承先了解？陆平、彭佩云黑帮是张承先了解，还是你们了解？斗争陆平不是靠几个秘书整理材料，而是靠你们来斗的！下一步要斗翦伯赞、李世雄、冯定，开展和他们斗争是你们了解，还是张承先了解？你们看翦伯赞的书多，还是张承先看他的书多？你们说靠谁斗？靠你们！你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江青接着也发表了一篇倾向性十分鲜明的讲话。最后她提议说：

“欢迎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同志讲话！”

李雪峰面对群众热烈的掌声，毫无准备，不知该讲些什么，他站起来说：

“工作组是党中央派来的！”

江青马上插话说：

“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

李雪峰说：

“你们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提，但应该是抱着善意的同志式的方法来提，因为工作组毕竟不是黑帮嘛。你们不要工作组，工作组可以撤离，也可以留在学校，你们什么时候要揪去批判，我们随时到场。”

7月28日，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毛主席决定撤销刘少奇、邓小平派到学校的工作组后，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师生，即分裂为保工作组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和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在如何评价工作组，批评工作组路线问题上，保守派与造反派发生激烈的争辩与冲突。”

7月28日下午，毛泽东召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说：

“明天北京市召开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也可参加嘛，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一万多人。

李雪峰主持大会，宣布撤销所有的工作组，并作了几句检讨。

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讲了话。刘少奇说：

“工作组这个方式现在看来不适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所以中央决定撤销。文化大革命要靠你们来搞。靠我们不行。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现在看来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周恩来、邓小平也在讲话中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

大会即将结束时，毛泽东与出席大会的代表们见了面。尔后他告诉刘少奇等人说：

“你们都要到前线去看大字报。不然，没有资格领导运动。”

会后，中共中央将这次大会的录音发到各省市播放。各地陆续撤销了工作组。

关于这次大会，《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各个学校都有学生代表去参加开会。不知道汪东兴、童小鹏他们是怎么组织的，我听说来开会的，大部分都是支持工作组的那些学生，其中很多都是些高干子弟，真正造反批评工作组的学生很少。我就叫人马上去通知地质学院、北师大和北航等学校批评工作组的师生代表，叫他们组织造反的学生和受压的群众也来参加大会。我写了条子，让大会堂的警卫人员放他们进去。警卫问我，安全问题怎么办？我说，安全问题由我负责保证。这些人都是受打击的，是毛主席解放了他们。难道他们还会带什么武器进来？再说那时候已经有安全检查的仪器了，如果有枪的话，马上可以检查出来。可是警卫们还是不放心，就把他们全都安排去了3楼。这样一来，3楼成了造反批评工作组的学生集中的区域了。”“当我走过距离会场最近的北京厅（即118号）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了吴旭君和徐业夫，他们还跟我打了招呼。我知道，毛主席也来了。可是主席并没有在会议上露面。会议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主持的。刘少奇、邓小平虽然在会上对工作组的问题作了点自我批评，可接着他们就提出了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来进行自我辩解。总理也在会上发了言。但总理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是主动承担了派遣工作组下去后整了学生，他也有责任。这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照理说开这个会就是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他们推行的派工作组整学生的错误的。可现在却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自己来掌握会议，这样一来，大会就变成了一个他们作自我辩解的会议了。而且刘少奇、邓小平都在大会上讲了话，给人看上去好像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要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的感觉。正好这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人员来找我，他告诉我，很多学生都有意见，他们说刘少奇是镇压他们的，现在他们倒都来了，毛主席却没有来。连王光美都来了，江青为什么没有来。于是我就和办事人员说，你去跟他们说，让他们喊：‘我们要见毛主席！’一直喊，毛主席不出来，就不要停。办事人员马上去和造反的学生代表们说，学生们就喊起来了‘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先是从3楼，然后3楼、1楼的学生也跟着喊了起来。能见到毛主席，谁不愿意啊。喊声持续不断，越喊越响，震耳欲聋。开始是坐着喊的，后来大家都站了起来，连坐在前面主席台下面一排的中央领导也都站了起来。”“学生们足足喊了有十多分钟，这时候，毛主席从主席台后边走了出来。这一下，全场的气氛顿时达到了高潮。‘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了整个大会堂。很多人没想到他们喊喊要见毛主席，毛主席就真的出来了。毛主席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就从主席台的这一头慢慢地走到了另一头，他一边走，一边不断地向学生们挥手致意，然后又走到了主席台的中间转身回去了。”

就在这7月底，刘少奇开始写他的检查，题目叫：《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检讨提纲（草案）》。在这份检讨提纲草案中，关于他的履历部分写有这样一段话：

“1936年3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

这一段文字扯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问题。很明显，刘少奇在这里不但把这一事件的责任推给了柯庆施，还推给了当时的中央主管人张闻天和康生，而身为北方局书记的他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不久，这一公案便在党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恐怕是刘少奇始料不及的。

正是：剑走偏锋，一石激起千层浪；招出奇险，城门失火殃池鱼。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外，还有不少列席人员。这些列席人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还有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代表。

关于高校师生代表，《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我记得列席的有聂元梓、杨克明、谭厚兰，孔丹等人。这个列席会议的师生名单很可能是由总理那里定的，周荣鑫特别重视孔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参加名单的讨论。实际上，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中央文革小组对文革运动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刘少奇讲了话，他说，在通过会议决议时，列席的人员可以举手或者也可以不举手，表示赞成和不赞成，但不计入正式的票数，只作为参考。”

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主要议程是：1、讨论制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2、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3、补行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的手续。4、通过会议公报。

接着，刘少奇在开幕式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工作的报告，他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他说：

“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毛泽东插话说：

“怎么会中断呢？”

陈伯达在刘少奇的报告结束后作了发言，他说：

“派工作组是想把那些朝气勃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革命的打下去。”“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什么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

毛泽东插话说：

“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还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

陈伯达接着说：

“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就要发生修正主义的。”

陈伯达又讲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性，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毛泽东插话说：

“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只有依靠他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8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7月31日，他收到了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于7月28日要江青转呈的6月24日所写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7月4日所写的《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大字报引用了毛泽东1939年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他们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看后认为写得很好，便在回信中写道：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所说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和由彭小蒙同志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做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1966年8月1日

毛泽东的这封信没有直接寄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而是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

8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

“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陶铸在文化革命小组中排名在康生之前。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式以后，参加全会的代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分头到各大学作调査研究，主要是去看大字报。

8月2日和3日上午，李雪峰陪着刘少奇、陶铸陪着邓小平去到一些学校看大字报。

据李雪峰后来回忆说：“我陪刘少奇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搞调查看大字报的时候，刘少奇还在为工作组辩护，他说：‘工作组还是有成绩的嘛，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你们可以继续辩论。历史和实践将会继续检验这个问题。’当时我一听就为他着急：到现在这个时候，你讲这个话，传到毛主席的耳朵里还不是继续在坚持错误吗？我曾经劝刘少奇先别谈什么工作组的功过问题，但刘少奇似乎听不进去。他还说：‘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嘛，有错误改正错误，对的就坚持，错了就改。希望你们要团结。’3日到学校的时候，他和两派都谈了话，也是要求他们讲究政策，等等。其实这时他的一切活动都显得多余了。到这个月初，他的儿子刘允斌回家来，向刘少奇汇报工厂的情况，他竟然问道：‘你们厂没派工作组，为什么也镇压了群众？把一些群众组织定为反革命，有没有死人呀？’实际上，他从心里是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的，但是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压得他不能公开说话，只好闷闷不乐。在那种气氛下，他在清华大学的女儿刘涛，只好在贺龙的儿子贺鹏飞等人的一张批评工作队的大字报上也签了名，刘少奇气坏了。他激动地从客厅的这头走到那头，一个劲地说：‘你们出卖了我，你们出卖了我！’王光美哭了一天。第二天刘少奇开会的时候，把我叫到休息厅，悄悄地说：‘在工作组问题上，我看你们都检查吧，能够认识到多少错误就检查多少错误，不要违心地说什么，但是也不要公开地顶他们。连我的女儿都要和我划清界限，何况你们呢？等党内的这场风波平息下来以后，也可能我们会重新认识这个问题的。’我对他说：‘我只认识新市委主持工作时的错误，我不会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的。这点，请少奇同志放心。’”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总理带着一些人去清华，李先念、姚依林等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余秋里、谷牧等到石油学院，等等。看完大字报以后，他们还召集学校里两派的代表进行座谈，在座谈会上主要是辩论如何看待工作组的问题。我们知道，会议前毛主席就已委托周总理调查清华文革运动的问题。7月30日先后找了保工作组与反工作组的两批同学谈话。7月31日，两次见蒯大富，谈话时间长达6小时。8月1日、2日、3日，又多次约王光美和清华工作组长叶林谈话。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后，8月4日晚还带了100多名中委及候补中委，到清华大学召开文革现场大会。周总理在大会上亲自宣布给蒯大富平反。从去学校看了大字报回来以后，中央委员和列席代表们开始进行讨论。讨论主要是以小组会的形式进行的，没有开大会。在讨论中，有说工作组不好的，有说学生中也有不好的，两种意见都有，但多数是说工作组不好的。不过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有什么问题的。列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包括江青在内，在会上也是听得多，说的少。”

8月3日,王任重约见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给他们看了毛泽东8月1日写给他们的那一封回信。

这样，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全中国。于是，红卫兵运动在各地更加猛烈地发展起来。“造反有理”的思想，从此成了红卫兵的理论武器,动员武装了亿万革命造反派，积极勇敢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同时，这封信一经公布，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待红卫兵的根本对立的态度，也就清楚地摆在了全国人们面前。在红卫兵心目中，毛泽东的形象更加高大，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崇拜更加强烈起来。更加明显的一个重大变化是，自此以后，凡是与工作组和“老文革”对立的反对派“新文革”，均自称为造反派，而把“老文革”称之为“保皇派”。“老文革”和“新文革”两派之间又发展到互相攻讦，都标榜自己是造反派，以至于扩展到社会上，人人都以能获得造反派的头衔而引以为荣耀。于是，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化了。

欲知文化大革命运动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8月1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中写道：“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这是毛泽东一生做人做事的准则。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只有主义之争，辨明是非尔后宽以待人。

第5章 1966年8月4日—

“镇压学生难道没有错？把那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难道是正确的？你们还追问学生们的后台是谁，后台就是我！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在前是清封建王朝，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现在又轮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还说没有错？”

话说1966年8月4日上午，刘少奇在中南组参加讨论，他在发言时说：

“主席不在家的这一段，是由我主持工作的，我绝对不逃避责任。我的错误的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中央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运动轰轰烈烈地一来，我们就同意派工作组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毛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看你是否支持群众。我们这些人，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自己的命可以不可以呀？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决心让他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让人家革，非让你下台不可。犯了错误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无非下台，我不怕下台，我有五个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更不怕；老婆离婚也不怕。大家都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8月4日下午，毛主席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

“想通了没有？”

刘澜涛说：

“我至今认识不到错在什么地方？”

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他说：

“镇压学生难道没有错？把那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难道是正确的？你们还追问学生们的后台是谁，后台就是我！”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们说：

“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在前是清封建王朝，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又轮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还说没有错？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区别！

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克思主义，都是假的。多年来已经是如此了，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人们对所谓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这是对的。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让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它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的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团中央，不仅不支持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要严格处理。”

刘少奇插话说：

“我在北京，我有责任。”

毛泽东说：

“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样怕？”

刘少奇马上顶撞道：

“无非是下台，下台就是。不怕下台。”

叶剑英插话说：

“我们有几百万军队，怕什么牛鬼蛇神！”

毛泽东说：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此时会议空气十分紧张。毛泽东宣布说：

“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组会好了。把这里讲的传达给大家，你们分别去参加。”

散会后，毛泽东看见了列席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把他叫到跟前，对他说：

“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上册我已经看完啦，写得很不错。你通知武汉市委，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

8月5日早晨，王任重给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打电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紧接着，宋侃夫向抓全市“文革”运动的市委书记黎智和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辛甫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黎智和辛甫随即又向驻市文化局和文联的工作组作了传达。

8月5日上午，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及6月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在该文中“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后面，加了一条批注，他写道：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中共中央还下发文件宣布：

“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

8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1966年6月2日的《北京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边角上，写出了一大段文字。后来，秘书徐业夫在两页信纸上用毛笔将这一大段文字誊清后，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又亲笔改动了几个字，并加上了一个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还在后面注明了时间：1966年8月7日晨3时。

8月7日上午，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印发给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与会者们。毛泽东在他的大字报中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1966年8月7日晨3时。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我听江青说，主席对她说过，他们好搞阴谋，文件不经我同意就转发全国，他们搞‘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也都是悄悄地搞；北京大学的《9号简报》，也是未经我的同意就转发全国的。我的大字报是阳谋，是对付他们派工作组的阳谋，是对付‘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总后台的阳谋。”

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的“在50多天里”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自“618事件”以后，在全国各地学校中有数以百万计的干部、群众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野心家”，被批斗，被开除党籍、团籍，被投进监狱。毛泽东的这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经发出，便使刘少奇更加孤立了。

8月8日，毛泽东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全文抄录如次：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存在着四种情况。

（一）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二）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他们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三）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四）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泽东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95%以上的干部，团结95%以上的群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的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办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干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种：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文化大革命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泽东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泽东主席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各级党委，要遵守毛泽东主席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繁琐哲学。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

林彪在通过《十六条》的这一天，接见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夭折，就会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

8月9日，毛泽东接到了戚本禹转送的李达在7月19日写给他的求救信。

原来在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7月18日，有好心人劝李达去找毛泽东，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这时已经遭受长达两个月折磨的李达，胃部大出血，糖尿病发作，全身骨瘦如柴，其家属提出自己出钱治疗，但上面却不同意。过了一个晚上，身心倍受摧残的李达便决定向毛泽东求救。7月19日，他用写交待材料的稿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顿首7月19日。”他把信装进牛皮纸信封内密封好，恳求学校“文革”工作队派人送到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梅园1号的住处，可20天后这封信才辗转送到了北京。

毛泽东看完李达的求救信，当即批示道：

“陶铸同志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此时的李达，再次遭到了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示众”、“审讯”、“辱骂”、“罚跪”，批斗会结束后的8月13日，李达突然摔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血压降到90/50毫米，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卫生科的医生提出要送他到医院治疗，却遭到监管人员的拒绝。一直拖到8月22日，李达才被送进医院，安排在最普通的病房里，危急时刻迫害他的人竟惨无人道地命令停止为他用药。临终前的李达还在说：“等运动结束后，我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8月24日，李达含冤走完了他的人生，终年76岁。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被他指定的李达等学术权威和一些老师、教授。王任重在‘大跃进’的时候，搞‘浮夸风’是出了名的。李达反对王任重的那些做法。当时王任重还提出，要‘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的口号，也受到了李达的批评。所以王任重和李达结怨很深。文革开始后，王任重就把李达说成是武汉的吴晗，发动学生起来斗他。”“我见到李达这封求救信后即呈送给主席，李达在信上求主席救他一命。毛主席见信即作了批示。”“我记得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就当着王任重的面说对李达可以批评，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要保护。而王任重接到主席批示后，并未对李达采取任何保护措施，致李达被斗病重，不及时救治，而被迫害死亡。”

再说8月10日，毛泽东来到中央文革接待站，接见了前来庆贺中共中央颁布《十六条》的人民群众。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后来，接待站门口的人越来越多，过路的行人一看到是毛主席，都涌了过来。连门前路过的公交车也停下来不走了，车上的人都探出头来要看毛主席，警卫战士怕出事情，就赶紧簇拥着主席离开了。主席在离开前跟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天的报纸和广播就发布了这个消息。这次主席来中央文革群众来访接待站接见群众，对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文革运动起了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我的记忆中，这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亲身到中央的人民来访接待站会见群众（在红军和延安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来访群众是很普通的事）。相反，而现在倒经常发生把群众从人民来访接待站抓走的事情。毛主席说的，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现在已经被许多领导人遗忘了。”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

会议补选了六名政治局委员，他们是：陶铸 陈伯达 康生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七人扩大为11人，他们是：毛泽东 林彪 周恩来 陶铸 陈伯达 邓小平 康生 刘少奇 朱德 李富春 陈云

其中新增加的常委是：陶铸 陈伯达 康生 李富春

会议还正式撤销了“彭、罗、陆、杨”的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选举陶铸为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为书记处书记；谢富治、刘宁一为书记处候补书记。

此时，刘少奇虽然仍是政治局常委，但在常委中名次排列上，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因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陶铸也排到了第四位。

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前，正在大连养病，他曾经给毛泽东打电报请假。毛泽东在会议中途又通知林彪，要他来京参加会议。林彪便在8月6日到会了。这次会议是林彪最开心、最满意的一次会议，他私下对人说：

“这下我由小六变成老二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从此以后，对外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而其他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基本上不再提及他们的这个职务了。

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应林彪的要求，同意由江青当着叶群的面，烧毁了7月8日写给江青的那一封信。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全会期间，叶群来找江青说，我们那位（指林彪）对主席给你的那封信总感到不放心，怕将来被人利用来攻击他。于是，江青就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的原件交给叶群，就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叶群还是不放心。她说，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的。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一起把主席写的那封信的原件，拿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园里烧掉。我拿着信和大孙一起跑到屋子外面的小花园里，找了个空的花盆，把信放在里面，由大孙点火把信烧了。在烧的时候，我心里直觉得可惜，这是多么珍贵的文物啊。江青和叶群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我记忆中，后来根据总理手抄件公布的信的内容，和原信内容是一致的。有人说公布时对手抄件作了修改，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此时在政治局常委排名上，还有一个人引起了人们的议论，他就是邓小平。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在这次中央常委的排名中，他从原来的第七位竟上升到了第六位。这一来好多人都有意见了，怎么他和刘少奇一样是犯错误，结果却不降反升了呢？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员和谢富治等中央委员对邓小平都有议论。我记得还是陶铸把大家的意见去跟主席反映的。主席就让林彪主持了一个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专门批评邓小平。同时也是帮助挽救他，缓和一些中央领导同他的矛盾。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担任记录。不料，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对邓小平批得很厉害。特别是张云逸、谢富治，他们都和邓小平共过事，对邓小平是知根知底的。张云逸说，你这个人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不坚定，当革命遇上困难的时候你就逃跑。而且对他是怎么逃跑的，张云逸都说得清清楚楚。他说，左、右江起义受挫，你就跑到越南去了，然后再从那里去了上海。这件事情一直是邓小平的一块心病。邓小平说，他是去向中央作汇报的。张云逸就说，汇报，你打个电报或者派个人去就好了。部队都要垮了，你这党代表再一跑，军心不就乱啦。谢富治担任政委的陈（赓）、谢（富治）大军是2野的主力。所以谢富治知道邓小平的事情更多，他揭发出来的事情简直是挖邓小平的老底。他说，哪一仗，你不听刘帅的话，瞎指挥，结果打了败仗；哪一仗，你擅自作主，结果弄得损兵折将，你就做你的政委，你为什么老要去干预刘帅的军事指挥。你每次的干预都搞得我们非常被动。所以邓小平对张云逸和谢富治都是恨得要命的，他后来一定要把谢富治的骨灰从八宝山扔出去，睚眦必报啊！”

再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闭幕式上，通过了全会的公报。公报重申并完全同意毛泽东自1963年迄今四年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和方针。公报强调说，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毛泽东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总结性讲话，他说：

“关于党的九大，恐怕要准备一下。什么时候开，要讨论。党的八届一次会议到现在已有十年了，现在需要开党的九大。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时候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他的常委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执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定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是不是党外有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就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正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议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接着，林彪也发表了讲话，他说：

“这次会议解决了重大的问题。在这次规模宏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面，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以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第一次向邓小平表明了心迹，他说：

“我觉得，他顽强不屈、足智多谋而又残酷无情。他已把所有的大权握在手心，使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们都像傀儡一样亦步亦趋。我们只能退却，隐蔽下来，等待东山再起。”

王光美插话说：

“就是这样。只要他不再搞他的突然袭击，我们的选择就不会告吹。”

邓小平显得比较轻松，他说：

“怕什么？大不了混战一场，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最后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

就在这8月间，邵华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

邵华从小酷爱文学，1954年她创作的诗歌《黄继光》、散文《节日的夜晚》等作品，发表在《少年文艺》上。此后，邵华在工作之余，相继发表了为姐姐刘思齐的父亲刘谦初撰写《刘谦初传》和为自己的父亲撰写的《陈振亚传》。邵华依然喜欢写抒情散文，她和毛岸青合写的《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曾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

8月15日，毛泽东在陈伯达、康生关于李雪峰不再兼任北京市委书记的请示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林、周、陶、刘、邓、雪峰同志阅，请林主持开会谈一下。雪峰市委书记兼职，暂时似可名义上不动，实际工作交与吴德主持，需要华北局支持时去支持一下，似较好，请酌。

毛泽东1966年8月15日

接着，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要刘少奇把1943年6月28日由刘少奇起草给续范亭的讨论人性、是非、善恶的那封信稿，找出来送给他看。

本传在第四卷中已经详细说过，毛泽东曾在刘少奇的信稿上作了66个批语，批评了刘少奇关于人性问题的一系列历史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二元论的错误观点。

这一天，刘少奇遵嘱将这一信件送给了毛泽东。

8月16日，陈伯达在接见外地来京群众、学生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两大“伟大”，他说：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已经作了决定，这是我们伟大领袖、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

陈伯达讲完话，领头高呼：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8月16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并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一套绿军装。这是他自建国以来第一次提出要穿军装。

8月17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传达到了县团一级。

8月18日，为了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精心安排，50万红卫兵和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规模宏大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安排有1500名红卫兵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

毛泽东身穿草绿色的军装，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地来到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此前，“毛主席特意提出让中央警卫局给他准备一套军装。总理知道之后马上说，那我们这些陪同毛主席参加接见的领导人也都要穿上军装，我们是毛主席的‘老红卫兵’嘛。林彪马上给解放军总后勤部下达了命令，给所有登上天安门的中央领导都发了一套军装。”

新华社通讯方面在现场及时地报道了大会的盛况，播音员激情地广播道：

“今天清晨5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

尔后，毛泽东在工作人员护卫下，离开人群，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宋彬彬（副总理宋任穷之女。后来加入美国国籍，任英资北京科比亚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科比亚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在天安门城楼上将一个鲜红的红卫兵袖章献给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让她将红卫兵袖章戴在自己的左臂上，欣然默认了“红司令”这个红卫兵总司令的称号。他亲切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宋彬彬。”

毛泽东微笑着将手一挥，说：

“要武嘛！”

宋彬彬自此改名为宋要武。毛泽东在江青陪同下，又同在城楼上的彭小蒙（又名萧梦，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彭炎之女，北大附中红卫兵领袖，“三论造反精神”主笔，“西纠”、“联动”成员）进行了简短的谈话，内容如下：

毛泽东：陆平现在干什么？

彭小蒙：陆平在北大扫地。

毛泽东：陆平只能扫地，就像我一样，我到了你们学校也只能扫扫地，别的干不来。我是你们的勤务员。张承先也是个坏人，把你们‘红旗’拆散了。你们要把‘红旗’拉起来。你们发展了多少人呢？

彭小蒙：有发展了。

毛泽东：这就对头了。

彭小蒙：主席身体好不好？

毛泽东：我身体很好。我在长江里游泳，有个青年同志肝痛了，我就上来了，要不然可以游三、四个小时。

彭小蒙：下一步怎么办？

毛泽东：你们一斗二批三改，按《十六条》办事。会不会游泳？

彭小蒙：才学会，游得不好，很乱。只会游十几米。

毛泽东：那不叫游泳，那叫闲庭信步。（他作了一个闲庭信步的样子）你要能这样，就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了。你们老怕别人批评。马克思主义就是压出来的。经风雨，发展兴旺起来。

江青：不能让她老出风头，要让她谦虚。

毛泽东：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要让人家干革命嘛！

大会就要开始了，林彪穿着军装，也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和毛泽东站在一起。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了大会。他宣布说：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

林彪接着讲话，他说：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群众心连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改造人民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好好地听我们统帅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顺利发展，一定能取得伟大的胜利。”

林彪还说：

“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周恩来也在大会上讲话说：

“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

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代表也先后发了言。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50万人的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整整六个多小时内，他一直坚持在场。他高兴地对林彪说：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毛泽东看见了茅以升，就走上前去，与茅以升亲切握手交谈。他又走到程潜面前，拉着程潜的手说：

“我想了几年，才想出这个办法。”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把程潜送到解放军301医院保护起来。程潜在301医院住了三个月后，向毛泽东提出要回家住，毛泽东表示同意，指示有关部门保护好程潜的安全。没想到，这一次会见，竟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关于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戚本禹回忆录》说：“那天接见，从清晨一直进行到了晚上。毛主席长时间地站立在城楼上，还要不时地向下面的人群挥手、喊话，非常劳累。不要说主席那时已经是73岁的高龄了，就是像我这样当时才30多岁的年轻人都觉得很累了。主席站得时间久了，感到脚痛了，我们就都劝他去城楼里面去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可是没休息多久，傅崇碧就跑过来，说前面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队伍过去了，可后面没有见到毛主席的就不肯走了，队伍中间空出了一大段。而每当这种时候，总理总是向下面大声地喊话，要停在那里的队伍赶快朝前走。但是不管他怎么喊，下面的红卫兵就是不走，他们不停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直到主席出来向他们招手，队伍才向前走。这些情景在当年的电影纪录片里都能看到的。”

这天晚上，毛泽东回到中南海后依然十分兴奋，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

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通讯，标题是：《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报道中说参加接见百万群众的中央领导人有：

“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薄一波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萧华杨成武江青……”

这就把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常委调整后刘少奇被排在第八位的重要信息，首次公布于全中国人民面前。

报道中还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

这一天，各大报纸都在显著的位置上报道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发表了从陈伯达和林彪讲话中归纳出来的口号：“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自8月19日起，红卫兵首先在北京继而在全国搞起了“破四旧”运动。他们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号召群众起来砸烂封、资、修的东西。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否定文革的人们，总是把红卫兵与1966年8月的‘破四旧’，所谓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联系在一起，与其中的随意抄家、乱打人、打死人和破坏文物等不文明、非人道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其实这里的情况很复杂。在1966年的8月，当红卫兵运动起来之后，由北京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带头，很快就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破四旧’的行动。本来‘破四旧’是《十六条》中提出一个号召。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当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红卫兵小将上街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时，我们都讲了话，给以支持。《人民日报》还发了社论，赞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但是，后来在某些权势人物的唆使下，把‘破四旧’行动演变成了一场乱抄家、乱打人、打死人、乱没收私人财产、随意驱逐‘地、富、反、坏、右、资’所谓‘黑六类’家庭，和出身成份不好的人离开北京等等的非法行动。这些行动绝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叫人去做的。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所有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在会上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如谓不信，可以翻查所有的文革会议记录。据文革小组当时的调查了解，在背后支持这个‘乱打人’、‘乱抄家’和驱离‘黑六类’人员等行动的是叶剑英领导的‘首都工作组’控制的。王任重在里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们并没有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提出过，更不要说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了。毛主席更是不知道。就在红卫兵上街进行‘破四旧’的1966年8月，‘首都工作组’以加强首都安全的名义，实施了一项把一些居住在北京城里的‘地、富、反、坏’以及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人驱赶出北京的计划。而他们用来出面执行这项计划的主要是一些‘高干子弟’的中学生带头。他们不久即组织成立了所谓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即‘西纠’）等组织。我记得在一次毛主席参加的中央会议上，叶剑英还向主席汇报了把一批人驱赶出北京的事。当时主席对这种做法是有疑问的，主席认为只要这些人没有现行的破坏活动，那就应该就地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监督，而不是把他们简单地赶走。主席说，你把他们都赶到农村去，那叫农村怎么办啊？由于主席的表态，总理就中止了这个计划的实施。后来，叶剑英曾经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了这件事，他说，解放那么多年，一些人整天躲在‘深宅大院’里骂共产党，骂毛主席。谁都不敢动他们。现在‘红卫兵’小将一来，就把这些社会的垃圾都扫除了。他把这事称为是‘不朽的功绩’。”“在‘破四旧’行动中搞‘乱打人’、‘乱抄家’，甚至打死人的，主要是那些背后受到了指示和支持的主要由‘高干子弟’、‘革干子弟’、‘军干子弟’组织的所谓的‘老红卫兵’，当然也有一些跟他们跑的学生，他们并不是高干子弟，甚至出身并不怎么好的，为了要表现积极，加入了打人行列里去的也有。但他们毕竟是少数。”

在这个时期，康生有一个小故事，在此权作一个小插曲。

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8月间开展了破四旧运动以后，一度曾有许多很有价值的文物和古董都被作为四旧来破坏。康生得到消息后，他一面和一些红卫兵打招呼，要他们注意保护文物，一面又亲自到销毁市场去，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他说：

“这些东西如果不保护好，就会毁于一旦。我现在把它们先保存起来，将来国家要的时候，我全部送还。”

就这样，康生收存了许多的无价之宝。他何以如此热心地收藏文物呢？读者可能有所不知，康生不但是著名的政治家，而且还是现代不可多得的一位书法家、画家、鉴赏家和篆刻家。在书法方面，康生是真、草、隶、篆4体皆能，尤善章草，自成“康体”，堪称大家。著名文物鉴赏家、前清翰林院编修陈叔通认为，当代中国有4大书法家，即：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据说陈叔通家中曾藏有康生手书的真、草、隶、篆4条屏。明冯梦龙编纂的《醒世恒言》，据考证明朝天启丁卯年刻本世间只有4部，其中两部在日本，一部在大连图书馆，康生不知用何种办法搞到一部，并亲自校订。该书共缺佚70余处3670字，全由康生仿宋体木刻字补之，并用“康体”写了详细的说明并附于书中。几千个小楷字从头至尾无一懈怠，确实功力不凡。更为称奇的是，康生还能双手写梅花篆字，他经常左右开弓，或竟用左手，故常以“康生左手”落款。对于自己的书法水准，康生是相当自负的，据说他曾经放言：“郭沫若那字，也叫书法？我夹根木棍也比他写得强！”有人评论说，康生“此言虽属狂语，但平心而论，与康生的字相比，郭沫若的书法确实显得俗媚了些”。不仅如此，康生还精鉴赏，通篆刻，擅绘画，他常用“鲁赤水”的笔名落款于画中，这3个字与齐白石的名字字字相对，似有与其争锋之意。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康生是个公认的文物鉴定大家。在文革的时候，也低价收购了很多文物，他的目的是要保护这些文物。在他去世前，他把这些文物全部捐赠给了国家，一件也没有留给自己家里人。”

欲知毛泽东后来多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这就是他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衷！如果不是发生了“一0六”政变，文革中造就的几千万接班人能不能实现老人家的愿望呢？

第6章 1966年8月20日—

“形势很好，阻力很大。现在还看不清楚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话说1966年8月20日，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由《解放军报》编印、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

8月21日，毛泽东在薄一波来信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印发常委、文革小组及薄一波同志。

请一波同志将一个请求和一个设想，先用书面告我，然后谈话，可以缩短谈的时间。你是一个爱讲长话的人，我有点害怕听三四小时那样的长话。

毛泽东1966年8月21日

8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在与会者们的发言中，毛泽东插话说：

“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啦？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它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

有人说，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毛泽东说：

“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

8月21日这一天，经毛泽东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8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十六条》。毛泽东对李雪峰说：

“直到8月22日，少奇还对我的大字报上揭露的问题缺乏认识，认为他推行那条错误路线是无意的，没有什么别有用心的动机，是认识上的错误而不是立场上错误。他说他在这些问题上从来没有搞背后活动。我一直让他联系历史上的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但是他的觉悟上不去。你是怎样认为呢？”

李雪峰说：

“反革命也会讲出自己的一大堆理由的。”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当前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要发表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行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四个月再说。过去急急忙忙作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10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不得？我出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相就照相，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8月25日。北京市四中、六中、八中的一部分学生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西纠”的司令是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的儿子、北京四中高三学生孔丹，副司令是陈毅元帅的三儿子、八中高三学生陈小鲁。

“西纠”的成员之一、北京四中学生刘辉宣曾谱写了一首《造反歌》，又称《红卫兵战歌》。歌词中唱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此后在8月27日至9月4日北京举办的“国际乒乓球邀请赛”期间，如何维护好整个赛场秩序是个难题，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向正在观看乒乓球比赛的邓小平提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给他出主意说：

“找西城纠察队维持秩序。”

他还说：

“李××（一李姓高干之子）的儿子调皮捣蛋，被西纠打了几个耳光就乖了。”

于是，国际兵乓球邀请赛警卫处就把“西纠”的成员们请来维持秩序。

后来在9月4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主办的《红卫兵报》出版了第二期，内中有一篇文章，题目为《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文章中说：

“目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革命的红卫兵们，立即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保卫国家机关！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前辈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

再说8月28日，全国各地来京学生已达14万人。毛泽东召见刚到《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唐平铸、胡痴谈话，他说：

“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

针对北京大中学校部分学生开始到各地进行大串联的新情况，毛泽东说：

“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

谈到外地学生也来到北京，毛泽东说：

“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

谈到一些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毛泽东说：

“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脱逃。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

8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有关红卫兵揪斗工作组成员及造反派与支持工作组的“保皇派”之间的对立问题。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在会上，我们（指中央文革小组——笔者注）把‘老红卫兵’组织乱抓人、乱打人、乱抄家的事都具体作了汇报。特别谈了在大兴县所发生的灭门惨案。主席听了就问，这又是谁的发明啊？总理说，中央肯定没有这样布置过。谢富治也说，公安部事先并不知道这事。叶剑英则一声不吭。”

毛泽东说：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

林彪说：

“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什么都好了。”

毛泽东说：

“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也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六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

李富春说：对中央八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十条意见。毛泽东说：

“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他去搞。”

毛泽东还说：

“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

会议决定：由陈伯达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社论的题目就引用毛泽东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

后来，这篇社论就发表在1966年9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

8月30日，北京市第二书记吴德奉周恩来之命，在北京市大专院校革命组织代表会议上和红卫兵们谈话，给学生们做工作。他说：

“我今天来主要是为了同大家商量一些问题来的。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纠正了前阶段的错误，扭转了方向，引向了正确的道路。现在是热火朝天，群众起来了，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冲破各种阻力，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解放17年，北京在修正主义把持下，有许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一直没有收拾，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这次来了一个大扫除，把隐蔽在阴暗角落里的寄生虫都揪出来，把金银财宝、变天账、武器、地契、委任状、国民党旗帜等都拿出来示众，这件事做得很好。这是一件大喜事。凡是革命的，人民就支持。北京充满了革命的景象，这是红卫兵的功劳。革命的人民精神大振。我今天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现在形势很好，能不能把运动搞好呢？这就看能不能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凡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就坚决不做。我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当前是学好《十六条》。《十六条》是主席亲自制定的，我们要用《十六条》来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解放军，革命师生特别是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总理说红卫兵是解放军的后盾，要像解放军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党，忠于人民，很好地团结群众，联系群众，以解放军为榜样，做人民忠实服务员。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要注意策略，注意方法。

最近一些地方出现了打人的现象，个别地方也有把人打死的。我们认为群众起来，这是出于气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敌人向我们实行了阶级报复，杀了我们八个人，打人是可以理解的。要坚决保护红卫兵。但是，因为我们人多，你一下，我一下，很可能把他们打坏了，打死了，把斗争对象打没有了，有些材料也就搞不上了，算来算去还是我们不合算。如果打多了，也会引起中间群众的误会。在这个问题上，要坚决执行《十六条》。另外，关于给黑帮黑线剃头，挂牌，戴高帽，一般也不要这样搞。我们主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这是最厉害的，表明我们有力量。”

8月30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因陈伯达在8月下旬患肺炎住进了医院，不能主持文革小组的工作，于是就发出了《关于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通知中说：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此时，关锋、王力和戚本禹这些人，都是企图和林彪联系的人，林彪也不同程度地要和他们建立关系。这些都被江青识破了。于是，江青就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宣布了一条纪律，她说：

“小组内部讨论和研究的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传到外面去。不管什么人，即使是好人也不能对他们透露里面研究的问题。路线斗争很复杂，现在的好人也许会在什么时候变成我们的敌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是同志们所料不及的。谁要是违背了这一条，别怪我对他不客气。”

后来，林彪对毛泽东说：

“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的问题要是对我们不公布，我们就无法配合他们工作了。”

毛泽东觉得林彪说得有道理，就对江青说：

“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的内容不能对周总理保密，也不能对林彪副主席保密，今后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要请总理参加，林副主席要派人参加。”

这就是后来周恩来和叶群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起因。

8月30日晚，毛泽东在章士钊的来信上作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29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群红卫兵查抄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的家。章士钊待红卫兵走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新北大红卫兵”在29日晚抄了我的家，并带走了一批书籍及信件。“以钊荒毫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请公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圆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毛泽东在章士钊的来信上批示道：

“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8月31日晨，周恩来办公室给章士钊打去电话，说：

“毛主席已把章老的信批转给总理落实办了，北大红卫兵已受到严厉批评，命令他们立即送回被抄物品。总理还指示说，从今天起，派两名便衣警卫在章老家里值班。”

周恩来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自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第一位就是宋庆龄。其他的人员是：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

周恩来在《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中写的还有：“国家副主席、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副（政协副主席）、国副（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两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8月31日，毛泽东身着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百万大军。江青主持了这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

这天下午5时40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5辆敞蓬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两边各四辆敞蓬警卫车的护卫下，缓缓地驶进广场的通道，检阅、接见通道两侧的红卫兵。毛泽东不断地向红卫兵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广场上空。当车队驶到金水桥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下车登上天安门城楼。

后来成为著名影星的刘晓庆记载了这一天的盛况，她是这样写的：

“清晨6点钟，红卫兵们已经乘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一队一队排好坐下来，形成了一片绿海。随着一阵由弱到强的鼓声响起，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喇叭在最强的鼓声之后，用极大的音量播放《东方红》的前奏曲，紧接着，浩瀚澎湃的《东方红》交响乐奏响了，百万红卫兵眼巴巴地紧紧盯着天安门城楼。

‘中央领导人出来了！’‘在几位首长之后是谁？’‘毛主席！毛主席！’

成千上万的声音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喊。红卫兵们扔下帽子、挎包、面包、水壶，拼命地奔向天安门城楼前，拼命地喊：‘毛主席万岁！’

参差不齐的口号声，逐渐变成有节奏地呼喊：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像维苏威火山爆发，像岩浆在翻滚，像泥石流在崩裂，像钢水在沸腾！他们高喊着，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流下来，泪水流到嘴边、脖子上、滴在衣服上，满脸是幸福的微笑。

后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消失了。正在人们朝着城楼张望的时候，毛泽东乘坐着敞篷车，正徐徐向红卫兵们驶来。人群突然神奇地闪开了一个缺口，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大道。毛泽东穿一身军装，他立在敞篷车上，像一座雕像，是那样的高大。毛泽东向红卫兵们频频招手致意，还不时地和前排的红卫兵握手。随着毛泽东手掌的挥舞，红卫兵们感觉有千万道阳光向他们洒过来，洒在他们的脸上、身上，渗透在他们的心里。”

关于毛泽东乘敞篷车接见红卫兵的情形，武汉测绘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杨道远在《奉献》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这是一生最难忘的日子。接待站把我们送到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接见。”“傍晚时分，天安门上响起了《东方红》，大家都兴奋起来了，毛主席要来了！没多久，杨成武乘敞篷车从通道里走了一圈又回到天安门。不多时毛主席要检阅红卫兵了。毛主席乘敞篷车，左右两边站着贺龙和杨成武。领袖们都穿军装，毛主席臂戴红卫兵袖章，贺龙和杨成武都戴着红卫兵纠察袖章。周总理乘敞篷车在毛主席前边开路，林彪紧跟着毛主席，刘少奇等也乘敞篷车跟在后面。全场沸腾了，人们跳跃着，欢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声音此起彼伏，汇成了震天巨浪。

起伏的人潮恰似稻菽千重浪，8排解放军难抵似潮涌力，只听到广播里喊：红卫兵小将们，你们不是要保卫毛主席吗？现在是考验你们的时候了！大家都想往前看毛主席，听到喊声，又很担心会挤到毛主席，大家都使劲向背着毛主席的方向抵抗，怎奈这排山的力量抑制不住，毛主席的车子终难通过，没能检阅完就转回去了。接下来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毛主席佩带着红领巾、红袖章，红光满面，摇动着手臂，和一百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见面。这些朝思暮想要见毛主席的人们，见到了毛主席，个个热泪盈眶，跳着喊着，嗓子喊哑了，手都拍麻了，只觉得是无限幸福，别的什么都忘了。”

这天下午6点40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宣布大会开始。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他说：

“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们问好，向大家问好！”

此前，在林彪的讲话稿定稿时，康生翻了几本外文词典，认为“导师”最重要，应放在第一位，林彪接受了这个意见。于是，“四个伟大”就这样定型了。

周恩来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的一部分代表，分批分期到北京来。”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陈毅，见毛泽东向他走来，习惯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与陈毅亲切握手，又挽起陈毅的胳膊一起照了相，然后拉着陈毅走进休息室。毛泽东问他说：

“陈老总，最近怎么样？”

陈毅不安地说：

“主席，我有错误，历史上我反对过你两次。我……”

“哎！”毛泽东不等陈毅说完，摆了摆手说：“你就是第三次反对我，我也同你合作！陈老总，我保你！”

陈毅坚定地说：

“请主席放心，不用主席保，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毛泽东点点头，满意地笑了。陈毅又对毛泽东说：

“主席，现在年轻娃娃没有参加过路线斗争，也不懂什么叫路线斗争。我想，应该给他们讲讲历史，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你看行不行？”

毛泽东吸着烟，高兴地说：

“好嘛！”

自从江青这次主持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以后，群众写给她的来信越来越多了，她不得不在办公室设置了一个由戚本禹直接领导的专门处理群众来信的小组。

在文化大革命前，江青除了私人信件外，没人给她写信，她也没有专职秘书。从“文革”开始以后，她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一些群众开始给她写信，一般每天有几十封，她也就自行处理了。从8月31日以后开始，群众的来信急剧增多，几百封，上千封，后来每天收到的信用麻袋装，七八个人都处理不过来。这样，江青才不得不成立了这个处理信件小组，由阎长贵任组长，每天挑选一些重要信件，在前面加上摘要送给她审阅，其余的绝大部分都转给了有关部门处理。

1966年9月1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亲笔信，他写道：

行严先生：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毛泽东

9月1日这一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对首都红卫兵的讲话中，要求他们尊重和保护宋庆龄，不允许有人冲击宋庆龄的住宅。周恩来说：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们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劝阻。”

也就在9月1日这一天，周恩来指示解放军301医院，接收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人住院保护。

9月3日，毛泽东在傅连璋的来信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送陶铸同志酌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毛泽东1966年9月3日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从9月6日起，红卫兵们举着红旗，身穿绿军装，臂带红袖章，肩挎绿军包，身背背包，手持语录本，开始徒步“北上”、“南下”、“东征”、“西进”，开展了全国“大串连”，把他们的造反行动带向全国，带入了各个行业。

9月6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

9月7日，毛泽东在关于青岛、长沙、西安等地问题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

此件已读。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情况都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都是错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请以中央名义发指示，不准这样做。再发社论告诉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除人民大学调600农民进城保郭影秋之外，其它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外地照办。

我看谭启龙和这位副市长（指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笔者注）的意见是正确的。

毛泽东1966年9月7日

9月8日，由四名美国人写的一张大字报送到了毛泽东手中，只见大字报上写道：

为什么在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专家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对外国人这样的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什么态度，都受到了这样的“五无二有”的待遇。五无：没有体力劳动；没有思想改造；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二有：有特别高的生活待遇；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样的生活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呢？

1、使革命的外国人不能真正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口头上说说。2、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3、阻碍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孩子成为坚强的革命者。4、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弟兄隔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待遇。我们认为，要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强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考验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绝不允许我们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为此，我们要求：

1、以阶级弟兄对待我们，而绝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2、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3、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4、允许鼓励我们紧密的结合工农群众。5、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6、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要求。7、生活的待遇和同等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8、取消特殊化。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毛主席要求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美国：阳早史克寒春汤反帝1966年8月29日于北京

大字报中署名为“寒春”者，是著名国际友人韩丁的妹妹，1948年来到中国从事农牧业研究。阳早是寒春的丈夫，和韩丁是同窗好友，1947年随韩丁到延安投身中国革命。史克乃韩丁的前妻。汤反帝即汤姆森，后来回了美国。

毛泽东看了这张大字报，很是高兴，立即提笔在上面批道：

林彪、总理、陈毅、陶铸、伯达五同志：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9月8日

9月9日，毛泽东接到了陈毅送来的一封署名为“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的来信。“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志们：

读到关于红卫兵支持你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雄行为的报道等，我们非常赞赏。以你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智慧为基础的这一历史革命，对于我们这些致力消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来说是一个鼓舞。但是我们认为有些更必要提醒你们注意，你们国内的革命斗争同你们在维也纳的商务代表的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极不相称的。从他们衣着看来，很难（即使不说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同蒋介石走狗区别开来。精制的白绸衬衫和高价西服同先进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是很不相称的。这些代表不仅占有一辆、而且是两辆“列尔来得-奔驰”牌汽车（这种汽车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标志）难道具有必要吗？

由于这一明显对比而引起了维也纳人的窃窃私语和嘲讽，使我们听了很痛苦。这样的资产阶级行为不仅损害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而且对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作用。我们尊敬地并且迫切地要求你们把这种事到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致以同志的敬礼！

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1966年8月30日维也纳

陈毅在这封信上的批语是：

请主席审查署名奥地利《红旗》派的同志来信。

陈毅1966年9月9日

毛泽东看罢，当即提笔批示道：

退陈毅同志：

这个批评文件写得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毛泽东1966年9月9日

9月11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9月7日的批示做出了一个决定，经毛泽东核准，发往各中央局、中央书记处党委、中央各部委。决定中规定：

1、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对学生。

2、凡是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认责任，平息工农、市民和学生之间的纠纷，绝不允许把责任推给群众。

3、劝说工人、农民、市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不要直接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

4、各级党委负责人，不要怕学生，不要怕工人，不要怕农民，不要怕群众，要放下架子站到学生中去，到群众中去，同他们商量问题，坚决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北京有些负责同志这样做了，效果很好。

9月13日晚，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14）或后天（15）上午10时或下午5时，在天安门开70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请你主持，我不去了。”

9月14日，毛泽东在周恩来、李富春以中共中央名义主持制定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上作了批示。

这两个文件是在9月8日制定的，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在政治局讨论一次。毛泽东批示道：

“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9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找贺龙谈话，他先把吴法宪的揭发信拿给贺龙看。

原来，林彪认为贺龙是他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因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要整贺龙。他指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给毛泽东写信告状，说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要篡党夺权”。还说许光达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

据吴法宪在几十年后回忆说：“贺龙走到哪里，都带着枪。他手里的武器是可以带进毛主席的住地的。我听林彪就说过：‘和贺龙谈话，是随时准备冒风险的，谁知道什么时候他突然会拔出枪来给你几下子呢？他可是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军阀出身的元帅，一个他，另一个彭德怀，将军里面加上许世友，都是这类土匪。你们不要以为他们有什么水平，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连一个普通连长的水平都没有，连什么是政治都不一定懂，就是凭着他们的老资格吃饭。这怎么行呢？’”

再说贺龙指着吴法宪的揭发信对毛泽东说：

“主席，你看……”

毛泽东笑着说：

“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讲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人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贺龙问毛泽东：

“那我去找吴法宪谈一下吧？”

毛泽东说：

“有什么好谈的？你不能找他们，不能承认上面的事情，我当你的‘保皇派’。”

9月14日晚，毛泽东在刘少奇呈报的检讨草稿《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检讨提纲》上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情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一些，请酌定。

毛泽东

9月15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第三次接见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小将，大会由康生主持。

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仍沿用第二次接见的方法。

下午5时15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

有3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6时许，康生宣布大会开始。

林彪代表毛泽东、党中央讲了话，他说：

“红卫兵战士们，革命的同学们，你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周恩来也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尔后，毛泽东开始检阅通过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队伍。

9月16日，康生看了刘少奇所写的《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检讨提纲（草案）》及毛泽东的批示，立即就刘少奇揭发他和中央曾经同意在北京监狱中那些被关押者履行手续出狱的问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绝密信件。立时牵出了一桩惊天动地的六十一人大叛徒案。他在信中是这样写的：

“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有些人本来就已经或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

这就叫：借石打鸟，鸟飞蛋打；见招拆招，一剑封喉。

9月19日，毛泽东召见了贺龙，就吴法宪揭发他那封信一事，告诉贺龙说：

“问题解决了，没事了。”

可是没多久，林彪一伙又煽动人到处张贴“打倒贺龙”的标语和大字报，还抄了贺龙的家。

有一次，林彪当面对贺龙说：

“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贺龙根本不买林彪的账，回敬道：

“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

周恩来为保护贺龙，把他转移到京西山区一个秘密地方居住，让贺龙在这里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

9月25日，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说：

“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究竟谁来接呢？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40年的革命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最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能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二三十年是没有问题的。有了毛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

1966年10月1日，150万首都和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大会，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代表。

上午10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民主人士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历史学家范文澜、著名科学家茅以升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张治中、李宗仁也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张治中、李宗仁被安排在毛泽东右边的位置上；李宗仁与毛泽东仅隔着两个人。

前文已经说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为了防止张治中、李宗仁等人受到冲击，专门指示周恩来将他们保护起来；李宗仁则送到解放军一家医院里疗养。

且说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周恩来也发表了讲话。尔后，毛泽东开始检阅红卫兵队伍。

毛泽东和张治中已经有相当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他走到张治中身边，与张治中握手寒暄，又问道：

“红卫兵到你家去了没有？”

张治中说：

“去了。”

原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张治中刚从北戴河回到家不到两小时，一群红卫兵就到了他家里，楼上楼下翻箱倒柜的不知搜寻什么。张治中质问领头的红卫兵：
“你们凭什么来抄家？”

那个红卫兵头目气势汹汹地反问道：

“你是什么人？敢来阻拦？”

张治中也没好气地回答：

“我是什么人，你们去问毛主席好了。”

那人一听此话，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只好说：

“你等着瞧。”

他马上带着人撤走了，一连好久再没见什么动静。后来，张治中才知道，是毛泽东让周恩来采取了保护民主人士的措施；周恩来还让民主人士家里的工作人员，也戴上红卫兵袖章，以防来人滋事。

毛泽东听了张治中的叙述，惊讶地说：

“啊！你既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的当权派，他们到你家去干吗？”

张治中听了毛泽东的话，心里很高兴。

毛泽东又走到阿沛·阿旺晋美跟前，与他握手问好。阿沛·阿旺晋美是由周恩来于9月29日派飞机接回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毛泽东打量着阿沛·阿旺晋美，又问道：

“你的身体怎么样？”

阿沛·阿旺晋美身边没有带翻译，他还听不大懂汉语。所以，就未能和毛泽东过多交谈。

尔后，毛泽东向李宗仁走过来，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道：

“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说着，手挽李宗仁请他到休息室喝茶。到了休息室，毛泽东按着李宗仁的肩膀坐在沙发的上位，李宗仁推辞说：

“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在上位呢！”

毛泽东说：

“你比我年岁大，是老大哥，应该坐在这里。”

事后，李宗仁将毛泽东与他的谈话内容告诉了秘书尹冰彦。现将尹冰彦的记述抄录如下，谨供读者诸君参考：

“坐下之后，毛主席点起香烟，边吸边说群众是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那就不能完全依靠个人的想法去做。毛主席说火头是他自己烧起来的，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这火还要烧一个时期。接着毛主席问李宗仁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希望李宗仁坦率谈谈。

李宗仁很谦虚地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领袖，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魄力来发动这场革命。目前虽然稍乱一点，但是为了子孙后世着想是有很大代价的。’

李宗仁又把北伐时期，在武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一段谈话讲了一遍——当时革命军打到了长江中下游，攻克了武汉重镇和南京，由于革命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李宗仁由南京到了武汉进行调处，在他会见鲍罗廷的时候，除了对革命形势作了分析外，鲍罗廷说革命就是和妇女分娩一样，为了生儿育女，就难免这一时之苦，受了这个痛苦就换来了将来有子女的幸福。李宗仁对鲍罗廷说：‘痛苦对产妇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一个助产就要尽可能减少她的痛苦。’李宗仁用这段话来比喻‘文化大革命’，他的意思是说当前的乱是为了未来的治，做为领导人要尽可能缩小这乱的范围和程度。

毛主席认为李宗仁的话很对，并且表示他正在做这个制乱的工作。并说明当前的问题很多，要一件一件去解决。譬如红卫兵小将们给各民主党派下‘哀的美敦书’，勒令限期取消组织，这是不可以的；听说他们砸烂政协，要彻底毁灭统一战线，这更是不对的。接着，毛主席把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贡献，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对李宗仁作了说明。最后，毛主席明确地说民主党派不能取消，这要对红卫兵说清楚，有些人可能听不进去，但这要好好地做工作，说服教育他们。

毛主席讲完了问李宗仁说：‘李先生，你的看法怎么样？’

李宗仁急忙连声说：‘毛主席英明高见，我从前根本不晓得这些道理，今天算是顿开茅塞。’”

毛泽东和李宗仁走出休息室，继续检阅红卫兵队伍。几位记者走了上来，毛泽东紧紧握着李宗仁的手，让摄影师拍照留念。

尔后，毛泽东向站在城楼东头的范文澜走去，握着范文澜的手大声说：

“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

是日晚，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

7点多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大会堂西门外登车出发。当毛泽东的车到达南长街南口时，被红卫兵拦住了，一窝蜂似的涌上来，都争着要看毛泽东，毛泽东的车一停，后面的车队全堵住了，顷刻间被包围在人海之中。林彪下车高喊：

“我是国防部长，让我们的车到天安门参加晚会。”

无论林彪怎样喊都不管用，要看毛泽东的人洪水般地拥过来了，毛泽东被挤伤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就在这十分危险的关头，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带领警卫团的部队赶到了，北京卫戍区的机动部队也赶到了，两支部队硬是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车队安全地驶进天安门。

焰火晚会开始后，毛泽东边看烟火边指着广场上的学生，对在他身边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说：

“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做对。”

焰火晚会结束后，天已经很晚了，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大部分都走了，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和文革小组成员们。毛泽东对大家说：

“形势很好，阻力很大。现在还看不清楚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毛泽东最后一句话，使大家吃了一惊。毛泽东提议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欲知毛泽东此后有何重大举措，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1966年8月29日美国人阳早、史克、寒春、汤反帝在北京写出的一张大字报，强烈地反对像他们一样在中国的革命者享有“五无二有”的特殊待遇（五无：没有体力劳动；没有思想改造；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二有：有特别高的生活待遇；有各方面的特殊化）；1966年8月30日维也纳奥地利《红旗》派同志来信赞扬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批评中国“驻维也纳的商务代表的突出的资产阶级举止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毛泽东相关的两个批示，很值得一读。那些外国人有这么高的政治水平和革命觉悟，不是要比中共内部那些老的、新一代的权贵们更值得赞许的吗？

第7章 1966年10月2日—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

话说1966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社论中写道：

“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这篇社论起草人之一的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关于社论中第一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概念的背景和过程，是这样说的：

“（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1966年8月到9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林彪讲话主要起草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门也讲了。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车看焰火时，张春桥向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语法上讲不通’，建议还是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语录’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为毛主席这一天发表的指示，是有根据的。毛主席在定这个口径时，总理不在他身边，不知道。”

关于《人民日报》报道10月1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所发的照片，世人一直流传的“换头术”确有其事。据《戚本禹回忆录》说：“陶铸对邓小平很有好感。1966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革命群众和红卫兵的时候，身边并没有邓小平。可在报纸上登出来的新闻照片上，陶铸却把在主席身边的陈毅的头去掉，换上邓小平的脑袋，造成邓小平出现在毛主席身边的假象，被人称为‘换头术’。这件事被新华社揭发出来了，拿到了中央的会议上。在怀仁堂开会的时候，我看到陈毅大发脾气，骂道，他妈的，龟儿子，日你祖宗，把我的脑袋都给割了！这时，陈伯达也不出来劝，在那里吃吃地笑。总理说，这事就不要再闹了，纠正过来就是了。可照片已经印在报上了，怎么纠正？”

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根据林彪的意见，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中央在转发的批语中写道：“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工原原本本地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10月6日上午，全军军事院校师生10万人在工人体育场举行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陈毅、叶剑英和三总部及诸军兵种领导人到会，他们绕场一周，与师生们见面。

陈毅、叶剑英先后在动员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叶剑英在讲话中说：

“中央最近决定，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还应该指出的是，毛主席从1928年起经过38年的观察（林彪同志在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在毛主席身边），他在向毛主席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各方面是最好的。在党的领导中，特别是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是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岁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59岁，是领导中最年轻的。而且身体经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考和健康。目前，他是最优秀、最年轻、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全国、全世界宣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这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接着，叶剑英宣读了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10月7日，毛泽东的二姑家表侄贺凤生第二次来到北京，要见毛泽东。贺凤生一见到毛泽东就气鼓鼓地说：

“主席，听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是您亲自点燃的？”

“怎么啦？”

毛泽东惊奇地问道。贺凤生说：

“下面又在骂娘呢。如今硬是乱套了。”

他端起茶杯一仰脖子喝了个精光。毛泽东见他这个样子，笑了，说：

“你贺凤生还是那样敢讲真话，还是那样可爱。慢慢说。”

贺凤生说：

“现在红卫兵到处破四旧、立四新，破得真叫人心痛。老祖宗积攒下来的一些古董全当四旧破坏了，毁了好多值钱的东西。接新娘子的花轿砸碎了，凌波床也打烂了，龙凤呈祥、百鸟朝凤的图案也打碎了，崭新的双凤朝阳的丝绸被面付之一炬。一床被面担把谷，种田人心痛啊。绣花鞋、裹脚布当四旧之物展览，雪花膏当作资产阶级生活用品扔了，太可惜了。不搞封建迷信是对的，问题是破四旧破过了头，行政命令打烂了人家的祖宗牌子，打烂了天地君亲师的神牌，换上毛主席像。下面开始把您老人家当活菩萨在敬，您晓得不。”

毛泽东笑着说：

“难怪我天天打喷嚏，原来是你们在骂我呀！”

贺凤生接着说：

“从社教以后，好多人学会了整人。如今不当官的也跑不脱。隆庆大队有个社员，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买了一张毛主席像，想挂在堂屋里，不知怎么弄破了。有人一检举，就成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红卫兵给他戴了高帽子。”

“啊？竟有这样的事？”

“这还不算。最有趣、最可怕的是背语录。如今看病的背‘救死扶伤’，吃饭的背‘勤俭节约’。有的人甚至连吵架都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文质彬彬’。”

“对此你持什么态度呢？你贺凤生背得出好多语录呢？”

“我是程咬金明人不做暗事，不瞒您老人家说，我宁愿去耕几亩地，也不愿去背语录。好多字我不认识，我只喜欢‘为人民服务’这一条。”

毛泽东闻言笑了，他点燃了一支烟，严肃地解释说：

“文化大革命是中央会议通过的，原来只想冲一下少数干部的官气，想不到影响这么大。中央是要采取措施的，任何党政，任何个人，都可能在工作中犯错误，中央也一样，也可能犯错误，犯了错误就应该改正。你们那里动不动戴高帽子肯定是不妥的。这些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哪怕是我和周总理下去，不碰上你贺凤生，怕没有敢向我提供这么真实的情况。你贺凤生比1961年那次来又进步多了。”

贺凤生问：

“我回去以后该干什么呢？”

毛泽东说：

“你要多学习，要多读书，多为党的事业担重担。”

贺凤生说：

“我一定要多学习，多读毛主席的书。”

“你也学会了拍马屁。不是多读我的书，要多读马列的书。我最讨厌人拍马屁了。我看，你还要当几年支部书记。”

贺凤生现在担任着生产大队长，毛泽东因有是说。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前，贺凤生成为湖南省革委会常委、岳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地委四人核心小组成员、华容县革委会副主任。他曾经说过：“我这个人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是脾气可不小。但凭良心说，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我丝毫没有因我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亲戚而沾沾自喜，也不想打着他老人家的旗号去求得什么特殊照顾。我对党和人民是忠诚老实的，我从没有借用毛主席的牌子害过人，而总是想方设法为群众做点事。”就这样一位“想方设法为群众做点事”的“忠诚老实”人，在毛泽东逝世后也被一撸到底，退居二线时挂衔一个钱粮湖农场副场长，所值得庆幸的只是他还没有遭受过牢狱之灾。

且说10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大区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各部委负责人。

10月13日，毛泽东对下一次如何接见外地来京串联的革命师生问题，作了批示，他写道：

“下次接见，采取阅兵式的办法，不管多少人，解放军要统统包下来。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的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组成班、排、连、营、团、师，编好后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学习编队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法，每个人都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使外地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经过训练，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到全国去。”

10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指示，要求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按《十六条》、《前十条》和《二十三条》进行。

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题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主要内容如下：

一、形势大好。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了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宣告失败。大好的形势是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8月18日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三次接见群众和国庆检阅规模之盛，在国内外罕见。毛主席与群众在一起，说明他总是信任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的幸福，我们要向他学习、再学习。两个多月以来，自从《决定》发表以来，广大的群众得到了战斗的思想武器。运动更深入、更发展。

文化大革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推向更大的高潮，伟大的红卫兵运动推动中外，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文化大革命比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来得汹涌澎湃，是国际上更深入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它引起了帝、修的恐惧，庸人为之目瞪口呆。

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并未全部消失。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说：“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实行……”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

《十六》条纠正了前一阶段的错误路线。但错误路线又以另外的形式出现，斗争很尖锐，很复杂。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有些人不执行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亦即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因为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同部分未改造的同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头彻尾的不相容。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是叫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但错误路线的某些代表人物却反对，他们搬来国民党的“训政”来对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比做诸葛亮，把运动引向相反的道路上，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文化大革命”。

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在某种运动中用得适当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领导人把工作组强加于群众，不过是为了强行推行路线罢了。工作组撤了，但有些反毛泽东思想路线的人，仍用各种办法推行他们的路线，如违反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推荐出一个他们理想的“筹委会”、“革委会”……，甚至当各地大量革命师生来京见毛主席，也有一部分人跟着来“串联”，企图打击来京革命师生。9月25日，我同文革一些同志接待一批来京师生，我曾有个建议：如高干子弟在各校、各单位文革中占有领导地位，最好让给工农兵、普通干部子弟担任。高干子弟把持领导地位是不利的，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业和他们自己都无好处，但如高干子弟有的的确很好，群众选他，我也不反对，但调查材料说，有人听了我的话，很快就采取对付措施了。他们说：中央有指示，高干子女不做红卫兵领导，于是辞去职务，指定了“立场最坚定”的人来担任。花样是很多的，有些同志对于这些花样津津乐道。

毛主席8月7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说：中央及省市有些同志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把无产阶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压制群众，施行白色恐怖，还自以为得意。有人仍不听毛主席的话，置之不理，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这是资产阶级本能地在他们头脑、行动中起作用。

毛主席在解放前夕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历史的阶级斗争的确如此，被敌人威胁利诱，潜移默化，站到敌人一边，先进的变为落后，落后的变为先进，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地表现出来。我们有些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做官当老爷，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得一干二净，毛主席批评的官、暮、娇、骄四气他们全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能让群众触动他们的缺德（不是缺点，是缺德），而是只想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动员一批群众保他们自己。四川南充一个妇女的话应当读一读，我引她一句话。她对两个街道干部说：“如果这两个学生都搞反革命，地委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在学校受党的教育的，出这么多的反革命，地委就有问题了。”这位普通妇女的话是何等中肯，何等尖锐，何等深刻！一位退休老工人说：“革命的地委还要我们去保？又不是国民党的地委，又不是旧政府，为什么怕群众？”这位普通工人把问题分析得多么明白，简直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通者！比某些干部不知高明多少倍。事实是摆着的，两条路线还在斗争，还在继续，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8月8日通过了《决定》，不过12天，有个大学的文革委员会就跳出来，提出了对抗纲领（指谭立夫关于血统论的“讲演”。谭立夫，本传第五卷中提到的谭正文的儿子，北京工业大学学生——笔者注），而且印发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决定》不感兴趣，对他的纲领却为之印刷、广播，不亦乐乎。另一高干子弟竟称赞说：“这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高干子弟中有许多好的，较好的，他们可能成为革命的接班人。有些却要走修正主义的路。不分析，不一分为二，只醉心于高干子弟专权，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要用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去培养接班人。为什么高干子弟要专权？因为他们血统高贵吗？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给我写信，尖锐地提出问题：《十六条》之前，是否全国凡派工作组的地方都犯了路线错误？十一中全会后，各地对待大串联，多数、少数关系上，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是否要承认都是反动路线？这实质是一个认识、估价问题。我的看法：

1、路线问题要分开看。一种是提出的，一种是执行的。提出的某些代表人物，他们要负主要责任。

2、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错误路线有其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相当一批世界观未改造好的糊涂人。

3、派大量工作组镇压群众是路线错误，没有派工作组，但也镇压革命学生，同样也是路线错误。当然，有自觉执行的（少数）和不自觉执行的（大量）之分，有轻重之分，有及时改正错误和仍然坚持错误之分。

4、区别改正和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承认了执行的是一条反动的错误路线，认真为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并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

5、不肯彻底批判错误路线，就不可能认真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即毛泽东思想路线。

6、因此，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后，还用各种形式在各种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如对待大串联，少数多数问题，仍挑动工农群众、机关干部同学生冲突等等，归根结底，都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7、压制群众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不是说凡是执行反动路线的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要自己能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那就不仅可能是二、三类干部，还可能是一类。以前定为一类，犯了这个错误，也必须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8、对一般同志来说，他们错误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但大家都要有高度警惕。无论何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他们只要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会滑到同党对立的道路上去。文化大革命是对每个人的严峻考验，现在仍在考验着每个人。

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无所畏惧。《十六条》也说要“敢”字当头……有些同志直到现在仍是怕字当头，有人甚至怕得很厉害，很古怪，而且越发花样多。怕字派说：“群众乱起来了不讲道理，不守规矩，闹得很糟，把习惯秩序打乱，使事情不好办。”又说：“文化大革命妨碍生产，一闹，生产就不好进行，计划无法保证。”又说：“文化大革命会给反革命钻空子，右派闹翻天，闹得厉害得很。如：‘不安分’、‘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蛮人’等等。他们给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加了不少头衔。于是怕群众、怕大民主就有理由了，在群众中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从好的方面说，有的想做维持现状派，但有一种人越走越远，就只能为自己垮台创造条件。历史上从怕群众到反对群众，从怕革命到反对革命者不少。希望他们不要再蹈覆辙。

有些人口头上讲并不怕群众，不怕发动群众，但是叶公好龙，见了真龙，六神无主。毛主席这故事已讲了40年，难道还不引以为戒吗？德国进步诗人海涅，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但是怕共产主义革命。他说：“未来是无产阶级的，我是以忧虑的心情说这些话的。”从海涅看来，一旦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到来，无产阶级掌权，他喜欢的艺术品会毁坏，他的诗也会毁灭。列宁说：“海涅是个无知者，他认识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还将保留人类文化的精华，并创造出资产阶级望尘莫及的极其辉煌的新文化。”

冒昧地说：有些同志担心的恐怕比海涅更甚些，如怕丢乌纱帽，怕失尊严等，于是就同群众，同无产阶级大革命抵触起来了。他们挑动工农、干部斗学生，标榜自己是受到多数拥护，他们主持的机关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把别人打成反革命也在所不惜。他们组织围攻，却说：“这不过是辩论会。”围攻，辩论其界限是什么？其实只要我们屁股坐到群众一边，站到群众中去，这个问题是可以懂的。如果只在怎样对待群众上打主意，谁也不能代替回答这个问题。对待革命串联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让全国学生大串联，是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形式之一。他们在串联的革命熔炉中受锻炼，辩明是非，熟悉群众和斗争，革命的意义深远。把全国文化大革命连成一片，并可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串联是最大最好的学校。可以提倡步行，让他们演习长征。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大串联走来的同学可能成为有用的人，如果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的人，难道会成为可靠的接班人吗？

“串联妨碍生产？”今年农业形势大好，工业以高速度上升，粮棉大增产，棉花可达500万担，粮食21400万吨，工业产值较去年同期增长26%。中央提议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不乘火车、汽车，一定会有很多学生这样做。毛主席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毛主席支持大串联，并且大推广。红卫兵刚露苗，而且还在受摧残，谁支持了呢？是我们伟大的统帅，7月31日他就写信给清华红卫兵说：“我表示热烈支持。”星火燎原，几个月，毛主席高瞻远瞩，一小批红卫兵发展成为广大队伍，牛鬼蛇神为之丧胆，一些怕革命的人也惶惶不安，心想，最好取缔，至少也纳入我们的轨道。红卫兵做了不少事情，提出了不少的倡议，大家都要研究，能做到的一定实行，战果必须开展览会，用事实教育群众：“造反有理”。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在看了红卫兵后断论，两个多月的历史，已成为七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永久的组织，大概会影响中国人的政治和生活。还说：“如果西方世界和苏修集团，认为这种狂热只是流氓行为或短暂热情，那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危险的。”敌人的观察比我们的一些同志还深刻得多，值得我们好好想想。本是我们祖国的事，为什么会使敌人感到危险呢？现在已经不是闭关锁国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正在影响全世界，也更迅速，更高地促进国内的革命化。什么地方、什么单位、认真而不马虎地抓革命促生产，就可以大大促进生产积极性和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新飞跃，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此段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一些文字，是在毛泽东10月24日晚批示后，由陈伯达加写的。毛泽东的批示见后——笔者注）。

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在各个革命时期，革命的力量和对象是有变化的，但毛主席的阶级路线永远适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持阶级路线，善于发现不带括号的左派队伍，争取许多摇摆不定的，可东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资产阶级右派，揭露玩弄权术的两面派。有人企图用宗派主义代替党的阶级路线，把革命原则抛到九霄云外，不理会各种派别带有政治性、阶级性，用血统论代替阶级性，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各地流行一种“自来红”的谬论，宣传谬论的人利用一些青年学生天真地提出的一付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迷惑一些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反动的血统论。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地主阶级哲学，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唯心的，与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相对立的。毛主席和党是重视阶级成份出身的，同时反对唯成份论，人们都需要在斗争中长期考验自己，证实自己的世界观属于哪一个阶级。思想意识不是天生来的，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阶级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或者反映这一个阶级，或者反映那一个阶级。马列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来说是容易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工人阶级自发产生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按其社会地位曾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宁、斯大林以至于毛主席也是一样。但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各个时期的全部经验，创立和发展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引导工人阶级前进。有一些工人出身的并不一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如英国工党领导人成了反对工人阶级的工具，在苏联也有一批工人出身的……。现在学生接受“自来红”、“自来黑”，划分“红五类”、“黑五类”的观点，制造和散布这一观点的人，是要制造混乱，毒害青年，否认在革命前进中要不断改造，否认别人能够改造，自己不愿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不重视阶级出身是错误的，唯成份论，不重视政治表现也是错误的。这些观点必须批判，离开阶级分析去看多数和少数也是错误的。

毛主席在党内，曾长期处于少数地位，却恰恰代表广大人民、马列主义，代表真理，而那些自以为正确的人都失败了，被群众抛弃了。不作阶级分析，处在超然地位，既不支持多数，也不支持少数，这是不行的，是虚伪的，不偏不倚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无产阶级在历史上代表最广大的人民，最伟大的阶级。毛主席7月3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指出：我们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按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全人类，否则自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毛主席又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防止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他把关门主义策略叫做孤家寡人主义，单兵独马的策略。无产阶级相反，是要招收广大人马，好把敌人包围消灭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遵循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孤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取得一个个胜利。

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这一次的安排与往常不同：毛泽东不上天安门城楼，而是乘坐敞篷车从天安门广场开始，向东沿着东长安街等大街，从八王坟到公主坟，沿北城行车10公里，再到天安门广场，行程25公里，一路上与排成长龙似的队形的红卫兵们直接见面。

早在17日夜里12点开始，人们就纷纷涌上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准备迎接幸福时刻的到来。

4点多钟的和平里，人群已经汇集成海洋。被接见者的队伍，按计划走进各自地段坐下，在解放军战士的带领下，学习《毛主席语录》，高唱革命歌曲。

中午12时45分，由宣传车开道，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发，开始广播接见《通知》。12时50分，《东方红》乐曲响彻广场上空，接见开始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各乘一辆敞篷吉普车，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6辆敞篷吉普车，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发，在12辆敞篷警卫车的引导护卫下，首先接见广场上的红卫兵，尔后沿着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缓缓驶进。

下午1点，广播里报告说：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到了大北窑，已经到了东直门……”

“毛主席来了！”“是毛主席来了！”

人群中不断地发出欢呼声。

1点20分，毛泽东乘着敞篷车来到了人们眼前。只见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站立在敞篷车上，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道路两旁的群众，手挥《毛主席语录》，呼声震天。人们的秩序好极了。红卫兵和很多群众都热泪盈眶。毛泽东的车子已经过去了，人们还是不愿意离去。

红卫兵都按广播《通知》的要求，在原地、原位有准备地、秩序井然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接见。直到晚上，那些被毛泽东接见过的人们在返回途中，还都相互招手致意，他们纷纷高呼：“战友们再见！”

夜幕降临了，一些外地的红卫兵还汇集在天安门前，对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凝望。有的人临走时还幸福地喊着：“毛主席再见！”

10月22日，毛泽东在邓小平呈送的检讨稿上批示道：

小平同志：

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9页第1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毛泽东

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先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检讨。

刘少奇在检讨中说：

“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50多天中，我在指导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非法做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邓小平在检讨中说：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10月16日的讲话。这次会议深入地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50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代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6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地表现了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地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50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又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6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50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的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後，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得到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1962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1962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1964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後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及时向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再说毛泽东在10月2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了一线、二线的问题。他说：

“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邓小平。他说：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是说他很有能力吗？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是对书记处讲的，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欲知毛泽东此后还有什么重要论述，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1966年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的讲话，和邓小平10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检讨，都是研究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要史料。前者是代表党中央、代表毛泽东的，后者是邓小平为了自保、从而达到他和刘少奇所说的“大不了混战一场，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最后还不知道鹿死谁手”的目的（见第5章中），而说出的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因此，笔者不吝笔墨，立此存照，以供后人鉴赏。

第8章 1966年10月24日—

“我现在接见几百万青年人，将来在这里面是会出人才的，会继承我们的事业。我见到了孙中山，记了一辈子，至今不忘。他们见到了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会去研究我的。”

话说1966年10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插话说：

“你们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承认了还能工作吗？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有什么可怕呢？你们看了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伍修权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应先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

说罢，他问刘澜涛：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

刘澜涛回答说：

“回去看看再说。”

“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的。”

毛泽东转向周恩来，问会议的情况。周恩来说：

“会议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毛泽东又问李井泉：

“廖志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笔者注）怎么样？”

李井泉回答说：

“开始不大通，后一段较好。”

毛泽东说：

“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28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17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他点燃一支烟，问李先念：

“你们今天开得怎样？”

李先念说：

“财经学院说他们要开声讨会。我要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毛泽东说：

“你明天还去检查，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明天我要出国。”

“你要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不足。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陶铸插话说：

“大权旁落。”

毛泽东说：

“这是我有意大权旁落。现在到处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一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1959年8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1962年，四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忽然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四个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1938年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新四军皖南事变、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1953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王、李没改。”

周恩来插话说：

“李立三思想上没有改。”

毛泽东继续说：

“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其涵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了。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人还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

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想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去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1949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都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样纪念呢？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

康生插话说：

“‘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毛泽东说：

“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志们的思想，把会议开好。上海找个安静的地方开会。学生闹就让他们闹去。我们开了17天会，有好处，像林彪同志讲的，要向他们做好思想工作。斯大林在1936年讲阶级斗争熄灭论了，1939年又搞肃反，还不是阶级斗争？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

聂荣臻插话说：

“这个人很懒。”

毛泽东继续说：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的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薄一波、何长工、汪锋，还有一个李范五。真正四类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来插话说：

“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

毛泽东说：

“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五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毛泽东所说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大字报，是指刘建勋于8月19日在郑州大学宣读的致郑州大学全体革命师生员工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明确地表明了他支持郑州大学党言川等学生少数派的革命行动的态度。毛泽东接着问道：

“聂元梓现在怎么样？”

康生说：

“还是要保。”

李先念说：

“所有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要保护。”

“对！”

毛泽东说。周恩来在谈到大串联问题时说：需要有准备地进行。毛泽东说：

“要什么准备，走到哪里没饭吃？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天津万晓塘死了（万晓塘于9月16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有人故意谣传他是“服安眠药自杀身亡”——笔者注）以后，开了50万人的追悼会，他们也认为这是大好形势，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是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10月24日晚，毛泽东对陈伯达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作了批示，他写道：

即送陈伯达同志，该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册子，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最少有一本。

毛泽东10月24日23时

10月25日，毛泽东在《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写道：

“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抔黄土，而你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战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10月25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一个是文化革命应该怎么搞法。也就是说，要不要搞文化革命，怎么样搞文化革命。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我着重讲文化革命的必要性。

这个会开了17天了，开得很好。这个会从头到尾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个会实际上是十一中全会的继续，是进一步搞清楚两条路线的问题。

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的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原来是准备搞三天，以后搞七天，现在搞两个多星期。越开，情况也就越清楚，思想也就越清楚，就更能够掌握毛主席的路线，把这条路线坚持下去。所以，这是很必要的一个会。

两头的劲头大，一头是毛主席的领导，一头是群众。广大群众轰轰烈烈，从学校到社会，从文化的领域影响到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各方面，收获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收获。党内揪出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搞臭了很多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还挖出很多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破获了很多反革命案件，搞出了很多武器、电台、黄金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思想上，确实是触及了人们的灵魂。大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这是一个深刻的大革命，社会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变化。毛主席的思想在这次运动中得到很大的宣传，很大的普及，深入人心，对整个社会的教育，对青少年的教育，都是很大的。经过这次运动，不少青少年可能培养成为革命的可靠的接班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社会生产，并没有如某些同志所担心的，要受破坏。恰恰相反，生产还是增加。按理，文化革命是应该促进生产的，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得到证明。

这个运动在世界上树立了史无前例的榜样。对于反对修正主义，中国这种做法很有示范的作用。”

10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17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9、10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6月、7月、8月、9月，现在10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28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1921年起到1949年，21、31、41到1949年，28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28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17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自从去年11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11月、12月，今年1月、2月、3月、4月、5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5月16，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历史，讲一线、二线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28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吧！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150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17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10月25日晚上，华灯高照，长安街上行驶着几辆红旗轿车。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驱车赶到钓鱼台，向毛泽东汇报有关两弹结合试验的准备情况。

毛泽东在他们的汇报中，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他对靶场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感到十分满意，说道：

“古今中外，前所未有啊！”

他又问聂荣臻：

“还是你去现场主持发射吗？”

聂荣臻说：

“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就坐飞机去。”

“好，你是一贯打胜仗的，常胜将军嘛。”毛泽东说着笑了起来，他又说：“不过，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这次让你去要准备打败仗。打了败仗也不要紧，搞试验嘛，哪有不冒风险的。”

10月2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经过毛泽东审阅的题目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他说：

“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当官做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

“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

陈伯达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

10月27日，钱学森协助聂荣臻现场指挥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9时，核导弹起飞，9时9分，经894千米的飞行，核弹头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的靶区上空569米的预定高度爆炸，爆炸威力为1.2万吨梯恩梯当量。

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国家在本国国土上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两弹结合”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能用于实战的核导弹。到这一年为止，中国一共爆炸了5颗原子弹。

10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顺利结束。

陶铸在会后曾说他是在毛泽东的司令部里工作的，还说他自己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人将这个话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听了，连声说：

“他讲这些话也不害臊！他算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家！”

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

1966年11月3日，是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日子。

此前，河南省南阳地区的红卫兵代表团1000多人，分乘几十辆插满红旗的大卡车，一路笑声一路歌，奔赴许昌火车站，在那里换乘火车，向着北京飞驰。他们在丰台火车站改乘大卡车，不久，便欢天喜地进入了首都北京。当他们路过长安大街首次望见巍峨的天安门城楼时，东方天际已经呈现出了一抹红霞。煤炭科学研究院招待所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的这一批客人。这些出身于农村和小城镇的红卫兵小将们，感受到了无比的荣幸和温暖。

11月3日一大早，河南省代表团的红卫兵们拿着分发的面包和水果，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天安门广场出发了。他们一到东长安街事先划定的位置上，就被广场上人的海洋、旗的海洋、歌的海洋感染了，大家无比兴奋地放开喉咙，唱起了那最熟悉的旋律——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上午近11时许，高音喇叭里突然传来了一个女播音员那清脆激越的声音：

“毛主席来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广场上立刻响起了一阵阵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泽东在城楼上同其他领导人一一打招呼，还特意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问候了他夫人和孩子们的情况。刘少奇作了回答，并向毛泽东表示：

“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

毛泽东说：

“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林彪代表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地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进行这样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实行这样的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削弱，就会变质，资本主义就要采用各种形式复辟，剥削阶级就会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

这样的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在群众中，在群众相互之间，也完全必须实行。在群众之间没有这样的大民主，不善于互相商量，不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不善于摆事实讲道理，不善于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样，就不可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可能达到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教，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目的，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行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时刻终于到了，河南省代表团的红卫兵有幸作为距离天安门最近的第一路纵队，欢呼着由东向西挺进，来到金水桥边，非常清晰地仰视着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只见他老人家身着绿军装，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微笑着向广场上的人们挥手致意。林彪站在他的身边，手举《毛主席语录》，来回舞动着。周恩来站在毛泽东的另一边，满面笑容。江青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她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又从那一端走到这一端，显得非常兴奋。刘少奇则面无表情地站在后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间。

看着亲切而又慈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人们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谁也不想再往前走了，跳着，欢呼着，泪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流淌。突然，毛泽东将右手一挥，高喊了一声：“人民万岁！”老人家的呼声，像一道召集令，前边已经走过去的队伍又折转了回来，后边的队伍也拥了上去。

“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领袖的声音和百万红卫兵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这一首震撼人心的交响乐，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久久回响着……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休息的时候，“我就对主席说，你已经那么多次接见红卫兵了。现在天气也转冷了，是不是可以暂停下来了。主席听后说，他年轻时候，在广州见过孙中山，那情景使他终生难忘。他觉得孙中山是个很谦虚的人。后来孙中山对他很重视，很信任，安排他当了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委和代理宣传部长。他对孙中山也很尊重，说他这辈子做事情都要对得起孙中山。他又说，列宁去世得过早，在苏联的青年人中见到过列宁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见到他，将来好继承老一辈的事业，革命到底。他说，接见那么多的红卫兵，不能休息，一天下来，确实很累，回去后躺在床上脚还痛。但是我还是要接见。我们将来的希望就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他们中间能出人才，我们的事业靠他们继承了。我说，他们都还是些小孩子。他说，对了，我们今天的事业不都是靠当年的那些小孩子干的吗？我现在接见几百万青年人，将来在这里面是会出人才的，会继承我们的事业。他还说，我见到了孙中山，记了一辈子，至今不忘。他们见到了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会去研究我的。主席说得很诚恳，我们听了都很感动。”

11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参加会见的有林彪和周恩来。黎笋在谈话中说，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所给予的巨大援助。毛泽东重申，中国将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11月9日，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的前一天，不少人对周恩来安排的场面有些担心，叶剑英也提出了安全问题。他说，要给毛泽东搞一套防弹服穿上。汪东兴表示反对。叶剑英还是坚持弄来了一套防弹服。汪东兴只好把它送到毛泽东的住地游泳池，他说：

“主席，我受叶剑英同志的委托，给你送这个防弹服。”

毛泽东摆摆手，意思是赶快拿走。他说：

“如果说你们怕群众，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人民群众不会搞我的，坏人想搞我也搞不了。”

11月10日上午10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第一批150万红卫兵。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接受毛泽东的检阅。这次检阅进行得非常缓慢，红卫兵为了多看一眼毛泽东，在走到金水桥前时，或是放慢脚步，或是打漩涡来回走。为引导红卫兵西进，毛泽东不断地沿着检阅台往西走，手挥军帽，示意他们不要在天安门前逗留。这种渐进式的接见，直到下午4时才结束。毛泽东在天安城楼上整整站了六个小时。

11月11日，毛泽东又进行了第七次的第二批接见。这次是把50万红卫兵安排在天安门广场（留出通道）及东、西长安街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乘九辆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

中午12时许，红卫兵队伍已全部进入指定位置，排列就坐于道路两侧。

下午1时许，北京卫戍区和市公安局联合检查小组的一辆敞篷吉普车从东向西缓缓行驶，检查路两侧红卫兵的队形情况，并用高音喇叭广播应注意事项。不久，又有一辆中央警卫局的敞篷吉普车从东向西检查了一次。

下午2点20分，中央警卫局的吉普车从西向东返回，车上播着东方红乐曲。吉普车后面相继有两辆满载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的大解放车。解放车后面是毛泽东的车队。毛泽东站在第一辆敞篷车上。他身材魁梧高大，穿着绿色军棉大衣，带着军单帽，红光满面，右手不停地挥动。第二辆车上是周恩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刘少奇站在第四辆车上，面孔黑瘦，无精打采。

红卫兵们看到毛泽东的车过来了，挽着胳膊站了起来，仍然保持着队形，欢声雷动。

毛泽东乘车到了天安门，稍事休息。他对一些负责人说：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尔后，他又在广场上近距离地检阅了红卫兵。

检阅开始了，毛泽东站在敞篷汽车上面对着红卫兵小将们，紧紧抓着麦克风，喊道：

“同志们万岁！”

第七次接见结束后，毛泽东问周恩来：

“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

周恩来回答说：

“你不接见他们，他们不走啊。”

毛泽东又问：

“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

周恩来说：

“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

他建议在11月25日接见150万，26日接见100万。两批接见均把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西郊机场，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乘九辆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毛泽东同意了，他说：

“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

11月12日，刘少奇出席了首都群众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他和一些朋友交谈的时候，还开了个玩笑，他说：

“将来我当个孙中山总可以了吧？”

有人马上将这话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哼”了一声说：

“我们这些人哪个能比上孙中山先生呢？他的功劳要比现在一些共产党人大得多。他是一个千秋永在的伟大人物。有些人呢，连根草都不如。”

这一段时间，刘少奇还多次对人说：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不参加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我决不过问了，怎么还会出现那么多问题呀？”

王光美也曾经对人说：

“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检查还是很满意的，是经过了主席批准和审查的，少奇一天到晚辛辛苦苦，一心一意地想把工作干好，却犯了错误。毛主席那时经常不管事情，中央的大事都需要少奇来决定。”

王光美还对一些工作人员说：

“就算我们过去有错误，现在也轮不到这样来对待我们呀。这样对待我们，还不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

11月13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要求来京人员迅速回原单位工作、学习、参加文化大革命。陈毅在讲话中说：

“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今天，陈老总在体育场给你们泼冷水。泼冷水有什么不好，有时热过了头，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我1927年参军，当解放军39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在斗争中，我不赞成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越高越好。”“作为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多大错误，做多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

徐向前在讲话中说：

“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叶剑英在讲话中说：

“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当圣经念。”

他还说：

“允许人家犯错误，更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有少数人，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件事我很愤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军人。”

1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听取张春桥关于处理上海“安亭事件”的汇报。

早在11月6日，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为首的上海11个工厂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在北京南下的“三司”红卫兵和上海的红卫兵帮助下，在“首都红卫兵驻上海联络站”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大约有10余万工人参加了大会。上海市委的曹荻秋请示陶铸后，对“工总司”的成立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方针。这一决定得到了正在养病的陈丕显的支持。上海市委的“三不”方针激怒了“工总司”，“工总司”认为这是上海市委故意“压制革命造反”。于是，王洪文、潘国平等造反派负责人在11月10日凌晨率领2000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离市中心30来公里的安亭车站，上海市委命令铁路局将其扣停在卸货场上。这天下午，愤怒的被困工人卧轨拦车抗议，要求中央、中央文革表态，承认和支持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安亭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开会讨论。陶铸主张坚决要把工人的这种‘不听话’的势头打下去。国务院负责工业的几个领导要把难题交给中央文革，有人还有点看中央文革笑话的味道，这从他们打来的电话中就感觉得到。京沪铁路当时是南北经济大动脉。其实当时上海工人并没有全线阻断铁路，但是他们拦车抗议影响了好些北上列车的班次，其中还有几趟国际列车。所以国务院管工业的同志的意思是，你们中央文革不是支持造反派嘛，出了那么大的事，你们去处理吧。如果我们处理不了，那么他们就可以到主席那里告中央文革的状了。”

周恩来主持的这次会议，决定由陈伯达出面处理“安亭事件”。

《戚本禹回忆录》说：陈伯达“先以中央的名义给华东局的韩哲一发了一份电报；后又起草发了一个给工人的电报。陈伯达在电报中虽然表示同情工人，但并没有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也没有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只是希望工人从大局出发，回去搞生产。”

陈伯达发完电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决定由张春桥去处理“安亭事件”。

《戚本禹回忆录》说：“张春桥一到上海就直接赶到了安亭车站现场，而没有先去上海市委。他先跟工人谈判，劝工人让开铁路，保证交通畅通。工人通情达理地让开了铁路。到11月12日，不到两天的时间，铁路交通就完全恢复正常。然后他又劝工人们回去，但工人们却坚持要张春桥答应，为他们在资反路线期间受到的冤屈平反，恢复他们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工人们还当着张春桥的面控诉了上海市委执行资反路线，镇压和迫害工人的事实。工人们的控诉使张春桥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但是，他并没有在安亭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只是坚持要工人们回上海去解决问题。但他向工人们承诺，不处理好这件事情，他决不回北京。”“张春桥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叫他不要有顾虑，怎么有利于工人，怎么有利于工人造反派的成长，你就怎么做。最后张春桥签字同意了上海‘工总司’提出的‘五点要求’，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张春桥回到北京以后，总理还表扬了他。总理当着我们的面对国务院负责生产的那些领导说，这事你们就处理不了。张春桥去，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在14日下午的会议上，张春桥向毛泽东汇报了处理安亭事件的经过。陶铸说：

“怎么可以先斩后奏？”

毛泽东在张春桥说到上海工人在一个布店里“借”了一批红布做造反队袖章的时候，就已经被感染了，待张春桥汇报完毕，便笑着说：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是官逼民反嘛！可以先斩后奏。”

他还说：

“总是先有事实，然后才有概念的。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这件事春桥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是应该根据现实改变过去的政策。过去限制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规定脱离了群众。”

毛泽东又指示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后来，陈伯达起草了一个经过中央文革小组讨论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

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针对红卫兵串联由徒步发展到乘车乘船的情况，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联。

这一天，经周恩来批准，一部分红卫兵按照部队连、排、班的编制，住进了中南海，由中央机关干部担任指导员，部队干部担任连长、排长、班长。很多人都是打地铺睡在走廊里。

据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在《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37年》一文记载：“源源不断拥入北京的红卫兵还是住不下，几百万青年学生的吃、住和安全都成了周总理要亲自过问的事儿。”“1966年11月16日，周总理批准红卫兵住进了中南海北区的紫光阁、武成殿和小礼堂等地方，机关的几个工作人员食堂也改为专为红卫兵做饭，我们只好都到警卫部队的食堂入伙。中南海开始接待红卫兵了。”“红卫兵住在中南海期间，周总理曾多次到他们的住处看望，有时他半夜回来也去那儿走一圈，碰上睡觉不老实的孩子还给掖掖被子。邓大姐也以中南海家属的身份去看过红卫兵。”

11月19日和21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带着戚本禹、关锋两次到陈小鲁任“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文革初期各学校的老红卫兵组织，也就是本传前面已经说过的，后来被造反派称为“老文革”。它与1968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各级三结合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有着本质的区别）主任的北京市八中，批评“西纠”建立非法关押校领导和教师的所谓“劳教所”是错误的。戚本禹训斥“西纠”说，“西纠是宪兵队”。陈伯达明确建议陈小鲁等人“解散西纠”，但“西纠”成员们没有听从劝告，拒绝解散。

11月22日，陶铸等人就余秋里、谷牧组织起草的与《十二条》（陈伯达起草）相对立的《工矿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向毛泽东进行汇报。毛泽东否定了《十五条》，提出了三点意见，他说：

“1、工矿企业还是要进行文化大革命。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1966年11月16日开始，中央召开全国工交座谈会。会议平时都是由陶铸主持的，总理参加时则由总理主持。余秋里、谷牧这些当时管国家经济的人、国务院各部部长、各省市管工业的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了会议。会上首先讨论了由陈伯达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这个文件是经过中央文革小组讨论的。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指出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最积极的因素，他们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有重大的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不可阻挡的。同时指出，当前的问题，是有些单位的负责人，错误地把文化革命运动跟生产对立起来，有的以抓生产为借口，来压制革命派，保护自己；有的则以不管生产，来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制造困难。这两种错误都是不顾大局，违背党的方针，严重违反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文件提出，工厂的工人群众可以建立文革组织，可以串联，可以与学生交流文革经验。但必须坚持‘八小时工作制’，文化革命必须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每天3至4小时，不得占用生产时间，同时又要让工人同志得到必要的休息。可是在陶铸的主持下，会议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参加会议的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很大。刘澜涛、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为了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竟大声喧哗，离席哄闹，说到最后许多人都站了起来。这样就在陶铸的主持下，由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人，草拟了一个与‘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工矿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要求：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分期分批，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连，坚持8小时生产。”“事情汇报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否定了《十五条》。他叫谷牧等带人先去几个大城市，去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然后再回来讨论。接下来的会议就由总理来主持了。总理让国务院和中央文革小组一起坐下来进行讨论，以陈伯达提出的《十二条》为基础，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经讨论后补充为十条。”

欲知工矿企业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上海的“安亭事件”是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性事件。由此，毛泽东指示陈伯达起草一份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正如毛泽东所说：“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没想到接下来围绕着这份文件的起草，又引发了一场斗争。可见文革的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这也正说明要想弄清楚文革中的大是大非，很有认真研究每一个细节的必要。

第9章 1966年11月—

“斯大林是73岁死的。他死了，资本主义就在苏联复辟了。社会主义堡垒被赫鲁晓夫们从内部攻破了。我现在还不会死，但将来，资本主义会不会在中国复辟呢？这就要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

话说在1966年11月23日，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日益深入开展之际，一份剑指刘少奇的访谈录《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与办案人员谈话记录》（这是2011年3月14日转贴文化散论的网文原题目）问世了。这是一份重要史料，特将其全文抄录如次：

问：“吴书记，你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了一辈子革命，红卫兵为什么说你反对毛主席，喊着要打倒你呢？”

吴：“我不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说过，吴芝圃是个好同志，只是爱讲假话。红卫兵打倒我，可能指的就是爱讲假话吧。”

问：“毛主席批评你爱讲假话，怎么回事？”

吴：“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河南省的五风刮得厉害，尤其是铺张浪费风。后来，就出现了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饿死了人，对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我是有责任的。毛主席批评我批评得对。可当时我也有苦衷。”

问：“苦衷？你当时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呀？”

吴：（摇了摇头）“1958年河南和全国一样，夏粮获得了好收成。可是，报纸上却出现了有的省份亩产上千斤、上万斤的报道。记得是7、8月份，刘少奇同我谈了话，大概意思是让我要跟上形势，各项工作不能落后，尤其是中央提出的各项生产指标更不能落后。河北省对各项生产指标落后的单位实行了拔白旗、背黑旗、对先进单位竖红旗的做法很见成效，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你们河南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么。之后，我的头脑开始膨胀了。受刘少奇的引导，便学着别的省份刮起了浮夸风。当时河南的情况你是了解的。”

问：“信阳地区饿死了人，是不是信阳地委有问题呢？”

吴：“信阳地委是有责任。文敏生省长也应该负责任。但，我应负主要责任。现在回想起来，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主要是由铺张浪费风造成的。1958年的大跃进使得全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可是，很多粮食都坏在了地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没想到1959年、1960年全国大面积连年遭受特大旱灾，农业严重欠收，仓库里没有粮食，能不饿死人吗？”

问：“我1958年曾回到农村，对铺张浪费风亲身做过调查，很多农民当时看着被毁掉的庄稼都掉泪了。现在看来，那时真是做了不少傻事。”

吴：“是呀。那时太冲动了，不该听风就是雨。”

问：“听风就是雨？怎么回事？”

吴：（深深地回忆了下）“大概是1958年9月上旬的一天，刘少奇再次和我谈话，他说今年全国夏粮获得了大丰收，白面、大米足够吃上两三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应该提高人民的生活，没必要再让老百姓吃杂粮了。如果河南的细粮不充足的话，可以从其他省份调拨么。苏联老大哥吃的是面包加土豆烧牛肉，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么。还说他1920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就喜欢上了吃面包，那时赫鲁晓夫是校长，对他特别偏爱，专门找来做面包的大师教会了他做面包等等。当年，在刘少奇的倡导下，全国各地都学苏联做起了面包。时隔不久，从河北开始，全国均出现了不重视秋粮的现象。受刘少奇谈话的影响，河南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刘少奇和我的这两次谈话，无形中起到了河南滋生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的作用。”

问：“集体食堂、大锅饭失败了。河南有人写了你的大字报。”

吴：“这个呀，全国都是刘少奇让搞的，与别人无关。河南省委、省政府是执行者。”

问：“……？”

吴：“在这次谈话之前，大概是1958年的4、5月份吧，刘少奇和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说苏联的集体食堂很值得推广，既省工、省时，又节约、卫生。他已请示了主席，这项工作由他亲自抓，正在向全国布置。并强调河南一定要在全国带个好头。之后，河南便合了大伙，吃起了大锅饭。”“后来，安徽的曾希圣、湖北的谭震林、山西的陶鲁茄，还有江苏、湖南的一些干部在一起碰面时，都说刘少奇也找他们谈过内容相似的话。这些，我都向中央写过书面汇报材料。”

问：“你的材料什么时间写的，交给了谁？毛主席看到了吗？”

吴：（想了想）“1959年初写过一份。据听说……，对，听刘子厚说这份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刘少奇助长五风的信，被刘少奇压了起来，毛主席没有看到这份材料。另一份是1962年元月1日，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写的。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大跃进中的失误和制定出新的政策。大会开了20多天。以省为单位分组讨论时河南省向中央递交了两份书面材料，一份是以河南省委、省政府写的，另一份是以我个人名义写的，实际上是我向中央作的一份检讨。材料上提到了刘少奇1958年和我的两次谈话，记得材料交给了大会秘书处。糟糕的是，后来又从刘子厚口中得知，这份材料被邓××（原文中并非“邓××”，是2011年转帖者怕引火上身不得已而改之。通读此文，便不难看出邓××就是邓小平，下同——笔者注）扣了起来，他交给了刘少奇。毛主席看到没有就不知道了。”

问：“对了，咱们河南有人写你的大字报，说你在七千人大会上私下和刘少奇谈过话，关于大跃进的问题站在刘、邓一边，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发难，是事实吗？”

吴：“不！大字报不完全正确。我没向毛主席、周总理发过难。可以说我吴芝圃一向对毛主席、周总理都是很崇敬的。”

问：“……？”

吴：“事情是这样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确实找我私下谈过话，直接不直接的意思是说当初周总理不应该提倡搞大跃进，周总理提倡搞大跃进是个人表现，想以此压他刘少奇。毛主席更不该支持周总理搞大跃进，把一些超越刘少奇权利的事让周总理去办。刘还说三面红旗提法过激，出了这么多问题。谁提倡搞的大跃进谁应该对问题负责。我们在第一线为他们干了那么多工作，不应该再承担责任挨棍子了。并说五风问题河南是重点省份，要我们河南深挖深究。刘少奇临走时还对我说，他1958年那两次关于大跃进和我的谈话收回，就当没说算了。”“对刘少奇这种说话前后矛盾、说了又否认的态度我都懵了。大会结束时，我向毛主席写了一封反映刘少奇态度的信，交给了胡乔木同志。”

问：“刚才你说了，1958年刘少奇找你那两次谈话，你还是以书面材料向中央捅了出来，当时刘少奇对你这种行为就没有什么反映吗？”

吴：“刘少奇并没有什么反映。不过，之后邓××找我谈了话。”

问：“邓××找你？什么意思？”

吴：“邓××说刘主席（刘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刘主席很快要主持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河南要全力配合好刘主席的工作。中央今后正需要人才，你吴芝圃尽力争取么。邓××找我谈过话后，我就意识到是刘少奇变着说法向我敲警钟，只不过他没有出面罢了。”

问：“当时你为什么信了刘少奇的话，使河南的工作受到那么大的影响呢？”

吴：“这话就不对了。刘少奇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后来又升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下级有啥理由不服从上级的？谁知道他当时是别有用心呢？还有，王任重在一次谈话中向我透露过，刘少奇正式成了党中央主席后，准备让邓××当国务院总理哩。当时谁都知道王任重同刘少奇接触的多，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问：“看来刘少奇、邓××早已组成了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不是子虚乌有哇！”

吴：“现在回想起来是这样。我再补充一句，刘子厚还向我说过，关于河北率先虚报粮食产量，拔白旗插黑旗的做法是刘少奇鼓励他们那样做的，并多次让他们向外省介绍经验。河南就是吃了这方面的大亏。我个人认为，刘少奇、邓××对大跃进中的瞎指挥风、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是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时他们二人在第一线工作，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布置的。”

问：“现在红卫兵喊着要打倒你，连你老家的人也不理解你，接受得了吗？”

吴：“毛主席不是说了么，吴芝圃是个好同志，有这句话就足够了。哈哈哈……。”

11月24日，中共中央复电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报告，电文中写道：

“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11月25日至26日，毛泽东一连两天接见了200多万红卫兵，这是他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

11月25日这一天，斯特朗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宏大场面。

毛泽东乘着敞篷车检阅了红卫兵队伍。汪东兴坐在司机旁边，杨成武和谢富治站在毛泽东身后两侧。

斯特朗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着红卫兵们向毛泽东、林彪挥舞红色《毛主席语录》，她一边看一边数着把受伤者运走的救护车，当数到第18辆时，她说：

“我累了，走吧。”

晚上，斯特朗再次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她见到了毛泽东，请毛泽东在她的《毛主席语录》本上签名，还关心地问毛泽东：

“你一定很累了吧？”

毛泽东说：

“不，我不累。”

说罢，他又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

第二天，毛泽东继续接见红卫兵。有红色网友峨嵋隐士在他的《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亲历记》中是这样描述的：

“1966年11月26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见到了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如今40多年过去了，常回想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仍记忆犹新。”

“早上7点吃早餐时，食堂门口贴了一张大红纸通知，说毛主席今天接见红卫兵，每人另打一份自带午餐，两个鸡蛋、两个苹果、两个馒头，都装好在尼龙网袋里。赶快吃了早餐，打了午餐，带队的军队干部已吹起了集合哨。一个班两个军干带队，排成两人一行的纵队，检查好人数后，军干说，身上凡是金属、硬物都不许带，包括钢笔、手表、钥匙、旅行水壶，一律放在宿舍或交给军干保管，随身只能带《毛主席语录》和午餐。各自检查交放后，军干又挨个询问了一次，最后让班长再挨个检查一下。检查完后就出发了。

这次接见的地点在西郊机场。早晨8时我们从空军学院出发，在军干带领下，步行向西郊机场走去。一路上都是去接受接见的红卫兵人流，有一阵快走，有一阵让路，有一阵小跑，3公里的路程走了四个小时。到了西郊机场，照旧是人的山川、人的海洋，向远望去，人头模糊，沉沉一线与天相接。人流都排在机场跑道两侧，中间留着宽宽的跑道。跑道两边前两排都是解放军战士，因为我长得矮，正好紧挨着解放军站在前排。

时值初冬，北京的气候还比较温暖舒适。太阳高挂，风尘不动，空气清爽，倍觉宜人。我们坐在这里等待，心情格外舒畅。这时，我们队伍前面来了一个电影新闻摄影记者，40多岁近50岁，穿一身旧蓝制服，肩上扛着大口径摄影机，对着大伙‘哒、哒、哒’拍起来。摄影师一走，大家又在军干的带领下开始大唱语录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红军不怕远征难’……突然，右前方喊声骤起，千万张嘴齐喊：‘毛主席万岁！’呼声雷动。我知道这是毛主席来了，一霎时，坐着的红卫兵像潮水一样涌起，一个劲涌挤向前。前面是那些带队的军干，连成一堵墙，死死地把大家往后挤。这下我才明白了不让带金属、硬物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也是为避免我们在踊挤时受到伤害。

一会儿，‘东方红’乐曲响起，果真是毛主席来了！前面是10辆摩托车开道，后面全部是敞篷吉普车。毛主席身材魁梧，穿着军大衣，站在第一辆车上，向跑道两边红卫兵频频挥手。车行驶较慢，我站在前排，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毛主席的面部表情显得非常严肃。我望着毛主席的背影，随着涌动的人群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接着第二辆车上站着林彪，第三辆车上站着周恩来，后面每辆车上都站着几名中央领导，我只认清了江青、刘少奇和陈毅。首长的车队过后，又是十来辆满载解放军的军用卡车殿后。我望着毛主席的车队向东，向东，渐渐消失，激动得热泪盈眶，有的女同学啜泣起来。就那么一瞬间，千万双眼睛望着毛主席，‘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机场上空。千万颗红心在跳动，整个机场成了欢乐的海洋。军干告诉我们毛主席接见的时间是：1966年11月26日下午4时20分—25分。那壮观的场面，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前后只不过几分钟，却铭刻在心，终身难忘。

近日，偶翻当年的《毛主席语录》，见扉页上写着‘1966年11月26日下午4时20分，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我在北京西郊机场见到了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综前所述，毛泽东于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和11日、11月25日和26日先后八次接见了全国各地免费来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代表，一共有1300万之众。

需要说明的是，在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过程中，从第三次到最后一次，一直都是周恩来亲自动员、组织、安排的，他还几次动员北京市民家家户户接待外地进京的革命小将，为此倾注了很大的精力。

再说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2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与会者把大会堂挤了个水泄不通，歌声此起彼伏。人群中挥舞着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像一片红色的海洋。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领导人，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了主席台。

江青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脚上是黑色布鞋。她那白皙的脸上泛着红晕，乌黑的眼睛戴着一副近视镜，满头青丝闪着亮光，完全不像一个50多岁的妇女。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讲话中首先赞扬了文艺革命所取得的辉煌成功，他还说：

“在坚持文艺革命的方针，同反动派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贡献的。”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

“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坚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30年代到60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江青在讲话中说：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污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力，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江青还说：

“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掌握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中逐步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肤，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江青说她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她说：

“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主席是那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那样相信群众，是那样爱护群众，我觉得自己学习很不够。”“我就叫做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经常能够合拍的，是时而追上时而落后于形势。因此，我有什么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批评我，写信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凡是我错的，我都改。凡是我对的，那我当然要坚持。”

11月29日，陈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每个部队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就批，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一讲黑帮，所有的干部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以前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196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发出通知说，全国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到北京和到各地串联。

12月5日，北京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老红卫兵”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成立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又称“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联动”以“保爹”为宗旨，试图把全国干部子弟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与向走资派造反的红卫兵组织相抗衡，并且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

就在这一天，“联动”喊出了“打倒三司（指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首都三司”——笔者注）”、“油炸江青”等口号。

关于“联动”的问题，《戚本禹回忆录》中曾做了比较系统的描述：“这些联动的头头都是高干子弟出身，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他们都是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即“老文革”——笔者注）的头，是跟着工作组的。现在形势变了，刘邓靠边了，有些人的父母也受到了群众的冲击，甚至被打倒了。他们是作为中央文革的对立面出现的保守组织，而在它的背后都是有‘重要人物’在支持着的。江青说他们是打着红卫兵旗号的保皇派。就是这些打着老红卫兵旗号的人，他们一式黄军装，配有新自行车甚至军用吉普，煞是威风。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组织的威信，打击造他们父母反的造反派，就到处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私设公堂，甚至打人致死。还公然提出了‘红色恐怖万岁’这样的反动口号。一些学校，老师、校长都被他们打死了。而且他们还专对着一些知名人士下手。像老舍的死在当时就震动很大。毛主席很喜欢老舍，主席去看《龙须沟》时候，我也在场。演出刚结束，主席就站了起来，远远地和老舍招手打招呼。主席经常和老舍谈话。老舍有学问,二十四史他都非常熟悉。主席看到老舍总是很高兴，我看他对老舍的喜欢都超过对郭沫若的。主席跟老舍说，康熙是对中华民族有功的，我们现在的国家版图还是康熙定的。老舍听了非常高兴，说这下好了，原先总觉得，满族人杀了那么多的汉人，感到抬不起头来，现在我们可以抬起头了，主席说康熙对中华民族是有功的。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大家都挺喜欢的老舍，怎么竟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好几次，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怀疑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不相信，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总怀疑是叶向真搞的。但谢富治他们也查不出证据来，查了半天，人家推到他老婆胡絜青的身上，说他老婆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外面挨斗，回家挨骂，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后审问我的时候，来的人根本就不向我提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根本不问老舍的冤案。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给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李达之死，上官云珠之死，马思聪、傅雷等人的死。江青专门问过我，上官云珠怎么死的，为什么要那样斗她？江青认识她的丈夫姚克，说他是个老实人。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它的评论来的，这跟姚克有什么关系啊！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把盖叫天斗死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连江华也管不了的，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他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便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人民。”

12月6日，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提交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他当着刘少奇的面说：

“你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决不仅仅是什么50天的问题，而是十年、20年来始终没有好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工交战线上长期以来就是在受你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影响，整个问题要大得多，错误也严重得多。你不检讨，叫谁来检讨？”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林彪在会上讲了话，他讲得挺厉害，他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一些人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变。他说，我们不应该是被动地、而应该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厂、农村，进入到社会。文化大革命是‘势不可挡’的，我们不应该去挡，而应该上前迎接。革命不是要刹车，而是要扩大。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林彪对工业是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的，他认为，工矿企业要加强政治领导。”“总理也在会上讲了话。总理说，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他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上刀山，入火海；搞地下工作时可以坐大牢、下炼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他还针对一些干部害怕群众的思想状态说，要有思想准备，要经受得住考验。过去因为工作错误所造成的恶果要接受教训，受到教育，要准备接受考验。把毛主席思想树起来，准备吃苦，掉肉。这些惩罚是我们过去的工作错误造成的，我们不承受谁承受？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没有一种精神准备不行。这个仗一定要打，做好思想准备，领导好了，也不至于那么严重。”“总理当时在说完‘我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入虎穴谁入虎穴？’这句话之后，还对着一个领导干部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当年打仗，坐牢，入虎穴，下地狱，死都不怕，现今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肉，生点病，罢个官嘛！大家要从整体来考虑文化大革命。”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规定中写道：

“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联，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

12月12日下午，北京市“老红卫兵”召集十几万人在工人体育场举行“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

吴德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首先，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今天，大家怀着万分愤怒的心情声讨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新市委完全支持这个有重大意义的革命大会，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的英雄行为。我们决心同大家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把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一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党的败类，国家的败类，人民的败类。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篡军、篡政，实行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从文革一开始，叶剑英的态度就很积极。在毛主席面前，他都是以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面貌出现的。当时我也认为他反对彭真、反对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真实的。”“11月28日首都文艺界文化大革命庆祝大会后的一天”，“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来找我，那是个开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笔者注）的场合，很多人，我边上的座位都坐满了，她就蹲在我的前面来跟我讲话。她说要向我汇报，他们把杨尚昆的老婆李伯钊（叶向真所在艺术学院的院长——笔者注）弄出来斗了，还把她的家给抄了，把她的西装什么的拿出来烧了。她们还想斗争彭陆罗杨，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就跟她说，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请示总理。她说，总理那么忙，我哪里找得到他呀。我说，那你向你爸爸他们请示了没有？他们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们商量，不能自己乱搞啊。她说她都问过她爸爸的。没过几天，他们把彭真等人从他们住的地方抢走了。后来知道他们是翻墙进去的，可彭真家里的墙有三人多高，没有经过特种训练的人是根本爬不进去。12月初的一天中午，总理打电话问我，你知道是谁把彭真他们抢走的？我就把上次与叶向真对话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但说，究竟是不是叶向真她们抢的，我不知道。听我这么一说，总理也不多问了，他知道是谁干的了。”“后来叶向真跟我说，总理找到她了，要她把人交出来。她说，总理真是个谈判高手，她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总理两句话就让她答应了他全部的条件。总理说，你现在把人交出来，你要开会批判，经过我们研究批准以后，就交给你们去批斗。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吗？杨尚昆你们是找不到的（杨尚昆因为知道很多重要机密，所以绝不能给人随便斗的，那时总理把他看押在山西）。你现在把人交给我，到时候我把杨尚昆一起交给你们去斗。”“后来他们开了个十几万人的大会，斗争彭陆罗杨。江青跟我们说，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个也不要去参加，这都是他们那些人弄的事情，咱们别去掺和。可总理不同意，总理说，这么大的事，中央文革一个也不去，不太好。所以，后来总理就要我和王力、关锋几个人应卯式地去参加了大会。江青叫叶群也别去，可后来叶群还是去看了。她说她是化了妆，戴着口罩混在群众中去看的，她主要是想看看陆定一、罗瑞卿挨斗的场面。那个批判会开得很没有水平，斗彭真的时候就是喊喊口号，念念稿子；罗瑞卿腿摔断了，就把他放在一个箩筐里抬上去斗，弄得群众都看不下去；斗陆定一的时候，陆定一很紧张，一直在大喊大叫；而斗杨尚昆，就根本没有拿出什么材料，连窃听器事件都没说。”“事实上，江青在文革中保过很多人。中联部斗王稼祥，江青就跟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说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许反。”“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被打倒了，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算讲了句人话。”“江青还让我去保王震，事后王震还亲笔给我写来一封很长的信，表示感谢。她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她给叶子龙都说过话，说他虽然表现不好，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的，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

且说12月15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指示中写道：

“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余时间，进行串联。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联。”

12月15日这一天，在1966年9月间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首都三司”，在北京首次喊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12月16日，“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有一万多名群众参加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能参加的人都出席了大会。与会群众揭发和控诉了“联动”的血腥暴行，群情激奋。

江青听了群众的掲发和控诉，非常气愤，她在发言时问：

“究竟是谁在后面支持‘联动’无法无天，乱打、乱抄家的？”

这时下面就有人递条子上来，说是国务院的周荣鑫、雍文涛和许明。江青就当场点了周荣鑫和雍文涛、许明这些人的名，叫周荣鑫、雍文涛站起来。

江青对“联动”、“西纠”的错误口号和行为进行了批评，她还生气地说：

“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

关于许明的问题，《戚本禹回忆录》中说：“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叫周荣鑫、雍文涛坐下去。会议一结束，江青就走了，也没说把他们俩怎样。这时，会议主持人就来问我对他们俩怎么处理，他们俩也都看着我。我说，让他们回家吧。会后，许明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和许明平时很熟，她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是孔丹的母亲。国务院的群众来信、来访是由她负责的。而我是管党中央机关的群众来信、来访的，所以我们平时在工作上经常有联系，彼此都很信任的。她在电话里跟我说，总理批评她了，而且批评得很厉害，让她停止工作，好好反省。她觉得压力很大，要我帮助她去跟江青去说明一下。在电话里她都哭了。她说，她儿子孔丹搞‘西纠’的事，具体情况连他父亲孔原都不知道，总理更不知道。她说，因为毛主席支持红卫兵，所以周荣鑫和她就都给予了他们一些支持，主要是为他们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但对他们所干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事，她并不清楚，也绝没有在背后指使。希望我能为她说说话。我相信她说的话，所以我对她说，有合适的机会，我一定会为她说话的。她向我表示了感谢。和许明通话的当天，我碰到江青就跟她说，许明给我来电话了，她说她也不知道‘西纠’、‘联动’所干的那些事。我说，也许她说的是真的。她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表示同意。还説，等她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情。可是，在许明与我通话的第二天，总理告诉我们，许明自杀了。当时我的心为之震惊，也很哀伤。因为她工作实在、为人不错。这以后，对于许明的死，总理就再没有提起过。我知道他也是很哀伤的。对许明为何自杀，我想不应只是来自江青那天点名的压力。文革运动初期，许明一直负责国务院接待站的工作，受资反路线打击的师生，如地院李贵、清华的蒯大富都去那里上访投诉过工作组。许明当时的态度应是支持维护工作组的。在蒯大富投诉后，传到清华的许明讲话说：‘叶林是中央派的，是完全可以依赖的。蒯大富在6月21日《大家想一想》的大字报上关于夺权的批语是反革命的。’……这些情况中央文革的简报都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有过态度鲜明的批示：‘许明，支右压左，如不能改正，应调动其工作。’江青点名会使许明联想到毛主席对她的批评。其压力之大确实是她难以承受的。”

再说12月17日，江青在全国在京革命派誓师大会上再次批评“联动”和“西纠”，她说：

“对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都不愿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价！我藐视他们！他们作不出大的事业来！”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

“最近这几天，我们对于中学里头极少的一些人，作了一些犯法的事情的那些纠察队员，我们实行了中央批准的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的规定，拘捕了他们。因为经过我们的教育，屡教不改，所以我们把他们拘捕起来，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当然这是极少数的一些人啰。因此这个纠察队的名字被他们沾污了，所以我现在提议，你们各学校的红卫兵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希望你们自动地主动地把它取消，不要我们下命令，好不好？”

关于这一段历史，《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时至今天，‘西纠’的许多成员竟为他们当年的行为高唱赞歌，认为他们保护‘老干部’有功，而对‘西纠’与‘老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却认为‘西纠总部是难以承担责任的，只能由那些实施暴力的个人负责。’但他们同时又把文革运动中发生的一切暴力与破坏行为归咎于毛主席发动的文革，归咎于中央文革小组。”

12月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约见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他说：

“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于是，“首都三司”便到处张贴大字报，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几乎是与此同时，江青到清华大学去找刘涛和她的弟弟刘允真姐弟俩，让他们揭发刘少奇，她叫着二人的小名问道：

“涛涛，丁丁，你们知道你们的生母是谁吗？”

刘涛和刘允真是刘少奇的第三任妻子王前所生，他们是刘少奇的第四、第五个孩子。江青说明了原委，叫他们去见生母王前。果然，刘涛和弟弟去见到了自己的生母王前。此后，刘涛就写出了长篇大字报揭发刘少奇，其中说到刘少奇在和王前结婚时“瞒了10岁”，还说他“截留党费，买了金鞋拔、金带子”。这张女儿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一时震动了清华大学，震动了北京，震动了全国。后来，刘少奇就此事解释说：

“我虽然结过六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的正式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另外，我也根本没有对王前隐瞒年龄。把党费留下来买金带子是根据党的规定做的。当时，党有一个规定，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必须在身边保留某种值钱的东西，以便在突发事件出现后，贿赂敌人。金带子已被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法，那是随便地把片言只语拼凑起来的东西，牵强附会，根本不符合原意。”

12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扬力。他在和扬力的谈话中说：

“一大群人挂着马列主义的招牌，现在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也是这样。有一群人，我们看到了，他们是国内的修正主义。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要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作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做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80%是1948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哩！”

12月26日，中国第一颗地对地中程导弹发射试验，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73周岁生日。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1966年12月的时候，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多次向主席说，希望在毛主席生日的那天与主席一起吃个饭，以为庆贺。主席一直未作答复。12月26日下午4时许，主席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我，并要我立即通知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一共六个人，于下午5时到中南海主席家里同主席一起吃饭。我特地问，要不要通知康生？徐业夫回答，不要。我随即用红机子分别通知了各人，大家接了电话都非常高兴。

5时前，我们就来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主席的住处。主席和江青在家里接待了我们。那天一起在场的还有李讷、毛远新、汪东兴、徐业夫、吴旭君和服务人员。饭前，主席与大家闲话聊天。主席说，今天过个生日，我73了。你们要办庆祝宴会，这不好，因为党中央有不祝寿的文件呢。我们自已在家里简单办个家宴，请请小组的人，组长、副组长、组员。顾问就免了。这一年你们辛苦了，‘五一六通知’、‘马列主义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红卫兵大串连’，一波接一波，现在还没完。主席又说，斯大林是73岁死的。他死了，资本主义就在苏联复辟了。社会主义堡垒被赫鲁晓夫们从内部攻破了。我现在还不会死，但将来，资本主义会不会在中国复辟呢？这就要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同党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也就是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斗争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就有了。但这一次是全面的斗争，从上到下，从红卫兵到工厂、农村、机关，全国都闹开了。

主席又对春桥和姚文元说，春桥、文元来了。你们想不想回老窝啊！上海可闹得厉害呀！形势很好呢！红卫兵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工人们也起来了，到处是火烧、批判、揪斗、打倒，还有砸烂。他们还很注意斗争方式，谁是要火烧的，谁是要打倒的，都有区别呢。他们懂得掌握党的政策。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也很重要呢，过去讲内外有别，是讲牵涉国家机密的事情内外要有区别，不是讲革命运动不能搞。文化大革命，内外都要搞，最重要的是工人们起来了！你们两个人可以回去看看呢。他说，上海重要啊！京、津、沪还有工业大省辽宁，是我们这一阶段的重点。

主席对关锋说，关锋也来了。你太瘦了，要多吃点肉呢！你的老子研究怎样了？你送来的书，我还没来得及看呢。关锋主张老子是唯心主义的，陈伯达主张老子是唯物主义的。主张唯心主义的还有杨柳桥等人，主张唯物主义的还有任继愈等人。两派还在争，统一不起来。主席说，在我看来，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老子是周朝王室的官员，属于贵族阶层，但他同情农民，经常替农民说话，批评统治者压迫农民，税太重。所以出身贵族也可以革命进步呢！对人不能光看出身，我不赞成那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形而上学。哲学家也不能都打倒，高亨要保呢，杨荣国也要保。

差不多5时半的时候，人都来齐了，家宴开始。服务人员端上了八盘菜、一大盆汤水。菜有红烧肉、烧鱼块、木须肉、腊肉青蒜，还有豆腐、青菜、马扎菜（一种野菜）等。主食是厨师自做的寿面和烤红薯、玉米棒等。大家入座以后，服务员为大家斟上了黄酒。我们都举起了酒杯，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主席说，你们万寿无疆！你们年轻！

正式就餐之后，大家的话语就比较少了。等到寿面上来时，大家又要站起来祝酒，主席示意大家坐下，自己却站了起来，他举杯说：‘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主席说‘全面内战’这四个字的时候，一顿一挫的，说得很清楚，但是‘胜利’两个字的声音就比较小。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清楚。大家跟主席干了杯之后。都在思考主席祝酒辞的意思。‘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当时流行的口号，意思好懂。不好懂的是前一句。那时文革运动中已形成革、保两派，已经有了武斗，这叫打内战。可是反对武斗、反对打内战是毛主席的一贯主张啊，怎么为它干杯呢？而且还是‘全面内战’！大家都在思索，却没有人提出来问，江青也没说话。主席似乎看出了大家对他话的不理解，在吃了几口面之后，他又陆陆续续地讲了，不仅是学生被镇压，机关里的造反派、工厂里的造反派，也遭围剿。没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没有，给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热气腾腾的群众运动一下子被搞得冷冷清清。那些被造反派反对的领导人，过去经常要群众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次他们又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跟造反派斗。于是，许多地方在群众中形成两大派，一派要革命造反，一派要保护旧秩序，两派打起内战，有些地方甚至发生武斗。我们要支持革命造反派，给群众宣讲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团结大多数，争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前一阵子，我们怕文化大革命一下子铺开了影响生产，便想把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放后一步，哪知客观事实的发展常常会打破我们的预想。学校、机关的革命造反派同工厂、农村的革命造反派结合起来了，一下子打开了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上海就是这样。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一定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能胜利，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明年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会走这条路。两派的斗争会更激烈，但革命最后总会取得胜利。

吃完饭以后，主席又和我们谈了一会话。主席谈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我们从思想和理论上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叫我们要抓大批判，并叫我们每个人都要写文章。

在谈到写大批判文章时，毛主席特地对我说，你也要写。我就对主席说，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讲了那么多年，讲了那么多次，可到现在一直都没有人做专门研究，没有一篇文章把主席的思想系统地讲清楚。毛主席说，好。我又说，可我对义和团那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随后，我们向主席道了别，然后各自回去了。”

这正是：帷幄运筹，壮怀激烈，易水悲歌岂能比？

为党为民，藐视敌手，豪气干云似旧时。

关于毛泽东这次谈话的内容，《戚本禹回忆录》中还说：“主席的生日谈话一直没有向外面作过正式的传达。所以许多人都是后来从《王力反思录》里面，看到由王力整理的‘主席生日谈话’的。关于主席的这次生日谈话，现在有张春桥、关锋、王力、姚文元和我的五个版本。所有版本都只是事后的追忆，因为主席是在家宴上即兴讲的，我们都没有做现场记录。五个版本中王力写的最长、最多，关锋写的最短、最少。关锋的版本是阎长贵转述的。据我所知，关锋本人还有个整理稿，应该比阎长贵转述的更详细，现存于其后人处。我认为，在五个版本中与原貌差距最大的是王力的版本。家宴时间大约有一个半小时，除了吃饭，讲话时间也就是几十分钟。主席谈话是以聊天的方式进行的，中间春桥、文元、关锋和我还插过话，所以不可能是长篇大论。王力整理的那篇生日谈话有八千多字，除去他本人的评论，也有三四千字，很多话是他的发挥，并不是主席说的。例如他说毛主席说‘一切企图阻挡工农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驳斥。’‘他同陶铸分岐的实质就是这个。’我不记得主席这样说过，到1966年12月底，主席还没有公开批评陶铸。再如不能乱抓人的一大段话，我记得那是主席在另一次会议上讲的，生日家宴上没有谈这个问题。王力在回忆中，对主席那天并没讲过的话，说了一大堆；而有些主席当时讲过的话，他却略而不详，甚或说没有。他说‘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展全国全面的内战’，‘我没记得听他说过’。这不对，除他之外，关锋、张春桥、姚文元和我都听到主席讲过‘全面内战’的话。而且我还记得在起草1967年元旦社论时，王力也议论过这句话，并表示他也不很理解主席这话的含义，可这时候他却说他不记得了。”

欲知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新的一年里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及一些大街、公园）接见了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万名红卫兵，其间又支持各地红卫兵大串联，这两个决策都是颇具匠心的战略部署。

本传在第一卷中曾多次叙述了毛泽东在学生时期“游学”的故事，而如今毛泽东安排红卫兵大串联，正是再现了他所期望的学生时代的那种“游学”活动。所不同的是，他是把他个人的和与同学、与朋友间的少数人的行为，变成了千百万学子的大规模的行动。全国各地政府遵照中央的指示，为避免莘莘学子像毛泽东当年那样乞讨挨饿，均在当地的道路上每隔五、六十里设置一个红卫兵接待站，让那些南来北往者一律免费吃住。南方学子到北方不耐寒冷者，还要赠衣赠被，一律免还。浩浩大军，穿梭如织，其规模蔚为壮观！红卫兵大串联前后持续半年之久，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一被某些人讥讽为荒唐的大举措，其真实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毛泽东要造就千百万个毛泽东？

第10章 1966年12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话说12月2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做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做法不好。这种做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置。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12月30日晚，陶铸接见了武汉“赴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师生代表，学生和代表们提出来的问题以及陶铸答复的原始记录摘要如下：

“陶铸答复说：现在就提出的问题讲点个人看法。对王任重的看法：我觉得王任重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他的问题不单是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而是性质比这更严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压制群众。他的很多东西是更早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到底最后这个人的性质怎么定，我赞成你们彻底揭，揭到什么就是什么，性质是根据事实，材料来定，先有材料、事实才能定性，现在初步不能定性。

最近中央常委工作会议，文革小组讨论了这个问题，根据现有材料，不仅是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有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言论，同志们充分揭，我们支持同志们放手揭，充分揭，中央最后会作结论。”

“他干的事我都不知道，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的错误严重也在这里。如印刷40万份宋彬彬的传单，后来人大何一华来反映，我才知道，他们讲武汉文化大革命情况，我感到情况比较严重，那时我感到味道不对。为什么自己吹得那么厉害。三点指示作为9月份那时还认为还不错。讲了湖北基本上跟主席思想的，现在讲那当然很不好。王任重这样一个人还能紧跟毛主席？因为中南五省，湖北还搞得比较好一点。如武大揪出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那时还不错，不仅我这样认为，很多人都这样认为。后来他们来反映，觉得不对，为什么这样吹，不支持少数派，打击南下同学不对，要平反。”

“关于《湖北日报》的问题：我的态度是明朗的，支持革命同学的，你们封《湖北日报》是革命的行动。”

“9月份湖北问题发生了，我与王任重谈过，说中南地区的问题值得注意，不是原来想象的，问题大，已暴露。到9月下旬问题更清楚了，到中央工作会议，赵紫阳说没有执行方向路线错误，我认为不对，而是基本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不改正，不能解决问题。”

“中南局印了谭力夫的讲话，我不知道。中南局写了一个检查，写得很坏，没有内容，不像检查，我打电话，指出这是政治错误，是谁讲印的，要彻底检查，要作深刻检查。为什么这时候还印谭力夫讲话，印湖北日报以王任重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为题写的社论小册子，这是严重错误。你们可责问他们，为什么还要印，不老实你们就批判他们。还有《红卫报》，你们封得对，是革命的行动，这个报是办得很不好，原来中南局准备停刊的，但又怕停刊了，不能批判了。”

“关于广州市群众斗群众的问题。‘劝架队’、‘扫流寇’（同学：把广州造反的学生当流寇）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如是省、市委组织起来对待革命师生的，应立即解散。”“（同学：湖北省委组织了200多人的敢死队，都是高干子弟）我不知道。与西城纠察队一样的应解散，搞法西斯暴行决不允许，我查一查，严肃处理。”

“我坚决支持你们造反派。（同学：中南局派飞机送四个保皇派到北京，要物质待遇）要他们表态，坚决支持你们革命。（同学：你对武汉12.23反革命游行有什么看法？）一个工人死了随便下半旗，我们死了都下半旗，那还得了。下半旗是要对那些有重要贡献的，这是错误的，要充分揭露，这是反对文化革命的行为。”

“整个湖北省委还是路线问题。应该彻底改正，支持你们，一起革命。中南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多少揭多少。”

“江苏几万保守派围攻省委，省委还是不动摇。湖北两千多保守派要来，我认为不能来。绝对不能脚踏两只船，过去犯了错误，现在改。中央也做工作，你们也做工作，坚决把湖北的错误路线批倒批臭！真正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

（同学：广州形势紧张，我们要求回广州）

陶铸：可以！我支持你们。

同学：我们来北京后，留下的人遭到围攻。

陶铸：要是省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就要垮台，你们去广州，我赞成，中南局为什么不可以炮轰。”

“（同学：现在有高干子弟组织敢死队，整群众）高干子弟组织敢死队来整革命派，要解散。群众中思想左一点右一点是允许的。我们告诉广州，要严肃处理。”

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布了《关于对大中学校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决定从部队抽调大批干部，到大中学校进行军训工作，计划用半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大中学校学生实行军训。毛泽东说：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性、纪律性。”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社论的基本精神来自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等人的谈话内容。社论中写道：

“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主席这次谈话给了我们极大的震撼，我们都认为主席的这次谈话非常重要。主席不仅概述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过程，而且为即将来临的1967年指明了工作方针。第二天，江青、王力就分别向总理和康生做了汇报，总理又把主席谈话的精神告诉了陶铸。总理和康生都认为主席谈话内容深刻。总理说，主席讲的内战，意思是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派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是文斗，而不是枪炮武斗，打派仗。毛主席一贯反对两派武斗，打内战。江青把总理的意见告诉了陈伯达，当时陈伯达正在与王力、关锋和我一起商议为《红旗》杂志起草元旦社论。我们大家都认为，似乎可以把‘内战’改成‘阶级斗争’。27日晚，陈伯达召集王力、关锋和我四个人，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起草元旦社论。商定主题后，陈伯达、关锋编句子、口述，王力记录，我补充意见。凌晨草成未定稿，准备过一天再改。这篇社论的题目就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毛主席祝酒词里的一句话。而社论主题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关锋提出，我们把主席的话，作这样的改动，是不是好。我说，在意思上并没有多大的出入。再说，我们写的稿子还要送给主席审阅的。这和田家英的做法完全是两码事。不用担心。后来，主席在审批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再作修改。说明主席也是同意我们所做的改动的。”

在元旦这一天，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驻地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

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是我组织人做的。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了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我把这件事在文革小组的会上讲了，江青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事的人了。总理也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但怎么弄回来呢？派部队的人去，那得请示主席和林彪的同意。我就提出以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名义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说好，所以我就找了北航的几个红卫兵去，但实际上总理又叫上部队的人跟着一起走的。总理说，彭德怀归成都军区保卫的，你光是红卫兵去，它能把人交给你？到了北京后，也应交北京卫戍区管。稍微有点党内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那时如果没有总理的同意，谁能办成这些事啊！”

后来，彭德怀在1973年4月被查出患了直肠癌，4月26日做了切除手术，在1974年11月29日病逝，终年76岁。

且说在1月初，北京市公安部门抓捕了“联动”组织的头头贺鹏飞、刘涛、李明清、李黎风等人。

此前，以这些高干子弟为首的“联动”组织，在1966年底提出了“毛泽东老人家让位”的口号，并且在12月份至1967年1月初，肆无忌惮地六次冲击公安部。还有北航的“八一纵队”、“霹雳兵团”、“梅花”、“四野”等几个组织也写出了“四问、四致中央文革”的传单和大字报。另外，在“联动”的指使下，“四野”曾于1966年12月16日，广播了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传单：“一论向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1月2日，毛泽东决定派张春桥和姚文元以中央调查员的身份回上海。

1月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首都各大报刊登了姚文元撰写的题目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元旦前后写出后，姚文元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反复审读这篇文章时，作了部分修改，并加写了一段重要的文字。

姚文元在文章中有一段文字，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他写道：

“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写了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前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会有反复，会有起伏，会出现各种假象，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扑和软化，要准备再打若干个回合。”

据曹轶欧回忆说：“我亲自听康生对我说过：‘江青这个人太骄傲，但是毛主席对她很信任，是想培养她的。毛主席有意识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树立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威信。文化大革命的每次关键时刻，都让姚文元发表一篇经他修改的署名文章。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是代表党中央声音的东西。这就是让他们在全党范围造成影响。你别小看了这些人呀。’”

1月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东边的会议室接见了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代表们。陈伯达在谈话中说：

“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揭得很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江青说：

“同学们，你们回去斗争要注意两条：一条是实事求是，核实材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二要作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多数。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不要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多数派同学很多是受蒙蔽的，不是不能做工作的，是可以分割的。一定要作细致的工作。这是策略问题，希望大家注意这几点。”

康生也说：

“同志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了，你们就胜利了。再见！”　

这天傍晚，北京街头的传单、大字报、大字标语上马上出现了醒目的新口号：“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上，数千首都红卫兵、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晚9时，中南海西门外也响起了一片“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

夜间，各种急电纷纷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

陶铸的夫人曾志回忆说：“直到深夜12点多，陶铸才回来。我把情况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2点多钟，总理来电话召见陶铸，说江青他们的讲话他也是才知道的！”（周恩来还说）“我去给陈郁同志（广东省长——笔者注）打电话，回来见他们接见红卫兵（指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笔者注），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本来，毛主席对王任重一直很器重的，他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也是毛主席提名的。主席是希望他为文革出力，但结果他却积极支持了刘少奇、邓小平搞资反路线。陶铸也是如此。那时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在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是三位一体，互相呼应。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和副组长，却专门在路线上与毛主席对抗。这三人先后于1966年底至1967年初被打倒了。”　　

1月4日这一天，上海《文汇报》社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

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这两次夺权行动都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张春桥事先并不知情。5日晩上，我看到毛主席支持两报夺权的批示后，马上通过红机子找到了1月4日已到上海的张春桥，把主席批示的内容告诉了他。从电话中听得出来，张春桥感到有些惊讶。毛主席支持并完全肯定了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行动，并且认为‘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场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件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张春桥在上海所面临的局面是严峻的。一方面，感到被上海市委抛弃的大批‘赤卫队’（原是支持上海市委的工人组织，后来曹荻秋鉴于中央已表态支持‘工总司’，被迫声明收回他12月23日已签字同意赤卫队的八项要求。在毛泽东生日谈话两天后，上万‘赤卫队’工人拥进康平路的上海市委，要打倒曹荻秋。张春桥指示‘工总司’集合队伍，将他们赶出了康平路——笔者注）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去北京告状，使得许多单位的生产陷于瘫痪并造成京、沪铁路的中断；另一方面，此时又现出了一股‘经济主义’的浪潮。面对汹涌的经济要求，抵挡不住的上海市各级领导向群众批条子，发钞票。他们中有些人所以这样做，在政治上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借此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施加压力。毛主席在那段时间里对上海的情况非常关心，他让徐业夫来跟我说，上海方面有什么报告，要马上给他送去。张春桥那时也常和我联系，不过他和我联系大多是通过电话，没有书面的报告，他当时尚未接管上海市委的机要部门，要发电报也不太容易。我从他那里知道了情况就马上报告给江青，然后江青就去报告给主席。主席在那段时间经常和江青一起住在钓鱼台，经常叫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到他住的小楼去开会。”“张春桥意气风发，他一方面紧紧地依靠了‘工总司’王洪文这些工人造反派，让他们到‘赤卫队’工人群众中去作路线交底，劝说他们支持革命造反派，回到生产岗位去。另一方面他已在1966年底支持了原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一些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成立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使得上海市委的‘后院’着了火。这时，他又支持由‘工总司’联合各个造反派，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个由上海工人和学生群众组织自发组织起来、后来又有机关干部参加的‘火线指挥部’，担负起了领导全市的生产、生活正常运行的职责。原上海市委的有些人弄巧成拙，反而把自己弄得‘靠边站’了。”

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人，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时称“一月革命”。

1月6日下午，在快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的电话铃声响了。刘少奇、王光美都在家中，王光美接过电话，耳机里传出了急促的声音，说：

“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刘少奇和王光美一共生育有四个孩子：女儿刘平平，儿子刘源源，女儿刘亭亭和刘潇潇。刘平平在刘少奇所有的孩子中排行老六。

王光美正想详细问一下，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就在此时，电话铃再度响起。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队打来的，说刘平平骑自行车在六部口附近被汽车撞伤，正在抢救，要求亲属尽快赶往医院。王光美因为周恩来曾经要求她不得离开中南海，以防不测，所以，王光美就让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先去医院看一看。刘亭亭走后，王光美放心不下，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车去了医院。

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刘亭亭在电话里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医生的话音，要求家长尽快来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王光美一起乘着轿车去医院。他们一到医院，立即就被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包围了。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中由电机系二年级以李振言为主的几十个同学组织的“捉鬼队”精心设计的一个恶作剧，他们谎称刘平平遇上了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刘亭亭和刘源源去了以后，没有见到刘平平，是按照他们的要求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刘平平是“粉碎性骨折”。他们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便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

“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

于是，刘少奇在警卫们的保护下，登车回了中南海。他一回到中南海，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

据蒯大富回忆说：“批斗会还没开始，孙岳（周恩来秘书）就来了。孙秘书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我来找你。我就问他：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说：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

就这样，王光美在清华的批斗会上作了检讨，她说：

“我们对蒯大富同志进行的四次全校性的大会批判时，由于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而发生了三起自杀事件，对死者教师史明远的亲属致以亲切的慰问，并向他们请罪，对伤者学生朱德义赔礼道歉，并向他请罪。你们有权力控诉我，是我所犯的严重错误，使你们受到了伤害。”

第二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印发的“智擒王光美”的传单，飞向四面八方，成为全国轰动一时的“爆炸性新闻”。

再说1月6日晚，毛泽东将刘少奇1月5日的请示信批转给周恩来。

刘少奇在请示信中写道：“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1月7日4时以前到该院作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作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

毛泽东在信上批道：

总理：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毛泽东1月6日

1月7日晨，周恩来接见了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组织“八一团红卫兵”的负责人贾健、董临平（女，父亲为军队将领）、张玉晋、林仲明、郭芳瑞、王成华等。

以“八一团红卫兵”为主的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组织要刘少奇到该院做检查的原因，是因为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并在1966年8月2日、3日多次对建工学院的“革命团”、“八一团”等组织和一些辩论会上讲过话。

周恩来在接见贾健等人时说：

“主席让我来见大家，有件事情很重要、很急，要马上处理。你们学院有人给中央写了封信，要中央在7日零时将刘少奇交给他们，主席见到后很着急，把我叫了去，让我转告你们，中央不能把刘少奇交出来。我只好把工作放下赶快来见大家，我向有关方面做了了解，知道你们是建工学院的主流派，就把你们请来，告诉你们中央不能将刘少奇同志交给你们，主席不同意嘛！”“对刘少奇同志的问题你们只能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中央不能将刘少奇交出来。刘少奇同志的问题在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解决了，不要揪刘少奇。中央对刘少奇同志的问题的精神是只能背靠背的揭发、批判，见不到刘少奇也能批深批透嘛！”

1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江青接见新华社人员，专门谈陶铸的问题。陈伯达在讲话中说：

“从陶铸接管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这个新华社在他接管下边，搞了好多非常之糟糕的事情，搞了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明明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一些代表人，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要凑在一起，有好几次。你们今天这张，只是其中一张（指的是“新华社新闻造反团”印发的传单《揭穿一个大阴谋》，说熊复拼凑了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笔者注）。刚才有个同志递了个条子，才可笑哩，说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体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笑声）这么凑的！就是想各种办法要让他们操纵的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发表的相片和电影，把刘邓美化。这些事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性质？（众人说：反党。）由你们判断，是不是呀？”

群众呼口号：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敬爱的毛主席万岁！陈伯达接着说：

“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半年了，看我们全国的群众，觉悟得很快，进步很快，你们也一样，你们不肯受蒙蔽，不肯受欺骗，揭露了这么一种阴谋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随后，这“换头术事件”立即见诸于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群情哗然，“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呼声，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陶铸对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拥护的，但到具体的，他都反对。谈到那个干部贪污腐败了，陶铸就马上给人家辩护，就要保。其实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况，好多人都是两面派，他那些贪污腐败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让你知道啊。更不用说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护的。陶铸死保王任重。尤其是两广，两湖的干部他都保。所以他的态度和中央文革的都不一样。如果都按陶铸那样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说陶铸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他确实是到处保的。陶铸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是很坚决的。陶铸到了中央后就跟刘邓跟得很紧。他说，邓小平是他的老师，他就是要拜邓小平为师。”

1月8日，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几十个群众造反组织，向全市人民发布了一个“紧急通告”，号召全市人民抵制“经济主义”妖风，坚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岗位，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攻。

1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还有唐平铸、胡痴的谈话中说：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4日造反。《解放日报》5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3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选登。《文汇报》5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依我说，封了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解放》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

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6月1日《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了吴冷西，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报纸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在那里吃饭，许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陈伯达）我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市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1920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

我们要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关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工作岗位上，让群众监督）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青时《共产党宣言》都未看过。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这一套。”

毛泽东还说：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都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八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毛泽东最后又说：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很大的阶级斗争。”

就在这次会议上，王力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相当于中宣部部长）。　

1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文汇报》1月5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一个经过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语。按语中写道：

“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

1月9日这一天，江青选任了一个自己的专职秘书，她这个第一任专职秘书就是阎长贵。她对阎长贵说：

“我完全是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

此后，阎长贵每天在给江青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据阎长贵后来回忆说：在他给江青当秘书的整整一年中，江青无论是作报告或是发言，从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都是她亲自拟提纲。所以，秘书从来没有为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1月10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1967年1月9日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

毛泽东看了这两个电讯稿，在批示中写道：

伯达同志和小组同志们：

1、此两件很好。2、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以后，开一个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紧急通告》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

毛泽东1月10日

于是，陈伯达、江青等人便起草了一份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夺权斗争的贺电草稿，报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接到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贺电草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厅里，20多个与会者各有各的心思。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更关心他的老部下陈丕显，他问道：

“上海是不是把陈丕显同志打倒了？”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把目光转向陈伯达，陈伯达吞吞吐吐地说：

“没，没有打倒，还在监督工作。监督工作不能算是打倒嘛。”

谭震林又问：

“那上海这么搞，算不算夺权？”

周恩来不满意陈伯达的回答，接过来说：

“上海已由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贺电写得很明白。”

“为什么夺陈丕显的权，他可是红小鬼出身，出生入死的老革命。”

谭震林仍然不依不饶。周恩来生气地说：

“我看你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

江青解释说：

“陈丕显过去的功劳没人抹煞，但他解放后生活腐化，连住房门上的扶手都经常用红外线消毒，又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应该靠边站，接受群众的批判吗？”

谭震林听江青如此说，就更来劲了，说：

“批判，批判，难道你们就不应该受批判？现在一切都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未免太霸道了吧？！”

江青说：

“谁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应该受到批判，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夺他的权。没有人例外。”

“这些老干部怎么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谭震林紧追不放。江青说：

“区别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既有理论上的根据，又有现实中的标准。你到群众中去看看大字报所揭发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有问题，更不都是走资派，只有阶级敌人才混淆是非，搅乱阶级阵线。”

谭震林脸红脖子粗地喊道：

“我还要你来教训？”

江青也生气了，说道：

“我是没有资格教训你，在你眼里只有论资排辈，等级差别森严。但我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平等的。实际上有些人就是落伍了，光看到真枪真刀的敌人，看不到隐藏很深的敌人；光能革别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这些人应该想一想，我们革命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是不是还在继续革命，还是不革命了，甚至把革命拉向后退？走资派不是天生的，是逐渐形成的，也不是名牌标价的，而是他自己的言行确定的。”

谭震林一听就要蹦起来，这时工作人员报告说：

“毛主席来了。”

谭震林听说毛泽东来了，就不再吱声了。毛泽东兴奋得满脸放光，大步走进会议室，看完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的贺电，连声说：

“好，好。”

他又转向大家，问道：

“对上海的夺权，你们还有什么看法？”

与会者大多都发了言，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大手一挥，说：

“好。马上把贺电发出去。”

他又告诉周恩来说：

“结尾的署名应该加上中央文革。”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联名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全文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

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识破和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你们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这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中号召说：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1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

1月12日这一天，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冲入刘少奇的家中，在刘少奇的办公室里贴上了大字报。

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最早出现在《十六条》下发以后。那时候，中央秘书局为了接待全国各地来京群众，在中南海西门外设了一个接待站，不久就引发了内部矛盾。中央秘书局党委在1966年8月21日全体会议上，公开点名要机要室的张良源、张振昆和“后楼”的邢进立、郝锡良等八人停职检查，并将他们赶出中南海。信访处闵耀良等六人认为这是压制群众，在11月25日首先贴出了题为《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的大字报。而信访处洪雪竹等九人则针锋相对地贴出了题为《秘书局八月二十一日的全体会议好得很》的大字报，反驳闵耀良等。由此引发了一场大字报式的争论，并出现了近20个造反派组织，后来逐渐形成了以闵耀良为代表的“中南海红色造反团”和以洪雪竹为代表的“中南海红旗造反团”两大派群众组织。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得知中南海造反派到刘少奇家中贴大字报，就派秘书去把刘少奇接到了人民大会堂。此时江青在侧。毛泽东见刘少奇的第一句话是：

“平平的腿好了吗？”

刘少奇一听，这才明白毛泽东还不了解真情，就说：

“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毛泽东示意他坐在自己身边的沙发上。刘少奇一落座就问道：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也要造共产党的反吗？”

毛泽东说：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共产党员内，就要造他们的反，不从党里抓要从哪里抓呢？你读读列宁是怎样教导我们的。”

他把《国家与革命》中的一段指给刘少奇看，念道：

“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侩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他们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言论！）看来，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斗争工具和手段。”

“看完了吗？”毛泽东接着说：“我的书和列宁的书中，都是这个观点。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很奇怪。当他们打击左派的时候，从来也不讲法律，不讲民主，专门搜集左派的材料，他们对我们可狠哪。无产阶级刚刚准备反击，他们的一切舆论就都来了，这难道是平等吗？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以你之见，就这样闹下去吗？”刘少奇不服气地说：“就不需要制定一定的规矩吗？”

毛泽东生气地说：

“又是你们那一套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是不是？依我看，革命就是要打烂一切条条框框，让群众起来彻底革命。在推翻走资派统治的斗争中，是不能给造反派指定那些陈规旧俗的。要不然，还有什么革命二字？”

刘少奇也忍不住还要发牢骚，他说：

“第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第二，我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听他依然如此说话，便沉吟不语了，不住地抽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又开口了，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要读黑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还要读狄德罗的《机械人》。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结束了。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最后一次谈话，正应了中国的两句老话，叫做：“道不同不相为谋”，“话不投机半句多”。

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叮嘱他说：

“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回到家，对家人说：

“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

1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中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评论员文章中还写道：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1月16日这一天，全国最早支持红卫兵造反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黑龙江军区司令员，在毛远新的配合下，成立了造反团联合总部，宣布夺权。

1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11月上旬只有1000多人，今年1月上旬100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欲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是否顺利？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中关于毛泽东生日谈话部分有重大变动，其原因在于笔者此前只看到了《王力反思录》中的相关内容，别无选择。

关锋在给戚本禹的信中说：“王力的两本厚书《王力反思录》，香港友人给我寄来了一套。粗看一下，问题之八十五以上是造谣，歪曲事实，美化自己，简直是无耻之尤。”目前，《戚本禹回忆录》已经问世，张春桥等人的回忆材料也已公诸于世。相比较而言，这些材料是更可信的。据《戚本禹回忆录》说：“谈到王力的《反思录》对文革的全面否定，尤其是他对邓小平的阿谀奉承，关锋气愤填膺，大骂他是叛徙，无耻、造谣。他在《王力反思录》上写满了痛斥王力的批语。”这就是本章修改的依据。笔者以为，一个背叛了毛泽东的人，即使是当事人，他出书的目的及其所提供的材料都掺杂了一定的政治因素，这是后人不可不警惕的。所以，要写出一部信史，不但要仔细辨别所获取的材料的真伪，而对于材料提供者的人品之优劣，也是不可不加以识别的。

另，本章有关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情况值得认真研究。正如《人民日报》1月16日转载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中所说，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倘若全国各地的革命派都能像上海一样，摈弃私欲，不打派仗，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顺利地实现“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少走许多弯路了！

第11章 1967年1月—

“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话说在1967年1月间，毛泽东接到了曾志的一封信，曾志在信中写道：

“我怎么办呀？我是请假来治病的，组织关系，工资和供给关系都在广东，现在陶铸倒了，我若回广州，像我这样的身体，体重才67斤，能经得起革命造反派的审查批斗吗？但我在这里，什么关系也没有，中南海的造反组织要赶我走又怎么办呢？”

毛泽东马上提笔在信中作了批示，他写道：

曾志同志：

你是来养病的，就住在北京，帮助陶铸同志做检查。你的党组织关系，去找东兴同志（中直党委书记）办理。

毛泽东

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等人。参加会见的有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有一部分你们可能知道。例如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斗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究竟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针和政策，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

“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他在莫斯科写文章反对我们。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少奇、邓小平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

“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1949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

1月19日，毛泽东召开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把各省市军区、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一把手召集到北京参加学习班，提高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来到京西宾馆，一边往里走，一边和站在前边的各地领导者握手问候。他看到身材高大的王恩茂站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就走过去，和他握手，他说：

“听说新疆造反派要打倒你，怎么样，能打倒吗？”

王恩茂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唐突地回答了一句：

“这就看毛主席您的态度了。”

毛泽东边走边笑着说：

“我看打不倒。”

他回头又叮咛了一句：

“王恩茂打不倒。”

毛泽东想起在北京的街头上出现了“打倒朱德！炮轰朱德！”的标语。他明确表示说：

“要保护朱德！”

1月21日下午，海军中将陶勇在上海投井自杀身亡。

据李作鹏后来回忆说：“1967年1月21日下午2点30分，陶勇被人发现死在海军招待所后院花园里的井里。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调查，最后认定是自杀。我们马上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做出了他是‘畏罪自杀’的结论，同时上报中央和军委。这个问题，我和萧劲光也是一起研究过的，他也是这样的意见，他说：‘可能是自杀，没有更为可信的其它证据。’以后这个问题弄得非常复杂，他家里的人断言是他杀。但是折腾十几年，把我们抓了以后有关方面继续调查，也没有找到他杀的根据嘛。”

1月21日，毛泽东首先发现了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率先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的典型。

原来在1月14日，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25个群众组织组成的以原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为首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省军区支持下，成功夺取了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说起这个刘格平话可就长了，这就要由前边说到的康生去年9月因刘少奇揭发他和中央曾经同意北京监狱中那些被关押者履行自首手续出狱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牵出了后边还要讲到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大案，以及刘格平与刘少奇、安子文等人的恩恩怨怨。

刘格平，曾用名刘子敏、刘襄侬，回族，1903年8月出生在河北省孟村县大堤东村一个地主家庭，6岁入私塾读书，1919年在南京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相当于大学文化，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大革命后期，他任顺直党组织军事委员，津南党的特派员，津南特委书记。1931年刘格平到山西、陕西做兵运工作，1932年秋回到河北沧州地区任特区军事委员，1934年被捕入狱。此后，在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按照“中央指示”写出自首书出狱之时，只有他一个人宁肯被杀也坚决不执行这个由刘少奇主持的北方局请示来的“中央指示”，在坚持共产党员不该向国民党“投降”的这个原则的同时，他还认为用这种方式出狱，会“下朵子海”（伊斯兰教义中说：朵子海是坏人的，天堂是好人的）、火烧油炸。因此，他在薄一波出狱之后，继任草岚子监狱中共秘密党支部书记，比别人多坐了八年半牢，直到1944年才刑满出狱，先后任天津市工委书记，山东回民协会主任，1946年12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民运部副部长，渤海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渤海区党委城市工作部部长，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兼渤海军区副政委，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1949年9月，刘格平作为少数民族的首席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定为行政三级（这个级别是元帅、副总理和政治局委员的级别），此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54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1957年11月起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委员、代第一书记，书记处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1960年9月，刘格平被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打成“地方民族分裂主义者”，调入中央党校学习，1964年被降职使用为山西省副省长。他当年在草岚子监狱的“狱友”、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曾对山西领导特别交待：“此人妄自尊大，好突出自己，打击别人，注意不要让他太多地接触群众和干部，以免造成不良影响。”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蓬勃兴起，刘格平这才扬眉吐气了，成为全国级别最高的——国家行政三级——造反派头头。

再说毛泽东在1月21日发现山西省军区支持造反派夺权的典型后，对江青说：

“军队应该表示态度了。你看山西就比上海又有创造，军队支左是个好典型。”

江青说：

“你再说一遍，我记下来传达给林彪同志。”

毛泽东说：

“不要你口头传达，我亲自给他写两句话，你给他捎去。”

于是。毛泽东提笔写道：

林彪同志：

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毛泽东

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毛泽东1967年1月21日

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批示道：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们。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发牢骚说：

“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

“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

毛泽东说：

“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

“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4、5个小时，侮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对群众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

后来，有人在京西宾馆扩大会议上提到军内要搞“四大”，叶剑英、聂荣臻等人立刻跳了起来，他们说：

“党政机关已经够乱了，难道还要把军队也弄乱吗？”

叶剑英拍着桌子喊：

“警告想要把军队搞乱的野心家，他们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1967年1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中央文革小组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当陈伯达在会上批评萧华对军队文革运动领导不力的时候，叶剑英、聂荣臻就跳起来了，他们指责陈伯达是不是想把军队也搞乱。这时，徐向前出来讲话了，他说萧华有些事情是做得不对。但叶剑英不买账，对着徐向前拍桌子，反驳陈伯达。拍的时候不小心，拍在了桌上放着的一个茶杯盖上，又用力过猛，据说他的手掌骨折了。”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经过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说：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不久，毛泽东又要军队承担“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任务。

人民解放军奉命陆续派出280多万名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工作。

1月2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红卫战报》的一篇题目为《赞“革命生产委员会”》的文章。

原来，上海玻璃机械厂在1967年初夺权后，建立起了一个“革命生产委员会”。这个“革命生产委员会”的职责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改变夺权后工厂生产无人过问的状况。

《赞“革命生产委员会”》一文称赞上海玻璃机械厂的工人造反队向走资派夺权，成立了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革命生产委员会，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壮举。

1月24日，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将军队内部文革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表示，要向毛泽东报告。

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称赞领导夺权的原山西省委领导人和省军区负责人支持夺权斗争，“为全国革命领导干部作出了好的榜样。”

《人民日报》同时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通告中说：“自即日起，接管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1月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通告，宣布说：

“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1月25日这一天，林彪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徐向前昨天汇报的内容，他写道：

“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

此时，徐向前见林彪尚无回音，就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宜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了。”

林彪当即召集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开会，商议并拟出了关于军队文革的七条规定：1、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2、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3、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4、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5、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6、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7、不准串联。

林彪当天即将七条规定报送毛泽东。

1月26日，毛泽东审阅林彪报送的军委七条规定，在第五条“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后面写了一句话：

“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

并在草稿上批示道：

“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

林彪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军委七条规定上加了一个第八条：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

林彪将八条规定再送毛泽东审改。

1月27日，北京各界群众到苏联大使馆门前，把勃日列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等人的模拟像处死，烧毁。苏联驻华使馆内的全体工人也进行了罢工。一个青年学生在集会上发表演讲说：

“阴云终将被革命的风云卷去，苏联人民终有一天要起来造苏修头目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胜利的旗帜必将高高飘扬在十月革命故乡的上空！”

此前，全国各地已经连续几天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苏联当局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

来自世界五大洲60多个国家的近200名外国人，也在北京城里举行了游行。他们佩戴“白求恩——延安造反队”的袖章，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打倒苏修！”等口号。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人员接见了他们。

1月27日这一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地质、矿业学院以及一些工矿、企业等200多个单位，发起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他们发出紧急倡议说：
“我们应当迅速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从走资派及一小撮顽固推行反动路线的家伙手里，全面地夺回北京市的领导权。”

1月27日下午，毛泽东委派戚本禹与一些保管图书、文物以及考古和博物馆等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召开关于保护文物的座谈会。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我在会上讲了话，要坚决保护文物，并要求制定出具体的措施来。我的讲话公开发表后，日本通讯社马上就进行了报道，其它国家也有报道的。毛主席从《参考消息》上看了这些报道后，很高兴。他肯定了我的讲话和提出的办法，说这些做法都是对的。我那个讲话后来还出了个纪要，详细规定和引导有关人员，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书画、典籍。王力在他的‘反思录’里也说到了这件事。在1966年8月文革中的‘破四旧’期间，确实有一些古旧的东西遭受破坏。这一直是国内外的一些人对文革不满的原因。可是有些人明明是知道内情的，知道破坏文物主要是运动初期各地那批所谓的‘老红卫兵’带有盲目性的偏激行为，而且不久即被中央文革所制止。但他们为了否定文革，就对当时的一些真实的情况闭口不谈。事实上，中央文革小组当时没有发出过任何一个破坏文物的指示或者讲话。”

1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八条规定草稿上将第五条内容修改为：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的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他又在中央军委八条规定上批示道：

“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这一天，军委八条规定作为《中央军委命令》正式发布，其内容是：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后来陈再道在回忆中说：“这就是叶剑英和徐向前所说的：我们有了尚方宝剑了。对那些捣乱的王八蛋可以动用武力了。”

《戚本禹回忆录》中则说：“我当时就听到反映，说有人在传达这‘八条命令’的时候，故意把它搞得很神秘，只准看，不准记录。而且在看的时候，也是藏头去尾的。但是我一直没有査到证据，所以也无法向主席报告。直到前几年，我才看到江西有个人写的回忆录，谈到了当时江西省军区的领导，被叶剑英叫到京西宾馆去听传达‘八条命令’的情况，和我当年听到的是完全一样的。接下来就是好多地方由军队出面，抓了大批的造反派的头头。在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军队向群众开枪的事件。在有的地方，如四川，成都军区于2月17日开始，在全省范围内‘镇压反革命’，还公开称之为‘二月镇反’。就是在‘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上海，也发生了由军队出面抓捕各个区县的造反派头头。在湖南省，由陈伯达搞了个错误的‘二·四’批示后，则发生了湖南省军区镇压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事件。”

1月29日，中央文革发给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上海红革会的特急电报，全文如下：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并转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

一、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扣押了人们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由制造这次事件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人负责。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1967年1月29日

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关键在于大联合》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这次重大胜利的经验是多方面的，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的大联合。”

《人民日报》同时还刊登了1月22日山东省青岛市23个造反组织在原青岛副市长王效禹带领下，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正式接管青岛市委、市人委领导权的《第一号通告》。

1月30日9点10分，王力传达了毛泽东对广播系统的指示。毛泽东说：

“中央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夺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和他们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

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召开大会，宣布全省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诞生，一切权力应归革命委员会掌握。

1967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欢呼造反派夺权风暴在贵州省的伟大胜利！同时发表了1月25日的《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通告》。

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欢呼黑龙江的新生！同时转载了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还发表了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原黑龙江省第一书记潘复生及黑龙江军区司令汪家道在黑龙江省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停止全国大串联。

2月3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红旗》杂志也在当天转载了这一篇社论。社论总结了一月风暴的五点基本经验：
1、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斗争的大方向。2、坚决贯彻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取得夺权胜利的重要条件。3、必须足够重视革命领导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包括犯了错误的干部的作用。4、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专政机构，创造更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5、在夺权斗争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

毛泽东在审阅修改这篇社论的时候，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后来陈再道在回忆中说：“这篇社论，我让秘书给我念了好几遍，越学越觉得我们在武汉就是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亲自打电话问徐向前，他对我说：‘这篇社论是100%的毛主席的声音，现在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就剩中央文革小组和毛主席、林彪和周总理这几个人，我们内部已经叫无产阶级司令部了。各省的领导班子已经不存在，控制全国形势和传达毛主席声音及贯彻落实的任务，完全落到解放军身上了。你们要拿出力挽狂澜的主沉浮的气概，一定要把握好武汉的局势，绝对不能让领导权落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坏人手里。’于是，我们根据形势自行决定了我们对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对策。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2月3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胜利的保证》的社论，对山东省的夺权斗争给予肯定和支持。

原来，在青岛市成功夺权的王效禹带领山东省革命造反派到济南，粉碎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假夺权的阴谋，夺回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省军区在夺权斗争中支持了造反派。

欲知各地“三结合”夺权顺利与否？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从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夺权开始，到1月8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阶段。在这个时期，虽然还有红卫兵卷入其中，但他们已经不是运动的主力了。因为在此之前，许多产业工人和机关干部都卷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成立了各种造反派组织，他们取代红卫兵成了运动的主力军。同时，这一时期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变化，许多造反派组织都分裂成为两大派，又都各自标榜自己是左派，是造反派。军队内部也出现了派别之争。于是派性斗争日益加剧，对立面之间的武斗也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在夺权斗争中出现的混战局面。

我曾经看到互联网上流传着网名“朽木可雕”杜撰的一篇恶意中伤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章，题目叫做《文革中身亡的175位大师》。这位朽木先生对文章中罗列的175位名人，不管是正常死亡还是非正常死亡，分别说成是“147名被迫害致死”，“28名被迫害自杀身亡”，把账都算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头上。这种罔顾事实，任意篡改历史的做法是极不负责任的。与此类人相反，深明大义的大有人在。据“红歌会网”发表的笔名为“拭目以待”（一位旅居美国的爱国华人）撰写的《人民领袖毛主席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一文中说，她父亲是一位开国将军，死于文革时期。她说：“一家之痛岂能与民族之重相比？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谁能使人类世界的劳苦大众真正翻身，当家做主人？谁能使近百年来惨遭西方列强和东洋鬼子蹂躏荼毒、孱弱不堪的中华民族敢对这些强者们大声说‘你们不过就是一只纸老虎’？谁能使一个千疮百孔、弊端丛生、百废待兴的破败中国在十几年间就拥有了两弹一星？就为贫穷的中国在工农文教卫和国防领域建立起一整套扎实的基础，使中国成为无人敢轻视的世界之强国？只有我们的开国领袖毛主席！这就是毛主席为中国人民，为整个人类立下的丰功伟绩！毛主席是人民的领袖。他的心中只有人民的利益。无论他做任何事，都是在为人民着想，为人民服务。就说文革吧，他的目的绝非像有些人污蔑的那样，是为了权力斗争，清除异己。而是当年他敏锐地感受到：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已在中国大地愈演愈烈，大有对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的趋势。如不及时纠正，中国就会丢掉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江山，再回到权贵统治的老路。看看今天的中国，贪腐遍地，道德沦丧，两极分化，权贵笙歌，百姓悲号，这一切不正是毛主席当年担忧的吗？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是实践的必然，不可避免。原因非常复杂，既不可一概而论光看表面，也不应以偏概全否定实质，而是应该公平合理地探讨。绝对不能因此就否定毛主席对中华民族建立的伟大功绩。实话告诉您，我父亲在去世前，给后代留下的唯一遗物就是一张旧纸条。上面写着：‘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也曾经迷茫过。对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有意见，视父亲临走前留下的遗言为他们那代人的愚忠。可是，在经历了多年的美国漂泊，亲眼目睹了太多表里不一的虚伪和冷酷，亲身感受那些表面喊民主和法制，实际却用金钱和强权解决问题，并且总是由权、钱的掌控者成为获胜一方的不公平之后，我渐渐地看清了美国社会的真实面目，也深深为美国中下层人民的呻吟和无奈感到不平和悲哀。直到99%的美国大众奋起反抗1%权贵的贪婪与剥削，发起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时，我受到最强烈的震撼，真切地感受到：美国的制度充满了虚伪和欺骗；眼下的中国正在葬送毛主席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最好制度。我开始时常怀念清明和温暖的毛泽东时代。那时，干部廉洁自律，带头吃苦耐劳，与群众打成一片；全国人民与党同心同德，不畏千难万险，豁出命建设自己热爱的祖国；社会风气清爽洁净，真诚和谐，相互帮助蔚然成风；那蓝蓝的天，清清的水，暖暖的阳光，阵阵的鸽哨，欢快的歌声，美丽的鲜花，幸福的笑脸，到处展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到处可见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同甘共苦，奋力建设祖国的动人景象。”

这位将军的后代说得何等的好啊！如今那些张口骂文革、一有机会便数落毛泽东的所谓“红二代”们，如果看到这些话，不知该作何感想？

第12章 1967年2月3日—

“中国这个国家有人吹牛皮说是什么‘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话说1967年2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等，着重谈了文化大革命问题。他说：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50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他问身边的周恩来：

“谢胡同志是什么时候到中国来的呀？”

周恩来回答说：

“去年5月。”

毛泽东继续对客人说：

“去年5月我就向他讲这个问题，究竟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还说过，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个可能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1962年，63、64、65、66，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比如17年来，就有和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他们一个集团，我们把它整下去了，这是1953年冬到1954年春。然后是1959年，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这个集团整下去了。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11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卡博问：

“受毛泽东同志指示写的？”

毛泽东说：

“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决定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得一塌糊涂，到处保卫。

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比如像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这些人的子弟。所以，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把罗瑞卿的问题处理了，那是前年12月；把北京市委这些人处理了，是去年5月。发动大字报运动，是去年6月1号。发动红卫兵，是去年8月。你们有人不是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吗？谁人去见的呀？”

卡博回答说：

“什图拉同志。”

毛泽东说：

“她在去年5月25号写了一张大字报，那个时候我在杭州，到6月1号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这一下大字报就满天飞了！”

巴卢库插话说：

“大字报就发出信号。”

毛泽东说：

“也不是我写的，是聂元梓他们七个人写的。红卫兵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两处搞起来的，他们有一篇材料给我看到了。到了8月1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就大搞起来了。8月18号我接见了红卫兵几十万人。8月上旬到8月中旬开了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候我写了一张200个中国字的大字报，说，从中央到地方某些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学生，反对无产阶级，搞白色恐怖。这才揭露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2、3、4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2、3、4月或者还要长。才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一个《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人民日报》是夺了两次权的，第一次是去年6月1号；第二次是最近1月份。过去我公开声明，我说，《人民日报》我不看。当着《人民日报》总编辑也说，我不看你的报纸。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我这一套在中国是不灵的，所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控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宣传部、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的手里，毫无办法。

我们党内暴露出许多人，大概可以分这么几部分：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赞成；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赞成的，分到农民手里，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80%是1949年以后进党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当了干部，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甚至更高的县委书记，这么一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收容下来的国民党的这些人，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了，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人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解放以后他们进了学校，甚至进了大学，掌了一部分权。这些人也不是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比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等等，顶多有5%。那么，七亿人口里面也不过是三千五百万人。他们也分散，分到各个乡村、各个城市、各个街道。如果三千五百万人集中到一起，手里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军了。”

巴卢库插话说：

“即便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军队。”

毛泽东说：

“他们是灭亡的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在三千多万人里顶多有几十万人，也分散，分到各城市、各街道、各农村、各学校、各机关。所以，大字报一出来，群众运动一出来，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吓得要死。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也搞得很乱，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有人建议保留一个Teacher，我是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Professor〔教授〕谈不上，我没有进过大学，你们都进过大学吧？”

卡博回答说：

“一个都没有。”

毛泽东说：

“马克思是大学生，列宁是大学生，斯大林读了中学，我也是只读了中学。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怀疑的，特别是读文科、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如果不进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险，将来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搞文学的不能写小说，不能写诗；学哲学的不能写哲学文章，也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学政治的、学法律的，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没有搞出什么好的教科书。还有学经济的，修正主义分子可多了。但是，现在看来有些希望，斗得很厉害。

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比去年我和谢胡同志谈话时，比较乐观些了。”

卡博说：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毛泽东说：

“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巨大的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讲。但是，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中国这个国家有人吹牛皮说是什么‘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卡博插话说：

“不搞斗争是不行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

毛泽东说：

“就是么！我们的国家就是军队打出来的。不过红卫兵也在不断地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极少数，站在我们这边，受压迫，他们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变化，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你们到过清华大学吗？”

卡博回答说：

“去过。”

毛泽东说：

“‘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北大的聂元梓也是少数派，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去年12月，今年1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你们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萧华的标语就更多一些。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打倒萧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萧华，过了一两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一个政委还有个副政委张南生几个都倒了。但是，有一条真理永远是真理，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

巴卢库说：

“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力量。”

毛泽东说：

“虽然有些人有错误、缺点，我也不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王树声一点缺点，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人。”

巴卢库说：

“工作上可以犯错误，可以改呀。”

毛泽东说：

“可以改嘛！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至于犯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错误，现在没有时间，你们如果多呆几天可以跟你们讲，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16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

我们都是斯巴达克，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人看不起的小人物，受压迫，组织共产党。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须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绝不可丧失警惕。”

2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提出了必须打倒资产阶级派性问题。

2月4日，在谭震林的支持下，“农大红旗”砸了被称为反动组织的“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农大东方红”广播站，开始抓“政治扒手”和“黑手”。谭震林说：

“他们搞我们的白色恐怖，我们就搞他们的红色恐怖。”

于是，他下令解散了“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农大东方红”，把那些头头们打成了“反革命”。

这时，陈正人也贴出了《我的立场》的大字报，反击“农大东方红”和“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组织。

农业部副部长朱荣，经过部党组研究，在大会上控诉了“农科院红旗”等组织对他“实行的法西斯暴行”。部领导江一真提出“必须加强领导，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来打退反革命势力的进攻！”

戚本禹针对农口出现的问题，在接见农口的群众组织时说：

“我还是要保一下农大东方红，他们很有战斗力。”

消息传出，农口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2月5日清晨，戚本禹来到北京国棉一厂，他在群众辩论会上说：

“不准武斗，不准无命令抓人，不准擅自离开生产岗位。要警惕地富反坏右和暗藏敌人的破坏活动。”

2月5日，上海市已经夺得政权的工总司等造反派在张春桥的支持下，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大会。大会发表的《宣言》中称：“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地平线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江青和陈伯达找北京市委的吴德等人谈话，江青说：

“上海市的工人阶级夺了走资派的党政财文大权，毛主席给了高度评价，张春桥受毛主席对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书’的影响，将新成立的权力机构定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提法不一定好，将来可以改。但是意义是具有普遍性的，你也要考虑和李雪峰划清界限，站出来革命呀！”

陈伯达说：

“吴德同志在新市委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新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让吴德同志负主要责任，责任是应该由李雪峰来负的。”

2月5日，谢富治接见首都红卫兵三个司令部的工作人员，表示支持成立“首都红代会”。他还说：

“提出目前的学生组织互相吞并是不对的，应该联合起来。大联合是大趋势，势在必行。”

于是，三个司令部的人员多次开会，讨论了大联合的问题。
这天下午，陈伯达第三次到师大附中参加会议，他接见了学生代表，他说：

“中学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很严重，很令人不安。有的学校，一个人就是一派，一个人就是一组。大学生中也有这样的现象。这次文化大革命也要革脑子里的个人主义的命，不然也要成为修正主义。你们现在喜欢谈什么红五类，这个词没有阶级分析。毛主席从来是讲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你们不要上‘联动’的当。‘联动’组织是反动组织，他们的错误是搞了一个新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专门搞打砸抢。你们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限。”

2月5日晚，毛泽东就其它单位人员进入《工人日报》社进行辩论一事，作了批示：

“工人日报的问题，外单位不要在那里辩论。那里的事由报社内部革命同志自己来解决。”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决定，规定：

“中央各部委、各报社、广播电台、军委、计委、建委，外单位不得接管。”

2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江青和陈伯达，他说：

“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

2月7日，蒯大富就陈伯达的批评承认了错误，并做了几次检查。

原来，清华大学《井冈山报》连续发表了七篇《论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夺权》的评论，评论中提出了“反托派”的口号。陈伯达在接见他们的时候，对他们提出的“反托派”的口号提出了批评，他说：

“你们知道托派是什么吗？托派是很厉害的反革命匪帮。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口号，我劝你们不要随便地提出这个口号。”

2月8日，戚本禹在清华附中与中学造反派代表座谈时说：

“你们红卫兵要准备经受严重的考验，保持造反派的气节，彻底革命。”

十分关注文革动向的北京市负责人吴德仔细地推敲了戚本禹的这个讲话。此前，吴德曾经对他的秘书说过：“凡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和红卫兵小报上刊登的有关他们的内容，统统给我找来，我要认真地学习。”

这天，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批准的“八条命令”精神，作出了两条规定：

1、海军和空军的飞行航校和军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2、海军舰队，领导机关和军区领导机关暂不开展“四大”。吴德听到了这个消息，脱口说道：

“这个决定是经过林彪同志批准的。我要是能到了军队，那可就谢天谢地了。”

2月8日，山西省16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向全国发出了一个节约闹革命的紧急倡议书，倡议书中说：

“至今在一些革命组织和个人中还存在着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国家财产的现象。为了彻底清除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余毒，彻底击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永保红色江山不变色，要坚决抵制一切不符合节约闹革命的做法。”

这个倡议立刻受到了铁道工人内部的好评。

2月9日，北京市新华书店出售横排本《毛泽东选集》20套，吴德在售书仪式上讲了话，他说：

“这是全国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我们一定要把这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搞好。”

会议结束后，吴德和谢富治一起出席了北京市部分群众组织的代表会议，谢富治在讲话中说：

“北京市大联合的道路是工人搞工人的，农民搞农民的，学生搞学生的，不准搞跨行业的联合，也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毛主席强调夺权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否则中央一概不承认。”

吴德听到这些，已经预感到北京市成立三结合的领导机构是以谢富治为核心的。他回到家里，从秘书送来的材料中，又研究了戚本禹在这一天的一次讲话，戚本禹说的是：

“刘邓陶的影响根深蒂固，刘邓至今没有认罪，我们始终不要忘记，不要放弃同刘邓陶的斗争。”

2月9日晚，毛泽东在对《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件修改中，加上了两条：

“5、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6、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

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黑龙江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文，同时发表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这两篇文章中都强调了一个基本的经验是：“革命造反派必须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

吴德认真学习了这篇文章。此时，周恩来已经给他打了招呼，周恩来说：

“你要有思想准备，和广大红卫兵及革命造反派一起，组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吴德心中有数了，他感觉到，自己不会因为李雪峰的错误而倒下去，这大半原因在于自己始终担任的是副职，毕竟要比正职领导干部要超脱一些，不在斗争的第一线，所以不会先中弹。　　　

2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了一个有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李富春、江青、叶剑英、王力参加的会议。他原来没有看到中宣部整理的陈伯达1月4日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的讲话记录，现在看到以后，非常不满，当众批评江青、陈伯达。他对陈伯达说：

“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他又对江青说：

“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

毛泽东转向大家说：

“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他最后嘱咐众人：

“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准在这个地方说，在文革小组批评，在别的地方一概不准讲。”

会议结束后，叶剑英不顾毛泽东的提醒，马上向几个老帅捅了出去。李富春也同副总理们讲了这一番话。顿时在一些老帅、一些副总理心中燃起了一把大火。

2月11日，谭震林领着周恩来接见了“农红总”组织所属的五个夺权组织的代表。事后，谭震林说：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夺权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2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要掀起一个反修高潮，这个高潮要压倒一切工作。”

首都革命造反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反修战士，并抗议苏联当局对他们采取的法西斯暴行。这是连日来近200万群众在苏联大使馆门前游行抗议的最高潮。

2月12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党员党籍问题的处理通知》。通知中写道：

“群众组织无权对党员实行党纪处分，党员的党籍问题要等到运动后期集中处理。”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知》（所谓的“国际红卫兵”就属于这类组织，它曾于1967年1月在井冈山召开成立大会，每个省组成一个纵队——笔者注），通知中写道：

“这些组织都不是在自下而上的全国各地真正的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少数人临时凑合成的，有的带有行会色彩，还有的是少数地富反坏右分子搞的，所以要坚决取缔。”

2月12日下午，毛泽东召见了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他在谈话中首先批评了中央文革小组，他说：

“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6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专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

毛泽东又说：

“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

关于夺权后的新政权名称，毛泽东说：

“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但考虑到国家体制改变的问题很复杂，国家体制的改变，又牵扯到外国是否承认的问题。”“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是不是也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社长？”“如果叫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那里？”“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因此，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一些。”

毛泽东又说：

“夺权一定要搞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内蒙的问题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夺权的机构里53%是革命群众，27%是部队，20%是机关干部。你们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2、3、4月更关键，更重要。你们要往下传达：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陶铸鼓吹这个口号，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文元要写文章批判他。”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说：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吴德得到毛泽东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戚本禹谈话的消息后，马上和北京市的一些干部说：

“毛主席的话是针对上海的局势讲的，我们北京到底怎么办？还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如果夺权，是夺李雪峰的权还是夺我的权？我还没有吃透这个精神。”

这天下午，吴德陪同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50多位中学革命师生的代表，桌子上摆满了“联动”组织破坏的东西。江青指着那些东西，气愤地说：

“你们看看，这叫革命吗？可以办一个展览，让他们看看。”

就在2月12日这一天，吴德看到了首都政法兵团贴出的揭发、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和各种传单，他立刻批示说：

“这是在全国夺权斗争中的一股反革命逆流，敌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公安部队的司令员，完全是有预谋的，建议查清。”

2月14日凌晨，北京卫戍区逮捕了原化工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梁膺庸，他的罪名是“叛徒”和“特务”。

2月14日，李富春在中央会议上说：

“胡耀邦必须彻底批判，17年来，他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

2月1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10日下午的指示，开会批评了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会议。

这件事，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很快就知道了。他们对毛泽东10日下午严厉批评陈伯达和江青、12日下午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这两件事，感到极大的兴奋。

2月14日晚，毛泽东在《对王明昆关于“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等情况汇报的批语》中写道：

“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研究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是不主张破坏工厂。”

毛泽东还在这份材料里提到的“李世英同学”后面，深情地加上了一个批注，他写道：

“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

李世英是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系学生，1966年6月5日，年仅21岁的班团支部书记、预备党员李世英带领全班同学写了工作组的大字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管制起来。此后在7、8、9三天，他身上被刷上浆糊，贴满标语，头戴高帽子，架着“喷气式”在学校游斗。9日中午，李世英服安眠药自杀，幸被同学发现救活。而在这一天，与李世英相同遭遇的交大学生会劳动生活部长王永婷同学却跳楼自杀身亡。

《西安交通大学校史》记载：“据校文革总会后来统计，工作组接管的50多天里，全校有1000余人被批斗。在66名处级干部中，有63人靠边站，29人被打成‘黑帮干将’、‘黑帮骨干’、‘黑帮分子’，占处级以上干部总数的44%。全校912名学生干部中，有680人被‘查上当、放包袱’，占学生干部总数的75%。”

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发动政治攻势，瓦解反动组织——黑龙江省军区部队镇压反革命的几点经验》的文章。

2月16日，周恩来在接见内蒙古军区和内蒙古三司的代表时说：

“不要把矛头对准解放军。没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挥的人民解放军，能有今天吗？帝修反只是骂骂而已，不敢动手，就是因为有了解放军。”

这天下午，周恩来在接见财贸战线的造反派时说：

“中央信得过李先念同志，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协助我把财政上的外债还完了，把内债也还剩下很少一点了。1967年、1968年就还完了。财政系统有陈云的思想，但并没有占统治地位，只有一两个月就被我们反对了，毛主席路线就又胜利了。”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1967年初财贸口也提出要打倒李先念。总理跟我说，李先念不能打倒。主席明确说了，要保李先念。1月15日，我接见中央财经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告诉了他们，李先念是毛主席要团结的人，不能打倒。总理说，告诉红卫兵可以批判陈云，陈云这个人一贯右倾。在困难时期鼓吹‘包产到户’，他是最积极的。他其实就是邓子恢的后台。他就是个小农，‘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他提出的，比刘少奇还早呢。1967年初，国务院财贸口的吴波、姚依林等人都首先写了批判陈云的大字报和材料。陈云的秘书周太和还有一些副部长，把当时的工作笔记都拿出来交给了财贸口的造反派，去整理陈云的材料，组织批判。所以说，文革运动中，党内最早提出批判陈云的是总理，从决策到具体布置的都是总理。”

欲知文化大革命运动如何向前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7年2月3日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等人的谈话记录，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他在谈话中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实际上，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无原则的派性，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产物。闹派性，打派仗，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来的两个“彻底决裂”的伟大实践活动，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斗私批修”运动了。因此，毛泽东又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须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绝不可丧失警惕。”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他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

第13章 1967年2月16日—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话说1967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准备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三位副总理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有军委的四位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有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还有谢富治、萧华、杨成武、余秋里。

开会前，谭震林拦着进会场的张春桥，质问他：

“上海为什么还在批斗陈丕显，不让他来北京？”

张春桥怔了一下，回答说：

“这个问题要与群众沟通一下，很快可以解决……”

谭震林不等他说完，就拍了桌子，厉声道：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别拿这个来搪塞我们，除了群众，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要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他指着张春桥说：

“你们就会利用群众来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倒，老干部革命几十年，现在被弄得妻离子散。几个中学生，喊个老子英雄儿好汉，就变成了反动血统论，你们才反动呢！你们批什么‘反动血统论’，结果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不是形而上学吗？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之流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你们怎么不管了！搞了个‘百丑图’，丑化我们党，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他愤愤地指着张春桥的鼻子说：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搞掉！这个文革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就一个出海捕鱼问题，你们就斗了我四次。江青硬是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这是她当面跟我说的。”

谢富治插话说：

“谭老板你也要实事求是呀！我在会上几次听江青说谭老板是拥护毛主席路线的，谭老板要保！从来没听她说你是反革命。”

谭震林一听更火了，说：

“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稀罕她来保我！”

谭震林越说越激动，用手指着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说：

“40年的革命，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突然间，他拎起皮包，抱起皮毛大衣，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道：

“我跟毛主席跟了40年，到41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和你们斗争到底！我就是和你们斗，我还有3000御林军。”

说罢就要离席而去。周恩来用手中一本厚厚的文件拍了桌子，喝住了谭震林。谭震林吓了一跳，扑通一声，坐下了。这时，坐在旁边的陈毅说：

“谭老板，不能走，要留在里边跟他们斗争！”

他脸色发青，哆嗦着嘴唇又说：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修正主义上台。与他们斗！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延安整风时，我们这些人，有总理、我，都是挨整的。那时整我们最凶的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他们拥护毛主席最起劲，最吃得开，挨整的是我们，经常挨斗。结果怎么样？今天的历史证明，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不就是当初最拥护毛主席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这些人吗？今后的历史还会证明，究竟谁是反毛主席的。斯大林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结果是修正主义上台。林彪同志1966年国庆讲话也有问题，什么叫‘反对革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

李先念说：

“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

周恩来说：

“《红旗》13期社论没有送给我看。”

李先念接着说：

“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现在可以说全国范围内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叶剑英也早就对中央文革小组不满了。此前，他曾对林彪说：“林副主席呀，如果连你都不敢在中央文革小组面前说一句逆耳的话，我们就更不敢了。现在我们都是听你的，看你的，只有你才是我们的真正旗帜。”如今他见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向中央文革小组发起进攻，便指着陈伯达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我搞了这么多年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联，我根本不赞成。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他质问陈伯达：

“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徐向前拍着桌子说：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连国民党都没达到的目的，他们达到了。”

康生一看徐向前这样，也发火了，他说：

“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周恩来见会议已经无法再开了，只好宣布休会。陈毅见其他人正在退场，就小声对叶剑英说：

“剑公，你真勇敢！”

叶剑英说：

“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对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

徐向前也说：

“这回我们派上用场了。大夺权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不行了。”

谭震林对陈毅说：

“陈老总，咱们可不能只是发发牢骚就算了，底下的群众斗不赢他们，我们上头得斗垮他们呀。不然，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了。”

李先念说：

“中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

陈毅说：

“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这还行吗？”

这就是后来有些人赞赏的“二月抗争”，时称“二月逆流”。

陈再道曾在回忆中说：“那时中央的斗争确实也够复杂的了，各种政治代表人物都想在中央大乱的时候捞一把，都以为毛主席已经没有了力量，都企图取而代之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地位。也就是这个时候，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陈毅等人都站出来，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戚本禹回忆录》则是这样说的：“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如何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权力看成是他自己的，变成为特权阶层牟取私利的工具。然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党政军内许多领导干部个人和小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当然要拼命抗争。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张春桥了。这就是发生在2月16日的陈毅、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事件的背景。”

再说2月16日晚，周恩来在西花厅办公室来回踱着步子，他双臂抱在胸前，浓眉紧锁，脑子里满是在会议前发生的那惊人一幕。事情将会向何处发展？如何向毛泽东汇报？何时汇报为好？他终于决定晚上暂不去向毛泽东汇报了。

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与周恩来相反，他们在会议结束后，立即整理出一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来到了江青的办公室，向江青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江青说：

“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

她立即给毛泽东办公室打电话，说：

“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有要事报告，请求毛主席连夜接见。”

毛泽东立即接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他听着两人的汇报，只是觉得老总老帅们还是很不理解，吸着烟，微微而笑。但当他听到陈毅说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话，不再笑了，脸色顿时沉了下来，说道：

“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张春桥说：总理似乎对《红旗》13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毛泽东说：

“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

张春桥、姚文元汇报的时间并不长，毛泽东还没有发大脾气，只是在怀仁堂会议记录上批示：

“退陈伯达同志。”

就在这天晚上，那些老总老帅们还在给自己的部下鼓劲，他们高兴地说：

“打了一个大胜仗！”

陈毅乘兴来到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对归国留学生代表又放了一炮，他说：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要很长时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20年不治。”

徐向前也在以军委文革小组长的身份向各地打电话，让支左人员放手大干，他说：

“现在有了中央军委八条这个尚方宝剑，左派右派由你们定，他们自封的不行。”

2月17日凌晨，周恩来、李先念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了财贸系统造反派组织的代表。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周总理当场下令逮捕了支持财政部造反派组织、支持财政部夺权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发表了批评造反派对老干部不讲政策、残酷斗争的讲话，并以煤炭部长张霖之之死为例。”

2月17日，四川的李井泉闻风而动，出动军用飞机散发传单，开枪打死了红卫兵和群众，开始了四川全省的“二月镇压”。

2月17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中写道：

“文艺团体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艺界的斗争重点是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发和清算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肃清以周扬、夏衍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毒害，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

这一天，中共中央还颁发了《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进一步提出了要把文化大革命深入的开展下去的设想。

2月17日晚，林彪将谭震林这一天写给他的信，转呈给毛泽东。并在信上批道：

主席：

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

林彪

毛泽东往下看去，只见谭震林在信中写的是：

昨天碰头会上我是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做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对于这些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陶铸，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陶铸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同志就是如此。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毛泽东看罢，提笔在信上批示道：

“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林彪满以为毛泽东看罢这封信，一定会大骂一顿谭震林，没想到他竟会这般轻描淡写地批了几个字，顿时恼羞成怒，一把将信撕碎，丢到了痰盂里。后来，秘书偷偷地将此信碎片捡起来，保存了下来。

2月18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造反不分先后》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热烈欢迎一切革命干部起来反戈一击，任何歧视、排斥干部起来造反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2月18日上午，江青带着王力去向林彪汇报了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和毛泽东的指示。

2月18日这一天，周恩来、李先念又接见了财贸系统各部局的司局级以上全体干部，并发表了讲话。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周总理这两次接见，更有当场逮捕一个副部长，周总理这样的处置与态度，直接的后果是财政部的造反派组织迅速垮掉，财政部的夺权及造反派组织头头和杜向光等人被指控与批判。这些情况都被迅速反映到了中央文革。江青看到汇报材料，对我们说：这事牵涉到周总理，你们不要乱说话，我去向主席汇报。”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等人。毛泽东非常激动、非常气愤，说道：

“我听说2月16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作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作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97分。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同志，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你们要搞宫廷政变，你们就是要刘邓上台。我和林彪上井冈山。把北京留给你们。”

“他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他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行，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把张国焘也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我不信军队会跟你们走。”

毛泽东又一次点着名说：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周恩来劝毛泽东不要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这样，缓和了一下空气，毛泽东的气也慢慢消下去了。他最后说：

“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对陈毅同志、谭震林同志、徐向前同志进行批评，他们三人停职检查。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党员来解决！”

此时，已经是19日拂晓了。毛泽东说完就退出了会场。

2月19日，林彪将北京卫戍区2月18日写的两个报告：《关于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和《关于两个中学军训试点工作总结报告》， 报送给毛泽东。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主席：

此两件，是否可转发全国，请主席审批。

林彪

2月19日晚，毛泽东看了北京卫戍区的两个报告，在批示中写道：

林彪同志：

1、此两件立即转发全国。2、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20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20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4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相应减少4小时。3、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20天。

以上请酌办。

此两件总理阅后送林彪同志。

毛泽东

此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和其它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她说：

“毛主席这个批示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对于促进大联合，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正轨，对加强战备，保卫国防都有极大的好处。这次军训的中心内容是进行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教育。”

2月20日，戚本禹给整理了《刘少奇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邓小平对抗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等材料的谭浩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你过去受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类书的毒害，在工作中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现在经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红旗》杂志社论，认识错误，决心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彻底批判和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修正主义，同其他同志一起写了批判文章，这都是好的。我们热烈欢迎你这种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行动，热烈欢迎你归队，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

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八条命令的说明》（中发［67］61号）。《说明》中写道：

“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军委1967年1月28日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

中央还做以下几点说明：

1、认真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中的有关规定，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轨的重要措施。

2、根据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要求，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联的大中学校的师生、工厂职工、农民、文艺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机关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都应当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本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3、军事领导机关，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系统和保密系统（包括保密的工矿企业、仓库和科研、设计单位在内），今后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

4、党中央各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经委、建委、科委、财政部、各级银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和各地广播电台，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经进驻这些机关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

5、中央和地方一切需要夺权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都应以本机关、本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主进行夺权斗争，外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必要时可以协助，不得包办代替。

本通知连同中央军委的命令，要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

2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信中写道：

“贫下中农同志们：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

“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干部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

2月22日这一天，北京举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林彪，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热烈祝贺红卫兵的大联合、大团结、大会师。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也在大会上讲了话。

2月23日，《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一文。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文章中写道：

“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干部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必须按照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党的干部政策，正确对待干部，成立一个真正有领导能力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才能领导文化大革命和领导生产。经过半年多以来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必须清醒地看到，确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部门篡夺了党政的领导权，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同时也应看到，犯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

据吴德回忆说：“这篇社论是由王力起草的。社论的讨论稿在2月中旬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征求意见和讨论的时候，陈毅曾经长时间地握住王力的手说：‘社论写得好极了！照这样做，大家没有意见了！’”

2月23日，青海军区副司令、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永夫，在叶剑英支持下，调动武装部队占领“818”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开枪打死打伤347人；尔后逮捕和镇压“818”造反派，拘禁青海军区主要负责人。

这一天，叶剑英听了赵永夫的电话汇报，高兴地说：

“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在这个事件中，有347名群众被军队当场开枪打死，其中年龄最小的仅14岁，还是个中学生。惨案发生以后，青海省军区马上宣布青海省的造反组织‘818’是反革命组织。接着，该组织共有13414人遭到逮捕，5968人被抄了家；还有4279人被强制集中劳动。另据不完全统计，有17293人遭到了毒打。我们文革小组开始只是看到了此次事件的主谋、青海省军区的副司令赵永夫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他在报告里称，青海的造反派组织‘818’冲击军事部门，部队被迫实行了还击。但是很快，来自群众的告状信件就像雪片一样飞到我们这里来了。一些从青海逃回来的北京的红卫兵，还有在事件中被打死的北京的学生家长，都到中央文革来控诉上访。有的控诉信还是死者的血书，一些家长们则哭诉自己的孩子去青海串联以后就生死不明了。我觉着问题很严重，就去找关锋商量。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这个惨案。我俩分析，这次惨案的指挥者是青海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可赵永夫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向群众开枪呢，他是否请示并得到过中央军委的同意呢？关锋说：赵永夫自己宣称，他们向造反派开枪得到了林副主席的表扬。如果真是林总表的态，那毛主席一定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要向主席报告的；但如果是叶帅表的态，那林总就不一定知道了，主席也不会知道。也许他会去给总理报告的。这事大了，我们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据了解，是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査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是由我和关锋署名，我觉得仅我们两个人力量还不够，于是就找了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向他们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一起在报告上署了名。报告打印后，就交给了江青，由她转报给主席。”

2月24日，张春桥、姚文元回到上海后，由张春桥在全市“进一步开展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赞扬和支持的指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会通过了《当前上海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草案。

上海临时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正式定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消息传到北京后，陈伯达、康生和谢富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吴德谈话，研究和商量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陈伯达明确地告诉吴德：

“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总理的意见都是建议你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协助谢富治做好北京市的工作。中央相信你能在这个岗位上继续作出成绩。”

2月25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2月19日的指示，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生活会，开始批评谭震林、徐向前、陈毅等人大闹怀仁堂的错误。

这次会议先后举行了七次。周恩来在会议期间发表了四次讲话，前三次是在中央召开的军级干部会议上讲的。

在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没有一个人不站出来批评谭震林、徐向前、陈毅他们三人。因此，在会议休息期间，与会者们都不敢和谭震林他们三个人说话了。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老干部几次痛哭流涕地认了错，有的认认真真、反反复复地作了检查，有的发誓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错误做法了。他们一致表示，好好学习，听从毛泽东的教导，努力跟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也作了检讨，开始向中央文革小组靠拢。

后来在3月18日会议结束时，有人提议，把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作为文件，发给军级以上干部。毛泽东不同意这种做法，他是有意保护这些老干部，包括没有受到批评的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人。从此以后，中央政治局基本上停止了活动，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文革碰头会。

再说2月2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刊登了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同时还刊登了上海《体育战线》评论员的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

《红旗》杂志还发表了《推荐两篇好文章》的短评。短评中说：

“这两篇文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新阶段的时候，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带有普遍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关系到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即边战斗，边整风，向自己头脑中的‘私’字开火的问题。”

此后，在一些造反派组织和红卫兵组织内部，实行了一段时间的闭门整风。

吴德看了这些文章，对谢富治说：

“这些措施，在北京的学生组织内部不会起多大的效果。”

2月28日，陈伯达给毛泽东送了天津小站反对文革运动的《快报》，毛泽东批示：

“从上到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值得注意。”

1967年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社论中说：

“贵阳棉纺厂创造了大联合的好形式，自下而上地按照部门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在统一的革命组织里，对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目前运动发展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决战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组织形式，必须适应新的战斗任务的要求。”

3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论，题目是：《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社论高度赞扬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泽东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终于获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社论中写道：

“山东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配合，粉碎他们的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阴谋。”

3月3日，毛泽东在沈阳军区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道：

“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3月7日，毛泽东看了《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报告后，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此件可以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构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3月8日，农林口和首都部分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召开了“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大会”，把矛头指向了在“二月逆流”中拍桌子骂娘的谭震林。他们批判了谭震林镇压群众的罪行，提出了“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的口号。

3月10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章士钊为排解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在1967年3月6日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写了一封信。章士钊给毛泽东的信，笔者至今未见原文，所得材料只是章含之的一段回忆性文字：“父亲终于送出了给毛泽东的信，他在信中说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他说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等等。”而章士钊给刘少奇的长信，则是这样写的：

少公主席座右：

缅维六四年春节元日润公开教育会议于北京，公与钊均列席。时润公缕述北大积弊，心长语重，响彻殿廊。未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体系全体鱼烂而亡，致有今日。回忆前尘，当共扼腕。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时不过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几于无远不届，无高不达。渐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顾细绎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无不于公优加顾惜，有增无已。如曰：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又曰：错了，说明白，改过来就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与天下人以共见。尝论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昔苏子瞻《与程正辅游香积寺》诗云：“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若而无产阶级路线，若而资本主义路线，疑似之间易滑而进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难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而变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自封为领袖，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为指摘陈独秀一流人，然读者谓是谩骂润公。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
　　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皆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以钊揣知公于润公，微论学术，即以里与年事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齮龁（音yihe，意思为侧齿咬噬——笔者注）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跽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倾怀自誓，毫无保留。
　　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立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豺狼于玉帛，易戟指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虽曰今之无产与资产两条路线之剧争不比于赵国之两虎共斗，有妨国家之急，独美帝与各国反动派正悻悻同以中国为敌，而共产党解放世界之大任，复以各被压迫民族兴起缓慢，吾囿于以一服八之艰苦形势，难于一鼓骤成，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
　　曩朱叔元《与彭宠书》：“凡事毋为亲爱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正，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国，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以康而国，以崇而民生活已耳。此由表面窥测似甚难，由间道锲入则甚易。语云：“解铃还是系铃人”，此一易于反掌之转移形象，两公实在握焉。惟公先图利之，国家幸甚。
　　专肃，顺致政绥

士钊谨启

毛泽东在给章士钊的回信中写道：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敬问安吉！

毛泽东

毛泽东又派人把中央整理的有关刘少奇的材料，送给章士钊阅读。送材料的人交代章士钊说：

“这些材料尚未公布，系党内机密。因为行老关心刘少奇问题，主席特别指示破例送给您看。”

欲知毛泽东将如何处理刘少奇的问题，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59年与彭德怀等人的斗争、文革前后与刘少奇等人的斗争、七十年代初期与林彪等人的斗争，至今还没有人认真地将这3次斗争比较过。先不说林彪的问题，仅就前两次斗争的情形而言，不妨设想一下：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7月23日会后与彭德怀在路上相遇，毛泽东说要与他谈谈，彭德怀不但骂骂咧咧，而且还拂袖而去。假设彭德怀趁此机会和毛泽东心平气和的谈谈，那后果将会如何？如果没有7月23日会议以后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那些活动和言论，还会有接下来的八届八中全会那样的结果吗？假设毛泽东在1967年1月13日晚与刘少奇谈话时，刘少奇具有邓小平那样的“灵活性”，不再剑走偏锋，另生事端，那结果将会如何呢？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也没有那么多如果，它就是那么无情地不可逆转地发生了！

第14章 1967年3月—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我看过几遍，是唯心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的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争概念，结果把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的个人修养。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

话说1967年3月11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西宁223事件”的报告，报告中写道：“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据了解，是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査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毛泽东在批示写道：

“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关于对“西宁223事件”的调查，《戚本禹回忆录》中有很详细地记载。《回忆录》中说：“主席的这个批示关键的是要査学生有没有枪，要是学生有枪，而且是他们先开枪打军队的，那就是另一种说法了。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我们先后开了四次调査会。第一次是3月13日晩上，由我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接受调査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他们把经过叙述得很具体。第二次是3月21日晚，参加的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我、萧华等，调査对象仍是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这次调査会重点主要是围绕着学生有没有枪、有没有开枪的问题进行的。两次调査的结果是学生根本没有枪，更谈不上向部队开枪了。调査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非常仔细。第三次调查是3月23日晚，总理亲自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査对象有：青海‘818’、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这次调査会还没开完，总理在会上就把他写给主席的报告推过来给我看了，上面说：‘看来开枪是有问题的，详细情况容后再报。’下面署名：周恩来。调查会结束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文革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实际上，总理已经反复核对了由赵永夫组织人去搜査‘818’组织的枪支情况。令人吃惊的是，连一支枪也没搜查出来。总理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干嘛还要向他们开枪呢！’经过这三次调査，可以确定，工人、学生手无寸铁，根本没有枪，谁先开枪的问题一目了然。工人、学生连枪都没有，怎么开枪！总理说，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赵永夫搜査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来。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他事后又谎报军情，还假造了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这才是篡党、篡军，他是个野心家！接着康生谈了赵永夫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问题。大家听了都感到匪夷所思。这时叶群就说：‘林总和我们林办从来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也根本没回过电话。总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讲清楚。’总理答应了，说他将在下午向主席作汇报。第四次调查是3月24日夜里，从11点半一直到25目凌晨，江青、叶群都来参加了，叶剑英、杨成武也来了，主持人仍是总理。而调査对象除了前三次参加的人员之外，还有从青海过来的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一次，总理当着大家的面向赵永夫提出了一个一个的问题。赵永夫开始是左右搪塞，闪烁其词，企图为自己和他人遮掩。但在总理追问之下，很快就结结巴巴，满头大汗，最后是前言不搭后语，矛盾重重，漏洞百出。当问到赵永夫，他说这件事他是请示了林副主席的，林副主席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的时候。叶群站起来了，她说，那话绝不是林副主席说的。林彪打电话给叶帅，质问过叶帅，叶帅自己也承认，赵永夫是给他打过电话的。可当总理质问赵永夫的时候，叶剑英也在场，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这时，总理当场宣布：把赵永夫抓起来。解放军就上去撕掉赵永夫的领章、帽徽，把他押了下去。叶剑英本来一直是参加中央碰头会的，从这件事情以后，总理就不让他再参加中央碰头会了。”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新西兰共产党主席威尔科克斯。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康生、刘宁一。

威尔科克斯一走进会见厅，就大步上前同毛泽东热烈握手、拥抱，他关切地问道：

“毛主席身体好吗？”

毛泽东幽默地笑着说：

“马马虎虎，暂时还死不了，但是不久就要见马克思了。”

宾主落座后，威尔科克斯接着刚才的话题动情地说：

“生和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让毛主席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可吃不消。”

“人总是要死的，你不让我死，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希望毛主席很好地保重身体，要是我不抽烟的话，我一定劝毛主席不要抽烟。”

毛泽东把头一摇，说道：

“这个矛盾不能解决。已经成了习惯，很多年的习惯，要是不抽的话，就好像少了什么东西似的。从30多岁就开始抽，抽了40多年了。我是学了马克思的，没有学列宁。”

康生插话解释说：

“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都抽烟，就是列宁不抽。”

毛泽东微笑着拿起茶几上的香烟，点燃了，吸了一口，诙谐地说：

“国民党领袖都不抽烟，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都不抽，可是他们都不得好死。孙中山得了癌症，要是他抽烟，也许还不至于得。汪精卫当了汉奸。”

周恩来插话说：

“汪精卫最后也是得了癌症，死在日本。”

毛泽东为他的抽烟理论又有了一个旁证，得意地笑了。可威尔科克斯却依然恳切地坚持说：

“希望毛主席戒烟，因为全世界人民都希望毛主席健康长寿。”

毛泽东说：

“很多人都劝我不要抽烟，可我偏要抽。抽烟是健康的表现。我有过一年停止抽烟，因为害病，一抽就很不舒服。后来病好了，又抽起来了。将来我见马克思的时候，他会问：‘毛泽东，你抽不抽烟？’”

说完，连他自己也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笑得是那么开心，连眼泪都笑出来了。谈话切入正题后，毛泽东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说：

“革命派在开始时都是受压迫的少数派。北大的聂元梓是这样，北航红旗也是这样。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北航开始时多数派有几千人，少数派红旗只有200人。各个学校都是这样。多数派是纸老虎。上海无论在学校还是工厂，开始时真正革命的都是少数。有人说中国已经搞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文化革命才开始的。”

“过去历次整风都是在干部中进行的，没有发动群众起来检查干部，这次是发动群众起来检查干部。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可能办错事，整错人。”

“解放以后，学校还是国民党的，教员大部分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都是如此。……共产党自己没有多少教师、演员和画家，有经验的办报人也很少。解放以后搞这些的还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看来要一两年，这是从全国来说。”

3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三论提倡一个“公”字》，社论中写道：

“离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离开两条路线的斗争，去谈破私立公，就会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最大的公。”

3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关于各地夺权情况的谈话中说：

“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

3月1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的材料》及对材料的批示呈送给毛泽东。

中共中央在批示中写道：

“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

《材料》中写道：

“中央文革小组经过查证，刘少奇在1936年3月到北方局后，感觉一直在北方局工作的柯庆施、莫文骅等人不听话，不积极贯彻‘一切服从抗日需要’的政策，执行了极‘左’路线。4月，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后，把刚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的彭真、林枫安排进领导班子，由林枫作为他的秘书兼任北方局秘书长。刘少奇、林枫在整顿北方局时，让柯庆施靠边站了。柯庆施、李菁玉等人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揭发刘少奇、彭真等人的问题，要求撤销刘少奇的职务。信到陕北后，张闻天给压了下来。由此查出了1936年8月30日刊登在《华北日报》上的《徐子文等反共启事》。启事全文如下：

子文等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友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当兹困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安子文）、刘华甫（刘澜涛）、杨仲仁（杨献珍）、周斌（周仲英）、董旭天（董天知）、夏维勋（鲜维勋）、冯俊斋（马辉之）、张永璞（薄一波）、徐立荣（徐子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

这篇反共启事是经过杨献珍三易其稿，以狱中党支部书记薄一波为首的共产党员讨论通过，征得国民党当局同意后，在报纸上发表的。此后，一直到1937年3月，一共有六十一人分九批在《华北日版》、《益世报》上刊登了监狱拟好的《反共启事》。”

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中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进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都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工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号召人民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信中还写道：

“希望你们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新的条件下，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成为现阶段全国劳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的最出色的模范。党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你们应该很好地同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合作。”

这一天，北京市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吴德陪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到会祝贺。周恩来和陈伯达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吴德在讲话中说：

“这是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最为重要的一步。”

3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3月19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文化大革命中的三支两军工作由此开始了。

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告》：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联。此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批外出人员陆续回到了本单位。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大会上围绕“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主流和支流”、“军队支援地方”三个问题发表了讲话，他在“主流和支流”部分的讲话中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最大。”

周恩来也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现在有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

这天下午，北京市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领导人出席了会议。

在这次大会上，发言人纷纷批判谭震林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提出了“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

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毛泽东和林彪，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国务院讲了话，他表示：最坚决地支持革命群众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

3月20日晚，毛泽东对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作了批示，他写道：

林彪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可以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做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

毛泽东

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涉及刘少奇20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刘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因为没有材料，主席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当时只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讨论，还要总理、康生、江青的批准才能立案的。陈伯达都没权批准立案的。有的还要经过主席的批准。当时只立了王光美的案。开始刘少奇的案子是作为王光美案子的附案来审查的。后来大量的材料被揭发了出来，报给主席，看到他真有问题，主席这才批准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见后边6月3日的叙述——笔者注）。”

3月22日，北京市召开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吴德陪同下到会祝贺。周恩来和陈伯达在大会上先后讲了话。

3月23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执行和捍卫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社论中说：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

3月23日这一天，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决定从即日起，“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改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及所属政治委员会、生产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人民武装委员会、办公室印章开始启用。

3月23日晚，毛泽东对戚本禹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做些修改后，批示道：

“看过，写得很好。”

3月24日，周恩来对三支两军干部们说：

“目前主要任务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和林彪对《青海问题的调查报告》的批示，作出了《处理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1、青海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2、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205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818”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300余人，甚至向15、16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3、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818”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818”群众并没有枪枝。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未搜到一支枪。4、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中央军委决定：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有关青海问题。宣布“818”是革命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的和被捕的革命群众予以平反和释放，并着手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军管会。

中央决定：将赵永夫隔离审查，将与此事有直接关系的张秀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主席、总理去世之后，叶剑英支持华国锋抓了江青，紧接着他就把‘青海223惨案’给翻案了，他亲自下令释放赵永夫。有人提出，这可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定的铁案啊，怎么能翻？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可以管得住他了。在执行中，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要求出具中央军委的书面文件，才肯执行。叶剑英大怒，后来搞了个‘冼（冼恒汉）、刘（刘贤权）反党集团’，把冼恒汉和刘贤权都撤了。但我现在还认为，对青海‘223’大屠杀事件，即使在今天，无论你对文革持什么态度，也无论找出什么理由，军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打死这么多人，都是严重的罪行，历史是永远不会宽恕其主犯赵永夫的。一些人文革后高唱保护人权，其实只是要保护他们自已的人权，对平民百姓的生命与人权是不在他们保护之列的。”

且说3月25日，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全称：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周恩来、江青到会祝贺并讲了话。

3月27日，毛泽东提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号召学生迅速回校上课，一边上课，一边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3月28日晚，周恩来接见水电、煤炭、冶金、物资、林业、计委、纺织等国家机关21个单位的代表，他在讲话中说：

“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缺乏经验。现在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经验多了。这次夺权是1949年夺权的继续，这次夺权是最彻底的。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有个估计，原说在2、3、4月看出眉目，现在还得加上个5月才能看出个眉目，明年2、3、4月或更长一些时间要看出结果。对干部不要揪来揪去。你们可以约好时间批判他们，批判完了让他们回去，他们还要抓业务。如余秋里、谷牧同志，国务院需要他们工作，中央现在没几个人抓业务。全国正值农忙，工业处于第二季度。不要搞全面的审干，要排排队，解放一些干部到业务生产岗位上去。”

3月29日，《红旗》杂志准备发表一篇题目为《1966年六七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的文章。清华大学是刘少奇派其妻子王光美蹲的点，和四清时的“桃园经验”一样。

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在题目的前面加上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句话，再把原标题加上括号。他还在文章中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对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尔后，又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

3月底，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提出要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他说：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我看过几遍，是唯心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本书尽管讲了那么多的马列主义概念、阶级斗争概念，结果把阶级斗争变成了个人修养，提倡资产阶级的个人修养。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抽象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这本书脱离阶级斗争，脱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空空洞洞，讲一些个人修养，是欺人之谈。我看大学生应该更好地研究一下，选几段写些文章批判。”

刘少奇写于1939年7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小册子，仅在1962年到1966年间，就售出了1500万册，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种毛泽东著作的发行量。

3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的《红旗》杂志第5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在27日经过毛泽东审定的。毛泽东在原稿中写下了两段话：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从上至下，凡需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或民兵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兵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社论中强调说：

“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

自此以后，其它各省市自治区、各单位在夺权后建立的新政权就全部以“革命委员会”命名了。

3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这篇文章中写道：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群众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拐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对这本书的大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3月31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和各大报纸还发表了由王力和关锋以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名义撰写、经毛泽东修改的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1966年六七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

3月3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戚本禹撰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的开头，首先引用了毛泽东在1954年写给政治局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中的一句话：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接着，文章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主旨：

“1949年的10月，朝霞照亮了东方的大地，灾难深重的祖国像巨人一样的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无数次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获得了全国的解放。

人民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洗荡着中国大地上的污垢，但是，反动统治阶级并不甘心死亡，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继续进行着疯狂的大反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尤其复杂，充斥于文化阵地上的反动影片、戏剧、歌曲、书刊，是配合反动统治阶级向革命人民进行大反扑的重要宣传工具。1950年还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其他城市大量放映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便是最突出的一例。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这种反动文化的大反扑面前，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还是同大肆泛滥的反动文化妥协投降？每一个革命同志都面临着新的抉择和考验。

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某某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亊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某某等人却大唱对台戏，他们极力宣扬这部反动影片的什么‘爱国进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却抬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话，说：‘某某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影片。他们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亊地指定一个思想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这样的文章，他们还嫌‘太激烈了’，扣住不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一场重大的斗争，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地扼杀了。”

这篇文章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某某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章中虽然没有公开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名，但国人一听便心领神会。文中的胡某某，则指的是胡乔木。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上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新华社也发了通讯稿，全国各大报纸也都刊登了。

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和发表后的影响，《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姚文元在1967年1月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他那个文章有一段提到《清宫秘史》的问题，但我觉得他仍然没把‘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个问题讲明白。要批判《清宫秘史》，得讲出个道理。要把问题的实质讲明白，这就要研究这个东西。那时候，我跟穆欣打电话，说我想写《清宫秘史》的文章，但记不住电影中的对白，要他帮我找《清宫秘史》的电影剧本。穆欣说，这好办，我马上给你搞来。不到两天的功夫，他就从电影馆资料室弄来了电影剧本，叫司机给我送了过来。电影剧本弄来以后，我说，这是人家档案，别丢了，还得还给人家的。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我就叫他找人先把剧本排版，并让他们多印几份，不要光我一个人看，送给中央文革的成员都看看。穆欣很愿意承担这项任务，后来他在《光明日报》上独家全文发表了那个剧本。拿到剧本以后，我翻来覆去地看，越看越清楚，主席说的没错呀，这影片确实是卖国主义，电影借珍妃之口，要光绪依靠外国人来推翻慈禧太后，把政权夺过来。主席说过，尽管慈禧是个很反动的人，但是在民族立场上，她比光绪要好。这么多年，主席说了多次《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的，我和许多人一样，都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看了剧本，我明白了。

剧本所写的依靠外国人推翻慈禧太后的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个思潮。主席很敏锐，说这样做就会变成彻底的卖国主义。另外，剧本把义和团那么一个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丑化成一批流氓土匪、江湖术士的迷信活动，这也是非常错误的。义和团的战士大部分是勇敢反抗帝国主义的先锋。我又翻看了大量的有关戊戍变法和义和团的历史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并在我的秘书程理嘉等人的帮助下，用了两、三个月的功夫，写成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1967年3月20号那天，我把写好的稿子送给了主席。因为是主席让我写了以后就交给他看的，主席看了、改过之后，又直接退给了我。为了这事陈伯达还批评过我，说我怎么没有经过文革小组讨论就直接交给主席了。总理和王力、关锋也都对我有意见。主席对我写的内容是比较满意的，说我写得很好，但里边有错，有一个大臣的名字写错了。我查了一下，《清宫秘史》的剧本上没写错，是我写错了。主席还在好几个地方补写了大段的话，例如，驳斥说义和团是暴民的胡作非为；表扬爱国女青年‘红灯照’等，都是主席加上去的。主席还针对影片所说义和团是迷信，是暴民，暴乱，驳道：‘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主席的这段话写得太好了，打中要害了。主席真是大手笔，几句话就把义和团反帝这个复杂的事情讲清楚了，把文章的气势提起来了。然后主席就叫我把改过的稿子拿到文革小组去讨论。小组的人看了主席的批改件，提了一些意见。然后我抓紧时间重新修改，印出来后，我又拿去交给主席看。主席又看了一遍，然后交代说，戚本禹这篇文章可用，请总理主持文革小组讨论修改后正式发表。

最后定稿以后，先呈送主席。主席交代，先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广播，然后一式几份，交给《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时王力问总理，这篇文章如何署名，是用《红旗》杂志，还是《人民日报》或《解放军报》评论员，还是同时用几家名义。总理说，这篇文章是第一篇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是以个人署名为好，就用戚本禹的名义。我觉得这个事太大了！这是第一次公开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文章形成的过程又不同寻常，我觉得以我个人的名义发稿不大合适。所以我说，这个文章涉及的问题很大，而且经主席和大家集体讨论修改的，是不是还是用社论或评论员的名义。可总理讲，正因为这篇文章会引起全国以及全世界的注意，按照国际上通常的做法，社论或评论员文章是代表官方的，而个人署名文章，再怎么说，也是个人文章，这是有区别的。把刘少奇的问题突然一下子作为官方文件提出来不好。还是作为个人的文章为好。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发表后，刘少奇也看了。听说刘少奇看了文章之后气坏了，血压升高，睡不着觉，极力喊冤，说戚本禹的文章‘有很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红色买办？为此胡乔木专门给中央写了个材料，他说他记得清清楚楚的，刘少奇当时确实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只是当时他对批判刘少奇有顾虑，所以没有贯彻主席指示，对此他向毛主席作出了检讨。胡乔木写的这个材料，我亲眼看过。

至于刘少奇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说过‘我们也可以给美国人做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不承认，王光美也说没有。他们不仅不承认，而且说他们都很反感这个话。这时，谭震林站出来了。谭震林刚因为‘二月逆流’事件挨了主席批评，在靠边检查。这时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这个事他可以证明，当时刘少奇和他都是新四军的领导人，刘少奇是政委。刘少奇给他们说的就是，我们将来也可以做美国人的红色买办嘛。谭震林写的这个材料，字写得很大，我也看过。毛主席看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以后说，谭老板还是革命的！你们老批他干什么！他是爱国主义的。他可以参加文革小组了。这事我们当时也问过陈毅，陈毅说，他也听到刘少奇这样说过，好像是主席重庆谈判回来以后，讨论与美国的关系的时候，刘少奇这样说过。陈毅说这话时，总理在场。1994年，我见到复旦大学一些教授，谈起这段往事。几个青年教授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们当年还为红色买办争论过呀？现在满大街有多少红色买办啊！好多大人物都在替美国人当红色买办赚钱呢！”

且说在4月1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117号文件：《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毛泽东在这个文件里，特意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都看得太严重了。”

文件中还写道：

“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强迫群众请罪的作法，是极其错误的，严禁假借‘镇反’的名义，镇压革命群众。”

江青对117号文件特别重视，她在几次会议上都讲到了这个文件的内容，并且还说：

“毛主席亲自指示制定的这个文件，十分明确地体现了毛主席对革命群众的爱护和保护，彻底纠正了今年2月和3月间全国各地出现的镇压学生和群众革命的错误倾向，这就保证了我们的五光十色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下去。同志们，你们在底下斗，我们也在上面斗呀，这些文件来得不容易呀，我们的斗争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

4月6日，毛泽东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的命令》草稿上批示道：

“林彪同志，此件很好。”

他还在草稿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一句之后，又加上了一段话：

“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己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

在军委这个《命令》中，共有十条内容，通常被称为《十条命令》，主要内容如次：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作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过中央批准。

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节录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本质，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对派到地方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主持支左工作。

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方式。

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件作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毛泽东审改批准了《十条命令》后，在谈话中说：

“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就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

他在提起刘少奇搞的四清运动《后十条》时，又说：

“1963年搞了《十条》，才隔两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

4月6日这一天，中南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第一次揪斗了刘少奇。

在此之前，吴德几次给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写了揭发材料，系统地把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所参与的和他所知道的刘少奇、邓小平对北京市运动的指示作了揭发和批判，还表示说：“我决心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彻底决裂，同时我也要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广大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陈伯达和康生赞扬他说：

“吴德同志新生了！”

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批判旗帜》的社论。社论中欢欣鼓舞地宣布说：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凯歌声中，一个新的伟大的战役开始了。”

这一天，陈伯达、康生在中央军委召开的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这本书是唯心的，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的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

4月10日，毛泽东在聂荣臻4月7日的信上批道：

荣臻同志：

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毛泽东1967年4月10日

4月10日这一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大会，首都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万人都参加了大会。大会批斗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以及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人。

4月12日至18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部署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大批判。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在会议上都作了长篇讲话。

陈伯达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批判的指示。

江青在会议上的讲话题目是《为人民立新功》，这是一篇经过毛泽东修改过的8000多字的讲话稿。江青说：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做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看着，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

“从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点，就是兼做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这也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汇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呐！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些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

“目前，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主席曾经说过：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江青讲了《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毛泽东在她的讲话稿中，加上了这样的话：

“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江青说：

“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

江青所说的大义灭亲，是指陈士榘的儿子参加了“联动”组织，炮打中央文革。他的老婆受人利用，侮辱江青并且不知悔改。陈士榘不光管教了儿子，还和感情早已疏远的老婆离了婚。他认为老婆传播关于江青在延安时期的一些话，是往毛泽东脸上抹黑。毛泽东称赞他是“大义灭亲，立场很好”。江青接着说：

“当然也不是将孩子怎么样，而是管起来，让他好好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

江青话锋一转，说道：

“少数同志，太过分了。”“‘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相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们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对子女，不要看做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我们要严格地教育他们。”

“要把我们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

“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在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们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

欲知毛泽东此后如何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鉴于历史的教训，对高干子女一直是非常关注和忧虑的。他早在1965年就对自己的儿女们说过：“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而他准备教育、改造、锻炼那些高干子女的办法就是“总有一天统统把他们赶到农村去。”毛泽东的儿女们都不理解爸爸为什么会这样说？多少年后，李敏才悟出了“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这句话的深意，她说：“爸爸是怕我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会借着父母的地位而飘飘然忘乎所以；会借着父母的权势而目中无人自以为了不起；会借着父母的荣誉，什么都不懂却哇喇哇喇乱发议论。这样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

从历史上看，历朝历代有很多事情都在不断地重复着。人们常说的“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只要认真地看一看正史，就会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不新鲜，在历史上都可以找到先例，只不过是那些人的名字和事物有所差异而已。可惜一些人从来不学历史，从来不想“五世而斩”的古训，只顾朝着自己的利益狂奔，最终也不过是落一个“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下场。

第15章 1967年4月—

“今天我请各位来开会，开个团结的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那个怀仁堂事件并不是路线斗争，也不是要反对我，是对运动有意见，对文革小组有意见，是你们发发牢骚么。虽然讲了些过头话，也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话说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圈阅的《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内蒙古军区的个别领导人2月5日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内蒙古军区某些领导人负责。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古公开揭露。中央决定成立以刘贤权、吴涛（内蒙古军区党委书记、副政委）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周恩来在公布《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的同时，又强调说：内蒙古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央决定改组内蒙古军区领导，由刘贤权任军区司令员，吴涛升任政委。在刘贤权到任之前，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代理。

《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内蒙古事件”的起因是：在1967年1月11日，《内蒙古日报》社群众组织“东方红战斗队”接管了报社，出版了《东方红电讯》。1月18日，“呼和浩特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总部”又夺了“东方红战斗队”的权，重新出版《内蒙古日报》。“东方红战斗队”势单力薄，便联合呼和浩特市各高校红卫兵组织的“呼三司”进行反夺权。“呼和浩特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总部”就要求内蒙古军区出面支持他们。军区副司令员萧应棠派出一个连，全副武装赶到报社，支持“呼和浩特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总部”，引起了“呼三司”的不满。2月5日，“呼三司”数百学生在军区大院南门口静坐绝食示威。军区组织武装巡逻和武装游行。12点15分，内蒙古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手持话筒喊话，要军区政委刘昌出来辩论。奉命随时准备镇压学生的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怒气冲冲地走过来，举起手枪朝着韩桐“啪啪”打了两枪，一颗子弹从韩桐左边第五根肋骨下穿了进去。他的肺动脉被击穿，3小时后因流血过多，不幸身亡。这是在全军支左工作中内蒙古军区打响的枪杀学生的第一枪。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下达后，内蒙古军区部分负责人不服中央的决定，派出1000多名干部战士赴京上访，到中南海门前静坐示威。

4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文革小组发布《给内蒙人民的一封信》，信中重申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的内容。

此后，刘贤权一是因为忙于青海事务，二是因为内蒙古局势继续恶化，就没有到内蒙古上任，由滕海清接替了他的职务。

4月20日上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

此前，中共中央决定由谢富治担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担任第一副主任。毛泽东曾交代谢富治说：

“革命委员会要以群众组织代表为主体。”

4月19日至20日，以谢富治为首的筹委会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根据“领导干部、军队代表、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原则”，经过充分协商，从委员中推选出33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四人。常委中群众组织代表20人，军队代表6人，领导干部7人（实有28人，领导干部缺1人，群众代表缺4人）。

主任：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副主任：吴德，北京市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聂元梓（女），46岁，河南滑县人，原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委员、哲学系总支书记，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组长。

其他常委中群众代表还有：刘锡昌，33岁，北京光华木材厂工人，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委会核心小组组长；徐铠，24岁，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工人，“二七红色造反团”负责人，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委会核心小组组长；王景瑞，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常委会核心小组副组长；鲁文阁，北京市第二机床厂工人；苗永昆，首钢动力厂工人，工代会核心成员；邓万田，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常委会核心小组组长；张桂福，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贫协）负责人；谭厚兰，（女），30岁，湖南望城人，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蒯大富，22岁，江苏滨海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共青团员；韩爱晶，21岁，江苏涟水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李冬民，北京市第25中学学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负责人，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周景方，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党支部书记，学部“红卫兵联队”成员；罗瑞华；涂武生（此二人身份不明）。

领导干部代表还有：刘建勋，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丁国钰，北京市党的核心小组文教组组长；高扬文，北京市委工业书记、工交组长；牛连壁，北京市副市长。

军队代表还有：黄作珍，北京卫戍区党委副书记；刘绍文，北京卫戍区政委；范普权，北京卫戍区副政治委员；牟立善，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4月20日这一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领导人出席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林彪，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示热烈祝贺。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大会上也讲了话。

周恩来在致词中说：

“北京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住地，是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心。自从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快地揭露和批判旧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幕和阴谋，这就胜利地揭开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北京大学聂元梓七同志写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这张大字报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北京，毛主席在亲自主持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一张大字报，制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会议并发表公报，从此宣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

北京的中学是震撼世界的伟大的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在毛主席的热情支持下，红卫兵运动迅速席卷全国。特别是去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以后，红卫兵小将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到处串联，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从去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主席接见了130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军民一体，老少一堂，使我们伟大的首都成为全国向往和全世界注视的中心。

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响应林彪同志去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的号召，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你们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你们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取得优势，在组织上也取得优势。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把无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立即行动起来，自下而上地展开夺权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正是在这一系列伟大斗争和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通过工人、贫下中农和大中学校红卫兵的代表会议，成立了北京市革命的具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你们夺了权，但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必须认识到，夺权不容易，当权也不容易，要巩固这一五光十色专政更不容易。”

这天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他高兴地握着谢富治的手说：

“我祝贺你，祝贺大会成功。请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贺。”

他还对大家说：

“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离生产，这样不会造成脱离群众，要半官半民。”

4月23日，毛泽东审阅了《陕西省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的报告》。报告中说陕西驻军负责人连续召集当地大专院校造反派代表座谈，鼓励军队主动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改进工作。毛泽东在报告原文中加注了两段文字，他写道：

“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认识世界，并且改造世界。”

“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的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且立即改正。”

尔后，他又在批示中写道：

“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4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又在四川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此前，李井泉在“二月镇压”中先后在四川抓捕了一大批人，经过做工作，被释放出来的逮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多达27865人。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情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要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规。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毛泽东还在《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中写道：

“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放下，将来再说。”“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毛泽东在《广东省军管会组织支左干部分批进行集训》的报告中批示道：

“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十天至14天为宜，方针和办法采用广东的较好。”“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4月24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张春桥、姚文元、刘格平、张日清、李再含、潘复生、王效禹、谢富治。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同众人一起观看了上海市舞蹈学校演出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并同演员们一起照了像。

4月30日，毛泽东把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请到自己家里，他笑着对谭震林说：

“谭老板呐，你的气消了没有？我的气已经消了。你要还有气，今天就痛痛快快地再冲我开一炮。咱们定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大家都笑了。毛泽东吸了口烟，又说：

“今天我请各位来开会，开个团结的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那个怀仁堂事件并不是路线斗争，也不是要反对我，是对运动有意见，对文革小组有意见，是你们发发牢骚么。虽然讲了些过头话，也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陈毅说：

“主席批评狠一些倒没得关系，最可气是有些人借题发挥，落井下石，恨不得把我们全一棍子打死才心满意足。”

谭震林说：

“他们无非是想把我们这些老家伙打倒，自己好上台，把权力交给他们，我就是不同意。”

毛泽东说：

“你们对文革小组不满，这是正常的。文革小组也有坏人，我早发现一些人有野心，要把他们清除出去。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找我来讲嘛。你们在怀仁堂讲的那三条，我是同意的：搞文化大革命，第一要坚持党的领导，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我们就一事无成。第二要保护老干部。我反复讲过，我们的干部队伍95%是革命的，是好的。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第三要稳定军队。”

徐向前说：

“只要主席能够理解我们的一片苦心，我们就是受再大的委屈和挫折，也算不得什么。”

毛泽东说：

“我和你们共事几十年，我能不了解你们吗？我不能没有你们，你们都是立过大功的。”

毛泽东扭头问周恩来说：

“五一节参加联欢的名单拟好了吗？我要请今天在座的元老们全上天安门城楼。”

周恩来将一份印好的名单递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念，还用红笔一个个划着圈，批准他们在“五一”节上天安门城楼看焰火。

在1967年五一劳动节前，有一个单位请林彪题词，林彪正在思考写点什么，叶群在一旁提醒说：

“就写四个伟大吧。”

1967年5月1日，首都北京及全国各大中城市举行以“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为主题内容的游园活动。

据一位知情网友回忆说：“这一年纪念‘五一’是在中山公园举行游园会，中央领导人（包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5月1日上午（可能是9点钟），当中央领导人的车队要进入中山公园时，受到参加游园会的群众队伍的阻拦，通不过。没有办法，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人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休息。这时江青的护士许春华觉得这是工作人员和毛主席照相的好机会。于是她就跟江青说：‘江青同志，我们想和主席照张相。’江青说：‘那我去问问主席。’当江青向毛主席提出这件事情时，毛主席爽快地回答：‘好，照吧。’在这一次，不仅毛主席和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那个写《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李志绥）和毛主席照了相，据记忆陈伯达的两个秘书好像也参加了。就我自己说，真是太高兴了，和毛主席照相，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我们从这件事情看，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如果不是这样，即不是很亲密，江青会向毛泽东提出工作人员要和他照相的事情吗？同时，毛泽东怎么会爽快地答应呢？……面对着这样大量的尽人皆知的事实，说什么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厌恶见到江青’，明显地站不住脚。”

另据网友梁贵山回忆：“196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正在北航读书的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游园活动，被安排在中山公园北门活动。当天中午时分，活动暂告一段落，大家边吃干粮边休息。当时我是第一次到中山公园，感觉好奇，就独自一个人偷偷跑到中山公园的南门去了。刚到南门，我还没有来得及观景，突然从门外拥进来两排解放军，迅速把路中的人群隔开到路两旁，紧接着开进来一辆敞篷吉普车。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车上站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彪站在毛泽东右边——笔者注）！紧接着又开进来一辆敞篷车，车上站着敬爱的周总理！车开到了花坛前，须绕个半圆形的路，然后才能继续前行。激动的人群一下子从后面拥上了花坛，把整个道路全部堵死，任凭解放军任何努力，也推不开拥上来的人群。车只能停下来，毛主席频频和车旁的人握手。我虽然离毛主席的车很近，但手还是够不着，干着急，只能手举‘语录本’，高呼口号。此时周总理在第二辆车上显得异常焦急，一边做手势，一边喊‘撤！撤！’瞬间，两辆车像长上了后眼，飞快地退了出去。前后也就一两分钟时间，真是不可思议！车退出去后，立刻就进来了大批的解放军，整个公园被‘戒严’了！此时我想再回到自己活动区已经不可能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戒严’撤销了，解放军也陆续撤出了公园，大家才明白毛主席不会再回来了。同时我也明白了，这是又一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政治活动。我于是像飞一般地跑回到我们学校的活动区，把刚才的所见所闻眉飞色舞的告诉大家，同学们立刻把我高高地抛起，和我一起分享见到毛主席的喜悦心情。更让我感到激动和难忘的是：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毛主席在中山公园接见红卫兵的大幅照片。照片中竟然有我，照片背景中三个高举‘语录本’的中间者！同学们又一次把我围起来，又让我坐了一个‘飞机’。我当时脑子一转，立即给新华社写信，请求他们能给我一张照片。想不到过了几天，他们竟然给我寄来了一张！真让我激动得难以言表！”

再说5月1日这天下午，毛泽东在林彪等人陪同下接见了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我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曾经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负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去提醒大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实际上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着的，任何人否认都否认不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在这以前适当的文件中已有了论述。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

林彪插话说：

“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凡是在革命群众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将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未犯错误。我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倒是一个不考试的考试，谁能紧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我总说对毛泽东思想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毛泽东继续说：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这个信号出来后，遭到了彭真等人坚决反对。因为敌人是特别敏感的，这里有一个信号，他那里就有行动。当然我们也必须行动。所以我在中央常委会主持制定了5月16日的通知。这个通知中央已明显地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暂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了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李井泉就不通，刘澜涛就不通。伯达同志找过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查吧。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重点是在1966年10、11、12三个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这是公开挑开了党内的矛盾。由对这一路线的批判，启发了许多革命派的革命激情。这里边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这是符合革命发展规律的。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党团骨干，在批判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绝大部分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他们都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工农兵是具体的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的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内转不过来，这是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好了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了。

‘一月风暴’就是上海工人搞起来的，随后全国工农兵起来了。广大工农一起来，才较彻底地冲垮了资产阶级那一套，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不得不退居到从属的地位，不是吗？工人一起来就冲垮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这是革命发展规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长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军去完成，靠工农兵完成。工农兵实际上只不过是工农，因为兵只不过是穿军装的工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后，这可以算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本来‘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个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地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的。北京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打得比较少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看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还得改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回答说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泽东说：

“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2000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次可能出4000。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以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众人无语。毛泽东说：

“所谓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嘛！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做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但既然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地无产阶级革命化。做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的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以今后要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功夫。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从自己话里说出去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个培养问题，不能在他们犯有某种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作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样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95%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现在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不能乱用。‘革’与‘保’全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宁‘左’勿右，形‘左’实右，从表面上看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些，但永远是我们所不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5%，党团内部只是1%至2%，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做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很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5%，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如按5%，三千五百万算，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军队，有组织的反对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应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5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乘车去天安门城楼途中，在经过胡乔木的住宅时，他突然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说：

“停车，去看看胡乔木！”

张耀祠当即下车，去敲胡乔木家的大门，敲了一阵子，无人开门。此时四周的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泽东，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毛泽东与林彪同乘一辆敞篷吉普车进入天安门广场，与人民群众共度佳节。游园群众和外籍友人无不欢欣鼓舞，争相与毛泽东握手，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毛泽东和林彪等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在城楼上的群众代表和阿尔巴尼亚访华团等各外国使节。毛泽东还亲切地握着华罗庚的手，询问他的身体情况和工作情况，又高兴地向在场的人们介绍说：

“这是我们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

毛泽东还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代表，他与北师大学生领袖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学生领袖王大宾、清华大学学生领袖蒯大富、北航《红旗》学生领袖韩爱晶等人亲切握手。

这天晚上，华灯初上，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海，歌声如潮，喜庆的烟火不时地燃放着，装扮得夜空更加绚丽。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和上海市、山西省革委会代表团。

警卫二团的孔祥秀紧紧跟在毛主席身后，边喊口号边跟随前行，兴奋得像个孩子，他竟然把自己也当成了毛泽东的贴身警卫，一直跟随着，护卫着。他从城楼西侧跟到城楼东侧，时时面对面注视着眼前的毛泽东，心里泛起无比幸福的热流。他还随着众人不停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向大家挥手致意，又面向着广场上的人民群众，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回应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

“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5月2日，《人民日报》及其它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谭震林等一批被批判的老干部在天安门城楼参加联欢的消息。还刊登了林彪手书的“四个伟大”的手迹。

5月2日上午，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郭沫若在会议上致词，题目是《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接着，郭沫若还即席朗诵了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他激情地朗诵道：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所歌颂的是江青自1963年以来，为京剧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京剧界搞出了八个样板戏。一个最难改革的京剧，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一个交响乐，这三个旧艺术的堡垒都被攻克了，一时间，震惊了全世界。

5月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

《决定》中在肯定了成都军区支工、支左的成绩之后，还写道：

“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西南局第一书记和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决定“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欲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要真正了解文化大革命运动，毛泽东在1967年5月1日与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谈话，不可不读。他在谈话中提出：“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有人回答说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时，毛泽东说：“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他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10年。”请读者注意，这是毛公晚年的又一个重要预言。历史已经证明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同时也证明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10年”的预言，是多么的精准！“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由大乱到大治”，“起码要巩固它10年”，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是何等的清醒，何等的自信啊！上下五千年，伟人辈出，请看在那灿若群星的伟人之中，可有堪与其匹者？

第16章 1967年5月—

“新式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二年零八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四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的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感谢赫鲁晓夫呢，应该给他发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话说1967年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

毛泽东在第一稿中加上了一段话，他写道：

“这种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的空想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尔后，他又批示道：

“有些意见，写在文内，请酌定。”“改后应送中央文革小组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又及。”

毛泽东在第二稿上又加上了一段话，他写道：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尔后又批示道：

“退文革小组。在第7页加了几句话，请研究，是否妥当。定稿后，请印正式清样送阅为盼！”

毛泽东在第三稿上的批示是：

“照此发表。毛泽东”

5月10日，毛泽东在刘伯承转呈的一封反映济南地区军队受到冲击情况的来信上批示道：

“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最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毛主席还号召我们：拥军爱民。这是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指导思想，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保证。”

社论还要求坚决执行中央军委1月28日的《八条命令》和4月6日的《十条命令》，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

5月13日，三军部分文艺、体育界的造反派组织为隆重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25周年，准备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联合演出，这个演出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热情歌颂毛主席，歌颂工农兵和体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但是三军中另一派，也就是保萧华和保刘志坚的那一派，硬是不让演出，他们扬言说，如果要演出，就要去砸场子。

林彪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支持联合演出这一派的。林彪在演出前，接见了演员们，他说：

“我坚决支持你们的演出！”

这一天，要保萧华和刘志坚的三军内一些群众组织和社会上不明真相的人，果真对北京展览馆会场进行了冲击，破坏了演出，制造了流血事件。此事后来被称为“513事件”。

林彪当即派叶群去看望了演员们。周恩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也都去看望了演员们。他们都表示支持演出。

在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的支持下，演员们在北京展览馆继续进行演出。

5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起草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判，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5月16日，《人民日报》为庆祝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经毛泽东批准和修改（修改了批判《二月提纲》的部分内容），全文发表了《五一六通知》。

5月16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办法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天掉不下来。我曾经给别的外国朋友讲过：第一，天掉不下来；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样长，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

就在5月16日这天晚上，在北京钢铁学院宿舍楼里，以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张建旗、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刘令凯、北京商学院的学生程镇华为首的六七个来自师范大学、航空学院、钢铁学院、外语学院、商学院的大学生和附中的学生头头，对《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部分内容的动向进行了热烈讨论，他们分析来分析去，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中央又要揪什么大人物了，而且还认为周恩来是一个重要目标。

原来在这年5月的早些时候，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小将周少华（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女儿）参加大串联到了上海，她发现了一份国民党反动派30年代的报纸，上面登有《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就把这份报纸带回了北京。

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在1932年2月18日伪造的谎言，是他们企图用以制造混乱、瓦解中国共产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一个卑劣阴谋。实际上早在这个伪造的启事刊登以前两个多月，周恩来就已经于1931年12月15日到达了中央苏区瑞金。此事出现后，临时中央曾作了多方面的工作，澄清事实，对国民党反动派予以反击。1932年2月间，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名义发布的一个布告，也明确地写道：这是一个“冒名启事”，“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徒的造谣诬蔑。”

以张建旗、刘令凯、程镇华为首的这些学生不知道这是一个历史上早已澄清了的问题。他们分析说，这份启事是真实的，“伍豪”是周恩来的曾用名，因此，周恩来就是大叛徒。于是，他们就决定炮打周恩来，并成立了一个名叫“首都516红卫兵团”的组织。

“首都516红卫兵团”到处拉关系，还和《红旗》杂志的林杰这些人勾结上了。林杰在和他们的谈话中发明了三个司令部的谬论，他说：“一个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一个是刘少奇的司令部；还有一个是周恩来的司令部。”

“首都516红卫兵团”受人利用，愈走愈远，他们先后张贴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散发了很多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其中在师范大学，一些人写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就是林杰亲自授意给谭厚兰，让他们出面写的。

“首都516红卫兵团”张贴的大字报和散发的传单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1、他们散布说：“周恩来与中央文革有很大的分歧，甚至是原则的分歧。”“周恩来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很不理解的，他对中央文革不满，和中央文革有矛盾。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中央文革灭火器的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

2、他们还散布说：“一年来的军内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以两条路线为纲，早已把三军革与保的阵线分明了。为什么竟有人出自他们资产阶级的本能，利用他们尚存的权力，抓住革命小将在前进道路上的缺点、错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利用军内小将在‘513’问题上表现的幼稚，大耍手腕，两面三刀，在全军内部勾结一些人，扶植和操纵已垮台的保守势力，大搞反攻倒算，打击革命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分化瓦解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全军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回忆着‘513’以后风云突变的血的教训，还不值得我们千思万虑吗？联想到当前军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我们应该不应该思考一下，到底是哪一个人物在黑暗角落里指挥军内大大小小走卒，妄图把军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颠倒过来？亲爱的战友，如此颠倒的历史，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允许再颠倒下去吗？不能！万万不能！扭转了的乾坤扭转过来，恢复其本来的面貌！”

3、他们又散布说：（1）、“我们认为，坚定地认为，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总根子，是六十年代的武训。”（2）、“我们决心同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周恩来决一死战。”（3）、“周恩来步彭真的后尘，炮制了一个没有正式文件的《二月提纲》，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保皇派提供了理论根据。”（4）、“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内最大的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台了！周恩来就成为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成为反动势力向革命势力一次又一次玩弄阴谋进行反扑的总指挥，他是隐蔽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资产阶级司令部中的实力派。他惯于玩弄两面手法，阳奉阴违，是中国的又一个赫鲁晓夫，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周恩来的存在与否，关系到无产阶级的胜败，关系到未来世界究竟属于谁，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大旗能否打到底，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的前途。”

5月1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联合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写了一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5月18日，中联部在关于参加中缅两党会谈代表团成员组成名单上，列有江青的名字，报告送给周恩来并呈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道：

“江青以不参加为好。”

5月25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道：

“北京也在分裂为两大派，打乱架，乱就可以乱出名堂来。”

5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转发重庆第45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的报告上，起草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5月28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5月26日编印的《要事汇报》。在这期《要事汇报》上，有一篇文章说：据云南省公安厅报告，5月22日晚，17个自称红卫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及存折，在取款时均被抓获。参与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六个是北京学生，其余11人，除2人外，都是高干子弟。

毛泽东看罢此文，在上面批示道：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泽东5月28日

5月29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干部唐闻生、王海容的来信中作了一个批示。

王海容是在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又到北京外语学院学了八个月的俄语，尔后被调往外交部工作。唐闻生、王海容在27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恩来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决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毛泽东把这封信批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在批示中写道：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立即派人查明原委，进行干涉，取走了那份从上海找回来的旧报纸，送给周恩来。她和陈伯达及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都与有关人员进行谈话，批评了张建旗一伙人。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说：

“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所谓1932年2月18日‘伍豪等启事’纯属国民党反动派的伪造，当年和周总理一块工作的康生同志已作了最有力的证明。群众不明真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确有一小撮坏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还成立了‘516’兵团的反动组织，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必须号召广大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奋起反击，打退从‘左’右两个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逆流。”

5月29日夜，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附了有关所谓“启事”问题的原始材料。他在信中写道：

“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伪造启事。”

毛泽东看到周恩来的信和附上的材料后，批示道：

“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此时，张建旗等少数人仍然执迷不悟，竟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干脆连江青也一起炮轰。有人提出江青在历史上曾经被捕过，而且写了自首书，是叛徒。又说她在地下党时期生活放荡，并且把国民党反动派报刊杂志上的花边新闻作为证据拿了出来。还说她在党内斗争中是好出风头，有野心。

关于江青的第一个问题，有当事人作证，历史上也早已作了结论，自然很容易落实。关于她的第二个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向毛泽东和林彪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上写道：

毛主席、林副主席：

呈上江青同志30年代的一封公开信，请批阅。只要抛弃一切封建的偏见，都可以看到，她还是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人时，就已经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钢筋铁骨，就显示了共产党人不畏流言，勇于斗争的勇气。和鲁迅一样，江青同志的这封公开信，是讨伐封建势力和黑暗社会的战斗檄文。但是，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港澳台的反共势力却利用此事，至今造谣、诽谤不休。为此，我们建议将此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证明江青同志的光明磊落和共产党人的广阔胸怀。

毛泽东看过报告后，在上面批了一句话：

“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的性格的。”

5月30日，三军院校的群众组织分裂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冲击派，萧华被林彪宣布为坏人。“513”事件，最终导致了萧华的彻底垮台，总政由此瘫痪了。

据吴法宪后来回忆说：“早在1967年1月刘志坚被揪出来后，总政机关和北京的造反派就把矛头对准了萧华。萧华组织了一批人拼命地保他自己，同时破坏对刘志坚的批判。当时中央的矛头是集中对准杨勇和廖汉生的，萧华就利用这个机会打一派拉一派，把造他反的组织，打成‘反革命’，说成是保守派。这次演出，中央才下决心把他给揪了出来。”

自此以后，三总部里成立了以黄永胜、李作鹏和吴法宪等人为首的新的领导核心。

林彪在接见吴法宪的时候说：

“跟着我们走，将来可别后悔呀，文化大革命也要做好失败的准备。革命就是要有杀身成仁的思想考虑。我在每次打仗前都要跟叶群说：上战场想一想，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你们都是跟着我南征北战过来的，都要有这样的考虑。我可是不喜欢那类朝三暮四有奶就是娘的人。”

吴法宪说：

“请林副主席放心，我吴法宪是永远忠于林总的。这一辈子我跟定了，认准了，粉身碎骨志不移。”

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

1967年6月1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确定省革委会委员常委33人，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12名，占36.4%；解放军代表8名，占24.3%；革命领导干部13名，占39.3%。

6月3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常委会议。决议：（1）潘复生、汪家道负责全面工作；张多树、赵去非、毛远新、范正美、宋振业、孙宝生、韩潮负责政治委员会；张万春、刘雪峰、王文国、关舟、于杰、陈剑飞、王逢源、燕文卿负责生产委员会；陈海山、聂世荣、于军、唐金枝负责群众工作委员会；郭强、游好扬、张午、张魁印、解云清负责武装委员会；余弘达负责办公室；陈俊生负责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王维之负责松花江地区。（2）省革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凡涉及全省人民的重大事情都要经过常委集体讨论决定。常委实行三班轮流值班制，常委会暂定两周一次，临时性事情，通过常委办公会议解决。

6月3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刘少奇专案组，把他的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结合起来审查。这个小组的总负责人是周恩来，江青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据王力后来回忆说：“中央专案组是同‘中央文革’平行的，都直接对常委负责，实际上是对主席负责。”

6月6日，毛泽东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桑穆加塔桑。参加会见的有康生和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参加文化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的群众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过去的领导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

6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33名常务委员组成。

此前，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6月5日向中央文革小组并中共中央、东北局呈送了《关于增加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名额和常委名单的请示报告》。建议省革命委员会设常务委员33名，现已选出29名，他们是：

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汪家道（省军区司令员）。

省革命委员会常委：赵去非（原省委常委、政法部部长），关舟（原省委委员、副省长），燕文卿（原省商业厅厅长），陈俊生（原省委常委、副秘书长），解云清（原省委常委、财贸政治部主任），于杰（原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剑飞（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逢源（原副省长），陈海山（原省总工会副主任），王维之（原松花江地委第一书记，现任地区革委会主任委员），余弘达（原巴彦县委书记），于军（女，原绥化县半脱产副县长，现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唐金枝（原宁安县半脱产副县长），范正美（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院造反团负责人），刘雪峰（哈尔滨石油配件厂职工业余学校教员、厂造反团负责人），宋振业（东北农学院学生、院造反团负责人），聂世荣（哈尔滨锅炉厂工人、厂造反团负责人），孙保生（哈尔滨伟建厂技术员、厂造反团负责人），王文国（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工人、厂造反团负责人，市革委会委员），韩潮（原省林业厅管理员、厅造反团负责人），郭强（省军区政治委员），游好扬（23军军长），张午（23军政治委员），张万春（省军区副司令员），张多树（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张魁印（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毛远新（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

在常委人选中尚缺四名，正在从贫下中农、大庆油田工人、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中物色。

6月9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参加亚非拉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的各国作家和朋友。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陪同接见。这次被接见的有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位作家。

6月16日晚，毛泽东、林彪观看由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李先念、江青、谢富治等人陪同观看。

1967年6月17日8点20分，中国726号轰-6飞机徐克江、孙福长机组携带的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预定的高度爆炸，实验获得完全成功，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两个太阳，一个在下，是真太阳；一个在上，是假太阳。

聂荣臻在试验现场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报告，他说：这第一颗氢弹的爆炸威力为330万吨TNT当量。试验场区内外人员均安全，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而中国从炸响原子弹到突破氢弹技术，只用了二年零八个月时间，并且是赶在了法国的前面。而后来的法国则是用了八年零六个月的时间。

中国终于打破了美、苏等强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实现了毛泽东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自此，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了，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了。

6月18日，毛泽东在对外宣传问题上做出批示，他写道：

“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不要失掉原则。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

6月21日，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问中国。

早在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独立后，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支持南部非洲地区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斗争，迫切需要开辟一条新的运输线——坦赞铁路。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是横跨非洲大陆的一条大动脉。坦、赞两国开始寻求西方大国和苏联的帮助，均遭到拒绝。后来，美、英等国插手，一是想赚钱，二是想控制坦、赞两国，三是想排挤中国。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识破西方国家的阴谋后，首先邀请中国帮助他们援建铁路，而赞比亚却还在犹豫着。

这次卡翁达来到中国，在周恩来积极主动和无私的说服下，卡翁达也极为乐意地接受了中国帮助他们援建铁路的提议。

6月22日，李立三吞服50粒安眠药自杀身亡。

李立三是在6月20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他又在22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绝命书。他在信中写道：捏造他罪名的“决不是群众的意见，而是华北局机关中少数几个阴谋家和野心家（不是李雪峰同志）搞出来的把戏，来挑动群众斗争我。”

6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卡翁达就坐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手指间夹着香烟，满面春风地问道：

“赞比亚有代表机构在这里吗？”

毛泽东不经意的一句话，使得周恩来暗暗佩服，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而占据主动地位，的确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他这一问就轻而易举地把卡翁达置于被动地位。原来，中国和赞比亚在1964年建交后，中国方面当即在卢萨卡开设了大使馆，而赞比亚方面却一直没有在北京开设使馆，甚至连个代表也没有。卡翁达自知理亏，赶紧说：

“我们很快就要派代办来。主席先生为全世界各国人民做工作，身体这么健康，我感到很吃惊。我们赞比亚最尊敬的人有三种：长者、智者和勇者。这三种您都具备。中国人是最富于智慧和勇气的，中国的工作使整个世界变得有希望了。对于这一点，我十分欣赏。”

毛泽东见好就收，问起了坦赞铁路的情况，周恩来说：

“坦桑尼亚已经确定由我们帮助勘察，1965年底就勘查完了，写出了勘察报告，送给了尼雷尔总统。”

卡翁达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

“我只不过顺便提到铁路问题，和总理先生详谈了这个问题。我回去和尼雷尔总统商谈后，就马上通知你们。”

毛泽东不介意地把手臂高扬了一下，说：

“这条铁路不过1800多公里，投资也只有一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

毛泽东恢宏的气度，使卡翁达很是吃惊，他厚厚的嘴唇翕动了一下，说：

“我们只有通过帮助其它地区的自由战士，使他们获得独立，才能报答你们的帮助。”

毛泽东摇摇头，说道：

“这不需要什么报答。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

卡翁达连忙说：

“是的，是的，我完全同意主席先生所说的。我的说法可能粗糙一些，我的意思是，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们真正欣赏你们援助的心情。”

毛泽东说：

“你们独立才两年，还有很多困难。我们独立已快18年了，更应该帮助那些尚未独立的国家。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6月22日晚，毛泽东、林彪观看由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海港》。观看演出的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董必武、李先念、聂荣臻、江青等人。

6月25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文汇报》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并在转载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文汇报》的社论中写道：

“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特别是在掌权以后，他们的地位有了变化，如果忽视了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就会停顿下来，不再前进。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甚至有可能发展到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而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6月27日，人民解放军在“627空战”中，由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亲自指挥，一举击落美国最新的“鬼怪式”飞机一架，活捉了美机驾驶员，引起了全世界强烈的震惊。

就在这6月间，周世钊到北京开会，顺便看望了毛泽东。

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世钊对运动不理解，曾经陈书毛泽东，诉说了红卫兵到他家“抄家”的事情。毛泽东回信说：“不必来京，事情可以合理解决。”这一次老友相见，毛泽东问起红卫兵“抄家”的情况，周世钊说：

“我一身之外无长物，抄家者一无所获，不过搞乱了我好些书，弄得残缺不全，可惜，可惜！痛心，痛心！”

毛泽东说：

“这对你不起，由我负责赔偿，你那些旧书，我这里都应该有，任你挑选拿去做赔，只不得抄我的家。”

他点燃了一支烟，又说：

“你不要心存芥蒂，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的，当说的说，可管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要负气。”

周世钊说：

“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怎能管事，怎么管事？”

毛泽东说：

“你愿入党，我可作介绍，你是副省长嘛！即使造反，你也应管，再说你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袖手旁观？”

周世钊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能起什么作用，连个庙都没有了。”

毛泽东笑着说：

“庙可以重修嘛！修庙是积福的事，我出点香火钱。”

周世钊谈到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说：

“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是一种正确的思想体系。既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又为什么把它叫做毛泽东思想呢？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而不用别人的名字来代替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呢？这是因为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定我为中央的领导。1935年以后，中国革命就再也没有走什么弯路了。”

6月间，江青身体不大好。繁忙的工作使她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许多，扑克也不打了，动物也不养了，有时只到健身房里活动活动。毛泽东劝她到外地去休息一段时间，还说：

“不要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

江青说：

“你看，这么多事，我怎么走啊！”

工作人员也都劝她工作不要太紧张，要注意劳逸结合，注意休息。她却反复说，她是一个政治化了的人。

1967年7月5日，毛泽东就各地筹划建造大型的毛泽东塑像一事，作出了批示。他在给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中写道：

“此类事是劳民伤财，无利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碰头会讨论一下，发一指示，加以制止。”

7月5日这一天，周恩来亲自主持了有中央其他领导人参加的河南省三方赴京汇报团汇报会，刘建勋、纪登奎参加了汇报会。

纪登奎是在5月中被“十大总部”批斗后，被“豫农红总”负责人范念民指挥“豫农红总”和“郑大附中红旗”的部分红卫兵，冒险从其被关押处抢出来护送到北京的。

在此次汇报会上，河南二七公社、河造总、十大总部的代表经过协商，达成了停止武斗的六项协议。

7月7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叶剑英、杨成武等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了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委联合召开的“入越作战高炮部队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

接见结束后，粟裕传达了毛泽东在接见代表们前与中央领导人的谈话内容：毛泽东指示说：

“现在的装备很落后。因此，我交代，一要把雷达、指挥仪、光学仪器，狠狠抓一下。我们的雷达，要减轻重量，不要那些落后不行的，要能抗干扰的。二要提高质量。三要增加高射武器的数量。”

毛泽东还说：

“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二年零八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四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的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了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感谢赫鲁晓夫呢，应该给他发个1吨重的大勋章。”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游泳池和杨成武谈话。他穿着睡衣，吸着烟，说：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是越来越快了。我看要不了多久，再过500年到1000年，那时的人们再看我们这些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我们所作的这些事，一定会觉得很可笑吧？”

他随手拿起简报，瞅瞅说：

“四川动刀，湖南抢枪，赣州打一仗，死200人，伤者难以计数。江苏、安徽天下大乱，全国各地差不多都有了两派三派。”

他把简报搁在茶几上，问杨成武说：

“这样乱下去，明年能收尾吗？会不会失控？”

杨成武说：

“群众起来了，派性大了，困难怕不少。有主席领导，工作做细，局势一定会控制住的。”

毛泽东盯着杨成武，“嗯”了一声，笑着说：

“好！天塌下来，有成武顶着。”

说罢，他起身踱出休息室，沿着游泳池漫步，嘴里念念有词：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平衡。”

杨成武跟着毛泽东沿游泳池踱了一圈，轻声问道：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毛泽东正在沉思间，似乎没有听到杨成武的问话，兀自“唔”了一声，说：

“成武呐，历史上冤枉的人，冤枉死的人，历朝历代都有，都不少。不过呢，共产党比国民党少一点罢了。现在有一些我们处分的同志，有的是三年四年翻案，有的十年八年翻了案，有的死了也没翻案，没人提了。哎，共产党也不过是比国民党少一点罢了。

《左传》阔大，《聊斋》工细。但读《聊斋》当以读《左传》之法读之。名儒讲学，老僧谈禅。《聊斋》文笔独有千古，更难得议论纯正，准确酌情，佳处难以尽言。

人有不得不为之，不得已而为之；形也，势也，形势所迫也。《聊斋》卷12《车夫》篇：有车夫载重登坡，方极力时，有一狼来啮其臀。欲释手，则货敝身压，忍痛推之。既上，则狼已龁片肉而去。乘其不能为力之际，窃尝一脔，亦黠而可笑也。”

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拂，止住了议论，自言自语地说：

“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哟！”

毛泽东这一句话，杨成武听明白了，他是要去南巡了，要去武汉了，要去游泳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同周世钊谈到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时，他说：“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是一种正确的思想体系。既然它是一种思想体系，又为什么把它叫做毛泽东思想呢？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来作为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而不用别人的名字来代替这种思想体系的名称呢？这是因为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定我为中央的领导。1935年以后，中国革命就再也没有走什么弯路了。”把毛泽东思想称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集体，它的主体就是毛泽东，其中包括的应该是马列等革命导师和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大众，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是毛泽东在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所显示出来的伟大谦虚。他在6月18日对外宣传问题上做出的批示，就为后人理解这种谦虚作了很好的注脚。毛泽东写道：“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吹得太厉害，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由此可见，对于毛泽东的谦虚，后人需要正确理解。可是在毛泽东身后，一些人却歪曲毛泽东的原意，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借此突出自己，否定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贡献，甚而至于在一些重大事件纪念活动中连毛泽东的名字都不提，这种倾向不是数典忘祖吗？

第17章 1967年7月—

“文革搞了一年了，明年的春天结束文革。接着我们开‘九大’。‘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人家要打倒，那就打倒一下子吧。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

话说1967年7月9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催促下，向建工学院的“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交出了一份检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负责人看了刘少奇的检查，认为“刘贼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认罪是假，反扑是真，竟在检查中公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毛主席的参谋部——中央文革，真乃是狗胆包天，罪该万死！”

此前，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新‘八一’战斗团”、“‘八一’战斗团”、“前锋红卫兵”等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聚集在中南海新华门、大西门、西北门三个大门外高呼口号。7月4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向刘少奇传达了中央要他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师生写一份检查的意见。

此时“新‘八一’战斗团”的负责人是范兴慧、陈朝安、任润玺、蔡海康、孙再权、杜崇凯；“‘八一’战斗团”的负责人是贾健、董临平（她在1970年“清查516集团运动”中被审查，８月４日上吊自杀）、张玉晋、林仲明、郭芳瑞、王成华；“前锋红卫兵”的负责人是艾青玉。这些组织中的许多人都是高干子弟。其中“‘八一’战斗团”的贾健还是保皇派“一司”副总指挥，他曾被周恩来派去上海处理过北京红卫兵事宜，任“南下兵团”的“作战部长”，从南方撤回时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和表扬。方迪在一篇歌颂“一司”的文章《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始末》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司’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客观上成了周总理的灭火队，哪里有过激行为，周总理就首先想到派‘一司’去，‘一司’也绝对服从，从未讨价还价。”

7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解决河南问题的（1967）216号文件。文件中明确表示：

1、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2、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3、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调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

7月13日上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7月5日的批示，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指示中明确要求全国各地要坚决制止塑像风。

7月13日午后，毛泽东要去参加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碰头会，卫士们替他换衣，沉浸在思考中的毛泽东伸胳膊蹬腿，任凭卫士们“摆布”。他吩咐秘书说：

“给杨成武挂个电话，下午的碰头会他要参加。”

下午3点，毛泽东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议室里，林彪、周恩来、杨成武、萧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及汪东兴都到齐了。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扫视了一眼在座者，说：

“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7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我和张春桥到武汉、长沙去看看。去武汉游水，那里的水好。”

他转对汪东兴说：

“通知郑维山今天同车到保定、石家庄，谈河北问题。”

周恩来说：

“主席，长沙、武汉都比较乱，我们已经商定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解决问题，不一定非去不可。”

毛泽东说：

“我不怕乱，我去。”

林彪说：

“北京现在事情很多，主席如果一走，只能由总理主持工作，有些事情不好定决心哪。”

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考虑到安全问题，也不主张毛泽东去南巡。毛泽东吸着烟不说话。周恩来又说：

“主席想游泳，地方很多嘛。北京有的是好水，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官厅水库都可以游，这些水都不错。”

毛泽东一摆手，说：

“我哪里都不去，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非子龙不可行也，让杨成武陪我去。就这样定了。”

周恩来见毛泽东执意要去，就对杨成武说：

“成武同志，你的任务有两个，一个任务，作为主席和我的联络员，传达主席的指示。凡是有我向主席的报告，由你转报主席。第二项任务，保证主席安全。过去你是挂先锋印的，这次任务也不轻。无论陆地、空中、海上、江上，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

杨成武说：

“请总理放心。”

毛泽东朝着少言寡语的杨成武说：

“风流不在谈锋胜。长征过草地，我讲过还得靠成武，只靠宣言不行。”

他又转对大家说：

“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乱是好事。从华北开始，山西还在乱？要给69军和陈永贵打个招呼，刘格平他要闹就让他闹，我毫无办法，让红卫兵去搞，靠群众。我们治不了，我们不去整他，让红卫兵去治。”

7月13日晚，周恩来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说，要他第二天赶到武汉，执行紧急任务。他没有说也不可能在电话里说是去“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一类的话。谢富治请示说，要王力、余立金和随行的红卫兵和他一起去。周恩来同意了。谢富治立即把周恩来的决定告诉了王力，王力说：

“我在西南的任务还没完成呀，为什么改变计划？”

谢富治说：

“不清楚。我们马上赶去执行任务就是了，不要再多问了。”

王力马上给北京的关锋打电话，询问原因。关锋说：

“任务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

7月14日凌晨3点，警卫毛泽东的一中队80多名卫士，登上了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了北京。

毛泽东一行出发后不久，周恩来也乘飞机出发了。他是为毛泽东到武汉打前站的。

毛泽东在凌晨出行途中，在同随行的一位摄影记者谈话时，了解到他的妻子在新华社工作，俩人参加了互相对立的群众组织。随着斗争的升级，他俩的感情进一步恶化，先是不在一个锅里吃饭，后来不在一个床上睡觉，斗争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毛泽东笑着说：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你们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啊！你们也要搞革命的大联合哟！”

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到与毛泽东一门之隔的杨成武的车厢内，对杨成武说：

“总长，请郑司令员到主席那里谈话。”

杨成武马上叫人去请郑维山，他端着茶杯先来到毛泽东车厢内，见毛泽东正在沉思，就不声不响地坐在毛泽东的一侧。另一侧的不远处坐着汪东兴。

“报告主席！”

郑维山在门口立正敬礼。毛泽东“噢”了一声，示意他进来在身边坐下，郑维山就坐在靠近毛泽东的沙发上。毛泽东弹了弹手中的烟灰，问郑维山说：

“你这个司令跟陈伯达一起转了转？”

郑维山答道：

“转了几个地方。”

“谈谈吧，是不是天下大乱？”

郑维山就把他和陈伯达了解到的河北的各派矛盾，向毛泽东一一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太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了，阎达开就好办了嘛。”

天快亮了，毛泽东才躺下休息了一会儿。

7月14日早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打电话告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

“周总理已经到了武汉，要见你。”

陈再道听说周恩来已经到了武汉，自己竟然事先连一点消息也没有得到，顿时火了，张口便骂：

“娘卖匹的吴法宪！也不给老子打个招呼！”

这陈再道骂吴法宪，是因为中央要员出行的飞机，都是由空军司令吴法宪安排的。火是火，骂是骂，周恩来还得见。陈再道急忙招呼政委钟汉华，二人驱车匆匆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周恩来和海军政委李作鹏正在用早餐，见陈再道和钟汉华来了，就招呼他们一起用餐。二人也不推辞，坐下便吃。

陈再道汇报说，现在武汉的局面相当混乱，“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两大派群众组织处于尖锐对立状态，武斗事件频频发生。周恩来指示说，请你们立即亲自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发出通知，要求武汉地区两大派武斗的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各自回本单位去，不许武斗。周恩来又问道：

“东湖那边怎么样？”

陈再道说：

“东湖宾馆乱得很，服务员都分了两派，把房子搞得不像样子了。”

周恩来说：

“那就把它打扫出来。”

陈再道说：

“打扫？都造反了，都瘫痪了。不是说这样才好吗？”

周恩来说：

“我去看看，你们吃过饭也去一下。”

周恩来到了东湖宾馆，把服务员们召集到一起，他说：

“你们说，人一辈子跟谁拌嘴多？我看还是两口子，因为是一家人么。可是如果来了客人，两口子又会一起迎客，共同维护这个家。你们吵得厉害，说是两派，我看首先因为是一家人。不是冤家不聚头，一家人就不要再说两家话。不论哪一派，大家都赶快行动，把房间打扫出来。”

陈再道见这些琐事也要由周恩来做，不好意思地对周恩来说：

“机关瘫痪，我们事先又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吴法宪他娘……”

周恩来以手势制止陈再道，低声说：

“我是给主席打前站的，也想借机了解一下武汉的情况。你们要尽快促进两派大联合，稳定武汉局势，要为主席横渡长江创造好条件。要利用主席在武汉的机会把问题解决好。”

陈再道说：

“我就是顾虑文革小组那边……”

周恩来再次截住他的话头，说：

“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

再说毛泽东的专列进入河南，毛泽东再次召见郑维山，说：

“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要采取教育的方针，不能不教而诛，当然也不是教而诛。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专列驶上黄河大铁桥，毛泽东看看郑维山，问道：

“河南有个‘二七公社’，知道吧？”

毛泽东所说的“二七公社”，是在1967年2月7日由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豫农红总、郑大附中红旗、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州印染厂“八一”、第二砂轮厂造联、新乡“818”、洛阳“816”、南阳“二七公社分社”等全省74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的左派群众组织。毛泽东又把目光转向窗外，说：

“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它本身没有阶级利益的根本矛盾，根本冲突，为什么要分成两派？我想不能，这是人为的。一个是走资派操纵，继续搞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浑水摸鱼。一个是少数坏人，即地富反坏、特务、反革命分子，钻进了革命群众组织里进行操纵破坏。再一个情况是群众组织内部小资产阶级的思潮，怀疑一切、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思潮的影响。”

专列进入郑州市区，毛泽东指着窗外的标语说：

“你看，有‘二七公社’！”

毛泽东在专列上会见了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刘建勋等人，听了他们的汇报，说道：

“‘二七公社’就是好！”

毛泽东又吩咐杨成武说：

“你记。”

毛泽东看杨成武做好了记录的准备，就接着说：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护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据纪登奎后来在1988年自述中说：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

纪登奎所说的是指省军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成了“走资派”，“河南二七公社”受到镇压，军区支持的“河南造总”、“十大总部”喊出了“打倒刘、文、纪”的口号，文敏生称病住院，纪登奎被“省委造总”软禁起来，多次批斗，扭住胳膊架飞机。纪登奎还说：

“1967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应该是省军区司令员张树芝——笔者注）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

毛泽东之所以称纪登奎是老朋友，据纪登奎说：

“五十年代初，那时我不到30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纪登奎还记述了毛泽东这次接见他时的情况，毛泽东问：

“你说批判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纪登奎说：

“大有好处。”

毛泽东问：

“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

纪登奎说：

“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弯着腰，还可以锻炼身体呢。”

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还学着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后来，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讲话时，都拿纪登奎作为例子说：

“纪登奎也遭受过批斗，但是他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文化大革命，所以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为什么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不能像纪登奎同志那样呢？”

纪登奎在回忆中还说：

“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7月14日中午，王力陪同谢富治、余立金到了武汉，住在“百花二号”。陪同人员中还有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北师大“井冈山”的谭厚兰以及段聚平、胡慧娟、武介之等红卫兵。

谢富治要王力等人陪他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没想到在武汉测绘学院门口就被群众认了出来。测绘学院的群众组织立刻用高音喇叭广播并贴出了欢迎标语。王力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

“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猜测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来了，倒可以掩护毛主席。”

7月14日晚9点零8分，南巡专列停靠在武昌车站内。毛泽东下了车，看到迎面墙上的几条大标语：“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他摇摇头，对杨成武说：

“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

毛泽东一行乘车到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杨成武立即去见住在“百花一号”的周恩来，向周恩来报告了一路上的情况。周恩来听得很认真，连毛泽东讲话时的动作神色也都一一询问了一遍。他听完杨成武的汇报，说：

“谢富治、王力，还有余立金也到了武汉。今天中午从重庆飞过来的。”

杨成武一怔，说：

“他们怎么过来了？碰头会上并没有让他们来？余立金我知道，我是叫他负责天上的安全。”

周恩来说：

“谢富治是我飞武汉前打电话叫来的，负责主席安全。他是湖北人，武汉驻军都是他的老部下，好做工作。王力在重庆听说后，给我来个电话，也要来武汉。”

“他来干什么？”

“武汉造反派听文革小组的话，他来了可以帮助做造反派的工作，比我们说话管用。”

“他要是煽风点火呢？”

“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来武汉做工作。你干你自己的事，就按你的任务当好联络员，搞好安全，准备好船，检查码头，试试水情，还有机场、道路，保证主席的游泳和安全。”

“我听总理的。”

杨成武回到“梅岭一号”住处，立即召来余立金和李作鹏，告诫他们说：

“注意，你们一个空军政委，一个海军政委，我叫你们来武汉，是让你们保证主席安全。一个保证天上，一个保证水上，谁那里出纰漏，我找谁算账。”

从7月15日开始，周恩来、谢富治、张春桥、郑维山、余立金、王力，每天上午到“梅岭一号”，向毛泽东汇报华北、中南、西南的问题。下午，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级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听取汇报。

关于武汉地区和湖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还须从1967年1月中旬讲起，那时候，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100多人到了武汉，首先支持“百万雄师”，对“工人总部”进行了批判。他们说：

“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要彻底砸烂工人总部。”

不久，武汉的“工人总部”联合“钢二司”、“913”、“后字248部队红色造反野战军”、“《长江日报》毛泽东路线战斗兵团”以及在武汉的“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汉联络站”、“西安军电（临）驻汉联络站”、“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汉联络站”等群众组织在2月8日发表了一个“28”声明，进行反击，指责“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混蛋退居幕后，操纵一些所谓‘造反’组织，以‘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实”。

这时候，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谭厚兰等人首先找到了陈再道，对陈再道说：

“我们是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工总’的声明把斗争的大方向指向了武汉军区和广大的解放军，指向广大的干部，他们的大方向错了。‘28’声明是大毒草。不但我们这样看，《红旗》杂志的革命左派林杰同志也是这样看的。”

陈再道问道：

“是不是那个和关锋一起写《<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是两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林杰？”

谭厚兰说：

“是的。林杰看到那个声明后，在接待武汉新华工在京的代表时就明确地说：‘28’声明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与红旗社论相违背的。”

此后，武汉三镇到处出现了《中央文革成员、〈红旗〉杂志社林杰同志谈二八声明》的大字报。2月18日，陈再道等人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即《218声明》，矛头直指“28”声明。3月17日，陈再道命令8201部队先后逮捕了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沈复礼、王屏、李洪荣、李承弘等工总领导人。3月21日，陈再道等人又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即《三二一通告》，宣布解散“工总”及其所属组织，并公布其十大罪行。据徐海亮编著的《东湖风云录》中称：“全省300多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传说6000多人被逮捕、拘留”。4月6日，《十条命令》下达后，武汉的形势立刻出现了大反复，“钢二司”、“工总”等造反派组织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三月逆流”，把陈再道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对准了武汉军区。6月4日，陈再道等人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即《六四公告》，承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个别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的已经予以纠正”，“在处理‘工人总部’过程中被错误的批判斗争的革命群众，我们诚恳地向他们道歉”。但《公告》同时宣布，“工人总部不能恢复！”“对‘工人总部’中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采取专政措施，是必要的”。

后来陈再道在谈话中回忆了这一个时期的情形，他说：“徐向前跟我说：‘毛主席如果只是依靠那些秀才们，一定要亡党亡国。江青他们怎么能掌握领导权呢？’我说：‘不是还有林彪同志吗？’徐向前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要让他主持中央的工作，他坚持不了多久，他没有周总理的精力。其他的人就难说了。你别看现在有的人嘴巴上说得天花乱坠，心里究竟想的什么，你能知道？有的人就是千方百计培植个人的势力，搞个人的山头。我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毛主席见了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你可以大胆地干，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担任这个职务！这句话我回去想了很久。’徐帅讲了以后，我们也讨论了，这可是大事呀，都在为中国的命运担心，这就发生了比较大规模的镇压工总那一派的事件。我们以军区名义发出《二一八公告》，不能说没有受谭厚兰的影响。现在就看得更清楚了，就是林杰这些人派来的。当时我们想，都是北京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你支持这个，我支持那个，我们军区到底该支持哪一个组织呢？实在是叫人伤脑筋的事情。支持谁都可能出现问题。但是相比之下，工总反对解放军，打击一大片，我们根据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指示，取缔了这个组织，抓了他们的几个头头，这就惹下了麻烦。”

再说7月17日早晨，周恩来在东湖宾馆“百花一号”吃过早饭，对两天来一直忙于在长江上看水的杨成武说：

“今天你也参加汇报会，去听听。”

周恩来、杨成武从“百花一号”驱车来到“梅岭一号”，杨成武对毛泽东说：

“主席呀，你暂时还不能游泳，现在游会惊动整个武汉。是不是晚几天？”

毛泽东将贴在湿漉漉的皮肤上的衬衣，用指头拎起来，轻轻抖动，不无抱怨地说：

“一百万人游泳，才动了这个念头。又出了什么事？”

杨成武说：

“我跟汪东兴、郑维山准备码头和船，沿江看了看，还是安全问题。”

毛泽东一听就生气了，整天听到的都是安全问题，说红卫兵到处拦车扒车，可他一路上一个也没遇上，就说：

“一路都听你们说，连个鬼也没有扒车！”

杨成武说：

“主席，连我都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如果是你去，更一目了然，全武汉的人都会往江边拥。”

毛泽东松开拎着衬衣的手，问：

“要推后几天？”

“或许要一个星期。”

“那好吧，只好如此了。”

周恩来赞许地看了杨成武一眼，走到毛泽东身边坐下。谢富治、张春桥、郑维山、余立金、王力也陆续来了，准备向毛泽东汇报武汉的情况。毛泽东吸着烟，望着谢富治问：

“你们在昆明给冲了会场？你还讲了话？”

谢富治说：

“我和王力同志都讲了。”

“李成芳站得住站不住？”毛泽东非常关心部队和部队干部，他在听了回答后，又询问西南各省的军管情况，问省会和主要城市有没有相当于京津沪卫戍区的独立师，问张国华等人有没有下过工厂车间。他还说：“着重做军队工作，给他们开脱。”

杨成武插话说：

“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毛泽东说：

“好，对他们造反派讲，四川问题，主要是李井泉、廖志高、黄新庭、郭林祥的事。其次是甘渭汉、韦杰。李文清还支了一下左，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

有人插话说：

“群众抢枪是个大问题，到处揪赵永夫式的人物。”

毛泽东说：

“不要那么紧张。让人家骂骂有什么要紧。什么赵永夫，什么谭式人物（意思是谭震林式的人物——笔者注），什么匪首，都不能恼火。”

他以拿着烟的手，指着郑维山说：

“郑维山，你们也要准备挨骂。骂一下有什么要紧。有枪支弹药也不要那么紧张。重庆有一万发子弹，打一会儿就光了。打了那么多年仗，怕什么。”

谢富治根据这两天在武汉摸底的情况，汇报说：

“我们上街看大字报，做调查研究。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三钢’即钢工总、钢二司、钢‘913’，‘三新’即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笔者注）好，是造反派；‘百万雄师’坏，是保皇派。军区解散‘工总’，抓了人家的头头和那么多群众，不得人心。”

他还说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毛泽东说：

“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要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湖北省副省长——笔者注）都不要打倒。”

谢富治说，湖北省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毛泽东说：

“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要解决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

谢富治请示毛泽东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毛泽东说：

“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规。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三新，二司，你压吗？越压越成钢。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不报告，就是有问题么。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识搞的。”“工人总部要平反，抓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

毛泽东最后说：

“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13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

7月18日，毛泽东已经听了三天的汇报，经过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该对湖北问题下结论了，他决定晚上找陈再道、钟汉华谈话。

7月18日晚上8点钟，周恩来引着陈再道、钟汉华走进“梅岭一号”客厅。毛泽东的两侧坐着谢富治、杨成武、张春桥、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周恩来说：

“主席，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来了。”

“嗯，你们好啊。”

毛泽东说着，依然坐在沙发上，向陈再道、钟汉华伸出手。陈再道、钟汉华依次向毛泽东立正敬礼，然后和毛泽东握手。毛泽东指指沙发说：

“坐，坐这里。”

陈再道、钟汉华依次坐到毛泽东身边，腰板挺直，两手放在膝盖上，神态十分拘谨。毛泽东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说：

“你们怎么样啊？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陈再道说话不会拐弯抹角，有点气呼呼的。毛泽东微笑着说：

“你这个陈司令，真利害呀，抓了那么多的人，把‘工总’打成反动组织，我可是没有你这个胆子。蒋介石在这里镇压过工人，你也要步人家的后尘呀。”

陈再道急忙说：

“主席，我错了，我们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毛泽东“呵呵”一笑，点着烟吸了一口，说：

“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你就承认个路线错误嘛。”

陈再道说：

“我坚决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我要坚决改正。你让我给军区的同志们做一下工作，我保证转好弯子。”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

“这好，你比蒋介石进步，懂得改正错误。抓朱鸿霞不得人心。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

陈再道赶紧说：

“要这么说，主席，我马上开大会作检讨。”

毛泽东说着瞅瞅陈再道和谢富治有点小动作，就疑惑地“嗯”了一声。陈再道指着谢富治说：

“主席，他跟我摆手，不知道什么意思？”

谢富治向毛泽东解释说：

“我是提醒他注意听，不要插话。”

陈再道争辩说：

“主席问我，我不讲啊？主席保我，我不该表个态呀？”

毛泽东看着陈再道抿嘴笑笑，接着陈再道前边的话说：

“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上得台就下不了台啦！你这老将还不得跟小将打起来。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工作要做好，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

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我1月21日批的文件要军队介入，军队就下水了，就集中到军队身上了。你们没有那么厉害。湖北比河南、江西，还没那么严重。军队支左有的支错了，有的人就冲，冲军区，冲军事机关。因为冲击得厉害，2月28日《八条命令》出来了，军队就有劲了，有尚方宝剑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取缔了些组织。4月6日《十条命令》出来了，你们的日子不好过了，造反派又有劲了。这些还不是中央下的命令？军委下的？你们这里是中等的动武，江西可不得了，双方都有枪。现在看到了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小报，他们有约束了，下了命令，不要乱放枪。河南还在打。”

毛泽东吮吮嘴唇，接着说：

“武汉问题怎么解决？你们两个人不行，有的人不听你们的话。要用开会的办法解决。三方要开好会，‘三新’，‘二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要有一点时间，军政的人要来好好教育这些人，不要那么忙，一方面说形势很好，一方面呢，又那么急躁。要同‘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将来他要冲你的。”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继续说：

“都是工人，这一派就这么左，那一派就那么右？我们这个招待所分了两派，我问他为什么要打倒陈再道，我看他道理也不那么多。招待所里加入‘工总’的也说有错。是否能够合起来？将来总要合起来吧。你们不要忙，忙不得，北京成立革委会就是急。”

周恩来插话说：

“后来推迟了三个月。”

“不必忙，世上的事情，不忙可能好一些。”毛泽东说罢，又指指陈再道说：“不是打倒。‘三新’就那么利害？有些话不能全信。什么打倒、枪毙、绞死、油炸，逐步升级，全线出击哟。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过去湖北提的口号不太好，说什么‘张体学就是好’。张体学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懂政治。王任重究竟是什么罪？王任重申辩他不是坏人，还有成绩。这话不要自己讲，让别人讲。王任重、张平化、赵紫阳三个，都是同陶铸关系很密切的。”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现在主要是做军队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就有这个好处，讲直话，怎样做就怎么说。讲出来有好处。要人家转过来，总有一个过程嘛，不能要求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群众问题，军队广大的干部战士也是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我问了招待所的小胡、小黄，他们说：‘军区第一有功，第二有错误，不是打倒。’”

陈再道说：

“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

王力一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插了一句：

“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

毛泽东对谢富治、王力说：

“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要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

“是，主席。”

谢富治、王力立即表态。毛泽东又对他俩说：

“要宽恕‘百万雄师’，正确对待‘百万雄师’和军区，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告诉‘三新’、‘二司’，注意翘尾巴，注意内部可能发生内战。清华大学分出了一个‘414’，同蒯司令对立。学生读了几句书，什么‘康三司’，‘袁二司’。中国历次革命，以我亲身经历来看，真正有希望的是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毛泽东还说：

“1967年的7、8、9三个月，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有很大的发展，这是我们能否取得关键性胜利的时刻。从地区看，现在已有七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北京、上海、黑龙江、山东、山西、贵州、青海。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的有八个省市，包括安徽。安徽的问题前一段也是阶级斗争很激烈。中央决定一个省一个省的来北京，达成了一些协议或决议，还有内蒙古、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和甘肃，以上共15个省市。今年还有差不多半年，经过努力，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还能解决十个单位，那么今年25个单位的问题就可以基本上决定下来。困难问题基本解决，其他的问题就好办了嘛。我到了各地都喜欢问大家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看看群众是否真正的发动起来了。这次革命是一次反复辟的大预演，很有好处。中国的地盘很大，就是乱也乱不大，天下大乱那是极而言之的话。但是这次运动群众发动得很充分，在家庭里都展开辩论了。”

他说到这里，又转对陈再道说：

“你们家几派？你大概是一言堂吧？一言堂可是不好呀！”
毛泽东接着说：

“群众发动得这样广泛，是历次运动都没有的。整个形势很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这次教育干部，我们发明了办学习班的方法，就是把干部们请到北京来，学习路线和政策，这个方法很好。军队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取得我们刚才讲的那么好的形势。当然，由于没有经验，所以在部分省军区、部分县市的人民武装部的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这也不奇怪。我到一地，都要问一问他们究竟是怎么犯错误的，为什么犯错误？我看，最重要的一条是军队干部没有经验，没有教育，这是根本的一条。因为没有帮助，没有训练，所以要进行训练。像今天这样的会，各个省市都可以到北京来开。当然，就是开了会，也不一定完全思想通，回去还会有反复。所以，回去以后还可以继续训练。用这种开会学习的方法，对干部进行普遍的教育，这个方法是肯定了的。犯了错误的来学习，没有犯错误的也要来学习，一块讨论，总结经验，不只是军队干部这样，地方干部也应该这样。对红卫兵、工人造反派，也要办一些学习班，帮助提高，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普遍受到教育。我们应该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有些同志犯了错误，一时想不通，还是让他多想想。这些干部想通了，还是好同志。对那些喷气式、挂牌子、打人、罚跪等等，我历来不赞成。我看林彪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也是不赞成的。还是应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内部的矛盾，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得到提高。

为什么戴高帽子、挂牌子、打人这样的事情，我们这样反对，群众还要这样干呢？你们想过了没有？你们需要研究一下。依我看，这里有个正确处理好上下级关系的问题。一个无非是我们的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惹得群众生气、愤怒。因为你整了他，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出气。但更重要的值得我们考虑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年来，我们的干部严重脱离群众。我们现在一些干部，官做大了，薪金高了，房子住好了，出入坐汽车。还有一点，就是摆架子，遇事情不是和群众商量，喜欢训人，喜欢骂人，不是平等对待干部，对待群众。我们的连长、指导员碰到战士还是经常的，一当了营长就和战士距离远了。从一个老百姓看，当一个连长那就是很大的官了，这就是严重脱离群众。为什么群众对干部那样整？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是最大的原因就是严重脱离群众，人民恨你！你老训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找不到这样的机会，这回可找到了机会，他能不狠狠整你一顿？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注意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好传统要继承下来。现在我们的上下级关系，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注意。”

毛泽东有点累了，身子往后一仰，说：

“章伯森、刘瑞林有些问题，不要怕，只要群众拥护就结合他，看群众的面子。将来呢，由群众去识别他。过去，我就结合过刘少奇、张闻天、高岗、彭德怀。”

谢富治向毛泽东报告了一个消息：

“有人要揪刘少奇到群众大会上批斗。”

他说就在这一天，各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在首都中南海的西门口，召开了要将刘少奇揪出来批斗的誓师大会。毛泽东说：

“对刘少奇不能这样搞法。200人斗也不行。这样捞不到什么油水，没水平。仓促上阵，搞不好成为武斗。要他承认反党，死也不会承认。我不是给刘少奇说话，是怕群众下不了台。”

毛泽东最后总结说：

“冲军区，冲了就算了。国防部、中南海、海军、空军、兵种都冲过。这会儿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但群众没有得到利益，士兵就抢。那时候各派有新军，袁世凯先占领了安徽、江苏、江西、湖北。二次革命，黄兴的参谋长就是章士钊。”

他说着，用手扶着沙发站了起来，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

“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一概打倒。”

已经10点钟了，毛泽东结束了这次谈话。他破例送陈再道、钟汉华出门，向走廊里的几名服务员招招手，笑着说：

“都过来。”

然后指着陈再道对服务员们说：

“认不认识？这就是你们的司令员。你们要打倒他，我是不要打倒他的。和你们司令员握握手，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员了吧？”

几个服务员纷纷和毛泽东握手，又和陈再道、钟汉华握手，笑着说：

“不打倒了。”

周恩来就要回北京了，他问毛泽东：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

“文革搞了一年了，明年的春天结束文革。接着我们开‘九大’。‘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人家要打倒，那就打倒一下子吧。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出来。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贺龙，我在延安就说过，他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他现在在哪里？”

周恩来说：

“在象鼻子沟。安全问题，杨成武负责。生活问题由杨德中负责。”

毛泽东说：

“你们要保护好贺龙。还有乌兰夫，少数民族的代表。”

杨成武说：

“乌兰夫也保护在象鼻子沟。”

后来不久，也就是在1967年夏，林彪一伙打探到了贺龙在京西山区的住所，背着毛泽东、周恩来，加紧对贺龙进行迫害。贺龙在给他女儿的信中说：“好好地经受革命风雨的锻炼，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此是后事。

再说7月19日，陈再道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接到军区招待所吃了一顿饭，送给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又用吉普车将他们送到造反派的大本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释放了。

这天上午，谢富治和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向武汉部队一些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要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和要释放“工总”那些群众头头的指示。这个消息一经传开，立时在武汉军区广大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的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他们纷纷议论和抗议来自中央代表团的这一指示，还把斗争锋芒首先对准了王力等人。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就这样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欲知武汉事态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运动，1年开张，2年看眉目，定下基础，3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这个战略部署，的的确确按照他的愿望实现了！文革就是3年，10年说可以休矣！

另：毛泽东在东湖宾馆谈话中说：“中国历次革命，以我亲身经历来看，真正有希望的是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斯言极是！不管是爱“出风头的人”，还是“现在大吵大闹的”人，可不慎乎？

第18章 1967年7月19日—

“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出进。可见徐、陈没有下个死命令。”

话说1967年7月19日晚上9时左右，“百万雄师”的人及大批部队干部战士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打倒王力”的口号声和呐喊声响彻云霄。声讨王力的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和“打倒王力”的大标语也贴满了武汉街头。武汉市凡有“百万雄师”高音喇叭的地方和那些走大街穿小巷的宣传车，也发出不间断的“打倒王力”的口号声。

一辆宣传车上的大喇叭里，一个女高音以激昂的音调说：

“这是最后的斗争！同志们，战友们，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现在播诵重要文章，现在播诵重要文章……”

此时，陈再道、钟汉华、谢富治、王力正在军区大礼堂里召开师级以上干部会议。大街上惊险的一幕出现了：几十辆警车、消防车呼啸着在前面开道，后有上百辆大卡车满载“百万雄师”的武装工人和大批部队指战员，驶过大街，涌向军区。军区大门外人潮涌动，呐喊声惊天动地，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出来回答问题。

大门是出不去了，军区几位领导人只好将谢富治、王力从后门送了出去。

后来陈再道提供的一份当年有关方面的传达材料是这样描述事情的起因的：“7月19日下午，8201部队中极个别的反革命分子，以传达谢富治和王力同志的讲话为名，大肆攻击中央代表，大肆造谣，把一切事情都加在王力身上，煽动部队战士起来闹事，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还组织人到“百万雄师”中去串联，密谋策划了当天夜里的反革命暴乱。”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的人和部队指战员冲进东湖宾馆，包围了王力、谢富治的驻地2号楼，强行将王力绑架走了。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7·20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大概在吃早饭那个时间，谢富治、陈再道匆匆来找杨成武。谢富治说：

“出事了，‘百万雄师’和部队许多人包围了军区，还冲击我们住的2号楼，把王力抓走了。”

杨成武问：

“警卫部队呢？”

“看来他们是一气的。”

“你怎么出来的？”

“早晨陈再道来我这里，他刚坐下，‘百万雄师’的人也冲进来，要求回答问题，我和陈再道请他们出去谈。在房后一片草地上，我根据他们提出的要求，答应下午接见他们的代表，回答问题。这时王力出来了，坐我旁边。‘百万雄师’这批人有一二百，已经准备走。可能王力出来的消息传开了，一下子又冲来几百军人，动手打了人。我和王力忙往回走，进门时，他们已经追了上来。走廊两侧还有通道，是个十字形。在十字口，我猛一拐弯进屋了。王力没经验，没拐弯，被他们一拥，从对面大门拥出去抓走了。韩爱晶和谭厚兰他们几个也被拥出去了，我就忙跑到你这儿来。这事还得你出面，你是总长，得你下令。那些战士估计都是独立师的。你去找一下牛师长，请他帮忙救出王力和谭厚兰他们。”

关于“720事件”的过程，当时的传达材料是这样描述的：“7月20日早晨零点，3卡车‘百万雄师’暴徒开始冲击中央首长的驻地——东湖宾馆，扬言要谢富治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去军区回答问题。同时军区门口和院内集结了成千上万手持长矛大刀的‘百万雄师’队伍和全副武装的8201部队，其中一部分已经开始向东湖宾馆移动。这时，谢富治和王力把陈再道、钟汉华找来了。可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却趾高气扬地说：‘这回可要靠你们做工作啰，我们无能为力呀。’当时，守卫在首长驻地的也是8201部队的人。他们在陈再道的操纵下，居然敞开大门放‘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的一小撮坏蛋长驱直入。清晨6点钟，全副武装的人突然出现在首长驻地的2号楼走廊上，他们杀气腾腾，东窜西跳，直奔首长住房而来。在这紧急时刻，北航红旗的小将冲上来保护首长，但是他们冲进王力的住房去，把材料全部抢光。王力被一些暴徒把领章、帽徽撕掉，军装被撕开，把内衣全部撕破，拉到军区内游斗、殴打，全身多处受伤，一只眼睛被打肿，左脚被踩成骨折。对王力同志的围攻从早晨6点到下午3点，长达十来个钟头！真是疯狂到了极点！当谢富治听到王力同志被绑架到军区的消息后，立即带领剩下来的几个同志坐上车到军区去。军区的门口已被一队一队的汽车、消防车挤得水泄不通，车上全是全副武装的8201部队和‘百匪’。有一个消防队员，认出了谢富治，就扒着车子大叫：‘拿刀子过来，拿刀子过来！’幸好车子开得较快，谢富治副总理才免遭毒手。”

王力则提供了这份材料的另一部分，材料上说：“这次反革命暴乱，是预谋的，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这次暴乱的直接指挥就是武汉军区和8201部队中的一小撮坏蛋。他们坐镇军区大院，听汇报，下指示。行动前他们就调查好了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的住处，连离2号楼只有几步远的1号楼，他们都没有去碰一下，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他们故意把谢副总理推到屋里纠缠不休，这边却绑架王力同志，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他们抢走了王力同志的文件，可是其它东西都没有动，这难道是一般的抢劫吗？再听听这次反革命叛乱喊的是什么口号吧！什么‘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定时炸弹！’、‘王力是刘少奇的走狗！’、‘绞死王力’、‘打倒谢富治！’、‘中央文革小组滚出武汉！’、‘陈再道的政权万岁！’等等。他们的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的反革命的政治上目的不是很清楚吗？”

再说杨成武听谢富治说要他去找牛师长，此时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武汉三镇像开了锅一样，几千辆大卡车满载工人、农民、学生和士兵，排成四路纵队，沿街游行示威。军区大院也完全被包围了，人潮滚滚，根本进不去。杨成武见形势危急，赶紧回到住处给北京挂电话，向周恩来告急。周恩来说：

“你一定要保证主席安全。陈再道在哪里？”

杨成武说：

“他说他挨了打，撒手不管了，看样子也管不了，跑我住的房间来睡觉了。”

周恩来说：

“你同汪东兴、谢富治他们研究一下，多研究几种情况和应急措施，要做好他们冲击‘梅岭一号’和‘百花一号’的准备，要说服。现在的情况，要尽一切努力做好说服工作。我尽快赶到武汉。”

此时，汪东兴也赶来了，他说毛泽东已经听到报告，指示说：

“叫武汉军区放人，陈再道和钟汉华要负责把王力找回来。”

陈再道听了毛泽东的指示，只好让钟汉华和叶明、孔庆德等军区领导人去做工作，他自己还留在东湖宾馆里。

钟汉华、叶明、孔庆德奉命赶到军区大院，给部队战士做工作，让他们释放王力，谈来谈去谈不通。放人虽然是毛泽东的指示，但他们又不能说毛泽东就在武汉。

此时，谢富治迟迟不见放回王力，而陈再道又睡在东湖宾馆不动，不禁大为恼火。他指责陈再道说：

“你是军区司令员，军区抓走中央代表团的人，你不去救，不去做工作，睡在这里干什么？”

陈再道说：

“我有伤，我行动困难。”

谢富治说：

“这能成为理由？你马上回军区去做工作，保护王力，叫他们放人！”

陈再道躺在床上不理睬，他心里说：“若不是看在你是这支部队的老首长，现在又是副总理的面子，你也得落个王力的那种下场。”

他后来在回忆中说：“如果说我对谢富治和王力传达的中央指示有意见，这是事实。因为他们在传达中说：中央认为‘工总’的‘28声明’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革命的声明，‘工总’必须平反。因‘工总’问题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捕的，一律释放。而此时我还没有来得及做工作。”

再说时间已经到了中午，传来消息说：钟汉华已经设法将王力悄悄弄出军区大院，转移到小洪山北侧29师师部6号楼。杨成武立即联系说，把王力送回东湖宾馆。一会儿又传来消息说：王力失踪了，都不知道弄到哪儿去了，也不知是谁弄走的。杨成武、谢富治闻言，只有干着急的份了。

此时，周恩来正在北京紧急召集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开会，周恩来简单说明了在武汉发生的事情，大家立时被惊得目瞪口呆，纷纷说：

“这是反革命暴乱事件！”

“是兵谏！”

林彪在大厅里不停地踱着步。他忽然立住脚，说：

“我要写封信。”

秘书将纸和笔准备好，铺在桌案上。林彪略一思索，写道：

主席：

武装游行，包围军区，冲击东湖，抓走中央代表，这是兵变。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趁他尚未下定决心，要及早转移……

据说林彪这封信先后由戚本禹、陈伯达和关锋反复修改，“趁他尚未下定决心”一句还是陈伯达添上去的。最后由江青把了关，署名是江青。林彪看了修改过的信和署名，说了一声：

“好，这样好。”

林彪和江青商量，由邱会作飞往武汉送信，并决定在武汉的张春桥飞上海，准备迎接毛泽东。江青举着信，在邱会作面前晃晃，说：

“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

邱会作郑重地接过信，放在贴身的衬衫内，说：

“首长放心，我在，信就在，一定送到主席手里。”

下午2点10分，邱会作飞到武汉。3点左右，邱会作见到杨成武，敬礼握手，问道：

“杨总长，这里情况怎么样？101首长和江青同志都很担心。”

“101”是林彪的代号。邱会作见屋里没有第二个人，便从衬衫里掏出信件，郑重地说：

“交主席。首长亲自交办的。”

杨成武见信封上写有“毛主席亲启”，马上赶到“梅岭一号”，亲手把信交给毛泽东，说：

“主席，邱会作从北京带来一封信。”

“邱会作？”

“他是总后勤部部长。”

毛泽东拆开信，这封信只有两页。当毛泽东翻到第2页时，杨成武看到署名是江青。毛泽东把信放到茶几上，朝着杨成武那边推过去，笑着说：

“劝我去上海。”

杨成武没有拿信，只朝着信上看了几眼，问道：

“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

毛泽东将手一拂：

“我哪儿也不去。”

“这里很乱，还是要考虑安全……”

“没事，我不走。”

下午3点54分，周恩来从北京起飞，朝武汉方向飞去。不久，周恩来的专机接到吴法宪的紧急通知说：

“陈再道已经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总理。飞机不能在那里降落，改降山坡机场。”

此时，吴法宪还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说：

“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总理。武汉军区有鬼，研究时军区有人参加，要不消息怎么传出去的，请向101报告一下。”

吴法宪又给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打电话说：

“武汉军区问题大了，不是一个陈、钟问题，武汉军区有鬼！林副主席已经派邱会作处理。现在总理要到，你马上派空降兵部队抢占山坡机场，要绝对保证总理安全，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中国唯一的一支空降兵部队接到命令，立即出动，抢占并封锁了山坡机场，警惕着武汉方向。泊于长江的东海舰队，也根据海军司令员李作鹏的命令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参加“平暴”。

周恩来的专机在山坡机场降落了。他在中央警卫团两个中队的护卫下，头戴一顶普通军帽，一幅茶色眼镜，一个大口罩，身着一身普通百姓常穿的蓝制服，步下飞机。问道：

“这里到武汉有多远？”

身边的人回答：

“60多公里。”

“附近有情况吗？”

“暂时没发现异常。”

周恩来驱车来到“百花一号”，立即约见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他问道：

“你们说，最恶劣的结果可能是什么？”

杨成武三人互相望望，还是汪东兴先开了腔，他说：

“总之，应该做最坏的打算。”

杨成武说：

“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是热爱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但也不排除有坏人混在里面。万一群众不明真相，冲击梅岭，坏人再在其中活动，那就会出大问题。”

谢富治也说：

“群众受蒙蔽，情绪这么大，万一被坏人煽动，被坏人利用，酿成兵变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打人，抓走王力，都是部队里人干的。”

周恩来将手一挥：

“走，我们一起去见主席，为安全，还是劝主席离开武汉。”

几个人挤在一辆小吉普车里，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周恩来一见毛泽东就说：

“主席啊，为安全问题，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

毛泽东说：

“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

几个人轮番劝说，毛泽东就是不走。时间已经到了晚8点，还没有结果。杨成武说：

“主席，你多次讲过，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武汉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看清、能解决的。旁观者清，离开一下，可以从容调查解决。”

毛泽东不吭声了。周恩来趁机说：

“主席，中央的同志都主张你暂时离开武汉，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为党负责，为国家负责，就这样决定吧。”

毛泽东说：

“那好吧，我去上海。”

杨成武忙问：

“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

“天上。”周恩来握着杨成武的手，小声交代说：“我还要留在武汉做工作，你护送主席去上海。我要说的是，主席一向是器重你的，几次关键时刻，他都点了你的将，相信你。这次又是主席点将，叫你陪他南巡，希望你发扬传统，不要叫主席失望，不要叫我失望。”

“请总理放心！”杨成武说罢立正敬礼：“我会完成任务的！”

周恩来又交代说：

“你还要做先锋，走最前边。如果有人堵车，你就说：不许堵，我是总参谋长杨成武。如果他们不听，你第二步可以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我这里，你们如果不听劝，我就不客气了。这时如果有坏人敢动，你就可以采取非常措施，消灭危险，保护主席到上海。”

“明白！”

关于北京方面对“720事件”的反应和处理，《戚本禹回忆录》的记载与上述的内容有些不同，《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武汉发生‘720事件’的当晚，跟着王力他们一起去武汉的北航的一个女红卫兵乘乱从押解她们的汽车上跳下来逃出来，给中央文革打来了电话。秘书赶紧叫我起来，我到楼下一看，陈伯达、关锋已经在一楼的值班室了。他们好像正在拟写一个电文，准备宣布武汉叛逆。我就赶紧跑去找江青。她的秘书说，她吃了安眠药刚睡。我说，不行，事情紧急。你就说是我找她。我就在门口等着。”“江青一听是主席住的东湖宾馆被围，就紧张了。我看得出她心中的焦急。但是她在面上却还是很镇定的样子，她让我把情况简单地讲了一下。然后她想了一下，便当机立断地说，这事得去找林总！他冷静、果断，能处大事。于是我就立刻通知了叶群和总理，让总理直接去林彪在人民大会堂的住处会合。又通知了康生，康生总是失眠，比较好叫。接着我就叫了文革小组的成员都上了车，跟着江青的车一起朝人民大会堂直奔而去。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已经整整齐齐地穿着军装坐在那里看地图。”“我一看，林彪果然是有决断力。他让人查，离东湖宾馆最近的是哪些部队，最快到达要多少时间。”“我们把情况一讲，他很平静地说，不要紧，主席那么高的威望，他们翻不了天的。但我们还是做好各种的准备。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摸清楚那里的情况。于是，总理就马上打电话找到了汪东兴。汪东兴说，警卫已经布置好了几道防线。但毛主席说，即使人冲到这边来了，你们也绝不能开枪，无论如何不能开枪！你们要相信群众大多数，有人冲上来了也不要紧，我自有办法。总理说，主席是有他的办法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让主席承受任何风险。江青在电话里和毛主席说了话，只有在那种时候才能真正感受到江青和主席的感情有多深。江青叫主席离开武汉。主席说，我不离开，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是真的反对我。这时，林彪接过电话，用很坚决的语气说，不行，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主席好像不同意。说他在那里很安全。林彪马上说，不行。这是中央的集体决定！那主席也只好服从了。”“之后，又商量了马上派邱会作，带着林彪和江青写给毛主席的亲笔信，去武汉劝主席马上离开。林彪在把信交给邱会作的时候，说，你人在，这信就要在。接下来又决定了总理立即飞武汉，亲自去安排毛主席离开武汉，直飞上海。”“接着林彪又在那里调兵遣将。等我们从大会堂出来，就看到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在大街上刷上了‘砸烂陈再道的狗头’的大幅标语了。他们有他们的消息来源。”

再说7月21日凌晨2点，毛泽东一行出发了。为了安全，警卫员、秘书等四五个人拥着毛泽东从另一个后门出来上了车。毛泽东说：

“想不到我这次竟然掉进贼窝子里了。看来，他们是想以王力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杨成武一身戎装，与警卫参谋乘吉普车走在前面，毛泽东的车子紧随其后，后面是警卫部队乘坐的大卡车，驶向王家墩机场。

毛泽东的专列就在机场旁，杨成武跳下车，快步奔向毛泽东的汽车，护送毛泽东登上专列。他说：

“主席，你先休息一下，喝点水。我上指挥塔上给总理打个电话。”

“你去吧。”

毛泽东开始抽烟。杨成武在指挥塔上拨通了周恩来的电话，报告说：

“总理，我已安全到达机场。”

周恩来问：

“什么时候走？”

“首长没发话。”

“天上地下水上，确定没有？”

“我再请示一次。”

“确定后报告。”

“是。”

在杨成武安排下，毛泽东来到机场一架伊尔飞机旁。杨成武说：

“主席，我们就坐这架飞机，性能好，由两名大队长任正副驾驶员。”

“噢，那就上这架。”

这是毛泽东自1958年以来第一次破例乘坐飞机。他站在飞机旁，等候安排。在这一类生活琐事上，他历来是听从工作人员的，工作人员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伊尔飞机没有民航使用的那种大梯子，只有一个飞行员上下的小梯子。这种梯子需要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毛泽东看着卫士往上爬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便也学着爬了上去，杨成武紧随其后。进入机舱，毛泽东在卫士引领下坐定，点燃了一支烟，问杨成武：

“这架飞机是哪里产的？”

杨成武答道：

“苏联。”

“什么名字？”

“伊尔-18。”

“多少钱一架？”

“不知道。反正好贵。”

“什么时候我们国家可以制造出这种飞机？”

“我们正在研究，还没搞出来。先仿制他的，但也不那么容易，材料不过关也不行。”

“噢，是个综合能力问题。”

毛泽东说罢，吸了一口烟，朝窗外望望，喃喃地说：

“想到长江里游泳，现在也游不成了。”

不久，警卫人员乘坐的第一架飞机起飞了。毛泽东与杨成武、汪东兴、生活秘书张玉凤及两名警卫参谋王永良和萧良臣乘坐的第二架飞机，其他工作人员乘坐的第三架飞机，还有警卫部队乘坐的各架次飞机，相继升空。

7月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一行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迎接毛泽东的只有张春桥一个人。毛泽东下了飞机，同张春桥握手，没有说话，乘车住进了虹桥宾馆。

这是一座两层小楼，毛泽东住在楼下，有卧室、起居室和客厅。他吸着烟喝着茶，对杨成武说：

“成武啊，你给总理打个电话，我们安全到达。”

杨成武打完电话，毛泽东又说：

“你再打一个电话，让总理早回北京。武汉的问题一天两天解决不了。我还要看看，想想。叫总理注意安全。”

杨成武打完电话，毛泽东再次扬起手，说：

“成武啊，你去，安排人飞回武汉，看看武汉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群众舆论、社会情况、部队情况、各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杨成武立即让空军政委余立金和作战部副部长李静飞返武汉，交代他们说：

“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到这天晚上，毛泽东已经30多个小时没合眼了。他叫来杨成武，说：

“成武啊，我吃了三次安眠药困不着。不睡了，散步去。”

毛泽东踱出楼外，边走边问：

“王力有消息了吗？”

杨成武回答：

“有消息了。下午接到电话，他是被29师的师政委张昭剑悄悄地保护起来了。张昭剑说，他现在听空军的。”

杨成武接着把个中原委说了一遍，那时候，当陈再道奉周恩来之命去寻找王力之时，张昭剑已经不相信武汉军区和陈再道了，他就推说不知。7月21日，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来找他，他才说出实情，将王力送到武汉空军驻地，半夜又转移到山坡机场。毛泽东又问：

“武汉游行队伍还很多么？”

杨成武回答：

“很多。”

毛泽东问：

“独立师全副武装，坐卡车、骑摩托、端刺刀。他们那个师长你熟悉么？”

杨成武说：

“熟悉，叫牛怀龙，过去在北京卫戍区工作过。不过，全副武装、端刺刀的情况我还不清楚。”

“以后听汇报，你，春桥、东兴要一起听。”毛泽东说完，停住脚步，望着杨成武又问：“你看出来了吧？那天我见他们两个，钟汉华就坐不住，要走。为啥坐不住？”

他点燃了一支烟，又说：

“要把城市的独立师进行调整！成武，一个部队驻一地太久不好。你们北京军区那个66军驻天津太久，越久越不好，有了瓜葛。武汉就是例子，独立师和群众组织拉在一起，和地方许多人拉在一起。还有好多独立师，各城市都有，每地都有。三年一换、四年一换比较好。否则住久了，千丝万缕，关系太复杂，东西太多。不是毛驴能拖走的，汽车、火车也拖不动了，坛坛罐罐怎么打仗？要调换。”

毛泽东要往回走了，他交代杨成武说：

“和北京、武汉保持联系，随时向我报告。”

此时，仍在武汉的周恩来对在京的中央文革和主持工作的林彪建议说：

“要用全国的力量来打击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逆流，北京要召开百万人的群众大会，给一小撮走资派迎头痛击。”

于是，林彪等人在北京准备采取两条措施：一是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京；二是在全国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

7月22日凌晨1时30分，毛泽东指示汪东兴要杨成武向周恩来传达说：

1、接触观察法，陈是个蠢人，头脑简单。2、我离开后，北京采取这个措施是对的。3、军队是要打仗的；如朝鲜，除了几十万真正地打仗之外，主要是打思想仗，能锻炼人。

7月22日上午8点10分，周恩来从武汉王家墩机场给杨成武打电话说：

“我们都到了。”

周恩来的话简单含蓄，杨成武却全能明白。他知道从北京到武汉的人包括王力在内，已经都到了飞机场，准备飞回北京。只听周恩来又说：

“正同林总商量，天气许可要你回去一趟，夜航。商量部署，请示最高指示。什么时候动身先打个招呼。对外的报道要含蓄，暂不点名。”

上午9点40分，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告诉杨成武说：

“主席起来了，你可以去了。”

杨成武来到毛泽东住所的客厅，坐在毛泽东的身边，望着不断吸烟的毛泽东说：

“主席，总理来过电话，王力已经到了王家墩机场，只是受了些轻伤。”

杨成武又把周恩来、林彪要他回京一趟的话也说了一遍。毛泽东似是自言自语地说：

“武汉问题，是宜快？还是宜慢？”

他声音低沉缓慢，直到把那支香烟吸完了，才又说：

“各有利弊。快的好处是趁热打铁。都说陈不好，错了。就是快也总要准备动员一下。”

杨成武在纸上记录着，因为林彪在北京还等待着最高指示。毛泽东依然是自言自语地继续说：

“计划一个礼拜时间。慢一点准备，暂时不行动。决策有无向前、剑英参加？搞了几个军区——青海、内蒙、四川。同时有许多军区处于湖北军区状态——江西、湖南、河南。如果能在武汉内部解决最好。”

杨成武插话说：

“武汉还在游行，还得做大量思想工作。”

毛泽东点点头，还是自言自语：

“如果先把湖南、河南、江西问题解决好一点后，再来解决湖北问题？军队要来一个分化，百万雄师也要他分化，不然他就会调动农民。”

杨成武插话说：

“李作鹏叫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武汉的单位发了电报。”

毛泽东断然说：

“海军暂时不动。派兵问题要谨慎。打政治仗思想仗不好办。我同林彪同志讲过，各军区的会议隔一两个月就开一次。8月上旬或中旬，江西、浙江、河南、湖南解决差不多了，开一次会。”

杨成武补充说：

“还有广西、甘肃、山西。”

毛泽东沉吟片刻，忽然说：

“你记：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出进。可见徐、陈没有下个死命令。”

杨成武问：

“我今夜飞北京，主席看时间怎么安排？”

“你回京后，明天、后天不要动，再后天把意见带回来。总之，不先解决几个军区的问题，先解决武汉问题不利。现在我们已经出来了，就不要忙。”

杨成武见毛泽东已经说完了对武汉问题的指示，就又汇报北京方面对建军节的建议：

“‘八一’建军节就要到了。现在有种意见，说应该把9月9日秋收暴动纪念日作为建军节。”

毛泽东闻言，勃然变色，声音一下子提高了，他说：

“为什么要改9月9日秋收起义？是因为我的关系？你告诉总理，历史就是历史，篡改历史不是私心就是野心。‘八一’是8月1日，南昌暴动打国民党是第一枪。秋收起义是9月9日，哪个前哪个后还用考证？‘八一’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意义重大。秋收起义是局部是地区性的。其他地区，包括你们闽西地区的起义，都是地区性的。”

杨成武感觉事情重大，请毛泽东看了一遍他的记录。毛泽东看后，在“南昌暴动”后面加了一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

后来，周恩来在正式传达毛泽东这一指示时，又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后面加一句：“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毛泽东看到后，把周恩来加的这句话删去了，他说：

“那时还没有毛泽东思想。”

再说杨成武又请示毛泽东说：

“‘八一’招待会，几位老帅要不要请来出席？”

毛泽东做了个手势，说：

“统统请来。都要出席。这个会一定要开好，所有老帅都要到，不许请假。”

杨成武说：

“现在有人骂我们朱总司令。”

“怎么骂？”

“骂朱总司令是黑司令。”

“混！完全错误的。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来的毛？骂朱是黑司令，我不就是黑政委了吗？谁讲的？”

杨成武张张嘴，没有说出声。毛泽东接着说：

“长征时，张国焘我们天天谈。张要南下，搞分裂，叶剑英把张国焘一个电报单人独马送给我和恩来看了。我当时拿个纸烟盒，一边把主要内容抄了一下，一边问叶剑英：‘你怎么出来的？陈昌浩呢？’他说：‘陈正在开会讲话。’我一边抄一边催他：‘你赶紧回去，赶紧回去。’”

毛泽东用手掌拍拍颈项，说：

“毛、周、张、博差点掉脑壳。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叶剑英在张发奎部队当参谋长，汪精卫给张发奎发个电报，邀叶挺、贺龙到庐山，想在庐山把叶挺、贺龙扣留起来。这个事，又是叶剑英立功。他是参谋长，知道此事危害性，就邀叶挺、贺龙到周瑜练兵的烟波湖划船，把消息告诉了叶、贺：一定不能上庐山。叶、贺没上庐山，搞了南昌起义。宁都会议，我下台，没到前线去。叶剑英陪我参加宁都会议，挨批后，又陪我回来，到大柏地。两个人还对了一首诗呢，我写了一首，他对了一首。”

毛泽东突然问杨成武：

“你参加红四军的九次代表大会没有？”

杨成武摇摇头，说：

“没有，我那时还是个娃娃哩。”

“你怎么知道古田会议的？”

“政治委员传达的。”

“你们那个闽西啊，特别好！”

“为什么？”

“老百姓特别好。我下台后，在你们闽西活动，非常安全，从没发生过危险。老百姓每天早晨在我起来时，给我送一颗刚下的鸡蛋，说请毛委员吃鸡蛋。闽西也有两个缺点，跳蚤多，臭虫多，还长脚气。”

杨成武笑了，说：

“哎呀，主席，你是先生，是穿袜子的，所以长脚气。我们闽西老百姓打赤脚，没袜子也不穿鞋，回来晚上冲凉，踩上木拖拉板就回房睡觉了，打赤脚肯定不长脚气。”

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噢，你说得对，有道理，我就没分析这个问题。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被选下来，主要是朱德、陈毅搞的。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毛又选上了。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红四军代表大会，毛下台。会后陈毅到中央汇报，他如实向中央报告了‘七大’情况。‘八大’陈毅没参加。陈毅回来，如实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他说真话，实事求是，所以陈毅同志是位好同志。”

杨成武说：

“北京我们的老帅都非常紧张。”

“为什么？”

“人家要打倒这个老帅，打倒那个老帅，现在有主席的评价，他们就可以放心了。”

“回去告诉他们，都不要紧张。朱老总是红司令，叶剑英的功劳不能忘，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聂荣臻，聂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什么事都是出来承担责任。一军团有林彪，别人不出来承担责任，聂荣臻出来承担责任；功劳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

杨成武问：

“主席认为贺龙呢？”
“贺龙我过去讲了一些话，多次讲了，他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嘛，‘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又说：“徐向前过去的事情主要是张国焘负责。你回去告诉总理，不要再追他的责任。徐向前失败以后，要饭回来，回到延安。陈昌浩要饭回来，回到他的老家湖北。这就是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根本区别。”

毛泽东说到此处，将大手一划，说：

“建军40周年，招待会老帅都要参加，致词由杨成武致词。”

杨成武吃一惊，忙说：

“不行不行，主席，我怎么能致词呢？应该是老帅。”

“哪个老帅？你回去如实把我的意见告诉总理，由总理定吧。”

杨成武看一下手表，已经是11点40分，便问：
“主席还有什么补充？”

毛泽东说：

“去把他们几个叫来。”

几分钟后，杨成武同张春桥、汪东兴一起来到客厅。几个人汇报说：武汉军民仍然是百万大游行，带武器，口号激烈。周恩来准备召集武汉军区负责人及群众代表谈话，稳定局势。毛泽东一生容不得挑战，脸色立时沉了下来，冷冷地说：

“总理、富治、王力等同志在武汉没什么谈头了，已经暴动了。要谈去北京谈。三方面在一起谈，谈不成可能被包围。还是早点离开好。现在陈再道和‘百万雄师’头头未最后下决心以前，早点离开。走时把孔庆德、叶明同志带去北京，因为他们帮助作了工作，回去可能受害。”

有人建议说：

“能不能谈谈试试？”

毛泽东说：

“如何谈法？谈不拢，会提出什么条件？人扣在那里强迫签字让承认他是革命组织！”

有人说：

“除了北京，就近另找个地方谈呢？是否可以转移到军舰上？”

毛泽东略一沉吟，又摇摇头，说：

“不必了，还是离开。这件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北京决定开百万人欢迎大会，搞这么大场面，如果杨成武、汪东兴不在，人们马上会猜到我毛泽东不在家。”

他指着汪东兴说：

“你给北京打电话，他们见报时，要写上杨成武和汪东兴出席。”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处理武汉问题，请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武汉“720事件”的确是文革中颇具影响的事件。尽管陈再道等军队负责人难辞其咎，但在武汉的群众组织中，那些派性十足的头头也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这种情况在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全国各地无不是帮派林立，纠纷、摩擦以至于大打派仗，其情况大同小异。究其原因，难逃一个“私”字作怪。上层野心家暗中操纵，想趁机捞一把；下面群众组织中的一些坏头头，也是浑水摸鱼。由此可见，要用大民主的方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一场革命，促使人们在思想上破私立公，与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第19章 1967年7月22日—

“你打电话给总理，对陈再道他们保护起来。明天你返回北京，筹备建军40周年。你对陈再道传达我三句话：有错误就检查；注意休息；注意安全。你对总理讲，不要他们那么激烈，当做犯错误处理嘛。警惕有人做文章。”

话说1967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杨成武、张春桥等谈话时，让张春桥给南京军区司令员打电话，做许世友的思想工作。

此前，江苏省南京市的群众组织分为“红总”和“827”两大派，南京军区在支左中是支持“827”的。此时，“红总”几十万人正在包围军区，还下了通令，让许世友见群众。秘书把通令交给许世友，许世友看也不看就丢进纸篓子，他说：

“你告诉他们，不见面他们闹闹还安全点，见了面我怕他们一个也活不了。不信，叫他们来100个代表，我一个人去见他100个，叫他们试试。”

张春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给许世友打了电话，他说：

“主席让我给你说：要冷静对待造反派群众。”

7月22日下午，也就是毛泽东在上海和杨成武谈话后不久，周恩来的专机在北京西郊机场徐徐降落。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人员全部上前迎接。

在几万人欢迎谢富治、王力回京的口号声中，周恩来、谢富治先后下了飞机。王力则是被用轮椅推着下了飞机。他的胳膊上吊着绷带，腿部被小洪山的荆棘扎伤多处，皮肤里尚留有一些刺儿。记者还摄下了谢富治、康生、吴法宪、邱会作、关锋、蒯大富等人手擎“红宝书”紧挽臂膊的照片。

谢富治、王力等乘坐敞篷小轿车离开机场，一路上接受了北京市百万群众的欢迎。

此时在北京的武汉测绘学院红卫兵头头杨道远，后来在他的《奉献》一书中记载：“7月22日下午，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中央通知我们到机场欢迎。那天去欢迎的人很多，有中央首长，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指战员和首都各界革命群众及武汉赴京革命造反派，数万人把整个机场都围住了。在机场内广场上，谢富治由周恩来陪着在外圈，王力由江青和康生搀扶着在内圈，他们的身后都跟着中央的许多人，绕场一周和群众见面。我们的队伍扛了一面武汉‘钢二司’的大旗，中央首长看到武汉的旗帜，走到跟前停下来同我们讲话。我给周恩来和谢富治戴上了武汉‘钢二司’的袖章，‘钢二司’驻京联络站的其他人同时也给中央其他首长戴上了‘钢二司’的袖章。我本想去给江青、王力戴袖章，但他们身边人太多，不好过去，周恩来要我不要过去。周恩来说：‘你把袖章给我，我一定替你转给江青同志。’”

是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滚动广播新华社关于中央代表回到北京、声讨“百万雄师”和武汉地区军队领导人的消息，同时广播了《人民日报》题目为《北京在支持你们》的社论，声援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武汉“720事件”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7月23日凌晨2点30分，杨成武乘飞机回到北京，驱车到钓鱼台16号楼去见正在主持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周恩来。周恩来看着杨成武关于毛泽东谈话的记录，说：

“太及时了。”

他立即向碰头会的与会者们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尔后以中央名义向武汉军区发电：召陈再道、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队政委巴方廷进京开会。

7月23日上午，周恩来叫上杨成武一块儿前往批判陈毅的会场，他说：

“主席的指示真是救火的及时雨啊，外交学院正在人民大会堂批陈毅，有主席的指示就好办了。”

杨成武随着周恩来进入蒸笼一般的会场，来到前排就座。正在听取批判发言的陈毅，跟那些报纸点名打倒的人不一样，他除了回答问题外，还可以坐着听，可以东张西望、交头接耳。陈毅见周恩来、杨成武来了，顿时精神起来，他拉着杨成武小声问：

“有什么消息？”

杨成武也小声说：

“有，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陈毅两眼放光：

“怎么讲的？你说说当时的情况。”

杨成武说：

“主席当时是坐在沙发上，边抽着烟边讲的，表情挺轻松也挺高兴。”

陈毅突然站起来，放开嗓子喊道：

“同学们，现在让我们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会场陡然肃静，杨成武怔住了，所有的人们都怔住了。陈毅挺胸昂首，缓缓扫视了一下会场，郑重宣布：

“请同学们打开《毛主席语录》271页，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片刻的惊愕，化作一片怒吼声。因为《毛主席语录》总共只有270页，而陈毅却说要打开271页。学生们感觉陈毅是在故意戏弄他们，便纷纷喊道：

“你造谣！”

“陈毅不老实就叫他灭亡！”

“陈毅伪造最高指示罪该万死！”。

陈毅从容而立，开心地瞧着“娃娃们”的热闹。他待会场稍微安静了一点，就指着杨成武严肃地说：

“杨成武同志传达，有周总理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陈毅是个好同志。”

周恩来点点头，说：

“同学们，毛主席最近是这样讲的。”

陈毅又一本正经地说：

“好，请同学们跟我一起念这条最高指示：‘陈毅是个好同志’！”

7月24日凌晨3点，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等人乘飞机飞向北京。

7月24日下午3点，杨成武离开北京，飞往上海。

下午5时，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说：

“昨天凌晨3点，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要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声讨‘720事件’，实际是武装游行。同时电召陈再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进京开会。今天凌晨3点，陈再道和钟汉华他们已经到了北京。”

毛泽东“噢”了一声，问道：

“陈、钟接到电报就进京了么？”

“是的。他们刚住进京西宾馆就受到了三军造反派的冲击。”

“他们进京的消息怎么传出去了？”

杨成武说不知道，他又说：

“三军造反派包围京西宾馆，找陈再道辩论，周总理、傅崇碧、谢富治把他们弄走了。北京出现许多反徐向前的大标语。”

“哪些人？”

“三军造反派。说是揪陈再道、钟汉华的黑后台。”

“还有什么情况，找代表性的。”

“南京造反派也冲了军区，许世友冲出大院，不知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挥挥手，说：

“你先去吧，有事我叫你。”

据杨成武后来回忆说：这天晚饭后，毛泽东单独叫他一起去散步。毛泽东问：

“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

杨成武说：

“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

“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

“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

“他们不会反对您。”

“对！对！对！你打电话给总理，对陈再道他们保护起来。明天你返回北京，筹备建军40周年。你对陈再道传达我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你对总理讲，不要他们那么激烈，当做犯错误处理嘛。警惕有人做文章。”

7月25日凌晨1点30分至2点40分，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京西宾馆接见河南省军区、军分区和省驻军师以上领导干部。他在讲话中说：

“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对二七公社、郑大联委、新乡‘818’、洛阳‘816’、开封‘824’左派，你们每一个首长同志有权力支持它、保护它，要派部队去。”

7月25日上午，中央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欢迎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回京。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关于林彪出席天安门广场大会一事，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在天安门广场大会的前一天，关锋接到叶群打来的电话。叶群问：

“听说天安门广场有个会，是不是？”

关锋回答：

“是有这么个会。”

他还把会议的内容讲述了一遍。叶群又问：

“林彪同志想参加这个会，不知行不行？”

关锋说：

“那当然好啊！”

叶群说：

“如果你们同意了，那我就正式请示江青同志了。”

这个说法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真实，由于林彪亲自出场，的确使天安门广场大会的规格大大提高了。

据武汉“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杨道远在《奉献》一书中记载：“在北京的大批武汉造反派参加了大会，我和‘钢二司’驻京联络站的同志都上了观礼台，我的座位紧靠天安门城楼。大会由林彪副主席主持，中央首长在大会上讲话，表示了对中央代表光荣回到北京的热烈欢迎；愤怒声讨王任重、陈再道等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武汉‘百万雄师’发动‘720’暴乱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对武汉革命造反派的坚决声援和支持，对武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决支持。表示中央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到底的决心。随中央代表团到武汉的北航红旗战士‘井冈山’在大会上发了言，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控诉了‘720’反革命暴乱的滔天罪行。武汉造反派的代表应邀也在大会上发了言。大会结束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深受人们欢迎，队伍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这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由新华社提供的关于全国各地对武汉“720”事件反映的综合报道，报道中首次使用了河南“二七公社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称谓。《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刊登了这一消息。

7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一个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稿，并在上面批示道：

“林、周及中央文革，拟复如下，请酌定。”

复电全文共五条，其中写道：

“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杨成武返回北京后，向林彪、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草拟的“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通知”，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里主持召开了中央常委碰头会扩大会议。

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被叫到会上接受批判。吴法宪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武汉市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工农兵，一切忠于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忠于我们伟大的党的事业的指战员们：

近几日来，你们为着保卫毛主席亲自领导、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出非常巨大的业绩。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我们毛主席、党中央为解决武汉问题派出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们已经胜利地回到北京了……

武汉市的一系列革命组织，工总、二司、913、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坚决保卫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保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做得很对，做得很好！武汉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绝对不是孤立的，胜利一定属于你们，属于广大的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属于我们伟大的党，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属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7月27日这一天，林彪主持中共中央常委碰头会扩大会议，宣布撤销陈再道、钟汉华等人的职务。

据陈再道后来回忆说：“我没有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要求，支持钢工总和钢‘913’，这是事实。观点不同和支持群众绑架王力、谢富治是性质不同的。当时，中央文革组织的批斗会上，王力、关锋、陈伯达那些人一直要我承认我是反对毛主席的，让我承认我是为了对付毛主席才发生武汉事件的。我知道只要我一胡说了我的脑袋就得搬家，所以我是死活不承认。我横下一条心，你们要我胡说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承认我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一条实际上是救了我的命。毛主席每次都调看批斗我的会议记录，都看我写的检查。其中，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话：‘毛主席呀毛主席，只要你这次救了我这一命，我永生永世都忘记不了，我要永远跟着您革命到底。’毛主席亲自派人来和我谈话，我当场就对毛主席像跪下了，我说：‘快请毛主席救救我吧，我永远是忠于毛主席的呀！’”

7月27日晚，陈伯达、谢富治、吴德等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小礼堂接见了武汉在京革命群众。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杨道远、钢工总负责人胡崇元、红卫兵负责人杜向东、部队的造反派代表等参加了接见；武汉高校“革干联”勤务员、武汉测绘学院第一书记毛远耀也参加了接见。

据杨道远在《奉献》一书中记载：“武汉在京人很多，得到消息的都去了，非常拥挤。”“结果，会议开始了我们还没有进去，是王大宾出来把我带进去的。”“我进去之后，谢富治把我叫到前面，要我坐在谢富治和陈伯达之间。我代表钢二司作了简短发言，感谢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感谢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是党是毛主席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我们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的期望，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谢富治特别同我讲了他到武汉之后有很多感受，讲了他到钢二司司令部的情况，在武汉测绘学院看大字报的情况。他看到钢二司大批判的文章，批‘康三司’，写了‘康三婊子’，说到这里一边笑，一边又说，康也不是不好嘛，康老（指康生）也是康嘛。还说广播‘打架’特别吵人。

我说，我老家河南镇平就是陈谢大军解放的，这一次又是毛主席派你去武汉解放了我们。两次都是毛主席派你解救了我，我从内心里表示感谢。我说，第一次解放的时候，我还只有八九岁，解放后我就上学了；这一次，武汉革命群众遭受的压力和紧张的状况，不亚于解放前的压迫。

谢富治又问了我们来北京的情况，我说了绕道上海的经过。谢富治听后说，你们这样来多危险，你们为什么不跟我们说，我们可以用飞机接你们。谢富治谈到‘720’时，说‘百万雄师’当中，公检法的人最坏，他们打人最狠。

我和谢富治谈到为‘工人总部’翻案的问题时，谢富治说：要翻案，肯定是要统统翻案，被抓的人要统统放出来。

聂年生在会上发言，作了自我批评，说二月逆流一开始整工总，帮了陈再道，我们上了当。”“有个军内造反派拿了个本子要谢富治副总理题字，谢富治没有写，而把本子推给了我，我当时头脑发热，不知天高地厚，拿起笔来就写了：‘把军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受谢副总理之意题。杨道远’那人把本子递给谢富治看，谢笑了笑，没说什么。后来整造反派时，这一事成为我插手军内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罪状。

中央领导要求我们搞好革命大联合。陈伯达喊口号：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

7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谈话中说：

“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并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

7月29日，毛泽东在对武汉问题的批示中写道：

“1、武汉由15军两个师抽一个营去接梅岭、百花的任务，原警卫队、部队全部调出来整训。2、独立师可以考虑调出整训，过去已有这个计划。3、原梅岭、百花的工作人员态度不好，没有转变的一律调出来（包括园林工等）。4、飞机场到梅岭的通道要15军部队或29师担任，通道警卫控制起来。5、码头上的人要清理，如果百万雄师的人态度没有转变，态度不好的调出来，调换。6、游泳船由海军调，木船由空军调，人员不好的调换。”

7月29日到8月2日，戏剧界的造反派组织连续批斗了齐燕铭、夏衍、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廖沫沙等人。彭真在休息的时候偷偷地对廖沫沙说：

“早听了江青的话，也不会遭这么大的罪，这回我可是服气了。你原来劝我的话，我要是早听一点点，也不至于如此。”

原来，廖沫沙曾经对彭真说：

“批就批吧，彭真同志，你可千万不要和江青顶着干，和她作对她肯定会收拾你，这个人的反击心理最为强烈。只要你得罪了她，她至死都忘记不了你。”彭真却说：“我不信那个邪，我是服从真理的，除了真理我谁也不怕，谁也不理，管你是中央主席还是什么顶天的神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7月30日，毛泽东对武汉问题批示道：

“1、曾思玉、刘丰的任职命令可以宣布，对陈再道、钟汉华如何宣布可以晚一点办。2、独立师不调出，同意分编到44、45、29师去。独立师的人不离湖北，集中起来整训。3、独立师原担任的任务，由15军两个师和29师来担任。4、陈再道可以在武汉报纸点名，全国报纸暂不点名。5、王任重可以全国报纸点名。6、武汉军区的公告，可以登湖北日报，可以在全国各地张贴，但不登大报。中央电报可以发到县团级。县人武部可以传达。”

毛泽东还给周恩来写了一句话：“陈再道要保护起来，留下人头好办事。”

陈再道回忆说：“看来，还是毛主席理解我。弄清真相后，毛泽东立刻下令：‘陈再道就是那么多的事情了，你们不要把他逼死，你们一定要给我保护好他，他并没有反对我嘛。他只是犯了错误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7月31日，毛泽东对八一建军节问题批示道：

“1、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军委各副主席都出席。徐向前同志也要参加。街上有大字报不要紧，做工作。2、朱德、刘伯承也要参加。3、各军区在京同志都要参加，韩先楚一定要参加。4、各兵种头头吴克华、崔田民可不到，其他可到。总参彭绍辉不到。5、其他参加人由北京定。6、同意杨成武同志讲话。”

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题目是《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这篇社论是由王力、关锋、林杰起草的。社论中写道：

“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8月3日5点45分，杨成武回到上海，在虹桥宾馆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的情况。

这一天，杨成武在虹桥宾馆接待了许世友的夫人田普，田普向杨成武汇报了许世友的行踪，并交给杨成武一封许世友写给毛泽东的信，她说：

“杨总长啊，我们信得过你，老许这封信就拜托你了，请你转给主席。”

杨成武说：

“田普同志，就这样吧。信我负责转交，你回去转告老许，要相信党，相信主席，冷静些，你也劝劝他。”

杨成武马上将许世友的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问：

“许世友现在哪里？”

“金寨。”

“他干什么呢？”

“他老婆告诉我，许世友带个独立师，在那里种田开荒。谁到那里去，没通知他，他就开枪，就打。”

原来早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时，中央军委怕许世友在运动中造次惹事，就曾对他三令五申：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后来群众冲击南京军区时，许世友正在军区AB楼开会，他说：

“主席讲，要退避三舍。先让他们一让。”

军区后边就是桃山，许世友跳上吉普车，骂了一句：

“桃山，桃山，妈拉个匹的，逃他娘山里去！”

就这样，许世友带着一个独立师进了大别山。许世友问身边的人：

“主席讲的三舍是多少？”

他身边的人说：

“是90里吧。”

“妈拉个匹的，退过了！”许世友跳下车，查看了一下地形，下令说：“封锁，把机枪给我都架起来，敢登这个坡的，格杀勿论。”

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报告，说：

“你们把许世友接到上海来。”

“我去吧？”

“你不能去，叫春桥同志去。你告诉安徽李德生，叫他准备一顿饭，春桥同志吃顿饭。你再准备两架飞机，春桥先乘直升机到金寨接许世友，接到合肥，再用大飞机接到上海。你告诉许世友，是你杨成武派直升机去接，不然他会打。”

“明白。”

毛泽东对坐在身边的张春桥说：

“这件事马上办，今天把他接来上海。”

张春桥领命去后，当天就把许世友从金寨接到合肥，乘飞机到了上海。

8月4日，毛泽东召见许世友。许世友在杨成武、张春桥、姚文元的引领下，来见毛泽东。许世友推开客厅门，见到毛泽东的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倒在地，一头磕下去，放声大哭。杨成武等人一见这个场面，马上退避了。

毛泽东慌忙从沙发上站起身，快步赶过来，用双手扶许世友起来，眼圈也红了，连声说：

“莫哭，不要哭。干革命么，好好干。”

许世友兀自用衣袖抹着眼泪，哭着说：

“主席，你知道，我是忠于你的，我是跟你干革命的……”

时间不长，许世友从客厅里出来了，一脸的精神，他走到杨成武面前说：

“老杨啊，我要打只豹子送给成武同志！”

杨成武也笑着说：

“得了得了，老许啊，咱们喝酒去。”

8月5日下午，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兵分三路，到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家里批斗他们。

是日晚和次日上午，杨德中等人用电话将中南海发生的事情报告了在上海的汪东兴，汪东兴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大为光火，他非常生气地问：

“是谁人干的，要追查！”

8月7日，谢富治发表了关于公检法战线问题的讲话。此后，公检法战线的造反派提出了“砸烂公、检、法”的口号。

8月9日，林彪接见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政委刘丰，他说：

“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要靠两条，头一条就是要靠毛主席的崇高威望。”

8月11日，陈伯达在一次会议上说：

“还有个‘516’，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要把他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

8月12日，杨成武将《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一文的清样，交给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他说：

“小吴，这个文件你帮我交给主席，是总参革命派写的，我拿不准，帮我听听主席的意见。”

“行。”

吴旭君应了一声，拿上文稿就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杨成武送给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由总参的写作班子以杨成武的名义集体撰写的，还由两位副书记李天佑、王新亭主持会议讨论了三四次，尔后送来上海请杨成武审阅。杨成武在文章前面写道：

主席：

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写了一篇文章，送到我这里。现呈上主席，请主席有暇时一阅，并给指示。

杨成武

8月14日，毛泽东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面前堆着三叠文件材料，他随手拿过一封信，抽出信纸一看，上边的字迹竟是血红色的！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夹着香烟的手竟然抖动起来，突然抬起头，愤怒地喊了一嗓子：

“叫杨成武来！”

徐秘书吓了一跳，楞楞神，转身跑出去找杨成武。杨成武问：

“主席没说什么事？”

“没说，看文件看着看着就发脾气了。”

杨成武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叫了一声“主席”，敬个礼，轻移脚步走到办公桌旁。毛泽东扬起两页信纸，问：

“这件事你知道吗？”

杨成武接过来一看，是一封告状血书，告的是一位上将，而这位上将还是毛泽东十分欣赏并多次表扬过的将军。

原来，这位上将在军内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都是保护他的，让他和老帅们一样，住到了西山。老帅们是一家一幢小楼，每家还配有一名女服务员。这位上将住在山上一时闲得无聊，就去聂荣臻家串门，不巧聂荣臻随家人出门去了，女服务员便热情地接待了他。上将见只有小姑娘一个人在家，顿时性起，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这个女孩子给强奸了。

其实，早在五六十年代，在一些机关举办的舞会上，就有战功卓著的将军搞小动作，和那些美丽的姑娘贴肚皮，贴面，甚至不规矩的胡乱又搓又摸。连高岗也是如此。周恩来偶尔发现之后，非常生气，有时批评他们，有时气得中途退场。他曾经对一位上将拍过桌子，吓得那位上将脸色苍白，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如今，聂荣臻没有想到在他自己的家里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当即气得心脏病发作，被送进了医院。女服务员含泪写了这封血书，从机要线上将血书送达毛泽东的书案上，求毛泽东为她做主伸冤。

“有无此事？”

毛泽东再次厉声问道。杨成武将血书放到桌子上，说：

“我不在北京，我不知道此事。”

毛泽东一掌拍在血书上，大声说：

“某某啊某某，某某！你是扶不起的天子，扶不起的阿斗，稀泥抹不上篱笆墙呵！”

那位上将究竟是谁？笔者以前所搜集到的资料不是有意为尊者讳，就是不敢指名道姓，今幸有《戚本禹回忆录》问世，总算解除了多年的困惑。据《回忆录》说：“聂荣臻为了让萧华躲避群众对他的批斗，把萧华接到自已的家里。可是萧华却把聂帅家里的女服务员给奸污了，气得聂帅把他的行李扔出了门外。这件事是聂帅自己在一次会议上说出来的。所以，主席说，萧华实在是个扶不起的天子——刘阿斗。”“有一次叶群来说，在批斗萧华的时候，群众让萧华在地上爬。而萧华怕挨打，就真的在地上爬了。毛主席知道这事以后，异常震怒。主席说，你有错，改正就是了。怎么能在地上爬呢？打死也不能爬呀！你以后还怎么指挥军队啊？为此，主席亲自下令，今后不准任何人让将军在地上爬。谁这样做，就是武斗，要处置。”

再说毛泽东双手撑着案子，起身踱到窗前，仰望片刻，说：

“看来啊，你唱你的我唱我的还不行。弄一部《西厢记》唱到老，明年也不能收尾。”

他又叹了一口气，说道：

“黄牌不行，还得红牌呵！”

说罢，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抓起笔，首先在《红旗》杂志8月1日发表的王力、关锋的那篇“揪军内一小撮”文章上批道：“大毒草！”接着，将林彪送审下发部队的材料一一翻看，凡有“揪军内一小撮”之类的字样，统统一笔划掉。批道：“不用。退林彪。”又在王力8月7日煽动夺外交部权的“87”讲话材料上批道：“大毒草！”

王力“87”讲话的内容是：“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

毛泽东批完了，对杨成武说：

“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王力这个人不可重用，不可轻信他的话。他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把整个国家的摊子当破烂来整。”

关于毛泽东批的王力“87”讲话材料，是江青让张春桥转给毛泽东的。

此前，江青看到外交部群众组织办的小报上刊登有“王力8月7日讲话”这个材料，就搜集了几份，并附上她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交给张春桥，让张春桥转交毛泽东。

张春桥早就对王力和关锋不满了，他曾经对陈伯达说过：“关锋骄傲得很，王力和他搞在一起经常把我们搞得被动极了，应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批评批评他们。他们在学生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还挑动一些人到上海来造我们的反。这样下去可是不得了。现在王力又在打陈毅这些人的主意。现在不是搞他们的时候嘛。”这一次，他又趁机向江青报告了关锋和王力的许多问题。他还说：

“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人越来越像群众组织的领袖了，他们在千方百计抓队伍，根本不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原则放在眼里。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江青说：

“你转告主席，我也是这样的意见。”

于是，张春桥就把关于载有王力“87谈话”的小报交给了毛泽东，他还反映了关锋和王力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说：

“你们要注意，和王力、关锋这些人划清界限，要让群众和红卫兵感觉到你们和他们不一样。”

据陈伯达回忆说：“王力的讲话材料，出自王力和姚登山的一次谈话。王力在和姚登山谈话时，没有什么记录，是姚登山他们把王力的谈话整理后，发表在了红卫兵的小报上。”

王力在回忆8月7日那天晚上的情景时则辩解说：“中央文革接到外交部姚登山和一些群众组织的报告，说他们有事要向首长汇报。正好那天晚上有文艺演出，中央文革的人全部看节目去了，钓鱼台只有我在家养伤，所以他们让我听汇报。我在16号楼我的床上听取了姚登山等人的汇报，同时我有一些插话。后来他们把这些插话串起来，整理了一个所谓的‘王力8月7日讲话’的记录。此件我没有审阅过，后来我发现我的一些重要的话没有收进去，他们的一些话也没有写进去。比如我说：‘任何群众组织，只要是反对总理的，就要同他们坚决划清界限。’还有姚登山、王宗琪等人说：‘我们并不是真要打倒陈毅，只是要给他点压力。什么时候毛主席和中央保陈老总，我们立即拥护。’我说：‘不是真打倒，这我就放心了，要报告总理，让总理也放心。’姚登山等人将“讲话”刊登在他们办的小报上不久，周总理让他的秘书钱家栋问我说：你是不是有一个‘8月7日的讲话’？我回答说：‘不是我的讲话，而是我在接见外交部一些群众组织负责人时候的插话，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审阅，也不是我的原话。’”

再说8月15日，吴旭君将《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一文的清样，交还给杨成武，她说：

“杨总长，主席要我送给你。”

杨成武接过一看，毛泽东在上面批的是：

“我不看了，请伯达、文元酌处。”

吴旭君又小声对杨成武说：

“主席翻了一下，没细看，文件太多。他说，都是吹我的，我不看了，叫伯达、文元酌处。”

杨成武就将这篇文章从机要线上送回北京给陈伯达，姚文元。

据陈伯达后来回忆说：“开始他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没有看，只是翻了翻，因为文章里有大树特树林彪的字眼。”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评价这篇文章，容后再叙。

东方翁曰：关于王、关、戚退出政治舞台的原因，不少研究文革史的青年人弄不明白，甚至连一些文革的亲历者也不理解，其中包括戚本禹本人。他在《回忆录》中也透着这方面的疑问。其实，张春桥当时的一句话就说清楚了这个问题。他说：“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人越来越像群众组织的领袖了，他们在千方百计抓队伍，根本不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原则放在眼里。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这就叫旁观者清！当是时也，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进行了一年多，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已经由初期的“发动”到了现在的“收功”阶段了，即到了“大联合夺权”的阶段，你还提出整“军内一小撮”乱军，你还要当“群众组织的领袖”指挥打派仗，乱夺权，这还得了！正如毛泽东所说：“他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把整个国家的摊子当破烂来整。”为此，毛泽东还特别交代张春桥：“你们要注意，和王力、关锋这些人划清界限，要让群众和红卫兵感觉到你们和他们不一样。”这不是很明白的事情吗？戚本禹后来如何步了王、关的后尘，这些事本传接下来会讲清楚的。

第20章 1967年8月—

“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

话说1967年8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号召煤炭工业战线的革命派，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正在武斗和停产的煤矿，应当立即停止武斗。

8月16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阿尔巴尼亚两位科学家万捷尔·莫依修和缪非特·穆希，他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

“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1、2月份来的。当时我要留他们待到4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2、3、4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4、5、6、7月，现在8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6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

“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干部倒下的是少数。如上海市、区、县，各部委，工厂党委和支部书记，要打倒的、靠边站的是少数。”

关于刘少奇的问题，毛泽东说：

“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四次被捕。现在有人在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1936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

8月17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决定：成立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四人军事小组。

军事小组这四个成员都是来自第四野战军。包括李作鹏在内的林彪集团从此形成了。

吴法宪，1915年出生于江西省永丰县，1930年参加红军赣东游击队，解放战争后期任第四野战军第39军政委、第14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邱会作，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1929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后期任第四野战军第45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张秀川，1919年出生在河北深县，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后期任第四野战军第41军123师政委，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李作鹏，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1930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后期任第四野战军第43军军长兼127师师长，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在军事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吴法宪笑着说：

“关起门说话，都是咱们四野的，这回可以想说啥就说啥了。”

谁知这话被林彪知道了，他骂吴法宪：

“你找死！”

8月22日夜，外事口造反派组织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

这天晚上，以周恩来为首的几个人联名广播，劝阻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人根本不听。后来，英国代办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1967年8月22日，离王力‘87讲话’才两周时间，外交部造反派和首都红卫兵一万余人，为抗议港英当局压制香港爱国新闻人士，聚集在北京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当时周总理在群众强烈要求下签发了一个‘对英国政府的48小时最后通牒’。8月22日是最后通牒到期日，可是英方没有答复。于是，造反派冲进了英国代办处，还放火烧办公楼（被救）。这件严重的外交事件有清华‘414’这一派红卫兵的参与。清华‘414’是清华大学蒯大富井冈山兵团分裂出来的对立面。但中央从总理到江青，当时未加区分地认为是造反派红卫兵干的，背后又很可能是王力等人指挥的。其实，这事并不是王力叫做的。周总理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其实这件事的发生与他签发‘最后通牒’考虑不周有很大关系。”

8月25日凌晨1点，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回到北京的杨成武，谈到了一些人冲击、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情形，又谈到了王力的“87讲话”，他还说：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这一天上午，杨成武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直到听罢了汇报，才说：

“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8月26日上午9时，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来到杨成武的下榻处，她说：

“杨总长，主席请你去。”

杨成武正要走，吴旭君又说：

“主席叫你备好返京的飞机，然后再去。”

于是，杨成武马上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了飞机的事，来到毛泽东在虹桥宾馆的客厅里。

“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毛泽东一开口就这样说。杨成武静静地听着。毛泽东接着说：“要消肿。王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性大些。关锋听王力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关锋有活动，活动总要活动的。”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略一沉吟，手指轻轻地敲敲放在茶几上的白纸，说：

“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

杨成武准备好纸和笔后，毛泽东接着说：

“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汇报，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此时，林彪不在北京，所以，毛泽东要杨成武单独向周恩来汇报，负责处理。

据王力后来回忆说：“林彪在8月下旬，向毛主席请了一个月的病假，坐着火车到处跑。他曾经对中央文革的人说：‘我只有睡在火车上，听着火车的轮子的声音才能睡得着觉。’实际是躲了起来。”

杨成武做完记录，毛泽东将记录看了一遍，说：

“就这样，你现在回去叫总理马上办。”

“是，主席。”

杨成武出了客厅，返回房间，正准备返京，吴旭君又来说：

“杨总长，主席叫你再去一下，还有事。”

杨成武返回毛泽东的客厅，见他抽着烟依然坐在沙发上未动，他说：

“我考虑，你回去跟总理讲，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这三个人是不是分化一个？但是要总理狠狠地批，要批透。不然的话，就争取不了，分化不了。怎么处理，由总理决定。”

杨成武记录完，检查了一遍，递给毛泽东，说：

“主席，你看看，对不对？”

毛泽东认真看了一遍，将“狠狠地批”四个字用笔描清描重，说：

“对，就这样。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一个钟头之后。”

“马上去办吧。”

中午12点40分，杨成武回到北京，赶往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

“总理，我回来了。”

杨成武敬礼后落座。周恩来说：

“哎呀，成武，我正等得急呢。国务院各部告急，特别是外交部、外贸部，就等你带回上海的消息。”

“我带回了主席的指示。”

杨成武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了一遍，说：

“好！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这天晚上，周恩来在钓鱼台召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开会，他说：

“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

说罢，他就严肃地逐字逐句宣读了毛泽东的指示。

8月27日，康生在一个小型会议上打招呼说：

“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的间谍。他们有的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有的以极右的面目拆毛主席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情。北京‘516’这个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你们要特别警惕，同志们要有敌情观念。”

会后，吴法宪问康生说：

“是不是中央又要发生重大路线斗争了？”

康生神秘地点点头：

“也可以这么说吧。”

吴法宪问：

“是要把谁揪出来，你给我露点风，我也有个准备。”

康生说：

“你去问林副主席吧，他知道。”

吴法宪回去马上给叶群打电话，叶群说：

“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恐怕有几个人保不住了。”

8月28日，宁夏青铜峡的军队支一派压一派，开枪镇压群众，当场打死101人，伤133人。

8月30日，吴法宪等人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开会前夕，才知道是关锋和王力出了问题了。

下午3点，在钓鱼台16号楼会议室里，参加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员陆续都来了。这是一个以生活会的名义召开的绝密会议，王力事前毫无所知，直到会议快开始的时候，他还在那里考虑写文章的问题。陈伯达沉下脸来对他说：

“现在不是你考虑文章的时候了，是考虑你的问题的时候了。你想一想，你们最近在干什么？你们搞了多少鬼名堂，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商量，更别提报告毛主席了！你王力简直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同志的化身，这是在丢江青同志的人，她根本不需要你这个化身！你已经昏了头脑！”

周恩来看看人员都到齐了，便主持开会。

“现在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决定。”周恩来神色冷峻，他看着手中拿着的两张纸，念道：“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毛主席又说，这三个人是不是可以分化一个？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但是要狠狠地批，要批透。”

接下来，会议的主要发言人是康生。他给王力、关锋定的罪状是：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反对周恩来、反对江青、陈伯达，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他还说，王力是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鼓吹“三和一少”的黑干将。

当吴法宪发言说王力是“火烧英代办的罪魁”时，周恩来插话说：

“火烧英代办处没有王力的事。”

谢富治在发言中严肃地说：

“王力是个投机客，背着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坏事，他把许多情报偷偷地给一些有问题的人透露，这里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用心。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呢？”

周恩来对其他争先恐后发言的人说：

“你们让王力讲讲，听听他本人的意见嘛。”

王力摇摇头，说：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最后，江青作总结说：

“根据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王力是邓小平、彭真的人，完全是黑线上的人。”

她当即宣布叫王力、关锋“请假检讨”。四名卫士应声进入会议室，控制了王力、关锋，将他们二人押出了会议室，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实行隔离审查。

会议室里开始批判戚本禹。周恩来指着戚本禹说：

“今天没处理你，就看你能不能改正。能改正，就继续工作，不能改正，就严肃处理。”

这个会一直开到8月31日凌晨2时半才结束。

会议结束以后，有关人员就叫王力、关锋将家搬到了钓鱼台一号楼，切断了他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后来在10月16日，有关人员把王力从钓鱼台1号楼送到西山一座别墅里，交给卫戍区看管。

据王力回忆，江青对别人说：“1964年9月，王力跟着彭真向主席汇报工作。彭真在汇报中，说了王力一些好话，夸他是‘优秀干部’。这充分证明，王力早就是彭真的人了。我们选拔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班子的时候，已经知道王力是彭真、陆定一他们一伙的，但是考虑到他已经揭发了彭真的许多问题，总觉得中央文革小组有这样的一些人可以了解他们的黑幕。就是考虑到这些，把他也吸收进来的。”

据吴法宪回忆说：“我听江青说：‘关锋这些人都是听陶铸那些人的话的，他们本来就是刘邓的人。’根据是林杰多次在社会上散布：‘陶铸同志不会说出违背中央指示的话的。吴传启同志不是三反分子，只要没有政治偏见，看了陶铸同志对吴传启的指示，都是认为吴传启同志是革命的同志。我觉得陶铸同志对吴的看法是合乎实际的。’还有，江青认为林杰是赵紫阳在广州搞假夺权的幕后策划者，他还要搞黄永胜，他对红卫兵说：‘广州的黄永胜官比我大，我管不了他，你们搞军区要慎重。’”

关于处理王关戚的过程，《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记载与上述有不同的地方：“杨成武从主席那里带着主席的指示来，先去跟总理、江青汇报。然后就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说，主席向他问起过我。他在主席面前还给我说了好话呢。可后来他却说什么主席先说把王关戚一起抓起来。后来又叫他回去，说戚本禹先不抓，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老实说，如果主席真的讲过这话，那当时杨成武是绝对不敢到我办公室来的。杨成武到我办公室来的时候，我的秘书当时都有记录的。我从秦城出狱后，还写过封信给杨成武，说你当初是怎么和我说的，怎么后来又在外面乱说。他也不给我回信。江青那时还跟我开玩笑说，你躲过了一劫了。其实主席当时对王力、关锋也没说要抓起来，只是说，停止工作，要他们作检查。江青让康生对他们的历史进行审查。后来开了个会，总理宣布了主席的指示。让王力，关锋在会上作了检查。然后江青叫我去安排地方，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怕警卫有误会，我还特意问了总理，他们什么待遇。总理说，还是首长待遇。”“总理还跟我说，主席交代，对他俩，不准交给群众批斗，也不准任何人去审问他们。对他们只是做内部审查，现在不设立专案。”“我就按总理的指示，在钓鱼台的2号楼找了两个空的房间，让他们住在里面，他们也向我表示，一定好好学习主席的指示，检查自己的错误，态度很好。我回去就向总理、江青作了汇报。总理听完了汇报，还交代我说，要我每天去看看他们的情况，要经常用电话向他报告情况。然后他就走了。这时江青突然嚎啕大哭。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江青这么哭。当时春桥、姚文元都在场。姚文元也掉了眼泪。”“我从秦城出狱后，去看关锋。我和关锋讲了江青在他被隔离后曾号啕大哭的事，和说他对文革有功的肯定。关锋思考了一下说，他相信江青的哭和对他的肯定是真实的，大家毕竟在一起战斗过这么长时间，还是有感情的。关锋说，江青是有缺点和错误的，而且有的错误还挺大。但同时他对江青的评价却非常髙。他说，你看所有参加革命的女同志，有几个能和江青比？连蔡畅、邓颖超都不能和江青比；帅孟奇在敌人的面前表现得很坚定，很勇敢，宁死不屈，但是她在路线斗争中却表现得不理想，还跟着刘少奇跑呢。再说国际上的，马克思的夫人，恩格斯的夫人，还有列宁的夫人，哪一个能比得上江青？所以关锋说，他不反江青，他以前没有反过，现在、将来也不反。关锋认为江青要本事大点就好了。”

《戚本禹回忆录》中还说：“在王力、关锋被审查后，原来去找他们两个的造反派都转过来找我了。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和要求，都通过我来写了文件或简报送上去。所以当时陈毅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但陈毅说的‘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就有些不实事求是了，当时的党心、人心、军心是两大阵营、战线分明，不能一概而论。”

且说8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批准在原有已经点名批判的中央和省市21名“走资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点名批判34名“走资派”。

1967年9月1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江青、杨成武、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李天佑等参加了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中学红代会核心组、工代会等代表。

谢富治主持会议，他宣布说：

“今天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环视会场一周，开始讲话，她说：

“同志们、革命小将们：我们好久不见了，是不是？有的可能最近见过，有的可能好久不见了。这个会准备得很仓促，我们准备得也很仓促，来的也仓促，我讲的不一定对，对的接受，不对的批评，可以贴大字报，可以轰。

我这一时期看了一些材料，对全国形势，也看过一些材料，有些看法。”“可能有人会说，江青这个人就会说形势大好。形势确实很好，昨天和总理一块儿听了四川情况，就是形势大好。派到四川去的干部精神面貌变了。”“由于对形势看法不一样，有人提出‘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我曾驳过这观点，武斗就是先进吗？我们搞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是落后吗？我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我认为北京应该带头搞好斗批改，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如果不搞这些，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哪个年头呢？你们想过没有？我们自己要搞好，北京有一、二个学校不是在试点吗？韩爱晶来了没有？”

韩爱晶应道：

“来了。”

江青问：

“身体不好？”

韩爱晶说没什么。江青说：

“北航、师大试点了没有？要坚持，不要怕人家说你们右倾。全北京市都应该试，要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臭，从各条战线上把他们一系列的政治纲领批深批透批臭。要在本单位搞斗批改，大批判，要把本单位搞好，批深、批臭。各单位要搞斗批改。要批得比当年苏联托洛茨基还臭。这任务艰巨呀！非常光荣的任务，我们不能代替你们，既不能代斗，也不能代改。这是文化大革命落在你们身上的光荣任务。还有工厂、农村，还要抓革命促生产，要好好安排。当然工农不能因斗批改而耽误生产。由于一部分人背离了大方向，坏人就利用青年人好动的特点，想到处看看、冲冲，甚至想制造点‘先进南方，落后北方’，武斗就先进吗？北京打个稀巴烂好不好？要坚决反对反动的无政府主义。又搞起个大串联不好，现在串联不好，这和去年完全不一样，去年串连煽了革命之风，点了革命之火，有好作用，现在去了，不了解情况，去了一头钻进去，要犯错误，错了还不知道。”“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解决问题，你们去了解决什么问题呢？这样做和说都是错误的，不认错不行。错误判断形势，听了一些过左的词句，有的是煽动，结果你们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对准刘、邓、陶，而是对准所谓‘军内一小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指向革委会。你们要相信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手缔造、领导的，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军队吗？要相信军队，固然有少数坏人，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把军队搞乱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来了怎么办？到处去揪，还说你们不去揪，我去揪。全军几百万，陈再道的确是少有的，赵永夫更少。因为要揪军内一小撮，不管哪个军区，说了点错话，就要揪一小撮，这是错误的。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是错的，打乱了我们的军队，这是自毁长城。”“你们不明白，即使我们军队老干部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但一旦打起仗来是勇敢的，是跟毛主席的。你们到处揪一小撮，搞喷气式，这是什么人提倡的？我们是反对的，你们这么搞，什么人高兴？我这不是说军内有少数错误不能做检讨，我是批评这口号，到处揪某大麻子、某老谭，到处套，这是别有用心，想打乱阵营。人民解放军是人民保卫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提出这口号到处搞，乱轰轰的，我很气愤，我要是战士，要是夺了我的枪，我就开枪，这样说可能过火。现在大炮也夺了，一天打一万多发子弹，就是左派也不对。”

周恩来插话说：

“要是到越南，能打多少敌人！真是败家子。”

江青接着说：

“是左派也该批。另一个锋芒是针对革委会，做了错事就要打倒吗？这对吗？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我这个人就时常说错话，包括你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都是新生事物，有一点错就打倒？斗争锋芒错了，不是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对准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对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这样做错了！但他们不一定是坏人，改了就好。总之，先进的北京就是搞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把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我上次讲过的，不知讲清了没有？没有准备，大家考虑对不对？

我现在重申几个问题：北京有苗头，昨天有四、五百人冲中南海。去年在红卫兵成立时，我说过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中南海、钓鱼台，另外还有大会堂、外国使馆，不准冲。反使馆可以在外面嘛，怎么钻到里面去了？这是国际惯例。否则，那人家也可以进我们的大使馆，揪我们的人。最近搞了英国代办处，结果我们十几个人在那边就挨了打。黄浦港援越物资也被抢了，这不是左派，是有坏人挑动，要警惕，该不该专政？国防部不能冲，京西宾馆不能冲，要开会嘛！今天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外面有人冲进来，你们看行不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新华社、电台等不能冲。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保卫。我看了材料，《光明日报》昨天被抄了，怎么能随便抄？还抢了资料，不知什么人干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还搞这一套，这不行，《光明日报》还要坚持办下去。”

谢富治说：

“要查谁抄的。”

周恩来说：

“卫戍区马上去查。”

江青接着说：

“这个风要打下去，一个报社一下子就去抄，能这样随便？有了‘66通令’还抄？打砸抢这股歪风一定要刹住。西单商场打得那样，不管哪一派，坏头头一定要抓起来。这已是刑事犯了。专政要正常进行嘛，要正常手续办。”“还有西山重要地方大家不要去，还有宾馆。有的破坏国家财产，国家荣誉也不要了，当着外国人打砸。这是坏人利用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挑起来的。还有什么革命呢？光去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怎么行？我告诉你们，我永远忘不了在延安的三年整风，作自我批评，肯定自己又否定自己，再肯定自己。哪像你们，自我批评像挤牙膏，不许人家批评，不是冷静考虑问题，情绪一上就干起来了。

现在说一下聂元梓同志。我上次开会批评了她，我批评她的缺点和错误，没有说要打倒她，对她好的就支持，错的要批评。对同志们也一样。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两大功劳，我们不会忘。她是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党集团。但是聂元梓背了这两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不对？有了错误，你们也不给个机会。‘红旗飘’的牛辉林上次的发言不好，也不见得高明。‘红旗飘’里有坏人？群众是好的。”

谢富治说：

“还有一些大字报很庸俗。”

江青说：

“牛辉林到处去抢、抄。”

康生问：

“杨勋、杨炳章在什么地方？”

聂元梓说：

“前些时候卫戍区要放，我们不同意。”

江青接着说：

“我希望聂元梓同志要放下包袱，我们来记你的功，一个共产党员做一点好事是本分，完全应该。做错了要改。要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聂元梓同志就是吃老本，还做了许多错事，最后被揪住了，甚至连她的组织都要垮台。组织是好的，她的助手不好，那个助手叫什么名字？”

聂元梓回答：

“孙蓬一。”

江青说：

“出了许多坏点子。其他学校的头头，有什么缺点、错误，也要小范围谈，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不要一棍子打死。聂元梓同志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蒯大富也是这个问题，要丢掉包袱重新上阵。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也是这样。还有几个人，我们记不清了。不要被一点功劳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我讲得不对，可以火烧，可以炮轰，打倒都行，但是，我是满怀热情对同志们讲话。”

陈伯达接着发言，他说：

“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大家要注意，要认真讨论一下，是代表小组的，代表中央说的。我们跟你们开这样的会，说这样的话，不是随便讲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头，党中央发出这样一个重要号召，大家不要轻视。你们是不是接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如果是，就认真讨论江青同志的讲话。最近在北京有些同志不听话，代表中央的意见不听，我们讲了话，你们贴大标语说好得很，但你们仍干自己的，是一小部分人，这是不允许的。这种不听中央的话，自己干自己的，给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失败等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就一定会垮台，不要以为一时人数很多，那是表面现象，暂时多数会变少数，暂时少数是会变成多数的，是会得到胜利的。现在有一些同学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不择手段为自己制造活动方便的谣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不允许的。谢富治看到一个福州来的电报，上面写的北京来电，内容是说什么我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派3000人，先派1000人抓军内一小撮，最后再来人，其余的随后就来，口号是打倒‘韩再道’（指福建军管会主任韩先楚——笔者注），这是瞎闹。这是谁干的？完全有他的政治目的，完全是荒谬的，用这样一个办法捞稻草是办不到的。一个革命者不能这样干。福建是前线，我们正和福建的两派谈，就接到这么一个荒谬的来电，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假借各种名义，搞这一套，这难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行为吗？革命能这样搞吗？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请谢富治同志找红代会的同志谈谈。江青同志说，文化革命初期，北京许多学生到外地煽风点火，做了很大成绩，告诉了我们许多不大知道的情况。但你们夸大了，好像没你们就不行，想包办代替，到一个地方，就说我是代表红代会的，什么响当当的左派。我从来不欣赏这个词。过去货郎担响当当的，是招摇过市。有人还科学些，说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刚几个月怎么坚定了呢？坚定左派要在长期大风大浪中考验。北京下去的学生，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反动派。说响当当，像卖膏药的。你们大概没见过卖狗皮膏药的，摆个摊子，敲锣打鼓，说膏药多么好。我说的过分些，多数人是勤勤恳恳的，我是说少数人，有些人上了当，人家拍马屁就高兴。你们不要把自己丑化，不要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的讲话是内部的，不要贴大字报说‘好得很’，怎么能说好得很呢？现在许多地方受北京少数人的歪风影响，大家要注意。全国都注意北京，要搞出好样子来。有一个人说，你北京就搞出好榜样。当然他讲这话不全面，但这句话值得我们反省，北京要做出好榜样来。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都要在北京做出榜样。所有外出串连的统统都要回来。因为他们在那里变成‘响当当’，出了不适当的错误的主意。在江西的，福建的，谢富治同志派出去几个人？”

谢富治说：

“只派了几十个人。”

陈伯达说：

“除中央派出去的调查组一律都回来。第一机床厂过去搞垮捍卫团是对的，是先进的，但现在打内战从先进变落后了。仪器厂我们去了，石头都扔下来了。学生搞两派，工人也搞两派，搞武斗是错误的，我反对。清华有个团派，有个‘414’。我和戚本禹同志本来去帮老蒯忙的，蒯慌忙装喇叭，装机器，‘414’稳坐钓鱼台，站在我旁边，‘414”当了主席，还当了我的翻译。还有那天我到北大去，是帮聂元梓的忙的，从大方向帮忙的。当时我提了三条协议：第一、全国1000多人的动态组撤回来；第二、撤销航空版，不搞了；第三、还有他们那儿有个保卫组，就是二组，我说不要了。但我走了两个钟头就去抄了，也不商量一下，不要这么匆匆忙忙嘛。这是派性高于一切，不是无产阶级党性高于一切。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抄家算什么革命行动？有少数同学，还有工人，有时是他自己的东西，也去抄，搞鬼。过去抄家还要批准，封建时代是皇帝批准，现在是想抄就抄，头脑乱烘烘，派性高于一切，而不是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而是自己小团体利益高于一切。我再三说过，你们不要上当，不要上坏人的当，没有坏人挑拨离间，你们不会上当。有黑手，有敌人，你们年轻，在这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从极右方面打乱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同学们，工人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遇到问题，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毛主席在延安给新华社题字就是‘多思’。要多思多想，不要头脑乱烘烘的，以毛主席的章程为章程，以党中央的章程为章程，章程就是轨道。

那天外事口一个会上说，十几年来外交完全脱离了中央。怎么能这样说呢？外交具体是听周总理的，外交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周总理执行的，开国以来都是这样。陈毅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怎么能叫我们的外交部是卖国主义外交部？刘邓路线是卖国的路线，破坏了、出卖了我国利益的是刘、邓。”

康生插话说：

“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是刘、邓、王稼祥搞的，陈毅同志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我国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制定的，不要把这些混杂起来。从对英斗争120多年，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在我国建了个代办处，你们去烧英代办处，也不请示周总理，我们打电话去，那时还没有烧，帮你们，你们不听。这里很可疑有反革命，脑子里没有敌人，没有敌情观念。”

陈伯达说：

“康生同志说的完全对，这里有坏人，不听我们的，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坏人插手。化工部抢档案，中央文革打电话不听，那里有许多国家机密，不能看就是不能看，看那干什么！去年就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说这样干好得很，一次二次可以原谅，继续犯错误，是不允许的。不管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要有责任感，我们到西单商场里看过，我们感到痛心，落泪的，是毛主席领导的国家。不要搞武斗了，我们看够了。”

谢富治插话：

“听说北京还在酝酿大规模的武斗。”

戚本禹说：

“西商场武斗挑起者，康老说了，不管是哪一派的，都要抓。”

康生说：

“如果抓错，我一块儿坐牢。”

陈伯达说：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强大的，不能允许这样干的。不要觉得你们是什么革命行动，凡是破坏生产的头头都要抓。今天到会的大多数是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我向你们致敬，但在座的就有个别搞武斗的。有一个人做了坏事不认帐，他说陈伯达讲话70%都是错误的。你不要太狂妄了！有些革命委员会委员不称职，可以按巴黎公社原则撤，通过群众讨论。”

谢富治说：

“分两大派，都是想撤自己反对派的委员会委员，我们希望他们自己撤自己那一派的。上海不分两大派，北京的学生到上海搞两大派，反对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革命委员会。”

陈伯达说：

“北京这种风到处飞，自己地方还未搞好，就到处跑。”

这时，康生写了一张条子给张春桥，问张春桥，今年还欢迎北京学生吗？张春桥说：

“我来回答康老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上我代表六个省市发了言。在‘420’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北京学生去年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贡献，充分感谢了北京学生。那个讲话仍然不变。直到前一段，我在北京，听说北京的同学到上海，我还是给上海的同志说要欢迎，做好接待工作。但最近有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情，北京的一些学生说上海革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某人，姚某人要靠边站。北京好多同学对上柴‘联司’这个组织支持，说上海镇压了‘联司’。上海群众对‘联司’的行动我是完全赞同的。其实上海革委会并未表示态度，群众说我们右倾。‘联司’这个组织性质变了，在工厂武斗一年多了，是一些走资派挑动两派武斗，后来把所有反对市革委会的力量集结起来，反对市革委会和上海最大的革命工人组织工总司，到处打人，打死人不交凶手，解放军去工厂调查，被打出来，革委会20人到工厂劝他们生产，被扣起来，这样群众就开了十万人大会，会完了，包围了工厂，要他们交出凶手，他们不但不交反而主动出击，因此群众气急了，冲进去打了歼灭战，打了个漂亮仗。群众到那里是要‘联司’交凶手，不是砸商场。但北京学生到那里说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上海的学生也是一到武汉就反对曾思玉同志。我完全赞成北京、上海的学生回来，回本地、本单位搞大批判。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不要打乱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轨道，江西问题不是上了轨道了吗？再去实在是帮倒忙。我们欢迎帮忙，但不欢迎帮倒忙。上海革委会打不倒，我是担心他们被人利用上当。我希望把自己本单位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出模范来，不要到处骗人。在上海我还敢顶顶，别的地方不敢顶。不要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北京应该成为全国的模范，在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也可能成为模范。我们上海要紧跟上你们，向你们学习。”

陈伯达说：

“我完全赞同张春桥同志的讲话，上海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北京落后了，上海张、姚为首的市革委会，中央是全力支持的，是上海革命群众支持的。北京的学生都回来。”

康生说：

“建议北京市革委会、红代会搞个文件，正面说明，动员在外地同学回来，报上登出来，做个根据。”

陈伯达最后说：

“大家再看看《十六条》，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北京学生应该相信各地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你们去包办代替，去包办代替就是违背《十六条》。”

谢富治看陈伯达讲完了，就宣布说：

“请康生同志讲话。”

康生说：

“讲的不一定对，粗鲁一些，不要生气。江青、伯达同志提出的问题是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传达了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部署大方向的问题，不要当作随随便便的谈话。毛主席、林副主席经常讲，在中国的条件下，出现某些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如武汉出了陈再道是坏事，但当毛主席的路线给群众宣布、给解放军宣布了，局面就变了，坏事变成了好事。但不是所有坏事都会变成好事，这里需要条件。当前，第一，有毛主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动摇了这个条件就很不利。第二，有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去年12月31日中央通知上讲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最主要支柱，任何情况下不动摇，相信解放军。一年来事实证明，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解放军做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我这里有很多电报，很多国家，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今年‘十一’要来看我们文化大革命成绩，北京应成为模范。世界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检验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国庆快到了，他们要来，我们是有成绩的，但是否可以搞得更好些？过去你们煽风点火起了好作用，情况变了，我们要坚决拥护毛主席司令部，坚决拥护解放军，坚决执行中央文革指示，改进前进中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有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包括蒋介石，还在到处钻空子，破坏，他们不来搞破坏吗？琉璃河水泥厂发生了武斗，可调查了一下，过去那里有国民党支部存在，11个解放军都打伤了。”

谢富治插话：

“革造、红造两派打仗，把军管会主任打了，打死四个人，而参加谈判的不是工人，是学生。炮兵师政委被打了。”

康生说：

“一个工厂都是无产阶级，少数坏人捣乱，两派工人为什么那样刻骨仇恨？想想，应该是没有不可调和的，但甚至打死了人，这是什么样的道理？除了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还有一小撮走资派，有少数坏人，地富反坏右，国民党伸进黑手。无论如何要有敌情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敌人要垂死挣扎，美国过去用月牙形包围圈封锁我们，印尼反动派杀了印尼多少共产党员，杀了我们多少华侨，把我们的使馆人员打得那样子，印尼的外交部长马利克到苏联受到热烈欢迎，缅甸同苏美勾结反华，印度、泰国怎么样？蒋介石也利用这个机会不但在沿海，而且往内地派特务。外地把打砸抢的‘成绩’拍了照片登了报纸或印了传单，拿到北京来展览，实际上作了美蒋特务的好情报员，实在痛心。我们一些好青年没有敌情观念，国家大事不管，内部吵架，连爱国主义都不管，要警惕起来。‘516’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516”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两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司令部。同志们，你们不要上当，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结果帮了阴谋家、反动分子或者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是一小撮，我们应当向同志们讲清楚。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革命群众结合起来。”

谢富治插话：

“逮捕的头头是钢院革造的，他们不交。”

康生说：

“钢院延安公社作得对，师大作得对，首先要感谢他们。交到公安部，还要把问题弄清楚，还要靠大家。毛主席历来主张专政机关同群众相结合。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动摇我们的解放军，要瓦解我们的解放军，抢我们解放军的枪，占领我们解放军的司令部。江青同志提出来不要自焚长城。把解放军搞垮，把枪夺了就是自毁长城。这不行，敌人来了怎么办？外交部问题，发现有些组织要犯错误，说外交部‘三降一灭’的路线是讲刘、邓、王稼祥、彭真等人。对东南亚人民实行了和毛主席相反路线，毛主席要武装夺取政权，他们实行和平过渡，因此他们是去扑灭各国人民革命。你们可以研究这些。刘、邓、王做了很多坏事，但不等于说中国的外交路线就是‘三降一灭’。我们的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领导外交。陈毅是有错误的，也可以检查。国家的国防权、外交权不能夺，这个权是属于中央的，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权是错误的。这个问题总理解决了很久，还成立了监督小组，现在发展到什么情况，群众组织不经过中央就向国外使馆发电报，一个群众组织怎么能代替国家发报呢？这是错误的，是越权违法的。有一些使馆不接受，报务员不发报是对的。还有擅自决定出国人员，不跟总理打招呼，有人有事不请示总理。我说外事口好好整风，检查一下自己，不是说轻了，几个月了，我说你们死了心吧！外交权不能夺，夺了外交权就一定犯错误。外交权不能夺，不是说外交不依靠群众，不是说外事口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贡献，不是说外交没有问题，但最后决定权在中央，包括出国。开批判刘、邓、王、‘三降一灭’的大会可以。冷静想想，烧英代办处，最高统帅毛主席说：‘至少是无知’。中央文革电话、广播不听，伯达同志说：到底你们听谁的？外国通讯社可以报道了，什么将近一点钟伯达、康生、江青来电话都不听。出我们的丑，也出国家的丑。我肯定外事口里面有敌人。我这个话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我今天不宣布。我是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我所以要这样讲，是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大局的问题，关系到动摇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关系到动摇我们中央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成败的问题，关系到批判刘、邓路线的最后胜利的问题。我相信一说群众就会懂的，他们想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妄想。几个苍蝇碰壁，想动摇我们的解放军，也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青年人不要上当。今天和你们交心，希望你们成为模范，同志们千方百计把外地的同学找回来。在座的有好几个省的同志，每晚开会提出这个问题来，春桥同志都不欢迎了嘛，自己还觉得实在了不起。中央委托6408部队到安徽去支左，刚一到，就有一小撮头头把矛头指向6408部队，企图挑起流血事件，向中央施加压力。这是革命的吗？应引起警惕。曾思玉同志刚到武汉，就有人反对。总的方面北京不是很理想的模范，但还是模范，要求你们更好嘛。刚才讲这些激烈的话，希望做得更好，文化大革命初是模范，第一年点火是模范，第二年要做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的模范。”

接下来，周恩来也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

欲知周恩来的讲话内容，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1967年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是贯彻、落实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算搞3年，第1年发动，第2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3年扫尾”的战略部署的吹风会。江青在讲话中特别点了聂元梓、蒯大富等“5大领袖”的名字，向他们提出了转弯子的要求。正像陈伯达在讲话中所强调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但是不少人还是当了耳旁风，头脑膨胀（老子天下第一），忘乎所以，继续打派仗，直把北京搞得乌烟瘴气，最终还得由毛公亲自出面，警告他们“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这一事例再一次验证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太多了（不到10年又有人重蹈覆辙），害己害人，害国害民！

第21章 1967年9月1日—

“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偶然性的。林彪同志8月9日的讲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头一点不能强调，强调将来你们要吃亏的。谁靠毛泽东的威望，谁将来就会吃亏。”

话说周恩来在1967年9月1日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同志们，战友们，时间很长了，江青、伯达、康生讲话我同意，稍微归纳集中到几个问题。

（1）形势任务。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形势的估计，在座的一些人，前些时候的看法是不对。8月5日在天安门上，有一个红卫兵问我：‘是否第三次大串联又要开始了？’我听了很奇怪。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目前形势是好的。去年8月份，红卫兵诞生了，革命的大串联煽风点火，要记上这一功。一年了，全国的火点起来了，机关、厂矿、企业也都起来了，当然还不平衡。一年来全国布局已经搞好，现在第二年就是争取胜利的一年。依靠谁去争取胜利，依靠北京的红卫兵？要相信全国广大群众，全国广大群众是会争取胜利的。全国革命群众都起来，都去争取胜利。当然胜利有早有晚的，但是解放要靠自己，也能靠自己取得胜利。北京的学生应该回本单位，争取本单位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把矛头对准刘、邓、陶，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要抓革命促生产。对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就要犯错误。现在是胜利的一年，第三年扫尾。等以后隔几年再搞。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我们要紧跟毛主席。不要主观地估计形势，出了个赵永夫就到处揪赵永夫，出了个陈再道，就到处揪陈再道。当然允许你们犯错误，我们老的还会犯错误的，但要紧跟毛主席，对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理解的要坚决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这样才能保证全国的一致嘛。外事口联络站捉了两个英国记者，要同港英交换，提到国防部就被否定了。香港问题苏修一直搞我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有伟大的战略部署。港九同胞自己起来斗争了，有人建议，派一个营去消灭英国侵略者。我们不要受苏修的挑拨，修正主义骂我们‘天天喊反帝，连个澳门也不敢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能让一个小小战场牵制，要打就大打，最后解决帝国主义问题。这个部署，现在每一步都作准备。有人拿着枪要冲到香港去干，要去受锻炼。我们说小将要锻炼可以，可以编到军队中去作后备军，千万不要到边疆去冲。这个问题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经常在脑子里盘旋的，任何人不要去干扰。估计形势要把中国和全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港九同胞也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智慧，他们搞得很好。港英封了三个报馆，群众起来了，大字报、小字报、油印传单到处都是，千万人都行动起来了，弄得殖民者没办法。不要认为只有我们才行，别人不行。不要想在北京包办，不要想去一些人就解决某某的修正主义问题。我相信只要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声号召，你们大多数人都可以毅然走上战场。消灭帝国主义，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你们总是坐不下来，总是想走，还乘车游行，这样一废油、二废车、三那么多车，易出车祸，应把汽车交出来集中，抓革命，促生产。第二个年头是胜利的一年，主要靠自己，不要去干扰。

（2）拥军爱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解放军这么好的队伍真正举世无双，解放军在制止武斗时，几十万人被打伤了都不埋怨，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军队的将领大多数都是好的，像赵永夫、陈再道是极个别的人。‘三支’、‘两军’任务一担上，因为多年不做群众工作了，没有经验犯了错误，这不同于刘、邓反动路线。只要主席、林副主席一说错了，他们绝大多数都痛痛快快地改了。我曾问了广州军区等四个司令员，他们当中是受46处伤的，都是身经百战的，即使犯了一点错误，怎能到处去抓大麻子呢？最近广州、徐州、重庆、沈阳、昆明等地都很紧张，有点问题就打倒，怎么谈拥军爱民？一定要写公开信，要支持解放军，我们不要自焚长城，让帝修反哈哈笑，我相信不会焚。最近广州武斗把外国船员都打伤了，我相信具有光荣传统的广州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听毛主席的话，停止武斗的。你们不要认为在毛主席身边，撒了娇也不批评。

（3）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卫戍区住满了外地群众，你们各红卫兵宣传队动员他们回去。制止武斗是当前一个重要任务。西单商场毁了多少财产啊！”

康生插话：

“有一些群众团体，中央一支持立即骄傲起来，高兴得过头了。宁夏我们一支持他们，就印了很大海报，马上要斗杨麻子，你们就有人支持他们犯错误。”

周恩来说：

“不准抢枪。夺了解放军武器、粮食、被服的要法办。再做下去就要采取措施，要严防坏人钻空子。有的好人被挑动，在北京要组织宣传队去动员住在革委会的人出去。有说反动话的可以批判，但不要打死人，打死人的要做工作，专政机关拘留进行教育。

（4）所有外地串联的马上回本单位。有些组织，中央一支持马上到外地，如武汉的去上海、东北。如二七公社的都要回本单位。红代会、市革委会要作出决定，不要去干涉人家。现在到处告急，福州、南宁、新疆、哈尔滨、济南等等，去串联，号称首都红代会，中央批准的，哪有这么回事？你们去年串联煽风点火做模范，今年搞斗批改也要做模范。在本单位搞斗批改，搞大联合、三结合、也要做模范。希望北航、师大要坚持下去。搞一个工代会又搞一个，应该联合嘛。大家都有共同基础的，为什么联合不起来，两派都要做自我批评。整风是为了做到老学到老、跟毛主席跟到老。我1922年入党，46年了，就我的水平不可避免有错误，犯了不少错误，写下不少错文章，做了不少错事，但是我还是要革命的嘛，可以改嘛。如果是这样，我欢迎。如果是好意帮助，我感谢，如果拿这个来挟我，我反对。不是总有人想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水搞混吗？

（5）大联合、三结合。在今年每个单位都要把大联合、三结合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年了，不然怎么算成果。由于前段你们把形势估计错了，不是拥军爱民，到处武斗夺权，不联合，不搞大批判，使生产下降了。

（6）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是最后结果。现在铁路运输降到最低指标，港口货物卸不了，天天罚款。如果我们搞得好，用不了半年，生产可以恢复。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收获很大很大，损失很小很小。煤矿要抓，矿院的同学要去做工作，不要搞派，要制止武斗。只要按毛主席的部署，革命就会搞得更好。革命搞好了，生产就很快上去了。自由散漫，无政府主义，不符合我们伟大的国家的要求。

（7）1966年毕业生从9月1日起开始按毕业生待遇，已经决定了。正式文件已经批下来了。北京市公共汽车不买票，还打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首都，这怎么能容忍？中学红代会要组织安排军队，作说服教育工作，不要武斗。”

谢富治见周恩来讲完了，便作了总结讲话，他说：

“开了好几个钟头，通过了一项决议，刚才几位负责同志讲了，我没有多少话讲。”

接着，他提出了9条意见，其中说道：

“清华、北大、师大，搞好本单位就是对外地支持。否则，不搞好本单位大批判，到外地去，去干什么？说个不好听的，出风头！江青同志点了，北航、师大，每个学校都应该这样做，所有红卫兵小将都要在大批判、斗批改中立新功。”“主席话不听，总理话不听，中央文革小组话不听，究竟要听谁的话？北京市两大派都是革命的，特别是有个倾向，这一派利用那一派某一个人有什么错误，就想把那派搞垮，这是错误的。就是那一个垮了，也不能把那一个组织那一派搞垮了。江青同志说的我同意。北大聂元梓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但要把人家打倒，我反对。有些大字报很不严肃，我反对。地质朱成昭是坏人，该打倒，但是要把他同地质学院分开。还有个条子，写打倒谭厚兰，这是错误的。群众领袖嘛，不要随便打倒，要打倒也要和中央文革打个招呼。革命群众树立起来，怎能随便打倒？还有打倒徐凯，群众领袖有错误不能随便打倒。委员有错误可以批评，委员不要自己拆自己的台。所有人不管谁有错误，也不要从中捞稻草，还是要搞大联合。”“‘红旗军’、‘联动’都是坏的，不能翻案。可是现在有人想把我们的卫戍区搞垮，北京卫戍区保卫着我们首都，搞垮了怎么行？现在听说是否景山的工人在卫戍区，大多数是保守势力搞，这样做谁高兴？有缺点错误可以提意见，但采取造反的办法，我们反对，要爱护解放军，特别是首都的军队。”

“以上有人说是老一套，搞武斗是新一套呀？只能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只能搞这个老一套。有人认为不对，可以提新的。武斗内，加一条，‘不发工资’是新一套。”

9月4日，戚本禹在给毛泽东的检讨信中写道：　

“王力、关锋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虽然王力的讲话，关锋的文章我都没有参与，但是我在思想上实际是跟他们一致的。对主席的指示没有很好地去领会，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因此我也是犯有错误的。”

不久，毛泽东在戚本禹的检讨信上批示道：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主席的批示就写在我给主席的检讨上，由徐业夫直接交给我的。”“我拿到主席批示，就给总理、江青他们汇报了，当场还一起讨论了如何落实主席的批示。他们要我去把主席批示向王力、关锋作个传达。我就问总理，是我一个人去告诉他们，还是谁跟我一起去？总理说，让春桥跟你一起去吧。我就和春桥一起向他们作了传达，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因为主席称我们是同志，那就像是得到了解放令似的。”

9月4日下午，毛泽东听取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他在插话中说：

“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

“要解放一大批干部，对！”

“有的‘四大’搞得很惨，何必那么搞？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

9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姚文元撰写、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入了一段关于揭露“516反革命集团”的文字，他写道：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图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后来在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清查“516”专案领导小组，由陈伯达为组长，以谢富治、吴法宪为副组长。

9月9日晚10点30分，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客厅里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他说：

“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从1911年到1928年，17年的分裂。”

他掰着指头说：

“无非是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曹锟当总统，张作霖不当总统当大元帅，一直到蒋介石。从蒋介石开始统一，但也没有完成统一。山西有阎锡山，四川有刘湘、杨森，西北有三马，云南有龙云。我们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你们议议，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张春桥说：

“我们有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准，为中心，可以教育全国人民，把各派斗争引导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听到这里，点点头又摇摇头，他说：

“你们强调这一点，讲思想还可以，对我个人不要多讲，讲多了你们将来要吃亏的。你们讲毛泽东，我垮台了，你们要吃亏的。”

杨成武肯定地说：

“主席垮不了台。”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

“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偶然性的。林彪同志8月9日的讲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头一点不能强调（即‘头一条就是要靠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笔者注），强调将来你们要吃亏的。谁靠毛泽东的威望，谁将来就会吃亏。”

杨成武说：

“人民要统一，不要分裂。18年来祖国的统一人民是高兴的。谁搞分裂，谁就会被人民被历史所抛弃。”

毛泽东点头说：

“成武这条讲得好，人民不喜欢分裂，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杨成武继续说：

“我们有几百万军队，军队是稳定的，是统一的。这样大的冲击，军队没有垮，坚决按主席‘四不’的指示办。”

毛泽东说：

“是呀，这样大的冲击，军队没有垮，军队还是好的。不能说都好，人武部和部分军分区，还有一些独立师就不大好。野战军队好。”

余立金说：

“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

毛泽东不满意地说：

“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群众大多数是好的，但红卫兵把干部揪多了。”

张春桥说：

“现在的情况跟辛亥革命不一样，地主、资本家都打倒了，没有地主、资本家了。”

毛泽东说：

“对，过去军阀混战，军阀混战是地主阶级内部各派之争，每个派都有帝国主义支持，和现在的局面不同。天下大势，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七八月份大进了一步。七个省市革命委员会是好的：黑龙江省、北京市、山西省、青海省、山东省、上海市、贵州省。还有八个省的问题基本解决：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内蒙、四川、甘肃。河南加上山东就有1亿多人口。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四个省合起来又有1亿多人口。1亿多加1亿多就是2亿多人口了。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北方五个省：东三省和河北、天津。黑龙江虽然算好的，但内部还有点问题要解决。南方五个省：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广西。如果解决了这十个省市，那形势就好多了。解决的方法，一个一个地解决。全国没有几个省嘛，七个八个加十个是25个，其中黑龙江是交叉的，总共是24个省市。全国不过29个省市，就剩下新疆、西藏、宁夏、陕西、云南，何况宁夏和陕西问题已经不大。如果年底十个省完不成，搞九个也可以。九个完不成，搞七个八个也可以。没几个省市了嘛！”

毛泽东吸着烟，提到浙江问题时说：

“龙潜整得过分了！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

张春桥插话说：

“我已经把主席的指示告诉浙江了。”

毛泽东说：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官做大了，薪水高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北京有的老帅就喜欢骂人训人，人家就找机会反你，平时没有机会讲，一有机会就爆发了。过去罗瑞卿、刘亚楼锋芒毕露，盛气凌人，刘亚楼我就批评他几次。”

他指指杨成武、余立金：

“你们搞军队的人，要特别注意，不要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们有意见就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

杨成武笑着说：

“我们过去都有这个缺点，结果人家口服心不服。”

“是嘛！年轻时都有这个毛病，我拿棍子打我的弟弟，我的弟弟对我就口服心不服。”毛泽东说罢，转向张春桥问道：“你是不是好些？”

张春桥说：

“我过去脾气也很大。”

杨成武说：

“我过去就有这个毛病，碰一碰钉子就好了。”

毛泽东说：

“我跟成武有同感。恐怕人都有这个毛病，碰一下钉子有好处。我要感谢四中全会让我碰了钉子。其实四中全会的决议，比立三路线还‘左’。我们现在有的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不要搞喷气式。总参是否也搞了点。”

杨成武说：

“搞了点，还比较文明。”

“还文明呐？”

毛泽东睁大眼睛，笑了起来。杨成武也笑了，他说：

“是相对群众组织而言。解决军队在支左中犯了错误的问题时，一条经验就是按主席指示的要先做好军队内部的工作，然后再做好两派的工作。”

毛泽东说：

“成武会讲话，你那里一讲，我这里就会想问题。在武汉我们就有这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该找陈再道做工作，可是没有做。结果等到第五天才谈话，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陈再道三次站起来要走，以为我们要抓他。没有先做好部队工作，然后再去做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

杨成武说：

“春桥、文元到济南去做得比较好，先做好了部队工作，再去做群众工作。”

杨成武在抗战时期是张春桥的上级，所以对张春桥直呼其名。毛泽东见提到济南，就问张春桥：

“是呀，我不是要你们到济南住到部队里吗？”

张春桥说：

“我们住在军区八天时间，六天是做部队工作。”

“你到南京住在哪里？”

“也住在军区，时间比较短，许世友、杜平没有同我们说什么。”

“那是许世友不跟你谈嘛！”

“杜平同志要我到军区党委扩大会去讲话，我要简报看，不给全份，只给了两期。”

“给你来个下马威呀！”

杨成武插话说：

“有时秀才也很凶。”

毛泽东说：

“深刻。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在武汉开会，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啊！”

张春桥说：

“南京又给许世友贴大字报，不过内容全变了，说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许世友不知是否知道？”

毛泽东说：

“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827’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

杨成武说：

“北京也有这种情况，北师大还发声明，有些就是红卫兵自己搞的，未必都受人影响。”

毛泽东说：

“北师大那篇严正声明我看了，第三条说林杰是坚定的左派，谁反对林杰，就是反革命。要给谭厚兰打个招呼。同红卫兵小将也要做工作，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如果不注意，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

杨成武说：

“有人总想做核心，这个问题不解决，大联合搞不好。”

毛泽东说：

“是啊，交大‘反到底’提出要以他为核心。核心是什么？核心是在斗争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张闻天、博古，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总之，形势向好的方向转化。我们在上海待了近二个月，处理了武汉问题，处理了王、关、戚，处理了温州、抚州、湘潭几处的武斗，找回一个许世友，制止了揪军内一小撮。现在我们可以走走了。成武啊，你准备准备，我们该动动了。”

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

9月16日，毛泽东在杨成武、张春桥等人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了上海。

上午10时，专列到了杭州。毛泽东对杨成武说：

“我还是去住刘庄。”

“不行，太乱。就在列车上吧，时间又不长。”

杨成武一口回绝了。

“哎——”毛泽东无奈地叹口气，说：“刘庄是个好地方哟。”

杨成武笑着说：

“下次再来多住几天。”

上午11点整，杨成武引着两名军人走进毛泽东专列上的客厅，他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他们来了。”

杨成武指着第一位军人向毛泽东介绍说：

“这位是南萍同志，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

南萍立正敬礼，上前握着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伸出的大手。毛泽东打量着南萍，说：

“南萍，你就是南萍么？你的祖宗是不是南霁云啊？你就是南霁云的后代，你处理这些事情有经验。”

毛泽东所说的南霁云是唐代安史之乱时坚守睢阳的张巡麾下的一员勇将，他说南萍处理事情有经验，是指制止温州武斗和全省支左工作。南萍不知道南霁云是谁，当然更不知道他是不是南霁云的后代，但他听明白了毛泽东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就说：

“我是照主席指示办的。”

杨成武又介绍第二位军人说：

“这位是空5军政委陈励耘。”

陈励耘立正敬礼，双手握着毛泽东伸出来的大手。毛泽东说：

“陈励耘，你应该是在以南萍同志为中心的领导下，你的空5军比南萍的力量大就不好了。是不是啊？”

“是！”陈励耘赶紧立正回答。毛泽东做了一个手势，南萍和陈励耘就坐在了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的旁边。陈励耘汇报说：

“空5军党委已作出决定，向20军学习。”

毛泽东说：

“你们空5军支左很有成绩嘛。”

南萍汇报说，20军进驻杭州后，党委做出了向空5军学习的决定。毛泽东说：

“你们20军支左也不错嘛。空5军和20军在支左中要互相通气，互相学习。20军向空5军学习，20军为主嘛，空5军要服从。你服从不服从啊？”

“服从！”陈励耘挺直腰板回答。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的军队历来有两种作风，一个是民主作风，官兵关系好。就是互相学习，进行自我批评，搞好上下级关系。另一个是训人骂人，摆架子，不平等待人，缺乏民主，上下级关系不好。士兵怕连长，要教育连排长。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一个连长都是了不起呀，如果出了一个营长那就更了不得啦！我那个村子里出了个师爷就了不得了。我们的一些元帅，总是训人骂人。如果你真有理由就不要训人了。现在我们的干部都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我在上海就反复讲这个上下级关系问题。一个人挨整，一种是自己犯了错误，挨了整。一种是坏人整好人，好人挨了整。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是一大缺点。南萍，你挨过整没有？”

南萍回答说：“没有。”

“这是一大缺点。”毛泽东又问陈励耘：“你挨过整没有？”

陈励耘回答说：

“三反时挨过整。”

“好！”毛泽东说：“分区司令、政委不要在那里层层挨斗，可调到军区来。对龙潜和阮贤榜不要这样搞。龙潜、阮贤榜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什么喷气式、罚跪、抄家、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一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我们对黄百韬、王耀武、杜聿明都不这样搞嘛！对我们的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人家犯了错误就很难过，你又这么的层层斗，不好！不要这么搞！上海斗陈丕显、曹荻秋，说比较文明，但人家申辩几句就说人家不老实。人家是一个人，两个人，你是几百人。从长远打算，这样做对我们养成了的好作风不利，我们有光荣传统，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被搞乱了，破坏了。”

他点燃一支烟，继续说道：

“许世友不管有多大问题，要保。说他跟张国焘跑，张国焘是他的领导嘛！不跟他行吗？说他1939年要杀我，根本就没有那回事。1939年他就到山东工作去了，这条罪状不成事实。第二条说，不打倒许世友苏浙皖就不能解放，我看不一定，打倒了也不一定苏浙皖就解放了。要保许世友，他打仗时候很凶，但单单一冲不行，要做政治家。我们军队大多数干部都是老粗。他们打倒了许世友，哪个来当司令员？要杜平来当司令员不行吧！这么多年他还当不了嘛。杜平这个人我认识，我熟悉这个人，是阿弥陀佛的人，优柔寡断。汉元帝是个优柔寡断的人。还是许世友果断，错就错，对就对。

什么中央苏区了，湘赣、闽浙赣了，等等，我就生怕1、3军团有的同志犯错误。生怕四方面军同志犯错误，结果出了个陈再道。至于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红卫兵要打倒去打他的，我保是保我的，这是一个大局。矛盾是有矛盾，统一还是统一，七次大会选中央委员，八次大会选中央委员，都选了王明。现在我们要恢复那个传统，人家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

贺龙这个人恐怕还要选为中央委员，是二方面军的头子嘛。错误是严重的，只要他愿意改。邓小平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的，要选为中央委员。

张闻天当了十年天子，他当总书记的时候，他要管军事。我告诉他，你不要管。结果呢？他到下边去煽动。后来他又和高岗搞到一起，他又批准62个叛徒自首。他在瑞金时，他们内部分化，他和王稼祥是受排挤的，不站在项英那一边的。但遵义会议没有他也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这个传统。他们提出什么高帽子、挂牌、罚跪、喷气式、抄家，他们引证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那是对地主土豪劣绅嘛！现在这是干部嘛！几十年的干部，他是做了一些好事的！

陈毅打过仗，但打仗不怎么突出，比较右。姚登山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他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英国就钻这个空子，给照会给陈毅本人。现在又搞北师大，并牵扯到蒯大富、韩爱晶。有些学生和工人领袖不稳定。

孔明都有七擒孟获，我们共产党不仅可以搞七擒，还可以搞八擒嘛！第一次反围剿杀张辉瓒，我就不赞成，主要是彭德怀要杀。张不仅是个师长，而且是个总指挥。”

关于打派仗问题，毛泽东说：

“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成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形左而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南萍，你们为什么要派独立一师师部到温州去？”

南萍解释说：

“温州军分区瘫痪了，派他们去主持温州。”

毛泽东说：

“越瘫痪越好，烂透了的就好解决。为什么‘温联总’又分三路向温州城反攻？”

南萍说：

“‘温工总’控制温州城后，对‘温联总’政策上犯了错误，用报复对待‘温联总’。”

杨成武插话说：

“杭州也有标语要打倒南萍同志。”

毛泽东说：

“这个好。要一分为二，一家也分两派，两派意见都要听。我家里就有两个孩子是造反派，两个孩子是保守派。造反和保守都有偶然性。”

毛泽东在7月22日说过军队要调防并且可以从杭州开始的话，现在他要先给南萍吹吹风了，他说：

“军队在一个地方久了不好，他舍不得亲戚朋友，姻兄大姑，金银财宝，包袱太重了。可以寄给家里嘛！或者是送给贫下中农嘛！不要爱财如命。”

毛泽东最后说：

“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去了三个月了，7、8、9，我看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

在和南萍、陈励耘等人谈话后，毛泽东在杭州没停多久，就去了南昌。

9月17日上午9点40分，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了南昌机场附近的干线上，江西省党政军负责干部程世清、杨栋梁、刘瑞森、郭光洲、黄先、陈昌奉等人，鱼贯上了专列。陪同毛泽东接见的有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毛泽东在同他们的谈话中说：

“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要批判‘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这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

他接着一个一个点名：

“程世清，你不要一个人站在那里发号施令，你过去一直在26军当政委，你并不了解江西，不了解情况么。所以很多事情都要加强调查研究。”

“是，主席。”

“杨栋梁，你这个师过去在朝鲜战场打得好嘛。奇袭白虎团，机动灵活。要继续实事求是，要机动灵活。许多事不调查研究不行。总理讲，抚州是军事叛乱，你们解决得好；不伤人，又解决问题。解决得好。”

毛泽东将目光移到他红军时期的警卫员陈昌奉脸上，说：

“陈昌奉，你是江西人，你在江西也要很好地注意调查研究。因为你当兵，就是一个兵么，对地方情况，你并不是都了解。”

“是，主席！”

陈昌奉现在是江西省军区的副司令员。毛泽东接着说：

“总之，要团结大多数。过去我们多少山头，许多互相都没有见过面嘛！红军时期有江西苏区，有湘赣，有闽浙赣，有湘鄂赣，有鄂豫皖，还有陕北等等。抗日战争时期，有晋冀鲁豫，有华北和山东的好多根据地。你们除了陈昌奉，我一个也不认识嘛！你们的总长杨成武同志，我在长征中才逐渐熟悉的嘛。要拿一个纲领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还能挽救的都要挽救，极少数人要顽固下去就顽固下去，也要给饭吃。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

9月18日上午10时20分，毛泽东的专列停在长沙南郊大托铺。湖南领导人黎原、华国锋、章伯森应召来到专列上谈话。毛泽东一边和他们握手，一边问：

“有什么新闻呀？湖南形势怎么样？”

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原47军军长黎原说：

“湘潭问题基本解决了，不过，保守组织下边的工人有5万多，数量比较大。”

毛泽东说：

“要好好做工作争取他们，他们有这么多的工人，对他们的头头就尤其要政策恰当。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为两大派呢？两派之间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华国锋说：

“下边有些县城还比较紧张，还在打仗。”

毛泽东说：

“打一仗也好，将来一旦发生战争，有经验了，不会慌。是不是这样？”

杨成武说：

“是这样的。我们闽西的农民部队刚刚改为红军三纵队时，兄弟部队送我们三句话，说是：行军走不动，吃饭打冲锋，枪响发妖风。”

毛泽东说：

“农民进城，很多县去一去也好。现在他们动员农民进城，每天15到30个工分，有的一天给100元钱，打死了作为安葬费，没打死就白拿了。他们是用这个办法动员农民进城，和成武那个时候不一样。”

黎原说：

“常德保守派进攻常德城，经过说服以后撤退了。结果左派又报复，向农村反过来进攻，打死几十个农民。农民就又向城里进攻，后来我们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将农民说服回去了。”

“好，这个好。农民并不总是保守。”毛泽东说完，转向华国锋问：“有一个毛华初和戈凯，就是毛泽普，他们怎么样？”

“都还好。”

毛泽东又转向以敢字当头而闻名的章伯森，说：

“以后你反张平化，你同军区顶。‘工联’没有后台是不行的。”

章伯森说：

“‘湘江风雷’一派掌握实权的是张家政。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少校军医，有许多会他父亲都参加了。现在‘青年自卫军’、‘孙大圣’、‘井冈山’等都退出了，只剩下十几个一般的组织。叶冬初是湘派里的另一派，实权不如张家政。”

毛泽东说：

“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我看保派是上面有人蒙蔽了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越压越反抗。湘潭那么多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对他们的头头，要靠下面自己起来造反。干部大多数是好人，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错误被群众斗了的，向群众检查了就完了嘛，不要揪住不放。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过宽了不好。对干部，除了投敌、叛变、自首者外，过去十几年、几十年总是做过一些好事吧？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侮辱。你们可以告诉造反派，要加紧学习，对造反派也要加强教育，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青年人不要性急。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缺乏民主作风，不平等待人，打人骂人拍桌子，把我们的传统搞乱了，把我们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搞乱了。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两派都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黎原说：

“‘95指示’大家都很拥护。群众开始想枪，抢枪，抢到枪后又怕枪，怕被抢去枪，枪就变成个负担。”

毛泽东说：

“群众运动有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解放军有40多天不敢拿枪，解放军不仅‘四不’，还有‘五不’呢！不敢拿枪！过去军区设巡逻队是示威的，结果没威信了。”

黎原说：

“浏阳现在有1千多人带枪的保守派组织，是副省长孙国治带着跑到那里的。”

“他身体不好，何必斗得那么苦。问题是军区错了，影响他们，他们又影响军区。”毛泽东说完，问华国锋：“农业生产怎么样？”

华国锋汇报说：

“农民照样种田。今年可产粮250亿到260亿斤，去年产230亿斤。今年棉花可产180万担，去年是150万担。”

毛泽东高兴地说：

“地委、县委级都瘫痪了，现在照样种田。什么农口、农业部、农垦部，什么宣传部、组织部、文化部、高教部，都不起作用。我们是有意识叫他不起作用。过去是庞大的组织，还有坏人，如薄一波、安子文在领导，还有公检法，没有他以为不得了，我一听到公检法垮台我就高兴！听说谢富治同志这次说了几句话。”

黎原说：

“湘潭军分区司令赵仁山不好，在北京还欺骗总理。”

毛泽东说：

“大多数要教育他们，其中极少数是坏人。打击面宽了不好。开个会，实际上是训练班，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越压越是反抗。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了希望了，压出来几十万红军。不然，只叶挺一个团。以后自己又犯错误，打败仗，长征实际是被蒋介石赶出来的。你越摸不得，人家越要摸你。全国抢了30多万支枪，我看不多，民兵就有350多万支枪。”

黎原说：

“他们会造枪炮坦克等武器，这次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英雄所见略同，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正式谈话结束了，毛泽东问黎原：

“戈凯现在干什么？”

戈凯是毛泽普南下到湖南后改的名字。黎原回答说：

“戈凯在省科委任副主任。他是主席的侄子还是弟弟？”

毛泽东笑着说：

“不是侄子，是堂弟。他原来叫毛泽普，比我小20多岁，但论辈分我们是同一辈的，他的父亲叫毛麓钟。过去我们韶山只有一个秀才，就是戈凯的父亲，这个秀才是我小时候的塾师。”

黎原等人下车后，毛泽东乘专列离开长沙，驶向武汉。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南巡谈话中说：“核心是什么？核心是在斗争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寥寥数语，堪称至理名言！像华国锋一类人，何德何能？一上台就称“英明领袖”、“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还鼓吹什么“领袖风范”、“统帅威望”，的确“是最蠢的”，徒留笑谈耳！毛泽东还说：“王明、张闻天、博古，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是啊！想当年王明一类政治骗子是多么的专横跋扈，不可一世。他们这些留苏青年从苏联一回国便夺取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后来王明第二次从苏联归国，党内高层绝大多数领导人又立马反水，拥戴他搞了一个事实上的“第二中央”。结果怎么样呢？还不是垮台了，最终成了一个老死异邦的孤魂野鬼？！

第22章 1967年9月19日—

“我讲了一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我还讲了一路的大联合，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

话说毛泽东在去武汉的途中交代杨成武说：

“这次要在武汉住几天。还住东湖梅岭1号。”

杨成武说：

“可以，政治形势已经基本稳定了。”

“我就怕四方面军出问题，结果还是出来个陈再道。你认识不认识曾思玉？”

“认识。”

“怎么认识的？”

“他原来在我们三团当青年干事，以后到一军团当侦察参谋，那时我们就相识。抗战时，他在晋察冀四纵队当副司令员。司令是陈正湘，政委是胡耀邦，副政委是王昭。那时我们已经熟悉。”

“这个人怎么样？”

“这位同志很好。打起仗来不怕他不勇敢，就怕他太勇敢。有机会消灭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他就决不放过，一心要打。我打仗时，最担心他太勇敢暴露了我整个的战役意图。”

“哈哈，讲得好。”

“工作起来不怕他不积极，就怕他太积极。一个窗户、沙发、桌子、茶杯他也管，管得太细太多，下面有反映。”

毛泽东笑着说：

“行啦，我了解这个人了。”

1967年9月19日凌晨，专列进入武汉，毛泽东换乘吉普车要看武汉三镇的市容和大字报专栏。军区领导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希望他晚上去看。毛泽东坚持白天看，他说坏人总是极少数。他访问了工人，进行了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住进了东湖宾馆梅岭1号。他在住处与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谈到了正在考虑的下一步部署，他说：

“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1月召开。”“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要不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人民代表大会？”“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

9月20日晚上，毛泽东接见了武汉军区新的领导班子和警备司令部负责人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他问曾思玉、刘丰说：

“形势怎么样啊？”

曾思玉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后，毛泽东说：

“对‘百万雄师’怎么样？整得太厉害了，这样不好。坏的只是一小撮头头，大多数都要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要给犯错误的人一条出路，包括陈再道。独立师的干部不要去揪，不要搞苦了。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话，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

毛泽东问刘丰：

“不是有人要打倒你吗？”

刘丰说：

“打倒没关系。今天有人写信给我，要为‘百万雄师’翻案，不翻案就没有好下场。署名‘狂人’。”

毛泽东说：

“坏人总是极少数，好人总是大多数，广大群众是好的。”

关于体罚问题，他说：

“体罚，我最反感。你们是不是把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土豪的办法拿到文化大革命来了，这怎么行？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那样搞会脱离群众的。‘降落伞’是武汉的特产，‘燕飞’是王光美在桃园搞的那一套。”

毛泽东又说：

“文革搞一年多了，大概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明年的春天一定要结束，接着我们开‘九大’。我看明年秋季9月份开，至少后年一月份开。‘九大’，那些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贺龙、邓小平、乌兰夫等人都要当中央委员。贺龙，在延安我就讲过，他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要保护他。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

他指指杨成武，嘱咐道：

“你要把这个话报告给总理。”

毛泽东顿了一下，突然说：

“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讨嫌。谁封我四个官呀？什么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你们不要宣传这个，要宣传马克思主义万岁，宣传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他见大家都非常严肃，不说话，就望着曾思玉说：

“曾思玉同志，你知道你的老首长怎么说你吗？他说你呀，不怕你打仗不勇敢，就怕你太勇敢；不怕你工作不积极，就怕你太积极。所以我讲了不少，叫你不要太积极，影响了整个战略意图。”

曾思玉嘿嘿笑笑。杨成武插话说：

“曾思玉同志，我跟主席说过，你想从东北调批干部到武汉。你刚到武汉，对武汉干部情况不了解，调些人来是需要的，但调人多了，恐怕就会有副作用。你已经调好几个人来了，行了，不要多调了。虽然用着随手，不一定好。”

毛泽东说：

“你的意见好，不调不行，调多也不行，副作用大。”

曾思玉说：

“武汉现在还有人打枪。”

杨成武说：

“除北京、上海没发生抢枪，还有内蒙、河北、山东、山西、甘肃、青海基本上没有抢枪，其它地方程度不同的发生抢枪。还有打枪问题，听说重庆打了1万多发炮弹，开始也不大相信，以后听梁兴初同志讲为什么打，怎么打的，都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好，这是个训练，战备演习。拿了枪炮，不打不过瘾。”

曾思玉说：

“在武汉有个造反派有几百条枪，白天晚上总打，天天打，打得人心不安。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叫他们不要乱打了，把他们带去靶场，每个人打一次靶，回来后，他们就再不打了。”

毛泽东说：

“湖南也是这样，这是个好经验。拿了枪不让打还行？打完了靶再上交。总之，干部问题，主要是用教育的方法，解放一批干部。干部有些是政治历史上有问题，如自首分子，投敌、脱党分子，叛变分子，三反分子，除了这些人以外，对广大干部要加以教育，组织他们集训，然后有的在这个地方不行，可以调到另一个地方去工作。不可不教而诛，当然教过之后就更不可诛。”

9月21日上午8时，毛泽东对杨成武说：

“7、8、9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就解决了。准备返京，部署工作，加速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解脱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什么时候走？”

“明天。在郑州停一天。”

9月22日凌晨，毛泽东的专列离开了武汉。

9月22日上午，河南省和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刘建勋、纪登奎、王新奉召来到停在郑州火车站一段道岔上的专列旁。刘建勋是摇摇晃晃、拖拖拉拉地登上专列，满不在乎地走进客厅，随随便便同毛泽东握一下手，不等让座，也没有客气寒暄，便大喇喇地朝毛泽东身旁的沙发上靠下去，两只脚互相帮忙，漫不经意地脱下那双圆口黑布鞋，两只手捋起裤腿，露出毛茸茸的两条腿，身体一仰，两脚两腿都上了沙发，像北方老太太一样，盘腿坐到沙发上。车厢里毛泽东的那些随员们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毛泽东对刘建勋这种农民习惯似乎是司空见惯了，笑微微地问道：

“河南形势怎么样啊？”

刘建勋一边用手搓着脚上的泥，一边说：

“我们搞大联合，下边搞武斗，武斗搞得厉害。”

杨成武看着刘建勋实在不像个样子，想给他提个醒，可当着毛泽东的面又无法说出口。刘建勋在汇报到开封东郊的情况时说：

“我们主张不打，加强政治攻势。”

毛泽东说：

“不讲俘虏政策不好，要给‘824’做工作。我赞成你们的意见。”

刘建勋说：

“康生和江青讲话，提出一个‘文攻武卫’，打起来就分不清是谁攻谁卫了，都说是武卫。”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微微皱着眉，吸着烟，问杨成武：

“她那个讲话录音调来了吗？”

“调来了。”

“放一遍，你们都听听。”

这是江青在9月5日接见安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录音，只听她说道：

“同志们会说，江青同志，你讲的倒容易，我们在那里斗得可厉害啦！同志们！我们也斗得挺厉害的，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不过我声明，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

（暴风雨一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也高呼：‘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同志们，我不是提倡武斗，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要有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逐步成立地方上的革命委员会，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这样才能够进行斗、批、改，才能够保证全国范围的革命的大批判运动。”“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你不要光看我们有的老干部犯了错误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打起仗来他们可很勇敢，很可靠啊！”“有的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跟不上形势，说错些话，做错些事。只要他想改正，作自我批评，就好嘛。应该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应该遵照主席的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国防前线，现在要下一道死命令，严禁夺枪，如果有人硬要夺，解放军战士有权自卫还击。中央已经通过了命令。我要是警卫战士，谁要夺我的枪，我一定还击。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录音放完了，大家都不做声。毛泽东吸着烟，慢慢地说：

“‘文攻武卫’不能这么提。我讲了一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我还讲了一路的大联合，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现在讲‘文攻武卫’，就是唱反调嘛！双方都搞起‘武卫’来，戴上柳条帽，拿起长矛来，还怎么联合？这个提法不行。”

刘建勋盘腿哈腰插上一句：

“有的小报还登主席到过什么武斗现场。”

毛泽东说：

“屁话！我住虹桥宾馆，大门也没出过，成武知道。”

杨成武说：

“根本不可能的事，主席从没出过宾馆的大门。”

毛泽东接着说：

“我已经讲了一路，南京军区不能倒，许世友不能倒。南京军区是个标志，南京军区一倒，其他军区都要受影响。我讲了一路文化革命不能搞下去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然后开‘九大’。有人就是不听招呼。王力就是不听招呼！”

他站起身，又说：

“我知道，有些人是不会听招呼的，他还要搞下去。谁要搞谁就搞去，我是不要搞了。有些话我不在这里讲了，我回北京再讲。”

专列离开郑州后，毛泽东对杨成武说：

“回去就搞个机构，你来负责，任务就是解放老干部。你再抓个训练班，不但党政群干部要集训，红卫兵小将的头头也要集训，训练时间不一定长，至多二个月。北京搞，各省各大区也搞。都说林彪同志是黄埔军校毕业，什么毕业？他在黄埔军校不过四个月，那就是个训练班嘛！现在的学校一搞就是几年，这不好，要改。”

9月23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进入北京。

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在外地串联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本单位的紧急通知》。

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报道了毛泽东南巡视察的消息。

9月26日晚，毛泽东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集训会议的人民解放军三军全体成员。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先后登上主席台，会场里900多名部队干部全体起立，鼓掌声、欢呼声如雷震耳。毛泽东频频招手，等众人稍一安静下来，他突然问道：

“陈再道来了没有？”

台下应声立起一人，大声报告：

“主席，我是陈再道，我来了。”

毛泽东朝着陈再道一摆手，说：

“好，好，来了就好，你坐下吧。”

会场里不少人悄悄议论：

“这是怎么回事？”

“乱了半天，原来主席是保陈再道的？”

“陈大麻子这回腰杆硬了！”

陈再道后来在回忆中说：“现在我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有人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个人品德方面的问题，完全是胡说八道，我自己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嘛！我至死不能攻击和反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确是一个无私的伟大领袖，他的每一个行动不管现在看来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不是从他的个人利益而出发的，都是出自一种伟大的理想和追求。他是为了主义而得罪一些人的，包括我，而绝对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这正是伟大和渺小的根本区别所在。我还记得林彪摔死后的一次会议上，我再次见到了毛主席，他对我说：‘过去的东西不要忘记，忘记了不好。那次事件，有人要往你头上栽，我就看出他们居心不良。不到一个月，那些要将你致死的人倒台了。我是杀鸡给猴看，不这样，那股风刹不住。但是你不吃点苦也不好呢。太顺利了不好，自己应该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群众，认识文化大革命。不要老是有怨气，不好。’这些话都是语重心长呀！可惜，毛主席离开了我们，他终于走了，而我们还在。我们总想选择一个类似毛主席那样的领袖。”

后来，毛泽东也没有忘记陈再道。1971年“913”事件后，经毛泽东批准，陈再道担任了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职务。

再说在9月底，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等人开会，召来傅崇碧，追查各地走资派大员的住处。

据《戚本禹回忆录》记载：“傅崇碧回忆说，‘720事件’之后，总理命令他把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三十几个老干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傅崇碧说的这个情况我清楚，在武汉‘720事件’以后，有学生要揪斗各个大区和省、市的‘陈再道’，他们到处找这些人，却找不到他们。学生们就来问中央文革，可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为这件事当时我们还在中央文革的‘简报’上登了，说文革办公室要送群众写的‘批判材料’给这些人，但却到处找不到他们。总理看了这个‘简报’以后，就说，你们把材料给我，我去转交给他们。江青不高兴了，她对此很有意见。所以，在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时候，就把傅崇碧找来问。当时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可能是康生先问傅崇碧，你把这些人弄到哪里去了？傅崇碧支支吾吾不肯说。于是又有人追问他，是谁让他这么做的？傅崇碧也没有说是谁，而是用手指指上面，说，上面。这下把江青、陈伯达、康生都激怒了，一定要他说出到底是谁的命令。可傅崇碧就是不肯说。等到第二次开会，又要追问傅崇碧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那里来了电话，说主席要傅崇碧马上过去。我估计这很可能是总理事先安排好的。”“据傅崇碧说，毛主席这次在自己住处的休息室见了他，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

董保存在1987年12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杨余傅亊件真相》一书中，记载了傅崇碧提供的关于毛泽东此次找他谈话的回忆材料，抄录如下：

老人家操着湖南腔问：

“崇碧同志，吃饭没得？”

“吃过了，主席。”

“坐下，坐下。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吐着。傅崇碧说：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

毛泽东又问：

“朱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有没有？”

傅崇碧答道：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毛泽东说：

“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毛泽东看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道：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他们才送给我的。”

“给我看看行吗？”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展开漫画，见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坐在上面，下面抬轿子的谭震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口里叼着一把刀子……

毛泽东看着看着神情严肃起来，他把烟按灭，愤怒地说：

“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

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

“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秘书去后，毛泽东继续问傅崇碧：

“红卫兵还斗干部吗？”

“斗得利害。”

“怎么个厉害法？”

傅崇碧猫着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着“喷气式”的样子，说道：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一个牌子，写上他们的姓名，还打了个××。”

毛泽东皱着眉头，又问：

“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

“那个时候没有搞‘喷气式’，顶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病人搞死了。”

见毛泽东这样讲，傅崇碧才明白，这些情况，毛泽东并不知道。看来，他是不同意这种搞法的。他大胆地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情况：陈毅的夫人张茜正在生病，被造反派抓来游街，团中央的“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也被造反派组织揪到大会上批斗……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他随口问了几个省委书记、部长的名字，又说：

“他们怎么样？”

傅崇碧趁机把周恩来命令他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表态说：

“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

听到毛泽东这两句话，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主席呀，要是不把他们保护起来，红卫兵会把他们斗死的！”

“你们做得对！”

毛泽东又重复了一句；转身对秘书说：

“告诉文革小组，不能把人往死里整！”

傅崇碧赶忙说：

“主席，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你怕什么？”

他有些委屈地告诉毛泽东：

“为转移老同志的亊，我挨批挨得够呛。”

“谁批你？”

傅崇碧的嘴巴张了张，差点说出江青的名字，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江青和毛泽东是夫妻呀。他改口说：

“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

“不要怕他们。”

毛泽东说完，准备去工作了。傅崇碧忙问：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你今天反映的情况很好，很好。”

“我走了。”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傅崇碧回忆中所说的许多事情，并非中央文革所为。比如‘百丑图’的事，斗争张茜的事，我们就一无所知。那时外交部的运动，江青叮嘱过，一切听总理的，我们不要去插手。总理要陈伯达或者其他人去讲个话，也得征询江青的意见。只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傅崇碧竟能在主席面前张冠李戴地把我给端了出来。傅崇碧跟我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在文革中，我在工作上帮他办了不少事，解决了很多难题。不然他也不会向江青提出，要我去北京卫戍区当政委的。我想，他也不是故意要害我，他也是没有办法。自从王力、关锋被审查后，我做事就一直很谨慎，很低调。所以我不可能像他所说，在追查各地走资派大员住处的会上去批评他的。批评他的是江青、康生，他却把这些问题全栽到我的头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没讲过一句话。后来傅崇碧在秦城监狱对我那么客气，恐怕也与他亏心地向主席反映情况时拿我来顶替江青、康生有关系。”

再说在国庆节前夕，江青提议由张春桥替林彪起草讲话稿。后来周恩来看了张春桥起草初稿，他对张春桥说：

“是否把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最新指示，通过林彪同志的讲话传达出去。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啊！”

张春桥说：

“那就突出主席讲的‘斗私批修’。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总纲。我陪主席视察中，主席多次讲了这几个字的含义。”

周恩来同意后，张春桥在林彪的讲话稿里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看了张春桥写的这篇讲话稿，很高兴，他批示道：

“此件很好，气势磅礴，又扎实，不浮夸。是一篇一年斗争的总结文章。”

9月30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这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去年上半年到今年2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

1967年10月1日，首都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大会。毛泽东、林彪出席了大会。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毛泽东、党中央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由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大革命。”“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这一天，张治中也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参加观礼。此时的张治中，已经是久病缠身，体力不支，由儿子张一纯用轮椅把他送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主动来到张治中身边，与他亲切握手。张治中直言不讳地对毛泽东说：

“毛主席啊，您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了。我一向认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干部都变成‘走资派’了？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5%了吧？”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道：

“文白兄，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下，张治中在文革中没有受到政治风暴的影响，他非常感激毛泽东。1969年4月6日，张治中逝世于北京。他在临终前，写了一份遗嘱，对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怀，表示真诚的感谢，并“祝愿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10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的消息。报道中说，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江青……”

国庆节过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在哪里？最本质的是旧在一个‘私’字上，就是从为自己、为‘私’的观点来看世界。剥削阶级的利己主义，是滋长资本主义的天然土壤，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是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毒菌。”

“我们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每一个革命同志，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动力，又应当把自己看做革命的对象；既要做批修的先锋，又要做斗私的闯将。如果不斗私，不革自己的命，那么，批修也是搞不好的，而且可能会被修正主义的东西所蒙蔽，甚至跌入修正主义的泥坑。”

10月3日，毛泽东会见刚果（布）总理驽马扎莱，他在谈起文化大革命时说：

“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的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我只要求你（指国内干部——笔者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这次一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

他还说：

“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

驽马扎莱插话说：

“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

毛泽东说：

“乱了一会儿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把脓挤出来，身体更健康了。”

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整理好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中共中央的转发通知及记录稿的全文如下：

现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毛主席的谈话内容主要有：

1、关于形势：

7、8、9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有一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2、关于大联合：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都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3、关于对待干部：

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评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4、关于红卫兵：

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欲知毛泽东的南巡指示宣传和贯彻的结果怎样？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不仅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后期战略部署的总纲，而且也是后人认知这场史无前例的、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重要文献。关于“乱”的问题，毛泽东说：“有一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事实的确如此。大凡亲历文革的人都知道，在那3年期间，社会上既没有匪盗劫掠，也没有坑蒙拐骗，更没有黄赌毒害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产不但没有被破坏，而且日益发展，蒸蒸日上。谨以湖南为例，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说：“农民照样种田。今年可产粮250亿到260亿斤，去年产230亿斤。今年棉花可产180万担，去年是150万担（见上一章。）”农业是这样，工商业也是这样。只有那些当时被“乱”的人，才称文革是动乱，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兜售他们的私货，都是经不起一驳的谎言。

另外：关于“文攻武卫”的口号究竟是何人提出来的？与江青又有何关系？研究文革史有必要搞清楚。在李素立采访并整理的《郑州文革武斗和“文攻武卫”口号——原河南二七公社“火指”负责人袁庾华专访》一文中，有一段对话是这样写的：

“袁：7月22日中午，农学院大门口贴出了当日凌晨江青‘要发动群众制止武斗’的讲话，江青说：‘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的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李注：《河南省大事记》P202记载：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北京接见河南赴京谈判各方代表时，做此‘文攻武卫’的讲话，次日，‘文攻武卫’口号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

李：这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

袁：是我提出来、江青肯定的。她‘722’讲话中不是说的很清楚么，‘河南一个革命组织’就是‘二七公社’，再具体点，在‘二七公社’内，不就是我‘531’（指5月31日在火线指挥部紧急会议上——笔者注）提出来的？文革20周年官方出版的由严家其和高皋所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文革30周年官方出版的由席萱、金春明所著《文化大革命简史》，包括百度百科等，都说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是‘栽赃’嘛！”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袁庾华因为参加文革曾4次入狱，累计被囚十数年，而今为正视听，挺身而出，着实令人可敬！

第23章 1967年10月—

“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证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话说1967年10月8日下午，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率党政代表团到武汉进行访问。武汉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奉命前往机场欢迎。

杨道远在《奉献》一书中记载：“周恩来乘专机先期到达机场，钢工总、钢二司、钢‘913’、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七个群众组织的代表朱鸿霞、杨道远、李想玉、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等前去迎接。在休息室里，在等待谢胡飞机的时间里，周恩来同迎接他的群众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话题的中心就是联合起来成立革命委员会。迎接周恩来的只有七个群众代表，其他都是军队干部。周总理嫌人太少了，周问曾思玉、刘丰，准备了几桌？刘丰说，准备了两桌。周恩来说，范围要扩大，各组织都要多来些人。周恩来看到来的代表都是男的，就对这些群众代表说，困难的时候女同志跟你们一起战斗，现在一个女代表都没有，如果江青同志知道了，非批评你们不可。”

“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顾建棠在《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一书中写道：“那天周总理在机场……只见到三钢、三新和三司革联七个组织的代表朱鸿霞、李想玉、杨道远、张立国、龙铭鑫、高玉泽（新华农一号勤务员）、谢华之（三司革联一号勤务员）……总理说：范围要扩大，各个组织都要有代表参加。这样，工造总司、新一冶、长办联司、省直红司、市直红司、中学红联、新中原和公安联司等组织的代表才受到补充邀请，都成为迟到的被邀请者。”

杨道远在《奉献》中写道：“在机场休息室，周恩来着重是讲武汉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说到了省革委会的人选问题，周恩来问朱鸿霞：你当省革委会主任行吗？朱鸿霞连忙说，不行。周又问，杨道远当可以吗？我说当不了。周恩来听了回答后说，不是说你们不行，而是说你们现在还不行。接着周恩来背诵了毛主席的诗《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周说，李进就是江青同志。你们都是幼松，要长成劲松才能担当大任。”“谢胡来了，在机场稍事休息，准备去东湖宾馆。武汉组织了几十万人，沿途夹道欢迎。车队刚出机场就走不了啦，欢迎人群秩序混乱，道路被拥挤的人们堵塞，车子无法通过，车队又转回了机场。刘丰把我们喊过去，说我们的人不注意影响，要我们去整理队伍。我去了现场，机场门口那一段队伍根本不是钢工总、钢二司的人，是中央表态时没有点到的那些组织故意想闹出点影响，所以提前抢占了机场门口这段路，有意拥挤起哄，显示他们的存在，希望在武汉造反派阵营中争得一个位置。刘丰批评我没有把队伍组织好，在外宾面前出乱子，刘丰说总理要批评你。我去见了总理，总理毫无责怪的意思。谢胡到中国几个城市访问过，他总结评价说：上海秩序好，武汉热情高。”“晚上在东湖宾馆举行宴会，各个组织都增加了人数，还请了七大组织之外的造反派代表来参加，革命干部联络站的勤务员毛远耀也出席了宴会。”

据曹承义在《悲欣交集话文革》一书中记载：“晚上19时30分座谈会开始，阿尔巴尼亚同志，中央首长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刘宁一、刘晓、吴法宪，武汉军区曾、刘首长，武汉警备区司令部首长，武汉地区造反派组织工总、‘913’、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工造总司、中学红联、新一冶、交通联司、湖北电台、湖北日报等共20个组织的代表参加。周总理当着阿尔巴尼亚贵宾的面，在宴会前召开各群众组织座谈会，号召革命造反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吴焱金还代表这些未被中央点名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作了重要的发言。我把新一冶的红袖章献给了谢胡同志和康生同志。”

据杨道远记载：“晚上的座谈会人比较多，钢二司有我和方保林、丁家显、王彩珠。还有些中学生。钢、新两派头头都去了。周恩来、康生还有同来武汉的其他中央首长出席了座谈会。康生很朴素，很和蔼，像个教书先生。我们都围坐在他们身边，没有太多的讲究，很随便的。”

据顾建棠记载：“周总理在宴会上即席讲话：‘我们这次陪同谢胡同志来汉，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特意请谢胡同志到武汉促进革命大联合。希望同志们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实现革命大联合，把革命委员会搞起来。’接着就到每一桌给大家敬酒。周总理来到我们这桌时我们都站起来，总理与我碰杯时问：‘你的名字叫——’，我说：‘报告总理，我叫顾建棠。’总理说：‘我记起来了，你是长办的。国庆十周年时，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见过面，你还是我的小老乡。林一山现在怎么样？’我回答：‘靠边站，在做检讨。’总理点点头，说：‘好。’”

据杨道远记载：“座谈会开始时，谢胡在座。有人提出，谢胡是外人，我们自己人是不是要单独开座谈会。周恩来说，谢胡是自己人，毛主席特意请谢胡同志到武汉促进大联合的，有什么话都当着谢胡说。”“座谈主要是讲怎么实现大联合，中心议题是联合起来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我递了两份材料给周恩来，都是关于干部的，一份是钢二司武大总部为李达（中共一大代表，1966年夏在武汉大学校长任上受到点名批判，8月24日含冤去世——杨道远原注）翻案的材料，另一份是张群英（武测钢二司战士）和新华工一起搞的姜一的材料。周恩来说，这次本来打算想要姜一和孙德枢出来工作（接待外宾），现在你们送了材料，我就不说了。座谈中我们有人谈及‘720’前的形势时说，武昌是解放区，汉口是游击区，汉阳是白区。周恩来说，没有那么严重吧。

如何实现大联合，钢、新两派分歧很大，都想以自己为核心。特别是成立工代会的问题，周总理故意问大家：成立个钢工代会好不好？钢派使劲鼓掌，新派不鼓掌。周总理又问：成立个新工代会好不好？新派拼命鼓掌，钢派不鼓掌。钢派要学上海工总司，搞一个组织，就是要以钢工总为核心，提出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新派则要组织新武汉与钢派抗衡。周总理说：武汉不走北京道路，也不走上海道路，武汉走自己的道路，不要钢工代会也不要新工代会，成立个革命工代会好不好？大家热烈鼓掌。”

10月9日上午，谢胡在周恩来陪同下访问了武汉钢二司司令部——测绘学院。

据杨道远记载：“我们得到通知后，在武汉测绘学院作了迎宾布置，到处张灯结彩，红旗招展，钢二司的人在大操场整齐列队，等待国宾到来，在外宾要经过的道路两边夹道欢迎。听到消息的革命群众也都拥进了操场，操场四周，道路两旁，校园内凡是能站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人。7252部队派了一个团在那里警卫，门口站岗的士兵手里抱着冲锋枪。我在钢二司司令部楼下大马路上等待着。车队来了，在1号楼背后我接到了周恩来，周总理对我说，到你这里了，你是主人，你去陪谢胡同志。我把柳英发介绍给周总理，我去陪谢胡同志，周总理拉着柳英发，沿操场外围大字报区走了大半圈。我陪着谢胡一边走，一边指点大字报介绍情况。拥挤的人们争相目睹首长，大字报栏中伸出了大片的热情的脑袋。看完大字报，宾主一起上了主席台。谢胡在欢迎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谢胡称赞说：‘钢二司是真钢！’操场上掌声雷鸣，一片欢腾。谢胡热切希望我们赶快搞好大联合，早日成立革命委员会。谢胡说，你们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只要我还在中国，就一定来参加；我如果回国了，一定发电报来祝贺你们。谢胡讲话以后，周恩来指挥全场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歌还没唱完，周恩来要我送谢胡离开会场。我送谢胡回来时周恩来已经到了钢二司司令部办公室。

周恩来总理在钢二司司令部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钢二司在场的有我和方保林、柳英发、王笑林、张良栋、赵日萍、李莉、曹福泉、熊志伟等，还有几个中学生。7252部队孙树仁主任在场。在场的还有周总理的随行人员。谈话开始总理要求不要录音，并说，要录音我就不好讲了。周恩来总理讲要克服派性，尽快实行大联合。在谈到武汉实行大联合的方式时，周总理问柳英发有什么想法，柳英发回答说：以钢派为核心，就跟滚雪球一样，滚成一个大组织。周总理说：你人小派性大。周总理说要克服派性，还批评说各组织的头头派性都比较大，头头要带头克服派性，要做大联合的带头人；组织不分大小，平等联合，承认山头，尊重山头，联合起来了，最后达到消灭山头。周恩来口渴了，想喝水，可是钢二司司令部里没有开水。我们司令部的办公室简陋得很，一张桌子，两把旧藤条椅子，几个木凳子，连个开水瓶都没有。司令部各个部门的办公室也都差不多，整栋楼找不到一瓶开水。本来没有安排首长视察钢二司办公室，总理突然到了司令部办公室，我们没做接待的准备，连开水都没有，真抱歉！在场的一位女同学（中学生）从挎包里掏出一个苹果递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还很客气地让大家吃，在场的人都说不吃，要总理吃，周总理才把那个苹果吃了。周恩来还谈了教育革命，谈到测绘学科的情况，问我学了几年，我说五年，总理说测绘专业要学五年，太长了，学制要缩短。”

“在谢胡访问钢二司司令部的同时，阿尔巴尼亚的另外一些外宾在李富春陪同下去了水运工程学院，访问了钢二司新水运总部，到了‘624’百万雄师攻打水运的现场，特意看了百万雄师进攻时在大楼墙上打的洞。丁家显代表钢二司出面接待。

当天下午，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大会，周恩来和谢胡都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10月9日晚，毛泽东在对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报告的批示中写道：

“所引材料，要核准属实。”“《说明》中，不提邓小平。”

10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参加会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人。宾主落座后，毛泽东从茶几上拿起香烟请谢胡、阿利雅抽烟。谢胡很有礼貌地说：

“谢谢，我们都不抽烟。”

毛泽东打趣说：

“你们都讲卫生，我不讲卫生！”

周恩来插话说：

“霍查同志抽烟。”

“那就是我的同志！”

毛泽东话音一落，大厅里立刻响起一阵爽朗的笑声。周恩来又补充说：

“霍查同志抽的是中华牌香烟。”

毛泽东说：

“雪茄烟比较好，抽了不咳嗽。”

说罢，他从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烟，划着火柴点燃了，津津有味地抽起来。谢胡看着缭绕的轻烟，恳切地说：

“为了主席的健康长寿，建议主席戒烟。”

毛泽东摇摇头，说：

“戒烟不行！我没有那个硬气。”

谢胡说：

“如果医生要你戒烟的话，你一定会戒！”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道：

“医生比我抽得利害！卫生人员才不那么卫生呢！”

众人闻言，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笑声过后，谈话这才切入正题。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运动时说：

“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99%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

“从9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我们准备三年，到今年6月1日算一年。大体上过一段时间，乱得最厉害的地方也好办了。不痛不痒的地方不好办。”

“现在我们有计划地武装工人，武装革命左派。外国人讲中国天下大乱也是有道理的，不完全是造谣的。有些地方我们还嫌它乱得不够。这种群众运动打内战，这么一打，就分清了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右派搞‘农村包围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武汉问题是我去闹起来的，我就不相信武汉去不得。我7月14日到武汉，一直到21日才离开。我说我捅了一个马蜂窝，他不咬人吗？他没有下决心咬我，也没有下决心咬总理。武汉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此外，还有公检法，打得厉害，我是高兴的。过去的公安、检察、法院有好人，但也有坏人。这次暴露出来了。武汉公检法不是分为两派吗？那一派垮下去了。”

“还有一个问题，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中要求说：

“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10月19日，中共青海省核心领导小组在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报告中写道：

“我省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已陆续建立，但党的组织均未恢复。工作中经常遇到需要党组织处理的一些问题，如过去作了处理的党、团员，有的需要重新复查处理；造反派中不少人要求入党入团等。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面划了横线，他批示道：

“应当这样做。”

有关人员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批示，他们在给中共青海省核心领导小组起草的回电稿中写道：

“这是件大事，涉及许多问题，如怎样‘恢复’？是否原有的党员都过组织生活？是先整顿领导机关的党组织再整顿下级组织，还是同时进行？支部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怎样？还有很重要的是如何吸收新党员、吸收新的血液，等等。”

这个复电内容显然是不符合毛泽东的批示精神，第二天就被通知作废，不准发出。

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通知》中说：

“毛主席最近提出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代表大会问题，并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做些调查，现在把姚文元同志关于他们初步调查结果给主席的一封信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和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央。”

l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就中共青海省核心领导小组10月19日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报告问题，向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并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发出了《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毛泽东在这个批示中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证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1967年11月1日，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成功，建立了内蒙古革命委员会。

11月3日，陈伯达将总参写作班子写出的《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一文以杨成武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据陈伯达后来回忆说：“看了杨成武的《大树特树》文章，我对姚文元说：‘没有一点点理论色彩，尽是空头口号。’我让姚文元帮他改一改，姚文元也说：‘这样的文章，我没法子改，要改就得重新写，我现在忙得要死，哪里有时间重新写文章呢？要不就压一压再说。’于是，这篇文章我们压了一个多月。但是，杨成武几乎天天催，问这篇文章怎么还没有发，甚至说：‘一个总长要发表一篇文章怎么这么难呀，我的文章可是代表了广大指战员的心情，是代表了全世界的声音呀。’直到我们实在是推不过去了，我才决定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

11月5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他说：

“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过去，一是听话，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党员要那些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

“我赞成康生同志的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革命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改悔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生活，这就很宽了。我们党要吸收新鲜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内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

“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要恢复组织生活，就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

“刘少奇、邓小平互相配合，‘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1963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两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是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11月6日，首都人民举行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林彪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审阅的一篇题目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的编辑部文章。

文章发表前，陈伯达在给毛泽东的说明中写道：

“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

文章中把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关于阶级斗争、两类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的论断，概括为六条，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六条是：

1、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4、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毛泽东审阅后，认为可用，同意发表。

11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康生、杨成武谈起《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这篇文章，他说：

“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

杨成武不安地说：

“主席，这篇文章从写作到发表的过程，你是知道的。”

毛泽东说：

“这是陈伯达的事，我清楚，不是你的事。这是陈伯达他们整你。”

杨成武说：

“主席，这事我还是应该检讨，最后我还是同意用我的名义发表了。”

“这不是你的事情。”

毛泽东说完，叫汪东兴把这一表态传达到中央文革会议上。

11月1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北京部队和空军召开的两个会议的代表们。

11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

11月27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首先提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她说：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都要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为什么要清理阶级队伍？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是因为‘大联合’搞不起来，‘大联合’搞不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队伍里有坏人作祟。”

11月27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他在谈话中说：

“赫鲁晓夫垮台以后，刘少奇还说苏联修正主义党的性质未定。去年春季苏联要开‘二十三大’的时候，刘少奇、彭真还主张我们派人参加。后来我、康生，还有其他同志反对，才没有去。和刘少奇的斗争历史可长了。我记得1943年，在延安‘七大’还没有开的时候，我就批评过他的唯心主义。那时只有少数同志知道这件事。刘少奇口口声声讲马列主义，可是马列主义的书他又不看。”

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报《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给康生写了一个批语：

康生同志：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

毛泽东

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下发各地征求意见。文件中建议在“革命委员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基层成立党支部和小组，实施党的组织领导。

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对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问题做了批示。毛主席说：‘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

12月6日，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成功，建立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

12月12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的社论。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12月17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12月13日《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因为此份报告中引用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一文中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这些词句，他的批示是这样写的：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1、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2、大树特树的提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的实践中自然的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3、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4、湖南的集会另择日期。5、我们不要题字。6、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

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了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办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

“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6月开始的。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阶级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

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讲了关于筹备‘九大’、解放老干部的问题，接着说到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那一篇文章的问题，他批评陈伯达说：

“权威是靠人树起来的吗？书越读越蠢！”

陈伯达检讨说：

“我是糊里糊涂啊，没把好关呐。”

毛泽东说：

“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叫人搞的，这不是整杨成武吗？在上海拿给我看，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叫你把关，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

陈伯达说：

“我吃了安眠药，糊涂了。”

毛泽东继续批评说：

“中国的马克思，我是不相信你们的，读书越读越蠢。有些语言不是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哩！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流毒甚广！说过提法不对，韶山通车的报告又这么搞，还是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一套。”

杨成武建议说：

“京西宾馆住了很多各大军区和各省市的负责人，我看是否把主席批这篇文章的过程和原话同他们谈一下，不要再犯类似错误。”

周恩来点头说：

“打个招呼好。成武啊，这事就你去最合适。陈伯达和姚文元已经不适合讲，你去比较好。”

第二天，杨成武到京西宾馆将毛泽东的原话和批示进行了传达。

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中写道：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

社论中公布了毛泽东提出的整党建党纲领，同时写道：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1月1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正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人民解放军干部、各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及出席空军直属机关、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还有出席毛主席著作出版会议的代表，共计2万多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康生、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等人。

1月5日，苏军侵入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七里沁岛，用装甲车压死中国渔民四人，撞伤和打伤九人，制造了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

1月12日晚，戚本禹从钓鱼台办公室被叫到怀仁堂去开会，他进入怀仁堂会议室，见里面坐着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和汪东兴。汪东兴向戚本禹宣布，对他实行“请假检讨”。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我心里明白，他们四个人是分别代表着总理、林彪、江青和主席的。这也就是向我表明，对我的处理是经过了这四个人的同意批准的。”“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之后，我就处在矛盾的焦点上了。因为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当时的主要工作在上海”，“于是我就无形中成了各地造反派向中央反映自己诉求的主要渠道，整天为他们所受到的打压鸣不平。所以我想，毛主席同意对我进行隔离审查，不可能只是出于一时一事的误会和误判，而是形势所造成的。”“等到我也被隔离审查之后，那造反派得到的支持就少了。本来在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谈判中，造反派的态度是比较强硬的，现在他们也只好妥协了。这样各地实现大联合、实行三结合，进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就比较顺利了。”“随后就叫人把我押回了钓鱼台，关在一个小楼里，由一个连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看守着。我的双手被用手铐整天整夜的反铐着。我心里知道，这一定是汪东兴使的坏，其他人是不会来管这个事的。而汪东兴只要以防止我像田家英那样自杀为由就行了。”“那年的春节过后，‘王、关、戚’三个人就都被从钓鱼台押走，关进了秦城监狱。”“对我们的政策依然还是‘不批斗、不审问、不立案’的‘三不’政策。”“汪东兴还派人抄了我的家，我的许多私人物品都被抄走了。”“同时，我那在中南海秘书室工作的妻子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后来知道，主席在我们被抓起来之后，曾吟诵了两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很多人都说，主席这是暗喻‘王、关、戚’。我出狱后，与关锋谈起过这件事，关锋的看法不一样。关锋认为，主席引用这两句诗亦是主席对自况的感叹。”

《戚本禹回忆录》中还说：“关锋一直认为，抓‘王、关、戚’的事情主要是总理搞的。我说不是，总理还为我说过话呢。关锋说，你这个人，不要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关锋还认为，在1970年后，全国大抓‘516分子’，许多造反派受到迫害、镇压。总理应负很大责任。唯这一点，我同意关锋的看法。”

1月16日，毛泽东在江青转来的北京大学学生关于伍豪脱党启事的材料上批示道：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他马上又召集了一个会议，对“启事”问题予以澄清。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1月6日联合发表的经毛泽东审阅的《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一文中，把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关于阶级斗争、两类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的论断，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十分精辟的，是经得起历史验证的，后人实有精研细察之必要。要继承毛泽东之遗志，要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什么，势必会走上“新社会主义”一类的最坏的资本主义之歧路，祸国殃民也在所难免。

第24章 1968年1月—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考验许多的干部，凡是证明品德恶劣的人统统都要轰出去。”

话说在1968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党和军队领导人接见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团英模人物，首都警卫战士300余人参加了接见。

孔祥秀坐在前排右侧座位上，他此刻已经接受了抗美援越的战斗任务，即将带领179名解放军指战员赴越南凉山地区参加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战斗。

毛泽东向指战员们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接着与大家合影留念。摄影结束后，他起身与前排右侧的所有战士们握手告别。孔祥秀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毛主席呀，我们明天就要去抗美援越了，我一定要把所有战士都安全地给您带回来。”

毛泽东微笑着使劲地又握了一下孔祥秀的手，高兴地说：

“好！好！”

　　后来孔祥秀在越南境内参战近400天，坚持做战时政治思想工作，坚持抓战场纪律，防止非战斗减员，在1969年4月归国时，连队里果然无一人伤亡，人人都评为“五好战士”。

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8）17号】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刘建勋、王新同志1968年1月18日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河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特别是去年9月间，毛主席亲临河南视察，调查了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作了一系列英明指示。河南省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指导下，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具体领导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一步开展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的大批判，肃清陶铸、王任重的修正主义流毒；掀起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本单位斗批改的新高潮，团结了大批革命干部。”

“中央同意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由155名委员组成，由刘建勋同志担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其昌、杨力勇、张树芝、陈桂昌、王辉、杜河堤、李仲顺、王洪智、申茂功、杨锡森、唐岐山、申红玉、郭守仁、龙一兵、李福山、唐振方、张国劳、张宗海、吕书墨、文兰香（女）、党言川、陈红兵、杨国雄、周启忠、范念民、黄宗万、丁淑琴（女）、王传禹、王庭栋、张申、王维群、王黎之、张耀东、张钦礼、戴苏理、郜国荣、轩东森和革命群众代表一人（暂缺）共41名担任常委。”

后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于1月27日宣告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其昌、杨力勇任副主任。在上述革委会40名常委中，有群众组织代表20人，其中有大中院校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代表八人，他们是：党言川（郑州大学联委）、陈红兵（开封师范学院‘824’）、周启忠（郑州粮食学院联委）、杨国雄（河南医学院东方红）、范念民（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黄宗万（新乡师范学院‘818’）、丁素琴（河南中医学院‘831’）、王传禹（郑州大学附中红旗）。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中，南阳专区的委员代表名额，因武斗问题没有解决难以实现大联合而暂时空缺。

1月26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空军、二炮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1968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1月28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作出了一个批示。

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在《请示报告》中写道：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在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省人民迫切要求建立省革委会，经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分协商，已经基本筹备就绪。

革委会由175名委员组成。革命群众100名，占57%（工人35名，贫下中农30名，学生25名，机关干部和其他群众组织10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30名，占17%；解放军25名，占14%；留作机动20名，占11%。

常委会由37人组成。革命群众17名（工人9名，贫下中农2名，学生5名，其他1名），地方革命干部11名，解放军9名。常委名单：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梁仁魁（拟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树成（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姜一（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赵文华（原恩施地委书记）、李镜如（原粮食厅厅长）、丁力（原省经委副主任）、李周仕（原省气象局局长）、王海山（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舜（女，原地质局处长）、孙德枢（原黄石市委第一书记）、赵兰田（武汉空军副司令员）、王步青（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吴永光（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方铭（武汉市革委会主任、警备区司令员）、张纯青（警备区政委）、朱业奎（湖北省军区副政委）、朱鸿霞（钢工总负责人）、胡厚民（钢工总负责人）、夏邦银（钢工总负责人）、邓锦福（钢‘913’负责人）、钟锡钢（钢‘913’负责人）、潘洪斌（工造负责人）、顾建棠（长办联司负责人）、王屏（女，工人，国棉一厂革委会主任）、杨玉珍（女，武钢工人）、饶兴礼（劳模，原省贫协副主席）、杨道远（钢二司负责人）、方保林（钢二司负责人）、张立国（新华工负责人）、龙铭鑫（新湖大负责人）、谢华之（三司革联负责人）、郑军（省直红司负责人），暂空一名贫下中农。

建议由曾思玉同志担任省革委会主任，由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鸿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八同志担任副主任。”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写道：

“中央同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会1月28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175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王树成、姜一、赵文华、李镜如、丁力、李周仕、王海山、王舜、孙德枢、赵兰田、王步青、吴永光、方铭、张纯青、朱业奎、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邓锦福、钟锡钢、潘洪斌、顾建棠、王屏（女）、杨玉珍（女）、饶兴礼、杨道远、方保林、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郑军和留出贫下中农代表一名，共37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鸿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八同志任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2月13日，在外交部的大字报栏里，张贴了一张由91名司局长和大使共同酝酿、起草的大字报，题目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大字报中说，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忠诚坚定的战士，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回外交部主持部务。

2月19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北京卫戍区部队和在北京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代表，以及8341部队的指战员，共约2万余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参加接见的还有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2月26日，谢富治在“刘少奇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道：

“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2月间，《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毛泽东在为这个调查报告撰写的编者按中写道：

“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作些典型的调查。”“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在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1968年3月7日，毛泽东在一份要求在援外飞机上喷刷毛泽东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道：

“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3月8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出席解放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在北京出席专业会议的代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等人参加了接见。

3月12日，毛泽东在审阅某援外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时，删去了其中的“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建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一段话，并针对请示报告中提出准备发行“毛主席著作、语录和像章”一事，作出批示：

“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3月14日清晨，邱会作根据林彪“把他抓起来”的指示，在京西宾馆坐镇指挥，将傅连璋和他的妻子陈真仁秘密逮捕，关入秦城监狱。傅连璋被单独押入201监区16室，囚号为6847。他的夫人陈真仁则被关入另一间囚室。傅连璋被捕后竭力争辩，一直闹着要给毛泽东打电话。面对无休止的审讯逼供，他说，“我的情况毛主席了解，你们去问他。”3月18日，傅连璋敲门要求出去“见毛主席”，遭到看守人员训斥，当晚被换到33室看押。3月19日，傅连璋又被戴上了手铐。19日、20日、21日接连三天，由于极度的痛苦和失望，他吃饭很少。3月22日他不再吃东西。看守人员怕人死了不好交代，才答应给他开“病号饭”。可是这“病号饭”来得却太晚了，3月23日他“两顿未饭”，又被换到27室关押。3月28日这一天，他拒绝吃饭，拒绝吃药。3月29日早晨7时，傅连璋气绝身亡，手上还戴着沉重的手铐，两腕部及肘部表皮脱落，结着黑紫色的血疤，当天便被火化了，半点尸骨都没有留下，火化登记表上没有姓名，只有一个囚犯的号码。

本传前面已经讲过，傅连璋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衔。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曾经批示：“傅连璋同志不是当权派”，“应予保护”。很可惜，他还是连自己最好的朋友也没能保护得了。

再说3月15日，周恩来接见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和驻军代表，他说：

“毛主席看了许多小报。重庆‘815’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涂。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

3月15日这一天，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关于建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写道：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现将浙江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省革命委员会筹建工作的情况汇报如下：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浙江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同全国一样，空前大好，越来越好。”“毛主席关于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的重要指示进一步落实。全省基本上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县、市已占90以上。杭州市和16个县已建立了革命委员会，12个县正在筹建革委会。原省委常委、副省长以上干部已站出来的有六名，占43%。省级机关厅局处级干部已站出来的有557名，占48.7%。农业生产，战胜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旱灾，粮食产量仍然超过丰收的1964年。工业生产，在缺电的困难条件下，不少产品的产量，都比1966年有所增长。市场供应情况良好。铁路运输、公路交通和内河航运畅通无阻。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社会秩序稳定。这一切，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综观全省大好形势，建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具备。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广大革命群众的殷切期望。全省军民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用更大的努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用更新的成就迎接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省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已基本就绪：

一、革委会委员设150左右。委员名额的分配比例定为：军队干部28名，占19%；革命领导干部28名，占19%；革命群众组织代表94名，占62%（工人36名，农民21名，学生19名，一般干部12名，机动6名）。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浙江红暴问题的指示精神，在原省级机关和杭州各革命群众组织的50名代表中，安排10名红暴代表。鉴于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发展，革命委员会以逐步充实为宜。

二、建议从委员中推选出37人担任常委。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15名（工人7名，学生四名，农民3名，机关干部1名），包括“红暴派”代表3名；革命领导干部11名（暂安排6名）；军队干部11名。

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张永生（浙江美术学院学生，“省联总”主要负责人），郭志松（浙江建筑公司工人，省工代会常委），贺贤春（杭州通用机器制造厂技术员，厂革委会主任，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谢志明（火车司机，杭州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铁联指”负责人），蒋宝娣（女，杭州新华丝织厂工人，厂革委会主任，省工代会常委），叶仁德（杭州钢铁厂工人，省工代会常委），颜贻欢（浙江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李显通（杭州大学学生，省红代会常委），孙宏兴（机关干部，“省机总”主要负责人），翁森鹤（“杭丝联”工人，“杭丝联”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主要负责人，省工代会常委），方剑文（杭州运输段车工，“红暴派”负责人），滕铸（浙江大学学生，“红暴派”代表），华银凤（女，金华良种繁殖场副场长，劳模），莫显耀（杭州市郊东风公社红五月大队党支书，劳模，市农代会委员），张来根（杭州西湖公社玉泉大队社员，“红暴派”代表）。

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周建人（原省长），赖可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沈策（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子达（原省委候补委员，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现杭州市革委会主任），马向光（原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邓清河（原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军队代表：南萍（20军政委，省军区代政委，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空5军政委，省军管会副主任），熊应堂（20军军长，省军区代司令员），朱全林（20军副军长），孟昭玉（59师政委），白宗善（空5军副军长），阮贤榜（省军区副司令员），戴克林（省军区副司令员），曹思明（舟嵊要塞区政委），王学清（东海舰队航空兵司令员），刘友法（舟山海军基地政治部主任）。

三、革委会主任请中央决定；建议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和一位革命工人代表为副主任。”

3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发［68］47号）中写道：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批准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浙江省形势大好，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央同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由150名委员组成。由南萍、陈励耘、熊应堂、朱全林、孟昭玉、白宗善、阮贤榜、戴克林、曹思明、王学清、刘友法、周建人、赖可可、沈策、王子达、马向光、邓清河、张永生、郭志松、贺贤春、谢志明、蒋宝娣、叶仁德、颜贻欢、李显通、孙宏兴、翁森鹤、方剑文、滕铸、华银凤、莫显耀、张来根等32人，以及革命领导干部5人（以后逐步增补）共37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常委。由南萍同志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陈励耘同志为第一副主任，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同志和一位革命工人同志共七人为副主任。

中央热烈祝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中央号召浙江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3100万军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奋勇前进。”

3月18日这一天，南京军区党委在《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是这样写的：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我们以万分激动的心情，代表江苏四千七百万人民和驻江苏部队的全体指战员，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报告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已经筹备就绪的胜利喜讯！

江苏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同全国各地一样，空前大好。

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和及时的具体的指导下进行的。在运动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都及时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早在1966年6月，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起来造反，得到了党中央的关怀和支持。中央文革又最先批准江苏成立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广大革命群众先后登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舞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了江苏的每一个角落。一月革命风暴以后，中央召集两派代表去北京汇报学习，在3月5日对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纲领性指示。大大推动了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去年9月，中央决定江苏几个主要城市的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代表，到北京汇报学习。在京期间，全体代表受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接见，中央、中央文革同志四次接见中，都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对江苏广大革命群众和驻江苏部队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教育、最大鞭策。今年2月份，根据毛主席指示，中央、中央文革又决定各专、市、县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和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去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大大加快了各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步伐。

近几个月来，江苏各地出现了一个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抓两条路线斗争，大抓‘斗私，批修’，大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的大好局面。江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遵照毛主席‘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的教导，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已经在全省范围内蓬勃兴起。仅在部队主办的学习班学习的近200万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经和群众见面，有如春风化雨，迅速化为广大革命群众的自觉行动，有力地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发展迅速，基础比较牢固。”

“目前，全省除徐州专区，徐州、连云港市外，七个专区、五个省辖市，全部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其中盐城、六合、扬州专区，无锡、苏州市已成立革命委员会；60个县（市）中，已实现革命大联合的56个，占93%，其中成立革命委员会的21个，占35%。预计3月底，专区和省辖市可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绝大部分县（市）的革命委员会也可成立起来。”

“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战斗号令下，全省工农业生产形势也是很好的。去年农业生产获得全面丰收；今年三麦长势尚好，可望丰收。工业生产正在积极恢复、发展，交通运输及市场供应正趋向正常。”

“根据江苏省当前的大好形势，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四千七百万人民迫切要求迅速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更好地领导全省人民乘胜前进，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关于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组成，经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分协商，意见是：

一、省革命委员会拟由165名委员组成（不包括徐州地区），其中10名作为机动。155名委员的分配是：1、革命群众代表95名，占57.5%。工人代表37名，占22.5%。贫下中农代表18名，占11%。红卫兵代表28名，占17%。其他系统的革命群众代表12名，占7%。2、军队代表30名，占18.2。3、革命领导干部30名，占18.2%。

二、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由39名组成。其中：工人代表8名，贫下中农代表2名，红卫兵代表四名，机关干部代表2名，军队干部12名，革命领导干部11名（名单附后，暂缺11名）

三、建议省革命委员会设主任1名，副主任7名；由许世友同志任主任，吴大胜、杨广立、王珽、彭冲同志任副主任（另3名待补。）

附：江苏省革委会常委名单（28名，暂缺11名）：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吴大胜，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杨广生，60军政委；王珽，27军副军长；钟发生，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杨新亚，南京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赵洪，南京军区军事法院副院长；方敏，60军政治部主任；彭冲，省委书记处书记；黄以干，省农林厅厅长；朱辉，省监委书记；周泽，省委副秘书长；迟明堂：省贫协副主任；姜启彤，省财贸办公室副主任；李芸华，苏州专区副书记兼专员；陈烈，六合专区副书记兼专员；曾邦元，南京大学助教，南大‘827’负责人；文凤来，南京大学教员，南大红四联负责人、省红总负责人；顾阿桃（女），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曹莲凤（女），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章瑞英（女），劳动模范；吕志光，促联负责人；朱开地，新工总负责人；唐省智，新工总负责人；陈克兴，老工总负责人；薛德元，南京‘827’负责人；周锡禄，省大联总负责人；徐松林，省革总负责人。

3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发［68］49号）中写道：

“江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央批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意许世友同志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报告中所提的副主任及常委名单。

中央希望：以许世友同志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继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各单位的斗、批、改，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江苏省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3月20日前后，吴法宪向中共中央状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勾结起来要夺空军的权，犯有“极严重错误”。

陈伯达在林彪那里，也对林彪说：

“杨成武这个人一旦感觉到他羽毛丰满的时候，他就会露出他的本相。现在他就想杀人了。我们就是要在他还没有杀人的时候，首先把他杀死。这个人是很不老实的。”

为此，毛泽东决定在他的住地游泳池召集会议。他让汪东兴通知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人参加会议。

在毛泽东这里开会，除了极其重要的会议有记录外，一般都没有记录。这次会议连续开了两三次，研究和讨论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的问题。与会者揭发了杨成武不少问题。江青在发言中也说杨成武不是一个正派人。毛泽东听说杨成武和关锋、王力、戚本禹都有勾结，有大量的信和文件可以证明，同时他和老帅们也来往密切，就说：

“杨成武这个人八面玲珑，和各方面的关系搞得都很好。叶剑英、聂荣臻那些人都建议让他当总参谋长，取消那个‘代’字，我就没有吐口。”

谢富治说：

“杨成武哪一头他都不想落下，他都要挂扯，谁得势谁都会要他，都让人说他的好话。这样的人最靠不住的。”

谢富治还说了许多他听来的消息，证明杨成武和许多人都吹过毛泽东对他如何如何，要他担任什么样的大任，要把许多人都打下去，连谢富治都在他的排斥之列。这一下，毛泽东火了，他说：

“这个杨成武，的确不老实，背着我就要搞名堂。我料定他会打着我的旗号胡闹的。现在果然如此。他一有点资本，就得意忘形了。这个人不能重用。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考验许多的干部，凡是证明品德恶劣的人统统都要轰出去。他这个位置尤其不能轻视，一定要选一个品德好的人来担任总参谋长。”

会议讨论了撤销杨成武的职务以后由谁来担任总参谋长的问题。林彪说黄永胜可以胜任。毛泽东看了看谢富治。谢富治说：

“黄永胜这个人打仗很勇敢，在广州工作时表现也不错，文化大革命中揭发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好多问题，可以。”

毛泽东点点头，说：

“那好，就黄永胜吧。”

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两项重要命令：

一、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1、杨成武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2、余立金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的职务。

3、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此命令发至团级，传达到所有指战员。

二、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1、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任命温玉成同志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此命令发至团级，传达到全军指战员。

此前，温玉成担任副总参谋长职务。

3月22日夜晚，人民大会堂积聚着80多名北京卫戍区团以上主要负责干部，他们等待着传达一个重要文件。

晚8点整，林彪来到了会场，宣布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调往外地工作，即刻启程，不得延误，其所犯错误俟后公布。

3月23日凌晨，傅崇碧被召到人民大会堂，林彪向他宣布了一个调令，调他到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他的卫戍司令员职务由副总参谋长温玉成接替。林彪还宣布，不让他回家告别妻子儿女，准备派飞机直接送他到沈阳赴任。

3月23日晚上10点左右，邱会作对已经被控制起来的杨成武说：

“你去参加一个会，在福建厅。”

“等会儿我就去。”

杨成武说着就穿衣下床，去了一趟卫生间，随着邱会作来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在北面西头的一个空沙发上坐了下来。他从右边开始扫视了一圈，依次坐着谢富治、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叶群、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温玉成、李天佑、王新亭、曾思玉、郑维山、汪东兴、李作鹏。

会议由林彪主持。林彪首先讲了杨成武的三条错误：第一，搞华北山头，晋察冀山头。第二，勾结余立金要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要夺谢富治的权；排挤许世友、黄永胜、韩先楚等与其地位不相上下的人。第三，搞大树特树，有个人野心，要把王飞、何汝珍、周宇驰等人打成反革命。

接下来，叶群、江青都发了言。江青说杨成武整了她的黑材料。周恩来接着说：“不是黑材料，是红材料。”他还说“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会议结束时，杨成武问周恩来：

“总理，我怎么办？”

周恩来说：

“你的事我前两天才知道。”

周恩来又转对大家说：

“刚才主席来电话说：不要揪斗杨成武。他身体不好，有病治病，有错误可以检讨，但任何人不许揪斗。”

3月24日晚9点30分，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公办、各军兵种、北京军区等单位数千名团以上干部。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依次坐在主席台上。林彪在讲话中说：

“同志们，现在开会。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那样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它问题要大一些。主席说，是不很大也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同志。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卫兵立即将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三人带了下去，会场里响起了“打倒杨余傅”的口号。

林彪还在大会上说：

“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感情，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伟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于执行毛主席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解决问题。”

叶群马上带头高呼：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林彪讲话以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依次讲了话。

3月25日凌晨1时35分，毛泽东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

3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吴法宪分任正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办事组成员。这时的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军委常委。

后来在1969年1月，办事组又增补李天佑为办事组成员。

3月27日，林彪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10余万人。林彪在大会上宣布：由黄永胜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由温玉成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3月27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在谈到军委《八条命令》时，他说：

“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

3月29日，毛泽东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20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一般地来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3月30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革命委员会好》。社论中写道：“现在，全国已有18个中央书记处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一些地区正酝酿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大量的基层单位，都已经建立起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在这篇社论原稿上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欲知此后文化大革命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在文革中后期建立的三结合革委会中，湖北和浙江是很有代表性的。请看：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175名委员组成，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100名，占57%；地方领导干部30名，占17%；解放军代表25名，占14%（留作机动20名，占11%）。常委会由37人组成。其中，革命群众代表17名（工人9名，贫下中农2名，学生5名，其他1名），地方干部11名，解放军9名。在8名副主任中，革命群众代表有4名，占50%，其中有学生两名。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设150名左右的委员：军队干部28名，占19%；地方领导干部28名，占19%；革命群众组织代表94名，占62%（工人36名，农民21名，学生19名，一般干部12名，机动6名）。在37名常委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15名（工人7名，学生4名，农民3名，机关干部1名），在8名副主任中，革命群众代表占3名，其中1名学生。

由此可见，这种新型的权力机构组成人员具有极广泛的代表性，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

第25章 1968年4月—

“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

话说1968年4月3日，中央农业部经毛泽东批准，印发了《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纪要》。《纪要》中总结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主要有七条：

1、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特点的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是在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是在批判繁琐复杂的定额包工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

2、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突出人的因素，做好教育人的工作。狠抓教育的核心仍然是破私立公，狠狠批判“为工分种田”的思想。

3、大寨劳动管理制度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最相信群众，最依靠群众，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4、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大寨大队的一条根本制度。

5、合理安排农活，合理组织劳动力，是大寨劳动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6、正确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7、高举革命的大批判旗帜，大破大立。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批判以“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修正主义管理制度，肃清其流毒，改革不利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经济、不利于社员思想革命化的制度，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新制度。

4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上写道：

“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

接着，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时，将其中“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21字删去，并批示道：

“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革委会的主任、副主任及其他常委是：

主任：黎原，51岁，河南息县人，47军军长。副主任：龙书金，58岁，湖南茶陵人，湖南省军区司令员；华国锋，47岁，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章伯森，54岁，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杨大易，50岁，四川苍溪人，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刘顺文，55岁，解放军长沙政治干部学校校长；胡勇，32岁，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湖南长沙“工联”（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负责人，省革委筹备组成员；叶卫东，30岁，长沙市第1中学教师，湖南“湘江风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负责人，省革委筹备组成员，共青团员。

其他常委：刘善福，53岁，47军副军长；郑波，48岁，47军副军长；李振军，50岁，47军副政委；张立宪，50岁，湖南省军区副政委；张骥，46岁，原47军141师政委，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长沙市革委会主任，省革委筹备组成员；梁春阳，53岁，原湖南省经委副主任；万达，50岁，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孙云英，51岁，原中共长沙市委书记，现长沙市革委会副主任；张厚，49岁，山西交城人，原中共邵阳地委代理书记；王敬，44岁，原湖南省外贸局局长；唐忠富，34岁，长沙国营曙光电子管厂工人，长沙“工联”负责人，中共党员；尚春仁，42岁，原中共湖南省监委处长，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负责人，中共党员，省革委筹备组成员；梁玉吉，52岁，《湖南日报》社工人，“红色新闻兵”负责人，省革委筹备组成员；陈勇，25岁，中南矿冶学院学生，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兵团”负责人，省革委筹备组成员；李敬林，35岁，湖南省航运局船上指导员，“湘江风雷”负责人，中共党员；邹定国，22岁，湖南省水电厅设计院工人，“孙大圣挺进军”负责人，省革委筹备组成员；雷志忠，32岁，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干部，“工联”负责人，中共党员；金世钧，26岁，湘潭市航海俱乐部运动员，湘潭“红造联”负责人；许云秋，36岁，株州市冶炼厂工人，株洲“工联”负责人；张万宏，51岁，会同县深冲林场党支部书记；江才香（女），21岁，湖南酃县人，酃县水口公社水中大队农民，民兵营长，广州军区军民双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

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祝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社论中用黑体字刊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4月10日这一天，周恩来让秘书打电话，向聂荣臻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原来在4月7日，聂荣臻因被人说成是杨成武的黑后台，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的看法和历史上与杨成武在一起工作的情况，并要求与毛泽东面谈一次。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不久，聂荣臻见到了毛泽东，他说：

“主席，你给我的批示：安心静养，勿信谣言，我看了。林彪他们说我是杨成武的后台，我去看了林彪。他打倒杨成武的理由，是没有理由的理由。”

毛泽东说：

“什么后台？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毛泽东；第二个才轮到你，聂荣臻。”

4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原来在4月4日，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枪杀了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美国黑人掀起了全国性的抗暴斗争，美国一些主要城市陷入一片混乱，美国当局出动军队进行了镇压。

毛泽东的声明全文如下：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我在1963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4月26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做阶级分析》。文章中用黑体字刊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

“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是这样。”

4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在《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写道：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代表陕西省两千一百万人民，衷心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并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筹备情况。”

“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发展很快。根据中央、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关于‘就地搞协商’的指示，我们组织各革命群众组织，展开了广泛的协商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陕西省革命大联合协商会议，先学习，后协商，边学习，边协商，把协商的过程变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过程。因而，在充分协商后，先后成立了西安地区工代会、农代会、中等学校红代会和陕西省大专院校红代会。西安地区的工厂企业单位，90%以上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并有一批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省24所大专院校，21所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其中13所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省八个专区、三个省辖市，已有两个专区、两个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五个专区、一个市成立了革筹协商机构；94个县（市），已有22个成立革命委员会，48个成立了革筹协商机构。”

“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组成，经陕西省革命大联合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充分协商，现提出如下方案：

一、省革命委员会拟由149委员组成。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83名，占55%（工人代表33名，贫下中农代表15名，红卫兵代表26名，机关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代表8名）；军队代表29名，占20%；革命领导干部29名，占20%；8名留作机动，占5%。

二、拟从革命委员会中推选出35名常委。其中革命领导干部6名：李瑞山（原省委第二书记），萧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李斌（原省地质局党委书记）、刘国声（原省水电厅厅长、省委委员），鱼得江（原省农业厅厅长，省委委员），暂缺一名；军队干部7名：黄经耀（省军区司令员），胡炜（21军军长），杨焕民（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谷凤鸣（省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刘建功（21军政治委员），方升普（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白辛夫（总后勤部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工人代表10名：张培信（工联负责人），马希圣（工总司负责人），安文保（工联负责人），吴文杰（工总司负责人），王法政（工交捍卫军负责人），单英杰（工矿总部负责人，宝鸡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郭传铭（铜川‘212’派负责人），姚荣斌（铜川‘219’派负责人），暂缺两名（女工）；贫下中农代表四名：田杏云（女，农民，农总会负责人），马金台（大队支部书记，农总司负责人），李守林（大队党支部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劳动模范），王凤琴（女，大队党支部书记，专区劳动模范）；红卫兵代表6名：李世英（西安交通大学革委会主任），孙福林（统指负责人，西北工业大学革委会主任），李洪明（红造司负责人，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革委会主任），杨梦云（女，统指负责人，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革委会主任），暂缺二名（中学、男女各一名），机关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代表2名（暂缺）

三、建议由李瑞山同志任革委会主任，黄经耀、胡炜、杨焕民、萧纯、张培信、马希圣、单英杰、王凤琴（女）、李世英、孙福林、杨梦云（女）11名同志任革委会副主任，并另留几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4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发［68］67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4月29日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中央同意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由149名委员组成；同意所提35名常委；同意由李瑞山同志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黄经耀、胡炜、杨焕民、萧纯、张培信、马希圣、单英杰、王凤琴（女）、李世英、孙福林、杨梦云（女）11名同志任副主任，并另留几名副主任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希望，陕西各革命群众组织，在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响应我们伟大领袖的号召：‘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发展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省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的运动，不断增强军民之间、军政之间和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陕西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省革命委员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节约闹革命，反对经济主义，防止无产阶级敌人的破坏，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省革命委员会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权力机构。

陕西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所在地。省革命委员会要有更大的责任感，为继承和发扬延安的光荣革命传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领导全省人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陕西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1968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这一天，首都北京五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欢庆“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和林彪等中央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检阅欢悦的军民游行方阵。

是日晚，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焰火晚会。

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重要通讯，报道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消息。报道中说，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有：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此时，江青在中央领导人的排名中已经跃到了第九位。

据1967年10月调到江青身边的机要秘书杨银禄回忆说：“她有一头乌黑铮亮、厚厚的头发，男式背头发行，梳理得很利落，还不时地用小木梳理几下。她五官端正，眼睛虽不是双眼皮，但大小适度，并不难看。脸上的皮肤细润光滑，没有一丝皱纹，只是鼻尖右侧长有个褐色小痣。身材细长（后来听医生说她身高一米六六），54岁的人了，腰不弯，背不驼，身子挺拔，走起路来也比较好看。她当时穿一身绿色军装，看上去很得体。总之，江青的面貌体态比较标致，并不像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社会上传说的那样丑陋，什么都是假的。”

5月7日，是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开始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

5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

“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1946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地下党员，医务工作者——笔者注）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是耍我们的。”

周恩来接着说：

“说刘少奇当时去南京，见过孙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

毛泽东说：

“还是一个不杀好，留下来的人总有用处嘛，一可以劳动，二可以当证人。例如刘少奇在东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当时审讯他的人。如果都杀了，这些证人也就没有了。”

“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

毛泽东在讲到一个实例时，说道：

“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没有做过大坏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好事。”

尔后，毛泽东和林彪接见了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代表和各地党政干部及群众代表。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人。

5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

“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

“《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

“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

5月16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关于请毛泽东接见参加第七机械工业部一个会议的代表的请示报告时，在报告中的“世界革命中心——北京”一句下面划了双线，并批示道：

“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要予以指正。”

5月16日这一天，从湖北省黄冈市各地赶往林彪的故乡林家大湾的各界代表人物，及当地群众3万余人，在湾里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最热烈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巨幅画像落成暨最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发表二周年”大会。

5月1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划时代的文献》一文，文章中写道：

“革命的大批判使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取得了统治地位，使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在组织上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彻底打倒，从而巩固了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的统治地位。”

5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重要通知》，《通知》中写道：

“最近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一再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毛主席的批评，引起各级党、政、军、群及驻外使馆的注意。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再使用‘世界革命中心’这种说法。”

5月19日，毛泽东在姚文元5月13日呈报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作了批示。

姚文元在呈交报告中写道：“此件总结了清理阶级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

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基本经验是：“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文元同志：

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

毛泽东

5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泽东和林彪接见来自全国各地两万多名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消息，报道中说：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神采奕奕，满面笑容，健步来到接见会场，同大家亲切见面。这时全场一片欢腾。毛主席十分高兴地从接见会场主席台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向大家频频招手，热烈鼓掌。”

报道中又说，受到毛泽东和林彪接见和陪同的人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粟裕、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王树声、李天佑、王新亭、温玉成、张池明、张令彬、谭甫仁、萧力、罗舜初。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各兵种的负责同志萧劲光、王宏坤、张秀川、罗元发、邝任农、王辉球、曹里怀、陈仁麒、吴烈、陈士榘……”

报道中还说，大家一致表示：

“我们永远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坚决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5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

“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

5月29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上批示道：

“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

5月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以便为召开“九大”做准备。毛泽东问道：

“八届中央委员里，还有多少能够参加会议？有问题的有多少？够不够半数？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审干运动，把许多的叛徒、特务、走资派都清查出来了，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要使这次全会开得合法呀。”

周恩来说：

“中央文革小组可以就八届中央委员的情况，向政治局做个调查报告，然后政治局审查通过。由于康生同志对情况比较了解，在延安的时候就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又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可以由他负责全面。”

常委会一致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1968年6月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南京军区、沈阳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团以上干部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2万余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还有李富春、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在与陪同接见的领导干部谈话中说：

“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人在柳州，抢了1800多万发子弹。”

6月21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于18日第二次来华访问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毛泽东先问坦桑尼亚驻华大使说：

“你来了多久？”

大使回答说：

“不到两年。”

尼雷尔插话说：

“他对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比较了解。”

“比较了解？”毛泽东感到很诧异，兀自又摇摇头，说：“有些外国记者宣传红卫兵坏得很。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嘛，他们想闹嘛！有些人就着急了，他们是不反对你们的。”

尼雷尔没有完全听懂毛泽东的话，脸上不悦，他说：

“我们也没说他们反对我们，我们从来不对红卫兵表示不满。”

毛泽东解释说：

“中国派到外国去的人也有不好的，有些是不知道怎么做，有些就是干坏事的。”

周恩来说，中国在坦桑尼亚的纺织专家组有一个翻译，背着使馆非法组织绿卫兵，被坦方保安部队发现后，由使馆押送回国处理。毛泽东立刻显出怒意，他说：

“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欺负驻在国，不尊重驻在国领导。背着当地的领导，也背着我们干坏事。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应该提出来，我们把他撤回来。”

尼雷尔再三解释说：

“这是一件小事，我说老实话，在中国专家中总的是好的，坏的只有一两个。”

毛泽东慢慢平静了下来，他说：

“希望你们警惕这样的人。”

毛泽东又谈到了国内的情况，他说：

“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地隐蔽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工作，坏的踢开。”

尔后，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问起坦桑尼亚的天文地理：

“你们那里有很高的山吗？”

尼雷尔回答说：“有。”

“山上有雪吗？”

周恩来插话说：

“乞力马扎罗是非洲最高的山，坐落在赤道附近，山上有雪。”

毛泽东颇为惊讶，他说：

“赤道与雪山，就像火与水，是不相容的，可是它们却在一起相映成趣，真是不可思议！”

毛泽东又发奇想，问道：

“山上有老虎吗？”

尼雷尔笑了，说：

“没有。非洲没有老虎，因为老虎是亚洲的动物。所以，您讲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没有办法翻译成本地语言。”

翻译将此话一译出，客厅里顿时响起了轻轻的笑声。周恩来待笑声过后，说道：

“我们已从外电获知，坦桑尼亚新闻报刊，已经报道了我在欢迎尼雷尔总统的宴会上谴责新殖民主义的时候苏联等一些国家使节退席的消息。”

尼雷尔吃惊地说：

“总理，你了解消息比我们还快。”

毛泽东一举香烟，笑道：

“他是一个消息灵通人士！”

6月30日，毛泽东、林彪接见人民解放军济南、广州、兰州军区部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2万余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参加接见的还有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针对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的一系列破坏铁路交通、抢夺援越物资、冲击解放军机关、部队，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的恶性事件，发布了一个布告，史称《七三布告》，全文如下：

照办。毛泽东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向全面胜利迅猛发展。全国形势空前大好。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全国一样，形势也是一片大好。但是，最近两个月来，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第一，破坏铁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复通车。第二，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第三，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第四，在中央发出“623”特急电报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

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相信，广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是要革命的。他们对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不满、极其愤慨的。有些人跟着别人干了坏事，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的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联，保证运输畅通。

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

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同时，要把一个组织混进了坏人同这个组织严格区别开。

中央相信，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的反革命事件，只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驻广西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广西广大革命干部，一定能够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牢牢地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阴谋必然遭到可耻破产。广西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会越来越好，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必将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诞生。

1968年7月3日

欲知广西问题解决得顺利与否？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人在柳州，抢了1800多万发子弹。”老人家一言中的。柳州、南宁地区的武斗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除了本地群众组织里一些派性严重的头头无政府主义思想作祟以外，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外地人在那里帮倒忙，一小撮阶级敌人趁机破坏捣乱、制造反革命事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的南巡指示，已经宣传贯彻多时，这些人就是不听招呼，恣意妄为，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有道是上帝要你灭亡，必先教你疯狂！此言不虚也！

第26章 1968年7月5日—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话说1968年7月5日，邓小平将他从6月20日开始动笔写的约3万字的《我的自述》，递交给中共中央。

在这份自述中，邓小平对他没有参加“百色起义”的原因、执行“立三路线”及在1930年底担任红七军政委期间在部队处于危急关头离开红七军的“严重的政治错误”是这样写的：

“1929年夏，蒋桂战争之後，俞作伯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督办公署主任。俞极力表示进步，要求我党派干部去他部队工作，党中央即派我作为中央的代表同俞接洽。在南宁过了一个月左右，情况发生了突然变化，我们决定举行南宁起义，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9月的一天，我们带领第四、第五两个大队和教导团的一部分举行了革命兵变。第四大队由张云逸同志率领开往百色，我是同四大队一道走的。第五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往龙州，李明瑞是随五大队行动的。後以四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七军，以五大队为基础成立了红八军。”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的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我们一到百色，准备打红旗，决定於1929年11月7日起义。起义前夕，在10月下旬，突得上海中央电报，要我去报告工作。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後，於11月初由百色去龙州，到龙州後，对李明瑞、俞作豫作了一些工作，并开了党员干部会，大家同意打起红旗，成立红八军。我在布置之後，即由龙州动身，於1930年2月初到了上海，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我们的行动，令我回广西任七军政委和区委书记兼八军政委。1930年3月间，我回到龙州红八军，向李明瑞、俞作豫等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当时左江形势日益困难，我同他们商定，不能立足时，可向七军靠拢。红八军成立不久，被敌袭击，损失大部，俞作豫去了香港，後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红八军剩下几百人（约半个团）由袁振武等同志带到了右江，合并到七军里面了。红七军回到右江，大约是七、八月间，我同张云逸等同志汇合了。”

“大约在1930年10月中下旬，突然来了中央代表邓刚，向我们传达了立三路线，大讲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指令红七军立即出动，其具体任务是三句口号，即‘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全军听了都很兴奋，於是在11月初誓师，留韦拔群同志和不多的地方武装坚持右江根据地，主力约7000人就向东出发了。这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听到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确很兴奋，但同时感觉依靠这几千人，百色都未打下，李宗仁、白崇禧已在广西恢复了统治，要想打下柳州、桂林，是没有把握的，因是中央命令，只有坚决执行。邓刚还传达了中央的批评，说我们在右江的土地政策（这是我在中央时从红四军报告中学得的平分土地的政策）是执行右倾的富农路线，我对此也感到不快。”

“对於立三路线，听了中央代表的传达，确实是兴奋的，并未觉得有什麽不对，只是从以七军本身力量来执行那样大的三个口号的任务，是困难的，又只是从打柳州这样的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意见，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路线问题的认识和觉悟。经过一番争论，我终于全部接受了立三路线，结果使红七军脱离了右江的根据地，又错误地决定了打武冈，进行梅花战斗，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我作为前委书记，对此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无可推卸的。”　　

“红七军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连打了几仗，部队损失很大。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张云逸同志率领的军直和一个团同我们失去了联络。我同李明瑞、许卓等同志带领的一个先头团，摆脱了敌人，继续前进，大约在1930年底到了江西崇义。从当地特委处得悉，中央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上台，我内心有所震动（这点没有向别的同志谈，我对王明向无好感），同时崇义敌情并不严重，我即动了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的念头。当时前委只有许卓、李明瑞和我三人，我的想法得到了许、李的同意，并商定我离开期间，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随後，我同许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後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於1931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了到。”

“关於我离开红七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1933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後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份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形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邓小平关于他在抗战时期的错误是这样写的：

“1940年前後，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斗争，一是百团大战。当时彭德怀奉行王明路线，叫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要尽可能避免摩擦专家张荫梧、石友三等向蒋介石告状。我有很短一段时间受了所谓“避免告状”的影响，未能放手进行反摩擦斗争，这虽未更多的影响我们的反顽斗争和抗日斗争，但不能说不是受了彭德怀所奉行的王明路线的影响。关于百团大战，我当时不知道未经中央军委、主席同意，也未过问，而是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的，执行了错误路线（当时不了解这是路线错误）。随後我曾在写文章中赞扬过百团大战，也是很错误的。”

“大约在1943年春，在太行分局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彭德怀到了，讲了很多谬论，就是他那一套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口气也是训人的，对这对那都批评，引起到会其他人特别是薄一波等人的批驳，双方争论很激烈。当时我对彭德怀的一套是不同意的，但对薄一波等人的观点也有不少是不赞成的。我作为分局书记，在作结论时，完全采取了调和立场，避免触及双方的争论，只正面说了根据地建党、建政、群众工作、对敌斗争等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回想起来（过去不是这样认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质的错误。在1945年5、6月间我到延安後，向主席报告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把我在这次会议的结论原文呈交主席了。”

关于在建国后工作，邓小平写道：

“1952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1955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么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後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1940年12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後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1961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1962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1965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後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後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分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後，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40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南省灵宝县“革命委员会”精兵简政的通讯报道。灵宝县革命委员会仅仅设立了办公室、宣传部、组织部和生产指挥部，机关工作人员也仅有47人。自此，灵宝县革命委员会做为“精兵简政”的典型树立起来。

7月12日，毛泽东在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到陕西问题时说：

“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7月20日下午，毛泽东派工作人员到范文澜家中去看望范文澜，并捎话给他：

“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着你那种旧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

7月20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新疆部队和群众组织代表，周恩来对新疆造反派“红二司”头头、新疆大学学生吴巨轮说：

“我今天才知道你的真名，我给中央的同志介绍你叫‘胡乱闯’。”

康生接着说：

“你是数学专业，头脑应该清醒，逻辑性强，更不能胡乱闯。”

7月21日，毛泽东在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这个报告中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42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

7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泽东的这段话后来被称为《七二一指示》。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调查报告和这个编者按语。编者按语中还说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不久，上海机床厂为贯彻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于9月间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七二一大学”。学校根据本厂需要，设置了磨床专业，开设了毛泽东思想、劳动、军体以及各专业课程。招生办法是：经车间推荐，由厂革委会批准，招收本厂52名工人入学；学制为二年，学生毕业后仍回本厂工作。

此后，“七二一大学”这种新型“工人大学”逐渐在全国工矿企业发展起来，到1975年上半年已经多达1200所，在校学生9万多人。这年6月间，教育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会后，“七二一大学”在全国又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新华社1976年7月21日报道，全国“七二一大学”猛增到1.5万多所，在校生78万多人。另据《中国教育年鉴》记载，截止到1976年底，全国共有“七二一大学”33374所，在校学生148.5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人数的3倍多。

再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针对陕西及全国其它地区组成的专业武斗队，连续发生抢劫国家银行、车船、仓库，以及烧毁、爆炸、杀伤等一系列严重事件，发出了一个《布告》，史称《七二四布告》。《布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刻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7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北京市组织了由60多个工厂、近3万多名工人组成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学生们在“还击”中造成了5名工人死亡，不少工人受伤。

关于文革中的这一重大事件，韩爱晶是这样记述的：

“1968年7月27日上午，我来到北京大学俄文楼，这是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总部办公地点。午饭后，我顺便在工作人员宿舍睡午觉。当时我担任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我也是首都红代会核心组的副组长。我大部分时间忙于北航的运动。红代会的日常工作，由我校陈良同学常驻红代会代表我处理。熟睡之中，我被陈良叫醒，他很激动地说：

‘快、快起来，清华出事啦！多少万人把清华包围了，要强行拆除武斗工事!’

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拍手叫道：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陈良问：

‘怎么好？’

我说：

‘这样不就把武斗问题解决了吗？’

陈良说：

‘还搞不清怎么回事!’

我下了床说：

‘走，我们去看看。’

我们从北大往清华走去。只见清华大学围墙外面的路上人声鼎沸，停靠着许多卡车、吉普、大轿车……我们走近看，车上贴着‘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字样。路边、树下、河坡到处是待命的工人。他们处在热烈而有组织的状况。看着这种平常少见的场景，我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10万、20万人的大会。我开10000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我对陈良讲：

‘这么大的行动，调动几万人可不是儿戏！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北京，谁有这么大的胆量？党中央，毛主席能不知道吗？’

清华园里高音喇叭像炸了锅，广播员声嘶力竭：‘工人同志们，工人同志们，你们受骗了，杨余傅及其黑后台，操纵你们镇压红卫兵……’听到这个广播，我的脑袋嗡地懵了，我又急又气地跟陈良说：

‘这是谁定的调子？这个定调子的人要撤职，这么大的事情还没搞清楚，怎么就可以轻率地说是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呢？定这样的调子太被动了。’

在迎面走过来的人潮里，正巧碰到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李冬民和另一个女头头，好像是陈文香。李冬民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文香是委员。他们从清华校园里看热闹往外走。我赶紧问：

‘冬民，到底怎么回事？’

李冬民说搞不清。我回到北航，想和蒯大富取得联系，让他改变广播台的政治态度，避免学生和工人之间发生冲突。我打电话给清华大学总机，找蒯大富，电话总机回答：‘接不通，找不到人。’我又急忙打电话到市革委会总机，找吴德。很奇怪，找不到吴德。我又请总机找分管文教的丁国钰，也找不到丁国钰。平常，只要一报我是北航韩爱晶，总机马上会接通要找的市领导，这很正常，我是常委，吴德是副主任，丁国钰也是常委。在电话里我问市革委会工作人员清华大学的情况，回答是搞不清楚。总之，当时我处在被蒙蔽的状态。我只好在电话里请他们赶紧把清华大学的情况向领导汇报，我非常严肃地强调，搞不好要出大事的。我毫无办法，找不到上级领导，我无可奈何地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望着天，恰见浓云密布，我仰天击掌，对天大喊：

‘老天爷、老天爷，你快下雨，快下大暴雨，下刀子！把工人和学生分开，只要过了今夜就好了。’

晚饭前后，有人告诉我，说清华那边已经开枪了，具体情况搞不清。”

这便是韩爱晶记载的“清华流血事件”的背景。

再说7月28日凌晨2时半，毛泽东刚刚入睡不久，就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了。周恩来汇报了“清华流血事件”。毛泽东十分震怒，脱口而出：

“造反派反了！”

凌晨3时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听取了中央碰头会成员的汇报，决定召见北京市红卫兵组织的五大头头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

韩爱晶对毛泽东召见前的情况是这样描述的：

“电话铃惊醒我的时候，大概是深夜两点钟，是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打来的。刘丰说：

‘韩爱晶吗？今天夜里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要我通知你来开会。’

我赶到人民大会堂，这次见中央首长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不是直接进大会堂会议厅，而是在西侧南门过道口坐下来等。

我到大会堂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和开会早就习以为常。平时周总理，中央文革领导接见，我们一般从南门进，汪东兴同志经常站在门外，握握手就进到会议厅，比如安徽厅，等待中央首长。如果学生、工人、农民代表来得多，有时我们北京的一些学生负责人或者再加上工人负责人，会被安排在小客厅里等着。周总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领导总是先跟我们北京主要的头头小范围谈谈，听听我们反映的情况，见面10分钟、20分钟左右，然后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再到会议厅。那时在安徽厅接见次数最多。周总理，中央领导在台上，我们就坐在下面。还有几十或几百个学生、工人或者外地来京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往往每次接见要持续一两个小时。这是文化大革命时，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领导与群众对话的最常用形式，所以这种会议的记录稿，在文化大革命中流传量快，流传最多，影响很大。可是7月28日凌晨，我们来到人民大会堂西侧南门，只允许进到过道口等着。聂元梓、我、谭厚兰及王大宾先后来了，我们很自然地议论起清华发生的事情。王大宾义愤地说：

‘清华学生开枪，打死工人！很不应该！’

聂元梓说：

‘这么多工人包围清华，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打电报给中央反映了这一情况。’

等了大约20分钟左右，谢富治出来问：

‘都来了吗？’

我们说蒯大富还没来，谢富治对我们说：

‘不等了，进去吧。’

我们跟在谢副总理后面向里走，因为我年龄最小，脚步快，挨在谢富治身边。走到楼道中间要向右拐时，谢富治突然停住脚步，看着我，问道：

‘身上有小刀没有?’

我们都站住了，我说没有。他们也都说没有。谢富治弯下身子，用手把我的裤腿抹下来。因为天热，我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谢富治站起身说：

‘快进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们好一会了。’

他这句意想不到的话所表达的内容，跟他刚才在外面平淡的表情反差太大。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飞腾到云雾之中，顿时有迷离为梦的感觉，简直不敢相信，也来不及想什么。我们快步跟着谢富治往里边一个门走。后来才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我还是走在前面。”

毛泽东这一次的特殊召见活动，竟持续了五个多小时，一直到8点半才结束。韩爱晶在谈话过程中曾作了详细记录。

为了使读者诸君便于理解韩爱晶记录中，有关他和王大宾、谭厚兰相互矛盾关系部分的内容，有必要介绍一下文革时期北京高校中对立的两大派：“天派”和“地派”。有资料说，在1967年7月底、8月初，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分为“天派”和“地派”的说法逐渐开始流行。所谓“天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京航空学院以韩爱晶为负责人的“红旗”，北航的“航”即航空，是和天有关的，所以称为“天派”；所谓“地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京地质学院以王大宾为负责人的“东方红”，就取它的“地”字，称为“地派”。“地派”中还有另一个主要组织，就是以谭厚兰为负责人的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此外，从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出，聂元梓也是“天派”，蒯大富和韩爱晶是很好的朋友，自然也属于“天派”无疑。

请看韩爱晶记录的主要内容，他是这样写的：

快到门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领导已经站在门口。陪同毛主席召见的中央领导人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汪东兴、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还有刚到的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

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去，毛主席也往前走动一下。我非常激动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说：

“毛主席，您好！”

大家和毛泽东主席及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毛主席说：

“都是一些年轻人!”

毛主席同黄作珍握手说：

“你叫黄作珍？我不认识，你没被打死？”

进屋之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下。一个一个大号的藤凉椅，围成大半个圆形。我看着毛主席面色很健康，大概因为经常游泳的缘故，脸上皮肤映着红褐色的光泽，微黑，如同古柏，显出超人的神圣。看得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刚才在这里已经议论一会了。江青说：

“好久不见了，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主席说：

“还不是在天安门上见过，又没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啦，其实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我赶紧拿出钢笔和纸一边听一边作记录。毛主席问：

“蒯大富没有来？是出来不了，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回答：

“恐怕是不肯来。”

我觉得谢富治说的太不合情理，就急忙替蒯大富解释说：

“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接见不会不来，他要是见不着毛主席，他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主席说：

“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去‘镇压’红卫兵，黑手到现在还没有抓出来，这黑手不是别人，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抓我好了！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就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3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

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抽大雪茄，声如钟磐，清脆顺畅。他转向聂元梓问道：

“工人和学生这样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

温玉成说：

“不是他们。”

黄作珍问：

“北大和哪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说：

“是与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还骂我破鞋。”

我说：

“不要在主席面前说这个。”

毛主席问：

“你们没跟他们打？”

聂元梓回答：

“互相打了。”

毛主席说：

“那不知道，抓黑手，这个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10万。”

谢富治说：

“不到3万人。”

毛主席说：

“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办法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北京市委、卫戍区对武斗的态度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方法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受学生大多数欢迎。大专院校59个，打得凶的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能力，至于如何解决呢？你们提出意见。我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

毛主席说得大家都笑了。主席又接着说：

“如果你们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第三个办法，那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能解决。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

欲知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有何重要指示，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传在第二卷中已经比较翔实地介绍了毛泽东早年创办的自修大学，从那里可以看出，他的教育理念已经与几千年以来的封建教育及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教育的教育模式、教育理念、教育目的彻底决裂了。本章上述的《七二一》指示及“七二一大学”的出现及其发展，以及后边还要叙述到的普通高校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则是老人家教育革命思想的又一重大发展。大学教育在工农劳动者中间逐渐普及，使广大劳动者知识化，这是一种何等宏伟的景观啊！联系这几十年以来教育领导机构抱住旧的教育体制、旧的教育理念僵尸不放，不但使教育贵族化，弱智化，而且造成了上学难、高等教育毕业就业更难、毕业即失业局面的现代教育，又让人多么痛心！教育事关国运，事关民族兴衰，认真研究一下中国的教育史，能不发人深思吗？

第27章 1968年7月27日—

“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兵半年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两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

话说在韩爱晶的记录中，毛泽东转向王大宾问：

“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周恩来说：

“他们学校还好。”

王大宾说：

“那几个反对谢副总理的、反我们的人都跑了。”

谢富治说：

“他的二把手聂树人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主席说：

“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说：

“那是他们挑拨关系。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主席说：

“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那么远，你坐过来些。”

林彪说：

“来嘛。”

谢富治说：

“去、去。”

王大宾原来坐在离毛泽东较远的位置，好像是女服务员拿来一把椅子，放在后面离毛泽东较近的地方。王大宾起身坐了过去。毛主席说：

“坐下，坐下。事情都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这个斗批改不行，或者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出3万多。”

林彪说：

“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主席说：

“天下大势嘛，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爷，叫你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你还是个小辫子嘛，你就要下放？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大家赞成你下去，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来代替你呢。”

谭厚兰说：

“都安排好了。”

毛主席说：

“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我们有偏向，井冈山414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414说414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414！414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吗？”

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放人。毛主席接着说：

“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你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方法，按照辩证法，而且不要住在一个城市里，就一分为二，一个南、一个北，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井冈山搬到南方。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自己清理自己的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那老佛爷老巢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你们大概还是留一手的。留一手也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说不是有一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也不一定抓。算了，明明知道是谁也不要说啦。不过你以后要注意点，不要一个人乱跑。”

江青说：

“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说：

“没有。”

毛主席说：

“人家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哥哥不好是哥哥，姐姐不好是姐姐，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

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还是找不到蒯大富。”谢富治说：

“广播了，点名说中央文革要找，要清华蒯大富来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江青问：

“是他自己不愿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回答：

“我估计有人控制他，有控制也不紧。”

姚文元说：

“有可能。”

毛主席说：

“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我看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

毛主席又问：

“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说：

“我那里没有，就是1966年9月23日和保守派夺电台干了一下，是伯达同志派人救援我们，以后我们就没打过。”

毛主席说：

“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内部就没打过架。”

他又风趣地说：

“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我说：

“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文元说：

“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我说：

“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面比较复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权少了，搞武斗的一派，权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我当面劝他，可是他回去就又变了。”

康生说：

“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主席说：

“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谭厚兰，文化大革命两年了，你那一个两百人的兵团也没解决得了。弄得你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女皇啊！今天到会四个，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还不能走，给他们恢复粮食，出出进进，那些人也够惨的，造反兵团是个‘省无联’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

我说：

“我参加了。”

江青说：

“韩爱晶想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泽东说：

“你也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青年人就是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恩来在3月24号、27号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永胜同志、温玉成同志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么一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就打，也可以，越大越好，两方面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什么打，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说：

“败家子!”

毛主席一边抽雪茄，一边说话，有时还用火柴重新点燃雪茄。他说：

“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也只有那么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嘛！还得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不行。护兵，林彪同志兵多哪。给你几千、几万，可以把井冈山统统灭掉嘛！这个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说：

“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主席说：

“一分为二，就是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双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侯汉青来。你们不是叫‘杀牛、宰猴、断羊腰’吗？牛是牛辉林、侯是侯汉青、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青年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那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

“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

“她是老佛爷。”

毛主席说：

“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说：

“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主席说：

“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写小说，每周给我写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诗歌。上海的胡万春原来还是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见什么了？”

周恩来说：

“还有高玉宝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就僵化了。”

毛主席说：

“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马上接茬说：

“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主席冲着叶群说：

“你不要又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以前我在学校里很不规矩的，我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考试嘛，60分以上，80分以下，70分左右，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有时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了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嘛！因为就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说：

“我读中学读了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又没有中学文凭，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主席说：

“现在办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说：

“1、2、3期只有三个月，到了4期加长了。”

毛主席说：

“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呢？不太多，实际学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说：

“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里几天就一目了然，读书结合不起来，百闻不如一见。”

毛主席说：

“我就是没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

林彪说：

“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主席说：

“遵义会议的时候，我跟谁辩论？”

他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看看周恩来。周恩来说：

“是何克全。”

毛主席接着说：

“他问我《孙子兵法》你看过没有？我问他：同志，《孙子兵法》有多少篇？他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叫什么？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粗望过一遍。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特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文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

谭厚兰说：

“我学俄文。”

毛主席又转向我和王大宾。我说：学了八年俄文，学过一点点英文。王大宾说：学俄文。毛主席说：

“学地质没有外文不行，还是学英文好！学外文要从小学学起。”

这时，谈话离开文革的事，显得轻松，我向主席提出个人前途问题：

“主席，文化革命搞完以后让我当兵去吧。”

毛主席回答道：

“当半年兵就够了。当那么长时间兵干什么？当兵半年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两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还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还不是丘八！”

他问黄永胜：

“黄永胜同志，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马上站起来，把军帽子放在茶几上，毕恭毕敬地答道：一年半。毛主席又问：

“你家什么成份呢？”

黄永胜回答：下中农。毛主席又转向温玉成：

“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呢？”

温玉成也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说：三年。毛主席问：

“你家什么成份呢?”

温玉成说：贫农。毛主席说：

“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就学这么点，他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黄永胜这个人我原来也不认识，到北京来谈了两次就认识了。”

林彪说：

“黄埔军校xxx，蒋介石奖给他一只金表，后来在南京，就是不能打仗。”

叶群插话说：他是反对主席的。毛主席说：

“世界上的人，没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我说他译的孙子兵法有缺点，让他改也不行。周约翰、王明、还有王德侯，还到苏联学过呢。”

叶群说：

“在延安他给朱德当秘书。”

林彪说：

“xxx在南京军事学院，xx学科、xx学科，很多学科都能考五分，就是不能打仗。”

毛主席把话头转入正题，他说：

“所以，斗批散还是个办法。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要办，但要改变办法，学文的要写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革命斗争的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学为好。我说砸烂公检法，听说‘天派’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3万人，弄出九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3万人只留下百把十人，其余进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可你们一定要打倒。于是匆匆忙忙抓人，人大‘三红’总部不出面，只让个小战斗队提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追查责任，他说‘只是一个战斗队，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他们提出打倒反革命赵桂林。赵桂林我不认识，但怎么是反革命呢？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了。聂元梓，侯汉青你们还没有提他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

“侯汉青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主席说：

“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诬蔑不要紧，牛辉林纲上得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的。要把时间减少，挑工农子弟。鞍钢一个审讯侦缉的案子，有群众参加办，他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有查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打人。现在由群众来审，又不打人。用侦缉得来的材料不确切，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这些人又不认识几个人，就根据几个侦缉能行吗？我们说，学习群众……我说一不要杀，二不判重刑，判他两年、三年算了。军队里过去关禁闭，现在还有没有了？‘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玉成说：

“禁闭早取消了，逃兵不抓了。”

毛主席说：

“人家还想逃，你抓回来干啥呢？斗、批、走，要走就算了。为什么人家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家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捉，不关禁闭，逃兵比过去反而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捉了人要做俘虏，要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知识分子最不文明了。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也不抓逃兵了，也不关禁闭了。你们发明了个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乡，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今天怎么样？以为要抓你们来坐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这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50个。”

林彪说：

“值得，损失最小。”

周恩来说：

“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主席说：

“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呀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办法。”

周恩来说：

“在1966年下半年，你们去工厂串联，工人欢迎你们，没有打你们嘛。”

毛主席说：

“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么，是中央派出的嘛！不是说工人是领导阶级吗？我们不是说过工人阶级专政嘛！专你们学校极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还在搞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422’，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辽宁的‘831’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一套。”

我说：

“有的我也不知道。”

姚文元反问我：

“你们侯玉山不是做了报告吗？”

林彪笑着说：

“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恩来说：

“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主席说：

“又说是中央开‘十二中全会’，中央闹得乱七八糟，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恩来说：

“北航要开什么国防科委系统的会议，开了没有？”

我说：

“我听到有这样的建议，一吓，没敢开。”

周恩来说：

“不要开了，你是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主席说：

“我为什么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找你们几个人来讲讲这件事，使你们有个准备啊！我历来不搞录音，今天录了。不然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个东西。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放，搞得许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一定要中央直接表态。我对你们的事，除了运动一开始，管了一下，以后因为太忙，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谢富治来管嘛。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当了官僚了。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说：

“昨天我开车子，我说去看看大字报吧。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反对武斗。”

毛主席说：

“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

林彪说：

“你们把自己孤立到工农兵之外。”

毛主席说：

“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的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说：

“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分子，他们打着造反的旗号。”

毛主席说：

“布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要实行围剿。”

林彪说：

“广西烧了一千多间房子，还不让救火。”

毛主席说：

“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的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的。”

林彪说：

“我们长征过广西时，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毛主席说：

“韩爱晶，你是蒯大富的朋友，你要帮助他，做政治上的朋友。”

我说：

“蒯大富是骑虎难下，下不来，他有难处。”

康生说：

“情况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主席说：

“如果他骑虎难下，我们就要把老虎打死。”

周恩来说：

“国防科委系统，你怎么召集会议？”

姚文元说：

“你们把广西‘422’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康生说：

“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我说：

“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中央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当时我生病，在北京体育学院休息。学校里打来电话，说从广东来两个省革委会常委，一个是工人邱学科，一个是中山大学的武传斌，他们是来找黄永胜总参谋长的，他们说黄永胜支持他们。他们说与黄永胜、温玉成很熟，来见黄永胜、温玉成。”

江青笑着对黄永胜、温玉成说：

“呵，原来还是你们两个的关系呢。”

我接着说：

“学校里打电话要我接待广东省这两个革委会常委。我说自己没有体力接待。北航的同学说，现在外面说‘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国防科委学代会来了很多外省造反派头头和革委会负责人，可你不但没有热情接待，甚至连见都不见，人家说你老大作风，骄傲自满，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在体育学院接待了邱学科、武传斌。送行之时，他们提出要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不比外地，在北京不能随便开会，在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很复杂。武传斌说，他和‘天派’、‘地派’关系都很好。最后，我只同意在‘天派’、‘地派’都参加的情况下，找几个可靠的外省造反派头头、革委会负责人聊聊天，只摆情况，不谈办法，蒯大富，王大宾都参加才行。后来我住了医院，开会的那天，学校的同学打电话说，大家感到不对头，地质学院只参加了筹备会，后来就不参加了，蒯大富来听了一会儿就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们纷纷打电话给我反映情况。我说，那你们赶紧写报告，把这件事报告中央。谁知道报告还没有写好，中央批评已经下来了，说是黑会。”

毛主席说：

“你们把韩爱晶讲得太多了，他才22岁嘛!”

江青说：

“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人来上访，你们接待他们，把他们藏起来。你们作了很多工作，我们当时也有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到，现在再搞这个就不行了。因为他们反对的是各省革命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谭厚兰，‘97’是谁去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厚兰说：

“是毛主席，中央文革。”

谢富治说：

“那时江青同志知道了，是江青同志给你稳住了。”

江青说：

“对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做得出，我听了都流泪了。他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还有蒯大富最听韩爱晶的话，我们的话不听，你们想推翻谭厚兰。开头是韩爱晶不对，去颠覆人家。”

我说：我有错。毛主席说：

“相当有点无政府。世界上，无政府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主义就不会消失，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走向反面，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这是对我们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青说：

“据说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讲话呢？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你最好把他们放了，有几十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想绞死我，不管怎么样是年青人嘛。老佛爷也是这样，你也绝对的，什么油炸我啦，绞死我啦，我不怕别人油炸。”

聂元梓说：

“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姚文元说：

“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主席说：

“油炸，主要在小房里说说。那是希望，什么绞死蒯大富啦。”

谢富治说：

“牛辉林不好。”

江青说：

“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没有点发言权？我躲着为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起来了。我说‘414’，你们不是必胜吗？‘414’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老，可他是个群众组织啊，蒯司令就要搞掉他。”

毛主席说：

“‘414’几千人，你搞又搞不掉。北大‘井冈山’几千人，坏人自己会被端出来。”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她说：

“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儿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平天下哪！我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主席说：

“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断羊腰’，牛可以耕田嘛，宰了它干吗？为什么要‘杀猴’呢？你们列举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

江青说：

“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主席问：

“前年，那是什么人啊，反对林彪同志？”

周恩来、叶群说：是伊林、涤西。毛主席说：

“此外，北京外语学院‘616’的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着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就不应该抓，许多人被抓了，我点了头。”

谢富治说：

“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主席说：

“你不要袒护我，给我掩盖。抓我也是同意抓的，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说：

“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主席说：

“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一二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无非弄几个钱，路上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我看彭小蒙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姚文元说：

“他的父母很坏，跟伍修权搞在一起。”

毛主席问：

“彭小蒙父母是干什么的？”

姚文元答：

“红十字会秘书长。”

聂元梓说：

“牛辉林很坏，他父母与彭小蒙父母有关系。”

江青说：

“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

“‘井冈山’，下山一千多人，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

“你那下山的人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过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江青问：

“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

“没有搞他，他和彭佩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儿。”

毛主席说：

“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

聂元梓说：

“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问：

“侯汉青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说：

“是研究生，他父亲在1963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

“最坏的，不是他们，是几个组织联起来的，里边有坏人，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

“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

“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井’、‘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你们今天，两个‘天派’，两个‘地派’，两个支持清华‘414’，两个支持北大‘井冈山’，两个‘天派’同情蒯司令，我不很清楚‘天派’和‘地派’的事，有那么多的学校。简言之，我们和‘五大将’打交道很多，我们是有经验的。一个叫聂元梓，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么五个，你们也做了很多工作，不管运动中有多少缺点，我们都是护你们的。你们在工作中也要面对很多问题，我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们也没有。大多数学校没有搞武斗，只有其中一小部分人搞武斗，一打就不可开交。现在59个学校，打得厉害的也就几个，清华、北大、人大、石油、轻工、电力。为什么那么多逍遥派？他们影响了工人、解放军和内部团结，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参加武斗呢？为什么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了没有？”

我一边听，一边记录，钢笔水写空了。我低声问进来换茶水的女服务员：

“请问有没有墨水？”

女服务员说：没有。随后递来几只铅笔，我开始用铅笔记录。后来，每过一会儿，女服务员就递来一把削好的铅笔，换走我写秃的铅笔，直到谈话结束。

欲知毛泽东接下来和“五大将”谈些什么？请接着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谈话中说：“让他们去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么，是中央派出的嘛！不是说工人是领导阶级吗？我们不是说过工人阶级专政嘛！专你们学校极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主要人物，知名人士，包括蒯司令。现在还在搞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422’，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到底’，辽宁的‘831’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一套。”毛公所说的这一系列现象，足可以证明那些个学生头头的脑瓜子是够膨胀的了！这不正说明“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的论断是正确的吗？！

第28章 1968年7月28日—

“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当然也不能保证，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

话说在7月28日的谈话过程中，毛泽东几次看手表，时间已经很长了。文革中毛主席见外国元首一般也才40分钟左右。韩爱晶记录了下面的谈话。

谢富治说：

“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责任在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主席说：

“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联，人家就开大串联会，不准串联，不对。不过，你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富治说：

“对我帮助很大。”

毛主席说：

“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彪说：

“一场大雨就把打倒吹了。”

毛主席说：

“现在外面的大标语字越写越大。小孩子揭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富治说：

“7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主席说：

“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呢！中国人有一个好处，有意见就讲出来。讲不让串联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联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联。‘砸三旧’派在串联，反‘砸三旧’也在串联，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联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联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联，你不让好人串联，坏人在串联，你不让多数人串联，多数人是好人，90%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

江青说：

“通过串联把观点统一起来，把坏人揪出来。”

正谈话间，蒯大富来了。韩爱晶是这样记述的：

黄作珍报告说蒯大富来了。谢富治忙站起来出门去接。

此时已差不多是早晨7点钟了，蒯大富赶到人民大会堂西门外，把手枪放在车座底下，下车走向大会堂台阶。谢富治接着他。他一见谢富治就哭了，好像在外边挨了打的孩子见了家长一样，哭得非常伤心。谢富治说你跟我走，说着弯下腰帮他把卷着的裤脚放了下来，带着他往118厅门口走来。

毛主席起身走到门口，大家都起身跟了过来，站在主席后面，我紧挨在主席右侧。蒯大富走进来，脸上挂着泪珠。江青看着蒯大富那狼狈样子，又好气又好笑。蒯大富握住毛主席的手，一下子扑到主席怀里，头靠着主席的胸口，号陶大哭，一边哭，一边告状：

“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操纵10万工人，严严实实把我们清华包围起来了。分片包围。学生跟他们讲理，他们就把学生拉到卡车上带走了。同学们又去跟他们讲理，鲍长康、潘剑虹都被抓走了。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我一边流泪，一边对蒯大富讲：

“不要胡说！工人是毛主席派去的。”

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说：

“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蒯大富说：

“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主席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

“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的！通通放了！”

蒯大富说：

“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主席又对谢富治说：

“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让蒯大富看见。”

蒯大富还完全认为自己是无辜遭劫，只顾告状，嗯嗯哭，他那无知的悲痛感染着整个气氛。毛主席是极重感情的人，他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她重复着说：

“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慢慢说。”

服务员给蒯大富搬来一把藤椅。大家又在118厅坐下来。毛主席问黄作珍：

“你叫黄作珍，哪里人？”

黄作珍回答说：

“江西宁都人。”

毛主席说：

“老表么！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讲话不算数，市革委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蒯大富，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你来抓呀！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谢富治说：

“伸出红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都紧跟！”

聂元梓说：

“领导也找不到，工人包围清华之后，我们到处找中央，我就给中央打电报。”

毛主席说：

“聂元梓打给中央的电报我们也收到了。不是说派3万人吗？怎么说10万人？”

他又说：

“四个办法，是什么呢？”

姚文元插话说：

“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要打大打。”

毛主席说：

“第一个是军管，第二个是一分为二，第三个是斗批走。头一点，你没有斗，其次你们没有批，第三，你们没有搞大联合，你们打了几个月了。”

周恩来插话说：

“从去年开始。”

毛主席说：

“第四个办法是大打，打它一万人，撤回工人，把枪还给你们，大打一场。”

江青插话说：

“败家子。”

毛主席说：

“我才不怕打呢，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是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如果谁不遵照执行，个别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因为这是反革命行为嘛!”

江青说：

“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说：

“你们不想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主席的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人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个态度什么，做做工作。”

毛主席说：

“他们忙啊！”

周恩来说：

“这就是国家大事嘛！你们不要再分派了。”

江青说：

“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主席说：

“不要搞成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说：

“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主席说：

“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这是旧制度害了他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遥派那里得点消息？恩格斯还不是中学没毕业，马克思搞经济，变成搞哲学。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为什么不能出版？因为他身体不好。你说创建党就这么容易？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党就那么纯？第一国际至少分三派，一个马克思主义，一个蒲鲁东主义，一个布朗基主义、拉萨尔主义。布朗基的所谓报告，只不过是根本无政府。为什么搞不下去呢？第一国际还不是四分五裂？我给你们讲了四条，最后一条就是大打，打上十年八年，地球照样转动。现在我们来管些事情，我看不公道。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

姚文元插话说：

“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的方式。”

毛主席说：

“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要打我就让他们大打。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写历史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的教育，北大有没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

姚文元插话说：

“少慢差费。”

毛主席说：

“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等等。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10题，一本书100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么？对其它90%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斯大林？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插话说：

“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主席说：

“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书，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新闻班我算一个。那个哲学研究会，办哲学研究会的没有诚意。胡适签的名，还有谭平山、陈公博。大学办得那么死，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说：

“现在是搞武斗。”

毛主席说：

“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战争要暴露了坏人。这个事要分析，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以中央为转移，不以我为转移，不以你聂元梓为转移，也不以牛辉林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说：

“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我们不要你们了，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时还听我们一些，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也搞不清。”

毛主席说：

“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去干涉。”

聂元梓说：

“我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

毛主席说：

“你要合你胃口的63军，别的你又不要。如果对‘井冈山’，38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63军。你应该去做38军的工作。”

江青说：

“聂元梓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很好。如果做38军工作，你们欢迎38军行不行？”

毛主席说：

“去一半38军，去一半63军，38军不像你们讲的那么坏。有错误，主要根子在杨成武。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会比较好了，郑维山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的炮位一直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位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的，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去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有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的还是坏的，把将军们都吓坏了。他找你的麻烦没有？”

谭厚兰说：

“没有，同学们对他有意见。”

毛主席说：

“过去是有历史原因的，有点历史，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说：

“紧跟主席教导，坚决照办。”

毛主席说：

“不要讲什么教导。”

姚文元说：

“主席今天语重心长。”

陈伯达说：

“1966年下半年是比较好的，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点革命风暴。后来脑子膨胀了，以为不得了了。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就要一统一天下了。又没有什么知识和学问。”

毛主席说：

“二十几岁，周瑜嘛！周瑜出身骑兵，才16岁。不能轻视他们年轻人，你摆老资格。”

江青说：

“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主席说：

“不要膨胀起来，全身膨胀，害浮肿病。”

陈伯达说：

“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和中央意见没有很好地思索考虑，传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第一，要走到危险道路上去。”

毛主席说：

“第一条是我们官僚主义，一次没见过你们，人家不要抓我们黑手，我还不见你们呢。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说：

“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彪说：

“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主席说：

“不要叫错误了。”

陈伯达说：

“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这是危险的道路。”

毛主席说：

“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说：

“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说：

“蒯大富，我们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你说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的、最正确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超过北大、清华。”

毛主席说：

“湖南、天津、青岛、沈阳、包括广西，大学我们都不管，都是市革委管。”

林彪说：

“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走到后面去了。要赶上去，你们要看到运动的需要，要看到各个阶段我们应该干什么。”

毛主席说：

“谭厚兰那里对立面只有两百人，一年也不能解决问题，两百人都不能征服，快一年了。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的，你怎么能征服呢？曹操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用武力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头一仗打得很长，张飞只剩下一匹马。”

叶群说：

“那是失街亭。”

林彪：

“打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不是，而是学生打学生、群众打群众，都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开始革命，慢慢革命性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主观上要革命，但客观上行动是相反的。也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上都是反革命。这样发展下去，就会走向反面，你们脱离群众。”

毛主席说：

“工农兵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90%以上是比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说：

“清华两万人，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人。”

林彪说：

“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主席说：

“他们也是上了老虎背，想下也没有个好办法。蒯大富可以下来嘛！下来照样做官，也要当老百姓。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富治说：

“工人们手无寸铁，他们只有三件武器，—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七三》布告。”

康生说：

“听人家说，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北航支持清华两汽车枪。”

我真想不到会有人向中央报告这样的假情况，赶紧申辩说：

“没那回事，根本没有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条也不少。”

谢富治说：

“就都是你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也都不接受，你毫无自我批评。”

陈伯达说：

“是不是把他们枪给收回来？”

我向毛主席表示：

“主席，我有个要求，给我派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是很爱护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好，许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护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个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就清楚了。”

陈伯达说：

“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说：

“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我比你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毛主席说：

“不要老是批评。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这个杨成武一个中心，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个中心，都是中心就是无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哪还有什么中心？一个单位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中心。”

江青说：

“韩爱晶，我批评了你们好几次，你们就没一次很好地给我表个态。”

毛主席说：

“不要总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不在自己，总在人家。”

江青说：

“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了。”

毛主席说：

“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有些像我年轻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些，只能批评别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也这么主观，武断很厉害。”

江青看看蒯大富说：

“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了。陈育延出来没有？告诉宣传队陈育延是个女孩子，对女学生要保护。”

蒯大富说：

“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主席说：

“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414’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414’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414’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414’。我们叫人去做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仍然要打，你们打到哪一年去？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是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五个工人，打伤工人。正如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谭厚兰学校主要偏向谭厚兰；我们偏向于你们五个。今天我们放了录音，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钟点的会了。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414’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414’和北大的‘井冈山’。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414’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井’、‘零’、‘飘’、‘红’四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聂元梓说：

“王、关、戚插了一手。”

毛主席说：

“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要串联，学习班也是对的嘛！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做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414’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的你老佛爷的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

“革命的井冈山！”

江青说：

“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主席说：

“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周恩来问：

“你们那里还有没有人呢？”

蒯大富说，有。毛主席说：

“今天晚上睡觉。你们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把井冈山总部几个人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周恩来说：

“韩爱晶，你得帮他想个办法。”

毛主席说：

“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群众制止武斗，宣传多少天，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

吴德说：

“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

毛主席说：

“‘414’欢迎工人，你们‘井冈山’很蠢，我才不高兴那个‘414’。那个‘414’是反对我的。”

江青说：

“‘414’是骂我的。”

谢富治说：

“‘414’也是反对我的。”

毛主席说：

“他搞抬尸游行，他搞砸电线，在这个时候，‘414’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414’欢迎工人。”

江青说：

“甚至‘414’的群众都说蒯大富是左倾，沈如槐是右倾，清华要搞大联合，但没有蒯大富不行。”

毛主席说：

“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井冈山’出两人，‘414’出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大富说：

“我不能当了，当不了。”

毛主席说：

“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出两个，‘414’出一个。”

江青说：

“现在你们五个人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了。”

毛主席说：

“第一条，军管；第二条，一分为二，‘414’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条，斗批走，这都是学生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外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

谭厚兰说：

“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主席说：

“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仅大学没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但我们办了西南联大，办了一下。但也办得可怜，困难时候没能办好。打得鸡飞狗走，我们可能犯错误。”

王大宾说：

“现在搞教改困难很大，要下去和工农结合，到实际中去，但没钱，卡得要死。”

江青说：

“改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主席说：

“学问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是讲了吗？他的学问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长冈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楼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汽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级斗争，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说：

“读那些什么厚本本，几十种，而马、恩、列、斯和你的书都成了参考资料、辅助材料，他们老师的书才是正式教材。”

毛主席说：

“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那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特别是反杜林论，杜林活了88岁，到了三十年代还活着。谢富治同志，把他们统统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414’留在学校里，‘井冈山’反而统统在外边，这样不好，‘井冈山’统统到大会堂来，对‘414’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说罢，他看看手表，说：

“现在8点多了，五个多钟头了。”

谈话的过程中，埋在我心里的一个大问题又出现在脑海里。我决定向毛主席请教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如果不问，什么时候再有机会问呢？我鼓足勇气问道：

“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我的话音一落，在座的中央领导人神情都变得很严肃。想不到我会向毛主席提出这样的问题，气氛有些紧张。毛泽东主席很平静，他说：

“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出现了割据局面也没啥大事嘛！100多年来，清朝初打20年，我们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共产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插话说：

“有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说：

“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当然也不能保证，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他哥哥，姐姐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

周恩来说：

“我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

毛泽东主席说：

“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说：

“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主席说：

“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批评我说：

“韩爱晶，你的缺点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是不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姚文元说：

“韩爱晶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泽东主席说：

“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

姚文元说：

“毛主席已经谈过这类问题，不要再提新阶段。”

周恩来说：

“林彪同志对主席著作学习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原著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主席说：

“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陈伯达又批评说：

“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对着陈伯达说：

“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22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

江青说：

“韩爱晶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到我跟前，就问将来。为什么韩爱晶总喜欢提这类问题呢，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主席说：

“想得远好，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哇。我有几种死法，一个炸弹，一个细菌，一个火车飞机，我又爱游点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寿终正寝。这无非还是细菌嘛。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有人回答：没听说。姚文元又指责我：

“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我反驳说：

“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主席说：

“韩爱晶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一直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414’就不赞成，‘414’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江青说：

“蒯大富，看你那样子难过，不过对你也是锻炼。”

我向毛主席请教问题后，康生没讲话，也没有像李志绥书上写的康生因此训斥我“你大胆胡说八道”。

毛主席站了起来，大家也都站起来。我们围到毛主席身边，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别。我拉着毛主席的手说：

“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握着毛主席的手说：

“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一个女工作人员，扶着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边走几步，掀起一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等中央领导人握手告别。没想到，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毛主席走过来说：

“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

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

“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完了，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着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着毛主席走了。我们再次跟林彪、周恩来总理、江青等中央领导人握手告别。

欲知毛泽东与“五大将”谈话后的形势有何变化，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关于毛泽东5个多小时的谈话，韩爱晶的记录是够详细的。不管这个记录有无不足之处，但从中可以看出，它真实地再现了一位70多岁的老人对青年一代诲之不倦的光辉形象。一口气读下来，就像和伟人面对面交谈一样，感到既亲切又十分震撼。他那慈母、严父般的关爱、教诲和期望，无不让人刻骨铭心。这样的史料实在难得，因此笔者不嫌其繁，将其重要内容一一录入本传，使之得以让他所寄予厚望的人们以及后世那些热爱他的青年人们时时研读、代代相传吧！

第29章 1968年7月30日—

“要使我们党的干部都弄清楚这个关系，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要在主人的监督下，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当好仆人。否则，主人有权用大字报向你炮轰，甚至撤你的职，罢你的官。”

话说在毛泽东“728谈话”结束之后，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跟在谢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泽东召见的厅，走进另一个大厅。谢富治说：

“已经9点了，毛主席还没有睡觉，我们吃点饭，然后讨论怎样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据韩爱晶提供的资料说：我们五个人坐下，工作人员端来一盘鸡蛋炒饭和汤，还请谢富治到后面就餐。谢富治说：

“不用了，就在这里一起吃吧。”

饭后，谢富治说：

“今天，毛主席接见你们，从3点到8点半，谈了五个半小时，内容很多。我们先整理一个简单统一稿，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

我们围在一起，大家发言，由我执笔，一齐组织了一份一千多字的稿子。整理好之后，又念了两遍，又做了些补充改正，五个人都签了名，就交给谢富治了。这就是第二天印着大红标题在北京市散发的统一稿：《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谢富治说：

“我看先照这份稿子传达，其他内容今后再说。我们马上出发，先到北航去，到那里看看跑到那里去的清华学生，然后再到清华大学去。”

7月30日，北京市红卫兵代表大会出面召集44个大专院校的代表，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聂元梓、蒯大富等人在会议上都作了检讨。

与此同时，有武斗的六所院校立即停止了武斗，拆除工事，收缴武器。

1968年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朋友赠送的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此，北京和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

8月8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他在谈到高等学校问题时说：

“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人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做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20年、30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

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云南成立革命委员会。

8月11日，毛泽东、林彪接见福州、武汉、成都、昆明、新疆、西藏六地区陆海空部队干部学习班的全体成员。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参加接见的还有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8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契和迪尼组成的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时说：

“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

8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福建成立革命委员会。

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在这篇社论里加写了不少重要的文字，他写道：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他还写道：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关于目前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和进程，毛泽东写道：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泽东又在社论中“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这一段之后，写了一段文字：

“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

毛泽东还针对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有所抬头的现象写道：

“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

他针对知识分子和造反派对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轻视态度严肃地写道：

“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8月15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代表和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及北京卫戍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所有人员。参加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也参加了接见。

毛泽东在接见中对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说：

“你们有希望吗？还在大打吗？你们要组织大量宣传队，要宣传嘛。”

后来在8月21日，太原市两大派签订了《大联合协议》，声明解散跨行业组织。

8月17日，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工人宣传队问题，他说：

“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

8月19日，毛泽东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高校问题，他说：

“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但是说人家是国民党要查明有据。所谓国民党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毛泽东还说：

“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9月或10月要开个会，”，“叫做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

姚文元问道：

“要准备什么？”

毛泽东说：

“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

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广西成立革命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其他常委组成人员如下：

主任：韦国清，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副主任：欧致富，广西军区司令员；魏佑铸，广西军区政委；焦红光，空七军政委；霍成忠，55军第一副军长；安平生，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韦世经，广西壮族自治区航运局船队服务员，“联指”派“红色工人”负责人；林福文，广西壮族自治区航运局船舶修理厂工人，原“422”派“航运工总”负责人；毛凤鸾，女，24岁，凤山县谋屯公社民兵班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联指”派；廖炜雄，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组织部干部，“联指”负责人；龙智铭，25岁，广西壮族自治区水电厅设计院秘书，原“422”派“火种”负责人；颜景堂，24岁，广西大学学生，“联指”派“能闯万重关野战军”负责人，“联指”总指挥；曾春生，22岁，广西医学院学生，原“422”派负责人。

其他常委：陈开路，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刘重桂，广西军区副司令员；韩世福，广西军区副政委，南宁市革委会主任；伍晋南，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赵茂勋，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监委副书记；萧寒，原中共南宁市委书记；

邓成汉，南宁橡胶厂工人；邓文光，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建筑公司工人，“联指”派负责人；蒋莲英，女，27岁，南宁化工厂助理技术员；萧桂荣，女，21岁，兴安县漠山公社大队妇女主任；农其新，25岁，德保县燕洞公社生产队长；何作然，22岁，广西大学学生，原“422”派“南宁831”负责人；潘玉臣，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监委秘书；李家海，南宁橡胶厂车间指导员，“联指”派负责人

此前，广西两大派为“联指”派与“422”派。“联指”即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422”原称“南宁422革命行动火线指挥部”，后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广西422指挥部”。作为“422”派代表进入革委会的林、龙、曾、何等人在1968年春因被“422”派视作已受韦国清“招安”的“叛徒”而于3月29日撤销常委职务，但他们自称“老422”，此后“422”派为与他们划清界限则称“新422”。“新422”在7、8月被军区与“联指”派联合武装镇压后彻底瓦解，在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无代表。“老422”的这几个代表在革委会成立后不久亦遭排斥和清洗。

8月22日，毛泽东批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姚文元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原来的题目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把它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他又在文章中加写了两句话：

“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毛泽东还把称颂文化大革命的惯用词语“史无前例的”几个字删了去，旁批道：

“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7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该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按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驻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起草的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社论。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8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西藏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

9月2日，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9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规定》中的主要内容是：

1、必须从那些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工厂选调工人。2、必须从那些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工厂选调工人。3、工宣队队员，必须是优秀的产业工人，在文化革命中表现好的。一般年龄在25岁至60岁左右。4、凡原来同所去的学校或其它单位的各派组织保持联系尚未脱钩的宣传队，不能派到那个单位去，已派去的应加以调整。5、要以优秀的革命的产业工人负责领队，并参加联合指挥部的领导。6、派出宣传队的单位、队员和领队人，都要经过审查批准。

9月5日这一天，西藏革命委员会和新疆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告成立。

从1967年1月至1968年9月5日，历时一年零8个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中央书记处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夺权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人民群众欢天喜地，称之为“全国山河一片红”。

9月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批示，转发北京市《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的批示是这样写的：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

毛泽东

9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社论宣告：“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

这篇社论经过毛泽东的反复修改，在社论中加上了不少重要论断，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列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9月7日这一天，北京市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最彻底的最全面的政治动员，军事动员，如果国外的敌人敢于来侵犯我们，我们就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部地消灭他们。”

9月12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一文，文章中写道：

“因为过去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现在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

9月12日，毛泽东在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上批示道：

“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中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加了前言，还公布了毛泽东9月12日的批示。

9月中旬，中共中央刘少奇专案工作小组在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方面，已经搜集到了一些重要材料，主要有以下三个：

第一个是湖南省公安厅、宁乡县公安局军管会转来的《杨剑雄反省》材料。杨剑雄是在解放后被关押期间写出了这份反省。杨剑雄交代说：1925年12月16日，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回到长沙接儿子，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审讯，湖南省省长、反动军阀、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赵恒惕亲自批准将刘少奇“斩决”。刘少奇的同乡同学、湖南省政府会计、赵恒惕的至亲杨剑雄，立即邀约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局长洪赓扬和刘少奇的同乡、反动军阀师长叶开鑫、贺耀祖，以及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联名具保，答应了赵恒惕的条件：“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好好读四书五经。”刘少奇于1926年1月16日离开湖南前往广州。

关于杨剑雄被枪毙一事，《戚本禹回忆录》是这样说的：“大概是在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时候，我们处理了一封湖南来的信件。信里的内容是，湖南长沙有个杨剑雄，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亲戚兼秘书，他是刘少奇的同学。1925年刘少奇任全国总工会领导人时，在长沙被赵恒惕逮捕。那时赵恒惕对共产党大干部是抓了就杀的。后来是杨剑雄向赵恒惕求情，赵恒惕才把刘少奇给放了。在放的时候，赵恒惕还送刘少奇一套‘四书’，叫他去好好阅读，改变思想。解放后，杨剑雄在‘镇反’运动中被人民政府逮捕。在审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曾经救过刘少奇。当地政府看他把事情说得有头有尾、很具体，不像是假的。就把他写的材料和一封他写给刘少奇要求宽大处理的信一起送到北京。信是先寄给公安部然后再转到中南海来的，因为当时我负责处理北京地区信件，所以先送到我这里。我一看信的内容，说的是湖南的事。所以就把信转给了我们秘书室负责处理中南地区信件的科长朱固。朱固把信送给了刘少奇。过了一段时候，我向朱固问起那封信后来处理了没有。朱固告诉我，少奇同志直接在信上写了个批示，说没有这个事，要当地政府立即把那个人处决了。当时我的心里就想，信里提到的是你个人的历史情况，按道理你应该上报给主席的，或者至少也应该给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怎么就这样直接下令把那个人给枪毙了。不过，刘少奇是中央的副主席，所以我也不敢说什么。后来在文革的时候，这件事被湖南省的造反派重新提了出来，刘少奇当年批的那封信也被找出来了。”

第二个材料是1927年曾任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武汉店员工会委员长、后来叛变革命、解放后被刘少奇安置在武汉哲学研究所任副所长的董锄平所亲笔写的一份供词。他在供词中写道：“刘少奇大约系1926年冬到武汉的，系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同时把黑手伸入到湖北省总工会，为省总秘书长，成为省总的当家人。”“1927年1月3日，中国工人阶级、武汉革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工人纠察队，一举而夺回了英帝国主义在汉口的‘英租界’，开我国反帝斗争史的创举。”“英海陆军被我赶下长江，逃往军舰，英行政人员，惊魂失魄，纷纷逃往商轮、军舰，连夜驶往上海，我工人纠察队夺回汉口全部英租界，建立革命秩序。”“刘少奇这个工贼，强迫工人纠察队退出英租界，给国民党军警接防。”“刘少奇替国民党缴去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甚至连劳动童子团的木棍也收缴了。”

第三个材料是1927年担任刘少奇秘书的成柱周写了一份供词，全文是：

“刘少奇在1927年6月27日前做好了解除工人纠察队的准备：6月20左右，刘少奇叫纠察总队总队副朱菊和分队长周霖，在纠察队总部把枪支登记好了，准备交给国民党。刘少奇在6月26日拿了一个电报稿，即《要求自动停止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的勘电，叫我根据电报内容草拟出布告、致军事委员会信、致汉口卫戍事宜处信。告工友书、告军事同志，是宣传部李昌荣起草的。都经过刘少奇亲自审查修改的。上述文告，于6月27日就搞好了，6月29日缴枪前后，都公开发布了。刘少奇在缴工人械前的言论：刘少奇在缴械前经常说：我在安源时，工人没有武装，照样搞工会，现在刀刀枪枪的太危险了，这样下去迟早要闯祸，不搞武装斗争好。不然，会影响全局。6月29日，刘少奇对我说：若是不交枪，一定要造成流血事件，引起冲突，国共要合作到底，只有交枪，有枪反而危险。革命是要革命，有可能把自己的脑袋革掉。但是，我们要保护脑袋。刘少奇在缴枪后的言行：6月29日缴械后，在一个晚上，刘少奇在省总办公室大声说：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交了，我也放心了，没有目标了，军队也不会找我的麻烦了，危险也小了。”

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讨论上述材料的会议上，总负责人周恩来说：

“刘少奇的简历上有时写：‘1930年春，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被捕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不出证据，遂得以出狱。’有时又把‘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几个字划掉，改成‘在罢工中’。可是，有些材料上说刘少奇是1929年被捕过，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仔细查一查。”

正当江青和专案组成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调来当年满洲省委负责人的材料查阅时，有关人员拿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原所长孟用潜的亲笔供词。这份供词就成为专案组搜集到的有关刘少奇历史问题的第四个重要材料。

孟用潜即孟坚，原来与刘少奇同为满洲省委负责人。他在“1967年12月28日”以前被群众揪出以后，写下了这份供词。

江青看过孟用潜的供词之后，感到问题严重，建议马上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地把孟用潜的供词看了一遍。只见孟用潜在供词中写道：

“1929年8月，我和刘少奇到奉天纱厂开支部会，讨论纱厂罢工问题，被支部书记常宝玉出卖被捕。当晚，奉天纱厂审讯，刘少奇承认他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我、省委委员丁君羊、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还出卖了省委办公机关以及沈阳六七个支部。第三天，奉天警察厅审讯，刘少奇进一步出卖了东北地区党组织，包括北满、东满、关东州特委和特委书记，以及大连、营口、清帮子、辽中、辽阳、抚顺、延吉等重点县市委和县市委书记。审讯后，刘少奇还在‘自首书’上签字画押。当晚，奉天警察厅继续审讯，刘少奇又供出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负责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机关。然后，警察厅就要刘少奇和我带着警察去抓人。刘少奇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他于是向敌人献策，要求把刘少奇和我提前释放出狱，给奉天警察厅收集党的情报，为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其用心至为恶毒。几天后，奉天警察厅对刘少奇献策表示同意。为便于刘少奇和我继续混入满洲省委，决定地方法院对这一案将不作为共产党案审讯，而作为工潮案审讯，不承认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即可取保释放出狱。以后在地方法院也是这样审讯，这样判决的。出狱后，刘少奇对省委几个负责人说：这一案以煽动工潮开始，最后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取保释放而结束，是一个工潮案，不是共产党案，毫无问题。这样，他就仍然当满洲省委书记，并决定到哈尔滨任北满特委书记。同年十一、二月间，刘少奇到哈尔滨。他同我说，奉天警察厅找他谈过话，他也给警察厅送过材料，并要我给他收集北满的材料。那次给刘少奇的有阿城、珠河、牡丹江、东宁、密山等县委名单、支部和党员统计表以及县的重要报告。1930年3月，刘少奇调离满洲省委，4月，满洲省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

周恩来在看这份供词时，特别注意到孟用潜是在“1967年12月28日”写的，就是在刘少奇专案组成立之前写的，而不是专案组为了审查刘少奇才搞出来的材料。他又考虑到，孟用潜是个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外交人才，自己对他在解放后的工作表现还比较满意，他的供词应该是可靠的吧！但是，周恩来还是不放心，他又问道：

“还有其它旁证材料吗？”

专案小组工作人员马上拿出1929年与孟用潜同管满洲省委组织工作的丁基实（丁君羊）的供词，还有在1929年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的当事人关辅金、徐廉奎、陈元祯、关庆云、刘青等人的亲笔供词。周恩来看过之后，气愤地说：

“刘少奇这个人可恶之极！我看可以报告毛主席、党中央定案了。”

江青说：

“这里还有刘少奇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东北军阀张学良的旨意，1930年根据蒋介石和张学良交给的反苏条文修改成12条，用‘哈工会’的名义在报纸上发表，以煽动反动工潮，攻击社会主义苏联的罪证材料。”

周恩来说：

“一并上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很快写出了《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把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活动的有关当事人写的供词，整理成16开74页的材料，定名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准备提交给党中央、毛泽东和林彪等主要领导人。

9月16日，江青在这份关于刘少奇的材料上写了一个批语，她写道：

“我愤怒！我愤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狠毒的阶级敌人。”

9月18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1962年9月18日给日本工人访华团的题词：

“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之命，书赠日本朋友们。”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

毛泽东在审改这篇社论的初稿时，几乎把所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删掉了。他还删掉了这样一些话：“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

他又在初稿上批示道：

“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9月19日，周恩来将关于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报告，呈送给毛泽东。

9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报告上批示道：

“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100多人就够了。”

9月25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拟出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草稿，他将其中的第11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划去了，并且旁批道：

“去掉第11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

9月下旬，毛泽东请周恩来安排全国各地的工人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据毛远新回忆说：辽宁当时是全国主要的工业省，中央给了300个名额。工人国庆观礼代表团由我带队。代表团到京后，周总理在电话中告诉我说，毛主席要请一部分工人代表住到中南海来。周总理还说，他已经安排辽宁来的100名工人代表住到警卫部队一中队了，还有20名工人代表可以在国庆节那天和毛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　　

我随后来到丰泽园南门的斜对面一中队，工人代表围住我诉说他们的激动心情。一个煤矿工人代表说，自己挖了一辈子煤，旧社会受尽了剥削压迫，新社会毛主席让我们当了国家主人，还请我们到北京来住进中南海，住在毛主席身边，真是开天辟地第一回。一个鞍钢的工人代表说，我13岁就在鞍钢替小日本打零工，披着麻袋片，啃着冻得梆梆硬的杂合面饼子，挨过工头的皮鞭，还被小鬼子的皮靴踹过。真是连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能住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感到无上光荣。还有工人代表说住到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有的说住进了过去皇上才能呆的地方。

当晚，我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些情况。主席一直默默地听我讲述，不打断，也不插话。等我把话说差不多了，他伸出左手向下摆了两下，示意我坐下来讲。我察觉到主席并没有一点满意的表情，反而有一种不以为然的冷淡。我说：

“总理告诉我，是主席决定请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的。”

“还有吗？”

“总理安排，要辽宁的工人代表住在一中队营房。”

“还有吗？”

我没有吱声，只是微微摇摇头。主席眯着眼睛，默默地抽着烟。我茫然地望着他，感到我们在静默中坐了很长时间。主席掐灭了烟头，抬头看了我一眼。

“说完了？”主席缓缓地说，“请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是我提议的。这也值得那么大惊小怪吗？”

大惊小怪？我一时转不过弯来，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主席望着天花板，叹了口气，说：

“还是江西中央苏区好哇。”

中央苏区？我更是摸不着头脑了。

“在中央苏区，”主席说：“老表们随时都可以到我住的地方来，我也可以去他们家里和他们聊天。到了延安就不大自由喽，在河边在山坡散步的时候，碰见陕北的婆姨、娃娃、汉子，也还可以随意交谈嘛。现在可好，我请了些工人代表到中南海住住，就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嗯？”

直到这时，我才察觉到主席是在责备我了。

“什么开天辟地第一回，什么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什么伟大领袖居住的地方，什么皇上才能呆的地方，还有什么无上光荣，你是在咒我吗？”

主席一口气列举了很多个“什么”，那的确是我刚才说过的，但怎么是诅咒呢？我感到委屈，辩解说：

“我只不过重复了那些老工人说的话，我看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句是我编造的，怎么……”

“群众说些过头话，可以谅解。”主席不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他指着我的鼻子，严厉地说：“而你，现在已经是党的领导干部了，怎么也欣赏这些名堂，还眉飞色舞、津津有味地到我面前来显摆，太不像话了，你昏了头了！”

听了训斥，我才明白自己无意间已经惹得主席生气了。主席接着说：

“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你就不能这么说！难道你连这点浅显的道理都不懂？我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人民群众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在那些老工人老劳模面前，你，也包括我，统统是为他们服务的仆人。仆人请主人到家里来，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嗯？你说呀！你把主仆关系完全搞颠倒了嘛。这是政治原则性错误！还要为自己辩解呐。”

我额头渗出了汗珠，无言以对了。冷静想想，主席的批评确实有道理，我为自己的表现深感不安，再次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向主席认错：

“是我错了，是，是原则错误，搞颠倒了关系。”

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块小毛巾，伸手递给我：

“记住这次错误的教训吧。”

“我会永远记住的。”

我用小毛巾擦了擦额头的汗水。主席再次挥了挥手要我坐下，说：

“你还年轻。列宁说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是人就免不了犯错误，但同样的错误绝不能再犯。”

他又指了指我面前的茶杯。我就端起来喝了两口。

“也不能全怪你。”主席的口气平和下来，他说：“你到辽宁领导岗位才几个月时间嘛。进城以后，我们许多干部官越作越大，离人民群众也越来越远喽。这在党内是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战争年代，是我们离不开群众。离开了群众，我们连脑壳都保不住，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进城后当了大官了，张口闭口说自己是什么父母官了，好像群众离不开他了。鱼水关系逐渐变成了油水关系，自己高高浮在上面，还不让下面群众透口气。到底谁是父母？是官老爷，还是人民群众？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义务，绝不能有骑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现在党内许多人已经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国民党就是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最后被赶到一个岛子上去了。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关系也搞颠倒，我看，迟早有一天，也会被人民群众赶到某个小岛子上去的。你相信吗？你不信我信。”

主席话锋一转，说道：

“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回来呀。要使我们党的干部都弄清楚这个关系，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要在主人的监督下，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当好仆人。否则，主人有权用大字报向你炮轰，甚至撤你的职，罢你的官。”

主席接着说：

“为我们国家奠定基础的是人民群众，他们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呐。你们辽宁是个工业大省，产业工人多，给国家的贡献也大，但工资却很低。他们创造的价值，要比付给他们的报酬高得多。这不尽合理，是我毛泽东对不起他们，欠了他们债的。现在国家底子薄，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建一座高楼要打好地基，再往上就会好一些，工人的待遇也会逐步提高的。目前能补偿一点的，就是他们的生老病死、居住房屋、孩子上学，公家都尽可能包下来。你去告诉陈锡联，你们辽宁一定要把工人劳保福利的保障工作搞好，否则，我就更加对不起他们呐。”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与侄子毛远新的谈话，请读者好好地读一读吧！这远比国粉一类政治骗子们的一打纲领都实在，也都更重要！他说：“战争年代，是我们离不开群众。离开了群众，我们连脑壳都保不住，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进城后当了大官了，张口闭口说自己是什么父母官了，好像群众离不开他了。鱼水关系逐渐变成了油水关系，自己高高浮在上面，还不让下面群众透口气。到底谁是父母？是官老爷，还是人民群众？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义务，绝不能有骑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现在党内许多人已经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回来呀。”“为我们国家奠定基础的是人民群众，他们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呐。”“他们的生老病死、居住房屋、孩子上学，公家都尽可能包下来。”抚今追昔，重温这些暖人肺腑的话语，岂不叫人顿生切肤之痛吗？

第30章 1968年9月—

“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搞能行吗？整个的中央委员里面，有问题的人就占了差不多一半。他们的问题既不是我给定的，也不是在座的人给他们强加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他们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盖子，就这样给揭发出来了。”

话说196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转发上海市《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毛泽东的批示是：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碰头会议复。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情办理。

毛泽东

9月29日这一天，林彪看了江青9月16日批示的刘少奇的材料后，写信给江青，表示完全同意她的批语，他写道：

“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9月30日，李宗仁应邀出席了国庆宴会。

1968年10月1日，首都各界50万军民和各地工人代表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建国19周年。毛泽东、林彪出席了大会。林彪在大会上讲了话。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巴卢库对毛泽东说：

“你们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说：

“工人阶级在各个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也已占统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

巴卢库问道：

“你们党快要开代表大会了吧？”

毛泽东说：

“是的。要总结工作，选举中央领导。”

他还说：

“所有的工厂都要来一个改革。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都要来一个改革。要发动群众改。”

10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的消息。报道中写道：

“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报道的名单接着是“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来京参加观礼的负责同志和工人代表”，其次报道：“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在北京的其他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这一次，江青在中央领导人中的排序已经从第九位进到了第六位。

据纪登奎回忆说：“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毛主席是非常信任江青的，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都是在有意识地树立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的威信。特别是自决定打倒刘少奇之后，江青在全国全党奠定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后，她周围团结了一批类似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这样的人物，毛主席就是有意识地为他们最后登上最高领导权的地位在扫平障碍。”

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

前边已经说过，柳河“五七”干校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5月7日在庆安县柳河创办的一个农场。此时，柳河“五七”干校已经耕种土地3000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还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

《人民日报》在编者按里发表了毛泽东9月30日对柳河经验的批示，毛泽东写道：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编者按中还写道：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

此后，“五七”干校像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参加干校的不仅有犯过错误的干部，也有革命委员会中的新老干部，还有大、中、小学的教员和文化机关的知识分子。后来，毛泽东还把他的小女儿李讷也送到了“五七”干校，参加生产劳动。“五七”干校用特殊的学校形式，使社会主义时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而实现了知识分子的劳动化、制度化。这就是后来反文革的秋后算账派常常提起的“牛棚”。

10月5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各地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和工人代表。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人。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又正式会见由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陪同毛泽东会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等人。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所以我们不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在过去，一些工厂主要领导权在这些坏人手里。”

关于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毛泽东说：

“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了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他还说：

“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20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

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在出席会议的133人中，有原中央委员40人和递补上来的10名中央委员，共计50名，超过了法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97人的半数。另有9名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其他参加会议的74人是：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

此前，康生为了提出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人员的名单，按照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汇总了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江青见那些被打倒的还有那些靠边站的八届中央委员一共有57人，就建议说：

“这么多有问题的人，能不能缩小一下打击面？”

康生说：

“他们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又不是谁强加给他们的，谁能替他们抹煞得了？当初，刘少奇就是把这么多有问题的人拉到党内嘛，再加上蜕化变质的一些人，现在他们是一个集团嘛。所以，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是想插手也插不进去。”

江青说：

“主席的指示是让我们保证全会以合法的程序召开。是不是让一些犯错误的人也参加全会呢？”

江青的意见得到了康生、张春桥等人的支持。于是，他们一起向政治局常委会议作了汇报。毛泽东看过名单，听了他们的建议，说道：

“你们看，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搞能行吗？整个的中央委员里面，有问题的人就占了差不多一半。他们的问题既不是我给定的，也不是在座的人给他们强加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他们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盖子，就这样给揭发出来了。这还不是大好形势吗？有些人只是看到某些地方打架了，生产受损失了，而看不到我们经过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这就叫做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还是要把这场运动的意义多讲给大家听听。我早就和外国同志说过，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党内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人，社会上也有这样的基础，问题是看我们如何处理。现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个好办法。”

林彪说：

“文化大革命的收获是最大的，损失是最小的。只要我们的国家不改变颜色，即使是生产受到一点点损失，我看值得！”

周恩来也说：

“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把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讲深讲透，做好犯错误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工作，让他们深刻地认识错误，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把这次全会开好。”

就这样，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人员名单。同时还决定，对那些有这样那样问题、不能参加全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等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再行处理。

再说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他宣布全会开幕。

接着，周恩来在全会上讲话说：

“这次全会的目的，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他宣布了全会的主要议程：一是讨论确定九大代表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二是修改党章草案；三是讲形势；四是讨论专案审查报告。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是谈形势。他说：

“国内问题嘛，就是要总结一下上一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呢，说还不错，十一中全会这个决议基本上是可以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有人说呢，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一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通过那个决议的时候，我就打过招呼的，特别是后来10月的工作会议。不要以为通过了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来呢，证明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至于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中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群众不谅解。譬如有那么一位同志（指张鼎丞——笔者注），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原谅他。”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有的？是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我的意见，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有的。而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呢，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局势。知识分子是粘土，板结了，不透空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我是提出问题，作为讨论的建议，现在不能做结论。”

“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

这一天，毛泽东还提议，将会议前起草的党章草案“印发十二中全会各同志，作为讨论的基础”。

10月14日，毛泽东在审阅由康生主持起草的党章修改草案时，将草案中原来所写的“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一句，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

10月16日，《人民日报》在转载的《红旗》杂志第4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空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逢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整党建党的“50字方针”。

编者按中对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解释说：“吐故”，就是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等，作为“废料”清出去。“纳新”是把“优秀造反派”，作为“新鲜血液”吸收入党，选拔“坚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优秀党员”，参加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

编者按中还第一次提出了要批判刘少奇的“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

10月31日，是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最后一天，全会通过了党章修改草案。

草案中提出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一提法被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接受了。尔后将提交给党的“九大”讨论通过。

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审议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0月18日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以132票同意、1票反对，通过了审查报告和一项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在表决中投这一票反对意见的人，就是中央委员陈少敏。

全会还通过了会议公报，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于1968年10月13日在北京开幕，于10月31日胜利闭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并就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

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出席了会议，作了重要的讲话。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出席了会议。

各中央书记处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一致认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次政治大革命。

全会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这个伟大的革命文献，为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了胜利的航向。

全会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都是正确的。

全会认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多次讲话，都是正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经过两年来的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空前广泛、深入地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经历了反覆的阶级较量，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在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中央书记处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现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全会指出：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斗争的中心，是政权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手里的问题。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曾经用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手段，或者从右的方面，或者从极“左”即形“左”实右的方面，妄图混淆阶级阵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他们种种阴谋，已经被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人民群众一一揭穿了。全会认为，对于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破坏活动，必须继续提高警惕。

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1967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极其深远的意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在亿万人民中迅速地传播，深入人心，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斗争中自觉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永不变色的根本保证。全党全军和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执行毛主席每一项最新指示，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使我们各项工作继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知识分子，号召全国各族革命人民，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必须继续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伟大原则，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进行革命大批判、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指示，使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地巩固、发展和完善，更好地负担起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我们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我们必须执行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指示，执行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认真做好整党建党工作，把查明有据的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以及其他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入党，首先是吸收产业工人中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入党，选拔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参加党的领导工作。

我们必须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对知识分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关键问题。参加这项光荣任务的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我们必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农业和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得更加出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伟大推动力。它正在促进并将继续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的飞跃。

我们必须不断加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巩固国防，继续做好拥军爱民的工作。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对于豺狼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如果敌人胆敢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全会认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矛盾重重，分崩离析，内外交困，走投无路，日益陷于空前的孤立。

美帝和苏修妄图重新瓜分世界，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美帝国主义对越南进行的侵略战争，得到了苏修的默契和支持，而苏修叛徒集团公开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也得到了美帝的默契和支持。他们这种肮脏的政治交易已经彻头彻尾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他们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动，加深了帝国主义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的内部矛盾，促进了美帝和苏修国内被压迫人民群众的觉悟，同时正在激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反对美帝和苏修的新的伟大的斗争高潮。不管斗争的道路有什么曲折，不管美帝、苏修拚凑一些什么垃圾，组织反华、反革命的“神圣同盟”，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决不孤立，占世界人口90%以上要革命的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毫无疑问，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必然要被革命人民彻底粉碎，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都必将在自己的斗争中得到彻底翻身！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政策，同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坚决支持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英勇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的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一切正义斗争。中国共产党认为，一切被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所压迫的人民，应当结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彻底粉碎美帝、苏修妄图霸占世界的阴谋，以便更迅速地取得自己的胜利和解放。

这次全会，是在国内、国际一片大好形势下召开的。这是一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会议，是一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全党空前团结的会议，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朝气蓬勃的会议。全会相信，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革命人民都会很高兴我们这次会议的成功，而对我们这次会议感到恐惧的，只是一小撮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国内外反动派。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10月31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主要就是这么几点，就是一个讲清理阶级队伍，请大家应该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审查报告政策。要做到稳、准、狠，重点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呀，你也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嘛。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第二，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冯友兰、翦伯赞，还有吴晗，也还有某种用处。你如果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

“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有点崇孔啰。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呐。冯友兰就是拥护孔夫子的啰。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说他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这些古董，我也不劝同志们回去研究。”

“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了天津有个叫杨柳桥的教授的书《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后头一调查，糟糕，这个人是个什么右派嘛。”“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是能写的，他的观点是唯心论的。”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毛泽东除了上边点名要解放的任继愈、周谷城、谈家桢、吴晗、翦伯赞和冯友兰以外；在讲话中还提到了北京的华罗庚、赵纪彬，上海的苏步青、刘大杰，广州的杨荣国。

毛泽东继续说：

“第三，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谓保者，就是帮助他们嘛。看，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的，我就不那么赞成。你有那么几位，有啥要紧啦？至于有一些老同志嘛，将来是不是还可能工作嘛。我所谓的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经打倒了的，比如讲谭启龙、江渭清这些人。我想，也许过几年之后，大家的气消了，让他们做点什么。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要那么纯，纯得那么很厉害呀。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从来没有这么搞过。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太好。你比如就讲‘九大’吧，‘九大’代表，这个‘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呀，我看就是个缺点。”“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也不是完全不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又再说明他们的问题，又再质问，好像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都比较清楚了。”“所以我们还是推荐你们在各地方把他们选举为代表。陈毅同志，我看了他的讲话，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就是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

林彪曾在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与林彪有明显的不同。

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说：

“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

这天晚上，周恩来和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江青高兴地说：

“真是大快人心，刘少奇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毛泽东说：

“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帽子，对刘少奇来说是他始料不及的，对我们也是始料不及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事实摆在那里嘛。”

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话头说：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太必要了，太及时了，群众发动起来，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刘少奇这是罪有应得，主席不必感到遗憾。”

毛泽东说：

“我有个问题考考你们：刘少奇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呢，还是后来变了呢？把刘少奇的问题揭发出来，中央最高层又出了这么多坏人，中国共产党还是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呢？这些问题如何向全党、全国人民宣传解释？”

江青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面前很少有顾虑，她说：

“刘少奇到现在也不认为这三顶帽子能戴在他头上。在他看来，1925年被捕后释放，托托人，写个保证，认个错，保住了活命，还可以继续革命，这有什么不好？至于1927年的问题，那更好说，当时的党中央就是强调和国民党合作，决不能破坏和汪精卫武汉政府的关系，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这个大局。1929年，刘少奇认为不这样办脑袋早就搬家了，吃点小亏占了个大便宜，何乐而不为？”

周恩来说：

“江青同志分析得很对，刘少奇很可能就是这么想的。这个人满脑子都是个人主义，一切从个人私利出发。什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其核心还是为‘我’、为自己。”

江青接着说：

“叛徒理论就是自私自利的理论。在他们看来，利己利人的事大张旗鼓地抢着去干，利己不利人甚至害人的事也要去干，只要做得隐秘，不被别人发现就可以了。他们参加革命是如此，当内奸、工贼、叛徒也是如此。活命哲学强调的是个人生命的重要，个人价值的重要。无产阶级革命者恰恰相反，他们把集体，把革命事业看得至高无上，个人只有融入革命集体才有价值可言。”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道：

“所以，我才强调斗私批修嘛。”

周恩来说：

“江青同志可是为专案工作出了大力，没有江青同志，我这个总负责不可能把中央交给的任务完成得这么好。”

毛泽东说：

“你不要老是表扬她。没有人民群众的揭发和斗争，没有你掌舵，怎么能搞出这么多铁一般的事实？这些成绩应该归功于大家嘛！”

周恩来说：

“经过这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我也提高不少。我们共产党就是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清除了中央高层领导人中不搞无产阶级革命、甚至反对和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人，只能使我们的党更加伟大、光荣、正确。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有这种魄力和胸襟，才能这样无私无畏，才有能力割去自身的毒瘤。现在主席又号召‘斗私批修’，这是培养和造就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长远大计。”

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恩来讲得很好。全国混乱了一阵子，打了两年内战，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经过自上而下地整顿，也可能会整出一个朝气蓬勃的共产党来。”

据陈伯达后来回忆说：“到了1968年把刘少奇开除出党以后，我们就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厌烦了。林彪对我说过：‘这个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了，再搞下去就会搞到我们自己头上。人心思治，谁也不愿意这么无休无止的折腾了。’我说：‘看毛主席的打算，运动还要继续深入，斗批改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呢。’林彪说：‘那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奏效的事情，要是把文化大革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谁也受不了。顶多开完九大，就该结束运动。不然就会犯运动就是一切那样的错误。’”

欲知文化大革命运动能否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胜利结束，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8年9月30日对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示中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可是在他身后，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把“五七干校”污称为“牛棚”。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北大教授季羡林，流传于世的《牛棚杂忆》便是他的作品，被人吹捧为“一本用血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呢？据他自己说：“我本来已经被‘革命’小将在身上踏上了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极泰来，人间正道，浩劫一过，我不但翻身起来，而且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原来这是一部报恩之作。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说：“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地狱比较起来，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毛发直竖”。事实果真如此吗？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他最心爱的小女儿李讷送到“恐怖气氛”“远远超过”“佛教地狱”的“五七干校”呢？季羡林去过印度地狱么？有比较才有鉴别。看来季羡林一定是去过印度地狱的！很遗憾，笔者那时候尚不到弱冠之年，没资格去“五七干校”体验一番。但我从那时开始，一直到老年，都深受毛公“五七指示”的熏陶，得益匪浅：扛起锄头能种田，拿起焊钳能电焊，掂起瓦刀能砌墙，子弹上膛能神射，干起木工能做家具，提起笔杆能批判资产阶级！还有一种活，怕是一般读书人都干不了的。那是我老婆在“三千万工人下岗”、“五小工业下马”风潮之时丢了饭碗，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搞了一个家庭食品手工业作坊。我白天上课教学生，晚上到作坊里帮她干活，制作面包，烤制蛋糕，样样精通。可惜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季羡林死了，他若不上西天，我倒很想问问他，我这种生活是幸福呢，还是很恐怖呢？

另：本章末附上了陈伯达的一段回忆，很有意思。请回忆一下林彪一上台就整罗瑞卿，组织军委办事组全班人马全是他自己的老部下，又让吴法宪诬告空军政委余立金阴谋夺权，接着搞垮杨成武换上黄永胜，在“九大”前后又先后拉拢陈伯达（从写“九大”政治报告开始，陈就投靠了林彪。见下一章吴法宪回忆录）、汪东兴（拉汪进入政治局，见下一章黄永胜回忆录），他这是要干什么？他对陈伯达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了，再搞下去就会搞到我们自己头上。”这句话决不是他内心的恐怖，而是暗示了未来的历史走向。请看一看在后来3年间他的所作所为，再联想一下“913”，难道这前前后后的事件之间没有关联吗？

第31章 1968年11月—

“人们喊我毛泽东万岁，人哪有一万年好活噢，一百年都很难得。但是，群众都那么喊，又不好泼冷水。我就喊：人民万岁！人民才是世界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配得上呼万岁呢。”

话说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在全会上的讲话全文，以播放录音的形式向全国各地传达。周谷城在上海市政府大礼堂听录音，当他听到毛泽东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时，心情非常激动。听完录音，两个《文汇报》记者赶到周谷城身边，问他：

“怎么样？你听了感到怎么样？”

周谷城颤抖着声音说：

“很好，很伟大，很能感动人。”

记者追问：

“哪些地方感动人？”

周谷城说：

“很诚恳，很能感人。”

毛泽东的讲话录音在北大也放了两天。一些师生们说：

“毛主席保了翦伯赞！”

“翦伯赞快要解放了！”

驻北大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向翦伯赞和他的夫人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说：

“毛主席保你了，你要感谢毛主席。”

翦伯赞一家人很快迁回了燕南园，组织上还派一位姓杜的退休工人给他做保姆。翦伯赞非常感激，连夜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感谢信。毛泽东看了说：

“翦伯赞的信写得很好嘛！”

北京市委书记丁国钰将翦伯赞的夫人接到市委大楼，向她讲述了毛泽东有关翦伯赞的讲话精神，要她好好照顾翦伯赞的身体和生活。翦伯赞夫人非常高兴，从衣袋里掏出一枚大型毛泽东像章，问丁国钰，我能不能戴？丁国钰说：

“怎么不能戴，完全可以戴。”

翦伯赞夫人当即把毛泽东像章佩带在自己的胸前。此后一连几天，是翦伯赞夫妇难得高兴的日子。可是好景不长，一位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不通过北大工宣队领导，为调查刘少奇的一件事，多次找上了翦伯赞，要翦伯赞交代他所知道的刘少奇的问题。翦伯赞交代不出，他就威逼，拍着桌子说：

“你不老实交代，我们给你拿出人证、物证、旁证，你就得去坐牢。”

他还指着外面他坐的车，吓唬翦伯赞说：

“你再不交代，外面有车，就抓你坐牢！你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

翦伯赞急了，举起手张开五指说：

“我的手只有这么大，我能掩尽天下耳目吗？”

另一个组员威胁道：

“你是想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吗？”

翦伯赞冷笑一声，转身对那位负责人说：

“我告诉你们，我不知道的事，不能随便乱写，我要实事求是。坐监牢，我不怕。国民党时代我不怕坐监牢，今天，我更不怕坐监牢。我死都不怕，还怕坐监牢吗！”

翦伯赞的精神被突如其来的威逼击垮了。一天晚上，他交代杜师傅明天晚一点叫他起床，然后，自己热了一锅奶，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制的高效安眠药速可眠放进去，夫妇俩一并喝了下去。

人们在翦伯赞的口袋里发现了两个纸条，一个上面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来，就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个纸条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后，极为震惊和气愤，指示一位中央负责人，把专案组的人叫到人民大会堂，狠批了一通。毛泽东责备他们说：

“为什么在刘少奇的专案已经结束之后，还要找翦伯赞继续调查刘少奇的问题？”

周恩来也批评他们说：

“毛主席保的人，你们有什么资格让他坐监狱？你们对毛主席不忠！”

后来那位副组长到北大检讨了两次；组织上又给他一个警告处分，后改为留党察看两年。

1968年11月初，毛泽东与侄子毛远新进行了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

据毛远新后来回忆说：“11月，我病愈出院，在回辽宁前去看主席，主席详细地询问了我的病情。我谈了病情，又说了未让我参加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经过，感觉有点丢人。”

毛远新说的感觉有点丢人的事情是这样的，那是在国庆活动结束后，辽宁工人代表团回去了，他却因病住进了301医院。在10月13日那一天，沈阳军区政委曾绍山到医院看望他，并按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接他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二人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门口签到处，里面参会的许多认识毛远新的人都向他打招呼，还有几个跑到门口来与他握手。然而负责签到的工作人员说，曾绍山同志可以进去，毛远新不行，因为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里没有毛远新的名字。曾绍山对工作人员说：“中办通知我去301医院接毛远新同志参加今天的会议，这是怎么回事？请你们查一下。”一位工作人员要他们先在门口等一会儿，说再去核对一下。过了十来分钟，那人回来说：“经过核对，参会人员名单里确实没有毛远新同志，请回去吧。”毛远新甚是尴尬，但也无可奈何，只好返回了301医院。第二天，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管理员吴连登，带着水果点心来医院看毛远新，说是主席专门派他们来看他的，并转达主席的话，要他静下心来好好治病。大约一个多星期后，报纸上登出消息，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京召开。毛远新这才明白，他那一次被当众拒之门外的是党的中央全会。毛远新回忆说：　　　

“主席问：

‘你还有什么想法？’

我说：

‘我也不知道开什么会，是曾绍山接我的，说中办通知我参加会议，到了会场又不让进门，很多熟人都打了招呼，别人怎么看？’

主席微微一笑：

‘事情已经过去了，就算了吧。’

‘我确实连开什么会都不知道，’我继续说，‘又不是我自己要去的，反到好像是我削尖了脑袋，硬要挤进中央全会似的。’

‘那又怎么样嘛。’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当场被轰出会场，别人会怎么想？的确不是我要去的，成心捉弄人嘛！’

我气鼓鼓地说。　　

‘觉得受委屈了？’

主席皱了一下眉头。

‘不是委屈不委屈的事。既然没有我的事，他们把我带去干什么？还有板有眼地说，是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专门来接我的。这不是把我当猴耍了吗！’

我把一肚子气都撒在了经办人身上。主席问：

‘还有吗？’　　

‘我就是心里堵得慌。’

我嘟囔着。主席又问了一遍：

‘说完了？还有吗？’

‘这是故意要我当众出丑，下不来台嘛。’

主席说：

‘还有什么？都说出来嘛。’　　

‘没了。’

我真没什么可说的了。主席依旧不动声色，只是不停地抽着烟。最后，他熄灭了烟头，说道：

‘会议前一天的晚上，总理送来出席会议的名单上还有你，是我给划掉了。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毛泽东为什么要勾掉毛远新的名字呢？原来，按照中央常委会议的议定，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成员，包括列席人员，全部定为中国共产党“九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人。毛泽东认为侄子还不够格，就在周恩来报送的名单上把毛远新的名字勾掉了。后来到了1969年，毛泽东又一次勾掉了毛远新辽宁省“九大”代表的名字。在1973年，毛远新当选为党的“十大”代表，并成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毛泽东在审查代表名单时，还要勾掉他的名字，周恩来坚持说：他是辽宁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要带辽宁代表团参加“十大”，不能再勾掉了。毛泽东后来是这样对毛远新说的：“我让了半步，同意你当‘十大’代表，但不能当中央委员。”

这正是：立党为公真伟人，炼就子侄铁汉身。后来非毛造谣者，竟污领袖是唯亲。

再说毛远新听了伯父的解释，在回忆中说：

“是这样啊！我恍然大悟，说：

‘那……那我什么意见也没了。’

　主席说：

‘大概是中办疏忽了，没有来得及再通知曾绍山，你莫怪他哟。那天，负责签到的工作人员来核实，总理告诉了我，说你已经到了会场门口。是我坚持划掉你的名字，要你回医院去好好治病。’

‘我不知道是这么回事，所以……’

‘你这个人呐，’主席打断说：‘就这么一点点委屈也受不得，没有出息！’

我垂下头：

‘主席说得对。我只是怕人家误以为……’

‘你看，你看，’主席再次打断我的话，指着我说：‘还说我说得对。即使人家误以为是你自己跑去的，又被当众赶了出来，那又怎么样嘛，觉得丢人了？面上无光了？有什么了不得的嘛！’

停了一下，主席接着说：

‘你这个人呐，和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个人的名声看得过重喽。’

‘我……’

我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主席说：

‘别人把你捧上天也罢，踩在脚下说得一无是处也罢，你，还是你嘛。有优点，也有缺点，做过些好事也做过错事，我看你优点还是大于缺点嘛。捧上了天，缺点还是客观存在。说得一无是处，优点也还是客观存在嘛。人，要有自知之明，也要有点自信呢。我年轻时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只要自己走得正，心里没鬼，问心无愧，就不怕人家说三道四，由他说去吧。你嘛，付之一笑，了之哦。’

主席边说边把右手向上一挥。我说：　

‘我记住了。’

主席接着说：

‘我估计到你心里不痛快。第二天，我不是派护士长代表我去医院看你了嘛。’　　

‘当时我只顾憋气了，没想过你派护士长去看我的用意。’

‘不是说共产党员要任劳任怨吗？’主席说：‘按照古人的说法，无故加之而不怨嘛。有些时候，任怨比任劳更难哟。当年在井冈山，省委派人来传达中央指示，我被开除了党籍，说只能当个师长，不能参加党的会议，不能看党的文件。据说是因为我讲了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家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

‘这就开除党籍了？能接受吗？’

　主席说：

‘那有什么法子哟，开除就开除呗，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嘛。后来又说传错了，没有开除党籍，只是开除了中央委员，开除了政治局。’

‘要是我，才不接受呢。’

主席摇了摇头，说：

‘我们党是有纪律的，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对于个人问题的处理，哪怕是上级处理错了，受了冤枉，受了委屈，你可以保留意见，但要学会服从组织决定。当然，涉及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事，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党和人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你这个人呐，受不得一点委屈，任不得一点怨嘛！这很不好，难成大器。’

我感到主席批评得对，认真地说：

‘我记住了。’

主席重新点燃了一支香烟，沉默了一会儿没说话。忽然，他扭过头来问我：

‘什么叫三忠于活动？’

‘三忠于？’我一下子还没转过劲来，愣了一下，说：‘三忠于活动，就是……就是在每天开会或吃饭之前，大家拿着语录本，对着主席像，集体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要连呼三遍呢。’

‘哦？有这样的事？’主席瞪大了眼睛，说：‘这是哪路神仙的发明？’

‘谁发明的我不知道。’我说：‘今年5月，中央派我到辽宁去工作，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上上下下都在搞这一套。到了基层，花样更多，还要背语录，跳忠字舞呢。’

‘胡闹！’主席大吼了一声，说：‘你也去跟着做，跟着跳？’

‘我不赞成这一套，他们呼喊口号，我不喊也不举手。”

‘那你制止了吗?’

‘大家都是这样，我哪敢去制止啊。’我说：‘我要是公开反对，岂不显得很特殊，显得脱离群众吗？还有忠字舞，我从来不跳。在营口县一个公社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人家还非逼着我背语录呢。’

‘哦？’主席说：‘你背了吗？’

‘当时我说我是《辽宁日报》的记者，人家非要你背，不背恐怕连饭都吃不上呢。’

主席说：

‘不过，我还是要拿你是问。’

‘拿我是问？’我着急了，说：‘原先我真的一点不知道，到辽宁后才发现，到处都是这一套。这又不是我决定的。’

主席说：

‘你们辽宁的工人代表住进一中队的营房。我听身边一中队的干部说，每天早上起床后，工人师傅主动打扫卫生，里里外外搞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还说他们教一中队的干部战士搞三忠于活动，还教什么忠字舞，说军民关系搞得满不错的。军民关系搞得好，我赞成。但我不晓得这个三忠于是个什么活动。’

‘辽宁工人代表？’我说：‘那我有责任。’

主席说：

‘三呼万岁，是封建社会臣子们哄骗皇帝的办法。效忠个人，是国民党对付蒋委员长的办法，居然全都搬到共产党里来了。完全是胡闹！这些事，总理、伯达他们碰头会的人知道吗？’

‘这我说不好。但全国都这样，他们不会不知道吧。’

‘这个三忠于，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林副主席呀。’

我没加思索，就随口说了。主席头一抬，嘴巴抽动了两下，似乎要说些什么，却又硬咽了回去。他身体向后一仰，头靠在沙发背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大口地吸着烟。我发现他手里那支烟的烟灰已经有一寸多长，快烧到手指了，就站起身来，从茶几上拿起烟灰缸，走到他右手边，想去接烟灰，却碰到了他的手，烟灰撒落在沙发的扶手上。他望了我一眼，把烟蒂在烟灰缸里摁了两下，我顺手把沙发上的烟灰也掸进了烟灰缸。主席叹了一口气，情绪似乎缓和下来，说：

‘两年前，在武汉，我写过一封信，引用东汉一个名叫李固的人的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人贵有自知之明呐，这两句，说的就是我自己。人们喊我毛泽东万岁，人哪有一万年好活噢，一百年都很难得。但是，群众都那么喊，又不好泼冷水。我就喊：人民万岁！人民才是世界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配得上呼万岁呢。’

主席清了一下嗓子，用上嘴唇抿了抿下嘴唇。我熟悉他这个动作，忙端起他的茶杯递给了他。主席喝了口茶，接着说：

‘信是写给江青的。总理看过，还有武汉的书记也看过（后来我才知道，应该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我说，吹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主席恢复了平静，说：

‘这是个原则问题。我还要听听总理、伯达他们碰头会怎么个说法。’”

至于后来发生在辽宁的事情，毛远新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12月，我回到沈阳，把主席批评三忠于的事告诉了陈锡联。1969年初，辽宁省召开关于落实政策的有线广播大会，广播线从省中心会场，一直拉到基层公社和厂矿企业。大会由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杨迪主持，我对他说，你就宣布开会，然后说由我讲话就行了，那套三忠于活动，就不要再搞了。杨迪疑虑重重地问我：

‘这行吗？’

‘我和陈司令事先商量过，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大会就这么开始了。然而，我刚讲了几分钟，杨迪从后台匆匆跑到我身边，紧张得满脸是汗。他在我耳边小声说：

‘不少市地打来电话，追问会议是谁主持的？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有的还提出要追查反对毛主席的黑手。’

他边说边递给我一摞纸条，说是中心会场台下递上来的。我简单翻了翻纸条，全是这类问题，有的还上纲上线，骂得很难听。我对杨迪说：

‘放心，我会处理的。’

我继续按原定的提纲讲下去。最后，我说：

‘会议期间，收到不少电话和纸条，追问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还有的同志提出要揪黑手。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我决定的，要揪黑手就揪我吧。’

会场上传来叽叽喳喳一片议论声。我提高了嗓门，对着麦克风大声说：

‘不仅这次会议不搞，今后全省都不要再搞这些东西。如果你真的忠于毛泽东思想，那就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去把落实政策的各项工作做好。’

大概是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当时并没有人怀疑我是什么黑手，这股刮了大半年的歪风，在辽宁全省很快就被煞住了。不久，去北京开会的陈锡联给我打来电话，说周总理在内部一个什么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对三忠于活动的严厉批评，今后全国都不许再搞了。我心想，这可能就是主席向中央碰头会询问的结果。”

再说11月4日，毛泽东在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

“解放以后几十年，被资产阶级包围，被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坏人包围着。”

11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过去我们打了22年仗，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为敌人不清楚。”“现在是共产党内部自己分裂，都说是共产党，人们就不易搞清楚。不过时间也不需要很长，比如过去要花22年夺取政权的话，这次大约有三年左右就差不多了。”

11月17日，胡志明委派范文同来华访问。毛泽东、周恩来接待了范文同，就越南和美国5月31日在巴黎开始的和平谈判交换了意见。毛泽东说：

“美国有个记者叫李普曼，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进别的陷阱里去。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还说：

“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约翰逊说话不算数。约翰逊曾公开说，甚至条约有时也不算数。但是事物总是有个规则的，例如你们的谈判，难道要谈100年吗？我们的总理说，尼克松再谈两年不解决问题，他下一届再当总统就困难了。这么多年来，美国的陆军没有进攻北越，没有封锁海防，也没有轰炸河内市区，他是留了一手的。他有个时候说是要穷追，可是你们的飞机从我们国内飞来飞去，他也不穷追，所以那是他说的空话。你们的飞机在我们的机场来往，他根本不提。又例如，中国有那么多人在你们那里工作，他是知道的，但他一个字也不提，好像没有这么回事似的。”

11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题目是：《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社论中写道：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每一个重大问题上”，“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过拼死的斗争。”

社论中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

社论中第一次提出了：“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史。”

11月25日下午，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陪同毛泽东会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人；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毛泽东说：

“我们的国家，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来说，对工人运动来说，对学生运动来说，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壮大发展来说，再有五年时间，就会比较好了。日本1945年投降到现在已经23年了，再有五年，就是28年，28年不打仗吗？其实，在二次大战后，各种战争从未停止过。按照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就是战争，它就是离不开战争。”

11月30日，中央有关部门就湖北省委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非常高兴，连声称赞合作医疗制度好，当即在报告上写下了四个字：

“此件照办。”

1968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转发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的政策的经验报告》。毛泽东的批示是：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要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毛泽东12月1日

《经验报告》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该厂原党委副书记李某，“过去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和组织路线”，“运动中把他当走资派来批斗”。后来“经反复核实，反复研究，认为他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犯了严重错误。他虽然是旧市委派来的干部，但与黑线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没有其他的问题。于是，确定可以解放他”。毛泽东在此处批注道：

“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

12月1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草拟了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毛泽东在上面特意加上了两段重要文字，他写道：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的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这个通知后来在12月26日向全国各地发出。

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对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要求进行了报道。在这篇报道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原来，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提出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主动到农村去安家落户。会宁县城镇居民的行动，使毛泽东异常兴奋。因为他早就在思考着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城镇里的中学生在复课闹革命以后，一部分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只能在家里吃闲饭。更重要的是，国际形势也十分严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虎视眈眈，苏修叛徒集团还企图对中国发动核袭击。如果城镇知识青年也像会宁县城的居民一样，到农村安家落户，不正是一个安排、锻炼和保护他们的最好途径吗？于是，毛泽东高瞻远瞩，毅然做出了这个既能保护一代青年避免战争牺牲、又能培养千百万革命接班人，还可以改造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的带有战略性的战略大部署。

其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就写道：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那时候，中共中央也一再号召城镇知识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毛泽东还专门为此题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毛泽东的指示和这个题词，鼓舞、激励了一大批有志知识青年。共青团中央又进行了“组织城市青年下乡的试验”。这年10月，一支有98名热血青年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到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脚下开创新生活。接着，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开了上山下乡的先河。到60年代，这一运动继续发展，涌现出邢燕子、董加耕、侯隽等先进知识青年代表，他们奔赴农村、边疆，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说12月22日当晚，北京四中的学生就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打起背包走向了农村。

此后，400万“老三届”中学毕业生率先闯路，以后每年都有几十万、几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后共有1800万青年参加了这一运动。这一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采取了到农村插队落户和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两种形式。同时，还进行了知青国营、集体农庄试点。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个组成部分，最终发展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形成了20世纪最为壮阔的青年革命浪潮。

1969年1月1日，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中，公布了毛泽东的两条指示：

“对反革命分子和犯过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1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份关于“徐向前最近表现情况”的材料上批道：

“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

1月8日，毛泽东在北京召集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人开会，许世友、杜平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南京军区支持的浙江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等人，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驻浙江部队20军、空5军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人的对立问题。毛泽东确定的会议方针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他还说：

“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于做工作。为了减少矛盾，20军、空5军是否调调防，离开浙江。”

毛泽东又说：

“省军区检讨我看过，20军、空5军的检讨怎么我没有看到？”

张春桥、姚文元对此进行了说明。

1月11日，毛泽东从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11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写信建议江青为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并应成为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在上面写了一个批语：

“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

就在这一年1月前后，毛泽东曾多次和护士长吴旭君谈起了美国总统换届选举的情况，这是他非常关注的一事件。有一次，毛泽东说起了选谁的问题，他说：

“我已经投了尼克松一票。”

吴旭君问：

“为什么？”

毛泽东解释说：

“民主党上台的时间比较长了，从30年代算起，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60年代后期。民主党在台上长达30多年。为了顺应美国民意，共和党在大选中赢了。尼克松政府在国内搞些平衡，哪怕暂时做出亲共姿态也是可以利用的。看来，尼克松意识到中国的存在的重要性。这一点，他比民主党的各届领袖们略高一筹。”

毛泽东还说，尼克松要当选。他还表示要请尼克松到北京来。吴旭君想不通，怕毛泽东和一个老反共分子交往，会影响他的形象。毛泽东说：

“你又不懂了。先啃那些啃不动的骨头，好啃的放在一边留着，那是不用费力的。你给我背杜甫的《前出塞》。”

吴旭君心想，背诗词可比搞外交容易多了，就问：

“哪一首？”

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背诵道：

“挽弓当挽强，”

吴旭君见他背了第一句，就接着背诵下来：

“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吴旭君非常流利地一口气背完了。毛泽东说：

“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放在诗中。这两句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去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15年，136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啦！”

毛泽东说到这儿，显得精神抖擞，眼睛闪着光，连香烟都忘了抽。吴旭君说：

“这么说，非尼克松不行？”

毛泽东肯定地说：

“把共和党这个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办了。非找尼克松不可！”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美国总统竞选的结果，尼克松以绝对多数票当选连任总统。

1月21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1月20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1月29日，中共中央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结束，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被留在北京作检查，后被送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南萍、陈励耘等人回浙江主持工作。

1月29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

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医院病逝。

李宗仁是在1968年8月被确诊患了直肠癌，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成功地做了手术。但因他长期患有肺气肿、心脏衰弱，不得不长期住院治疗。1969年1月26日，他在病床上嘱咐身边的人说：

“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祖国，这是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些工作……现在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请把带回来的那些古书（指他带回来的许多线装书——笔者注）送给广西图书馆，字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吧！”

他在弥留之际，还口述了一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信中说：

“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匹的，我们祖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1969年2月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案，内容包括：代表产生办法，党章修改，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国内外形势和政策，中央机构，“九大”宣传方针等。毛泽东在当天批示道：“照发。”

2月5日，毛泽东在周恩来5日呈送的关于“九大”代表人选的报告上批示道：

“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

2月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关于“九大”的报告稿，他说：

“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笔者注），我不赞成。”

会议初步商定报告稿2月20日交卷，九大在3月15日开幕。

会议还讨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指标。

欲知中国共产党的“九大”能否顺利召开，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可以说是毛泽东将他青年时期的独特的社会活动，以一种超大规模和极其特殊的形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再现于神州大地；也可以说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号召红卫兵大串联的那种活动，以又一种新的形式的延续；还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青年人的大规模的野外生存训练。可在毛泽东身后，有不少反对者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所谓的“牛棚”等同看待。他们认为“上山下乡”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场大灾难。有一位旅美的知识青年却与那些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人正相反，他是这样评价他自己的那番经历的：“我以前认为文化大革命下乡插队耽误了自己学习专业的最好时间，现在却有了现代化新认识。”“我很是庆幸自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使我有机会走出象牙塔，溶入底层老百姓，经历了不平静和不同。我在内蒙古草原插队7年，7年的插队生活，给了我坚韧、乐观、向上、潇洒的性格。草原在我心中留下了永远的美好的回忆。”“我这7年的插队经历，在美国成为可以大卖大吹的资本，甚为周围众人羡慕赞叹。”古人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人们对于同一件事情，见仁见智，褒贬不一，这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第32章 1969年2月—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话说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召见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他特意请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了这次谈话。毛泽东首先对陈毅等人说：

“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

他转向李富春、李先念问道：

“今年的计划，‘五年计划’还有两年，你们在搞吗？”

李富春回答后，毛泽东说：

“总之，许多方面要改革。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现在下去走一走，可以早去晚归，或者带包袱去住个把星期。”“国内问题要注意调查研究，搞点材料，提出意见。”

他转向陈伯达，问起“九大”的报告稿，说道：

“你报告写得差不多了吧，20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三个人要一起找林彪同志谈一谈。”

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40分，苏联军队再次侵入中国的领土珍宝岛。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人，分乘两辆装甲车、一辆军用带蓬卡车和一辆指挥车，突然袭击正在珍宝岛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军战士六人。中国边防军站长孙玉国率部被迫自卫还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驱逐了入侵的苏联边防军。

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馆，对苏军制造的流血事件，提出紧急的、强烈的抗议。

珍宝岛位于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以东、乌苏里江西岸附近，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平方公里，一直是在中国管辖之下，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苏联在勃烈日涅夫上台后，就开始走上了扩张主义的道路。他对西欧采取攻势战略，在中苏边境大量屯兵，制造事端。从中国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以后，到1969年3月间，在这四年半时间里，苏军在中苏边境挑起边界事件多达4189起。其中，在1969年1月和2月间，苏联边防军就八次侵入珍宝岛。同时，苏联国防部命令其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就是毛泽东几年来一直提出要准备打仗的主要原因。

3月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关于“九大”报告稿问题，他说：

“原定2月20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指陈伯达——笔者注）推迟时间。”

在大家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

“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

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针对苏军入侵、制造珍宝岛流血事件问题发表了题为《打倒新沙皇》的社论。

3月5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再一次说：

“要准备打仗。”

3月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关于“九大”准备工作，他说：

“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

由于“九大”报告稿迟迟写不出来，毛泽东有些生气，他说：

“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

他问陈伯达：

“你究竟和什么人在搞？”

陈伯达说：

“我自己一个人在写。”

毛泽东批评他说：

“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

3月9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九大”准备会议，各中央书记处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共128人参加了会议。

3月12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提出“九大”报告稿由两套人马同时搞，他说：

“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两家各搞各的。”

关于“九大”报告的主题，毛泽东说：

“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

此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一组，林彪、陈伯达一组，同时起草报告稿。

3月14日到15日，苏军又出动边防军和飞机，连续入侵珍宝岛。在中苏双方冲突中，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被摧毁17辆，入侵者被击毙58人，伤94人。

毛泽东看完一份有关珍宝岛冲突的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

“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

他身边的人问：

“美国人高兴吧？”

毛泽东说：

“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让他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

身边的人回答：

“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

毛泽东说：

“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

此时的苏联，它的主要对手仍然是美国。勃烈日涅夫也担心，如果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战争，对苏联也不利。于是，勃烈日涅夫通过热线电话直接要到了北京，中共中央总机室的话务员问道：

“你是谁呀？”

莫斯科那一端回答说：

“我是勃烈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

中国话务员一甩小辫子，骂道：

“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讲话？”

勃烈日涅夫被骂，只好挂了电话。中央领导人闻知此事，有的表扬话务员政治水平高，有的则批评话务员说：

“你也不请示领导，怎么能胆大包天，干这种事？”

3月15日，《红旗》杂志第3、4期在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中，传达了毛泽东的两段指示：

“要认真总结经验。”“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3月15日下午，毛泽东召见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关于准备战争问题，他说：

“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平时坚持地方，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战争打起来，依靠一年一度的征兵是不行的。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

“抗议他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红卫兵打仗勇敢，红卫兵还是要称赞一下，他们还很活跃。凡是过去武斗比较厉害的学校，现在就转得比较好。对这些武斗的学生，军队不愿意要，地方也不愿意要。红卫兵不听话是个暂时现象，或者是有坏人指挥。红卫兵前期、后期，甚至于中期都是好的，就是在中后期之间有一个时间不听话，现在就好了。”

关于落实政策问题，毛泽东说：

“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也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改悔，难道他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都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们讲钱伟长、梁思成，可以作为典型，要找标兵嘛！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有的人和美国、国民党有关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摆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调，又搞不清楚问题，盲目地乱跑，结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问题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

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不解放是不妥当的。当然不是一个不关。我们历来讲坏人是极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得了。开始有些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不要在学生中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数的教员、干部中打主意。不让人家讲一点怪话，也不让资产阶级讲一点自由主义行吗？他们因为肚子里有气。有的今天讲了，明天就不讲了。……政策不落实，不解放知识分子不行。”

“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二月逆流’不仅北京有，其它地区也有。‘二月逆流’不仅冲击了地方机关，也冲击了军队机关。那个时候，一时打倒这个，一时打倒那个，可多了，无非是说错了话嘛！我主张‘九大’报告上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1966年冬季和1967年春季，有些同志犯了错误，对红卫兵冲击不了解情况。有的打到自己身上来了，受了点侮辱，连听报告都不能到，只能在幕后听。所以有点不服，所以闹。这次大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台。他们一肚子气，共产党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大家并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都讲出来了嘛！只讲刘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

“有些犯错误的，过一两年还是要解放他们，就是不让他们掌大权。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刘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资产阶级。给了宋斐卿很多钱，结果跑到香港去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李德一个人有什么用，还不是有那么一些人捧他的场。这次要走‘七大’的道路，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二月逆流’这些人选为‘九大’代表，地球还不是照样转！‘天地悠长，不为尧存，也不为桀亡’。主要是落实政策的问题。反帝必反修，不反帝反修是不能胜利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九大”的准备工作，他说：

“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

他转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说：

“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4月1日开会。”

张春桥、姚文元从3月16日开始，陆续分批将报告稿交毛泽东审改。

3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社论《认真学习六厂一校的先进经验》。社论中说，根本的一条就是：“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认真学习、努力掌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广泛发动群众，不停顿地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

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中苏热线打到中国外交部苏欧司，代司长李连庆接了电话，柯西金说他要找周恩来总理讲话，李连庆回答说：

“我们两党已经没有关系，但两国还有外交关系，我将立即报告周恩来总理。”

随后，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亦称：“有话要转达”给中方。周恩来立即与有关方面拟定了一份答复苏方的备忘录。备忘录中写道：“从当前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是日晚，周恩来即将一份报告呈送给毛泽东。

3月22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示道：

“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

尔后，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奉命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叶里扎维金，向他递交了备忘录。

3月22日下午，毛泽东找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九大”的准备工作，还特地把正在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也找了来。他首先对陈毅等人说：

“好久不见了，你们搞得不错啊。你们应该换一换，南口、新华、二七厂都是大厂。”“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只搞一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多吃几年饭，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小萝卜头有用，但他们没有经验。”

毛泽东转对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们说：

“‘二月逆流’，报告中不讲。”“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也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赵紫阳、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严重问题。如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误的话，过一个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能解放他们。”

3月下旬，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九大”问题。他拿着厚厚的揭发材料，对周恩来说：

“贺龙我保不了啦，你也保不了啦。这是林彪、吴法宪送来的，全是贺龙的亲信和部下揭发的哟，我还怎么讲话？”

原来，贺炳炎等人在他们所写的《回忆洪湖斗争中的几个小故事》里说到贺龙时，写道：“贺龙是一条活龙，国民党军队围住了他，他会呼风唤雨，变成一条龙，溜出去了。”

毛泽东对这类话很反感，他说：

“贺龙是条龙，就可以登基当皇帝了吧！”

陈毅说自己在文革中有错误，对照“九大”代表的三条标准恐怕已不够格。毛泽东说：

“这三条你不够格，你可作为右的代表嘛！”

陈毅听了心中非常难过。尽管毛泽东说他是右的代表，但他心中非常明白，毛泽东还是在保护他的。

后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陈毅成为“九大”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

3月3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呈送的关于徐海东参加大会主席团的报告上批示道：

“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请考虑酌定。”

此时的徐海东，因为还没有接到出席大会的通知，心中正在纳闷。他记得自从自己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后，中央每次开会，毛泽东总要问一声：“海东同志来了吗？”4月1日中午，徐海东接到通知，参加下午开幕的“九大”。在“九大”上，徐海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在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0岁。

3月31日，毛泽东在最后审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报告时，又在上面加了一句：

“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继续给以帮助。”

后来“九大”采用的正是经毛泽东多次审改的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这个报告稿，而林彪、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就弃而不用了。当时参加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在多年后回忆说：“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林、陈两人商量的。”

1969年4月1日下午5时，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1512人，代表着全国2200万共产党员。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总结和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新调整党的权力机构和人事安排。

毛泽东在《东方红》乐曲声中登上主席台，全场欢声雷动，掌声震耳。

大会首先由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宣布：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毛泽东一开口讲话，便被“万岁”和“万寿无疆”的呼声打断。毛泽东接着说：

“今天要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大会议事日程。大会议事日程主要包括3项：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第二项，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项，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现在选举主席团。要不要读？你们都知道了嘛。主席团这么多人，176名，行不行呀？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有董必武、刘伯承这些人；有于会咏、王体、王震这些人。一共176人。你们手上都有，赞不赞成？赞成的举手。”（全体代表举手）

毛泽东说：

“多数吧？通过了。”

（周恩来插话：请当选主席团成员上来。）毛泽东接着说：

“大会主席团要推选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再选一个秘书长。哪几个当合适呀？我看林彪同志当主席。”

（周恩来插话：毛主席当合适。）（林彪插话：毛主席当主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鼓掌）毛泽东说：

“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个副主席，好不好？”

（林彪站起来说：不好！不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主席万岁！赞成的举手。）（全体举手一致通过）（林彪说：好！全体通过。）毛泽东说：

“一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我提议林彪同志当副主席，同不同意？赞成的请举手。（一致举手）

毛泽东接着说：

”没有意见，通过。谁当秘书长呀？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好不好？（鼓掌通过）

毛泽东说：

“我希望我们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开得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从1921年到现在，我们已有40年的历史。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12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董老，还有人不认识吧？（董必武站了起来）再一个就是我。其他好几个牺牲了，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陈潭秋，湖南的何叔衡，上海的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的有4个：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张国焘，刘仁静这两个人还活着，张国焘到加拿大去了，刘仁静在北京，是个托派，见过托洛茨基。另一个李达，武汉大学的校长，早二年去世了。那时全部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六七十个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后来就发展了。从那一个时候发展到现在这种情况。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三次、第四次，人都很少，几十个人。第五次是在武汉开的，人多一些，可能有百把人。第六次是在莫斯科开的，几十个人，恩来同志参加了。（周恩来插话：还有刘伯承同志。）第七次是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清算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那时党内有分歧。有人提议，不选王明路线的人到中央。我不同意，说服大家选了他们。结果有几个人不好，王明跑到国外去了，反对我们，不好！张闻天不好！李立三不好！李维汉不好！（周恩来插话：还有王稼祥。）王稼祥犯了错误。其他几个，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这些人，那时不知道不好。对他们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

从‘八大’以来，现在搞清楚了。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比较清楚了。因此，希望我们这次大会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开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胜利？我认为是可以的。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可以的。庆祝党的这次大会的胜利！

现在请林彪同志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

毛泽东一个简短的开幕词，竟被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打断了10次。

接着，林彪代表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

这个报告分为八个部分：1、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2、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3、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4、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5、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6、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7、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8、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从4月2日开始，大会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

4月11日，毛泽东在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找同志们来商量一件事，这个会是小组会一直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们商量了几次，中间开一次大会通过报告和党章；然后搞选举，再开一次大会，结束。”

“另外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在北京市小组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一方面把敌人揪出来了，另一方面掩盖了打击面宽和扩大化问题。”“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没有公开向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的，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进行限制、改造，所以，这次又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家去做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由文化革命开始的。不管叫什么名字，总之是触及了上层建筑，从中央一直搞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不都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

“军队要谨慎。南口有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一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来交给群众去查，不是特务，是个好人。搞专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准确，不那么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好像我们过去行军捉虱子，越多越好，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搞错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翻案还得了？所以人家不敢讲话。还是超脱一些好。我不搞专案，超脱了一点，就好讲话。”“把人家既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放怎么办呢？你还要讲点理由：你为什么抓我，现在为什么放我？总要讲个理由。有些人关在‘牛棚’里不少，有些人还关在地下室。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了。”

“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毛泽东最后说：

“下一步搞选举，选举的名单由下面提，然后大组提。我提议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要选进去。”

4月13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谈话，他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

4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他说：

同志们：

不要喊口号了。今天的议事日程主要是通过林彪同志的政治报告，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这是第一。第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第三是发言。现在报名发言的第一个周恩来，还有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风英、纪登奎这几位同志报名发言。可以随便发言。（周恩来说：先通过吧？指报告和党章）你还没有发言怎么通过？你们发言后，再通过。（周恩来说：好！）请周恩来同志发言。

（周恩来发言后）同志们！陈伯达讲话。

（陈伯达发言后）康生同志发言。

（康生发言以后）黄永胜同志发言。

（黄永胜发言以后）怎么办那？（下面都笑）一个一个的来，王洪文同志讲话。

（王洪文讲完以后）同志们怎么办那？你们都是很忙的，好嘛！叫作争分夺秒，你追我赶，那就请陈永贵同志讲话。

（陈永贵发言以后）现在请另一位同志讲话。孙玉国同志。

（孙玉国发言时，毛泽东就站起来了，他两次站起来，鼓了6次掌。）

你多大年纪？（孙玉国说：我29岁。）噢！才29岁，你那里人？（孙玉田说：辽宁。）你老家是那里？（孙玉国说：河北）。噢，湖北？（林彪说：河北）

他叫孙玉国，孙是赵钱孙李的孙，玉是玉石的玉，王字加一点，国是国家的国，是个副站长，3月15日这个仗就是他指挥的，一个副营长负了伤，以后就是他指挥的，是不是这样啊？（孙玉国答：是）你打过仗没有？（孙玉国答：没有。）好，没有打仗啊？他们100多人都是没打过仗的，一个副营长打过仗负了伤，所以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仗啊！敌人有飞机，有坦克，有装甲车，有指挥车，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是靠步兵，结果呢？15号连续打了9个小时，敌人连续组织了3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他们是站在乌龟壳里，用处就降低了，我们不靠这些东西，我们也有飞机、坦克，但主要不靠那些东西，我们是靠人，靠勇敢，靠那能带得动的步枪和轻武器，靠独立作战，靠短距离作战。林彪同志你不是说200米的硬功夫吗！现在我们打100米，500米不打，300米不打，200米不打，100米还不打，50米左右开火！他们乌龟壳一打就开花了。他们没有办法了。我们不要迷信乌龟壳，我们打了几十年仗就没有乌龟壳，我们不是说不要装甲车了，装甲兵司令是谁啊！来了没有（林彪插话：黄志勇同志来了。黄志勇起立。）我不是说不要你们那个部门，把你们那个部门撤销，也不是不要你吴法宪的空军，飞机、大炮、坦克我们都要，但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主要靠人，靠步兵，靠勇敢。我们的飞机、坦克比数量不行，没有他们的多。我们不迷信，这次珍宝岛就打破了这个迷信。（这时全场鼓掌）。

此后，尉凤英、纪登奎也先后发了言。

这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的总纲中写道：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据陈伯达回忆说：“最初把林彪提出来的是上海代表团。因为毛泽东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以后，提出要让上海准备修改党章，进行恢复党的组织的试点。在修改党章的讨论中，他们已经提出了要把林彪写进党章的建议。在党的‘九大’讨论新党章和政治报告的时候，很多的代表已经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提出来了。”

欲知此后的“九大”如何进行？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让林彪、陈伯达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可他们却一拖再拖，最后导致“九大”采用的是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报告稿。吴法宪说：“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投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这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事，却是后人研究“913”事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还有，贺炳炎等人所写的《回忆洪湖斗争中的几个小故事》里说“贺龙是一条活龙，国民党军队围住了他，他会呼风唤雨，变成一条龙，溜出去了。”毛泽东对这类话非常反感，他对周恩来说：“贺龙是条龙，就可以登基当皇帝了吧！”“贺龙我保不了啦，你也保不了啦。这是林彪、吴法宪送来的，全是贺龙的亲信和部下揭发的哟，我还怎么讲话？”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麾下那些顶层人物一个个都有着不甘人后的特质，以及他们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可以设想一下，在这暗流涌动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能不能一帆风顺呢？

第33章 1969年4月—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话说从1969年4月15日起，“九大”代表们开始酝酿和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预选。其程序是：根据主席团通过的《关于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由各地各单位的45个小组提名，经主席团秘书处整理提出统一的候选名单，经协商和预选后，再拟出名单，提请主席团通过，作为正式候选人。

4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开会，在候选人名单上增加了5人，共计279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候选人170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109人。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全华北解放军是6个军。只有一个军的干部，提名为‘九大’的候选人，就是天泽的66军郑三生同志，真是三生有幸啊！还有山西的张日清，他是大军区的副政委，兼山西的军区政委。提名不是平均摊派的平衡的，而是根据工作的需要，从全局考虑的。上名单的同志，不一定个个都是理想的，如陈奇涵、张云逸等。没有拿上名单的，里面也有很多是好同志。

这次提名为中央委员的同志，多数第一次进中央，按提名279人，有五分之四还多一点是新进来的，尤其是工人、农民增加的多，还有其他的工人、农民同志提名到中央委员会来工作，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能脱离生产。脱离生产就要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又要工作，又不脱离生产。脱离本单位生产就改变了，就要变成机关工作人员了，就没有代表性了，坐机关久了，就失去劳动的本色。干部要经常深入实际，也不能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要到一个单位去蹲点取得经验。我们要认真负责地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插话：工人、农民、基层干部选到中央委员、侯补委员，大体采取3级领导：一是基层领导，二是省级领导，三是中央，其它都不参加。这样减少这些同志的会议时间，多增加工作时间。主席点头表示同意）。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我们有许多经验，‘六大’我们提名工人参加，‘六大’当委员的有些不了解情况的，有些是坏人，有些是被逮捕。这次参加的工农兵啊，要特别的注意，不注意就特别危险，一、二年就要变了。我们这个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应该是一个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很多同志没选进来，我们选500名行不行啊？太多了，也不能平衡，也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希望犯错误的人变好。不变，有什么办法呢？‘七大’时王明、博古、张闻天，很多同志不愿意选他们，以后作了工作选上了，选上后，王明还没有变好，变成了苏修特务、走狗、卖国贼。在苏联天天写文章骂我们。

今后我们提拔干部要在工厂、农村选拔积极分子，另一方面我们这些人啊也应该到下面去，不要忙于事务，有些事管也可以，不管也可以的。我们这些人对工人、农民不熟悉，要到下边去了解，不下去就不熟悉，不要坐在机关里忙于事务。

这次选举公道不公道啊？只能说大体上公道。现在这么多委员和侯补委员，我都不大知道。没有见过面，有些人不认识，靠各地区协商的，经过那么多手续协商总是好的呢。如黄永胜过去我也不认识嘛，到北京后才认识嘛。至于工人、农民就认识的更少了。更多认识一些人，就不要坐机关。大体是公道的，要说完全公道，那也不敢那么讲。有些省多一些，有些省少一些，只有大体这个样子。这次提名的工农兵只能是相对的，但总的讲是好的，最大特点是没有刘少奇那一伙。这是最大的胜利吧。你们找找看里面有刘少奇啊？没有吧。

至于‘二月逆流’那些老机会主义怎么办？不选怎么办？10位老同志，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劳臻、邓子恢、张鼎丞，这些老同志功劳也有，错误也不少，检查甚多，别人不满意，算了。（康生说：昨天中央机关小组开会，指定朱德写检查）算了吧！还要他们检查什么啊！（郑维山说：中央机关要朱德写检查，朱德说，他已经写6次了，已经很深刻很彻底了。）算了，反正也是不满意，再写出来也不怎么样，我们看他们，他们也看我们，你们究竟对我们是个什么政策。‘七大’时王明、李立三看我们，后来选上了‘七大’还不相信，有的在变，有的不变。不变怎么办啊？地球还是一样转嘛。‘七大’王明、李立三代表两条路线，怎么能不选他们呢？选他们犯错误，不选他们变得更坏些。陈独秀在“八七”会议时，事先没通知他，没有通知陈独秀，也没有叫陈独秀参加，所以，以后陈独秀变得更坏，撤了他的职，也给他戴上了半个托洛次基帽子。李维汉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是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这个人很右的。瞿秋白是个书生。（康生说：王明最近改名为马拉亚维奇。写文章骂我们。康生把文章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从文章中看到形‘左’实右一句词）形‘左’实右，‘左’是形式，右是本质。（康生解释说：用左的词句掩盖了右的实质。）

中央委员会是什么啊？中央委员会的目的，是保证这两次大会之间党的领导。这个领导是什么呢？是通过党的政治纲领、方针、路线来进行领导。苏修、王明就骂我们，说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精华嘛！我们都是糟粕了。这怎么得了啊？我们把精华都没有选上啊！我看要把刘少奇和邓小平有区别，我在十二中全会就说了，把邓小平放在汪东兴下边去搞点文书工作。邓小平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在7军时临阵脱逃，这是个大错误，第二个进北京后跟刘少奇跑，邓小平是跟刘少奇摇羽毛扇子。王明所执行的路线危害很大，在党内统治了4年。

什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有什么长处呢？共产党员就是要克服困难，准备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山东的问题开了会后要专门解决一下。（周恩来说：已经准备好了。）

共产党要选举：选举靠什么啊？靠思想，靠政治，靠觉悟，靠政策。过去国民党北洋军阀和我们不一样，过去他们选国会议员要花很多钱啊！甚至连县税务局长也要花上千元钱，只能干3个月，所以一上台就赶快刮地皮，把钱要捞回来，还要捞到点利息啊！我们这次不要花钱吧。我觉得我们这次大会总结我们的工作，起码有一条，没有刘少奇那一伙人。选举没有到会的，不是代表也可以选，第六次大会，我也没有到会，也把我选上了嘛。我们‘九大’提名，是历史上任何政党所没有的，走群众路线，我看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这个办法。（周恩来说：在中央委员会里提名。）政治局怎么搞法？党委怎么搞法？大家想一想，但不要太急吧，先考虑明天的事吧。选举可以交头接耳，过去学校的考试不让交头接耳，我历来反对，这次可以交头接耳。”

4月24日，“九大”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采取无记名等额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各省（市）的一些著名工人领袖（即文革中的造反派代表）和著名劳动模范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

中央委员会委员共170人，他们是：

毛泽东 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次序排列）丁盛 于桑 马福全 王震 王白旦 王进喜 王宏坤 王秀珍（女） 王秉璋 王国藩 王洪文 王树声 王首道 王效禹 王淮湘 王超柱 王辉球 王新亭 邓子恢 邓颖超（女） 韦国清 天宝 孔石泉 叶群（女） 叶剑英 龙书金 邝任农 田华贵 申茂功 皮定均 刘丰 刘伟 刘子厚 刘兴元 刘伯承 刘均益 刘贤权 刘建勋 刘结挺 刘格平 刘盛田 刘锡昌 江青（女） 江礼银 江拥辉 江燮元 朱德 华国锋 许世友 任思忠 年继荣 纪登奎 陈云 陈郁 陈康 陈毅 陈士榘 陈永贵 陈先瑞 陈伯达 陈奇涵 陈锡联 李强 李震 李大章 李天佑 李水清 李四光 李先念 李作鹏 李顺达 李素文（女） 李雪峰 李富春 李瑞山 李德生 吴涛 吴德 吴大胜 吴法宪 吴桂贤（女） 吴瑞林 吕玉兰（女） 张才千 张天云 张云逸 张达志 张池明 张体学 张国华 张恒云 张春桥 张富贵 张福恒 张鼎丞 张翼翔 汪东兴 邱创成 邱会作 邱国光 杨春甫 杨得志 杨富珍（女） 杜平 苏静 萧劲光 余秋里 周兴 周赤萍 周建人 周恩来 郑维山 宝日勒岱（女） 范文澜 宗希云 冼恒汉 胡继宗 姚文元 南萍 饶兴礼 耿飚 徐向前 徐海东 徐景贤 聂荣臻 唐岐山 唐忠富 钱之光 郭沫若 袁升平 倪志福 夏邦银 莫显耀 高维嵩 梁兴初 康生 黄镇 黄永胜 曹里怀 曹轶欧（女） 尉凤英（女） 鹿田计 曾山 曾绍山 曾国华 曾思玉 彭绍辉 鲁瑞林 韩先楚 粟裕 温玉成 董必武 董明会 程世清 谢家祥 谢富治 赖际发 解学恭 谭甫仁 赛福鼎 蔡畅（女） 蔡协斌 蔡树梅（女） 滕代远 滕海清 潘世告 潘复生 魏秉奎

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共109人，他们是：

七林旺丹 马天水 王体 王新 王六生 王光临 王志强 王恩茂 王维国 方铭 方毅 邓华韦 祖珍 尤太忠 文香兰（女） 石少华 冯占武 央宗（女） 刘西尧 刘春樵 刘浩天 刘振华 朱光亚 华林森 达洛 肉孜吐尔迪 阮泊生 陈仁麒 陈华堂 陈励耘 陈和发 陈敢峰 李立 李化民 李书茂 李再含 李守林 李定山 李跃松 吴忠 吴纯仁 吴金全 吕和 吕存姐（女） 张日清 张世忠 张令彬 张延成 张江霖 张西挺（女） 张秀川 张泗洲 张英才 张积慧 汪家道 杨俊生 杨焕民 宋双来 岑国荣 罗元发 罗春俤（女） 罗锡康 郑三生 金祖敏 易耀彩 胡炜 胡良才 姚连蔚 赵峰 赵兴元 赵启 民耿起昌 徐驰 聂元梓（女） 唐亮 钱学森 郭玉峰 郭宏杰 梁锦棠 康林 康健民 黄文明 黄成连 黄作珍 黄志勇 黄荣海 崔修范 崔海龙 阎仲川 盘美英（女） 隆光前 曾雍雅 彭冲 彭贵 和鲁 大东 韩英 傅传作 焦林义 舒积成 蒋宝娣（女） 谢家塘 谢望春（女） 蓝亦农 蓝荣玉 谭启龙 裴周玉 樊孝菊（女） 樊德玲 黎原

李四光、钱学森、朱光亚作为科技界代表同时进入中央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自然科学家担任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

“九大”宣告闭幕后，林彪极力推荐汪东兴进入政治局，他对毛泽东说：

“汪东兴是个好同志，他参加政治局对中央的工作有利。他对主席忠心耿耿，是个难得的人才。”

据黄永胜后来回忆说：“汪东兴在‘九大’以后，看到毛泽东已经老了，很想投靠林彪。他曾经亲口对我说过：‘8341部队对林副主席是忠心的，我汪东兴永远是听林副主席直接指辉的。有林副主席为我们掌舵，我们就不怕任何人。只要是林副主席下令，我是无所顾忌的要冲上去的。林副主席有什么命令，尽管吩咐我。’”

其实，林彪早已拉拢住了汪东兴。他经常派叶群到汪东兴家里串门，送东西，以示关怀。汪东兴自然明白叶群主动和他交往的政治目的，也知道上层女人之间的不融洽，所以，在言谈之间，就对叶群表示了对江青的不满，他说：

“她那个人自高自大，把谁也不放在眼里。要不是看在主席的份上，谁理她呀，我看，主席死后，才有她的好看呢！”

汪东兴还说：

“我从来就没有把钓鱼台的人当成救世主，我就是佩服林总。为什么毛主席在那么多的元帅当中选了林总，就是因为林总才是真正的统帅之才。现在，我是跟着毛主席干，他老人家死了之后，我就要跟着林副主席干。我会像忠于毛主席那样的终于林副主席的。叶主任，请您放心吧，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我也希望林总能关心一下我的政治生命。”

这就是林彪极力推荐汪东兴进政治局的原因所在。

再说4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九届一中全会从《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的95人名单》中选出了21名政治局委员和四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从《被提名为政治局常委的18人名单》中选出了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还选出了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在后来的“九大”公报上是这样排列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 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东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 林彪 周恩来 康生 陈伯达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

值得一提的是：在选举政治局委员所投的277票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获得全票，陈伯达获得275票，黄永胜获得274票，江青获得270票。在选举政治局常委的投票中，除了当选的5人外，江青获得150票，黄永胜获得130票，其余被提名的都在35票以下。

这一天，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名单，他们是：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 刘伯承 陈毅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中央军委委员有：丁盛 王秉璋 王树声 王效禹 王辉球 韦国清 叶群 皮定均 刘丰 刘兴元 刘贤权 许世友 陈士榘 陈先瑞 陈锡联 李天佑 李作鹏 李雪峰 李德生 吴法宪 张达志 张池明 张国华 张春桥 邱会作 杨得志 杜平 萧劲光 郑维山 冼恒汉 袁升平 梁兴初 黄永胜 曾绍山 曾思玉 彭绍辉 韩先楚 粟裕 温玉成 谢富治 谭甫仁 潘复生

此外，中央军委还决定了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

组长：黄永胜

副组长：吴法宪

成员：叶群 刘贤权 李天佑 李作鹏 李德生 邱会作 温玉成 谢富治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毛主席把我们这些懂得农业的许多省委领导同志调到中央，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农业真正地搞上去，解决好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毛主席给我讲过：‘农业是基础，就是我们的屁股。把农业搞上去，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屁股就坐稳了。中国的农民好得很，要求不高。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呢？国际上反华势力总是在封锁和制裁我们，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看他制裁个屁！’”

再说毛泽东最后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譬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工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8000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9个区分部，三青团有3个机构，另有8个什么特务机构。这个里头当然就要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加入国民党那个东西是不行呀！有些是老工人了，老工人都不要了吗？那也不行。应该分别轻重，有些人是国民党的挂名党员，不得不加入，只要谈一谈就行了；有些比较负些责任的；有少数，就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要分别几种情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现在检讨得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不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并且老工人一般都有技术的，虽然技术有些并不那么高明。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侯补中央委员，请你们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对于这种事情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他。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那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那个山头或者那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跟王效禹是敌我关系。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7、8、9三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总’，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827’，一个‘红总’，还不是合作了嘛。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不是生死冤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账算不了那么多。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北京经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叫谢富治。后头他采取的方针是这样：凡见要打倒他的那些团体，他都说你们无事。而拥护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所以，我讲的还是那几句老话，无非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什么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笑声）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罗，并不是说侯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侯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笑声）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均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来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议。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处分了，党章规定了的，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笑声）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力）、关（锋）、戚（本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

差不多了，那就散了！”（长时间热烈鼓掌）

欲知毛泽东“九大”后在国内国际问题上又有哪些重大决策和斗争，请看本传第十卷：只争朝夕

东方翁曰：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九届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结束。至此，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1年开张，2年看眉目，定下基础，3年收尾”的战略部署。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能发能收，此种胆魄与能力，舍毛泽东其谁也？

关于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质和功过，前面已经引用了陈再道将军的一段评价；而曾经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上被打倒以及后来又在毛泽东逝世后被判刑的陈伯达，在几十年后的回忆中则是这样说的：“我可以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简单地出于一时的冲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怨气和仇恨，而是出自一种理论。他老人家作任何事情，都是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的。他不是那种随心所欲的干事情的人。比如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建立在他对社主义历史阶段的各种理论的认识和分析基础上的，这就是我们后来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的确确是毛泽东的创造。是不是这个理论一点道理都没有？看来还得继续研究，这个研究工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不仅对中国，就是对世界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看清楚了吧！不管这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的一家之言正确与否，后来研究历史的人们都一定会把它当作一种重要的参考资料利用，这则是毋庸置疑的。

目 录

第十卷 只争朝夕（1969年5月1日—）

第1章 1969年5月—

第2章 1969年8月—

第3章 1969年10月—

第4章 1970年4月—

第5章 1970年7月—

第6章 1970年8月19日—

第7章 1970年8月24日—

第8章 1970年9月—

第9章 1970年10月—

第10章 1970年12月—

第11章 1971年4月—

第12章 1971年7月—

第13章 1971年8月—

第14章 1971年9月10日—

第15章 1971年9月12日—

第16章 1971年9月14日—

第17章 1971年10月—

第18章 1972年1月—

第19章 1972年2月—

第20章 1972年3月—

第21章 1972年7月—

第22章 1972年9月—

第23章 1973年2月—

第24章 1973年6月—

第25章 1973年8月—

第26章 1973年9月—

第27章 1973年11月—

第28章 1974年2月—

第29章 1974年5月—

第30章 1974年11月—

第31章 1975年2月—

第32章 1975年4月—

第33章 1975年5月（论史轶事）—

第34章 1975年6月—

第35章 1975年7月—

第36章 1975年8月—

第37章 1975年9月—

第38章 1975年10月—

第39章 1975年11月—

第40章 1975年12月—

第41章 1976年3月—

第42章 1976年4月—

部分参考书目：

第十卷 只争朝夕（1969年5月1日—）

第1章 1969年5月—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备背后射来的冷箭。所以，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出击。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

话说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九届一中全会结束之后，全国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内容是：“打击反革命”和“清查516”分子。

正如本传在第九卷末尾所说，毛泽东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提出要注意政策，要“过细地做工作”，坚持“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方针。他总结了群众专政的经验：

“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坏人。”

中共中央为“516”定的罪名是：一、“挑拨中央文革与周总理的关系，妄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二、“破坏、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明目张胆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开脱罪责。”

1969年5月1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与集聚在广场上的首都50万军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参加庆祝活动的还有出席“九大”的代表、新当选的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先后接见了阿尔巴尼亚等8国新任驻华大使，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谈话，向全世界各国传递了中国愿意同他们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

据杨道远在《奉献》一书中记载：“1969年4月29日，中央通知武汉结合进省、市革委会的常委以上的群众代表一同去北京。”“5月1日，我们参加了‘五一’焰火晚会。中央安排我们上了天安门前的观礼台，看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全场一片欢腾，‘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夜空！”

5月17日，毛泽东圈阅了新华社1969年4月10日《内部参考》增刊第1256期上刊登的外电外报对“九大”的5条反应。他看到编者在其中的3条标题上都加有“妄评”二字，便批示道：

“外国人、外国党评论‘九大’，编者不要随意加‘妄评’字样，如实地向中央提供就行了。”

5月19日下午6时许，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班的1万名代表。

据杨道远在《奉献》一书中记载：“中央把我们武汉代表放在最中间、最前面，我坐在4排5号位，毛主席离我最近的时候相距只有几公尺。这是我一生中离毛主席最近的一次，我们那个高兴那个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蹦着、跳着、喊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次参加接见的中央领导人还有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黄永胜等。在京的九届中央委员都站在主席台上，参加接见。徐海东坐着轮椅参加了接见。”

毛泽东在主席台上看到了被选入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他走过去握着李四光的手，亲切地叫道：

“李四光。”

因会场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两人距离虽然很近，但对方说话都听不清楚，毛泽东只好附在李四光的耳边问：

“你身体好吗？”

他又拉着李四光的手，走到前面，向到会的人们挥手致意。李四光和毛泽东走在一起，感到很不安，他几次想挣脱毛泽东的手到后面去，但都被毛泽东紧紧攥住了。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拉着李四光离开会场，步入休息室，一落座，他就关切地问：

“军代表听不听取你的意见？”

李四光回答说：

“有时候也征求我的意见。”

毛泽东在谈到一些地质科学家时说：

“我不大相信施密特的说法，我看，康德、拉普拉斯讲的还有点道理。我很想看看你写的书，能否找几本给我看看。还想请你帮助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我不懂英文，最好是编写成中文的。”

李四光问：

“主席想看哪些方面的科学资料？”

毛泽东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

“就是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后来李四光回到单位，向军代表说明了此事，挑选出他的《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一文，还有章鸿钊写的《石雅》，派秘书送给了毛泽东。回到家里，他动情地对女儿李林说：

“主席工作很忙，还要看我的书和其它资料，资料挺多，但都是大本大本的，有的还很繁琐。还有许多是外文的。毛主席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看这些东西？为让他老人家少花费时间，我要整理一份多用图片少写文字的资料，把地质学中的重要问题都包括进去，再送给毛主席看。”

自此以后，80岁高龄的李四光为了让毛泽东早一天看到这些资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夜以继日地收集大量中外文资料，整理成7篇科学论著，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印成大字本，送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中央和其他有关部门的领导。1971年4月28日，李四光因患重病住进了医院。他对家人说：“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最英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导科学研究工作的灵魂，是根本。”在医院安定下来以后，他就开始着手撰写《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地质工作的一点体会》。他还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我有信心去组织人力攻克地震预报这个难关。”谁知在住院的第二天，李四光就因突发动脉瘤破裂而不幸去世了。

再说5月26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汇报。在谈到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六卷时，毛泽东说：

“我兴趣不大，我也不看。”

毛泽东还说：

“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

“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

5月29日，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乘专列南下。

来自河北徐水县的列车员岳素花是第一次执行任务，专列驶出北京后，她和几位新来的列车员都按捺不住想见见毛泽东的急切心情，不断地问列车上领导：

“主席能不能在这次任务中接见我们？”

那位领导回答说：

“主席工作很忙，一上车就开始工作，要有合适的机会才能向主席提出请求。”

1969年6月1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郑州，在车上接见了刘建勋和纪登奎，他问道：

“你们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派吗？党言川怎么样？”

第二天下午，专列仍在运行。张玉凤来到宿营车，对列车长说：

“主席听说来了新同志，现在要见见她们。”

岳素花这些刚上专列的农村女孩子是从小唱着歌曲《东方红》长大的，她们只见过墙上的毛泽东画像，现在听说马上就要面对面地见到老人家了，心情格外激动。岳素花和几个伙伴一起跟着张玉凤来到了毛泽东的公务车厢。

毛泽东正在主卧室里休息。他穿着一件灰白色睡衣，斜靠在宽大的木板床上，见到几个小姑娘进来，就笑眯眯地望着她们。岳素花等人激动地问候道：

“主席好！”

毛泽东点点头，起来和她们一一握手，让她们坐下来拉家常。他说话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姑娘们听不太懂，直发愣。毛泽东就让张玉凤在一旁当起了翻译。毛泽东问她们多大了，是哪里人，读过多少书？当他听说姑娘们是初中生时，又认真地问：

“你们读到毕业了吗？”

有位姑娘说：

“我们是66届毕业生，快要中考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高中停止招生，我们就参加了工作。”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

“你们是最后一批毕业生了。”

专列到了武汉，毛泽东来到武昌东湖梅岭1号，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

6月3日，许光达在北京病逝，享年61岁。

许光达是10位大将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在建国后担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委员等职务。

6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看到《人民日报》的报道说：自恃武力强大的苏方狂妄地宣称，“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有关导弹部队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

此前，苏联军队先后侵入中国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和塔城的铁列克提地区，打死打伤中国牧民和边防军战士多人。这时候，苏军在远东的战略导弹部队已经进入了待命发射的战略攻击状态。由步兵师、战役火箭师、坦克师和空军军团组成的120万苏军机械化部队，沿着中国东部、北部和西部的北方边境沿线进入了一级战备进攻状态。毛泽东对于苏联的威胁早有准备，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撤出了全部援越部队，以加强防御苏军的侵略，仅在东北战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部署了240万人。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人民日报》，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咽不下这两口气。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备背后射来的冷箭。所以，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出击。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

6月3日晚，毛泽东重读《南史》第六十一卷《陈庆之传》。他在这本书的封面上，用粗重的黑铅笔画上重读圈记；在目录“陈庆之”旁画了两条着重线；在传记开篇的天头上，画了4个大圈，又用苍劲的笔迹写了“陈庆之传”4个大字。读罢《陈庆之传》，他将书翻回到第一段介绍陈庆之生平的地方，批注道：

再读此传，为之神往。1969年6月3日在武昌

使毛泽东为之神往的陈庆之，乃是南朝梁武帝时一位出身于寒门的名将，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他为人忠正、耿直，有胆、有识、有才，一生功勋卓著。

6月5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称：苏联人“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它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他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

此后，中央军委办事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

6月9日，贺龙因病逝世。他在去世前对夫人薛明说：

“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

关于贺龙之死，一位署名为“靳卫”的中央警卫师权威知情人在《贺龙逝世前一直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一文中是这样说的：

《贺龙元帅》一文所描写的贺龙在“文革”中受非人折磨的情节是假的，是编出来的。其描写和“文革”结束后所拍的电影《元帅之死》类似。当时我们警卫师2团2营组织看电影《元帅之死》，下边一片嘘声，说这影片不是瞎编吗？全体官兵非常生气。看待“文革”应该实事求是，不能瞎说。

贺龙“文革”中休息不再工作后，也就是“靠边站”后，他的警卫工作是由我营4连一个班担负的。一个小院住贺龙和警卫班，并没有他的夫人薛明，怎么会迫害他夫妻二人呢？夫人隔一段来看一下，开始来的勤些，后来来的少些。毛主席和周总理很关心贺龙，要求照顾好，每天按时向团师卫戍区汇报。连队派一名炊事班副班长专职为贺龙一个人做饭。这个副班长炊事技术很好，连首长专挑的。专职为贺龙采购食品。贺龙的伙食费开始每月约80元，连队干部战士当时每人每月伙食费是13.2元，3年后才涨到13.32元，后又涨到13.35元，10年后涨到13.45元，算是涨到顶了。这个标准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后好几年。每个月长0.1元时，连队还专门召开了全连大会，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所以说贺龙当时每月的伙食标准相当于6个战士的总和，生活很好，每顿至少二菜一汤或四菜一汤，一荤一素或两荤两素。每顿饭做好，警卫连换班到连队吃饭，副班长只做不吃，只尝咸甜酸辣味道。

过了一段时间，贺龙嫌面食多，就直接给毛主席写信，说自己是南方人，爱吃大米，伙食调剂一下。毛主席收到贺龙信后，专门批示给中央有关部门：“贺龙过去有功，要照顾安排好贺龙的生活，每月按200元生活费标准”。这个批示还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党，要求对所有老干部都要照顾好生活。

毛主席批示后，贺龙的生活更好了。连队专门研究制定了贺龙每周食谱，基本上一周不重样，顿顿都是四菜一汤。有时吃不完，副班长想吃又怕违犯纪律，就用小桶提着当泔水喂猪了。哪里有贺龙临死说“想吃猪耳朵”这回事？山珍海味，鸡鸭鱼肉，猪肝猪蹄子，哪一样都不少。副班长经常征求贺龙的意见，他说想吃啥就弄啥。一个月200元，他一个人相当16个战士的伙食费。当时猪肉每一斤0.5元，贺龙的伙食好到天顶上去了，酒是好酒，成瓶子放着，想喝就喝，现成的。茶叶是龙井茶，配了两个暖水瓶，喝不完晚上洗脚用了。有的文章和电影描写成贺龙渴得拿碗伸到墙外接房檐水喝，有病不能治，受百般折磨，这压根是胡说。定期为贺龙体检、洗澡、订报纸、听广播，每天给他打扫卫生。他每天室内室外、院内院外散步打拳锻炼身体、做深呼吸、吐故纳新。他需要看病时，来专车接送，警卫班专职保护，师部警卫参谋甚至有时警卫科长副科长专程护卫，看病是部队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住高干病房，特级医护。

要说贺龙元帅有委屈的地方，就是不管事了，心里闷，精神上有压仰，这也是“文革”时期部分老干部的共同感。但是老干部的工资是照发不误，每月几百元，应该说衣食无忧。现在说的“文革”时期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住牛棚”，实际是到“五七”干校种地，劳动缎炼，消除官僚主义，并不是真住在牛棚。住牛棚，是个形容词。当时邓小平到江西省劳动缎炼，住的“牛棚”是一个南昌市郊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两层将军楼。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安排，用专机把邓小平夫妇送到住地，由当地炮兵团派出一个12人的警卫班，并由一位军官带队和1名战士值班，和邓小平同住在独楼独院的将军楼，专职为邓做保卫工作。邓到邻近的拖拉机修配厂劳动锻炼，往返步行，工厂专门又成立了邓的党员保卫小组护卫。邓每月400多元工资照发，也可以喝到茅台酒。所以说，即使在“文革”时期，党和毛主席也是非常关心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当然，极少数受到人身迫害也是事实，也是有的。刘少奇疏散到开封，因他长期患有肺炎，一个多月时间，毛主席、周总理4次派中央医疗专家小组到开封为刘少奇会珍治疗，最好的药都用了，但终因刘年老病重，医治无效病逝，并非人为迫害而死。

上述我说这些，都是有当时的值班记录的，都是有历史档案可查的。希望现代的文学作品尊重历史，胡编乱造经不起历史检验，是会让后人笑掉大牙的。

再说贺龙逝世之时，毛泽东还在武昌梅岭1号。有一次，他针对林彪称颂他“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对工作人员说：

“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

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九大”纪录片时，看到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很生气地站起身来退场，并且说：

“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四个伟大’，太讨厌！”

6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发出了《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文件中规定：

“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6月26日，毛泽东要离开武昌了，他和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谈话说：

“下去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50%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

毛泽东最后说：

“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是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

据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回忆说：“1969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我汇报战胜1968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时，毛主席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

曾思玉等人还曾向毛泽东请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毛泽东问他们去过三峡没有，大家都说没去过。毛泽东建议曾思玉可以先去实地考察一下。

此外，毛泽东在武昌期间，还曾询问了焦枝铁路的建设情况以及江汉油田会战的情况，又批阅了有关技术革新、渤海地震、华北防汛等文件。

6月28日，毛泽东在湖南同黎原、华国锋谈话，他说：

“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笔者注）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

1969年7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48周年》。

此前，毛泽东审阅了社论文稿，他把第二段中“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后半句，改为“建成一个有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批示道：“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的自吹自擂。”最后批示：“可发。”

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

“每一个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7月间的一天，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德生跟着周恩来去外地见毛泽东。

此前，李德生担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主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之职，同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自7月起，他又接到新的通知，要他兼职国务院业务组、中央军委办事组工作。

这一天，李德生是第一次和毛泽东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免不了既激动又有些紧张。毛泽东见他如此，便随手拿起周恩来放在桌子上的眼镜，戴了一下，亲切地问李德生戴不戴眼镜？又问他看什么书？还建议他可以看看《红楼梦》、《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周恩来见李德生的情绪在毛泽东不经意的言谈中平复了许多，便向毛泽东汇报说：

“主席，李德生同志已经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工作，同时还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李德生小心地插话说：

“主席，我的职务太多了，安徽和南京的工作是不是免掉？”

毛泽东微笑着说：

“一个也不要免。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面搞调查研究。”

7月8日，毛泽东在浙江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说：

“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

毛泽东还详细询问了浙江的工业配置情况及新安江水电站生产情况，又谈到了修建杭州到长兴的铁路问题。

7月11日，陈毅等人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关于《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报告。

早在4月底，毛泽东让陈毅到石家庄一家工厂去蹲点，交代他两项任务：一是到工厂总结经验，给“斗批改”提出合理化建议；二是召集几位老帅，讨论国际形势。上述报告便是他和几位老帅讨论的结果。

7月22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6、7期合刊发表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北京市北郊木材厂的调查报告》及编者按。

《红旗》杂志编者按说：“这篇调查报告值得一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依靠工人阶级，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精兵简政；对原有规章制度一分为二，保留合理的，改革不合理的，创立新的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规章制度；注意政策，步骤上积极而稳妥，这些经验可供参考。”

报告中写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还是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那一套，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办企业路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厂革委会和广大革命群众深刻地认识到，忘记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会迷失方向，阶级敌人篡权就看不见，修正主义路线就认不清，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企业就保不住。”“只有彻底破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专家治厂’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才能破在要害处。只有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办企业路线，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才能立在根本上。”

1969年8月13日，苏联军队出动直升机、坦克、装甲车以及大批武装部队在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铁列克提伏击中国边防军1个排，中国38名巡逻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八一三”流血事件发生后，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是否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武装行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叫嚣要“用几百万吨级当量的核武器，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一劳永逸的打击。”

8月20日，勃烈日涅夫给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下达密令，要他向尼克松或基辛格征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见。多勃雷宁当晚紧急约见了基辛格。

第二天一早，基辛格来到白宫，早已等得急不可耐的尼克松说：

“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

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了字的纸，放到桌子上，说：

“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的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尼克松表情严肃地说：

“苏联突然进攻中国，攻击中国的核设施，会给美国带来危险。我们得让苏联人知道，我们不会容忍他们这样做。”

尼克松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那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最可怕的是，一旦让他们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面前，美国也会举起白旗的。尼克松说：

“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

尼克松等人得出结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该设法将苏联的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3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什么花招。尼克松最后决定：

“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新闻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烈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基辛格则不无担心地说：

“但愿中共领导看到了这则消息，千万不要随手扔掉。”

8月2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社论中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要认真搞好斗、批、改。”

8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得知胡志明病情加重，立即派出第2个专家医疗组去越南。

早在1969年初，毛泽东、周恩来获悉胡志明患了重病，就派去了第一个专家医疗组。

8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定的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社论中批评了“大批判搞得差不多了”的说法。社论中还写道：

“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在继续，我们进入了在各个单位认真搞好斗、批、改的阶段，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的各个方面更深刻地展开了。”

8月26日，中国第3个专家医疗组赴越南。

8月27日，国务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全国性的人民防空小组。

8月28日，毛泽东先后批准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地军民“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他们的突然袭击。”

欲知毛泽东如何粉碎苏修叛徒集团突然袭击的阴谋，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关于贺龙之死，本章引用了署名为“靳卫”的中央警卫师权威知情人士撰写的《贺龙逝世前一直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一文，加以佐证。文章中说：《贺龙元帅》的作者所描写的贺龙在“文革”中受非人折磨的情节是假的，是编出来的；其描写和“文革”结束后所拍的电影《元帅之死》类似。当时我们警卫师2团2营组织看电影《元帅之死》，下边一片嘘声，说这影片不是瞎编吗？全体官兵非常生气。看待“文革”应该实事求是，不能瞎说。这篇文章通篇都很好，值得那些受骗的读者和观众好好地读一读。将历史事实公布于世，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做人的底线。可那些谎言家宁肯步德国法西斯头目戈培尔的后尘，相信“谎言说一千遍就是真理”，一个接一个地以谎言治史，也不怕遗臭万年，岂不是蠢而又蠢么？！

第2章 1969年8月—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9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9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9个字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话说1969年8月28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上，刊登了一篇题目为《苏联欲对红色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的文章。

文章中说：苏联欲运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酒泉导弹基地、西昌核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战略目标，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袭击。

这个消息一经发布，全世界都震惊了。

勃烈日涅夫获悉《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气得简直要发疯。他原以为美国是会同意他的计划的，最起码美国也会保持中立的立场。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秘密计划竟然被美国人出卖了。

苏联准备核袭击的消息，也第一时间传到了中国。周恩来心事重重地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正在游泳，他披上浴衣，走进客厅，神定气闲地招呼周恩来说：

“恩来，坐下说话。”

“主席，4位老帅的紧急报告，你看过了吗？”

由于过度的操劳和焦虑，周恩来的声音显得有些急促、沙哑。

“哦，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毛泽东淡然一笑，接着说：“勃烈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怕？我不晓得，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儿哩！”

他看到周恩来神色忧虑，继续说道：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9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9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9个字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有没有剽窃之嫌啊！”

周恩来略一思索，紧锁的眉头一展，陡然间眼眸一亮，兴奋地说：

“不称霸，好！这下美国就该放心了。”

毛泽东摇摇头说：

“只是放心不够，人家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浑水哩！”

周恩来说：

“真把美国拖进来，这场戏就有热闹可看了。”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沉吟地说：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勃烈日涅夫是个软耳朵根子，我怕他管不住那个国防部长哩！”

周恩来始终记挂着自己的使命，他说：

“主席，4位老帅都认为国庆节苏联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今年的群众集会怎么个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周恩来担心的是，搞集会，毛泽东就要检阅，要检阅就要登天安门，登天安门国家领导人就要全体亮相，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毛泽东说：

“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听说那位尼克松总统很紧张呀，我可不紧张。不搞集会，这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毛泽东的脾气，周恩来是知道的，说不过黄河，就不过黄河，天王老子也劝不转。现在，几十万人要集聚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样疏散，怎样隐蔽，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怎样才能安全地进入地下通道？周恩来反复掂量如何利用警报后的5分钟，苦思冥想，以求万全之策。毛泽东看着周恩来，笑笑说：

“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我看不要早，也不要晚，过节前几天就挺合适，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他们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

周恩来会意地笑了，说：

“好！放完后，咱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对嘛！这就叫‘兵不厌诈’嘛。”

“主席，你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选两个日子就可以了。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周恩来得了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去向有关方面传达，布置工作。毛泽东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很快便成为中国全社会备战备荒最响亮的口号。各级政府在全民中广泛地开展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袭击、防止核辐射、核污染的应急训练，北京等所有大中城市到处都在开挖防空洞，一些军事部门和重要国家机关也开始修筑地下工事。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大批工厂转向较为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的配置。全国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状态。

东北边境最精锐的240多万大军也已严阵以待。分布在东北、内蒙、新疆等地的数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提前疏散到既能躲避核打击，又能随时准备补充部队、投入战斗的地方。

就这样，中国形成了“7亿人民7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局面。

1969年9月1日，胡志明病情急转直下，中国派出第4个专家医疗组去越南。

9月2日9时47分，胡志明主席逝世。胡志明在弥留之际曾留下遗言，他说：“老大哥、老大姐不要再打了。”

毛泽东获悉胡志明逝世的消息后悲痛万分，立即派周恩来组成党政代表团，准备前往河内吊唁。

周恩来给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发去署名电报说，胡志明主席逝世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日是同一天，请你们不要与医疗组联系，在越方没有公布消息前不要去吊唁。

9月3日，越南发布消息称：胡志明在这一天逝世。

9月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他在会见越南领导人时，悲痛地说：

“我来晚了，我来晚了，我早些来，也许他不会走得那么快……”

在此期间，毛泽东为悼念胡志明献了花圈，他在白色缎带上写着：“献给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胡志明同志！”

9月上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率团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主席。他借此机会，向中国同去吊唁的党政代表团提出，希望能在回莫斯科途中到北京为其专机加油，并同中国总理会谈。

周恩来马上将这一信息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打破以往的模式，同苏联领导人接触并开始谈判，于是就让周恩来通知柯西金，同意他的请求。

此时，返回苏联的柯西金专机已经飞到了中亚的塔什干，在收到毛泽东同意他停留北京的消息后，立即绕了个大弯子，飞到了北京。

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贵宾楼与柯西金进行了3个半小时的会谈。他对柯西金仍以同志相称，就最近苏联对中国的核威胁，向柯西金提出了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中苏分歧的意见，他说：

“柯西金同志，5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是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在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万年以后，也会有矛盾，有斗争。中苏两国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心平气和地来处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

柯西金点头表示同意。周恩来又说：

“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在有争议的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我国领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去侵略别人。可是你们却调动了很多兵力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要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我们吵架应该是文吵，动口不动手。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柯西金也表现出了愿意和解的态度，他说，苏联无意攻击中国。他承认两国边界存在着争议，希望两国不要为边界问题而打仗。周恩来说：

“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

周恩来和柯西金这次会谈，双方达成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谅解协议。

两天后，周恩来将会谈的情况向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了汇报。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的一篇文章，文章中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

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尼克松为此召集紧急国防会议。他们认为：“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情。”

为此，美国决定采取3条措施：1、要尽快恢复中美华沙会谈。2、利用齐奥塞斯库和叶海亚与中国的亲密关系，传递美国期望与中国和解的诚意。3、美国亮出了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保留下来尚未动用的一张王牌——“用苏联已被破译的密码，发出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总统指令。”

关于中美会谈，本传前边已经多次提及，早在1955年7月13日，美国政府就通过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建议，在日内瓦举行两国大使级会谈。7月15日，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中美两国从1955年8月1日开始在日内瓦举行了大使级会谈。后来，会谈的地点又移到了波兰的首都华沙。但是，由于美国始终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军的意向，所以，会谈历时15年135次，始终都没有任何结果。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在同苏联争霸世界的斗争中，它的优势地位逐渐被苏联取代了。1969年，美国共和党人尼克松总统在换届选举中获得连任，他客观地审视了美国政府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决定改变对华政策。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将尼克松连任就职演说读给毛泽东听。当毛泽东听到尼克松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届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他马上意识到尼克松的外交政策出现了转折，就高兴地说：

“你把这段话好好记住。从19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

后来，尼克松上台伊始，就要求基辛格“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这一次，尼克松又要求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传达信息给中国政府，表示愿意结束中美之间的敌视状态。美国驻波兰大使为了实现与中国政府恢复中美华沙会谈，在华沙发生了尾追中国大使的一个戏剧性事件，一时成为趣谈。

毛泽东获悉这些重要信息后，在中苏关系极度恶化的情况下，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立即抓住有利时机，果断地做出一些重大的外交决策，积极开展对美外交，努力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孤立地位，打开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9月16日晚，新华社广播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

9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有29条。其中第22条是毛泽东在审阅这些口号时新添上去的，他写的是：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是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在这29条口号中，还有两条是关于备战的，一是“备战备荒为人民”，二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9月23日，毛泽东结束了历时4个月的行程（途经郑州、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南京、济南），到达天津，列车在专用线上停了下来。与岳素花同在一个车厢工作的列车员小王跑过来告诉她说：

“一会儿主席下车散步，和大家照相。”

岳素花听到这个消息，急切地说：

“我正值班呢，怎么办？”

和岳素花在同一位置站岗的警卫战士说：

“你去吧，有我呢。”

岳素花快步赶上大家，朝毛泽东下车的方向跑去。大家看到毛泽东下了车，都热情地鼓起掌来。毛泽东朝大家挥挥手，鼓着掌走进了人群。专列上的刘队长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有人搬来了藤椅，让毛泽东坐下和大家合影。毛泽东用手拨开藤椅，顺势坐在长满杂草的地上，对大家说：

“我们是自家人。”

大家很快便围在了他的周围，摄影师连连按动快门，为大家留下了永久的纪念。毛泽东听摄影师说“好了”，打算起身，却没有站起来，笑眯眯地望着身边的人说：

“起不来了。”

大家赶忙扶着他慢慢地站了起来。不知是哪一位女孩子说：

“主席，和我们女同志单独照一张吧。”

毛泽东没说话，只是笑眯眯地站在那里。摄影师朝岳素花等人使了个眼色，十几位女孩子又迅速地站到毛泽东身边照了一张。周围的一些服务人员一见还可以照，又陆陆续续地跑过来拍照。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四周，问：

“还有没照的吗？”

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又赶紧围过来照了一张。

9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视察天津。他分别接见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解学恭、副主任郑三生、警备区政委刘政及市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和天津陆海空三军部队负责人。

是日晚，毛泽东乘专列回到了北京。

9月26日，毛泽东发出了一个重要指示，他说：

“军队不要松懈。”

中央军委立即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还传达了林彪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

9月28日，中国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

9月29日，中国再一次成功地进行了一次高空氢弹爆炸试验。

在中国两次核试验期间，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都收到了中国西部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他们马上做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平洞核试验和又一次高空爆炸核试验。

这两次核试验是中国进行的第8次和第9次核试验。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苏、美两国，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中国公布核试验的消息和有关资料。可是，奇怪的是这次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介，同前7次对核试验连篇累牍、热烈庆贺的情形完全不同，一连几天都悄无声息，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一直保持着沉默。全世界对此无不感到惊讶和疑惑，种种五花八门的猜测接踵而出。美联社的一篇评论虽然有些自以为是，却也获得了广泛认同。评论说：中共最近秘密进行的地下核试验和高空核试验，其相隔时间之短和秘而不宣的反常做法，都充分表明，他们在这一非常时刻进行核试验，并非为了得到某种成果，而很可能是临战前的一种演习和检测。

9月30日晚，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到最后胜利。”

196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名发表了题目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社论。社论的最后部分，用毛泽东添加的国庆口号第22条作为结束语。

这一天，首都军民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的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朱德、李先念、阿沛·阿旺晋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大会。

登上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的还有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红卫兵、干部、知识分子代表995人。毛泽东神采奕奕，满面笑容，亲切地向他们招手、鼓掌。

应邀参加大会的各国贵宾有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越南南方、柬埔寨、刚果（布）等国的代表团。毛泽东同客人们一一握手，亲切交谈。

斯特朗也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是她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握手。

林彪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将毛泽东添加的国庆口号第22条作为结束语。

接下来，首都40万军民举行了庆祝游行。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抬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大字标语，威武雄壮，气势夺人。

毛泽东在城楼上惊喜地发现了“赤脚医生”方队。

这个方队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她们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赤脚医生”。队列的前边是一辆特制的宣传车，上面载着“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5个大字。“赤脚医生”姑娘们高呼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整齐地从城楼下的长安街走过。毛泽东微笑着，身体向前微微倾斜着，频频向这个方队挥手致意。

此时全国绝大部分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00万。毛泽东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的理想，已经初步变成了现实。后来在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专门向国外介绍“赤脚医生”的长达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使用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该片在许多国家放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正是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1976年9月初，“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和“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黄钰祥和覃祥官出席了会议。覃祥官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部长和各大媒体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全体出席会议者们赞叹，他们称赞中国创造了人间奇迹。

再说毛泽东在城楼休息室会见了朝鲜崔庸健委员长，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毛泽东说：

“咱们的关系不同，应该搞好关系嘛。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当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朝鲜同志长期和我们一起作战。反美战争的时候，我们也同朝鲜同志一起作战。将来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我们是一道走过来的嘛！对苏修，我们不一定天天骂，有时可以停一下，天天骂不一定灵。”

“我们是老朋友，我们反对反斯大林，这一点早就一致。斯大林有错误，我们不能说他没有错误，但他基本上是好人。斯大林对苏联革命对世界革命有贡献。反斯大林，实际上反的是十月革命后继续执行列宁主义路线。”“中苏分裂，美国高兴。中苏边界已有十几天不打了，只要他们不打，我们巴不得，我们是不希望打的。”

这天晚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及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又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群众中间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节日的礼花和五彩缤纷的焰火。

10月4日，新华社在一篇与中国国庆节前两次核试验的相关报道中说：中国核试验发展的新成就，是对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核垄断的“一个沉重打击”。

10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份严正声明，声明中说：

“苏联方面又在中苏边界挑起新的流血事件，同时反诬中国进行边界挑衅，并且更加露骨地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污蔑中国要发动核战争是荒谬的，可笑的。但是，中国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所吓倒。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的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10月11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参加接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李先念等人。受到毛泽东接见的有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红卫兵、干部、知识分子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的代表10000多人。

10月14日晚，毛泽东乘专列南下，第一站停留在武昌，入住在东湖宾馆。专列停放的专用线由王家墩机场改为山坡机场。此后，毛泽东很少出去散步，也不会见任何客人。这是他考虑重要问题或者准备做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

据列车员岳素花回忆说，毛泽东此次外出，“前后历时6个半月”。

10月15日晚7时许，柯西金心慌意乱地向勃烈日涅夫报告说：

“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的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分火急，他们只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时再送来。”

勃烈日涅夫不相信这个消息，他说：

“美国会站在中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

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烈日涅夫报告说：

“情况属实。两个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尼克松总统已经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4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立即开始。”

勃烈日涅夫听完电话，愤怒地喊道：

“美国出卖了我们！”

柯西金待盛怒的勃烈日涅夫稍微平静后，说道：

“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定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4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实验，其命中目标的精确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

于是，苏联方面马上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说，双方可以在1969年10月20日开始谈判。

毛泽东获悉苏联提出的谈判消息后，怀疑苏联的这一做法，很可能是为了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而施放的烟幕。于是，他立即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说：

“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一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马上做出决定：一方面答复苏联方面，同意谈判，可以首先在北京举行两国副外长级谈判；一方面在10月20日以前把在京的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疏散完毕。这一疏散工作由周恩来全权主持。

欲知在京的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疏散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本传第九卷最后叙述了毛泽东1969年3月中旬在中苏珍宝岛之战后曾经说过的话：“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他身边的人问：“美国人高兴吧？”毛泽东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让他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身边的人说：“中、美、苏3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毛泽东说：“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

本章所说的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在1969年8月28日发出《苏联欲对红色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信息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一番谈话，更是妙之极矣！他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美国“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浑水哩！”“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我看不要早，也不要晚，过节前几天就挺合适，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他们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美国总统尼克松果然“下河趟浑水”，在10月1日前后不自觉地配合着毛泽东震慑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头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古已有之。但毛公的胆魄和谋略着实惊人，能同时“指挥”得两个超级大国头子“团团转”，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吧！

综上所述，毛泽东可谓是腹有韬略，料事于无形。他每临大事有静气，当机决断，奇妙无比。真正的政治家当如是也！

第3章 1969年10月—

“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

话说1969年10月17日，林彪离开北京，到了江苏苏州市。

10月18日，这一天是星期六，刚到苏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黄永胜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指示说：“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这天晚上，中央军委办事组立即将“林副主席指示”用电话迅速地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了紧急临战状态。这就是所谓的《中央军委第一号命令》。

10月19日，林彪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将此事报告给毛泽东。这是自建国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不经军委主席批准、而由军委副主席擅自下达命令全军采取行动的事情。

毛泽东看到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据汪东兴回忆说：“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再说毛泽东烧掉了林彪发来的“电话记录”传阅急件，又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马上派江青去找黄永胜。江青质问黄永胜说：

“紧急指示为什么还没有经过主席批准，你们就实行了？是谁让你们这样干的？”

黄永胜回答说：

“林总担心社会帝国主义会发动突然袭击，敌人总是利用谈判的时候搞这种名堂的。”

江青反问道：

“毛主席难道对这样的事情会忽视吗？调动军队这样的大事，你们不请示主席，出了问题你这个总长能担当得起吗？”

黄永胜说：

“这件事情我有过错。林总是让我先请示主席的，是我的失职造成的这样的后果，请江青同志能够替我向主席解释解释。”

后来，江青又奉命给黄永胜打电话说：

“那件事情就过去算了，你不要再和任何人提起了。记住，不要和任何人再提起。”

黄永胜对江青这句话的理解是包括林彪在内。所以他没有向其他的副总长通报，而只是向林彪一个人汇报了情况。他还说：

“当时我把责任全部承担了。我说，是林总让我请示主席后再发令，我怕突发性事件出现，就来了个一边执行一边汇报。”

林彪听了黄永胜的汇报，没有说话，也没有其它任何的表示。

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

10月20日这一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和一个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坐镇指挥，开始将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一一分别疏散到京广线附近各地蹲点调查：王稼祥到了河南信阳，陶铸到了安徽合肥，曾志到了粤北农村，陈毅依旧是去了石家庄，陈云被送到南昌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王震则被送到南昌东乡红星垦殖场。

10月23日，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培伯及其一些子女到了江西，被安置在新建县望城岗原来步兵学校的一座两层将军楼里。

在此期间，徐向前去了河南省开封市。刘少奇正在病中，也被医护人员送护到了开封市。后来在11月12日，刘少奇病逝于开封。

据2009年11月15日《重庆晚报》报道：曾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医生、北京医院主治医师、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副主任、总参警卫局保健处主任军医、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等职的顾英奇讲述了刘少奇晚年的医疗和抢救情况，他是这样说的：

“1967年1月，我从下乡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命令：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中南海门诊部保健药房发给。据刘少奇病历记载，北京医院曾有4位医生到他家（1963年9月搬到中南海福禄居）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1968年2月，我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两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之后根据上级指示，我们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地给他治病。’

当时我们先指派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在病历上。那时刘少奇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庭院和室内，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1968年4月，刘少奇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刘少奇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的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照顾及时提出指导意见：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就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调整为两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都很配合，都认真做到了。

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按照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轻视和懈怠。当时刘少奇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汪东兴向我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毛主席、周总理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位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医生董长城和我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我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4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指示要尽力救治。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7月12日，刘少奇病势渐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就得到了汪东兴传来的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刘少奇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由于他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1968年10月9日，刘少奇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刘少奇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3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三○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边，从未发生过差错。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刘少奇在我们的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洛阳，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的交班。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和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疗的照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察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这正是：主义之争是宗旨，迫害之说藏祸心。

毛公大慈留青史，狂犬吠声化烟尘。　　

再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通知中规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中央书记处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中央书记处领导。在外地设有分校或教改机构的，实行以总校为主、当地为辅的双重领导。下放给地方的高等院校，除了为当地培养人才以外，还要为国家培养人才。因此，学校的招生和毕业生的分配，都纳入国家计划。

1969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汪东兴陪同下在湖南视察。他听取了黎原和“九大”主席团成员、九届中央委员、省革委会副主任华国锋的汇报。毛泽东说：

“各派要联合起来，要团结教育多数，大多数人是好的。要解放干部，干部解放以后可以调换一个地方工作。大寨好，好就好在自力更生，不要去那么多人到大寨参观，人去多了成灾，你们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嘛！机关人太多，不好办事，中央、省、市、县4级机关人多了。你们南有新田，北有安乡，路子走对了，各地搞自己的大寨。建议湖南10年建成工业省。”

11月16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

1969年12月3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众目睽睽之下追赶中国使馆人员，他急切地向中方人员表示说，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

是日晚，周恩来看到发自中国驻波兰使馆的电文后，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毛泽东。他还十分高兴地说：

“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

12月12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请他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以利用官方渠道。

在这个月底，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恢复中断了近3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可是后来由于发生了美国入侵柬埔寨事件，中美之间的接触才又延搁了下来。

至于柬埔寨事件与中国有何关系？请诸君莫急，容笔者待后详述。

1970年1月1日，《红旗》杂志第1期发表了题目为《文科大学一定要搞大批判》一文，作者在文章中写道：

“革命大批判既是社会主义文科大学的基本任务，又是当前改造旧文科大学的迫切的战斗任务。”“不仅应批判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还应把革命大批判深入到文科各个学科，批判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新闻学、教育学等领域内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旧的文科大学才能在批判中获得新生。”

1月间，摄影记者杜山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说是主席要会见外宾，叫他立即去。

杜山是在10年前开始担任周恩来专职摄影记者的，几天前才兼任了毛泽东的摄影记者。他和拍摄电影电视的两名记者来到毛泽东驻地门口，见毛泽东坐在沙发上，正捧着一本厚厚的书，目光透过手里的放大镜，慢慢地在字里行见移动，他们便退了回去。过了一会儿，秘书告诉杜山他们说，外宾要到了，快过去。

此时，外宾的车子已停在门口，周恩来陪同外宾走进客厅。毛泽东放下书，起身迎上前去。杜山迅速按下快门，不失时机地抓拍了一个镜头。会见没有多长时间就结束了，毛泽东将客人送到门口。杜山正收拾东西准备离去，毛泽东叫住了他：

“老杜！”

杜山非常激动，上前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笑眯眯地问道：

“老杜，你是么子地方人？”

杜山回答说：

“陕北米脂。”

毛泽东在过厅的沙发上坐了下来，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雪茄递给杜山。杜山又惊又喜，可他没好意思接，从自己口袋里掏出烟来，说：

“主席，我抽这个。”

“嗳，吸这个烟，这个烟有劲哦，不习惯么？”

杜山见毛泽东的手还举着，连忙接了过去。毛泽东自己点上了一支雪茄，说：

“会吸这个烟，才叫会吸烟呃！”

杜山笑了，小心地摸着手中的这一支黑粗且裹着塑料薄膜的雪茄，舍不得抽，点燃了那支自己的烟。毛泽东凝着眉，用指头轻轻地敲了一下自己闪亮的大额头，思索了一下，说道：

“陕北有句顺口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是这么说的吗？”

“对的，对的。”杜山笑着说：“就这么说的。”

“可惜啦，你是个汉子。”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说：“人们都说米脂风水好，出皇帝。李自成就是你们米脂人。他也是个汉子，看来，米脂也出汉子嘛。”

毛泽东说罢，摁灭手中的烟头，站起身，抖一抖裤腿上的烟灰，走进了书房。杜山捏了捏雪茄烟，放在鼻子下闻了闻，又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口袋里。

1月17日，毛岸青和邵华的儿子出生了。毛泽东得知有了一个孙子，非常高兴，就给这个孙子起名叫毛新宇。

此后，邵华为培养毛泽东这唯一的孙子，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从毛新宇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到社会公德的灌输，到各种知识的积累，常年累月，殚精竭虑。为培养毛新宇的生活自理能力，她将毛新宇送到香格里拉饭店学习铺床叠被，端菜送饭；为培养毛新宇的公德意识，她从要求毛新宇爱护公物、不要在所借馆藏图书上画记号等小事上入手，循循善诱。

邵华的兴趣十分广泛，她还喜欢文学创作，后来在和毛岸青共同创作的纪念毛泽东的诗歌《父亲》里，深情地写道：

父亲/深深地藏在心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最想你的时候/闭上眼睛/历历往事涌上心头/你慈祥的目光/是一份爱的暖流……

你总是告诉我/风风雨雨要勇敢接受/坎坎坷坷要坚强追求/无论走多远啊无论走多久/梦里总有你向我不停地挥手。

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最想你的时候/紧握你手/千般叮嘱在我心头/你亲切的关怀始终在我身后。

在1984年，邵华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邵华还酷爱摄影，她的作品多次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大众摄影》、《中国摄影家》、《锦绣中华》、《解放军画报》、《舞蹈》等报刊上发表，并多次在重大摄影作品比赛中获奖。

在1990年杨开慧烈士诞辰90周年之际，邵华主编了《娇杨画册》，并与家乡人民一起，修复了杨开慧烈士陵园。

在邵华的精心培养下，毛新宇1992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92年9月至1995年7月，他在中央党校理论部攻读硕士学位，后来在军事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看着儿子毛新宇从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一步步走来，一直到成为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副师级研究员，邵华感到非常满意。

1996年，邵华和儿子毛新宇共同主编了《永远的怀念——毛泽东诞辰百周年辑录》。

1998年12月，邵华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5周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首展与出版了《我的祖国》摄影集。出版发行了散文集《红杜鹃》。

2002年，邵华当选为执掌中国摄影界帅印的第一位女主席，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

到2008年6月24日逝世为止，邵华单独创作和与人合作编纂、出版画册、文学作品及各类丛书、电影、电视剧数十部、套、集。

邵华一生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第7、8、9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兼任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被授予少将军衔。

再说1970年1月20日，中美136次大使级会谈在中国大使馆举行。

1月21日，基辛格刚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就出现了。他急切地向基辛格打听中美会谈的情况。他说：

“我特别注意到了你们国务院发言人宣布这次会谈时，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眼。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

基辛格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回答说：

“大使先生，难道你不认为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么？”

多勃雷宁笑着说：

“我希望美国不是在考虑利用中国作为一种军事威胁。”

基辛格看着多勃雷宁不安的神态，暗暗断定，北京已经成为触发苏联人神经痛的地方。他说：

“中美两国的接触，并最后在外交方面采取行动，这并不是针对苏联的。”

1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讲话中说，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清查“516”活动彻底搞起来。

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示中写道：

“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指示要求全党：“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

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以及《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要求：

“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场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

在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的号召下，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

1970年3月初，毛泽东在武汉视察。他收到了周恩来送来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一封信和一份宪法修改草案提纲。

毛泽东感觉宪法修改草案提纲比较简单，只简单地提出了修改宪法的基本原则问题。另外，周恩来在信中提到在新宪法当中是否要有设国家主席一章。周恩来说，他们提议应设国家主席，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

3月7日，毛泽东找来汪东兴，要汪东兴第二天回北京去，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意见。他交代说：

“你告诉恩来同志，新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3月8日，汪东兴回到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听完后说：

“马上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由你向政治局传达。”

这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会议。仍在苏州的林彪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意见，讨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与会者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散会后叫住叶群，特意嘱咐她说：

“请你将毛主席的意见和会议的讨论情况，报告给林副主席。”

据黄永胜后来在回忆中说：“汪东兴在会后又亲自对我们几个人说：‘不设国家主席，是因为毛主席怕外界议论打倒刘少奇只是为了夺他的国家主席的位置。只要全党同志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还是会同意的。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岂不是还当国防部长吗？如果不当国防部长，岂不是大权让周总理掌握了吗？’他的这番话，在我们几个人之间都讲过。据我所知，他也和林彪、叶群讲过。要不然，林彪也不会那么起劲地主张设国家主席。当然主要的责任是应由林彪来负，但是，汪东兴起到了极坏的作用。”

3月9日，林彪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和吴法宪说：

“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进入3月中旬后，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等文件。

3月17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政治局通过的几个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文件。

3月18日，美国策动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军人集团发动政变，废黜了正在苏联访问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

18日深夜，周恩来习惯地打开装有国际急件的蓝色文件夹，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特急电报立刻映入他的眼帘：“金边发生政变，西哈努克亲王被国民议会废黜。”长期同中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的柬埔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周恩来不禁吃了一惊，他急忙把外交部负责柬埔寨事务的干部请来，问道：

“西哈努克本人现在是否确实离开了莫斯科？”

来人答道：

“根据我国驻苏大使馆的报告，我们的大使亲自去机场参加了送行。按预定计划，飞机在伊尔库茨克要做短暂停留，然后直飞北京。预计在明天中午11点钟到达。”

“那么，西哈努克是否确知他已经被废黜了？”

“苏联柯西金总理已经把消息告诉亲王了。在机场送行的时候，他把消息又传给了柬埔寨驻莫斯科的人员。”

周恩来不敢怠慢，立即给在外地的毛泽东直接通话，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说：

“他还是国家元首嘛！议会的这种废黜是非法的，是政变，我们当然要反对！”

周恩来说：

“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先前我同外交部的同志进行了研究，拟定了几个方案，但关键要取决于西哈努克本人的态度……”

毛泽东不等周恩来说完，就说：

“要让他看到光明的前途，看到抵抗斗争一定会胜利！”

3月19日中午，西哈努克亲王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他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只见机场上红毯铺地，鸣放21响礼炮，三军仪仗队排列整齐。不仅有中国大部分的领导人前来迎接，而且中国政府还动员了41个国家驻北京使团前来迎接，这种规格他还是首次经历。

周恩来身穿灰色中山装，胸前还别着一枚毛泽东像章，快步走到舷梯旁，同西哈努克亲王热烈拥抱。两个天真活泼的儿童向西哈努克和他的夫人莫尼克公主献上鲜花。西哈努克握着周恩来的手，连声道谢。周恩来大声说：

“您仍然是国家元首，而且是柬埔寨唯一的国家元首，我们决不承认别人。我们将通过新华社发表前来欢迎您的每一个大使和代办的名字，以此强调您仍被认为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

周恩来说完，让西哈努克依次与中国领导人和各国外交官一一握手。欢迎仪式结束后，周恩来与西哈努克同乘一辆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说：

“我昨晚与毛主席讨论了局势。我只有一个问题：您准备进行战斗吗？”

西哈努克坚决地说：

“我准备进行战斗，而且战斗到底！”

周恩来说：

“那好，我们就全力支持您。请您再考虑24小时，要有思想准备，在最后胜利到来之前，前途是漫长而险峻的，会有挫折出现。”

西哈努克略微沉吟一下，说道：

“我知道。我的想法就是所有高棉爱国者的想法，他们一定会跟我站在一起，肩并肩地战斗，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傀儡。”

周恩来在国宾馆将西哈努克一行安置好，马上去向毛泽东汇报。他刚回到办公室不久，外交部干部来向他报告说：

“西哈努克想把他的抵抗中心设在北京，可他又担心我国政府拒绝。”

周恩来放下手中的铅笔，微笑着说：

“西哈努克同我们打了多年交道，他对我们应该是了解的。不过，就现在他的处境而言，有这种担心是一件自然的事。”

“亲王提出，想见见总理。”

“立刻给他答复，我同意与他见面。不过，先通过你告诉亲王，中国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亲王和柬埔寨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斗争，中国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一点。如果亲王决定，把抵抗政府的中心设在北京或中国任何地方，中国政府都表示同意。在这一点上，亲王不要有任何担心或者顾虑。有句话你一定要转告亲王，毛泽东主席对柬埔寨的事和对亲王非常关心。毛主席说：如果柬埔寨的抵抗政府设在北京，这是柬埔寨人民对我们中国的信任，我们要对他表示感谢。”

3月20日，周恩来从17日开始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结束了，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周恩来打电话给陪同毛泽东在外地的汪东兴说：

“工作会议在讨论宪法草案时，对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意见分歧很大，争论很激烈，请你向毛主席报告。”

接着，汪东兴又收到周恩来寄来一封信，信中所装的就是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文件，报请毛泽东批准。信中还附有2本宪法修改草案，说是1本送毛泽东，1本送汪东兴。汪东兴将周恩来的信和1本宪法修改草案送给毛泽东，并将周恩来的电话内容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又一次重申说：

“不设国家主席的话，我早就说过了，还派你回京传达过。宪法上不要写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没过多久，林彪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

“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让秘书回了一句顾左右而言他的话：

“问候林彪同志好！”

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中说，“516”的操纵者是“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通知还要求各地继续贯彻抓紧开展清查“516”的工作，同时提出要防止扩大化的倾向。

3月29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特朗在北京逝世。

1970年4月2日，国家有关部门为斯特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为这位老朋友送上了一个大花圈。

4月3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送审的“两报一刊”《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社论稿上，写下了一段批语：

“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泽东在草稿上删去的话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都是人们所熟悉的林彪用来赞扬毛泽东的原话。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批件后，立刻在中央政治局内部传阅。林彪看了批件，保持沉默。

过了一个星期，林彪、陈伯达鉴于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少人赞成设国家主席的情况，经过密谋后，决定打破沉默，由林彪亲自出面，提出一个违背毛泽东意愿的建议。

4月11日晚上，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给政治局打电话说：

“1、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2、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3、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林彪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名正言顺的事，一定会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何况是要毛泽东来当国家主席，就不会有人反对。更重要的是，他们觉得只要大家都坚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就不能再坚持他自己的意见了。到那时，这个说一不二、曾经多次说过自己不当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就无法再改口了，那么，国家主席的位置就一定是非林彪莫属。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意见。果然不出林彪、陈伯达所料，中共中央政治局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赞同了林彪的意见。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马上将政治局讨论的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欲知毛泽东如何挫败林彪一伙人的阴谋，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传前边从设立军委办事组说起，到黄永胜坐上总参谋长的位置（控制海陆空三军），到陈伯达（理论家）、汪东兴（控制禁卫军的头子）先后投靠，可以看出，林彪试图改朝换代的班子基本组成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在10月18日搞了一个所谓的《中央军委第一号命令》，应该说是他试图摆脱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掌控、擅自指挥三军行动的第一次尝试。而引发林彪向毛泽东发起攻击的导火索，则是汪东兴借毛泽东让他回京传达指示之机所搞的一个小动作。正像黄永胜回忆所说的：“汪东兴在会后又亲自对我们几个人说：‘不设国家主席，是因为毛主席怕外界议论打倒刘少奇只是为了夺他的国家主席的位置。只要全党同志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还是会同意的。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岂不是还当国防部长吗？如果不当国防部长，岂不是大权让周总理掌握了吗？’他的这番话，在我们几个人之间都讲过。据我所知，他也和林彪、叶群讲过。要不然，林彪也不会那么起劲地主张设国家主席。当然主要的责任是应由林彪来负，但是，汪东兴起到了极坏的作用。”这就是连毛泽东等人在世时都不知道的，也是至今很多人尚不明白的，在“九大”之后不久党内就再次掀起狂风巨浪的主要成因之一。

第4章 1970年4月—

“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话说1970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意见的报告上做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4月18日，康生在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学习、理解毛主席‘50字’的整党方针，必须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整个的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联系起来。”

4月下旬，毛泽东结束了外出6个半月的行程，回到了北京。

林彪也几乎是与毛泽东同时，从苏州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4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他还当着林彪的面，借用《三国演义》上的故事再次阐明他的观点，他说：

“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正是：树欲静兮风不止，奈何？借古讽今兮警尔曹，知否？

4月24日凌晨，酒泉卫星发射场气象部门向指挥部报告：晚上8点到9点，是最佳的发射窗口。于是指挥部决定把发射时间定在晚上9点30分左右。

这一天，发射场上风和日丽。下午3点50分，周恩来打电话给罗舜初说：

“毛主席已经批准了这次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过细地做好工作，要争取一次发射成功。”

晚上9点35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9点48分，地面卫星观测站报告说：“星箭分离，卫星入轨。”

顿时，发射场里一片欢呼，人们跳呀，闹呀，一个个热泪盈眶。钱学森也抑制不住激动，淌着热泪说：

“我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卫星，这真不容易啊！”

几分钟过后，国家广播局报告说：“收到了我国第一颗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

晚上10点整，国防科委向周恩来报告说：

“卫星准确入轨啦！《东方红》的乐曲在蓝天上响了起来！”

周恩来非常激动地说：

“太好了！谢谢大家。应该好好庆贺一下，我立即向毛主席报告这一喜讯。”

4月25日下午，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告：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运行轨道，近地点439公里，最远地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

苏联的第一颗卫星重83.6公斤，他们的研制过程用了12年时间。美国在经历了第一次失败之后，第一颗成功发射的卫星也只有8.22公斤，他们的研制过程用了13年时间。而中国研制的实际时间加起来也才用了10年时间。中国是继苏、美、法、日之后，第5个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把卫星送上天的国家。

中国第一颗卫星上天以后，西方舆论一片哗然。美国报纸在评论中说：中国“已拥有了原子弹和氢弹”，“必须把这次成功看成是宣布能把核武器发射到地球上任何地方去的公告。”

4月30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派遣美国军队和南越伪军侵入柬埔寨领土。

1970年5月1日傍晚，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邀请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到天安门城楼上共度佳节。

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一同来到天安门城楼上，大家热烈鼓掌欢迎。西哈努克迎上前去与毛泽东亲切握手。这是毛泽东与西哈努克的第4次会见。预定的放焰火活动为此而推迟。毛泽东幽默地对西哈努克说：

“我宁可同像你这样的爱国亲王握手，而不愿同某些所谓‘人民的儿子’那样的国家元首握手。你起了颇为光辉的作用。”

西哈努克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三国四方（即柬埔寨王国、老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首脑会议的情况，并真诚地表达了对中国政府的感激之情。毛泽东说：

“应该感谢的是你们。你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只要我们有，我们就给你。我们给你的任何东西，同你通过你领导柬埔寨人民的斗争所给予我们的东西是没法相比的。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相信你的人越多我就越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600，1000，2000，或者更多。中国随时都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

西哈努克说：

“主席先生，中国自己负担很重，她给了第三世界很多帮助，而我连同我的随行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现在又成了额外的负担。”

毛泽东说：

“您不要这样说，我们欢迎你们常住北京，支持你们努力工作，尽可能协助你们的救国事业。我喜欢您的讲话，内容坦率，思想真诚，您好像有共产党党员的资格!”

西哈努克笑着说道：

“毛主席！我真的不是共产党员，也不具备加入共产党的资格。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我可以同国内共产党联合，共同抗击外国侵略!”

毛泽东看到了阿沛·阿旺晋美，走到他面前，拉着他的手向西哈努克亲王介绍说：

“这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阿沛·阿旺晋美。”

毛泽东又与钱学森、任新民等参加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研制的代表们谈话，向他们表示祝贺，勉励他们取得更大的成绩。

钱学森回忆说：“毛主席指着广场上的百万革命群众，要我到群众中去，同群众相结合。”

尔后，毛泽东接见了各国驻华使节。他对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说：

“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请问候你们的总统和总理。”

这天晚上，毛泽东和西哈努克亲王在一起活动了将近两个小时，他的真诚使西哈努克亲王感到了无比的欣慰。

后来，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同一个小国国家元首的谈话使人们多等了整整一个小时，而这个小国恰好在几小时之前成了一场最残暴侵略的受害者。试问，还有比这种入侵方式与我在北京受到的礼遇，更能说明这两个世界的区别吗？”

再说在“五一”节过后，毛泽东请王季范、周世钊、张国基、楚中元4位老人到家中作客。席间，毛泽东提议说：

“我建议你们一起到外面走走、看看。请王季范先生做领队，如何？”

4位老人异常高兴，连声回答说：

“那好，那好。”

经商量，4人愿意去延安参观学习。毛泽东就委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负责安排。吴德给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瑞山同志：

遵主席嘱咐，有客人王季范、周世钊、张国基、楚中元4位老人前来延安参观学习，请热情接待，尔后面谢。

王季范一行4人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乘火车到达西安，在西安参观两天后，又乘飞机到达延安。他们参观了延安的每一个纪念馆。

从延安到南泥湾是一条简易公路，不太好走，陪同参观者劝王季范等人不要去了。王季范说：

“南泥湾是毛主席号召大生产的地方，我们不去看看，就对不起毛主席。”

于是，他们就乘车到了南泥湾。当地人民得知4位老人是毛泽东的旧友，倍感亲切，就请他们转达对毛泽东的问候，他们说：

“南泥湾人民格外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

王季范激动地握着老乡的手说：

“我们回到北京后，一定向毛主席转达你们的心意。”

5月4日，中国政府为了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斗争，发表了谴责美军入侵柬埔寨的声明。此后，中国政府连续两次推迟了中美华沙会谈。

5月4日这一天，西哈努克和柬埔寨共产党捐弃前嫌，结成抗美救国统一战线。西哈努克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主持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成立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团结政府，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经过多次讨论，会议通过了民族统一阵线的政治纲领，推举西哈努克担任阵线主席。随后，民族统一阵线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民族团结政府，推举西哈努克继任国家主席，宾努亲王（西哈努克亲王私人顾问，此前长期担任柬埔寨王国首相）为内阁首相，乔森潘为副首相兼国防部长，通过了12位内阁成员名单。为了避免外国媒体指责他们是流亡政府，会议决定将团结政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设立在中国北京，负责外交事务，争取外国支援，配合国内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另一部分设在柬埔寨国内解放区，负责国内的战略和军事斗争。

5月5日，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周恩来前往西哈努克位于北京反帝路的住所，向他表示热烈祝贺，并面交了由他署名的中国政府正式承认新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贺信；并宣布正式断绝同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一切外交关系，从柬埔寨首都金边撤出中国的外交机构及其人员和专家。

5月11日，傍晚6时30分，越南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一行的车队从钓鱼台出发，向人民大会堂驶去。坐在前卫车上负责毛泽东谈话速记工作的吕辉祥第一个走进人民大会堂，迎面碰上了汪东兴，汪东兴握着他的手说：

“速记同志，今天主席的谈话很重要，一定要记录好。”

工作人员将黎笋一行引领到118厅，毛泽东、周恩来起身迎候。毛泽东同黎笋热烈握手拥抱，合影留念，互致问候。宾主落座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

“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是你们越南人、柬埔寨人以及东南亚人怕美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怕你们呢？这是个问题，值得考虑，值得研究。”

说到这里，他略加思索，又接着说：

“还是大国怕小国。一有风吹草动，他都惊慌失措。1964年北部湾事件，你们整了他一下，也不是有意想打美国海军，后头也没有打着它，他自己紧张起来了，开炮就打。”

毛泽东说罢开怀大笑，周恩来和黎笋也跟着大笑起来。

“对这件事，后来美国人自己也讲不出来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美国各地的新闻记者肯定那是假的，那是一场虚惊。据说，现在美国总统尼克松每天睡觉很少。尼克松自己讲，他的主要精力是对付越南。”毛泽东说到这里，收住笑容，脸上渐渐地显露出严肃的表情，他用力地一挥手，愤然说：“你来杀我，难道我不可以杀你吗？”

黎笋点了一下头，赞同地说：

“正是这样，光是1969年我们就打死打伤敌人61万人，其中美军就有23万人。”

毛泽东说：

“现在美国人分配不过来，在全世界铺得太广。所以，死人他是很伤心的。死几万人对他来说是一件大事。”

说罢，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侧过身来，对着黎笋，若有所思地说：

“刚才讲到究竟谁怕谁？小国、小民族是存在这个问题的。他慢慢试，试几年就理解了。中国唐朝有个文学家，叫柳宗元，他写了一篇寓言，叫做《黔驴技穷》，说明总是大的怕小的，小的慢慢试出来，大的并不可怕。我们这个党，开始时只有70个人，谁也瞧不起，遭到许多挫折以后，才慢慢学会一点东西。美国人就是怕打，没有别的，谈判也可以谈，但主要还是打。”

毛泽东接着分析了一下世界形势，最后下结论说：

“当前世界主要的倾向是革命。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的，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

时间在不知不觉间悄悄流逝，已经到了8时15分了。周恩来抬手看了看表，向毛泽东示意时间到了。毛泽东会意地点点头，结束了这次会见。

5月中旬，林彪找吴法宪谈话，他说：

“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推迟原定5月20日举行的中美会谈；建议在北京召开群众大会，请毛泽东发表声明，支持国际反美斗争、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和支持西哈努克领导的政府；建议请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主席西哈努克讲话。

5月19日晚，周恩来在国宾馆会见西哈努克，他告诉西哈努克说：

“明天，毛泽东主席将发表一项声明，支持亲王，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支持全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毛主席的声明很短，他委托我把声明拿来给亲王看，征求亲王对这个声明的意见。”

周恩来说着，把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法文译本，拿给西哈努克亲王看，他还说：

“我们还打算在21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先从北京开始，然后在其他城市普遍举行。明天北京的群众集会将在天安门举行。在大会上，首先宣读毛泽东主席的声明，然后请亲王讲话。”

西哈努克表示完全赞同。

5月20日上午9时，毛泽东、林彪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西哈努克亲王。毛泽东挥了一下手说：

“现在是大国怕小国。没有蒋介石和日本，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

西哈努克亲王谴责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发动政变，他说，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将推动印度支那人民走向革命，并再次感谢中国的支持。林彪说：

“全力支持你们的斗争，打倒美帝国主义。毛主席站得最高，不仅考虑中国，而且还考虑世界。毛主席将来会看到打垮美帝国主义，打垮苏联修正主义。”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与西哈努克亲王等人前往天安门，参加首都各界群众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大会。

此时，广场上红旗飘动，口号声、欢呼声惊天动地。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将要发表题目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

据杨道远记载：在京“学习班全体人员到天安门前参加了这个大会。是林彪代毛主席宣读的，毛主席站在林彪身边看着。”

林彪宣读了声明的全文。毛泽东在声明中说：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3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3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10天，就得到近20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3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这就是著名的《五二0声明》，至今读来，依然使人热血沸腾。“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当年那一曲响亮激越的歌曲也依然在耳边回响。反观十几年后那些媚美惧美者们的所作所为，却是多么的令人不齿，令人愤慨！正是：

伟人自有大气魄，沐猴而冠仍是猴。弹琴唱曲装小儿，热脸蹭个冷屁股！

在林彪宣读完《五二0声明》后，西哈努克发表了讲话。他充满信心地说：

“柬埔寨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定地屹立着。因为柬埔寨人民已经揭竿而起，决心进行顽强的毫不退缩的斗争，反对并彻底战胜一切卖国贼、侵略者和殖民主义者，把它们从印度支那的土地上永远清除出去。”

西哈努克情绪高昂，感谢中国的无私支持，并多次用华语高呼：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也高声喊道：

“柬埔寨万岁！西哈努克亲王万岁！”

讲话结束后，毛泽东又在休息室里和西哈努克进行了友好交谈。西哈努克说：

“印度支那3国人民决心战胜美国。柬埔寨有中国作可靠后方，一定会胜利。”

毛泽东说：

“没有中国，你们也行。华盛顿当时反对英国，他只有300万人，战胜了英国。法国大革命时很困难，整个欧洲国家包围法国。列宁在十月革命时，只有8万党员。你与美国的敌人站在一起，旗帜鲜明了。我们东方国家，亚洲国家，一百多年来是受气的，现在逐步联合起来，要翻身。现在美国进退两难，退也困难，最好多呆一些时候。”

西哈努克说：

“呆长一些，会加强人民的斗志。”

此时，天安门广场上50余万军民正在举行声援大游行。毛泽东走出休息室，站在城楼上不断地向游行示威的人群挥手致意。西哈努克亲王眼见得毛泽东《五二0声明》产生的巨大影响，看着排山倒海的人潮，激动得热泪盈眶。

5月21日，北京市150万军民举行了反美大游行。与此同时，中国各大中城市军民也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五二0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尼克松闻知中国如此举动，气得暴跳如雷。他既不愿失去中美改善关系的机遇，可又放不下霸权主义的架子，抓起电话颁布命令说：

“凡是在越南用不着的第7舰队的舰只，全部开进台湾海峡，挫掉毛泽东那种好战的锐气。我要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虚张声势，恐吓他们。”

基辛格见尼克松如此气急败坏，就劝慰道：

“我们在台湾海峡重新部署力量，并非良策，而只会把事情搞糟。”

经过基辛格一番分析，尼克松的情绪才稳定下来。由此，他也更加信赖眼前这位哈佛教授了。

1970年6月14日，这一天是章含之35岁生日。一大早，北京针织总厂军代表办公室派人到车间找主动来工厂锻炼的章含之，告诉她说：

“毛主席来电话，要你立即向工厂请假，到中南海去见毛主席。”

章含之换下工作服，请了假，骑上自行车，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毛泽东正坐在床上喝茶。章含之趋前问候：

“主席，你好，很多年不见了。”

毛泽东示意章含之坐下，微笑道：

“哎呀！我的章老师，好多年不见！你好吗？这些年，你经风雨见世面了没有啊？是不是‘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忧来明日愁’呀？”

章含之没有想到老人家日理万机，竟然还记得1966年7月间派秘书捎给自己的那几句话：“他要你经风雨，见世面。”“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有忧明日愁”，她非常激动地说：

“主席，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两句话。这些年，我经了点风雨，见了点世面，不过很多事还是不明白。”

毛泽东说：

“不明白不要紧，慢慢地就会明白的。行老是不可多得的朋友，要把他保护好！总理给我写信要采取保护措施，我很赞成！”

毛泽东从床上起身，披上衣服，说：

“我有事要同你商量，到外面去谈。”

毛泽东带着章含之来到会客室，坐在沙发上，问道：

“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

章含之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从1966年到现在整整4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但都没搞成，因为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

“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上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毛泽东说着，习惯地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烟，继续说：“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想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办，反正不能走老路。”

他把烟放在鼻子上嗅了嗅，又放回到茶几上，说：

“我派你回外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

章含之又惊又喜，连忙说：

“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

“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你们外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

“总数我说不清，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10多个。”

“这些人现在都在哪里？”

“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

“噢！要弄清楚再解决。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

“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

毛泽东点点头，说：

“有道理，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些外国人来教书。教育改革就这样办，你去告诉杨德中同志和周总理，具体事你们去办。我还有一个建议和你商量，你搞完外语教改之后，就不要呆在学校了。”

章含之闻言有些不解。毛泽东喝了一口茶，不慌不忙地说：

“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就可以。你这位女同志蛮不简单，能说还能写。你还很有点勇气，你给我的信我都看了，写得不错，有说服力。我们需要这样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报到。你要是同意，我就告诉外交部。”

6月间，毛泽东看了中国红十字会《关于救济秘鲁地震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中说，拟以该会名义，慰问并捐给秘鲁红十字会现款人民币5万元。毛泽东口头指示说：

“给秘鲁救济5万元人民币太少。给罗马尼亚救济了100万元，秘鲁比罗马尼亚死人多，可否给秘鲁救济100万或150万元人民币？请总理酌定。”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毛泽东圈阅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中写道：经过3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因此决定废除考试制度，计划从本年度下半年起，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根据各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2至3年。另办1年左右的进修班。在教学中，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学习内容：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各科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

招生条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其中，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可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

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

后来在10月1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说：“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两校上述《报告》中提出的意见进行。”此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恢复了招生工作。

到了1972年，北大、清华一连两年招生试点的成功经验在全国各地高校大面积推广，招收了数以万计的“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工农兵学员。

欲知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如何发展，请继续关注本传的有关内容。

东方翁曰：教育革命的理想，在毛泽东心里已经埋藏了半个世纪之久。尽管他一生都在实践着新式教育：从他个人的自学，到觅友互助，到创立新民学会；从他当小学、中学教师到创办工人夜校，办预习学校、自修大学、红军大学，再到抗日军政大学；无不是对新式教育模式的不断探索。但由于战争、经济建设以及政治时机的不成熟，他还始终没有对自幼恨死了的旧式教育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而在文革后的毛泽东，终于成为有实权的领袖了，终于可以进行他理想中的教育革命了。于是，他就毫不犹豫地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教育革命；于是就出现了一场据说是教育史上的“大灾难”。据某之愚见，毛泽东提倡的教育革命的实质，就是要在教育中培养人们的个性，而反对填鸭式的那种培养共性的、培养奴性的教育模式，这恰恰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模式如出一辙。且不说教育的阶级性，一个共产主义者提出的教育模式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的教育模式基本相同，岂不是发人深思的问题吗？教育革命究竟是耶？非也？后人尚需思之！

另外，从本章内容可以看出，两种高校招生、教育制度之根本区别，就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旧的高校招生、教育制度沿袭的是几千年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而新的高校招生、教育制度则是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人才。很遗憾，新制度还没有实行几年，旧制度就死灰复燃了，且发展到了劳动人民上不起学或借债上学、“毕业即失业”的严重程度。更有甚者，竟有一位女性“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份议案，说什么农村人口素质低下，高校不应该再招收农家子弟。身居庙堂之上，如此胡说八道，着实令人不可思议！

第5章 1970年7月—

“不要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话说1970年6月间，李讷在江西井冈山中共中央办公厅创办的“五七干校”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向爸爸汇报了自己的处境和想法。

此前，在全国各地办起了“五七干校”后，毛泽东为了锻炼年届30岁的小女儿李讷，也让她打起背包，到江西井冈山“五七干校”去参加劳动。其间，毛泽东曾经让谢静宜到干校去了解李讷的情况。他说：

“小谢，你和李讷交个朋友吧。她现在是在江西进贤中办‘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是我让她去的，我同她说过，不要在解放军报社了，下放到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劳动去吧！她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办报啊！她同意我的意见，很高兴地去了。”

谢静宜，女，河南省商丘县人，出生于1935年，1952年初中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入解放军长春793部队（今解放军电子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工作，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支部组织委员，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1958年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学校进修，1959年任毛泽东的机要员。1968年，她和迟群一起随“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后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任北京市委常委。

谢静宜带着毛泽东的嘱托，来到“五七干校”，看望并了解了李讷的情况。她作为朋友，临走时随便问了一句：

“李子，年岁不小了，对婚姻考虑过没有?”

李讷说：

“没有。我根本不急，我母亲倒是挺急的，我想听听爸爸的意见。”

谢静宜回到北京后，把李讷的想法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说：

“你转告她，她的婚姻由她自己做主，爸爸妈妈不能管。是工人也行，是农民也行，这是第一。第二，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就不革命啦？不是党员也是要革命的嘛！第三，比她大也行，比她小也行，只要他们两个愿意就可以了，就行了。”“她的婚姻，由她自己决定好了。”

谢静宜便把毛泽东的话转告给了李讷。那时候，在“五七干校”里，绝大部分的人都比李讷的年龄大得多，所以她的交往范围非常小。后来，李讷和一个与她交往比较多的姓徐的小伙子相爱了。小徐是北戴河管理处的服务员，比李讷小几岁，出身于工人家庭，只有中学学历。毛泽东和江青尊重女儿的意见，完全同意他们的婚事，还送了一套马恩全集及其它礼物，向他们表示祝贺。李讷的堂姐毛远志和堂姐夫、干校党委书记曹全夫为他们操办了简单的婚礼。可是，李讷和小徐婚后由于性格不合，志趣不同，不久就分居了。此时的李讷已经怀有身孕。在两人正式离婚后，小徐被推荐到河北省铁道学院读书，成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而失败的婚姻对李讷打击很大，一直生活在顺境中的她简直无法承受。于是她就想换一换环境，便在6月间给爸爸写了本章开头所说的那一封信。

李讷在信中说，她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受教育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好多人都认识她，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对她总是照顾得多，锻炼不大。她说她愿意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泽东看了李讷的信，立刻叫来了谢静宜，他说：

“你去江西一趟，同李讷谈谈，我没有时间管她，她不要自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主席，就不求进步。李讷在‘五七’干校已经有一年半多了，她说在那里接触的都是干部，锻炼不大，她要求去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同意她的意见。看看到什么地方去，你同她商量一下，帮助她选个点。你带上李讷一块去看看好。选定后，再让她搬去。”

最后，毛泽东又交代说：

“你们要向江西人民学习，学习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优良传统，爱护江西人民的一草一木。”

谢静宜准备动身走时，毛泽东给李讷写了一封亲笔信，先让谢静宜看了，其中有一句话使谢静宜深受感动，终生难忘：“李讷儿，爸爸老了，你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谢静宜看完将信纸装入信封，护士长吴旭君正欲封上，毛泽东摆了一下手说：

“不，不封，就这样敞着。”

谢静宜明白，毛泽东这样做既是对自己的信任，也是让他的女儿李讷了解这种信任。果不其然，李讷看完信后，与谢静宜开玩笑地说：

“你是爸爸派来的钦差大臣啊!”

在江西省委有关人员的帮助下，李讷到了江西一个农村插队去了。不久，她生病了，谢静宜受毛泽东之托，又去江西去看望她。谢静宜到知青家里一看，只有一个轮流做饭的小姑娘。小姑娘告诉谢静宜说，李讷发着烧，跟老乡一起去砍甘蔗去了。谢静宜去到河边帮她俩挑了一担水。那河水浅且浑，她是用葫芦瓢一勺一勺舀起倒在水桶里的。物质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李讷的精神生活是充实的，除了劳动之外，她还看了许多书。不过，她的身体确实不太好，经常发烧不退，但她自己从未提出回北京的要求。谢静宜回京后，向毛泽东报告李讷的病情。毛泽东说：

“她没什么大病，在家里也时常发烧的，一遇到考试，她就拼命一阵子，考试完了就发烧，大病一场，没什么要紧的。”

谢静宜见毛泽东对女儿要求这样严，就说：

“主席，李讷还是有病的，让她回北京治疗一段时间，再回去吧!”

毛泽东说：

“不，人在哪里，就在哪里治病。”

谢静宜说：

“江西那里的同志也提出让她回北京治病。”

毛泽东还是不同意，他说：

“不让她回来。难道江西人民有了病，都要来北京治疗吗？她在乡下，就在乡下治，乡下治不好，到县里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治，不要回北京。”

后来，李讷在北京生了一个男孩子，取名叫李小宇，雇了一个保姆，钱就不够用了。谢静宜说：

“跟主席要一点吧？”

李讷没有吭声。谢静宜问身边的人：

“李讷要点钱，得跟主席提多少合适？”

那人回答说：

“至少要8000元。”

谢静宜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给那么多啊？我那个钱是供应农民队伍的。”

他想了想，又说：

“那好吧，给她8000吧。现在给她3000，她走的时候，你再给她5000，不要一次都给她。”

正是：五七干校新事物，不分尊卑一般同。后来戏说“牛棚”者，读此能不面皮红？

再说1970年7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整党建党运动，就是要继续建设和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吐故纳新，把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斗堡垒，把广大党员进一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进分子。”

7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他见到来自反美前线的兄弟党领导人非常兴奋，谈笑风生，不知不觉间原定的谈话时间就到了。周恩来抬手看了看表，毛泽东似乎没有看见，依然饶有兴趣地问凯山·丰威汉：

“我不大懂，万象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凯山·丰威汉回答说：

“老挝的象很多，过去国王举行庆典，都要有大象，尤其是白象，是最名贵的。”

“你今天解决了我的一个问题。”毛泽东高兴地说。接着，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中国有一部古书，名叫《启颜录》，是隋朝时候写的一部讲笑话的书。其中有一则笑话，说中国北朝，信奉佛教。有一次开法会，由一位高僧登坛讲经，讲到中间，一个人站起来问他，释迦牟尼平时出门骑的是什么牲口？高僧回答：释迦牟尼在家是坐在莲台之上，出门时则骑白象。这个提问的人说：不对，你根本没有读懂佛经，释迦牟尼出门骑的是牛而不是象，佛经上说：‘音貌奇特’，‘奇特’不就是说骑牛吗？高僧听了笑也不是，哭也不是，对付不了这个人。”

讲完故事，他忍不住自己先笑了起来。在座的其他中央领导人和凯山·丰威汉等外宾也都跟着大笑起来。

其实，在座的人们对毛泽东说的这个笑话未必都能听得明白。速记员吕辉祥就把他说的“音貌奇特”一词误听成为“音麻奇踏”。翻译也没有听明白，更不懂是什么意思，于是就请求周恩来、康生帮忙。周恩来和康生交换了一下眼神，没有说话。林彪、黄永胜则低着头，大概也是没有听懂。翻译在求援无望的情况下只好口中念念有词，应付了几句。吕辉祥很佩服翻译的应变能力。会见结束后，他问翻译员当时是怎么翻译的？翻译说，我也不知道，就应付过去了。这下可难坏了吕辉祥，弄不懂“音麻奇踏”的意思，就无法整理好会谈记录。他查了《辞海》、《辞源》，也没有找到这个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心想：“这怎么能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呢？”一直折腾到半夜他才忽然想起来，到北京大学向知名学者请教一下，也许能找到答案。果不其然，北大一位老教授在查找资料后，给出了答案。他说：《启颜录》是隋朝人侯白写的一本笑话集，原书已散失，今存敦煌卷子与后人辑本多种，收集笑话百余则。据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说，《太平广记》引用甚多。你所说的“音麻奇踏”实为“音貌奇特”。“奇特”二字可以理解为骑牛。‘特’字有两说，一说是指公牛或母牛；《玉篇》有云：特，牡牛也。一说是泛指牛。樊绰的《蛮书》云，有一家生了一犬，初如小特。所以“奇特”即“骑牛”之意也。而佛经上所说的“音貌奇特”，本意是指释迦牟尼长相风度奇特，可是提问的人却偏偏说释迦牟尼是骑牛，这不是很好笑的吗？吕辉祥闻言，恍然大悟，连声道谢。他更加由衷地敬佩毛泽东那博大精深的学识！

7月上旬，中国和坦桑尼亚、赞比亚3国代表在北京举行有关坦赞铁路问题的第4次会谈。赞比亚代表团长提出，他们要用机车真空制动停车装置。

此前，中国和坦桑尼亚都已经用上了新的制动方法。赞比亚提出这个要求，主要是怕自己的国家将来会有不测之祸，所以他们坚持要用真空制动装置。有的中国人不理解，就说：

“他们和坦桑尼亚的关系不是很好吗？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亲如姐妹的国家，根本用不着担心发生什么事情嘛。我看他们有些神经过敏。”

周恩来轻轻地摇摇头，说：

“‘事不当时固争，防祸于未然。’不错，两国关系现在是极为友好的，是亲如姐妹的，可是，即使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妹、亲兄弟，尚有不和之时，何况是两个国家。”

赞比亚提出的这个技术问题，一时难住了许多专家。周恩来说：

“你们把这个课题交给群众，讲明这是毛主席亲自批准援建的坦赞铁路遇到的难题，请他们帮助解决。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解决的。”

果然，二七机车车辆厂的攻关小组，没过几天就拿下了这个难题：他们设计的这个装置，在坦桑尼亚境内用空气制动，到了赞比亚境内，只要把阀门一关，就可以改用真空制动。问题圆满解决了，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代表团成员非常高兴，他们强烈要求，要见一见毛泽东。

7月11日17时35分，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中、坦、赞3国代表。他在大会堂门口一眼就认出了赞比亚财政部长穆登达，像老朋友那样打招呼说：

“我们又见面了。”

穆登达异常激动，他说：

“非常荣幸看到阁下，感谢阁下还记得我。”

毛泽东握着穆登达的手，对周恩来说：

“恩来，你看他还是那么年轻。”

穆登达转达了尼雷尔和卡翁达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表示谢意，他又风趣地说：

“我们这些人，帝国主义都是不高兴的，无论是你们的两位总统也好，还是我们这些人也好，都不大中他们的意。那有什么办法呢？你们来北京没有通知英国、美国吧？”

两个团长听毛泽东这么说，还真的认了真，就回答说：

“没有通知他们。”

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毛泽东舒心地吸了一口烟，两手搭在座椅扶手上，神采飞扬，他说：

“他们过去不肯修这条路，现在又很想修了，他们的早晚市价是不相同的。”

毛泽东看着人们频频点头，接着说：

“中国的确是被帝国主义一些大国看不起的，技术落后，穷得很。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一些穷朋友。互相帮助嘛。其实，这条铁路算什么数啊？统共才一亿英镑。”

他转身问周恩来：

“他们的问题都解决了吧？”

坦桑尼亚代表团团长贾马勒说：

“现在没有任何问题了。”

毛泽东说：

“靠不住，问题总会有的。”

贾马勒却坚持说：

“但问题解决了以后就不再是问题了。”

周恩来出面打圆场说：

“新的问题又会出现。”

毛泽东问周恩来：

“这条铁路准备修几年啊？”

周恩来答道：

“计划6年，希望能够缩短。问题是他们的劳动力需要逐步学习技术。”

毛泽东对坦赞关于制动问题的争论非常关心，他问争论的是什么技术问题。周恩来说：

“就是火车停车时，是用真空制动还是用空气制动。空气制动是比较先进的，但是，赞比亚还是用的真空制动。”

毛泽东笑着说：

“这些我不知道，一窍不通。还是我们总理比较通。”

周恩来赶紧指着坦、赞朋友说：

“我也不通，是跟他们学的。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

毛泽东幽默地说：

“有些中国人的话不能听。还是找外行比较好，比如我们的总理，他就是外行，他好讲话。”

毛泽东又问道：

“听说成昆铁路拍了个电影，放给他们看了没有？”

李先念回答说：

“看过了。”

毛泽东说：

“要快也可以快，要慢也可以慢。”

他转向非洲朋友说：

“这条铁路如果修起来，会带动你们国家许多工业。一定要修起来。”

周恩来说：

“他们地上、地下的资源都很丰富，有许多有色金属。”

毛泽东对穆登达说：

“我看了简图上赞比亚的都城卢萨卡，靠近南罗德西亚。”

穆登达回答说：

“比较近，距离边界大约300英里，给我们造成许多问题。”

毛泽东数了数参加接见的共有12个人，就笑着问周恩来：

“你会见的时候是多少人？”

周恩来笑着说：

“也是12人。”

毛泽东开玩笑说：

“那我们就平等了！”

逗得周恩来和在场的人再次笑起来。

7月中旬，叶群一伙面对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坚决态度，心急火燎。叶群和吴法宪谈话说：

“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同志怎么办？往哪里摆？林彪同志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提议写上这一章。”

于是，吴法宪按照叶群的吩咐，在修改宪法起草会议上，再次提出要设国家主席问题。

周恩来马上给汪东兴打去电话说，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又有一些人提出了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要他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汇报一下。毛泽东听了汪东兴的汇报，要他打电话告诉周恩来说：

“不要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这是毛泽东第5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

7月2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动员群众，广泛讨论对宪法的修改，提出意见；并讨论和通过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名单。

7月21日，《红旗》杂志刊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专辑”。专辑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文章：《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撰写的。文章中提出了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6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实行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工人阶级要掌握领导权，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因此，革命大批判是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战略任务，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

第二，建立一支教师队伍。“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工农兵教员、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的教师队伍。”“工农兵教员是教师队伍中最有生气的革命力量。”

第三，实行“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把大学办到社会上去”，“使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走《五七指示》指引的道路”。

第四，“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

第五，彻底改革教材。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打破旧的教材体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工农兵的需要为出发点，三大革命为源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

第六，实行新的教学方法。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进行教学。打破过去把基础课与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限，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干边学。改变以课本为中心、教师为中心的方法。

7月22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去了南方。

此前的一天，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张玉凤正在打扫着专列车厢，列车长和副书记来到她跟前，问她工作什么时候能完成，要她去中南海一趟。

上午11点，张玉凤来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和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接待了张玉凤，问她是否愿意到毛泽东身边当服务员，毫无思想准备的张玉凤便一口答应下来。

张玉凤，1944年出生于东北牡丹江，14岁辍学到铁路局工作；1960年调至北京铁道专运处，在外国元首及国家领导人外出的专列上当服务员。1968年，她与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那年她24岁，不久，生下了一个女儿。

7月2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两报一刊”为纪念“八一”建军节起草的社论稿。陈伯达和张春桥就草稿上的一处提法产生了分歧。陈伯达提出将原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句中的“毛主席和”这4个字去掉。张春桥表示反对，坚持不改。周恩来见双方争执不下，就说：

“这件事要请示主席。”

7月28日，周恩来将讨论社论稿的事情报告给毛泽东，其中写道：“要请示主席。”

7月29日，周恩来、黄永胜到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会见结束后，周恩来又向毛泽东汇报了27日在讨论社论稿时发生的争论情况。毛泽东听后，看了黄永胜一眼，故作轻松地说道：

“这一类的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

说罢，就让汪东兴代替他把社论稿中的“毛主席和”那4个字圈去了。

黄永胜见毛泽东如此轻松地处理了陈伯达和张春桥的不同意见，就起身告辞，直接回了北京。

7月30日，周恩来在给康生、江青、黄永胜、张春桥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写了一封信，转告了毛泽东对社论稿的处理意见。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社论中去掉了这4个字，就变成了只有林彪可以“直接指挥”人民解放军了。这不是一般的提法问题，而是一件大事。这一点毛泽东不是不知道，只是因为他对这类重大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而且当时又是当着林彪的亲信黄永胜的面，所以故意不点破罢了。事后，毛泽东对汪东兴这样说：

“争论当中的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嘛！”

1970年8月7日，中国政府和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经过协商，双方签订了一个中国向柬埔寨无偿提供军事援助的协定。

8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会见了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及其率领的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一行。他称鲁巴伊主席是来自阿拉伯海地区的南也门反帝战友。他对鲁巴伊说：

“我们站在你们这边，你们也站在我们这边。亚非拉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都支持。中国这个国家，帝国主义控制了100多年。可能帝国主义控制你们要少几年吧？你们有希望，跟整个阿拉伯世界有希望一样，跟全世界人民有希望一样。谁想到像南也门像亚丁这样的地方，能把英国人赶走呢？我们还没有把英国人从香港赶走呢，你们先走了一步。”

8月12日，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会见了苏丹民主共和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少将及其率领的苏丹民主共和国友好代表团一行。

8月13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刚果（布）留学生代表团一行。这是他最后一次在杭州接见外宾。

8月13日下午，康生主持召开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张春桥说：

“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宪法里写上毛主席是天才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话，使人感觉到很不严肃，总给人一种讽刺的意味。法律嘛，是规定整个国家和政党的行为规范的大典，写对领袖的评价不好，也不符合毛主席一贯的思想。”

康生也说：

“宪法里不要再提什么‘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这些词了。法律用修饰语不严肃，给人一种歌功颂德的意思。”

吴法宪不知道去掉那几个副词是毛泽东的意思，也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的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他一听张春桥、康生这样说，以为这下可抓住了他们的把柄，立刻就火了，于是就情绪激动地说：

“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

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了上述情况。

会议结束后，陈伯达邀请吴法宪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决定，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做汇报。

8月13日晚，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说：

“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叶群还要求黄永胜和陈伯达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斗争。

叶群又给陈伯达打电话说：

“现在我们抓住了炮弹，是他们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是攻得厉害些也不过是策略问题，而他们是政治错误。你要做好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的准备。”

据陈伯达后来在回忆中说：“这就使我下定决心，要和张春桥、康生决一雌雄了。当然后来我才知道，张春桥反天才并不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是受江青直接指使的。江青把反对天才的说法的底子告诉了张春桥，就是让他来否定和纠正林彪的所谓错误，以此来树立张春桥的威信。实际上是想把张春桥在未来的中央全会上选进政治局常委和党的副主席。”

8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顺利地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

这完全出乎林彪等人的意料，在这种情况下，林彪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说：“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

此后，陈伯达、黄永胜按照林彪、叶群的吩咐，搞出了一个“三大助手”论。黄永胜、李作鹏散布说：

恩格斯、斯大林、林彪分别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助手，在这“三大助手”中，“林彪同志是最好的助手”，“最光辉的助手”。

李作鹏也在海军首次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吹棒林彪是“最伟大的天才的军事家，也是伟大的天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邱会作在一次专家会议上强调说：

“林副主席的指示是普遍真理。”

吴法宪则更加没边没沿地称赞林彪说：

“林彪同志比恩格斯、斯大林高得多。”“没有林彪副主席，就没有我们的军队，就没有我们的国家。”

8月18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随同下，乘专列从杭州出发去江西庐山，主持召开九届二中全会。

欲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本传前边已经交代了林彪及其亲信的一些不正常活动，本章中有关内容更加清晰地验证了他们的政治目的，就是要为改朝换代做准备。林家班的人马都在蠢蠢欲动，真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么接下来自然就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了。目前社会上不是有一些人要为林彪翻案吗？那就请好好地看一看上述资料和下一章的内容吧！对于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及《“571工程”纪要》的出现，还有“913”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你们怎么解释呢？难道那一切都是偶然出现的现象吗？

第6章 1970年8月19日—

“他把你当作武则天，依我看是高抬了你。你翻开历史看一看，武则天是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也是大改革家。她对付她的敌人很有一套，反对派几次都置她于死地，都被她巧妙地粉碎了。要是换了你，早就呜呼哀哉了。所以，你要是有武则天的本事倒好了。你连慈禧都不如，慈禧的本事大着呢。”

话说1970年8月19日，毛泽东的专列到达九江市。他们一行人换乘汽车于下午上了庐山。这是毛泽东第3次上庐山，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上庐山。

下午3点多，毛泽东到山上庐林湖游泳。尔后，他来到庐林湖之侧的别墅“庐林一号”，一批又一批地接见各方面的负责人，一直工作到20日清晨，才回到美庐休息。已经77岁高龄的毛泽东，精神大不如从前了，他对接待人员余宝山说：

“我现在上楼不行了，要住平房。身体不行了，恐怕以后来不了庐山了。你在庐山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余宝山听了这些话，心里非常难过。

8月20日，林彪、叶群带着林立果上了庐山，他们安装了6部电话专线，还调来了两架直升机待命。

在此前后，康生、陈伯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也陆续到了庐山。

据黄永胜回忆说：“叶剑英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对我说：‘对林副主席我们没有任何的意见，只要他能接了毛主席的班，就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我们恨的是那些没有半点功劳的黑秀才。’当时我把叶帅的话向林彪反映以后，林彪也这样估计形势，他说：‘我们和眼镜（指张春桥和康生——笔者注）斗，会得到大多数中央同志的支持。’叶群在和我谈话的时候说：‘江青在党内的高级干部中没有多大的市场，在军队内部也没有多少人跟着她跑。原来她是利用我们打倒老右，现在她是想扩充她的势力了。你们一定不要让她得逞。要注意和反对她的所有人建立不成文字的君子协定，建立反对他们的统一战线。’林彪对我说过：‘你们不要小瞧姓张的眼镜，毛主席准备把他作为未来的党的副主席呢。这个人将来是我们最大的隐患，江青的许多点子都是来源于这个人。’陈伯达也对我说：‘张春桥如果不把他早日除掉，将来肯定会坏我们的事的。他在党内没有多大的市场，可以借助一切反对他的人把他打倒。把他打倒了，江青就没有多大的能力了。江青借助他而呼风唤雨，推波助澜。毛主席完全把希望寄托到这个人身上了，大有取代林副主席之势。’听了这些分析，我们认为现在把他搞掉还有绝对的优势，如果再晚了，我们就搞不动他了。建立在这点上，林彪才开始造舆论。”

再说陈伯达上山以后，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答应见他，陈伯达非常高兴。毛泽东和他握握手，落座以后，开口便说：

“这两年你都不见我看我了。你的官做大了，架子大了，不来见了。文章也不写了，总是动动嘴巴，叫个别人去写。”

毛泽东谈话很短，他最后说道：

“你可以去找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要团结起来。”

8月20日和21日这两天，毛泽东的心情很轻松，不是看书就是休息，每天下午还要到庐林湖去游泳。

8月21日，周恩来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短信，报告说：

“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计划和战备工作。”

他在信中还报告了这3项工作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

8月22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庐山三所的办公室里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开会。汪东兴列席会议做记录。

会议主要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原定的会议主要议程有3项：1、讨论和修改将要在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宪法草案。2、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3、讨论战备问题。毛泽东建议增加1项内容，他说：

“除了讨论修改宪法、计划问题、战备问题以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

康生说：

“修改宪法搞了很久，宪法委员会也开过了第一次会议。全国人民正在讨论宪法草案。”

毛泽东说：

“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提议由毛泽东讲形势问题。毛泽东说：

“我主持会议，不讲了。由总理讲形势吧。修改宪法问题由康生同志讲。”

康生说：

“宪法修改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讲吧。”

毛泽东说：

“那你们两个人去商量解决好了。”

毛泽东又征求林彪的意见：

“怎么样？你讲不讲了？”

林彪说：

“就这样定吧。我也不讲了。”

关于计划问题，周恩来说：

“自今年开了计划会议后，收效很快。5个月以来，全国有一定的生产效率，地方上的积极性大了。”

毛泽东说：

“原来这个权力下放，讲是讲了，但是他们没有摸到下放的底，交代不那么清楚，这次计划会已解决了。”

周恩来接着介绍说：

“各中央书记处不仅仅是农业有了生气，有了发展；而且现在看起来工业形势也好。今年的计划完成的情况和原定‘三五’计划的差不多，虽然文革的头两年有一点下降。”

毛泽东说：

“解放以后，统一了全国，出了个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问题。解放以前，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晓得蒋介石统治的时候，煤要不要南运？粮食呢，要不要北运？看来，要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南方找到很多煤矿，北方粮食也逐步自给了。”

周恩来说：

“人民生活确实是改善了。这种形势，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传播了，生产和经验也就传播了。”

康生说：

“哪里的毛主席思想传播了，哪里的工作、生产一定就好了。规律完全是这样。”

毛泽东摆摆手，表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

“看我们是依靠谁的问题了。有的人依靠专家治厂。工业这方面，我看要依靠专家、科学家，除这以外，也还要依靠工人。”

林彪说：

“主要是调动全国亿万人民的积极性。”

陈伯达说：

“我到下面看了一下，形势很好。群众积极性很高，干劲也很大，连中学生都自办工厂。”

周恩来把话题转移到政治上，他说：

“还有党代会的问题。”

康生说：

“恐怕有些县市，甚至有的省市要开党代会。”

毛泽东说：

“党代会不仅是从下到上开，有的要用从上到下的办法开。”

康生说：

“两个办法都可以。”

周恩来说：

“等到明年‘九大’召开两周年的时候，各中央书记处开成党代表大会，我看基本上是可能的。”

毛泽东问：

“整党，各地方不是早都开始了吗？这个‘吐改’吐得怎么样呀？大概吐得不多吧？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

毛泽东所说的“吐改”，就是指整党中的“吐故纳新”。周恩来说：

“现在挂起来的较多，”

康生补充说：

“我说‘挂故’多。”

“挂故”是指把将要处理的干部挂起来。毛泽东说：

“你们讲挂起来的多，我看吐得也不少了，还是要以教育为主。”

周恩来说：

“有的人长期挂起来呀？我认为还是下去劳动接触群众比较好。”

毛泽东看讨论得差不多了，就说：

“今天把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会就开到这里吧。”

有人又提出了在修改的宪法中应该规定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也有常委附和道：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他说：

“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这是毛泽东第6次当众打招呼，说他不要当国家主席。他最后又严厉地告诫众人说：

“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8月22日晚上8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安排的意见。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周恩来在介绍经济发展的情况时说：

“有些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比文革初期有所下降。”

江青插话说：

“农业生产没有下降。”

周恩来说：

“我讲的是工业。”

陈伯达、康生和汪东兴在会上都作了补充讲话。

8月23日下午，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庐山礼堂的小会议室碰头，毛泽东问周恩来和康生说：

“你们谁先讲啊？”

林彪突然说：

“我要讲点意见。”

周恩来、康生就说：

“好吧，那就林彪同志先讲。”

在常委会讨论会议议程时，林彪说他不讲了。现在他却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其他常委都不知道。毛泽东看了看林彪，说：

“你们3个讲吧。”

此时，开会的铃声响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依次进入庐山礼堂会场，在主席台上就座。

下午3时，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到会的有255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宣布开会。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主要议程是：1、讨论修改宪法。2、讨论国民经济计划。3、讨论战备问题。

毛泽东问主席台上的其他几位常委：

“现在还是请哪一位讲呀？”

这时，林彪首先拿出了一份讲稿，开始讲话，他说：

“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在讲完开场白之后，林彪就转入了他要讲的正题，他说：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是伟大的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指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但是，有个别人反对这种提法，他们认为毛主席不是天才，甚至讲什么毛主席的学说没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我还是坚持天才这个立场，而且绝不退步和动摇。有人利用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问题来反对毛主席，这是不允许的。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

林彪还说：

“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修改草案，认为这个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法律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30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地位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某些自不量力的人想否定毛主席是天才，能否认得了吗？我看不能！”

“毛主席的天才和这种领导地位，就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说毛泽东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们的工作的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领导地位的巩固还是不巩固。”

“胜利以后这20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以来，继续和更加证明毛泽东思想的作用。”“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创造出新的东西来。”

林彪看着稿子，一口气讲了一个半小时。台下还时不时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的这个讲话完全打乱了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并为其同伙定了调，发出了动员令。

据纪登奎回忆中说：“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就说过：在中央全会上，我们还可以再补充几个党的副主席。有了武的，还要有文的嘛。这样才可以使党的工作更好地开展起来。对此，林彪明明知道，但是他要装糊涂。在九届二中全会前，他就给他的死党们透露，他要整张春桥和姚文元，矛头主要指向江青的。这实际上是在打招呼，以便上下结合。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林彪叫人给许世友都做了工作，让他揭发张春桥的问题，许世友保证：‘只要林副主席发令，我们坚决做到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张春桥他算老几，他想造反，老子一个枪子儿就要了他的命了。’”

再说林彪的突然袭击，使坐在旁边的毛泽东越来越不耐烦，显得很不高兴的样子。周恩来、康生也表现出很着急的神态。而陈伯达则完全不一样，他听得是津津有味。林彪讲完时已经4点半了，毛泽东对周恩来、康生说：

“你们讲吧。”

他的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声调。周恩来见状，便说：

“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也说：

“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毛泽东立即宣布说：

“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

据张玉凤回忆说：“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话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

此时的江青也平静不下来了，她急急忙忙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见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就轻轻地走到毛泽东身后，帮他整了整白色衬衣领子，又添了点茶水，然后坐在他的旁边。毛泽东看完文件，才转过身来，微微一笑，说：

“我算到你就该来了嘛。”

江青说：

“我都急死了，你还稳坐钓鱼船。林彪怎么那样讲呢，你得出面跟他谈一谈。不然，中央委员们的思想多么混乱啊！”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

“有看法可以讲嘛！讲出来比不讲出来好。对林彪我们还是立足于拉。不然，刚开过‘九大’就分裂？但是，错误的思想要批。有些人置天下大事于不顾，对继续革命的理论不去认真研究理解，光想着进行权力再分配，他们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自己在国家政府中捞个一官半职，专心经营个人的私利。”

江青说：

“陈伯达这个人不地道，林彪的讲话中大篇引用马克思的话，我看是他在捣鬼。”

毛泽东笑了，他说：

“陈伯达狗屁不通，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春桥在这个问题上有先见之明。他给我讲过：恩格斯一贯反对别人给他祝寿，恩格斯说：‘我一向厌恶这类场面，多次都顺利地避开了，希望以后也是如此。’等等。1891年11月28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歌舞团准备举行音乐会庆祝恩格斯71岁寿辰，恩格斯立即写信制止，说：‘马克思和我都从来反对为个别人举行庆祝会餐，除非这样做能够达到某种重大的目的；我们尤其反对在我们生前为我们个人举行庆祝活动。’此外，恩格斯也不愿意让别人称他为导师。1894年5月，普列汉诺夫第一次给恩格斯写信时，称恩格斯为导师，恩格斯便回信指出：‘首先请你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呀。这不仅仅是谦虚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我去掉什么天才、创造等词汇，是为了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江青说：

“他攻击张春桥、姚文元，实际上是嫉妒他们俩。他还经常在背后说我是武则天，就是因为我当面批评过他几次，所以就记恨我。”

此时的江青感觉到陈伯达是在“攻击张春桥、姚文元”并“记恨”她，却不知道林彪早已把矛头对准了她。据李作鹏后来供述：“林彪曾经写过一首诗词，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壮志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这首诗词被谱成歌曲后，我们都唱过。叶群就对我亲自说过：‘林总的这首诗词，就是对着三滴水来的。这个女人就是仗着毛主席的势力来压人，许多老同志都不服气她！你看看吧，要是毛主席死了以后，谁还会买她的账！我也不买她的账，她没有积下那个德呀！’我对海军的一些人和我所熟悉的人说：‘张春桥算老几？他想取代林副主席的地位，那是根本没门的，他要当党中央副主席，我们就起来造他的反！’我还说：‘江青也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时候了，党的‘九大’已经召开，整个国家已经走向了正规，现在她是应该听林副主席的，而不是让林副主席听她的。江青有什么了不起，要不是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林副主席早把她轰出去了。’”

再说毛泽东听江青说陈伯达经常在背后骂她是武则天，哈哈大笑，说：

“他把你当作武则天，依我看是高抬了你。你翻开历史看一看，武则天是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也是大改革家。她对付她的敌人很有一套，反对派几次都置她于死地，都被她巧妙地粉碎了。要是换了你，早就呜呼哀哉了。所以，你要是有武则天的本事倒好了。你连慈禧都不如，慈禧的本事大着呢。”

江青说：

“先不说我。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压力很大。因为他们在宪法草案中没提‘天才’问题，又没有设立国家主席的条款，所以有些人就把矛头对准了他俩，还想对他俩进行围攻。”

毛泽东说：

“如果他俩有错误，可以检查，对了就要坚持。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围攻！人总是有点压力好，没有压力能革命吗？我们几十年来，经受过多少压力？总想轻轻松松地干革命的人恐怕永远成不了什么气候，不要认为共产主义会自动到来。直截了当地说吧，历史的必然也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艰苦斗争，要付出无数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才能达到目的。所以，我们这些人不要追求舒服。你把我这些话告诉春桥、文元同志，让他们思想上有准备。”

关于这次谈话，《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江青跟我说，人家说我是武则天，主席跟她说，你有武则天的本事倒好了，你连慈禧都不如，慈禧的本事大着呢。江青说她听了以后感觉受到了刺激，她怎么连慈禧都不如？慈禧是卖国的。那时我正在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胡乔木揭发：刘少奇还说，光绪总比慈禧好吧。主席说，在对付外国人入侵这点上，慈禧就是比光绪好，因为她输掉了甲午战争，所以她不甘心，这才支持义和团的，而光绪却老是要依靠外国人。我几次听到主席这样说。但我和江青一样，很讨厌慈禧的。但是主席这人看问题，从来都是很深远的，慈禧统治晚清几十年，摆平了多少内部的纷争，她连自己的军队都没有了，还能把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玩弄在股掌之中，那个政治才能是不得了的。”

8月23日晚上，周恩来召集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开会，安排会议各组分别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却突然说：

“林副主席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各小组应该首先学习讨论。”

他要求再播放林彪的讲话录音，与会者纷纷附和，这个意见被通过了。

据吴德回忆说：“我当时认为林彪是代表中央讲话的，没有感觉出林彪的讲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陈永贵也回忆说：“1970年8月23日晚上，李雪峰对我说：‘永贵同志，你应该表态了，你是农业的榜样，讲的话很有号召力。现在中央有那么几个王八蛋在反对林副主席，反对陈伯达同志，他们比罗瑞卿、陆定一还要坏。他们的阴谋要是得逞，我们的国家就会再倒退回文化大革命以前去了。现在林副主席的动员令已经下了，你要带头讲话，要求中央把那几个王八蛋揪出来，批倒批臭。’我问他：‘林副主席讲话中指的是谁？’他说：‘我告诉你后，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现在中央还没有点名，只是对事不对人的时候。林副主席和伯达指的是上海的那几个家伙，他们在组织小山头、小宗派。他们的阴谋得逞不了，现在全军代表都在反对他们。’我这下心中有数了。”

就这样，周恩来只好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在8月24日上午，让代表们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进行讨论。

林彪得知吴法宪在会议上的提议后，非常关心。他派叶群和儿子林立果当面表扬吴法宪，称他这次“又立了大功”。

就在8月23日这天晚上，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拿出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吴法宪又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黄永胜，传达了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黄永胜很快便按照林彪讲话的口径，为自己草拟出了一个上庐山后的讲话要点：1、拥护林彪的讲话。2、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称“天才”是“讽刺”，这是反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3、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有许多情况不正常。

欲知林彪发动突然袭击后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的新状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1970年8月23日和江青谈话说：“对林彪我们还是立足于拉。不然，刚开过‘九大’就分裂？但是，错误的思想要批。有些人置天下大事于不顾，对继续革命的理论不去认真研究理解，光想着进行权力再分配，他们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自己在国家政府中捞个一官半职，专心经营个人的私利。”他不但在第一时间确立了对林彪的正确方针一个是“拉”，一个是“批”，而且同时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林彪那几个亲信和投靠林彪的陈伯达、汪东兴等人的目的是：“想着进行权力再分配，他们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自己在国家政府中捞个一官半职，专心经营个人的私利。”

毛泽东又说：“把你当作武则天，依我看是高抬了你。你翻开历史看一看，武则天是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也是大改革家。她对付她的敌人很有一套，反对派几次都置她于死地，都被她巧妙地粉碎了。要是换了你，早就呜呼哀哉了。所以，你要是有武则天的本事倒好了。你连慈禧都不如，慈禧的本事大着呢。”江青听了感到很受刺激，但她想到的却是：怎么我“连慈禧都不如，慈禧是卖国贼”。她根本没有体会到毛泽东的深意。还是戚本禹想明白了，他说：“主席这人看问题，从来都是很深远的，慈禧统治晚清几十年，摆平了多少内部的纷争，她连自己的军队都没有了，还能把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玩弄在股掌之中，那个政治才能是不得了的。”这些话也可能是马后炮，是事后诸葛亮，但不管怎样说，它却正确地解释了毛泽东的原意。假如江青“有武则天的本事”，也和“慈禧的本事”一样“大”，那么，后来还会有1976年的“一0六”政变吗？

第7章 1970年8月24日—

“你们想逼我上梁山，我偏偏不上你们的当，看你们怎么办？你在我的身边，为什么有事不向我讲，你想改换门庭，就给我滚！”

话说1970年8月24日上午8时，除了毛泽东、林彪、江青之外，由汪东兴主持，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所有人员，在庐山礼堂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录音一共放了两遍。中间有人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与会人员热烈鼓掌，表示支持。会议一直到11点半才散会。周恩来交代汪东兴说：

“你将大家建议印发林彪同志讲话稿的意见，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一下。”

汪东兴走到礼堂门口时，陈伯达交给汪东兴一份材料，说：

“这份材料请打印5份。”

汪东兴问：

“你是要发给常委吗？”

陈伯达说：

“是的。”

汪东兴一看，陈伯达要打印的材料是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关于称天才的几条语录。他想，常委看完后，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于是，他就交代会议秘书处打印20份。尔后，汪东兴来到毛泽东住处，按照周恩来的嘱咐，向毛泽东报告了代表们要求印发林彪讲话稿的意见。毛泽东说：

“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讲话稿要由林彪同志审定后发。”

汪东兴立即用电话将毛泽东的指示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

“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

汪东兴让王良恩去林彪住处取讲话稿，结果，他没有拿来。后来王良恩25日又去拿，还是没有拿来。

就在8月24日这天中午，陈伯达、吴法宪将另行打印出来的关于“天才”的语录材料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除了未上山的黄永胜以外，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这个材料却没有送给李德生看。

叶群与吴法宪等人还商定，在下午分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统一行动，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泽东，煽动要揪人。

8月24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分组会议，讨论林彪的讲话。江青为此大发脾气，她说：

“怎么把原定的程序都推翻了？全会究竟是听谁的？”

下午3点钟，华北组按照全会的安排，召开讨论林彪讲话的会议。陈伯达、汪东兴来到华北组，有一个人正在发言，主持人打断了他的话，请陈伯达先讲话。

据陈永贵回忆说：“8月24日，陈伯达和汪东兴来华北组参加讨论的时候，我再次问汪东兴：‘听林副主席的讲话后，我很激动，想发言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还要放炮，把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坏蛋揪出来，你看可以不可以？’汪东兴回答：‘当然可以，不但你讲，我也要讲。我早就对那几个人憋了一肚子火了，他们坏得很，现在都不把林副主席和伯达同志放在眼里，将来还会把谁放在眼里呢？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那些人给弄坏的。一定要把他们给揪出来。现在时机已经到了。’有了他们的部署和安排，我才敢在华北小组会议上发言。当时我很激动，把张春桥等人狠狠地痛骂了一顿。”

再说陈伯达在发言中说：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

“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吧？更不要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材。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汪东兴接着发言，他说：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中央办公厅机关和8341部队在讨论修改宪法时，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热烈希望毛主席继续担任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刚才伯达同志讲的情况是严重的。我们党内有这样的野心家，他们在巧妙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

陈伯达插话说：

“多么猖狂啊！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

陈伯达的煽动性发言，使与会者都激动起来。汪东兴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的发言更使与会者相信这是毛泽东的意思。顷刻间会场群情激愤，对陈伯达讲话中谈到的“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许多人纷纷要求，把反对毛泽东是天才的人揪出来，说对这种人“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

这天下午，叶群在中南组发言时，声泪俱下地说：

“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懂得得多。难道这些话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

“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反对在宪法上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可是有人想往下吹。”“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竟然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这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肯定下来的，林副主席《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

吴法宪在念了毛泽东、林彪以及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语录后，接着说：

“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

“对待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这次全会上他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中央委员吴桂贤在发言中说：

“毛主席不主张设国家主席，你们为什么还要设？这是听毛主席的话吗？”

周恩来听了高兴地说：

“吴桂贤有头脑！”

华东组也按时召开讨论会。华东组的组长是许世友，副组长是杨得志、韩先楚和王洪文。中央的领导人有张春桥、陈云、王震，还有徐景贤、方毅、程世清、周赤萍、韦祖珍、彭冲、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等人。王洪文、徐景贤等人说：陈云没有来，等他来了再讨论。结果华东组为了等陈云到会，就一直没有讨论。

这天晚上，许世友和陈励耘给林彪、叶群等人分别报告，说：

“有人干扰华东组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

汪东兴也对叶群说：

“叶主任，这一回我可是豁出去了，不怕得罪那帮秀才们了。只要林副主席身体好，高高兴兴地接了班，我汪东兴就是粉身碎骨也是高兴的。”

8月24日晚，各组的发言记录汇总到了汪东兴手里。汪东兴一看，有几个人的发言，都引用了陈伯达交给他印发的语录了。他马上打电话，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恩来，问道：

“陈伯达同志要打印的语录还没有发，怎么办？”

周恩来说：

“这个语录不能发，封存吧！”

汪东兴马上把陈伯达提供的打印语录的原稿及已打印出来的20份语录，全部封存了。

这天晚上，在陈伯达的安排下，华北组有一些人整理出了一个2号简报。李雪峰的秘书兼华北组的秘书，把副组长们都签了字的这份简报送到了李雪峰的手里，李雪峰看毕，觉得简报如实反映了会议讨论的情况，而且自己在会议上并没有发言，于是就在简报上签下了他的名字。之后，李雪峰还和一些人串联，要求给毛泽东写信，强烈要求毛泽东继续担任国家主席、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

8月24日这一天，由于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没有表态，很多与会者就把握不住方向了。一时间，庐山会议成了宣扬天才和坚决拥护设立国家主席一边倒的局面。

在8月24日以后的几天里，各小组依然是上午开会，下午开会。晚上吃完夜宵，到了半夜12点多了，那些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还都聚在一起听候消息，谁也不肯散去。

再说8月25日晨，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第6号简报，即华北组第2号简报，分发到了6个小组的与会者手里。

华北组第2号简报火药味十足。简报中写道：“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汪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3年文化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干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简报上还写道：

“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宪法上不写上毛主席是天才，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反对毛主席。”

华北组第2号简报一出，有些小组也纷纷效法，会议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这天上午，在华东组的讨论会上，组长许世友首先发言，他说：

“林副主席的讲话十分重要，林副主席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这一次又给我们树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范例。我们就是要像林副主席那样来和一切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斗，和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斗。”

王洪文接着发言，他说：

“林副主席讲的很重要，给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陈励耘因为林立果事先给他打了招呼，所以他杀气腾腾地说：

“林副主席在开幕会上的讲话是有所指的。现在就是有人胆敢反对林副主席，他们就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反对林副主席关于称天才的伟大理论就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接班人，那些反对林副主席的人是些什么狗东西！有那么一些人自不量力，还要反对我们军队的干部。这些人应该站出来，有胆量的就站出来，把问题交代清楚！你为什么要反对林副主席？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

许世友大声说：

“老陈，你讲得对，我坚决支持你！你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军队干部的意见！”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向毛泽东反映了情况。江青说：

“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我们呀！”

毛泽东气愤地说：

“你想一心一意搞建设吗？偏不让你搞。世界上的事，有时是不能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去行事的。那好，要斗就斗，奉陪到底，边斗边搞建设。”

吴德曾经回忆说：“8月25日刊登有陈伯达、汪东兴等人发言的华北组第2号简报（全会第6号简报）印发全会后，各小组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要求设国家主席和揪出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的呼声空前激烈了，到处是一片打倒和千刀万剐的叫骂声。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看见张春桥过来，他铁青着脸，见了我只是点点头，没有吱声。我以为他觉察到不妙了，谁知道他已经胸有成竹，已经开始向陈伯达和林彪反击了。我马上给周恩来打了个电话，说：‘我觉得陈伯达在华北组的活动很可疑，要求中央注意他要揪出的人是谁。’这个电话显然对我后来是产生了作用的。那些天，几乎时时刻刻都在紧张之中。”

《戚本禹回忆录》说：“姚文元的女儿还跟我说，她父亲告诉她，在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他们向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发起进攻，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一次毛主席与姚文元谈话时，对姚文元说，清朝末年，章太炎与那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因为‘苏报案’被关押、审判。章太炎在监狱里给年方20岁的邹容写了一首互相勉励的诗：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餱。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念完之后，毛主席还拍着姚文元的手说，我们现在亦是‘临命须掺手’了。但我们要努力奋争，扭转乾坤。听了姚文元女儿的转述，我感慨万分。党内斗争惊心动魄，连毛主席都做好了‘临命须掺手’的思想准备了啊！”

再说在8月25日上午11点40分左右，毛泽东首先把汪东兴叫到自己的房间里，问道：

“看到6号简报了吗？”

汪东兴看毛泽东神色不对，不敢说这个简报是由他安排印发的，就说：

“刚看到。”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已经来过了，他们说6号简报影响很大。”毛泽东顿了顿，严厉地说：“你们想逼我上梁山，我偏偏不上你们的当，看你们怎么办？你在我的身边，为什么有事不向我讲，你想改换门庭，就给我滚！”

汪东兴腿肚子一软，“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说：

“主席，我错了。我不了解情况，我上了人家的当了。主席，我向你检讨。”

他说着就大哭起来。毛泽东更加严厉地说：

“你汪主任明明知道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为什么你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事到此时，汪东兴只好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推到叶群身上，还基本上把他与林彪、陈伯达、叶群的一些谈话交代了出来。他还说：

“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高兴得跳了起来，我很气愤。”

毛泽东严肃地说：

“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

汪东兴说：

“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说：

“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

毛泽东和汪东兴谈完话，已经是下午2点了。毛泽东让他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3点到牯岭毛泽东的办公室开会。汪东兴通知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他让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其他的政治局委员。

下午还不到3点钟，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来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处。毛泽东特意安排，先后找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单独谈话。他对林彪说：

“不要设国家主席，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林彪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见到了陈伯达，鼓励陈伯达说：

“他放出来的魔鬼，未必还能再收回去。”

毛泽东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谈了话，就召集政治局全体常委首先开会，他说：

“上山的时候，我就说要把这个会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一个分裂的会、失败的会。现在好了，会议才开了一天半，整个庐山到处要揪人，要批判反对天才和设立国家主席的人。我再重申一遍，我不是什么天才，我不主张设立国家主席，道理就不多说了。”

林彪说：

“我反复研究了各种宪法，认为国家不设国家主席不妥当，我主张修改宪法除了突出毛泽东思想的指针作用和毛主席的天才领袖地位外，还应该继续设国家主席。”

“我同意林副主席的意见。”陈伯达马上响应说：“国家主席是元首，一国没有元首怎么行？党中央主席兼国家主席是可以的，即使有什么说法，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可以理解。”

毛泽东被陈伯达的最后几句话激怒了，他完全听明白了这几句话的含义，陈伯达严重地歪曲了他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本意。陈伯达的意思无非是说：你毛泽东早在50年代末就辞去了国家主席，现在刘少奇垮了，你也老了，除了林彪可以当国家主席以外，你不可能再来兼这个国家主席吧。如果，你硬要老着脸兼国家主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虽有微词，谁又能拿你怎么样呢？但毛泽东很快就平静了下来，他对陈伯达说：

“我的意见不是讲了很多次了吗？你怎么还固执己见呢？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陈伯达对毛泽东和林彪说：

“我现在的脑袋已经乱了，我要好好地休息休息，现在是什么问题都无法谈了。”

毛泽东转对大家说：

“你们看了李雪峰、郑维山搞的第2号简报没有？引用的全是陈伯达的话。这位天才理论家在华北组放了一通臭屁后，有人拍手叫好，跟着他到处放臭屁，把庐山薰了个乌烟瘴气。你陈伯达口口声声说要维护‘九大’方针，我看首先破坏的就是你。2号简报实际上就是你的宣战书。你说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不是别人正是你们几个。你们不是要揪人吗？我就坐在这里，你来揪好了。你反对张春桥、姚文元，还有康生同志，就是反对我。你攻击他们的那些提法，发明权不是他们，而是我。”

毛泽东越说越有气：

“不就是反对设国家主席吗？反对设国家主席是我提出来的。你们心里都明白。我劝个别人不要再跟上陈伯达这么闹了。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陈伯达他们闹去。设国家主席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又把目光转向林彪，说：

“我看林彪同志回去认真想一想，你会明白的，我劝你也别当那个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就当！反正我不当。”

林彪只好说：

“我不主张设，我也不当。坚决拥护毛主席。”

常委会结束以后，毛泽东来到院子里，见许世友来了，就握着许世友的手问：

“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

许世友说：

“凉。”

毛泽东说：

“我手是凉的，脚也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国家主席？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

下午3时，毛泽东召集了有各大组组长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

“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3项议程。停止讨论林彪同志的讲话。收回全会第6号简报，立即休会。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

“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我是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的。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他说罢转过脸，冲着林彪补充了一句：

“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又当众警告说：

“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2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人做出检查。

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的决定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阵脚。林彪私下传话给吴法宪等人说：

“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提‘天才’了。”

毛泽东在会后又做出了一个临阵换将的决定。周恩来向李德生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他回北京主持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把黄永胜换上山来开会。周恩来又向李先念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李先念回北京，换纪登奎上山参加会议。

8月25日晚，周恩来很严肃地对李雪峰说：

“印华北组第2号简报的时候，你怎么也不和我讲一下？”

李雪峰说：

“当时我警觉了一下。但想到这也是向中央反映问题的一种方式，就签发了。”

8月26日，九届二中全会各组组长传达关于暂停召开小组会议的决定，宣布由大家分头看修改宪法的文件，还安排了与会者游庐山、看电影和看戏。

此时的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都开始收回他们发言的记录稿。邱会作也要回会议记录，剪去了他发言的部分。汪东兴把这些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笑着说：

“何必当初呢！当初那么积极，那么勇敢，争着发言。今天又何必着急往回收呢！”

周恩来对汪东兴说：

“你也要写检查，争取第一个检查吧。”

按照毛泽东的安排，从26日开始，一直到30日，他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头找人谈话。

周恩来、康生在8月26日至27日，连续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要吴法宪向中央做检讨。

康生在和吴法宪等人谈话中说：

“你们军队的同志为什么不听毛主席的指示？不设国家主席，是毛主席改变我国国家体制的重大举措，是借鉴了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文明国家的宪法经验，经过认真地思考和一些同志的研究而提出来的，为什么你们不听？”

陈永贵回忆说：“毛主席下令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要收回华北小组的简报，特别是把陈伯达揪出来后，我才知道闯下了大祸。我当时很害怕，向李雪峰提出了要检查，李雪峰对我说：‘你检查可以，千万不要拉扯别人，更不要提我，越提问题越复杂，好像我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似的。’汪东兴也偷偷地跑来对我说：‘我和你以前说的话，不要再提了。我们各自检查自己的就行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顶多是个认识问题就是了。’后来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和我秘密谈话，问我华北小组讨论前的动向，我把李雪峰和郑维山的活动，包括我听到他们的议论都报告了总理。我说，我曾经听郑维山对李雪峰说：‘这一回就是要把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搞臭，把他们的嚣张气焰压下去，迫使中央表态。即使这次目的达不到，也要在下一次的全会上达到目的。林副主席和军委的其他领导同志是下了决心的。’周总理对我说：‘你看看，不整顿怎么能行呢？毛主席就断定他们的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嘛。毛主席真是神了，你不佩服不行啊！’这时，我才感觉到庐山会议的确是件大事。”

8月27日，汪东兴连忙写了一份检查，他写道：

“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背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我要接受这次教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听毛主席的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提高觉悟。坚决执行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方针，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汪东兴写完了，交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说：

“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全会上。”

汪东兴这份检讨书，经周恩来批改后，印发给了全会与会者。

8月28日晚，吴法宪把周恩来、康生要他做检讨的事，报告了林彪。林彪说：

“你没有错，不要做检讨。”“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叶群也打电话安抚吴法宪说：

“你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扯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29日，纪登奎、黄永胜上了庐山。黄永胜得知山上的情况后，立即销毁了他原来准备的发言稿。

黄永胜回忆说：“我记得开会的时候，我碰到叶帅，他也对我说，只要林副主席担任了国家主席，就真正有了实权了。我们希望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

8月30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同周恩来、叶剑英谈批判陈伯达的事情。

从8月31日开始，毛泽东经汪东兴安排，不再住在美庐，搬到了离美庐不远的一幢平房里，也就是脂红路175号。这个住处几乎不为他人所知。

8月3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从汪东兴那里要来的陈伯达要他打印的那份关于“天才”的语录上，写出了一个700字的批语，他写道：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后来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笔者注）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5条。其中第5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4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的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3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

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的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俩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

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 8月31日

此后，他又在这个批语的抄件上加了一个题目：《我的一点意见》。

毛泽东写完了，也改完了，就让工作人员送给林彪看。

这一天，吴法宪在林彪那里谈话，叶群神色严峻地对吴法宪说：

“胖司令，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庐山上事情可能要升级，你要沉住气，不要惊慌失措，没有太大的事情。但是也要讲究点方式。来，先让你看看这篇东西。”

吴法宪接过来一看，是毛泽东写的那篇《我的一点意见》，脑袋立刻大了。他刚看完，叶群就要收回。吴法宪说：

“你让我马上抄一份，回去讲话好有个标准。”

叶群说：

“不要抄了，马上就要发给所有与会者，你们很快就要好好地讨论了。101担心你接受不了，所以让我给你打个招呼。”

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印发之后，除了林彪一伙和其他少数一些人以外，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大部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及其他与会者们，这才了解了真相，他们纷纷议论说：

“好哇，原来这场误会是陈伯达挑起来的呀，这家伙坏透了！”

“搞了半天，上陈伯达的当了！他骂别人是野心家、阴谋家，看来他才是地地道道的野心家呢！”

“揭发陈伯达！”

“批判陈伯达是党中央毛主席开好九届二中全会的重要部署。”

欲知此后如何揭发批判陈伯达，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8月31日在陈伯达关于“天才”那份语录上写出的700字批语，有理有据，气势磅礴，且充满着政治智慧。可以说，《我的一点意见》是批判陈伯达的总纲，由此结束了这个投机文人的政治生命。在写好《我的一点意见》后，毛公马上让工作人员送给林彪看，希望以“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俩人一致认为”以及“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些违心的话，来提醒、保全和挽救林彪。他不甘心与这个寄予大希望的老部下就此分道扬镳。这种大智慧和慈悲之心，也是不同寻常的。

第8章 1970年9月—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话说1970年9月1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各大组的召集人开会。他在讲话中点着陈伯达的名字说：

“你这个人呀，叫我怎么说你哪！一贯地制造是非，一贯地投机取巧，一贯地见风使舵。你翻开你的历史，你究竟干了些什么？你想利用别人之手把春桥打倒，你眼睛里究竟盯着什么人？你说我是天才，我看你是在说你是天才！自称是小小老百姓，实则呢，大大野心家。你眼睛里容不下比你强的同志，这一回你如果再不好好检查，我看你就完全堕落下去了。”

毛泽东又说：

“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

他转向林彪说：

“林彪同志，你也要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这些人开会，让他们争取主动，好好地检查自己的错误。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会就开不好，就开不成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取得更大成绩的会。”

据吴法宪后来回忆说：“我们在叶群家开了会。叶群定了原则，要检讨，主要是我，但是第一不涉及林彪，第二不涉及黄永胜，一定要把林、黄保下来。”

9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陈伯达专案组，由叶剑英任组长，周恩来任特别顾问。

9月2日这一天，各大组开始集中批判陈伯达。

陈伯达在华北组声泪俱下地作了检查，他说：

“同志们，我在全会开始的时候，违背毛主席的指示，改变大会议程，利用中央领导同志之间的一些个人矛盾，采取造谣的方式，极其错误地攻击了春桥、康生同志。实际上正像毛主席和同志们批判的那样，我分裂了党，违背了‘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犯了极其可耻的错误。”

江青在大组会议发言中说：

“陈伯达同志的错误，不是一天形成的，是有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凡是带着‘私’字参加革命，起来造反，到一定时候就会跳出来，向党闹分裂，向无产阶级要权。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

与此同时，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也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等人开会。他不得不按照毛主席的批评精神指责这几个人。他说：

“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

到会的人都不发言，有的翻材料，有的喝水。过了一会儿，林彪又说：

“嗯，为什么没有人发言？”

汪东兴说话了，他说：

“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同志放炮后搞乱的。我完全是上了陈伯达的当。”

林彪马上反问他：

“你发言要设国家主席，而且是代表8341部队和中央警卫局讲话，是谁让你讲的？谁给你布置的？你提出要揪出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人，又是谁给你暗示的？我看你是你自己要那么搞，反过来又要嫁祸于人，这也是不行的。我们要实事求是，是陈伯达的问题就说陈伯达，是自己的问题就说自己！”

汪东兴自知没趣，闭口无言。其他人七嘴八舌说了一会儿，会议就散了。汪东兴借故向林彪请了假。

汪东兴回到毛泽东住处，将林彪召集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简单汇报。不过他说的是：他如何如何反击，林彪如何如何尴尬等等。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问道：

“会议还开不开？”

汪东兴说：

“林彪打了一个招呼，说再开会就通知，不通知就不去了。”

9月3日，林彪又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开会，因为汪东兴请了假，就没有通知他。林彪在会上对这几个人说：

“你们看到了吧？有些人开始推卸责任了，把自己的问题往别人身上推，好像自己是一个吃屎的3岁小孩。汪东兴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谁也没有给他布置，陈伯达从来就看不起他，背后称他是宦官老二。他是专门在我和主席面前进行投机的人，曾经给我提供了许多的消息，我都没有搭理他。我早就警惕上这个人了。现在，毛主席先把他推出来，就是要让你们检查。一开了这个头，后面的尾巴都要露出来。当初批评刘少奇的时候也是这样。刘少奇开始检查后，毛主席就抓住不放了。”

这一天，汪东兴将林彪再次召集会议而没有通知他的情况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他们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

9月4日，毛泽东找林彪谈了话。

9月5日上午，毛泽东找陈伯达谈话，一见面就问他：

“大家批判了你的错误，你能认识到吗？”

陈伯达还没有答话，毛泽东就发火了，他说：

“你这个人大概是看到我快死了，所以迫不及待要给你自己找一条出路和靠山，是不是？你历来是脚踏两只船的，这次表现更加恶劣。你嫉贤妒能，把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不放在眼里，你表面上是反对张春桥，实际上是反对我。你主张设国家主席，究竟是什么居心？你要是把事实的真相讲出来，我就佩服你。就看你检查不检查了。”

陈伯达向毛泽东检查了不顾全大局的错误，毛泽东批评他说：

“什么顾全大局，你的大局是设国家主席！是要把我置于死地！”

这是陈伯达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几十年陈伯达回忆说：“如果说林彪没有野心，那是愚弄历史。问题不在于林彪有没有野心，而是说当时究竟谁没有野心。大概除了毛泽东以外，我们党内没有不愿意当国家主席的，当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当时在政治局里的。想不想当是一回事，能不能当是另一回事。林彪曾经对我说过：‘与其把党的大权交到张春桥那些人手里，不如我们把权夺过来。’说明了林彪的的确确是对张春桥那些人有反感。我们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那些人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之间是进行过坚决斗争的，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没有毛泽东对他们的支持，失败的绝对不是我们。毛泽东也经常批评江青，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那种批评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批评，准确来说是提醒。搞历史的人不能正视这个问题，就弄不懂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事实。”

9月5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商量如何结束会议等问题。

9月6日上午，周恩来、康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报告说：上午11时，召集6个小组正、副组长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拥军爱民，读几本书，各做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军纪。”

9月6日下午，毛泽东要林彪主持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此时，主席台上已经没有了陈伯达的位置。

九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报告；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毛泽东在周恩来、康生发言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今天大会就要闭幕了，陈伯达不能来参加会议了。庐山这场斗争，就是他挑起来的，欺骗了相当一部分同志。看来不抓党的路线教育不行，高级干部不学习不行，党内外的团结搞不好不行。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个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增加对唯物论、辩证法的了解。不然老是会上当受骗。林彪同志你赞成吗？”

林彪马上说：

“完全赞成！”

毛泽东接着说：

“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不妨碍工作。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说到庐山会议上的这场风波，毛泽东的情绪有些激动，他说：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最后，毛泽东在讲到党内外团结问题时说：

“不讲团结不好。陈伯达把自己当成天才理论家，攻击这个，揪出那个，以为这样天下就是自己的了。其实他走到了反面。所以，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史上历来是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讲了几句话，他说：

“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一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九届二中全会发表了会议公报，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70年8月23日开幕，于9月6日胜利闭幕。

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共255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根据会议的议程，进行了热烈讨论。

九届二中全会认为：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指引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贯彻执行了“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继续深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经验。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正在深入进行。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猛烈地扫除着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激发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积级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和生产。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连续获得了8年丰收，今年也丰收在望。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发展的速度很快。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蓬勃展开。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标志着科学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整个经济战线形势很好。在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庄严号召下，为了防御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民兵和全国人民，从思想上、物质上、组织上，进一步加强了战备。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

全会认为：毛泽东主席在1970年5月20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是我国人民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进行反帝斗争的伟大纲领。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几个月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越南、老挝、柬埔寨3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不断获得新胜利。朝鲜人民、日本人民、东南亚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怒火，正在熊熊燃烧。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不怕威胁，不受欺骗，继续坚持英勇的武装斗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到北美、欧洲、大洋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蓬勃勃发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组织，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不断取得巨大成绩。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内外交困，在世界上日益孤立，陷入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包围之中。与此相反，我国的国际关系日益发展。在坚持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断取得新胜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全会认为，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全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

全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全会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要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密切结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要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把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要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

要继续全面地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7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继续抓紧和加强战备工作，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要认真地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获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经过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我们必须继续加强这种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全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以及一切爱国人士，用新的胜利，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全会号召全国人民，用实际行动，进一步加强同阿尔巴尼亚人民、印度支那3国人民、朝鲜人民、日本人民、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战斗团结，进一步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战斗团结，把反对帝、修、反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和我、张春桥、江青等人谈话的时候，讲了许多林彪办公室的笑话。他还说：‘你们大概能够看得出来，我对江青和自己的子女们要求是很严格的，亲者严、疏者宽嘛。我对江青的批评在下面也很严厉，她几次都掉了泪。不这样批评，她怎么能认识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承认，江青有她自己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对刘少奇和陈伯达、林彪的错误，都是她首先觉察到的。这一点，我应该向她学习，你们也要学呢。’这些话，都是毛主席对江青的培养和爱护。”

陈永贵回忆说：“1970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曾经召集我和纪登奎、吴德等人开了一个会。他对我们说：‘陈伯达在会上的矛头是针对着春桥，实际上是对着我的，只不过他们现在不敢而已。将来是否公开反对我？也说不定。林彪、陈伯达这些人的脑子都很聪明，他们看出我是在培养春桥和文元。不错，我是在培养他们，也不光是他们嘛，在座的我都在培养。只是春桥、文元有他们自己的优势罢了。他们的文章写得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这两个人，我看要比陈伯达强得多，水平也高一些。陈伯达近几年来并没有写多少文章，他文章都是别人写的，他的文思已经干枯了。但是还不想下去接触群众，接触实际。一天到晚总是在搞唯心主义，什么天才，什么创造，他实际是想作天才。永贵同志，你不要迷信他，他实际上看不起你，看不起所有的劳动人民的。某种意义上讲，永贵同志要比陈伯达强得多。永贵在华北组的会议上也讲过天才，也要揪什么反对我的坏蛋。其实真正反对我的就是他们，而不是春桥，也不是康生，是那几个主张要我当国家主席的人。’那时，毛主席对我们这些大老粗确实是有所偏爱的。他对我说：‘你和许世友都没有读多少书，你是务农的，他是习武的，8岁就到了河南的嵩山少林寺练武艺。20来岁时参加革命，成了共产党。你们这些人跟共产党走了这么多年，我放心。你们不会搞鬼，但是容易被搞鬼的人所利用。许世友就让张国焘骗过，到了延安还想逃跑到四川打游击战。他们密谋败露后，被抓了起来，是我下令放的。我对他说：革命嘛，不能只是靠自己和少数人的拼命，而是要团结和依靠绝大多数的人一道工作，一道奋斗。你只想着一个张国焘不行呀，他是要打倒我们这些多数人的，依靠他能把革命搞成功吗？不行！经过了那次谈话，许世友变了过来，决心跟着我们走了。几十年没有改变他的观点。所以，任何人都是可以变化的。红军第4方面军的同志经过了反张国焘路线的教育，至今都很谨慎。倒是第1方面军的同志，比如林彪这些人现在犯了很多的错误。’毛主席的这些话，对我的启发很大，我至今记忆犹新。毛主席还一再的对我说：‘你可以拜春桥和文元为师，让他俩教你理论，你教他俩实践。互相学习嘛。’这些话，我记得清清楚楚，永远也忘记不了。”

再说在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叶剑英对黄永胜几个人说：

“你看看，连林副主席也和江青那班人弄不成吧，这下你们就清楚了。林副主席对毛主席那么忠，江青都不能容忍他，她还能容你们吗？”

林彪在会议结束后，准备下山了，他给江青打电话说，叶群要去看她。江青以为，叶群来访，定然是向她负荆请罪，可没想到不仅叶群来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这4大金刚也来了。叶群说：

“这次我们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副主席多次批评我们，辜负了主席的教导，对不起江青同志。林副主席一定要我们来向江青同志道歉，请江青同志原谅。”

江青见她如此说话，便顺水推舟地说：

“老夫子跟张春桥、姚文元有矛盾，文人相轻嘛！老夫子利用我们，我们不能上他的当。你们犯了错误，可以往陈伯达身上推，我是不会计较你们的。放心吧，我和你们还是有感情的。”

众人闻言，唯唯称是。临别时，叶群又逢场作戏，亲亲热热地和江青拥抱了一会儿。

9月7日，林彪、叶群下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送他们，他们一起照了相。林彪走后，黄永胜等人也走了。

9月8日，各省、大军区的负责人都走了。

9月9日上午，周恩来、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都走了。

9日下午，毛泽东应九届二中全会服务人员请求，准备在庐山礼堂接见所有的服务人员。后来雨停了，接见活动就改在室外进行。

下午2时15分，全体工作人员以夹道欢送的形式，把毛泽东接到了日照峰广场。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并和大家合影留念。照完相，毛泽东要走了，全体人员禁不住高呼起来：“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不少人忍不住留下了眼泪。毛泽东也受到了大家的感染，他用洪亮的声音喊道：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毛泽东一边走一边向工作人员们招手，他看见大家热泪盈眶，就把双手高高举过头顶，在汪东兴等人的陪同下，依依不舍地上了车。

9月10日晚11时，毛泽东的专列抵达长沙大托铺铁路辅线上，他在列车上住了两天。华国锋、卜占亚、杨大易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说：

“你们湖南什么时候可以建成工业省？”

离开湖南时，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华国锋说：

“你要警惕上坏人的当！”

他还提醒说，庐山的斗争还没有完。

9月15日，毛泽东到了武汉。

9月16日，毛泽东批阅了汪东兴就庐山会议所犯错误的第2份书面检查，并约汪东兴谈话。他说：

“他们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指华北组以外的其他组的简报——笔者注）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毛泽东还嘱咐汪东兴，回京后把他对汪东兴检讨的批示面交林彪、周恩来、康生阅读，并转告他的这些意见，以“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

9月1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送来的关于读书书目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原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高级干部要读书的指示，从1964年毛泽东要求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的32本书中，选了9本，又从毛泽东著作中选了5本，作为高级干部的读本。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读书书目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道：

“9本略多，第一次宜少。大本书宜选读（如《反杜林论》）。”

9月19日，毛泽东乘专列回到了北京。这一天，他找来陈先瑞和吴德谈话，问道：

“庐山开会你们传达了没有？”

在陈先瑞二人回答后，毛泽东接着说：

“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3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

毛泽东又说：

“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30本多了，可选读一些，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宁是外国的，就不读了。”

9月22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说，他已经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后“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完全决裂”。

1970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1周年国庆节，这一天，斯诺和他的夫人应毛泽东的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斯诺是在8月14日偕他的第二任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来到中国的，这是他最后一次来中国。他们抵达北京后没有多停留，就到广东、浙江、上海、东北地区以及陕西的西安、延安、保安参观访问，尔后回到了北京。

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快步迎上去与斯诺紧紧握手，热情地说：

“斯诺先生，欢迎您！”

斯诺把夫人洛伊斯介绍给周恩来，周恩来和洛伊斯握手问好。周恩来又对斯诺说：

“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

斯诺深情地说：

“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当时您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周恩来说：

“我还为你草拟了一个92天旅程的计划，还找了一匹马让你骑着去保安找毛主席呢！”

斯诺说：

“您安排我去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周恩来说：

“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您3次访问了新中国，向美国和全世界介绍新中国。今天又登上天安门城楼（本传前边已经说过，斯诺在1960年10月1日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笔者注）参加我们的国庆庆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也是独一无二的事！”

此时，广播里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毛泽东高大的身躯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领着斯诺夫妇迎上前去，说道：

“主席，你看谁来了？”

毛泽东见到斯诺十分高兴，与斯诺夫妇亲切握手，笑着说：

“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激动地说：

“非常高兴见到您。您看起来比5年前年轻了，身体也更好了。”

“马马虎虎。你身体好吗？”

毛泽东关切地问。斯诺说：

“马马虎虎。来之前，我开过刀，现在好了。”

毛泽东仔细地看了看斯诺，关切地说：

“你要注意，不要太累。”

“对了，这话我必须听。”斯诺说罢，高兴地告诉毛泽东：“我5天前才从保安回来。保安变化太大了。当年从延安到保安路上要走3天，这次才花了两个半小时。”

“有一些变化。”毛泽东说：“对了，你去年12月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说你写的书不好，我没有看，我看了摘要，没有什么不好。”

斯诺内疚地说：

“我这次来中国后，发现我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观点不正确。”

毛泽东笑着摆了摆手说：

“你当时怎么看就怎么写。今后也如此，你怎么看就怎么写。不应该要求外国朋友的观点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自己都不完全一样嘛！过去外交部有个极左派，闹得外交部可乱了，谁都管不了。英国代办处就是他们放火烧的。不赞成你的也就是他们，现在在外交部他们不当权了。”

说罢，他伸出手拉着斯诺的一只手，领着斯诺夫妇向天安门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走去。广场上顿时沸腾起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毛泽东也高举右臂向欢呼的人群致意。斯诺看着这动人的情景，万分激动，眼睛也湿润了。毛泽东请斯诺夫妇分别站在自己两旁，摆好姿势，让记者拍照。尔后，斯诺指着千千万万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问毛泽东：

“你觉得这一切怎么样？你有何感受？”

毛泽东微露嗔色，摇摇头，说：

“情况有所好转，但不令人满意。”

这一天，毛泽东心情显得格外激动，他回到住处，脸上仍然泛着红光，心里的激情仿佛还在燃烧。有人问他，为什么会见一位老朋友这么高兴？毛泽东笑了，他说：

“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是日晚，天安门广场华灯照耀，城楼上20盏巨大的宫灯闪闪发光。四面礼炮齐鸣，五彩斑斓的礼花频频在天空开放，形成无数的花球。

毛泽东在城楼上和西哈努克亲王一面欣赏这美丽的夜景，一面亲切交谈。他仔细地询问了柬埔寨战场的形势。西哈努克亲王一一作了回答，并高兴地说：

“现在国内已经解放了三分之二。”

毛泽东赞赏柬埔寨人民英勇作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还说：

“我打了20多年的仗，也不是从书本上学的，是通过斗争学的。当时我没有考虑自己要打仗，是蒋介石要我打的。第一是蒋介石帮忙，第二是日本帮忙。如今是美国帮你们的忙。”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醒目的位置刊登了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祝国庆典礼的大幅照片。很可惜，毛泽东向美国发出的这个被他称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含蓄而饶有深意的信息，竟被尼克松和他的顾问基辛格忽略了。后来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写道，“不幸对我们敏锐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

欲知后来中美关系发生的微妙变化，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请读者好好读一读本章关于汪东兴9月2日、9月3日分别在林彪和毛泽东面前表演的那一部分详细内容吧，这对于认清他的本来面目是非常必要的。你看：汪东兴竟然大言不惭地在林彪召集的会上公然对他的同伙们说假话：“我完全是上了陈伯达的当。”林彪立马揭露他：“我看你是你自己要那么搞，反过来又要嫁祸于人。”汪东兴自知没趣，闭口无言。他借故向林彪请了假，为以后说谎埋下伏笔。回到毛泽东住处，他却对毛泽东说：我“在会上如何如何反击，林彪如何如何尴尬”。这个谎言竟骗得“毛泽东哈哈大笑”。汪东兴还谎称林彪再开会不通知他就不去了，继续为说谎埋下伏笔。9月3日，他就将林彪再次召集会议而没有通知他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又相信了，说：“他们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以上几个细节，不是活脱脱地刻画出了这个被陈伯达称为“宦官”的小丑形象吗？可是谁又能够想得到，此后仅仅过了6年，毛泽东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断送在了这个近卫军头子的手中？！

第9章 1970年10月—

“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话说1970年10月6日，中国政府和越南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给予越南的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和军事援助议定书。

10月10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反对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建立“高棉共和国”。

10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了金日成，在谈到抗美援朝开始前后的情况时，他说：

“我们虽然摆了5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来不是总理去了嘛，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恩来说：

“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恩来解释说：

“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泽东说：

“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他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可惜那时候只有5个军，那5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7个军就好了。”

毛泽东还说到了当时提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的积极作用。他说：

“那些人有20%的战士、干部是积极的、愿意打的。这是根据他们当时的调查。动员了以后，他们作了一个调查，说有20%的战士、干部是愿意打的，有20%是不愿意打的。”

周恩来插话说：

“那是在开始的时候。”

毛泽东说：

“除了这40%，还有60%，是打可以，不打也可以，随大流。我说这就可以了嘛，因为有60%可以随大流，可以赞成打，再加上20%愿打的，这不是80%了吗？就可以打了嘛。又把国际主义跟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你如果不提‘保家卫国’，他也不赞成啊。他说，只为了朝鲜人，不为中国人还行啊？所以我说，是为了保家卫国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卫国，要到那个地方去保、那个地方去卫。”

金日成表示赞成，他说：

“是的。当时提出这个口号很好，很正确。”

毛泽东说：

“你不去支持朝鲜人民保卫朝鲜，还能保自己的家，卫自己的国？这样战士就理解了。”

10月14日，毛泽东在搁置了半个月的吴法宪检讨书上作了一些重要批示。

吴法宪在检讨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见过。”

吴法宪在检讨中说：“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政治上极端幼稚。”

毛泽东在这一段文字旁批道：

“这些话似乎不真实。

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

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吴法宪在检查中说：他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陈伯达曾问他，说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没有？

毛泽东在“伟大谦虚”4个字下面划了杠，批道：

“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他还批道：“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

毛泽东对吴法宪检讨中讲到他将陈伯达所编“天才语录”“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一处特别注意，在下面划了横线，在“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下面划了双道横线，旁批道：

“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

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阅后存中央办公厅。”

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的检讨书上批示道：

“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啦，要上天了，把‘九大’的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

毛泽东在叶群检讨中谈到的“天才”问题一处，旁批道：

“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天才，不是在‘九大’讨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他又在叶群说到对陈伯达的斗争“不够有力”一处，旁批道：

“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叶群在检查上说：“我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

毛泽东在“是路线性的”几个字下面划了杠，批道：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叶群在检讨上说“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

毛泽东看出此中大有文章，反映出他们事先是经过密商的，就在下面划了双道横线，旁批道：

“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阅后退中办存。

毛泽东把上述两个批件同时批给林彪看，是想借此推动他一把。此后，他一直期待着林彪本人的“表态”，但始终不见林彪有任何动静。

10月下旬，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当面商量，要请他作为“中介人”，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助力”。

原来，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愿望十分强烈，他曾在10月初会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说：“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0月2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酒会上，第一次有意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他还私下委托齐奥塞斯库将希望美中进行高级接触的“口信”，转达给中国。

中国有关方面马上注意到了这一重要信息。

l0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中要求全国各地陆续召开地方党代表大会，产生新的党委。要求新党委成立以后，不另设重叠办事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就是党委常委会的办事机构。

后来，地方党委成立后，新党委和原来的“革命委员会”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党委的第一书记基本上都兼任“革命委员会”的主任。

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中说：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由康生任组长，组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江青出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后，参与领导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同时，她还管辖中央工、青、妇和“五七”干校等机构。

11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高级干部主要是指：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领导人、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队军党委常委以上干部。《通知》要求全党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毛的书，以便区别真假马列主义。

《通知》中规定了高级干部学习的书目，要求先读《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6篇（部）马、恩、列著作，再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5篇著作。

《通知》中还规定：在学习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自学为主，自学与集体讨论相结合。坚持天天读。

后来，在理论界、教育界和中层干部中也开展了学习运动。

11月9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同意，转发了山西省关于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中写道：

领导干部“反对学大寨，就是走资派。”“学大寨，必须狠抓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学大寨就是一句空话。”“学大寨，必须搞好领导班子革命化。带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不断改造世界观。”

11月13日，毛泽东对黄永胜进行了批评。后来，叶群对黄永胜说：

“我们的检查到此结束，再不能往上面推了，再不能兜问题了。再兜下去，非得把林总兜出来不可。那样，我们就完了。只要保住林总，我们就好办。现在主席一会儿半会儿还不敢把火往林总这里烧。但是谁要是牵出林总，那可就说不定了。”

她还一再交代黄永胜说：

“现在可是考验人的时候，关键时刻最能够见人心。林总的接班人地位是上了党章和宪法的，我们现在就是要保住这个地位。所以，说到底，这场斗争也就是捍卫党章和捍卫宪法的问题。”

有一次，黄永胜几个人在军委的一个会议室里开会，在议论到江青和张春桥时，吴法宪突然说：

“如果一定要把我打倒，临死我也要把江青杀掉！”

可这话一出口，他又连声说：

“黄总长，你可别揭发我呀。你揭发了我，我也是不会承认的。”

他又问黄永胜：

“黄总长，你说毛主席到底是要自己的老婆还是要接班人呢？”

黄永胜说：

“应该是要接班人。”

吴法宪说：

“可惜林总不是毛主席的儿子。要是他的儿子，也许会更好些。”

黄永胜说：

“我们共产党人难道还能搞那种传宗接代的事情？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可是上了党章的。”

11月14日，周恩来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进行第5次单独会谈。

叶海亚·汗这一次来北京访问，带来了尼克松的私人信件。尼克松在信中提出了他访问北京的请求。

后来在11月下旬，周恩来又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访中，得到了尼克松同样内容的“口信”。

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经过毛泽东批示的由江青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中写道：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指示》中对陈伯达的行为作了充分的揭露；但对林彪只字未提。

这一天，中共中央同时印发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下发到党内军内地、师级以上领导小组或核心小组，使党的高、中级干部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由此展开了“批陈整风”运动。

11月17日，北京卫戍区在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一份报告中说：自去年7月至今年8月，卫戍区先后分4批组织了13个团，进行了1000里和2000里战备野营拉练。同时，组织6个团进驻山区农村，结合战备疏散，进行了以练“藏”、“打”为主的野营训练。在战备教育的基础上，通过野营拉练，促进了部队的革命化、战斗化建设，增强了战备观念，提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斗力。

11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的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他写道：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是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族人民要以毛主席11月24日重要批示为纲，立即掀起一个‘实行野营训练’的热潮。”

自此以后，解放军各部均分批分期实行野营拉练。战士们肩背行装，翻山越岭，踏冰趟河，徒步训练，培养吃苦耐劳精神。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帮助群众解决所能解决的困难，加强了军爱民、民拥军的革命传统教育，保持了人民军队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1970年12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道：

“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12月9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正式传话给尼克松说，中国政府欢迎他到中国访问。周恩来的“口信”是：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周恩来在“口信”中还特别说明：这个“口信”是得到毛泽东主席批准的。

12月16日，毛泽东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38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泽东 12月16日

12月16日这一天，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召开华北会议，进一步揭发陈伯达的问题。

12月18日一大早，毛泽东把斯诺和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接进中南海，共进早餐。

毛泽东因伤风而感到有些不舒服，他抱怨医生们没有能力预防像伤风这样简单的疾病。斯诺向他推荐了莱内斯·波林用大剂量的抗坏血酸来治疗伤风的方法。毛泽东说：

“我准备试用。如果有帮助，你就有了功劳。如果使我中了毒，你也不会受到责备。”

接着，毛泽东就谈起了文化大革命，他说：

“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

他还说：

“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斯诺说：

“我在写我们1965年1月那次谈话的报道中，说你承认中国有个人崇拜，而且有理由要有个人崇拜，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

毛泽东说：

“你说我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人总要有个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你写了中国的个人崇拜又怎么样呢？有这么一回事嘛。为什么不可以写？他是事实嘛。在我们1965年谈话时，党的权力、宣传工作的权力、各个省和地方党委的权力，比如北京的权力，我都管不了啦。正因为如此，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以便鼓动群众去摧毁那些官僚机构。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其他的称号一概辞去。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

斯诺问：

“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泽东说：

“过去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要降温。但要人们克服3000年迷信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事情。”

斯诺说：

“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泽东说：

“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诺问：

“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泽东说：

“不怎么样。”

“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泽东说：

“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要踢我？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如果一个人不讲真话，他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呢？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如此。比如，我们35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斯诺激动地说：

“我很感谢你。”

毛泽东接着说：

“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

斯诺说：

“不知道那些呼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常常想，他们那样做不是为了拥护毛泽东，而是为了自己，想这样来表示自己是最好的毛泽东主义者。”

毛泽东说：

“这些人分三种：第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是假的，是伪君子。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诺又问：

“你是在什么时候，决定在政治上解决刘少奇的？”

毛泽东说：

“那就早了。决定是在1965年1月做出的。当时，我把一份就要到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提交政治局，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就坚决反对。1965年10月，批判了《海瑞罢官》后，文化大革命就迅速地展开了。”

斯诺提到关于发表《海瑞罢官》的事，他说：

“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泽东说：

“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做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实人。”

华国锋是在1970年12月初升任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广州部队政委。毛泽东又说：

“中国应该学习美国把责任和财富分散到50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把一切事情都交给我是不行的。”

他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说：

“中美大使级会谈，15年谈了136次，名副其实的马拉松会谈。现在，我不感兴趣了。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在现在必须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的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

斯诺问：

“主席愿意见尼克松吗？”

毛泽东伸出一个指头，说道：

“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的，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们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也不感兴趣了，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谈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之，都行。”

斯诺说：

“我看吵架难免，也不要紧。”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说道：

“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做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1972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1000多万人。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3亿人，都在那里造反。”

斯诺问：

“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泽东吐出一缕青烟，慢慢地说道：

“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100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这次会谈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多钟才结束。毛泽东亲自送斯诺和夫人到大门口，他最后对斯诺说：

“我并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我只是一个云游世界的打着一把破伞的独行僧罢了。”

这是毛泽东同斯诺的第5次会晤。这也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谈话。毛泽东风趣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我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我现在就是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待不住的。”

斯诺后来写道：毛泽东同他谈了打倒刘少奇的事。“1962年以前，刘少奇没有公开反对过毛，在1959—1960年是捍卫三面红旗的。但是1962年，在党的会议上，毛的三面红旗遭到刘少奇的批评。”

就在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后不久，经毛泽东审定和批准，中共中央把这次谈话的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解决中美关系问题，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和斯诺会谈结束后，在送他们夫妻二人时说：“我并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我只是一个云游世界的打着一把破伞的独行僧（请参看前边所说的‘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笔者注）罢了。”这后半句颇具自嘲意味的话，可以说是老人晚年凄凉心境的真实流露。纵观毛泽东一生，固然是轰轰烈烈，惊天地泣鬼神。但从他青年时期在研究“新民学会”章程之时就不得不隐忍“改造世界”等大主张，到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党内高层一次次地处于少数派地位，到新中国2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依然是孤军奋战，这一切的一切，怎能不让他大发感慨呢？作为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认真地实行“两个彻底决裂”的革命领袖（即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员，一个为教化他人而云游世界的打着一把破伞的独行僧），在中国革命阵营高层中，他的确是一个孤独者。而那些国粉一类人则往往把他说成是一个惯用拳术、深藏不漏的人；不少年轻人也人云亦云，深信不疑。其实大谬不然。正像毛泽东对斯诺所说：“我们35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何止是对外国人不讲假话，毛泽东对党内党外的人也从来都不讲假话。即是对于敌人，他也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真的“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真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一个很真诚的人。难道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第10章 1970年12月—

“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话说1970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召开华北会议的报告上批示道：

“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指在战争年代的战功和文革中的新功——笔者注）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12月22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12月16日对38军报告的批示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及毛泽东在19日的批示，在北京主持召开华北“批陈整风”座谈会。

周恩来在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系统地揭发了陈伯达的罪行。这次华北会议一直开到1971年1月24日才结束。

在华北会议期间，周恩来向李雪峰流露出毛泽东要继续保他的意思。但是李雪峰提出要将庐山会议上华北组的第2号简报公开，他还对自己作了许多辩解。

周恩来还在华北“批陈整风”座谈会上鼓励李作鹏站出来揭发问题，他说：

“到现在你还不揭发问题，对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有什么问题就揭发什么问题，该揭发谁你就揭发谁。你写出来，如果觉得需要保密，你可以把材料交给我，我保证给你交到毛主席手里，什么人我都不会告诉的。”

12月25日，中央研究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问题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

“修建葛洲坝工程，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际准备。”“也要考虑今后保证三峡高坝建设有效措施。”

12月26日，是毛泽东77岁周岁寿辰，中国各大报刊登载了毛泽东和斯诺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的大幅照片。斯诺被介绍为“美国友好人士”。这是继1936年、1939年、1960年、1964年，斯诺多次充当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同外界联系的“媒介”之后，又一次成为中美关系解冻的“报春燕子”。

这一次与10月1日毛泽东让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试探气球”的效果大不相同，他和斯诺夫妇在天安门上的照片，以及斯诺回国后撰写的关于他和毛泽东谈话的文章，终于成为轰动全世界的新闻。

尼克松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奉总统的旨意，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够访问中国。”

12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25日主持起草的关于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提请毛泽东指示的报告中批示道：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林一山后来回忆说：“这个充满着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的指示，给我很大启示。这项工程在开工约两年之后，果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今天，当我回忆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开始提出的关于长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倍感亲切。数十年来，毛主席总是不断地为我们创造实现治理与开发长江的必要条件，长江建设的伟大成就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远见卓识！一代伟人，在万里长江的辽阔大地上，为我们勾勒的蓝图已经不断地显现出绚丽的色彩！”

12月26日这一天，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这艘核潜艇没有用一个进口零件，成功地打破了超级大国在水域方面的核封锁、核垄断、核讹诈。

12月29日，姚文元在呈送毛泽东的《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在“批刘”（刘少奇）中要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意见。姚文元写道：

“从国际上看，苏修叛徒们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也是建立在所谓‘人道主义’、‘人性论’之上的。批刘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仍未批透，想认真搞一点材料和文章。”

毛泽东当天即在姚文元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都同意。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274个中央委员，及1000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1971年1月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林彪《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语》以及姚文元报告的全文。此后，在全国报刊上掀起了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高潮。

1月8日，毛泽东为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在给林彪、周恩来、康生的信上写道：

“这个报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军队和地方多年没有进行反骄破满，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1月24日，是华北会议结束的一天。毛泽东根据李雪峰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担心北京军区的负责人李雪峰、郑维山是林彪集团的人，就指示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

此前，毛泽东曾为此和李德生谈了话。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从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之后，毛主席就采取了掺沙子的措施，把我任命为北京军区第二政委，我对毛主席说：“我没有在军队里任过职，恐怕难以胜任呀。”毛主席对我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要推辞！我们的军队是党管的，党的干部都可以参与军队的管理。现在的军队要做大的调整，军队干部都要调整。”

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材料中揭露了陈伯达长期以来的反党罪行。

以叶剑英为组长的专案组调查证实：陈伯达，原名陈尚友，福建人，他是一个教授的儿子。1924年，陈伯达参加中国国民党，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派往莫斯科。陈伯达在莫斯科期间因与托派有关系而受到警告，中央党组织决定：应去次要部门工作。后送回国内。专案组审查结论是：陈伯达是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516”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

1月27日，这一天是农历大年初一，毛泽东请表兄王季范到家中吃饭。席间，两位老人拉起了家常，毛泽东说：

“九哥，你离开湖南老家又有好多年了，想不想看看故人啊？”

王季范虽然身体虚弱，可人到暮年，更加想念家乡，思念亲朋故旧。他笑着说：

“思念故国，‘长太息而掩涕’，如何不想呢！”

“那好。”毛泽东立即说：“你是全国人大代表，一开春，你就去南方视察，顺便看看家乡的亲朋故旧，如何？”

王季范连连点头，说道：

“难为主席想得这样周到啊！”

后来在4月间，王季范在儿媳萧凤林、孙子王启华等人的陪同下，动身乘车南下，先后到长沙和韶山访问了亲朋故旧。他们每到一地，自然有湖南省领导派人陪同。

1971年2月12日，北京正在进行着批陈整风运动，林彪借口养病，携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去了苏州。

2月19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全国计划会议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道：

“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指李雪峰、郑维山——笔者注）主持时期那样。”

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邀集在京参加国家计划会议的各大军区党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主要负责人开会。周恩来在会议上宣读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军委办事组立即向毛泽东写出了检讨报告，报告中说：“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这是个严重错误。”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道：

“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这一次，毛泽东和以前不同，没有再把批阅件转给林彪，而只是写道：

“周、康阅后，退军委。”

2月22日，黄永胜在毛泽东的一再指责下，不得不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及有关军事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对在庐山会议上和批陈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

2月23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在19日的批示转发给全党。于是在全党、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陈伯达一类假马列主义骗子、整顿党内各种不良作风的运动。

1971年春，毛泽东因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昼夜咳嗽，甚至因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长时间不能好转，后经医生诊断确诊为“大叶性肺炎”。

据张玉凤回忆说，在1971年，毛泽东由于病痛折磨，心情不好。她曾被毛泽东辞退过一次：“那天毛主席有客人，我脸上表现出不大高兴的样子，受到毛主席批评，我仍在辩解。毛主席一怒之下瞪着眼说：‘你要是不高兴就给我滚’。我二话没说，收拾包袱就回了家。在家呆了20多天，心情很难受，原因是难以接受被‘伟大领袖’辞退的现实。”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让张玉凤写检查，倔强的张玉凤没有写，她的婆婆劝她回去向毛泽东认错，她也没有这样做，她打算不回去了。后来，张玉凤想起还有一件衣服在中南海放着，便打电话给护士长吴旭君，让吴旭君把衣服送到门口。吴旭君让她等一会儿，说是：

“你在家等着吧，一会儿有车去接你。”

就这样，张玉凤又进了中南海，见了毛泽东也没有认错。毛泽东说张玉凤是：“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发。”他还告诫张玉凤说：

“你可是‘二进宫’啊，以后要注意呵。”

1971年3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时说：

“在文化革命中，英代办处房子是被坏人烧的，中国政府是反对这种做法的。那天晚上，以我为首的几个人联名广播，劝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后来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

3月15日，两报一刊编辑部为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发表了一篇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文章，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

此前，毛泽东在送审稿上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后面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划掉，并批示道：

“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3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送来的中国拟派代表队参加日本名古屋国际第31届乒乓球赛的报告上作了批示。

这份报告说，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故我方拟仍前往日本参加本届比赛。中国代表队到日本后，支持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球队为合法球队，并主张驱除之。对南越卖国集团的球队，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的态度，要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意见。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中国球队如果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我方提出的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

毛泽东批示道：

“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死，二不怕苦。”

他放下笔，对护士长吴旭君交代说：

“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映，逐条地对我讲。”

也就是在3月15日这一天，美国政府宣布取消对持有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新闻发言人在情况介绍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还说：

“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2月底尼克松总统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表示：‘准备与北京对话’，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作用’。”

3月24日，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3人的书面检讨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毛泽东所作批示的消息一传到苏州，立刻震动了林彪，一个重大的阴谋就开始酝酿了。

林彪和叶群判断：以和平过渡的方式接班已经不可能了，只有提前接班才是上策，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一的方式只能是进行隐秘的“武装政变”。于是，他们就把进行“武装政变”的希望和重任放在了儿子林立果的身上。

此时的林立果，还是一个毛孩子，何以能够当此大任？请读者诸君看一看他的成长历史，就不难明白了。

林立果出生在1945年春夏之交，小名老虎。196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66年21岁的林立果已经长成了一个很精干的大小伙子，脸色白白净净，单眼皮，神色和性格很像林彪，思考问题却有叶群的影子。这一年年底，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

“我和101商量了很久，决定把老虎拜托给你了。101对空军的重视程度你是清楚的，把老虎交给你，也是对你的支持。你对他要严格管教呀。”

1967年初，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意图，指示空军给林立果办理了入伍手续。不久，林立果就来到了空军司令部。几个月以后，由江腾蛟建议，经吴法宪和空军政委（余立金）研究决定，在1967年3月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让他接触空军的核心。

1967年7月1日，经叶群亲自提议，由吴法宪、周宇驰做介绍人，林立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吴法宪说：

“林立果同志是最革命的家庭培养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根红苗正，这是我们空军的光荣和骄傲。”

吴法宪为了做到让林立果全面地了解和掌握空军的各种事情，包括干部的人员配备和编制、兵员的部署情况，他和空军政委研究决定，在司令部办公室专门成立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成员有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空军党办处长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珍、空军雷达兵部处长许秀绪、空军一个军级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等人。这个调研小组曾受到林彪的接见。

1967年7月22日，林立果以“空军司令部红尖兵”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由周宇驰、刘沛丰这些人帮助起草、尔后由陈伯达和关锋帮助反复修改才搞出来的。

1969年2月16日，周宇驰、刘沛丰给吴法宪看了林彪写给他们的一封信。林彪在这封信中写道：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

这两年老虎在你们的帮助下，能力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林彪

吴法宪和空军政委看了林彪的信，立即召开党委会议，研究决定：让林立果挑更重的担子。于是，吴法宪等人就加快了培养林立果的步伐。

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和空军政委按照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说：

“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

由此看来，林立果虽然还是一个毛孩子，但他实际上已经成了空军党委和司令部的太上皇，也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位能够指挥空军的小统帅了。

1970年9月庐山会议结束后，林立果将他的“调研小组”改称为“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代号。由此，“联合舰队”就成了空军的总指挥部。

1971年2月，林立果同在苏州的林彪、叶群密谋后，又到杭州、上海一带活动。

3月间，林彪提出要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先搞一个计划。

3月25日，也就是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黄永胜3人的书面检讨报告作出批示的第二天，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的秘密据点密谋。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林彪的接班有3种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二是林彪“被人抢班”。三是林彪“提前接班”。

面对这3种可能，可有以下两个办法：一是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二是直接谋害毛泽东，“提前接班”。

林立果当即拍板决定，按“提前接班”的办法办。他还告诉周宇驰几个人说：

“根据目前的形势，首长叫先搞个计划。”

于是，他们开始讨论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林立果说：

“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林立果还决定，由于新野负责起草武装起义的具体计划。

3月26日，于新野负责起草的武装政变纲领已经写好了，它的代号是《“571工程”纪要》。《纪要》共分为9个部分：

1、可能性。2、必要性。3、基本条件。4、时机。5、力量。6、口号和纲领。7、实施要点。8、政策和策略。9、保密和纪律。

《纪要》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10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级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请注意，这与10年后一些人的论调基本相同——笔者注），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而“B-52（美国的一种远程战略轰炸机型号，林立果等对毛泽东的代称——笔者注）对我们不放心”，“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要先发制人”，以便“夺取全国政权”或造成“割据局面”。“不管准备好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杀害毛泽东。

《纪要》中确定了实施谋杀的手段：“属于自投罗网式——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爪牙，造成既成事实，迫B-52就范。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一种武器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纪要》还提出要“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其它各种力量”。

《纪要》中关于要求和纪律问题规定：“不经批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此后，林立果将有关政变计划等材料带往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处。

谋杀计划就这样制订好了，至于林立果等人谋害毛泽东能否成功，本传将在后边详细叙述。

再说3月28日，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了。毛泽东像着了魔似的躺在床上三四个小时睡不着。他交代身边人员，要每天把各通讯社对于中国派团参加的反应，逐条地对他讲。他还叫人打电话，催送《参考》看，而他在卧室里急不可耐地抽着烟等着。身边人员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这么关心对乒乓球代表团的反应？他说：

“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呀！在火力侦察以后，我要争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让人们看看中国人不是一块冷铁板。”

3月29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带着李德生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北戴河看望林彪。

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始终没有公开或私下指责过林彪，总是善意地安排许多台阶让他下，希望他能认识错误。周恩来告诉李德生说：

“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

周恩来一行来到北戴河，见了林彪，汇报了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并说明了毛泽东要他参加会议，讲几句话的意思。

3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祝贺印度支那3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伟大胜利的电报上写道：

“最近一个时期，印度支那3国人民在各个战场打得很好。尤其是9号公路战役，打了一场很出色的歼灭战，成建制的消灭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取得了振奋人心的伟大胜利。”“这次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你们发挥了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打出了新水平，取得了新经验。你们痛打了美国侵略者，打败了它的侵略计划，使尼克松政府处境更加困难，日子更不好过。”“我们坚信，团结一致，继续坚持人民战争，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3月29日这一天，章含之接到北京通知，要她立即结束在湖北沙洋干校的教改工作，于月底前到外交部报到。

军宣队张政委、孙毅政委在干校的小会议室里对章含之传达北京的指示说：

“祝贺你参加外交战线！”

章含之不久便离开了她工作了18年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来在3月31日，她跨进了中国外交部的大门，从此担当起了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元首时的翻译工作。

3月30日，毛泽东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讨稿批示道：

“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3月31日，周恩来在北戴河已经同林彪谈了两天了。林彪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对最近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3人的检讨也表示“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查。他还说“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陈引向深入。但他既不表示将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也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

林彪一生有两个特点，一是他敢于和毛泽东争论问题，二是他在党内是唯一一个不写检查、不承认错误的人。他从不公开承认错误，即便是他错了，在被毛泽东批评之后，最多也是不吭声而已。他的骨子里始终涌动着一股一般人所没有的霸气。

周恩来一行人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后，一起去见毛泽东，汇报了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听了，满脸的不高兴。因为黄永胜等人在场，他对林彪没说什么，只是指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4人，严厉地斥责道：

“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此时的林彪，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请看下面一段历史事实就明白了。

就在3月31日这一天，林立果在上海秘密召集了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南京、上海、杭州3地驻军中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周建平、王维国、陈励耘和江腾蛟。林立果在会上对如何实施政变计划做了具体部署，确定了发动武装政变的领导班子和负责人：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南京以周建平为“头”。江腾蛟则是“进行3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的前线总指挥。

林立果在会议上还说：

“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主席的班，靠谁来接？张春桥他算老几？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就是会造舆论。”“当前，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抓好部队。”

后来在4月份，在林立果指挥下，广州、上海等地组建了“战斗小分队”、“教导队”，要求队员对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还在一部分心腹、党羽中进行了以“保卫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和最高副统帅地位”为中心的“路线教育”，为进行武装政变作舆论准备。

欲知林立果一伙制定的“571工程”何时启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古人云：“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此话一点不假。林彪以一介武夫，妄图行篡逆之事，且将这天大的事委任于黄口孺子，岂有不败之理？！从本章所述可以看出，林氏父子如果得了天下，中国也不过是一个活脱脱的半封建王朝而已，他们绝对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中华民族可真是多灾多难呐，横竖摆脱不了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坏的前途！

第11章 1971年4月—

“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了‘秘书专政’。”

话说1971年4月初，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快要结束了，中国兵乓球代表团奉国内紧急指示，邀请参赛的一些国家乒乓球代表团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至于是否邀请美国代表团访华，中国代表团发出专电，请示国内。

4月3日，中国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了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送周恩来审阅。这个报告主要内容是认为时机还不成熟。

4月4日，周恩来圈阅了这份报告，并批了“拟同意”等一些批语。尔后报送毛泽东审批。

吴旭君回忆了毛泽东审批这个报告的整个过程，她说：“毛主席在4月6日那天给我看了份文件。这是什么文件呢？这是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后退给外交部去办理，办完这件事以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因为我跟他相处久了，看得出来，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

接着，吴旭君给毛泽东讲述了“大参考”上的一则消息，消息中说：4月4日，美国乒乓球队3号选手格伦·科恩去体育馆练球，找不到自己队的汽车，错上了中国队的车。科恩是一个“嬉皮士”，留着长发，服装奇特，样子怪怪的。他看着一车的中国人，有些吃惊，便不好意思地说：“我知道我的帽子、头发、衣服让人看了好笑。”中国队的队员庄则栋很有礼貌地站起来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到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说罢，他将一幅绣有黄山风景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科恩非常高兴，第二天将一件印有和平标志的短袖衫回赠给庄则栋。毛泽东听了，眼睛一亮，他让吴旭君把这条消息原原本本地再念一遍。他非常专注地听完消息，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夸赞说：

“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吴旭君在回忆中还说：“就在4月6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11点多了，他坐在那儿，当时那儿是床，他就坐在床边、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我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楚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住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我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呀，那总理和他都画了圈的，那可能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他跟我交代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如果照他现在说的去办，那不就是错上加错了吗？我在提醒自己，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好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把刚才交代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快去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了，毛主席作了最新的决定。”

吴旭君马上打电话给王海容，要她转告周恩来，取消原来的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第二天，吴旭君又和毛泽东核实这件事。毛泽东说：

“当然要邀请美国队访华。”

吴旭君笑着说：

“哎，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毛泽东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

“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一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些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像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恶煞，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呀？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20多年，还是有点吸引力的。”

毛泽东亲自批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的消息一传到名古屋，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要位置登出相关报道，并大加评论。

这一信息也很快传到了美国白宫。尼克松喜出望外。基辛格读了电报，也受到了震撼。这个以高傲自信著称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行动的高明。

尼克松后来回忆说：“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做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

至此，毛泽东的“乒乓外交”，获得了“小球转动大球”的戏剧性效果。

4月7日，毛泽东决定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对黄永胜、吴法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

4月11日，毛泽东就吴法宪、叶群按照林彪的吩咐，在4月上旬分别交来的新的检讨书，给周恩来写信说：

“我已看过了，可以了。”

他还要求周恩来把吴法宪、叶群的检讨，连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3人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做适当处理。”

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应邀来访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和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和随团记者，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这一天，美国也采取了相应的重要措施。据尼克松回忆说：“4月14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20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

此时的尼克松，甚至还考虑如何尽快访问中国的问题，他找基辛格商量。基辛格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直接邀请，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总统前往中国访问，未免太危险了。要是吵嘣了，在国内外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形势往好的方面发展，我觉得总统不必操之过急。”

尼克松说：

“我是担心时间一长，中国人会变卦，又上天安门来一个革命声明，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基辛格安慰他说：

“我倒不怀疑中国会变卦，会后退，这是全球力量的格局决定的，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后来在4月底，尼克松接到了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来的周恩来的“口信”，说是中方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或者是尼克松本人。尼克松认为：“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间已经到来”。

“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4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军队的负责人99人。正在北京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了会议。

此前，毛泽东在审阅上报的与会人员名单时，提出要增加陈毅、徐向前、聂荣臻3人。此时，陈毅因病住院，徐向前、聂荣臻参加了会议。

李雪峰在批陈整风的汇报会上，见了周恩来，他说：

“总理，我这次又跟错了，跟陈伯达和其他的人，犯了错误。”

周恩来很生气，对他说：

“你跟这个，跟那个，就是不跟毛主席！”

批陈整风汇报会先后听取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人的检讨。

4月15日这一天，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后来一直开到7月31日才结束。

4月20日，周恩来给19日回到北京的林彪送去了有关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文件和毛泽东的有关批示，并示意林彪到会讲话。林彪却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要出席会议的意思。

4月29日，周恩来在批陈整风座谈会结束时，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做了总结发言，他说：

“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陈伯达的反‘九大’路线上去了。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希望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实现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1971年5月1日晚，华灯初上，毛泽东身穿灰色中山装制服，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来到休息室，他微笑着与起立相迎的中央领导人们打招呼，尔后走到屏风后面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和他的夫人以双手合十的礼节，向毛泽东问好。他们坐在毛泽东身边聊天。不一会儿，周恩来带着陈毅来了。

“主席，”陈毅走到毛泽东面前，立正说：“我来了。”

毛泽东见到陈毅，百感交集，连忙站起身，像一切上了年纪的老人那样，张着嘴笑，伸手握着陈毅的手，亲切问道：

“身体怎么样啊？恢复得好吧？”

陈毅患肠癌，不久前刚做过手术。他用力拍拍自己厚实的胸脯，爽快地说：

“好了，恢复得很好，主席。”

毛泽东保持着轻松的气氛，他说：

“少个零件不要紧。剩下的零件不要出问题就好。”

陈毅说：

“坏的零件取掉，好的零件一切正常。”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也上前与陈毅互致问候，他们有着十几年的友情。周恩来在一旁说：

“晚会该开始了，请主席到前面就坐吧。”

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摆放着许多圆桌，正中的那张圆桌是专门为毛泽东和林彪安排的。毛泽东来到中央的圆桌东首坐下，对面的位置还空着。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和董必武、陈毅等许多领导人见毛泽东落了座，也依次坐下了。

林彪过去有一个习惯，凡是和毛泽东共同出席晚会，他总是提前5分钟在电梯旁等候着。而这一次，天安门广场上已经是火树银花，歌舞翩跹了，可他却一反往常，迟迟未到。毛泽东和西哈努克谈着话，还时不时地朝对面的空位置上瞥一眼。

周恩来十分着急，也时不时地看一下手表，还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林彪终于来了，他慢条斯理地登上了城楼。已经是5月天了，可他还是披着一件军呢大衣，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

林彪来到观礼台中央的圆桌旁，与近在身边的毛泽东没有握手，也不搭话，甚至看也不看一眼，就冷冷地坐在了圆桌的西边。

“林副主席，”董必武探过头去，眯着眼望着林彪，关切地问道：“身体不大好？”

“嗯。”林彪拉着脸，稍微向董必武点了一下头，既不看毛泽东，也不看董必武，依然望着桌面说：“不好。”

此时的摄影记者杜修贤急忙跟了上来，他的任务是拍摄林彪与毛泽东亲切交谈的照片。可是，现在那两个人隔着桌子，互不搭腔，根本没法拍摄。杜修贤就随意拍了一张全景照，放下相机，等待时机。可是刚过了一会儿，等他再回头时，瞥见圆桌旁林彪的位置已经空着了，人早不见了，顿时吃了一惊。

此时的周恩来也急了，目光频频望着那个空荡荡的座位，喉结上下滚动。他招手将警卫员叫来，低声吩咐了几句。警卫员急忙去了城楼大厅，不一会儿就回来了，跟周恩来耳语了几句，周恩来神色异常冷峻。杜修贤也去打听了一下，原来林彪早就回家了。

毛泽东对林彪的不辞而别，表现出毫不介意的样子。西哈努克询问林副统帅哪里去了？董必武解释说：

“他身体不好，先回去了。”

几个记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悄悄地议论着：

“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党的副主席怎么能这样随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们还没开机子，他的座位就空了，这片子怎么拍？”

“林副统帅今天怎么啦？他来的时候就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最多只坐了几分钟就走了，连个招呼也不打，真让人想不到，太意外了！我们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早知道这样，他一来我们就拍。”

周恩来心里很窝火，他把宣传单位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叫到一边，教训他们说：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大家是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讲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请他参加晚上的活动，这样的活动，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的观众。最后他来了，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摄影机，拍呀！可为什么不拍摄呢？”

有个记者小声辩解说：

“我们是想等主席和副主席讲话的镜头。”

“林副主席来了没有？”周恩来实在憋不住了，他一手叉腰，一只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圆弧，怒气冲冲地重复了一遍：“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毕竟还坐了一会儿。你们都看见了的，你们在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规定新闻拍摄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就是老框框。坐在一起就应当开机拍摄。记者就是要眼疾手快，会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等得来吗？”

停了一会儿，周恩来看着大家很内疚的样子，这才放缓了口气，说：

“人们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城楼上与首都人民一同欢度节日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主题，这是安定人民的大事情啊！组织指挥新闻宣传的领导应当充分重视。如果人民问：城楼上观看焰火，怎么没有林副主席呀？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待了几分钟，行吗？”

好在有杜修贤拍下的一张全景照，周恩来回到西花厅，坐等这张照片。直到杜修贤把照片送来了，周恩来这才松了一口气。

5月2日，毛泽东与林彪坐在一张桌子旁的照片，在各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出来。虽然毛泽东和林彪互未理睬，但毕竟是坐在一起，显示出了安定团结的气氛。

5月中旬，美国方面正式通知中国政府说：尼克松总统“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后来中国。”

此时的尼克松认为“木已成舟”，他还说：“现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复，别无它事可做了。”

5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美预备性秘密会谈的问题，就处理中美关系，特别是台湾问题以及印度支那等问题，提出了8条原则。

会后，在周恩来主持下，将政治局讨论结果草拟成《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呈报给毛泽东审批。

5月29日，毛泽东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并指示成立一个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对美工作小组。

这一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通过巴基斯坦向尼克松传出“口信”，说是欢迎基辛格访华，进行初步秘密会谈，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准备并做必要的安排。

尼克松接到这个“口信”后，兴奋地说：

“这是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此后，周恩来等人就开始在乾隆皇帝的旧行宫钓鱼台里忙碌了起来。

有一次，毛泽东听了对美工作小组的汇报后，饶有兴趣地说：

“你们在这个行宫里，有没有看到乾隆皇帝在一块石刻上刻的题钓鱼台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众乐康衢物兹阜，由来诸事在人为’。连乾隆皇帝都懂得事在人为。我们现在所为的事，我们有的同志，有的朋友，也许会不理解、想不通，我看是须后人才能明白它的深远意义的。”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纪要》，纪要中公开了毛泽东欢迎尼克松来华访问的消息。

此时，有人对与美国谈判表示不理解，毛泽东说：

“台湾问题，我们可以等，放一下。越南在打仗，在死人，我们请尼克松来，不能光为自己。”

1971年6月初，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在118号房间接待罗马尼亚客人。摄影记者杜修贤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他又赶快拍摄宾主双方会谈的场景。

杜修贤见双方会谈气氛已经进入了正常轨道，就退了出来，在门外大厅里等候会谈结束时，再进去拍摄。

杜修贤转了一圈，让一个新华社记者先把拍好的胶卷送到社里冲洗。待他再回到大厅里，只见林彪一个人坐在大厅西北角的一把椅子上。杜修贤以为是会谈结束了，但一看毛泽东、周恩来的警卫员都还在大厅里，他们和杜修贤一样楞楞地瞅着莫名其妙的林彪。

此时的天气已经很热了，可是林彪却好像怕冷似地畏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

杜修贤进入118房间，看见毛泽东旁边的沙发上空荡荡的，几乎和“五一”节晚会上那个圆桌旁的座位如出一辙。毛泽东依然和客人们交谈着，他那朗朗的笑声十分感人。周恩来平静地微笑着，偶尔插上一两句话，康生说的话也不多。

会谈就要结束了，林彪还没有进来。杜修贤等毛泽东他们都走了，收拾完摄影器具，离开118房来到大厅，见林彪还是那个姿势，依然冷冰冰地坐在那里。

6月9日，林彪、叶群为了试探江青的口风，来到钓鱼台请江青给他们照相。江青一见二人，十分厌恶，但她还是客气地推脱说：

“拍摄机器已经收起来了，不用了。”

林彪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带着叶群离开了钓鱼台。江青马上用电话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说林彪他们几点几分走了。毛泽东听后很长时间没吭声，江青正等候指示，突然听到毛泽东大发雷霆，他说：

“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

江青吓坏了，拿着话筒连大气都不敢出，小声请示道：

“主席，怎么改正？”

毛泽东放缓了口气说：

“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

这天下午，江青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带着照相器材来到林彪家里，向林彪承认了错误。林彪听了很高兴，笑着说：

“这哪是错误。”

叶群立即为林彪整理仪容，还拿来了一本毛泽东著作，让江青为林彪拍摄了一幅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照片。这幅照片上的林彪，一反总是戴着帽子的常态，非常显眼地露出了他那光头。照片的题名是《孜孜不倦》；摄影者：峻岭。

多少年后，从秦城监狱出来的刘庆棠曾经说过，在一次会议上，江青诚恳地对他们说：“批评错了，你们不要生我的气，我这个人脾气急，我不是故意的，错怪你们了。你们要经得起批评。毛主席批我，那就是直接骂了。我捅了漏子，主席在电话中骂我不对。”刘庆棠还说起了江青为林彪照相而挨骂的事：“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叶群到处探风，到钓鱼台请江青照相，江青不想照，就借口说拍摄机器收起来，不使用了。林彪、叶群从钓鱼台走了，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江青向毛主席电话报告，说几点几分林彪离开，毛主席5分钟内不言语，突然间大发雷霆地说：‘你混帐，你糊涂，你坏了大事，你知不知道团结林彪，分化陈伯达，你为什么不请示，一贯无组织无纪律……’江青吓坏了，拿着电话筒连喘气都不敢出，小声问：‘主席，怎么改正？’毛主席说：‘今天下午你拿相机、灯，到林彪那里承认错误，让他感觉你可信，请求给他拍照。’江青迅速带着器材赶到林彪住处，向林彪承认错误。林彪很高兴，说：‘这哪是错误……’这就是那张著名的林彪学毛选照片的由来。记得1973年开‘十大’，分组会上谈创作，江青闲时又谈起这段经过，主席5分钟内不说话，突然大发脾气，给人印象最深。”

1971年7月8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在第4个五年计划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逐年降低，争取到1975年一般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降10%，农村降15%。

报告中还要求：除人口稀少的地区以外，各级党委都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

7月9日凌晨，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在伊斯兰堡登上波音707飞机，飞往北京，对中国进行第一次代号为“有历史意义”的绝密访问。

中午12时，基辛格乘坐的飞机徐徐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

7月9日这一天，中国人民海军根据黄永胜和李作鹏的指示，制定了《打击蒋匪在东南沿海登陆窜犯的作战方案》，方案中准备调用海军各类舰艇和各型飞机相当一部分，其中南调舰艇100艘、飞机86架。

其后，空军参谋长会议也随之召开。《空军参谋长会议纪要》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政委王辉球的批准，把10个航空兵师和刚刚组建的地对空导弹部队定为全国的机动作战部队。4个航空兵师和两个部队、一个大队，随时准备支援东南沿海作战。其中一些部队已经分别进驻惠阳、福州、漳州等地的机场。

7月9日晚，夜已经深了，周恩来、熊向晖来向毛泽东汇报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说：

“那个不忙。”

他朝周恩来摆摆手，转向熊向晖问道：

“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

熊向晖不由得一怔，心想：那些可都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啊！他们怎么可能给我讲什么呢？于是就据实报告说：

“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泽东又问：

“有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

“没有。”

毛泽东转身问周恩来：

“那5个人的检讨，发给总参了没有？”

周恩来回答说：

“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60多份。”

60多份材料，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的干部手里，然而他竟然不知情。毛泽东沉思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突然提高声调说：

“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周恩来委婉地说：

“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泽东摇摇头，认真地说：

“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

毛泽东停了停，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由秘书代劳？熊向晖说，都是他自己动手。毛泽东说：

“那好。我这里的文件，是由一个秘书管，他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了‘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熊向晖听了，心中一惊：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人，党内军内只有一个，那就是林彪。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跟基辛格会谈的情况。基辛格在会谈中主动告诉周恩来，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除台湾代表。在尼克松访华前如果美国听任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将使尼克松总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周恩来马上正告基辛格说：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驳。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说道：

“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关于台湾问题，毛泽东又说：

“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周恩来被毛泽东的比喻逗得笑了起来。毛泽东接着说：

“我看，台湾问题事小，世界的局势事大。台湾问题拖一百年再谈也可以，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

周恩来说：

“我已经向基辛格说过，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尊严、体面，你们只有把你们的所有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不剩，这就是最大的荣誉和光荣。”

毛泽东将大手一挥，说：

“美国必须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们好，让那些骨牌倒了算了。这就是进化嘛。当然不打它也不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没有仗打，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只为自己。”

周恩来又汇报说，他和基辛格也谈到了日本问题。毛泽东说：

“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此时，天已拂晓，周恩来起身告辞，又要去处理与基辛格谈判的有关事务了。

7月10日晚，周恩来因为要宴请朝鲜代表团，就让黄华和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章文晋先与基辛格就公告草案进行谈判。

关于尼克松来访，美方的稿子强调是中国邀请。黄华说这不大符合事实，中方是同意邀请。基辛格说，那样就像是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访华。双方会谈暂停后，黄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叶剑英一起先去向毛泽东汇报与基辛格谈判的情况。

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说，基辛格说美国不会进攻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应该向北开。毛泽东非常感兴趣，他说：

“他们要我们把军队往北开啊！过去我们是北伐，后来是南伐，现在是北来北伐，南来南伐！”

叶剑英汇报说，双方已经商定，以巴黎为中美之间的联络渠道。毛泽东说：

“你基辛格说不经过官僚机构，华沙是官僚机构，那我们驻巴黎使馆是不是官僚机构？你不想派个常驻的，也不想派个临时的，就靠你基辛格。现在只好听他的，我们怎么能强迫人家呢？那就通过巴黎吧！”

黄华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尼克松访华的公报问题，他说，双方对于有关尼克松访华是谁主动的提法问题有争议，基辛格认为中方草案的意思是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访华。正在此时，周恩来赶来了，又把基辛格的意见重复了一下。毛泽东大笑着说：

“要改要改。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公报中也不要写我要见他的话，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周恩来等人告别毛泽东走出书房，黄华回头再看了一下毛泽东，只见他仍坐在沙发椅上向他们弯腰抱膝。黄华低声问王海容，主席在做什么。王海容说，主席在向你们行大礼呢。黄华忙说，真不敢当，希望主席健康长寿。

7月11日，毛泽东起得很早，看了周恩来送来的中美会谈公报草稿，他满意地说：

“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样写好。不然，好像我们只关心我们的问题。关于尼克松访华日期，公报一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不等到5月份就要来，早点来也好嘛。”

7月11日中午，基辛格吃过午饭，愉快地秘密由原路返回，由巴基斯坦回到了美国。

基辛格回国后对尼克松说：

“非常实在，非常明确，双方都不说空话。我们真荒唐，怎么能没想到周恩来会狠狠地敲桌子骂人呢？”

7月15日晚10时30分（美国时间），尼克松在白宫发表电视讲话；7月16日（北京时间），新华社及《人民日报》发布消息；双方几乎同时发表了中美会谈公告的全文，称：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这一篇不过200字的公告一经发表，立刻震惊了整个世界。

欲知中美关系发展的详细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1971年7月9日晚上在听取周恩来汇报与基辛格会谈的情况前，先向熊向晖搞了一个调查，这才发现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是假的，由此断定“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并说“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这就说明，历史的发展固然有它的规律性，但有一些突变的情形也往往取决于一个瞬间的某种因素。如果毛泽东没有对熊向晖的调查，也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南巡之行。如果没有他的南巡之行，就不会发现有那么多让他警觉的事情。那么，中国后来的发展将会如何呢？

毛泽东在7月11日看了中美联合公报的草稿后说：“关于尼克松访华日期，公报一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不等到5月份就要来。”果然不出他之所料，尼克松没有等到1972年5月份，就提前于2月21日来到了中国。事无巨细，都料事如神，这就是毛泽东。

第12章 1971年7月—

“如果打倒一个皇帝又上来一个皇帝，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岂不是白搞了吗？我们不能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让广大劳动人民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力，不需要有一个皇帝带领一班官僚垄断集团，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欺压老百姓。”

话说1971年7月中旬，毛泽东和林彪进行了一次长谈。他问林彪：

“最近在看什么书呀？”

林彪回答说：

“按照中央的规定，在研究那6本书，争取从理论上彻底弄通马克思主义。过去的一些提法我作了反省，觉得还是主席提得好，提得科学。我正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纠正。我决定今后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听主席的话，照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我还是那句老话，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林彪说：

“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也认识了错误，为了使他们能够检查过关，他们找我，我一概不见。各人的事各自管，脱了裤子割尾巴，彻底把问题谈清楚。”

毛泽东仍然以诚相待，他说：

“这种回避政策好。你住在北京，他们一过不了关就找你，弄得你也很为难。干脆离得他们远些，让他们绝了退路，就会检查得深刻，也容易取得谅解。所以，我主张你还是到北戴河去，等开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再回来。事情也就结束了。”

林彪说：

“主席，我听你的。自从我认定并决心跟着你干到底的时候，我就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十分重感情，他看林彪讲得甚是动情，马上说：

“你的错误我来保，但检查是需要的，也应该欢迎同志们对你提些意见。我看起码有两条应引起你的注意：一是山头主义，二是骄傲自满。这两条可以做自我批评。我看九届三中全会可以搞成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你带个头怎么样？”

林彪点点头，表示接受毛泽东的建议。

据纪登奎回忆说：“当时，毛主席就是准备在党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把张春桥选为党的副主席，是增补，而不是把林彪选下来。作为一个过渡，最后解决林彪的问题。这一点，毛主席在小的范围已经打了招呼，和我就谈过。他说：‘党的核心里还要有文的，不能光是林彪一个武的。文的要年轻一点的，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的。’我问道：‘张春桥是否可以？’他点点头。看得出来，毛泽东对上海的那几个人有好感，是想重点培养的。但是毛主席这个人有他自己的领导艺术，那就是真正地搞五湖四海，而不是搞自己的小山头、小宗派。这一点，毛主席是光辉的榜样，值得历史大大的称道。他说：‘革命总是要多团结一些人，不是只是少数人。反对我的人，也要选几个代表。’”

再说毛泽东和林彪谈话后，江青对毛泽东说：

“林彪这个人城府太深，把权位看得太重。这次批陈整风，挖了他的墙角，在他的小集团中掺沙子，他是不是会真心认错？”

毛泽东说：

“无论怎样，批评一定从严，路线问题上不能含糊。如果打倒一个皇帝又上来一个皇帝，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岂不是白搞了吗？我们不能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让广大劳动人民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力，不需要有一个皇帝带领一班官僚垄断集团，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欺压老百姓。”

江青说：

“你说的道理我都明白，只是如何做好林彪的工作，是当务之急。”

毛泽东说：

“你要多接近林彪他们，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7月17日，林彪带着叶群离开北京飞往北戴河。吴法宪等人前往机场送行。叶群说：

“首长说我们不能在北京啦。”“我们到北戴河避开这个嫌疑，防止人家说是我们指挥的。”

吴法宪这次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1983年吴法宪谈话记录——笔者注）。”

这段时间和林彪有过接触的黄永胜等人，也都有这种感觉。

7月底，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大家推荐了一本晚清小说《何典》，他特别指出了书中的4句话，说的是：

“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王。”

明眼人一看便知此中内涵。

7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重要消息，消息说：第7、8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将于8月1日出版。“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消息中所说的林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照片，就是江青在6月9日为他拍摄的题名为《孜孜不倦》的那张照片。

7月31日这一天，从4月15日开始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终于结束了，会议通过了一个由迟群起草、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修改定稿、经毛泽东审阅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在8月间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全国各地。

迟群，1932年生于山东省乳山县海阳所镇，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1968年，迟群、谢静宜与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起进驻清华大学，成为负责人之一，他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7月，国务院科教组成立，接管原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迟群成为科教组的主要领导成员。1971年下半年，迟群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成为“梁效”（北大、清华）写作小组主要负责人之一，同时又是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

1971年8月8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对吴法宪说：

“吴法宪同志，主席看了你的检查，还是不满意的呀！你的好多问题并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希望你能够在四届人大会议之前，把你所参加的阴谋活动都讲出来，这样好给大家有个结论。能否过关，就看你们的了。”

吴法宪听了很紧张，就和邱会作商量要去林彪家里。邱会作说：

“现在只有林副主席能够救我们了，只要他下了决心，我看一切问题都会好办的。”

当天晚上，他们俩一起从人民大会堂直接到了林彪家。此时，林彪和叶群为了参加四届人大，已经从北戴河回到了北京。叶群出面接待了他们。吴法宪说：

“看来这次四届人大的关不好过了，检查已经写了，再也没法子写了。江青这个人几乎天天都在召集一些人开会，给他们布置如何对付我们，四届人大会议又要往下追问题，怎么答复？”

邱会作说：

“就是死，我们也不能把林副主席给端出来，我们就是要死保林副主席。”

叶群听了说：

“四届人大会议比华北会议大得多，不是那么容易过关的。事情无法预料，那么多代表，你们不端101，别人要端，如果追问下去你们怎么办？”

吴法宪说：

“大不了我下台，反正要保林副主席。”

叶群这才神秘兮兮地对他们说：

“办法总是有的，天无绝人之路，豁出来干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脑袋掉了不过是块碗大的疤。”

邱会作说：

“要死也只能是我们死，不能让林副主席受损失。”

叶群说：

“不只是保林总的问题，林总和你们怎么能分开呢？黄永胜、李作鹏、胖司令和你邱总长，都要保。你们靠林总，林总也靠你们，就是这么几个老战友，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损伤了。”

谈话结束后，吴法宪、邱会作临走的时候进去看了看林彪。林彪比前一段削瘦了，但是眼睛很有精神。林彪握着他们的手说：

“你们要多保重，不要怕，怕也没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车到山前必有路。事情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他们敢把我们怎么样呢？”

另有一个资料说：1971年8月8日夜，政治局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叫吴法宪去找叶群，把毛泽东给林彪手书的《龟虽寿》要回来。吴法宪回忆：“周恩来说，康生病了，情绪很不好。他向毛泽东提出，写几个字慰问康生。可写什么呢？毛泽东想到了以前曾给林彪写过《龟虽寿》，就要周恩来去找回来，作为范本”（此时毛泽东因健康原因已经写不好了——笔者注）。此时叶群因乳房发现肿块，怕是癌症，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正在301医院检查。吴法宪和邱会作一起去毛家湾，叶群当即叫林办秘书找出毛泽东书写的《龟虽寿》。吴法宪回忆：“拿到这幅字后，我立即给周总理打电话。周总理叫我派人把字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处理完这事后，我和邱会作就告辞了。”

请注意，毛泽东1963年12月14日在给林彪的信（手迹有6张宣纸，信封1个）中写有一段关于《龟虽寿》文字的手迹，是在一张宣纸上，上文说的可能是指这一张。至于书赠林彪的《龟虽寿》手迹，至今还没见到过，这个说法值得后人进一步考证。

8月中旬，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3人关于中共中央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准备情况的汇报。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

“我和林彪同志都不当四届人大代表，我们也不出席四届人大，一切都由你们自己召开。”

张春桥马上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他高兴地说：

“主席的决定英明正确，具有深远意义，是任何人不能比拟的。”

毛泽东又说：

“听说南方几个省批陈整风搞得不太好，我下去摸摸情况，顺便游游泳，观观光，换换空气。”

他还交代说，在去南方巡视期间，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周恩来3人见毛泽东要去南方，又无法劝阻，就让江青出面做工作。江青急如星火般地赶回中南海，进门就说：

“主席，你已经77岁了，不能事事跑到前面去了。再说，南方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人的情况很可疑，要注意安全呀。我不同意你去。”

毛泽东诙谐地说：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他还学着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样子唱道：

“壮志撼山岳，雄心震深渊；誓把座山雕，埋葬在山涧。待到那与战友会师百鸡宴，捣匪巢定叫他地覆天翻。”

江青不由得笑了，她说：

“你去我不反对了，那也得让我去。”

毛泽东连连摇头，说：

“不行，不行。你在北京要协助恩来、春桥，解决好一部分同志的思想转变。批陈整风还遗留下很多问题，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解决好。我出去之后，会随时和你联系的。”

据纪登奎回忆说：在南巡前“毛主席在北京时调动了军队，对北京的部队作了周密的安排，就是对中央警卫局和8341部队也作了安排。当时，毛主席对汪东兴也是不那么相信的，但是为了稳定形势和政治上的需要没有动他。加上林彪也并不那么信任他，所以毛主席并没有动他，反而更加把他放在自己身边观察。当时，毛主席曾经对我和张春桥、江青，还有几个军队的干部说：你们对汪东兴不要再说什么了。如果把他搞下去，外面会说，你们看，连毛泽东的警卫局长都反对他，可见他到底怎么样？我身边的人，你们可以观察，也可以提高警惕，但是不要惊动，这是大局。这就是毛主席的态度。”

再说8月15日下午1点，年近78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汪东兴、张耀祠陪同下，秘密地离开北京，前往大江南北巡视，“要到南方动员各路诸侯”。

这一次南巡，他的专列是两列同样的列车，一前一后，前面的前卫专列开道，后面的本务专列押尾。两辆专列上配备了100名全副武装的8341部队战士。

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湖北武昌。在武昌车站，毛泽东和刘丰、汪东兴谈了话，说是要在武昌多住几日。

8月17日，毛泽东找了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还有刘丰和汪东兴，继续谈话。毛泽东亲切地先向刘丰询问了他在中央苏区5军团时的情况，又问刘丰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刘丰汇报说：

“湖北、河南的情况不错，人心比较稳定。”

毛泽东感到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他严肃地说：

“笼统地这样说也可以。要细想起来，这样说是应付差事。在你们这里，有些地方还在动，有些地方没有动。有些地方的意见是不少的。”

毛泽东话锋一转，说：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他接着说：

“我们这个党已有50年的历史了，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全国胜利以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又把话题转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他说：

“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

在座的几个人都检讨自己犯了错误。毛泽东说：

“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3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他还说：

“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6年孔夫子，读7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25岁那一年，在1918年开始读马列主义。”

毛泽东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说：

“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有了错误就要改，如汪东兴同志，分别几次在7000多人面前，讲他自己的错误，他接触最广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团，7000多人的单位，这怕什么呢？他不怕。

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他转对刘丰说：

“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99人的会（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笔者注）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

毛泽东还说：

“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

有人谎称：

“黄永胜那里早就不是了。”

实际上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此时还是黄永胜办公室的主任。毛泽东强调说：

“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他继续说：

“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3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38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这是甩石头。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改组北京军区，就叫挖墙角。”

他还说：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100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6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6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另一个问题，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这次谈话后，至今还未有什么反应。”

最后，毛泽东说：

“今天就这样吧。你们4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

他还特别交代：

“大家都先不要传达，我讲的是个人意见，先打个招呼。”

8月21日，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了16日谈话后的讨论情况，毛泽东说：

“你不讲，人家也记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

他还说：

“如果不是他（指林彪——笔者注）交代叫听她（指叶群——笔者注）的，为什么4个人（指黄、吴、李、邱——笔者注）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

8月25日，毛泽东要同华国锋谈话，汪东兴就打电话把华国锋从北京叫到了武昌。

8月25日晚，华国锋随着汪东兴来见毛泽东。毛泽东让华国锋坐在身边，汪东兴坐在一旁，他说：

“你来了。”

毛泽东见华国锋胸前戴着他的像章，就说：

“你还戴着？看见就讨嫌，不要戴了。你们现在忙什么？”

华国锋回答说：

“我刚到国务院，着手了解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我向毛主席作个汇报。”

毛泽东有点严肃，说：

“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道为什么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他接着说：

“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50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陈独秀81个人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转为托派。有个刘仁静，他见过托洛茨基，此人比我年龄小，现住北京。罗章龙另立中央，没有成功。此人现在湖北当教授，是浏阳人，现叫罗敖阶。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自立中央，也没有搞成。高、饶想夺权，没有夺成。有人说3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我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的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4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23、24、25这3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3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7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到马列主义。”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6号简报时，毛泽东问华国锋：

“你在庐山会议上念那个称‘天才’的宝贝了吗？”

华国锋说：

“我没有见到那篇东西，但是我听军队的同志讲了，我从心里赞成主席是天才，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我是拥护的。我也表了类似的态度。”

毛泽东说：

“你和他们不一样，人家是事先部署的，你是听了林彪讲话后有感而发，动机不一样。你以后多多读书呀。那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38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24军、21军、38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38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有，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7000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7000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

最后，毛泽东对华国锋说：

“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3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8月27日上午9时，汪东兴和华国锋飞往长沙，安排毛泽东的住宿等问题。此时华国锋刚调到北京，仍兼任着湖南省委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

8月27日下午2时，刘丰到毛泽东的住处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同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他问刘丰：

“怎么样？”

刘丰回答说：

“这几天我想得比较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去年主席谈了以后，我心情很沉重。”

刘丰所说的去年毛泽东同他的谈话，是指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时同他谈的一次话。当时刘丰的态度不明朗。毛泽东说：

“你沉重什么？问题不在你。问题在北京。”

他又问：

“方铭同志什么病？”

方铭此时是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刘丰没有回答毛泽东的询问。毛泽东便说：

“我们党50年，10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

刘丰说：

“有主席领导，有主席思想，解放军也是分裂不了的。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说：

“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

刘丰说：

“主席还是管的。”

毛泽东说：

“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

他又把话题转回到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上，他说：

“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

讲到九届二中全会后采取的措施时，他说：

“我的办法是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在庐山，5天时间我写了700字，打了这样一块石头。以后批了38军的报告。他们把38军整得那样苦。还批了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刘子厚同志的检查。

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华北8个军，就有5个军反对他们。天津的66军就不听他们的嘛！他们要把那几个坏人塞进天津市，66军就反对嘛！就是那3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

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

我七老八十了。希望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如某些同志，我们还是信任的。”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为《国际歌》，列宁在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100年了!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他问刘丰看到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没有看到。毛泽东叫张玉凤去拿。张玉凤说，印的歌词和材料都已装箱上车了。毛泽东说：

“到火车上再给他。”

刘丰问：

“翻印一些下发，可不可以？”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刘丰等人送毛泽东到车站上车。刘丰扶毛泽东坐下后，张玉凤拿来《国际歌》歌词。毛泽东要张玉凤、吴旭君唱，他同刘丰也跟着一起唱。唱一段，毛泽东讲解一段，还讲解了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的文章。他还说：

“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10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10次、20次、30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脚的。”“究竟是英雄创造世界，还是奴隶们创造世界？我是历来主张奴隶们创造世界的。《国际歌》就是讲要团结，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

唱完《国际歌》，毛泽东又与刘丰等人一起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动情地对刘丰说：

“是呀！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

最后，毛泽东叮嘱刘丰说：这次在武昌同他的谈话，不要告诉别人。可是没过几天，刘丰就在9月5日告诉了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此事后话。

据列车员岳素花回忆说：“在武汉，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秘书向我们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要学唱两支歌，《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但要唱，还要学着去做。’”

离开武汉后，毛泽东在专列上让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叫吴旭君、张玉凤和大家一起唱这首歌。当大家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泽东说：

“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

后来警卫部队和专列工作人员一路上都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反复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两首歌。

8月28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接见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和广西的负责人韦国清。他一开始就不留情面地对丁盛、刘兴元说：

“你们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

接下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1970年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个大将以外，搞了那么长时间。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3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说不要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毛泽东不指名地点出了林立果，他说：

“好的要表扬，但也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的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有什么好处？其实是害了他。”

8月30日，毛泽东再次召集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他说：

“怎么样？你们吹了两天啦，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99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5位大将的检讨。”“都认为这个问题解决啦，作了总结嘛，其实还没有解决。”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与前9次不同，前9次都作了结论。这次没有做个人结论。是要保护林副主席的。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那一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毛泽东最后说：

“不要公开地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做结论。你们只是说9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只是说现在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想我们的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高级干部应该弄清我和你们吹的这些。”

欲知此后毛泽东去向何方，有何重要发现？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和林彪谈话中说：“你的错误我来保，但检查是需要的，也应该欢迎同志们对你提些意见。我看起码有两条应引起你的注意：一是山头主义，二是骄傲自满。这两条可以做自我批评。我看九届三中全会可以搞成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你带个头怎么样？”当面告诉林彪“你的错误我来保”，表明毛泽东要保林彪的初衷没有变。同时指出林彪“检查是需要的”，对“山头主义”、“骄傲自满”“这两条可以做自我批评”，带头把九届三中全会“搞成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还是一个“批”字。直到此时，毛泽东对林彪的“政策和策略”依然是表里一致，坦诚如故。真可谓是仁至义尽！

第13章 1971年8月—

“列宁讲，唱《国际歌》走到哪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大家要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歌词中讲‘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这就是强调讲团结嘛！”

话说1971年8月31日上午，毛泽东决定去南昌，要汪东兴通知许世友和韩先楚准备到南昌谈话。

中午12点半，汪东兴送毛泽东到长沙火车站，专列不到下午1点就开走了。汪东兴送走毛泽东，又回到住地，把文件等东西收拾好，然后就去吃中午饭。

下午1点半，汪东兴乘上飞机，2点到了南昌，又派这架飞机去南京接许世友，并通知韩先楚坐福州军区的飞机由福州来南昌。

下午5点左右，许世友、韩先楚先后抵达南昌。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向许世友、韩先楚和江西的程世清传达了毛泽东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

8月31日晚9点，毛泽东乘专列抵达南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汪东兴一起到专列停车处去接毛泽东。毛泽东在车上问起江西的情况，程世清向毛泽东汇报：1、林彪集团的骨干分子周宇驰7月间曾两次秘密到江西活动，把一辆水陆两用汽车用飞机运走。2、庐山会议期间，叶群确实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3、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曾经有过“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警告。他还向毛泽东报告了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江西的不正常活动。这一切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据随行的张耀祠回忆说：毛泽东听了这些反映，“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

毛泽东又与众人聊了几句，便吩咐许世友、韩先楚说：

“你们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到住地去谈吧。”

汪东兴、程世清等人将毛泽东送到住地，安顿下来。

晚上10点多钟，毛泽东召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谈话，他开门见山，讲起了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他说：

“中国共产党的10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毛泽东转向许世友，说：

“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

许世友赶紧说：

“伪中央没有我，有陈昌浩等人。”

毛泽东摆了摆手，表示他没有问许世友这些，不希望许世友讲下去。他接着说：

“陈独秀搞分裂，有81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指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等81人公开发表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笔者注）。”

他问程世清：

“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

程世清赶忙说：

“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

毛泽东转向许世友：

“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

许世友马上解释说：

“我与上海的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是保我的，一直是为我说话的，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

毛泽东说：

“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

许世友说：

“我与王洪文的关系也比较好。”

毛泽东说：

“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

许世友闻听此言，顿时紧张起来，有些怕了，他说：

“哎哟，我和浙江南萍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

毛泽东说：

“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是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此时，许世友和南萍对舟山的问题谈不到一起，叶群曾坐飞机去舟山调解过，也没有解决问题。毛泽东转向韩先楚，问道：

“你是湖北人吧？”

韩先楚回答说：

“我是湖北人。”

毛泽东说：

“湖北的人我认识得很多，也可以说是不少吧。有个李求实是湖北人，有项英是湖北人，有黄富生，有施洋，有董必武，还有恽代英，这些都是我们党的名人嘛。这些都是湖北佬。”

韩先楚只是笑，没有说话。毛泽东兴奋地说：

“湖北出人才呀！”

他接着说：

“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4军、30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毛泽东转向许世友，说：

“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

许世友见毛泽东正点燃香烟，就转换话题说：

“主席呀，有‘516’分子怎么办呀？”

毛泽东说：

“怎么又谈到‘516’啦？”

许世友说：

“‘516’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南京大学教师，江苏省红色造反司令部头头，省革委会常委，后被迫自杀身亡——笔者注）是‘516’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

毛泽东问：

“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

许世友回答不上来。毛泽东说：

“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作结论。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林维先，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鲍先志——笔者注）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

许世友说：

“他们都是造杜平的反。”

毛泽东反问道：

“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

许世友回答说：

“不。他们不造我的反。”

毛泽东说：

“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

他又说：

“现在有个口号，叫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谈话大约有一个半小时左右，时间已到夜间零点。毛泽东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他们座谈一下。

1971年9月1日，毛泽东休息。

这天下午，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组织了座谈。

毛泽东感觉不舒服，吴旭君给他一量体温，38度多。他患了感冒，晚上卧床休息。

9月2日上午8点钟，毛泽东起床了，问汪东兴：

“我们要走了，怎么办？”

汪东兴说：

“您看呢？”

毛泽东说：

“还是见他们一下吧。”

汪东兴马上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可是怎么也不找到他们。汪东兴想，这可糟糕了，找了半个小时，才知道他们打猎去了。汪东兴马上派人把他们喊了回来。毛泽东对许世友等人说：

“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同志向你们传达的我在路上谈话的情况，你们也谈了谈。你们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

韩先楚说：

“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

许世友问毛泽东：

“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他是问毛泽东会不会解决他与南萍闹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说：

“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

许世友又问：

“我回去吗？”

毛泽东说：

“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

这次谈话，连寒暄带握手的时间在内，40分钟就结束了。毛泽东吃完中午饭，便离开了南昌。从南昌到杭州走了近13个小时，抵达杭州的时间是9月3日的零点，专列停放在笕桥专用线上。

毛泽东在车上找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和汪东兴一起谈话。当林彪集团的成员陈励耘来到专列上时，毛泽东知道他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对他表现出异常的厌恶。毛泽东问南萍：

“你们省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南萍汇报了浙江天旱与抗旱的情况。毛泽东听后说：

“天不帮忙噢！”

他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上，问南萍、陈励耘：

“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不是说有8个人吗？”

毛泽东看着陈励耘：

“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什么（指王维国——笔者注），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就8个中央委员嘛！”

陈励耘立即紧张起来，慌忙解释说：

“在庐山，吴法宪找我布置空中警戒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不算数的。”

毛泽东顺着说：

“是啊，说话不准确！”

陈励耘又说：

“上山前都不知道他们这些事。”

毛泽东说：

“噢，上山前你不知道。空军有，海军有没有？他们是不是内部有通知呀？”

陈励耘望着毛泽东发怔，未作回答。毛泽东见问不出什么，就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6号简报上，他说：

“那份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在座的人听了都没有作声。毛泽东接着谈如何对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错误的人的问题。他说：

“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你们是受骗、受蒙蔽。对犯错误的，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比如说，我当班长，你们3个都是兵，我总是那么凶，抓着你们辫子不放，那么行吗？”

陈励耘继续掩饰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不了解情况，跟着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毛泽东看了陈励耘一眼，接过他的话题说：

“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庐山乱了3天，实际1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

毛泽东所说的林彪打电话、写信的情况是这样的：在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曾经有两次想要打电话、写信给毛泽东，都被叶群和黄永胜阻止了。毛泽东继续说：

“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100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笔者注），我圈过几次了。”

毛泽东根据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和会后发生的问题，再一次向在座的人强调说：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学习列宁为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撰写的那篇文章。列宁讲，唱《国际歌》走到哪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大家要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歌词中讲‘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这就是强调讲团结嘛！学马克思主义就要讲团结，没有讲分裂的！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首先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一条即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对人要和气，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搞军阀作风。其它的也还有点问题，比如不打人、骂人，不调戏妇女，但在军队中问题不大。

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他还说：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3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搞那么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岗岩的，不锈钢的。你们在家里睡觉，让我在外面站岗，好不残忍呀！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4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3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6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接着，毛泽东又谈到了军队问题，他说：

“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笔者注），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24军，又整了21军、69军，最后整了38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21军调到陕西时，胡炜（21军政委、军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笔者注）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66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谈话中，毛泽东还问了浙江舟山的武斗问题。他问南萍：

“舟山还武斗不武斗啊？”

南萍回答说现在不武斗了，但群众组织中派性还很强，政策还不够落实，最后地区会议开得比较好。毛泽东说：

“舟山主要是中级、上级的问题。有些问题，你们也支持了一下。”

毛泽东再一次提到了林彪的问题，他说：

“对林要保。”

同时，他又说：

“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强调说：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最后，他说：

“今天谈到这里。有些在别的地方谈的，请汪东兴同志再同你们谈谈。”

这次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9月4日、9月5日，汪东兴向南萍等人传达了毛泽东南巡路上前几次谈话内容，并召集他们座谈了一次，还和他们核对过一次笔记。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除了他指定的传达范围以及要汪东兴专送给在北京的周恩来以外，对其他人一概保密。在此期间，林彪对毛泽东的行踪捉摸不定，心中十分恐慌，他四处派人打听毛泽东的活动情况。吴法宪曾先后派飞机到武汉、长沙、南昌刺探情况，连续给叶群打电话汇报毛泽东的行踪。一直到9月5日，林彪集团成员用来窃听毛泽东谈话内容的情报网终于织成了。

9月5日这一天，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违背毛泽东关于谈话内容不要传达的叮嘱，向专程陪同外宾到武汉的李作鹏，密报了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李作鹏听后心急火燎，当天即急急忙忙地回了北京。

9月5日晚11时半，林彪在广州的同党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将他听传达时获取到的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内容，密报给北京的于新野，于新野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整理了15页。第二天凌晨，于新野亲自架着直升机飞到北戴河，将电话记录交给林彪、叶群、林立果。

9月6日凌晨，李作鹏将刘丰的报告分别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两人。李作鹏给黄永胜讲了毛泽东在武汉和刘丰等人的谈话内容。说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黄永胜，还有林彪和叶群。李作鹏还说：

“当时毛泽东就说：‘黄永胜来到庐山就和陈伯达等人一起要揪人，揪张春桥和康生等人，这不是要造反吗？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造反成功，人民解放军会听你的话吗？’”

这话对黄永胜刺激很大，他当晚就用保密电话把这个情况向林彪和叶群报告了。林彪问黄永胜说：

“一旦发生了要把我们彻底打倒的局面你打算怎么办？”

黄永胜说：

“一切听林副主席的安排，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叶群在电话中对黄永胜说：

“我们总不能束手被擒呀，总要想个办法才对呀。”

此时，有两件事使林彪一伙坐立不安，一是中共中央决定，1971年10月1日前后，召开中共中央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他们担心九届三中全会将要提出他们的问题，把他们端出来。二是毛泽东在南方各地巡视途中的谈话。林彪、叶群、林立果通过紧张策划，悍然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林彪对他的亲信说：

“我们这些人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我们准备搞武的吧。”

就这样，一场谋杀毛泽东的阴谋开始实施了。

9月7日，林立果向他的“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

9月8日，林彪在北戴河亲自用红铅笔书写了武装政变的手令：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的行动计划分上、中、下3策：上策是用各种手段，把毛泽东谋杀于南巡途中，他按党章规定，合法接班。中策是谋杀计划如果失败，他就南下广州，另立中央，造成南北割据局面。下策是如果上中策都不能实现，立即逃亡苏联。

这一天，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到达了北京，向“联合舰队”成员宣称：“现在首长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要把“B-52”搞掉。”

也就在9月8日夜晚，毛泽东得到消息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有人指责他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的支线碍事，妨碍人家走路。这种情况，过去从来没有过。还有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他们来看望毛泽东时，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泽东刚吃过夜餐，已经是午夜了，他突然把汪东兴叫来，说：

“立即把专列转移。”

汪东兴问：

“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转到上海。”

汪东兴建议转到绍兴，绍兴在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毛泽东说：

“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乘务员岳素花回忆说：“9月8日，完成了一天紧张的工作之后，空军基地的同志为我们安排了夜场电影，连放两部片子，一直演到了半夜。电影放完已经是凌晨1点多，我们回到基地的临时宿舍倒头便睡。在睡梦中，我似乎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忽然一下就清醒了。仔细一听，确实有人在喊我。我赶忙应声起身向窗外看，原来是我们的赵队长。他小声嘱咐我说：‘别开灯，快点起来，赶快带上所有东西上车。’这时，其他同志陆续也醒了，我们麻利地收拾好东西，悄悄上了列车。按主席乘车的要求，我们检查了各项工作，列车长便通知机车启动。机车启动之前我们做的准备工作，都没有惊动基地的同志，所以机车发动的轰鸣声使他们突然吃了一惊。基地的一位负责人赶紧跑过来一探究竟。还没等他开口，专列工作人员就把按规定算好的菜钱包好，顺势递到了他的手上，此时列车已经开动了。”

9日凌晨，毛泽东的专列转移到了绍兴。

在这期间，也就是在9月8日深夜到9日凌晨，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密谋谋害毛泽东的方式和策划如何攻打钓鱼台。

在北方，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王飞等人，把钓鱼台、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王飞说：

“北京上空是禁飞的，用坦克可以把中南海的墙撞开。”

还有人提议用导弹打中南海。讨论来讨论去，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案。

在南方，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人估计毛泽东在9月25日以前不会离开杭州。他们商量如何行动，有人说：“最好用飞机轰炸！”于是，林立果就命令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轰炸毛泽东的专列。

9月9日，在上海的于新野对王维国通报了杭州的行动计划，他还说：

“我们这次出动飞机炸，除飞机上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用来扫射从火车上跑下来的人。”

于新野、王维国觉得，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王维国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

“如果毛主席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

于新野说：

“我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你可以把你的教导队带上去，在驻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

王维国向于新野表态说：

“首长的命令，我一定坚决执行。”

为了保证计划的周密性，于新野和王维国二人又去看了一回地形，在上海动手的方案初步确定下来了。

9日下午，于新野乘飞机回到北京，在西郊机场向林立果汇报了在上海动手的新方案。林立果马上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林彪、叶群同意了这一方案。

林立果和周宇驰对江腾蛟说：

“王飞很有带兵经验，北线由王飞指挥。南线由你指挥，你要赶快回南方去。”

叶群也以林彪的名义，给黄永胜送去了一封密信，她在信中写道：

“现在情况很急，我们决定在上海动手。”

9月10日上午，叶群和黄永胜通话的时候，曾经问黄永胜说：

“林总给你写了一封信，你看到了吧？”

黄永胜说，他没有见到这封信。叶群交代说：

“林总让你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乐观和保护好身体。有事你就找王飞同志，他会给你详细指示的。”

欲知毛泽东如何粉碎林家父子武装政变阴谋，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71年8月31日晚听程世清汇报了“林彪集团的骨干分子周宇驰7月间曾两次秘密到江西活动，把一辆水陆两用汽车用飞机运走”和“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江西的不正常活动”，立时引起高度警觉。他“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9月8日晚，毛泽东得到消息，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有人指责他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的支线碍事，妨碍人家走路。这种情况，过去从来没有过。还有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来看望毛泽东时，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泽东在午夜时分突然决定：“立即把专列转移”到绍兴。由此开始了一次令敌手闻风丧胆的转移，以其特有的大智大勇成功地粉碎了反革命政变阴谋，将一场祸乱消弭于无形之中。岂不妙哉！

第14章 1971年9月10日—

“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话说1971年9月10日中午，毛泽东在杭州准备出发了，他突然对汪东兴说：

“走啊！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汪东兴说：

“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

毛泽东问：

“为什么呀？”

“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上保卫。”

“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你的意见是……”

“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

毛泽东打断汪东兴的话说：

“还有一个，就是空5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

汪东兴说：

“马上就通知他。”

汪东兴通知了南萍、熊应堂、白宗善、陈励耘，就去布置专列的事儿。

下午1点40分，专列由绍兴开回杭州。

下午2时半，南萍、陈励耘等来到毛泽东住处向他道别。毛泽东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参加谈话的人有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还有毛泽东很熟悉的空5军军长白宗善。汪东兴也参加了。毛泽东同白宗善握手时，问道：

“你白宗善为什么不来看我？”

陈励耘慌忙接口说：

“他那天在值班。”

握过手，毛泽东针对南萍和许世友的矛盾，说出了寓意深长的一番话，他说：

“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得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

他接着说：

“听汪东兴同志说，你们批陈整风搞了两次，搞得还可以嘛，还不错。汪东兴同你们谈了一次，座谈了一次，对庐山会议认识深了些，学《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办了。

红军30万，到陕北剩下25000人。当时中央苏区80000，只剩8000。那时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后来，对4方面军回来的同志斗得凶，检讨1次、2次、3次、4次都通不过，过分了。当时到我这里告状的都是4方面军的人，1方面军的一个也没有。4方面军就灰溜溜了，1方面军就翘尾巴了。”

毛泽东还带着警示的口气说：

“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

毛泽东有针对性的对在座的人说：

“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内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这次汪东兴同志不是沾了个边嘛！”

汪东兴插话说：

“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

毛泽东问：

“你们谁参加过‘七战七捷’（指1946年7至8月间，华中野战军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连续进行了7次战斗，七战七捷——笔者注）呀？”

陈励耘说他参加过。毛泽东不信，说：

“我看不见得吧！你那时当什么官呀？”

陈励耘回答说：

“当过副主任、主任、副政委。”

毛泽东说：

“七战七捷的指挥员之一就是谭震林，在建国以后至1952年就在浙江当省委书记。”

毛泽东又谈到陈毅，他说：

“陈毅打仗，有个好处，还能听听其他人的话。打孟良崮，他南边听粟裕的，北边听许世友的。”

谈到北京军区时，毛泽东说：

“北京军区队伍多，有几个军，还有炮兵、工程兵，装甲兵也多。他们整这个军、那个军。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在座的几个人都说：

“毛主席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完全可以的。”

毛泽东说：

“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不同。”

针对许世友与南萍的矛盾，毛泽东又说：

“你们和南京的关系，我说了两年，还没有解决。我这边也讲，那边也讲。给你们讲的都可以公开讲，少数人可以讲，多数人也可以讲。你们同许世友同志不要针锋相对。对他也说不服，对你们也说不服，这主要由我负责。”

他问南萍：

“南京开会你们去不去？我同许世友同志在江西谈过两次，这次还要谈。”

南萍说：

“我们没有听主席的话。今后按许司令的指示办。”

毛泽东说：

“那也不对。错了的也执行吗？许世友同志是可以交朋友的，有时还可抓住他的主要问题，把道理说清楚，他还是可以交朋友的。你们空军受不受许的指挥啊？”

南萍等人说：

“受他的指挥，听的。”

毛泽东点点头，又说：

“国民党不能打仗，日本比它厉害，开始可几个军打他一个军或一个师。打仗没有什么，就是‘集中兵力’4个字。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

最后，毛泽东说：

“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做了。万岁，英文翻译为Long Live，是‘长寿’的意思，对年轻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

此时，工作人员报告说，专列已经在2点50分到了杭州车站。毛泽东便打住话头，在汪东兴陪同下乘车去杭州站，上了专列。陈励耘来到车站后，自觉心中有亏，神情很不自然，未敢接近毛泽东，只是握着汪东兴的手问：

“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

汪东兴说：

“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车。”

陈励耘就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下午3点35分，毛泽东的专列离开杭州，驶向上海。

傍晚6点10分，专列进入上海市，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旁边。毛泽东没有下车。汪东兴把当地的警卫部队全部撤至外围，在毛泽东乘坐的本务车周围，全部换上了中央警卫团战士。在离专列150米远的地方，建有机场的一个油库，假若油库着了火，专列跑都跑不掉。汪东兴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他安排好后回到车上，毛泽东说：

“要南京部队司令员许世友来上海谈话。”

汪东兴要张耀祠去打电话，通知许世友马上来上海。不一会儿，张耀祠向毛泽东报告，南京方面说许世友下乡去了，正在派人找。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马天水、王洪文和王维国。谈话结束后，王洪文就住在专列旁的房子里，他还邀请汪东兴也到车下去住，汪东兴谢绝了。

此时，林立果、周宇驰一伙的“联合舰队”在北京西郊机场的小平房里，收到了从上海发来的密语情报，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意思是说毛泽东到了上海，王维国上了专列。

林立果等人估计毛泽东会在上海住几天，下手的时机到了。有人说：

“如果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上海虹桥机场的油库，或者向油库纵火。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领教导队冲上专列，乘着混乱先把汪东兴等人杀死，然后再干掉他，或绑架他！”

有人说：

“如果炸油库不成，就在专列通过苏州硕放铁路桥时，炸掉桥梁和火车！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就宣布是坏人搞的。”

周宇驰说：

“如果炸硕放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烧！用40火箭筒打火车。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就会车毁人亡。我和王维国也到铁路沿线看过了地形。”

此时，在上海坐镇指挥的江腾蛟，知道无论谋杀毛泽东的行动成功与否，自己都是死路一条。因此，他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下不了决心，在北京的林立果那一伙人，提出的几个方案都被他否定了。

9月11日上午，许世友从南京乘飞机赶到了上海，乘车直奔毛泽东的专列。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许世友、马天水、王洪文。没有让王维国上火车。他和许世友、王洪文、马天水谈了两个小时的话。他说：

“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认识不到，那就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嘛。要争取主动。有了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在那里顶着不好。这会加重错误，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人就舒服了。”

他还说：

“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在搞分裂，不搞团结。”

谈话就要结束了，许世友表态说：

“一定按主席的指示办。”

此时已是下午1点时分，毛泽东说：

“到吃中午饭的时间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同志，你们请许世友同志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酒。”

许世友说：

“汪主任，你也去。”

汪东兴说：

“不去了，谢谢。”

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对汪东兴说：

“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

岳素花回忆说：“两人下车时已近中午，列车上正在开饭。张耀祠从主席车上走过来，通知我们马上开车。列车工作人员赶紧放下碗筷，各就各位。”

此时，汪东兴已经陪同许世友、马天水、王洪文一块儿下了车，看到王维国一直在休息室里等待着毛泽东召见。王维国见到了众人，表情异常。王洪文把他拉上专列，在车厢门口与毛泽东握了一下手，汪东兴便把他送下了专列。毛泽东这种时而召见、时而不召见的策略，使王维国不知所措。

汪东兴送走马天水、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后，马上回到车上来见毛泽东。毛泽东问：

“他们走了没有？”

汪东兴回答说：

“走啦。”

“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

“不通知他们了吧？”

“不同他们打招呼。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岳素花回忆说：“过了几分钟，张耀祠又来问：‘车为什么还没开？’列车的领导说，已经和铁道部联系了，路局、分局接到行车命令后线路才能开通。张耀祠焦急地说：‘主席要求马上开车，一切听主席指挥。’”

下午1点12分，毛泽东的专列驶离上海。

岳素花回忆说：“前驱车首先开动了。按照常规，出于行车安全的考虑，前驱列车要开出一个区间，主席乘坐的本务列车才能启动，两列车之间必须间隔十几分钟的距离。可这次前驱和本务列车几乎同时启动，只有采取前驱列车提速，本务列车慢慢开动的办法，在运行中拉开距离。列车开动以后，速度越来越快，车厢内晃动得厉害。主席身边的服务员反映，主席桌上的书都掉地上了。机务段段长找到列车领导说，这样开法，司机很担心，怕保证不了列车的运行安全。列车领导回答说，一切听从首长安排，我们要尽一切努力确保安全。”

毛泽东曾亲自去看望了专列司机，他问司机，火车能不能再开快点，司机面有难色。毛泽东向他解释说：

“你的火车开得越快，我就越安全。”

司机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开着火车向北京方向全速飞驰。

毛泽东此次巡视，先后同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福建等地5个大军区和10个省市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据跟随毛泽东南巡的汪东兴说，他一直参加了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很费精力，几乎每天要同五六个人谈话，有时谈到深夜时分。此时，毛泽东虽然不知道林彪一伙的全部阴谋计划，但凭着他政治家的直觉，必须提前结束巡视，尽快赶回北京。

毛泽东在专列上过了一夜，就离开了上海。他采取的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林立果一伙人的预料，王维国长叹一声，一下子瘫倒在停车场休息室的沙发上。

车站的警卫人员将毛泽东发车的消息，报告了正在锦江饭店吃饭的王洪文，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

“毛主席的车走了。”

许世友惊讶地问：

“哎呀！怎么走了？”

王洪文说：

“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

许世友吃了饭，便乘一架伊尔-14赶回南京，准备到车站接毛泽东。

此时，毛泽东的专列已经驶过了苏州车站，平安地掠过硕放铁桥。毛泽东不让停车，专列一路风驰电掣，奔向南京。

下午6点35分，已是傍晚时分，毛泽东的专列到达南京。列车工作人员告诉毛泽东说：列车提前10分钟到达。毛泽东说：

“早10分钟也好啊。”

此时，许世友已经从上海飞回南京，在车站迎候毛泽东。毛泽东说：

“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

汪东兴、张耀祠下车来见许世友。许世友问：

“主席下不下车？”

汪东兴说：

“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

专列在南京站只停了15分钟，又继续奔向前方。

9月11日晚，王维国从上海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密报毛泽东已离开上海，正在北返途中。林立果闻讯后大吃一惊，不由得连声叫道：“糟糕，糟糕！”他立即找到一个师长，要他把部队调进北京，遭到了对方的拒绝。他又找到一名飞行员，要那个人驾驶飞机轰炸毛泽东的专列，也被拒绝了。林立果绝望地说：

“全完了！没有完成首长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代！”

林彪获悉上海党羽没有得手，立即做出了9月13日凌晨南逃广州的决定。

此前，林彪一伙在策划谋害毛泽东的同时，已命令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调动了8架飞机，以备在万一失败后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让他们心惊肉跳的消息很快便接踵而至了。

9月11日晚9点45分，毛泽东的专列到蚌埠，停车5分钟。

9月12日零点10分，专列到达徐州，停车10分钟。

9月12日2点45分，专列到达兖州，没有停车。

9月12日5点，专列到达济南，停车10分钟。张耀祠奉命下车在车站给杨得志打电话，杨得志出去了，没找到。专列继续前进。

9月12日7点40分，毛泽东的专列到达德州，停车20分钟。

9月12日11点40分，专列到了天津西站。毛泽东叫停车，嘱咐张耀祠说：

“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火车站来见我。”

张耀祠当即下车，在车站打完电话，刚回到专列上，车子就动了

9月12日下午1点10分，专列到达丰台火车站，毛泽东下令停车，把北京市委和北京卫戍区的领导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4人叫上了专列。

毛泽东一路上甚是疲劳，但他精神很好，和往常一样，谈话十分幽默。他先问了李德生近日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随即转入正题，问道：

“我还能不能进北京？”

毛泽东是有意给他们传递信息：林彪一伙在北京有阴谋活动。

李德生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起过，陈伯达搞的那个“天才论”语录没有发给他。毛泽东当时就说：“你向他们要呀！”现在他看见了李德生，又想起了此事，就转对李德生说：

“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问他们要，1年说3次，‘你们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接下来，毛泽东和李德生等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重述了南巡讲话中的主要内容。他还对众人说：

“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

据吴德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在济南的时候，就让汪东兴通知我们到丰台站等待毛主席。那时我已经得知毛主席要在国庆节之前召开党的九届三中全会，全会上将补选张春桥等人进常委和当副主席。这也是谢富治悄悄告诉我的。所以，我心中有数。9月12日中午1点10分，毛主席的专列进站，随后我们上了他的专列车厢，毛主席简单询问了北京的情况，对我和纪登奎、李德生、吴忠说：‘这次回来要下决心解决庐山会议上还没有处理的一些问题。你们不要以为只有一个陈伯达，这个黑手后面还有黑手。几次庐山会议，去年这次是最凶的一次。他们的气势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要分裂中央，搞掉张春桥、江青这些人。为什么要搞他们呢？无非他们坚持听我的话，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这就使陈伯达及其后台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彭德怀搞我还要下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都不如，可见这些人的风格之低！’当时，毛主席几次提到张春桥，称赞他和姚文元。”

吴忠也回忆说：“毛主席回到丰台，找我们4个人谈话：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我。李德生同志访问罗马尼亚刚回来，一开始汇报访问情况，我看毛主席不感兴趣，李德生同志还在那里讲，毛主席说：你们说的都是目，我今天要讲的是纲。什么是目？你们打过渔吗？见过渔网吗？目就是渔网的网眼，撒网的绳子就是纲，纲举目张嘛！主席讲了林彪的错误，说一句顶一万句，顶个屁！我讲了好几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谁听啊？没人听。主席还讲了夫人不要当秘书，夫人当秘书不好；也讲了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主席咬着牙、打着手势说要把郑维山这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我属于华北管，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主席讲了很多，但主要是讲林彪，我当时的估计是三中全会要解决林彪问题。主席讲了两个多钟头。我们去的时候主席等着我们，站起来一个一个握手，很尊重同志；走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主席站起来说不能留你们吃饭了，直到我们走出车厢他才坐下。”

在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要李德生去执行一项任务：从38军调1个师到南口。李德生立即部署了1个师的调动。

下午3点36分，毛泽东的专列由丰台出发，驶向北京市区。

4点5分，专列驶入北京站。毛泽东从北京站下车，上了轿车（据张耀祠回忆说：他特意看了一下手表，是下午4点整），尔后安然地回到了中南海。

汪东兴打电话告诉周恩来说，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了。周恩来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感到很诧异，他问道：

“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呀？”

汪东兴说：

“计划改了。电话上不好细说，我以后当面汇报。”

欲知毛泽东回京后政局如何变化，请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以其大智大勇亲自指挥并演绎出了一个至今让笔者惊心动魄的故事。正像乘务员岳素花所说的：“‘把专列当作流动的中南海，保卫毛主席的安全高于一切’。这是当时主席专列工作人员的誓言。所有工作人员不论冬夏，不分昼夜，只要中南海一声令下，立刻出发。从来没有人埋怨、叫苦，也从没有人讲自己的家庭困难。每一个人都以兢兢业业的工作实践着自己‘誓死保卫毛主席’的誓言。但事实上，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还是毛主席保卫了我们。”此言不虚也！

第15章 1971年9月12日—

“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不要阻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有什么法呢？都是没法子的事。林彪他要走，由他去吧！”

话说毛泽东安全回到北京，完全打乱了林彪集团的部署。

1971年9月12日晚，林立果探听到毛泽东在下午确实回到了中南海，立即指示周宇驰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个转移广州的行动计划。他又给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我两个小时后飞往北戴河，北京方面暂且由周宇驰负责指挥。

晚8点15分，林立果和刘沛丰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在海军山海关机场降落。

此时，在北戴河的林彪得知毛泽东已经回到了北京，两眼发直，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叶群的哭声，已经传出了窗外。

这天晚上，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晚10点30分，他接到汪东兴转来8341部队驻北戴河负责人的电话，转达林彪的女儿林立衡的秘密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乘飞机先去广州，再去香港。周恩来闻听此言，紧皱着眉头，叫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情况，随时报告。

《汪东兴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的：“晚上9点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他（指总理）打电话给我，要我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

不久，周恩来又接到从北戴河转来的林立衡的第2个报告：说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是林立果从北京乘坐来的。周恩来当即问吴法宪：

“空军1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是怎么回事？”

吴法宪支支吾吾地说：

“那架飞机是夜航试飞。”

周恩来说：

“要飞机马上回来，不准带任何人回北京。”

吴法宪说：

“飞机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

周恩来命令道：

“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

周恩来将林彪的情况，秘密地向毛泽东做出书面报告。

此时，纪登奎一直往来于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林彪的动态由他直接向毛泽东传递信息。毛泽东看罢纪登奎送来的周恩来的报告，沉思良久，在一把白色丝绸折扇上写道：

“各求各志，各行各路；离凡离圣，离因离果。”

写罢，他让卫士立即将折扇交给纪登奎，要纪登奎送给周恩来。

这一段时间，周恩来不断出出进进，李德生等人知道有新的情况发生了。

汪东兴回忆说：晚11点30分左右，周恩来直接打电话给叶群，问叶群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先说不知道，后又改口承认北戴河确有一架专机，称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林彪打算要上天转一转。周恩来问：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回答：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恩来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去看一看林彪同志。叶群吓了一大跳，赶快劝周恩来不要来。

至此，林彪，叶群、林立果知道南逃广州的计划已为党中央所觉察，便决定提前行动，马上向北飞。林彪交代说：

“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

据吴法宪回忆说：“我认为，林彪自己也觉得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对我们加强了管理，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让我们检讨，我们肯定受到了监视和行动已经不便，所以他就是真想搞政变也用不上我们了。唯一的就是他的儿子出面，企图把毛主席干掉后再让我们出来收拾局势。他知道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站到他的一边的。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的怀疑了。林彪逃跑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他不跑就没有任何的出路了。杀害毛主席这已经把一切遮羞布都撕掉了，再不跑，岂不是自投罗网吗？如果仅仅是一个庐山会议的问题，林彪大可不必匆匆忙忙地逃跑，林立果的那些小舰队们也完全可以不逃跑，因为他们更没有理由害怕了。只有参与了政变计划或者干下了见不得人的坏事，才会那么逃跑的。”

9月12日晚11时30分左右，周恩来给海军政委李作鹏打来电话，要他查询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停留在山海关机场。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称：“1971年9月12日，星期天。我在西山的家中。这一天很安静，没有别的事情打扰。既到颐和园散了心，又把‘自留地’的事处理完。心里很高兴。老伴进我的办公室说：‘既然事情都办完了，就早点休息吧。’她一边帮我收拾文件，一边与我闲谈。此时，刘秘书进来说：

‘总理秘书来电话说，总理要找首长讲话。’

我听后说：

‘立即转过来。’”

“周总理在电话中指示我：

‘你查问一下山海关机场，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飞到那里去了，查的结果告诉我。’

我回答：

‘好的。’

平时，总理指示我了解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也是很正常、很经常的事，当时总理的语气也很平静，我没有听出任何异常的感觉。”

李作鹏当即打电话到机场。他在回忆录中称：“我问：‘你是谁？’回答：‘我叫李万香，是场站调度室值班主任。’我问：‘是否今天下午有一架空军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回答：‘是的，有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我问：‘什么时间落地的？’回答：‘20时15分。’我问：‘飞机走了没有？’回答：‘没有走。’我说：‘好了，就问这件事。’我放下电话，立即要军委一号台总机接通周总理电话。接通后，我把查问山海关机场那架空军三叉戟飞机的情况，如实地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23点10分左右。听完我的报告，总理仍用十分平静语气说：

‘有这样一个情况，第一……’

当我听到‘第一……’时，立即拿起笔准备记录，并用手势告诉老伴帮助我记录。在电话中，总理向我做了4点指示，按照通常接受上级指示的习惯，也为了让我老伴能够记录准确，总理每说一句，我都要按原话复述一遍：

‘第一、北戴河那位（我一听就明白是指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第二、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

总理指示完毕后，我示意要过老伴做的纪录，再次向总理复述了他的4条批示。在复述时，将第一条指示的‘北戴河那位’改为了‘林副主席’。总理在电话中听完我的复述说：

‘那就这样吧。’

此时大约是23点30分左右。两次复述总理的指示，这是我长期做参谋工作，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工作习惯。”“接完总理的电话，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林彪可能要回北京，但总理出于安全考虑，不同意林彪飞夜航。”

晚11点35分，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调度室主任李万香传达了周恩来的命令：

“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我的指示、黄总长的指示、吴副总长的指示和你的指示才能放飞。”

他还补充了一句：

“4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

后来有影印件显示，李万香的记录是：“告诉你，它的行动听北京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付总长指示，我的指示，4人其中一人指示放飞（4个中间任何一人指示均可放飞）才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23点45分左右，”李作鹏在回忆录中说：“周总理又打电话问我三叉戟飞机号码，我又立即打电话询问机场调度室，机场值班员开始报告为256号，我将飞机号码报告了总理。几分钟后，机场调度室又来电话更正为252号，我又将更正后的情况再次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23点55分左右。”

256号是专机配置，252号是普通客机配置。机场方面听从空34师调度室的指令，对外将256号说成是252号。这对李作鹏这位海军第一政委也不例外。李作鹏并不知其中奥妙，机场说是什么，他给周恩来报告的就是什么。

“9月13日零时左右，”《吴法宪回忆录》中记载：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到了西郊机场，“我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驾驶员——空34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

9月13日零时左右，周恩来接到8341部队电话报告称，林彪等人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挡，已乘车从北戴河往山海关机场，并开枪打伤了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周恩来感到情况十分严重，立即从大会堂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透露，周恩来告诉他：“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9月13日零点06分，李作鹏第二次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场站值班员，修改了第一次通话中他补充的话。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称：“通完电话后，我对照总理的电话指示，又仔细地想了想与机场通话的情况。我感到，在传达总理的第三条指示时，我曾补充说：‘4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的话不够准确。当时我考虑，虽然周总理一人，或黄总长一个完全可以决定是否放飞，但又想到总理电话指示的第4点，吴法宪已受命到达西郊机场，空军直接领导的中央首长专机师和指挥系统都在西郊机场，而且山海关机场那架飞机是属于空军专机师的，机组人员也是空军的，如果吴法宪不知道总理‘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的指示，他可以随时直接调动飞机。这样就不能保证总理指示的落实。因此，我觉得应向机场再强调、再明确一下总理的指示。9月13日0时06分左右，我又接通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的电话，还是值班主任李万香接听的。我说：‘空军那架三叉戟飞机要经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我4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你们要切实负责。’在这次通话中，我特别强调和明确了两点：第一、强调‘4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第二、强调‘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当时我认为，这样是更准确、更完整地传达和落实总理的指示。但我有一点疏忽，就是没有让接听电话的对方复述一遍。”

后来有影印件显示，场站当时的记录则是：“李政委：中央指示，4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

零点20分，山海关机场站长潘浩打电话给李作鹏，李作鹏再次重复了此前下达的命令。潘站长突然在电话中又请示：

“如果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

李作鹏认为此事不可能发生，况且周恩来并未授权他阻止飞机强行起飞，便回答说：

“可以直接报告周总理。”

据李作鹏回忆说：“当时，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第5师所管辖的战备值班机场。机场作战值班电话与海军通信总站有专用线路，而通信总站与军委一号台也有直通线路，因此山海关机场作战值班电话具备和军委一号台、和总理直接通话的条件。当晚，总理对我的电话指示第二条（‘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就说明机场与总理的通话条件是具备的。”　

1971年9月13日零点32分，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等人乘坐的红旗骄车，以极快的速度，开到了停机坪上的256号三叉戟飞机附近，上了飞机强行起飞。

事发9个月后的中发（1972）24号文件中说：林彪等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情况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点32分，强行起飞，仓皇逃命。”

关于三叉戟强行起飞的详细情形，时任山海关机场参谋长的佟玉春在回忆时说：“13日0点15分，我步行去停机坪。在距离林彪专机不到100米的地方时，林彪的大红旗车飞快地开进了机场，停在离专机很近的地方，时间是0点22分。我赶紧往专机跟前跑，看见林立果、刘沛丰先下了车，然后林彪、叶群也下了车。叶群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她跑到油车跟前大喊：‘快把油车开走！快把油车开走！’林立果下车后也大叫：‘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我看见林彪他们没有等梯子车开过来，就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小梯子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第二个是叶群，林彪紧跟着叶群上去了。这时，一辆吉普车开到停机坪，七八个8341部队的战士下了车。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呆呆地看着林彪他们上飞机。林立果则到专机旁边打电话（专机旁边安装有固定电话）。林彪专机上下来一个人，事后才知道是特设师邰起良。潘景寅叫起3个机械师加油，两名机械师李平和张延奎爬到飞机右翼上加油，特设师邰起良在机舱里作飞行前的准备。他看见林彪到了，但两个副驾驶以及领航员、通信员等5名机组成员还没有到，就下飞机给李海彬打电话。我拦住邰起良，对他说：‘没有周总理批准，专机不能起飞！’邰起良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林立果推着邰起良上了飞机。邰起良似乎有些犹豫，回过头还看了好几次。林立果最后一个上了飞机。我感到情况异常紧急。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已经明确说周总理不让这架专机起飞。我决定采取非常措施，用两辆油车去阻止专机起飞。我叫油料科长王学高和油料排长王敬之各带一辆油车，开到离滑行道出口50米处，挡住专机，决不能让它起飞。以后好多人问我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拦林彪的飞机。我说：周总理不让起飞，不管谁让起飞，都不能起飞，我有把握！林彪这次上飞机就像逃命一样。塔台既没有调度放行，也没有领航和通信保障，太反常了！可惜我安排的两辆油车只有一辆油车半到位。如果两辆油车全部到位，肯定把林彪专机堵死了，它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而庞大的三叉戟专机又不可能转身打发走两辆油车。我叫机场警卫连紧急集合，但是疏忽一点，忘了带枪。我赶快跑到外场值班室找枪，拿了枪和仅有的3发子弹。这时，林彪专机开始发动了。跑道灯没有开，只有停机坪上的灯亮着，而警卫连还没有来。我朝天打了3枪，意思是催促警卫连赶快来。李万香听到枪声后，立即熄灭停机坪上的照明灯，山海关机场漆黑一片。这时，林彪专机的3台发动机都发动起来了，声音非常大。因为林彪专机的机头灯开着，所以我能看见飞机在快速移动。也许是飞行员潘景寅太着急，冲着跑道边上的一堆大石头去了。这些石头是维修跑道时剩下的，还没有来得及移走。潘景寅强扭了90°的大弯，致使专机提前转了弯，一个轮子陷入跑道边的豆子地里。9月12日白天山海关下了大雨，地里全是泥。我急忙坐一辆油车去追，还没有等我赶到，林彪专机已经加大油门，狂吼着从东向西冲进了跑道。”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称：“太突然了！我来不及多想，立即向总理报告：‘飞机强行起飞了。’总理十分镇静地‘哼’了一声，重复问了一句：‘强行起飞了？查一下航向。’我又向山海关机场打电话查问航向，回答：‘西北。’我将飞机航向立即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13日凌晨零时55分。”

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打电话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命令周恩来，立即发出全国禁飞令：

“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

周恩来发出全国禁飞令后，对李德生说：

“林彪乘飞机逃跑了！我命令你马上到军委空军司令部，代替我坐镇指挥，24个小时都不准离开，随时报告情况！”

周恩来又派纪登奎去北京空军司令部，命令杨德中监视吴法宪，让他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掌握情况。

李德生乘车急驰军委空军司令部，快步进入作战部指挥所，叫来空军参谋长梁璞，一起注视着整幅墙壁大的雷达屏幕：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林彪那架飞机标示的亮点，正在向北移动，位置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线之间。

此时，周恩来问调度员：

“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回答：

“能听到。”

周恩来说：

“我要对驾驶员潘景寅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

“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恩来说：

“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他们。”

调度员多次呼叫，256号飞机上一直默不作答，继续向北飞去。方向是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调度员报告周恩来：

“他不回答。”

此时，256号飞机耍了一个花招，先向西飞了一段，接着又掉转方向往北飞去。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1971年9月13日凌晨，他在西郊机场空34师指挥所，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256号专机的动向。“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

周恩来、纪登奎立即从人民大会堂驱车赶到中南海，请示毛泽东要不要拦截。毛泽东说：

“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不要阻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有什么法呢？都是没法子的事。林彪他要走，由他去吧！”

在军委空军司令部作战部指挥所里，李德生和梁璞也正紧张地注视着荧光屏。梁璞说：

“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

李德生问：

“有什么特点？”

梁璞说：

“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向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李德生用专线电话不断地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情况，向周恩来报告，请示处置办法。

9月13日凌晨1点50分，雷达屏幕上显示256号飞机很快越过了中国边境，进入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上空，看来是不会回来了。李德生及时向周恩来报告了一切。

凌晨3点15分，北京沙河机场向李德生报告说：

“起飞了一架军用直升机，北上向张家口飞去。”

李德生马上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后说：

“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不听就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走！”

李德生马上命令北京空军起飞了8架“歼6”拦截。

原来，“联合舰队”的重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得知林彪一伙出逃后，用林彪的手令劫持了一架直升机，携带机密文件资料，企图跟随林彪北逃。

凌晨6点半，北逃军用直升机的驾驶员陈修文因发觉周宇驰等人的图谋，强行将飞机降落在北京北部怀柔境内的空地上。直升机上的林彪死党周宇驰，开枪打死了坚持驾机返航的陈修文，尔后和于新野、李伟信约定同时自杀。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身亡后，李伟信因自己下不了手，被活捉了。有关人员从飞机上缴获了一批机密文件资料，为后来查清林彪一伙策划政变的事实提供了重要证据。

9月13日晨，毛泽东估计林彪会逃往苏联，指示周恩来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告诉各地领导，方能应付意外事故的发生。

周恩来马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北逃一事，研究部署各种应变措施；他又亲自向各大军区、各中央书记处主要领导人打电话通报了情况，讲得既清楚又含蓄。

9月13日晚10点15分，空军司令部给周恩来送来报告说：下午6点零4分，蒙古人民共和国雷达团团长向其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2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从6时起进入一等戒备。周恩来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9月14日下午2点，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两天两夜没合眼的周恩来刚刚睡着，外交部转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特急电报，工作人员只好把周恩来叫醒。周恩来叫秘书念电报，秘书念道：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坠毁。乘员9人，8男1女，全部死亡。”

关于三叉戟坠毁的原因和坠毁后的情景，“九一三”事件后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典型的有二，一说256号三叉戟飞机是用导弹击落的，一说林彪、叶群的脑袋被送到了苏联。笔者有责任在这里澄清一下。

参与坠机现场处理工作的亲历者王中远（驻蒙使馆翻译）是这样叙述的：“1971年9月14日，和往常一样，使馆是8点上班，刚吃过早饭，还未上班就收到蒙古外交部打来的紧急电话，称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要紧急约见许大使，说有一架中方的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机上的9人死亡。8点30分，许大使去外交部，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通知称，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肯特省（省会为温都尔汗）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中国一架军用喷气飞机失事，机上乘员9人已全部遇难，并就中方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方做出正式解释，许大使拒绝了蒙方的抗议。”

“使馆是在9月14日下午6点才收到国内的指示电报，指示许大使带随员亲自到现场处理。但失事飞机上所乘何人、飞机性质，只字未提。由许大使亲自带队，有孙一先同志、沈庆沂和我一行4人前去现场。关于失事飞机的事的处理，每一件都要请示国内，国内曾来电要求把尸体就地火化。蒙方提出，蒙古没有火葬的习惯，而且那个地方也没有条件火葬，建议按蒙古习惯土葬。蒙方译员告诉我，这个地方叫苏布拉嘎盆地。在盆地中央，由北向南长约800多米，宽约300多米草地，全部烧黑了。四处散落着飞机残骸，机舱部分爆炸物摊在那里，尸体蒙方没动，人基本上是断胳膊断腿。林彪的脑袋摔出来了，头发让火烧黑了，脑浆也出来了。衣服都烧没了，基本上是裸体的，手脚冲天、趴着、仰着的都有。蒙方用白布都盖上了，我们揭开了进行拍照。9个人里面8个男的，1个女的，是叶群。现场北端开始有飞机机翼在地上划了一道沟，很深。据蒙方飞行专家介绍是飞机的机翼擦地刮的，当时飞机试图迫降，选择的地点应该是不错的。如果是飞机肚子着地就迫降成功了，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飞机失去平衡，机翅膀先着地，飞机往前冲，又起来了，往前200米左右，爆炸了，机身部位爆炸，机尾部分甩出去了，实际上是两大摊，机身爆炸一摊，机尾部分一摊。”

关于三叉戟坠毁现场的详细情形孙一先是这样描述的：“坠机现场是丘陵中的一块盆地。盆地中间的一大块草地全部被烧焦，上面散落着一块块飞机残骸。我和翻译小沈边走边拍照，飞机碎片也由少到多。走着走着，我看到地上有一张纸，上面印着一个英文单词NOTE（注意事项），写明飞机型号为Trident-1E（三叉戟1E型）。三叉戟E型飞机是中国20世纪60年代末从巴基斯坦引进的喷气式民航飞机，那时我不在国内，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飞机。我看了一下现场被烧焦的座椅架，数量非常少，因此我立即断定，它是一架专机。再往前800米，我们看到了尸体和飞机头。飞机头已烧得面目全非，旁边有一段断翼，机翼上面有一个40公分的大洞。”“看到机翼上的那个大洞，我的第一个念头是飞机被导弹袭击过吗？因为机翼根部很厚，大约一米厚。我爬上去向下看，结果发现这个大洞并没有打穿，上面是个洞，但下面是完好的。（关于机翼上大洞形成的原因，请看下一章孙一先向周恩来报告时所作的解释——笔者注）”

“我在现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尸体的察看和拍照取证。那时天已经凉了，又近傍晚，冷风吹得心情特别凄凉。9具尸体起初都盖着白布，分成3堆，第一堆是3个人，第2堆是4个人，第3堆是两个人。一般的飞机失事，尸体都比较零碎，但这几具都比较完整，四肢都在。我在1号尸体的衣服里面还发现一本《毛主席语录》。8号女尸体面孔特别安祥，像是在睡觉，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丝质的背心缠到脖子上，踝骨还有一圈没烧掉的袜子。我当时想，这位女同志应该是民航上的空中服务员，不过，服务员的年龄看起来似乎有些偏大，难道因为这是架专机？领事司司长一到现场便对许大使说：死难者的东西我们已收集在一起，你们现在只看不取，回乌兰巴托后我们一起移交。许大使答应了，但后来因为发生了争论，这些物品最终没有移交，现在想起来是个遗憾。

遗物都堆在飞机的食品柜附近，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我看到了7支手枪和两把微型冲锋枪，40多发子弹——这也是蒙方起初就一直坚持认为这是中国军用飞机的主要原因，另外，有的尸体上的皮夹克虽然外边被烧得残破，但打开一看里面是军装。我和翻译王中远一起翻看这堆杂物时，还在一个塑料袋中发现了空军大院的出入证，上面写着：林立果，男，24岁，干部。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何许人也，还推想是机组一名成员。此外，我们还看到一本《法兰西内战》和一些杂物。”“总的来说，在现场勘察中，蒙方的态度一直比较友好。他们可能有这样的心理：这架飞机毕竟是在蒙古境内坠毁的，他们也担心我们说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对勘察一直很配合。”“其实在我们中方人员到达坠机现场前，苏联方面已经去过两次——第一次是9月14日下午和蒙古方面一起去勘察现场；第二次是次日上午，苏联军事航空专家特地从赤塔坐直升机，再一次去了现场。三叉戟是我们通过巴基斯坦进口的英国飞机，它的发动机是著名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生产的，体积小，动力大，对苏联来说比较陌生，于是他们拆走了发动机，机尾上的一个黑匣子也被拆下带走。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身在现场的我们，都完全没有注意死者的身份——苏联人的注意力在机械上面，而我们的注意力则集中在飞机坠毁的原因上。”　

关于三叉戟坠毁的原因，孙一先说：“‘九一三事件’已经过了30多年，但围绕这个事件的很多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作为亲历者，我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公之于众，也对一些莫衷一是的看法提出自己的见解。

首先，我再次重申，飞机绝对不是导弹打下来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多次讲话以及多位当事人的回忆足以证明，中国方面没有发射过导弹；而蒙古方面，处理此事的苏联克格勃九局局长也肯定地说：苏蒙军队均没有发射导弹。我在乌兰巴托的观察也可以证明这一点——9月12日是个星期天，那一天雷达根本就没工作；‘九一三’事件之后，苏联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巴季茨基元帅还特地到蒙古检查防空安全，这也证明他们知道蒙古的防空系统出现了漏洞；事发当天，是温都尔汗附近的一个矿区因为火警才发现了失事的三叉戟，待逐级上报到边防总局时已用了20多个小时。这一切都证明，蒙军和苏军当时都没发现这架三叉戟，所以更不会发射导弹。三叉戟不是被导弹击落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结论。

其次，飞机为什么要迫降？苏联前安全局长说三叉戟上的油足够飞到伊尔库茨克，他的说法是建立在飞机加满20吨油的前提下。而后来调查证明，这架飞机在北京起飞前加了15吨油，飞到山海关用了2.5吨。这架三叉戟平均每小时耗油4至5吨，坠毁前，它飞了118分钟——也就是说，到了蒙古上空，飞机只剩下2吨多一点的油，只能再飞20多分钟，所以它必须迫降。但他们逃得匆忙，既没副驾驶，也没领航员，只能在附近冒险迫降。通常，飞机迫降前或者空中放油，或者低空盘旋将油耗尽。但不幸这两项驾驶员都不敢操作：三叉戟的发动机在后面，空中放油会着火；盘旋又担心对方国家雷达发现，他们最后只好采取带油迫降。从现场来看，飞机肚皮擦地长达29米，速度太快引起震动，导致油箱在贴近地面位置爆炸，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那些尸体都相对完整。因为当时并未作尸检，无法判断他们是被炸死的，还是因起火导致的窒息身亡。

再次，飞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否如一些人所猜测：在飞机上发生了搏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在现场并没有发现子弹壳，舱内也没有任何被子弹击中的痕迹。我认为，还有一个特别有力的证据能证明这次迫降是有准备的：一是手枪都从枪套里取了出来，二是在现场发现了一只半高腰的翻毛皮鞋，鞋带是解开状态——这证明鞋子不是被甩掉的，而且主动脱掉的。既然能作迫降前的准备，说明飞机一直在正常飞行状态，并没有发生搏斗。从现场来看，九具尸体分别集中在3个地方，分布的位置非常奇特。我推测情况是这样的：飞机迫降的时候，叶群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指挥，所以她的尸体和驾驶员的尸体在一起；3个机械师的尸体在贵宾舱位置围着林彪，说明迫降时他们想保护林彪；林立果、刘沛丰和杨振刚则坐在后舱。当然有人认为，飞机爆炸了，尸体没有规律。但飞机不是在空中而是在地面爆炸的，人同时甩出来，形态基本上跟坐飞机时的相似。尸体分布也说明，飞机发生搏斗的说法完全是荒唐的。

　　最近炒得特别热的一个说法是，林彪飞到一半之后又令飞机掉头向回飞，似乎心生悔意，结果在温都尔汗坠毁。那位苏联克格勃第九局局长也说：他们在雷达监测上发现，林彪的飞机已飞到离苏联境内的赤塔只有50公里了，但突然180度转向，向乌兰巴托飞去。他的言论更加剧了这种说法。最近，一个关于林彪的音像资料开头就引用这段话，将它作为“信史”，仿佛这已成了定论。我认为：这位前克格勃官员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飞机是9月13日0点32分起飞，2点30分左右坠毁，飞了118分钟1080公里。而温都尔汗离赤塔有700公里，如果真如那位官员所称，飞机经过温都尔汗-赤塔-温都尔汗，即使在油充足的情况下来回1400公里也至少需要2个小时，这样推算，飞机坠毁应发生在凌晨4点至5点之间。所以，我认为他的说法不成立。

　　最后一点，256号飞机的飞行轨迹究竟说明了什么？根据中方雷达监测显示，飞机先朝向244度飞行——这是向着广州的方向；几分钟后又转向270度正西——这是往北京的方向；不久又调整到280度—西北，然后几乎是正北飞行——这是赤塔方向，最后又由340度调整到325度——温都尔汗、伊尔库茨克方向，恰好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问号最后的那一点，正好是坠毁的着火点。从航线图可以推断出飞行员的思想状态。回北京参加事故分析的34师师长说，如果飞行员在既定的航线起飞，仅需10秒就可以把飞机对准航向。而这架飞机在空中不断调整航向，可以证明飞行员事先是不知道林家的出逃计划的。蒙古外交部副部长云登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当时在驾驶舱里发现一份航图，图上标出了从山海关到伊尔库茨克的路线。如果此话属实，我怀疑航图是林立果事先标好后在飞机上才交给飞行员要他执行的。”

关于林彪和叶群的头骨，孙一先说：“1971年10月以后，中国一位大人物叛逃的传闻开始传诸国外。苏联克格勃于是第3次去了温都尔汗，因为他们无法断定究竟是谁，所以重新挖开坟墓，将唯一一位女性和年龄最大的尸体割下头颅，架上大锅煮，将毛发、皮肉剥离，最后将煮干净的头骨装箱带回莫斯科。回国后，他们将头盖骨复原，又找到林彪当年在苏联治疗时留下的病历。林彪当年曾患肺结核，因此肺上有一个钙化点，而克格勃用X光拍的尸体照片上，正好有一个点，他们因此证实了此人便是林彪。”

对于三叉戟坠毁的原因，山海关机场参谋长佟玉春在回忆时则分析说：“8341部队负责警卫林彪的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也乘车来了，说飞机已经飞走了。我和姜作寿一起去看那辆半到位的油车。王学高带的油车没有按我的命令开到指定位置。他害怕了，说下去看看，就下了车。司机是老兵，也没有执行我的命令，停在半路。王敬之看油料科长的车掉了队，他也借故下去看看，离开了油车。油车上只剩1970年入伍的新兵刘三儿。刘三儿倒是把油车开到了指定位置，但他没有熄火。林彪专机过来了，上边有人喊：“油车快让开！油车快让开！”他吓得赶快把车往路边上开，但是专机的右翼还是刮住了油车顶上的铁盖儿，把油车铁盖儿上的棍子都撞弯了，飞机上也被刮掉不少东西。快一个月后，豆子收割了，老百姓到地里拾草，把捡到的飞机铝皮、灯罩等东西交给我们。我们如数转交给中央专案组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4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想林彪专机失事的原因。空军有份报告，认为林彪专机失事的原因是没油了。我认为林彪专机失事原因不是没有油了，而是飞机和油车相撞，造成右翼严重受损。从到现场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孙一先的书中，我特别注意到三叉戟专机的右翼上有个直径40厘米的大洞。飞机外壳是铝壳，油车盖儿是铁壳，铝可比铁软多了，铁棍都撞弯了，这架飞机的右翼底部受的损伤也不会小。三叉戟两个机翼都是油箱，而且飞机右翼底下有个加油口。也许刚撞上没事，但是飞行一两千公里后，在高空气流等各种复杂因素作用下，飞机受伤处比别的地方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很可能破裂，或者造成起火。当然，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这么分析过。不过，我认为这是分析“九一三”事件飞机坠毁原因的一个重要思路。”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地说，林彪乘坐的三叉戟的确不是被导弹打下来的，那些一直被不明真相的人们津津乐道的“导弹击落说”，可以休矣！

欲知毛泽东如何处理“九一三”事件，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关于林彪叛逃事件，本章在后半部分用大量史料论证了关于三叉戟“导弹击落说”的荒诞性，充分证明毛泽东所说的“不要阻拦”、“由他去吧”那些话是完全可信的。除此之外，还有人提出质疑，是谁贻误了拦截三叉戟起飞的最佳时机？为解开这个疑团，笔者仅摘录几段文字，供读者参考。

周恩来在当年10月中旬一次谈话中说：“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后，打乱了林彪一伙的政变部署。在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他听取了我的汇报后，对我说：‘要注意林彪坐飞机离开北京，不要让他走。现在他手里的王牌就是空军，空军的整个指挥权不在我们手里。今后，空军的调动要直接由你和吴法宪、黄永胜联合下令，并报告我知道。’听了这话，我就知道毛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这天晚上，我得到了林彪已经在山海关机场调动了一架256专机。我分别向吴法宪、李作鹏和黄永胜了解此事，他们都证实有这回事，但是不知道林彪调用这架专机的用途。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事件，我请示了毛主席，决定启动这架飞机必须要有我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人联合同意下令，其他的任何人都不行。这就是说：毛主席决定要对林彪动手了。这点，林彪的估计是不错的。但是怎样动手是另一回事，并不一定非要把他抓起来。林彪、叶群他们早安排好了，一旦需要的时候就组织力量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这些人接到指定的地点，进行政变。林彪、叶群指使周宇驰，从空军司令部窃取了我国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频率和时间表，港澳航线图以及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华东、中南几个省1、2、3级机场资料等。林立果、刘沛丰等还窜到广东深圳、沙头角，拍摄了大量的地形照片。他们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查看了九龙的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了，可以让首长到香港指挥、遥控。’但是，我没有想到李作鹏竟然对山海关机场调度室传达命令时，篡改了我的指示内容，把4人联合下令改为4人中的任何一人下令都可放行。这就说明了他是有准备的，他不知道林彪的反革命计划才有鬼呢！特别是当林彪逃跑的时候，李作鹏已经得到了林彪一伙逃跑的报告，他不去采取任何的措施，反而让机场的人直接向我报告，这不等于故意放虎归山吗？毛主席得到了李作鹏的这些表现后，对我说：‘看来这个李作鹏也是不可救药了，他和那几个大将是一模一样的人，你们要注意和警惕呀！’这样，他就把自己和林彪完全彻底地捆到一起了！”

1972年7月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中说：“毛主席于1971年9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当晚10时半左右，中央根据林立衡向8341部队的报告，立即追查三叉戟飞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并由中央下达命令，必须有周总理以及当时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联名指示，256号飞机才许起飞。但是，李作鹏在向驻山海关机场某部下达命令时，竟两次篡改中央命令，将4人联名指示放飞才放飞，篡改为‘4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林彪乘飞机逃跑时，李作鹏没有采取任何阻止飞机起飞的措施。林彪叛国投敌后，李作鹏打电话要山海关机场值班员修改值班记录，值班员坚持不修改值班记录。李作鹏又将山海关机场电话报来的值班日记，亲笔加以篡改，另行誊抄后，报送中央，掩盖他篡改中央命令的罪行。”

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声称：“1971年9月12日晚11时35分和13日零时六分，在林彪、叶群叛逃前，李作鹏两次篡改了周恩来总理的命令。13日0时20分，海军航空兵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打电话紧急请示：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事后，李作鹏修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从以上3份资料中不难看出，后二者都是依据前者，即周恩来的谈话，进行整理和判决的。这3份资料都非常明确地把矛头指向了李作鹏。而李作鹏在回忆录中则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他说：林立衡向中央的报告和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不仅足以证明林彪要离开北戴河的决心，而且完全说明事态的严重并不像叶群所说林彪要转一转这么简单了。此时的周恩来不但不向汪东兴下死命令在北戴河拦截住林的专车，而且仍没有立即采取拦截林彪的第二方案，即向我下死命令关闭机场。如果当时周总理下死命令关闭机场，不准专机起飞，我会拼着老命，指挥机场场站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措施拦截飞机，因为时间还来得及。但周恩来却语气平和地作了‘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的指示，再次失去了拦截的机会。总理为什么要那样做？总理一生独自处理许多国内外、党内外的紧急重大问题，他完全有资格、有权力、有能力、有经验、独自专行处理这个问题。根据当时他所掌握的情况，他只要向我下达：立即关闭机场，不许任何飞机起飞这一条死命令就足够了，根本无须什么4条电话指示，完全是多此一举。‘九一三’凌晨，总理面临着十分棘手的问题，内情深处太复杂了！把林彪放跑了，不管林彪跑到哪里，都不亚于爆炸一颗原子弹，对国家、对党中央都是极大的损害，特别是对毛主席的权威是极大的损害。但是如果硬拦下来，林彪是还没有倒台的党中央副主席，是还没有否定的接班人，如果林彪怪罪下来：你周恩来有什么权力限制我的行动自由，总理又怎么解释？真是左右为难！周恩来心里很清楚，这是一件怎么做都不对的事。但林彪跑不了比跑了好得多，这是大局！我认为周总理在当晚有充足的时间权衡利弊。但他两次贻误了拦截时机，最终也没有下最后的决心。2003年底，我看了一本高文谦写的《晚年周恩来》，书中这样写：“如果周恩来当机立断的话，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下令把山海关机场控制起来，林彪是根本走不成的。”“这种明显的举措失当，对为人行事一向精细周密的周恩来来说，实在是有些反常，不免让人感到其中可能另有玄机。”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还说：9月13日晚，他发现《山海关机场九月十二、十三日情况报告》中的记录有误，便作了修改。“修改之后，当即要刘继祥秘书用电话同山海关机场再校对一下。经双方再次校对后，刘继祥秘书报告我说：‘校对结果同你修改的完全一致。’刘继祥秘书将报告誉抄后送我，我又阅读了一遍，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就在这个文件头上写上：‘呈总理批示’。几天后，总理看完了报告，划了圈，一字未改，在一次政治局会议后退回给我。看了总理的圈阅，并按照中央领导批阅文件的习惯，我当时就认为，总理是同意这个文件的，而且一字未改。之后，我将这个文件交给刘继祥秘书存档保存。我认为这个文件（指《山海关机场九月十二、十三日情况报告》）是在‘九一三’事件中，反映山海关机场场站情况最真实、最全面、最准确，并经总理在第一时间圈阅同意，一字未改的最权威的文件。我十分清楚地记得，在这个文件中，就如实地记有：第一，总理电话指示的前3条，其中第3点指示中，没有‘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的话；第二，我第一次（23点35分）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周总理指示时曾补充说到的：‘4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第三，我与山海关场站值班员（0点06分）通电话时强调：‘要4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你们要负责任。’这关键的3个情况都有如实记载。我当时阅读这个文件时就意识到自己前后说法不一致，但我没有做任何修改，因为事实经过就是如此。”

本传以上提供的历史资料仅供读者参考、研究。有道是：人在做，天在看。真相自在人心。任何虚假的东西都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

第16章 1971年9月14日—

“江青啊，自古政治家文武双全的不多啊！你能算一个吗？我看林彪不算。他一天只和他那几个金刚们在一起，秀才们全不要，那还不垮台吗？所以，政治家文要能安邦，武要能定国。在这方面，你也有很多片面性。”

话说1971年9月14日下午2点，周恩来在沉睡中被工作人员叫醒，他让秘书读一下外交部转来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特急电报。只听秘书念道：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坠毁。乘员9人，8男1女，全部死亡。”

周恩来听罢，知道林彪已经机毁人亡，突然嚎啕大哭起来。纪登奎愣了楞，连忙劝慰说：

“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吧？”

周恩来回过身来，摇摇头说：

“你不懂，你不懂！”

周恩来马上打电话，把林彪的结果报告给毛泽东。正在游泳池边的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一口痰没有吐出来，往后便倒。

毛泽东大病的消息，传到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立刻脸色灰白，浑身颤抖。他驱车赶到游泳池，看见毛泽东的卧室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他和医生判断了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吸了痰，毛泽东的脸色渐渐地恢复了血色，大口地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眼睛慢慢地睁开了。周恩来激动得扑倒在毛泽东的床边，双手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泪水夺眶而出，哽咽着连连叫道：

“主席，主席——”

林彪出逃后，毛泽东一连两天两夜没有入睡，他再也支撑不住了，谁也不想见，大口大口地吸着烟，眼皮发肿，行动迟缓，有时整天闭着眼睛，香烟烧到了手指还未发觉。

据周世钊日记记载：毛泽东经历了林彪仓惶出逃事件后，改写了明朝人李攀龙的一首七绝诗：《怀明卿》，他将原诗中的“侍臣”2字改为“叛徒”，这样，一首新的无题《七绝》就出现了：

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怒在叛徒颜。

周世钊说：

“毛主席把这两个字改成了‘叛徒’。这自然是指林彪。”

周世钊还说：

“毛主席在吟诵这首诗时，还戏改了杜甫的《咏怀古迹》之三‘明妃村’的诗句。这首杜诗原是七律，前4句是：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毛主席将诗中的“明妃”戏改为“林彪”后，再将原诗中的后四句去掉，改成了一首七绝：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毛泽东没有想到，林彪竟然会叛逃摔死在异国它乡，这样的一种结局，对他的精神打击太大了。自此以后，他那健壮的身体非常明显地越来越差了。

毛泽东曾经和江青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谈话，他说：

“江青啊，自古政治家文武双全的不多啊！你能算一个吗？我看林彪不算。他一天只和他那几个金刚们在一起，秀才们全不要，那还不垮台吗？所以，政治家文要能安邦，武要能定国。在这方面，你也有很多片面性。”

毛泽东还说：

“林彪骂你是武则天，我就在许多场合讲过，江青要真有武则天那两下倒好了，可惜你成不了她啊。你有她那本事吗？武则天文可重用持不同意见者，武能团结反对过她的人。她该下狠心时能下得去，应慈悲时又能掉下泪。这些你能做到吗？做不到，怎么能成好的政治家？你已经积怨很深了，许多老同志对你有看法，新同志是不是有呢？也说不定。别以为思想路线正确就可以忘乎所以，还要有个组织路线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多团结一些人。”

“九一三”事件以后，李德生奉命组织清查工作。空军成立了一个以曹里怀为首的5人小组，协助李德生工作。根据李伟信的供述，在他的住处搜查出了《“571工程”纪要》及另立中央南逃人员编组名单。李德生立即派专人送给周恩来并呈毛泽东。

毛泽东强调清查工作要掌握好政策。他对周恩来、李德生等人说：

“死党只有那么几个人，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分析历史条件，林彪当时是副统帅，大家搞不清他的阴谋。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改了就欢迎。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他们是组织派到那里去工作的嘛。”

9月17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自取灭亡通知稿》报送给毛泽东。

9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高级干部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通知》中说：

“1、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

“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

“2、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和总破产。”

9月21日，周恩来召回驻蒙古使馆曾经去温都尔汗三叉戟坠毁现场勘察的有关人员回京汇报情况。

孙一先回忆说：“9月17日一早，我们回到乌兰巴托。刚到使馆，许大使就告诉我，外交部已来电，要求使馆立即派人回国详细汇报情况。使馆决定派我执行这一任务。由于中蒙航线早已停飞，9月20日，我搭乘国际列车，一天以后回到北京。一到北京站，我就被前来迎接的符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笔者注）带到外交部招待所，符浩让我把带的资料、胶卷都交给秘书，并约法三章：第一，暂住招待所不要外出，也不要在招待所内部来回走动；第二，不许跟外界联系，包括跟家属和单位联系；第三，如果在招待所遇到熟人，别人问起，不许透露回来的真实目的，有关飞机失事的事，一句也不能讲。实际上我被‘软禁’起来，一下子禁闭了两个多星期。当晚，我整理了汇报资料。11点多时，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位女同志，自我介绍是王海容，然后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很直接地说：

‘走，小孙，跟我汇报去！’

我这时还不知道要见的是谁，到了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外面，王海容先进去几分钟之后，然后让我跟随进去。我进去一看，有个身影背对着门。他转过身来我才看清楚是周总理！我很是意外，根本没想到是周总理要亲自听我汇报。我把随身携带的一张现场位置图打开，向周总理指明坠机的具体位置。总理突然问我：

‘离伊尔库茨克有多远？’

我答直线距离700多公里，他又问我山海关、多伦、贝勒庙的位置，我都一一作答。总理立着右手掌，从山海关开始，沿着这两个点到温都尔汗，画了一条线。那一刻，我十分震惊，这才知道这绝对不是东北飞机向关内飞的迷航，而是从山海关飞出来的叛逃。

这时又进来3个人，一位是总政主任李德生，一位是空军副司令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最后一位是空军司令吴法宪。吴法宪的个子很矮，坐在椅子上脚还够不着地，很明显，周总理是故意让他进来听我的汇报的。我记得吴法宪当时脸色苍白，表情木然。总理好像对飞机的情况不是很感兴趣，听着听着还闭上眼睛打了个盹——我后来才知道为了处理‘九一三’事件，他已经连续工作了50多个小时；但他对尸体残骸显得颇有兴趣，一下子来了精神。我按着号，一张一张给他看，他一边看，一边翻过来在背面写什么东西。特别是5号（林彪——笔者注）和8号，他戴着花镜反复看，然后把照片都别在一起。”

“我也向总理汇报了机翼上那个可疑的大洞，说怀疑是防空导弹打的。总理让我好好研究。10月1日，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和外交部的军代表李耀文陪我一同到了西苑机场，找到了一架256号的姐妹机——一架252号三叉戟。听了我的汇报，又现场看了这架三叉戟的结构，机翼上那个大洞的疑团终于解开了：原来那里有一个检查孔，油箱爆炸后向下炸开了这个大洞，这是洞口的铝刺基本朝外翻的原因；如果真是被导弹击中，一定会形成贯穿的大洞，而且铝刺朝内翻。萦绕于心头许久的谜团一下子打开了。”

此一时期，黄永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几次给毛泽东打电话，说他要检查。毛泽东回答：

“你的问题就是那么多了，已经清楚了，主要是认识的问题。汪东兴的错误比你还要严重，他和林彪的关系也比你要复杂，但是他检查了以后不就没事了吗？”

可是此时的黄永胜已经昏了头，他不但不认真检查和交代问题，反而吩咐秘书和底下的人，把所有的材料都清理一下，凡是不再需要的东西统统销毁，凡是与林彪有关的材料都销毁，包括他写的日记，给林彪写的信和文字的底稿，还有林彪和叶群来电话的记录，还有有关人员的报告等等。

9月23日晚，林彪等人摔死已经有10天了，毛泽东把周恩来和汪东兴叫到中南海游泳池，问他们：

“黄永胜那些人现在的情况如何？有什么检查和交代吗？”

周恩来报告说：

“黄永胜慌慌忙忙地在烧毁材料，一直烧了好多天。他们拼命要销毁他们紧跟林彪的证据。”

毛泽东说：

“好啊，这些人看来是要顽抗到底了。我给他们10天的时间，他们没有半点悔改之意。那就怪不得我们了。黄永胜这个人没有多少政治水平，政治素质也很差，经不起大的风浪。张春桥说他有头无脑。我看很形象。犯了错误，就应该大大方方地检查错误，他却躲躲闪闪，越怕就说明他越有鬼。林彪对他那么信任，哪能不给他一点点底呢？他却包得死死的，丝毫不给我们讲讲问题。这样的人我们怎么还能重用？那就让他跟着林彪走到底吧。要防止他们步林彪的后尘。可以动手了。”

周恩来说：

“交给我吧，今天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会办到。”

9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

关于对李雪峰的处理问题，周恩来对毛泽东和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说：

“李雪峰对他的错误并没有实质性的认识，他已经是两次跟错人了，其实就是故意在他们那里投机，是送上门去的。李雪峰在庐山会议上恶毒攻击春桥同志和康生同志的错误，他至今只字不提，说明了他没有认识。他在林彪未死之前对林彪始终有幻想，这样的人逮捕法办太重了，可以开除他的党籍，让他继续交代错误。”

江青表示赞成周恩来的意见。张春桥则说：

“被这样的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才不在乎他的反对呢。”

后来，李雪峰在十几年后的回忆中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值得警惕，就是有人全盘否定毛主席，这是极其错误的。有些刊物上还发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东西，甚至说冷战是苏联挑起来的。这纯粹是卖国贼的论调！是放他妈的臭屁！这种不谈阶级，不谈时代的论调，应该批一下！”

9月28日，中共中央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传达到地、师一级。

1971年10月1日，北京城披上了节日盛装，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谢富治、李德生、纪登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在首都各大公园同群众一起游园联欢，共度佳节。

这是建国20多年来第一次采用这种方式庆祝国庆。毛泽东从这个节日开始和以后的几年里，再也没有上过天安门城楼。

10月2日，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中央确定由李先念、华国锋等协助周恩来做好国务院工作；由李德生、余秋里、张才千分别主持中央军委3个总部的工作。

10月3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10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这一天，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说：

“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10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

10月4日，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的自卑感，这不对。有时间，请赐一见，得到指示，以利工作。”

10月4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他首先讲述了党内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尔后说道：

“林、陈阴谋活动，蓄谋已久，他们反党，大的事情多得很，小的事情也多得很，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整几位老帅，是林彪搞的。”“个人崇拜，我和斯诺谈话说过了，当时搞一点也是需要的，你美国也搞个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听了很舒服。什么4个伟大，讨嫌！顶峰问题，1966年7月份我就给林彪打过招呼，他不听，还是那么写。”

关于林彪集团的成员，毛泽东说：

“对他们这个集团的一些人，高级干部，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拉的尽量拉。”

毛泽东最后说：

“军委办公会议，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不要用办公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问题，是用中央的名义嘛。要好好准备，开次军委全会，各大区同志来参加，征求他们意见。”

这天晚上，毛泽东将空军报社一封揭发南方某地领导干部过去同林彪等“关系甚密”的来信，批示给周恩来，他写道：

“对某些同志的怀疑不可尽信。”

10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党叛国事件扩大传达范围的通知。通知中要求，从10月中旬起，传达的范围扩大到地方基层党支部书记、副书记。

10月8日，毛泽东会见了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他在谈话中说：

“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

10月间，毛泽东的干女儿刘松林和她那位已经成为空军飞行副师长的丈夫杨茂之，双双被隔离审查了。

事情的起因是杨茂之在上海住院治病期间，听别人议论说，江青是“伟大的旗手”，一定会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杨茂之插话说：“不会的，江青不可能接班。毛主席说过，‘不会的，她不行！’”谁知此话一出，竟然惹来了一场横祸。这就叫做“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立时就有人告发了杨茂之。这还了得，有人竟敢攻击江青同志！上海军事部门立即将杨茂之收审了。他们一审才知道，此人竟是毛泽东的干女婿。此事呈报上去，王洪文不得不亲自出马审问。杨茂之便将老婆刘松林如何对他说过此事，一五一十讲了一遍：有一次，刘松林和妹妹邵华见到了毛泽东，刘松林问：

“听说江妈妈要接班，是真的吗？”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

“不会的，她不行。”

刘松林回家之后，便将此话告诉了丈夫杨茂之。没想到杨茂之是个直肠子，心里搁不住话。他一见人们如此议论，便撂了出来。

王洪文见杨茂之如此说，便把刘松林也收审了。刘松林见了王洪文，说明了情况。她心想，此时只有干爸能够救自己和丈夫了，如果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要他王洪文亲自转交，量他王洪文不敢不答应。果然，刘松林向王洪文一说，王洪文立时就答应了，只是要求她，信不能封口。后来，毛泽东读了刘松林的信，说道：

“娃娃们无罪，立即放人。”

王洪文得了最高指示，就把刘松林和杨茂之放了出来。

10月16日晚9时许，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熊向晖、章文晋到毛泽东住处汇报工作。毛泽东一见到熊向晖就笑眯眯地问：

“那个‘副统帅’呢？那个‘参谋总长’哪里去了？”

熊向晖也笑着说：

“主席问我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呀！”

毛泽东打趣地说：

“现在知道了吧？”

熊向晖说：

“现在当然知道了。”

毛泽东说：

“你什么也没嗅出来，是不是伤风了，感冒了？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10月20日，基辛格第2次访问中国。

10月24日，中美双方就联合公报问题进行会谈。周恩来明确地说：

“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基辛格辩解说：

“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周恩来驳斥说：

“和平是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的。你们的初稿是伪装双方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基辛格不想退让，他说：

“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

周恩来严肃而又平静地说：

“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语言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

10月25日，在中方的坚持下，美方拿出了修改过的联合公报方案。周恩来看后说：

“博士，你们熬了一个通宵，将我们的一个主要观点删掉了。”

基辛格故作惊讶地说：

“哦，哦……是吗？”

周恩来严肃地说：

“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对世界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

基辛格十分激动地说：

“如果要总统签署有这个观点的公报，岂不是等于要我们的总统受到屈辱。这将在美国引起很大的麻烦。”

周恩来也“哦”了一下。基辛格又说：

“是的。所以我们要删掉这些话。作为交换，在美国观点部分也对等的删掉几句话，不使中国方面吃亏。”

周恩来盯着基辛格，严厉地一挥手，说：

“不。博士，我们不是在做交易，你完全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需叫我同意，告诉我在中国观点部分所用的词句，确有令你为难之处就可以了。”

基辛格被说服了，而且很激动，他明白了周恩来从来不在原则问题上讨价还价。

关于台湾问题，基辛格问周恩来，对美国提出的“双重代表权”的看法，周恩来说：

“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解放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3条立场是不变的。”

基辛格说：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的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和台湾断交！”

周恩来生气地说：

“什么样的复杂原因？什么样的义务？真是天方夜谭！”

基辛格自知理亏，赶紧解释说：

“我今天坐在这里，不就说明我们在改变吗？”

周恩来说：

“毛主席说台湾问题可以拖100年，是表明我们有耐心。毛主席的意思同时也包含了不能让台湾问题妨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些不都表明了我们的诚意吗？你们的诚意何在？”

基辛格被迫承认：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

周恩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然后笑着说：

“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妙的发明。基本意思我方可以接受，只是个别字句还需要推敲，比如应该用‘省’，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更准确，不用‘部分’。”

基辛格说：

“两者在英语中没有多大差别。”

周恩来说：

“在汉语中却有质的差别。”

就在10月25日这天晚上，第26届联合国大会就美日等国提出的旨在制造“两个中国”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以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代表团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即2758号决议案，在大会上付诸表决。

大会首先以55票赞成，59票反对，15票弃权否决了美日等国所谓的“重要问题”提案。会议厅中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的各国代表们无不欢欣鼓舞，他们手舞足蹈地欢呼、歌唱。国民党代表周书楷被迫宣布退出联合国组织，带领手下一帮子人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接着，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2758号决议案。当大会宣布这一表决结果时，会场上爆发出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国代表全部站起来，高高举着双手，长时间的热烈欢呼：“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许多人在走廊里唱歌、拍桌子，互相拥抱祝贺，热情的黑人兄弟载歌载舞，欢庆胜利。与之相反的是，美国合众社则报道说：“这是美国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

诸君可能有所不知，早在1945年4月2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结束时，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蒋介石败逃台湾后，依然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是不合法的。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权利得到了恢复，从而结束了美国操纵联合国，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历史。

毛泽东十分关注联合国大会的进展情况。他在联大临近表决时，曾经对护士长吴旭君说：

“我们就算有10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

这一天，毛泽东观看了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电视新闻，非常高兴，对吴旭君说：

“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10月26日上午9时，中美双方为尼克松访华准备的中美联合公报草案谈判初步告成，周恩来把基辛格送到钓鱼台的楼梯口，第一次用英语说：

“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谈判的愉快。”

他又悄悄地告诉乔冠华：

“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赞成接纳中国、驱除台湾的阿尔巴尼亚提案，已经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表决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

乔冠华问：

“基辛格知道吗？”

周恩来说：

“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受，我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乔冠华在由钓鱼台驶往机场的红旗轿车里，用轻松的语气问基辛格说：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么？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我国席位进行表决。”

基辛格微微一笑，不假思索地说：

“不行，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狡黠地眨了眨眼，问道：

“博士先生，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进去？”

基辛格扶了一下眼镜，说道：

“估计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说道：

“我看不见得吧！现在人心所向正在发生变化！”

中方人员在为基辛格送行的机场上，都在为联大的事情而高兴。美方人员还以为中国人是因为联合公报草案采取了中国的观点而兴奋呢。

基辛格在“空军一号”专机上，终于从传来的电讯稿中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大为惊讶，双手捧着头，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表情复杂地说：

“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可是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欲知新中国政府代表团进入联合国的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告诫江青说：“别以为思想路线正确就可以忘乎所以，还要有个组织路线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多团结一些人。”历史已经验证了“以为思想路线正确就”“忘乎所以”的人，不但害己，而且误国误民。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关于第26届联合国大会对两个提案表决结果，不知读者看后心情如何？每当我读到这一段文字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正如毛泽东所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那个时代，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是何等的自豪啊！而那些热脸硬贴美帝国主义凉屁股反而被踢了一脚的人，看了那些文字不知作何感想？

第17章 1971年10月—

“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顶回去！无非尼克松不来。不来就不来嘛！22年不来了，再等22年。尼克松不来，土克松、砖克松也会来。”

话说1971年10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致电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告知他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的内容，并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姬鹏飞不敢怠慢，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这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和有关人员，讨论要不要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第26届联大。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是目前不派代表团参加。有人还说：“联合国是资产阶级的讲坛”，“我们站在这个讲坛之外更便于斗争”。

是日晚，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章文晋等人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要去，而且要快。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到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沙’。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我对美国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在联大恢复中国席位的斗争中，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件事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他们。131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张，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张。这是和我们长期致力于发展同第三世界各界的友好关系分不开的。表决结果一宣布，他们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

周恩来说：

“在会场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

毛泽东说：

“当然，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罢了。”

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周恩来提议说：

“就让黄华做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

“好，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950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毛泽东说着，指指乔冠华：“你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

你们这次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要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就要讲出这个气概。

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

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就是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时讲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点历史，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都没有1945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要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对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

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相互支持的。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后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有关人员拟定了一个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计划，其中包括提出以乔冠华为团长、以黄华为副团长、另有唐明照、符浩、熊向晖、陈楚、章文晋、周南、王海容、章含之、吴健民在内的30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名单，报请毛泽东批准；还有代表团到达纽约机场时乔冠华的书面讲话和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也都经过了毛泽东的亲自审批。

就在周恩来等人为出席联合国会议做准备的时候，在大洋彼岸，联合国总部的官员们也正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而紧张的忙碌着。

原来，在联合国会址周围排列着131个旗杆，各国的国旗都是按着会员国国名的字母次序依次升旗的。此前，联合国秘书处没有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会顺利地进入联合国，所以他们事先就没有准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在大会表决结果出来以后，他们只得临时向一家制旗店紧急定制。可等到拿来中国国旗后，他们又不清楚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挂。

10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致电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询问中国国旗的位置是应按照代表中国的“C”呢，还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字母“P”来确定？

10月31日，姬鹏飞复电给吴丹：我收到了你1971年10月29日的来电。我荣幸地通知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的按字母次序排列问题，请按开始的英文字母C排列，即CHINA，PEOPLE’SREPUBLICOF。顺致最高的敬意。

1971年11月1日，两位美国黑人青年在记者们的一片闪光灯下，将一幅长1.2米、宽1.8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升上了联合国从北端数起的第23根旗杆顶端。

当毛泽东从电视上看到五星红旗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前冉冉升起的时候，禁不住热泪涌流。

11月8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为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代表团送行计划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规格似宜高一点，今晚可谈一下。”

是日晚8时，毛泽东接见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参加联合国第26届大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当周恩来带领大家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处时，毛泽东站在书房门口同大家一一握手。

毛泽东谈话时兴致很高，他手拿小雪茄，从世界大势一直谈到国内问题。他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柴桑吊唁周瑜的故事，比喻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他勉励大家要拿出班超出使西域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坚持原则，勇于斗争，显示出中国人民的气概。他兴奋地笑着说：

“我们进了联合国，当然要去，这就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23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票赞成我们的53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17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当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35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

“今年我们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仗主要是我们的穷朋友帮我们打的，是广大亚非国家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多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的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所以，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的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毛泽东最后说：

“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工作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你们要大胆工作，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见机行事。不要怕说错话。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要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11月9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规格似宜高一点”的指示，他和所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到机场为中国代表团送行。

11月11日，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

11月中旬，毛泽东收到了由汪东兴转来的邓小平在11月8日写给他的一封信。

早在邓小平离开领导岗位之后，毛泽东曾同他谈过一次话。此后，他再没有见过毛泽东，也没有直接给毛泽东写过信，凡有事均按毛泽东的嘱咐，写信给汪东兴，或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和中央。

他这次写信给毛泽东，是缘于11月6日的一次会议。那天上午，邓小平所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通知他们夫妇俩去参加一个学习会。会议内容是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九一三”林彪叛国出逃事件的通知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主持者整整念了两个小时。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回到家已是下午1点多钟，他一直不说话。此后，他非常冷静地琢磨了两天，反复权衡党内各派势力之消长，细心地揣摩毛泽东的心理变化，感觉自己复出的机会来了，便提笔写了这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

“林陈反党集团这样快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察觉，并且及时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

邓小平笔锋一转，道出了写这封信的本意：

“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毛毛（小女儿）分配到陕北农村已3年，现因我那个残废的大儿子在家，我们照顾不过来，暂时把她弄回来看护哥哥。她一心想学医，过去通过自学，也有一点基础。飞飞（小儿子）在山西插队已3年多。他们由于我的关系，成份不好，没有组织上的照顾，是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分配的。我们的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毛毛能学医那当然更好。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

邓小平最后写道：

“我衷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

毛泽东看完信，问汪东兴：

“你怎么不管人家啦？”

汪东兴回答说：

“没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就让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管着的。”

毛泽东说：

“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让汪东兴管。”

说罢，他提笔在邓小平来信的信封上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11月14日下午，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张国华、梁兴初、李大章等人，有人在谈话中说到林彪到处做工作。毛泽东说：

“那时，谁知道他是反革命呢？是副统帅、接班人嘛！”

关于《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毛泽东说：

“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了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

正在此时，叶剑英进来了。毛泽东指着叶剑英对众人说：

“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老帅们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

他转向叶剑英，说：

“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有些事情，看来过了几年就清楚了。现在问题搞清楚了，是林彪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516’，打倒一切。搞得这些人不能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把污水尽往自己身上泼，我说，你不要讲了。我就赞成91人的大字报。”

毛泽东所说的大字报，是在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大字报栏里，由91名司局长和大使共同酝酿、起草、张贴的题目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的大字报。大字报中说，陈毅是中国共产党忠诚坚定的战士，热烈欢迎陈毅回外交部主持部务。

毛泽东看见被刘伯承誉为“称职的好参谋长”李达，问道：

“你是怎么坐的牢，又怎么出来了？”

李达回答说：

“我是糊里糊涂进去的，又糊里糊涂出来的。”

毛泽东说：

“李达不糊涂。”

11月15日上午10时30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第1982次会议上就座。联合国大会主席马立克和57个国家的代表先后在大会上致词，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

毛泽东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要将联大上各国代表的致词全文刊登在国内报纸上，不要只登摘要。

【新华社联合国十五日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1971）11月15日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摘要如下：

“许多朋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信任、鼓励和兄弟般的情谊，这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将把这些转达给全体中国人民。”

“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缅甸、锡兰、古巴、赤道几内亚、几内亚、伊拉克、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泊尔、巴基斯坦、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刚果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塞拉勒窝内、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南斯拉夫、赞比亚等23个提案国，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进行了不懈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支持这一提案的许多友好国家，也都为此作出了贡献。还有一些国家也以不同方式表示了同情。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感谢。”

“二十多年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和压迫，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兴起了要求改变现状的群众运动和社会潮流。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正在联合起来，反对一、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争取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的事物和在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地位。这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人类社会总是不断进步的。这种进步总是要通过无数的革命和变革才能取得的。就拿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美国来说，正是由于1776年华盛顿领导的革命战争的胜利，美国人民才赢得了独立。正是由于1789年的大革命，法国人民才摆脱了封建主义的枷锁。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伟大列宁领导的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自由解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居住在台湾的1400万人民是中国人民的骨肉同胞。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归还祖国，台湾同胞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美国政府在1949年和1950年一再正式确认了这一事实，并且公开声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政府无权干涉。只是由于朝鲜战争的发生，美国政府才违背自己的诺言，派遣武装力量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至今仍然留在那里未走。现在有些地方散布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是在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继续制造‘一中一台’，实际上也就是‘两个中国’。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里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用武力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一定要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任何企图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的阴谋，都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美国政府武装侵略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蹂躏这3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和主权，加剧了远东的紧张局势，遭到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3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7点和平倡议。”

“各种表现形式的殖民主义的继续存在，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挑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比绍）等地区的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坚决支持阿扎尼亚、津巴布韦、纳米比亚人民反对白人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的斗争。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一两个超级大国加紧扩军备战，大力发展核武器，严重地威胁国际和平。世界人民渴望裁军，尤其是核裁军，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要求解散军事集团、撤走外国军队、取消外国军事基地，是正当的。但是，超级大国口头上天天讲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他们搞的所谓核裁军，完全是为了垄断核武器，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中国决不会背着无核国家参加核大国的所谓核裁军谈判。中国的核武器还处于试验阶段。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垄断，最终消灭核武器和核战争。”

乔冠华最后说：

“在过去长时间里，一两个超级大国利用联合国做了很多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各国人民意愿的事情。这种情况不应该继续下去。我们希望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我们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努力。”

这个发言稿完全体现了毛泽东10月26日提出的联大讲话3点意见的精神，通过乔冠华那神采飞扬的演说，达到了毛泽东提出的“第一篇就要讲出这个气概”的要求，在国内、国际上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11月20日下午，毛泽东接见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的曾思玉、王六生、刘建勋等人，他指着一位负责人说：

“你的检讨我看过了。你们大概不是死党，是活党。就是说，犯过错误的人有好有坏。”

毛泽东转对众人说：

“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着‘副统帅’，跟着他上当，不光彩。还是跟着党，不要跟着个别人。统帅也好，副统帅也好，个别人容易起变化。50年起了10次变化嘛，有许多都是跟个别人的。我跟的是路线。你领导者路线正确，我跟。至于你路线不正确，我不跟。有人提出了新名词‘紧跟’，我不愿听这个话，什么紧跟。”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比如对林彪下面的几十个工作人员和秘书，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给他们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错了人，觉得面上无光。连‘8341’在毛家湾的那个中队也觉得无光了。这要解释：是党给的任务，是组织派到他那里去工作的嘛。他那时是‘副统帅’嘛，你怎么知道林彪要叛党呢？不知道是坏人嘛。要说无光，是中央脸上无光，也是整个党无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脸上无光？他跑了之后，总理问我，我说他要跑有啥办法嘛。后来得到消息，从天而降。”

周恩来插话说：

“粉身碎骨。”

毛泽东接着说：

“除了一害，对于党和国家、人民有利，是个大胜利。”

毛泽东还谈到了鲁迅，他说：

“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11月下旬，毛泽东患了重病，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可他的双脚还是严重浮肿。

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全国，供党内外广泛讨论。

关于林立果等人草拟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不是要下发，政治局成员中有不同意见，因为它的内容用词恶毒。毛泽东看过报告后说：

“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毛泽东还主张，对外国人也无需隐瞒林彪的问题：“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

12月18日，中国出席第26届联大的代表团乘飞机离开纽约回国。

12月22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回到北京。

晚8时许，毛泽东在他的住处接见了乔冠华、熊向晖等人，对代表团在联合国的工作给予肯定和鼓励，还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2月30日，张耀祠去见毛泽东，检查自己过去同林彪、叶群等接触中有错误，还交了一份书面检查。

据张耀祠回忆说：“主席说：‘你接触林彪才两次，我和他的来往比你多。你不知道林彪搞阴谋政变，我也不知道。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要搞几个人在一起。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我们要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你这些问题检查一下，就算了，你把心放下来，我们主要是教育。’我跟随主席前后40余年，主席从未严厉批评过我。这次对我谈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温和的。”

1972年1月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准将来到北京，为尼克松访华做技术方面的准备。

1月4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中美双方会谈的情况：黑格向周恩来转达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说，苏联决定改变政策，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这使中国的“生存能力”受到威胁。黑格还狂妄地宣称：

美国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毛泽东闻言大怒，说道：

“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顶回去！无非尼克松不来。不来就不来嘛！22年不来了，再等22年。尼克松不来，土克松、砖克松也会来。”

1月6日中午12点10分，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商谈对尼克松、基辛格口信的《答复稿》。毛泽东看了《答复稿》，说：

“政治局再讨论。”

下午2点10分，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最终批准了《答复稿》。《答复稿》中写道：

“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和殖民地。……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妄图孤立、包围、遏制、颠覆中国的阴谋都只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过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我们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其它任何国家。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

当中方把答复稿念给黑格听时，黑格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毛泽东的强硬方针，迫使黑格向周恩来道歉说：

“我是个军人，可能我没有正确地转达尼克松总统的意思。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个词包含有这个意思。很抱歉，总理先生，我可以收回我说的那句话。”

欲知毛泽东如何接待来华访问的尼克松，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我们要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这话说得多么好哇！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让那些满嘴跑火车、满大街卖狗皮膏药的人见鬼去吧！

第18章 1972年1月—

“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儿去了一趟，他俩说：‘你那个国家钢铁、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就不用这么早来了，你先回去吧，’所以我又回来了。”

话说1972年1月6日下午4点20分，叶剑英受毛泽东之托，去看望病危中的陈毅。叶剑英对陈毅说：

“毛主席、党中央要我来看你，你要安心养病。会好的。”

叶剑英把一张纸条交给陈毅的女儿珊珊，上面写着毛泽东在1月初对他和周恩来等人讲的那一段话，让姗姗念给陈毅听：

“现在再也不要讲‘二月逆流’了。当时是‘516’，王、关、戚，还有林彪、陈伯达，打击一大片，包括你在内。当时那个时候有些同志要讲一些话，是应该的，是公开讲的。在党的会议上为什么不可以讲？有些事情看来过了几年就清楚了。‘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现在我有事，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陈毅听后，眨了眨眼睛，表示听见了。叶剑英和张茜要姗姗又念了一遍。此后，陈毅就陷入了昏迷状态。

是日晚11点55分，陈毅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终年71岁。

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

陈毅的追悼会定于1月10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的规格，按照中央政治局的规定，应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由总政主任李德生主持，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人数为500人，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

此时，宋庆龄副主席、西哈努克亲王以及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的许多民主人士，都要求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但是，周恩来对于政治局定下的规矩，也无权改动。

1月8日，周恩来审阅了中央军委送来的关于陈毅的追悼词。

是日晚，周恩来将追悼词稿送毛泽东审阅，还附信说明了陈毅追悼会的日期和规格等。毛泽东这才知道陈毅已经逝世了。他看了周恩来的附信，提笔把追悼词中有关“功过”的评价部分划掉，并批示道：

“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此后，再也没有人提醒毛泽东，陈毅追悼会何时召开。

警卫队长陈长江和赵桂来回忆了毛泽东那几天的心情：“几天来，毛主席精神一直不好，他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他的脸色苍黄，一脸阴霾，是焦躁，是困倦，使人难以琢磨。看到我们，也不像往日那样主动说话，问这问那，而是不管见了谁，都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1月10日午饭后，毛泽东一反往常要午休一会儿的习惯，睡意全无。张玉凤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要到沙发上坐坐。坐下后，他随手抓起一本书看，可明显地很烦躁。那些工作人员见他这般模样，也不敢多问什么，各自做完了自己的工作，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张玉凤：

“现在是什么时间？”

张玉凤告诉他：

“现在是1点半。”

他闻言缓缓起身，摸索着穿上拖鞋，说道：

“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说着，他就向门口走去。工作人员见毛泽东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马上拿来他出门会客时穿的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

“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

张玉凤、吴旭君帮他穿好上衣，他坚持不再穿制服裤子。弄得张玉凤、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但又知道他脾气，劝是没有用的，只好在他的睡袍外披上了一件大衣，由工作人员扶着上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

工作人员马上把电话打到了中南海西花厅，说毛泽东要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一听，立即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他说：

“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

接着，周恩来又拨通了外交部的电话，他说：

“康矛召同志吗？我是周恩来，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也请他出席陈毅外长的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

周恩来放下电话，乘坐“大红旗”，赶在毛泽东之前，来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非常激动地把毛泽东要来参加追悼会的消息，告诉了陈毅的夫人张茜，他说：

“毛主席要来。你要镇静些！”

张茜听后，泪水长流，问道：

“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来啊？”

周恩来慨然道：

“他一定要来。井冈山上的老战友就是他了。”

此时，还有很多领导人没有到场，坐在休息室里的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张茜及其子女。

不一会儿，张茜带着子女来到了休息室，坐在沙发上的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站起身来，他看到哽咽着的张茜和4个孩子，也不禁凄然泪下。张茜热泪盈眶，紧走几步，上前握着毛泽东的手，说道：

“主席，您怎么也来了？”

毛泽东看着神情悲切的张茜，泪流满面地说：

“陈毅同志去世了，我和你们一样难过。我也来追悼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说罢，他又同张茜的4个孩子握手，说：

“你们不要太难过，还有这么多孩子嘛。”

尔后，毛泽东让张茜坐在自己身边，询问孩子们的工作情况。周恩来在旁边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听后，深情地勉励孩子们说：

“你们要继承陈毅同志的事业，要努力奋斗哟！继续为人民服务。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得世事，总要再过20年，要翻几个筋斗，才能够懂得世事。”

张茜喃喃地说：

“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毛泽东打断张茜的话，不让她再讲下去，说道：

“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作了结论嘛。他和项英不同。新四军9000人在皖南搞垮了，后来，又发展到90000人，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陈毅同志是能团结人的。”

张茜说：

“陈毅同志病危时，还想到了主席的寿辰。那天，他进食已经很困难了，还吃了一点寿桃、寿面。陈毅同志26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主席，从那时起，在您老人家的指引和教导下，他才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也正是这样，才有了我们一家。”

张茜的话勾起了毛泽东的无限情丝，他忍不住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朱德、康克清、宋庆龄、邓颖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都赶来了。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也赶来了。毛泽东向西哈努克亲王通报了林彪事件，他说：

“今天向你通报一件事，我们那位‘亲密战友’林彪，去年9月13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但在温都尔汗摔死了。”

毛泽东还说：

“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摔死了。难道你们在座的不是我的亲密战友吗？”“陈毅同志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战士，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是一个忠诚的爱国主义者，给中国人民立了功的。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党员、好同志。陈毅跟我吵过架，但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

他又对几位老帅和在场的人说：

“林彪是要打倒你们老帅的，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不要。你们不要再讲他们‘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陈老总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在一起议论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又是公开的。当时你们为什么不找我谈谈呢。”“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提到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邓小平此时还在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来的步兵学校，周恩来听毛泽东如此说，十分高兴，他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个信息传出去。

毛泽东拉着阿沛·阿旺晋美和帕巴拉·格列朗杰的手，对阿沛·阿旺晋美说：

“你长大成人了。身体还好吗？是不是还住在北京？要保重啊！”

阿沛·阿旺晋美望着苍老的毛泽东，立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连忙回答说：

“我很好，谢谢主席关怀，祝您健康长寿。”

毛泽东说：

“咱们彼此吧。”

谈话将结束时，张茜请求毛泽东说：

“主席，您坐一会儿就请回去吧！”

毛泽东摇摇头，说道：

“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

工作人员立刻拿来了一块黑纱。张茜强忍泪水，连连摆手说：

“那怎么敢当呢！”

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

“你们把它套在我的大衣袖子上。我今天是穿着白色衣服，为陈毅同志致哀！”

工作人员不敢怠慢，轻轻地把黑纱戴在了他的大衣袖子上。张茜搀扶着他，慢慢地向会场走去。毛泽东边走边看走廊两侧的花圈，在一幅不起眼的花圈前停住了脚步，吃力地看那两条长长的挽联，只见上边写的是：

仗剑如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毛泽东再看那落款是张伯驹，赞叹道：

“好！张伯驹先生的挽联写得很好，很有气势，概括了陈毅同志的为人和一生。”

他扭过头问张茜说：

“陈毅同志和张伯驹先生很熟吗？”

张茜说：

“陈毅生前很赏识张伯驹的博学多才，还曾经向他求教过。”

她又向毛泽东汇报说，张伯驹因不满林彪一伙的所作所为而填词抨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隔离审查，至今没有工作，生活没有着落。

“是吗？”毛泽东微微一怔，皱了皱眉头，对周恩来说：“我看张伯驹先生这样的人才还是要给出路的，起码要给人家一口饭吃，你是总理，你给他安排一个工作吧。”

周恩来点点头，说：

“主席放心，我们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走进会场，庄严肃穆地在陈毅的遗像前停了片刻。

追悼会开始了，由李德生主持会议，而致悼词者则由原来的叶剑英换成了周恩来。毛泽东站在追悼行列的最前面，他那高大的身躯微微前倾，静静地倾听着周恩来缓慢而沉重地宣读悼词。

尔后，毛泽东向陈毅的遗像和在鲜红的党旗覆盖下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

追悼会结束后，张茜搀扶着毛泽东离开会场，一直送他到汽车前。毛泽东告别时，再一次握着张茜的手，久久没有松开。当他准备上车离开时，尽管有工作人员搀扶，也几次用力迈步都登不上车，双腿明显无力。

毛泽东因为天寒受凉，回到家里就感冒了。后来，他连续几天发高烧，又引起了气管炎、心脏病，肺气肿也复发了；再加上心情很沉重，很久没有休息好，终于酿成了一场凶险的大病。详情容后再叙。

1月10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党内外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

后来，中共中央又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

1月11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报道，通栏标题是：“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同时还发表了陈毅的遗像、周恩来所致的悼词和西哈努克亲王撰写的悼文。

1月29日，毛泽东在原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来信上批示道：

“欢迎进步。”

1月间，毛泽东指示卫生部派出医护小组赴瑞士，迎接身患癌症的斯诺来到中国接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以减少他的痛苦，延长他的生命。

斯诺是在1971年2月离开中国后返回了瑞士。是年冬，经医生检查，他患了胰腺癌，癌细胞已经多处转移，手术后病情日益加重。毛泽东得知后，指示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和夫人，多次前去探望和慰问斯诺。

此次卫生部派出的医护小组由马海德、黄国俊、李钟萍、徐尔难组成，他们来到斯诺家里，发现墙壁上悬挂着的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照片，就是斯诺在保安为毛泽东拍的那张。斯诺对毛泽东的深情，使医护小组的大夫们极为感动。

马海德向斯诺传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的关怀和邀请。斯诺沉思了好久，才慢慢说道：

“我完全理解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美好心情，他们对于我在当前的困境中，提出的具体援助的建议，使我极为感激。我知道在中国，我会得到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得到的关怀和爱护，对此我深深感激。就我本人来说，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热爱中国。”

过了一会儿，斯诺慢慢地摇摇头，说：

“但是，你知道，我是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意给中国添累赘……”

根据斯诺的意见和身体情况，周恩来指示医护小组就地为斯诺治疗，又从阿尔巴尼亚中国医疗队抽调了两位医生和4位护士到瑞士，组成了一个家庭小医院。经过几天治疗，斯诺的病情终于有所好转了。

1972年2月5日，周恩来将李先念、纪登奎等人于1月22日向国务院报送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批示呈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进口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成套设备2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

2月8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奉命专程到瑞士探望斯诺，转达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亲切慰问。当马海德陪同黄华来到斯诺的病床前时，斯诺显得很高兴，握住他俩的手说：

“3个‘赤匪’又见面了。”

2月12日凌晨，出席陈毅追悼会后一直摆脱不了病魔折磨的毛泽东，由于患有肺心病，在心律失常、严重缺氧的情况下，突然休克了。护士长吴旭君首先发现险情，她发现毛泽东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脉搏细弱，呼叫他，他也没有反应，就立刻大声喊人。

张玉凤回忆说：“此时我正在警卫干部值班室，听到她的呼叫，我们几个人一起跑到主席会客厅（此时已成为毛泽东的卧室和治疗室——笔者注）。”

吴旭君对张玉凤说，快请医生！医生们闻讯，不敢怠慢，飞也似地赶了过来。

张玉凤回忆说：“主席侧身躺在床上，像是睡着了。吴旭君同志赶紧给主席摸脉。说不清楚是心急还是紧张的原因，吴旭君同志对在场的医生说：‘摸不到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抢救危重病人。在场的主治医生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口述需要注射和应用的药物，吴护士长又重述一遍药物的名称，再往针管里抽药，然后再注入到主席的体内，一次一次地打针，用药……此时，毛主席已经完全昏迷了。现场的紧张气氛他是毫不知晓的。”

在场的心脏病专家胡旭东上前用手放在毛泽东的鼻孔处，发现呼吸已经停止。他马上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对毛泽东进行人工呼吸。他扶起毛泽东，用力并有节奏地捶着毛泽东的背部，还不停地呼叫着：“毛主席，毛主席……”

张玉凤也在一旁叫着：“主席，主席……”

此时，周恩来闻讯从西花厅驱车飞驰赶到毛泽东的住所。他由于过度紧张，下车时，许久迈不开腿，下不了车。如果毛泽东抢救不过来，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周恩来是清楚的。他动情地说：

“这个国家的担子，我担不起来，不能没有主席。”

据跟随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进了毛泽东的卧室，看见毛泽东高大的身躯，横靠在那张特制的大床上，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身体顶住被子和枕头，不使它倾倒。‘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周恩来走到床边，双手握着毛泽东的一只手，大声地呼喊着。他的嗓子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毛泽东没有丝毫反应。毛泽东的脸色青紫，呼吸极其微弱，几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房间里有几位心脏内科、呼吸科专家，阜外医院麻醉科专家尚德延及护士长也在场。看上去，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他们有的人在给毛泽东测量血压，有的数脉搏。”“抢救工作大约进行了20多分钟，毛泽东的面部由青紫渐渐泛起了淡红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动作也隐约可见。医生们测量血压，发现正趋向正常，脉搏和心电图检查也趋正常。”

毛泽东终于从休克中苏醒了，他慢慢地睁开双眼，看到眼前的一切，有些愕然，平静地说道：

“我好像睡了一觉！”

经过这场大病，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他离不开人了，常常缺氧，随时需要吸氧。身边的人小心翼翼地尽量不使他受凉感冒，因为受凉感冒会对他造成严重后果。毛泽东大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有时闭着眼，不说话，陪同的人难以判断他是睡着了，还是昏迷，只能用手到他鼻孔前试试才知道。他有时需要热毛巾，或者需要换垫子，常常不开口，只是用手指指。

吴旭君回忆说：“有什么不舒服，他从来不说。高烧到摄氏39度5，你不知道，一摸脸和手，烫极了。他还哈哈笑。有时正在输液，总理来了，他就说：‘拔掉，用不着，我要到沙发上去坐。’扶着他走十来步到沙发旁，他还谈笑风生，说：‘我什么事都没有。’”

吴旭君还说：“有一次他要睡，又躺不下去，憋气，我掉眼泪了。他说你哭了？我说没有。他就说：‘不要着急，我死不了。你不就怕我死吗？我就是见了马克思，马克思会讲你不要这么早来，会叫我回去，你这个国家钢和粮食还很少，不要这么早来。’”

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谈话中又风趣地说：

“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儿去了一趟，他俩说：‘你那个国家钢铁、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就不用这么早来了，你先回去吧，’所以我又回来了。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4人负责他的医疗工作，还成立了一个毛泽东的医疗组，后来一直持续存在了一年多。

2月15日，斯诺在瑞士逝世。在中国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斯诺在没有痛苦的昏睡中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周。他留下的遗言是：“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有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生前一贯的那样。”

2月16日，毛泽东给斯诺夫人发去唁电，唁电中写道：

斯诺夫人：

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毛泽东 2月16日

后来斯诺夫人根据斯诺生前的遗嘱，在1973年10月将他的一半骨灰带到中国，安葬在北京大学景色秀丽的未名湖畔。毛泽东献了花圈。

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来华访问。

此前，尼克松要访问中国，曾受到了国内反对派特别是反共派的强大压力。同时，有的外电也评论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毛泽东听了这些消息，他说：

“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2月21日这一天，北京是一个寒冷的日子。

毛泽东在尼克松的座机即将在北京机场着陆前，突然提出：今天就要会晤尼克松。他叫身边的人给周恩来打电话，告诉周恩来说：

“请总统在午饭后直接到游泳池，我立刻会见他。”

此前，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时间还没有定，这一下可忙坏了工作人员，他们有的赶紧整理会客厅和卧室，有的给毛泽东剪发剃须，准备服装。

上午11点27分，尼克松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在空旷、宽阔的北京机场徐徐降落。北京机场停机坪的一侧飘扬着美国国旗，另一侧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迎面是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11点30分，尼克松面带微笑跨出机舱，和夫人一起走下飞机。

尼克松事先就精心安排了这一公开露面的时间。因为北京时间比华盛顿时间早13个小时，而此时正是美国的晚上10点30分，是美国的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候。

周恩来见尼克松和夫人步出机舱，面无表情地等候在舷梯边，当尼克松走到舷梯的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欢迎。尼克松走下舷梯，按照中国习惯鼓着掌，首先向周恩来郑重地伸出了自己的手，周恩来也伸出了手，二人用力紧紧地握着，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1分多钟。周恩来说：

“总统先生，你的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尼克松在事后这样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中外记者在这个非常时刻，拍摄下了一张又一张富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照片。

由于中美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确定的接待尼克松的方针是：“以礼相待，不亢不卑，不冷不热，不强加于人”。因此只安排了在机场检阅三军仪仗队，但不采用分列式，不鸣礼炮，不请外交使团，也不搞群众欢迎。当军乐队奏响两国国歌时，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了仪仗队。尔后，两人一同登上中国的红旗牌轿车，驶往钓鱼台国宾馆。

周恩来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招待尼克松一行。他向尼克松介绍傅作义说：

“这位就是傅作义将军，他为中国人民立了大功。”

周恩来将章士钊先生晚年修订的《柳文指要》一书作为礼物，送给尼克松作纪念。周恩来还专门向尼克松介绍了章士钊先生的情况；他还说，这部书是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才公开出版的。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柳文指要》的书稿在1965年刚送到中华书局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出版一事自然被搁置起来。1970年，毛泽东问及出版《柳文指要》的事，章士钊就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他写道：“夫唯物主义无它，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3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彼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暇，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祺。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毛泽东深知章士钊的秉性和为人，看了他的来信，立即指示有关方面将书稿发排出版。就这样，《柳文指要》一书终于在1971年9月正式出版，共14册。

周恩来在午餐结束后，对基辛格说：

“总统和博士现在去会见毛主席是否方便？”

基辛格闻言甚喜，没有料到中方会安排得这样快。这使他很兴奋，问道：

“我能否带助手洛德去做记录？”

周恩来点头同意，并说：

“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主席想很快就和总统见面，快一点行吗？”

尼克松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自然也是喜出望外。

此时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不时地询问尼克松到京后的情况。他的脚肿得很厉害，过去的鞋已经穿不进去了。为了准备会见尼克松，工作人员事先特地为他画了鞋样，定做了两双肥大的圆口黑色布鞋。

医务人员为了毛泽东的安全，还在尽可能接近会见大厅的地方，准备了一切急救用品。

据吴旭君回忆说：“医疗组是挺为这件事担心的，因为我们要尽量保证毛主席按时会见尼克松。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两手准备，另一手就是我们要做好一切抢救准备，以防万一在接见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在当时，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所有工作人员都在这个门后头，都在这儿等着，有领导，有警卫，有电工等等，工作人员都等在这儿。那个时候，这儿没有水，上面铺了一层木板，那头是所有的专家睡觉的地方，这一块是所有抢救用的物品，甚至于我们把给他用的强心剂都抽到了针管里头。我认为，我们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充分的，因为要分秒必争啦，是处于临战状态。可是我们的毛主席，他又很顽强，他跟衰老跟疾病作斗争，表现得非常顽强，也很感人。”

2月21日下午2点40分，尼克松、基辛格和随员洛德，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步入了毛泽东的书房。为了把这次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已经提前来到了这里。

基辛格这样描绘了毛泽东的书房：“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型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边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

基辛格所描绘的沙发，是一个半土半洋、土洋合一的沙发。原来毛泽东住处的沙发多半是俄式的，既大又高，毛泽东常常感叹：“做沙发的人也不考虑中国人个子矮得多，只考虑高的人。”的确，像毛泽东身高1.83米的人，晚年也不适合坐这种高大的沙发了。他常常几天睡不好觉，吃两次安眠药也无济于事，在沙发上也有些坐不稳了，因为无法把握自己的重心，身子常不由自主地往下滑。毛泽东在沙发上一坐就是一天甚至几天，皮肤上长起了褥疮。卫士、护士、保健医生都对此深感忧虑，于是他们向主管部门打了报告，要求为毛泽东重新做一个沙发。很快，中央警卫团毛维忠副局长亲自到北京南郊木材厂，为毛泽东特制了一个沙发：高度为1米，长0.7米，宽0.9米，基本适合老年人坐。为了装饰，沙发底座蒙上赭红毛料布面，木腿架上刷了漆，外套米黄色和绿黄相间的草席，虽显得土气，却也实用。毛泽东坐在这个沙发上，发现身体不再下滑，他摇了摇身躯，高兴地说：

“这种沙发好多了。”得到了一个合意的沙发，他立刻想到了周恩来，就说：“总理个子比我矮，坐那种俄式大沙发，会更不舒服，因为除了身子下滑，腿还悬着，坐久了会发麻。总理现在生病，给总理送一个去。”

不久，周恩来就也有了一个与毛泽东一样的沙发。

欲知毛泽东和美国客人会谈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1972年2月5日，周恩来将李先念、纪登奎等人于1月22日向国务院报送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批示呈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进口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成套设备2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这就是毛泽东时代为建设和发展中国自己的工业体系，从发达国家进口新技术成套设备的一个极为常见的实例（请参看本传在后边多处章节中列举的引进外国成套技术设备的例子，特别是在第23章中提到的1973年3月的“四三”方案，引进美、日、英、法、德等发达国家成套技术设备最后多达51.4亿美元）！让那些睁着眼睛散布“闭关锁国”论的人们，闭上他们的臭嘴吧！

第19章 1972年2月—

“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着海洋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话说大病初愈的毛泽东，见尼克松一行人进入了房间，就在一位女助手的搀扶下，站了起来。他微笑着向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伸出手，两个世界大国的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尼克松将左手搭上去，毛泽东也将左手搭上去，他望着尼克松，目光锐利，向客人致以问候。

据尼克松回忆说：“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周恩来告诉我，他患了所谓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

尼克松判断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毛泽东表示他所应得的尊敬。房间里站着两三个文职和军职人员。毛泽东伸出手来，我也伸过手去，他握着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显然，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尽管他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维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似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以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

在场的3个美国人马上感到了毛泽东的意志力。

“我相信，哪怕我从未见过此人，”洛德后来这样评论说：“不知道他是谁，当我走进有他在场的鸡尾酒会时，我也一定会被他的力量所吸引。”“毛的风格是隐喻的、含蓄的，外表上漫不经心，而实际上敏锐、练达。”

再说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道：

“你读过很多书。总理说你读的书比他多。”

毛泽东说：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

尼克松说：

“我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毛泽东见基辛格站在一边，就离开尼克松，握着基辛格的手说：

“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尼克松说：

“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泽东对尼克松说：

“今天请他做主讲人如何？”

尼克松说：

“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辛格笑着说：

“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毛泽东示意客人就座。坐在毛泽东身边的中方人员是周恩来，还有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和翻译唐闻生。基辛格接着刚才的话首先恭维毛泽东，他说：

“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指定我班上的学生研究毛主席的著作。”

毛泽东摆摆手说：

“我的那些东西没什么。我写的东西里面没什么教育意义。”

尼克松说：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毛泽东说：

“我没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

尼克松非常感兴趣地问：

“蒋介石把主席称为共匪。主席怎么称呼蒋介石？”

毛泽东听罢翻译，就笑了。他拿起一支香烟点上，抽了起来。周恩来笑着回答说：

“我们一般称他们为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有时也称他为匪。他们也回敬我们为匪。我们是互相对骂罢了。”

毛泽东说：

“实际上，我们同蒋委员长的交情，要比你们与他的交情长得多。我和你只讨论哲学问题。我们两个不要垄断整个谈话。不让基辛格博士说说不行。”

基辛格说：

“是总统确定方向，决定方案。”

尼克松对毛泽东说：

“他这么讲，说明他是个绝顶聪明的助手。”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

“他在夸你，说你这样做很聪明。”

他把话头一转，提到了基辛格1971年鲜为人知的中国之行，称赞他的机智，说道：

“你跑中国跑出名了，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你的保密工作做得好，那真是滴水不漏，天衣无缝。”

尼克松说：

“他看起来不像一个特工人员。他是唯一有本事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12次，来北京1次，却没人知道的人，可能有两三个漂亮姑娘除外。”

基辛格一听到姑娘的事，急忙分辨道：

“她们可不知道秘密。我是用来做掩护的。”

毛泽东装作不相信的样子，故意问：

“是在巴黎吗？”

基辛格笑而不答。尼克松替他解围说：

“凡是能用漂亮姑娘作掩护的人，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

“所以，你们的姑娘常常被用来做掩护喽？”

毛泽东有意开玩笑。尼克松急忙分辩说：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周恩来大笑道：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可就有好戏看了。”

基辛格也大笑起来。周恩来补充说：

“基辛格博士不竞选总统，因为他不是美国出生的公民。”

众人一起哈哈大笑。毛泽东就美国大选的话题说：

“讲老实话，如果民主党人上台，我们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尼克松说：

“这个我懂得，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毛泽东笑着说：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这里有个美国人叫弗兰柯，在贵国尚处混战，就是你上次竞选的时候，他写了篇文章，说你会当选。我很欣赏那篇文章。但现在他反对你的访问。”

尼克松说：

“主席投我一票，是投给了两个坏人里面好一点的一个。”

“我喜欢右派。”毛泽东开心地说：“人家说你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还说英国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尼克松补充说：

“还有戴高乐。”

毛泽东举起手，从上往下一劈，说：

“戴高乐另当别论。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毛泽东的这些话，尼克松特别爱听，他说：

“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至少现在，那些右派能做那些左派只在嘴上说说的事情。”

“那些左派是亲苏的，不鼓励向人民共和国靠拢。”基辛格说罢，又转向尼克松，接着说：“实际上正是基于这些立场他们才批评你。”

毛泽东也对尼克松说：

“就是嘛。有些人在反对你。我们国内也有个反动集团反对我们跟你们来往。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国外去了。”

周恩来插话解释说：

“后来，这架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里坠毁了。”

毛泽东说：

“全世界就美国的情报比较准确，其次是日本。至于苏联，他们就在那里挖尸，但什么都不说。你少发点简报好不好？提个建议，只是建议，你少发点简报好不好？”

尼克松指着基辛格和周恩来大笑。毛泽东接着说：

“如果你把我们谈的这些，我们讨论的哲学，向其他人通报，你认为好吗？”

尼克松说：

“主席可以放心，我们所讨论的一切，或者我与总理所讨论的一切，统统不会泄露。这是进行最高层会谈的唯一办法。”

毛泽东说：

“那就好。”

尼克松说：

“主席先生，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能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要紧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它部分和对我们政策的影响。”

毛泽东说：

“来自美国侵略的问题，或者来自中国侵略的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国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些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因此，我们两国间的状态很奇怪，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我们开始打乒乓球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也不到两年。我们这边办事也有官僚主义。比如，你们想搞人员往来、贸易。我们就是死不肯，坚持解决不了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我自己也这么坚持过。后来我看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起了乒乓球。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那时，我们驻巴基斯坦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们交往。他说要比较一下约翰逊总统或尼克松总统哪个更好。但是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说这两个人没法比。他说一个像土匪——指约翰逊总统。我不知他从哪儿得到那么个印象。我们不太喜欢你们前几任总统，从杜鲁门到约翰逊。”

尼克松说：

“我们应该审查我们的政策，决定这些政策应该怎样发展，以便同整个世界打交道，并处理朝鲜、越南和台湾等眼前的问题。例如，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然这也只能在这间屋子里谈谈，为什么苏联人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兵力比面对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我们知道，我们双方对日本问题是意见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同美国有某种共同防御关系好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决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是会有人来填补的。例如，周总理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究竟来自何方，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这些问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我希望同总理，稍后也和主席讨论台湾、越南和朝鲜问题。我还希望讨论关于日本的未来，次大陆的未来，印度将起到什么作用；还有，讨论美苏关系的未来。因为只有放眼全世界，我们才能对近在眼前和迫切的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

毛泽东说：

“所有那些麻烦的问题我不想再深谈。我看你的题目更好——哲学问题。”

他指指周恩来，接着说：

“那是他跟你谈的事，我们只谈哲学问题。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什么？哲学可是个难题啊！”

毛泽东又转向基辛格说：

“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讲，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尼克松说：

“有意思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赞成我们此次会晤。但苏联、印度不赞成，日本表示有疑虑。我们必须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同时决定我们应如何发展我们应对世界的政策，而不是诸如朝鲜、越南、台湾这样眼前的问题。”

毛泽东说：

“对，我赞成。”

这次会见，周恩来本来只安排10分钟或15分钟，可是，毛泽东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会谈延长到将近一小时。在尼克松看来，毛泽东很活跃，但他也看得出来，毛泽东很疲劳了。周恩来越来越频繁地看手表，毛泽东便和周恩来核对时间，他说：

“你看今天我们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尼克松说：

“是的。我想在结束时说，主席先生，我们知道你们总理冒了很大风险邀请我们到这里来。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但是，我读了主席的一些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个一旦机会来临就能看到的人，也知道你一定要‘只争朝夕’。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会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办不到的事。我做的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泽东听翻译译出了自己诗词中的话，露出了笑容，指着基辛格说：

“‘只争朝夕’的是他。我想，大概像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建立社会主义’这些话。”

尼克松说：

“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

毛泽东探身向前，微笑着说：

“但就你个人来说，可能你不在打倒之列。”

他又指向基辛格，说：

“他也不在。如果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尼克松说：

“主席先生，我们大家都熟悉主席的生平。你从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登上了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伟大国家的顶峰。我的背景，不那么为人所知。我也出身于一个很贫穷的家庭，并登上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的顶峰。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问题是，我们的哲学不同，但我们都脚踏实地，都来自人民，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不仅有益于中美两国，也在今后的岁月中有益于全世界。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

毛泽东说：

“我们谈得成也行，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人们会说话的。如果我们第一次没谈成，那么人们就会议论，为什么我们第一次没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如果第二次我们谈成了，他们怎么说呀？”

65分钟的会谈结束了，毛泽东写了一首据说是让很多人都觉得深奥难懂的诗，赠给了尼克松。他写的是：“老叟坐凳，嫦娥奔月，走马观花。”

据笔者看来：这首诗正是3个人的真实写照，即毛泽东自己，还有林彪和尼克松。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再说尼克松接过毛泽东的赠诗，起身告辞。毛泽东说：

“你那本《六大危机》，写得不错。”

尼克松微笑着摇摇头，对周恩来说：

“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泽东陪着尼克松等人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毛泽东说他身体一直不好。尼克松说：

“你的气色很好。”

毛泽东微微耸了耸肩，说：

“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毛泽东没有回应，只是说：

“我就不送你了。”

送走了客人，毛泽东已经十分疲劳了，他先在沙发上休息了30分钟，才上床休息。

这一历史性的会晤总共进行了65分钟。基辛格发现，毛泽东在会谈中，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思想、性格和谈话的魅力。他没有客套的话，也不谈具体问题，而只和尼克松谈哲学。他谈的内容虽然使人感到很远很远，但过后又体会到他所谈的内容，就是《上海公报》的框架。基辛格非常钦佩这个伟大的毛泽东把一个极其严肃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放在谈笑中完成了。基辛格后来把这次会晤中的谈话，比喻成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含义。基辛格还在他的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这样写道：

“或许除了戴高乐之外，我从来没有遇见一个人像他那样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大多数国家那样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他身上焕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出的力量感。我的孩子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颠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颠流。”

吴旭君在回忆中也说：

“在他跟尼克松会谈的整个时候，他表现出伟人的气魄，统帅的风度，他的思维是敏捷的，他是谈笑风生的，我想他也是在与疾病顽强地进行着斗争。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所有的人看到了，都非常敬佩他，也很感动。当时外交部给主席安排只是接见15分钟，可是主席跟尼克松谈了65分钟，我觉得毛主席真是费尽了心啦。”

2月21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招待尼克松一行。在他致祝酒词之后，尼克松站起来致答词。他说：

“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

2月22日至26日，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进行了多次谈判。随着双方谈判的深入，非正式的宴会也逐渐增多了。周恩来在宴会上，再也没有了以前喝酒时的那种豪迈气概，他是谈酒不喝酒。他向尼克松介绍说：

“这就是驰名中外的茅台酒，酒精含量在50度以上。”

“我听说过您讲的笑话。说一个人喝茅台喝多了，饭后想吸一支烟，可是点火时，烟还没吸燃，他自己先爆炸了。”

尼克松讲了这个笑话后，不等翻译，他自己先笑了。周恩来也开怀大笑，他当真拿来火柴，认真地点燃自己酒杯中的茅台酒，说：

“尼克松先生，请看，它确实可以燃烧。”

周恩来在正式宴会上，不只是谈酒，他还要端起酒杯频频向尼克松祝酒，向基辛格祝酒，向其它几张餐桌旁的几十名高级官员祝酒。清脆的碰杯声在餐厅里响个不停。可服务员们发现，周恩来说着干杯，他自己却只是用嘴唇轻轻地沾一下酒杯，礼貌地向对方点头致意。尼克松也发现了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将目光投向周恩来的酒杯，很礼貌地说道：

“我听说您的酒量很大。”

周恩来笑笑，说道：

“过去能喝。红军长征时，我曾经一次喝过25杯茅台。”

他把酒杯捏在手指间，注目着转动的酒杯，又补充了一句：

“那杯子比这个杯子大。”

尼克松露出吃惊的神色，疑惑地问：

“可是今天你没喝？”

周恩来点点头，说：

“年龄大了，医生限制我喝酒，不能超过2杯，最多3杯。”

尼克松说：

“我在书里曾经读过这样一个故事，说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占了生产茅台的茅台镇，把镇里的酒全部喝光了。”

周恩来目光里流动着对往昔的眷恋，深情地说：

“长征路上，茅台酒是被我们看做是包治百病的万应良药，洗伤、镇痛、解毒、治伤风感冒……”

尼克松举起酒杯，说：

“让我们为这个‘万应良药’干杯！”

“好！为‘万应良药’干杯。”

周恩来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在中美双方谈判的几天里，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他却始终掌握着谈判的进程，也过问着谈判的细节。

基辛格曾经说：“中国总理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向毛主席报告的，等于毛主席参加了会谈。”

吴旭君也说过：“这段时间里，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一起频繁出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除了向主席汇报当天的情况外，还要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时，总理和主席一样睡得很少，可是总理仍然显得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着，王海容、唐闻生两人紧跟在他身后一路小跑。此情此景真使人感觉振奋。”

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内容，美方在他们的初稿中按照国际惯例，含糊其辞地强调双方的共同点，用陈词滥调掩盖双方的分歧。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指示周恩来说，联合公报中要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写出双方的共同点。

基辛格在听取了中方的意见后，说道：

“在美国总统历史性的访问结束之际，列举双方这么多的不同观点，这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么？这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是难以接受的。”

周恩来说：

“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众所周知，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20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失于一旦，如果在此情况下双方签署那种既不说真话、也不打算遵守的陈词滥调式的文件，那是不可取的。”

基辛格说：

“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公报又有什么意义？”

周恩来说：

“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放空炮’，是祸根。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

最后，基辛格不得不承认：“也许用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可以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方草案的奇妙之处。”

2月25日下午，在对中美联合公报草案的修改中，基辛格提出将草稿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为“人民要进步”。周恩来认为还是用原来的提法好，因为这一点讲的是中方立场。但是，他又考虑到，中国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就在草稿里改过来了。他把草稿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

“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好。”

周恩来在谈判期间，陪同尼克松一行到了杭州，一边游览，一边谈判。其间，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几乎陷入了僵局。中方代表坚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美方代表坚持说：不能背弃老朋友，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决不能与台湾断交。

后来经过谈判，美方承认了中方的立场，但在措词上作了处理。

2月27日，也就是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台湾问题的处理不满意，他提出了修改的要求。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说：

“他们内部不统一，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他们美国人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

周恩来望着乔冠华说：

“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义。你想一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

周恩来当即拿起红色直通电话，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想了片刻，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

“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问题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它部分可以商量。”

周恩来问：

“主席还有别的指示吗？”

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儿，又严厉地说：

“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和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2点，一个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的草案，再次提交给双方首脑。尼克松赞扬这个公报是负责任的，他对周恩来说：

“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像通常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

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为《上海公报》。全文如下：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自1972年2月21日至2月28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陪同总统的有尼克松夫人、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国官员。

尼克松总统于2月21日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访问中，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它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此外，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和外交部长姬鹏飞也以同样精神进行了会谈。

尼克松总统及其一行访问了北京，参观了文化、工业和农业项目，还访问了杭州和上海，在那里继续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讨论，并参观了类似的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领导人经过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接触之后，理在有机会坦率地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对此，双方认为是有益的。他们回顾了经历着重大变化和巨大动荡的国际形势，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3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7点建议以及在今年2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1971年4月12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8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于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

美国方面声明：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公正的，因为它满足各国人民和各国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愿望。这种和平是稳定的，因为它消除外来侵略的危险。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美国强调：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一贯的首要目标是谈判解决；越南共和国和美国在1972年1月27日提出的8点建议提供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在谈判得不到解决时，美国预计在符合印度支那每个国家自决这一目标的情况下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队。美国将保持其与大韩民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系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按照1971年12月21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美国赞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火继续下去，并把全部军事力量撤至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美国支持南亚各国人民和平地、不受军事威胁地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而不使这个地区成为大国竞争的目标。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上述这些原则，双方声明：

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他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此目的，他们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域进行了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会是互相有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双方同意，他们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双方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尼克松总统、尼克松夫人及美方一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他们有礼貌的款待，表示感谢。

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在美国国内和世界上都产生了巨大反响。它标志着中美两国25年的敌对状态的结束，从此，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后来，尼克松评价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诗人。”

周恩来送走尼克松一行后，从上海乘飞机回北京。在飞机上，有记者问他：

“总理，外电评论，这次是你导演的杰作。”

周恩来十分严肃地说：

“不，不能那么说。这是主席的英明，主席的功劳。”

回到北京，周恩来当即驱车赶往中南海，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穿着睡衣，躺在木板床上。周恩来走到床边问道：

“主席，你困么？”

“不困，你说吧。”

“尼克松很高兴地走了。他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

“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

毛泽东伸手拿起一支雪茄，秘书给他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烟雾喷出来，说：

“是尼克松改变了世界么？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着海洋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周恩来说：

“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

毛泽东说：

“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着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

欲知中美关系后来发展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章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尼克松访华始末，其中，毛泽东大病初愈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等人的细节，是这一事件的重中之重。这些文字真实地再现了那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是很值得读者反复玩味的。否则，你就不可能理解一个“说话有些困难”的老人怎么能使高傲的美国总统在他面前行九十度的鞠躬礼，更不可能理解老人在65分钟的会谈中开创了一个世界历史上的新格局。蒋介石对美搞的是“夫人外交”，还有人想搞“夫妻外交”，的确让白宫的汉子们过足了大男子主义瘾。两相比较，说是天差地别，应该不算过分吧？！

第20章 1972年3月—

“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以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医来控制病情。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

话说1972年3月5日，毛泽东在原海军政委苏振华的来信上批示道：

“此人似可解放了。”

3月13日，英国政府受到美国的影响，在北京和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决定从即日起，将双方派驻对方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

英国同时宣布：自本日起，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

3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二号文件》，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巡视南方的《谈话纪要》。

据纪登奎回忆说：“毛主席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的《谈话纪要》，现在公布的毛主席指示，都是经过加工的，许多重要的东西都给删去了。我最反对的就是断章取义，把毛主席的好多东西删改得不像样子。”

吴德也在回忆中说：“那时张春桥为了不突出他个人，提出在传达毛泽东指示时，不要提到他。”

中共中央在《第十二号文件》的通知中是这样写的：

“毛主席的谈话，以路线斗争为纲，总结了我党50年来10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3个基本原则问题，明确指出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反复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主席的谈话，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有力武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进一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纪登奎后来说：“这个通知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的，也是他们最后定稿的。毛主席看了以后，曾经对我说：‘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我的思想吃得很透，总结我的理论要点也很精粹。林彪反对他们，林彪有这个水平吗？陈伯达也没有这个水平呀！是他们在嫉贤妒能，这些人在工作能力上没有一套，但是在搞阴谋诡计上却是非常能干的。你也要看一看我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是张和姚最后定稿的，总结得很好，这对你来说，也会有作用的。’”

现将张春桥和姚文元最后定稿的毛泽东南巡《谈话纪要》，全文抄录如下：

“毛主席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了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这个党已经有50年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10次。这10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毛主席逐次讲了10次路线斗争：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81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

“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3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共产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4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搞光了。从1931年到1934年，这4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1、4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30万人，到陕北剩下2万5千人。中央苏区8万，到陕北只剩下8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搞成。”

“再就是1970年庐山的斗争。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日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3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林彪同志的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以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录音。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1959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9次不同，前9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彪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的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6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听，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党内的10次路线斗争，江青直接参与的是两次，就是同刘少奇，还有陈伯达和那个人的斗争，这都是江青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她在外围，没有介入到核心里来。这个人，头脑清醒。但是她的言论和我是截然不同的。她不是我的传声筒，但是我的话她是听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3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38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再增加一些人，这就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比如华北组2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99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5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的意见提出来的，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要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4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情，还要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颠倒了？”

“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将退位，小兵回营。”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诫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就开不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还是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写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么！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10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10次、20次、30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1条，八项注意的第1条与第5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1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辉，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1条和第5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庐山会议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4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少数。清除的不过1%，加上挂起来的不到3%。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的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再说3月25日，毛泽东在杨成武的女儿杨俊生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来信上批示道：

“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因患癌症病逝于北京，享年63岁。

据江青的机要秘书杨银禄回忆说：“江青得知谢富治去世的消息以后，几天无精打采，饮食减少，睡不好觉，也很少说话。”“中央办公厅通知江青到公安部礼堂参加谢富治的追悼会。我报告江青时，她很难过地说：‘我知道了。’我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听到她打铃叫我。我快步走进她的办公室，她抬头对我说：‘你刚才告诉我，富治同志的追悼会是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吧？没有错吧？’我说：‘是，是在公安部礼堂，是这样通知的。’江青很不高兴地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是我的意见：富治同志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不合适的，他是政治局委员，追悼会应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请总理考虑我的意见。’我打通总理的电话后，把江青的原话报告了总理。总理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富治同志追悼会的地点不能再改了，他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他生前的愿望，他曾对我说过：我死了以后，追悼会就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因为我是公安部部长，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就意味着我死后又回到公安部了，我对那里有感情。我们还是尊重他生前的愿望吧。’我把总理的意见报告江青后，她沉思了片刻，无奈地对我说：‘那好吧，我尊重总理意见和富治同志的愿望。’江青到了公安部大院，难过得迟迟下不了汽车。等她下了汽车以后，可能是因为她既难过，脑子又乱，所以走路都不稳了，警卫员和我一边一个搀扶着她，艰难地走进追悼室。一进门她就哭泣着叫了一声：‘富治呀，你受苦了，你走得太快了！’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她步履蹒跚地走到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面前，两人相拥而泣，她对刘说：‘要节哀呀！保重身体，富治同志离我们而去，这是无法挽回的，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继续跟阶级敌人斗！’江青从追悼室出来，还难过得直流眼泪。上汽车都比较困难，是警卫员和我又架又拉地才上了汽车。”

关于对谢富治的评价，《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谢富治和我在工作上经常有联系。我第一次在工作上和他的接触，是为了处理田家英的事情，总理让我去找他的。我去公安部和他谈完工作以后，他就邀请我去他家里吃饭。我到了他的家里一看，不由得感慨起来了，这么一个有着赫赫战功的老将军，家里的摆设却比我还简陋，简直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他嘴里说我是贵客，要好好招待我，可端上来饭菜都是和平常老百姓家里的没什么两样的，只不过多加了几个菜，比起彭真等人的家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从心底里就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敬意。谢富治长期担任公安部长，是掌握刀把子的。但他是最不愿意搞冤案的，经常把一些疑难问题摆出来，让我帮助分析。有一次他和我谈起清朝的名臣于化龙，于化龙漏夜批文，觉得手中之笔有千钧之重。红笔一点，身首分离，人命关天啊！谢富治说，他的笔点下去，那要比于化龙更重得多了，不知要关系到多少人的命运了。所以，他总是战战兢兢的，不敢有丝毫马虎。谢富治是个少有的好官，他自己主观上没有去搞过一个冤案。”

1972年4月上旬，国务院第八机械部部长陈正人、内务部部长曾山两位老干部，因病救治不力，在一周内相继去世。在老干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指示卫生部对疏散在各地的副部级以上干部，普遍进行了体检，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

卫生部组织了北京十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对近500名副部级以上干部做了体检。其中，有不少人是从外地“五七干校”赶回来的。尔后，还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

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中写道：

“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

社论中还写道：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

1972年“五一”节前夕，邓小平的大儿子邓朴方获准到北京就医，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同她哥哥前往北京。

此时，已经从南昌回到北京的王震，托人把毛毛叫到他家里，详细询问了邓小平的情况。他对毛毛说：

“我要向主席和中央上书，请你父亲出来工作。”

5月间，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全党发表他于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那一封著名的信件。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原信已烧毁，此次发表的是周恩来保存的那一份抄件。其内容本传前面已有抄录，这里不再赘述。

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军队各方面的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主持了会议。他首先就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作了说明，他说：

“主席写这封信是在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７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

据张耀祠回忆说：批林整风汇报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中犯有错误和有牵连的同志，让他们有一个交代和说明问题的机会。第一天，会议有汪某某同志（原文如此——笔者注）等检查和说明问题，他们的检查非常好，讲得很客观，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向毛主席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毛主席听后问道：‘大家鼓掌了没有？凡是在会上作了检查交代和说明问题的同志，都要鼓掌欢迎。今天会上没有鼓掌的，明天开会要宣布鼓掌欢迎。’”

这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一直开到6月23日才结束。

5月间，周恩来在体检中发现患了膀胱癌。医疗组马上把他的病情报告给毛泽东。张玉凤观察到：在逐字逐句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的病情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毛泽东当即在病情报告上批示道：

“由剑英、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领导恩来同志的医疗工作。”

毛泽东又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关于治疗问题，他对著名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说：

“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以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医来控制病情。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

他的要求是“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

1972年6月27日晚，首都体育场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在6月25日来华访问的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代表斯里兰卡小朋友，向中国儿童赠送了一头小象。周恩来宣布中国儿童赠送斯里兰卡小朋友一对白唇鹿。

国家体委为欢迎班达拉奈克夫人举行了精彩的体育表演。宾主边看边谈，气氛非常融洽。

6月28日，毛泽东会见了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对毛泽东说，她有3个孩子，并拿出3张照片给毛泽东看，请毛泽东签名。毛泽东当即在照片上一一签了名。班达拉奈克夫人又拿出一个签名薄，请毛泽东为她本人签名。毛泽东欣然挥笔写下了“毛泽东赠班夫人 1972、6、28”。

毛泽东在谈话中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指着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对班达拉奈克夫人说：

“在外交部，她们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手里。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他们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这些所谓的‘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自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体弱多病，深居简出，能到他身边汇报情况的人很少，甚至连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想见他也很难。而王海容、唐闻生却能在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常常见到他。毛泽东对她们二人也非常信任，让她们参加政治局会议，然后听取她们的汇报。

1972年7月7日，毛泽东在原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道：

“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

7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舒曼，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现在跟英国搞好，我赞成，要团结起来才好，有时吵架是难免的，但总应该大团结，小吵架。我们不希望你们那么乱。你们还要注意，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的，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危险哟。”

7月11日下午，毛泽东的恩师、姨表兄王季范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王季范先生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机关为王季范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向王季范先生敬献了花圈，他在花圈的飘带上写着：

九哥千古！ 毛泽东敬挽

7月14日，周恩来会见了正在中国访问、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和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全体成员。

7月19日，在中国访问的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罗克珊·维特克，向陪同她的中外友协工作人员表示，希望能见一见江青。于是，对外友协就向周恩来呈送了一份报告。周恩来考虑到维特克是一位年轻的女教授，对中国也比较友好，就将对外友协的报告批转给了江青。他写道：

江青同志：

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果不愿见，也可不见。在你尚在北戴河时，已请邓颖超、康克清两同志见她，谈谈长征。蔡大姐因身体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拟见了。

周恩来

江青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先让接待人员把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讲话转告给维特克，并把重要的部分读给维特克听，让维特克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义，以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然后，抽出了不少时间，和维特克进行了交谈，回答了她提出的各方面的问题。

后来，维特克记述了她和江青的交往情形，她写道：“江青戴着一副褐色的塑料边框的眼镜，我也曾在六十年代初以来有关她的一些照片上注意到过。她的很好的橄榄脸色在热气中闪闪发亮。她的鼻子和面颊完全是雕刻出来的，造型和毛泽东的有些像。她身高不过5英尺5英寸（大约1.70米），算是很高（就像大多数山东人那样）。她站在我面前，要矮1英寸，皱着眉头嘲笑我的鞋子不公平。她身材纤细，骨骼较小，肩有些斜，腰也很细，走起路来比较轻柔优雅。她的手很细致，手指非常细，正如古代诗人所称的‘纤纤玉指’，动作就像流水一样。

她的衣着比较保守——珍珠灰的裤子配着一件相称的束腰外套，里面是做工考究的白色丝质衬衫。和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她也穿着塑料凉鞋，虽然她的凉鞋是与众不同的白色。她还带着一个与我们无产阶级文化相匹配的白色塑料手提包。她的装束的风格、剪裁和质量，都和邓颖超的差不多，比普通人要精细很多。和邓的一样，衣服的边角不是很精致。她们衣服的肩部很引人注目，难道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风格的体现吗？”“她享受的服务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又从晚宴上来到天桥剧场，观看江青改革的第一个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要求所有的文艺都要达到这种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

“她专注地看着我，说道：‘我希望你走埃德加·斯诺的路，走斯诺夫人的路。’”“‘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把你洗脑了，’她取笑道：‘你害怕吗？’‘不，我不怕。这种洗脑，是不可能的。’‘毕竟，’她说：‘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也来过这里。如果我能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为什么我不能陪同你呢？你们都可以竞选总统！’”

“她转到了更加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现在的角色。她说我是第一个了解她的过去历史的外国人。然后，又提到了发表这次会见内容的问题：‘你可以发表。但是，你必须认识到我不是把你当成一名记者，而是一个好朋友。首先，我还得请总理检查这次会谈的文字稿。我今晚告诉你的都是事实。很显然，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领袖）走的是一条曲折困难的道路。即使我现在都快60了，我仍然有决心保持政治上的青春。’”“她解释了‘政治上的青春’和生活的其他方面的含义。”

7月21日，早在4月下旬从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回到北京参加批林整风会议、并检查身体的陈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请求中央根据我身体情况，分配给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7月22日，毛泽东在陈云的来信中批示道：

“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7月24日，毛泽东找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和王殊谈话。

早在5月间，联邦德国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通过中国新华社常驻波恩记者王殊，向中国政府传递信息，要求访华。不久，施罗德便获得了中国方面的邀请。7月间，施罗德率团来到北京访问。毛泽东指示从波恩召回王殊，进一步了解联邦德国政府的动态。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说：

“西方有些人正在讨论苏联的战略是向西还是向东，还是声东击西，有些人还在幻想祸水东移。”

他列举了中外史上一些声东击西的战例，接着说：

“欧洲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双方的大军都摆在欧洲地区，争夺越来越激烈。西欧国家太多、太散、太软，受到美苏两霸争夺的威胁，要联合起来，维护和平与安全。”

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了施罗德访华的情况。毛泽东说：

“可以请一些人来，右翼的也请来，我也可以同他们谈。尼克松来，就在这个房间里，我们谈得还不错。欧洲矛盾很多，局势很复杂。没有什么明灯，全是胡扯的。可以请一些人来，也可以派一些人出去，要搞调查研究，情况弄得确实一些。”

在谈到中国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那件事时，毛泽东说：

“那个文件，我本来也是看了的，画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他们那边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

毛泽东还说：

“我们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学外国语，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学过来，坏的东西不要，好的东西批判地吸收。”

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

“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30至40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辅助。”

几天以后，中国外交部委派王殊为中方谈判代表，联邦德国外交部委派其政治司司长史塔登为谈判代表，在波恩举行建交谈判。双方于9月29日达成协议，并草签了建交公报。

欲知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设想落实得怎么样，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和周恩来等人谈到接班人问题时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30至40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这的确是一个防修、反修的好主意！倘若那时候真的“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找一批“年龄在30至40之间”的杰出的工人、农民代表，“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再配备一些好的“老年、中年”干部，这样的一个领导班子在毛泽东指导下工作几年，逐步充实、稳定下来，中国肯定是有希望的！只可惜理想和现实总有很大的距离。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奈何？

第21章 1972年7月—

“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美国好一点，但也有一点不那么舒服，说是他们今年2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

话说1972年7月31日晚，中央军委在国防部举行了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经毛泽东批准，陈云、李富春、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老干部在招待会上公开露面。

1972年8月1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报道了中央军委在国防部为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45周年举行盛大招待会的消息。这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以后，老干部见诸报端最多的一次建军节招待会。

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热情赞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赞颂毛泽东思想的亲笔信。

前边已经说过，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培伯及其一些子女自1969年10月下旬开始，搬进了南昌市附近新建县望城岗原来步兵学校的一座小院，居住在原来步兵学校校长的一幢两层红砖小楼里。此后，邓小平一直在暗中窥测，寻求复出的机会。在“九一三”事件后，他审时度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请求工作的信。在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的那一天，周恩来也曾暗示陈毅的儿子将有关信息传递给远在江西的邓小平。上述《人民日报》等在8月1日有关一大批老干部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报道，也无疑地又给邓小平打了一剂强心针。这便是他给毛泽东写出第二封求职信的重要背景。

邓小平写于8月3日的这封信，是委托江青转交给毛泽东的。他在信中写道：

主席：

前天（8月1日），我第4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儿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察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到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联，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毛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更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忍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2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4野干部有事就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1965年12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些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他赞扬过别人写的东西。对于能写的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5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样，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六七月写“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7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下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做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60、61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方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严重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做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8月11日，毛泽东在原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的来信中批示道：

“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放他出来治病。”

8月14日，毛泽东在江青转交的邓小平来信上作出批示，他写道：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1、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4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2、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3、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立即让汪东兴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成若干份，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

8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他又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的活动；并指示将一些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邓小平身边，协助他工作，改善他的生活。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通知》，并附上了《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决定》（草案）。通知中写道：

“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凡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管、军宣队、支左领导机构撤销，少数军队干部转业留在地方工作。”

8月21日下午，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呈送的《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原先是由冶金部于1972年5月5日提出申请，从国外进口一米七大型钢板冷轧机和与之配套的热轧机。8月6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这个项目约需4亿美元。

毛泽东批准后，武汉钢铁公司从联邦德国与日本进口了一米七轧机，连铸和冷轧设备是从联邦德国引进，热轧和硅钢片设备是从日本引进。

1972年9月7日，37岁的王洪文应召来到北京。张春桥陪同毛泽东接见了王洪文。

王洪文，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国棉17厂保卫科干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上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在“安亭事件”中闻名全国。后来，他先后升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在“九大”时，他成为主席团成员，还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在上海，王洪文排名于张春桥、姚文元之后，是上海的第3把手。

上一章末尾已经说过了，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考虑选拔年轻的党的副主席人选。他认为一定要选坚决拥护文化大革命、在运动中能冲锋陷阵、表现好并做过重要贡献的人。于是，王洪文就被康生推荐给了毛泽东。康生说：

“上海的工人运动搞得很不错，王洪文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

张春桥也说：

“王洪文当过兵，打过仗，务过农，做过工，有过锻炼。”

毛泽东在这一次接见王洪文时，紧紧握着他的手，显得非常热情。落座后，毛泽东问长问短，问他念过几年书，当过几年兵？称赞他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集工农兵于一身。临别时，毛泽东特意交代王洪文说：

“你在北京多看点马列的书，多听听各种会议的意见。”

自此，王洪文由上海调到中央工作。显而易见，毛泽东是把王洪文当作接班人培养的。

9月21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发表了关于田中角荣首相访华的公告。公告中宣布：“田中首相欣然接受周总理的邀请，为谈判和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从9月25日至30日访问中国。”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历届政府一直追随美帝国主义，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参与策划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尽管中日两国存在着邦交不正常的状态，毛泽东还是非常重视中日关系，为两国人民实现邦交正常化和发展友好关系，一直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他为了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从1955年以来，先后接见过日本客人30多批。中国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顺利发展，日本政界的有识之士以此为契机，强烈要求日本当局积极改善中日关系。1972年7月初，日本组成了以田中角荣为总理大臣、大平正芳为外务大臣的新内阁。这个新内阁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首要任务。于是，他们就受到了周恩来的邀请。

9月25日，日本田中角荣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及二阶堂进内阁官房长官率领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

这一天，北京城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机场上悬挂着的五星红旗和太阳旗迎风飘扬，鲜红的地毯格外引人注目。

11时30分，一架日航DC-8型专机徐徐在跑道上降落，不一会儿，机舱门打开了，身穿深灰色西服打着素色领带的田中角荣首相缓步走下舷梯。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周恩来健步迎上前去，紧紧握着田中角荣的手，热情问候。尔后，他又与大平正芳等人亲切握手。叶剑英、郭沫若、姬鹏飞、韩念龙、廖承志也与客人们一一握手。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先后奏起《君之代》和《义勇军进行曲》。周恩来陪同田中角荣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后，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同乘一辆插有两国国旗的红旗轿车，驶往城西的钓鱼台国宾馆18楼。

9月27日晚饭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通知日本代表团说：

“今晚8时或9时，毛泽东主席准备会见田中首相。”

晚8时，周恩来来到国宾馆，陪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进官房长官前往中南海。

8点3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所会见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二阶堂进。中方陪同会见的有周恩来、姬鹏飞，还有外交部顾问廖承志。

周恩来把田中角荣等人从休息室带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向他们示以欢迎的微笑，迎上前去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请客人在沙发上落座。他对田中角荣说：

“欢迎你，我是个大官僚主义者，见你们都见得晚了。怎么样，吵了架吗？总要吵一些，天下没有不吵的。”

田中角荣回答说：

“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毛泽东笑着说：

“不吵不行啊！吵吵架对你们有好处。不打不成交嘛！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

田中角荣点头称是。周恩来插话说：

“两位外长很努力。”

“是的，两位外长很努力。”

田中角荣也补充了一句。毛泽东侧过脸，对着大平正芳说：

“你把他打败了吧？”

他用手指了一下姬鹏飞，说完哈哈一笑。大家都笑了起来。大平正芳不好意思地连忙解释说：

“没有，我们是平等的。”

田中角荣也说：

“我们进行了非常圆满的会谈。”

“那就好了。”毛泽东说：“你们那个‘增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了？”

原来在9月26日下午，中日双方举行了第2轮会谈，周恩来针对田中角荣在25日晚欢迎宴会上致词时轻描淡写地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麻烦”这句话，坦诚地强调说：“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田中角荣解释说：“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达不一样。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如果这样的表达不合适，可以按中方的习惯改。”现在，田中角荣见毛泽东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就真诚地说：

“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

毛泽东说：

“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后汉嘛。”

田中角荣也说：

“所以，我们一直听说日中交流的历史有两千年。”

毛泽东见田中角荣这样说，便转换了话题，他说：

“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美国好一点，但也有一点不那么舒服，说是他们今年2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

田中角荣解释说：

“美国声明支持我们到中国。”

毛泽东说：

“基辛格也通知我们了，不设障碍。”

“是的。”田中角荣进一步解释说：“我同大平外务大臣一同去夏威夷见过美国总统尼克松。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是必然发展趋势。因此，美国支持日中两国改善关系。”

说罢，他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熊猫牌香烟，问毛泽东：

“我是否可以抽烟？”

毛泽东拿起身边的小雪茄说：

“你抽不抽我的烟？”

“这个就行了。”田中角荣说：“我本人已经戒烟了，但由于同周总理谈判的时间长了，又抽上了。”

说着，他划着火柴，站起来给毛泽东点烟，然后自己也点上了烟。毛泽东说了声：

“Thankyou（谢谢）。”

他悠然地吸了两口，又建议日本客人喝点茅台酒。田中角荣说：

“听说茅台是65度，不过我很喜欢。”

“不是65度，是70度。”毛泽东纠正道：“谁给了你这么个错误的信息！”

他又说：

“顺便说一句，中国的古董很多，让旧的东西捆住手脚不好。”

毛泽东还谈起了他的父亲，他说：

“小时候，父亲对我很严厉，我就造他的反。儒家的《四书》、《五经》上说父慈子孝，我问父亲，为什么对我不好。不扯远了，日本竞选时，角逐很激烈吧？”

当田中角荣谈到日本竞选的艰辛时，毛泽东摇摇头，喃喃地说：

“到街上去做竞选演说谈何容易！在街上演说可是件苦差事。”

他还说，半个世纪前他在长沙就经常这样做。他又问田中角荣：

“你们的议会制度是怎么回事？”

田中角荣小声说：

“它也有它的问题。”

“日本一定存在许多问题，是吧？”毛泽东吸了口烟，沉思了一下，还说：“创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现在还在学习日文，还想去日本留学。”

大平正芳却认真地说：

“我们怎么可能照料好您呢？难办哪，还是请您别去留学吧。”

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

“你不友好啊！”

他问起廖承志在日本时候的情况，廖承志说他就出生在日本。毛泽东同田中角荣开玩笑说：

“你们如果要，把他带回去嘛！”

田中角荣也笑着说：

“廖承志先生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我前天对周总理说，如果他到日本竞选参议员，肯定可以当选。”

“那他到日本去当参议员好了，好不好？”毛泽东说罢，转过头问周恩来：“声明什么时候发表啊？”

周恩来回答说：

“可能明天，今天晚上还要共同研究定稿。要搞中日两种文本，还有英文本。”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口烟，对田中角荣赞许地说：

“你们速度很快呀。”

“是的。”田中角荣兴奋地说：“只要时机一成熟，就可以得到解决。只要双方不玩弄外交手腕，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

毛泽东说：

“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他问，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说是的。我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名誉’不好啊。你们国家有两个党，据说民主党比较开明，共和党比较右。我说民主党不怎么样，我不赏识，不感兴趣。我对尼克松说，你竞选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

说罢，他爽朗地一笑，又对田中角荣说：

“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的票啊。正是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

田中角荣解释说：

“按照日本宪法的规定，内阁有权处理外交事务，而且，内阁的成员要共同对日本国民负责。所以这次我们3人来中国，谈定联合声明后要报告内阁，取得内阁的承认。”

会见将要结束时，田中角荣由衷地说：

“看来，毛主席身体很健康，今天能见到毛主席很荣幸。”

“不行了，我这个人要见上帝了。”

毛泽东诙谐地笑着。周恩来指了指靠墙的书架，对田中角荣说：

“他每天读很多文件，你看有这么多书。”

田中角荣随着周恩来的手扫视了摆满了各种书籍的书架，无限感慨地说：

“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而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

“我喜欢读书，是中了书毒了，离不了书。知道对身体不好。不读，睡不着觉。”毛泽东指着周围书架和桌上的书说：“你看，这是《稼轩》，那是《楚辞》。”

说着，他随手拿起桌上的《楚辞集注》共6册，递给田中角荣说：

“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送给你。”

田中角荣惊喜不已，连忙站起来接过书，向毛泽东深深地鞠了一躬，动情地说：

“非常感谢，谢谢毛主席。我们3个人一定好好学习。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毛泽东起身与客人一一握手，送行。田中角荣一再谦让，毛泽东坚持把他们送到门口。

后来，大平正芳在回忆这次会见时写道：“毛主席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无拘无束，富于幽默感，而且使人感到和蔼可亲。”“是一位一点也不使人感到威严的、慈祥的‘老伯伯’。”

9月29日上午，周恩来与田中角荣等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于1972年9月25日至9月30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有大平正芳外务大臣、二阶堂进内阁官房长官以及其他政府官员。

毛泽东主席于9月27日会见了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双方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交部长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始终在友好气氛中，以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为中心，就两国间的各项问题，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同意发表两国政府的下述联合声明：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一）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决定，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在各自的首都为对方大使馆的建立和履行职务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并尽快互换大使。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根据上述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两国政府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七）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关系和扩大人员往来，根据需要并考虑到已有的民间协定，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

　 　周恩来（签字） 田中角荣（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日本国外务大臣

　 　姬鹏飞（签字） 大平正芳（签字）

　　 1972年9月29日 于北京

9月30日，田中角荣圆满地结束了中国之行，从上海乘专机回国。

欲知中国在外交方面还有哪些伟大成就？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1972年中国先后同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外交机构升格（请参看下一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伟大胜利！不是有人说那是一个“闭关锁国”的时代吗？青史彪炳，铁证如山。不知能不能让那些乌鸦闭嘴！

第22章 1972年9月—

“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

话说1972年9月30日晚上，毛泽东召集参与中日建交工作的领导人和部分工作人员，听取汇报。在场的有周恩来、廖承志、姬鹏飞、乔冠华、章含之。章含之坐在毛泽东对面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毛泽东的情绪很好，屋里洋溢着轻松的气氛。他在听完汇报后，突然对章含之说：

“我今天要批评我的老师。章老师，你这个人没有出息。”

章含之以为毛泽东和她开玩笑，就很随便地笑着回答说：

“我从来就没出息，主席您批评吧！”

不料，毛泽东收起笑容，很认真地说：

“我说你没出息是说你好面子。你丈夫早已和你没有感情了，你为什么还不离婚？为什么还怕别人知道？”

章含之与丈夫已分居多年，她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怕人议论，一直拖着未办离婚手续。没想到毛泽东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谈起此事，她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为好。毛泽东就如同家中的长辈一样，开导章含之说：

“婚姻不就是束缚嘛，没有感情了就要解放自己。任何死亡的婚姻，对女方都是最不利的。如果今后婚姻制度改革，改成男女双方订个契约，一定年限之后或续订或解约，那时间订得太长，也对女方不利。”

章含之见毛泽东如此关心自己的个人生活，忍不住眼睛湿润了。毛泽东见她动了情，接着说：

“你还年轻嘛，干嘛不早点解放自己？我这个老师就是太要面子，怕人家说闲话，怕什么嘛！你还怕别人在背后说你是私生子。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孔夫子也是私生子。私生子聪明呢！”

章含之流着泪说：

“谢谢主席的关怀，您批评得对，我一定照办，一定解放自己。”

后来不久，章含之办理了离婚手续，彻底摆脱了那一段失败的婚姻。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派人将一筐金日成送来的大红苹果，给章含之送去，还捎去一句口信说：“祝贺章含之同志自己解放自己了。”

1972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中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

10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布置注释《晋书》中谢安、谢玄、桓伊、刘牢之的传记。这4个历史人物均与公元383年东晋与前秦的淝水之战有关。

淝水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东晋的胜利是和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群臣辑睦，内外同心”分不开的。执掌朝政的司徒谢安、广陵相谢玄、淮南太守桓伊、北府兵著名将领刘牢之等人，文武融洽、内部团结，虽然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却能打败南侵的苻坚大军。

10月2日晚9时，应邀来北京的周世钊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两个老朋友亲切地畅谈了3个小时。临别时，周世钊将他于8月10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近4000字的长信，当面交给了毛泽东。他在信中提出了8点建议，节录如次：

“窃以为理工科大学要特别重视提高教学质量，以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还应恢复科技大学，适当延长其学习年限，以期提高学生的造诣。文科大学中是否可指定几个有条件的设置历史研究所（或单独设立），招收大学毕业学生中的文史学习比较有基础的入学，研究古今文史名著。……目前能胜任这种研究所的教师的老人已不多，再过几年将更难物色。因此能早为之，便利较多。至于近代史和世界史当然也更为重要。”

“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窃以为五四以来一些比较好的书可以经过审查开放一部分，同时文教领导部门应组织力量编写新的读物，凡革命斗争故事、革命先进人物、战斗英雄、劳动模范、革命知识分子、好的村史、家史和一切好人好事都应以生动浅显和笔端带感情的文字写出来，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农民革命的英杰，一切好的发明家、工程技术家、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医药家、教育家也可以一分为二地写出其有教育作用的部分。另外，还应编写一些有关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气象常识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常识读本，以提高读者的文化科学知识。”

10月10日，联邦德国外交部长谢尔来到北京访问。

10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10月17日，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首相比斯塔。

10月间，中国医学代表团访问美国，毛泽东要代表团负责人看望一下定居在纽约的顾维钧。

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外交家，北洋政府第13位国家元首。1919年和1921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1945年6月，他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和董必武一起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毛泽东十分佩服他的外交才华和为人。因此，毛泽东特别嘱咐代表团负责人说：

“向顾老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邀请他回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愿望。”

毛泽东还委托代表团成员林巧稚给他在“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时期的老朋友李振翩捎个口信，邀请他回国访问。

原来，李振翩在1929年去了美国，在那里深造。抗战爆发后，他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斗争，曾多次掩护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时曾托张维给在贵州的李振翩捎信，可惜他没有收到。1949年，李振翩重返美国，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1956年，毛泽东问从湖南到北京开会的医学家魏曦：“李振翩在哪里？”魏曦说：“在美国。”1971年，已经成为世界上著名细菌学家、病毒学家的李振翩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在美国生活多年，作为一个中国血统的人，介绍我亲身了解的美国，可能对您有参考价值。自然，我也要向美国国务卿说明我的见解。”

后来，林巧稚带着毛泽东的委托，在出席华盛顿各界的欢迎酒会时，和李振翩及其夫人汤汉志见了面，传达了毛泽东对他的问候和对他们的访华邀请。

197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病情报告上批示道：

“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在吴阶平的主持下，医疗组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了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争取比较好的效果。手术后不到半小时，毛泽东就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吴阶平等人说：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你们！

此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是在因患眼疾不能亲自阅看的情况下，听工作人员读报告，更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他能记住周恩来每天的失血量和施行第几次手术等等细节。

工作人员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周转环节，他们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处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总是嘱咐秘书说：“快去办。”

11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关于1966届全国大学毕业生工资待遇等问题的报告上作了批示。

周培源在报告中写道：1966届大学生（全国约80万人）毕业已6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造成目前工人的工资高于同龄的大学生，许多人因此不愿再上学。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工资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于低。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

11月16日，中国同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卢森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1月30日，周恩来在病中审阅了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中写道：“会议的任务，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道：

拟同意，请送耿飚同志会签后，再呈主席、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洪文同志批示。

周恩来

1972年12月1日，张春桥在中联部、外交部这份报告中批示道：

“送江青同志、总理再阅。”

他在这一行字下面又给周恩来写了几句话：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妥否，供参考。

春桥

12月4日，江青看了周恩来和张春桥的批示后，在报告上写道：

我个人认为应该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还隐蔽下来，那时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供总理参考。又及。

江青

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拥护周恩来批林彪极左的意见，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极左的问题。

12月5日晚，毛泽东在原马列研究院秘书长柴沫妻子王若林反映他丈夫自杀后还被除名一事的来信中，批示道：

“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

12月6日，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王若水的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指示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这个问题。

江青在王若水的信上给周恩来写了几句话，尔后呈送给周恩来。她写的是：

“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

周恩来在江青送来的批件上批示道：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

12月8日，毛泽东向有关人员布置了《旧唐书·傅奕传》的注释工作。傅奕是唐初反对佛教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

12月10日这一天，几内亚总理贝阿沃吉率领几内亚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要求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婉言谢绝了，他说：

“冬天天气冷，主席易着凉，咳嗽。上月见了尼泊尔首相比斯塔以后，本月来的客人均未见。”

12月17日，毛泽东在游泳池住处约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他在谈话中先从王若水的信谈起，他说：

“批极左，还是批极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不很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为一，一分为二，桌子的哲学……”

关于林彪的问题，毛泽东说：

“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

12月间，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爱人李淑清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建章无辜被捕及在狱中受到迫害的情况。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的。”

12月18日，周恩来立即给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写信，指示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他在信中写道：

“请你们联合起来办3件事。1、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李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2、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3、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刚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12月18日这一天，周恩来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信中央政治局主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和汪东兴，说：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在信中还说到了毛泽东问及谭震林的近况。又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当时大闹怀仁堂，是因故意造成打倒一大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应该让他回来。”

这一天，周恩来又约纪登奎、汪东兴谈话，和他们面谈了此事。

12月21日，中国政府同以工党领袖惠特拉姆为新总理的澳大利亚政府发表联合公报，澳大利亚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立场，中国和澳大利亚正式建交。

这一天，中国政府同新西兰政府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从1972年12月22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拟出了一个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的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周恩来当即在报告上批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过主席后再定。

12月31日，毛泽东向有关人员布置注释屈原的《天问》和柳宗元的《天对》，布置印制大字本《史记·项羽本纪》。他要求高级干部好好读点书，不要只武不文。注释《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亦是此意。吕蒙本是武将，因善于读书而有成：“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

《天问》是战国时期楚国大诗人屈原在被放逐以后“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王逸注语）时，提出的有关宇宙、自然、历史的一系列问题的一篇奇文。

唐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对《天问》作了历史上唯一的回答，写出了《天对》这篇宏文。

1972年冬，李葆华的妻子田映萱写信给周恩来，反映仍然在囚禁中的丈夫的身体情况。

这封信经过胡耀邦、王震，辗转送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亲自给安徽省委负责人打电话，责令立即将李葆华放出来检查身体。3天后，周恩来又打电话催问落实情况。在他的干预下，李葆华终于获释。后来，李葆华担任了贵州省委第二书记。

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发表《新年献词》，强调林彪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

《新年献词》中再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同时强调：各级领导机构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逐步完善。

自此以后，“革命委员会”内部原来意义上的革命干部、军代表、群众代表的三结合政权形式，被新的意义上的老、中、青三结合的政权形式取代了。

1月3日，毛泽东给斯诺的前夫人海伦·福斯特（笔名尼姆）写了一封回信。

海伦·福斯特是在1972年底应邀来中国访问的。她在圣诞节前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说：“我是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妻子（在1949年离婚）。在三十年代，我在中国待了将近10年。我感到旧的历史阶段结束了，帝国主义完蛋了。我们全都感谢您为保持中国人民和美国的友谊的自然发展趋势而做的一切。其中之一是您1936年至1937年与两个年轻人斯诺夫妇的合作和在埃德加·斯诺后来访问时您继续同他保持私交。每一个美国人了解美中友谊的这个短短历程，并由于这种个人的经历而感到同您和同中国人民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我在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并去韶山之前，写这封信向您问候致意，我祝您身体健康。我回想上一次我于1937年在延安见到您的情景，自那之后我游览了陕西的万里山水，这片广阔的历史性的土地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您为这片土地制定了宏图。我不知道您是否读过我描写延安的书——1938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红区内情》。我在同一时期还写了一本书，并且带到北京来了。自那时以来，我出版了7本书，加上6本油印的书。在尼克松访华后，这些书都再版重印了。这表明美国的政治气候变了。20年中，我未能出版新书。”

海伦·福斯特随信寄上了她的著作《革命生涯》中译本及一张斯诺在北平盔甲厂13号写作《西行漫记》时的照片。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你的信和你写的《革命生涯》一书都已收到。书写得很好，我在很久以前看过这本书。非常感谢。我祝你在回国途中一路平安。如果你想再次访问中国，你将受到欢迎。祝你新年快乐。”

不久，海伦·福斯特在长沙收到了毛泽东这封信。后来她回国后写成《重返中国》一书。她在书中说，由于她没有提出要求见毛泽东，使她失去了一生中许多机会中的一个。

1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1月10日到访的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

早在1960年，扎伊尔的前身刚果在卢蒙巴领导下宣布独立不久，比利时就于7月上旬派兵武装入侵刚果，并策划其代理人冲伯宣布加丹加省“独立”，组织分裂主义政府。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理卢蒙巴向联合国请求紧急军事援助，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操纵联合国军进入刚果，勾结比利时政府和冲伯等，解除了卢蒙巴领导的国民军武装。卢蒙巴被劫持后，副总理基赞加宣布代行总理职务。中国政府宣布同基赞加合法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使节。1961年1月，卢蒙巴被杀害。1961年8月，美国支持阿杜拉成立“中央政府”，并诱迫基赞加到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阿杜拉政府中任副总理。9月中旬，中国政府召回驻刚果使节，两国关系中断。1965年11月，蒙博托发动政变，担任了刚果总统。1967年5月，蒙博托创立人民革命党，自任主席。1971年10月，蒙博托宣布把刚果民主共和国改名为扎伊尔共和国，奉行“不左不右”、“积极中立”的对外政策。1972年3月及其以后，蒙博托先后通过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及中国驻几内亚大使，积极寻求同中国发展外交关系。经过半年的接触和磋商，两国代表在巴黎签署了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决定自1972年11月24日起实现关系正常化。”

1月13日这天下午，身材匀称挺拔的蒙博托，头戴豹皮帽，手持象征权力的黑檀杖，一副军人风度十足的样子，带领着他的随行人员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握着蒙博托的手说：

“欢迎你！”

蒙博托说：

“我为有机会同您会见感到高兴。我代表扎伊尔人民向您表示敬意。”

他见毛泽东打量着他头戴的豹皮帽子，就解释说：

“根据我们党的决定，国家领导人要戴这种豹皮帽子。”

接着，他又指着随行人员头上的豹皮帽子补充说：

“我戴的帽子是真豹皮，他们的是假豹皮。”

毛泽东风趣地说：

“豹皮，吓人啊！”

大家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又与其他客人一一握手，尔后徐徐入座。毛泽东说：

“卢蒙巴，他没有来过。”

蒙博托说：

“对。他没有来得及。”

“我们支持过卢蒙巴。”毛泽东坦诚地说：“我们还支持几个，有基赞加、缪勒尔，就是不支持你。”

蒙博托说：

“让过去使我们分裂的事情一笔勾销吧。”

毛泽东说：

“历史就是历史。现在呢，两国合作了，你讲和平共处，我也没有法子反对了。”

蒙博托笑了，毛泽东也笑了。毛泽东又赞扬蒙博托说：

“我觉得你这个人办事爽快。”

蒙博托说：

“时间不等人啊！”

毛泽东说：

“处理台湾这件事快得很。”

蒙博托说：

“本不应该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只是那时美国逼着要那样做。”

“你到中国来，比哪一个都快，只有几个星期，一个半月嘛。”

“对，只有几个星期。”

“说来就来啦，我们欢迎！”

双方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会见结束时，蒙博托赠送给毛泽东一本介绍扎伊尔艺术品的画册和一盒扎伊尔矿石样品。他解释说：

“这本画册是展现了扎伊尔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个矿石样品是说扎伊尔有着丰富的矿产。所以，我把它们作为礼物送给您，也等于把我的祖国介绍给您。”

“好！好！这个礼品好！”

毛泽东连声夸奖着。事后，蒙博托对周恩来说：“我很欣赏毛主席坦率的性格。”后来他还说：“能够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从毛主席的智慧源泉中汲取教益。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领袖像毛泽东主席那样具有这么丰富的生活经验、执政经验、斗争经验和胜利经验。毛泽东主席的革命斗争经历和深刻思想，使他成为世界历史的伟人。”

1973年2月1日晚，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黎德寿、阮维桢。周恩来、张春桥、姬鹏飞在座。黎德寿说：

“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

毛泽东说：

“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气管有病，还有腿关节炎。快了，要消灭了。你们跟我放点空气出去，就说我现在还可以，但是不行，有病，不要瞒着。现在我们政治局就瞒着中国人，凡是外国说我有病的，报纸上、《参考消息》上就不登。”

关于越南与美国在1973年1月27日签订的《巴黎协定》（美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国际上的法律地位，退出越南战争），毛泽东说：

“你们过去总是讲美国人顽固得很。我看美国人不那么顽固，没有料到居然谈出这样一个《协定》，听说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事实上承认自己失败了嘛。它顽固不下去，早已是这样。至于美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那个时候，我们有些朋友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请尼克松到北京来。美国困难大得很，别的地方紧张起来了，它一定要使东方有个缓和的局面才能够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它的国内，放在欧洲和地中海。他跑到北京的目的就是这个。他们天天讲平衡，而这个世界就是不平衡，整个世界力量就是不平衡。天天讲从实力地位出发，实际上就是想跑嘛。其所以想跑，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实在吃亏，再呆下去不好办，再就是别的地方紧张。现在基辛格要到河内，听说是要谈正常化。所谓正常化，是要承认你们，建立外交关系嘛。他这次先到你们那里，再到我们这里，也是要讲正常化。我们这个正常化，我也想了一想，也不那么容易啊。他这里这位老朋友就叫蒋介石，他要保他。”

在谈到签订《巴黎协定》后的越南形势时，毛泽东说：

“暂时休整一个时间，很有必要。有些左派共产党就是不赞成啊，说最好你们再打下去，没有喘息的时间。这种话，就是不好听，不好相信了。并不是不革命，哪有不革命的？停他半年、一年或者一年半就叫不革命？”

阮维桢说：

“现在确实需要有一段休整时间，解决结束美国卷入的问题，然后再回过头来解决政治问题。”

毛泽东说：

“对。只能是这样的方针，列宁从前就是这么做的。列宁那时候比你们弱得多，那时候有个人名叫托洛茨基，他反对同德国人妥协。列宁跟德国订布列斯特和约，那时候苏维埃刚取得政权，也看到德国要垮了。美国整个垮还不是眼前的事，可是阮文绍垮，那是可靠的啊。一两年之后或者什么时候，所谓一段时间，阮文绍要垮。我看将来还是多搞乡村和中小城市，让阮文绍把大城市占领了，让他被陷在那里，分散之，然后逐步吃那些大城市。”

2月4日，是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问章含之：

“给行老的钱送去没有？”

章含之说：

“今年没有送。”

“为什么？”

“主席忘了，当初说定10年分期偿还，还足2万元。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2万已还清了。”

毛泽东笑了笑说：

“是吗？怪我没说清楚，哪里能真的10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

章含之说：

“我父亲不会收的。当初说好恭敬不如从命，只收10年嘛。”

毛泽东说：

“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的一点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他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过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管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说明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是还债。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还多少。就这样还下去，只要行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母的遗产。”

第二天，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这钱不能停，还要还利息！”

他派一位秘书给正在北京医院治病的章士钊送去了2000元，章士钊用颤抖的双手，接过这种特殊的弥足珍贵的礼物，激动地对家人说：

“主席想得真周到，他是要在经济上帮我，怕我钱不够用。主席怕我好面子，不肯收，故意说是还钱还利息。”

2月7日，毛泽东布置印制《三国志·魏书·张辽传》、《三国志·魏书·张郃传》和《旧唐书·李愬传》的大字本。

张辽和张郃都是曹操麾下有战功的大将，但他们原来分别是吕布、袁绍手下的人，曹操对他们不咎既往，欢迎他们弃暗投明，加以重用，为成就大业找到了得力助手。

李愬的例子更说明问题。在平定淮西军阀吴元济的战斗中，李愬克服重重阻力，争取了吴元济的大将吴秀琳和李佑；破蔡州城后，“愬不戮一人”，复吴元济部下职务“使之不疑”，攻克了长期不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2月17日晚上11时，周恩来和基辛格正在国宾馆会谈。周恩来突然对基辛格说：

“我告诉你一个最新消息，毛主席邀请你和他见面。你可以偕你的同事洛德先生一起去。”

基辛格一行是在2月15日来到中国的，这已经是他第5次访华了。

基辛格和洛德坐上周恩来的车子，从国宾馆沿宽阔的马路驶向市中心。此时，街道上已经没有了行人，车子很快到了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向左一拐，穿过红色宫墙，进入中南海，一直开到毛泽东住处的门廊下面。这里看不到有任何的警卫措施。周恩来陪同基辛格、洛德穿过一个小客厅和一条宽宽的过道，进入会客室。毛泽东迎上前去，走了几步，他说：

“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

基辛格说：

“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

毛泽东说：

“我看来还不错吧，可是上帝给我下了请帖了。”

基辛格问道：

“听说主席阁下在学英语呢？”

毛泽东答道：

“是啊，我只会几个单词，比如Paper tiger（纸老虎）之类的。”

他的巧妙回答，立时引得众人开怀大笑。只听他又说道：

“杜鲁门和约翰逊这两位前总统相继在两个月前去世了；随着他们的去世，美国旧的对华政策和旧的对越南政策也就被埋葬了。那个时候，你们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我们双方是敌人啊。”

基辛格说：

“是两个从前的敌人。”

“现在我们的关系说是叫做什么Friendship（友谊）。我们对外交往的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耍手腕占人小便宜是近视的政策，双方不应该做有损于互相信任的事情。我们都不要讲假话，也不要搞阴谋诡计。”讲到此处，毛泽东又开玩笑似地对基辛格说：“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可以故意随便放在什么地方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用，有些大动作也没有用。你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越南问题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

基辛格说：

“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

“我们也需要嘛。”毛泽东用手指着基辛格的座位说：“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Hand in Hand（手携手）。”

说着，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基辛格则说：

“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

毛泽东说：

“这就好。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

基辛格说：

“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

毛泽东说：

“实际情况是，有时我们也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也可以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的总统所说的‘思想力量’的‘影响’。你们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基辛格说：

“我认为我们双方应该忠于各自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如果双方讲同样的调子，只会使局势混乱。我对总理说过，在欧洲，你们出于自己的原则，可以讲得比我们更坚定。”

毛泽东说：

“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美国不要上当。美国总有些人想把祸水向东引。”

基辛格解释说：

“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因为如果在中国爆发战争对我们来说，其危险性和在欧洲爆发战争一样。”

毛泽东问道：

“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并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基辛格回答说：

“我们并不赞成德国的政策。我们宁愿德国的反对党上台，德国的反对党不奉行这个政策。”

毛泽东说：

“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基辛格说：

“我曾告诉过总理，你们的行动方式要比我们直截了当和英勇一些。我们有时要采用复杂的方法，这是由于国内的形势所造成的。不管公众舆论如何，我们对基本目标会有决断的。如果称霸的意图活跃起来，那么真正的危险会发展。不管哪里有这种意图，我们肯定都将予以抗衡。总统曾对主席说过，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

毛泽东认为基辛格讲的是“老实话”。事后基辛格则评价毛泽东说：“毛泽东有压倒一切的魅力。”

这次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一直到凌晨一点半钟。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和基辛格在书房里会谈的大幅照片，并用了一个横贯全页的大标题来报道这次会见。

欲知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如何拓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说：“耍手腕占人小便宜是近视的政策，双方不应该做有损于互相信任的事情。我们都不要讲假话，也不要搞阴谋诡计。”“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Hand in Hand（手携手）”“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指苏修叛徒集团）。这就是毛泽东在处理复杂、险恶的国际关系时所展现出来的非凡个性和伟大品格，也就是基辛格所赞许的“压倒一切的魅力。”怎不叫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第23章 1973年2月—

“许多时候，我不愿意说得太早，也就是为了看看那些人的真实面孔，没有他们对别人的态度，是看不出真正的好人或坏人的。稼祥同志，我是了解你的。我希望你永远做一个老实人，不要动摇。”

话说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携家人离开江西回到了北京。

2月21日，毛泽东参加中央军委会议，他走到多日不见的朱德面前，热情地与朱德握手，问候道：

“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评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这不是红了吗？”

朱德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1973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一些老干部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

“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

周恩来说：

“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

此后，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尔后，由解放军总政、中组部、国务院政工组提出了一个360人的名单。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政治局开会讨论，逐个研究。

3月9日，周恩来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呈报给毛泽东。周恩来还在送审稿上写道：

“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做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

毛泽东批示：“同意。”

3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作为正式文件发往全国各地。

3月中旬，曾志在临潼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写了一封信，汇报她在临潼干休所的情况。她在信中写道：

“临潼干休所是军队的，都是不在职的军人，不完全按照在职的军人待遇，他们每年只发一套军装，没有领章。我是最早的红军战士，有红军就有我这个红军战士。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女同志原来是做地下工作，也转为军人，穿上了军装。我也请求转归军队，每年发一套军装。”

不久，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就把曾志接到了西安，他在谈话中说：

“你的信，主席和总理都作了批示，同意你回北京。你若想继续工作的话就在西安，由陕西省委分配工作，回北京就不好再做什么工作了，你自己选择吧。”

曾志最终选择了回北京。

3月18日，曾志带着女儿、小外孙和外孙女，离开临潼，回到了北京。

3月22日，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

这个报告是国家计委在1月5日向国务院提交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拟定的从国外进口成套设备和单机的“四三”引进方案，该方案建议“在今后三五年内”，从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国家，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四三”方案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项目共有26个，这是继新中国建立初期从苏联引进156个项目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四三”方案提出了引进技术设备要遵循的6条原则：1、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2、学习与独创相结合。3、有进有出，进出平衡。4、新旧结合，节约外汇。5、当前与长远兼顾。6、合理选址。

《四三方案》在毛泽东批准后，又陆续追加了一些项目，总金额达到了51.4亿美元。

3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还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当有人汇报说，一些人议论“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毛泽东气愤地驳斥道：

“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

3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

“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

3月28日，周恩来、李先念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

3月29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邓小平的情况，他写道：

“他的精神、身体都好。29、30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

3月29日下午，周恩来陪同邓小平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握着邓小平的手说：

“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这天晚上，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3月30日，周恩来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报告给毛泽东。

3月末的午后1时许，江青起床以后，洗漱，吃了早点，照例到办公室看文件。她在一份《国内动态清样》中看到了为破解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做出重大贡献的数学家陈景润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情景很糟糕，便非常难过。据江青的机要秘书杨银禄回忆说：

江青看完这条迟到的消息以后，立刻打铃叫我进她的办公室。我进入她的办公室，看到她拿着一块小毛巾正在抹眼泪，因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流泪，所以不敢问她这是怎么了。站在她的旁边，等待她先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拿起那份《国内动态清样》，手哆哆嗦嗦，眼含泪水，对我说：

“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不少发达国家的高级数学专家都在研究运算，陈景润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他的境况竟是这样，我们能不管吗？”

不久，江青又打铃叫我。我到她办公室后，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说：

“你再看看这份《清样》，现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

我接过一看，还是关于陈景润情况的那份《清样》，发现上边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江青说：“你看完了吗？姚文元‘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你给迟群打个电话，告诉他赶快到我这里来，关于陈景润的工作、生活条件我跟他讲一讲，这是他负责的领域。”

迟群来后，江青对他说：“今天我看到一份材料，使我心中很不安。”说着就把那份《清样》递给了迟群，叫他仔细看看。她接着说：“陈景润是我国也可以说是全世界著名的数学家，许多外国著名学者都为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和伟大成果所打动。我们本来应该对他好好进行褒奖的，但是，你看看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多么差呀！不用说叫他搞科研，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可怜得很啊！主席历来尊重知识分子，他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离开了知识分子是不会成功的。即使是成功了，也不会巩固。有人对主席关于‘老九不能走’一句话有误解，理解为‘老九’，就是把知识分子排在了第九位了，这不是误解是什么？主席说的这句话是借用《智取威虎山》戏中的一句台词，‘老九’指的是杨子荣，杨子荣是英雄，是这出戏中的主角。主席是把知识分子比喻作英雄、主角。你看科学院怎样对待陈景润的，我累了，难过极了，不想跟你再多说了，你自己看看材料吧。”

她激动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含泪的双眼，说：

“我委托你马上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材料中所说的那样？如果真的是那样，马上改善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你把了解的情况和处理的情况尽快告我！”

另据一篇报告文学《“猜想”报春——中国知识分子的1978》记载：1973年“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彻了中关村88号楼3层寂静的走廊，住在小房的陈景润也被惊醒了。一名身着戎装的彪悍男子在门外高呼：‘陈景润同志，我是迟群，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了！’……陈景润出来了……（迟群）恳请他马上去检查身体。陈景润死活不肯，迟群不得不亲自动手，强拉瘦弱的陈景润，把他塞进了红旗轿车。五六辆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迟群的‘阵地’清华大学，几名专家立即会诊，陈景润患有慢性腹部结膜炎，并非要命的急症。不过，依照主席的指示，陈景润还是住院了。”陈景润住院后，由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和卫生部一位副部长进行了全面检查，得到了认真治疗和疗养。他一共住了一年半的医院。此后，陈景润的身体、办公、生活条件得到了大大改善。

1973年4月1日下午，周恩来召集国家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了邓小平复出的决定。他还说：

“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邓小平同志参见接待。”

4月3日，国务院批转了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各地招生“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这就基本上否定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1970年、1971年“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成功经验，从而改变了1972年全国各地高校依照北大、清华经验招收数以万计“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制度。于是在6月间，高校招生工作便依据《意见》恢复了“高考”制度，进行语文、数学、理化3科的书面文化考查。具体办法由地、市命题，县（市）主持，开卷考试。正是在这次“高考”中，辽宁省兴城县考场上出现了一个“白卷英雄”，这才使大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工作再一次出现了转机。

4月12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邓小平随着周恩来步入宴会厅后，和毛泽东的表侄孙女、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坐在一起。这是邓小平退出政治舞台6年后复出的第一次公开露面。

在场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描述了邓小平第一次公开露面的情形：他“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会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

4月15日，毛泽东观看了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彩色电视转播工程图样。

4月19日，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巴雷斯来华访问，邓小平参加了接待工作。

4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时对驻墨西哥大使熊向晖说：

“外交人员要搞好驻在国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那里的情况。不要老住在大城市，到乡下跑跑，中国的乡下，墨西哥的乡下，研究社会情况和社会问题。”

他还对埃切维里亚和墨西哥驻华大使安基亚诺说：

“你们也要多跑跑，多看一些真实情况。”

埃切维里亚后来回忆说：“毛主席是诗人，预言家，人民的战士。”“他是中国人民的一位伟大的革新者，确实充满智慧，拥有极其深刻和牢靠的经验。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政治和精神领袖。”“毛主席由于对人类事业做出了贡献，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位伟人。”

4月间，毛泽东召集会议，听取关于中美谈判的汇报。有人说，1972年尼克松、田中相继访华，外交形势大好。外交部长乔冠华诗兴大发，当即写出了3句诗，可第4句却写不出来了。毛泽东拿过来一看，笑着说：

“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

他又转对乔冠华说：

“乔老爷，你的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给你填上后两句：‘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

乔冠华诗中的首句是说廖承志在4月前些时率团访日。第二句是说韩叙正访问美国住在“五月花”旅馆。毛泽东填上的后两句，说的是乔冠华在1967年被群众组织勒令到王府井大街卖报纸的故事。那时，他把整摞的报纸丢在地上，然后溜之大吉，再自掏腰包上缴报纸钱。毛泽东将这一趣闻填入诗中，倒也大有解颐得趣之妙。

4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给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

早在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下乡知识青年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达2000多字的信。他在信的后半部分写道：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知道你老人家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李庆霖的信几经辗转，最终交到了毛泽东的手里。特别关心农民问题的毛泽东看着李庆霖的来信，两眼慢慢地红了起来，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曾经对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3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

毛泽东在给李庆霖的复信中写道：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年4月25日

4月29日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写给李庆霖复信的精神，主持召开了解决知青问题的专门会议。周恩来深情地说：

“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了。”

后来在6月10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给李庆霖的信印发全党。

1973年5月的一天，江青回到毛泽东在游泳池的住处，看到书桌上放着一本大字本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就拿起来翻看。

诸位有所不知，毛泽东随着年龄增大，眼睛也越来越不好了，看小字本书籍感到非常吃力，于是他就自己花钱，将一些书籍改印成了大字本。但他要看的书籍实在是太多了，不可能将想看的所有书籍都印成大字本，没办法，就只好借助于放大镜了。说起放大镜，还有一个小故事与读者分享。毛泽东最早使用的放大镜，是九三学社赠送的一个象牙柄的，柄上刻有“敬呈毛主席”的字样。因为时间久了，放大镜的柄断裂了。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找人修一修，工作人员便将放大镜送到上海光学仪器厂。因不便公开放大镜主人的名字，他们就用白胶布把柄上的字缠住了，并对光学厂的人说：“这个放大镜是位外宾的，下午2点钟要离开，请抓紧时间修好。”光学厂的师傅撕开白胶布一看，放大镜的主人竟然是毛主席，厂领导马上组织人员进行维修。这镜子倍数太小，架子又沉，不适合老年人用，他们便重新调整了放大镜的倍数，把镜面加大，还将断裂的象牙柄改成了优质塑料柄。同时，出于对领袖的崇敬，他们又做了两把新的放大镜。工作人员来取货，发现放大镜变成了3个，非常高兴，便在卧室、大厅这些毛泽东常常看书的地方，各放了一把。毛泽东用过后也感到比以前的好使，很是喜欢。此后，工作人员在他外出时也总忘不了为他随身带上放大镜。

再说毛泽东见江青翻看他的大字本的《十批判书》，就另外送给了江青一本，说：

“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

说罢，他还顺口吟诵了4句诗：

郭老从韩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5月20日，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筹备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

前边已经说过，中共中央早在1971年就准备在“十一”以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没想到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将整个工作计划打乱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葬身荒漠，6个政治局委员也成了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这就需要尽快召开党的“十大”了。“九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根据这一规定，“十大”是可以而且必须提前召开的。

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各中央书记处党委负责人，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军种、兵种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还有一些刚刚站出来的老干部。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宣布，此次会议的任务是：

1、筹备召开党的“十大”。2、讨论批林整风运动。3、讨论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

周恩来还说：

“从‘九大’到现在已整整4年了，经过批陈整风、批林整风运动，召开‘十大’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周恩来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他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宣布说：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廖承志、曾希圣等13名老干部出来工作，参加“十大”。这13人中的多数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只有曾希圣已经去世了，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

“曾希圣虽有错误，但功大过小，现在他死了，应当全面地历史地看，给他恢复名誉。”

周恩来还宣布了一项经毛泽东提议、由政治局通过的更为重要的决定：王洪文与华国锋、吴德一起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

此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十大”代表产生办法和修改党章原则两个问题。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王稼祥写给他的一封长信，大为感动。

原来，王稼祥在文革中主动在家校对英文和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他将发现的错误一一作了修改，寄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希望下次再版时予以订正。在粉碎林彪集团后，王稼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除了汇报上述校对英文和俄文版《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外，还汇报了自己的思想，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王稼祥同志写了一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同志，只讲自己的过错，不讲自己的功劳，很难得。他是从‘左’倾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他是有功的人。遵义会议没有他不行，他出了很大的力。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后成立了3人军事领导小组，我，你，还有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他和张闻天不一样。他是有大功的人，应该早点让他站出来工作。”

据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回忆说：“在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毛泽东很快就指示周恩来说：‘要保护王稼祥。及时地解放他，让他站出来工作。’周恩来和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曾经让王稼祥揭发林彪，王稼祥说：‘林彪的历史和表现，毛主席最清楚。他的历史虽然有过污点，但是那不算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谁也不是圣人。他能够在毛泽东还没有经过大的风浪时就认为毛泽东注定是我们的领袖。林彪在历史上反对过毛主席，恰恰说明了他也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什么天才。我们这些人是在经过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正确的时候才把伟大的领袖推举出来的，这符合马克思主义。至于林彪和陈伯达后来要篡权，要谋杀毛泽东，自然是人神共愤的坏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揭发、批判他也就是理所当然了。所以，我们都不是神仙，也不要搞太多的事后诸葛亮。’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等人的汇报后，呵呵大笑，他说：‘还是老实人说得好，我也没想到林彪会这样。我们都不是神啊。’毛泽东这个人头脑非常清楚，他曾经对王稼祥说过：‘你放心，我胸中有数，你不要背什么包袱。历史问题有人愿意提就让他们提去吧，完全不让别人讲也不可能。但是他们的做法肯定会得到与他们的愿望相反的结果的。许多时候，我不愿意说得太早，也就是为了看看那些人的真实面孔，没有他们对别人的态度，是看不出真正的好人或坏人的。稼祥同志，我是了解你的。我希望你永远做一个老实人，不要动摇。’”

再说周恩来听了毛泽东对王稼祥的高度评价后，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传达，并告知了王稼祥，王稼祥激动地说：

“我犯的错误不少，我没有什么功。是毛主席几次三番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

随后，毛泽东又批示让王稼祥参加老中央委员学习班，还让周恩来亲自去办。

5月25日晚，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他说：

“只注意生产，不注意上层建筑、路线，不好。要认真看书学习，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内，要懂点历史，学点哲学，看些小说。”“对中国的历史要进行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要有知识。”

毛泽东还说：

“郭老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但郭老功大过小，他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为殷纣王、曹操翻案，为李白的籍贯做考证，是有贡献的。”

他引用了《汉书·东方朔传》中的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接着说：

“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什么事情都搞得那么纯也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是很欣赏曹操这个历史人物的，他熟读《三国志》，曾在《三国志》一书中多处加了批语，如：“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做土皇帝，孟德不为也。”“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等等。他在同子女谈话时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也曾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毛泽东1959年在谈到翦伯赞一篇关于曹操的文章时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弊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毛泽东是很欣赏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

本传在第一卷中曾经提到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已经非常喜欢《三国演义》，并固执地认为《三国演义》就是历史。后来在反复研究了《三国志》之后，这才了解到曹操是“真男子”“了不起”，同时也明白了“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清代大学者章学诚语）的《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三国演义》以刘备为正统，骂曹操是奸雄），由此认定“这个案要翻”。

5月末，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十大”代表产生的决定》，《决定》要求：“十大”代表既要有“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特别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经过考验锻炼，表现好的，联系群众，为群众信任的”新干部，“也要包括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老干部”。

工作会议通过了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请示中提出了这次修改的重点是总纲部分，关于林彪的一段话要删去。要求按照毛泽东多次提出的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进行修改，不赞成3个里程碑的提法。增加毛泽东近年来的若干指示和第10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等内容。

5月31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十大”筹备委员会，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任。筹备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协商“十大”主席团名单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

会议确定“十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由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6人组成，执笔人是张春桥。

会议确定《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改小组则由王洪文、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组成。

欲知中共“十大”筹备的情况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称王稼祥是“老实人”，是一个很中肯的评价。本传从第三卷开始介绍王稼祥，作为书中重点人物之一，一直写到他逝世为止。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集团统治时期，王稼祥本来是受命到前线苏区整毛泽东的，可他一旦同毛泽东有了实际接触，便发现毛泽东是正确的，是被人冤枉的。于是，他便“从‘左’倾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此后，他不但在遵义会议上作出了重大贡献，还在王明重返国内、大多数领导人支持王明搞第二中央、毛泽东再次遭受危难之际，受命去苏联拆王明的台，为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革命又立了一大功。应该说王稼祥是党内高层中为数不多的、无需“斗私”的一个老实人。在党内与王稼祥极为相似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康生。康生在认识毛泽东之前，先是在上海上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组织3次武装起义；在进入中共高层领导“中央特科”后，负责收集情报、铲除叛徒、营救同志等工作；又在1931年作为中共代表团副团长到了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1937年他和王明一起回到延安后，这才认识了一个真实可信的毛泽东。可谓是慧眼识英雄，在众人反水之际，唯独他站到了王明的对立面，成为毛泽东的支持者。此后终生不变，唯毛泽东是从。你说他是不是一个老实人呢？

第24章 1973年6月—

“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的国家。你不要看中国有什么展览会啊，其实啊，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越穷越好！就会革命啊。西方国家呢，不大行了。”

话说1973年6月5日，毛泽东会见了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

“看到主席身体很好。”

毛泽东说：

“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

关于美国问题，毛泽东分析说：

“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

6月17日，周恩来在给张春桥的信中说，毛泽东听了他关于起草“十大”政治报告的汇报后，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6月中旬的一天中午，乔冠华从外交部下了班去看望正在恋爱着的章含之。章含之见乔冠华神情慌张地走进了她的传达室，便知道出了什么紧急的事。只听乔冠华说道：

“上午开党组会，姬鹏飞传达毛主席指示，要派女大使，并且建议第一个女大使派他的‘章老师’去加拿大。”

章含之第一次看到乔冠华那种无可奈何的失落神情。他不知所措，问章含之怎么办？章含之不假思索地说：

“既然我承诺了对你的爱，我不会改变，你需要我，我会留在你的身边。”

乔冠华用忧郁的眼光看着章含之说：

“那可是主席的决定啊！”

章含之故作轻松地说：

“由我来向主席汇报吧。我对主席说，如果我去当大使，那就派你去当我的参赞。”

后来，章含之向毛泽东表达了不想去当大使的意思，毛泽东也没有坚持他的意见。

6月21日，毛泽东在叶飞的来信上作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给叶飞“分配工作”。

6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会见了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上校，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特拉奥雷说，他今天能够见到毛主席非常高兴。他代表马里人民和政府，向毛主席和中国人民表达最深厚的兄弟般的友好情谊，祝毛主席健康长寿。毛泽东说：

“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的国家。你不要看中国有什么展览会啊，其实啊，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说，I SAY（英文：我说），越穷越好！就会革命啊。西方国家呢，不大行了。”

毛泽东又说：

“无论怎么样，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包括语言）的好的部分。”

马里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接下来，毛泽东和特拉奥雷又讨论了有关拿破仑的问题。

毛泽东对于近代法国的历史是非常熟悉的。根据他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曾阅读过法国、英国、俄国等多国出版的《拿破仑传》。萧乾夫人文洁若也曾说过，在“文革”中，毛泽东为了进一步研究拿破仑，想看法国福尔写的《拿破仑论》。因此书没有中译本，有关部门便找到了萧乾，把他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约了几个人夜以继日地赶译，大约一周时间就出了大字本，送给毛泽东阅读。毛泽东还嘱咐印一种两函17册的线装大字本《拿破仑传》，供领导干部参阅。

另据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回忆：“毛泽东对法国十八世纪以来的历史，对于法国革命，对于十九世纪相继进行的革命，对于巴黎公社，都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法国革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运动的起点。此外，他对波拿巴特别了解，甚至了解那些细节问题。”

毛泽东就曾经和马纳克等人讨论过有关拿破仑的话题，诸如：“拿破仑是1769年生，1821年死的。他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是害胃溃疡还是胃癌死的？”

特拉奥雷见毛泽东如此关注拿破仑的历史，便说：

“最近有一篇文章说，化验了拿破仑的头发，证明他是被毒死的。”

毛泽东听他如此说，很感兴趣，当即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是不是拿破仑本人的头发？”“怎么解释拿破仑长期以来总是胃疼的现象？”“是什么人毒他呢？英国人吗？”

随后，毛泽东又和特拉奥雷谈起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拉普拉斯的学术贡献，称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学说”，发展了康德的观点。毛泽东还说：

“拉普拉斯教过拿破仑的书。现在的一些法国人，把他们的祖宗忘了，我说英国人占领了土伦军港，他们说没有。拿破仑是学炮兵的，他第一次立功就是收复土伦军港。拿破仑就不是法国人，他是科西嘉人，属意大利，刚刚割让给法国没两年，他就变成所谓的法国人了。他很不满意他的父亲投降法国。”

特拉奥雷在华访问期间，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两国签订了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他还由邓小平陪同参观了大寨、上海等地。

1973年7月1日凌晨，章士钊在香港因统战工作劳累过度，不幸病逝，享年93岁。

此前，章士钊是在5月中旬乘坐北京的一架民航专机到了香港。据章含之回忆说，1969年，章士钊的夫人奚氏因肺炎去世后，“父亲的生活变得很枯燥”，章家人希望将其在香港的殷夫人接回来，但殷夫人不愿回大陆定居。章士钊便提出去香港，理由是“孤独”。但考虑到老父亲年事已高，在外交部工作的章含之和家人都持反对意见，主张继续争取殷夫人回来。章含之还说：“后来这个事情不知怎么被主席知道了，有一次他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很不人道，人家要团聚，你们却阻挠，我觉得行老应该去，现在跟台湾的联系也应该建立起来。主席一发话，我们都不好再说什么了。主席后来关照总理，一定要好好准备，我们派个专机送去，造一点声势！我回去问父亲：‘你还去得了吗？’父亲说，他一定要去，这个事情（台湾问题）一直在我心上。”“主席在我们临行前说，我们派一个包机过去，就是要制造轰动效应。你想，在那个年代，一架三叉戟，一大帮家人、护士、警卫，再加上93岁的老人，能不轰动嘛！一个80岁的人（指毛泽东——笔者注）派了一个93岁的人来，其实就是想明确地向外传递两岸和解沟通的意图。”章含之回忆说：“为了我们这架专机，香港方面专门封锁了整个跑道，我印象中那天的机场是空空荡荡的。”

93岁的章士钊在家属及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坐轮椅被抬下飞机舷梯。虽然章士钊对外宣称是到香港探望第3夫人殷氏，但境外媒体毫不费力地猜出这位老人此行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台湾问题。

章含之说：“我到香港后的心情却是复杂的……香港五六月的气候十分闷热，父亲住在香港闹市区一幢楼的底层，并不太宽敞，也没有花园可以透点新鲜空气。特别是室内的冷气空调，我真怕老人受不了。”

章士钊到达香港后情绪并不热烈，并不兴奋，反而“出奇地冷静”，“他似乎意识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

章含之说，在章士钊到达香港之前，“张群和陈立夫的代表已经到了”。到香港的第二天，章士钊就急匆匆地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殷夫人和我都劝他休息些日子，然而父亲急不可待。”

一周后，章含之带女儿洪晃要回北京。章士钊交代她说：“你告诉总理，我已和台湾来的人接上头、开始工作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事情办好我就回去，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

章含之说：“我很少见他动感情，他是个极深邃的人”，但在这一次告别，章士钊却显得格外柔情，“他特别舍不得妞妞，临别前再三抚摸她的手和脸，要她3个月后来接爷爷。”

6月30日夜，章含之接到电话，说章士钊得了肺炎。周恩来立即下令组成医疗队连夜办签证赶赴香港；但医疗队还没动身，就传来了章老先生已去世的消息。

章士钊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经流亡美国多年靠养鸡卖蛋为生的陈立夫在1973年写了篇文章，题目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用辜君明的化名发表在香港《中华月刊》上。他在文章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陈立夫还认为，中国的统一必须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他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陈立夫对祖国的统一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在文章的结尾说：“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由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蒋介石出于对台湾前途的考虑，也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在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陈立夫，陈立夫便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说是欢迎毛泽东访台，与蒋介石重开谈判，开创第3次国共合作的局面。

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便找来邓小平交待说：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没想到两个月后，蒋介石就在4月5日因病去世了；后来周恩来、毛泽东也于1976年先后逝世，这次国共双方的互动便就此中断了。

再说章含之在处理了父亲的后事之后，把父亲留下的那些最好的书籍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问章含之：

“行老的那些大量藏书，你打算如何处理？”

章含之说：

“父亲生前是文史馆长，已决定捐给文史馆？”

“拿走没有？”

“通知他们两个月了，还未来搬。”

毛泽东说：

“没拿走很好。你不要去捐给文史馆或其它图书馆，他们放在地下室，结果喂了耗子。你要好好保存起来。书是要让懂得书的人看才有价值。你把它们借给真正懂书的人。有借有还，这才是发挥了书的作用。以后可以办一个纪念馆保存起来。”

7月4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王洪文、张春桥二人。王海容、唐闻生在座。他对王洪文、张春桥说：

“你们两个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能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

毛泽东又说：

“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对于越南问题，美国战略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欧洲年嘛！人家自己讲的嘛！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我们跟蒋介石妥协了两次。贵国的总统要来，请。坐在这里吹了一个钟头。

我见了一个驻西德记者，叫王殊。被新华社整得要死啊！见了我就哭。这个外交是委托他去办才办成功的。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么就被杀死，要么就交出自己的手枪和汽车。他主张交出手枪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伙强盗统统消灭，手枪、汽车都收回。”

“结论是4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出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还说：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变中日关系。”

王海容、唐闻生插话说：

“二部认为田中上不了台。外交部认为田中要上台，但中日关系不会很快改变。”

毛泽东说：

“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的圣人。”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

毛泽东所说的历史分期问题是这样的：郭沫若早在30年代提出：商代是原始社会，西周是奴隶制时代。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中国社会才进入封建社会。到了40年代，郭沫若在《十批判书》提出中商代是奴隶社会说。1951年，郭沫若重申了他的西周奴隶制说，拉开了与西周封建说争论的序幕。1952年，郭沫若提出了战国封建说。1973年，郭沫若重申把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战国之间，即公元前475年。

毛泽东说到李白的《古风》第3首时，颇为动情地说道：

“这首诗大段是讲秦始皇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父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转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7月5日，周恩来得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批评了外交部，就在外交部长姬鹏飞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中加注道：

“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

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

7月7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报送的几经修改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十大”政治报告送审稿，批示道：“原则同意。”

此时，王洪文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修改小组，也已经基本完成了修改稿，并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

7月10日，周恩来在关于“十大”准备工作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已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报告中还说：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有关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的问题，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问题。

7月15日，毛泽东在著名画家徐悲鸿夫人廖静文的来信上作了一个批示。

廖静文是在7月上旬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了徐悲鸿纪念馆被拆后遇到的问题。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

7月17日傍晚时分，一辆轿车缓缓驶进中南海大门，坐在车子里面的是第4次回国访问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他不时地透过车窗向外张望。坐在杨振宁旁边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周培源。车子慢慢地在游泳池旁停了下来，周培源微笑着招呼杨振宁：

“到了。”

此前，杨振宁在国内访问期间，曾提出想见见毛泽东，并说自己这个要求有点唐突，非常抱歉。旅游局的人对他说：

“不，你完全不应表示歉意，许许多多人都曾提出这样的要求。”

杨振宁后来说：“这样，我心里才觉得平静得多。所以当我几天后接到通知说毛主席有点空想要见我的时候，我感到惊异并且感到非常荣幸。”

杨振宁下了车，由周培源陪着向前走去。周恩来迎了上来，与杨振宁、周培源一一握手，他又对杨振宁说：

“主席在他的书房等你呢。”

周恩来、周培源陪着杨振宁一同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向客人表示欢迎。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道：

“主席，这就是杨振宁博士。”

杨振宁急忙抢上一步，握住了毛泽东的手，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说：

“你是物理学家，你对物理学有贡献。”

尔后，他又与周培源握手。周培源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恭敬地说：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淡淡一笑，轻轻地摇着头说：

“这句话不对，不科学，没有什么万寿无疆的。”

周培源却认真地说：

“这句话表达了全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心意。”

毛泽东示意大家落座，杨振宁和周培源分坐在毛泽东两旁。毛泽东关切地问周培源：

“你在文化大革命里，被整得呜呼哀哉了吧？”

本来就双耳重听的周培源，此时还在琢磨着毛泽东刚才反驳的那句“万寿无疆”祝词，就没有听清毛泽东的问话。忽然看见毛泽东正在望着他，就连忙从口袋里掏出助听器往耳朵上戴。周恩来提高声音提醒他：

“主席问你文革中还好吧？”

周培源忙点着头应道：

“谢谢主席关怀，我在文革中还好，没怎么挨整，就是被贴了一些大字报。”

毛泽东说：

“你的发言，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呀。”

他所说的发言是指1971年周培源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综合性大学组座谈会上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发言。周培源说：

“那个发言，后来在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

杨振宁插话说：

“我看到《光明日报》上的文章了。”

杨振宁说的就是周培源根据他那次发言整理出来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后曾遭到上海《文汇报》的点名批评。所以毛泽东接过话题对周培源说：

“上海有人不赞成你的文章。”

说罢，他转向杨振宁，微笑着说：

“你还很年轻嘛！”

杨振宁说：

“我今年51岁。”

毛泽东问道：

“现在，光量子能不能分？”

杨振宁说：

“这个问题现在还不能完全解决。”

毛泽东说：

“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如果物质分到一个阶段，变成不可分了，那么一万年以后，科学家干什么呢？”

接着，他依然从中国古典哲学中为自己的辩证思想寻找依据，他说：

“有人说公孙龙是诡辩者，还有施惠。但是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说，这就是物质无限可分的意思。还有‘飞鸟之影，未尝动也’。地球哪里算中央呢？施惠说过：‘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毛泽东的湖南腔说的这些历史人物和典故，杨振宁都不熟悉，所以就听不清楚。周恩来就和周培源换了座位，靠近毛泽东坐着，以便向杨振宁作翻译。毛泽东边说边轻轻地用手比划着：

“比如马，是什么马嘛。公孙龙就说过：‘白马非马。’马有白马、黑马、大马、小马，还有日本的高头大马，非洲的斑马，但是看不见那个‘马’呀。又比如人，有男人、女人，男人是人，又不是人；或者女人是人，也可以，可你是女人吗？所以又看不见‘人’。”

说到这里，毛泽东兀自笑了：

“我是经常吹这些，你们大概不愿意听吧。”

杨振宁正静静地听着老人这一番前所未闻的谈古论今的思辨，突然听他这么说，便以敬佩的口吻说道：

“毛主席，您看得很远，看到了社会的将来。您把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一起提，很重要。”

毛泽东慢慢地靠在了沙发上，似是对众人又似是自言自语地说：

“没有科学实验，行吗？”

毛泽东由物质无限可分的话题，想起了他曾接见过并十分欣赏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他问熟悉坂田昌一的周培源：

“坂田现在怎么样了？”

周培源回答说：

“坂田在1970年去世了。今年春天，坂田夫人同日本的物理教授有山兼寺夫妇一起来我国访问过，是应郭老的邀请来的。”

毛泽东见周培源提到了郭沫若，就说：

“我们郭老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

宾主之间这种拉家常式的谈话使杨振宁非常愉快，自幼爱好文史诗词的他趁机谈起了毛泽东的诗词，他说：

“我很喜欢毛主席的诗词，原来觉得中国的古诗好，也很喜欢，但觉得过于悲观了，主席的诗很好，特别是有很多的解释。”

毛泽东轻轻地摆摆手，表示不同意杨振宁的看法：

“我就不喜欢那些解释。比如《诗经》，两三千年以来解释很多。最没道理的是对‘渔网之设，鸿则离之’，其中的‘鸿’解释不清是什么东西，闻一多还说‘鸿’不是鸿鸟，是蛤蟆。”

众人忍不住大笑起来。杨振宁边笑边继续着自己的话题说：

“我最喜欢主席诗词中的两句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第一次回国访问后，回到美国去讲演，有1000多人听，最后我说，这两句诗最能代表新中国的精神了。”

毛泽东微微点头，说：

“你的讲话，我们印在《参考消息》上了。”

“你们美国有个专栏作家叫艾尔索普的，他说现在中国不要紧。”毛泽东说着，从沙发扶手上抬起双手比划着：“艾尔索普说：感谢上帝做出了一个太平洋，难怪克里姆林宫的人那么怕中国，因为俄国与中国缺少一个太平洋。”

众人又一次发出了会心的笑声。杨振宁谈起了1972年他第二次访华时在延安的感受，他还说：

“我在王家坪看到毛主席和毛岸英的一次谈话的照片。”

毛泽东微微眯起双眼，仿佛在回味着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他说：

“我说富了不好，穷一点好。蒋介石就比较富，我们就是轻武器，他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只有百把万。”

杨振宁接过话头说：

“我爱人杜致礼的父亲杜聿明先生，我们结婚时以为他死了，以前一直没有见过。前年我回来时问他，当时知不知道毛主席发表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他说只知道在无线电里边说杜聿明投降，那时他飞离徐州向西边跑，没有听见。他说：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打仗，一点希望都没有。现在他有70岁了。”

毛泽东轻轻地笑了起来，关切地对杨振宁说：

“你见了他，代我问他好。”

“那非常荣幸了。”杨振宁点着头，感动地说：“他现在对于新中国有坚强的信心，十分了解，比我父亲强。”

杨振宁的父亲，就是一直在上海同济、复旦两校执教的杨武之教授。

不知不觉间已经谈了一个半小时，杨振宁知道该告辞了，便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毛泽东意犹未尽，用赞许地口吻说：

“你对世界是有贡献的。”

杨振宁连连摇手，表示不敢当。他向正欲起身相送的毛泽东说出了内心的敬意：

“毛主席，我在中国到处看到大家祝愿您万寿无疆的标语。我也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你不要这么讲。”毛泽东微笑着说：“这句话不对，不科学。”

7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研究解放老干部的会议上，有点不耐烦的叶剑英写了一首《过桥》诗，递给纪登奎，他就请假退席了。纪登奎见叶剑英在诗中写道：“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看罢，他便递给了李先念，李先念看完又递给吴德看。

7月29日，毛泽东会见27日到京的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和夫人。恩古瓦比是一位被称为非洲唯一鼓吹“无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人，他早就向往中国，他说他访问中国，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的快事”。

毛泽东对恩古瓦比说：

“中国跟你们非洲国家差不多，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压迫我们。现在苏联，我们也说它是帝国主义。因为它也压迫我们。”

他还说：

“第一，我们希望你们非洲国家和地区一个个统统独立。第二，团结起来，逐步，急了也不行，逐步统一起来。还有拉丁美洲、亚洲——日本除外的一切国家——我们也是这么希望。日本为什么除外呢，它不属于第三世界。”

关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问题，毛泽东说：

“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大使馆在非洲各国犯过错误没有，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新殖民主义。如果中国人在你们国家，一切非洲独立国家，在那里称王称霸，自以为了不起，那么这种态度就是不对的了。”

毛泽东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

“现在的局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这个山雨要来，还没有来，可是风来了，而且风很紧。”

7月30日，毛泽东身边在军队编制的服务人员都回家过节了，只留下张玉凤一人坚持工作。此时，她已是临产前夕。

这天傍晚，张玉凤感到了产前的阵痛，她坚持做完毛泽东起床后的工作才准备走。毛泽东非常感动，坚持要她留下来吃晚饭，她觉得实在不行了，毛泽东就要人派车送她去了医院。毛泽东还派人送去了一篮桃子做礼物。

后来，张玉凤克服家庭困难，又回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感到十分高兴，在饭桌上给工作人员讲了政治上三起三落的太史公司马迁的故事，他还不无感慨地背诵了《史记·汲郑列传》中的几句话：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他让张玉凤备好了纸和笔，将这几句话书赠给她。

1973年8月2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里会见了50多年前的挚友、美籍医学专家李振翩及其夫人汤汉志。

李振翩是在7月份来到北京的，他很快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自己归国的消息，尔后在中国政府安排下访问延安、南京等地后，又回到了北京。

这天傍晚，李振翩匆匆用过晚饭，便与夫人汤汉志一起来到了毛泽东的住所。正所谓“故人不相见，动若参与商”，当年风华正茂的挚友，如今俱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故人重逢，执手相看，自然是百感交集。一番寒暄过后，毛泽东首先从医学谈起，说到了中国的医学对世界人民的贡献。李振翩说：

“我自己研究医学的目的，也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

“我看主席身体很好啊。”

李振翩深情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轻轻地摇了摇头，说：

“腿不行了，气管也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

李振翩用手指着他的夫人说：

“汉志是老年病专家。”

毛泽东微笑着眯起双眼，把目光投向了汤汉志。汤汉志问道：

“主席耳朵很好，听话很好吧？”

毛泽东点下头，说：

“耳朵还可以。”

“看书看得见吧？”

“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

“左右两边是不是一样？”

汤汉志职业性地用手在毛泽东眼睛两边比划了一下。毛泽东斜倚在沙发上，缓缓地说：

“比如对你们吧，大局看得清楚，至于细部，我就不能看清了。”

汤汉志问：

“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

“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毛泽东说罢，转向李振翩：“唐朝人说，‘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这是韩愈在《祭十二郎文》里边写的。我到了六十、七十还没有事。”

言下之意，他颇有一点自豪。汤汉志伸手为他把了一下脉，微笑着说：

“主席很健康，脉平，而且很均匀，不是一跳一跳的。脚也不肿。我看很好。耳朵也听得见，脑筋也很清楚。”

毛泽东笑了，他看看李振翩，又看看汤汉志，轻轻地摇了一下头，说：

“你们都说我好，我是自己不信。”

说着，他用手指了一下放在沙发扶手上的《诸子新笺》的封皮：

“这样的大字我还看得清，小字就不行了。”

李振翩关切地劝道：

“你看书不要看太多了吧，可不可以找人念给主席听。”

“找不到人哟。”毛泽东微笑着，用手指了指坐在他身后正在记录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她们和咱们比起来，可算是知今不知古。”

李振翩笑道：

“我也不行，现在连字都写不好了，我给主席写信……”

“都收到了。”毛泽东截住他的话头，抱歉地说：“我们的外交部官僚主义，层层上报，结果我到7月26日才看到，你们已经到了外地。”

说到这里，他用手轻轻地拍下李振翩的手，以老朋友的口气略带责备地说：

“其实一个电话就行了，何必这样。”

李振翩的眼角湿润了，激动地说：

“52年没有见到主席了。还是在长沙的时候，有一次在草场门外聚餐，吃猪肉，还照了一张像片。那是1921年，以后就没有见到主席了。在美国听许多朋友信里说主席问到我，我很感激，无论如何要回来看看主席。”

毛泽东也动了感情，过了好一会儿，才缓慢地说：

“我记得我们到了北平，接到你一封信，从南京国防部发出的，你那时在从前的国防部工作过吗？”

李振翩摇摇头，想了一下，说：

“可能是国防部所属的国防医学院。”

毛泽东说：

“后来来不及回信，南京就解放了。”

“那是20多年前了，我那时在国防医学院教书。我很想……”李振翩说至此，自惭地摇摇头：“以后我到美国去了，没有再回来。那时候我的信上说有什么命令我可以服从，可我后来去了美国。”

汤汉志望着一脸懊悔的丈夫，轻声对毛泽东介绍道：

“小儿麻痹疫苗是他发明的，现在全世界都在用。”

李振翩见妻子提到了自己的贡献，连忙说：

“毛主席说，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做些工作。现在我把中医的精华介绍到美国，把美国的医学介绍到中国来。为中美医学交流、人民交流尽一定的责任，做一点工作。”

毛泽东赞许地连连说：

“那好，那好。”

“主席说好，我一定努力去做。”李振翩宽慰地笑了，他把话头又转向了往昔的岁月：“主席还记得吧，驱逐张敬尧的时候，他们要抓我去枪毙，后来我跑了。”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知道。他的思绪也被带到了50多年前，他说：

“你看嘛，北洋军阀，那些党派，比如研究系、章士钊他们，都是过眼云烟；还有胡适，他从美国回来在北京组织‘哲学研究会’，我跟他见过一面，他那时年轻得很，只有三十几岁。后来我到北京又跟他一个人长谈一次，所以他总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上的是新闻课，讲课的是邵飘萍。”

“是的呀。”李振翩接过话头说：“我们那个时候搞《湘江评论》，主席还记得吗？”

毛泽东笑了，说道：

“那时候，我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反帝、反军阀的，就是资产阶级观点。”

李振翩说：

“那时我也是反军阀，爱国主义。”

“讲得好听就是爱国主义，不好听就是资产阶级观点。”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自己：“我是先信封建主义，我读了6年孔夫子，读了7年资本家，一共读了13年。然后当过小学教员，就是不懂马克思，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有列宁，都不知道。”

李振翩说：

“我们那时都不知道，现在主席的思想，我们谁都赶不上，我也就是读了点医书。”

此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坐在一旁的汤汉志悄悄看了一下表，已是8点多了，便向丈夫使了个眼色，轻声说：

“主席该休息了。”

“不忙呢。”

毛泽东还要挽留，可他见李振翩已经站了起来，便也缓缓地站起身，挽住李振翩的手向门口走去。

“好高兴见到主席。”

李振翩站在门口恋恋不舍地说着。毛泽东望望他，轻声叹道：

“走路不方便了。”

汤汉志上前扶着毛泽东，安慰他说：

“主席身体还是好的。”

毛泽东环顾着站在他两侧的李振翩夫妇说：

“留个影吧。”

照完相，毛泽东依旧站在门边目送着客人。李振翩回首对毛泽东挥了挥手，高声说道：

“明年，明年回来给主席拜寿。”

毛泽东送走客人后，吩咐工作人员把他菜园里种的苦瓜和苋菜等新鲜蔬菜，送到李振翩下榻的北京饭店，说是请他和夫人品尝家乡的风味。

后来，李振翩又多次以学者的身份回到中国访问，分别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积极斡旋于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本章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毛泽东会见物理学家杨振宁和会见老朋友李振翩夫妇的两个小故事。前者可见毛泽东学识渊博、风趣幽默，后者则充溢着老朋友之间的浓浓深情和关怀，于平凡之中见伟大，谈吐之间显真诚。这就是伟人风范，千古永存！

第25章 1973年8月—

“这次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很多的人不理解和不拥护，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要和传统的观念和旧的文化思潮彻底决裂。”

话说1973年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经毛泽东审阅的《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健康发展铺平了道路。

8月4日这一天，周恩来在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主席7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以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任的“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

周恩来在《报告》中还说：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的原计划已经取消。

8月5日，国务院召开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议至20日结束，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这是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

8月5日下午，毛泽东把江青找去，给江青详细讲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儒法斗争，他还说：

“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法家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是向前进的。这些人都主张法制，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是开倒车的。”

毛泽东还当场念了他写的一首诗：《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沦》，莫从子厚返文王。

念罢，他叫江青另行抄记了，接着，又向江青布置了注释和印制大字本《封建论》的任务。

此后一直到9月底，毛泽东还相继布置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章炳麟的《秦献记》、《秦政记》，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秦始皇》，韩愈的《石鼓歌》，柳宗元的《咏荆轲》；这一切都是为了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

8月6日，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将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及关于对儒法斗争的评论作了传达，并提出要把毛泽东关于中国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中。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一系列言行和意图，不理解。他说：

“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

康生也问江青说：

“把一部中国古代史，都用儒法两家来划分，是否妥当？”

江青说：

“这是毛主席讲的。你可以亲自去问问他。”

后来，康生见到毛泽东的时候，谈到了这个话题，毛泽东说：

“郭老虽然是尊孔的，但是那是学术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很多的人不理解和不拥护，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要和传统的观念和旧的文化思潮彻底决裂。批评郭老是一个和旧的观念决裂的开始。因为郭老的影响很大，我不说话，人们接受不了。但是并不是要把郭老怎样。那首打油诗本身是个观点，不算是艺术。”

8月7日，经毛泽东亲自批准，《人民日报》发表了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孔子——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1973年7月19日发表的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目的张铁生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在6月份全国各地依据《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的“高考”中，辽宁省兴城县考场上出现了一个“白卷英雄”，此人便是张铁生。

张铁生原本是兴城县的一个知识青年。1968年10月初中毕业后，他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中，插队到白塔公社枣山大队落户，凭借一向突出的表现，当上了生产队小队长，赢得了1973年这次参加大学招生文化考试的机会。然而，他在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整张试卷只做了3道题，其余一片空白。

张铁生自知理化成绩不好，就在考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他写的是：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的进行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投入自己的本质工作。每天近18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文化课复习。我的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地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愿意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复习，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所以说我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在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下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是清白的，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时过不久，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获悉了这一情况，他说：“在今天，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他指示《辽宁日报》在7月19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将张铁生的信连同“编者按”发表了。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张春桥认为，文化考查“这样搞法，把无产阶级寄于希望的青年卡在门外，使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没有希望”。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主要成员江青则称赞张铁生是“一个有棱有角的石头，敢于反潮流的优秀知识青年”。

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并在编者按语中说：

“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其后，《红旗》杂志在转载张铁生的信时也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紧接着，《光明日报》等主要报刊也都以显著位置全文转载了张铁生的信。不少报刊还发表文章，批判旧的教育制度，反对师道尊严，鼓励学生批判修正主义。当时还出现了现场考教授的事情，以此证明考试制度的弊端。

就这样，6月间恢复的“高考”被再一次全盘否定了。1973年的高校招生工作重新依据北大、清华的成功经验，“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在1973年秋，全国各地各高校的各个专业依然像1972年一样，招收了大批的工农兵大学生入校学习。

辽宁兴城县的下乡知青张铁生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入学，并被破例发展为共产党员。1974年3月，张铁生和同学、老师们一起奔赴农村，“开门办学”，帮助农村进行阶级斗争。有人说下乡“开门办学”“下糟了”，“学不到东西，浪费了时间”。可张铁生和他的同学们在4个月后的总结会上，用实际工作成果予以反驳，他们不但为生产队治疗牲畜疾病，还为贫下中农培训了一批赤脚兽医。

有资料显示，这种“废除考试制度”的新型高校招生模式一直延续到1976年。从1970年到1976年，全国总共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约82万余人。

再说8月18日，毛泽东召见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谈话，他说：

“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

8月20日，周恩来在“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中，传达了毛泽东18日的指示。

8月21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与会者一致推举毛泽东为“十大”主席团主席，又先后提出了由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4人为主席团副主席。许世友发言说：

“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

会议最后又提议增加李德生为主席团副主席；提议张春桥为主席团秘书长。

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另行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进一步协商，“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8月23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到毛泽东曾经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他还说：

“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做‘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他说，但我还是要管的，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主席又说：你们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做（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

接着，周恩来着重说明了毛泽东选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他还说：

“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不知给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

许世友仍然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张春桥见许世友如此态度，便指责他“反对主席的意见”。许世友不服气地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由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由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会议最后还通过了各种预选名单。

8月24日，周恩来在“十大”预备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希望我们这次大会，大家团结起来，不搞阴谋诡计。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对外反对帝修反，对内反对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中最死不改悔的一些死党。我们要坚持原则，当然，不排除必要的灵活。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大多数。”

8月24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1249人，代表着全国2800万党员。在所有代表中，工农兵代表占总人数的67％，妇女代表占20％，少数民族代表也有一定的比例，台湾省在全国各地所选出的代表，第一次参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王稼祥作为“十大”代表，出席了代表大会。李讷作为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列席了代表大会。

在主席台上的帷幕拉开之前，毛泽东由工作人员搀扶着，坐到了主席台中央的位子上。当帷幕徐徐拉开，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代表们怀着激动的心情，长时间的热烈鼓掌，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泽东亲切地向代表们挥手致意。

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大会开幕式。

大会首先通过了主席团名单。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主席团副主席，张春桥为主席团秘书长。

主席团成员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江青（女）朱德 许世友 陈锡联 李先念 姚文元 董必武 纪登奎 华国锋 吴德 马天水 马宁 马金花（女）于会泳 邓小平 邓颖超（女）王体 王六生 王必成 王永祯 王秀珍（女）……

大会通过了会议的3项议程：1、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2、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3、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始。周恩来问毛泽东：

“主席讲几句不讲？”

毛泽东没有回应，只是说：

“请周恩来同志作报告。”

周恩来就拿出稿子，开始作政治报告。在他念到“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说：“哎，不错。”

在周恩来念到“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毛泽东又插话说：“对。”

周恩来的报告结束后，毛泽东说请王洪文同志讲话。

周恩来和王洪文的两个报告，总共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毛泽东宣布说：

“报告完毕，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据吴旭君回忆说：“1973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的鼓掌欢呼，持续了10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子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根据我的判断，再让主席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这时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身体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建议总理当场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总理采纳了我的建议。”

8月25日至26日，“十大”代表们分组进行讨论。

8月26日这一天，中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

8月27日，“十大”代表继续分组讨论。

8月28日上午，“十大”主席团举行会议。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他有亲属关系的毛远新、李讷、王海容等，不提名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

会议讨论通过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

尔后，代表们分组传达、并讨论了候选人名单。

下午，“十大”第2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所作的政治报告，通过了王洪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

接着，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委员。在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67%是工人、农民、现役军人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代表；其余的33%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老干部代表。

中央委员有：毛泽东（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丁盛 丁可则　丁国钰　马宁　马天水 于桑 于会泳　于洪亮　王诤　王震　王必成　王宏坤　王秀珍（女）　王国藩　王洪文　王树声　王首道　王淑珍（女）　王淮湘　王超柱　王稼祥　天宝　巴桑（女）　方毅　邓小平　邓颖超（女）　尤太忠　孔石泉　孔照年　乌兰夫　韦国清　冯铉　司马义·艾买提 白如冰　田华贵　田维新　皮定均　叶剑英　刘伟　刘子厚　刘兴元　刘伯承 刘均益　刘贤权　刘建勋　刘盛田　刘湘屏（女）　刘锡昌　江青（女）　江礼银　江拥辉　江燮元　朱德　朱穆之　许世友　吕玉兰（女）　安平生　庄则栋　华国锋　华林森　乔冠华　任思忠　年继荣　纪登奎　邢燕子（女）　陈云陈郁　陈康　陈士榘　陈永贵　陈先瑞　陈奇涵　陈锡联　陈慕华（女）　杜平　李达　李强　李震　李大章　李井泉　李水清　李任之　李先念　李志民　李顺达　李素文（女）　李葆华　李富春　李瑞山　李德生　谷牧　杨勇　杨春甫　杨得志　吴涛　吴德　吴大胜　吴桂贤（女）　苏静　苏振华　张才千　张云逸　张平化　张达志　张池明　张延成　张体学　张宗逊　张恒云　张洪池　张树芝　张春桥　张维民　张富贵　张福恒　张鼎丞　张翼翔　汪东兴　萧劲光 岑国荣　宋佩璋　余秋里　周兴　周宏宝　周丽琴（女）　周纯麟　周建人　周恩来　宝日勒岱（女）　宗希云　林丽韫（女）　罗青长　罗锡康　冼恒汉　金祖敏　姚文元　饶兴礼　段君毅　祝家耀　胡继宗　赵紫阳　耿飚　耿起昌　钱之光　钱正英（女）　郭玉峰　郭宏杰　郭沫若　徐向前　徐景贤　夏邦银　唐岐山　唐忠富　倪志福　聂荣臻　莫显耀　秦基伟　陶鲁笳　姬鹏飞　康生　黄华　黄镇　尉凤英（女）　鹿田计　曹里怀　曹轶欧（女）崔海龙　梁锦棠 韩英　韩先楚　粟裕　董必武　董明会　傅传作　焦林义　曾绍山　曾思玉　彭绍辉　谢家祥　谢静宜（女）　鲁瑞林　解学恭　蔡畅（女）　蔡啸　蔡协斌 蔡树海（女）　滕代远　谭启龙　谭震林　廖承志　赛福鼎　潘世告　樊德玲 魏秉奎

中央候补委员有：卜谷香　七林旺丹　马明　马小六　马立新　马金花（女）　邓华　王体　王谦　王六生　王光临　王百得　王志强　王美季（女）　王景升　王德山　文香兰（女）　叶飞　央宗（女）　石少华　厉日耐　冯占武　冯品德　申茂功　卢忠阳　白栋材　江华　江渭清　吕和　吕存姐（女）　任荣　达洛　孙健　孙玉国　刘西尧　刘光涛　刘春樵　刘振华　向仲华　朱光亚　朱克家　肉孜·吐尔迪　阮泊生　萧克　吴忠　吴从树　吴玉德　吴向必　吴金全　杨贵　杨大易 杨坡兰（女）　杨俊生　杨富珍（女）　陈玉宝　陈代富　陈和发　陈佳忠　陈佩珍（女）　李化民　李守林　李定山　李祖根　李跃松　张令彬　张怀连　张世忠　张江霖　张英才　张林池　张国权　张泗洲　张积慧　宋双来　宋庆友 宋时轮　陆金龙　汪家道　王湘君（女）　佘积德　郑三生　林李明　罗春俤（女）胡炜　胡良才　胡金娣（女）　赵峰　赵兴元　赵辛初　姚连蔚　姚依林　徐驰　唐亮　唐克碧（女）　唐闻生（女）　铁瑛　贾那布尔　钱学森　高淑兰（女）　诸惠芬（女）　郭耀卿　康林　康健民　黄文明　黄成连　黄作珍　黄知真　黄炳秀（女）　黄荣海　隆光前　崔修范　盘美英（女）　彭冲　彭贵和　鲁大东　蒋宝娣（女）　谢家塘　谢振华　谢望春（女）　廖志高　裴周玉　黎原　樊孝菊（女）　薛金莲（女）

最后，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公报》；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公报》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朝气蓬勃的大会。

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次大会。

大会的议程是：一、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8月24日，大会正式开幕。

当毛主席出现在主席台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代表们怀着激动的心情，长时间地热烈鼓掌，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亲切地向代表们挥手致意。

大会选举了由148位代表组成的主席团。

大会一致通过毛主席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同志为主席团副主席，张春桥同志为主席团秘书长。

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还有：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董必武、纪登奎、汪东兴、华国锋、吴德同志。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路线取得伟大胜利，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同志为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经过广泛发扬民主，反复酝酿协商代表候选人，征求代表候选人所在地区或单位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最后选出了1249名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前，全体代表认真地讨论了大会的全部文件的草稿和草案。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纷纷以实际行动迎接“十大”的召开。

大会正式开幕这一天，来自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五湖四海的大会代表，通过高悬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巨幅画像的大厅，进入了庄严的会场。他们之中，有的是产业工人党员代表，有的是贫下中农党员代表，有的是来自祖国边疆、警惕地守卫在国防前哨的人民解放军党员代表，还有的是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党员代表。工农兵党员代表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妇女党员代表占百分之二十以上。汉族以外各兄弟民族党员代表，也占有一定比例。有待解放的祖国神圣领土——台湾省在全国各地的党员所选出的代表，是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们带着全国2800万党员的委托，各族亿万人民的心愿，同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地进行了工作。

8月28日，大会经过认真、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周恩来同志的政治报告和王洪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代表们高兴地说，这几个文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分析了国内外大好形势，充分肯定了在“九大”路线指引下各条战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总结了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和任务，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战斗纲领。

大会经过反复酝酿、讨论，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当宣布选举结果的时候，全场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热烈鼓掌声和口号声。

当选的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他们有的是建党初期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的是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炮火考验的各条战线的领导干部，有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三大革命运动和反对帝、修、反斗争中的优秀战士，还有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新入党的青年同志。老、中、青济济一堂，共同学习，相互激励。代表们兴奋地说，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充分说明了我们党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和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坚强团结。

大会愤怒地声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体代表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委员会对林彪反党集团其他主要成员的处理和所采取的全部措施。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大会的各项文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大会指出：当前，我们要继续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要充分利用林彪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要继续抓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斗、批、改，努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要按照“十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和通过的新党章，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大会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这种乱，是好事，不是坏事，它正在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方向发展。我们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党的一贯政策，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大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各族人民，务必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警惕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警惕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团结胜利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8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事先交代说，他不出席这次全会。

周恩来主持会议，选举出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成员。

十届一中全会的公报是这样宣布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于8月30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结果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 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女）朱德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女）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德 李德生张春桥 周恩来 康生 董必武

在以上领导人中，康生在“十大”以后因年老体衰，就经常卧病不出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在中共“十大”上，工农兵代表占代表总人数的67％，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委员中，工人、农民、现役军人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代表也占67%。这两个67％是毛泽东时代政治生活和管理体制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尽管他们（两个67％）中的绝大多数不久便在“一0六”政变后遭到了镇压，但他们的名字已经成为那段历史的烙印，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抹煞得了的。

第26章 1973年9月—

“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束缚老百姓的思想时，就落入到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话说1973年9月初，毛泽东在和毛远新的谈话中谈到了本传前边已经说过的他写给郭沫若的《读〈封建论〉——呈郭老》那首诗，由此还谈到了孔子。

据最近网上爆料的《毛远新回忆1973年毛主席关于孔子的谈话》一文称：毛远新说，1973年主席给郭老写了首诗，没有公开发表过。这首诗当时谁都不敢讲。为什么不敢？涉及政治问题：批孔。因为后来邓讲，批孔就是批周总理，那一段时间都这么讲，所以都回避。包括有一个专题片，专讲主席诗词的，题目叫《独领风骚》，这个解说片街上有卖的。主席诞辰110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讲诗人毛泽东，从主席的诗讲主席的一生，讲的水平很高，在中央一台播过，后来在中央四台播过，有声有色，作者陈晋，我见过。但主席给郭老写的这首诗没有收入主席的诗集。当年主席给我一句一句地讲这首诗，我拿着这首诗，主席还给我讲了柳宗元的《封建论》，一种单行本，字很大，还有章太炎的两篇文章，也都是印成单行本，主席让我回到沈阳，召集省委常委给每人印发一本，大家讨论学习，还要把黑龙江、吉林两个省委集中到沈阳来，同时给他们每人都发这首诗，主席其它的诗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毛远新说，主席诗的名字是《读〈封建论〉——呈郭老》。

毛远新说，主席这首诗是1973年夏天写的，但跟我讲是在“十大”以后。当时，我在辽宁工作，1973年9月“十大”开过后，我要回去，去和主席告别，他给我讲了关于对孔子的看法。

郭老的《十批判书》里边有一批是批秦始皇的，骂他焚书坑儒。书是50年代出版发行的。主席把柳宗元的《封建论》给了我，我详细读了。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肯定秦始皇的。其中有一段话：说秦二代就亡了。他指的是分封制，柳宗元反对封侯，认为导致秦朝“二世而亡”的真正原因不是实行郡县制，而是动用民力过大；而封侯只能造成国家分裂，先是纷争，最后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发生了。秦统一以后要不要分封？李斯和好多人发生分歧，李斯反对分封，主张搞郡县制，皇帝任命省长、县长，而不是封一个王到全国各地，他的子孙后代都是统治者，世袭。秦始皇把这个东西破了，主席说秦始皇功劳非常大，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秦始皇之前很多都是王侯，秦始皇感觉分封王侯不行，就实行郡县制。后来一些朝代又实行分封，如汉朝七王、八王之乱，闹的汉武帝不得安宁，不少王造反。到唐朝李世民也要封，但没有封，实际上内部有争论。历朝都有这种事，要不要封王。如某某省要封一个王，那就世袭了，他的子孙，即使是阿斗也得说了算，最后国家分裂，都是这样。《封建论》对秦始皇是肯定的，所以“劝君（郭老）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这样的大事，不是郭老你一个人就能作结论的。说秦始皇迫害知识分子，秦始皇统一国家，统一文字和度量衡，还要统一思想，思想不统一国家就难得统一。而秦灭六国时，各国都有一大帮儒生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为了统一思想，就必须对他们采取措施，这是统一的必要。“历代都行秦政治”，这个“政”是政治的政（因为秦始皇名赢政，有人就认为是“赢政”的政），是指秦以后历朝历代都是按照秦始皇的治国方略治理国家的。“孔学名高实秕糠”，是说孔夫子的那一套虽然名气很高，实际上却没有什么用处，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熟读唐人《封建论》”，就是要熟读柳宗元的《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就是不要从柳子厚（柳宗元字子厚）倒退到周朝去了。“文王”就是周文王。

对于孔夫子的理论，毛远新说，主席认为，孔子当年，他那套东西没有市场，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被赶了出来。为什么？战国七雄，唯独秦国是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去的。从商鞅变法以后，其它国家允许孔子的弟子（那时孔子已死）去讲学，可为什么那些相信过孔夫子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听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统一，是不是这个道理？“历代都行秦政治”。从秦始皇死了以后，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刘邦把项羽打败了又统一了中国。汉以后，从三国、魏晋，一直到南北朝元明清，历代皇帝都是骂秦始皇的，但是做起事来都是学秦始皇的。说一套，做一套。想想看，道理是不是这样？都骂秦始皇是暴君，但是他们做起来并不比秦始皇手软。秦始皇坑了四百多个儒生，后来的皇帝不是照样吗？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厉害！所以说“历代都行秦政治”。“孔学名高实秕糠”。主席说，孔夫子的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社会里，哪种复杂的矛盾它都处理不了，它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些废话、屁话！这都是主席的原话。

主席说，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反了就大逆不道。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就得违背孔夫子的儒学理论，就必须批孔，要不然就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主席举了个例子：如刘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刘邦，见了儒生把帽子拿下来撒尿，这个史书上有记载。可是到汉武帝时，却独尊儒术。这就说明，到了要巩固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

宋太祖赵匡胤他搞陈桥兵变，军事政变，发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黄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这不符合孔子的理论，肯定不符合。但他当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请了回来。造反的时候批孔，治国时尊孔，都是这样。成吉思汗他读过论语吗？他的铁蹄杀遍欧亚大陆，见人就杀，简直是要把所有的农业区都变成牧区、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后边的皇帝，却到山东去祭孔啊，给孔的地位那么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像元朝皇帝给孔子封的帽子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吗？没理，他得反孔。但朱元璋上台以后，要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样，努尔哈赤读过什么书？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符合孔子的理论吗？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后，要把孔夫子请出来。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从批孔开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吗？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就又要尊孔。

毛远新说，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也好，陈独秀、李大钊也好，“五四”运动就是批孔开始的，是不是这样？等到蒋介石坐上了宝座以后就去尊孔、祭孔。蒋介石把孔家的后代请到台湾，现在还在那里。中国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当要起来造反的时候，都要批孔，用我们的话说，你是革命党的时候是批孔的，当成了执政党，巩固地位时又要尊孔。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为什么？这是什么道理？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主席说，到了现在，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丘本人，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给他梳妆打扮，根据统治者的需要，用鲁迅的话说，后边讲的孔孟之道，是御用文人经过梳妆打扮过的孔夫子，他们就是以这套思想来束缚统治人，是思想专制的工具。回顾中国历史是不是这样？

毛远新说，你说蒋介石真正相信孔夫子吗？对共产党员他“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孔夫子什么时候教过他这一条？孔夫子是“和为贵”。所以主席那个时候写那首诗，提出要批孔。为什么？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员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一旦中国共产党也尊起孔子来了，就说明你也到时候了，就说明你统治不下去了，要靠他来维持你的统治了。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主席说，你看看历代，革命的时候都是从批孔开始，等到他掌权的时候，都要把他请回来，干什么呢？把他作为对人民统治的思想专制的工具，所以主席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他们一样，都值得我们尊敬，纪念，值得研究，因为他们的思想实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尊重。但是孔子的这套理论，它是唯心的，主张政治倒退的，是不能接受的。至于说我们现在批的孔，用鲁迅说法是已经经过各朝各代梳妆打扮以后的孔，不是当年的孔夫子。比如，孔子不过是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可是到了南宋以后，却让妇女缠小脚，这是对人体的伤害，男尊女卑，不知道比孔子发展了多少倍！男女不平等，孔子那时还没到这个地步；但是理论根据是孔夫子的。

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束缚老百姓的思想时，就落入到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毛远新回忆，主席还说，中国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不像西方。主席举例子说，西方耶酥和孔子差不多，他那个时候也是到处受人迫害，还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创立的那套东西，在当时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到了欧洲的中世纪，教会是统治和奴役人民的一个最坏的工具。主席说你看资产阶级革命，从文艺复兴开始，首先就是对着教会，批判神，就像我们批孔一样。这个教会不是说耶酥本人怎么样，只有打破这个东西，资产阶级革命才能起来，那个时候教会是宗教裁判所，有时比法院还厉害，科学家好多都是被他们迫害死的，像哥白尼、伽利略，你必须改变自己的理论，不改变就要处死！这能怪耶酥吗？不是耶酥的问题。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就用孔夫子的这套东西来统治老百姓。在中国，是实用主义。有病了，生不下孩子就想起神来了，孩子生下来病好了，早把它忘了。宗教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对它进行了一次批判，然后进行改造，改造以后它适应于资产阶级社会。所以现在的宗教和中世纪的宗教大不一样。

毛远新说，主席想的是，我们既然已经认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就应该以这个思想来教育人民。孔夫子那一套虽然话都很好听，拿出哪一句话你也不能说他错，但它不能解决问题。现在讲“和谐”，“和为贵”，引起了矛盾，又处理不了，“和”得起来吗？

再说9月5日至11日，国务院教科组率先召开了“全国教育系统批孔座谈会”。迟群在会上说：

“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件大事来抓。”

随后，全国各大报刊陆续发表了很多的批孔文章。一时间，“批孔”声势大震。

9月11日，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应邀来华访问。这是西欧大国中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国家元首。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蓬皮杜。

是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蓬皮杜总统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

9月12日下午，周恩来陪同蓬皮杜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我不行，一身病呢！”

他在谈到英国时说：

“英国加入共同体是件好事。”

毛泽东还说：

“全世界都反对我们，主要是两个国家，一个美国，一个苏联。美国说我们比希特勒还要坏。阿登纳在回忆录里说，赫鲁晓夫请他帮助反对中国。他把这个话讲给戴高乐将军，讲给杜勒斯，总而言之，逢人就讲。他高兴赫鲁晓夫反对中国。所以我们总感觉西方各国有一股潮流要推动苏联向中国。苏联野心很大呢。整个欧洲、亚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

9月13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新华社9月12日发出的电讯：《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全文如下：

【新华社1973年9月12日讯】毛泽东主席9月12日下午5时会见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双方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法国外交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见。

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毛主席住处，首先在门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毛主席、蓬皮杜总统见面时，双方长时间地握手。毛主席对蓬皮杜总统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蓬皮杜总统说：我为有机会同你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你使世界改变了面貌。他还转达了戴高乐将军生前怀有的同毛主席会见的愿望。毛主席在随后的谈话中回顾说，10年前在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法国在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他请蓬皮杜总统回国以后向所有他见过的法国朋友问候。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

《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时的照片。在中南海，毛泽东那间堆满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

后来，周恩来还陪同蓬皮杜观看了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

9月14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根据主席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了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10月5日前进行完毕”。“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5、6天就能解决问题。”

9月2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来华访问的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双方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交谈。在座的有周恩来和王洪文。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1973年10月间，中共中央决定：增补王洪文为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10月13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会见由周恩来陪同的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特鲁多将访华前特意定制的古铜色白求恩纪念章作为“加拿大总理首次访华”的礼物，分别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参加会见的还有王洪文。特鲁多坐在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外交部长助理、翻译王海容坐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

特鲁多访华期间，正值第4次中东战争爆发不久。在会谈中，特鲁多主动向毛泽东请教关于世界上是否会有持久和平这一问题的看法，毛泽东与他就此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外，毛泽东还主动询问起加拿大的地理与农业生产情况，关注中加贸易的发展。

这一天，在两国领导人的积极推动下，中加贸易协定得以签署，为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开启了大门。

除了访问北京之外，特鲁多此行还到访了中国的历史名城洛阳，由周恩来亲自陪同他乘车前往，凸显出中国对发展与加拿大关系的高度重视。

10月20日，周恩来在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会议“基本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稿。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

10月21日夜，中共中央委员、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工作的公安部部长李震吊死在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热力管道沟内。

这是建国以来罕见的一起案件。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的气氛很紧张。

10月27日，周恩来在关于处理李震案件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分析案情，认为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因此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委托华国锋负责破案工作，纪登奎、吴德协助，同时在公安部内进行动员整顿工作。

经毛泽东批准，中央采取了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

后来在11月11日，正在中央举办的“读书班”学习的十届中央委员祝家耀、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杨贵被派到公安部工作，任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参与破案工作。1974年1月，经侦查人员大量调查研究，解剖尸体化验，现场痕迹检验，以及各种方式的模拟试验，完全证明李震是自杀而死。

1973年11月2日下午，天气特别寒冷。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政府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与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就孟加拉问题交换意见，一位中国外交人员递给周恩来一张纸条。周恩来看罢，马上对惠特拉姆说：

“我们能不能私下谈句话？”

惠特拉姆闻言随即起身，没想到他那高大的身躯上未曾拉上拉链的夹克衫，挂住了会议桌上绿色台布的穗子，整个台布被他一拉，像剥香蕉皮一样，一下子掀翻了桌面上所有的便笺、铅笔、茶杯等用品。待服务人员收拾好桌子，年轻的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蒂芬·菲茨杰拉尔德在便笺上写下几个字：“可能是见毛泽东”，然后他把便笺推向坐在他旁边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他的确猜对了。

下午4点半，两辆黑色的小轿车由长安大街一扇红色大门驶进了中南海。每位来访者下车时，都有一位中国助手把手放在车门顶部，以免客人下车碰着头。

毛泽东在书房里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会见了惠特拉姆等客人。他不用别人搀扶，自己站起来，步履蹒跚地走向前，对澳大利亚客人说，我的腿不方便，听觉似乎也不太好。

在会谈中，毛泽东品着杯中的茶水，静候着，默不作声。而急于展示自己知识的惠特拉姆则滔滔不绝。周恩来和毛泽东讲的一样少，王洪文也只讲了一两句。毛泽东把双手稳稳地搭在沙发的扶手上，忽然说道：

“现在该让我提几个问题了。”

毛泽东向惠特拉姆询问澳大利亚工党和共产党哲学观点的差别。惠特拉姆答道，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进化的产物，而共产党人则坚信只有革命才会有社会主义。

“噢，你的观点是达尔文派的啰？”毛泽东漫不经意地问道：“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是以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名字命名么？”

惠特拉姆这位工党领袖，对毛泽东的提问，竟然一无所知。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极力回避惠特拉姆对他的许多赞誉之词。当惠特拉姆说他对现代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时，毛泽东却说他的作用还没有那么大。当惠特拉姆称赞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时，毛泽东却说，我们目前取得的成就微不足道。他还说：

“不过，中国的贫穷是件好事，它使得人民要革命。”

惠特拉姆说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没有得到过苏联的帮助。毛泽东对他的话，再次作了订正。他还慢吞吞地说，莫斯科有时帮不了什么忙。

惠特拉姆极力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他说，他们和日本一样，反对中国的核试验。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说：

“我们不在乎你提出这个问题。”

毛泽东还说，就像在父子之间一样，即使是最愚蠢的问题也可以谈。他不屑于为中国的核试验政策辩护，对于中国的核试验，他只是说：

“这是必要的例行公事。”

惠特拉姆反对“必要的例行公事”这一说法。不过，后来他让步了。他承认，不能把中国的情况简单地与法国相提并论：原子弹是在中国本土爆炸，不像法国在遥远的殖民地进行试验。另一方面，中国实际上受到了核武装敌人的威胁，而法国则没有，并且巴黎还受到了美国的保护。

毛泽东一听这话，就激动起来了。他说：

“法国正受到苏联的巨大威胁，他需要独立的威慑力量，他也应该有这种力量。”

毛泽东稳定了一下情绪，又说：

“当然，不管怎么说，核武器并不起多大作用。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人。”

在谈到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时，周恩来插话说：

“工人、农民、现役军人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合起来比例约为67%，其余之33%，很大一部分是革命干部，这里边很多过去也是军人。”

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他评价邓小平说：

“打过仗，懂军事。”

惠特拉姆告诉毛泽东，邓小平曾经给他说过，邓小平出席过“八大”和“十大”，“九大”却没有参加。他问道：为什么邓小平在1969年的这次会议上缺席了呢？毛泽东说：

“那时，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惠特拉姆又谈到了王洪文，说王洪文在“十大”后已经“世界闻名”。他还以玩笑的口吻说：

“你在什么地方发现他的？”

毛泽东说：

“不知道。”

惠特拉姆说：

“当年你们长征时，他还没有出世呢。”

王洪文插话说：

“我正是长征时出生的，那年我一岁。”

惠特拉姆说，就中国的问题来看，“革命的前途”无疑是在年轻的一代身上。

“我和周恩来都活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毛泽东说：“我已疾病缠身。”

周恩来笑着插话说：

“他只是膝盖有点风湿痛。”

毛泽东接着说：

“我已和上帝打过招呼了。”

周恩来见毛泽东如此说，只好缄口不语了。他看了一下手表，示意会谈差不多该结束了。毛泽东就指了指王海容，打趣地说：

“她把我管得很紧，从不让我说话时间太长。”

11月7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今译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坐在毛泽东两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11月10日，在9月22日就任美国第56届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一行，来华访问抵达北京。

是日晚，外交部长姬鹏飞举行宴会，欢迎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一行。

周恩来、叶剑英出席了宴会。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副主任詹金斯和霍尔德里奇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姬鹏飞外长在祝酒时说，基辛格博士这是第6次前来我国访问，同时也是他就任美国国务卿后第一次来访，同我们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我们对此感到高兴。他向基辛格国务卿以及随他来访的各位美国客人们表示欢迎，并借此机会向伟大的美国人民致意。

姬鹏飞说，自从博士1973年2月访华以来，国际上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有力地证明了，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我们认为，这种动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人民说来是好事，不是坏事。通过这种动乱，人民进一步得到了锻炼，看清了方向，加强了团结，日益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姬鹏飞外长说，无疑，我们双方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存在着分歧，但过去两年多的经验表明，双方本着坦率精神交换意见是有益的。自从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以来，中美两国之间互设了联络处，中美两国人民间的各种交流有了可喜的开展。两国人民的了解加深了，友谊增进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我们相信，只要沿着《上海公报》所确定的方向前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基辛格博士在祝酒时说，这是我第6次荣幸地访问中国。今天的旅程重复了我1971年7月份秘密访华的路线。参加过那次旅行的所有的人都不会忘记我们初次进入中国境内时的兴奋心情，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来访问一个新的国家，而且我们当时认为这是一个神秘的国土，一直到总理向我指出，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更多的是由于我们的无知，而不是由于她的神秘。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对于世界和平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在那个时候就为自己确定了任务，就是决心向着关系正常化，向着确立美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前进。

基辛格博士说，正如外交部长先生以前所说的，我们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我们在彼此的首都互设了联络处，我们两国之间的交往增加了，但是我们决心要做的比这更多得多，并且决心尽可能快地完成我们在两年前开始的过程。

基辛格说，我们在《上海公报》中确立了一些共同的重要目标：我们将反对霸权，我们将不代表第三国讲话，我们将信守和平共处的原则。我们决心履行《上海公报》。因此当我第6次来访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中国已不再是神秘的国土了。我们已经懂得了中国说话是算数的，我们彼此所作的每一项诺言都得到遵守。我们也懂得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和平和幸福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而且也有利于全世界。

基辛格说，因此，我和我的同事们抱着开诚相见的态度来到这里，以便加速我们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促进《上海公报》的目标，并就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问题交换意见。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次像历次来访一样，将会取得良好的进展。

11月12日下午，周恩来和基辛格正在会谈，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会见基辛格一行。周恩来便与基辛格同乘一辆中国轿车来到毛泽东的住处。门厅里摆着一张乒乓球台。书房里沿墙摆满了书籍，中间是摆成半圆形的沙发。基辛格感觉毛泽东看上去比他过去见到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健康。毛泽东同基辛格等人一一握手，他还与陪同基辛格的布鲁斯、洛德开玩笑说，布鲁斯上了年纪，洛德还年轻。我比你们两人年龄都要大，我已经80岁了。待客人落座后，毛泽东一开始就问周恩来和基辛格讨论了什么问题。周恩来说：

“扩张主义。”

毛泽东佯装不知，笑指着基辛格，故意问道：

“谁在扩张，是他吗？”

周恩来也顺着说：

“是他开始的。但是别人现在赶上来了。”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

“苏联的扩张主义还可怜得很，他们是野心大，胆子小，就像古巴导弹危机和你们最近宣布戒备时期已经证明的那样。美国的外交，太喜欢打太极拳。而中国的战略，则是以比较直接的对抗做基础的。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打消了我们任何灵活的想法，对于苏联的扩张，必须针锋相对，玩弄策略是没有意义的。”

基辛格说：

“无论我们的策略如何不同，我们已经证明自己有决心抵抗挑战。”

毛泽东说：

“我相信这一点。因为你最近访问阿拉伯世界是做了一件好事。”

他向基辛格介绍了苏联总理柯西金1969年在北京机场和周恩来会谈的情况。尔后说：

“我曾经说过，这场斗争要进行一万年，现在看在他亲自来找我的面上，我愿意减少一千年。（笑声）你们看我多大方，一让步就是一千年。”

在座得人都被毛泽东逗笑了。毛泽东又说：

“后来又有一次，一位罗马尼亚官员也来为苏联说情。这次我又让步，再减少一千年。（笑声）你们看，我规定的期限是越来越短了。”

在一片笑声中，毛泽东接着说：

“第3次，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也来了——这是两年前的事。他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说：‘这次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能再让步了！’（笑声）”

基辛格对毛泽东的风趣语言极感兴趣，始终认真而开怀大笑。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说：

“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7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目前它还无法进攻中国，除非你们首先让它进来，首先把中东和欧洲拱手相让，使它们可以把部队调到东边来。总而言之，遏制苏联是必要的！”

基辛格说：

“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

毛泽东说：

“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

基辛格说：

“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

毛泽东说：

“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

基辛格说：

“可能是这样。”

关于中美关系，毛泽东说：

“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

基辛格说：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

“我说，我们眼下没有台湾也过得去。可以等100年再谈。这个世界的事不要太急。何必那么急呢？”毛泽东有意告诫基辛格：“至于你们同我们的关系，我看不需要100年。但这得由你们决定。我们不催你们。”

基辛格说：

“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

毛泽东说：

“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

基辛格说：

“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

毛泽东“哎”了一声说：

“一样。台湾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际全局问题。”

这一次会见，毛泽东与基辛格谈了近3个小时。临了，他再一次警告基辛格说：

“苏联欺软怕硬。”

毛泽东费劲地站起身来，没有要人扶他，然后缓慢地移动脚步把基辛格等人送到外间接待室，一同照了相。他还握着基辛格的手说：

“请向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转达我个人的问候。”

这正是：毛公妙语逗博士，客人闻道偷着乐。鼎立上策在伐谋，岂是联姻能苟活。

11月12日晚，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洛德举行第2次会谈。基辛格突然提出，中美两国建立一条防止突发事件、快速传递信息热线的建议。周恩来说：

“我们必须研究一下。”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此时，毛泽东已经睡下了。

11月13日，基辛格在中美第3次会谈中，又提出了建立中美信息热线的问题。周恩来说：

“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做好了准备。”

他将话头一转，又说：

“如果你所提议的，能够在预警设施上合作，对我们在情报上会有大的帮助。当然，这也包括通讯网络。可是，要做得不让人发现我们的合作关系。”

基辛格说：

“总理先生，要秘密建立一条热线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其特定用途应该是可以保密的。”

周恩来说：

“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周恩来送走基辛格，来到毛泽东住处，准备汇报工作。他看到毛泽东正在睡觉，只好又回去了，便让工作人员把关于基辛格的访华公报稿送给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委员审阅。

11月13日晚，基辛格博士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他在祝酒时说，我们今天在中国朋友家里请他们吃饭，这是极其合适的。我们中国朋友具有很大的艺术，能够使他们的美国客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基辛格说，我曾经请我的同事中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提供一个适合这个场合用的中国谚语，他们告诉我的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我可以说，我们第一桌确实在实践这句谚语。

基辛格说，当我们结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逗留即将离去的时候，我们像前5次的访问一样，对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对我们建立的关系感到亲热。当尼克松总统在将近两年前到这里来并由此产生《上海公报》的时候，他是一位开拓者。尼克松总统所开始的旅程，现在已被所有美国人认为是必要的了。不论将来在美国发生什么事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都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持续因素。这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必要性和原则性的基础上的，是因为我们信守这一原则，并且懂得这一必要性。

基辛格博士说，在我们离开以后，我们要发表一项公报，但是，这次访问和我们的关系的意义，决不可能包含在一个文件的字句中，它们将包含在已经建立的关系和我们所规划的未来中。

基辛格说，我有幸同毛主席进行有远见的、广泛的交谈，并且同总理进行长时间、建设性的会谈。很清楚，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将得到加强，《上海公报》的原则将得到加强和重申，我们关系的正常化将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向你们保证，不论今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关系中所取得的进展，今后将继续发展下去。

基辛格在结束讲话时，代表尼克松总统、代表他的所有同事提议为毛主席的健康，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持久的友谊，干杯。

姬鹏飞外长在祝酒时说，基辛格博士一行即将结束对我国的访问，明天就要离开北京了。在过去这3天里，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博士就促进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我们两国官员还具体讨论了从各方面进一步开展中美之间的交流问题。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又一次会见了基辛格博士，同他进行了范围广泛的交谈。应当说，通过博士第6次来访，我们双方对彼此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方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双方来说，这都是极其有益的。

姬鹏飞外长说，历史在发展，人类在进步。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在未来的岁月里必将不断加强，中美两国关系必将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向着正常化的目标不断前进。

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

这一天午后，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说：周总理有的问题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她们还说，周恩来、叶剑英被美国的原子弹吓怕了。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态度软弱了，犯了右的错误。

11月17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所有参加中美会谈人员开会，他批评说：

“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他就不投降。”

关于对美关系，毛泽东说：

“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

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他对外交部的人员说：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放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11月18日，周恩来在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说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1月21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会批评了周恩来和叶剑英。

欲知毛泽东后来还有什么重要指示，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关于对美关系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请读者认真回顾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和这一次与基辛格的谈话以及有关中美关系方面的一系列指示。可以说，他制定的政策和策略都是很高明的，是无懈可击的。如果这些政策和策略在施行中“差之毫厘”，其结果便会“谬之千里”。因此，毛泽东告诫党内：“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这个话和本传前面讲到的他在7月4日批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一样，都属于党内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目的是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外交问题上，特别是在中美关系上，切不可信口开河。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政治智慧，在此时的党内依然是无人可及的。

另：据某官方媒体披露：王洪文在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之前月薪68元，当了中央副主席以后月薪仍是68元。1976年10月王洪文被捕后，搜查者从他在钓鱼台的住所搜到“一些装有现金的信封”。信封上印有上海某机关的名称，是上海每月给他的生活补贴，每月15元。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届人大后）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自己也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国家干部工资，仍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他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一个月出满勤是45元。中央每天给陈永贵1元2角的生活补助，一个月36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届人大后）主管工业卫生的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仍然每月只拿西北国棉一厂67元2角的工资。参加国务院会议喝一杯茶要交一角茶叶费，吴桂贤原来不知道这个规矩，就喝了茶，知道这个规矩后，就说自己不爱喝茶，只喝白开水了。这则消息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尽管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内身居高位，却仍然和普通的工人、农民一个样，是没有任何特权、没有任何特殊待遇的。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干部！

第27章 1973年11月—

“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3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舰队，第7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话说1973年11月25日，毛泽东收到一封署名“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信中批评江青的“民主作风较差”，“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是不恰当的，称江青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也是不恰当的。毛泽东在信上批示道：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1973年12月初，中央政治局又接连召开会议，对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外交事务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批评。

12月9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洪文陪同下，会见了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比兰德拉在谈话中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说：

“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

周恩来插话说：

“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

毛泽东说：

“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

送走外宾后，毛泽东把周恩来、王洪文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留下来谈话。他和周恩来长时间地热烈握手，肯定了11月21日和12月初批评周恩来、叶剑英的政治局会议，他说：

“总理啊！这次会开得好，很好。”

他又指着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说：

“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她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

此后，中央政治局对周恩来、叶剑英的批评就停止了。

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身体很虚弱，会议是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里进行的。政治局委员们用心聆听着毛泽东讲话。只听他说道：

“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

他对着叶剑英说：

“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便齐唱“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大家唱完了，毛泽东说：

“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

散会后，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大家一致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同意将邓小平补为中央军委委员，并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委员，将来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追认。

12月13日，毛泽东召见中央政治局有关军事调动的成员谈话，他问道：

“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

他接着说：

“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12月14日，毛泽东召见政治局有关成员谈大军区对调的事，他首先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然后说道：

“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

毛泽东转向陈锡联说：

“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831’（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笔者注），就会批你，那也不要紧。”

他又对大家说：

“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

毛泽东最后说：

“现在，我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毛泽东转向邓小平说：

“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再一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关于邓小平复出的问题，纪登奎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毛主席实际上是非常信任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的，毛主席对他们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和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说毛主席没有识破他们，那完全是一句空话，毛主席怎么能不了解他们呢？毛主席为他们扫除了多少障碍，几乎所有被打倒的人都是江青认为是坏人的人。林彪死后，毛主席经过再三考虑，把邓小平解放出来，委以重用。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第一，邓小平口口声声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继续做些工作；第二，林彪是要往死里整邓小平的人，邓小平也对林彪有深仇大恨；第三，邓小平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在抓经济工作上有一套办法；第四，江青自己也提出：‘这些经过文革批判再站出来的领导干部，一般都小心谨慎，生怕犯错误，变得听话，好领导了。连邓小平都是这样。’毛主席认为，邓小平站出来后，会很好地尽职尽责；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周恩来是在邓小平等人问题处理的主要责任者，许多专案的批示都是周恩来批的。毛主席分析来分析去，认为解放邓小平利大于弊。毛主席在邓小平站出来以后，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华国锋等人说过这样的话：‘邓小平站出来了，还要有这么一批愿意改正错误的人陆续都要站出来，这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果，是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巩固的结果。这就在世界上说明，我们搞这场革命不是个人的恩怨之争，也不是个人的权力之争，确实是个路线问题，方向问题。只要犯错误的人愿意改正错误，我们都采取欢迎的态度和帮助的态度。古人讲用人不疑，我们使用邓小平就是要给他权力，给他职务。这就叫充分放手，认真观察，依靠群众，团结干部。’”

12月15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他一开始就说：

“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516’。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了，他说：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选妃子遍及全国，某一个省就选了300人，这也是共产党干的事呵？！”

毛泽东接着谈到邓小平，他说：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们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说：

“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有些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他转向邓小平，说：

“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那就当老百姓。”

关于培养王洪文一类年轻干部，毛泽东说：

“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

最后他还说：

“要准备打仗！”

12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小客厅里接见参加中央军委关于8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的全体成员。与会者共有43人。

毛泽东端坐在中间，两边是周恩来和王洪文，还有叶剑英、张春桥等人。毛泽东同到会者一一握手，几乎和每个人都要说上几句话。他握着广州军区政委韦国清的手说：

“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

他握着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的手说：

“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

“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

他对聂荣臻说：

“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

他握着朱德的手说：

“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嘛！”

接下来，按照毛泽东的安排，王洪文拿起点名册开始点名，他首先点了许世友的名字，没有人答应。王洪文向会场望去，只见许世友脸色铁青，扭着脖子，眼望着天花板，理也不理。

许世友何以对王洪文持此抵触和鄙夷的态度呢？这与毛泽东请来的“永不翻案”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不无关系。

据纪登奎说：“在林彪倒台后，许世友逢人就说，他和王洪文的关系如何好呀，和张春桥的关系如何好呀。还说公道话：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保我的，凡是有人反对我的时候，他都要站出来说我的好话。这些我都不会忘记。”

纪登奎的这一番话正是揭示了党内、军内风向的重大变化。

此时的王洪文见许世友不做声，就又重复了一遍：“许世友！”忽听“咚”的一声，大家扭头一看，是许世友将他手中的茶杯重重地磕在了茶几上。王洪文望望毛泽东，毛泽东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周恩来见状，连忙拿过点名册，看也不看，就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

名字点完了，他说：

“现在请主席宣布8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这对调的8大军区司令员是：北京的李德生和沈阳的陈锡联，济南的杨得志和武汉的曾思玉，南京的许世友和广州的丁盛，福州的韩先楚和兰州的皮定均。此外还有3个大军区，即新疆、成都和昆明，因其司令员刚调去不久，就没有变动。

宣布完对调的命令，毛泽东指着陈锡联说道：

“你陈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

他转向李德生等人说：

“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会照样去做。”“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许世友插话说：

“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

毛泽东接着说：

“慢慢来，就会顺手。”“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

他对韩先楚说：

“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10个指头有1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毛泽东把许世友从后排叫到前排，问道：

“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

许世友说：

“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

“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呢。”

“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

毛泽东解释说：

“它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典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

许世友说：

“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

“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毛泽东在引用这句话时，故意把书中的“常鄙”的“鄙”字改为“恨”字。许世友说：

“应该搞点文。”

“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

“大体可以。”

“要看5遍。”

“坚持看5遍。”

毛泽东接着对大家说：

“汉朝的绛是说周勃，是苏北沛县人，他厚重少文。《汉书》上有《周勃传》，你们看看嘛！”

他又对许世友说：

“你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

毛泽东转向众人说：

“《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就接受了招安。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许世友回答说：

“出了修正主义就把他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

毛泽东说：

“不怕啊！你就做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他转头对朱德说：

“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毛泽东转对陈士榘说：

“陈士榘同志，假如说党内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哩，都是井冈山的么！你的风头已经出够了，华东战场上的几个大仗，打得不错嘛！”

关于陈士榘的故事，前面已经讲了不少。他在晚年还有一段轶闻，不妨借此机会一叙：陈士榘与前妻离异后，一直独身。晚年体弱多病，在20世纪80年代终于遇上了一个红粉知己，那便是他后来的妻子李峥。正值中年的李峥，不但一直深爱着他，而且把他照顾得是无微不至，使他的晚年生活充满了温馨和快乐，幸福地度完了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在陈士榘弥留之际，李峥忍不住问他一个问题，说：“你一辈子最爱的是谁？”毫无疑问，妻子希望的是自己的劳动和付出能够得到丈夫的认可，只要陈士榘能够留下一句“最爱的是你”这样的话，她就心满意足了。可是没想到陈士榘喘息着用他那僵硬的舌头吐出了3个字：“毛主席！”

这真是：万马军中一骠骑，摧阵斩将如霹雳。

大义彪炳千古少，归去犹念毛主席。

再说毛泽东在会议上继续说：

“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我是保他的。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周恩来插话说：

“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

毛泽东说：

“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罗瑞卿同志和林彪作斗争是正确的。在上海，我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他问朱德说：

“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

朱德说没有了。毛泽东对众人说：

“那好些了。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

朱德说40年了。毛泽东说：

“我跟你，40年了。”

他又指着邓小平说：

“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

毛泽东接下来又谈起了国际局势。关于会见基辛格的情况，他说：

“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3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舰队，第7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周恩来看看会见的时间已经过了1小时又20分钟了，就说：

“唱个歌吧！”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的意思，便说：

“就散了啊！”

于是，福州军区政委李志民指挥着大家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段唱完了，毛泽东说：

“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

说罢，他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支歌，就宣布：“散会。”

12月2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时发出了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8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的命令。

12月26日，是毛泽东80周岁寿辰。这一天，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给毛泽东发来贺电，国内各界人士也纷纷表示祝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特地派专人给毛泽东送来了寿礼。毛泽东仍然坚持不做寿。国内静悄悄的，几乎所有的报刊、电台、电视台均未公开宣传和报道。仅有新华社的《参考消息》透露了一点。

毛泽东还是像往常一样，和家人、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欢聚一堂。

就在这12月间，章含之与外交部长乔冠华结婚了。毛泽东得知乔冠华到章含之的家里去住，就连声说好。他还引用电影《乔老爷上轿》的故事，风趣地对乔冠华说：

“乔老爷，这一次啊，你可真是上轿了啊！”

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题目为《元旦献词》的社论。社论中说，当前的政治任务是：“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批判修正主义”，“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

据吴德后来回忆说：“我记得1974年初，那时党的‘十大’已经开过了，我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曾经找我谈话，询问了北京市的情况。她对我说：‘现在自上而下都有一股要翻文化大革命案的逆流，如果现在不引起重视，将来非受害不可。我觉得这股风是一些人有意识地推波助澜搞起来的。’我问道：‘这个情况要是向毛主席反映，要拿出事实来才行呀。抽象地谈，只会使毛主席反感。’江青自己也拿不出更好的方案。但是，你要佩服，江青那个女人的脑子确实好使，她在那个时候已经感觉将来非有麻烦不可了。”

再说1月1日上午，周恩来、王洪文在关于1973年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会议商定当前需要做3件事：1、通知新调任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一起，出席年底或元旦在当地举行的军民联欢会，并由新华社公开报道。2、将主席在12月间的几次谈话要点下发各地各部门，传达到县团级领导干部。3、在政治局内成立读书班，联系当前实际，学习主席近来关于外交工作和议政、议军等问题的指示。”

1月2日，王树声病危，处于昏迷状态中。周恩来带着毛泽东的委托，来到了王树声的病榻旁。王树声的妻子杨炬轻轻地在他的耳边说：

“总理来了。”

周恩来诚挚而郑重地说：

“树声同志，党中央、毛主席了解你，我们了解你，你是党的一个好同志，为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月5日上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王洪文陪同下，会见了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

1月7日，王树声安祥地闭上了眼睛。这位功勋卓著的大将军享年69岁。

王树声在建国后，先后担任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委员等职务。

1月11日，中国外交部奉命对南越阮文绍政府发表了一份严正声明。

原来早在1973年8月底以前，南越军队已经侵占了中国的南沙、西沙群岛中的6个岛屿。9月份，南越当局非法宣布，将中国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10多个岛屿划归其福绥省管辖。中国外交部在严正声明中重申：

“南沙、西沙、中沙和东沙群岛，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具有不可争辩的主权。”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此前，毛泽东让迟群、谢静宜组织北大、清华的写作班子，编写了一份题为《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把林彪摘录的孔孟言论以及林彪的有关言论，对比排列，说明林彪是“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林彪是“孔老二的信徒”。

王洪文、江青在信中写道：这份《林彪与孔孟之道》“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要求将它转发给全国各地。毛泽东在信上批示道：

“同意转发。”

1月15日，南越海军“陈庆瑜”号、“陈平重”号军舰侵入中国西沙永乐群岛海域，向从事生产的中国南海渔业公司402号、407号渔轮疯狂挑衅，并向飘扬着中国国旗的甘泉岛开炮，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

1月17日上午，南越军队侵占中国西沙永乐群岛的金银岛。下午，南越军队又强占了甘泉岛，并公然取下了中国国旗。

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份由周恩来、叶剑英送来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建议说，采取加强巡逻和相应的军事措施，保卫西沙群岛。

毛泽东拿起笔来，在报告上批示道：“同意。”

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第一号文件下发全党，“供批林批孔时的参考。”中共中央在通知中写道：

“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这个材料“对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由此，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政治运动，迅速地在全国各地展开了。

1月18日这一天，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组成“中央军委6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战备事项。

1月19日凌晨，南越“李常杰”号、“怒涛”号军舰从广全岛以北海面向中国海军舰队接近。“陈庆瑜”号、“陈平重”号从羚羊礁以南海面，向中国琛航、广全岛接近。

叶剑英得报，立即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在电话中指令叶剑英说：

“立即组织领导小组，由你负责，到总参谋部指挥作战。”

于是，广州军区所属的南海舰队奉命阻拦和监视南越军舰。

南越40多名官兵强行登陆广全岛后，首先向中国民兵开枪射击，中国守岛民兵进行自卫还击，“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开始了。中国守岛民兵打死南越士兵1人，打伤3人。南越官兵只好撤退。

此时，在永乐环礁巡逻的4艘中国小型舰艇与南越4艘美式大型舰船已经对抗周旋多时，南越4艘军舰竟首先向中国舰队开炮射击，南海舰队立即进行了自卫还击，海战爆发。激战关头，中国2艘支援舰赶来参战，击沉了南越海军的“怒涛”号护卫舰，击伤南越驱逐舰3艘。受伤南越军舰见势不妙，掉头逃往外海。

海战结束后，毛泽东批准了“中央军委6人小组”提出的收复珊瑚、甘泉、金银3岛的报告。

1月20日，中国参战部队和民兵500余人顺利地收复了3个岛屿。“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胜利结束。

这一天，中国外交部奉命发表声明，警告南越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的一切军事挑衅和侵略活动。

不久，毛泽东批准海军的请求，将南海舰队团一级的西沙群岛巡防区，升为师一级的西沙群岛水警区。这是毛泽东生前发出的最后一道关于海军的命令。

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是中国南疆安全的重要屏障，它使中国在海上有一个1600公里的防御纵深；如果失去它，就如同敞开门户，让人用刀尖直逼胸膛。毛泽东批准西沙驻军升格，是对西沙群岛重要战略地位的确认。

“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中国参战部队和民兵击沉南越护航舰1艘，击伤驱逐舰3艘，毙伤“怒涛”号舰舰长以下官兵100余人。另外，还俘虏了范文鸿少校以下官兵48人和1名美国联络官科什。中国第274号军舰政委冯松柏等18人牺牲，67人受伤；389号军舰被击伤。

1月25日，是农历正月初三，这天下午，周恩来、江青主持召开在京部队各单位、中央各部委、国务院直属机关一万多人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迟群、谢静宜先后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迟群在讲话中谈到了“批林批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还说，“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

他所说的“走后门”是针对叶剑英讲的，叶剑英的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

谢静宜在讲话中说：

“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毛主席说，咦，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毛主席问了林彪有孔孟的哪些言论，或者是类似的语言。主席问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商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稿子只有两三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同志还提议我们到毛家湾去找材料。这样一来，东西就多了。后来，编了一本《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看得很仔细，连封皮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也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谢静宜说他们到毛家湾林彪家中找材料，找到的是一些林彪摘录的孔子及儒家著作的语录卡片和条幅，其中有林彪手写的条幅：“书赠叶群同志：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江青在谢静宜讲话时插话说，主席去年5月间给我念了他写的一首诗，内容是：“郭老从韩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1月25日这一天，王稼祥因患心脏病猝然逝世，终年68岁。

后来，中共中央在八宝山为王稼祥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送了花圈，表达了对王稼祥的悼念之情。

1月3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通报》。通报中说，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的女生张玉勤，在考试英语科目时，因为没有答完考试卷子而自杀身亡。她在试卷上曾经写下了“不学ABC，照样干革命”这样的话，一时成为反潮流的典型。由此，全国各地开始组织广大教师检查、揭露“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表现。

1974年2月6日，周恩来在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在“批林批孔”中，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至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

2月7日，郭沫若以《春雷》为题，赋七律两首呈毛泽东。全文如下：

春雷·呈毛主席

其一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其二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2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2月6日来信及所附迟群等反映“批林批孔”情况材料的信封上批示道：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今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2月10日晨，江青给国防科委情报所党组副组长恽仁祥写了一封回信。恽仁祥乃革命先烈恽代英同志的侄子。江青在回信中写道：

恽仁祥同志：

你1974年1月31日的信，我今天早上才收到。我很抱歉，未能及时收到你的信。你们的材料那么困难，我很惊讶！国防科委的批林批孔运动搞不起来，必有原因，得你们自己找，我相信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总会冲破障碍而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现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以上材料各100份。如不足，我可以再送，请告我数量。

这封信可以给国防科委所有愿意参加批林批孔的同志们看。不愿参加批林批孔的人要看，也可以给他们看。

不要再闹资产阶级派性了，敌人利用派性挑拨离间，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批林批孔是路线斗争，要抓住批林批孔路线斗争这个纲，这就是目前我国党、政、军、民、学以及其它各界的头等大事。胜利定会属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同志们！致以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 1974、2、10日晨

2月10日，江青接到一封群众来信，信中说，国务院所属第四机械工业部在1973年底派人到美国考察，准备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美国康宁公司赠给中国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件玻璃制作的小蜗牛礼品。于是，江青就来到四机部调查此事，她说：

接受美国人赠送的玻璃蜗牛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美方“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接受这样的礼品是“崇洋媚外”。

2月15日，在高烧中“只吃流食”的毛泽东，仍用他双那模糊不清的眼睛认真地审阅了叶剑英1月31日写的一封信。叶剑英在信中以“检讨”的方式反映说，迟群、谢静宜在1月25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大批“走后门”。毛泽东在信上作了批示，写道：

剑英同志：

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毛泽东 2月15日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传达毛泽东在叶剑英来信中的批示。

尔后，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批示。

2月18日，江青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检讨说：“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

2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一个通知，通知中说：

“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开展，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对不少单位提出的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应当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2月20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首先集中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革命，反对倒退，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满腔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欲知批林批孔运动能否顺利开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关于批林批孔运动问题，后来在政界、理论界有很大争议。笔者不妨在此摘录武兵在《抬出孔夫子，救不了中国——评天安门广场竖立孔子塑像》一文中的一段话，馈赠读者。武兵写道：“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无缘无故的恨。为什么有人喜欢尊孔而不喜欢批孔？为什么有人喜欢儒家而不喜欢法家？为什么有人喜欢孔丘而不喜欢鲁迅？为什么有人喜欢蒋介石而不喜欢毛泽东？为什么有人喜欢和谐而不喜欢斗争？为什么有人喜欢修正主义而不喜欢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有人喜欢资本主义而不喜欢社会主义？为什么有人喜欢资本家而不喜欢劳动者？这都是阶级属性使然！”难得武兵君有此八问，这八个为什么能不能引起您的思考呢？

还有人在毛泽东身后说，江青在批林批孔中借批“周公”反对周恩来。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在当时中央高层的领导中，也只有总理是大力支持江青的，江青怎么可能去反对总理呢？至于我被审查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出狱后曾托人去问了毛远新，那个江青批‘周公’是怎么回事？毛远新说，他可以负责任地说，江青从来没有反过总理，也没有说过批‘周公’是批总理。”斯言可信，谎言可破矣！

第28章 1974年2月—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1974年2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21日到京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他的夫人。在座的有周恩来和王洪文。这是卡翁达第二次来华访问。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卡翁达完全赞成，说：“对。”

毛泽东友好地问道：“谁是第一世界？”

卡翁达说：“我想应该是那些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的世界。”

毛泽东又问：“第二世界呢？”

卡翁达说：“是那些已经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

毛泽东认为卡翁达说对了一部分，于是就提出了自己思考已久的想法，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卡翁达欣然赞同，他说：“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

毛泽东继续解释说：“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你看这个解释好不好？”

卡翁达由衷地称赞道：“主席先生，你的分析很确切，十分准确。”

毛泽东谦虚地征求意见说：“研究一下吧。”

卡翁达也是非洲著名的政治家，他果断地说：“我想不用研究，我们的意见就可以取得一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分析已经很确切了。”

毛泽东强调说：“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卡翁达说：“确实如此。”

毛泽东说：“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卡翁达后来评价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他不但拯救了亿万中国人民，而且为非洲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热爱全人类，坦赞铁路就是他爱人类的证明。”

2月25日，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来华访问，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

这一天，周恩来、王洪文陪同布迈丁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奉命发表声明，将在西沙永乐群岛自卫反击战中俘获的48名南越官兵和1名美国联络官，全部遣返回南越。

2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评晋剧<三上桃峰>》的文章。文章中说：晋剧《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招魂”，是“文艺黑线回潮”。

1974年3月22日，外交部向周恩来递交了《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报告》中建议由邓小平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黄华为副团长。

3月2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一方案”，并将外交部的报告呈送毛泽东审批及在京政治局成员传阅。

是日晚，江青找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谈话，提出了反对邓小平为团长的意见，并要求外交部撤回报告。

3月25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在座的有周恩来、王洪文。

此前，周恩来陪同再次访华的老朋友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一起观看了现代京剧《平原作战》。　　

在会见尼雷尔结束后，周恩来将政治局内对邓小平出席联大有不同意见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让邓小平出席联大，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周恩来说：

“同意主席的意见。”　　

他立即将毛泽东的意见告知政治局其他成员，还特意要王洪文转告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3月26日晚，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问题。江青表示，她对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一事“保留意见”。　　

周恩来请王海容和唐闻生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

3月27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短信中写道：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毛泽东 3月27日

此后，毛泽东的视力严重下降，看东西模糊吃力，开始让工作人员为他读文件、读书、读报，并按照他的意见，在一些文件上代为画圈或签署意见。

1974年4月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方针、对策和讲话等文件。

4月2日下午，毛泽东会见柬埔寨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和英萨利，柬方在座的还有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中方在座的有周恩来和王洪文。毛泽东问乔森潘和英萨利：

“你们对两位亲王，还是要打倒他们，还是要团结他们？”

在座的人都笑了。乔森潘连忙回答：

“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没有理由打倒他们。”

西哈努克似有难言之隐，他说：

“主席阁下是指将来。”

英萨利忙解释说：

“在中国和越南援助下进行的柬埔寨革命，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革命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即不排斥任何阶层。我们有一切理由把大家团结起来，而没有理由排斥一个阶层。”

毛泽东说：

“要排斥朗诺、施里玛达集团，要团结两位亲王。我赞成你们的方针。”

他又指着英萨利和乔森潘对西哈努克和宾努说：

“你们两位亲王呢，也不要打倒他们。”

毛泽东要乔森潘与英萨利明说自己是代表共产党的，不要吞吞吐吐。而西哈努克和宾努则是代表另一个党。他说：

“两个党联合起来，就是为了打倒朗诺、施里玛达反革命党。”

西哈努克说：

“战争结束以后，解放以后，我们之间也不会吵架。宾努亲王和我一直是在真心实意帮助柬埔寨共产党人巩固人民革命的成果。”

接着，他又无奈地说：

“国内的政权已经转交给人民了。我已经把政府、行政、军队和警察都交出来了。战争结束以后，即使我愿意打倒柬埔寨共产党人，也不可能了，因为军队和政府都不在我手里。我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将来独立的、拒绝任何外国统治的柬埔寨由共产党来掌权是完全正常的。”

毛泽东赞许道：

“这样好嘛。”

“谢谢主席”，西哈努克说：“柬埔寨共产党人对我也很好。他们说不需要改变政体，改称柬埔寨共和国。他们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同意保持两千年的王国正统形式。实际上柬埔寨已经进入革命时代。我只是国家元首，并不掌握政权。我完全同意由人民的代表——乔森潘和他的班子掌握政权。以后不会发生内部动乱，我不会为此和他们吵架。”

毛泽东说：

“吵架总是要吵的，不过不要分裂。小吵架，大团结。”

英萨利说：

“过去我们只是看主席的书，现在正通过亲身经历在体会。”

毛泽东说：

“你们要形成一个拳头，能够打到占领金边，打到大城市，我看大概要10万军队。要把手捏成一个拳头，不是游击队，要正规军；要减租减息；要给农民分土地；可以没收买办资本，但不要忙于没收民族资本；不仅要让富农与你们站在一起，还要团结一部分中小地主。”

他还向西哈努克建议说：

“我还是劝你读一点马克思和列宁。我总是希望你进步。你们两位亲王不要学中国出林彪这类人。朗诺、施里玛达就是林彪。朗诺、施里玛达亲美，林彪亲苏。”

西哈努克说自己“是亲柬埔寨的”，毛泽东高兴地说：

“对了。第三世界要团结起来，人多啊！帝国主义怕呢！”

4月4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呈送的他和邓小平的联名报告及联大讲话稿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好，赞同。”

毛泽东还约周恩来、邓小平、乔冠华等人谈话，提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要求。尔后又说到了他的身体很不好，他说：

“一个月发两次烧，要恢复很困难。”

4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向有关人员布置点校、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法家著作《韩非子》中的《说难》，和东汉思想家王充的《论衡》中的《问孔》和《刺孟》。

4月6日，周恩来等人与数千名群众在机场隆重欢送中国代表团。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飞抵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讲坛上就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伟大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向全世界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受到了很多国家代表的热烈欢迎。

邓小平讲话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拥向前去和邓小平热情握手。邓小平的发言，扩大了毛泽东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

4月10日这一天，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就“批林批孔”运动进行的方式，发出通知说：

“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

4月18日，傅作义在医院病危。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在罗青长的陪同下，到北京医院去探望傅作义。傅作义在昏迷中听说周恩来抱病来看望他，用了很大的力气睁开了眼睛。周恩来俯下身，握住他那苍白无力的手，在他耳畔深情地说：

“宜生先生，毛主席叫我看望你来了。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

此时，傅作义已经不能说话，听到这真挚的话语，他的嘴唇颤抖着，眼睛里闪着泪花。

第二天，傅作义在医院与世长辞。

在傅作义追悼会上，毛泽东送了花圈，以示悼念。

1974年5月7日上午，毛泽东会见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赛达·桑格尔。会见时在座的有周恩来和王洪文。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现在的世界形势。”

5月10日，毛泽东布置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别赋》、《恨赋》，集中地反映了他晚年的感情和心态。

《枯树赋》的寓意十分明显，毛泽东联想到饱经风吹雨打、水火摧残、虫蛀鸟啄的老树“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的惨状，从心底里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喟叹。《月赋》寄寓的是“悄焉疚怀，不怡中夜”的凄情，可以想象毛泽东长夜不寐、百感交集的情景。毛泽东爱雪，不论是在陕北抒发“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怀，还是在中南海不忍踩碎琼玉的清赏，都反映了他对冬日皑皑白雪的热爱与赞美。阅读《雪赋》也是一种寄托，但他是在“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时的感伤型的寄托。《别赋》中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则抒发了“摹暂别之状，写永诀之情”的哀伤；《恨赋》中的“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则是另一种倾诉。

5月11日晚，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布托。在座的有周恩来、王洪文。

5月18日，毛泽东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在座的有周恩来和王洪文。

5月25日晨，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第一次来华访问的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陪同会见的有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王海容。

希思在1970年出任英国首相，在任期间为发展中英关系做了很多工作。1972年，他坚持和中国改善关系，使外交关系升为大使级。下野后他仍致力于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特别是在中英谈判解决香港回归问题的过程中，又做了大量工作。

希思一见毛泽东就问候道：

“早上好！”

毛泽东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

“好！”

希思说：

“见到你非常高兴，非常荣幸。”

毛泽东说：

“谢谢！欢迎。”

希思立刻感觉到毛泽东是一位非常令人愉快的人。宾主落座后，希思兴奋地谈起他刚下飞机时的感受，他说：

“机场的欢迎十分动人，色彩鲜艳，情绪活跃。”

毛泽东问周恩来：

“为什么没有仪仗队？”

周恩来回答说：

“因为照顾他不是现任首相，怕引起误会，使现任首相不高兴。”

毛泽东说：

“我看还是要有。”

周恩来就说：

“走的时候加。”

兼任记录的王海容问毛泽东：

“不怕得罪威尔逊啊？”

“不怕！”毛泽东说罢又转向希思，说：“我是投你的票的。”

希思高兴得笑起来，不住地点头。他拿出一张达尔文的照片送给毛泽东。这张照片上有达尔文本人的签名和达尔文写的一句话：“这是我的确十分喜欢的照片，同我的其它照片比，我最喜欢这一张。”希思同时送给毛泽东的还有达尔文首次出版的《人类原始及选择》一书，这本书是达尔文的后人提供的。毛泽东说：

“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

希思说：

“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

“嗯！”毛泽东点点头说：“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Huxley（赫胥黎）。”

希思说：

“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

毛泽东说：

“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

毛泽东如此熟悉赫胥黎为捍卫达尔文学说而同攻击达尔文的人激烈辩论的故事，让希思十分惊讶。他和毛泽东谈起了中苏关系，他说：

“我想苏联有很多困难，有经济困难，农业困难，领导内部也有分歧。但是他们领导内部的分歧是在策略和时机问题上，而不是在长期战略的问题上。”

毛泽东说：

“我看它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它会输的。”

希思则说：

“但是它的军事力量却在不断增长。虽然苏联在世界许多地方遇到了问题，但它的实力正在不断得到加强。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主要威胁。主席是否认为，苏联对中国不构成威胁？”

毛泽东自信地说：

“我们准备它来。但是它来了，它就垮台了呢！它只有那么几个兵，你们欧洲人那么怕！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都想把苏联这一股祸水引向中国。你们的老前辈张伯伦，包括法国的达拉第，就是推德国向东。”

希思说：

“我当时是反对张伯伦先生的。”

毛泽东说：

“我讲的主要是美国的舆论。你们英国舆论讲到苏联怎么样要进攻中国，我看到的不多，很少。”

希思说：

“如果欧洲是软弱的，苏联就有可能实现对中国的企图。因而一个强大的欧洲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使苏联发愁。”

毛泽东说：

“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

希思问：

“中苏的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主席如何判断苏联对中国的目的和动机？”

毛泽东说：

“中苏的分歧要从1954年开始算起。因为1954年阿登纳（联邦德国总理——笔者注）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就对阿登纳说，中国不得了了。阿登纳的回忆录上是这么写的。你见过阿登纳吗？”

希思说：

“见过，我见过他很多次。有一次他去意大利休假时，我和他谈了一整天。阿登纳总认为苏联会企图接管欧洲。”

毛泽东说：

“欧洲、亚洲、非洲，但是它力不从心。”

希思说：

“它在非洲很不成功。”

毛泽东说：

“丢了埃及。”

希思说：

“在阿拉伯世界中，它的影响很小。”

毛泽东说：

“在我们这里影响更小呢!”

希思说：

“我想在你们这里，毫无影响。”

毛泽东说：

“有些影响，林彪就是它的人呢。”

希思说：

“我能否再问主席一个问题？中美关系今年将如何发展？自从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中美关系似乎停滞了。”

毛泽东说：

“那不要紧，还是比较好的。你可不可以劝一下尼克松，帮他一个忙，叫他渡过水门难关？”

希思说：

“如果他当时征求我的意见，我在18个月以前就会劝他把这件事彻底压下去，但是他那时没有问我。”

毛泽东说：

“他也有缺点呢！”

希思说：

“我们都有缺点。”

毛泽东说：

“我的缺点更大呢！8亿人口要吃饭，工业又不发达。不能吹中国怎么样。你们英国还可以吹一下。你们算发达国家，我们是不发达的国家。要看他们年轻的这一辈怎么样。我已经接了上帝的请帖，要我去访问上帝。”

希思说：

“我希望主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要接受这个邀请。”

毛泽东说：

“还没答复呢！”

希思说：

“我对刚才主席所讲的很感兴趣。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了，你们的粮食几乎自给自足，工业正在开始发展，可能我们英国能在技术和技能方面向你们提供你们所需的帮助，但主席是如何鼓舞了7亿多人民团结一致这样工作的？”

毛泽东说：

“说来话长。但是你们帮助我们，我们高兴。”

希思说：

“好。我们始终乐于帮助你们。”

毛泽东说：

“好，很好。你们的艾登（1955年继丘吉尔为首相，在1956—1957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屈服于美国艾森豪威尔的压力而撤兵——笔者注）现在还在吗？”

希思说：

“在，他很好，现在七十六七岁了。他至今仍对外交事务、国际问题极有兴趣。”

毛泽东说：

“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吃了亏。”

希思说：

“是的，吃了大亏。”

毛泽东说：

“美国人拆台。美国呢，就是手伸得太长了。你看，它伸到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台湾、东南亚、南亚、伊朗、土耳其、中东、地中海、欧洲。”

希思说：

“是的，这是美国当时遏制世界其它地区的意图的一部分。现在它已经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说：

“那么怕共产主义干什么呢？我看，欧洲、亚洲，包括日本，都不要吵架。要吵呢，可以，不要大吵。”

希思说：

“我完全同意。”

毛泽东说：

“美国人骂了我们20多年。”

希思说：

“美国人和你们的关系是又爱又恨。现在他们害怕你们的心理减少了，也就更爱你们了。”

毛泽东说：

“怕得要死！基辛格第一次到北京，好像中国人要吃他。他自己说，第一次很紧张，第二次也还有点紧张，第三次不紧张了。但是我们对美国人比较放心。”

希思说：

“我们欧洲对此很高兴。主席对日本比较放心吗？”

毛泽东说：

“对。”

希思说：

“你们是否相信日本人所说的和平意图？”

毛泽东说：

“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是信的。将来很难说。但是我们不怕你们欧洲。”

希思说：

“没有理由要怕欧洲。”

毛泽东说：

“过去怕呢！”

希思说：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毛泽东说：

“没有冤仇。过去不仅英国，还有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匈帝国……八国联军。”

周恩来插话说：

“还有俄国、日本、美国，8个国家代表12国，那是1900年。”

毛泽东说：

“都成了历史了。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

他回头问周恩来：

“还有多少时间？”

周恩来回答说：

“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到现在还有24年。”

希思说：

“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交接。”

“我也是这样想的。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毛泽东说罢，指着坐在不远处的王洪文和邓小平又说：“是他们的事情了。”

这次会谈，毛泽东给希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希思在回忆录中说：“当我1974年5月在北京第一次会见毛泽东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同他交上了朋友。毛泽东是一位非常令人愉快的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的热情欢迎使我毫不拘束，而且，他不仅了解我爱好航海和音乐，而且还了解我向他介绍的我的一行中的每一个成员。在其后的会谈中，双方都开了许多玩笑。总之，同他谈话既使人感到愉快，又使人感到兴奋。”“对于中国国内问题，毛泽东所关心的是确保8亿人——到本世纪末很可能达到10亿——能有饭吃，不担心挨饿，并使他们的住房、医疗和受教育的条件得以改善。”

5月2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陪同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拉扎克在会谈中说，希望中国不要支持马来西亚共和人民军，让他们“停止战斗”。毛泽东表示不同意。拉扎克说：

“如果他们不放弃斗争，我们就不得不动用军队和警察来杀死他们。”

毛泽东回答说：

“那是你们的政策，你的办法，我们不能说什么话。劝你们不要杀人，也不行呢！”

拉扎克说：

“你说，你和他们没有关系。”

毛泽东说：

“现在也有关系，将来还有！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呢！怎么没有关系呢？至于你们采取什么政策，我们不能干涉。我们和他们是党派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你们是国家关系。我们跟各国共产党很多都有关系。我们不隐瞒这一点。他们如果有胜利，有发展，我们是高兴的。因为我们也是共产党，各国共产党我们不能拒绝他们到我们这个国家来。至于你们各国的内政，我们不能干涉。你们或者是和平，或者是战争，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欲知毛泽东在外事方面还有什么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有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毛泽东把他的重大思考，以坦率、诚恳和循循善诱的谈话方式，首先向非洲朋友倾吐出来，出于‘改造世界’的革命胸怀，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个三个世界理论的主旨，是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反对美、苏霸权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始终认为，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柱石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决地站到第三世界一边，同他们一道进行反帝、反霸、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站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对立面去，成为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超级大国。所以，毛泽东一再告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不称霸，永远不要做超级大国。”此说一言中的，诚可信也。不知后人还能否践行这一伟大理论？

第29章 1974年5月—

“搞了文化大革命，相当一批人不拥护她，应该给人们一个认识的过程。我看，从绝大多数人民的反映来看，她还是干了好事的。拥护者是多数，真正反对的人是少数。”

话说1974年5月30日上午7时许，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里会见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在简单的寒暄之后，毛泽东问李政道：

“请告诉我，对称Symmetry何以那么重要？”

李政道看着毛泽东那好奇的眼神，认真地解释道：

“根据韦伯氏大辞典，对称指‘平衡的各个部分’，或者指平衡的各个部分产生的形式美。这与中文对称的涵义是相同的。对称基本上是一个静态概念。”

毛泽东认真地思索着李政道的解释，然后从哲学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李政道后来在他的文章中追述了毛泽东此时的看法：“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社会变化是以革命（变化）为基础的，它是动力学，而不是静力学。毛泽东坚信他的思想在自然界也同样适用，而对称在物理学上占据着异乎寻常的位置，毛泽东因此而表示不解。”

毛泽东表达了他的哲学思想后，宾主之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李政道深感自己的言辞乏力，难以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他的目光落在他与毛泽东之间的茶几上，见上面放着一叠纸和几支铅笔，灵机一动，立时拿起纸笔给毛泽东做了一个简单的演示。

“主席请看。”李政道说着，把一枝铅笔放到纸上，用手指朝毛泽东的方向弹去，铅笔滚向了毛泽东那一边；他又向自己的方向弹了一下，铅笔又滚向自己一侧。他解释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刻是静止的，但在整体上它具有对称性。”

毛泽东一直面带微笑饶有兴趣地看着李政道的演示，他点了点头，又问道：

“仅以对称原理为基础，真的能够表达宇宙法则吗？”

李政道解释了广义相对论的结论，他告诉毛泽东，这是爱因斯坦用平衡原理为必要条件，以对称为基础创立的。他还说，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是“相对对称”而不是“绝对对称”的。毛泽东很欣赏李政道的这个试验和他的观点，他笑着说：

“我这个肩膀就是这边高，这边低。我的眼睛这边好，这边差。”

接下来，毛泽东和李政道还谈到了粒子与反粒子的对称性，以及它们由此产生和湮灭的动力学过程。毛泽东感慨地说：

“非常遗憾，我现在没有时间来研究自然科学了。”

他又回忆起年轻时读过的自然科学书籍，说生物学家J·亚瑟·托马斯的著作他读得入了迷。毛泽东还说：

“高能物理本身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科学界还没有研究。一个呢，那个原子还有变化。所谓宇宙就是空间，是无限的。时间也是无限的。构成宇宙的是微观世界。我想，微观世界可能也是无限的。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出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有人说这是诡辩，但我不这么看。按照你们的说法，一个看不见的原子，一百万年还搞不清楚呢！如果哪一年搞清楚了，那科学家就不要了。”

他们的话题从自然界的科学研究转入了人类社会。李政道趁机向毛泽东谈起了教育问题，强调教育、创造性和社会昌盛是不可分割的。毛泽东对李政道的见解十分感兴趣，眯起双眼，认真地听着，并表示赞同。他最后谈起了世界形势，他说：

“我的看法就是世界大乱，山雨欲来啊！”

5月31日，李政道登上了返回美国的旅程，正当他准备上飞机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赶来了，说是代表毛泽东来为他送行的，并呈上了毛泽东赠送给他的一份礼物。李政道打开一看，竟是一套1922年版的J·亚瑟·托马斯的原著《科学大纲》。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谈后，因病重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毛泽东决定由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6月间，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并将其中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全部删掉了。他原打算印发给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了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

就在这6月间，毛泽东面对来自北方的苏联的军事威胁，为了教育部下，布置了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西汉政治家晁错的两篇文章，一是《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二是《上书言兵事》。

《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疏》的主旨是说，为了抗击匈奴入侵，必须移民实边，屯戍边塞，“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确保“制边县备敌”。这样，既可节省国家开支，又能增强边防能力。

《上书言兵事》的主旨是总结汉兴以来同匈奴作战的历史经验，具体分析了汉朝与匈奴双方军队的长处与短处，认为汉朝军队在数量上超过匈奴，只要发挥自己长处，就有可能打败侵略者。

6月下旬，江青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调查研究，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她在天津视察时的见闻，包括当地开展批林批孔的情况。她在信中还写道：

“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

6月24日，毛泽东看了江青的信，批示道：

“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

197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必须返回工作岗位。”

“那种不作阶级分析，笼统地讲什么‘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的说法，是错误的。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劳动，继续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拉山头，打内战，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这是对反潮流的严重歪曲。还有的人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公然煽动停工停产。对于这些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对于幕后操纵者，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

7月17日，毛泽东准备到南方去休养，他在中南海游泳池住所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他对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说：

“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4人小宗派呢！”

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都常年住在钓鱼台，在钓鱼台办公，她解释说：

“现在登奎同志也搬进来了。”

毛泽东说：

“江青同志，你要搞多数人的工作。你那里要当心，不要搞成小集团。”

说罢，他又朝众人说：

“江青只是一票之权，她的话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但是有时真理在她手里。她有大功。揪出刘少奇，打倒林彪，都是她干的。我是听了她的意见才同意了她的。搞了文化大革命，相当一批人不拥护她，应该给人们一个认识的过程。我看，从绝大多数人民的反映来看，她还是干了好事的。拥护者是多数，真正反对的人是少数。你们信不信呀？”

最后，毛泽东又对大家说：

“我看她的问题并不大。但是要注意，不要小题大做。”

这天晚上，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7月18日，毛泽东抵达南下的第一站——湖北武汉，下榻于武昌东湖宾馆。此后他在这里住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

7月下旬，毛泽东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等人解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单见报。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很快就解放了吕正操，宣布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

毛泽东委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看望从山西省侯马回到北京的杨成武。汪东兴告诉杨成武：

“毛主席说，杨成武，我了解，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林彪搞的。”

7月31日，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刚被解放的军队干部。周恩来见到吕正操，握着他的手说：

“你的事，毛主席早就批了，一直拖到现在，我有责任。”

接见结束后，周恩来对杨成武说：

“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4次，毛主席才答应。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3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

1974年8月1日，国防部举行纪念“八一”建军节盛大招待会，王洪文、周恩来、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朱德、邓小平等出席了招待会。叶剑英致祝酒词。罗瑞卿、吕正操、杨成武、张爱萍、王尚荣、梁必业、余立金、吴克华、黄新庭等很久没有露面的一批人，相聚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里。

前边已经说过，罗瑞卿在1966年3月18日从3层楼的平台跳下去，所幸他大难不死，只是摔断了一条腿，安了一个假肢。罗瑞卿被解放出来后，有一次到医院去看病，要司机把车开到天安门广场。当他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时，叫司机停住车，要下车给毛泽东像敬礼。但因腿有伤残，不能站立，随行人员劝他不要下车，他只好同意了。于是，他让司机开着车缓缓地从天安门前驶过。罗瑞卿默默地举起右手，深情地向毛泽东画像敬礼，一直到看不见毛泽东像了，他才把手放下来，泪花还在眼中闪动。后来，罗瑞卿在毛泽东逝世后，悲痛万分，在北京参加了毛泽东的追悼大会。他拄着拐杖，用一条腿站了一个多小时。罗瑞卿很想写一篇怀念毛泽东的文章，表达自己的缅怀之情。几经酝酿，开始撰写《回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近四十年我直接接触到的若干片段》。遗憾的是，他只写了一个开头，便于1978年8月3日病逝了。

再说建军节招待会结束后，周恩来把杨成武留下谈心，在从宴会厅走向北京厅的路上，周恩来说：

“成武啊，我呀，对不起了。我啊，在你被打倒的过程中，也说了错误的话，也说了违心的话，我向你道歉，我向你检讨。”

杨成武的眼圈湿润了，他说：

“总理，这是林彪他们搞的，我心里明白，您从根本上一直是想保护我们……”

周恩来摆摆手，说：

“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于毛主席。”

二人来到北京厅落座后，周恩来沉痛地说：

“成武啊，我还要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本来不想跟你说，考虑再三，我还是要跟你说。你大女儿被整死了。这是我的失职。杨易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多好的孩子啊！当时她正在写林彪、吴法宪的材料，还没有完成，这是阶级斗争啊！我当时正在准备迎接尼克松、基辛格，没来得及处理这件事情，结果出了悲剧。”

8月间，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同王洪文等政治局委员谈话中，提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他说：

“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

他还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此时，经来自各地的眼科专家检查，毛泽东的双眼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尤其以右眼为重，左眼稍轻。右眼已只是稍存光感，仅能辨别光线方位及不同色泽的光亮。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随着年龄增大，眼睛也越来越不好了，看小字本书籍感到非常吃力，就自己花钱将一些书籍改印成了大字本，并且配了老花眼镜。从1974年4月间开始，毛泽东的视力严重下降，看东西模糊吃力，开始让工作人员张玉凤为他读文件、信件和读书、读报，并按照他的意见，在一些文件上代为画圈或签署意见，生活也由张玉凤照料。

老年性白内障这种病没有快速治疗的办法，医生给他服用药物，配合以滴眼药水，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病症，需要经过几个病理时期才能采取手术措施。

在此后长达600多个昼夜的时间里，毛泽东默默地承受着右眼几乎失明的痛苦，从不给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以沉闷的表情，相反，在与人接触时，他总是以幽默风趣的谈话来解除别人的担忧、紧张和顾虑。

中央负责人为减轻毛泽东的痛苦，组织有关人员录制了毛泽东喜欢的陈亮、张元幹、岳飞、张孝祥、辛弃疾的11首古诗词唱片，让毛泽东能够以耳代目，满足他学习与思考的需要。毛泽东非常喜欢听这些古诗词演唱音乐，每首曲子都反复听了很多遍。他特别爱听岳飞第27代孙、上海昆剧团岳美缇演唱的岳飞的《满江红》、蔡瑶先演唱的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杨春霞演唱的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多哥共和国总统埃亚德马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向邓小平问起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他说：

“今年能开吗？”

邓小平说：

“主要是人事问题。”

9月9日晚，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军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戈翁将军和夫人。陪同会见的是李先念。毛泽东接见外宾后，对李先念说：

“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连在一块儿，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

李先念没有任何反应。

谈到周恩来的健康情况，毛泽东说：

“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

9月17日，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访华，毛泽东委托王洪文和张春桥出面接待。

9月17日下午，毛泽东将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来信批给王洪文，他写道：

洪文同志：

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似可作为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毛泽东 9月17日

9月19日上午，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和夫人及其一行。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9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以及马科斯的儿子小费迪南德·马科斯。

是日晚，中央政治局将出席国庆招待会的人员名单报送毛泽东审批，其中包括近几年没有露面、没有见报的宋任穷、伍修权、欧阳钦、林铁、胡乔木、孔原、孙起孟、屈武、马文瑞、张劲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杨秀峰、孙大光、蒋南翔、萧向荣、刘少文、傅秋涛、王辉球、陈鹤桥、薛明、范瑾等人。

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这份长达2000多人的名单，毛泽东又想起了萧华、侯宝林等人，他说应把这些人加到名单中。毛泽东还问起国民党元老、曾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商震是否已列入名单。以后，他又想到需要加上刘志坚。

另外，因为周恩来住院治病，毛泽东指定由王洪文主持国庆招待会。

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中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给贺龙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这一天，周恩来在医院里审阅出席国庆招待会的人员名单，他又加上了“起义将领4夫人”：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程潜夫人郭翼青、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傅作义夫人刘芸生；另外还有齐燕铭、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

9月30日晚，中外来宾4500多人来到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王洪文主持了隆重庆祝建国25周年的盛大的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抱病出席致祝酒词。

1974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报道了国庆招待会的盛况。

10月4日，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写道：

“10月3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讨论了是否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拟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

10月4日下午，王洪文接到了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打来的电话，张玉凤在电话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王洪文亲笔记录了这样一句话：

“主席说：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很显然，这是毛泽东在为周恩来之后的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做安排。毛泽东在考虑谁是最佳人选？是否要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此时的第一副总理有着双重重要含义：一则现在总理病重，第一副总理要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二则四届人大必须要解决能够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问题，一旦周恩来故去，第一副总理就可以理所当然的成为总理。

10月6日，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政府首脑邦戈和夫人一行。在座的有邓小平。

10月11日，毛泽东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

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中说：“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0月12日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武汉，前往湖南。

10月13日清晨，毛泽东乘专列抵达长沙，经过300多公里的路程，一路没有休息的毛泽东显得很疲惫，他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费力地走下专列，同前来迎候的兼任着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和其他湖南党政主要负责人一一握手，他说：

“我这一次到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

在乘车去宾馆途中，经过湘江岸边，毛泽东示意停车。面对滔滔北去的江水，凝望着秋色依然的山麓，他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毛泽东入住在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6号楼。这是一处不大的院落。在他居住的平房前，挺立着一棵枝叶茂盛的桂树。院内的花坛里栽种着腊梅和茶花。

自此以后，毛泽东在长沙休养了114天，其间的一切主要活动，均由华国锋一手安排。

10月15日清晨，惯于通宵工作的毛泽东见窗外天色已明，就放下手中批阅的文稿，起身踱出门外，朝6号楼外的土坪上走去。机要秘书张玉凤和其他工作人员很快跟了上来。张玉凤问道：

“主席，你要到哪里去？”

毛泽东信口答道：

“到橘子洲看看。”

张玉凤知道去橘子洲路程甚远，她连忙让人去叫醒警卫人员陈长江，告诉他毛泽东要去橘子洲；又让人去通知服务人员，赶紧准备好车子，做好准备。

毛泽东一行乘轿车从接待处出发，经过小吴门、五一广场、湘江大桥，驶往橘子洲。一路上，毛泽东不时透过窗帘观看市容。轿车驶近湘江大桥时，陪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服务员曾彩谋，用一种得意的语调向毛泽东介绍说：

“主席，我们现在修了湘江大桥，城里的交通方便多了。”

毛泽东瞧了瞧她，又看了看前方大桥的身影，满意地点了点头。曾彩谋继续介绍说：

“湘江大桥是1971年开始修建的，只一年就竣工了。”

毛泽东笑了笑，表示赞许。轿车在橘子洲水陆寺遗址停了下来。此时，云层低垂，江波涌动。前边下车的人，立时感受到了些许袭人的凉意。毛泽东挪动着身子，想下车看看。工作人员劝他说：

“主席，风太大了，您会着凉的。”

毛泽东犹豫了一下，终于没有下车。工作人员撩开窗帘，让他坐在车上向四周察看。毛泽东神情庄重地察看着十分熟悉而又眷恋着的景物，久久凝视着，一声不响。就这样，他默默地看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又乘车照原路返回了住地。

此后，毛泽东每天早、晚总由工作人员搀扶着沿门前的草坪散步，习惯地吸着烟边走边聊天。他有时是一边走，一边沉思；当思绪集中时，便要停着脚步，一言不发地静静地想事情。这时，工作人员就不再说话，以免打断他的思路。

再说10月1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例会。周恩来因住院治病，没有出席。在这次会议上，围绕着“风庆轮事件”，政治局内部发生了一场风波。

原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风庆轮早在1974年5月4日由上海港启程远航。交通部为了加强领导，派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广文到船上工作，由李国堂任政委，顾广文任政治干事。李国堂、顾广文在风庆轮航行途中与船员们谈话，对“样板戏”等问题颇有微词，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有人提出要李国堂、顾广文批判在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和“卖国主义”问题，遭到了他们的拒绝。于是，双方就在买船还是自力更生造船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主张造船的一方说，中国的造船业已有一二十年制造万吨货轮的历史了，早在50年代，就已经制造出了万吨级货轮。风庆轮就是中国自行设计、全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万吨级远洋货轮。李国堂、顾广文一方则说，中国的造船业落后，造这艘风庆轮号，就是“得不偿失”。中国的造船“技术不行，不要逞能。”他们的根据是：周恩来在1964年曾作出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决定，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周恩来还在1970年指示说，发展远洋运输事业的立足点要放在国内造船业上，但当国内造船一时还不能适应需要时，可以适当地买进一些船舶，以掌握远洋运输事业的主动权。9月30日，“风庆”号远洋轮完成任务，胜利到达上海。姚文元为了不使对风庆轮胜利返航的宣传淹没在国庆宣传中，便有意将这一宣传活动安排在国庆节之后进行。此时，有关人员将李国堂、顾广文的言论向领导作了汇报。于是，李国堂、顾广文2人就被扣在上海，进行批判。10月2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在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发表对风庆轮的长篇报道，还以“自力更生的凯歌”为题，发表了许多欢呼赞扬的文章；并分别配发了评论员文章。一些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翻一翻中国造船工业发展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近代尊孔派的头子都直接插手造船工业。”文章以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一直到刘少奇、林彪为例，说“他们奉行的都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10月12日，姚文元将整理出来的题为《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批交新华社内部刊物《国内动态》。10月13日，江青在审阅《国内动态》清样时，看到了《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文章中说风庆轮远航过程中，交通部派去的领导人说，制造风庆轮是“得不偿失”，中国的造船“技术不行，不要逞能”。她马上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她写道：

“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行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张春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

“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王洪文、康生、姚文元也都在信上批道：“完全同意。”

这就是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生争论风波的起因。在这天晚上的例会快要结束时，江青提出讨论风庆轮事件。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纷纷表示，应该对交通部少数人的“洋奴哲学”给予批判。江青看邓小平还没有发言，就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问邓小平说：

“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

邓小平本来就瞧不起江青这些人，他见江青这样问，依然没有搭理她。江青立时火了，追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邓小平也火了，回敬道：

“这件事还要调查一下，首先应该把情况弄清楚。”

他站起身来，又说：

“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说罢，他拂袖离开了会场。张春桥说：

“我早就知道邓小平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政治局会议至此不欢而散。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回到钓鱼台17号楼，商量如何对付邓小平。江青提出要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告邓小平的状。因为来华访问的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要在10月20日去长沙会见毛泽东，中国方面出面接待他的正是邓小平，邓小平当然要陪哈特林一起去见毛泽东。江青认为，与其被动，不如让王洪文抢在邓小平之前飞往长沙。

10月18日清晨，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

“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它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附江青同志的3份材料。”

10月18日上午9时，王洪文飞往长沙。

下午2时，毛泽东接见了王洪文。王洪文汇报说：

“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事件，江青同志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

王洪文接着把风庆轮事件和政治局会议上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他还说：

“总理现在病重，住在医院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毛泽东从王洪文的信中已经了解了一些情况，现在又听了王洪文的汇报，便说道：

“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作了自我批评，并表示一定要按主席的指示办。傍晚时分，王洪文又回到了北京。

10月18日晚，王洪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传达毛泽东指示。江青通知王海容、唐闻生也来参加。江青是想利用她们陪哈特林去长沙的机会，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她交代王海容、唐闻生这样汇报：

“17日晚，在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上，小平同志和江青同志发生了争吵后，扬长而去，致使政治局会议无法开下去。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着谈工作为名，搞串联。”

第二天，王海容、唐闻生感觉事关重大，就先到医院向周恩来汇报了江青昨晚找她们谈话的情况。周恩来说，他已经知道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了。

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丹麦王国首相保罗·哈特林。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毛泽东在会谈中，在谈到中国社会的现状问题时，说道：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8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接见外宾结束后，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她们向毛泽东汇报了周恩来的话，也转告了江青的话。毛泽东要她们回京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一、二把手——笔者注）再考虑。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

毛泽东还要她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1974年11月6日，李先念陪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博士到了长沙。此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已经与中国建交。威廉斯总理是首次访华。

李先念安顿好外宾，便到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6号楼看望毛泽东，汇报了外事活动。他还带来了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信。周恩来在信中说：

“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毛泽东当即在信上批示道：

“已阅。同意。”

是日晚，毛泽东会见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威廉斯及其随行人员。李先念、王海容、章含之在座。会见结束后，李先念向毛泽东汇报了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他说：

“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说：

“开一个会，问题就完全解决，不可能。”

李先念说：

“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

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也门民主共和国主席鲁巴伊。与邓小平同行的王海容、唐闻生陪同了会见。会谈结束后，毛泽东与邓小平进行了谈话，问起了10月17日晚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愤然退场的情况。他还说：

“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说：

“主席也知道了。”

毛泽东说：

“好！”

邓小平说：

“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说：

“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

“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泽东说：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他指了指王海容、唐闻生二人，又说：

“她们都不高兴。”

邓小平说：

“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说：

“这个好。”

邓小平说：

“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毛泽东说：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11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中作了批示。

江青在信中写道：“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决不能欠党和人民的账，决不能给主席脸上摸黑。”她在信中还提出了一份组阁名单，建议由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加以培养。

毛泽东在批示写道：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11月12日

据吴德后来在回忆中说：“毛主席知道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出头露面很多，许多干部的打倒都和江青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积怨很深。毛主席不愿意让她再冲到第一线发号施令了。在我参加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几次说：‘江青哪，你也要注意学习呢，你不好好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也是要吃亏的。我们党的干部的成长，除了一定的理论学习外，主要的还是总结经验和教训，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江青你如果把这些经验和教训总结好了，你就拥有了党内最宝贵的财富。’他还这样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战，你江青是打头阵的，功劳大，也必然缺点多。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的积怨，与这个很有关系。’这些话，江青并没有很好地听进去。加上毛主席年事已高，许多干部已经在给自己留后路了，他们对毛主席明显地采取了应付和敷衍的态度，更有甚者，是在哄骗毛主席，得过且过，根本无心好好地为党工作。”

欲知江青能否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和建议，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从本章叙述的内容可以看出，江青的败象已经显露出来了，可她却尚在懵懂之中。这就凸现了那个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有人评价江青等人落败纯属偶然，这种认识无疑是被一些表面现象迷惑所致。只要认真地研究清楚了毛泽东晚年党内两个阵营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正确地理解了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期待和批评，就会很容易地看出这个历史的必然性是寓于无数个偶然性之中的。不承认不行，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第30章 1974年11月—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地方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话说1974年11月19日，江青给毛泽东回了一封信，她写道：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地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地一分而二地进行分析。

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地做过一些工作。今后当小心谨慎，不能为党为主席闯祸。当然，需要斗争需要牺牲时，我要有精神准备。

江青 1974、11、19

11月19日这一天，张云逸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2岁。张云逸将军是10位大将中年龄最长的一位。

11月20日，毛泽东就江青19日来信，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确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

毛泽东 11月20日

关于东汉人李固和黄琼二人的故事，本传在第八卷中毛泽东将《李固传》、《黄琼传》推荐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读的时候，已经叙述过了，这里不再赘述。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中，引用的“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些话，便出自《李固给黄琼书》中。毛泽东很欣赏李固此文，希望江青能够从中有所领悟。《李固传》中的“表曲者景必邪，源溥者流必絜”，也是毛泽东借以告诫江青的。

毛泽东写好了给江青的信，当即又向有关人员布置了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后汉书·李固传》和《后汉书·黄琼传》的任务。

11月29日，步履蹒跚、行动艰难的毛泽东，仍然坚持在室内游泳池里游泳。

1974年12月1日，滕代远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12月5日，毛泽东第5次在室内游泳池里坚持游泳。他慢慢地划着水，显得很疲劳，动作也有些迟缓。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轻轻地对陪在身旁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说：

“长江，我浑身没劲，手和脚也发软，看来，游泳也困难了。”

说罢，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游泳。

12月17日，毛泽东在长沙第2次会见了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在半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蒙博托对中国给予扎伊尔在农业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帮助表示感谢，并连声称赞在扎伊尔的中国专家。他还说，中国和扎伊尔对国际问题没有不同的看法，两年来，两国在联合国阐述的观点总是相吻合的。他觉得同中国的合作更有特色，更富有成果，他说：

“因为中国进行合作时没有其它考虑，没有不可告人的用心，也不唯利是图。在扎伊尔，我们清楚地了解，对非洲不存在‘黄祸’，而是‘白祸’，中国有8亿人口，但有近一千万平方公里土地，比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密度低得多。”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同邓小平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问起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邓小平说：

“四届人大正在搞名单，20日可以完成，准备先送给主席看了以后，总理和洪文来一下。”

毛泽东说：

“可以。”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邓小平说：

“工业10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

“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

毛泽东说：

“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

邓小平说：

“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我看，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

毛泽东说：

“你这个想法好。”

12月20日凌晨，周恩来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把他亲笔写的准备提交四届人大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部长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出清样，然后将原稿交回。他还交代说，把印出的清样交给他，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一人一份。

12月23日下午，周恩来抱病离开医院，带着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名单飞到长沙；王洪文也乘着另一架飞机到达长沙。他们是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的。

12月24日，周恩来、王洪文来到毛泽东住地，同毛泽东会面。周恩来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名单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多住几天。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

周恩来说：

“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说：

“他政治思想强。”

又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

“politics比他强。”

毛泽东说着还写下一个“强”字，又写下“人才难”3个字。周恩来问：

“是人才难得吗？”

毛泽东点点头，放下了笔。周恩来趁机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

据吴德后来回忆这件事说：“毛主席在湖南长沙治病，根本不想和周恩来、邓小平摊牌，他采取了他一贯的策略：诱敌深入，放开长线，充分暴露邓小平的力量和党内究竟有多少支持江青、张春桥的势力。他的后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四届人大可以让邓小平充分展示他的力量，把所有的人马都可以拉出来，党的副主席给他，他要什么都可以给他什么，我就不相信他能反了天！’”

在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后，毛泽东故意问道：

“江青为什么反对邓小平出国？”

他又说：

“江青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

周恩来谈到了设想的总政治部主任的3个人选，毛泽东开玩笑说：

“罗荣桓。”

接着，他建议由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林彪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把张春桥任命为总政主任，王洪文成为军委常委，原来计划让姚文元也在军队里任职，是他自己向毛主席推辞的。毛主席说：‘那好，将来打起仗来，你们都要参军去，都要在军队里挂帅。’这就看出来，毛主席是从那时开始，准备改变军队里的领导成份，让大量的地方干部到军队里担任重要的职务。毛主席说：‘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团结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毛主席这话对好多人讲过，对我也讲过。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就讲得更加露骨了，他说：‘春桥你已经在军队里有了职务了吧？我看你要多注意军队的工作，要抓军队的干部，要过问军事，文将其实完全可以变成武将。以后军队的重要事情你都要过问，就说是我说的，不服不行，谁不服可以动用组织措施，我这次就是要动用组织措施来解决庐山的问题。’毛泽东准备改变军队里的领导成份，让大量的地方干部到军队里担任重要的职务。这本来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由于老人家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再直接地进行大的举动了，再加上总要有一个休整的阶段，毛主席才又一次做出了要安定团结的部署。”

在这次会见结束时，毛泽东询问了周恩来的身体情况，劝他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可以出来走一走，还说：

“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12月2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第2次谈话。他对王洪文说：

“‘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4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说：

“以后不搞了。”

毛泽东又对周恩来说：

“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我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政府。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林的问题上是对的。”

毛泽东还说：

“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3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

他还说：

“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诞辰。清晨起来，工作人员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的会客室里，又把盛有几种湖南风味小吃的果盘，悄悄地放在沙发旁的茶几上。毛泽东来到客厅里，看到鲜花和果盘，会意地朝工作人员笑笑，没有说话。

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也特意派人给毛泽东送来了贺寿礼物——苹果。毛泽东得知金日成也患有眼疾，就立即派出国内眼科专家赴朝为金日成看病。后来他还亲自审阅了有关金日成眼疾诊治情况的电报。

这一天，王洪文按照毛泽东的安排，到韶山去参观学习。

中午，厨房特意为毛泽东做了寿面，还准备了一瓶深红色的芙蓉酒。毛泽东请全体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吃面条、喝酒，他自己也吃了一点面，喝了一口酒。

晚上，宾馆人员在院子里放了几挂鞭炮，向毛泽东表达家乡人民对他的祝福。

是日晚，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了单独长谈，直至次日凌晨。这是相处了近半个世纪的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他们谈的全部内容已无人知晓。据周恩来说：谈话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另外还谈到了在押战犯问题，毛泽东说：

“还有一批战犯，关了这么多年，建议把这批人释放。”

12月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第3次谈话。他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人选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又提名陈锡联为副总理；还提出是不是让邓颖超当人大副委员长，周恩来解释后，毛泽东没有再提出意见，只是交代要“问候郭老”。

王洪文见人大的事儿谈完了，便提出了江青任职的问题。他说：

“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有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

毛泽东说：

“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两本。我也是啊。”

最后，毛泽东嘱咐周恩来说：

“你身体不好，人大开过后，你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

他也说他自己：

“从明年起，外宾一律不见了，对方要求见也不见了。”

周恩来、王洪文回京后，整理出毛泽东的3次谈话要点，先后在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传达。而关于毛泽东对江青和“四人帮”的批评，周恩来则是先和江青谈了话，尔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作了传达。

12月30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写道：

“昨天晚上政治局开了会。会上由总理、洪文同志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对我批评。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我希望人大之后离开北京，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我低温很久了，脑力有突变的可能——一切都遗忘。”

据曹轶欧后来回忆说：大约在1974年和1975年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康生陆续收到了几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信，信中说，江青曾经被捕过，其中有一个女同志被定为叛徒，她曾经给江青写信求救，说江青是了解她的。于是，人们怀疑江青也是叛徒。毛泽东曾经让江青找康生和曹轶欧谈过这件事情。毛泽东在和康生的谈话中说：“江青积怨较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不敢把矛头指向我，只好指向江青、春桥这些人，他们在搞清君侧。说江青是叛徒，春桥是叛徒，还说你也是叛徒。其实你和春桥都没有被敌人逮捕过，从何而来的叛徒？真正的叛徒是那些登报写了自首书的人，还有那些自首后，领着敌人杀自己同志的人。确定这样的叛徒界限，可以防止有人混水摸鱼。”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有关人事安排问题。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的指示，会议确定了“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讨论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

1月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

是日，毛泽东圈阅周恩来、王洪文报送的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送审报告中说：主席提出小平同志除任第一副总理外，还担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春桥同志除任第二副总理外，还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大家均同意。　　

毛泽东又审阅了李德生请求免除他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报告，并批示道：

“德生同志：同意你的意见。至于错误，改了就好。”

后来李德生曾回忆说：“我在中央工作4年，越来越感到形势的复杂，调离北京后，实际上已经不参加中央活动，我认为有必要主动辞去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的职务。我觉得这样比虚有其名好。中央派人同我交谈后，只同意我辞去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职务。我写了一封简短的信，提出上述请求，毛主席批示同意。”

1月4日这天，毛泽东收到了江青1974年12月30日的来信，他阅后批示道：

江青：

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我已印两部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两册——笔者注），暇时可以一阅。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1975年第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1月7日晨4时报送的《毛主席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长沙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他在审阅时作了两处改动：一是将“林彪如上台”改为“林彪一类如上台”，二是将“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臭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一句中的“臭”字去掉。尔后，他吩咐工作人员，请周恩来送全体政治局成员传阅并由中共中央印发各地。

1月8日晚，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1月9日，李富春在京病逝，享年75岁。

1月9日上午，周恩来将经毛泽东审阅过的《毛主席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长沙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送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传阅。

在这个《谈话要点》中，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地方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8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1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九所6号楼会见马耳他政府总理明托夫。李先念在座。当明托夫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帮助表示感谢时，毛泽东说：

“是我们帮助你们，还是你们帮助我们，要研究一下。”

明托夫说：

“我们是个小国，人口很少。”

毛泽东说：

“小国比大国厉害，大国怕你们呢。”

他转问李先念：

“你们谈了些什么？”

李先念回答说：

“交换了一下对国际问题的意见。”

毛泽东又问：

“你们开会开了没有？”

李先念说：

“开了，昨天晚上开了。等一下总理委托我和主席谈两句话。”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同李先念、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李先念谈完后，王海容、唐闻生说：

“总理请示主席，还有什么话向十届二中全会讲没有？总理打算在全会结束时讲一下1974年批林批孔没有搞好等，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让王海容、唐闻生劝周恩来不要讲，并指示由周恩来在二中全会闭幕时转达自己的意见：“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月9日这一天，张春桥在京西宾馆向出席十届二中全会的上海代表团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通报中央讨论国务院组成人员的情况。张春桥说，周恩来同意由文化大革命前的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担任新一届政府的文化部部长，他和江青不赞成。江青提名由于会泳当文化部部长，他和王洪文、姚文元都一致表示赞成，这样就通过了。

1月10日晚，十届二中全会闭幕。全会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经毛泽东同意，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批准了李德生要求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请求。

周恩来在全会闭幕式上说：二中全会闭幕前，请示主席有什么话要说，主席讲了8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我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各级革命委员会一直到人民公社的工作，都要遵照主席的指示做好。1975年是安定团结的一年，是争取跃进胜利的一年。我相信，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安定团结，一定会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1月13日，毛泽东圈阅王洪文送审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日程、议程和主席团候选人名单（草案）。

此前，周恩来、王洪文在1月5日至11日召集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讨论了会议的主要文件和其它准备工作。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议程是：修改宪法，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1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2864人。

朱德主持了人大第四届一次会议开幕式。

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庄严宣告：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3个五年计划，第4个五年计划1975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13年夺得丰收，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60%，但粮食增产1.4倍，棉花增产4.7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1974年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1.2倍，原煤增长91%，石油增长6.5倍，发电量增长2倍，化肥增长3.3倍，拖拉机增长5.2倍，棉纱增长85%，化学纤维增长3.3倍。在这10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1100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周恩来还重申了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的宏伟目标：“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他还重申了党和毛泽东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经济建设方针。

1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九所6号楼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邓小平在座。毛泽东问邓小平：

“你们谈得怎么样？”

邓小平说：

“很不错，很多观点跟我们是一致的。”

施特劳斯说：

“我们双方一致同意，本世纪的最后25年将是极不安宁的。”

毛泽东说：

“我们也是这么看。”

施特劳斯说：

“我们担心苏联会试图扩张其政治控制，这将意味着在欧洲建立霸权。”

毛泽东说：

“亚洲也是一样啊。”

施特劳斯说：

“如果有人想要建立霸权，他就要假装要和平，而实际扩大控制。”

毛泽东说：

“不错，苏联天天讲和平，天天准备打仗。我们不赞成吹什么“和平”、“缓和”、“友谊”这一套。”

施特劳斯说：

“你们的实际行动是和平的。”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当施特劳斯说到苏联的宣传机器反对他接受中国邀请来访问时，毛泽东说：

“也反对我们。”

当施特劳斯说到一个经济上、工业上强大的中国有利于保障和平，欧洲怕的不是中国时，毛泽东说：

“好啊！你们不要怕我们！”

施特劳斯说：

“不怕，不怕。”

毛泽东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说：

“我一身的病，腿也不行，肺也有病，眼睛也有病，讲话也不清楚。”

施特劳斯说：

“你的一生是劳累的一生，充满了伟大的业绩、伟大的探索及成功。我从你的语言中可以看到，你的头脑100%的健康。”

毛泽东说：

“还可以，可以吃饭、睡觉。”

1月17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闭幕式。大会批准了王洪文所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批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开天辟地第一次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力。

大会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委员143人，选举朱德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选举副委员长22人，他们是：董必武 宋庆龄 康生 刘伯承 吴德 韦国清 赛福鼎 郭沫若 徐向前 聂荣臻 陈云 谭震林 李井泉 张鼎丞 蔡畅 乌兰夫 阿沛·阿旺晋美 周建人 许德珩 胡厥文 李素文 姚连蔚

大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任命国务院副总理12人，他们是：邓小平 张春桥 李先念 陈锡联 纪登奎 华国锋 陈永贵 吴桂贤 王震 余秋里 谷牧 孙健

大会任命了各部部长和委员会主任：

外交部部长：乔冠华 国防部部长：叶剑英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余秋里 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谷牧

公安部部长：华国锋 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

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 农林部部长：沙风

冶金工业部部长：陈绍昆 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李水清

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西尧 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李际泰

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诤 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李成芳

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边疆 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汪洋

煤炭工业部部长：徐今强 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康世恩

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女） 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

铁道部部长：万里 交通部部长：叶飞

邮电部部长：钟夫翔 财政部部长：张劲夫

商业部部长：范子瑜 文化部部长：于会泳

教育部部长：周荣鑫 卫生部部长：刘湘屏（女）

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庄则栋

据陈永贵回忆说：他被调到北京工作后，毛泽东曾经这样对他说：“中国的农民就需要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来领导，农民受压迫、受剥削数千年了。只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才翻了身的，他们不跟共产党走是没有出路的。跟共产党走，就需要不断地革命，不断地斗争，一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救农民自己。你说对吗？”

再说四届人大结束后，周恩来因劳累过度，病情恶化，大量便血，再次住进了医院。

毛泽东在长沙得知周恩来的病情加重，多次让秘书张玉凤往周恩来处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饮食、起居等情况。

1月19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军委只准备两项工作，第一是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其中一个大题目就是军队要整顿。第二是战备，要准备打仗，解决战略方针、装备等问题。

他还说：搞派性的军队非调走不行，所有闹派性的人一律调走。毛主席已经有指示了，凡是有两派的地方，派性没有解决的地方，民兵一律不建立，也不要组织这个指挥部、那个指挥部。

1月下旬，江青飞往长沙，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她说：

“对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

据纪登奎回忆说：“周恩来在1975年初在和我谈话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主席想把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交给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可是他们要团结多数呀。如果总是搞小团伙，怎么能担负这么重的历史重任呢？’我清楚，总理讲这样的话的目的，是要给毛主席传递信息，对江青这些人有所教育，这也说明了总理是看透了主席的心思的。”

1月25日，邓小平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级以上干部发表讲话，他说：

“毛主席提出军队要整顿。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这是邓小平复出后首次把锋芒直指文化大革命，要在军队和地方进行“全面整顿”所开出的第一炮。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看待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请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周恩来1975年1月13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至今仍值得一读。他说：“我们超额完成了第3个五年计划，第4个五年计划1975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13年夺得丰收，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60%，但粮食增产1.4倍，棉花增产4.7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1974年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1.2倍，原煤增长91%，石油增长6.5倍，发电量增长2倍，化肥增长3.3倍，拖拉机增长5.2倍，棉纱增长85%，化学纤维增长3.3倍。在这10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1100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一位德国记者的话，似乎为这个工作报告作了注脚。还可以说，它是为新中国24年的伟大建设成就作了说明。那位德国记者在访问中国后是这样说的：“耶稣没做到的事情，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没做到的事情，许多历史圣贤想到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毛泽东都做到了。在他的国家里，没有恶霸强盗，没有娼妓赌徒，没有弱肉强食，没有我们所诅咒的那些人类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此言不虚，历史可证！开天辟地，伟业永存！郭沫若晚年的故事，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1978年5月，郭沫若病情几度恶化，他把夫人和孩子们叫到身边，要他们牢牢记着：“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病逝于北京。家属遵照他生前的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

第31章 1975年2月—

“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话说1975年2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务院12位副总理分工问题。全体副总理出席会议，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会议。会议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张春桥分管文化、教育；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3名常务副总理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周恩来说：

“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2月2日晨3时，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情况及自己的病情。

2月2日下午，毛泽东听张玉凤读周恩来的信，并圈阅了来信。关于周恩来的病情，毛泽东听后很伤感，嘱咐张玉凤说：

“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情况怎样了。”

尔后，毛泽东又审阅了张春桥、姚文元1月29日报送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

张春桥、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说：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共20条，5000字，不知是否符合主席的要求。如果这次摘录的不行，我们可以再摘录一次。如果基本可用，是否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参考。

毛泽东批示：

“同意印发。”

2月3日清晨，湖南省委负责人应召来到毛泽东住处。他们见毛泽东要走了，就说：

“2月11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希望毛主席能在家乡过一个新春佳节。”

毛泽东说：

“我在长沙住了100多天，你们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后，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我们走啦！”

毛泽东的话，说得周围的人们热泪盈眶。尔后，毛泽东同湖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一起合影留念；结束了他在家乡114天的休养。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回到湖南故地。在长沙期间，毛泽东曾想回家乡韶山看看，由于健康原因未能如愿。

毛泽东一行登上专列，向江西南昌驶去。

2月3日，毛泽东圈阅姚文元2月2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2月4日，中国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成，总装机122.5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57亿千瓦时。

2月5日，毛泽东由南昌启程继续向东，前往杭州。

是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会的通知。通知中说：由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11人组成中央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日常工作。

中共中央同时决定：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总后勤部委员会第一书记、军委办公厅主任，列席中央军委常委会会议。

2月6日，毛泽东抵达曾经被他称为“第二故乡”的杭州。他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铁瑛汇报工作。谭启龙、铁瑛说：全省的生产受到了批林批孔运动和派性斗争的严重干扰。毛泽东表情凝重。

2月8日，毛泽东入驻汪庄。

2月上旬，毛泽东圈阅了王洪文2月6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上半年工作计划的报告。

报告中说：四届人大结束后，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多次讨论了今年上半年的工作。（一）主要是学习好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二）关于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问题。（三）工、青、妇3个组织准备争取5月份成立起来，现已着手筹备。全国政协也想在年内搞好。（四）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和一部分干部的工作安排问题，关于解决云南、浙江、山西等几个省的“老大难”问题，根据主席多次指示的专案对象的清理和清理战犯的问题，劳动工资问题。

以上各项工作政治局已初步作了分工，正在落实中。

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社论中公布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中的一段话：“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社论中还写道：

“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次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地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

2月10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党的核心小组《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按照这个计划规定的指标，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74年预计增长11%左右。中央在转发通知中提出，“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前特别要把交通运输和煤炭、钢铁生产抓上去。”

2月中旬，毛泽东圈阅了姚文元送审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2月18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对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这个通知和毛泽东的指示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通知中写道：

“现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给你们，望你们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各级干部要带头学好。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共中央印发的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如下：

“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8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2月19日，毛泽东圈阅了外交部关于国务院副总理访问伊朗的请示报告。邓小平在送审的报告中，建议由李先念于4月上中旬率团赴伊朗访问。

2月21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的通知，关于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的通知，关于成立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的通知。

关于团中央筹备组此后的工作，谢静宜曾回忆说：“我被任命为团中央筹备组组长。当中央组织部帮助选各地团中央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团中央委员的候选人时，我提议要有‘可教子女’（父母犯了错误的子女——当时的叫法）代表参加，我们北京市开团代表大会时就有。于是我请北京团市委的于崇浩、赵俊贞、李进华书记、副书记帮助推选‘可教子女’代表名单。他们把薄一波副总理的儿子薄熙成的名字送给了我。我同意，因为一般干部的子女影响不大，若是薄一波的孩子也选上了代表、委员，影响就大了。其他可教子女也就不会有什么压力、顾虑了。上边带个头，下边也就好办，也是想以点带面。这件事，我请示了吴德，因为这是从北京市选出的代表，吴德是第一书记，自然先请示他。吴德听我汇报后，心里没底，担心地说：‘是不是他爸爸的官太大了，可否找一个小一点的干部子女？’我说：‘小干部的子女没什么影响啊！’吴德却没说话。我当时分析吴德并不是不同意，而当时把薄一波说成是叛徒，他有些不敢做主罢了。他只是笑笑，没表态，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于是，在我为青年团代表大会的筹备之事请示主席意见时，也同时把薄一波副总理的儿子当代表，并想推荐为委员候选人的想法，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听了，眼神朝着我，他笑了。说：‘好！好！好！我完全赞成。’接着说‘他叫什么名字啊？’还没等我回复，主席幽默地说：‘他爸爸叫薄一，他是不是叫薄二啊！’主席和我都笑起来。当我答复说‘他叫薄熙成’时，主席连说：‘好，好，他参加好，我赞成。’于是我报告了吴德，吴德很高兴。他也赞成主席的意见。”

2月22日，由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简称《三十三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并要求在全国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在33条语录中，有列宁的23条。这23条中的20条是张春桥、姚文元1975年1月29日报送毛泽东审阅过的。

2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圈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外交部、外贸部关于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关系问题的请示报告。

请示报告中说：近两年来，欧洲经济共同体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我国与其建立关系，向其总部派驻代表。

后来在5月8日，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正式关系。

2月22日这一天，由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叶剑英5人联名将关于毛泽东疾病治疗方案的讨论意见，报告给毛泽东。

此前，毛泽东在杭州接受了医疗小组对他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检查诊断。诊断认为：毛泽东目前的主要症状为白内障导致视力下降，说话不清。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在室内适当做一些活动。眼科专家一致主张他不能再像以往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了，并实施摘除白内障手术。毛泽东只同意先治右眼，留着病状较轻的左眼继续阅读和工作。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召开会议，听取了回京医疗小组关于毛泽东的病情和治疗方案的汇报。周恩来等5人在上述报告中说：

“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

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2月27日，毛泽东审阅公安部关于释放在押战犯的报告。

报告中说：“拟给释放的每名战犯发15元零用钱，但不开欢送会。另有13名罪大恶极的战犯拟继续关押，不予释放。”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文件上原文如此。这句话是指锦州等地还有一些战犯没有列入送审的特赦在押战犯的名单——笔者注）？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13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了。”

2月28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印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

后来在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第2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毛泽东2月27日的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并听取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作的说明。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的293名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3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公布。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大会，宣布特赦释放的在押战犯293人名单，并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至此，在押的战犯全部释放。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要求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当作各项工作的纲。他还说：

“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

3月1日这一天，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文章中也提出了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他写道：“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3月3日，毛泽东圈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外交部关于同葡萄牙政府建交谈判的请示报告。

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经邓小平同王震、谷牧、万里商议起草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1975年9号文件）。决定中说：1、全国所有的铁路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2、实行全国铁路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3、中央书记处党委要继续加强对铁路工作的领导。4、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5、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

邓小平在决定中加写了一句话：“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是日下午，邓小平在全国各中央书记处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到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妨碍大局。要把那些闹派性的头头，从原单位调离，调动后又钻出来的新的头头再调，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在领导班子里。科研人员有水平有知识的，可以提为所长。”

“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它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

3月6日，周恩来作肠胃检查，发现大肠内接近肝的部位有一核桃大肿瘤，经中央政治局常委4人小组研究，决定施行手术。

3月8日，毛泽东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和准备释放的专案审查对象名单。

报告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由中央专案第1、第3办公室和“516”专案组所管的670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林彪一案有关人员拟放后一步处理，不包括在内。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拟继续关押审查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出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和人员再作结论。”“现拟释放和安置90%以上人员，剩下的约40余人。分类名单将分批上报中央审批。这些人放了以后，中央专案一办、三办和‘516’专案组即行撤销。”报告还对不同类别的审查对象，提出了具体处理的意见。

据纪登奎回忆说：“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3月6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3月7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杭州——笔者注）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7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8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

后来，被解除监禁的许多人都安排了工作或住院治疗。

3月20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说明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的情况，以及医疗组拟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他还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身体情况不佳，同时又给张玉凤写了一封信，嘱咐她说：病变的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

3月21日凌晨，毛泽东圈阅姚文元3月17日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这篇社论。社论中说：“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

3月21日晚，毛泽东选读了汤显祖的《邯郸记》中的“度世”一折，以寄托“烈士暮年，志在千里”的情怀。

接着，他布置了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洪皓的《江梅引》。

毛泽东一生喜爱梅花，写的诗词多次以梅花为题旨。晚年由于健康原因，诗兴衰退了，然而傲霜斗雪、高洁芬芳的梅花，仍寄托了他的理想人格和高尚情操。

不久，他又在1975年4月11日布置了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蒋捷的《梅花引》。

3月下旬，毛泽东听张玉凤读周恩来3月20日关于他病情的来信。

几天后，张玉凤从杭州打电话告诉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人员说：总理的“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

3月24日，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谈中外关系。关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毛泽东说：

“在反霸条款问题上不能让步。如同意不将反霸条款写入正文，苏联高兴，不要上苏联的当。日本朋友正在为争取将反霸条款写入正文而积极活动，我们让步，就不好了。中日之间主要是联合声明，中美之间主要是《上海公报》。”

关于同葡萄牙建交的事情，毛泽东说：

“跟葡萄牙建交，就有澳门问题，收回澳门就会影响香港，而香港又影响台湾。”

王海容、唐闻生说，中国艺术团到美国，美方不许他们演唱《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这首歌曲，艺术团同美方进行了斗争，但不拟对美方报复，拟允许美国田径队如期来华访问。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

“不要报复。”

3月27日，毛泽东圈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外交部、外经部、外贸部、水电部、国家体委关于同突尼斯总理努伊拉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

请示报告中说：努伊拉4月1日至8日来我国访问。据突外长告，努伊拉希望就国际形势和国际经济问题同我交换看法，同时商谈两国经济合作和贸易问题，并了解我国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经验。

1975年4月1日，张春桥根据毛泽东1974年12月26日晚的提议写成的、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批的长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由《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文章中说：

“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董必武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

这一天，噩耗传到杭州，毛泽东听了非常难过，因为不能亲自去为老战友送行了，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也不说话，只是让工作人员把蔡瑶先演唱的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唱片放了整整一天。张元幹这首词的内容是：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千村落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镂》。

毛泽东借用听唱片的方式，排遣内心的悲痛，悼念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战友。他时而躺着听，时而以手击节，声情悲痛，并将词中“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一句，改为“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君且去，休回顾。”他说，这词中的“更南浦，送君去”太伤感了，应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他改了词以后，还让录制组重新录了一个新片子。

4月4日，毛泽东布置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王安石的《桂枝香》、张孝祥的《六州歌头》，还有辛弃疾的《贺新郎》、《摸鱼儿》、《水龙吟》、《水调歌头》、《永遇乐》、《汉宫春》、《破阵子》。

王安石的《桂枝香》内有句云：“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

张孝祥的《六州歌头》内有句云：“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

辛弃疾在他的《贺新郎》中说：“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他在《摸鱼儿》中说：“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在《水龙吟》中说：“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在《水调歌头》中说：“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在《永遇乐》中说：“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在《汉宫春》中说：“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在《破阵子》中说“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毛泽东吟诵这些著名作品，借以抒发自己壮心不已、情怀未了的愁绪。

4月5日，江青召集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成员座谈，她说：

“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全国的反映都没有讲这个问题，党内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江青、王洪文还分别找政治局一些成员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分送上海机床厂反对经验主义的10条经验等材料。

4月5日午夜，89岁的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临终留下遗言，棺材不落土，要等到将来有一天葬到大陆去。毛泽东的警卫人员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等毛泽东起床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他。毛泽东听后并没有高兴，一脸的凝重。他对身边的人说：

“知道了。”

此后几个月，毛泽东同来中国访问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蒋介石，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

4月8日，江青找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谈话。江青说：

“四届人大前，你在政治局讨论问题时动脑筋发表意见，以后为什么不发言了？要敢于思想交锋。”

苏振华说：

“我进政治局当小学生。”

江青提出，要苏振华编辑一套共产国际史料和马恩列斯语录。

此后，苏振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准备揭发江青。这封信经过邓小平修改后，先送给周恩来看，周恩来一看，忙说：

“不要送主席，不要干扰主席。”

后来，这封信虽然没有送给毛泽东，邓小平还是当面把这件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结果，弄得苏振华连后来的批邓会议都不能参加了。

苏振华，1912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76年，苏振华在“一0六”政变中，受叶剑英委派到上海镇压“四人帮”余党，大展身手，终于一抒胸中之怨气。

4月11日，毛泽东布置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蒋捷的《虞美人》，内有名句云：“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4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当前的大敌是“经验主义”，政治局应该讨论，而且要交锋。邓小平不予理睬。

4月13日，毛泽东因为准备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决定启程返京。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在杭州休养期间，由于患眼疾，多是以耳代目，或听工作人员为其诵读古典文学作品，或听古诗词曲子。这期间，文化部曾请一些词曲演唱家和乐器演奏家演唱配器，为他录制了一套古诗词演唱磁带，有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等等。这套磁带共59盒。他还让人借过长篇小说《创业史》、《飘》、《红与黑》、《基度山恩仇记》，借过《辛弃疾集》、《全宋词》、《全唐诗》，向身边工作人员讲中外文学史。他还要了侯宝林录制的10段相声，包括《醉酒》、《婚姻与迷信》、《改行》、《串调》、《关公战秦琼》等。

4月13日晚8时许，毛泽东在工作人员搀扶下，缓缓走出1号楼。杭州的工作人员和一些赶来的负责人列队站在楼厅内外，为毛泽东送行。毛泽东环顾了一遍众人，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不少送行者看着容颜苍老的毛泽东慢慢登上前往火车站的车子，禁不住泣不成声。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了他的第二故乡——杭州。

4月14日，毛泽东结束了9个月——272天的南方之行，回到了北京。

据岳素花（1973年开始担任专列列车长）回忆说：“我和前驱专列的同志们先期到达北京，新同志因为没见到主席都很失望。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就同意他们躲在主席下车对面的地方，等主席下车时看上一眼。这次主席几乎是被人们从车上抬下来的。站在汽车门前的主席连收缩身体的动作都难以自控了，最后还是张玉凤用手按了一下主席的头，才算把他送进了汽车。躲在列车后面的同志们也只是远远地看到了主席这样一个背影。”

4月17日，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西哈努克、宾努、乔森潘，祝贺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完全解放金边。贺电中说：

“柬埔寨人民通过武装斗争所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只要坚持正确的道路，弱国就一定能够打败强国，小国就一定能够打败大国。柬埔寨人民的伟大胜利，不仅为印度支那人民的反帝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有力地鼓舞和推动着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4月18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应邀来到北京，当列车徐徐驶入北京车站时，站台上欢声四起，锣鼓喧天。邓小平登上列车，向金日成表示问候，同金日成一道走下列车，和欢迎群众见面。尔后，金日成在邓小平陪同下同乘汽车，驶过彩旗飘扬、欢声如雷的天安门广场，驶向迎宾馆。

这天下午5时许，金日成在邓小平陪同下，走进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的书房。他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主席好啊！”

毛泽东也紧紧握着金日成的手说：

“欢迎你！”

“我们又重新见面了，很高兴。”

金日成动情地说。毛泽东也诚挚地说：

“很欢迎！”

金日成把陪同他来访的吴振宇及朝鲜党政代表团成员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说：

“我的腿不好，讲话不好，眼睛也有白内障。你好吗？”

金日成回答说：

“很好！我跟主席已经两年没见面了。”

“Welcome（欢迎）！”毛泽东说：“我发音不好，讲外国语。”

接着，他向金日成介绍了中美关系，说道：

“我们请了尼克松，主要是通过尼克松接触美国人民。”

金日成对此表示理解。金日成谈到了朝鲜的3项中心工作。毛泽东说：

“我们也是，社会主义、台湾、第三世界。南朝鲜、台湾麻烦，美国人霸住不走啊！它不想走啊！现在柬埔寨、越南好。”

毛泽东又向金日成讲了他和周恩来的病情，指着自己身体的几个部位说：

“这个不好（指眼睛），这个不好（指嘴），这个不好（指腿），这个好（指耳朵）。我能想，能吃饭，能睡觉，这三个好。”

金日成说：

“这也是重要的。因为你的存在对中国人民、朝鲜人民、亚洲人民、第三世界人民和世界人民有很大的鼓舞，所以你长寿对我们是很宝贵的事。”

毛泽东摆了摆手，诙谐地说：

“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上帝请我去喝烧酒。靠你们了。”

说罢，他竟忍不住笑了起来。金日成也笑着说：

“还早。”

“还早啊？你不叫我去呀？”

“我不希望你去。”

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

“我不能抽烟了。抽了几十年，现在又不能抽了。你能抽，好啊！”

金日成说：

“我也不常抽，有时候抽，有时候不抽，随便。”

毛泽东转换了话题，说道：

“我这回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几个地方，差不多住了一年。因为你要来，我又回来见面。我不谈政治。”

他指着坐在一旁的邓小平说：

“由他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了他，现在没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

金日成说：

“我们也欢迎他。”

工作人员进来报告毛泽东说，朝方记者要求进来摄影，代表团中还有3位成员没有与老人家握手，请示怎么办？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来！”

金日成忙转身向吴振宇交代了几句，又关切地对毛泽东说：

“他们不来了，不要等了。主席休息吧！”

说着，他就要起身告辞。

“等一下。”毛泽东请金日成坐下，微笑着问道：“你们吃饭还用筷子吗！Two Sticks（两根棍子）？”

金日成笑着说：

“我们吃饭用筷子。”

说话间，那3名朝鲜代表团成员走进书房，同毛泽东握手，并说：

“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祝同志们好！”

毛泽东说完，就要起身送客人。金日成担心他行动不便，坚持不要送。毛泽东只好目送金日成及其他朝鲜贵宾走出了书房。

短短的半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毛泽东和金日成可能都没有料到，这次会见竟成为他们之间最后一次的诀别。

邓小平送走客人后，又回来向毛泽东反映了自3月初以来，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

欲知毛泽东如何处理双方关于“经验主义”的争论，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反对“经验主义”是继大反“开后门”和准备在四届人大上组阁之后，江青等人在政治上不成熟的又一个重要表现。他们的幼稚与邓小平的老辣是无法相比。作为第一副总理上任伊始，邓小平就把毛泽东提出的“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挂在嘴边，并以此为尚方宝剑，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何谓“全面整顿”？说白了就是召集旧部（“解放和使用老干部，发挥老干部的作用”），向文革反攻倒算（“对闹派性的人，该调就调，该批就批，该斗就斗”）。这正是邓小平惯于声东击西的过人之处。有比较才有鉴别。毛泽东后来终于看明白了，他在和护士孟锦云谈史时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噢。”这些话恐怕不是泛泛而论吧！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才改变了他在接班人问题上的部署。

第32章 1975年4月—

“孙权是个能干的人，‘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这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1975年4月20日中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纪登奎在座。毛泽东说：

“我外国都没有去过，只去过两趟莫斯科，见了斯大林，还见了赫鲁晓夫。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好的，高级领导人不那么好。我劝你们欧洲要注意啊！一面讲缓和、和缓，一面拼命搞扩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打你们，现在德国怕苏联了。现在的世界不太平，不安宁。你们不要怕我们，我们不会侵略到你们欧洲去。我希望你们团结起来。我们跟苏联的关系不好，现在是打舌仗。他们现在还不敢侵略中国。我看他们主要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在中东。我不是吓你们，我是希望你们注意，不然会吃苏联人的亏。将来怎么样，你们可以看，可能我说得不对。”

关于自己的身体状况，毛泽东说：

“我还能想，能吃饭，能睡觉，就是说话不行，走路不行了，还有眼睛也不好。我已经82了，上帝要叫我去呢。很对不起，不能跟你长谈了。”

4月23日，毛泽东审阅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于4月20日起草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要大力报道各级干部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决心弄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学习中的那种不求甚解的作风。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传达毛泽东4月23日的批示。与会者就反对“经验主义”问题再次发生争论。叶剑英、邓小平先后发言，指责张春桥、姚文元反对“经验主义”的提法。邓小平还说：

“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

江青等人则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

4月29日，毛泽东圈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外交部、外贸部关于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副主席索姆斯会谈的请示报告。

4月30日，中共中央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联名的形式，致电阮友寿、黄晋发、孙德胜、黎笋、长征、范文同，祝贺西贡（今胡志明市）解放。贺电中说：

“你们的胜利，开创了越南解放新的时代，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你们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一切斗争中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为全世界人民的反帝革命事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越南人民的胜利，再次有力地证明，一个国家的人民，哪怕是一个小国的人民，在维护祖国独立、自由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中，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怕挫折，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打败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取得斗争的最终胜利。”

1975年5月1日，毛泽东圈阅王洪文这一天报送的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7日讨论毛泽东4月23日批示的情况报告。报告中说：在讨论过程中，一些同志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如，对前阶段宣传报道中以及有同志在讲话中提到的“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问题。有同志提出，现在来引用主席1959年写的“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否要修改“九大”、“十大”政治报告中的“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这一提法。有的同志对1973年11月批评总理的错误时有同志提出的“第11次路线斗争”问题，对不经政治局送给一些单位学习参考材料问题，对政治局不议大事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意见。由于出现了以上情况，将会议暂停下来。对这些问题如何处理，我曾分别找总理、剑英、小平、春桥同志商量过。在商量过程中，有同志对搞“四人帮”问题、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等问题又提出了批评。在商量时虽然大家都同意还是遵照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精神把会议开好，迅速地将主席指示贯彻下去。但我仍然有些忧虑，希望能得到主席指示。

5月初，江青给毛泽东住处打电话，要工作人员转告毛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围攻他们的情况；并说这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张玉凤接了电话，马上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据张玉凤记载：“1975年5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很难。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1975年5月。”

5月3日晚10点45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他回到北京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会议一直开到5月4日凌晨1时才结束，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成为他此生最后一次长时间的和政治局委员们谈话。

周恩来抱病出席会议，他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快一年没有见到主席了，想念主席。”

毛泽东问：

“怎么样？还好吗？”

周恩来说：

“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问候了。”

毛泽东握着叶剑英的手说：

“老帅呀。”

他握着邓小平的手说：

“小平呀。”

又握着陈锡联的手说：

“你要挂帅呀。”

纪登奎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最近刚见过主席一次了。”

毛泽东握着吴德的手说：

“吴德有德呀。”

他握着陈永贵的手说：

“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不要住在钓鱼台。”

吴桂贤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主席好，我是吴桂贤。”

毛泽东说：

“我不认识你啊。”

吴桂贤说：

“我1964年见过毛主席，国庆节参加观礼的时候。”

毛泽东说：

“不知道。”

吴桂贤说：

“延安儿女问候你。”

毛泽东问：

“你是延安人哪？”

周恩来介绍说：

“她是河南人，陕西西安的纺织女工。到延安去看了。”

毛泽东握着苏振华的手说：

“管海军靠你呀，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

说着，他伸出一个小拇指。苏振华说：

“现在大了一点了，现在这么大。”

他用无名指比划了一下。毛泽东握着谢静宜的手说：

“你当了大官了，要谨慎呀。”

谢静宜说：

“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

“试试看吧，不行就——”毛泽东说着作了一个手势：“搞不好就卷铺盖卷。”

他环视了一下在座的人，说道：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笔者注），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办了一个大学，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

毛泽东望了一眼身边的王海容、唐闻生：

“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身边的工作人员——笔者注），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5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在这里我同小平同志谈过一次，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4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共产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

他看着周恩来：

“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

毛泽东环视了一下众人：

“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他指着邓小平：

“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10年、8年、20年、30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观念连不起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

毛泽东转向王海容、唐闻生（王海容为外交部副部长，唐闻生为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副司长、部党组成员）：

“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1958年就写了文章？那时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

张春桥说：

“见过一面。”

毛泽东说：

“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候是邓拓管的吧？”

张春桥说：

“是吴冷西。”

毛泽东接着说：

“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它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英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看一看。”

江青插话说：

“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毛泽东“嗯”了一声，因视力和听力不好，问张玉凤：

“那是谁？”

张玉凤说：

“江青同志。”

毛泽东说：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据陈永贵回忆说：“绝大数的时候都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研究好了，再拿到会议上来过。这个情况我向毛主席作过反映，我是根据别人的议论来向毛主席说的。主席到了政治局会议上就对江青说：‘你不要总是和几个人商量好了再和大家研究，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会议就是一个大圈子，革命总是要多团结一些人好嘛。你们的一些作法连陈永贵这样的老实人都有了意见，可见你们是怎样的脱离群众了。江青呀，我已经警告你好多次了，不要总是以你的名义办事，要以政治局和中央的名义讲话嘛。什么事情总是你冲在前头不好，要突出其他领导同志的作用。我再次和你讲一遍。’”

再说毛泽东继续对众人说：

“这一回跑了10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

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3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3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罢工的时候，还没有修这条铁路。1920年、1921年、1922年，这3年我是在湖南搞工人运动，粤汉、安源煤矿，湖南一些工厂，株洲、萍乡、粤汉路、株萍路、安源煤矿、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没有锡。”

他随口念出了无锡锡山和长沙天心阁下白沙街“白沙古井”的两幅著名楹联：

“无锡锡山山无锡；平湖湖水水平湖。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

毛泽东吟罢，又说：

“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孙权要搬家，老百姓说，宁饮扬州水，不食武昌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他——”

毛泽东指着叶剑英：

“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接着，他要叶剑英背诵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叶剑英诵道：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指指叶剑英：

“此人有些文化。‘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看不起吴法宪，黄吴李邱不是曹刘，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吴法宪不行。”

后来有人评价毛泽东这一段讲话说：“吴法宪、刘震、曹里怀是3大空军将领。毛泽东在赞扬刘震和曹里怀的同时，以吴法宪之“吴”，代指吴国，借喻当今。以“当今惜无孙仲谋”，委婉地批评他的接班人不如意。这实在是古今仅见的一种批判艺术。”

周恩来见毛泽东已经打住了话头，便说：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与会者与毛泽东一一握手告别。毛泽东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还是3句话。”

王洪文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说：

“你不要——”

他边说边作手势，翻过来翻过去。江青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听主席的。”

张春桥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按主席的指示办。”

姚文元握着毛泽东的手也说：

“照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在与陈锡联握手时说：

“司令官呢。”

吴桂贤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主席保重。”

5月4日上午，周恩来在医院同邓小平单独谈话，研究毛泽东5月3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是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讲话的问题。

5月8日，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钢铁工业座谈会。他在会议上说：把钢铁工业生产搞上去，最重要的还是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政策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邓小平还说：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经济搞上去这3项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纲。

5月16日早上，女医生小李来到躺在病床上的毛泽东身边，说了几句话，毛泽东就说：

“上帝也许要发请帖请我去，你要不来看我，我恐怕再也看不到你了。”

小李临走时，毛泽东又送给她两句话，说：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这就是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5月17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军委5月16日建议贺诚任总后勤部副部长的请示报告及附件，他在请示报告上作了旁批和批示，在对贺诚的一些污蔑不实之词处旁批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还批示道：

“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印发中央同志。”

毛泽东由此想起了被林彪迫害致死的傅连璋，又写道：

“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贺诚，原名贺宗霖，1901年出生于四川省三台县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建国后，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同时还担任军委卫生部部长，1955年授中将衔。

5月21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文件。邓小平在会议上说：

“对钢铁生产，我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要敢字当头。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要给你们‘尚方宝剑’。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

他还不无解嘲地说：

“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一抓就几个。”

5月21日这一天，周恩来就事先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商量的意见，致信在京政治局委员，说明前一时期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经验主义”的全过程，点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主题。并且说：“如大家同意，并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

5月22日，张春桥在周恩来的来信中批道：“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5月23日，毛泽东审阅苏振华5月22日关于海军建设的报告。报告中说：5月3日晚，主席对海军指示：“管海军靠你。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我们拟将主席的重要指示向海军部队和有关工业部门传达。主席早在1953年就指示，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建设一支强大海军。但是，海军建设经过20多年的时间，现在仍然很小。我们力争在10年左右建成一支较强大的海军。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

“同意。努力奋斗，10年达到目标。”

5月24日，中南海红墙外边显得十分静谧，路边的树丛、草坪早已披上了嫩嫩的新绿。在府右街右侧的人行道上，走着一对穿军装的姑娘。那个穿陆军衣服的是孟锦云，那个穿空军衣服的是她的朋友小丽。此时的孟锦云，激动、兴奋，不亚于第一次进中南海跳舞，她心里想的是：

“主席会见我吗？不见又该怎么办？我见了主席，该说些什么呢？”

二人来到中南海北门，小丽往里打了一个电话，警卫人员接电话后写了个条子，这个条子很快送到张玉凤那里：

“小丽和湖北来的孟锦云要找张秘书。”

张玉凤看了条子，心里很明白，见我干什么？还不是要见毛主席。她马上告诉毛泽东说，湖北的孟锦云来看他，毛泽东点头同意了。

孟锦云和小丽进了中南海，穿过几道廊子后，来到了毛泽东的卧室。

毛泽东此时正患着严重的白内障，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眼睛也是视线微弱。但此时，他的眼睛仿佛清楚地看见了眼前的小孟。小孟，还是十几年前在舞会上认识的那个被自己称为半个小同乡的纯洁而爽快的小姑娘啊！她已有8年不来这里探望我了。

孟锦云兴奋地向前问候道：

“主席，您好！我是湖北来的孟锦云。”

毛泽东也高兴地说：

“记得，你不就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吗？”

“主席，我是来找你平反的。”

孟锦云自己也没有想到一下子冒出了这样一句。毛泽东握着孟锦云的手，仔仔细细地端详着面前孟锦云那模糊的身影，说道：

“你这么多年不来看我，见面就让我给你平反，这个反冇法平噢。”

“我怎么不想来，只是来不了啊。”

孟锦云不顾一切地诉说了自己的遭遇，从办学习班，到蹲监狱，到劳改，到回老家，到干了护士，一一诉说。毛泽东听着，那么认真地听，一直摸着小孟的手，他的眼睛湿润了。他再也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坦率真诚的小姑娘，怎么会打成反革命，竟然在监狱里蹲了3年。她那稚嫩的心啊，怎么能承受如此重大的折磨。

“你不要讲了，你来了，就什么都好办了，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

孟锦云被毛泽东这突如其来的果断决定，弄得将信将疑，留在主席身边工作，这怎么可能？我行吗？我够格吗？主席说的话是真的？她迟疑着，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这确确实实是主席说的，就是面前这个显得那样慈祥，那么富于同情之心，那么富于人情味的老人说的。但不知为什么，孟锦云却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作为回答：

“我是找您来平反的，我的档案里肯定有黑材料。”

毛泽东说：

“你在我身边工作，就是平了反，你是我的女儿，也是我的朋友。”

就这样，孟锦云进了中南海，留在了毛泽东身边，成了毛泽东身边的一名医护人员，成了毛泽东生命之路上的最后一名护士。

5月25日，孟锦云在和毛泽东聊天时说：

“主席，我这么匆匆地来，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来，我想请几天假，去拿我的衣服。”

毛泽东说：

“看来，你在我这里还是不安心噢。在我这里工作，是吃饭不要钱，穿衣不要钱，住房不要钱，看书管够。你的衣服可以在这里做。我出钱。”

孟锦云听了，顽皮地说：

“您可真大方，我的衣服放在武汉，不也浪费了吗？要不然，我让小裴给我送来吧。”

毛泽东也半真半假地开玩笑说：

“这倒也是办法。你这个孟夫子，要不是你的档案里放了黑材料，你还不来看我呢。一去就是8年啊，看来档案里还是放了黑材料好。”

孟锦云说：

“您怨我有什么用，您这么大一个领袖，能想来就来吗？您要早叫我来，我不就来了嘛。”

毛泽东说：

“是啊，你有你的难处，我有我的环境，中南海的红墙把你挡住了。”

欲知孟锦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情况如何？请慢慢往后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晚上的讲话，说得非常明白，后来的历史工作者实有认真研究的必要。毛公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做自我批评的习惯，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对同志的错误进行认真的批评，目的是治病救人，而不是一棍子把人打死。关于“四人帮”问题，他明确地指示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同时，他还强调：“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可后来那些人用篡改历史的一贯手法，删去了“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这上半句话，只将“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下半句话公布于众，借此说明毛泽东早有打倒“四人帮”的指示。这不是典型的断章取义的范例吗？

第33章 1975年5月（论史）—

“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话说在1975年5月间，毛泽东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了大字本的张元幹的《石州慢》、《柳梢青》、《点绛唇》（二首），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

5月25日下午，毛泽东阅白云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政治部干事）5月22日的来信。白云涛在信中建议，对粮食实行按自然条件好与差的情况和劳动生产率高低程度，采取不同种类的征购价格，条件好的适当低些，条件差的适当高些。

毛泽东批示道：

“此件印发中央各同志研究。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贫队里也有富户。看看结果如何再说。请先念主持办理。”

后来，毛泽东的批示和白云涛的信，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9月23日至10月21日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文件印发。

5月27日，周恩来又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经过，并写道：“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诚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是日，张春桥看了周恩来的来信，在上面写道：“不再改了。”

周恩来在接到退件后，便将21日信的原件报送毛泽东审批。

5月27日这一天，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5月3日的讲话。邓小平在会上说：

“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

关于4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邓小平说：

“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40%也没有讲到，有没有20%也难讲。”

他还强调说：

“有3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12月会议上提出‘第11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我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

江青等人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

5月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他说：

“毛主席最近有3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3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3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5月29日晚22点18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随着谢静宜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平时除了开会和找人谈话，总是整天看文件、看书，累了就广泛浏览各种中外著作，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他的眼睛因为患有白内障不能看书，看材料，这些东西通常都要由张玉凤来念。其它材料和书籍还可以，可读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古代汉语，张玉凤就感觉困难得多了。于是她就提出能不能从大学里找个老师来念。经毛泽东同意后，汪东兴、张耀祠就委托谢静宜物色人选。于是谢静宜就在5月下旬请北京大学中文系为毛泽东遴选一位能诵读古籍的教师。后来，中文系提出了4位可供毛泽东选择的熟悉古典文学的教师，其中有一位名叫芦荻。毛泽东看了这4个人的简历，想起他曾经读过芦荻参与编选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的《历代文选》，于是就选中了芦荻。

这天晚上，明月高悬，中南海的碧水一片苍茫。毛泽东居住地那乳白色的平房，笼罩在皎洁的月光中。芦荻由于兴奋和激动，在下车时一不小心，“啪”地一声，弄撒了手提包，把脸盆、两支笔、书本、梳子等等一应什物，还有4件衣服，全都打翻在车里了。司机说：

“我替你收拾，你先去吧。”

芦荻第一次来到了毛泽东身边。据她后来回忆说：“灯火辉煌的游泳池大厅里，身着洁白棉针织衣裤的毛主席，端坐在单人沙发里。他面容有些憔悴，双目茫然地投向前方（后来我才知道，主席患重度白内障）。这和我心目中认定的‘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毛主席形象，有如此大的反差！我不禁惶恐、紧张，心头还升起了困惑和迷茫。”

芦荻随着谢静宜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致以问候。毛泽东听了谢静宜的介绍，非常高兴，坐在沙发上握着芦荻的手说：

“来，你坐下。”

谢静宜和毛泽东的秘书、医务人员坐在一旁，听他们谈话。毛泽东见芦荻一直侍立在床前，便又招呼她坐下。他见芦荻如此拘谨，就问起了芦荻的工作经历。

芦荻原名叫芦素琴，祖籍湖南长沙，1931年出生在东北辽阳。芦荻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48年进入解放区后，改名为芦荻。她参加过抗美援朝；1954年回国后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被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毛泽东听了芦荻的介绍，高兴地说：

“噢，1948年参加革命的，参加过抗美援朝！”

他又说：

“你大概喜欢秋天吧？”

芦荻一时不知所对，毛泽东爽朗地笑了，他说：

“你为什么叫芦荻？会背刘禹锡写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

芦荻正要把这首诗背给毛泽东听，只见毛泽东已经抑扬顿挫地吟诵了起来：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芦荻听毛泽东如此一念，这才明白了，老人家是用这种风趣典雅的幽默在诗的最后一句点出了她名字的来源，想使她在轻松的话题中，把紧张的情绪放松下来。

毛泽东诵毕，站了起来，在工作人员的扶持下，昂首挺胸，双目远凝，伴着播放着张元幹《贺新郎》中“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的昆曲节拍，口中低吟，绕着游泳池大厅的南半边，走了一圈。

毛泽东要芦荻读了庾信的《枯树赋》、阮籍的《咏怀诗》、江淹的《别赋》和《恨赋》。

他赞赏江淹的《别赋》情真意切，语丽辞清。他还说：

“江淹的《别赋》中，‘秋露如珠，秋月如珪’，你的书中对‘珪’的注释不很准确。”

芦荻一听，大吃一惊。她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如此繁忙，居然还抽空读过她参加选注的《历代文选》，她从心眼里佩服毛泽东读书之多。

当芦荻读《恨赋》读到：“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平天下，同文共规。华山为城，紫渊为池。雄图既溢，武力未毕……”时，毛泽东以手止之，批评起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骄奢满溢。为解释《恨赋》中的“溢”字，他背诵了王实甫《西厢记》第4本第3折《长亭送别》中的一段话：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忧愁诉与谁？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

王实甫用一个“溢”字，夸张地把莺莺的相思之苦充分表现出来了。以此“溢”辅助理解“雄图既溢”之“溢”，就非常明白了。毛泽东对芦荻说：

“文科老师要多背诵，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课，难道老拿着本本念？要是到别人家里谈话，你总不能说，我回家去拿来原文再谈。”

他又问芦荻：

“北京大学开不开诗词曲赋课？”

芦荻回答说：

“现在这些课都不开了，学生不读书，想读也买不到书。”

毛泽东说：

“现在没有书，我们搞一部吧，选它500首诗，500首词，300首曲，30篇赋。”

说罢，他又背诵了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还背诵了刘禹锡的《陋室铭》、《乌衣巷》、《竹枝词》、《杨柳枝词》等许多诗文。这样一来，领袖和普通教师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芦荻的情绪有所放松，便和毛泽东交谈起来，谈话渐渐转入了正题。毛泽东说：

“最近眼睛不大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好了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

凌晨一时，医护人员劝毛泽东早点休息，可毛泽东谈兴正浓，又谈了一个小时，医护人员下了命令，非要毛泽东休息不可。芦荻赶紧站了起来，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说：

“再见吧，我们认识了，以后慢慢谈。”

从此，芦荻开始了在毛泽东身边4个月的读书生活，直到9月底结束。她被安排在离毛泽东住处不远的一幢楼房里。按毛泽东的说法，芦荻是他“请来的客人”，芦荻住一楼，谢静宜住二楼。一楼还住着为毛泽东治病的大夫。

芦荻为了适应毛泽东的生活规律，便改在上午睡觉，下午闭门看书，晚上至凌晨，由谢静宜陪同来到毛泽东那里，为他诵读历史、诗词、文选。毛泽东还经常对秘书、大夫们说：

“来，来，你们也听听。”

他还不时地问秘书、大夫们：

“你们听懂了没有？”

5月30日，毛泽东让芦荻读《晋书》、《南史》、《北史》中的一些篇章。芦荻读罢，毛泽东问她以前是不是读过了《南史》和《北史》？如何评价李延寿父子的史学观和这两部书的价值？芦荻惭愧地说：

“我没有认真读过。”

毛泽东笑着说：

“一个讲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教师，没好好读过《三国志》、《晋书》和南北史，这是不够的，要认真补上。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中国的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南史》和《北史》的作者李延寿，就是倾向统一的。他的父亲也是搞历史的，也是这种观点。这父子俩的观点，在李延寿所写的《序传》中说得十分明白。”

毛泽东赞扬曹氏父子的诗文，高度肯定曹丕的《典论·论文》。他背诵了曹丕的七言长调《燕歌行》，说在那时的七言诗中算是一篇佳作了。他还赞赏陆机的《文赋》，说曹、陆的这两篇文论，标志着文学创作新的里程碑和文学理论发展中质的飞跃；说《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大大的发展了“诗言志”的简单口号。他认为，陆机能如此理解诗体，能提出“缘情”的命题和辞采华美的要求，正是由魏晋以来文人诗歌创作的丰富实践所提供的时代认识，也是陆机个人辛勤创作的实践之心得与体会之结晶。因此他不同意杜甫的“陆机二十为文赋”的断语，认为20岁的小青年，实践没那么丰富，是提不出如此成熟的诗论的。

毛泽东说，如果有时间，他要自己写一部魏晋南北朝史。

毛泽东评论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坚持统一还是搞分裂。他曾经在《谢安传》上批道：

“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做样子，搞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符秦的王猛很利害，一眼就看透了他的意图。还是谢安有办法，把他拖住了，使他的野心没有实现。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

他还在《晋书》的《谢安传》和《桓温传》的有关段落处，画了很多圈和线。在《谢安传》上批注“有办法”，“谢安好”。在《桓温传》上写了“是作样子”。

他还说：

“秦始皇最大的功绩就是既完成了统一，又实行了郡县制，为中国‘长治久安’的统一局面，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他在谈到《三国志》时说：

“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

毛泽东还说：

“搞文学史的人，一定要好好地读历史，要认真地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但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读，否则就读不好，弄不清历史发展的头绪。

要明白，所谓正史，那是指合乎封建统治阶级要求的‘正’，所以，书里总是给统治阶级制造迷信，说许多天命、符瑞之类的骗人的鬼话。所以书里要‘为尊者讳’，并把反抗他们起义的农民群众骂做‘匪’。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历史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每一部史书，都是由继建的新王朝的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宋臣薛居正等撰写的《旧五代史》里却说，他是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凡皇帝或父亲的恶性，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特别是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形、生产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假话。其实，有些稗官野史由于不是官方修撰的，有时倒会写出点实情。所以，《二十四史》要读，《资治通鉴》要读，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也要读。历史书籍要多读，多读一本，就多了一份调查研究。读得多了，又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判断和评论，就较少失误，这是辩证法，也是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重要的条件。”

芦荻除了为毛泽东读书，还有一项工作是为毛泽东整理书籍，因之，她得便阅读了经毛泽东圈划批注的武英殿《二十四史》和其它书籍。十分可惜的是，毛泽东的那部《二十四史》，已经丢失了两部。经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批准，芦荻和中办秘书处的胡永应，特地跑到琉璃厂中国书店买了两部，补齐了这部巨著。

毛泽东所收藏的《二十四史》中，有些书的扉页已经磨损了。他从《史记》到《明史》，繁圈密点，划线加批，比比皆是。颜色有红有蓝，有铅有墨，新迹旧痕，判然可别。可以想见毛泽东自1952年购进这套书以来，反复批阅，手不释卷的情况。这的确让芦荻吃惊。

从毛泽东圈划批注的情形看，他不仅认真细致地通读了这部4000万言的巨著，而且在每部书第一卷的封面上，都清楚地标写出卷、册的数目和分类，甚至一些传记在哪一册、哪一卷，也都一一标明。从毛泽东在书上写出的一些按语看，他还对某些断代史的目录进行了核查和勘误。

毛泽东在读这部《二十四史》时，虽然不满意其中的《明史》，认为《明史》芜杂，但他阅读时却极下功夫，不但全部录出了册数和卷数，还列出了众多传主的姓名，有的在传主的姓名之下加了圈，有的在传主的姓名之后划括弧加注。读这样的一部巨著，持如此认真细致的态度，别说是一般的读书人，就是在那些专门研究者中，也并不多见。对于毛泽东这样年在迟暮而又日理万机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毛泽东读史书，特别喜欢人物传记。他不仅反复读传记正文，而且连注文也一一核阅，有时还把重要的注中文字，摘出来写到正文的有关地方，以突出这一传主的某一特色。

芦荻看到毛泽东在《后汉书·光武帝纪》批注道：

“李贤好，刘攽好。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舒服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雄巨眼，不其然乎？”

毛泽东对一些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政治家，十分推崇，他说：

“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

在《诸葛亮传》中，毛泽东在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旁边，加了很多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少数民族首领孟获以及平定云南后任用当地官吏管理南中的事迹。毛泽东说：

“这是诸葛亮的高明处。”

毛泽东圈阅的《二十四史》，凡有关农民运动部分，都有他辛勤披览和思索的痕迹，那些圈点划线，眉批旁注，处处可见。甚至连起义军作战的那些路线，在书中也有勾画。他在《旧唐书·黄巢传》后面，附有亲笔所画的黄巢行军路线图一张。他曾经说：

“陈涉、吴广的功绩，连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否认。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写道：‘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汉书·陈胜、项藉传》里也承认，‘其所置遣候王将相竟亡秦’。”

毛泽东对农民起义军的失误和领袖的错处，也总是惋惜的标出或批注。在《史记》和《汉书》的陈涉传中，凡写他斩杀故旧的地方，毛泽东特地加了“可惜”、“不当如是”一类的批语。

毛泽东在听芦荻念书的时候，又发表了不少意见。

有一次，芦荻给毛泽东读王粲的《登楼赋》，毛泽东说：

“这篇赋好，作者抒发了他拥护统一和愿意为统一事业做贡献的思想，但也含有故土之思。人们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我写七律《到韶山》时，就深切地想起了32年前的许多往事，对故乡是十分怀念的。我的七律《答友人》‘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杨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却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意思。”

有一次，毛泽东说：

“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淫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

还有一次，毛泽东对芦荻说：

“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中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

毛泽东在读史书时还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不仅认真地读“正面”的材料，还要认真地读那些“反面”的材料。在这部史书中，举凡奸臣、佞臣、叛臣等人的传记，像《新唐书》、《旧唐书》里的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传，《宋史》里有关秦桧、蔡京的《奸臣传》，《明史》里有关胡惟庸、严嵩的《奸臣传》等等，他都在封面上专门标出所在的卷、册及姓名，有的还在那些名字前面画了圈。他说：

“一要看看他们的奸法和坏法，二要和其它传记参照看，弄清楚每个历史事件的原委，分清主要的责任和次要的责任，不能只信一面之词。”

毛泽东在读史的同时，还阅读大量的其它书籍，包括历史演义、笔记小说等等，以便开阔视野，力求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剖析史实，评论人物。

在1975年5月至1976年9月间，毛泽东身边的护士孟锦云，也常常给他读书。孟锦云是湖北人，说话快，而且声音高。她每次读书念诗，毛泽东总要提醒她：

“慢点嘛，声音也太高，简直像唱黑头的。”

孟锦云听了毛泽东的提醒，便马上放低音量，放慢速度。但是她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音速又变快了。毛泽东开玩笑说：

“孟夫子，我这个听的，比你这个读的还要累，你是不是跟我吵嘴哟？”

孟锦云也笑了，她抱歉地说：

“我觉得我已经读得很慢了，怎么回事儿？老是太快。”

毛泽东说：

“‘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忘了苏老先生的话啦？”

有一次，孟锦云读杜甫的《进艇》：“南京久客耕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飞……”

孟锦云不认识第5句中那个“蛺”字，卡了壳，读不下去了。毛泽东马上接着，把后面的4句一气背了出来：

“俱飞蛺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罂无谢玉为缸。”

孟锦云说：

“主席，您都这么熟，自己背诵算了，别让我给您念了。”

毛泽东听了，并不介意，他说：

“听你念是一回事，我自己吟诵又是一回事嘛。”

有一次，孟锦云听毛泽东又念诗，就说：

“主席，您老是诗呀，词呀的，我们都不懂。”

毛泽东说：

“不懂就学，多读些书，慢慢就懂了。”

他说着，就坐在了为他准备好的椅子上，望着孟锦云、张玉凤，又吟诵了唐人李涉的一首诗《题鹤林寺僧舍》：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吟罢，他又问：

“怎么样？你们听懂了吗？真是难得这春光啊。”

没想到孟锦云却说：

“是啊，我们老让您出来走走，您总是不肯。出来晒晒太阳，呼吸点新鲜空气，多好。您就是愿意躺着，这样对身体不好。”

毛泽东和孟锦云还就《资治通鉴》这部书，进行过多次问答式的对话。毛泽东鼓励孟锦云读点《资治通鉴》，读点历史，并要善于思考问题，不要人云亦云。他说：

“这部书我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

孟锦云问道：

“《通鉴》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呢？”

毛泽东说：

“司马光所以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3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3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孟锦云问：

“《通鉴》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

毛泽东说：

“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勇敢，如何英明，如何了不起，简直白璧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

说到《通鉴》上记载的3岁小皇帝，毛泽东风趣地说：

“皇帝是世袭啊！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中国历史上有3岁的皇帝，但没有3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6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

孟锦云问：

“为什么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写了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

毛泽东说：

“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

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30年、300年也不行噢。”

孟锦云问：

“古人这么说，现代人也这么说，为什么秀才就不行呢？”

毛泽东说：

“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呢？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孟锦云问：

“王安石与司马光是对手，又是朋友，这是怎么回事儿？”

毛泽东说：

“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账了。我也有政治上的对手，我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对这些人的学问还是尊重的，至少还得承认吧。”

孟锦云诧异地问：

“您也有对手？那是过去，现在哪里还有？”

毛泽东笑着说：

“怎么会没有对手？孟夫子，你有时就是我的对手呢。你非让我吃药，我不要吃，这不就是对手？不是政治对手，是生活对手噢。”

孟锦云认真地说：

“我可不敢和你作对，您那么固执，谁说服得了您呢？”

毛泽东说：

“说到固执，司马光这个人就是很固执。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并且办到底。固执不一定是好事，但做学问却需要这种精神。总比那些动摇不定的人好。对的当然要坚持；错了，当时没有认识到，为什么不坚持？当然，对与错，有时也转化，当时对，多少年后未必还对；当时错的，多少年后也未必还错。多少年后看看还是错的，再过多少年后看看，也许又另当别论了。所以，不要对事情轻易下结论，历史自有公论嘛！”

孟锦云说：

“以前总认为《资治通鉴》是司马光一人编写的，现在才知道是几个人合写的。”

毛泽东说：

“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了这么一部大书。写上名字的是5个人，没有写上名字的还不少呢。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长，一干就是19年，这里还有皇帝的支持。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

孟锦云听了毛泽东的介绍，情不自禁地说：

“这部书真是一项大工程！”

毛泽东说：

“说得对，大工程。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期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

孟锦云说：

“听说司马迁也是这样，受宫刑之后完成了《史记》。”

毛泽东说：

“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3个月的宰相，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了之后，还接着倒霉，真是人事无常啊。”

毛泽东还说：

“读书，一要读，二要怀疑，三是提出反对的意见。不读不行，不读你不知道呀。凡人都是学而知之，谁也不是生而知之啊。但光读不行，读了书而不敢怀疑，不敢提出不同看法，这本书算是白读了。”

孟锦云说：

“我读书从来没有提出过不同看法。”

毛泽东笑了，说：

“孟夫子，不要认为书上篇篇是事实，句句是真理。我们现代人写书时，事实都有自己的选择，古人就那么客观？代代相传就不会走样？比如，写一个人，他的臣下往往说好话，甚至吹捧。他的敌人往往攻击。这一代人这样写，那一代人又那样写，言过其实的东西也不少。都是白纸黑字，你信那一个？所以，需要怀疑。你怀疑，就去找别的史料，对照一下。这是一种常用的方法。”

孟锦云说：

“您读书能怀疑，我连读都不一定能读得懂呢，还谈得上什么怀疑？书上写的还能胡编？这我可想都没想过。”

毛泽东说：

“你这个孟夫子，就是头脑简单得很哩，要多思嘛。比如，有些史书里把个武则天写得一塌糊涂，荒淫得很，不理朝政，这样她怎能统治得下去？我就不信。”

孟锦云说：

“武则天，一个女人当了那么多年皇帝，可真是不简单啊！”

毛泽东说：

“你觉得武则天不简单，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刚刚提拔又杀了的也不少。

武则天当政时，一位大臣见她经常杀人，就向她提建议说：‘你这样杀人，谁还敢当官呀？’武则天听后不急不恼，只是让那大臣晚上再来一次。那大臣吓得不知所措，天威莫测呀。当天晚上，武则天让人在殿台上点了一把大火，黑暗中的飞蛾见火便纷纷飞来，结果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地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吧！’大臣立刻明白了武则天的用意。看来，只要有高官厚禄，要当官的人就会源源不断，哪里会杀得尽呢？

武则天有自知之明，她不让在她的墓碑上刻字。有人分析说，其本意是功德无量，书不胜书。其实，那是武则天认识到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不应自己吹，还是让后人去评论。

我们今天的事儿，也要由后代人去评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自己说的不算数，当时的人怕你的权威，恐怕也只有说好话，说假话，这当然不能统统算数，得大大打它个折扣。

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有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糟粕，不值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

毛泽东对《红与黑》颇为喜爱，多次阅读。有一次孟锦云值班，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与孟锦云说起《红与黑》，孟锦云说：

“于连到处钻营，一心往上爬，简直不择手段，不像个男子汉，不像个堂堂正正的人。”

毛泽东听了，收起了笑容，严肃地说：

“照你的看法，男子汉，堂堂正正的人，就不应该往上爬，而应该往下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关键是不是爬。爬，那是动物的一种动作。狗爬，猴子爬。人嘛，可以走，可以跑，但有时也要手脚并用的爬一下。比如上山，也叫爬山。但人只能偶然爬一下，不能一生总是爬。偶然爬一下，人们还承认你是人。如果一生都在爬，为了个人的名誉、地位爬个不停。人们就要怀疑你是不是人啰。于连虽然失败了，但他雄心勃勃，是值得赞扬的。”

有一次，毛泽东和孟锦云谈到了《红楼梦》，他说：

“人们常说，旁观者清，当事者迷。这话不能绝对地看。有时可是旁观者迷，当事者清，他深受其害嘛。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真是有福不会享，大观园里那么多丫头、小姐，哪个都不错，为什么非林妹妹不可？这也是旁观者迷呀。所以，不要以为旁观者就一定清。这要看你怎么观。我看要慢慢观，多观几个面，不然，观不对，不但要迷，有的还要执迷不悟，这样的人还不少呢。”

欲知毛泽东此后还有哪些妙言妙语，宏论警句？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论史、论人、论事，大气恢宏，妙语迭出，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一部《资治通鉴》他读了17遍。一部《二十四史》，圈圈点点，眉批旁注，反复研究，也不知他到底看了多少遍？不要说那些和他同时代的党、政、军领导人物，就是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有谁对这些典籍的研究能够做到如此执着、如此深透呢？他与芦荻、孟锦云论史轶事一节，读来无不令人击节叫好。尤其是他与孟锦云的对话，更是妙趣横生，令人解颐，知事明理。要想真正了解毛泽东其人，本章不可不读。

第34章 1975年6月—

“一个社会主义，一个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性。中国将来可能也变成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上来。道路是弯弯曲曲的。苏联从列宁时代到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就不同了，将来一定还会回到列宁的道路上。中国也是这样。”

话说1975年6月2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徐海地区贯彻执行中央九号文件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中共中央1975年12号文件）。报告中说：徐海地区由于派性干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正确贯彻执行。这次解决徐海地区问题，着重抓了以下3条：1、放手发动群众，直接依靠群众解决问题。2、端正领导思想政治路线，增强党性，克服派性。3、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中央批语说：这个报告很好，可供各地解决本地问题时参考。

6月3日，邓小平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就邓小平在5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3件事作了长篇发言，对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进行了批评。其他政治局委员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也相继发了言。

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分别在会议上作了检讨。张春桥说：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邓小平在作会议总结时说：“讲多少算多少。”他还说要将会议情况“给主席报告”。

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后来在6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5月27日和6月3日会议的大致情况和结果。王洪文写的是：

“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11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4月27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书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4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指示》，并转发了冶金部核心小组的《关于迅速把钢铁行业搞上去的报告》（中共中央1975年13号文件）。

中央批语说：当前钢铁生产计划完成得不好的情况，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会严重影响战备，就会不利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继续贯彻安定团结的方针，继续贯彻中央今年九号文件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6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布置注释和印制大字本最后的3篇是吴潜的《满江红》、吴锡麒的散曲《梧桐树》（一舸），还有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可能他感觉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内容太消沉，又删去了。

6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邓小平在座。当马科斯赞誉毛泽东时，毛泽东说：

“我名誉不好，过去国内外的敌人都骂。”

马科斯说：

“只有果实结得最多的树才遭来石块的攻击。”

毛泽东说：

“这叫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就是说人必骂之。我们这个党被蒋介石、日本人封锁了22年。我们没有外国援助。共产党靠外国援助，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多。”

当马科斯说到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时，毛泽东说：

“好！以后我们两个国家团结！”

他握着马科斯的手说：

“我们两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不搞阴谋诡计去推翻你们，你们也不搞阴谋诡计推翻我们，相互都不搞阴谋诡计。小吵架，大团结，总有些吵架，一点。总之大团结。”

关于中国的情况，毛泽东说：

“现在还有台湾没有解放，值不得骄傲。我们这个国家穷。中国人太多了，因为人太多，每个人的口粮不那么富裕。”

关于世界形势，毛泽东说：

“现在这个世界不好。这由邓小平副总理去讲。”

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和6月3日会议的情况和江青等人的表现。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小平说：

“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

毛泽东笑道：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6月8日上午，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商量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等问题。邓小平说：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除了写文章、承担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具体工作外，还要代管学部。

6月9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报送的贺龙女儿贺捷生关于举行贺龙骨灰安葬仪式问题的来信。信中说：6月6日接到通知，中央军委等单位举行贺龙骨灰安葬仪式要求保密，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这样做不符合1974年中央为贺龙恢复名誉的精神，请求补行葬仪，挽回影响。

周恩来在附信中提出对贺龙骨灰安葬仪式要设法补救。毛泽东批示：

“照总理意见办理。”

据在毛泽东身边侍读的芦荻回忆说：视力不济的毛泽东是躺在床上听读这份报告的。听毕，他又戴上眼镜，将报告看了一遍。他“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

6月9日这一天，是贺龙逝世6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举行了隆重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以告慰贺龙在天之灵。周恩来扶病出席仪式，并亲自致了悼词。

事后，毛泽东指示要关心贺龙家属。有关部门据此写出报告，详细叙述了贺龙亲属及友好遭受林彪一伙残酷迫害的情况，呈送给毛泽东。

6月12日，王洪文向毛泽东报告，贺诚已分配工作，并责成总后勤部党委对傅连璋作出平反报告。

6月12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冈比亚总统贾瓦拉。李先念在座。当贾瓦拉谈到要合理应用中国给予的援助时，毛泽东说：

“搞小型的，不要搞大了。我们吃过亏，听了苏联的，搞‘大、洋、全’。不要急，慢慢来，积累经验，训练科学技术干部。慢慢来，基本上靠自己。最好不要欠外国的账。现在还要些外援，不能附加有任何政治条件。我们现在还是一个穷国，还要30、40、50年，可能好一些。我们帮助外国，首先要使他们自力更生。先搞农业、轻工业，可以积累资金。我们现在没有外债，也没有内债。我们要感谢苏联，它逼我们，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我们没有办法啊，只好自力更生。现在美国人想卖‘伞’给我们，送给我们‘保护伞’。我们说非常感谢，我们不要。”

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说：

“中东的石油国家用石油武器对付美国，这个好。问候你们的人民！整个非洲站起来。”

6月15日，邓小平和康生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委员：

“经请示毛主席同意，毛选五卷的编辑整理工作应继续进行。”“这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应当抓紧搞。目前五卷工作的重点，是继续做好毛主席讲话记录稿的整理工作。”“毛选五卷整理工作大体告一段落后，即着手毛选六卷的编目工作。”

信中提出，除胡乔木和五卷整理小组的几个人外，还可考虑吴冷西、胡绳、熊复参加。

6月中旬，毛泽东圈阅周恩来6月16日关于3月26日做第3次大手术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的来信。

6月18日，毛泽东让芦荻找出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读给他听。苏轼在文中赞美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八代，是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和隋。毛泽东边听边摇头，他说：

“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连苏轼自己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还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曹操那时候打下的基础。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这是他的高明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乱，大分裂，这不好。但当时的另一个方面是，南方的广大沃土，全面得到了开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了。这是经济上的发展。”

他用右手按下半抬着的左手的一个手指，又说：

“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谢安文韬武略，又机智又沉着，淝水之战立了大功，拖住桓温也立了大功，两次大功是对维护统一的贡献。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做样子，扩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苻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他的意图。这是政治、文化方面的发展。”

他又按下第二个手指，说：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其实，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发展。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很有名。玄学的主流是进步的，是魏晋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作家。”

毛泽东谈起谢灵运和他的山水诗，说：

“山水诗的出现和蔚为大观，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优秀的唐人诗作中，就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山水诗。”

说着，他击节吟咏了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他说：

“这样的山水诗真是诗中的瑰宝，天地精灵之气的化身。但是，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人开辟的山水诗园地，没有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派，唐人的山水诗，就不一定能如此迅速地成熟并登峰造极。就此一点，谢灵运也是‘功莫大焉’！连李白都赏识谢朓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说‘一生低首谢宣城’。”

毛泽东最后笑着说：

“什么‘道溺’！我送那时两个字，叫‘道盛’！苏轼说那时期‘文衰’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可以把那时的作品摆出来看一看，把《昭明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拿出来看一看，是‘文衰’还是‘文昌’？一看就清楚了。我再送给那时两个字，叫‘文昌’。”

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掌权后的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尔布特等人。邓小平在座。毛泽东同波尔布特热烈握手，波尔布特激动地说：

“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愉快！”

毛泽东说：

“你们的作战、战争、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统一战线，我不谈了。”

他指着邓小平：

“我赞成他的，他说你们是正确的。”

在一个小时的会见中，毛泽东详细讲述了路线斗争问题。他说：

“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50年犯了10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

他告诫波尔布特：

“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

毛泽东还说：

“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性。中国将来可能也变成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上来。道路是弯弯曲曲的。苏联从列宁时代到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就不同了，将来一定还会回到列宁的道路上。中国也是这样，将来可能也变成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上。

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平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以后50年，或者100年，或者多少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然后才能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有两条路线斗争，先进和落后的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在还不能讲得完全。这些我们是在报纸上公开说的。”

波尔布特说：

“毛主席同我们谈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带战略性的问题。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你的话去做。我从年轻时起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有关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导了我们全党。”

当波尔布特谈到他们注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时，毛泽东提醒他说：

“不要完全照抄中国。鸠摩罗什法师云：‘学我者病’。”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的马、恩、列、斯著作。他说：

“他们说得比我好。”

波尔布特高兴地接受了，并表示要努力学习这些书，但还要继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6月23日，毛泽东阅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的来信。

孔从洲在信中反映了世界电子战方面的有关情况和人民解放军电子战装备的情况及问题，建议重视和发展电子对抗技术，加强电子战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在信中批示道：

送小平、剑英、成武同志阅。请剑英同志找二炮孔从洲等同志商议几次，为盼。

毛泽东 6月23日

6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讲话中说：

“军队要全面整顿，核心是整顿军队的党组织，关键是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要整掉肿、散、骄、奢、惰5个字和领导班子软、懒、散。军队整顿当中，还要加强干部学习，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军委工作实际上就是两件事：第一件是军队要整顿，第二件是要准备打仗。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同志讲的，我们军队工作的纲就是这个。”

叶剑英也在会上讲了话。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7月15日才结束。后来在7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以及叶剑英、邓小平的讲话。

6月27日，毛泽东在病榻上给来华访问的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

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

毛泽东 倚枕6月27日

6月28日，毛泽东圈阅邓小平6月25日报送的关于同伊拉克副总统马鲁夫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据伊方告，马鲁夫将向我介绍伊目前形势和对外政策，并就国际形势，发展双边关系，以及经济合作等问题同我交换意见。

6月28日这一天，江青给毛泽东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写了一封信，她写道：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直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以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3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

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

江青 6月28日

6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

6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国防科委临时党委《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七机部以及所属不少单位的领导班子和革命队伍长期分裂，生产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现在是必须坚决地采取断然措施的时候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以及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是解决七机部问题的纲。必须立即调整和加强七机部部、院两级的领导班子。建立严格的科学管理和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建立正常的科研生产和工作秩序。

6月30日这一天，泰国新任总理克立·巴莫力排众议，应周恩来之邀请，率领泰王国代表团来华访问。克立是在3月份才组阁出任泰国总理的。

邓小平受周恩来之托，到机场欢迎以克立为首的泰国代表团。

6月30日晚，毛泽东阅原林彪办公室医护人员蒋葆生6月24日来信。

蒋葆生在信中说，我在学习班已经4年，仍未作出正式结论，渴望自己能早日回到原工作单位（北京医院）工作。毛泽东在信中批示道：

中央：

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予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请讨论决定。

毛泽东 6月30日

是日晚，邓小平陪同克立总理观看中国民族歌舞团的精彩演出。演出结束，工作人员传来消息说，毛泽东要接见泰国代表团。

克立听说毛泽东要接见他，激动万分，急忙离开剧院回到住所，换了一身最得意的西装，带领外交部长差猜和总理府秘书长前往中南海。

1975年7月1日凌晨，邓小平把克立一行引入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书房，克立看到满屋子到处都是书，好像到了大学教授的书房。毛泽东身穿灰色中山装，笑容满面地站起身来与泰国客人握手。他看到克立和差猜都很年轻，连声说好。

毛泽东以长者的姿态请客人入座，他见克立和差猜都很拘谨，就抬手拍拍沙发扶手，幽默地逗克立总理说：

“亲王阁下，你来找我这个共产党，不害怕吗？”

克立没想到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出这样的话来，一时间惶然不知所措。但他很快就镇静了下来，怀着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说：

“不怕，我很早就敬仰主席先生。我不是共产党，可我是来寻求朋友的。”

毛泽东呵呵笑着，又开玩笑说：

“不要信那些说我伟大的话，你不要信，你信要上当。蒋介石骂我是匪首，你还想与我交朋友吗？”

克立说：

“你又没有抢劫过我。”

毛泽东开心地笑了，觉得找到了有趣的谈话对象。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说：

“世界上有的人说我是杀人魔王，是最坏的人，你为什么还要与我交往呢？”

克立对毛泽东由尊敬而折服，便按照泰国人拜见长辈的礼节，将双手放在大腿上，臀部半坐在沙发上，侧着身子顺着毛泽东的梯子往上爬：

“主席先生，这样说吧，我本人不是什么超人，也有人说我是坏人，坏得很，说我干了许多坏事，多得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这样我们总可以交往了吧？”

“可以，我们可以交朋友！”

“不，你是长辈，我怎么能不知天高地厚。”

毛泽东见克立如此谦恭有礼，便开心地和他纵论世界形势和中泰关系，他说：

“我们支持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但是不支持修正主义。我很赞成你在香港讲的那一篇话，国家是国家的关系，党是党的关系。有人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往来。我说，不行呢，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的！可是你们国家的共产党，我没有见过一个，不胜遗憾之至。至于你们怎么对付共产党，我们不干涉，无非是一骂、二打、三杀。我们不管，管不了啊，不能干涉别国的内政。共产党是骂出来的，是打出来的，是杀出来的。美国花了两千亿美元，派了50万军队，去打越南、柬埔寨。不打还好，一打呢，美国滚走了。”

谈到尼克松时，毛泽东说：

“尼克松总统，他来了，尼克松不错，他是很有能力的总统。如果方便，请代我问他好。他得罪了东部大财团。我的朋友倒霉，尼克松、田中角荣、希思、蓬皮杜。”

克立是个轻易不称赞他人的人，此时他却暗暗慨叹：

“毛泽东主席长我20多岁，可做我的长辈。他眼里闪着慈祥的目光，如同一位长辈在与一个孩子谈话一样。他学识渊博，对泰国十分了解。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高大，是身躯和精神上的高大，使我有一种如同与一座高山在交谈的感觉。”

克立见毛泽东思维敏锐，知识渊博，对世界和泰国情况都很熟悉，灵机一动，就说：

“主席先生，请对我们党多加指教！”

毛泽东说：

“你们社会行动党人数太少，应注意扩大党员队伍。”

克立闻言，被惊得目瞪口呆。他绝对想不到，一个80多岁的老翁，竟能叫出自己所领导的党的名字；而且，老人所提的意见是这样的中肯。于是，他脱口说出了自己心中早就想提而始终不敢提出的问题，他说：

“主席先生，你对泰国共产党有何高论？”

毛泽东扳着指头，有板有眼地说：

“我建议你们对泰国共产党采取三大政策，就是一勿骂，二勿杀。他们想当英雄，杀了一个，其他人又跟上来了。三勿派兵围剿，他们跑得快。军队发现共产党跑了，撤兵回营时，共产党又跑回来了。”

毛泽东说到这儿，对克立一招手，神秘地说：

“我就用上面这个法子对付蒋介石的，结果你是看到了，现在蒋介石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克立听了毛泽东的话，很受启发，由衷地说：

“主席先生，愿你健康，祝你长寿，我们也好经常来讨教。”

毛泽东摇摇头，用青筋突起的大手拍拍腰部说：

“不行呀，现在，我很老了，不能干什么了。我现在82了，现在一些事要别人管，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近来身体不太舒服，站起坐下时，这里就痛，不久就要死了。”

克立说：

“不可能。”

毛泽东问他，何以知之？克立也以开玩笑的方式说道：

“主席先生，请您别说笑话。人类不能失去像您这样的头号‘坏人’。”

据克立后来回忆说：他这句话“使毛泽东极为高兴，他拍打着座椅扶手，笑得前仰后合，起身同客厅里所有的人握手。”

毛泽东首先伸出大手与坐在另一边的克立总理握手，说：

“有人说来会见我的人，回去后就会垮台，比如尼克松，还有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会见了我，回去都垮台了，你不怕垮台吗？”

克立爽快地说：

“要垮台就让它垮台吧，反正已经来了！”

克立在拜见毛泽东的过程中，发现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显得有些紧张。“邓小平坐在一个很远的角落里，非常拘谨，庄重沉默，没说一句话。”

毛泽东用一个友好的方式责骂了唐闻生，他说：

“决不可相信一个美丽的姑娘。”

之后，他对邓小平点点头，又对克立说：

“他是对的，你可以相信他。”

邓小平愉快地笑了笑。

会见时间已经58分钟了，大大超过了规定的时间。会见结束后，克立激动地对记者们说：

“从内心讲，今天使我真正认识了辽阔的中国，我感觉自己是在与8亿中国人民谈话，使我了解了中国从古至今的悠久历史。毛泽东主席的伟大，不仅表现在他身躯高大，而且表现在他知识、智慧、人道和神威上，给人一种令人生畏的巨大威严感。”

就在克立会见记者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休息，他就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中的嫌疑人员的处理问题又写了一个批语：

“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予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

7月1日，泰国总理克立到北京医院拜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在医院和克立签署了中泰建交联合公报。

遗憾的是，克立总理回国后不久，就因泰国发生军事政变而被迫下台了。毛泽东的预言不幸又言中了。但是，克立对他这次北京之行，仍然充满了自豪感，他说：

“我认为一个人垮台或飞黄腾达，个人是无法决定的，但有了泰中友好关系，我死也瞑目了。”

7月1日这一天，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全部建成通车。这是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

7月1日下午，毛泽东阅叶剑英是日凌晨2时的来信。

叶剑英在信中说：“洪文同志去杭、沪工作一短期，临行报告主席，提议在他未回京前，政治局会议由剑英或小平同志主持。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胜，提议请小平同志主持以利党的工作。请主席批准。”

毛泽东批示：“同意。”

此后，王洪文就再也没有主持过中央政治局会议。

7月2日，毛泽东阅林默涵6月24日来信。

林默涵在信中说，5月底中央宣布对他解除监护、恢复自由，使他深感党是真正爱护干部的，希望继续留在党内。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中央：

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附林默涵来信。

毛泽东 7月2日

7月初，毛泽东听取邓小平汇报工作。谈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进展情况时，邓小平问：

“是不是设一个编辑委员会？”

毛泽东说：

“不要了。你一个，康老一个，乔木。政治局也看一下，议一下，不必读，看。”

谈到毛泽东关于原林彪办公室人员和周扬一案的批语时，邓小平说：

“政治局要议，现在是主席批一件，我们动一下。其实主席树立了政策，我们应该顺着去做。”

毛泽东说：

“关，不是办法。”

邓小平谈到要给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公开分配工作，毛泽东说：

“好，赞成。”

谈到文艺工作时，邓小平说：

“现在文艺并不活跃。”

毛泽东说：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谈到军队的整编方案时，邓小平说：

“大批的要当顾问。”

毛泽东说：

“我也愿意当顾问，主席不能当了。”

邓小平说：

“我处理这些问题名声不大好，都说我两次讲话叫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有人不高兴。”

毛泽东说：

“任劳任怨。你跟刘少奇不一样，两回事。再过两三年就好一些了。”

邓小平说：

“有人讲点，有好处，没坏处。”

毛泽东说：

“是啊，无非是挨骂。我历来就是挨骂的。”

7月6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伊拉克副总统马鲁夫，邓小平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我们两国没有利害冲突，整个第三世界都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希望你们好。你们手里有很大的武器，就是石油。整个阿拉伯世界有一亿人口。中国现在还不行，还要过几十年以后，可以好一点。我们现在尽力量支持你们，你们的斗争也支持我们，我们两家的事好办。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告诉我们的副总理邓小平。”

是日晚，毛泽东圈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外交部、外贸部拟同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以私人参观者身份来中国商讨发展两国经济关系的请示报告。

7月9日，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谈话，传达毛泽东7月初同他谈话时对文艺工作的批评，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搞一些调查研究，收集近些年来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系统不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供政治局会议讨论时用。

7月11日，毛泽东圈阅胡耀邦谈自己近况的来信。邓小平在送阅报告中说：科学院急待整顿，拟调胡耀邦和李昌两人到科学院负责。

7月13日，毛泽东审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论十大关系》整理稿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的请示报告。

此前，邓小平为了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曾就《论十大关系》一文向毛泽东提议说，将两次讲话记录稿进行综合整理。尔后，他吩咐由胡乔木具体负责整理工作。这个新的整理稿，体现了毛泽东讲话的主要精神和语言风格，恢复了以前整理稿中没有整理进去的一些重要内容。7月10日，胡乔木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整理稿呈送给邓小平。

邓小平在请示报告中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

毛泽东批示道：

“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后来，中共中央在7月23日发出了关于将《论十大关系》印发全党讨论的通知。

7月14日，毛泽东在同江青、张春桥的谈话中说：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1年、2年、3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3年、4年、5年也好嘛。我们怕什么？1957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

以前的《万水千山》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反杜林论》出版后，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80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资产阶级的东西13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怕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锦州，他不打，最后两天他去了，俘虏10万人。又消灭了廖耀湘。长春沈阳解放。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7月14日晚，毛泽东听芦荻读王粲的《登楼赋》，连续听了两遍。他评论说：

“王粲真正焦心的，是‘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王粲守着个腐朽的贵族（指刘表——笔者注），无所作为，时光白白流去，期待着天下太平，却迟迟无望，他自然痛苦。作者的最高理想，是‘王道之一平’，出现贤明的君主，统一天下，稳定时局，他就可‘假高衢而骋力’，干一番于国于民有益的大事业了。‘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两句，是借着用典，道出了作者的心事，他怕自己成为无用之人，终生碌碌，无所作为。儒家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王粲就不守这个信条，正因为天下乱，他又处于‘穷’境，却更要出来济世，这就高多了。

知识分子一遇麻烦，就爱标榜退隐，其实，历史上有许多所谓的隐士，原是假的，是沽名钓誉，即使真隐了，也不值得提倡。像陶渊明，就过分抬高了他的退隐。不过，陶渊明倒是真隐了，而且亲自种过田，情况有所不同。赋里含有故土之思。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写《到韶山》，就是想起了32年前的往事，对故乡是很怀念的。写《答友人》，说‘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就是怀念杨开慧的，开慧就是霞姑嘛！可是现在有的解释不是这样，不符合我的思想。”

毛泽东问芦荻：

“会不会背李商隐的《安定城楼》？”

芦荻说不能背。毛泽东便背诵道：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背完后，他又说：

“这也是个年轻人的登楼之作，也是有抱负而不得施展。中间还用了王粲写《登楼赋》的典，值得一读。”

时间已经很晚了，毛泽东让芦荻等人回去休息。他依然睡不着觉，便随手从床边拿过一卷大字本《楚辞》读了起来。

7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浙江省委《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党员和突击提拔干部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1975年16号文件）。中央在批语中说：发展党员、提拔干部，必须坚持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和干部路线，严格按照党章办事，坚持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而决不可草率从事，采取突击的方法，更不允许适应某些资产阶级派性头头的需要而突击发展党员。凡有两派的地方，在资产阶级派性还没有得到克服，群众仍然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应当暂缓发展党员和提拔干部。一切共产党员，决不容许参加任何资产阶级的派别活动。

7月17日这一天，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今年上半年，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关于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和中央9号、12号、13号文件，工业交通战线的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有一批重点企业，革命问题没有解决好或正在解决，生产还没有搞上去。目前，要抓紧解决重点企业的领导班子问题，坚决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中央的批语，要求将此报告迅速传达到所有工矿企业的干部和群众，对报告中提出的各项要求切实付诸实施。

欲知邓小平后来还有什么“整顿”措施，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邓小平在1975年5月29日钢铁工业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使2月间开始的“全面整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加快了右倾翻案的步伐。关于“三项指示为纲”，他是这样说的：“毛主席最近有3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3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就这样，他以合法的身份，举起“三项指示”这把尚方宝剑，利用左派理论上的错误和所谓的“派性”，以领导班子“软、懒、散”为借口，紧锣密鼓地从中央到地方召集“还乡团”，大刀阔斧地清理各级新生力量（所谓的双突，即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笔者在本章及前面已经提到了一些事实，细心的读者是不难看出来的。这便是不久将要发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要背景。

第35章 1975年7月—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话说1975年7月23日，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由毛泽东的保健大夫领着北京几位著名的中医和西医眼科专家，前来为毛泽东会诊。

毛泽东以微弱的目光扫视着大家，和医生们一一握手。其中有一位是广安门医院的眼科大夫唐由之。他40开外，身材高大，看上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白面书生。毛泽东和他握手并询问他的姓名。他声音洪亮地说：

“我叫唐由之。”

毛泽东认真而又费力地说：

“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这个‘由之’的名字。”

说罢，他便顺口背诵起鲁迅悼念杨铨的那一首诗：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毛泽东虽然目光呆滞，讲话费力，但他背起诗来，却依然是抑扬顿挫，极富感染力。他已经82岁了，况且又在病中，记忆力依然不减当年，竟然一字不错地背了下来。在场的专家们见此情景，无不惊叹万分。

毛泽东背诵罢鲁迅的诗，望着唐由之，口中还不住地念叨着：“由之，由之。”他又说：

“你的名字也可能是出自《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你可不要按孔夫子的‘由之’去做，而要按鲁迅的‘由之’去做。”

毛泽东如此亲切而又幽默风趣，马上缩短了领袖和医生之间的感情距离。

会诊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唐由之负责为毛泽东实施眼科手术。

7月23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受左眼白内障手术。周恩来、江青、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人在手术室外的大厅里守候着。

毛泽东被扶进做手术的房间时，问张玉凤：音乐准备了没有？张玉凤说准备好了。工作人员闻声，立即播放上海昆剧团岳美缇演唱的岳飞的《满江红》。毛泽东听着乐曲，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手术室坐下。此时已是10点多钟，唐由之为毛泽东做的白内障手术进行得十分迅速而又顺利，只有18分钟就结束了。

周恩来等人听到手术顺利的消息后，这才放心地起身离去。

3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小睡醒来，很有兴致地把陪护在外间的唐由之叫了过去，让唐由之坐在他身边，操着浓浓的湖南口音吟道：

“由之，由之，花开花落两由之。”

他叫秘书取来纸和笔，在秘书的帮助下，伏在桌子上一边吟诵，一边摸摸索索地默写着：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写完了，他又签上自己的名字，送给唐由之作纪念。

毛泽东患着眼疾，摸黑作书赠人，这在中外书法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现象。这一极有意义的特殊的作品，也是他一生书赠作品当中的绝笔。

护士孟锦云和张玉凤负责照顾毛泽东手术后的生活。毛泽东用餐的时间，由孟锦云和张玉凤掌握，大概是4个小时一次。每隔4小时之后，孟锦云或张玉凤便去对毛泽东说：

“主席，您该吃点东西了。”

这时候，毛泽东一般都会点点头。有时候他也会表示不想吃，孟锦云就出面劝他说：

“主席，今天可有好吃的东西，您不吃又白做了，我们可要吃了。您还是多少吃点，都好几个小时了，您需要吃东西了。”

此时，毛泽东也会说出一些俏皮话：

“对，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可我没有慌呢，吃点也行。”

7月24日，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涉及林彪一案的被监护审查对象的通知。通知中说：审查对象的结论和处理，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贯彻执行审查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

7月25日，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邓小平报送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关于电影《创业》的来信。

张天民是在7月18日分别给毛泽东、邓小平写了信。他在信中说：影片经过大庆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代表和中央文化组的多次审查，一些负责同志也给予了肯定。但就在上映的第二天，有关领导做出几项决定，不继续印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介文章，不出口，电视电台停止播放，并通知了全国各地。几天后，北影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说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政治上美化刘少奇，艺术上写真人真事，公式化、概念化等等，要求查一查背景。文化部核心小组经过讨论，又正式提出10条批评意见，并建议吉林省委、长影党委和创作人员进行检查，要我们写一篇自我批评文章在报上发表。张天民对10条批评意见提出了不同看法，建议影片重新上映。

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完张天民的信后，当即批示：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

7月26日，毛泽东圈阅邓小平7月20日转报的薄一波写给毛泽东的信。

薄一波在信中说明了他在1936年出狱的过程，要求保留党籍，分配适当工作。

邓小平将毛泽东圈阅后的薄一波的信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

7月27日，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中央专案组7月16日就周扬一案的处理情况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

报告说：在周扬、夏衍、阳翰笙释放后，周扬一案凡关押、监护的人员已全部释放。结论属于人民内部问题的，原工资照发，并补发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党员应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关于周扬本人，报告说“问题性质严重”，只说工资照发，可以分配适当工作，未提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毛泽东让秘书把报告中的“问题性质严重”改为“人民内部问题”。

7月28日，邓小平将毛泽东的修改意见送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

后来在8月7日，中央专案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周扬做出新的处理决定：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补发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

7月28日下午，唐由之为毛泽东去掉了蒙在眼上的纱布。毛泽东眨眨眼，看着看着，突然激动地指着在场的一位工作人员的衣服，准确地说出了颜色和图案。他又指着墙壁说：

“那是白的。”

毛泽东的眼睛复明了，终于结束了难以忍受的600多个日日夜夜的痛苦。在场的人无不为手术的成功而兴高采烈。毛泽东也兴奋地诵读起南宋词人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此后，医务人员规定毛泽东每天只能看15分钟至30分钟的文件或书。可毛泽东不顾医生的劝告，仍然大量地读书看文件。他重读《二十四史》，重读鲁迅的杂文，还看过《考古学报》、《历史研究》、《自然辩证法》等等杂志，甚至还提出给他印大字本的《化石》杂志和《动物学》杂志。一见医生来了，他就急急忙忙地把书本藏在被子里。等医生一走，他又拿出书本继续看。眼科医生没办法，就给他配了两副金丝眼镜。过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就不再戴这眼镜了，他嫌那金丝镜框太沉。而且这种眼镜是两个腿，侧卧看书时，一只腿时时压迫太阳穴，戴了不舒服。

后来，工作人员为了让毛泽东看东西方便，就去了北京光明眼镜店，叫那里的专家特别为他设计配制了两副单腿的特殊眼镜，让毛泽东右侧卧床看书时，戴没有右腿的眼镜，左侧卧床看书时，就戴没有左腿的眼镜。毛泽东试戴后，感到十分满意。

毛泽东晚年曾戴眼镜看书，特别是戴着那种单腿的眼镜看书，这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他所读过的《晋书》中，有3册的封面上写着：“1975，8，阅第50至56卷”；有5册的封面上分别写着：“1975，8，再阅《羊祜传》、《杜预传》”，“1975，9，再阅第79卷《谢安传》、《谢琰传》、《谢玄传》”。这些字迹笔画颤抖，却很清晰，都是他亲笔写下的此一时期的读史记录。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顽强地读完了这几册《晋书》。

7月29日，毛泽东阅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铁骊、摄影师钱江7月25日关于电影故事片《海霞》的来信。来信中说：《海霞》确实存在不少缺点，但是用六条标准衡量，它不是毒草。可是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等的审查意见和多次批评都是无限上纲，把艺术处理问题夸大到政治问题，给《海霞》扣上了“贬低英雄人物”、“丑化人民解放军”、“拿穷人开心”、“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等大帽子。《海霞》修改后，全厂普遍认为比原来有改进。但6月26日夜突然查封了《海霞》的底片、正片、磁带，并宣布不经文化部领导亲自批准，不得启封。

毛泽东在信中批示道：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1975年8月初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坐在书房里的桌子前，轻轻地以手击节，高声诵读宋词：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读着读着，他忽然大哭起来，直哭得涕泪滂沱，不能自抑。医生连忙劝慰，问起原因，才知道他读的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和爱国词人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陈亮的这首词引起他强烈的共鸣，他因词思人，由古至今，愁肠百转，黯然神伤，竟至情绪失控如斯。毛泽东感觉到自己已经年老力衰了，而此时的中国，北疆有强敌环伺，内政也大不如意，自己就是纵有像陈亮那种不畏强敌、破贼救国的英雄气概，也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他的心中是多么的凄凉啊！

柔和的灯光，照着毛泽东穿着宽松棉布衣裤的高大身躯，他那带有病容的脸上，神色庄重。毛泽东又让工作人员和他一起吟诵了这首词。

张玉凤也说过：“有一次，我给毛主席读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读着读着，毛主席也跟着背诵起来。他一字一句地缓缓吟着，那声调，那韵致，入情入景，到后面几句，他竟然激动得泪如泉涌：‘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时，我意识到，主席的思想和感情已经进入诗的意境中了。”

再说在这年8月之初，“7503号”台风在北上途中不能转向东行，于是便“在河南境内停滞少动”，引发了洪河、颍河上游流域的河南省驻马店、许昌、周口、南阳等地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在8月4日至8日，曾有3次降雨过程。暴雨中心的林庄雨量达1631毫米，其中在5日至7日的3天降雨中有1605毫米，在洪河班台以上1.17万平方公里流域内，平均降雨610毫米。

这场特大暴雨致使泌阳县境内汝河上游的板桥水库水位暴涨。水库管理部门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而外地区石漫滩水库的大量洪水急骤流入板桥水库，更加快了板桥水库水位暴涨的速度。

据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透露：8月7日19时30分，水库管理部门通过驻马店地委、地革委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加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立即向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报告险情。纪登奎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往副总理李先念办公室。纪登奎和李先念经过短暂商讨，决定只有动用部队才能化险为夷，并决定向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想法，请求具体指示。因为邓小平此时除了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还担任着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有权调集各兵种参与抢险工作，而无需惊动病中的毛泽东和周恩来。8月7日22时45分左右，李先念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邓榕接到电话后说邓小平不舒服，已经入睡。李先念说发生了非常危急的情况，必须叫醒邓小平。但邓榕坚持说邓小平已经入睡，身体不好，不能叫醒，等天亮再说，并挂断了电话。

8月8日零时20分，驻马店地委、地革委第二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级急电，请求动用轰炸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刘建勋接到急电后，直接向李先念打电话，要求上级动用空军。李先念在纪登奎的催促之下，再次给邓小平家里打电话，要求动用空军，但电话再次被邓榕挂断。李先念和纪登奎当时急得跳脚，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李先念当时只是国务院副总理，而副总理纪登奎虽然担任军队的职务，但仅仅是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根本无法指挥空军。李先念和纪登奎不得不指示刘建勋联系当地驻军动用炸药炸掉副溢洪道。同时指示要确保该地区亚洲最大的人工平原湖宿鸭湖的安全。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河南省委和省革委发出特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5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8日凌晨1时30分，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仅仅6个小时，板桥水库就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7米。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之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

洪水呼啸着向下游奔去，所到之处，水库垮坝，堤塘决口。决口的洪水与上游来水合二为一，汇合成更大更猛的洪水一路狂奔，铺天盖地，淹没了下游的城镇和乡村。与板桥水库决堤的同时，另一个石漫滩大型水库及竹沟、田岗等58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溃坝，遂平、西平、汝南、平舆、新蔡、漯河、临泉7个县城被水淹数米深，有29个县市受灾，涉及1200万人，毁房680余万间，10多万群众死于非命。洪水冲走耕畜30万头，冲毁京广线铁路100多公里，京广线中断18天，影响正常通车46天，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00亿，成为世界上最大最惨烈的水库垮坝惨案。

据纪登奎和李先念后来了解，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也没有入睡，而是在万里的家里打麻将，一直打到8日清晨5点左右。

溃堤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都视察了灾区。但作为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却一直没有到灾区去。

在水灾发生后的某一天，一名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了有关板桥水库溃堤事件的内部资料，当她读到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某县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时，忽然听到了毛泽东的抽泣声，抬头一看，只见他的眼中早已噙满了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工作人员怕他手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赶忙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喃喃自语地说：

“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

就在这8月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有关方面制订出了《工业二十条》，开始纠正工业战线上所谓的“左”倾错误。

8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和工作人员看电影《自有后来人》。因为看得时间太久了，毛泽东就把头仰靠在沙发上，手放在沙发扶手上，显然是很疲惫了。但《国际歌》的乐曲一响，他立刻把头向前移动了一下，身子也挺得直直的，还把他的中山装衣角抻了抻，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他扭过脸瞧了一下孟锦云，见孟锦云依旧是歪斜着靠在沙发上，便轻轻地拍了她一下，意思是让她坐好，好好看。

电影看完了，孟锦云想起自己的心事，在主席身边工作这本身就意味着彻底平反，但心里依旧时时不放心自己的平反结论，便对毛泽东讲了自己的愿望，她说：

“主席，我觉得我的问题还是要做个书面结论才行，光您说了，还不能证明。”

毛泽东说：

“孟夫子，还在耿耿于怀吗？倒也是，空口无凭。不过，我的历史上，也曾被扣上过不少帽子，挨整比你挨得还狠呢，鬼都不上门，没有人给我平反，那些帽子早不翼而飞了。”

孟锦云说：

“您是您，您是主席，我是什么？多少年之后，再算旧账，我可受不了。”

毛泽东说：

“这个好办，你去找汪东兴办就可以嘛。”

后来在8月13日，孟锦云收到了汪东兴转给她的书面平反结论，只见上面写着：

对于孟锦云同志的平反结论

空政文工团歌舞团舞蹈演员孟锦云，女，1948年生，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分学生，1959年入伍，1964年入团。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孟锦云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曾向中央首长写信揭发叶群、吴法宪在空政文工团所搞的阴谋活动，并对叶群、吴法宪在空政文工团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林彪死党叶群、吴法宪出于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需要，捏造罪名，于1968年3月9日将孟锦云同志逮捕。1969年6月7日，空政部党委根据空政文工团革委会的报告，报经吴法宪批准，将孟戴反革命分子帽子，送兰州军区空军农场监督劳动，后转至兰空高炮雷达修理所，直至1973年1月，近5年时间。现已查明，这完全是叶群、吴法宪对孟锦云同志的政治迫害。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现决定撤销政治部党委1969年9月7日的报告，给孟锦云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团的生活，分配工作，过去凡整了与本结论不符的有关孟锦云同志的一切材料，予以清理，一律作废。

空军政治部党委 1975年8月13日

再说8月中旬，毛泽东审阅邓小平报送的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教师李春光批评文化部负责人的大字报简报。

李春光于8月8日将他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学习讨论毛泽东对电影《创业》批示的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以《在学习会上的发言》为题贴出大字报。大字报批评文化部负责人扼杀《创业》，消极抵制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在理论研究上不讲马克思，不讲列宁，不讲主席，不讲鲁迅，专讲一些伟大发现；好责怪别人，没有自我批评，压制不同意见等等。毛泽东在简报上批示道：

“此件有用，暂存你处。”

8月12日，毛泽东就庾信《枯树赋》注释问题批示：

“关于注释的问题，请你们仔细地研究。”

原来，江青曾组织学者为《枯树赋》作注，并将注文送毛泽东阅。注文中引伸了清代倪瑶在《枯树赋》题解中“庾子山乡关之思所为作也”的说法，在题解中把《枯树赋》的立意概括为“借树木的迁徙移植，摇落变衰，寄寓自己的悲感。”毛泽东读后觉得不准确，便写了这个批示。

8月13日，毛泽东看粤剧演员红线女8月5日的来信。

红线女在信中谈到她到延安、大寨、红旗渠参观后的体会，提出：山区的盐比城市贵那么多，我觉得这是对待山区，特别是老解放区的态度问题。像食盐、布匹这类人人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必须照主席历来关心群众生活的教导去办。毛泽东在信中批示：

“印发政治局在京各同志，并议一下。”

8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还接到了邓小平转来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党委常委吕方正及惠宪钧、柳一安4人的一封信，这是一封状告迟群和谢静宜的信。

毛泽东看过信后，指着堆放着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

“先放着。”

8月14日凌晨2时，芦荻接到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打来的电话，说是毛泽东要和她谈话。

原来，芦荻作为一个侍读古典书籍的老师，在有关部门和学校派她来之前，曾告诫她说：“不得向毛主席提出不合适的问题。”因此，芦荻在毛泽东身边多时，由于担心在合适不合适的问题上犯错误，所以就从未向毛泽东提出任何问题。于是，毛泽东便称她是一个“笨人”，还说，如果你是个好老师，就一定要问学生问题的。芦荻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问张玉凤：“我有几个问题能不能问？”张玉凤说：“看主席高兴不高兴。”

张玉凤将芦荻的话转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便要她打电话约芦荻来谈话。芦荻来到毛泽东住处，向他请教《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等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毛泽东谈了其它几部小说后，便谈到了《水浒》。

毛泽东的确对《水浒》有很深的研究，单是在70年代，他就曾经看过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直到逝世，一直把《水浒》放在床边。如果说毛泽东在解放前主要是从《水浒》中吸取造反精神的话，那么，他在解放后则主要是从《水浒》中吸取如何防止革命阵营内部蜕变的教训。芦荻的请求，正好引出了毛泽东一番不同凡响的宏论，他说：

“我曾经多次说过，《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聚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兵。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

“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给革掉了。”

“《水浒》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

据张玉凤回忆说：“1975年8月14日，芦提出关于《水浒》一书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但到1974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有人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又传说，主席有个讲话，其中提到了《水浒》，芦问主席是否是真的。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武汉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荻接着问主席，应该怎样读它？接着我说，1964年在武汉我看《水浒》时，主席就对我讲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这时，主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毛泽东还说：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20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3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正是：有幸三生是斯人，尊前数月聆雅音。

可怜北大侍读女，来年便是戴罪身。

毛泽东所说的鲁迅评《水浒》的话和文章，分别出自鲁迅的《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和《南腔北调集》。他所说的金圣叹是清代人。金圣叹删改的《水浒》，只有七十一回，宋江等人受招安的内容被删去了。

张玉凤感觉到毛泽东的话非常重要，就问：

“主席，要不要通知出版界，把百回本的《水浒》印出来？”

毛泽东说：

“好。”

张玉凤对芦荻说：

“芦老师，你把主席的指示写一下吧。”

芦荻没有起草过文件，她遵照毛泽东的意思，这样写道：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3种都要出。”

毛泽东说：

“要不要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书的前面？”

于是，芦荻又加上了一句：“把鲁迅先生的《流氓的变迁》中的那段话印在卷首。”然后就递给了张玉凤。毛泽东说：

“我要休息了，今天就谈到这里。”

张玉凤赶紧把芦荻记录的那两句话，让毛泽东看。毛泽东看过后微微点头。芦荻起身告退。毛泽东朝她挥挥手，说：

“好，再见！”

张玉凤对芦荻说：

“芦老师，请你在书房里等一下。”

芦荻来到毛泽东的书房，坐在他的书桌前看书。过了一会儿，张玉凤来了，她说：

“芦老师，刚才我问主席，除了把鲁迅的评语印在各种版本的《水浒》前面，要不要把主席对《水浒》的意见整理一下，也印在前面？主席同意了。芦老师，请你把主席对《水浒》的评语马上整理出来。另外，主席说，把鲁迅的那段话也写上。”

8月15日下午2时许，张玉凤来到毛泽东的书房，将芦荻整理好的毛泽东评《水浒》记录，拿去给毛泽东看。不一会儿，张玉凤回来对芦荻说，主席看过了，认为可以。她请芦荻誊写一份。芦荻誊写毕，二人来到毛泽东卧室，毛泽东正躺在床上。芦荻将誊写稿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戴上老花镜，一行一行看，看得很认真。芦荻和张玉凤侍立在床前。毛泽东看罢，说了声：“可以。”

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和提出要出版3种版本《水浒》意见的文稿，很快就由汪东兴送到了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手里。姚文元凭着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经过一番思考，立即动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请示信。他在信中写道：

“接到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后，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也是很需要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在信中提出了他的构想，他接着写道：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1、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2、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3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71回本改的65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3、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

以上可否，请指示。

姚文元

毛泽东看了姚文元的信，当即批示道：“同意。”

两个小时候后，张玉凤拿着已经用道林纸印刷好的文件和一叠空白信封，来找芦荻，说是要她在信封上填写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把这些文件发给他们。这种高速度的运转，使芦荻非常惊讶。

不久，姚文元向《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并让报社组织讨论，写一个宣传规划，还要写社论，强调把小说中的宋江投降，引伸到我们党50多年的历史中，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要学会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8月20日，毛泽东阅姚文元8月18日报送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关于开展《水浒》评论的规划。两报的规划都从批判投降主义、修正主义、阶级斗争调和论以及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拟出了一些选题。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建议：拟同意他们先这样。遇问题再商议。

毛泽东批示道：“同意。”

欲知毛泽东对《水浒》的评价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1975年8月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由板桥水库溃堤发生的惨案，不仅是天灾，更是人祸。在此次灾难发生前，各级有关人员曾经将灾情逐级上报，直达中央：从8月7日19时30分，到8日凌晨1时30分，在这长达6小时的时间里，地方3次报警，纪登奎、李先念两次报告中央第一责任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国家及军队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如果邓小平及时地派出军队救灾，派出空军炸掉副溢洪道，就一定会将水灾降低到最小程度。如果李先念在第一次报告邓小平无果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得失，打破常规越级向重病中的周恩来或毛泽东报告，灾难也一定会小得多。可惜李先念的两次告急电话均被邓家小姐挂断了，十几万（官方报告说8万多，一些国粉说是24万）驻马店人只能在自称“我是中国人民儿子”的那个第一责任人的麻将声中葬身于洪水了！灾后，在有关方面严密封锁下，直至逝世，毛泽东也不了解这场灾难的真相！更可怜的是那些驻马店人，逝去的冤魂死得糊里糊涂，而今灾难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健在的人们又有多少人了解其真相呢？

第36章 1975年8月—

“所谓援助，第一也是你们支援我们。美国怕你们啊！而不是你们怕美国。料不到胜利这么快。”

话说1975年8月21日，毛泽东圈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外交部、外贸部关于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方针和对策的请示报告。

联合国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于9月1日至12日在纽约举行，议题是“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是日，邓小平出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篇目的会议。胡乔木有意就毛泽东评论《水浒》一事，提醒邓小平，他说：

“毛主席的指示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特别所指？”

邓小平此时正一门心思搞“全面整顿”，根本没有把这些当作一回事。他回答说：

“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绝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

8月下旬，江青同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副部长刘庆棠和浩亮等人谈话时说：

“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要架空毛主席。”

8月26日，周恩来在医院会见即将返回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和乔森潘，他特别提醒说：

“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容易走的，中国现在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8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西哈努克和夫人、宾努和夫人、乔森潘。邓小平在座。西哈努克感谢中国给予的援助。毛泽东说：

“没有什么援助，所谓援助，第一也是你们支援我们。美国怕你们啊！而不是你们怕美国。料不到胜利这么快。”

他转对乔森潘说：

“你从金边来，把他们（指西哈努克和宾努等——笔者注）接回去。你要好好帮他们的忙。吵架总是有的，小吵架，大团结。”

毛泽东还说，希望乔森潘能够向柬共领导人转达他的意思，不要虐待西哈努克亲王的妻子莫尼克公主和西哈努克亲王的两个儿子西哈莫尼与纳林卡朋，不要强迫他们从事重体力劳动。他又对西哈努克说：

“希望亲王不要辞去民族统一阵线主席的职务。柬埔寨共产党与亲王之间只有1点分歧，但是却有4点一致。因此，亲王不应当与柬埔寨共产党分道扬镳，而是应在高棉人民和国际社会中表现出对这个新生政权的坚决支持。”

西哈努克听毛泽东如此说，只是微笑着而没有作答。

8月28日，《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文章中写道：

“认清宋江这一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

8月下旬，毛泽东圈阅姚文元8月26日报送的国家出版局关于学习和贯彻毛主席关于《水浒》的重要批示的请示报告。

请示报告中说：关于《水浒》的出版工作，拟出版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以上几种版本，书前均印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对《水浒》的一段评语，并加出版前言。

8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8月28日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这篇短评，并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竺方明”的长篇文章：《评<水浒>》。文章中写道：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1975年9月1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名义致电孙德胜、黎笋、长征、范文同，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30周年。贺电中说：目前，越南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越南北方人民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越南南方人民正在重建家园，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我们相信，越南人民一定能够把越南建设成为一个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

9月2日，姚文元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讨论的情况和《人民日报》的社论稿《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呈送给毛泽东审阅。社论稿中说：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毛泽东当即批示：

“送小平、春桥阅。这样，可不发内部指示了。”

邓小平看到送给他的《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社论稿后，再也坐不住了，拿着姚文元的文章找到江青，指着他用铅笔划过的一段文字说：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党内有了投降派？是指谁呢？”

邓小平知道江青是一个说话不转弯的直性子，没想到这一次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江青故作神秘地说：

“毛主席找人谈话要评论《水浒》，肯定是有他的用意嘛。就拿林彪和刘少奇来说吧，如果把林彪比做贪官，那刘少奇可就是皇帝了。有人现在就是只批林彪的极左，而不批他的极右。毛主席说，林彪是极右，他和刘少奇一样，都是极右派。林彪的‘左’是伪装，右才是本质。你可是经过一场教育和锻炼的哟，必定会有分辨能力啊。”

邓小平听出了江青话里的弦外之音，心里头恨得直咬牙，表面上却依然露出笑容，说道：

“那么这个宋江就是总理了？我看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态度暧昧呀！”

江青正色道：

“周总理是紧跟毛主席的。相反，我们倒是应该在运动中经受考验和锻炼。”

邓小平也马上严肃起来，板着脸说：

“我是听毛主席的。这几年来我不在工作岗位上，对好多情况并不了解，所以没有发言权呀。我对你们的一些活动有点不了解，所以在政治局会议上我们也有争论。”

江青拿出一篇文章交给邓小平，说：

“那你就好好看看这篇文章吧，给主席念了此文后，主席说，这篇文章是写得最好的一篇。”

邓小平回去后，立即研究这篇文章，并专门把其中的两段文字划了出来：

“宋江是《水浒》的主人翁。在文学作品里，‘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水浒》为了鼓吹投降主义，用浓笔酣墨刻画和歌颂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他一生以忠君作为自己言行的最高准则，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而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大宋皇帝的忠实奴才。正是由于‘忠君’，宋江一贯热衷于受招安。早在他上梁山之前，当武松被逼投奔二龙山的时候，宋江就劝武松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宋江本人，如果能够在仁义上爬得上去，他是决不会上山的。”

“宋江上了梁山，就起劲地鼓吹招安、等待招安、乞求招安，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为了受招安，他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两面三刀，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篡夺领导权。晁盖一死，他就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和‘忠义’，一字之差，篡改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邓小平划着这些文字，心如刀绞。他拿着这篇文章来到301医院，给周恩来看。他说：

“我们这些人的水平越来越低了，到头来还得那个三点水来教我们如何革命。什么宋江、什么晁盖，完全是影射你，他们要把你当作宋江啊，晁盖就是指毛主席。他们也看到毛主席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所以要造这个舆论。一旦毛主席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要指控你是宋江，然后把你打倒。我看这就是他们的阴谋。”

周恩来在病床上摇摇头，严肃地说：

“你不要胡乱猜疑，评论《水浒》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都要紧跟。我看你还是好好地抓工作，接受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考验。让毛主席看到是勤勤恳恳地工作着，这就好说话了。他们如果有问题，让毛主席去处理嘛。”

邓小平说：

“毛主席哪里能处理得了他们的问题，他老人家现在是泥菩萨过河，顾不了自己了。我听保健医生李志绥说，他的眼睛自从动了手术后，视力虽然稍微好了一些，但病情已经一天不如一天，看来是已经毫无希望了。叶剑英同志早就让我们乘主席委托我做工作的时候，给她一个突然袭击。”

周恩来瘦削的脸一下子变了。他感到问题严重，挣扎着坐了起来，说：

“你们要干什么？千万不可乱来，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对江青同志有意见，可以当面提嘛，怎么可以乱来？只要把工作抓上去，主席是会明辨是非的。王洪文同志的能力上不去，主席不就看出来了？主席曾经培养过张春桥同志，他也是动动笔杆子还可以，抓经济工作就不那么顺了。”

邓小平说：

“像这样下去，中央就是搞两种声音，怎么能够搞好工作呢？据我了解，中央绝大多数同志都把江青这个人恨透了，她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干一件好事情。”

周恩来说：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江青紧跟毛主席搞好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心中都很清楚，你不能用自己的认识代替别人，你也不要把自己的怨气撒在江青同志头上，这对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毛主席也能够理解。但是你不能够用自己的想象来代替现实。毛主席的身体究竟怎样？你我都是看到了表面现象。毛主席如果从政治上考虑，是一种检验政治局同志的方式呢？那你就惨了。小平同志，要相信，在中国可以无愧地说，毛主席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别说你和我，就是今后的几年、十几年里，都不一定会有这样聪明和伟大的领袖出现。我还告诫你，刚才你说的这些话，在我这里只当你发发牢骚，到别的地方是无论如何不能再讲了。”

据陈永贵后来回忆说：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和毛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可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好人呀，总理是好人呀！”

9月3日，毛泽东审阅陈永贵8月14日报送的《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

陈永贵的几点建议是：一、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经过几年生产的发展，小队核算就不适应了，农业要大干快上，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行大队核算势在必行。二、关于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大寨实行的办法叫“标准工分，自报公议”，这样政治就挂帅了。目前全国大多数地方沿用的还是定额包工、死分活评，弱点是搞工分挂帅，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三、关于用什么办法照顾穷队，不能采用国家出钱提高分值的办法，要从加速发展穷队的生产着手。四、关于盖社员住宅，集体盖比单户盖好。五、关于社员欠集体的粮食，一定的条件下，免了比欠着好，能大大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毛泽东阅毕，批示道：

“小平同志：此件请阅。请考虑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并在政治局讨论一次。”

后来在9月23日至10月21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建议。座谈会未形成一致意见。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社论中引用了毛泽东评论《水浒》中的第1、第2两段文字。社论中还写道：

反对投降派“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自此，评论《水浒》成为中国“一场以它为中心的世界最大规模的‘评书活动’。”

9月7日，周恩来在北京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周恩来说：

“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时间过得真快，就在10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4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4分钟也走不了啦。”

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9月9日，毛泽东审阅邓小平9月7日报送的公安部《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报告》。

请示报告中说：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特赦释放了全部在押战犯。最近召开了清理工作会议，处理意见是，除因现行罪逮捕判刑的109名外，均予释放，妥善安置。

毛泽东批示道：

“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就业的，转别地就业。如何，请酌处。”

这一天，邓小平也在公安部的请示报告上加了一个批示：“拟照主席批示，由公安部照办，即（四）项的109人，也予释放；县团以上的3000多名，也照此原则办理。”

后来在12月15日，司法机关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12月15日至18日，各地司法机关先后召开了释放大会。

9月中旬，毛泽东圈阅邓小平9月11日报送的中华书局一干部就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和对社会科学研究、出版、图书馆工作提出建议的来信。

9月15日，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的代表3700人，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省市区负责人。这次大会主要是肯定和宣传大寨“大批促大干”等先进经验。

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25年来，在农业方面，我们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做到了粮食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在工业方面，我们也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周总理在四届人大讲了毛主席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就是到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从明年起，25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

邓小平还说：

“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9月15日这一天，江青接见了大寨大队的干部和社员们，她在讲话（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及197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材料）中说：

“首先向同志们报告一个好消息，咱们的主席身体很健康。最近在接见西哈努克亲王他们的时候，主席的眼睛都能够看见西哈努克的白头发，听觉比我好。脑力清晰，记忆力强，吃饭好，睡觉好，心脏好。

我是到这儿来向同志们学习的，是经过主席和政治局批准来的。看！你们还是欢迎我这个学生，还喜欢教我。我做庄稼活不行，比不上同志们。现在天天学一点，不过我先告诉你们这些老师，我手上已经打了一个泡了。大寨是咱们毛主席树立的全国性的榜样，我到这儿来，好像到了休养所。我真的比在北京吃得也好，睡得也好，精神好多了。所以大寨不可以不来。同志们要原谅，我早就想来了，但是一来工作忙，老是身体差，带病工作，走不开，那就拖啊，拖啊，拖到今年。我来只做了3天的准备，怕发烧，因为我有低体温。我说：发烧我就走，我不给你们增加负担。结果我没有发烧。同志们，我吃得好，我老觉得饿，我睡得好。所以要感谢同志们，收留我这个学生啊！我是来学习的，学习同志们这种革命干劲，苦干、巧干、大干。我看了你们的科教片，那是很感动人的。我缺少发言权，因为我种庄稼不行，我只能剪剪花椒啊，什么掰掰棒子啊，这还可以。其它庄稼活儿啊，都不太懂。我只开过半年荒。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要献丑啦!

现在我随便讲一点学习的问题。还没有进城以前，为了反修防修，咱们的主席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警告，要当心敌人裹着糖衣的炮弹，要是被这个炮弹打中了，就很难爬起来啊！进城前后有一系列指示。在旧社会工人失业，挨饿受冻，我们刚解放，工人能够有饭吃就好了，不要乱提加薪的口号。毛主席还说，军队和我们的党政机关搞供给制好。结果，主席的意见遭到抵制，1952年全部冲垮了，全部抄苏联，弄得现在咱们还挺被动的。

大寨是大队核算制，而且整个昔阳都是大队核算制。同志们想一想，大寨，昔阳，旧社会是穷乡僻壤，荒山恶水呀！现在都能够搞成这个样子，亩产过千斤，有的至少也是五、六百斤。现在最好的地方有的还抓不好，为公家干活少，为他自己的自留地呀，自由市场干去了。有的即使搞公家的，因为领导班子不带头，也搞的不怎么样。另外中央也派了人做了3个公社的调查研究。大寨、昔阳能够做到的，全国为什么不能够做到呢？全国有的地方比咱们这儿好。

我们中国，苏修、美帝都瞪着眼睛看着。那是最富啊！我们是最大的石油国之一，人家的眼睛都瞪着咱们哪！去年，杨振宁回国，我接见了他一下。他问我是哪儿人？我说我是山东诸城人。他说，哎呀！资本主义国家搞石油化工的人，都瞅着你那个家乡呐！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地下都是石油啊！你看，不仅是咱们的大庆，不仅是天津的大港油田，多啦！现在我们的大陆架全有油。美帝国主义狡猾，他有的资本家跟南朝鲜、台湾订了合同，钻探石油，美国政府就警告他的资本家说，你不能去。因为他怕和中国的关系搞坏，要留一招儿。这是很重要的。苏修你别看他张牙舞爪，他也不敢大弄。因为他们都是纸老虎。当然，咱们不能说世界上没有疯子。纸老虎里边有疯子，它们会发疯的。不然，搞那么多原子弹当饭吃啊？搞那么多坦克、飞机是当饭吃啊？是要打仗。所以我们主席常讲‘备战，备荒，为人民。’现在讲‘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你们这儿深挖洞恐怕有些问题。我昨天去挖了一条防空壕，我还想在田边地头为你们挖一些一两人的掩体。你们可以去瞧一瞧，我那个挖得不标准。我手上那个泡就是在那儿打的。

主席从七届二中全会以后，进城前后一些电报，都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但是被一些同志抵制了。有的地方好一些，有的地方就破坏的厉害。不过，全国搞得这么复杂的级别，工资，那是全国性的。搞单干也带有普遍性质。全民所有制也有所突破。但是，主要的还是主席这条革命路线。集体所有制也主要是主席这条革命路线。就有那么些地方，像浙江，那么好的地方，那么好的气候，那么好的水，那么好的土壤，它搞得一塌糊涂。它从刘少奇时候起，有些地方一直就是搞单干，砍掉了几十万合作社嘛!！不是浙江全省，就是浙南有那么一小部分，我老收到群众的来信。进城后土改反霸，这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但是，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完成的。不过，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那就更早了。《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胡风分子，对1957年右派猖狂进攻的反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海瑞罢官》，京剧会演；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还有哲学方面的‘合二为一’，历史学方面的‘让步政策’，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孙冶方（比苏修的利别尔曼还厉害哩！）叫“利润原则”，你们过去叫“工分挂帅”吧！那是叫“奖金挂帅”啦！经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到1957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的主席说‘放’，让他们跳出来，不怕。我们都在报纸上先登他们的文章。他们放够了，然后主席率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反攻，一下子就把他们打退了。但是刚一打退，新的斗争又来了。1958年大跃进，刘少奇、陈伯达那伙人又搞什么‘一平二调’，同志们知道吗？‘一平二调’，不要货币，还有几样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害病，知道的不多。就是说东西都不要货币啦，我到你那儿去调，搞绝对平均主义。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到了1959年，彭德怀就又跳出来了。彭德怀是苏修的人，把大跃进说得一无是处，把大跃进的成果破坏了很多。加上3年自然灾害，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撤退专家，撕毁合同，逼债。其实我们只欠他们3亿美元。我们欠的主要是抗美援朝的钱哪！我们就勒紧肚带嘛！我们的主席很长的时间带头不吃猪肉，为了出口还债。苏修这个社会帝国主义，那个狰狞的面孔，在中国表演的是足够了。他在中国的代理人彭德怀就跳出来上万言书（他那个万言书我是看过的）。后来就打退了。好，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又来了。叫做什么‘摘冠加冕，赔礼道歉’。叫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向资产阶级，向地、富、反、坏、右赔礼道歉。摘冠，就是摘掉帽子；加冕，冕是皇帝戴的帽子，可漂亮了！就是在广州开的会嘛！而且搞了许多名堂的高薪，高薪到一千、二千元。上海有一个唱京剧的叫周信芳，每月二千元，国家还要给他两个秘书，一个汽车司机，一个厨师，两个服务员，这些都要国家报销。他原来是黄金荣大戏院的老板。他老婆是银行家的女儿。那时候刘少奇这个集团把他捧到天上去了，他成了我们‘唯一的艺术家’啦！而他呢，就搞《海瑞上疏》，还没有弄出来，《海瑞罢官》就出来了。批判《海瑞罢官》大家知道吧？这已经是序幕了，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然后就是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修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学习理论。这一系列的运动，都是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进行的伟大的实验。

我们的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要跟资产阶级搏斗，公与私也要搏斗。我们总要战胜地主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社会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这两霸，还有其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一系列的运动，都是我们主席本着马列主义教导的发展。因为这个问题，马克思只有两个多月的经验，即1871年3月巴黎公社的经验。他总结了这个经验，就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从1917年到1924年，有7年的实践经验。他的实践经验比马克思就多了。但是，他退了几次薪水，退了多少次礼物，也阻挡不住。列宁去世得早，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对这个问题，提得也是非常尖锐的。我们的主席，除了采取这一系列的运动以外，也是退过，降低自己的工资多次，没有用。所以主席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特意提出要读30本书，就是所有共产党员，特别是干部，都要读这30本书；还对《简明哲学小辞典》写了按语。《简明哲学小辞典》第3版是毛主席同苏修斗争的结果。其中还有错误，我们的主席在按语中说了，我最近又复习了一遍，就更明确地看出它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物质刺激，它那里头有那么好几条不敢讲阶级斗争，不敢讲国内矛盾。列昂节夫（这个人现在是个修正主义者）他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在1935年以前，这个版本是好的，基本上是按马克思主义写的。我们在延安就是读的这个版本。如果没有这两本小书作基础，读马列比较难；并且还得读一点历史。我希望大寨人，除了生产上带头，学习政治带头，学理论也应该是带头的！要不要啊？我学得不好，学得也很少，记忆力也不好。主席在听取四届人大汇报时的指示，其中有的我过去学过的。

我对《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没有读完，就是选了那么多少本读了。主席这次指示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发展。第一段就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最重要的是后边这句话。我们的主席最相信全国的广大人民，全党的广大党员，干部，全军的广大指战员。使每一个人懂得这是个什么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因为有资产阶级法权嘛！所以底下那一段，主席就讲，我们跟旧社会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就是所有制变了。其实现在所有制也有问题啦。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调查了几个点，有问题。比方说，有一个电影厂，它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制，它是现代化的厂啊，但是它搞‘三大自由一中心’，什么叫‘三大自由’呢？就是自由创作，自由结合，自负盈亏；导演中心制。什么都是他们说了算，他们把我们党完全不放在眼下。他们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敢过问，尽出毒草！你们看过毒草片没有？批过吧？主席在第二段里头又讲了我们现在还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跟旧社会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现在实行的还是商品制度。你们这儿有商品啊！我们那个钓鱼台也有商品，因为我们种了中草药，我们得把它卖给公家，是我和我身边工作的同志们种的。我们种了一些经济价值比较高的中草药，又可以美化庭院，又可以为国家增加财富。我们种的菜也很多。主席说怎么办呢？对这个问题，你总不能空想吧！不能一步登天就到了共产主义。我们也不能跟旧社会截然划开嘛！怎么办？这么长的历史阶段，两个阶级搏斗，两条路线在我们党内搏斗，怎么办？主席指出，‘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我认为，这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是发展。就要不断地搞运动，告诉全国人民，告诉广大干部，党员，告诉广大指战员，擦亮眼睛。

最近评《水浒》是我们主席亲自批的。《人民日报》引了一段。我把全文念给同志们听听。这个非常重要，要结合学习理论，结合批林批孔，都可以结合起来学。当然你们前面两小段已经知道了。看过《人民日报》啦？学习了一次吧？我再读给你们听：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晁就是晁盖，是真正的领袖。前头还有一个‘呀呀呜’的领袖，叫什么白衣秀士王伦。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你们看到的就是这一段吧？我把底下的都读给你们听：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宋江的‘替天行道’，是替天子行道。不替天行道的是那个方腊。宋江去打方腊了，是奴才，刽子手。他自己变成奴才，还带着广大劳动人民都变成奴才了，死的死，伤的伤了，最后宋江连李逵也给毒死了。你们有没有《鲁迅全集》呀？这篇文章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第4段：‘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20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的人，这是个坏蛋，杀了头，杀得冤枉。杀头冤枉，不是说别的，他只是个很坏的文人，反而被杀，故说冤枉。

第5段：‘《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71回本，3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这是个什么讲究呢？同志们，100回、120回都是全的，写了宋江投降。71回是咱们搞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的，1954年搞的。砍掉了后头还不说，还伪造了一回，又把前面的楔子改为第1回，后头搞了个排座位。反正是没写到投降；里头把一些太露骨的还稍微改了。我最近查了一下，还有一个专门给儿童少年读的65回本，1973年出的。你看，用心何其毒也！毒不毒啊？不仅毒害我们大人，还要毒害儿童少年啊！小朋友，你们看到65回的那个本子没有？现在要改，增加到八十几回。你们可以看到宋江那个奴才，阴谋家，两面派的丑恶面貌。所以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10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

宋江这个家伙，我今天看了两篇文章，它们作了一点分析。我推荐给你们。它根本上是好的，有一些小毛病。宋江这个家伙死也不肯上梁山。为什么梁山对他那么好呢？原因是梁山好汉被捉，他是刀笔吏，大地主，收买他好救梁山好汉。这个，我们过去在白区工作时也有这个经验，我们自己的同志如果是在租界被捕，可以请律师，可以出点钱买出来。宋江他是受贿，他对什么人都受贿。贿赂啊！我的语言懂不懂？他死也不肯上梁山的。他杀了阎婆惜，阎婆惜是他的小老婆。犯了罪，杀了人，关起来了。关起来，他也不肯上梁山。他说，我是忠臣，是孝子，我犯了法，犯了不赦之罪，我宁愿刺配江州（就是江西，江州在江西）。到了江州，他所谓题了一首反诗。那是什么反诗？碰鬼！他那4句诗是这样说：‘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哪儿是什么造反的诗呢？黄巢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呢！黄巢自号‘冲天大将军’。黄巢，同志们知道吧？是唐朝农民起义的领袖。几十万农民大军。他自号‘冲天大将军’，冲天子啊！他最后打败了，宁死不屈。宋江是笑话他的。宋江那个时候刺配江州，不得意，所以他‘心在山东身在吴’，很感慨呀！他是感慨他个人。‘他时’，他说另外的时候，我要是得了凌云志啊！上天了，上了他那个皇帝的身边儿啦，‘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冲天，所以不是大丈夫。这样子的诗，那些昏庸的官吏还是捉起他来了，要杀头呢！晁盖他们去把他救出来。他还曾说晁盖造反上梁山是灭九族的勾当，要灭九族啊！他批评晁盖，他说于法度是饶不得的，犯了弥天大罪啦！就是说造反无理。这是《北京日报》的文章上说的。他说他自己很可怜，不忠不孝。晁盖他们要给他开枷锁。他说，这不能，这是国家的法律，不敢随便动。他自己哀叹他自己，年已3旬(大约30几岁)，名又不成，功又不就。说穿了，就是他的个人野心没有实现，所以就要打个主意，钻到革命队伍里，抓住这支军队，你皇帝老儿就不能不招安，不能不封我大官。就是这个意思。他这是什么反诗啊？你们看，隋末农民起义的时候，我们山东流传过一个歌儿，叫《王铁匠歌》。说：‘要抗兵（要抵抗官兵），要抗选（要抵抗皇帝选妃子），家家要把铁器敛（家家要把铁器收敛起来），敛起铁来做成枪，昏君赃官杀个光。’这才是造反嘛！宋江那是什么反诗啊！你们找一本120回看一看。有没有啊？没有，我有一部送给你们。今后还要出呐！不过你们现在没有东西学，就拿一部每个队传着看。把我的都给你们。黄巢作什么诗呢？黄巢有一首《冲天诗》。冲天啊！就是冲天子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他说，我的花开的时候，百花都杀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帯黄金甲’。他要杀到京城去，满城都是他的队伍。所以黄巢才是英雄呢！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英雄领袖多得很哪！我只举有名的：反对秦二世胡亥的陈胜，吴广。刘邦也算一个（刘邦做了皇帝就不是了）。到了汉朝，就有赤眉、铜马。赤眉就是把眉毛染成红的，作为志；它的领袖叫樊崇。铜马的领袖我一下子记不起啦，忘记了。唐朝，那些小的我就不去说了。对了，陈胜、吴广同时还有英布又叫鲸布。鲸布就是修骊山的那个脸上刺了字的囚徒，奴隶呀，带了锁的奴隶呀，作苦工的。鲸布是农民暴动的领袖。不过他后来作了官，叫刘邦杀了。唐朝有好几股，最有名的是黄巢，还有王仙芝，好几个人。几十万，几百万的起义军。宋朝，最著名的是方腊，洞庭湖的杨幺。方腊是在浙江。还是全国此起彼伏地农民暴动。独独是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怎么篡夺的领导权呢？

同志们，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像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这是他的组织路线。他的思想上，阴阴阳阳地说要忠啊，要孝啊。他那个忠啊，就是要忠于宋朝的皇帝老儿，就是宋徽宗，叫赵佶。这个家伙是个俘虏，叫金国（咱们的少数民族）俘虏走了。这些起义的领袖，被杀的被杀，自杀的自杀。黄巢是自杀的，不屈服。明朝最大是的李闯王。李闯王，知道吧？还有张献忠；还包括朱元璋。他后来是做了皇帝就是了，他是个小和尚。满清的就多了，小的什么三元里，平英团就不去说了，我讲大的。像义和团，捻子，特别是太平天国，那都是几百万人哪！从广西一直打到南京，建立了政权10年左右。他的队伍已经打到河北省了。后来，内讧，出了叛徒，先是石达开（石达开是个大地主）闹分裂叛变，后是叛徒李秀成。洪秀全是自杀的。满清勾结帝国主义的洋枪队。同志们，火药是中国发明的。据一个外国科学家研究，火炮也是中国人发明的，连马镫也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个科学家说，欧洲人的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中国的古代科学基础之上的。我们应该有一点民族自豪感，但是我们不搞大国沙文主义。噢，这个外国科学家是英国人，叫李约瑟。他的书已经出版了几部。我要送给你们一部分。你们看一看，他在社会科学这方面不通，什么儒呀，法呀，他弄不清楚；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比我们还系统一些。因为我们没有人那样研究过。这个满清啊，勾结洋枪队，来镇压太平天国。那时我们只有冷兵器。洋枪队就是热兵器。于是就被镇压下去了；再加上叛徒投降。噢，宁死不屈的还有一个英王陈玉成。他是被人骗了。他只有二十几岁，被人骗了。他很会打仗，后来没有粮食了。一个叛徒骗他说，我这个县里有粮食，你来吧！一去就被捉起来了，让他投降。那个僧格林沁（满清的一个蒙族的亲王大将）可怕他啦，他不肯投降。他说，你满洲王朝是妖，他就骂妖。这就砍了头。这是多么勇敢壮烈呀！

我们这个出版社，出版口，还有一些所谓学了马列主义的文艺评论家，说什么宋江是有农民的局限性。我问问大寨的农民同志们，你们革命有局限性吗？气人哪！咱们是要打倒帝、修、反。是不是啊？但是，有这么一小撮坏蛋，混到咱们的队伍里，吹捧这部美化叛徒的书。这部书在明朝就是官书，在清朝成了官戏。皇帝下命令排成连台本戏，水浒戏多的很哪！这为了什么呢？为了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封建统治阶级是有经验的，单杀不行，还要有软的一手。蒋介石嘛！‘四一二’事变就杀了我们好多人啊！到20年代末期，30年代初期，他总结了经验。他不杀了；他搞自首政策；他搞反省院。有的人就自首叛变了，不少。王明，就是混进我们队伍里，里应外合，配合国民党，一来就是要去游行示威，游行示威不行，飞行集会，飞行集会不行，还不就是杀头。我说是飞脑袋去。我是有点经验；我是一个王明路线的受害者；我是王明路线中期入党的。那个所谓的示威游行啊，到后来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放放鞭炮就跑了，还要捉人。所以这部书要好好地读，看看这个叛徒的嘴脸，对照一下咱们党内的10次路线斗争的一些叛徒嘴脸。

宋江的政治路线，他先是用思想来腐蚀，讲义气呀，搞什么小恩小惠呀。他哪来的钱啊？还不是剥削来的！受贿赂来的！收买人心。然后他的政治路线摆出来了，这就是说，要招安，要替国家，替皇帝效劳；就是贪官污吏不好；他同那些人有矛盾。其实他还不是贪的很！你看，他连晁盖，农民暴动领袖的贿赂都收嘛，这书上都有。把这个看一看。你看那个，我现在记不起在哪一回了，他有一个‘潜’字，潜藏他的爪牙。他说，上梁山是要潜伏，像一头老虎，潜伏起来，躲起来，藏起来，就是把他那个凶恶的面貌藏起来，一有时机他就要出来。唉，这个跟林彪不是一样吗！

你们看过林彪那个《‘571工程’纪要》吗？还有那个批林批孔材料之一，其中有一条。我到林彪家里去，他那个现场破坏了，我让他们恢复了。他那个床的对面的墙上，挂着这么两幅东西。一幅就是‘克己复礼，唯此为大’，另外一幅，叫做‘勉从虎穴暂栖身’。这是《三国演义》上的。他说勉强在老虎洞里头，暂且藏着。他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的，毛主席领导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这样好的地方叫做老虎洞啊！‘暂栖身’，就是暂且住一下。这个材料你们都有，找来看一看。也许他是从宋江那儿学来的。这首诗是写刘备对付曹操的。他改了一个字。宋江这个我记不牢了。他就是说潜伏起来，把爪牙收敛起来，一句话，伪装起来。外国人叫‘木马计’，咱们中国叫（鲁迅也说过，咱们的主席也说过）堡垒最怕从内部攻破。总而言之，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宋江干的事情，现在有些工人同志，有的地方贫下中农也批了，批到这一点上了。说公开的敌人干不到的事情，打着革命的招牌，披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在我们党内做公开敌人做不到的坏事。你看，不远嘛，林彪嘛！林彪不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嘛！是不是啊？跟宋江比一比看。

赫鲁晓夫一上台，就搞和平过渡。他说我们中国是‘黄祸’。过去帝国主义说咱们黄种人是‘黄祸’，是祸害，是对他们白种人来说。赫鲁晓夫上台就同阿登纳（西德的那个总理）就讲这个。那个人不同意。那个人厉害，那个人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不是政客。勃列日涅夫天天喊缓和，缓和，缓和个屁！他自己内部就缓和不了。他那个民族问题可大了。他那个地方自由市场可不得了啦！凡是干部，家家盖小别墅。盗窃集团可多啦，可大啦！苦了老百姓啦！不像咱们这儿。我到你们家里去吃了两顿饭了。我准备每家都去，能够轮流去吃派饭。你们欢不欢迎我？要跟国内的修正主义对比。要跟古代中国历史上那些真正地创造历史的英雄（就是农民起义及其领袖）对比。

工人阶级是我们党领导的，这是20世纪的事。这以前都是农民革命的问题。20世纪初，‘五四’运动是1919年，替我们党作了思想准备，组织准备。我们党的成立是1921年。我们党自从成立就存在两条路线。先是陈独秀。那个时候我还在桌子底下爬呢，所以我说不清楚。到了王明时候就知道一些了。王明以后这些我就知道了。王明先是‘左’，骨子里头是右。后来又从莫斯科回来，在抗日战争中又搞了一次极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叫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把我们当时的根据地也叫人割掉了一些。要学一点历史，学一点党史。小朋友们也要学。不学就不能够识别坏人嘛！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坏人也可以伪装好人。

林彪就学冯玉祥啊！我就从来不知道他家里那么阔气，不得了啊！而且他是个大盗窃犯，大贪污犯；工业、农业，全国一平二调。他那个院子前头，就有这么两个小房间，什么都没有，有个门洞。我们只能到他那个小房间。墙上什么也没有，只挂了一张主席像。他的吹鼓手，就说他怎么样苦啦，怎么艰苦啦，他是睡硬板床啦，什么烧煤球炉啦，什么一块馍馍干吃不完留着下次吃啦。才见鬼哟！我去看了。他那个床头上有很宽很大的一块大板。上头尽写着吃什么，吃什么有营养价值；其中还有很滑稽的事情，说什么吃茶叶膀胱出汗。请问，膀胱出汗谁知道？还说吃杏脯，吃一个不出汗，吃两个出汗。我说好，我来试验试验，结果我吃多少也不出汗。我不吃反而拼命出汗。我有出汗的毛病，就是汗腺不平衡，因为做过放射治疗。那个家伙他是造谣。林彪那个家伙，他一走就是多少里路；他不是走不动；他不像我这样，每天要坚持锻炼。我每天要打拳哪！‘闻鸡起舞’，‘枕戈待旦’嘛！所以，不要把学评《水浒》看成是文艺界的事。不是啊，不是那么回事。你看嘛，主席对学马列的指示这篇讲话，有人就不提了。我刚才讲的主席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发展，有的人就胆敢删掉。这个，你们就可以识别了嘛！你看，宋江怎么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最后，晁盖第一天死，第二天他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晁盖那个厅叫聚大义。晁盖托胆称王啊，他是造皇帝的反的。他是聚义，像咱们这样，聚在一块商量大事啊。宋江一下子改成忠义堂，要招安。反对招安的他就要杀。李逵差一点就给他杀了（大概在70回上，记的不太清楚）。最后还是被他毒死了。为什么呢？皇帝老儿还是不相信宋江，最后赐给他毒酒。他吃下去了。他想，糟糕了！留下李逵，还是要造皇帝的反，这不好。他就把李逵叫了去，劝李逵吃酒。李逵就吃了。吃了以后，宋江就告诉他，你吃了毒药了，我跟你一块死，我们要忠于天子，我怕你造反。你看，多歹毒啊！

宋江这个人啊，两面派的手法可多得很哪！要好好地读一读。然后，把主席在今年四届人大要我们学理论的指示联系起来，与批林批孔联系起来，这样可以使理论学习深入。没有理论的指导，革命不能成功。没有实践的理论，那也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理论。总是有人要搞破坏的。我们不要做‘阶级斗争熄灭论’者。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发明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他发明的。那么我们不仅承认阶级斗争，不是熄灭了，而且要看到我们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激烈的斗争。所以有人说，哎呀！学理论怎么困难啊，理论不怎么样啊。有人他就不批林，不批孔。原因是什么！怕批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们跟他们划不清界线，或者就是上了贼船，潜伏在咱们党内的，所以破坏批林批孔，破坏理论学习。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他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怎么办？就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这几年的经验，哪儿批林整风好，批林批孔好，那儿的工作就好，那儿的生产就好，那儿的战备就好。今年以来，哪儿的理论学习好，那儿的生产就翻几番。你们今年就翻了，我知道。究竟翻到什么程度，我可不知道，因为还没有最后落实。这就说明问题嘛！可是，有的人就不以为然啊，因为群众都在学啦，能够鉴别两面派，投降派，修正主义是个什么玩意儿，他藏不住了。同志们明白吧？我们的毛主席最相信广大群众，广大的党员，干部，广大的指战员，要大家都懂。我们都应该好好地学习。我现在年纪虽然大了脑力也不好，被迫害的，身体也差，但是，我努力学习，我向同志们学习。我看我的话就这样完了吧。”

9月16日，毛泽东阅姚文元报送的中国科学院《化石》杂志编辑张峰9月6日来信。

张峰在来信中说：科普刊物《化石》创办3年来虽然得到工农兵的初步好评，但却受到出版部门个别负责人的排斥、压制和少数权威的挑剔，至今仍为半年刊，且只有一名编辑。听到中央8月27日关于《动物学杂志》、《化石》两刊出大字本的指示后，知道我们的刊物得到了毛主席的关注，主管单位已同意改《化石》为季刊，编辑增至4人。信中还对科普工作提出了7条具体意见。

毛泽东阅罢，为这封信加了一个标题：《一封诉苦的信》，并批示道：

“小平、文元同志：请考虑，可否将此信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

9月17日，江青在大寨招集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写作班子等100多人谈话。她在谈话中说：

“评《水浒》不单纯是一个文学评论和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评《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江青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邓小平得知后说：

“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71回本读了3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像搞阴谋。”

欲知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与邓小平的斗争有无结果，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在1975年9月初，邓小平到301医院看周恩来，他说：“我们这些人的水平越来越低了，到头来还得那个三点水来教我们如何革命。什么宋江，什么晁盖，完全是影射你，他们要把你当作宋江啊……一旦毛主席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要指控你是宋江，然后把你打倒。我看这就是他们的阴谋。”邓小平还说：“他的眼睛自从动了手术后，视力虽然稍微好了一些，但病情已经一天不如一天，看来是已经毫无希望了。叶剑英同志早就让我们乘主席委托我做工作的时候，给她一个突然袭击。”周恩来急忙告诫他：“毛主席的身体究竟怎样？你我都是看到了表面现象。毛主席如果从政治上考虑，是一种检验政治局同志的方式呢？那你就惨了。”另据陈永贵后来回忆：“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和毛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由此看来，早在毛泽东生前，中共上层在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当中已经暗流涌动了。而那个多次置毛泽东劝诫于不顾、而今又对危险时局毫无察觉的江青，却在9月15日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对着大寨的干部和社员夸夸其谈，还在9月17日召集影视、新闻、两校写作班子100多人开会，徒逞口舌之辩。两相比较，不是胜负已分了吗？倘若那个时候周恩来或者其他某一个知情人稍稍向毛泽东透漏一点口风，那么中国历史的走向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第37章 1975年9月—

“他只要表态对文革有个基本认识，就不能动。你们这些人加起来也比不了他。不妥协，不认输，外面是乌龟壳，里面是钢铁公司。你们不了解他，我是知道的。”

话说1975年9月19日，毛泽东审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外交部、中联部《关于同越南党政代表团会谈方案的请示》和《关于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

接待计划中说到，请江青同志参加越南党政代表团22日抵京当晚的欢迎宴会和次日的文艺晚会。毛泽东批示退邓小平，并指示说：

“江青不要参加对越活动。”

接着，毛泽东又看了姚文元这一天报送的山东省章丘县侯家学校谢革光7月20日建议《诗刊》复刊写给《红旗》杂志社的信，他当即批示：“同意。”

9月20日，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汇报工作时说：

“你们干，犯了错误我检讨。教育危机，把我们四个现代化、教育水平都拉住了。这不是复旧。就是复旧也是为了工作，为了革命。”

9月20日下午，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在北京三0五医院接受第4次大手术治疗。在进入手术室前，他对这次手术作了最坏的考虑和安排，与政治局委员们一一握手告别。他对邓小平说：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他又特地将张春桥、姚文元叫到面前，拉着他们的手说：

“你们要多帮助洪文同志，他还年轻。”

张春桥说：

“好的，我们一定会帮助洪文同志的。”

此后，周恩来又特意让秘书取来1972年6月23日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亲自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写明：

“周恩来。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年9月20日。”

这份记录稿，是他委托邓颖超亲手整理的。

曾经有一位历史学工作者分析说：在批《水浒》、反“投降派”的背景下，周恩来这样做并非多余，他是怕有人在他身后给他抹黑。

9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的书房里会见了再度访华的英国前首相希思。邓小平在座。毛泽东和希思一见面就很自然而亲切地交谈了起来。关于世界形势，毛泽东说：

“要打仗。惹不得苏联，谁惹它，就不好。苏联威胁你们，也威胁我们，现在全世界怕苏联。苏联凶，不讲道理，这也是它的弱点，凡真有本领，不会表现那么凶。美国究竟怎么样啊？会保护欧洲吗？我是怀疑。真要打起来，它会要跑，跑回去，不干涉，然后再回来。苏联如果占领欧洲，它的力量就分散了，它就不行了。至于打中国，我们是准备它占领东北、北京、汉口、上海、天津、青岛，叫它占领城市，然后事情就好办了。美国、欧洲、日本、中国都是守势，而苏联取攻势。它取攻势，就埋伏着失败。它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也只是暂时的成功。”

希思谈到了他在中国西部、南方接近缅甸边界的地区及东海岸等地的访问情况。毛泽东说：

“可是你没有去看看东北的工业区，下次来你一定要去那里看看。”

希思说：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看了你们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听说你们现在正在开展一个提高生产和生产率的运动，农业又获得了好收成，毛主席感到中国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了吧？”

毛泽东说：

“有一些，不大。中国取得良好的进展还要30、40、50年。中国现在还很穷。这种进步太慢了，我们总得想办法让这种进步更快一些。”

希思说：

“我去参观郊区的一个公社时，他们说那里的情况是好的，学校、医疗都令人满意。”

毛泽东笑着说：

“吹牛皮。你一定不要全信人家告诉你的事情，他们对外国人总是能骗的就骗。”

在场的人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都笑了起来。

这是希思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

9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邓小平在座。在谈到亚洲形势时，毛泽东说：

“大局是好的。朝鲜、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大局是好的。有些问题，吵，但是大局是好的。”

他还说：

“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8亿人口。”

谈到自己身体状况时，毛泽东说：

“睡眠不大好，每天睡3次，一次睡两三个小时。还能吃饭。腿不好，讲话不好，肺不好。去年眼睛不好，现在做了白内障手术，我能看见你，3个月前看不见，连这个手都看不见。”

他又说：

“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4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也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第4个是我。我82了，我也有病。”

说罢，指指邓小平：

“只有他算一个壮丁。他只要表态对文革有个基本认识，就不能动。”

毛泽东转向身边的其他陪同者，说：

“你们这些人加起来也比不了他。不妥协，不认输，外面是乌龟壳，里面是钢铁公司。你们不了解他，我是知道的。”

9月下旬，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因父亲毛泽民牺牲在新疆的缘故，受命随中央代表团前往新疆，参加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活动，来到了北京。

9月27日，毛远新到中南海游泳池看望伯父，汇报说明天将随同陈锡联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去乌鲁木齐，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毛泽东说：

“你是革命烈士后人的代表，应该去新疆，也应该去看看你爸爸。你爸爸对我们家对革命都是有贡献的。年轻的时候，我是穿长衫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到长沙去读书，是你爸爸送我去的，他穿的是短褂，帮我挑着行李，外人看来，就像是我花钱雇的一个挑夫。是你爸爸在家乡任劳任怨，辛勤劳作，照料父母，还为我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用。”

毛泽东还对毛远新说：

“你爸爸定期到长沙，为我送米送钱。有一次，他送钱来晚了几天，我很不高兴，就责怪了他，他也不吭声。临回韶山前，他才告诉我今年收成不好，为了把谷子卖个好价钱，他跑了好几百里路喔。他走后，我惭愧了好多天。没有你爸爸，我哪里能到长沙来读书啊。为父母养老送终，办理丧事，择地造坟，都是你爸爸一手操办的。

后来在长征路上，你爸爸带人把我们党中央的全部家当，金银财宝全挑在肩上，一路筹粮筹款，为中央红军提供穿衣吃饭。”

毛远新想起母亲昨天也讲到了父亲后来的情况，母亲说：

“红军到达陕北，你爸爸担任了国民经济部部长。经中共中央批准由延安赴苏联治病，1938年2月路经迪化，当时盛世才正要求我党派干部帮他整顿财政，得知你爸爸到了新疆，就向延安提出留他在新疆工作。经中央同意，你爸爸留在了新疆，化名周彬，任财政厅代厅长。面对当时新疆经济混乱无序、通货膨胀的烂摊子，你爸爸为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建设新疆，改善新疆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总是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工作，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终于冲破重重阻力，改组了银行，改革了币制，稳定了物价。新疆开始出现了金融稳定、市场繁荣的迹象，尤其是抑制了通货膨胀，新疆各族百姓纷纷竖起大姆指，说‘周厅长亚克西！’‘周厅长是不怕累、不怕压、不信邪的铁汉子’。”

母亲还说：

“后来，盛世才又任命他为民政厅代厅长。你爸爸就组织积谷备荒，整顿、新建救济院；他废除农官乡约，废除以地主巴依、地痞流氓为骨干的农官制度，组织农牧民公开选举区长、村长，并禁止向农牧民乱摊派费用。他加强了医疗保健工作，培训了医药人员，对穷困百姓实行免费治疗。在不到一年的任职期间，他又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了许多好事。”

母亲最后说：

“你出生后，你爸爸给你取名叫远新。既符合毛氏族谱中‘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的‘远’字辈牒序，也包含有对出生地新疆的纪念，要你永远记往你的第二故乡——新疆。”

毛远新很快收回了思绪，简要地向伯父汇报了辽宁海城、营口地区的地震情况。

原来从1974年开始，辽宁营口、海城一带接连发生了一百多次小地震，到1975年小地震越来越频繁，震级逐渐升高。辽宁省地震办不断将情况上报，引起了辽宁省委的高度警惕。1975年2月4日凌晨，营口、海城一带发生5级左右地震。省地震办综合各方情况的预测意见，向省委报告说，近期在营口、海城一带很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2月4日19点36分，海城地区果然发生了7级以上强烈地震。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说：

“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

毛远新说：

“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

他们所说的预报，是在毛远新听了省地震办的预测后，主张由省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震情预报，可省委常务书记李伯秋说：

“电台一播，全世界都知道了。如果几天之内地震还不来，岂不要闹大笑话。”

毛远新说：

“关键在于要让群众离开不结实的房屋，特别是晚上，不能在室内过夜。”

此时室外温度零下十几度，地震如果几天不来，是要冻伤人的。另外，如果发出地震预报，可能会造成恐慌，生产必然会受到影响。特别是鞍钢很多工人的家就在海城、营口一带，如果影响了鞍钢生产，也是不得了的事情。毛远新等人通过紧张的深入细致的调研及情况分析，决定预报要发，但要采取比较稳妥的办法。省委电话通知营口、鞍山两市，召开海城县、营口县及当地驻军的紧急会议，同时通过县级有线广播网直接传达下去。结果2月4日19点36分发生的灾情比估计的要严重得多，倒塌房屋很多，但群众情绪还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群众说：

“共产党、毛主席真神了，下午让我们搬出去，晚上就来地震。”

群众还说：

“房子倒了，但很少伤着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震后，毛远新即前往海城、营口等地组织救灾工作。在大石桥39军驻地，39军副军长在军部礼堂的废墟前对毛远新说，2月4日那天，当天下午鞍山市委、市政府带着春节慰问团来部队，近千人在军部礼堂开联欢会，地方领导、军队领导讲完话后，主持人宣布，接省委通知，所有人员不要留在室内，文艺演出不演了，请大家按秩序退出会场。人员退场后20多分钟，大地震来了，整个礼堂塌下来，夷为平地，参加联欢会的人员一个也没伤着。

此次地震辽宁全省倒塌房屋一百多万间，伤一万余人，死1300余人（主要是老人、病人冬天不便搬出来，还有一些“胆大不怕死”的）。据估计，如果省委不发出地震预报，死亡人数将接近10万。因此，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在正确预测地震的基础上，由领导组织民众撤离，明显降低损失的唯一成功案例。它被称为20世纪地球科学史和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迹。尽管为人民立了大功，毛远新却对伯父说：

“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

毛泽东说：

“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的故事。”

毛远新说：

“地震后，当地把这次成功预报吹得很高，但我觉得有偶然性。上午发了预报，下午动员群众出来，当晚地震就来了，纯属巧合。”

接着，毛远新又谈到了对全国形势的看法。他说：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就感觉到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10个指头，是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是肯定还是否定？有分歧。2、对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和支流是什么？迟群和谢静宜同志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只是干扰了批林批孔运动，但不能因此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判？当前，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口头上也说两句好话，但阴暗面讲了一大堆。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这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

毛远新还说：

“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还有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

他举例说：

“1975年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1975年4号文件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4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17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有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评《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

这一时期，毛泽东处于重病之中，已经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不能处于第一线指挥，更不能从更多的渠道了解党和国家的状况，他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人做帮手。看着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并逐渐成熟的侄子，毛泽东非常高兴，感觉毛远新正是自己需要的可靠帮手。

9月27日晚，毛泽东审阅邓小平这一天报送的关于社队办企业的3份材料。他批示道：

“小平同志：请考虑，此3件（两封信及一篇报道）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

毛泽东所说的“两封信”，一是华国锋在1974年12月28日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二是浙江省部分财政、银行干部1975年9月5日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一篇报道”是《河南日报》1974年12月15日登载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

华国锋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说：目前社队企业对于巩固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消灭三大差别，都有重大意义。他要求一些同志坚决丢掉妄图取消或砍掉社队企业的错误思想。浙江省部分财政、银行干部在来信中说：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社办企业搞得好，省、地、县有的领导部门却要收归他们自己所辖的企业范围。

9月28日，毛泽东看了邓小平报送的陆定一子女来信。陆定一的子女在信中转达了陆定一对毛泽东的坚定信念，并期望毛泽东再次挽救他们的父亲。毛泽东批示道：

“请小平同志商有关同志，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告我。”

接着，毛泽东又看了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文年生的妻子苏枫来信。信中说：文年生由于不同意黄永胜等人镇压群众的做法，被撤销了军区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及其政治和生活待遇，遭受打击迫害，在1968年去世。希望能平反昭雪。毛泽东批示：

“请汪转小平、春桥酌处。可能是冤案。”

9月30日，毛泽东审阅邓小平9月29日关于调陈丕显来北京的请示报告。

请示报告中说：陈丕显曾多次提出到北京治病，未予置理。最近上海市委安排他为市革委会副主任。我的意见，他还年轻（不到60），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虑先调来北京，然后分配到哪个省去工作。

毛泽东批示：“同意。”

9月30日这一天，邓小平向毛泽东报送《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毛泽东看罢说：

“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不记得自己讲过。”

9月30日晚上，邓小平以周恩来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有4000多人参加的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6周年。

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出席了招待会。

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曾讨论出席国宴的国务院人员名单。在有人提到周扬时，与会者都不说话。邓小平最后说：

“周扬这次不参加，我去向毛主席汇报。”

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批评说：

“应该让周扬出席国宴。”

1975年10月1日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

“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

他转向坐在身边的护士孟锦云，平静地问：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个‘十一’了吧？”

孟锦云不假思索地冲着毛泽东说：

“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

毛泽东认真地反问道：

“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此前，他在和护士长吴旭君谈话中说过：

“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法去找长生不老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的生死问题面前，皇帝和贫民都是平等的，不但没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人如果都不死，那孔夫子现在要活着该有2500岁了吧？那世界上该成个什么样子了？”

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又说：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吃了不少鱼，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

他还以沉思的口气，将有关他自己的葬礼对吴旭君作了交代，他说：

“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新陈代谢嘛。从古到今，没有人不死。这是生物发展的法则。”

毛泽东最后谈到了贾谊的《鵩鸟赋》，他说：

“我已经读过十几遍，还想读，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不少人就是想不开这个道理，‘人无百年寿，常存千年忧’。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情，连办得到的事情也耽误啰！秦皇、汉武都想长生不老，到头来，落得个‘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其实，任何事物都不过是一个过程，人的一生也不过如此，有始必有终。”

10月3日，毛泽东阅冼星海的妻子钱韵玲9月27日的来信。

钱韵玲在信中说：今年10月30日是星海逝世30周年。解放以后，星海逝世10周年、20周年，聂耳逝世20周年、30周年都曾隆重纪念。但今年7月17日，聂耳逝世40周年国内却没有表示。我希望今年能够演出、广播、出版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及其他作品，集会或发表文章，以示纪念。毛泽东阅罢当即批示：

“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

后来在10月25日，首都音乐界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举办了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音乐界人士几乎全部出席了。

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10月5日，毛泽东在华罗庚写给他的信中作了一个批示。

此前，华罗庚在10月1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汇报了他10年来工作中的体会和曾经遇到的阻力，重点谈到了他在基层普及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的情况，同时说到了自己最近的身体状况，并表示了今后的决心。华罗庚的两个孩子附信说：“这是我父亲在病榻上给您的信，因他有病写得很草率，嘱我们抄写清楚呈上。并附原稿。”

毛泽东在信中批示道：

“退华罗庚同志。意思很好。大病新愈，宜多休养一时期，待全好后再去，较为适宜。”

华罗庚捧着毛泽东的亲笔批示，激动得热泪盈眶。

10月6日，毛泽东圈阅邓小平10月5日报送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关于创办《思想战线》杂志的请示报告。

10月7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初稿完成。《总纲》从理论上对“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了阐述，并阐述了各项工作整顿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突出强调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早在7月中旬，胡耀邦等人和有关方面就在邓小平主持下，开始起草、修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前边已经说过，9月30日邓小平向毛泽东报送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加上这个《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3个文件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这些文件的基本精神，实际上是要把中国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样子。正因为如此，这几个文件最终都未能下发。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3个文件被定为“3株大毒草”。

10月上旬，毛泽东圈阅王洪文10月5日关于处理浙江派性问题致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并报毛泽东的信及邓小平对王洪文信的批语。

王洪文在信中说：对浙江目前在贯彻中央16号文件中的一些问题，我提出了一些意见，特别是对省委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提出了些不同看法。提出这样的口号会把形势搞乱。

邓小平写于10月7日的批语是：“此事在政治局5日会议上议过。在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上，我认为省委的做法是正确的，不宜对省委作不恰当的批评。如果不对省委支持，浙江一个多月来刚刚好转的形势，势必会有反复，这很不利。”

10月8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邓小平在座。关于世界形势，毛泽东说：

“要准备打。中国、欧洲、南斯拉夫，都要准备打。准备打，没有坏处。不准备打，就危险。思想上不能解除武装。现在西方比较弱。欧洲国家太多，团结不起来，欧洲共同体，难。最后还是靠你们自己。”

10月10日，毛远新从新疆回到中南海，向伯父汇报了新疆之行的情况。

毛泽东决定把毛远新调入中南海，留在身边，由毛远新担任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自此以后，毛远新几乎成了毛泽东获取情况的唯一耳目和发出指示的唯一喉舌。

l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和党委常委吕方正及惠宪钧、柳一安4人，给毛泽东写了第2封状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的信。这一封信依然是经过邓小平转交给毛泽东的。毛泽东看过信后，指着放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

“先放着。”

他让秘书找出刘冰等人8月13日写的第1封信，又看了一遍；尔后让秘书把这两封信拿给毛远新看。毛远新看后说：

“迟群他们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是比较坚决的，10个指头7个还是好的。”

毛泽东说：

“刘冰是副校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准我的。”

与此同时，迟群也让一些人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信中说，迟群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战线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信中还揭发了此时在教育领域贯彻邓小平全面整顿方针的教育部部长周荣鑫。

10月16日，毛泽东审阅邓小平10月15日报送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编印的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材料。

材料中说：学部有21人出席了邓小平副总理主持的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举行的国庆26周年招待会。他们听了邓小平副总理的祝酒词，看到一片朝气蓬勃、团结胜利的景象，非常兴奋。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何其芳说：“出席这次盛会，深切感到党对于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有所改正的党员干部的关怀和鼓励。”文学所研究员俞平伯说：“这回被邀请参加国宴，还把我的名字登在报纸上，那就意味着我已经解放了。”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所长冯至说：“宴会充分体现了我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宗教所原副所长任继愈说：“宴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出席的有老年的、中年的，也有青少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表现。”经济所原副所长严中平说：“参加这次招待会，说明党认真贯彻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出席国庆招待会的老知识分子共18人，除上述5人外，还有吴世昌、顾颉刚、吕叔湘、丁声树、贺麟、冯友兰、魏建功等。

毛泽东批示道：

“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10月19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结束。中共中央转发经毛泽东圈阅的华国锋10月15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

10月19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的夫人等。李先念在座。马里驻中国大使说：

“全世界都在阅读主席的著作。”

毛泽东说：

“没有多少意思，靠你们创造。”

关于中马关系，毛泽东说：

“我们是友好国家，以后有事找他。”

他指指李先念，继续说：

“他是我们的管家。”

谈到中国的对外贸易，毛泽东问李先念进口多少，出口多少，以及和美国、日本、欧洲的贸易情况。李先念一一做了说明。毛泽东对客人们说：

“过去我们没有石油，苏联人卡我们，现在有了。我看你们非洲也要找石油。”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了话。他说：

“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3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他们骂小谢，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她身上。迟群我还不认识哩。现在他们有错误缺点，可以批评、教育。对犯有错误或缺点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是打倒。”“迟群不能走，迟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2次文化大革命吗？”“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又说：

“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6人（指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笔者注）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8月13日和10月13日的信——笔者注）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

欲知邓小平等人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指示，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看罢邓小平9月30日报送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说：“文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不记得自己讲过。”由此看出，邓小平在毛泽东生前就想假借领袖的名义推销自己的私货，没想到竟被头脑清醒的毛泽东揭破了！他在7月间至10月初主持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3个文件，可谓是用心良苦！只是那个时候有毛泽东健在，这些企图瞒天过海的东西，到头来只能落一个大毒草的罪名胎死腹中。

第38章 1975年10月—

“风雨欲来燕子忙。现在世界不太平，风雨要来，所以燕子就忙了。推迟可以，但要阻止风雨难。”

话说1975年10月21日中午，在中方招待第8次来华访问的基辛格等人的午餐宴席上，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谈到了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在最近的访问中见到了毛泽东。她还说，那次会见是希思特别要求的。基辛格机敏地说道：

“如果问我是否想见主席的话，那么我要说，是的。”

基辛格一行是在10月19日到京的，主要目的是为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他的随行人员有温斯顿·洛德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即在13年后任美国总统的布什）。

这天下午，邓小平、乔冠华在人民大会堂与基辛格一行进行了第3轮会谈。邓小平拿过一张上面写有几个大字的纸条看了一下，对基辛格说：

“请你6点30分去见主席。”

下午6点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第4次会见基辛格。邓小平、乔冠华、黄镇在座。

基辛格等人一进书房，两名女服务员搀扶着82岁的毛泽东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布什在回忆中描述道：“这是我到中国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位主席。隔着一定的距离，看到他这种身体状况，我感到震惊。按等级顺序，基辛格最先被引见给毛。毛张开嘴巴，说欢迎他，但发出来的仅仅是含糊不清的喉音而已。我第二个被引见。从近处看，这位主席的身体状况似乎还好一些。他身材高大，面孔晒得黝黑，仍显得很强健，握手时非常有劲。他身着一套做工细致的、其式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服装。脚上穿着棕色短袜和成千上万普通百姓穿的那种白塑料底的黑布鞋。”

基辛格坐在毛泽东的左边，布什坐在基辛格的左边。基辛格问毛泽东的身体怎么样？

“这部分工作很正常。我能吃能睡。”毛泽东指着自己的头。他又拍拍自己的腿，说：“这些部位运转不行了。我走路时感觉无力。肺也有毛病。总之，我感到不行了。我是供来访者观看的展览品。”

布什环视了一下室内，见对面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本书法册子，房间另一头有几张桌子，上面放着形状各异的药瓶和一个小型氧气罐。毛泽东泰然自若地说：

“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

布什听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说出这样的话，有些震惊。只见基辛格微笑着说：

“别接受得那么早呀。”

毛泽东笑了笑，因为他不能连贯讲话，就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旁边的女子站起身，拿起来看了看，代替毛泽东说：

“好，我服从Doctor的命令。”

这是一个双关语，因为基辛格有博士头衔，而在英文中博士和医生是同一个词。毛泽东又说：

“你们国家为什么老闹‘水门事件’？总而言之，这件事我们不高兴。”

毛泽东所说的美国“水门事件”，把尼克松搞得很狼狈，他不得不在1974年8月9日辞去了总统职务。基辛格听毛泽东如此说，就无可奈何地解释道：

“主席，这其中有许多复杂原因，一个原因是许多老式哲学家和政客不喜欢尼克松总统，因为他奉行正统的政策，美国虚无主义者太多，要破坏一切。”

基辛格见毛泽东不再说什么就又说到了台湾问题，他说：

“在台湾问题上，我认为我们之间有着清楚的谅解，我们信守这一谅解，而且联络处正在进行有益的工作。”

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可能要用100年，甚至几百年才能解决。我们黄镇主任会给你们讲大道理的，讲什么华盛顿反英国那一套。”

基辛格说：

“对，他在几个星期前对我作了一次大演说，这些话过去总理给我讲过，主席也讲过。”

毛泽东突然说：

“你是什么博士？哲学博士？你给我上一点课吧！”

基辛格连连摆手，说：

“主席对哲学的了解，比我多得多，而且写过深刻的哲学著作。我在哈佛大学讲课时，常把主席选集列为我哲学教程的必读书籍，对此，我的同事都感到吃惊，那是60年代的时候。”

毛泽东将双肩稍稍一耸，说：

“哎呀，我对自己就很不满意，主要一条，我不懂外语，不能读原文。”

基辛格又把话转入正题上，他说：

“我们对同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赋予极大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说：

“意义有一点，不大。”

基辛格说：

“我非常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们是这个。”毛泽东举起一个拳头，他又竖起另一只手的小拇指，说：“我们是这个。你们有原子弹，我们没有。”

基辛格说：

“但是中国说军事力量并不是决定的因素。我们有共同的对手。”

“对。”毛泽东将他的回答写到纸上。他的助手拿给基辛格等人看，上面是用英文写的一个词：“Yes！”。毛泽东指指基辛格和邓小平，又说：

“你们吵了一架。”

基辛格说：

“只是在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应采取什么手段上吵了一点。”

毛泽东说：

“你昨天说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也无求于美国。我看，部分是对的，部分不对。小的是台湾，大的是世界，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要来北京，我们为什么接待你们和总统？”

基辛格说：

“你们对世界问题的概念是我们打交道的国家中最清楚的，而且大部分意见我们都同意。苏联对我们是个极大的危险，但并不在我们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占第一位。”

毛泽东说：

“不对，超级大国只有两个。我们是最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我们是第五。你们就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现在这个肩膀没有用了。”

基辛格说：

“我们不是想利用中国跑莫斯科，因为这种做法会是自杀性的。”

毛泽东说：

“已经跑过了！”

当基辛格说美国曾试图表示准备在军事问题上提供帮助时，毛泽东说：

“军事方面，我们现在不谈，等打起仗来再说。”

关于世界形势，基辛格说：

“我重读了两年前主席与我的谈话，从中我读到了对世界局势的最深刻地分析，我们十分重视。”

毛泽东说：

“有些估计还要看。现在欧洲太软、太散，害怕苏联！西德和东德统一起来就像（举拳头）这样，我们赞成统一。现在德国统一没有危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致。日本自己要搞霸权主义。”

基辛格说：

“日本称霸的潜力是存在的。”

毛泽东说：

“你太忙，不忙看来也是不行啊。风雨欲来燕子忙。现在世界不太平，风雨要来，所以燕子就忙了。推迟可以，但要阻止风雨难。”

谈话中，毛泽东还说：

“第一，问候福特总统先生，第二，问候尼克松先生。”

基辛格说：

“这两件事我都将十分愉快地去做。”

布什后来回忆说：“会谈还在继续，毛好像越来越健谈活跃。谈话似乎使他兴奋起来，他的头转来转去，频繁地做手势。他不断地提到万能之神，他说：‘上帝保佑你们，不保佑我们，因为我们是好战者，还是共产主义者。他不喜欢我，他喜欢你们3人。’他指着基辛格、温斯顿·洛德和我。会见快结束时，毛泽东同温斯顿和我谈了起来，他指着我说：‘你这位联络处主任处境不佳，上任之后为什么不来我这儿呢？’我回答说：‘那我感到太荣幸了，但我担心您太忙。’毛说：‘嗬，我不忙。我不管国内的事，我只是看看国际新闻。你真的应该来看我。’5个星期之后，当福特总统来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这是第2次也是最后一次。那时我担任中央情报局长的任命已经宣布了。后来，我向联络处中的一些专家们介绍情况时曾提到毛主席邀请我去拜访他，我说自己想试一试，接受他的邀请。他们感到这只是一种外交辞令而已，因此我没有再坚持。一年以后，毛去世了，我和巴巴拉再次访问中国。我对一位中国政府官员提起毛邀请我去拜访他的话。那位中国官员告诉我：‘你应该按你的直觉行事。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主席无意的话，决不会发出这样的邀请。’”

基辛格在这次会见后也谈到了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说：“毛泽东几乎从来不一个人独白，这同我认识的所有其他政治领袖相反。他也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哲学家，他善于进行深奥的哲理争辩，以揭露矛盾、诘问对方将辩论引至他所要达到的结果——笔者注），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思想被包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语句中，以致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同时却又避开了义务。他的话指定了一个方面，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有时也下几句断语，这种断语使听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种令人迷惑并略带威胁的气氛。这个情况，竟像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神灵，他偶尔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撇上一眼，但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再说10月22日，毛泽东审阅邓小平10月21日报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报告。

报告中说：政治局近日会议，讨论到主席在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国庆宴会的反映简报上所作重要批示的时候，谈到党外党内有一批人，需要在政治上早点安排，都同意积极准备，早点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另外，政治局一致意见，拟于近日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议，补选两位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一是主席和中央已经决定的李大章同志，一是邓颖超同志。

毛泽东批示：“同意。”

10月2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了毛泽东10月19日晚的谈话内容。会议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

10月27日，毛泽东就江青不要下去“蹲点”等问题作出批示，他写道：

“改一改。不要蹲点，军队、地方都不要蹲点，特别在北京。我在北京没有去过任何一个地方。说话不要冲口而出。不要管，要顾大局。不要打电话，不要来看我，有事写信。”

接着，毛泽东审阅了邓小平10月25日报送的邢燕子、朱克家等12名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写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信中说：回去之后，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投身到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去，为普及大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贡献自己的青春。我们还要求各级党委给我们创造一个必要的条件，减少外出参加一些会议，让我们当了干部的知识青年能有更多的时间战斗在基层。毛泽东批示道：

“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

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邢燕子、朱克家等12名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写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

10月28日下午，毛泽东审阅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关于讨论毛泽东10月19日对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的批评意见的书面报告。

报告中说：遵照主席的指示，10月23日，小平召集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开会，就如何贯彻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的批评，提出两个方案：一、召集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主席指示传达后，展开辩论。二、以刘冰等的两封信为主要内容，放手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大辩论。

毛泽东阅后在“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下面画了线，批注“对”，并将这句话中的“批评”改为“指示”。

接着，毛泽东审阅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革委会副主任、新疆军区原第一政治委员王恩茂10月19日的来信。王恩茂在信中提出想回部队做点工作。毛泽东批示：

“汪阅后，送剑英、小平、春桥同志阅处。他现在芜湖，请考虑是否在南京军区给他安一个职位。”

不久，王恩茂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10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的书房里会见了首次访华的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和他的夫人及其一行。中方参加会见的有邓小平、王海容、唐闻生和中国驻德国大使王殊；德方参加会见的还有：交通、邮电部长库特·克沙伊德勒、外交国务部长卡尔·默尔施、总理府议会国务秘书玛丽·施莱夫人、联邦德国驻华大使罗尔夫·保尔斯。

毛泽东尽管身体虚弱，行走困难，但他仍然站起来同客人们一一握手问好。尔后，毛泽东同所有客人及陪同人员，还有中方人员，一起拍了“家庭照”（施密特语）。施密特的绝大多数陪同人员很快被请了出去。毛泽东在秘书张玉凤的搀扶下坐回到沙发上，他说：

“我的腿已不听使唤了，说话也不利索了。”

“德国人好。”毛泽东接着说。他又更精确地说：“西德人好。”

施密特谈到了过去25年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又说玛丽·施莱夫人特别喜欢毛泽东的诗词。毛泽东说：

“成就太小。我也不会写诗。但我懂得打仗，怎样打胜仗。”

他接着问王殊：

“你怎么样？”

王殊回答说：

“很好。”

毛泽东转向施密特问道：

“我们这个大使怎么样？”

施密特回答说：

“希望贵大使对两国关系做出贡献。”

此时的毛泽东说话已有些气喘，有时发音也很困难，3位兼职女翻译在翻译之前就他说的是什么商量了几秒钟，才翻译给客人。有时她们还需要反问一下，如果在毛泽东重复后仍然听不懂，毛泽东就把他的话写在准备好的小纸条上。但令施密特吃惊的是，毛泽东精神集中，思路非常敏捷。关于苏联的战略和对苏战略问题成为他们讨论的重点，双方坦率地阐述了各自的观点。施密特说：

“根据我的印象，对苏联领导讲的和实际做的必须加以区别。自从赫鲁晓夫时代结束以来，特别是从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以来，苏联在对外政策的实际行动中比其宣传性言论更为谨慎。然而，一旦出现诱人滥用强权的形势，也不能排除苏联可能变得咄咄逼人。如果谁在防务方面变得虚弱，苏联人就可能加以利用。只要我们对苏联保持充分的力量均衡，我们就无需惧怕他们的冒险性。因此，西欧国家和美国尽量不做任何可能促使克里姆林宫进行干涉的事情。我们重视中国领导人的警告，但我们不怕苏联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我们的共同防御是足够强大的，可以使一次事实上的苏联的进攻或通过威胁施加压力的做法，成为对莫斯科的一种相当大的风险。”

“好。”毛泽东说：“但形势在10年或20年之后会起变化。请相信我，同苏联人会打一仗的。你们西方的威慑战略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的。”

施密特说：

“我们的防务能力不是假设的。我们的反击是非常实际而极为有效的。我们从这种安全中赢得我们对苏联的行动自由。我们的战略的另外一半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即争取同莫斯科及其盟国建立睦邻关系，甚至是合作关系。”

“尽管如此，还会爆发一场战争。”毛泽东坚持自己的观点：“看来你是一位康德派。但唯心主义并不是好东西！我本人是马克思的学生，我从他那里学了很多东西。我不喜欢理想主义，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和海克尔感兴趣。关于我们这个题目，克劳塞维茨讲的是对的。”

施密特说：

“克劳塞维茨是德国少有的几位有政治天赋的军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把他的名言解释成似乎战争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而只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我却更倾向于把克劳塞维茨这句话作为对军人的一堂课来读，即：在战争中，也是政治领导优先，而不是军事领导优先。战争仅仅是供领导选择的很多可能性之一。人们绝不可以坚持战争是唯一可能性的观点。”

毛泽东说：

“就战略问题来说，防御战比进攻战好，通常是进攻者遭到失败。美国人派了50万军队到越南，其中死了5万人，受伤10万人。他们现在对此大叫大嚷。美国太害怕死人。”

他还以德皇威廉二世进攻法国、希特勒进攻欧洲、蒋介石进攻解放区为例，说明都是进攻者遭到失败。毛泽东接着说：

“永恒的和平共处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欧洲太弱。如果欧洲在今后的10年内不能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联合起来，它就要为此付出代价。欧洲人必须学会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美国。”

施密特说：

“在为数众多的欧洲国家和民族中，部分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经过数百年常常是互相对立的发展后，今天要把西欧12国统一到一个共同的屋顶下面，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如果欧洲的统一来得比我今天所相信的更早，那么欧洲将是很强大的。”

施密特接着把话题转到亚洲事务上，他问毛泽东：

“日本在亚洲事务上起什么作用，日本的安全与美国有没有关系？”

毛泽东说：

“单是日本难有大的作为。它既没有石油，也没有煤炭；既没有铁矿，也没有足够的粮食。东京需要同美国结盟，它不得不依赖美国。美国把它的保护义务战线拉得太长。除了保护日本之外，它还对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间接的还对泰国承允了援助，另外还有近东和欧洲，这不可能起作用。美国人想用10个指头按住10个跳蚤，但这是谁也办不到的！你们欧洲人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仰人鼻息是下策。”

双方会谈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施密特在告辞时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你的话对我观察国际形势很重要。在我之前，已有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拜见过你，以后还将有许多人前来，询问你对世界形势的估计，这使你承担了责任。你的话有重大意义。”

施密特再也想不到，他竟然成为毛泽东最后会见的一位来自欧洲的客人。毛泽东听施密特如此说，便道：

“哪里，你知道，不论是法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听我的。”

施密特引用了“水滴石穿”这句成语，说只要多做工作是会取得成效的。毛泽东则幽默地说：

“我这个水不行。靠你们。”

他这句话一出口，所有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在1987年，施密特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伟人与大国》一书，详细记述了他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他还说：“毛泽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坐在他的对面时，我不由得想起，他作为革命的领袖，对于中国的前途，如同列宁对于苏联所具有的类似历史意义。”毛泽东的确是“一位备受赞扬，又常被人辱骂的人物，毫无疑问，现在和将来，他都是世界历史中的伟人。”

在会见施密特以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了。讲话发音已极不清楚，往往只能由工作人员凭经验从他的口形和表情上进行揣摸，重复表述，获得点头认可才能确定。毛泽东的所思所想，有时也由他自己用笔颤巍巍地写出来，当然也都很简单。他的行动已经很困难，如果没有人搀扶，一步也走不动了。待到江青见到了毛泽东，不禁吃了一惊。她对毛泽东说，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报道说，苏联发现一个由医生组成的恐怖集团，想通过有害的疗法，达到缩短某些苏联领导人生命的“白衫阴谋”。她还说，她怀疑在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和那个保健医生李志绥有名堂，他们有勾结，过去都和林彪、叶群那些人眉来眼去，上过贼船，会不会是林彪的特务呢？值得考虑。毛泽东闻言，语重心长地说：

“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

关于这件事情，吴德后来在回忆中曾经这样说：“毛主席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明显有病了。虽然老人家的身体健康在当时是党内的最高机密，但是毕竟人们会从电影和电视里看到毛主席越来越老，这个已经保不住密了。那时江青拼命地想掩饰这一点，说毛主席的身体如何如何健康，不敢正视毛主席有病的现实，但是这怎么能瞒得住呢？毛主席几次发病，江青悄悄地跟我说：‘我怀疑汪东兴和那个李志绥有名堂，他们有勾结，过去都和林彪、叶群那些人眉来眼去，上过贼船，会不会是林彪的特务呢？’我说：‘这要有事实呀，没有事实怎么能让政治局的同志相信呢？’江青也发愁，她说：‘毛主席的身体让他们越治越坏就是最好的事实呀。’她拿出不久前毛主席的照片让我看，说：‘几天前还是这样的，怎么吃了他们的药后变成这样了？这里有问题呀。’她请教了许多人，大家都认为不可能，江青这才不吱声了。但是，她对医生们的建议总是不放心，总是和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到上海确诊才同意毛主席的治疗方案。实事求是地说，江青并不是坏心，她的许多话也是很有道理的。有人建议要给毛主席输液和打针的时候，江青和张春桥再三说：‘要尽量减少药的副作用，尽可能不吃药，不打针，尽量用先进的方法和传统的按摩来治疗。’但是，毛主席患的是运动神经元病呀！这个病基本上是不治之症。医生偷偷地预言，顶多能活两年的时间。尽管是绝密消息，但是周总理和邓小平、叶剑英这些人当然能够知道呀。江青和张春桥也不得不正视这个现实了。但是他们显然对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估计不足。当时的政治力量都在争取时间，争取力量。那个时候的政治斗争非常复杂。我在当时也看不清楚斗争的实质和双方甚至是几方斗争用的策略。”

正是：火眼金睛识白骨，汪李原是隐形人。

10月30日晚，毛泽东阅陶铸亲属的两封来信。

陶铸妻子曾志、女儿陶斯亮在10月间分别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专案组关于陶铸所谓历史问题的结论提出质疑，希望能换一些人对陶进行甄别工作，并在中央讨论、主席审批前，将结论向家属说明。毛泽东在信中批示道：

“印发在京政治局同志。请汪东兴同志酌处。”

接着，毛泽东看了原马列学院秘书长周文的妻子郑育之的来信。周文于1952年在党内受到批判时去世。郑育之来信要求为其平反。毛泽东批示道：

“此件印发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同时送李井泉、郑育之二同志各一份。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请中央组织部予以复查妥善解决。”

后来在1975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周文一案进行重新复查后宣布：对周文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原来党内除名的决定。

1975年11月1日下午，毛泽东阅邓小平10月31日报送的鲁迅之子周海婴10月28日的来信。周海婴在信中说：

“我听母亲和熟悉鲁迅生活的老同志告诉我，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心中总是深深想念您……虽然他终于未能见您一面就去世了，然而我知道他的心是和您相通的。”

因为早在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写有这样一句话：“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所以周海婴又写道：

“我在1971年听到传达您这句话时，心情是何等的激动啊！我知道他和您的心是相通的。您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伟大导师，父亲的后期也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忠诚战士。我听说他谈起您时，总是点燃一支烟，眼睛充满愉快的微笑，轻轻地说，他愿在您的指挥下，做一名小卒，用笔。”

周海婴在信中同时请求：一、将戚本禹过去从文化部保险柜弄走的全部鲁迅书信手稿1000多封交给国家文物局负责保护收藏，由文物局负责全部影印出版，同时由出版局负责编印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书信集。二、现在继续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需要动员一些认识和熟悉鲁迅的老同志来参加工作。三、将1958年下放北京市文化局的鲁迅博物馆重新划归国家文物局领导，在该馆增设鲁迅研究室，调集对鲁迅研究有相当基础的人员，请一些对鲁迅生平熟悉了解的老同志做顾问，除和出版局共同负责鲁迅全集的注释外，专门负责鲁迅传记和年谱的编写工作。

毛泽东看完周海婴的来信，当即批示道：

“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曾经多次称赞过江青。“九一三”事件后，他曾经这样说：“我承认，江青有她自己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对刘少奇和陈伯达、林彪的错误，都是她首先觉察到的。这一点，我应该向她学习，你们也要学呢。”但是在对待汪东兴、李志绥这些人的看法上，他却不同意江青的看法。汪东兴在后来不久的表现和下场，世人皆知，不用多说。但李志绥其人、其事及其可耻下场，却是知之者甚少。1995年2月，这个打着毛泽东“私人医生”旗号的李志绥，在美国出版了一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昧着良心，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使用不堪入耳的恶毒语言，咒骂、侮辱毛泽东，胡说“毛泽东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领袖，而是个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他的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他还胡说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经查明，李志绥这个“喝过洋墨水”又投靠帝国主义的无耻之徒所出的这本书，原来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找了26个人集体炮制的一个反毛反共的政治宣传品。正所谓天理昭彰，李志绥在这本《回忆录》出版新闻发布会后不到一周，就一命呜呼，猝死在自家的厕所里了。国外有媒体称，他是死于脑溢血。但也有人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做贼心虚，杀人灭口。不管怎么说，此贼暴毙，正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后来，凡是看过这本书的那些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表示出极大的愤慨。秘书林克、保健医生徐涛、护士长吴旭君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真实》，针锋相对地批驳李志绥。他们在前言中写道：“在我们这些熟悉实际情况的人看来，全书漏洞百出，李志绥等人忘记了一个起码的原则：历史是不能编造的，谎言并不难被揭穿。”就连被连续关了18年的戚本禹，在接受美国《达拉斯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说：“毛泽东生活朴素，根本没有什么‘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事实。”“毛泽东的卧室、办公室、会客室从来没有锁，也从来不上锁。门外就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这个值班室是全天候的，24小时都有人，一切活动都有记录，只要毛泽东没睡觉，每隔一会儿，就要由警卫、护士、服务员进去送文件，递毛巾，添茶水，送药品，毛泽东无论做什么事，外边的人都知道。试问，在这样的环境里，女人又怎么能‘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呢？党同伐异，尚可理解，歪曲事实，是何道理！” 这就是事实！历史不容篡改！伟人的光辉历史又岂是李志绥一类政治小丑、卖国小贼颠覆得了的吗？！

第39章 1975年11月—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话说1975年11月1日晚，毛泽东在同邓小平谈话中，批评了他为刘冰等转信的做法。

11月2日下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

“阶级斗争现在不大提了，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这种提法。应该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现在只剩下一项指示了，即把生产搞上去。”

毛远新还说：

“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把刘冰等人的信与毛远新汇报的情况联系了起来，他说：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指刘冰等——笔者注）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邓小平——笔者注）提高。”

11月2日晚，毛远新遵照毛泽东的吩咐，找到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他开门见山，把自己的意见全部讲了出来。邓小平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一听就炸了，他说：

“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问题可要再考虑考虑。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3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3个多月是什么路线，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邓小平说罢，又表示也愿意作自我批评，收回了他原来的话。

是日晚，毛泽东阅胡乔木10月23日报送的作家姚雪垠的来信。

这是一封用大开宣纸、毛笔大字写成的长信。姚雪垠在信中说：《李自成》第1卷于1963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我曾给主席寄上一部。1966年夏，得知主席看过了这部书，曾指示说：这部书虽然有些问题，但应该让作者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这部小说共5卷，写成后估计有250万至300万字，第2卷已写成近两年，但还没有地方出版，请求主席帮助解决。姚雪垠在信的结尾写道：“敬爱的主席！我原先除写《李自成》之外，还有一个写太平天国的计划，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如今转眼间已经60多岁了，身体也不十分好，而《李自成》尚未完成一半。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李自成》，争取在75岁以后写出长篇小说《天京悲剧》。”

毛泽东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3卷至5卷。给他提供条件，让他把书写完。”

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吴德到清华大学参加了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安排，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批评。会后，根据校党委的部署，全校师生员工展开了一场关于教育革命问题的大辩论，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集中批判刘冰、周荣鑫等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此发端。

11月3日下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和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话以及邓小平顶牛的情况。毛泽东并不感到意外，他说：

“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

毛远新说：

“小平同志后来收回了原来的话。”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

“他要有个弯转。他开始转弯了，小平同志态度很好。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8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

他指名不要江青、叶剑英参加。江青是因为毛泽东不要她多出面。叶剑英是因为他和邓小平的特殊关系，参加会议不利于邓小平转弯子。

毛泽东又说：

“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你们8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

11月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8人会议在讨论关于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上，不仅批评了邓小平，而且批评的对象还扩大到了在理论、教育、科技、文艺等领域里支持邓小平整顿的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和周荣鑫等人。

8人会议后，邓小平对胡乔木说，他因转刘冰的信受到了批评。胡乔木提醒他说：

“不只是转刘冰的信的问题。可能对全面整顿的做法，毛主席早就有意见。”

11月4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听取毛远新关于批评邓小平的8人会议情况汇报。毛远新说：

“他们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意见也很大。”

毛远新讲到汪东兴在发言中说：

“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

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

他还说：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8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8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毛远新请示伯父说，下一阶段的会议还怎么进行。毛泽东说：

“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指邓小平——笔者注）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他还是不愿意让江青出面，特意交代毛远新说：

“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

11月初的一天上午，孟锦云建议毛泽东多找几个护理人员护理他，省得老是显得那么静。毛泽东马上回答说：

“静有静的好处，动有动的麻烦。还是那句老话，甘蔗难得两头甜嘛。”

孟锦云看到毛泽东似睡非睡地靠在沙发上，就问他：

“主席，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毛泽东说：

“要说不舒服，这段时间是天天不舒服。许多事情，身不由己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看来，我的本钱已不多啰。”

毛泽东沉默了十几分钟后，突然对孟锦云说：

“我的家乡有句俗话，叫做甘蔗冇得两头甜，世上的美事难两全。”

此时已是深秋时节，毛泽东说要看昆曲演员侯永奎演出的《林冲夜奔》，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侯永奎身体有病，不能再演了。毛泽东问：

“谁还能演？”

后来，在莫宣导演的指导下，由侯永奎的儿子侯少奎专门为毛泽东排演了《林冲夜奔》。录好像后，送给毛泽东观看，毛泽东看后高兴地说：

“后继有人。”

11月上旬，毛泽东审阅苏振华11月3日关于拟下部队作调查研究的报告。报告中说：我和萧劲光同志，还有几个管专业的副司令，拟最近到东南沿海，研究港湾码头十年建设规划，检查部队装备维修和训练情况等。

毛泽东批示：

“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接着，毛泽东又审阅了邓小平11月5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缅甸总统奈温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报告。

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奈温已表示希望会见春桥、江青、文元同志，故我请外交部提出由我和春桥两人之一出面接待的方案。

毛泽东删去了请示报告中“江青同志会见已有安排”一句，还删去了“由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代表周总理主持”、“请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讲话”、“请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祝酒”3处“或张春桥”4个字，又批示道：

“由小平主持会谈。春桥可参加迎送及宴会。”

11月8日，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他还说：

“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11月9日，毛泽东圈阅毛远新11月6日报送的毛泽东在11月2日、3日、4日同他谈话的整理稿。

毛远新在送审报告中说：为了集中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为了贯彻互相帮助，统一认识，团结起来，搞好工作的原则，也考虑到下一步逐步扩大，便于传达讨论，我把前几次谈话中主席有关的指示整理一个材料，请主席审阅指正。小平同志确定明天晚上8个人继续开会，会后再向主席报告。

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告诉毛远新，同意将这个整理材料印发到会同志。

11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奈温。邓小平、张春桥在座。谈到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时，毛泽东说：

“我们不在北京的大使馆里安窃听器，跟外国人谈话，我们不搞窃听。搞这一套，没有好处。”

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

“中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工业、农业都不发达，现在正在想办法。我们是农业第一，农、轻、重。”

谈到石油问题时，毛泽东说：

“外国人卡我们，没办法，强迫我们，我们才搞起来，要谢谢我们的苏联朋友。”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又同邓小平、张春桥谈话，建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等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帮邓”会议，并说他们参加会议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

11月13日晚，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的指示，他写道：

“过去只有河南同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这一些老同志要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11月14日下午，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在国务院召集胡乔木、周荣鑫、胡耀邦、李昌开会，批评了周荣鑫、胡耀邦、李昌3人的“错误”。

11月14日晚，毛泽东阅李素文11月1日要求深入基层多做调查研究的来信。

李素文在信中说：我长期在基层做财贸工作，今年调我到中央抓财贸工作，这是党对我的信任。但是我担心在上边时间长了会陷到文件堆里，忙于送往迎来。希望能多给我一些机会到基层接触群众，接触实际，多做些调查研究，把财贸工作做好。另外，现在一些妇女工作也让我出面，对这一工作我实在不熟悉，建议由其他熟悉的同志担当，使我集中力量搞好财贸工作。

毛泽东批示：

“似可同意。请登奎同志商李素文同志酌处。”

11月15日下午，毛泽东阅邓小平的来信。邓小平在信中说“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7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17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

毛泽东批示道：

“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儿再说。”

接着，毛泽东又在王洪文11月14日报送的《关于上海召开大型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简报》中作了批示。

王洪文在简报中说：最近在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召开了一次大型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诗刊》复刊的重要批示，宣读了文元同志给主席的信。最近听到下面有些人在传抄主席与江青同志7月14日的谈话内容。因此我建议是否可以将主席这次谈话精神传达给各中央书记处，各大军区及有关文化单位，以便使全党重视文艺创作，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请讨论一次。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请文元同志找出此文印发，以供讨论之用。”

他所说的鲁迅的文章，是指《准风月谈》中《关于翻译（下）》一文。鲁迅在文章中以有烂疤的苹果作比喻，批评那种金要足赤、人要完人，在文学批评中对作者、作品、译作求全责备的做法，希望批评家不要因为苹果有烂疤就一下子抛掉，而应做些削烂苹果的工作。　　

毛泽东是借用鲁迅提倡的对那些“不是穿心烂”、仅是“有着烂疤”的苹果应该削着吃的比喻，说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能因为一个人有点毛病就丢开的道理。

11月16日下午，毛泽东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李维汉的来信。李维汉在信中说：盼望得到审查结论，希望留在党内，并尽可能做一点有益工作。毛泽东批示：

“请汪查一下此人审查情况，结论如何，告我为盼。”

11月16日晚，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列席了会议。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来信的批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对胡耀邦、周荣鑫等进行了批评。

11月17日晚，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列席了会议。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听了16日会议情况汇报后的指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继续对胡乔木、周荣鑫等进行批评。

11月18日，毛泽东阅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曼恬的来信。王曼恬在信中提出辞去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一职。毛泽东批示：

“请汪酌处。我看可以同意她回天津。”

11月19日，毛泽东阅国防科委资料研究所干部张伯恒11月10日来信。来信中说：最近国防科委常委恢复了我的党组织生活，我对审查报告的结论部分基本上同意，但对批示部分有意见。不宜先入为主的下结论。如康生同志的批示中说我“肯定与苏修是有关系的”，我认为像这样的结论式文字，倘无充分根据，最好不这样写。

毛泽东批示：

“此类事件应归何处处理，请汪酌处。”

后来在21日，汪东兴将张伯恒的来信和毛泽东的批示送叶剑英。22日，叶剑英批示：“建议请总政复查酌处。”

11月20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17人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以自己在文革中长期“靠边站”为由，予以拒绝了。他说：

“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

他还借用毛泽东13日关于打招呼指示中的话说：

“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关于这件事，《人民网》2011年12月8日发表有署名刘丽丽的《周恩来：用生命的最后力量力荐邓小平接班》一文，交代得比较清楚，内中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利用一次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小平同志呀，趁我还健在，由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邓小平的性格决定了他不能作违心之举，因此他回告毛泽东说：‘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我做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上述谈话过后不久，小平同志就匆匆赶来305医院，心事重重地向周总理谈了上述事情的前后经过。这时的周恩来已是骨瘦如柴，他的生命已到了油干灯枯的最后尽头。可是，当他听完邓小平的汇报后，仍然瞪着眼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周恩来说完这句话后还把脸转向墙壁，表情十分痛苦。过了一会儿两人才又小声地亲切交谈起来。周恩来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是想让邓小平在毛泽东面前隐忍一下。因为他和毛泽东都将不久于人世，等你邓小平平稳地接过这副担子后，你再去处理有关事情不迟。未来的中国是需要你邓小平的。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基本是一致的，在如何富民强国的思路上也是基本相同的。但这两位伟人的性格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略也就有着明显的差异。”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曾说到了这件事，她说：“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做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再说11月22日下午，毛泽东审阅邓小平11月21日报送的关于打招呼会议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136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

邓小平附送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写道：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

毛泽东阅后批示道：

“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17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11月22日晚，毛泽东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交的李维汉审查结论报告上批示：

“印发政治局，讨论确定。”

11月23日，毛泽东考虑到如果让青年人参加打招呼会议，可能增加许多复杂因素，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11月24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有136名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邓小平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1、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2、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3、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参加会议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张震见邓小平宣读完《讲话要点》以后，在分组讨论中沉默寡言，就问他：

“你身体好吗？”

邓小平说：

“还好。”

张震说：

“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邓小平沉思着，没有吭声。

王洪文在分组讨论时，对上海的代表们说：

“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原来早在1975年9、10月间，邓小平曾多次在谈话中说：

“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说他的。”“让他们骂好了。打着反复辟旗号的人自己要复辟，打着反倒退的人自己要倒退。”“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2次再被打倒，不要怕第2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那时候，赵紫阳被派去四川工作时，邓小平和他谈话时也说过：

“要大刀阔斧的干，不要怕人说你是还乡团。”

贾启允被派往云南工作时，邓小平也和他说过同样内容的话。后来，在批邓运动中，贾启允慌了手脚，沉不住气了，于是他就把邓小平的话端了出来。这就是“还乡团”一说成为邓小平一条罪状的由来。

11月24日晚，毛泽东阅农林科学家乐天宇11月18日来信。来信反映说，原林业系统有派性的人要开除他的党籍，而自己的全部历史已于1972年经农林科学院派专人核实，并无任何问题，要求返回原借用单位（由中国科学院借调到林业部）工作。

毛泽东批示：

“请汪查一下此人情况。”

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各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常委或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常委，发出了一个，通知中写道：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共130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进行分组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后来在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这个文件的传达范围逐步扩大到基层。

11月26日这一天，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地球卫星。

卫星正常运转后，按预定计划于12月2日安全返回地面，标志着中国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在宇航技术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突破，成为美苏之后第3个可以回收卫星的国家。

1975年12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这是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有影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文章中写道：

“资产阶级每次搞翻案复辟活动，总是跳出来猖狂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现在，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后来在12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发表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

12月1日这一天，美国新任总统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随行的还有布什。邓小平受周恩来委托，与福特进行了会谈。

12月2日下午4时15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福特、基辛格、布什。这是基辛格第9次访问中国，是毛泽东第5次见到他。邓小平、李先念、乔冠华、黄镇在座。双方寒暄后，福特向毛泽东介绍情况说：

“我们上午谈了国际关系问题。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有必要进行平行的努力，来取得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结果。”

毛泽东对福特只停留在口头上议论，很不满意。他幽默地说：

“我们没有本钱，就是放空炮。”

福特不明白毛泽东的话外之音，摇摇头说：

“我不相信这一点。”

毛泽东继续开玩笑：

“就是骂娘，我们有点本钱。”

众人闻言，都笑了起来。毛泽东觉得与没有情趣的福特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就指着基辛格说：

“你们国务卿干涉我的内政！”

美方人员不由得大吃一惊，顿时紧张起来。只听毛泽东接着说：

“他不要我去见上帝！”

美方人员这才知道是自己虚惊了。基辛格得意地扶了扶眼镜说：

“我们坚持这一点。”

毛泽东又指着基辛格说：

“上帝的命令他敢违抗啊！上帝请我，他说不让去！”

基辛格故作吃惊地说：

“如果你和上帝同在一起，你们结合的力量就太大了！”

“博士是无神论者，反对上帝，破坏上帝和我的关系，厉害呀！”毛泽东喜欢和基辛格开玩笑，他是越说越高兴：“我也没有办法，只好听从他的命令。命令就是order！”

福特疑惑地问基辛格：

“他是给上帝下命令了吗？”

毛泽东抢先说道：

“是向我下命令！”

他把话头一转，切入正题，关于中美关系，他说：

“我看黄镇还是到美国好，再去一两年。两国关系应该继续，我看现在我们两国之间没有多少事，今年、明年、后年没有事，以后会要有些事，可能会要好一些。现在报纸有些新闻，把我们两家的关系讲得很坏。要打个招呼，吹吹风。”

当福特说到要使全世界都相信中美两国关系良好时，毛泽东说：

“慢慢来。”

当福特说到打算在明年之后改善双边关系时，毛泽东说：

“那好。希望以后两国友好。我们冲突一定是有的，因为我们中国和美国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

关于同苏联的关系，毛泽东说：

“我们没本领，就是放空炮！”

当福特说到两国要努力协调行动对付扩张主义的挑战时，毛泽东说：

“好。实际上苏联怎么办，要看。”

福特说：

“我们和西欧的关系以及你们和西欧的关系都应很好，以对付苏联在西欧的扩张。”

毛泽东说：

“在这一点上，我们和美国有共同点。”

这次会见一直到下午6时才结束。

12月3日，毛泽东阅《解放军报》原总编辑赵易亚来信。来信提出，希望迅速对他的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在结论未定以前，对他阅读文件、参加会议及医疗卫生、物质供给等也作出明确规定。

毛泽东批示：

“请汪阅。此件似应送总政查明酌处。”

12月初，毛泽东阅《诗刊》编辑部11月15日关于发表毛泽东诗词的来信。信中说：《诗刊》复刊后的第1期定于明年1月10日出版。1957年《诗刊》创刊时，主席发表了18首诗词，在《诗刊》重新出版的时候，我们十分希望再发表主席近年来的诗词新作。现送上我们收抄的《水调歌头·重归井冈山》和《念奴娇·雀儿问答》两篇诗稿，请主席订正后，连同主席新写的其他诗词一起，给重新出版的《诗刊》第1期发表。

毛泽东对附送的《水调歌头·重归井冈山》和《念奴娇·雀儿问答》两首词作了修改，其中将《水调歌头·重归井冈山》改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将《念奴娇·雀儿问答》改为《念奴娇·鸟儿问答》，将《念奴娇·鸟儿问答》结尾一句“请君充我枵腹”改为“试看天地翻覆”。并批示：“送诗刊编辑部。”

12月5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名义致电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最高人民议会主席苏发努冯和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祝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于12月2日宣告成立。

贺电中说：几十年来，英雄的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不畏强敌，不怕困难，坚持武装斗争，经过艰苦曲折的道路，终于战胜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内极右反动势力，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老挝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你们的胜利，不仅对印度支那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有力地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中老两国是亲密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革命斗争中同甘苦，共患难，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12月12日，毛泽东圈阅外交部、外经部关于向扎伊尔提供紧急物资援助等问题的请示报告。

12月13日，毛泽东阅王世英妻子李果毅来信。信中说她身体一直不好，希望能早些见到对王世英的审查结论。王世英原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已于1968年3月26日去世。

毛泽东批示：“请汪酌处。”

12月14日，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转发清华大学党委《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中共中央1975年26号文件）。

报告中说：刘冰等人两封信的出现，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今年7、8、9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12月14日下午，毛泽东审阅邓小平报送的关于李维汉的审查结论报告。

政治局在12月13日讨论会上提出了两个方案：一、同意专案组意见，将李维汉开除出党，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二、保留其党籍，保留原工资。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道：

“可考虑照第二方案处理，请再议。”

后来在12月21日，邓小平将《李维汉的审查结论》退中央办公厅时注明：“政治局已按主席批示，照第二方案处理。”

12月1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病逝，享年77岁。

康生生前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曾经这样说：“最近，我一直考虑一个问题。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一件大事。对于这样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革命，却有人想全盘否定它，反攻倒算。我斗胆说一句，邓小平才上台一年多时间，就辜负了主席的期望。我担心现在的中央文革成员今后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不是从个人出发，我活不了几天啦。完全是从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出发。”

在经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审定的追悼词中，称康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

12月18日下午，毛泽东阅天津化工学院袁血卒的来信。

本传前面曾两次提到了袁血卒，他是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干部学校校长；1958年转业，任天津化工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袁血卒在信中说，他于1974年恢复党的生活，但至今没有工作，在军队工作几十年，请求批准回部队工作。

毛泽东批示道：

“送天津市党委酌处。”

接着，毛泽东又审阅了毛远新这一天报送的毛泽东1975年10月以来有关谈话的整理稿，当即批示：“可以。”

后来在21日，毛远新根据毛泽东批示，将整理稿送汪东兴，建议先印发政治局及参加会议的同志。

12月20日，毛泽东审阅叶剑英12月18日《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的报告》。报告中说：遵照主席6月23日对孔从洲同志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建议信的重要批示，我要总参牵头，请孔从洲同志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先后研究了4次，写了专题报告。12月8日，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军委常委联席会议专门听取了有关部门的汇报，并进一步作了讨论，拟先采取以下措施，迅速把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工作加强起来。一、拟在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成立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领导小组。二、设一机构负责全军电子对抗和雷达归口管理工作。三、加强电子技术情报工作。四、加强和调整电子对抗的科研、生产力量，迅速改善我军电子装备的抗干扰性能。五、积极培养电子对抗技术人员。　　

毛泽东阅后批示：

“很好。退叶剑英同志。”

12月20日晚，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作了检讨发言，表示感谢毛主席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

会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将检讨发言稿送毛泽东审阅。

12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达科斯塔。李先念、乔冠华在座。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给予援助的问题时说：

“可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现在你们没有粮食，没有布匹，没有药品的问题，这些要快。现在先解决困难，吃饭、穿衣问题，然后再援助建设，无息长期贷款，这样比较好。要靠你们自己。你们和我们互相帮助，不只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也帮助我们。我们被帝国主义压迫，现在还是被压迫，所以我们应该帮助世界上被压迫人民，这是尽义务。”

12月24日，毛泽东审阅海军党委和南京军区党委12月15日关于海军航空兵4师副师长舒积成情况的报告。报告主要反映“九一三事件”后对舒积成办学习班进行审查的情况。

毛泽东批示：

“人民内部矛盾，本人已交待，不要再追究了。”

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第82个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个生日。毛泽东早已发话说，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形式为他举行祝寿活动。因此，偌大的中南海丰泽园里，没有一点祝寿的气氛。

毛泽东躺在宽大的睡床上，他的精神比平时好了一些。李敏和李讷都回来了。姐俩平时很少回家，很难见到爸爸。她们围在爸爸身边，说着，笑着。毛泽东很高兴。女儿们又听到了父亲乐呵呵的笑声，他也又听到了女儿们的祝福声。

这时，工作人员轻声向毛泽东报告说：

“有一位农村妇女非要见您，说是给主席送寿礼来的。不管我们怎么解释，她都不肯走。”

“农村妇女？”

毛泽东惊奇地问道。停了一会儿，他嘱咐说：

“去代表我谢谢她，礼物不能收，还是劝她走吧。”

大约10分钟后，工作人员又转来报告说：

“讲了很多道理她也不走，她说是遵照她父亲的遗嘱，有重要的情况向主席报告。”

毛泽东从床上坐起来，问道：

“有什么重要情况报告？她父亲是谁？”

工作人员说：

“她没有讲报告什么，只是说她父亲是西柏坡的老支书。1948年12月26日大清早，她代表她的父亲和全村人给您送寿礼。开国大典时，主席还派专车接她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她说她叫小樱。”

毛泽东“哦”了一声，说：

“小樱，我想起她了，我记得，你去叫她快进来见我吧。要有礼貌。你说，我请她呢，去吧。”

小樱进来了，她看见衰老多了的毛泽东，一下子跪在床前，动情地哭了。毛泽东看着昔日年轻漂亮的大姑娘，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太婆，怎么也认不出27年前的小樱了，也不由得心里一酸。他伸手拉起小樱，让她坐下。小樱抬起头，看了看毛泽东，本来有一肚子的话，现在也开不了口了。毛泽东亲切地问她说：

“有什么重要情况啊？”

小樱“我……我……”了半天，也没有说出口。毛泽东说：

“不要怕，大胆地讲真话。”

小樱这才说：

“不少人议论您老人家听不进反面意见，只高兴听假汇报，相信瞎宣传……”

小樱说到这里，又不忍心说下去了。毛泽东说：

“说得好，快说，全都说出来。”

小樱摇摇头，说：

“没有了，就这么多。”

毛泽东早已猜透了小樱的心思，就说：

“怎么会呢？你还是怕？怕什么？有我支持你，你大胆地讲真话吧。”

小樱被毛泽东的话感动了，就鼓起勇气说：

“西柏坡农民的生活不太好，公社搞了这么久，社员们的生活还是改善不大，农村还是很穷……”

毛泽东听着听着，感情冲动了，开始是睁大双眼，感到震惊，然后就躺在床上，闭上了双眼，过了好一阵子，才又坐起来，拉着小樱的手说：

“讲得好。讲得好啊！今天我破例，在我82岁的生日里，设宴招待你。”

小樱激动得大声哭了。毛泽东吩咐工作人员，让厨师准备饭菜。小樱一听，马上止住哭声，起身告辞，深情地对毛泽东说：

“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小樱坚持要走，毛泽东怎么也留不住，他再三说感谢小樱讲了真话。

12月27日，毛泽东看了江青要求见面的信，批示道：

“我近日有些不适，以不见为好。大局是好的。”

欲知毛泽东此后有什么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对待江青、邓小平、汪东兴的态度，从本章内容就可以看清楚。对江青是不见面，不让她参加外事活动，不让她参加批邓会议，且特意交代毛远新：“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对邓小平，他反复讲“批邓”要帮助邓，使邓认识错误，做好工作；并在王洪文回到中央后坚持让邓小平继续主持中央工作，且希望由邓主持对文革作一个决议。对汪东兴，毛泽东不但让他以党内核心成员的身份参与处理重大问题，而且几乎所有的日常事务，也都委托他处理。诸如批示：“请汪查一下此人的情况”、“请汪阅”、“请汪酌处”等等。在这个特殊时期，毛泽东对待这3个人如此明确的态度和安排，是也，非也？只有天（时空）知道！

第40章 1975年12月—

“小平看不起那些人，我在还可以，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他这个人对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话说1975年12月31日午夜，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毛泽东仰靠在书房外的沙发上，等待着将要来访的两位美国客人。他面色蜡黄，头发稍微有些乱，嘴巴微微张开，呼吸仿佛有些困难。

晚11点50分许，美国第37届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美国已故的第34届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子戴维，在乔冠华和黄镇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游泳池，步入毛泽东的书房。

毛泽东被两位年轻女士搀起来，移动双脚，步履蹒跚，迎接客人。待毛泽东站稳后，其中一位女士用手抚平他的头发，随即和另一位女士退后几步。在照相机频频作响和电视摄影机耀眼的灯光前，毛泽东和来访的这一对年轻小夫妻一一握手，表示欢迎。

戴维感觉毛泽东的手不老，很光滑，很温暖，很柔软。两位女士又搀扶着毛泽东回到沙发椅上坐下。戴维一直凝视着毛泽东的脸。毛泽东突然笑着问：

“你在看什么？”

这声音令戴维吃了一惊。毛泽东虽然底气不足，吐字还算清楚。在戴维看来，毛泽东的声音与他那超乎想象的苍老十分不协调。他稳定了一下情绪，回答说：

“我在看您的脸。您的脸上半部很……很出色。”

毛泽东听完工作人员的翻译，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

“我生着一副大中华面孔。中国人的脸，演戏最好，世界第一。中国人什么戏都演得，美国戏，苏联戏，法国戏。因为我们鼻子扁。外国人就不成了，他们演不了中国戏。他们鼻子太高了，演中国戏又不能把鼻子锯了去！”

在场的人都被毛泽东的幽默逗笑了。朱莉询问她父亲当年会见毛泽东时坐在哪个位置上，当她得知就坐在她现在的座位上时，立即请求和戴维调换一下座位，说是让自己的丈夫也坐一下这只具有历史意义的沙发。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起来。朱莉换过座位，从一个马尼拉信封里拿出她父亲写给毛泽东的信，说：

“我带来了我父亲对你的问候，还带来了他特意写的一封信。”

说着，她把信交到毛泽东那苍白、瘦削的手中，又说：

“我爸爸给您的。”

毛泽东打开信，看了一下，交给侧后的女翻译。只听那位工作人员朗声翻译道：

“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于197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建立的新关系仍在持续。正如你所十分了解的，在其他国家，甚至在美国，都有一些人曾竭力反对我去北京，他们甚至在今天还在继续尽一切可能来破坏我们在1972年开创的新关系。但正如当我们在你家里会晤时你所说的，历史使我们二人走到一起来了。虽然我已不任公职，但我仍将尽一切可能使我们两个国家今后不会被拆散。诚然，我们的政治制度是不同的。你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也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但是，不管我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可能把我们拆散的分歧，它们比之使我们走到一起来的共同的安全方面的利益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了。中美两国人民极有必要共同致力于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这一点压倒了我们在哲学上的任何分歧。如果要使世界得到和平，中美友谊和合作是不可缺少的，尽管我们在一些问题上可能存在分歧。如果我们变成了敌人，或者允许一堵曾经把我们分开了那么多年的墙重新建造起来，那将是历史的大悲剧之一。中美两国人民都会为战争和潜在的破坏付出最后的代价。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让任何在重要的、但基本上是边缘性的问题上的分歧，或潜在的侵略国家的活动，把我们拆开。”

毛泽东听罢，接过信，用英语低声读出信尾所署的时间：“1975年12月23日”，又说：

“很好，谢谢他。我还要见他，President Nixon（尼克松总统），欢迎他。”

朱莉和戴维对望了一眼，显得异常兴奋。朱莉像小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枚毛泽东像章让毛泽东看，说是黄镇大使夫人送给她的礼物。毛泽东也显得很兴奋，再次和朱莉握手，微笑着问：

“总统先生的腿怎么样了？”

朱莉回答说：

“好多了。”

戴维插话说：

“尼克松先生患的是静脉炎。”

毛泽东说：

“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我欢迎他到中国来。把我这话转告总统先生。”

戴维说：

“他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

毛泽东说：

“我习惯这样叫他。”

戴维不做声了。毛泽东接着说：

“不就是两卷录音带吗？有什么了不起？当你手中刚好有一台录音机的时候，录下一次谈话有什么错？谁让你们美国有那样多录音机！”

戴维说：

“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西方的政治……”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

“西方政治？那是假的。”

戴维耸了耸肩，又不做声了。毛泽东对朱莉说：

“马上写封信给你爸爸，说我想念他。我这句话，可以登报。”

“现在，在美国，反对我岳父的人很多。”戴维插话说：“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

“好，”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说：“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马上！”

他又转向朱莉说：

“信里再加上一笔，我等待你父亲再次来中国。”

戴维转移话题说：

“刚才在来的路上，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听广播，在听您新发表的两首诗。”

朱莉也指着王海容说：

“她说明天《人民日报》将发表您那两首诗。”

戴维和朱莉所说的诗就是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毛泽东说：

“老的。那算不得什么，那是我1965年写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

戴维说：

“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您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您首先是诗人。在延安时，您同她谈过诗。有一句话给她印象太深了。那句话，您是指着自己的鼻子说的。您还记得您说的是什么？”

毛泽东几次试图举起右手，但他已经没有力气了，就重复着几乎是40年前的那句话说：

“谁说我们这儿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这儿就有一个。”

戴维说：

“您的诗有很多读者。但相比之下，您的著作读者更多。因为您的著作印了几十亿册，是地球上印得最多的书。”

“我的那些书没有什么好读的。我在里头写的没什么教育意义。”

“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

“改变世界？不可能。我没有那个能力。你瞧，”毛泽东朝沙发右侧呶呶嘴，那儿摆着一个地球仪，接着说：“地球那么大，大得像个西瓜，怎么改变得了？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一些地方。”

说罢，他突然问道：

“你们吃中国菜习惯吗？”

戴维说：

“不习惯。基辛格说，美国人一吃中国菜，肠胃功能就不正常。”

“我的肠胃功能也常常不正常，尤其是在北京。”毛泽东顿了一下，又说：“只有在战争中，我的肠胃功能最正常。”

戴维说：

“可惜中国不会再有战争了。”

毛泽东提高了声音，问道：

“为什么？”

戴维说：

“因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

“谁说中国人爱好和平？”毛泽东的语调突然变得咄咄逼人：“那是瞎说。事实上，中国人很好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和谁斗呢？”

“不打仗，也有敌人。各式各样的敌人。”

“按我的理解，您说的敌人是指右派，是这样吗？”

毛泽东笑了笑，笑得很神秘，说：

“不，错了。恰恰相反，我喜欢右派。你岳父算右派吧？在美国上次大选期间，我投了他的票。戴高乐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喜欢他们。将来我还要投他们的票。”

他又说：

“很多人做了大官，有秘书，有车子，工资很高，衣食无忧。他们不了解百姓疾苦，比资本家还厉害，对这些人不斗不行。青年人是软弱的，必须提醒他们斗争的需要。Struggle（斗争）!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也有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不和平。8亿人口，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修，不斗则退。不可怕，我们不杀人。国民党过去的党、政、军、特人员，战争中俘虏的，现在都把他们赦免了，给他们公民权。”

戴维说：

“从你们的革命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灵魂是不能拯救的。”

毛泽东说：

“帮助人家改正错误。比如批评10个人的错误，8个人批对了，有两个人没有错误，搞错了，批评他们了，以后取消，说他们没有错误，恢复名誉。”

此时，一位女护士走了进来，把一个托盘放在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托盘里有一杯中药汤水和几粒药片。她把药片放进毛泽东嘴里，然后端起中药送到他的唇边。毛泽东呷了一口，皱皱眉，显然很苦。他又呷第二口，微微一动，中药溢出来一些，便苦笑着说：

“你去吧，我自己喝。”

“一定要喝。”

女护士嘱咐道。毛泽东点点头，一副顺从的样子。护士走了，他抓起杯子，手抖得利害，仿佛抓着一块冰。他终于把杯子举起来了。

“战士！”戴维心中暗暗感叹：“战士！”他后来曾对人说：“那一刻，这个字眼猛地从我心里跳出。不管我对毛泽东怀有何种成见，此情此景，使我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战士。一个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我老了。”毛泽东喝完了药，脸上呈现出略带伤感的笑容，望着空杯子说：“我的负担太重了。”

“你的心仍然年轻。”

毛泽东仿佛没听见戴维的话，喃喃地说：

“一个人如果负担太重的话，死是最好的解脱办法。”

戴维连忙把谈话引到轻松的话题上来，他说：

“我岳父让我转告一句话，他希望能在美国见到您。”

“美国？”毛泽东轻轻地说，他把脸转向沙发右侧的地球仪，面对他的是澳大利亚。他说：“我不想去澳大利亚，我想去美国。澳大利亚在地图上看看，就怪让人寂寞的。”

翻译马上转动地球仪，将美国的地形图朝向毛泽东。戴维说：

“40多年前，您对埃德加·斯诺说过，您渴望去美国旅行，特别渴望去加利福尼亚。”

“加利福尼亚让人感到亲切。”毛泽东的目光没有离开地球仪：“因为离中国最近。”

“为什么您不找个机会去看看呢？”

“到美国去要坐飞机，他们不让我坐飞机。”

“如果我没有记错，您一生中只出过两次国，而且都是去苏联。两次都是坐火车去的。”

毛泽东点点头。戴维继续说：

“美国比苏联好玩多了，您真应该去。”

毛泽东不无遗憾地缓缓说道：

“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谈话已经进行近1个小时了，乔冠华担心毛泽东太劳累，两次用手指轻轻敲打手表，提醒客人该告辞了。翻译也用眼睛向戴维示意，谈话该结束了。可谈兴正浓的毛泽东则以手示意，让客人再聊一会儿。戴维和朱莉说了不少赞美的话。毛泽东完全不为所动，眼睛几乎是半闭着的。

元旦零点45分，告别的时间终于到了，戴维和朱莉起身向毛泽东告辞。戴维说：

“祝您健康长寿！”

毛泽东坚持要送他们，他被搀扶着，一脚深一脚浅地走着，还对戴维说：

“我不会送你们什么东西，因为我无求于你们美国。在延安时，斯大林给我们送吃的穿的和用的，可我只给他送过一次东西，是一包红辣椒。他送的枪炮和物资，都是工人农民生产的，我送的红辣椒，却是我亲手种的，我们打了个平手。”

该分手了，毛泽东又对朱莉说：

“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你们是年轻人，以后再来中国访问吧。中国有些成绩，总的来说是落后的。过了10年，你们再来看。10年之后它将是了不起的！”

朱莉和戴维乘坐的红旗轿车行驶在长安街上。朱莉轻轻地问丈夫：

“你对毛泽东有什么印象？”

戴维深有感触地回答道：

“10里之外，就可以呼吸到毛泽东的个性。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泽东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的力量的突出证明。”

这次会见，使两位美国客人感到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谈话的主题仍然是“斗争”。朱莉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经被疾病折磨得筋疲力尽，但“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朱莉后来评价毛泽东说：“毛主席的一生，也许超过所有其他人，已经使全世界的穷人产生了强烈的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要求。”

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其它各大报纸报道了毛泽东接见朱莉夫妇的消息，并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毛泽东10年前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标题下面还印着毛泽东的亲笔签名。“毛泽东”这3个字的笔迹明显有些颤抖。

各大报纸同时还发表了经毛泽东圈阅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社论中写道：发表毛主席的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

社论中还发表了毛泽东不久前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1月8日上午9时57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患膀胱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这天上午10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他两手颤抖，连举起文件的力气也没有了。

正在此时，张耀祠匆匆忙忙地走进毛泽东的卧室，向毛泽东报告说，周恩来总理已经去世了。毛泽东闻此噩耗，禁不住泪水双流，泣不成声。张玉凤立即拿来蘸过热水的毛巾，为他擦拭着眼泪。

毛泽东许久一言不发，只是轻轻地朝侍立在一边的张耀祠挥挥手。张耀祠赶紧退了出去。

周恩来的病况，毛泽东始终十分清楚。他知道，离别是不可避免的。可一旦听说周恩来去世了，立时便有多少往事涌上了心头。更主要的是，周恩来这一走，使他少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失去战友和助手，他心里自然是十分难过。

这天下午，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送来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清样，工作人员流着眼泪为他读《讣告》：“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睛里渐渐溢出了两行泪水，而他仍旧是一言不发。

1月9日凌晨，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关于周恩来病逝的《讣告》，以及以毛泽东为首的107人治丧委员会名单。

全国人民像毛泽东一样，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无不沉浸在深深的悲恸之中。

从1月10日起，中外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沉痛吊唁周恩来。

1月11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集聚在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两侧，在严寒中挥泪告别周恩来的灵车。

1月12日，毛泽东在七机部舒龙山来信的批示中，建议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查，“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

1月14日下午，中央将拟好的有关周恩来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草稿，他听着听着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起来。

据张玉凤回忆说：“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4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有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

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低沉，不愿讲话。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借助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无休止地阅读书籍和文件。

据张玉凤回忆说：“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地阅读的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

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周恩来总理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在大会上宣读了追悼词。

毛泽东决定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邓小平心中却燃起了一线希望。

1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试探性的信，其中写道：

“对我批判的会议，还要继续开，我除了继续听批判外，还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对于自己错误的认识，听取主席的教诲。当然，要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1月21日，毛泽东听取了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关于邓小平的问题，他说：

“小平看不起那些人，我在还可以，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他这个人对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问：

“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对。”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

据张玉凤回忆说：“这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光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1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

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远新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确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

1月24日，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逝世。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朱德联名发给罗马尼亚领导人的唁电。

按照惯例，在唁电末尾的署名中还有总理的名字；但此时华国锋的代总理职务还没有正式任命，所以就没有署他的名字。

1月2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由陈锡联代替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月30日是中国农历的除夕之日，这天晚上，中南海丰泽园游泳池一带，一片昏暗，那一排路灯在寒风中闪烁着微弱的亮光。

毛泽东的住处既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生命中最后的一个除夕夜。

这时，毛泽东不仅失去了“衣来伸手”之力，就连“饭来张口”也非常艰难了。年夜饭是由张玉凤一勺一勺地喂着他吃的。在病榻上侧卧着，只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就不吃了。工作人员搀扶着他下床，把他送到客厅。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头靠在后背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他隐隐约约地听到从远处传来的鞭炮声，看看眼前日夜陪伴着他的几个工作人员，用低哑的声音歉意地说：

“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了。”

值班室的几个工作人员，立时把准备好的几挂鞭炮，拿到值班室外放了一会儿。毛泽东听着这爆竹声，他那瘦削、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1月31日，毛远新在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道：

“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华国锋、张春桥、江青等人谈话说：

“叶剑英同志也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极端不满的分子，再不要让他插手军队的工作了。这两年军队的情绪不稳是和他有关系的呢。许多的政治谣言，和他有很大关系呢。”

据吴德后来在回忆中说：“毛主席发觉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抓住一个清华大学的问题，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终于把邓小平打下去了，剩下一个叶剑英，毛主席也让他请病假休息，其实是让他靠边站。”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临终前的最后一仗呀。他老人家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已经不远了，他看到了后果的严重，除了自己亲自解决这场斗争，依靠任何人都是不行的。就是到了最后的岁月，他还是采取了斗争策略，即：把叶剑英和邓小平区分开来，撤销邓小平的职务，让叶剑英靠边站，让他养病去，把军权交给陈锡联主持。再者，就是不让江青、张春桥他们出面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而是让华国锋出面。这里有着很大的用意，是在保江青和张春桥这些人，不让他们树敌过多，同时也是让更多的干部主要是中央的领导干部来接受批邓的现实。但是，江青和张春桥那些人似乎感觉不到呀。”

197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毛远新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1月28日的指示。会议决定：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止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改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后来，叶剑英对邓小平说：

“看形势的发展，我也保不住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斗下去。”

邓小平提醒他说：

“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的嘱咐。”

2月2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的两个提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以《中共中央通知》的形式，作为1976年1号文件正式发出。《通知》中说：

“1、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2、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2月3日这一天，张春桥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想起1975年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周恩来逝世后，他本以为邓小平正在受批判，第一副总理的位置，按照递进的顺序，自然是他这个第二副总理的了。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竟然又提了一个华国锋为代总理，心中就十分懊丧，于是便写下了一个《1976年2月3日有感》：

“又是一个1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1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在春节期间，毛泽东请生病住院的护士长吴旭君和他一起看了一场由达式常主演的电影《难忘的战斗》。毛泽东以往很少看电影，这次是例外。他看着这部电影，想起了共和国诞生前那波澜壮阔的斗争，悄悄流着眼泪。当电影演到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时，毛泽东问吴旭君说：

“那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

吴旭君是上海学生，当年她也参加了欢迎队伍。毛泽东一问她，她流着泪，点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毛泽东顿时泪如泉涌，痛哭失声，以至引起满场哭声。影片还没有放完，工作人员赶紧关了机器，医护人员也赶紧把毛泽东搀走了。

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记者述评，评述中提出了“右倾翻案风的风源”问题。评述中还使用“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一语，作为邓小平的代名词。

2月7日，华国锋首次以国务院代总理的身份出面接见了外国驻华使节。

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梁效的文章，文章中将“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升级为“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

2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给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文学史家刘大杰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刘大杰为修改自己的著作，在1975年8月3日给毛泽东写信说：“关于李义山的无题诗，说有一部分是政治诗，也有少数是恋爱诗，这样妥当吗？”他还在信中说，他不同意全部否定韩愈。“如果能得到主席的指教，解此疑难，那真是莫大的光荣和幸福。”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激。”

这是毛泽东致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2月20日，江青在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黄涛、李彬山、丁盛等人谈话时说：

“你们是上海帮啊！你们知道吧，他们把我也说成是上海帮啦！”“要集中精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我要控诉他。”“什么言论自由啊！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

2月23日，毛泽东在病中接待了应邀于2月21日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夫人。这一次会见，持续了1小时40分钟，中方只有毛远新、张玉凤和翻译等少数人和工作人员在毛泽东身边。

后来，尼克松对毛泽东接待他的情景作了这样的描述：“1976年我再度来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像是一些单音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一个本子，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毛泽东，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82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的丘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大门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此时，毛泽东的许多话，的确连翻译都听不懂了，他们有时求助于护士，有时连护士也听不懂，“这时，就会找来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来听清他说的话。”

据张玉凤回忆说：“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摩，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话语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后人曾经这样评价说：正是由于张玉凤的聪明伶俐，她在毛泽东晚年为党为国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还有一位党内高级领导人这样说：“张玉凤是代表共产党人照顾毛主席的生活的呵！”

可是在毛泽东身后，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散布出不少风言风语，目的就是要往毛泽东身上泼脏水。就是这样的无稽之谈，一时间也竟然闹得沸沸扬扬。张玉凤的爱人刘爱民曾经对某报记者说：“最了解张玉凤的是我。她是个诚实、正派、直率的人。我们没有因为各种风言风语的干扰而失去幸福的家庭。”后人有《狂犬吠日》一诗也描述了此情此景，诗云：

一犬吠影百吠声，公母大小各不同。

此也鸣，彼也鸣，泥牛入海原是空。

声嘶力竭为底事？一切尽在不言中。

再说2月25日，中共中央开始分批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召开“批邓打招呼会”。华国锋在这一天的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

这一份《毛主席重要指示》，是由毛远新根据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而整理出来的，其部分内容前边已经按时间顺序作了交代，后边还要全文敬录，在这里不需赘述。

华国锋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后，又发表了经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阅同意的讲话，他说：

当前要把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摆在首位，”“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转不过来就不好了。”“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不要算历史旧账”，“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犯错误的同志，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

“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

欲知《毛主席重要指示》全部的内容，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辞世前夕的工作和生活，尽管还有像接待尼克松女儿朱莉和戴维夫妇二人的精彩情节，但更多的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忧愁和悲凉，让人不忍卒读！

另：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结果，是把掌握中国社会主义大航母的方向盘从邓小平手中转移到了没有多少文化的“老实人”华国锋手里。自此以后，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就背叛了毛泽东、却又一直被毛泽东倚重的禁卫军头子汪东兴，毫无疑问地成了这位新“接班人”的贴身伙伴。这样的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在当时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是完全被时人忽视了的一个重要现象。后人读史不可不思之。

第41章 1976年3月—

“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话说1976年3月2日，江青在12中央书记处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她说：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他在政治局是采取3种办法，一种是拉，拉得很紧的。一种是欺骗蒙蔽。一种是打。打中也有分化。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他无组织无纪律，不报告主席，在去年4月底突然袭击，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从4月底一直到6月。凡是造反的，他都要整，凡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都要整。我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我是努力执行主席革命路线的。”

“去年7、8、9三个月，全国谣言很多，据说一追就追到北京，就追不下去了。其实，邓小平就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散布的谣言很多。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销、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不给我看，怕我看了生气。”

“他要是上台，像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起，我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

“他1975年1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嘛。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

“我们的主席对文化大革命都说了三七开嘛，我上一次讲了，就不重复了。我多想那个三，受过冲击的同志，你们多想那个七。三也要一分为二，主席说了。至于那个三，我以前想，那根本不是我的错误。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

“文元的文章写了要批判经验主义，文章写得很好。这是个重要事情，我不过是在偶尔的一个场合，而且是在没有睡觉的情况下，说了批经验主义，所有的都弄到我头上来，而且把新华社的人也弄上去斗争我，我一看那个形势不对头，我想我都承担吧，我还替新华社记者承担了。”

“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叫他汉奸，正确不正确？我们的主席还在保着他啊，我说话是我个人的意见。”

江青转对张平化说：

“你对《园丁之歌》那样积极，造了许多谣，那个信说是你支持的，搞的？”

张平化说：

“是。”

江青接着说：

“你能够造主席那么多谣，而且你安排了给主席看，是不妥当的。《三十三条》都学了吧？政治局没学完，就斗起我来了，抓住一个枝节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现在的资产阶级不在于荣毅仁，那个都知道，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官，在于咱们。我资产阶级法权挺多的，我虽然老是自己限制，还是有一点。有一些还有必要，不然我就不能工作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可厉害了，我曾经形象地说过，我是且战且走，打中了自己，擦干了血迹，包起来再上战场。要提高警惕，你看我们都住着楼房，我住宾馆，我没有住那个最好的，是因为害怕爬楼梯。我住底下工作人员的房屋，有汽车、警卫员、秘书、护士。我有护士，因为我吃毒药——安眠药，我吃的量大，自己不能掌握。我没有服务员，我是女同志。护士、战士，还有司机。在座的恐怕有不少吧。所以，咱们属于大官。”

“邓小平整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主席。别人造谣说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是，在才干上，我不及她。他们没有历史知识，就是想拿旧社会那个传统观念，来对付这位封建的伟大的女政治家。她比男人还厉害，而且是法家。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

据纪登奎在回忆中说：“后来发生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那也同样是毛主席不能容忍邓小平再坚持他认为的错误的结果。邓小平看到毛主席病重，再次错误地估计了毛主席对他定的既定方针的喜爱和对前途的追求的力量，结果第二次被毛主席打倒。因为毛主席那时在病中，毛主席对江青再三交代：‘你就是观察国内的动态，研究各种力量的对比，少讲话，少表态，少出风头。国内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很复杂，你要研究这个问题，组织好自己的阶级队伍。’这些话我们听了都受到教育，但是江青没有很好的理会。最后还是毛主席为他们找到了突破口，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我曾经向江青建议：‘你不要冲在前头，主席是要你隐蔽一点呀。’江青冲着我喊道：‘我不冲在前头不行呀，有几个在真心实意地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我着急呀！’弄得我无法再说什么。”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姚文元负责起草的一个《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这个通知就是中共中央【1976】4号文件。毛泽东逐字逐句审阅了他的指示和通知内容，并于3月3日6时在文件中批示道：‘同意’。

通知中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亲自发动和领导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作了多次重要谈话。中央根据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重要谈话，整理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现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级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学习贯彻情况，请综合报告中央。”

《毛主席重要指示》全文敬录如下：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3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80%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3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中央在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同时，还印发了华国锋在2月25日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

据纪登奎回忆说：“当时，江青就这样说：‘毛主席的思想不是充分放开思想的人，是不那么容易理解的。他的特点就是处处革命，时时创新。他和一般人的思维是不那么相同的。这也是一些人总是跟不上的原因。’这话现在认为也是有道理的。他对邓小平始终在研究，是在观察。邓小平的东西，毛主席总是让身边的人员给他念，给他讲。后来他对我们说：‘我以为他重新站出来能有什么新东西，搞了半天还是那些老生常谈的内容。唉，这个人改也难了。我每次都对他抱有希望，可是他总是使我大失所望。’这话，我们没有选进去。毛主席的话，批判太严重的内容都没有选进来，选择的都是大家可以接受得了的内容。选择的时候，张春桥曾经这样说过：‘子弹不要一下子打完了，留下点余地，逐步地发表。这样便于我们进一步地发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地把这场斗争打好。’江青也说过这样的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是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那次革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进行的。一度时间里打破了各地各省的界限，把原来的省委和各级领导都打乱了，开展了群众性的夺权斗争。这种方法是在那种情况下进行的。现在不是那样了，是在各级领导和党委的统一部署下的发动群众，不让群众组织战斗队，不准进行串连和打乱党委部署的情况下进行。这是另一种革命的形式，我们要充分地掌握各种斗争的技巧，把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地调动起来。’我敢说，江青说不出这样的话，这肯定是代表了毛主席的意图的。正如他自己指出的那样：‘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是批判邓小平的话，但是也是针对当时全国的整个形势而讲的。毛主席这个人一辈子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表现了一个革命家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这是绝无仅有的伟大领袖。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确是几百年出这么一个领袖。毛主席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骄傲，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骄傲。”

再说3月5日，新华社报道了关于向雷锋学习的情况。上海的《文汇报》在发表这个新闻时删去了原报道中关于周恩来的题词，引起了群众的注意和不满。

3月5日这一天，南京出现了声讨上海《文汇报》和“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

3月10日，毛泽东在华国锋关于是否印发江青3月2日讲话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道：

“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12省讲话。”

此前，江青给华国锋写信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的材料。她还写道：“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一份揭发，是我们同他的一次较大的斗争，应让同志们知道。”

毛泽东在华国锋的报告上批示：

“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3月24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出了关于禁止各地进京上访的通知。通知中要求说，各地要劝阻学生进京，要在本单位党委的领导下，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在本地区、本单位搞好大辩论和大批判。

3月25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文章中写道：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他对没落的旧制度、旧思想、旧意识恋恋不舍，奉为至宝，而对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新思想、新文化却看不惯。他效法孔老二的‘克己复礼’，迫不及待地刮起右倾翻案风。孔老二鼓吹‘仁政’，党内那个走资派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遗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

3月25日这一天，南京出现了声讨上海《文汇报》和“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

3月30日，王洪文在和《人民日报》社的一名负责人谈话说：

“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

1976年4月1日，毛泽东圈阅了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通知中写道：

1、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2、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3、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4、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是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事件，没有让邓小平、叶剑英参加。会议提议由中央再发一个文件，制止事态发展；扩大《毛主席重要指示》的传达范围，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会议结束后，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写成书面报告，呈送给毛泽东。

4月3日，清明节就要到了，北京一些人纷纷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献上花圈、诗词，或者发表演说，悼念周恩来。

4月3日晚上，胡耀邦由人陪着从北京饭店来到邓小平的客房里，邓小平早已在那里等候着他。胡耀邦将几份文件和材料递到邓小平面前。邓小平看了一遍，把材料放下，说道：

“参加者并不多。”

胡耀邦说：

“是的，但是广大群众肯定会卷进来的。第一，总理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群众都知道那几个是反总理的，而你正是总理最信任的。第二，发起悼念总理的计划极其保密。连我的悼诗也是孩子们送去的。我认为明智的办法是把参与者压缩到最小数目。在需要了结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三，反过来，由于时间特别紧迫，现在必须尽量少兜圈子。过去采取重大措施时总是习惯于几个月，现在必须缩短到几天、几小时之内。”

邓小平慢慢点着头，说：

“那么，你认为这样做能起什么效果呢？”

胡耀邦说：

“整个行动的关键，是向中央显示一下人民的力量，让毛主席知道，人民并不是赞成他的这一套计划的。他老了，糊涂了，以为他的任何决定人民都会俯首帖耳喊拥护。不见得！总理一死，问题全暴露了。”

邓小平笑笑说：

“他说翻案不得人心。”

胡耀邦说：

“你看，正是人心所向。”

“你说话要注意呢。”邓小平说：“你的缺点就是说话总让人抓住把柄，搞得太过火不行。就是来我这里也要注意。最后一点，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使人看见我和天安门广场的事件有关系。我已嘱咐我的孩子，谁都不能到广场去。因为谁也不知道谁会被人监视。或者……”

邓小平并没有说出他的另一种担心。

“就这些。”邓小平说完，他把面前那几份文件和材料拿在手里，划着一根火柴，把它点燃了。火苗子呼呼地在他脸前往上窜，把他的面孔映得通红，就像刚出炉的铁人。最后，他抬起头来，说：“说话一定要注意，不能像维吾尔族姑娘似的，满头的小辫子。”

4月4日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有人借悼念周恩来的名义，把矛头指向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首无名氏所作的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中写道：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一首自由体诗是这样写的：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在聚集的人群中，也有极少数人为邓小平喊冤，反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不少外国驻京记者在现场采访和拍照。

4月4日晚上，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华国锋说：

“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

吴德说：

“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地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到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

与会者都认为：“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

据吴德回忆说：“当时，政治局会议研究的时候，我汇报了从1976年3月下旬以来，天安门广场出现的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情况。当时王洪文就问我：‘你认为是什么性质的活动？’我说：‘肯定有一小撮在背后挑动，但是目前我们还缺乏证据。’华国锋连说：‘是反革命在捣乱，是邓小平在背后操纵。’”

姚文元在4月4日的日记里这样记载：“今日高潮仍是国家机关、七机部、科学院等居多。有的花圈奇形怪状，挂在吊灯上……晚上政治局开会，我接到《人民日报》记者电话，告广场上有人进行反革命演说，直接点了江青的名，内容极坏，无人制止。我立即向政治局报告，激起了多数同志的愤慨和警觉，决定立即逮捕这两个反革命，清除花圈，派民兵、部队戒严、封锁进路，明天一律不准再送花圈。吴德和倪志福同志紧张地走了。不久，即听到这个坏蛋被捉住的消息。无产阶级专政总得有一点‘专’的样子呵！太软了！北京市还是努力做工作的。只是谣言一时难以全部肃清。问题还在部队中？前两个月批邓中我曾说：如果下次再来比这次更厉害时，人们都当作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但果然如此！从全国看，太原、西安、沈阳均有发现。凡不批邓的，都在保周的口号下集合起来了。这是一次阶级阵线的鲜明划分。”

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紧急会议结束后，公安部门于4月5日凌晨出动几百辆卡车，清理广场上的几万个花圈、标语。一些激进对抗者，被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抓了起来。

4月5日凌晨5点，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态和4日晚上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情形和决定，他说：

“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那些人在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聚那么多群众的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直接攻击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制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做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的‘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毛远新接着将昨晚政治局会议的报告递给毛泽东。他还汇报说：从今日凌晨开始，在天安门广场上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

毛泽东圈阅了报告，他还说：

“天下已定。”

毛泽东没有料到，此时的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事态。原来在4月5日清晨，一些群众看到花圈、标语没有了，就更加激愤了。消息一传开，很快就有几万人集聚在广场上，一部分人还高呼口号：“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新贴出的一首五言诗，是这样写的：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很多人还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有人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火烧指挥部小楼。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面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大危险。救火车前往救火时，也受到了人们的围攻打砸。

公安人员和一些不法分子之间发生了冲突。

一份由姚文元整理并加了按语的《情况汇编》很快就出来了，姚文元在按语中写有这样一段话：

“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情况汇编》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震怒了！

4月5日上午9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听取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吴德回忆说，毛远新拿着毛泽东的几个批示条子传达，在其中的一个条子上，毛泽东批示的是：

“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4月5日下午，叶剑英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右侧绕到左侧，转了一个大圈。叶剑英几次要下车看一看，都被陪同的人劝阻了。

此时，有人拿着流传甚广的《总理遗嘱》，问叶剑英是真是假？叶剑英明明知道是假的，可他却一言不发。

下午2时，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首都民兵介入事件。由吴德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讲话，劝告群众离开天安门广场。

是日晚6时半，天安门广场上反复播放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奉命发表的广播讲话。吴德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中说：

“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盾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蒙蔽。”

吴德回忆说：“我的那篇1976年4月5日的讲话，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我出面宣读的。但是并不是出自我的手笔。……政治局讨论的时候，七言八语，就形成了我的讲话稿大纲。那时尽管大家对张春桥、江青那些人有一定的看法，但是在天安门事件上的态度是一致的，华国锋尤其积极。”

姚文元则在4月5日日记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今天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我目睹了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的表演，并自始至终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一批人在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某某万岁！’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拘留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3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4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纸张一批一批从视窗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们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4月5日晚8时，首都民兵奉命出动。9时半，10000名民兵、3000名警察、5个营的卫戍部队战士，手持木棍、皮带，清理广场，他们没有带任何刀枪武器。现场抓捕38人。整个天安门事件前后一共抓捕了388人，无一人死亡。

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北京市领导人的汇报，与会者认为：“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会议决定：将这件事“尽快通报全国”，予以公开报道。

4月6日清晨，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汇报。

上午11时，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上批示道：

“士气大振，好，好，好。”

这天下午，江青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她走到毛泽东的床前，对毛泽东说：

“我来这儿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在一旁的张玉凤，观察着毛泽东的表情，她见毛泽东看了看江青，没有说话。

毛泽东看了简报，就派秘书到天安门去了解情况。秘书回来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27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后来，汪东兴受政治局委托，去问邓小平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说：

“我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

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报道说，邓小平是“当代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7日上午，毛远新根据姚文元编写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

毛泽东肯定了政治局采取的措施，他掰着手指头，归纳说：

“这次，1、首都，2、天安门，3、烧、打。这3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

他还叮嘱说：

“小平不参加。你们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要约苏振华。”

毛泽东在审视名单时，指着叶剑英的名字说：

“叶不找。”

他又说：

“华国锋任总理。”

吴德在回忆中说：“天安门事件的爆发，促使毛主席下了决心，一定要把邓小平和他的支持势力全部打下去。他曾经对王洪文、张春桥和华国锋说：‘按既定方针办，这是关键性的一仗。’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的话，现在就看得十分清楚了吧？”

胡耀邦在后来回忆中说出的一段话，为邓小平自复出到再一次被打倒这一场斗争，作出了一个最有权威的注脚。他说：“邓小平站出来后，我们一见面他就说：‘总结经验，以利再战。’我好好地体会了他这句话的含义，就是鼓励我继续和他们斗。1974年和1975年初，那是中国的龙虎相斗的热闹时期。邓小平在政治上非常活跃了，他曾经对我说：‘毛主席重用我，是想让我在总理病重的时候把全国的经济工作搞上去，他看出那些人不行，搞经济不行，连国民经济的基础问题都抓不拢，那怎么行呢？江青、张春桥那些人喊喊口号还可以，真正动用实在的东西就要草鸡。我现在不干不行呀，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他们压下去。’我那时就很担心，因为毛主席是重用江青、张春桥那些人的呀。我问小平：‘可以吗？我们能斗过他们去吗？’邓小平说：‘可以，现在毛主席的身体不行了，再不是什么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了。医生偷偷地告诉我：他还有一两年的时间。’我一听吓了一跳：天呀，在这一两年里如果让他们抓住辫子再打倒，可就有好戏看了。但是邓小平似乎认为毛主席不会再有回天之力了，他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我们要把经济抓出点名堂出来，建立起我们的基础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心。这就给文革派们一个沉重地打击。’但是他的估计还是出了问题。毛泽东经过思考，特别是听了毛远新和江青、张春桥的一系列汇报后，决定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把邓小平搞下去。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决定撤销了邓小平的职务。邓小平曾经对身旁的人员说：‘我还是低估了毛主席的能力，没有想到他竟然有这样的气魄。他的确是个伟人。’”

4月7日下午，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在把邓小平赶出去的同时，选定了华国锋为他的接班人，他作的补充指示说：

“华国锋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会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政治局关于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的讨论纪要上，批示道：

“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这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通过了两个决议：

中共中央9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第二个决议中这样写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在回忆中说：“王稼祥通过长期的斗争和考验，也了解毛泽东的原则和处理事情的方法。他和任何人都是主义之争，而绝对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也就是冲着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解放和重用邓小平，但始终对邓小平留有余地。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真正胸怀。”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和身体状况，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1976年4月初“天安门事件”的出现，实实在在地显示出一股实力强大的政治暗流正在中国大地上涌动。这个曾经被一些人称为“四五运动”的“天安门事件”，虽然被中共中央镇压和清理了，但那些幕后操纵者及其基本社会力量，却毫发无损地转入了地下。而它的影响和作用之一，更是毫无疑问地给了华国锋、汪东兴这些新权贵一种如何清理潜在对手的重要暗示。凡此种种，无不预示着毛泽东时代已经不可避免地就要结束了。

第42章 1976年4月—

“在我见马克思之前，我帮你们做了两件事，一是邓下台，二是叶退出军委领导。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无非还是我那8个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话说1976年4月7日晚8时，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在同一时刻播出了毛泽东圈阅的中共中央讨论通过的两个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接着又播出了关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及吴德的广播讲话。

华国锋，原名苏铸，1921年2月16日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一个制革工人家庭。1938年6月，苏铸参加山西牺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改名为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同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2月起，华国锋先后任山西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交城县委书记、晋绥第八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初，华国锋任晋中南下支队第一地委宣传部部长，随军南下。1949年2月，任湖南省湘阴县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此后有关华国锋的情况，本传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一部分，不再赘述。

在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公布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

“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我的党籍表示感谢。”

据邓小平的家人回忆说，此后，毛泽东曾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4月20日，毛泽东的好友周世钊因病逝世，结束了他和毛泽东63年的友好交往。

4月22日傍晚，毛泽东在工作人员读《人民日报》时，得知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大规模的世界史上罕见的陨石雨。他一改平时躺着的习惯，从床上坐起来，非常注意的听着。

《人民日报》称，一颗陨星飞至吉林地区上空燃烧，在吉林市郊上空爆炸。陨石雨散落的范围约有500多平方公里，其中有3块陨石的重量超过100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世界上现存的最大的陨石。

消息读完了，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搀扶着走到窗前，久久凝望着那黄昏笼罩的天际，陷入了深思。

4月30日晚，毛泽东在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陪同下，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听取了华国锋的工作汇报。

据张玉凤回忆说：“接见后，华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同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儿，华返回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华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做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主席要纸和笔，我扶着，他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当时主席写这3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章含之也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说到了此事，她说：“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告诉我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3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叫我去办了。”

事情远远不止这些，后来江青也谈到了这一字条。那是在1980年12月3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判江青，江青在回答问题时说起那张字条的事，她说：“主席那天晚上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这不是全部，后边至少还有6个字‘有问题，找江青。’”

再说1976年5月下旬，毛泽东心脏病发作，经抢救脱离危险，但身体极度衰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为国事而操劳。

5月27日晚，毛泽东不顾劝阻，坚持在华国锋陪同下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

华国锋陪同客人进入游泳池会客室，毛泽东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原地费力地站起来，与客人握手寒暄。尔后，他坐在沙发上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客人谈话，直到把客人送走。这次会见只进行了10分钟。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后来，布托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他说：“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

1976年6月初，毛泽东心脏病再度发作，病情危重。中央一面积极组织抢救，一面将毛泽东的病情开始向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同志通报。

经过医生的及时抢救，毛泽东的病情趋于平稳。

6月15日，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应召来到毛泽东病榻前，毛泽东和他们进行了重要谈话。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80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8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

毛泽东还说：

“在我见马克思之前，我帮你们做了两件事，一是邓下台，二是叶退出军委领导。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无非还是8个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这个资料引自《毛泽东文选》。另一说谈话时间是在1月中旬。关于这次谈话中前一段内容的真伪问题，近几年来争论颇多，一时难以定论，故立此存照，供后人考证。

著名毛学家权延赤曾经评价毛泽东说：“这位巨人的一生，与有形的敌人作斗争，长盛不衰。可是同无形的敌人作斗争，却常感到一拳出去，不知所终。他挑战的对象是人性恶的一面，就是他所讲的私——私心、私念、私欲、私情；他呼唤的是人性善的一面，就是他再三再四提倡的公——公论、公心、公而忘私，先公后私乃至大公无私。”

197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因病逝世，终年90岁。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沉痛悼念戎马半生的朱总司令。

毛泽东得知朱德逝世，叹道：

“‘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他嘱咐要为朱德办好后事。

7月7日11时15分，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乘直升飞机视察海陆空三军联合演习，因直升飞机失事不幸殉职。

皮定均，1914年出生，安徽省金寨县人。

在这次演习之前，皮定均患眼疾住进了医院。由于军事演习事关重大，7月7日那一天，皮定均决定亲自去演习现场视察，他大步走向米-8型直升机，右眼仍然蒙着那块纱布。就这样，皮定均匆匆忙忙地走了。

皮定均的不幸殉职，因台湾当局的行动和海外媒体的言论，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海峡对岸的台湾当局也摸不清“共军”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盲目下令全台湾岛的海陆空三军立即进入一级战备。路透社、美国之音等新闻媒体也纷纷妄加分析、猜测、制造谣言，他们说：“共军前线三军最高司令官皮定均被定时炸弹炸死”、“共军前线司令官皮定均被暗杀。”

在皮定均将军的追悼会上，毛泽东送去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悼念部下的花圈。

7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让秘书张玉凤找来他早已读熟的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让她慢慢地读着，自己微闭着双眼，体味着赋中所描绘的情景。张玉凤读完了一遍，毛泽东让她再读一遍。然后，他让张玉凤对着书检验他背诵。毛泽东以微弱而吃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地背诵道：

“……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柢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稍许，毛泽东又慢慢地背诵了第二遍。这是毛泽东诵读的最后一首赋。

7月26日，江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视察工作。

7月28日凌晨3点42分，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7.8级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了多次余震，余震波及到北京、天津地区。北京的许多老旧民房倒塌，故宫大殿前用汉白玉雕刻的巨龙身上震出了裂痕，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塔尖的五星也被震落了。

是日晚，在毛泽东住处值班的是王洪文、汪东兴和机要秘书张玉凤。地震伊始，中南海突然颤动起来，大厅门窗上的玻璃“哗啦啦”地响个不停。汪东兴、王洪文、张玉凤第一感觉可能是发生了大地震，急速向毛泽东的卧室奔去。毛泽东身穿睡衣，半躺在床上、双目微闭。他神志清醒，知道发生了地震，但因说话困难，便用手摆摆，意思是要大家不要惊慌。突然有人喊道：

“小周，快！主席的头。”

工作人员周福明立即抱着毛泽东的头，弓下身挡住。几个工作人员慌乱中找来一个大被单，几个人拉住四角，罩在床铺上面，防止从房子上掉下来的东西砸着毛泽东。汪东兴凑近毛泽东床前说：

“像是地震，我再去了解一下，了解清楚后再向主席报告，请主席好好养病，不要着急。”

此时，中央已经接到了河北省委关于地震位置的报告。不久，有人向在紫光阁会议室里等待消息的中央领导人们报告：

“唐山来人了。”

“快请他们进来。”

开滦煤矿唐山矿驾驶矿山救护车进京的李玉林一行，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驻唐山某飞行团副政委刘忽然及师机关参谋张先仁等，一同走进会议室。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吴桂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站起身来，上前和他们紧紧握手。纪登奎紧紧抱住李玉林问：

“唐山怎么样？”

“整个唐山都震平了。我是来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灾情的。”

李玉林哭着回答。大家立即决定，命令煤炭部部长萧寒、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萧选进、副政委万海峰等乘专机赴唐山考察灾情。纪登奎对办公厅工作人员说：

“告诉刘子厚同志，萧寒同志，唐山来人了，让他们去唐山后，就地指挥抗震救灾。”

中央办公厅一位40岁左右的工作人员向李玉林提出了要求：

“请你把开滦煤矿井下工作的情况再详细说一下，我要给毛主席写报告。”

李玉林闻言，激动得眼泪又一次落下。中央办公厅立即起草了有关唐山地震情况的报告，很快送到了毛泽东的床前。毛泽东阅后，不禁为此次地震遭到了极其严重损失的唐山人民而伤心，为此次地震伤亡众多同胞而落泪。秘书走到他的床前，俯下身报告说：

“主席，华国锋总理来汇报地震的情况。”

“噢，快请他进来!”

毛泽东侧了一下身子，望着门口。华国锋走到毛泽东床前汇报说：

“主席，这次地震的中心在唐山，北京受到比较严重的波及，人员伤亡及损失情况，我们已派人去调查，请主席不要过分牵挂，要保重自己，听医生的话。”

毛泽东点了点头，缓慢地对华国锋说：

“我自己现在病中，这些事呢，就由你去处理。”

说着，他紧紧握住华国锋的手，那双充满期望的眼睛久久凝视着华国锋……

此时天已亮，中央政治局常委经医生同意，决定把毛泽东转移到防震的房子——游泳池南边的“二O二”。那里的房屋修建不久，比较新，相对来说比他现在养病住的房子安全得多。中央办公厅通知毛泽东的警卫战士用担架把他抬走。此时毛泽东已服过安眠药，刚刚入睡，抬他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醒后发现住处发生变化，问工作人员：

“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把我弄到这儿来了？”

他一再要求回原来的地方去。华国锋走到毛泽东床前，向他解释说：

“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定的，考虑到主席的安全。”

毛泽东还是执意要回去，华国锋又再三说：

“等地震平静下来，主席的身体好些再回去。”

毛泽东只好同意了。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记述：“地震后，很快，唐山地震灾情开始登上新华社内参和各大报，主席躺在床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这天上午，华国锋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共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并成立了国务院抗震救灾办公室。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授权以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和纪登奎以及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为首的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可以调动部队和动用军需物资。

上午10时，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李民率领指挥机关先头人员，乘飞机在唐山机场紧急着陆。

11时，河北省委、省军区先头人员到达。

12时许，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萧选进、副政委万海峰、政治部副主任郑希文和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书记马力、省军区司令马辉、煤炭部部长萧寒乘坐的飞机降落。

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海军、空军、铁道兵、工程兵、装甲兵、基建工程兵、总后勤部共11个师、4个团、8个营，计10万余人，冒着频繁的余震，迅速奔赴灾区抗震救灾。

下午2时，3架飞机将沈阳军区指挥机关人员和辽宁省医疗队送至灾区。

下午4时起，5架飞机分别运载大同、阳泉、峰峰、抚顺、淄博、淮南矿山救护队赶到唐山。

唐山地震3天后，毛泽东又接到了中央办公厅送来的一份关于唐山地震情况的报告。秘书要求将报告读给他听，毛泽东不同意。他接过报告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手不停地颤抖着，眼睛里噙着泪水。

唐山市位于震中，震源在地下12公里深处，长期集聚在这里的巨大能量骤然爆发，相当于400枚广岛原子弹在城市底下猛烈爆炸。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天津等受灾区在内，大地震造成242，769人丧生、164，851多人受重伤、70万多人受轻伤。

毛泽东看罢报告，嚎啕大哭，热泪涌流。他对华国锋说：

“你要尽快去唐山，代表我慰问灾区人民。一定要安置好灾区人民的生活！一定要安置好灾区人民的生活！”

此时，毛泽东只知道唐山灾情严重，却不知道这个大灾难是由于某些有关领导人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漏报”了地震信息而酿成的。

早在邢台地震后，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四光等科学家和有关人员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经过不懈的努力，一套“群测群防”地震预报机制很快就建立了起来。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多路探索”的总方针，也在1972年全国第二次地震工作会议上确立下来。李四光还成功地在神州版图内圈定了地震可能发生的区域：“要注意河北河间、沧州；要注意渤海；要注意云南通海；要注意四川炉霍；要注意云南彝良大关；要注意四川松潘；要注意唐山……将会发生强烈地震。”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1975年2月4日位于渤海湾东北的辽宁南部海城发生的里氏7.3级地震，正是由于毛远新等领导人认真贯彻、执行对地震以“预防为主”和尊重预报的方针，进行了震前预报，组织城乡居民露宿避灾，将地震的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的程度。

据地震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唐山地震》统计，唐山地震后，广大地震工作者对唐山地区及周边48个县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共搜集到地下水宏观前兆异常868例，动物宏观前兆异常2093例……可以说，地震前兆现象是非常明显的。

在震前，唐山本地40多个地震监测台站和85个群防群测骨干监测点中的绝大多数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临震异常，至少十几个点向上级单位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7月27日18时，马希融通过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左继年报告说：“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和分析预报室京津组长汪成民等，也都逐级上报了震前信息。可是由于国家地震局的一再延误和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的阻挠（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大地震前的信息最终还是出现了“漏报”。关于此事，张庆洲在《唐山警示录》里写得明明白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研究一下。

在此次大灾难中，唯有青龙县的损失最小。震前，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青春在听取汪成民的震情通报后，立刻往回赶，连夜整理记录，报告县长冉广岐。冉广岐根据这一信息和本县两个群测点的报告，在7月25日向县3级干部800多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当晚，近百名干部奔向各自所在的公社。27日，马路两边大喇叭里广播着“随时发生地震”的警告。冉广岐坐镇帐篷中指挥群众避险，继毛远新之后，创造出了人类灾难史上的又一个奇迹，这就是“青龙奇迹”。

再说8月间，毛泽东的心脏病又一次发作。中央决定由北京、阜外、三0一、三0五等医院选派医学专家和专业护理人员组成医疗小组。这个医疗小组的组成人员有：陶寿淇、吴洁、陶桓乐、周光裕、方圻、王新德、翟树职、潘屏南、朱水寿、薛世文、姜泗长、李志绥等。

毛泽东忍受着巨大的病痛，总是用淡淡的微笑宽慰着身边的工作人员，用幽默的言谈来驱散医务人员的紧张和担忧。他说：

“我没有什么感觉，不要紧，慢慢来。”

姜泗长大夫感慨地说：“我行医凡40年，给成千上万的人看过病，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和疾病的折磨做斗争中，有谁像主席那样有着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精神。”

8月18日，毛泽东审阅并颤抖着手圈阅了中央办公厅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

张玉凤回忆说：“毛主席生前批阅的最后一份文件，就是他在重病期间批阅的这份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报告，它记录着唐山人民受灾之后，党中央、毛泽东对灾区人民的关心。”

8月间，毛泽东再次请人将珍藏的“九篇文章”给他读了一遍。

师东兵在他的《政坛秘闻录》一书中说，“九篇文章”包括中共中央1931年9月20日制定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3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制定的《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12月22日制定的《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2年1月9日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2月26日制定的《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1932年3月30日发出的《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1932年4月14日制定的《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苏区党部的信》、同年同月同日还发出了《在争取中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和1932年5月11日的《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那些文章充满着浓厚的火药味，体现了毛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调和的斗争精神和原则立场。这几篇文章是我们党的历史的一个基本总结，是毛泽东在党内形成统治地位的重要原因。通过回顾这些历史，可以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轨迹。所以，毛泽东在晚年或者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是企图通过这些文章来作为石头打人的，只是为了团结一些人如周恩来等同志，他改变了向反对派发动进攻的策略。他多次说过：‘我的这几篇文章现在不发表了，将来让我的敌人去发表吧。或者让我的继承者发表去吧。这些历史会经得起我们的后代鉴证的。’毛泽东把他的文章反复修改，可以看出他对这段历史和在历史上起过各种作用的人是多么的重视，这也是他后来统治全党的一个重要的策略。”

这正是：九篇文章解牛刀，王明路线细析剖。

鞘中珍藏三十载，留与子孙斩蓬蒿。

再说8月26日，重病中的毛泽东向负责管理图书的工作人员逄先知要南宋洪迈撰写的《容斋随笔》一书。

后来逄先知说：“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比较喜欢读的一部有较高价值的笔记书。”

逄先知从1950年冬开始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7年之久。

8月28日下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毛泽东的长女李敏来到菊香书屋看望爸爸。此时，毛泽东刚刚做完鼻饲。李敏看到爸爸仰卧在床上，就轻轻地走到爸爸跟前，又轻轻叫了声：

“爸爸，我来看您啦……”

毛泽东听到了女儿的呼唤，微微睁开眼，看看，看看，又闭上眼睛。不一会儿，毛泽东又微微睁开眼睛，脸上露出难以察觉的笑容。他无力地伸出那颤抖的手。李敏赶紧把自己的手搓了搓，发热后，轻轻地放在爸爸的大手里。毛泽东的手动了动，想把女儿的手握紧，但他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气力。他握住女儿的手，闭目不语。李敏以为父亲睡着了，想把手抽出来，但毛泽东紧紧地抓住她的手不放，睁开了眼睛，看着女儿，含着泪水，说：

“娇娃，你来看我啦。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你以后要常来看看我呀！”

李敏俯下身去，尽管毛泽东的声音是极其微弱的，她还是听到了爸爸呼唤女儿的声音。她心里一阵酸楚，含着眼泪，朝爸爸点点头。

“娇娃，你今年多大了？”

“爸爸，您忘了，我今年39岁了。”

“娇娃，不对，你今年38岁，你是1937年……”

毛泽东说着，微微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想说什么，喉咙里发出浑浊的声音，无力地闭上了眼睛，不再说话，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

李敏感觉到爸爸的手渐渐松弛下来，她知道爸爸需要休息了，自己也应该走了。她望着爸爸静静地躺在床上，就轻轻地悄悄地退出了房间。

李敏再也不可能想到，这一次和爸爸相见，竟是父女之间的最后诀别。

8月28日，江青到天津小靳庄视察工作。她说：

“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他造毛主席的谣，也造我的谣，造革命同志的谣，分裂党，分裂中央，谁跟主席革命，他就打击谁，文化部、体委、小靳庄，都受邓小平的压。他要把迟群、小谢打入18层地狱，还有我，他搞的那些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恶劣。他要登基，当皇帝。”

8月30日，江青到山东济南部队某团“登城首功第一连”驻地视察，她身穿军装，斜挎军包，在军包带上还扎上一条白毛巾，去看望战士们。

陈永贵曾经回忆过江青晚年在生活方面的情况，他说：“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主席的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比如她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这样对我说：‘老陈，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毛主席培养的党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是党的原则范围内进行的。’据我了解，她不但对我是这样，对其他的同志也是这样。就是她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亲眼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给钱了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300多块钱交给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钱给厂家。”

陈永贵还说：“你们都知道，江青是喜欢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付了伙食费和外出的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呀。但是我绝对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作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8月31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第6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公报。

1976年9月2日，毛泽东病情再度恶化。

9月3日，江青到大寨视察，她在谈话中说：

“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斗来了。”“有人要想打倒我江青，要把材料送给毛主席。结果材料落到我们手里，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所以，我江青还活着。”

据陈永贵回忆说：“1976年9月江青到大寨的时候，曾经对我说：‘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这面红旗就是中国的未来，红旗究竟能打多久？这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的共产党人，如果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他们要砍倒的首先就是这面红旗。树立大寨，是经过了长期的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在我们除了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以外，没有其它的道路可以选择。你说，资本主义复辟了你们该怎么办？’当时我就对她说：‘斗吧，你说得对，大寨就是斗出来的，不斗就退。不斗就修嘛。’这是毛主席的话，我服。”“她还对我说：‘主席身体很好，他在关心着你。’谁知两三天后，老人家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9月5日，毛泽东因肺炎和支气管炎并发，再度病危。晚上，中央通知江青，叫她迅速回北京。

据陈永贵回忆说：“那时，江青好像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她表面上很轻松，实际上也很紧张。毛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跟他身边的人员交代，要他们请江青立即回京。江青接到绝密电报后，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她就马上恢复了常态，吆喝大家打扑克，以等待火车。我亲眼看到她几次出牌都出错了，她虽然在打牌，但是在紧张地不停地看手表，我就知道她是在控制自己的感情。”

陈永贵还说：“华国锋当着江青、张春桥的面说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作你的忠实助手。不管我的职务到了哪个地步，我都是你的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世世代代都要忠于，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听了都感到好笑，华国锋就像小孩子一样讲话。后来，他对我说：‘永贵呀，我们都要像邓小平那样，先保护好自己，然后再说。孔夫子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要太认真了，太认真往往会把事情搞坏。’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几天，华国锋就跟我打过招呼，他悄悄地说：‘老陈，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会不会留下遗嘱？我最担心他的话对我们封锁，那么一来，我们可就掉进陷阱里了。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想怎样就怎样，我可怎么办呢？’我说：‘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任国务院总理，谁能不听你的呢？’他说：‘那可不一定，现在党中央派别很多，我最担心的是邓小平的复辟势力还有很大的市场。你也帮助我听些消息，有事就告诉我，我们毕竟是山西老乡呀！’”

再说9月7日早上，江青回到了菊香书屋，她给毛泽东活动四肢，又擦了擦背。

9月8日，经过抢救刚刚苏醒的毛泽东头脑很清醒，突然思索起日本大选的事。他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像是在说什么，可是工作人员谁也听不明白。毛泽东显得有些着急。有人连忙从床边抓起硬纸板和铅笔，把铅笔塞到他手里，把硬纸板举到他面前。毛泽东用颤抖的手艰难地握着铅笔，在上面画了3个道，就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一会儿，他那握着铅笔的手慢慢地抬起来，非常吃力地在木制的床头上轻轻点了3下。有人猜测说：

“主席说的话是和‘三木’有关吧？”

于是就轻声问道：

“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

毛泽东的头微微点了点，动作小得几乎看不出来。工作人员马上找来了有关三木武夫参加大选的材料。毛泽东露出了满意的神态。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只看了几分钟，就又昏迷过去了。

9月8日，有关毛泽东的医疗及学习情况，原始记录如下：

零时零分，体温36.9℃，脉搏103次/分，呼吸21次/分，血压170/80（mmHg）。拿起一份关于国际问题的材料，看了14分钟。按摩双下肢，腹部人工辅助呼吸，有些微汗，生理盐水喷口腔6下。

零时50分，呼吸24次/分。看文件10分30秒。辅助人工呼吸，按摩下肢。

1时10分，看文件15分30秒。

1时29分，血压150/70（mmHg），T波倒置，ST段压低0.15mV。（心肌缺血。）

1时40分，主席自己使劲。医生马上去看，发现他尿床约200 CC。

1时45分，血压180/80（mmHg）。看文件10分钟。

2时零5分，脉搏116/分。看文件9分钟。江青用爽身粉给他擦大腿。

5时16分，有轻微紫绀（表示缺氧）。尿床200cc。

5时50分，护士换枕头及耳枕。看书7分钟。

11时15分，体温37℃，脉搏102次/分，呼吸26次/分，双手双脚发凉。

11时21分，嘴唇紫绀明显。医生做呼吸器很短，他不要。手指甲发绀。

11时50分，ST段压低加深0.3mV。（表示心肌缺血加重）。

12时47分，看文件21分钟。液体滴数速（度）调至20gtt/分。

13时15分，ST段压低0.3mV。出现两个室性早跳连续发生（表示心肌缺血加重，并有一定程度的心律失常）。

13时18分，看文件12分钟。

14时零4分，口唇、手指甲发绀明显，医生给做呼吸器1分27秒。

14时零8分，医生继续给他做腹部人工辅助呼吸。

14时零9分，脉搏106次/分，呼吸24次/分。看文件18分钟。

14时35分，血压160次/65（mmHg）。看文件23分钟。医生按摩右上肢及双脚。

16时30分，ST段压低0.1-0.2mV，室性早跳1次。

16时37分，看文件30分钟。（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看文件。）

至此，毛泽东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仍然以最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搏斗，与死神较量。每当毛泽东上下肢插上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时，他还要让医务人员用手托着书或文件给他看。他在如此困难、极度痛苦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多达11次，共计两个小时又50分钟。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排着队走到毛泽东的病榻前，向他作最后的告别。他们是：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叶剑英、李德生、韦国清、许世友、李先念。

此外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这时的毛泽东神智仍然清醒。当叶剑英走到他面前时，他活动手臂，轻轻相招。可叶剑英泪眼模糊，并未察觉。当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再次以手示意，招呼他回来。护士立即到休息室叫来叶剑英，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想说什么。可是，他最终也发不出声音来了。

毛泽东这个最后的举动，后来竟然成了人们任意猜测和按需举证的口实。

下面依然是毛泽东治疗情况的原始记录：

（1976年9月8日晚上）20时零5分，紫绀明显，呼吸及用呼吸器几分钟后，紫绀一度减轻。

20时30分，四肢发凉，神志模糊，紫绀又加重，用呼吸器后稍减轻。

20时55分，神智更不清楚，经鼻腔吸痰时无反应。

21时44分，出现阵发性房性心动过速。

22时15分，血压降至80/58（mmHg）。

23时15分，进入昏迷状态。

23时44分，瞳孔放大，对光反射消失。

（9月9日）零时零4分，抽吸两下，血压测不到。

零时零6分，呼吸完全消失。

零时10分——时间定格在公元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

伟大的中华赤子之心跳动停止了，

劳动人民心中的红太阳陨落了，

空前绝后的辉煌时代结束了，

“天柱折，地维绝”——

黑暗吞噬了光明，

哀潮漫卷九州……

部分参考书目

1、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李银桥 著 权延赤 执笔

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1989年3月

2、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年9月

3、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 路海江 贺明洲 编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4、毛泽东在延安 张希贤、王宪明、张伟良、张勇、杨虎 编著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5、彭德怀自述 《彭德怀自述》编辑组 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6、毛泽东大智谋（下） 柴宇球 编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4年第一版

7、毛泽东诗词全集详注 付建舟 编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6年版

8、世纪伟人毛泽东 蒋建农 主编 红旗出版社 1996年版（共4册）

9、毛泽东和党外朋友们 邵康 编 团结出版社 1996年第二版

10、领袖泪 权延赤 著 求是出版社1990年6月

11、昨天的中国 冯树藩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5月

12、生活中的毛泽东 海鲁德 等编著 华龄出版社 1989年12月

13、毛泽东研究全书（1、5、6册） 主编 张静如 副主编 王学启

长春出版社1997年10月

14、忆毛主席 吴冷西 著 新华出版社 1995年1月

15、共和国外交风云录 陶跃庆 谷雨 王波勇 王昶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年12月

16、八一进行曲（上、中、下册） 许农合 编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8月

17、中国第一人——毛泽东 胡真 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1月

18、紫云轩主人（上、下册） 王鹤滨 著 红旗出版社 2001年8月

19、许世友传奇（下） 陈廷一 著 花城出版社 2000年6月

20、毛泽东诗词书法赏析 石磊 编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2年版

21、晚年毛泽东 陈明显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7月第7次印刷

22、毛泽东指点江山（上、中、下） 杨庆旺 编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年1月

23、毛泽东之路（1） 胡长水 李瑗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年1月

24、我的父亲毛泽东 李敏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年10月

25、跟毛泽东学史 薛泽石 主编 红旗出版社 2000年3月

26、共和国建国内幕 洪军章 编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0年1月

27、毛泽东传 （美）R·特里尔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年第一版

28、1955年授衔内幕 徐峰驰 编著 作家出版社 2007年7月

29、毛泽东一家人 赵志超 编著 华文出版社 2007年4月

30、毛泽东妙用诗词（上、下册） 吴直雄 著 京华出版社

31、江青全传 叶永烈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年9月

32、杨成武见证文革 权延赤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4年3月

33、警卫毛泽东纪事 阎长林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年8月

34、周惠与庐山会议 权延赤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4年3月

35、毛泽东从韶山到中南海（上下册） 贾章旺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年1月

36、林彪全传 林星雨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年10月

37、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权延赤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4年3月

38、毛泽东与陈毅之谜 洪琼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12月

39、大将粟裕 徐学初 著 中国军事出版社 2009年10月

40、毛泽东与巾帼英豪 李涛 编著 长征出版社 2006年1月

41、毛泽东的秘书们 叶永烈 著 南海文化出版社 2009年5月

42、《新中国第一代》（聚焦红墙系列） 文辉抗 叶健君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43、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7月

44、汪东兴日记 汪东兴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12月

45、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 师东兵 著 港龙出版社 1998年5月

46、四人帮全传 叶永烈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0年3月

47、霜叶集——关于文革的回顾与思考 武彩霞 著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09年6月第一版

48、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册） 主编 逄先知 金冲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

49、伟人毛泽东（丛书）（共23册） 邓力群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年7月第一版第3次印刷

50、毛泽东与南阳中共 南阳市委

51、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9年6月第一版

52、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 恽仁祥 著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2年7月第一版

53、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合订本1926年—1949年） 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一版

5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 1977年4月第一版

55、领袖身边十三年：毛泽东卫士李家骥访谈录 李家骥回忆 杨庆旺 执笔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年1月。

56、清华蒯大富 许爱晶 著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2014年11月第二次印刷

57、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杨道远 著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0年6月第一版

58、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 顾建棠 著 银河出版社 2014年2月第一版

59、戚本禹回忆录 戚本禹 著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2016年4月

60、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网络版）

61、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心态 刘修明 著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