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

[英] 尤金·罗根 著　　王阳阳 译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
一战中东，1914—1920

EUGENE ROGAN

The Fall Of The Ottomans：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THE FALL OF THE OTTOMANS: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1914—1920
　　by Eugene Rogan
　　Copyright © Eugene Rogan, 201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地图审图号：GS（2016）162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 / (英)尤金·罗根著 ; 王阳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10

书名原文: The Fall Of The Ottomans：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ISBN 978-7-5495-8766-7

Ⅰ. ①奥… Ⅱ. ①尤… ②王… Ⅲ. ①奥斯曼帝国－历史－1914-1920Ⅳ. ①K3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21111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责任编辑：简心怡

　　　　　吴晓斌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陈基胜

出 版 人：张艺兵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

导读
作为“圣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梁文道

9月11日确实是个特别的日子，世界历史的转捩点。

1683年9月11日，奥斯曼帝国大军最后一次围困维也纳。自那一天起，欧洲人就再也不必害怕这个曾经使得他们心惊胆战、夜半无眠的老对手了；他们的王室终于可以停止进贡割地，不必讨好自称是“地平线之主”的奥斯曼苏丹。自那一天起，奥斯曼帝国就停止了它在欧洲的扩张，并且开始逐渐失去它在这块大陆上的属地；曾经战无不胜的征服者几乎自此就没有打过一场值得称道的胜仗，等着他们的，是长达三个世纪的缓缓衰败。可是维也纳的主人哈布斯堡家族当时还不晓得历史的走向，所以慌乱紧张；而统率奥斯曼军团的“大维齐尔”（Grand Vizier，帝国宰相）卡拉·穆斯塔法（Kara Mustafa），也不知道自己和对手之间的差距原来在过去数十年间已经不知不觉地缩小，所以他好整以暇地命令属下搭帐篷。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队就算再不济，可他们搭帐篷的能力也还是举世第一流的。凭着他们几百年来积累的经验，以及高超的组织能力，仅仅两天，他们就在维也纳这座古老的城市外头用布料和绳索建起了一座规模比维也纳还大、街道秩序也要比维也纳整齐的营帐城市，使得城内守军与居民在城墙上头看得大惊失色。大维齐尔的帐篷尤其显眼，四处悬挂丝绸，地上是图纹华美的地毯，这个帐篷包含了会客间、卧室、厕所，以及大会议厅，简直是座宫殿。可是9月11号之后，这里却只剩下一片颓倒的木杆和尚未燃尽的碎布。有史以来第一次，奥斯曼帝国的帐篷城市在欧洲沦陷了。

就和我们今天熟悉的“9·11”相似，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这场“9·11”事件也在后来的大众文化当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例如维也纳乡郊特别响亮的教堂钟声，那曾是奥斯曼军队来袭的警报。又如“贝果”（bagel），据说是维也纳人送给远来援救的波兰国王“约翰三世索别斯基”（John III Sobieski）的礼物。当然还有牛角包，是大伙为了庆祝击退奥斯曼的特制面包，它的造型来自对手旗帜上的一弯新月。甚至托尔金在《魔戒》里头写到“米那斯·提力斯”（Minas Tirith）遭到围攻那一段时，他参考的原型就是1683年9月11日的“维也纳之役”，小说里城内的“西方人”是当年历史上的维也纳人，城外邪恶的“半兽人大军”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而那些勇武剽悍的“洛汗人”，自是约翰三世索别斯基所率领的波兰“飞翼骑兵”。

2012年，又有一部叫做《1683年9月11日》的波兰和意大利合拍的电影描绘这场战争。这是部十足的烂片，在影评网站“IMDb”上只得到了两星，另一个网站“烂番茄”上头则没有任何一个专业影评人注意到它。对这部电影反应最热烈的，反而是一些欧洲各地的社群网站，那些网站全都带着浓厚的右翼色彩，经常揭露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不文明表现”，抨击各国政府和欧洲一大部分人的“多元价值观”，他们攻击伊斯兰，他们捍卫西方人的基督信仰传统。这部电影则很符合这些网站的世界观，把伊斯兰入侵描绘成欧洲人几百年来的梦魇，将两个信仰两种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看成是西方世界最根本的问题。对这部电影的编剧和导演，以及深受这部电影鼓舞的观众而言，三百多年前的那场“9·11”战役简直就是2001年“9·11”事件的前身，说明了穆斯林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西方文明发动“圣战”的企图，而今日与往昔的最大分别就是现在没有人敢义正词严地站出来统合整个西方，以奋战至死的壮烈态度去对伊斯兰说不。难怪最近又有一些人开始在网上社群之间推介和发送这部片子，在他们看来，正在涌进欧洲的难民正是三个世纪前那场入侵的回响和遗绪。

历史的确是这样子被记住的，从17世纪的民间传说和歌谣，到20世纪的《魔戒》，再到21世纪的烂片和一群历史迷的讨论，“维也纳之役”总是被描述为一场两大文明两大宗教之间的“圣战”。这有错吗？没错。因为当时哈布斯堡家族对外求援，打的就是基督徒联盟的旗号，号召全欧洲的基督徒（不管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要担起抵抗异教徒侵略的责任。参战各国里头，无论是在威尼斯共和国、巴伐利亚选侯国、托斯卡尼公国，还是在神圣罗马帝国几个侯国的土地上，也真的看不到一座清真寺的尖塔。这是个非常干净非常纯粹、容不下任何基督信仰之外一切宗教的欧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还真是一场“圣战”，最起码战争的这一方全都有着可以共通的信仰。

只不过历史没有故事这么整齐，因为战线后方居然有另一个基督徒王国拖住了大家的后腿，那就是法国了。彼时法国最大的敌手并非被隔在德语世界之外的奥斯曼，却是近在身旁的哈布斯堡王朝。所以它和奥斯曼帝国互通款曲，自己不派兵援助教友也就罢了，居然还积极收买神圣罗马帝国底下的贵族，劝他们别管维也纳。要是用今天那些右派的观点来说，这自是十足的“欧奸”做派。由于这段插曲太不光彩，无法顺妥地整合进“圣战”的大叙事里头，于是现在西方那些“圣战”论者多半会略过不提，就像他们略过其他很多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与现实社会环境一样。要紧的，始终是那个正邪不可两立的绝对二元世界观，毕竟那才是简单的、好理解的、容易激动人心的好故事。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战场的另一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边，他们是否也认为自己正在发动一场“圣战”呢？他们真的是为了信仰的扩张而战吗？甚至，他们是否全是“东方人”？全部都是穆斯林？

今天的游人若是来到伊斯坦布尔，他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抬头，好仰望那铺展在山丘与海湾之间的一座座穹顶，以及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呼拜塔，从而忘记脚下石子路旁的老房子有时也会透露出这座城市，乃至于整个早已消失了的帝国的另一重面目。就拿那些老旧木头房子门外常见的一种石块来说好了，它们多半是方形的，边角不甚整齐，经过年月洗刷，表面凹凸不平。当初这些石头的主要作用是放置每一户人家吃剩的饭菜，好让街上流浪的狗不必为了争夺食物而打架。

是的，一般穆斯林是比较喜欢猫，传说先知曾经拿刀割下自己的袍角，因为他不愿吵醒正在上面酣睡的一只小猫。所以直到现在，穆斯林城市的街上还总是有很多小猫散步，毫不惧人。但穆斯林也不应该歧视狗，因为先知也曾说过这样一则故事：很久以前，一个邪恶的女人居然进了天国，而一个公认良善的女人却下了地狱。为什么？因为那个邪恶的女子曾经倒水给一头街上的老狗解渴，而那个大家都说她是好人的女子却活生生地饿死了一只小猫。这一则故事背后的意思是，你对人做错了事，你尚可以祈求对方原谅，以为补偿；可是你对动物犯下的错却是难以弥补的，因为它们没有理性，因此也没有宽恕你的能力。

奥斯曼土耳其人非常认真地执行这条教诲，他们善待流浪猫狗，弄得满街都是动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有西方人写的伊斯坦布尔游记都必然提到城里的街狗，似乎那是仅次于圣索菲亚大教堂与蓝色清真寺的另一名胜。后来土耳其独立，西化了，“现代化”了，他们才开始收拾街上成群结队乱逛的流浪狗。

土耳其人当然不是素食者，他们杀生，可是他们就像所有好穆斯林一样，用最快的刀，最短的时间，让注定要被吃的羊别受到多余的痛苦。除此之外，一切无谓残害动物的行为都是罪过。他们甚至会出钱成立基金会，常以清真寺为中心，照顾有需要的动物。最早的记录是1307年，伊斯坦布尔一座清真寺被指定为幼鹳养育中心。1558年，一位“帕夏”（奥斯曼高官的头衔）甚至捐出一块草场，以供野外牛驴生养。这种风气更延伸至帝国的所有重要城市，今日因战火受损的大马士革大学，前身是一所老马看护中心，因为受伤或年老而退役的马匹，不会被人“人道毁灭”；相反地，老伙伴会被送到这里接受专业照顾，颐养天年。更别提伊斯坦布尔那许多兼做医院的清真寺了，他们收容翅膀受了伤的水鸟。就算到了帝国风烛残年的时刻，伊斯坦布尔人还特地众筹募捐，成立了一个专门组织，好解决冬天大雪人们喂不了鸽子的问题。

难道帝国子民全都这么慈悲，就没有人残害无辜小动物吗？有的。根据记载，曾经有一个在市场上开金铺的威尼斯工匠，纯粹为了好玩，把一只活生生的麻雀钉在门上，看它痛苦挣扎，结果他被附近愤怒的群众暴打，这件事向土耳其大众证明了“西方人”都很野蛮的传闻。可是，这个威尼斯人到底也是帝国的臣民呀。那时候，欧洲各国派驻伊斯坦布尔的使馆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防止外交人员叛逃，因为大家都想投靠这个更加文明更加强盛的世界帝国。禁卫军里头有些人的母语是德文，历年来，帝国海军的总司令也不乏说意大利文的威尼斯人和热内亚人，城里一些售卖古希腊文手稿的书商讲的则是法语。

说了这么半天，不是为了美化终将腐朽、日渐狭隘的奥斯曼帝国，而是想要稍稍解释，1683年9月11日那天清晨，围在维也纳城外那支部队的来历。那个百年来威胁着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帝国，并不是一群野蛮的化外游牧民族，更不是托尔金笔下那些形貌可怖、茹毛饮血的“半兽人”。他们甚至并不都是穆斯林。

当伊比利亚半岛最后一片穆斯林统治的角落也被西班牙的天主教王朝“光复”之后，那里的犹太人就开始逃难了。奥斯曼帝国接纳他们，不用他们改宗伊斯兰，让他们在辽阔的辖土内自由集会，自在经商。有些特别念旧的家族保留着格拉纳达故居的钥匙，预备万一有天还能回家，19世纪一些西班牙人来到伊斯坦布尔猎奇，很惊讶地发现这里居然有人和他们说家乡话。

苏丹要是有事和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牧首商量，一定只在教堂后门外头，就和他们从不踏入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一样，他们生怕后人会以“哈里发”也曾来过的借口强行把教堂改为清真寺。所有在维也纳以西找不到容身之地的异端邪说，全都能在东方的新月旗下得到庇护，例如叙利亚和埃及流行的“一性论”基督徒、黎巴嫩的马龙派基督徒、巴格达的景教、亚美尼亚牧首统率的亚美尼亚正教、波斯边境上的祆教，当然还有巴尔干半岛上的东正教，甚至匈牙利地区的新教徒。后来流行文化里头所描述的“穆斯林大军”，其实是从帝国各个角落征召而来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所构成的联合部队。所谓“圣战”，其实只有在守卫维也纳的这一方才说得通，因为这边才有清一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

切莫误会，奥斯曼帝国绝非政教分离的“现代国家”，它奉行的也不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宗教宽容”政策。比如说曾经令人闻风丧胆的“禁卫军”（Janissaries），其最早的成员皆来自被征服的巴尔干半岛，政府每隔几年就会去那些地方的家庭征召资质优异的男童，把他们带回土耳其训练，教他们改宗伊斯兰教的苏菲派，退伍之前不得结婚，养成一支如狼似虎、只忠于苏丹一人的悍旅。

打从拜伦那个年代开始，这就是土耳其人残暴的铁证，强抢希腊基督徒人家的孩子，让他们回过头来对付基督文明，灭教灭种，用心歹毒至极。然而，土耳其人利用这项政策，其实是要在另一个层面上羞辱巴尔干基督徒；因为当时想要皈依伊斯兰的人实在太多，而穆斯林的身份又是如此高贵，所以他们必须拒绝许多家庭一口气送上好几个孩子，甚至拒绝他们全家改信，于是他们只会定期挑人，每家最多只取一子，选剩的小孩则留下来继承家业，当个地位低下的基督徒农民。

说了这么半天，是为了给出一个背景，让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牛津大学史学家尤金·罗根（Eugene Rogan）的这本杰作：《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The Fall of the Ottomans: The Great War in the Middle East,1914—1920）。根据这部引用了大量以前为人忽略的史料和文档（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材料）的战争史，在现代世界里面，原来第一个提出要团结全球穆斯林、发动“圣战”来共同打击敌人的家伙，并非伊斯兰信徒，反而是个德国人。他的名字叫做马克思·冯·奥本海姆，是个出生在银行世家的男爵。1892年他从德国移居开罗，一住就十几年，并以当地为中心，四出旅行探索中东地区，乃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实地考察阿拉伯世界浪潮的先驱。他的四卷本巨著《贝都因人》是这个领域的经典，启发了无数对沙漠和骆驼抱着浪漫想象的后辈探险家。

早在1906年，奥本海姆就已经预言了：“未来伊斯兰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伊斯兰力量之大、地域之广，终会给欧洲各国带来重要影响。”具体点说，他的计划就是要激发穆斯林“尚武的天性”，重新唤醒最初伊斯兰信仰扩张时那种人人视死如归的狂热，让他们“一手持剑，一手《可兰经》”，响应一位伟大导师甚或先知后裔的呼召，赶走骑在他们头上的欧洲殖民势力，对付那些瞧不起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西方异教徒。他这套想法非常激进，就连当年绝大部分的穆斯林自己也没有想过，偏偏德皇威廉二世十分重视，聘请他当“首席法律顾问”，专门在御前汇报穆斯林世界的状况。于是这套主张开始流传，在德国成了广为人知的“伊斯兰政治”（Islampolitik），赢得许多人的信服。

为什么一位德国“东方学者”会构想出这么古怪的论述？而且还要受到官方支持，想要把它变成实际可行的策略呢？那是因为这些德国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是全球穆斯林“圣战”的敌人；相反地，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俄罗斯人才是伊斯兰世界的真正仇人，是他们占据了穆斯林的土地，将它们纳进庞大殖民帝国的管辖范围。比如说英国，它控制的地方从今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延伸到埃及；又例如法国，它将北非地中海沿岸当成是自己兵源和粮食的储存库。恰好这两个国家皆是德国的对手，而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所以在敌后策动谋反当然是个好主意了。只不过主意虽好，实行起来却还是少了最重要的一环；尽管德国也可以派出庞大的间谍队伍，深入敌后策动阴谋，可他们也是西方异教徒，未免师出无名。于是他们便将目光投向早已沦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极力拉拢这个正被列强割据蚕食的老朽帝国，毕竟它的苏丹依然拥有“哈里发”的头衔，大可名正言顺地号召“圣战”。

接下来的就都是历史了，德国果然顺利地和土耳其结盟，发动起一场针对英、法、俄等其他强国的“圣战”。这场战争，我们今天管它叫做“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华人这里），比起二战，它却更像是一场属于欧洲人的战争，与我们其他地方没有太大关系。好在从两年前一战爆发一百周年的种种纪念活动开始，各式各样的学术研究的成果终于渐渐进入主流媒体，更新了大众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便以中国人的角度而言，当年身为参战国，岂不也有数以万计的华工远赴欧陆？而在中国的领土上面，日本与德国不也展开过一场激烈的竞逐？进而言之，要是没有一战以及随后的“巴黎和会”，又哪来改变了现代中国的五四运动呢？

尤金·罗根从另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侧面，真正补全了这场大战在世界史上的意义。书一开头，他就明言：“现在是时候恢复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和现代中东历史上应有的地位了。因为奥斯曼帝国的介入是使这场欧洲纷争演变成世界大战的最重要原因。与远东和东非地区的小范围冲突不同，在一战的四年里，中东一直是主战场之一，在此作战的军队也最国际化。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南亚，北非，塞内加尔和苏丹的所有民族，与来自法国、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士兵在中东战场并肩作战；而他们所对抗的奥斯曼帝国及其德国和奥地利盟军中又，分别有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切尔卡西亚人。奥斯曼战线就是名副其实的巴别塔，这是一场两支多国军队间前所未有的斗争。”

不仅如此，这场战争还对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包括巴基斯坦与孟加拉）等地日后的完全独立起到了关键作用。它在中东造成的影响更是延续至今，例如以色列的建国，与伊拉克等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划界争议，都可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产物。

我们不妨大胆地说，恰恰是奥斯曼帝国在它这场最后“圣战”之后的瓦解，造成了现今世界其中几种最激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往昔，奥斯曼人习惯把它管辖的地方叫做“和平之土”，在其统治之外的世界则是“战争之土”。这个划分看起来非常可笑，因为它控制的地方几乎全是依靠战争征服得来的。不过，这个想法背后却有一个相当久远的历史基础，可以上溯至古罗马人所说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甚至波斯居鲁士大帝所缔造的宽容和平，那就是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国之下，所有臣民都不应该为了信仰以及族裔的差别而拔刀相向。果然，奥斯曼崩溃的结局，就是中东和巴尔干地区此后几乎从不休止的血腥战争。不断变形又不断自我分裂的民族认同运动，和幽灵一般不停回归的宗教认同政治，正是这一切争端的最大催化剂。

不过话说回来，奥斯曼帝国在当年最后一次围困维也纳时都没有祭出“圣战”大旗，到了它的末日却要乞灵于这个德国人所启发的战略，这是否也说明了某些历史的趋势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呢？从来不把宗教当成治国意识形态的土耳其人，此时忽然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圣战，亮起久已遭人忘怀的“哈里发”身份，是因为古老帝国遇到了它不曾见过的新对手—民族主义。在20世纪的初始，帝国、宗教以及民族这三者之间的繁杂角斗，正是尤金·罗根这本书最叫人叹为观止的地方。

1908年8月1日，迫于全国各省士绅甚至封疆大吏要求速开国会的压力，当时的清廷终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订出9年计划，逐步筹备宪政。然而这份大纲同时又规定了未来宪法必须以皇帝总揽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大权。一切对外宣战、和谈和订约等事项也都由皇帝裁决，议会不得参预。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当然不得人心，于是日后的革命再也不能避免，大清帝国的日子也就只剩下3年了。恰好是这一天的一个礼拜之前，7月23日，当年中国人分外关注的奥斯曼帝国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面对着兵变的压力，答应“青年土耳其党”的要求，恢复了早在1876年就已经颁定但后来却又被苏丹本人中止掉的宪法。第二天，整个帝国各大行省的广场都聚满了欢庆的人群，大街小巷都是印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红白革命标语。事后回看，这次宪法革命可说是奥斯曼帝国的最后机会，究竟一个前现代的不以民族或宗教为立国主导原则的古老帝国，有没有可能转型为一个同样不讲究民族与宗教但又以君主宪政为依归的现代帝国呢？

尤金·罗根指出，这次“宪法革命所带来的期望把不同背景的奥斯曼人民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奥斯曼社会中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包括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还有众多宗教团体—占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十几个不同的基督教派和规模不小的犹太教群体……这次宪法革命的到来，正如一位政治激进分子写道，阿拉伯人‘对土耳其人敞开怀抱，他们相信这个国家里已没有什么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之分，大家都是奥斯曼人，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责任’”。

可惜的是，这一切不过是幻想。因为如今掌权的“青年土耳其党”根本没有兑现当初那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承诺，他们老早就被过去几十年来的经验吓怕了。一直以来，欧洲列强对付和肢解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鼓动民族主义，不止在宣传上支援它广大辖土内各个有心谋求自治的民族主义者，甚至干脆动手出兵。最早的案例是有名的希腊独立战争（拜伦便是死在这场战争之中，当然浪漫的他从没想过自己是帝国游戏的小小棋子），接下来则是一个又一个的其他巴尔干半岛小国，以及此时正在蠢蠢欲动的亚美尼亚。“青年土耳其党”犹如惊弓之鸟，每当听说底下行省想要更大的自治权，听说有些民族要求更加平等的对待，他们第一个联想到的字眼就是“分裂”。

于是他们不止没有像好些阿拉伯人所期望的那样，不再和他们区分你我；反而反其道而行，加紧控制他们的自治权限，更在文化上压迫他们。例如派土耳其人出任所有政府高位，只留下低级公务员工作给阿拉伯人。又如规定在阿拉伯地区学校、法庭和政府机构里面只准使用土耳其语，把阿拉伯语赶出官方语言的行列。这全是过去几百年帝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现在却都在自命革新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治下出现了。看来，“青年土耳其党”最现代化的地方，可能就是它也学懂了一点民族主义，觉得应对风起云涌的各种民族觉醒的好办法就是把所有人强行“土耳其化”。

这当然不会是个好办法。别的地方不说，就拿阿拉伯地区来讲好了。一开始，这里还有一些只想要求平等待遇与文化权利的温和派。比如“青年阿拉伯协会”，他们反对“土耳其化”，为的不是民族独立，而是“效仿奥匈帝国，将现有的奥斯曼帝国重构成一个土耳其—阿拉伯双民族国家”。还有一个组织叫做“奥斯曼反中央集权党”，他们的期望是像瑞士那样，将政府权力下放各州，因为“像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民族和种族众多的国家，只能用行省自治的联邦体系管理”。只不过，他们依然拥护苏丹的统治，“并在主张保留各行省当地语言的同时，也倡导使用土耳其语”。“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回应这些诉求的方式却是更强烈的打压，因为它认为这全是独立运动的先兆。到了这步田地，不用想也晓得结局会是如何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开始在中东重施故技，鼓励阿拉伯人民反抗帝国的奴役（虽然英国自己就是世上头号帝国）。然后就有了我们熟悉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他英姿勃发，骑在骆驼背上解放被压迫的阿拉伯百姓……

终于，现代世界的第一场“圣战”失败了，宗教认同暂时输给了民族认同。可是在接下来的一百年，我们还会看到宗教意识形态的屡次回归，和民族身份的认同政治展开偶尔接合、偶尔断裂的缠绕戏剧。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向右回转，民族身份和宗教身份一再鼓动起西方世界的民粹潮流，我们现在读《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或许会有历史幽灵始终不散的感慨。

谨以此书献给

伊莎贝尔·图伊·伍兹·罗根

土耳其人从这座宣礼塔上向基督徒开枪。1909年4月，暴徒摧毁了基督徒在阿达纳及周边的基督徒房屋和商店，杀害了约2万名亚美尼亚人。美国一家摄影机构—贝恩新闻社拍下了阿达纳大屠杀后基督徒社区一片废墟的景象。

提比里亚附近地区为“圣战”征兵的场景。奥斯曼帝国于1914年8月1日发起参军动员。各村村长被要求“敲锣打鼓，喜气洋洋”以鼓起群众参军的热情。这幅来自奥斯曼官方的照片记录下了巴勒斯坦提比里斯镇征兵人员的工作景象。

在佐森的战俘。德国人在邻近柏林的温斯道夫—佐森地区为这些穆斯林战俘特别建立了一个营地。在那里，他们为奥斯曼帝国积极招揽志愿军，许多后来在奥斯曼帝国的中东战线效力。这张照片中，一群从法军中俘获的北非士兵站成一排，在佐森营地依次接受长官检阅。

在阿达尔汉的奥斯曼战俘。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奥斯曼高加索军的一个分队顺利地从俄军手中夺得阿达尔汉，但由于兵力不足而守城失败，最终于1915年1月初被迫投降。这也是俄军在高加索战线取得的首场胜利。

奥斯曼士兵在巴勒斯坦为袭击苏伊士运河做准备。1915年1月，杰马勒帕夏在叙利亚与巴勒斯坦集结远征军主力，准备攻打苏伊士运河。奥斯曼帝国正规军与部落志愿兵组成了规模庞大的军队。他们在此集结，展示爱国情怀，以博得阿拉伯行省民众对帝国出征的支持。

驻加里波利的土耳其炮兵连。土耳其炮兵把移动火炮部署在后山，俯瞰达达尼尔海峡的位置，以便摧毁协约国舰船。正如一位法国海军军官所说，这些“该死的火炮不冒烟，体积小，移动性又好，我没有锁定它们的高招”。

正在沉没的“无阻”号战舰。在1915年3月18日这场灾难性的海上大战中，埃伦考湾布下的20枚水雷损毁了4艘协约国战舰，“无阻”号战列舰就是其中之一。英国皇家海军成功赶在土耳其炮兵彻底击沉“无阻”号前，救走了舰上的绝大部分船员。

1915年4月25日上午，澳大利亚部队在澳新海滩登陆。士兵们“密密麻麻地挤在船上，犹如罐头里的沙丁鱼”。他们暴露在奥斯曼守军的枪林弹雨之中。拍下这张照片的一等兵A. R. H. 乔伊纳在加里波利幸免于难，却最终于1916年12月死在西线。

在加里波利的穆斯塔法·凯末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加里波利、埃迪尔内、高加索、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等地服役，是一战中屈指可数的奥斯曼指挥官。他后来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开国总统，被尊称为“土耳其之父”。

1913年时的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巴拉基昂是位亚美尼亚神父，是1915年4月24日晚在伊斯坦布尔被捕的240名亚美尼亚团体领导人之一。他在死亡行军中幸免于难，亲眼目睹了一场被他称为“亚美尼亚各各他”的种族大屠杀。

1915年的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塔拉特是青年土耳其党的执政三巨头之一，1913年后先后以内政大臣与大维齐尔的身份，掌握奥斯曼政府大权。正是他通过一系列措施，实行了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大屠杀。

1915年9月，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寡妇们。大肆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消息从土耳其传出，于1915年秋登上了欧洲及美国的报纸。

往加里波利半岛运送一座大炮。加里波利战役中协约国遇到了空前的后勤挑战，兵员与军需物资必须冒着奥斯曼守军的枪炮从海面运抵上岸。

加里波利的土耳其士兵。堑壕战双方同样都生活在这种无遮蔽的环境里，士兵不被炮弹碎片或子弹击中，也要为大大小小的疾病所折磨。

澳新士兵在加里波利展开白刃战。堑壕战中，死伤率最高的通常是发动进攻的那一方。

一位皇家爱尔兰燧发枪团的士兵把头盔用来福枪举过战壕，以挑衅加里波利的土耳其狙击手。

1915年12月，英军从苏弗拉湾撤离火炮与兵员。他们在撤出加里波利时，处境并不比最初抢滩登陆时安全。

英军在纳西里耶以船作桥，横渡幼发拉底河，印度军则负责守护船桥。1915年7月24日，与英军激战一天后，纳西里耶的奥斯曼守军弃城而逃，后调防底格里斯河，以守卫巴格达。

土耳其步兵在美索不达米亚发动反攻。土耳其军调派了经验丰富的一线部队守卫巴格达，反攻之猛烈令英国入侵者深感震惊。在1915年11月萨尔曼帕克的决定性战役中，交战双方都遭受了40%至50%的伤亡。

库特之困的一名幸存者。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士兵一直拒绝进食马肉，直到被困的最后几周才妥协，几乎被饿死。这位瘦骨嶙峋的印度士兵在一次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换俘行动中获救，拍下了这张照片。

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1854—1931）。经过与驻埃及英国官员一番密切的书信往来，谢里夫侯赛因终于在1916年6月5日宣布发动阿拉伯起义。

1916年1月，恩维尔帕夏（中）与杰马勒帕夏（恩维尔的左侧）在耶路撒冷。这两位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在1916年初走访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汉志，检视阿拉伯各个行省的备战状况。

清晨，谢里夫费塞尔位于邻近延布的纳赫勒穆巴拉克的营地。1916年12月，阿拉伯起义步履维艰，T. E. 劳伦斯在当时拍下了营地的景象，不久后费塞尔便撤至延布。

进攻中的奥斯曼骑兵。土耳其的骑兵部队在西奈的许多战役，包括1916年4月在卡蒂亚击败英军的战斗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巴格达陷落。1917年3月11日，英军进入巴格达，一支印度军的运输部队正沿着新街行进。

1917年3月，第一次加沙战斗后，胜利的奥斯曼军被授予团旗。

在第二次加沙战斗中被毁的英军坦克。整个中东战役中，英军只在第二次加沙战斗中动用过一次坦克，但发现并没有什么特殊效果。奥斯曼军的炮手至少击毁了英军八辆坦克中的三辆。

在西奈的帝国骆驼兵团。照片中的骆驼骑兵（从左到右）分别来自澳大利亚、英格兰、新西兰和印度。这张合影也充分体现了骆驼兵团的“帝国”性质。

1917年加沙清真寺的废墟。在英军攻打加沙之前，奥斯曼军已经强迫加沙的所有百姓撤离。这片地区遭受了欧洲战场以外最猛烈的火力攻击。

1917年7月6日，阿拉伯部队进入亚喀巴。谢里夫部队占领亚喀巴，哈希姆家族在汉志的起义由此变为阿拉伯起义。当天，T. E. 劳伦斯捕捉到了这一标志性画面。

1917年12月9日，耶路撒冷市长初次与英军士兵相会。市长侯赛因·萨利姆·侯赛尼（居中，手拿拐杖和香烟）打着白旗从耶路撒冷出发，确保圣城能够平安向逼近的英军投降。照片中，他最先遇到的英军—塞奇威克中士与赫科姆中士军衔都太低，无法接受耶路撒冷的降书。

艾伦比将军在被英军占领的耶路撒冷发表演讲。经过精心策划的英军入城仪式被记录在了胶片上，用来振奋厌战的英国大众的士气。照片右上角的屋顶上可以看到正在摄像的人员。

1918年9月22日，在巴勒斯坦图勒凯尔姆附近的奥斯曼战俘。9月19日巴勒斯坦北部的奥斯曼军阵地遭到突袭，奥斯曼第七和第八军团因此瓦解，数万名土耳其士兵投降。图片中，英国骑兵正在监督由1200名奥斯曼战俘组成的纵队。

澳大利亚第二轻骑团进入大马士革。澳大利亚人最先于10月1日抵达大马士革，但由于政治原因，最终是埃米尔费塞尔率领的阿拉伯部队接受了巴勒斯坦的投降。

1918年10月1日，阿拉伯部队的骑手进入大马士革。这张照片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照片上的英国军官开着现代汽车，与阿拉伯骑兵队逆向行驶。大马士革陷落后，英国和阿拉伯的政治也同样追寻着相反的目的。

1918年10月31日在巴格达市中心宣布停战的场景。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已占领巴格达将近两个月。照片中的人群里，西装革履的西方看客与当地民众分边而站，已然清晰地显示了帝国的分治命运。值得注意的是，照片里广场周围的建筑顶端垂着许多英国国旗。

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埃米尔费塞尔。通过T. E. 劳伦斯的翻译，这位阿拉伯起义领导人在和会上做了陈述。但面对法国的殖民野心，他还是没能保住昙花一现的叙利亚王国。

导读 作为“圣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地图列表

专有名词

前言

第一章 一场革命，三次战争：1908—1913年

第二章 一战前的和平

第三章 全球动员参战

第四章 揭幕战：巴士拉、亚丁、埃及与地中海东部

第五章 发动圣战：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与西奈的战役

第六章 突袭达达尼尔海峡

第七章 亚美尼亚大屠杀

第八章 奥斯曼军在加里波利的胜利

第九章 入侵美索不达米亚

第十章 库特之围

第十一章 阿拉伯起义

第十二章 失势：巴格达、西奈半岛与耶路撒冷的陷落

第十三章 从停战到停战

小结 奥斯曼帝国的毁灭

致谢

参考文献

照片出处

地图列表

地图一　1914年的地中海格局

地图二　安纳托利亚东部和高加索地区

地图三　加里波利战役

地图四　埃及和西奈半岛

地图五　美索不达米亚、亚丁和汉志

地图六　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外约旦

专有名词

二十世纪初，奥斯曼帝国通常被称作土耳其。这种叫法忽略了奥斯曼帝国民族和宗教的多元性。和土耳其人一样，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希腊人以及亚美尼亚人都有资格称自己为“奥斯曼国民”。然而，为了在下文中避免过多使用“奥斯曼帝国”这一表述，我经常不加区别地使用“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在提到军队时尤为如此。当我想把一个特定的民族或宗教群体与占多数的土耳其人区分开来时，我会使用“奥斯曼阿拉伯人”或“奥斯曼亚美尼亚人”这类表述。

书中提及的城市均为当今土耳其名称，而非二十世纪早期惯用的典型欧式称呼。因此，我会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称“士麦那”（Smyrna）为“伊兹密尔”（Izmir），称“特瑞比让”（Trebizond）为“特拉布宗”（Trabzon），以便读者在现代地图上定位这些城市。此外，出于同样的理由，阿拉伯城市名我均采用了西方的标准拼写—所以是贝鲁特、大马士革、麦加和麦地那（Beirut, Damascus, Mecca, and Medina），而非贝伊鲁特、迪马士革、玛卡和马迪那（Bayrut, Dimashq, Makka, and Madina）。

前言

1915年6月28日，一等兵约翰·麦克唐纳战死在加里波利，年仅19岁。他是我外祖母的兄弟，虽然他并不知道我的存在。

约翰·麦克唐纳在他的一生中从未准备要客死他乡。他出生在英国佩斯市附近一个小小的苏格兰村庄，在道勒学院求学期间结识了他最好的朋友查尔斯·贝弗里奇。14岁时，他们为寻找工作结伴离校。二人搬到了格拉斯哥市，任职于北英机车公司。1914年夏，当战争在欧洲爆发时，贝弗里奇和麦克唐纳一起应征加入了苏格兰步兵团（亦称“卡梅伦团”）。在秋季的几个月里，苏格兰步兵团第八营的新兵们都在不耐烦地受训，对先于他们去法国作战的其他营很是羡慕。直到1915年4月，第八营才有八分之一的士兵接到作战命令—不是去法国，而是去奥斯曼土耳其。

1915年5月17日，麦克唐纳和贝弗里奇所在营开赴前线，二人向朋友作了最后的道别。他们乘船驶向英军和其他协约国部队开往加里波利之前的集结地—希腊的利姆诺斯岛。5月29日，即首次登陆加里波利一个月后，他们开进穆兹罗斯港，在那里遇见了停泊在港内的一支庞大战舰和运输船队。年轻的新兵们肯定对那些无畏舰和超无畏舰心生敬畏了—它们是当时最好的战舰。当中的许多艘船满是达达尼尔海峡激战留下的伤痕，船体和烟囱上还有因土耳其炮兵和地面炮台攻击所致的洞眼。

上战场之前，苏格兰士兵有两周的时间适应地中海东部的夏日气候。6月中旬，他们离开穆兹罗斯港，站在停泊舰只甲板上的士兵和水手为他们欢呼送行。只有那些曾经去过加里波利，深知这些年轻的新面孔将要面对什么的人才没有一起欢呼。一位苏格兰步兵回忆道：“我们中的一些人对着一船澳大利亚伤兵喊当时的口号：‘我们灰心吗？不！’就有澳大利亚人冲我们喊：‘你丫马上就会了。’我们这些小伙子虽然吓了一跳，但并没有放在心上。”[1]

6月14日，苏格兰步兵团第八营全体安全登陆。四天后，第八营穿过加利峡谷（Gully Ravine）去往前线。在加里波利已臭名远扬的血腥枪战之下，苏格兰步兵团遭受了第一次战斗减员。当他们接到命令袭击土耳其军据点时，已然失去了稚气的热情，正如一位军官回想道：“无论那是一种预感，或只是因为开始意识到责任压身，我感觉不到士兵对胜利有哪怕一丝的乐观。”[2]

6月28日，英军最先从海上进行了两小时的炮击。据目击者称，此番攻击毫无效果—完全无法让坚定的奥斯曼士兵撤出防御阵地。11点整，英军按照计划开始进攻。西边战线上的士兵听到尖啸声，纷纷冲出战壕。苏格兰步兵团冲上制高点后，便直接暴露在不惧英舰炮火、死守阵地的奥斯曼士兵的全部火力之下。五分钟之内，苏格兰步兵团第八营便基本丧失战斗力。约翰·麦克唐纳因伤势过重死于营地医院，葬于兰开夏登陆烈士墓。查尔斯·贝弗里奇死在了担架手所不能及的地方。他的遗体直到1918年停战才被发现，与死在他周围的人的遗骸混在一起，根本无法辨认。最后他被葬在一个万人坑里，他的名字被刻在赫勒斯角的大纪念碑上。

卡梅伦团的悲惨结局令他们在苏格兰的亲朋好友十分震惊，悲痛万分。道勒学院在秋季的学院季刊中为约翰·麦克唐纳和查尔斯·贝弗里奇登了讣告，称这两位年轻人是挚友的典范：“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应征入伍，‘连死亡都没有把他们分开’。”讣告最后写道：“他们二人都是品格优秀的青年，其荣誉实至名归。”季刊对这两个男孩的家人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事实上，我的外曾祖父母难以忍受丧子之痛。一年之后，他们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战时的苏格兰，迁往美国。1916年7月，在德国潜艇暂停袭击大西洋船只的间隙，他们和两个女儿登上了一艘开往纽约城的轮船，这艘船有一个令他们心碎的名字—卡梅伦尼亚号。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回来。全家最终在俄勒冈州落脚，我的外祖母嫁人，生下了我的母亲和舅舅。正因为约翰·麦克唐纳的早逝，才促成了他们及其所有子嗣的今天。

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种个人关联算不上独特。2013年英国舆观（You Gov）民意调查机构的一份调研结果表明，46%的大不列颠人拥有一个曾参加过一战的家庭或社区成员。这种个人联系也解释了为何在距一战爆发已有一个世纪的今天，仍有许多人对那段历史情有独钟。光是如此规模的动员和屠杀，就使那些卷入战争的国家鲜有家庭能够置身事外。[3]

我是在2005年准备去加里波利时得知这段历史的。我的母亲玛格丽特、儿子理查德和我，代表这个家庭的三代人前去凭吊。这也是约翰他老人家事隔90年第一次有家族成员来探望他。我们在加里波利半岛通往兰开夏登陆烈士墓蜿蜒的路上跋涉，结果途中转错了方向，误打误撞来到了努里亚木特纪念碑（Nuri Yamut Monument）。这座碑是为纪念在6月28日阵亡的土耳其士兵设立的—他们和约翰·麦克唐纳、查尔斯·贝弗里奇死于同一场战役。

土耳其人称这场战役为兹金德尔战役(the Battle of Zığındere)或加利峡谷之战。在这座纪念碑前，我了解到事情的另一面。我外祖母兄弟所在的部队死伤达1400人—这是该部队的一半战斗力—英军损失总计3800名；然而与此同时，有多达1.4万名奥斯曼士兵在加利峡谷阵亡或负伤。努里亚木特纪念碑就是这些奥斯曼士兵的万人冢，他们被合埋在一个普通的大理石墓碑之下，碑上只简单刻着“殉于1915年”的字样。在所有我读过的关于苏格兰步兵团的书里，都谈到了我外祖母兄弟牺牲那一天英军蒙受的巨大损失。可没有一本英语著作提到，也有成千上万的土耳其士兵因此殒命。我很清醒地意识到，失去亲人的土耳其家庭肯定远比苏格兰的多。

之后我离开加里波利，为西方对土耳其和阿拉伯的一战经历知之甚少感到震惊。关于中东战场的英语作品反映的都是英国及其他协约国军队的事迹。这些书中提到加里波利是“丘吉尔的重大失败”；库特—阿马拉之围是“汤申德将军的退缩”；阿拉伯起义的领导者是“阿拉伯的劳伦斯”；攻入巴格达的是“英国将军莫德”；攻下耶路撒冷的则是“英军将领艾伦比”。历史学家则热衷于摒弃官方历史那种自上而下的叙事方法，转而从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以及惠灵顿亚历山大·特伦布尔图书馆中以私人档案形式收藏的那些普通士兵日记和书信入手。经过一个世纪的研究，我们对协约国方面的战事已有全面的了解。可是，对于战争另一方—那些为了生存拼死抵抗外来入侵者的奥斯曼士兵的事迹—我们才刚刚起步。

实际上，从土耳其方面了解奥斯曼帝国并非易事。虽然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出版了不少相关的日记和回忆录，但很少有西方历史学家能掌握其语言，仅有一小部分原始文献被译成英语。档案资料更是难以获取。安卡拉土耳其军事和战略研究档案馆藏有中东数量最多的一战一手资料。但是该馆的进入权限受到严格控制，研究学者必须接受可能长达数月之久的安全审查，而且很多情况下会被拒绝。这些珍藏资料有很大一部分都不对研究者开放，他们在复印方面也受到限制。然而，一些土耳其和西方学者排除了难成功获得了这些资料，陆续出版了一些关于一战时奥斯曼帝国方面的重要研究著作。中东其他地区的国家档案馆—如果有的话—都建于一战后，且并没有重点收集与一战相关的资料。[4]

阿拉伯国家的档案馆对一战颇为漠视，整体阿拉伯社会也是如此。在土耳其，加里波利—役的战场上有不少纪念碑，每年也有许多追思活动。阿拉伯国家则不同，城领里不存在对战争的相应纪念。虽然几乎每一个现代阿拉伯国家都曾或多或少地被卷入一战当中，但它们记忆中的一战是一场他人的战争—是行将灭亡的奥斯曼帝国及其鲁莽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镇压阿拉伯人民的历史。对于阿拉伯国家而言，一战中只有烈士（尤其是那些被吊死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广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这两座广场也因此改名为“烈士广场”），没有英雄。

现在是时候恢复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和现代中东历史上应有的地位了。奥斯曼帝国的介入是这场欧洲纷争演变成世界大战的最重要原因。与远东和东非地区的小范围冲突不同，在一战的四年里，中东一直是主战场之一，在此作战的军队也最国际化。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南亚，北非，塞内加尔和苏丹的所有民族，与来自法国、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士兵在中东战场并肩作战；而他们所对抗的奥斯曼帝国及其德国和奥地利盟军中，又分别有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切尔卡西亚人。奥斯曼战线就是名副其实的巴别塔，这是一场两支多国军队间前所未有的斗争。

多数协约国的战争策划者都会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事不屑一顾，认为它只是东西线主战场以外的小事件。像陆军元帅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和温斯顿·丘吉尔这样位高权重的英国人，只顾游说将战场移到土耳其，以为这样能让协约国迅速击溃同盟国，从而尽早结束一战。协约国此般轻敌使他们在许多重大战役身陷苦战，如高加索战役、达达尼尔海峡之战、美索不达米亚战役，还有巴勒斯坦战役。它们导致协约国从西线抽调了几十万大军，从而延缓了一战的进程。

协约国在奥斯曼战线的溃败引起了重大的国内政治危机。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失利，时任英国首相的自由党人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被迫在1915年5月与保守党建立联合政府，次年下台。英军在加里波利和美索不达米亚所受的重创致使英内阁成立了两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它们均对英国的政治和军事决策者进行了猛烈谴责。

如果说奥斯曼帝国将欧洲的矛盾变成了世界大战，那么说一战彻底改变了现代中东格局也不为过。该地区几乎没有一个角落能免于战火。参战的士兵来自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土耳其和阿拉伯各行省，以及北非各殖民地，而平民也因战争引发的经济困难和肆虐疫情苦不堪言。战争波及现在的埃及、也门、沙特阿拉伯、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朗等地。它们中的大部分如今得以建国，其直接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具有划时代意义。在长达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帝国。来自中亚的部落在13世纪末创立奥斯曼苏丹王朝，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地区与拜占庭帝国分庭抗礼。1453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自此奥斯曼帝国便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国家。

奥斯曼定都君士坦丁堡（之后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后不断快速扩张。1516年，塞利姆一世击败以开罗为中心的马穆鲁克王朝，将叙利亚、埃及和红海畔的汉志行省纳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1529年，苏莱曼大帝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疆土已直逼维也纳城下，使欧洲各国恐慌一片。奥斯曼的版图不断扩大，直至1683年最后一次试图攻下维也纳时，该帝国已横跨三大洲，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地区（土耳其人亦称安纳托利亚）、黑海北岸，以及从伊拉克到摩洛哥边境的绝大部分阿拉伯领土。

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奥斯曼帝国被蓬勃发展的欧洲赶超。它开始在战场上不敌其邻国—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以及它曾威胁过的以维也纳为中心的哈布斯堡王朝。从1699年起，面对外界的威胁，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开始收缩。到19世纪，奥斯曼帝国因治下的巴尔干行省兴起了民族主义运动而逐渐丧失领土。在与伊斯坦布尔的统治者进行了长达8年的抗争（1821—1829）后，希腊第一个宣布独立。随后，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在1878年独立。与此同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保加利亚也获得了自治。

列强继续蚕食奥斯曼帝国的领土。1878年到1882年间，英国占领塞浦路斯和埃及，法国在1881年占领突尼斯，俄国在1878年吞并奥斯曼帝国高加索地区的三个行省。到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已内外交困，政治分析家预言它命不久矣。一群年轻的爱国军官自称青年土耳其党人，期望能通过宪政改革使帝国重振雄风。1908年，他们迫切想要救家国于水火，遂起义反抗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76—1909年在位）的专制统治。随着青年土耳其党日益壮大，奥斯曼帝国进入了一段空前的动乱时期，最终卷入了其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场战争。

[1] Colonel J. M. Findlay, With the 8th Scottish Rifles, 1914–1919 (London: Blockie, 1926), 21.

[2] Findlay, With the 8th Scottish Rifles, 34.

[3] 2013年9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委托You Gov机构在网上发起一次调查，由埃及、法国、德国、意大利、印度、俄国、土耳其和英国的成年人参与。调查结果报告题为“Remember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War: Why the Global Reach and Enduring legac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till Matter Today”。British Council, February 2014, http://www.british-council.org/ organisation/publications/remember-the-world.

[4] 最近有一批原文为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的优秀日记被译为多国文字，包括Lieutenant Mehmed Fasih’s Gallipoli 1915: Bloody Ridge (Lone Pine) Diary of Lt. Mehmed Fasih(Istanbul: Denizler Kitabevi, 2001); Falih Rıfkı Atay 1981年出版的回忆录Zeytindağı最近有了优秀的法语版本，标题为Le mont des Oliviers: L’empire Ottoman et le Moyen-Orient, 1914–1918 (Paris: Turquoise, 2009)；Ihsan Turjman，一名耶路撒冷的士兵，其日记最近也由Salim Tamari 翻译为英文，题为Year of the Locust: A Soldier’s Diary and the Erasure of Palestine’s Ottoman P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最近从安卡拉军事档案馆取材的研究，有Mustafa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in 1914: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M. Talha Çiçek,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Syria: Cemal Pasha’s Governorate During World War I, 1914–17 (London: Routledge, 2014)；Edward J. Ericksond,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Hikmet Özdemir, The Ottoman Army, 1914–1918: Disease and Death on the Battlefield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8).

第一章
一场革命，三次战争：1908—1913年

1908年至1913年间，奥斯曼帝国内外交困。从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开始，这个历经几世纪的帝国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国内的改革势力谋求将帝国带入20世纪，欧洲列强和新近崛起的巴尔干半岛诸国则怀着领土野心向土耳其人开战。此外，亚美尼亚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也期望从衰落的奥斯曼帝国手中争取到更多自治。直至1914年，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仍是奥斯曼政府的重中之重，这也为其随后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下了基础。

1908年7月23日，年迈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召开了一次内阁紧急会议。这位专制君主正面临继位30年来最大的国内威胁。希腊、保加利亚和马其顿现代国家交界处的巴尔干半岛动荡不安，马其顿的奥斯曼帝国驻军哗变，他们要求恢复1876年宪法，并重新实行议会制。苏丹比他的反对者更清楚宪法的内容。在其1876年登基后所采取的第一批政策中就有一条是颁布宪法，此举象征着由政府领导、长达40年的“坦齐马特”（土耳其语，意为“革新”—译注，下同）达到顶峰。那段日子里，他被视为一位开明的改革者。然而之后的政治生涯，却使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僵化为一名专制君主。

究其根源，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可追溯到他中年登基时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当年他继承的奥斯曼帝国是一片混乱。1875年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宣告破产，欧洲债权国立刻对其实行经济制裁。1876年，奥斯曼帝国对保加利亚分裂分子的暴力镇压被西方媒体报道成“保加利亚惨案”，这令它嗅到欧洲舆论越来越浓的敌意。土耳其一方面受到以英国自由党领导人威廉·格莱斯顿为代表的英国舆论强烈谴责，另一方面与俄国的战争又蓄势待发。种种压力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敲响了丧钟。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1861—1876年在位）被一批富有影响力的改革派官员废黜后，不到一星期就被发现死在自己房中，手腕静脉破裂，很显然是自杀。他的继位者穆拉德五世登基仅3个月便精神崩溃。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时年33岁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于1876年8月31日开始了他的统治。

势力强大的内阁大臣们竭力劝说新上任的苏丹实施自由主义宪法，通过选举产生一个其中既有穆斯林、又有基督教和犹太教徒的内阁，从而制止欧洲进一步干预奥斯曼内政。出于现实角度的考虑而非真正信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同意了政府改革派的要求。1876年12月23日，他颁布了帝国宪法，并于1877年3月19日召开内阁当选后的首次会议。但是，新内阁成员刚刚会面，奥斯曼帝国便卷入了与俄国的恶战之中。

俄罗斯帝国视自己为拜占庭功业的继承者和东正教的精神领袖，一向伺机扩张，觊觎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自1453年起便是东正教和拜占庭帝国的中心，旧名君士坦丁堡。俄国垂涎伊斯坦布尔绝非只是文化上的野心。一旦控制了伊斯坦布尔，俄国便手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战略主导权，其黑海海港便能和地中海连接起来。然而在整个19世纪，由于奥斯曼帝国控有伊斯坦布尔，沙皇在黑海的舰队一直受到其欧洲邻国的压制。在占领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企图受挫之后，俄国一边利用巴尔干民族主义分子的独立运动干涉奥斯曼内政，一边通过对奥斯曼帝国的零星战役推进其领土目标。到1876年底，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制造的麻烦给俄国提供了发动另一场扩张战争的机会。1877年4月，在确保奥地利中立并且罗马尼亚准许其军队过境后，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宣战。

沙皇的军队在奥属巴尔干地区势如破竹，同时从高加索地区攻入安纳托利亚东部。与前两次的进攻一样，他们在所到之处大肆屠杀土耳其和穆斯林农民。俄国的入侵激起了奥斯曼帝国的公愤。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凭借其伊斯兰教背景赢得抗俄战争的广泛支持。自从16世纪奥斯曼帝国占领阿拉伯土地之后，先知穆罕默德的旗帜便一直为其掌握。此次苏丹高举这面旗帜，宣布发动对俄国的圣战（jihad）。奥斯曼举国上下团结在他们英勇的苏丹周围，志愿参军，自发捐款支援抗战。就这样，奥斯曼军队暂时止住了俄军在其领土上的侵略。

正当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抗战中得到普遍支持之际，议会成员逐渐开始诟病政府处理冲突的方式。尽管苏丹的圣战对俄国侵略者进行了全力抵抗，俄军仍然在1877年底重新占据上风，并在1878年1月末直逼伊斯坦布尔城下。同年2月，苏丹召开议会商讨战争事宜。一位代表烘焙师公会的议员当面斥责苏丹：“您现在才征求我们的意见已经太迟了；您本应在还能有力回天时就来咨询我们的意见。议院与现在的形势毫无关系，拒绝为此承担一切责任。”这位烘焙师议员的一席话让苏丹确信，议会对国家事业来说是障碍而非助力。第二天，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就中止宪法，解散议会，并把一些核心议员软禁起来。之后，他便开始包揽国家政权。但那时战争大势已去，年轻的苏丹只得于1878年1月在首都城下接受了俄国的停战协议。[1]

1878年抵御俄军失败后，奥斯曼帝国在柏林会议（1878年6至7月）上缔结和平条约，遭受了重大领土损失。在这次由德国主持、欧洲列强（英国、法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出席的会议上，众人不仅谋求解决俄土战争，还试图妥善解决巴尔干半岛的许多冲突。根据《柏林条约》条款，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五分之二的领土和五分之一的人口。割让的领土中，包括安纳托利亚东部高加索地区的三个行省—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这三个行省是土耳其穆斯林的心脏地带，按理不应割让。它们将会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阿尔萨斯—洛林（法国东部地区，曾因战争多次在德法两国之间易手）。

除在《柏林条约》中割让的土地之外，奥斯曼帝国还因欧洲列强的侵略丢失了更多的领土。1878年，塞浦路斯成为英属殖民地，1881年法国占领突尼斯，英国在干预1882年埃及危机之后亦将这个奥斯曼的自治行省据为己有。丧权辱国让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坚信，应该用铁腕政策统治奥斯曼帝国，以确保国家未来不再被虎视眈眈的欧洲列强进一步肢解。值得称赞的是，1882年到1908年间，帝国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手中没有进一步解体。然而，保证领土完整的代价却是公民政治权利的丧失。

哈米德二世的专制手段导致了有组织的反抗运动。青年土耳其党是一群不同党派人士的联盟，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抵制苏丹的专断行为，恢复宪政，重启民主议会制。土耳其联合与进步委员会（CUP）是隶属该组织的著名党派之一，最初是一个平民和军人的秘密协会，成立于二十世纪初。虽然该委员会在奥斯曼帝国的各个地区都有分支—比如阿拉伯半岛，土耳其的各行省以及巴尔干地区—但他们在土耳其和阿拉伯行省的运动遭到了最严厉的镇压。因此，到1908年，该委员会主要在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半岛残留的领土一带活动—例如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2]

1908年6月，苏丹的间谍发现在奥斯曼第三军团驻马其顿部队中，有一个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支部。这些军人眼看即将被送上军事法庭，决心先发制人。1908年7月3日，支部领袖艾哈迈德·尼亚兹少校副官(Adjutant Major Ahmed Niyazi)带领两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平民支持者揭竿起义，要求苏丹恢复1876年宪法。原本他们都抱着必死的决心，然而叛乱却因应了公众情绪，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他们的运动也因此日益壮大。马其顿所有的城市均加入了反抗行列，宣布遵从宪法。一位名叫伊斯麦尔·恩维尔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军官—他声名鹊起后人们简称他为“恩维尔”—宣布克鲁普鲁（Köprülü）和蒂克韦什（Tikveş）这两座小镇恢复宪法，此举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奥斯曼第三军团还威胁要行军至伊斯坦布尔，让帝国首都也恢复宪法。

在短短三周的时间里，革命运动便如此声势浩大，令苏丹再不能指望他手下的军队去压制马其顿起义了。这就是苏丹被迫在7月23日召开内阁紧急会议的原因。会议的地点在耶尔德兹宫，从那里可以俯瞰伊斯坦布尔欧洲方向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大臣们惧怕时年65岁的苏丹，未能提及恢复宪法统治这一关键性问题。他们花了数小时找寻替罪羊，而不是思考该如何化解眼前的危机。

听大臣们相互推诿了一天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中止了这场讨论，向内阁宣布：“我会顺从民意。宪法起先在我的统治下颁布，是我确立了宪法，但后来出于时局需要，我中止了它。现在我希望诸位大臣起草宣言”，准备恢复宪法。大臣们如释重负，即刻按照苏丹的指示向帝国的各个行省派发电报，宣布第二个宪政时代的到来。青年土耳其党也因成功发起革命、迫使苏丹恢复宪法而名声大噪。[3]

起初，人们并没有立刻体会到这起事件的重要意义。报纸上对该事件的报道只有短短一句“苏丹陛下有令，按宪法重启议会”，连标题和评述都没有。这或许也反映了当时苏丹对奥斯曼媒体审查之严厉，以至于各大报纸噤若寒蝉。直到24小时后，这则消息才在民间有了反响。7月24日，人们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和帝国各个行省的公共广场上，共同庆祝重回宪法时代。恩维尔少校搭乘火车前往青年土耳其党运动的中心—萨洛尼卡（今属希腊），那里的群众欢欣鼓舞地称他为“自由战士”。与恩维尔一同站在群众为他搭建的台子上的，是他两位同事—奥斯曼铁路军事检察官艾哈迈德·杰马勒少校，以及邮局员工穆罕默德·塔拉特。这二人都是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中崛起的新星。和恩维尔一样，人们用其中间名简称他们，即杰马勒和塔拉特。“恩维尔，”他们高喊，“现在你就是拿破仑！”[4]

接下来的几天，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印有“正义、平等、博爱”的红白革命标语。帝国的各个广场上都贴着尼亚兹和恩维尔以及军队中其他“自由英雄”的照片。政治激进分子纷纷发表演说歌颂宪法，并且与群众分享他们的期望和抱负。

宪法革命所带来的期望把不同背景的奥斯曼人民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奥斯曼社会中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包括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还有众多宗教团体—占多数的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十几个不同的基督教派和规模不小的犹太教群体。此前政府也曾试图培养民族认同感，但终因社会多元化而未能成功，直到这次宪法革命的到来。正如一位政治激进分子写道，阿拉伯人“对土耳其人敞开怀抱，他们相信这个国家里已没有什么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之分，大家都是奥斯曼人，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责任”。[5]

在人们欢欣庆祝失而复得的自由时，也开始了打击报复—针对那些疑似参与过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镇压行动的人。苏丹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已堕落成一个警察国家：政治激进分子被抓入狱或被流放，报纸杂志受到严厉的审查，民众谨言慎行，生怕四周都是为政府效力的耳目。据一位名叫穆罕默德·伊扎特·达瓦萨的巴勒斯坦纳布卢斯镇居民描述，“革命的头几天，人们对政府那些已经确认当过奸细的，贪污腐败的，或是镇压过革命的大小官员怒不可遏”。[6]

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所带来的希望和自由仍然令人兴奋不已。阿拉伯和土耳其诗人为青年土耳其党作颂歌，他们的诗中也体现出了这种喜悦：

今日我们同庆你们带来的自由，

我们早出晚归无一丝担忧和压力。

自由的人们已从那个曾受屈辱的监狱中走出，

亲爱的流放者也回到了家乡。

因为他不再担心间谍的密报，

不再害怕伸手碰触报纸。

夜晚我们不再辗转反侧，

白天我们不再惶恐难安。[7]

然而，革命所带来的希望很快就化为泡影。

那些曾希望政治变革的人失望地发现，这次革命并没有让奥斯曼帝国政府发生重大改变。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决定保留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君主地位。之前，他因恢复宪法而受到称赞，被奥斯曼民众尊为他们的苏丹和穆斯林的哈里发，即精神领袖。在1908年时，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对青年土耳其党人来讲可能会弊大于利。而且，委员会的领袖实在都很年轻。大多数下级军官和底层官员都才二三十岁，他们没有信心自己掌权，而是把掌管政府的任务交给了大维齐尔（首相）赛义德帕夏（土耳其语里的一种尊称）和他的班底，他们则负责监督，确保苏丹及其政府秉承宪法。

那些以为宪法会解决他们经济难题的奥斯曼民众，很快就要大失所望。革命引起的政治动荡打击了人们对土耳其通货的信心。1908年8月到9月，通胀水平飙升至20%，给工人阶级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压力。奥斯曼工人组织示威游行要求改善薪酬和工作待遇，但国家财政无力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革命后的头六个月里，劳工激进分子组织了超过一百次的罢工，导致政府出台对劳工更为苛刻的法律，并进行了一次镇压。[8]

更关键的是，人们认为恢复议会民主就能得到欧洲各国的支持和对奥曼帝国领土主权的尊重，可之后的事实证明他们被打了一记重重的耳光。土耳其的欧洲邻国趁着青年土耳其党人制造的动荡，进一步吞并奥斯曼领土。1908年10月5日，之前隶属奥斯曼的保加利亚行省宣布独立。第二天，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宣布吞并奥斯曼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行省。同年10月6日，克里特岛与希腊结成联盟。土耳其的民主转向并没有赢得欧洲列强的支持，反而使国家更为脆弱。

青年土耳其党人希望通过帝国议会来重新掌控革命进程。仅有两个党派参加了在1908年11月底到12月初举行的议会选举，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就是其中之一。“联合派”（该委员会成员的称谓）在下议院获得了压倒性胜利，把许多无党派人士吸收进了委员会。12月17日，苏丹召开第一次议会会议，发表演说表明他忠于宪法的决心。成员分别由君主委任和选举产生的上下两议院，其议长均赞扬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恢复宪法政府一事中所表现出来的过人智慧。这种互动制造了苏丹与委员会之间一种和谐的假象。但是专制君主不会一夜之间就洗心革面。不甘受宪法制约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正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清理青年土耳其党。

一旦革命的热情减退，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便面临来自奥斯曼政界内部的阻挠，以及民间社会强大力量的左右。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因此宗教团体把碍眼的一切贬为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世俗文化。军队两极分化：毕业于军校的军官倾向于自由改革，而普通士兵则唯苏丹马首是瞻。议会内，自由派人士疑心联合与进步委员会有专制的倾向，遂利用自己与媒体和欧洲官员的联系—尤其是和英国大使馆—来破坏委员会在下议院的地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自己的宫殿中，悄悄地鼓励一切向委员会发起挑战的行动。

1909年4月12日和13日晚，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敌人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效忠于苏丹的第一集团军士兵背叛了长官，并联合首都神学院的宗教学者一同游行至议会示威。一夜之间，该游行便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伊斯兰教学者和哗变士兵。他们要求重新组阁，驱逐一批联合派政客，并恢复伊斯兰教法—尽管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帝国一直并行着好几套法典。联合派代表逃离了首都，唯恐自己性命不保。内阁也提交了辞呈。苏丹则借此机会同意暴动者的要求，从而重新夺回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领导权。

然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重新掌权只是昙花一现。奥斯曼帝国第三军团驻马其顿部队视宪法为帝国政治前途的保证，因此他们认为伊斯坦布尔的反革命运动是对宪法的挑衅。在马其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动员组成了一支名为“行动军”（the Action Army）的战斗力量，在革命英雄艾哈迈德·尼亚兹少校的指挥下直逼伊斯坦布尔。4月17日，这支援军从萨洛尼卡出发，向帝都行进。4月24日凌晨，只遭遇反动派零毫抵抗的行动军攻下了伊斯坦布尔，开始实行戒严。奥斯曼上下议院再次聚首组成国家议会，并于4月27日投票废黜了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立其年轻的弟弟穆罕默德·雷沙德为新苏丹，称穆罕默德五世。随着联合与进步委员会重掌大权，反革命运动最终宣告失败—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两个星期之内。

反革命运动使奥斯曼社会产生了深刻的隔阂—没有什么比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对立更危险。行动军拥护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在伊斯坦布尔重掌大权后不久，穆斯林教众便血腥屠杀了东南城市阿达纳中数以万计的亚美尼亚人。屠杀的根源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的这种仇视演变成了20世纪的第一次种族灭绝。

1909年，许多奥斯曼土耳其人怀疑亚美尼亚少数民族预谋脱离帝国，另建国家。亚美尼亚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和独特的基督教礼拜仪式，还有一个在奥斯曼治下延续长达几世纪的公共组织，独立的宗教团体米利特（Millet）。他们几乎具备一切19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决条件，除了一点：他们并没有聚居在同一地理区域。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散布在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边境、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地中海沿海地带，以及奥斯曼各大商业都市。最大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地就在首都伊斯坦布尔城内。若不能在一方土地内拥有足够多的人数，他们永远不可能希望建国，除非—理所当然—他们能找到某个大国支持他们的建国事业。

亚美尼亚人第一次提出领土要求，是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作为俄土战争和解条件的一部分，奥斯曼帝国被迫把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这三个亚美尼亚人聚集的行省割让给俄国。几十万亚美尼亚人转而由俄国统治，这为他们向奥斯曼帝国要求更多自治奠定了基础。亚美尼亚族代表团决意将埃尔祖鲁姆、比特利斯和凡城这三个奥斯曼行省设为“亚美尼亚族聚居省”，希望效仿黎巴嫩山一带基督教和穆斯林教徒混居的模式，建立一个民族自治区，由基督教徒担任总督。欧洲列强立即作出回应，在《柏林条约》中增加了一项条款，责令奥斯曼政府即刻落实“亚美尼亚族聚居行省所提出的地方性改革和改善要求”，并向亚美尼亚人提供安全保障，使该族裔免受占多数的穆斯林的攻击。该条款还责成伊斯坦布尔定期向欧洲列强报告其对亚美尼亚公民的政策。[9]

欧洲国家对巴尔干地区基督教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令奥斯曼政府有理由担心，将来还会有外来势力插手奥斯曼帝国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柏林条约》赋予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心脏地带一种全新的地位，这明显对奥斯曼帝国造成了威胁。与俄国签订的和约才刚令奥斯曼人失去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三个行省，他们无法想象再失去更多安纳托利亚东部领土。因此，当时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政府竭尽全力压制新兴的亚美尼亚民族运动，并禁止他们与英俄两国来往。19世纪80年代末，亚美尼亚激进分子开始组建政治组织，寻求建国。奥斯曼政府像对待其他任何一个国内反动团体那样，施行了全面的镇压—监视、逮捕、囚禁和流放。

19世纪末涌现出两个独立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组织。1887年，一批在瑞士和法国的亚美尼亚族学生于日内瓦创立了红查克组织（Hunchak，亚美尼亚语，意为“钟”）。1890年，身居俄罗斯帝国的一批激进分子成立了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它更响亮的名字是达什纳克（Dashnak，亚美尼亚语，意为“联盟”）。这两个组织的理念和手段迥然不同：红查克组织宣扬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相对来说具有的优点，而达什纳克则鼓动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进行自卫。两个组织都提倡使用暴力手段来实现亚美尼亚人的政治目的。他们自称自由战士，但奥斯曼政府却视他们为恐怖分子。红查克和达什纳克发起的活动，使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关系更为紧张。亚美尼亚激进分子希望这种紧张的局势能够使欧洲国家出手干预，而奥斯曼政府则视其为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并试图打压。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形最终演变成了流血事件。[10]

1894年至1896年间，居住在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成为一系列恐怖屠杀的对象。1894年夏，暴动首先发生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萨松地区。库尔德游牧民袭击了亚美尼亚人村庄，原因是后者拒绝在给奥斯曼官员缴税之外再给他们交因循已久的保护费。亚美尼亚激进分子鼓励饱受苛捐杂税之苦的亚美尼亚农民揭竿起义。英国商人H. F. B. 林奇在大屠杀前夕路过萨松地区。他如此描述这些煽动者：“他们的目标就是通过贼喊捉贼的方式，保证亚美尼亚人反抗事业的势头。他们的呼声通过欧洲媒体传播开来；而当人们前来查看时，总会有一些土耳其官员上钩，展现他们的恶劣行径。”奥斯曼政府派遣第四军团加一个库尔德骑兵团前去稳定局势，结果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惨遭杀戮，导致红查克组织积极谋求而奥斯曼政府避之不及的欧洲干预最终成了现实。[11]

1895年9月，红查克组织在伊斯坦布尔发起了一次游行，请求在被欧洲媒体称作“土耳其亚美尼亚”的安纳托利亚东部行省实施改革。他们给奥斯曼政府和所有的外国大使馆发出了48小时的预先通知，讲明了条件，其中包括委任一名基督徒总督来监管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改革进程，赋予亚美尼亚村民携带枪械的权力，以防御周边装备精良的库尔德人来袭等等。奥斯曼人把四面高墙的奥斯曼首相和其内阁的办公地点—“高门”（Sublime Dorte，这个词也用来指代奥斯曼政府，如同白厅对应英国政府）用警戒线围了起来，防止亚美尼亚抗议者靠得太近。一名警察在骚乱中丧生，充满敌意的穆斯林群体把矛头指向了亚美尼亚人，引发了一场暴动。在“高门”之外就有60名抗议者被杀。欧洲各国抨击了奥斯曼当局屠杀和平抗议者的行径。面对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10月17日颁布了一条法令，承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有亚美尼亚人聚居的六个行省实施改革。它们分别是：埃尔祖鲁姆、凡城、比特利斯、迪亚巴克尔、哈尔普特（Harput） 和锡瓦斯。

苏丹的改革法令反而加剧了上述6个行省穆斯林的恐惧。在他们的理解中，这条政令是要让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亚美尼亚人实现独立的前奏。一旦他们独立，人口占多数的穆斯林就会被迫生活在基督徒的统治下，或者离乡背井去伊斯兰国家重建家园—正如当年奥斯曼政府把克里米亚、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交由基督徒管理后，数以万计的穆斯林从这些地方迁出一样。奥斯曼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平息穆斯林教徒的恐惧。在苏丹颁布法令的数日后，安纳托利亚中部和东部的村镇发生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屠杀。据亚美尼亚传教士估计，到1896年2月，至少有3.7万名亚美尼亚人被杀，30万人无家可归。其他一些估计则称，伤亡人数在10万到30万之间。由于该地区相对封闭，我们无法获得关于1895年大屠杀更为确切的数字，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这种暴行在奥斯曼历史上无疑是空前的。[12]

1894年至1896年，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一起恐怖袭击事件标志着亚美尼亚人的暴动进入第三个，也是最后的阶段。1896年8月26日，26名达什纳克激进分子乔装成搬运工，把武器和炸药藏匿于伊斯坦布尔奥斯曼银行的钱袋之中。他们杀了两名保安，并劫持了150名银行员工，威胁若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即指派一名欧洲高级专员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实施改革，并特赦所有亚美尼亚的流亡政客—就要引爆大楼，把所有人都炸死。虽然该银行名属奥斯曼，但实则是一家外资机构，其股份几乎被英法两国垄断。亚美尼亚激进组织先前力促欧洲列强介入，结果此次银行事件的发展完全事与愿违。最终恐怖分子们被迫放弃占领，坐上一条法国船逃离了奥斯曼帝国，提出的条件也没有得到满足。达什纳克的此次行动不但广受欧洲列强谴责，而且还在伊斯坦布尔引发了新一轮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致使多达8000名亚美尼亚人遇害。欧洲列强对亚美尼亚人问题的政策也不尽相同，因此其介入并未能使奥斯曼帝国作出任何改变。对于亚美尼亚民族运动而言，1894至1896年的血腥事件无疑是一场灾难。

接下来的几年里，亚美尼亚民族运动改变了策略，开始与奥斯曼帝国中谋求改革的自由派通力合作。1907年，达什纳克成员和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代表共同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受奥压迫党派代表大会。达什纳克是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的坚定支持者，此次大会上他们首次被承认为合法组织。数月后，亚美尼亚团体有多人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议员候选人，并有14人成功当选下议院议员。众人都希望亚美尼亚人寻求的政治目标能够在奥斯曼宪法的框架内实现，包括宪法保证的公民身份以及未来的权力下放。然而，1909年爆发的反革命政变使这些期望都成了泡影。1909年4月25日至28日，约有2万名亚美尼亚人在一场疯狂的杀戮中不幸遇害。[13]

扎贝尔·埃萨扬（Zabel Essayan）是20世纪初最著名的亚美尼亚裔文人之一。阿达纳大屠杀之后不久，她便到当地协助灾后救援工作。在她面前的这座城市已是满目疮痍，只剩下目睹惨剧而伤心欲绝的寡妇、孤儿和老人。回忆起那场浩劫，她说：“人们无法一下子接受如此惨痛的现实：它远远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即使是那些当事人也无法完整地讲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他们语塞、叹息、流泪，最后也只能告诉你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像埃萨扬这样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吸引了国际方面对此次大屠杀事件的关注，奥斯曼帝国也因此遭到各国的谴责。[14]

暴乱过后，青年土耳其党人迅速采取行动，派杰马勒帕夏赴阿达纳重整秩序。联合派需要让达什纳克成员对他们重拾信心，避免后者再次为实现民族目标而寻求欧洲干预。达什纳克同意继续保持合作，但前提是政府必须将与阿达纳大屠杀有关的一干人等绳之以法，归还亚美尼亚幸存者的财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并向穷苦的亚美尼亚人提供资金援助。杰马勒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阿达纳的每一座房屋都在4个月内得到了重建，“至少30名穆斯林”在阿达纳被处决，另有17名“显贵家族的成员”在邻近的埃尔津地区被正法。这些措施都在安抚亚美尼亚人的同时，也制止欧洲对此事的干预，而且在当时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处理亚美尼亚人问题赢得了时间。[15]

就在奥斯曼帝国勉力保全安纳托利亚东部领土之际，它在地中海遭遇一场全新的危机。随着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1830年）和突尼斯（1881年），英国占领埃及（1882年）之后，隶属当今利比亚的班加西和的黎波里行省成了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最后两片土地。而1871年才完成统一的新兴国家意大利也希望在非洲占据一席之地。于是，维托里奥·伊曼纽尔三世的政府便将目光转向利比亚，企图在那里达成他们的帝国野心。

奥斯曼帝国并没有任何能挑起1911年意土战争的举动。然而，因罗马提前确定英法两国会保持中立，所以已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挠它用武力手段在北非实现其帝国野心了。9月29日，意大利以奥斯曼帝国向利比亚驻军输送武器，威胁的黎波里与班加西的意大利侨民为由，向利比亚沿海城市发动了全面进攻。[16]

奥斯曼在利比亚的驻军非常薄弱，仅有约4200名土耳其士兵，而且几乎无任何海军支援，在超过3.4万名入侵意军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奥斯曼战争大臣向其在利比亚的官员坦承，利比亚终将失守。1911年10月的前几周的黎波里（利比亚西部）与班加西地区（利比亚东部，亦称昔兰尼加）的沿海城镇便被斗志高昂的意军攻陷。[17]

在意军入侵一事上，奥斯曼政府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立场截然不同。大维齐尔及其政府并不认为他们能守住利比亚，因此宁可放弃这片北非边疆，也不愿让奥斯曼军卷入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中。而持极端民族主义理念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却不能接受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拱手送人。

1911年10月初，恩维尔少校前往萨洛尼卡同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谈话。在长达5小时的会议中，恩维尔说服了他的同事在利比亚组织开展对意游击战。他在一封写给童年好友及义兄—德国海军武官汉斯·胡曼的信中，如此描述作战计划：“我方将在（利比亚）境内集结力量。阿拉伯骑手将在奥斯曼青年军官的领导下与我国子民一道，密切监视并不分昼夜骚扰意军。每个（意大利）士兵或小分队都将遭到袭击歼灭。若敌军过于强大，我方将撤到广阔大地的各个角落，继续抓住每个机会骚扰敌军。”[18]

征得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允许后，恩维尔当即启程回到伊斯坦布尔，在那里秘密乘船前往埃及亚历山大港。数十名爱国的年轻军官追随他来到埃及，利用这里作为游击队对抗意军的跳板—其中有一位名为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年轻少校副官，后来成为了“阿塔图尔克”（Atatürk，土耳其语，意为“土耳其国父”），其余人则取道突尼斯进入利比亚。在官方记录中，这些年轻军官被政府以“违背奥斯曼政府意愿行动的冒险分子”之由除名（但实际上奥斯曼财政部仍然给这些在利比亚的军官发放月薪）。他们自称“费达依”（fedaî），即甘愿为他们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战士。[19]

10月末，恩维尔在进入埃及之后即刻怀着满腔热情投身到利比亚冲突之中。他披上阿拉伯长袍，骑着骆驼进入利比亚境内。艰苦卓绝的沙漠生活令他感慨万千，也使他非常佩服生活在这里的贝都因人。由于恩维尔不懂阿拉伯语，他只得通过翻译与贝都因人交流。后者对恩维尔表示了极大的尊敬。恩维尔的未婚妻是苏丹穆罕默德五世的侄女—苏丹公主爱美妮·妮丝耶。虽然当时她年仅13岁（他们在1914年公主17岁时结婚），但恩维尔这种与皇室的联系极大地提升了他在利比亚的地位。他在信中写道：“在此我是苏丹的女婿，是哈里发的钦差，这层关系帮了我很大的忙。”[20]

恩维尔将运动控制在班加西东部区域内。意大利军队聚集在昔兰尼加的三个港口城市—班加西、德尔纳和图卜鲁格。由于遭到利比亚部落的顽强抵抗，意军无法从沿海平原向利比亚内陆进一步挺进。恩维尔勘察了敌军位置后，将营地扎在俯瞰德尔纳的高地之上。德尔纳的1万名居民不情愿地供养着1.5万名意大利步兵，而后者正是恩维尔的主要作战目标。他召集差点被俘、士气低落的奥斯曼士兵，征募了部落民以及有影响力的赛努西兄弟会成员（Sanussi，一个神秘的宗教团体，其分会遍布利比亚城乡），还在埃恩曼苏尔（Ayn al-Mansur）的营地接纳了其他的“费达依”志愿军官。通过他在利比亚的工作—招募听命于奥斯曼军官的当地战士，让伊斯兰教徒对外国势力产生敌意，从而打倒欧洲敌人，并建立一个有效的情报网络—恩维尔为一个全新的特勤组织奠定了创立基础。它名为“特别组织”（Teşkilât-i Mahsusa），后来对奥斯曼的一战战事影响深远。

在恩维尔的努力下，许多利比亚的阿拉伯部落与奥斯曼志愿军团结在了一起。他们由衷地感激青年土耳其党人能投身于利比亚人民的战斗，并为捍卫部落自由不惜牺牲生命地与外国势力作斗争。虽然他们之间语言不通，但伊斯兰教的纽带将操土耳其语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与操阿拉伯语的利比亚部落成员紧密联结。恩维尔将利比亚的阿拉伯斗士形容成“视死亡如天赐的狂热穆斯林”。这种描述对强势的赛努西苏菲派信徒而言尤为恰当，他们之所以忠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正因为后者是伊斯兰的哈里发。作为不信教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恩维尔并没有否认这种对伊斯兰教的虔诚，而是把宗教当作一股强大力量，能使穆斯林视奥斯曼苏丹为哈里发并团结在其周围打击帝国与穆斯林世界的敌人。恩维尔如此描述伊斯兰教的力量：“放眼看看伊斯兰世界中发生的这一切吧，伊斯兰教没有民族之分。”无论利比亚的那段时光还给了恩维尔怎样的启发，他都坚信奥斯曼帝国能够利用伊斯兰教的强大力量对抗国内外一切敌人。[21]

1911年10月至1912年11月间，青年土耳其党军官与阿拉伯部落对意军展开游击战，取得了显著胜利。虽然意军在数量和现代武器装备上都占优势，但他们无法冲出沿海平原的堡垒去占领利比亚的内陆地区。阿拉伯游击队力挫意军，使后者在一年内死亡3400人，另有4000人受伤。战争也耗损了意大利的财力。奥斯曼军每月仅需开销2.5万土耳其磅（1土耳其磅价值约0.9英镑或4.40美元）支持恩维尔围攻德尔纳的军事行动。有一段时间，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利比亚的斗争似乎胜利在望，意大利人就要被赶下海了。[22]

由于无法成功攻下利比亚，意军转移战斗阵地。他们知道，结束这场战争的唯一方式，就是让奥斯曼政府签署正式和约，将利比亚的控制权让予意大利。为了迫使伊斯坦布尔主动请求讲和，意大利海军舰船向奥斯曼横越地中海东部的领土发起攻击。1912年3月，他们炮击了黎巴嫩的贝鲁特港；同年5月，意军士兵占领十二群岛（Dodecanese，位于爱琴海，今部分属于希腊，罗德岛是其中最大的岛屿）。7月，意大利海军派遣鱼雷快艇进入达达尼尔海峡。最后，意大利人打出了巴尔干这张牌。希腊、塞尔维亚、黑山和保加利亚结成联盟，共同对抗他们之前的奥斯曼宗主国。它们每一个都觊觎奥斯曼在巴尔干地区最后的领土—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与色雷斯。意大利国王与黑山国王尼古拉一世有姻亲关系，他1912年10月8日成功煽动黑山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其他巴尔干国家效仿黑山只是时间问题。

巴尔干地区一触即发的战争局势，在伊斯坦布尔和利比亚引起了一场危机。奥斯曼政府在的黎波里和班加西等边远行省抵抗意军，却对巴尔干的心脏地带疏于防范。曾经的理想主义迅速被新的现实所取代。黑山宣战十天后，奥斯曼帝国与意大利签订了合约，割让利比亚行省。“费达伊”军官虽然为弃利比亚的同志于不顾感到羞愧，但也只能让赛努西兄弟会孤军奋战了。他们不得不火速返回伊斯坦布尔，投身到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那场关系国家存亡的战斗中。

巴尔干诸国曾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19世纪时，民族主义广泛传播于东南欧的各个民族和宗教团体。欧洲列强为达到分裂奥斯曼帝国的目的，积极鼓励这些民族主义运动，导致出现许多动荡不安的附庸国。1830年，希腊王国在历经十年奋战后率先实现独立。塞尔维亚于1829年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并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完全独立。同样在柏林会议上实现独立的还有黑山；保加利亚则取得了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1908年9月完全独立。实现独立的巴尔干诸国并不满足于自身的领土范围，都觊觎仍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另一边，奥斯曼帝国过于轻视这些以往巴尔干臣民的主张，低估了他们给辖下最后几个欧洲行省所造成的威胁。

巴尔干诸国抓住意土战争的契机，意图实现它们的扩张野心，奥斯曼帝国的盲目自满也随之被粉碎。1912年10月，黑山、塞尔维亚、希腊和保加利亚先后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巴尔干诸国联盟从一开始便在军队规模和战略态势上占优，军队人数达71.5万人，相比之下，仅有32万名奥斯曼士兵在前线作战。[23]

希腊人利用其海上优势对抗奥斯曼帝国。他们不仅吞并了克里特岛，占领了数个爱琴海岛屿，还利用海军阻断奥斯曼军的海上支援。11月8日，希腊军队占领了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发源地—萨洛尼卡，还控制了阿尔巴尼亚南部的多数地区。塞尔维亚和黑山由北面袭击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并成功占领了这些地区。科索沃则于10月23日被塞尔维亚收入囊中。

与土耳其人交战最激烈的是保加利亚人。后者分别在10月24日与11月2日成功突破奥斯曼军在克尔克拉雷利和吕莱布尔加兹的第一、二道防线，直逼距伊斯坦布尔仅40英里的萨塔勒卡（Çatalca）。1912年12月初，奥斯曼政府“高门”呼吁停火，这时驻守埃迪尔内（旧称阿德里安堡，今在土耳其境内，邻近希腊和保加利亚）的奥斯曼士兵已深陷重围。将利比亚割让给意大利不到两个月，奥斯曼军便全线溃败，丧失欧洲的最后几个行省看来已成定局。

自由派人士卡米勒帕夏是当时奥斯曼政府的首相。联合派和自由派人士长久以来视彼此为劲敌，卡米勒帕夏还蓄意将联合派排挤在其内阁之外。自由派人士主张用和平的方式防止未来进一步丧失领土，同时避免伊斯坦布尔受到威胁。而另一边的联合派则号召发起新一轮战争，以此收复奥斯曼帝国的重要领土—从埃迪尔内开始。联合派抨击奥斯曼政府作战不利，卡米勒帕夏便下令取缔其各个支部，关停他们的报纸，并逮捕了一批联合派领导人。

恩维尔从抵御意军的利比亚前线回到伊斯坦布尔后，便被卷入了这些军事和政治的紧张局势之中。在1912年12月末，他写道：“我发现四周充满了敌意。表面上，包括战争大臣在内的整个内阁都对我很友善，但我知道他们派了特务跟踪我。”他数次去萨塔勒卡前线查看，并认定战事对奥斯曼军比对保加利亚军更为有利。不出所料，恩维尔公开支持继续战斗。“如果内阁不做任何努力就把埃迪尔内拱手送人，我就退出军队，公开呼吁战争，到时我不知道—或者不想说出—我将会做出什么。”[24]

恩维尔确信卡米勒帕夏即将同意签署和约，把埃迪尔内割与外国统治。因此，他决定采取极端行动。1913年1月23日，10名武装谋反者越过伊斯坦布尔的石子路向“高门”飞驰而去。在他们冲进内阁会议室的同时，恩维尔及其部下与大维齐尔的守卫交火，导致包括战争大臣纳齐姆帕夏在内的4人被杀。随后恩维尔用手枪指着卡米勒帕夏的头，要求这位大维齐尔提出辞职。恩维尔事后透露：“这一切都发生在15分钟内。”紧接着，他前往苏丹的宫殿汇报行动，并要求苏丹重新任命一位大维齐尔。穆罕默德五世任命一位曾任将军的资深政治家—迈哈穆德·瑟弗科特帕夏（Mahmud Şevket Pasha）负责组成统一政府。在臭名昭著的“突袭高门”事件发生短短4小时后，新内阁便已成立，受命恢复奥斯曼帝国被战争摧毁的政治秩序。[25]

虽然联合派领导政变推翻了卡米勒帕夏及其政府，却仍未能借机掌握政权。迈哈穆德·瑟弗科特帕夏虽然与他们有所共识，但他本人并不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在经历了最近的党派之争与军事灾难后，这位新任大维齐尔希望建立一个无党派联盟来保证稳定与团结。只有三名联合派成员进入内阁，且三人均为温和派。未来叱咤奥斯曼帝国的执政三巨头—塔拉特、恩维尔和杰马勒—此时仍然未能进入中央政府。杰马勒接任伊斯坦布尔的军事总督，塔拉特留任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秘书长，而恩维尔则上了战场。

战争重新打响后，形势对奥斯曼帝国益发不利。1913年2月，战争双方在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终止了停火协议。随着诸多主要城市陷入围困，且迟迟不见补给和援军，奥斯曼军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欧洲的最后一片土地一点点地落入野心勃勃的巴尔干诸国之手。3月6日，希腊人占领了马其顿小镇加尼纳（Janina，今希腊的约阿尼纳）。黑山攻陷了伊斯科得拉（Işkodra，今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然而最惨痛的打击，莫过于保加利亚军切断了埃迪尔内的粮食补给，致使守城的奥斯曼士兵最终于3月28日缴械投降。那一刻对整个奥斯曼帝国来说，都是一场深刻的国家危机。

埃迪尔内沦陷后，迈哈穆德·瑟弗科特帕夏立刻宣布停战。5月末，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诸国间的谈判在伦敦重新开启。1913年5月30日，双方在英国调解下签署了全面和平条约。在这份《伦敦和约》中，奥斯曼政府割让了6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丢失将近400万居民。自此，除以米德耶—厄内兹线（Midye-Enez Line）为界的一小片色雷斯东部土地作为伊斯坦布尔腹地仍得以保留外，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其他所有欧洲领土。就这样，意土战争以奥斯曼帝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失去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要比损失利比亚严重得多。5个世纪前，奥斯曼帝国从拜占庭手中夺得这些欧洲领土，自此它们便一直是帝国的经济和行政中心，是整个帝国最繁荣发达的省份。失去这些领土上缴的收入，加上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高昂军费，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受到了沉重打击。成千上万的难民需要安置，疾病亦在肮脏的军营中肆虐开来。除此之外，先前的两次战败已使奥斯曼帝国遭受了人力与财力的双重损耗，重整军队之所需对奥斯曼政府来说亦是笔骇人的开销。

或许奥斯曼帝国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公众士气的低落。败给欧洲相对年轻的国家意大利已是一个打击，而输给曾经隶属于帝国的小小巴尔干诸国，却是奥斯曼军队与民众都不能接受的。一位名叫约瑟夫·阿克丘拉（Yusuf Akçura）的青年土耳其党知识分子这样写道：“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五百年来的臣民，我们从来没放在眼里，如今却打垮了我们。这个现实，这个我们即使做梦也没有料到的既成事实，会让我们睁开双眼……如果我们还未完全死去的话。”在整个19世纪，对奥斯曼表示悲观的欧洲人给其贴上了“欧洲病夫”的标签。在输掉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即使是最乐观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也无法改变这位“病夫”的末日命运了。[26]

战败使伊斯坦布尔的政坛开始分化。1913年1月联合派针对卡米勒帕夏发起的那场政变之所以合理，是因为那是防止埃迪尔内陷落的不得已之举。现在既然埃迪尔内已经失守，自由派人士便决心与联合派清算旧账，将其逐出政界。联合派领导人之一，伊斯坦布尔军事总督杰马勒派遣特务监视任何他怀疑正在阴谋推翻（无党派）政府的人。尽管杰马勒竭尽全力，却仍然没能保护大维齐尔。6月11日，即在签署了割让埃迪尔内的《伦敦和约》后不久，迈哈穆德·瑟弗科特帕夏就在“高门”外遇刺身亡。

联合派将大维齐尔遇刺引发的骚乱转变成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优势。杰马勒开始肃清异党，自此自由派人士一蹶不振。数十人被逮捕，12名领导人经过走过场的庭审便在6月24日被处决。一批逃亡海外的反对派高官被缺席判处死刑，还有数十人遭到流放。消灭了自由派反对人士后，他们立刻掌握了大权。自1908年革命以来，青年土耳其党人一直选择不直接参政。最终，他们在1913年决定还是得自己来。

1913年6月，苏丹邀请联合派暨埃及皇室成员赛义德·哈利姆帕夏重组政府。几位最具影响力的青年土耳其党人进入其内阁，首次成为国家领导人。恩维尔、塔拉特和杰马勒都被晋升为“帕夏”，成为文职官员与军队最高领导。塔拉特帕夏当选内政大臣；恩维尔帕夏成为军队中最具号召力的将军，并于1914年1月当选战争大臣；而杰马勒帕夏仍继续担任伊斯坦布尔总督。1913年后，他们三人将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执政三巨头，比苏丹抑或大维齐尔（奥斯曼帝国首相）更有权力。

1913年7月，由联合派领导的政府成功收复埃迪尔内。此后，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便在帝国政界所向无敌。这实际上是拜保加利亚在巴尔干的对手所赐。在赢得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欧洲列强承认阿尔巴尼亚独立，使巴尔干列国之间原本就含糊不清的战利品分配更为混乱。奥地利和意大利尤其支持阿尔巴尼亚独立。他们的目的是让阿尔巴尼亚成为一个缓冲地带，遏制塞尔维亚，防止其发展为亚德里亚海滨的新兴强国。欧洲列强迫使塞尔维亚和黑山撤出它们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赢得的阿尔巴尼亚土地。塞尔维亚人对丧失阿尔巴尼亚的土地非常沮丧，遂把矛头转向了被保加利亚与希腊控制的马其顿领土。保加利亚认为自己在对抗土耳其军队的战役中贡献最大，因此拒绝把任何领土割让给塞尔维亚，并谢绝了俄国提出的斡旋。1913年6月29日至30日，保加利亚夜袭塞尔维亚和希腊军队在马其顿的据点，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保加利亚发现现在所有的巴尔干邻居都与自己为敌：罗马尼亚、黑山、希腊和塞尔维亚结成了同盟。由于战线过长，保加利亚被迫从奥斯曼前线调回军队，以制止希腊和塞尔维亚取得进一步胜利。这正是恩维尔长久以来所期盼的机遇—但他仍然遭到了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政府的反对，他们生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会给奥斯曼帝国带来灭顶之灾。恩维尔写道：“如果那些当政者没有下令作战的胆量，我就自行动手。”最后，恩维尔终于接到了作战命令，他率领一支骑兵和步兵团越过了不久前划定的边界，向埃迪尔内进发。[27]

7月8日，当奥斯曼军队抵达埃迪尔内时，他们遭遇到保加利亚驻军的火力攻击。恩维尔按兵不动，直到保加利亚军队被说服撤出该城市，他才在第二天进入城内，期间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他一边派出一支骑兵分队追赶撤退中的保加利亚军，一边在这座被战争摧毁的城市中巩固奥斯曼军的据点。目睹城中百姓遭受的灾难，奥斯曼士兵们解放埃迪尔内的喜悦也淡了不少。恩维尔如此描述眼前的惨剧：“可怜的土耳其人蹲坐在他们已被夷为平地的房屋上，老人遍体鳞伤，孤儿靠着政府的资助过活。每走一步就有千千万万的暴行映入我的眼帘。”[28]

7月，奥斯曼军趁保加利亚败于巴尔干邻国之际，收复了色雷斯东部的大部分领土。8月10日，保加利亚请和，奥斯曼军也因此确保对埃迪尔内与色雷斯东部地区的控制权。恩维尔再次受到褒奖；这位“自由战士”现在被称作“埃迪尔内解放者”了。奥斯曼举国上下均为此次胜利欢欣鼓舞。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屈辱的失败后赢得的这场胜利，使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受到了奥斯曼民众前所未有的爱戴。恩维尔这次突破受到整个穆斯林世界的赞许，他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在写给德国友人汉斯·胡曼的信中他承认：“我高兴得像个孩子，因为只有我一人能在一夜之间闯入埃迪尔内。”[29]

由于受到战争与政治骚乱的双重打击，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政府已无法兑现1908年革命时的自由主义理想。联合派回应外部威胁与内部挑战的方法，就是加紧控制奥斯曼帝国仍存在争议的行省。为防止国家分裂，联合派采取了一系列更为有效的中央集权政策，推行一些不得人心的法律，例如将对所有行省采取无区别的征税与征兵办法，且所有奥斯曼国民都将被迫使用土耳其语与政府打交道。

这些中央集权手段针对的是阿拉伯行省，以免这些行省出现民族主义分裂运动，防止阿拉伯人效仿巴尔干各国那样寻求独立。1909年后，奥斯曼土耳其语在大叙利亚地区与伊拉克的学校、法庭和政府办公室中逐渐取代了阿拉伯语。土耳其人占据高层政府职位，而阿拉伯公务员只获得一些底层工作。不出所料，这些受人诟病的措施令许多忠诚的阿拉伯子民对国家在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之后的转变很心寒。于是，他们成立了民间团体来反对“土耳其化”。这些阿拉伯人仍称不上民族主义者，战前“阿拉伯民族主义”社团仍在奥斯曼帝国的框架内呼吁更多的阿拉伯文化和政治权利。然而，在一战过程中，他们当中有越来越多的激进分子开始期望实现完全独立。

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分布在伊斯坦布尔和阿拉伯各行省中。奥斯曼议会中的阿拉伯成员在诸多民间组织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伊斯坦布尔的“阿拉伯—奥斯曼兄弟协会”，以及讨论公众关心的文化问题的“文化俱乐部”。众多改革团体在贝鲁特与巴士拉成立，而“国家科学俱乐部”则位于巴格达。这些组织在奥斯曼当局知情的前提下公开会面，并接受秘密警察的全面监督。[30]

其中两个最有影响力的阿拉伯主义团体并不受制于奥斯曼政府与警察。“青年阿拉伯协会”，亦称“法塔特”（来自其阿拉伯名Jam`iyya al-`Arabiyya al-Fatat），于1909年由一批叙利亚穆斯林在巴黎创立。“法塔特”的宗旨是效仿哈布斯堡奥匈帝国，将现有的奥斯曼帝国重构成一个土耳其—阿拉伯双民族国家，让阿拉伯人能在这个国家里获得平等。该协会创始人之一—陶菲克·纳图尔（Tawfiq al-Natur）回忆道：“我们阿拉伯人想要的，只是在奥斯曼帝国中与土耳其人获得同等的权力，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把帝国塑造成一个由两个伟大民族—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共有的国家。”[31]

1912年，一批志同道合的叙利亚移民在开罗成立了“奥斯曼反中央集权党”（Ottoman Decentralization Party）。这群开罗的阿拉伯主义者直截了当地拒斥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中央集权政策，辩称像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只能用行省自治的联邦体系管理，参考瑞士那种政府权力下放与各州自治的模式，但不同的是他们拥护在奥斯曼苏丹统治下的各民族团结，并在主张保留各行省当地语言的同时，也倡导使用土耳其语。

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的日益壮大令联合派忧心忡忡。因之前的分散管理已经导致了数次巴尔干战争，青年土耳其党人已不愿再理会诸如权力下放或二元君主制这样的要求了。1913年2月，贝鲁特革命协会发表了一份呼吁行政权力下放的宣言，奥斯曼当局随即将其取缔。1913年4月8日，警察关停了贝鲁特革命协会的办公室，并命令该组织自行解散。一些有影响力的协会成员便发起了一场全市范围的罢工，并组织向大维齐尔请愿，抗议关停协会的做法。数名协会成员因煽动罢工被捕。贝鲁特由此进入了为期一周充满张力的政治危机时期。罢工一直持续到被捕成员获得释放才停止，但贝鲁特革命协会办公室的大门从此再未开启，协会成员只得秘密会面，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活动也自此转入地下。

面对奥斯曼当局日益严重的压迫，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将他们的事业转向了国际社会。巴黎的“法塔特”成员决意在法国首都召开会议，充分享受免受奥斯曼当局镇压的议政自由，并为他们的诉求寻求国际支持。分布在奥斯曼帝国、埃及、欧洲以及美洲的各个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都接到了出席邀请。尽管奥斯曼驻法国大使竭尽全力阻止会议召开，但仍有来自帝国阿拉伯行省的23名代表—11名穆斯林，11名基督教徒，以及1名犹太人—成功抵达巴黎，参加了于1913年6月18日举行的首届阿拉伯代表大会。

作为土生土长的巴格达人，陶菲格·苏瓦伊迪是参加此次阿拉伯代表大会仅有的两位伊拉克代表之一（苏瓦伊迪的朋友—犹太人代表苏莱曼·安巴尔也同样来自伊拉克）。其他所有与会代表都来自大叙利亚地区。苏瓦伊迪最近才加入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运动。他之后回想道：“尽管我对自己的阿拉伯身份可能还不甚明了，但我清楚自己是一个阿拉伯的奥斯曼穆斯林。”苏瓦伊迪精通土耳其语，在赴巴黎从事法律研究之前，已于1912年在伊斯坦布尔获得了法律学位。身处巴黎期间，他遇到了一群后来对他的政治观点产生“极大影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随后，他加入了“法塔特”，并在首次阿拉伯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2]

苏瓦伊迪说：“首届阿拉伯代表大会最后成了三个不同派别间激烈争吵的舞台。”首先，是寻求与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臣民同等权利的“穆斯林阿拉伯青年党”，然后是“对土耳其人咬牙切齿”的阿拉伯基督徒。最后一个，被苏瓦伊迪称为“无法选择忠于土耳其人还是阿拉伯人”的机会主义者，是哪一边能更好实现自己的物质追求就倒向哪一边的“墙头草”。

在为期6天的会议期间，大会就十项决议达成了一致，这些决议构成了与会代表的改革方案框架。他们要求奥斯曼帝国通过权力下放实现阿拉伯人参政议政，政府应将阿拉伯语定为帝国的官方语言之一，并允许阿拉伯议员用母语在议会上发表演说。他们提出“除非有极为特殊的情况”，士兵服役的地点应控制在应征者的原籍行省。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在权力下放的基础上，考虑奥斯曼亚美尼亚人诉求”的决议。这个决议势必会引起伊斯坦布尔的关注。与会代表商定，将会议决定分享给“高门”及与奥斯曼帝国交好的各国政府。6月23日晚，大会闭幕。

大会选择与青年土耳其党人之间的谈判时机实在不对。当时，奥斯曼当局已经签署了标志着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的《伦敦和约》（5月30日），国家已失去了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三个行省，而且大维齐尔迈哈穆德·瑟弗科特帕夏在6月11日遇刺身亡。大会在巴黎闭幕时，联合派正在肃清政府当中的自由派反对人士，摩拳擦掌准备首次执政。巴黎的这次会议所带来的威胁之大使他们不敢掉以轻心。如果奥斯曼当局应对不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几乎将必然转而寻求欧洲列强的支持，而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意图早已尽人皆知。

青年土耳其党派遣秘书长米塔特·苏科鲁（Midhat Şükrü）前去与大会代表进行谈判，旨在达成一项改革议程，将损失降到最低。陶菲格·苏瓦伊迪对米塔特·苏科鲁此次前来的目的深表怀疑。他认为苏科鲁是“特地前来”与“墙头草”“结成友好关系，并把他们拉到奥斯曼政府那一边”。然而，奥斯曼当局的斡旋者仍成功与大会成员达成了一项倾向于解决阿拉伯代表大会决议的改革协定。这份《巴黎协定》承诺，提高阿拉伯人在各级政府的参与度，推广使用阿拉伯语，并同意士兵在“邻近国家”服役。[33]

“高门”邀请阿拉伯代表大会成员前往伊斯坦布尔，共庆《巴黎协定》的成功签署。三位接受邀请的代表在帝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太子穆罕默德·雷沙德，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以及执政三巨头—恩维尔、塔拉特与杰马勒—亲切会见了他们。他们受到了盛情的款待，奥斯曼政府的最高层领导还传达了来自土耳其—阿拉伯兄弟会的亲切慰问。

但这些正式晚宴和溢美之词都无法掩饰奥斯曼政府无意贯彻这份改革协定的事实。正如陶菲格·苏瓦伊迪所说：“那些深谙奥斯曼帝国内部事务的人都认为，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一种拖延的伎俩，是静待时机一举扫除阿拉伯代表大会组织者的手段。”1913年9月，代表们两手空空地回到了贝鲁特。在一阵疾风骤雨般的运动中产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理想最终落空。苏瓦伊迪事后说，阿拉伯代表大会的组织者都被锁定。在大会后的3年间，数名成员因他们所倡导的民族主义而丧命。[34]

5年间，奥斯曼帝国历经了一次革命、三场抵御外国强权的大型战争，以及一系列的内部混乱，从高官遇刺到分裂主义者叛乱不一而足。这其中的每一个事件都有可能招来外国的进一步干涉。奥斯曼帝国在那段时间的损失之大，无以复加。帝国已经把其北非和巴尔干地区的所有土地，与生活其中的数百万子民一道拱手送给了欧洲列强。由此引发的国家紧急状态，迫使奥斯曼改革者为防止帝国分崩离析而放弃了原先的自由主义。1908年那场挑战苏丹专制的宪法运动演变成了一连串危机，最终于1913年形成了一个由三位理想主义联合派人士—恩维尔、塔拉特与杰马勒—共同领导的更为专制的政府。

解放埃迪尔内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了一线新的希望，证明奥斯曼军拥有收复失地的能力。恩维尔对此十分欣喜：“如今我们拥有一支可以放心将国家利益托付的军队。尽管我们在这场令人窒息的战争中损失惨重，但军队已经比战争开始时要强一千倍了。”虽然丧失北非和巴尔干地区的领土令人痛心，但奥斯曼帝国现在的领土全在亚洲，而且连成一片，各部分联系紧密，国民也均为伊斯兰教徒，也许这样一个国家比起旧奥斯曼帝国，更经得起国内外的挑战。[35]

联合派也曾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来自奥斯曼边境内外的种种威胁。他们担心阿拉伯人会被自己的民族主义运动冲昏了头脑，并把亚美尼亚人的政治抱负看成是对奥斯曼帝国存亡的一种威胁。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各个行省曾是亚美尼亚人改革的目标，而且他们有欧洲列强撑腰；但这里同时也是土耳其行省的心脏地带。亚美尼亚团体跨越俄土边境的联系更加剧了分离主义对奥斯曼帝国的冲击。

青年土耳其党人将俄国视作能对奥斯曼帝国的存亡造成影响的唯一也是最大的威胁。俄国对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达达尼尔与博斯普鲁斯两海峡，甚至是奥斯曼帝国首都都虎视眈眈。它盼望奥斯曼帝国消亡已是尽人皆知。因此，奥斯曼当局不得不寻求友善的欧洲盟友联合遏制俄国的这种大国野心。直到时间进入致命的1914年，奥斯曼帝国梦寐以求的防御伙伴仍未出现，这最终把奥斯曼帝国拖入了一战。

[1] 烘焙师公会代表的话，引自Stanford J. Shaw和 Ezel Kural Shaw,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187.

[2] 关于青年土耳其党，参见Feroz Ahmad, The Young Turks: 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in Turkish Politics, 1908–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M. SükrüHanioğlu，Preparation for a Revolution: The Young Turks, 1902–190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Erik J. Zürcher的Turkey: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I. B. Tauris, 1993).

[3] 哈米德二世的话引自François Georgeon, Abdülhamid II: Le sultan calife (Paris: Fayard, 2003), 401.

[4] 报道引自Georgeon, Abdülhamid II, 404； Cemal与Talat的部分引自 Andrew Mango的Atatürk (London: John Murray, 1999), 80.

[5] 无名氏，Thawrat al-`Arab [阿拉伯起义] (Cairo: Matba`a al-Muqattam, 1916), 49.

[6] Muhammad Izzat Darwaza, Nash’at al-Haraka al-`Arabiyya al-Haditha [现代阿拉伯运动的形成], 2nd ed. (Sidon and Beirut: Manshurat al-Maktaba al-`Asriyya, 1971), 277.

[7] Darwaza, Nash’at al-Haraka, 286.

[8] Zürcher, Turkey, 98.

[9] 《柏林条约》第61条，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ed. J. C. Hurewitz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1:413–414. See also H. F. B. Lynch, Armenia: Travels and Studies, Vol. 2: The Turkish Province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1), 408–411.

[10] Dikran Mesob Kaligian, Armenian Organization and Ideology Under Ottoman Rule, 1908–1914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1), 1–2.

[11] Lynch, Armenia, 2:157–158.

[12] Georgeon, Abdülhamid II, 291–295.

[13] 杰马勒帕夏声称有1.7万名亚美尼亚人被害；见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 (London: Hutchinson, n.d.), 261.一位名叫Zohrab的亚美尼亚代表，曾为大屠杀官方调查团的一员，他给出的亚美尼亚死亡人数为2万名；见“Young Turk-Armenian Rel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Constitutional Period, 1908–1914,” in From Empire to Republic: Essays o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 by Feroz Ahmad（Istanbul: Bilgi University Press, 2008), 2:186.另外，Kaligian在Armenian Organization中称，死于阿达纳大屠杀的亚美尼亚人介于1万到 2万人之间。

[14] Zabel Essayan的Dans les ruines: Les massacres d’Adana, avril 1909 [废墟之中：阿达纳大屠杀，1909年4月] (Paris: libella, 2011), 译自1911年出版的亚美尼亚语原著，引自40页。

[15] Kaligian, Armenian Organization, 45–47;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262.

[16] 关于意大利入侵利比亚，见Jamil Abun-Nasr, 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308–312; Mango, Atatürk,101–111.

[17] 一位参加战役的土耳其老兵声称，奥斯曼军总共只有1000人。而意大利方面称，土耳其人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有4200人。Philip H. Stoddard,“The Ottoman Government and the Arabs, 1911 to 1918: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Teşkilât-i Mahsusa”(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3), 205–206n174. 另见 E. E. Evans-Pritchard的The Sanusi of Cyrena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104–124.

[18] M. Sükrü Hanioğlu, ed.,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a [恩维尔帕夏的书信] (Istanbul: der Yayinlari, 1989), 75–78.

[19] Mango, Atatürk,102.

[20] Hanioğlu,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a, 92–94.另见Georges Rémond, Aux campes turco-arabes: Notes de route et de guerre en Tripolitaine et en Cyréanaique [土阿营地：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的行走及战争见闻] (Paris: Hachette, 1913).

[21] Hanioğlu,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 148–153, 185–188, 196–198.另见G. F. Abbott, The Holy War in Tripoli (London: Edward Arnold, 1912).

[22] Abun-Nasr, History of the Maghrib, 310.

[23] L. S. 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 (London: Hurst, 2000), 535–537.

[24] Hanioğlu,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a, letters of 28 December 1912 and 12 January 1913, 216–217, 224.

[25] 恩维尔在1913年1月23日至28日的多封信件中提及此次事件。Hanioğlu,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a, 224–231.另见 Ahmad, The Young Turks, 117–123.

[26] Niyazi Berkes,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358.

[27] Hanioğlu,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a,247–248.

[28] Hanioğlu,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a, letter of 2 August 1913,249–250.

[29] Hanioğlu,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a, letter of 2 August 1913, 249–250.

[30] 关于战前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的起源、目标和成员情况，见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38), 101–125；Eliezer Tauber, The Emergence of the Arab Movements (London: Frank Cass, 1993).

[31] 摘自Zeine N. Zeine, The Emergence of Arab Nationalism, 3rd ed. (New York: Caravan Books, 1973), 84.

[32] Tawfiq al-Suwaydi, My Memoirs: Half a Century of the History of Iraq and the Arab Cause(Boulder, CO: Lynne Reiner, 2013), 60.苏瓦伊迪对阿拉伯代表大会的叙述，见 62–68.

[33] 关于《巴黎协定》，见Tauber, Emergence of the Arab Movements, 198–212.

[34] Suwaydi, My Memoirs, 68.反中央集权党的Abd al-Hamid al-Zahrawi，以及Muhammad al-Mihmisani和Abd al-Ghani al-Uraysi两位“法塔特”成员，被奥斯曼当局于 1916年5月处决。

[35] Hanioğlu, Kendi Mektuplarinda Enver Paşa, letter of 2 August 1913,249–250.

第二章
一战前的和平

1914年的春天给奥斯曼帝国送去了乐观的新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胜利，收复埃迪尔内以及色雷斯东部区域，都令帝国上下重拾不少信心。在经历了多年的战争缩支后，最先受益于和平局势的是奥斯曼经济。复员士兵重返民间工作岗位，农民预测收成会创新高，土耳其与阿拉伯的各个行省也都在大兴土木。不再有战舰与雷区的海上通道使贸易往来迸发出新的活力。随着对外贸易不断扩大，现代创新发明也逐步涌进，当年便实现了民用向军用的转变。

汽车的出现打破了伊斯坦布尔街道的宁静。1908年以前，汽车在奥斯曼帝国是违禁品，直到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后，政府才对汽车解禁。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批司机遇到了许多困难：帝国的路况总体来说并不好，能为汽车服务加油的地方更是少之又少；没有通行全国的公路法规，司机为到底应该沿道路的哪边行驶这种最基本的问题而争得面红耳赤。不出所料，汽车在奥斯曼帝国的销量自1908年以来就少得可怜。到1913年底，当美国已坐拥100万辆汽车时，美国领事馆官员估计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汽车总数才不过500辆—其中250辆在伊斯坦布尔。在巴格达那样的偏远行省，汽车的数目更是屈指可数。然而到1914年年中，帝国的首都就经历了第一次交通堵塞。“豪华轿车、观光车、大卡车、汽油驱动的运货篷车，以及医院的救护车”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1]

飞机也在青年土耳其党执政的奥斯曼帝国首次亮相。航空事业仍处在最初的阶段：莱特兄弟刚于1903年12月首次试飞重型机械飞行器取得成功。6年后，航空先驱路易斯·布莱里奥来到伊斯坦布尔展示飞翔的奇妙。此前在1909年7月，布莱里奥已因驾驶单翼机成功飞渡英吉利海峡而声名远扬，人们都在翘首期盼他此次造访伊斯坦布尔。然而在飞行的过程中，大风使布莱里奥的飞行器与伊斯坦布尔一所房屋的屋顶相撞，这位飞行员也因伤在当地医院躺了3周。[2]

1911年，土耳其首批飞行员被送往欧洲接受训练。到1914年，他们已能够在奥斯曼帝国上空翱翔了。2月，费希贝伊中尉与恩维尔帕夏的助手之一—萨迪克贝伊一同，试图从伊斯坦布尔飞越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到达埃及。他们驾驶的是一架由布莱里奥设计，名为“国家支持”（Muavenet-i Milliye）的飞行器，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飞行25英里，从塔尔索到阿达纳仅花了20分钟。地面上的群众在飞机飞过头顶时不由得拍手叫好。二人安全抵达大马士革。但在飞往耶路撒冷的途中，他们的飞行器遭遇引擎故障，坠毁于加利利海东部水域，二人不幸遇难。作为土耳其首批在服役期间牺牲的空军人员，费希贝伊和萨迪克贝伊被葬于大马士革倭马亚大清真寺，紧挨萨拉丁（埃及民族英雄，阿尤布王朝的第一位苏丹）的坟墓。之后的第二次飞行任务也以相似的结果告终，直至1914年5月，萨利姆贝伊与凯末尔贝伊从伊斯坦布尔才成功飞抵埃及。[3]

1914年6月，美国飞行家约翰·库珀向数以万计的伊斯坦布尔观众展示了寇蒂斯水上飞船。他从马尔马拉海出发，以平均1000英尺的高度飞行了15英里，最后降落在伊斯坦布尔分隔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奥斯曼帝国的政府议会与皇室成员都目睹了这次飞行。随后，库珀载着政要先后完成了7次飞行。据一位目击者说，他们在观众的“一片欢呼和赞叹声中起飞，对于有些人来说，这种飞行实在是太新鲜了”。第二天，伊斯坦布尔所有的重要报纸都配图报道了此次飞行。[4]

1914年春，机械化运输的日益发展使奥斯曼帝国对未来充满信心。5月，政府与法国完成了金额达1亿美元的贷款谈判，确保了对主要公共项目的投资，旨在向帝国所有行省输送电力，完成公共照明，兴建电车轨道和市际铁路，以及完善现代港口设施。法国的这笔贷款一经宣布，人们对工商业未来的蓬勃发展满心期待。

巴尔干战争后，欧洲列强为缩小奥斯曼帝国与其邻国间的巨大差异促成了和平谈判，这笔法国贷款正是谈判带来的结果。法国资金的注入使帝国经济出现了显著增长。这也不啻为一针强心剂，让奥斯曼国民能够更好地接受失去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事实。然而，即使和约签订及法国贷款到位，也没能解决伊斯坦布尔与雅典之间的遗留问题。

1913年《伦敦条约》规定，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希腊享有从土耳其手中夺得的三座爱琴海岛屿的控制权。其中，希俄斯和米蒂利尼这两座岛屿把守着士麦那（今伊兹密尔）的入口，与土耳其本土仅咫尺之遥。另一座岛屿利姆诺斯拥有穆兹罗斯深水港，距达达尼尔海峡不到50海里。“高门”从未承认失去他们，也不愿意让希腊支配其沿岸海域。当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官为收回这些岛屿寻求欧洲国家的支持时，帝国的战争策划者也在努力加强地中海东部的海上力量。

1911年8月，奥斯曼政府委托英国维克斯造船厂和阿姆斯特朗造船厂打造两艘最先进的无畏舰，计划于1914年7月交付使用。这两份订单也是英国在帮助奥斯曼提升舰队装备。两艘战舰—“苏丹奥斯曼”号和“雷沙德”号—分别以与帝国同名的奥斯曼帝国创始者以及现任苏丹穆罕默德·雷沙德命名。购买这两艘战舰对奥斯曼财政来说是一笔巨款。因此，奥斯曼政府打出了爱国主义旗帜，最后购买这两艘战舰的资金大部分都是通过公共募捐筹得的。政府鼓励学龄儿童捐出他们的零花钱，募捐箱就立在城市广场上，当地居民只要捐出5个或5个以上皮阿斯特（100皮阿斯特=1土耳其里拉），就有机会亲手把钉子敲进巨大的船体钢板里。战舰成为奥斯曼人引以为豪的焦点，能让该帝国在输掉利比亚战争和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重振海上雄风。1914年春，无畏舰即将竣工，此时希腊和俄国忧心忡忡。这两艘大型战舰将赋予土耳其海军巨大优势，对抗俄国黑海舰队和希腊驻爱琴海海军。

1914年，爱琴海岛屿争端加上即将交付的无畏舰，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希腊官员呼吁先发制人，在奥斯曼帝国得到新战舰之前将其击败。另一边，奥斯曼政府再次为战争做征兵准备。1914年4月，政府向全国上下的各个村落分发告示，提醒他们未来可能有参军动员，并诉诸他们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以至于有谣言称，这将是一场与希腊基督徒间的战争。[5]

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给圣彼得堡敲响了警钟。俄国人虽然和希腊人一样对海上力量的平衡甚为关切，但对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确保奥斯曼帝国海域继续对俄国黑海船只开放：俄国50%的出口，包括90%的粮食出口都必须经过土耳其海峡。一旦爱琴海重燃战火，奥斯曼帝国就会封锁海峡，俄国贸易便会受到约束，这将对俄国经济造成灾难性的打击。因此，俄国一边开展外交斡旋，劝说希腊不要轻启战端，一边对英国施压，令其延后交付战舰。[6]

俄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是另有阴谋。俄国沙皇及其政府相信奥斯曼帝国气数已尽，于是期望在未来欧洲列强任何瓜分行动中，能够将那些对自己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土据为己有。俄国的首要任务包括：恢复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地位，结束其近5世纪的土耳其穆斯林统治；控制连接俄国黑海港口与地中海的海峡。因此，圣彼得堡下定决心，制止一切可能使俄国所觊觎的奥斯曼领土落入希腊或保加利亚之手的战争。在1914年2月召开的大臣会议上，俄国人商讨如何占领君士坦丁堡及其海峡，结论认为一场欧洲大战就是最好的契机。1914年4月，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了内阁的主张，并命其政府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抓住最早的时机占领伊斯坦布尔及其海峡。[7]

在策划吞并奥斯曼帝国首都的同时，俄国也在寻找时机，巩固其在奥斯曼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据点。奥斯曼帝国的东部边界与俄国动荡的高加索行省接壤，并与伊朗的西北部相邻，而后者正是俄国与英国争抢的区域。除此之外，安纳托利亚东部还包含6个已被欧洲列强定义为亚美尼亚人聚居区的行省：埃尔祖鲁姆、凡城、比特利斯、哈尔普特、迪亚巴克尔及锡瓦斯。大约有125万亚美尼亚人生活在毗邻该区域的俄国边境，而另一边被国际社会称为“土耳其亚美尼亚”地区的亚美尼亚人亦有100万之多。自1878年起，沙皇政府便打着保护亚美尼亚人权利的幌子干涉奥斯曼内政。因俄国对奥斯曼领土图谋不轨，它在该地区的所作所为加剧了奥斯曼人与亚美尼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8]

真正的紧张局势发生在亚美尼亚人与库尔德人之间，它于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几年后重新浮现。一些侥幸逃过19世纪90年代暴乱的亚美尼亚人，试图于1908年革命后在原先的土地上重建家园。但当年被他们遗弃的村庄现已被库尔德部落民占领，后者拒绝他们重返这些村庄。1909年，两者间的土地争端演变成暴动，库尔德人占据上风。与惯于定居的亚美尼亚人相比，库尔德游牧民族的装备要好得多，而且奥斯曼政府极少站在亚美尼亚基督徒这一边与库尔德穆斯林为敌。矛盾进一步升级，当奥斯曼当局为应对发生在利比亚和巴尔干的战争，调回安纳托利亚东部的驻军，且于1912年将亚美尼亚士兵派往巴尔干前线。亚美尼亚农民不得不自己应对与库尔德人间愈演愈烈的冲突。[9]

1913年6月，俄国介入这种权力真空，为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更大程度上的自治提出了一份改革方案。俄国基于1895年哈米德二世颁布的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改革，提议在此地区的6个行省结成两个半自治行省，由欧洲列强提名外国总督负责治理。该方案还提倡建立行省议会，由相同数量的穆斯林和亚美尼亚代表共同组成。欧洲各国与奥斯曼外交官都认为该提议是安纳托利亚分治的前奏，是俄国企图控制这里所采取的行动。为进一步巩固其外交政策，圣彼得堡佯装为保护亚美尼亚人而提议组建一支军队，不仅在俄土边境，还在仍属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埃尔祖鲁姆市内征兵。为防止事态演变成战争，“高门”同意与俄国政府修订提案，并于1914年2月8日签署。

这项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改革提案只是延缓与俄国的矛盾，而且加剧青年土耳其党与亚美尼亚人的冲突。奥斯曼政府认为它是亚美尼亚人独立建国的前奏，可能会给帝国带来灭顶之灾。于是，青年土耳其党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此次改革的实施。时任内政大臣暨执政三巨头之一的塔拉特帕夏，计划用非常手段将亚美尼亚人逐出这6个行省，从而使改革措施变得毫无必要。[10]

青年土耳其党与俄国之间的谈判反映出，奥斯曼帝国在国际范围内已孤立。“高门”很清楚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主权完整是一种危害。通常，它能依靠英法两国压制俄国的野心；然而现在英法俄已结成三国协约关系，奥斯曼帝国再也不能指望英国或法国能站在自己这边。在这危急时刻，奥斯曼需要一个强大的朋友，而最好的选择就是德国。

德国与奥斯曼之间的友谊自有渊源。1898年，德皇威廉二世到访奥斯曼帝国。他从伊斯坦布尔出发，巡游了土耳其与阿拉伯的各个行省，并参观了主要城市与历史景点。威廉二世在大马士革向奥斯曼帝国承诺，德国与伊斯兰世界，或更具体地说是与奥斯曼的友谊会万古长青：“请被尊为哈里发的苏丹及其遍布全球的3亿穆斯林子民放心，德意志皇帝将永远是你们的朋友。”[11]

威廉二世的友谊宣言并非全无私心。德皇在与历史更为悠久、装备更加精良的大英帝国相竞争时，看到了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结盟的好处。威廉二世相信，被尊为哈里发的奥斯曼苏丹是全球穆斯林社会的领袖、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若与他结为盟友，会使全球的穆斯林都倒向德国而非其他欧洲国家。鉴于英国治下的印度、波斯湾地区与埃及生活着约1亿穆斯林，德国发现必要时可以将伊斯兰教作为对抗英国的武器。

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对德国而言也尤为重要。德皇到访之际，英俄两国在亚洲腹地的较量异常激烈，这次较量后来被称作“大博弈”（the great game）。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东部行省是通往波斯与中亚的要道。若与奥斯曼帝国结盟，德国便可参与到“大博弈”中，并同时对英俄两国施压。

奥斯曼帝国的南疆直通波斯湾。德国在此希望插手这块被英军精心维护的战略要地。整个19世纪里，英国通过与特鲁西尔诸国（今阿联酋）、阿曼、卡塔尔、巴林与科威特的阿拉伯统治者签订排外条约，成功遏制了奥斯曼与其他欧洲势力。1898年德皇到访奥斯曼帝国之后，德国期望利用与土耳其人新建立起来的友谊，修一条从柏林到巴格达的铁路，以便打破英国在波斯湾的垄断地位。

1899年12月，就在德皇奥斯曼之行后，德国获准修建一条穿越土耳其，经巴格达直至波斯湾畔巴士拉市的铁路。铁路于1903年动工；到1914年，已连通伊斯坦布尔与安卡拉，并通到了阿达纳附近的地中海沿岸。然而，铁路在修至奇里乞亚的两座山脉时意外遇到了困难，工期大幅延长。虽然在安纳托利亚的大部分线路已经竣工，但叙利亚与伊拉克境内的大段铁路仍处于在建状态。[12]

1914年6月1日，第一辆火车悄无声息地驶出了巴格达站。该段铁路为南北向，全长38.5英里，终点是沙漠里一个名为“苏梅卡”（Sumaykha）的无人区。虽然人们因铁路通向的是荒漠而对其热情不高，但铁路公司没有因此却步，而是向政府官员、外国领事馆、俱乐部以及饭店都印发了列车时刻表。工程进展很快，至1914年10月，该铁路已修至萨迈拉。每周一班从巴格达站北上至萨迈拉的火车于早上10点发车，4小时跑完 74公里，平均时速接近20公里。回程火车每周二早上10点从萨迈拉出发。虽然巴格达和柏林实现直通的梦想仍非常遥远，但这项工程却在剑拔弩张的年代把德国与奥斯曼帝国联系到一起。[13]

1913年末，德国派遣一个军事顾问团前往奥斯曼帝国。该事件使双方关系进一步加深，也引发了一场欧洲事务的危机。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提请德皇威廉二世派一队中层德国军官，由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军带领，前来协助奥斯曼军在巴尔干战争后的改革与重组。德皇命普鲁士人奥托·利曼·冯·桑德斯担此职位。当时，利曼是驻扎在卡塞尔的德军第22师指挥官。他在总参谋部任职多年，足迹踏遍各地，但从未去过奥斯曼帝国。利曼不假思索地接受任命，于1913年12月中旬乘火车前往伊斯坦布尔。

到达后不久，利曼便受到了苏丹穆罕默德·雷沙德、大维齐尔以及三头执政同盟的接见。这位德国将军对内务大臣塔拉特的“魅力”与“迷人个性”印象深刻；他对杰马勒帕夏也颇有好感，评价他“兼具智慧与坚毅”。然而他却很快发现自己与恩维尔帕夏格格不入。恩维尔几个月前刚刚被誉为“埃迪尔内解放者”，他当然极不情愿让一名德国军官来指挥自己的军队。虽然利曼批评奥斯曼军队状态极差：军服千疮百孔，营房疾病肆虐，士兵饥肠辘辘，入不敷出，但他并没有把这些看做恩维尔的过失。这位德国将领只是看不惯恩维尔的职位过高，与他的资历和个人能力不符。1914年1月，随着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任命恩维尔为战争大臣，这个问题越发浮出水面。苏丹穆罕默德·雷沙德在报纸上读到这起任命时非常吃惊，他似乎也赞同利曼的观点：“报上说恩维尔已经被选为战争大臣；真不可思议，他太年轻了。”[14]

俄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反对德国向奥斯曼帝国派遣军事顾问团。而在杰马勒帕夏将奥斯曼第一军团的指挥权交给利曼，让后者负责伊斯坦布尔及其海峡安全时，圣彼得堡的反对更是升级成一场危机。对俄国人而言，这无异于让德国控制了有俄国既得利益的领土。因此，沙皇政府扬言要占领安纳托利亚东部城市埃尔祖鲁姆，以重新达到力量的平衡。

俄国的这种报复行为必定会使奥斯曼帝国提前分崩离析，因此英法两国决定出面制止。但英国在此事件中处境尴尬。毕竟英国海军上将亚瑟·林普斯（Arthur Limpus）于1912年率领一支72人的海军顾问团抵达奥斯曼帝国后，便一直担任奥斯曼海军总司令。英国外交官并未谋求解散德国的军事顾问团，而是建议利曼指挥第二军团，放弃对驻伊斯坦布尔及其海峡军队的控制权。然而利曼不愿屈服于政治压力，拒绝了所有试图将其调离的努力。最终，德皇的解决办法是晋升利曼为陆军元帅，如此之高的军衔让他不再适合担任区区一个军的指挥官，于是第一军团的指挥权便又回到了奥斯曼军官的手中。至此，德国与奥斯曼帝国一同度过了这场危机，两者的联系更为密切。[15]

经济复苏带来的乐观情绪与外交关系上的危机一直在奥斯曼帝国交替出现，直到1914年夏天，矛盾以一种灾难性的方式被化解—6月28日，奥地利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遇刺身亡。事件使欧洲所有公开或秘密的同盟关系一览无遗，这块大陆分成了两大阵营，彼此兵戎相见。“高门”并不为奥斯曼帝国而感到宽慰。这场一触即发的欧洲大战使“高门”担心，俄国即将起兵吞并伊斯坦布尔及其海峡，以及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并最终致使奥斯曼帝国被协约国瓜分殆尽。法国已垂涎叙利亚多时，英国对美索不达米亚心怀不轨，而希腊则试图扩张其在爱琴海的势力。仅凭奥斯曼帝国单打独斗，根本无法对抗如此之多的敌人。

连年征战，奥斯曼帝国亟需时间重建军队与振兴经济。因此，帝国领导人并不愿意加入这场欧洲大战，而是想找一位盟友来规避这场大战可能带来的后果，与其共同保护帝国防御薄弱的领土。奥斯曼帝国向德国寻求帮助并非意料中事。奥斯曼帝国在“7月危机”（指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发出的最后通牒）期间的外交策略非常有趣：“高门”敞开怀抱，愿意同任何一支欧洲力量结成防御联盟。

三头执政同盟在选择盟友一事上并不统一。恩维尔与塔拉特倾向与德国结盟，而杰马勒则认为，只有另两个协约国国家才能遏制俄国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野心。杰马勒本身是亲法人士，且法国从各方面看也有成为防御盟友的潜质。自1914年5月向奥斯曼帝国贷款1亿美元后，法国便成了最大债权国。即便对法国有所顾虑，杰马勒认为英国同样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一直坚定地主张保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最近又派遣林普斯海军顾问团前来，还协助建造新战舰，对重整奥斯曼海军贡献不小。杰马勒担任海军大臣后便与英国海军顾问团展紧密合作，对后者的职业素养颇怀敬意。因此，他自然而然地希望与英国或法国结成防御同盟，以捍卫帝国的领土完整。

1914年7月初，即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不久，杰马勒应邀赴法国出席海军演习。他借此次到访欧洲的机会，召见了负责与英国造船厂联络的奥斯曼官员。当时无畏舰的建造工程已接近尾声。官员们向杰马勒禀报，称“当下英国顾虑颇多，似乎总是以各种借口拖延战舰的完工与交付日期”。杰马勒命令他们返回英国尽早提货，把未完成的工程交由伊斯坦布尔的船厂去完成。[16]

在土伦市参加完法国舰队阅兵后，杰马勒帕夏返回巴黎拜会法国外交部长。他开门见山地对这位法国政坛领袖说：“请贵国务必将我国纳入协约国同盟中，保护我国免受来自俄国的侵略威胁。”作为回报，杰马勒向对方承诺土耳其会成为一个忠实的盟友，并协助英法两国“给同盟国套下钢环”。法国外长的回应很谨慎，称法国政府只能在征得其他两位盟友的准许后，才能吸纳奥斯曼帝国加入协约国联盟，然而看起来此一可能“微乎其微”。杰马勒将其理解为法国对他结盟请求的拒绝。“我很理解，法国认为我们无论如何都逃不过俄国的魔掌，所以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伸出援手。”7月18日，杰马勒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巴黎，返回伊斯坦布尔。

1914年7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哈布斯堡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这场战争最初只是巴尔干的地区冲突，但很快就把欧洲几个实力最强的军事大国卷了进来。俄国因与塞尔维亚是同盟，扬言要对奥匈帝国开战；而另一边德国则力挺其盟友奥地利。于是，英法两国作为俄国的盟友也加入了混战。截至8月4日，原先的地区冲突已然演变成了三国协约阵营与德奥两国之间的战争。[17]

欧洲大战爆发给奥斯曼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上至“高门”内阁，下至安纳托利亚的村庄与阿拉伯领地—都敲响了警钟。寻找一位防御盟友成了燃眉之急。青年土耳其党人从杰马勒的报告中明白，他们已经不能指望与法国结盟了，而杰马勒对英国的信任在不久后也同样遭到背弃。

仅仅向德国宣战三天，8月1日，英国政府便征用了奥斯曼帝国委托其建造的两艘无畏舰。杰马勒收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作为海军大臣，他把这两艘新战舰看做奥斯曼海军改革的基石。他回想起与奥斯曼海军官员在巴黎的谈话，意识到英国延期交付战舰“无非是借口……说明英国早已蓄谋将这两艘战舰据为己有”。由于奥斯曼帝国早已全额支付了造船费用，且其中大部分来自公共募捐，英国的征用决定对土耳其来说无异于国耻，同时也打消了两国之间任何结盟的可能。就在第二天，即1914年8月2日，奥斯曼帝国便与德国秘密缔结了盟约。[18]

早在1914年7月中旬，奥地利人就曾提议将奥斯曼帝国纳入同盟国阵营，以达到孤立塞尔维亚，并使保加利亚保持中立的目的。德国一开始对此表示反对。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汉斯·冯·瓦根海姆男爵与军事顾问团领导利曼·冯·桑德斯将军一致认为，奥斯曼帝国无论在外交抑或军事力量上都是累赘。瓦根海姆在7月18日的信中认为“毋庸置疑，鉴于土耳其的现状，与其结盟得不偿失。它只是负担，无法给其盟友提供哪怕一点点的好处”。[19]

7月下旬，恩维尔、塔拉特以及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就与德结盟事宜开始与瓦根海姆进行谈判。他们警告称如果德国拒绝结盟，奥斯曼帝国则将被迫通过与希腊结盟来寻求协约国方面的支持。德皇威廉二世在收到瓦根海姆的汇报后，决定批准与奥斯曼帝国结盟。悉心培育两国友谊长达20年之久的他，无法忍受眼睁睁地看着土耳其人投靠俄法。7月24日，威廉二世作出指示，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立即满足土耳其方的结盟要求。他激动地表示：“拒绝或蔑视都会使它转投俄法，那我们对它多年来的影响就前功尽弃了！”[20]

到7月27日，两国已完成了对俄秘密防御联盟的谈判。这份异常简洁的盟约仅包含8项条款，且仅当一方遭遇俄国进攻方始生效。鉴于8月1日德国即向俄国宣战，双方在签署文件之时几乎已能认定俄国必会来袭。盟约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德国承诺保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并将与其共同粉碎俄国的侵略野心。同时，该盟约还规定德国军事顾问团听命于奥斯曼政府，以确保其“作战指挥能力”。同盟期限到1918年末为止，且在双方同意的条件下可以续签。还有一条德国并未在盟约中提及，即奥斯曼方应允一旦开战便立即向俄国或驻埃及英军发起军事行动，发动当地穆斯林起义反抗协约国。[21]

在与德国签订盟约的前一天，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发起参军总动员，年龄在20至45岁的男子都须登记兵役，且所有预备役兵员必须向所属部队报到。此次动员在奥斯曼帝国引起强烈反响。奥斯曼政府虽然急于寻找防御盟友，却并不想迅速加入世界大战。青年土耳其党人此举不过是故作姿态，向德国表明奥斯曼帝国不会违背诺言罢了。

1914年，奥斯曼帝国经济在经历了上半年的快速发展后，于8月硬着陆。青年劳力都参了军，致使农田荒芜，工业萧条。一度欣欣向荣的贸易领域也因帝国封锁各个港口而一蹶不振。军需官开始征收粮食、牲口以及其他各种物资，以保证全民动员后补给的充足。土耳其人民开始做最坏的打算。短时间内连续经历了三场战争，他们深知再次开战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灾难。

1914年时，伊斯坦布尔的艾尔凡·奥尔加（Irfan Orga）年仅6岁。战争摧毁了他美好的童年。在他幼年的记忆中，家人自战争在欧洲爆发后便开始了激烈的讨论。他还记得那个夏天，他悄悄下床偷听大人的谈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们所说的每句话。我父亲似乎在劝我的祖母卖掉房子！”“一派胡言！”奥尔加的祖母反驳道，“欧洲的战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当奥尔加的父亲宣布他不但要卖掉房子，还准备把家族的毛毯出口生意一并转手时，全家人都震惊了。他解释道：“眼下困难太多：劳工短缺，出口受限，国外销路又不好；现在欧洲还打仗，我算是对那边的市场不抱任何希望了。如果我们国家参战了，我肯定得上战场，而且估计这仗避免不了。”奥尔加的父亲当时年仅26岁，他知道一旦开战只得应召入伍。“最好的办法就是现在就把一切都先处理了，如果我有一天能回来，以我们的声誉想东山再起并不难。”家人都陷入沉默。

奥尔加事后回想说：“这些对话最先预示了改变的到来。”他们变卖了房产和家族企业，用所得的钱准备了他父亲认为必要的粮食与现金，以便全家能捱过土耳其未来这场旷日持久的恶战。尽管采取了这样的预备措施，他们还是遭受了战争所带来的极度匮乏。[22]

8月3日，奥斯曼政府封锁海峡，帝国的海上贸易因此中断。港口负责人知会所有外国政府，称奥斯曼海军已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黑海入口、达达尼尔海峡的地中海入口布下雷区，熄灭了所有航海照明，并移除一切标识浮标。8月4日至9月26日期间，奥斯曼政府仍会提供拖船服务，引导船只顺利穿过雷区。但自9月27日起，拖船服务亦将取消，海峡对商船彻底关闭，这导致奥斯曼帝国的贸易立刻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俄国也因此损失惨重：从黑海通往国际市场的海运路线被切断，上百艘满载粮食与其他货物的俄国船只被困黑海。[23]

最先试图进入这片封锁海域的，是德国海军。向法国宣战后，德国派遣地中海舰队前往北非沿岸海域，阻挠阿尔及利亚向法国输送军队。8月4日，德国“戈本”号重型战列舰与“布雷斯劳”号轻型巡洋舰轰炸了北非沿海城市波尼（今安纳巴）和菲利普维尔（今斯基克达）。轰炸造成了人员伤亡，使北非沿海地带陷入一片恐慌。英国当天即向德国宣战，命其地中海舰队击沉德国舰船。随后，遭受打击的法国舰队也加入其中，在“戈本”号与“布莱斯劳”号驶往地中海东部水域的途中对其穷追猛打。

德国海军部已向其海军舰队指挥官威廉·苏雄少将（Wilhelm Souchon，他的法国姓氏表明他是胡格诺派的后裔）下达指令，命舰队驶往土耳其海域。8月1日，在与德国最后达成防御同盟之前，恩维尔帕夏在伊斯坦布尔与德国大使瓦根海姆以及德国军事顾问团领导利曼·冯·桑德斯会面，特别请求德国派遣舰队至奥斯曼帝国海域，以弥补无畏舰被英国征用给奥斯曼海军造成的损失，并借此压制俄国在黑海的海上力量。柏林同意了奥斯曼帝国的请求，并计划利用德国战舰将土耳其拖入战争，从而开辟一条对抗俄国的新战线。

德国此番派遣战舰前往土耳其海域，目的十分明确。德国人知道他们在火力上不敌英法舰队，且“戈本”号出现锅炉故障，在空阔的海域势必凶多吉少。另外，德国时任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认为，德国舰队前往土耳其海域将“让奥斯曼帝国再难保持中立”。这场难以避免的危机将迫使“高门”履行两国此前秘密签署的盟约，令其在德国受到袭击后，立即在东部对俄国或对驻埃及英军采取军事行动。无论如何，德国舰队此次前往奥斯曼帝国海域，将开辟一条对抗协约国的新战线，令德国在战争中占据主动。[24]

奥斯曼政府将德国的这次海上危机化为有利局面。虽然恩维尔请求德国派遣舰队在先，但他的这一请求并没有获得奥斯曼当局的准许。“高门”最初拒绝前来的德国战舰进港。但在8月6日与德国大使瓦根海姆会面时，赛义德·哈利姆做出了让步，有条件地允许德国战舰进入海峡。他坚持要求德国战舰不得在这场日益扩大的欧洲冲突中做出任何破坏奥斯曼帝国中立立场的举动。随后，他向德国提出6点要求，这是奥斯曼帝国首次阐述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望达到的目标。

首先，赛义德·哈利姆要求德国协助奥斯曼帝国废除此前与欧洲各国政府签订的一系列政府间条约—根据这些历史悠久的双边条约，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工作和生活的欧洲人享有贸易特权和治外法权。奥斯曼帝国在其鼎盛时期所签订的这些条约，旨在促进与当时较为弱小的欧洲各国的贸易往来。帝国最早的政府间条约是与若干意大利城邦在14世纪签订的。16世纪时，帝国与英法两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然而到了20世纪，奥斯曼帝国已日薄西山，不敌其欧洲邻国，这些早年签订的协议如今便成了有损帝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奥斯曼帝国意图趁欧洲大战之际废除这些条约。他们知道这一举动必将在欧洲掀起轩然大波，所以期望得到德国就此事的单方面支持。

赛义德·哈利姆的另两点要求，则与近来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战争中蒙受的损失相关。第一，奥斯曼人希望在与协约国为敌之前，先与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签订协议，确保巴尔干列国不会趁机威胁帝国色雷斯领土或伊斯坦布尔的安全。大维齐尔期望德国既能协助帝国“与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达成重要共识”，亦能帮助其“与保加利亚谈判达成一项公平协议”，平等瓜分“未来可能获得的战利品”。第二，若希腊将来加入协约国并最终战败，德国应确保希腊能将希俄斯、米蒂利尼及利姆诺斯这三座爱琴海岛屿的主权归还给土耳其。

除此之外，奥斯曼政府还试图从俄国手中收复领土。“高门”提出，若协约国战败，德国应确保俄国归还1878年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得到的三个行省，使“土耳其东部边界得到小幅更正，重新与俄国穆斯林聚集地接壤”。他们还提出，德国不得与战败的协约国签订任何和约，直到外国部队全数撤出奥斯曼帝国在战争期间被占的领土，并已将相应领土的主权归还给土耳其—这实质上重申了两国同盟的核心前提，即确保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最后，赛义德·哈利姆还要求德国大使确保，土耳其能够得到与其贡献“相符的战争赔款”。[25]

瓦根海姆别无选择，只得当即答应大维齐尔的上述要求。当时已是深夜，德国战舰眼看就要抵达，再者，这些要求中的大部分也只有在奥斯曼帝国协助德国取得胜利后方才生效。然而，这位德国大使的妥协却开了一个不良先例，此后奥斯曼帝国一直逼迫比它强大的德国盟友作出重大妥协，直到一战结束。

8月10日下午，德国战舰抵达土耳其沿岸海域。恩维尔帕夏向驻达达尼尔海峡的奥斯曼军指挥官发了一封电报，命其准许“布雷斯劳”号与“戈本”号进入海峡。第二天早上，奥斯曼政府派遣了一艘鱼雷艇引导德国战舰安全通过雷区，顺利停靠到达达尼尔海峡内。德国战舰一经进入达达尼尔海峡，英法两国大使便向大维齐尔提出抗议，称奥斯曼帝国准许德国船只进入领海的做法破坏了帝国的中立立场。

8月11日晚，青年土耳其党的三头执政同盟在大维齐尔的官邸用膳。只有恩维尔知晓这起刚发生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戏剧性事件。他笑着对其他几位尚不知情的同事激动地说：“是个儿子！”（Unto us a Son is born）恩维尔向来公开支持与德国结盟，此次德国舰船前来令他喜若得子。他向同事简单介绍了“布雷斯劳”号与“戈本”号战舰，随后挑明了帝国当下面临的政治难题。根据战争法，奥斯曼政府有两种选择继续保持中立：要求德国舰船于24小时内撤离奥斯曼海域，或将其缴械并扣押在帝国港口内。[26]

若奥斯曼帝国把德国盟友的舰船驱逐出土耳其海域，后者毫无疑问会被候在岸边的英法舰队一举击沉。然而，当大维齐尔及其内阁向瓦根海姆提出让德国舰船缴械时，德国大使断然拒绝。随后，他们又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让德国假装把这两艘战舰卖给土耳其。8月11日，杰马勒更是在瓦根海姆得到柏林方面批准之前就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官方公报，宣称奥斯曼政府以8000万德国马克—一个杰马勒信口胡诌的数目—“购买”“戈本”号与“布雷斯劳”号战舰。这两艘德国战舰将会取代被英国征用的“苏丹奥斯曼”号与“雷沙德”号无畏舰编入奥斯曼海军舰队。

对外宣称购买德国战舰，这对青年土耳其党人以及德国政府双方来说都是一着高棋，尽管当时德国方面仍十分困惑。一方面，委托建造并已预先付款的无畏舰被英国“窃取”曾令土耳其民众义愤填膺，而今德国雪中送炭般为帝国海军提供其亟需的新锐战舰，则让他们心存感激。另一方面，这两艘新锐战舰的入列使土耳其人能够成功压制俄国黑海舰队，令英法两国措手不及，进而使青年土耳其党人也从中受益。随后，“布雷斯劳”号与“戈本”号战舰被分别更名为“苏丹亚伍兹·塞利姆一世”号与“米蒂里”号，苏雄海军上将被任命为奥斯曼舰队指挥官，德国水兵也被编入奥斯曼海军；而瓦根海姆只得向柏林一一解释这些既成事实。对奥斯曼帝国而言，宣布购买这两艘德国战舰妙在既能让奥斯曼海军获得优势并加深双边关系，又能避免伊斯坦布尔放弃中立，被拖入四处蔓延的世界大战之中。

度过了1914年8月的这场危机之后，局势对奥斯曼帝国颇为有利。他们找到了一个欧洲强国来庇护其免受俄国侵略，并动员了民众积极参军，致使欧洲列强不敢对土耳其掉以轻心。他们还得到了新锐战舰，使奥斯曼海军在爱琴海与黑海的力量均比协约国更胜一筹。总而言之，伊斯坦布尔成功地在愈演愈烈的战争中明哲保身。奥斯曼帝国的理想状态是在这场欧洲冲突中始终保持中立。这意味着土耳其需要同盟国的其他成员拖垮其协约国敌人，而自己在此过程中能坐山观虎斗，等到奥匈帝国与德国胜利在望时才加入战斗，从而确保以最小的人力与物力代价实现其战争目标。

然而，德国却希望这位帝国盟友能表现得更加积极些。自从德国战舰被帝国收编后，柏林便向土耳其施加压力，促其参战。摆在德国战争策划者面前的唯一问题，是如何在这场大战中更为有效地利用这位帝国盟友。有人认为应让土耳其人开辟新战线，以挫败俄国对同盟国的军事行动，由此德国也能在西线集中更多兵力对抗英法两国。然而，与土耳其关系密切的人了解伊斯坦布尔为何迟迟不愿向俄国宣战。自1711年起，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共交战7次，均以失败告终，而最近土耳其更是接连败给意大利和巴尔干列国，这使它更无信心与俄国这位最可怕的邻居交手了。奥斯曼帝国深知，倘若1914年袭击俄国失败，就必然遭后者灭国。

另一些人则认为，利用奥斯曼军队的最佳方法是使其袭击英国在埃及的驻军。若奥斯曼军队能占领苏伊士运河，则不仅可扰乱英军与印度的通讯，还能切断英军来自印度、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补给通道。德国战争策划者十分清楚英军在苏伊士运河的实力不可小觑，但他们也相信奥斯曼帝国拥有端掉英军据点的秘密武器。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不仅是一国之君，还是伊斯兰教的哈里发，统领全球的穆斯林社会。生活在埃及的穆斯林人数达1200万，英法治下的亚非地区也有几百万教徒。德国人试图凭借这些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令英法两国后院起火，从内部削弱协约国力量。理论上讲，奥斯曼军袭击埃及并发起伊斯兰圣战，便能在埃及内部引发骚乱，进而一举击溃那里的英国驻军。

从约翰·布肯发表于1916年的畅销小说《格林曼陀》（Greenmantle）里可以看出，当时欧洲非常热衷于利用伊斯兰狂热分子这股潜在的力量。书中一位名叫沃尔特·布利万特的间谍组织首脑有过这样一段话：“伊斯兰是个尚武的宗教，毛拉即使在布道时也是一手《可兰经》，一手宝剑。试想一下，若是有像‘约柜’（相传放置着上帝与以色列人契约的柜）这样能激怒千里之外梦想着天堂的穆斯林农民事物的存在，后果会如何？”小说中这些虚构的谈话发生在1915年末的外事办，而当时这种想法已在柏林政府成为现实。德国人称其为“伊斯兰政治”（Islampolitik），并认为这会是奥斯曼帝国对战争最大的贡献。[27]

马克斯·冯·奥本海姆男爵是德国“伊斯兰政治”的创始人。1860年，奥本海姆出生在一个银行世家。实力雄厚的他对东方有着浓厚的兴趣。1883年，他以学者与探险家的身份第一次游历中东。1892年至1909年，他搬到开罗，并以该城市为落脚点继续他的中东之旅。奥本海姆是个多产的作家，其中关于阿拉伯部落的四卷经典研究著作《贝都因人》（Die Beduinen）至今仍是该领域的标准参考书。后来被称作“阿拉伯之劳伦斯”的 T. E. 劳伦斯就是他的读者之一。虽然他的理念因“太伊斯兰化”而未被德国外交官采纳，但这位东方专家却赢得了德皇威廉二世的信任。自1898年的奥斯曼帝国之旅后，威廉二世就对伊斯兰世界颇感兴趣。1900年，他任命奥根海姆为“首席法律顾问”，每年夏天负责向他汇报伊斯兰世界的情况。

奥本海姆极度仇视英国，是他第一个提出利用德国与伊斯兰世界新建立起来的友谊与英国对抗。早在1906年，他就曾预言道：“未来伊斯兰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伊斯兰力量之大，地域之广，终会给欧洲各国带来重要影响。”他希望这股力量能助德国一臂之力。1914年8月战争爆发后，奥本海姆在柏林成立了圣战事务办事处，分发泛伊斯兰宣传册煽动身居法属北非、俄属中亚和英属印度等地的800万穆斯林起事。奥本海姆向德国总理担保，称仅凭印度的穆斯林起义便能“迫使英国（同意）签订对我们有利的和约，哪怕穆斯林动乱最终失败”。[28]

尽管这一策略总是被人称作“德国制造的圣战”，但许多世俗化程度甚深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也同样认为可以利用这股宗教狂热打败协约国。恩维尔于1911年在利比亚作战时就已经认定了伊斯兰的强大力量。他在前往利比亚之前号召一场对意游击战，到达利比亚后则愈发把当时的冲突看做一场圣战。他在信中将利比亚志愿军描述成了“视死亡如天赐的狂热穆斯林”，并反复提到他们对他这位哈里发女婿的一片赤诚。他的同事杰马勒也把伊斯兰看做连接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的纽带，并认为一场宗教战争会使这层关系更加密切。他说：“绝大多数阿拉伯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为这场解放穆斯林哈里发的伟大战争赴汤蹈火。”因此，联合与进步委员会领导集体认定，曾在伊斯兰教早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圣战，如今也能成为对抗欧洲强国的有力武器。[29]

无论青年土耳其党人对圣战抱有何种期望，他们的首选仍是使奥斯曼帝国尽可能久地远离战争。1914年8月至9月期间，土耳其一直千方百计拖延参战，而德国已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土耳其人借口称参军动员仍未完成，若贸然进攻俄国，则有可能自取灭亡，反而拖累其他同盟国。奥斯曼政府向德国明确表示，他们仍将俄国视作帝国的最大威胁。然而，青年土耳其党人却并未告诉这位盟友，为消除俄国这个隐患，他们甚至已经向俄国提议与之秘密结盟—这必然会使与德关系产生嫌隙。

对与德联盟鼓吹最力的恩维尔帕夏首先提出了与俄国缔结密约的建议。8月5日，就在与德国达成秘密协议的三天后，恩维尔便向M. N. 莱昂蒂耶夫阐明了土耳其与俄国结盟的意愿，令这位俄国驻伊斯坦布尔军事专员瞠目结舌。随后，大维齐尔哈利姆与恩维尔的青年土耳其党同事塔拉特帕夏加入了谈判的行列，并将俄国驻“高门”大使M. N. 吉尔斯也拉入讨论之中。他们希望俄国人能确保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并归还爱琴海的三座岛屿，以及巴尔干地区战败后割让给保加利亚的色雷斯西部地区。作为回报，奥斯曼帝国将全力支持协约国的军事行动，并驱逐所有当时在帝国工作的德国官员与工程师。恩维尔、塔拉特与赛义德·哈利姆三人成功地使这两位俄国官员相信了帝国与俄国结盟的诚意，从而使两人去竭力促成俄土同盟。[30]

法赫雷丁贝伊，这位奥斯曼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负责与俄国政府商讨土俄联盟事宜。他向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解释，称奥斯曼政府与俄结盟的条件是后者保证帝国的领土完整，并终止支持亚美尼亚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建国行动。然而，萨宗诺夫并未像其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那样被青年土耳其党人说服。他拒绝放弃支持亚美尼亚人的改革计划，并对恩维尔承诺的与德国断交深表怀疑。萨宗诺夫所能做的最大让步，就是在英法两盟国的支持下保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以换取帝国在战争中的中立。如此一来，奥斯曼帝国既无望收复被占爱琴海岛屿抑或色雷斯地区，也无法在战后避免俄国的入侵。

萨宗诺夫拒绝放弃亚美尼亚人的改革计划，使奥斯曼帝国更加坚信俄国未来意图肢解帝国。因此，与德国结盟仍是帝国最好的选择。至8月末，奥斯曼政府倒向同盟国阵营。青年土耳其党此番与俄国的交涉表明，为了帝国免于欧洲战火，他们甘愿付出多大的努力。

1914年8月至9月期间，欧洲战事发展之快使奥斯曼帝国有充分的理由对参战保持谨慎。当时，德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比利时，并朝着巴黎迅速向前推进，可是在关键的马恩河战役（9月5日至12日）中败北。交战双方开始构筑战壕，堑壕战成了西线战事的一大特点。截至9月，一战的另一标志—空前的死伤人数—也已十分清晰：仅在西线，法军伤亡人数便已超38.5万人，德国也损兵26万。在8月末的坦能堡之役中，德军全歼俄军，致其5万人伤亡，另有9万人被俘。俄国与奥地利人的交战记录要好得多，后者在加利西亚之战中死伤32万，另有10万人被俘（但俄军在此战役中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有超过20万人伤亡，另有4万人成了战俘）。1914年8月，奥地利袭击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同样以失败告终。塞尔维亚人口仅为奥地利的十分之一，却在此次战斗中致使后者伤亡高达2.4万人，远超自身的损失。另一方面，截至1914年11月，英军已共计死伤9万余人，超过了英国远征军最初7个师的人数。在不到6周的恶战中，协约国与同盟国已共计伤亡100多万人，而这些数字足以使奥斯曼帝国对参战一事慎之又慎。[31]

奥斯曼帝国如此百般拖延，终于使德国在1914年9月失去了耐心。当时，德军被拴在西线，而奥地利军亦在与俄军及塞尔维亚军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因此同盟国亟需奥斯曼帝国开辟新战线对抗俄军。青年土耳其党人一边继续承诺参战，一边仍向德国提出更多资金与战备物资的要求。直至9月中旬，德国战争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拒绝了奥斯曼帝国任何进一步关于“人员、大炮及弹药的要求……除非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的敌人展开真正的战斗”。柏林认为，奥斯曼海军现在拥有“戈本”号与“布莱斯劳”号这两艘战舰，有足够的实力对俄国黑海舰队发起攻击，并确立其在该区域的支配地位。但袭击俄军对奥斯曼帝国而言意味着放弃中立，加入这场欧洲的战争。当时，德国寄希望于奥斯曼苏丹号召圣战，通过策反协约国殖民地内的穆斯林，以达到从内部瓦解协约国的目的。对德国而言，问题在于如何让奥斯曼帝国不再踌躇，积极发起对俄国的攻击。[32]

奥斯曼帝国参战的一大障碍是资金短缺。他们需要一笔巨资来维持大规模的参军动员及日后的军事行动。9月初，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与德国进行谈判，承诺若德国向其提供资金支持，帝国则可立即对俄海军发动攻击。恩维尔还允诺遏制俄国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势力，并对英国在埃及的驻军发起攻击。除此之外，苏丹还可号召对协约国发起圣战。德国即刻答应了奥斯曼政府的条件，并向伊斯坦布尔提供折合约200万土耳其镑的黄金，在土耳其向俄国宣战后即可兑现。德国还承诺在奥斯曼帝国参战后的8个月里，再次向帝国提供300万土耳其镑的援助。这些援助使奥斯曼的战争策划者能有充足的资金去实现其自身的战争计划。

10月24日，海军大臣杰马勒帕夏向苏雄上将作出指示，命其在黑海发起军事行动，奥斯曼帝国的命运由此改变。随后，恩维尔帕夏给苏雄下了第二道命令，指示其舰队袭击俄国海军。恩维尔嘱咐上将先按兵不动，待收到无线电指示之后再执行袭俄任务。然而，当这两艘改旗换帜的原德国舰船于10月27日驶入黑海时，奥斯曼帝国便失去了事件的主动权。

当时，苏雄已为奥斯曼海军效力，但他对德皇的忠心却仍未改变。10月29日，苏雄仍未接到恩维尔的无线电命令，这位德国上校便擅自向俄国驻克里米亚黑海舰队发动袭击，击沉敌方的一艘炮舰与布雷舰。“戈本”号还炮击了俄国城市塞瓦斯托波尔。事发第二天，奥斯曼政府发表声明，谴责俄国对其舰队发动进攻。随后，俄国及英法召回其驻伊斯坦布尔大使，11月2日奥斯曼帝国宣战。

至此，奥斯曼帝国正式加入了战争，只差发起圣战。这并非帝国第一次借用宗教动员子民参军。最近一次是1877年，当时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就曾高举先知穆罕默德的旗帜对俄国发动圣战。然而，1914年的局势不同。这次，苏丹将团结奥斯曼帝国内外的穆斯林向欧洲国家开战，作战目标包括某些非伊斯兰国家—俄国、英国、法国、塞尔维亚与黑山，但并不包括帝国的德国与奥地利盟友。29位伊斯兰法律学者齐聚伊斯坦布尔，起草并审议通过了五项教法裁决（土耳其语称“fetvas”），准许发动圣战。随后，裁决得到了苏丹批准，并于11月11日呈由最高政治、军事及宗教机构核准。11月14日，奥斯曼政府终于公开以苏丹之名义，向聚集在征服者清真寺前的群众宣布了发起圣战的决定，得到了民众的积极响应。[33]

对帝国内部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的积极回应，奥斯曼当局胸有成竹。至于圣战能否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让全世界的穆斯林一同参战，那就只能看时间的检验了。

[1] NARA, Istanbul vol. 284, US deputy Consul General George W. Young,“Automobiles,” 3 July 1914.

[2] B. A. Elliot, Blériot: Herald of an Age (Stroud, UK: Tempus, 2000), 165.

[3] NARA, Istanbul vol. 285, US vice consul in Mersin to consul general, Istanbul, 16 February 1914.

[4] NARA, Istanbul vol. 285, Consul General Ravndal,“Successful Demonstration of ‘Curtiss Flying Boat’ at Constantinople,” 15 June 1914.

[5] NARA, Istanbul vol. 282, report from Jerusalem dated 29 April 1914，包括一份雅法征兵当局送给巴勒斯坦村落领导人的通知的译本。

[6] Mustafa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in 1914: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42–56.

[7] Michael A.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36–41.

[8] Justin McCarthy, Muslims and Minorities: The Population of Ottoman Anatolia and the End of the Empi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3), 47–88. 奥斯曼帝国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11年和1912年，六个行省的亚美尼亚总人数为86.5万人，而亚美尼亚主教宣称1912年该六个行省的亚美尼亚总人口达101.8万人。注意哈尔普特还有个名字叫Mamuretülaziz，今为土耳其的Elâziğ .

[9] Roderic H. Davison,“The Armenian Crisis, 1912–1914,”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3 (April 1948): 481–505.

[10] Taner Akçam, The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Ethnic Cleansing in th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129–135.

[11] 摘自Sean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Germany’s Bid for World Power, 1898–1918 （London: Allen lane, 2010), 14.

[12] NARA, Istanbul vol. 295，reports from Mersina, 3 July 1915, and Constantinople,“Baghtche Tunnel,”3 September 1915;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233–258.

[13] NARA,Baghdad box 19，Brissel领事于1914年6月2日和1914年10月10日的报告。

[14] 苏丹的评论被Otto Liman von Sanders在Five Years in Turkey中引用(Annapolis, Md: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1–12.

[15]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80–83;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6–7.

[16]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 (London: Hutchinson, n.d.), 99–106.

[17] 意大利虽为三国同盟的其中一员，但它只与德国和奥地利签署了防御同盟。由于1914年是德国和奥地利发起进攻，意大利并未卷入。 1915年，意大利最终参战，但加入的是协约国阵营。

[18]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16–117.

[19]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96.

[20]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99.

[21] “Secret Treaty of defensive Alliance: 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 2 August 1914,”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ed. J. C. Hurewitz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1–2.

[22] Irfan Orga, Portrait of a Turkish Family (1950; rpt. London: Eland, 1988),47–48. Orga并不是仅靠自己的记忆重现了这段对话，他承认“数年后我的母亲为我拼凑出了对话的大部分内容” (46)。

[23] NARA, Istanbul vol. 285, Heizer to Morgenthau, 4 August 1914; telegrams from Consul Grech, Dardanelles, 4 and 27 August 1914.

[24] 摘自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117.

[25] Ulrich Trumpener, 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 1914–191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28;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115.

[26]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18–119；Halil Menteşe, Osmanli Mebusan Meclisi Reisi Halil Menteşe’nin Anilari [奥斯曼帝国议会议长哈利勒·蒙蒂斯回忆录] (Istanbul: Amaç Basimevi, 1996), 189–191.

[27] John Buchan, Greenmantl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16), 7.关于伊斯兰政治（Islampolitik）, 见 Tilman Lüdke, Jihad Made in Germany: Ottoman and German Propaganda and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Münster: Lit Verlag, 2005),33–34.

[28] 引自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27, 91.

[29] 恩维尔的评论出处见第一章尾注第25条；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44.关于联合派对圣战的看法，参见Philip H. Stoddard,“The Ottoman Government and the Arabs, 1911 to 1918: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Teşkilât-i Mahsusa”(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3), 23–26.

[30] 根据俄国外交信函，Aksakal完整记录了奥斯曼帝国给俄国的提议，参见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126–135. Sean McMeekin将恩维尔的提议称作“这是一次愤世嫉俗的尝试，令人震惊” ，参见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6–107.

[31] 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vol. 1: To Ar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30–278. 关于奥地利不敌俄国和塞尔维亚，见David Stevenson, 1914– 1918: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enguin, 2005), 70–73.另见D. E. Showalter.“Manoeuvre Warfare: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Fronts, 1914–1915,” in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ed. Hew Strach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9–53.

[32] 冯·法金汉的说法引自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149.

[33] Mustafa Aksakal,“Holy War Made in Germany? Ottoman Origins of the 1914 Jihad,” War in History 18 (2011): 184–199.

第三章
全球动员参战

1914年8月的第一周，欧洲开战的消息通过电报传遍世界各个角落。五湖四海都响起鼓点和军号，全世界开始摩拳擦掌。鉴于欧洲国家之间互有秘密协约及双边防御协定，这原本应是一项欧洲人的战争。其他国家参战暗藏侵略野心，有的则抱着极大的克制态度，毕竟对手是至少当时还毫无理由与之为敌的国家。

英法与德国开战后，两国政府便向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寻求援助。虽然这些国家与同盟国并无过节，但仍像英皇乔治五世的其他子民一样紧密团结在其周围。毕竟这些“白人领地”的定居者都是英国人的子嗣，而且英王也是他们的国家元首。当国王向他们发起号召时，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人民都觉得自己有义务响应参战。

然而，对于英法两国在亚洲与非洲的殖民地而言，情况又与那些英联邦国家不尽相同—总体来说，这些殖民地的人民对他们的殖民者非常痛恨，因此当英国呼吁印度、法国号召其非洲殖民地组织军队时，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些殖民地对其是否足够忠诚。当时德国正积极促成协约国殖民地叛乱—尤其是当地穆斯林的叛乱。1914年时，世界范围内共有2.4亿穆斯林生活在殖民统治之下，而且其中绝大部分人的统治者就是协约国：1亿人生活在英国治下，2000万身居法国殖民地，另有2000万人受俄国管制。如今，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并加入同盟国阵营，而苏丹又号召发起了针对英、法、俄三国的圣战，因此协约国对其穆斯林子民的忠诚度深表怀疑。倘若奥斯曼帝国成功说服那些被殖民的穆斯林发动圣战，战争形势就会倒向同盟国一边。[1]

话虽如此，但奥斯曼帝国当下面临的一大国内挑战，是如何动员其疲于战斗的子民去迎接这场帝国600年以来最危险的一次战争。由于利比亚和巴尔干战争的失败，为避免参军，适龄男子都纷纷逃离帝国。1913年，南北美洲接收的奥斯曼移民数量比前几年增长了70%。据美国的领事馆人员称，前来的移民大多数都是为逃脱国内兵役的年轻男子。1914年上半年，随着即将开战的流言四起，奥斯曼帝国年轻的穆斯林、基督徒以及犹太人更是加快移民步伐，直到政府下达全国动员参军的命令，并禁止适龄男子离开帝国，移民势头才得到了遏制。[2]

8月1日，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的动员电报贴满了帝国的各个角落。各级城镇官员将该通知张贴在公共广场与清真寺门前。负责张贴海报的人员大声疾呼：“参军啰！参军啰！符合条件的都去当兵啰！”所有年龄在21至45岁之间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都必须在5日内向最近的征兵办公室报到。地方官员应“敲锣打鼓，喜气洋洋”，鼓起民众参军的热情，不得“垂头丧气或无视动员命令”。[3]

然而，当政府首次宣布参军动员时，纵然乐队锣鼓喧天，官员强颜欢笑，都不能打消笼罩在阿拉伯村民心头对此次战争的不祥之感。黎巴嫩南部一个名叫纳巴泰的村庄里，一位什叶派穆斯林文职人员在1914年8月3日的日记中，记录下了当时公众的沮丧气氛：

大伙都被（全国动员的）消息弄得心神不宁，焦躁不已。

他们一批批聚集在公共场所，彼此都感到困惑不解，仿佛末日审判就要来临。有的想逃—但往哪里逃呢？有的想躲，但也无处可去。然后我们又听说德国与奥地利结成了一派，而战争的另一方是协约国。这更令我们害怕了，似乎警示着未来即将有一场腥风血雨袭来，无论是我们辛勤耕耘的良田抑或是干涸龟裂的荒地，都将被它吞噬殆尽。[4]

类似的反应在帝国其他地方也有记载。8月3日，阿勒颇的商店因参军动员全部歇业。一位居民如此描述当时的状态：“整座城市都弥漫着不安的气氛。”黑海港口城市特拉布宗的美国领事这样记载道：“全国动员的命令宛若晴天霹雳。”虽然逃避兵役会被处以死刑，但仍有许多年轻人宁可冒死躲藏也不愿参军，因为他们认为加入奥斯曼军是必死无疑。[5]

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有一位公告传报员在每个街区大声宣布参军动员的指令。大家都叫他“看守老爹”（Bekçi Baba）。白天，看守老爹给左邻右舍送水，晚上他负责巡视街区。起火时他先拉响火警，战争来临时也是他最先为大家宣布动员决定。

艾尔凡·奥尔加记得当时他父亲响应看守老爹的场景。参军动员从1914年夏天便已开始，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后，动员进程便加快了，甚至一些超龄男子也被征入军队。当时，奥尔加与父亲顶着11月的寒流，目睹看守老爹在街角的路灯下，向聚集的人群“高声喊出了这个惊人的消息”：“生于1880年到1885年的男人必须在48小时内向征募中心报到，否则当即处决！”

奥尔加家族的一位成员喊道：“这什么意思啊，看守老爹？”

“打仗！战争！你不知道咱们国家跟人家开战了吗？”他吼道。[6]

首都的征募中心里挤满了前来报到的适龄男子，个个都一脸惶恐。忙碌焦躁的官员向平民愤怒地吼着指令，民众就像一群牲口，饥肠辘辘，走投无路，麻木不仁。被征的人要几天后才能正式入伍。一旦分配好部队，他们便要回家收拾行李与家人道别了。伊斯坦布尔的每片区域都有一支震耳欲聋的乐队，挨家挨户接走即将上战场的青年男子。新兵步出家门时，会有一位士兵将一面奥斯曼帝国国旗递给他，其他人则随着音乐手舞足蹈、放声歌唱，喧闹声盖过了女人的啜泣。然而，这些离家的新兵个个面带忧伤。奥尔加回忆说：“当他们离家时，乐队演奏了一首异常凄惨的歌”，每个人都和着音乐开始唱：

哦，战士们啊，我不得不像个孤独的陌生人一样出征。

我的叹息和泪水太多，连那山川都无法承受。[7]

就这样，奥斯曼帝国挨家挨户地召集人员扩充军队。截止1914年11月它正式参战时，军队规模已从原来的20万发展到50万人。战争过程中，共有约280万帝国国民在军中服役，约占帝国2300万总人口的12%—尽管同时服役的人数从未超过80万。[8]

然而，奥斯曼帝国的这组数字对协约国或其他同盟国而言，可谓相形见绌。1914年，奥地利征募了350万士兵，但仍在随后的战争中长期处于人员紧缺的状态。德国在一战中召集了约1320万士兵，占该国17岁到50岁男子总数的85%。俄国军队数量达1400万至1550万；法国集结了840万人，其中50万人来自法属殖民地；英国动员了540万人加入陆军与皇家海军，占该国战前男性劳力的三分之一。这也难怪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军队的力量不屑一顾了。[9]

迅速扩充的军队给帝国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参军动员使帝国经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农民、商人和工人都被迫丢下工作，曾经为政府创造收入的纳税人都成了领政府津贴的士兵。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及战争对海运造成的威胁已使港口完全停运。成千上万的士兵与战争物资的运输堵塞了公路及铁路干道，国内外贸易停摆，导致帝国上下食物与消费品均供给不足。通货膨胀接踵而至，各个城市都面临着断粮危险，紧张的市民开始私囤货物。

这一切极大削弱了奥斯曼帝国的经济生产力，进而减少了帝国的财政收入。据现代研究者估计，1914年上半年帝国的财政收入为5020万美元，与1913年同期的6320万美元相比骤降了20%。如此的入不敷出使奥斯曼帝国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据领事馆人员预测，1914年帝国财政赤字会超过1亿美元—基本上瞬间抵消了1914年5月法国贷款给帝国带来的利好。[10]

在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前，国际社会就已对其经济状况信心不足。帝国宣布参军动员令后，欧洲各银行便随即撤回向帝国金融机构的贷款。1914年8月的第一周，土耳其与阿拉伯行省的巴黎银行家要求即刻以黄金支付的方式还清剩余贷款。这种突如其来的黄金流失在帝国上下引发商业流通危机，民众纷纷想要取回存款，导致银行发生挤兑。8月，仅首都伊斯坦布尔一地的银行，便已兑出900万美金存款。

为防止资金流失，帝国中央政府于8月3日起暂停银行交易业务一个月，但后来一直按季度延续这项措施，直至战争结束。暂停期间，借贷人每月只需偿还其应还数额的25%，而银行每月只允许储蓄者提取其储蓄总额的5%。这些措施虽减少了借贷者的还款压力，却使银行体系乃至整个经济彻底陷入瘫痪，银行开始只向政府放贷。据美国驻阿勒颇、贝鲁特、哈尔普特、伊兹密尔及伊斯坦布尔等地的领事馆人员称，禁令还使这些帝国商业中心“几乎所有的工商业”都停摆。[11]

在这种背景下，奥斯曼政府开始以帝国参战为条件，向其德国盟友寻求经济援助。德国为使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已承诺向其提供折合约200万土耳其镑的黄金，另有300万在帝国参战后的8个月内分期支付。这笔资金帮助奥斯曼帝国回笼了储备金，并使政府能够印发纸币确保黄金价格平稳。除此之外，德国还向奥斯曼帝国提供包括武器弹药在内的军需援助，价值共计约2900万土耳其镑。[12]

为了增加收入，以缓解战争给帝国财政带来的巨大压力，奥斯曼帝国财政部启用了战时特殊手段。9月9日，奥斯曼帝国宣布，单方面废止其曾经授予欧洲列强的各项贸易特权，重获经济独立—这也是“高门”的战争原目标之一。帝国此举引发了欧洲各国的强烈谴责，而国民则在家门及店面前悬挂国旗与横幅，庆祝政府终于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控制。废除贸易特权是土耳其在这起欧洲冲突中获得的第一个切实利益，9月9日因此被定为国家节日。民众纷纷涌向埃迪尔内、伊斯坦布尔与屈塔希亚的公共广场，为庆祝国家经济独立举行盛大的爱国游行。

贸易特权一经废止，奥斯曼帝国便于1914年10月1日颁布实施了一项法令，不仅对在帝国境内的外国居民及企业征税，还要求数千名曾在欧洲列强庇护下免于缴税的奥斯曼国民重新纳税。据报道，这项措施为奥斯曼帝国筹得了“数百万美元”。[13]

征用令是另一项特殊征税手段，对帝国臣民与外国侨民同样适用。该法令规定，帝国政府应为其征用的所有财产向原所有人提供一定的补偿。然而事实上，政府对这些被征用财产采用了固定标价并打白条的处理方法，而非现金补偿。所有者可以认定他们已丧失了一切被征用的财产。帝国子民被迫给奥斯曼军队送去自己的马匹、牲口与粮食，充当军队的坐骑与食物。

帝国的官员随意闯进店铺，现场征收其认为对战争有用的任何食品与商品。征收令成了勒索工具，商店老板被命令缴纳他们没有的物品，因而不得不从政府供应商那里以政府定价购得。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外国企业也同样被征收令弄得苦不堪言。叙利亚的一位地方官员没收了美国胜牌缝纫机，并将其“贡献”给行省兵团的军服制造厂。而在阿达纳与巴格达，官员向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征用了几百箱煤油。据领事馆人员估计，在参军动员的前6个月内，奥斯曼帝国政府通过强征获得了5000万美元。[14]

帝国的民众仍然是新税收政策的主要对象。基督徒与犹太人同样受到征兵令的约束，却又得不到奥斯曼穆斯林的完全信任。因此，政府向符合参军要求的基督徒与犹太人提出条件，凡能额外支付43土耳其镑（约合189.2美元）的人便能免除兵役。1915年4月，帝国政府又将这笔金额提高到50土耳其镑（约合220美元）。这项法令为帝国在参军动员后的9个月里创收1200万美元。政府还新增了对诸如糖、咖啡、茶叶、香烟及酒精饮料等常用非必需品的税收，并在战争期间不时上调税率。农业什一税税率从原先的10%增加至12.5%，且原有税目的税额以战争之名增加了70%之多。此外，个人与企业还时常被迫向爱国或军事援助机构“自发捐款捐物”。[15]

上述特殊税收手段在短期内为奥斯曼帝国参战筹得了数千万美元，其代价则是，帝国的经济受到了长期不可修复的创伤。然而，1914年的奥斯曼帝国根本无暇顾及长远利益。正如其他参战国在战争开始时一样，他们也希望速战速决并得到预期的战果。如若获胜，他们便能重振经济；倘若战败，则必将面临瓜分，届时占领帝国领土的列强也将一并接手其窘迫的经济。奥斯曼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了未来之战事关帝国存亡，因此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确保胜利。[16]

1914年8月初，正当奥斯曼帝国积极动员全民参军，英法两国也在他们的殖民帝国内号召民众为母国的战争作出贡献。应法国号召，塞内加尔、马达加斯加及印度支那半岛的士兵纷纷登上轮船赶赴西线。响应号召所成立的殖民地军队中，规模最大的要数非洲军团。来自北非殖民地的士兵先被派往西线作战，之后将被调往奥斯曼帝国战线，这导致北非殖民地士兵与敌方同样来自北非的士兵相互厮杀。

非洲军团包括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与摩洛哥等殖民地的军团。动员被殖民者参军是极其微妙的事。法国使其北非殖民地居民沦为了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而此次却要说服他们为殖民帝国效力，攻打与之素未交恶的德国。另一边，德国大力宣传伊斯兰政治，而奥斯曼帝国也宣布了圣战，号召法属北非的穆斯林忠于伊斯兰教起义。这使得法国在殖民地的动员变得更为艰难。

第一支北非殖民军团于19世纪早期在阿尔及利亚组建。这些以柏柏尔人祖瓦瓦部落（Berber Zuwawa tribe）命名的“佐阿夫”轻步兵服装艳丽，他们身着蓝长衫和松垮的红裤子，头戴红色土耳其毡帽，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19世纪中叶欧美军队里精锐佐阿夫军团的奇装异服便是由此得来。美国内战时，南方邦联与北方联邦军中都有这样的佐阿夫部队。整个19世纪，法国逐渐用欧洲士兵替换了佐阿夫部队中的本土阿尔及利亚人，使其最终成为一支欧洲部队。到20世纪，共有5个佐阿夫兵团分布在阿尔及利亚境内，另有一个位于突尼斯。其他隶属于非洲军团的欧洲部队包括非洲猎骑兵团，以及著名的法国外籍兵团。

未能进入“佐阿夫”军团的阿拉伯人与柏柏尔部落兵，则被编入本土军中，即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步兵团，以及西帕希骑兵。这些部队的士兵几乎全是本地人，而长官则清一色是法国人。阿尔及利亚人最高只能获得中尉军衔，且人数在任何时期均不得超过中尉总数的一半（事实上，阿尔及利亚籍中尉人数从未能与法籍中尉持平）。此外，同级军衔的法国人比阿尔及利亚人地位更高。[17]

鉴于参军动员的殖民地背景，以及法国人对本地士兵军衔的限制，阿拉伯人与柏柏尔部落能应征入伍实属不易。据一位阿尔及利亚老兵称，在当时就业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人们把当兵看做一个稳定的职业。举例来说，穆斯塔法·塔布提来自内陆奥兰地区的阿拉伯部落，他从未受过正统教育，16岁时（即1892年）便加入阿尔及利亚步兵团，理由仅仅是为了“玩火药”。复员后，他便回归平民生活做起了杂货生意。17年来，他一直以经营杂货店和务农为生，直到37岁时再次参军，成为阿尔及利亚第二步兵团的一位下士。随着20世纪头十年欧洲各国之间矛盾的愈演愈烈，法国开始在北非大量募集士兵，并向当地的阿拉伯人与柏柏尔部落承诺提供应征奖金和薪水。除了食物、住房以及定期发放的工资之外，当兵还意味着能拥有比小商小贩或佃农更高的社会地位。[18]

1910年代之前，非洲军团完全是志愿兵，成员来自欧洲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以及摩洛哥当地。1912年，法国政府面临军队扩招的压力，于是开始在北非地区招募新兵。许多法国人与阿尔及利亚人对此都表示反对，他们担心此举会激发当地的阿尔及利亚人起义，或更有甚者，要求与法国人同等的公民权益作为参军条件。法国军方一度置殖民地说客的反对于不顾，拟定了征兵草案。1912年2月3日颁布的征兵令规定，采用抽签的方式征兵，且人数仅限于2400人。为确保穆斯林显贵的支持，法国当局还规定，富裕的阿尔及利亚家庭可上交一笔费用免除家中男子的兵役。这项规定使阿尔及利亚的中等家庭更加剧烈反对，打破沉默抗议该草案的实施。他们称：“我们宁可死，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的孩子被夺走。”然而，尽管民众如此反感，征兵抽签自1912年起仍每年定期举行。截止1914年战争前夕，共有2.9万名阿尔及利亚士兵效力于法国军队，其中有3900位由抽签募集。[19]

1914年8月3日，当德国向法国宣战的消息传至阿尔及利亚时，一腔热血的法国人涌上阿尔及尔的街道，举行了大型的爱国示威运动。他们高唱《马赛曲》与另一首法国大革命时期广为传唱的歌曲—《出征曲》，其歌词这样写道：

共和国在召唤我们，

让我们征服或消亡。

为了她（共和国），法国人必须生存，

为了她，法国人必须牺牲。

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把最后一句歌词改成了“为了她法国人必须生存，为了她阿拉伯人必须牺牲”，借此暗指当地阿尔及利亚人也应为法国做出牺牲。特莱姆森省的梅萨利·哈吉在热血沸腾过后，称这些“爱国基调的歌曲给（阿拉伯阿尔及利亚人）造成了极大困扰”。[20]

德国“布雷斯劳”号与“戈本”号战舰炮轰港口城市波尼和菲利普维尔（今属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与斯基克达），打响了向法国开战的第一枪。8月4日黎明前，打着英军旗帜的“布雷斯劳”号向波尼开炮140次，击中了火车站、城市主要干道、港口设施，以及停泊在港口内的一艘蒸汽船。一位名叫安德烈·加里奥内的男子在该轮袭击中丧生，成为第一位死于一战的法国人。一小时后，“戈本”号挂着俄国旗帜出现在滨海城市菲利普维尔，并对该城市进行了20次炮击，摧毁了当地火车站、营房以及一个煤气厂，造成16人死亡。随后这两艘战舰撤离了北非沿岸，在英法舰队的追赶下一路驶向了奥斯曼帝国海域，这在迫使土耳其参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并未给出袭击这两座城市的缘由，但许多人认为它是想阻挠北非往法国输送部队，并借此打击阿尔及利亚人对法国的信心。

德国此番攻击激起了公愤，促使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与当地百姓自发参军。因战争爆发时正值斋月，穆斯林从日出禁食到日落，所以对当地穆斯林的招募工作实际上从8月底斋月结束时才开始。集市日里，由法国与阿拉伯士兵组成的征兵队在阿尔及利亚的城乡间来回游走，伴着鼓点的节奏与摩洛哥双簧管尖锐的声音在公共场所游行。音乐的律动与艳丽的服饰引来群众的围观，不过征兵官着重招收无业游民与农民。梅萨利·哈吉回忆道：“一旦音乐聚集了足够多的人，士官长便命乐队停止演奏，一位阿拉伯中士便会走上台前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陈述应征者可获得的福利。他开出的条件对那些食不果腹的人来说太有吸引力了。”而另一边，他们的父母却为儿子要去外地打仗而“痛苦不堪”。

许多北非家长最担心的事，在短短数周之后便成为现实。非洲军团在一战开始没多久即遭受重大伤亡。穆斯塔法·塔布提下士1913年重新入伍后，便第一时间被派往法国作战。他把经历写成诗，它们在其受伤住院时为一位阿尔及利亚军的翻译官所录。这些反映1914年9月战况的诗句后来在西线的北非士兵中广为流传，他本可跻身首批一战诗人之列。[21]

塔布提所在的阿尔及利亚步兵团，从奥兰市穿过地中海去往赛特港，在那里登岸并乘火车继续向战场进发。塔布提在诗中赞颂了步兵团的威武之势，他跟其余阿尔及利亚人一样如此看待战场：

我们暗自想着：“别怕，就让我们展示一下有多幸运吧，

那是我们的荣幸。”

“我们阿拉伯人生来胸怀天下，征战四方！”

北非军团被派往比利时边境，首先见识了8月21日爆发于沙勒罗瓦的战役。这位北非诗人从未想到紧接而来的战争竟是如此暴力。

请聆听我的故事，朋友们：今日是我们兄弟多么糟糕的一天，

在沙勒罗瓦！

大炮的狂轰滥炸和枪林弹雨啊

从午后晡礼到日落昏礼把我们击打。

在接下来的几日里，战事一直在持续，双方死伤人数不断增加。“死者成堆，”塔布提回忆道，“他们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葬在了一块。”

炮火从远处射来，泥土和石块火光四起，主啊！

我们成群地死在刺刀和从四面八方飞来的子弹之下没有丝毫的喘息时间，他们一直追寻我们的踪迹

接连六天，主啊！

他们向我们发起攻击，犹如激流般凶猛，主啊！

他们在比利时也不给我们片刻的喘息。

法国及其北非军队在德军撤退之前成功重创敌人。“我们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塔布提夸耀道，“无论你走向何方，你都能见到他们（德国人）的葬身之地。”尽管如此，他的战争诗中也体现出了对北非军中“奥兰、突尼斯、摩洛哥及撒哈拉地区”阵亡将士的无限哀思。

看着众将士成批牺牲，我的心儿已碎。

主啊！死后，这些英雄仍徘徊

在乡村荒野之中。

他们就这样消逝，没有任何人为他们吟诵信仰的表白，

主啊！他们就这样暴露在野兽、飞鹰

与猛禽的啃食之下。

我悲凉地唱着关于他们的记忆，主啊！若您并非铁石心肠，

您就应当为他们流下泪来。

沙勒罗瓦之战有大量北非军团以及法国正规军的士兵阵亡。1200人编制的步兵营仅战斗了一天便只剩500人—而土耳其人最初的伤亡率达60%。老兵倒下，就轮到稚嫩的新兵上前线。他们训练不足，面对战火惊慌失措，伤亡率也因此创下新高。当法军撤出沙勒罗瓦，为保卫巴黎重新整顿时，北非军团便被调往马恩河，它在拖延德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代价是又一次的重大伤亡。光在1914年8月到12月间便有6500名北非士兵牺牲，另有数千名受伤。[22]

北非军团在西线遭受重大伤亡的消息不胫而走，陆续传回家乡。惨烈的阵亡使得流言四起，称北非士兵被人利用，专门替法国士兵打恶仗当炮灰。1914年9月与10月之间，阿尔及利亚乡村各地爆发了反对征兵的自发抗议。家长拒绝让孩子上前线，征兵队只得将还没去军营报到的志愿兵员放回家中。

这些抗议为法国敲响了警钟，似在提醒着一场由奥斯曼帝国发起圣战所激起的宗教起义将有何种威力。为应对阿尔及利亚遍地的征兵抵抗，法国当局不得不从欧洲战场调回1600名士兵赴阿尔及利亚重整秩序，数名士兵在暴动中遇害，直到军队重新控制住局面，继续募集赴西线作战的新兵。尽管当地人起义抵抗，但征兵队仍收获颇丰。一战期间，有超过30万北非士兵在法军服役—18万阿尔及利亚人，8万突尼斯人，以及4万摩洛哥人，包括西线和与奥斯曼帝国对峙的东线。[23]

英国亦号召其帝国子民为战争尽一份力。1914年8月4日，英国向德国宣战，3个英联邦成员—澳大利亚、加拿大与新西兰—在当天就加入了战争。它们各自展开动员，憧憬着自己将在欧洲大地上为英国浴血奋战。绝大多数加拿大士兵确实去到西线（除一小部分参加美索不达米亚战役，或在萨洛尼卡的医疗队服役），但大部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志愿兵被派往奥斯曼帝国一线。此时奥斯曼帝国也正在呼吁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及北非人民积极参战。来自世界各地的士兵使一场欧洲冲突演成了一场世界大战。

在远离冲突的世界另一端，澳大利亚人与新西兰人对这场爆发于欧洲的战争，反应之积极丝毫不亚于任何英国人。澳大利亚当时的在野党工党领袖安德鲁·费希尔，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承诺，澳大利亚将支持英国作战“直至耗尽最后一兵一卒、一分一厘”。1914年8月初，澳大利亚联邦动员了澳大利亚皇家军团，新西兰亦召集了新西兰远征军。他们共同组建的军队被人称作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军团，简称澳新军团。

早在布尔战争（1899至1902年）时，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就曾派遣军队支援英军。然而，那次异国作战的经历丝毫未能帮助澳新士兵直面一战的血雨腥风。布尔战争时，共有1.6万名澳大利亚士兵被派往南非，只有251人阵亡；更多（总共也只有267人）死于疾病等非战斗减员。新西兰军的死伤率也基本相同：6500名战士中只有70人死于战斗，23人死于意外，另有133人死于疾病。布尔战争的经历使两国人民踊跃报名参军，他们对未来的探险和异国之旅充满期待，并笃定地认为最后都能衣锦还乡。[24]

澳新军团包括骑兵队与步兵团，大部分骑兵队的志愿兵都来自乡村，骑着自家马匹前来报到—一战中约使用了1600多万匹马。这些士兵可以选择登记自家马匹入伍，一旦马匹通过检验便能得到30镑报酬。此后，这匹马就为军队所有，它们被烙上政府标识，其中不少印在马蹄上。一匹被骑兵称为“替补”（remount）的战马必须达到严格的标准：阉马或母马，年龄在4到7岁之间，肌肉发达，不高于15.2掌宽，状态良好，且不惧战火。澳大利亚一种名叫“新南威尔士”的马是纯种马与挽车马的混血后代，符合上述标准。[25]

新西兰远征军士兵来自全国各地，背景也是五花八门。他们之中有农民、手艺工匠、牧羊人、丛林居民、文职人员、教师、股票经纪人以及银行家等，不胜枚举。他们参军是因为朋友都来了。对于其中一些人而言，战争不过是一场大冒险；而另一些人参战却是出于对英国的热爱。他们之中没人了解未来即将面临的战斗是多么凶险，在经过6周的训练后便纷纷准备启程。特雷沃·霍尔姆登，一位来自奥克兰的年轻律师，记得他与同伴从位于一树山（One Tree Hill）的训练营行军至港口等待渡船的情形：

大批奥克兰人都来目送我们离去。尽管多数看客是高兴他们终于可以摆脱眼中的一些混混了，但我们都觉得自己天生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我对行军非常自豪，也乐在其中。整个过程当然很戏剧性也很令人斗志昂扬，一路上乐队敲锣打鼓，彩旗飘飘，我们……从自己所熟知的世界而来，登上了船，穿过女皇码头的那道铁门，驶向了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彼岸。[26]

由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人口较少，因此参战的军队规模也有限。1914年时澳大利亚人口总数约500万，新西兰则只有100万。年龄在18至35岁之间的澳大利亚男子，或21至40岁的新西兰男子，身高5英尺6英寸及以上，体格健硕者方有资格参军。截至8月，澳大利亚已招募到19 500人（17 400名步兵，2100名骑兵），由将近900名军官统领。新西兰远征军共有约8600名士兵与3800多匹马，除了1400人被派去占领德属萨摩亚，其余的士兵都在3周之内整装待发。[27]

由于报道称有德国海上部队在南太平洋一带活动，运兵船只受其影响也延误了到港时间。虽然志愿兵在9月底就已训练完毕，但10艘运兵船直到10月16日才从惠灵顿起航，中途由一艘日本战船与两艘英国舰船护送。弗兰克·霍尔姆登与1500人及600匹战马同在“瓦伊马纳”号船上，“挤得像个沙丁鱼罐头”。他们先驶往澳大利亚与澳大利亚皇家军团汇合，11月1日再从澳大利亚西南港口城市荷巴特出发，当时目的地尚不明确。奥斯曼帝国在11月2日才加入一战，而那时澳新军团已经出发了。这些澳新士兵并非驶往英国，而是将在埃及登陆，投入中东战场。

当英法两国动员自己的帝国投入欧洲战争时，他们也不得不细细考量其治下的穆斯林臣民是否忠心。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及柏柏尔人长期以来被剥夺了公民待遇，早已怨声载道。另一边，几十年来英国在印度的影响力日趋减弱，后者愈发效忠于有全球穆斯林哈里发之称的奥斯曼苏丹。而在埃及，英国长达30年的占领已促使其境内爆发了以独立为诉求的民族主义运动，只是之前他们的行动都被挫败了。鉴于上述情况，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英属印度和北非的殖民地政策已让当地穆斯林渐行渐远，现在可能转投英法的敌人—德国的怀抱，通过后者的胜利获取自身独立。[28]

对于处在关键时刻的大英帝国而言，埃及极为重要。苏伊士运河是连通英国与印度、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要道。位于埃及的军事基地在供皇家军队训练的同时，也充当着中东军事行动的据点。倘若埃及民族主义者利用欧洲战乱，或虔诚的穆斯林响应圣战，将会给英国的战争大局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当战火于1914年8月在欧洲点燃之时，埃及政府正值夏季休会，时任埃及总督的阿拔斯·希里米二世当时正在伊斯坦布尔休假，立法议会也处于休会状态。面对急转直下的危机，首相侯赛因·鲁西迪帕夏不得不在未请示总督的情况下当机立断。8月5日，英国对鲁西迪帕夏施压，迫使其签订了保证埃及向同盟国宣战的文件。然而此举并未能确保埃及支持英国的战争行动。相反，消息一经传开，埃及人民便义愤填膺。据一位当时在埃及工作的英国官员回忆：“各个阶层的埃及人都对殖民者（例如英国）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现在这种不信任升级成了—即使他们仍保持沉默—赤裸裸的仇恨。埃及本就不愿，也不齿其与英国有关联，它现在更让埃及陷入毫无缘由也毫无目的的斗争。” [29]

8月至10月期间，英国新闻审查人员对埃及民众屏蔽了所有最不利的前线报道，而从伊斯坦布尔发回的报道也同样受到英国的审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14年11月2日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虽然埃及早在1882年便被英国占领并由其实际治理，但它仍然是奥斯曼帝国自1517年以来的法定固有领土。埃及总督是奥斯曼帝国的封疆大吏，由奥斯曼苏丹钦点，并享受奥斯曼中央财政发放的年俸。然而，当下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成了英国的敌人。埃及也因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不知是该继续当帝国忠实的附属行省，还是根据8月5日签订的文件与英国一起对抗帝国。相比之下，英国的处境很清楚：奥斯曼帝国已正式参战，这意味着英国占领着敌人的土地，而1300万埃及百姓现在成了对其充满敌意的外人。

在奥斯曼帝国参战的当天，英国宣布在埃及戒严。埃及民众并未对帝国参战公开作出任何反应，但英国当局仍对埃及人的忠诚有所顾虑。他们不愿让埃及士兵加入其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因为宗教的纽带定会远胜于被殖民者对殖民当局的敬畏。因此，英国决定彻底免除埃及人的兵役。11月6日，英军驻埃及指挥官约翰·麦斯威尔爵士作出如下承诺：“鉴于埃及穆斯林对奥斯曼苏丹的崇敬之情，（英国）将独自承担当下战争的重负，不要求埃及人民（向英国）提供支援。”[30]

埃及政界资深人物艾哈迈德·沙菲克称，麦斯威尔的这番表态在埃及民间产生了“巨大反响”，受英国统治30余年的埃及民众对此举的目的深表怀疑。英国虽然承诺免除埃及人的兵役，却对其采取了严格的禁令，埃及人不得妨碍英军在埃及修筑工事，亦不得向奥斯曼帝国提供帮助。其实，在不久的将来，英国人就会发现没有埃及不行，他们根本无法像承诺的那样独立应付战争。埃及士兵可以把守苏伊士运河，西线与中东战线的修筑工事也需要埃及工人的投入。[31]

尽管英国维持了埃及的公共秩序，但仍未解决埃及在法理上所面临的困境。12月18日，英国单方面颁布法令，将埃及作为英国的保护国从奥斯曼帝国中分离出来，结束了土耳其对其长达397年的统治。第二天，英国废黜了亲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总督，委任侯赛因·卡米勒（Husayn Kamil）接管埃及，他是埃及统治家族内部尚且健在的成员中最年长的王子。既然埃及现已不再是奥斯曼帝国的附属行省，英国便将原先的总督头衔改为“苏丹”，使这位新任埃及统治者与奥斯曼苏丹平起平坐。扶植了亲英政权后，英国便集中精力防止埃及—尤其是苏伊士运河—受到奥斯曼帝国的攻击。当时驻埃英军不少已被调往西线，但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印度的士兵很快便来到，巩固了协约国在此的实力。

印度自1858年起归属英国皇室，是大英帝国的重要领地。英属印度共由约175个土邦组成，其领主接受英籍总督的管理并效忠于英王，承认英王享有领地的宗主权。英属印度拥有自己的民政部门与军队，是英联邦的一员。印度总人口达2.55亿，其中穆斯林有6500万人，占总人口的1/4。德国情报部门已把心怀不满的印度穆斯林视为英国的软肋，并希望能利用奥斯曼苏丹发起的圣战，在英属印度兴风作浪，从而破坏当地秩序，使英国在西线受挫。[32]

1914年战争伊始，英国在南亚有两大目标：一是招募尽可能多的印度士兵为英国效力，二是确保印度穆斯林对其效忠，以挫败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的圣战图谋。当时的英王乔治五世为达成这两个目标，于8月4日向“印度诸王侯与印度人民”发布宣告，阐述了英国向德国宣战的理由，并号召印度对战事的支持。让英国政府宽慰的是，印度统治阶层的精英积极响应了英王的号召，并纷纷向其表示忠诚。阿迦汗（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支系尼查理派伊玛目的尊称）说：“印度穆斯林对英王忠心耿耿，纵然德国外交官为了支持德国的武力威胁，而在近东和其他地方毫无合法性地煽动泛伊斯兰感情，我们也绝不会受其影响。”在公开声明中印度诸王侯再次重申了他们效忠英王的决心。[33]

奥斯曼帝国参战，苏丹号召圣战，均对英属印度的公共秩序造成威胁。民众分为两派，一派支持苏丹哈里发，另一派则效忠于英国。为确保得到印度穆斯林的支持，乔治五世作出保证，称英国及其协约国盟友将确保麦加与麦地那这两座阿拉伯半岛上的圣地、红海港口城市吉达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一些圣城免遭袭击。然而，就像英国免除埃及人兵役的承诺，未来他们将会发现汉志的安全也难以保证。

英王宣布保护穆斯林圣地后，印度穆斯林权贵支持英国战事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博帕尔、兰布尔、穆希达巴德以及达卡的地方行政长官，与海得拉巴的尼扎姆（1713—1950年间统治海得拉巴土邦的君主称号）都声称奥斯曼苏丹不应发动圣战误导穆斯林，并坚称印度穆斯林有义务支持英国。阿迦汗甚至不再视奥斯曼苏丹为哈里发：“现在的土耳其已可悲地沦为了德国手中的一颗棋子，它不但毁了自己，更丧失了其伊斯兰托管者的地位，不幸将降临于它。”[34]

1914年11月，全印穆斯林联盟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土耳其参加当下的战争”不会影响印度穆斯林对英国的“忠诚与专一”。该会议坚称对印度穆斯林有信心，并断言“没有任何一位印度穆斯林会对其君主（英王）所负有的最重要职责哪怕有一丝一毫的背弃”。同月，印度各地的穆斯林权贵举行了大型会议并通过了类似决议。[35]

在确保印度穆斯林对其效忠后，英国开始动员印度士兵参战。印度积极响应英王乔治五世的号召，志愿军人数比其他殖民地参军人数的总和还要多。1914年至1919年底，约有95万印度人应征入伍，另有45万非战斗人员，共计达140万印度人以士兵、工人、医务人员及其他辅助人员的身份赴国外参加战争。几乎每条战线都能看到印度士兵的身影，仅在西线就超过13万人。然而，他们对英国在一战中的最大贡献是在中东战场。将近80%的印度士兵在中东战场作战—加里波利9400人，亚丁与波斯湾5万人，埃及11.6万人，而在美索不达米亚更是有将近59万人。[36]

英属印度的穆斯林领袖言辞凿凿地公开抵制奥斯曼苏丹的圣战号召，这为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树立了榜样。法国试图效仿英属印度，竭力说服亲法穆斯林权贵从宗教的层面谴责奥斯曼帝国的参战行为。法国先从上层统治者着手，成功得到了突尼斯贝伊与摩洛哥苏丹的支持。这两位地区首领敦促其士兵为法国英勇作战，并要求人民听命于法国殖民当局。阿尔及利亚的马立克与哈乃菲教法学派的穆夫提（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对居住在印度、高加索地区以及埃及的穆斯林做了明确论述。其他宗教领袖—兄弟会领导、法官及其他显贵—宣布支持协约国，谴责德国及追随其后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并申明不承认奥斯曼苏丹的哈里发权威，撤销其代表穆斯林社会发起圣战的权力。殖民当局用阿拉伯语出版了数十本此类宣言，其法文译本经由法国学者审慎编译。英、法、德这三个欧洲国家都十分重视东方，这场支持或反对奥斯曼帝国圣战的宣传战，也正是在它们之间爆发。[37]

德国人在煽动协约国治下穆斯林参加圣战的行动中也有所斩获。他们成功唆使伊斯兰激进民族主义分子萨利赫·谢里夫（Shaykh Salih al-Sharif）等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此人是一名学者，同时也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他出生于突尼斯，但在1900年为抗议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而离开了他的故土。1911年的利比亚战争使突尼斯激进分子进入了青年土耳其党领袖的视线。在此期间，萨利赫·谢里夫曾为恩维尔效力，据说正是他建议对意大利发起圣战，让这场战争染上宗教色彩。恩维尔此前已对伊斯兰教抵抗欧洲侵略的动员力量深有感触。因此，他将萨利赫·谢里夫收入麾下，令其在名为“特别组织”的情报机构工作。[38]

1914年，萨利赫·谢里夫搬到柏林，并加入德国外交部下属的一个新宣传部门—东方情报处。这位突尼斯激进分子直接前往西线，煽动那些正在战壕中为英法两国作战的穆斯林士兵。他撰写了多本以阿拉伯语与柏柏尔语双语出版的小册子，将其分发给敌军中的北非士兵，同时也将奥斯曼苏丹宣布圣战的消息一并播散开来。面对伊斯兰教的公开呼吁，有不少法军中的北非士兵倒戈。[39]

至1914年末，德国已在西线俘获约800名敌军穆斯林士兵。因此，德国人在邻近柏林的温斯道夫—佐森（Wünsdorf-Zossen）地区建立了一个叫新月营（Halbmondlager）的特别机构。该机构的德国指挥官与战俘用阿拉伯语交流，营内饮食完全按照伊斯兰的进食要求准备。德皇威廉二世甚至还自掏腰包，在营中修建了一座装饰华丽的清真寺，以表德皇对穆斯林世界的诚意。

艾哈迈德·本·侯赛因是一位来自马拉喀什的年迈农民。他是比利时之战中向德军投降的8名摩洛哥士兵中的一员。据他叙述，一旦这些穆斯林向德军表明身份，德军便“给予我们足够的尊重……每个德国人都拍拍我们的肩膀，还给我们提供食物和饮料”。他被送往为穆斯林战俘专门建造的新月营。“他们甚至帮我们弄了一个厨房，尊重我们不吃猪肉的习惯，好肉好饭地招待我们。他们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三条毯子、内衣，还有一双新鞋，每三天带我们洗一次澡，还给我们剪头发。”据他而言，新月营中的条件比他在法军与前线时要好得多。[40]

一批穆斯林激进民族主义分子游走于佐森的新月营内，在穆斯林战俘中间大力宣传圣战。萨利赫·谢里夫频频造访该营地，并编辑了一份阿拉伯语报纸供俘虏阅读。该报纸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圣战组织》。北非激进民族主义者与显贵到访新月营，探望了那里的战俘，并不断劝说他们归顺同盟国。这些人对战俘循循善诱，一再耐心劝诫，称与协约国为伍是与其信仰相悖的行为，而加入奥斯曼帝国发起的圣战，与之共同消灭伊斯兰的敌人（例如英法两国）是一种宗教义务。[41]

数百名穆斯林战俘被成功策反，志愿加入了奥斯曼军队—其中就包括艾哈迈德·本·侯赛因这位摩洛哥农民。他在这个为穆斯林战俘专门建造的新月营中待了6个月后，有位德国军官到访，身边还跟随着一位奥斯曼军官，名叫希克梅特的埃芬迪（埃芬迪是土耳其的一种尊称）。此二人对战俘说：“愿意去伊斯坦布尔的，举手。”12名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士兵当即表示同意。“其他人还是害怕。”艾哈迈德·本·侯赛因补充道。这12名士兵拿到便服以及护照，随后即被送往伊斯坦布尔，加入奥斯曼帝国的战斗行列。

我们无法得知那些志愿加入奥斯曼帝国阵营的穆斯林战俘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出于真正的信服，又有多少人只是为了逃离新月营。无论他们的动机为何，印度与北非士兵陆续离开德国，奔赴伊斯坦布尔加入奥斯曼苏丹的麾下。这一次，他们已不再是殖民地士兵，而是以穆斯林的身份重返中东战线，继续投身到这场迅速扩大的世界大战中。[42]

奥斯曼帝国正式宣战之时，未来将在中东战场一决胜负的各路人马早已响应号召，分头奔赴奥斯曼帝国防守薄弱的前线阵地。北非士兵已在西线战役折损数千人，另有一部分被德军俘获后投靠了奥斯曼帝国。澳新军团骑兵与步兵团正穿越印度洋驶向埃及；一部分印度士兵经波斯湾进入美索不达米亚，而其他人则取道奥斯曼也门行省前往埃及。奥斯曼士兵在安纳托利亚东部与叙利亚地区集结，防止驻高加索地区的俄军以及驻埃及英军的进犯。欧洲的这场战事已经波及中东。

[1] 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ocket Books, 2006), 97.

[2] NARA, Istanbul vol. 280,“Annual Report on the Commerce and Industries of Turkey for the Calendar Year 1913,” 1914年5月29日；另见其中来自叙利亚的黎波里，士麦那，耶路撒冷和特拉布宗的报告, 这些报告都描述了移民男子的参军年龄。 Istanbul vol. 292,“Report on Commerce and Industries for Calendar Year 1914,” Jerusalem, 15 March 1915.

[3] NARA, Istanbul vol. 282，report from Jerusalem dated 29 April 1914。其中包含了1914年4月25日由雅法征兵当局首长寄给巴勒斯坦mukhtars，即村落领导人的一份指示文件的翻译稿；Yigit Akin,“The Ottoman Home Front during World War I: Everyday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e” (PhD diss.,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11), 22页；动员海报可参见Mehmet Besikçi,“Between Voluntarism and Resistance: The Ottoman Mobilization of Manpower in the First World War” (PhD diss., Bogaziçi University, 2009), 407–409.

[4] Ahmad Rida, Hawadith Jabal `Amil, 1914–1922 [Jabal Amil大事记] (Beirut: dar Annahar, 2009),35.

[5] NARA, Istanbul vol. 282，美国驻阿勒颇领事于1914年8月3日的报告；vol. 292，美国驻特拉布宗副领事于1915年3月31日的报告。

[6] Irfan Orga, Portrait of a Turkish Family (1950; rpt. London: Eland, 1988),65–66.

[7] “Ey gaziler yol göründü, Yine garib serime, da lar, taşlar dayanamaz, Benim ahu zarima.”Orga, Portrait of a Turkish Family, 67,71.

[8] Edward J.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7; Şevket Pamuk,“The Ottoman Economy in World War I,” in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 ed. Stephen Broadberry and Mark Harris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7; Beşikçi,“Between Voluntarism and Resistance,” 141.

[9] David Stevenson, 1914–1918: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enguin, 2005), 198–205.

[10] NARA, Istanbul vol. 292,“Special Report on Turkish Economics,” 8 May 1915.

[11] NARA, Istanbul vol. 282, report from Aleppo, 3 August 1914; Istanbul vol. 292,“Trade and Commerce at Beirut for the Year 1914, and January 1915,” 15 April 1915;“Annual Report on Commerce and Industries for 1914,” Harput, 1 January 1915; Istanbul vol. 295,“Trade Depression in Turkey Caused by European War,” Smyrna (Izmir), 26 February 1915.

[12] Pamuk, “The Ottoman Economy in World War I,” 117.

[13] Beşikçi,“Between Voluntarism and Resistance,” 73–76；NARA, Istanbul vol. 292,“Special Report on Turkish Economics,” Istanbul，1915年5月8日。

[14] NARA, Istanbul vol. 279, letter from Hakki Pasha, governor of Adana to the US consul in Mersin, dated 6 Aghustos 1330；关于劫掠商店和勒索的描述，见vol. 279, letter from US consul in Jerusalem, 19 September 1914;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Singer Manufacturing Company, September and October 1914; letter from Ottoman governor of Adana to US consul in Mersin, August 1914; report from US consul in Baghdad of 5 October 1914. See also Istanbul vol. 292,“Special Report on Turkish Economics,” 8 May 1915.

[15] Erik Jan Zürcher,“Between death and deserti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Ottoman Soldier in World War I,” Turcica 28 (1996): 235–258；Pamuk,“The Ottoman Economy in World War I,”126；NARA, Istanbul vol. 292,“Special Report on Turkish Economics,” Istanbul，8 May 1915；Istanbul vol. 294,“Increased Cost of living in Constantinople,” 2 December 1915。

[16] Ahmed Emin, Turkey in the World Wa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0), 107.

[17] 一位出身贵族的阿尔及利亚上尉，Khaled El Hachemi，曾在法国的军事精英学院Saint-Cyrien深造，他是非常罕见的一个例外。Gilbert Meynier，L’Algérie révélée: La guerre de 1914–1918 et le premier quart du XXe siècle (Geneva: Droz, 1981), 85–87.

[18] 法语里他的全名是Mostapha Ould Kaddour Tabti. Mohammed Soualah,“Nos troupes d’Afrique et l’Allemagne,” Revue africaine 60 (1919): 495–496.

[19] Meynier, L’Algérie révélée, 98–103.

[20] Jean Mélia, L’Algérie et la guerre (1914–1918) (Paris: Plon, 1918), 28–32. 法语歌词为：“la République nous appelle, Sachons vaincre ou sachons périr, Un Français doit vivre pour elle, Pour elle un Français doit mourir.” 最后一句，据Messali回忆，变成了“Pour elle un Arabe doit mourir”. Messali Hadj, Les mémoires de Messali Hadj, 1898–1938 (Paris: J. C. lattès, 1982), 76.

[21] Hadj, Mémoires, 70. 塔布提整首诗有六十五组对句 ，其阿拉伯语和法语版本可见Soualah,“nos troupes d’Afrique et l’Allemagne,” 494–520.

[22] Meynier, L’Algérie révélée, 271–274.

[23] Meynier, L’Algérie révélée, 280–282；Mélia, L’Algérie et la guerre, 257–260, 270–276；Augustin Bernard, L’Afrique du nord pendant la guerre (Paris: l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26), 94, table II.

[24] Peter Dennis et al.,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Military History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4–109；Cedric Mentiplay, A Fighting Quality: New Zealanders at War (Wellington: A. H. ＆ A. W. Reed, 1979), 13.

[25] James McMillan,“40,000 Horsemen: A Memoir,” Archives New Zealand, Alexander Turnbull library, MS X-5251；Terry Kinloch, Devils on Horses: In the Words of the Anzacs in the Middle East, 1916–19 (Auckland: Exisle Publishing, 2007), 32–34；Roland Perry, The Australian Light Horse (Sydney: Hachette Australia, 2009), 38–43.

[26] 十二位新西兰远征军老兵接受了Maurice Shadbolt的采访，他们回顾了征募的动机，见Voices of Gallipoli (Auckland: Hodder and Stoughton, 1988). 特雷沃·霍尔姆登的文件被收藏于Alexander Turnbull图书馆，Wellington, new Zealand, MS-Papers 2223.

[27] Jeffrey Grey, A Military History of Australia, 3r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88；Christopher Pugsley, The ANZAC Experience: New Zealand, Australia and Empir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Auckland: Reed, 2004), 52–55, 63; Fred Waite, The New Zealanders at Gallipoli (Auckland: Whitcombe and Tombs, 1919), 10–19.

[28] 关于印度对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态度，见Algernon Rumbold,Watershed in India, 1914–1922 (London: Athlone Press, 1979), 9–10.

[29] P. G. Elgood, Egypt and the Ar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1, 42–43.

[30] 摘自Robin Kilson,“Calling Up the Empire: The British Military Use of Non- white Labor in France, 1916–1920”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262–263.

[31] Ahmad Shafiq, Hawliyat Masr al-siyasiyya [埃及政治年鉴] (Cairo: Matba`a Shafiq Pasha, 1926), 1:47–48.

[32] Peter Hopkirk, On Secret Service East of Constantinople: The Plot to Bring Down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John Murray, 2006), 66–84；Sean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Germany’s Bid for World Power, 1898–1918 (London: Allen lane, 2010), 90–92.

[33] 摘自Budheswar Pati, India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Delhi: Atlantic Publishers, 1996), 12.

[34] Pati, India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15–16.

[35] Pati, India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18–21.

[36] Judith Brown, Modern India: The Origins of an Asian Democracy,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95；Robert Holland,“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Great War, 1914–1918,”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4: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 Judith Brown与William Roger Lou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17；Pati, India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32–38.

[37] 数十份证词，包括两位穆夫提的，载于Revue du monde musulman 29 (December 1914),该书为纪念法国穆斯林和战争的特别版，收有北非宗教人士的相关声明，（阿拉伯语，附有法语翻译）。

[38] James Mcdougall, History an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ism in Alger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6–43；Peter Heine, “Salih Ash-Sharif at-Tunisi, a north African nationalist in Berlin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Revue de l’Occident musulman et de la Mediterranée 33 (1982): 89–95.

[39] Tilman Lüdke, Jihad Made in Germany: Ottoman and German Propaganda and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Münster: lit Verlag, 2005), 117–125；Heine, “Salih Ash-Sharif at-Tunisi,” 90.

[40] 奥斯曼当局的审讯手稿保存在安卡拉土耳其军事档案馆，见Ahmet Tetik, Y. Serdar Demirtaş和Sema Demirtaş, Çanakkale Muharebeleri’nin Esirleri—Ifadeler ve Mektuplar [加里波利战役战俘：证词与信件] (Ankara: Genelkurmay Basımevi, 2009), 1:93–94.

[41] 来访的阿拉伯显贵中，有著名的阿尔及利亚起义领导人，Amir Abd al-Qadir 之子Amir Ali Pasha，他既是阿尔及利亚的流放者，也是1911年利比亚战争的老兵。参见Mélia, L’Algérie et la guerre, 230–237；Heine,“Salih Ash-Sharif at-Tunisi,” 91.

[42] Peter Heine在他关于萨利赫·谢里夫的文章中声称，德国档案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战俘遭胁迫，尽管其中有“报告称，这些愿意为土耳其效力的人”，因“前去土耳其的行程遭延误”还表示了愤怒。Heine,“Salih Ash-Sharif at-Tunisi,” 94n12. 艾哈迈德·本·侯赛因的证词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四章
揭幕战：巴士拉、亚丁、埃及与地中海东部

奥斯曼帝国经过几个世纪的征服与冲突，终于换来今天的疆土，可谓身经百战。然而，帝国却从未像1914年11月参加第一场全球性大战时那样，陷入四面楚歌、腹背受敌的境地。奥斯曼帝国边境线长达7500英里，其海岸线绵延经过黑海、波斯湾、红海以及地中海，因此有众多防御上的薄弱点。

帝国正式参战后不久，协约国便立刻对其分散领土的多个地方发起攻击。协约国舰队甚至在正式开战之前就已发动了第一轮炮击。1914年11月1日，英国驻红海舰队炮轰了亚喀巴湾湾头一处驻有百人的堡垒。两天后，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外的英法舰船对海峡的外围防御设施进行了轰炸。在短短20分钟的炮击中，协约国舰船击中一处弹药储备点，击毁赛迪尔巴希尔机枪堡并成功使其解除武装。奥斯曼帝国对协约国的这些袭击束手无策，其海岸防线之脆弱不堪和协约国的海上优势立现无遗。[1]

协约国认为土耳其是同盟国的薄弱环节，也是战争中最易击败的敌手。随着西线与俄德战线陷入僵持，协约国只剩在奥斯曼帝国战线上还有望旗开得胜。他们信心满满地认为，英、法、俄三国的联合入侵定能使土耳其人迅速屈服。土耳其战线开战的前几日，俄国与英国均派出部队，越过奥斯曼帝国防守空虚的边界建立据点。

第一个对奥斯曼帝国发动陆上攻击的是俄国。在“戈本”号与“布莱斯劳”号舰船炮击俄国黑海港口，中断了该段航运路线后，俄国便派出特遣部队经高加索地区进入安纳托利亚东部。据俄国所获情报披露，奥斯曼帝国在埃尔祖鲁姆只有约七八万兵力，根本无法对俄军在高加索的阵地造成威胁。因此，俄国并未对帝国采取大规模行动，而只是沿着俄土边境设立了一片缓冲区域，以便集中更多兵力重点对抗德国与奥地利。

1914年11月2日破晓时分，俄国将军格奥尔基·博格曼（Georgy Bergmann）率兵进入奥斯曼帝国境内。接下来的三天里俄军一路挺进，途中并未遭到任何实质性抵抗。至11月5日，俄军已深入土耳其达15英里。完成任务后，博格曼命其部下沿高地构筑堡垒，俯瞰帕辛谷，而有卫戍部队驻扎的埃尔祖鲁姆就在其50英里外。

或许侵占土耳其领土的顺利使博格曼放松了戒备，他未与总部协商就命令部队继续深入埃尔祖鲁姆行省。其麾下士兵奉命行至位于俄国边境与埃尔祖鲁姆之间，连接阿拉斯河两岸的战略重地—科普鲁克伊村。

博格曼不知道，其实土耳其高层指挥官一直在严密监视俄军动向。11月4日，奥斯曼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发电报给哈桑·伊泽特帕夏，驻埃尔祖鲁姆的土耳其指挥官，指示要向入侵俄军发起反攻。伊泽特帕夏尽管担心手下第三军团的实力逊于俄军，但他深知不该质疑上级的决断。于是，他派出大批部队。11月6日，两军在阿拉斯河畔相遇，开始了奥斯曼军在一战中的揭幕之战。[2]

被派往科普鲁克伊与俄军交战的奥斯曼军队中，有一位名叫阿里·利扎·埃提的下士。身为军医的他来自土耳其东部城镇埃尔津詹周边的一个村落，受过正规教育。应征入伍时，他年方27岁，并已娶妻生子。埃提的生活充满了希望，然而他还是愿意放下一切投身到与俄国人的战斗之中。他的父亲曾参加过1877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奥斯曼帝国在那场战争中的失败使这位老兵深受打击。于是在1914年，埃提奔赴前线与俄国人清算旧账。[3]

11月7日清晨，埃提所属的部队被送上战场。冰凉的秋雨把道路浇得泥泞不堪，士兵只得缓缓向前推进。当他们接近科普鲁克伊时，敌方的炮火变得愈发猛烈，硝烟弥漫，弹雨如飞，士兵个个胆战心惊。埃提在日记中记录了子弹飞行的声音：嗖嗖嗖。“那是我第一天（上战场），我很怕自己被打死。每当听到子弹的嗖嗖声，我就从头到脚直冒冷汗。”随着奥斯曼士兵推进至据点，他们已经无法在敌方密集的炮火中站起身来。战斗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埃提与同伴搭起他们半是补丁的帐篷，试图在天寒地冻的夜里睡一会儿觉。他写道：“我们瑟瑟发抖，直到天亮。”

第二天，战斗继续。俄军对土耳其军队发起了凶猛的榴霰弹攻击，金属弹片四处飞溅，人畜无一幸免。“我写到这里时，一枚榴霰弹‘嘶—砰’，在我上面的山上炸开来。被炸死的人就像柳条一样散落在我的四周。”因为战斗太过白热化，医务人员无法到达伤员身边，于是埃提抄起一把毛瑟枪就往前冲。“利扎埃芬迪，卧倒，带上弹药！”他的上尉喊道。埃提带着两盒弹药与他的医护用品，瞄着山对面的俄国士兵一阵扫射。他枪法颇准，据他所说，他打了83轮子弹，打死了一名俄军中尉与3名俄国士兵，但他还是懊恼地说：“其他子弹都白费了。”

俄军试图从侧翼包抄土耳其士兵，但后者坚守住了阵地。他们的上尉一边给他们打气，一边来回走动着分发弹药。“他们的子弹打不到我们！”然而，话音未落，他就被子弹打中颈部，倒地身亡，留下他的部属面面相觑。“同志们，上啊，我们打仗不是为了上尉，是为了上帝！”另一名军官高喊着朝俄国人开枪。这些土耳其士兵顾不上沮丧，开始为生存而战。他们不断朝俄战斗部队开炮，几番精准的炮击导致数十名俄国士兵身亡，幸存者也被迫撤退。埃提记载：“十点的时候，敌军全线撤退。我们每个人都高兴坏了。”

随着炮火止歇，埃提的救护工作得以恢复，他在战场上一一辨识伤员，把他们运送到后方。许多医务人员都在死伤者中发现了自己的朋友。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战争伤亡，程度之惨烈使他们瞠目结舌。

在土耳其战斗部队的工作结束后，埃提冒险探访了俄军先前的阵地，想仔细瞧瞧被他打死的人。那位俄军中尉仍躺在当初倒下的地方。埃提一点儿也不同情这个被他打死的“家伙”（他一直用herif这个土耳其语中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还拿走了他的左轮手枪、背包、望远镜与佩剑。埃提在背包里发现了一沓信、一条散发着薰衣草香味的手帕、一只手套、一个小酒瓶，还有一些俄国货币。“真是天上掉馅饼啊。”他思忖着。他把望远镜上交给了团里的指挥官，把剑给了医生，又把背包给了指挥官的副手。回忆起自己的部队在战斗第一天所遭受的损失—一名中尉及5名士兵“牺牲”，另有36人负伤—埃提总结道：“那天早上，我们心中抱有的幻想已经破灭了。”

土耳其步兵团通过不懈抵抗，成功守住了战线。11月11日，俄军向土耳其部队发起最后一轮袭击，为此丧失了40%的战斗力。由于弹药告急，且奥斯曼军队从两翼包抄，俄军不得不在帝国军队的火力下撤退。博格曼的部队撤回到其于11月5日的控制线，即奥斯曼帝国边界15英里处。俄土双方都为博格曼这次的冒进付出沉痛代价。根据土耳其方面的统计，帝国在11月抵御俄军的战斗中死伤8000余人（1983人丧生，6170人受伤），另有3070名士兵被俘，近2800名士兵逃跑。俄军战死1000人，受伤4000人，另有1000人冻死。通过这场血腥的战斗，交战双方均在第一场雪到来之前巩固了自己的阵地。积雪使高加索高地几乎无法通行，双方都认为开春之前不会继续开战了。然而，恩维尔帕夏被这个“较为理想的开局”所鼓舞，决定在不久后亲赴高加索地区再次向俄军发起进攻。尽管如此，当时令奥斯曼帝国高层伤神不已的不是俄军，而是英军入侵美索不达米亚。[4]

阿拉伯河为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交汇，注入波斯湾，河畔的巴士拉市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它是航行于阿拉伯河的远洋轮船驶入大海前最终的要冲，也是美索不达米亚与波斯湾之间的重要商业通道。巴士拉以南数英里，阿拉伯河还是波斯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线（今伊朗与伊拉克边界），河的两岸分属于两个国家。英国对波斯沿岸有着特殊利益，是因为早在1908年5月，英波石油公司在那里以商业规模开采石油。

1901年5月，出生于英国德文郡的百万大亨威廉·诺克斯·达西获得了在波斯开采石油的60年权限。一家英国财团为其公司提供金融支持，而皇家海军则为其提供政治支持，以确保舰队在由煤炭驱动转为石油驱动后能拥有可靠的燃料资源。在波斯南部城市阿瓦士成功勘探出石油后，英伊石油公司便寻找了一处地点建造炼油厂。该地点位于阿拉伯河的阿巴丹岛上，距油田以南140英里，成品油能够在此直通入海。阿巴丹与海上航线直接相连，是建造炼油厂的绝佳地点，且该岛的拥有者—附近穆哈梅拉（今伊朗城市霍拉姆沙赫尔）的卡扎尔酋长—受英国庇护。

卡扎尔会讲阿拉伯语，麾下有2万骑兵，在当地是个风云人物。1902年，英国承诺对卡扎尔酋长的小城给予保护，而作为回报，他必须遵守英国与波斯湾大多数阿拉伯首领所签订的条约。如今在卡扎尔的领地勘探到了石油，英国便更加重视与这位酋长的友谊。驻波斯湾公使珀西·考克斯爵士被派往穆哈梅拉，就在阿巴丹岛上建厂修码头一事与卡扎尔举行谈判。1909年7月，双方达成协议，英国获准在阿巴丹建厂，同时需向卡扎尔支付6500镑现金，并向其提供1万镑贷款作为用地补偿，协议有效期为10年。1912年，油气管道铺设完成，炼油厂也已竣工，石油开始源源不断地从阿巴丹输往外地。[5]

美索不达米亚石油充足，贸易繁荣，更有波斯湾百年来的优越地理位置。因此，无论欧洲列强战后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英国都意图把美索不达米亚据为己有。甚至在与俄法两国展开谈判之前，它就派遣了一支远征军确保其对巴士拉的控制权。

1914年9月至10月，伦敦当局与英属印度共同密谋入侵巴士拉。鉴于印度穆斯林把奥斯曼苏丹敬为伊斯兰的哈里发，英国担心过早入侵苏丹的领土会导致宗教骚乱。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奥斯曼帝国宣战之前先将英国部队安插在巴士拉近郊，且不让当时仍保持中立的帝国将此举视为冒犯。这意味着行动要彻底保密，就连被派往巴士拉的军队及其指挥官都将被蒙在鼓里。

10月16日，华特·德拉曼准将与部分印度远征军（IEF）一道在孟买登船，准备驶往西线。就在此时，他接到了密令，严饬其在72小时后方可拆阅执行。在海上行驶了3天后，德拉曼打开装有指令的信封，得知他受命指挥印度军第六师的一个旅（代号IEFD分队）前往波斯湾。5000名士兵及其坐骑（1400匹马和驮骡）组队上了4艘浅水运输船，以便在波斯湾水域航行。随后，德拉曼及其军队立即奔赴巴林，等待下一步指示。

10月23日，德拉曼及其率领的部队抵达巴林。与其接洽的是前任英国驻波斯湾公使珀西·考克斯爵士，他已被任命为印度远征军D分队的最高政治专员（chief political officer）。德拉曼直到抵达巴林后才得知，自己此行的目的是要前往阿拉伯河，守卫英伊石油公司在阿巴丹的炼油厂以及储油罐，并确保输油管道免遭土耳其人攻击。德拉曼还需争取英国在波斯湾湾头的那些阿拉伯盟友—卡扎尔酋长、科威特统治者穆巴拉克·巴萨赫酋长，以及阿拉伯半岛东部的伊本·沙特—支持他的行动。根据德拉曼接到的指令，只要这些盟友保持中立，他便应“在无印度政府命令的情况下，避免对土耳其人有任何的敌对行为”。然而，一旦奥斯曼帝国参战，德拉曼便有权自行“采取必要的军事及政治措施”巩固其阵地，且“若有必要，可攻下巴士拉”。在船停靠了6天之后，德拉曼于10月29日奉命前往阿拉伯河—同日，奥斯曼帝国舰队向俄在黑海的船只发起攻击。英军从巴林出发的消息很快便传至巴士拉，后者急忙展开军事及政治上的应对准备。[6]

早在英国部队抵达巴林那时，巴士拉便有传言称英军即将来袭。对于巴士拉民众来说，曾经远在天边的欧洲之战如今已到了自家门前，他们措手不及，不知该何去何从。据即将卸任的英国领事里德·布拉德报告称，10月末的巴士拉充斥着“强烈的反俄反英情绪”。然而，巴士拉主要靠贸易生存，如果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的对峙使其与波斯湾其他地区失去联系，它的经济必将受到沉重打击。[7]

巴士拉人对奥斯曼帝国的情感最多只能算作不温不火。城中许多达官贵人都认为青年土耳其党人所奉行的政策有损阿拉伯利益，因此公开表示反对。巴士拉一群志同道合的领袖人物已于1913年成立了改革协会，其影响力在伊拉克的阿拉伯团体中首屈一指。与“法塔特”以及反中央集权党一样，巴士拉改革协会亦致力于维护阿拉伯文化权利，并在奥斯曼帝国的权力下放中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协会的领导人是赛义德·塔利布·纳齐布（Sayyid Talib al-Naqib）。

赛义德·塔利布是战前巴士拉最著名的风云人物。1908年，他首次当选奥斯曼帝国议员。最初与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合作，之后他便逐渐倾向于公开维护阿拉伯文化与政治权利。在其议会职业生涯中，他与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民族主义者们反目成仇，为自己树立了可怕的敌人。联合派认为赛义德·塔利布企图将巴士拉从帝国分离出去，遂公开威胁当地的领导者。虽然改革协会在1914年的奥斯曼议会选举巴士拉地区大获全胜，赛义德·塔利布却不敢前往伊斯坦布尔上任，唯恐遭联合派暗杀。[8]

苏莱曼·费迪是另一位代表改革协会当选1914年奥斯曼议会议员的巴士拉人。他还记得当初英国竭力拉拢赛义德·塔利布，试图让他在占领巴士拉的行动中助其一臂之力。就在印度远征军D分队（之后简称“D分队”）抵达阿拉伯河几天前，英国官员借用盟友卡扎尔酋长在穆哈梅拉的办公室秘密与赛义德·塔利布会面。英方提出，若同意合作，则可任命其为巴士拉行省总督，同时将巴士拉纳入英国的保护范围，并享受免税待遇与英国提供的发展援助。然而，赛义德·塔利布拒绝了英方的要求，称其不愿卖主求荣，为英国牺牲奥斯曼帝国的利益。[9]

看到附近的阿拉伯部落纷纷与英国签订休战条约，赛义德·塔利布决意与奥斯曼帝国一道放手一搏。然而事与愿违，联合派给他扣上了叛国的帽子，还发布了通缉令。赛义德·塔利布迫切想要向帝国表忠心，以扭转自己的命运，于是他致电恩维尔帕夏，承诺将争取到沙特统治者伊本·沙特的援助，共同抵御英军入侵巴士拉。这项提议对联合派而言有利无弊，因此他们表示，若赛义德·塔利布真能成功，他便有可能出任巴士拉总督。

英国人早已对阿拉伯人的忠诚度有所怀疑，一直致力于防止奥斯曼帝国任何拉拢波斯湾各酋长，抑或勾结阿拉伯各部落发起针对协约国的全球性圣战的行为。10月31日，英国驻波斯湾代表 S. G.诺克斯向“波斯湾的统治者、各位酋长及其子民”宣布了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的消息。“诸位与英国关系甚笃，”诺克斯提醒与英国结盟的阿拉伯各部落，“借此机会我向诸位保证，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将竭尽所能保全诸位的自由与宗教信仰。”为再次强调这一点，英国于11月3日签署正式协议，承认科威特脱离奥斯曼帝国实现独立，并受英国保护。作为回报，科威特统治者穆巴拉克酋长承诺与卡扎尔酋长、伊本·沙特，以及“其他可信赖的酋长”一同合作，帮助“巴士拉摆脱土耳其统治，实现独立”。[10]

珀西·考克斯爵士时任D分队最高政治专员，他一直与英国的各位阿拉伯盟友保持着稳定联系，协调各方行动，以确保英军入侵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军事行动能获得当地的支持。11月5日，考克斯知会波斯湾出口处的阿拉伯首领，称英军即将抵达。他宣称英军此次前来阿拉伯河是为“保护（英国的）商贸及伙伴，并驱赶不怀好意的土耳其部队”。在赛义德·塔利布·纳齐布向奥斯曼政府提议拉拢伊本·沙特之前，英国早已将波斯湾的一切部署妥当。[11]

途经巴士拉、穆哈梅拉、科威特以及内志，赛义德·塔利布·纳齐布发现，每位当地领袖都反对他站在奥斯曼帝国这一边。卡扎尔酋长试图说服这位朋友重新考虑英国的条件；科威特领袖更是威胁要按英国的指示，将赛义德·塔利布及其同僚软禁起来。这令塔利布怒不可遏，他威胁穆巴拉克酋长道：“如果你非要把我扣在科威特，那我就亲自开两枪，一枪打你，另一枪打我自己！”虽然赛义德·塔利布与一些伙伴最终成功逃离科威特，但他们日夜兼程，还是花了9天才赶到阿拉伯半岛中北部卡西姆地区的布赖代，与伊本·沙特见面。 [12]

这位沙特领导人热情地慰问和接待他的客人。伊本·沙特并未隐瞒他与英国保持联络这一事实，并称英国正敦促他保持中立（直到1915年英国才与其签署正式协议）。伊本·沙特感到进退维谷。宗教因素对其自身统治甚为重要，他不能因支持非穆斯林的英国而罔顾巴士拉的阿拉伯穆斯林兄弟。然而英国在波斯湾威势甚大，伊本·沙特也不敢与之结仇。于是，他采取拖延策略，期待局势能在他被迫选择站队之前变得明朗。

伊本·沙特拖了9天，才动员500名骑兵奔赴波斯湾出口处。沙特骑手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日夜兼程，但他们与赛义德·塔利布同行时每日却只走4个小时。待到11月末他们终于到达第一个基地，却听闻巴士拉已被英军攻陷。这则消息对巴士拉一行人“犹如晴天霹雳”，苏莱曼·费迪说，“对赛义德·塔利布的打击尤为巨大，因为他知道英国对他恨之入骨”。然而对伊本·沙特来说，危机以这种方式化解使他如释重负。他向巴士拉的兄弟表示同情，随后又一心扑在自己阿拉伯半岛中部的事业上。[13]

巴士拉陷落后，赛义德·塔利布只得四处流亡。他辜负了奥斯曼帝国的希望，而英国人也不待见他。他回到科威特向英国投诚，随即被派往印度，一战期间都留在那里。大家都以为战争很快能结束，然而英国攻占巴士拉导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恶战，远比赛义德·塔利布预料的要久得多。

11月5日，英国正式向奥斯曼帝国宣战。第二天清晨，印度远征军的英军部队进入土耳其的阿拉伯河水域。兼有蒸汽引擎和桅杆的“奥丁”号战舰驶到阿拉伯河河口位置，向位于法奥半岛的土耳其阵地发动炮击。不到一小时阵地指挥官就被炸死，其余400多名奥斯曼士兵仓皇逃窜。德拉曼派500名士兵登陆摧毁阵地上的机枪火炮，同时还通过水下电缆，搭起了一条联系法奥半岛与印度的电报线路。登陆行动并非一帆风顺。大浪使登陆舰难以靠岸，阿拉伯河河口处滩涂泥泞，又无任何船埠或码头，更让士兵、战马及大炮的登岸困难重重。不过，英国人仍在短时间内果断迅速登陆，中途未损一兵一卒，这在英军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4]

德拉曼留下一个连的兵力保卫法奥半岛的电报站，其余士兵跟随他继续朝阿巴丹炼油厂进发。部队在炼油厂上游土耳其河岸的萨尼亚（Saniyya）处登陆。由于缺少照明设施，他们费了两天时间才把运输船上的士兵、坐骑及战略物资用渡轮送上岸。运输难题将会一直困扰着美索不达米亚战役。由于陆路不通，所有物资都必须船运。然而，阿拉伯河水位较浅，加上奥斯曼军队在河中布满了障碍物，河岸又泥泞不堪，这一切都给船运带来了困难。然而，随着D分队在萨尼亚安营扎寨，他们已占据有利位置，能够保护阿巴丹免遭奥斯曼帝国的攻击。

德拉曼决定先静观其变，等到援军抵达后再沿河往巴士拉方向推进。11月11日，奥斯曼士兵向英印军阵地发起进攻，D分队首次遭遇人员伤亡，并被迫在炮火中撤退。在这陌生的环境里，英印军只得展开防御，不敢贸然行事。一阵突如其来的暴雨把阿拉伯河的河滩变成了沼泽，烈风卷起砂石，能见度骤然降低，通讯也因此中断。海市蜃楼是最令他们头疼的自然现象之一，让他们几乎没法看清战场形势。D分队的随军记者埃德蒙德·坎德勒是部队的“官方目击证人”。他回忆称，海市蜃楼令他们“难以分辨敌军到底是骑马还是步行，也无法估测敌人的数量。每支骑兵队都曾不时地把羊群误认为步兵团”。在等待的过程中，远征军谨小慎微，直到援军赶到后才继续往阿拉伯河上游推进。[15]

援军于11月14日抵达。中将亚瑟·巴雷特爵士（Sir Arthur Barrett）率领印度第六师的其余部队赶到阿拉伯河，接管了D分队。巴雷特有足够的兵力保护阿巴丹，同时也能够向巴士拉推进，因此他有信心在不冒额外风险的情况下继续对敌作战。皇家海军给予了他宝贵的支持，增派了一批浅水运输船至阿拉伯河。该些船只既能运送士兵，还配备有重型枪械，能对奥斯曼帝国的阵地倾泻火力。面对突袭，奥斯曼军选择了撤退。巴雷特企图乘胜追击，不给奥斯曼军休整喘息的机会。

英印军在巴雷特赶到后的第二天就向奥斯曼军发起了进攻，造成160名奥斯曼士兵死伤，并迫使其残军撤出了防守阵地。两天后，即11月17日，英印军在瓢泼大雨、漫天风沙的恶劣环境里与奥斯曼军在萨赫勒狭路相逢。英印军再次成功占领奥斯曼军阵地并迫使其撤退，但在此之前双方都遭受了战斗减员—近500名英印士兵死伤，奥斯曼军则折损了约1500到2000人。巴雷特称这次行动已“证明我军实力在土耳其军之上”，且“屡次的失败”已使土军“偃旗息鼓”。[16]

在遭遇一连串失利后，奥斯曼军认为巴士拉据点已凶多吉少，遂于11月21日弃城而逃。政府军刚一离开，暴徒便在城中肆虐，砸毁政府办公室并劫掠商店。美国驻巴士拉代理领事约翰·范·艾斯曾通过河运给英籍指挥官送去一封信，呼吁其“派遣军队治理城中秩序”。巴士拉已完全陷入了无法无天的状态：“阿拉伯人昨天一整天都在抢劫原先的政府办公室，城中不断有人在放火。”[17]

皇家海军迅速派遣“淘气”号（Espiègle）与“奥丁”号机帆船前往巴士拉控制水域，等候第二天英印军由陆路抵达。11月23日，巴雷特举行了入城仪式，英国国旗在巴士拉城中升起，标志着该城改由英国控制。珀西·考克斯爵士起草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讲话，并用他那带有英国腔调的阿拉伯语向巴士拉民众宣布：“英国现已占领巴士拉。虽然我们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仍在继续，但我们对广大民众毫无恶意；相反地，我们希望能与你们为友，给予你们保护。从今日起，本区不再听从土耳其的政令，英国国旗已在空中飘扬—在国旗下，你们将享有宗教及世俗事务的自由与正义。”考克斯的此番宣言令英国人与巴士拉民众同样感到困惑。英国人不确定自己愿意给予巴士拉人多少自由，而巴士拉人也不知英国人要在这里待多久。对于许多人而言，他们已习惯于奥斯曼帝国几个世纪的统治，难以想象土耳其人一去不返后的生活。只要奥斯曼帝国还有收复巴士拉的可能，城中的民众便会与英国人保持距离，唯恐将来遭打击报复。[18]

对英国人而言，占领巴士拉意味着他们实现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目标。他们已把奥斯曼军从波斯湾出口处逐出，并保全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阿巴丹炼油厂。珀西·考克斯爵士提议要追赶撤逃的奥斯曼军并一举拿下巴格达，被军事计划制定者与印度政府驳回。但英国政府准许英印军推进至位于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交汇处的古尔纳地区，意图掌控整片阿拉伯河流域。

12月3日，古尔纳战役拉开帷幕。英印军士兵乘坐皇家海军船只，在古尔纳以南4英里处安全登陆。在沿阿拉伯河左岸推进的过程中，奥斯曼守军的抵抗越发激烈，他们不得不停止前进，撤回底格里斯河对岸。奥斯曼军显然是想凭借底格里斯河这条天堑来阻挡印度远征军，从而赢得时间休整军队。然而，当入侵英印军成功通过浮桥跨过底格里斯河时，奥斯曼军便意识到大势已去。12月6日午夜前，3名土耳其长官乘坐一艘小型江轮，打灯鸣笛朝英军舰船驶去，准备谈判投降事宜。巴士拉行省总督苏卜希贝伊于12月9日举行交接仪式，将古尔纳地区交由印度远征军指挥官管控，并与45名军官及989名士兵一道宣布投降，沦为战俘。[19]

英国在阿拉伯河流域的军事行动进行得异常顺利，以极小的代价迅速取得了胜利。法奥战役与古尔纳战役中，英印军仅死亡100名战士，另有675人负伤。而另一边，奥斯曼军死伤近3000人，是英印军的4倍。如此轻而易举的胜利使英国对自身实力产生了幻觉，从而低估了奥斯曼军。[20]

攻下巴士拉后，英国人开始掌管该地区。作为占领者，英国必须遵照战争法，保全当地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设立的各个机构。然而，当地居民不愿配合新政府，这给他们的工作造成了诸多不便。英国人把当地居民拒不服从的原因归结为后者害怕奥斯曼帝国有一天卷土重来。但这也可能反映了当地人对外国占领者的抵触情绪，而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所采取的治安措施更加深了与当地人之间的嫌隙。

二等兵威廉·伯德隶属D分队多赛特营，他举例描述了英印军通常如何搜查村落。1915年1月，英印军对巴士拉近郊一处村落进行搜索。士兵在黎明时分到达村落，只敲一下门，若无人应答就破门而入，“把所有男子都囚禁起来，然后到处搜缴枪支，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他们草率处罚了任何似有反抗举动的村民。“那些试图逃跑的被我们的人从村外抓了回来，”伯德说，“被当成战斗人员处以死刑。当然，那些朝我们开枪的最后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捕后吊死在集市上。”这些治安手段自然很难赢得巴士拉人的拥护。[21]

此外，英国人也没有摆出以后会有更多政治自由的姿态来赢得巴士拉人的支持。1915年2月，印度总督哈丁男爵到访巴士拉与古尔纳。他淡化了考克斯先前对巴士拉居民关于“自由与正义”的承诺，改而保证“更优良的治理”与重振当地经济。英国占领巴士拉并不是为了给予当地人更多的自治，而是为了保证能统治此地。赛义德·塔利布·纳齐布并没有错：巴士拉人民只是换了个主人，从原先的奥斯曼帝国变成了英国。[22]

德拉曼带着手下的一个旅奔赴波斯湾后，其余印度远征军继续向埃及进发。舰队驶入红海之前在阿拉伯港口城市亚丁稍作停留。该城市位于英国一片狭小殖民地（仅8平方英里）的中央，并于1839年并入英属印度。皇家海军之前把亚丁当作反海盗行动的基地。但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之后，亚丁为往返于英国与印度之间的蒸汽船提供了理想的加煤地。它同香港一样崛起为大英海上帝国的基石之一，并凭借自身条件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

19世纪下半叶，英国已与亚丁周围的部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创建了名为“亚丁保护国”的特区。该保护国由9个独立小国组成，每个小国有其自己的自治首领。这些首领受英国保护，其统治区域位于阿拉伯半岛最南部的沿海地带，共计9000平方英里。“亚丁保护国”毗邻奥斯曼也门行省。1902年至1905年间，英土边界委员会为这两片区域划定了界限。然而，自1914年奥斯曼帝国参加一战后，位于边界两端的英国与奥斯曼帝国迅速进入敌对状态，在此展开了第二轮角力。

奥斯曼也门行省与“亚丁保护国”的边界位于曼德海峡，是红海的重要通道。奥斯曼帝国的最南端是谢赫萨义德（Shaykh Said），土耳其人在那里的山顶上建造机枪堡，控制了海上航线的主导权。另一边，英国掌控下的丕林岛位于曼德海峡，亚丁以西约100英里的位置，面朝谢赫萨义德，总面积约5平方英里。

11月初，英国得到情报称，土耳其人正在谢赫萨义德集结兵力。有分析认为奥斯曼军队企图袭击英国在“亚丁保护国”的阵地，甚至攻占丕林岛。鉴于红海航道对于英国的战略重要性—所有从新西兰、澳大利亚与印度出发的运兵船都必须经过曼德海峡才能抵达苏伊士运河—印度的英国战略部署者决定驱散奥斯曼军，并摧毁其位于谢赫萨义德的机枪堡。11月2日，印度新派一批部队前往亚丁，协助英国守住海峡。

11月10日上午，英国舰船从丕林岛出发，炮击奥斯曼军在谢赫萨义德山顶的阵地。炮击一结束，第69旁遮普师的通信员H. V.盖尔中尉便迫不及待地与其他人一同登陆，执行“首次行动”。这些人坐上登陆舰，被一艘拖船牵引着向岸边缓慢前行；而另一边的土耳其射手占据制高点俯瞰海滩，枪法亦越来越准。当英国人眼看即将登陆时，一颗炮弹就落在距盖尔的船只有几码的地方，炸死了一名年轻的印度预备役军人。其他人顺利登陆，并重新组队，等候指令向奥斯曼军据点发起进攻。为躲避枪林弹雨，英印登陆人员在一隐蔽处等了4小时，方开始向土耳其阵地进发。“那时很少有人开枪，”盖尔回忆道，“只是偶尔有零星的子弹。”[23]

到英印军抵达第一座山脊时，他们发现奥斯曼军早已不见踪影。显然，英国舰船的炮击以及登陆人员的推进令奥斯曼守军断定他们已无法守住阵地。从留下的衣物、武器及弹药数量来看，他们一定是仓皇撤退的。盖尔在日记里写道：“唯一的遗憾就是让他们跑了，大概有500人。”虽然不知奥斯曼军在此次行动中的伤亡情况（他并未看见任何土耳其人牺牲），但他声称有5名英印士兵死亡，另有11人受伤。英印军夜宿谢赫萨义德，摧毁了奥斯曼军的掩体残部，随后于11月11日重新登船，继续向西往埃及方向前进。

虽然英印军在谢赫萨义德的军事行动获得胜利，却给英国制造了一个政治难题，这在此后的战争中一直困扰着亚丁的英国人。身在印度的军官是在未与亚丁当局协商的情况下拟定的作战计划，而后者一直在谨慎谈判，意图孤立也门中的奥斯曼军。他们多数外交工作围绕叶海亚伊玛目（Imam Yahya）展开。此人是萨那（今也门首都）高地的什叶派分支栽德派（Zaydi）的领袖，他于1911年与奥斯曼政府达成了停战协定，并于1913年同意与伊斯坦布尔共同治理也门。虽然叶海亚伊玛目并无实力与奥斯曼帝国决裂，但他热切地想与英国建立良好关系。[24]

然而，英印军炮击谢赫萨义德的行动打乱了所有的计划。英国驻亚丁官员哈罗德·雅各布这样写道：“伊玛目（叶海亚）怒不可遏，（奥斯曼）萨那总督还播报了一则宣言，称英国心怀不轨，意图吞并该城。我军的行动反而助长了土耳其的宣传。”伊玛目宣称：“谢赫萨义德事件已使各地的阿拉伯人忧心忡忡。”英印军袭击谢赫萨义德并未能使其确保对也门南部的控制，相反却令亚丁更加脆弱。驱逐500名驻守在孤立沿海堡垒的士兵并非难事，但若要保卫9000平方英里的“亚丁保护国”，防止1.4万名驻也门奥斯曼军以及叶海亚伊玛目的私人部队来袭，却非常困难。[25]

事实上，奥斯曼帝国位于谢赫萨义德的火炮并不影响英国的船运。曼德海峡最窄处亦有20英里宽，因此英国船只根本无需进入土耳其火炮的射程范围内。相比之下，土耳其的水雷区与德国潜艇对英国船运的威胁更大，且应对这些威胁需要的是海军，而非陆上力量。皇家海军派遣战舰封锁了红海沿岸的土耳其港口，使海上通道只对友好船只开放。鉴于有数十艘货运船只及运兵船会满载着货物与士兵，从帝国各地出发沿红海去往苏伊士运河及其他战场，皇家海军此举可谓成功。

从1914年9月起，埃及便涌入了成千上万的士兵，他们来自英伦三岛及英治下的各片疆土。9月末，东兰开夏本土守备师率先抵达埃及，奉命接替被调往西线的正规军驻守埃及。印度远征军于10月底由孟买抵达埃及，随后被派往苏伊士运河区域内的各个城市。第一批3万名澳新军团士兵从新西兰与澳大利亚出发，于12月初到达埃及亚历山大港。接下来的几周与几个月内，数千名后援军陆续抵达。亚历山大港—开罗段铁路运送的，全是去往开罗周边营地的士兵与马匹：澳大利亚步兵团驻扎在开罗以西接近金字塔的梅纳（Mena）地区；澳大利亚轻骑兵团被派往植被繁茂的马阿迪（Maadi）南部郊区；新西兰人则赶赴开罗以北，驻扎在临近赫利奥波利斯的泽伊顿营地（Zeitoun Camp）。

英国部队进驻埃及有助于稳定其紧张局势。自从一战爆发以来，埃及的政治基础便被一连串重大事件所动摇：奥斯曼帝国宣战、哈里发号召圣战，埃及结束奥斯曼帝国几个世纪的统治、阿拔斯二世总督被废黜，以及苏丹侯赛因·卡米勒被英国扶植上位等等。埃及人民已日益厌倦英国对其长达32年的统治，并希望德国能助其摆脱现状。德军对英军在西线取得的胜利，例如比利时的蒙斯战役（1914年8月23—24日），让埃及民众更寄希望于德国。英国当局担心德国与土耳其间谍策反，害怕埃及民族主义者叛变，以及“容易激动的”群众掀起宗教骚乱。[26]

外籍士兵突然大批入境令埃及人民认为，英国在当地的势力之大难以被撼动。澳新军团训练营位于开罗四周，数以万计的骑兵与步兵在这片沙漠中操练，他们或许并不为开罗人民所知。因此，为了给开罗居民留下深刻印象，英国当局特意安排新抵达的部队在市中心游行。来自新西兰坎特伯雷的骑兵戈登·哈珀在一封写给家人的信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们几天前在开罗弯曲的街道上好好地游行了一番。我们穿过小巷、走过贫民区，途经各种各样令人讨厌的地方，就这样走遍了开罗本地人居住的所有老旧街区，总共有数英里之远。”哈珀懂得游行背后的政治意义：“当地人蜂拥前来围观。他们在传统与精神上仍然亲近土耳其人，而游行的目的就是想以我们的实力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结果很有趣。街上满是戴着土耳其帽的男人与蒙着面纱的女人，他们就那样注视着我们，没有一丝笑意或一点欢呼，所有的一切都在暗示着他们被英国的统治吓呆了。”[27]

英军士兵一离开营地便成了游客。他们在斯芬克斯像前骑着马或骆驼照相，被卖法老古玩赝品的小商小贩纠缠不休。集市上的商店挂着拿澳新士兵打趣的标语：“别去其他地方受骗了，澳大利亚人。快来这儿吧！”以及“会说英语与法语，能听懂澳洲话”，诱惑着他们前去一探究竟。埃及的旅游贸易很快便随客户群的变化作出了调整，旅馆及饭店争相更名为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各个小镇名，其中就有巴尔克拉萨酒吧和怀普库劳阅读室（Balclutha和Waipukurau均为新西兰地名）。[28]

围绕艾兹拜基耶公园的欧洲街区，为开罗的外籍士兵提供了休闲的去处。公园周围的饭馆，及诸如著名的“牧羊人”、“新酒店”与“布里斯托尔”等大饭店的露台上常能见到成群的军官。咖啡屋和酒吧位于公园北边小道上的“红盲区”（Red Blind Quarter）和“沃泽”（Wozzer，从阿拉伯语街道名Wasaa而来），那里是开罗的红灯区，也是普通士兵频频造访的地方。

“红盲区”的酒吧及妓院里人满为患，来此的士兵都想从枯燥的营地生活与沙漠操练中偷得半刻安逸。这种环境下潜伏着诸多不安因素：他们厌倦了战争，受够了廉价酒吧里出售给他们的“卑鄙假酒”，抱怨妓女传染给他们性病（当时仍无药可医），这些英军士兵威胁到了开罗的长治久安。[29]

澳新部队于1915年在开罗中心引起过至少两起骚乱。酩酊大醉的士兵曾两度袭击“红盲区”，一次发生在1915年4月，即他们启程赶赴加里波利的前夕，另一次是同年7月。骚乱的起因众说纷纭：士兵控诉妓女抢劫，或因染上性病而打击报复，抑或是因一位毛利士兵受到了种族歧视。每次的骚乱士兵都破坏了女人所营造的情致，她们的内衣裤与家具被一并扔出窗外，散落在街道上。衣橱与珠宝箱等尺寸太大的，他们便扛上5层的大楼，将这些东西从屋顶上扔下。看热闹的群众又把家具堆起来点燃，火势迅速蔓延至狭窄巷道边的大楼。[30]

1915年4月，英国当局派出骑警治乱，烂醉如泥、愤懑不平的暴乱士兵拒不服从命令。一位目击者描述：“他们往警察身上扔各种东西，水壶、家具，五花八门。”警察鸣枪警告无果后朝人群开了枪。“四五人倒下了，但其他人仍继续与警察对峙（他们离警察只有5码远），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5辆消防用车被派去救火。他们打开水管朝叛乱士兵喷水，暴徒于是捣毁了消防栓，破坏了平板车。最终，英籍士兵被派去控制局势。一位目击者回忆道：“后排站着，第二排蹲下，前排躺倒。指挥官警告街上的人群，称若他们还不肯散去，他就只好开枪了。人群立马散开。在你手无寸铁的时候遇到这三排人，你不会不害怕的。”骚乱从晚上8点爆发，造成5名澳新士兵受伤，50人被捕。英方报告中未提及埃及人在4月骚乱中的伤亡情况，只知有几处房屋被烧毁。但7月骚乱中被焚毁的房屋更多。[31]

对于开罗居民而言，这些危险的治安骚乱令他们更加仇视英军，以及将他们带到埃及的英国当局。埃及资深政客艾哈迈德·沙菲克对发生在“红盲区”的骚乱表达了自己的沮丧之情，称澳新士兵纵火焚烧妓院，而其同伴却在一旁袖手旁观，毫不干预，对里面妇女的安危漠不关心。沙菲克断言道：“倘若这种情形发生在和平年代而非战乱时期，民众早就揭竿起义了。这些士兵，尤其是那些来自自治领的，对埃及人民非常粗暴。”[32]

英军进驻埃及并未使局势稳定，相反气氛愈发紧张。然而，英军在此后的几年里仍然驻留在埃及。英国在埃及、加里波利及巴勒斯坦的战役贯穿整个一战，而埃及是其重要的驻地、训练场，以及医疗基地。英法海军在地中海东部水域掌握着主导权，而埃及北部的亚历山大港与塞德港作为英法的海军基地，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14年11月，自奥斯曼帝国正式参加一战后，英法两国封锁了自色雷斯的德德阿加奇港（Dedeağaç，今希腊东北部的亚历山德鲁波利斯港）至土耳其港口士麦那以南萨摩斯岛的爱琴海沿岸。被人称为东地中海分舰队的协约国联合舰队实力达到顶峰，拥有18艘战列舰、40艘驱逐舰、15艘鱼雷艇、12艘潜艇，以及20艘浅水重炮舰（装备有重型火炮的浅水舰，极不适合远航）。该分舰队的基地穆兹罗斯港位于奥斯曼与希腊有争议的利姆诺斯岛，距达达尼尔海峡仅50英里。[33]

在战争仅限于欧洲之时，奥斯曼帝国在达达尼尔的海防力量薄弱不堪，装备陈旧落伍。8月2日德国与青年土耳其党人秘密签订盟约后不久，德国船只便开始向该海峡运送人力物力，以加强其防御能力。1914年11月3日，协约国炮轰达达尼尔海峡，炸毁了海峡入口处的赛迪尔巴希尔机枪堡，令同盟国在此的防御能力再遭重创。之后，奥德两国重新构筑起防御工事，几百名德军士兵与军事工程师重新在海峡的欧洲与亚洲海岸设计建造炮台，装备强力火炮以威慑敌舰，使其不敢驶入这片具有战略意义的水域。建造于1876年，服役已久的“马苏迪”号（Messoudieh）战舰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之内，其重型炮对准海峡入口，严阵以待。土耳其还密密麻麻地布下数百枚水雷，雷区分布在恰纳卡莱海峡（土耳其对达达尼尔海峡的称谓）以南水域，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一黑海入口。陆岬上的强力探照灯能使夜行船只暴露无遗，各军据点还配备了现代的马可尼式无线电系统，方便互相联络。

奥斯曼军在达达尼尔海峡集结其地中海舰队，以保卫他们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免遭协约国攻击。1914年8月转手给奥斯曼帝国舰队的两艘德国战舰—“布雷斯劳”号与“戈本”号—被安置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在防止协约国由北面进攻伊斯坦布尔的同时，也负责袭击俄国港口，破坏其黑海航运。土耳其于11月参战时，其在博斯普鲁斯与达达尼尔两座海峡的力量已今非昔比。然而，德国与奥斯曼政府都清楚，他们对这些海峡的防守并非滴水不漏。1914年12月，负责监督防御工事的德国上将报告称，他仍认为一支强大的协约国舰队仅需牺牲四五艘战舰，便可冲破达达尼尔海峡的防线。[34]

奥斯曼步兵是守护伊斯坦布尔的最后一道防线。德国和奥斯曼帝国均认为，协约国若想占领伊斯坦布尔，必须出动地面部队—仅凭其海上力量无法达成目标。为守住首都及其腹地，帝国在色雷斯以及海峡区域集结了绝大部分兵力以防止协约国登陆，其规模接近25万人，其中包括久经沙场的奥斯曼第一军团（16万人）和第二军团（8万人），占1914年11月动员参军人数的一半。[35]

土耳其海军如此密集地布防海峡地区，导致奥斯曼帝国濒临爱琴海与黑海的城镇防守空虚。协约国趁机袭扰了那两片海域上的经济活动与交通。1914年11月17日，俄国战舰炮击黑海特拉布宗港。据目睹炮击事件的美国领事称，袭击引起了一片恐慌，造成“人员与财物的重大损失”。1914年11月至1915年3月之间，俄军6次袭击特拉布宗，击沉船只，破坏城市，当地居民纷纷逃往周围的乡村避难。俄军还炮轰了土耳其宗古尔达克煤矿区，破坏了对土耳其与德国舰船至关重要的燃料供应。另一边的爱琴海上，一些商船因航运封锁被困伊兹密尔港，也遭遇英法两军的炮击。奥斯曼军对此采取了报复行动，缴获3艘英国船只作为战利品，并在港口将其击沉，以阻碍协约国战船入港。这也使其他6艘分别来自美国、希腊、保加利亚、荷兰与德国的船只在整个战争期间被困港内。[36]

在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与叙利亚接壤的奇里乞亚地区，奥斯曼军担心所修建的铁路会遭袭击。由于所有海上交通都被迫中止，铁路便扮演了重要角色，负责将部队、物资及补给从大后方运至高加索地区、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叙利亚等前线。毗邻阿达纳，与巴格达铁路相通的梅尔辛港在战争伊始时并无海防力量。1914年11月末，据称约有1.6万名协约国士兵与大批弹药通过梅尔辛—阿达纳段铁路。奥斯曼军无力威慑协约国船只，只得眼睁睁看着法国舰船毫发无损地驶入梅尔辛港，肆无忌惮地扣押或击沉他们的船只。[37]

位于梅尔辛港正东方向的亚历山大勒塔湾，是另一处铁路与海上交通的交会点。巴格达铁路在当时已修至地中海沿岸，但1914年时托鲁斯山脉的隧道仍未打通，而且阿曼山脉附近的工程也未竣工，该段铁路因此未能与阿达纳或阿勒颇连通。这意味着火车行至障碍路段时，必须卸下乘客与货物，令其换乘其他交通工具绕行至隧道的另一端，才能够继续搭乘火车前行。尽管有诸多不便，但亚历山大勒塔港仍是重要的中转站，为数万名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安纳托利亚地区之间来回奔波的土耳其士兵提供服务。

1914年12月，英国“多利斯”号轻型巡洋舰闯入亚历山大勒塔湾，从海上炮击了巴格达铁路。12月20日周日晨，“多利斯”号朝德尔特约尔村附近开炮。当时的美国驻亚历山大勒塔港代理领事H. E. 比绍普称：“船一边沿着亚历山大勒塔港沿岸徐徐前行，一边轮番轰炸铁路。”中午后不久，该战舰挂着白旗驶入亚历山大勒塔港示意停火，并向城中官员送去最后通牒。英军指挥官解释称，铁路把奥斯曼士兵运至前线，从而对英军（尤其在美索不达米亚）造成了威胁。因此，他要求奥斯曼当局上缴所有铁路设备及战略物资，由登陆的英军负责销毁。若当局拒不执行，则“多利斯”号将用其重炮对沿岸所有的办公、铁路及港口设施进行轰击。英军已遵照1907年的《海牙公约》，在袭击非军事港口之前先向其发出了合理警告，因此英军对此行动无需承担后果，而任何因行动产生的平民伤亡将由奥斯曼当局负责。[38]

三头执政同盟之一的杰马勒帕夏刚刚就任叙利亚总指挥。他接到亚历山大勒塔港地区总督提交的英国最后通牒后，冲动之下选择还击。杰马勒帕夏断然拒绝向“多利斯”号舰长交出铁道机车车辆或战备物资。作为参战国，他承认英国海军有权轰炸奥斯曼帝国的政府大楼。然而他威胁称，若英军这么做，他将即刻下令摧毁英国在叙利亚同等数量的财产与机构。更火上浇油的是，杰马勒还告知英军指挥官称，他自战争开始至今已拘押了数十名英国子民，并扬言，“多利斯”号的敌对行动每导致一名奥斯曼帝国公民死亡，他便会击毙一名英国人。

杰马勒这种挑衅的回应，使亚历山大勒塔港事件升级成全面危机，最终美国出面斡旋，才使危机得以化解。美国当时仍是一战的中立国（直到1917年4月），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甚笃。同时，美国也同意在帝国境内代表协约国的利益。双方似乎都愿意美国出面调解，帮他们摆脱这种以牙还牙的紧张局面。

美国代理领事比绍普与驻亚历山大勒塔港的土耳其及德国官员共同确定了24小时宽限期，以便谈判达成决议。由于杰马勒帕夏拒绝将平民撤离，当地官员不惜一切代价希望免遭炮击。而对于英军指挥官而言，他非常希望能避免奥斯曼当局对英国子民的报复性杀戮。比绍普向“多利斯”号舰长报告称，“港内并无部队，且据……当地官员称，一切军需品已被运往内陆”（比绍普称他之后发现“港内当时确有其他军需品”）。他向英军提议，可争取奥斯曼帝国同意英军摧毁其在港内的两辆机车，并诡称那是“港内唯一的战略物资”，如此一来，“多利斯”号也能完成扰乱帝国军事交通的任务。

比绍普后来报告称：“经舰船官员、亚历山大勒塔港总督与本人的商讨，最终决定把两辆机车开往空地，并在舰船代表与本人眼前炸毁。”“多利斯”号为此准备了烈性炸药，而4名官员—一位奥斯曼上尉、港口负责人、一名“多利斯”号上的准尉以及美国代理领事—于晚上9点半出发，共同见证了两辆无人机车被毁的过程。爆炸过程“幸好无人受伤”，随后两辆机车经勘察已被“充分摧毁，无法操作”。比绍普在报告的最后稍带讽刺地写道：“10点45分时，我们再次抵达铁路码头，英军登陆指挥官向我传达了舰长的感谢，感激我对摧毁过程做了见证。随后英国人登上汽艇离岸而去，事端也就此告终。”

与此相比，英军在派出潜艇击沉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的“马苏迪”号战舰一事上，更为强硬地表现其海上霸权。在12月一个晴朗无风的周日早晨，英国潜艇避开侦察，顺利穿越4英里雷区，向这艘陈旧的奥斯曼巡洋舰的舰首部位发射了鱼雷。上午11点55分，“马苏迪”号战舰发生了可怕的爆炸，舰体立刻冒起了黑烟。烟雾散去后，“马苏迪”号战舰漫无目的地进行了两轮齐射，向躲在暗处的敌人报复，直到舰体太过倾斜，无法继续射击。随后，这艘奥斯曼战舰在一阵突发的颠簸后倾覆。据一位目击者描述，它在短短7分钟内就沉没了。由于“马苏迪”号战舰停泊的水域较浅且靠近岸边，它最终搁浅在海床上，只有小半部分舰体被海水淹没。十几名水手紧紧抓住舰船上的炮眼与舱面属具，救援船只亦纷纷赶来。工程师们从舰体上钻出逃生舱口，营救行动一直持续到夜晚。据称约有50至100人在此次袭击事件中丧生。[39]

敌军潜艇成功避过密布的雷区，帝国海军骤然丧失了一艘大型战舰，这些都对奥斯曼当局产生了极大震动。身为德国驻达达尼尔海峡指挥官，海军中将约翰尼斯·默腾（Johannes Merten）极不情愿地承认：“这招真是太高了。”然而，击沉“马苏迪”号战舰，与先前炮击土耳其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据点一样，都只是协约国在警告奥斯曼帝国，将来在海峡还会有更大的战役。[40]

奥斯曼帝国参战两个月后，其脆弱程度已为协约国及同盟国所洞悉。土耳其人无法同时守住所有的边境，帝国幅员辽阔，那种希望也只是痴人说梦。奥斯曼军在各个方向频频失利，从高加索地区、巴士拉、也门、爱琴海到奇里乞亚地区，无不节节败退。俄国攫取了帝国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领土，英国将其埃及自治行省独立出来，把奥斯曼军赶出了波斯湾，还确保了英国在红海、英法两国在地中海区域的海上主导权。每月都有上万名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士兵涌入埃及，且协约国在爱琴海的威势也与日俱增。这些都标志着协约国正在构筑一道铜墙铁壁来对抗奥斯曼帝国。

面对德国的日益施压，奥斯曼帝国决定主动出击。他们需要几场胜利来振奋军心与民心，也需要检验奥斯曼苏丹的圣战号召是否灵验。

[1] C. F.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29), 1:34–35.

[2] W. E. D. Allen andPaul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A History of the Wars on the Turco-Caucasian Border, 1828–19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245–247.

[3] Ali Rıza Eti, Bir onbaşının doğu cephesi günlüğü, 1914–1915 [东线下士的日记，1914–1915](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9)；关于他讲述的科普鲁克伊（Köprüköy）之战，见37–42.

[4] 奥斯曼军死伤人数见Edward J.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72n4. 俄军伤亡人数见M. Larcher, La guerre turque dans la guerre mondiale [世界大战中的土耳其战争] (Paris: Etienne Chiron et Berger-levrault, 1926), 381. Enver quoted by Otto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1927), 37.

[5] Philip Graves, The Life of Sir Percy Cox (London: Hutchinson, 1941), 120–126；Daniel Yergin，The Priz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134–149.

[6] 德拉曼接到指令的内容引自 E. G. Keogh, The River in the Desert (Melbourne:Wilke ＆ Co., 1955), 39–40.

[7] 布拉德的判断引自 Arnold T.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1914–1917(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1:4.

[8] 关于巴士拉改革协会与赛义德·塔利布·纳齐布的内容，参见 Eliezer Tauber, The Emergence of the Arab Movements (London: Frank Cass, 1993). 同时代关于赛义德·塔利布的英语资料, 参见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1:18.

[9] Basil Sulayman Faydi, ed., Mudhakkirat Sulayman Faydi [苏莱曼·费迪回忆录] (London: dar al-Saqi, 1998), 194–196.

[10] 诺克斯在1914 年10月31日的宣言，见 Wilson. Loyalties Meso- potamia, 1:309；“1914年11月3日，英国承认科威特为受英国保护的独立国,” 见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6–7.

[11] 考克斯在1914年11月5日的宣言，见Wilson的Loyalties Mesopotamia, 1:310–311.

[12] Faydi, Mudhakkirat, 199.

[13] Faydi, Mudhakkirat, 203.

[14] F. J.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 (London: HMSO, 1923), 1:106–153；Charles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Mesopotamia and the Creation of Iraq, 1914–1921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0), 3–10.

[15] Edmund Candler, The Long Road to Baghdad (London: Cassell and Co., 1919), 1:111.

[16]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117–27；Ron Wilcox, Battles on the Tigris: The Mesopotamian Campaign of the First World War (Barnsley, UK: Pen ＆ Sword Books, 2006), 2–26；Townshend,When God Made Hell，30–40.

[17] NARA, Basra box 005, letter from John Van Ess dated Busrah, 21 November 1914.

[18] 珀西·考克斯爵士对巴士拉人民的讲话引自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1:311.

[19]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151–152.

[20] 伤亡人数来自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106–153.

[21] IWM Documents 828, diary of Private W. R. Bird, entry of 14 January 1915.

[22]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66.

[23] IWM, P 158, Documents 10048, private papers of Lieutenant Colonel H. V. Gell, diary entry of 10–11 November 1914.

[24] G. Wyman Bury, Arabia Infelix, or the Turks in Yamen (London: Macmillan, 1915), 16–19.

[25] Harold F. Jacob, Kings of Arabia: The Rise and Set of the Turkish Sovranty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London: Mills ＆ Boon, 1923), 158–161.

[26] W. T. Massey, The Desert Campaigns (London: Constable, 1918), 1–3.

[27] Letter dated Zeitoun Camp, 4 January 1915, in Glyn Harper, ed., Letters from Gallipoli: New Zealand Soldiers Write Home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11), 47–48. See also the memoirs of Trevor Holmden, chap. 3, Alexander Turnbull Library, Wellington, New Zealand, MS-Papers 2223.

[28] Ian Jone, The Australian Light Horse (Sydney: Time-life Books [Australia], 1987), 25；Fred Waite, The New Zealanders at Gallipoli (Auckland: Whitcombe and Tombs, 1919), 38.

[29] C. E. W. Bean是澳大利亚皇家部队的官方历史学家，他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中描述了1915年4月2日发生在红盲区的骚乱，日记时间为1915年3月至4月，22–31。这些日记被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保存，内容可在网上查到 www.awm.gov.au/collection/records/ awm38（下文代称为C. E. W. Bean diaries）。

[30]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方面对骚乱始末及其原因的描述，参见Harper, Letters from Gallipoli，50–51；C.E.W.Bean diaries，March–April 1915，30；Trevor Holmden memoirs，chap. 3，3–5.

[31] 引自 C. E. W. Bean diaries，March–April 1915，25–28.

[32] Ahmad Shafiq, Hawliyat Masr al-siyasiyya [埃及政治年鉴]，Part I (Cairo: Matba`a Shafiq Pasha, 1926), 84. 另见Latifa Muhammad Salim, Masr fi’l-harb al-`alimiyya al-ula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埃及] (Cairo: Dar al-Shorouk, 2009), 239–243.

[33] Larcher, La guerre turque, 172.

[34] NARA, Istanbul vol. 282, Alfred Grech report from Dardanelles, 31 August 1914; C. F.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29),1:32–36; Mustafa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in 1914: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36–137.

[35]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47–48；Erickson, Ordered to Die, 75–82.

[36] NARA, Istanbul vol. 292, report of US vice consul, Trebizond, 31 March 1915.

[37] NARA, Istanbul vol. 281, report of US consul, Mersin, 2 November 1914; vol. 282, report of US consul, Mersin, 30 November 1914; vol. 293, report of US consul, Mersin, 5 March 1915.

[38] NARA Istanbul vol. 293包含多份有关Alexandretta Incident的报告、电报和文件，包括reports from US Consul Jackson in Aleppo of 21 December 1914 and 8 January 1915, and from US Consular Agent H. E. Bishop in Alexandretta of 24 December 1914, 26 December 1914, and 12 January 1915.

[39] NARA, Istanbul vol. 281, eyewitness report by C. Van H. Engert on the sinking of the Messoudieh in the Dardanelles, 14 December 1914.

[40] C. Van H. Engert在其1914年12月14日的报告中，引用了海军中将默腾关于奥斯曼军总部就马苏迪号沉没一事，以及协约国达达尼尔海峡策略的看法，参见General Ali Ihsan Sâbis, Birinci Dünya Harbi [第一次世界大战] (Istanbul: Nehir Yayinlari, 1992), 2:261–262.

第五章
发动圣战：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与西奈的战役

一战爆发的前几周，奥斯曼帝国在其辽阔的边境遭遇了一连串失利，但他们的军队仍然完整，而且土耳其人还未打出圣战这张充满变数的牌。事实上，许多德国高层指挥官都认为，奥斯曼帝国对一战最大的贡献不是来自其军队，而是通过他们的军事行动带动法国北非殖民地、英属印度，以及俄国高加索与中亚地区的穆斯林起义。后院起火至少能迫使协约国往亚洲与非洲部署兵力，以维护其穆斯林领土的安定，从而缓解德国在西线，以及德国与奥地利在东线的压力。

自1914年9月中旬以来，同盟国在东西战线的压力与日俱增。9月5日至12日，英法联军在马恩河向德军发起反攻，后者无法继续推进，战事演变成堑壕战。西欧的僵局使得德国已是两线作战。德军原计划在法国速战速决，以抽出兵力援助奥地利，全力对抗俄国。奥地利人在东线需要大量支援。1914年8月至9月，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对抗塞尔维亚，以及在奥匈治下的加里西亚东部地区面对俄军时，均遭惨败。仅加里西亚一役就折损近35万兵力。眼看奥地利已风雨飘摇，德国急忙对奥斯曼帝国施压，敦促这位盟友向俄军发起进攻。[1]

德国人敦促奥斯曼军，在最有助于德国与奥地利战事的地方与英俄两国开战。德国驻土耳其军事顾问团领导，利曼·冯·桑德斯将军提议，派奥斯曼帝国的5个军（约15万兵力）跨过黑海进军敖德萨，以援救在加里西亚的奥地利军，并与其一道两面夹击俄军。柏林方面，则期望奥斯曼帝国派遣一支远征军进攻苏伊士运河沿岸的英军，切断其海上交通，并煽动埃及人对英军的仇视。德皇及其军队领导希望奥斯曼帝国不遗余力地突袭协约国，进而促使协约国亚非殖民地的穆斯林揭竿起义，积极响应苏丹哈里发的圣战号召。[2]

另一方面，青年土耳其党人有自己的目标，即试图利用战争收复埃及与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失地。被英国占领的埃及，以及1878年被俄国吞并的“三大行省”（Elviyei Selâse，指卡尔斯、阿尔达汉与巴统），原本都是奥斯曼穆斯林的土地。青年土耳其党人深信他们的士兵会为收复失地而英勇奋战，并希望军队的胜利会鼓舞当地穆斯林起来反抗俄国与英国。[3]

1914年11月中旬，奥斯曼帝国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邀请同僚—海军大臣杰马勒帕夏—到其家中秘密会面。“我想在苏伊士运河发动攻击，把英国人困在埃及，”恩维尔解释道，“这样一来，不仅使大批的印度师不能前往西线，还能防止他们在达达尼尔海峡集结兵力。”之后，恩维尔委托杰马勒在叙利亚纠集军队，率先攻打英军在西奈半岛的据点。杰马勒欣然接受了委托，并承诺周内启程。[4]

11月21日，杰马勒从伊斯坦布尔的海达尔帕夏火车站出发，前往叙利亚。车站里挤满了内阁成员、奥斯曼帝国政界领袖和外交使团。用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尖刻的话来说，他们“都来向这位即将离去的上司热情地道别”。这群爱国人士被战争狂热冲昏了头脑，早早地就赞颂杰马勒为“埃及的救星”。火车即将发动时，杰马勒向这帮支持者承诺，称他“在收复埃及之前”绝不归来。在并不欣赏青年土耳其党的摩根索眼中，“整场演出……有些过于夸张了”。[5]

恩维尔帕夏决定亲自指挥军队攻打俄国。他对德国在黑海北岸发起军事行动的提案毫无兴趣，因为那里远离帝国边境。相反，他一心想收复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三大行省”。恩维尔相信，届时定会有一批高加索穆斯林热情地响应。而且，恩维尔认为土耳其军队已经洞悉了驻高加索地区俄军的实力。奥斯曼军最近在科普鲁克伊力挫俄军，这更助长了恩维尔的抱负。12月6日，恩维尔拜访了利曼·冯·桑德斯，并宣布他当晚即将乘船赶赴黑海特拉布宗港，指挥帝国军队向高加索边境发起进攻。据利曼回想：“恩维尔手拿地图，向我概略描述了他计划让第三军团采取的军事行动。他企图让第十一军在公路干线上正面牵制俄军，再让第九与第十军向左奔袭，翻越几座山后，在萨勒卡默什附近从侧面及后方偷袭俄军。随后，第三军团将收复卡尔斯。”恩维尔的这个作战计划非常冒险。山区地形复杂道路稀少，不仅耽误行军，补给与交通线也会受影响。当利曼向恩维尔提出以上忧虑时，恩维尔坚称他已把这些问题“考虑在内，且已侦查了所有道路”。[6]

即将结束会面时，恩维尔提及柏林方面翘首期盼的奥斯曼圣战。据利曼回忆，恩维尔“提到了一些不切实际，但又值得注意的想法。他告诉我说他考虑取道阿富汗进入印度。然后他便转移了话题”。这位德国将军认为恩维尔的赢面并不大，但他也不准备泼冷水。

青年土耳其党的三头执政同盟中，已有两位启程赶赴前线，亲自指挥奥斯曼军对协约国的首次陆地战役。倘若把力量集中在一场战役上，或许他们还有胜利的可能。奥斯曼军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两面出击，匆匆挑战两个军事大国，注定其两场战役均将惨败。

恩维尔帕夏从伊斯坦布尔跨越黑海，于12月8日驶抵特拉布宗。与他同行的还有两位他最亲近的德国顾问—保罗·布隆萨特·冯·舍伦多夫上校与奥托·冯·费尔德曼少校。恩维尔经由陆路抵达在埃尔祖鲁姆的奥斯曼第三军团总指挥部。许多奥斯曼高层军官都抱怨，他们的战争大臣受德国人的影响太大，事实也确实如此。究其根源，恩维尔这次提出击败俄国高加索军的大胆计划，是与他的德国顾问有关。

1914年8月末，德军在普鲁士东部的坦能堡成功包抄俄军。当时，德军正面牵制住俄军，同时派出步兵与炮兵通过公路和铁路绕到俄军左翼，切断其补给与交通线，并将其包围。当俄军意识到身陷险境时，为时已晚。最终，德军歼灭俄第二军，致其3万人死伤，俘获9.2万人，这是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最佳战绩。恩维尔希望能套用德国的战术，让奥斯曼军在对抗俄驻高加索部队时也能获得同样的胜利。[7]

恩维尔向来无所畏惧，他的职业生涯充满冒险：1908年他历史性地领导革命运动，1911年策划在利比亚由奥斯曼军主导的圣战，1913年策动袭击“高门”事件并用枪逼迫时任首相辞职，还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被誉为“埃迪尔内的解放者”。恩维尔雷厉风行，对自己的判断与能力毫不怀疑。他坚信自己能率领军队取得对俄作战胜利，给奥斯曼军带来一战中最丰厚的战果。土耳其人还无法收复1878年被俄国吞并的领土，但至少能遏制俄进一步侵略奥斯曼帝国领土的野心—尤其是海峡与伊斯坦布尔。正如恩维尔对利曼·冯·桑德斯所说的，一场漂亮的胜仗可激发中亚地区的伊斯兰热情，进而打通由阿富汗去往印度的通道。

奥斯曼军前线指挥官对此有所顾虑：德军在坦能堡与俄军作战时正值炎夏，与当下高加索山区的冬季状况截然不同，因此套用德军那时的作战计划恐不切实际。而且，当时德军基地装备充足，战场又与基地非常近，他们利用公路与铁路运输大批兵员，就能在坦能堡将俄军包围。而安纳托利亚东部峰峦叠嶂，公路稀少且路况不佳，车辆在冬季更是无法通行。山区海拔逾3000米，冬季积雪深度达1.5米，温度可降至零下20度，只有经过特殊训练、配备特殊装备的士兵才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存活，更不用说投入战斗了。然而，即使是最忧心忡忡的奥斯曼军官都相信，也许恩维尔的运气能够排除一切困难取得胜利。[8]

1914年夏，恩维尔把驻安纳托利亚东部高加索地区的奥斯曼军整编为第三军团，总部设在埃尔祖鲁姆。9月，第十一军从原先的驻地凡城调往埃尔祖鲁姆与第九军会合；10月，第十军秘密离开埃尔津詹，自此第三军团进入战备状态。到1914年12月恩维尔抵达埃尔祖鲁姆时，第三军团总规模已达15万人左右，其中包括库尔德人的非常规骑兵队与其他辅助军队。这意味着土耳其能在正面战场投入10万兵力，余部尚可镇守埃尔祖鲁姆，以及从凡湖至黑海共约300英里的高加索边境。[9]

奥斯曼第三军团指挥官哈桑·伊泽特帕夏仔细研究了恩维尔的作战计划，并给予了有力支持。但他认为他的部队需要合适的装备，包括御寒衣物和充足的食物弹药，以便应对冬季的作战环境。如此周到的后勤考虑，在恩维尔看来却不过是谨小慎微，借故拖延罢了。因此，他选择信任另一位名叫哈菲兹·哈奇贝伊的提议。此人雄心勃勃，秘密给恩维尔写信，称已对道路进行了侦察，认为冬季步兵加山炮（能用骡子运输的轻型炮）能够通行。他在信中写道：“这里的指挥官不支持您（冬季作战）的方案，是因为他们缺乏耐力与勇气。如果我的部队做好了休整，我愿意担此重任。”[10]

哈桑·伊泽特帕夏根本不相信军队在缺乏补给的情况下能顺利作战。所以当恩维尔抵达前线准备实施其作战计划时，他便辞去了第三军团指挥官的职务。伊泽特帕夏对周围地区非常熟悉，他的请辞对驻高加索的奥斯曼军来说是个损失。然而，恩维尔对这位将军已失去信心，遂于12月19日接受了辞呈，亲自指挥第三军团。他还晋升了那位雄心勃勃的哈菲兹·哈奇贝伊，命其统领第十军。由此，军队的实权落在了一些缺乏实战经验，且对当地凶险地形不甚了解的军官手中。在这种背景下，恩维尔于12月22日下令摧毁俄军在萨勒卡默什的铁路枢纽。

恩维尔在安纳托利亚东部掀起了战争，当地亚美尼亚人发现自己身处前线。他们分化为两派，一派亲俄，一派忠于奥斯曼帝国。1878年，身居卡尔斯、阿尔达汉与巴统三个行省的大批亚美尼亚人转由俄国管制。虽然沙皇政府并不比土耳其政府更能满足亚美尼亚分裂主义者的诉求，但圣彼得堡打出基督教这张牌（尽管俄国与亚美尼亚东正教之间有深刻的教义分歧），使亚美尼亚人与穆斯林土耳其人反目成仇。

俄国与土耳其在高加索地区奉行的宗教政策针锋相对。沙皇政府企图煽动基督徒起义对抗土耳其人，而奥斯曼帝国则致力于团结穆斯林，进而令高加索穆斯林发起圣战以抗击俄国。位于俄国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民族委员会，在开战之前就与沙皇政府紧密合作，它们招募了4个志愿团协助俄国侵犯土耳其领土。俄国领事官员认为，且所获情报也显示，这些亚美尼亚志愿部队能策反奥斯曼基督徒，令其转而协助俄国的侵略行动。因此，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于1914年9月签署命令，在奥斯曼帝国正式参战之前将俄国军火走私给奥斯曼亚美尼亚人。虽然多数亚美尼亚人不敢与俄国人勾结，担心那样做会使奥斯曼政府对当地的亚美尼亚平民不利[11]，但仍有一批有影响力的亚美尼亚人跨过边境，加入了俄国的阵营。

1914年夏季的那几个月里，奥斯曼政府时刻监视着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亚美尼亚人。7月至8月之间，奥斯曼政府正大力动员民众参军，当时位于凡城、特拉布宗、埃尔祖鲁姆的亚美尼亚人都应征入伍，老百姓对帝国政府总体来说忠心不改。然而到1914年8月至10月时，俄国方面称有5万余名士兵逃离奥斯曼军，跨过边境投奔俄国，其中大多数都是亚美尼亚人。[12]

面对日益严重的亚美尼亚人倒戈问题，青年土耳其党人于10月在埃尔祖鲁姆召开会议，提出与达什纳克及红查克组织等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党派结盟。为使俄国与土耳其治下的亚美尼亚团体与其联合抗俄，奥斯曼帝国承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设立一个涵盖数个行省的亚美尼亚自治区，任何从俄治亚美尼亚获得的领土也将一并划入该自治行省中。然而，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拒绝了这项提议，辩称鉴于亚美尼亚人分居于俄土边境两边，他们应忠于各自的政府。但这个合理的回应却只让奥斯曼政府更加怀疑亚美尼亚人的忠诚。[13]

一战爆发后，亚美尼亚人与土耳其人的关系急转直下。在科普鲁克伊之战中服役于医疗队的阿里·利扎·埃提下士，在前线与亚美尼亚人频繁接触，对他们的反感与日俱增。邻近11月末，俄方亚美尼亚志愿军被部署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那里他们遭遇了来自凡城的奥斯曼军。凡城是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在阿拉斯河畔的重要聚居地之一，俄国如此安排，显然是蓄意要煽动亚美尼亚人逃离奥斯曼军。许多士兵确实倒戈：据埃提下士称，亚美尼亚人成群结队地投靠俄军，每次总有四五十人。埃提表示：“他们肯定会向敌人泄露我军的位置。”[14]

11月，埃提所在的部队行军至一片废弃的村庄。原先住在村子里的亚美尼亚人都已投奔俄国人，而当地的穆斯林不是出逃就是被侵略者所杀。埃提在11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当地亚美尼亚人一旦决定与俄军为伍，就残忍地蹂躏这些可怜的村民。” 在他的描述中，被亵渎的清真寺里满是动物的尸体，残破的《古兰经》被风吹到了空无一人的街上。他的愤怒从字里行间一览无遗。[15]

随着亚美尼亚人倒戈消息的传开，土耳其士兵对身边的亚美尼亚同伴越来越暴力。埃提轻描淡写地提到，一名土耳其士兵如何“开枪”打死一名亚美尼亚同袍。在埃提看来，这都不算个事。“我们把那家伙埋了。”他冷静地写道。当时，射杀战友的行为并不会受到处罚。就这样，大家已不再把亚美尼亚人视为同属奥斯曼的伙伴。[16]

在土耳其军队袭击俄军的前夕，恩维尔帕夏以第三军团指挥官的身份巡视部队。他向奥斯曼士兵严肃地说：“士兵们，我已巡视完毕，发现你们的双脚上没有鞋子，背包里也没有大衣。但是前方的敌人惧怕你们。不久后我们就要发动进攻，进入高加索地区。那里丰富的物产在等着你们去取，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在注视着你们。”[17]

恩维尔对其军队的赢面如此乐观，是因为在高加索前线的一连串事件进展顺利。冬天即将来临，俄国人相信奥斯曼军不会在开春之前发动进攻。他们将驻高加索的多余部队调往其他更吃紧的战线，这样一来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俄军规模便有所减弱。而土耳其人却已在俄军不知情的情况下顺利将第十军转移。这样的兵力调动使奥斯曼军在兵力上占优：土耳其部队约10万人，而俄军仅不到8万人。[18]

俄军偃旗息鼓准备过冬，恩维尔希望此时发动奇袭打敌军一个猝不及防。为保证奇袭之“奇”，奥斯曼军需迅速进入俄国领土。恩维尔命令手下军队丢掉沉重的背包，只携带武器与最低限度的备用弹药启程。为了使军队轻装行军，恩维尔甚至还下令不得带燃料、帐篷或被褥，食物也只能带配额的一半。他寄希望于军队在奔赴萨勒卡默什的途中能占领一些俄国村庄，并在那里解决膳宿问题。恩维尔的“真言”（Mantra）就是“我们的补给地就在前方”。

大部分俄军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沿着他们11月战斗中占领区域的突出部分布。他们在萨勒卡默什的补给中心基本毫无防备，只有一小撮边境卫兵、民兵与铁道工人看守着他们唯一的供给与交通线，也是他们从山谷撤回卡尔斯省的唯一路线。

这对恩维尔来说求之不得：派大批兵力绕至俄军右翼，切断铁路线的同时，占领萨勒卡默什，进而包围俄高加索部队。唯一的退路一旦被切断，俄军别无选择只得投降。只要占领萨勒卡默什并歼灭俄高加索部队，奥斯曼军便能不费吹灰之力收复卡尔斯、阿达尔汗与巴统这三个于1878年被俄国侵占的行省。如此伟大的胜利将激励中亚、阿富汗与印度等地的穆斯林。只要征服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枢纽，便能给奥斯曼帝国，以及恩维尔帕夏这位雄心勃勃的青年土耳其党总司令带去无限的可能。

在12月19日的作战计划里，恩维尔给第三军团的三个军（每个军团约有3万到3.5万名士兵）分别委派了任务。第九与第十军奉命分别绕至萨勒卡默什的西面与北面，而第十一军的任务是在南线牵制住俄军，为其提供掩护。第九军绕内圈从西面进入萨勒卡默什，而第十军则绕外圈，一个师（约1万人）朝阿达尔汉北面进发，另两个师负责切断俄军铁路线，并从北面进入萨勒卡默什。行动计划于12月22日开始实施。[19]

在过了一段冬季难得的晴好日子之后，雪花在12月19日至20日晚姗姗来到。12月22日，一场暴风雪袭来，奥斯曼第三军团就在此时动身。他们只带了扁面包作为食物，身穿轻薄的军服，没有外套御寒，所穿的鞋也不适合走如此艰苦的山路。就这样，这些奥斯曼士兵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启程，去完成恩维尔派给他们的只有超人才能完成的任务。

奥斯曼第十一军在阿拉斯河南岸向俄军发起了攻击，以分散俄军对萨勒卡默什西面的注意力。同时，奥斯曼第九与第十军按计划从侧翼包抄俄军据点。阿里·利扎·埃提下士从医疗队的帐篷外观察战事，只见俄军展开还击，土耳其部队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退。随着奥斯曼军节节败退，埃提开始担心步步紧逼的俄军会俘虏他所在的医疗队。

从伤员口中，埃提听到许多如何从俄国人手中死里逃生的故事。有一个土耳其村庄被俄军占领，60名奥斯曼士兵躲进了一个干草棚，结果被卡扎克团（Kazak）的3名俄国穆斯林士兵发现。他们让这些奥斯曼士兵脱下裤子证明确实行过穆斯林的割礼，才留他们继续躲在原地。“哥们儿，别出声，在这等着，”卡扎克团的士兵解释道，“我们就快走了。”穆斯林士兵之间跨越战线的兄弟之情令埃提感慨万分。[20]

然而，亚美尼亚人与俄军之间的基督徒情谊却让埃提下士无比愤慨。战斗的第一天，他看见两名奥斯曼亚美尼亚士兵逃往俄军阵地，第三名在逃离过程中被打死。土耳其士兵不仅抱怨亚美尼亚人倒戈，还责怪他们为俄军提供关于奥斯曼军阵地位置与人数的情报。埃提愤愤不平地回忆道：“想当然，俄国人每天都从逃跑的亚美尼亚士兵那获得情报。我在想亚美尼亚人战后会是什么下场。”[21]

奥斯曼军中的亚美尼亚士兵处境极其艰难。他们在俄方亚美尼亚人的积极游说下倒戈，深知奥斯曼士兵对他们的不信任已升级成谋杀，待在奥斯曼军中时间越长就意味着越危险。据埃提称，每个师每天都有3到5个亚美尼亚人被“意外”打死，他思索着：“要这样下去，一星期内营里就没有亚美尼亚人了。”[22]

第十一军遭遇了俄军的顽强抵抗。战线太长，土耳其人最多只能在某个点发动有限进攻。战斗的前几日里，他们不仅未能让俄军撤到阿拉斯河北岸，还被迫退回了他们在科普鲁克伊的总部。尽管第十一军折损了兵力，却成功吸引俄军火力，为第九与第十军实施包抄计划创造了条件。战役初始，这两支奥斯曼军队一举获得了重要胜利。

奥斯曼第十军在哈菲兹·哈奇贝伊的指挥下，向北奔袭俄军右翼。他们越过俄军突出部后继续向北穿越边境，进而包围了防守空虚的奥尔图。奔袭过程中，奥斯曼军成功使一名措手不及的俄国上校与他的750名士兵投降。但一起自摆乌龙给他们造成了损失。奥尔图城外浓雾弥漫，一个土耳其团把另一个团误认为是俄卫戍部队，结果与自己的军队交战了4小时，造成1000名奥斯曼士兵伤亡。尽管如此，到当天日落时，奥斯曼军已顺利驱赶了奥尔图城内的俄军，至少在那里找到了恩维尔帕夏承诺的食物与栖身之所，于是他们开始劫掠这座已被征服的城镇。[23]

然而，刚愎自用的哈菲兹·哈奇在奥尔图大获全胜后，倾其兵力对撤逃的俄军穷追猛打，并未按原计划向东与恩维尔帕夏以及第九军会合，集中攻打萨勒卡默什。由于山区交通不便，这样随意更改计划令奥斯曼军的整个军事行动危在旦夕。

恩维尔帕夏随同第九军赶赴萨勒卡默什，一路上情况变幻莫测。暴风雪在短短3天时间内便覆盖了46英里路。坚定的奥斯曼士兵行走在白雪皑皑的崎岖山路上，严寒对他们影响极大：他们没有帐篷，只能在野外打地铺，零下的气温只能从灌木丛中伐木生火。但火堆根本无法抵挡住严寒，天亮时经常发现士兵们围躺在熄灭的火堆旁，早已没了呼吸，他们的尸体被冰雪冻得发黑。第九军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士兵就这样死在了去往萨勒卡默什的路上。

然而，恩维尔命令士兵继续向萨勒卡默什城郊进发。12月24日，他们抵达并做了休整，为总攻做准备。土耳其人从俄国战俘口中逼问出萨勒卡默什城几乎是座空城，只有一些非战斗部队，且无大炮。如此重要的战略城镇防守竟这般薄弱，恩维尔更加坚信，他那饥寒交迫的部队离最后的胜利只有咫尺之遥。[24]

12月26日，俄军抓获了一名奥斯曼军官，搜出了恩维尔作战计划的副本，他们这才得知土耳其的整个作战计划。他们现在知道奥斯曼第十军已被编入第三军团，因此奥斯曼军在兵力上占了相当的优势。他们也得知奥尔图已陷落，奥斯曼军队不仅推进到了阿达尔汉，还已逼近萨勒卡默什。身居黑海港口城市巴统与阿达尔汉的穆斯林已经掀起抗俄热潮—这种宗教热情正是奥斯曼帝国翘首期盼，而俄国避之不及的。据记载该战役的历史学家描述，俄国将军“惊慌失措……以为萨勒卡默什将沦陷，大部分高加索部队将被切断至卡尔斯的撤退线路”。俄军指挥官匆忙下令全线撤退，试图保全一部分军队，以免全军覆没。[25]

随着土耳其作战计划逐步开展，幸运女神却似乎更青睐俄军。奥斯曼军此次远征虽打了个漂亮的开局，但随后就为恶劣天气与人为失误所累。暴风雪席卷了高加索群山，山路变得几乎无法行军。当时狂风卷着满天雪花，一阵紧似一阵，能见度十分低下。许多士兵与部队走散，队伍人数越来越少。路况恶劣，极度严寒，加之山区地势陡峭，这些都极大影响了奥斯曼军的前进。更糟的是，恩维尔的一员大将—第十军指挥官哈菲兹·哈奇贝伊—已背离原定计划去追赶一小部分俄军，其部队离萨勒卡默什越来越远。

恩维尔急令哈菲兹·哈奇贝伊按原定计划赶来与第九军会合。于是，这位第十军指挥官把攻打阿达尔汉的任务交予一个团，自己率领另两个团按原定作战计划赶去与恩维尔会合，与其合力攻打萨勒卡默什。哈菲兹·哈奇于12月25日启程，他向恩维尔保证第二天一早赶到。当时大雪纷飞，他的部队距萨勒卡默什30英里远，中间还隔着海拔3000米的安拉胡阿克巴群山 （Allahüekber Mountains）。接下来的19个小时无异于一场死亡行军。一位当时的幸存者这样描述士兵的艰苦：“我们攀爬得非常辛苦，精疲力竭，但仍秩序井然。等我们到了平原，迎面袭来一阵暴风雪，什么也看不清，根本无法帮助其他人，更别提开口说话了。整个部队立马乱了套。士兵们四处逃窜，为了寻找避风处就到处袭击烟囱还冒着烟的人家。长官们想尽了办法，但还是无法维持纪律。”山区寒冷至极，一些士兵冻得失去了理智：“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有个士兵就坐在路边的雪堆里。他正抱着雪，抓起一把就往嘴里塞，一边还颤抖地叫嚷着。我想帮他重新上路，但他一直吼着，还不断把雪堆起来，就像没见着我似的。这可怜的人已经疯了。就这样，我们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就损失了1万人。”[26]

12月25日，恩维尔帕夏召开会议，与土耳其军官以及德国顾问一起评估当下局势。俄军仍然认为大势已去，开始从阿拉斯河前线撤回萨勒卡默什，并向其铁路沿线派出部队掩护撤退。尽管当时俄军的调度一片混乱，但全线后退意味着有大批俄国部队正从北面与南面赶往萨勒卡默什。如若奥斯曼军不立即行动，他们便会错过攻城的最佳时机。

会议中，恩维尔及其德国顾问诘问了第九军指挥官伊赫桑帕夏与参谋长谢瑞夫·伊尔登。他们想知道，奥斯曼此次远征是否还有能力占领萨勒卡默什。伊赫桑帕夏向长官们汇报了第三军团的真实情况：他们已与哈菲兹·哈克率领的第十军完全失去联络，而后者正在翻越安拉胡阿克巴群山，不知何时能赶到。当下只有第九军一个师的兵力在距萨勒卡默什不远处待命。“我不知道这场战役需要多少兵力，”伊赫桑帕夏说，“如果仅需一个师的话，那么第29师随时听候您的调遣。”[27]

听完土耳其军官的这番汇报，恩维尔转向德国顾问征求意见。这些顾问与恩维尔一道起草了最初的作战计划，以致恩维尔雄心勃勃地企图重现德军在坦能堡所取得的胜利。他们建议恩维尔先按兵不动，等候哈菲兹·哈奇率兵前来。但恩维尔已急不可耐，他知道耽搁越久，增援的俄军就越多。况且，只要攻下萨勒卡默什，士兵们的膳宿问题就都迎刃而解。在野外每多逗留一晚，就会多几百名士兵被冻死。在恩维尔的部下看来，是因为哈菲兹·哈奇与他无形中形成了竞争，他才急于攻城。恩维尔戎马一生，他非常看重这次胜利带来的荣誉，生怕那位第十军指挥官会抢先攻下萨勒卡默什。

最终，恩维尔帕夏驳回了所有顾问的意见，命令部队于12月26日，即第二天早晨开始攻城。这一决定引发了致命的后果，成为奥斯曼帝国这场战役的转折点。自那以后，奥斯曼军再无充足的兵力去战胜俄军，甚至难以抵挡对方的还击。

坚韧不拔的奥斯曼士兵助恩维尔实施了他那不切实际的作战计划—但这一切只是昙花一现。哈菲兹·哈奇及其部队在翻越了巍峨的安拉胡阿克巴群山后，成功抵达卡尔斯与萨勒卡默什之间的铁路线，并一举切断了俄军这条交通要道。然而，由于兵力不足，他们无法抵御从卡尔斯赶到的俄增援部队。奥斯曼军攻下阿达尔汉之后，也因兵力不济，一周之后便守城失败。曾一度取得胜利的第十军被敌军重重围困，原先的5000名士兵最终只有1200名生还，被迫投降。奥斯曼军一度成功突入萨勒卡默什城内，但他们为这短暂的成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2月26日，第九军向驻萨勒卡默什的俄军发起首轮攻击，却遭到奋力还击，损失惨重，未能得手。当晚，哈菲兹·哈奇帕夏带着筋疲力尽的残部终于抵达萨勒卡默什附近的奥斯曼军据点。第九军元气大伤，第十军在经历急行军后状态极其糟糕，恩维尔只得暂停攻城36小时，以休整军队。[28]

萨勒卡默什的生死之战于12月29日打响。那时，奥斯曼军已因严寒大幅减员，第九与第十军总人数从原先的5万余人锐减至不足1.8万人，且这些幸存者几乎已无战斗力。另一边，俄军在萨勒卡默什的防御力量已超1.3万人，枪械大炮亦比土耳其部队多，状态渐入佳境。整个白天，俄国人用这些重型武器成功击退了背水一战的土耳其人。

12月29日晚，恩维尔决定为攻城做最后一搏。这次，他的部队冲进城内，与俄国守军在黑暗中拼起了白刃战。大部分土耳其士兵不是被杀就是被捕，但仍有一支几百人的小分队成功占领俄军位于城中心的营地。就那一晚，恩维尔的一小部分军队宣布占领了萨勒卡默什。待到天亮，俄军包围了营地，迫使土耳其士兵投降，整个袭击行动令奥斯曼军损失整整一个师的兵力。

俄军不久便意识到奥斯曼军是如此不堪一击，于是重新镇定下来发起反击。此刻，面临被围歼的已不是俄高加索部队，而是奥斯曼第三军团。

1915年1月的前几周里，俄军接连击败奥斯曼军，尽数收复了在战役伊始丢失的阵地。在此过程中，奥斯曼第三军团被各个击破。1月4日，被俄军包围的第九军不得不投降。据该军团参谋长谢瑞夫·伊尔登的记载，他们向俄军投降时，第九军总部里仅剩106名军官与80名士兵。另一边，哈菲兹·哈奇率领的第十军在敌军火力下被迫撤退，但侥幸未被全歼。16天后，3000名幸存者到达土耳其的安全区域。[29]

第九与第十军相继落败后，第十一军便成为俄军反攻的重点。这些土耳其士兵在撤退途中意外获得一支外来骑兵队的救援。他们突然出现在俄军左翼，并将其驱散。这些人是切尔克斯村民，他们听闻奥斯曼苏丹发起圣战，便即刻前来支援奥斯曼军队。埃提下士目睹了切尔克斯人对俄军的袭击，他把这一行动看做一战中穆斯林团结的又一标志。1月中旬，奥斯曼第十一军成功撤至土耳其边境，原先的3.5万人最后仅生还1.5万人。至此，奥斯曼第三军团已被俄军摧毁，最初近10万名士兵被送上前线，可最后只有1.8万人狼狈不堪地回来。[30]

恩维尔帕夏侥幸逃脱了俄军的追捕，灰头土脸地回到伊斯坦布尔。尽管有些官员谴责恩维尔与哈菲兹·哈奇玩忽职守，但二人均未被传讯。事实上，在离开埃尔祖鲁姆赶往首都伊斯坦布尔之前，恩维尔已晋升那位轻率鲁莽的哈菲兹·哈奇上校为少将，授予其“帕夏”的头衔，并命其统领奥斯曼第三军团残部（哈奇帕夏两个月后死于伤寒）。青年土耳其党人不愿面对此次惨败，据利曼·冯·桑德斯称，奥斯曼第三军团全军覆没一事，德国与奥斯曼帝国都被蒙在鼓里。他之后写道：“我们不得提及此事，违者都会遭到逮捕并被严惩。”[31]

萨勒卡默什事件影响到了整个一战的走势。自此，奥斯曼军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再无足够兵力来抵御俄国的侵袭。帝国已危如累卵，这使身居边境的土耳其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与俄国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无论俄国穆斯林在萨勒卡默什战役初期对圣战抱有怎样的热情，此次奥斯曼军一败涂地，彻底排除了俄国治下的穆斯林发动叛乱的可能。

奥斯曼帝国在萨勒卡默什的折戟沉沙，促使俄国的协约国盟友决定攻打达达尼尔海峡，占领伊斯坦布尔，以使帝国永久退出战争。[32]

就在萨勒卡默什失利一个月后，杰马勒帕夏率领军队向驻守苏伊士河的英军发动了攻击。埃及无垠的沙漠与高加索地区的漫天风雪形成鲜明对比，但西奈半岛上荒凉的沙漠与萨勒卡默什高耸的山峦一样不利于行军。

自从杰马勒帕夏于1914年11月21日在伊斯坦布尔的中央火车站公开表态后，他将率远征军攻打埃及之事便已传开。鉴于远征会遇到诸多困难，因此英国人对杰马勒扬言要“征服”埃及不屑一顾，认为他不过是信口开河。他们不相信杰马勒能在叙利亚顺利召集兵马，对英国治下的埃及构成威胁。即使他成功组建一支成规模的部队，西奈半岛的道路状况亦非常不利，只有几处水源，且几乎寸草不生。大部队要通过这片不毛之地，食物、饮水以及弹药的供应谈何容易。即便奥斯曼军克服了种种困难成功抵达运河，他们仍然要面对几百米宽、12米深的天堑，以及英军的舰船、装甲列车与5万名英军士兵。英军在埃及的阵地似乎固若金汤。

英国的算盘并没有打错，杰马勒在叙利亚招兵时的确遇到了极大阻力。1914年12月，奥斯曼帝国需要倾其驻安纳托利亚的兵力，以增援高加索边境，并保卫伊斯坦布尔与海峡。杰马勒只能依赖阿拉伯诸省的正规军，以及由当地的贝都因人、德鲁兹人、切尔克斯人和其他移民团体的志愿兵所组成的后备部队。在可支配的5万名战斗兵员中，杰马勒最多只能调遣3万人前往苏伊士运河作战，余部需镇守阿拉伯各个行省。此外，杰马勒还必须留足5000至1万名士兵，作为机动部队以便随时增援。这意味着杰马勒只能派2万至2.5万名奥斯曼士兵去抗击挖壕固守的英军，且后者的规模至少是他们的两倍—那样的作战构想形同自杀。[33]

杰马勒把胜利寄希望于一连串偶发事件。他后来记载道：“我把一切赌注都压在了奇袭英军上。”倘若奇袭成功，他设想英军会撤出部分运河区域，使奥斯曼军能“在河对岸构筑战壕，用1.2万名步兵巩固阵地”。构建桥头堡后，杰马勒计划占领重镇伊斯梅利亚，把运河西岸的奥斯曼军人数增加到2万人。另外，他还相信奥斯曼军若攻下伊斯梅利亚，就能激发埃及境内众多的穆斯林反抗英国统治者—这正是奥斯曼苏丹号召圣战的目的。杰马勒称，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凭借较少的兵力与不那么先进的武器，在极短的时间内解放埃及”。[34]

杰马勒如此草率的计划却得到德国的全力支持，他们仍对奥斯曼帝国发动圣战寄予厚望，此外，切断苏伊士运河的交通对德国来说亦是重中之重。1914年8月1日至12月31日之间，至少有376艘运输船只载着163 700名协约国士兵在运河穿行。虽然英国并非完全依靠运河输送兵员—连接苏伊士与开罗及地中海各个港口的铁路也能派上用场—但运河对英军而言仍是重要通道，往来于印度洋与地中海之间的战舰与商船都必须经过此地。只要运河运转正常，英军便能从中得到极大便利。奥斯曼军对苏伊士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会使英军运送兵员的速度下降，抑或逼迫英军从西线调兵增援埃及，从而使德国在西线受益。[35]

12月6日，杰马勒抵达大马士革，随即马不停蹄地筹集人力物力，为穿越西奈半岛这一危险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他的正规军约有3.5万名士兵，多来自阿勒颇、贝鲁特、大马士革、黎巴嫩山自治区，以及耶路撒冷等阿拉伯行省。为了扩充军队，杰马勒向部落首领发出爱国呼吁，希望他们加入到攻打英军、解放埃及的行动中。

德鲁兹埃米尔沙奇布·阿尔斯兰（Shakib Arslan）是1914年奥斯曼帝国议会议员。听闻杰马勒的作战计划，阿尔斯兰随即向伊斯坦布尔申请辞去议员之职，以便他能率领一支德鲁兹志愿军协助奥斯曼军在西奈作战。虽然杰马勒只要求他召集100人参战，但他承诺派出500人。谈话中，杰马勒认为“组织不严的志愿兵在战场上难堪大用”。然而，阿尔斯兰宣称，其德鲁兹志愿部队的表现会出人意料地好，比大马士革兵站里的步兵与骑兵都要出色。他们没有按原定计划接受为期一个月的训练，而是立即搭乘火车奔赴前线。[36]

边防小镇马安（Maan，今位于约旦南部）地处大马士革以南约290英里的沙漠之中。从大马士革通往麦加的朝觐之路从这里经过，同时它还是汉志铁路上一个重要的兵站。1914年12月至1915年1月，阿尔斯兰的部队在这里集结，士兵成分杂。他招募了“一队麦地那的志愿兵，还有一队士兵则来自四面八方：罗马尼亚的土耳其人、叙利亚的贝都因人与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其他人等”，包括来自大马士革萨拉西叶地区的库尔德骑兵。

汉志行省濒临红海，辖下的麦加与麦地那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阿尔斯兰宣称，汉志行省的总督与军事指挥官瓦希卜帕夏（Wahib Pasha）从奥斯曼军驻麦加部队中调派了9000士兵，不过有相当一部分应召的士兵最后并没有前来。杰马勒帕夏将麦加这片伊斯兰最神圣的土地交予当地的奥斯曼宗教领袖谢里夫侯赛因·伊本·阿里，命其派一子率领一支分队前来参战。杰马勒希望谢里夫在将宗教权威带给苏伊士远征军的同时，也向帝国表明赤诚。谢里夫侯赛因恭敬地回应了杰马勒的要求，派儿子阿里与瓦希卜帕夏一道从麦加启程。当行至麦地那时，阿里向瓦希卜帕夏保证，待他征召到足够的志愿军便迎头赶上。然而，谢里夫侯赛因的儿子之后再未离开过麦地那，杰马勒不无忧戚地记载了此事。[37]

1915年1月，在靠近帝国与埃及边境的贝尔谢巴（今以色列南部），奥斯曼帝国远征军的主力部队集结完毕。帝国与德国的战略部门在这里为此次远征做了充分的后勤筹备。在贝尔谢巴通往苏伊士运河总部的所在地—伊斯梅利亚的路上，奥斯曼第八军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弗雷尔·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上校（Colonel Friedrich Freiherr Kress von Kressenstein）每隔15公里便建造一处供应站。每个供应站配备医疗设施与食品店，工程师还在供应站里钻井筑堤，以收集冬季的雨水，为军队提供充足的水源。1万余只骆驼从叙利亚与阿拉伯半岛牵来，作为供应站之间的交通工具，还有临时电报线路方便即时通讯。

奥斯曼帝国远征军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将25艘驳船运抵苏伊士运河，以供渡河使用。这些平底船长5.5米至7米，宽1.5米，整体用镀锌钢材打造。奥斯曼士兵把它们放在特制的拖车上，轮子下垫上木板以防陷进细沙里，用骆驼与骡子拖着前进。就这样，奥斯曼士兵拖着这些笨重的驳船穿过了大陆，准备以船代桥实施渡河。

英国似乎并不看好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召集的部队。第一个向英军透露杰马勒战备情况的，是一位被帝国逐出耶路撒冷的法国神父。12月30日，英国人在运河区盘问这位神父。他从事考古多年，精通阿拉伯语，对叙利亚大沙漠非常熟悉。他宣称曾看见多达2.5万人聚集在大马士革与耶路撒冷，他们装备齐全，船只、铁丝网及电报设备应有尽有，且都在朝贝尔谢巴方向移动。他还称这些人将大马士革的水源与饼干贮备在西奈半岛的供应站。一开始，英国人认为神父的话如同天方夜谭。但他给出的细节越来越多，他们不得不重视这条情报。[38]

为确认情报的可靠性，英法两国首次在战争中调派飞机前往中东上空侦察。奥斯曼军这次比较走运。西奈半岛中部地质最坚实，最适合行军，同时也远超出空中侦察所能及的距离。这为奥斯曼远征军在发起行动之前提供了极高的隐蔽性。在伊斯梅利亚的英国飞机航程太短，不足以深入西奈半岛的中部，法国在塞得港以及亚喀巴海湾的水上飞机只能巡视西奈半岛的最北部与最南部，那里只有一小部分土耳其部队集结。当时，奥斯曼帝国与德国还未派遣飞机支援他们自己的军队，因此制空权由协约国所掌控。

1915年1月14日，奥斯曼军派出先遣部队从贝尔谢巴向运河进发，那时英军对这些士兵的位置与去向毫不知情。奥斯曼军的主力部队取道西奈半岛中部，另有两支部队分头行动，一支经地中海畔的阿里什向运河推进，另一支则穿越荒漠中的卡拉阿特纳克赫勒（Qalaat al-Nakhl）要塞朝运河进发。每名奥斯曼士兵都带了椰枣、饼干与橄榄等轻便的口粮，总重不超过1公斤，携带的水量也有限制。西奈半岛的冬夜太冷，士兵无法入眠，于是便夜间行军，白天休憩。他们花了12天跨过沙漠，途中未损一兵一卒—这多亏了苏伊士运河行动背后缜密的策划。

1月最后的10天里，法国水上飞机在其侦察范围内发现土耳其军队开始大量集结。由于这些飞机飞行高度低，它们返回基地时机翼已被奥斯曼军的地面火力损毁。确认了敌军在西奈半岛周围多处聚集，英国人开始重新评估他们在运河的防御能力。[39]

苏伊士运河的起止点分别为地中海边的塞得港和红海的苏伊士市，全长约100多英里。运河与两个大咸水湖相连，29英里的湖岸泥泞不堪，不适合行军。英国工程师又把运河东岸的10英里低地尽行淹没，因此英军只需防守71英里河岸。他们还企图把运河东北岸绵延约20英里的洼地也淹没，将英军的防线进一步缩小至51英里。英军认为，奥斯曼军最有可能在坎塔拉与伊斯梅利亚河段至提姆萨赫湖以北，以及图孙（Tussum）与塞拉比尤姆河段至大苦湖以北区域发动进攻。因此，英法两国早早地将战舰部署在这些地段的各个要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部队也赶抵埃及，与一支埃及炮兵队一道协助那里的印度军加固防线。[40]

半信半疑的英军选择按兵不动，静等奥斯曼军下一步行动。曾参加亚丁行动的青年通信官H. V. 盖尔，此次被派往邻近坎塔拉的苏伊士运河北部。虽然盖尔迫切地想“看到一点动静”，但他在日记里明确写道，他与他的长官都对奥斯曼军接下来的行动一无所知。根据他的日记记载，1915年1月最后的几天里发生了一些小冲突，还有几场虚惊。1月25日，盖尔乘坐装甲列车巡视运河西岸，此时他接到来自旅部的急令：“速速回营。坎塔拉正遭受来自敌军的真实威胁。”然而，这是一起误警。1月26日，英国阵地遭到土耳其军队的炮击，盖尔被调往距坎塔拉以南几英里的一处哨所。他写道：“据报巴拉（Ballah）附近有3000名敌军。”西奈半岛出现敌军的报告越来越多，这使英军愈发焦虑，他们对奥斯曼军的具体位置、军队规模，以及袭击目标一概不知。事态发展至此，至少杰马勒帕夏蒙蔽英军的目标已部分达成。[41]

为以防万一，英军撤回了苏伊士运河西岸的所有军队。他们在东岸每隔一段距离就拴几条狗，只要有人走进就狺狺狂吠。假若奥斯曼军发动夜袭，飞机便无法用于探明敌军动向，只有看门狗这一传统的方法才奏效。[42]

2月1日，奥斯曼军指挥官下令开始进攻。为了保证奇袭，全军“必须保持绝对安静，不能咳嗽，不准大声下达指令”。士兵得等到从运河东岸渡到西岸后才将子弹上膛，以防止意外走火引起英国守军的警觉。吸烟也是被禁止的，这对惶恐不安的士兵来说比较困难。奥斯曼军士兵手臂上都系着白色腕带，防止被友军炮火误伤。他们之间的暗号即圣战的标识—“圣旗”。

士兵接到的指令是：“在真主的保佑下，我们将在2月2日至3日晚对敌军发起攻击，占领运河。”奥斯曼军派小分队在坎塔拉以北、苏伊士以南地区发动佯攻以分散敌军注意力，其主力部队则将在伊斯梅利亚附近渡河。此外，他们还在提姆萨赫湖畔部署了一组榴弹炮，准备向敌舰开火。“如果走运的话，（重炮）能够在运河口击沉一艘船。”占领苏伊士运河只是此次军事行动的一部分，击沉船只堵塞运河交通，远比从严阵以待的英军手中夺得运河控制权要实际得多。[43]

进攻前夕，突然狂风大作，卷起的沙尘使人伸手不见五指。一位法国军官后来称：“想睁眼都非常困难。”奥斯曼帝国与德国指挥官命部下借着沙尘暴的掩护，朝伊斯梅利亚以南的运河方向推进，直到风暴散尽，夜空又变得清澈起来。这些意外的气候条件对实施进攻非常有利。[44]

“当晚我们抵达了运河，”曾参加过巴尔干战争的大马士革老兵法赫米·塔尔加曼回忆道，“我们禁烟禁言，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着。”

在沙漠中穿行时，无人发出一点声响。一个德国人走了过来。我们要把两艘铁船降到水里。德国人划其中一艘载满士兵的船去到对岸，一小时后折返，接着又把第二艘船划向了对面。他每次都把整船的士兵送到河对岸，再空船折返，就这样运送了250名士兵去看守工事，以防任何人干涉。[45]

在渡河上花费的时间比奥斯曼指挥官预计的要久，待到天已破晓，他们仍在运河上建造浮桥。然而，河西岸依旧没有丝毫动静，这使奥斯曼军以为他们越过的这段运河根本无人驻守。一群来自利比亚的黎波里，自称是“伊斯兰支持者”的圣战志愿兵最先打破了寂静，开始高喊口号相互鼓励，结果引得远处的狗吠声一片。当第6艘船抵达浮桥时，运河西岸突然爆发了机枪扫射。[46]

法赫米·塔尔加曼回忆道：“子弹横飞，击中水面后激起一阵阵水花，整条运河就像烧开了的水壶一样。有几艘船被击中开始下沉。虽然我们能开枪还击的都开了枪，但大多数人都顾不上回击。那些会游泳的侥幸生还，不会游泳的都跟着船一道沉入了河里。”塔尔加曼与其他一些士兵“以最快的速度拼了命地”逃离机枪扫射之下的运河边。他看见有一批全副武装的船只正在向这边驶来，船上的机枪都指着奥斯曼军阵地。“天上飞机开始轰炸我们，河里的船也一齐向我们开火。”身为电报员的塔尔加曼在运河后面的山丘上找了一个相对隐蔽的地点，支起设备，“通知后面的部队这里当下的情况，而一边运河旁的英军仍在向我们猛烈开炮”。[47]

朝奥斯曼军阵地开火最猛烈的，是埃及第五炮兵连。他们在运河西岸的高地挖壕固守，正好能俯瞰奥斯曼军建造的浮桥。埃及资深政界人物艾哈迈德·沙菲克讲述了艾哈迈德·埃芬迪·希尔米（Ahmad Efendi Hilmi）中尉的故事。他命部队静待土耳其人跨过运河再发动攻击，自己却在之后的交战中丧命。这次保卫运河的行动中，包括希尔米在内共有3名埃及军人牺牲，另有两人负伤。之后，第五炮兵连的英勇事迹受到了埃及苏丹福阿德（Egytian Sultan Fuad）的表彰。但沙菲克很快提醒读者：“埃及军队参与此次埃及保卫战，实际上是英国违反了（1914年11月6日）由英国全权负责战事，无需埃及人民援助的承诺。无论埃及人如何赞扬埃及士兵的英勇，他们还是痛恨英国人把他们拉入了这场对他们而言毫无缘由的战争。”[48]

2月3日的战斗中，英军舰船摧毁了奥斯曼军建造的所有浮桥。那些渡河成功的土耳其士兵不是被捕就是被杀。奥斯曼军无法完成抢占桥头堡的首要目标，便集中兵力试图击沉协约国船只，以阻碍运河交通。重型榴弹炮击中了英国“哈丁”号战舰的两个烟囱，致使它操舵失灵，前排枪炮哑火，无线通讯设备亦出现故障。在沉船的危急时刻，“哈丁”号起锚退至提姆萨赫湖的安全水域，驶出了奥斯曼炮兵的攻击范围。

于是，奥斯曼炮兵把目标转向了法国“鲨鱼”号巡洋舰，并精准地命中。法国人在发现炮口的一缕烟后方才锁定敌军的位置，还击摧毁了榴弹炮。与此同时，英国“历史女神”号被奥斯曼军轻火炮击中数次后，也成功控制住了船体，并将对方摧毁。[49]

刚过中午，奥斯曼军所有的地面袭击均被英军挫败，土耳其炮兵连亦几乎全军覆没。杰马勒帕夏在总部召集土耳其军官及德国顾问共商对策。第八军指挥官梅尔辛利·杰马勒贝伊认为，奥斯曼军已无法继续作战。杰马勒的德国参谋长亦对此表示同意，并提议立刻撤军。只有梅尔辛利·杰马勒贝伊的参谋长冯·克雷森施泰因坚持要战斗到最后一刻。然而，杰马勒帕夏当即驳回了他的提议，称应当保存奥斯曼第四军团的实力以保卫叙利亚，并在天黑之际宣布撤军。[50]

英军以为奥斯曼军还将在2月4日发动攻击，却惊讶地发现对方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英军巡逻运河东岸时，发现仍有一队滞留的土耳其士兵未接到撤退指令。但当时他们不明敌军虚实，生怕奥斯曼远征军只是在诱敌深入，骗他们落入对方在西奈半岛的埋伏。于是，英军决定放弃追赶落荒而逃的敌军。而土耳其士兵见英军并未追赶上来，便长舒一口气，缓缓撤回了贝尔谢巴。

此次运河战斗中，英奥双方均未遭到重大伤亡。英军死亡162人，另有130人受伤。奥斯曼军的死伤率稍高，据英军宣称，他们掩埋了238具奥斯曼军人的尸体，并俘获716名士兵，还有许多淹死在运河里。杰马勒宣布的奥斯曼军伤亡情况为死亡192人，受伤381人，另有727人失踪。[51]

在高加索地区与苏伊士运河接连受挫后，奥斯曼帝国战争部的指挥官决定收复被英国占领的巴士拉。英印军对伊拉克南部的迅速占领使青年土耳其党人始料未及，也暴露了奥斯曼帝国在波斯湾地区的防守漏洞百出。当下帝国面临的挑战是收复巴士拉，以尽可能少的兵力将英军逐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将此重任交给其秘密情报机构—“特殊组织”中的一位领导人苏莱曼·阿斯克里（Suleyman Askeri）。

1884年，苏莱曼·阿斯克里出生在普里兹伦（位于今科索沃）。将门之后，毕业于英才辈出的土耳其军事学院，作为军人完美之至，连他的姓氏—阿斯克里—在阿拉伯语的意思都是“军事”。他的革命经历非常丰富：作为一名青年军官，阿斯克里服役于莫纳斯提尔（今马其顿的比托拉小镇），并参加了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随后，他于1911年自愿参加了在利比亚对抗意军的游击战，负责恩维尔在德尔纳的部队与班加西土耳其参谋长之间的联络。巴尔干战争期间，他加入“特殊组织”，并于1914年晋升为该组织的第二把手，仅次于恩维尔。虽然有些鲁莽冒进，但阿斯克里在各方面仍是恩维尔眼里的最佳指挥官人选。他制定了复杂的作战计划，梦想着为奥斯曼帝国赢得伟大的胜利。[52]

1909年至1911年，阿斯克里负责指挥巴格达宪兵队，留居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奥斯曼帝国参战后，他的这段经历使其成为青年土耳其党关于该地区问题的专家。英印军占领巴士拉与古尔纳之后，阿斯克里急切地想发动反攻，将那些侵略者赶出波斯湾。他盼望在巴士拉取得的胜利能够振奋阿拉伯世界和中亚穆斯林的士气，既为奥斯曼帝国的圣战计划增添活力，也向英属印度与俄高加索地区施压。恩维尔与同僚—内政大臣塔拉特帕夏—认定阿斯克里能担此重任，遂于1915年1月3日任命他为巴士拉行省总督，兼巴士拉军事指挥官。这位壮志凌云的军官即刻启程赴任。

阿斯克里清楚地意识到，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如何凭借尽可能少的奥斯曼正规军，组建一支有力的队伍驱散英国人。他的对策是从巴士拉及其周边地区征召大量部落兵。利比亚战争时期，阿斯克里在班加西目睹了部落兵团结在奥斯曼苏丹的圣战旗帜之下，共同抗击欧洲列强的事迹。毫无疑问，此次他试图再造当时的那种气势。他向部落首领发放佣金，以此巩固圣战这一宗教号召的影响力。阿斯克里鲜有空暇训练那些背景复杂的新兵，他直接领着他们上了前线。

1915年1月20日，即阿斯克里抵达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数日后，他便在距古尔纳以北10英里的底格里斯河遭遇英军，身负重伤后被紧急送至巴格达救治。尽管如此，这位满腔热血的土耳其指挥官不愿让自己的伤势影响原计划。他的部下继续在各部落张罗征兵事宜，为奥斯曼军补充新鲜血液。阿斯克里定期与部下会面，共同商讨解放巴士拉的作战计划。他们得知，英军把绝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古尔纳—此乃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与阿拉伯河的交汇处，战略意义重大—其周边地区的洪水仍未退去，步兵基本无法进入。于是，阿斯克里及其部下打算绕开古尔纳，转而攻打英军在巴士拉的总部。

1915年4月，伤势未愈的阿斯克里重返前线，指挥攻打巴士拉。他的混编军中有4000名土耳其正规军与1.5万名阿拉伯部落兵。4月11日，部队行经古尔纳以西的英军阵地时，被英侦察部队发现，后者立即上报位于巴士拉的英军总部。英印军派出4600名步兵与750名骑兵前往巴士拉西部的谢巴（Shaiba，阿拉伯语里称Shuayba）严阵以待，准备在那里一举击退苏莱曼·阿斯克里的部队。

奥斯曼军在谢巴西南部的林地安营扎寨。4月12日黎明时分，攻城行动开始，阿斯克里此时伤势已痊愈，他在林地的总部时刻关注着前线战况。奥斯曼军利用移动火炮向英军阵地发起攻击，机枪手对准英军战壕连番扫射，掩护步兵冲击英军防线。然而待到太阳升起时，交战双方均发现自己被海市蜃楼迷惑双眼，他们的视线因潮湿的空气与刺眼的光线产生扭曲。训练有素的奥斯曼军秩序井然，继续战斗，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部落兵开始逃离战场。[53]

苏莱曼·阿斯克里对贝都因“圣战士”寄予厚望，但这种愿望终将落空。伊拉克各个部落对奥斯曼苏丹并非忠诚，他们并不把苏丹敬为哈里发，也与英国没有过节。许多波斯湾出口处的阿拉伯领导人—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的酋长—早已积极向英国寻求保护，要脱离奥斯曼帝国统治。因此，贝都因人与苏莱曼·阿斯克里的部队协同作战有相当的投机心理，一旦英军占据上风便随时可能转变立场。交战双方越是僵持不下，这些部落兵就对奥斯曼军越没有信心。

第二天，英军转守为攻。当时他们并无可调遣的空中力量，因此对战场环境不甚了解（谢巴之战是英军未实行空中侦察便参加的最后一场战役）。当地的沙尘、高温与海市蜃楼令英军手足无措。他们无法看见撤退的阿拉伯人，而土耳其士兵又在负隅顽抗。就在英军指挥官查尔斯·约翰·梅利斯少将准备下达撤退命令之际，他接到战报，称其部队已成功突破土耳其防线。他在之后写给妻子的信中提到：“当时我焦虑到了极点，战报上说敌我两军均遭重创，不知能否继续向前推进。我已将最后一点兵力全部派上战场了，可形势依旧很不明朗。”[54]

72小时战斗过后，英军已疲惫不堪，再也无力追击撤逃的奥斯曼军了。交战双方均在为期3天的谢巴战役中损失惨重：奥斯曼军据称死伤1000人，英军损失1200人。战后，英军医疗队竭力救治伤员。据一位医务人员回忆称：“或死或伤的土耳其士兵被混在一起，整车整车地送来，那场面简直太可怕了。”[55]

虽然英军并未追赶落败的奥斯曼军，但这些疲于战斗的土耳其人在撤退过程中并未得到喘息的机会。他们的目标是撤至河上游90英里处的卡米希亚（Khamisiya）驻地，途中却经常遭到贝都因部落的袭击。土耳其军官认为，这其中有许多正是逃离谢巴战场的“志愿兵”。对阿斯克里而言，阿拉伯部落的背信弃义更加重了战败的羞辱感。他在卡米希亚召集土耳其部下，怒斥贝都因人的种种行为，并称此次战败与这些人脱不了干系。像当年利比亚战争期间青年土耳其党人与阿拉伯部落并肩作战，共同抗击外来入侵者的日子已一去不返了，未来亦不会有大规模的伊斯兰起义能从被解放的巴士拉扩散至波斯湾地区，更不用说蔓延到印度了。眼看着自己伟大的梦想就这样被无情地粉碎，最终，苏莱曼·阿斯克里选择在卡米希亚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谢巴之战意义重大。此后，奥斯曼军再无收复巴士拉的军事行动，英国在波斯境内阿拉伯河流域的石油利益亦再未受到挑战。除此之外，阿拉伯部落与城镇起事，抗击英印军占领巴士拉行省的可能性在当时亦被化解。德国与土耳其之前所希望的—用一场奥斯曼军的决定性胜利掀起更大规模的圣战以反抗协约国—也同样化为乌有，而英军对此的忧虑一扫而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英军指挥官称谢巴之战是“一战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56]

重大伤亡加上长官自杀，驻美索不达米亚的奥斯曼军受到极大打击，军队士气降至冰点。苏莱曼·阿斯克里此次行动失败，奥斯曼军不仅未能成功驱赶驻巴士拉的英军，相反却让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防守更加空虚，更难抵挡未来的入侵者。印度远征军被这次代价轻微的胜利所鼓舞，他们趁对方溃不成军之际，进一步向伊拉克内部挺进。5月，英印军向底格里斯河的阿马拉与幼发拉底河的纳西里耶方向推进。奥斯曼军被迫匆忙应对，以保巴格达免遭入侵。然而，奥斯曼军在谢巴元气大伤，又因千方百计想重振高加索地区的第三军团而长期兵员不足，使这次保卫巴格达的任务变得尤为艰巨。

1914年12月至1915年4月期间，奥斯曼军在三条战线上的进攻均以失败告终：萨勒卡默什之战令奥斯曼第三军团几乎全军覆没；杰马勒帕夏虽首度偷袭苏伊士运河未遂，但成功撤退，保住了第四军团的绝大部分实力；苏莱曼·阿斯克里企图收复巴士拉，最终一败涂地。这些战役说明奥斯曼指挥官的雄心壮志不过是一场春梦，但同时也展示了普通奥斯曼士兵的坚韧不拔，即使在最极端的环境下亦秩序井然。此外，圣战号召的局限性也在这些战役中暴露无遗。奥斯曼军在一处溃败后，当地穆斯林便战战兢兢，不敢与协约国为敌。协约国则认为，只要对奥斯曼军取得一场决定性胜利，便能将圣战的威胁永久消除。

协约国此刻对奥斯曼军实力产生了错误的估计，他们沾沾自喜地以为敌军不堪一击。于是，他们准备策划一场大型战役，令土耳其人永远退出一战。他们将目标锁定为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以及通往这座古城的海上通道—达达尼尔海峡。事实上，正是奥斯曼军在进攻萨勒卡默什时暴露出的弱点，才让英国军事部门首次考虑对海峡发动进攻。

[1] 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vol. 1: To Ar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335–357.

[2] Ulrich Trumpener, Germany and the Ottoman Empire, 1914–191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36–37；Mustafa Aksakal, The Ottoman Road to War in 1914: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36–137, 145–155.

[3] 关于收复1878年被侵占的三大行省的具体目标，参见Michael A.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 1918(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71；M. Larcher, La guerre turque dans la guerre mondiale [世界大战中的土耳其战争] (Paris: Etienne Chiron et Berger-levrault, 1926), 383；Edward J.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53.

[4]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 (London: Hutchinson, n.d.), 137–138.

[5] Henry Morgenthau, 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 (1918; rpt. Reading, UK: Taderon Press, 2000), 114.

[6] Otto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37–39.

[7]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1:323–331；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85–86.

[8] 例如参见Ali Ihsan Sâbis，当时在伊斯坦布尔总部任职的他既表达了他的恐惧，也表示相信恩维尔的运气，收于Harp Hatıralarım: Birinci Cihan Harbi [我的战争回忆录：第一次世界大战] (Istanbul: Nehir Yayınları, 1992), 2:247.

[9] Larcher, La guerre turque, 378–379；Erickson, Ordered to Die, 57.

[10] Sâbis, Harp Hatıralarım, 2:238.

[11]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115–117；McMeekin的Russian Origins, 154–156.

[12] McMeekin, Russian Origins，154.

[13] M. Philips Price, War and Revolution in Asiatic Russi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18), 55 and chap. 8；Enver Pasha’s report was quoted from documents in the Turkish military archives by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116.

[14] Ali Rıza Eti, Bir onbaşının doğu cephesi günlüğü, 1914–1915 [东线下士的日记，1914–1915]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9), 60；Erickson, Ordered to Die，46，54. 另见 Köprülü Şerif Ilden, Sarıkamış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1999), 124. 书中他声称三十名亚美尼亚人从凡城叛逃，于11月16至17日越过边界，为俄军提供了有关奥斯曼军在Aras的薄弱环节的详细情报。

[15] Eti, Bir onbaşının...günlüğü, 51, 60–66.

[16] Eti,Bir onbaşının...günlüğü, 60.

[17] Ilden, Sarıkamış, 146–147.

[18] 各方消息对部队人数的估计各有不同。文中的数字引自W. E. D. Allen and Paul Muratoff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A History of the Wars on the Turco-Caucasian Border, 1828–19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252. Larcher给出了奥斯曼军和俄军在高加索地区的数量，声称奥斯曼第三军团达15万人，其中9万人全副武装，训练有素，适合战斗；俄军约有6万人。 Larcher, La guerre turque, 283.

[19] 恩维尔的任务内容引自Ilden, Sarıkamış, 151–152, and Larcher, La guerre turque, 383–384.

[20] Eti, Bir onbaşının... günlüğü, 102–103.

[21] Eti, Bir onbaşının...günlüğü, 104.

[22] Eti, Bir onbaşının...günlüğü, 104.

[23] 对奥尔图的进攻发生在12月23日。关于奥斯曼军第31和第32师之间的战斗，参见Fevzi Çakmak, Büyük Harp’te Şark Cephesi Harekâtı [一战的东线战事]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0), 76；有关 2,000 名奥斯曼士兵被自己部队杀死的叙述，参见Ilden, Sarıkamiş, 167–168；另见 Allen and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257；Larcher, La guerre turque, 386.

[24] Allen and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258；Çakmak, Büyük Harp, 77.

[25] Allen and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260–268；另见Larcher, La guerre tur- que, 387–388.

[26] Ilden, Sarıkamış, 212–213.

[27] Ilden, Sarıkamış, 177–179.

[28] 有关12月26日战斗的详尽一手资料，参见 Ilden, Sarıkamış, 191–201.

[29] Ilden, Sarıkamış, 231；Allen and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278.

[30] Eti, Bir onbaşının... günlüğü, 121–122. 奥斯曼军在萨勒卡默什所估算的77,000 名伤亡人数中，约有6万人阵亡，其余应沦为战俘。Çakmak, Büyük Harp, 113–114；Allen and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283–284.

[31] 对恩维尔和哈菲兹·哈奇最激烈的批评，特别参见the memoirs of IX Corps chief of staff Şerif Ilden, Ilden, Sarıkamış, 149, 158–159, 174–175, 208, 216–218, 232；Sâbis, Harp Hatıralarım, 302–317；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40.

[32] Allenand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286–287.

[33] Georges Douin, L’attaque du canal de Suez (3 Février 1915) (Paris: librairie delagrave, 1922), 45–46.

[34] Djemal Pasha, Memories, 154.

[35] Douin, L’attaque, 60.

[36] 阿尔斯兰关于自己参加西奈战役的描述，记录在Shakib Arslan, Sira Dhatiyya [自传](Beirut: Dar al-Tali`a, 1969), 141–147.

[37] Djemal Pasha, Memories, 152.

[38] 这位几乎可以确定是多明我会神父Antonin Jaussen，他后来在战争期间作为法国情报官员在Port Said继续工作。Jaussen在Hijaz做考古调查，并撰写了一部约旦南部贝都因人的民族志研究。Douin, L’attaque，77–79. 关于Jaussen，参见Henry laurens,“Jaussen et le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français (1915–1919),” in Antonin Jaussen: Sciences sociales occidentales et patrimoine arabe, ed. Géraldine Chatelard and Mohammed Tarawneh (Amman: CERMOC, 1999), 23–35.

[39] Douin, L’attaque, 79–80; George McMunn and Cyril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London: HMSO: 1928), 29.

[40] 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25.

[41] IWM, P 158, private papers of Lieutenant Colonel H. V. Gell, Documents 10048, diary entries of 24 to 28 January 1915.

[42] NARA, Istanbul vol. 293,“The Egyptian Campaign of the Turkish Army,” 美国驻耶路撒冷副领事S. Edelman的报告，1915年3月20日。

[43] IWM, RN, P 389, papers of Commander H. V. Coates, Documents 10871, translations of Ottoman army orders for the attack on the Suez Canal, 1 February 1915.

[44] Douin, L’attaque, 92.

[45] 塔尔加曼将自己的战争经历与女儿西哈姆联系在一起，写在Daughter of Damascus(Austin: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994), 166–199页。本次引用于180页。

[46] Douin, L’attaque, 96，以及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39，讲述了“圣战志愿者”如何打破寂静，让狗吠叫起来；根据奥斯曼军战斗指令的译文副本，来自非洲的黎波里的圣战士（Mujahid）被派往 Serapeum附近，即冲突发生的所在；IWM, RN P 389, papers of Commander H. V. Coates.

[47] Tergeman, Daughter of Damascus, 181.

[48] Ahmad Shafiq, Hawliyat Masr al-siyasiyya [埃及政治年鉴] (Cairo: Shafiq Pasha Press, 1926), 1:81.

[49] Douin, L’attaque, 100–102；McMunn and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43–45.

[50] Ali Ihsan Sâbis, Birinci Dünya Harbi, 346–347；Djemal Pasha, Memories, 157.

[51] McMu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50；Djemal Pasha, Memories, 159.

[52] 关于Suleyman Askeri，参见Philip H. Stoddard,“The Ottoman Government and the Arabs, 1911 to 1918: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Teşkilât-i Mahsusa”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3), 119–130，以及由 Muhammad Amin总结翻译的土耳其军队手册，题为“The Turco-British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and Our Mistakes,” in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 comp. F. J. Moberly (London: HMSO, 1923), 1:352–355.

[53] 对谢巴战争中阿拉伯参与者的描述，证实了士气的低落和高逃亡率;参见Jamil Abu Tubaykhed., Mudhakkirat al-Sayyid Muhsin Abu Tubaykh (1910–1960) [al-Sayyid Muhsin Abu Tubaykh回忆录] (Amman: al-Mu’assisa al-`Arabiyya li’l-dirasat wa’l-nashr, 2001), 40–45.

[54] Arnold T.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1914–191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34；Charles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Mesopotamia and the Creation of Iraq, 1914–1921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0), 88.

[55] Edward J. Erickson引用了奥斯曼帝国官方数据，Ordered to Die，110–111. F. J. Moberly在英国官方历史中，声称英军死亡 161人，受伤 901 人，而奥斯曼军死伤达6000人，包括 2000名阿拉伯非正规士兵—这意味着在这场战斗中，阿拉伯人比英军或土耳其人承认的都要更加积极。F. J. Moberly, comp.,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London: HMSO, 1923), 1:217.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34, 其中称英军死伤人数为1257 人，土耳其人的损失“约为该数字的两倍”。The quote is from the diary of W. C. Spackman, quoted in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89.

[56] Sir George McMunn, quoted in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80;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34, 其中宣称谢巴是“该战线首次也是最具决定性的战争”。

第六章
突袭达达尼尔海峡

1915年1月2日，英国战争委员会成员聚首伦敦，就俄军总司令向其发出紧急请求一事展开商讨。会议由时任英国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主持，会上主要人士对如何推进英军战事各抒己见。战争委员会虽然理论上只是英国内阁下属的众多委员会之一，但它已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独立决策权的机构，只需向内阁报告已做出的政治决策。委员会中的非军方人士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譬如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财政大臣大卫·劳合·乔治、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等等。但对委员会审议进行最终定夺的是陆军大臣—陆军元帅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

基奇纳勋爵是英国最著名的军人，他那出了名的八字胡与手指前方的动作成了英国1914年征兵海报上的标志。1898年，他率领英军在恩图曼战役中大获全胜，并重新占领苏丹；曾指挥英军参加1899年至1902年的第二次布尔战争，还出任印度军总司令直至1909年。与战争委员会中的非军方人士相比，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战士。

1月2日的会议中，与会成员着重讨论了俄高加索地区的动荡局势。俄军最高指挥官尼古拉大公在圣彼得堡召见了英国军事专员，称俄军当下岌岌可危。萨勒卡默什的消息刚刚传至俄国，且12月27日的情报显示，土耳其人正在包围俄驻高加索部队。于是，尼古拉向英国寻求帮助，期望英军向奥斯曼军发动进攻，以缓解俄军压力。

当时，英国政府无从知晓，就在他们商讨土耳其军对高加索地区所造成的威胁时，俄军即将打败恩维尔的部队。战争委员会不愿拒绝协约国盟友的要求，于是同意由英军对奥斯曼军发动进攻。会议一结束，基奇纳便给圣彼得堡拍电，向大公保证英军会“对土耳其军采取行动”。做出这个重大决定后，英国开始策划袭击达达尼尔海峡。[1]

从一开始，基奇纳便主张对土耳其人发动海上进攻。他认为英军在西线已无多余兵力可供调派，但可利用地中海东部的一批英法战舰对奥斯曼军实施进攻。摆在英国眼前的困难，是要找到一处对奥斯曼帝国战略意义重大的沿岸目标，能使伊斯坦布尔在该目标遭袭之后，抽调高加索地区的兵力前来增援。此前，英国皇家海军已对土耳其军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亚丁、亚喀巴湾、地中海东北角的伊斯肯德伦湾，以及达达尼尔海峡外围的阵地接连发动攻击，都未能使奥斯曼军抽调其驻高加索部队。基奇纳认为，倘若对达达尼尔海峡发动新一轮攻击，对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构成威胁，也许能使驻高加索地区的奥斯曼军火速赶来解围。在一封写给丘吉尔的信中，他写道：“能使奥斯曼军停止增援东线的唯一办法，便是袭击达达尼尔海峡—这座通往伊斯坦布尔的大门。”[2]

基奇纳指示海军大臣丘吉尔与其部下将领共商袭击达达尼尔海峡、“展示”协约国海上实力的可行性。在与驻地中海东部的英国海军指挥官沟通时，丘吉尔不仅让英军从海上展开炮击，更寻求“单凭战舰强行通过海峡”以直接威胁伊斯坦布尔。这提高了风险。换言之，此次行动需要英国战舰通过重兵把守、雷区密布的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从而对伊斯坦布尔构成威胁。

达达尼尔海峡的起止点为地中海与马尔马拉海，全长约41英里。为确保伊斯坦布尔免受来自海上的入侵，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将兵力重点分布在从地中海至海峡的14英里海岸线上，而那里的欧洲海岸与亚洲大陆仅间隔1600码。在这段战略海峡上，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盟友配备了先进的机关炮组来加固防守，安装了探照灯以防敌军夜间行动，在水下拉网阻碍敌军潜艇行进，并布下几百枚水雷，令海峡几乎无法通行。

1月5日，英国驻地中海东部的海军指挥官萨克维尔·卡登上将向丘吉尔作出回复，称越过奥斯曼军防线虽非易事，但若“加大行动力度，出动多艘舰船”，仍能强行突破海峡。为顺利打通海峡，卡登上将进而起草了四步作战计划。第一步是“减少敌军在海峡入口处的要塞”。这能使英法舰船撕开海峡入口，为扫雷人员提供掩护。第二步是“摧毁海峡内至卡菲（Kephez）的防线”。英军拿下至海峡入口4英里这段最宽阔的水域后，便进一步向密集布雷区，同时也是沿岸炮组离航道最近的地方挺进。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英舰将清理剩余水雷，摧毁达达尼尔海峡以外的防线，并进一步通过余下27英里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卡登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在数周之内仅凭海上力量便能达成。1月13日，丘吉尔将卡登上将的作战草案呈交战争委员会审议。[3]

就在战争委员会召开会议商讨卡登的作战计划之时，俄军已在高加索战线击溃恩维尔的部队，无需英国施以援手了。尽管如此，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取得重大胜利并占领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设想，已经使基奇纳动了心。当时西线陷入僵局，在东线取得突破的可能较大。1914年11月至1915年1月期间，奥斯曼军在美索不达米亚、亚丁、伊斯肯德伦湾，以及萨勒卡默什等地屡战屡败，这使英国政府相信奥斯曼军处于崩溃边缘。假若协约国打通达达尼尔海峡并攻下伊斯坦布尔，他们便能使土耳其永远退出一战。

伊斯坦布尔无疑将是英军的战利品，但连接地中海与黑海的达达尼尔海峡，更是英军此次行动所能获得的重大战略资源。协约国一旦控制了海峡，英法两国便能通过黑海部署兵力及战略物资，与俄国一道从东面对抗德国与奥地利。先前被困黑海的俄国谷物在海峡解禁后，便可输送给西线的英法部队。基奇纳清楚此次行动背后的风险，他向战争委员会中持怀疑态度的同僚保证，如若行动失败，将舰船撤回即可。无需出动地面部队是这次行动非常吸引人的一点。

为求得突破，尽早结束战争，英国战争委员会于1月13日通过了卡登上将的作战计划。皇家海军受命“于2月准备一支海军远征队，以君士坦丁堡为目标，轰炸并占领加里波利半岛”。[4]

决定在中东开辟新战线后，英国便迅速知会其他协约国盟友。丘吉尔将英军袭击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告知了俄国海军大臣，俄国政府表示全力支持，并承诺派出一支海军分队接受英国指挥，以协助展开这次行动。1月19日，丘吉尔向尼古拉大公提出建议，称英军不仅仅满足于“小试身手”，而是试图冲破达达尼尔海峡防线，并占领伊斯坦布尔。丘吉尔请求俄国在英法舰队对达达尼尔海峡实施攻击的同时，从黑海向北部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攻击。俄国承诺一旦英舰抵达马尔马拉海，它将立刻派遣海军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

协助协约国盟友占领海峡对俄国人而言求之不得。他们早就期待一场欧洲战争好趁乱攻下伊斯坦布尔与达达尼尔海峡。如今机遇就在眼前，他们唯恐让其他势力—尤其是希腊—抢占先机。虽然俄国人承诺向海峡发起联合进攻，但他们大部分的精力用在通过外交手段确保其对伊斯坦布尔的控制。[5]

这次攻打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并非旨在分割奥斯曼帝国，但却使协约国内部就战后如何瓜分帝国展开了谈判。在英法舰船炮轰达达尼尔海峡的情况下，沙皇政府会正式寻求盟友认可其对土耳其领土的掌控权。1915年3月4日，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写信给英法大使，称“鉴于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及其海峡的控制权期待已久”，希望英法两国能够同意将其划归俄国所有。萨宗诺夫在信中列出了俄国觊觎的各片领土：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沿岸、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以及至米德耶—厄内兹线（1912年末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失利后被迫划定的边界）的奥斯曼色雷斯地区。俄国的这一要求会使达达尼尔海峡的亚洲沿岸、伊斯坦布尔的亚洲部分，以及马尔马拉海的亚洲沿岸继续由奥斯曼帝国掌控，但同时确保了俄国对连接黑海与地中海这条重要水路的主导权。

俄国的要求虽然大胆，却未伤及英法两国利益。于是，伦敦与巴黎方面同意届时兑现承诺。3月12日，英国承认将“整场战争最丰厚的战利品”让与俄国，同时保留在战争过程中要求占领奥斯曼帝国其他领土的权力。法国早已明确自己想要的份额，企图吞并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叙利亚地区、伊斯肯德伦湾，以及奇里乞亚地区（土耳其阿达纳城东南部周围沿海地区），以作为同意俄国分走伊斯坦布尔与达达尼尔海峡的补偿。1915年3月4日至4月10日，协约国正式签订《君士坦丁堡协定》系列文件，当中记录了俄法两国的声明与英国的延期表态—这是战时大大小小瓜分奥斯曼帝国计划的其中一个，但事实证明，奥斯曼帝国远比协约国预期的要坚韧得多。[6]

1月末至2月初，协约国在达达尼尔海峡外集结舰队。英法两国向希腊政府协议“租借”穆兹罗斯港作为其行动基地。该港口隶属有争议的利姆诺斯岛，距达达尼尔海峡50英里。英国还占领了面积稍小的格克切岛与博兹贾岛，这两座岛屿位于达达尼尔海峡入口两侧，均离土耳其海岸咫尺之隔。希腊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获得了这些岛屿，但土耳其从未承认希腊对这些岛屿拥有控制权，因此协约国集结在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并不会破坏希腊的中立立场（希腊于1917年6月才加入协约国阵营）。

不久后，协约国的战争策划者便意识到，他们仍需派出一些地面部队，以协助任何在达达尼尔海峡展开的海上行动。据英国情报称，土耳其在加里波利半岛拥有4万兵力。即使这些奥斯曼士兵因一场大型海上袭击而撤退，英法两国若想确保协约国航运安全，仍需占领沿达达尼尔海峡分布的各个奥斯曼军据点。一旦攻陷伊斯坦布尔，他们还需要出动一支占领部队。但眼下的困难是，如何说服基奇纳勋爵从西线调派步兵援助东线战事。

由于对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对整个战局的潜在利益很看好，基奇纳同意出动地面部队。但他仍敦促丘吉尔重点利用海上力量打通海峡。这位陆军元帅认为西线最需要步兵力量，他只是将这些步兵暂借给土耳其战线，不久便要归还。因此，在海军突破达达尼尔海峡防线之前，地面部队只用作后备力量。在此基础上，基奇纳于2月末命英军驻埃及指挥官派遣3.6万名澳新士兵赶赴穆兹罗斯港，与那里的皇家海军会合。法国也同样开始集结地面部队，为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做准备。法国东方远征军联合欧洲与殖民地部队，以及外籍兵团，浩浩荡荡共1.8万人，于3月的第一周奔赴达达尼尔海峡。

数万名协约国士兵与水兵齐聚达达尼尔海峡，“小试身手”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大战—一次协约国输不起的战役。基奇纳原先认为英军即使未能突破海峡，亦不会有损英国颜面，而如今却是骑虎难下。1915年2月，达达尼尔海峡首战打响，协约国对海峡外围要塞发起炮击。英国此前声势如此浩大，已没有退路，如若战败，必将颜面尽失。

穆兹罗斯深水港中集结着中东战线第一支先进的工业化舰队。英国派遣其第一艘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去往达达尼尔海峡。该航空母舰由商船改建而成，配有两个机动升降台，能将水上飞机从船体内部运至水面，方便飞机起飞与降落后的回收。“皇家方舟”号上的6架水上飞机将为此次达达尼尔海峡行动执行空中侦察，直至协约国能在利姆诺斯岛与博兹贾岛上建造跑道，以便远程重型飞机降落。在14艘英舰与4艘法舰当中，当年竣工服役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超无畏战列舰最大，也最为先进。该舰配备的8门15英寸主炮拥有地中海东部的最强火力，能够将一吨重的炮弹射至18英里外。其余无畏舰与年代稍久远的战船则为12英寸火炮，虽射程不及“伊丽莎白女王”号，但火力依旧强劲。穆兹罗斯港内另有70艘各式各样的战船，包括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艇、扫雷舰、鱼雷艇等。英法舰队总火力达274门中型与重型火炮。

1915年2月19日，海上行动开始。协约国舰队的首要任务是摧毁达达尼尔海峡的外围要塞及其武装。这些要塞位于欧洲大陆的赛迪尔巴希尔，以及亚洲大陆沿海地带的库姆卡莱（Kum Kale）地区，要塞中的19门火炮陈旧不堪。先进的英国无畏舰射程比这些落后的土耳其火炮要远得多，他们在距要塞5到8英里的海面上安全地发起炮击。数次直接命中奥斯曼军阵地后，英舰向岸边靠拢，以检验其对敌军阵地所造成的伤害，此时土耳其士兵开始还击，迫使英舰退回安全水域重新考虑对策。

协约国炮轰达达尼尔海峡的消息不胫而走。尽管协约国未能得手，但仍使伊斯坦布尔陷入一片恐慌。奥斯曼政府与帝国皇室成员准备弃城，逃往伊斯坦布尔与安卡拉中间的安纳托利亚小镇—埃斯基谢希尔。帝国财政部为以防万一，开始将其黄金储备向安纳托利亚地区转移。土耳其人的这些举动令伦敦满怀信心，期望一举突破达达尼尔海峡，能给伊斯坦布尔造成政治危机，进而推翻青年土耳其党政府，最终令奥斯曼帝国迅速投降。基奇纳一直以来都期盼成功袭击伊斯坦布尔，从而引发这样一场革命。[7]

由于涨潮及恶劣天气，第二轮进攻延后了5天。2月25日，卡登上将重新对土耳其军阵地发起近距离炮击。但如此一来，英舰便暴露在敌军的火力范围内，导致“阿伽门农”号无畏舰被土耳其的炮弹击中受损严重。尽管如此，当天的炮击还是成功摧毁土耳其在达达尼尔海峡亚欧两岸的外围要塞，驻守那里的土耳其军在协约国的炮火之下仓皇而逃。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从加里波利半岛的南角登陆，摧毁敌军残余掩体后安全返回船上，其间并未遇到任何抵抗。[8]

现在，协约国舰船已可顺利驶入海峡口，丝毫不用顾忌敌军在此的火力。这使卡登上将能够执行作战计划的第二步：扫雷并摧毁从峡口至科佩兹点（Kepez Point）的陆上防线。当时，守卫达达尼尔海峡的土耳其地面部队规模不大，但错误的情报以及糟糕的天气却耽误了英舰的行动，反使土耳其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来加固阵地。

2月末至3月中旬，海上狂风不断，卷起层层海浪，使英法舰船无法执行扫雷这类需要细致小心的任务。天气好转后，扫雷舰才开始工作，而英法战舰则驶入海峡，确保拖船免受岸上的炮击。令协约国受挫的是，达达尼尔海峡内的沿海固定岸炮组位置隐蔽，且不在舰船的射程范围之内。协约国舰船的重型炮弹只能落在掩体四周，把敌军的火炮埋进土里，却无法将其摧毁。一旦舰船后撤，奥斯曼军与德军便又将其挖出，使岸炮组正常工作。[9]

虽然岸炮组使英法战舰非常无奈，但德国引入达达尼尔海峡的新型移动火炮才是协约国航运的最大威胁。一位法国海军军官抱怨道：“那些该死的火炮不冒烟，体积小，移动便捷，我没有锁定它们的高招。”移动榴弹炮从山后朝海峡开火，炮弹不受干扰地落在协约国舰船的甲板上，造成重大伤亡。“紫石英”号巡洋舰一次在执行扫雷任务时，被炮弹直接击中，造成舰上20名法国水兵死亡。只有侦察机才能定位这些移动火炮，但在英国飞行员向舰船汇报其位置时，敌军炮兵早已将火炮转移到新地点，安然无恙地继续向入侵船只发起致命攻击。[10]

就像战舰无法定位移动火炮一样，扫雷舰亦很难找到水雷的确切位置。据英军情报称，土耳其人将水雷埋在了达达尼尔海峡口至海峡窄处。但其实，奥斯曼军很明智地选择将其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北部，那里水道最窄，如此一来敌军舰船便无法通过科佩兹点至海峡窄口处这段水域。这意味着海峡最宽阔的水域里根本没有水雷，而协约国舰船却在那里浪费了数周时间排雷。一位法国海军军官怀疑德国人蓄意误导协约国，他在日记中愤懑地写道：“尽管我们的情报（很可能就是德国佬故意编造的）里精确透露了水雷的位置、数量，以及布雷密度，可到目前为止我们连一个都没找到。那我们从2月25日开始都他娘的在瞎忙活啥？”[11]

行动开始一个月后，协约国舰队似乎未能接近奥斯曼岸炮组半步，扫雷舰也无功而返。伦敦方面，丘吉尔开始失去耐心了。3月11日，他拍电给卡登上将：“如果我军为取得胜利不得不牺牲舰船与人员，则最后的战果必须要能证明我们没有白白牺牲。每一个审慎的决定，即便会造成一些损失，也将得到我们的支持。”面对丘吉尔的施压，卡登上将回复称，将于3月15日袭击海峡内侧要塞，硬闯海峡。然而，面对巨大压力，卡登于3月16日病倒，被送往马耳他接受救治。他的副手—J. M. 德罗贝克中将接任其职，下令于3月18日上午实施行动。[12]

3月18日上午天气晴好，英法舰队驶入海峡，展开攻击，德国人把这次行动称为“装甲舰与岸炮组的旷世对决”。上午11时，英国在海峡口最大的6艘战舰组成一个小分队，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超无畏舰的率领下，向奥斯曼军的要塞发起进攻。据一位目击者称，英舰向土耳其阵地持续开火，火力密集到“令人喘不过气”。“岸上的要塞也给予了有力还击，虽然……在这么凶猛的攻击下似乎无人能在要塞及其周边地区幸存。”炮火落在恰纳卡莱与基利特巴希尔这些镇子的废弃木屋上，熊熊大火持续了一整天。行动最初的90分钟里，战斗呈胶着状态，双方均未能占据上风。[13]

12时30分，4艘法国战舰迫不及待地加入战斗，并率先驶往科佩兹点。在深入海峡内部的过程中，这些法舰遭到了沿岸要塞、岸炮组和移动榴弹炮的猛烈攻击。接下来的一小时里，“絮弗伦”号与“布维”号被直接击中数次，但仍顽强地予以还击。之后，土耳其火力开始减弱，法国小分队亦奉命撤退，由英舰接替攻击。

此后，战事的发展对协约国极为不利。“布维”号调转方向驶离达达尼尔海峡，途中在海峡亚洲海岸附近的埃伦考湾（Erenköy Bay）遭遇强劲水流，触发了一枚水雷。爆炸使“布维”号的舰体开了一个大洞，整艘战舰立刻向右舷倾斜，船桅横了过来，海水汹涌着没过烟囱，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不到两分钟，“布维”号便沉没了，只剩3个螺旋桨还在水面上旋转。当时舰上724名船员几乎全部被困在倾覆的船体内，舰船就这样带着他们瞬间沉入海底。一位法国军官在日记里写道：“没有人，甚至连上帝都无法制止舰船的致命沦陷。即使我活到100岁，我也永远无法忘记眼睁睁目睹‘布维’号沉没的惨剧。”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数分钟内，最终仅62人生还。[14]

埃伦考湾密密麻麻的水雷令协约国防不胜防。在协约国扫雷的那几周，奥斯曼军严密监视着他们的动向，并于3月7日至8日在海湾口新布下了20枚水雷。奥斯曼军的这些举动完全避开协约国扫雷人员与空中的侦察。“布维”号沉船原因尚且不详—炮弹、水雷，抑或是岸边发射的鱼雷—与此同时，一些英舰在埃伦考湾重蹈覆辙。下午4时许，英国“不屈”号触发水雷。紧接着，“无阻”号亦遭遇水雷，其舵盘失灵，只好随波漂荡。“海洋”号奉命前去援助“无阻”号，却又误触了另一枚水雷。这道水雷阵已收获4艘敌舰。

看到一艘敌舰沉没，另三艘遭受重创，土耳其炮兵嗅到了胜利的气息，于是愈发猛烈地向搁浅船只开炮。一枚炮弹精准地击中了法舰“絮弗伦”号的弹药库，引发了剧烈爆炸，致使12名水兵死亡。舰船差点沉没，直到海水涌进弹药库，进一步的爆炸才未发生。法舰“高卢”号亦同样遭炮击损毁严重，舰体进水；“伊丽莎白女王”号则被直接击中5次。等“不屈”号撤离海峡，“海洋”号与“无阻”号上的幸存船员被成功救起后，德罗贝克便即刻升起令旗，号令所有舰船撤退。

看着英法战舰如此狼狈，马苏迪炮兵连尤其心满意足。1914年12月，“马苏迪”号被英国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随后其火炮从海床上捞起，重置于一座以沉船命名的临时防御工事中。当年该舰船的幸存船员如今重聚马苏迪炮兵连，他们向敌舰持续开火，直到弹药几乎耗尽。马苏迪的枪炮官塞菲克·卡普坦记下协约国战舰撤出战斗时自己的激动心情。“我们赢了，”他十分欣喜地写道，“我们报了当年沉船的仇。”土耳其炮兵继续向失控的“海洋”号与“无阻”号开火，直到这两艘舰船也像“布维”号一样沉入海底。[15]

当最后一艘协约国战舰蹒跚撤出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人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重大意义。事实上，这是奥斯曼帝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取得的第一场胜利。守卫海峡的炮手兴奋难耐，他们跳上炮台的胸墙，大声地喊着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口号：“吾苏丹万岁！”（“Padişahım Çok Yaşa！”）尽管如此，伊斯坦布尔以及帝国的其他城市对此次胜利却毫无反应，没有任何自发的示威庆祝或胜利游行。美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称，警察只得挨家挨户地鼓励市民挂国旗庆祝胜利。

一位名叫哈基·苏纳塔的青年陆军中尉，听闻海军的这场胜利时正坐在咖啡屋里给朋友写信。他后来回想起那天的感受：“我们对战事知之甚少，不知敌军损失有多惨重。我猜一开始，就连政府也没有意识到这场胜仗的重要性，所以没有把它当做重大胜利来宣传。”在伊斯坦布尔的报纸上，奥斯曼军总司令部的确就那天的战斗发表了一系列报道，描述协约国攻击如何之猛烈，而土耳其守军如何为捍卫祖国，英勇地与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作斗争。然而，民众并不太相信战争会就此终止，他们认为协约国舰队第二天便会卷土重来，继续发起进攻。[16]

另一边，如此惨痛的失利令英法两国瞠目结舌。3艘战舰被击沉，另有3艘损毁严重，无法继续作战。除此之外，还有千余人阵亡，几百人受伤。短短一天的时间里，协约国舰队的实力便锐减三分之一，却并未能重创奥斯曼军阵地。英法两国并不知道，奥斯曼军在此次战役中几乎毫发无损：海峡内的炮兵连基本完好，科佩兹点与海峡间的雷区也未被破坏，且只有不到150人伤亡。协约国3月18日的惨败为其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海上行动画下了句点，他们转而计划出动地面部队。[17]

伦敦方面，战争委员会于3月19日召开会议，共同商讨这一非常不利的局面。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遭重创后，英地中海远征军步兵团总指挥官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向基奇纳勋爵劝说，称达达尼尔海峡仅靠海军无法强行突破，需要出动一支庞大的地面部队进入加里波利半岛，摧毁炮组，从而保证协约国舰队安全驶入海峡，并向伊斯坦布尔挺进。英军遭遇如此重大的挫败，毫无疑问将中止对海峡的攻击。皇家海军也无法再承受第二次类似的打击了。长久以来，基奇纳一直反对把地面部队投入到西线以外的重大战场上，但此刻他也别无选择。他对汉密尔顿说：“你知道我的观点，达达尼尔海峡必须拿下，如果为扫除障碍有必要在加里波利半岛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那就必须执行，并要贯彻到底。”随后，基奇纳承诺抽调7.5万名步兵参与此次战役。[18]

当时，俄国退出了协约国攻打奥斯曼帝国首都的行动。既然英法战舰未能成功驶抵马尔马拉海，沙皇政府认为他们也不必派出军队攻打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北部区域。除了在黑海沿岸闹出了一点小动静以外，俄军其实并未开展其他行动缓解协约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压力。不过，英国官方历史在记录加里波利战役时还是提到，“直到6月末，俄军在博斯普鲁斯牵制了当地土耳其军3个师的兵力，后者害怕俄军登陆”，否则他们本可被调去守卫达达尼尔海峡。[19]

协约国计划用一个月时间筹备入侵加里波利半岛的军事行动。虽然一个月并不足以策划与协调这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登陆行动，但协约国战争策划者知道，他们拖得越久，留给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准备的时间便越多。海上先前进攻的延误已经给土耳其人一个月时间加固加里波利半岛的阵地。英国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接下来的四周里策划一场进攻，确保能击败与他们拥有相同准备时间的奥斯曼帝国与德国。

相比奥斯曼守军而言，协约国面临的挑战更大。一场海军与陆军共同参与的军事行动，其后勤与策划非常复杂。首先，必须集结运输船，将兵员、移动火炮、弹药、坐骑、食物、水，以及补给运送至前线。其次，抢滩登陆需要大批登陆艇与驳船。英国军官跑遍了地中海港口，以现金购买了所有小型船只（这种购买行为当然引起了土耳其与德国的警觉，他们察觉到一场登陆行动即将展开）。再者，还必须建造桥墩与浮桥，并将其运送至预定的登陆海滩，随后军队工程师还需克服艰苦的条件将这些码头设施组装完毕。医疗人员及设施也需就位，以准备接收伤员。同时，医疗船需随时待命，将重伤者送至马耳他与亚历山大港救治。这一系列的细节似乎没完没了，但个个又都事关重大。

协约国部队士兵的多元化，使原本就错综庞杂的侵略计划更为复杂。加里波利之战是一战中最国际化的一场战役。地中海远征军规模达7.5万人，其士兵来自世界各个角落：除英国部队—包括威尔士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还包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士兵（分毛利人与白人部队），廓尔喀人与锡克人，法国人，成分复杂的外籍兵团，还有非洲各殖民地部队，来自塞内加尔、几内亚、苏丹，以及马格里布地区。士兵之间语言不通，但又得相互依赖。倘若没有一个清晰的作战计划指导远征军各部队的行动，这支军队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巴别塔”。[20]

对于奥斯曼士兵而言，虽然他们的任务与协约国相比较为简单，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加里波利之战事关奥斯曼帝国的存亡。伊斯坦布尔方面，奥斯曼第三军团在高加索几乎全军覆没之后，恩维尔帕夏深知自己禁不起再一次的失败。若要取得胜利，分散于海峡亚欧两岸的奥斯曼军各部队之间需妥善组织，确保通讯畅通。1915年3月的最后一周里，恩维尔决定将达达尼尔海峡的各个师整编为奥斯曼第五军团。尽管他与德国驻土耳其军事顾问团领导奥托·利曼·冯·桑德斯有过分歧，但此次他不计前嫌，屈尊邀请其为第五军团总指挥，守卫达达尼尔海峡。利曼即刻启程前往加里波利设立总部。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英军登陆前我只有短短4周的时间，这仅够我军完成最重要的安排。”[21]

奥斯曼第五军团约计5万人，仅为协约国部入侵部队的三分之二。不过，守卫滩头比登陆滩头所需的兵力要少，当然前提条件是必须准确地守住要害。利曼当下的难题是预测协约国最有可能登陆的地点，并对其进行重点防御。他派遣2个师（每个师约1万人）驻守达达尼尔海峡的亚洲沿岸，另调3个师镇守加里波利半岛。然而，该半岛长约60英里，这意味着有诸多薄弱地区需要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策划者多加防范。

经过慎重考虑，利曼及其土耳其部下划出加里波利半岛上三处最有可能遭袭的地点：赫勒思角（Cape Helles）、阿尔布茹努(Arıburnu)及布莱尔（Bulair）。赫勒思角最南端适合海上登陆，因为协约国战舰可从三面同时向陆地开火。阿尔布茹努北面的海滩（不久后便被人称为“澳新湾”）易于登陆，且距达达尼尔海峡仅5英里。假若协约国掌控了阿尔布茹努至麦都士（Maidos，今埃杰阿巴德）一带，他们则可迅速切断半岛南部通路，将奥斯曼守军团团围住。尽管如此，利曼还是认为布莱尔才是最薄弱的地点。布莱尔位于半岛北部，那里半岛仅2英里宽，若协约国成功登陆，则能够切断整个半岛的通路，并掌握马尔马拉海的控制权，切断海峡内奥斯曼第五军团的补给及交通航道。鉴于以上分析，利曼决定派3个师分别镇守赫勒思角、阿尔布茹努和布莱尔这三个薄弱点。

奥斯曼军开始在这些关键的海滩上构筑防御战壕，并拉起铁丝网阻碍登陆。英国飞机定期飞抵加里波利上空，一旦发现任何工地或聚集的土耳其部队，便指引海军向其发动炮击，奥斯曼军只得在晚上修筑防事。截至4月中旬，他们已建起数英里的战壕，内有隐蔽的机枪掩体以及炮台，能够阻击任何海上登陆。在协约国登陆前夕，他们仍在赶修工事，只见穆兹罗斯港中聚集了许多船只与兵员，他们明白，敌军就要展开行动。

在埃及过了一番枯燥乏味的营地生活之后，多数澳新士兵都非常乐意登船前往加里波利。唯一对此感到有些遗憾的是骑兵队，因为他们不得不把心爱的战马留在埃及。加里波利以山地为主，骑兵队一展身手的机会不大，因此他们此次行动并未携带坐骑。

在这些士兵写给家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胜利充满信心。新西兰坎特伯雷营的莫斯汀·普赖斯·琼斯下士，在信中向母亲描述了他于4月16日驶抵穆兹罗斯港后的所见所闻，并对港内齐集的各式舰船大为赞叹—数十艘运输船载满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部队，士兵们个个严阵以待”，“数百艘巡洋舰、无畏舰、超无畏舰、潜水艇、鱼雷驱逐舰，以及鱼雷船，勾勒出一幅雄伟的图案”。面对此情此景，他深感自豪，也非常欣慰。“这让你意识到我们帝国是多么的强大。你看到这么多了不起的弟兄，而你发现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即使是很不起眼的一个，都能使你激动不已。”琼斯与他的同伴相信，他们此次的冒险终生难忘。[22]

地中海远征军的指挥官也积极鼓励士兵把这次战斗当做一次冒险。登陆前夕，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向“法国士兵与英王”发布宣告，把未来的这场战争描述成“现代战争中一次前所未有的冒险”。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番雄心勃勃的讲话旨在激励士气，但同时也折射出军队指挥官的稚嫩，他们在很多方面与其所率领的士兵一样，对所谓的“现代战争”缺乏经验。

而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加里波利一战事关生死，绝非冒险那么简单。为坚定部下的作战信念，奥斯曼军驻阿尔布茹努部队指挥官，穆斯塔法·凯末尔上校，在战前官邸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我不是命你们去战斗，而是命你们去牺牲。我们奋勇杀敌倒下了，还会有其他官兵前赴后继，一往无前。”凯末尔日后成为“土耳其之父”，他的这番话预示着数以万计土耳其士兵的悲壮命运。[23]

4月25日，当月光与这个周日的第一缕晨曦相遇时，协约国战舰蓄势待发，准备登陆。这些战舰关闭了所有照明设施，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航行，以避免惊动土耳其人。真正的登陆地点此时仍然高度保密，只有协约国指挥官知晓。他们希望能让奥斯曼守军防不胜防，从而抢占滩头，保证后续部队安全登陆。

为扰乱敌军视线，英法两军准备在战区的最北端与最南端实施佯攻。法军派一支船队到达达尼尔海峡亚洲海岸南部的贝西卡湾（Besika Bay），计划在那里佯装大规模登陆，以便将奥斯曼部队牵制在远离实际登陆地的位置。原本利曼·冯·桑德斯就担心协约国会从加里波利半岛最北面的布莱尔实施登陆，而英军碰巧选择在那里佯攻。利曼早已在布莱尔部署了一个师的兵力，并亲自前去观察英军的动向。这些佯攻牵制了奥斯曼军两个师，他们本有可能被调往协约国的实际登陆地点。

地中海远征军分为3组实施此次登陆行动。英军被派往主要登陆地点—加里波利半岛南端的赫勒思角。他们将在赫勒思的5处海滩协同登陆。法军将占领达达尼尔海峡亚洲沿岸库姆卡莱周边地区，以防奥斯曼士兵从此处向对岸登陆中的英军开火。一旦英军抢滩成功，法军将从库姆卡莱赶赴赫勒思角与英军会合。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士兵被派往阿尔布茹努周边地区，负责盯防任何土耳其援军，并对奥斯曼军在赫勒思地区的大后方构成威胁。协约国此次多面出击，旨在迷惑土耳其部队，令其不知该把兵力集中在哪一位置，并在最短时间内让尽可能多的协约国士兵成功登陆，以一举击垮土耳其守军。

破晓之前，第一批抢滩士兵从舰船的高层甲板沿绳梯降至划艇内，他们将划过最后的百余码海面抵达海滩。那时，登陆艇上密密麻麻的士兵完全暴露在枪炮与榴霰弹的威胁之下。因此，为保护部队免遭岸上火力攻击，英法战舰于清晨4时30分在海滩上制造了“冲天的烈火与呛人的烟雾”。一位英国海军军官后来写道：“那声响震耳欲聋，空气中四处弥漫着烟尘。”就这样，协约国战舰持续向海滩开炮，直至登陆舰距海岸仅半英里之遥。[24]

对于奥斯曼守军而言，他们一直警惕着协约国的入侵，这次敌军战舰向岸上开炮就是战斗打响的讯号。于是，土耳其军官吹响令哨，命部下坚守阵地。舰船集中攻击一部分小型海滩，从两三个方向同时开炮，使土耳其军阵地遭受重大损失。马哈茂德·萨布里少校事后回忆道：“海岸线上黑烟四起，夹带着一丝蓝绿色的滚滚浓烟，能见度骤降为零。”据萨布里少校述称，协约国海上炮击摧毁了岸上的炮台，将交通壕夷为平地，并把“救命用的散兵坑”变成了“坟墓”。“鸡蛋大小”的榴霰弹使守候在战壕里的土耳其士兵伤亡惨重。尽管如此，土耳其士兵并未乱了阵脚，敌军猛烈的攻击似乎更坚定了他们驱赶侵略者的决心。“我们的士兵周围全是同伴支离破碎的遗体，他们顾不上担心敌众我寡，或敌军火力太猛，只是耐心等候着反击的时机。”随后，战舰停止攻击，以便登陆艇靠近海滩。然而，幸存的奥斯曼士兵就等着这一刻。[25]

英军主要在V海滩登陆。该海滩位于旧的赛迪尔巴希尔机枪堡与已被摧毁的赫勒思角灯塔之间。2月25日，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在这里全员安全登陆，摧毁了此前海上攻击残余的炮台。之后，奥斯曼军一直竭尽全力巩固这块俯瞰海湾、形如圆形剧场的地带。英军料到敌军阵地易守难攻，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就是如何让足够的兵力顺利登陆。一次拖4艘划艇只能运送120至130人，且英军最多成功往V海滩拖6次，即最多输送800人。他们需要找到别的途径将更多兵员送至V海滩。

训练有素的英军长官把目光投向荷马（Homer）。荷马位于达达尼尔海峡的亚洲海岸，传说中特洛伊战争就发生在这座城市，考古研究也证实这一点。皇家海军爱德华·昂温上尉建议，“可效仿特洛伊木马那样的战术，让看似毫无攻击能力的运煤船满载士兵”运送上岸。一方面，朝海滩全速前进的蒸汽船会引来奥斯曼守军的注意，另一方面，一艘改装过的运煤船至少能容纳2100人，一旦搁浅，还能作为士兵安全登陆的平台，并为未来的行动提供登岸码头。这个提议当即得到了批准，英军对“克莱德河”号运煤船进行改造，加固船体，在船头安装重炮以掩护登陆部队，并把舷门嵌入船体两侧，方便兵员快速登岸。[26]

4月25日早上，“克莱德河”号在爱德华·昂温的指挥下驶向V海滩。先出发的小型轮船在海峡强劲的水流中奋力挣扎着把划艇拖向登陆点。之前的海上攻击让海滩仍然笼罩在硝烟之中，没有一丝动静。总参谋部的科罗内尔·威廉姆斯中尉随昂温一同站在桥上，记录实时日志。6时22分，“克莱德河”号在计划登陆点精确靠岸。“没有任何抵抗，” 科罗内尔·威廉姆斯乐观地写道，“应该没人来阻拦我们登陆。”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3分钟后，划艇被拖抵海岸，就在这时，严阵以待的土耳其守军开火了。6时25分，威廉姆斯记录：“他们那儿一阵惊天巨响。”他毛骨悚然地发现一艘登陆艇漂过“克莱德河”号旁边，艇上的陆军士兵与水手已全部被炸死。最初的800人中只有一小部分安全登陆，躲到最近的沙丘后面。[27]

马哈茂德·萨布里少校描述了从土耳其战壕看到的这一幕：

敌军乘救生艇抵达岸边。等他们进入射程范围内，我军就开火了。一直以来，海水的颜色从未变过，现在被敌人的鲜血染红。他们凡是见到有（我军的）枪火，便一阵狂轰滥炸，但这并没有减弱我们的火力。

他们有些人为了活命，纷纷跳入海里。敌军长官在船舷上用令旗指挥救生艇去岬角避难，但是他们无路可逃。尽管敌军对我们大肆攻击，但我们仍然命中目标，被打死的人就这样跌入大海。（V海滩的）海岸线上飘满了敌人的尸体，仿佛一排排蚕豆似的。[28]

原本计划作为特洛伊木马的“克莱德河”号，如今却成了活靶子。船只搁浅的水域太深无法登陆，船内的2100名士兵焦躁万分。船员拖了几只驳船与小型轮船，试图装配一条浮桥，方便登陆部队上岸。但达达尼尔海峡的强涡流令他们极难让船只就位。“克莱德河”号的见习船员G. L.德鲁里冒着枪林弹雨跳入水中，奋力搭建一条能够通行的浮桥。当他试着将一位伤员托出水面时，岸边的射击变得异常密集，那位伤者就在德鲁里的怀里被打成了蜂窝。但德鲁里却奇迹般毫发无损，继续搭建浮桥。随后，土耳其守军将枪炮对准搁浅的运煤船。两枚炸弹击中第4号船舱，导致数人死亡。土耳其射手瞄准船的舷窗一阵扫射，将那些挤在窗边观战的人统统打死。

虽然“克莱德河”号船内的伤亡非常惨重，但浮桥上的死亡人数才真正达到了峰值。土耳其人把机枪架在狭窄的堤道上，英国马丝特尔与都柏林燧发枪团还没能抵达岸边，便全被土耳其人像刈草一样击倒。德鲁里后来回忆道：“我留在驳船上，试图继续送我们的人去岸边，但那相当于谋杀。不一会儿，第一艘驳船上的人便都非死即伤。”和马哈茂德·萨布里一样，他也惊悚地发现海水被鲜血染成了红色。“那些上了岸的也没好到哪儿去，因为在挪开同伴的尸体开出一条路来的过程中，他们中的好多人也不幸中弹。”

在英军指挥官下令停止自杀性登陆之前，约计1000人试图从浮桥登陆，那一小部分活着上岸的士兵躲到了沙丘后面，等候夜幕降临。随后，摇摇晃晃的浮桥被水流冲散到岸边。在运煤船里还未登岸的士兵一直等到夜晚时分，敌军火力变弱时，才开始修复浮桥，继续登陆行动。他们不得不冒着枪林弹雨，在船外把伤员从小艇运回船上。[29]

英军在W海滩（后来更名为兰开夏登陆滩）上的登陆行动亦遭重挫。登陆舰载着近1000名焦急的英国士兵驶向赫勒思灯塔下方的海滩。这座灯塔已然被猛烈的海上攻击所毁，塔上还冒着浓烟。英军在此地遭遇了约150名严阵以待的土耳其守军。据兰开夏燧发枪团的霍沃思少校回忆称，当登陆舰距海岸仅50码时，俯瞰海湾的“崖上突然一阵猛烈的机枪扫射”。他提到“英勇的水兵们”“在敌我双方均开火的情况下”，仍继续划着登陆艇向岸边靠拢。接近海滩时，霍沃思少校命其部队下船，以免遭炮火袭击。海水没过了他们的胸部。推进过程中，有许多士兵被敌军火力所伤，之后由于不堪自己背包的重负（每个人都背了200发子弹和3天的口粮），不幸溺水身亡。[30]

霍沃思少校的同伴刚刚登陆便在猛烈的交火中倒下，另一位与他同行的上尉受了致命伤。霍沃思追踪敌军火力位置，发现他们躲在山顶，于是下令部下抢占山头。攀爬陡峭山坡的途中，这位英国军官眼睁睁地看着他左右的士兵被枪击中，坠地身亡。他自己也险些丧命，一名土耳其士兵近距离朝他开枪，子弹打掉了他的右耳上半部。他用左轮手枪击毙了这名敌兵，继续爬向山顶阵地。“我刚到战壕，就听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他们在战壕那儿埋了地雷，我跟周围的人一起又被炸下了悬崖。”霍沃思少校被炸得头晕眼花，但还是带着他连队里的40名幸存者转移至山脚避难。然而，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遭遇狙击，6人死伤。随后，霍沃思自己也背部中枪，倒在一堆死伤者中间，直至夜幕降临，医务人员才赶来海滩。[31]

英军在赫勒思其他海滩的抢滩行动相对容易些。他们在莫陀湾（Morto Bay）只遭遇了一小批土耳其守军，轻而易举地建立了阵地。另一边，土耳其人也没有预料到英军会在X海滩登陆，所以只在那里留了一个排的兵力。最终，英军以相对轻微的代价抢滩成功。

在Y海滩实施登陆的部队发现该海滩完全没有戒备。2000名英军士兵在短短15分钟内便成功占领海滩，并爬上陡峭的悬崖到了平原地带。然而，当他们准备继续南进，以巩固英军在赫勒思周围的阵地时，却被兹金德尔（亦称加利峡谷）那陡峭的峡壁所阻。英国战略部门使用的地图有误，上面并未标明加利峡谷这条天堑的存在。他们不但无法赶往南边解救被困的同伴，还发现被峡谷断了后路。那天午后直至夜晚，奥斯曼军发起了强烈反攻。面对勇猛的奥斯曼士兵，英军在平原无路可退，最终死伤700余人，直至第二天早晨才撤出Y海滩。

随着时间推移，英军一波接一波陆续登陆，把土耳其守军逼退回赫勒思海岸线，此前在V和W海滩遭受重大伤亡的英军也得以喘息。当夜幕降临，又一批英军士兵下船，登上这些死亡海滩。“克莱德河”号的船员重新组建登岸码头，晚上8时至11时30分，剩余士兵跨过同伴的尸体，陆续登上海滩。据留在“克莱德河”号上观察的见习船员德鲁里述称，土耳其守军仍然朝登陆点发射“火炮、榴霰弹，以及一切该死的东西”，但他们的火力已减弱许多，“并未给英军造成多大伤亡”。

经过一天激烈的战斗，土耳其守军看着英军成批登陆，不禁愈发担忧。V海滩的一位土耳其士兵向上级紧急请求支援，或批准撤退。“请派医生来把我的伤员运走吧。唉！我的长官，看在真主的份上，请速派援军，因为几百名敌军正在登陆。”而当晚在另一边的W海滩上，土耳其部队两度冲向英军阵地展开白刃战，最后才撤回后方防线。[32]

截至4月26日，即周一上午，英军已成功占领5处登陆点中的4处，并于当天上午撤出Y海滩，将残部调往其他阵地。在英军到达加里波利的第一天快要结束时，他们已成功抢占一处滩头，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奥斯曼军如此坚韧不拔，顽强抵抗，令他们始料未及，也使他们打消了深入内陆5英里处的阿奇巴巴（ElçıTepe）高地的念头。在1915年余下的日子里，英军虽然在加里波利部署了兵员与物资，却从未能抵达阿奇巴巴。

法国部队最初在登陆库姆卡莱的各个海滩时，并未遭到什么抵抗。凌晨5时15分，法国舰队朝沿岸的奥斯曼军阵地发起炮击。由于登陆部队被湍急的水流延误，舰队的炮击掩护时间超过了预期（以英军在赫勒思的炮击时间为参照）。但法国人把这两小时的延误转变成了优势，把库姆卡莱轰成了一片废墟，迫使守军退回门德雷斯河的东岸。上午10时整，塞内加尔部队冲上海滩，那时只剩一架机枪还在对登陆部队扫射，但不久也被海上的炮火压制了。11时15分，法国部队占领库姆卡莱，确保英军在赫勒思的登陆行动不会受到此处守军的攻击。[33]

库姆卡莱地区的登陆行动持续了一整天。截至下午5时30分，所有兵员与火炮均已上岸。法军巩固了其在库姆卡莱的阵地，以防御集结在附近的耶尼谢希尔镇的土耳其部队。当晚，土耳其人对法军阵地展开了四轮攻击中的第一轮。白刃战后来演变成拳打脚踢的烂仗，双方死伤人数不断攀升。法军守住了在库姆卡莱的阵地，但是否趁机拿下耶尼谢希尔则值得考虑。他们原计划只是暂时占领亚洲海岸，况且在库姆卡莱多牺牲一名士兵，就意味着少一人赶赴加里波利半岛支援岌岌可危的英军。

4月26日上午，80名手无寸铁的奥斯曼士兵—希腊人与亚美尼亚人—举着白旗前往法军阵地投降，沦为战俘。不多久，几百名土耳其士兵径直朝法军阵地走去。尽管他们手上握有枪械，并装上了刺刀，但法国人以为这些士兵同样是前来投降的，于是允许他们靠近，并企图说服他们放下武器。一位名叫罗克尔的法国上尉上前与他们谈判，结果消失在人群中，再也没有回来。土耳其士兵趁机打入法军阵线，占领了库姆卡莱的一些据点。一些人还从法国士兵手中成功夺得两架机枪。消息传至法军指挥官阿尔伯特·阿马德将军处，他随即下令开火。于是，法军阵地后方的机枪便开始朝阵地内有着双方士兵的人群射击，场面一片混乱。为重新占领库姆卡莱，法国人向被土耳其士兵占据的房屋发起炮击，直到中午。针对罗克尔上尉在投降谈判中（假定）被谋杀一事，法军草草处决了一名土耳其军官与8名士兵作为报复。就这样，土耳其人通过在法军中制造混乱，将其牵制在库姆卡莱，并使其遭受了重大伤亡。[34]

由于法军死伤人数不断增加，英军在赫勒思亦亟需增援，协约国指挥官决定于4月26日撤离库姆卡莱。在夜色的掩护下，所有法国部队、军需物资，以及450名土耳其战俘乘船离开库姆卡莱。4月27日上午，他们穿过海峡，凭借“克莱德河”号已确保安全的码头在V海滩登陆。在加里波利半岛的法国部队被部署在协约国阵线的右侧，即东面，俯瞰达达尼尔海峡。英军则集中在阵线西面，眺望爱琴海。而另一边，奥斯曼守军的阵地分布在入侵者中间，以及阿奇巴巴这块战略高地上，占据加里波利半岛南部的多数地区。英法两军联手构成掎角之势，对中间的奥斯曼守军发起挑战。[35]

4月25日，第一波澳大利亚士兵启程前往阿尔布茹努。他们计划的登陆地点是一片海滩，位于一个叫嘎巴山（Kabatepe）的岩岬角的北面。然而，战争策划者再一次低估了加里波利海岸边强劲的水流。拖着4艘登陆艇的轮船被冲离了预定航道，最后在偏离登陆点约1英里处的一个小海湾登陆—这里后来被入侵者命名为澳新湾。面对陌生的海岸，引导登陆艇的水手很难在晨曦中确定自己的位置。这意味着这些部队在登陆之后，要面对与预期大相径庭的环境，而且还需多爬一座山才能到达高地。这一错误在那一天一直困扰着澳新士兵。

奥斯曼哨兵发现了正在向岸边驶来的驳船。此次跟随澳大利亚部队前来的记者C. E. W. 比恩，在日记中记录了4时38分时由岸边传来的第一声枪响—“最初零星几声，后来就变得密密麻麻，连续不断”。据首批登陆的一名澳大利亚士兵回忆，登陆部队“密密麻麻地挤在船上，犹如罐头里的沙丁鱼”。他们靠近海岸时完全暴露在枪林弹雨中，“而土耳其人便在海湾边的一座大山山头上，幸灾乐祸地朝我们射击”。见到周围的同伴纷纷倒在密集的射击下，非死即伤，登陆艇上的士兵争先恐后仓皇跳船。[36]

他们刚上岸，经周密策划的作战计划随即展开。那些被强劲的水流冲离航道的登陆艇不仅来到错误的登陆点，还打乱了登陆顺序。士兵与自己的指挥官分离，各支部队混在一起。在激烈的交火中，这些澳大利亚士兵只得听命于离自己最近的指挥官，他们装上刺刀，朝第一座山脊进发，试图击退奥斯曼守军。一位澳大利亚步兵在一封寄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同伴每走一步就相互欢呼打气，我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一幕使土耳其人灰心丧气。因为当我们就快到达山顶时，他们便跳出战壕，像过街老鼠一样逃到了离他们半英里外的第二条战壕。” 澳大利亚部队白刃战迅速取得成功，这令他们过于自信，而奥斯曼军已在准备驱散入侵者。[37]

穆斯塔法·凯末尔贝伊的指挥部就设在据澳新湾仅数英里远的地方。澳大利亚士兵登陆的消息传来，这位奥斯曼指挥官立即派出一支骑兵小分队前去侦察，迅速向他汇报。6时30分，凯末尔贝伊的上级命其派遣一个营的兵力（约1000人）前去阻击入侵者。根据刚获得的情报，凯末尔判断，他必须派遣一整个师的兵力（约1万人）才能击退这种规模的入侵军。他命奥斯曼第一步兵团以及一支骑炮兵连准备战斗，随后亲赴前线审察局势。[38]

截至上午8时，已有8000名澳大利亚士兵在澳新湾登陆。10时45分，第一批新西兰士兵抵达海岸。奥斯曼炮兵在登陆点的最北与最南端部署了榴霰弹与机枪，他们朝登陆的入侵者发起了猛烈攻击。北面的一艘轮船与其拖着的4艘登陆艇被机枪击毁，140人中只有18人成功上岸。那些在离嘎巴山最近的地点登陆的士兵，遭遇了居高临下的奥斯曼军猛烈的榴霰弹攻击。尽管如此，截至上午10时，澳新军团的主力部队已经成功占领海滩中段，将奥斯曼守军逼退至俯瞰澳新湾的第一与第二条山脊上。在赶往前线的途中，穆斯塔法·凯末尔遇到了一群撤退中的奥斯曼士兵。他们已经用完了子弹，凯末尔便命其装上刺刀，继续坚守阵地。

这位奥斯曼指挥官正确地估算到了澳新军团的软肋。虽然已有大批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士兵成功登陆，但他们面对的却是“对其极为不利的宽阔阵线……并被一系列山谷隔断。因此，敌军几乎四面楚歌”。此外，穆斯塔法·凯末尔对其部下的战斗力很有信心。他回忆称，当他组织部队反击时，“这不是普通的攻击，每个人都渴望胜利，甚至不惜粉身碎骨”。

土耳其人猛烈的反攻令澳新军团措手不及。据一名澳大利亚士兵后来描述，仅仅在中午之前，“（奥斯曼军）的援军大批赶到，开始了孤注一掷的反击。他们用上了火炮、机枪，而且瞄得很准，给我们上演了生命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刻”。随着新一批新西兰士兵抵达，澳新军团的阵地得以巩固。这些入侵者修起壕沟，“安顿下来”准备与敌军火拼，“交战一刻不停地持续了一整晚”。奥斯曼守军凭借移动火炮、雨点般的榴霰弹，以及机枪发起猛烈攻击，致使敌军死伤严重。[39]

开战第一天，新西兰的莫斯汀·普赖斯·琼斯下士便不再幻想战争只是场冒险了。他所在的部队于上午10时登陆后，冒着敌军的榴霰弹朝陡峭的山谷推进。“我们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但我们还是顽强挺进，最终到了火线。”越来越高的伤亡率令琼斯心情低落。“亲眼看见前一秒还在跟你嬉笑怒骂的伙伴，后一秒就一个个遍体鳞伤地倒在地上，那种场景太可怕了。你无法想象。”截至天黑时，琼斯所在连256人中仅有86人点到—其余的人非死即伤，或者失踪，抑或在澳新湾混乱的登陆过程中与部队走失。[40]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与部队走散的士兵从火线退回到海岸边。这些士兵原先为了攀爬登陆点的峭壁，将沉重的背包留在海滩上。经过一天的战斗，他们又累又渴，弹药也即将耗尽。这些最初的战士现在只是一群掉队者，精疲力竭，士气低落，重新回到山谷下的海滩。

土耳其守军充分利用了当下澳新军团的困惑与紊乱。当天他们最大胆的行动，或许莫过于让一小批奥斯曼士兵假扮为英国部队效力的印度士兵，渗入澳大利亚部队的阵线。由于澳大利亚人正巧在等候一支印度援军的到来，土耳其人这个诡计的效果大大超过预期。听闻一批印度士兵已经抵达并要求与澳大利亚军官会面，一位名叫埃尔斯顿的中尉在翻译官的陪同下，前去会见所谓的“印度人”。然而后者却声称“有要事相商”，要见职位更高的军官。于是，一位叫麦克唐纳的上尉副官前去接洽。“不一会儿，又传闻他们要见上校。”指挥官波普上校到那里时，只见埃尔斯顿与麦克唐纳“在与6名手持枪械并装有刺刀的士兵交谈”，顿感有诈。当他走上前去，土耳其士兵便将澳大利亚人围住。波普在交战中成功逃脱，但埃尔斯顿、麦克唐纳，以及下士均被抓获。第二天，伊斯坦布尔的报纸纷纷报道了土耳其军这一漂亮的举动。澳大利亚随军记者比恩对此事非常感慨：“任何东方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打扮成印度人的模样，他们就这样走到海滩来，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识破。”[41]

第一天即将结束，约有1.5万名澳新士兵在阿尔布茹努登陆，期间500人死亡，2500人受伤，占登陆总人数的20%。他们已经将所有兵员派上战场，再无新鲜的后备力量了。一天的激烈交战后，澳新军团已抢占一处滩头，但由于奥斯曼守军的顽强抵抗，他们未能完成预计目标的一半。眼看山谷里与海滩上聚集的掉队士兵越来越多，坚守前线的士兵逐渐减少，澳新军团指挥官意识到处境不妙。倘若奥斯曼军次日发动大面积反攻，他们则很有可能凶多吉少。权衡再三，澳新军团指挥官最终决定向上级请求派船，让所有士兵撤出阿尔布茹努。[42]

4月25日晚至4月26日凌晨，远征军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召集部下，共同商讨对策。截至当时，协约国部队虽然成功登陆，但损失惨重。尽管各登陆部队均未能达成第一天的作战目标，汉密尔顿认为他们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登陆部分。所有报道都显示，奥斯曼军也同样遭受重大伤亡，而且不得不分散其兵力以应付协约国同时在多地发起的进攻。协约国期望通过坚守阵地来拖垮奥斯曼守军的耐性与士气。因此，澳新军团任何弃岸登船的要求—这一行动需花费两天时间—会适得其反，使土耳其人信心大增，让撤退的士兵成为奥斯曼军的攻击对象。

于是，汉密尔顿决意拒绝澳新军团指挥员的撤退要求。汉密尔顿解释称：“别无他法，只能咬牙向前挺进，并坚持下去。可以个人名义向部下发出号召……让他们做最大努力，守住阵地。”为重申这一点，汉密尔顿还加了附言：“你们已经挺过了艰难时期，当下只需咬牙向前、向前、再向前，直到安全为止。”为弥补野战炮匮乏的劣势，汉密尔顿还命舰队朝澳新军团壕沟以外的土耳其军阵地开炮，给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士兵争取时间，以巩固他们的阵地。4月26日，随着太阳的升起，土耳其守军并未像澳新军团担心的那样发动反攻。看来，似乎双方都需要时间休整军队，才能重新投入战斗。[43]

自加里波利半岛地面战的第一天起，奥斯曼守军便表现出与入侵者势均力敌的态势。一场战争开始的时候，几乎所有参战者都会表现得非常坚韧与英勇，奥斯曼军与协约国部队亦不例外。然而，从 4月25日展开的一系列事件在当下仍只是个开局，未来几个月内它们会演变成腥风血雨，届时需要交战双方展现出更大程度的韧劲与胆量。双方指挥官将面临艰难的选择，如何权衡海峡与其他战线上的军队部署。对于协约国而言，西线始终是重中之重；而对于奥斯曼军来说，达达尼尔海峡是帝国生死存亡的关键。

尽管如此，奥斯曼帝国无法做到纠集兵力一心一意守卫海峡。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多条战线同时亟需兵力支援—尤其是在高加索地区。俄国与亚美尼亚人串通一气，致使帝国这片原本就充斥着是非的区域更加动荡。为应对这种危机，青年土耳其党人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这让他们至今背负着反人类的罪名。

[1] 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29–130.

[2] C. F.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29), 1:51–53.

[3]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57.

[4] Henry W. Nevinson, The Dardanelles Campaign (London: Nisbet ＆ Co., 1918), 33；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59.

[5] 与俄国一样，希腊对君士坦丁堡的领土和宗教主张由来已久，并且已提出派遣一支庞大的步兵团，协助协约国在海峡作战。英国因顾及俄国对此事的敏感拒绝了其要求。参见McMeekin, Russian Origins；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vol. 1.

[6] “The Constantinople Agreement,”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vol. 2: 1914–1945, ed. J. C. Hurewitz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6–21.

[7] Henry Morgenthau, 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 (1918; rpt. Reading, UK: Taderon Press, 2000), 123–134.

[8] “阿边门农”号的损毁情况到4月15日仍有目击者，当日一位新西兰士兵称舰船“一条桅杆被击断，一个烟囱被击碎”。In Glyn Harpered., Letters from Gallipoli: New Zealand Soldiers Write Home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11), 59.

[9] 美国大使Morgenthau和奥斯曼政府官员于3月中旬巡视了海峡，发现协约国的密集炮火并未对土耳其的沿岸炮组造成实质性伤害。Morgenthau, 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 135–149.

[10] Capitaine de Corvette X and Claude Farrère,“Journal de bord de l’expédition des Dardanelles (1915),” in Les œuvres libres 17 (1922): 218–229.

[11] Capitaine de Corvette X and Claude Farrère,“Journal de bord,” 214–215. 不具名的第一作者似乎曾在法国战舰“絮弗伦”号上服役；Claude Farrère船长在1915年3月18日“布维”号沉船事件中幸免于难。

[12] Nevinson, The Dardanelles Campaign, 57–58.

[13] Hans Kannengiesser, The Campaign in Gallipoli (London: Hutchinson ＆ Co., n.d.), 76. 美联社记者George Schreiner 描述了协约国炮击所带来的影响，引自Tim Travers, Gallipoli 1915 (Stroud, UK: Tempus, 2004), 33.

[14] 在“布维”号沉船事件中幸存的Farrère声称，船上724人中仅有62人生还。Capitaine de Corvette X and Farrère,“Journal de bord,” 235–238.

[15] 引自Mehmed Fasih, Gallipoli 1915: Bloody Ridge (Lone Pine) Diary of Lt. Mehmed Fasih(Istanbul: Denizler Kitabevi, 2001) 的编者介绍中，第6页。

[16] I. Hakkı Sunata, Gelibolu’dan kafkaslara: Birinci Dünya Savaşı anılarım [从加里波利到高加索: 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3), 84–85. 关于媒体刊载政府报告的例子，参见刊登在伊斯坦布尔半官方日报Ikdâm上的文章，引自Murat Çulcu, Ikdâm Gazetesi’nde Çanakkale Cephesi [Ikdâm报纸上的达达尼尔战线] (Istanbul: Denizler Kitabevi, 2004), 1:160–165.

[17] Kannengiesser, The Campaign in Gallipoli, 77–78.

[18]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98–99.

[19]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124–12.

[20] 一些被土耳其人俘虏的塞内加尔人事实上是苏丹人。Muhammad Kamara 告诉他的土耳其审讯官称，“我是苏丹人，但现在法国人把黑人统统称作塞内加尔人…… [法军队伍里]有许多苏丹人。” Ahmet Tetik, Y. Serdar Demirtaş, and Sema demirtaşed., Çanakkale Muharebeleri’nin Esirleri—Ifadeler ve Mektuplar [加里波利战役俘虏：证词和信件](Ankara: Genelkurmay Basımevi, 2009), 1:22.

[21] 根据Otto Liman von Sanders，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54–58页，恩维尔是在德国盟友的强势游说下，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22] Harper, Letters from Gallipoli, 58–64.

[23] IWM,“Ataturk’s Memoirs of the Anafartalar Battles” (K 03/1686).

[24] IWM, private papers of Lieutenant G. L. Drewry, Documents 10946, letter of 12 May 1915.

[25] Mahmut Sabri Bey,“Seddülbahir Muharebesi Hatıraları” [赛迪尔巴希尔战争回忆录]，inÇanakkale Hatıraları (Istanbul: Arma Yayınları, 2003), 3:67–68.

[26]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13.另见 IWM, E. Unwin上尉的私人文件，文件编码13473.

[27]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232.

[28] Sabri,“Seddülbahir Muharebesi,” 68–69.

[29] D. Moriarty是皇家马斯特尔燧发枪团的一名军士，他在登陆行动中幸免于难，但被敌军火力从早上7时一直压制到下午5时。他声称，在此次登陆行动中，他所在的营部有17人阵亡，200人受伤。IWM, private papers of D. Moriarty, Documents 11752, diary entry of 25–26 April.另见 IWM, private papers of Lieutenant G. L. Drewry, Documents 10946, letter of 12 May 1915. Unwin上尉，和“克莱德河”号的其他几名船员，因在登陆行动中的表现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30]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227.

[31] IWM, private papers of Major R. Haworth, Documents 16475, letter of 3 May 1915.

[32] 驻赛迪尔巴希尔要塞的英军截获的一份土耳其文件，引自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254.

[33] 关于法军在库姆卡莱“佯攻” 的描述，基于X. Torau-Bayle, La campagne des Dardanelles(Paris: E. Chiron, 1920), 61–64；François Charles-Roux, L’expédition des Dardanelles au jour le jour (Paris: Armand Colin, 1920)；Association nationale pour le souvenir des Dardanelles et fronts d’orient, Dardanelles Orient Levant, 1915–1921 (Paris: L’Harmattan, 2005)；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257–264.

[34] Travers, Gallipoli 1915, 76–77.

[35] 土耳其方面消息称，奥斯曼军在库姆卡莱有17名军官和 45 名士兵死亡；23名军官和740名士兵受伤；5名军官和500名士兵被俘或失踪。法国方面报告称，伤亡人数为786人—20名军官和 766 名士兵死伤或失踪。Edward J. Erickson, Gallipoli: The Ottoman Campaign (Barnsley, UK: Pen ＆ Sword Military, 2010), 85.

[36] C. E. W. Bean战时日记的手抄原件已数字化，可通过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AWM)网站获得 (http://www.awm.gov.au/collection/records/awm38/3drl606)；C. E. W. Bean diary，AWM item 3dRl606/5/1，April–May 1915，18–19.一位化名为Malcolm的澳大利亚士兵，在亚历山大港的政府医院写给他亲戚的信，时间为1915年5月2日。IWM, two letters from Alexandria (Australian soldier), Documents 10360.

[37] IWM, letter from Australian soldier“Malcolm” of 2 May 1915, Documents 10360.

[38] 穆斯塔法·凯末尔贝伊这里及其后言论均见 IWM,“Ataturk’s Memoirs of the Anafartalar Battles” (K 03/1686).

[39] IWM, letter from Australian soldier“Malcolm” of 2 May 1915, Documents 10360.

[40] Mostyn Pryce Jones写给他母亲的信，未注明日期, in Harper, Letters from Gallipoli，89–90. 他的经历并不唯他独有;其他新西兰人在“letters from Gallipoli” 中也把这段经历描述成“糟糕透顶” 和“似在地狱的深渊”。

[41] C. E. W. Bean对这一叙述做了全面的考察，并大量援引波普上校提交的报告。C. E. W. Bean diary, AWM item 3DRL606/5/1, April–May 1915, 30–31, 39.

[42]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196–198. C. E. W. Bean 偷听到澳大利亚指挥官关于这些要点的讨论；C. E. W. Bean diary, AWM item 3DRL606/5/1, April–May 1915, 40.

[43]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1:269–270.

第七章
亚美尼亚大屠杀

截至1915年春，奥斯曼帝国已三面受敌。英印军于1914年末征服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地区后，对奥斯曼帝国的南大门构成了严重威胁。东线上，由于恩维尔帕夏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计划不周，奥斯曼第三军团在1914年12月至1915年1月与俄军交战后元气大伤。西线上，英法舰队持续向达达尼尔海峡发动攻击，协约国步兵团也已在海峡两岸成功抢占了数个滩头。这一切都让1915年3月的帝国首都不能不陷入恐慌，帝国大厦仿佛崩塌在即。

冬季休整期即将过去。开春后，高加索地区厚厚的积雪逐渐消融。在加里波利，爱琴海上凛冽的寒风已被柔和晴好的气候取代。此时，协约国再次开始行动。在1915年4月之前，奥斯曼帝国遭遇的严峻挑战史无前例，局势不容乐观。

面对这些威胁，青年土耳其党人所能采取的应对手段极为有限。他们竭尽所能试图重振奥斯曼第三军团，以防御俄国入侵高加索地区；与此同时，他们也在集结一切可用部队保卫达达尼尔海峡。可如此一来，奥斯曼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便几乎没有正规军驻守，根本无力赶走那里的英军。奥斯曼政府动员民众投身战斗，进一步加快了征兵的步伐，并动用警察与宪兵队来充实正规军（宪兵队是一群来自农村的骑警）。而恩维尔的秘密安全组织—“特殊组织”—动员了库尔德人、贝都因部落以及被释放的囚犯充当非常规部队。1915年春，青年土耳其党人公开宣称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为“第五纵队”（指与敌军里应外合，破坏国家团结的力量），联合派甚至号召平民协助自己消灭亚美尼亚人。

在萨勒卡默什被俄军击败后，那些从战场上死里逃生的奥斯曼第三军团士兵便饱受一位隐形敌人的折磨—传染病。1914年10月至1915年5月，共有15万身居土耳其东北部的士兵与平民患上传染病，这一数字远高过在萨勒卡默什牺牲的6万人。[1]

士兵成了诸多传染病菌的携带者。在接触病源数周之后，他们的免疫能力便大幅下降。他们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喝了被污染的水，结果染上伤寒和痢疾；因长期不能洗澡，士兵还被携带斑疹伤寒的虱子与跳蚤骚扰。这些奥斯曼士兵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村镇里膳宿，又将疾病传染给当地百姓。如此交叉反复，致命疾病便四处蔓延开来，终于，流行病在1915年的前几个月内大规模爆发。

位于埃尔祖鲁姆的奥斯曼医疗部门，之前已尽全力收治战斗伤员，现在几无余力应对这些疾病患者。由于军方医院只有900张床位，医疗部门只得征用埃尔祖鲁姆的各所学校、清真寺与政府办公楼。每天都有近千人入院求医，在传染病爆发的高峰期里，埃尔祖鲁姆的病患者人数最高可达到1.5万人。如此庞大的规模使食物与医疗器材迅速耗尽，这让伤患者的境地更加悲惨。埃尔祖鲁姆的病人有时接连两三天没有饭吃，士兵活活饿死在医院里。医疗部门也没有足够的柴火供条件简陋的医院在冬天取暖之用。伤患者的处境愈发艰难，死亡率急剧攀升。[2]

美国传教士在埃尔祖鲁姆开办的学校被改成了拥有400张床的临时医院，然而身兼大夫的传教士—爱德华·凯斯医生却发现，这种做法于救治无益，反倒加速了疾病的传播。房间里挤满了席地而睡的病人，根本无法将传染病毒携带者隔离。加上缺乏消毒和其他控制病菌的卫生手段，这些医疗场所迅速演变成了疾病的扩散中心。1914年12月至1915年1月，凯斯医生上报了6万起埃尔祖鲁姆的死亡病例。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埃尔祖鲁姆。据驻特拉布宗的美国领事估计，从1914年入冬以来至1915年，这个黑海港城约有5000至6000名士兵与平民死于斑疹伤寒。当地的医生声称在流行病的高峰期，城镇中传染病的死亡率高达80%。[3]

如此艰难的医疗条件令医务人员面临着同样的致病风险。据凯斯医生称，一度约30至40名医生被隔离在埃尔祖鲁姆的“传染病医院”，“他们都染上了斑疹伤寒，最后至少近一半人没能挺过来”。在这种不利于健康的环境中工作了两个月后，凯斯医生自己也感染了斑疹伤寒，不过幸好最终康复。他比周遭的许多人都要幸运：据美国驻特拉布宗领事宣称，1914年10月至1915年5月期间，土耳其东北部有超过300名医务人员感染疾病死亡。救死扶伤的人接连病倒，伤患者更无人救治，病患死亡率也随之上升。

死亡令幸存的人们在1915年这个冬天倍感沉重。凯斯医生如此描述他在埃尔祖鲁姆目睹的惨剧：“死的人太多了，以致他们禁止白天下葬。待到晚上，他们才扒去死人的衣服，把他们一丝不挂地抬上马车，整车整车地往壕沟里送。我见过一个壕沟—或者只能叫作一个大坑—四处堆叠着尸体，摞起来都已填满了壕沟的一半。那些病死的人像垃圾一样被到处乱扔，很多人衣冠不整，头、手、腿，甚至私密部位都露在外面。后来的尸体就草草扔在他们上面，然后用土全部盖住。那个场景太触目惊心了。”凯斯甚至还见过仍未断气的人被活活埋进万人坑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久而久之，活着的人也变得麻木了。[4]

作为萨勒卡默什之战的医务人员，阿里·利扎·埃提下士在流行病的高发期被调往埃尔祖鲁姆军医院工作。先前隔离区的主管染上了斑疹伤寒，因此埃提便接替他的职务。他发现这份工作需要成天与数百名传染病患者接触，非常累人，也非常危险。他几度请求调换岗位都未成功，因为越来越多的伤病患者来到，一个人刚死，就有新人来接手他的床位。上过前线的埃提认识其中一些伤员，对他们深表同情。看着这些士兵受苦受难，他愈发愤懑，一腔怒火都撒在了亚美尼亚人身上，怪他们让土耳其人饱受战争之苦。

还在萨勒卡默什时，埃提就对亚美尼亚人产生了强烈的仇视情绪。他时常控诉他们逃到俄军那里，供出奥斯曼军的阵地位置，出卖奥斯曼士兵。虽然此前他就曾暗自欣喜地描述了亚美尼亚士兵如何被其他奥斯曼士兵“意外”打死，但直到他去医院工作，才真正有机会把这份痛恨付诸行动。

导火索是埃提一位同乡的去世。这位老乡死前对埃提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从前线被撤回来，却被运输队的一个亚美尼亚卫生员遗弃在一条没人的沟渠里。他在那里天寒地冻地躺了两天，手脚长满冻疮。埃尔祖鲁姆的医务人员试图用截肢的办法拯救他的性命，但他终究还是没能捱过第二天。埃提对此怒不可遏，“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亚美尼亚士兵该有多么卑鄙”，竟能就这样把土耳其人弃置不顾。“战争结束后，我们跟他们还能是同胞手足吗？我可办不到！报仇对我来说更容易些。我要给医院里的三四个亚美尼亚人下毒。”[5]

埃提下士最终报复亚美尼亚人的手段，比谋杀更为残酷。1915年1月，他滥用自己在医疗服务队内的职权，解雇并驱逐了亚美尼亚员工。“我解雇了3名亚美尼亚人。来自凡城和迪亚巴克尔的两个人离开后被洗劫一空（换句话说就是被杀死，地方土匪通常不留活口）。这就是土耳其人的报复，”他幸灾乐祸地表示。他还解雇了4名亚美尼亚妇女，用土耳其妇女替代。此外，他冷冷地提到：“我还把最危险的任务交给亚美尼亚卫生员。”[6]

虽然阿里·利扎·埃提从未亲手杀死过亚美尼亚人，但他很显然恨不得让他们死。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他一个。奥斯曼军在萨勒卡默什一败涂地，又因疾病等因素遭受了重大非战斗减员，导致他们在东线岌岌可危。一批亚美尼亚人的变节行为让所有的亚美尼亚人都被土耳其人唾弃。因此，青年土耳其党人开始考虑如何永久解决“亚美尼亚人问题”。

在短暂的执政生涯中，青年土耳其党人执行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巴尔干战争后，奥斯曼帝国丧失了该地区的领土，当地大批穷困潦倒的穆斯林迁徙到帝国境内避难。由于缺乏应对这种人道危机的资源，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层只得把成千上万名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驱逐到希腊，以便腾出空间安置这些巴尔干难民。当时，政府有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督，将原先奥斯曼基督徒的房屋、田地与工作场所重新分配给巴尔干的穆斯林难民。这些“人口变迁”都按照“高门”与巴尔干列国之间签订的正式协议进行，其性质等同于一场国际认可的种族清洗。[7]

奥斯曼政府将希腊族裔逐出帝国是出于诸多方面的考虑。那不仅能空出房屋与工作场所，安置巴尔干穆斯林难民，还能借机赶走数千名无法让他们信任的国民。1914年上半年，由于爱琴海岛屿的争端不断，希腊与奥斯曼帝国之间有再战的可能，这使得奥斯曼希腊人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进退维谷。自巴尔干战争后开始的这种人口变迁，为奥斯曼政府解决“希腊人问题”提供了一种国际认可的办法。

最初，两国边境人口的迁移按计划有序进行。但后来，这种迁移演变成了对帝国境内希腊人的种族驱逐。虽然我们无从知晓被驱逐的确切人数，但有70万希腊东正教徒在一战前与一战中被迫迁徙。越是深入帝国境内，驱逐工作的难度便越大，奥斯曼政府不得不依靠暴力恐吓来达到目的。安纳托利亚西部的村庄距风波不断的巴尔干地区相隔甚远，当地的希腊东正派基督村民拒不服从奥斯曼政府的驱逐令。宪兵队便将村子团团围住，对村民们拳打脚踢，并威胁要绑架当地妇女，甚至杀死拒不服从的奥斯曼希腊人。据驻奥斯曼帝国的外国领事报告称，一些村子有十几位村民被杀，这些针对基督教民的暴行令人骇然。尽管如此，驱逐奥斯曼帝国境内希腊族人的工作相对来说流血事件较少，毕竟这些被驱逐的人还有一个现成的去处—希腊。

然而，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情况却大相径庭。他们分布在奥斯曼帝国的各个行省，唯一的三个聚居地—伊斯坦布尔、奇里乞亚与高加索地区—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高度敏感的地区。伊斯坦布尔是亚美尼亚人在帝国境内规模最大的聚居地，当时协约国入侵已迫在眉睫；奇里乞亚地区俯瞰伊斯坎德伦湾，奥斯曼政府便怀疑当地亚美尼亚人与协约国舰队勾结；而在高加索地区，一小部分亚美尼亚激进分子与俄国沆瀣一气，共同对抗奥斯曼帝国，令当地的所有亚美尼亚人都陷入了艰难处境。青年土耳其党人认为，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对帝国的威胁比奥斯曼希腊人要大得多，因为一些亚美尼亚人企图通过协约国的支持，在帝国的领土上独立建国。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斯曼政府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废除1914年2月与俄国签订的《亚美尼亚改革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奥斯曼帝国最东部与俄国接壤的六个行省被重划为两个亚美尼亚自治区，受外国总督管辖。奥斯曼政府此前就反对该项改革，他们认为这是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心脏地带实行分治的前奏—该协议企图在帝国境内建立亚美尼亚政权，并将一批规模不小的穆斯林划归俄国统治。1914年2月，奥斯曼政府被逼无奈才签订了该协议。于是，在同年12月16日撤销协议时，帝国感到如释重负。[8]

在萨勒卡默什大败后，青年土耳其党人开始考虑采用极端手段解决他们眼中的亚美尼亚人问题，消除其给奥斯曼帝国领土带来的威胁。1915年2月，“特殊组织”运营负责人巴哈丁·萨基尔博士（Dr Bahaeddin Şakir）从高加索前线返回伊斯坦布尔，他同时也是联合派中央委员会成员。萨基尔带着从前方战场获得的一手资料，与手握大权的内政大臣塔拉特帕夏，以及另一位中央委员会成员穆罕穆德·纳齐姆会面。萨基尔阐述了解决“内部敌人”的必要性，称“亚美尼亚人对土耳其的敌对立场，以及他们向俄军提供的帮助”对帝国非常不利。虽然他们的会晤并无记录—那些谋划暴行的人几乎都不会留下文字记录—但奥斯曼政府的文件与时人的回忆录都暗示，这三位青年土耳其党官员就是策划1915年2月至5月期间土耳其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罪魁祸首。[9]

由于公开支持协约国，反对奥斯曼帝国与德国，这些命途多舛的亚美尼亚人正中敌人下怀。

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Grigoris Balakian）是一名亚美尼亚神父。1914年，他在柏林学习神学。欧洲爆发战争时，巴拉基昂想立刻返回伊斯坦布尔，但同在柏林的其他亚美尼亚人极力劝阻他。他回忆称：“许多人建议我去高加索，加入亚美尼亚人的志愿者团体，再从那里进入土属亚美尼亚”，协助俄军入侵土耳其。然而，巴拉基昂并不想与俄国的亚美尼亚人扯上关系，他把他们看成是对东部亚美尼亚团体的威胁而非助力。但他的柏林朋友试图打消他的忧虑。“他们对民族主义着了迷，不甘愿错过这个绝佳时机，以匡正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所犯下的错误。”[10]

回到伊斯坦布尔后，巴拉基昂随即向奥斯曼移民局的官员汇报，称他从柏林归来，并表示拥护德国，支持土德交好。一位海关人员被巴拉基昂的爱国宣言所打动，他劝告这位亚美尼亚神父：“埃芬迪，你那些在君士坦丁堡的同胞跟你的观点完全相反。跟他们说说，让他们别再为俄国效力了。他们对俄、法、英三国的感情和热爱已经到了俄国赢他们笑、俄国输他们哭的地步了。他们这样今后会惹来大麻烦的。”刚到伊斯坦布尔不久，巴拉基昂便亲眼看见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公开支持协约国战事，这也印证了那位海关官员的话。

协约国对达达尼尔海峡发动进攻时，亚美尼亚人毫不掩饰他们对即将脱离土耳其统治的欣喜。巴拉基昂反问道：“毕竟，威武的英法战舰不是已经在达达尼尔海峡了吗？君士坦丁堡看来岂非几日之内就要陷落？”他沮丧地看着其他亚美尼亚人每天聚在一起，期待共同见证“雄壮的英国舰队朝博斯普鲁斯海峡驶来，目的当然是解救亚美尼亚人”。巴拉基昂宣称，他的这些同胞“相信历史性的时刻已经来临，他们朝思暮想的建国梦终于要实现了”。这让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土耳其人面临生死劫时，却“沉浸在一片狂喜之中”。这种反差注定会导致暴力。[11]

身在奇里乞亚的塔拉特帕夏与其同僚，正在实施针对亚美尼亚团体的第一步行动。1914年12月，英国“多利斯”号对德尔特约尔至伊斯坎德伦的铁路线及线上的所有车辆发动炮击，这证实伊斯坎德伦湾周边地区极易遭受海上攻击。协约国战舰继续封锁、炮击奇里乞亚海岸线，并派间谍上岸活动。亚美尼亚激进分子疑似在协助这些外国特务，在奥斯曼军弹尽粮绝之时还向特务提供军队规模等情报。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一直在关注事态的发展，忧心忡忡。他向德国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透露：“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敌军还未发现我们（在奇里乞亚）的兵力薄弱。”由于无法扩充当地奥斯曼军的规模，恩维尔与塔拉特选择强制迁移他们无法信任的亚美尼亚团体。[12]

1915年2月，奥斯曼政府开始将亚美尼亚人从德尔特约尔与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土耳其名为伊斯坎德伦）驱逐至阿达纳地区。他们按照与希腊的人口交换模式，把穆斯林难民安置在亚美尼亚人被强制清空的土地上。这种驱逐使土耳其减轻在伊斯坎德伦湾的担忧，却罔顾颠沛流离的亚美尼亚人的福祉，致其只得靠阿达纳地区的教友接济度日。奥斯曼政府如此的漠视行为令他们回想起此前的大屠杀，使得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亚美尼亚团体惴惴不安。[13]

德尔特约尔东北方约65英里处有个泽伊顿村，那里的激进分子策划发动起义，以阻挠奥斯曼政府的第一批驱逐行动。2月中旬，一群亚美尼亚起义者从泽伊顿赶赴梯弗里斯（第比利斯的旧称，今属格鲁吉亚），以寻求俄国人的武力支援。他们宣称有1.5万人已准备揭竿起义，反抗奥斯曼政府。许多亚美尼亚人还错误地认为，只要叛乱成规模，协约国也许便能出手维护亚美尼亚人。然而，俄国人无法给他们武器，更别提派遣部队前往距边境如此遥远的奇里乞亚，去帮助那里的亚美尼亚人了。[14]

2月末，泽伊顿的亚美尼亚显贵坐立难安，他们向奥斯曼当局报告称，一群激进分子正在策划谋反。这些基督教领导人期望通过这种表忠心的方式，以防亚美尼亚群体受到攻击。然而，他们的告发最终只换来了亚美尼亚人最害怕的报复行为。奥斯曼士兵赶到泽伊顿大肆逮捕群众，许多年轻人逃到农村避难，并在那里加入了亚美尼亚起义组织，后者规模越来越大。他们与逃兵一起，准备对抗奥斯曼政府。

3月9日，一支亚美尼亚武装在泽伊顿附近伏击奥斯曼宪兵队，打死一些宪兵（报道从6人到15人不等），还抢光他们的武器与钱。结果，奥斯曼政府以此为契机，决心彻底驱逐泽伊顿的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士兵封锁该地区，并逮捕当地的亚美尼亚显贵。4月至7月，泽伊顿的所有亚美尼亚人都被驱逐到安纳托利亚的中部小镇科尼亚，穆斯林移民占据了他们原来的家。这些人身无分文，一路上又鲜有食物或保护，科尼亚有7000多名亚美尼亚人无家可归。那年夏天约1500人死于饥饿与疾病。之后，这些泽伊顿亚美尼亚人又被二次驱逐，赶往叙利亚。[15]

1915年4月，协约国在达达尼尔登陆的前夕，塔拉特帕夏及其同僚将重心从奇里乞亚转至伊斯坦布尔。他们计划褫夺亚美尼亚团体的政治与文化领导权，防止未来协约国入侵首都后，这些亚美尼亚显要与入侵者串通一气。4月24日晚，土耳其警察按照亚美尼亚人协助制定的黑名单，逮捕了240名亚美尼亚重要人士，其中包括政客、记者、亚美尼亚民族党派成员、教授，以及宗教权威人物。由于行动时已是深夜，许多被捕者抵达监狱时仍穿着睡衣。

亚美尼亚神父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就是当晚被捕的。他与其他被捕者一样，被这些突如其来的警察给惊呆了。他们带他下楼，坐上了等在街边的一辆“血红色大巴”。巴拉基昂与其余8位伙伴一起被送上渡轮，从伊斯坦布尔的亚洲区到了欧洲区。他后来回忆称：“那一晚我们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大海波涛汹涌，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巴拉基昂一行人被押入中央监狱，在那里他见到了其他被关押的亚美尼亚人。“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有革命领袖与政治领导、公众人物、无党派甚至反党派的知识分子。”当晚，大巴源源不断地运来一批批被捕人士，这些人“精神上饱受折磨，对未知充满了恐惧，亟需抚慰”。第二天，远处隐约传来协约国炮弹的轰炸声，他们正在掩护加里波利的登陆行动。听着那些滚滚如雷的不祥之声，这群被关押的亚美尼亚人不知自己是末日来临，还是自由在望。[16]

对于亚美尼亚人而言，4月24日晚这场针对伊斯坦布尔政治与文化领导人的逮捕行动，标志着奥斯曼政府对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团体有组织的清洗。于是，4月24日也成了国际公认的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纪念日。然而，对于奥斯曼政府而言，他们与亚美尼亚人的战争早在4天前，亚美尼亚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凡城起义时就已打响。[17]

凡城是座集市重镇，当地的亚美尼亚人与穆斯林分区而居。这座古老的小镇濒临凡湖，四面筑有高墙，以防平原上200米高的崖石滑落。苏莱曼一世在此建造的城堡是岬角上的明珠，主宰着小镇。镇上那狭窄蜿蜒的小路通向市场、清真寺和教堂，路旁林立着二层小楼。小镇东南部有一些政府大楼、一个警察局，还有宪兵队驻地。

整个19世纪，凡城早已不再囿于老城区，它的领地已延伸至东部的沃土。飘香的果园与高高的泥砖墙围绕着“花园区”，那里坐落着许多外国领事馆—英国、法国、伊朗、意大利与俄国—以及天主教与新教的传教团总部。“花园区”可谓凡城中最国际化的区域。据一位法国人口学家推算，19世纪90年代，凡城仅有3万人口，其中1.6万名穆斯林，1.35万名亚美尼亚人，还有500位犹太人。凡城人都为自己是凡城一员而深感骄傲。古尔根·马哈里，这位著名的凡城作家在他的经典小说《燃烧的果园》（Burning Orchards）中，称这座小镇是“童话中奇迹般的绿发女魔术师”。[18]

凡城及其周边的亚美尼亚团体规模庞大，在政界非常活跃。由于凡城既靠近波斯，又毗邻俄国，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定会激起奥斯曼政府与当地亚美尼亚民众之间的矛盾。

凡城总督赛弗德特帕夏是恩维尔的内兄，也是一位忠实的联合派。1915年3月，赛弗德特命宪兵队搜查亚美尼亚村落，以收缴武器，并逮捕任何疑似藏有武器对帝国心怀不轨的人。这一搜查行动后来升级成针对凡城周边亚美尼亚村落的血腥屠杀。为使亚美尼亚团体群龙无首，据称赛弗德特还下令，杀死凡城三位达什纳克组织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领导人。其中两位遇害—人称“伊什汗”（亚美尼亚语，意为“诸侯”）的尼科哈尤斯·米卡埃良（Nikoghayos Mikaelian），以及奥斯曼议会议员阿尔沙克·弗拉米安（Arshak Vramian）。另一位—阿拉姆·马努基安（Aram Manukian）出于对赛弗德特的不信任，并未应邀前往其办公室。当听闻那两位同事神秘失踪，恐已遭毒手时，阿拉姆转入地下，准备率领凡城的亚美尼亚人反抗即将到来的大屠杀。[19]

拉斐尔·德诺加勒斯是一位委内瑞拉籍的军事冒险家。他自愿加入奥斯曼军是出于冒险精神，而非真正信服。萨勒卡默什一役后，奥斯曼第三军团元气大伤。不久后，恩维尔帕夏在伊斯坦布尔接见了德诺加勒斯，给他在第三军团安排了一个职位。3月，这位委内瑞拉人抵达埃尔祖鲁姆的第三军团总部。当时，那里的军官更担心的是如何控制斑疹伤寒的疫情，而不是俄国人。德诺加勒斯急于行动，于是志愿加入凡城宪兵队，因为那时只有这支队伍在俄国战线积极作战。从埃尔祖鲁姆到凡城的途中，德诺加勒斯路过奥斯曼政府与亚美尼亚人剑拔弩张的冲突区。他抵达凡城时，当地亚美尼亚人正在发动叛乱，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4月20日，德诺加勒斯及其护送人员来到凡湖西北角的一段路上，那里遍地都是“体无完肤的亚美尼亚人的尸体”。他们在那里能够看见湖南岸的村落冒着浓烟。“于是我明白了，”他后来这样写道，仿佛这次行动早已在预料之中，“木已成舟，亚美尼亚人的‘革命’已经开始了。”[20]

第二天早上，凡湖北岸的阿迪尔杰瓦兹村，其亚美尼亚街区上演一场血腥屠杀。德诺加勒斯目睹这一切。奥斯曼官员在库尔德人及“周边暴民”的协助下，闯入亚美尼亚人的住所与商店大肆烧杀掠抢。当身穿奥斯曼军服的德诺加利斯径直朝一位官员走去，并要求他下令停止杀戮时，那位军官的回答令德诺加利斯大为震惊：“他说他只是奉凡城总督（指赛弗德特帕夏）之令……消灭所有12岁以上的亚美尼亚男子。”德诺加利斯无法撤销这位文官的命令，于是他撤出大屠杀的现场，随后屠杀又持续了90分钟。[21]

德诺加利斯从阿迪尔杰瓦兹乘坐摩托艇穿过凡湖，在夜晚时分抵达凡城郊区的埃德雷米特村。“村庄燃烧着熊熊大火，火光把天空染得通红”，也把海岸映得通明。这里到处都是战斗的痕迹：房屋与教堂被付之一炬，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房屋坍塌的轰隆声中还夹杂着枪声。当晚，德诺加利斯目睹库尔德与土耳其人组成的非正规军，与寡不敌众的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枪战。

中午时分，德诺加利斯在护送下从埃德雷米特出发。他回忆道：“沿途都是已腐烂的亚美尼亚人尸体。路两旁围着一群群黑色秃鹫，它们尖啸着与野狗抢食腐肉。”待到他进入凡城时，起义已持续两天，亚美尼亚暴乱者占领这座古城。土耳其部队占制据高点，可朝亚美尼亚人的据点不停发动炮击。这个任务便落在炮兵长德诺加利斯身上。他把总部设在城堡的清真寺里，并登上寺内高高的宣礼塔，以观察炮火的精准度。

德诺加利斯参与奥斯曼政府镇压凡城亚美尼亚人的行动，整整21天。他回想道：“我很少看见像包围凡城时那样，战斗如此激烈。没人手下留情，也没人求饶。”随着战斗持续，交战双方都犯下暴行。在回忆录里，他对凡城亚美尼亚人与奥斯曼士兵的情感常在同情与厌恶之间徘徊。

俄军从波斯边境缓缓向奥斯曼帝国纵深推进，以逼迫奥斯曼军后撤，从而解救凡城的亚美尼亚人。对俄国人而言，凡城起义促成他们侵占奥斯曼帝国的战略要地。由于俄军步步逼近，赛弗德特帕夏被迫命凡城穆斯林于5月12日撤出该城。最后一批奥斯曼士兵于5月17日撤离。此时，花园区的亚美尼亚人才与旧城区的同胞汇合，他们一道放火焚烧附近的穆斯林街区及政府大楼，直至5月19日第一批俄军士兵抵达。[22]

俄国人任命达什纳克领导人阿拉姆·马努基安（Aram Manukian）为新凡城总督。马努基安在镇上建立起亚美尼亚人的政府，配备了民兵与警察力量—借用一位亚美尼亚历史学家的话说，这些措施“激发了亚美尼亚人的政治意识，坚定了在俄国的庇护下，设立自由的亚美尼亚自治区的信念”。—这一切都是奥斯曼政府最不愿看到的。[23]

土耳其人并不甘心失去凡城，他们向俄军与亚美尼亚人的阵地不断发动进攻。由于战线过长，俄军开始撤退。7月31日，亚美尼亚人被告知收拾细软，准备弃城。估计约有10万亚美尼亚人与俄军一起撤离凡城，后来被称为“大撤退”。尽管如此，俄军与奥斯曼军仍然没有停止对凡城的争夺，凡城也在1915年夏三度易主，直至秋天最终为俄国所占领—那时凡城内，甚至整个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都几乎再无幸存的亚美尼亚人。

促成俄军占领凡城以取得对当地的统治—亚美尼亚人此次的所作所为令青年土耳其党人确信，亚美尼亚人就是威胁破坏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的“第五纵队”。况且，这次起义的时机与协约国在加里波利半岛的登陆时间甚为接近，这更让奥斯曼政府认定，亚美尼亚人与协约国是合谋发动攻击。杰马勒帕夏在回忆录中写道：“协约国在达达尼尔海峡遭遇了危机，英法两国的东地中海部队总司令就命亚美尼亚人策动叛乱，这在我眼中是铁一般的事实。”虽然杰马勒的这一说法并无证据，但联合派已认定亚美尼亚人与协约国相互勾结。随着凡城的陷落，奥斯曼政府展开一系列措施，不仅要消灭身居安纳托利亚东部六行省的亚美尼亚人，而且要在整个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将其根除。[24]

奥斯曼政府公开下令驱逐亚美尼亚人。1915年3月1日，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领袖成功地让议会提前休会，以便内政大臣塔拉特帕夏及其同僚能不经议会讨论就通过法律。1915年5月26日，即俄军进驻凡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塔拉特帕夏向奥斯曼大臣会议提交了《驱逐法》，奥斯曼政府随即予以批准。该法案规定，安纳托利亚东部六行省的亚美尼亚人全部搬迁至远离俄国阵线的秘密地点。

5月末，奥斯曼内政部向省级与区级总督颁布了由塔拉特签署的命令，要求他们立即驱逐所有的亚美尼亚人。驱逐通告贴满了大街小巷，当地亚美尼亚人只有三到五天的时间做准备，他们还以为这只是为躲避战争的临时迁移。而且，奥斯曼政府还鼓励亚美尼亚人将任何无法随身携带的财产寄存到政府那里，由政府代为保管。[25]

在这些公开的强制搬迁措施背后，青年土耳其党人颁布密令，大规模屠杀被驱逐的亚美尼亚人。这些种族灭绝性质的命令并非以书面的形式传递，而是由巴哈丁·萨基尔博士或其他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官员，以口头指令下达给行省总督。后者如若索要该命令的书面确认函，抑或反对大规模谋杀手无寸铁的亚美尼亚平民，便会遭到撤职甚至刺杀。一位迪亚巴克尔行省的区级总督表示，他需要见到书面确认函才能开始屠杀该区的亚美尼亚人。于是他被撤职，传召至迪亚巴克尔，并在途中惨遭杀害。[26]

上命难违，总督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招募武装成员杀害这些流放者。恩维尔的秘密情报部门—“特殊组织”—动员被释放的囚犯、历来敌视亚美尼亚人的库尔德人，还有从巴尔干与俄国高加索地区迁来的穆斯林。甚至一般土耳其村民据称也参与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一些人洗劫亚美尼亚人随身携带、以备途中不时之需的衣物、现金与珠宝首饰，而另一些人则是因为奥斯曼政府让他们相信，杀害亚美尼亚人有助于帝国圣战，打倒协约国。亚美尼亚神父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引了他与一位土耳其上尉之间的对话。上尉称，“政府官员”已派遣宪兵队“前往附近所有的土耳其村庄，并以圣战之名，唆使穆斯林参与”屠杀亚美尼亚人“这一神圣的宗教使命中”。[27]

这种宣称驱逐亚美尼亚人，暗地里却对其进行屠杀的“两面政策”，直到战后才被政府官员证实。1918年，一位奥斯曼大臣会议的成员曾指证：“我知道一些秘密，也听闻过一些轶事。驱逐令是通过内政大臣下达给各行省的。颁布这道命令后，（联合与进步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便又密令各方集结队伍执行那肮脏的任务。于是，他们就招募人准备残暴的屠杀。”[28]

安纳托利亚的大屠杀按一定模式展开。驱逐通知发布一段时间后，亚美尼亚人便被宪兵队用刺刀逐出家园。他们将12岁以上男性与女眷隔离开来，将其残忍杀害。在小村子里，这些男子通常就在其女眷的眼皮底下，在她们的一片尖叫声中遇害。但在大一些的镇上，他们会被带到隐蔽的地方动手，尤其不让外国人看见。亚美尼亚男子被带走后，妇孺则被持枪的守卫撵出城外。据幸存者描述，有些车次上的人遭到抢劫并被成批屠杀；有的则从一个镇子被撵到另一个镇子，途中老弱病残拖累行进的便被当场杀害。驱逐的目的地是叙利亚与伊拉克的沙漠定居点—代尔祖尔与摩苏尔，他们只有冒险穿过大沙漠才能抵达。

种族屠杀的始作俑者—塔拉特及其顾问，穆罕穆德·纳齐姆博士与巴拉丁·萨基尔博士，其目标是将亚美尼亚人从东部六个行省中全部驱逐，并确保他们在帝国任何一个区域的人口比例都不超过10%，够不上独立建国的规模。然而要达到这种人口数据的改变，绝大部分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将遭灭绝。通过武装分子的血腥屠杀，加之沙漠行进中的高死亡率，奥斯曼政府实现了这一目标。[29]

1915年5月，埃尔祖鲁姆与埃尔津詹的亚美尼亚人最先遭到驱逐。经过了两个月的跋涉，幸存者到达了125英里外的哈尔普特。当地的美国领事前去政府为他们提供的宿营地看望他们。莱斯利·戴维斯领事称：“那里很少有男人，大多数都在途中被杀了。似乎有库尔德人沿途守候，就等着加害他们。”女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衣衫褴褛、肮脏不堪、饥病交加。这种场景在意料之中。事实上，她们已徒步了近两个月，途中没有换洗的衣服，没有机会洗澡，没有住所，也很少能吃饱”。看到守卫带来食物，这些饥肠辘辘的妇女便冲上去争抢，结果被棍棒乱打，“力量足以致命”。绝望的母亲甚至想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美国领事，以免他们未来遭受更多的不幸。戴维斯回忆道：“用这种方式不断驱赶人上路，在相对短时间内就能把他们都处理掉。组织之严密，屠杀之有效，在该国几乎是前所未闻。”[30]

6月，塔拉特将驱逐令进一步扩大，安纳托利亚东部行省中“所有亚美尼亚人，无一例外”。诸如埃尔津詹、锡瓦斯、开塞利、阿达纳、迪亚巴克尔及阿勒颇等地，便成为一批批亚美尼亚流放者在去往代尔祖尔、摩苏尔与乌尔法途中的歇脚处。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神父回忆道：“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都嫉妒那些已被暴虐致死的同胞。而我们是活着的烈士，每天都徘徊在死亡边缘，却又活了下来。”[31]

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决意挺过亚美尼亚大屠杀，作为见证人向后代讲述同胞的苦难。自从在加里波利登陆的前夕被带离伊斯坦布尔，巴拉基昂便与其他150名显贵一道被遣往安纳托利亚东北部的昌克勒。6月21日，塔拉特下令驱逐所有亚美尼亚人时，巴拉基昂用1500枚金币重金贿赂当地官员，希望能让昌克勒的亚美尼亚人免于流放。这次行贿为这位亚美尼亚神父及其同伴赢得了7个月的宝贵时间，让他们逃过了大屠杀的高峰。然而1916年2月，在最终被流放去往代尔祖尔的途中，巴拉基昂一行人还是遭遇了武装暴徒与村民，他们视亚美尼亚人的性命如草芥。

行进在已有成千上万亚美尼亚人死亡的路上，巴拉基昂与他同车的官员攀谈起来，奥斯曼宪兵无所顾忌，因为他们相信这些被“护送”的亚美尼亚人活不了多久。当中有位名叫舒凯里的上尉最坦白，他声称自己已监督杀害了4.2万名亚美尼亚人。

“贝伊，沿途的这些人骨从何而来？”巴拉基昂明知故问道。

“这些是在去年8月到9月里被杀的亚美尼亚人。君士坦丁堡来的命令。尽管内政大臣（指塔拉特）挖了许多大坑填埋这些尸体，但冬天的潮水把土冲开了。现在你也看见了，到处都是骨头。”舒凯里上尉回答。

“屠杀亚美尼亚人是谁的命令？”巴拉基昂追问。

“君士坦丁堡的阿提哈德（Ittihad，指联合派）中央委员会，还有内政大臣。”舒凯里解释，“最严格执行这条命令的是凯末尔（不是穆斯塔法凯末尔）……即约兹加特副总督。他是凡城人，听说亚美尼亚人在凡城叛乱的时候杀光了他的家人，他为了报复，把亚美尼亚人男女老少统统杀了。”[32]

巴拉基昂的一连串提问并没有使上尉感到不快，后者似乎很享受跟这位亚美尼亚神父聊天，以打发途中漫长的时光。舒凯里杀人如麻，他早已对这些恶行见惯不惯：数千名男子被砍死，6400名亚美尼亚妇女被洗劫一空，随后跟他们的孩子一起被杀。他一直把这种杀戮行为称作“清洗”（土耳其语为“paklamak”)。这位嗜血成性的奥斯曼军官甚至对巴拉基昂颇有好感，他提出巴拉基昂若能皈依伊斯兰教，自己就能保他免受一切灾难。

通过与土耳其军官交谈，巴拉基昂知悉了奥斯曼政府是如此看待亚美尼亚人的种种悲剧。一路上，他与其他幸存者聊天，又了解到亚美尼亚人在种族屠杀中的亲身经历。他把双方的观点融合成他伟大的回忆录，首版为亚美尼亚语，于1922年出版。他尽到了目击者的使命，为世人讲述了那段被他称为“亚美尼亚各各他”的悲惨往事。

要想在种族屠杀中存活谈何容易。巴拉基昂要与看守保持良好关系，并且用他自己的话说，还要坚信上帝。他就这样活一天算一天，还经常面临猝死的威胁。死亡行军途中，牧师及其伙伴经历了奥斯曼亚美尼亚人所有悲惨的遭遇：死者的惨状，还活着的人饥肠辘辘的哀求，还有为了活命改信伊斯兰教的那份耻辱。车队穿过安纳托利亚到达奇里乞亚，向叙利亚沙漠进发。一路上，他把所见所闻在日记中做了详细记载。其他幸存者对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描述也印证了他的说法。

终日被暴行、疲惫与饥饿折磨，随时都有可能死于非命的恐惧更加重亚美尼亚人的精神负担。许多人不甘受此暴虐屈辱，于是选择自行了断。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发誓要活下来，但就连他也差一点被逼得自杀。行至哈里斯河（Halys,古希腊语，意为“红河”）附近时，巴拉基昂及其同伴遭遇了一伙武装暴徒，他们商量，万一“躲不掉的灾难”真的来临，就跟先前许多人一样，一起纵身跳入湍急的河水里。他回忆称：“这里浑浊的河水就是成千上万亚美尼亚人的坟墓，它肯定也不会拒绝我们的加入……让我们能不被这些土耳其罪犯折磨至死。”但巴拉基昂还是理智地与武装分子谈判，最终他们成功脱险。[33]

自称M. K. 的曼努埃尔·克沙卡瑞昂，9岁时目睹自己的母亲从一座桥上一跃而下，淹没在幼发拉底河那汹涌的河水里。当时，M. K. 及其阿纳达的家人全部被逐往美索不达米亚的艾因角（位于今叙利亚）定居点。仍是个孩子的他看到家人被暴徒打劫，还被押送他们的宪兵殴打。艰苦的跋涉使他的母亲双脚肿胀，疼痛难忍，但她还是挣扎着跟上大队的步伐，因为她知道那些掉队的人是何下场。[34]

一晚，M. K. 的母亲知道自己实在无法继续走下去了，于是她向丈夫提了一个可怕的要求：“带我去河边吧，我要跳河自尽。如果我留下，阿拉伯人会把我折磨死的。”她的丈夫拒绝她的要求，但一位邻居了解她的恐惧，于是把她背到了幼发拉底河边。M. K与一位牧师随她一同到达河边。当时河水正涨潮。母亲跳河的一刹那，M. K把头转了过去。等他回过头来，母亲已在河中，不一会儿便被水流冲走了。

母亲死后不到两天，M. K. 的父亲也在睡梦中死去，年幼的M. K. 从此孤苦无依。他赤着脚，直到最后脚肿得无法走路。他看见士兵杀了许多跟他一样掉队的妇孺。他被扒得只剩裤衩，然后被扔在了路边—又渴又饿，惊恐万分。

一路上，亚美尼亚神父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遇到过许多这样的孤儿。在伊斯拉希耶，即距M. K. 变成遗孤之地的不远处，他看到一个8岁左右的男孩与他11岁的姐姐一起乞讨，两个孩子几乎全身赤裸，接近饿死。姐姐“用受过教育的亚美尼亚语”述称，他们一家14口，其他人都死了，只剩两个小孩相依为命。“我真希望我们没有活着。”她啜泣着说道。[35]

年幼的M. K. 最后奇迹般活了下来。他身处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之中，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也不明白他们的举动。一些人给他吃穿，而另一些人却朝他扔石头，抢劫他。他目睹丑陋的恶行，看见平原上到处躺着亚美尼亚人的尸体。四个库尔德妇女救了他。她们看见他在路上游荡，于是就把他带回村子，让他做家仆。余下的战争岁月里，M. K. 流浪于土耳其—叙利亚边境上的库尔德村落之间，靠好心人的接济—与逃离坏人的残暴—度日。

有天晚上，M. K. 看见远处一座山头的村庄着了火。收留他的库尔德人跟他解释称，那是叫阿扎克的亚述人村，是被劫掠的数个基督村之一。“嘿，异教徒之子，瞧见了吧？”库尔德人洋洋得意地说道，“土耳其所有的亚美尼亚人，还有不信伊斯兰教的人都被清理掉了。着火的地方就是个异教徒（gavur）村，他们是被活活烧死的。”为了吓唬M. K. ，库尔德人还补充说，土耳其已经没有基督徒了。M. K. 回忆说：“我相信的确如此。”[36]

奥斯曼帝国的亚述基督徒与亚美尼亚人的遭遇一样，也被指控在一战初期与俄国人勾结。亚述人是信奉基督教的少数民族，他们的语言源自古老的阿拉姆语。几世纪以来，亚述人一直居住在今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与伊拉克的边境地区，与库尔德人杂居一处。聂斯托利派、迦勒底派及叙利亚东正教是亚述人的三大教派。

如同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帝国的亚述人也遭到阶段性的迫害，其中包括1895、1896年，还有1909年的阿达纳大屠杀。为寻找协约国的庇护，亚述人同样选择信任俄国。奥斯曼帝国加入一战后，亚述人就被控与协约国串通，遭到青年土耳其党政府的杀戮。战前62万亚述基督徒中，约有25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杀。对M. K.这样的孩子而言，作为奥斯曼帝国大计中的一部分，帝国境内的亚述人与亚美尼亚人被赶尽杀绝是完全可能成为现实的。[37]

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村庄之间流浪的日子里，M. K. 看到很多亚美尼亚妇孺跟他一样，被库尔德人收容。不少都是被库尔德人从死亡行进的途中救下，随后到库尔德村庄帮忙做家务、忙农活。M. K. 还遇见了几位年轻的亚美尼亚妇女，她们最后都嫁入库尔德救命恩人的家中。其中赫拉努斯·加达利安就是这样逃过了种族屠杀。

赫拉努斯出生于安纳托利亚东部海拜卜村一户体面人家。海拜卜（Habab）是一个大型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地，拥有200户人家、两座教堂和一座修道院。1913年，赫拉努斯刚开始上学，她的父亲与两位叔叔便移民到了美国。她一学会写字就给父亲寄去一封信，她的父亲一直把这封信放在钱包里随身携带，直至去世。“我们一直希望并祈祷您过得很好，”赫拉努斯代表她的兄弟姐妹写道，“我们每天都去学校，很努力地想做个乖孩子。”用神父巴拉基昂的话来说，这封信都是用上学小女孩那贴切的亚美尼亚语句写成的。[38]

赫拉努斯三年级那年，宪兵队袭击了她的村庄。他们在惊恐万分的亚美尼亚村民前将村长枪毙，然后把其他人团团围住。她的祖父与三位叔叔被带走，从此杳无音讯。随后，宪兵们把村里的女性都带到了附近一个叫帕卢的集镇，关在一间教堂里。女人听到教堂外有凄厉的叫声。一个小女孩爬上高高的窗户往外张望。赫拉努斯至今难忘那个女孩描述的惨状：“他们在割男人的喉咙，然后把他们丢进河里。”

海拜卜的妇孺从帕卢加入了死亡行进，随其他亚美尼亚人一起穿越安纳托利亚，朝叙利亚沙漠走去。赫拉努斯后来回忆道：“行进中，我的母亲特意走得很快，以免自己掉到队伍的后面。我们跟不上她，她便用手拽着我们。我们可以听到队伍后面有人在哭喊、哀求。”第一天快结束时，赫拉努斯怀孕的姑姑身体不适，落在了队伍后。宪兵当场用刺刀刺死她，将她扔在路边。“整个行进途中，凡是老弱病残走不动的，他们就会用刺刀杀死他们，把他们丢在倒下的地方。”

去往迪亚巴克尔的途中，队伍在马登镇过河。赫拉努斯看见自己的奶奶将她两个已失去父母的孙辈扔进河里。两个孩子走不动了，奶奶便把他们的头摁在水里，随后自己也纵身跳入汹涌的河水中。正如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所说的，这条河“就是成千上万亚美尼亚人的坟墓”。

行进到切尔米克哈马姆巴斯（Çermik Hamambaşı），当地居民涌上前来，他们在凄惨的幸存者中寻找健康的小孩回家打杂。一位骑马的宪兵选中了赫拉努斯，另一个邻村的人相中她的兄弟奥伦。可他们的母亲断然拒绝，高喊道：“谁也别想从我身边抢走他们，我绝不会放弃他们！”

赫拉努斯的姥姥试图劝女儿为了孩子的安全，让他们走。“我的女儿啊，”她如此恳求赫拉努斯的母亲，“孩子们一个个都快死了，没人能活过这场死亡之旅。如果你让你的孩子跟这些人走，你就是救了他们啊。”赫拉努斯的家人还在对这个悲惨的问题讨论不休，那两个人就趁机想把孩子掳走—骑马的宪兵抓住赫拉努斯，另一个人则抓住了奥伦。赫拉努斯的母亲一直努力抓着赫拉努斯，想从骑马的宪兵手里把她抢回来，但她一松手，便永远失去女儿。

宪兵把赫拉努斯带到了切尔米克外的一处农场。她在那里遇到8个同样来自海拜卜村的女孩，大家都是被人从死亡跋涉中抢出来的。女孩被留在一个果园里，吃了顿饱饭，人们也很照顾她们。当天晚些时候，那个骑警回到这里，接上赫拉努斯回到他在切尔米克附近的家中。这位骑警和妻子膝下无子，他把赫拉努斯当自己的亲女儿一样对待。然而，他的妻子因嫉妒丈夫对这位亚美尼亚小女孩的关怀，就一直羞辱她，提醒她在这家中只是个女仆。夫妻二人给赫拉努斯取了一个土耳其名—泽埃尔，还教她土耳其语。

尽管赫拉努斯没了自由和身份，但她以泽埃尔这个土耳其新名字活了下来。虽然她很多家人都死在流放的途中，但也有不少幸存者。赫拉努斯的兄弟奥伦与她同一天被带走，在邻近的一个村子里干活，被人称作“羊倌艾哈迈德”。她母亲最漂亮的妹妹被一个库尔德马夫掳走，后来嫁给他。这位姨妈不但活了下来，还成功地找到赫拉努斯的新家。更令人吃惊的是，赫拉努斯的母亲活着走到阿勒颇，战争期间一直留在那里。她的父亲从美国回来寻找失散的家人，成功地与赫拉努斯的母亲团聚。可是，加达利安夫妇二人却再也没能找回他们的女儿赫拉努斯。[39]

16岁时，赫拉努斯已出落成一位土耳其少女，嫁给了骑警的一个侄子。她的结婚证上写的是泽埃尔，是骑警侯赛因与妻子埃斯玛之女。泽埃尔的余生一直是个土耳其家庭主妇，她的孩子都是循规蹈矩的穆斯林。

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和一些为了躲避大屠杀而皈依伊斯兰教的亚美尼亚人打过交道。这对大人来说较难接受，但孩子的适应性相对较强。几百或几千名年幼的亚美尼亚人改信伊斯兰教后融入土耳其社会，他们的亚美尼亚出身几乎已被人遗忘—但还未完全忘记。战后多年，土耳其人仍然把这些后来皈依伊斯兰教的人称为“漏网之鱼”。[40]

死亡行军即将进入致命的沙漠，这时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决定放弃前行。他在途中遇到两位在奥斯曼运输队服役的亚美尼亚马夫，他们刚从代尔祖尔回来，诧异地发现还有一名活着的亚美尼亚神父，于是竭尽全力阻止他继续前进。“我要怎么讲你才能明白呢？”他们绝望地问道，“那些去代尔祖尔的人所经历的，已经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描述。”不过亚美尼亚马夫还是试图用只字片语去表述那份恐惧：

几千户人家从阿勒颇上路，只有不到5%的人活着到了代尔祖尔。因为沙漠里的土匪……跨着马，手拿长枪，成群结队地攻击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们。他们杀人绑架、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他们把中意的挑走，有谁要是胆敢反抗就往死里折磨，然后再带走。由于不能也无法折返，还活着的人别无选择，只好继续向前，再次遭受新一轮的攻击和劫掠。只有不到5%的人活着。[41]

马夫如此细致地描绘这一幕幕的恐怖景象，最终成功说服这位亚美尼亚神父，令他相信只有精心策划、从看守他的奥斯曼军手中逃离，才能活命。巴拉基昂把自己的计划透漏给他最亲近的伙伴，1916年4月初，在一位亚美尼亚烟草走私商的帮助下，他逃离行进队伍，躲进了阿曼山脉。

德国铁路公司仍在竭尽全力完成阿曼山脉的隧道工程。托鲁斯山脉与阿曼山脉群成为打通柏林至巴格达铁路的最终障碍。该段铁路对奥斯曼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与巴勒斯坦地区的战事甚为关键，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允许德国铁路公司自由招募任何它需要的劳力，以便修建长隧道，打通这片密集的山脉群。数千名从死亡跋涉中逃生的亚美尼亚人躲在阿曼山脉修建隧道。巴拉基昂声称，1916年早期有多达11 500名亚美尼亚人在此工作。他们做苦力维持温饱，也比死亡迁徙要强上百倍。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就在这里丢掉牧师的袍子，剃掉威严的胡须，踏上亡命生涯。

由于巴拉基昂精通德语，他很快便得到奥地利与德国工程师的庇护，当上铁路监察员。然而，修建铁路也并不安全。1916年6月，土耳其军官包围了所有亚美尼亚工人，打算马上驱逐他们。德国铁路工程师抗议称，亚美尼亚工人对于铁路完工至关重要。最终，包括巴拉基昂在内有135名“专家”得以幸免，但这些逃过一劫的亚美尼亚人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皈依伊斯兰教。对巴拉基昂而言，改变信仰是万万不可能的。因此，他在德国同事的帮助下，逃到了该铁路段的另一处工作站，大家都以为他是德国人（巴拉基昂充满感情地描述了德国与奥地利普通百姓的人道主义，却发现德国军人与青年土耳其党人一样敌视亚美尼亚人）。余下的战争岁月中，巴拉基昂一直秘密潜逃，或以德国人身份躲避流放。就这样，这位亚美尼亚神父逃过奥斯曼政府消灭亚美尼亚人的种种手段。据他估算，这些手段在1915年底造成四分之三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死亡。

关于一战中有多少奥斯曼基督徒惨遭屠杀，至今并无定论。尽管与希腊的人口交换并未有太多的流血事件，但数十万亚美尼亚人与亚述人在1915年的流放中殒命。直至21世纪，人们还一直在争论，1915年至1918年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究竟是战争使然，还是蓄意的灭绝政策造成的后果。但即便是否认亚美尼亚大屠杀存在的人也承认，有60万至85万亚美尼亚平民因种种战时政策丢掉性命。而另一方，亚美尼亚历史学家则宣称蓄意的国家政策导致100万至150万亚美尼亚人丧生，使其成为现代首次种族屠杀的牺牲品。[42]

的确，有部分亚美尼亚人与亚述人在战时与奥斯曼帝国的敌人串通一气。1915年春，帝国在达达尼尔海峡、高加索边境，以及美索不达米亚这三条战线上同时受敌。这虽然有助于解释，为何青年土耳其党人要对其基督徒臣民采取如此前所未有的暴力手段，但也无法为他们之后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开脱。

讽刺的是，奥斯曼帝国如此这般对亚美尼亚人与其他基督徒赶尽杀绝，却并未使帝国更加安全：协约国从未在奇里乞亚地区发动过进攻，帝国驱逐当地亚美尼亚人的行为毫无理由；流放修建柏林至巴格达段铁路的亚美尼亚工人，事实上有碍于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事；驱逐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亚美尼亚人，也未能阻止俄军入侵高加索地区。1916年2月，沙皇部队攻占埃尔祖鲁姆时几乎未遇任何抵抗。同年晚些时候，俄军横扫黑海港口城市特拉布宗与集市重镇埃尔津詹—由于当时亚美尼亚人已被驱逐，奥斯曼军在这些战场上的失败并不能归结于他们与俄国勾结。

达达尼尔海峡之战中，奥斯曼军经历艰难险阻，最终击退英国、法国与自治领的联军，成功守卫帝国领土。这场胜利是奥斯曼士兵英勇作战、众志成城的结果，而非消灭帝国少数族裔之功。

[1] NARA, Istanbul vol. 294,“Consul Heizer Report on Typhus Fever, Trebizond [Trabzon],” 22 May 1915.

[2] Hikmet Özdemir, The Ottoman Army, 1914–1918: Disease and Death on the Battlefield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8), 51.

[3] NARA, Istanbul vol. 294,“Consul Heizer Report on Typhus Fever, Trebizond [Trabzon],” 22 May 1915.

[4] NARA, Istanbul vol. 294, 在土耳其埃尔祖鲁姆的医务传教士，Edward P. Case博士的报告，1915年5月16日。

[5] 准确地讲，埃提威胁说要让他的受害者们喝下süblime，即氯化汞，是一种毒性很强的化合物，之前用于治疗梅毒。Ali Rıza Eti, Bir onbaşının doğu cephesi günlüğü, 1914–1915 [东线下士的日记，1914–1915]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9), 135.

[6] Eti, Bir onbaşının... günlüğü, 140, diary entry of 31 January 1915.

[7] Taner Akçam, The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Ethnic Cleansing in th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63–96. Ryan Gingeras 审查了马尔马拉海东部海岸的驱逐和人口交换情况，写成Sorrowful Shores: Violence, Ethnicity,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2–54.

[8] 1914年2月《亚美尼亚改革协议》的背景及其条款，详见第二章。

[9] Akçam,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175, 183–184. 另见亚美尼亚神父Grigoris Balakian的回忆录，题为Armenian Golgotha: A Memoir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1915–1918 (New York: Vintage, 2010), 46.

[10]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22–23.

[11]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28, 32–34.

[12] 1914 年12月的Alexandretta Incident 在第四章中有所描述。Aram Arkun,“Zeytun and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in A Question of Genocide: Armenians and Turks at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ed., Ronald Grigor Suny and Fatma Muge Gocek and Morman M. Naima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23.

[13] Donald Bloxham, The Great Game of Genocide: Imperialism, Nationalism,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Armeni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78–83.

[14] 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65–166.

[15] Akçam, in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56–57，其中声称从4月20日起—仅在亚美尼亚人遭流放12天后—穆斯林开始迁入泽伊顿。Arkun,“Zeytun,” 229–237.美国大使Henry Morgenthau 1915年7月写道，“5000个来自泽伊顿和苏丹治下等地的亚美尼亚人什食物也没有”，in 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 (1918; rpt. Reading, UK: Taderon Press, 2000), 230.

[16]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45，56–57.

[17] 土耳其政府和土耳其历史协会(the Türk Tarih Kurumu)的官方历史在描述1915年和1916年亚美尼亚大屠杀时，仍然拒绝使用“种族屠杀” 的字样。然而，越来越多的土耳其学者和知识分子已经艰难地开启了这一禁忌话题的讨论，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和一批历史学家和记者，在撰写本书时我参考过他们的著作。这些人有: Taner Akçam，Fatma Müge Göçek，Baskın Oran，Uğur Ümit Üngör等等。为支持他们迫使土耳其正视自己历史的勇敢行为，也出于自身信念，在此我将战时消灭亚美尼亚人的行为称之为种族屠杀。根据1948年联合国关于种族屠杀的公约，我相信现有证据足以证明奥斯曼政府“蓄意毁灭全体或部分”在安纳托利亚作为特定民族和宗教群体的亚美尼亚人，且应对此事负有责任。

[18] 人口数字来自Justin McCarthy et al., The Armenian Rebellion at Van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6), 3–7. McCarthy自己是人口学家，他宣称Vital Cuinet关于1890年代的数值“估计偏低”。他引用了奥斯曼政府对凡城地区的数字，包括城镇和周边村庄的人口，1912年共计有4.5万名穆斯林，3.4万名亚美尼亚人和1000名其他人士，他表示这些数字低估了妇女、儿童、士兵、行政人员等人的数量。古尔根·马哈里1903年生于凡城，凡城起义后他举家迁到俄国，在苏联度过了余生。他1966年在苏联出版了当时备受争议的小说《燃烧的果园》。该书英译本由Black Apollo Press （没有出版地）于 2007年出版；这里引自49页。

[19] Michael A.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45–147. Anahide Ter Minassian,“Van 1915,” inArmenian Van/Vaspurakan, ed. Richard G. Hovannisian (Costa Mesa, CA: Mazda, 2000), 217–218；McCarthy et al., The Armenian Rebel- lion, 200.

[20] Rafael de Nogales, Four Years Beneath the Crescent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6), 58. 关于德诺加勒斯及其作品的批判性研究，参见Kim McQuaid, The Real and Assumed Personalities of Famous Men: Rafael de Nogales, T. E. Lawrence,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Era, 1914–1937 (London: Gomidas Institute, 2010).

[21] De Nogales, Four Years，60–61；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22]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145–146；McCarthy et al., The Armenian Rebellion, 221.

[23] Ter Minassian,“Van 1915,” 242.

[24]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 (London: Hutchinson ＆ Co., n.d.), 299；Bloxham, Great Game of Genocide, 84–90.

[25] Taner Akçam, A Shameful Act: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the Question of Turkish Responsibility (London: Constable, 2007), 168–169.

[26] Akçam,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193–196. Balakia in Armenian Golgotha, 82–83，104，106–107，其中记录了几位奥斯曼军官的名字，这些军官因不愿屠杀亚美尼亚人，不是辞职就是被撤职，其中包括安卡拉、阿勒颇和卡斯塔莫努的总督。

[27] Akçam,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410–413. Balakian in Armenian Golgotha, 95，100，其中几段与土耳其人的对话。这些人把自己在亚美尼亚大屠杀中的角色看做圣战参与者，并认为有权升入天堂。在他与上尉的谈话中，上尉辩解称，自己只是在履行其宗教义务（144页，146页）。

[28] Taner Akçam,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193–202，奥斯曼档案资源和德国方面的记载中详尽记录了这一“双管齐下”。The quote is from Reşid Akif Pasha’s testimony to the Ottoman Chamber of Deputies, 21 November 1918, in Akçam, A Shameful Act, 175, and, in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193–194（译文略有不同）。

[29] 关于“百分之十原则”，参见Fuat Dündar,“Pouring a People into the desert: The ‘definitive Solution’ of the Unionists to the Armenian Question,” in Suny, Göçek, and Naimark ed., Question of Genocide, 282. Akçam在 Young Turks’ Crime Against Humanity里，为被他称之为“百分之五到十规则”提供了最为详细的分析，见242–263页。

[30] NARA, Istanbul vol. 309, report by Leslie Davis, US consul in Harput, 11 July 1915.

[31]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109.

[32]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139–140.

[33]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167.

[34] Baskın Oran, MK: Récit d’un déporté arménien 1915 [M. K.: Narrative Of An Armenian Deportee, 1915] (Paris: Turquoise, 2008), 37–51.

[35]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247–249.

[36] Oran, MK, 59. 从那时起，阿扎克村就更名为伊迪尔村。

[37] Bloxham, Great Game of Genocide, 97–98. Paul Gaunt辩称，25万人的估计可能过低，可能有约30万亚述人消亡。参见“The Ottoman Treatment of the Assyrians,” in Suny, Göçek, and Naimark, Question of Genocide, 244–259. 一些现代土耳其学者否认亚述人指控的种族屠杀；参见 Bülent Özdemir, Assyrian Identity and the Great War: Nestorian, Chaldean and Syrian Christians in the 20th Century (Dunbeath, UK: Whittles Publishing, 2012).

[38] 写给她父亲的信，见Fethiye Çetin, My Grandmother: A Memoir (London: Verso, 2008), 8–9.海拜卜自那以后就更名为Ekinozu，现位于Harput和Palu之间的土耳其东部地区.

[39] 赫拉努斯的父亲从美国到叙利亚与四散的家人团聚。1920年，他在阿勒颇的亚美尼亚难民中找到了妻子。随后，他雇佣走私贩子清查海拜卜流放人员的路线，并于1928年发现了他的儿子奥伦。奥伦之后来看望他姐姐和姐夫，想说服他们与他一道去阿勒颇，与全家人团聚。 但最后，泽埃尔/赫拉努斯的丈夫不准她去，她也再没能与家人团聚。奥伦与父母团圆后搬到了美国，在那里，加达利安家族试图与他们失散的女儿取得联系，但都落空了。1970年代，泽埃尔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她的孙女Fethiye Çetin，孙女非常吃惊，她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奶奶有亚美尼亚血统。作为安卡拉的一名年轻律师，Çetin 最终成功与身在美国的加达利安家族取得了联系，但那时为时已晚，她年迈的奶奶已经不能前去看望她的兄弟奥伦了。通过与奶奶的谈话，以及随后与美国加达利安一家的见面，Fethiye Çetin可以重新构建出泽埃尔/赫拉努斯的不幸和生存的伟大故事. 她的书最初于2004年在土耳其出版，深受好评，到4年后英译本出版时，土耳其原版已经七次印刷。

[40] Çetin, My Grandmother, 102.

[41]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250.

[42] 人口学家Justin McCarthy坚称战时的屠杀并不构成种族屠杀，他根据奥斯曼人口普查数据，认为战争期间约有60万到85万的亚美尼亚人死亡；参看Justin McCarthy, Muslims and Minorities: The Population of Ottoman Anatolia and the End of the Empire(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3), 121–130；Justin McCarthy,“The Population of Ottoman Armenians,” in The Armenians in the Late Ottoman Period, ed. Türkkaya Ataöv(Ankara: Turkish Historical Society, 2001), 76–82.研究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历史学家，例如Richard Hovannisian和Vahakn Dadrian等人坚称，有超过 100万亚美尼亚人死于蓄意的种族灭绝行动；参见此二位学者的文章，in Richard Hovannisian ed., The Armenian Genocide: History, Politics, Ethics (Houndmills, UK: Macmillan Palgrave, 1992); Donald Bolxham, The Great Game of Genocide: Imperialism, Nationalism,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Armeni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第八章
奥斯曼军在加里波利的胜利

加里波利之战很快由运动战转变成了堑壕战。以巨大伤亡为代价，协约国终于将5万名战士成功送上加里波利半岛。然而，他们并未能完成先前野心勃勃的任务。英军本想逼退奥斯曼守军，拿下深入内陆5英里的阿奇巴巴高地，进而钳制土耳其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阵地。澳新军团不仅应攻占俯瞰阿尔布茹努周围海滩的山岭，还应占据横跨半岛，直抵达达尼尔海峡的麦都士高地，从而切断奥斯曼军所有的交通补给线。倘若协约国部队能顺利完成上述任务，他们便能征服达达尼尔海峡的岸炮组，为英法战舰打通海峡，并最终占领伊斯坦布尔。但事实上，他们遭遇了土耳其守军的顽强抵抗。土耳其人在澳新湾与赫勒思角周边地区拉开战线，奋力阻击入侵者向内陆挺进。

英法联军三度试图突破土耳其军在加里波利半岛尖角处的防线，抢占具有战略意义的克里希亚村与阿奇巴巴高地，但均以失败告终。4月28日克里希亚的首场战役中，英法联军死伤3000人（伤亡率达20%），却未能前进半步。相隔9天后（即5月6日），协约国再度发起进攻，三天内折损6500名士兵（接近参战兵力的30%），却只向前推进了600码。克里希亚的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战役中（6月4日），英军死伤4500人，法军2000人，也只是把一英里长的战线推进了250至500码。往克里希亚推进每一英里，协约国便要伤亡2万人，如此高昂的代价他们根本无法承受。[1]

加里波利半岛保卫战让土耳其军也伤亡惨重。克里希亚的三场战役中他们付出与协约国同等的代价，而在向英法军阵地发起的反击中死伤尤甚。由于恩维尔帕夏下令要将入侵者赶出陆地，奥斯曼军孤注一掷，向协约国军的阵地发起反攻。5月1日深夜至2日凌晨，奥斯曼军向驻赫勒思角的英军发动第一轮攻击，造成6000名奥斯曼士兵阵亡；5月3日至4日，他们在同一地点再次发动进攻，又折损4000名土耳其士兵—10小时内便损失了近40%的兵力。

5月18日晚，奥斯曼军动员5万名步兵，向位于阿尔布茹努滩头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士兵发起大规模进攻，企图迫使他们撤离海滩。英国侦察机早已向澳新军团通报了敌军大规模集结的消息，于是澳新士兵严阵以待。经过7小时的战斗，奥斯曼军一败涂地，阵前死伤1万余人。西线士兵早已知道，向挖壕固守、全副武装的敌军发起进攻没有半点胜算。而他们在加里波利的同伴却仍未总结出这一惨痛的教训。[2]

加里波利半岛上的混战持续了一个月，双方仍僵持不下。协约国与奥斯曼军均修起壕沟，坚守阵地，数万名士兵在堑壕里英勇作战，死伤无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士兵盘踞澳新湾滩头，英法联军则在距赫勒思角不到3英里的半岛尖角处拉开战线。尽管土耳其人并未能将入侵者逼回海上，但他们还是成功阻止了协约国部队抵达高地。由于阵地狭小，协约国部队不断遭到敌军的大炮、榴霰弹以及躲在暗处狙击手的攻击，而土耳其部队也时常遭到英法舰队的重炮轰击。这正是西线士兵所熟知的堑壕战法，他们还同样熟知那伴随战争而来的种种恐怖体验。

英国政府审视加里波利当前局势，感到忧心忡忡。战争并未按计划进行：3月18日，英法海军突破达达尼尔海峡失败，温斯顿·丘吉尔所倡导的这次海上冒险行动因此被中止；基奇纳勋爵发动有限的地面进攻，也遭到奥斯曼军的顽强抵抗，最终铩羽而归；死伤率高居不下，地面部队中有生力量过少，不足以取得战斗胜利；而亚历山大港与利姆诺斯岛（协约国达达尼尔海峡之战的总部所在地）之间的航运线亦不再安全。

5月13日，奥斯曼军袭击英舰“歌利亚”号，英国战舰的弱点在这次行动中首次暴露。“歌利亚”号战列舰服役已久，当时正驻靠在莫陀湾（达达尼尔海峡内，靠近加里波利半岛南角的位置）为法军作掩护。土耳其“国家支持”号鱼雷艇逆行进入达达尼尔海峡，朝协约国船只方向驶去。由于“国家支持”号行驶缓慢，且艇尾在前，导致执勤的协约国军官误把这艘奥斯曼战船当做英国船只，直到它向“歌利亚”号发射了3枚鱼雷，一切为时已晚。“歌利亚”号在短短两分钟内便沉没了，船上700名船员中的570名随之遇难，而土耳其鱼雷艇却安然无恙地悄然撤离。

5月末，德国潜艇抵达达达尼尔海峡，改变了该区域的海上力量对比。对此协约国无力回天。事实上，自英舰于1914年12月击沉奥斯曼“马苏迪”号战列舰后，英国、法国，甚至澳大利亚都已在达达尼尔海峡部署了潜艇。1915年4月25日，澳大利亚“AE2”号潜艇清除水下障碍物，成功抵达马尔马拉海。两艘英国潜艇—“E11”号与“E14”号也同样顺利通过海峡，在马尔马拉海巡航数周，击沉了数艘载满物资前往加里波利半岛的奥斯曼军运输船。但由于海峡与马尔马拉海的水下威胁极多，协约国潜艇舰队也损失严重。“AE2”号潜艇抵达马尔马拉海不过数日，便被土耳其鱼雷艇击沉。截至5月末，因潜艇网与水雷，法国也已损失两艘潜艇—“蓝宝石”号与“焦耳”号。[3]

德国潜艇轻轻松松便让位于爱琴海公共水域的英舰蒙受损失。5月25日，正当英国“胜利”号战列舰对奥斯曼军在澳新湾的阵地发动炮击时，德国“U-21”号潜艇向其发射鱼雷并将其击沉。事发时正值晌午，交战双方视野都非常开阔—这对土耳其人来说是个好消息，却给岸上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士兵沉重的打击，使其士气低迷。“胜利”号不到20分钟便彻底沉没，期间多数船员获救，但仍有75名水手与3名海军军官丧命。两天后，这艘德国潜艇又在赫勒思角击沉英国“威严”号战列舰，致舰上49人死亡。舰上的桅杆倒搁在大陆架上，支撑着倾覆的船体，提醒着协约国海军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经受的惨痛经历。由于在短期内接连损失3艘战列舰，皇家海军不得不将所有重型战列舰撤出达达尼尔海峡，改由小型潜水重炮舰（专为向岸上发动炮击而建造的潜水船只），及其他不易受潜艇攻击的小型舰船掩护陆地上的军事行动。尽管如此，对往返于亚历山大港与穆兹罗斯港之间运送兵员与补给的英法船只来说，德国潜艇仍然是很大困扰，令战局更加复杂。[4]

加里波利的一连串失利在英国国内激发一场政治危机。1915年5月，英国自由党首相H. H. 阿斯奎斯被迫与保守党组成战时联合政府。新内阁顺应政局的走势。保守党成员阿瑟·詹姆斯·贝尔福接替温斯顿·丘吉尔成为海军大臣。英国海军在达达尼尔海峡行动失败，丘吉尔作为该行动的倡导者也备受谴责，被降职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失去实权。英国政府新成立达达尼尔委员会，取代原先的战争委员会监管加里波利战事。1915年6月7日，达达尼尔委员会首度召开会议，讨论未来战事。

基奇纳勋爵留任陆军大臣，他依旧是会议中最权威的人物（基奇纳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决策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时至今日，人们还是把英军在加里波利的失利归咎于丘吉尔）。他给了达达尼尔委员会三个选择：英国及其协约国盟友彻底放弃加里波利战役；或大规模派遣部队征服半岛；抑或继续向伊恩·汉密尔顿率领的小股远征军增派援军，期待稳扎稳打，最终征服加里波利。

委员会成员排除从加里波利撤军的可能性。他们担心承认失败会把摇摆不定的巴尔干列国推向对立面。届时，借用英国官方历史学家在谈到这次战役时所说的，“整个伊斯兰世界几乎定将起事”，这也印证了协约国战争策划者仍非常忌惮奥斯曼帝国的圣战。但委员会成员在派遣大规模部队与维持现状这两个选择之间犹豫不决。他们不知道需要多大规模的部队才能征服加里波利的土耳其人，也不知道派遣这样的部队需要多少时日。他们每多拖延一日，奥斯曼帝国与德国便多一天时间构筑防线，使加里波利更难以攻克。[5]

最终，基奇纳决定，派遣大规模的援军前往达达尼尔海峡积极参战。地中海远征军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请求增派3个师的兵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军一个师的编制在1万至1.5万人），以便协约国部队能打破澳新湾的僵局，进而攻下加里波利半岛。6月7日，达达尼尔委员会开会批准了增派3个师的请求。6月末，基奇纳决定再派2个师—共5个师—供汉密尔顿调度，助其拿下加里波利。第一批部队于8月初抵达前线。

1915年夏，英法士兵把加里波利半岛的农田挖成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堑壕。法国士兵沿着一条宽阔的交通壕向前线推进，他们乐观地把这条交通壕称为“君士坦丁堡之路”，而火线士兵则沿着平行的“巴黎之路”撤回大后方。“摄政街”自前线向南伸展，穿过“皮卡迪里圆环”，与“牛津街”相交。一个极为复杂的战壕交汇处被称为“克拉珀姆交汇站”，与伦敦最大的铁路中心同名。还有十几条小战壕以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的团命名：“兰开夏街”，“马斯特尔街”，“埃塞克斯土墩”，以及“伍斯特平地”。最具讽刺意味的名字留给了前线：“海德公园角”，“主街”，还有最令人黯然的“希望街”。[6]

这些富有讽刺意味的名字并未能掩饰堑壕的恐怖。那些既在西线又在加里波利服役过的人认为，到目前为止土耳其战线更难攻克。法国下士让·雷蒙尼西在1915年6月给家人的信中如此写道：“两条战线都经历过的那些人觉得这儿比法国要糟糕多了。”对此英国人也有同感。A. P. 赫伯特声称：“在法国，除了正式进攻之外，一个步兵几个月不开枪也能活，也根本不会挨枪子儿。但在加里波利的那些壕沟里，土耳其人和基督徒每天都用手枪和炸弹互相攻击，晚上还爬出战壕在黑暗中拼刺刀。那里的士兵必须一直保持高度警惕，竖着耳朵，注意风吹草动，丝毫松懈不得。”[7]

战壕生活侵蚀着每位士兵的感官—视觉、听觉、味觉、嗅觉与触觉无一幸免。堑壕战对战斗人员的肉体与精神都造成严重损害。赫伯特描述的英军在加里波利各个战壕中的经历也同样适用于土耳其人。堑壕战中，入侵者与守军面对的脏乱与恐怖是相等的。

士兵一旦抵达加里波利，炮声便从此与他为伴。只是，遭炮击的多半是协约国部队。自从德国潜艇将英国战列舰逐出达达尼尔海峡入口之后，在海峡亚洲海岸的奥斯曼炮兵便可以无所顾忌地开炮，使法国阵线受损严重。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土耳其士兵占据制高点，俯瞰赫勒思与澳新湾，他们有条不紊地向协约国部队发射榴霰弹与炮弹。一位奥斯曼炮兵长称：“我们占据阿奇巴巴的最高点，因此能在任何时间开炮，发动对我们有利的攻击。”英法联军在定位奥斯曼军的枪炮位置一事上深感挫败。土耳其人运用伪装，让做诱饵的大炮故意冒出烟雾，以吸引协约国火力，再利用移动榴弹炮摧毁它们。奥斯曼军与德军朝在赫勒思与澳新湾聚集的入侵者肆意开火，炮火时强时弱，时近时远，不分白天黑夜地袭扰敌军。如此捉摸不定的威胁使冲突双方不时发生伤亡。[8]

整场加里波利战役中，土耳其人让入侵者领教了狙击的本领。最初，协约国部队对这些隐形杀手惊慌失措。奥斯曼狙击手把脸涂成绿色，躲藏在山地之中。这里的地形他们比入侵者熟悉万倍，所以他们能在敌军登陆赫勒思与澳新湾后渗入其后方。“就一直躺在那里狙击异教徒，直到他们自己也被打死，”A. P. 赫伯特如此写道，“他们都是勇者。”狙击手极大打击了入侵者的士气。“他们在训练中从未遇到这样的情况，”赫伯特继续写道，“他们痛恨这种‘盲目’的感觉；总是得担心头够不够低，总是得猫着腰走路，时时刻刻都得万分小心，这是很耗神的，但即使是片刻的放松都非常危险。凡此种种让他们提不起劲。”正如一位士兵在诗里写道：

狙击手成天狙击，

子弹成天呼啸，

人们一个接一个倒下。[9]

入侵者及时从最初的惊惶中镇静下来，把自己也变成了神枪手。1915年5月中旬，惠灵顿骑马步兵团的G. T. 克鲁尼上士刚抵达加里波利数日，便与土耳其狙击手交火。他在5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把头抬起来，结果差点被击中，于是我换到另一个位置观察，发现他就在200码开外的土耳其战壕后面。然后我就开始开枪，他也朝我开枪。我们朝对方至少连打了十枪，最后我把他击毙了，不过天哪，他也差点让我没了命。”克鲁尼毫不隐藏他打死敌方狙击手的那份喜悦。慢慢地，土耳其人开始佩服起协约国枪手的实力。“我们没想到敌人枪法这么准，”易卜拉欣·阿里坎在日记中回忆道，“虽然我们是去猎杀敌人，但最后是他们在猎杀我们。”尽管如此，入侵者还是继续活在恐慌之中，生怕这些藏在暗处的杀手会随时向他们开火。[10]

英军与澳新军团还非常诧异地发现，敌方狙击手中居然还有女兵。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女兵参加奥斯曼军一事并无任何记载。鉴于奥斯曼社会的性别隔离，女性参军至少是失当的。然而，不少英军与澳新士兵都声称有女性狙击手被击毙、打伤或被捕，所以此事不能仅仅当作是一个奇谈。一位英国医务员在日记中提到，有一位受伤的土耳其女狙击手被送进赫勒思角医院，“她手部中枪”—虽然他声称自己未亲眼见过她。一位新西兰二等兵目睹了这一切：“来了一位女狙击手，但起先我们只注意到她受伤了，并没发现她是个女的。附近有许多女狙击手，她们枪法都很准。”威尔特郡团二等兵约翰·弗兰克·格雷在澳新湾附近的巧克力山周围与狙击手交过火，称敌军中有女狙击手是他们部队“最神奇的发现”。他记载，这些女性持有武器，与男同事一起躲在树丛里。“其中一些女的像男人那样穿着裤子，有的则穿着长及脚背的灰色半裙。她们都瘦骨嶙峋，看上去像是几个月没吃过东西。”不过，仅凭上述描述，我们无法断定协约国士兵宣称敌军中有女性，是因为土耳其女人确实加入战斗，还是想把她们描述成战斗人员，来为自己对土耳其女人的暴力行为开脱。[11]

除了明处的炮火与暗处的狙击之外，协约国部队与土耳其人还时常在对方战壕下方挖通道埋地雷，把敌军送上天。雷蒙尼西下士睡觉时耳朵紧贴着掩体的硬地面。有一天，他半夜惊醒，听到他的下面有人在挖坑。他侧耳倾听，听到有尖头挖掘工具不时敲击泥土的声音。“肯定是土耳其人，”他断定称，“挖个坑想把我们炸飞。”他迅速找了一处安全些的地方睡觉。“我怕的就是从战壕里被炸。”他从未在那片战壕得到过片刻安宁，总是担心土耳其人有一天会在他下方引爆炸药。[12]

相比被炸上天，穆罕默德·法西赫中尉更怕被活埋。这位小心谨慎的青年军官在日记中述称，敌军引爆了一颗威力强劲的地雷，他感到脚下的大地在震颤。他记载道：“爆炸地点就在我几天前听到有人挖坑的地方，最终7人失踪。”下午晚些时候，一名失踪人员成功地把自己挖出废墟，令这位奥斯曼中尉深感欣慰。“没有什么比这种死法更可怕的了，”穆罕默德·法西赫回忆道，“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慢慢等死！……上帝啊，请让所有人都远离这悲惨的命运吧。”[13]

战壕里的日子就是漫长的等待，中间不时穿插着多次袭击。奥斯曼军与协约国部队交替向对方发动进攻，致使双方士兵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我们害怕遭到攻击，”让·雷蒙尼西在法军前线待了一段日子后写道，“但我承认，我们更害怕的是自己不得不主动进攻。”虽然看到敌军向这边蜂拥而来确实令人胆战心惊，但堑壕战中最危险的，还是死命跑过无人区。[14]

皇家马丝特尔燧发枪团的莫里亚蒂上士侥幸挺过土耳其人于5月1日晚发起的攻击。“他们几千人爬到我军战壕处，战壕整晚都充斥着‘阿拉，阿拉’的叫喊声。”奥斯曼士兵一批批袭来，为了活命马丝特尔燧发枪团奋力抵抗。“当土耳其人到达近处，这帮恶魔便向我们扔手榴弹，最后我们只能凭兵籍牌（英国士兵挂在脖子上的圆形狗牌）确认死者的身份。”一整晚，莫里亚蒂都在战斗，待到黎明时分，他发现数百名土耳其人死在英军战壕上，场景令人毛骨悚然。“我相信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夜。”他回忆道。[15]

奥斯曼士兵那声“阿拉”的呼喊一直萦绕在澳大利亚战争诗人哈雷·马修斯（Harley Matthews）的脑海里。对协约国士兵来说，这种异国的呐喊刺痛着他们的神经：

我们又听到他们在山上集结，

他们大喊大叫，吹着号子。

“阿拉！”他们喊着。接着踩起重重的步子。

“阿拉！”左边枪炮声渐起，

一阵风似的，子弹便射向我们。“预备！

他们来了。开火！”再一次，

我们朝呐喊声与阴影开枪—接着……没了，

他们消失了，和以前一样消散不见。[16]

对所有士兵而言，“冲锋”才是真正接受枪炮的洗礼，也是幸存者永生难忘的创痛。“待在战壕里也挺不错，”法国雷蒙尼西下士略带揶揄地回忆，“就是会有可怕的白刃战。可冲锋时，士兵们还没来得及翻过胸墙，就被敌军的机关枪和神枪手像割草一样成片击倒。”[17]

曼彻斯特本土守备团士兵罗伯特·厄德利于6月抵达加里波利。7月12日，他首次对土耳其阵线发动进攻。他清楚地记得收到致命的冲锋命令前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真是度日如年，整颗心悬在半空。接着那位军官紧盯着手表，盯着那根（死亡）时针缓慢地，非常缓慢地，但毫无悬念地移向毁灭—也许只剩一秒的生命了—因为这就是去送死—这一秒我们都满心哀伤，心情沉重。这时你能听见周围有可怜的伙伴呢喃着祈祷，害怕下一秒的到来，因为虽然‘死亡’姗姗来迟，但定会‘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到来。”惶恐不安的士兵试图给伙伴打气，但他们的话语苍白无力，完全无法减轻那一刻的凝重。

“打起精神来，哥们！”

“握个手，老伙计，祝你好运，希望都能没事。”士兵们最后握了握手，终于，长官下达冲锋命令。

“上吧，小伙子，祝你们好运。”

厄德利爬出相对安全的壕沟，一头扎进枪林弹雨之中。他拿着上了刺刀的枪，奔跑过无人区，对自己还活着感到非常惊喜（他只受了点脚上的皮外伤，被坏了的刺刀擦破了鼻子而已），而他周围的同伴纷纷倒下。他听到伤者的求救声，与“濒死的伙计最后握一次手，我到死也不会忘记我的第一次战斗经历—那几分钟简直就是地狱”。[18]

每一次进攻都使战场上又多出成百上千的阵亡将士。这些士兵倒在双方阵线之间，炎炎夏日令尸体开始腐烂，整个加里波利半岛都充斥着这种浓烈的死亡气息。交战的前几周里，奥斯曼军与协约国部队商定局部停火，用3至4小时的时间把这些尸体掩埋。由于此前土耳其人在澳新湾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进攻，致使数千人死亡，交战双方于5月24日停火长达9小时。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停火，但又担心对方会利用空当占了先机，于是便严密监视着对方战壕的动静，赶在重新开火之前，将兵员与物资转移到最佳位置。自5月24日后，战斗便再无停歇。死去的士兵曝尸山野，这开始影响到幸存者的士气，还有健康。

边境团（Border Regiment）一位名叫巴特尔·布拉德绍的青年军官，在寄给家人的信中如此写道：“战壕里肮脏不堪，一部分胸墙里埋着死了数日的士兵，他们的脚还露在外面。两边堆满了还没下葬的尸体，就这样在高温下曝晒着。我们竭力给他们撒上石灰，那股恶臭简直太糟糕了。你得意识到，你就睡在死人堆里，你的食物也是从死人堆里拿的，如果你不挥一挥手里的食物……”布拉德绍在此停笔，因为他不想写明，如果士兵不挥动手中的食物，不一会儿就会被苍蝇—叮过尸体的苍蝇—叮满。[19]

1915年，A. P. 赫伯特在加里波利写过一首题为《苍蝇》的诗，诗中反映了战壕的这种恐怖：

苍蝇！哦，天哪，苍蝇

它们玷污了神圣的亡人。

看它们徘徊在亡人的眼睛，

又想把那面包与生者瓜分。

我想我不会忘记，

战争的肮脏与臭气，

胸墙上的那些尸体，

还有那满地的蛆。[20]

成群结队的苍蝇把疾病从死者身上传给生者。双方士兵均染上大规模由空气和水传播的瘟疫。他们害怕被狙击，只能在同一条战壕吃、睡，就地解手。不久，痢疾就在壕沟里蔓延开来。法国炮兵军官雷蒙德·韦尔表示，他对军中肆虐的疾病忧心忡忡。法国士兵虽注射过霍乱与伤寒的疫苗，但这些预防措施对发烧与胃功能失调毫无作用。“最近几日，将士们成批病倒，在病痛面前，是官是兵都变得不重要了。”韦尔在日记里如此写道。尽管病假制度很严格，但数千名士兵必须撤下前线，他们严重脱水，虚弱得都走不了路，更别提出生入死了。夏季最炎热的那段时间里，每天都有几百名病患撤出加里波利。他们被送往穆兹罗斯的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直到完全康复，重返战场。[21]

在战壕这片狭小的空间中战斗求生存，令士兵在精神上倍感压力。西线作战，士兵还能去附近村镇休息，远离战火片刻；然而在加里波利，他们没有一丝喘息的机会。即使在海里游泳，也会不时遭到敌军炮火的攻击，轻者致残，重者丧命。他们睡觉时也不得安宁。炮弹那无休止的啸叫，发射后的余波，以及前线残酷的环境都使士兵难以入眠。士兵的日记中时常提到他们夜不能寐。“我们的人都很疲倦，”让·雷蒙尼西写道，“我也一样，虽然我还撑得住。”那一夜，他不过从凌晨2时30分睡到4时30分，奥斯曼士兵同样也只睡了两个小时。穆罕默德·法西赫称：“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还噩梦连连。”[22]

随着时间的流逝，每日的焦躁与不眠令士兵付出极大的代价，越来越多的人扛不住压力而精神崩溃，或患上炮弹休克。6月14日，即加里波利战役打响仅第7周，英军野战担架队的一位随行上士—亨利·科布里奇便首次目睹了一桩“神经紧张”的病例。他惊悚地发现，“这些精神病患者，个个都触目惊心。他们目光呆滞，没有一丝生气，就在那半瘫着，有的还在呓语”。有一个力大无比的人“失去了所有理智”，需要8个人才能把他制服，将他转移到医疗船上。整个夏天，科布里奇眼见越来越多的战士患上了炮弹休克。截至8月中旬，他记录的精神病例已比伤员多出4倍。[23]

奥斯曼士兵也同样受到战斗疲劳症的折磨。奥斯曼宪兵队的志愿兵易卜拉欣·阿里坎吃惊地发现，他那久经沙场的指挥官坐在散兵坑里，全身震颤。“易卜拉欣，我的孩子，你要去哪儿？”上尉问道。听到之前总是对部下横眉竖目的长官居然叫他“我的孩子”，易卜拉欣知道大事不妙。上尉已经完全糊涂了，他让阿里坎陪着他。阿里坎回忆称：“他理智尽失，毫无意志。他的手颤抖得太厉害，没办法握住枪了。”即使是铁打的汉子，最终也敌不过加里波利半岛上那无休无止的轰炸。[24]

延续数月的战斗让入侵与防守双方加深相互了解。虽然在战斗的前几个月里，媒体的大肆宣传使协约国士兵对德军深恶痛绝，但他们对奥斯曼士兵却没有特别的仇视情绪。他们还给土耳其人取各种别名。英军士兵把奥斯曼士兵称作“阿卜杜勒”或“土耳其男人”；法国人把他们叫作“土耳其先生”。奥斯曼士兵自己也给伙伴们取了昵称—“小穆罕默德”（Mehmedçik）。不过，他们对入侵者便没有这种柔情了，直呼“英国佬”、“法国佬”，或者干脆叫“敌人”（duşman）。

交战双方的战壕有时距离非常接近，近到都能听见对方讲话。如此近距离使双方的士兵彼此体谅，停火时他们便往敌方战壕丢零食。一位土耳其士兵记得他曾把香烟、葡萄干、榛子与杏仁扔进澳新阵线。入侵者也扔以水果罐头与果酱表示感谢。埃明·彻尔觉得非常神奇，没有人会把礼物混着泥土扔给对方，也没有人用手榴弹回赠零食。双方的食物交换都出于一片好意。[25]

这并不意味着协约国部队与奥斯曼军能少打几场战役。双方都犯下了滔天暴行，但同时对敌方阵营又不乏同情。医疗队的亨利·科布里奇上士回忆称，他曾救治过一个土耳其人。当时埃塞克斯郡团的一位英国上士在交火中负伤，倒在两军阵地之间，这名土耳其士兵为了帮助他，自己手脚中弹。于是这名英国人把救命恩人带到英军的绷扎所，以确保他性命无虞。科布里奇与其卫生员“见证这位土耳其人在住院期间，得到一切应有的全力救治”。[26]

交战中，兰开夏燧发枪团的二等兵罗伯特·厄德利也曾有不同寻常的类似经历。8月初，该团向位于加里波利南角的克里希亚路两旁的土耳其军阵地发起攻击。冲过无人区，他眼看两边的同伴纷纷倒地，对自己能再一次幸免于难感到神奇。当他到达奥斯曼军战壕时，一位英国士兵还有一位土耳其人负伤倒在那里，毫无防御能力。

“你走开—他杀了我的同伴，我现在就要刺死他！”英国人咆哮道。

厄德利与这位同伴理论称，杀死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是种软弱的行为。

“把你想成是他，哥们儿—也许会有这么一天—打起精神来，伙计—别那么干，那才是好样的。”他慢慢劝诱道。

最终，厄德利成功制止这位愤怒的兰开夏人，保住土耳其士兵的性命。他与这位负伤的土耳其士兵一同待在战壕里，两人语言不通，但土耳其人向厄德利清楚地表明自己很痛。“可怜的家伙。”厄德利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为他头部豁开的伤口缠上绷带。他把这位伤员安置在一个远离火线的安全地带，把大衣垫在他的头下当枕头，与他坐了一会儿，“互换着眼神，彼此打着手势”。受命去放哨之前，厄德利还给土耳其伤员一瓶水与一支烟。“我能看见他的眼睛在对我表示感谢，正如俗话说的，‘好人有好报’。”

兰开夏燧发枪团未能保住其攻下的土耳其战壕。不久，奥斯曼军大举反攻，把英军又逼回原阵地。厄德利留在其中一条被占领的土耳其战壕，掩护同伴撤退。只见数百名土耳其士兵举着刺刀朝他冲来。“气氛紧张到极点，弄得我满头大汗。敌人冲我们过来，企图一举把我们从这个世上消灭。”突然，一位土耳其士兵越过胸墙，给了他一刺刀。“我感到左肩背处一阵刺痛，我知道我被刺中了……我清楚感到刺刀插进我的身体，之后又被拔出来。”厄德利面朝下倒在战壕里的一堆死伤者之中，随后因疼痛与失血昏了过去。

几小时后，厄德利感到有人在往他的背上撒土，于是他醒了过来。他挣扎着站立起来，眼冒金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发现自己被一圈充满敌意的土耳其人拿刺刀抵着胸部。他觉得他们毫无疑问是想杀了他。然而，这些人还没来得及动手，一个头上缠着绷带的土耳其士兵跳进战壕，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厄德利。厄德利一下就认出他—正是那位先前被他救的土耳其士兵。这位土耳其人自己还很虚弱—很有可能刚刚被反攻的同伴救出—但他却用尽全身力气，紧紧地抓住厄德利，大叫着要见上士。

随后，奥斯曼上士赶到，这位负伤的土耳其士兵便把来龙去脉都讲了一遍。“那些要刺我的人都退开了。”厄德利回忆道。他听不懂他们之间的对话，但却从上士的表情中看出他存活的几率在快速增加。最终，上士向他走来，用糟糕的英语对他说：“‘英国人起来，没人会伤害你—你为这位士兵差点没了命—你给了他水，给他烟，你还（为他的伤口）止血—你，好英国人。’然后拍了拍我背上的土。”被带走之前，厄德利与这位土耳其朋友告别。“我跟这个土耳其人握了握手（我愿意倾我所有，再见上他一面）。当我们紧紧握住彼此的手时，我能发觉他懂了，他抬起眼睛说了声‘阿拉’，然后亲了亲我的脸颊（我的脸颊至今仍能感觉到那和善的举动，仿佛就像流进我的血液，令我终生难忘）。”他们从此再未能相见。之后，厄德利被一群奥斯曼士兵推搡着带往一条交通壕接受审问，还有一名充满敌意的奥斯曼士兵朝他的下巴挥了一拳，把他打倒在地。后来，他加入其他英国战俘。对多数土耳其士兵而言，厄德利身上的那身英军制服就代表侵略军，是敌人。厄德利的战斗生涯就此结束了。接下来三年，他一直待在奥斯曼的战俘营里，或被派去做苦工。[27]

堑壕战使入侵者付出沉痛的代价。英法士兵陆续被奥斯曼军捕获，或被其炮火击毙，不过更多的人则因伤病或炮弹休克撤出加里波利。穆兹罗斯、马耳他与亚历山大港的医疗机构已人满为患，越来越多的客轮被改造成水上医院，帮助治疗伤患。许多仍在战壕的士兵已被痢疾折磨得失去战斗力，却因协约国阵线人手不够而无法脱身。与此同时，恩维尔帕夏继续从安纳托利亚及各个阿拉伯行省抽调新的奥斯曼部队，增援加里波利半岛。若非基奇纳派遣5个师的兵力前往加里波利，入侵者早已难以为继。8月3日，基奇纳的“新军”陆续抵达澳新湾，准备发起新一轮攻击，一举攻占加里波利半岛。

地中海远征军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已花费数周改进8月的进攻计划。他意识到，协约国在赫勒思与澳新湾两地均处于不利地位。土耳其人在这两个位置均占据着制高点，俯瞰协约国部队，后者无法突破奥斯曼军战壕冲上高地。自4月25日成功登陆后，英军便一直被困原地，他们亟需突破。于是，汉密尔顿选择集中兵力，在加里波利半岛北部的澳新湾与苏弗拉湾（Suvla Bay）寻找突破口。

8月的进攻计划非常庞杂。首先，协约国会先发动牵制性攻击，以分散奥斯曼军在主战场的兵力。赫勒思的协约国部队将佯攻克里希亚南部的奥斯曼阵地，以防奥斯曼军指挥官，德国将军奥托·冯·桑德斯，从半岛边缘调遣部队增援澳新湾。协约国部队在赫勒思的进攻不会有任何援军，只能完全依靠已在当地登陆多时、疲于战斗的士兵。汉密尔顿集中基奇纳派来加里波利北部的3个师，把另2个师派往澳新湾以北、敌军疏于防范的苏弗拉湾海滩。他把新来的部队派往敌军最始料未及的地方，是希望能确保尽可能多的有生力量顺利登岸，重新恢复加里波利战役的机动性，让这些新到的健全士兵不受战壕的限制，进入开阔地，抵达澳新湾上方，被土耳其人称为安纳法塔（Anafarta）的那片高地，进而从侧翼包抄那里的奥斯曼军。

有一个师的生力军被派往澳新军团战线，参加在萨里拜尔山岭（Sari Bair Ridge）展开的多线进攻。这片山岭的三座山峰—“战舰山”（土耳其语为Düz Tepe）、“查纳克拜尔”（Conkbayırı），与“971号山”（Kocaçimen Tepe）—构成周围的主要地形。协约国指挥官将其视为通往达达尼尔海峡的要道。新西兰少校弗雷德·韦特总结了上级的战略思路：“赢得山岭就等于赢得海峡”，即重兵把守的达达尼尔。“只要为海军打通海峡，君士坦丁堡就是我们的了！”倘若奥斯曼士兵被迫撤出这些山头，他们的阵地便变得不堪一击。一旦位于苏弗拉与澳新湾的部队加入战斗，整个奥斯曼第五军团便会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从而被迫投降。澳大利亚中尉奥利弗·霍格在写给妻子简的信中提到：“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制定整个计划，非常令人佩服。各种细枝末节都考虑妥当。现在只需看我们的战术是否能与战略相匹配。”[28]

8月6日，英军在赫勒思发起第一次牵制性进攻。罗伯特·厄德利就是在这场战役中沦为战俘。先是兰开夏燧发枪团的进攻，而后是奥斯曼炮兵成批轰倒英军。进攻第一天，共有3000名英军士兵参与战斗，死伤却高达2000人。8月7日，英军再次伤亡1500名士兵，却未能前进半步。另一边，奥斯曼军蒙受的损失更大。8月6日至13日，他们在赫勒思一战中伤亡或失踪达7500人。尽管如此，这次牵制性进攻却未能实现既定目标，即分散奥斯曼军在主战场的作战兵力。利曼·冯·桑德斯准确地判断出协约国在赫勒思的行动只是佯攻，于是他从南线调派部队前往北线增援。[29]

第二场牵制性进攻位于澳新湾东南方的孤松（Lone Pine），交战双方在此死伤率依旧居高不下。澳大利亚士兵成功发起白刃战，将奥斯曼士兵逐出位于喋血山岭（Kanlısırt）的前线战壕。8月6日至10日，奥斯曼军与澳大利亚军展开肉搏战，土耳其人认为，这场战斗是加里波利战役中最难忘的厮杀之一。澳大利亚人也对孤松之战印象深刻。一名叫威廉·贝勒布里奇的骑兵写道：“澳新军团参加的所有战役中，孤松一役最激烈也最血腥。”据土耳其官方记载称，约有近7500名奥斯曼军士兵在这次战斗中死伤或失踪。澳大利亚称其部队在此损失1700人。然而，与其付出的高昂代价相比，协约国在孤松并未占得多少领土，但至少澳大利亚士兵成功地把相当一部分奥斯曼军牵制住，为协约国在北部的萨里拜尔山岭与苏弗拉湾的大举进攻创造有利条件。[30]

由于火炮不足，澳大利亚士兵在其他三地的佯攻未能摧毁奥斯曼军的机枪，自己却损失惨重。他们对奥斯曼军一处名为“德国军官战壕”的阵地发起夜袭，结果两个排最后仅剩一人。澳大利亚轻骑兵团虽然一度在亡人岭（Dead Man’s Ridge）成功占领三条土耳其战壕，但因此后奥斯曼军大举反攻而伤亡惨重，最终被击退。尽管如此，真正体现加里波利半岛战役之无情的，是澳大利亚士兵在鞍状山脊发起的攻击。第一波派出的150名士兵，被炮火击倒在距敌军战壕仅几码的地方，之后澳大利亚军官盲目死守命令，又派出两批士兵冒死前去抢占山头。450名试图攻取内克山的士兵中，至少有435人死伤，而土耳其军却毫发无损。为分散奥斯曼军在萨里拜尔主攻击区域的兵力，澳大利亚士兵此次付出惨痛的代价。[31]

8月6日，澳新军团主力部队在夜色的掩护下，向萨里拜尔三座山峰发动攻击。四路纵队深夜向971高地与查纳克拜尔周围陡峭的山谷进发。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新西兰人、澳大利亚人、廓尔喀人与英国人组成的联合部队虽未能驱散在971高地的土耳其士兵，但却成功占领山岭的中央峰—查纳克拜尔。这是此次攻击取得的最大成就，只是协约国部队最终未能保住这份成果。奥斯曼军从地势高于查纳克拜尔的971高地顶上朝入侵者发起猛烈炮击，他们于8月10日上午大举反攻，夺回查纳克拜尔。经过四天的战斗，澳新军团毫无斩获，只得等待已成功登陆苏弗拉的两个师与他们会合，以缓解压力。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英军都浪费了苏弗拉湾登陆这次机会。他们将两个师的兵力—共计2万余人—以轻微代价成功送上了只有1500名奥斯曼士兵把守的滩头。却由于组织不力与延误军机，攻势最终还是失败。

8月6日晚，英国战舰将基奇纳新增两个师的兵员送达苏弗拉湾周围的阵地。苏拉弗湾位于澳新湾以北5英里处，一批兵员乘坐配备有下水滑道的先进登陆舰，在该湾南角顺利登陆。然而，另一批被派往苏弗拉湾内中央海岸线的士兵，却在月黑风高的夜晚面临着地图上未标明的危险。许多登陆舰在黑暗中迷失方向，结果驶往既定登陆点以南的暗礁。登陆舰因此触礁搁浅，一些士兵只得下船，趟着齐脖的水前进，而另一些士兵因等待登陆舰脱离困境，也被耽搁数小时—他们都偏离既定登陆点。更危险的是，3艘停泊的英军驱逐舰在奥斯曼守军发射的信号弹下暴露无遗，舰上士兵只得纷纷下水。此事惊动奥斯曼军总部，导致英军的奇袭还未开始，便已失先机。

太阳升起后，入侵者并没有趁敌军疏于防范之际立即朝俯瞰苏弗拉平原的高地推进，而是冒险花费了登陆后宝贵的数小时重整部队。一些营在夜晚遭受敌军攻击，折损了战斗力，但大多数仍完好如初。不过，部队登陆所费时间超出预期，造成火炮与补给的运送也往后推迟。上岸英军既无饮水又无火力支援，因此英军长官决定先缩小目标，占领距登陆点最近的几座山—这一举动背离了汉密尔顿此前制定的周详计划。更糟糕的是，由于这次意外的登陆延误，给奥斯曼守军赢得增派援军的时间。利曼·冯·桑德斯从赫勒思与布莱尔处调遣部队赶来消除苏弗拉湾的威胁。他任命精神抖擞的穆斯塔法·凯末尔为安纳法塔战线指挥官，统领苏弗拉湾与澳新湾战事。

登陆24小时后，英军指挥官决定休整一天。经验不足的新军士兵在彻夜未眠后又战斗了一天，此时早已精疲力竭。他们死伤100名军官及1600名士兵，炎炎夏日缺水少粮，火炮亦未完全就位。许多战士在缺少火力掩护的贸然攻击中丧命，因此英军长官错误地认定土耳其军阵地有重兵把守，遂在士兵恢复战斗力与援军赶到之前，拒绝从他们拿下的海滩阵地向前推进。于是，英军在8月8日并未投入战斗，而是选择了游泳与休憩。讽刺的是，倘若英军马不停蹄地发起进攻，虽然士兵疲惫不堪，但却并不会遭到敌军实质性的抵抗。正如利曼在回忆录中指出，英国人此次延误军机使他有时间调派部队，以遏止这场入侵。英军这一天的休息可谓代价昂贵。[32]

8月9日，战斗重新打响，此时土耳其守军的数量已与入侵者基本持平。奥斯曼军阵地居高临下，因此在战术上占优。此外，奥斯曼部队中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对地形了若指掌，而英军士兵全是此前未经沙场的新兵，使用的地图也经常出错。英国官方历史如此总结这次战役：“苏弗拉计划，在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制定的那一刻，已注定失败。”[33]

8月9日至10日，英军与奥斯曼军持续激战，双方均遭受重大伤亡。8月9日，由于炮火攻击太过猛烈，树丛着火，大风助长火势，双方的一些士兵活活烧死，周围的同伴亦无能为力。虽然英军在8月10日伤亡较少，却未能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得寸土，也无法助被困于澳新湾的部队突出重围，成功攻取萨里拜尔山岭。两军在查纳克拜尔山峰周围激战四天，最终英军撤至原先在澳新湾的阵线，1.2万名兵员死伤，再无后备力量支持战斗。汉密尔顿计划在赫勒思、澳新湾与苏弗拉三条战线上实现突破，为实现这个目标，协约国部队四天内便共计死伤2.5万人。尽管奥斯曼军的损失也同样到了极限，代价同样惨重，但他们毕竟成功守住阵地。

8月10日苏弗拉湾与澳新湾联合进攻的希望虽已落空，但协约国部队依然持续发动攻势。8月12日，来自桑德林汉姆王室庄园的诺福克团有15名军官及250名士兵突然神秘失踪，据信他们落在了敌军战线之后，被尽数消灭。最终，截至8月15日，协约国部队的进攻被迫中止。奥斯曼军在加里波利的这三条战线上仍然牢牢占据制高点，而协约国部队的战线进一步拉长，又无法找到地方突破固若金汤的奥斯曼防御阵地。[34]

英军在苏弗拉湾与澳新湾的一败涂地，更削弱协约国在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力量。汉密尔顿宣称，自8月6日起，英军的战斗与非战斗减员已达4万人。这意味着只剩6.8万人可用来防守拉长的战线。加上苏弗拉湾，协约国的战线已长达2.3万码。8月17日，汉密尔顿向上级要求增派4.5万名士兵，以使部队回到满员状态，另外再新派5万人前来助阵。基奇纳已经向加里波利半岛派出5个师，原以为凭借这样的兵力赢得胜利绰绰有余，因此他不愿接受汉密尔顿这个新的要求。在8月20日回复汉密尔顿的信中，他解释协约国部队在西线会有“大动静”，并警告汉密尔顿，“法国主战场不会调出大批兵力赶来增援”。汉密尔顿回复称，由于没有援军，他只得放弃澳新湾或苏弗拉湾。[35]

协约国部队在加里波利半岛损兵折将，此前亦未能强行打通达达尼尔海峡，这些失利开始对巴尔干地区动荡的政治产生不利影响，该地区列国逐渐倒向同盟国阵营。经过一年的举棋不定，保加利亚于1915年9月打破中立，与德国、奥地利签署战争盟约。当时，俄军不敌德军，土德联军亦成功保卫海峡，这些使保加利亚政府认为同盟国会赢得大战胜利。因此，保加利亚于10月15日加入奥地利与德国，共同对抗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参战对协约国的达达尼尔行动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塞尔维亚与希腊请求协约国派遣15万兵力，以保两国免遭同盟国攻击。这意味着英法两国必须在短时间内动员士兵赶往希腊东北部的萨洛尼卡，其中许多要抽调自加里波利半岛。汉密尔顿非但未能得到有效增援来镇守阵地，相反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整师的兵力被调往巴尔干地区。

同盟国军队在塞尔维亚攻城略地，这对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土耳其军而言是个利好消息。11月5日，德国与奥地利攻陷塞尔维亚的尼斯，从而打通贝尔格莱德与伊斯坦布尔的铁路线（尽管铁轨受损，直到1916年1月才恢复通车）。奥斯曼帝国的欧洲盟友终于能将火炮与弹药直接运抵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岛上的力量对比也因此发生剧变。英法两国对事态的最新进展深表担忧。他们那些已经人困马乏、缺乏补给的部队将面临更频繁、更猛烈的炮击。

截至1915年10月，英国政府一直面临着是否放弃达达尼尔海峡的决定。8月进攻的失败极大削减协约国在加里波利的阵地。西线战况不利，萨洛尼卡又分散一部分战斗力，导致协约国已无机动兵力可派往加里波利半岛实施增援。炮轰和狙击继续使协约国部队频繁遭受伤亡，疾病的肆虐又使坚守战壕的士兵虚弱无比。与此同时，土耳其人却从安纳托利亚运来强力火炮和新增部队，进一步巩固阵地。经过几个月的重大损失，英法两国已然无力回天，与其竭尽全力守卫终将失守的阵地，不如成功撤退减少损失。

10月11日，基奇纳勋爵向伊恩·汉密尔顿拍电，首度提出撤军：“据你估算，若以最安妥的方式从加里波利半岛撤军，将损失多少兵力？”汉密尔顿接到电报后非常震惊，他向部下吐露称：“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了，那达达尼尔海峡一役就成了世上最血腥的悲剧。”汉密尔顿担心，第一批部队或许能避开土耳其人的视线，顺利撤出半岛，但全军撤退必然逃不过土耳其军的侦察，结果可能导致滞留岸上的军队被土耳其人围歼。汉密尔顿回复基奇纳，表示根据其个人估算，撤军会致使协约国损失35%至45%的兵力，并补充称根据其参谋长估计，这一数字将达50%。[36]

尽管汉密尔顿的估算如此悲观，但负责监管加里波利战役的英国内阁委员分会—达达尼尔委员会还是越来越觉得撤军无法避免。他们认为，协约国部队在加里波利连番失利，作为地中海远征军总司令的伊恩·汉密尔顿难辞其咎，他们不放心将撤军任务再次交给他。因此，汉密尔顿于10月16日被撤职，由查尔斯·蒙罗将军接替。有些人—尤其是基奇纳—仍提议将加里波利战役进行下去，称西线战况胶着，加里波利半岛仍是协约国战胜同盟国的最佳战场，且若不能保证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俄军便会如瓮中之鳖，不堪一击。不过，即便坚持加里波利战役的人也意识到，只有等待冬季的风雪过去才能发起新一轮进攻。在此期间，协约国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守住阵地，而这些资源又是其他战线所亟需的。指挥官必须当机立断。

查尔斯·蒙罗爵士于10月末抵达加里波利半岛。在协约国三处孤立的阵线上，所见所闻令他大为震惊。他对一位参谋表示：“这就像爱丽丝奇境历险记，让人越来越好奇。”他询问赫勒思、澳新湾与苏弗拉的当地指挥官，是否认为其部队能顶住德国的重炮守住阵地，而这些师长最多只能保证尽力而为。这足以使蒙罗确信，撤军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但在此之前，他需要说服基奇纳。蒙罗向英国政府作了汇报，达达尼尔委员会决定，基奇纳亲自去前线审查战况。[37]

基奇纳从法国由海路前往加里波利，决意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撤军。他后悔当初没有派遣更多兵力投入加里波利战役，也仍然认为协约国在东线更容易取得突破。然而，当他赶到位于穆兹罗斯的地中海远征军总部，他发现身边的官兵全部倾向于撤军。这位陆军大臣只消亲临加里波利的前线阵地，便能明白撤军势在必行。

11月13日，这位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主要推动者终于亲自来到前线，察看那片他曾派诸多英法及殖民地部队浴血奋战的土地。即使这些部队对他心怀不满，也没有表现出来。基奇纳所到之处，官兵们都欢呼雀跃。他匆匆到访协约国部队在赫勒思的总部，并在赛迪尔巴希尔与法军会面。他还走访澳新湾，攀爬拉塞尔顶峰（Russell’s Top），并察看内克的前线战壕，那里有许多澳大利亚轻骑兵团的士兵白白牺牲。基奇纳从苏弗拉湾的一处山顶眺望盐湖另一端的萨里拜尔山岭—971高地与查纳克拜尔隐约可见，在那里，新西兰人取得被很多人称为加里波利战役中最大的胜利，尽管转瞬即逝。视察完加里波利，基奇纳终于弄清局势。之后，他向达达尼尔委员会写信称：“这个国家比我想象的要难攻克得多，土耳其军的阵地……是天然的要塞，若最初偷袭时未能将其征服，它们便能抵御大规模进攻，即便投入比当下更多的兵力，亦难以将其撼动。”仅凭英军之力不足以征服加里波利半岛的奥斯曼守军。撤兵势在必行。[38]

然而，撤兵也不是说撤就撤。晚秋的狂风已让协约国部队的阵地灾难连连。咆哮的秋风卷走许多设在赫勒思、澳新湾与苏弗拉湾的登陆墩，它们原本就不太牢靠。英国“路易斯”号驱逐舰更是被大风吹向岸边，最终在苏弗拉湾失事。11月暴雨成灾，大量雨水涌进战壕，双方士兵均深受其害。除非天气能有所好转，否则兵员、马匹与枪炮的船运都无法完成。

协约国指挥官尤其担心如何瞒天过海，在敌军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撤退。一旦被奥斯曼军或德军发现，撤退中的协约国部队恐遭致命攻击。然而，英国议会成员在伦敦的激烈争执却使保密工作功亏一篑。议员就英军是否要撤出加里波利半岛一事展开讨论，这些消息被英国媒体报道，又被奥斯曼帝国媒体转载。11月9日，一位青年中尉激动地告诉穆罕默德·法西赫：“敌人要跑啦！他们要放弃加里波利战役了。”法西赫一开始表示怀疑，后来才逐渐相信，帝国报纸上所报道的英国议会争论预示着“英国人最终将撤出恰纳卡莱”。然而，法西赫的奥斯曼及德国上司却认为，英国的报道旨在蓄意提供假情报，是为达达尼尔海峡的新一轮攻击放出的烟幕弹。尽管如此，这次对绝密军事行动的公开讨论，使英军指挥官更加担心撤军中遇到的危险。[39]

战役已接近尾声，双方军队仍继续炮击对方战壕，不断有士兵死伤，情况触目惊心，两军士气都受到打击。11月末雪上加霜，狂风肆虐了整整3天，战壕严重进水，最后大风变成暴风雪，极度寒冷让战壕里的士兵面临着冻疮威胁。身处苏弗拉战壕的土耳其人与英国人更是被突如其来的洪流淹没。不过对土耳其部队来说，奥地利与德国重型武器和炮弹的到来，让他们多少有个盼头。11月9日，穆罕默德·法西赫中尉在日记中称有“好消息”，“300节火车”的榴弹炮与弹药已从德国运抵奥斯曼帝国境内。他写道：“我们现在对敌军的轰炸不仅是22小时，而是70小时。”这种火力上的日渐悬殊，使协约国部队试图加快撤军步伐，尽早离开这片大势已去的地方。[40]

11月末的这场风暴过后，加里波利一连三周风平浪静。12月7日，英国内阁最终决定，尽早撤离苏弗拉湾与澳新湾滩头，但暂且保留在赫勒思的阵地。撤离行动立即开始。12月9日，英军与英联邦部队在苏弗拉湾及澳新湾共有7.7万人。这两片滩头的所有部队将在11天内完成撤退。

协约国指挥官采取多种措施暗度陈仓。所有士兵与火炮均在天黑后才登船，12月有近12小时的黑夜可作掩护。白天，皇家海军航空队仍然在澳新湾与苏弗拉湾上空巡逻，防止敌机靠近。穆罕默德·法西赫曾在12月中旬目睹4架协约国飞机拦截一架德军飞机，阻止其飞入澳新湾与苏弗拉湾上空。就这样，协约国在撤离兵员之前，成功地将众多珍贵的战时物资撤出加里波利海滩。[41]

英军尽力让一切都看似寻常，在海滩维持一定的行动，并控制往来船只的数量。他们改变战壕的火力攻势，一阵猛烈炮击之后紧跟着长时间的沉寂，让奥斯曼守军难以揣测。这一战术卓有成效。法西赫在11月24日清晨的日记中记载道：“前线鸦雀无声。”当天夜幕降临时，他十分困惑：“前线非常安静，只有步兵零星的枪声，几乎没有手榴弹。”到第二天，协约国的持续克制使奥斯曼军大为不解，同时也令他们非常紧张。“我们的人，尤其是老兵，都十分担心，”法西赫于11月25日这样写道，“他们故意朝敌军战壕冒险开火，想激怒敌人，但那边还是没有动静。”焦躁不安的奥斯曼军一边派出巡逻队刺探虚实，一边继续向英军战壕发动攻击，试图激起敌方的回应。英军经过四天的沉默，终于在11月28日向奥斯曼军阵地骤然发起猛烈炮击。“这一突然的举动令我们猝不及防，”法西赫记录道，“我们一直觉得其中有鬼，但对它的到来还是没有准备！”从法西赫巨细靡遗的日记里可以看出，土耳其人虽然对协约国部队捉摸不定的行为感到奇怪，但却从未想到英军在撤退，最多只是认为他们准备发起新一轮攻击。[42]

最后撤离澳新湾与苏弗拉湾的行动分两晚进行，于12月20日凌晨结束。虽然协约国部队预计最多可能损伤2.5万人，但最终所有兵员全部成功撤离，未损一兵一卒。撤军行动经过缜密安排，志愿者负责在前线战壕朝奥斯曼军阵线零星开枪，让一切看似正常；用面粉在加里波利的深色土地上标出撤退路线，确保所有兵员都能在黑暗中抵达海滩；等最后一名士兵安全登船后，协约国舰船便瞄准先前留下的枪炮弹药开火，引发剧烈爆炸。土耳其人开枪还击时，协约国的战壕与海滩上早已空无一人。对此撤退的入侵者还算满意。

成功撤出澳新湾与苏弗拉湾后不久，协约国部队最终决定放弃赫勒思阵地。12月24日，部队接到命令，从加里波利半岛底部撤军。由于之前的成功撤离使奥斯曼军已有防备，此次撤退要更困难些。奥斯曼军监视着任何敌军撤退的蛛丝马迹，利曼·冯·桑德斯还下令，如若发现敌军从赫勒思撤退，便立即对其发起全面进攻。尽管如此，英法联军还是通力合作，用两晚时间顺利将所有兵员撤出赫勒思阵地，1916年1月9日凌晨3时45分，最后一名士兵完成撤离。

土耳其军两次都是直到第二天清晨，才惊讶地发现敌方阵地已空无一人。撤离的澳新军团没忘给奥斯曼军留下点“意外”。一位新西兰机枪手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提到：“什么样的装置都有，有的用蜡烛绑住老旧、残破的步枪，有的则用装水罐，这样在所有兵员都撤离阵地后，这些枪还能继续朝奥斯曼军开火。炸弹都放在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靠发条引爆。总的说来，第一批前往敌军战壕的土耳其人肯定要遭受伤亡。”事实确实如此。易卜拉欣·阿里坎的部下就在收回海滩的过程中引爆隐蔽炸药。“我们受了不少损失。”他不无遗憾地表示。[43]

入侵者撤退后，海滩上留下大量物资，为饥寒交迫的奥斯曼士兵提供许多亟需的物品。那些原先得从死者身上扒衣取暖的人惊讶地发现，海滩上竟然有成堆的长衣、裤子与大衣。易卜拉欣·阿里坎在废弃的英军帐篷中走了一圈，入侵者留下的物资之多使他深感诧异。有一个帐篷“像个集市，里面堆满瓦片、锌片、盘子、自行车、摩托车及叉匙，真可谓琳琅满目”。岸上，他“看到食物与衣物堆得像平地而起的大楼，这些补给足够一个军团整整一年之用”。哈奇·苏纳塔及其部下接手其中一个废弃的帐篷，并用英军留在里面的橘子酱、奶酪、食用油和牛奶好好饱餐一顿。[44]

英军走后的那天早上，埃明·彻尔部队的士兵士气高昂。其中有个生性幽默的人扇了一下戴在同伴头上的英军帽子，假装在审问他。

“英国佬，你为什么没走？”

这位“英国人”也进入角色，让另一位同伴充当“翻译”。

“我睡着了。”他说道，引来一片笑声。

“我们用新的重炮朝你们开火后，你们怎么办？”“土耳其人”问道。“英国人”沉默着把头埋进两腿间，然后抬起头，话里带话地说：“要是那些火炮再打一两天，逃出这里的就不是我们了。”

“那会是谁？”他的土耳其审问官追问道。

“我们的灵魂。”周围所有士兵都捧腹大笑，他们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从战争的屠杀中幸存下来，并最终赢得胜利。[45]

1月9日早上8时45分，利曼·冯·桑德斯欢欣鼓舞地写信给奥斯曼帝国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告知他这一好消息：“谢天谢地，整个加里波利半岛上的敌人都被肃清。”加里波利半岛之战最终落下帷幕。

从1915年4月25日登陆，到1916年1月9日最后撤离赫勒思，加里波利半岛地面战共持续259日。这场基奇纳勋爵最初希望只用7.5万人赢得胜利的战争，最终卷入了近50万人—英军41万人，法军7.9万人。奥斯曼军的规模最大达31万人（许多人负伤后又重返战场）。

在加里波利战斗的80万人中，有超过50万人受伤、被俘或阵亡。争夺达达尼尔海峡控制权的这场战争持续时间长达8个半月，两军死伤人数几乎对等：英国及自治领军队伤亡20.5万人，法国及其殖民地部队折损4.7万名兵力，奥斯曼军则损失25万至29万人。14万人死在加里波利半岛，包括8.65万名土耳其人、4.2万名英国及其自治领士兵，以及1.4万名法国及其殖民地士兵。[46]

加里波利一役，英国一败涂地，损失惨重。整场战役的人力物力都来自法国主战场，难免拖累西线战事。这次战役并未攻取伊斯坦布尔，未能瓦解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盟，也没有打通连接俄国与其他同盟国的黑海航道。它非但没能加快一战进程，相反使战事大幅延长。土德联盟进一步得到巩固，直通铁路线促进两国人员、金钱及武器的运输。奥斯曼帝国大胜还激励协约国殖民地内的穆斯林，使协约国战争策划者所惧怕的圣战威胁更为紧迫。英国需要动员更多兵力去征服奥斯曼帝国这个敌人—当务之急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对土耳其人而言，这场历史性的胜利弥补他们在加里波利蒙受的损失。在这场保卫海峡、抗击协约国入侵的战役中，奥斯曼帝国走出1912年至1913年巴尔干战争以来，在巴士拉战争、萨勒卡默什之战与苏伊士运河之战接连失利的阴影。加里波利的胜利证明，土耳其人有能力击败当今最强大的国家，赢得现代战争。此外，新一代军事指挥官在加里波利之战中脱颖而出，将在未来率领奥斯曼军继续抗击英军并取得胜利。

英军与澳新军团从战壕撤退时，给奥斯曼军留下纸条，称后会有期。对那些击败他们的土耳其人，一位澳大利亚战争诗人表达自己同胞极不情愿的尊敬：

我想土耳其人是尊重我们的，我们也尊重他们；

阿卜杜勒是个作风正派的好战士，我们交过手，心中有数。

我们走时给他留纸条，将我们的感受与他倾诉。

没有说“永别”，而是“再会”！

战争结束前，我们会在某地再次相会！

但我希望那个地方会更宽阔，在地图上更大些，

能让飞行员在空中还能看见一点碎片！[47]

他们守住承诺。在加里波利半岛出生入死的许多英国与奥斯曼士兵，都将在巴勒斯坦战役中重逢。

[1] Casualty figures from C. F.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London: Heinemann, 1929), 1:294, 347；ibid. (London: Heinemann, 1932), 2:53.

[2] Edward J. Erickson, Gallipoli: The Ottoman Campaign (Barnsley, UK: Pen ＆ Sword Military, 2010), 92–114.

[3] 关于潜艇战事，参见 Henry W. Nevinson, The Dardanelles Campaign (London: Nisbet ＆ Co., 1918), 145–146, 163–166；P. E. Guépratte, L’expédition des Dardanelles, 1914–1915(Paris: 1935), 116–125. 战役后期，协约国又损失了数艘潜艇。Mariotte号于1915年7月被潜艇网困住，艇上32人被俘；参见Ahmet Tetik, Y. Serdar Demirtaş and Sema Demirtaşed.,Çanakkale Muharebeleri’nin Esirleri [恰纳卡莱之战的战俘] (Ankara: Genelkurmay Basımevi, 2009), 1:198–216.

[4] 1915年6月，U-21潜艇击沉一艘法国运输船；8月13日，一艘德国潜艇击沉英国运输船Royal Edward号；船上1,400名船员仅有1/3生还。截至1915年秋，地中海东部已有不下14艘德国潜艇。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2:37–39.

[5]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1:364.

[6] Nevinson 在The Dardanelles Campaign书后提供了一系列地图，其中一张是1915年7月详细的战壕图。

[7] Jean Leymonnerie, Journal d’un poilu sur le front d’orient (Paris: Pygmalion, 2003), 109. A. P. Herbert的伟大小说The Secret Battle，由Methuen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深受好评 （温斯顿·丘吉尔为该书后来的版本作序）。1917年Herbert在疗伤时撰写了该书，广泛汲取了自己作为皇家海军驻加里波利和法国的经历；引文出自1919 年版，48页。

[8] Mehmet Sinan Ozgen, Bolvadınlı Mehmet Sinan Bey’in harp hatiraları [Bolvadinli Mehmet Sinan Bey的战争回忆录]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1), 26–27.

[9] Herbert, The Secret Battle，49–51；英国战争诗人John Still 被俘后，于1916年在Afyon Karahisar战俘营写下了这些诗句。Jill Hamilton, From Gallipoli to Gaza: The Desert Poets of World War One (Sydney: Simon ＆ Schuster Australia, 2003), 107.

[10] Kevin Clunie and Ron Austined., From Gallipoli to Palestine: The War Writings of Sergeant GT Clunie of the Wellington Mounted Rifles, 1914–1919 (McCrae, Australia: Slouch Hat Publications, 2009), 29–30，diary entry of 16 May 1915. Ibrahim Arıkan, Harp Hatıralarım [我的战争回忆录] (Istanbul: Timaş Yayınları, 2007), 53.

[11] IWM, private papers of H. Corbridge, Documents 16453, 对赫勒思狙击手的描述，in diary entry of 27 April 1915。他在1915年5月14日的日记中提到了受伤的女狙击手。Privat Reginald Stevens’s letter of 30 June 1915, reproduced in Glyn Harper, ed., Letters from Gallipoli: New Zealand Soldiers Write Home(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49. 其他关于女狙击手的内容，参见 Trooper Alfred Burton Mossman’s letter to his parents of 20 May 1915 (136) and Private John Thomas Atkins’s letter home of 11 June 1915 (148). Private Gray’s account was published in The Register, Adelaide on 24 May 1916, consulted o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s Trove digitised newspapers website (http:// trove.nla.gof.au/newspaper). 1915年7月16日，伦敦Times报刊登了一则报道，称一名女狙击手4日在W海滩附近被协约国部队抓获。

[12] Leymonnerie, Journal d’un poilu, 110–111.

[13] Mehmed Fasih, Gallipoli 1915: Bloody Ridge (Lone Pine) Diary of Lt. Mehmed Fasih(Istanbul: Denizler Kitabevi, 2001), 86–87.

[14] Letter of 20 June 1915, in Leymonnerie, Journal d’un poilu, 107.

[15] IWM, private papers of D. Moriarty, Documents 11752, diary entries of 1 and 2 May 1915. The last entry in the diary was 13 July 1915.

[16] Harley Matthews,“Two Brothers,” reproduced in Hamilton, From Gallipoli to Gaza, 120–121.

[17] Leymonnerie, Journal d’un poilu, 105.

[18] IWM, private papers of R. Eardley, Documents 20218, typescript memoir, 25–26.

[19] IWM, private papers of B. Bradshaw, Documents 14940. 布拉德绍的信是按照日记方式写的，引自6月6日至9日之间。他在1915年6月10日的行动中死亡。

[20] A. P. Herbert, reprinted in Hamilton, From Gallipoli to Gaza, 79.

[21] Diary of Raymond Weil, reproduced in Association nationale pour le souvenir des Dardanelles et fronts d’orient, Dardanelles Orient Levant, 1915–1921 (Paris: L’Harmattan, 2005), 42. 另见the diary of Ernest-Albert Stocanne in ibid., 56, 60. Tim Travers, Galli poli 1915 (Stroud, UK: Tempus, 2004), 269.

[22] Leymonnerie, Journal d’un poilu, 122; Fasih, Gallipoli 1915, 66.

[23] IWM, private papers of H. Corbridge, Documents 16453, diary entries of 14 June, 28 June, 12 July, and 7 August. On 14 August, he recorded“17 W[ounded], 85 M[ental] cases today”. For the account of a man evacuated for shell shock, see IWM, private papers of M. O. F. England, Documents 13759.

[24] Arıkan, Harp Hatıralarım, 54–55.

[25] Emin Çöl, Çanakkale Sina Savaşları: bir erin anıları [达达尼尔和西奈战役: 个人回忆录](Istanbul: Nöbetçi Yayınevi, 2009), 53.

[26] IWM, private papers of H. Corbridge, Documents 16453, diary entry of 7 August 1915.

[27] IWM, private papers of R. Eardley, Documents 20218, memoir, 29–33. 关于厄德利的简要审讯记录，被奥斯曼当局保存在土耳其安卡拉军事档案馆；其中他提到：“我营第一和第二连于8月8日进攻Alçıtepe时被击败。我在土耳其部队的反击行动中被捕。”该文原件、誊抄本和译本，见Tetik, Demirtaş and Demirtaş, Çanakkale Muharebeleri’nin Esirleri，2:735–736. 虽然原件中厄德利（Eardley）的名字有清楚的英文和奥斯曼土耳其语标识，但编辑们误将草写的E看做S，誊写时把他的名字错写成了 Sardley。

[28] Fred Waite, The New Zealanders at Gallipoli (Auckland: Whitcombe and Tombs, 1919), 219. Oliver Hogue,“love letter XXXI,” 7 August 1915, reproduced in Jim Haynesed., Cobbers: Stories of Gallipoli 1915 (Sydney: ABC Books, 2005), 256.

[29] Erickson, Gallipoli: The Ottoman Campaign, 140–144;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2:168–177.

[30] Erickson, Gallipoli: The Ottoman Campaign, 147–148. William Baylebridge,“lone Pine,”reproduced inHaynes, Cobbers, 249–252.

[31] Waite, The New Zealanders at Gallipoli, 200–201. 1981 年彼得·威尔（Peter Weir）的电影Gallipoli讲述了澳大利亚士兵在内克的悲惨经历. 虽然一些澳大利亚军官想要制止冲锋，但被上级驳回。

[32] Otto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88–89.

[33]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2:282.

[34] 诺福克团（即桑德林汉姆连）1/5人的消失，战场上传言他们消失在了云端。他们的故事是1999年有争议的电影All the King’s Men的主题，并见于Buket Uzuner的土耳其畅销小说Uzun Beyaz Bulut-Gelibolu，该书英译本题为The Long White Cloud-Gallipoli(Istanbul: Everest, 2002).

[35] Ian Hamilton, Gallipoli Diary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1920), 2:132–136.

[36] Hamilton, Gallipoli Diary, 2:249–253.

[37]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2:402.

[38] Nevinson, The Dardanelles Campaign, 379–380页；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2:417.

[39] Fasih, Gallipoli 1915, 104, 130.

[40] 英国报道称，有200人被暴雨淹死或冻死，11月26至28日的暴雨导致超5000例冻疮病例。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2:434.I. Hakkı Sunata, in Gelibolu’dan kafkaslara: Birinci Dünya Savaşı anılarım [从加里波利到高加索: 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03), 184，其中提到一批奥斯曼军士兵在战壕中淹死。Fasih, Gallipoli 1915, entries of 9 November (p. 74), 14 November (p. 87), 19 November (p. 102), 24 November (p. 122), and 2 December (pp. 157–158).

[41] Fasih, Gallipoli 1915, 199, diary entry of 15 December.

[42] Fasih, Gallipoli 1915, 121, 124, 126, 148. Hakki Sunata在他的日记中提到，看到舰船齐齐撤离苏弗拉湾，他的长官们都认为协约国会有新一轮攻击。“5小时前我们认为敌人要登陆。现在他们突然就跑了。” Sunata, Gelibolu’dan kafkaslara, 198.

[43] Letter from Douglas Rawei McLean, NZ Machine Gun Corps, to his father, 4 January 1916, reproduced in Harper, Letters from Gallipoli, 290; Arıkan, Harp Hatıralarım, 61.

[44] Arıkan, Harp Hatıralarım, 64; Sunata, Gelibolu’dan kafkaslara, 200.

[45] Çöl, Çanakkale, 62–63.

[46] Official British figures from Aspinall-Oglander, Military Operations: Gallipoli, 2:484. Turkish figures from Edward J.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94–95.

[47] 该诗由无名诗人Argent所作，见Haynes, Cobbers, 314–315.

第九章
入侵美索不达米亚

加里波利之役获胜，其他重要战线上的奥斯曼士兵也得以喘息。确保帝国首都安全后，恩维尔帕夏终于能够满足前线军官迫切的增援要求。先前在高加索地区遭受重创的奥斯曼第三军团迎来7个步兵师的援军，一同抵御俄国。杰马勒帕夏在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的奥斯曼第四军团被尽数派往达达尼尔之战，于是恩维尔帕夏派出4个师前往黎凡特（历史上一个模糊的地理名称，泛指地中海东部诸国及岛屿），将第四军团恢复至满编状态。此前，在美索不达米亚抵御英印军的奥斯曼士兵缺乏训练、装备老旧，如今恩维尔帕夏从加里波利调遣两个师的兵力赶赴巴格达，希望这些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士兵能够扭转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力量对比，令胜利的天平倾向于奥斯曼军。[1]

自1915年4月苏莱曼·阿斯克里在谢巴战败之后，奥斯曼军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阵地便岌岌可危。在激烈的厮杀中部队伤亡惨重，先前招募的伊拉克士兵又大量逃离战场，这使奥斯曼军蒙受更大的损失，战斗力锐减。美索不达米亚的指挥官别无选择，只得以惩戒相威胁，试图召回各个城镇中的逃兵。他们此前就怀疑这些招募的阿拉伯人不甚可靠，因此根本不奢望逃兵回来后能在战争中派上用场。然而后者对奥斯曼军反抗之激烈程度，将出乎他们的意料。[2]

自1915年5月开始，幼发拉底河中部城乡暴乱不断，一直持续到两年后奥斯曼帝国结束对伊拉克南部的统治。第一场叛乱发生在纳杰夫。这座城市是什叶派穆斯林的朝觐地，几百位伊拉克逃兵在城里寻求庇护。伊拉克的什叶派团体对奥斯曼逊尼派统治者越来越不满，后者将其拖入一场全球大战，致使他们的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动乱由政府镇压逃兵而起，应奥斯曼巴格达政府的命令，巴格达军官伊泽特贝伊率领大批军队前往纳杰夫，将躲在古城街区中的暴徒和逃兵团团围住，积怨由此演变成暴动。

这位奥斯曼指挥官宣布大赦3天，在此期间，任何回归部队的逃兵一律既往不咎。逃离战场按律当处以死刑，因此伊泽特贝伊有理由希望，这些伊拉克人能利用此次赦免的机会自愿回归。然而，大部分逃兵在伊泽特贝伊赶到之前就已逃离纳杰夫，城中投降的逃兵少之又少。

3天后，伊泽特贝伊决定派军队挨家挨户搜寻逃兵。奥斯曼士兵甚至掀开纳杰夫城中女人的面纱，验明不是逃兵男扮女装躲避搜索，这种行为大大激怒那些保守的妇女。城中民众纷纷抗议奥斯曼士兵对女性的不敬，并寻找时机报复。[3]

1915年5月22日晚，一群逃兵赶到纳杰夫，他们手持枪械，将当地政府大楼与营房团团围住。城中居民与他们里应外合，随后周围村庄的逃兵齐聚纳杰夫，公开反对奥斯曼政府将世界大战强加在伊拉克人民身上。战斗持续3天，叛军大肆摧毁政府办公场所及档案，周围部落切断通讯线路，放倒电报杆，致使纳杰夫与其他所有行政中心的通讯均被掐断。幸存的奥斯曼官兵被困在一些政府大楼中，镇上街区的负责人这才派人走街串巷，呼吁店铺重新开业。

此事给巴格达行省总督敲响警钟，他派遣代表前去与城镇居民接洽。政府代表称异教徒入侵奥斯曼帝国，当下国家面临“生死之战”，每位穆斯林都有义务参与斗争。但纳杰夫居民认为，奥斯曼政府应对战争全权负责，坚决拒绝政府代表的参战请求。最终，奥斯曼政府代表只得就被困官兵如何安全撤离纳杰夫一事，与对方进行交涉。他们搭了个空架子，表面上维持政府对纳杰夫的统治。然而，当地居民掌握实权，这个城镇从此获得高度自治。

受纳杰夫成功自治的鼓舞，1915年夏，幼发拉底河中游的数个重要城镇陆续爆发动乱。另一个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其居民把纳杰夫的自治看做民权的骄傲。他们自问：“难道纳杰夫的居民比我们更勇敢、更有男子气概吗？”于是，6月27日，又一批逃兵在卡尔巴拉发动叛乱。他们烧毁市政大楼和学校，甚至连新建的医院都未能幸免。镇上一片新街区有200多间房屋被付之一炬，波斯镇民大部分被迫迁去老街区避难。随着卡尔巴拉城中大乱，暴民与周边地区的贝都因人因分赃不均开始大打出手。这回，奥斯曼政府又一次被迫与民众谈判，同意当地有条件自治。[4]

此外，奥斯曼军在希拉孤注一掷，但因贝都因人与逃兵成批赶到，最终寡不敌众；萨玛沃的显贵曾手按《古兰经》向地区总督发誓效忠，但他们于1915年8月听闻英军来犯后，便抛弃当初的誓言。萨玛沃的居民与贝都因人背叛那里的土耳其士兵，当地一支90名士兵的小分队只好悉数出逃。一支180人的骑兵小分队被镇民收缴枪械，牵走马匹，还被扒光衣服，赤条条地赶出萨玛沃。类似事件还发生在库费、沙米耶及图韦里奇（Tuwayrij）。最终，奥斯曼政府为迫使逃兵归队所做的努力非但统统落空，还使帝国失去对幼发拉底河盆地的控制。

奥斯曼帝国内讧之际，英军继续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攻城略地。1915年4月在谢巴大获全胜后，印度远征军迎来新的部队与新指挥官—约翰·尼克松爵士。尼克松奉命占领整个巴士拉行省，他准备先向底格里斯河上游推进至战略港口—阿马拉。[5]

阿马拉位于巴士拉以北约90英里处，城中约有1万居民。经过数周的精心部署，尼克松命令第六师在查尔斯·汤申德少将的指挥下立即行动。为突破古尔纳北部的土耳其军防线，汤申德征调几百艘当地的小型船只作为临时运兵船，由载有机枪火炮的英国轮船掩护。5月31日，这支不大可靠的舰队—绰号“汤申德船会”（Townshend’s Regatta）—向阿马拉进发。在英舰的炮轰与运兵船士兵的猛烈射击之下，英军成功突破古尔纳以北的奥斯曼军阵线，向上游推进，途中并未受到奥斯曼守军的阻击。英军发现这片区域的人民对他们颇为友好：随着奥斯曼军的撤退演变成大溃败，底格里斯河边的阿拉伯村庄都飘起白旗，以示对新征服者的顺服。

6月3日，汤申德船会的先锋舰抵达阿马拉周边水域，发现约有3000名土耳其士兵正企图在英印军赶到之前撤离。一艘仅载有8名船员与一挺12磅重机枪的英国内河汽船朝阿马拉驶去，一路通行无阻。河中突然出现挂着英军旗帜的船，这令土耳其人非常泄气，11名奥斯曼军官与250名士兵当即投降，另有2000多名士兵撤退至河上游。当天下午，汤申德将军乘轮船抵达阿马拉，在海关所升起英国国旗，未等1.5万人的主力部队赶到，便宣布英军在当地取得胜利。几百名土耳其与阿拉伯士兵本可以轻易制服英军的先头部队，但他们却选择投降，这反映出奥斯曼军已军心涣散。[6]

夺取阿马拉之后，尼克松计划继续往幼发拉底河上游推进，攻占纳西里耶（Nasiriyya），从而完全占领巴士拉行省。纳西里耶是一座建于19世纪70年代的年轻城镇，是强大的蒙塔菲部落联盟的集市中心。与阿马拉一样，纳西里耶的人口也在1万左右。尼克松希望通过击败土耳其人来赢得幼发拉底河强大的贝都因部落支持。他认为，只要奥斯曼帝国在纳西里耶还有驻军，便会对古尔纳与巴士拉的英军构成明确威胁。6月27日，尼克松的部队在乔治·戈林奇将军的率领下，向纳西里耶进发。

幼发拉底河的下游水域变幻莫测，比底格里斯河更难以航行。河水深度在6月还能达到5英尺，到7月中旬一般就降为3英尺，到8月份更会低到无法通行。为确保船只能在浅水中顺利通过，英军被迫重新征用一些已废弃的明轮船，好将兵员送至上游的纳西里耶。其中一艘名为“苏萨”号（Shushan）的英国船只，在1885年就被用于增援戈登将军在喀土穆的战事。河水一周比一周浅，这些年代久远的英国轮船沿着标志不清的航道前行，挣扎着穿过连片的沼泽。

尽管纳杰夫与卡尔巴拉爆发叛乱，但奥斯曼军仍在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区域顽强抵抗英军。4200名土耳其士兵在贝都因部落的协助下，固守纳西里耶城外的阵地。最初，他们的人数超过入侵者。面对敌众我寡的局面，戈林奇不愿再继续推进，而是一边坚守阵地一边请求支援，直到7月的第三周，他的部队达到满编状态，即4600名步兵。河水水位不断下降，部分河段在7月末便已无法通行，额外的兵员无法及时输送就位。由于无法期待新的增援部队，戈林奇必须充分运用现有的兵力来攻占纳西里耶。

早在7月初，英军就已对纳西里耶外围的奥斯曼军阵地发起第一波进攻。抵御英军先头部队的奥斯曼军中，有一位来自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的军人，名叫阿里·乔达特（Ali Jawdat）。他是科班出身，毕业于巴格达军事高中与英才济济的伊斯坦布尔哈比耶军事学院，后加入奥斯曼军队。尽管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但乔达特对奥斯曼帝国并非一片赤诚。他对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政府越来越不抱希望，开始与阿拉伯行省中的许多精英一样，热衷于在奥斯曼帝国内寻求更多的阿拉伯自治权。他是“阿赫德”（al-Ahd，契约党）的创始人之一，该地下党派在1913年巴黎阿拉伯代表大会之后成立。与“法塔特”（al-Fatat）,即青年阿拉伯协会不同，“阿赫德”侧重军事，在伊拉克势力尤甚，吸引诸多当地卓越的青年阿拉伯军官。“阿赫德”担心，若阿拉伯直接独立，最终会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因此他们同“法塔特”与反中央集权党一样，宣扬在奥斯曼帝国中实行改革，以获得阿拉伯的自治权。一战爆发后，乔达特投身奥斯曼军，与他的土耳其同胞同仇敌忾，共同抵御协约国入侵。

1915年，阿里·乔达特曾在谢巴之战中为苏莱曼·阿斯克里效力。他与阿斯克里一起撤至纳西里耶，后者自杀后，他被任命为纳西里耶附近一支奥斯曼军小分队的队长。极富影响力的贝都因部落领导人阿杰米·萨顿（Ajaymi al-Sadun）表示支持奥斯曼军，他手下的部落兵帮助兵力不足的奥斯曼军抗击英国入侵者。贝都因人要求奥斯曼军为其提供弹药，而乔达特的任务就是满足他们的要求，以便共同保卫纳西里耶。

当戈林奇的部队向幼发拉底河的土耳其军发起攻击时，乔达特看到这些贝都因非正规军由于形势不妙，纷纷倒戈。他看见部落兵袭击奥斯曼士兵，抢夺他们的步枪与弹药；他也看见他的部下因英军猛烈的炮击，死的死，伤的伤。“奥斯曼士兵腹背受敌，”乔达特之后写道，“受到贝都因人与英国人的两面夹击。”乔达特部队与奥斯曼军主阵地失去联系，他自己也中了贝都因部落的埋伏。他被缴了枪械，抢了财物，之后在纳西里耶附近的苏格舒尤赫村被英军抓获。[7]

从阿里·乔达特的遭遇推断，奥斯曼军根本无法抵御持续的攻击，守住幼发拉底河下游区域。他们缺少足够的正规军，而贝都因人只会与强者为伍。土耳其军官总是谴责阿拉伯及贝都因士兵立场不坚定，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的阿拉伯主义倾向的伊拉克本地人士，乔达特的亲身经历显然更能说明问题。之后，他被遣送至巴士拉，并一直被关押在那里，直到战争后期，英国开始重视阿拉伯激进分子的力量，他才重获自由。

7月24日，英军开始用汽船上的火炮从河面向纳西里耶发动炮击。随后，英印军一批批地冲向奥斯曼守军战壕，展开白刃战。奥斯曼士兵寸步不让，迫使入侵者每前进一步都须进行殊死搏斗。战斗一直持续到夜晚，土耳其守军死伤2000人，被俘950人，之后在夜色的掩护下撤退。

第二天黎明，一群居民代表划船前往英军阵地，宣布纳西里耶投降。英军自身也遭受严重伤亡，此次居民前来投诚让他们如释重负。[8]

纳西里耶沦陷，标志英军已完全占领奥斯曼帝国的巴士拉行省。然而尼克松将军试图趁热打铁，夺取战略重镇库特阿马拉（Kut al-Amara）。库特位于底格里斯河一弯曲处，是沙塔亥河航道的终端，该河联通底格里斯河与纳西里耶南部的幼发拉底河。据英军情报显示，有2000名奥斯曼士兵已从纳西里耶撤退至库特，与当地的5000名驻军会合，对阿马拉与纳西里耶的英军阵地构成潜在威胁。尼克松宣称，只要奥斯曼士兵仍盘踞在库特，英军便无法确保对巴士拉行省的控制。

在中东的战争政策上，伦敦与印度之间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虽然两者皆属大英帝国，但印度有以总督哈丁勋爵为首的独立政府，并有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响应英国号召，已派遣部队前往西线、加里波利及美索不达米亚。尽管如此，印度政府还是需要保留一支驻军，以确保国内的安全。随着德国特工在波斯与阿富汗一带活动，印度西北各省的穆斯林有可能爆发圣战，因此印度总督忧心忡忡，希望能够在国内保留一支强有力的威慑力量。鉴于印度对英国的重要性，伦敦也同样有此忧虑。

然而，印度与伦敦英国政府在如何部署军队上发生龃龉。对伦敦而言，重中之重仍是西线，加里波利次之，巴格达基本上可有可无。但美索不达米亚对印度的意义远大于伦敦当局。若能攻取伊拉克，英属印度则可将其在波斯湾地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况且，美索不达米亚的印度部队里，有不少政治专员都设想着有朝一日，伊拉克能收归印度政府管治。因此，印度总督害怕印度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不愿再大规模增派部队，甚至试图调回西线的印度兵团，以巩固与扩大英属印度在美索不达米亚取得的战果。然而，伦敦方面安于伊拉克当下的形势，希望—用英国国务大臣克鲁勋爵的话说—“在美索不达米亚不要冒险”。[9]

占领纳西里耶后，印度政府敦促伦敦授权攻占库特，并称那样做出于“战略需求”。印度总督还进一步要求增派当时在亚丁的印度军第28旅，以扩充尼克松部队，助其夺取库特。尽管这个要求合情合理，但考虑到英军在南也门的阵地还不够稳固，它不是伦敦方面当前愿意采取的行动。[10]

事实上，也门迫切需要第28旅留守，以防亚丁这一战略港口被土耳其人攻陷。英军于1914年11月向谢赫赛义德发动袭击，结果只让自己在也门的阵地变得更加脆弱。伦敦与印度官员未与英国驻亚丁公使协商，便决意摧毁在红海入口居高临下的土耳其火力点。也门的殖民地官员认为，这次袭击考虑欠周，会疏远叶海亚伊玛目，而在萨那的也门统治者更将这个决定视为对其领土的侵犯。尽管叶海亚伊玛目名义上是奥斯曼帝国的盟友，英国仍希望与其保持友好关系。然而这位伊玛目在1915年2月写给亚丁公使首席助理哈罗德·雅各布上校的信中，重申他对奥斯曼帝国的一片忠心，并暗示对英国的敌意。[11]这使英国此前与其交好的希望彻底破灭。

1915年2月，土耳其部队在叶海亚伊玛目的支持下，进入亚丁保护国的领土。最初，英国官员对土耳其军的行动不以为意，认为不会对他们在亚丁的阵地构成实质性威胁。然而土耳其人在各个部落不断招兵买马，驻也门的奥斯曼军规模逐渐壮大，英军开始担忧。截至6月，据英国情报显示，奥斯曼军已有6个营的兵力（奥斯曼一个营约有350至500人），其规模已超过英军。7月1日，奥斯曼军向距离亚丁不到30英里的拉季赫发动攻击，令英国在当地的重要盟友身陷险境。[12]

阿里·阿布达利爵士（Sir Ali al-Abdali）是拉季赫的苏丹，这个亚丁保护国内的小邦实行半自治管理。虽然他执政不满一年，但英国人将其视为也门南部的重要盟友之一。拉季赫面临奥斯曼军入侵，英国驻亚丁公使动员其规模不大且缺乏战斗经验的驻军前去驱赶土耳其部队。7月3日，一支250人的印度先头部队携带机枪与10磅火炮，连夜启程，于次日凌晨赶到拉季赫。由威尔士人与印度部队联合组成的主力部队晚了数小时上路，便暴露在也门酷热难耐的夏季高温之下。两名威尔士人在行进过程中中暑身亡，甚至连印度士兵也在如此的高温酷暑中败下阵来。这支部队一路蹒跚前行，终于在7月4日日落前赶到拉季赫，此时当地已是一片混乱。

夜幕降临时，效力于拉季赫苏丹的阿拉伯部落开始投入战斗。当时，一支土耳其纵队进入镇中央的广场，他们丝毫没有察觉此处有敌军。等回过神来，英军已抓获纵队的指挥官劳夫贝伊少校，并缴获一批土耳其机枪。不过土耳其人弄清局势后，便立即发起白刃战反击。混乱中，一名印度士兵误把拉季赫苏丹当成土耳其士兵，把这位英国想要保护的人刺死了。

身处拉季赫的400名英国士兵势单力薄，根本无法与奥斯曼士兵及其部落支持者相抗衡。因此，他们只得仓皇撤退。白天的艰难跋涉加上夜晚的激战，这些英国士兵已是精疲力竭。他们押着40名土耳其战俘抵达亚丁时，已战死50人，另有30人中暑身亡。此外，英军在撤退时还留下所有的机枪、两门机动火炮、四分之三的弹药，以及全部的装备。土耳其人现在牢牢控制拉季赫，而它与亚丁仅相隔咫尺。

前往亚丁的道路已是畅通无阻，土耳其部队从拉季赫推进至距亚丁仅隔一个码头的谢赫欧斯曼（Shaykh Uthman）。据第28旅指挥官，少将乔治·扬哈斯本爵士称，奥斯曼军从谢赫欧斯曼能够轻而易举地炮击“港口的建筑、船只、居民区、俱乐部、政府大楼”。更糟糕的是，亚丁全部的饮用水都来自谢赫欧斯曼的水井和处理厂。除非英军能够将奥斯曼军赶出谢赫欧斯曼，否则他们在亚丁的阵地将要不保，而失去亚丁对英国的船运及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都将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13]

印度政府紧急要求从埃及调派部队增援亚丁，英国政府当即同意。1915年7月13日，扬哈斯本少将接到命令，直接率领第28旅赶赴亚丁，增援当地英军。5天后，部队抵达目的地，趁着夜色登岸，以免被土耳其人察觉。7月21日，英军跨过亚丁与谢赫欧斯曼之间的堤道，成功偷袭奥斯曼部队，使其撤回拉季赫。此行动中，英军伤亡轻微，而奥斯曼军在战斗中死亡50人，另有几百人被俘。

扬哈斯本巩固了英军在谢赫欧斯曼的阵地，决心坚守。夺回对亚丁水源的控制权后，他不愿再让部下冒险进攻，拒绝进一步扩大战线。他在写给埃及英军指挥官的信中提到：“一方面天气太热；另一方面，眼下离开安全要塞，贸然进入沙漠探险似乎不大明智。”这就是哈丁勋爵于7月末要求将第28旅调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协助征服库特阿马拉的大背景。因此，伦敦的战时内阁自然而然地拒绝印度总督的要求。据估计，拉季赫驻扎着4000名奥斯曼士兵，而英军驻亚丁部队仅有1400人，在无援军的情况下甚至不足以守住阵地—这一尴尬的局面将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14]

土耳其人在加里波利战线已掌握主动，这对也门局势更为不利。这次英军明显无力守护亚丁保护国的统治者及其领地，不仅丢掉拉季赫，还在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颜面尽失，这使伦敦、开罗与西姆拉的英国官员忧心忡忡。哈罗德·雅各布总结称，英军“在亚丁不敌土耳其军，是我们威严扫地的主要原因”。英国一直担心德国与奥斯曼帝国宣扬圣战，他们认为这次在亚丁的失利使敌军再次受益，也削弱了协约国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地位。[15]

尼克松将军劝说印度总督，称即使没有援军，凭他在美索不达米的现有力量，也足以攻下库特阿马拉。他分析称，伊拉克的土耳其部队在经过一连串的失利后，早已乱成一团。相对地，英印军在经过战火的洗礼后变得更为成熟，多次的胜利也令军队信心倍增。只要休整好部队（占领阿马拉后，就连汤申德将军也因病被送回印度疗养），尼克松充满自信地认为其无人能挡，能够顺利往底格里斯河上游推进。他提议暂且停止行动，待到1915年9月再对库特发动袭击。哈丁勋爵批准尼克松这一作战计划。

汤申德将军的“船会”不费吹灰之力便夺取了阿马拉，此次征服库特的军事行动也将由他领导完成。然而，汤申德对英军战线的延伸充满顾虑：“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何时才能收手？”他的忧虑不无道理。印度军已在美索不达米亚战斗了近一年，亟需增援；而英国部队逐渐向纵深推进，汤申德担心补给线会受到威胁。每征服一地，交通线路就得相应延伸，而这些线路又完全依赖河运。但印度军可支配的内河船只无法满足运输需求。将补给线从巴士拉起延长一倍，又无充足的运输手段，这将使整支远征军都陷入险境。在印度疗养期间，汤申德与印度军指挥官比彻姆·达夫爵士会面，后者向他承诺：“在我让你的部队拥有充足的兵力之前，你不需要从库特往前推进半步。”因此，汤申德接受了尼克松的委任，于9月1日率领部队，顺着河往上游的库特行进。[16]

然而，那时汤申德还不知道自己还有其他方面需要担心：奥斯曼军已任命精神抖擞的努雷丁贝伊（Nurettin Bey）为驻美索不达米亚部队的新任指挥官。努雷丁贝伊是位骁勇善战的将军，曾在1897年的奥斯曼—希腊战役中服役，并在一战爆发前负责镇压马其顿与也门的暴动。努雷丁还通晓多国语言（阿拉伯语、法语、德语及俄语），正如一位军事历史学家总结的那样—他“是难得的人才”。在接到阻击英印军、保卫巴格达的命令后，努雷丁便开始全力重建军队，并成功吸纳新部队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就这样，美索不达米亚战线上形成对英军极为不利的变化：他们与奥斯曼军的实力此消彼长。[17]

英国与澳大利亚飞行员飞抵底格里斯河上空，对土耳其军在库特阿马拉的阵地展开侦察。空中侦察对汤申德及其部下制定攻击计划意义重大，能让他们得知土耳其军的战壕位置，从而调整火炮，令其比美索不达米亚之前任何一次攻击都要精准。不过空中侦察也并非没有危险。飞机有可能因夏日的高温和粉尘出现故障，且土耳其神枪手会让这些企图接近他们阵地的飞机受损严重。9月16日，一架英国飞机在奥斯曼军阵线后方迫降，机上的澳大利亚飞行员及其英国飞行观察员被俘。[18]

据空中侦察得到的情报显示，土耳其人已在库特下游约7英里一处名为辛恩（al-Sinn）的地方挖壕固守。他们的战壕分布在底格里斯河的两岸，夹在一片难以逾越的沼泽之间，绵延数英里。这意味着英军若要发起进攻，便只能冒险从开阔地发起正面攻击，抑或沿着沼泽绕行数英里，从侧翼袭击奥斯曼军阵地。此外，奥斯曼军还在河中设置障碍物，防止载有火炮的英军船只过河。努雷丁可谓处心积虑确保其部队的阵地固若金汤，让英军束手无策。

英军估计奥斯曼军在辛恩共有约6000名步兵，其中土耳其人只占四分之一，余下的四分之三都是阿拉伯人。汤申德的部队拥有11 000名士兵，且配有大炮与机枪，因此他信心十足地认为他的部队击败奥斯曼守军绰绰有余。但他的一些部下却并没有这么乐观。雷诺兹·莱基上尉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已得知敌军方位，阵地非常广阔，防守严密，周围布满铁丝网。我军得多费点工夫了。”[19]

英军连夜就位，并于9月28日清晨向奥斯曼阵地发起多头攻击。实施此次攻击计划需要精心配合，一部分军队负责吸引奥斯曼军火力，其余部队则绕到敌军侧翼实施包抄。然而，数支英军纵队在破晓前的黑暗中迷失方向，误入沼泽，延误了军机，迫使英军在太阳高照时才发动进攻，不但没能让敌军措手不及，相反令自己遭遇枪林弹雨。“今天真是糟糕透了，”莱基上尉在日记中记载道，“我们损失了很多人。土耳其人的榴弹炮在一处精确地瞄准我们。他们很显然做了最精确的校准，炮弹一直就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有一把离我仅5码的机枪被直接击中底座碎裂。花了一整晚挖沟，天亮时我们都累惨了。”据莱基证实，奥斯曼军坚守阵地，令发起攻击的英军伤亡惨重。两军从黎明一直激战到日落。筋疲力尽的英军安顿下来，准备在夜间守住战果，奥斯曼军却悄然退至库特。莱基上校不无敬意地提到：“土耳其人在晚间撤退了，非常巧妙，什么也没留下。”

英军用了数天时间，才从奥斯曼军撤离的辛恩推进至库特镇。奥斯曼军在河中设置的障碍虽被破坏，但仍一直给英军的船运带来不便。此外，河水过浅也妨害通行。兵员伤亡情况远糟于英国军事部门的预期，他们需要先将这些伤员送至下游阿马拉与巴士拉的医疗机构，才能继续对土耳其人发动攻击，抢占库特。[20]

最终，土耳其人放弃库特，英军也不必再战。9月29日，英国空中侦察发现，土耳其军已经有条不紊地撤出库特，退至上游的巴格达。一方面，这对英军是个利好消息，他们不用遭到任何抵抗便能占领库特；但汤申德虽胜尤败：奥斯曼大部分兵员和火炮成功逃出他布下的包围网。英军每一次在美索不达米亚围剿奥斯曼军失败，都给予敌方重整军队的机会。况且，每取得一次胜利，印度军在伊拉克的纵深就更大，补给与交通线路亦随之延长。因此，印度远征军在伊拉克每赢得一次胜利，就益发脆弱。

英军于1915年10月在库特取得胜利时，伦敦方面正逐渐意识到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大势已去。许多政治人士都担心英军在加里波利战败会动摇他们在穆斯林世界的地位。英国内阁相信，协约国在达达尼尔海峡战败一事会被敌军作为圣战宣传材料。因此一些政治家认为，攻占巴格达能挽回协约国从加里波利半岛撤军的名声。

然而，前线指挥官对此看法不一。尼克松将军不仅认为他的部队能占领巴格达，还认定此举势在必行，否则他们便不能确保美索不达米亚阵地的安全。而率领第六印度师在阿马拉与库特取得胜利的汤申德将军则认为，英军已征服辽阔的领土，当下应先加固现有阵地。虽然他的部队攻取巴格达的赢面颇大，但他们需要大批援军助其守住该城。况且，他们从巴格达至巴士拉的交通线随变幻莫测的底格里斯河绵延数百英里，没有援军便难以确保这条线路的安全。汤申德坚称，若要攻取巴格达，则至少需要新增两个师的兵力。

10月21日，英国政府负责监管中东战事的达达尼尔委员会，就美索不达米亚问题展开讨论。寇松侯爵支持汤申德的观点，认为眼下英国最应该做的是固守从巴士拉至库特的阵地。但叱咤风云的三大臣—外交大臣格雷爵士、第一海军大臣阿瑟·贝尔福及温斯顿·丘吉尔（加里波利半岛战役失利后被贬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但在政府中仍颇有话语权）则赞同尼克松的看法，呼吁展开全面行动，攻占巴格达。基奇纳勋爵主张走中间路线，提出突袭巴格达，以摧毁当地奥斯曼军，随后实施战略性撤退，使英军前往更安全的阵地。“如果我军占领巴格达，又撤出加里波利半岛”，基奇纳解释称，“则敌军可能会调遣6到7万兵力”重夺巴格达，届时汤申德需要几个师的兵力以守住巴格达。也许是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连续失利让基奇纳在内阁的影响力有所减弱，此次他的主张未能赢得内阁的支持。正如记载这段战役的英国官方历史学家所总结，政客把巴格达看成是一个机遇，他们能在此“获得先前在政治（甚至在军事）上未能取得的巨大功绩，且由此衍生的好处能惠及英国在整个东方的局势，不容错过”。[21]

最终，达达尼尔委员会未能达成一致。既然没有明确禁止英军向巴格达进发，就是默认谁最坚持就由谁说了算，这当然非主张攻占巴格达的尼克松将军、哈丁总督，以及内阁中支持他们的格雷、贝尔福与丘吉尔莫属。得到内阁的允许后，印度事务国务大臣奥斯丁·张伯伦于10月23日向哈丁总督拍电，授权尼克松将军占领巴格达，并承诺尽快从法国调派两个印度师赶赴美索不达米亚。[22]

战争爆发以来，美索不达米亚的奥斯曼军首次拥有能够抗击英印军的指挥官与部队。1915年9月，驻美索不达米亚的奥斯曼军重新整编为奥斯曼第六军团，时年72岁、久经沙场的普鲁士陆军元帅，科尔玛·冯·德·戈尔茨担任该军团总司令。1915年12月，戈尔茨帕夏及其德国参谋抵达巴格达，受到英雄般的礼遇。

与他在伊拉克的前任比起来，这位普鲁士指挥官有着巨大的优势。他手下的土耳其将军在之前与英军的对抗中积攒宝贵的经验，加上新来的两个师，奥斯曼第六军团已逐渐能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军比肩。奥斯曼第51师清一色都是来自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土耳其人，战斗经验丰富，比即将在伊拉克遭遇的印度军军纪更严明。

1915年秋，新部队抵达巴格达，给当地百姓留下深刻印象，一位居民回忆道：“传令员奔走在卡济米耶（巴格达的一个区）的集市中，号召大家到河岸去欢迎进城的土耳其部队。大家赶到那里时，只见河上满是木筏，上面站满士兵。部队下了木筏，踩着节拍列好队。人们高声欢呼，就连女人们也不例外。”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力量对比正在改变，奥斯曼军在质与量上都逐渐超过疲于战斗的印度军。[23]

汤申德的任务是率领约14000名士兵夺取巴格达。另有7500名英军士兵被派往底格里斯河从巴士拉至库特阿玛拉段，以及幼发拉底河至纳西里耶段沿途各个驻点。增派的印度师无法在1916年1月之前抵达巴士拉。捷报频传无疑增强英印军的信心，但数月的跋涉与激战，加上伊拉克夏季的高温与肆虐的疾病，已使他们身心疲惫。汤申德率领的英国部队有不少战斗力不足，而且他开始怀疑印度穆斯林士兵并非绝对可靠。

奥斯曼帝国积极利用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忠诚，企图策反英军中的教众。巴格达政府的喉舌媒体用印度语与乌尔都语印发宣传册，号召印度穆斯林离开“异教徒军队”，加入由穆斯林同胞组成的奥斯曼军。他们还提醒穆斯林士兵，为守卫巴格达，土耳其人已经在萨尔曼帕克修筑战壕，那里埋葬的可是先知穆罕默德最忠诚的同伴之一—萨尔曼（Salman pak,“pak”在波斯语与土耳其语中意为“纯洁”，因此该地取名为“纯洁的赛勒曼”）。[24]

这些宣传手册起了一些作用，得知要向萨尔曼帕克推进，印度的穆斯林士兵异常缄默，英国将军也察觉到这一点。甚至已有哗变的个案出现，1915年10月，莱基上尉记录称，4名穆斯林士兵在靠近土耳其阵线的地方放哨时，割断了他们长官的喉咙，随后逃到奥斯曼军中。自此以后，第20旁遮普步兵团“由于逃兵事件”被派往亚丁。英军担心，奥斯曼军如此宣扬萨尔曼帕克是埋葬先知同伴的圣地，会引发更多的哗变事件。因此，为淡化萨尔曼帕克的宗教意义，英国人一律用当地在萨珊王朝时的名字泰西封代称它。[25]

泰西封宫位于奥斯曼军防守阵线的中心，这座规模庞大的宫殿始建于6世纪,至今仍是最大的砖拱建筑。数月之间，土耳其人一直在宫殿周围备战，他们的前线长达6英里，建有15处土木工事或防御要塞，均配有机枪大炮。复杂的交通壕网络方便兵员与补给运抵或撤出前线，每隔一定的间隔还装有大型水罐，以解决士兵的饮水问题。前线后方约2英里是土耳其军的第二道防御阵线，也同样修筑得极为精细。精锐的第51师作为后备力量驻守在第二条战壕。自1915年10月撤退到11月英军逼近这段时间，努雷丁及其部下尽其所能加固工事，这些阵地几乎坚不可摧。

关于奥斯曼军在巴格达的防御情况，英军指挥官没有任何可靠的情报。在他们准备袭击萨尔曼帕克之前，他们估计敌军约有1.1万至1.3万名士兵。11月初，尼克松与汤申德开始收到相互矛盾的情报，对究竟有多少奥斯曼援军从叙利亚或高加索派往巴格达说法不一，但他们认定这些情报都不可靠。此外，在一架侦察机被敌军火力摧毁后，尼克松于11月13日下令暂停空中侦察，这让敌方的状况更显扑朔迷离。据尼克松与汤申德猜测，奥斯曼军的兵力应基本与他们持平，或稍占上风。然而此前与他们交战时，土耳其部队由于压力过大而溃不成军，这让英国指挥官此次也充满信心，认为即使土耳其守军在规模上略胜一筹，他们也能获得胜利。[26]

1915年11月，战斗即将打响，汤申德下令两架飞机升空，对敌军阵地做最后一次长距离侦察。第一架飞机安全返航，报告称奥斯曼军阵线并无变化。第二架飞机飞往泰西封东部，发现那里的地面状况有大幅改变，似乎有大批援军赶到的迹象。飞行员飞近查看时，飞机引擎被奥斯曼军击穿，他只得迫降在敌军阵线后方，最后被土耳其人俘虏。虽然他拒不回答敌军的审问，但对方从他身上搜出了标有第51师位置的地图—这是关于奥斯曼援军的第一份可靠情报。据一位土耳其军官记载道：“这张价值连城的地图没有落入敌军指挥官手里……而是到了土耳其指挥官手中。”[27]

击落英国飞机不但阻止汤申德意识到敌众我寡、土耳其军已增至2万多人，还极大鼓舞了土耳其部队的士气。“这件小事被看成是一个好兆头，敌人的好运就要到头了。”这位土耳其军官这样写道。事实也确实如此。

11月22日清晨，4支英军纵队朝奥斯曼军阵线推进。他们错误地以为敌军毫不知情，结果一进入奥斯曼守军的射程范围，敌军火力便扑面而来。“几乎瞬间便是枪林弹雨，”莱基上尉在日记中这样记录，同时他还列出了第一次进攻时阵亡同伴的名字，“步枪火力持续不断，直到下午4时。战斗很激烈。”

英军与奥斯曼军展开数小时的白刃战与肉搏战，最终占领了奥斯曼军的第一条战壕。然而，还未等英军巩固战果，最骁勇善战的奥斯曼第51师部分兵力便发起猛烈反攻。双方激战到天黑，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恐怖的一天，”莱基总结道，“死伤者遍地，没办法把他们救下来。”第一天战斗结束时，英军损失近40%，而奥斯曼军则折损近一半战斗力，这使双方的指挥官都极度沮丧。[28]

11月23日，战斗进入第二天，元气大伤的两军面临越来越大的危机。“一整天，伤者源源不断被送来，”莱基上尉记录道，“几百人仍未得到救治，没有担架，没有吗啡，没有鸦片，什么都没有。”尽管如此，但双方的近距离持续交战至深夜。“晚上10点左右，我们正沿着多赛特郡团的战壕匍匐前进，就遭到猛烈的攻击。伤者状态很糟糕，他们仍然在战壕后面毫无防备地躺着。我们端枪近距离瞄准、齐射，都能听到（土耳其）军官在激励士兵。真是可怕的一晚。”

一连三天，英印军都被奥斯曼军围困。他们守住了刚攻下的第一条战壕，但却缺少兵力攻下敌军的第二条战壕。更加困扰他们的是，没有及时得到救治的伤员越来越多（而奥斯曼军可将自己的伤者送至附近的巴格达救治）。英军没有预料到会遭受如此重大的伤亡，几千名士兵重伤令他们措手不及。莱基上尉描述称：“断腿甚至是没腿的士兵被人用大衣包裹着送来。他们的苦痛简直难以言表。”战斗持续不断，伤者哀嚎连连，还有关于土耳其援军的谣言，这一切极大打击汤申德部队的士气。

11月25日，汤申德及其部下终于意识到己方难以为继。印度军势单力薄，战线也太长。他们参战的人数有限，援军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最早一批援军要等1月过后才能抵达美索不达米亚。他们必须保留足够的战斗力守卫巴士拉至库特阿马拉的英军阵地，并亟需将伤员撤下前线。汤申德全力征调一切可用的内河船只，以运送数千名伤员至下游，而那些仍可继续作战的士兵则继续留在前线。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他们不得不面临所有士兵的噩梦—在敌军炮火中撤退。

英军从萨尔曼帕克撤退，标志着美索不达米亚战役出现重大转折。奥斯曼军很快便转守为攻，战场上如此，战事宣传上亦是如此。

1915年9月至10月，英军向底格里斯河上游推进时，奥斯曼军与伊拉克民众的关系降至冰点。当时，巴格达居民在歌里已公开嘲弄哈里发—苏丹穆罕默德·雷沙德—及其军队：

雷沙德，你这个猫头鹰之子（一种象征着不幸的鸟），你的军队被打败

雷沙德，你这个倒霉蛋，你的军队都在逃。[29]

随着幼发拉底河中游城镇的叛乱日益激烈，以及巴格达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日益加剧，奥斯曼政府决定再次诉诸圣战。这次他们的目标是伊拉克那些对政府心怀不满的什叶派穆斯林。奥斯曼政府展开“阿里的神圣旗帜”，希望煽动大众的宗教热情，从而赢得伊拉克什叶派对其战争的支持。[30]

阿里·本·阿比·塔利布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亲戚、女婿，也是伊斯兰教的第四代哈里发。自伊斯兰教诞生的第一个世纪起，什叶派穆斯林就只把哈里发阿里及其后裔尊为穆斯林社会中唯一的合法领袖（事实上，“什叶”这个词源自阿拉伯语Shiat Ali，意为“阿里的支持者”，或“阿里党”）。因此，他们并不认可逊尼派奥斯曼苏丹以哈里发（全球穆斯林精神领袖）自居，对他以这种身份颁布的号令也充耳不闻。

奥斯曼政府希望借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对哈里发阿里的虔诚，动员他们加入抗击英国入侵者的行列。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惜策划在游行时高举一面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旗，诡称这面旗帜是哈里发（什叶派称为伊玛目）阿里的遗物，具有神力。奥斯曼政府人员在伊拉克什叶派居多的各个圣城之间来回奔走，把这面旗帜说成是一种秘密武器，虔诚的穆斯林将军若在阿里伊玛目的旗帜下战斗，定能战无不胜。

1915年秋，奥斯曼政府将“阿里圣旗”托付给一位高层官员，并派一支骑兵分队沿途护送，从伊斯坦布尔一直到伊拉克。谣传这支代表团一路上给更看重实利的贝都因领导人分发黄金，以确保他们对奥斯曼军的支持。队伍到达的第一站是纳杰夫—什叶派伊拉克的政治中心，也是埋葬伊玛目阿里的地方。1915年5月，叛乱最先爆发于此。奥斯曼政府计划在穆哈兰姆月，即什叶派伊斯兰历中最神圣的月份，在埋葬伊玛目阿里的清真寺展开这面旗帜。

在穆哈兰姆月的第11天，即西历的11月19日，这面旗帜与热情洋溢的纳杰夫居民见面了。什叶派显贵把抗击英国异教徒的圣战号召在语言上重新进行包装，称异教徒是“十字崇拜者”—这一称谓不单指英国士兵的基督教信仰，还与十字军东征挂上钩，它曾导致中世纪天主教徒与地中海东部穆斯林的敌对。

昌盛的武运也渲染了旗帜的神秘色彩。旗帜从纳杰夫到巴格达的10天里，奥斯曼军第一次战胜了英军。巴格达副总督很快便在演讲中将胜利与这面神秘的旗帜联系起来，于是圣旗更受到民众的爱戴。“就在这面圣旗离开纳杰夫时，敌人停止进攻，在萨尔曼帕克铩羽而归。”沙菲克贝伊如此赞美道，群众一片欢呼。奥斯曼军赶跑了英军，这令担惊受怕的巴格达人民深感安慰，他们开始乐观地期待胜利的到来—即便胜利需要神的介入。

奥斯曼当局在伊拉克升起“阿里圣旗”之时，一群奥斯曼官员早已在利比亚重启圣战。1915年5月，意大利加入协约国阵营。青年土耳其党人趁机光复了自1912年被迫割让给意大利的部分利比亚领土。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在利比亚与埃及边境区域宣扬宗教极端主义，企图借此在英国与意大利的北非殖民地策动叛乱，令两国后院起火。他们圣战运动的合作伙伴就是赛努西兄弟会的领导人—赛义德·艾哈迈德·谢里夫·赛努西。[31]

早在1911年，赛义德·艾哈迈德就曾率领赛努西的武装力量参与意土战争。赛努西教团是一支威震利比亚的苏菲派（或称伊斯兰神秘主义教派）兄弟会，在北非有许多地方分会，成员遍布整个阿拉伯世界。自1902年担任赛努西兄弟会领导人以来，赛义德·艾哈迈德一直在与意大利人交战，即使在1912年奥斯曼军撤出利比亚，将当地交由罗马管治期间，他的斗争也未曾停歇。作为一支神秘主义派的跨国穆斯林军团首领，再加上他抗击外国入侵者的声誉，赛义德·艾哈迈德自然成为奥斯曼政府圣战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

1915年1月，两名显赫的奥斯曼官员从伊斯坦布尔启程赶往利比亚。该使团的负责人努里贝伊是恩维尔帕夏的兄弟。与他一同赶赴利比亚的是一位名为贾法尔·阿斯卡里的官员，来自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与他众多秉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同僚一样，阿斯卡里坚决反对英法两国征服和瓜分包括阿拉伯土地在内的奥斯曼帝国领土。他既希望抗击蚕食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欧洲国家，也希望保护阿拉伯人的权利不受土耳其人侵害。因此贾法尔·阿斯卡里并未觉得此次协助赛努西有何不妥。

努里与贾法尔首站抵达雅典，在那里购买了一艘小型轮船及一批武器，准备运抵利比亚。为躲避地中海东部的敌舰，他们先行至克里特岛，等待时机冲向利比亚海岸。船长按照他们的指示，将其带到利比亚图卜鲁格与埃及边境小镇塞卢姆之间的一片孤立海滩上。1915年2月，他们在距埃及边境约20英里的利比亚海岸登陆，随即与赛义德·艾哈迈德取得联系。[32]

两位奥斯曼官员发现，这位赛努西兄弟会的领导人正在艰难地与各方斡旋。一方面，他领导的运动只有唯一一条补给线，该线路西端受宿敌意大利的掣肘，东至法国控制下的乍得，因此他需要与驻埃及的英军保持良好关系，才能确保这条线路畅通无阻。而英国公开声明，希望赛义德·艾哈迈德在埃及的西部边境保持和平。而另一方面，奥斯曼政府不断提醒他所肩负的责任。作为一名有号召力的穆斯林领导人，他应当保卫圣战不受外国入侵者破坏。贾法尔·阿斯卡里称：“毋庸置疑他倾向于奥斯曼政府，但同时总也摆脱不了阿拉伯领导人一贯的悲观、猜疑与焦虑情绪。”

赛努西部落兵全是非正规军。一些按所属部落组织，其他人则从宗教学校中招募而来，其中400名穆哈菲兹亚团体（Muhafiziyya）的宗教学者精英担任赛义德·艾哈迈德的保镖。贾法尔·阿斯卡里回忆道：“在执行保镖任务时，他们不断用低沉雄浑的声音诵念《古兰经》，那场景震撼在场的每个人，不由得心生敬畏。”阿斯卡里与20名土耳其官员齐力把这些编外人士打造成一支合格的部队，派遣他们前去抵御埃及西部的英军。这支军队在战斗时表现英勇，就连英国人后来也承认，阿斯克里把他的士兵“训练得相当出色”。[33]

两位奥斯曼指挥官抵达利比亚东部已有数月，但赛努西仍然未能发起进攻，这让他们开始失去耐性。努里贝伊对赛义德·艾哈迈德的优柔寡断感到非常挫败，于是怂恿艾哈迈德的一些部下于1915年11月末向英军阵地发起攻击。部下未经允许擅自行动令赛义德·艾哈迈德十分恼火，但奥斯曼政府却满心欢喜—因赛努西的攻击，11月22日英军撤出他们在塞卢姆的前线阵地，退到了向东120英里的马特鲁港。

赛努西的行动得到广泛支持。阿瓦拉德阿里部落的贝都因人也投入战斗，开始攻击英军阵地。埃及骆驼军的一支小分队倒戈，加入日益壮大的阿拉伯运动。14名埃及当地的海防官员与120名士兵带着武器、设备与骆驼，投奔赛努西兄弟会。种种倒戈行为使英军开始怀疑埃及人的忠诚度。因此，为保险起见，他们从马特鲁港撤出埃及炮兵部队。事态如此发展，促使奥斯曼政府鼓动更大范围的埃及起义以对抗英军，从而提升赛努西战士的士气。

为了遏制赛努西圣战构成的威胁，英军迅速采取行动。1400名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印度士兵共同组成西界部队，配备火炮、装甲车与飞机，奔赴马特鲁港，旨在重新夺回英军对利比亚边境的控制权。在危机四伏的1915年12月，英军在加里波利半岛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力量尤为薄弱，更要特别提防赛义德·艾哈迈德趁机在埃及与阿拉伯世界煽动更大范围的叛乱。

12月11日，英军西界部队从马特鲁港启程，向在以西16英里安营扎寨的阿拉伯部队发动攻击。当英军步兵进入射程范围时，赛努西人开火了，多名步兵应声倒地，进攻受挫。直到火炮和骑兵赶来增援后，战况才有所改观。战斗持续两天，其间阿拉伯人恪守纪律。但火炮精准的攻击还是将部落兵冲散，12月13日，他们被澳大利亚轻骑兵团成功逼退。第一次交战，双方均损失不大，不过英军西界部队的情报长官在战斗中毙命。[34]

1915年感恩节当天，英军在清晨对赛努西部队发动第二次突袭。突然出现的敌军令阿拉伯部落一阵恐慌。待到贾法尔·阿斯卡里赶到前线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发现他的士兵“与其说在有序撤退，还不如说仓皇而逃”。为了整顿军队秩序，阿斯卡里在日出之前审察时局，发现情况并不乐观。“我明白我军阵地已被敌军重重围困。”他只得竭尽全力，派出两个步兵营从西面突围，另派一支骑兵队伍从右翼冲击敌军包围圈，一支大型纵队则朝马特鲁港这一大方向突击，尽管那边有一艘停泊在湾内的英国舰船正向阿拉伯阵地开炮，而且命中率越来越高。“景象相当惨烈，”阿斯克里坦言，“从未料到让士兵坚守阵地竟会如此困难。”

经过一天的激战，英军成功将阿拉伯人从山顶的阵地上逐出。尽管新西兰士兵占领了贾法尔·阿斯卡里的军帐，缴获其所有文件，但他本人侥幸逃过一劫。“日落之时，我们开始撤退，”阿斯卡里记载道，“我们弹尽粮绝，连所有的死伤者也丢弃在原地，任凭敌军处置。”此次战败使阿拉伯战士士气大挫，自此之后，据奥斯奥官员记载称，便“陆陆续续出现逃兵现象”。

英军虽获得胜利，但未能剿灭已有5000兵力的赛努西部队。赛义德·艾哈迈德的阿拉伯部落仍掌握着从塞卢姆至马特鲁港英军驻地的沿海控制权，因此他依然拥有一些重要资本。德国潜艇在利比亚与埃及的海岸线之间来回穿梭，为负责利比亚战事的两位奥斯曼官员送去枪支、弹药与现金。况且，英军在加里波利半岛撤逃，在美索不达米亚又遭逆袭的消息已经传开，许多埃及人都盼望赛努西部队掀起的动乱能助他们摆脱深恶痛绝的英国殖民统治。

对英国战略部门而言，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面临的逆转，远比埃及西部沙漠里的一小撮赛努西狂热分子更令他们头痛。之前取得胜利的第六印度师在萨尔曼帕克遇险，被迫在敌军火力下撤退。汤申德部队已遭挫败，但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军指挥官无力提供保护。在援军抵达巴士拉之前，英军几无足够的兵力守住他们在战争第一年所攻占的城镇。

在持续不断的炮火中行进一周之后，英印军终于在12月2日疲惫不堪地抵达他们熟悉的库特阿马拉。库特位于底格里斯河的一马蹄形凹弯处，商业繁华，是当地粮食贸易的中心，当地的甘草根远销国际市场。这里有数层楼高的泥砖房，自带院落，里面的木雕装饰别具匠心。相比之下，公共建筑的面积稍大一些，包括政府办公楼、两座清真寺（其中一座有精致的宣礼塔），还有一处有挡棚的集市被英军征用，改成一所军医院。英军防线绵延于底格里斯河左岸、半岛狭长处，而固守库特西北方河段的泥砖要塞则是英军防线的基石。

汤申德的一些部下对部队是否应撤至库特充满疑虑。从地理位置来看，库特必遭奥斯曼军围困。一旦被围，对印度军和当地百姓都是灭顶之灾。尽管镇上的民众未曾反抗便向英军开城投降，但面对旷日持久的围困，英军也不能奢望他们给予配合。是驱逐镇上百姓，引发7000人无家可归的人道危机，还是强迫民众同他们一起面对围困的艰难险境，汤申德及其部下在这两者之间权衡利弊，最终认为，让民众待在家中的危害稍轻。但随后发生的一切表明，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

汤申德承认，部队在此遭围困在所难免，但他认为一切很快就会过去。在萨尔曼帕克幸存的士兵，加上库特的驻军，汤申德此时拥有11600名战斗人员与3350名非战斗人员，粮食储备能供部队维持60天。他相信他的部队能够挺过这接下来的数周时间，等1月份援军赶到美索不达米亚，他们便能解围，随后可继续征服伊拉克。

12月5日，由努雷丁帕夏率领的土耳其先头部队抵达库特，准备展开围城。12月8日，对库特城的封锁完成。过去一年，奥斯曼军在美索不达米亚接连败给英印军，如今终于乾坤倒转。随着阿里的圣旗在底格里斯河上空飘扬，奥斯曼军感到胜利在望。

[1] Edward J.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123.

[2] 1915年4月谢巴之战的描述，见第五章。

[3] 关于幼发拉底河中部流域的叛乱，参见 `Ali al-Wardi, Lamahat ijtima`iyya min tarikh al-`Iraq al-hadith [伊拉克现代史的社会视角] (Baghdad: al-Mak- taba al-Wataniyya, 1974), 4:187–219；Ghassan R. Atiyyah, Iraq, 1908–1921: A Political Study (Beirut: Arab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Publishing, 1973), 80–81.

[4] Wardi, Lamahat, 4:193.

[5] Nixon’s orders of 24 March 1915, 30 March 1915, and 31 March 1915 are reproduced in F. J.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 (London: HMSO, 1923), 1:194–195.

[6] 英国在阿马拉战役中几乎未受到实质性伤害—仅4人死亡、21人受伤—而奥斯曼军死伤120人，另有近1800人被俘。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260–262，265.

[7] Ali Jawdat, Dhikrayati, 1900–1958 [我的回忆录，1900–1958] (Beirut: al-Wafa’, 1968), 31–36.

[8] Moberly, in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297, 其中报道称英军死伤533人。 Captain R. L. Lecky是一名印度军官，他称英军死伤1200人；IWM, Captain R. L. Lecky, Documents 21099, diary entry for 24 July 1915.

[9] Crewe quoted in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303–304.

[10]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303–304.

[11] 对谢赫赛义德的攻击，见第四章。

[12] 关于英国—奥斯曼在南也门的敌对状况，参见Robin Bidwell,“The Turkish Attack on Aden 1915–1918,” Arabian Studies 6 (1982): 171–194; Harold F. Jacob, Kings of Arabia (London: Mills and Boon, 1923), 168–172. G. Wyman Bury, Pan-Islam London: Macmillan, 1919), 40–50; George Younghusband, Forty Years a Soldier (London: Herbert Jenkins, 1923), 274–277.

[13] Younghusband, Forty Years a Soldier, 274.

[14] Bidwell,“Turkish Attack on Aden 1915–1918,” 180.

[15] Jacob, Kings of Arabia, 180.

[16] Both Townshend and Duff are quoted by When God Made Hell: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Mesopotamia and the Creation of Iraq, 1914–1921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0), 120. 值得注意的是，When God Made Hell一书作者—现代历史学家Charles Townshend，声称自己与Charles Townshend将军，即美索不达米亚第六师指挥官并无关联。

[17] Edward J. Erickson, Gallipoli and the Middle East, 1914–1918: From the Dardanelles to Mesopotamia (London: Amber Books, 2008), 133.

[18] 空军上士 J. McK. Sloss，隶属澳大利亚飞行团，他确认飞行员为Harold Treloar上尉，空中观察员为Atkins机长。他称飞机遭遇引擎故障，但其他消息渠道称飞机是被击落的。IWM, private papers of J. McK. Sloss, MSM Australian Flying Corps, Documents 13102.

[19] Reynolds Lamont Lecky上尉，是印度军队中的一名预备军官,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役间隶属第120 拉吉普塔纳（Rajputana）步兵团。IWMIWM, Documents 21099.

[20] 虽然英军只死亡100人，但受伤1100人，其中多数伤势严重。奥斯曼军死伤2800人，另有 1150人沦为战俘。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337.

[21] Kitchener is quoted in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140–141; F. J.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 (London: HMSO, 1924), 2:15.

[22]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28.

[23] Wardi, Lamahat, 4:224.

[24] 萨尔曼，先知的理发师，通常被称为Salman al-Farsi，或 Salman the Persian. Wardi, Lamahat, 4:224.

[25] IWM, Lecky diary, entry of 29 October 1915.

[26]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112–113;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49–58.

[27] From the article by Staff Major Mehmed Amin, cited by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59.

[28] IWM, Lecky diary, entry of 22 November 1915. 仅在战斗的第一天，即11月22日，英军便失去了240名军官和 4200 名士兵；奥斯曼军有4500 人死亡，4500人受伤，另有1200 人被俘。Erickson, Ordered to Die, 113.

[29] 这组对句的阿拉伯语原文为: Rashad, ya ibn al-buma, `asakirak mahzuma / Rashad, ya ibn al-khayiba, `asakirak ha li-sayiba. Wardi, Lamahat, 4:233.

[30] “阿里的神圣旗帜”（阿拉伯语为 al-`alam al-haydari al-sharif）引自Wardi, Lamahat，4:233–242，其中提到haydar这个名字与哈里发阿里有关.

[31] 关于奥斯曼军在利比亚加紧圣战的内容，参见Sean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Germany’s Bid for World Power, 1898–1918 (London: Allen lane, 2010), 259–274；P. G. Elgood, Egypt and the Ar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270–274；Latifa Muhammad Salim, Masr fi’l-harb al-`alimiyya al- ula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埃及] (Cairo: Dar al-Shorouk, 2009), 290–296.

[32] 关于贾法尔·阿斯卡里讲述的1915年利比亚战役，参见他的回忆录，A Soldier’s Story: From Ottoman Rule to Independent Iraq (London: Arabian Publishing, 2003), 54–85.

[33] George McMunn and Cyril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London: HMSO: 1928), 106.

[34] 对贾法尔·阿斯卡里训练的正面评价，参见 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112.英国官方历史称，英军在12月11日和13日的战斗中死亡33人，受伤47人，估计赛努西部队的死亡人数为250人，不过贾法尔·阿斯卡里报告称仅有 17 名阿拉伯战士死亡，30人受伤。在行动中遇害的英军情报官员，是埃及海岸警卫队的C. L. Snow中校。

第十章
库特之围

自从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奥斯曼帝国宣布参战以来，英国一直把它看成同盟国阵营中最薄弱的环节。英国的战争策划者们曾一度希望迅速打败奥斯曼帝国，取得在西线上未能取得的突破。奥斯曼军前六个月的表现也全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协约国战舰毫发无伤地打击奥斯曼帝国沿海地带；英军相对轻松地占领了巴士拉；奥斯曼军在高加索地区与西奈半岛发动的战役也最终落败。

然而，自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开始，奥斯曼军便扭转乾坤。土耳其守军顶住协约国的猛烈攻势，坚守阵地，最终迫使外国入侵者撤军，颜面扫地。顷刻间，之前不断进攻的英军招架不住奥斯曼守军的反击，土耳其部队接连收复失地，还侵入英国在南也门的保护国，对亚丁这一重要港城构成了威胁。利比亚部落兵在奥斯曼军官的带领下侵扰埃及西部边境，迫使英军撤至距海岸线120英里处。此外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库特阿马拉，努雷丁贝伊还围困了英军一整个师。

奥斯曼军这些攻势均未对英军本身构成严重威胁。英国人仍相信他们最终能战胜也门的阿拉伯部落兵，成功穿越埃及的西部大沙漠。他们觉得库特之围只是巴格达征途中意外发生的小插曲，并不影响最终的征服。此刻更困扰英军的，是他们在加里波利半岛的失利，以及在也门、利比亚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挫败。他们害怕这些负面消息成为穆斯林世界的笑柄。他们相信，在中东与南亚一带活动的德国宣传者会充分利用奥斯曼军取得的每次胜利做文章。他们担心自己会在前线遭遇宗教狂热分子攻击，同时自家殖民地又爆发穆斯林起义。从这一角度来说，英国与德国对哈里发号召圣战的反应，比奥斯曼帝国的臣民或是中东、北非及南亚的穆斯林还要强烈。[1]

为了消除圣战威胁，英国认为必须再次确立对奥斯曼帝国的优势。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重新占领被帝国收复的势力范围，解救被困在库特的英军，并进一步攻占帝国其他领土。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遏制土耳其人再次赢得胜利。

话虽如此，但英军在西线消耗惨重，能投入奥斯曼战线的兵力着实有限。1916年2月，德国对法国在凡尔登的阵地发起新一轮的大规模进攻。德军总参谋长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发动一场他所谓的“消耗战”，其目标并非攻取凡尔登，而是要法国人为守住此地而流尽最后一滴血。十个月里，法国部队一直承受着德军猛烈的炮击，炮火最密集时达到每分钟40发。到德国人于1916年12月放弃进攻为止，德军死伤33.7万人，几乎与法军37.7万的伤亡人数同样多。正因如此，英军需在西线保存实力，以支援法国盟军，防止德国取得重大突破，赢得战争。

要如何部署军队，才能既不从生死攸关的西线抽调兵力，又能避免奥斯曼军取胜，防止掀起圣战呢？这可让巴黎与伦敦的战争策划者犯了难。在解救库特之围一事上，他们完全把实力对比搞错了。

被围困库特阿马拉的英军，很快便意识到自身处境岌岌可危，当时他们一定感觉自己就像瓮中之鳖。“土耳其人决意给这块土地来场炸弹洗礼，”隶属牛津与白金汉郡轻步兵团的下级尉官G. L. 希伍德回忆，“他们进一步贴近后，整片平地都被笼罩在枪林弹雨之下；从这天起，河岸上的狙击也愈发猛烈。”英军顶着敌军的炮火艰难地加固战壕，同时奥斯曼军正不断朝英军阵地挖坑道，“前几周里，土耳其人并未发动实质性攻击，但他们距我们非常近，我们晚上都无法安睡。”希伍德坦言道，最近的时候，双方相距甚至不到100码。[2]

奥斯曼第六军团指挥官—陆军元帅科尔玛·冯·德·戈尔茨前往库特巡视前线，并会见了努雷丁贝伊，二人共商对策。两位指挥官的意见大相径庭。一贯冲锋陷阵的努雷丁想要直接向库特发动攻击，一举消灭英军。而戈尔茨则试图保存实力，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建议收紧对库特的包围圈，断绝城内英军供给，让他们弹尽粮绝，最后不得不投降。双方争执不下，最终努雷丁趁戈尔茨赴波斯前线视察之际，擅自出兵向库特发动攻击。[3]

当时正值平安夜。那天，炮弹把要塞的泥砖墙轰出好几个大窟窿，英印军拼命击退一批批冲向自己战壕的土耳其步兵。希伍德的部队受到土耳其军主力部队的猛烈冲击：“黄昏后，他们还是不断地进攻、炮轰，就这样持续了一晚上……他们已经占领要塞的一个棱堡，并用成捆的干草、储存罐、面粉袋，以及任何随手能找来的东西搭建临时掩体，敌军在掩体的一边，我军在另一边。几乎整个晚上，我们都在炮击这些掩体，圣诞节最严重的伤亡全在这儿了。”交战双方均损失惨重，但与一战的其他战争一样，进攻方遭受的损失更大。当库特迎来圣诞日的曙光时，两军阵线之间已堆满土耳其军的死伤者。许多当时的英军幸存者都写到，他们曾试图帮助倒在两军阵地之间的土耳其伤兵。最后，他们给那些距离较近的伤兵扔了些面包和水瓶，只听伤员们疼痛难忍，不断呻吟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喧嚣的战场才又恢复了寂静。数周之后，许多奥斯曼阵亡将士仍然就那样躺在圣诞夜倒下的地方。

12月24日一战过后，努雷丁贝伊停止对英军阵地的攻击。他转而采取戈尔茨的战略，下令收紧对库特的围困，切断库特所有的补给线路，并不断用火炮、机枪和狙击枪朝城内射击。尽管如此，当戈尔茨从波斯前线归来，发现奥斯曼军竟遭受如此重大的伤亡，还是深感震惊。于是，他将努雷丁调往高加索前线，到了1月，该职务由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的父辈亲戚—人脉广泛的哈利勒贝伊接替。

英军在圣诞夜一战中损失也不轻。面对这种围困，库特的英军指挥官—查尔斯·汤申德将军开始怀疑自己的部队究竟能坚持多久。根据汤申德自己在库特前几周的经验，部队每天因病或死伤减少的战斗人员按75人估算，至1月1日，部队就会从当前的7800人减至6600人，至1月15日将只剩5400人。当时库特仍与总部保持着无线电通讯，汤申德说服上级，敦促他们趁自己的部队仍有足够力量配合解围行动，尽快派援军前来营救。[4]

英军的增援部队已经在美索不达米亚集结。第一批赶到的是乔治·扬哈斯本将军率领的第28旅。在确保了亚丁免受奥斯曼军的进一步攻击之后，扬哈斯本的部队被火速调往美索不达米亚解围。12月2日，他们在巴士拉登陆。援军的新指挥官—将军芬顿·埃尔默爵士于同一星期抵达。12月8日，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指挥官约翰·尼克松将军向埃尔默下达命令：击退底格里斯河的奥斯曼军，营救被困库特的汤申德部队。此刻，他们已经顾不上考虑征服巴格达了。

当时，印度军两个师还在从法国赶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途中。埃尔默相信待到1916年2月，他就能有足够的兵力实施营救。然而，被困库特城内的汤申德不相信自己能等到2月。每一周他手下的兵力都在减少，而奥斯曼军则有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赶到。时间是关键，他们必须在敌军数量占据压倒性优势之前发起突围。

英军已在加里波利半岛一败涂地，倘若在短时间内又在美索不达米亚折戟，恐对英国政局极为不利。英军高层对汤申德的处境感同身受。于是，1916年1月3日，在仅有3个旅、共1.2万名兵力的情况下，埃尔默下令扬哈斯本将军向底格里斯河的奥斯曼军阵地推进。后者不得不在援军完全赶到之前便投入战斗，十分沮丧。他在之后的回忆录中称，这个命令是“极其严重的错误。过早行动导致之后四个月里一连串悲剧的发生”。[5]

在埃尔默的增援部队与库特的汤申德之间，奥斯曼军已筑起数道防线。还有两个师被派往巴格达，以加强其驻军的实力。截至1916年1月，奥斯曼第六军团在数量上已超过底格里斯河流域的英军—据英国统计，战场上的土耳其军已近2.7万人，而埃尔默与汤申德总人数不过2.3万人。这种情形下，英军如果仍有信心赢得胜利，只是因为他们依然瞧不起自己的对手。

1月7日，埃尔默增援部队首次遭遇奥斯曼军，地点在库特下游约25英里的谢赫赛义德村附近。土耳其军在河两岸均筑有数英里长的战壕，因此英军不得不冒着敌军精准的步枪、机枪及炮弹火力，在平地上正面发起冲击。经过四天的激烈战斗，英军死伤4000人才占领土耳其军的战壕。虽然蒙受损失，英军仍然赢得胜利，在谢赫赛义德建起了大本营。埃尔默拍电给库特的汤申德将军—被困期间，汤申德始终与外界保持着无线电通讯—称援军正从底格里斯河两岸向库特方向推进。当时，库特城内众将士已被困35天。军中牧师哈罗德·斯普纳在日记中描述，这个消息让他们“激动万分”。[6]

四天后，埃尔默的部队在底格里斯河一处名为艾瓦迪（al-Wadi，意为干谷）的支流遭遇奥斯曼军。英军在抗风暴雨中奋战，再次成功击退奥斯曼军。不过这次埃尔默部队1600余人死伤，兵员减至9000人。尽管如此，他们仍继续推进至汉纳（Hanna）。该片区域地形狭长，一边是底格里斯河，另一边是难以逾越的沼泽，奥斯曼军最坚固的防守阵地就位于此地。

1月21日，埃尔默命其部队从正面的开阔地向防守严密的奥斯曼军阵地发起进攻。然而，连日的暴雨使土地泥泞不堪，英军一路打滑、踉踉跄跄，也没有灌木丛为他们在土军的猛烈火力下提供掩护。结果，这次进攻成为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役中，伤亡人数首次超过歼敌数的行动。与奥斯曼军激战两天后，他们不得不撤出—以扬哈斯本将军的话说—“这梦魇般的汉纳”。第一次解围失败，埃尔默将军只得等待援军到来，增补兵员后再次尝试。[7]

“我感觉咱们部队没有力量向前推进，他们开始挖起战壕……等待更多援军。”斯普纳牧师在1月23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库特城中的士兵原本期待援军能不日赶到，但现在还得被困上好几个星期。“待到那时，土耳其人一定有大批援军赶到，这对我们来说再糟糕不过，”斯普纳预言，“但我们就此灰心丧气了吗？绝不！”以英国人惯有的口气他如此总结。

一直给埃尔默营救行动拖后腿的暴雨天气，此时也带来一线生机。连日的暴雨使底格里斯河水位暴涨，洪水侵袭两军在库特的前线战壕，双方只得后撤，中间相隔2000码汪洋。潮湿的环境苦不堪言，但至少土耳其军在水位下降之前，不可能对库特发动任何进攻或偷袭。汤申德所面临的挑战只是如何保存部队的战斗力，直到洪水退去，援军赶到。

当务之急是减少部队的物资消耗。1月22日，他下令所有的配额均减半。由于被困以来军民一直共用有限的补给物资，因此这一限令针对的不仅是他的士兵，还包括6000名库特居民。随后，他又命英军挨家挨户搜缴粮食以以备万一，共缴获900吨大麦、100吨小麦、19吨食用黄油和酥油。虽然库特百姓愤愤不平，但这些加上英军的储备，配额减半的话能令库特军民多撑22至48天。[8]

口粮的缩减还不是库特居民最大的麻烦。他们位于遮棚集市的店铺早已被军队征用改建成了医院，用以治疗伤病员。家里也时常遭到骚扰，英军士兵在墙上凿出大洞，便于部队在枪战中撤退，他们还把屋里的木制品抢走用来生火。老百姓同样面临着致命的枪林弹雨，就连做家务都有生命危险。斯普纳教士亲眼目睹整座城市的百姓哀悼一名去河边打水而中弹身亡的女子。这个可怜的女人不是例外，被困期间有将近900名平民死于意外。

库特百姓被夹在英军与奥斯曼军之间。英国人怀疑他们向奥斯曼军通风报信，而土耳其人则认为他们协助英军守城。围城的土耳其人但凡看见城中平民试图逃跑，就开枪射击。对奥斯曼军来说，库特居民的唯一用处，就是多几张嘴来消耗英军有限的粮食储备。

粮食限额给英国与印度部队造成不同程度的困难。由于宗教和口味的原因，印度教士兵只吃素，拒绝配发的肉类，即使在面包与蔬菜供应日益稀少的情况下亦是如此。而英军士兵吃完了牛羊，竟开始屠宰马匹和骡子果腹，这也造成穆斯林士兵对肉的抵制。汤申德在一开始就为印度士兵配备较多的面粉与蔬菜，同时他也请求印度的宗教当局准许这些印度士兵破戒吃肉。尽管如此，粮食减少还是给印度士兵带来灾难。由于每天摄入的热量低于英国士兵，印度士兵更易受风寒与湿气的侵袭，病亡人数也更高。

奥斯曼军继续拿英军士兵的不同种族做文章。在察看因洪水被废弃的土耳其军战壕时，英国人发现了由巴格达媒体印发的几千份印度语与乌尔都语宣传册。据斯普纳教士称，敌军把这些小册子绑在石头上扔进英军阵地，劝诱“印度士兵杀害自己的（英国）长官，制造哗变，投诚土耳其人，来到真主阿拉的庇护下，还说过来后便会享受更好的待遇，得到更多的报酬”。

一小部分印度士兵果被煽动。汤申德将军在12月末汇报称，其印度部队中发生了“几起不如意事件”。其他士兵的表述则更为直接。“被困的时候，好几次我听说印度人（穆斯林）开小差投靠了土耳其人。”英国炮兵、绰号“炮手”的W. D.李回忆，“但有些人在逃跑过程中被抓，最后当众枪毙。”有证据显示，仅有很少的印度士兵成功逃往奥斯曼军阵线—在围困结束前被列为“失踪”的不到72人。不过很显然，不是所有印度士兵都愿意为英国出生入死。[9]

当英军正在竭力营救被困库特城中的部队时，埃及当局与利比亚接壤的西界仍面临着危机。1916年1月，英军驻埃及指挥官，约翰·麦斯威尔爵士，敦促伦敦的陆军部授权其发动战役，收复两个月前被赛努西部队夺去的领土。他解释称，从军事方面考虑，重新确立英军对西部沙漠的控制权并非必要，但从政治角度来说则是可取的。英军撤出加里波利半岛，再加上在西部沙漠不敌赛努西部队，这已足够令埃及的激进分子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经伦敦批准后，麦斯威尔组建了西界部队，旨在让英国重新控制与利比亚接壤的埃及领土。自加里波利撤军后，麦斯威尔便有更多的兵员可供调遣。他充分利用数量优势组建了一支庞大的步兵队伍，士兵来自英伦三岛、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各地，甚至还有南非。这支队伍不仅配备侦察机、装甲车等先进技术装备，也有更适于在沙漠中行军的传统马匹和骆驼骑兵。

与赛义德·艾哈迈德·赛努西并肩作战的阿拉伯部落兵，由奥斯曼军官负责操练，并接受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的兄弟—努里贝伊，还有伊拉克人贾法尔·阿斯卡里的监督。派遣努里和贾法尔前来的奥斯曼军领导层明确指示，二人应“潜入埃及，在当地传播恐慌情绪，制造混乱，牵制住尽可能多的英军士兵”。奥斯曼军与他们的德国盟友把赛义德·艾哈迈德—神秘主义组织赛努西教团的一把手—看做圣战的合作伙伴。他们于1915年末取得的胜利给英国人敲响了警钟，也激起埃及民族运动的热潮。[10]

1916年1月，赛努西部队在距英军驻玛特鲁港部队西南方约20英里的比尔突尼斯（Bir Tunis，意为突尼斯深井）安营扎寨。当看到一架英军飞机飞过阵地上空，阿斯科里明白英军即将来袭。他在赛努西营地四周布下哨岗，命哨兵们保持警惕。1月22日，是夜大雨如注，黎明时分一位土耳其军官将阿斯科里叫醒，急急忙忙告诉他“有一支敌军纵队正朝赛努西阵地推进，有步兵、骑兵、炮兵，还有装甲车”。这场令土耳其人头疼的瓢泼大雨最终却给他们带来了好运：装甲车陷入泥沼，为阿拉伯部落赢得了准备时间。

1月23日，双方在比尔突尼斯激战了一整天。奥斯曼军的非正规部队在英军的火力之下竟能保持井然有序，令后者感到十分诧异。努里率领一支骑骆驼的机枪手队从右翼向英军发起进攻，贾法尔·阿斯科里则负责率兵对付英军骑兵。赛义德·艾哈迈德带着大部分警卫，向南撤到20英里外的安全地带。赛努西部队由于一天之内战线拉长超过5英里，前线兵力越来越弱，最终被英军从正中位置突破，丢失阵地。英军将赛努西部队留下的帐篷及帐篷内的所有物品付之一炬，但赛义德·艾哈迈德的主力再一次侥幸逃脱。[11]

麦斯威尔将军有足够的兵力能够应对赛努西部队造成的威胁。另一方面，战斗持续越久，这支由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混编而成的部队越是军心涣散。贾法尔·阿斯科里事后回忆道：“经过激烈的战斗，我们的兵力已大不如前。士兵加入或离开部队完全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食物与弹药。军中缺乏中坚力量。如果他们决意要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些圣战士离去的脚步。”正如以往一样，这些阿拉伯部落兵再一次充满变数。

撤出比尔突尼斯后，赛义德·艾哈迈德及赛努西的追随者与努里和贾法尔分道扬镳。赛努西部队向南推进，占领西部沙漠中的各片绿洲，使其阵地从毗邻利比亚边境的锡瓦一直延伸至法拉弗拉（Farafra）与巴哈利亚。后两片绿洲虽与尼罗河谷距离非常接近，却不在英军的攻击范围之内。另一边，贾法尔与努里在地中海沿岸平原继续袭扰当地英军。不过，由于这两位奥斯曼军官率领的部队不足1200人，且只有一门速射炮和三挺机枪，随着英军增援部队不断赶到，他们的影响也日益减弱。

英军一路追赶撤退的阿拉伯部队至阿卡齐尔（Aqaqir），这里位于沿海村庄西迪拜拉尼东南方15英里处。贾法尔·阿斯卡里没有料到，2月26日竟是他向英军发起的最后一次攻击。当敌军将他们的阵地团团围住时，为避免被俘，努里在未与贾法尔协商的情况下擅自率领正规军撤退，留下贾法尔和他的小分队独自面对英军。一名通讯员捎来努里撤退的消息，贾法尔目瞪口呆，随后他便发现，自己已完全陷入英军重围。

接下来的肉搏战如同从克里米亚战争再现：军官们拔出弯刀，奋马冲锋。贾法尔的右臂因严重的刀伤无法动弹，爱马又被人从后射杀，最后只能徒步杀敌。紧接着，英军指挥官休·苏特上校也因坐骑被杀，跌在贾法尔脚边。“我还没来得及采取行动，”贾法尔写道，“敌军的骑兵便将我团团围住，因失血过多我便晕了过去。”作为战俘，贾法尔·阿斯科里受到高级军官应得的礼遇。

阿卡齐尔之战标志着土耳其—赛努西的混编部队对英军在西部沙漠的控制权已再无威胁。西界部队一路推进，途中并未受到实质性抵抗。他们收复塞卢姆港，其控制区域与利比亚重新接壤。根据英国官方历史记载，“埃及对此反应非常热烈，之前在亚历山大港地区支持赛努西的示威也普遍平息。”随着英军在北部沿海地带重振威名，他们集中力量占领西部绿洲指日可待。1916年3月至1917年2月，英军成功将赛义德·艾哈迈德及其部队逐一从绿洲中赶出。[12]

在开罗，身处马阿迪战俘营附属的贾法尔·阿斯科里逐渐伤愈。他受到埃及苏丹侯赛因·卡米勒，以及英军指挥官约翰·麦斯威尔的接见。此外还遇见许多朋友与同事，这尤其出乎他的意料。这些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西奈半岛被俘的阿拉伯军官隶属奥斯曼军，其中很多人跟他一样倾向阿拉伯主义。他的老朋友及同僚努里·赛义德也在其中，他是英军在巴士拉抓获的。英军情报机构企图充分利用这些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来达成自己的战争目标。

随着赛努西在埃及境内开展的圣战遭到遏止，英国战争策划者再一次集中精力，解救被困在库特阿马拉的汤申德部队。

围城旷日持久，两军不时向对方开火。有一次，在一场特大降雨之后，冻坏的英军爬出洪水泛滥的战壕，将无处不在的土耳其炮火抛诸脑后，踢起足球。斯普纳牧师称，“土耳其狙击手被球赛吸引，纷纷放下枪饶有兴致地看了起来”，直到比赛结束。在斯普纳笔下的另一则轶事中，两军在各自战壕里罕见地互相开起玩笑。一名奋力挖战壕的土耳其士兵不时地冲英军阵线挥舞他的铁锹，仿佛在说“行不行啊英国佬”。忍无可忍，一名英国士兵终于抄起步枪，将这把挑衅的铁锹打出个洞。据斯普纳述称,“有一阵子毫无动静，直到后来对方非常缓慢地，似乎十分疲惫地伸出铁锹，上面缠了一圈绷带！”[13]

这些只是两军交火中为数不多的小插曲，奥斯曼军仍在不断收紧对库特的包围圈。1916年2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库特城中百无聊赖的军民注意到一架福克单翼飞机在低空盘旋。“它的速度如此之快，大家都对它产生了兴趣，”阿雷克斯·安德森少校回忆道，“它在城南天空中盘旋，接着又朝西北方向飞去。人们看见它扔下了什么，那东西还在阳光中闪了一下—事实上，它总共扔下四样东西。人们更好奇了。”此前飞机只用作空中侦察，库特居民刚刚目睹的，是这个城市首次遭逢的空袭。

烈性炸弹坠地的那一瞬间，士兵们都吓呆了。这次空袭摧毁库特城内的一门火炮，哨岗被炸得埋进战壕。城内一处居民区被直接击中，但奇迹般地无人死亡。从那天起，单翼机（英军猜测驾驶这类飞机的是德国人，因此称其为“弗里茨”）就频频空袭库特，在当地投下重达100磅的烈性炸药。其中一枚炸弹击中英军在遮棚市场的医院，18人死亡，另有30人受伤。空袭大大地帮助了收紧包围圈的行动。[14]

经历了数周无休止的枪林弹雨，但2月18日那天，库特却一反常态，万籁俱寂。英国人一开始感到困惑，害怕此次停火预示着新一轮的攻击。第二天他们才得知，敌军停止攻击，是因为他们收到震惊的消息—埃尔祖鲁姆陷落。

俄国驻高加索部队参谋长尼古莱·尤登尼奇早就预料到，协约国部队撤出加里波利半岛后，奥斯曼军定会重新调整战略部署。他估计恩维尔会借此机会重振奥斯曼第三军团。眼下镇守奥属高加索地区几百英里山地的11个师全部兵员不足，尤登尼奇决心赶在恩维尔着手巩固奥斯曼第三军团之前，趁其仍然虚弱将其一举歼灭。

尤登尼奇将军开始制定严密的作战计划。他对手下将领惜字如金，对士兵则完全保密。为分散自己部队与奥斯曼军的注意，他承诺会在1916年1月7日至14日期间，好好庆祝俄国东正教历的圣诞节与新年。他还散播谣言称俄国计划入侵波斯，以进一步扰乱奥斯曼军视听。这一假情报起了作用，奥斯曼军真的安顿下来准备过冬，认定俄军在开春之前不会来犯，而之后己方就会达满编状态。经历了1914年12月的萨勒卡默什战役，土耳其指挥官深信，俄国人会与他们一样厌恶继续在高加索的严冬环境中作战。[15]

俄军当然从恩维尔计划不周的萨勒卡默什之战中吸取了教训。作为战斗准备的一部分，尤登尼奇为步兵订购冬衣，给所有士兵分发皮毛大衣、带内衬的裤子、毡靴、厚上衣、保暖手套及军帽。他甚至为每位士兵准备两小段柴火，以免他们像此前许多奥斯曼士兵一样，在寸草不生的高加索山地死于严寒。最重要的是，尤登尼奇已经察觉到，在深冬季节奇袭毫无防备的敌军十分容易。恩维尔曾在萨勒卡默什令俄军猝不及防，差一点就因恐慌而一败涂地。尤登尼奇希望这次精心准备的绝密行动能够一举获胜，不会重蹈奥斯曼军当年的覆辙。

1916年1月10日，俄军向科普鲁克伊发动进攻，这是该地区爆发的第三次战争。1914年11月初，一战伊始时，奥斯曼军曾在这里击退俄军。1915年1月，萨勒卡默什战败后，奥斯曼军也是撤至此地重新集结。科普鲁克伊是阿拉斯河边的战略重镇，镇守埃尔祖鲁姆的东大门。由于科普鲁克伊周围都是奥斯曼军，尤登尼奇决定先分散敌军兵力。他先是在1月10日向该镇北部发起佯攻，1月12日又沿阿拉斯河故技重施。奥斯曼军共有9个师驻守科普鲁克伊，他们派出5个师的兵力阻击俄军的进攻。待到1月14日俄军主力部队向科普鲁克伊发起全面进攻时，城中奥斯曼守军只剩4个师。虽然土耳其人顽强抵抗，但眼看即将陷入重围万劫不复，他们还是在1月16日晚连夜撤离。第二天，俄军占领了该城。

科普鲁克伊一战失利，奥斯曼第三军团付出了沉痛的代价。高加索边境的奥斯曼驻军原有6.5万人，只有4万人成功撤至埃尔祖鲁姆。尽管如此，但他们仍相信埃尔祖鲁姆固若金汤。该城周围有两圈防御工事，共有15座要塞和炮台抵御来自东面的进攻。另外，截至1月中旬，恩维尔帕夏已从达达尼尔海峡调派了7个师的兵力，第一批部队预计将在3月初抵达埃尔祖鲁姆。奥斯曼军信心十足地以为，待到开春，他们便能击退俄国高加索部队。俄军则决定先发制人，在奥斯曼第三军团的增援部队赶到之前拿下埃尔祖鲁姆。[16]

尤登尼奇并未贸然向当地防守严密的奥斯曼军阵地发起攻击，而是为此次行动作了周密的部署：他下令拓宽通往科普鲁克伊的道路，以便机动车辆将火炮运送至前线；俄国铁路也从萨勒卡默什延伸至土耳其在卡劳干的战前边界；除此之外，他还首次出动塞尔维亚空军分队，为此次行动提供空中侦察。这些工作展开之际，尤登尼奇与手下军官也确认最终的进攻计划。

埃尔祖鲁姆的奥斯曼军防御阵线旨在保护该城不受来自科普鲁克伊方向的进攻。为避免重大损失，尤登尼奇及其部下决定放弃正面进攻，而是在埃尔祖鲁姆以北的山区集结兵力，那里地势险峻，奥斯曼军防守薄弱。只要攻占4个东北面的要塞，便能打开从北边进入埃尔祖鲁姆的通路。

2月11日，俄军发动攻势。他们先用炮弹猛攻，再夜袭埃尔祖鲁姆附近最北边的两处要塞。一位名为皮鲁米扬的亚美尼亚上校率兵向达兰戈兹（Dalangöz）要塞发起攻击，经过数小时的白刃战后终于成功拿下。第二天，俄军继续进攻，将埃尔祖鲁姆城周围的要塞逐一攻破。奥斯曼守军退入城内。到2月15日，俄军空中侦察报告称，埃尔祖鲁姆城中有大动静，辎重队开始离城向西行进。很显然，俄军的进攻令奥斯曼军大受打击，埃尔祖鲁姆周围的防御已被瓦解，现在他们正全线撤退。

2月16日上午，一个哥萨克骑兵团冲进了埃尔祖鲁姆。之前，俄国与盟军在东西两线历经18个月的堑壕战，双方一直僵持不下，损失惨重。因此，此刻的进攻不禁令俄军及其盟友心潮澎湃。骑兵纵马驰骋，奋勇作战，迫使敌军仓皇撤退，他们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荣耀时刻。俄军如潮水般涌入这座昔日以防守严密为傲的城镇，俘虏了城中5000名奥斯曼守军。接下来两天里，俄国持续追击撤逃中的奥斯曼军，又擒获5000名敌军士兵。加上此前1万名伤亡人员与1万名左右的逃兵，奥斯曼第三军团的兵员已锐减至2.5万人。这一仗，尤登尼奇大获全胜。他成功摧毁奥斯曼第三军团，远在奥斯曼援军赶到高加索前线之前，就扩大俄国对土耳其领地的控制范围。

趁敌人溃不成军之际，俄国高加索军团乘胜追击。2月16日至3月3日，俄军攻占凡湖附近的穆什与比特利斯；3月8日，黑海港市里泽失守；4月18日，特拉布宗也被攻陷。当土耳其增援部队终于赶到安纳托利亚东部时，该地区的奥斯曼军阵地已是全线崩溃。

正因如此，也难怪美索不达米亚的奥斯曼军在得到消息后，一整天陷入沉默。作为战争开打至今丢失领土最惨重的一次，它警醒了奥斯曼军，对库特的围困力度更甚，势在必得不容半点闪失。每击退一次英军的援军，土耳其人就打出一张告示，用法语大大地写道：“库特已被征服，各回各家吧。”不肯向敌军低头的英国人便针锋相对地打出自己的标语：“埃尔祖鲁姆的代价你们忘了？看看你身后吧。”[17]

整个2月，协约国都有成批的增援部队从法国乘船赶来巴士拉，加入美索不达米亚地中海远征军。他们三三两两地抵达，因运输太过匆忙通常与他们的大炮和马匹分开。巴士拉码头的混乱拖累了协约国部队的行动，致使他们在上前线之前，要花费数周时间归置武器与马匹。由于河运效率不高，大部分兵员只得从巴士拉跋涉200英里赶赴库特附近的前线。埃尔默将军好不容易等到此前承诺赶来营救他们的两个师。然而，救援部队姗姗来迟，数量上也不足以占有压倒性优势。

因此，埃尔默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理想状态下，他应等到援军悉数赶到才与敌军开战。然而，每过一周，奥斯曼第六军团就同样有新赶到的支援部队，而被困库特城中的汤申德部队则因缺粮少药而日渐衰颓。埃尔默的难题就是，如何在无充足情报预估敌我双方力量的情况下，选择最佳时机发起突围。时间步入1916年3月，库特被围已进入第三个月，埃尔默最终决定不再等待，于月初重新发起攻击。不过，他并没有选择此前底格里斯河的进攻位置，而是大胆提议经由陆路，朝库特以南的哈伊河（Shatt al-Hai）水道方向发动进攻，目标夺取位于高地的杜哈伊拉堡垒—奥斯曼军距离库特最近的一处大型据点。

为了打敌军一个措手不及，埃尔默决定让部队连夜奔袭，在黎明时分对杜哈伊拉发动攻击。他希望能先发制人，为汤申德部队在库特城南打通一条横跨底格里斯河的通道，令其与救援纵队会合。如果严格按照计划行事，他们也许能成功，因为3月7日晚，当协约国驻扎在底格里斯的军队出动时，土耳其军在杜哈伊拉的阵线由于先前水患弃置，还几乎无人防守。

然而山地崎岖不平，不熟悉地形的英军纵队在夜晚行进时迷失了方向，贻误战机。待到3月8日太阳升起，这些入侵者距杜哈伊拉堡垒还有4000码。英军指挥官以为，他们的纵队在晨曦中穿越开阔地带必会暴露行迹。埃尔默认定敌军已有所察觉，担心手下会因此遭到奥斯曼军的猛烈扫射。他并不知道，当时杜哈伊拉的战壕空空如也，土耳其军根本无法抵御攻击。

之前的教训让埃尔默清楚，在开阔地向挖壕固守的奥斯曼军阵线发起冲击会导致极大伤亡。因此，他命令部队停止推进，先向奥斯曼军阵地猛烈开炮以摧毁其火力。英国炮兵于上午7时向敌军战壕开炮，炮击持续了三小时。然而，此番猛攻并未使士兵免遭敌军枪炮攻击，相反却给奥斯曼军指挥官拉响警报。他们意识到协约国部队即将来犯，遂如潮水般涌向杜哈伊拉。当英军接到进攻命令时，杜哈伊拉原本空无一人的战壕早已挤满支援的奥斯曼士兵。

驻守库特以南地区的奥斯曼军指挥官是阿里·伊赫桑贝伊。1915年2月从高加索地区赶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后，头一个月的时间他操练士兵，使其熟悉新环境下的作战方式。3月7日晚他睡觉前，报告还一切正常。直到第二天一早，手下一个营长向他报告发生了炮击，他才明白英军的意图。

意识到事态严重，阿里·伊赫桑立即与山地炮兵队及机枪连的各位指挥官磋商。他在地图上指出英军所在的位置。“我让他们回击敌军的炮火，行进过程中但凡见到（向土耳其军阵线推进的）敌军部队，便立即开火。”随后，他向奥斯曼军第35师师长发出指令，命其将从伊拉克募集而来的士兵组成一队，让他们“拼死守卫杜哈伊拉以北山头”。阿里·伊赫桑对这些士兵的“纪律、状态及训练成果”都有所怀疑，因此“我告诉他们，我会将任何企图逃跑的人就地正法。他们对我在高加索战线上的名声有所耳闻，所以都相信我会言出必行”。他把信得过的安纳托利亚士兵部署在堡垒正中，认为他们定能守住阵线。[18]

英军还在炮轰空无一人的土耳其军战壕，而阿里·伊赫桑贝伊的部队已倾巢出动，赶赴杜哈伊拉。这位奥斯曼军官称：“敌军在开炮时并未让步兵冲锋，他们这一错误让我军受益匪浅，所有人员均成功赶到”堡垒，此后英军才命令进攻。他由衷地感谢英军将领给了他三小时的时间。

阿比丁·埃格是一位参加过加里波利之战的老兵。他的部队被派往美索不达米亚，英军步兵发起攻击时，就是他们守卫奥斯曼军的前线。看到数千名英印士兵向平原的这边跑来，他还在想仅凭他们一个营，如何能抵挡得住这么多的入侵者。“我们与敌人只隔了800米。双方交火，战斗就此打响。敌人想方设法接近，但他们在我们的全力反击之下溃退。”土耳其人的死伤人数也在不断攀升—埃格称“烈士们”一个个倒在他的身边。不过他们成功守住了阵线，直到下午援军赶来。到了晚上，英军再无力继续攻击，终于撤退。“我们彻底打败了敌人，”埃格洋洋得意地表示，“但我们也为此失去半个营的兵力。”[19]

奥斯曼军在杜哈伊拉—土耳其人称之为“萨比斯山之战”—取得的胜利可谓至关重要。此次战役中，英军的伤亡人数将近奥斯曼军的三倍。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土耳其军的士气，英军的解围计划再次搁浅。当然，最绝望的莫过于库特城内的士兵和百姓。“三天三夜，我们一直听到枪炮轰鸣，听见他们越来越近—这里的士兵都准备冲上前去—桥也备好了，就等待时机杀出重围，”斯普纳在日记中坦言道，“可就在这时传来消息，救援部队再次无功而返，这实在是一次残酷的打击。”[20]

城中英印军士气萎靡，这给奥斯曼军指挥官哈利勒贝伊可乘之机。3月10日，哈利勒派使者劝汤申德将军投降。他用法文写道：“您已英勇地完成军人应尽的义务。从现在起，不会再有人赶来替贵部队解围。据你们的逃兵描述，你们应该已弹尽粮绝且疾病肆虐。当下我方军势愈盛，您尽可继续在库特城中顽抗到底，抑或归顺我军，方识时务。”汤申德虽拒绝了哈利勒的提议，但也动了心。在提交给伦敦的报告中，汤申德表示，其部队到4月17日便将耗尽所有的食物。若届时仍未能解围，他请求伦敦方面能准许他与土耳其人进行谈判。[21]

愁云笼罩着美索不达米亚与英国政府。从在加里波利半岛蒙羞撤军还不到3个月，英军又将在伊拉克面临灾难性的失败。英国战争委员会不仅操心汤申德部队的安危，更对英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地位忧心忡忡。英国政府担心，奥斯曼军的胜利会在印度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掀起穆斯林的大叛乱。为了预防万一，哪怕是最不切实际的计划英国内阁也愿意考虑。

为解救汤申德及其部队，基奇纳勋爵提出两套方案，一套比一套天马行空。也许是受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带—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卡尔巴拉及其周边地区—普遍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启发，基奇纳建议派人在土耳其军后方煽动大规模起义。倘若规模够大，哈利勒贝伊便不得不调派围困库特的部队去平定内乱。如此库特的包围圈便会削弱，营救部队可一举将其突破。

基奇纳的第二套方案更加不着边际。他认为土耳其官员贪污腐化成风，提议用天价收买一位奥斯曼高级指挥官，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汤申德部队全体安全撤出库特。基奇纳命开罗军情处的英国官员提供最佳人选—既能兴风作浪，又能成功贿赂奥斯曼指挥官。由于没有高级官员愿意拿自己的声誉去冒险，如此考虑欠周详的任务最后便落在一位低级情报官员—T. E. 劳伦斯上尉的身上。劳伦斯精通阿拉伯语，与英军关押在埃及战俘营中的奥斯曼阿拉伯官员—包括贾法尔·阿斯卡里及努里·赛义德等人过从甚密，而且他坚信自己能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22]

3月22日，劳伦斯从埃及启程，乘船前往巴士拉，4月5日到达目的地。当时，救援部队新任指挥官G. F. 戈林奇将军，正准备再次向奥斯曼军阵线发起毫无胜算的冲锋。劳伦斯知道，要在阿拉伯地区发起一场能够影响库特局势的叛乱，他只有很少的时间筹备。听完珀西·考克斯爵士与格特鲁德·贝尔等伊拉克英军情报官员的汇报后，他决意与巴士拉几位赫赫有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人士会面。第一个会见的是苏莱曼·费迪。

苏莱曼·费迪名声在外，之前担任过奥斯曼帝国议会中的巴士拉议员。他曾与巴士拉的政治领导人—赛义德·塔利布·纳齐布密切合作，还曾于1914年10月至11月陪同赛义德·塔利布前去游说伊本·沙特，但最终未能赢得对方对奥斯曼帝国战事的支持。之后，他又与赛义德·塔利布一起去了科威特。后者在那里向英军投降并被流放到印度，费迪则返回巴士拉，在英军的统治下生活。那以后他便淡出政坛，做起小生意，从此不问国事，也与之前其他秉持阿拉伯主义的朋友和同僚断绝了来往。[23]

在赶赴伊拉克之前，劳伦斯探望了努里·赛义德，以及其他关押在开罗、有阿拉伯主义政治倾向的奥斯曼战俘。当劳伦斯询问地下组织“契约党”（阿赫德）的成员，自己到伊拉克后应找谁协商，他们都推荐费迪。于是，劳伦斯谨记在心。当二人见面时，劳伦斯已做足了功课。

劳伦斯与费迪在巴士拉一英军情报处会面。这位伊拉克人惊讶于劳伦斯俊俏的外表，一口带有浓重开罗口音的流利阿拉伯语，但劳伦斯知道得太多了。这位英国官员对他是知根知底，这让费迪很不安。[24]

“恕我冒昧，”费迪开口道，“我们之前见过吗？如果有，我记不得是在什么场合了。”

“不，我们素不相识，但关于您与您的活动，我知道得一清二楚。”劳伦斯回答说。

“您是怎么知道我的，您提到的活动又指什么？”费迪打起了马虎眼。当劳伦斯提及费迪在开罗战俘营中的旧相识，他才明白眼前这位英国人的消息来源。

最后，劳伦斯进入正题。他表示，阿拉伯人期望能摆脱土耳其人的统治实现独立，而眼下正与奥斯曼帝国作战的英国，也希望帮助阿拉伯人实现独立，来达成自己对奥斯曼帝国的胜利。英国政府愿意提供武器与资金，促成伊拉克境内的阿拉伯人发动大规模起义。“另外，我相信您的能力，”劳伦斯总结道，“希望能由您组织这次起义。”

费迪目瞪口呆。“先生，您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可就大错特错了。我在巴士拉没有影响力，背后也没有部落的支持。没人会跟随我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人。”费迪称，被流放的赛义德·塔利布更能胜任此次任务。然而劳伦斯知道，英国政府把塔利布看做危险的民族主义分子，绝不会同意将其释放。因此他回绝了费迪的建议。由于劳伦斯心目中能在伊拉克兴风作浪的人选寥寥无几，因此他决意要争取到费迪对此事的支持。

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坦诚交流，但最后劳伦斯仍然没能说服费迪接受提议。费迪做出的唯一让步，是同意与三位现被英军收押的旧相识见面，听听他们对此事的看法，再最终决定是否放弃劳伦斯的提议。其中一位就是1915年7月，在幼发拉底河流域被英军抓获的阿里·乔达特。

整整四个小时，这几位伊拉克阿拉伯主义人士聚在一起商讨劳伦斯别出心裁的提议，即在英国的支持下，发动一场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部落叛乱。鉴于英国对埃及与印度的殖民统治，他们没有理由相信英国人会像劳伦斯宣称的那样，在政治上对伊拉克并无兴趣。他们更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的阿拉伯同胞，尤其是那些贝都因部落。乔达特亲身经历贝都因人在幼发拉底河一战中对奥斯曼军的背叛，因此他最不愿与任何阿拉伯部落合作。谈话结束，这三位奥斯曼军官敦促费迪务必拒绝劳伦斯的提议。

回到英军情报处的费迪拒绝了劳伦斯的要求，两人和平分手。在后来的一份报告中，劳伦斯述称“苏莱曼·费迪太过紧张，看不到任何”由他领导发起叛乱的“前景”。虽然劳伦斯并未在报告中写明，但费迪拒绝合作让基奇纳的第一个方案—在奥斯曼人后院煽动阿拉伯人叛乱，以分散围困库特的敌军—化成泡影。第二天，劳伦斯乘船启程赶赴前线，寻思着如何贿赂一位奥斯曼军指挥官。[25]

杜哈伊拉惨败后，乔治·戈林奇接替埃尔默，继续率领英国部队开展营救行动。1916年4月5日，英军对奥斯曼军阵地发动进攻。他们将土耳其人逼退至汉纳的狭径，即1月绊住埃尔默部队的地方，却在上游8英里处的桑奈亚特（Sannaiyat）被奥斯曼军阻击，损失惨重。英军休整了8天才开始下一轮攻击，他们取胜的自信也日益减弱。

库特的形势越来越不妙。被困城中的士兵开始显现营养不良的症状。他们每日的面包配额一周周递减，最后只剩6盎司，外加每日1盎司的马肉—只有英军才肯吃肉。斯普纳牧师在4月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英国士兵已经形同枯槁，憔悴不堪，但印度士兵比他们更糟。”救援部队在桑奈亚特受挫后，汤申德再次把面包下调至每人每天5盎司。到4月12日，得到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权威特批，印度士兵终于开始吃马肉。汤申德将军告知营救部队的指挥官，城内的粮食储备将在4月23日耗尽，但马肉的供应或许还能坚持到4月29日。那以后库特城内将彻底断炊。

为给之后的军事行动赢得时间，英国人挖空心思给库特送食物。库特城中的士兵之前目睹了空中投弹，这一次又成为史上第一批收到空投补给的人。然而，由于气候恶劣，早期飞机的载重量有限，加之飞行员空投准确度差，最终这次尝试不算成功。斯普纳在4月16日写道：“飞机整天都在投放补给物资。水上飞机也加入进来，不过它们空投技术太差，包裹不是掉进底格里斯河，就是掉在土耳其军的战壕里！”根据土耳其一方的阿比丁·埃格记载，4月16日当天，每架飞机都装载了3包物资，从早到晚忙着把这些物资空投给库特。“有两袋面粉掉在我军战壕中”，这也印证了斯普纳飞行员“空投技术差”的说法。当天，飞机往返14次，成功空投了2500磅食物。但平摊到库特城中1.3万名士兵与6000名居民，每人才分到5盎司。显然仅凭空投不足以缓解库特城中的粮食压力。[26]

营救部队做了最后一次努力。4月17日，英军向拜特伊萨（Bait Isa）的奥斯曼军阵地发起进攻，却被敌军强有力的反攻逼退。阿比丁·埃格述称，英军在大开杀戒的土耳其军面前“溃不成军”。“敌军撤退，我们便乘胜追击，一直推进到他们的主战壕。”4月22日，被牵制在拜特伊萨的营救部队向距离库特约15英里的奥斯曼军阵地，桑奈亚特，发起最后一次进攻，结果仍是一败涂地。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交战双方均示意停火，以抢救伤员。停火一直持续到日落，两军的担架员都忙着将己方士兵抬回战壕。双方似乎都意识到，是时候结束对抗了。

至此，营救行动已持续了4个月。为解救库特城中的1.3万名士兵，救援部队已死伤2.3万余人。4月22日，戈林奇将军及其部下宣布停战，他们的部队已精疲力竭，无法再战了。

为争取时间，英军孤注一掷，用铁板加固“尤乐娜”号（Julnar）轮船，试图让它强行通过被奥斯曼军封锁的河道，载着食物与药品抵达库特。然而，可供库特城内的士兵捱过3周的补给物品重达240吨，加上身披铁甲，“尤乐娜”号只能以5节的航速前进。4月24日晚，这艘救援船载着志愿船员起锚上路。城外英军通知库特城内的同袍，要求他们为“尤乐娜”号提供火力掩护，以防河两岸的土耳其军对其发起攻击。不过，“尤乐娜”号并未能抵达库特的火力掩护范围。奥斯曼军在底格里斯河布下缆索，行动迟缓的“尤乐娜”号就在离目的地约5英里的地方中招，像落网之鱼一般动弹不得。

G. L. 希伍德少校与库特城中的炮兵一起等待着船的到来。“我们都听见为其提供掩护的枪炮声，都能看见它正向这边驶来，可突然间，它在以东约4英里的地方停住了，我们马上就意识到，最糟糕的事已然发生。”结果，“尤乐娜”号被奥斯曼军扣押，船上所有的物资也被统统缴获，船长被枪决，船员则被打入大牢。至此，库特厄运已定。

4月26日，汤申德将军获准与哈利勒贝伊就投降事宜进行谈判。

持续数月被围困令汤申德及其部队付出沉痛的代价，他已无力再与土耳其人举行谈判。“我身心俱乏，”他给上司珀西·雷克将军这样写道，“我已尽到自己的职责，该出面谈判的应该是您。”事实上，没有一位英国高级将领愿意挺身而出，因为这次谈判势必成为英军空前的耻辱。雷克不愿砸了自己的声誉，他指示汤申德与哈利勒展开谈判，并派开罗军情处的劳伦斯上尉和精明能干的语言学家，情报员奥伯里·赫伯特上尉协助。[27]

在4月27日与哈利勒的第一次会面中，汤申德试图用金钱与战利品换取自己部队的自由。倘若哈利勒能够在英印军承诺罢战后，让他们安全离开，他愿意留下40门火炮，并向奥斯曼政府支付100万英镑。哈利勒清楚地表示，他个人更希望汤申德部队能够无条件投降，但他会将这一提案上报恩维尔。汤申德非常泄气地回到库特，因为他知道，恩维尔及其德国顾问更看重的是完胜而不是金钱。“接下来我军就要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展开谈判。”他向雷克如此写道，希望能说服上司承担接下来的谈判工作。可这位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指挥官仍然拒绝参与其中，坚持只派劳伦斯与赫伯特两位上尉前来协助。

4月29日清晨，两位青年情报官启程前去与哈利勒贝伊会面。他们举着白旗抵达土耳其军战壕，在那里等候了数小时。其间他们与一些土耳其士兵亲切交谈。赫伯特抱怨道：“土耳其人向我展示了他们的勋章，让我们更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懊恼。”最终，劳伦斯、赫伯特及二人的上司爱德华·比奇都被蒙上眼睛，由人领着穿过土耳其军阵线去往哈利勒的总部。比奇与赫伯特被送上马背，劳伦斯则因为膝盖有伤不能骑马，与二人分开走。待他到达目的地时，赫伯特与哈利勒的谈判已经开始了。[28]

精通法语的赫伯特为英国求情。一战之前，在英国驻伊斯坦布尔使馆的一次舞会上，他曾与哈利勒有过一面之缘。据赫伯特描述：“他看上去35岁上下，就他担任的职位来看实属年轻。气宇非凡—一双能让狮子驯服的眼睛，方下巴，嘴巴犹如陷阱一般。” 赫伯特恳求哈利勒对库特的阿拉伯百姓网开一面。“我说，与汤申德一起的阿拉伯人只是做了任何处于弱势一方的人都会做的事……他们都惧怕他，所以才为他服务。”尽管如此，哈利勒明确告诉赫伯特，库特居民是奥斯曼帝国的子民，不需英国费心。哈利勒还拒绝保证未来“不会迫害库特居民或将其处以绞刑”。

具体的投降条款，赫伯特等到劳伦斯赶到才进入讨论。然而，他们原先计划用金钱帮汤申德逃出生天的愿望打了水漂。为了更有技巧地提起贿赂这个微妙的话题，比奇指示赫伯特“提出英军愿意承担库特城中百姓与阿拉伯人的生活费用”。但显然哈利勒把库特城中百姓看做包庇英军的同伙，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这个还未提起的）话题就被撂在一边”。

哈利勒向英国人提出要求，即由后者为汤申德及其部队提供船只，让他们乘船前往巴格达。“不然这些人就只能步行，”哈利勒解释称，“但以他们目前的状况来看比较困难。”哈利勒承诺一旦城中战俘全部转移至巴格达后，就会把河船归还给英军。比奇上校用英语对赫伯特和劳伦斯说，英军自己的船只都不够，恐怕不能同意这个要求，赫伯特应告诉对方自己要请示雷克将军。哈利勒本人，或他的随行人员中有人会一点英语，听懂了比奇的意思。如果英军自己都不替自己的伤病员在转移过程中的安全着想，奥斯曼军则更不可能。

哈利勒在谈判过程中只发过一次火。他收到消息称，汤申德在当天早些时候已经把城内所有的火炮全部摧毁。“哈利勒显得非常生气，”赫伯特记录道，“他说他对汤申德十分敬仰，但没得到那些大炮很显然令他非常失望。”汤申德此举应是为防止这些大炮落入敌军之手，并被用于对付英军。然而，他摧毁这些大炮意味着哈利勒的战利品大打折扣，这更坚定了这位奥斯曼军指挥官的立场。

这些职位较低的英国军官没有什么筹码能跟赢得胜利的奥斯曼军指挥官讨价还价。一旦基奇纳的金钱诱惑失败，赫伯特与劳伦斯便拿不出任何更好的条件。他们还不知道，就在自己与哈利勒谈判的当天早上，两天前贿赂哈利勒失败的汤申德已同意无条件投降。库特尽在奥斯曼军的掌握之中，汤申德及其部队已经沦为战俘。尽管如此，哈利勒并未告知他的英国客人这一重大事件。他意识到劳伦斯与赫伯特上尉并无实权，又拿不出什么新方案，于是他打了个哈欠，示意结束这场谈判。“他说他很抱歉，说他还有许多要事需要处理。”赫伯特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道。对于哈利勒来说，那天的确发生了许多大事。

4月29日中午，库特城中饥肠辘辘、憔悴不堪的士兵开始集结，准备迎接接收他们的敌军。“就这样，漫长的厮杀、等待和希冀、猜疑和焦虑，还有饥饿，一切的一切都结束了，”阿雷克斯·安德森少校这样写道，“无法想象和不能接受的事情都已经发生，没有人不受到震撼。”话虽如此，英印军在震惊之余还有一丝宽慰。经过145天的围困、无休止的炮火，还有越来越无法忍受的饥饿，此刻他们十分庆幸这些苦难终于要过去了。他们认为，战俘的处境绝不会比他们这些天来的经历更糟。

英军郁郁寡欢，土耳其人却分外高兴。“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灿烂的微笑，”加里波利的老兵阿比丁·埃格，在4月2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被称为‘库特节’（Kut Bayram），以后它将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节日。”他喜于奥斯曼军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敌军有5名将军、400名军官，还有将近1.3万名士兵被俘。“在其他地方，英国人从未遭受如此程度的挫败。”埃格的描述十分准确。在库特之围中，英军共损失13 309人，其中包括277名英国军官、204名印度军官、2592名英国士兵、6988名印度士兵，以及3248名印度后勤人员。这是英军有史以来最狼狈的投降。[29]

4月29日中午，英印士兵焦急等待着奥斯曼部队的到来。下午1时许，有人大叫一声—“他们来了！”—其他人都争先恐后地抢着围观。“炮手”李在一机枪掩体处远远地看到“他们分几路纵队”，经过一片狼藉的库特要塞朝这边推进。“黑压压的部队像是在一路小跑。他们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我很惊讶他们竟如此急切地想要与我们见面，”李这样写道，“要不是他们长官厉声命令，他们早就乱哄哄地跑进库特城了。”

土耳其士兵很快就和自己长期鏖战的敌人打成一片。他们给英国兵递烟，尽管后者已虚弱得抽不动了。炮手李竭力组织着语言和俘虏他们的土耳其军交流—“法语、土耳其语，还有带了一点‘伦敦腔’的阿拉伯语，一股脑儿都脱口而出。”他发现不少奥斯曼士兵都曾在加里波利与澳大利亚人交过手。也许是为了回应澳新士兵撤退时留在战壕里的那些信件，这些土耳其士兵“似乎迫切想跟我军叙叙旧，所以就来了这么一场‘小仗’”。英国军官也和奥斯曼军官促膝长谈。皇家飞行团的T. R. 韦尔斯与两位土耳其军官从晚上七点半一直聊到深夜，“交流了许多最近发生的有趣细节”。[30]

然而对库特居民来说，围困结束只是噩梦的开始。正如赫伯特上尉所担心的，奥斯曼军对城中百姓一律处以极刑。斯普纳牧师称，许多被怀疑曾与英军合作的人都被吊在三脚绞刑架上，“让他们慢慢窒息而死。这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过是为我们做过翻译，有的根本是土耳其人想象出来的莫须有罪名。其中包括库特阿马拉的谢赫及他的儿子们。”奥斯曼军进城后，几天内“阿拉伯妇孺的恸哭和哀嚎”令炮手李感到骇然。据一位官员称，等到4天后英军离开库特时，城中百姓已有一半被枪决或绞死，“库特的树上挂满了尸体”。[31]

两军指挥官达成一致，交换伤残俘虏。约有1100名英国伤病员与数量接近的土耳其俘虏做了交换。其余战俘则需收拾行李，准备启程前往巴格达。普通士兵可带两条毯子及一套换洗用品，军官们则可携带重达200磅的随身物品和帐篷。军官和伤病员被安排乘船前往巴格达—许多人搭乘的就是之前倒霉的“尤乐娜”号。由于船只紧缺，英国人又不愿提供交通工具，许多士兵只得从库特跋涉100英里前去巴格达。

土耳其指挥官起草命令，由英国军官念给部下听。根据命令，他们将跋涉数百英里，中途还要穿越大沙漠，普通士兵带的装备越少越好。一旦掉队，他们将不会有任何交通工具和保护，到时就只能惨死在贝都因阿拉伯人手中。据炮手李回忆称：“听的人都意识到，自己在这次长途跋涉中凶多吉少。”命令宣读完后，军官被迫与士兵分开。那一刻不啻生离死别。“有些老兵哭着从我们身边走过，”L. S. 贝尔·赛尔上校在日记中如此写道，“尤其是那些拉杰普塔纳（印度西北部一地区）的士兵，他们说自打与英国军官分离后，他们就放弃了所有希望。”[32]

作为第一批进城的俘虏，由水路抵达巴格达的英军士兵发现，那里全城都沉浸在节日的欢庆气氛中。塔利布·穆什塔克当时还是一名学生。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巴格达阿拉伯人，他对帝国一片赤诚，殷切期盼自己能加入奥斯曼军，保卫家园抵御外来侵略。英国战俘进城时，他就在人群中围观。“伊拉克的所有人都在庆祝，”他回忆称，“巴格达挂满了彩旗、灯笼和棕榈叶。”他看到一艘艘载满战俘的汽船停靠在河岸边。“我很轻松地就爬上其中一艘，亲眼见到那些倒霉的俘虏，他们对我们根本没有敌意，却不得不与我们战斗。”他向码头上的一位英国中士走去，“那个人憔悴不堪，被困库特几个月让他饿得骨瘦如柴”。虽然穆什塔克不会英语，但他发现中士会几个阿拉伯单词。

“你还好么？”穆什塔克问。

“还好，还好。”英国人用阿拉伯语回答道。

“你觉得土耳其军怎么样？”穆什塔克继续问道。

“英国人砰……砰更厉害，但没面包。”中士用糟糕的阿拉伯语说。

“我明白他的意思，”穆什塔克补充，“他是想说英军有更强的火力，但粮食没了，只好投降。”[33]

抵达巴格达后，战俘便按照军衔与种族分开。恩维尔帕夏前来视察，对他们许下承诺:“战士们，你们的苦难都过去了。”他如此安慰饥肠辘辘、虚弱至极的战俘：“你们将会受到奥斯曼苏丹的贵宾礼遇。”然而不久这个承诺就变得极为可笑，因为苏丹显然对他的宾客并非一视同仁。[34]

印度穆斯林军官受到最好的款待。奥斯曼军将他们与英国和印度教军官区别对待，让他们住最舒适的房间，提供精致的食物和上等烟草，还领他们去清真寺祈祷。“他们似乎被土耳其人打动了。”贝尔·赛尔上校这样写道。这种怀疑并非空穴来风，每位向奥斯曼军投诚的印度军官都是苏丹圣战宣传奏效的标志。[35]

圣战的另一举措，是命投诚的阿尔及利亚士兵进驻巴格达，以增强奥斯曼帝国苏丹对殖民地穆斯林的号召力。这些北非士兵原本随法国部队在西线作战。被德国人俘虏后，他们被押往柏林附近的温斯道夫—佐森，在名为“新月营”的穆斯林战俘营受到特殊优待。随后，约有3000名阿尔及利亚士兵在柏林被土耳其军官收编，后被派往巴格达，驻扎在英军战俘营附近。这些北非士兵既为协约国效过力，现在又为同盟国作战，足迹遍布亚非欧三大洲。一战期间，很少有人有类似的经历。[36]

然而，刚抵达巴格达不久，不少阿尔及利亚人便后悔了。许多人向驻巴格达的美国领事寻求帮助。“有的人声称是因为苏丹承诺会优待他们，让他们与‘异教徒’作斗争才来的，”查尔斯·布里赛尔领事报告，“有的则说他们是被德国人送到这里。不过，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坚称自己被骗了。”尽管如此，这些自愿投靠土耳其军的士兵，美国领事除了能给他们少许钱财之外，也是爱莫能助。他们当中许多人随后便被派往波斯边境，与俄国人作战。[37]

相比普通北非士兵，印度穆斯林军官的待遇要好得多。这种优待也为奥斯曼帝国的圣战带来好处。1916年8月，伊拉克当地报纸报道称，已有70名在库特被俘的印度穆斯林军官向奥斯曼帝国苏丹投诚。苏丹称，这些军官都是被逼无奈才“与哈里发统治的奥斯曼帝国为敌”，因此他把军官佩剑还给他们，以示尊敬。报纸上说，“苏丹的这一举动深深打动了他们，他们纷纷表示愿为奥斯曼帝国鞠躬尽瘁。”如果报道属实，这意味着在库特被俘的印度军官（包括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内，有204名），其中的穆斯林几乎全被奥斯曼帝国成功纳入麾下。[38]

277名英国军官也依照军衔受到不同程度的优待。奥斯曼当局给每位军官都发放生活费，并准许有一位仆人负责其起居。虽然条件通常一般，但军官们至少没有露宿街头，生活还过得去。他们乘坐火车、汽船，或骑马从巴格达去往安纳托利亚拘留营。为了让他们正式承诺不逃跑（“俘虏宣誓”［parole］），奥斯曼当局给他们极大的自由，任其在附近城镇活动，甚至还允许接收家人的信件与包裹。[39]

年轻的E. H. 琼斯中尉被拘押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约兹加特（Yozgat），他详细记载了英国军官如何消磨那些被俘的时光。“我们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打发时间，”他这样写道，“我们组织四人曲棍球赛，还（在土耳其人允许之下）散步、野餐、坐平底雪橇、滑雪等等。我们写各类剧本，喜剧、正剧、音乐剧、闹剧、哑剧，室内娱乐应有尽有。此外，我们还有一支交响乐团，演奏乐器都是战俘制作的，配上战俘营自组的男声合唱团，还有音乐家为他们谱曲。”[40]

奥斯曼当局对待英国军官的态度与对普通士兵的残忍形成鲜明对比。普通士兵的故事鲜为人知，因为大多数“军官以外的人”已在死亡行军中罹难，极少数幸存下来的也不愿讲述他们亲眼目睹的惨状。“关于部队在行进中遭受的种种苦痛和非人待遇，以及在穿过亚美尼亚人聚居地时所看到的一幕幕惨状，我不打算在这里叙述。”在总结库特之围时，炮手李如此写道。澳大利亚航空队的J.麦克·斯洛斯上士则直言不讳。“我们的人被枪托戳着，被鞭子抽着朝前走。有些人被一路鞭笞直到倒地，一个海军陆战队战士就因此再也没能爬起来。你要开口就会挨一顿鞭子。”走在“死亡之路”上，杰瑞·朗上士曾对一位同情他们的土耳其军官吐露了自己的恐惧：“我告诉他说，我们队伍的人数已经比原先少了一半……我们都开始怀疑这是土耳其政府的阴谋，想让我们一直走下去，直到统统没命。”[41]

奥斯曼政府对库特战俘的态度，常常被人拿来与亚美尼亚死亡迁徙拿来相提并论—这样做的不只是幸存者。他们在同样险恶的环境跋涉，押送他们的奥斯曼军同样对他们漠不关心。他们也没有任何生存所必需的食物、水和抵御曝晒的衣物，穿越如此险峻地势时竟然还打着赤脚。一路上，他们都面临着村民与部落的攻击，掉队的人最后也都曝尸路边。

尽管如此，两者还是有所不同。奥斯曼政府押解亚美尼亚人穿行叙利亚大沙漠，其背后是蓄意的种族灭绝政策。而他们并无意屠杀库特的战俘，只是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为他们保命。大多数时间里，负责押解的奥斯曼士兵对战俘的生死似乎毫不在意。这一点不难解释。库特城中数千名饥病交加的英印士兵会损耗他们的资源。奥斯曼帝国自己的士兵都缺药少粮，根本不能为数量如此庞大的俘虏提供足够补给，因此并不关心这些新来的入侵者是死是活。那些日渐憔悴、不再有利用价值的人，奥斯曼士兵就会想方设法弄死他们—这样的人占了大多数。有记录为凭，从库特俘获的英军共有2592人，近70%，即超过1700人死于监禁和死亡行军。印度普通士兵的死亡人数并不明确，但被奥斯曼军俘获的9300名士兵与后勤人员中，不下2500人死亡。[42]

库特的幸存者被派去修筑安纳托利亚至巴格达段的铁路。印度士兵聚集在铁路线的尽头—艾因角，而英国士兵则被派去修筑托罗斯山脉与阿曼山脉间的隧道。自从亚美尼亚人被集中流放到叙利亚大沙漠、成批死亡后，铁路隧道的工程便一直处于停滞状态。1916年仲夏，在位于阿曼山脉的巴赫切火车站，亚美尼亚神父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遇到一队来自库特的英印战俘。

第一批英印士兵于夜晚抵达巴赫切火车站，大约两百来人。据巴拉基昂回忆，他们在夜间穿行，犹如“行尸走肉……佝偻着背，衣衫褴褛，满身尘土，瘦骨嶙峋”。他们抵达工作地点后，便向巴拉基昂及其他人寻求帮助。“这里有亚美尼亚人吗？”他们问道。“给我们一片面包吧，我们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巴拉基昂及其同事很是惊讶。“他们说的是英语，我们都愣住了……他们居然是英国人……这些来自远方的朋友也遭遇跟我们同样的命运，现在在问我们讨要面包……真是太讽刺了！”[43]

这些英国战俘刚抵达工作地点时，根本无法干挖隧道的重活，他们被允许休息一周，以恢复体力。在此期间，巴拉基昂及一小批亚美尼亚幸存者与战俘见面并展开交谈—从任何角度来说，他们都同是天涯沦落人。“英国军官讲完他们在沙漠中那段令人揪心的遭遇，感同身受地向我们描述他们在代尔祖尔目睹（屠杀亚美尼亚人）的那一幕幕惨剧。”巴拉基昂得出结论，奥斯曼政府“对待英国战俘，正如它对待数千名亚美尼亚流放者一样—并不担心将来要承担任何责任”。

库特城内英军投降的消息被英国媒体通报后，英国内阁不得不对此事负责。英军在加里波利半岛失利的余波未平，此次又在库特投降，自由党派领导人H. H. 阿斯奎斯为首的英国政府不得不成立两个调查委员会—一个负责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另一个彻查美索不达米亚战役。1916年8月21日，美索不达米亚委员会正式建立。接下来的十个月里，该委员会共召开了60次会议。由于最终报告对英国内阁与印度政府提出严厉批评，政客们不得不将其推迟两个月才公开。最后，前印度总督暨战时内阁成员，位高权重的寇松爵士表示：“就我个人而言不得不遗憾地说，自从克里米亚战争以来，英国政府还从未遇到过如此严重的政治失误和政府失职。”[44]

1917年6月27日，美索不达米亚委员会的报告公布于世。接下来数周里，议会对此展开激烈的讨论。最终，时任印度事务国务大巨的奥斯丁·张伯伦引咎辞职。然而讽刺的是，到了1917年夏天，巴格达已然在英军的掌控之中。只是这迟来的胜利终不能挽回美索不达米亚战役里，到库特城破为止死去的4万士兵的生命。他们的牺牲，一如那些在加里波利半岛死伤的战士，没有缩短、相反是大大延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

相比库特陷落对英国议会造成的冲击，英国战争策划者们更担心的，是奥斯曼军两次大胜在伊斯兰世界引起的反响。开罗的阿拉伯办公室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行动，以动摇奥斯曼帝国苏丹作为哈里发的宗教权威。他们试图与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结成战略同盟。此人是先知穆罕默德圣裔，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及整个伊斯兰世界中，其宗教地位仅次于哈里发。

[1] 关于德国加紧圣战的内容，参见 Peter Hopkirk, On Secret Service East of Constantinople: The Plot to Bring Down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John Murray, 1994)；Sean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Germany’s Bid for World Power, 1898–1918 (London: Allen lane, 2010).

[2] IWM, private papers of Major G. L. Heawood, Documents 7666. Heawood’s account was drafted in 1917.

[3] `Ali al-Wardi, Lamahat ijtima`iyya min tarikh al-`Iraq al-hadith [伊拉克现代史的社会视角](Baghdad: al-Maktaba al-Wataniyya, 1974), 4:231.据Wardi称，两位将军关系紧张是因为努雷丁反对任命一位非穆斯林为第六军团指挥。

[4] F. J.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 (London: HMSO, 1924), 2:194.

[5] George Younghusband, Forty Years a Soldier (London: Herbert Jenkins, 1923), 284–285.

[6] IWM, private papers of the Reverend H. Spooner, Documents 7308, entry for 9 January 1916.

[7] 对汉纳的第一次进攻发生在1916年1月20—21日。英军损失 2741人，奥斯曼军预计损失约2000人。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275–276; Younghusband, Forty Years a Soldier, 290–291.

[8] 对镇民房屋的搜查始于1月24日。Charles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Mesopotamia and the Creation of Iraq, 1914– 1921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0), 215.

[9]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200. 斯普纳神父于1916年3月30日提到，第24旁遮普团（Punjabis）的一个连因“叛变被缴械”，且“许多穆斯林士兵投靠了敌军”。IWM, papers of W. D. Lee of the Royal Garrison Artillery, Documents 1297.

[10] 贾法尔关于赛努西战役的讲述，参见 Jafar al-Askari, A Soldier’s Story: From Ottoman Rule to Independent Iraq (London: Arabian Publishing, 2003), 85–93.

[11] 1月23日，英军在比尔突尼斯死伤312 人，估计阿拉伯士兵死亡200人，受伤500人；George McMunn 和 Cyril Falls 在书中将这次事件称为“Affair of Halazin” ，书名为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London: HMSO, 1928), 122.

[12] 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134.

[13] 斯普纳神父记录了1916年1月26日的足球赛和2月1日的绷带铁锹轶事。

[14] IWM, private papers of Major Alex Anderson, Documents 9724, 57–59；在描述第一次空袭时，Anderson提到飞行员“已经知道是德国佬”；关于对医院空袭的描述，参见 74–75.另见斯普纳神父3月18日的日记，在提到了伤亡人数后，他只写道“惨不忍睹”。

[15] 关于俄军占领埃尔祖鲁姆，参见 W. E. D. Allen and Paul Muratoff, Caucasian Battlefields: A History of the Wars on the Turco-Caucasian Border, 1828–19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320–372；Michael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34–139；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91–193；Edward J.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120–137.

[16] Allen and Muratoff, in Caucasian Battlefields，342，声称奥斯曼军在科普鲁克伊有“将近1.5万人”死伤或冻死，另有5000人被俘，“逃兵数量与被俘人数大致相等”，损失兵力共达2.5万人。俄军损失同样严重: 1万人死伤 ，2 000 人因冻伤入院。

[17] Younghusband, Forty Years a Soldier, 297.

[18] 阿里·伊赫桑贝伊后来改用土耳其名Dujaila，Sabis Hill是他的姓。 Ali Ihsan Sâbis, Birinci Dünya Harbi [第一次世界大战] (Istanbul: Nehir Yayınları, 2002), 3:121–127.

[19] Abidin Ege, Harp Günlükleri [战争日记] (Istanbul: Türkiye Iş Bankası Kültür Yayınları, 2011), 275–278.

[20] 英军伤亡人数为3474人，奥斯曼军为1285 人。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525.

[21] Russell Braddon, The Siege (New York: Viking, 1969), 207–208.

[22] 关于劳伦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使命，参见Jeremy Wilson, Lawrence of Arabia: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T. E. Lawrence (London: Heinemann, 1989), 253–278;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250–253.

[23] 苏莱曼和塔利布战前事迹，参见第四章。

[24] 在苏莱曼·费迪的回忆录里，详细描述了他与劳伦斯会面的情形和二人的对话，见Mudhakkirat Sulayman Faydi (London: Saqi Books, 1998), 221–242.

[25] Wilson, Lawrence of Arabia, 268.

[26] Ege, Harp Günlükleri, 294.

[27] 引自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250–253.

[28] Scott Anderson, Lawrence in Arabia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14), 176–178. 奥伯里·赫伯特他们与哈利勒谈判的内容，来自Aubrey Herber, Mons, Anzac and Kut (London: Hutchinson, n.d. [1930]), 248–256.

[29] Ege, Harp Günlükleri, 307;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459. 在库特陷落之前，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失利，是Cornwallis将军率领超过7500名士兵在约克镇的投降（1781年）。汤申德在库特的记录后在1942年被打破，当时新加坡投降，8万来自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士兵被日军俘获。

[30] IWM, private papers of Major T. R. Wells, Documents 7667, diary entry of 29 April 1916.

[31] Civilian casualty figures from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459.Reverend Spooner’s account is from IWM,“Report Based on the Diary of the Rev. Harold Spooner, April 29th, 1916 to Nov. 1918,” Documents 7308. See also IWM, Diary of Captain Reynolds Lamont Lecky, Documents 21099, diary entry of 2 May 1916.

[32] IWM, private papers of Lieutenant Colonel L. S. Bell Syer, Documents 7469, diary entry of 6 May 1916.

[33] Talib Mushtaq, Awraq ayyami, 1900–1958 [Pages from My Life, 1900–1958] (Beirut: Dar al-Tali`a, 1968), 1:15. 他用阿拉伯语引用了英国中士的话，“Al –Inkliz damdam aqwa, lakin khubz maku.”

[34] As quoted by Sergeant P. W. Long, Other Ranks of Kut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38), 34.

[35] IWM, diary of Lieutenant Colonel L. S. Bell Syer, entry of 14 May 1916. 另见T. R. Wells少校的文件，他声称土耳其人对印度穆斯林有“好感”（5月8日和6月4日），以及斯普纳神父的日记，时间为 5月17日。

[36] “新月营”见第三章。在Other Ranks of Kut一书33页中，P. W. Long称有一整支“阿尔及利亚营”驻扎在巴格达英军战俘营附近，“他们声称是我们的朋友。”Long说，考虑到他们曾为法军效力，英国人“不接受他们的示好”。这些北非士兵后来被派去波斯，“代表土耳其人与俄国交战”。

[37] NARA, Baghdad vol. 25, Brissel report dated Baghdad, 9 August 1916.

[38] 这篇文章摘自 Sada-i Islam，newspaper of 29 Temmuz 1332 (11 August 1916)，保存在美国巴格达领事馆文件中，NARA, Baghdad vol. 25. 英国官方历史承认苏丹接见了英国穆斯林军官并交还了他们的剑，但称奥斯曼政府逮捕了“拒绝”为苏丹效力的人。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2:466.

[39] 许多官员在回忆录中，详尽地讲述了他们的被俘经历；参见Major E. W. C. Sandes, In Kut and Captivity with the Sixth Indian Division (London: John Murray, 1919)；Captain E. O. Mousley, The Secrets of a Kuttite: An Authentic Story of Kut, Adventures in Captivity and Stamboul Intrigue (London: John Lane, 1921)；W. C. Spackman, Captured at Kut: Prisoner of the Turks (Barnsley, UK: Pen ＆ Sword, 2008).

[40] E. H. Jones, The Road to En-Dor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1921), 123.

[41] IWM, private papers of J. McK. Sloss, MSM Australian Flying Corps, Documents 13102; P. W.“Jerry” Long, in Other Ranks of Kut, 103. 在库特陷落后披露了普通士兵经历的一手文献。

[42] Arnold T.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1914–191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140.

[43] 在Armenian Golgotha: A Memoir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1915—1918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0), 294–298页中，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称，碰到这些英军士兵的时间就在1916年7月初，距离之前被驱逐的亚美尼亚人来到巴赫切仅两到三周。这意味着1916年6月底或7月初时，库特的幸存者已经来到火车站。

[44] 寇松的话引自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335.

第十一章
阿拉伯起义

英国与麦加谢里夫都对战事抱有忧虑。因此，经过为期数月的紧张谈判，双方最终结成战时同盟。侯赛因有理由相信，青年土耳其党人企图颠覆他的权力，甚至蓄意加害于他。况且，为实现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建立独立的阿拉伯王国这一宏伟目标，他需要大国的支持。另一边，英国则担心他们日前接二连三战事失利，会助长殖民地穆斯林的气焰，从而背叛协约国方。目前英军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低潮，因此，开罗与伦敦的战争策划者希望通过与谢里夫、这位守卫伊斯兰最神圣之地的人结盟，在此时消解奥斯曼帝国苏丹哈里发的圣战号召。

作为埃米尔领地，麦加是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中一处极为特殊的所在。几世纪以来，这座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城市，穆斯林一年一度朝觐之地，一直由穆罕默德的后裔（被授予“谢里夫”的称谓）全权管理。麦加的埃米尔由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任命，其宗教地位仅次于作为哈里发的苏丹。虽然麦加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但历代埃米尔都涉身政界。奥斯曼政府利用哈希姆家族的内部对立来制衡其掌权者，防止其从伊斯坦布尔获得更大程度的独立。一位拥有合法宗教地位、又富有魅力的阿拉伯统治者，会威胁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地区的统治。[1]

侯赛因深谙奥斯曼政府的伎俩。1853年，他的父亲被苏丹扣押在伊斯坦布尔，侯赛因就出生在那里。1861年父亲死后，他迁至阿拉伯行省汉志，也就是麦加与麦地那这两个伊斯兰教最神圣城市所在之地。他在那里的贝都因部落中成长，照惯例成为麦加谢里夫的一员。1893年，他被驱逐至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凭借自身实力在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家中养育了四个儿子—阿里、阿卜杜拉、费塞尔与扎伊德。1908年，因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为否决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对麦加埃米尔的首选提名，遂命侯赛因接任该职。虽然侯赛因并非埃米尔的最佳人选，但1909年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下台时，他成功保住自己的职位，巩固了在麦加的地位。

随着伊斯麦尔·恩维尔、艾哈迈德·杰马勒与穆罕默德·塔拉特组成的执政三巨头于1913年得势，谢里夫侯赛因同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关系便开始恶化。谢里夫在麦加积极抵制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各项政策，以弱化奥斯曼政府在汉志的统治。他阻挠一切在汉志行省实施新行政改革法的举措，并反对将汉志铁路从麦地那修至麦加。前者会破坏埃米尔在麦加的自治权，况且铁路一旦修通，麦地那的穆斯林便会乘坐火车前来麦加朝觐，如此一来便会抢了赶骆驼者的生意，有损当地经济。与青年土耳其党人抗争，谢里夫侯赛因知道自己的反对只会遭到无视。尽管如此，他并未向伊斯坦布尔的压力屈服，而是开始考虑发动叛乱。谢里夫侯赛因记得，1899年，英国曾助科威特领导人成功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获得独立。他派儿子阿卜杜拉前往开罗，与当地英国官员展开谨慎的谈判。

1914年2月至4月，谢里夫阿卜杜拉在开罗与时任埃及总领事的基奇纳伯爵，及其东方事务秘书长罗纳德·斯托尔斯接洽。阿卜杜拉寻机试探英国在伊斯坦布尔与麦加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中所持的立场。“当我问基奇纳，假若麦加与奥斯曼政府决裂，谢里夫是否能指望英国给予支持，”阿卜杜拉回忆道，“当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的理由是英国与土耳其并未交恶，无论如何，麦加与奥斯曼政府之间的矛盾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政，外国势力不便干预。”阿卜杜拉很快提醒基奇纳，不管英国与土耳其如何交好，英国还是在1899年介入了科威特与“高门”之间的内政。阿卜杜拉的机智赢得基奇纳的笑声，却没能改变他的主意。随后这位总领事起身告辞。尽管如此，阿卜杜拉还是给基奇纳与斯托尔斯留下深刻印象。数月后，一战爆发，英国与土耳其的友谊旋即破裂，此时二人想起了阿卜杜拉的那次拜访。[2]

1914年9月，英国预测奥斯曼帝国随时会加入战争，并与德国结盟。因此，一位德高望重的穆斯林盟友将成为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宝贵资源。斯托尔斯向上级建议，“及时与麦加进行磋商，也许能在奥斯曼帝国发动进攻之时，确保阿拉伯半岛中立，甚或与之结盟”。当时基奇纳已被调回伦敦，接任陆军大臣。斯托尔斯写信给他，建议重新与麦加谢里夫取得联系。基奇纳的反应非常积极，他指示斯托尔斯，一旦奥斯曼帝国宣战，便派一名值得信赖的使者前去与阿卜杜拉会面，问清“他与他的父亲，以及汉志的阿拉伯人民会与英国结盟，还是与之对抗”。[3]

奥斯曼帝国参战后，土耳其人与英国人均积极寻求麦加埃米尔的支持。谢里夫侯赛因是阿拉伯世界中地位最高的穆斯林，因此，奥斯曼政府希望他能支持苏丹的圣战。当时，谢里夫侯赛因敷衍奥斯曼政府，承诺以个人名义支持圣战，但拒绝对外公开，以免遭到敌人的报复。他辩解称，若英国皇家海军封锁红海港口，汉志则将失去重要的食物供给，从而引发饥荒，部落也会因此发生叛乱。无论谢里夫侯赛因的借口多么冠冕堂皇，他拒绝公开支持圣战还是引发其与青年土耳其党人之间的危机。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报纸上刊登不实报道，宣称谢里夫侯赛因“已经在汉志发起了圣战”，“各部落纷纷响应”。暗地里，他们开始策划颠覆谢里夫侯赛因的统治。[4]

青年土耳其党人向谢里夫侯赛因施压，企图迫使其支持圣战，这时英国人则决意与谢里夫侯赛因达成协议—用一位早期阿拉伯民运人士的话说，就是“抢圣战号召的大风头”。1914年11月，斯托尔斯以基奇纳的名义写信给谢里夫阿卜杜拉，试图暗中与其结成同盟：如果谢里夫与阿拉伯民众能支持英国作战，基奇纳承诺，英国将保证阿拉伯独立，并保护其不受外来侵略。谢里夫侯赛因指示儿子回复，称哈希姆家族不会对英国采取敌对政策，只是迫于当前处境，暂时不便与奥斯曼政府决裂。[5]

与对奥斯曼政府一样，哈希姆家族也并未对英国人作出任何承诺。倘若谢里夫侯赛因反抗奥斯曼帝国失败，他必死无疑。因此，他需要集结足够的兵力，以确保叛乱成功。这位麦加的埃米尔还需明确行动目标：是仅仅想确保汉志的自治，还是期望能领导更广大的阿拉伯世界？在与英国人进行深入谈判前，他必须把这些问题都考虑清楚。

巴克利家族是大马士革受人敬仰的高门大族，也是哈希姆谢里夫的故交。当家族之子法尔兹·巴克利被征入奥斯曼军后，他们动用关系确保他被派往麦加，成为埃米尔的护卫。当时，阿拉伯士兵越来越多被派往高加索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达达尼尔海峡。相比之下，法尔兹虽然背井离乡，但他将远离凶险的前线。

1915年1月，在法尔兹启程前往汉志的前夕，他的弟弟纳希布引荐他加入阿拉伯主义地下组织—“法塔特”。该组织于1909年在巴黎成立，并在1913年第一届阿拉伯代表大会中发挥重要的组织作用。从那时起，“法塔特”回到叙利亚，但因奥斯曼政府的镇压转入地下。该组织极为隐秘，作为兄长的法尔兹对自己弟弟的政治活动全然不知。年轻的叙利亚民运人士有消息要传达给谢里夫侯赛因，但白纸黑字太过危险，所以他们希望法尔兹能替他们代为转达。[6]

法尔兹·巴克利于1月最后一周抵达麦加。待四下无人时，他便在谢里夫侯赛因的耳边低声道出消息：叙利亚与伊拉克的民运领导人计划发动起义，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实现阿拉伯独立。这些人有许多是奥斯曼军的高级军官。谢里夫侯赛因是否同意领导他们发起运动？他是否愿意他们派一支代表团前来协调工作？埃米尔注视着窗外，一言不发，仿佛没有听见法尔兹的问题。于是，法尔兹暂且退下，让这位年长的政治家独自思考。

法尔兹·巴克利带来消息后不久，谢里夫侯赛因便获得了铁证，证明青年土耳其党人针对他布下阴谋。谢里夫的随从搜查汉志的奥斯曼总督维希普帕夏的行李箱，搜出了颠覆谢里夫侯赛因政权、实施谋杀的官方文件。这一发现迫使时年61岁的麦加统治者不得不重新考虑，他是否仍应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他必须在完全忠于奥斯曼政府，或与英国结盟发动起义这两者之间做出抉择。不过，在做决定之前，他还需要更多的情报。

谢里夫侯赛因派儿子费塞尔赴大马士革与伊斯坦布尔收集情报。能说会道的费塞尔是此次情报收集工作的最佳人选。他曾任奥斯曼议会的汉志代表，对奥斯曼帝国忠心耿耿，但又敢于针砭时弊，大家都知道他站在帝国这一边。表面上，费塞尔此次前去拜见奥斯曼帝国苏丹及大维齐尔，旨在表达他父亲对维希普帕夏与青年土耳其党人企图让他下台的不满。通过观察他们的反应，费塞尔能够敏锐地判断出将来他父亲是否仍能在奥斯曼政府立足。不过对埃米尔来说，费塞尔往返伊斯坦布尔的途中到访大马士革也同样举足轻重。费塞尔将与阿拉伯主义地下组织的成员接洽，确认法尔兹的口信，并考察他们是否已准备好起义。[7]

1915年3月末，费塞尔抵达大马士革。叙利亚总督兼奥斯曼第四军团指挥官，杰马勒帕夏邀请费塞尔下榻他的住所。费塞尔推辞说已答应巴克利家族的邀请，盛情难却。白天，他与奥斯曼官员讨论了战争的进程。此前杰马勒攻占苏伊士运河的首次尝试没能成功，他希望第二次的行动能得到哈希姆家族成员的支持。夜里，费塞尔在相对安全的巴克利家，与各个阿拉伯主义组织的成员会面。

在确认费塞尔对他们的事业抱有同情后，阿拉伯主义者们便与这位麦加埃米尔之子谈论起他们的抱负。他们想要脱离奥斯曼帝国，但又担心欧洲国家觊觎他们的领土，法国对叙利亚垂涎已久更是人尽皆知。他们想要先确保阿拉伯独立，再发动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叛乱。为回报阿拉伯主义者们对他的信任，费塞尔透露哈希姆家族成员与英国人谈判的主要内容—英国希望与其结盟，共同对抗奥斯曼帝国，作为回报，英国将确保阿拉伯获得独立。在费塞尔重新启程赶赴伊斯坦布尔之前，他已加入秘密武装组织“契约党”及民间组织“法塔特”。英国支持阿拉伯发动针对奥斯曼帝国的起义，他把这个中滋味留给阿拉伯的行动家们自己去琢磨。

在伊斯坦布尔，费塞尔拜见了奥斯曼帝国苏丹、大维齐尔，以及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1915年5月初的伊斯坦布尔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协约国部队已攻占赫勒思角与澳新湾，奥斯曼政府也已开始对亚美尼亚人采取第一轮行动。青年土耳其党人对阿拉伯人的信任比对亚美尼亚人多不了多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费塞尔向他们转达了父亲对汉志总督的不满。

奥斯曼政府对此表示遗憾，称维希普帕夏的信件只是“一场误会”，但并未彻底消除他们对谢里夫侯赛因统治的威胁。塔拉特与恩维尔敦促哈希姆家族全力支持奥斯曼帝国的战事，若麦加埃米尔能够支持苏丹发起的圣战号召，并派出部落军协助发动新一轮的西奈战役，则他的人身安全及其在麦加的领导地位都有保障。恩维尔与塔拉特还起草文书，重申了纲要，让费塞尔带回去给他的父亲。1915年5月中旬，费塞尔离开伊斯坦布尔。那时，他已清楚了奥斯曼政府就此事的立场：谢里夫侯赛因需要对奥斯曼帝国表示效忠，否则就会被消灭。

回到大马士革后，费塞尔发现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阿拉伯主义者已经开始行动。秘密组织的成员们相信，基奇纳伯爵的承诺也许能为阿拉伯独立提供必要的保证，使他们能够着手发动反奥斯曼帝国的起义。不过，他们希望英国能明确对阿拉伯领土作出清晰的界定。他们把自己的条件列在一份文件中，后来被称为《大马士革草案》（Damascus Protocol）。

《大马士革草案》中划定的阿拉伯领土均在自然地界之内：北部边境从奇里乞亚沿海城市梅尔辛起，沿安纳托利亚高原脚下的平原地带（以今天土耳其南部的阿达纳、比雷吉克、乌尔法与马尔丁等城镇为界），一直延伸到波斯边界；东部沿波斯—奥斯曼帝国边境，直至下游的波斯湾；南部以阿拉伯海与印度洋为界，西部直达红海和地中海。如此一来，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控制的领土便覆盖了大叙利亚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阿拉伯半岛。因此，他们愿意让出亚丁港市，维持英国对那里的统治。此外，《大马士革草案》还呼吁双方通过进一步签署防御联盟条约和“经济互惠”，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8]

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领导层授权谢里夫侯赛因，就阿拉伯独立一事，按草案当中确立的方针与英国展开谈判。倘若谢里夫侯赛因能使英国人接受他们的领土要求，他们就承诺响应他的号召，发动起义。一旦起义最终成功，他们便认他作“阿拉伯国王”。费塞尔返回麦加，将《大马士革草案》与恩维尔和塔拉特写的信一并交给了父亲。至此，费塞尔圆满完成任务，带回了他父亲做出抉择所需的一切信息：支持奥斯曼帝国的战事，还是寻求阿拉伯独立。

1915年6月20日，即费塞尔返回麦加当天，谢里夫侯赛因召集儿子们举行战争会议。接下来的一周里，他们对打破中立，加入一战的某一方反复权衡利弊。最终，他们决定先将草案的内容告知驻埃及的英国当局。

谢里夫侯赛因之子阿卜杜拉给他在开罗的熟人—东方事务秘书长罗纳德·斯托尔斯写了一封信。阿卜杜拉宣称代表“全体阿拉伯人”，请求英国支持阿拉伯独立，助其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不过，阿卜杜拉希望英国能接受一些“基本条件”，作为与其缔结战时联盟的基础。在1915年7月14日的信中，阿卜杜拉逐字逐句地复述了《大马士革草案》的内容，并请求“英国政府在30天时间内作出明确的答复”。阿卜杜拉与英国政府间的书信往来由此开始，后人统称这些信件为“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其中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的中东做出了最全面、同时也最具争议的战时协议。[9]。

“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的时间与内容极大程度上受到了战况的影响。1915年7月斯托尔斯收到阿卜杜拉的信时，英国仍对在加里波利击败奥斯曼军、夺取伊斯坦布尔充满信心。因此，当时的英国人认为谢里夫的领土要求有些过分。驻埃及的英国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写给伦敦的信中表示，“他的要求从各方面来说都太夸张了。”然而，英军随后在8月进攻加里波利半岛失败，奥斯曼军挺过了协约国部队在苏弗拉湾的登陆行动。这一切都迫使英国重新调整他们在东部的战争策略。英国人迫切希望与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儿子们保持对话，继续努力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促成大规模叛乱。[10]

8月30日，麦克马洪直接将回信寄给了麦加的埃米尔。他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听到您坦言对英国的真情实意，我们深感荣幸。”他再次确认基奇纳早先许下的承诺，即支持“阿拉伯半岛及其居民的独立事业，同时待时机成熟，便承认阿拉伯的哈里发辖地”。然而，他拒绝讨论领土的具体划分，称“在战争如火如荼之际，耗费时间讨论这些细节还为时过早”。

然而，谢里夫侯赛因在9月9日寄给麦克马洪的信中，再一次重申他的立场。他抗议英国的“模棱两可”，对麦克马洪拒绝承诺阿拉伯边界、言语之中透露出的“冷漠和迟疑”表示不满。他否认自己从中谋求个人利益，坚称代表的是全体阿拉伯人民。他用婉转的语言信誓旦旦地表示：“我相信阁下不会怀疑我是因一己私利才提出那些只针对我民族的要求，那些都是全体阿拉伯人民的诉求。”

其他一些出人意料的线索也证明谢里夫侯赛因“代表全体阿拉伯人民”这一说辞。1915年8月，一位名叫穆罕默德·谢里夫·法鲁奇（Muhammad Sharif al-Faruqi）的阿拉伯中尉从加里波利的奥斯曼军叛逃至英军阵地。此人来自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是“契约党”的一员。他了解《大马士革草案》的详细内容，也知道麦加的埃米尔正在与开罗的高级专员进行磋商。他证实，身为秘密组织成员的阿拉伯军官已经不再忠于奥斯曼帝国苏丹，而是听命于谢里夫侯赛因，后者将带领他们发动起义，实现阿拉伯民族独立。10月，法鲁奇从达达尼尔的战俘营转至开罗，接受当地英国情报机构的审问。他所说的一切都证实，谢里夫侯赛因确实在领导一场浩大的阿拉伯运动，并且他们已做好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准备。[11]

随着协约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阵地日益萎缩，开罗的英国官员重开与哈希姆家族成员的谈判。这次，他们多了一份新的危机感。从加里波利半岛撤军会让奥斯曼军取得重大胜利，并使敌军能够抽调好几个师的兵力前往其他战线。在这种情况下，与哈希姆家族达成协议便显得极为重要。亨利·麦克马洪爵士意识到，为了成功结盟，他将不得不回应谢里夫对于领土的要求。在1915年10月24日的信中，他试图将草案中的条款与英法两国在中东的利益协调起来。

英国政府最先考虑的，是维持其与波斯湾各个阿拉伯酋长国的特殊关系。阿曼、特鲁西尔诸国、卡塔尔、巴林、科威特，以及伊本·沙特等阿拉伯半岛中部与东部的各位领导人都受英国扶植，早在19世纪初期便与英国签订条约。因此，亨利·麦克马洪承诺称，英国政府会在“对先前的阿拉伯领导人一视同仁”的基础上支持谢里夫的领土要求。

随着美索不达米亚战役的展开，英国将巴士拉与巴格达行省也划进了他们的波斯湾利益范围内。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并没有明确表明英国对伊拉克的殖民要求，而是声称“鉴于英国的既有立场与利益”，需要对巴格达和巴士拉做出“特殊安排”，确保其“免遭外来入侵，并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条件，共同维护双方的经济利益”—其实质，就是将英国在波斯湾的休战协定引入美索不达米亚。

最后，亨利爵士必须要确定他没有对阿拉伯人许下任何违反之前英法协议的承诺。1915年3月，法国政府坚持在战后协议中，将叙利亚连同亚历山大勒塔湾、奇里乞亚地区直到托罗斯山脉之间的领土全部吞并，英俄两国也正式同意了这一点。他知道，和盘托出法国的要求会使与谢里夫侯赛因达成协议的愿望彻底化为泡影，而任何削减法国要求的行为又会招致其不满。[12]

既然清晰明了会适得其反，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就选择含糊其辞。这位高级专员对“梅尔辛和亚历山大勒塔湾地区，以及叙利亚首府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及阿勒颇以西的部分领域”持保留态度，借口称这些并非“纯阿拉伯领土”。这很明显意在从英国对谢里夫的承诺里，剔除那些日后可能导致英、法、阿三方关系恶化的阿拉伯领土—尤其是巴勒斯坦是否归入阿拉伯独立范围，这一问题不能有差池。这就是英国高级专员亨利爵士对谢里夫侯赛因的承诺。他坚称：“在有可能进行上述修改的前提下，英国已做好准备，在麦加谢里夫所要求的范围内承认并支持所有阿拉伯地区独立运动的开展。”

1915年11月5日至1916年3月10日，亨利·麦克马洪爵士通过信件往来，与麦加谢里夫侯赛因结成战时同盟。在信件传递的空当，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和美索不达米亚均遭挫败。就在麦克马洪12月14日的信件寄出之前，英政府内阁决定撤出加里波利半岛的苏弗拉和澳新湾据点 （12月7日），且库特阿马拉的英军已被围困（12月8日）。麦克马洪1916年1月26日的信也是写于英军最终撤离加里波利之后（1月9日）。不出所料，在3月10日最后一封信件中，麦克马洪只提及了英军在埃及对赛努西部队取得的胜利，以及俄国从埃尔祖鲁姆传来的捷报，却对库特英军即将投降一事只字未提。英军的这些失利想必使他感到底气不足。

谢里夫侯赛因悉知与自己谈判的英方已是四面楚歌，于是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他在信件中不再只求英方承认阿拉伯独立，而是进一步提出“阿拉伯王国”，并自称为该王国的领袖。尽管如此，这位麦加的埃米尔仍然作出诸多领土上的妥协。他宣称“伊拉克省”是未来阿拉伯王国的一部分，但同意将“已被英军占领的地区”留给英国政府“暂时”管理，而英国则需“为该占领行为，向阿拉伯王国支付合理的补偿金”。

法国对叙利亚的领土主张让埃米尔难以接受。他坚称，叙利亚各个行省是“百分百的阿拉伯”领土，不能将其从阿拉伯王国中剔除。尽管如此，在双方的信件交涉中，谢里夫侯赛因承认他希望“避免破坏英法两国的联盟关系，以及两国在当下战争中所达成的协议”。不过，他警告麦克马洪，“待战争结束后……我们会第一时间要回当下留给法国的贝鲁特及沿海地区”。通信的其余部分都在讨论发动起义所需的物质条件：为确保阿拉伯人在未来能够持续对抗土耳其人，黄金、粮食及枪械必不可少。

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成功与谢里夫侯赛因达成协议，同时保留未来法国对叙利亚地区，以及英国对伊拉克行省的控制权。事实上，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中并未对阿拉伯领土边界作出清晰的界定，这有利于战时英阿关系。但对英法关系来说，需要更加明确战后对阿拉伯土地的分割。

在对谢里夫侯赛因做出承诺时，英国政府有义务征求法国的同意。此前，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已承认法国在叙利亚的特殊利益。1915年10月，在授权麦克马洪同意谢里夫侯赛因的领土要求后，英国外交部请求法国政府派谈判人员前来伦敦，以明确界定法国对叙利亚地区的领土主张。法国外交部长委派前法国驻贝鲁特总领事—查尔斯·弗朗索瓦·乔治—皮克特去往伦敦，与基奇纳的中东顾问—马克·赛克斯爵士进行谈判，争取起草一份双方都能接受的战后阿拉伯土地分治方案。[13]

事实上，英法两国在《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中私自瓜分了谢里夫侯赛因为未来阿拉伯王国所要求的领土。这种行为令许多历史学家谴责该协定是帝国主义赤裸裸的背信弃义。其中，巴勒斯坦历史学家乔治·安东尼奥斯（George Antonius）最为清晰地表明了他对该协定的观点：“《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令人震惊。这份文件的背后不仅仅是贪婪在作祟，是贪婪加上猜忌才导致的愚行：它还是两面派的惊人之作。”尽管如此，对英法两国来说，它们先前的殖民扩张竞争差点导致战争，《赛克斯—皮克特协定》让法国能明确其对奇里乞亚地区及叙利亚的领土主张，也能让英国明确其对美索不达米亚的领土要求—而这些都是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对谢里夫侯赛因许下承诺时，试图排除在外的土地。[14]

人们对《赛克斯—皮克特协定》存在许多误解。即使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是该协定划定了当今中东的版图。事实上，赛克斯与皮克特二人制定的疆域与现在的中东并不一样。它只是划定了英法两国在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殖民地边界，使两国能在相应的地区随意“确立直接或间接的行政组织或控制权”。[15]

在“蓝色区域”，法国划定了从梅尔辛与阿纳达起的地中海东部海岸线，绕过亚历山大勒塔湾，向南经过当今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海岸，直至古老的港市苏尔。法国还拿下安纳托利亚东部北起锡瓦斯，东至迪亚巴克尔与马尔丁的一大片地区，这些区域都在今天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域之内。英国则在“红色区域”确立了对伊拉克巴士拉与巴格达二省的控制权。

英法两国将介于红蓝区域间的大片土地划分成数个地区，并对其实行间接统治。A区包括叙利亚的阿勒颇、霍姆斯、哈马与大马士革等主要内陆城市，以及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法国享有对这片区域的间接控制权。英国则间接控制B区，包括从伊拉克到埃及西奈边境的阿拉伯半岛北部的沙漠。这两片地区将作为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或阿拉伯联邦”的一部分，“接受一位阿拉伯领导人统治”。这样的领土划分使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对谢里夫侯赛因的承诺大打折扣。

英法唯一争执不下的，是巴勒斯坦。两国无法达成共识，而且都认为俄国的野心会使谈判变得更为复杂。赛克斯与皮克特决定在地图上将巴勒斯坦标为棕色，以与红蓝地区区分开来，并提议在该地区实施“多国共管”，但最终的治理形态需与“另一盟国”—俄国，“还有麦加谢里夫的代表”共同商讨决定。这是《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中，唯一一次清楚地提及谢里夫侯赛因。

1916年3月，赛克斯与皮克特前往俄国，试图取得这位协约国盟友对他们分治方案的认可。除了1915年《君士坦丁堡协定》中关于海峡与君士坦丁堡的领土要求，沙皇政府此次还向英法两国提出，将俄军近期占领的土耳其领土—埃尔祖鲁姆、黑海港市特拉布宗、变成废墟的凡城，还有比特利斯—划归俄国统治，以此作为俄国默许《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条件。1916年5月，随着俄国的支持，协约国全面达成关于战后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协议。他们暂时成功地将阿拉伯盟友—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儿子们蒙在鼓里。

1916年最初的几个月里，协约国秘密制定了中东战后规划，谢里夫侯赛因和他的儿子们倍感压力。奥斯曼军驻叙利亚指挥官—杰马勒帕夏计划对埃及的英军阵地发起新一轮攻击，并要求哈希姆家族成员提供部落兵，以显示其对土耳其战争行动的忠诚。这位奥斯曼第四军团指挥官对哈希姆家族的意图，以及整体阿拉伯人的忠心已经有所怀疑。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压力下，杰马勒在叙利亚的专制演变成恐怖政权，从而进一步损害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统治。

成为战时叙利亚总督没多久，杰马勒帕夏就掌握阿拉伯人对奥斯曼帝国居心叵测的铁证。参战后，奥斯曼当局为收集可能的情报而下令收缴英法领事馆的文件。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奥斯曼官员收获颇丰。法国领事馆的文件里包含秘密组织成员的海量往来信息—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参加1913年巴黎首届阿拉伯代表大会—其中显示，他们正为阿拉伯渴望达到的各种目标向法国寻求帮助，其中包括更大程度的自治，甚至是在法国的保护下彻底实现独立。文件牵连到诸多穆斯林和基督教显要。这份名单几乎成了叙利亚知识界精英的名人录：从国会议员、记者、宗教人士到军官，应有尽有。

面对这些罪证确凿的文件，杰马勒帕夏最初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他此次前来叙利亚，是为领导奥斯曼军向苏伊士运河发动一场振奋人心的进攻，从而煽动埃及民众揭竿起义，反对英国在当地的统治。他相信，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在政治上不成气候，待奥斯曼军在战场上获胜后，这些运动自然会消亡。此时此刻，杰马勒希望奥斯曼帝国能够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合力攻打英国统治下的埃及，而政治上的报复只会打击公众士气。[16]

然而，随着1915年2月奥斯曼军进攻苏伊士运河失败，杰马勒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态度便强硬起来。许多原本承诺加入战斗的阿拉伯非正规兵仍然置身事外，旁观杰马勒从西奈半岛蒙羞撤军。值得注意的是，哈希姆家族缺席了西奈战役，他们没有将汉志的阿拉伯部落团结在苏丹的旗帜之下。

况且，奥斯曼军的失利引发公众对奥斯曼帝国未来的担忧。伊赫桑·图尔吉曼是一位来自耶路撒冷中产家庭的阿拉伯士兵。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与三位伙伴之间的对话，其中两位是奥斯曼军的现役军官。1915年3月末，即攻打苏伊士运河失败后，伊赫桑·图尔吉曼及三位朋友在一起讨论“这场惨烈的战争”与“（奥斯曼）帝国的命运。我们或多或少都认为帝国已行将就木，在不久的将来被人瓜分”。阿拉伯人民开始期待奥斯曼帝国的倾覆，各个阿拉伯主义地下组织对帝国的威胁也逐渐增大。因此，杰马勒帕夏决定铲除来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隐患。[17]

法里赫·里弗奇（Falih Rıfkı），作为伊斯坦布尔的杰出青年记者，他第一时间目睹了杰马勒帕夏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的镇压。凭借他在伊斯坦布尔首屈一指的《塔宁》日报（Tanin）中的每周专栏，里弗奇从大维齐尔办公室当中脱颖而出，受到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的重视。他曾负责报道巴尔干战争，由此结识了恩维尔；内政大臣塔拉特委任里弗奇为他的私人秘书；杰马勒在离开伊斯坦布尔，赴任叙利亚总督暨奥斯曼第四军团指挥官时，特别要求调任里弗奇为他的参谋长，负责情报工作。里弗奇于1915年的某一天抵达耶路撒冷。

杰马勒总部位于橄榄山一家德国宾馆内，俯瞰耶路撒冷城。那天，来报到的里弗奇夹在一群神情紧张的人里，在杰马勒帕夏办公室门口等候。杰马勒背对着他们，暴躁地读着信、签署文件，对下属吼叫着。“告诉我的副官，让那些纳布卢斯的贵族进来吧。”杰马勒命令道。

这二十来个惶恐不安的人，在杰马勒办公室门口犹犹豫豫，最后匆忙念了句祷词才推门进去。他们杵在俯瞰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的大窗户前。杰马勒继续伏案工作，压根不理会他们。里弗奇不知道这些人犯了什么错，但从他们焦躁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在担忧自己的性命。杰马勒让这些人就这样干耗着，他们肯定觉得像是等了一个世纪。最后，杰马勒把文件往桌子上一摔，转过头来。

“你们意识到对祖国所犯的罪行有多严重了吗？”他傲慢地问道。

“看在安位的份上，请宽恕我们吧。”这群人绝望地呢喃，但杰马勒严厉地打断他们。

“你们知道该当何罪吗？”杰马勒继续训斥，“你们罪该绞死。”里弗奇看到这些人紧张得满脸通红。“对，该被绞死—但好在‘高门’宽宏大量。现在我只想把你们和你们的家人流放到安纳托利亚。”

捡回一命的贵族们连连祷告，感谢杰马勒免他们一死。“你们可以退下了。”杰马勒帕夏说，示意会面到此结束。他们乱哄哄地逃出了办公室。

人走后，杰马勒对里弗奇报以灿烂的微笑，欢迎他的到来。他一定察觉到这位记者在目睹刚才一幕后的局促不安。“你以为呢！”杰马勒帕夏耸了耸肩，“在这儿，就得这样！”[18]

从1915年起，奥斯曼当局开始大规模流放他们信不过的阿拉伯百姓。始作俑者是杰马勒帕夏。有一次，他对法里赫·里弗奇吹嘘道：“我亲手流放的人数都数不过来。”流放主要针对的是被怀疑有阿拉伯民族主义倾向的人，以及教堂受法俄两国保护的阿拉伯基督徒。

与驱逐亚美尼亚人不同，阿拉伯人并未遭遇屠杀或死亡迁徙，只是被切断与其“危险”朋友和熟人的联系，使其不再对国家构成威胁。被流放的人被迫靠个人积蓄度日，等耗尽一切后，他们就不得不完全依赖奥斯曼政府。他们的亲朋好友不遗余力地向奥斯曼政府表忠心，以确保自己的家人能平安归来。截至一战末期，奥斯曼当局流放了约5万阿拉伯人。[19]

先前的征兵已使村子人口大为减少，此番流放政策一出，村子变得更加萧条。商店关门，农田荒芜，只有疲惫的老弱妇孺还在田里耕作。这一切对贸易及农业造成极大打击。雪上加霜的是，大叙利亚地区这时蝗虫成灾。“蝗虫在全国范围内肆虐，”伊赫桑·图尔吉曼在1915年3月的日记中这样写道，“7天前，蝗虫开始入侵，黑压压遮住了天。今天，蝗虫群花了将近两小时才从耶路撒冷上空飞过。请主保佑我们免遭战争、蝗虫和疾病的侵害吧，这三种灾害正在蔓延。”

过去，叙利亚地区也曾遭受过蝗虫的困扰。但1915年这次灾害之严重、地域之广前所未有。为遏止蝗群肆虐，奥斯曼当局命令所有15岁至60岁的平民每周收集20千克（约合40磅）蝗虫卵，交由政府销毁，否则将受处罚。耶路撒冷的百姓不敢有丝毫怠慢。蝗灾6周后，图尔吉曼注意到耶路撒冷的商店都关闭了，“大多数人都出门收集蝗虫卵”。

尽管如此，奥斯曼政府的这些措施根本无法遏制蝗灾。黑压压的蝗虫从夏季开始便一直在农田和果园肆虐，直至深秋。庄稼收成也几乎被摧毁，叙利亚地区报道称因灾损失了75%至90%的庄稼。剩下的粮食全部送给军队，或被少数几个幸运儿囤积起来。因此，食物出现严重短缺，饥饿开始在巴勒斯坦、叙利亚与黎巴嫩的各个村镇蔓延。

到了1915年12月，耶路撒冷市场已无面粉可售。“我从没经历过如此黑暗的日子，”伊赫桑·图尔吉曼在日记中写道，“从上周六起，面粉和面包就消失了。许多人好几天都没吃过面包。”他亲眼目睹男女老少在大马士革门附近争抢面粉，后来人越来越多，就发生斗殴。“我们已经忍受了没有大米、糖和柴油的日子，但没有面包，这日子还怎么过？”

1916年，饥饿升级成饥荒。蝗虫成灾、战争征用、私囤粮食，加上食物运输和分配过程中的失败，导致1916年至战争末期，叙利亚与黎巴嫩地区有30万至50万平民受饥荒困扰。在叙利亚地区，饥荒和其他战时困难成为战争的同义词；人们统称这些灾难为Seferberlik，即土耳其语的“全民动员”。一战就是Seferberlik，全民动员后一系列不幸接踵而至，不可避免地导致空前的粮食歉收、通货膨胀、疾病肆虐、饥荒遍地、生灵涂炭。[20]

1916年4月，一位身负法国秘密使命的叙利亚流亡者游走在叙利亚与黎巴嫩，亲眼目睹民众生活苦不堪言。他看见幸存者离开死气沉沉的村庄去寻找食物，也看见饿殍遍地。在与大马士革一位明白事理的阿拉伯官员谈话时，他控诉奥斯曼政府蓄意制造饥荒，以此来肃清国家内部“不忠”的基督徒。“正如他们对亚美尼亚人拔剑相向，他们企图用饥荒消灭（基督教）黎巴嫩人。这样一来，这些人就再也不能给他们的土耳其主子添麻烦。”[21]

然而，恩维尔帕夏坚称，饥荒是战争最初几个月“协约国海军封锁”海峡引起的。英法舰船禁止任何船只进入叙利亚港口—连载有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船也不让通过。据传，恩维尔于1916年去往梵蒂冈，提议向叙利亚与黎巴嫩发放粮食援助。他与驻伊斯坦布尔的教皇特使谈话，承认奥斯曼政府在叙利亚没有足够的粮食能同时满足军队和百姓的需求。他敦促梵蒂冈说服英法两国，每月至少准许一艘船只进港发放食物，教皇可钦点任何人员前去负责分发，以确保这些粮食不会落在土耳其士兵手中。尽管如此，恩维尔的提议没有任何下文。因此，与许多奥斯曼政府官员一样，恩维尔也认为协约国蓄意在叙利亚制造饥荒，以削弱当地的抵抗力度，或是企图煽动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叛乱。[22]

恩维尔对叙利亚地区爆发叛乱的担心不无道理。奥斯曼军的失利与战争期间的时局艰难，让许多阿拉伯平民起来反对苏丹政府。于是，消除阿拉伯人威胁的任务就落在叙利亚总督杰马勒帕夏身上。他希望扼杀任何可能与协约国勾结的阿拉伯反抗运动，以儆效尤。此外，他还试图恐吓那些投身于分裂活动的叙利亚精英。正如土耳其记者法里赫·里弗奇所认为，“无论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希腊还是阿拉伯，对这些少数民族来说，联合与进步（委员会）是他们一切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不共戴天的敌人”。[23]

1915年6月，杰马勒帕夏首次下达逮捕阿拉伯政治活动家的命令。他为审判这些人设立了军事法庭。到1915年8月，法庭完成调查。杰马勒帕夏指示法官，处死任何与法国勾结、危害奥斯曼帝国罪名成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秘密组织成员。13人被判有罪并处以死刑（尽管其中2人后来被改判终身监禁）。

第一批绞刑于1915年8月21日在贝鲁特执行。奥斯曼士兵封锁了中央高塔广场，广场上挤满士兵，被判有罪的人在黑暗中被带到绞刑架前。消息很快便在阿拉伯行省当中传开，月底传到耶路撒冷。伊赫桑·图尔吉曼在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虽然不认识其中任何一位爱国者，但听到消息后还是非常震惊。”对被土耳其人绞死的阿拉伯人，图尔吉曼怀有一种民族情结。“再见了，勇敢的同胞们，”他在日记中向他们致敬，“当你们崇高的目标得以实现时，愿我们的灵魂能够相会。”[24]

事实证明，这次绞刑仅仅是暴政的开端。1915年9月，根据法国领事馆缴获的文件，杰马勒帕夏再度下令逮捕数十名嫌疑人。他们被带往位于黎巴嫩贝鲁特至大马士革要道上的阿莱村，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在开庭前，这些疑犯遭到严刑拷打，逼其供出秘密组织的其他成员以及组织目标。尚未被捕的人被迫转入地下或逃跑。镇压起了效果。此前，这些阿拉伯主义者还信心满满地在1915年《大马士革草案》中，构想阿拉伯独立后的领土边界（谢里夫侯赛因就是以该草案为基础，于“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中提出领土主张）。短短几星期内他们的活动就被瓦解，大家纷纷逃亡。

1916年1月的大马士革危机四伏。当时，谢里夫侯赛因之子费塞尔返回大马士革，希望与草案的起草者联手发动叛乱。他已做好预防措施：对多疑的奥斯曼当局，他谎称一路护送他的50个武装随从是父亲谢里夫侯赛因从汉志征来的志愿兵，将会参加奥斯曼军对苏伊士运河的第二次进攻。杰马勒帕夏向费塞尔及其随从表示欢迎，对这些来自哈希姆家族的客人致以行省总督的热情问候。

在拜访巴克利家族（家族之子纳希布逃过了杰马勒的天罗地网）时，费塞尔得知大马士革阿拉伯主义运动的境遇：阿拉伯兵团被派往远离阿拉伯行省的加里波利半岛及美索不达米亚，陷入苦战；阿拉伯平民被流放至安纳托利亚地区，还有数十位显赫的非军方人士被指叛国，送上阿莱村的军事法庭。由于政治局势已然改变，费塞尔遂搁置所有起义计划，着手建立与杰马勒帕夏的信任关系，确保身陷囹圄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能平安归来。然而，他父亲对青年土耳其党领导高层日益加深的敌意，破坏了费塞尔的一切努力。

青年土耳其党人向谢里夫侯赛因施压，敦促他动员部落志愿兵投身到第二次进攻苏伊士运河的行动中来。1916年2月，恩维尔与杰马勒乘火车前往麦地那视察哈希姆部队，并敦促谢里夫侯赛因尽快让“穆加哈丁”（Mujahidin，圣战者）启程。次月，埃米尔写信回复恩维尔帕夏，列举他支持苏丹圣战的前提条件。谢里夫侯赛因的这封信，口气更像是个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而非苏丹臣子的措辞。他要求特赦所有正在受审的阿拉伯政治犯，呼吁在大叙利亚地区实施权力下放的执政模式，实现政务自治。此外，他还要求他的家族享有麦加埃米尔的继承权，并恢复麦加所有的传统特权。

对此，恩维尔的回复非常犀利直接。他警告称：“这些事情不用您考虑，除了一直反复提出这些要求外，您什么也得不到。”他还提醒埃米尔，他有义务派兵为国效力，且部队应由费塞尔率领，“在战争结束前，他将一直是奥斯曼第四军团的座上宾”。虽然谢里夫并未屈服于恩维尔将费塞尔作为人质的要挟，拒不改变条件，但他还是把儿子费塞尔交由青年土耳其党人看管。殊不知，青年土耳其党人对那些他们怀疑是阿拉伯分裂主义者的人，是多么心狠手辣。[25]

1916年4月，阿莱的军事法庭作出宣判。数十位被告均被判“参与叛国，他们试图将叙利亚、巴勒斯坦与伊拉克从奥斯曼帝国中分裂出去，独立建国”。尽管大家都知道叛国罪当处死，但这些被判定有罪的人中许多出身显赫，身居帝国议会议员或奥斯曼参议员等要职。很难令人相信，奥斯曼政府会像对待普通罪犯那样，将这些位高权重的非军方人士统统吊死。[26]

哈希姆家族成员公开为阿莱的罪犯说情。谢里夫侯赛因给奥斯曼帝国苏丹、杰马勒帕夏及塔拉特帕夏拍电，恳求对他们宽大处理，并警告称，死刑会招致“以牙还牙”。已回到大马士革的费塞尔，也在与杰马勒的定期会面中给阿莱的罪犯求情。然而，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对他们的请求充耳不闻，决意杀鸡儆猴，一劳永逸地震慑阿拉伯分裂主义者。

1916年5月6日，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21人于破晓前被吊死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中央广场上。目睹了绞刑的土耳其记者法里赫·里弗奇也对这些人充满同情和敬意。“被绞死的大多数都是年轻的民运者，”他回忆道，“他们从牢里走到绳套前，一路昂首挺胸，唱着阿拉伯颂歌。”同日，大马士革有7人在日出之前被绞死。当天晚些时候，里弗奇抵达大马士革。他十分惊讶地发现，仅在阿拉伯主义者被绞死15小时后，大马士革有头有脸的人物便在杰马勒帕夏家中举行宴会。“大马士革没人为他们哀悼，”里弗奇回忆称，“诗人、马屁精、演说家—每个人都在替国家感激眼前这位伟人，感谢他将阿拉伯半岛从它误入歧途的孩子们手中拯救回来。”[27]

然而，对阿拉伯民运者来说，杰马勒帕夏可不是什么英雄。绞刑举行后，他们把杰马勒帕夏冠以“萨法赫”（al-Saffah）之名，即“血溅者”。在哈希姆家族成员眼里，杰马勒就是个凶手。当时费塞尔正在巴克利家中，有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向他们报告了绞刑的消息。奥斯曼政府的官方报纸专门印发特刊，列出每个死者的名字及其被控罪名。费塞尔最先打破震惊后的沉寂。他将头饰摔在地上，狠狠地用脚踩了上去，大声发誓报仇：“兄弟们，视死如归的时候到了！”[28]

费塞尔已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在大马士革。杰马勒如此镇压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已彻底排除叙利亚各行省任何政治行动的可能。只有汉志还有可能发动起义，那里的部落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且奥斯曼军与外界联系不密。不过在他回汉志之前，费塞尔需要征得杰马勒帕夏的允许才能安然离开大马士革。一旦被怀疑有半点异心，费塞尔自己及同伴恐怕都要踏上被绞死的烈士后尘。[29]

费塞尔计诱杰马勒帕夏批准他返回汉志。他谎称收到父亲的消息，确认汉志志愿部队已全部就位，正准备加入杰马勒的叙利亚部队。这位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相信贝鲁特与大马士革的公开绞刑已经震慑了谢里夫侯赛因，使其不敢怠慢。因此，费塞尔被准许返回麦地那，亲自率领汉志的“圣战者”前来大马士革。

杰马勒帕夏自然没有完全相信费塞尔的说辞。此前，费塞尔太热心于为被判刑的阿拉伯主义者求情；麦地那的奥斯曼驻军指挥官也曾指控，谢里夫阿里及汉志部队干涉军务；而谢里夫侯赛因写给恩维尔与杰马勒的信被看做有叛国之嫌。尽管如此，杰马勒还是认为，若能获得麦加谢里夫对奥斯曼帝国圣战的支持，则值得冒险让人质费塞尔回到汉志。

5月16日，谢里夫费塞尔离开大马士革。启程前，杰马勒帕夏送了他一件礼物—一支李—恩菲尔德步枪。这把从英军手中缴获的步枪，原先是在加里波利半岛作战的第一埃塞克斯郡团的配枪，枪管上还用奥斯曼土耳其语刻着“达达尼尔战役战利品”的金字。很显然，杰马勒赠与费塞尔这件战利品，旨在让哈希姆家族成员相信奥斯曼帝国定能赢得胜利。然而，费塞尔很快就调转枪头，与奥斯曼帝国为敌。[30]

为防止哈希姆家族口是心非，杰马勒决定派遣他最信得过的将领之一—法赫里帕夏前去指挥麦地那驻军。杰马勒声称，法赫里帕夏“以值得信赖和爱国著称”，而其他人则控诉法赫里对亚美尼亚人犯下了滔天罪行。一旦出现异动，法赫里便负责抓捕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儿子们，并将麦加的公务交由麦地那的奥斯曼总督管理。[31]

阿拉伯起义前夕，英国与哈希姆家族的联盟对两国带来的实际利益，远低于双方在谈判初期互相的承诺。英国已不再像1915年初发兵攻打君士坦丁堡时那么势不可挡。德国使英军在西线遭受重大伤亡，就连奥斯曼军也让他们蒙受战败的耻辱。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儿子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自己与英国结盟是否正确。

尽管如此，哈希姆家族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在与埃及的英国高级专员通信时，谢里夫侯赛因始终把自己与儿子看做泛阿拉伯运动的领导。然而到1916年5月，叙利亚与伊拉克地区显然已无法发动大型起义，谢里夫最多只能在汉志挑战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而且起义成功与否，还得看他们是否有能力动员以无组织无纪律著称的贝都因人加入战斗。

尽管有种种问题，但英国与哈希姆家族的联盟关系并没有因此终止。有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双方在1916年夏天时亟需彼此的力量。谢里夫侯赛因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关系已紧张到极点，他知道但凡有一点机会，他们就会把他拉下台，甚至谋害他与他的儿子们。另一方面，英国在埃及与伦敦的官员都担心，最近奥斯曼军取得的胜利会增加圣战的可能，因此他们需要谢里夫的宗教权威来破坏奥斯曼帝国的圣战运动。无论哈希姆家族领导的起义最终结果如何，至少都能削弱奥斯曼军的力量，迫使土耳其人抽调部队与物资赶赴汉志及其他阿拉伯行省重整秩序。出于各自的目的，结盟双方都急于发动起义。一旦费塞尔返回汉志，他们的起义便指日可待。

6月5日，费塞尔在麦地那外围加入他哥哥阿里的队伍，开始与规模最大的奥斯曼军驻汉志部队作斗争。当时，法赫里帕夏已经接管当地约1.1万人的奥斯曼驻军，而阿里只征募到1500名部落志愿兵参加西奈战役，无法控制铁路。因此，他们将法赫里帕夏的部队牵制在麦地那，让他们的父亲和兄弟能够在以南210英里的麦加自如行动。

这场麦地那周边地区的局部冲突爆发四天后，哈希姆家族公开了他们的目的。6月9日，谢里夫侯赛因的长子阿里向杰马勒帕夏发出最后通牒，列举了要想让他父亲继续对奥斯曼帝国效忠的条件。然而，他只给青年土耳其党人很短的时间回应，明显别有用心。“收到该信24小时后，”他警告称，土耳其与阿拉伯这“两个民族之间便将爆发战争”。[32]

谢里夫侯赛因在圣城麦加的自家宅院里打响了阿拉伯起义的第一枪。1916年6月10日，麦加埃米尔举起一把步枪—很有可能就是杰马勒送给费塞尔的那把战利品—朝奥斯曼军营开了一枪，示意起义由此开始。哈希姆家族以阿拉伯人民的名义与土耳其人开战，但阿拉伯世界是否真能积极响应，还有待观察。[33]

三天之内，哈希姆部队就成功占领麦加绝大多数地区。麦加总督迦里布帕夏带领多数驻军，撤到自己在麦加以东60英里塔伊夫高地上的避暑山庄，只留1400名士兵守卫圣城。在一处山头的要塞上，奥斯曼军阻击埃米尔部队达四周之久。他们向麦加城内开炮，以驱散阿拉伯人。许多炮弹落在大清真寺上，卡巴天房—伊斯兰最神圣的神龛—的顶棚也着了火。另一发炮弹的碎片砸在清真寺的正面，毁坏了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本·阿凡的名字。由于奥斯曼·本·阿凡还是奥斯曼家族的创始人，谢里夫侯赛因的儿子阿卜杜拉便向麦加民众宣称，这是“奥斯曼政权即将瓦解的标志”。最终，山头要塞上的奥斯曼军弹尽粮绝，7月9日被迫投降，哈希姆家族由此确立对麦加的控制权。[34]

谢里夫侯赛因在6月10日打响第一枪后不久，4000名哈卜部落（Harb tribe）的贝都因骑手在指挥官谢里夫穆赫辛的带领下，闯入红海港市吉达。一开始，当地1500名奥斯曼士兵凭借机枪与大炮给贝都因人沉重一击。不过阿拉伯人得到两艘英国皇家海军战舰的助攻，奥斯曼军在吉达的阵地一直遭受战舰的炮弹攻击。此外，英国飞机也在猛烈轰炸土耳其军阵地。由于遭受海陆空立体式攻击，奥斯曼守军最终于6月16日投降。

起义爆发前不久，谢里夫侯赛因的次子阿卜杜拉便与70名骑骆驼的随从一道转移到塔伊夫的外围地区。麦加总督迦里布帕夏邀请阿卜杜拉去他的官邸，谈论最近盛传的起义一事。“你也看到，塔伊夫的人们都拖家带口地准备离开这里，他们把能带的都带上了。”总督说。他从书架上拿起一本《古兰经》，敦促阿卜杜拉告诉他实情。阿卜杜拉打了个马虎眼，蒙混过关。“要么谣言不实，要么起义是针对您和谢里夫，要么是谢里夫及百姓针对您。如果后者属实的话，我还会到您这儿自投罗网吗？”[35]

离开总督官邸后，阿卜杜拉下令切断电报线，并防止任何人从路上离开塔伊夫通风报信。6月10日午夜时分，他命令手下由周围部落招募的部队攻打奥斯曼军阵地。据他回忆称：“我们的攻击相当凶猛。”贝都因人很快便突破土耳其军前线，带回了“一些俘虏和战利品”。但当太阳升起，土耳其炮兵开始轰击阿拉伯阵地，这些贝都因人便乱了阵脚。许多部落兵“乱糟糟地逃回自己家中”。阿卜杜拉担心若继续进攻，自己的部队恐会分崩离析。因此他围困塔伊夫，重整队伍。

抄着步枪的贝都因人根本不是拥有机枪大炮的奥斯曼正规军的对手。双方就这样对峙了5周。随后，英军用船运来埃及炮兵连，以巩固阿卜杜拉在塔伊夫的阵地（此举也进一步违反1914年约翰·麦斯威尔将军避免埃及人卷入英军战事的承诺）。7月中旬，埃及炮兵展开对奥斯曼军的持续炮击，火力盖过了敌军。土耳其人坚守阵地到9月21日，迦里布帕夏被迫提出无条件投降。“第二天，要塞正式撤下奥斯曼帝国国旗，升起了阿拉伯旗帜，”阿卜杜拉记录道，“那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哈希姆家族一样感到胜利的喜悦，而奥斯曼总督已被围困和失利彻底击垮。“这是场浩劫，”迦里布帕夏哀叹道，“我们本是自家兄弟，现在却反目成仇。”[36]

到9月底，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子已经夺得了麦加与塔伊夫，还有吉达、拉比格及延布等红海港市，俘获6000余名奥斯曼士兵，双方都没有太大伤亡。第二个月，谢里夫侯赛因单方面宣布自己为“阿拉伯之王，”他的儿子们则被冠以“埃米尔”的头衔。（但英国人对谢里夫侯赛因的这则宣告感到尴尬，他们只愿意承认他为汉志国王。）

起义的消息在阿拉伯世界不胫而走，对奥斯曼军不抱有任何幻想的阿拉伯人因此倍感兴奋。在耶路撒冷，奥斯曼当局把起义的报道压了数周。伊赫桑·图尔吉曼在7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一好消息。“谢里夫侯赛因帕夏已宣布起义，反抗帝国，”他带着疑惑的语气写道，“这就开始了吗？”图尔吉曼难掩自己的激动。“每个阿拉伯人都应该为这个消息感到高兴。帝国杀了我们这么多优秀的青年，我们还怎么支持它？他们就像普通罪犯和暴徒一样被吊死在广场上。愿主保佑汉志的谢里夫，保佑他的军队能够日益壮大。愿你们的战役能够扩大至阿拉伯的每一个角落，直到我们摆脱这该死的国家。”[37]

穆罕默德·阿里·阿杰卢尼是一名膳宿在民家的年轻军官，隶属叙利亚兵团。根据他的经历，阿拉伯起义使奥斯曼帝国内部同室操戈。土耳其士兵拒绝与阿拉伯人共用一个清真寺或军官食堂，还发表针对阿拉伯人的种族歧视言论，蔑称肤色较黑的阿拉伯人为“黑人”。奥斯曼政府对无辜平民的迫害让阿杰卢尼感到发指。他的驻地位于奇里乞亚沿海的塔尔苏斯，在那里他亲眼看见，火车上满载的都是惨遭杰马勒当局流放的叙利亚人。“每个人的表情中都饱含难以言说的苦痛。”他回忆道。更糟糕的是，有一大批被流放的亚美尼亚人朝着反方向的叙利亚大沙漠行进，负责押送这些男女老少的是“从不知道同情为何物的”士兵。由于看透了奥斯曼帝国在战时的所作所为，阿杰卢尼听到谢里夫侯赛因起义的消息后喜不自禁。“它令我们动摇的信念再次坚定，重新给予我们蓬勃的希望和力量。这一天对阿拉伯人来说是崭新的一天。”他当即起誓，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他都要启程去汉志参加起义。[38]

哈希姆家族起义的消息在奥斯曼军的阿拉伯军官中激起热烈讨论。阿杰卢尼的一位密友试图说服他不要逃离奥斯曼军。这位密友称，谢里夫的运动与英军结盟，寻求将阿拉伯从奥斯曼帝国中独立出去，这样做只会让阿拉伯世界被欧洲主宰。许多怀有阿拉伯主义思想的军官宁可在奥斯曼帝国内寻求改良，让帝国给予阿拉伯行省更多的自治；他们建议参照奥匈帝国，实行土阿二元君主制。阿杰卢尼充分考虑了朋友的论点，但他仍然坚定支持谢里夫。他们之间的辩论也证明，并不是所有奥斯曼阿拉伯人都支持阿拉伯起义。

伊斯兰世界对哈希姆家族起义有着不同的反应。印度穆斯林报纸谴责谢里夫率领阿拉伯人反抗哈里发。在印度动荡不安的西北边境省，清真寺里回荡着伊玛目对谢里夫侯赛因及其诸子的诅咒。6月27日，全印穆斯林联盟通过一项决议，言辞激烈地谴责哈希姆家族，称谢里夫侯赛因的举动给圣战制造了真正的势头。印度的英国军官一直反对埃及的英国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与谢里夫侯赛因谈判。如今，他们辩称起义适得其反，印度穆斯林反变得更加倒向奥斯曼帝国。[39]

哈希姆家族成员在麦加附近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最初的胜利使国王侯赛因及其子占领了麦加城镇与红海沿海一带，但他们没有足够的兵力守住这些战果。贝都因志愿兵的三分钟热度很快便减退。他们参加起义，原先一方面是迫于麦加谢里夫的宗教权威，另一方面打算伺机抢夺奥斯曼政府财产，他们并不是有意识地追求阿拉伯独立。一旦头战胜利，顺利攻占城镇，部落兵便拿着战利品回家了。这迫使国王侯赛因的儿子们又得动用所有好友和关系去重新征集，向他们承诺发放枪支和定期薪金，这也是英国唯一能够提供给他们的条件。

在麦地那，法赫里帕夏准备好带领奥斯曼军发动反击。他的军队兵力充足，与大马士革的通讯也畅通无阻。由于没有炸药，叛乱者没有办法将军队的补给线—汉志铁轨炸断。7月2日，青年土耳其党人任命谢里夫阿里·海达尔（Sharif Ali Haydar）接替叛徒侯赛因成为新任麦加埃米尔。此人是哈希姆家族敌对部落的头目，法赫里帕夏希望赶在10月初汉志的朝觐季到来之前让他在麦加上任。8月1日，这位新任麦加埃米尔乘火车抵达麦地那，受到全城最高规格的礼遇。

从麦地那到麦加有两条路。内陆的这条路虽然距离较短，但中途饮水困难，地势险峻，军队无法快速通过；而沿海的这条路经过红海港市延布和拉比格，虽然距离较远，但沿途有取水点，可供军队行进时使用。因此，为保卫麦加，哈希姆家族成员必须控制延布和拉比格。8月初，随着奥斯曼军从麦地那启程，费塞尔抢占了要塞，阻断通往延布的道路，他的哥哥阿里则占领拉比格。虽然他们占据正确的位置，但他们需用部落志愿兵以外的正规军来与奥斯曼军相抗衡。除非哈希姆家族很快就有援军赶到，否则他们很快就要败下阵来—这将对阿拉伯和英国的利益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身处伦敦、开罗与西姆拉（英属印度的夏季首都）等地的英国战争策划者正在权衡风险，看是否应该派遣英国部队增援哈希姆家族。印度政府认为英国部队若进入汉志，会被印度穆斯林视为“异教”士兵在与哈里发的教众军团作战，“亵渎”汉志的圣土，从而导致他们的暴力反抗。而开罗的阿拉伯当局则认为，谢里夫的部队已在崩溃的边缘，让奥斯曼军在麦加取胜会严重损害英国在其穆斯林殖民地的威名。无论哪种选择，英国在汉志都将面临激起圣战的危险。因此，折中的办法就是用穆斯林志愿兵增援谢里夫的部队。

英国在印度与埃及的战俘营是征募穆斯林士兵的自然之选。在审讯奥斯曼军的阿拉伯俘虏时，英军发现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致力于阿拉伯人的事业。上文提到的穆罕默德·谢里夫·法鲁奇就是其中一员。其他人包括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役当中被俘的伊拉克官员努里·赛义德和阿里·乔达特，还有赛努西战役中在邻近利比亚边界被俘的贾法尔·阿斯克里。谢里夫宣布阿拉伯独立，这足以使这些官员中的许多人放弃为苏丹效力，转而投身于哈希姆家族的起义。1916年8月1日，努里·赛义德率领第一支分队从埃及出发前往汉志。阿里·乔达特在巴士拉承诺不再对英作战后被释放，后被英军军官征召至印度，帮助说服其他美索不达米亚战役中被俘的士兵加入谢里夫的部队。乔达特成功说服35名军官及350名士兵志愿参加阿拉伯起义。他们于9月初离开孟买，并在目的地拉比格受到努里·赛义德的欢迎。[40]

然而，并不是每位阿拉伯战俘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第一批志愿者启程之后，英军清空了埃及和印度的战俘营，将有可能加入谢里夫部队的阿拉伯战俘全数运往汉志，但这一做法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11月末，两艘船载着90名军官与2100名士兵从孟买出发驶往拉比格。当船到达目的地时，负责为谢里夫部队招募士兵的人员很沮丧地发现，只有6名军官和27名士兵愿意加入阿拉伯部队。其余的人不是无意与穆斯林同胞为敌，就是害怕如果被奥斯曼军俘获，他们的叛国行为将遭到土耳其人的报复。已经加入谢里夫部队的阿拉伯志愿兵做了长达10天的劝说工作，最终这些运兵船载着不愿倒戈的战俘继续往红海驶去，将他们暂时安置在埃及的战俘营中。

放弃奥斯曼军人身份、转而加入谢里夫部队的阿拉伯军官和士兵为阿拉伯起义所做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他们有限的人数。他们训练有素，又精通阿拉伯语，成为操练和指挥贝都因士兵的最佳人选。但是他们人数有限，不足以遏制法赫里帕夏所带来的威胁，后者率领的军队继续朝延布和拉比格逼近。随着穆斯林朝觐的时节即将来临，英国政府开始重新考虑派遣英军增援哈希姆部队。英军整装待发，这时法国也提出派遣穆斯林部队协助在汉志发动战役。

法国利用朝觐的时机，委派一支武装护送北非朝觐者前往麦加。这支护送队很快成为协助谢里夫部队发动起义的武装力量。这给英军敲响了警钟。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给伦敦拍电，“极力反对”法国派兵，称“此举会从我军手中抢走谢里夫取胜后我军将获得的重大政治优势”。但事实上，法国只是想确保谢里夫的阿拉伯起义不对法国在叙利亚的利益造成威胁，对在阿拉伯半岛确立优势并无多大兴趣。他们派遣军官前往阿拉伯半岛是为监视英军的一举一动，确保法国在《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中的利益不受侵害。[41]

指挥法国武装力量的任务落在爱德华·布雷蒙上校的肩上。他会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在摩洛哥服役时功勋卓著。9月21日，布雷蒙上校率领一支兼有军事和民事官员的代表团和200名北非朝觐者抵达吉达。另一边，麦克马洪爵士派遣罗纳德·斯图尔斯护送埃及的朝觐团体前往汉志。这让斯图尔斯能有机会与布雷蒙上校和哈希姆部队的前线指挥官分别商讨军事战略。所有人都认为谢里夫部队仍旧过于弱小，无法与法赫里帕夏率领的奥斯曼正规军相抗衡。

如果无法在英军战俘营中成功召集到充足数量的阿拉伯士兵，则应退而求其次，选择调派来自殖民地的穆斯林士兵前去支援阿拉伯起义。英军为汉志战役招募埃及炮兵—在总体战的压力下，他们已顾不上此前对埃及民众所做的承诺。第一批250人的分队经由苏丹国前往汉志。截至12月，埃及战斗人员共计逾960人。[42]

虽然法军有大批北非（穆斯林）士兵，但派往汉志的部队从未在规模上胜过英军。英国战争办事处要求法军贡献出一支穆斯林炮兵连及尽可能多的军事专家，譬如机枪手、地雷工兵、通信兵（精通阿拉伯语尤佳）及医生等，法军尴尬地承认，他们的穆斯林士兵当中缺少这类技术人才。到1916年底，法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武装不超过12名军官（几乎全是法国人），不到100名步兵（几乎全是穆斯林），最高时是42名军官和983名士兵，其中许多人一直留在塞得港，从未踏上阿拉伯半岛半步。[43]

虽然这些来自殖民地的士兵为阿拉伯事业做出伟大贡献，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奥斯曼军在大炮和机枪上的优势，但他们的数量严重不足，根本无法消解驻麦地那的奥斯曼士兵对麦加构成的威胁。1916年的整个秋天，奥斯曼军都在向哈希姆家族的沿海阵地步步逼近。

费塞尔及其部队原先驻扎在红海港市拉比格后方一处名为哈姆拉的山村。11月初，土耳其纵队逼迫他们撤离那里，奥斯曼军对哈希姆部队的威胁由此严峻起来。没有足够的穆斯林士兵在手，开罗与伦敦的英国军官再度权衡利弊，考虑是否应改派英国正规军增援谢里夫部队。英军内部反对派遣正规军，宣称如此一来，会使他们在红海沿岸地区没有足够兵力抵御法赫里帕夏的部队。伦敦的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森爵士称，仅守住红海港城拉比格就需1.5万名英军士兵。驻埃及英军指挥官阿奇博尔德·穆雷中将认为，他一旦派兵支援谢里夫部队，便没有足够兵力守卫苏伊士运河。他决定向一位英军尉官征求意见，此人与费塞尔见过面，对拉比格与延布的情形非常了解。

在协助解救被困库特的查尔斯·汤申德将军的部队未果后，T. E.劳伦斯返回开罗，并在1916年10月第一次到访汉志。作为一名阿拉伯情报局的情报人员，他毛遂自荐，成为东方事务秘书罗纳德·斯图尔斯派往吉达的使团成员，从而有机会从拉比格经内陆与谢里夫侯赛因之子会面，并视察他们的阵地。开始，英军指挥官们并未将劳伦斯的情报作为军事战略参考，但他们重视他对当地的了解。劳伦斯到访位于拉比格哈姆拉的费赛尔营地后，他们才相信他能提供关键情报，帮助他们做出是否派出英军前往汉志的艰难抉择。

劳伦斯与阿拉伯起义的故事堪称经典，他为哈希姆阵地在1916年秋那绝望的几个月里所发生的事件提供了独到的见证。在拉比格，他接洽了阿里与数位曾为奥斯曼军效力的阿拉伯军官—来自伊拉克的努里·赛义德、埃及的阿齐兹·阿里·马斯里，以及叙利亚的法依兹·胡赛因（Faiz al-Ghusayn）—他们都在操练谢里夫的正规部队。劳伦斯骑着骆驼走了数天，终于抵达费塞尔在哈姆拉的营地。但是，他发现费塞尔灰心泄气，他的部队也萎靡不振。他们弹尽粮绝，资金也已枯竭。迄今为止，费塞尔部队收到的唯一增援力量就是埃及的炮兵连，但这些炮兵对“被派遣到沙漠深处打一场毫无必要又费时费力的战争感到深恶痛绝”。因此，劳伦斯得出结论称，外来士兵、穆斯林和欧洲人一样，都不适合参加汉志战役。[44]

当开罗官员问及他的意见时，劳伦斯反对派英国部队前往汉志。他警告称，英军派遣任何远征部队前往阿拉伯半岛，都会被视作对当地有殖民企图。“无论谢里夫批准与否，如果英军派往拉比格的部队强大到足以占据那里密集的树丛，并在当地安营扎寨，”他认为阿拉伯人“一定会得出结论称‘我们被骗了’，然后四散跑回他们的帐篷”。相反，劳伦斯建议向阿里与费塞尔提供他们所需的黄金，以使贝都因士兵能继续服役（“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让一支部落民组成的部队留在战场长达5个月，这本身就是个奇迹”），将英军的参与程度限制在提供空中支援与技术顾问上。英军指挥官觉得劳伦斯的这一观点—即阿拉伯人应自行发动阿拉伯起义—让英军非常省心，遂同意根据他的提议限制英军的参与程度。[45]

当劳伦斯于12月初返回阿拉伯半岛时，局势已大大恶化，就连他自己都开始怀疑当初的建议是否正确。土耳其军发动了一场奇袭，打了阿拉伯人一个猝不及防。据劳伦斯述称，贝都因士兵“成了一群逃难的乌合之众，在夜里一路纵马朝延布狂奔”。通往延布的道路在土耳其纵队到达之前被打通，费塞尔率领5000名士兵补上了贝都因士兵散逃造成的缺口。虽然他成功拖住土耳其军，但依旧无法守住阵地。土耳其人切断了费塞尔部队与南部拉比格地区阿里部队之间的联系。这两支阿拉伯部队彼此失联后，就都不是奥斯曼军的对手。一旦土耳其人收复红海沿岸地区，从谢里夫侯赛因手上收复麦加就再无障碍。[46]

费塞尔命其部队撤退到纳赫勒穆巴拉克（Nakhl Mubarak）的椰枣园之中。从该地骑骆驼去延布大约需6个小时，发布撤军命令时，劳伦斯也与费塞尔一道骑行骆驼。中途，费塞尔建议劳伦斯穿上阿拉伯服饰，这样阿拉伯士兵们便会将他视为“真正的领导者之一”，他也可以在营地里四处走动，不用担心他那套凌乱的英军制服在部落民当中“引起轰动”。费塞尔给劳伦斯穿上他一位阿姨送他的结婚盛装—当然他是想帮劳伦斯，但这身行头还是会让这位英国人在贝都因人之中引起轰动。费塞尔还给了他一把李—恩菲尔德步枪，正是几个月前杰马勒在大马士革赠他的那把加里波利战利品。劳伦斯当即就在枪托上烙上了自己名字的缩写及日期：“T. E. L.，4-12-16”。随后，他离开费塞尔，骑行返回延布向上司求救。

回到延布后，劳伦斯拍电给驻红海的英国皇家海军指挥官，警示称延布“危在旦夕”。威廉·博伊尔上尉承诺24小时内动员英军舰船离港。博伊尔雷厉风行，他组成了一支由5艘战船组成的强大船队，以保卫延布。不过，这些战船基本称不上是战列舰—据博伊尔述称，他自己的乘坐的“狐狸”号“几乎是海军上校指挥过的最慢最旧的战船”—但它们所装的火炮火力比土耳其野战炮兵要猛得多。

当英军在延布集结船只之际，土耳其人又一次进攻费塞尔部队得手。奥斯曼军的3个步兵营带着野战炮南下至纳赫勒穆巴拉克，贝都因士兵见势四下逃窜。埃及炮兵用英军为哈希姆部队提供的劣质大炮—据劳伦斯猜测，“英军觉得这些老旧破烂给阿拉伯野人足够了”—对敌展开了积极炮击。由于没有瞄准器，没有测距仪，也没有烈性炸药，阿拉伯炮兵只能靠大炮制造的噪音来唬住敌军。不过，奥斯曼军还真被巨响给镇住了，这给撤退的阿拉伯人不少勇气。最终，费塞尔以较低的死伤率从纳赫勒穆巴拉克成功撤军。他们撤回延布，将高地悉数还给奥斯曼军。劳伦斯回忆称：“我们的战争似乎已经进入尾声。”

延布的大街小巷里满是忙于修筑工事的阿拉伯士兵，他们在为最后一搏积极地做着准备。守军们用泥土筑起防御墙，以延缓奥斯曼军的推进，不过鲜有人指望这些土木工事能抵御敌军坚决的进攻。唯一真正能阻挠奥斯曼军攻占延布的是皇家海军。战船气势恢宏，船上的每门火炮都直指岸边，探照灯那冷森森的光束在夜晚的平原上交错纵横，仿佛在向进攻者发出警告。

12月11日，奥斯曼军抵达延布郊外。此时他们已是精疲力竭。虽然曾连番击败费塞尔部队，但在环境恶劣的阿拉伯高地上连续作战数周还是让他们付出代价。奥斯曼军因疾病折损不少战斗力，用作交通工具的牲口也因劳累过度和食不果腹变得虚弱不堪。地形恶劣，贝都因部落还不时扰乱奥斯曼军后方，切断他们的补给线。他们本可以继续追击阿拉伯人，但苦于无力对抗皇家海军。他们距麦地那基地几百公里之遥，倘若在延布遭受重大伤亡，便根本没有后方支援，只得被迫投降。“所以他们折返了，”劳伦斯记录道，“我相信土耳其人在那一晚输掉了战争。”[47]

奥斯曼军很快被迫从延布折返。英军飞机持续轰炸土耳其人在纳赫勒穆巴拉克的营地，为避免更大伤亡，他们开始将部队向麦地那附近撤离。谢里夫侯赛因之子阿卜杜拉的部队虽不足以围攻麦地那，但却足以阻止敌军从城中调离。直到战争结束，法赫里帕夏一直滞留在麦地那。

哈希姆家族成员并未让部队直接进攻驻麦地那的奥斯曼守军，而是选择开展运动战。谢里夫部队指挥官与英法两国顾问通力合作，计划沿红海沿岸北上，占据港城沃季赫。此举既有皇家海军为阿拉伯部队从红海提供补给，又能为攻击汉志铁路提供助力，从而切断麦地那守军不堪一击的补给线。常规办法行不通的时候，使用游击部战术或可收得奇效。

看到奥斯曼军撤退，哈希姆家族成员夺得汉志的控制权，英国战争策划者如释重负。土耳其人未能取得这次至关重要的胜利，他们本可以凭借这场胜利，夺回奥斯曼帝国对麦加及汉志其他重镇的控制权，进而维持圣战的势头。英国不会派兵进入汉志，当地局势已经稳定，这对奥斯曼军来说本是额外的好消息。不但印度穆斯林的问题得到缓解，而且英军在1916年底根本已无多余的部队可供调配。他们于7月1日对索姆河的德军阵地发动了一场大型战役，一天之内死伤高达惊人的5.8万人，创下英军自一战以来单日伤亡之最。像凡尔登战役一样，索姆河战役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损耗战，数月以来迟迟未见分晓。截至1916年11月中旬，英军已死伤42万人，法军折损19.4万人，而德军在索姆河一役中的伤亡人数据估算更是高达46.5万至65万人。在西线遭受如此重创后，英军已不愿再调派其欧洲士兵前往中东战场作战。

虽然不会调遣本国军队赶赴汉志支援谢里夫侯赛因，但英国人很乐意为阿拉伯盟友提供物质援助。到1916年底，英国政府已向谢里夫侯赛因提供将近100万磅的黄金。与此同时，他们还提供一批飞机，由英国飞行员驾驶，负责监视敌军。同时也保证德军提供给奥斯曼军的飞机远离贝都因人，以防畏惧空袭的贝都因人受到惊吓。此外，英国与法国还共同派出所能齐集的全部穆斯林正规部队，另辅以一小批欧洲军官，为炸毁铁路等行动提供技术支持。

笼罩在哈希姆家族上方的阴霾一经驱散，英法两国的战争策划者便开始把阿拉伯起义视作一战中一桩有利可图之事。早在1916年7月，英国战争委员会就已根据哈希姆家族成员在汉志的早期战绩，为其驻埃及的部队制定新的战略目标。委员会指示驻埃及的英军总指挥，穆雷将军，在跨西奈半岛北部的一片地区建立英军的控制区，范围从地中海的阿里什直至红海东部的小港亚喀巴。英国战争策划者声称，这些举措将“对叙利亚与汉志之间的通讯构成威胁，从而鼓励叙利亚阿拉伯人起事”，以支持阿拉伯起义。由此，哈希姆家族在阿拉伯半岛的起义与英军在巴勒斯坦发动的战役连接在了一起，这种致命关联，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的覆灭。[48]

[1] amirate这个词指麦加埃米尔的办公室.“埃米尔”（amir） 是国王或指挥官。麦加掌权的君主可被称作埃米尔或麦加大谢里夫。

[2] 阿卜杜拉的叙述记录在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 112–113.另见Ronald Storrs, Orientations (London: Readers Union, 1939), 129–130；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38), 126–128. Antonius本人是一位热忱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对于阿拉伯起义的大部分叙述，基于哈希姆家族领导成员的访谈和他们私人文件的原件。

[3] Storrs, Orientations, 155–156.

[4] 译自贝鲁特报纸al-Ittihad al-`Uthmani [奥斯曼联盟]，1914年12月29日，引自 Antonius, Arab Awakening，145页。

[5] 引自阿拉伯民族主义者George Antonius, Arab Awakening，140页。Antonius 在The Arab Awakening 中的叙述，基于与谢里夫侯赛因及其子阿卜杜拉和费塞尔的详细访谈 . C. Ernest dawn, 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Arab Nationalism(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3), 26.

[6] “法塔特”（Al-Fatat）及其在第一届阿拉伯代表大会上的作用，见第一章。

[7] 费塞尔前往伊斯坦布尔和大马士革之使命，内容来自Dawn, From Ottomanism to Arabism，27–30；Antonius, Arab Awakening，150–159；Ali A. Allawi, Faisal I of Iraq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8] Antonius, Arab Awakening，157–158.

[9] “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的译文，reproduced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A Documentary Record，ed. J. C. Hurewitz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46–56.

[10] 麦克马洪寄往伦敦的信，引自Jonathan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 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59.

[11] 关于法鲁奇的揭露，参见 Scott Anderson, Lawrence in Arabia: War, Deceit, Imperial Fol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13), 139–143；Antonius, Arab Awakening, 169；David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London: Andre deutsch, 1989), 176–178；Schneer, Balfour Declaration, 60–63. 在1916年1月1日写给麦克马洪的信中，谢里夫侯赛因提到穆罕默德·谢里夫·法鲁奇的名字，很明显他已知晓这位阿拉伯民族主义人士的变节，最有可能是麦克马洪的信使揭发的。

[12] 法国对大叙利亚地区的这些领土主张，载于法国驻俄国彼得格勒大使寄给俄国外交大臣的信中，时间为1915年3月1日/14日，reproduced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9.

[13] Fromkin, Peace to End All Peace, 188–193.

[14] Antonius, Arab Awakening, 248.

[15] 《赛克斯—皮克特协定》文本，见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60–64.

[16]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 (London: Hutchinson and Co., n.d.), 197–199.

[17] 图尔吉曼的朋友是耶稣撒冷的统治阶层出身: Hasan Khalidi和Omar Salih Barghouti，这两位都是奥斯曼军官，还有教师兼日记作者Khalil Sakakini. Salim Tamari, Year of the Locust: A Soldier’s Diary and the Erasure of Palestine’s Ottoman P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91.

[18] Falih Rıfkı Atay, Le mont des Oliviers [橄榄山] (Paris: Turquoise, 2009), 29–30.该书于1932年首次以土耳其语出版，当时的书名是Zeytindağı.

[19] Eliezer Tauber, The Arab Movements in World War I (London: Frank Cass, 1993), 38.

[20] George Antonius在 Arab Awakening, 241页中称，30万人死于饥荒的这个数字“不容置疑” ，并提出实际数字可能高达35万。Linda Schatkowski Schilcher,“The Famine of 1915–1918 in Greater Syria,” in Problems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 John Spagnolo (Reading, UK: Ithaca Press, 1992), 229–258页，其中作者根据德国领事馆的记录，提出死于饥荒及饥荒有关疾病的人数“截至1918年底，可能已高达50万人”。关于叙利亚和黎巴嫩对Seferberlik的公共记忆，参见Najwa al-Qattan,“Safarbarlik: Ottoman Syria and the Great War,” in From the Syrian Land to the States of Syria and Lebanon,ed. Thomas Philipp and Christoph Schumann (Beirut: Orient-Institut, 2004), 163–174.

[21] Q. B. Khuwayri, al-Rihla al-suriyya fi’l-harb al-`umumiyya 1916 [叙利亚的全面战争之旅，1916] (Cairo: al-Matba`a al-Yusufiyya, 1921), 34–35.

[22] 恩维尔的提议，及协约国为阻止救援物资通过协约国封锁线的所作所为，记录在Shakib Arslan, Sira Dhatiyya [自传] (Beirut: dar al-Tali`a, 1969), 225–236.

[23]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213；Rıfkı Atay, Le mont des Oliviers, 75–76.

[24] Tamari, Year of the Locust, 130–132.

[25] 谢里夫侯赛因给恩维尔帕夏的电报及回电，见Sulayman Musa,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a: watha’iq wa asanid [伟大的阿拉伯起义: 文件和记录] (Amman: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Arts, 1966), 52–53.杰马勒帕夏和谢里夫阿卜杜拉，两人关于谢里夫侯赛因和恩维尔帕夏之间交易的叙述存在分歧；参见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215，以及King Abdullah, 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136–137.另见Tauber, Arab Movements in World War I, 80.

[26] Antonius, Arab Awakening, 190.

[27] Rıfkı Atay, Le mont des Oliviers，73–79. 毫无疑问，同时代阿拉伯人对那些绞死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人仍抱有敬意。Dr Ahmad Qadri, Mudhakkirati `an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a [我之阿拉伯起义回忆录] (Damascus: Ibn Zaydun, 1956), 55–56页。作者作为一名青年阿拉伯协会运动的叙利亚成员，曾因疑似进行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两度被奥斯曼当局逮捕又释放，他在书中反复提及那些在贝鲁特被处以绞刑的人最后英雄般的遗言。

[28] 当年晚些时候，杰马勒帕夏出版了一本书，该书有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法语版本，用来为阿莱军事法庭的工作正名。书名为 La verite sur la question syrienne (Istanbul: Tanine, 1916), 其中提供了8个阿拉伯秘密组织的简介，使用了从法国驻贝鲁特和驻大马士革领事馆获得的文件，并列出了那些被军事法庭判定有罪之人的名字及罪行。George Antonius可能是从费塞尔本人口里听到他对处决的反应。Antonius在Arab Awakening 191页中写道，很难用译文体现阿拉伯语“Taba al- mawt, ya `Arab”的力量，原句的意思“大致是呼吁全体阿拉伯人拿起武器,不惜生命让处决血债血偿”。

[29] 杰马勒帕夏公开后悔没能逮捕费塞尔、他的兄弟及其父谢里夫侯赛因；参见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220–222.

[30] 步枪由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收藏。关于步枪的历史，参见 Haluk Oral, Gallipoli 1915 Through Turkish Eyes (Istanbul: Bahcesehir University Press, 2012), 233–236.

[31]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223. 劳伦斯在Seven Pillars of Wisdom: A Triumph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 Co., 1936) 93页当中，指控法赫里帕夏参与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Christophe Leclerc在Avec T. E. Lawrence en Arabie: La mission militaire francaise au Hedjaz, 1916–1920 (Paris: L’Harmattan, 1998) 28页中，将法赫里与1909年发生在阿达纳和泽伊顿的亚美尼亚大屠杀相联系。

[32] King Abdullah, 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138.

[33] 土耳其历史学家 Haluk Oral在Gallipoli 1915, 236页中声称，谢里夫侯赛因用杰马勒帕夏给费塞尔的加里波利战利品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但帝国战争博物馆并没有提及此事.

[34] Abdullah, 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143.

[35] Abdullah，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144–146.

[36] Abdullah关于塔伊夫之围的叙述，见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143–153.

[37] Turjman, Year of the Locust, 155–156.

[38] Muhammad Ali al-Ajluni, Dhikrayat `an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a [回忆伟大的阿拉伯起义] (Amman: Dar al-Karmil, 2002), 22–25页；关于阿拉伯起义的通告和相关利弊的辩论，参见27–28页。阿杰卢尼来自阿杰隆（Ajlun），该地区是奥斯曼帝国叙利亚行省的一部分，但今在约旦北部。

[39] 关于印度的反应，参见James Barr的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T. E. Lawrence and Britain’s Secret War in Arabia, 1916–1918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41–42.

[40] 关于为哈希姆家族战争征募阿拉伯奥斯曼军官的情况，参见 Tauber, The Arab Movements in World War I，102–117.贾法尔·阿斯克里在西部大沙漠被捕之事，见第十章；他投身哈希姆家族事业见其回忆录，A Soldier’s Story: From Ottoman Rule to Independent Iraq (London: Arabian Publishing, 2003), 108–112. 阿里·乔达特在纳西里耶被捕见第九章，他被拘禁于巴士拉一事见第十章；关于其从战俘营征召士兵的描述，见Ali Jawdat, Dhikrayati, 1900–1958 [回忆录，1900–1958] (Beirut: al-Wafa’, 1967), 37–40.

[41] 麦克马洪 1916年9月13日的电报，eproduced in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56. 关于法国对保护《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担忧，参见Leclerc, Avec T. E. Lawrence en Arabie，19. 关于布雷蒙的任务，另见 Robin Bidwell ,“The Brémond Mission in the Hijaz, 1916–17: A Study in Inter-allied Co-operation,” in Arabian and Islamic Studies, ed. Robin Bidwell和Rex Smith (London: Longman, 1983): 182–195.

[42] Bidwell,“Brémond Mission,” 186.

[43] Edouard Brémond, Le Hedjaz dans la guerre mondiale (Paris: Payot, 1931), 61–64, 106–107.

[44] Lawrence, Seven Pillars, 92.

[45] 劳伦斯1916年11月18日的报告，引自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77–78. 另见Anderson对劳伦斯报告的分析，in Lawrence in Arabia, 223–226.

[46] 劳伦斯对1916 年12月事件的描述，见Seven Pillars, 119–135.

[47] Lawrence, Seven Pillars, 130.

[48] 1916年7月6日战争委员会在会议上的任命，reproduced in George McMunnand Cyril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London: HMSO, 1928), 230–232.

第十二章
失势：巴格达、西奈半岛与耶路撒冷的陷落

随着阿拉伯起义在汉志爆发，交战双方的战争策划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叙利亚地区。协约国试图让阿拉伯起义在叙利亚地区（包含今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与约旦）蔓延开来，为哈希姆家族的运动造势，迫使奥斯曼军在险恶地形中作战。另一边，同盟国对其在叙利亚的阵地充满信心。除了1915年2月第一次攻打苏伊士运河，之后奥斯曼第四军团便再未投入过其他战役，因此正处于满编状态。奥斯曼政府相信，他们在叙利亚的力量足以遏止哈希姆家族在汉志的起义。况且，英军沿苏伊士运河一带的通讯线路仍然薄弱，难免遭到土耳其人从西奈半岛发起的攻击。

尽管杰马勒帕夏第一次攻打苏伊士运河以失败告终，奥斯曼军仍然掌握着几乎整个西奈半岛。西奈是埃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英军已占领了埃及，但英国战时内阁不愿为提防土耳其人而抽调兵力收复和保卫几乎渺无人烟的西奈大沙漠。英军的当务之急是保证尼罗河谷的稳定，并确保兵员与物资能顺利通过苏伊士运河。驻埃及的英军将运河西岸视为防御前线，西奈的其余地区则任由奥斯曼军行动。

到1916年初，奥斯曼军已将西奈变成他们对苏伊士运河一带的英军长期作战的跳板。第四军团指挥官杰马勒帕夏与其德国顾问紧密合作，巩固奥斯曼军阵地。他将铁路线由南端加沙东南的内陆集市小镇贝尔谢巴延伸至埃及在奥雅（al-Auja）的边境，深入西奈半岛。杰马勒帕夏在西奈中心地带建立了基地网络，基地之间有道路相连，还有水井能够保障人畜饮水。铁路能够将兵员与物资快速运抵该地区，另外还有一支精锐的沙漠部队，在德国指挥官的带领下负责巡视西奈半岛。

杰马勒不再奢望将英军彻底从埃及逐出。相反地，他计划向前推进，直到苏伊士运河进入他部队的火力范围。奥斯曼军能够在离河岸5英里处的阵地炮击运河内的船只，阻断该重要航道，以达到不派士兵直面挖壕固守的英国守军就能扰乱他们联络的目的。恩维尔帕夏于1916年2月前来视察巴勒斯坦边境，他批准了杰马勒的这一战略，并承诺给予支援。

战争大臣信守诺言。返回伊斯坦布尔后，恩维尔便调派久经沙场的奥斯曼第三步兵师从加里波利赶赴巴勒斯坦，还从同盟国盟友那里取得了物资补给。1916年4月，德国派遣一批飞机支援奥斯曼军在贝尔谢巴的总部。包括已在西线大显神威的鲁姆普勒与福克单翼机，这批高精尖武器为土耳其人赢得西奈的制空权。同月晚些时候，奥地利人派遣两支野战炮兵连前往西奈前线，其带来的15厘米口径榴弹炮足以使奥斯曼军在火力上挑战英军。凭借这些最前沿的军事装备，杰马勒开始认真计划对苏伊士运河发动第二次进攻。[1]

与此同时，英军也益发关切土耳其人对运河区造成的威胁。1916年2月，时任埃及远征军指挥官的阿奇博尔德·穆雷爵士（中将）提出，在西奈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绿洲及交叉路实施“积极防御”方案。穆雷的计划需要英军占领运河以东约30英里处的卡蒂亚绿洲 （Qatiya）。该绿洲是咸水网的一部分，在几乎毫无水源的西奈荒地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英军一旦占领卡蒂亚绿洲，穆雷便提议沿地中海沿岸向阿里什方向推进，占据从阿里什到贝尔谢巴南部库赛马（al-Kussaima）的内陆地带。穆雷很有说服力地宣称，相比起全长90英里的运河，英军守住从阿里什到库赛马这45英里所需的人力物力要少得多。[2]

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森将军也意识到抢占西奈绿洲是明智之举。但由于英国在西线遭受重大挫败，在库特又遭围困，他不愿再往西奈或巴勒斯坦地区派遣更多的士兵，而是安全调度埃及的已有驻军。1916年2月27日，罗伯森授权占领卡蒂亚及其周边绿洲，但暂缓向阿里什推进。

1916年3月，英军开始将标准轨距的铁路从运河小镇坎塔拉向东增修至卡蒂亚。英军还在铁路旁铺设了一条管道，以提供充足的水源。1.3万名短期聘用的埃及劳工团成员在沙漠无情的炙烤之下不辞辛劳地铺设铁轨和管道。劳工沿着沙漠商队的路线以每周4英里的速度修建，终在4月底修至卡蒂亚周边地区。

奥斯曼军迅速采取行动扰乱英军施工。土耳其沙漠部队的德国指挥官冯·克雷森施泰因率领3500名士兵，对守卫铁路站点的英军勇敢地发起攻击。4月23日黎明时分，奥斯曼军席卷英军位于卡迪亚周边绿洲的阵地。他们以清晨的浓雾作掩护向英军发动突袭，后者毫无防备。经过数小时的激烈战斗，整个英国骑兵团几乎全部投降。根据英国官方记载，仅有一名英国军官和80名士兵成功逃过一劫（一个骑兵团一般由约25名军官和525名士兵组成）。而另一边，冯·克雷森施泰因的部队则毫发无损地撤出了卡蒂亚。此次进攻并未能长时间地扰乱铁路的修建工程，但土耳其人成功给英军制造了麻烦，正如杰马勒帕夏所记载的，此次行动“极大提升了我军的士气”。[3]

奥斯曼军在卡蒂亚取胜后，英军改用澳新骑兵师作为先锋部队，带领其余部队朝西奈北部推进。澳新骑兵师由新西兰骑兵旅及澳大利亚轻骑兵团的部分力量组成，其中既有经历过加里波利战役的老兵，也有补充的“新血”。在机械交通工具无法通行的沙漠里，骑兵部队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英军被逼无奈才将他们骑兵部队的部分马匹用骆驼代替，方便在该地区广阔的沙漠中追逐奥斯曼军。西奈战役也因此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对比，既有20世纪的空中力量和19世纪的骑兵战术，也有贝都因式的骆驼战。[4]

1916年整个夏季，英军都在顶着烈日持续铺建铁轨和管道。劳工、部队和马匹都暴露在通常能达50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下，饮水困难，还有苍蝇成群袭扰人畜。他们安心地认为奥斯曼军在这炎炎夏季不大可能再次发动进攻。不过，骑兵部队仍然保持着高度警惕，深入沙漠巡逻，确保在卡蒂亚蒙受的耻辱不会再度上演。

此前，奥斯曼军早已策划对苏伊士运河发动第二次攻击，但因种种原因一再推迟。现在他们及其德国盟友终于按捺不住。因寄希望于谢里夫侯赛因能贡献出一支汉志志愿部队，杰马勒已经推迟了第二次西奈战役。然而，1916年6月爆发的阿拉伯起义不但让志愿部队的希望化成泡影，还在阿拉伯各行省形成一条新的敌对战线。杰马勒认为，在西奈半岛将英军击溃便能消除哈希姆家族起义在阿拉伯各行省的号召力。因此，他批准冯·克雷森施泰因上校在炎热的夏季，英军最无防备之时，对运河区发动延误已久的第二次进攻。

8月3日清晨，土耳其人对罗马尼（卡蒂亚附近）的一处英军阵地发动了进攻。克雷森施泰因手下仅有1.6万名士兵，比英军预计的要少。这些士兵凭借惊人的耐力，成功将大炮从沙漠的另一端运来，用猛烈的火力弥补他们人数上的劣势。为了让英军猝不及防，冯·克雷森施泰因算准时机，趁敌军一支轻骑巡逻队返回基地时，几乎一路尾随其后到达英军的基地。虽然澳大利亚人最终察觉，却不敌后者的火力优势，被迫撤退，将战略高地在日出之前拱手让出。

奥斯曼军的这次进攻惊动了英军，他们向罗马尼派出大批增援部队，以击退土耳其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土耳其士兵的水源和弹药逐渐耗尽，几百人因此被迫投降。尽管如此，冯·克雷森施泰因还是奇迹般地让他的大部分兵力和重炮成功撤离这场大势已去的战斗。当时精疲力竭的士兵火速撤退，而澳新骑兵在后面穷追不舍。英军指挥官决意追上并消灭冯·克雷森施泰因的远征部队，他们甚至派出了空中力量，以引导地面部队追赶奥斯曼军。然而，奥斯曼军成功抵挡住英军在比尔阿卜德（Bir al-Abd）水井处对他们发动的最后一击，安全撤至仍在土耳其人手中的阿里什。

罗马尼一战，奥斯曼军彻底战败。他们损失了约1500名士兵，另有4000人被俘，而英军仅阵亡200人，受伤900人。尽管如此，英国人还是认为罗马尼一战他们未竟全功。英军指挥官认为，冯·克雷森施泰因受挫后，本有机会将其部队一举歼灭，但最终还是让他的主力成功逃脱，这是严重的失败。罗马尼之战是奥斯曼军对驻埃及英军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此时土耳其人在其巴勒斯坦边境的兵力和火力仍未受到影响。[5]

英军于1916年夏天在西奈半岛往前推进的同时，汉志也掀起了阿拉伯起义。值得提醒的是，前两个月里起义非常成功，哈希姆家族的部队在麦加、塔伊夫、吉达、拉比格和延布都击败当地的奥斯曼军。正因如此，伦敦的战争委员会开始觉得有必要将西奈战役与阿拉伯起义相配合，从而撼动奥斯曼军在叙利亚南部和巴勒斯坦地区的阵地。1916年2月，帝国总参谋长只授权英军在卡蒂亚采取有限行动，以保卫苏伊士运河。但当到了1916年7月，战争委员会命令穆雷的远征部队占领从阿里什到红海港市亚喀巴一带，“因为若在这些地方有一支部队，便能直接威胁土耳其人在叙利亚与汉志之间的联络，从而为叙利亚阿拉伯人带去信心”，以便他们对奥斯曼军发动起义。[6]

穆雷中将率领部队沿西奈的在建铁路和管道井然有序地往前推进。到1916年12月，铁路已修至距阿里什40英里以内的马扎尔井（Mazar）。英军将所有的必备物资储存在铁路终点站，并征集了足够的骆驼，为在寸草不生的沙漠中奋勇作战的兵员运送食物、饮水和弹药。

阿里什的形势引起奥斯曼指挥官的担忧。他们的空中侦察时刻关注着英军的铁路工事，察觉到英军正在集结部队与囤积补给。另外，他们也知道自己在西奈沿岸地带的驻军就在附近英军战舰的攻击范围之内。面对英国海军的火力，加上4个师的步兵，1600名奥斯曼守军根本无法守住阵地。因此，在英军发起进攻前夕，奥斯曼军撤出阿里什，转移至他们在巴勒斯坦边境的阵地，那里的防御更完善，能更好地抵御英军的进攻。英国皇家飞行军报告称土耳其人已撤离前线，于是，英军在12月21日轻松占领阿里什这座战略重镇。

然而，英军在阿里什远非高枕无忧。空中侦察发现，阿里什山谷的麦格德哈巴村（Magdhaba）有防御完备的奥斯曼军阵地。只要土耳其人仍在麦格德哈巴，他们就会对英军的大后方造成威胁。12月23日，澳新骑兵与帝国骆驼旅被派往麦格德哈巴驱赶敌军。由于阿里什与麦格德哈巴之间没有水源，骑兵必须分秒必争，赶在日落之前占领村落，否则他们与坐骑都会扛不住烈日的炙烤，被迫退回阿里什补充水分。眼看过了下午一点，身为指挥官的澳大利亚将军哈里·肖维尔爵士焦急难耐。正当他想取消这次行动时，一支骑兵和骆驼队冲出了奥斯曼阵线。[7]

一位隶属骆驼骑兵团的士兵回忆道：“出乎我们的意料，有几个土耳其人从他们的战壕里跳出来跟我们握手。 ”双方此前曾在达达尼尔之战中有过一面之缘，这次重逢显得有些微妙。“放那儿吧，老朋友，”一位澳大利亚二等兵对一名戴着加里波利战役勋章的土耳其战俘说，“我也去过那里，那地儿真不是人待的，我对你表示同情。”接着，这位澳大利亚人把土耳其人的勋章别在自己的胸前，借土耳其人的火点了支烟，就出发往另一个奥斯曼军阵地去了。英军占领阿里什山谷，将近1300名奥斯曼士兵投降。[8]

1917年1月9日，英军占领奥斯曼—埃及边境上的拉法赫，完成了对西奈半岛的再次征服。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澳新骑兵师将各条奥斯曼战壕团团围住，逼迫战壕里的敌军士兵投降。撤离拉法赫后，奥斯曼军便放弃了他们攻打埃及的抱负，转而守卫巴勒斯坦阵地。[9]

至此，埃及远征军的终极目标依旧不甚明朗。战争期间，英国内阁爆发危机，1916年12月，大卫·劳合·乔治出任英国首相。他与前一任首相H. H. 阿斯奎斯同属自由党，也同样与保守党人士组成联合政府。劳合·乔治希望能打一场电光石火般的决定性胜仗，令英国政府与民众都团结在他的领导之下。他宣称应积极进攻驻巴勒斯坦地区的奥斯曼军，认为英军若能占领耶路撒冷，英国公众便会犹如久旱逢甘霖，从凡尔登和索姆河战役的惨痛损失而导致的低迷中复苏。然而，劳合·乔治手下那些对西线战况更有把握的将军，不愿派更多部队去往西线以外他们不熟悉情况的地方作战。将军们认为，埃及远征军的当务之急只是保卫埃及。最终军方赢得了争论。就在埃及远征军于拉法赫取得胜利两天后，战时内阁命令穆雷将军将对巴勒斯坦的进攻推迟到1917年秋，并调派一个师的兵力赶赴法国。

被赶出西奈半岛后，奥斯曼军建起了一条从加沙沿海地带一直到贝尔谢巴的内陆防御阵线。1917年1月至3月，奥斯曼军陆续派遣后援力量巩固这条阵线，以确保巴勒斯坦南部地区的安全。一支来自高加索地区的骑兵队与色雷斯的步兵师加入杰马勒的部队守卫巴勒斯坦，防止英军未来的进攻。[10]

1917年初，正当埃及远征军在巴勒斯坦边境裹足不前，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在底格里斯河流域继续发动进攻。按原计划谨慎推进，开始旨在拖垮奥斯曼第六军团的这场军事行动，最终却成为英军在中东获得的首场重大胜利—征服巴格达。

当被困库特的查尔斯·汤申德少将及其部队于1916年4月投降时，此前解围的车轮战已让交战双方都疲惫不堪。英军的营救努力最终落空，至此既无兵力，也无理由在底格里斯河流域对奥斯曼军继续发起攻击。另一边，土耳其人自己也精疲力竭，无法乘势进攻大为削弱的英军。因此双方各自巩固阵地、治疗伤病员，沉寂了一段时间。他们的上司则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阵线，忙于处理更严重的威胁。

奥斯曼军在库特大获全胜后，随即面临俄军进攻巴格达的险境。1916年5月初，驻波斯的俄军总指挥—尼古莱·巴拉托夫将军占领边境小镇席林堡，对土耳其军在仅距离巴格达100英里远的卡纳金（Khaniqin）阵地构成威胁。此前，哈利勒帕夏凭借在库特立下的功勋，成为奥斯曼第六军团指挥官。受到俄军威胁，他从底格里斯河调派兵力巩固卡纳金的防线，围困库特的奥斯曼军数量因此降至1.2万人。

英国人令哈利勒省了不少心。库特陷落后，总参谋长威廉·罗伯森爵士将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策略定为“以防御为主”，他还告知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指挥官：“占领库特或巴格达不是我们寻求的重点。”他建议英军“步步为营，占据稳妥的战略要地”，以此减轻库特陷落对英军名誉上的打击，并牵制住奥斯曼军在底格里斯河的力量，防止他们调遣部队去对付俄军在巴格达的威胁。不过，罗伯森并不打算对底格里斯河的奥斯曼军阵地发动攻击。[11]

随着英军转攻为守，哈利勒于1916年6月1日命部队倾巢出动，成功在卡纳金遏止巴拉托夫率领的俄国部队，迫使其撤退，并转而攻占波斯城镇克尔曼沙赫（7月1日）与哈姆丹（8月10日）。奥斯曼军涌入波斯对英俄两军造成困扰，但这样一来，哈利勒帕夏便无足够的兵力守卫巴格达，反令巴格达陷入危机。奥斯曼军一直没有弥补这个失误。随着英援军陆续从印度和埃及赶到美索不达米亚，面对其威胁的哈利勒将陷入苦战。

8月，斯坦利·莫德爵士（少将）接任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指挥官一职。他曾在法国负伤，加里波利战役后期，他是最后一批撤离苏弗拉湾的英军成员。莫德骁勇善战，他决意要向奥斯曼军的底格里斯河阵线发起进攻。经过1916年夏秋两季，他在美索不达米亚成功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部队。新成立的两支步兵师使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的战斗人数升至16万人，其中5万人被派往底格里斯河前线，其余分散在巴士拉的英军阵地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之间。莫德的部队不断扩张，而哈利勒的部队却在缩水。疾病、逃兵，以及与英军的日常交火导致的战斗减员，使奥斯曼第六军团的规模锐减。雪上加霜的是，他们还缺乏增援部队。莫德的情报显示，库特周围的奥斯曼军不到2万人，但事实上他们的数量比这少得多—也许只有1.05万人。[12]

1916年秋，英军位于底格里斯河谢赫萨义德的前进基地十分繁忙。新的河船令英军每日能满载700吨以上的物资运往底格里斯河的河源地带。为加快向库特附近地区的英军阵线输送补给物资，他们建起一条从谢赫萨义德至哈伊河（Shatt al-Hayy）的轻轨铁路（隧道将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库特与幼发拉底河的纳西里耶相连）。该铁路线不在奥斯曼军的干扰范围之内，1916年9月开始投入使用，1917年初便已修至哈伊河岸边。莫德还安排了几百辆福特货车，以确保将铁路终端的补给与弹药更好地运至前线。这些货车非常管用，即使在雨后泥泞的道路上也畅通无阻。

虽然有这些优势，但伦敦的战争委员会仍然慎之又慎。帝国总参谋长罗伯森将军相信，考虑到英军在波斯湾的补给线和通讯线蔓延数十英里，占领巴格达并非易事，要守住它更是难上加难。加上他对占领巴格达不屑一顾，认为这“对推动战事并无多大作用”。直到1916年9月，罗伯森在给莫德的命令中都排除进攻的可能，但莫德一直把自己的作战计划藏在心里。到了11月，这位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指挥官终于获得许可，对哈伊河的奥斯曼军阵地发起进攻。但他拒绝给出具体的进攻日期，甚至连他自己的参谋和部下都被蒙在鼓里。不过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等太久。

12月10日，莫德将军给他在印度和伦敦的上司拍电，声称部队已做好战斗准备，即将对哈伊河的奥斯曼军阵地发动进攻。如果说战争委员会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感到惊讶，那么莫德急于发动进攻的理由就更让他们大跌眼镜。原来，这位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指挥官相当迷信。他认为13是他的幸运数字，所以决定在12月13日，以第十三师作为先头部队，对奥斯曼军发动进攻。[13]

12月13日，在战火蹂躏的库特，英军发动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进攻。战役最先由英国炮兵打响，在20英里的战线上持续了两个多月。期间，虽然英军的火力优势给对手造成了一定损伤，但面对固若金汤的土耳其军阵地，莫德的进攻部队仍然伤亡惨重。土耳其人严守阵地，顽强地发动反攻。1917年2月中旬，他们对桑奈亚特战壕的全线进攻令英军损失惨重，被迫撤退。

2月23日，英军成功占领一座横跨底格里斯河的桥头，库特之战由此迎来了高潮。为分散守军注意力，莫德下令对桑奈亚特战壕及库特周围地区发动进攻。就在这里的奥斯曼军集中兵力、试图击退英军时，莫德趁其不备，出动先头部队占据了距库特上游5英里的舒姆兰班德（Shumran Bend）的一处桥头。当地为数不多的土耳其守军顽强抵抗，但他们距英军炮火太近，很快便被征服。当奥斯曼军指挥官意识到大事不妙时，他们已无法派遣足够的兵力阻止英军渡过浮桥。

随着英国骑兵、步兵和炮兵争先恐后地过河，奥斯曼军明白他们已无力回天。眼看即将被困，哈利勒帕夏下令，在底格里斯河左岸的20英里阵地上立刻全线撤离。奥斯曼军能撤退成功，主要在于指挥得当。部队的主力携带枪支和尽可能多的补给物资撤退，一支队伍负责断后，直到主力部队全部通过再尾随其后，以确保后方不会有敌军来袭。据一位名叫阿诺德·威尔逊的英属印度政治专员估计，撤逃的奥斯曼军纵队不超过6200人，而追赶他们的英国步兵和骑兵则多达4.6万余名。[14]

随着英印军占领底格里斯河左岸，英国皇家海军的W. 纳恩上校于2月24日指挥其武装战舰行驶至上游的库特阿马拉，并在当地停靠过夜。次日早晨，他命一队人马上岸查看，发现敌军早已弃城而逃。于是，他们便在当地升起了英国国旗。虽然对美索不达米亚战役来说,这座城镇的战略意义不比底格里斯河湾的其他城镇更为重大，对莫德及其部队却有其象征意义。英国国旗在库特阿马拉上空再度飘扬，这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10个月前汤申德在此投降带给英军的挫败。然而，库特百姓经历了围城，在汤申德投降后又遭受奥斯曼军对他们的报复，每次的改旗换帜对他们而言都是灾难降临的标志。看着英军再次来到，他们对未来忐忑不安。

撤退的奥斯曼军虽然成功甩掉英国步兵与骑兵，还是难逃皇家海军的攻击。纳恩上校的5艘战船从数百英里外的入海口逆流而上，试图制服哈利勒率领的第八军。他们在底格里斯河一急弯处遭遇了负责断后的奥斯曼军，距岸边数英里便遭到岸上敌军猛烈的炮火攻击，又在近距离遭遇机枪扫射。每一艘战船都被正面击中，船上人员伤亡惨重，但他们仍然成功甩开敌军后卫部队，继续追赶奥斯曼军主力。

在底格里斯河一延伸处，纳恩的船队赶上了正沿河撤退的哈利勒部队。英国战船火力全开，给疲惫不堪、士气萎靡的土耳其士兵造成了巨大灾难。一名协约国飞行员正巧飞经此地，他称当时的景象“出奇地惨。路上四散着死去的士兵和骡子，还有被丢弃的枪支、马车与补给品。许多马车上都挂着白旗，人畜精疲力竭，饥肠辘辘地俯躺在地上。很少有人能在如狼似虎的阿拉伯部落眼皮底下幸免于难。目睹这一切的我心情沉重地离开”。[15]

到日落时分，英国海军摧毁或缴获所有撤退中的土耳其河船，其中包括几艘英军此前被奥斯曼军收缴的汽船。土耳其人的“巴士拉”号医疗船升起白旗，并将几百名重伤的土耳其俘虏和数名英国人交由英军治疗。这晚，纳恩在距岸上英军部队最近的数英里处抛锚停船，让部下有时间处理同伴的尸体，救治伤员，修补破损的船只。[16]

历经两个半月的战斗，莫德将军终于摧毁哈利勒的防守，突破看似坚不可摧的土耳其军阵线，俘获7500名土耳其士兵，令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奥斯曼军4个师兵力锐减至5000人以下，而莫德自己的部队仍几乎满编。他的战船控制了底格里斯河，飞机也取得制空权。莫德知道奥斯曼军无力抵挡英军进攻巴格达，但伦敦的指示禁止向巴格达挺进。这位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指挥官只能向伦敦汇报，请求下达新命令。

身处伦敦的指挥官们对此捷报表示欢迎，但他们在如何充分利用莫德取得的胜利上产生了分歧。库特投降的阴影仍然笼罩着英军，使其在美索不达米亚不敢有太大的抱负。此外，帝国总参谋长也不愿冒任何风险，他承认莫德的部队有能力征服巴格达，但对其是否能守住巴格达心怀疑惑。他害怕奥斯曼军会带着强有力的增援部队卷土重来，切断英军与外界的联系，又形成包围。由于英军在任何一条战线上都再无多余兵力，又害怕再一次败在苏丹—哈里发的“圣战者”手下，会对英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形象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罗伯森将军仅授权莫德“在巴格达行省展现英军威势”。虽然他在2月28日指示莫德“向巴格达方向对敌军施加压力”，在恰当的时机甚至可用骑兵“突袭”巴格达。但仍警告称，“若之后无论因为何种理由被迫撤出巴格达”，都可能会与其他任何一次此类撤退行动一样，造成“适得其反的政治后果”。[17]

在接下来的电报往来中，驻印度的总指挥官—查尔斯·蒙罗将军非常热切地想趁土耳其人混乱之际，快速占领巴格达。如此一来，土耳其人就少了一个能够威胁英国在巴士拉和波斯利益的战略集结点，也能让英国在东方伊斯兰世界的威望迅速提升。莫德也积极劝说罗伯森，占领巴格达意味着英军在伊拉克拥有了军事据点，并列举了随之而来的种种好处。且战争委员会考虑到，俄国准备在开春后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摩苏尔、萨迈拉和巴格达地区发动攻击。一位英国军官称，若被俄国抢先占领巴格达，“《赛克斯—皮克特协定》就会变成一纸空文”。[18]

上述理由令罗伯森将军修改了对莫德的命令。在3月3日下达的指令中，罗伯森承认“占领巴格达的可行性可能要大于”他之前的估算。他并未直接命令莫德攻占巴格达，但同意让莫德自己做最后的决断，同时再一次强调他的顾虑：“简而言之，我军的目标应是从你近期的胜利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优势，同时避免出现之前的交通问题，或者在占领巴格达后又被迫撤军。”

收到命令后，莫德命军队稍作停顿以调整行军秩序，随后继续往河上游的巴格达推进。3月6日，他们抵达了萨尔曼帕克。1915年底时，汤申德曾在这里被迫撤军。但这一次，英军并未遭到任何抵抗。他们被古老的泰西封宫所折服。它绵延数英里，至今仍是最引人瞩目的地标性建筑。他们还检查了奥斯曼军为保卫巴格达，精心修筑、四通八达的战壕。但现在它被遗弃，土耳其指挥官决定将他们的防御力量集中在迪亚拉河。这条河是底格里斯河在巴格达的下游支流，土耳其军在那里的防守之严密令英军甚感惊讶。莫德的纵队在迪亚拉河被阻滞了整整三天，双方都伤亡惨重。尽管如此，迪亚拉的奥斯曼军撑不了多久。面对莫德部队的兵力和火力优势，哈利勒明白巴格达即将沦陷。

城内，平民和军官们尽一切努力，维持秩序准备疏散。之前曾与库特英国战俘交谈的那个男孩，塔利布·穆什塔克，不敢相信土耳其人竟然要弃巴格达于不顾，任由外来入侵者占领这座城市。在撤离的前夕，穆斯塔克和他的兄弟被叫到副总督的办公室。副总督与穆斯塔克一家素有来往，他的“脸上写满了苦楚”，命警察护送这两个小男孩去往巴古拜，与他们在那里做公务员的父亲汇合。副总督解释道：“我们现在要从巴格达疏散，土耳其军正在从各条战线上撤离，英国部队很可能明后天就要入城了。”这位十几岁的爱国小青年不信他说的话：“我们怎么能撤离巴格达？我们怎么能让英国人践踏这片神圣的家园？”但副总督的态度非常强硬，两个孩子就这样被带离学校，由人一路护送至巴古拜，他们的父母正焦急万分地盼着孩子的到来。[19]

生活一如往常的错觉很快就被打破。3月11日深夜，奥斯曼军与德军开始捣毁巴格达的军事设施。德国工程师切断了固定无线天线杆的钢缆，柱子轰然倒地。起重机、吊臂和水箱也被炸毁，巨响撼动了整座城市。主要的政府办公室被逐一破坏，横跨底格里斯河的浮桥也被付之一炬。美国驻巴格达领事—奥斯卡·海泽从他的屋顶上亲眼看见，奥斯曼军如何有条不紊地摧毁巴格达。当局撤出后，城内开始乱作一团。“市集立刻遭到底层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劫掠。”海泽在他的领事日志中记载道。[20]

到了早晨，抢劫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以至于海泽领事跨上马背，在一队武装随从的陪同下前去寻找英军的先头部队。9时30分，海泽一行遇到一队由英国少校率领的印度长矛轻骑兵，两路人马结伴进入城中心。据海泽记载，巴格达城中街道挤满了人，“许多刚刚还在打家劫舍的家伙，此刻却像良民一般，夹道欢迎进城部队”。长矛轻骑兵抵达巴格达的主要集市，发现男女老少都在争抢货架上的最后一点物品。打劫者还卸了许多房屋的窗户和门，卷走屋内的木制品。英国少校拿起左轮手枪朝天开了数枪，打劫者四下逃窜，被印度兵抓住就是一顿暴打。现在，这些印度兵成了巴格达的新主人。

莫德将军一直等到先头部队控制住巴格达后，才于当天下午低调入城。早先一些兴奋的士兵在城堡上空扬起的英国国旗，在莫德进城后被降下来，改挂到土耳其兵营的钟楼上。然而，没有英国政府的批准，英军便不能正式宣布占领巴格达。伦敦方面，英国内阁命令马克·赛克斯爵士—基奇纳勋爵的中东顾问，《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起草人之一—以莫德的名义起草一份正式宣言。印度政治专员阿诺德·威尔逊尖刻地称，这份文件“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赛克斯的）东方情结”。[21]

宣言开篇以慷慨激昂的语调向巴格达百姓保证，“我军不是来征服，而是来解放你们的城市和土地”，

自从13世纪蒙古征服者旭烈兀入侵巴格达以来，你们的城市和你们的土地就一直处在外来者的暴政之下。宫殿被毁，花园荒芜，你们的先人和你们都遍体鳞伤，哀鸿遍野。你们的子孙被卷入毫无缘由的战争之中，你们的财富被毫不讲理的人们掳走后在别处肆意挥霍。[22]

虽然莫德的这份宣言以英阿双语印发，并在巴格达城中免费发放，但伊拉克人还是认为英军和之前一长串的外来入侵者一样，将要对他们施以暴政。据塔利布·穆什塔克回忆称：“莫德将军进入巴格达后宣称自己不是来征服，而是来解放和拯救巴格达。多么无耻的谎言和欺骗啊，巴格达和伊拉克人民都亲眼看见英国人是怎么把伊拉克人当作奴隶和俘虏的。自由从何而来？拯救又从何说起？”[23]

不过，这些对英国战争委员会来说都是小事。在奥斯曼帝国战线上接连遭受巨大失败的英军，这次终于获得重大胜利。对整体战事而言，巴格达或许并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但英军急需一场胜利，巴格达这座充满异域风情的《一千零一夜》之都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褒奖。而对另一阵营的奥斯曼军来说，巴格达陷落意味着重大逆转。这座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的古都是柏林—巴格达铁路的终点站，奥斯曼军原本计划把这里当作跳板，以实现其战后在波斯湾地区的抱负。丢掉巴格达，包括埃尔祖鲁姆与黑海港城特拉布宗在内的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又被俄军攻占，加上哈希姆家族占领麦加和吉达，最近在西奈也受挫，奥斯曼军再一次被迫全线撤退。

受英军在巴格达获胜的鼓舞，英国战争委员会开始重新调整在埃及的战略。埃及远征军自1917年1月占领西奈的边境小镇拉法赫，就一直遵守军令，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推迟到秋天再进行。但现在，协约国的战争策划者们已然重新考虑整体作战计划。1917年2月26日，英法两国多位将军在英吉利海峡旁的加来会面，共同审议大战的全球战略。为重获主动权，协约国决定协调一致，开春后同时在西线、马其顿与美索不达米亚等多条战线对同盟国发起进攻。随着3月11日莫德占领巴格达，埃及远征军的出场时机已经成熟。

1917年4月2日，美国宣布加入协约国阵营，这让协约国备受鼓舞。让美国这头猛虎下山实属不易。毕竟，1916年伍德罗·威尔逊就是靠“他让我们远离战争”这条标语成功连任美国总统。然而，德国潜艇大肆攻击大西洋船运（1915年5月7日，“卢西塔尼亚”号客轮满载乘客从爱尔兰出发，中途被击沉，造成船上包括128名美国乘客在内的1201人死亡），美国还发现德国向墨西哥主动表示，一旦美国参战，德国便与墨西哥结盟。这些事件足以让美国站到协约国一边。虽然1917年的美国仍非军事大国，和平年代的美军仅不到10万人，但它拥有强大的工业基地和充足的人口，能够扭转协约国在西线的战事，并鼓励英国战争策划者重新在中东展开行动。[24]

埃及远征军已蓄势待发。1917年的前几个月里，铁路的修建工程一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到3月的第三个星期已修到了距加沙南部15英里的汗尤尼斯。水管的铺设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大量的弹药与补给已在前线附近囤积完毕。至此，英军已做好了在3月末发起进攻的各项准备。他们共有1.1万名骑兵，1.2万名步兵，还有一整个师（8000人）作为后备力量，在数量上占压倒性优势。虽然有1.5万名土耳其士兵在数英里外的后方驻扎，但奥斯曼军在加沙的部队只有4000人。

穆雷将军与部下将领一起，根据他之前在西奈的战斗经历重新制定了一套新的作战方案。澳新骑兵师受命从北、东及东南面包围加沙，以切断土耳其军的退路，并防止有敌军赶来支援。步兵团负责从南面对敌军阵地发起直接进攻。和西奈战役一样，加沙的这场战斗也是分秒必争。除非英军能在日落之前占领加沙，否则他们就不得不退到数英里外的铁路终点去补充水源。

3月26日清晨，英军骑兵开始包围加沙。到10时30分，这片地区已经彻底陷入重围。然而，步兵团却因大雾姗姗来迟，导致进攻的命令直到中午才下达。英军炮兵朝土耳其军阵地开火，把这座四万人口的滨海城市轰得一片狼藉。土耳其守军的狙击，机枪的猛烈扫射，再加上沿途仙人掌密布，英军步兵因此难以往前推进。不过，当奥斯曼军集中火力对付南面的步兵时，澳新骑兵部队正从北面和东面逼近加沙。截至下午6时30分，奥斯曼军的防御阵线已被击垮，眼看就要竖起白旗。幸运的是，英军的通讯出现故障，他们的部队离胜利仅咫尺之遥，指挥官却没有收到消息。

到了下午晚些时候，几番激战下来死伤枕藉，加沙的英军遂决定全体撤退。据他们估算，由于开战时间意外推迟，他们的士兵在天黑之前已没有足够的时间占领所有目标，同时也担心被赶来加沙的奥斯曼援军阻击。没有饮水和弹药补给，他们的士兵和坐骑都无法在第二天继续作战。因此，英军不愿冒失败的风险，宁可选择放弃白天辛辛苦苦攻占的地盘，也要保全兵力。

当英军突然停止攻打加沙并撤退时，双方士兵都感到相当震惊。撤退让英军士兵暴露在奥斯曼军的反击之下，伤亡严重。此外，就这么放弃经过一天激战才换得的土地，让士兵十分愤懑。而对另一边的奥斯曼军而言，英军突然撤退简直就是奇迹。他们的指挥官迅速抓住机会，重新夺回战略高地。到3月27日战斗结束之前，英军的伤亡人数超过奥斯曼军。[25]

英军在加里波利半岛的遭遇似乎又将在加沙重演。“你怎么看？”土耳其记者在战后采访一位受伤的士兵，“你觉得他们还会回来吗？”“他们不会回来了，埃芬迪，”这位士兵严肃地说道，“他们已经领教过我们团的厉害。”他的意思是，英军知道他所在的奥斯曼兵团在加里波利时曾经打败过他们，所以不会再来了。[26]

穆雷将军在向伦敦汇报战况时，夸大了他第一次攻打加沙取得的战果，而将坏消息都一笔带过。他声称他的部队向前推进了15英里，并令敌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死伤人数达6000至7000人”。但事实上，奥斯曼军的真正伤亡人数不到2500人。伦敦各家报纸正殷切盼着捷报，它们毫不迟疑地便把穆雷宣称的敌军死伤人数登出。但前线士兵明白真相。战斗结束后不久，隶属奥克兰枪骑兵团的布里斯科·摩尔中尉便捡到一架敌军飞机丢下的纸条，上面清楚地写道：“你们在报纸上赢了我们，但我们在加沙把你们痛击。”[27]

最终，英国战争委员会让穆雷亮出真实的实力。帝国总参谋长罗伯森将军告知穆雷，鉴于他最近攻占了巴格达，又在加沙“获胜”，自己要重新调整对埃及远征军的指令。接下来，穆雷的部队需要击败耶路撒冷南部的土耳其部队，并占领这座圣城。在1917年4月2日拍给穆雷的电报中，罗伯森强调，占领耶路撒冷对厌战情绪严重的英国大众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战时内阁迫切期待捷报，因此你部应不遗余力地发起行动。”作为回报，罗伯森承诺会给予穆雷一切所需的战斗物资，确保其获得胜利。

从穆雷与伦敦之间的通信来看，他对罗伯森的这个指令表现得非常谨慎，且有诸多保留。由此可见，穆雷并没有信心击败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军并占领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南部这片干燥地区，他的整个战略就是随铁路和水管的铺设缓慢推进。即使顺利通过加沙，他也非常担心因部队的补给线骤然延长，数以万计的人畜取水困难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何况自第一次加沙战役后，奥斯曼军迎来了增援部队，攻克加沙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尽管如此，罗伯森的命令清楚分明，穆雷只得开始准备第二次攻打加沙。

此时，奥斯曼军已经知道英军会从哪里进攻，他们竭尽全力阻断从加沙到贝尔谢巴的通路。据杰马勒帕夏回忆称：“我决定集中所有兵力，死守这条战线，不惜一切阻止英国人从这里突破。”英军第一次进攻加沙的三周后，杰马勒将其援军部署在加沙—贝尔谢巴沿线，并在那里修筑了一系列防御工事和战壕，使所有接近加沙的人都暴露在枪林弹雨之下。[28]

英国指挥官从之前的战斗经验知道，堑壕战中往往是守军占据上风。为提升部队突破防线的几率，穆雷将军动用英军武器库中一些最可怕的武器。他储存了4000发催泪瓦斯弹，准备先用这些炮弹轰炸奥斯曼军阵地。虽然自1915年4月第二次伊珀尔战役后，一战双方就在西线广泛运用毒气瓦斯，但这类炮弹还未在奥斯曼阵线上出现过。英军士兵在发起进攻前都收到毒气面具，而奥斯曼军自然没有这种护具。八辆坦克被秘密派往西奈战线，以协助英军步兵朝防守严密的土耳其军阵线发起冲击。“我们对这些怪物一般的战争机器早有耳闻，”一名骆驼兵团的澳大利亚士兵记录道，“对它们的到来都兴奋难耐，相信一旦投入战斗，一定能把敌人吓得肝胆俱裂。”[29]

1917年4月17日，第二次加沙战役以一阵狂轰滥炸展开。英军将催泪瓦斯集中用到了奥斯曼战壕的一小段，但收效甚微。英军舰船在海上对加沙发动猛烈炮击，也仍未撼动守军。最终，当英军士兵向土耳其军阵地推进时，他们遭到对方猛烈的火力阻击。

弗兰克·里德是一位隶属帝国骆驼兵团的澳大利亚士兵，他从骆驼上跳下前去战斗时，“遭到敌军猛烈的枪炮攻击”。里德眼睁睁看着同伴在他周围中弹倒地，头顶上炮弹呼啸而过。突然，他听到左边传来一阵欢呼，只见八辆英国坦克的其中一辆正朝土耳其军的战壕驶去。他深信“坦克一开到前方战壕，土耳其人就会束手就擒”。然而，奥斯曼士兵瞄准坦克拼命射击。“巨大的弹壳打在坦克的铁板上，铿锵作响，随后被弹开，朝各个方向飞去。坦克还是照开不误。”

紧跟在坦克后面的骆驼骑手抵达土耳其军的第一条战壕，在那里遭遇一小撮重伤动弹不得的奥斯曼士兵。里德记得，在澳大利亚人和土耳其人面对面遭遇的那一刻，双方本能地对立。两名骆驼骑手看见一个受伤的土耳其士兵，手交叉在胸前。

“刺死这个讨厌鬼。”第一位骆驼骑手喊道。

“别，给这可怜的家伙一个机会吧。”第二个人说。

里德看见另一名骑手上前夺了这位土耳其伤员的步枪，随后顿住了。这个澳大利亚人没有杀死血流不止的土耳其人，而是弯下腰给了他点水喝。“可怜的家伙！跟我们一样想活命。”

然后，他掏出自己的急救箱，为土耳其人包扎头伤。然而，当一位受伤的土耳其军官踉踉跄跄地走来，对这名澳大利亚人表示感谢时，他便收回了自己的同情心。

“好人。”土耳其军官用糟糕的英语说道，还拍了拍这个澳大利亚人的肩。

“好你个头啊，”这位骆驼骑手喊道，“你赶紧去把自己埋了吧，我忙着呢。”

里德继续随坦克往前推进。然而，坦克似乎失去了控制，方向很不稳定，中了敌军数发炮弹后突然起火爆炸。跟在坦克后面的澳大利亚骆驼骑手和英国步兵，就这样暴露在土耳其军战壕的猛烈火力之下，瞬间死伤遍地。他们成功冲到奥斯曼军要塞跟前，但很快就被土耳其军的反击制服。骆驼骑手与英国步兵团，还有澳大利亚轻骑队都被迫撤退。[30]

战斗持续了三天，奥斯曼军一直坚守阵地，击退英军并令其遭受重大伤亡。英军的“秘密武器”没有一件能镇住土耳其人，他们一点不在意催泪瓦斯，还成功摧毁英军八辆坦克中的三辆。土耳其记者法里赫·里弗奇为“死去的战斗坦克”写下优美的诗句，称它们的残骸如“巨大的扭曲和空虚”，散落在加沙战场。当英军清点伤亡人数时，他们不得不停止行动，接受又一次战败的事实，而且这次的失败比上一次更严重。截至4月19日夜晚，英军已死伤6444人，是奥斯曼军伤亡和失踪人数（2013人）的三倍。[31]

巴勒斯坦战役到此陷入停滞状态。穆雷在加沙的失利使他丢了职位。1917年7月，时任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派艾德蒙·艾伦比将军接替穆雷之职，并命其在圣诞节之前完成征服耶路撒冷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杰马勒帕夏部队的情况比英军要好得多。他们占据巴勒斯坦水源充足的土地，将英军围困在西奈大沙漠里。况且，奥斯曼军已经切断英军与阿拉伯起义者之间的联络。只要埃及远征军与阿拉伯部队之间无法建立联系，奥斯曼军就有希望保全他们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阵地。

这头奥斯曼军牵制住了埃及远征军；而另一边，他们在汉志再次面临阿拉伯部队的威胁。由于奥斯曼部队被困麦地那，哈希姆家族便能自由地控制汉志的其他地区，并向北朝叙利亚方向推进。谢里夫侯赛因之子费赛尔目标直指红海港城沃季赫，他的英国顾问对此完全赞同。从苏伊士到沃季赫的补给线比到延布的要短200英里，况且阿拉伯部队能从沃季赫攻击250英里长的汉志铁路，切断该铁路线等于断了被困麦地那的奥斯曼军的补给与联络线，迫使他们更早投降。

对费赛尔而言，向沃季赫行军还是征募新兵的好机会。他需要让更多的部落兵加入到起义当中以确保成功。费赛尔知道，带领一支1.1万名士兵的强大部队向北推进，能让当地贝都因人印象深刻，从而吸引更多部落前来效忠。此外，他还希望凭借自己手下部队压倒性的数量优势，令沃季赫的800名土耳其守军不战而降。

英国皇家海军与阿拉伯部队紧密合作。为确保贝都因部队充足的饮水供应，“哈丁”号战列舰在先前协商好、位于沃季赫南部的地点准备了20吨水，并载着400名部落兵组成的先头部队在沃季赫正北方登陆。由于费赛尔的部队将从南面抵达，这支先头部队能防止任何敌军的支援或撤退。费赛尔和英军商定于1917年1月23日在沃季赫会合。

按预定时间，一小支贝都因部队、200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和“哈丁”号的水手于沃季赫北部登陆，却未发现费赛尔及其部队的身影。但他们毫不畏惧，其中100名左右部落兵往沃季赫行进，与当地土耳其守军作战。由于守军早已撤至内陆6英里的一处旧要塞，因此贝都因部落兵在其余阿拉伯部队赶到之前，迅速突破了土耳其阵线，顺利打入城内。最后一批土耳其守军躲进沃季赫的清真寺，直到英国海军对清真寺发起炮击。随后，英军舰船集中火力攻打土耳其军的旧要塞，要塞里的士兵仓皇撤退。到1月25日，即比原定进攻时间晚了整整两天，费赛尔及其部队终于到来时，沃季赫已经在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下。阿拉伯部队这次一展雄风，成效卓著，汉志北部所有的部落首领都找到费赛尔，宣称愿为哈希姆家族的起义效力。[32]

阿拉伯部队掌握沃季赫的控制权后，费赛尔与他的英国顾问随即开始破坏汉志铁路。2月20日，第一批袭击队成功引爆一枚藏于一辆奥斯曼火车下方的炸药，炸毁了机车头。这次攻击迅速对大马士革和麦地那的士气产生影响。杰马勒帕夏给奥斯曼军驻麦地那部队的指挥官法赫里帕夏发去命令，命其疏散全城。英军截获了杰马勒的指令，遂指示他们在汉志的军官加紧攻击铁路，防止奥斯曼军撤退。只要法赫里率领的1.1万名奥斯曼士兵仍被困麦地那，他们就对其他地方的阿拉伯部队和英军构不成威胁。鉴于穆雷领导的埃及远征军当时正第一次准备攻打加沙，英军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杰马勒动用麦地那的奥斯曼驻军去加固其在巴勒斯坦的阵地。

整个3月，英国的地雷工兵和他们的阿拉伯向导都忙着在汉志铁路沿线的战略点埋下地雷。到3月末，就连负责开罗英军指挥官与费赛尔之间联络的T. E. 劳伦斯，都亲自动手炸毁一座与外界隔绝的火车站。劳伦斯及其队伍配有一门山炮、数挺机枪还有炸药，他们成功制造了混乱，并阻断汉志铁路交通长达3天。由于铁路遭袭，加上法赫里帕夏决意守卫麦地那这座圣城，因此当地的奥斯曼军并未撤离。然而，阿拉伯部队并未能阻断敌军从大马士革至麦地那的通讯与补给线。奥斯曼军足智多谋，他们及时发现地雷，很快修复了被炸毁的铁路段。很明显，光靠破坏铁路不足以在汉志取得胜利。[33]

当英军致力于完善他们炸铁路的技巧时，费赛尔开始着手组建一支正规军，严明阿拉伯部队的纪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组建一支能以正确的方式执行军事任务的正式军队”。他将贾法尔·阿斯科里纳入麾下，这位奥斯曼军官先前在埃及的赛努西战役中被英军俘获。一同为费赛尔效力的还有许多阿斯科里的伊拉克同胞，其中许多人是阿拉伯主义军事团体“契约党”的成员。这些人成为费赛尔最忠实的追随者，他们一心想助阿拉伯获得独立。[34]

谢里夫在沃季赫的总部规模日益壮大，英军的武器和补给也如潮水般涌进沃季赫。3万支步枪和1500万发弹药经船运抵这个红海港口。劳斯莱斯生产的装甲车也被运至沃季赫，在沙漠的平地中巡逻，为阿拉伯部队提供移动火力点。英国皇家飞行团建起一系列的起落跑道，方便飞机轰炸汉志铁路。大量的黄金和谷物也运抵沃季赫，以保证规模日益庞大的阿拉伯部队能按时发放薪酬和粮食。如此一来，费塞尔的部队如虎添翼，他开始考虑让阿拉伯部队走出汉志，进一步向叙利亚的南部地区挺进。

为在更往北的地方发动大胆的地面进攻，费赛尔派遣三位他最信任的中尉前去侦察，他们分别是：谢里夫纳西尔·伊本·阿里，麦地那显要及费赛尔的密友；奥达·阿布·塔伊，强大的霍威特（Hywaytat）部落的领导人；以及纳希布·巴克利，费赛尔正是通过他家的引荐才加入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主义运动。这三人于5月19日启程前往瓦迪索罕（Wadi Sirhan）山谷—数百年来车队往来阿拉伯半岛中部与叙利亚大沙漠之间的主要通道。他们每人都有一个特定任务：谢里夫纳西尔是费赛尔的个人代表，负责赢得叙利亚部落的支持；奥达负责与霍威特的部落同胞取得联系，确保骆驼和绵羊的供应，保障军队未来在叙利亚南部的军事行动有充足的交通工具和食物；巴克利负责与大马士革及其周边地区的阿拉伯主义者接洽，争取他们支持大规模起义。[35]

T. E. 劳伦斯请求一同前往瓦迪索罕。在他们出发的三天前，劳伦斯与马克·赛克斯爵士会面。赛克斯此次抵达汉志，是为向哈希姆家族简单汇报《赛克斯—皮科特协定》的相关条款。他很有可能借此机会也向劳伦斯说明了情况，这位理想主义青年一定为英国政府两面三刀的做法感到骇然。劳伦斯的言行举止都清楚地表明，他决意协助阿拉伯人赶在法国人之前占领叙利亚。谢里夫纳西尔的此次远征给他将自己的信念付诸实施的机会。[36]

谢里夫纳西尔一干人等穿越沙漠，历经万难，终于抵达瓦迪索罕。在霍威特部落逗留三天后，他们分头行动，开始各自执行任务。纳希布·巴克利去往大马士革，与当地的阿拉伯主义者接洽。劳伦斯勘察大马士革周边地区地形，为起义赢得更多支持，另外还成功炸毁贝鲁特与大马士革之间的一座铁路桥梁；谢里夫纳西尔与奥达·阿布·塔伊积极征召部落参与他们的运动。6月18日，纳西尔、奥达与劳伦斯在瓦迪索罕的山谷口重新集合，巴克利则选择继续留在大马士革。通过奥达和纳西尔的共同努力，霍威特部落共有约560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的人数还不足以进攻譬如在马安（今属约旦）的奥斯曼军重要据点，于是，这支小分队于6月底改朝红海港市亚喀巴进发。

亚喀巴湾地处红海东部支流，两边分别为西奈半岛和汉志。亚喀巴港位于亚喀巴湾的前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占领亚喀巴港能使在埃及和西奈的英军与阿拉伯部队取得直接联系，而且能让哈希姆家族控制除麦地那以外的汉志全境。同时，谢里夫的部队还能控制叙利亚的南入口。自战争伊始，英军炮轰亚喀巴并全身而退后，奥斯曼军就在这个小港布下严密的海防。然而，他们从未料到敌军会从陆路进攻。由谢里夫纳西尔率领的骑兵队就计划利用奥斯曼军的这个弱点。

600名贝都因士兵绕开奥斯曼军在马安的驻地，穿过更南段的汉志铁路，并洗劫盖迪尔哈吉火车站。劳伦斯竭尽全力破坏铁路线，以延缓奥斯曼军从马安调派援军。据他宣称，他“摧毁了十座桥梁和许多铁轨”，直到耗尽所有的炸药。[37]

7月2日，谢里夫纳西尔的纵队在一处名为阿布利桑（Abu al-Lisan）的地点，将派往亚喀巴的一个土耳其营团团围住。经过数小时的狙击，奥达命部落兵开始冲锋。眼看着骑兵朝他们飞驰过来，奥斯曼士兵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四下逃窜。据劳伦斯记载，共有300名土耳其士兵死伤，160名幸存者被俘。相比之下，只有两名部落兵遇害。阿拉伯部队对奥斯曼军的胜利鼓舞了更多的部落投身哈希姆家族的运动，这支小队的规模也日渐壮大。

阿拉伯部队还征召一名土耳其战俘，负责给阿布利桑与亚喀巴之间三处独立的奥斯曼军事据点的指挥官写信。信中承诺若他们能投降，就能享受优待，倘若负隅顽抗，绝不手下留情。第一处据点的奥斯曼军不战而降。第二处据点的士兵选择抵抗，但阿拉伯人未损一兵一卒就将其铲平。第三处据点的土耳其部队一开始进行谈判，而后又负隅顽抗，直到发现周围全是敌军火力，他们已是插翅难飞，才最终投降。清扫完最后一个障碍，谢里夫纳西尔的小型部队“穿过猛烈的沙尘暴，于7月6日抵达4英里外的亚喀巴，终于见到了海”，劳伦斯欣喜地记载道，“在我们从沃季赫出发仅两个月的时间里，这一切就都实现了。”[38]

亚喀巴的胜利是阿拉伯起义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当天，谢里夫纳西尔给费赛尔写了一份报告，赞扬部落兵的英勇行为。劳伦斯意识到这场胜利对英国战争策划者们意义非凡，因此他在8名志愿者的陪同下，启程穿过西奈半岛前往开罗。7月10日，劳伦斯一行抵达开罗的英军总部。当时，他还穿戴着贝都因的袍子和头饰，英军误把他当成一个衣衫褴褛的阿拉伯人，可他又讲着一口完美的牛津腔英语，这让他们十分诧异。至此，劳伦斯上尉被人盛赞为“阿拉伯的劳伦斯”。无论英军高层对他的这套装束多么鄙夷，但他带来阿拉伯人在亚喀巴获胜的消息，一夜之间成为英雄。开罗的高级特派员—雷希纳尔德·温盖特爵士连夜给帝国总参谋长拍电，电报的内容看上去像劳伦斯或温盖特夸大了阿拉伯人此次的战果：“今日，劳伦斯上尉从亚喀巴经由陆路抵达开罗。位于塔菲拉、马安和亚喀巴之间的土耳其军据点已被阿拉伯人掌控。”[39]

对埃及远征军的新任指挥官埃德蒙·艾伦比爵士而言，阿拉伯部队在亚喀巴的胜利有可能将扭转英军在西奈半岛的局势。7月12日，他邀请劳伦斯向他做简要汇报。劳伦斯还是一身贝都因长袍，讲完阿拉伯部队占领亚喀巴的事迹后，他还阐述自己希望能发起大规模阿拉伯起义，以对抗南起马安，北至哈马的奥斯曼军，并切断土耳其人在麦地那、大马士革和巴勒斯坦之间的铁路线。为了给阿拉伯起义赢得更多支持，劳伦斯请求艾伦比侵入巴勒斯坦，牵制当地的杰马勒部队。然而，艾伦比不愿做出承诺。“这个嘛，我会做好力所能及的事。”说着，他示意会面到此结束。[40]

事实上，艾伦比关心的是劳伦斯以及阿拉伯起义能为埃及远征军带来什么。第二周，他写信给战争委员会，表示愿意响应劳伦斯的号召，将阿拉伯部队的行动与巴勒斯坦战役结合起来。他声称，这样两面开弓能“瓦解土耳其军在汉志和叙利亚的战事，从而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当然，艾伦比需要支援才能实现他的这个计划。因此，他请求委员会再派遣两个师的兵力支援埃及远征军，委员会批准了他的要求。最后，为确保两军之间的联络能够天衣无缝，艾伦比提议让费赛尔及其部队听由他调遣。随后，劳伦斯前往沃季赫和吉达，确保费赛尔和谢里夫侯赛因同意将阿拉伯起义交由英军指挥。[41]

1917年8月，艾伦比将军统领两军，准备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奥斯曼军实施两面夹击。他把注意力转向巴勒斯坦战线，准备第三次攻打加沙。

亚喀巴陷落后，奥斯曼军试图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击败阿拉伯部队。他们积极寻求外约旦（英国对奥斯曼叙利亚的最南端至约旦河以东地区的称呼）部落首领的支持，并从当地居民中征召武装民兵，来巩固他们捉襟见肘的常规部队。奥斯曼军希望通过联合外约旦的阿拉伯人共同抵抗费赛尔的部队，迫使哈希姆家族在敌对地盘上作战。[42]

奥斯曼军征募当地民兵这一举措的结果喜忧参半。在外约旦的北部地区，年轻人都已应征加入奥斯曼军，只有老者还能参加志愿部队。被派往伊尔比德视察“穆加哈丁”（圣战者）的奥斯曼军官震惊地发现，队伍里尽是上了岁数的人，“其中大多数人都年迈体弱，视力低下”。军方只好下令解散伊尔比德的志愿兵，并给每个人发放一笔遣散费。[43]

在安曼（今约旦王国的首都），切尔卡西亚人热烈响应奥斯曼军的武装号召。19世纪时，俄国征服高加索，切尔卡西亚人作为难民逃到了外约旦。由于是难民，他们本来免服兵役。然而，切尔卡西亚人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忠民，他们的首领米尔扎·瓦斯菲（Mirza Wasfi）曾于1916年11月向伊斯坦布尔当局请求组建一支志愿骑兵队，“用性命报效国家”。切尔卡西亚志愿骑兵队约有150多名骑手，他们在保卫汉志铁路和抵御阿拉伯起义时均发挥了积极作用。[44]

另一支志愿部队在南部城镇卡拉克组建完成。该城位于山顶一处十字军时期建造的城堡内，俯瞰死海，是一位奥斯曼副总督的别墅所在地。1910年一次规模庞大的部落起义便以这里为中心，当时奥斯曼政府对起义进行了血腥镇压。卡拉克的居民并不待见奥斯曼政府，但自然也对其感到畏惧。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的表现都差强人意。阿拉伯起义爆发后，杰马勒帕夏亲临卡拉克，提醒当地人“每一位奥斯曼帝国的子民都有义务保卫祖国”，并要求他们组建一支民兵队来保护他们的领土。来自不同部落宗族的人，穆斯林基督徒都有，他们志愿加入民兵队，接受一位奥斯曼上校的指挥。[45]

此外，奥斯曼军还拉拢了沿外约旦边境分布的贝都因部落。杰马勒帕夏邀请部落领袖乘火车访问大马士革，费用由政府报销，下榻高级宾馆，盛情款待。杰马勒对这些部落首领“表现出来的友好姿态和为政府所做的贡献”表示赞扬，并授予了他们诸多荣誉。这个方法对卢瓦拉（Ruwalla）、比利（Billi）、巴尼阿提亚（Bani Atiyya）及霍威特等部落的领导人颇有成效。虽然关键的部落领袖，譬如奥达·阿布·塔伊（被授予一枚四级奥斯曼勋章）与哈希姆家族站在一边，但其余部落首领仍忠于奥斯曼帝国。事实上，就连奥达都有些动摇。劳伦斯掌握了这位霍威特勇士向杰马勒帕夏请求重新站队的信件，并拿着这些证据与他对质。由此看来，奥斯曼政府赢取贝都因人支持的努力也不容小觑。[46]

1917年7月亚喀巴陷落后，奥斯曼政府便立即考验起阿拉伯人的忠心。由于担心哈希姆家族这次出人意料的胜利会令外约旦的阿拉伯人改变立场，杰马勒帕夏命令部落兵对亚喀巴的费塞尔部队发动攻击。他向这些贝都因志愿兵保证给予奥斯曼军所能提供的一切支援—正规步兵团和骑兵队、大炮及飞机。帝国给每位部落指挥官分发了可供他们手下士兵及马匹支撑5天的口粮和饲料，每位骑手分到3磅黄金，他们的指挥官一人5磅。部落兵反响积极，他们于7月中旬开始从卡拉克启程前往马安集结。

欧德赫·古索斯（Odeh al-Goussous）是卡拉克的一位知名人士，没少为帝国效劳。他精通土耳其语，经常充当政府官员和地方民众之间的翻译。麦加谢里夫的号召力对信仰基督教的古索斯来说不起作用，谢里夫侯赛因对外约旦人民示好他也无动于衷。在组建卡拉克民兵的过程中古索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他除了召集到400余名穆斯林志愿者之外，还动员了80名基督徒加入卡拉克营，并作为他们的长官于1917年7月17日赶赴战场。

这期间，古索斯发现部落兵的激情有所起伏不定。他了解霍威特和巴尼萨克尔（Bani Sakhr）部落，知道他们为何踌躇。两个部落内部的对手，包括霍威特的奥达·阿布·塔伊，都与费塞尔站在一条线上。如果他们在战斗中杀死自己的族人，这笔血海深仇就会纠缠几代人，古索斯还注意到，这些部落兵就要投入战斗，可杰马勒帕夏先前承诺的增援仍未见半点踪迹：没有正规军，没有大炮，更别提飞机了。原来，杰马勒是想不冒险动用他在马安有限的兵力的情况下，激起外约旦部落与支持哈希姆家族的部落之间的仇恨。

卡拉克民兵对距亚喀巴东南25英里一处名为丘维拉（al-Quwayra）的小电报站发动攻击，与当地的一小队阿拉伯人展开作战。霍威特和巴尼萨克尔的贝都因人并没有参加战斗，只是在附近的山头上观战。战斗持续了3小时，卡拉克民兵杀死9名阿拉伯人，并迫使余下的撤出了电报站。他们带着夺来的1000余头羊、30头驴、几匹骆驼和10顶帐篷，高高兴兴地回到马安。按先前部落出兵的规矩，他们把这些牲口当作是自己的战利品。于是，他们给奥斯曼军留下500头羊作为礼物，把其余的牲口统统赶回他们卡拉克的家中，作为顺利出征的回报。虽然这次进攻收效甚微（费塞尔的部队不久就重新占领丘维拉），但奥斯曼政府已成功让当地人民与哈希姆军队之间产生嫌隙，这种隔阂将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47]

1917年6月24日，奥斯曼帝国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在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召集手下将领。美索不达米亚的奥斯曼第六军团指挥官哈利勒帕夏、加里波利战役的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高加索部队指挥官伊泽特帕夏，还有叙利亚总督兼奥斯曼第四军团指挥官杰马勒帕夏都参加了此次非同一般的会议。据杰马勒在回忆录中写道：“由总参谋长主持，四位军团司令出席的会议可不多见。”[48]

会上，恩维尔向这几位奥斯曼军高层领导人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我正在策划一次进攻，旨在收复巴格达。”恩维尔解释道。为此，他提议组建一支全新的奥斯曼军—“伊尔德鲁姆集团军”（Yıldırım Group），听从德国人指挥。Yıldırım在土耳其语中意为“闪电”或“突击”，该集团军将按照德国集团军的模式组建，包括哈利勒帕夏率领的第六军团与穆斯塔法·凯末尔率领的新成立的第七军团，再加上一支整编德国步兵师，由埃里希·冯·法金汉将军任集团军总指挥。这位将军最近在罗马尼亚打了胜仗，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在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中未能突破法军阵线对其声誉造成的影响。德国政府调拨出500万镑黄金—在1917年中期，黄金非常稀有—来确保伊尔德鲁姆集团军有充足的资源赢得胜利。

与会的四位奥斯曼军指挥官被恩维尔的计划惊得目瞪口呆。当时，奥斯曼军在许多其他重要战线上都面临威胁，这种情况下主动发起进攻收复巴格达显得有些不自量力。此外，他们听闻未来要由德国人来指挥，更是感到骇然。伊尔德鲁姆集团军参谋部有65名德国军官，只有9名土耳其人。随着战争逐步展开，德国人与土耳其人的关系开始恶化。根据士兵们的日记，当时土耳其官兵对德国人的傲慢非常不满。穆斯塔法·凯末尔警告恩维尔，土耳其正逐渐成为一个“德国殖民地”。即便是奥托·利曼·冯·桑德斯也认为，不应该让不懂奥斯曼帝国或土耳其文化的德国军官过来担任指挥官。如果他们下达指令都得依赖翻译，那么德国人与土耳其人之间的善意很大程度上就会在翻译的过程中流失。

尽管手下将领集体反对，但恩维尔仍然毫不退让。1917年的整个夏季，伊尔德鲁姆集团军开始在阿勒颇集结，其最终目的地是美索不达米亚。杰马勒继续向上级汇报英军在加沙—贝尔谢巴阵线的动向，他发现他们的规模日益壮大，于是劝说上级改变策略。然而，杰马勒辛苦一场，最终却被解除巴勒斯坦战线的指挥权，由冯·法金汉代司其职。不过，这位德国将军并没有对杰马勒的担忧不闻不问。截至9月底，冯·法金汉确信英军的确对巴勒斯坦构成威胁，于是他劝说恩维尔调拨伊尔德鲁姆集团军前去化解。9月30日，伊尔德鲁姆集团军开始向巴勒斯坦阵线以南地区推进。

当伊尔德鲁姆的德国与土耳其师在阿勒颇会合之际，艾伦比的第一批援军也陆续抵达埃及。英国的政治家们希望艾伦比能攻下耶路撒冷，将其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厌战的英国大众。英军高层则希望他在现有能力范围内获得最大战果，并明确表示很可能不会有任何的后续支援。艾伦比收到的命令跟莫德将军攻打巴格达之前接到的命令相似：在自身力量允许的情况下，突破土耳其军阵线，追击土耳其人，但避免不惜代价地将阵线拉得太长，杜绝出现失败、撤退或库特式投降。

当下，埃及远征军对加沙的奥斯曼守军在数量上拥有压倒性优势。据估测，位于加沙的土耳其军约有4万名步兵、1500名骑兵，而英军的步兵数量是土耳其人的两倍，骑兵数量是土耳其人的8倍，大炮也比土耳其军多三分之一。不过，仅凭数量上占优还是不够。面对挖壕固守的土耳其军，英军已经两度进攻失败。在间隔的这几月里，土耳其人日夜加固防御工事。因此，要想突破敌军固若金汤的防守阵线，艾伦比必须兵不厌诈。

第三场加沙战斗中充斥着佯攻和计谋，甚是复杂。英军情报证实，奥斯曼军在加沙的防守力量最强，而贝尔谢巴周围地势险恶，不利于进攻，因此土耳其军在那里防守最弱。艾伦比决定从贝尔谢巴入手，因为若能攻下那里，他便能确保自己的部队有充足的水源，而且能从侧翼对加沙周围的土耳其军阵地发起攻击。但艾伦比的作战计划需要先进行一次进攻，将奥斯曼军的兵力吸引到加沙，让贝尔谢巴疏于防备，由此便能一举将其拿下。

英军不遗余力地试图误导奥斯曼军指挥官。军情处负责人理查德·迈纳茨哈根上校骑马径直朝土耳其军阵线走去，直到奥斯曼骑兵将他截住。他挑衅敌军骑兵开枪，并诱使他们追赶自己。接着，在逃跑过程中，他假装掉下一个沾满血迹的背包，里面装满记载英军企图攻打加沙的文件。英军情报人员还四处散播谣言，称海军即将在加沙北面登陆，而英国战舰在沿河游弋更增加了谣言的可信度。[49]

10月22日，艾伦比下令开始准备进攻，准备时间长达10天。他的计划需要将步兵团和骑兵队逐渐从贝尔谢巴转移至相反方向的阵地，以免打草惊蛇，激起奥斯曼军的大举攻击。到10月30日，英军进攻部队已准备就绪。第二天清晨，他们以猛烈的炮火开始对贝尔谢巴奥斯曼军阵线的进攻。

经历过加里波利战役的老兵—埃明·科尔也在贝尔谢巴的土耳其战壕之中。“我们被炮弹的轰鸣声惊醒，”他回忆道，“不过我们本来也没怎么睡。”贝尔谢巴的土耳其军状况极差。他们的战壕太窄，不足以提供必要的保护。每条战壕长约50米，但战壕与战壕之间完全隔离，没有任何交通壕，兵员和物资根本无法安全运抵前线或从前线撤出。由于缺乏提供安全庇护的场所，奥斯曼军的伤亡人数激增。死伤者就这样堆在战壕内，交通阻绝，生者也没有办法安全地将他们移开。难怪埃明无心再战。“我们打的到底是什么仗？”他思考着，“（奥斯曼）部队没有好使的大炮，没有能用的机枪，没有飞机，没有指挥官，没有防御阵线，没有预备队，也没有电话。士兵们完全是只身一人单独作战，士气衰颓。事实上，这支部队不具备（赢得战斗的）任何一个因素。”[50]

尽管奥斯曼士兵士气低落，但他们还是死守阵地。英军步兵团冒着敌军的炮火，于上午早些时候成功推进到指定地点，但由于土耳其军的顽强抵抗，他们无法再向前移动半分。于是，英军步兵在俯瞰贝尔谢巴的南山上构筑阵地，等待下一步指令。

此次进攻成功的关键在于骑兵队。沙漠骑兵团的任务是连夜奔袭25英里，包围贝尔谢巴，并从东北面入城。骑兵再度面临缺水问题—除非他们能在日落之前占领贝尔谢巴及那里的水井，否则人畜都没有足够的饮水来继续第二天的战斗。一整个早上，澳新骑兵部队都处于奥斯曼守军猛烈的机枪扫射之下，推进缓慢，这令整个军事行动面临危险。到中午时分，骑兵们看来已不太可能赶在日落之前占领贝尔谢巴了。于是，沙漠骑兵团哈里·肖维尔将军决定不再按照原定计划行事，而是冒险直接进攻在贝尔谢巴入口处的土耳其军战壕。

离秋天的太阳下山仅剩半小时，澳大利亚第四轻骑旅这时已准备就绪。800名骑手分两路纵队，铺开400码，向土耳其军阵地小跑过去。这是一战当中—有可能是一个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骑兵进攻（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著名的轻骑旅进攻规模不到700人）。当他们进入土耳其军的射程之内时，骑兵队便开始加速，从慢跑变成了快马加鞭。

由于目标移动速度太快，奥斯曼守军很难精确瞄准射击。埃明·科尔只见敌军骑兵风驰电掣般朝自己的阵线奔来，几百名骑手扫荡了第一条战壕，迫使科尔及其同伴寻求掩护，以免遭马蹄践踏。随后，英军骑兵下马与守军短兵相接，而科尔继续向视线范围内的英军开火。突然，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尽管意识尚存，但他能感觉到鲜血从他的头上流下来。激战中，他的朋友给他包扎伤口，并带他去一处安全的地方避难，直到最后投降。“他们告诉我说，两个英国士兵正在接近。他们抓住我的手把我带离战壕。”埃明成了战俘，他将在一年后重获自由，但再也没能恢复视力。[51]

英军骑兵继续奔袭，冲入贝尔谢巴城内，生怕奥斯曼军在撤退之时将水井也一并捣毁。奥斯曼军炸毁一座弹药库和火车站里的全部车辆，以免它们落入英军之手，爆炸产生的声响撼动了整座城镇。眼睁睁看着两处水井被炸毁后，英骑兵才采取措施保护剩余的几口井。随着夜幕降临，英军从四面八方涌来，而奥斯曼军开始撤退。到了午夜时分，整个贝尔谢巴已被英军控制，幸存的奥斯曼士兵趁着夜色顺利从该城镇撤离。

贝尔谢巴竟然在一天之内便落入敌军之手，这令伊尔德鲁姆集团军的指挥官们大为震惊。那些成功逃脱的士兵撤回加沙。虽然加沙已经成功抵御住英军的两次冲击，但是它也绝非万无一失。英军对这片地区的炮轰力度可以说是他们在欧洲战区之外最猛烈的。从10月27日至10月31日，英国陆军和海军向加沙周围的奥斯曼军阵地共发射了1.5万发炮弹。赶往加沙增援的奥斯曼军简直就是进了地狱。[52]

11月1日至2日，英军步兵对加沙的奥斯曼军阵地发起佯攻，旨在诱导守军相信英军试图发动正面进攻。为了进一步干扰视听，英军骑兵还在贝尔谢巴和更往北的山区小镇希伯伦之间游窜，令奥斯曼军担心耶路撒冷会受到直接攻击。伊尔德鲁姆集团军指挥官派出部队前去增援加沙和希伯伦，这令加沙与贝尔谢巴中间长约20英里的战略要地疏于防范。这正中艾伦比的下怀，即分散土耳其人的兵力，在那里形成缺口，然后派主力乘虚突破。

11月6日，艾伦比派遣其主力部队长驱直入加沙与贝尔谢巴之间的要地，第三次加沙战争由此进入尾声。经过一天的激战，英军成功突破7英里长的土耳其军防线上的几处关键据点，并深入奥斯曼军控制范围达9英里。不过，英军也领教了土耳其守军的坚忍不拔。

帝国骆驼兵团的澳大利亚士兵受奥斯曼军牵制，困在位于贝尔谢巴正北方的塔尔库韦尔法（Tal al-Khuwaylfa）长达两天。他们与威尔士步兵并肩作战，遭遇巴勒斯坦战役以来最严重的死伤。弗兰克·里德列出他周围浴血奋战直至阵亡的同伴名单：丹·波拉德中士，头部中弹；雷格·里德，与部队走失，后被刺死在敌军战壕—类似这样的记录数不胜数。“另一名叫尼尔森的骆驼骑手，倒在接近土耳其战壕的开阔地数小时。他一直让土耳其人快点杀了他，直到最后被打成马蜂窝。在塔尔库韦尔法的土耳其人就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当然，如果当年亲历塔尔库韦尔法之战的奥斯曼士兵也写了回忆录，那他们同样会对发起攻击的英军做出一样的评价。[53]

截至11月7日，奥斯曼军已全线撤退，艾伦比复杂的作战计划取得完胜，他的部队进入加沙如入无人之境。事实上，加沙的确空无一人，奥斯曼士兵赶在英军来犯之前便强迫当地百姓全部撤离。英军士兵走在加沙狭窄的街道上，两边的房子已全部被夷为平地—加沙俨然是一座鬼城。

丢掉加沙阵地后，奥斯曼军挣扎着重新组建防线，以阻止埃及远征军抵达耶路撒冷。但伊尔德鲁姆集团军仍处于建军初期，而艾伦比的部队接近满编，羽翼早已丰满。澳新骑兵师一路追赶奥斯曼军直至地中海沿岸地区；而另一边，英军于11月14日成功夺取耶路撒冷南部一重要火车站。第二天，澳新骑兵师占领拉姆拉和里达（Lidda），澳大利亚骑兵师攻下拉特伦；11月16日，新西兰旅占领雅法港。至此，耶路撒冷的南面和西面已被封死，沦陷已不可避免。

11月9日，即艾伦比部队进入加沙两天后，《犹太纪事报》（The Jewish Chronicle）刊登了一则英国针对耶路撒冷的新政策。在2月2日寄给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的信中，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发布了如下宣言，该宣言也因他得名：

英王政府意欲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并会尽全力促成这一目标。需要表明的是，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应享有与犹太人同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不会遭到俗世或宗教上的歧视。

《贝尔福宣言》是英国政府作出的一次极不平凡的承诺。英军才刚刚进入巴勒斯坦，离耶路撒冷还有很长一段路，而且耶路撒冷当时还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但英国政府势在必得，早早打起了这块地区的主意。

当然，英国自战争伊始就一直在谈判关于奥斯曼帝国领土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贝尔福宣言》只是继1915年3月《君士坦丁堡协定》、1915和1916年的“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以及1916年《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等众多战时分治计划之后的最新版本。不过，之前的这些分治计划并未公之于世，而《贝尔福宣言》则公开刊登在伦敦的报纸上。况且，贝尔福宣称的英国将“尽全力”促成犹太人建国一事，似乎违反了之前与谢里夫侯赛因和法国政府之间的协议。令事件更错综复杂的是，《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起草人之一—马克·赛克斯爵士也在游说英国政府助犹太人建国。正是赛克斯在1917年10月31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结束后，将《宣言》通过的消息告知正在会议室外焦急等候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哈依姆·魏茨曼。“魏茨曼博士，是个男孩儿！”这一声明从此名扬四海。[54]

与其他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一样，《贝尔福宣言》是战争时期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战时内阁审议通过该宣言，与其说是为支持犹太复国运动，不如说是为了让犹太人支持英国的战争事业。魏茨曼及其追随者成功说服英国内阁的主要成员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非只是欧洲地区犹太民族主义者的诉求，更代表全体流亡犹太人的政治与经济实力—旧反犹主义对此有另一种说法，他们宣称有秘密国际犹太人组织在支配全球金融。

英国政府相信，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能笼络美国及俄国的犹太大佬。美国加入一战时间较晚，况且一贯奉行孤立主义，因此参战积极性并不高。俄国在经历了1917年二月革命和3月沙皇下台后，是否还愿继续作战亦是个未知数。据称，犹太人对时任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和俄国临时政府首相亚历山大·克伦斯基都有极大影响力。如果犹太人的影响力能确保这两个大国继续参战，那么讨好犹太人，支持其复国主义运动完全符合英国的利益。

最后，战时内阁中的许多成员都希望修改之前达成的战时协定—尤其是《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中的一些条款。越来越多的英国权贵认为，赛克斯当初对法国人太慷慨了。英国为巴勒斯坦付出了太多，他们不愿就这样将它交由一个定义不清的战后国际政府共管。况且，英国已经从战争中发现，若巴勒斯坦被一个敌对政权控制，将对苏伊士运河的安全造成威胁。战后，英国希望自己能控制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这项计划的天然同盟，他们的政治抱负需要一个强权支持才能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贝尔福将巴勒斯坦献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事实上，以劳合·乔治为首的英国政府是在利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确保英国对巴勒斯坦的统治。

1917年12月9日，耶路撒冷向英军投降。虽然奥斯曼军尽全力死守，但艾伦比部队锐不可当。尽管他的部队经历几周的激烈战斗，士兵们中途只休息了一天（11月17日），也从未让奥斯曼军有构筑防线的机会。他认为，如果趁奥斯曼军败北后疲于奔命、军心涣散之际对其穷追不舍，他的部队就极可能以较轻的代价取得胜利。[55]

交战双方都不愿意在耶路撒冷作战。这座圣城对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徒来说意义非凡，无论是英国，奥斯曼帝国，还是德国，都不愿让圣城毁于战火而招致国际谴责。当英军逐渐掌握由南、西及北面通往圣城的道路，奥斯曼军及德军决定让奥斯曼第七军团从东面安全撤离。12月8日，奥斯曼军开始撤出耶路撒冷，撤军行动持续了一整晚。到12月9日太阳升起时，耶路撒冷结束了长达401年的奥斯曼帝国统治。

时任耶路撒冷总督在离开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起草投降书，将这座圣城交于英国管理。这位总督把信交给了耶路撒冷市长—侯赛因·萨利姆·侯赛尼（Husayn Salim al-Husayni）。此人祖上乃耶路撒冷最受景仰的家族之一，精通英语。一整个上午，侯赛因只见到一些英军士兵和军衔较低的军官，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接受圣城的降书。直到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仍在雅法总部的艾伦比才授权谢伊少将代其接受降书。[56]

1917年12月11日，艾伦比正式进入耶路撒冷。陆军部电影制作委员会精心安排了这次入城仪式，确保让尽可能多的观众都能看到他们一战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这毕竟是劳合·乔治“给英国民众的圣诞礼物”。与莫德在巴格达的宣言一样，艾伦比的演讲内容也是由伦敦方面起草，再用电报传回巴勒斯坦。这位埃及远征军总司令甚至还被要求下马入城，这种谦卑的姿态对基督徒而言尤其具有吸引力。入城仪式不仅仅是做给耶路撒冷的旁观者看，更是为了劳合·乔治在下议院的演讲。这位英国首相不愿浪费这次公关的绝佳机会，坚持要详尽地记录下这一历史性时刻。

入城时，艾伦比经过一支荣誉卫队，队伍包含所有参加巴勒斯坦战役的不同民族国家的士兵代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印度、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另外还有法国与意大利士兵代表各20名，象征英国的协约国盟友。跟随艾伦比入城的名人政要，包括此次前来商讨阿拉伯起义与埃及远征军之间协同战略的劳伦斯，以及《赛克斯—皮克特协定》起草人之一，查尔斯·弗朗索瓦·乔治—皮克特。

艾伦比在大卫塔下用英语宣读了这份宣言，影片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他在对阿拉伯人、希伯来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希腊人与俄罗斯人，用他们各自的母语宣示。演讲很短：耶路撒冷现在全城戒严，但当地居民仍可“正常营业，不受打扰”。圣城的“三种宗教”将“根据现有风俗和各派教徒心目中神圣的信仰得以维护”。为强调这一点，艾伦比还接见耶路撒冷的世俗和宗教权贵—有教长、拉比、穆夫提，还有身穿异域长袍、蓄着长胡须的东正教人士。影片近距离拍摄耶路撒冷群众与占领该城的英军士兵摩肩接踵，骡子拉的四轮车、摩托车，还有占领者的汽车，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57]

耶路撒冷的沦陷标志着一战在中东的一次重大转折。截至1917年底，奥斯曼军已经失去三座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城市：麦加、巴格达、耶路撒冷。这些损失—尤其是圣城麦加和耶路撒冷的陷落—给奥斯曼圣战运动当头一棒。驻埃及和印度的英军士兵已不再担忧，若战事逆转会引起宗教狂热。风水轮流转，奥斯曼军先前在库特和加沙击败英军，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与巴勒斯坦的阵线却被瓦解，被兵力更充足、补给更到位的英军逼得节节败退。而且，巴勒斯坦的英军已与哈希姆家族的阿拉伯部队取得联系，这在亚喀巴被占领后，对叙利亚内陆的奥斯曼军阵地构成威胁。

到1917年底为止，奥斯曼军仍未尝言败，然而他们对这场大战已不抱希望，剩下的只是苦苦支撑。

[1] 关于德国飞机的发展，参见 Desmond Seward, Wings over the Desert: In Action with an RFC Pilot in Palestine, 1916–1918 (Sparkford, UK: Haynes Publishing, 2009), 29–32. 关于澳大利亚炮兵连，可比对杰马勒帕夏的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913–1919 (London: Hutchinson, n.d.), 169.

[2] 穆雷于1916年2月15日提议的全文，见George Mc-Munn and Cyril Fallsreproduced in 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London: HMSO, 1928), 170–174.

[3]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170；关于卡蒂亚事件，参见 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162–170；Anthony Bruce, The Last Crusade: The Palestine Campaign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John Murray, 2002), 37–40.

[4] 关于帝国骆驼兵团，参见Frank Reid, The Fighting Cameliers (1934; rpt. Milton Keynes, UK: Leonaur, 2005)；Geoffrey Inchbald, With the Imperial Camel Corps in the Great War (Milton Keynes, UK: Leonaur, 2005).

[5] 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199.

[6] 战争委员会的任命，1916年7月6日，reproduced in 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230–232.

[7] Inchbald, With the Imperial Camel Corps, 113.

[8] Reid, The Fighting Cameliers, 50–52; 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257.

[9] 英国报告称，拉法赫一役中俘获1635 名奥斯曼军官兵，并估计奥斯曼军约有200人战死。英军死亡71人，受伤415人。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270.

[10] Edward J.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161.

[11] 帝国总参谋长给总指挥的电报, 印度, 1916年4月30日, reproduced in F. J.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1914–1918 (London: HMSO, 1923–1927), 3:3–4.

[12]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164–166.

[13] Charles 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Mesopotamia and the Creation of Iraq, 1914–1921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0), 344–345.

[14] Arnold T.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1914–191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222.

[15] Lieutenant Colonel J. E. Tenant, cited in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223.

[16] 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3:193–195；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222–223；Townshend, When God Made Hell, 355–357.

[17] 莫德，罗伯森和蒙罗之间的信件交换，见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3:204–211.

[18] 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216.

[19] Talib Mushtaq, Awraq ayyami, 1900–1958 (Beirut: Dar al-Tali`a, 1968), 17–18.

[20] NARA, Baghdad vol. 28, transcription from Consul Heizer’s Miscellaneous Record Book, 10–13 March 1917.

[21] 关于莫德宣言及其缺点的详尽讨论，参见Wilson, Loyalties Mesopotamia, 237–241.

[22] 宣言全文见Moberly, The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3:404–405, appendix 38.

[23] Mushtaq, Awraq ayyami, 19.

[24] 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ocket Books, 2003), 215–223. 美国从未对奥斯曼帝国宣战，但对德国宣战后便从帝国境内撤走了所有领事馆官员。

[25] 英国报告称，第一次加沙之战英军伤亡人数不到4000 人，其中523 人死亡，另有2932人受伤，但Liman von Sanders宣称土耳其人掩埋了约1500具英军尸体. 奥斯曼军死伤不到2500人，其中301人死亡，1085人受伤。参见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315, 322；Otto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165.

[26] Falih Rıfkı Atay, Le mont des Oliviers [橄榄山] (Paris: Turquoise, 2009), 205–206.

[27] A. Briscoe Moore, The Mounted Riflemen in Sinai and Palestine (Auckland: Whitcombe and Tombs, n.d. [1920]), 67.

[28] Djemal Pasha, 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79.

[29] Reid, The Fighting Cameliers, 98；作者还提到自己在第二次加沙之战前，分到了一个毒气面罩 （97页）。英国官方历史提到，巴勒斯坦战线首次使用毒气便是在第二次加沙之战；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328.

[30] Reid, The Fighting Cameliers, 102–110.

[31] Rıfkı Atay, Le mont des Oliviers, 213–214；McMunn and Falls, Military Operations, 348, 350.

[32] James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T. E. Lawrence and Britain’s Secret War in Arabia, 1916–1918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90–106.

[33] 劳伦斯对汉志铁路第一次进攻是在3月29至30日 ，地点为Abu al-Naam火车站. T. E. Lawrenc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A Triumph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and Co., 1936), 197–203.

[34] Jafar al-Askari, A Soldier’s Story: From Ottoman Rule to Independent Iraq (London: Arabian Publishing, 2003), 112–114. 贾法尔·阿斯科里在埃及西部大沙漠被捕一事,见第十章。

[35] Ali Allawi, Faisal I of Iraq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94–95.

[36]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135. 1917年5月18日，赛克斯在皮科特的陪同下，与费塞尔和谢里夫侯赛因在吉达会面，向谢里夫通告《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相关内容，但当中承诺在法国管制下给予阿拉伯的自治比能兑现的要多。 Ibid.，138–141.

[37] Lawrence, Seven Pillars, 298.

[38] Lawrence, Seven Pillars, 300–312.

[39] 让阿拉伯历史学家懊恼的是，劳伦斯被赞为亚喀巴的解放者—事实上是抢功。 正如他在Seven Pillars中写的，“亚喀巴是通过我的计划，依靠我的努力攻下的。为此我可谓殚精竭虑。”（323页）。Ali Allawi, Faisal I of Iraq，95–96页中提到，在7月6日给费塞尔的报告中，谢里夫纳西尔“并未提及劳伦斯在计划和组织这次攻击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劳伦斯夸大了自己的作用，且“非常清楚其他当事人大多数都是阿拉伯人，他们没有办法质疑或是纠正这个说法”。另见 Suleiman Musa, T. E. Lawrence: An Arab Vie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温盖特的电报引自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160–161.

[40] Lawrence, Seven Pillars, 322.

[41] 引自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166.

[42] Eugene Rogan, 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Transjordan, 1851—192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4–229.

[43] 关于伊尔比德贵族下令征集民兵，引自Salih al-Tall未出版的回忆录（236–237页）。我非常感激已逝的Mulhim al-Tall允许我复制这份珍贵的文件。

[44] 切尔卡西亚志愿部队指挥官米尔扎·瓦斯菲的私人文件，收藏于安曼的约旦国家档案馆。关于志愿骑兵队，可比对 MW 5/17, docs. 6 and 10, 3–10 November 1916.

[45] Odeh al-Goussous, Mudhakkirat `Awda Salman al-Qusus al-Halasa [Odeh al-Goussous al-Halasa回忆录，1877–1943] (Amman: n.p., 2006), 84.

[46] 这些讨好部落领导人以削弱哈希姆影响的举措，见Odeh al-Goussous , Mudhakkirat`Awda Salman al-Qusus al-Halasa，84. 奥斯曼档案保留着给叙利亚南部部落领导人颁发奖章的表扬证书；参见the Prime Ministry Archives, Istanbul, DH-KMS 41/43 and 41/46(August and September, 1916). 关于劳伦斯与奥达的对质，参见 Lawrence, Seven Pillars, 355;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169–170.

[47] 这次攻击发生在1917年7月17日后不久。劳伦斯在Seven Pillars of Wisdom中并未提及此事，因为他当时正在开罗。Goussous, Mudhakkirat `Awda Salman al-Qusus al-Halasa，86–88. 然而，劳伦斯确实汇报了部落对奥斯曼帝国的忠诚；参见 T. E. Lawrence,“Tribal Politics in Feisal’s Area,” Arab Bulletin Supplementary Papers 5 (24 June 1918): 1–5.

[48] 1917年6月24日的会议和伊尔德鲁姆集团军组建情况，参见杰马勒帕夏的Memories of a Turkish Statesman, 182–193；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173–184；Erickson, Ordered to Die, 166–172.

[49] Bruce, The Last Crusade, 119–120.

[50] Emin Çöl, Çanakkale Sina Savaşları: bir erin anıları [达达尼尔和西奈战役：个人回忆录](Istanbul: Nöbetçi Yayınevi, 2009), 103–104.

[51] Çöl, Çanakkale Sina Savaşları, 106–108. 关于澳大利亚第四轻骑旅的冲锋，参见Roland Perry, The Australian Light Horse (Sydney: Hachette Australia, 2010), 3–13.

[52] Cyril Fallsand A. F. Becke, 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Part 1 (London: HMSO, 1930), 65.

[53] Reid, The Fighting Cameliers, 139–147.

[54] 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9), 208；Tom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Jews and Arabs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London: Abacus Books, 2001), 43–50；Jonathan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333–346.

[55] 在巴勒斯坦战役中，双方均遭受了重大伤亡。截至征服耶路撒冷，英军报告称死伤18928人，奥斯曼军死伤28443 人。另外，艾伦比报告称有近1.2万名土耳其人被俘。Bruce, The Last Crusade, 165.

[56] Segev, One Palestine, Complete, 50–54.

[57] 帝国战争博物馆拥有一份十三分钟长的无声电影副本，片名为“General Allenby’s Entry into Jerusalem”，可从网上获得。

第十三章
从停战到停战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人掌握俄国政权后，要求与同盟国立即停火—这对失掉耶路撒冷后状态降至低谷的奥斯曼帝国而言，是个翻盘的绝好机会。

一战的艰辛令俄国沙皇在二月革命（根据俄国旧历命名，实际发生在公历1917年3月）中丢掉了皇位。尼古拉二世于3月15日被废黜，以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上台。协约国起初认为革命后的俄国后也许能重振雄风，尽管政治动荡影响了军队的纪律。

新政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1917年3月14日第一号政令），就是撤销俄国军官对军队的控制权，交由选举出的“士兵苏维埃”指挥。在奥斯曼帝国被占领土上的俄国部队迅速奉命—混乱也接踵而至。“由于彼得格勒的革命，现在俄国士兵没完没了地举行冗长又千篇一律的会议，”驻黑海港城特拉布宗的美国领事，在1917年3月23日的政治日志上这样记载，“示威过后，人们都担心会有各种暴行，大多数商店也因此关门大吉。执行委员会选举完毕后—当选的绝大多数是士兵—更是冷清。”[1]

1917年春夏两季，被俄国占领的土耳其东部土地上出奇地平静。此前焦头烂额的奥斯曼帝国高加索部队获得难得的喘息机会，这一年余下的时间他们远离战事。俄国士兵内部忙于激烈的政治讨论，焦点完全在他们的祖国。许多士兵都怀疑自己来到奥斯曼帝国战斗的意义。

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党人上台执政（根据俄国旧历史称“十月革命”），萦绕士兵心头的困惑也迎刃而解。布尔什维克党人谴责战争系帝国主义所为，他们呼吁在“不割地，不赔款”的前提下谈判讲和。青年土耳其党人简直难以相信这等天赐良机。当年，奥斯曼帝国正是害怕俄国对海峡和伊斯坦布尔的觊觎，才与德国结成战争同盟。开战以来，俄国部队已摧毁奥斯曼军在高加索地区的防线，并占领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大片疆土。然而，俄国一夕之间改朝换代，承诺会尽早撤出战争，归还战争期间赢得的所有土地。

12月18日，青年土耳其党人与俄国高加索部队代表在被俄方占领的埃尔津詹举行会面，签订了正式停战协议。从黑海至凡湖，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士兵一路浴血奋战，他们的政治领袖却最终谈判讲和。停火使被俄国占领的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产生权力真空，特拉布宗的俄国士兵不听彼得格勒当局指挥，擅自行动。民主选举产生的“工农兵委员会”声称握有全部权力，享有最高权威，但却缺乏执行两者的手段。士兵们无组织无纪律的时间越长，就益发无法无天。

1917年12月底，身处特拉布宗的俄军开始征用船只，准备穿过黑海返回祖国。许多即将复员的士兵已经数月未领薪饷，他们打劫城里的商店，以攒足路费还乡。31日，特拉布宗全城戒严，但秩序仍不见好转。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更是乱作一团。俄军撤退，那里的土耳其武装分子便步步进逼。1918年1月美国领事写道，“日复一日的枪声、劫掠还有惊慌，土耳其武装分子越来越嚣张，俄军士兵则惹人讨厌。”不论停火让奥斯曼军得到多少喘息的机会，被俄国占领的那些城镇都期待能回到正常政府的管理之下，而这一期望只有达成和约才能实现。

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德军总部，同盟国与布尔什维克政府代表会面。由于俄国人希望德国和奥地利返还之前占领的俄国领土，布尔什维克承诺的没有土地兼并的和约其实只对奥斯曼帝国有利。和约谈判中，青年土耳其党人不但想重新恢复1914年的边界线，还希望俄国返还“Elviye-i Selâse”，即1878年被俄国吞并的“三大行省”：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

两轮谈判无果后，德国于1918年2月18日对俄重新开战。俄军毫无招架之力，列宁指示谈判人员尽可能答应同盟国的和约内容，争取尽快签约。如此一来，俄国便在谈判中处于下风，奥斯曼帝国不但恢复了1914年的边界线，还令俄军撤出此前占领的三大行省，而这些行省最终如何处置，将由奥斯曼政府组织的公投决定。因此，青年土耳其党是3月3日签订的《布列斯托—立陶夫斯克条约》的主要受益人。

条约签订后，奥斯曼政府当天就向众议院宣布这则消息。政治人士纷纷击掌相贺，认为与俄国之间的和平预示着最终的和平也即将来临。有利的和约条款，加上收复久被侵占的领土，这些都或多或少弥补了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的巨大牺牲。此外，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和海峡“自古以来”的领土主张也最终成为过去。这些令奥斯曼帝国重新燃起赢得一战的希望。

布尔什维克不遗余力地贬低已被废黜的沙皇政府当年所出台的各种政策。1917年11月下旬，时任人民外交委员列夫·托洛茨基在苏维埃的《消息报》（Isvestia）上，披露了当年政府的一些肮脏内幕。其中，最轰动一时的就是三国秘密分割奥斯曼帝国的《赛克斯—皮克特协定》。国外驻莫斯科记者纷纷将这则消息传至在祖国翘首以盼的编辑手里。11月26日至28日，《曼彻斯特卫报》首先在英语国家披露了《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相关信息。

奥斯曼政府抓住此次机会，大肆诋毁起义的麦加埃米尔—谢里夫侯赛因，以及其身为阿拉伯部队指挥官的儿子费塞尔。1917年12月4日，即耶路撒冷陷落四天前，杰马勒帕夏在贝鲁特发表演讲，披露了《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相关条款，贝鲁特民众听后震惊不已。演讲中，杰马勒帕夏把谢里夫侯赛因及他的儿子们称作为英国卖命的骗子，并将“耶路撒冷敌军兵临城下”的责任全部推给这些阿拉伯起义的领导人。“倘若他所谓的独立梦想有实现的可能，哪怕非常渺小，我都能理解汉志起义背后的部分缘由。然而英国人真正的企图已经败露：他们居心叵测，没过多久就露了馅。谢里夫侯赛因以伊斯兰哈里发授予他的尊严来换取受英国奴役的耻辱。事到如今，他是咎由自取。”奥斯曼政府将杰马勒的这次演讲内容译成阿拉伯语，分发给叙利亚的各大报纸，这则轰动一时的消息因此广为流传。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报纸通过火车运至麦地那，又从麦地那悄悄流入麦加，由此达到羞辱哈希姆家族的目的。[2]

谢里夫侯赛因及儿子费塞尔对英法的分治方案早有耳闻。毕竟，马克·赛克斯爵士在今年早些时候已经来过吉达，向他们简单汇报协议的条款。不过，当时的英法外交官刻意含糊其辞，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和盘托出分治计划，就有可能威胁到英阿联盟。赛克斯让谢里夫侯赛因相信，英国占领伊拉克只是暂时性的，而且将会为其短暂占领支付“租金”。他还鼓励谢里夫将法国人在叙利亚的存在，看做对叙利亚沿海一小块土地的短期租借。谢里夫从英法盟友口中得知的信息，还不如杰马勒帕夏演讲透露的多。[3]

杰马勒帕夏希望利用《赛克斯—皮克特协定》规劝哈希姆家族放弃起义，回到奥斯曼帝国的怀抱，帝国会既往不咎。双方若能成功达成和解，那么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局势就会发生巨大反转。届时，奥斯曼帝国便可反过来利用谢里夫装备精良的阿拉伯部队来对付英军；法里赫帕夏的部队可从麦地那调往其他地区；与俄国停战后，奥斯曼高加索军也能抽出身来，联合法里赫帕夏的部队共同从英军手中夺回巴格达和耶路撒冷。青年土耳其党人认为，若是阿拉伯人重新输诚，奥斯曼帝国便还能放手一搏，挺过这场战争。

1917年12月，杰马勒帕夏秘密捎信给身在亚喀巴的费塞尔。这位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承诺，若哈希姆家族能够再次为奥斯曼帝国效忠，阿拉伯人在帝国治下便可享受完全自治—真正的自治，而非《赛克斯—皮克特协定》那种受外国势力主宰的假自治。然而，谢里夫又把这封信转寄给英国驻埃及高级特派员，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1917年11月，英国的《贝尔福宣言》和《赛克斯—皮克特协定》接连被公开，谢里夫侯赛因认为，他的英国盟友需要给他一个解释。

驻埃及的英国军官发现自己处境微妙。他们并未参与到秘密分治计划的起草过程当中，却要代表英国政府回答谢里夫的质问。他们在这其中面临的风险很高，因为一旦透露个中细节，便会危及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与巴勒斯坦的战事，令英国与哈希姆家族的联盟关系毁于一旦，声势渐起的阿拉伯起义也会因此夭折。

1918年1月，开罗的阿拉伯办事处领导人D. G. 霍格思为谢里夫对《贝尔福宣言》的担忧做了解答。他再次确认协约国的立场，即“一旦时机成熟，阿拉伯民族便应充分享有建立国家的机会”，巴勒斯坦“不应臣服于任何人”。然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希望“能重回巴勒斯坦，英国也对此表示支持。霍格思安慰他的阿拉伯盟友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许多国家都拥有“政治影响力”，而且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友好“不应被弃之一边”。[4]

在回应谢里夫对《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问题之前，温盖特征求了英国外交部的意见。1918年2月8日，伦敦方面作出回复，内容还是一贯的空洞外交辞令。英国政府感谢谢里夫转寄杰马勒的信件，称信件内容明显是“蓄意挑拨，企图离间”哈希姆家族和协约国的关系，并再次重申英国政府“解放阿拉伯人民的承诺”。[5]

谢里夫也许确实担心过英国人会对分治方案敷衍了事，但他和儿子们的起义已经无法回头，不可能与奥斯曼帝国重归于好。最终，谢里夫侯赛因没有回复杰马勒的信。他和儿子们不得不一边寄希望于英国能遵守其支持阿拉伯独立的每一次重申，一边继续与奥斯曼帝国作斗争，渴望获得军事胜利。然而，这一切努力都被英法两国的秘密外交所破坏。

自从奥斯曼军于1917年7月在亚喀巴投降以来，阿拉伯起义的主战场已从汉志转至叙利亚南部边境。费塞尔在那里继续扩充自己的正规军，交由贾法尔·阿斯克里指挥，并招募新的部落兵。英法两国分别派出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殖民军，为其提供技术和现代武器装备支持。阿拉伯部队得到了一队装甲车、一批飞机，还有大量10磅野炮等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帮助他们更强力地轰击土军阵地。

费塞尔的军队从亚喀巴出发，前往马安挑战当地的奥斯曼驻军。马安是位于大马士革和麦加之间的朝觐点之一，是叙利亚和汉志的传统分界线。这里是汉志铁路线上比较大的一站，有一支规模较庞大的奥斯曼军驻守。早在1917年8月，劳伦斯就曾估计称，奥斯曼军在“马安有6000名步兵，一个团的骑兵和骑步兵，并已根据标准作战方法在该地筑起铜墙铁壁”，费塞尔的游击部队根本无法攻取防守如此坚固的阵地。[6]

这支阿拉伯部队需要往北推进，担任艾德蒙·艾伦比将军的右翼军。因此，他们最初绕开马安，转而去占领约旦河谷的高地。1918年1月15日，费塞尔的弟弟扎伊德率领一支小分队夺取肖巴克城堡，轻松占领了行政中心塔菲拉。当地奥斯曼驻军指挥官扎奇·哈拉比与240名部下投降。心有不甘的土耳其人于1月26日发动反攻，试图将其夺回，但被谢里夫部队和倒戈士兵击退，死伤惨重。之后的6周里，塔菲拉两度易手：奥斯曼军于3月6日夺回该城，3月18日再度失守。[7]

在巴勒斯坦，埃及远征军卷土重来。时任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指示艾伦比于1918年2月重新对巴勒斯坦发动攻击，给奥斯曼帝国致命一击，迫使其退出战争。艾伦比并未深入巴勒斯坦，而是决定向东面出击。他的目标是在约旦河对岸的安曼与阿拉伯部队会合，并切断奥斯曼军从当地通往马安和麦地那的重要铁路线。安曼南部约有2万名土耳其士兵，艾伦比希望在他的右翼消除这一威胁，最后再向大马士革推进。

作为行动的第一步，艾伦比选择占领约旦河谷小镇杰里科，将其作为在外约旦的推进基地。2月19日，艾伦比部队开始从容不迫地沿约旦河谷的陡坡朝杰里科方向前进。河谷道路狭窄，车辆无法通行，步兵和骑兵队蔓延长达5英里。土耳其炮手延缓了英军的推进速度，但却阻止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最终，艾伦比部队于2月21日早晨进入杰里科。澳新骑兵此前对杰里科的印象都来自《旧约·约书亚记》中的记载，和对杰里科之墙的描述（中文译为“耶利哥之墙”，相传这座镇守迦南的古城城墙高厚，但犹太人吹着羊角绕城行走七天后，上帝以神迹震毁城墙，于是迦南失守）。但一进入这座城镇，他们很快就回到现实：“我军所到的所有东方城镇之中，”一名新西兰骑兵军官回忆道，“杰里科绝对是最脏最臭的。”[8]

穿过约旦之前，艾伦比需首先确保巴勒斯坦北部阵线的安全。埃及远征军向北推进7英里，占领了约旦河支流之一奥雅河（Wadi Auja）周边高地。如此一来，英军在杰里科的军事行动便不会受到奥斯曼军的炮火攻击，且土耳其人若想派遣巴勒斯坦的驻军前去巩固外约旦阵地，便只好绕道而行。行动从3月8日开始，为期四天。奥斯曼军被迫撤退，以避免过分与敌纠缠。至此，英军确保了从地中海到约旦河一线的安全，下一步艾伦比便准备入侵外约旦。

英军指挥官与阿拉伯盟友一起协调入侵计划。新组建的汉志行动组由阿兰·道内中校率领，负责与谢里夫部队的联络工作。艾伦比的作战计划需要阿拉伯部队攻打马安，牵制住当地奥斯曼驻军，以便埃及远征军夺取安曼。费塞尔与艾伦比手下军官会面，同意参与行动。两路人马将分头攻击马安南北两侧的汉志铁路，破坏当地铁轨。贾法尔·阿斯克里将率领阿拉伯部队主力直接攻打在马安的奥斯曼驻军，到那时，铁路两端被毁，援军无法赶到，后者便无法对英军在安曼更北部的行动构成威胁。劳伦斯负责与艾伦比在外约旦接洽，他带来了强劲的巴尼萨基尔部落兵，以巩固英军阵地。

这一系列野心勃勃的计划需要各队人马及时完成各自的任务，因为各队之间无法取得联系。英军曾用信鸽通信，但阿拉伯部队各分队之间连在沿50英里长的汉志铁路上行动时都无法协调，更别提与他们相距几百英里开阔地的英国人配合展开行动。当行动受挫时，英阿盟友之间也只能靠骑手快马加鞭传递信息。因此，谣言和假情报便使战事更加扑朔迷离。[9]

阿拉伯人未能成功占领马安。1918年3月，异常寒冷的大雨将外约旦南部淋了个透。当时，贾法尔·阿斯克里与负责破坏马安南边铁路的部队在一起。据他回忆，“瓢泼大雨把我们淋成落汤鸡，使我们无法继续行动。骆驼和辎重牲口陷在泥里，到了晚上，被困泥地的士兵甚至因严寒和大雨没了命。”最后，攻打马安的行动只得推迟，另择时机而动。[10]

另一边，英军对阿拉伯部队在马安遭遇的问题全然不知。他们于3月21日穿过约旦，沿约旦河谷那险峻的道路向外约旦高地和萨尔特推进。萨尔特乃约旦以东地区最大的城镇，约有1.5万名穆斯林和基督徒居民，是奥斯曼此地的统治中心。当英军于3月25日逼近该城时，他们听到一阵枪声，以为又要开战，遂暂停推进。然而先头部队发现，原来是镇民在朝天开枪庆祝奥斯曼军撤退，还洗劫了当地政府。“他们把建筑掏了个精光，”一位惊诧不已的士兵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连屋顶和所有木制品都被扒了，只剩下四壁墙还在那立着。”萨尔特居民认为英军占领当地，就意味着他们的战争已经结束，于是沉浸在自由的喜悦之中。但事实证明，这种自由只是昙花一现。[11]

奥斯曼军将萨尔特拱手相让，转而重整军队加固安曼的防事。伊尔德鲁姆集团军在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新任指挥官不是别人，正是1913年派往奥斯曼帝国的德国将军—奥托·利曼·冯·桑德斯。他丰富的经验对奥斯曼军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财富，而且他对奥斯曼军将士都很尊敬，这也让他获得了土耳其人高度的信任。利曼需要奥斯曼军的充分配合。倘若英军成功攻占安曼及当地的铁路等战略性设施，奥斯曼人将很难保住其在汉志铁路更南面的阵地。如此一来，位于麦地那和马安的2万名奥斯曼驻军将被完全隔离。对汉志和外约旦的土耳其部队来说，安曼一战事关生死。

听闻英军占领萨尔特后，利曼当即做出反应，命所有剩余兵力赶赴安曼。尽管铁路被破坏造成了交通不便，但几百队援军还是开始从大马士革涌向安曼。约有900名士兵从马安乘火车前来，中途并未遭到阿拉伯部队的阻挠。位于巴勒斯坦的土耳其骑兵沿约旦河上游的英军阵地逆流而上，以威胁英军交通线。

英军计划步兵留守萨尔特阵地，用骑兵攻打安曼。他们的行动目标是摧毁安曼附近的高架铁路和隧道，令铁路交通瘫痪数月。在萨尔特驻留一支精锐步兵团，将能阻止奥斯曼铁路维修队修复铁路，还能威胁大马士革和安曼南部驻军之间的通讯联络。如果英军行动成功，奥斯曼军则会被迫撤退至安曼北部，从而将麦地那和外约旦的南半边让给哈希姆家族。

3月27日，英军从萨尔特向安曼方向推进，途中与更南面的阿拉伯部队一样遭遇了恶劣天气。地面泥泞不堪，人畜行动迟缓，车辆难以前进。他们将大炮和弹药从四轮平板车上卸下，换用骆驼驮到前线。“就连骆驼也很难在这种路面上行走，一直在打滑，”利曼记录道，“我们截获英军的一份无线电消息，他们对这种环境怨声载道。”德军通过监控英军无线电通讯，掌握了英军的作战计划，并据此组织相应的防御措施。[12]

2000名奥斯曼士兵把守着安曼的每一处入口。他们拥有70挺机枪和10门大炮，阵地防护措施良好，占尽在堑壕战中守方的优势。3000名湿漉漉的英军士兵疲惫地朝安曼赶来，中途还有几人因恶劣天气丧命。倾盆大雨令英军无法将大炮运抵前线，他们的机枪和弹药补给也因骆驼运载能力有限而被大幅削减，许多骆驼还因雨后的山谷道路湿滑艰险而殒命。[13]

三天里，土耳其人一直在抵御埃及远征军的骑兵和步兵攻击。恶劣天气不但对进攻的英军造成了影响，也令土耳其人遭受重大伤亡，军队士气低落。为了防止失败情绪在前线蔓延，利曼·冯·桑德斯下令部队“无论如何也要死守阵地至最后一秒”。他提醒部下将领，每天都有从大马士革和马安赶来的援军前来帮他们渡过难关。[14]

虽然土耳其人认为自己情况危急，但英军的状况比他们还要糟糕。由于连日雨淋和露宿，澳新骑兵患上严重的感冒。路面湿滑，英军的马和骆驼都几乎无法行走，更别提为先头部队提供弹药和配给了。此外，伤员撤离也越来越难。经过数日的激战，土耳其人没有一丝投降的迹象，而且土耳其骑兵骚扰英军在约旦河与萨尔特的阵地，威胁他们的撤退线路。到3月30日下午3时许，英军指挥官承认无法攻占安曼，遂下令全线撤退。

奥斯曼军乘胜追击，从安曼一直追至萨尔特。当英军开始将伤员和储备物资撤离萨尔特时，当地百姓陷入恐慌。洗劫一空的政府大楼象征着他们对奥斯曼帝国的背叛，他们也知道，一旦土耳其人归来，报复必然会发生。因此，5500名基督徒和300名穆斯林背井离乡，随英军撤到耶路撒冷。一名英军士兵在日记中记下民众在英军撤退的混乱中所遭受的苦难：“一名青年驮着他的爷爷，驮了整整13英里！男女老少都被沉重的包袱压弯了腰，头上还顶着一个炖锅或洗菜盆。挡道的小公牛被装甲车压死，载重过多的驴子又被骆驼践踏。”[15]

英国报纸宣称英军“突袭”安曼成功，但在实际作战中前线士兵共死亡200人，受伤1000人，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正如一名新西兰骑兵总结的：“英军对敌军造成的损害远不足以抵消其自身遭受的重大伤亡。”虚传捷报的各大头条“让报道在真相面前显得多少有些滑稽”。[16]

正当英军撤离外约旦之际，费塞尔的军队对马安重新发动了进攻。近期奥斯曼军调派部队前往安曼加强防御，马安的奥斯曼守军兵力因此减弱，这给了阿拉伯部队一个机会，突破这座几乎固若金汤的城镇。

这次的计划也是先从北面和南面切断马安与外界的联系，再对城中心发动直接进攻。4月12日，阿拉伯部队参谋长贾法尔·阿斯克里率领一个步兵营、一门大炮以及400名贝都因骑兵，攻击北面的雅尔都那（Jarduna）火车站。他们于黎明时分抵达火车站，开始用18磅重野战炮发动炮击。步兵在推进中遭到奥斯曼守军猛烈的火力反击。阿斯克里一直等待贝都因骑兵发起攻击来缓解步兵的压力，可他发现这些部落兵“漫无目的地来回转悠”，只得用“感情激烈的长篇训斥让他们明白，如若他们不发起进攻牵制住敌军，自己的同伴将会被屠杀殆尽”，促使他们展开行动。随后，部落兵冲向火车站，迫使站内200名守军投降。他们把火车站洗劫一空，缴获了那里的武器、弹药和军用补给。当天晚上，T. E. 劳伦斯和休伯特·扬赶到，将雅尔都那以南的铁路桥炸毁，切断马安北面的通道。[17]

同一天晚上，努里·赛义德率军对马安南部的盖迪尔哈吉火车站发动进攻。穆罕默德·阿里·阿杰卢尼指挥一个步兵连攻打该火车站。由于两名军官之间的个人恩怨，部队内讧，阿杰卢尼只得和阿斯克里一样，用“激情的训斥”重整秩序。一支法国炮兵连和一队机枪手为进攻部队提供火力支持，另外还有由霍威特部落赫赫有名的奥达·阿布·塔伊率领的几百名贝都因骑手助阵。和攻打雅尔都那火车站时一样，他们在黎明时分发动进攻，炮击盖迪尔哈吉火车站长达两小时。大多数奥斯曼守军一早就投降了，但有一个战壕里的士兵顽强抵抗了数小时才束手就缚。

阿拉伯起义埋下的深仇大恨在盖迪尔哈吉暴露。一位阿拉伯指挥官手下曾有一位上尉，据传被土耳其士兵俘获后饱受折磨，最终被活活烧死。这位指挥官就此事质问了300名奥斯曼战俘，并命令他们在自己的队伍中选出四人处以死刑，以慰该惨死上尉的在天之灵。不过，他还未来得及采取任何行动，就有其他阿拉伯军官介入，确保战俘们得到人道的对待。随后，部队继续展开行动，破坏五处桥梁和900余码铁轨，由此切断马安南面的交通线路。[18]

马安与外界的联络断绝，阿拉伯部队便对城内的奥斯曼驻军发动正面进攻。4月13日，他们占领了马安以西一处名叫锡姆纳（Simna）的高地。两天后他们攻打火车站，这一仗打了整整四天，双方死伤惨重，成为阿拉伯起义中最血腥的一次战斗。贾法尔·阿斯克里强烈谴责了法国炮兵连，这支队伍由法国驻汉志使团的罗萨里奥·皮萨尼上尉率领，在战斗的第一天就用光了弹药（据阿斯克里称，事实上是战斗的第一个小时）。

这位阿拉伯指挥官对他的法国盟友毫不信任，他指控他们支持法国在《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既定利益多过支持阿拉伯战事。“皮萨尼上尉曾反复提醒我们，他只能陪我们到叙利亚边境，法国不会为阿拉伯人在边境以外的行动提供帮助，”阿斯克里回忆称，“皮萨尼的这种表态无疑是法国居心叵测的印证。”不过，见证马安战争的T. E. 劳伦斯姑且相信皮萨尼。“我们发现每打一发炮弹，皮萨尼就绝望地攥一次拳头，”劳伦斯写道，“他说他曾恳求努里不要在他缺少弹药的这时候发起进攻。”之后，埃米尔费塞尔给法国战争部拍电，感谢法军在马安的“良好表现”，并希望“所有的炮兵都受到奖赏”。身为阿拉伯起义领导者的他，比其他阿拉伯军官更懂得外交手腕。[19]

经过三天的激烈对战，阿拉伯部队成功占领土耳其军在马安附近的三条战壕。奥斯曼指挥官知道铁路已被切断，他们将再也得不到增援和弹药补给。一些军官下令坚守到最后一刻，另一些则希望与阿拉伯部队展开公开谈判，商议投降条款。马安居民知道与费塞尔一起作战的贝都因人会洗劫他们的家园，因此也加入奥斯曼军。500名当地居民于第四天和守军站到一起，对补给短缺的阿拉伯部队展开新一轮坚决斗争。

战斗到第四天，阿拉伯部队疲惫不堪。他们已有数日没有火力掩护，直接暴露在奥军的枪林弹雨下。他们的贝都因骑兵于两日前撤退，正规军步兵认为这是他们没有信心的表现。由于阿拉伯部队中有一半多的军官非死即伤，纪律也开始涣散。因此，阿斯克里只好极不情愿地宣布撤退。他们在马安失去了90余名阿拉伯士兵，另有200多人受伤—虽然这一数字与西线的相比微乎其微，但却已是阿拉伯人起义以来遭受的最大损失。

面对这次空前的失败，埃米尔费塞尔及其参谋长极力想要重振军队的士气。费塞尔做了一番激励演讲，贾法尔·阿斯克里则提醒将士们，撤退并不意味着失败，一旦他们拥有了足够的炮弹，他们就会继续勇往直前，占领马安。根据在场的一位军官称，这些讲话确实提升了正规军中叙利亚和伊拉克人的士气，但此役给哈希姆家族在外约旦威望的损害在短期内将无法恢复。[20]

1918年3月21日，德军在西线已取得重大突破。与俄国达成和约后，同盟国能从东线调派部队前往西线作战，这令他们的部队相比协约国拥有决定性的数量优势。德军指挥官决定赶在美国之前行动。美国自去年加入一战后，为协约国带去足够的兵力，大大改变了双方的实力对比。“米夏埃尔行动”以英军在圣康坦的一处薄弱点为目标，在一阵压倒性的炮击之后，德军席卷了前方的英军阵地。待到第一天的战斗落下帷幕时，德军向前推进了8英里，并占领了近100平方英里的法国领土。为取得这些战果德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英军的损失也极为严重—一天之内损失超过3.8万人，其中2.1万名士兵被敌军俘获。[21]

埃及远征军几乎第一时间就感受到德军开春这次攻击的后果。3月27日，英国战时内阁命令艾伦比在巴勒斯坦采取“积极防御”，他的步兵师需准备立即赶赴法国。截至1918年中旬，约有6万名久经沙场的步兵从埃及和巴勒斯坦被送往法国，由印度的新兵接替他们驻守原地—这些没有经验的菜鸟，需要严酷的训练才有能力投入作战。[22]

在实行“积极防御”措施和将最精锐的部队用船运至法国之前，艾伦比在外约旦做了最后一次努力。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这次战役时机并不成熟，策划也欠周密。从各方面看，艾伦比都是把他的部队送入了虎口之中。

艾伦比的作战计划是确保手下骑兵主力成功渡过约旦河，以保护从约旦河谷到安曼高原的三条干道。随后，骑兵部队将登上山谷，重新占领萨尔特，并在当地构筑阵地，防止敌军反攻。随后，澳新骑兵将策马下山，从后方攻打位于舒纳特尼姆林（Shunat Nimrin）的土耳其驻军，逼迫其投降。善战的巴尼沙基尔部落已与艾伦比的手下谈判，同意阻断约旦河谷与安曼高原间关键的第四条通路，实现对萨尔特和约旦河谷奥斯曼军的包围。如此一来，英军便能轻松占领安曼及高地。[23]

然而，艾伦比的部下认为他的这一计划不切实际。沙漠骑兵团指挥官哈里·肖韦尔将军认为，奥斯曼军已料到他们将会发起进攻。由于德军经常成功截获英军的无线电通信，这种可能性确实较高。贝都因人也有可能已经将英军的计划透露给奥斯曼军。艾伦比计划对贝都因人委以重任，这让肖韦尔极为不适，这位澳大利亚将军不相信这些部落兵在激战中还值得信赖。事实上，外约旦有一些部落，如巴尼沙基尔，内部分为哈希姆派和奥斯曼派。如果与艾伦比部下展开谈判的是奥斯曼军的那一派，那么他们的行动计划肯定早就已经被利曼·冯·桑德斯获知。

通过两件事能看出来巴尼沙基尔部落有叛变之嫌。第一，部落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艾伦比的进攻日期，他们宣称只能阻断通往舒纳特尼姆林的道路至5月4日。而这个看似随便定下的日期，其理由非常空洞：据称那天之后他们就需转移营地，以重获补给。巴尼沙基尔迫使艾伦比在有限的时间内发动攻击，这似乎对奥斯曼军有利。更糟糕的是，该部落并未将通往舒纳特尼姆林的战略要道封锁至商定日期，令英军的计划还没开始就注定失败。[24]

4月30日太阳升起之前，第一支澳大利亚骑兵部队穿过约旦，成功占领了指定地点。8时30分，英军发起进攻的消息传至利曼·冯·桑托斯那里，他下令进行反攻，打了入侵者一个措手不及。利曼已秘密在巴勒斯坦新部署大量的援军，其中包括高加索的一支骑兵旅，以及数支德国步兵团。德军和奥斯曼军还修建了一处隐蔽的浮桥，方便这些部队快速往返约旦河的东西两岸。在利曼的指挥下，这些部队跨过约旦河，前去与入侵者交战。

艾伦比的骑兵队顿时寡不敌众，无奈放弃了约旦河谷与萨尔特之间四条通路中的两条。另外，舒纳特尼姆林那条通道仍然对土耳其军开放，不见巴尼沙基尔部落兵的踪迹。这意味着英军只能通过仅剩的一条通道抵达萨尔特，或从萨尔特撤离，这条道路还时刻面临着被奥斯曼军和德军切断的危险，这两支军队的实力远超艾伦比的预期。

援军穿过约旦赶来救助被困的埃及远征军，他们与威胁切断英军通路的奥斯曼军展开激烈对战。经过四天的战斗，英军弹药和配给告急，肖韦尔请求艾伦比允许撤退，萨尔特也因此被再度放弃。至5月4日，所有幸存的士兵都已安全撤回巴勒斯坦，但埃及远征军还是阵亡214人，近1300人受伤。正如一位英国士兵总结：“第二次攻打萨尔特的行动简直就是一团糟。”[25]

耶路撒冷陷落5个月后，奥斯曼军以令人震惊之势收复了大片领土。与俄国重新言和令帝国收回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并彻底消除高加索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军事威胁；战时秘密分治协定的败露令英法两国和哈希姆家族名声扫地；伊尔德鲁姆集团军成功遏制阿拉伯军队在马安的势头，并在安曼两度挫败艾伦比的部队；加上德国开春后在西线发动的攻击突破了英法两军阵线，奥斯曼军似乎已经胜利在望。

这些动向对外约旦的民众舆论产生了极大影响。在萨尔特，人们志愿加入奥斯曼军。一位法国情报员报告称：“村庄首领正在为大批志愿参军的人登记。居民们说：如果过去与力量如此薄弱的土耳其军对阵，英国人都不得不撤出萨尔特，那么如今奥斯曼军实力渐长，他们不可能再往前推进了。这就是我们必须和土耳其人保持良好关系，博得他们同情的原因。”外约旦居民对费塞尔部队的信任也开始动摇，他对外约旦中部各部落发起的呼吁再无人响应。一名为法国情报机构服务的当地情报员解释称：“阿拉伯人会这样回复费塞尔：你占领了塔菲拉然后撤退了；英国人两次攻取萨尔特，也撤退了。如果我们对土耳其人宣战，我们担心，等我们的士兵死伤殆尽后，你还会抛弃我们。”[26]

由于艾伦比手下经验丰富的老兵调离，填补空缺的都是新兵，他不得不将在巴勒斯坦的进一步行动推迟到秋天。开春这场灾难性的战役给埃及远征军带来的唯一好消息，就是两次攻打安曼使奥斯曼军调用其在巴勒斯坦的驻军前来巩固外约旦的防御阵地。由于埃及远征军最后一击的目标是巴勒斯坦而非外约旦，这样的兵力调度对艾伦比有利。

在奥斯曼军遏制艾伦比部队在巴勒斯坦行动的同时，恩维尔帕夏极力试图加强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实力。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与俄国签署了和约后，恩维尔及其同僚发现，可趁俄国忙于革命和内战之际收复失地。尽管与俄国的战争已经结束，但恩维尔在东线仍然亟需兵力。

早在1918年2月时，奥斯曼军就开始收复战争中被俄国侵占的领土。2月24日，奥斯曼军进入特拉布宗，中途未遭到任何抵抗。相反地，一支俄国铜管乐队已经准备好迎接他们的到来，当地的权力真空最终得到解决。精力充沛的土耳其军继续朝埃尔祖鲁姆进发，并于3月11日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该地区。配给短缺的土耳其士兵对俄军留下的补给物资惊诧不已—足以供应他们到3月24日，那时他们已推进至奥斯曼帝国1914年的边境。[27]

土耳其人越过1914年的边境，试图进一步推进至1878年割让给俄国，但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重新收复的三大行省。这时，他们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将光复奥斯曼领土看做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但另一方面，在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之间建立缓冲国又符合帝国的利益。俄罗斯帝国分崩离析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应运而生。同这三个相对弱小的国家为邻，比与大俄罗斯接壤要安全得多。但问题在于，三大行省中的巴统位于格鲁吉亚境内，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又属于亚美尼亚。如何能收复这三大行省，同时又不扰乱他们在高加索边境的这些新邻居，就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大挑战。

土耳其军于4月19日进入巴统，4月25日占领卡尔斯。他们开始准备在这两个行省发起公民投票，因为根据《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规定，公投通过后，这些行省便能合法并入奥斯曼帝国。公投由奥斯曼军负责组织，由土耳其公务员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监督，只有男性有权参与投票。最终，投票结果可想而知：97.5%的选民希望行省重新并入奥斯曼帝国。公投的全过程被写入1918年8月11日出台的帝国政令之中，时任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穆罕默德六世，瓦希德丁，在政令中同意当地自愿回归，再次成为奥斯曼帝国“受神灵庇护的土地”之一。

然而，奥斯曼人在收复三大行省后又想要回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他们遭到了德国盟友、布尔什维克和英国人的一致敌视。巴库石油储量丰富，是高加索地区最有价值的城市。德国自从开战以来就把这座里海城市据为己有，而且他们在1918年夏天亟需石油资源。从波斯向巴库推进的英军也决心不让德国和奥斯曼帝国染指该地区。

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组成的达什纳克，在巴库建立了人称“巴库公社”的暴力革命政权，布尔什维克便通过该公社间接掌控着巴库。1918年3月，公社的部队大肆屠杀占阿塞拜疆多数人口的穆斯林，致使1.2万人遇害。幸存的穆斯林有一半逃到相对安全的农村避难。当阿塞拜疆的穆斯林呼吁奥斯曼帝国施以援手时，恩维尔帕夏迅速采取救援行动—同时也趁机扩大奥斯曼帝国在这座里海石油城的影响。

1918年6月4日，奥斯曼军与阿塞拜疆结成友好联盟。阿塞拜疆人希望奥斯曼帝国能出兵，帮助他们解放被布尔什维克控制的领土，而德国对土耳其人向巴库推进感到怒不可遏。柏林经过协商，决定由德国军事统帅—埃里希·鲁登道夫和保罗·冯·兴登堡出面，建议恩维尔将军撤回《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承认的边境内，并把高加索部队调派到更为紧迫的阿拉伯阵线去。但恩维尔对他们的“建议”置之不理，继续命令军队向巴库前进。趁着巴勒斯坦尚且平静，恩维尔抓住时机，试图在这瞬息万变的地缘政治局势之中确保奥斯曼帝国的利益。他的理由是，拿下巴库后，他可以从那里调派军队向南朝美索不达米亚方向推进，并重夺巴格达。

恩维尔将高加索的志愿兵组合为高加索伊斯兰军，命令该部队带头“解放”巴库。他委任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努里帕夏统领这支志愿军。努里帕夏曾在1915至1916年间，与贾法尔·阿斯克里一道参加了西部大沙漠的赛努西战役。这次，努里呼吁大家积极参军，但民众的反应却不温不火。因此，恩维尔只好调遣一个步兵师前来加强高加索伊斯兰军的实力。8月5日，高加索伊斯兰军对巴库发起首轮进攻，但布尔什维克的炮火猛烈，而且突然杀出一支英军分队，最终他们不得不撤退。努里紧急要求增派援军，于是恩维尔再次调拨两个兵团协助高加索伊斯兰军攻打巴库。他们最后于9月15日占领该地区—此举不是为了将巴库加入到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之中，而是为了让阿塞拜疆这个新兴国家能够成为后沙皇时代，高加索地区一支忠于奥斯曼帝国的力量。

恩维尔成功收复奥斯曼帝国在高加索地区的领土，还把奥斯曼帝国的势力扩大至与安纳托利亚东部毗邻的各个新兴国家。如果奥斯曼帝国最终取得一战的胜利，恩维尔或许会被称赞为一个目光深远，保护了国家东部领土的卓越政治家。然而，就在奥斯曼军进入巴库不到数日，艾伦比的部队便突破了前者在巴勒斯坦的防线。由于分散了奥斯曼军在更为关键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兵力，恩维尔的高加索战役后来更多被看做导致帝国灭亡的草率举动。[28]

到1918年夏，协约国部队已经遏制了德国在西线的势头。英国政府再次敦促艾伦比，以其现有力量向奥斯曼军发动新一轮进攻。到7月中旬，艾伦比告知陆军部，他计划于秋季重新发起进攻。随后，这位埃及远征军指挥者便开始认真筹划起来。

艾伦比善于诈术。在1917年10月31日的贝尔谢巴战斗中，他曾不遗余力地诱使奥斯曼军相信他将第三次攻打加沙，从而将对方的兵力从真正的进攻目标上引开。现在，艾伦比又再次精心准备佯攻安曼，来掩盖自己的真实目标：巴勒斯坦地中海沿海地区的奥斯曼军阵地。

对于这场即将来临的战斗，艾伦比的部队虽并未接受过相关的基础训练，但艾伦比让他们用木头和帆布制作真实比例的马匹模型，总数约有1.5万个。在夜色的掩护下，他将骑兵和步兵逐步从约旦河谷转移至沿海的朱迪亚山脉，并在那里搭起伪装帐篷，以防德国空军发现他们。士兵将木头和帆布做成的模型留在原地替代真正的马匹，并乘着骡拉雪橇在约旦河谷干燥的土地上穿梭，假装是骑兵进攻扬起的尘土。工程兵忙着架桥横跨约旦河，还特意从废弃的总部发出无线电信号。

阿拉伯部队主要负责将奥斯曼军的注意力引至外约旦地区。贾法尔·阿斯克里的正规军规模已达8000人，并有英军装甲车、法国炮兵、埃及骆驼兵团，还有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飞机相助。此外，谢里夫纳希尔已成功动员数千名贝都因部落兵投身阿拉伯起义。9月初，阿斯克里及其主力部队仍在马安周边地区，而在安曼东边50英里外一处名为阿兹拉克的绿洲中，已有一支1000名阿拉伯士兵组成的分队进驻。这支分队的突然出现，也令阿拉伯人即将攻打安曼的谣言散播开来。事实上，费塞尔部队接到的命令是攻克德拉，以切断汉志铁路与海法支线的这一重要联结点。

9月16日，英国皇家空军对德拉发动空袭，目标是扰乱奥斯曼军视听，促使利曼·冯·桑德斯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保卫汉志铁路上。T. E. 劳伦斯率领配备装甲车的阿拉伯部队，向德拉南部的铁路线发动进攻，并成功摧毁一座桥梁。第二天，阿拉伯主力军几乎毫发无损地破坏了德拉以北的铁路线。奥斯曼军急忙前去修复铁路，利曼还从沿海港城海法召集后备军前来加强德拉的防御力量—这些行动正中艾伦比下怀。

为了确保不走漏关于进攻行动的半点细节，直到三天后，行动开始的前一刻，艾伦比才告知手下的旅团级军官进攻的真正目标。至此，他已在雅法北部的地中海地区成功调集了3.5万名步兵和9000名骑兵，并配有近400门重炮提供火力支援。而另一边，土耳其军以为敌军即将攻打外约旦，遂把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了该地区，海岸线的防御力量不过1万名士兵和130门大炮。[29]

进攻开始前两天，一名印度士兵逃离英军，向奥斯曼军投诚。在奥斯曼和德国军官的质问下，这名印度人把自己知道的关于接下来这场战役的消息全部抖了出来。据他透露，英军将在9月19日发动进攻，袭击奥斯曼军的地中海防线，而他自己，根据利曼的记载，“想要逃离”这场行动。然而，艾伦比的欺瞒战术实在做得滴水不漏，以至于利曼及其部下都认为这名逃兵是在蓄意提供假情报。阿拉伯部队在阿兹拉克集结并攻打德拉，这一事实让利曼深信，协约国意在切断他的交通主干道—汉志铁路。因此，他进一步加强外约旦的防御力量。[30]

9月19日，在黎明到来前，英军终于不再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开始对雅法北部的奥斯曼军战壕发起猛烈炮击。每分钟发射炮弹约一千发，这种阵势对于第一次上战场的许多印度新兵来说，实在有点喘不过气。“机枪的扫射和炮弹攻击实在太过猛烈，”一名锡克教士兵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这样描述道，“我们其他什么也听不见，在那个地方，是敌是友都难以辨认。大地都被震得发颤。”[31]

炮击一结束，来自英国和印度的步兵便冲向已被炮火摧毁的奥斯曼军战壕，在第三、第四道防线上与敌军短兵相接。土耳其人能撤的都走了，其余的只好投降。在行动的前两个半小时里，英军步兵冲破土耳其人的防线，并向前推进了7000码，为骑兵入侵巴勒斯坦北部开辟道路。

步兵撕开奥斯曼军防线后，澳新和印度骑兵部队蜂拥而入，展开一连串进攻，旨在包围奥斯曼第七和第八军团，并夺取重要城镇。图勒凯尔姆就是他们第一批攻打的目标之一。战前，陶菲克·苏瓦伊迪曾在巴黎求学，并协助组织了1913年首届阿拉伯代表大会。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图勒凯尔姆任文职工作。和同伴们被隆隆的炮声“惊醒”后，苏瓦伊迪爬上屋顶，看见交战双方在10英里外的地方互相开炮，“炮火径直射向前线，双方都在往死里炮轰对方”。日出后不久，撤退的奥斯曼军像潮水一样涌入图勒凯尔姆，“英军从四面八方而来，俘获了余下的土耳其士兵”。[32]

英军飞机开始轰炸图勒凯尔姆，当地平民慌忙逃出城外。苏瓦伊迪与其他平民一起撤退到了附近的村庄，他在那里脱下官服，换上了巴勒斯坦农民的装束。就这样，苏瓦伊迪凭着这身粗衣，混入了不断扩大的逃兵队伍之中。他看着土耳其部队仓皇撤退，英军进驻，这场战争他已对奥斯曼帝国不抱任何希望，只想有朝一日能回到家乡巴格达。

英军骑兵飞驰越过巴勒斯坦北部，攻下多个重要城镇和道路枢纽，完成了对奥斯曼第七和第八军团的包围—这两个军团曾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伊尔德鲁姆集团军的主力。9月20日清晨，拜桑（Baisan）和阿富拉均已被英军占领，奥斯曼军的电话线路也被摧毁。由于通讯中断，土耳其与德国军官对英军的推进和奥斯曼军的损失都一无所知。

行动开始24小时后，身处拿撒勒总部的利曼惊诧地发现英军出现在了城郊。由于英军被一次次的巷战拖住脚步，这位德国指挥官最后才侥幸逃脱。一名印度士兵在家信中写道：“最蹊跷的是在这里（指拿撒勒），还俘获敌军的一些飞机和飞行员，也就是说，地上的骑兵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将天上的飞鸟手到擒来。”虽在拿撒勒遭遇顽强抵抗，英军最终还是于9月21日占领了该城镇。[33]

到了行动第三天，英军已掌握巴勒斯坦山区的各个重要城镇，并控制吉斯尔迈杰米（Jisr al-Majami）处横跨约旦河的主要铁路桥。自9月21日从西岸逃往外约旦的每一条路线都被切断后，奥斯曼第七和第八军团便动弹不得，数万名士兵陆续向英军投降。至此，英军只差阿克里和海法就拿下巴勒斯坦全境。9月23日，英国和印度骑兵攻下了这两座北部港城。

牢牢掌握巴勒斯坦后，艾伦比开始将目标转向外约旦。新西兰骑兵旅眨眼间攻占了萨尔特（9月23日）和安曼（9月25日），驻马安的4000名奥斯曼守军接到命令退至安曼，准备联合大马士革的奥斯曼第四军团做最后一搏，却不料被澳大利亚第二轻骑旅在半道截击。土耳其士兵同意投降，但由于被充满敌意的阿拉伯部落包围，他们拒绝放下武器。于是，俘获者和被俘者都拿着枪械，一道向安曼进发，直到土耳其人确信自己不会受到贝都因人攻击后，才同意交出武器。

奥斯曼军退至叙利亚首府大马士革，于是阿拉伯部队和艾伦比率领的埃及远征军准备联手攻打该城市。9月26日晚至27日凌晨，阿拉伯部队席卷了德拉，第二天在当地与英军会合。他们即刻朝大马士革进发，同时澳新和印度骑兵绕道巴勒斯坦北部，切断奥斯曼军向西朝贝鲁特，以及向北朝霍姆斯的撤退路线。英军和阿拉伯部队从德拉出发，向正北的大马士革方向推进了70英里，一路对奥斯曼第四军团溃逃余部穷追猛打。9月30日，协约国部队抵达大马士革近郊。

随着艾伦比部队进入大马士革，巴勒斯坦战役的政治问题到了关键时刻。战争过程中协约国讨论了诸多分治方案，由此可见，艾伦比这次战役背后一直都隐藏着政治的考量。6月，他迎来两个营的皇家燧发枪团。这两个营的士兵都是犹太人，他们明确表示愿意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来换取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权。法国则派遣驻巴勒斯坦及叙利亚分队前来协助作战，以确保自身能长期占领叙利亚。该分队中有一个团的士兵全是法军从著名的穆萨山围困（为躲避土耳其人的血腥屠杀，亚美尼亚村民逃往穆萨山躲藏40天，直到路过的法军帮他们解围）中救出的亚美尼亚难民。而另一边，埃米尔费塞尔与他的支持者T. E. 劳伦斯在前线坚持哈希姆家族对叙利亚的主张，称叙利亚是未来阿拉伯王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随着巴勒斯坦战役在大马士革接近高潮，“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以及《贝尔福宣言》的有关各方都想在这场战役中拔得头筹。[34]

英军为奖赏他们的哈希姆盟友，同意由埃米尔费塞尔的阿拉伯部队接受巴勒斯坦的投降。不过，澳大利亚第三轻骑旅要率先进城。该骑兵队获准于10月1日横穿大马士革，以切断奥斯曼军往霍姆斯的退路。其实英军大可不必多此一举，因为早在他们入城的前一天晚上，最后一批奥斯曼部队已搭乘火车前往里亚格，将巴勒斯坦的控制权留给一群当地显贵，城中的土耳其旗帜也被谢里夫的旗帜取代，以迎接费塞尔部队的到来。澳大利亚人迅速离开大马士革前往指定地点，将巴勒斯坦留给谢里夫的部队。

谢里夫纳希尔从一开始便投身哈希姆家族起义事业，现代表自称阿拉伯国王的麦加谢里夫侯赛因入主大马士革。与他同行的还有两位极具影响力的贝都因酋长—奥达·阿布·塔伊和努里·沙兰，他们带领约1500名贝都因士兵支持费塞尔的战事。大马士革民众将哈希姆部队看做解放者，走上街头欢迎他们的到来。不过，当地的商家却担心自己要遭殃。事实也正如他们所担心的，贝都因人进城后不久便开始四处劫掠。英军和其他协约国部队紧接着也进入解放了的大马士革。兴高采烈的人群将奥斯曼军的撤退看做这场漫长恶战的终结，如此情感也将占领军感染。[35]

接下来的两天里，艾伦比抵达大马士革，埃米尔费塞尔也于10月3日到达，期间整座城市一直沉浸在欢庆的气氛之中。在阿拉伯起义中被派去支援T. E. 劳伦斯的英国军官休伯特·扬，开着一辆利曼·冯·桑德斯遗弃在大马士革的红色大奔驰，前来与费塞尔见面。他看见费塞尔这位阿拉伯王子“骑马走在一大队骑手前面”，“穿过狭窄的街道，街上挤满热情洋溢的大马士革人”。休伯特提出要载费塞尔去市中心，但费塞尔拒绝了，他宁愿骑阿拉伯战马，而不是坐德国豪车进入大马士革。

费塞尔骑马径直朝维多利亚旅馆走去，在那里他与艾伦比将军举行了历史性的首次会面。这本该是欢庆的时刻，却被分治的政治话题蒙上一层阴影。借此机会，艾伦比在劳伦斯的翻译下，向埃米尔费塞尔告知新的管治安排。根据《贝尔福宣言》，阿拉伯政府对巴勒斯坦并不享有控制权。为遵从《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给予法国的利益，阿拉伯政府应将黎巴嫩交由法国管理。遵照法国意愿，费塞尔要确保谢里夫的旗帜从贝鲁特的公共建筑上撤下。最后，只要战争仍在持续，艾伦比就对协约国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享有最高统治权。[36]

结束了与艾伦比的会面后，费塞尔移步前往市政大厅接受大马士革公众的欢迎。但与艾伦比见面后再被拥戴为大马士革的解放者，不知道费塞尔对此会作何感想。

余下的这个月里，英军对奥斯曼军穷追猛打，占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所有重要城市。自9月19日英军开始行动后，奥斯曼军从未成功筑起防线阻挡敌军前进的脚步。10月26日阿勒颇的陷落标志着战役结束，英军至此实现了所有战略目标。奥斯曼军在叙利亚的军队被摧毁后，帝国将被迫退出一战。协约国以极其微小的代价—5666人阵亡、受伤或失踪—完成了这一目标。土耳其人的死伤情况并无官方记载，但据英军称，他们俘获了7.5万名战俘。[37]

随着奥斯曼军在叙利亚失利，同盟国也最终覆灭。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协约国阵营。1917年7月1日，希腊对同盟国宣战。8月，中国也向同盟国宣战。南美诸国不是对德宣战，就是与其断交。不过，美国远征军的加入才真正让协约国彻底扭转乾坤。在对德宣战18个月后，美军规模从原先的10万人激增至400万，其中200万士兵被派到海外作战。而另一边，德国及其盟友经历了四年的血雨腥风，再无多余兵力和物力来迎接美国的挑战。

保加利亚第一个宣布战败，1918年9月30日在萨洛尼卡与法军指挥官达成停战协议。保加利亚的投降使土耳其和德国之间交通中断，令支撑奥斯曼军战事至今的德国武器和补给无法运抵帝国境内。德国的末日也就在眼前。协约国部队在西线取得一连串胜利，迫使德军节节败退。当听闻德国向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表态，希望他能在德国与英法两国之间斡旋时，青年土耳其党人知道他们除了同样求和，已别无选择。

在伊斯坦布尔，奥斯曼政府陷入一片混乱。以塔拉特帕夏为首的联合派内阁于10月8日集体辞职。大维齐尔塔拉特、战争大臣恩维尔，以及前叙利亚最高指挥官兼海军大臣杰马勒—这三大执政巨头对奥斯曼帝国的战时决策负有共同责任。若由此三人前去与战胜的协约国展开谈判，只会让事态更为复杂。整整一星期，奥斯曼帝国处于无政府状态，找不到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带领帝国上下宣布投降。最终，曾指挥奥斯曼高加索军的艾哈迈德·伊泽特帕夏同意组建新政府，签署和约。

新政府派出级别最高的战俘前去与英国协商停战事宜。查尔斯·汤申德将军，曾任库特阿马拉英军指挥官的他在围困结束后，一直在马尔马拉海王子群岛上的一处别墅里安度余下的战争时光。由于接受了奥斯曼军的优待—尤其是考虑到其他库特幸存者的悲惨遭遇—汤申德一度威名扫地。现在，他被派往莱斯沃斯岛，传达奥斯曼帝国退出战争的决定。[38]

英国地中海分舰队指挥官，萨默赛特·高夫—考尔索普上将，邀请奥斯曼帝国代表团前往利姆诺斯岛接受停战条款。选择这个地点实在是往奥斯曼帝国的伤口上撒盐：该岛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割让给希腊，加里波利战役期间，岛上的穆兹罗斯港还曾被英国用作军事基地。经过四天的谈判，英国和奥斯曼帝国代表终于敲定了停战条款。10月30日，双方在经历过加里波利战役、伤痕累累的“阿伽门农”号上签订了停战协议。

停战条款本身并不苛刻。考尔索普上将只负责确保奥斯曼帝国完全投降，更为严苛的和约条款则留给政治人士去拟定。根据双方达成的停战协议，奥斯曼帝国应对协约国舰队开放海峡，在密布水雷的海域清扫出一条安全通道，并将达达尼尔海峡的各个要塞交由协约国控制。奥斯曼帝国士兵即刻全部复员，所有海军船只交给英法两国。交通通讯网络，包括铁轨、电报及无线电设施都将由协约国负责监督。德国和奥地利部队有一个月时间撤出奥斯曼帝国领土。之前被俘获的协约国人员以及任何被关押的亚美尼亚人都应运至伊斯坦布尔，“无条件交给”协约国，但奥斯曼战俘将继续被协约国关押。[39]

《穆兹罗斯停战协定》将成为奥斯曼帝国未来的一块心病。该协定两次提及亚美尼亚人，旨在提醒奥斯曼当局要对其在战争期间所犯的反人类罪行负责。此外，该协定暗示着未来还会有分治方案，要求奥斯曼军撤出法国主张的奇里乞亚地区，还规定协约国有权为确保自身安全占领“任何战略地点”，并将确保协约国有权在“混乱时期”占领六个“亚美尼亚人聚居行省”中的任意部分。当土耳其代表签署了这份文件时，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亚美尼亚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六个行省享有充分的权力。

根据停战协定的相关规定，战争双方将于1918年10月31日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在与俄国停战近一年后，奥斯曼帝国的战事画上了句号。11天后，即11月11日，德国也投降了。奥斯曼帝国出人意料地坚持到了最后，但他们的坚韧并未换来任何好处。漫长的战争只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令他们战败时更为绝望。

士兵们为自己能活过战争而欢欣鼓舞，个个归心似箭。一位印度士兵用乌尔都语写信给他的兄弟称：“如今是该乘风破浪，扬帆归航了。此时此刻，或许一切的风浪都已过去，我们终于能平静地回到印度。”他的这番话代表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曾在奥斯曼帝国阵线上痛苦挣扎，最终挺过一战的所有士兵的共同心愿。[40]

[1] NARA, Trebizond, Turkey, vol. 30, Miscellaneous Record Book, 1913–1918, entry of 23 March 1917. 在俄国占领特拉布宗期间，美国领事馆持续开放，且领事记录下了简要政治日志，后来的引用皆出于此。另见Michael A. Reynolds, Shattering Empires: The Clash and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and Russian Empires, 1908–191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67–190；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24–235.

[2] 关于俄国公开《赛克斯—皮克特协定》和杰马勒帕夏对哈希姆家族的态度，参见 George Antonius, The Arab Awakening (London: Hamish and Hamilton, 1938), 253–258；Ali Allawi, Faisal I of Iraq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08–112. 杰马勒帕夏提及在英、法、俄、意之间达成的协定，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已公布了1917年《圣尚—德莫列讷协定》，其中意大利阐明了自己对奥斯曼帝国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领土主张。

[3] Scott Anderson称T. E. 劳伦斯早在1917年就与费塞尔分享了《赛克斯—皮克特协定》的具体内容，但并无直接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参见 Scott Anderson, Lawrence in Arabia: War, Deceit, Imperial Foll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13), 270–272；关于马克·赛克斯爵士和乔治·皮克特去吉达向谢里夫侯赛因作简要汇报，ibid.，314–319.

[4] 1918年1月的“The Hogarth Message”，见J. C. Hurewitzed.,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110–111.

[5] “Communication from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the King of the Hejaz, February 8, 1918,”reproduced in Antonius, Arab Awakening, 431–432.

[6] T. E. Lawrenc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A Triumph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and Co., 1936), 341.

[7] 穆罕默德·阿里·阿杰卢尼已从奥斯曼军中叛逃，加入阿拉伯起义。他参与了防卫塔菲拉，这一点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所描述，Dhikrayat`an al-thawra al-`arabiyya al-kubra [回忆伟大的阿拉伯起义] (Amman: Dar al-Karmil, 2002), 58–59. 奥斯曼军阵亡200人，另有250人被俘，而阿拉伯方面死亡25人，另有40人受伤。James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T. E. Lawrence and Britain’s Secret War in Arabia, 1916–1918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225–227.

[8] Lieutenant Colonel Guy Powles, cited in Terry Kinloch, Devils on Horses: In the Words of the Anzacs in the Middle East, 1916–19 (Auckland: Exisle Publishing, 2007), 252.

[9] Alec Kirkbride是阿拉伯军的英国顾问，在An Awakening: The Arab Campaign, 1917–18(Tavistock, UK: University Press of Arabia, 21)中提到，他要在亚喀巴弄一个鸽棚，“必要时就能给我提供鸽子，以便传递我的报告”。

[10] Jafar al-Askari, A Soldier’s Story: From Ottoman Rule to Independent Iraq (London: Arabian Publishing, 2003), 138.

[11] Bernard Blaser, Kilts Across the Jordan (London: Witherby, 1926), 208.

[12] Otto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211.

[13] Cyril Falls and A. F. Becke, Military Operations: Egypt and Palestine from the Outbreak of War with Germany to June 1917 (London: HMSO, 1930), 2:1:348；A. Briscoe Moore, The Mounted Riflemen in Sinai and Palestine (Auckland: Whitcombe and Tombs, 1920), 115.

[14]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213.

[15] IWM, papers of D. H. Calcutt, diary entry of 1 April 1918; see also the diary of J. Wilson, 35. D. G. Hogarth,“The Refugees from Es-Salt,” Arab Bulletin (21 April 1918):125; Blaser, Kilts Across the Jordan, 216.

[16] Moore, The Mounted Riflemen，115. 官方统计数据为英军死亡200人，另有1000人受伤，奥斯曼军死亡400人，1000人受伤，这些数字见W. T. Massey, Allenby’s Final Triumph(London: Constable, 1920), 以及 Falls and Becke, Military Operations, Part 1, 347.

[17] Askari, A Soldier’s Story, 138–139.

[18] Ajluni, Dhikrayat, 67–68；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236.

[19] Askari, A Soldier’s Story, 136–137, 142–146; Lawrence, Seven Pillars, 520; Edmond Bremond, Le Hedjaz dans la guerre mondiale (Paris: Payot, 1931), 268–269.

[20] 马安镇民抵抗阿拉伯军队和从马安撤离后鼓舞士气的演讲，见Tahsin Ali , Mudhakkirat Tahsin `Ali, 1890–1970 [Tahsin Ali回忆录] (Beirut: al-Mu’assasat al-`Arabiyya li’l-Dirasat wa’l-Nashr, 2004), 70–71.

[21] David Stevenson, 1914–1918: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Penguin, 2005), 402–409.

[22] Falls and Becke, Military Operations, 2:2:411–421.

[23] Kinloch, Devils on Horses, 282–283.

[24] Falls and Becke, Military Operations，2:1:365–366.

[25] IWM, papers of D. H. Calcutt, diary entry of 6 May 1918, 49–50.其他关于第二次攻打外约旦的一手资料,参见A. l. Smith的日记；W. N. Hendr,“Experiences with the London Scottish, 1914–18”；Captain A. C. Alan-Williams, scrapbook vol. 2, loose-leaf diary,“Second Attempt to Capture Amman April 29th 1918”；J. Wilson的日记，36–38.

[26] French Military Archives, Vincennes, SS Marine Q 86, 21 May 1918, no. 23,“Jaussen”；French Military Archives, Vincennes, SS Marine Q 86, 29 May 1918, no. 31,“Salem ebn Aisa, Tawfik el-Halibi.”

[27] 以下分析汲取了Michael Reynold的杰出研究，Shattering Empires，191–251，以及W. E. D. Allen and Paul Muratoff的经典之作, Caucasian Battlefields: A History of the Wars on the Turco-Caucasian Border, 1828–19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457–496.

[28] Liman von Sanders对高加索战役的批判比任何人都要激烈，他在Five Years in Turkey 268–269页中称，运往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的额外物资应该更有效地运用，才能保障奥斯曼帝国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统治。

[29] Anthony Bruce, The Last Crusade: The Palestine Campaign in the First World War ( London: John Murray, 2002), 215.

[30]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274.

[31] 一位印度士兵的匿名信，时间为1918年10月28日，由英国审查官翻译，装订在巴勒斯坦的印度士兵信件集中。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D. C. Phillott Papers, GB 012 MS.Add.6170, 80–82.

[32] Tawfiq al-Suwaydi, My Memoirs: Half a Century of the History of Iraq and the Arab Cause(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13), 71.

[33]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D. C. Phillott Papers，信件日期为1918年10月20日，106–110.

[34] 皇家第38和第39燧发枪营还有一个更熟悉的名字，即犹太营，其相关资料参见 J. H. Patterson, With the Judaeans in the Palestine Campaign (London: Hutchinson, 1922). 关于法军在巴勒斯坦战役中的情况，参见Falls and Becke，Military Operations, 2:2:419, 473.

[35] 关于英军进入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人目击证词，参见 Tahsin Ali, Mudhakkirat, 78–82；Ali Jawdat, Dhikrayat, 66–72；Muhammad Ali al-Ajluni, Dhikrayat, 81–83.

[36] Hubert Young, The Independent Arab (London: John Murray, 1933), 256–257.

[37] Falls and Becke, Military Operations, 2:2:618; Erickson, Ordered to Die, 201.

[38] 关于库特之围中英国和印度战俘的遭遇，可见第十章。Charles Townshend, My Campaign in Mesopotamia (London: Thornton Butterworth, 1920), 374–385.

[39] 停战协议条款见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28–130.

[40]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D. C. Phillott Papers, GB 012 MS.Add.6170, letter dated 27 October 1918, 78.

小结
奥斯曼帝国的毁灭

奥斯曼帝国最终输掉了一战。这是一场国家灾难，但并非史无前例。自1699年起，奥斯曼帝国的大多数战争都以失败告终，不过帝国依旧屹立不摇。然而，一战后的和约谈判牵扯利益之广，对帝国来说是前所未有。一边是战胜方的主张，一边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奥斯曼政府被夹在其中，左右为难。与其说是因为一战惨败，还不如说是和约条款最终导致奥斯曼帝国的毁灭。

1918年11月13日，一支协约国舰队顺利通过清扫完水雷的达达尼尔海峡，驶进了伊斯坦布尔。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这座城市从开战以来一直都未被征服。现在它成了不设防的城市。42艘舰船由无畏级战舰“阿伽门农”号带头，驶向下游的多尔玛巴赫切宫，主宰了博斯普鲁斯水域。双翼机小队掠过英、法、意、希战舰，令人叹为观止。萨默赛特·高夫—考尔索普与其他军官一道登岸，由此开始掌管伊斯坦布尔。协约国士兵踩着军乐队的节奏，阔步走在该城街头，伊斯坦布尔的基督教居民像欢迎英雄一样欢迎他们的到来。

在伊斯坦布尔山顶的人群中，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看着协约国舰船抵港。这位亚美尼亚神父历经万难，侥幸逃过了种族屠杀，于1918年9月回到了家乡。在那之前，他的母亲和姊妹以为他已不在人世，早放弃了寻找。由于害怕再次被捕，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巴拉基昂一直在母亲和姊妹两家之间来回躲藏。这几日，他趁那些悲痛的记忆仍未褪去，加紧撰写他的“亚美尼亚各各他”，记录下自己目睹耳闻的人间悲剧。尽管如此，巴拉基昂还是想亲眼看着协约国舰队抵达伊斯坦布尔，见证标志着亚美尼亚人战时苦痛终结的这一刻。

为了掩盖身份，巴拉基昂身穿双排扣长外套，头戴一顶高顶黑色大礼帽，从伊斯坦布尔的亚洲部分坐船前往欧洲部分。渡他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土耳其船夫，并没有察觉到自己载的是一位亚美尼亚神父。“埃芬迪，”船夫懊恼地说，“我们可真是生不逢时啊！过去那可真是暗无天日啊！塔拉特和恩维尔已经把祖国给毁了，他们倒好，自己跑了，留我们在这受罪。谁能想到一支外国舰队能这么耀武扬威地进入君士坦丁堡，我们这些穆斯林还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巴拉基昂安慰船夫的话令他自己也吃了一惊：“这些黑暗的日子也都会过去的。”[1]

那天，德国将军奥托·利曼·冯·桑德斯也在人群之中。他作为德国军团长官来到奥斯曼帝国已有5年，最后还被任命为巴勒斯坦的伊尔德鲁姆集团军指挥官。9月，他从英军手中侥幸逃脱，后撤出叙利亚。在阿达纳他将剩余的奥斯曼兵力交由加里波利英雄—土耳其将军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指挥。随后，利曼返回伊斯坦布尔，监督德国部队按照停战协定撤出奥斯曼帝国。

利曼和巴拉基昂二人虽然对当天发生的事件持截然不同的立场，但他们对协约国舰队接管伊斯坦布尔的描述却惊人相似。城中建筑挂满了希腊、法国、英国及意大利的旗帜，人们把帽子抛向空中，相互拥抱，尽情欢庆。当天晚些时候，人们举杯畅饮，当地群众和占领者彼此称兄道弟。利曼和巴拉基昂对这种纵酒狂欢的庆祝方式均嗤之以鼻。利曼不屑地表示：“没人会对这些庆祝方式报以敬意。”而巴拉基昂则遗憾地说：“土耳其首都已然变成昔日的巴比伦。”[2]

当伊斯坦布尔的基督徒公开欢庆，绝大部分穆斯林则默默躲在紧闭的窗门后，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城市被协约国士兵占领，心中充满了羞耻和绝望。和帮助巴拉基昂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夫一样，他们的怒火都指向联合与进步委员会的领导层，是他们把战争的苦痛强加在无辜的民众身上，自己却在停战协定生效后随即逃之夭夭。

11月1日深夜，青年土耳其党领导集体登上一艘德国船，秘密逃离奥斯曼帝国。穆罕默德·塔拉特、伊斯麦尔·恩维尔和艾哈迈德·杰马勒与四名心腹顾问一道，乘船驶向黑海城市敖德萨，再从那里转陆路前往柏林。他们的德国盟友知道联合派将会面临战胜方的制裁，于是提供庇护，协助他们逃跑。另一边，奥斯曼帝国的报纸对联合派三巨头的潜逃行为公开表示愤怒，强烈谴责他们让整个土耳其民族为联合派的政策和战时罪行埋单—尤其是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3]

1918年11月，奥斯曼帝国议会与土耳其报纸围绕亚美尼亚大屠杀展开激烈讨论。到底有多少亚美尼亚人被政府的战时政策残害致死，官方至今都没有统一的说法。经奥斯曼帝国议会成员审议，约有80万至150万亚美尼亚平民被杀。不管人们相信的是最低或是最高估值，抑或是这个区间里的任一数字，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这场种族屠杀将会给奥斯曼政府与协约国之间的和约谈判蒙上厚厚的阴影。

协约国公开谴责奥斯曼政府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行径。对于土耳其人在战时所犯的反人类罪行，美国和英国尤其主张实施报复，以彰显正义。为了防止和约内容过于苛刻，新成立的奥斯曼政府决定成立军事法庭，对那些被控参与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人进行审判。他们希望国际社会将批判的火力集中在始作俑者青年土耳其党人身上，而不是整个土耳其民族。

1919年1月至3月间，奥斯曼当局下令逮捕了300名土耳其官员，其中包括多名行省总督以及联合派议会成员，还有一些较低级的地方官员。虽然逮捕行动事先并未声张，在深夜进行抓捕，但仍有许多人—像已流亡的三巨头及其顾问一样—缺席审判。主要的军事法庭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庭审对公众开放，政府的证据和法庭的判决在官方公报—《诸事历报》（Takvîm-i Vekâyi）上公布。

公开的起诉书中，青年土耳其党领导集体对屠杀亚美尼亚平民负有全部责任。公诉人坚称，“这些大屠杀是在塔拉特、恩维尔和杰马勒的命令下执行的，三人对此事完全知情。”他们引用阿勒颇一位官员的证词，这位官员称自己“从塔拉特本人”那里“接到了灭绝命令”，并相信“国家的福祉”取决于是否能将亚美尼亚人彻底消灭。一份作为呈堂证供的电报中，被控策划种族屠杀的巴拉丁·萨基尔博士要求马姆勒图拉齐兹（Mamuretülaziz）地区的总督“如实汇报”对当地亚美尼亚人的“清理”情况：“你在报告中称那些制造麻烦的人已被清除，他们是被消灭，还是仅仅被驱逐出城，去往别处？”[4]

目击证人的证词揭露了当时的奥斯曼政府对这场大规模杀戮的组织模式：官方先是张贴流放告示，随后口头下令施行屠杀。有证据显示，大屠杀的执行者是一批刑满释放的杀人犯，他们被动员起来组成武装团伙，充当“刽子手”的角色。公诉人找到有力证据，证明恩维尔的秘密情报机构—“特别组织”就是武装团伙的发起人。他们还提供有关大屠杀的大量证据，既有个人对数千人死亡负责的声明，也有行省放逐数十万人的报告。[5]

经过数月的审议，法庭判处18名被告策划实施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罪名成立。塔拉特、恩维尔、杰马勒，还有与他们一同流亡的巴拉丁·萨基尔和穆罕默德·纳齐姆等联合派重要领导人均被判处死刑。由于判定有罪的人中有15人缺席庭审，因此只有3名官职较低的被最终送上绞刑架。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指控约兹加特副总督穆罕默德·凯末尔杀害4.2万名亚美尼亚人，后者于1919年4月10日被处以绞刑。埃尔津詹宪兵队指挥官哈菲兹·阿卜杜拉·阿福尼于1920年7月22日被处死。第三名，也是最后一个被处死的是贝赫拉姆扎德·努斯雷特（Behramzade Nusret），他是巴伊布尔地区领导人，1920年8月5日被绞死。[6]

到1920年8月，显然军事法庭不打算将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主犯绳之以法。同样明显的是，这些审判无法使奥斯曼帝国逃脱严苛的和约。虽然军事法庭一旦完成使命便被束之高阁，但庭审记录提供了极其全面的证据，证明土耳其当局组织并实施了亚美尼亚大屠杀。自1919年以来，这些用奥斯曼土耳其语出版的记录便进入了公众领域。在这样的证据面前，任何试图否认青年土耳其党政府曾经策划组织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人都会显得十分可笑。

由于不甘心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就这样逃过追责，一组达什纳克的亚美尼亚民兵决定替天行道。自1921年3月至1922年7月，达什纳克人下令展开“复仇行动”，暗杀青年土耳其党的重要领导人。[7]

刺客首先瞄准了柏林，那里藏匿着许多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1921年3月15日，塔拉特帕夏被一位从埃尔津詹大屠杀中幸存的25岁青年击毙。索格门·特赫里瑞安（Soghomon Tehlirian），这位年轻的刺客随后被捕，并被送上德国法庭，但最终法院宣判无罪释放，理由是他在亚美尼亚大屠杀中遭受精神创伤和个人损失，应减轻他对刺杀行为的责任。另一名来自伊斯坦布尔的21岁刺客是阿尔沙维尔·什拉吉安（Arshavir Shiragian），他于1921年12月5日在罗马刺杀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得手，后又参与刺杀巴拉丁·萨基尔博士和特拉布宗行省总督杰马勒·阿兹米的行动，两人于1922年4月17日遇袭身亡。

三巨头中的另两位—杰马勒和恩维尔分别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死亡。亚美尼亚刺客追踪杰马勒帕夏—这位战时叙利亚总督至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1922年7月25日在当地将其杀害。刺杀自己的不是阿拉伯人而是亚美尼亚人，为此他本该感到震惊。在叙利亚，杰马勒由于杀害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而遭人唾弃，但他在叙利亚各个行省安顿了约6万亚美尼亚人—光1916年1月。尽管如此，他让幸存的亚美尼亚人为求活命改信伊斯兰教的做法，也等于是对亚美尼亚人另种方式的灭绝，这让他的人道行为劳而无功。昔日的执政三巨头中，只有恩维尔一人逃过了刺杀。这位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的一生，是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边界的杜尚别附近完结。1922年8月，他在一场领导穆斯林民兵对抗布尔什维克的战斗中身亡。[8]

截至1926年，当年被伊斯坦布尔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18人中已有10人死亡。对屠杀负次要责任的其余8人，虽然逃过一死，但法庭判处的罪名使他们余生都活在报复的阴影下。

如何让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放宽对他们的制裁，新上任的奥斯曼政府实在无计可施。从战争一开始，英、法、俄三国就已经对未来如何分治奥斯曼帝国领土进行了谈判。虽然俄国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撤销了领土主张，但后来的垂涎者随即补上。意大利和希腊都是较晚才开始与奥斯曼帝国为敌（意大利于1915年8月对土耳其宣战，希腊在1917年6月才加入战斗），但它们在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一事上表现出来的热情，却一点也不比当年的沙皇政府逊色。1919年4月，意大利部队在地中海的安塔利亚港登陆；同年5月15日，希腊占领伊兹密尔。

1919年6月，当奥斯曼帝国的代表面对巴黎和会最高委员会时，他们不该期待在听证会上会有人同情自己。他们根据“威尔逊原则”—即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第十二条，规定将“保障奥斯曼帝国现有土耳其部分的主权”—提出自己对战后奥斯曼帝国的设想。简而言之，他们是想维持奥斯曼帝国在1914年10月时的所有领土，但分为土耳其直接管辖区（即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地区）和隶属奥斯曼帝国的高度自治区（适用于阿拉伯各行省与有争议的爱琴海岛屿）。“没有一个土耳其人在那一刻不感受到沉重，”奥斯曼帝国代表团在备忘录中这样总结道，“不过，我们已明确表明了奥斯曼帝国民众的立场：我们不会接受帝国被瓜分或把帝国交由不同国家托管的结果。”[9]

1919年6月28日，即奥斯曼帝国代表团提交备忘录五天后，协约国和德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该条约开辟了协约国强加苛刻条款于战败同盟国的先河。根据条约规定，德国必须为发起战争负责，并承担战争导致的损失。除军队将被解除武装外，德国还面临着超过2.5万平方英里的领土损失。另外，德国还需支付314亿美元（约合66亿英镑）的天价战争赔偿款，数额之高实属空前。[10]

协约国与其他战败国签署的条款与《凡尔赛条约》一样严苛。1919年9月10日与奥地利在圣日耳曼昂莱签订的和约使奥匈帝国就此解体。条约中，奥地利被迫为发动战争承担责任，支付高额赔款，其领土被分给了一系列的新生民族国家，其中包括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伐尼亚王国（后更名为南斯拉夫王国）。

1919年11月，协约国与保加利亚在塞纳河畔签订了《讷伊条约》，该条约在保加利亚的国史中被标为“第二场民族灾难”（第一场是保加利亚在1913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战败）。条约迫使保加利亚割让色雷斯西部地区（最终给了希腊）及西部边境地区，并赔偿1000万英镑。

1920年6月4日，匈牙利与协约国签订《特里亚农条约》，其领土被缩小至昔日奥匈帝国战前领土的28%，它不但成了一个内陆国家，还被迫支付高额的战争赔款。

由此看来，奥斯曼帝国也没有任何理由奢望协约国能对自己网开一面了。事实上，德国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中包含了《国际联盟盟约》，其中规定国际法律的裁决交由托管体系处理，而这个体系就是特意为分治奥斯曼帝国设立的。《盟约》第22条写道：“先前属于土耳其帝国的某些区域现已条件成熟，可暂时承认其独立，由一托管国向其提供行政咨询，并协助进行管治，直至该地区有能力实现完全独立。”[11]

土耳其代表团回到伊斯坦布尔后，战胜的协约国就最终如何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展开最后一轮谈判。1920年4月，英、法、意三国总理在意大利的度假胜地圣雷莫会面，试图解决“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赛克斯—皮克特协定》及《贝尔福宣言》之间存在的矛盾，日本作为中立观察员参与讨论的全过程。经过六天的讨论，三国一致同意由英国掌管巴勒斯坦（包括外约旦地区）和美索不达米亚，法国掌握叙利亚地区（包括黎巴嫩），意大利政府则暂不表态，直到其在安纳托利亚的利益得到满足。

协约国在分治阿拉伯土地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后，便立即开始拟定与奥斯曼帝国和约的最终条款。1920年5月，协约国向“高门”提交第一份和约草案，它对土耳其人来说简直糟糕至极。这份草案不但将阿拉伯各行省全部托管给欧洲国家，还企图分治安纳托利亚地区，在曾经低他们一等的民族和对他们不怀好意的邻居之间分配土耳其人的聚居地。

根据和约草案，安纳托利亚东部将被一分为二，分别由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支配。东北方的各个行省，包括特拉布宗、埃尔祖鲁姆、比特利斯和凡城将被划给亚美尼亚人。这四个行省享有完全的自由，并经美国仲裁脱离奥斯曼帝国，加入在高加索新建立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其首都为埃里温）。库尔德人区则相对较小，以迪亚尔巴吉尔为中心，与亚美尼亚人区的南部边界毗邻。和约规定库尔德人也享有完全的自由，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建国。

在安纳托利亚西部，港城士麦那（今伊兹密尔）及其内陆腹地被交由希腊管理。希腊政府被要求协助当地希腊人选出议会，方便将来通过立法让士麦那与希腊王国统一。土属色雷斯大部分也同样割让给了希腊，包括埃迪尔内（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失去该地，后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将其收复）。奥斯曼帝国甚至还将失去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各条战略航道的控制权。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将被收归国际委员会所有，土耳其只有在加入国际联盟后才能加入该委员会。[12]

对安纳托利亚的分治并未就此结束。英、法、意三国之间还另外达成协议，要将安纳托利亚的地中海地区分给法国和意大利。奇里乞亚沿海地区至内陆的锡瓦斯被割给法国，意大利则要求获得安纳托利亚西南部地区，包括安塔利亚港和内陆城市科尼亚。如此一来，土耳其的地中海沿岸名义上虽然仍属奥斯曼帝国，但实则被法国和意大利殖民。[13]

这份和约草案留给土耳其人的土地微乎其微，奥斯曼帝国将仅剩安纳托利亚中部一些没有人感兴趣的地区：布尔萨、安卡拉，濒临黑海的萨姆松，还有首都伊斯坦布尔。就连伊斯坦布尔都是有条件授予土耳其人：如若奥斯曼政府不能信守条约，协约国便威胁要将君士坦丁堡从战后土耳其的版图中移除。

这些条款在奥斯曼帝国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外国军队驻留土耳其领土已经激起土耳其人的强烈憎恨。1919年5月，加里波利的英雄，全国最受尊敬的军事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被派往萨姆松，以确保按照停战条款遣散奥斯曼军。在意大利和希腊分别于1919年4月和5月占领奇里乞亚和伊兹密尔后，穆斯塔法·凯末尔决定违抗遣散军队的命令，转而组织抵抗力量，抗击外国部队入侵安纳托利亚。他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城镇安卡拉设立基地，并发起土耳其民族运动。该运动代表土耳其人民的政治意愿，其影响力开始逐渐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政府不相上下。

1919年7月至9月期间，土耳其民族运动分别在埃尔祖鲁姆和锡瓦斯召开会议，制定了《民族公约》，并确立了该运动的宗旨。《民族公约》寻求通过明确各项原则建立“一个安定的奥斯曼苏丹国”，达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民族公约》的框架制定者可以接受失去阿拉伯各行省，也愿意为确保海峡自由通行而进行谈判。但他们拒绝割让“居住着占人口多数的奥斯曼（即土耳其）穆斯林”的领土，声称这些领土上的居民“宗教、种族和目标都一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将其割裂”。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议会在最后一次会议时，决定与安卡拉的土耳其民族运动站在一起，并于1920年1月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通过了《民族公约》。[14]

然而，无论民族主义者的政策在议会多么受欢迎，“高门”始终都将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土耳其民族运动视为对自身权威的挑战。自1920年5月协约国出台和约条款，在奥斯曼帝国引发国家危机以来，奥斯曼政府一直相信除屈从战胜国要求外别无选择。“高门”希望通过在短期内接受战胜国苛刻的条约，以换取长期较为有利的条件。而另一边的土耳其民族运动者则认为，奥斯曼帝国一旦签署和约，失去的领土和主权便再也无法收复。穆斯塔法·凯末尔及其支持者呼吁对协约国苛刻的条件说不，并抵制任何分治安纳托利亚的行为。

“高门”认为，在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经济都一蹶不振的情况下，穆斯塔法·凯末尔和土耳其民族运动倡导对抗，将会招致灭顶之灾。根据和约条款，负隅顽抗可能连首都伊斯坦布尔都不保。于是，奥斯曼政府将穆斯塔法·凯末尔与其他几位民族主义领导人以叛国罪告上法庭，并于1920年5月在审判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同一个军事法庭上，缺席判处这位“加里波利英雄”死刑。

历史将证明当时的大维齐尔及其内阁的判断是错误的：只有拒绝和约才能保全土耳其的主权，穆斯塔法·凯末尔也没有叛国。《民族公约》甚至没有用“土耳其”这样的字眼，而是用“奥斯曼”来描述国家。当奥斯曼政府使土耳其民族接受那份残酷的和约，并同意外国势力分治安纳托利亚时，凯末尔及其支持者终于忍无可忍。1920年8月10日，“高门”签订《色佛尔条约》，由此导致土耳其民族运动与其决裂。从那天起，凯末尔派便一直致力于撤销和约，并努力将签署和约的奥斯曼政府拉下台。

经过激烈的战斗，截至1922年，凯末尔派已在高加索、奇里乞亚和安纳托利亚西部三条战线上分别战胜了亚美尼亚人、法国和希腊，至此他们击败了在土耳其境内的所有外国部队。1922年10月11日，与希腊签订停战协议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于11月1日投票废除奥斯曼苏丹制。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位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仅在位四年（他于1918年7月，即一战结束前四个月，接替他同父异母的兄弟穆罕默德五世成为苏丹）便遭流放，于同年11月17日被送上一艘开往马耳他的英国战舰。

1923年7月在瑞士洛桑，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土耳其政府与战胜国重新签订条约。新条约承认土耳其独立，并大致保留其现有领土。得到国际认可后，土耳其共和国于1923年10月29日宣布建国，穆斯塔法·凯末尔任国家第一任总统。后来，土耳其议会授予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字面意思即“土耳其之父”）的称号，以表彰他在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如果当时的苏丹政府能够利用“阿塔图尔克”的运动抵制《色佛尔条约》的话，现在立于土耳其共和国版图之上的也许还是奥斯曼帝国。无论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遭受了多大的失败，接受苛刻的和约才是最终导致它灭亡的根本原因。

1918年10月战争结束后，双方士兵都归心似箭。第一批从中东战场打道回府的是战败方同盟国的士兵。根据停战协议，利曼·冯·桑德斯负责监督德国士兵撤出奥斯曼帝国境内。一开始，已抵达伊斯坦布尔的德国与奥地利部队被船运至敖德萨，再取道乌克兰回德国。但接下来，美索不达米亚第六军的1200名德国和奥地利士兵花了数周才抵达伊斯坦布尔，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德奥士兵亦是如此。据利曼估计，到1918年12月下旬要运送约1万名士兵。他弄来5艘汽船，以便直接将士兵从伊斯坦布尔载回德国。1919年1月底，利曼与120名军官及1800名士兵一起登船，踏上了漫长的归途，返回他们被战争摧残的家园。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盟也就此终止。[15]

当时仍有大批奥斯曼军滞留在被协约国占领的土地上。法赫里帕夏—奥斯曼军驻麦地那部队总指挥—成了最后一位投降的土耳其将领。虽然在战争接近尾声的那几个月里一直遭到围困，但他们还是靠限额供应补给挺过了那段日子，并遏止了任何投降的苗头。停战后，英国驻埃及高级特派员雷吉纳尔德·温盖特写信规劝法赫里投降，但遭到这位固执的土耳其将军斩钉截铁地拒绝。法赫里回复称：“我是一名奥斯曼帝国人，是穆罕默德的后裔，是巴里贝伊的儿子，是一名军人。”法赫里对奥斯曼苏丹忠心耿耿，对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充满敬意，因此他绝无向英国人屈服的意愿。[16]

停战已有十周，但奥斯曼军驻麦地那部队仍在坚持。阿拉伯部队威胁要硬闯该城，法赫利帕夏便把自己关在藏有大批弹药的先知清真寺里，扬言称宁可将神龛炸为灰烬，也决不投降。然而，他手下的士兵因补给匮乏已经意志消沉数周，听闻战争结束，这些士兵更是将他们的长官抛诸脑后，向阿拉伯部队投诚。最后，刚烈激昂的法里赫于1919年1月10日被说服，将圣城麦地那交给哈希姆的部队。据埃米尔阿卜杜拉回忆称，法里赫从麦地那出来后“既压抑又愤懑”，“像困兽一样四处游走，却找不到出路”。他在延布港受到应有的尊敬，随后登上一艘驶往埃及的英军驱逐舰，从此沦为战俘。接下来数周，奥斯曼军在埃米尔阿卜杜拉的监督下撤离，其中的阿拉伯士兵被编入哈希姆麾下，土耳其士兵则被送往埃及战俘营，直到他们被遣返土耳其。

有些北非士兵在德国战俘营时被招进奥斯曼军。如今，法国殖民当局决心让这些人为他们在战争中向敌方投诚的行为付出代价。自1917年斯坦利·莫德少将占领巴格达以来，已有数千名奥斯曼军中的北非士兵被收押在英军战俘营。随后，他们自然会被送回法国。法国政府在法国南部设立多个营地，专门接收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来的“本土部队”。这些被怀疑对法国不忠的士兵被禁止回北非或与法国穆斯林交友。在所有参加一战的士兵中，很少人像这些北非战俘一样，几条战线上的大大小小战役都参与过，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17]

停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协约国部队作为占领军仍持续活动。奥斯曼帝国的各个阿拉伯行省被置于“协约国所持敌方领土治理委员会”（Allied Occupied Enemy Territory Administration）的管控之下。当地民众与外来占领者之间不可避免地气氛紧张，经历枪林弹雨的英军及其自治领部队也迫切地想要返回祖国。

一名新西兰中士在巴勒斯坦被当地村民杀害，此事导致新西兰士兵于1918年12月中旬展开报复。关于新西兰士兵的具体人数说法不一，约有60至200名士兵将疑似藏匿杀害中士凶手的萨拉芬村重重包围。他们把妇孺老人都赶出村子，随后便开始攻击村里的男性。根据新西兰的消息，这些一心复仇的士兵杀死或弄伤了30余人后，放火烧了村庄和附近的一处营地。[18]

艾德蒙·艾伦比将军就屠杀一事展开正式调查。借宿在萨拉芬周边地区的澳新士兵们全都串通一气，默不做声，不给调查提供任何证据。士兵们的抗命让艾伦比勃然大怒，但为避免集体惩罚可能导致的更大动乱，这位英国将军决定命令澳新士兵返回埃及边境上的拉法赫。这是他们计划遣返澳新士兵的第一步。

在拉法赫，军队开始屠宰澳新骑兵的坐骑。大部分马匹被宰了，剩下的一部分留给占领军使用，还有一小部分好马被牵出来贩卖。对此，士兵们得到的解释多种多样—有的说船只有限，不能将兵员和坐骑一并运回；有的说马匹状况不佳，捱不过漫长的归途；还有的称动物可能携带感染病菌，恐会传染给澳新士兵。但骑兵们难以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奥克兰枪骑兵团的C. G. 尼科尔中士回忆称：“骑手不得不与自己的马儿分开，场面令人心中酸楚。”经过数年的战斗，骑兵与战马之间形成的牵绊比他们对同伴的感情还要强烈。[19]

虽然骑兵严禁杀马，但仍有许多骑手宁可亲手终结自己坐骑的生命，也不愿留它们在牲畜市场遭贩卖或被屠宰。澳大利亚士兵兼记者奥利弗·霍格，曾参加过加里波利和巴勒斯坦两大战役。他用“蓝桉骑兵”（Trooper Bluegum）的假名写了一首名为《驻留之马》的诗，其中描绘骑兵对自己的“威尔士马”（澳大利亚最常见的军用驯马的简称，来自新南威尔士）的那份感情：

我想我无法接受我那高贵的老马

在旧开罗步履蹒跚，背上驮着个短工伙计。

也许某个英国游客会在巴勒斯坦发现

我那心碎的威尔士马，身后拖着沉重的木犁。

不，我想我宁可杀死它，然后这样骗自己：

“它跌进了毛鼻袋熊的洞穴，躺在里面死去。”

也许我会被军事法庭传讯；但我将遭天谴，如果我愿意

就这样回到澳大利亚，却把我的马留在这里。[20]

部队原定在1919年3月中旬离开埃及返家。但在他们登船之前，埃及爆发一场全国性起义，令澳新士兵又多滞留了一段时间。[21]

一战过后，埃及和阿拉伯地区翘首期盼进入独立的新时代。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中，第十二点向阿拉伯及其他奥斯曼帝国子民保证，他们“将会有绝对的安全，并有机会实现不受干扰的自治发展”。政治积极分子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展开关于不同政治愿景的探讨，他们再也不用像几十年来那样担心受到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压迫。在埃及，政治精英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被英国占领36年后，他们希望埃及能够实现完全独立。[22]

一群著名的埃及政治家找到开罗的英国当局，要求批准他们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独立主张。1918年11月13日，即与德国停战两天后，英国高级特派员雷吉纳尔德·温盖特爵士接见了由资深政治家萨德·扎格卢勒率领的代表团。他仔细倾听代表们的意见，却明确拒绝他们出席和会的要求。巴黎和会上讨论的是战败国的命运，与埃及并无关系。然而，扎格卢勒及其同僚还是坚持自己的要求，1919年3月8日他们被捕并被遣送至马耳他。第二天，埃及便爆发了示威行动，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各阶级的埃及人民都一致要求独立。

在埃及的城乡，凡是可见的英军据点都遭到人们的攻击。铁路和电报线路被毁，政府办公室被烧，政府中心聚集了大批抗议者。英军派遣士兵重整当地秩序，但这些士兵无法有效控制群众，死伤率也开始上升。埃及人指控英军士兵犯下了滔天罪行—用明火威胁示威者，烧毁村庄，甚至还奸淫妇女。截至3月底，已有800名埃及平民在冲突中丧生，另有1600人受伤。[23]

为了恢复治安，英国只好让扎格卢勒回到埃及，并允许他于1919年4月率领代表团前去巴黎。在埃及代表团到达巴黎之前，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已经说服法国和美国，称埃及是“英国内政，不是国际问题”。埃及代表团抵达巴黎当天，威尔逊总统便承认英国是埃及的保护国。埃及代表团从未能在和会上得到正式的听证资格。战争也许是结束了，但英国对埃及的统治却并未终结。

大马士革的埃米尔费塞尔在巴黎也同样得不到信任。他相信自己率领阿拉伯起义与协约国一道抗击奥斯曼帝国后，就能得到协约国的支持。然而，他的诉求与法国对叙利亚的野心产生了冲突。

1919年1月，费塞尔将阿拉伯独立的主张正式提交给巴黎和会的最高会议。考虑到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与谢里夫侯赛因的通信中，曾许诺给予阿拉伯人大片领土，费塞尔在和会上提出的要求已算非常节制。他希望在大叙利亚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与汉志即刻建立完全独立的阿拉伯王国，由他的父亲侯赛因出任国王。他可以接受外国势力对巴勒斯坦一事进行斡旋，以解决阿拉伯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他认可英军对美索不达米亚的主张，但同时也表明自己相信这些领土最终会并入独立的阿拉伯王国，而他希望与会人士能批准阿拉伯人建立这样一个国家。

虽然哈希姆家族认为自己要求的比英国盟友曾经答应的要少，但费塞尔在和会上的主张还是超出了英国的能力范围。劳合·乔治需要法国点头，才能确保英国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况且战争一开始，法国便摆明想要叙利亚。由于无法调和法国和阿拉伯人的领土主张，英国便选择支持它的重要盟友—法国，费塞尔只能自求多福。

1919年11月1日，英国从叙利亚撤军，将该地区交由法军掌控。针对这一举动，费塞尔的支持者和来自大叙利亚不同地区的代表共同举行了叙利亚全体代表大会，并于1920年3月8日宣布叙利亚独立，推举费塞尔为王。然而，费塞尔的叙利亚王国注定不会长久。法国从黎巴嫩派遣一支殖民地部队前去占领大马士革。在途中一座山关，他们遭遇费塞尔约2000人的余部。1920年7月24日，法军在可汗麦塞隆（Khan Maysalun）轻而易举地击溃费塞尔有名无实的部队，随后推进至大马士革，推翻了昙花一现的叙利亚王国，中途再未遇到任何抵抗。最终，费塞尔本人带着他破碎的阿拉伯起义幻梦开始亡命生涯。

费塞尔在大马士革设立的政府一经沦陷，巴勒斯坦便将直接受到英军占领，以及《贝尔福宣言》带来的后果。巴勒斯坦的地方政要在叙利亚全体代表大会上曾发挥了重要作用。1919年夏，巴黎和会派来美国调查委员会，当地百姓在委员会成员面前明确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在6月10日至7月21日期间，金—克兰委员会到访大叙利亚的各个地区，一边搜集证据，一边考察当地民众如何看待该地区的政治未来。很显然，绝大多数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希望巴勒斯坦能在费塞尔的阿拉伯王国治下。况且，金—克兰委员会报告中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整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持反对意见”，“这是巴勒斯坦民众意见最一致的事”。[24]

受《贝尔福宣言》的鼓励，犹太人开始大量移民。到了1920年，巴勒斯坦局势开始紧张起来。1919到1921年间，约有1.85万名犹太复国主义者移居巴勒斯坦。在1920年4月的第一周，耶路撒冷爆发骚乱，致使5名犹太人和4名阿拉伯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1921年，暴力升级，阿拉伯市民在五一游行时，介入了雅法港犹太共产党人和复国运动者之间的一场斗争。在接下来的暴乱中，47名犹太人和48名阿拉伯人遇害，200多人受伤。《贝尔福宣言》所引起的矛盾—即试图为犹太人建国，同时不损害非犹太人的权益—已暴露无遗。

伊拉克的政治精英一边关注着埃及和叙利亚的动态，一边愈发为自己的未来担忧。1918年，英法两国曾发表宣言，承诺支持在阿拉伯土地上通过自决的方式“成立国家政府和行政机构”，这给伊拉克的政治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然而事隔数月，当初承诺的自治政府仍毫无进展，伊拉克人日渐起疑。1920年4月，有消息传来，称协约国已经在圣雷莫将伊拉克作为托管地交与英国，这正是伊拉克人最担心的事。[25]

1920年6月底，伊拉克举国爆发了抵制英国统治的运动。过程井然有序，组织严密，对驻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的英军构成了威胁。其中心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的什叶派圣城，那里也正是一战中奋起抵抗奥斯曼军的地方。随着起义不断蔓延，英军不得不调派更多的兵力进驻美索不达米亚，四处镇压决意抵抗到底的伊拉克人。从印度赶来的援军，加上曾参与美索不达米亚战役但还未解散的6万兵力，英军规模至10月已达10万人。猛烈的空袭和炮击，英军运用焦土政策击溃了抵御力量，重新征服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一名纳杰夫的记者在1920年10月写道：“近日来，流血事件不断发生，繁华城镇陆续被毁，朝拜圣地频频遭袭，这一切都令人为之落泪。”到10月底起义被镇压时，英军宣称自身损失2200人，并估计约有8450名伊拉克人死亡或受伤。[26]

当时，谢里夫侯赛因已经是汉志之王。他密切关注着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动向，越发觉得自己遭到背叛。他保留着与亨利·麦克马洪爵士的每一封通信，发现英国人背弃了当初许下的每一条承诺。当年，侯赛因立志成为阿拉伯之王，现在他只能囿于汉志，甚至或许连汉志也保不住。阿拉伯半岛中部与之竞争的另一位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在西方又称伊本·沙特—威胁要踏平汉志。更令侯赛因气愤的是，英国与伊本·沙特签有条约，每个月还给他拨一大笔款项。

英国同样也对汉志的未来感到担忧。他们早在1915年就与伊本·沙特签订了正式条约，而与哈希姆家族只是战时同盟，一旦战争结束，盟友关系也随之终结。除非这位年迈的汉志之王能与英国签署条约，否则英国将无法律基础保护其在汉志的控制权。然而，要想让侯赛因国王签约，他们首先得让他接受圣雷莫的战后协议。于是，1921年夏，T. E. 劳伦斯接到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前去与侯赛因国王谈判，希望汉志能与英国缔结条约。

当劳伦斯与侯赛因国王见面时，英国已经开始弥补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当初未能兑现的诺言。1921年3月，时任殖民地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在开罗秘密召开会议，商议英国在新中东各片托管地的未来该何去何从。那次会议上，英国政要同意扶持侯赛因国王的儿子费塞尔为伊拉克国王，另一位儿子阿卜杜拉为外约旦的统治者（当时外约旦还未确定边界，直到1923年才与巴勒斯坦分离）。如此一来，哈希姆家族将分到除巴勒斯坦以外英国在中东所有的托管地。虽然这样的安排与麦克马洪的战时承诺仍有出入，但丘吉尔已可谓尽心尽力。

1921年7月至9月期间，劳伦斯一直在努力调和侯赛因国王与英国在战后中东的格局，但终未见成效。侯赛因的抱负绝不止汉志一隅，也拒绝将叙利亚和黎巴嫩从其他阿拉伯土地中拆分出来交给法国托管。尽管自己的儿子会在名义上成为伊拉克和外约旦国王，但他还是不能接受英国将这两片区域收为托管地。另外，他还拒绝同意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如此一来，侯赛因国王不能接受英国战后协议中的任何一条，因此英国与汉志之间已无可能达成协议。于是，劳伦斯只好两手空空地返回伦敦。

1923年，伊本·沙特准备起兵攻打红海沿岸诸省。借此机会，英国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提出以提供保护为条件换取协议，但仍遭到侯赛因国王的拒绝。1924年10月6日，侯赛因国王将王位让给大儿子阿里，自己开始流亡生涯。1925年，沙特人征服汉志，阿里国王的统治也就此结束。和之前的奥斯曼军一样，哈希姆部队也在麦地那做了最后一搏，才于1925年12月交出这座圣城。此时，距法赫里帕夏投降已将近7年。

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奥斯曼帝国战线的重要性远超当代人的想象。协约国战争策划者们原本以为能在短期内击败实力较弱的奥斯曼帝国，从而促使同盟国早日投降。然而，他们发现自己反被卷入一系列持续到战争末期的战役：在高加索和波斯的战斗，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失败，遭到逆袭的美索不达米亚战役，还有在西奈半岛、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的漫长作战，分散了西线主战场的几十万兵力和战略物资。奥斯曼帝国这条战线非但没有加快战争结束，相反延长了战争。

协约国在中东的多数行动都是出于对圣战的惧怕。然而，这种担忧后来被证明是多余。对奥斯曼帝国苏丹以哈里发身份发起的呼吁，殖民地穆斯林置若罔闻，但欧洲列强仍然担心土耳其若赢得重大胜利，将会在印度和北非殖民地中掀起致命的伊斯兰起义。讽刺的是，这种担忧令协约国对哈里发号召的反应程度比穆斯林受众还要大。甚至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西方世界仍然相信穆斯林有可能同仇敌忾，做出狂热的举动。正如2001年9月11日“打击恐怖主义战争”所表现的那样，西方政治家对圣战的态度仍与1914年至1918年间战争策划者们的观点不无相似。

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对塑造现代中东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灭亡，欧洲列强取代土耳其统治这片地区。四个世纪以来，中东一直团结在以奥斯曼穆斯林为首的多民族帝国周围。如今，阿拉伯土地被划分成数个新兴国家，接受英法两国的管治。另一些国家—比如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自己划定的领土范围内实现了独立。但除此之外，欧洲列强按照战后协议，对中东大多数国家的疆域和政府体系都做出硬性规定。

整个一战中，协约国一直针对奥斯曼帝国的战后分治方案进行激烈的谈判。回头看来，每一个分治协议只在其特定的战时背景下才有意义：1915年《君士坦丁堡协定》的背景是协约国期待尽快攻占伊斯坦布尔；1915年至1916年的“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是由于英国亟需与穆斯林达成联盟，共同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圣战；1917年《贝尔福宣言》正值英国试图修改《赛克斯—皮克特协定》来确保自身在巴勒斯坦的统治。这些只在战争时期才说得通的古怪协定，不过是为了帮助英法两国扩张殖民势力。人们不免猜测，倘若当时欧洲各国有意建立一个稳定的中东，它们便该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划定边界。

战后协定划下的边界格外持久，但由于这种划分而引起的冲突也一直如影随形。战后，库尔德人散布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各国。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在跟相应的国家当局作斗争，以获取文化和政治权利。1920年由法国推动建国的黎巴嫩，一开始是基督教国家，但经历一连串的内战之后，其政治机构无法跟上人口变迁，穆斯林的数量开始超过基督徒。由于叙利亚的许多民族主义者始终认为黎巴嫩是叙利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对黎巴嫩独立建国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这也导致了叙利亚后来出兵参与1976年的黎巴嫩内战，并在随后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占领该国。伊拉克尽管坐拥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但它在战后划定的边界内从未得到过安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拉克发生政变，并与英国产生了冲突；1958年爆发革命；1980年至1988年深陷两伊战争；自萨达姆·侯赛因于1991年入侵科威特后便战争不断；2003年，美国又入侵伊拉克，颠覆了侯赛因政权。

尽管如此，在诸多因战后分治而遗留下来的问题之中，阿以冲突才是将中东变成战区的根本原因。以色列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分别在1948年、1956年、1967年和1973年打了四场大型战役。虽然在那之后，以色列和埃及在1979年，和约旦在1994年分别签订了和平条约，但给中东留下许多至今仍未解决的疑难问题：巴勒斯坦难民分散在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境内；以色列继续占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及黎巴嫩南部的舍巴农场；以色列尚未放弃巴勒斯坦境内的加沙和西岸地区。虽然以色列和其阿拉伯邻国对冲突负主要责任，但他们冲突的根源还是要追溯到《贝尔福宣言》埋下的根本矛盾。

中东边境的合法性自边界初次划定以来就备受争议。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时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公开呼吁阿拉伯国家统一，舍弃现存的这些被视为是帝国主义遗产的边界。出于相同的目标，泛伊斯兰主义者也曾倡导建立一个庞大的伊斯兰国。2014年，一支自称为“伊斯兰国”的民兵组织用推特向其支持者宣布，他们在叙利亚北部至伊拉克之间建立哈里发国，旨在“撕毁《赛克斯—皮克特协定》”。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中东边界在饱受争议的同时，也同样动荡不安。[27]

一战爆发已有百年，但中东并未举行什么纪念仪式。除了土耳其和澳新老兵协会成员聚集在加里波利，共同纪念战争死难者之外，人们都在这百年纪念之际关注着当代更为迫切的问题—比如埃及的革命动乱、叙利亚和伊拉克内战，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持续的暴力事件，等等。曾在奥斯曼帝国战线上挣扎、牺牲的各国军队已渐渐淡出世人的记忆。尽管如此，只要一战仍被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们所铭记，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就不应被人遗忘。因为正是奥斯曼帝国战线将原本的欧洲大战扩散至亚洲，世界各地的士兵随之加入战斗，才最终使这场战争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至今日，一战的遗留问题对中东的影响，比对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大得多。

[1] Grigoris 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New York: Vintage, 2010), 414.

[2] Otto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Annapolis: US naval Institute, 1927), 321–325；Balakian, Armenian Golgotha, 414–416.

[3] Vahakn N. Dadrian and Taner Akçam, Judgment at Istanbul: The Armenian Genocide Trials(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1), 25–26.

[4] Dadrian and Akçam, Judgment at Istanbul, 250–280.

[5] 1919年4月12日主要起诉书的文稿，发表在Takvîm-i Vekâyi 3540 (27 Nisan 1335/27 April 1919)，全文译文见Dadrian and Akçam, Judgment at Istanbul, 271–282.

[6] Dadrian and Akçam, Judgment at Istanbul, 195–197；关于巴拉基昂对审判的反映，可对比Armenian Golgotha, 426–427.

[7] Jacques Derogy, Opération némésis: Les vengeurs arméniens [复仇行动: 亚美尼亚复仇者](Paris: Fayard, 1986).

[8] 近期基于奥斯曼档案资料有关杰马勒帕夏针对亚美尼亚人政策的研究，可比对 M. TalhaÇiçek,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Syria: Cemal Pasha’s Governorate During World War I, 1914–17 (London: Routledge, 2014), 106–141. 关于恩维尔的死，参见David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Creating the Modern Middle East, 1914–1922 (London: AndréDeutsch, 1989), 487–488.

[9] “Ottoman Memorandum to the Supreme Council of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23 June 1919,” in Hurewitz,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74–176.

[10] 对战后和平条约条款的分析，可参见 Margaret MacMillan, Peacemakers: The Paris Conference of 1919 and Its Attempt to End War (London: John Murray, 2001).

[11] “Article 22 of the Covena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28 June 1919,”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79–180.

[12] “Political Clauses of the Treaty of Sèvres, 10 August 1920,”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219–225.

[13] “Tripartite (Sèvres) Agreement on Anatolia: The British Empire, France and Italy, 10 August 1920,”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225–228.

[14] “The Turkish National Pact, 28 January 1920,”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209–211.

[15] Liman von Sanders, Five Years in Turkey, 321–325.

[16] 引自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Memoirs of 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 174. 关于法赫利帕夏的投降，参见King Abdullah’s memoirs，174–180；James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T. E. Lawrence and Britain’s Secret War in Arabia, 1916–1918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308–309.

[17] 关于关押变节北非士兵的营地，或Centres de regroupement de repatriés indigènes，参见Thomas DeGeorges，“A Bitter Homecoming: Tunisian Veteran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ld Wars”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06), 45.

[18] A. H. Wilkie, Official War History of the Wellington Mounted Rifles Regiment (Auckland: Whitcombe and Tombs, 1924), 235–236；C. Guy Powles, The New Zealanders in Sinai and Palestine (Auckland: Whitcombe and Tombs, 1922), 266–267；Roland Perry, The Australian Light Horse (Sydney: Hachette Australia, 2010), 492–496.

[19] C. G. Nicol, Story of Two Campaigns: Official War History of the Auckland Mounted Rifles Regiment, 1914–1919 (Auckland: Wilson and Horton, 1921), 242–244.

[20] H. S. Gullett 和Chas. Barretted., Australia in Palestine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1919), 78. 参见同样感伤的诗“Old Horse o’ Mine,” in ibid., 149.

[21] 澳新士兵最终于1919年夏季中旬乘船撤离。第一批新西兰部队于6月30日启程，其余部队于7月23日。

[22] 本人提供了一份关于战后安置的更为详尽的分析，见The Arabs: A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9；London: Allen Lane, 2009)第六章。另见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 The First World War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2014), 173–201.

[23] 埃及的和会代表，White Book: Collection of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November 11, 1918 to July 14, 1919 (Paris: Privately printed, 1919).

[24] 委员会报告提到，在巴勒斯坦收到共260封请愿，其中222封反对犹太复国运动，占总数的85%。他们称“这是该地区对任一观点所持的最大百分比”。“Recommendations of the King-Crane Commission on Syria and Palestine, 28 August 1919,”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91–199.

[25] “Anglo-French Declaration, 7 November 1918,” in Hurewitz,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2:112.

[26] Al-Istiqlal newspaper, Najaf, 6 October 1920, cited in `Abd al-Razzaq al-Hasani, al-`Iraq fi dawray al-ihtilal wa’l intidab [占领和委任统治:两个时代的伊拉克] (Sidon: al-`Irfan 1935), 117–118.

[27] Roula Khalaf引用了伊斯兰国的推特，题为“Colonial Powers Did Not Set the Middle East Ablaze,” Financial Times, 2014年6月29日。

致谢

本书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得益于英国社会科学院和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HRC）的大力支持。在此，我对英国社会科学院与犹太难民协会授予我2011—2012年度“不列颠感恩研究资助”（Thank-Offering to Britain Fellowship）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还要感谢AHRC授予我2012—2013年度“高级研究资助”。

与我的上一本书《阿拉伯人》一样，此次我也从牛津大学杰出的中东研究团体那里收获了许多知识和鼓励。最初，我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通过演讲分享给了我在牛津大学的学生，我对他们的积极反馈表示感谢。另外，我也要感谢我在中东中心的同事Walter Armbrust，Celia Kerslake，Laurent Mignon，Tariq Ramadan，Philip Robins，Avi Shlaim和 Michael Willis。

知道我的研究兴趣后，许多朋友、家人和同事都与我分享了相关的书籍和文献，极大地推动了本书的撰写工作。在此，我感谢Toufoul Abou-Hodeib与Adam Mestyan提供了许多关于叙利亚战争的文献；感谢Ali Allawi指导我查询美索不达米亚战争的相关资料；感谢Yoav Alon和Fayez al-Tarawneh提供了关于阿拉伯起义的相关回忆录；还有Tui Clark为我提供了新西兰方面关于奥斯曼帝国战线的相关著作。此外，Jill（汉密尔顿公爵夫人）向我开放了她的私人图书馆，以及她本人关于澳新和英国部队在中东的杰出研究。Henry Laurens慷慨地为我提供了一份由多明我会神父Antonin Jaussen整理的法国情报记录的誊写本。Margaret MacMillan在撰写她自己关于一战的精彩著作—《终结和平的战争》（The War that Ended Peace）时，与我分享了她找到的每一篇有关奥斯曼帝国战事的文章。Martin Bunton和Hussein Omar为我提供了关于埃及对英国战事贡献的宝贵资料。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母亲Margaret Rogan，感谢她调查了我外祖母的兄弟—John McDonald的生平，以及他在加里波利的事迹。

在搜寻一战土耳其老兵的战争日记时，我有幸能与两位学习奥斯曼帝国历史的牛津大学高材生—Djene Bajalan和Kerem Tinaz共事。如今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土耳其士兵和军官的回忆录越来越多，为获得这些回忆录，他们找遍了伊斯坦布尔的书店。Djene协助了本书前两章的研究内容，Kerem则为第三章到第十三章的研究内容作出了贡献。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写就此书。

档案管理员和图书馆员对历史研究的成败也息息相关。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中东中心图书馆员Mastan Ebtehaj，以及中东中心档案管理员Debbie Usher，感谢他们的大力协助。我还要感谢马里兰州大学公园市（College Park）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管理人员；在整修期间仍对读者开放的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还有新西兰惠灵顿亚历山大·特恩布尔图书馆的档案员—他们的效率非常高。

我的一些同事阅读了本书的提纲和草稿，并给予了重要的建议和指正。我特别要感谢Frederick Anscombe，Ben Fortna，Roger Owen，Joseph Sassoon和Ngaire Woods。

我还要感谢我的代理人—Felicity Bryan和George Lucas，感谢他们自始至终用他们的聪明智慧和行业经验指导我的写作。能与Allen Lane和Basic Book出版社愉快合作，首先要归功于能有机会与Lara Heimert和 Simon Winder这两位优秀编辑共事。

不过，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他们给予了我爱和鼓励，即便在我埋头写书疏忽了他们时，这份关怀也一如既往。从始至终，Ngaire一直是我灵魂的伴侣；Richard对一切阿拉伯的事物非常感兴趣，这让我感到高兴；还有Isabelle，她是指引我前行的明灯，这本书也是为她而作。

参考文献

照片出处

理想国译丛

0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著

003 断臂上的花朵: 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奥比·萨克斯 著

00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07 苏联的最后一天: 莫斯科，1991年12 月25日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著

008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0 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1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2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3 档案：一部个人史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14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卡蒂·马顿 著

015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7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英] 劳伦斯·里斯 著

018 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活史

　　[日]小熊英二 著

019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20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

　　[英] 尤金·罗根 著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

[英] 劳伦斯·里斯 著　　刘爽 译

奥斯维辛：

一部历史

LAURENCE REES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FINAL SOLUTION”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FINAL SOLUTION”
　　 by LAURENCE REES
　　 Copyright © : Laurence Rees 200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bury Publishing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斯维辛 : 一部历史 / (英) 劳伦斯·里斯著 ; 刘爽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9

书名原文: AUSCHWITZ:THE NAZIS AND THE“FINAL SOLUTION”

ISBN 978-7-5495-8548-9

Ⅰ. ①奥… Ⅱ. ①劳… ②刘… Ⅲ.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集中营－史料

Ⅳ.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520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张艺兵

导读
集中营：一个牲人和兽人的世界

徐贲

英国历史学家和纪录片导演劳伦斯·里斯（Laurence Rees）的《奥斯维辛：纳粹与“最终解决”》（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是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录制的一部六集纪录片，以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前囚犯和看管的访谈来呈现和还原相关的历史真相。这部为纪念战胜纳粹德国60周年而制作的系列纪录片，于2005年1月在BBC一台首次在英国播出，同年年初又在美国播出，题目改为《奥斯维辛：纳粹国家内幕》（Auschwitz: Inside the Nazi State）。《奥斯维辛：一部历史》（下简称《奥斯维辛》）这本书就是基于此纪录片。对史实求证，里斯采取的是“孤证不引”的方法，他说，这部纪录片“没有剧本作家（screenwriter），每一个说出来的字都出自两个——有的地方是三个——历史记录”。[1]纪录片里的奥斯维辛建筑图属电脑生成，所用的建筑图样来自1990年代前苏联档案解密的材料。这些建筑图纸在BBC Horizon 1994年的纪录片《奥斯维辛：大屠杀的蓝图》中作了介绍。

历史的回顾必须以揭示和再现真相为宗旨，但不能仅仅停留在历史事实上，我们回顾历史，是要从历史中得到对我们今天有用的经验和教训。里斯在与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访谈中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桩“罪恶”，“历史学应该致力于引导人们懂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罪恶，还有什么比这个目的更为重要呢？倘若不能懂得为什么发生这样的罪恶，你就不能环视这个世界，思考为什么它还会再次发生”。里斯还特别强调，这部纪录片不只是关于奥斯维辛的，“我们用奥斯维辛来讲一个更大的故事，用奥斯维辛为棱镜来认识灭绝屠杀的全过程，并对犯下这一罪恶的人们的心态有一些了解”。[2]

里斯要揭示的犯罪者心态不是少数虐待狂或变态者的心智失常，而是无数心智正常者的心灵黑暗之地。他们是社会中普通的“好人”，他们当中不乏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博士学位的社会精英。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的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如斯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的“对权威的服从”实验和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揭示的正是“好人”如何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变成恶魔。津巴多称之为人性中的“恶”，对此他写道：“我们曾目睹透露人性残酷面的各色症状，惊讶于善人如何轻易被环境改变，成为十分残酷的人，而且改变程度可以多么剧烈……虽然邪恶存在与任何环境中，但我们更近距离地检视了邪恶的繁殖地——监牢及战场。它们总是成为人性的严峻考验，在这两个地方，权威、权力及支配彼此混杂，受到秘密的掩饰时，这股力量会让我们搁置自己的人性，并从身上夺走人类最珍视的品质：关爱、仁慈、合作与爱。”[3]奥斯维辛是一个被纳粹既当作监狱又当作战场的地方（当然还是一个供应奴工的地方），但事实上那既不是监狱也不是战场，而是纳粹统治下经由“累积式激进”形成，并作为永久“例外状态”而存在的“集中营”。

一、集中营的“累积式激进”

《奥斯维辛》史学贡献最著的部分是它所还原的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真相——让人们了解奥斯维辛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是怎么一步一步演变、发展而成。这个规模庞大的集中营从1940年开始正式运作，1945年被苏联红军解放，期间被杀害的遇难者达100万以上，百分之九十是犹太人。然而，建立这个集中营的最初目的却并不是要在那里屠杀犹太人。奥斯维辛的第一批囚犯并非犹太人，“而是德国人——准确地说，是30名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来的刑事犯”。奥斯维辛后来成为关押纳粹认为有危险的波兰人和苏联战俘的地方。纳粹用它来“威吓当地人”，囤积奴工，“按照最初的设想，奥斯维辛只是在犯人被送往帝国其他集中营之前暂时关押他们的场所，用纳粹的术语来说，一座‘隔离’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维辛的功能明显发生了变化，这里将成为有进无出的人间炼狱”。

通过揭示奥斯维辛的演变过程，里斯要告诉读者的是，纳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精心设计，并按部就班地要把奥斯维辛建成一个杀人魔窟。这个现在恶名昭著的集中营乃是纳粹在不断出现新问题的过程中，一次次临时调适和改变所累积的结果。它的演变成为纳粹极权统治“累积式激进”（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的一个缩影。累积式激进指的是，灭绝屠杀犹太人并不是希特勒一个人下达的命令，而是“许多纳粹分子都为此尽心尽力。下层的主动性和推波助澜，是灭绝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战争结束之后，那些以各种方式参与灭犹的纳粹“试图让这个世界相信做出决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不少历史学家作出的也是这样的解释。

《奥斯维辛》的目的和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用揭示累积激进的过程来纠正一个历史解释的常见错误。里斯指出，“战争让一切都朝着激进化的方向发展，集中营也不例外”。犹太人隔离区也是一样，它后来成为纳粹迫害波兰犹太人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成为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的先导，但是，里斯同样也指出，“它建立之初的用意并非如此。与奥斯维辛和纳粹‘最终解决’发展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一样，它们都朝着最初没有预料到的方向演变”。

里斯详细叙述奥斯维辛集中营和波兰犹太人隔离区，都是为了说明，纳粹一开始并没有屠杀犹太人的计划，更不用说消灭所有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了，大屠杀本身也是一个“累积式激进”的结果。里斯指出，即使是纳粹的首脑人物——如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开始也没有大屠杀的计划。他们甚至不同意“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的做法——因为那从根本上很不德国（un-German），也不可能实现”。但是，纳粹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从解决因德意志人迁移而造成的住房短缺，到战时的粮食短缺——使得他们在制定应对政策时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残酷，也越来越邪恶。这种“累积式激进”是纳粹极权制度的暴力统治逻辑所无法避免的，也只有在这个制度中才会如此迅速地加剧和恶化，奥斯维辛就是纳粹制度的一个产物。

奥斯维辛是纳粹集中营的缩影，那么什么是“集中营”呢？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一书里对集中营（camp，中译作“收容所”）的存在做了本质的分析。他指出，收容所中所发生的事件超出了关于犯罪的司法概念，收容所是一个例外的空间，它被置于监狱法以及刑法的权限范围之外，是被置于正常法律秩序之外的一片领地。收容所与这些法律无关，“达豪以及后来很快增设的其他收容所（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利希滕贝格）实际上一直在运作……这类收容所已经在德国成为了永久现实”。[4]在这样的地方，合法的居民“已经被剥夺了所有政治身份，并被完全还原为赤裸生命”，他们也因此成为“牲人”，“人类被完全剥夺他们的权利和特征，以至于达到对他们做任何行为都不算是犯罪的程度”。[5]

集中营并不是纳粹的发明，但是集中营在“累积式激进”过程中变成死亡营和灭绝营，却是史无前例的纳粹邪恶罪行。阿甘本指出，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到底是1896年古巴的西班牙人为镇压殖民地人民反抗而创设的campos de concentraciones， 还是20世纪英国人用于集中管理南非布尔人的concentration camps，才应该被确认为最初出现的集中营。但是，关键问题是，这两个事实都是“与殖民战争相联系的例外状态向平民人口的扩展”。换言之，“收容所既非诞生于普通法律，也非……监狱法的某种改造和发展产物；毋宁说，它们诞生于例外状态和军事管制。这在纳粹集中营（Lager）的例子中表现的甚至更为明显……法律制度能出于使国家安全免于威胁的目的，对个人进行‘拘留’，所以纳粹法学家常常视此法律制度为预防性的管制制度”。[6]

纳粹统治时期，最早的达豪集中营建于1933年3月（即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后不到两个月），从概念上便与特雷布林卡这种在战争期间才建成的灭绝营不同。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批囚犯大部分是纳粹的政敌，他们被视为对纳粹国家安全的威胁，而犹太人还不是。当时的德国民众也为此而支持建立集中营。里斯指出，“在所有接受我们拍摄的德国人当中，没有一个（包括当年狂热的纳粹分子）公开表示他们对灭绝营的存在‘满怀热情’，但很多人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集中营的存在感到相当满意”。他们将集中营视为一种防卫性的，正当的例外措施。正如里斯指出的那样，他们所不清楚的是这样的集中营可能多么暴力和残酷，“达豪集中营的管理制度不仅残酷无情，更能摧毁囚犯的意志”。尽管肉体虐待已经十分残酷和恐怖，“但更可怕的是精神折磨”，这是为了彻底摧毁反纳粹人士的抵抗意志。

当犹太人被关入集中营的时候，纳粹也以犹太人威胁德国国家安全为借口，这使得例外状态成为纳粹迫害的常态。对此阿甘本说：“阿伦特曾经指出，收容所暴露出来的是支撑着极权主义统治，而常识又顽固地拒绝承认的一条原则，也就是说，是那条使一切都成可能的原则……仅此一条原因，就使得在收容所里一切都能真的成为可能。如果不理解收容所（的本质）……那么收容所中发生的那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就永远是难以理解的了。”[7]《奥斯维辛》中党卫队看守和“卡波”对犹太人的酷刑残害会让读者毛骨悚然，难以置信——人怎么能这样残害他人。如果不是因为里斯为我们提供了详细的证据，读者一定难以想象，怎么短短的几个月间奥斯维辛就能从一个集中营累积激进为一个死亡营，而在那里执行杀戮任务的看守们又是如何在心理上迅速适应这一剧烈转变的。《奥斯维辛》一书中讲述得最多的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那位党卫队中的模范和奥斯维辛的指挥官——本来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在家里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在集中营里却如魔鬼般冷酷和残忍。这样的人格分裂也会让人觉得难以置信。里斯指出：“最重要的或许是，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证实了一个事实：人的处境（situation）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集中营正是这样一个可以发生难以置信的变化的非人化境地。

在集中营这个特殊的非人境地里，囚犯变成了阿甘本所说的“牲人”，而看守则变成了“兽人”。极权统治把人要么变成牲口，要么变成野兽，或者既是牲口又是野兽。这就是制度性的去人性，它逼着人变成动物，而集中营更是一个浓缩的牲人和兽人世界。这个地方浓缩了阿伦特所说的“恶”——那种人不再是人，人不被当人的“恶”。阿伦特在致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里，把恶简洁地定义为“把人变为多余”。[8]1945年，随着纳粹集中营被解放，大量发生在那里的恐怖事件开始被披露，阿伦特的强烈反应是，“恶的问题将是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基本问题”。[9]当有人问她对灭绝营的看法时（她第一次听说是在1942年），她说，就像打开了一道深渊，“对过去发生的某些事件，我们不可能与之达成和解。任何人都不能”。[10]

对此，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写道：“阿伦特感到，集中营所发生的事件是最极端的，最根本的恶的形式。‘奥斯维辛’变成了集中体现这场浩劫的名词，并变成了20世纪爆发的其他恶的象征。我们还可以谈到柬埔寨、乌干达、波斯尼亚——这些名称和地点是如此不同，但所呈现的都是可怕的事件，我们将尽全力去理解这些事件，但我们不可能与之达成和解。”[11]也就是说，无论这样的事件如何被某些人说成具有“正当”“合理”的原因，我们都永远不能原谅和宽恕这样的事件。对这样的事件，我们必须在道义上永远关闭所谓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正当性”的大门。

20世纪之后，恶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神学的概念，也不只是撒旦的别名，而是现实生活中一种至今尚未被充分认识的残害性暴力。我们所遭遇到的恶和我们对恶的认识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戴尔班科（Andrew Delbanco）在《撒旦之死》一书里就此写道：“我们的文化在恶的可见性与可以获得的对付它的知识资源之间已经裂开了一道鸿沟。恐怖的景象从来不曾如此广泛地散播，也从来不曾如此骇人听闻——从组织化的死亡集中营，到儿童在饥荒中饿死，而这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12]20世纪，这个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大规模人道灾难，千百万无辜者死于非命，恶造成的罪孽从未如此之多，但我们对恶的反应和认知却长期停滞不前。

恶普遍存在于20世纪的专制和极权制度中，大屠杀只不过是极权之恶的一个显例而已。极权之恶不只是少数虐待狂和疯子的事，而且更与众多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的普通人都有关联，对此里斯警告道，不要忽视了纳粹统治环境对千千万万普通德国人的人性改变效应，正是这种环境效应生产了无数心甘情愿跟随希特勒作恶的普通纳粹，他们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无悔意。

二、对大屠杀的历史学解释

里斯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奥斯维辛》是一部历史研究著作，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历史研究有两个着重点，一个是发掘“史实”材料，一个提出“论述”观点，前一个着重于历史局部和细节，后一个着重于对整体特征和格局的把握。《奥斯维辛》提供许多档案资料和第一手访谈材料，其“史实”价值自不待言。它用这些历史细节对大屠杀所做的历史整体阐述也许更值得我们重视。尤其是，当今我国学界尚缺乏对纳粹德国史研究新发展和新成果的翻译和整体介绍，《奥斯维辛》正好可以成为一个切入点，以期引发学界和读者对纳粹德国更大的兴趣和更周全的认识，并思考这些新方法和新观点对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可能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史学界有不少关于犹太人大屠杀肇端的辩论，并由此涉及纳粹德国（第三帝国） 的统治制度、政策、权力运作等相关问题，历史学家们不同的整体论述观点形成了“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又称“结构主义”）和“蓄意主义”（intentionalism）的分歧。分歧集中于两个基本问题上：第一， 究竟希特勒有没有大举屠杀犹太人的整体蓝图？ 蓄意主义认为他有计划，功能主义则认为没有。第二， 犹太人大屠杀是基于希特勒的命令，还是德国纳粹官僚的创造发明？蓄意主义认为是基于希特勒的命令，功能主义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具体负责的纳粹先是领会上意，然后为了效忠输诚、邀功争宠而不择手段、走火入魔。里斯的观点是功能主义的，但同时又有所修正。这清楚地反映在他对“累积式激进”观点的运用上，在本书“序言”结尾处他只是提到了这个观点，而没有加以强调和引申（在与PBS的访谈中也是这样），是有原因的。

“累积式激进”由德国历史学家汉斯·蒙森（Hans Mommsen）首先提出，标志着纳粹德国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在这之前，对纳粹德国和希特勒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从思想和文化因素来分析纳粹的极权统治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如德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激进民族主义、反犹渊源，并将纳粹的政策归因于希特勒的世界观和对德国人有吸引力的纳粹意识形态（我国学界的这方面研究至今仍然是这个路数）。新的历史研究视野更关注的是纳粹制度中社会的力量、因素和条件的作用，以及普通民众的参与所给予纳粹统治的多种多样的支持——沉默、顺从、妥协，合作、积极配合、出谋划策。从新的历史研究角度来看，纳粹体制并非一部一丝不苟地贯彻元首意志的精密有效机器，而是一个政出多门、相互制肘、自我内耗的政权。纳粹政权依靠国家的一些支柱部门（武装部队、党、公务员、党卫军、工业界）的随机应变和自我运作能力。因此，社会中普通民众的自洽和自我调节也就成为纳粹政权存在的重要条件。纳粹统治所依靠的远远不只是负面的恐惧、暴力、威胁，而且更是正面的普通人配合和协助机制。蒙森的“累积式激进”观点另一部分是主张希特勒是一个“弱独裁者”（Weak Dictator）。蒙森认为大屠杀和“最终解决”是“累积激进”的结果，而不是希特勒一人的长期规划。希特勒确实狂热反犹，但大屠杀并不能用希特勒本人的决定和命令来解释。事实上，从1939年开战之后，希特勒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独裁者，他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详细过问具体的要务，他是统帅，但统帅的却是一个组织分散、内斗激烈的统治集团。这也是导致纳粹自我毁灭和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13]

在大屠杀问题上，新的历史研究发现，最终解决方案的产生原因难以证明是来自希特勒的最高命令，因为即使在私密小圈子里，希特勒本人也从未提过“最终解决”这个说法，至今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文字或口头命令记录。希特勒确实于1941年发布过“政委法令”（Kommissarbefehl），命令枪毙俘虏中所有“彻底布尔什维克化或积极代表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人员”。这个命令可以说是最后导致了大屠杀，但它毕竟不是大屠杀的一部分。希特勒只是大屠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起源”，为实现他的“乌托邦”而竞相效力的是纳粹党徒。正是这些普通的纳粹分子计划和实行了一系列的屠杀行动，他们揣摩上意、邀功争宠，自作主张，对犹太人宁可错杀，不可放过，越来越激进和极端，这才有了全面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这时候的德国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元首缺席的元首国”。[14]

里斯在《奥斯维辛》中清楚地展现了大屠杀的“累积式激进”过程，他强调的是普通纳粹在大屠杀中积极发挥的“创造力”和“自主主张”。但是，里斯并没有接受蒙森关于希特勒是“弱独裁者”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奥斯维辛》与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 享誉学界的《希特勒传》是颇为一致的。

1941年，希特勒下达“政委法令”，这在普通德国人看来是合理的事情，因为他们把共产党和犹太人看成同一回事，正如一位被采访的前纳粹分子所说，“马克思不就是犹太人吗？”“政委”也就是苏联“党内或政府内的犹太人”。也许当时谁也无法预料，“政委法令”后来成为大屠杀“累积式激进”的开端。一开始，处死的对象是犹太成年男子。但是，在纳粹国家里，命令都是最低限度必须执行的任务。所以有的执行单位就这样看待这道命令，“好吧，……不管看到什么犹太男子，全都杀掉，这样就不必操心他是不是共产党了”。这种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心态是“人之常情”，许多别的国家里发生的屠杀事件（肃反、镇反、清查和消灭阶级敌人）也都曾经如此。里斯指出，纳粹累积激进的大屠杀就是从开始有章程、有命令，发展到后来没章程、没命令，但却照样能自我激化和自我发明。由于处死成年犹太男子，纳粹碰到一个新问题，杀了一家生活的来源，那女人和孩子怎么办？1941年夏，他们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改变决定：把女人和儿童也都杀掉。里斯认为，“希姆莱做了这个决定，我想是得到希特勒首肯的，通过特别行动队向下扩散”。[15]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继续变得更加邪恶，因为纳粹有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近距离用枪射杀妇女和儿童，这种残酷行径对大约百分之二十的纳粹杀手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奥斯维辛》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目睹屠杀过程的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巴赫-泽勒维斯基对希姆莱说：‘这还只是区区一百人……看看这个分队士兵的眼睛，有多惊恐！这些人下半辈子都完了。我们在这里培养的是什么样的追随者？要么就是疯子，要么就是野蛮人！’后来，巴赫-泽勒维斯基自己也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眼前一再出现他所参与的行刑场景‘幻象’。”因为“受到这些抗议以及自己亲身经历的影响，希姆莱下令开辟一种新的屠杀方法，以减少部下的心理问题”。于是，几个星期后，一些下层的纳粹分子，他们是学科学的知识分子，便出来献计献策，提出了富有创意的杀人主意——用毒气进行工业化的大规模屠杀，这就把种族灭绝的杀戮之恶推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程度。

里斯对知识分子参与纳粹邪恶表示了极度的愤怒和鄙视，因为他们本是“绝顶聪明的人”，这些坐在（1942年1月20日于柏林郊外举行的）“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讨论解决犹太人的“最终方案”）会议桌前的许多人都拥有博士学位，不少还是法学博士，“许多负责特别行动队的都不是没有头脑的恶棍，有一位拥有两个博士头衔，非要别人称呼他 “博士-博士”（Reinhard Heydrich）……这些很有文化的人士，他们以异乎寻常的平静和冷静来做杀人的决定……简直太容易把他们当作神智失常者或疯子，但是，令人恐惧的是，他们并不是疯子。当时，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倘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人在当时会把（屠杀无辜）视为正确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办法防止未来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16]

在大屠杀研究中，里斯把目光更多地放在普通纳粹的创造性和尽心尽力的作恶行为上。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意蒙森的“累积型激进”论，但是，在希特勒是否为“弱独裁者”的问题上，他持与蒙森不同的看法。里斯对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该承担怎样的罪责提出更明确的政治定罪和道德谴责，为此他提供了多种新发现的档案证据，包括希姆莱完整的工作日志。他的结论是，“希特勒一连串环环相扣的决定最终导致犹太人的灭绝”，“尽管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希特勒写下的文字，可以证明‘最终解决’是他直接下令执行的，但上述证据让人们不仅有理由怀疑，甚至确定，那年（1941年）12月，希特勒正积极煽动和引导更激进的反犹行动。他亲自下令将帝国犹太人遣送东部，就算没有美国参战所产生的催化作用，这次驱逐最终仍可能通向死亡。12月5日，苏联红军在莫斯科城下向德军发起反攻，希特勒的愤怒和沮丧可能已经预示了拿犹太人发泄的倾向。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则将他明确引向谋杀。纳粹领导层不再假装他们仅仅是要把犹太人遣送到东部关进集中营。无论采用哪种方式，他们现在要做的是‘灭绝’”。对希特勒的归罪具有重要的先例意义，因为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地方，只要发生了人道灾难，以“不知情”“不直接过问”“下面的人办坏了事”这类借口来为最高领导人开脱责任，都是不能接受的。

三、制度、人性、罪责

许多现有的大屠杀研究都广泛引述幸存者和受害人的证词，相比之下，加害者的证词要少得多，主要的原因就是很难取得这类证词。《奥斯维辛》的一个重要特点和成功之处即在于收集了相当数量的第一手加害者证词。是什么原因使得加害者愿意提供证词的呢？这首先需要研究者付出极大努力去说服他们，“我们通常要花上几个月甚至长达数年的时间，说服他们接受采访并同意录像”。而且，还需要被说服者正好有想说的意愿，这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书中的那位前党卫军奥斯卡·格伦宁就是因为与一位否认大屠杀的集邮爱好者的争论才打破沉默的。

里斯承认，“促使他们最终说出一切的决定性因素究竟为何，我们永远无法确切知道。但在许多案例中，受访者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已走到尽头，因此想把自己在那些重大历史时刻的经历毫无保留地记录下来。此外，他们相信BBC不会歪曲他们的观点”。但是，里斯在访谈中说，还有一个“可怕”的原因，那就是这些加害者“希望人们了解他们当初为何做这样（残害别人）的事情，他们并不是疯子。他们当中有的要别人知道，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坏事”。[17]这就让对加害者的采访人处于一种道德困境之中，“我们提问的方式和我们所用的材料都清楚表明，我们在善与恶之间并不持中立的立场。另一方面，如果你采访某个人，他承认枪决过犹太人，而且表示并不为此感到后悔，你问他，‘你为什么不后悔？’他说，‘因为我确实憎恨犹太人’，那么，你就会让观众看到一种完全是不同寻常的有深度的东西。他们可以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五十年、一百年以后，有人看这个纪录片，这个有深度的东西还是在那里”。[18]这个有深度的东西就是人性的黑暗和复杂，以及生存情境能够如何对人性发生长期难以发觉的塑造和改变作用。

加害者的证词和有些加害者对自己所做所为的“无怨无悔”或“有限认错”（如奥斯卡·格伦宁）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关乎大屠杀的两个关键问题——它们同样是《奥斯维辛》要回答的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怎么可能做出这样邪恶的事情，心安理得地残害或杀戮与自己无怨无仇的无辜者？第二个问题是，杀害的决定是由谁做出的？第一个是人性的问题，涉及人自身的善和恶。第二个则是政治责任和法律罪责的问题，涉及应该如何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如果说，屠杀的决定是由极少数人——希特勒和他的核心人物——所做出，而大多数人只不过是“执行命令”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极少数人视为“没有人性”的恶魔和虐待狂。但是，如果杀人是许许多多普通人自己所决定的行为（虽然是因为处于某种外力的情景之中），而且事后并不后悔，那么，我们便不能轻易将这些数量众多的人全都排除在人类群体之外。他们的问题不是“非人性”，恰恰相反，这正是“人性”。里斯关注的显然是后一种情形， “所有认为只有纳粹分子甚至只有希特勒才持有极其恶毒的反犹主义观念的人，也应当认真反思。最危险的想法之一，就是认为欧洲人是在少数疯子的强迫下心不甘情不愿地犯下了灭绝犹太人的罪行”。[19]

参与作恶的普通人，对他们的道德审视需要我们超越对人性恶或人性善的简单信念或认知习惯，需要我们思考人性中的那些普遍的局限和阴暗面。二百多年前，人性的局限和阴暗已经使不少启蒙时代的思想者们忧心忡忡，也让他们把政府与人性结合在了一起。“政府本身又是什么，”麦迪逊问，“不正是人性的集大成者？” [20]在美国之父们的远见中，民主，就是要设计成对人性弱点的制约，特别是对领导滥用权力的制约。对人性的认知，可能是美国革命与法国美国之间最大的不同，后者有着浪漫的情怀，坚信自己即将摆脱人性的局限，把人变成“新人”。1794年，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恐怖统治”的总设计师，这样写道：“法国人民似乎已经超越世界上其他人类2000年；身居其间，你很想将他们看作另外一个物种。”[21]

对人性的理解存在着两种极端看法：“悲剧观”（导致对人性的缺陷逆来顺受和无条件接受）和“乌托邦观”（拒绝承认人性自身中存在恒久的弱点，否认对待人性弱点只能靠遏制而不能靠改造）。社会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认为，“根据现代科学，对人性更深刻的理解表明，处理政治问题中的人性远比上述两种极端的观点更复杂和深奥。人的头脑不是白板，没有一种人道的政治制度应该允许蔑视领导人或者重塑公民。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人性中还有一个具有递归、开放性和组合能力的系统进行推理，因此人能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启蒙人道主义的引擎——理性主义，永远也不会被特定时代下人们推理中出现的缺陷和错误所击败。理性总是能够退后一步，记录缺陷，修正规则，避免下一次再犯错误”。[22]

这恰恰是身处极权统治下的人们所无法做到的。极权统治诱发、利用和加强人性中的阴暗和残酷，而人性中的阴暗和残酷又在这样一种统治秩序中极度放大了极权的制度之恶，不只是集中营里那些特别残暴的看守和“卡波”，身处这个制度中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带着完整的、未被残害的人性离开这个体制环境。极权体制是人类的批评理性光芒照不进去，也不被允许照进去的一片黑暗之地。

纳粹统治在政治、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形成了一种对每个人的行为都发生毒化影响的环境，统治者全方位、彻底地控制这个环境——这就是极权主义。里斯指出“人的处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在书中人物托伊·布拉特身上有所体现。作为死亡集中营里最坚强、最勇敢的幸存者之一（曾参加索比堡起义），他被纳粹强迫在索比堡灭绝营工作，随后冒着生命危险逃了出来。“人们问我，”他说，“‘你学到了什么？’我想我只能确定一件事：没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和善的人，你问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个街区，给你指路，态度亲切。可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同一个人可能变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没人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可能在这些（不同的）处境之下变成好人或坏人。有的时候，碰上对我特别和善的人，我忍不住会想：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极权制度把人放置在要么害人要么被人害的两难选择中，不管有没有内疚，几乎没有人会选择让自己受害。尤其是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同情、怜悯、恻隐之心——亚当·斯密视之为人之为人的情感——都是奢侈而多余的，人性问题成为非常现实的生存可能和需要问题。1939年12月，伊尔玛·艾吉这个来自爱沙尼亚的17岁德意志女孩，与她的家人一起被安置在波兹南的临时住所。圣诞节前夕，一位负责住房的纳粹官员给了她父亲几把公寓钥匙，“这套公寓就在几小时前还属于一个波兰家庭”。艾吉一家意识到自己强占了别人的房子：“在那之前，我们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没法带着这种负罪感过日子。但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去哪里呢？”

德意志人是这样，波兰人也是这样，为了赚钱，约瑟芬和朋友们到比克瑙的焚尸场附近“淘金”。“他们翻动土地，挖出埋在地下的人骨碎片，把这些碎片放在一个碗里，装上水以后从中找金子。‘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约瑟芬说，‘无论自己有没有亲人死在集中营里，大家都觉得不自在，因为这些毕竟是人的骨头。没人乐意干这种事，可是贫穷逼着我们不得不这么做。’”波兰人扬·皮夫奇克承认他也曾在焚尸场附近搜寻贵重物品。“我记得我找到一颗金牙，一枚犹太硬币，还有一个金手镯。我现在肯定不会这么干了，对不对？我不会再从人骨堆里刨东西，因为我知道干这种事的都该遭天谴。但那个时候我们没别的办法，只能这么做。”里斯关注的是人性，而不仅仅是德意志人的人性，这使得他叙述的故事也可以成为每个读者自己的故事。

里斯从幸存者和纳粹罪犯那些学到的是，“人类的行为是如此易变和不可预知，常会被他们身处的环境所左右。当然，人们可以自行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但对很多人来说，个人处境是影响这些决定的关键因素”。这样的结论可以被用来解释人在什么特殊环境会作怎样的恶——人在仇恨和暴力环境促成和加强的许多心理因素作用下（服从威权和命令、从众和害怕、将残害对象妖魔化和非人化、对自己恶行辩护与合理化），会诱发出“好人作恶”的行为结果，极少会有例外。

但是，同样的结论也可以被作恶者用作对自己主观意愿的推诿和脱罪之词。格伦宁有一次与父亲及岳父母共进晚餐，“他们对奥斯维辛发表了一句特别愚蠢的评论”，暗示他是“潜在的甚或是真正的凶手”，气得格伦宁大声咆哮。他对采访者辩解道，他在奥斯维辛当看守，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是环境让他扮演了一个服从威权的角色。甚至连身为奥斯维辛最高指挥官的霍斯，也是用军人服从命令来为自己辩护。对此里斯问道：“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霍斯真的能‘明白’他都干了什么吗？在他被处决前刚刚写就的自传中，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不会发自内心地认为他所做的一切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当然，他确实在自传里写道，他‘此时此刻’认为灭绝犹太人是一个错误，但这只是一个策略上的失误，因为它让德国成为全世界仇视的对象。”不只是霍斯，还有许多别的纳粹（如格伦宁），他们一辈子都坚持认为，灭犹的大政方针并没有什么错，只不过“实施的具体方式”出了问题。

“服从命令”让许多对自己罪行没有悔意的纳粹不仅逃脱了1945年的“纽伦堡审判”，而且也逃脱了1947年和1963年第一和第二次“奥斯维辛审判”的法律追究。奥斯维辛审判（也称“法兰克福审判”）更是被一些法学家视为受难者正义的失败。法兰克福审判的总检察官弗里兹·鲍尔（Fritz Bauer）虽然接受审判的结果，但多次对审判原则提出批评，他坚决要求揭露参与庞大奥斯维辛系统的所有纳粹，包括直接屠杀和为之提供各种辅助和支持的人。他说：“参与的人有几十万……他们执行最终解决计划，不仅仅是因为有人命令他们这么做，而且是出于他们自觉自愿接受的世界观。”[23]对纽伦堡审判，里斯写道：“在纽伦堡审判中，党卫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被定义为一个‘犯罪组织’，但没有人进一步强调，每个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都犯有战争罪……如果能够给他们每个人都定罪，那么无论判罚有多轻，它都是向后人表达的一个明确态度。”不仅如此，对纳粹罪行的定罪（不管最后是否予以法律惩罚）对评判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道灾难的参与者责任，也会是一个有用的先例参照。可惜纽伦堡审判和奥斯维辛审判错过了人类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这也正是为什么里斯说——

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

[1] “Hearts of Darkness”. http://www.smh.com.au/news/tv--radio/hearts-of-darkness/2005/09/24/1126982268912.html .

[2] 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http://www.pbs.org/auschwitz/about/.

[3] 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 陈雅馨译，三联书店，2010年，第499页。

[4] 古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0—51页。

[5] 古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2，53页。

[6] 古奥乔·阿甘本，《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8—49页。

[7] 《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第52页。

[8] Hannah Arendt and Karl Jaspers, 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Correspondence 1926-1969, eds. Lotte Kohler and Hans Saner, trans. Robert and Rita Kimb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2, p. 166.

[9] Hannah Arendt, “Nightmare and Flight.” In Hannah Arendt: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Ed. Jerome Koh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94, p. 134.

[10] Hannah Arendt, “‘What Remains? The Language Remains’: A Conversation with Günter Gaus.”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p. 14.

[11] 理查德·伯恩斯坦，《根本恶》，王钦、朱康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1页。

[12] Andrew Delbanco, The Death of Sat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5, p. 3.

[13] Hans Mommsen, “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 and Self-Destruction of the Nazi Regime.” In Neil Gregor, ed., Naz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Hans Mommsen, “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 and Progressive Self-destruction as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the Nazi Dictatorship.” In Ian Kershaw and Moshe Lewin, eds., Stalinism and Nazism: Dictatorships in Compari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See also, “Functionalism and the ‘Weak Dictator’ Thesis” http://www.liquisearch.com/hans_mommsen/biography/functionalism_and_the_weak_dictator_thesis.

[14] Ian Kershaw, Hitler, 1889-1936: Hubri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8, p. 420.

[15] 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16] 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17] 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18] Interview with Laurence Rees.

[19] James Madison, “Government and Human Nature: Federalist Papers No. 51.” In C. Rossiter, ed.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p. 322.

[20] James Madison, “Government and Human Nature: Federalist Papers No. 51.” In C. Rossiter, ed.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p. 322.

[21] “French People as a Different Species.” Quoted in D. A. Bell, The First Total War: Napoleon’s Europe and the Birth of Warfare as We Know I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7, p. 77.

[22] 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安雯译，中信出版集团，2014年，第223页。

[23] Robert Fulford, “How the Auschwitz Trial Failed .” The National Post, 4 June 2005. 参见，徐贲《奥斯维辛审判中的罪与罚》，收入《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20—132页。

献给110万个男人、女人和孩子，

他们死于奥斯维辛。

导读 集中营：一个牲人和兽人的世界

序言

第一章 意想不到的开端

第二章 服从命令与自主行动

第三章 死亡工厂

第四章 腐败

第五章 疯狂的杀戮

第六章 解放与报复

致谢

图片出处说明

序言

这本书包含很多令人心情沉重的内容，但我仍然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部作品：一方面是因为调查表明，大多数人对奥斯维辛的真实历史仍一知半解[1]；另一方面，我希望这本书能提供一些独特的见解。

我围绕纳粹题材进行文字和电视节目创作已有十五年时间，这本书力图在这些年的积累之上，以一个具体场所为切入点，对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罪行进行最透彻的诠释，这个场所就是奥斯维辛。不同于反犹主义，奥斯维辛有确定的开始日期（第一批波兰囚犯到达，是1940年6月14日）；也不同于种族屠杀，奥斯维辛有确定的结束日期（1945年1月27日，集中营获得解放）。在这两个日期之间，奥斯维辛那段复杂的历史从许多方面反映出纳粹种族和民族政策的复杂性。奥斯维辛并不是专门用于杀害犹太人的灭绝营，也不仅仅与“最终解决”有关——尽管它后来成为奥斯维辛的主题。奥斯维辛营地的结构和设施一直在变，而这些变化常常与德国人在各个战场上的战况密切相关。奥斯维辛，通过其毁灭性的动态发展，成为纳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有形体现。

对奥斯维辛的研究，不仅是让我们更深刻地洞悉纳粹，还可以让我们了解在历史最极端的情况下，人类会做出什么。这里所涉及的故事，有不少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

这本书的写作离不开一些特别的调研，也就是对近百名集中营幸存者和纳粹行凶者的访谈。此外，我也参考了此前为另外几个关于第三帝国的节目所进行的数百场访谈，其中不少受访对象曾是纳粹党员。[2]与幸存者和行凶者的会面和对谈让我们收获颇多，他们提供了单凭文字材料很难获得的更深入的观点。尽管自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感兴趣，但真正的深入研究源于1990年与一位前纳粹党员的谈话。当时为了编写和制作一部关于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的影片，我访问了威尔弗雷德·冯·奥芬（Wilfred von Oven），他是戈培尔的专属秘书，是这位臭名昭著的纳粹宣传部长的得力助手。在正式访谈结束后，我们喝着茶，我问这个头脑聪明而又极富魅力的人：“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你在第三帝国的经历，你会选哪个词？”冯·奥芬先生思考着问题的答案，我以为他会提及这个政权犯下的恐怖罪行——对这些罪行他供认不讳——以及纳粹主义对世界造成的伤害。“这个嘛，”他最后说道，“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我在第三帝国的经历，我会说——天堂。”

“天堂”？在我读过的历史书里，没有任何一本是这么形容纳粹时期的。这个词也不像是出自这位坐在我面前、优雅且通情达理的男人之口。说起来，他的言谈举止根本就不像个纳粹党员。这样的人怎么会选择这么一个词？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怎么可能这样评价第三帝国？而20世纪的德国人又为何犯下这样的罪行？他们毕竟是欧洲文化的核心、一个有着良好教养的民族。多年前的那个午后，这些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直到今天仍挥之不去。

在我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历史的两次偶然帮了大忙。第一，那些曾是纳粹一分子的受访者，在我向他们提问的时候，恰好处在即使公开表达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的人生阶段。早上十五年，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他们什么也不会透漏。而今天，包括迷人的冯·奥芬先生在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过世。

我们通常要花上几个月甚至长达数年的时间，说服他们接受采访并同意录像。促使他们最终说出一切的决定性因素为何，我们永远无法确切知道。但在许多案例中，受访者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已走到尽头，因此想把自己在那些重大历史时刻的经历毫无保留地记录下来。此外，他们相信BBC不会歪曲他们的观点。对此我会说，只有BBC才能提供必要的支持，帮我们完成这项事业。这些调研旷日持久，只有一个公共广播电台才能做出这样的承诺。

第二个机缘在于，这项研究恰巧赶上了柏林墙倒塌和东欧剧变。突然之间，我们能接触到的不仅有调研所需的档案，还有人。我曾在1989年共产主义时期的苏联进行拍摄，那时谈及国家历史，人们基本只能喊喊政治口号。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压抑已久的回忆和观点，一时之间如决堤的洪水般倾泻而出。在波罗的海诸国，我听到人们回忆他们如何将纳粹视为解放者而夹道欢迎；在卡尔梅克人[3]的大草原上，我获得了斯大林对整个民族进行报复性驱逐的一手资料；在西伯利亚，我遇见了两度陷于囹圄的老兵们——一次拜希特勒所赐，另一次则是苏联；在明斯克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我偶遇一位女士，她曾参与了现代历史上最残酷的游击战，回首过去，她认为，红军更为可怕，如果不是共产主义的倾塌，所有这些深埋的过去将随着当事人的离世，最终从这个世界被抹去。

更可怕的，是反犹主义。当我辗转行走于这些才获得独立的国家——从立陶宛到乌克兰，从塞尔维亚到白俄罗斯，我以为人们会告诉我，他们有多痛恨苏联共产主义——这才是他们该有的情绪。而恨犹太人？简直荒唐可笑，特别是没有几个犹太人还住在那儿。看来，希特勒和纳粹的工作相当“成功”。然而，波罗的海的一位老人在1941年曾帮助纳粹射杀犹太人，而六十年后他仍认为当年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甚至一些曾反对纳粹的人也持有狂热的反犹主义观点。我仍记得一位乌克兰老兵在一次午餐时向我提出的问题。他曾作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纳粹和苏军浴血奋战，并因此遭到迫害。他问我：“我听说纽约有个由各国犹太金融家组成的秘密团体，他们打算干掉所有非犹太人政府。你怎么看？”我愣住了。每逢意料之外且毫不掩饰的反犹主义，不是犹太人的我总会陷入震惊。“我怎么看？”我最终答道，“我觉得那纯粹是胡扯。”这个老兵抿了一口伏特加。“是么，”他说，“你是这么想的啊。有意思……”

最令我震惊的是，持有这种反犹主义观点的不仅限于老一辈人。我还记得立陶宛航空柜台的那位女士。她得知我们正在拍摄的影片主题后说：“你们对犹太人感兴趣是不是？记住一点就行了：马克思是个犹太人。”同样在立陶宛，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年轻军官带我参观了位于考纳斯（Kaunas）的一个军事要塞，1941年，一大批犹太人在这里惨遭屠杀。他对我说：“知道吗，你漏了更重要的内容，该讲的不是我们对犹太人做了什么，而是犹太人对我们做了什么。”我并不是说在我去过的东欧国家中，所有人都持这种态度，认同这些观点的人甚至都不占多数，然而，这种公然的歧视实在令人不安。

所有认为本书所涉及的历史与当下无关的人，都应该记住前面写到的一切。所有认为只有纳粹分子甚至只有希特勒才持有极其恶毒的反犹主义观念的人，也应当认真反思。最危险的想法之一，就是认为欧洲人是在少数疯子的强迫下心不甘情不愿地犯下了灭绝犹太人的罪行。纳粹上台前，德国社会并不存在所谓的“独一无二的灭绝倾向”（“uniquely exterminatory”，引自时下最流行的专业术语），否则在20世纪20年代，怎么会有大批犹太人从反犹的东欧逃亡到德国寻求庇护呢？

然而，纳粹分子与其他许多极权主义国家的行凶者确实有不同之处，这正是我完成了关于二战的三个独立项目后得出的结论。这三个项目各包括一本书及一部电视剧：第一个是《纳粹：历史的警示》（Nazis: The Warning from History）；之后是《世纪之战》（War of the Century），讲述的是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的战争；最后一个是《东方恐怖》（Horror in the East），力图揭示20世纪30年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参与这些项目的经历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我所知，我算是唯一一个与来自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大量战犯都会过面并进行过访谈的人。基于此，我确信我遇见的纳粹战犯与其他战犯有所不同。

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恐惧感弥漫着整个社会，而希特勒的德国直到战争最后阶段才发展到这种程度。一位前苏联空军军官曾向我描述过20世纪30年代的公开会议，那时任何人都可能被指控为“人民的敌人”。他的话我至今难忘。人人都可能在夜半时分被敲门声惊醒。无论表现得多么顺从，无论口号喊得多么响亮，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一旦你被扔在聚光灯下，你做什么、说什么或想什么全都是徒劳。但在纳粹德国，除非身为某个遭受威胁群体中的一员，也就是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吉卜赛人、同性恋、“不愿工作者”（work-shy），或任何反对现有政权的人，德国人基本可以过着无需忧惧的生活。近期所有学术研究都强调，盖世太保主要是依靠民众的告发来执行任务的。[4]这个结论无可厚非，但更重要的事实是，大部分德国人直到德国快要输掉战争之前，都感到安全和幸福；如果有一场自由和公开的选举，他们一定会投票给希特勒让他继续执政。相比之下，在苏联，即使是斯大林最亲近、最忠诚的同僚都无法睡上一个安稳觉。

因此，那些遵从斯大林的指示犯下罪行的人，常常干着迫害他人的事，却不知为何要这样做。例如，我遇到的一个前苏联秘密警察曾把卡尔梅克人五花大绑扔上火车，把他们驱逐到西伯利亚，但他至今不知道政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被问及为什么参与这项行动时，他给出的答案我们并不陌生：这只是“执行命令”。讽刺的是，大家普遍认为这是纳粹分子最爱用的借口。这名秘密警察之所以手染鲜血，只因他被要求这样做，只因他知道如果做不到便会被枪毙，而且他相信领袖做出这样的决定自有他的理由。当然，这也就意味着，苏联解体后，他能够轻松地忘记过去，让生活继续。当然，历史上不乏斯大林这样的人物。

我还见过一些日本战犯，他们曾犯下现代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暴行。在中国，日本士兵剖开孕妇的肚皮，将刺刀刺向她们腹中的胎儿；他们将农民捆起来当练习刺杀的活靶。日本人对成千上万无辜百姓的凌虐，毫不逊于盖世太保最残忍的行为，而日本人的致命医学实验远远早于门格勒[5]在奥斯维辛所做的研究。人们可能会以为这些人具有某些“常人无法理解”的特质，但经过调查便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在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社会中长大，接受过最严酷的军事训练，自孩童时代起就一直被灌输崇拜天皇的思想（天皇也是军队最高统帅）。准宗教性本是人之常情，而日本文化在历史上又不断强化着这种倾向。我见过的一名日本老兵就很典型，他提到，当自己被命令参与对中国妇女的轮奸时，重点不在于性行为本身，而是他终于被同伴们认可接纳，要知道，他们此前可是尽情地欺侮他。与我遇到的那位苏联秘密警察一样，这些日本老兵几乎毫无例外地会用外部原因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也就是政权本身。

然而，很多纳粹战犯却不同。书中一位名叫汉斯·弗里德里希的受访者，他的话可以很好地概括这些纳粹分子的想法。弗里德里希曾是帝国东部一支党卫军部队的成员，他承认自己亲手射杀过犹太人。直到纳粹政权倒台多年后的今天，他仍不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他完全可以用“执行命令”或“被政治宣传洗脑”来为自己辩护，但他内心的信念是如此坚定，以至于拒绝使用这些借口。当年他发自内心地认为枪毙犹太人是正确的，现在也毫不掩饰地表示这一信念从未改变。这无疑是一种可憎的立场，但同时也发人深思。当代研究成果表明，这样的人并非个例。在奥斯维辛，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有哪个党卫队士兵因拒绝参与屠杀而遭到处罚，却有大量资料表明，在党卫队领导眼中，营地里真正的违规问题是偷盗行为。也就是说，这显得在屠杀犹太人一事上，普通士兵与领导者是意见一致的，只不过对希姆莱不允许个人从中获利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一旦被发现手脚不干净，他们面临的处罚可能颇为严厉——几乎可以肯定，那要比他们拒绝积极参与屠杀所受的处罚还要重。

与效忠斯大林和裕仁天皇的战犯相比，纳粹行凶者对他们的个人行为负有更大的责任。这份结论不仅基于访谈，也是经过一系列档案研究，以及与相关学者探讨之后所得出的。[6]当然，这只是一个概论，这三个极权政体各自都有非典型的个体，而且彼此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在进行政治宣传时，都自上而下地将某种意识形态强加于民众。但作为概括它是站得住脚的；考虑到党卫队接受的严格训练，以及“德国士兵只会机械服从”这一刻板印象，它也能激发人们更进一步的了解。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纳粹行凶者对他们的个人行为拥有更大的决定权，他们不仅促成了奥斯维辛的发展，也促成了“最终解决”方案的制定和实施。

在我过去十五年所遇到的纳粹行凶者当中，有如此多的人将他们的罪行归结于内因（“我觉得应该这样做”）而不是外因（“我被命令这样做”），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一个不难想到的解释是，纳粹分子精心利用了一些既存观念，早在阿道夫·希特勒这个人出现以前，反犹主义思想就已经见诸德国社会，许多人有失公允地将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归罪于犹太人。实际上，纳粹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早期政治运动，与其他民族主义右翼党派不计其数的政治活动并没有本质区别。希特勒的首创不是政治思想，而是领导权。20世纪30年代初，大萧条席卷德国，数百万德国人自愿投靠纳粹党，以求解救国家之道。1932年大选，投票支持纳粹的人没有一个是被迫的，纳粹在完全符合当时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取得政权。

另一方面，纳粹主义的整体信念被如此多的纳粹分子内化于心，这与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的工作密不可分。[7]戈培尔大概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宣传家，人们常以为他不过是个粗浅的好辩者，以《永远的犹太人》（Der ewige Jude）而臭名昭著——这部纳粹宣传电影将犹太人与老鼠的镜头交叉剪辑。但实际上，他的大部分工作要精致得多，也隐蔽得多。只有希特勒才热衷于像《永远的犹太人》这种憎恶分明的电影，而戈培尔本人并不喜欢这种小儿科的方式，他更欣赏《犹太人苏斯》（Jud Süß），这部影片不动声色地表现了犹太人如何糟蹋一个美丽的“雅利安”女孩。戈培尔所主持的受众分析（他对这一研究极其痴迷）证明他是对的：更受观众喜爱的宣传电影，用他的话来说，是那些“煽动于无形之间”的影片。

戈培尔坚信，强化观众已有的偏见永远胜过试图扭转他们的思想。当迫于形势需要，不得不尝试改变德国人的看法时，戈培尔的策略是“像护航队一样前行——永远与最慢的船舰保持一致”。[8]他采取不同的隐蔽手段，反复重申他希望受众接受的观点。在此过程中，他很少直白地表达思想，而是通过图像的展示和故事的讲述，引导德国民众得出他想要的结论，并让他们以为这些结论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想法。

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并不经常违背人民大众的意愿，强制推行他的政治政策，这一点深得戈培尔赞许。纳粹无疑是个激进的政权，但它更看重民众的共识，而它最需要的行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人们自下而上的主动合作。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在屠杀犹太问题上，纳粹党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谨慎。虽然仇视犹太人是希特勒的一个核心思想，但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选举中并没有公开推行这一政策。他从未掩饰过自己的反犹主义倾向，但他和其他纳粹高层有意强调了其他政策，例如他们希望“纠正”《凡尔赛条约》，让失业者重返工作岗位，重建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希特勒当选总理不久，针对德国犹太人的暴力源源不断地出现，纳粹冲锋队员精心利用这些事件，推波助澜，使其发展到更大规模。这期间还出现了对犹太人商店的联合抵制（它得到戈培尔这位热情的反犹主义者的支持），但抵制运动只持续了一天时间。纳粹领导人对国内外的社会舆论都格外关注，尤其不希望他们的反犹主义态度使德国成为一个被排斥的国家。此后的两次反犹高潮，标志着战前纳粹迫害犹太人的两个重要历史时刻：一是1936年《纽伦堡法案》的实施，它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另一个是1938年的“水晶之夜”，这一晚犹太会堂遭到焚毁，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逮捕。但总体看来，纳粹推行反犹政策的步伐是平缓而渐进的，20世纪30年代，许多犹太人仍试图留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生活。纳粹的反犹宣传按照戈培尔所谓的“护航队最慢船舰的速度”进行（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这样的极端狂热分子和他的激进反犹刊物《先锋报》[Der Stürmer]是个例外），那两部公开反犹的电影《永远的犹太人》和《犹太人苏斯》，都是战争爆发以后才上映的。

逐步升级的反犹行动，这种观点与一般人的看法相悖。通常认为，纳粹在某个特殊时刻，做出了“最终解决”和建造奥斯维辛毒气室这样的重大历史决定。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分析这段历史远非这么简单。在距焚尸炉仅数米远的地方修建轨道，通过火车把一个个犹太家庭载向死亡，这种复杂的屠杀手段经过数年的精心设计才成熟。纳粹政权实践了一位历史学家提出的著名概念：“累积式激进主义”（cumulative radicalisation）[9]，也就是说，每一个决定通常会导致之后更激进的决定。1941年夏发生在罗兹（Łódź）犹太人隔离区的食物危机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可以说明历史事件如何相互影响，最终促成灾难。这一危机使得一位纳粹官员提出：“用一些简便快捷的办法解决那些不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或许还算人道。”[10]因此，灭绝犹太人的方案出于“人道主义”被提上日程。不要忘了，恰恰是此前纳粹领导层制定的政策，才造成了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的食物危机。

这并不意味着希特勒可以不为他犯下的罪行负责——无疑他逃脱不了责任，而且，比起简单地在某天召集下属，强迫他们执行命令，希特勒的做法更加阴险。所有纳粹将领都知道，他们的元首在制定政策时最看重的一点便是：激进。希特勒曾经说过，他希望他的军官都能像“被皮带紧紧拴住的狗”一样（可惜他的军官常常辜负这种期望）。他对激进的狂热，加上他喜欢任命两个人完成大致相同的任务、从而在纳粹领导层中间激起激烈竞争的做法，导致这一政治和行政体系中充满斗志，同时具有高度的内在不稳定性。所有人都知道希特勒有多痛恨犹太人，所有人都听过他1939年在德国国会大厦进行的演讲，在此次演讲中，他预言如果欧洲的犹太人“引发”一场世界大战，那么他们将面临被“灭绝”的命运。因此，纳粹领导层的每个人都很清楚，对待犹太人他们该提出什么样的政策，那就是越激进的越好。

二战期间，希特勒绝大部分精力和心思都放在了一件事上：努力赢得战争。他花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时间远远少于制定复杂的军事策略。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或许可以体现在他向但泽（Danzig）、西普鲁士（West Prussia）和瓦尔特（Warthegau）三个地区的大区长官（Gauleiter）下达的指示中。他告诉他们希望这些地区日耳曼化，并说只要他们完成这个任务，他保证“不过问”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不难想象，1941年12月希特勒以同样的口吻对希姆莱说，他希望犹太人“灭绝”，且“不过问”希姆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当然，我们无法确知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否真的如此，因为战争时期希特勒一直谨慎地通过希姆莱这个中间人来执行“最终解决”。希特勒十分清楚纳粹将要犯下的罪行的严重性，因此不希望留下任何记录，证明自己与这些罪行有关。然而，证据无处不在，比如希特勒公开发表的仇视言论，还比如每当希姆莱与希特勒在其位于东普鲁士的总指挥部会面后，对犹太人的迫害和谋杀便会愈发激进。

我很难准确地描述，纳粹领导层对效忠于一个敢于追求宏大梦想的人有多么兴奋：希特勒的梦想是在几周之内击败法国，而一战期间德国曾与法国周旋了数年时间。这个梦想希特勒实现了。他还梦想着战胜苏联，在1941年夏秋之际，看形势他几乎一定会赢。他也梦想着消灭犹太人，而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最容易完成的一件任务。

希特勒的目标都十分宏远，同时从本质上来说，它们也都是破坏性的，而“最终解决”是最具毁灭性的构想。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有两位纳粹人士分别承认大规模屠杀不符合他们所认同的“文明”价值观，但后来他们却成为制定和执行“最终解决”策略的关键人物。海因里希·希姆莱写道：“‘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本质上来说非常不德国’。”而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也表示过：“生物灭绝对德国这样一个文明国家来说，是很不体面的行为。”[11]但在之后的十八个月内，“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却一步步地变成他们拥护的政策。

追溯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如何逐步决定建造奥斯维辛并执行“最终解决”，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不断变化、激进且极其复杂的决策过程是如何展开的。在这过程中并没有一个自上而下强制执行的计划，也不存在一个自下而上提出、最终得到批准的方案。没有哪个纳粹分子是遭到威胁被迫进行屠杀的。不，这是一项由成千上万的人共同经营的事业，决定是他们自己做出的，不仅参与而且积极主动地寻找办法，以解决如何杀戮人类同胞、如何处理他们尸体的问题——因为杀害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

审视纳粹和纳粹的迫害对象如何走上各自命运的历程，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人的境况。而我们所看到的大多并非善事。在这段历史中，苦难从未得到补偿。尽管在极少数情况下，个别高尚之士做出了正义的选择，但大多数人的做法为人所不齿。我们无法不同意埃尔泽·巴克（她八岁时就被送往奥斯维辛）的结论：“人类的堕落没有底线。”如果说还有一线希望，它来自家庭赋予人们的坚持下去的力量。一些被送往集中营的人之所以敢于做出英勇的举动，为的是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子女。

然而，最重要的或许是，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证实了一个事实：人的处境（situation）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在托伊·布拉特身上有所体现。作为死亡集中营里最坚强、最勇敢的幸存者之一，他被纳粹强迫在索比堡灭绝营工作，随后冒着生命危险逃了出来。“人们问我，”他说，“‘你学到了什么？’我想我只能确定一件事：没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和善的人，你问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个街区，给你指路，态度亲切。可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同一个人可能变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没人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可能在这些（不同的）处境之下变成好人或坏人。有的时候，碰上对我特别和善的人，我忍不住会想：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他会变成什么样呢？”[12]

我从幸存者（老实说，还有纳粹战犯）那里学到的是，人类的行为是如此易变和不可预知，常会被他们身处的环境所左右。当然，人们可以自行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但对很多人来说，个人处境是影响这些决定的关键因素。甚至一些不同寻常的人——比如阿道夫·希特勒，看似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实际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对之前的处境做出回应。希特勒在一战前只是个无足轻重的流浪汉，经过一战这场完全不受他掌控的世界性冲突，他才转变成我们所熟悉、历史上的那个希特勒。所有相关领域我认识的专家学者，无一不认为若没有一战的经历，以及德国战败带给希特勒的强烈痛苦，他根本不可能成为后来的风云人物。因此，我们的结论不是“没有一战，希特勒就当不上德国元首”，而是“没有一战，就没有人会变成历史上的那个希特勒”。当然，希特勒自己决定了他会采取哪些行动（正因他的这些个人选择，后人对他的批评谴责毫不过分），但若没有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也就没有后来的他。

这段历史还告诉我们，如果说个人的行为会受到环境影响，那么一群人的共同努力可以创造出更好的文化，反过来提升个体的道德。丹麦人救助犹太人，并在战争结束、犹太人返回时给予他们最热烈的欢迎，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丹麦文化尊重人权，这一广为接受的文化观念帮助绝大多数丹麦人做出了高尚的选择。但我们也不能对丹麦人抱有过于浪漫的想象，不受他们控制的情境因素同样起了很大作用。这些因素包括纳粹抓捕丹麦犹太人的时间（当时德国人明显已经快要输掉战争），以及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逃跑相对容易，可以穿过比较狭窄的水域，逃到中立的瑞典）。此外，纳粹并没有尽全力驱逐这里的犹太人。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相信，为防止再有与奥斯维辛类似的惨剧出现，一个方法是汇聚个体的力量，促使社会的文化观念抵制此类暴行。纳粹公开宣扬的达尔文主义思想，教导每个“雅利安”德国人说他们的人种更加优越，却显然造成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最后，不得不说，谈起这个话题，我们永远都无法回避那股强烈的悲伤。在整个项目进行过程中，最响亮的呼声来自那些我们无法访问的人，也就是110万名死在奥斯维辛的受害者。特别是20多万名儿童，他们幼小的生命在那里枯萎，被剥夺了长大成人、体验人生的机会。有一个场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那是关于“婴儿车队列”的描述：空空的婴儿车每五个排成一排，被推出奥斯维辛，朝火车站方向而去——它们都是从死去的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财产。目睹这一幕的囚犯说，他们用了足足一小时才走过这一队列。[13]

这些坐在婴儿车里被推进奥斯维辛，与他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叔叔、婶婶一同死去的孩子，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人。谨以此书纪念他们。

[1] BBC在2004年做了一个受众调查，考查人们对奥斯维辛了解多少、如何评价。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听说过集中营的人认为，集中营是为了灭绝犹太人而建的。

[2] 我有幸与我的制作团队一起完成了过去的这些项目，我对他们感激不尽。特别要感谢Tilman Remm，Detlef Siebert，Martina Balazova和Sally Ann Kleibal非常出色的研究。

[3] Kalmyks，蒙古卫拉特人的后裔，主要居住在伏尔加河下游里海西北沿岸、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境内（除特别标明，本文页下注均为译注）。—译注

[4] 特别值得一看的是Robert Galletely的著作《盖世太保和德国社会》（The Gestapo and German Society, Clarendon Press 1990）。

[5] Josef Mengele（1911—1979），奥斯维辛集中营臭名昭著的医生，负责对新来囚犯进行生死筛选，并利用犯人进行人体实验。

[6] 令我欣喜万分的是，阅读乔纳森·格洛佛（Jonathan Glover）的巨著《人性——一部二十世纪道德史》（Humanity : a Mor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imlico 2000）时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曾在进行文本研究后得到大体相同的结论。

[7] 参见本书作者另一本著作《推销政治》（Selling Politics, BBC Books 1992），该书详细剖析了戈培尔的做法。

[8] Laurence Rees，《推销政治》；尤其应注意对Wilfred von Oven的访谈。

[9] 这个概念最早由德国历史学家Martin Broszart提出。

[10] 见本书。

[11] 引自Götz Aly的著作《最终解决：纳粹人口政策与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Final Solution: Nazi Population Policy and the Murder of the European Jews, Hodder Arnold 1999）， 第3页。

[12] 见本书。

[13] 引自前纳粹囚犯Wanda Szaynok和Edward Blotnicki的证词，见Andrzej Strzelecki“对受害者财物的掠夺”（Plundering the Victims’ Property），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集中营历史的核心问题》（Auschwitz1940—1945, Centr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mp）第二卷，奥斯维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2000年，第164页。

第一章

意想不到的开端

1940年4月30日，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实现了一个宏大的抱负。时年39岁的他，为党卫队工作了六年之后，被任命为新帝国首批集中营的指挥官之一。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他来到一个小镇就职。八个月前，这里还属于波兰西南部，现在它已归属德国上西里西亚地区。在波兰语中，这个小镇的名字是“Oświęcim”，而在德语里，它叫“Auschwitz”，即奥斯维辛。

尽管霍斯被提拔为指挥官，但他辖下的这个集中营其实尚不存在。它将由数个破败不堪、蛀蚀严重的前波兰军队营房改建而成，而霍斯需要亲自监督施工过程。这些营房位于小镇边缘地带，散布在一个驯马场四周，周围环境极其压抑。平坦的褐色土地位于索拉河和维斯瓦河之间，这里气候潮湿，不利于健康。

没有人在那一天能预见到，鲁道夫·霍斯当然也不例外，短短五年之内，这个集中营将成为史上最大规模集体屠杀的发生地。奥斯维辛的转变是由一系列决定促成的，讲述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决策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洞悉纳粹国家的运作。

诚然，阿道夫·希特勒、海因里希·希姆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和赫尔曼·戈林等纳粹领导人做出的决定，最终导致100多万人在奥斯维辛惨遭灭绝，但这一罪行得以实施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更多像霍斯这样的次级官员他们所持有的态度。没有霍斯对这块至今未在地图上标出之地的领导，没有他对规模如此巨大的屠杀行动的组织，奥斯维辛就永远不会发挥它后来所发挥的作用。

从外表看，鲁道夫·霍斯几乎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他中等身材，相貌平平，有着深色的头发。他不丑，也算不上特别英俊，美国律师惠特尼·哈里斯（Whitney Harris）曾在纽伦堡审判中盘问过霍斯，用他的话来说，霍斯是“一个普通人，就像一家杂货店的店员”。[1]一些曾关押在奥斯维辛的波兰囚犯也同意这个描述，据他们回忆，霍斯话不多，很少情绪失控，是那种你每天走在街上都会碰到、根本不会多看一眼的家伙。也就是说，霍斯与人们心目中面红耳赤、口沫横飞的党卫队恶魔形象相去甚远。然而这恰恰意味着，他是一个更可怕的人。

奥斯维辛火车站对面有家宾馆，在党卫队官员被安排搬进集中营内合适的住处之前，这里就是他们的落脚之处。霍斯在这里放下他的行李，同时也做好了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民族事业的思想准备。与大多数忠诚的纳粹分子一样，德国过去25年来的历史形塑了霍斯的性格和信念，那也是这个国家最动荡不安的一段时期。霍斯1900年生于黑森林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严厉专制、强调服从，童年的经历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一战期间参军，成为德国军队中最年轻的士官之一，后来的战败让他有种强烈的被出卖的感觉。20世纪20年代初，他加入了半军事组织自由兵团（Freikorps），在德国边境抵抗“共产主义威胁”。1923年，他因参与了右翼暴力政治运动被捕入狱。

许多纳粹分子都有着类似的人生轨迹，其中就包括阿道夫·希特勒。他也有一位专制的父亲[2]，也参加了一战（而且与霍斯一样，也被授予铁十字勋章），对那些在他看来导致德国战败的人，他同样怀有强烈的恨意。就在霍斯参与一起政治谋杀的同一年，希特勒试图通过啤酒馆暴动夺取政权。

对希特勒、霍斯和其他右翼民族主义者来说，当务之急是弄清楚德国为什么战败，又为什么签署如此丧权辱国的和解协议。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他们自认为找到了答案：犹太人显然应该对此负责。他们指出，瓦尔特·拉特瑙这个犹太人出任了战后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此外，1919年春，一个短命的苏维埃共和国在慕尼黑成立，其领导层大多是犹太人，在他们看来，这证实了犹太人和人们所惧怕的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确凿的联系。

虽然大批忠诚的德国犹太人在战争中浴血奋战（且许多人牺牲），但这不重要；虽然成千上万德国犹太人既不是左翼分子也不是共产党员，但这也不重要。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毫不费力地就把德国的犹太人打成替罪羊，让他们为德国的困境负责。在此过程中，刚刚组建的纳粹党利用了德国人多年来的反犹情绪。从一开始其追随者就声称，他们对犹太人的仇视并不是出于无知的偏见，而是基于科学的事实：“我们之所以要打击他们（指犹太人），是因为他们为各个族裔的人群带去了‘种族结核’（a racial tuberculosis of nations）”，这段话出现在1920年印制的最早那批纳粹宣传海报上，“我们确信，只有这些病菌被彻底消除，民族的复兴才能够实现”。[3]对犹太人的这种伪科学攻击对霍斯等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声称自己对粗浅、暴力、近乎色情的反犹主义观点颇不以为然，后者正是另一位纳粹分子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在其刊物《先锋报》中所宣扬的观念。“《先锋报》的狂热给反犹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纳粹倒台后，霍斯在狱中这样写道。[4]在他看来，他自己的方法总是更冷静，也更“理性”。霍斯说他几乎从没与哪个犹太人发生过争执，对他来说问题在于“犹太人的国际阴谋集团”——他认为各国犹太人秘密地执掌大权，他们不顾国家立场为彼此提供帮助。在霍斯看来，这就是德国在一战中失败的原因，也是他必须摧毁的：“作为一名充满热情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我坚信我们的理念会逐步被接受，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犹太人霸权也将因此被摧毁。”[5]

霍斯在1928年获释后，又接受了另一个右翼民族主义者普遍持有的观念，即对土地的热爱，这点与反犹主义一样都是纳粹运动的特点。犹太人之所以遭到憎恨，一个原因是他们大多居住在城市（用戈培尔的话来说，犹太人因他们的“柏油文化”[asphalt culture]而遭到鄙视），而“真正的”德国人永远不会丧失对自然的热爱。希姆莱本人学的是农业，奥斯维辛曾一度被用作农业研究基地，这些都并非偶然。

霍斯曾加入“阿塔曼那”（Artamans），这是当时在德国十分活跃的农业公社组织。在那里，他遇见了他后来的妻子并安顿下来，打算当一名农民。随后，改变他一生的时刻到了：1934年6月，希特勒的警察头子希姆莱邀请他放弃务农，做一名全职的党卫队队员。由精英分子组成的党卫队（SS，全称Shutzstaffel）在成立之初本是元首的私人卫戍部队，现在，他们的众多职责又多了一项，即管理集中营。[6]希姆莱与霍斯相识已有一段时间，对他颇为赏识。霍斯是一名老党员，他在1922年11月就加入了纳粹党，党员编号是3240。

霍斯可以做出选择，没人强迫他，实际上没有任何人是被强迫加入纳粹党卫队的。而他选择加入。他在自传中为这一决定给出了以下原因：“因为我有可能迅速升职并得到相应加薪，所以我觉得自己必须迈出这一步。”[7]其实这不是全部真相。不难想象，在这部写于纳粹倒台后的自传中，霍斯省略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也就是他当时的心情。1934年的霍斯，应感到自己正在见证一个美好新世界的诞生。希特勒当权已有一年时间，纳粹党正在积极打压内部敌人，包括左翼政治家、不愿工作者、反社会人士和犹太人。在整个国家，不属于这几个危险群体的德国人对身边发生的变化持欢迎态度。曼弗雷德·冯·施罗德的感受非常有代表性，他是汉堡一位银行家的儿子，1933年加入纳粹党，他说：“周围一切都重新恢复了秩序，变得干净整洁。我有一种民族解放的感觉，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人们都说：‘这是场革命，虽然它是一场人们没有想到的、和平的革命，但毕竟是一场革命。’”[8]霍斯此时有机会参与这场革命，这是一场他在一战结束后就一直祈祷能够发生的革命。选择加入纳粹党卫队，意味着获得地位、特权、兴奋感以及一次影响新德国发展进程的机会。而选择当个农民，就意味着一生都是农民。霍斯做出这样的决定难道令人惊讶吗？因此，他接受了希姆莱的邀请，于1934年11月抵达位于巴伐利亚的达豪，以集中营守卫的身份开始了他的党卫队生涯。

今天，人们对纳粹国家不同集中营的用途经常混淆，至少在美国和英国是这样。达豪这样的集中营（达豪建于1933年3月，即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后不到两个月）从概念上便与特雷布林卡这种在战争期间才建成的灭绝营不同。而声名狼藉的奥斯维辛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既是集中营又是灭绝营，这让许多人更加迷惑。只有弄清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才能理解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人为何认为达豪等集中营的存在是合理的。在所有接受我们拍摄的德国人当中，没有一个（包括当年狂热的纳粹分子）公开表示他们对灭绝营的存在“满怀热情”，但很多人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集中营的存在感到相当满意。他们刚刚熬过了大萧条这场噩梦，并且自认为见证了民主没能拯救德国、反而让德国陷入低谷的历史。共产主义幽灵仍然存在。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选中，德国似乎分裂成两个极端，一方面，有相当数量的人投票支持共产党，另一方面，对曼弗雷德·冯·施罗德这些支持纳粹1933年“和平革命”的人来说，历史上类似的情况可以证明集中营存在的必要性：“做个巴士底狱里关着的法国贵族可不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不是吗？是有很多集中营，但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说：‘哦，这是英国佬在南非为对付布尔人发明的。’”

1933年3月被关进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批囚犯大部分是纳粹的政敌。虽然早在那时犹太人就已经开始遭到嘲讽、侮辱和痛打，但曾服务于前一个政权的左翼政治家对纳粹来说是更直接的威胁。[9]霍斯抵达达豪后，坚定地认为“国家真正的敌人必须严加看管”[10]，接下来在达豪度过的三年半时间对他的性格塑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集中营首任指挥官西奥多·艾克（Theodor Eicke）的精心设计下，达豪集中营的管理制度不仅残酷无情，更能摧毁囚犯的意志。艾克将纳粹对其敌人的暴力和恨意融进了体系和秩序之中。达豪因身体虐待而出名，鞭笞和其他形式的殴打是家常便饭。囚犯有可能被活活打死，而他们的死会被说成“试图越狱时被击毙”而不予追究。送往达豪的不少犯人（虽然不到半数）没能活着出来，然而，达豪真正的杀伤力还不在肉体虐待，尽管这已经非常恐怖，但更可怕的是精神折磨。

与普通监狱不同，达豪集中营首创的一个做法是，犯人完全不知道自己要被关押多长时间。20世纪30年代达豪的大部分囚犯约在一年后获释，但每个犯人刑期具体有多长完全由管理者拍脑袋决定。对囚犯来说，他们没有一个结束日期可以用来盼望，只有无尽的不确定感，不知自由会在明天到来，还是下个月或下一年。作为一个忍受过数年牢狱之苦的人，霍斯马上就明白了这一政策的可怕之处：“不知道刑期的长短让他们难以忍受眼下的生活。”他写道：“它可以让最坚定的意志也一点点被消磨和摧毁……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在营中的日子生不如死。”[11]

守卫玩弄囚犯的做法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感。约瑟夫·弗尔德（Josef Felder）是魏玛时期国民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曾是达豪首批囚犯之一。他回忆道，在自己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他的看守拿来一条绳子，向他演示如何把绳子结成最结实的套索来吊死自己。[12]靠着极强的自制力以及不断告诉自己“我还有家人”，他才战胜了采纳这一建议的冲动。囚犯被要求保持房间和衣物高度整洁，而党卫队看守的定期检查提供了一个不断挑毛病的机会。他们还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违规行为，借此处罚整个营房的囚犯。每个囚犯都可能被“关禁闭”，并被要求平躺在床铺上，在数天时间里不能发出声音也不能动。

达豪还实行“卡波”制度，这一制度后来被各个集中营采用，并在奥斯维辛的运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Kapo”这个词似乎源于意大利语中的“capo”，意思是“头儿”。）集中营的管理者从每个片区或每个“工作小分队”中选出一名囚犯担任“卡波”，卡波对他的狱友们有极大的控制权。毫无疑问，权力常被滥用。由于卡波与其他囚犯朝夕共处，因此，他们几乎比党卫队守卫有更多的机会肆意妄为，把营中的生活变得让人无法忍受。然而，如果这些卡波不能让他们的党卫队主子满意，他们自己也面临着危险。如希姆莱所说：“他（卡波）的工作是确保该完成的都完成了……所以他需要给他手下的人施加压力。一旦我们对他不再满意，他就当不了卡波，要回到其他囚犯中去。他知道回去的头一个晚上，其他人就会把他揍死。”[13]

在纳粹分子看来，营中的生活是外面世界的一个缩影。“斗争是跟生命一样古老的话题，”希特勒早在1928年的一次演讲中就说过，“在斗争中，强者和有能力者生存，弱者和无能之辈淘汰。斗争是万物之父……人类能活下来、能保护自己免遭其他动物的侵害，靠的不是人道主义原则，而是最严酷的斗争。”[14]这种“类达尔文主义”态度是纳粹主义的核心思想，在集中营的管理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卡波对受他管控的囚犯“虐待有理”，只因为他在人生的“斗争”中证明了自己强于其他狱友。

霍斯在达豪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就是纳粹党卫队的基本哲学。西奥多·艾克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宣扬一个原则——冷酷：“如果有人对他们（指囚犯）表现出哪怕只有一丁点儿的同情，那请你马上从我们的队伍中消失。我需要的是强硬的、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党卫队成员，我们不需要心软的人。”[15]因此，任何一种形式的同情和悲悯都是弱者的表现。如果有哪个党卫队队员感到自己正被这种情绪影响，那就意味着他的敌人成功地蒙骗了他。纳粹的政治宣传给人们灌输的思想是，敌人常会潜伏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当时有很多人都读过一本名为《毒蘑菇》（Der Giftpilz）的反犹主义儿童读物，这本书用那些表面美丽、实际有剧毒的蘑菇来进行比喻，警告读者提防犹太人内在的危险性。因此，在很多时候，比如看到一名囚犯遭到毒打，即使产生了恻隐之心，他们也会鄙视自己的这种感情。他们接受的教育是，任何怜悯都是中了犯人诡计的表现。作为“国家的敌人”，这些狡诈的家伙会用尽各种方法实现自己邪恶的目标，其中就包括诱使关押他们的人对他们投以同情。人们对“背后一刀”的故事（传说犹太人和共产党在后方密谋合作，从而让德国输掉了一战）记忆犹新，而且它与敌人危险而隐蔽的形象完全相符。

对纳粹党卫队来说，唯一毋庸置疑的就是上级下达给他们的指令。如果上级要求囚禁某人或处决某人，那么即便执行者无法理解这一命令，它也一定是正确的。面对无法马上理解的指令，唯一可以避免自我怀疑的方法便是保持冷酷，因此这个特质被党卫队奉为圭臬。“我们必须像花岗岩一样冷酷，否则我们元首的心血就白费了。”[16]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这个除希姆莱之外在纳粹党卫队中最有权力的人这样说道。

在学着消除同情和怜悯这类情感的同时，霍斯还逐渐被党卫队队伍中强烈的兄弟情谊感染。一名党卫队队员知道，自己被派去完成的某项任务是“弱者”无法胜任的，他必须依赖其他伙伴的支持，由此，一种强有力的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得以形成。无条件的忠诚、冷酷无情、保卫帝国免遭内部敌人攻击——纳粹党卫队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几乎成了宗教信仰的替代品，变成一种独特而易于接受的世界观。“我对党卫队给我的指导充满了感激，”约翰尼斯·哈瑟布克说道，他是另一个纳粹集中营的指挥官，“我们都很感激。在我们加入组织之前，很多人都特别困惑。我们不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一切都显得那么混乱。党卫队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简明易懂的观点，我们也笃信不疑。”[17]

霍斯在达豪学到的另外一点后来也用在了奥斯维辛：他发现，由于党卫队给囚犯们安排了工作，这些犯人更容易忍受他们的牢狱生活。他回想起自己在莱比锡坐牢的日子，记得正是因为有工作可做（他的工作是用胶水粘纸袋子），他才能够用一种相对比较积极的心态面对每一天。在达豪，他看到工作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它让犯人“更加自律，从而能够更好地抵抗牢狱生活带给他们的沮丧感”。[18]霍斯对工作在集中营里起到的缓解作用是如此深信不疑，以至于他把原本在达豪使用的标语“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刻在了奥斯维辛入口处的大铁门上方。

霍斯是纳粹党卫队中的模范，他在达豪平步青云，1936年4月被选为指挥官助理；接着，1936年9月，他被升为中尉，并调至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任职；1940年春前往波兰西南部，成为新集中营奥斯维辛的指挥官。造就霍斯的，当然有父母给他的基因，但那个时代和六年集中营守卫的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他感到自己准备好了，可以迎接更大的挑战，也就是为新成立的纳粹帝国建造一个模范集中营。他自认为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也清楚建造这个集中营的目的为何。达豪和萨克森豪森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榜样进行参照。然而，他的上级另有打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乃至几年时间里，霍斯在奥斯维辛建造的这个集中营将沿着非常不同的道路发展。

就在霍斯着手开始他在奥斯维辛的工作时，西北方向250英里以外，他的上级正在进行一项极不寻常的任务：为元首撰写一部备忘录。海因里希·希姆莱坐在柏林，谨慎地写下这样一个标题：“关于如何处理东部外来人口的一点思考”。希姆莱作为纳粹国家最狡诈的权力掮客，深知将想法付诸笔头往往是不明智的做法。纳粹高层经常口头传达各种政策。希姆莱知道，一旦他的观点变成书面文字，就有可能被他的对手拿去仔细剖析。与所有纳粹领导人一样，希姆莱有许多敌人，他们总伺机从他手中夺取部分权力为己所用。然而1939年秋天以来，一直被德国占领的波兰出现了一些新的状况，希姆莱感到，这次需要破例为希特勒准备一份书面文件。在所有关于纳粹种族政策的文件中，他所写就的这份文档是最为关键的一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希姆莱白纸黑字地解释了奥斯维辛这个新建成的集中营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下发挥其作用。

彼时，作为“德意志民族强化委员会”帝国专员（Reichs-kommisar für die Festigung des deutschen Volkstums），希姆莱参与了种族重组行动，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超出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想象。问题也接踵而来。希姆莱和他的同僚并没能给波兰——这个在纳粹眼中一无所是不屑一顾的国家——带去秩序，反而只增添了暴力和混乱。

纳粹内部对波兰人的基本态度并无分歧：嫌恶。存在争议的是如何处置他们，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如何处置波兰的犹太人。德国的犹太人还不到总人口的1%（1940年大约是30万人），而且大部分已经被德国社会同化；而波兰有300万犹太人，大部分居住在犹太人社区，大胡子，穿着打扮、一举一动都带有犹太教的味道，这使得他们非常容易辨认。战争爆发后，波兰旋即被德国和苏联占领（基于纳粹和苏联于1939年8月秘密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其中的一个后果便是，超过200万波兰犹太人现在生活在纳粹占领的区域。该如何处置这些人？

纳粹所面临的另一个自找的麻烦，就是为成千上万正在前往波兰的德意志人寻找住所。根据德国和苏联签订的协议，波罗的海国家、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北部）和其他现为斯大林所占有地区的德意志人获准移居德国，按照当时的说法，也就是“回到帝国的怀抱”。对于希姆莱等痴迷于纯正“德意志血统”的人来说，为所有想要回到祖国的德意志人找到住所是他们的信念。困难在于，该让这些德意志人住到哪儿去？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纳粹需要解决的问题：该如何处理现在受德国管辖的1800万非犹太裔波兰人？要如何管理波兰这个国家，才能保证它永远不会构成威胁？

希特勒在1939年10月发表了一次演说，为因上述问题而苦恼的人们提供了政策指导。他明确表示：“首要任务是建立种族新秩序，也就是重新安置不同种族的人，最终形成更清晰的界线。”[19]付诸实践，这意味着德国占领下的波兰将被划分为不同区域，其中一个供大部分波兰人居住，剩下的将并入德国。于是，即将到来的德意志人的落脚之处不在“旧帝国”，而是这个“新帝国”。他们确实是要“回到帝国的怀抱”，只不过不是他们所想的那个帝国。

悬而未决的只剩波兰犹太人。在战争开始前，纳粹对居住在他们管辖区域内的犹太人所实施的政策可以概括为：越来越多的官方迫害（通过种种限制和禁令实现），加上偶尔发生的非官方（但却得到纵容的）暴力行为。20世纪20年代中期，希特勒曾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表示，假使一战期间就用“毒气”除掉那“1万到1.2万个危害国家的犹太人”，对德国来说是件好事。自那时起，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态度就没有发生过太大变化。尽管希特勒明显非常痛恨犹太人，且在一战结束后从没掩饰过他的仇恨，尽管他私下确实表示过希望他们全都死光，但此时纳粹还没有制定出灭绝犹太人的详细计划。

露西尔·艾森格林[20]生长于20世纪30年代汉堡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对于德国犹太人的生存环境，她再清楚不过了。“1933年之前，生活都还很美好很舒适，”她说，“但希特勒上台后，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的小孩就不再跟我们说话了。他们朝我们扔石子，辱骂我们。我们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被这样对待，所以老是在问：为什么？大人的回答总是‘这只是暂时性的，会过去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艾森格林一家被告知，犹太人必须搬离现住的公寓，到分配给他们的“犹太人住房”去，那些房子的房东部分也是犹太人。他们搬进的第一个公寓跟他们原来的家差不多大，但在之后的几年里，他们被迫一次次搬进越来越小的住处，直到全家挤进一间带家具的小房间。“我想我们或多或少接受了一切，”露西尔说，“这些是法律，是规定，你也无能为力。”

1938年11月9日晚的“水晶之夜”，让那些以为纳粹的反犹政策有一天会“过去”的人幻想破灭。一个名叫赫舍·格林斯潘的犹太学生杀死了驻巴黎的德国外交人员恩斯特·冯·拉特，出于报复，纳粹冲锋队员破坏了犹太人的店铺和住宅，围捕了数千名德国犹太人。“去学校的路上，我们看见犹太教堂在熊熊燃烧，”露西尔·艾森格林说，“凡是犹太人开的店，玻璃都被砸碎了，满街都是散落的货品，德国人在大笑……我们害怕极了，觉得他们把我们抓走，天知道会怎么折磨我们。”

到了1939年战争爆发前夕，犹太人已经不再享有德国公民权，他们不能与非犹太人通婚，不能做生意，也不能从事特定行业的工作，甚至不能持有驾驶证。由于这些歧视性规定的出台，也由于水晶之夜暴行造成的后果——1000多座犹太教堂被毁、400多名犹太人被杀害、3万多名男性犹太人被关在集中营里长达数月，大批德国犹太人开始逃亡。到1939年为止，大约45万人离开了新成立的“大德意志帝国”（包括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的德意志人居住区），占该区域犹太人总数的一半以上。纳粹对此非常满意，更让他们得意的是，通过纳粹犹太问题“专家”阿道夫·艾希曼在1938年德奥合并后别出心裁的规定，犹太人在被允许离开德国之前不得不交出大部分钱财。

然而如何把他们为解决自己制造出来的德国犹太人“问题”而采取的这一做法套用在波兰身上，对此纳粹大伤脑筋。他们此时需要管理的犹太人不再是几十万，而是数百万，而且大多数人都贫困潦倒，在战争时期，能把他们赶到哪里去呢？到了1939年秋，阿道夫·艾希曼有了主意：犹太人要去的不是其他国家，而是帝国内部那些最不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他自认为已为他们找到了最理想的去处，那就是波兰尼斯科（Nisko）镇附近的卢布林地区。这片蛮荒之地位于纳粹领土的最东端，对艾希曼来说，它是用作“犹太人保留地”的绝佳地点。就这样，德国占领下的波兰被分成了三个部分：德国人聚居区、波兰人聚居区和犹太人隔离区，三个区域自西向东一字排开。艾希曼的宏伟计划得到批准，数千名奥地利犹太人开始被运往卢布林地区。当地几乎没做任何准备工作迎接犹太人的到来，条件差得惊人，许多人死去。但纳粹对此并不在意，实际上他们还鼓励这种做法。汉斯·弗兰克当时是波兰级别最高的纳粹官员之一，他在1939年11月对他的手下说：“不要在犹太人身上浪费时间。终于能着手解决犹太人，这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他们死得越多越好。”[21]

然而，希姆莱于1940年5月撰写他的备忘录时清楚地知道，把犹太人转移到波兰最东边是个失败的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纳粹试图同时转移三批不同的人群：源源而来的德意志人被送往波兰，并需要在当地找到住所，这意味着波兰人要被逐出自己的家园，并被送往别处。同时，犹太人被运往东部，那里的波兰人也要被赶走。这一切造成了空前的大混乱。

至1940年春，艾希曼的尼斯科计划被弃用。波兰最终被分成数个独立的区域，这些区域分为两类：一类正式划归德国，成为“新帝国”的组成部分，其中，但泽一带划归西普鲁士，原波兰西部的波兹南和罗兹划归瓦尔特大区，卡托维兹（也就是奥斯维辛所在地）划归西里西亚地区；另一类包含面积最大的一个独立分区，被称为“总督辖区”，包括华沙、克拉科夫和卢布林等市，该区域被指定为大部分波兰人的居住地。

希姆莱面临的最急迫问题，是为几十万迁移过来的德意志人提供合适的住房，这个问题反过来也影响到他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处置。伊尔玛·艾吉[22]及其家人的经历可以反映出纳粹在试图摆脱他们亲手给自己造成的窘境时是多么残酷无情，还反映出人口问题如何逐渐恶化，最终演变成一场危机。1939年12月，伊尔玛·艾吉这个来自爱沙尼亚的17岁德意志女孩，与她的家人一起被安置在波兹南的临时住所。这里曾是波兰的领土，现在属于德国的瓦尔特大区。当他们同意被安全“送往帝国”时，还以为自己要去的是德国：“当我们被告知要去的地方是瓦尔特大区，哎，我可以告诉你，这真的很令人失望。”圣诞节前夕，一位负责住房的纳粹官员给了她父亲几把公寓钥匙，这套公寓就在几小时前还属于一个波兰家庭。几天后，一家原本由波兰人开的餐厅被没收，以便让新来的人有生意可做。艾吉一家吃惊不已：“在那之前，我们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没法带着这种负罪感过日子。但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去哪里呢？”

只有知道类似的财产侵占事件超过10万件，才能想象那个时期的波兰所发生的一切。搬迁和安置工作的规模极大，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大约有50万德意志人到达几个新并入帝国的地区等待安置，数十万波兰人遭到驱逐，以便为前者腾出空间。很多人被塞进运牲畜的卡车，送往南边的总督辖区，在那里他们被扔下，没得吃也没得住。难怪1940年1月，戈培尔会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希姆莱正在转移人口，并非处处都顺利。”[23]

这一切还是没有解决波兰犹太人的问题。希姆莱已经意识到，同时转移犹太人、波兰人和德意志人是不现实的，于是他想出了另一个办法：如果德意志人需要更多空间——事实上他们确实非常需要——那么犹太人的生存空间必须大大压缩。因此就有了犹太人隔离区（ghetto）。

犹太人隔离区后来成为纳粹迫害波兰犹太人的一个显著特点，但它建立之初的用意并非如此。与奥斯维辛和纳粹“最终解决”发展历史上的很多事情一样，它们都朝着最初没有预料到的方向演变。早在1938年11月，在讨论将德国犹太人逐出家园后该如何安置他们时，党卫队军官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便说过：“对于犹太人隔离区问题，我想立刻澄清我的态度。从警察的立场来说，我不认为应该建立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只有犹太人居住的隔都。我们没办法控制一个犹太人大量聚集的单一犹太区域，它会变成罪犯的藏身之地，变成滋生瘟疫的温床。”[24]

尽管如此，由于其他方法看起来都行不通（虽然可能只是暂时行不通），纳粹最终还是建立了波兰犹太人隔离区。这一举措绝不仅仅是为了腾出更多住房那么简单（虽然希特勒在1940年3月曾说过：“犹太问题是一个空间问题。”[25]），它实际上反映出纳粹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仇恨和恐惧，而这些仇恨和恐惧从一开始就是纳粹主义的核心思想。纳粹认为，理想状态是让所有犹太人都“离开”，如果不能马上实现，那么至少应该把这些携带着病菌的犹太人（特别是东欧犹太人）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埃斯特拉·弗伦凯尔[26]当时是个十几岁的犹太女孩，住在罗兹地区，她从小就感觉到纳粹对波兰犹太人强烈的厌恶之情。“我们已经习惯反犹主义了……波兰人的反犹可能更多跟金钱有关，而纳粹的反犹主义却是：‘你们为什么活在这世界上？不应该这样！你们都该消失！’”

1940年2月，就在波兰人被运往总督辖区的同时，纳粹宣布，罗兹的犹太人要被“重新安置”到市内的一个聚居区。按照最初的设想，犹太人隔离区的设立只是暂时性的，为的是在把犹太人驱逐到其他地方之前临时收容他们。1940年4月，罗兹犹太人隔离区被封锁，没有德国当局的许可，犹太人不能离开该区域。同月，帝国中央安全局宣布，将减少向总督辖区输送犹太人。在这之前，希特勒曾经的律师、也是总督辖区的负责人汉斯·弗兰克已经呼吁了数个月，要求停止所有“未经批准的”强制迁移，因为总督辖区已无法再接纳更多的人。正如人口事务部负责人弗里茨·阿尔特博士[27]后来所描述的：“人们被扔出列车——市区也好、火车站台或其他随便一个地方都行，没人在意……我们接到地区官员打来的电话，他说：‘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数以百计的人一批批涌来，没住的地方，也没吃的东西，什么都没有。’”跟希姆莱毫无交情的弗兰克向赫尔曼·戈林（时任四年计划总负责人的他对波兰非常感兴趣）抱怨驱逐政策以及把总督辖区当成“种族垃圾桶”的做法，终于，迁移暂时中止，希姆莱和弗兰克可以借此机会“就未来的转移方案达成共识”。

在他1940年5月的备忘录中，希姆莱所要说明的正是这一混乱局面。为解决这个问题，希姆莱打算把波兰分隔成德意志人区和非德意志人区两部分，并明确了该如何对待波兰人及犹太人。希姆莱的种族主义立场在此暴露无遗，他想把波兰人变成一个教育程度不高的、供奴役的民族，而总督辖区应该作为“没有自主意志的奴工”的家园。“东部的非德意志人绝不能接受小学以上的教育，”希姆莱写道，“小学只需教给他们最多五百以内的算术，怎么写自己的名字，以及明白服从德国人，做个诚实、勤劳和听话的人是上帝的旨意。我认为没必要教他们阅读。”[28]

除了要把波兰人变成一个文盲的民族，希姆莱还极力主张“区分血统的优劣”。他提出对6到10岁的波兰儿童进行检查，那些被认定血统纯正的孩子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庭，由德国人抚养，并且不可以再与亲生父母见面。纳粹掠夺波兰儿童的政策远没有他们灭绝犹太人的政策那么广为人知，但二者遵循的其实是相同的逻辑，都说明像希姆莱这样的人是如何坚定地相信，通过种族身份可以判定一个人的价值。今天看来，这种绑架孩子的做法无疑非常罪恶且怪异，但希姆莱这么做不是为了他自己，它是他扭曲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如果让他们留在原来的家庭，波兰人将会“依靠这些有着优良血统的人发展自身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谈起这些孩子时，希姆莱写道：“无论这样做对一个人来说有多么残酷和不幸，但如果我们不想采用布尔什维克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的做法——因为那从根本上很不德国（un-German），也不可能实现——那么这个方法就是最温和的，也是最好的。”尽管希姆莱谈论的是波兰儿童，但鉴于他指出“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从根本上很不德国”，他这番劝告显然也适用于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其他“人群”。（海德里希1940年夏发表的声明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推论，该声明的直接对象就是犹太人：“生物灭绝对德国人这个文明的民族而言是不体面的行为。”）[29]

在其议题颇为广泛的备忘录中，希姆莱还为犹太人的命运做出了安排：“我希望‘犹太人’这个称谓从此彻底消失，我们可以通过大规模驱逐把所有犹太人赶到非洲或其他殖民地去。”这又回到纳粹一开始确立的转移政策，因为战争的爆发，这个政策重新被考虑。希姆莱指望法国会很快输掉战争，同时也希望英国人因此迅速投降并提出单方和解。战争一旦结束，波兰的犹太人就可以被塞进轮船里运走，到原属于法国、现归德国的某个非洲殖民地去。

尽管在今天看来，把几百万人装进轮船运到非洲的设想未免太不现实，但在当时，纳粹无疑认真地考虑过这个方案。一些激进的反犹主义者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建议把犹太人运到非洲去，眼下的战争形势似乎让纳粹这个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有望落实。希姆莱写就备忘录的六周之后，德国外事办公室的弗朗茨·拉德马赫撰写了一份文件，宣布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被指定为犹太人接收地。[30]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方案很可能与战争时期所有针对“犹太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样，意味着大量的死亡和无限的痛苦。马达加斯加的纳粹官员会按部就班，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消灭犹太人。我们所知道的那个纳粹“最终解决”可能不会发生，但其他形式的种族灭绝几乎一定会出现。

希姆莱将他的备忘录交给了希特勒，希特勒看完后告诉他，这份报告写得“不错、准确”（gut und richtig）。不要忘了，希特勒从来没有把他对备忘录的态度付诸文字。希姆莱只需要元首的口头肯定就足以推进工作。在纳粹治下，重大决策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做出的。

因此，在纳粹的宏伟大计里，鲁道夫·霍斯和奥斯维辛那座刚建立起来的集中营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奥斯维辛属于波兰境内将被“德国化”的区域，在很大程度上，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个营地接下来的发展。此前，上西里西亚地区在波兰人和德国人之间几经转手，在一战爆发前它属于德国，随后德国人又在《凡尔赛条约》中失去了它。现在，纳粹想要为帝国重新收回这个地方。然而，与其他将被“德国化”的地区不同，上西里西亚工业化程度很高，且大多数地区不适合用来安置德意志人。这意味着它需要保留一定数量的波兰人充作奴工，因此一个用来威吓当地人的集中营就很有必要。按照最初的设想，奥斯维辛只是在犯人被送往帝国其他集中营之前暂时关押他们的场所，用纳粹的术语来说，一座“隔离”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维辛的功能明显发生了变化，这里将成为有进无出的人间炼狱。

霍斯很清楚，战争让一切都朝着激进化的方向发展，集中营也不例外。尽管达豪为奥斯维辛提供了一个范例，但比起“旧帝国”的同类机构，后者所要处理的问题却棘手得多。当时，纳粹在实行种族洗牌，波兰整个民族的知识阶层和政治精英都被摧毁。奥斯维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囚禁和恐吓波兰人的工具。因此，尽管一开始只是作为一般的集中营，奥斯维辛犯人的死亡率还是高于帝国任何一个“常规”集中营。早期送往奥斯维辛的2万名波兰人，一半以上在1942年初便已丧命。

然而，奥斯维辛的第一批犯人并不是波兰人，而是德国人——准确地说，是30名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来的刑事犯。1940年6月，他们抵达奥斯维辛，后来成为第一批卡波，为党卫队充当打手管教波兰犯人。对首批来到奥斯维辛的波兰人来说，许多人难以磨灭的第一印象正是这些卡波。“我们还以为他们是水手呢，”罗曼·特罗扬诺维斯基[31]说，1940年夏天他被送到奥斯维辛，当时19岁，“他们都戴着水手的贝雷帽。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罪犯，全都是刑事犯。”“我们到了以后，德国卡波冲我们大喊大叫，还用棍子打我们，”威廉·布拉塞[32]说道，他也在差不多的时间来到奥斯维辛，“如果有谁从牲畜卡车上下来的动作慢了，他就会挨打，还有人甚至当场被打死了。我吓坏了，所有人都吓坏了。”

最早来到奥斯维辛的波兰人被抓捕的原因各不相同，或被怀疑是波兰地下反对组织成员，或隶属纳粹所憎恨的群体之一，比如神父或知识分子，有的仅仅是冒犯过某个德国人。实际上，1940年6月14日到达奥斯维辛的第一批波兰囚犯是从塔诺夫（Tarnow）监狱转过来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大学生。

这些初来乍到的新人，当务之急就是建起关押自己的集中营。威廉·布拉塞回忆道：“我们用的是非常原始的工具，而且犯人必须自己背石头。这可是非常繁重的体力活，我们还老是挨打。”然而建筑原材料是如此匮乏，因此纳粹分子惯用的伎俩——偷，在此大行其道。“我负责拆除原先波兰人住的那些房子，”布拉塞继续说，“我们接到命令，要把包括砖、厚木板和各种各样的木料都拿走。这些德国佬又要快，又不提供原材料，这种做法让人莫名其妙。”

偷盗之风在集中营里猖獗一时，偷窃的对象不仅包括当地居民，还包括营里的“自己人”。布拉塞说：“德国卡波会把我们叫去，说：‘去其他分队那里弄点水泥回来，他们的工作可不是我们要操心的事。’我们照办。木板、水泥都是从别的工作分队偷回来的。在营地里我们管这个叫‘顺手牵羊’（organizing）。但是得特别当心不要被逮到。”“顺手牵羊”的文化并不限于囚犯。早期青黄不接的时候，霍斯也会顺手摸来他需要的东西：“既然不可能指望从上级那里得到什么帮助，我只能尽量将就，自力更生。我不得不到处找小汽车、卡车和必需的汽油；我要开到100公里以外的扎科帕内和拉布卡，只为了给犯人的厨房找几个开水壶；床架和秸秆床垫还得一路开到苏台德去弄……每当我发现有哪个仓库屯着我们急需的物品，我马上把它们全都运走。根本顾不上什么礼节……我甚至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一百米长带刺的铁丝网，所以只能去偷，因为我们特别需要它们。”[33]

就在霍斯忙着“顺手牵来”必需品，以把奥斯维辛变成一个“能派上用场”的集中营时，身陷那些偷来的带刺铁丝网之内的波兰人已经明白，他们活命的关键在于一点——自己为哪个卡波工作。“我很快就发现，在‘好的’工作分队，犯人的脸通常看起来比较饱满和圆润，”威廉·布拉塞说，“他们的状态跟那些干着重活儿、枯瘦憔悴的人很不同，后者就跟穿着制服的骷髅一样。我马上就注意到，跟着这个卡波是上策，因为他手下的犯人状态更好。”

罗曼·特罗扬诺维斯基的卡波是集中营里最残忍的卡波之一，因此他的生活苦不堪言。他的卡波曾因他一次小小的违规扇他的脸，然后命令他扶着板凳蹲了两个小时。在这个工作分队的残酷生活几乎击垮了他。“我没有力气每天推着手推车跑来跑去，”他说，“只要干一个小时手推车就不听你的使唤了，你会栽倒在手推车上，弄伤自己的腿。我得从这里逃出去。”跟许多在他之前和之后来到奥斯维辛的犯人一样，特罗扬诺维斯基知道自己必须想办法摆脱这个工作分队，否则他就只有死路一条。

一天早上点名时，犯人被告知党卫队要招募熟练的木工。尽管特罗扬诺维斯基这辈子从来没当过木匠，但他谎称自己“有七年经验”，自愿应征。但是纸包不住火，他到了木工房，刚开始干活就露了馅。“卡波叫住我，把我带到他的房间。他手里拿着一根大棍子站在那里，一看到棍子我就瘫了。他说因为我弄坏了木料，要挨二十五下。他让我弯下腰，开始打我。他故意打得特别慢，好让我领受每一下的滋味。他人高马大，手劲也很大，而且棍子特别沉。我很想大喊，可还是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叫出声来，一声都没有。这帮了我，因为打到第十五下时他停了。‘你表现不错，’他说，‘所以最后十下我给你免了。’我只挨了十五棍，但这十五棍也够我受的了。两个星期里我的屁股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有很长时间都没法坐着。”

虽然特罗扬诺维斯基被人从木工房里赶了出来，但他还是想找一份室内的工作。“这个特别关键，要想活下来，必须待在屋子里。”他找到一位朋友，这个朋友认识一位相对比较和善的卡波，名叫奥托·屈泽尔。他跟朋友一起去见了屈泽尔，吹嘘自己的德语水平，最后找到一份在厨房为德国人准备食物的工作。“我就这样保住了我的命。”他说。

在人人想尽办法力求保命的集中营里，有两类人，从他们刚到集中营的那一刻起就会被挑出来百般凌辱，那就是神父和犹太人。这个阶段的奥斯维辛还没有开始大规模接收犹太人，因为当时设立犹太人隔离区的政策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被送往集中营的知识分子、抵抗组织成员和政治犯当中也有犹太人。他们同波兰的天主教神父一样，比其他犯人更可能被分配到惩戒分队（penal commando），该分队的管理者是所有卡波中最恶名昭著的一个——恩斯特·克兰克曼。

1940年8月29日，第二批德国犯人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转移到奥斯维辛，其中就包括克兰克曼。很多党卫队队员不喜欢他，但他有足够强大的靠山——卡尔·弗里奇（集中营领导，霍斯的副手）和格哈德·帕利奇（指挥官助理）。克兰克曼极胖，经常坐在一个巨大石碾的挽具上，石碾用来平整营地点名的中央广场。奥斯维辛的首批囚徒之一，耶日·别莱茨基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犯人们正在碾轧两栋楼之间的空地。那个碾子非常非常重，整个分队二十或二十五个人都拉不动。克兰克曼就用手里的鞭子抽他们，冲他们喊：‘动作快点儿！你们这群狗！’”[34]

别莱茨基看到，这些囚犯被迫从早到晚平整地面，中间没有任何休息。夜幕降临时，他们中的一个人跪倒在地，站不起来。这时，克兰克曼命令分队的其他人拉着石碾，从他们这位倒下的狱友身上碾过。“我已经看惯了死亡和毒打，”别莱茨基说，“但亲眼目睹这一幕，我还是从头凉到脚，彻底呆住。”

对于这类暴行，党卫队的态度甚至都不是冷眼旁观，而是积极鼓励。如威廉·布拉塞以及所有奥斯维辛幸存者所证实，正是党卫队创造了集中营里这种残忍的文化（而且他们经常自己动手）。布拉塞说：“那些特别残暴的卡波会得到党卫队的奖赏，比如多得到一碗汤、一个面包或一根烟。我亲眼看见的。党卫队鼓励他们这样做。我常听见党卫队看守吩咐他们：‘往死里打。’”

尽管集中营里到处都在发生令人瞠目的暴行，但在纳粹眼中，比起重组波兰的血雨腥风，奥斯维辛只能算得上一潭静水。彻底扭转这一切的第一个信号发生于1940年的秋天。9月，党卫队行政和经济总办公室负责人奥斯瓦尔德·波尔（Oswald Pohl）到奥斯维辛视察。波尔看到集中营附近有沙土和砾石坑，便要求霍斯扩建营地，他认为它可以为党卫队经营的德国土石制造有限公司（German Earth and Stone Works, DEST）所用。1937年，当时德国集中营关押的犯人已从1933年的2万多减少到只剩一半，经济因素的考量对希姆莱和党卫队益发重要，于是，希姆莱想出了一个新的办法为集中营的未来提供保障，那就是让党卫队开办自己的公司。

从一开始，纳粹经营的就不是普通业务。希姆莱不想成立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想建立多个公司，让它们全都按照纳粹的哲学思想运作，为国家服务。集中营将为新德国提供原材料，比如为希特勒在柏林规模庞大的帝国总理府提供巨量花岗岩。为实现这个目标，1938年德奥合并后，党卫队在毛特豪森新开设了集中营，就在一个花岗岩采石场附近。他们认为，让国家的敌人来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再合适不过了。如希特勒最钟爱的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所说：“毕竟，犹太人在法老时代就开始造砖了。”[35]

希姆莱对工业生产的热情并没有止步于为帝国提供建筑材料，他对其他许多项目也极力支持。比如，纳粹成立了一个实验室，专门研究天然药物和农业生产新形式（这两个都是希姆莱非常关心的课题）。很快纳粹就开始生产衣物、维生素饮品甚至瓷器（牧羊人和其他“种族正确”的人物雕塑）。近来研究表明[36]，这些党卫队的企业管理者很多并不能胜任他们的工作，但讽刺的是，这桩生意的前景却是一片大好。

波尔才刚刚下令让奥斯维辛为国家生产沙土和砾石，这个集中营马上又被安排了新的任务。1940年11月，鲁道夫·霍斯与希姆莱会面，会上他为奥斯维辛制定的计划让他的上司浮想联翩。对农业的共同兴趣迅速拉近了两人的距离。霍斯回忆起希姆莱对集中营的新设想：“我们要在这里进行所有必要的农业实验，要成立大量的实验室和植物栽培部门。对各类牲畜的饲养都很重要……沼泽地需要排干和开垦……他滔滔不绝地谈着农业规划，巨细靡遗，直到他的助手提醒他，一位非常重要的人正等着与他会面，已经等了很久，他才停了下来。”[37]

霍斯与希姆莱的这次会面长久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人们更关注奥斯维辛后来发生的那些更恐怖的事。然而，这次会议可以帮我们更好地了解集中营演变过程中，两位关键人物的思想状态。如果把他们看成受非理性情感驱动、我们永远无法理解的“疯子”，不仅太过轻率，而且根本是错误的。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虽然狂热到近乎古怪的程度，但在战争大背景下，那些在和平时期只可能是白日梦的设想是有可能实现的。与霍斯就着桌子探讨奥斯维辛建设方案的希姆莱，凭借纳粹的侵略行动，已经有过将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的经验。他用手在地图上随便一划，就改变了成千上万德意志人和波兰人的命运。他一直在用最煽动人心的辞藻宣传自己的看法，使它成为人们可以想象的事实。

关键是，我们要明白，希姆莱从来是以一套合理的思维逻辑，来谈论他把奥斯维辛打造为农业研究中心的愿望。这一愿景无疑令人作呕，但它确实清晰明确。1940年11月的这次会议上，他对西里西亚地区的前景十分看好，认为它将成为德国的农业乌托邦，一个天堂般的地方。南边波兰人的粗鄙农庄将永远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团结一致、管理有序的德国农场。霍斯和希姆莱自己都当过农民，对土地都怀有深厚的、近乎神秘的感情。因此，利用奥斯维辛进一步深化农业知识的设想，对他们两人一定都极具吸引力。

正在兴头上的希姆莱丝毫不顾及一个事实：奥斯维辛集中营所在的地方恰恰不适合完成这项事业。它位于索拉河和维斯瓦河交汇处，该地区因常发洪水而闻名。尽管如此，直到奥斯维辛被解放的那一天，集中营里的犯人日日夜夜在为实现希姆莱的梦想劳动。他们挖沟、给池塘排水、加固河堤，只因对于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Reichsführer SS）来说，对梦想的梦想要比讨论它的具体可行性更让人兴奋。希姆莱根本没有意识到，在他激情澎湃地向忠诚的下属鲁道夫·霍斯大谈特谈自己的梦想时，数千人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到1940年底，霍斯已为集中营建立起基本的制度和准则，它们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指导着集中营的运作，包括能时时刻刻有效监管囚犯的卡波，极其残忍、允许随心所欲处罚犯人的管理，以及集中营里无所不在的潜规则：如果一名囚徒不能迅速掌握避开危险的工作分队的伎俩，那他很可能活不了多长时间。不过，在早期的种种建制中最能代表集中营文化的，是“11号楼”。

从外表看，11号楼（原为13号楼，1941年重新编号）与营里的其他地方没有区别，都是红色屋顶的砖房，但每个人都知道，11号楼的作用独一无二。“我很怕经过11号楼，”约瑟夫·帕钦斯基[38]说，“真的特别害怕。”犯人之所以有这种感受，是因为11号楼乃狱中之狱，是一个充满酷刑和杀戮的地方。

耶日·别莱茨基是为数不多能活着离开11号楼，并讲述他在里面经历的人。他之所以被送去那里，是因为一天早晨醒来后，他病得很厉害，疲惫不堪，实在无法上工。在奥斯维辛，犯人是不可能请病假休息的，因此他想藏在营里，希望没人发现他旷工。一开始他躲在厕所，但后来他意识到假如一整天都待在里面，很有可能被抓到，于是他走出来，假装打扫营地卫生。不幸的是，他被一个守卫逮个正着，送到11号楼接受处罚。

他被带上楼梯，来到阁楼。“我走进去，（屋顶的）瓦片很烫，那是8月的一天，是个好天气。但这里一股恶臭，还听见有人呻吟的声音——‘耶稣，哦耶稣！’里面很黑，只有从瓦片缝隙透进来的一点光。”他抬起头，看见一个人双手反绑在背后，被吊挂在屋顶的大梁上。“士兵拿来一个凳子，对我说：‘踩上去。’我把双手背在身后，他拿出一条链子捆住了我的手。”守卫把链子系在大梁上，突然踢开凳子。“我就觉得，老天爷啊，简直太疼了！我哀嚎着，他就冲我喊：‘你给我闭嘴！你这条狗！你活该遭罪！’”随后，士兵就离开了。

他的双手和胳膊向后拉扯着，承受全身的重量，这种疼痛令他难以忍受。“不用说，汗水顺着我的鼻子淌下来。那天非常热，我一直喊着‘妈妈呀！’一个小时后，我两个肩膀都脱臼了，而另一个人早已没声音。接着来了另一个党卫队士兵，他走到那个人跟前，把他放了下来。我的眼睛是闭着的。我被吊得没了精神，也没了魂。然后，士兵说的一句话传进我的耳朵。他说：‘就剩十五分钟了。’”

到他再回来之间发生了什么，别莱茨基不太记得了。“‘抬腿。’他说。但我动不了。他抓住我的腿，把一条腿放在板凳上，然后又把另一条也放上去。他一松开链条我就从板凳上摔下去，跪倒在地。他扶了我一把，举起我的右手，说：‘举着别动。’但我的胳膊毫无知觉。他说：‘过一小时就好了。’我艰难地跟着这个党卫队士兵下了楼。他是个非常有同情心的守卫。”

别莱茨基的故事从很多方面来看都很特别，比如他在折磨之下表现出的勇气。而更令我们惊讶的，或许是两个党卫队守卫的强烈反差，一个在他毫无防备时残忍地踢开他脚下的凳子，另一个“有同情心的”守卫在受刑结束后帮助他。这也提醒我们，就像不同卡波可能有着千差万别的性格，党卫队看守也同样如此。很多集中营幸存者在回忆过去时都会提到，他们的管理者并不都属于同一种类型。要想在集中营里活下来，至关重要的一个能力是识别不同人的不同性格，这不仅包括卡波，也包括党卫队士兵。一个人能否保住性命就仰赖这种能力。

耶日·别莱茨基从11号楼出来时已然一瘸一拐，但命运好歹仍眷顾他，当一个人走上那些水泥台阶、迈进那道大门以后，他很有可能再也无法活着出来。在审讯时，纳粹用尽各种恐怖的方法折磨11号楼的犯人，不仅包括别莱茨基所遭受的双手反绑吊挂，还包括鞭刑、水刑、针扎指甲、烙铁烫皮肤、用汽油浇透全身后点火，等等。奥斯维辛的党卫队挖空心思发明新的虐待花招，囚徒之一，博莱斯瓦夫·兹博齐恩有一次看到一个从11号楼被送进医院的犯人：“他们特别爱用的一招，尤其在冬天，就是抓住犯人的头靠近焦炭炉，好让他们招供。犯人的脸会被彻底烧伤……那个男人脸部完全灼伤，眼睛都烧坏了，可他还不能死……政治部的人还需要他……那个犯人几天以后才死去，自始至终都意识清醒。”[39]

那段时间，11号楼的主管为党卫队小队领袖（少尉军衔）马克斯·格拉布纳，他是集中营最恶名昭彰的工作人员之一。在加入纳粹党卫队之前，格拉布纳不过是个牛倌，而现在他却对他手下的犯人有着生杀予夺大权。每周他都要“清理存货”，也就是由他和他的同僚决定11号楼中每个犯人的命运。一些人继续留在牢里，另一些人则会接到“1号惩罚”或“2号惩罚”。“1号惩罚”意味着鞭刑或其他酷刑，而“2号惩罚”则意味着立即处死。那些被判了死刑的首先会被带到11号楼一层的盥洗室，在这里脱去衣服，然后被领着从侧门走进一个隐蔽的天井。这个天井位于10号楼和11号楼之间，营里只有这两栋楼之间立起了围墙，与集中营其他地方隔开。犯人就在这里被杀害：他们的两只手臂被一名卡波死死按着，走向离入口最远的那面墙（用集中营里的黑话来说，那叫“帷幕”）。等来到砖墙前，一名党卫队行刑官会用一把小口径手枪（以便最大程度减小声响）近距离对准脑袋，一枪毙命。

然而，在11号楼里遭罪的不只是奥斯维辛的犯人。这里也是德国卡托维兹（原波兰卡托维兹）地区的简易治安法庭，因此，被盖世太保抓捕的波兰人有可能不经过集中营其他区域，直接被带进11号楼。负责审判他们的法官当中，有位米尔德纳博士，他是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上校军衔），也是国会议员。佩里·布罗德曾是奥斯维辛的一名党卫队士兵，他讲述了米尔德纳在工作中的施虐倾向：“一个16岁的年轻人被带进房间。由于实在饿得受不了，他从商店里偷了一些吃的，就成了‘罪犯’。米尔德纳判他死刑。他慢条斯理地把判决书放在桌上，刻薄地看着那个站在门口，衣不蔽体、脸色苍白的男孩。‘你有妈妈吗？’男孩低着眼睛，小声说：‘有。’‘你怕死吗？’脖子粗短的刽子手丝毫不带感情地问，就像能从受害者的痛苦中得到快感似的。那个年轻人没有声音，身体却微微发抖。‘你今天就会被枪毙，’米尔德纳有意让他的话带着上帝判决的味道，‘或者他们会吊死你。一个小时以后，你就是死人一个。’”[40]

根据记录，对于女犯，米尔德纳特别享受在判她们死刑后的对话：“他会用最夸张的方式向她们描述她们马上面临的枪决。”

尽管有恐怖至极的11号楼，但这个阶段的奥斯维辛依然保留着传统集中营（如达豪）的一些特点。在这一点上最好的证明就是，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不同，事实上在早期，奥斯维辛的犯人是有可能在服刑一段时间后被释放的。

1941年复活节前夕，两个党卫队士兵找到了波兰政治犯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41]，他当时正在20号楼的医院。“他们对我说：‘出来！’没人给我任何解释，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不是好事，因为我的处境突然发生变化，而身边的狱友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我吓坏了。”他很快得知，他将要去面见一组德国医生。在路上，一个波兰医生——同时也是一名犯人——悄声对他说：“如果他们问你，你就说你很健康，感觉很好。要是你说你病了，他们不会放你走的。”巴托谢夫斯基大吃一惊。“他们会放了我吗？”他又惊又喜地问那些波兰医生，但他们只答道：“闭嘴！”

问题是，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的健康状况并不乐观。“我的背上、屁股上、后脑勺和后脖颈长满了大疖子。那些波兰医生给我涂了很多药膏，还往疖子上拍了很多粉，让我看起来好一些。他们对我说：‘别怕，他们不会特别仔细地检查你的，但你什么也不要说，那样就违反规定了，因为这里没有谁是病人，知道吗？’然后他们把我带到了德国医生面前，我甚至看都没看他一眼。波兰医生们急切地说：‘都挺好的。’那个德国医生就只点了点头。”

通过这个敷衍了事的体检后，巴托谢夫斯基被带到管理办公室，那里的人把他刚进集中营时穿在身上的衣服还给了他。“他们没把我的镀金十字架还给我，”他说，“他们留作纪念了。”接着，不无滑稽的是，如同常规的囚犯释放流程，党卫队问他对囚禁生活有没有什么要投诉的。他说：“我很狡猾，我回答：‘没有。’他们又问：‘你对集中营里的生活还满意吗？’我回答：‘满意。’然后我在一张表格上签字，表明我没有要投诉的，也不会触犯法律——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我可是个波兰人，对德国人的法律不感兴趣。我们的法律是由流亡在伦敦的政府规定的。不过当然了，我是不会跟那些家伙讲这个的。”

巴托谢夫斯基和另外三个同天被释放的波兰人一起，在德国卫兵的陪同下来到奥斯维辛火车站。当列车驶离车站的时候，他真切地感受到“最初那几分钟的自由”。他将要踏上漫长的回家之路，回到波兰的母亲身边。在火车上，“人们摇着头，一些女人流下同情的眼泪。你看得出来，他们很受震动。他们问：‘你们从哪儿来？’我们说：‘奥斯维辛。’没人说话，他们只是看看我们，眼里透着恐惧”。那天深夜他到了波兰，到了母亲的公寓。“她看见我大吃一惊，扑过来抱住我。我第一个注意到的变化，是她头上有了一缕白发。她脸色不太好，那时候大家看起来都不大健康。”

总共有几百名犯人以类似的方式离开了奥斯维辛。没人确切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被选中，但就巴托谢夫斯基来说，舆论压力似乎起到一定作用，因为红十字会和其他机构一直在积极开展各种活动要求释放巴托谢夫斯基。当时国际上的压力确实影响了纳粹对犯人的处置，这也可由一批1939年11月被捕的波兰学者的经历得到证实。在纳粹对波兰知识分子进行整肃的过程中，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的教授们从讲台上被带走，关押于包括达豪在内的不同集中营。14个月后，还活着的教授得到释放，几乎可以肯定是外界压力起到的作用，其中包括教宗提出的请求。

与此同时，奥斯维辛进入一个至关重要的新阶段，另一个德国人提出了一个将大大影响它未来发展方向的“愿景”：工业巨头IG法本公司的奥托·安布罗斯博士（Dr. Otto Ambros）打算在东部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来生产合成橡胶，因为战争没有按照纳粹预期的那样发展。希姆莱在1940年5月还幻想着战争会很快结束，犹太人可以被送往非洲。与他一样，IG法本公司那时也认为，没必要费钱费力地生产合成橡胶和燃料，等到战争一结束——最迟也就在1940年秋天——大量原材料就可以从帝国以外的地方获得，比如德国从敌人手上抢过来的那些新殖民地。

但到了11月，战争显然还没有要结束的意思。丘吉尔拒绝讲和，英国皇家空军在不列颠之战中击退了德军的空袭。再一次地，德国这些纸上谈兵的诸公需要处理意料之外的情况。说实话，在纳粹统治期间类似的情形屡屡出现，领导层疲于应付与他们的构想出现落差的局面。这些人经常被巨大的野心和乐观主义情绪冲昏了头脑，以为仅靠“意志”的力量就可以战胜一切，结果碰一鼻子灰——不是自己缺乏规划和远见，就是对手比自信心膨胀的他们所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在IG法本公司，曾因预计战争会很快结束而被搁置的扩建方案，此时又匆匆地重新提上日程并付诸实施。尽管IG法本公司并不是一个国有企业，但它却极其重视纳粹领导层的需求和愿望。按照纳粹的四年计划，东部需要设立一个生产丁纳橡胶（一种合成橡胶）的工厂。现在，经过多次讨论，IG法本公司同意将工厂建在西里西亚。[42]生产合成橡胶需要用到煤，并对煤进行加氢处理，也就是在高温下让氢气通过煤。没有石灰、水以及最重要的原料煤，丁纳橡胶就无法生产。因此，任何一个丁纳橡胶工厂都应具备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拥有获取这些原材料的便捷渠道。此外，IG法本公司坚持，工厂周边应该有发达的交通网络和完善的基础设施。

在仔细研究过地图和计划书后，奥托·安布罗斯认为他为IG法本公司的新丁纳橡胶工厂找到了一个理想地点，那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东边三英里处的那片地区。不过，离集中营近并不是IG法本公司最初决定将工厂设在奥斯维辛的主要原因，他们更愿意让即将到来的德意志人为他们工作，而不是完全依靠苦役犯。

得知IG法本公司有意去奥斯维辛后，希姆莱的态度准确来说是非常矛盾的。站在党卫队全国领袖的立场，希姆莱对这一举措疑虑重重。到目前为止，他一直确保集中营的囚犯只为党卫队的自营企业工作。一旦为私有企业开绿灯，从而使这些奴工的利润最终成为国家的收入，而不是完全进入党卫队自己的腰包，这可不是希姆莱会热心提倡的事。尽管党卫队也能通过倒卖砾石给IG法本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但希姆莱对党卫队自己的企业显然有更宏伟的规划，不容阻挠。

然而，作为“德意志民族强化委员会”的帝国专员，希姆莱的态度却要积极得多。他知道IG法本公司需要德意志人，并且乐于满足他们的这一需求。为这些即将到来的劳动力找到住处不是什么大问题，奥斯维辛的管理者很愿意“撵走”住在城里的犹太人和波兰人，以便为他们腾出空间。[43]最终，作为四年经济计划总负责人的戈林做出了决定：IG法本公司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附近建造工厂，希姆莱和纳粹党卫队应与他们开展合作。[44]

由于IG法本公司的关注，奥斯维辛，这个在党卫队系统中原本不太重要的集中营，此时却有可能一跃成为最重要的一个。1941年3月1日，希姆莱决定对奥斯维辛进行首次视察，这也反映出这个集中营地位的转变。在回忆录以及战后的审讯中，霍斯都对这次视察进行了详细描述。在访问过程中，希姆莱狂妄自大的一面展露无遗。如果说11月时他要把奥斯维辛打造成农业研究站的愿望已属野心勃勃，那么他3月时的构思算得上异想天开了。此前对IG法本的顾虑已经彻底抛在脑后，现在希姆莱轻松地宣布，集中营关押的犯人将由1万增加到3万。当时陪同希姆莱的上西里西亚大区长官弗里茨·布拉赫特对这一冒进方案提出了异议，另一位当地官员也插进来说，集中营的排水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是公认的事实。但希姆莱对他们说，他们应该咨询专家，应该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他用下面的话作为总结：“先生们，集中营必须扩建。我的理由比你们反对的理由重要得多。”[45]

尽管霍斯对希姆莱向来俯首帖耳，但他也强烈感到领导的这一新计划执行起来困难重重。等到自己和希姆莱、埃里希·冯·登·巴赫-泽勒维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纳粹德国东南大区的党卫队和警察最高首脑）一起坐进轿车后，霍斯便喋喋不休地抱怨起来。他缺建筑材料、缺人手、缺时间——基本上什么都缺。希姆莱的回答不出所料：“我不想再听你提困难二字！”他说，“对一个党卫队军官来说，困难根本不存在！如果碰到麻烦，你的任务就是解决它。至于怎么解决，那是你的事，我不管。”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不是希姆莱如何回应霍斯的抱怨，而是霍斯居然能对党卫队最高负责人这样讲话。在苏联，要是有人敢这样对斯大林或贝利亚（苏联秘密警察[NKDV，即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头子，莫斯科与希姆莱角色最接近的人）说话，那他简直是在拿生命开玩笑。虽然乍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对于来自内部支持者的批评，纳粹领导层确实要比斯大林体制宽容得多，这也是第三帝国比斯大林政权更有活力的原因之一，因为下级官员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与斯大林体制中大多数犯下罪行的人不同，霍斯的所作所为，从来不是因为害怕质疑上级的命令会遭到可怕的报复。他之所以加入纳粹党卫队，是因为他全心全意地认同纳粹的整体构想，这让他能够就执行的细节放开提意见。他服从上级，但他拥有百分百的权力。一个人履行自己的职责，并非因为自己被要求这样做，而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做的是正确的。

当然了，就小事与上级抗辩的自由与它能达到什么效果，完全是两回事。霍斯向希姆莱的抱怨无济于事，党卫队全国领袖要扩大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计划无论如何都要付诸实施。正如霍斯沮丧地总结道：“党卫队全国领袖永远只想听好消息。”

IG法本公司决定在奥斯维辛建造橡胶工厂，这刺激了希姆莱，他的宏图不再局限于集中营，而是把整个小镇和周边地区都囊括进来。在4月7日于卡托维兹召开的一次策划会上，希姆莱的代表宣布：“党卫队全国领袖的目标，是在这里建立东部移民的示范定居点，尤其是对那些品质优秀的德意志人的安置。”[46]按照计划，奥斯维辛将变成一个容纳4万人的全新德国小镇，这一计划的实施将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扩建同步进行。

在此期间，霍斯逐渐意识到，与IG法本公司建立关系可能对集中营大有好处。1941年3月27日，奥斯维辛的管理者和公司代表会面，会议纪要记录了霍斯如何为集中营争取利益。[47]IG法本公司的一位工程师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能够提供多少名囚犯，“霍斯少校指出，主要问题在于集中营营房的建设无法以最快速度进行，因此很难提供足够多的床位”。霍斯又提到，这里的障碍是原材料的匮乏，这也是他不久前费尽唇舌向希姆莱抱怨的问题。而此时霍斯提出，如果IG法本公司能协助“加速集中营的扩建”，那么“最终受益的是他们自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多的囚犯”。看来，霍斯终于找到了同情他困境的听众，最后，IG法本公司的几位先生同意“负责确认能否为集中营提供帮助”。

在同一次会议上，IG法本公司同意，为每个非技术工人支付每天3马克的“统包工资”，技术工人则是4马克，并且“（每个集中营囚犯的）工作成果将按照一个普通德国工人的75%计算”。双方还协定了集中营为IG法本公司在附近的索拉河开采砾石的单位价码。总的来说，“整个谈判过程都是在亲切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的，双方都强调会尽一切努力为对方提供协助”。

不过，尽管希姆莱和IG法本公司为奥斯维辛做出了宏伟的规划，还是无法与纳粹高层此时在柏林所制定的策略相提并论，后者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几个月来，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的官员们一直忙着为入侵苏联制定计划，此次行动的代号为“巴巴罗萨行动”。1940年7月，希特勒在他巴伐利亚的伯格霍夫别墅（Berghof）寓所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他向他的军事指挥官们宣布，迅速结束战争的最好方法便是摧毁苏联。希特勒认为英国人之所以能坚持，是因为还寄希望于斯大林最终能打破1939年8月与纳粹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如果德国人能摧毁苏联，英国人就会同意讲和，那么纳粹将成为欧洲无可争议的统治者。这个决定发挥了独一无二的影响，它不只改变了战争的进程，事实上，也决定了欧洲接下来大半个世纪的历史。2700万苏联公民为此丧生，是历史上一个国家在单次战役中牺牲最惨重的一次。同时，这场战役为纳粹执行“最终解决”——灭绝犹太人——提供了历史背景，因此，不考虑到“巴巴罗萨行动”以及1941年夏秋的战争形势，我们就无法理解奥斯维辛集中营随后的一系列变化。实际上，从此时开始，直到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东线战争的进展（或者毋宁说是倒退）对纳粹的思维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纳粹分子看来，这不是一场对抗西方“文明”国家的战争，而是与犹太—布尔什维克“劣等人”的殊死战斗。因此，时任陆军总参谋长的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在他1941年3月17日的日记里写道，在苏联“必须毫不留情地采取最暴力的行动”，“斯大林手下的知识分子必须全部处决”。正是在这种态度的指引下，经济部门才会提出一项令人震惊的方案来解决德国军队向苏联推进过程中的食物补给问题。国防军中央经济部门1941年5月2日的一份文档表明，“全体德国军队”的食物将“由俄国人来承担”。其结果可想而知：“如果我们从这个国家拿走一切我们需要的，那么无疑将有几千万人饿死。”[48]三周后的5月23日，这个机构撰写了一篇更激进的文章，标题为“给东部经济组织的政治经济指导方针”。文章声明，当前的目标不仅是用苏联的食物喂饱德国军队，还要用这些食物供应纳粹统治下的欧洲。这意味着苏联北部可能会有3000万人死于饥饿。[49]

近期有研究指出，这些文档里令人震惊的构想并不是草率提出的应急方案，纳粹分子的举措背后有着非常理性的考量，他们认为削减人口具有经济上的正当性。根据“适度人口”理论，纳粹的经济规划专家单凭居住于某个区域的人口数量，就可以计算出这个地区是会带来利润还是会造成亏损。举例来说，赫尔穆特·迈因霍尔德是一位任职于德意志东部发展事务研究所的德国经济学家，按照他的计算，1941年有583万“多余的”波兰人（包括老人和儿童），他们的存在意味着“对资源的损耗”。这些多余的人口被称为“累赘的存在”（Ballastexistenzen），是对“空间的浪费”。[50]在这个阶段，这些经济学家尚未把这套逻辑推演到最后一步——他们没有要求赶尽杀绝波兰的Ballastexistenzen，但他们写到了斯大林是如何处理苏联类似的人口过剩问题：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下令驱逐“富农”（kulak），对其余的人实行农业集体化，这一政策造成约900万人死亡。

这种想法也为德国入侵苏联可预见的大量平民死亡提供了理论支持——对纳粹专家来说，“3000万人”有可能死于饥饿，这不仅对当前德军的突破有好处，也有利于德国人民的长远福祉。需要喂饱的苏联人越少，就有越多的食物可以向西运送到慕尼黑或汉堡居民的手中。不仅如此，它还可以促使被占领的区域迅速德国化。希姆莱已经注意到，大部分波兰农场的规模太小，不足以供养一个德国家庭，而现在他坚信，大饥荒将推进在苏联建立大规模德意志农庄的进程。在入侵开始前的一次周末聚会上，希姆莱坦率地对他的同事说：“苏联战役的目的是把斯拉夫人口减少3000万。”[51]

即将打响的苏联之战显然让许多纳粹领导人产生了最为激进的念头。希特勒写信告知墨索里尼入侵苏联的决定时，他坦认自己感到一种“精神上的解脱”，这赋予他在这场斗争中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自由。正如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41年6月16日的日记中写到的：“元首说，无论我们做的是对是错，我们都必须取得胜利。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有太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毫无疑问，从战争的策划阶段就可以预见到，苏联的犹太人将遭受深重的苦难。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向国会发表演讲时，明确地将下一次世界大战与犹太人的灭绝联系起来：“今天我想再当一次预言家，如果国际金融形势和欧洲内外的犹太人让各国再次陷入一场世界大战，那它的结果不会是全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民族的灭绝。”[52]希特勒特别用到“布尔什维克化”一词，强调在纳粹种族理论中共产主义与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苏联是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秘密进行共谋的大本营。虽然斯大林本人表现出明显的反犹主义倾向，但这并不妨碍纳粹想象犹太人在幕后对斯大林帝国的操纵。

为了对付苏联犹太人，纳粹组建了四个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此前，在德奥合并和纳粹入侵波兰之后，保安部（党卫队下属部门）和保安警察都成立过类似的行动小分队。他们在大后方工作，任务是根除“国家的敌人”。在波兰，特别行动队发动的恐怖行动造成约1.5万名波兰人（大部分是犹太人或知识分子）被害，而他们在苏联杀害的人数则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一开始，特别行动队的杀伤力就远远超过自身规模。A分队隶属于北方集团军，是特别行动队最大的分队，配有1000名士兵。剩下的三个分队（B、C和D）隶属于其他集团军，每个部队约有600至700人。入侵前，海德里希向这些特别行动队的负责人简要概括了他们的任务。他的命令后来被记录在1941年7月2日的官方指示中：特别行动队的任务是杀死共产主义政治人物、政治委员和“为党和国家服务的犹太人”。这里可以看到，纳粹是多么执意要把犹太民族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入侵开始，特别行动队跟在国防军身后进入苏联。他们的推进速度非常快。6月23日，也就是发动袭击的第二天，在党卫队旅队长兼警察少将瓦尔特·斯塔赫莱克博士（Dr. Walter Stahlecker）的指挥下，A分队已经到达立陶宛的考纳斯。他们随即开始煽动当地人对城中犹太人进行迫害。值得注意的是，海德里希的指示中有这样的文字：“在新占领的土地上，不要干预任何有反共或反犹太主义倾向的大清洗行动，相反，应秘密地对它们加以鼓励。”这段文字表明，直接杀害“为党和国家服务的犹太人”只占特别行动队所有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斯塔赫莱克后来在报告中写道：“保安警察的任务是推动这些清洗行动，并按照正确的方向对它们进行引导，以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原定的屠杀目标。”[53]在考纳斯，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立陶宛人在德国人鼓励的目光下，用棍棒将犹太人当街打死。在屠杀过程中，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大喊“打死犹太佬！”以此来鼓励行凶者。屠杀结束后，其中一名凶手踩在尸体上，拿出手风琴弹奏立陶宛国歌。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海德里希让他的手下“秘密地鼓励”的行为。

在远离主要城镇的地方，特别行动队挑出那些“为党或国家服务的犹太人”并将他们杀害。这常常意味着整个村庄的犹太人男性被集体射杀。毕竟，按照纳粹的理论，苏联有哪个犹太男人不是暗中“为党和国家服务”呢？

就在特别行动队和党卫队相关部门屠戮苏联犹太人的同时，国防军也在战争中犯下种种罪行。在臭名昭著的《巴巴罗萨法令》和《政委法令》[54]的授意下，德军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射杀游击队员，并以一个村庄为单位进行集体报复；即使成为战俘，苏联政委也难逃一死。正是纳粹对苏联政委的态度使得奥斯维辛卷入这场战争。根据国防军与党卫队达成的协定，海德里希的手下可以进入战俘营，带走那些逃过前线首轮囚犯筛查的政委。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些政委要被带到哪里去？在纳粹看来，当着苏联士兵的面杀死他们显然不是一个理想方案，于是，1941年7月，从普通战俘营抓出来的几百名苏联政委被送往奥斯维辛。

从到达集中营的那一刻起，这些囚犯便被区别对待。集中营里的生活苦不堪言，但这群人却遭受更残酷的虐待。“我听到可怕的叫喊声、呻吟声和咆哮声。”在通往集中营一隅砾石坑的路上，耶日·别莱茨基和一个狱友看见了这些苏联犯人。“他们推着装满沙土和砾石的独轮车一路小跑，那是很痛苦的，手推车的木板总是左摇右晃。这不是常规的出工，是党卫队特意布置给那些苏联人的炼狱。”他们一边干活，一边被卡波用木棍毒打，在旁边围观的党卫队看守还大声鼓励卡波：“好好修理他们，伙计！”而接下来的一幕真正让耶日·别莱茨基目瞪口呆：“有四五个党卫队士兵拿着枪，他们不时给枪上膛，低头看看，选一个目标，然后就朝砾石坑里开枪。我朋友说：‘看看那些杂种干了什么！’我们看见一个卡波用棍子打一个快要咽气的人。我的朋友受过军训，他说：‘那些人是战俘，他们是有自己的权利的！’但他们却在干活的时候被打死了。”就这样，1941年夏，东线这场没有约束的战争把奥斯维辛也卷了进来。

当然，杀害苏联政委只是这个时期奥斯维辛的一小部分工作，它最重要的用途仍是镇压和威慑波兰人。为全力保证集中营满足国家在这方面的要求，霍斯一直在努力减少越狱事件的发生。1940年，只有两人试图逃跑，但到了194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7人（之后数字继续增加，1942年迅速增至173人，1943年增至295人，1944年增至312人）。[55]由于早期绝大部分犯人都是波兰人，且当地居民对他们充满同情，因此只要这些囚犯能够突破集中营的防护设施，就有可能混进因种族重组而大批迁徙的人潮中，从此销声匿迹。白天很多囚犯在远离营地的地方劳作，他们甚至都不需要翻越环绕集中营的带电铁丝网，只要翻越外围的警戒篱墙（Grosse Postenkette）即可。

霍斯防止越狱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采用残酷的惩罚措施：如果纳粹抓不到越狱者，就把他的亲戚关起来，还会从他所属的分队里挑出10名犯人，故意用特别残忍的方式将他们处死。1941年，罗曼 ·特罗扬诺维斯基曾三次因自己身边有人逃跑而被叫去参加筛选。“集中营长官和其他人会盯着犯人的眼睛看，”他说，“当然，那些看起来不太好的、特别虚弱的人往往最可能被选中。我也不知道在筛选的时候我都在想些什么，我就是不想看他的眼睛，但其实这样很危险。你要努力站得很直，这样就没人注意到你。当弗里奇在某个人面前停下来，伸出他的手指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他在指哪里，但你的心跳都要停止了。”特罗扬诺维斯基记得，有一次筛选特别能反映出集中营长官卡尔·弗里奇的个性：“在这次筛选中，弗里奇注意到离我不远的一个人站在那里瑟瑟发抖。他问：‘你为什么发抖？’翻译转述了他的回答：‘我发抖是因为我害怕。我家里还有好几个小孩，我想把他们养大。我不想死。’然后弗里奇说：‘当心点，别再有第二次。如果再让我看见，我就把你送去那里。’他指了指焚化炉的烟囱。那个人没听懂，看到弗里奇的手势，他往前迈了一步。翻译说：‘长官没选你，回去。’但弗里奇说：‘别管他，既然他站出来了，这就是他的命。’”

被选中的犯人会被带到11号楼，锁在房间里活活饿死。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罗曼 ·特罗扬诺维斯基得知，他认识的一个人在饿了一个多星期后，竟然吃自己的鞋子。不过，在1941年的那个夏天，11号楼的禁食牢房中也发生过在这段黑暗的历史中实属罕见的事，让那些愿意相信犯人有获救可能的人感到慰藉。马克西米利安·科尔贝是华沙的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由于他所在的营房有一位犯人逃跑，他被迫参加筛选。站在他身边的弗朗齐歇克·加文泽科被弗里奇选中，但是他哭喊着说自己妻儿还在等他回去。科尔贝主动要求替他。弗里奇同意了。两星期后，还活着的四个人（包括科尔贝在内）被注射毒剂处死。1982年，科尔贝被波兰籍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封圣。他的事迹引起不小的争议，原因之一是他在被捕前出版的一份杂志中，有反犹主义内容。然而，对他牺牲自己生命去拯救别人的勇气，没人对此有过质疑。

同样是在1941年7月，纳粹头子在数千英里外做出的一系列决定，让奥斯维辛日后的罪孽无以复加。这是第一次，奥斯维辛的犯人将面临毒气处决，不过不是以最终让奥斯维辛声名狼藉的那种方式。这些即将被杀害的犯人是纳粹“成年人安乐死”项目的牺牲品。其源头可追溯到1939年10月，当时元首下达了一项指示，允许医生挑出患有慢性精神疾病或身体有残疾的病人将他们杀死。一开始医生们给残疾人注射化学药剂，但后来他们更爱使用瓶装的一氧化碳。一些精神病院被改造成特殊的屠杀中心，在里面修建外观如淋浴室的毒气室。此前的几个月，希特勒已经批准了对残疾儿童的杀害。这是在贯彻他那套极端达尔文主义的冷酷世界观。这些孩子被剥夺了生命，因为他们身体的劣势将对德国社会造成负担。同时，作为种族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希特勒担心这些孩子一旦长大成人，极有可能会繁衍自己的后代。

9月1日，随着战争的打响，安乐死项目的受害者扩大到成年人，战争又一次成为激化纳粹思想的催化剂。在狂热的民族社会主义者看来，残疾人也是“Ballastexistenzen”，对处在交战状态中的国家更是一个累赘。普凡缪勒博士（Dr. Pfannmüller）是成年人安乐死项目中最恶名昭彰的人物之一，他如此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们最优秀、最精英的年轻人跑去前线送死，好让那些低能的白痴和不负责任的反社会分子安全地躲在精神病院里，想到这些真让我难以忍受。”[56]行凶者如此思维，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筛选的标准不仅包括病人生理或心理疾病的严重程度，也涉及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种族背景。结果，精神病院里的犹太人不经筛选便全数送去毒死；而东部波兰精神病院里的病人也以同样的方式被残忍杀害。1939年10月至1940年5月间，约1万名精神病患者在西普鲁士和瓦尔特大区遇害，其中很多是通过一种新的装置——四轮毒气室。受害者被塞进一辆经过改装的货车后部的密封车厢内，装在瓶子里的一氧化碳使他们窒息而死。由此，“生存空间”得以释出给即将到来的德意志人。

1941年初，成年人安乐死项目推广到各个集中营，这一行动被称为“14f13”。奥斯维辛从7月28日开始执行。“晚点名时他们宣布，所有病人都可以离开这里接受治疗。”卡齐米日·什莫伦[57]说，他当时是营中的一名政治犯，“有些犯人信以为真。大家都燃起了希望。但我不太相信党卫队会这么好心。” 威廉·布拉塞也不信，他的卡波是一个德国共产党人，从后者那里他揣测这些病人后来的下场：“他跟我们说，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有传言，那些从医院被带走的人后来都消失了。”

大约有500名或自愿或被挑中的犯人离开了集中营，等待列车的到来。“他们都病恹恹的，”卡齐米日·什莫伦说，“没有一个健康的人，他们就像一群幽灵一样。护士们走在队尾，用担架抬着病人。那个场景让人毛骨悚然。没人冲他们嚷嚷，也没有人笑。那些病号倒是兴高采烈：‘告诉我的老婆孩子关于我的消息。’”让犯人高兴的是，两个最恶劣的卡波也在队伍之中，其中一个是很多人憎恨的克兰克曼。营里有传言说他跟他的保护人，即营地长官弗里奇闹翻了。正如希姆莱所说——当卡波回到普通犯人中会发生什么——几乎可以肯定在火车到达目的地之前这两个卡波就已经被打死了。那天离开集中营的所有犯人都被送到但泽附近的宗嫩斯坦（Sonnenstein），死于一所经过改造的精神病院里的毒气室。也就是说，第一批被毒气杀害的奥斯维辛囚犯并没有死在集中营，而是被转运到德国；他们也不是出于犹太人身份而遭到杀害，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劳动。

1941年的夏天不仅是奥斯维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也是对苏战争中的决定性时刻，纳粹对苏联犹太人的政策即将发生转变。从表面上看，整个7月的战争形势对德国非常有利，德国国防军对苏联红军的战斗取得了巨大胜利。7月3日，陆军总司令部的弗朗茨·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现在看来大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苏战争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取得了胜利。”戈培尔7月8日的日记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们将击溃苏联——没人对此再有疑问。”7月中旬，德军装甲部队已经深入苏联达350英里，到了月底，一名苏联情报官员奉贝利亚之命，找到驻莫斯科的保加利亚大使，询问他是否愿意作为德苏之间的调解人向德国请求讲和。[58]

然而，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饥饿政策一直是入侵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举例来说，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在7月初的粮食储备只够维持两周。戈林在申明纳粹的政策时曾说过，作为占领者的德军只会给那些“为德国执行重要任务的人”提供食物。[59]另外，死在特别行动队枪下的犹太男人所留下的家眷也有待解决。这些女人和孩子大多数失去了家里的顶梁柱，很快就陷入饥馑；毕竟他们绝不会是“为德国执行重要任务的人”。

与此同时，食物短缺的危机已经有所预见——不仅是东部战场，还包括波兰罗兹的犹太人隔离区。当时掌管罗兹的是帝国保安总部负责处理犹太人事务的阿道夫·艾希曼，7月，党卫队的罗尔夫—海因茨·赫普纳给艾希曼的信中提到：“我们无法再养活所有的犹太人，这会是今年冬天的麻烦事之一。应该认真权衡一下，用一些简便快捷的办法解决那些不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或许还算人道。不管怎么说，总比让他们活活饿死要好。”（值得注意的是，赫普纳信中写到的可能需要杀死的是那些“不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而不是所有犹太人。从1941年春天开始，纳粹越来越多地将“有用的”和“无用的”犹太人区别开来，这种区分后来在奥斯维辛著名的“筛选”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7月底，希姆莱下令解决被纳粹判定为“没有利用价值、纯粹浪费口粮”的犹太人，尤其是针对东部战线。他将党卫队骑兵营和警察营的部分兵力调到特别行动队，最终大约有4万人参与屠杀行动，是特别行动队成立之初人数的十倍。大幅增加人手的原因在于，在东部，屠杀的对象扩展至犹太妇女和儿童。在接下来的几周，这一命令先后传到各个特别行动队指挥官那里，大多是由希姆莱本人在巡视行刑的过程中亲自下达的。到了8月中旬，这些特别行动队的指挥官已全部获悉他们的新任务。

这是整个屠杀进程的一个转折。枪杀妇女和儿童，意味着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进入到一个概念完全不同的阶段。尽管到目前为止，纳粹在战争中的所有反犹政策几乎都有潜在的种族灭绝性质，且已有不少犹太妇女和儿童死在犹太人隔离区或失败的尼斯科计划中，但这次不一样。现在，纳粹决定把犹太妇女儿童集中在一起，让他们脱光衣服，在一个大坑前站成一排，然后开枪把他们打死。一个犹太婴儿绝无可能对德国的战争形势构成威胁，然而一个德国士兵却以此为借口朝幼小的孩童扣动扳机。

许多因素在这个关键时期共同促成了这一政策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苏联的犹太妇女儿童现在成了纳粹德国的“烫手山芋”，当然这也是后者一手造成的，他们射杀犹太男人并在东部实行饥饿政策。但这不是导致杀戮目标扩大的唯一原因。7月，希特勒宣布将在东部建立一个德意志人的“伊甸园”，言外之意是，在纳粹的这片新乐园上不会再有犹太人的生存空间。（这一年7月希姆莱曾多次与希特勒进行一对一的密谈，此后他便下令将屠杀的对象扩大到妇女和儿童，这绝非出于偶然；若不是元首本人有意如此，这一举措很可能不会发生。）由于相关负责队伍已经忙于枪决犹太男人，按照纳粹的逻辑，扩大特别行动队队伍自是顺理成章，以便彻底“净化”这个新的“伊甸园”。

1941年夏，党卫队派出数支步兵团前往东部增援特别行动队，汉斯·弗里德里希[60]是其中一员，他所在的分队主要负责乌克兰地区。据他所言，遭到迫害的犹太人没有丝毫反抗。“他们（犹太人）极度震惊，完全吓傻了，你可以为所欲为。反正他们已经听天由命。”党卫队和他们的乌克兰合作者强行把犹太人赶出村子，让他们站在一个“又大又深的坑旁边，以特定的姿势，好保证被击毙后会掉进坑里。这样的场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有人负责跳进坑里仔细查看是否还有活口，因为不可能第一轮开枪就解决所有人。那些躺在那里只是受了伤的，会被用手枪补上一枪”。

弗里德里希承认，他自己也参与了深坑旁的屠杀。[61]他说，当受害者站在离他仅几米远的地方时，他“什么也没想”。“我只想着‘仔细瞄准，一定打中’。我想的就是这个。当你已经站在那儿，拿着枪准备射击……要做的就是，拿稳手里的枪，打得准一些。没别的了。”他从没有因自己杀死这么多人而遭到良心谴责，从没有做过与此相关的噩梦，也不曾在半夜醒来质问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档案证实，弗里德里希是党卫军第一步兵旅的士兵，这支部队7月23日进入乌克兰。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或许是不愿更多地谈及自己的罪行，弗里德里希没有具体说明他行凶的确切地点，然而，有记录显示，他所在的分队在不同地点都参与了屠戮犹太人的行动，包括1941年8月4日在乌克兰西部。在那次行动中，周边村庄里的1万多名犹太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聚集到奥斯特罗格镇（Ostrog）。“（8月4日）一大早，小汽车和大卡车都开来了，”瓦西里·瓦尔德曼[62]那时是个12岁的犹太小男孩，“他们都带着枪，还牵着狗。”党卫队包围了整个镇子，把数千名犹太人都赶出来，让他们朝附近的一个小村子走去，那里有一大片沙地。“大家都知道自己要挨枪子儿，”瓦尔德曼说，“但党卫队不可能一下开枪打死这么多人。我们是（早上）10点钟到的，他们命令我们所有人都坐下。那天非常热。我们没吃没喝，人们随地小便。那段时间很难熬。有人说他宁愿被枪打死也不愿意这么热的天坐在那里。有人晕倒，还有人纯粹因为害怕给吓死了。”

奥莱克西·穆莱维奇[63]是当地的非犹太裔村民，他目睹了后来发生的一切。爬上附近一个谷仓的屋顶后，他看见50个或100个犹太人一组组被带走，又被命令脱光衣服。“他们让犹太人站在一个大坑边上，然后长官让士兵各自找一个犹太人准备开枪……犹太人大哭大叫，他们知道自己就要死了。接着所有人都开了枪，犹太人都倒下了。长官找来几个强壮的犹太人把这些尸体扔进坑里。”

枪杀持续了一整天。几千名犹太人死去，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然而，这次行动中的犹太人实在太多了，党卫队一次忙不过来，所以到了傍晚，剩下的人，包括瓦西里·瓦尔德曼和他的家人在内又回到了奥斯特罗格。在这次和后来的几次行动中，瓦西里失去了他的父亲、祖母、祖父、两个兄弟和两个叔叔，但他和母亲成功逃离了犹太人隔离区，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藏在当地村民家里，直到红军解放乌克兰。“我不知道其他村子是什么样的，”他说，“但我们村的人对犹太人很仗义。”几天后，奥莱克西·穆莱维奇来到屠杀现场，眼前的景象让他毛骨悚然：“填埋坑洞的沙面在动。我想有受伤的人正在下面挣扎。我觉得很抱歉。我是想帮忙，但很快就意识到就算我能把谁挖出来，也没法治好他们的伤。”

“我们家养过狗，”瓦西里·瓦尔德曼说，“但我们对它们从没有像法西斯对待我们这么残忍……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这些人如此残暴？’”瓦西里·瓦尔德曼的这个问题，汉斯·弗里德里希可以回答——仇恨。“坦白讲，我一点都不同情（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深深地伤害了我和我的父母，对此我终生难忘。”因此，对所有被自己射杀的犹太人，弗里德里希“并不感到抱歉”。“我对犹太人的仇恨太深了。”在不断追问下，他承认，他曾经认为、且现在依然认为，为了“复仇”杀死犹太人是完全正当的。

了解弗里德里希的过去，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为何愿意参与屠杀，为何直到今天还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1921年，弗里德里希生于罗马尼亚一个德意志人占绝大多数的地区。他自小就耳濡目染家人对身边犹太人的痛恨。他的父亲是农民，当地的犹太人是贸易商，购买农产品然后在市场上出售。弗里德里希的父母告诉他，犹太人做生意赚取了过分的利润，而且经常欺骗他和他的家人。“我倒想看看，”他补充道，“如果你经历我们的遭遇，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是一个农民，想要出售东西，比如说卖猪，但你却办不到。你只能通过一个犹太商人来卖。你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是什么滋味。”

20世纪30年代，还是少年的弗里德里希和他的朋友自己绘制海报，写上“不要从犹太人那里买东西”、“犹太人是我们的灾难”，并把它们贴在一家犹太商店门口。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认为它起到“提醒人们提防犹太人”的作用。他读到纳粹德国的宣传口号、特别是极端反犹主义刊物《先锋报》时，发现这与他自己的世界观非常契合。1940年，他加入党卫队，“因为德意志帝国正在打仗”，而他“想要参与其中”。他相信“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有密切关系，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1941年夏党卫队来到乌克兰时，作为其中的一员，他认为自己进入的并不是一个“像法国那样的”“文明”国家，顶多只是个“半开化”、“远远落后于欧洲的”地方。因此，接到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他心甘情愿地执行，并且一直想着自己是在报复那些“欺骗”了他家人的犹太商人。虽然此犹太人非彼犹太人——他杀的根本是另一个国家的人，但这对弗里德里希来说毫不重要。他说：“反正都是犹太人。”

对于曾经参与灭绝犹太人，汉斯·弗里德里希毫无歉意，也从未后悔。虽然没有明说，但其一举一动都表明，他为自己和战友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在他看来，他的行为有着明确和充分的理由，那就是犹太人给他和他的家人造成伤害，没有犹太人的世界会更加美好。阿道夫·艾希曼曾在不经意间表露，一想到自己参与过对数百万犹太人的屠杀，他就感到极大的满足，以至于可以“大笑着进坟墓”了。不难看出，汉斯·弗里德里希很可能也有同样的感受。

我们仍无法确定，是否就在1941年这个夏天——与东部战线屠戮升级同时——纳粹最终定下了针对德国、波兰和整个西欧数百万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有一份档案也许能说明，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关联。7月31日，海德里希拿到一张有戈林签名的文件，上面写着：“1939年1月24日你曾接到一项任务，要求你以最合适的方式对犹太人进行转移和疏散，以解决犹太问题。作为对该任务的补充，我在此要求你提交一份全面的规划书，为正在计划中的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提出有组织、有调研、可付诸实行的初步措施。”表面看来，这份文件的时间点是关键：戈林给海德里希签字、授意他策划“最终解决”方案的时间，恰恰也是特别行动队受命在东部战线射杀犹太妇女和儿童的时间。

然而，近来莫斯科特别档案馆（Moscow Special Archive）的新发现对7月31日授权的确切意义提出了质疑。这包括海德里希1941年3月26日的一张便笺，上面写着：“我就犹太问题向帝国元帅（戈林）做了简单汇报，交给他我的新计划。他批准了，只做了一处关于罗森堡管辖范围的修改，然后让我重新提交。”[64]海德里希之所以制定“新计划”，很可能是纳粹的反犹政策在入侵苏联前夕发生了变化，为此他也做出相应调整。将犹太人运往非洲的设想已被放弃，1941年初，希特勒曾经命令海德里希准备一份日程表，就如何将犹太人驱逐到德国控制范围内的某地做出规划。按照纳粹的预期，对苏战争应该只会持续几周时间，并在苏联的寒冬到来之前结束，因此海德里希和希特勒一定认为，在那年秋天将犹太人赶往更靠东的地方，以此内部消化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犹太问题，是顺理成章的事。苏联东部的不毛之地是折磨犹太人的最好去处。

正如7月31日授权书里清楚写到的，海德里希在1939年初就接到任务，策划如何“通过转移和疏散解决犹太问题”，因此，关于海德里希的管辖范围，以及在纳粹体制内为此目的所允许的资源调用空间，相关讨论一定从那时起就没有停止过。1941年7月17日，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3月26日的文档上曾提到他）被希特勒正式任命为帝国东部占领区事务部长，他对海德里希在东部的权力构成潜在威胁。因此，7月31日的授权书很可能只是为了明确海德里希的职权而做出的。

因此，总的来说，新证据并不支持一个曾经非常流行的观点，即希特勒在1941年春天或夏天做出最终决定，要消灭全欧洲的犹太人，且7月31日的授权是这个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可能的情况是，由于当时所有纳粹领导人关注的焦点都在对苏战争上，他们认为在东部战线屠杀犹太妇女儿童，可以成为解决眼下具体问题的好办法。

然而，这个“解决方案”后来反而制造出更多问题，这才导致开发新的屠杀手段，以便更大规模地解决犹太人和其他处决对象。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是8月15日。那天，海因里希·希姆莱来到明斯克，亲眼目睹他的特别行动队执行任务的过程。与他同行的人当中，瓦尔特·弗伦茨[65]是一名空军军官，在希特勒的总部做摄影师。处决现场让弗伦茨本人惊恐不已，难以平复，他明显看出处决者队伍中也有人是同样感受。弗伦茨说：“我到了处决现场不久，辅助部队的长官走过来，因为我是空军。他说：‘中尉，我实在受不了了。你能让我离开这儿吗？’我说：‘在警察那边我怕是说不上话，毕竟我属于空军，能怎么办呢？’他说：‘我实在受不了。太可怕了！’”

对明斯克屠杀留下心理创伤的不仅仅有这位长官，同样目睹屠杀过程的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巴赫-泽勒维斯基对希姆莱说：“这还只是区区一百人……看看这个分队士兵的眼睛，有多惊恐！这些人下半辈子都完了。我们在这里培养的是什么样的追随者？要么就是疯子，要么就是野蛮人！”[66]后来，巴赫-泽勒维斯基自己也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眼前一再出现他所参与的行刑场景“幻象”。

受到这些抗议以及自己亲身经历的影响，希姆莱下令开辟一种新的屠杀方法，以减少部下的心理问题。于是，几个星期后，刑事警察局技术研究所的党卫队少尉阿尔伯特·威德曼博士来到东部，在特别行动队B分队指挥官阿图尔·纳贝位于明斯克的总部与他会面。威德曼曾参与设计用毒气杀害精神病人，现在，他将把他的专业知识带到东部。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威德曼在苏联最先尝试的几个“改良版”屠杀方法，其中之一竟是将受害者炸死。一个地洞中放进几个精神病人和几包炸药，特别行动队第八分队队长威廉·雅施克目睹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当时的场面太可怕了。炸药的威力不够强，有些伤者嚎叫着从地洞里爬出来……[67]地洞完全塌了……肢体残片散落在地上，有的还挂在树上。第二天，我们去收拾断肢，把它们都扔回地洞里。有些挂在树上的太高了，只好留在上面。”[68]

威德曼从这个可怕的实验中得到的结论是，炸弹显然不是希姆莱想要的杀人工具，所以他另寻他法。在成年人安乐死项目中，瓶装一氧化碳的应用非常成功，但要把大量这样的瓶子从几千英里以外运到东部很不现实。威德曼和他的同僚想到，或许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利用一氧化碳进行杀戮。几个星期之前，威德曼和他的上司瓦尔特·霍斯博士坐在柏林地铁的车厢中，聊到差点降临在阿图尔·纳贝身上的厄运：派对结束后他开车回家，由于喝了太多酒，他把车停在车库里，没有关掉发动机就睡着了，结果汽车尾气几乎让他死于一氧化碳中毒。纳贝的经历提醒了威德曼，他决定进行一次毒气试验。在明斯克东部的莫吉列夫，他把管子的一头接在小轿车的排气管上，另一头伸进一家精神病院砖砌的地下室里，然后把几名病人锁在里面，发动汽车。最初的试验在纳粹看来并不成功，因为小轿车排放出来的一氧化碳不足以置人于死地。在他们用卡车替代小轿车后，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再一次，纳粹以为找到了解决眼前问题的办法。威德曼发明的方法便宜又高效，可以把杀戮对屠杀者造成的负面心理影响降到最低。

于是，1941年秋天，威德曼在东部促成了纳粹屠杀手段的一个重大转变——关于这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然而，纳粹如何以及何时决定让奥斯维辛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仍存在争议。问题的棘手一部分源于霍斯提供的证词。一方面，他总是把自己伪装成受希姆莱的命令所迫，受下属的无能所累；另一方面，他提供的日期常常是不可靠的。霍斯声称：“1941年夏天，希姆莱把我叫去，向我解释道：‘元首已经下令对犹太问题进行最终解决，我们必须要完成这项任务。出于交通和封闭性的考虑，我选了奥斯维辛。’”[69]霍斯确实在1941年6月拜访过希姆莱，向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展示，他们正按照IG法本公司提出的扩张方案对奥斯维辛进行规划。但如果说这个时候他就被告知奥斯维辛将在“最终解决”中发挥作用，这其实不太可信。首先，没有其他证据表明，在这个阶段“最终解决”——即对灭绝营中的犹太人进行工业化灭绝的方案已经被确定下来。在时间上，这次会议早于最初特别行动队在东部针对犹太男性的屠戮，以及7月底屠杀对象的扩大。其次，霍斯后来补充的话与他自己说的日期相互矛盾。他说：“那个时候在总督辖区已经有其他三个灭绝营了——贝尔赛克、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然而实际上1941年夏天这三个集中营都没有建成，它们都是在1942年才投入使用的。

尽管霍斯的陈述自相矛盾，一些学者认为，1941年6月他可能被要求在奥斯维辛建造一些灭绝设施。然而，1941年夏秋之交，奥斯维辛杀人效率的提高并不足以证明霍斯6月与希姆莱的会面带来了实质性改变。最好的解释就是他自己记错了日期。霍斯所描述的他与希姆莱之间的对话很可能确实发生过，但应该是在接下来的一年，而不是1941年。

当然，这并不是说奥斯维辛在那个夏天没有卷入屠杀。奥斯维辛的行凶者在14f13项目中除掉了生病的犯人，在砾石坑旁射杀过苏联政委，因此它的管理者与东部特别行动队面临相同的问题——寻找一种更有效的屠杀手段。奥斯维辛的决定性时刻似乎出现在霍斯离开集中营的这段时间，也就是8月底或9月初。霍斯的副手弗里奇想到，一种为防止营地附近昆虫侵扰而使用的化学制剂——结晶氢氰酸可以用作他途。这种制剂装在铁罐中出售，被定名为齐克隆氢氰酸，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齐克隆B（Zyklon B）。与威德曼在东部的做法类似，弗里奇此时也做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思维跳跃——如果齐克隆B可以杀死虱子，谁说不能用它来杀死人类中的害虫？既然11号楼已经是营中执行死刑的地方，而且它的地下室可以密封，可不就是进行这种实验最适合的地方吗？

此时的奥斯维辛没有不透风的墙，大楼之间仅相隔数米，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因此，从一开始，弗里奇的实验就人尽皆知。“我可以看到他们用手推车运来泥土，好把窗户封严，”威廉·布拉塞说，“我还看见，有一天他们从医院里用担架抬出几个病得特别重的人，把他们抬进了11号楼。”被带进11号楼的不只是病人，不难想象，还有奥斯维辛管理者曾声明要处死的另一个目标群体——苏联政委。“他们带了一群苏联战俘去地下室，”奥古斯特·科瓦尔奇克说，“结果毒气的效果不够好，很多人到了第二天还活着。所以他们加大了剂量，放进更多晶体颗粒。”

霍斯回到集中营后，弗里奇向他汇报了实验的情况。霍斯参加了11号楼接下来的一次毒气试验：“我戴着防毒面具亲自观看了屠杀过程。在拥挤的牢房里，齐克隆B刚被扔进去，里面的人就被毒死了。他们只来得及发出短促的、憋闷的喊叫，一切就已结束。”虽然证据表明，11号楼发生的死亡远非“瞬间结束”，但对奥斯维辛的纳粹分子来说，使用齐克隆B显然大大减轻了屠杀过程带来的痛苦，屠杀者不用再在行刑过程中注视受害人的眼睛。霍斯写道，这种新的屠杀方法出现让他“如释重负”，因为他终于可以“不再看到”“血流成河的场面”。

然而他错了，真正的血洗才刚刚开始。

[1] BBC访谈。

[2] 我们当然有权质疑这种用宽泛心理学原因解释纳粹分子行为的做法，但Alice Miller在《为你自己好：儿童养育中的暴力根源》（For Your Own Good: the Roots of Violence in Child-rearing, Virago Press, 1987）一书中指出，所有纳粹领导人都有着与霍斯和希特勒相似的严厉教养过程。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有着类似童年经历的人没有成为纳粹。

[3] 引自《达豪集中营：1933—1945》（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Dachau, Brussels Lipp GmbH, Munich 1978），第20页。

[4] 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指挥官》（Commandant of Auschwitz, Phoenix Press 2000），第131页。

[5] 霍斯，《指挥官》（Commandant），第131页（为便于参阅，我在这里给出了成书页码，但所引用的文字大部分翻译自奥斯维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保存的手稿原文）。

[6] 在此前一年，也就是1933年，霍斯曾在波美拉尼亚的Sallentin estate组建了一支党卫队骑兵队，当时还是农民的他就已经积极地参与到“后备力量”当中了。

[7] 霍斯，《指挥官》，第64页。

[8] BBC访谈。

[9] 当然，一部分政治家是犹太人，但犹太人身份并不是他们被捕的原因。

[10] 霍斯，《指挥官》，第81页。

[11] 霍斯，《指挥官》，第70—71页。

[12] BBC访谈。

[13] 引自Danuta Czech的文章“奥斯维辛的囚犯管理”（The Auschwitz Prisoner Administration），载于Yisreal Gutman Michael Berenbaum编著，《奥斯维辛灭绝营剖析》（The Anatomy of the Auschwitz Death Camp,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14] Laurence Rees，《纳粹：历史的警告》（The Nazis: a Warning from History, BBC Books 1997），第36页。

[15] 引自Franciszek Piper，“大屠杀的方法”（The Methods of Mass Murder），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三卷，第71页。

[16] 引自Jonathan Glover，《人性》，第344页。

[17] 引自Glover，《人性》，第361—362页。

[18] 霍斯，《指挥官》，第77页。

[19] 引自Aly，《最终解决》，第19页。

[20] BBC访谈。

[21] Aly，《最终解决》，第17页。

[22] BBC访谈。

[23] 戈培尔日记，1940年1月24日。

[24] 引自Raul Hilberg，《欧洲犹太人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Holmes and Meier 1986），第50页。

[25] 引自Aly，《最终解决》，第70页。

[26] BBC访谈。

[27] BBC访谈。

[28] 引自J. Noakes和G. Pridham编著，《纳粹主义：1919—1945》（Nazism 1919—1945, Vol. 3, Exe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第三卷，第933页。

[29] 引自Aly，《最终解决》，第3页。

[30] 德国外事办公室备忘录，1940年7月3日。

[31] BBC访谈。

[32] BBC访谈。

[33] 霍斯，《指挥官》，第116页。

[34] BBC访谈。

[35] Albert Speer的原话，转述自他的兄弟Hermann，引自Michael Thad Allen著，《种族灭绝的生意——纳粹党卫队、苦役与集中营》（The Business of Genocide-the SS, Slave Labor, and the Concentration Camp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第59页。

[36] Allen，《生意》，特别见第二章（A Political Economy of Misery）。

[37] 霍斯，《指挥官》，第283页。

[38] BBC访谈。

[39] 引自Irena Strzelecka,“刑罚与折磨”（Punishments and Torture），载于《奥斯维辛 1940—1945》，第二卷，第389页。

[40] 《纳粹党卫队眼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KL Auschwitz as Seen by the SS，奥斯维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1998年），第117页。

[41] BBC访谈。

[42] Peter Hayes，《工业与意识形态——纳粹时期的IG法本》（Industry and Ideology-I. G. Farben in the Nazi 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347—364页。

[43] 安布罗斯的档案，引自Hayes，《工业》，第349页。

[44] Franciszek Piper，“对苦役犯的剥削”（The Exploitation of Prison Labour），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二卷，第104页。

[45] 霍斯，《指挥官》，第390页。另见Jan Sehn对霍斯的审讯，1946年11月7—8日于克拉科夫，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华沙，NTN 103。

[46] “IG法本-奥斯维辛创立大会”会议纪要，1941年4月7日。引自Deborah Dwork and Robert Jan van Pelt，《奥斯维辛：从1270年到今天》（Auschwitz 1270 to the Present，Norton 1996），第211页。

[47] IG法本公司“与集中营指挥官的会议报告，奥斯维辛附近，1941年3月27日下午3点”，纽伦堡审讯档案 15148。另见纳粹党卫队对同一会议的记录。

[48] 1941年5月2日会议纪要，纽伦堡审讯档案第三十一卷，第84页，文件编号2718-PS。

[49] “政治经济指导方针”，纽伦堡审讯档案第三十六卷，第135—137页。

[50] Götz Aly和Susanne Heim,《种族灭绝缔造者》（Architects of Annihilati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02），第63—64页。

[51] 引自Aly和Heim，《种族灭绝缔造者》，第237页。

[52] 引自Kershaw，《希特勒》第二卷（Penguin Press 2000），第127页。

[53] 引自Ernst Klee, Willi Dressen和Volker Riess，《那时岁月》（Those Were the Days, Hamish Hamilton 1991），第179页。

[54] 《政委法令》于1941年颁布，该法令规定，被俘的苏军政委可以直接处死。

[55] 引自Henryk Swiebocki，“逃离集中营”，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四卷，第233页。

[56] 引自Robert Jay Lifton，《纳粹医生》（The Nazi Doctors , Basic Books 1986)， 第63页。

[57] BBC访谈。

[58] 若想了解关于Pavel Sudoplatov这次拜访的最新证据，可参阅Laurence Rees, 《世纪之战》（War of the Century, BBC Books 1999），第53—55页。

[59] 引自Ulrich Herbert编著，《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灭绝政策》，（National Socialist Extermination Policies, Berghahn Books 2000），第257页。

[60] BBC访谈。

[61] 20世纪60年代，警察对弗里德里希进行了调查，了解他在战争时的所作所为，但没有对他进行起诉。在我们的访谈中，他尽管承认参与了射杀犹太人的行动，但没有说出他所犯下这些罪行的确切地点。在过了这么长时间以后，且在没有目击者亲自辨认的前提下，要想“排除合理怀疑”，对他的罪行提起刑事诉讼似乎不太可能成功。

[62] BBC访谈。

[63] BBC访谈。

[64] 引自Götz Aly，“犹太人的重新安置”（Jewish Resettlement），载于Herbert编著，《灭绝政策》（Extermination Policies），第71页。

[65] BBC访谈。

[66] 引自Glover，《人性》，第345页。

[67] 对Widmann审判过程中Wilhelm Jaschke的证词，斯图加特陪审法庭 （Schwurgericht-Stuttgart）1967年，第62—63页，路德维希堡国家档案馆（Staatsarchiv Ludwigsburg） EL317 III, Bu 53.

[68] Wilhelm Jaschke的证词，菲尔斯比堡，1960年4月5日，路德维希堡联邦档案馆202AR-Z 152/159。

[69] Gilbert证人陈述书，参见Dwork和van Pelt，《奥斯维辛：1270年至今》，第278页。

第二章

服从命令与自主行动

1946年4月7日，美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Gustave Gilbert）博士在纽伦堡审判中质问鲁道夫·霍斯：“希姆莱向你下达所谓的‘最终解决’命令后，难道你从没想过拒绝吗？”“没有，”霍斯答道，“我们所接受的训练让我们不可能产生拒绝命令的念头，不管是什么样的命令……我想你没法理解我们的世界。服从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要求。”[1]

霍斯和其他很多德国士兵一样，战败后想让全世界都以为他们是一群机器人，不管自己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永远只能机械地服从上面给他们的各种命令。而事实上，霍斯跟机器人有着天壤之别。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上半年，霍斯的创造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他并不是简单地服从命令，而是积极主动地改造奥斯维辛，好消灭更多的囚犯。在这个关键时期，有类似想法和行动的并不只是霍斯一人，许多纳粹分子都为此尽心尽力。下层的主动性和推波助澜，是灭绝朝着越来越激进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战争结束后，霍斯与数百名纳粹同伙一样，试图让这个世界相信做出决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其实，是许多人的集体意志促成了“最终解决”，证明这一结论的最好方法，便是深入了解1941年秋驱逐德国犹太人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

那一年6月对苏联的侵略，促成了对苏联犹太人的彻底毁灭。枪毙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少，这也是截至目前，纳粹为解决自己制造出来的“犹太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方案中最激进的做法。但最初西欧和德意志帝国的犹太人并没有被卷入这场杀戮。纳粹依然认为，战争结束后他们将被“送往东部”，且按照希特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乐观估计，这在1941年秋天便能实现。我们无法想象，那些犹太人一旦“在战争结束后”被送到东部，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毕竟当时还没有灭绝营。纳粹很可能在占领的俄罗斯土地上找一个条件最恶劣的劳工营来接收他们。在这样的地方，种族灭绝还是会发生，只是与后来在波兰毒气室里进行的流水线杀戮相比，过程会更加漫长。

可到了8月，一些纳粹领导人开始失去耐心。他们知道，东线的苏联犹太人正在以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残忍的方式被“处理”。开始有人提出，何不马上把德国犹太人也送到那儿去？那个夏天，以宣传部长兼柏林大区长官约瑟夫·戈培尔为首，一众纳粹分子强烈要求将柏林的犹太人驱逐到东部。在8月15日的一次会议上，戈培尔的国务秘书利奥波德·古特尔指出，柏林的7万名犹太人中只有1.9万人在工作。（当然，这是纳粹自己造成的，他们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德国犹太人的限制法令。）古特尔说，那些剩下的人都应该“被送到苏联……最好把他们都杀死”。[2]戈培尔本人在8月19日与希特勒会面时也表示过类似的想法，希望尽快把柏林的犹太人遣走。

在纳粹的意识形态构建里，德国犹太人在一战中扮演了背叛者的角色。人们认为，德意志士兵在前线浴血奋战，犹太人却躲在大城市里享受着前者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安稳。（事实上，在前线牺牲的德国犹太人比例与他们的德意志战友不相上下。）而1941年夏天，当国防军在东线卷入惨烈的战争，犹太人确实都留在了柏林——鉴于纳粹禁止德国犹太人参军，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一如既往，最能印证纳粹偏见的，往往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结果。然而，尽管戈培尔多次提出，希特勒仍不愿意驱逐柏林的犹太人。他坚持认为赢得战争是当务之急，犹太问题需要再等等。不过，希特勒还是批准了戈培尔的一个请求——让德国犹太人佩戴黄色星章，这是纳粹反犹举措的一个重要发展。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波兰隔离区里的犹太人已经戴上了这种袖章，但到目前为止，德国的犹太人暂且得以免遭这种羞辱。

整个夏天和初秋，戈培尔并不是唯一试图说服希特勒驱逐德国犹太人的纳粹高官。9月15日，英国空袭汉堡，随后，汉堡大区长官卡尔·考夫曼写信给希特勒，请他准许驱逐汉堡市的犹太人，以便把他们的房屋腾出来提供给那些住宅被炸毁的非犹太市民。现在，把犹太人遣送到东部的请求源源不断地来到希特勒面前，其中还包括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他指出，由于斯大林最近把伏尔加的德意志人驱逐到西伯利亚，作为报复，纳粹也应该驱逐中欧的犹太人。一下子，几周前还说驱逐帝国犹太人不着急的希特勒改变了主意，那年9月，他决定，将这些犹太人遣往东部的行动可以开始了。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该把这种政策转变看成举棋不定的希特勒向下属屈服的结果。至少战争进展对他的影响不亚于下属的请求所产生的效果。希特勒一直说，战争结束后就可以开始驱逐犹太人；而1941年9月，在纳粹领导人看来，现在开始与“战争结束后”再做不过就差了几周时间。基辅眼看就要沦陷，德军马上就可以长驱直入攻占莫斯科，希特勒仍希望能在冬天到来之前击败苏联。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该把犹太人送往何处？希姆莱随即给出了答案——何不把帝国的犹太人也送去波兰的犹太人隔离区呢？9月18日，希姆莱写信给波兰瓦尔特的纳粹大区长官亚瑟·格赖泽尔，要求他做好准备，让罗兹隔离区接收6万名来自“旧帝国”的犹太人。然而，希姆莱也知道这只是权宜之计，正如隔离区当局很快指出的，罗兹犹太人区的人口已经严重饱和。

17岁的露西尔·艾兴格林[3]是希特勒改变政策后首批遭到驱逐的德国犹太人之一。1941年10月，她的母亲接到一封挂号信，要求他们全家在24小时内做好离开汉堡的准备。此时，包括那些希望赶走他们的纳粹分子，没人能预见他们去往奥斯维辛的路途有多么漫长和痛苦。艾兴格林一家此前已经吃了不少苦头。露西尔的父亲是波兰人，在战争刚一开始就被抓去达豪。18个月过后，也就是1941年2月，家人终于得到他的消息。“盖世太保来到我家门口，他们戴着帽子、穿着皮衣和皮靴，这是他们的标准装扮，”露西尔·艾兴格林说，“他们把一个雪茄盒扔到厨房的桌子上，说：‘这是本杰明·兰道（她父亲）的骨灰。’那究竟真是我父亲的，还是从达豪的焚尸炉里随便抓的一捧骨灰，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父亲的死对我们是很大的打击——我们所有人，特别是母亲，还有妹妹，这给她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创伤。”时隔8个月，露西尔同她的妹妹及母亲也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在汉堡市民的注视下朝火车站走去。她们发现街上的人对她们的处境毫无同情心。“他们（非犹太人）一个个板着脸，”露西尔说，“要么说些难听的话，要么就把头别过去。我并不感到生气，只是觉得害怕。”

乌韦·斯托约翰[4]是汉堡市民，当时16岁的他就站在街边看着犹太人走过。他说：“大概有20%的人对此欣喜若狂，他们说：‘感谢上帝，这些一无是处的粮食浪费者终于消失了。’还说：‘他们不过是些寄生虫。’这些人一直在鼓掌。但大部分人一声不吭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也正是这些人在战争结束后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他们回答问题的时候眼睛都看着别处。”斯托约翰的一个犹太朋友不得不以“令人心碎的方式”向他最爱的姑姑和祖母道别。他这个朋友只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可以留下，但他的姑姑和祖母是纯种犹太人，所以不得不离开。乌韦·斯托约翰看着这令人心痛的一幕幕，一种感觉“挥之不去”：“那是一种感谢上帝你生下来不是犹太人的感觉。感谢上帝你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你本来很可能生在犹太人的家里，因为没人能选择谁是自己的父母，那么被赶去别处的就是你了，你走到哪儿都得戴着那颗星星。我到今天还能想起那种感受……”他继续说道：“随即我就想，这些人接下来会怎么样？当然，听过那么多传言以后，其实我也知道他们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他们会被送去一个特别可怕的地方。”

“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命运究竟知道多少，这是个存在广泛争议的问题，而乌韦·斯托约翰所言大概最接近当时大多数德国人的了解程度。他们知道这些犹太人不会再回来了。汉堡出现了好几个集市，售卖犹太家庭留下的家什杂物。同样，不少“普通德国人”也知道，在东部，“不好的事情”正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德国南部弗兰肯（Franken）地区帝国保安部（SD，党卫队的情报部门，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领导）的纳粹官员撰写的一份报告表明，纳粹很关心德国人知道东部发生的屠杀后会有什么反应：“这些虔诚的教徒、朴实的村民之所以深感不安，最主要是他们听到从苏联那边传来的消息，描述了对犹太人的枪杀和灭绝。这些传言常常引起强烈的关注、焦虑和担忧。乡民们普遍认为，我们根本没有十足的把握打赢战争，如果犹太人回到德国，将会对我们展开可怕的报复。”[5]

虽然德国普通民众对犹太人的命运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很少有人对驱逐他们提出抗议。在驱逐行动开始之初的1941年10月，汉堡更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就这样，艾兴格林家的三个女人穿过街道，一起登上了木头座椅的三等车厢。当列车启动时，露西尔意识到这将是“没有目的地的一段旅程，我们不知道列车会驶向哪儿，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她们会到达奥斯维辛。眼下，大规模的扩建计划正在制定中。按照规划，一个全新的集中营将建在距离现有营地2英里远的地方，那里是一片沼泽地，波兰人管它叫布热津卡（Brzezinka），德国人称其为比克瑙。尽管奥斯维辛-比克瑙最终变成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场所，但这却不是纳粹最初决定建造比克瑙集中营的原因，它一开始想要关押的不是犹太人，而是战俘。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比克瑙的建造要追溯到1941年3月，当时希姆莱视察奥斯维辛主营地，命令霍斯建造一个巨大的、可以容纳10万人的全新战俘营。但这个结论仅仅是根据霍斯的回忆得出的，正如前文所指出，这个日期很可能并不准确。如果希姆莱是在1941年3月下达建造战俘营的命令，为何关于战俘营地点的建议却直到那一年10月才首次被提出？通过对苏联档案的研究，新发掘的证据可以解开这个谜团。奥斯维辛建筑部门有一份日期标示为1941年9月12日的文件，标题为“对建设和扩大奥斯维辛集中营草案的说明”[6]，该文档详细描述了奥斯维辛1号营（主营）的现状，以及将它扩建成一个可容纳3万名犯人的集中营的具体方案。然而，在这份文档及其各种附录中，没有一处提到将在比克瑙建造一个战俘营。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推断，在1941年9月12日的时候，关于比克瑙的详细方案尚未成形。

近期发现的另外一份档案也可以证明，修建新营地的决定至少在9月第二周还没有做出。20世纪90年代，希姆莱工作日志缺失的部分出现在苏联的一份档案中，他在这个关键时期的行动和电话记录得到了详细的研究。[7]研究表明，9月15日，希姆莱与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党卫队经济管理部负责人奥斯瓦尔德·波尔讨论到“Kriegsgefangene”（战俘）问题。根据希姆莱日志中的一条记录，第二天，他又与波尔通了电话，谈到了将由KZ（集中营）系统“接管”的“10万名俄罗斯人”。9月25日，OKW（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主管战俘的部门下令，至多“将有10万名战俘被送往党卫队全国领袖那里”。26日，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房管处的负责人汉斯·卡姆勒，指示在奥斯维辛建造新的战俘营。

所有这些新证据都表明，建造比克瑙的最终决定是在1941年9月做出的，而不是3月。当然，也有可能希姆莱在那年春天视察奥斯维辛时就看到了在附近建造新营地的可能性，甚至向霍斯提到，这里有一天会是进行扩建的合适地点。1941年7月，党卫队清空了比克瑙地区的小村庄，把村民都送到别处，这意味着奥斯维辛的管理者意识到该地区的潜在用途（不过，他们也在清空附近的其他区域，以建立“奥斯维辛利益区”[Auschwitz Zone of Interest]）。然而，正如新证据所表明，极有可能直到9月才有建造比克瑙的确切决定。

设计和建造新集中营的任务，落在了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刚刚被任命为奥斯维辛建筑办公室负责人的卡尔·比朔夫，以及三级小队副兼建筑师弗里茨·埃特尔的身上。一项对新集中营规划方案的研究表明，从一开始他们设计的居住环境就太过拥挤，根本无法满足犯人的基本生活所需。最初，他们打算一个营房关押550名犯人，这意味着每个犯人的空间仅是“旧帝国”集中营（如达豪）的三分之一。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密度，对纳粹规划者来说还是不够，方案中有一处手写的修改痕迹：“550”这个数字被划掉，改成了“744”。也就是说，比克瑙每个犯人的生存空间是德国集中营里的四分之一。在纳粹眼里，这种冷酷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知道比克瑙会是一个特殊的战俘营，要关押的不是英国或法国的战俘，而是他们眼中的劣等人苏联的战俘。

在对苏战争的头7个月，德军共俘获300万名红军战士，到战争结束，共有570万人被俘，其中竟有330万死于狱中。战后，德国声称，死亡人数之所以如此骇人听闻，是因为德国人没有预料到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俘虏这么多人，因此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安顿他们。这当然是一个借口，为的是掩盖一个更黑暗的事实。本书第一章所提到的经济规划会议纪要表明，德军在战争中想要用苏联人的粮食来填饱自己的肚子，他们知道这会导致苏联发生大规模的饥荒。而奥斯维辛-比克瑙新集中营之所以按照这样的方案进行扩建，显然是想把苏联战俘置于一个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故意造成大量犯人不可避免地死亡。

比克瑙的建造参照了修建奥斯维辛主营地的做法，也是由犯人自己完成。为此，1万名苏联战俘于1941年秋被送到奥斯维辛。波兰犯人卡奇米日·什莫伦[8]目睹了他们到达时的场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下雪——10月份就下雪还是挺少见的——他们（苏联战俘）在距离营地3公里的地方下了车。他们被迫脱光衣服，跳进装着消毒剂的大桶里，然后光着身体跑进奥斯维辛（主营地）。大多数人都特别瘦。”到了主营地后，这些苏联战俘成了第一批身上刺有囚犯编号的犯人，这是奥斯维辛又一自创的“改良”措施，在纳粹德国所有集中营里，只有奥斯维辛通过这种方式辨认囚犯。似乎是因为营中的死亡率极高，而辨认一具有编号的尸体比辨认挂在犯人脖子上、极易脱落的名牌要容易一些。最开始，编号不是刺在犯人手臂上，而是用长针刺在犯人胸口，随后用墨水给伤口上色。如什莫伦所见，许多苏联犯人无法忍受这一痛苦的过程：“他们不停扭动身体，当刺字的工具在身上敲打时，他们会摔倒，不得不让他们靠着墙挨刺。”

那年秋天参与建造比克瑙的1万名苏联战俘，到第二年春天还活着的只剩下几百人。帕维尔·斯滕金[9]便是其中一个幸存者。1941年6月22日，战争打响还不到两个小时，他就被德军俘虏。起初他被带到德国战线后方一个巨大的战俘营，在那里与几千名苏联战俘一起像动物一样被关起来，每天只能以稀汤充饥。他的战友们相继饿死，可他却因为习惯饥饿而活了下来——20世纪30年代他在苏联集体农庄长大，“从小就挨饿”。1941年10月，斯滕金作为最早一批被送到奥斯维辛的苏联犯人，刚一到达就马上开始在新地点建造营房。“在比克瑙，（苏联）犯人平均只能活两个星期，”他说，“如果你找到什么能吃的，必须马上吞下肚，不管是生土豆还是什么，都无所谓。脏不脏都一样，没地方洗。到了早上起床时间，还活着的人就会起来，在他们身边总有两三个死去的人。你上床睡觉的时候还活着，第二天早上就没气了。到处都是死亡、死亡、死亡。晚上有人死，早上有人死，下午有人死。死亡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由于这些苏联战俘都登记在案，每人都有一个囚犯编号，奥斯维辛管理者便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在死亡登记表（Totenbuch）中解释成千上万起死亡？他们的解决之道是编造出五花八门的疾病来搪塞苏联战俘的死亡，例如，光是因“心脏病”去世的就有600人。[10]（之后接收犹太人时，他们想出了新的办法，即对刚到就被处死的大部分人不再进行登记。）

卡奇米日·什莫伦曾与苏联战俘共同在比克瑙劳动，他说：“他们被当成最低等的人，挨打的频率更高，日子比我们更不好过。他们最后都会被杀死，就像苍蝇一样死掉。”苏联犯人的生活条件恶劣到开始吃人肉的地步，而鲁道夫·霍斯亲眼目睹这一景象：“我自己看见一个苏联人倒在一堆砖块中间，他被开了膛，肝被摘走了。他们为了抢吃的会把对方往死里打。”[11]霍斯在回忆录中举了很多类似的例子，却从没说过苏联战俘为什么沦落到这般境地。他似乎忘记，在6个月的时间里，他和他的党卫队同僚造成9000至1万名苏联战俘死亡。显然霍斯毫无愧疚之情，因为苏联战俘像“动物”一样的举止恰恰符合纳粹所宣传的形象。纳粹再一次造就了自我证实的预言。

在比克瑙，帕维尔·斯滕金忍受着病痛和饥饿日夜劳作，眼看战友一个个死去，他心中只有一个愿望：自己终究会没命，这他知道，但“自由地死，那是我的梦想。随便他们开枪打死我，但要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死去”。因此，他虽然清楚地知道成功逃脱的概率很小，可和他的一帮战友仍打算越狱。计划再简单不过了。1942年一个春日，他们被派去运回一具苏联战俘的尸体，尸体在集中营的外围。他们走到环绕集中营的铁丝网外后，大叫一声便朝不同方向四散而逃。瞭望塔里的守卫一时愣住了，直到这些俄国佬跑到附近森林里的安全地带才反应过来开枪。在数月时间里，帕维尔·斯滕金经历了重重险阻，最后终于来到了苏占区。可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看到的，他的苦难远未结束。

1941年10月，奥斯维辛的建筑师除了计划在比克瑙建造一个新的战俘营，还设计了一个取代主营地现有焚尸炉的焚尸场。近期有研究表明，新焚尸场多了一个管道内嵌、能排出室内气体引入室外空气的通风系统，这意味着建筑师有意将它同时用作毒气室。[12]但这一观点遭到另一些学者的反对，他们指出，规划方案仍没有提及关于输送齐克隆B的设备。直到几周前，原有的焚尸炉才使用剂量有限的齐克隆B进行试验，规模与11号楼进行的实验类似。即便纳粹确实考虑到新焚尸场应该具有原设备的功能，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奥斯维辛在这个阶段就打算建造大型的新杀戮设施。

这一年10月，就在党卫队建筑师积极进行筹划、苏联犯人开始建造比克瑙的同时，露西尔·艾森格林和其他来自汉堡的犹太人抵达波兰中部的罗兹犹太人隔离区，这是他们前往奥斯维辛长途跋涉的第一站。在隔离区第一天的所见所闻就吓坏了他们。露西尔说：“我们看见排水沟里流着污水，看见破败不堪的房子，看见一个类似贫民窟的地方——当然，我们谁也没见过贫民窟，只是猜想这里就是。住在隔离区里的人看起来很疲惫、很憔悴，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个地方无法用言辞形容，这里的生活毫无意义。”

露西尔到达罗兹犹太人区时，这个地方已经与外界隔绝了18个月之久。疾病和饥饿折磨着这里的居民。从隔离区开始使用到它被清空，超过20%的人死在里面。16.4万名犹太人被迫挤在1.5平方英里的区域内，生活条件极其艰苦。[13]

一开始，纳粹把罗兹的犹太人关在隔离区，不允许他们通过任何方式赚得购买食物的钱。大区负责人亚瑟·格赖泽尔想要迫使犹太人在饥饿的威胁下交出他们的贵重物品。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活下去，需要想出些巧妙的对策。雅各布·兹伯斯坦[14]是最早被困在罗兹隔离区的犹太人之一，他隔着铁丝网与住在外面不远处的波兰人讨价还价。有一个和雅各布达成交易：他用纸包好一个面包扔进铁丝网里，雅各布吃掉半个面包，把剩下的半个卖给别人，挣到的钱隔着铁丝网递给他。通过这种方式那个波兰人赚了不少钱。“他帮了我们两个月……后来他被发现了，为此丢了性命。但两个月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另外一些犹太人通过变卖钻戒或其他珠宝来换取食物。于是，住在铁丝网另一端的波兰人和德意志人都发了大财。“如果一个值5000马克的东西只卖100马克，那谁不买谁就是傻子。”埃贡·齐尔克[15]是住在罗兹的德意志人，他承认自己通过与隔离区内居民的交易赚了很多钱。“他们（指犹太人）不能靠一枚戒指填饱肚子，但要能用戒指换来一个面包，那他们就能多活一两天。你用不着是个商人，这是生活教会你的道理。”

到了1940年8月，纳粹明显感觉到罗兹隔离区的犹太人不再有什么“囤货”了，因为他们开始挨饿。纳粹惯有的短浅思维也同样体现在当地的德国负责人身上，他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应对这一迟早会出现的危机。现在需要作出决定，到底是让犹太人继续挨饿，还是允许他们工作。隔离区最高行政长官汉斯·比博倾向于雇佣犹太人，而他的副手亚历山大·帕尔菲格却无视身边所有证据，坚持认为犹太人还藏有现金，不同意给他们提供食物；他还指出，即使他判断错误，犹太人已经被榨干了，“我们也完全没必要在意他们的死活”。[16]

比博的意见胜出，最终在隔离区里建起了近一百座工厂，大部分生产纺织品。有工作的人可以得到更多食物。德国人眼中“有工作能力”和“没用的、浪费粮食的”犹太人，随后被严格区分，成为纳粹管理者广泛应用的原则。罗兹犹太人隔离区的犹太居民委员会（被称为Ältestenrat，即长老理事会）被纳粹赋予了相当大的自主权来管理这个地区，领导人是莫得哈伊·哈伊姆·鲁姆科夫斯基（Mordechai Chaim Rumkowski）。理事会的职责包括管理工厂、分发食物、组建隔离区的警察队伍，以及提供其他各种服务，但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得到隔离区其他犹太人的拥护。“他们有特定的粮食配给，”雅各布·兹伯斯坦说，“他们去专门的商店购物，那里的食物非常好，完全可以生活得很滋润。隔离区一小撮人获得（那样的）待遇，其他人却完全被忽视，这让我很气愤。”

这就是露西尔·艾森格林和她的妹妹及母亲在1941年10月到达的地方——一个人满为患、疾病肆虐的世界，一个大部分居民都在挨饿、少数人却过得比其他人都好的世界。作为后来的不速之客，这些德国犹太人只得在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一块空地落脚。“我们不得不睡在一间教室的地板上，”露西尔说，“没有床、没有稻草，什么都没有。每天会有人给我们送一次汤和一小片面包。”回忆起这些初来乍到的德国犹太人，雅各布·兹伯斯坦说：“他们肯定特别沮丧。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德国犹太人）通常看不起波兰犹太人，觉得我们当然比他们还低一等。突然一夕之间自己沦落到跟我们一样了，甚至可能比我们还差，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还赶不上我们。”

德国犹太人开始向波兰犹太人售卖家产，以获得更多食物，或改善生活条件。露西尔·艾森格林很幸运，因为她们家有波兰血统，换起东西来更加容易。“我妈妈用一件真丝衬衫换来一些黄油和面包。她很擅长做买卖，因为她会说他们的语言。几个星期之后，我用一个皮包从一个年轻女人那里换来面包。如果你看看卖家，再看看买家，就会觉得很可悲。买家都穿着破衣烂衫，相比之下，我们看起来仍然很富裕，衣着体面，也不像当地人面露饥色。他们会走进校舍，说：‘我有一间空房，如果你想躺在床上睡一夜，只要给我一片面包或者一些德国马克，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学校，在别的地方过夜。’卖什么的都有。”

德国犹太人很快意识到，为了尽最大可能争取活下来的机会，他们必须在隔离区内找到工作。当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德国犹太人和波兰犹太人之间存在隔膜。“最早一批到隔离区的（德国）人对当地的一切都看不惯，”露西尔说，“他们会说：‘不应该这样……这样做不对……让我们教教他们。’你不能走进别人家里，给人家重新摆家具，可他们当时就想这么干。”但德国犹太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隔离区内缺少“关系”。“那基本上是个非常腐败的体系，”露西尔说，“你帮我，我帮你。外人根本进不去。我一开始想把我妹妹送去制帽厂，但这几乎就是妄想，那些工厂的领导给我的答复是：‘你能给我什么好处？’在隔离区里，你想办成任何一件事都要付出代价，无论以哪种形式，而且代价通常很高——什么都不便宜。但这是隔离区的生活造就的。他们在战前也是这样的人吗？我很怀疑。我当时只有17岁，这一切让我非常吃惊。”

如果说犹太隔离区的原居民对德国犹太人的到来心怀不满，那么瓦尔特大区的纳粹领导对此也是怨气冲天。希姆莱刚提出把6万名犹太人从“旧帝国”遣送到罗兹，就有抗议的声音。于是缩减为2万名犹太人加5000名吉卜赛人。可即便如此，这些人的涌入还是给当地大区长官亚瑟·格赖泽尔造成了诸多困难，他与负责这一地区的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兼警察上将威廉·科佩，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隔离区过度拥挤的问题。鉴于1941年夏天以来，屠杀一直是东部解决类似危机的首选答案，因此他们此时开始琢磨屠杀方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叫来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赫伯特·朗格，他一直担任一个特殊小分队的指挥，该分队专门负责杀害东普鲁士及周边地区的残疾人。朗格和他的手下曾多次使用一辆 “毒气货车”，该货车的后车厢被密封起来，灌入瓶装一氧化碳。如今，在罗兹的纳粹领导人看来，这种货车是解决隔离区突然出现的人口过剩问题最合适的工具。

据朗格的党卫队司机瓦尔特·布尔迈斯特回忆，那年晚秋，朗格在瓦尔特大区偶然发现了放置毒气货车的合适地点。朗格对他的司机说：“首先我要强调，这件事必须完全保密。我接到命令，要在海乌姆诺（Chełmno）组建一个特殊部队，波兹南的同事和利兹曼市（罗兹的德语名字）警察部队的其他人也将加入我们。我们有一个艰巨但重要的任务要完成。”[17]海乌姆诺这个小村庄位于罗兹的西北方，距罗兹大约50英里，朗格和他的手下在这里搭建了一栋“别墅”（the Schloss），以完成大屠杀这个“艰巨但重要的任务”。于是，海乌姆诺——而不是奥斯维辛——成为首个屠杀中心，处决从罗兹隔离区筛选出的犹太人。

但1941年年底，在建的屠杀中心不只有海乌姆诺。11月1日，波兰东部卢布林地区的贝尔赛克集中营开始动工。贝尔赛克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参与过成年人安乐死项目，包括首任指挥官、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与海乌姆诺相同，位于总督辖区隐蔽地带的贝尔赛克也将用来屠杀当地“没有生产力的”犹太人，但与海乌姆诺不同的是，它是首个在最初的设计方案里就含有固定毒气室的集中营，每间毒气室都配有生产一氧化碳的发动机。这样的毒气室正是1941年9月，威德曼在东部的毒气试验得出的产物。

与此同时，对旧帝国犹太人的驱逐仍在继续。1941年10月至1942年2月间，共有5.8万名犹太人被送到东部不同地点，其中也包括罗兹隔离区。这些犹太人所到之处，当地的纳粹管理者都不得不临时想办法应对，他们有时会遵照柏林的指示，有时也自作主张。例如，大约有7000名犹太人从汉堡被送到明斯克，在他们到达之前，当地1.2万名苏联犹太人被枪杀，好为他们腾出空间。来自慕尼黑、柏林、法兰克福和其他德国城市的犹太人被送到立陶宛的考纳斯，有5000人死在特别行动队第三分队的枪下。这是第一批刚送到东部就被杀害的德国犹太人。另一批来自柏林的犹太人于11月30日到达拉脱维亚的里加，他们也是在刚到达后就全部被杀害。然而，这其实与希姆莱的想法相悖，他曾致电海德里希，表示：“柏林犹太人，无需消灭。” 下屠杀令的指挥官弗里德里希·耶克尔恩后来还遭到希姆莱的训斥。

由此可以看出，1941年秋，对于如何处置来自帝国的犹太人并没有统一的政策：希姆莱反对里加的屠杀，但却不反对在考纳斯进行的灭绝。尽管有着这些互相矛盾的态度，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将帝国犹太人送往东部的决定标志着历史在此急转直下。10月的一天，希特勒在晚餐后说道：“谁也不许跟我说我们不能把他们（犹太人）送到沼泽地去！又有谁在乎我们的人？人们害怕我们灭绝犹太人，那正好，让恐惧为咱们开路！”[18]那年秋天，纳粹领导层也在讨论是否把德国统治区内所有犹太人都驱逐到东部。在法国，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为烧毁巴黎犹太会堂的行为辩解道，他之所以批准这一行动，“只不过是因为当时最高当局确凿地认定犹太人要为欧洲卷入战火负责，必须从欧洲彻底消失”。[19]同样是在1941年11月，希特勒在与流亡到柏林的耶路撒冷大穆夫提（the Grand Mufti of Jerusalem）会谈时说到，他希望所有犹太人、甚至包括那些不在德国统治之下的，全都“被摧毁”。[20]

从驱逐帝国犹太人开始，希特勒一连串环环相扣的决定最终导致犹太人的灭绝。在苏联，特别行动队的枪口已经无分男女老少，这么多的帝国犹太人被送到那里，难道希特勒以为他们还会有什么别的下场吗？是屠杀当地犹太人来为新来的帝国犹太人腾出空间，还是直接屠杀后者，从一开始这两种做法就没有多大差别——如耶克尔恩在里加的行动。随着战争的推进，等到波兰东部的加利西亚（Galicia）落入德国人手中，对总督辖区的纳粹领导来说，两种做法的界线就更加模糊了。加利西亚毗邻苏联，这里的犹太人数周前就受到特别行动队的围剿，再说当地政府也很难去细分该枪决的总督辖区犹太人为何是这一批而不是那一批。

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在1941年秋就做出明确决定，要把德国控制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全数杀死。首先，纳粹当时尚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1941年11月，在建的屠杀设施只有海乌姆诺的毒气货车以及贝尔赛克的小型毒气室。大约同时，一家德国公司接到命令建造拥有32个隔间的大型焚尸场，地点定在白俄罗斯的莫吉廖夫（Mogilev），不过这个焚尸场最终并没有建成。有人认为这表明纳粹有意在东边建造一个新的屠杀中心。然而，这种种举措也可以解释为地方当局的一些企图：杀死当地犹太人以便为新来的帝国犹太人腾出空间，或者除掉他们手中那些不能工作的犹太人，也就是对他们不再有“利用价值”的人。最重要的是，1941年秋，奥斯维辛并没有增建营内屠杀设施的计划。新的焚尸场确实在规划中，但这是为了淘汰主营相应的旧设备。

地球另一端的事件终结了这种混乱的局面，却给犹太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12月11日，作为日本的盟友，德国向美国宣战。在希特勒看来，这一切都是国际犹太人组织精心策划出世界大战的“证据”。德国刚一宣战，希特勒便通过广播向德国民众明确宣布，罗斯福总统正受到“犹太人”的操纵，同样受“犹太人”摆布的还有他的另一个劲敌——约瑟夫·斯大林。

第二天，希特勒对纳粹领导层（包括大区长官和全国领袖）发表了一番演说，把自己的观点又推进了一步。他把这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1939年1月30日他在国会大厦演讲的预言相联系，当时希特勒曾威胁，“如果犹太人成功地引发一场世界大战”，其后果将是“欧洲整个犹太民族被灭绝”。12月13日，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就犹太问题而言，元首已下定决心对他们进行迅速而彻底的清除。他曾警告过犹太人，如果他们再次引发一场世界大战，他们自己将遭到灭绝。这并不是一句空话。现在，世界大战爆发了，犹太人的灭绝是必然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心软。”

那一周，关于“灭绝”的讨论不绝于耳，可兹证明的另一个例子是12月16日汉斯·弗兰克的讲话。作为总督辖区负责人，他对克拉科夫的纳粹高级官员说：“作为一个资深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我必须要说，如果我们最优秀的战士为了保卫欧洲献出自己的生命，犹太民族却得以从欧洲这场战争中存活，那么这场战争只取得了部分胜利。因此，在犹太问题上，我将孜孜不倦为一个目标奋斗，那就是他们有一天必须全部消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犹太人都格杀勿论。”[21]亲聆希特勒12月12日训话的弗兰克还补充道，他“在柏林”就接到命令，告诉他以及跟他一样的人应该“亲自……清算犹太人”。

20世纪90年代，希姆莱完整的工作日志被发现，从而又多了一个证据表明，希特勒与这个关键时期耐人寻味的联系。12月18日，在与希特勒进行了一对一的会面后，希姆莱写道：“犹太问题——比照游击队进行灭绝（auszurotten）。”[22]使用“游击队”这个称谓，是为了把对犹太人的屠杀伪装成东部的必要安全工作。

尽管目前尚未发现任何希特勒写下的文字，可以证明“最终解决”是他直接下令执行的，但上述证据让人们不仅有理由怀疑，甚至确定，那年12月，希特勒正积极煽动和引导更激进的反犹行动。他亲自下令将帝国犹太人遣送东部，就算没有美国参战所产生的催化作用，这次驱逐最终仍可能通向死亡。12月5日，苏联红军在莫斯科城下向德军发起反攻，希特勒的愤怒和沮丧可能已经预示了拿犹太人发泄的倾向。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则将他明确引向谋杀。纳粹领导层不再假装他们仅仅是要把犹太人遣送到东部关进集中营。无论采用哪种方式，他们现在要做的是“灭绝”。

珍珠港事件爆发第二天，12月8日，是“最终解决”执行过程中的又一个分水岭。这一天，首批来到海乌姆诺的犯人将面临毒气处决。这些来自附近科罗（Koło）、达比（Dąbie）和科罗达瓦（Kłodawa）等城镇和村庄的犹太人，坐着卡车来到营地（后来，犹太人都是用火车运到附近的波维尔奇［Powiercie］站）。他们被带到村子中心的大房子——“别墅”内，脱光衣服进行“消毒”。随后，他们被带进地下室，经过通道走上木制的斜坡，最终来到一间密闭的暗室。这里实际是货车的后车厢。

一开始，海乌姆诺的毒气货车与一年前成年人安乐死项目使用的一样，都是通过瓶装一氧化碳毒死被锁在密闭后车厢里的人。但海乌姆诺的杀戮刚进行了几周，便有新的毒气货车投入使用，这些货车用自身排出的气体让车内的人致命。由于屠杀是在村庄内进行的，货车就停在“别墅”的庭院中，因此这一行动并不是什么秘密。佐菲娅·绍尔克[23]当时是个11岁的小女孩，就在离屠杀场所几米远的地方做事和玩耍。她曾看到过这批犯人：“他们（犹太人）被打得很惨。他们到的时候是冬天，可还穿着木拖鞋……他们一般就在这儿脱衣服，脱下来的有好大一堆……已经脱光衣服的人被赶进货车里。叫声大得啊，那么惨，让人根本无法忍受。有一次他们带来了一群孩子，这些小孩也都大叫。那次我母亲听到了，她说孩子们叫着：‘妈妈，救救我！’”

在“别墅”毒死犹太人后，货车开到附近的茹霍夫斯基（Rzuchowski）森林，距离不到两英里。佐菲娅·绍尔克说：“车开动的时候，我说：‘地狱开走了！’我就在路边放牛，怎么可能看不见它开过去呢？”在森林里，被叫来掩埋尸体的犹太人负责清空车厢。每天晚上这些犹太人被运回“别墅”关押。过不了几周，他们自己也被杀害，新来的犹太人中又会有人被选出来做他们的工作。

森林里的状况很快就让人触目惊心，这是佐菲娅从一位德国士兵那里得知的，他所在的森林分队（Waldkommando）负责监督尸体的处理过程：“他借住在我家，老是把我叫过去说：‘给我擦鞋！’接着他会问：‘臭吗？’我会说‘臭’，因为气味很大。人体开始腐烂，相当难闻。他们把尸体都埋在坑里，但是天太热，都开始发酵了。”

库尔特·默比乌斯当时是海乌姆诺的一名德国守卫，后来因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受审。在1961年11月的亚琛审判中，他向人们揭示了纳粹行凶者在屠杀过程中的心理状态：“朗格中尉对我们说，灭绝犹太人的命令来自希特勒和希姆莱。作为警察，我们接受的训练要求我们将政府下达的所有命令都视为合法的、正确的……那时我相信犹太人并不是无辜的，他们都有罪。这样的宣传一遍遍向我们灌输，所有犹太人都是罪犯，都是低等人，是犹太人造成了德国在一战后的衰落。”[24]

前面说过，建造海乌姆诺的主要目的，是屠杀罗兹隔离区里那些在纳粹看来没有生产力的犹太人。第一批于1942年1月16日离开罗兹，前往这个新的灭绝中心。此时，露西尔·艾森格林已在罗兹隔离区待了三个月，她当时的心情是：“我们不想走，我们觉得看得见的苦难总比看不见的好。”多了被驱逐的“筛选”压力，罗兹隔离区原本就很糟糕的生活变得更可怕了。

海乌姆诺对纳粹“最终解决”发展历程意义重大，它是纳粹德国第一个专为灭绝犹太人所兴建的场所。但是它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投入使用，完全是因为纳粹对一座大房子的匆忙改造使其成为屠杀基地，并使用了毒气货车这个已有的技术。在纳粹行凶者们看来，海乌姆诺是非常低效的，它不能秘密地进行屠杀，也不能有效地处理尸体。所有这些“缺点”都将在兴建中的新灭绝营——贝尔赛克——得到改正。

1月20日，也就是罗兹隔离区的第一批犹太人动身前往海乌姆诺四天之后，柏林郊区万湖（Wannsee）湖畔的一幢党卫队别墅中召开了一场会议。它作为纳粹“最终解决”方案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而闻名于世，然而，它其实配不上这样的恶名。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作为发起人，邀请了相关的政务秘书前来讨论犹太问题。每份邀请函都附上了戈林1941年7月31日准许海德里希执行“最终解决”的授权书复印件（然而，如第一章所述，“最终解决”在1941年7月的含义不大可能与1942年1月的相同）。众所周知，会议原定于中午开始，因此邀请函上提到将提供“茶点”。会议地址是大万湖56-58号，这个别墅曾被负责协调国与国之间警察活动的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征用。有必要提醒的是，在万湖会议上，桌前围坐的与会者都来自德国这个欧洲大国，都是从政府支薪的官员，而不是出没于街头巷尾的恐怖分子，可他们的罪行却比整个世界历史上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罪犯”还恶劣。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今天仍有人认为这是一群教育程度不高的“流氓无赖”，可实际上在座的15人当中，有8人拥有博士头衔。

邀请函是在1941年11月寄出的，会议原定在12月9日，但因珍珠港事件延期。于是历史上又多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如果太平洋上的事件没有造成会议推迟，那么万湖会议的内容本该是什么呢？当然，会议的目的肯定还是为解决纳粹的“犹太问题”找出某个种族灭绝性质的“方案”，但或许更多的讨论会围绕制定一个战后才实施的解决方案，或真正尝试为那些被遣送至东部的犹太人建立一个工作营。对此我们只能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美国是否参战，万湖会议都是一次对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非常重要的会议。1941年秋，纳粹德国内不同地方出现了各种自创的屠杀方式。对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来说，万湖会议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整合这些做法，并且明确党卫队才是掌控整个驱逐进程的人。

万湖会议上讨论的内容之所以为世人所知，主要得益于一份会议纪要的复印件。记录者是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中校），阿道夫·艾希曼，也就是海德里希的“犹太问题专家”，他活到了战后。艾希曼的会议纪要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能帮我们直接了解“最终解决”方案背后的思想过程，这样的材料少之又少。

会议刚开始，海德里希提到由于戈林的行政授权，将由他来全权负责，随后便宣布了官方政策的正式调整。毫无疑问，此时此地所有与会代表对其内容都心知肚明。现在，他们不再把犹太人“转移”到不受纳粹控制的国家，而是要让他们在纳粹势力范围内“清理……至东部”。最终共有1100万犹太人受到“清理”政策影响，其中包括爱尔兰、英国等此时尚未被纳粹占领国家中的几百万人。犹太人抵达东部后，被按性别分开，适合劳动的将派去修路（几乎可以肯定，海德里希想要让他们投入的是四号干道工程[Durchgangsstrasse IV]，这一工程当时正在进行中，准备用公路和铁路将帝国与东部前线连接起来）。没被选中的犹太人——这里的意图很明确——将被立即处死，而得到工作的犹太人不过是判了死缓，因为大量的人将死于繁重的体力劳动。海德里希接着特别提到，那些没有按照纳粹的设想被工作累垮的犹太人，就是通过自然选择、对纳粹来说最危险的部分。海德里希说，他们必须得到“相应的对待”，其他代表自然明白这里海德里希指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与会者对于屠杀犹太人这一大原则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争论的焦点在于“犹太人”的确切法律定义为何，这将影响到具体有哪些人被驱逐，哪些人不受影响。如何处置“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引起了广泛讨论。有人提议应对这些人做绝育手术，或者让他们在绝育和驱逐之间做选择。还有人提议把他们送去一个特殊的犹太人隔离区，即捷克小镇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捷克名为Terezin），那里还住着一些年长和享有特权的知名犹太人，把这些人直接送去东部将在普通德国大众中造成不安。

与会者随后讨论了更迫在眉睫的“问题”——如何处理总督辖区和纳粹占领下苏联境内的犹太人。后者正遭到大规模的枪决，而对付前者的贝尔赛克灭绝营正在建设中。但这两个地区目前仍生活着数百万犹太人，因此，艾希曼在他的会议纪要里写道，此时“很多个可能的解决方案”被提出，这个看似无伤大雅的用词掩饰了对具体屠杀方法的讨论。

万湖会议的会议纪要有意语焉不详，海德里希和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缪勒对艾希曼的记录做了数次修改，以确保达到这一效果。他们本打算将纪要大规模分发，因此用暗语书写十分必要，赤裸裸的原始用语修饰后，了解背景的人自然明白其确切含义，而不知情的人也不致被吓到。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留下了证明纳粹“最终解决”背后策划过程的确凿证据，有力地证明了后来的屠杀行为是这个国家许多人共同谋划的结果。

这是否意味着万湖会议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纳粹屠犹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呢？答案是否定的。这样的误解是因为人们认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纳粹决定开始执行他们的“最终解决”方案。事实并非如此。万湖会议固然重要，但它只是一个讨论具体执行方案的次等会议，与会者所做的，是对在别处已经确定的灭绝过程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希特勒在1941年12月的谈话远比万湖会议上的讨论重要得多。如果这个时期元首与希姆莱会面时的谈话内容能有一份准确的记录，我们就能看到，是何种冷酷思想把后来的所有苦难带到这个世界。

万湖会议上进行的讨论对奥斯维辛并没有产生直接影响，比克瑙没有突然改变方案增建新的毒气室，那年1月集中营的整体运作也没有明显变化。不过，1941年初秋，集中营用齐克隆B进行毒气试验的地点发生了改变，不再在11号楼进行，而是换到了离霍斯的办公室和党卫队办公区仅数米远的集中营焚尸场内。集中营当局不需要再用手推车把尸体从11号楼运到集中营另一端的焚尸场进行处理；但同时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屠杀地点更加暴露，从牢房隐蔽的地下室，换成了地上焚化炉旁边的停尸间。

1942年初，耶日·别莱茨基目睹了苏联战俘到达后在新地点被毒害的过程：“到了晚上（当时他正在自己的营房中），我听见外面有动静。我说：‘伙计们，怎么回事？咱们看看去。’我们走到窗前，听见嚎叫和呻吟声，能看见一群人一丝不挂地朝焚尸场跑过去。党卫队也在跑，还带着他们的机关枪。因为铁丝网旁边有路灯，所以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当时正下着雪，冷极了，大概零下15或20度。所有人都因为寒冷在哀嚎。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叫声，我以前从没听到过。他们光着身体进了毒气室。那个场面既邪恶又可怕。”

以这种恐怖方式被处死的不仅仅是苏联战俘和营中无法再工作的犹太人，上西里西亚地区附近地方少数不能再做重体力劳动的犹太人也被送进集中营的焚尸场。这些屠杀发生的确切日期没有记录，但目击证人的证词表明，其中一些有可能是在1941年秋天进行的。汉斯·施塔克曾是奥斯维辛的一名党卫队士兵，他提供了以下证词：“后来进行另一次毒气试验时，也是在1941年秋天，格拉布纳（马克西米利安·格拉布纳，奥斯维辛政治部负责人）命令我把齐克隆B从开口处倒进去，因为只来了一名卫生员，需要两个人从毒气室的两个开口同时往里倒齐克隆B……齐克隆B是颗粒状的，大量投入后会（变成气体）从人群的头顶扩散开来。接着人们就开始惨叫，这时他们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没有从开口往里看过，它必须在齐克隆B倒进去后马上关起来。几分钟以后，毒气室被打开，尸体横七竖八地堆满整个房间，场面极其骇人。”[25]

万湖会议后几周内，奥斯维辛周边地区“没有价值的”犹太人继续被送进这里的毒气室。约瑟夫·帕钦斯基[26]是奥斯维辛的一名囚犯，在焚尸场附近的党卫队办公大楼里工作的他，曾目睹一群犹太男人的到来，他们被送进集中营等待处决。他爬上党卫队大楼的阁楼，掀开屋顶的一片瓦，外面的场景一览无遗。“他们（党卫队）对这些人非常客气，”帕钦斯基说，“‘请脱掉您的衣服，整理好您的物品。’这些人脱去衣服后，党卫队让他们走进（焚尸场）去，门就在他们身后锁上了。接着一个党卫队士兵爬到焚尸场的屋顶平台上。他戴上防毒面具，他打开（屋顶上的）盖子，他把粉末倒进去然后他关上盖子。他做这些事情时，虽然墙壁很厚，但你还是可以听见很大声的尖叫。”在集中营里挨了两年苦，帕钦斯基看到这些人走向死亡时已波澜不惊。“人们变得冷漠。今天你进去，明天就是我进去。你漠不关心。人类可以习惯任何事情。”

新的屠杀方式不可少的是用安抚的话哄骗犹太人。集中营当局意识到，对于来自奥斯维辛以外的囚犯，不需要拳打脚踢地把他们赶进毒气室。现在的做法是让新到的人相信，走进焚尸场内的临时毒气室是进入集中营的常规流程，他们不会被杀死，只是洗个澡来“消毒”。这是纳粹的一个突破，解决了早前特别行动队曾面临的不少难题。依靠哄骗让人们进入毒气室比完全依靠武力来得更容易，此外，这种方法也能减轻屠杀者自身的压力。它还解决了纳粹在掠夺受害者财物过程中的另一个现实问题：之前很多次毒气谋杀都是在囚犯穿着衣服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他们死后扒下衣服非常困难。现在，这些将死之人会自己脱下衣服，甚至还整齐地叠好，把鞋带系上。

奥斯维辛的党卫队士兵佩里·布罗德[27]，详细描述了如何为屠杀营造出和谐的气氛。他提到马克西米利安·格拉布纳站在焚尸场屋顶上，冲着下面的犹太人说：“你们现在要去洗澡和消毒。我们不希望集中营里出现任何传染病。然后你们就会被带去自己的营房，有人会给你们送去热汤。我们会根据你们的条件为你们安排工作。现在，脱掉衣服，把它们放在你面前的地上。”[28]随后，党卫队士兵温柔地鼓励新来的犯人走进焚尸场，“一边讲着笑话或者跟他们寒暄”。据布罗德说，一次在大门被锁上后，某位党卫队士兵曾隔着门大喊：“洗澡的时候别烫着了！”[29]

尽管这种阴险的欺骗事半功倍，但霍斯及其同僚很快意识到，在焚尸场进行屠杀也给他们制造难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屠杀过程中的巨大声响。“他们想用发动机声盖过尖叫声，”约瑟夫·帕钦斯基回忆道，“他们发动了两台摩托车，好让人们听不到尖叫。里面的人在喊，可声音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他们想用摩托车的声音掩盖，但是失败了。他们尝试了但不管用。”引擎发动的声音不足以盖过临时毒气室内传出的尖叫，而焚尸场离集中营其他营房的距离很近，其他犯人不可能不知道发生了屠杀。因此，1942年春，霍斯和其他党卫队高级将领试图考虑另一种屠杀方法。又一次，他们远不是在“服从命令”，而是打算自主行动。

奥斯维辛开始演化成纳粹德国内一个非常独特的机构。一方面，一部分囚犯成为集中营的正式成员，编号然后工作；另一方面，现在有一群人在到达集中营后的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就被杀害。纳粹其他的集中营没有一个以这种方式运作。有海乌姆诺这样的灭绝营，也有达豪这样的集中营，但只有一个奥斯维辛。[30]

奥斯维辛的双重功能意味着，许多囚犯在这里生活和工作，有时长达数年，而另一些人却还来不及熟悉环境就被杀害。对附近地区那些不适合工作的犹太人来说，到奥斯维辛不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对那些自集中营建立之初一路撑过来的波兰人来说，奥斯维辛已成为某种程度上扭曲的家园。到现在为止，目睹焚尸场屠杀过程的约瑟夫·帕钦斯基已经在奥斯维辛待了20个月。1940年夏天到达集中营的那批犯人中，很少有人能活这么长时间，除非能找到一份室内的工作，“头上有屋顶”，帕钦斯基也不例外。他找到了一份理发店里的工作，为党卫队职员理发。这份工作有一定特权，因为他是为数不多能与指挥官本人有直接接触的囚犯之一。“霍斯的属下把我带到他的别墅前，他的妻子就站在门口。我特别害怕。我走上楼梯，来到浴室，里面有一把椅子。霍斯走了进来，坐在椅子上。我立正站着。他嘴里叼着烟，看着报纸。我按照他原来的发型给他理了发。没有什么难度。霍斯没有对我说一个字，我也没吭声。我很害怕，而他看不起犯人。我手里有把剃刀，我本可以割断他的喉咙，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我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我全家都会死，半个集中营的人都会没命，然后会来个新人顶替他的位置。”

约瑟夫·帕钦斯基知道，谋杀霍斯会给他和他的家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也知道，要想活命，偷窃也就是“顺手牵羊”是十分必要的。帕钦斯基的铺位与斯坦尼斯瓦夫·杜比尔（斯塔塞克）相邻，他是霍斯的园丁。“我躺在斯塔塞克旁边说：‘我们不能从他（霍斯）的花园里搞点番茄吗？’他说：‘或许可以。’”霍斯的花园背对着焚尸场，花园的栅栏上有一块木板松动了。斯塔塞克对帕钦斯基说：“从那里走进花园，你就能看到洋葱和番茄。”

谋划好一切，那天帕钦斯基溜进霍斯的花园，果不其然，一桶桶洋葱和番茄就摆在他面前。“我拿了一些，正要离开，霍斯的妻子跟另一位女士走了进来。我先是藏在树丛里，后来以为她们离开了，就走了出来，结果她们还站在小路上聊天。我朝她们鞠了一躬，带着番茄和洋葱从她们身边走过。我浑身湿透（被汗水浸透），心想：‘我死定了。被抓到偷番茄，这下死定了。’那天晚上，我等着他们把我带去11号楼，但没人来叫我。斯塔塞克下班回来后对我说：‘别担心。霍斯的妻子都告诉我了，我跟她说是我让你拿的。’”

约瑟夫·帕钦斯基和他的朋友在霍斯家花园的冒险经历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起码说明了德国人与受优待的波兰犯人之间逐渐建立起来的关系。当斯塔塞克向霍斯的妻子解释说，是他让帕钦斯基拿走番茄和洋葱时，他自己也面临因偷窃而遭到处罚的危险。毕竟，如果像他这样的园丁可以随便拿蔬菜，他又何必帮朋友设计秘密潜入霍斯花园的计划？但斯塔塞克知道霍斯的妻子很可能会原谅他，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种工作关系。当然，纳粹会把这种关系定义为高等的“雅利安人”与低等的“斯拉夫人”，但这毕竟也是一种联系。如果告发斯塔塞克，霍斯的妻子并不是让一个被她撞见正在行窃的无名囚犯遭到处罚——那样的话对她来说会简单很多——而是给一个密切为她服务了一段时间的人带来灾难。

在集中营的生活中，这种互动屡见不鲜。囚犯说，（在获得了“有屋顶的”工作之后）确保自己能活下来的最好方法，是成为对某个德国人有用的人。如果那个德国人开始依赖你，你就能得到关照，甚至有可能免遭惩罚，或在某些情况下逃过死亡。这主要不是出于真心的情感（虽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更多是由于重新寻找和训练一名犯人会给德国人造成诸多不便。

与有权势的人建立关系以求活命的做法并不限于奥斯维辛，它也是犹太人隔离区的一条生存法则。只不过在隔离区，掌握生死大权的不光有德国人，也可能有犹太人。随着在罗兹隔离区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露西尔· 艾森格林发现她自己以及母亲、妹妹的生活条件正逐步恶化。“吃的东西不够维持体力，”她说，“没有牛奶，没有肉，也没有水果——什么都没有。”对她来说，改善她们境况的唯一出路就是找到一份工作，因为那样就可以“在午餐时多领一碗汤”。于是，她步履沉重地走遍隔离区大街小巷的每一家工厂，试图寻找工作机会。

到了1942年5月，露西尔还是没能找到工作，她和她的家人被列入了驱逐名单。“（名单上）都是没有工作的人，大概有90%是新来的。”不过，露西尔知道，自己有着名单上其他德国犹太人没有的一个优势，那就是因父亲的关系，她和家人与波兰有着血缘上的关联。“我拿着我们的波兰护照，逐个询问各个办公室的人，让他们把我们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最后，我成功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但我们留了下来。”露西尔很确定，是她的波兰血统拯救了全家。“他们想把所有的德国犹太人都赶出聚居区，”，她说，“而我可以证明，虽然我们从德国来，但我们不是德国人。其实这本来并不重要，我们都是犹太人，本来不应该有什么区别，但现实并不是如此。”1942年1月至5月，共有5.5万名犹太人从罗兹隔离区被送到海乌姆诺杀害。下达驱逐命令的是德国人，但隔离区的犹太人管理层被迫参与决定对哪些人进行驱逐——又一个纳粹发明、造成犹太人内部分裂的讽刺举措。

隔离区的生活压力对露西尔的母亲产生了严重影响：“她对所有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基本上什么都做不了。她变得浮肿，因为饥饿使得水分都聚积起来。她无法再正常走路。1942年7月13日，她在隔离区去世。每天早上，隔离区都有一辆由一匹灰马拉着的黑色马车来收尸体，他们带走了我的母亲。大概一个星期之后——其实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应该第二天就下葬——我和妹妹找到一片空地，挖了坟，然后把她搬了过来。没有棺材，只有一条绳子捆住两块木板。这还是我们在紧挨着墓地的一座大房子里找到的，墓地里都是没有下葬的尸体。我们把她埋好，在坟头插了一个小木块，当然没过多久木块就不见了。五十年后，我试过去找墓的位置，但一无所获。”

于是，只剩露西尔与妹妹在隔离区里相依为命。这两个孤儿竭尽所能地应付一切。“我们感受不到生活，”她说，“我们不再祈祷，也没有眼泪，我们都麻木了，没有任何感情。我们回到房间，那个带有家具、还有别人合住的房间，我妹妹基本上不再说话，她一声也不吭。她很聪明，长得又高又漂亮，但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她完全自暴自弃。我母亲曾让我保证会好好照顾她，但我什么也做不了。我试了，但没有用。”

两个月后，德国人来隔离区亲自进行筛选，挑出那些不适合工作的老人、病人和小孩。隔离区领导鲁姆科夫斯基要求母亲们合作，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德国人。“（他说：）‘把你们的孩子交出来，剩下的人才能活命。’”露西尔说，“当时我十七岁，无法理解怎么能有人让做父母的交出自己的孩子。现在的我还是不能理解。人们都在喊：‘你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怎么能这么做？’但他说：‘不这样做只会更糟。’”

露西尔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她的妹妹被选中，她给她化妆，鼓励她装出健康的样子。露西尔是抱着一线希望，觉得妹妹有可能逃过一劫，因为她已经12岁，而筛选的年龄是11岁以下。可是德国人到了之后还是把她妹妹带走了。“他们抓了我妹妹，他们不该这么做。我本想要跟她一起上卡车，但有人用枪托捅我的胳膊，我上不去。那些人就消失了。”即使是露西尔绝望地注视妹妹被带走的那一刻，她也没有想到，他们是直接被送去处决。“我们一直都不明白他们会怎么处置小孩子或老人，他们都是不能工作的人。我们从来没有足够理性地去推断真正的原因。我们只会想象他们都还活着。”

现在的露西尔孤身一人，近乎崩溃，但她还是强迫自己继续在隔离区里寻找工作。最后，依靠自己为数不多的“关系”、一位同样来自汉堡的德国犹太人，她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这个德国犹太人说服了鲁姆科夫斯基对聚居区进行“完善”，比如修建一些公园和公共场所，露西尔与他共同设计建造方案。几个月后，鲁姆科夫斯基撤掉了这个部门，但露西尔已经认识了一些有用的人。一个维也纳人在同一栋大楼的行政部门工作，通过她露西尔又得到了另一份工作——为冬天用的煤炭填写申请表给德国人。到目前为止，隔离区的生活已经让露西尔得到了沉痛的教训：“你真的不能相信任何人，如果我告诉一个同事某件事，她就会利用这件事为自己谋利。你必须特别小心。背后捅刀子的事经常发生，其实也能理解，毕竟事关生死。”

一天，鲁姆科夫斯基来到办公室，为隔离区里一家新工厂挑选工人。一想到要见到他，露西尔就觉得“恐惧至极”，因为这个66岁、看起来跟任何人的祖父没什么差别的老头有着非常坏的名声。“我听过那些传闻，知道他脾气极差，发起火来会拿他的手杖打人。他在德国人允许的范围内，是个十足的独裁者。我想大部分人都怕他。”她藏在过道上，希望尽量不引起注意，但由于名单上有她的名字，最终她还是被叫去见鲁姆科夫斯基。“他坐在椅子上，一头白发，戴着深色眼镜。他右手拿着手杖，我一度觉得他看起来像坐在宝座上的国王。他问我是哪里人，会讲什么语言，我父亲是做什么的，我的家人在哪儿，还有没有任何亲人。我回答了所有问题，他最后说：‘好吧，我会通知你的。’当时我没太在意。”

鲁姆科夫斯基来过之后，露西尔的上司将她调到了统计部门。“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给我调岗，可能是为了把我藏起来，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安静和隐蔽的办公室。”但随后鲁姆科夫斯基的秘书打来电话说他想要录取露西尔。她去办公楼报到时，发现其他一些与她年纪相仿的女性已经在那里了。鲁姆科夫斯基让所有人都去一个厨房工作，这个厨房是他为那些“值得嘉奖的员工”开设的。一些年轻女性被安排在餐厅做服务员，另一些（包括露西尔在内）则在旁边的办公室工作。“他说他会录用我，让我计算如果我们有50公斤甜菜，能做出多少人份的菜。”作为在这个新厨房工作的报酬，露西尔每天可以多领一顿饭。她说：“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就像你们今天会说的，是一件大事。”当她准备离开上一份工作改去厨房时，上司给了她关于鲁姆科夫斯基的最后警告：“我想他用的是波兰语中‘猪猡’这个词。”她的上司没说错。在纳粹建立的所有犹太隔离区当中，几乎每个犹太人领导都忠于职守，但罗兹是个例外。鲁姆科夫斯基臭名远播，因为他往往把自己想除掉的人加进驱逐名单，而他的罪行还不止这点，露西尔很快就会发现。

在厨房工作的露西尔不久就意识到，鲁姆科夫斯基对这里情有独钟。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来视察一次，而露西尔开始畏惧他的到来。“你可以听见他的马车到达的声音。他会走进厨房检查服务员，如果谁的围裙没系好，他就用手杖打她。他会检查食物，但不会吃，因为这样做有损他的尊严。然后他就会到办公室来，你能听见楼道里传来他不规则的脚步声，他有一点跛。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他会拉来一把椅子，跟我聊天。他讲话，我听着，他开始骚扰我。他把我的手放在他那话儿上，对我说：‘让它高兴一下。’……我努力躲开他，可他一直凑上来。那是一种可怕的关系，我吓坏了。他想让我搬进一间只有他能进的私人公寓，我哭了起来，我不想搬去那里。我不能理解怎么会有任何人愿意那样做……但在隔离区里，性是非常宝贵的商品，人们拿它来交换东西，就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在这项“交易”中，露西尔绝非自愿的参与者，但她明白如果不让鲁姆科夫斯基玷污，她会有“生命危险”。“如果我逃走，他肯定会驱逐我，这点毫无疑问。”

“鲁姆科夫斯基确实经常占年轻女孩的便宜。”雅各布·兹伯斯坦证实道。他目睹过这位隔离区领导发现自己喜欢的年轻女孩后的行为。“我们都在餐厅，他走进来，用一只胳膊搂着她，然后跟她一起出去。我看见了。不是别人告诉，是我亲眼看见的。”兹伯斯坦也相信，如果哪个女性不满足鲁姆科夫斯基的愿望，那么她的性命很可能不保。“我自己很不喜欢那个人，”他补充道，“我不喜欢他所代表的东西。”

几周后厨房被关闭，露西尔被送去隔离区里的一家皮革厂，为德军缝制腰带。她再没见过鲁姆科夫斯基，而他给她留下的只有无尽的伤害：“我感到很恶心，很气愤，觉得自己被侮辱了。”1944年，罗兹隔离区被关闭，露西尔和鲁姆科夫斯基都被送往奥斯维辛。鲁姆科夫斯基和他的家人死在比克瑙的毒气室。身为年轻女性，露西尔被选去工作，她在1945年5月纳粹战败后获救。

露西尔 ·艾森格林到达奥斯维辛时，距她最初被驱出德国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年，而早在1942年春，奥斯维辛就迎来了第一批来自波兰以外地区的犹太人。这些人如何踏上开往集中营的列车，是纳粹“最终解决”这段历史最令人震撼的故事之一。他们来自斯洛伐克，这个国家的北部边境距奥斯维辛不到50英里。斯洛伐克有着一段坎坷的过去，此时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才刚满三年时间——在纳粹吞并了与之相邻的捷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地后，斯洛伐克于1939年3月宣布独立。之前，斯洛伐克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1918年以前属于匈牙利。时任斯洛伐克总统的是约瑟夫·蒂索（Josef Tiso），他是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也是赫林卡[31]所创立、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斯洛伐克人民党领袖。蒂索领导下的斯洛伐克与纳粹德国结盟，签订了附庸协议，允许德国控制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斯洛伐克政府满腔热情地制定针对9万名斯洛伐克犹太人的反犹举措，剥夺犹太人的生意、推动犹太人流亡、把犹太人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强迫佩戴黄色星章等规定接连不断地颁布，突如其来的打击给斯洛伐克的犹太人社区造成了残酷后果。

埃娃·沃塔沃娃[32]当时是14岁的女学生，她说：“我意识到自己被社会遗弃，不再是‘体面人’了。学校把我开除。犹太人不能再购买某些物品，我们不能再拥有财产。这之前，在我住的小村庄里，大家都是一起长大的、彼此平等。”对斯洛伐克犹太人的迫害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朋友以惊人的速度变成敌人——不存在转变的过程，好像一个开关突然被打开了一样。奥托·普雷斯布格尔[33]，斯洛伐克犹太人，1939年的时候15岁。他说：“德国男孩（居住在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变得跟纳粹分子一个样，之前我们还一直是朋友。原本我们之间没什么区别——犹太少年和基督徒男孩，小的时候我们老是在一起玩。后来标识牌挂了出来，上面写着‘犹太人和狗不得入内’。我们不能走上人行道。多么令人发指。我们不能上学，不能看电影或看球赛。我只能跟父母坐在家里，之前我都会跟朋友出去。”在奥托·普雷斯布格尔看来，对犹太人态度转变的背后，最重要的动机是贪婪。“墙上贴着从德国报纸上剪下来的连环画，上面是一个大鼻子犹太人肩上扛着装满钱的大袋子，一个赫林卡卫兵照他的屁股踢了一脚，他的钱全掉出来。城里到处都贴着这样的招贴画。”

斯洛伐克的赫林卡卫队负责开展反犹行动，与纳粹冲锋队一样，他们也处处打压犹太人，并同样于细微之处渗透反犹主义思想。“斯洛伐克人很乐意接管（犹太人的）商店，大捞一笔，”米夏尔·卡巴奇[34]说，他曾是一名赫林卡卫兵，“他们（犹太人）过去开商铺，做着骗人的勾当。他们从不工作，就想过轻松日子。他们天生就是这样的人。犹太人不愿意工作，这算是某种世界共识。连希特勒都怕他们变成欧洲的特权阶层，所以先下手为强。全都是政治。”反犹主义偏见有显而易见的内在矛盾：无论是米夏尔·卡巴奇，还是第一章提到的汉斯·弗里德里希，他们一边骂犹太人懒惰，一边又怪他们勤奋；嫉妒犹太人把生意做得又大又成功的同时，却宣称他们从不工作。他们都不觉得这其中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如果硬要为弗里德里希和卡巴奇自相矛盾的观点辩解，只能说他们坚持认为犹太人做的不是“真正的”工作，比如务农，而是选择做买卖或者经营店铺。事实上，正是因为在许多欧洲国家，数百年来犹太人都被禁止拥有土地，他们才会从事这些活动。

此时，对纳粹来说，奥斯维辛突然变成接收斯洛伐克犹太人的理想地点。希姆莱意识到，不会再有新的苏联战俘被送至奥斯维辛了。德国与苏联在莫斯科附近的交战陷入僵局，这清楚地表明，东线战争不会像纳粹预计的那样速战速决。如今，已被俘获的红军被视为非常宝贵的劳动力，在奥斯维辛这样的集中营里使用实在是一种浪费。不久戈林便正式下令，所有苏联战俘都要送到军工厂。由此，比克瑙无法再发挥它预先设想的作用。谁来填补苏联战俘留下的空缺呢？惯于迅速改变政策的希姆莱马上给出了答案——犹太人。

犹太人也正是斯洛伐克当局想要驱逐的对象。1941年秋，纳粹就向斯洛伐克提出为帝国提供劳动力的要求。到了1942年2月，斯洛伐克以家庭为单位，总共交出了2万名犹太人。与东线的纳粹分子一样，蒂索和斯洛伐克其他政府官员也不愿留下那些失去了家中支柱的老幼妇孺，把所有人一起送走对他们来说要容易得多。然而，让斯洛伐克轻松的方案却给纳粹制造了麻烦。纳粹尚不具备进行大规模屠杀的能力，他们可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接收没有工作能力的犹太人。为解决这个问题，1942年2月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斯洛伐克总理沃伊捷赫·图卡（Vojtech Tuka），他的办公室主任伊西多尔·科索博士，以及艾希曼在斯洛伐克的代表、党卫队突击队大队领袖（少校）迪特尔·威斯里舍尼。威斯里舍尼和图卡战后都就会议上进行的讨论提供了证词，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出会议内容。[35]斯洛伐克方表示，将养家糊口的人与其他家庭成员分开“不符合基督教精神”，如果犹太壮劳力都去帝国工作，就“没人照看他们的家人”。但根据威斯里舍尼的回忆，斯洛伐克人最关心的不是“基督教精神”，而是劳动力被纳粹接收、留下他们失去经济来源的家人留下所造成的“经济影响”。最后，斯洛伐克方表示，他们或许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补偿德国因同时接收劳动者及其家人而付出的“代价”。

1．海因里希·希姆莱（左）与奥斯维辛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摄于1942年7月前者访问集中营时。

2．在纳粹“最终解决”方案形成过程中，阿道夫·希特勒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他没有参与日常的屠杀行动，但他的部下所遵从的正是他本人想要毁灭犹太人的愿望。

3．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希姆莱的副手，一个有教养的人，也是实施大屠杀的刽子手。

4．东部某地的处决现场。在纳粹占领时期这种场景随处可见。

5．汉斯·弗里德里希，党卫军第一步兵旅成员。他曾于1941年在乌克兰参与对犹太人的处决。

6．波兰罗兹犹太人隔离区街景。这张照片里的绝大部分人都于1944年秋天被杀害。

7．莫得哈伊·哈伊姆·鲁姆科夫斯基（右），罗兹隔离区的犹太“统治者”，一个充满争议、甚至可以说恶名昭彰的人物。

8．鲁姆科夫斯基，图中白发者，在党卫队高层访问隔离区时与希姆莱交谈。

9．犹太男男女女在罗兹隔离区一个临时的户外工厂编制篮子。

10．在隔离区，甚至儿童都要工作，不工作意味着把自己置于更危险的处境。

11．1942年一个炎热的夏日，希姆莱正研究在莫洛维茨建造大型合成橡胶工厂的方案，这是奥斯维辛集合体当中最大的工业设施。

12．希姆莱（左起第二）对他在奥斯维辛见到的进展大为满意，随后提拔了指挥官霍斯，将其升为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

这个问题最终在柏林得到解决。斯洛伐克政府同意，每驱逐一名犹太人，就付给德国500马克，条件是这些人再也不会回到斯洛伐克，并且德国人不得占有他们留下的房产及其他财产。就这样，在这位罗马天主教神父总理的领导下，斯洛伐克付钱给德国人，让他们把自己的犹太人全部带走。

1942年3月，对斯洛伐克犹太人的强制驱逐展开，此前大多数人都被关在斯洛伐克的临时集中营内。西尔维娅·韦塞勒 [36]那年春天就关在波普拉德（Poprad），她回忆道：“有些斯洛伐克士兵真的很蠢，他们会故意在地板上大便，然后让我们用手清理干净。他们管我们叫‘犹太婊子’，用脚踢我们。他们的举止极其恶劣。还对我们说：‘让我们教教你们犹太人怎么工作。’其实我们都是穷苦的女人，过去都有工作。你的尊严被剥夺是很耻辱的一种感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你突然什么都不是了，我们像动物一样被对待。”

在临时集中营工作的赫林卡卫兵有不少油水可捞。米夏尔·卡巴奇说：“犹太人来集中营的时候都带着自己的财物和衣服。副指挥官经常叫我们去挑自己想要的衣服。大家都能拿什么就拿什么，我拿了一双鞋，用绳子把鞋捆好带回家。守卫们都拿到了想要的东西。”在犹太人离开之前对他们强取豪夺的不光有斯洛伐克人。西尔维娅·韦塞勒说：“一天来了一个人高马大的党卫队军官，到了就开始朝我们大吼，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吼。然后有人把大篮子放在我们面前，一共三个大篮子，我们要把自己的金银钱财以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他们对我们说，我们就要去工作了，用不上这些值钱的东西。我很穷，只有一块手表，是我姑姑给我的，我就把手表交给了他们。”

临时集中营不仅偷盗之风盛行，还充斥着肆意的虐待。“我们的守卫经常打他们（犹太人），”米夏尔·卡巴奇说，“有个特殊部门专门负责惩罚犯错的人。他们把这些人带到一个特殊的房间，用一根木棍打他们的脚。”当然，谁是“犯错的人”完全由赫林卡卫兵随意决定。

斯洛伐克犹太人关在临时集中营的时间从几天到几周不等，但最终都会被带去附近的火车站，登上驶离这个国家的列车。西尔维娅·韦塞勒清楚地记得，去火车站的路上斯洛伐克留给她的最后印象：“他们朝我们吐口水，大叫着：‘犹太婊子，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你们终于要去工作了！’他们还朝我们扔石子，想尽一切办法羞辱我们。也有人静静地站在旁边看着，其中一些还哭了。但大多数人，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年轻的，都在侮辱我们。我希望这种事不要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那种感觉太可怕了。”

斯洛伐克犹太人在赫林卡卫兵的看守下来到火车站。“我接到命令，要把犹太女人赶上火车并负责看管她们，”米夏尔·卡巴奇说，“我自言自语道：‘你们不想工作，你们这群犹太蠢猪！’”没过几个月，卡巴奇等赫林卡士兵便得知这些犹太人被送去处死，但这个消息并没有引起他们太多的同情：“我觉得歉疚，但一想到他们是斯洛伐克的蛀虫，又不同情他们。我们不觉得自己做错什么，他们被带走是件好事，这样他们就不能再欺骗我们，再也不能靠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发财了。”

在这之前，卡巴奇与犹太人几乎没有任何直接接触。他所居住的村庄没有什么犹太人，他也承认斯洛伐克的犹太人从没给他本人找过什么“麻烦”。他热烈拥护反犹主义政策，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是一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为现在斯洛伐克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感到自豪，而且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告诉大家“犹太人都是打劫斯洛伐克人的骗子”。他的故事有力地证明偏见可以如此迅速地深入人心，只要它融于一整套充满吸引力的价值理念中。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坚定的、爱国的斯洛伐克民族主义信徒，米夏尔·卡巴奇接受了极端反犹主义的思想。在打击犹太人的过程中，他通过占据他们的财务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并把这一罪行粉饰为“正义的复仇”。西尔维娅·韦塞勒亲眼见证了斯洛伐克的主流道德观在多么短的时间内发生改变。“我好几次反思这段经历。人是很容易被改造的。你想对他们做什么都行。事关金钱和人命的时候，你很难碰见愿意为你牺牲的人。我很受伤，真的很受伤，尤其是当我的同学挥着拳头对我喊‘这是你应得的下场！’打那以后，我对人再也不抱什么希望。”

与此同时，奥斯维辛正在尽力完善营地的屠杀设施。1942年2月27日，鲁道夫·霍斯、建筑师卡尔·比朔夫和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的汉斯·卡姆勒[37]开了一次会，原定建在奥斯维辛1号营地的焚尸场，决定改建在比克瑙的新集中营。他们打算把这个新焚尸场建在一个偏远的角落，挨着一处小农舍。只需把原有的门窗用砖封死，内部隔出两个可以充作毒气室的密闭空间，农舍便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被改造成临时屠杀中心。屋子的新入口将直通各毒气室，砖墙高处应凿出一个洞口，用来投放齐克隆B颗粒。这个农舍后来被称为“小红房”，又叫“1号仓”（Bunker 1）。它于1942年3月底首次投入使用，当时一批当地犹太人被视为不适合工作而送往奥斯维辛。“小红房”的两个毒气室满员时，一次可毒死约800人。

现在，一个新的屠杀中心听凭霍斯支配，旧焚尸场的问题在这里都得到解决。无论“小红房子”里的受害者喊得多大声，都不会对营地的正常运作产生干扰。但霍斯知道，要在附近建起一座焚化炉来处理这个临时毒气室的尸体，还需要等上好几个月的时间（实际上等了一年多）。旧问题（如何在相对秘密的环境下屠杀）不去，新问题（如何毁尸灭迹）不来。

首批斯洛伐克犹太人于1942年3月到达奥斯维辛，他们没被送去毒气室，但这并不妨碍党卫队和卡波的下马威 。作为其中一员，奥托·普雷斯布格尔对此有切身体会：“我们一下火车，便得五个人一组从火车站（朝奥斯维辛1号营）跑过去。他们（党卫队）大吼着：‘快跑！跑，跑，跑！’（Schnell laufen！Laufen，laufen，laufen !）我们就跑。跑不动的人被他们当场打死。我们觉得自己连狗都不如。之前我们被告知要去工作，没人说是去集中营。”

度过了没吃没喝的一夜，第二天早上，奥托·普雷斯布格尔和他的父亲，还有同来的约1000名斯洛伐克犹太男人，被命令从主营地跑到比克瑙的营地。他估计有七八十人死在路上。污泥烂沼的比克瑙是个特别可怕的地方。党卫队队员佩里·布罗德回忆道：“比克瑙的条件比奥斯维辛（主营地）要差得多。每一步脚都深陷烂泥。几乎没有水可以用来洗漱。”[38]犯人就生活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到处都是污泥和他们自己的排泄物。

刚到比克瑙，奥托·普雷斯布格尔就体会到集中营管理体制的残酷。一个波兰男孩偷父亲的皮带，奥托抓住这个男孩揍了他几拳。另一个囚犯很快对他说，他犯了一个可能致命的错误。这个男孩是个“男宠”（pipel）——在集中营的暗语中，它指的是卡波的年轻仆从（很多情况下与卡波有着同性关系）。“我们只能跑回营房躲起来，”普雷斯布格尔说，“负责这里的卡波走进营房，让我们都躺下，面朝走道。‘男宠’进来找我，但他没认出我来，我们长得都差不多，都没有头发（所有犯人到了以后都要剃光头），穿着一样的衣服。我很幸运，否则他们一定会杀了我。”

在比克瑙劳动的第一天，奥托·普雷斯布格尔还目睹了另一起事件，它以更残忍的方式向他展示，此时所处的环境是多么令人绝望：“我们去修路，卡波和党卫队看守在旁边监督。有一个犹太人跟我来自同一个镇，他长得又高又壮，他们家很富有。卡波发现他镶着金牙，就让他把牙给他。他回答说不行，但卡波坚持他必须照做。他还是说自己不能把金牙给他。卡波生气了，说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他的命令。他拿起铁锹照着他的头打了好几下，直到他倒下。卡波把他翻过来，把铁锹放在他喉咙上，然后跳上去折断他的脖子，再用铁锹从他嘴里撬出了金牙。站在不远处的另一个犹太人问卡波他怎么能这样做。卡波走过去，说演示给他看，然后就用同样的方法把他也杀了。然后卡波对我们说，永远不要提问题，管好自己的事。那天晚上我们运了十二具尸体回营房。他杀死这些人纯粹出于好玩。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第一天。”

奥斯维辛从建立之初就伴随着卡波的暴行，因此新到囚犯的经历虽然骇人，但在这个集中营里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然而，随着这批斯洛伐克犯人的到来，集中营的文化（如果在奥斯维辛的语境下也可以使用这个词的话）将要在两方面发生重大改变。

第一个变化，是现在集中营里有了女犯。到目前为止，奥斯维辛一直都只有男性。女人的到来丝毫没有让奥斯维辛的管理者变得更“文明”，而是如西尔维娅·韦塞勒所见，几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在奥托·普雷斯布格尔到达集中营后不久，她也乘坐着一辆载有几百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列车来到这里，男人是一位犹太医生，斯洛伐克当局准许他陪同这些女犯一起前来。“我们刚到奥斯维辛就被赶下了火车，”韦塞勒说，“党卫队军官开始朝我们的医生大喊，他们想弄清楚为什么他是这批犯人中唯一的男人。他用非常流利的德语回答说：‘我是医生，是犹太组织派我来的。我负责陪同，他们让我把人送到后就回斯洛伐克。’然后，一个纳粹军官掏出枪把他打死了。就在我眼前，他们如此随便地杀了他，就因为他是这么多女人中间唯一的男人。那是第一件让我震惊的事。”

接着，斯洛伐克的女犯走到奥斯维辛主营地。“我们看见高耸的营房和大门，”西尔维娅·韦塞勒说，“大门上面写着‘Arbeit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所以我们以为自己是来这里工作的。”几个营房已被清空，以迎接这些女犯的到来。她们被要求脱光衣服，交出任何还藏着的贵重物品。“别看德国人那么厌恶我们，他们拿走我们衣服、鞋子和珠宝的时候可是一点都没犹豫。帮我解释一下，我一直都想不通，他们对我们的东西为什么不觉得反感？”

等到这些斯洛伐克女犯剃光了头，赤裸着身体坐下来，一位党卫队军官走进房间，让其中五个人去医务室。“他想要检查犹太女人的身体，”西尔维娅·韦塞勒说，“看看犹太女人是不是真的处女。他还想知道犹太女人干不干净。他们做完检查以后非常吃惊，但这可不是好事。他们无法相信我们这么干净，而且90%以上都是处女。这些犹太女孩都有宗教信仰，所有人都不会在结婚前让男人碰自己。但在接受检查的过程中，每个女孩都失去了贞操，因为医生用他们的手指，这是羞辱她们的另一种方式。我的一位朋友全家人都信教，她对我说：‘我想为我的丈夫守住贞操，结果却这样失身了！’”

尽管在刚到集中营的数十个小时内，普雷斯布格尔和韦塞勒便经历了如此可怕的遭遇，但这些还不算是奥斯维辛最具代表性的行为。它众多臭名昭著的做法之一才刚要开始，即第一天的筛选。这也是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到来后，集中营出现的第二个重要变化。早在4月底开始就有对新到犯人的定期筛选，但直到1942年7月4日才开始系统化。那天，一批斯洛伐克犹太人方抵达，党卫队立刻把他们分开：适合工作、可以被集中营接收的，以及不适合工作、需要立即被毒死的。直到这时——距第一批囚犯到来已两年——奥斯维辛当局才最终展开对新到囚犯的筛选，它将成为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冷酷和恐怖。

首批参加筛选的犹太人中包括埃娃·沃塔沃娃和她的父母。这批被驱逐的斯洛伐克人既有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儿童，也有埃娃这种健康的年轻人。“我们到了奥斯维辛站，每五个人站成一排。痛苦的一幕就在这里上演：他们把年轻人与老人和小孩分开。父亲和我们母女被拆散。从那以后我再没有他的消息。我对他的最后印象，是他满是担忧、伤心和绝望的脸。”

此时，“小红房”完工已有几个星期，几百米外的另一个农舍，也就是所谓的“小白房”，又叫“2号仓”（Bunker 2），也被改造成一个屠杀中心，一次可以毒死1200人。在“2号仓”内，四个狭促的房间被用作毒气室。这里的通风效果比1号仓（“小红房”）更好，屠杀结束后可以更快地将屋里的齐克隆B排干净——所有这些，都是奥斯维辛为“改进”屠杀程序所常见的自主创新。

被选去处死的斯洛伐克囚犯在农舍外等待，奥托·普雷斯布格尔目睹了这一场景：“他们就坐在那儿，肯定在家吃过了饭。党卫队士兵带着狗站在周围警戒。当然，他们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毫不知情，我们也不想告诉他们，那样对他们只会更糟。我们常常想，那些把他们带到这里的家伙根本不是人，都是丛林里的野兽。”按照他的说法，这一时期的毒气谋杀都是晚上进行。“他们从不在白天干这事，（因为）人们有可能会大喊大叫或者试图跑出来。我们只会在第二天早上看见堆在坑边的尸体。”

普雷斯布格尔被分到一个特殊部门，负责掩埋在两个农舍中被毒死的犯人尸体。“用毒气杀人很简单，你只需要封严门窗，不让毒气漏出去。他们把门锁上，几分钟后里面的人就都死了。他们（党卫队）把这些（尸体）搬到洞口，我就在洞边工作。一般是第二天早上埋尸体。我们往它们身上洒石灰粉和土，直到尸体被盖住，别人看不见。”这种尸体处理方式有非常大的缺陷，炎热的夏天一到，坑里的尸体就开始腐烂。于是，普雷斯布格尔原本已经像噩梦的工作现在变得更加可怕：“死去的肉体复活。它们逐渐腐烂，从洞里冒了出来。到处都是血迹和脏东西，我们不得不用手捡拾它们。看上去不再像死人的身体，而是一团烂乎乎的东西。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都挖出来，有时候拣出一个人头，有时候是一只手或一条腿。那个气味让人难以忍受。我要是想活命，（除了做这份工作）没有别的选择，否则他们肯定会杀了我。我想活着。有时我也会问自己，这样的人生到底值不值得。”等这些尸体都被挖出来，党卫队命令犯人把它们都倒进一个巨大的、燃烧着的火坑里。就这样，在等待附近正规焚化炉建好的过程中，奥斯维辛当局临时造出一个应急的焚化炉。普雷斯布格尔说：“我们用木头和汽油生起一把大火，然后把它们（尸体）扔进火坑。我们一般是两个人一起扔，一个人抓着腿，另一个抓胳膊。那个地方臭气熏天。我们从来没有因为干这种活得到更多的食物。党卫队士兵经常喝伏特加、白兰地或者其他酒。他们也忍受不了。”

普雷斯布格尔强迫自己继续做着挖尸体和埋尸体的可怕工作，与此同时还要面对父亲的死给他带来的感情创伤。犯人经常又饿又渴，他的父亲喝了泥坑里的雨水，这是引发感染并造成死亡的一个常见原因。“小的时候给我看病的医生也在奥斯维辛，”普雷斯布格尔说，“他跟我说永远不要喝那里（泥坑）的水，否则用不了24小时我就没命了。经常有人因为喝了那里的雨水，两条腿都肿起来，甚至往外渗水。”但他父亲没管住自己，喝了里面的水后就死了。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和失去亲人的痛苦后，普雷斯布格尔意识到，要想继续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理会身边发生的一切，甚至是自己父亲的死。“想活得长，就必须忘得快。”他说。

在以铁人般的意志力进行自控、特别是忍耐着饥饿和口渴带来的巨大痛苦时，普雷斯布格尔没想到对童年经历的回忆帮了他：“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父母会给我零花钱让我在上学路上买三明治，但我从来都不买，而是去买甘草糖。所以一整天我除了甘草糖什么都不吃，直到下午回家。”这意味着在比克瑙，当身边的人都“饿得发疯”时，他却能够应付：“我习惯吃得不多，到现在还是这样。”

依靠回忆过去的贫苦生活撑下来的不只奥托·普雷斯布格尔。如雅各布·兹伯斯坦在讨论罗兹隔离区时所说的，许多德国犹太人难以忍受隔离区的生活，因为他们来自条件优渥的家庭，而他和他的家人来自相对贫困的地区，所以反差没有那么大。西尔维娅·韦塞勒也在富裕的中产阶级斯洛伐克女性身上发现了类似的情况。来奥斯维辛之前，斯洛伐克中转营的生活条件就已经让她们感到难以忍受，而她这种出身较贫寒的人应付起来则要容易得多。帕维尔·斯滕金也发现，作为奥斯维辛里的苏联战俘，他艰苦的成长经历现在成了优势。小的时候没有足够的食物，也没有得到过很多疼爱，这些现在却成了可贵的资本。

犹太人隔离区和集中营里这种形式的“筛选”，正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万湖会议上提出应该予以关注的。纳粹笃信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思想，他们无法容忍那些经受住强制劳动的可怕考验的犹太人。事实上，是纳粹的种族理论创造出他们自认为最需担心的敌人。这种排除一切的坚持到底、把自己的扭曲逻辑发挥到极致的做法，是造成纳粹的“最终解决”与其他一些种族灭绝行为不同的原因之一。为了实现纳粹的目标，每一个犹太人都必须从德国的领土上消失，不管通过何种方式。

奥托·普雷斯布格尔最近重访了比克瑙的尸体掩埋地点，他想起几千名跟他一起从斯洛伐克来到奥斯维辛的同胞，他们如今却不能再踏上这样的旅途。“太可怕了。我还记得我当时挨着父亲（站在这里）。在这儿工作的大部分人都跟我来自同一个城市，他们所有人我都认识。人在一天天消失。他们肯定还埋在附近某个地方。只有四个人熬过了那三年活了下来。”

1942年春天和初夏，数千名来自上西里西亚地区和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在“小红房”和“小白房”里失去了生命。在去往毒气室的路上，格哈德·帕利奇这样的党卫队军官会跟每个犹太人聊天，问他们的职业、有什么专长。鲁道夫·霍斯曾在他的回忆录中强调，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之所以能成功实施，最关键的一点是整个过程在极其平和的气氛中进行。霍斯还写道，如果队伍中有人在前往毒气室的途中说起窒息或屠杀，造成“恐慌迅速蔓延”，那么屠杀会变得困难得多。而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后来，纳粹会重点关注那些有可能造成这类麻烦的人，一旦有任何迹象表明精心创造的顺从气氛可能遭到破坏，他们会第一时间不引人注目地把这些人转移到队伍看不见的地方，然后用小口径手枪把他们打死，这种手枪声音较小，可以保证附近的人不会听到。

那些察觉到将会发生什么的母亲，与她们的孩子走过“农院里鲜花开满枝头的果树”（霍斯语）迈向死亡，她们所承受的情感折磨我们几乎无法想象。霍斯写道，有一次，一个女人悄声对他说：“你怎么下得了手，杀死这么漂亮、这么可爱的孩子？你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吗？”还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女人在毒气室的门被关上的那一刹那想要把她的孩子们扔出来，还大喊：“至少让我的宝贝们活下来吧！”这些令人心碎的场景确实曾给霍斯带来一些感情困扰，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骑上快马飞奔一阵，或是喝上几杯酒以后，没有什么烦恼忘不了。[39]

将大规模屠杀集中在比克瑙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进行，意味着奥斯维辛主营的日常事务可以不再受屠杀干扰。虽然犯人的生活依然非常艰苦，但对党卫队来说，这里变成了一个有可能在工作之余休息放松的地方。因被怀疑参与波兰抵抗运动而被盖世太保抓捕的塔德乌什·里巴奇[40]，其所见所闻证明了这一点。

几个月以来，里巴奇换了数次工作，最终得到一份最抢手的——在党卫队餐厅做服务生。就在斯洛伐克女犯于1942年春到达奥斯维辛的同时，党卫队的女看守也到了这里。里巴奇目睹了好几次狂欢晚宴。“一群流氓的聚会，”他回忆起其中一个夜晚，“他们唱歌、喝酒、大声庆贺，什么样的酒都有。我把酒倒进他们的玻璃杯里，当我把酒递给一个女看守时，她开始拉我的胳膊，对我说：‘亲爱的……’所有人都开始看我。当时我的处境特别危险，我差点把酒洒出来。但幸运的是，有个党卫队守卫冲她喊：‘闭嘴！你这个贱女人！’然后她就松手了。”那天晚些时候，里巴奇又注意到另一个女看守向他和其他服务生调情。“有个醉醺醺、大块头的女人摇摇晃晃地走着，大概是想去洗手间，她看见我们站在那里，就开始朝我们比划一些暗示性交的手势。我们一个个面无表情，低声对彼此说：‘她想干什么？那个婊子！’”

他无法不去注意党卫队看守的放荡生活与犯人残酷的生存现状形成的极大反差：“只有犯人会死于饥饿。他们在集中营里的生活本来就是一个渐进的处决过程，因为他们要面临饥饿、挨打和重体力劳动。但他们（党卫队）什么都有。我们在宴会上看到，那里什么都有，有各种酒，甚至还有法国白兰地。他们什么都不缺。那里看起来就像魔鬼们的可怕聚会，你无法想象那幅景象。”

尽管如此，里巴奇深知自己能够在餐厅做一名服务生是多么幸运。这份工作不仅是“有屋顶的”——他认为这是他能熬过冬天的最主要原因——而且还可以让他直接接触到集中营里最最重要的物品：食物。他和其他当服务员的犯人能偷什么就偷什么，然后把它们藏在这栋房子的阁楼里。但这样做也要冒着巨大风险。一次，几个党卫队士兵正站在紧邻餐厅的自助餐台前，里巴奇和其他几个服务生听到了很大的声响，他们回头朝餐厅望过去，“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一个人的两条腿和半个身体从天花板上露了出来。”他们马上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一个服务生在阁楼藏偷来的食物时滑倒了。“你在上面要特别小心地踩在横梁上，否则就会踩空。”本来他们所有人都可能性命不保，但幸运的是，附近的党卫队士兵完全沉醉在大笑和豪饮当中，没有回头看这个房间。掉下来的那个犯人又爬了回去，瓦砾也被迅速清扫干净。但这还是在天花板上留下一个大窟窿。第二天早上上班时，他们用黄油和香肠贿赂了一个党卫队士兵，让他不要过问这个洞是怎么回事。两天以后他们把洞补好了。

朋友在天花板上踩空，无助地垂挂在空中的两条腿——若不是发生在奥斯维辛，塔德乌什·里巴奇的回忆其实相当滑稽；而他和他的同胞通过贿赂一位党卫队普通士兵逃脱了惩罚这个事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好莱坞制片人酷爱设置的德国守卫形象。在西方，战俘营生活往往以一种传奇的方式被讲述。但是，在奥斯维辛，里巴奇的故事与上述一切毫无共通之处。相反，它再一次清楚地表明，1942年夏天，奥斯维辛分成了两个彼此隔绝的营地。这种隔离不光体现在地理位置——比克瑙坐落在距离奥斯维辛主营不到2英里的泥沼之中——也体现在思想和心理状态。一边，塔德乌什·里巴奇这样的犯人努力获得最好的工作、“顺手牵来”更多的食物，竭尽所能地争取活下去的机会，而在另一边，男女老少在到达营地的数小时之内便惨遭杀害。

对于霍斯来说，那个夏天他的主要精力无疑应该放在比克瑙和屠杀的具体操作上。而在两个经过改造的农舍内建造毒气室、在户外焚烧尸体等做法，仍是纳粹为完成他们布置给自己的屠杀任务所找出的临时解决方案。奥斯维辛此时的屠杀流程仍然效率不高，纯属凑合。距离成为大规模屠杀中心这个目标，奥斯维辛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现有的屠杀能力极其有限。与霍斯及其同僚在战后给出的证词相反，他们多次自主研发新的措施以开展大规模屠戮。但他们知道，他们最重要的任务还有待完成，这也是后来使奥斯维辛臭名远播的——

成为一座杀人工厂。

[1] 引自古斯塔夫·吉尔伯特，《纽伦堡日记》（Nuremberg Diary, Farrar 1947）。

[2] 引自Christopher Browning，《最终解决的起源：1939年9月—1942年3月纳粹犹太人政策的演变》（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The Evolution of Nazi Jewish Policy September 1939—March 1942, William Heinemann 2004），第318页。

[3] BBC访谈。

[4] BBC访谈。

[5] 引自Ian Kershaw，“第三帝国中的犹太人迫害与德国人的公众舆论”（The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and German Public Opinion in the Third Reich），载于《利奥·贝克研究所年鉴》（Yearbook of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1981），第二十六卷，第284页。

[6] 苏联国家军事档案（Russian State Military Archive）502K/1/218。

[7] Peter Witte等编著，Himmler’s Dienstkalender 1941/2（Hamburg 1999）， 第123页，脚注2，及Sybille Steinbacher, Musterstadt Auschwitz （Munich 2000），第238—239页。

[8] BBC访谈。

[9] BBC访谈。

[10] Irena Strzelecka和Piotr Setkiewicz，“集中营及其分营的建设、扩大及发展”（The Construction,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mp and Its Branches），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集中营历史上的核心问题》（Auschwitz1940—1945, Centr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mp，第一卷，奥斯维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2000年），第78页。

[11] 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指挥官》，第123页。

[12] Michael Thad Allen，“邪恶的细节：比克瑙毒气室，1941年10月”（The Devil in the Details: the Gas Chambers of Birkenau, October 1941），载于《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研究》（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16/2 2002秋。

[13] 《大屠杀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Holocaust第二卷，Macmillan, New York），第902页。

[14] BBC访谈。

[15] BBC访谈。

[16] Christopher Browning，《通往种族灭绝之路》（Path to Genoci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第28—56页。

[17] 引自Burmeister 1961年1月24日的证词，路德维希堡联邦档案馆，303 AR-Z 69/59，第3页。

[18] 《希特勒席间谈话：1941—1944》（Hitler’s Table Talk 1941—1944 , Phoenix Press 2000）。

[19] 引自Peter Longerich，《未写下的命令》（The Unwritten Order, Tempus 2001），第78页。

[20] Gerhard Weinberg，“盟军与大屠杀”（The Allies and the Holocaust），载于Michael J. Neufeld和Michael Berenbaum编著，《对奥斯维辛的轰炸：盟军与大屠杀》（Allies and the Holocaust in the Bombing of Auschwitz ,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2000）第20页。

[21] J. Noakes和G. Pridham编著，《纳粹主义：1919—1945》，第三卷，第1126页。

[22] 引自Longerich，《未写下的命令》，第92页。

[23] BBC访谈。

[24] 1961年11月8日，pp. 5-6 2 StL 203 AR-2 69/59 Bd3.

[25] 引自Ernst Klee, Willi Dressen和Volker Riess,《那时岁月》第255页。

[26] BBC访谈。

[27] 注：Perry Broad于1942年4月到达奥斯维辛。

[28] 《纳粹党卫队眼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第129页。

[29] 《纳粹党卫队眼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第130页。

[30] 马伊达内克（Majdanek）集中营于1941年10月建于卢布林附近，建造之初拟用于关押苏联战俘，后来关押的大多为犹太人和波兰人。该集中营内也建造了一个使用齐克隆B的小型毒气室。但无论屠杀能力还是规模，它都不能与奥斯维辛相提并论，且最初也不具有集中营的功能。

[31] 安德烈·赫林卡（Andrej Hlinka，1864—1938），斯洛伐克神父、政治家，是二战前捷克斯洛伐克最重要的公共人物之一。1938—1945年斯洛伐克人民党内的军事组织赫林卡卫队便以其命名。

[32] BBC访谈。

[33] BBC访谈。

[34] BBC访谈。

[35] 依据威斯里舍尼的战后证词，该证词分别于1946年5月6日和7日（Statny oblastny archive v Bratislave, Fond Ludovy sud, 10/48）和1946年8月12日（Statny oblastny archive v Bratislave, Fond Ludovy sud, 13/48）在斯洛伐克收录。另见Koso于1947年4月11日提供的证词（Statny oblastny archive v Bratislave, Fond Ludovy sud, 13/48）。

[36] BBC访谈。

[37] Deborah Dwork和Robert Jan van Pelt，《奥斯维辛：1270年至今》，第302页。

[38] 《纳粹党卫队眼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第105页。

[39] 霍斯，《指挥官》，第150页。

[40] BBC访谈。

第三章

死亡工厂

1942年初，纳粹帝国内只有海乌姆诺一处是专为灭绝目的设置的集中营，尽管如此，纳粹还是启动了无节制的杀戮。在一个不那么激进的组织中，人们会先进行详细的规划，然后再采取行动，但纳粹在相关设施还未经过试用或流程设置尚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就展开对犹太人的驱逐。由此导致的混乱无序成为纳粹种族灭绝的根植土壤。如何在这样的环境里组织屠杀？1942年如何成为“最终解决”执行过程中屠戮规模最大的一年？这里叙述的故事将更多地揭示纳粹行凶者的心态。

在1942年的大屠杀中，奥斯维辛并没有发挥最主要的作用，但正是在这一年，它的魔爪开始伸向西欧：就在斯洛伐克政府与德国协商将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仅数天之后，3月23日，另一个欧洲国家装满犹太人的火车也首次朝那里驶去。它的形成背景及之后的发展比斯洛伐克更曲折、更惨烈，主要由于这是一个深陷德国铁蹄之下、却被给予了极大自主权的国家——法国。

1940年6月，法国迅速沦陷，随后被分为占领区和非占领区两部分。一战英雄贝当元帅成为非占领区维希政权的首脑。战争初期他颇受欢迎（远远超过许多法国人在战后所愿意承认的程度），全国上下都期待着贝当能重新为法国挽回尊严。至于德国人，他们有两个自相矛盾的愿望：一方面想要控制法国，另一方面却又希望尽可能减少派驻法国的工作人员。当时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的德国官员加起来还不到1500人，因此，德国人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法国官员及其行政系统进行管理。

占领的第一年，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几乎没发生什么冲突。在巴黎玛吉思缇酒店（Hotel Majestic）运筹帷幄的德国驻军司令，奥托·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与其说是努力想要奴役另一个民族的纳粹分子，不如说更像罗马帝国时代管理着半自治行省的罗马总督。尽管如此，法国犹太人仍没有逃过迫害。1940年，法国大约有35万犹太人，其中近半数没有法国护照。许多人是20世纪20年代从东欧来到法国的，剩下的则是不久前为躲避纳粹徒劳地流亡至此。这些外来犹太人成了早期被迫害的对象。1940年10月，新成立的法国政府颁布了“犹太人法令”，所有犹太人都被禁止从事特定工作，而非占领区的外国犹太人则被送进集中营，忍受额外的牢狱之苦。

在占领初期，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以他们惯有的方式进行的：首先进行身份登记，随后颁布法令清算犹太人的财产，实行没收，最终是对占领区里所有犹太人的驱逐。维希政府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不声不响地予以配合。然而，到了1941年夏天，相对平和的占领被数千英里外的事件改变，那就是纳粹对苏联的入侵。1941年8月21日，两名德国人在巴黎遭到枪击，一死一重伤。这一暴力事件很快被证实是法国共产党所为。9月3日的另一起谋杀事件使德国人更加担忧，法国风平浪静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作为对谋杀事件的回应，德国当局关押了共产党人，并进行了报复——9月事件爆发后，三名人质立即遭到枪决。但在希特勒看来，这些还不够。他当时正忙着在东普鲁士森林里的总部指挥东线战场上的厮杀，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向巴黎传达了希特勒的不满：“对三名人质的报复行动太温和了！元首认为一名德国士兵的价值远远超过三个法国共产党员。元首希望通过最残酷的报复行动回应这类事件。再有暗杀事件发生，每一个（被杀害的）德国人都应该立即用至少100个人的性命来换。不采取这种严厉的惩罚措施，事态就无法得到控制。”[1]

希特勒希望他的驻法代表能果断、残酷地采取行动，就像他驻乌克兰的总指挥官，后者在1941年12月面临类似危机时曾写道：“只有当大众意识到游击队员及他们的同情者早晚都得死，打击游击队的战争才有可能取得胜利。绞刑尤其能够激发恐惧。”[2]希特勒本人后来如此评论：“只有抱着毫不留情的冷酷态度开展与游击队这群败类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3]

身在巴黎的德国管理者陷入两难。这一年10月，一名德国官员在南特遭枪击，随后98名人质被杀，这在当时激起了公愤。因此，德国管理者担心，如果接受希特勒的建议，他们很有可能失去法国民众的合作。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心里明白，“对付波兰人的方法”[4]在法国并不适用，但他在政治上是个讲求实际的人，明白希特勒绝不会改变心意，不会允许他们在法国谨慎地处理这类问题。元首已经打定主意要展开“残酷的报复”。于是，按照纳粹领导层解决问题的典型做法，德国占领当局对希特勒的专断观点进行变通，将可能造成他们与法国人关系的损害降至最低。另种形式的“残酷报复”方案很快被提出：对特定人群处以罚金并进行驱逐。由于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之间的“关联”在每个纳粹分子心中都根深蒂固，因此，对巴黎的德国管理者来说，对犹太人征收罚金并驱逐他们，以此报复共产党对德国人的谋杀是再合理不过的了。报复性处决仍会继续，但规模减小，而且在所有“残酷报复”行动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尽管施蒂尔普纳格尔在某种程度上有了交代，但他还是感到需要再次向他的上级提出抗议。他在1942年1月说，自己“无法再昧着良心枪杀一大批人，也无法在历史的法庭上为这些人负责”。[5]不出所料，吐露心声的施蒂尔普纳格尔不久便离职，但他所创立的原则保留下来：一旦法国人反抗，德国人的一系列报复行动中一定会包括对犹太人和共产党员的驱逐。第一批受害者于1942年3月离开法国，前往奥斯维辛。尽管德国军官不想让自己“在历史的法庭上”为报复性枪杀负责，但他们实际上还是把被驱逐的人置于绝境。饥饿、虐待和疾病摧毁了后者。在贡比涅登上列车的1112名男性当中，1008人于五个月内丧生。[6]据估计，仅有大约20个人活到了战后。也就是说，第一批被驱逐的人超过98%死在了奥斯维辛。

对纳粹来说，驱逐法国犹太人不仅是一种报复措施，同时也完全符合一个更宏大的目标——完成对法国“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1942年1月的万湖会议已明确指出纳粹的长期战略目标，在日常工作中实现它的任务，就落在派驻法国的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特奥多尔·丹内克尔身上。他向阿道夫·艾希曼汇报，而艾希曼则对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负责。5月6日，海德里希亲自来到巴黎，并向一小部分人透露：“全欧洲的犹太人都被判了死刑，他们的下场将会跟基辅的苏联犹太人一样，最近几周开始被驱逐的法国犹太人也不例外。”[7]

要实现让法国“肃清犹太人”这个目标，纳粹面临的一个巨大障碍就是法国当局。如果没有法国行政部门和警察部门的积极合作，仅靠德国在法国的人力，根本不可能完成对法国犹太人的辨认、召集和驱逐工作，更何况纳粹最初为法国分配的驱逐人数高于其他任何西欧国家：1942年6月11日，一个由阿道夫·艾希曼主持的会议在柏林召开，会上确定了各国要送到奥斯维辛的犹太人数量：比利时1万，荷兰1.5万，法国则有10万之多。这些犹太人的年龄须在16至40岁之间，其中“不适合工作的人”仅可以占10%。我们一直无法确知这样的数字和限制条件背后是怎样的考量，但暂不接受大量儿童和老人的决定或许可以表明，奥斯维辛当时的屠杀能力尚十分有限。特奥多尔·丹内克尔急于取悦上级，一心要驱逐每一个适龄的法国犹太人。柏林会议结束没多久，丹内克尔就制定了一个方案，打算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将4万名法国犹太人送到东部。

当然，制定宏大的方案是一回事，在一个很大程度上自治的国家去执行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7月2日，维希政府警察部门负责人勒内·布斯凯与纳粹官员会面，会上，德国人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有了切身体会。布斯凯表明维希政府的立场：在占领区，只有外籍犹太人可以被驱逐，而在非占领区，法国警察不会参与任何围捕行动。布斯凯说：“法国的立场是，我们并不反对拘捕本身，但如果由法国警察在巴黎实施，这就有些令人难堪了。这是（贝当）元帅本人的意思。”[8]德国安全警察负责人赫尔穆特·克诺亨马上提出抗议，他知道，没有法国的合作，驱逐根本不可能完成。他提醒布斯凯，希特勒不会理解法国在这个对他如此重要的问题上为何采取此种立场。受到这一隐晦的威胁后，布斯凯同意让法国警察在占领区和非占领区都参与抓捕，但只针对在法国的外籍犹太人。法国当局的政治态度非常明确——他们会配合德国人交出外国人，以此来保护本国公民。

两天后，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与丹内克尔会面时，（根据丹内克尔的转述）赖伐尔提出：“驱逐非占领区的犹太家庭时，（可以）包括16岁以下的孩子。至于占领区的犹太儿童，我并不关心。”[9]历史学家认为，赖伐尔对儿童的处置方案称得上他“永久的耻辱”[10]，这一时刻应该“永远载入法国史册”[11]。一个完全公正的评价，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孩子将要遭受的骇人苦难，很大程度上源自一个法国政治家做出的承诺，由法国人民在法国的土地上执行。

1942年7月16日，法国警察开始在巴黎抓捕外籍犹太人。那天晚上，安妮特·穆勒和弟弟米歇尔、两个哥哥以及母亲全都在他们位于第十区的家中。他们的父亲是波兰人，因为之前听到一些传言，此时他已经离开家在附近藏身，而其他留下的家庭成员则完全没有料到，他们都将面临灾难。安妮特[12]当时9岁，她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我们被一阵敲门声惊醒，警察闯了进来。我母亲乞求他们放过我们，警察局局长一把推开她，说：‘动作快！别耽误我们的时间！’我吓坏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做噩梦，因为突然之间我所崇敬的母亲做出这种举动。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在他们面前这样羞辱自己。”

安妮特的母亲匆忙把床单铺在地上，包起一些衣服和干粮。几分钟后他们下楼到街上去。此时安妮特发现自己忘了带梳子，警察允许她回去拿，只要她能“马上回来”。回到房间，她发现还有警察在里面：“家里被翻了个底朝天，我（还想）带上我的洋娃娃……他们一把夺走我的娃娃，他们把它从我怀里抢过去，重重地扔在没来得及铺好的床上。我这时明白过来，接下来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

等他们走上街，在混杂着警察和犹太人的队伍里，她母亲让两个年纪较大的男孩（分别是10岁和11岁）赶快逃跑，于是他们消失在人群中（这两人被法国人藏了起来，都活到了战后）。随后，警察把所有人赶上巴士，把他们带到位于十五区的一个封闭自行车赛场（Vélodrôme d’Hiver），所有于大搜捕的两晚被抓捕的犹太人家庭都被带到了这里，共计12 884人，其中包括4115名儿童。米歇尔·穆勒 [13]当时7岁，接下来发生的事在他的记忆中是一个个片段：“无论白天还是晚上，灯都亮着。有一个巨大的天窗。天气非常热。我们很少再见到警察的身影。有一两处可以接水的地方，还有厕所——大概也是两个。我身上一直有一股臭味，两天后就让人难以忍受。孩子们都在玩耍，我认识很多小孩。我们在自行车道上滑行，那是一个木制的轨道。”

在这种恶臭扑鼻的环境下，安妮特·穆勒病倒了。她被带到自行车赛道的中心躺下休息。“我看见住在离未来大街（rue de l’avenir）不远处的那个瘫痪的男人。我们每次去他家，他总是用一条毯子盖住他的腿。他的孩子们围着他，毕恭毕敬地对他说话。我记得看到这个人，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他躺在地上，没穿衣服——顺便说一句，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赤身裸体的人——他大声喊叫着。他的眼睛半睁着，浑身雪白，一丝不挂。那个画面挺吓人的。”

在自行车赛场住了几天后，这些犹太家庭被火车送往法国乡下的集中营，其中穆勒一家被送到了博恩拉罗朗德（Beaune-la-Rolande）。“那是个很美的小村子，”米歇尔·穆勒说，“很漂亮，也很热。村里有一条林间小路。我们穿过村庄时，村里的人都看着我们，充满好奇。”穆勒一家属于最后一批到达集中营的人，在这个匆匆搭建起来的营地里已经没有床铺给他们睡，所以他们只能在地板上铺稻草，尽可能让自己好受些。即便是这样，米歇尔也并不发愁：“一开始我并不担心。我们跟妈妈在一起，这让我很踏实。我还跟朋友们一起玩。”他只有一个担忧：“我们都是好学生，我们担心的问题就是自己赶得上开学吗？”

尽管集中营的条件十分艰苦，但对安妮特和米歇尔来说，与他们的母亲在一起就是最大的慰藉。“她在家的时候非常愁苦，”安妮特说，“我们都不太敢跟她说话，但刚到营地时，她跟我们很亲近。她陪我们玩，我们拥抱她。其他女人看见我们这样搂搂抱抱着玩闹，都哈哈大笑。”然而，刚进集中营时，一件与母亲有关的事让安妮特终生耿耿于怀：“我们住在营地的第一晚，外面在下雨，有雨水滴到她身上。弟弟和我争执起来，谁都不愿意跟她睡在一起，因为我们都不想把自己弄湿。她说：‘你们就为了不被水打湿，都不愿睡在妈妈旁边啊。’我们分开后，这件事一直折磨着我。我有机会睡在她身边时却没有好好把握。”几天后，他们的母亲通过贿赂一名法国警察（他们在营地里见到的所有卫兵都是法国人）给丈夫寄去一封信，正是这封信后来救了她两个幼子的命。

到达营地没几天，看守就要求女囚交出她们的贵重物品，但有人宁愿把她们最珍视的物品丢掉，也不愿让抓捕她们的人拿去。“公厕里有一个粪池，”米歇尔·穆勒说，“粪池上架着一块木板。上厕所时所有人都能看见。这把我吓坏了。在所有人都能看得见的地方上厕所真是太丢人了。有些（女人）真的把她们的首饰扔进粪坑里。”后来，米歇尔看见几个当地居民被雇来对犹太女囚搜身，还带着一根棍子搜厕所。“我万万没想到会这样。”他说。

虽然穆勒一家和其他数千个家庭在博恩拉罗朗德和皮蒂维耶（Pithiviers）等地的集中营已吃尽苦头，但更可怕的命运还在等着他们。德国原本只要求法国遣送能够工作的成年人，儿童是为了凑数后加进去的，因此柏林方面并未正式批准以家庭为单位的驱逐方案。尽管法国政府知道，只要等上几周，这样的方案几乎一定通过，但他们还是同意将父母与孩子分开，先送走成年人。维希警官让·勒盖在给奥尔良地方长官的信中写道：“儿童不该与他们的父母一同离开。”他补充说：“在与他们的父母团聚之前，将有人负责照料他们。”[14]事实上勒盖很清楚，孩子们很快也会被送走，因为他接下来写道：“儿童专车将于8月中下旬出发。”[15]就这样，法国政府没有建议德国人推迟驱逐，让一家人一起离开，而是任由极其痛苦的骨肉分离随后发生。

赖伐尔曾声明，他之所以提议将孩子一起驱逐，是出于一种“人道”精神，避免让一家人分开。这个声明原本就跟斯洛伐克政府出于“基督徒”的考量要求遣送整个家庭一样虚伪，此时更被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没有什么比赖伐尔现在提出的方案更不“人道”了——博恩拉罗朗德和皮蒂维耶集中营的孩子将被迫离开父母的怀抱。正如历史学家塞尔日·克拉斯菲尔德所述：“勒盖对驱逐会造成的实际影响视而不见，还落井下石。他在自己那间位于蒙索（Monceau）大街、洒满阳光的办公室里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塞满盖世太保安排的那些列车。”[16]

8月初，成年人可能会被带走的消息在博恩拉罗朗德传开。“我记得她——我母亲——把钱缝进我外套的垫肩里，”米歇尔·穆勒说，“那是我做礼拜时穿的套装，还有一件配套的马甲和短裤，我觉得它很像高尔夫短裤，特别喜欢。她把钱缝进去，告诉我要当心。第二天他们就来抓人了。”法国警察闯进集中营，把所有人召集起来。他们一宣布要把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分开，现场就陷入了混乱。“好多孩子紧紧攥着他们的母亲，”米歇尔回忆道，“那真是生离死别的一刻。孩子一边紧抓着母亲不放，一边哭喊，宪兵有些招架不住。”安妮特也说道：“警察狠狠殴打这些妇女，让她们后退。孩子们拉着她们的衣服。他们（宪兵）用水枪冲散人群。他们扯烂了女人的衣服。好多人在哭喊。现场本来一片嘈杂，可突然之间，大家都安静下来。”原来，一把机关枪架到了这些妇女儿童面前，威胁清清楚楚。“女人们在前面排成一条长队，”安妮特说，“直到今天那个队列还会浮现在我眼前。我们小孩子互相牵着。我母亲站在前排，她朝我们使了个眼色，我们看着她。我记得她眼里带着笑意，仿佛在说她会回来的。米歇尔哭了。那是母亲留给我们的最后印象。”

父母离开后，这些孩子在营地里的境况迅速恶化。没有母亲的照顾，他们变得脏兮兮的，浑身是土。很多人因为只能吃上稀汤和豆子而染上痢疾。但最难忍受的，还是感情上的失落。“晚上最难熬，”米歇尔·穆勒回忆道，“那通常是母亲给我们讲故事的时间，她走了，我们只能自己给自己讲。”安妮特补充道：“她离开以后，有好几天我都不愿意走出营房，因为太难过了，止不住地哭。我一直睡在稻草堆上，对自己说，妈妈是因为我的过错才离开的，因为我对她不够好。我反复用类似的事责怪自己。米歇尔硬拉着我出去走走。我得了痢疾以后，米歇尔帮我清洗，强迫我吃饭。他带着我在营地里一点一点地转，到处拔草然后吞进肚子里。”

7岁的米歇尔担起保护姐姐的义务，但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安妮特病倒了，不能排队领汤，而吃草的实验以失败告终——米歇尔原本以为草吃起来会和蔬菜沙拉一个味儿。而最大的问题在于，7岁的他比许多男孩都要年幼，个头儿也更小，所以开饭抢食物时他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我清楚地记得领汤的时候大家打作一团的情景，我会与别的小孩打架。因为我个头儿太小，挤不进领汤的人群里，有时候我只能带着空空的罐子回去，什么都没领到。姐姐一直在生病，我们只能去搜别人盛食物的空罐子，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剩下。我们经常聊到跟吃有关的话题，告诉对方自己要点的菜，其实在家里我们通常都吃得不多，但那个时候真的饿坏了。”他和姐姐一天比一天虚弱，米歇尔意识到，想要活下去，他必须彻底改变他们的境况。因此，当他看见营地医务室外的一则告示时，他决定采取行动：“上面说医务室将供给5岁以下的孩子吃饭。幸好我识字，又会写——我一直告诉我的小孩，必须学会读和写，这非常有用——我假装自己只有5岁，我成功了。通过这个办法我吃上了饭，也让我姐姐吃上了饭（因为米歇尔会偷藏一些食物带出来）。”

这段历史之所以格外残忍，格外令人心酸，不光是孩子们被迫与自己的父母分离，还因为法国政府没有好好对待这些留给他们“照料”的孩子。他们遭到忽视，吃不饱饭，情感上也得不到安慰。在他们人生最脆弱的阶段甚至遭到侮辱。对米歇尔·穆勒伤害最大的并不是饥饿或肮脏，而是他在博恩拉罗朗德所遭受的肆意羞辱：“由于卫生条件非常差，我们都长了虱子，他们把我们都剃成光头。那时我长着浓密的卷发，我的头发让妈妈特别引以为傲。警察给我剃头，他把我夹在两腿之间，说：‘哦，接下来我们要给最后的莫希干人剃头了。’他在我的头发中间剃出一条道。只有中间被剃秃，我觉得特别丢人，偷了一顶贝雷帽盖住脑袋。”剃完发的米歇尔让他九岁的姐姐都吓了一跳。“我记得我妈妈很喜欢给他梳头，他长着漂亮的金发，她觉得他是个特别漂亮的小男孩。他们把他中间的头发剃掉之后，他看起来特别丑。我终于理解人们为什么要把犹太人赶走了，因为哪怕是我自己的弟弟，当我看到他脏脏的小脸和那样的发型后，我都会觉得嫌恶。他让我产生了嫌恶的感觉。”几天后，警察终于剃掉了米歇尔两边的头发。他们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却给米歇尔留下了至今都无法抹平的情感创伤。

到了1942年8月中旬，法国政府终于做出安排送走这些儿童，以便凑够他们承诺德国人的数字。按计划，这些孩子将被送到巴黎东北部郊区的德朗西（Drancy）集中营，再跟那里的成年人一起被送去奥斯维辛。也就是说，他们将在陌生人的陪伴下，走向死亡。

8月15日，一群孤苦伶仃的孩子排着队，走在博恩拉罗朗德这个美丽的小村庄里，沿着两侧载满绿树的道路朝火车站走去。两周以前，那些跟随母亲走进营地、健康活泼的男孩女孩，现在的样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记得村里的人都看着我们，”安妮特·穆勒说，“他们脸上带着那种我自己也曾产生过的嫌恶。我们肯定臭烘烘的，被剃光了头，身上长满疮。我看见人们脸上那种嫌恶的表情，就像你在地铁站里看到脏兮兮、睡在长椅上的流浪汉时会有的表情。我们仿佛已经不再是人。”尽管如此，在前往火车站的路上，孩子们都在高声歌唱，安妮特说，这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然而，他们将要前往的并不是自己的家，而是德朗西这个中转站，6.5万多人从这里被送往东部的灭绝营，其中超过6万被送到了奥斯维辛。

奥黛特·达尔特罗夫-巴蒂克尔[17] 1942年8月在德朗西集中营，和另外两个朋友自愿照顾这些从博恩拉罗朗德和皮蒂维耶来的孩子。“他们刚到时身体状况非常糟糕。身上都是虫，特别、特别脏，还生着痢疾。我们想给他们冲澡，但没有东西把他们擦干。我们想给他们些吃的——这些孩子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可几乎什么也没有。我们还想整理出一份完整的名单，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姓，他们只会说：‘我是皮埃尔的弟弟。’我们尽量询问每个孩子的名字，当然，都是大孩子，那些小的是不可能问出来的。他们的母亲把一块写着名字的小木牌系在他们身上，但很多孩子摘下了木牌拿着玩。”

看着这些可怜的孩子，奥黛特和另外两个人除了用自己也不相信的话去安慰他们，其他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对他们撒谎。我们告诉他们：‘你们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当然，他们不相信我们。很奇怪，他们仿佛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多孩子对我朋友或者对我说：‘女士，收养我吧……收养我吧。’他们想留在集中营里，哪怕这里的条件已经这么差。他们不想再去别的地方。有一个小男孩，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小男孩，大概3岁半。他的样子我到今天还记得。他不停地说：‘妈妈，我会害怕的。妈妈，我会害怕的。’他一直重复着这几句。说来也怪，他知道未来会让他更加害怕。他们都特别悲观。他们宁愿留在恐怖的集中营里。他们看事情比我们看得清楚多了。”

奥黛特看到，这些孩子仍留着“对他们特别重要的一些小物件”，比如他们父母的照片，或是小小的首饰。“有一个戴耳环的小女孩说：‘你觉得他们会让我留着金子做的小东西吗？’”就在这些孩子离开的前一天，集中营里的一些犹太女囚开始搜查孩子们身上的贵重物品。“这些女人是按日计酬的。我们知道，她们搜出来的大约有一半会进自己的口袋，我看见她们对孩子一点都不友善。她们完全无动于衷，这让我难以理解。”

在米歇尔和安妮特看来，在德朗西集中营里的日子“就像活在一场噩梦中”。这个营地其实是一片尚未完工、造价低廉的住宅区。让安妮特惊讶的不仅是生活条件的恶劣（她和弟弟只能睡在水泥地上，周围都是粪便），还有另一个现实：前来照料他们的大人屈指可数，面对众多孩子根本忙不过来，这意味着，“没人照顾，我们真的是自生自灭。我不记得有哪个大人关心过我们”。就在送他们去奥斯维辛的列车开动前夕，她听见有人点自己和弟弟的名字。她和米歇尔被带出德朗西，经过带刺的铁丝网，来到一辆等待的警车前。“我们以为自己就要被释放了，”安妮特说，“我们会再次见到家人，并回到未来大街去。米歇尔和我想给我们的父母一个惊喜，还策划了一番，想藏在桌子底下然后再跑出来，这样他们见到我们一定会特别开心。就在这时，我转过头，看到警察在流眼泪，他们肯定知道我们不是要回家。”

安妮特和米歇尔被带到离德朗西不远，另一个关押外籍犹太人的收容中心，那曾是蒙马特区拉马克大街（rue Lamarck）的一个收容所。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他们通往自由的第一步。他们的父亲收到了妻子在博恩拉罗朗德写的信，于是他四处买通关节，通过一位有影响力的法国犹太人，把钱送到了法国政府那里。结果，年幼的安妮特和米歇尔都被重新划为“皮货制造工人”，被带出了德朗西。他们到了新的收容中心，在父亲的安排下，一家天主教孤儿院派人接走了他们，并在战争期间把他们藏在里面。

1942年夏天被送到德朗西的数千名儿童绝大多数没有这么好的运气。8月17日至8月底之间，这些在博恩拉罗朗德和皮蒂维耶被迫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前后搭乘七辆火车从德朗西到奥斯维辛。“出发前的那个早上，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打扮他们，”奥黛特·达尔特罗夫-巴蒂克尔说，“他们大部分人甚至无法带上他们的小行李箱。他们的行李箱都混在一起，我们不知道那些箱子都是谁的。他们不想下楼，不想上巴士，我们只好把他们拖过去。等到几千人都离开以后，我记得医务室里大约还有80个人。我们本以为可以救下这些孩子，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一天他们告诉我们，就连这80个人也得离开。驱逐那天早上，我们试图把他们拉下楼，他们又踢又叫。警察走上来，费了好大劲才强迫这些孩子下楼去。有一两个警察看见这悲惨的场面，似乎显得有些难过。”

18岁的约·尼森曼[18]于8月26日离开德朗西，前往奥斯维辛。火车上有700名成人和400名儿童，其中包括他那“一头金发、非常漂亮的”10岁的妹妹。跟他同一节车厢的大约有90个人，其中约有30个是没有父母陪同的儿童。约还记得孩子们如何在运货列车车厢里“坚强地”忍受这段漫长的征程。“我们大概是两三天以后到达奥斯维辛前一站，当然，我没法告诉你确切的时间。附近有一个工作营，需要一些身体健康的男人，所以他们停下列车，带走了250个人。”约便是被选中的成年人之一。“他们拿着棍子，强迫我们下车。我们没有逗留就被带走。我把我妹妹留在了车里……但我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记得他们没有哭。那些一面之缘的小家伙，有的长得特别可爱，他们全都被杀害了。太残忍了。”60年过去了，约·尼森曼还是每天都会想起他妹妹和其他从德朗西上车的孩子们的悲催遭遇。“我家后面有一个幼儿园，我看见母亲们排队等着接孩子，手里拿着给他们的巧克力牛角面包。可那些孩子没有妈妈陪伴，也没有巧克力牛角面包……”

在纳粹屠犹历史上发生过许多可怕的事，而那些从法国运来的犹太儿童，他们的故事尤其令人心痛，其中最揪心的，当属孩子与父母生离死别的那一幕：不仅是那骇人的暴力场景——在博恩拉罗朗德等集中营，孩子们从母亲的怀抱中被生生拽走；甚至，有一些家长不得不违背天性，遗弃自己的孩子来期待他们能够幸存，正如在最开始的围捕中让儿子逃跑的母亲所做的那样。由此造成的情感创伤肯定给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即便霍斯本人，也曾亲眼目睹奥斯维辛的犯人如何不惜一切代价地要与家人在一起。筛选过程将男人和女人分开，将丈夫与妻子分开，但纳粹很快意识到，强迫母亲与她们的孩子分开几乎总是损人又不利己。把一些年轻健康的女人和她们的孩子一起送进毒气室，虽让纳粹损失了宝贵的劳动力，但他们发现，如果在最初的筛选中强迫孩子离开他们的母亲，那会造成极其可怕的场面，几乎不可能实现对屠杀过程的有效控制。此外，进行这种分离所造成的心理压力是如此巨大，与特别行动队近距离射杀妇女和儿童时所承受的情感困扰不相上下，而减少这种情感困扰本是修建毒气室的初衷。

法国政府在1942年夏天送走几批儿童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被迫离开妈妈的小孩自己照料自己的画面是如此令人不安，因此，德朗西最后一批没有父母陪伴的儿童于8月31日乘火车离开后，当局下令停止这种做法。法国再也没有把孩子与他们的母亲分开驱逐，而是把整家人一起送去奥斯维辛。但重要的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确信，法国政府并非突然产生了恻隐之心，而是与霍斯一样，意识到不把母亲与孩子分开对他们来说更容易，为的是他们自身的利益。

这个故事让人难以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法国当局在每一阶段与纳粹的串通。纳粹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没有法国的合作，对犹太人的驱逐是不可能完成的。而法国决定交出“外国”犹太人、保护他们“自己的”犹太人时所表现出的某种程度的犬儒心态，时隔这么多年还是令人感到震惊（不过从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好几个国家都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战时法国的驱逐造成近8万名犹太人丧生，大约占法国犹太总人口的20%~25%。这意味着每5名法国犹太人中，约有4人活到了战后。这个数字有时会被辩护者当作一个“正面的数据”引用，以说明法国政府在纳粹占领时期的光荣表现。事实上，这个数字所表明的恰恰是相反的结论，因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法国拒绝合作、拒绝交出“外国”犹太人，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1942年11月，法国全境被占领，法国当局不再合作，致使德国人后来的驱逐目标无法实现。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纳粹也没有展开任何激烈的报复行动。

1942年7月的巴黎围捕行动及后来对儿童的驱逐发生后不久，宗教领袖对法国政治领导人的做法提出了强烈抗议。8月23日，图卢兹市大主教在写给教区教友的公开信中表达了他的反对态度，里昂市大主教9月1日与赖伐尔会面，他对后者说，自己不但支持反抗运动，也支持天主教徒把犹太孩子藏起来的行为。但这一切来得太晚，无法再改变那年7月在巴黎大扫荡中被带走的人的命运。在博恩拉罗朗德，米歇尔和安妮特的母亲与孩子分开后死在了奥斯维辛。诚然，想要置她于死地的是纳粹分子，但真正让她陷入绝境的却是法国人自己。“让我最难以接受的，”米歇尔说，“是一切都发生得无缘无故。人们被捕仅仅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是犹太人，而实施抓捕的居然是法国人，我现在仍然无法理解。60年过去了，我还是觉得难以相信。”

1942年夏天，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被送去奥斯维辛的4000多个孩子全部死在了那里，没有一个幸存。“我的两个哥哥（在最初的围捕中）逃跑的时候，”安妮特说，“他们一个同学的妈妈也催促她的儿子快跑。那个男孩逃脱后，又不想孤零零一个人，特别想回去找妈妈，所以他求一个警官（允许他）回到他母亲所在的地方。最后他也被送进了毒气室。这些都是很有想法的孩子，他们都是快乐的孩子，充满对生命的热爱。但就因为是犹太人，他们就要遭此劫难。其中，又有多少本是有能力、有才华，充满个性的人？”

这些儿童与父母的分离、在各个中转营忍受的苦难，甚至在遣送途中的“坚强”，它们都有目击者，然而，没有人能告诉我们，他们走进奥斯维辛的大门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很难想象筛选的场景，也几乎无法想象作为一个屠杀的刽子手，参与这个过程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唯一可以解开谜团的方法，就是从当时在奥斯维辛工作的党卫队成员中找到一位可靠的目击证人。经过数月的调研，我们竟然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人，对他进行了访谈。他就是奥斯卡·格伦宁（Oskar Groening）[19]。

1942年，21岁的格伦宁派驻奥斯维辛，就在从法国来的儿童到达仅数周后。刚来不久，他就看见一辆列车停靠在“坡道”（指犹太人下车的站台）边上。“我站在坡道上，”他说，“我的任务是跟其他人一起看管即将到达的那批囚犯的行李。”他看到党卫队医生首先将男人与妇女儿童分开，然后又筛选出可以工作的人以及要马上送进毒气室的人。“病人都被抬上了卡车，”格伦宁说，“画着红十字的卡车——他们总在制造一种假象，那就是没什么可怕的。”据他估计，1942年9月他第一次见到的那批犯人当中，有80%~90%的人被选去立即杀害。“（筛选）过程是以一种比较有秩序的方式进行的，但等筛选结束以后，那里就像一个菜市场一样。有成堆的垃圾，垃圾旁边是生病的人、走不了路的人，可能还有某个找不到妈妈的小孩子，或是某个藏在车厢里、在我们搜查火车时被发现的人。这些人脑袋上直接挨一枪，当场就死了。他们对待这些人的方式让我产生了怀疑和愤怒。他们抓着一个小孩的腿，把他扔到卡车上……等他发出像生病的小鸡一样的叫声，他们就把他举起来砸向卡车的边缘。我不明白党卫队士兵为什么要举起一个小孩子，拿他的头去砸卡车的边缘……或是开枪杀死他们，然后把他们扔到卡车上，就像在扔一袋小麦。”

按照格伦宁的说法，由于他充满“怀疑和愤怒”，因此他找到他的上级，对后者说：“我办不到，没法再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如果必须要杀光犹太人，至少应该按照一定的规矩来办。我跟他说了这些，然后说：‘我想离开。’”格伦宁的上级平静地听完他的抱怨，提醒他别忘了当初的党卫队效忠宣誓，并告诉他应该“忘了”离开奥斯维辛这个念头。但他也给了格伦宁一些希望，他告诉格伦宁，那天晚上所见到的“过激行为”只是个“例外”，并说他本人也同意党卫队士兵不应该参与这种“残暴的”行动。相关文件证明，格伦宁后来确实提出了申请，要求把自己调至前线，但没有获得批准，因此继续留在了奥斯维辛。

重要的是，格伦宁并没有向他的上级抱怨屠杀犹太人这个原则，只抱怨了实施的具体方式。当他望着面前的犹太人，知道他们几小时内就会死在毒气室的时候，他说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假如你在苏联，面前架着一部机关枪，苏联的军队正朝你冲过来，而你要做的就是扣动扳机，打死尽可能多的人，这个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故意这样说，是因为我们一直都认定一个事实，那就是犹太人是来自德国内部的敌人。政治宣传对我们产生了很大影响，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对犹太人的灭绝只不过是战争中会发生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会产生同情或同理心。”当被追问为什么儿童也不放过时，格伦宁答道：“敌人不是那个时间点的那些孩子，而是他们身上流淌的血，是他们长大后将要变成的那个危险的犹太人，正因为如此，儿童也受到了牵连。”

从奥斯卡·格伦宁被调去奥斯维辛之前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来解释他为什么会认为无助的妇女儿童也是“敌人”，必须被“灭绝”。他于1921年出生于下萨克森州，父亲是一名纺织熟练工，也是个传统的保守派，“对德国取得的成就深感自豪”。从格伦宁记事起，他就爱翻看祖父的照片，他祖父曾是不伦瑞克公国精锐步兵团的一员。“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的仪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骑在马背上，吹着他的小号，帅气极了。”德国在一战中失利后，格伦宁的父亲加入了右翼组织“钢盔党”（Stahlhelm），这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涌现出的众多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中的一个，它们将该条约视为耻辱。随着生活更加拮据（由于缺乏资金，他的纺织生意于1929年宣告破产），格伦宁的父亲因德国所遭受的不公待遇而产生的愤怒之情也变得更加强烈。20世纪30年代初，年轻的奥斯卡加入了钢盔党的青少年组织“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我戴着一顶灰色的军帽，身穿衬衫和长裤。看起来有些怪异，但我们感到很自豪。我们还会穿黑色、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也就是威廉皇帝时代国旗的颜色。”

1933年，纳粹上台。对当时11岁的格伦宁来说，由钢盔党的沙恩霍斯特转入希特勒青年团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继承了父母的价值观，认为纳粹分子“是希望德国有更美好的未来、并为此而采取行动的一群人”。作为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员，他参与了焚烧“犹太人和其他堕落分子”所撰写书籍的行动，认为如此有助于德国消除不合国情的外来文化。他还认为，此时明显可以看出民族社会主义者正在努力振兴经济：“（自纳粹上台以来）六个月内，500万失业人口从街上消失了，人人都有了工作。接着，（1936年）希特勒进军莱茵兰（Rhineland，它在《凡尔赛条约》中被规定为非军事区），没有遭到任何人的阻拦。对此我们高兴极了，我父亲还开了一瓶酒。”

在此期间，年轻的奥斯卡上学了。尽管他觉得自己有时“相当懒，或许还有一点笨”，但他最后还是以相当好的成绩毕业，17岁时成为一家银行的培训生。在银行没工作多久，战争就爆发了，20个职员中的8人迅速被征召入伍，他们的工作由年轻女性接替。这意味着剩下的培训生（比如格伦宁）可能要“做一些通常情况下绝对不会做的工作。比如我要负责看管现金出纳机”。尽管这些培训生在银行业的职业生涯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发展，但是当听到德国在波兰和法国迅速获胜的消息后，他们都“情绪高涨”，一心“想要参与其中”、“想要帮忙”。

奥斯卡·格伦宁想要加入德军的“精锐”部队，就像他祖父那样。对这个年轻人来说，只有一个组织能实现他这个梦想：“武装党卫队（Waffen SS）由冲锋队（SA）的一部分成员组建而成，那时人们特别需要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部队。在党员集会上，最后经过的方阵是穿着黑色制服的（党卫队士兵），所有人都在一米九以上，看上去个个意气风发。”因此，当武装党卫队在一家酒店征兵时，奥斯卡没有告诉父亲便跑去报名入伍。“等我回到家，我父亲说：‘我希望他们会因为你戴眼镜拒绝你。’然后他说：‘很抱歉，但你以后就会知道你能从中得到些什么。’”

被这个精英团体接纳后，奥斯卡·格伦宁开始在党卫队行政部门做一名记账员。对于这个岗位，他没有丝毫不快：“我是个喜欢坐办公室的人。我希望我的工作既能让我体验军人的生活，又能有一些行政方面的内容。”这份记账员的工作他做了一年，直到1942年9月。在这个月，他们接到命令，要把在薪酬管理中心工作的那些身体健康的党卫队士兵调至更有挑战性的岗位，把行政工作留给在前线受伤致残、即将归来的老兵。“因此，我们大概有22个人带着行李登上了去往柏林的列车，以为我们即将投身战场。很奇怪，一般来说我们接到的命令都是把我们派去某个部队集结的地方，但这次没有。”

格伦宁和他的战友们来到党卫队总部某间办公室报到，它位于首都柏林一栋“漂亮的大楼”里。他们被带进一间会议室，在那里，几位党卫队高官对他们发表了一番演说：“他们进行训话，说我们将要执行的任务是出于对我们的信任才下达给我们的，这项任务执行起来很有些困难。他们还提醒说，我们都是宣过誓的人，誓言是‘忠诚就是我的荣耀’，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执行布置给我们的这项任务来证明我们的忠诚，任务的细节我们随后就会知道。接着，一个级别低一些的党卫队军官说，我们对这项任务必须严格保密，这是高度机密，我们不能对亲人、朋友、战友或这个团队之外的任何人说起关于这项任务的任何信息。于是，我们逐一走上前，签署了一份表达类似意思的声明。”

在这栋大楼的院子里，格伦宁和他的战友们被分为几个小组，每组去不同的地方，随后，他们便被分别送到柏林几个不同的火车站，各自上车。“我们一路向南，”奥斯卡·格伦宁说，“朝着卡托维兹的方向。我们的领队手上有一份文件，说我们要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那里报到。我之前从没听说过奥斯维辛。”

他们是晚上到达的，几名军警领着他们进入了主营。他们到中央办公大楼报到，随后在党卫队宿舍里被分配了“临时”铺位。那天晚上，在宿舍遇见的其他党卫队士兵都很友好地欢迎他们的到来。“那里的人马上接纳了我们，他们说：‘你们吃东西了没有？’我们说没吃，所以他们就给我们找来一些吃的。”让格伦宁吃惊的是，除了党卫队的基本配给——面包和香肠以外，这里还有别的食物提供，包括鲱鱼罐头和沙丁鱼罐头。他们的新朋友还有朗姆酒和伏特加，他们拿出来放在桌上，说：‘请自便。’我们吃着喝着，特别高兴。我们问：‘这是个什么地方？’他们说我们应该自己找答案，并说这是个特殊的集中营。突然，门开了，有人说：‘火车到了！’三四个人跳起来然后消失了。”

这一晚格伦宁睡得很好。第二天，他跟其他新人一起到党卫队中央办公大楼履新。几位党卫队高官询问了他们在战前的情况：“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都干过什么，做的是哪类工作，教育程度是什么。我说我是一个银行的职员，并说我想在行政部门工作。其中一位军官说：‘噢，我用得上这样的人。’于是我就被他带走了。我来到一个营房，犯人的钱都存放在这里，我被告知等犯人有了编号以后，每个人身上有多少钱就会被登记，等他们离开时再还给他们。”

到目前为止，从奥斯卡·格伦宁在奥斯维辛的经历来看，这里完全是个“正常”的集中营，唯一特别的地方就是党卫队的伙食特别好。但当他开始进行登记时，他第一次了解到奥斯维辛“不同寻常”的额外功能：“那里的人（在营房工作的人）告诉我们，钱是不会还给犯人的。被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不一样，他们身上的钱被拿走以后就不会再退还给他们了。”格伦宁问：“这跟晚上到达的那些‘火车’有关系吗？”他的同事回答道：“这个嘛，你不知道么？这里的规矩就是这样的。犹太人被运来以后，要是他们不能工作，就得除掉他们。”格伦宁追问他们“除掉”究竟指什么，得到答复后，他惊讶不已：“你真的想象不出来。我直到在筛选过程中看管贵重物品和行李箱，才完全相信了他的话。你要问我那是什么感受，我只能说，是一种你一开始无法接受的惊讶。但你一定不要忘了，不光是从1933年（希特勒当权）开始，其实从更早的时候起，从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新闻里的政治宣传、媒体宣传和我所生活的社会就一直在说服我们，是犹太人造成了一战的爆发，并最后‘在德国人背上刺了一刀’，还让我们认为，德国今天之所以落得这么悲惨的下场，都是犹太人的过错。我们的世界观让我们坚信，犹太人正联合起来谋划着反抗。在奥斯维辛有人说过，这一切必须避免，一战所发生的事必须避免，不能再让犹太人把我们逼上绝路。德国内部的敌人正被消灭——如果有必要甚至是彻底灭绝。发生在前线的战争和发生在大后方的战争没有任何区别，我们灭绝的不是别人，不过是敌人而已。”

如今，与奥斯卡·格伦宁面对面坐着，听他解释他在奥斯维辛的所作所为是一种很奇怪的体验。年过八十的他，谈论的仿佛是另一个奥斯卡·格伦宁，一个60年前在奥斯维辛工作的人。对于“那个”格伦宁，他可以不留情面地坦诚揭露。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不断提到周围的政治宣传对他的影响，以及在一个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家庭中成长的经历，好让自己不用为参与灭绝负全部责任。直到战争结束，新的世界观对纳粹的“犹太人国际阴谋集团”假想和犹太人被编造的一战角色提出了质疑，他这才变成了“全新的”奥斯卡·格伦宁。在一个现代、民主的德国，新格伦宁完全可以作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公民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这并不意味着格伦宁试图躲在“遵从命令”的盾牌背后。他并没有把自己描述为一个没有主见、全盘接受下达给他的所有命令的机器人。当有人跟他说，他在奥斯维辛连“雅利安”儿童被杀也能接受时，他坚决提出反对。他推翻了一些历史学家甚为推崇的一个观念，那就是党卫队士兵经过严苛的训练，无论要求他们杀死什么人他们都会照做。与此相反，格伦宁的决策过程远没有这么简单。的确，他声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但在战争中他还是做出了一系列个人选择。他之所以继续留在奥斯维辛工作，不光是因为他被命令这样做，还因为他对自己面前的迹象进行判断后，认为屠杀行为是正确的。战争结束后，他开始怀疑那些依据的准确性，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归结于他需要像个机器人一样行动。他一生都在做他认为“正确”的事，只不过所谓的正确，已昨是今非。

我们不该过分苛责这样一种做法。当然他本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可以拒绝接受他所在的价值体系并进行反抗，也可以从奥斯维辛一走了之（虽然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曾有哪个党卫队成员基于道德考虑，拒绝在集中营工作并因此逃跑），但这都是少数的例外。奥斯卡·格伦宁的所作所为之所以让人吃惊，根本在于他是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度过几年战俘生涯，格伦宁在一家玻璃制造厂找到了一份人事经理的工作，在那里默默干到退休。奥斯维辛的那段日子是格伦宁极其普通的一生中唯一的例外。

一项研究对奥斯维辛的党卫队看守进行了历史学—社会学的剖析，基于统计数据，研究发现，“无论是职业结构还是教育程度，集中营的党卫队成员和当时社会的其他人员相比都没有特别之处”。[20]奥斯卡·格伦宁是这个结论的典型代表。其代表性还体现在，在党卫队系统中他是个普通士兵，最高只做到下士（Rottenführer）。奥斯维辛约有70%的党卫队士兵属于这种情况，另有26%的人属于军士（高于下士一级的非委任军官），只有4%是军官。不同时期，在奥斯维辛1号营及其子营地工作的党卫队人数始终保持在3000人左右。[21]党卫队对集中营的管理是通过五大部门实现的：总部（人事、法务和其他相关职能）、医疗单位（医生和牙医）、政治部（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Kripo”）、经济管理（职责包括登记和处理死去囚犯的财物）以及营务管理（负责集中营的防务）。其中，最后一个部门最为庞大——在奥斯维辛工作的党卫队成员约有75%从事安保工作。奥斯卡·格伦宁唯一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负责的是相对“简单”的经济管理。

1942年夏天，奥斯维辛接收的犹太人来自欧洲各国，包括斯洛伐克、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早先，西欧犹太人会先被送到罗兹等临时隔离区，再挑出“不适合工作”的牺牲者，但这套自1941年底起执行的程序此时已被弃用。一旦奥斯维辛发展出站台上的筛选机制，整个灭绝过程就更为精简。奥斯维辛的魔掌甚至伸及英国，连海峡群岛的度假胜地根西岛（Guernsey）都与杀戮挂钩。对于一些人来说，所谓的“英国典范”（Britishness），其中一定包括英国对希特勒的抵抗。他们确信如果纳粹登陆英国海岸，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不会有一个人与他们合作。这样的人到今天还有很多。但接下来的故事将让他们倍感不安。

海峡群岛是法国西北海岸附近的小型群岛，泽西岛（Jersey）和根西岛是其中最大也是最主要的两个岛屿。英国人的领土防务在此十分松散，作为皇室属地，它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英国政府的管理。1940年六七月间，德国人毫不费力地攻占了群岛。与占领法国一样，德国人更希望与现有的政府机构合作，而不是采取他们在波兰和苏联的占领模式。然而，纳粹不能容忍海峡群岛上有犹太人存在，这点与他们在明斯克和华沙的态度并无二致。1941年10月，《泽西岛晚报》登出通知，要求犹太人到克利福·奥林奇那里进行登记，他是管理岛上外来人口的负责人。同月，《根西岛晚报》也通知所有犹太人主动去警察局报备。

大部分犹太人事先知道德国人的到来，已经逃往英国本岛，只有一小撮无法离开或不愿离开的人留下来。泽西岛共有12名犹太人前去登记，根西岛是4名。与纳粹治下的其他地方一样，登记标志着系统化迫害的开始。起初，犹太人要在自己店铺的窗户上挂一块牌子，写上“犹太物业”；接着，他们的生意被“雅利安化”，强行出让给非犹太人。在这过程中，海峡群岛的管理者给予了密切的配合，事实上，这些行动就是由他们组织实施的。1941年1月23日，泽西岛犹太人内森·戴维森给总检察长写了一封信，语气沉重，极具代表性：“按照您的指示，请允许我向您报告，我已经完成店铺的停业清理……拉下百叶窗，‘停业’的牌子也挂上了。”[22]1941年6月，克利福·奥林奇向泽西岛的行政长官确认，并通过后者向德国政府报告：“本岛所有登记在案的犹太人无一从事商业活动。”[23]

随后，海峡群岛上的犹太人外出购物的时间进一步遭到限制，并强制实行宵禁。唯一被泽西岛政府驳回的歧视法令，是让犹太人佩戴黄色星章。行政长官和总检察长就这项命令向德国当局提出抗议，要求他们重新考虑，但德国指挥官卡斯珀博士对此不予理睬，仍要求将特制的星章运往小岛，星章中心印的是英语“Jew”而不是“Jude”。这批星章终究没有抵达目的地。受宵禁影响，海峡群岛上的犹太人大都难以维持生计。店铺倒闭，遭受迫害的内森·戴维森一蹶不振，1943年2月被送进泽西岛上的一家精神病院，第二年去世。另一名泽西岛犹太人维克托·伊曼纽尔则以自杀的方式告别人生。

然而，对犹太人的驱逐是从附近的根西岛开始的。1942年4月，奥古斯塔·施皮茨、玛丽安·格伦菲尔德和特蕾泽·施泰纳三名犹太妇女被送出小岛。她们都不是英国人：施皮茨和施泰纳是奥地利人，格伦菲尔德是波兰人。因此，纳粹对犹太人的憎恨，她们三人是再清楚不过了。拿特蕾泽·施泰纳来说，她在奥地利反犹主义倾向愈发严重的时候离开，最终在海峡群岛找到一份保姆的工作。她的雇主一家1939年来到岛上，1940年春返回英国本岛，但海峡群岛政府禁止特蕾泽离开，并按照英国内政部的规定，将她作为“外来人员”拘留。就这样，尽管特意逃到英国以求回避，她还是落入纳粹的魔掌。特蕾泽曾在根西岛上的一家医院当过护士，在那里工作的芭芭拉·纽曼[24]与她相熟：“她很漂亮，一头好看的大波浪卷发，犹太人的鼻子——那是唯一能体现她作为犹太人的特征。她说话语速很快，当然还带着口音。她有些认死理，有时让事情变得复杂，但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真的。”芭芭拉·纽曼很清楚特蕾泽对纳粹的态度：“她给我的印象是，如果她有机会，一定会朝他们吐口水。这就是她对那些人的感受。”

1942年春，德国当局要求根西岛政府驱逐三名外籍犹太人。根西岛警长欧内斯特·普莱温，回忆当初他命令特蕾泽·施泰纳收拾行李、去德国人那里报到时的场景：“我还记得特蕾泽走进办公室，我向她传达了德国军事部门下达给根西岛警察局的指示，特蕾泽特别悲伤，一下子大哭起来，并喊着说我再也不会见到她了。”[25]

1942年4月21日是个星期二，在这天，芭芭拉·纽曼陪着特蕾泽朝圣彼得港走去，那是她在根西岛上走过的最后一段路。“当时的画面仍然印在我脑海中：我记得我们把她的行李放在一辆自行车上，推着走，你知道的，就像人们常做的那样。然后我们站在那里道别，我看着她通过关口，边走边挥手……一切都不受我们控制。你没法太担心，太担心的话你就坚持不下去了。你只能接受命令，试着习惯。我常常想，战争结束后大家要怎么办？再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该干什么了。”芭芭拉·纽曼完全没有想到，离开根西岛的特蕾泽是去送死：“那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经验范围，真的，不是吗？那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英格兰。”

在圣彼得港，施皮茨、格伦菲尔德和施泰纳把自己交给了德国人。一艘小船把她们带到了法国，刚上岸她们就接受犹太人身份登记。特蕾泽·施泰纳找到一份临时的护士工作。7月，她们在法国对外籍犹太人的大规模驱逐中被捕，7月20日被送往奥斯维辛，三天后到达。她们有没有挺过第一轮筛选，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没人活到战后。特蕾泽说的没错，根西岛的居民再没见过她。

海峡群岛上剩下的犹太人于第二年，也就是1943年2月遭到驱逐。等待他们的是完全不同的命运。一起被送走的还有海峡群岛上其他几类居民，包括“共济会成员”、“前武装部队军官”和“疑似共产主义者”。[26]对他们的驱逐是为了报复五个月前英国对萨克岛发动的突袭，那是海峡群岛中有人居住的最小岛屿之一。只有一个人得到德国人的“特殊对待”，即来自罗马尼亚的约翰·马克斯·芬克尔施泰因。他先是被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最后去到位于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特殊犹太人隔离区。他活到了战后。

其他被驱逐的人，包括犹太人在内，全部被送到法国和德国的拘留营，在那些地方，他们虽然吃了不少苦，但还不及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的囚犯所承受的苦难。重要的是，这些犹太人（除约翰·马克斯·芬克尔施泰因以外）并没有与其他海峡群岛的居民分开。纳粹这么做的原因我们只能进行猜测。“最终解决”执行过程中总有特例，在这里，或许因为这些犹太人是与其他被德国人视为不那么“危险”的群体一起遣送，而且他们来自一个被纳粹认为属于“文明开化”、还不打算公开交恶的国家（出于同样的原因，1943年秋被驱逐的丹麦犹太人目的地是特莱西恩施塔特，而非奥斯维辛）。

诚然，海峡群岛当地政府在帮助德国人驱逐犹太人时，不可能确切知道后者最终所面临的命运。但纳粹单单挑出犹太人进行迫害，这点他们是清楚的，自己当然是在把这些受害者推入火坑，那些被送走的人原本已不堪忍受的生活肯定更加不幸。但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阻止驱逐，相反，警察和公务员给予德国人充分的配合。泽西岛政府确实对佩戴黄色星章的命令提出了反对（而根西岛没有），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正如弗雷德里克·科恩在一份对占领时期海峡群岛犹太人遭遇的开拓性研究中所指出的，相比犹太人，泽西岛政府为保护岛上的共济会成员所付出的努力要多得多。[27]一份1945年8月的英国情报这样写道：“当德国人提出实行他们的反犹措施时，根西岛政府官员中无一人提出异议。他们迅速提供德国人所有可能需要的协助。与此相反，到了要对根西岛上为数众多的共济会成员下手时，行政长官则提出了激烈的反对，并竭尽全力地施以援手。”[28]

我们无法确知，如果根西岛政府也强烈反对驱逐施皮茨、格伦菲尔德和施泰纳，结局会有什么不同。有可能这种反对起不到什么实质作用（但会成为根西岛历史上永远令人骄傲的一刻），也有可能真的能拯救这三名到英国寻求庇护的妇女。光是这一点点可能性，就足以让整件事成为小岛难以抹除的历史污点。

就在根西岛这三个人到达奥斯维辛的同一个月，海因里希·希姆莱再次造访集中营。1942年7月17日，距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首次来此地视察15个月后，他的座驾再次开进集中营的大门。当时的波兰政治犯卡齐米日·什莫伦[29]回忆起希姆莱时说道：“他看上去不太像个军人，戴着金边眼镜，有点胖，腆着个大肚子。他看起来像——不好意思，我无意冒犯任何人——他看起来就像个乡村教师。”

这个长相平平、戴着眼镜大腹便便的人，在这次访问中目睹了集中营的变化，视察了比克瑙在建的一套全新设施。他花了些时间查看集中营未来的发展规划，然后参观了占地25平方英里的“奥斯维辛利益区”（由集中营直接管控的区域）。接着，他观看一批新到的犯人经过筛选、随后在“小白房”里被毒死的过程。在这之后，希姆莱到地方长官布拉赫特的家乡——附近的小城卡托维兹，出席了为他举办的招待活动，并于第二天返回。此后，他又视察了比克瑙女子集中营，在那里观看一位犯人遭鞭打的过程，这也是他亲自批准的一种刑罚手段。希姆莱对于他在奥斯维辛的所见所闻甚为满意，当即把鲁道夫·霍斯提拔为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

霍斯的事业此时如日中天，全国领袖的到访大获成功。但问题还是存在的，比如，他的上司对奥斯维辛囚犯逃亡的情况很不满意。逃跑在集中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最早记录在案的可追溯到1940年7月6日。但1942年夏天，一起特别大胆的出逃让所有集中营的党卫队指挥官都收到了警告，这起事件就发生在希姆莱到访的几周之前。

大逃亡的主要策划者是卡齐米日（卡济克）·皮耶霍夫斯基 [30]。作为一名波兰政治犯，他在奥斯维辛被关押了18个月。逃跑的风险他再清楚不过：“以前人们尝试过各种方法逃跑，但大部分都失败了，因为点名的时候，一旦他们（指党卫队和卡波）发现哪个人不见了，他们就带着经过特殊训练的警犬展开搜查，在某块木板底下或成堆的水泥袋之间，藏匿者很快就被揪出来。这些被发现的人要背上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万岁！万岁！我又回来陪伴你们啦！’一边敲着大鼓，一边在集中营里来来回回地走，最后来到绞刑架下。他们走得特别慢，仿佛是想延长他们的生命。”打算逃跑的囚犯还有另一个困扰，那就是一旦被发现越狱，他身边的狱友将面临可怕的惩罚。在马克西米利安·科尔贝神父的例子中，逃犯所在的营房有十个人被挑出来活活饿死。“这让有些人完全没法采取行动，”皮耶霍夫斯基说，“但总是有人不怎么考虑后果，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想要离开这个地狱。”

因此，摆在皮耶霍夫斯基面前的有两个难题：如何逃出集中营，以及如何防止留下的人遭到报复。而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之前，更紧迫的，是如何让自己活下去。起初，他所在的工作小分队是条件最恶劣的分队之一，犯人要在冰天雪地的户外劳作。“工作任务很繁重，吃的基本指望不上。我就快要变成‘穆斯林’（Muselmann）[31]了，那是党卫队对半死不活的犯人的称呼。我觉得特别无助。”接着好运气降临，他被另一个工作小分队挑中。“我加入了这个分队，走出大门时，我问朋友：‘咱们要去哪儿？’同伴说：‘你不知道吗？你中大奖啦！我们要去仓库工作。虽然挺累的，但至少你不用在外面挨冻，你要在有屋顶的地方工作了。’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到了天堂。”皮耶霍夫斯基发现，在仓库这个“天堂”里面工作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我的同伴教我一招，面粉装车的时候，我就敲打袋子，让面粉漏出来。守卫会让我们清扫干净，但我们不会把扫出来的面粉扔掉，而是掺上水做成面团。”在这个幸运的转机出现以后，皮耶霍夫斯基觉得他“能活下来了”。

一天，皮耶霍夫斯基与乌克兰人欧根纽什 (热内克) ·本德拉聊了起来，后者在附近的党卫队车库当机械工。“他（本德拉）跟我们一起上工，一起回去。有一天他偷偷对我说，他已经被列入要处死的名单——那时筛选非常频繁。他对我说：‘卡济克，我该怎么办？我上了死亡名单了！’我对他说：‘我也没有办法。’但他不肯罢休，说道：‘卡济克，咱们为什么不从这个地方逃出去？’我吃了一惊，我们怎么逃？他说：‘这个嘛，要有一辆车。我随时都可以弄到一辆车。’我开始思考可能性。然后我对热内克说，要想离开我们需要一些制服，党卫队的制服。”

逃跑计划的成败关键就在这里。上哪儿去找党卫队制服呢？他们再次得到命运的眷顾。皮耶霍夫斯基的卡波吩咐他去平时工作仓库的二层拿一些空盒子下来。在走廊上，皮耶霍夫斯基看见其中一个房间的门上用德语写着“制服”。他试着推了推，但门锁着。没过多久，他的卡波又派他上楼，这次他注意到门是半掩着的。“我当时唯一的想法，”皮耶霍夫斯基说，“就是进去看看会发生什么。我推开门，有个党卫队看守正往架子上放什么东西，他开始对我拳打脚踢。我倒在地上。‘你这头猪！’他说，‘你这头波兰猪，你这条狗，你没有权力进来！去向总办公室汇报，你这头波兰蠢猪！’于是我爬出房间回到了走廊上。”

皮耶霍夫斯基知道，如果把闯进房间一事向上汇报，他将被送去惩戒分队，那样的话基本必死无疑。所以他什么也没说，心存侥幸。他真的躲过了处罚，因为那个党卫队士兵没有继续追究，这是继一连串偶然的好运气后又一件幸事。他赌了一把，并赢了赌注，因为他瞥见了房间里的东西：制服、手榴弹、子弹和头盔，事实上，这里有他和他的同伴需要的全部物品。

逃跑的最佳时间是星期六，因为到了周末，集中营的这个区域没有党卫队看守值班。皮耶霍夫斯基想出进入仓库的好办法：平时，煤炭都是通过一条管道倒进仓库的地下煤仓，管道上有盖子，皮耶霍夫斯基卸掉了盖子上的螺丝，于是他们可以从煤仓进到这栋房子的其他地方。皮耶霍夫斯基下定决心铤而走险，可等他躺在床上，突然被一个念头震醒：他意识到“每跑掉一个人，就要有十个人被处死”。“我整夜都睡不着，这件事一直折磨着我，直到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办法（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就是假冒一个工作分队。”按照皮耶霍夫斯基的设想，四个人将推着一辆手推车离开主营地，假装自己是“手推车小分队”的犯人，他们登记之后就可以正式获准离开内围安全区，尽管还没出外围警戒圈，许多犯人都在这里工作。如果他们成功脱身，他们营区只有卡波要负全部责任，因为党卫队会认为这个分队是卡波批准成立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并且要找到另外两个愿意跟他们一起冒险的人，因为现在需要四个人来组成这个“手推车小分队”。本德拉马上找到他营区里的神父，约瑟夫·伦帕特，可接下来他们陷入了困境。皮耶霍夫斯基询问了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但对方说他参与行动的前提条件是让他带上另一个人。这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这个分队只能有四个人。皮耶霍夫斯基又找到另一个朋友，但他说：“也许有机会成功，可希望太渺茫了。”因此他拒绝了。最后，一个来自华沙、曾参加过童子军的年轻人斯坦尼斯瓦夫·雅斯特尔同意加入，尽管他觉得实施这个大胆的计划要冒“极高的风险”。

雅斯特尔很快意识到，整个逃跑方案中最关键的一环是完全无法预期的，那就是看守外围区大门的党卫队士兵是否会不查证件就让他们通过。如果这些守卫按规定拦下他们的车，他们就完了。万一出现这种情况，这几个越狱者商定，与其向党卫队看守开枪，还不如自我了结。他们担心，逃跑的过程中哪怕只杀死一名党卫队士兵，集中营剩下的犯人都将遭到可怕的报复，可能会有五百或一千名犯人被处决。

1942年6月20日，星期六，他们决定动身。一大早，他们当中的两人戴上袖章，假装自己是卡波，然后四个人一起推着一辆装满垃圾的手推车，走出奥斯维辛一号营地写有“劳动使人自由”的大门，朝营地外围区走去。“在大门口，”皮耶霍夫斯基说，“我用德语对守卫报告：‘918号囚犯和手推车小分队另外三人要去仓库。’他（党卫队看守）在本子上登记后就放我们通过了。”一走出大门，欧根纽什·本德拉便朝党卫队废弃的车库走去，做开车的准备，其他三人通过煤仓进到仓库。他们来到二楼，存放衣物的那个房间被一根沉重的钢条牢牢顶着，但“浑身是劲”的斯坦尼斯瓦夫用一把十字镐砸开了门。他们匆忙为自己和本德拉选了制服，还拿上四挺机关枪和八个手榴弹。

三个人换完装，正准备离开仓库时，他们听见两个德国人在外面说话。“要是他们进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皮耶霍夫斯基说，“但奇迹发生了，如果你相信有奇迹的话。那两个人就站在外面交谈，没有进来。他们随即离开了。”

他们通过仓库的窗户向本德拉比了个手势，让他把车向前开几米，开到仓库门口。然后他下了车，在他三个打扮成党卫队模样的朋友面前立正站好。“每隔六七十米就有一座瞭望塔，”皮耶霍夫斯基说，“守卫正望着我们，但我们不在乎，因为我们很有把握。热内克摘下他的帽子，对我说了几句，我向他指了指仓库，他进去换了衣服扮成党卫队士兵。”

此时，他们四人已经准备好迈出这次越狱行动中最危险的一步。“我们出发了。第一次转弯后，我们看见两个党卫队士兵。热内克说：‘当心！’我们经过他们身边时，他们说：‘希特勒万岁！’我们说了同样的话。我们又往前开了三四百米，另一个党卫队士兵在修自行车。他看见我们以后说：‘希特勒万岁！’我们又说了同样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正朝大门前进，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不看任何证件就让我们通过，但我们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大门关着，右边站着一名党卫队士兵，带着机关枪，左边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一个党卫队士兵坐在那里。距大门80米远时，热内克把速度降到了二档，50米，大门仍然关着。他们能看见车，也能看见我们所有人都穿着制服，但大门依然紧闭。20米，我看了看热内克，他的前额和鼻子都在冒汗。等我们离大门大概15米时，我想：‘自我了断的时候到了。’就像已经说好的那样。就在这时，那个神父拍了一下我的背，我意识到他们都指望着我。于是我朝党卫队士兵大声喊道：‘要让我们在这里等多久！’我对他们骂骂咧咧。瞭望塔上的守卫说了句什么，然后他打开大门，我们就开了出去。我们自由了。”

欣喜若狂的四个人开着车行驶在波兰的郊区，仅仅数分钟，就把奥斯维辛抛在几英里的身后。在附近朋友的帮助下，他们换下党卫队制服，丢弃了车子，混入普通波兰人中。他们实现了计划的第一步——让自己成功逃脱。

在奥斯维辛，计划的另一半也很顺利。多亏卡齐米日·皮耶霍夫斯基编造出一个工作小分队的计策，其他囚犯没有遭到报复，只有一人除外：他的卡波被送去了11号楼的禁食牢房。

然而，对于曾被关押在奥斯维辛的人来说，离开并不一定意味着苦难的终结。皮耶霍夫斯基三个同伴后来的经历便是最好的证明：斯坦尼斯瓦夫· 雅斯特尔不得不接受一个可怕的消息 ：为了报复他的出逃，他父母被送去奥斯维辛，最终死在里面。他本人于德军占领华沙时期遇害。[32]约瑟夫神父由于奥斯维辛给他留下过于严重的心理创伤，以至于——用皮耶霍夫斯基的话来说——整天“神情恍惚地到处乱晃”。战后，他被一辆公交车撞倒，死于这场事故。最先提议逃跑的欧根纽什·本德拉，回到家后发现妻子已经离开了他，在酒精麻醉中死去。只有卡齐米日·皮耶霍夫斯基还健在。但他也说，过去的遭遇让他时不时仍会“心神不宁”。他会梦见自己被带着狗的党卫队士兵追打，醒来时“浑身被汗水浸透、魂不守舍”。

纵使这四个人在奇迹般逃出奥斯维之后仍经历种种磨难，没有一个对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逃脱的决定产生过怀疑。如果他们得知希姆莱在1942年7月视察奥斯维辛时脑中的盘算，毫无疑问会更加庆幸自己的决定，因为在波兰的屠杀行动将进一步升级。7月19日，希姆莱宣布：“我在此下令，对总督辖区所有犹太人的重新安置，应于12月31日前展开和完成。”这里的“重新安置”不过是“屠杀”的委婉说法。由此可见，希姆莱已经为几百万波兰犹太人的灭绝定好了期限。

不过，与其说希姆莱是在对未来进行部署，不如说他是在做一次最后陈述，因为促成这个结论的决策过程其实十分漫长，可以追溯到纳粹入侵苏联之前；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系列因果链条中的最后一环，之前的每一次重大决定，都为1942年7月19日希姆莱冷漠的死亡宣言奠定了基础，这些决定包括建立波兰犹太人隔离区，在东部战场坑杀犹太人，进行毒气试验，驱逐德国犹太人，想方设法除去隔离区“没有价值的”犹太人，好为德国犹太人腾出空间，等等。概念构想阶段已经结束，最终决定几个月前就已做出，纳粹即将对犹太人大开杀戒。现在只剩下操作层面的问题，而纳粹认为这正是他们最擅长的领域。

为了实现“最终解决”目标，纳粹在1942年大大加快了处决的速度。而在这个阶段，奥斯维辛的屠杀能力仍非常有限（由于遭遇本书第二章所描述的困难，在主营地焚化炉进行的常规屠杀已经中止），只能依靠“小红房”和“小白房”的毒气室。因此，在1942年纳粹对波兰犹太人的大屠杀中，后来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其实只起了次要作用。

希姆莱之所以有信心要求手下在1942年底之前完成对波兰犹太人的屠杀，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奥斯维辛会发挥主要作用，而是他知道三个新的灭绝营已经在波兰的森林里建成，大部分屠杀行动将在这三地展开。与奥斯维辛不同，这三处很少为公众所知，它们分别是贝尔赛克（Bełżec）、索比堡（Sobibó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如今，人们大谈特谈的只有奥斯维辛，这其实非常讽刺，因为让三个灭绝营的名字从历史上消失正是纳粹的愿望。他们在屠杀计划得逞后，竭力抹去证明这三个营地曾经存在的每一丝痕迹。早在战争结束前，纳粹就拆除了这几个灭绝营，把它们恢复为森林或重新开垦为农田。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纳粹从没打算销毁奥斯维辛存在的证据，即便在它解放之前的最后日子。奥斯维辛作为集中营，沿用了纳粹体制在战前就已确立的做法，纳粹从来不曾打算向公众隐瞒这类营地的存在，事实上，同为集中营的达豪就建在城镇的郊区地带。对纳粹来说，明确表示他们会关押和“再教育”他们眼中的异见人士，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宣传。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只有在奥斯维辛的囚犯遭遇大规模集体处决之后，这个营地的另一重功能才显现。因此，纳粹撤离奥斯维辛时炸毁了毒气室，却把其他大部分设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1942年的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这三个灭绝营不仅在纳粹德国没有先例，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它们没有范例可以参照。在许多方面，它们的存在和运作方式都比奥斯维辛更能准确体现出纳粹“最终解决”的特别之处。

最早动工的贝尔赛克，是唯一一个1942年之前就开始修建的灭绝营。这个与世隔绝的小镇位于总督辖区东南角，1941年11月，纳粹开始在贝尔赛克修建一个小型营地，它距离火车站只有500米远。在纳粹眼里，贝尔赛克只是“区域性”工程，为的是解决一个“区域性”的问题，也就是解决附近卢布林地区“没有价值的”犹太人，一如海乌姆诺的毒气货车主要是为屠杀罗兹隔离区的犹太人而造。

1941年12月，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克里斯蒂安·维尔特出任贝尔赛克指挥官。时年56岁的他本是一名木匠，后来参加了一战，因表现英勇被授予勋章，随后加入纳粹党。20世纪30年代，他在斯图加特为盖世太保工作。1939年，他参与了针对精神病患者的安乐死项目，用瓶装一氧化碳杀害病人。截止到1941年，他已经在卢布林地区组织过多次安乐死屠杀行动。有着“野蛮的基督徒”称号的维尔特是个虐待狂，有人看过他用皮鞭抽打一个犹太妇女，把她赶进毒气室。他也亲手杀过犹太人。在鼓励手下行凶时，血涌上头的他满头是汗，会大爆粗口。

这个面目可憎的家伙，把他过去全部的杀人经验都搬到贝尔赛克。他决定使用一氧化碳，但不是安乐死项目用到的罐装一氧化碳，而是普通汽车发动机产生的气体，与威德曼几个月前在苏联使用的设施类似。他命人在一栋砖砌建筑内隔出了三间毒气室，把它们伪装成淋浴间，一氧化碳从喷头输出。

通过汽车引擎和假喷头，维尔特已经对旧有的屠杀方法做出改进。而在指导集中营的规划时，他又完全突破了现有的集中营设计模式。他意识到大部分人在这里只会活上几个小时，因此指出奥斯维辛和达豪集中营里的大量屋舍可以免去。相较于集中营，灭绝营基本不需要什么总体设施，而且只需很小的空间。贝尔赛克的总面积不到九平方公里。

到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参观过的人（远远少于参观奥斯维辛的游客），都深深惊讶于这些灭绝营的面积之小。三个营地的总死亡人数约有170万，比奥斯维辛的遇害者多出60万，可它们的面积之和还没有奥斯维辛-比克瑙大。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大屠杀的实行手段都是对人类尊严的莫大羞辱，而其中最耻辱的，便是成千上万的人竟然是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遇害，这一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相信的。不知为何，人们总是容易把惨烈的悲剧与更大的空间相联系，这也许是奥斯维辛在今天比这三个灭绝营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另一个原因。目睹比克瑙的开阔，人们很容易感知到罪行的严重性，可类似的联想很难发生在贝尔赛克的访客身上。一个人如何能想象足足60万人（贝尔赛克死亡总人数估计）死在这个300×300平方米不到的空间内？

尽管贝尔赛克已经够小，但它仍然被分隔为不同的营地。维尔特知道，要让他的死亡工厂顺利运转，最关键的一点是尽可能久地向刚到达的囚犯隐瞒此地的真实用途。因此，他把毒气室建在灭绝营的一个特殊区域，称为2号营地。它隐身在树丛中，被缠绕着枝蔓的铁丝网包围，只能通过“管道”（由铁丝网围起的通道）去往营中其他地方。贝尔赛克其余部分就是1号营地，包括铁轨旁人们下车的地方、不同用途的营房（供新来的人更衣、他们被没收的财物在运走前的存放），以及一个用来点名的广场。

在贝尔赛克及后来的另外两个灭绝营里，工作人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犹太人。维尔特很快想到，在屠杀过程中使用犹太人，不仅可以减轻下属们的心理负担，还意味着只需要少数德国人就可以完成对集中营的管理。毫无疑问，犹太人在其中要承受的情感折磨也恰恰能满足他扭曲的心理。因此，数百名身体健全的犹太人刚一下车就被挑选出来，被迫承担掩埋尸体、清理毒气室的工作，还要整理集中营里迅速堆积的衣物。按照最初的设想，这些犹太人在工作几天以后就会被处决，但很快这就给纳粹造成难题：他们清楚“洗澡”意味着什么，而且杀死他们之后，还得重新挑选和培训下一批犹太人。另一方面，如果允许他们多活一段时间，由于看到所有人早晚都得死，无所畏惧的他们有更多时间来思考自己的未来，也许会密谋反抗。对纳粹来说，这种两难的困境一直存在：当人们明白他们所臣服的对象最终会把屠刀挥向自己时，如何保证他们继续乖乖听话？

第二类工作人员是乌克兰守卫。他们大约有一百人，被分成两组，主要负责集中营基本的监管工作。这些乌克兰人以残忍著称，很多曾为红军效力，后来接受德国人的重新训练，通过这里的工作免受战俘营之苦。第三类当然就是德国人。但维尔特是如此擅长依靠其他国家的人来运作他的杀人机器，因此参与贝尔赛克大屠杀的德国党卫队士兵只有二十个左右。1942年3月，第一批受害者到达贝尔赛克，维尔特终于实现了希姆莱的梦想：他建成一座能屠杀数十万人的杀人工厂，却只需要少数德国人进行管理，而且，这些人不必再像东部战场上的特别行动队成员那样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

就在贝尔赛克投入使用的同一个月，纳粹开始了另一个灭绝营——索比堡的建造。它位于贝尔赛克正北方，地处波兰最东边一个犹太人口密集的区域。索比堡的建造和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效仿贝尔赛克。与维尔特一样，这里的大部分党卫队官兵都参与过T4安乐死项目，包括指挥官弗朗茨·施坦格尔在内。与贝尔赛克相同，这里也有大约一百名乌克兰人（许多之前是战俘）担任集中营守卫。比起奥斯维辛-比克瑙，索比堡的面积依然非常小（尽管长600米、宽400米的索比堡比贝尔赛克略大），但它与贝尔赛克一样，也被分成两个子营地，一条通道将接收区与毒气室连通起来。贝尔赛克的党卫队看守住在附近被征用的房子里，与此不同的是，索比堡的党卫队官兵在当地没有合适的住处，于是修建了第三个子营地，用作党卫队和乌克兰守卫的宿舍。

索比堡的设计和建造理念与贝尔赛克类似。营地工作人员会哄骗刚到的受害者，让他们以为自己只是下车消毒，预防传染病，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匆忙把这些人处死。与贝尔赛克一样，集中营的每个分区都被枝蔓缠绕的铁丝高网分隔，因此初来乍到的人很难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等他们发现时又太晚了。1942年5月，索比堡迎来第一批受害者，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有25万人在这里丧生。

同样在1942年5月，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主要灭绝营特雷布林卡破土动工。由于它借鉴了纳粹在贝尔赛克和索比堡的经验，死在这里的人比其他任何一个灭绝营都要多（据估计有80万到90万人），几乎赶上了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位于索比堡的西北方，从华沙乘火车到这里只有一小段路程。华沙的犹太人区是纳粹治下最大的隔离区，特雷布林卡的兴建主要就是为了屠戮那里的犹太人。

一开始，这几个灭绝营的屠杀行动开展都不顺利。值得再次提醒的是，纳粹干的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勾当，也就是在短短数月里，对数百万男女老少进行流水线式的杀戮。虽然这样的比喻令人不悦，但德国人建造的确实就是三个杀人工厂，与任何工业操作一样，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按部就班地衔接，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如果火车无法按计划把犯人送到，如果毒气室不能及时处理每一批新到的犯人，如果整个体系中有任何一处出现问题，那么血腥的混乱场面就会出现。这也恰恰是灭绝营运转初期的情况。

在贝尔赛克，按计划运来的大量受害者很快就让毒气室不敷使用，新毒气室的赶工让整个营地在6月被迫关闭了一个月左右。而在索比堡，毒气室的容量和犯人的运输都出了麻烦，8月到10月期间也停止运转，以便集中解决问题。但对纳粹来说，最棘手的是特雷布林卡，这里上演了地狱般的一幕。

最开始，特雷布林卡基本按照纳粹的计划运转，每天约有6000人被运到这里处决。但到了8月，犯人的数量翻了一番，灭绝营的操作便陷入混乱，但指挥官伊姆弗里德·埃贝尔博士（Dr. Irmfried Eberl）仍没有关闭这里。奥古斯特·兴斯特当时是特雷布林卡的一位党卫队士兵，他回忆道：“埃贝尔博士野心勃勃，想让死亡人数尽可能创新高，并超过其他所有集中营，所以有特别多的人被运到这里，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光靠毒气室解决他们。”[33]于是，不少人在营地外围被草草枪毙，而这种做法使得维持集中营正常运转的假象不再成立，因为满地的尸体不可能让人继续相信他们来到的地方只是消毒站。结果，列车不得不从特雷布林卡站倒退两英里，等待营地清理干净。由于列车上的条件太过恶劣，很多人死在车厢中。奥斯卡·贝格尔在8月下旬到达特雷布林卡，那正是最混乱的时期。“下车以后，我们眼前是特别恐怖的景象，好几百具尸体横七竖八地散在四周，成堆的包裹、衣服、手提箱，各种东西都混在一起。党卫队士兵和乌克兰看守站在营房的屋顶上朝人群扫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倒在血泊中，到处充满尖叫和哭喊。”[34]在这种情况下，附近村庄的波兰居民不可能不发现灭绝营的真实面目。“尸体腐烂的味道太可怕了，”欧金尼娅·萨穆埃尔[35]说，她当时还是学生，“那股恶臭让你根本没法开窗也没法出门。你都想象不出有多臭。”

尽管如此，这片混乱中的死亡人数依然居高不下。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也就是1942年7月底到8月底之间，据估计有31.25万人在特雷布林卡丧生。[36]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意味着每天大约有1万人被杀死，超过了当时任何一个集中营，直到1944年的“匈牙利行动”，奥斯维辛的死亡达到顶峰，比克瑙的四个焚化炉全部满负荷运转，这个数字才被追上。然而对埃贝尔博士的上级来说，不可思议的数字背后是不堪负荷的代价。他们收到各种各样关于特雷布林卡的混乱持续恶化的报告。而且从纳粹高层的角度看来，更糟糕的是这可能给第三帝国造成经济损失，因为死去犹太人的财物在营地各处散落，流言蜚语四起，说德国人和乌克兰人自己侵吞了不少贵重物品。

1942年8月，贝尔赛克的建造者克里斯蒂安·维尔特被任命为三个灭绝营的督察员。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与上司、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奥迪路·格洛博奇尼克一起到特雷布林卡视察。维尔特的手下约瑟夫· 奥伯豪泽尔就他们到达后发生的事提供了证言：“特雷布林卡一片狼藉……埃贝尔博士当即被开除……格洛博奇尼克在相关谈话中提到，要不是因为埃贝尔博士是他同乡，他一定会把他抓起来，送交党卫队和警察处置。”埃贝尔被解雇后，特雷布林卡停止新一轮的接收，过去曾与维尔特共事、此时正在索比堡任职的弗朗茨·施坦格尔成为特雷布林卡新任指挥官，奉命收拾残局。

埃贝尔误解了上级真正想要的东西，他给他们特别惊人的效率，却没有“恰当地”组织屠杀过程。关于埃贝尔被解雇，最值得注意的是格洛博奇尼克的评论：埃贝尔应该因管理特雷布林卡的方式不当而被移送法办。在党卫队高层扭曲的道德观念里，埃贝尔应该遭到起诉，是因为他没有以更有效的方式来组织对男女老少的大规模屠杀。在我们今天看来，埃贝尔在他上级眼中的罪行，其实是杀人的活儿做得“不够漂亮”。

整个屠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是把犹太人运到新建成的灭绝营。这些死亡工厂需要原料，而且需求量极大。因此，1942年夏天和秋天，一系列“重新安置”行动在纳粹占领下的波兰展开。希姆莱于7月19日下达指示，特意把总督辖区所有犹太人也包含在内。他担心如果地方官员有自主决定权，整个行动将面临失败。这里的顾虑在于，虽然理论上所有纳粹分子都认同解决“犹太问题”的必要性，但有些人可能会试图拯救个别他们认为的“好犹太人”。一个有着极强人道主义精神的德国人会如何对待驱逐命令？下面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希姆莱所担忧的问题。

阿尔贝特·巴特尔（Albert Battel）中尉任职于波兰南部普热梅希尔地区，已年过50的他比大部分国防军军官都要年长，战前一直从事律师工作。尽管他也是纳粹党员，但作为一名民族社会主义者他有着不良记录，有人检举他在30年代对犹太人过于礼貌。1942年7月，一批犹太人被送到普热梅希尔，交到巴特尔和德国军队手上。其中有不少人在军工厂工作，住在附近的隔离区。比起其他波兰犹太人，这些人自以为拥有特权和靠山。月底的时候，有传言说党卫队很快就要在小镇里展开行动，把犹太人“重新安置”到贝尔赛克灭绝营。但为德军工作的犹太人听到这些传言后，相对镇静，因为这些人都持有Ausweis，也就是军队发给的通行证，他们以为有这个证件，自己就不会成为党卫队驱逐的对象。他们还分析说，鉴于自己正在为德国的战事出力，驱逐他们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他们不曾料到希姆莱的命令背后，有着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理念，那就是所有犹太人都必须死，没有任何例外。

7月25日，星期六，普热梅希尔的犹太人听到消息，党卫队将在下周一展开驱逐，届时德国人发给他们的通行证很可能不起作用。其中一个犹太人塞缪尔·伊吉尔设法在周日一大早找到巴特尔中尉，告知将要发生的行动。[37]巴特尔致电当地盖世太保负责人，结果被对方挂了电话。愤怒的巴特尔在向他的上级利特克中校请示后，派出一支部队封锁了桑河（San）上的吊桥。由于桑河贯穿整个镇子，此举等于切断了进入隔离区的通道。结果，当地盖世太保负责人和克拉科夫的纳粹当局做出让步，同意为2500名普热梅希尔犹太人发放许可证，让他们暂时不被驱逐。为救出那些直接为他工作的犹太人，巴特尔中尉还派卡车开进隔离区，接走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安置在小镇德军司令部的地下室里。总共约有240名犹太人以这种方式离开了隔离区。

7月27日，党卫队针对普热梅希尔犹太人的“重新安置”行动按原计划展开，绝大部分人被送到了贝尔赛克。然而，数千人因阿尔贝特·巴特尔的介入没有立即被驱逐。几周后，巴特尔从普热梅希尔的岗位上调离，党卫队对他的行为展开了秘密调查。结果报告到了希姆莱手上，他批示要在战争结束后对巴特尔的行为追究责任。巴特尔因健康原因被军队开除，在家乡布雷斯劳（Breslau）他加入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最终被红军俘虏。从苏联战俘营获释后，他回到家乡，因曾是一名纳粹党员，被拒绝继续从事律师职业。

我们很难分清巴特尔拯救普热梅希尔犹太人的行为背后有哪些动机。显然，他的党卫队上级之所以支持他，主要是想避免失去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带来的损失，但推动巴特尔的似乎是他认为驱逐行动根本就是一个错误。因此，1981年，巴特尔的人道主义行为获得承认，他被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授予“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称号，尽管此时他已离世多年。

还有一些德国军官和巴特尔一样，在1942年夏秋对驱逐犹太人的行动提出了反对，但他们在驻守波兰的国防军中只占极小一部分，也没能改变大批犹太人被送进灭绝营的结局。尽管如此，确实有少数犹太人获救，而且很重要的是，这表明，并不是所有德国人在接到命令时都简单地接受新的现实。

然而，大多数人在1942年的大屠杀中接受了分配给他们的角色，奥斯卡·格伦宁无疑便是其中之一。按照他的说法，在奥斯维辛待了几个月之后，他的工作变成了“例行公事”。他负责整理从新来的犯人身上搜来的各种钱币，点清数目后再把它们寄到柏林。他依然参与筛选，但不负责区分生死——这些决定由党卫队医生来做，他的任务是确保拿走犹太人的所有行李，并存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直到可以整理行李中的物品。这些工作是在营地里一个被称为“加拿大”的地方完成的，因为这个国家被大家视为梦想中的目的地，一片无比富足的土地。

就这样，格伦宁在奥斯维辛为自己创造出一种他认为可以忍受的生活。残忍的暴行离坐办公室里的他很遥远，走在营地里，他可以有意避开任何让他不快的景象。通常情况下，他与屠杀过程没有直接关系，也不需要进入比克瑙最深的角落，也就是实施屠杀的地点。唯一能够提醒他那些不同国家的受害者正在到来的，就是出现在他桌上的各种货币——有时是法郎，有时是捷克克朗，过几天又变成了波兰兹罗提（此外永远都会有美元），还有就是犯人带来的各种酒——希腊的乌佐、法国的白兰地和意大利的森布卡茴香酒。“当我拿到很多乌佐酒时，”奥斯卡·格伦宁说，“我知道它们肯定来自希腊。除了这种方法，我们无法判断人们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我们不会对犹太人产生特别的同情，除非你特别想要某种类型的伏特加或其他烈酒——苏联人有一种伏特加很受欢迎……我们喝很多伏特加。也不是每天都喝醉，但喝酒是家常便饭。我们醉醺醺地上床，要是有人懒得关灯，就开枪把灯打灭。也没人说什么。”

虽然格伦宁没有用“享受”来形容他在奥斯维辛的那段日子，但不难看出，这个词完全适用于他所描绘的生活。“奥斯维辛主营地就像个小镇。这里有八卦新闻，甚至有个菜站。有食堂、电影院，还有一个定期举办演出的剧院。这里有体育俱乐部，我还是俱乐部的会员。另有舞蹈等各种娱乐活动。”对奥斯卡·格伦宁来说，奥斯维辛生活的另外一个“积极面”就是他的同事：“我不得不说，在那里工作的很多人一点都不笨，他们都非常聪明。”当他在1944年离开集中营时，他还抱有一丝遗憾：“我离开的是一群我已经熟识的朋友，一群我喜爱的朋友，对我来说这是件很困难的事。除了一些蠢货只顾着满足自己——确实有这样的人，我在奥斯维辛那个特殊的环境下结交了不少朋友，每当想起他们我都特别开心，到今天我还是这样觉得。”

然而，1942年年底的一个晚上，格伦宁在奥斯维辛波澜不惊的生活被一次偶然事件搅动，他瞥见了如噩梦般真实的屠杀过程。在比克瑙周边的党卫队宿舍中熟睡的他，和同事一起突然被警报声惊醒。他们被告知，几个犹太人在被送往毒气室的路上逃跑，钻进了附近的树林。“我们被要求带上手枪，到林里搜查，”格伦宁说，“但我们一个也没发现。”随后，他和他的同事散开回到集中营的处决区域。“我们以星星队形朝农舍走去。农舍外面有灯照着，门前有七八具尸体，大概是想逃跑结果被抓回来毙掉的人。大门外几个党卫队士兵对我们说：‘完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格伦宁和他的同事决定先不“回去”，而是躲在阴影处逗留一阵。他们看着一个党卫队士兵戴上面罩，把齐克隆B从农舍侧面墙壁上的洞口倒进去。农舍里之前传出的嗡嗡声此时变成长达一分钟的“尖声喊叫”，随后一切都安静下来。“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军官，走过去站在门前，门上有一个窥视孔，他朝里面看了看，检查是否一切正常，里面的人是不是都死了。”屠杀的整个过程在格伦宁眼前展露无疑，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就好像你看见两辆货车在高速公路上相撞。你问自己：‘必须这样吗？有这个必要吗？’当然，之前提到过的那种想法会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会说：‘是的，这是一场战争，他们是我们的敌人。’”

随后，格伦宁还目睹了焚尸的过程。“有个同事说：‘跟我来，我带你看看。’我实在太震惊了，只能远远站着，离火堆大概70米远的地方。火焰熊熊燃烧。那边的卡波后来向我描述了焚烧的细节。真是太恶心了，简直令人毛骨悚然。他还拿那些被烧的尸体取乐，因为尸体着火后，显然肺里面或其他地方产生了气体，一个个仿佛都跳了起来，男性生殖器会突然勃起，这让他觉得特别好笑。”见过毒气装置和尸体焚烧坑后，奥斯卡·格伦宁在奥斯维辛创造的舒适生活瞬间蒙上了阴影，他再次找到他的上级倾诉。那个党卫队少尉“是个奥地利人，总的来说是个坦率的家伙”。“他听我说完，然后说：‘亲爱的格伦宁，你反对它有什么好处？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的义务就是接受它——甚至不带任何思考。’”格伦宁反复琢磨上级的话，之后又回到工作岗位上。他曾宣誓效忠，也认为犹太人是德国的敌人，并且他知道，在集中营里可以通过自己的调适，避免再看见最恐怖的景象。他留了下来。

作为党卫队系统里的普通士兵，奥斯卡·格伦宁与他的同事舒适地生活在营房里，而军官们的生活还要惬意。很多人能和家人待在一起，他们住在奥斯维辛小镇中心被征用的房子里，或住在索拉河畔紧邻主营地的地方。如果当初加入的是作战部队，他们的生活水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远远赶不上现在奥斯维辛所拥有的一切。这些军官过着征服者的生活，而作为征服者，他们需要佣人帮他们做饭、打扫、照顾孩子，但问题来了：在纳粹的种族理论中，犹太人和波兰人相较于德国人过于低劣，远非仆人的理想人选，没有资格介入他们舒适的私人生活；而且他们可能会利用在集中营铁丝网之外（虽然还在有守卫值守的奥斯维辛利益区内）工作的便利试图逃跑，或者更可怕地，攻击他们所服侍的德国家庭。

一向别出心裁的纳粹分子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打算雇佣一群特殊的犯人，这些人大都是德国人，并且可以确定他们绝对不会伤害他们的主人或尝试逃跑。耶和华见证人在德国以“圣经信徒”（Bible Students）闻名，1933年这个组织宣布，总的来说他们不反对纳粹的国家政策，且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同样反犹太人、反共产主义者（尽管不像纳粹这样赤裸裸）。直到作为和平主义者的这些人拒绝服役，问题才严重起来，他们都被关进了集中营。

奥斯维辛关押了几百名德国耶和华见证人，埃尔泽·阿布特[38]便是其中之一。她于1914年出生于但泽一个信奉路德教的家庭，后来经朋友介绍有了新的信仰。她与另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结了婚，1939年产下一女，此后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期间，她的丈夫拒绝用自己的工程师专长为纳粹提供帮助，于是他们的麻烦来了。她的丈夫锒铛入狱，她因还在哺乳暂时躲过牢狱之灾。然而，等女儿两岁半，盖世太保找上了门。那一幕令人心碎，她的小女儿一边大喊着“让我妈妈留下！让我妈妈留下！”一边抓着盖世太保军官的裤脚，但埃尔泽·阿布特还是被带走了，她的孩子留给朋友照顾。

刚抵达奥斯维辛，排在她身前的一队犹太女人引起了埃尔泽·阿布特的注意。“就我们所看到的，她们得到的待遇还不如动物。这些士兵对我们很同情，但对待犹太人却一点也不人道，这让我很吃惊。”来奥斯维辛之前，埃尔泽·阿布特几乎从未接触过犹太人。“我从来不去犹太人的商店，”她说，“当我听说母亲去他们那里买东西我还很不高兴，因为他们的东西总是很贵。我从来不光顾犹太人的商店，因为他们总是抬高（定价）再打折，那些蠢货就以为自己只付了一半的钱。这是真的，我在但泽看到过，他们确实用某种方法改变价格。这是我个人观点。但我没有和犹太人过不去。在集中营，有一次我病了，一个犹太女人走过来想帮我洗外套。她想做好事。”

在奥斯维辛，埃尔泽·阿布特被告知，只要她放弃自己的信仰，马上就可以获得释放。也就是说，耶和华见证人是集中营里唯一一群只需签署声明便可以获得自由的犯人。但大部分人都拒绝。包括埃尔泽·阿布特在内，对他们来说奥斯维辛是一个考验：“我在《圣经》里读到过亚伯拉罕的故事。他被要求牺牲自己的儿子，《圣经》里说他愿意这样做。然后我们的创始人耶和华见他愿意，就阻止了他。他只不过是想考验他的信仰。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就这样，这群来自德国的耶和华见证人成了奥斯维辛党卫队军官的完美仆从，远远胜过第二备选波兰人。只有他们忙不过来时，纳粹军官才会用到波兰人。埃尔泽·阿布特在一位党卫队高官家中工作，服侍他和他的妻女。她负责打扫房间、为他们做饭，还要照顾他们的小女儿。她的态度是：“ （把她关在奥斯维辛）不是孩子的错，也不是他妻子的错。”她尽职尽责、充满热情，在小女孩生病期间全心全意地看护她，因此获得了孩子父母的感激。

于是，耶和华见证人会成为鲁道夫·霍斯最偏爱的犯人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从不惹麻烦，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霍斯最早接触到大量耶和华见证人，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当时他们拒绝参军。霍斯曾记录了信仰赋予他们的巨大力量，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霍斯说，当这些人因为拒绝服从集中营的规矩而遭到鞭打时，他们不但没有求饶，反而要求更多的鞭打，好让他们能够为他们的信仰承受更多的苦难。霍斯还目睹了特别行动队枪毙两个见证人的过程，他惊讶地发现，在生命走向终点时，他们竟然双手高举伸向天空，脸上带着幸福的表情。这让霍斯联想到早期基督教殉道者的就义情景。

耶和华见证人的行为不仅对霍斯产生巨大冲击，也深深影响了他的上级。“在好几个场合，”霍斯写道，“希姆莱和艾克都把耶和华见证人狂热的信仰用作例子。党卫队的民族社会主义理想以及对阿道夫·希特勒的信仰，必须像见证人对耶和华的信仰那样强烈和坚定。只有当所有党卫队成员都有如此热烈和坚定的信仰，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39]

在奥斯维辛，霍斯和他的妻子在家里雇佣了两名耶和华见证人，并且深深感动于自己的孩子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无微不至的照料。霍斯说许多见证人都是“特别美好的人”。[40]重要的是，霍斯还写道，他相信见证人也认为灭绝犹太人是“正确的”，因为导致耶稣被害的正是犹太人的祖先。这种观点遭到了埃尔泽·阿布特的否认。她认为党卫队屠杀犹太人的做法是错误的，是在为“魔鬼”服务。然而，她认为她应该通过自己的“态度”证明她的信仰。这就造成了一种荒谬的局面：一方面，她忠心耿耿、几乎满腔热情地在奥斯维辛照顾党卫队军官的女儿；但另一方面，纳粹却禁止她接触自己的女儿。为了说服自己接受现状，她告诉自己应该“向所有人行善”，包括党卫队成员在内。她承认，就算被安排在希特勒的家中做事，她一样会尽职地工作。而让她的心情更加纠结和复杂的是，只要她愿意，她随时可以走出集中营，回到自己的女儿身边——只要签署一份声明，放弃她的信仰就可以实现。但埃尔泽·阿布特始终没有签字：“那意味着妥协。我从未这么做。”

这个离奇的故事还有更曲折的情节：等埃尔泽·阿布特战后回到家中，她发现一直照顾自己女儿的，竟是一个放弃了信仰换得自由的耶和华见证人，这样的人屈指可数。“我们去拜访他和他的妻子，因为是他们抚养了我们的女儿。他哭得像个孩子，因为自己是个懦夫。”对于他对自己女儿的照料，埃尔泽·阿布特并没有特别感激：“我没有特别担心（我女儿）。总会有人帮忙的。我们不会依赖某一个人。我们的创始人会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为我们送来需要的东西。他永远在我们之中。”她的女儿后来也成了一名耶和华见证人。埃尔泽·阿布特说：“她明白我的选择并且很高兴我做到了忠诚——不是对某个人，而是对我们的创始人耶和华，因为他一直在照看我们，这是我在奥斯维辛发现的。他有能力改变所有人。那些憎恨我们的人开始思考，事实上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埃尔泽·阿布特信念坚定，但对于不具备她这种信仰的人来说，很难看出耶和华见证人的创始人是如何“照看”他的信徒的，比如霍斯所描述的那些在萨克森豪森被枪杀的人；他似乎也没有“照看”在奥斯维辛被残忍地夺去生命的波兰人、苏联战俘、病人、犹太人和不计其数的其他人。但埃尔泽·阿布特的事例中有一点引人深思，那就是，这种暴行在她那里可以毫无困难地得到解释，她会认为那是上帝的旨意，我们虽然无法完全领会，但必须无条件地保持忠诚。如果上帝允许这类事情发生，那一定有其原因，只不过我们尚不能想清楚原因是什么。

我们必须谨慎，当这种态度与纳粹的狂热信仰被直接和不假思索地拿来比较——如希姆莱的做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耶和华见证人认为对待他人应抱有同情心和善意，这与纳粹当然大相径庭。但是，如果把埃尔泽·阿布特证词中的“耶和华”一词替换为“希特勒”，就会发现，她的态度与霍斯这样的党卫队成员所持有的意识形态确实惊人地相似。

1942年走向尾声，党卫队军官已在奥斯维辛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他们有自己的仆人，有一份工作，大都成功地找到了让自己远离屠杀现场的方法。大规模屠杀变成了一种按部就班的工业操作，它不仅发生在奥斯维辛，这个时期的特雷布林卡也发生了变化。1942年9月，弗朗茨·施坦格尔接替不称职的埃贝尔成为新任指挥官，立即开始整改灭绝营。犯人的运送被叫停，遍地的尸体被运走，整个灭绝营被清理干净。施坦格尔和维尔特很快都发现了埃贝尔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毒气室的容量不足以顺利完成屠杀任务。于是，新的毒气室马上投入建设。这个砖砌的新建筑比原来的毒气室大得多，中央通道与八间独立的小毒气室相连通，且每个毒气室都可以从外部直接进入，这意味着清理里面的尸体要比原来容易得多。新毒气室可以同时容纳超过3000人，比原来的大了六倍不止。它于10月完工待用。与此同时，施坦格尔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消除新来的犹太人可能产生的怀疑。他命人重新粉刷了犹太人下车站台旁边的小屋，让这里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火车站，还竖起了候车室标示牌。他们种上一盆盆鲜花，把整个接待区域布置得尽量整洁有序。

没有人确切知道特雷布林卡这样的灭绝营在1942年到底屠杀了多少人。纳粹销毁了所有能够揭示真相的文件，不同人对这个数字的估计值相差很多。但就在几年前，有学者在伦敦的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一份德国人发的电报，它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确切的答案。[41]这份电报由英国人截获并破译，里面写有截至1942年12月31日“莱因哈德行动”（Operation Reinhard，1942年6月，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遇刺[42]，纳粹把在波兰展开的屠杀行动命名为“莱因哈德行动”，以向他表示“敬意”）中几个灭绝营的屠杀人数。

德国人的电报显示，特雷布林卡、贝尔赛克、索比堡和马伊达内克（Majdanek，卢布林地区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灭绝营）到目前为止共屠杀了1 274 166人，这个数字又被进一步细化为：马伊达内克24 733人，索比堡101 370人，贝尔赛克434 508人。在这则被截获的电报中，特雷布林卡的死亡人数被写成了71 355，但这显然是一个笔误，因为要凑足1 274 166这个总数，特雷布林卡的屠杀人数应该是713 555。于是，特雷布林卡成为1942年纳粹统治下最大的屠杀中心，奥斯维辛远远落后。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

[1] 引自Ulrich Herbert，“德国在巴黎的军事命令及对法国犹太人的驱逐”（The German Military Command in Paris and the Deportation of the French Jews），见《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灭绝政策》（National Socialist Extermination Policies, Berghahn Books 2000），第139页。可通过阅读此篇文章中的开拓性研究，了解对这一问题的全面讨论和分析。

[2] Wolodymyr Kosyk，《第三帝国与乌克兰》（The Third Reich and Ukraine, Peter Lang 1993），第621页。

[3] Timothy Patrick Mulligan，《政治幻想与帝国》（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and Empire, Preager 1988），第139页。

[4] 引自Herbert，“德国在巴黎的军事命令”，第140页。

[5] 引自Herbert，“德国在巴黎的军事命令”，第142页。

[6] 数字引自Susan Zuccotti，《大屠杀，法国人与犹太人》（The Holocaust, the French and the Jews, Basic Books 1993），第89页。

[7] 引自Herbert，“德国在巴黎的军事命令”，第152页，司法部长Balz对会议的回忆。

[8] 引自Serge Klarsfeld，《大屠杀中的法国儿童》（French Children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第34页。

[9] 引自Zuccotti，《大屠杀》，第99页。

[10] 引自Zuccotti，《大屠杀》，第99页。

[11] Klarsfeld，《法国儿童》，第35页。

[12] BBC访谈。

[13] BBC访谈。

[14] 引自Klarsfeld，《法国儿童》，第45页。

[15] 引自Klarsfeld，《法国儿童》，第45页。

[16] 引自Klarsfeld，《法国儿童》，第45页。

[17] BBC访谈。

[18] BBC访谈。

[19] BBC访谈。

[20] Aleksander Lasik，“党卫队的历史学-社会学侧写”（Historical-sociological Profile of the SS），见Yisreal Gutman和Michael Berenbaum编著， 《奥斯维辛灭绝营剖析》（The Anatomy of the Auschwitz Death Camp,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第278页。

[21] 这些数字引自Lasik，“党卫队的历史学—社会学侧写”。

[22] 引自Frederick Cohen，《1940—1945年德国占领时期海峡群岛的犹太人》（The Jews in the Channel Islands dur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5, Jersey Heritage Trust 2000），第26页。

[23] 引自Cohen，《海峡群岛的犹太人》，第34页。

[24] BBC访谈。

[25] 引自Cohen，《海峡群岛的犹太人》，第52页。

[26] 完整名单见Cohen，《海峡群岛的犹太人》，第52页。

[27] Cohen，《海峡群岛的犹太人》。

[28] Cohen，《海峡群岛的犹太人》。第92页。

[29] BBC访谈。

[30] BBC访谈。

[31] “Muselmann”是“Muslim”的德语拼法，指那些因饥饿而虚弱不堪、将不久于世的犯人。有人认为之所以有这种称呼，是因为这些犯人弓着身体的样子很像穆斯林在做祷告。

[32] 欲了解围绕雅斯特尔的去世展开的争论，参见Henryk Swiebocki，“逃离集中营”（Escapes from the Camp），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四卷，第199页，脚注532。

[33] 引自Yitzhak Arad，《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莱因哈德行动中的灭绝营》（Belzec, Sobibor, Treblinka – the Operation Reinhard Death Camp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第87页。

[34] 引自Arad，《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第84页。

[35] BBC访谈。

[36] 数字引自Arad，《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第87页。

[37] 后文的日期基于Samuel Igiel的报告，见《我记得每一天……普热梅希尔犹太人的命运》（I Remember Every Day ... The Fates of the Jews of Przemysl, Remembrance and Reconciliation Inc., Ann Arbor 2002)，第237—240页。

[38] BBC访谈。

[39] 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指挥官》，第91页。

[40] 霍斯，《指挥官》，第136页。

[41] 英国国家档案馆，档案编号HW 16/10。

[42] 编按：原书有误，海德里希是5月27日遇刺，6月4日去世。

第四章

腐败

对于奥斯维辛、对于纳粹的“最终解决”，1943年都是转折性的一年。1941年，大部分杀戮是由特别行动队在苏联占领区进行的；1942年，莱因哈德行动下的灭绝营在大规模屠杀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到了1943年，也就是奥斯维辛投入使用三年之后，终于轮到奥斯维辛成为主角。与这段历史上大部分事件一样，这个转变背后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

1943年初，希姆莱到访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亲自视察他手下的杀人工作。截至当时，莱因哈德行动灭绝营已经屠杀了165万人（占这些灭绝营死亡总人数170万的97%）。[1]由于杀戮如此“成功”，2月16日，希姆莱下令清空华沙的犹太人隔离区，他认为那里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4月，一件在纳粹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华沙隔离区的犹太人发起了反抗。纳粹首次面临来自犹太人有组织成规模的武装抵抗，而冲突就发生在一个毫无遮蔽和防护的地方：波兰首都的中心地带。[2]

华沙隔离区是纳粹所建最大的犹太人隔离区。1942年夏天在这里进行的最早几次驱逐行动没有遇到任何意外。大约有30万犹太人被送往特雷布林卡，隔离区只剩下约6万人。在明白纳粹是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犹太人战斗组织”（Żydowska Organizacja Bojowa）。这个组织于1942年7月在隔离区内成立，它与“犹太人军事联盟”（Żydowski Związek Wojskowy）共同决定对接下来的驱逐行动做出反抗。

1943年1月，纳粹清空隔离区的行动遭到一定程度的抵抗，但还是有几千名犹太人被带走。犹太领导层以为是他们的反抗阻止了隔离区被彻底清空，但我们现在知道，纳粹在这个阶段的行动目标只是每次带走一定数量的犹太人，且这个数字始终没有超过8000。不管怎么说，反抗行动让犹太人确信，他们有能力阻止德国人。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要对德国人彻底摧毁隔离区的行为抗击到底，他们知道离德国人采取行动的那一天已经不会太远。

亚伦·卡尔米[3]当时21岁，是华沙隔离区里打算进行反抗的犹太人之一。前一年，他已经有过一次奇迹般与死神擦肩的经历，当时他和他的父亲都在一辆开往特雷布林卡的列车上，但他成功跳下了火车。“我父亲说：‘快走！如果我能救你，我就是救了全宇宙。’然后他又说：‘如果你们谁能活下来，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然后我们互相道别，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道别——一种不一样的道别，一种以前从没有过的道别。”

卡尔米和其他反抗战士找出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武器，收集在一起，构筑一个临时的防御阵地。隔离区里的其他人挖出几个地下掩体用作藏身之处。尽管准备工作如此充分，但没有人幻想能够打败德国人。“我们从没想过取得胜利，”卡尔米说，“只想争取不在他们规定的时间登上列车。如果我们能成功拖延一天，第二天我们会努力再拖一天。”

卡尔米和另外五六个同伴在一栋房子的三层就位，从那里可以眺望到隔离区的围墙。他手里紧紧握着一把德国P38手枪，等待着纳粹的到来。有传言说德国人已经承诺要在4月20日之前清空隔离区，因为那天是希特勒的生日，他们要为元首献上一份生日礼物。而正是在希特勒生日当天，卡尔米的团队首次展开行动：“我们听到300名德国士兵朝我们靠近的声音，他们的样子就像正朝前线行进，比如要去斯大林格勒或别的什么地方。他们恰好在我们的正前方。”

就在那一刻，卡尔米的领队朝德国人连续扔出两枚手榴弹，这是示意卡尔米和其他队员开火的信号：“我马上用我的手枪朝经过的人群（德国人）射击。德国人大喊：‘救命！’接着就躲到一面墙的后面。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德国人逃跑。我们习惯了做那个从德国人身边逃跑的人。他们没想过犹太人会这样反抗。有人流血了，我没法转移我的视线。我说：‘德国人的血。’我记起父亲对我说的话：‘如果你们谁能活下来，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那个部队的（德国）指挥官开始朝他的士兵大吼：‘怎么，你们都躲起来了？离开那面墙！’他们走出来，看清子弹是从哪里打来的，于是他们开始反击。他们的装备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有手榴弹和几把手枪。他们一开火，所有的窗户都被震碎了，到处都是烟和碎玻璃。”

由党卫队少将于尔根·施特罗普统帅的德国士兵很快意识到，他们遇到的抵抗比一开始所想象的要顽强。成千上万名犹太人化整为零，绝大部分藏在地下。隔离区的街道空空荡荡，几乎抓不到人。德国人决定采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把犹太人熏出来。他们一条街挨着一条街、一个街区挨着一个街区地放火。面对强大的敌人和四周熊熊燃烧的建筑，亚伦·卡尔米和他的同伴只好撤到下水道，从地下越过了隔离区的铁丝网到达华沙的郊区。在这里，他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有保障：“两年后，80个逃进树林里的人只剩下11个。”

施特罗普提交的报告是现今研究这次隔离区起义最主要的文献。根据他的记载，56 065名犹太人最终被捕，大约7000名犹太人在起义中被击毙，而牺牲的德国士兵不到20人。这些数字显然是在弱化德国人的损失，同时夸大犹太人的死亡人数。

尽管施特罗普努力掩盖华沙隔离区爆发的事件，但他没能瞒过希姆莱。这次抗争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它是犹太人首次发动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运动。希姆莱一定更加确信，隔离区有脱离控制的风险。在他看来，犹太人隔离区的存在是为了解决一个已成为历史的问题，“最终解决”未来的“执行”应该依靠别处，具体来说，在奥斯维辛。

1943年3月，就在华沙隔离区起义爆发前几周，奥斯维辛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比克瑙的首座焚尸场投入使用。它的建造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且计划几经改变。最初的构想是在1941年10月提出的，当时是打算用它取代主营地的旧焚尸场，但随后建造地点改到了比克瑙。1942年是策划阶段的重要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党卫队建筑师瓦尔特·德亚科改变了焚尸场的功能：地下室的两个房间原本都要被用作停尸房，但现在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犯人们将在其中一个大房间里脱去衣服，另一间与第一间呈直角排列，将被设计为一个毒气室。装有齐克隆B的小罐子将从毒气室房顶的开口投入屋内。一层是一个大焚化场，共有五个巨大的炉子，每个炉子有三个炉门。尸体将通过小电梯从地下室的毒气室运至焚化场中。

没人知道党卫队领导层要求改造焚尸场的具体日期，但我们可以通过奥斯维辛建筑办公室下达的一系列指令来追踪其变化。例如，毒气室的门被要求加上一个“窥视孔”，并改成向外拉开，而不是原来设计的向内推开（这个改动是非常必要的，纳粹已经发现毒气发挥作用后门会被尸体堵死）。其他变化还包括舍弃运尸体的滑梯，增建更多通向地下室的楼梯，这显然是考虑到现在人们会自己走到楼下的毒气室，而不是被运进原计划中的停尸间。

最初纳粹只打算建造一座焚尸场，但既然焚尸场的功能发生转变，现在他们也决定增建类似的设施。截至1943年初夏，共有四座焚尸场/毒气室合一的建筑在奥斯维辛-比克瑙建成。其中两个（2号和3号焚尸场）依据修改后的方案建造，也就是把地下室用作毒气室。在比克瑙，新来的受害者下车的地方被称为“坡道”（直到1944年春末才完全建好），这两个焚尸场距坡道不到100米。另外两个（4号和5号焚尸场）建在比克瑙的偏僻角落，与“小红房”和“小白房”中的临时毒气室相邻。这两个焚尸场的毒气室不在地下，而是与焚化炉一起都在一层。对纳粹规划者来说，这个设计是一个明显的“改进”，它意味着尸体不需要再从地下室被运到地面。4号和5号焚尸场各有一个巨大的焚化炉，每个炉子分别有八个炉门。这四个焚尸场加起来每天可以杀死约4700人，同时可以完成对尸体的处理。也就是说，如果新的屠杀设施全部启用，那么每月奥斯维辛可以杀害15万人。

奥斯维辛的焚尸场——这些砖砌的坚固建筑恰恰是纳粹“最终解决”恐怖之处的有形体现。屠杀无需再在改造的农舍中进行，而是在类似工厂的地方、按照工业生产的方式操作。历史上，对妇女和儿童的血腥屠戮屡见不鲜，但这次完全不同：在纳粹费尽心思建造的屠杀工厂里，人类的牺牲将不见血光。在比克瑙的焚尸场，那一排排整齐的红砖房里，纳粹分子将沉着、镇静、有条不紊地夺取性命。

不过，有一个与奥斯维辛-比克瑙有关的错误认识，虽可以理解但有必要澄清。这里的焚尸场直到1943年春天才投入使用，它们并不是纳粹在“最终解决”执行过程中首座固定屠杀设施。在前一年，莱因哈德行动中的灭绝营已经使用过毒气室，虽然要简陋得多。1942年12月，特雷布林卡的旧毒气室已经被一个更坚固、更宽敞的毒气室取代。此外，奥斯维辛焚尸场投入使用时，屠杀的高峰早已过去。1942年，约有270万犹太人被害（约20万死在奥斯维辛，165万死在莱因哈德行动的灭绝营，85万死在东线特别行动队的枪口下），而1943年被害犹太人数量最多50万，其中约半数死在奥斯维辛。

尽管如此，奥斯维辛在纳粹统治内还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多年来，纳粹分子中一直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犹太人应该为帝国工作，另一派认为犹太人都应该被杀死。在1942年1月的万湖会议上，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提出让犹太人从事繁重的劳动直至累死，由此把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态度结合在一起。但在实际情况中，这两种政策常常无法调和，尤其是在希姆莱下令杀死总督辖区所有犹太人之后。正如巴特尔中尉在普热梅希尔所见到的，能够工作的犹太人仍被送往贝尔赛克处死。

到了1943年春天，希姆莱等人发现，在纳粹帝国内部，显然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把工作和屠杀这两个目标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个地方就是奥斯维辛。比克瑙的焚尸场/毒气室将作为一个大型半工业化集合体的中枢，拥有数量众多的子营地。经过筛选，犹太人首先会被送到附近的子营地强制劳动，经过数个月的虐待和压榨之后，当他们被认为不再适合工作时，就会被送到几英里之外的奥斯维辛-比克瑙灭绝。

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奥斯维辛都完美地符合希姆莱的设想。希姆莱希望系统内部能够有一些灵活度，可以根据对劳动力的需求随时改变“适合工作”的定义。而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或许是，在华沙事件发生之后，他意识到党卫队可以较有把握地确保奥斯维辛内部的秩序，这在隔离区是无法实现的。

最终共建成了28座奥斯维辛子营地，它们分布在上西里西亚地区大大小小的工厂附近，从戈莱舒芙（Goleszów）的水泥厂到“和谐之屋”（Eintrachthütte）的军工厂，上西里西亚能源供应股份公司（Energieversorgung Oberschlesien AG）的发电厂，以及IG法本公司的丁钠橡胶工厂。[4]体量庞大的莫洛维茨（Monowitz）营区便是为了丁钠橡胶工厂的需要而建，约1万名奥斯维辛的囚犯（包括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他在战后写就了一系列解读纳粹体制残酷特性的著作）在此关押。截至1944年，在上西里西亚地区各工厂做苦役的犯人超过4万人。[5]据估计，奥斯维辛为了满足私利强迫犯人劳动的做法，最终为纳粹德国创造了约3000万马克的纯利润。[6]

这些子营地的生活条件与奥斯维辛主营地及比克瑙一样恶劣。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建在矿坑旁边的福尔斯滕格鲁伯（Fürstengrube）。本雅明·雅各布斯[7]于1943年初秋便被送到那里。通常情况下，这无异于被判了死刑，因为在奥斯维辛矿坑工作的犯人一般只能活几个星期，但雅各布斯掌握的一门特殊手艺救了他。作为牙医，他的经历充分说明纳粹如何竭尽全力地剥削犹太人，无论是死是活。

雅各布斯先是给犯人看牙，后来又为营地里的纳粹军官服务：“我负责给集中营里的党卫队士兵、高级官员还有医生等人看牙。他们都会给我一些好处。当他们来到我这儿，想找个牙医的时候，都很友善。他们一般会给我带一些面包或伏特加，但不会亲手交给我，只会‘不小心’落在椅子上。通过这种方式我能得到更好的食物……我想我在别人眼里是受到特别待遇的人。我觉得很自豪。你会觉得你的地位更高，待遇也更好。” 本雅明·雅各布斯“唯一一次后悔”在工作营里当牙医，是他被派去从死人嘴里撬金牙的时候。他不得不走进堆满犯人尸体的房间，他们不是上工时被击毙就是累死在矿井里。雅各布斯发现“这些尸体看起来扭曲变形”，而他“做的事是他从未曾想过自己会干的”。他不得不跪在尸体旁边，“用工具使劲撬开犯人的嘴”，把上下颌分开，在此过程中尸体的嘴巴会发出“咔咔的声音”。等到犯人的嘴被撑开固定后，雅各布斯再把金牙取下来：“这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我那个时候很麻木。我想活下去。虽然这种生活不怎么合意，但你还是想努力活着。”

从死人嘴里取出的金牙会被熔掉，以便再加工成珠宝首饰，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纳粹建造整个奥斯维辛集合体背后的理念，那就是犯人拥有的任何物品都不应浪费，无论是多么私密的东西。在奥斯维辛主营地和比克瑙被称为“加拿大”的区域，这种态度更为直观。1943年，19岁的琳达·布雷德[8]开始在“加拿大”工作。一年前她来到这里，属于斯洛伐克最早一批驱往奥斯维辛的犹太女人。一开始她被分到室外劳役，条件极为艰苦，后来被选去整理和分拣没收来的物品。“事实上，在‘加拿大’的工作救了我的命，因为我们能弄到吃的，还有水，可以在那里洗澡。”比起本雅明·雅各布斯，琳达·布雷德被迫要做的或许没那么可怕，但本质是一样的，即确保纳粹从他们的受害者身上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死人的遗物都存放在奥斯维辛。除了叠衣服，我们还要搜查贵重物品，无论是内衣裤还是别的什么，每一件都不放过。我们经常会找到很多钻石、金子、硬币、美元，还有欧洲各国的货币。发现的东西都必须放到营房中间一个顶上只开一条缝的大木箱里……其他人都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财宝和衣服，只有我们——600个在那里工作的女孩。”

奥斯维辛当局有明确规定（事实上这也是党卫队在整个纳粹体制下所贯彻的做法）：囚犯拥有的所有贵重物品都属于帝国财产。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加拿大”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无论是对在那里工作的犯人还是党卫队看守。因此，从“加拿大”顺手牵羊的事时有发生。“我们经常偷拿衣服，”琳达·布雷德说，“还偷鞋子、内裤、内衣。我们上缴的衣服都是自己不需要的。”由于还能找到藏在行李中的食物，布雷德等在“加拿大”工作的人几乎比奥斯维辛其他所有犹太囚犯都吃得更好。“是的，我们会吃。对我们来说那是救命的食物。就连动物在饿了的时候都会吃掉同类……我们想活着。我们想活下去。我们应该把吃的扔了吗？我们没有杀人，只不过是吃他们的食物。那时他们早都死了……有吃的，有水，有足够的睡眠，这就是我们在乎的事。在‘加拿大’，这些要求都能满足。”

而党卫队成员从“加拿大”获得的私利要大得多，这其实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德国人的钱越攒越多，”布雷德说，“但留给我们的只有死亡……（党卫队）所有人都在偷。他们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没有哪个地方像这里一样什么都有。”鲁道夫·霍斯曾经承认，“犹太人随身的财物给集中营造成了无法回避的难题”，因为他手下的党卫队成员“有时不够坚定，不能抵挡那些触手可及的贵重物品带给他们的诱惑”。[9]奥斯卡·格伦宁证实了他指挥官的观点：“确实有（偷盗的）机会。因为如果一大堆东西都堆在一起，那你很容易就能偷走一些，给自己捞到便宜，而在奥斯维辛这种情况很常见。”由于他在经济部门工作，因此他知道，从犯人下车把行李存放在坡道处开始，经“加拿大”完成分拣，再到装满贵重物品的木箱被运到他的办公室，整个过程有“不少人经手”这些贵重物品。“可以肯定很多东西去了它们不该去的地方。”

出人意料的是，奥斯维辛当局对党卫队的监管“相当宽松”，这点格伦宁有证实。他承认营地里党卫队偷盗成风，他自己也经常参与这种腐败行为，偷拿他经手的现金，以便从奥斯维辛日渐繁盛的黑市上囤货。例如，他厌烦了每次从营地的军械库领左轮手枪，下班以后再还回去，因此他找到“有关系的人”，对他说：“兄弟，我需要一把配有子弹的枪。”大家都知道格伦宁是“美元之王”，因为他的工作就是清点和整理掠夺来的钱，于是他们协定以30美元成交。对格伦宁来说，从他每天经手的货币中偷取这个数量易如反掌。他交出钱，拿到了手枪。

在奥斯维辛，每周都有数千起与格伦宁的所作所为类似的非法交易。大量的财富流入营地，相应的监管却少之又少，偷盗的机会俯拾即是，因此，很难想像有哪个党卫队成员没参与过此种勾当。从想要一台新收音机的普通士兵，到倒卖珠宝赃物的军官，集中营的腐败现象日益泛滥。

1943年10月，希姆莱在他著名的“波兹南演说”中提到了极其敏感的党卫队腐败问题，当时在场的听众包括50名党卫队高级官员。“我要坦率地跟你们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希姆莱说，“这件事在咱们之间说说无妨，但绝不可以在公开场合说起……我指的是对犹太人的驱逐，对犹太民族的灭绝。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当100具、500具、1000具尸体堆在一起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在努力完成这项任务，只在极个别的情况下败给人类的弱点……我们保持了体面，这让我们坚强。这是我们历史上光荣的一页，它过去从未发生，将来也永远不会被超越。我们夺走他们（犹太人）的财富，并且……我曾经下过一道严格的命令，由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波尔负责执行，那就是我们要把所有这些财富都上交给帝国，交给国家。我们自己什么也不要。我们有道德权力，也对我们的人民负有义务，来毁灭那些想要毁灭我们的人。我们是出于对人民的爱去完成这个极其艰巨的任务。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性格都没有因此受损。”

就这样，希姆莱用“为了帝国的利益”来证明屠杀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却将获取私利定义为一项罪行，在两者之间划下一道清楚的界线。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维护党卫队“坚定”、“清廉”的形象。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把两者区分开来。他在两年前曾亲眼目睹近距离射杀犹太人给行动队成员带来的心理伤害。他也注意到通过使用毒气室，具体的实施得到改进，可以避免给行刑者造成情感创伤。此刻，他有意区分道德高尚、意志坚定的帝国捍卫者和品行不端、谋求私利的机会主义者，来为他的下属提供思想上的慰藉。为了让他们不会感到内疚，甚或“原谅”那个参与“最终解决”的自己，希姆莱意识到，在向这些屠杀妇女儿童的党卫队成员描述他们的任务时，必须强调他们依然可以拥有荣誉和体面，而他的方法就是提醒这些人，他们没有从这些杀戮中获利。

当然，这完全是个谎言，不仅因为它明显与事实不符——奥斯维辛的党卫队成员普遍参与到腐败与偷盗当中——而且从本质上来说，它也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纳粹在“最终解决”中对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的“光荣屠杀”根本就是纯粹野蛮的暴行。奥斯维辛党卫队医生的所作所为便是最好的证明。从坡道的筛选到对选定犯人的加害，这些医学专家参与了屠杀的每一个环节。齐克隆B由一辆画有红十字标志的假救护车运到毒气室，这恰好象征了医生的作用。比起其他手染鲜血的纳粹分子，这些奥斯维辛医生作为全程参与的共犯所面临的困境更严峻，最好用一个问题来概括：如何在参与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同时，还能相信自己的行为符合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的精神，即所有医生都该救死扶伤？

要想了解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知道，这些纳粹医生并不是到了奥斯维辛后才突然得知，屠杀需要专业医务人员的介入。从1933年纳粹上台那一刻起，纳粹领导人就一直在宣扬特定“种族”、甚至是特定人群比其他人更“不配”生存。这种观念的首次实践，是20世纪30年代对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进行的强制绝育，当时约有30万德国人被迫接受了绝育手术。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莱因哈德行动里的灭绝营工作人员，有很多曾参与过纳粹在1939年秋进行的成年人安乐死项目。灭绝营的创建者，如维尔特和施坦格尔等，都是以协助杀害残疾人为起点开展他们日后的大屠杀事业。值得一提的是，在成年人安乐死项目中，负责筛选的是医生而不是警察，这种做法在奥斯维辛得到延续。在大屠杀之前，纳粹就已经把除掉所谓“没有生存价值的人”上升为医学从业者的首要职责，因此医生成为杀戮者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正是出于这种扭曲的逻辑，埃贝尔博士作为医学从业者能当上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指挥官，这在纳粹眼中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等埃贝尔到特雷布林卡就任的时候，“没有生存价值的人”显然已经从精神病患者和残疾人扩大到犹太人。为了证明屠犹的正当性，党卫队医生借用了纳粹早期政治宣传中的谎言，即犹太人会对整个国家产生腐化影响。“我是一名医生，”一位名叫弗里茨·克莱因的纳粹医生说，“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如果一个病人的阑尾坏死了，我会把它切除。犹太人就是人类坏死的阑尾。”[10]

因此，在纳粹最纯正的观点中，奥斯维辛和其他灭绝营所做的不过是维护健康，也就是协助除掉那些对国家发展造成负担或构成威胁的人。基于这种观点，奥斯维辛早期处决不适合工作的犯人时，有时会在10号楼、也就是医疗室进行，方法为注射苯酚。这与正常的医学伦理完全背道而驰，被送到医院的人不是接受治疗，而是被杀死。

对刚到达的犯人进行筛选的制度于1942年确立之后，纳粹医生开始在大规模屠杀进程里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奥斯维辛运转的关键就在于他们的生死筛选。筛选过程中医生的积极参与对纳粹至关重要，这有其现实和理论方面的原因。现实原因很容易理解：要一眼判断出某个人是否适合工作（每个决定只花上几秒），医生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理论方面不那么明显，意义却更重大：医生密切参与筛选过程可以给人一种感觉，即屠杀不是基于偏见随意进行的，而是有科学上的必要性；奥斯维辛不是一个随心所欲大开杀戒的刑场，而是通过慎重和冷静的行动，为国民健康做出贡献的地方。

然而，真正让奥斯维辛的医生恶名远扬的，是他们的医学实验。将犯人用作实验对象符合纳粹的一个理念：国家的敌人应该被用来为帝国提供“服务”，如果不能作为帝国的劳动力，那就把生命贡献给对“医学知识”的探索。对于那些想要投身科研、又不想被人道主义精神或同情心羁绊的医生来说，奥斯维辛是绝无仅有的实验室。克劳贝格博士和舒曼博士都在奥斯维辛对绝育展开过“医学研究”，后者在这之前就有过相关经验：他作为成年人安乐死项目的医生，曾在宗嫩斯坦工作过，那里在1941年7月就处决过奥斯维辛的犹太人。

西尔维娅·韦塞勒[11]是最早那批从斯洛伐克被送到奥斯维辛的女犯之一，她被迫为克劳贝格和舒曼工作，在主营地10号楼担任护士。很多实验便是在此进行。“我被告知，这栋楼里储有X光机——它们体积不小，都带着大大的圆管——的地方，是舒曼博士在此进行绝育实验；克劳贝格博士在另一处，他采用化学手段，把化学物质注射到妇女的子宫和卵巢里，让它们都粘在一起。这些实验的主要目的是确定成功绝育所需要的剂量。”

希姆莱对奥斯维辛这些绝育实验特别感兴趣。绝育是纳粹为应对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犹太问题”而想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早在毒气室出现之前就被提出。在万湖会议上，有人提议对混血的德国犹太人进行绝育而不是驱逐。虽然有克劳贝格博士这样的医学领军人物投身研究，但希姆莱至今仍没有得到他想要的那种便宜、高效的绝育技术。

这些实验令人痛苦不堪，西尔维娅·韦塞勒照料那些被当作实验对象的妇女，“尽量避免感情的触动，最好就是什么都不想。他们要研究X射线对人类小肠的影响。简直太可怕了。这些女人一直在吐，特别恐怖。”X射线除了被用来绝育之外，还被用来检查子宫注射化学物质后的变化：“女人们躺在X光机的平台上，摆出做妇科检查的姿势。她们张开双腿，医生就撑开宫口，往她们的子宫里注射东西。他从操作台那里可以看到注射得对不对。我的工作就是在每次检查和注射之后打开X射线，看那些女人是否绝育成功，她们的卵巢是不是粘在一起了……对他们来说，我们根本不是人。我们是畜生。你懂不懂？我们只不过是数字和做实验用的动物。”

在10号楼，西尔维娅·韦塞勒自己也没有逃过克劳贝格博士的魔爪。“我病了。他们就在我身上做实验……不幸的是，战后我结了婚，虽然接受过那些实验，但我还是怀上了孩子。我不得不做了一个极其痛苦的人流手术。医生对我说：‘一次就够了！你不可以再怀孕！’”

在10号楼以医学研究的名义虐待女犯的，不仅有进行绝育实验的舒曼和克劳贝格，还有对宫颈功能进行“研究”的奥斯维辛总医务官，维尔茨博士。此外，在主营地的28号楼那里，进行以男性犯人为对象的医学实验，其中之一是把各种有毒物质涂在犯人的皮肤上，以便模拟想逃兵役的人可能会用到的伎俩。

奥斯维辛的囚犯甚至像小白鼠一样，被“卖给”隶属于IG法本公司的拜耳（Bayer）来测试新药。拜耳公司在给奥斯维辛当局的一封信中写道：“150个女人抵达时状态良好，然而我们没能得出结论，因为她们在实验过程中都死了。真诚请求你们能再提供相同数量的妇女，我们将支付相同的费用。”[12]这些因测试一种还在实验阶段的麻醉剂而死去的女人，拜耳公司支付的价码是每人170马克。

尽管克劳贝格、舒曼、维尔特以及拜耳公司都给奥斯维辛的犯人造成极大的痛苦，但一提到奥斯维辛的医学实验，人们马上联想到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一个相貌堂堂、曾获得铁十字勋章的退伍军人。1943年3月，32岁的他被派到奥斯维辛。这就是约瑟夫·门格勒博士。他几乎成了奥斯维辛的代名词，无人能出其右。这来自人物角色和环境两方面的原因：从角色上说，门格勒充分享有奥斯维辛所赋予他的权力，以及这里提供的进行冷血实验的机会。从环境上来说，他到达营地时正逢比克瑙的焚尸场完工，奥斯维辛即将进入它最具杀伤力的阶段。

许多曾关押在奥斯维辛的犯人都谈到过门格勒分裂的性格。当他身着党卫队制服、衣冠楚楚地站在犯人面前时，他时而面带微笑，显得非常有魅力，时而又残忍得无以复加。曾有人目睹他在坡道枪杀一对母子，就因为他们给他添了麻烦，但也有人回忆起门格勒时说，他总是很客气地对他们说话。薇拉·亚历山大[13]，一个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犯人，近距离见证了门格勒的这种双重性格。她曾担任一个分区的卡波，其中有不少吉卜赛和波兰儿童，“门格勒每天都到营地来，还会带巧克力……我大声斥责孩子们的时候，他们经常回嘴说：‘我们要告诉叔叔你是坏人。’门格勒就是那个‘好叔叔’”。当然，门格勒这样做是有原因的，这些孩子对他来说不过是实验的原材料罢了。在拜访过他们的“好叔叔”后，回到营地的孩子们痛楚哀嚎的程度，薇拉·亚历山大可是历历在目。

门格勒最“感兴趣”的领域之一是双胞胎研究——他过去的专业可是“遗传生物学”。按照营地里流传的说法，他一直想弄明白双胞胎或多胞胎诞生的具体条件，以便进一步研究，好让德意志帝国的妇女能在更短时间内生出更多的孩子。但更可能驱动他的，是去了解基因遗传在人的发育和行为中起到的作用，这也是令许多纳粹科学家着迷的课题。

埃娃·莫泽斯·科尔[14]1944年的时候10岁，她和她的双胞胎姐妹米丽娅姆引起了门格勒的注意：“门格勒每天点名之后都会过来，他想看看他有多少小白鼠。每周有三次，他们把我两个胳膊绑紧，限制血液流动，然后从我的左胳膊抽出很多很多血。有时抽到我们晕过去。就在抽血的同时，他们往我的右胳膊注射至少五管东西，有一次注射结束后我病得特别厉害，第二天早上门格勒博士和其他四个医生一起来了，他看了看我的体温记录，挖苦地笑了起来，说：‘太可惜了，她还这么年轻。她只能再活两个星期。’我有时清醒有时迷糊，在半清醒状态下我一直对自己说：‘我必须活下来。我必须活下来。’他们在等着我死。如果我死了，我的双胞胎姐妹米丽娅姆就会立即被送进门格勒的实验室，心脏被扎上一针，然后门格勒就可以做配对尸体解剖。”

正如米克洛斯·尼斯利 [15]所评论——作为集中营的医生，他曾近距离观察过门格勒：“这个现象在世界医学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两兄弟如果同时死去，就可以对两人同时做尸体解剖。在正常情况下，你能找到在同一个地点同时去世的双胞胎兄弟吗？”

埃娃·莫泽斯·科尔最后成功退了烧，不仅让自己活了下来，也救了她双胞胎姐妹的命。“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很坚强？’我说：‘我没有选择。如果我不能战胜它，就只有死路一条。’”这并不单纯是个令人感到恐怖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那就是门格勒在奥斯维辛可以对犯人为所欲为。他所谓的“医学实验”在范围和程度上都没有限制。嗜虐成性的他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可以对犯人进行无尽的折磨和肆意的杀害。他的实验对象不仅有双胞胎，还包括侏儒和患有走马疳（noma，即面部出现坏疽的一种疾病）的犯人，这些人在比克瑙关押吉卜赛人的营地里有很多，因为那里的条件非常恶劣。然而问题在于，三个也好三十个也罢，门格勒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各种研究领域表示兴趣。在他到达奥斯维辛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变成虐待狂。据说他在东线作战时表现得十分英勇，还从一辆正在开炮的坦克前救下两名士兵，而再之前，他从法兰克福大学毕业后从事医学工作，过着相对平凡的生活。是奥斯维辛的环境造就了世人所知的那个门格勒。这又一次证明，很难预测在特殊的环境中，谁会变成一个丧失人性的怪物。

从很多方面来看，门格勒都是奥斯维辛纳粹军官的典型。他在任何场合的衣着打扮都堪称完美，对犯人有着非常彻底的蔑视态度，与他们建立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都会让他极其厌恶，性接触在他眼里更是不可想象——最后这点与纳粹的理念完全契合。在纳粹的种族理论中，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会对帝国公民的身体健康构成威胁，因此党卫队成员与集中营犯人之间的性关系是被明令禁止的，这种行为可以构成德国人的“种族罪”。事实上，纳粹所犯下的“最终解决”暴行与20世纪战争时期发生的其他许多罪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纳粹公开禁止他们的军队实施性侵。这当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战争时期的许多罪行中，对“敌方”妇女的性侵是非常普遍的，包括一战时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对中国的殖民战争，以及20世纪90年代塞尔维亚意图征服波斯尼亚。从波斯尼亚的强奸营，到被卖到“闺房”（harems）的亚美尼亚女性基督徒，再到日本皇军士兵对中国妇女的轮奸，在20世纪的战争冲突中，男性性暴力事件不胜枚举。但对纳粹来说，东线的战争是一场不一样的战争。如果是在海峡群岛或法国，那么德国士兵完全有可能与当地妇女发生性关系，可东部的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危险的种族。纳粹的政治宣传大肆鼓吹：帝国每一名士兵最神圣的任务之一，便是确保“德国血统的纯正性”。斯拉夫女人和犹太女人（特别是后者）是绝对不可以接触的。战前德国甚至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在奥斯维辛，党卫队成员与犹太犯人之间理应不会发生性行为。屠杀犹太妇女是党卫队的神圣责任，而与她们发生关系则是犯罪。然而，正如奥斯卡·格伦宁指出的：“当对某些人的兴趣超越了对整个犹太人群体的感觉，这些事情是会发生的。如果一个人每天的工作是看管20个年轻女孩，他特别喜欢其中的某一个，她正煮着咖啡，天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个时候那些东西——宣传的那些东西已经不再重要了……”如果党卫队看守负责看管的是女犯，格伦宁觉得就算见到“他们互相爱抚或接吻，又或者有强迫的性行为”，他也不会感到奇怪。

在“加拿大”工作的女性最容易成为党卫队成员背弃信念、实施强奸的对象。在奥斯维辛，绝大多数女犯都被剃成了光头，并且都营养不良、病病怏怏。与此相反，在“加拿大”工作的女犯有吃有喝，因为她们可以在整理物品时偷拿食物，还可以留着头发。此外，党卫队看守经常与“加拿大”的女犯闲谈，不光是为了监督她们的工作，也为了方便他们自己偷东西。结果，强奸在“加拿大”时有发生。琳达·布雷德对此进行了证实：“我们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没有自来水。‘加拿大’的指挥官（指负责的党卫队军官）让建一个淋浴室，淋浴室就在大楼后面。虽然流出来的水是冰凉的，但我还是经常在那里洗澡。有一次，一个布拉迪斯拉发的女孩正在洗澡，她很漂亮，不是那种特别瘦的人，然后一个党卫队军官走到她面前，在她洗澡的时候虐待了她。他把她强奸了。”这个军官后来被调离“加拿大”，但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惩罚。还有一个党卫队成员被发现与集中营里的一个犹太女犯发生了性行为，但也被从轻处罚。比克瑙被举报的军官之一格哈德·帕利奇[16]虽然被抓起来，但几乎可以肯定霍斯为他求了情，他仅仅是被转到一个远离比克瑙的子营地。

比克瑙还有一个区域跟“加拿大”一样，允许女犯穿自己的衣服并留着头发，这里也常发生强奸。这个地方被称为“家庭营”，是一片由篱墙围起来的独立区域，自1943年9月直到1944年7月集中营被清空，这里面一直关押着从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驱逐出来的犹太人，共计约1.8万名男女老少。这些犹太人到达以后并没有经过筛选，因为纳粹打算把他们用作“宣传”目的：他们被要求给家人写明信片，谈谈这里的待遇有多好，以便破除奥斯维辛是个灭绝营的传言。与吉卜赛营不同（吉卜赛营是比克瑙除了“家庭营”以外唯一一个允许家人住在一起的营地），在家庭营，男人及男孩与女人及女孩分住在不同的营房。

露特·埃利亚斯[17]当时就住在女性营房。她两次目睹醉醺醺的党卫队看守来到营房，挑选女犯带走：“那些女孩都哭着回来，她们被强奸了。她们的情况很糟。”

奥斯维辛的党卫队士兵强奸犹太妇女的事实虽然令人错愕，但细想之下其实并不意外。这些女犯完全在党卫队的控制之下，党卫队确定她们迟早会被杀死，他们知道自己的罪行不会暴露，再加上一点酒精的作用，意识形态就被抛到一边了。在大部分与奥斯维辛有关的传统文献中，这类罪行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同样也不足为奇。这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可以理解，那些曾遭党卫队蹂躏的女性都希望保持沉默。正如犯罪学家在很早以前就注意到的，与强奸有关的“黑色”数据（即被上报的侵犯事件与实际发生的侵犯事件数量之差）在所有类型的犯罪中是最高的。

奥斯维辛的党卫队队员强奸女犯的做法其实并不新奇，因为许多士兵都这样对待“敌方”女性，但以下这个事实却可以完全颠覆我们的想象：至少有一位党卫队成员爱上了在集中营工作的犹太女性。海伦娜·斯特洛诺娃[18]与弗朗茨·温施的故事确实是奥斯维辛历史上最离奇的故事之一。海伦娜来自斯洛伐克，早在1942年3月就被送到了奥斯维辛。她在集中营初期的经历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同样是在饥饿和身体虐待中挣扎。头几个月她被分到一个在户外工作的分队，负责拆建筑、搬碎石。睡在满是跳蚤的稻草堆上，她惊恐地看着身边的女犯逐渐丧失希望，一个接一个死去，而她最好的朋友是头一个放弃的。她“看了看周围的一切”，然后说：“我一分钟也不想活了。”她开始歇斯底里地大喊，直到党卫队把她带走，结束了她的痛苦。

与其他人一样，海伦娜也意识到，要想活下来，她必须转到一个不那么耗费体力的分队。她认识的一个斯洛伐克女友当时已经在“加拿大”工作，她给海伦娜提了一个建议：她们分区有一个女犯刚刚去世，如果海伦娜愿意裹上白色的头巾，穿上从那个女人身上脱下来的条纹囚服，那她第二天就可以加入她们，混进整理衣服的营房工作。海伦娜照她说的做了，但不幸的是，卡波看出她是“混进来的人”，并对她说，她回主营地以后将被送到“惩戒分队”。海伦娜知道这无异于死刑判决，“但我不在乎，因为我想，至少我能在有屋顶的地方工作一天”。

巧的是，海伦娜在“加拿大”工作的第一天（本来也应该是最后一天）刚好是负责监督衣物整理区的一位党卫队士兵的生日，他就是弗朗茨·温施。“吃午饭的时候，”海伦娜说，“她（指卡波）问谁歌唱得好或者会朗诵，因为今天是一位党卫队队员的生日。一个希腊女孩奥尔加说她会跳舞，可以在我们叠衣服的那张大桌子上跳。我的嗓音很好听，所以卡波说：‘你真的会唱德语歌吗？’我说：‘我不会。’因为我不想在那里唱歌。但他们强迫我唱。我为温施唱歌时一直低着头，不想看见他的制服。我一边唱一边流眼泪，等我唱完，我突然听见他说：‘谢谢。’他轻声让我再唱一遍……其他女孩都说：‘唱啊！唱啊！他可能会让你留下！’于是我就又唱了一遍。那是一首我（在学校）学会的德语歌。他就这样注意到了我，我想也是从那一刻开始他爱上了我。我的命就是这样保住的，因为一首歌。”

温施要求卡波让这个唱歌如此动听的女孩第二天继续来“加拿大”工作，这个要求救了她的命。海伦娜不用被送去惩戒分队，而是正式成为“加拿大”的一员。虽然第一次见面时温施对海伦娜十分友善，但海伦娜一开始对他很“反感”。她之前就听说他可能有暴力倾向，其他犯人说他杀死过一个进行违规交易的犯人。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以及几周时间里，温施依然和善地对待海伦娜。他休假期间，还通过手下的犹太男孩给她送去几盒“小点心”。休假回来后温施做了一件更大胆的事——给她递纸条：“他回到我工作的营房以后，走到我身边，给我扔过来一张纸条，我不得不马上销毁，但我看见了上面的字：‘爱——我爱上了你。’我痛苦极了。我宁愿死也不愿跟一个党卫队士兵在一起。”

温施在“加拿大”有自己的办公室。他想出各种理由让海伦娜来见他。有一次，他让海伦娜来给他剪指甲。“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然后他说：‘给我剪指甲，让我看看你。’我说：‘绝对不行。我听说你杀过人，一个年轻人，就在围栏边上。’他总是说没有那回事……然后我说：‘别让我再踏进这个房间……别让我剪指甲，什么都别让我做。我不给别人剪指甲。’我转过身，说：‘我要走了，我不想再多看你一眼。’于是他朝我大喊，他突然之间就变回了党卫队队员：‘如果你敢走出那扇门，我就要你的命！’他拿出手枪威胁我。他爱我，但他的面子、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什么叫你要走了？我允许你走了吗？’我说：‘开枪打死我吧！开枪吧！我宁愿死也不想再做个两面派。’他当然没有开枪，我还是走了出去。”

随着时间流逝，海伦娜渐渐意识到，温施是个可以让她依靠的人，虽然一开始她完全无法相信这点。知道温施对她的感情后，她有一种“安全感，我想，这个人不会让任何不好的事发生在我身上”。这种感觉有一天变得更加强烈，因为那天海伦娜从一个斯洛伐克同胞那里得知，有人在集中营里见到了她的姐姐罗津卡和她的两个孩子，他们将要被送进焚尸场。当时海伦娜结束了工作，正在比克瑙的营房中休息，她听到这个消息后悲痛欲绝，不顾宵禁离开营房，跑到焚尸场附近。没过多久温施就听说了海伦娜的举动，在焚尸场附近找到了她。温施先对其他党卫队士兵大声说，海伦娜是“我仓库里一名优秀的工人”，然后他把海伦娜摁在地上揍她，因为她违反了宵禁规定，这样其他人就不会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温施已经得知海伦娜是为了她姐姐跑到焚尸场附近，于是对她说：“赶紧告诉我你姐姐的名字，要不就来不及了。”海伦娜告诉他是“罗津卡”，并说她还带着两个小孩子。温施说“小孩在这儿活不了！”，然后就朝焚尸场跑去。

温施从焚尸场找到了罗津卡，把她拉出队列，说她是他的工人。但罗津卡的孩子死在了毒气室。温施后来帮罗津卡在“加拿大”安排了一份工作，让她留在海伦娜身边。“我姐姐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海伦娜说，“他们对她说她要工作，而她的孩子被送进了幼儿园。他们对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她问我：‘孩子们去哪儿了？’我说：‘在营地另外一边，那里有个幼儿园。’她又说：‘我能去看他们吗？’我说：‘再过些日子可以。’”

海伦娜的姐姐不停地询问孩子的情况，这让海伦娜特别沮丧，“加拿大”的其他女犯看到后，终于有一天对罗津卡说：“别再纠缠了！孩子们已经不在了。看见那堆火没有？他们就在那里火化了你的孩子！”罗津卡大吃一惊，心如死灰，“不想再活下去”。是海伦娜不断的照料和关心，让她姐姐熬过了接下来的几个月。

罗津卡因孩子惨死而悲痛欲绝，但她仍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她自己活了下来，并在她妹妹的保护下活到了战后。“加拿大”的其他女犯对她们两人怀有复杂的情感。“我的姐姐还活着，但她们的姐妹却没有，”海伦娜说，“我姐姐来了，他（温施）救了她的命。这样的奇迹为什么不能发生在她们身上？她们失去了父母、兄弟、姐妹，失去了一切。就连那些曾经为我高兴的人现在也不是那么高兴了。我没法跟朋友分享我的喜悦，我怕她们。她们特别嫉妒，嫉妒我的好运气。其中一个很漂亮的女犯人对我说：‘如果温施碰见你之前先看见了我，他爱上的肯定是我。’”

在温施救了姐姐后，海伦娜对他的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我最后真的爱上了他。他不止一次（为了我）冒生命危险。”但与奥斯维辛其他一些男女不同，这对恋人之间从未发生过性行为：“犹太（男）犯人在工作时爱上了各种女人，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溜到我们叠衣服的营房中，在那里做爱。有一个人帮他们放哨，如果有党卫队士兵过来就赶紧告诉他们。我却不行，因为他（温施）是个党卫队队员。”他们两人只有眉目间的传情、匆匆说出的情话和潦草写下的字条：“他会先东张西望一番，确定没人在听才对我说：‘我爱你。’在那个地狱里，这让我感到温暖，给了我鼓励，尽管这些话只代表着一段疯狂的、永远无法实现的爱情，在那个地方没有什么计划是可以实现的。太不现实了。有些时候我会忘了我是个犹太人而他不是犹太人。真的。我爱他。但这份爱太不现实了。在那个地方，什么都可能发生，无论是爱情还是死亡，但大部分是死亡。”一段时间之后，“整个奥斯维辛”都知道了他们两人的感情，他们最终被人告发了。没人知道告密的是个犯人还是个党卫队看守，总之，用海伦娜的话来说，是个“卑鄙小人”。

一天，海伦娜结束了工作，正往营地走，一个卡波让她出列。她被带到了11号楼的惩戒地窖。“他们每天都把我带出去，并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告诉他们我与这个党卫队士兵之间是怎么回事，他们就会当场要我的命。我站在那里，坚持说我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与此同时，温施也被抓了起来，与海伦娜一样，在遭到逼问时他一口咬定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在经过了五天的审问后，他们两人都被释放了。海伦娜遭到了进一步的“处罚”，被要求在“加拿大”营房的一个区域独自工作，远离其他女犯。温施更加小心谨慎地处理他与海伦娜的关系，但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看到的，他还是继续保护着海伦娜和她的姐姐，直到奥斯维辛解放。

海伦娜与温施的故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奥斯维辛，有太多谋杀、偷盗和背叛，体现了人类最原始的残忍特质，而关于爱的故事却寥寥无几。但在这样的环境下，爱情竟可以在一个犹太女犯和一个党卫队守卫之间滋生，这实在令人不敢相信。如果这些事实被写进一本小说中，读者会认为这样的情节太不可信，但在奥斯维辛发生的太多事情都会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爱情生根发芽的过程中，环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海伦娜还留在房屋拆除分队工作，温施几乎不可能爱上她。他们没有机会密切接触，温施也没有机会保护她。而且相当重要的一点是，海伦娜根本不会有机会在温施生日那天为他唱一首德语歌，让他从此深深迷上自己。但在“加拿大”，党卫队与犹太女犯之间不但有接触，还有发展长期关系的机会。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加拿大”工作的女犯幸存的比例比奥斯维辛其他任何地方都高。

当然，温施与海伦娜的关系也说明，奥斯维辛的现状与希姆莱对集中营的设想之间有多大差距。按照他对“腐败”更宽泛的定义，温施的做法也可以算作腐败。1943年秋，党卫队上级突击队领袖康拉德·摩根到达奥斯维辛，力图按照纳粹领导人的构想“治理”这个地方。摩根的到来对奥斯维辛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他不是一名普通的党卫队军官，而是党卫队后备队的一名法官，同时是国家刑事警察局的地方预审法官。集中营里的腐败行为与希姆莱在波兹南演说中宣称的“我们从他们（即犹太人）那里什么也没拿”形成巨大了反差，将摩根派到奥斯维辛，便是党卫队高层为调查这些腐败行为而采取的种种措施之一。

奥斯卡·格伦宁和他的同事都很清楚摩根为何而来：“我猜腐败行为越来越多，他们不能再视而不见，所以他们说：‘我们要遏制它，遏制这股腐败之风。’”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摩根对比克瑙党卫队兵营进行突击搜查的具体时间。格伦宁从柏林回来后，发现“我的两个同事被关进了监狱。他们在其中一个人的柜子里发现了几支钢笔和一罐沙丁鱼，我不知道他们在另一个人的柜子里发现了什么，但那个人后来上吊自尽了。我的柜子是锁着的”。

摩根和他的同事没有打开格伦宁的柜子，他们坚持要在格伦宁本人在场时展开调查。对格伦宁来说这是莫大的幸事。柜子的正面被封条封了起来，以便看出它是否被打开过，但摩根没有预料到格伦宁及他的同伴会想出下面这个办法：“我们把柜子往前挪动，把柜子后面的板子卸掉——那个三合板很好卸。然后我们把可疑的香皂、牙膏等不该出现在里面的东西全部拿走，把板子安了回去，并用钉子钉死。接着我找到盖世太保，说：‘请问，你们在搞什么？我没法打开我的柜子。’他们说：‘好，我们需要先检查一下。’他们来到我房间，撕掉封条，打开了柜子，什么都没发现，他们拍拍我的肩膀说：‘没事了。继续保持。’”

格伦宁侥幸逃过了制裁，但摩根从其他人那里发现了大量证据，最终只能说明一个结论，那就是奥斯维辛的腐败现象泛滥成灾。“党卫队成员的行为完全不像一名军人该有的样子，”摩根后来证实道，“他们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群堕落的、野蛮的寄生虫。在对柜子进行搜查后，我们发现了大量黄金、珠宝、戒指以及各国的货币。有一两个柜子里甚至还藏有从刚刚被屠宰的公牛身上割下来的牛鞭，用来增强性能力。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东西。”[19]

比起财务上的腐败，更让党卫队总部担忧的似乎是不该发生的性关系，而最令人震惊的是，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本人也被牵扯了进来。摩根是个不肯善罢甘休的调查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搜集对霍斯的指控。1944年10月，摩根在慕尼黑的一个监狱医院里对他最重要的证人进行了审问，这个人是曾关押在奥斯维辛的犯人，爱丽诺· 霍迪斯（Eleonore Hodys）。

霍迪斯是一名来自奥地利的政治犯，1942年3月随最早的那批女犯到达奥斯维辛。由于霍迪斯属于德意志帝国公民（Reichsdeutsche），她一到集中营就成了有特权的犯人，被选作霍斯家的佣人。1942年5月，霍斯趁妻子不在家，向霍迪斯调情并意图亲吻她。霍迪斯吓坏了，跑到洗手间躲了起来。根据霍迪斯的证言，几周后她被叫进房间，被霍斯的夫人开除。当时霍斯因骑马出了意外，正在医院养伤。可以合理地推测，霍斯夫人一定在怀疑霍迪斯与她丈夫之间有什么不正当关系。后来，霍迪斯被关了起来，但不是关在11号楼，而是关在办公楼主楼地下室的一个特殊监狱里，这个监狱主要用来关押犯有重罪的党卫队士兵，把奥斯维辛的犯人关在这里非常奇怪。当然，霍迪斯不是普通的奥斯维辛犯人，她被送到这个党卫队监狱是有原因的。

霍迪斯对摩根说：“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着了，他（指霍斯）突然出现在我的牢房里。我听见他好像在说：‘嘘！’然后他打开了手电筒，我看见了指挥官的脸。他坐在床边，靠我越来越近，想要亲我。我反抗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这么拘谨。我回答说，因为他是指挥官，而且是个结了婚的男人。最后他离开了。”[20]在摩根的追问下，霍迪斯承认霍斯后来又在多个晚上来到她的牢房，“我们最后发生了关系。”为了避开守卫，霍斯并不是通过常规的路径，也就是从他楼上的办公室直接进入监狱，而是从他自己花园一个用作防空洞的地下通道来到主楼地下室。霍斯找到了通往霍迪斯牢房的秘密通道，也成功地让她顺从了自己的意愿，于是，在好几个晚上，霍斯都与她发生了性行为。霍迪斯甚至说道，有一次警报响起时，指挥官正赤身裸体地躺在她床上，之后只好藏在牢房的角落里。

霍迪斯在党卫队监狱里关了几周，之后被转到了11号楼。但她的身体状况发生了变化：她怀孕了。她说霍斯为了自保，逼她签了一份声明，承认自己与集中营里另一名犯人偷情。接下来的几个月她都待在11号楼，一直想让自己流产，却没有成功。等她被放回比克瑙的女犯营，才终于拿到了“一些东西”打掉胎儿。

霍迪斯对她与霍斯私通一事的讲述有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她所说的一切都没有第二个证人。但摩根似乎相信了她，而摩根又是有律师背景的。此外，编造与霍斯的关系对霍迪斯几乎没有任何好处，特别是考虑到摩根审问那时她已经离开奥斯维辛。霍斯从未承认过他与霍迪斯的事，但他说起他与妻子的关系时，曾给出前后矛盾的描述。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霍斯向美国官员吉尔伯特博士承认，他的妻子得知他在奥斯维辛的所作所为后就很少与他同床了。但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对他们的夫妻关系却充满溢美之词，说她是他“梦寐以求”的女人。

摩根对霍斯与霍迪斯之间关系展开的调查没有任何结果。访问是在1944年10月进行的，当时红军正在逼近，显然奥斯维辛不会存在太久了，事实上整个纳粹国家都受到威胁。不管怎么说，摩根在前一年对集中营运作情况的初步调查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光有党卫队士兵因腐败行为被追究，而且人人闻之丧胆的11号楼其负责人马克西米利安 ·格拉布纳也被问责，因为他处决犯人事先没有从柏林方面获得相应的“许可”。这是奥斯维辛历史上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摩根无视发生在比克瑙毒气室里的屠杀——按道理这种大规模屠杀才应得到上级的“许可”，却对格拉布纳提出指控，这听起来十分荒唐。尽管如此，格拉布纳还是遭到了审讯，他的辩解是霍斯曾“准许”他通过枪决的方式“清空”11号楼。霍斯本人从未遭到任何指控，几乎可以肯定纳粹高层中有一些他的支持者在保护着他，而没有靠山的格拉布纳被送上了党卫队法庭，此案最终不了了之。后来格拉布纳在盟军的法庭上被处以死刑，这回当然不是因为他违反了党卫队的规定，而是他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

厘清摩根整个调查行动背后不同人的复杂动机并非易事。所有就此事提供证词的关键人物——霍斯、格拉布纳和摩根本人，在战后讲述这段历史时都有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格拉布纳想要证明他的行动完全是霍斯授意的，摩根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坚持不懈挖掘真相的人，霍斯则强调他心甘情愿地参与奥斯维辛灭绝行动的同时，始终遵照希姆莱声明里所说的，“什么也没拿”。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摩根调查的一系列结果背后有党卫队内部政治因素的影响，至少在免去霍斯指挥官一职这个决定上是如此。1943年秋天，霍斯的解聘被伪装成“晋升”，高层宣布要把他调至柏林集中营管理部门一个更高的职位上，但显然他并不想去，因为这意味着他要离开留在奥斯维辛的家人，此外，马丁·鲍曼（希特勒的党内秘书，有很大权力）与希姆莱的通信表明，前者努力想帮霍斯保住工作，但希姆莱不肯让步，坚持让霍斯离开集中营。[21]

霍斯在奥斯维辛最后的一个大动作，似乎是他做过的所有事情中最奇怪的，那就是建造一个与集中营现有环境格格不入的场所——妓院。它供被选中的犯人使用，建造地点选在了最显眼的24号楼，紧挨着主营地写有“劳动使人自由”的大门。不过，奥斯维辛并不是唯一一个有妓院的集中营，事实上，它是纳粹国家中第五个提供此类“服务”的营地。希姆莱认为，在各个集中营里建造妓院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因为如果“勤奋的”工人（除犹太人以外）能得到奖励，他们会更努力地工作。早在1941年5月，希姆莱视察了奥地利的毛特豪森-古森集中营后，便下令建造妓院（1942年夏天开始投入使用）。接着，在1943年3月，希姆莱视察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要求在那里和其他几个营地建造妓院。1943年5月，希姆莱忠诚的总管奥斯瓦尔德·波尔向各个集中营指挥官下达了相关指令。[22]

约瑟夫·帕钦斯基[23]是一名来自波兰的政治犯，1943年夏天被关在24号楼。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不禁哈哈大笑，但其实这不是笑话。他和其他犯人被转移，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眼看着“一群木匠和砖瓦工”把营房空旷的一层改造成许多个小房间。“他们把房间漆成雅致的颜色，把床搬进去，甚至还挂上了窗帘。有一天我们收工后，注意到窗帘后面有女人的面孔。但他们不让那些女人靠窗户太近，也不让我们往里看。”

几天后，“欢愉小屋”正式迎来第一批客人，其中就包括帕钦斯基。“因为我来得比较早，我的卡波又有两张（进入‘妓院’的）票，所以他就给了我一张。我打扮了一下，然后就过去了。”帕钦斯基发现，现场的军事化管理让整个流程非常高效：每个“顾客”首先要接受党卫队医生的细致检查，如果犯人通过了这一检查，他们的手上会被盖一个戳，然后被带到位于24号楼一层的另一个房间。在这里，他们“抽签决定”每个人将进入楼上的几号房间（也就决定了分到哪个妓女），并决定他们上楼的顺序。帕钦斯基记得他抽到的是“第二个，房间号是9”。每隔十五分钟，铃声就会响起，以提醒每个妓女更换“顾客”。铃声刚一响，心急如焚的帕钦斯基就冲进了9号房间，结果看到前一位犯人正在穿裤子。但不幸的是，帕钦斯基后来“无法勃起”，因此在规定的时间里，他就坐在床上跟一个“优雅的、好看的女孩”聊天。

理夏德·达科[24]是另一个享受过妓院之“乐趣“的犯人。1943年，他25岁，是主营地的一名消防员。这是一份好差事，因为消防员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奥斯维辛到处走动，很方便“顺手牵羊 ”大量违禁品。此外，德国人很尊重消防员，达科认为这是因为消防员在德国本来就是个受人尊重的职业。奥斯维辛消防队的成员拿到很多张集中营妓院入场券，达科自然欣然前往。他与一个名叫阿琳卡的女孩共度了一段美妙时光：“我尽可能地靠近她，想抱着她。距我被抓来已经过去三年半了，这三年半里我没碰过一个女人。”根据达科的叙述，阿琳卡是个“非常好的女孩，她一点都不害羞，别人想要什么她都满足”。

这些女人接客的房间如今还在，现在被用来存放档案文件。每个房间的门上都有一个巨大的窥视孔，这着实出人意料。“他们（指党卫队）想要维持秩序”，理夏德·达科说，“以防有哪个犯人勒死里面的女孩之类的，所以他们会透过门上的洞往里看。它（同时还）满足了男人的窥视癖。很多男人喜欢看别人做爱。”党卫队监视犯人做爱过程还有其他目的，首先是杜绝“变态”的性行为（按照约瑟夫· 帕钦斯基的说法，犯人做爱时只可以采用传教士体位），此外还有防止两人之间发展出亲密关系（在有些集中营的妓院中，犯人甚至被禁止与女孩说话）。

但每天凌晨，党卫队对妓院的监管比较松弛，问题一般都出现在这个时候。达科记得一个犯人成功配了一把妓院的钥匙，以便晚上去找他最喜欢的那个女孩，但其他犯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因此一层的走廊上常常发生打斗。

奥斯维辛的犯人竟可以在党卫队建造的妓院里大打出手，乍听起来这让人难以相信，但它实际上说明了集中营的犯人当时已建立起明确的等级分化。正如约瑟夫·帕钦斯基所说，让犹太人进入妓院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被视为犯人中的低等人，他们受到的虐待是一些波兰或非犹太裔的德国犯人不会遭受的折磨。

纳粹知道，一群特殊犯人的态度对于集中营的顺利运转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些人从事着相对有特权的工作，很多都是政治犯，在多年前就进入了集中营。一般来说，他们不需要像其他犯人那样参与频频进行、冷酷无情的筛选过程。不过，德国人想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法来激励这100名左右的特别犯人，因此他们建造了一所妓院，并规定凭党卫队发放的入场券才能进入，这样一来，优秀的表现可以得到奖励，未来的努力也有了更大的动力。另一个可能的原因与集中营里泛滥的同性关系有关，约瑟夫·帕钦斯基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还记得犯人里的“大人物”会选出一些男孩做他们的私人仆从，而他们之间经常发展出同性关系。因此他认为，“纳粹是想杜绝这种同性恋行为”才建造了妓院。

无疑，奥斯维辛妓院是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其中最敏感的一点是“享用”妓院的犯人抱有的态度。大体上来说，他们似乎没有丝毫道德困扰。妓院里的女人大部分是从比克瑙选出来的犯人（但其他集中营的妓院则不同，里面的女犯都是从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送过去的）。她们每天被迫要与大约六个男人发生性行为。这些女犯在奥斯维辛妓院里的经历是集中营里不为人知的故事。她们的遭遇与遭到日军折磨和性虐待的韩国“慰安妇”有一定相似之处，但这些女人与其说是被同情，不如说更多是被嫉妒。理夏德·达科说：“那些女孩受到非常好的待遇。她们有好吃的，可以散步，她们只不过要做她们该做的事。”

达科这句毫无同情心的“只不过要做她们该做的事”，可以充分说明外在环境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奥斯维辛，折磨和杀戮是如此常见，乃至达科会认为妓院里的女人过的是一种“很好”的生活。当他身边有太多苦难在发生时，他从没想过“我应不应该和这些女人做爱？”相反，他想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即他已经忍受了“三年半没碰过一个女人”的生活，而改变这种状况的机会终于来了。

奥斯维辛的妓院还带来另一个问题：大屠杀的否认者和其他为纳粹辩护的用妓院的存在来证明，奥斯维辛与常见史学著作所描绘的完全不同，如果再加上奥斯维辛主营地里所谓的“游泳池”，就更是如此。这个“游泳池”实际上是个蓄水池，消防员在上面搭了一个简易的跳板，不过一部分犯人显然可以在里面游泳。“奥斯维辛里有个给消防队员用的泳池，”理夏德·达科证实道，“连我都可以在里面游泳。”这成了大屠杀否认者最爱亮出的王牌。“这像个灭绝营吗？”他们说，“还有给犯人的游泳池？别开玩笑了！”然而，泳池与妓院实际上异曲同工，它们的存在并不能改变奥斯维辛是个屠杀中心这一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它们再次证明了奥斯维辛集不同功能于一身的复杂特性。

正因为奥斯维辛各营地有着不同的等级结构和用途，大屠杀否认者才能够找出一些所谓的反例进行辩驳。奥斯维辛不同地方的差别是巨大的，一边是“游泳池”和妓院，另一边是连儿童也不放过的焚尸场。这种复杂性让奥斯维辛在1943年引起希姆莱的强烈兴趣，又在今天成为大屠杀否认者关注的焦点。

1943年，在奥斯维辛不断发展扩大的同时，莱因哈德行动灭绝营却走向衰落。这一年的秋天，波兰东部的索比堡灭绝营爆发了抵抗运动，这让希姆莱更加确信，纳粹灭绝计划的执行以后要靠奥斯维辛。很重要的一点是，抵抗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恰恰是因为灭绝营守卫普遍存在着腐败行为。索比堡是1942年5月展开屠杀行动的，截至1943年9月，已有25万犹太人死在这里的毒气室，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总督辖区。 托伊·布拉特便是从波兰东部一个叫伊兹比卡（Izbica）的小镇被送来的犹太人之一。关于他如何幸存下来、又在索比堡起义中扮演了何种角色的故事骇人听闻，同时也引人深思。

托伊·布拉特生活的小镇战前约有3600名犹太人，小镇居民并没有表现出公开的反犹情绪，对在这里长大的托伊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的父亲曾效力于波兰军队并在作战时负伤，他们一家人在镇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德军到达后，托伊注意到变化马上就出现了。“（波兰）村民意识到犹太人是二等公民，想对他们干什么都可以。到最后，我的邻居——那群基督徒比德国人更让我害怕，因为德国人看不出来（我是犹太人），但我的邻居知道。”

德国人对伊兹比卡犹太人的驱逐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在数年时间里通过一系列“行动”进行的。纳粹通常会在拂晓时分到达，带走几个犹太人。起初是把他们用作劳动力，但自1942年春天起，犹太人便直接被送进索比堡的毒气室。在下一次“行动”以前，小镇上剩下的犹太人不太需要东躲西藏，可以相对正常地生活。1943年4月，德国人终于要驱逐小镇里所有犹太人了。托伊当时是个健康强壮的15岁男孩，他竭尽全力地想要逃跑。当他于大街小巷之间狂奔时，他看到了一位老同学雅内克，他是个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托伊大喊：“雅内克！救救我！”“没问题！”雅内克回答道，“你去我们家不远处的那个谷仓吧。”于是，托伊跑到谷仓门口，却发现门上挂着一把大锁。“我绕着谷仓走了一圈，这时一个小个子的波兰女人朝我大喊：‘快跑啊，托伊，快跑！雅内克就要来啦！’雅内克要来我为什么要跑？他会帮我打开大门。但她为什么这么慌张？我转过身，看见雅内克跟一个纳粹一起走过来，那人手上的枪正对着我。雅内克对那个纳粹说：‘这就是那个犹太人。’我说：‘雅内克，快跟他说你是开玩笑的！’雅内克说：‘他是个犹太人，把他带走吧。’他跟我道别时说的话我到现在都不愿意再复述一遍……他说：‘再见了，托伊。下次见面时你就在肥皂店的架子上了。’他就是这么跟我道别的，因为有传言说纳粹会用人体做肥皂。”托伊怔怔地站在原地，不敢相信自己的朋友就这样出卖了他。“（我）很害怕这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当你还年轻，还只有十五岁的时候……你望着绿树，望着鲜花，你想活下去。”[25]

托伊被带到了小镇的广场上，他的父母和弟弟与其他几百名犹太人已经在那里，周围都是带着枪的守卫。他们知道自己将被送向死亡，关于索比堡以及那里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传言，已经流传了好几个月。尽管如此，人们在这个美丽春日的下午三点钟登上列车的时候，都还抱有希望：“当你失去了一切，什么都没有了，剩下的就只有希望，希望会一直陪着你，直到最后那一刻……黑漆漆的车厢里，人们还在说：‘德国人不会杀了我们的，他们会把我们送去集中营。’”然而，列车继续前行，开过了通往特拉夫尼基（Trawniki）工作营的那个转弯，仍旧朝着索比堡的方向前进。这时，反抗的声音出现了：“我听见有人说：‘咱们应该跟他们战斗！’我还听见我父亲那个年龄的人说：‘没用的，不管怎么样都是一死。’”

几小时后，他们到达了索比堡。眼前的景象让托伊吃了一惊：“在我的想象中，索比堡是烧死人、毒死人的地方，所以肯定跟地狱一样。结果我看到的是漂亮的小房子，还看到了指挥官的别墅，别墅被漆成绿色的，还有一个小栅栏，种着花。另一边有一个平台，它被伪装成一个列车站台，那是用来骗荷兰犹太人和法国犹太人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们波兰犹太人是知道的。”

这批犯人刚到就被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女人和儿童，另一组是成年男人。15岁的托伊刚好处在两组的分界线，但由于他长得结实强壮，他最终被分到了成年男人那一组：“我本来和母亲在一起，于是我跟她道别，但我当时的所作所为让我到今天还在后悔，这种悔恨大概到我死的那天也不会消失。其他人与他们的妻儿道别时挽着他们的胳膊，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对我母亲说：‘妈，你不让我喝光牛奶，（而是让我）留一些第二天喝。’语气就像在责怪她。她说：‘你现在就想对我说这个吗？’……事情的经过是，我们被送去索比堡的前一天，我很口渴，我问我妈：‘我能喝一点牛奶吗？’她说：‘可以。’然后我就开始喝，但可能喝得太多了，她说：‘托伊，留点明天再喝。’在我母亲要被送进毒气室之前，我提醒她的就是这件事。”

一般来说，索比堡等莱因哈德行动营是不会对新到的犯人进行筛选的，全部犯人一律被送进毒气室。但在极少数情况下，德国人需要从新到的犹太人当中选出少量的人在集中营里工作。托伊幸运地赶上了筛选。当他们站成一列，托伊意识到德国人可能会放过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或许是鞋匠或裁缝：“我什么手艺都不会，但我想活命，我向上帝祈祷——到了那个时候我还在祈祷。我对着这个德国人祈祷：‘选我吧！’……我仍然认为，他在我们这群人前面来回踱步时，不知怎么感知到了我强烈的意念，我感到他正在看我，于是我心里默念：‘老天帮帮我！’接着他说：‘出列，那个小家伙！’我很幸运，那个时候他们需要人。他们选出了大概四十个人。就这样，我在索比堡又有了希望。”

托伊的父亲和其他人被带着朝毒气室走去。他们离开时，托伊朝德国人大喊：“他是个皮匠！”然而，“他们需要木匠，可能还需要裁缝，但他们不需要他。”托伊承认，在他目送着自己的父亲走向死亡时，“没有任何感觉。我现在还在想这件事。你知道吗，如果我父亲或母亲早几天去世，比如两天之前，那我会觉得痛苦万分，我会白天黑夜地哭。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在同一个小时的同一分钟，同时失去了我的父亲、母亲、我十岁的弟弟，可我却没有哭。我甚至都不会去想这件事。后来，我看了看（集中营里的）其他人，没有人哭。我在想，或许是我有什么问题。战争结束后，我碰见别的幸存者，我问他们：‘你哭了吗？’（他们回答：）‘没有，我没哭。’仿佛是本能在保护着我们，让我们感觉不到真实的感情。想想看，如果我想到‘我的爸爸，我的父亲和母亲现在都在毒气室里’，我肯定会崩溃，然后被杀死……如果我表现出任何哭过的迹象，我肯定会被杀死。”

筛选结束后不到一小时，托伊碰见了他的一位朋友尤泽克。尤泽克是跟随前一批犯人到达索比堡的，他自己的父亲在新到这批犯人之列，他没进毒气宫，因为他是个牙医。尤泽克获准跟着父亲做他的“助手”。“我们在营房后面走着，我看见有人在拉小提琴，有人在吹口琴，还有两个人在跳舞。我说：‘尤泽克，我不明白。你在一个灭绝营里，你怎么做得出那些事？怎么还能跳舞？’他说：‘托伊，我们活一天就赚一天，大家都会死的，这里就是终点。你看见那股烟了吗？你的爸爸、弟弟、妈妈都变成那股烟了。咱们也会变成那股烟的。所以有什么分别呢？难道要戴上黑纱吗？那咱们连一天都活不了！’”

从很多方面来看，托伊此时在索比堡的境况都与在奥斯维辛“加拿大”工作的犯人相似。他们都能获得食物——大部分来自被毒死的犹太人；索比堡的工人也可以留着头发，穿着日常的衣服。但与“加拿大”的工人不同的是，在索比堡工作的犯人与灭绝营里发生的屠杀有着密切的、甚至是直接的接触。

托伊·布拉特很快就明白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一批荷兰犹太人到了索比堡，大概有3000个人。火车大约分成8到10个车厢，沿着一条专门的岔道开进了索比堡。一群车站分队（Bahnhof Commando）的犹太犯人打开车门，拿走大件行李。我和其他年轻人站在一起，用荷兰语大喊着让他们留下行李。女人们本来都拎着包，我们让她们都扔到一边。就在这个时候，我注意到她们眼睛里有种特殊的焦虑。她们害怕了。有些人不愿意留下包，德国人就用鞭子抽她们。这些人被直接带进了一个大院子里，一个被我们称为‘死亡天使’的德国人和善地对她们说话。他先是为从荷兰到这里的三天旅程道歉，然后他说她们现在到了一个美丽的地方，因为索比堡永远都这么美丽。他接着说：‘出于卫生的考虑，你们需要冲个澡，过一会儿你们就会接到命令离开这里。’然后人们都鼓掌欢呼：‘太好了！’她们乖乖脱光衣服，穿过了一个大约60米长的大房间，走进一间营房。我又有任务了，我会在那里等她们。接着，女人们走进来，她们身上什么都没穿。有小女孩，有少女，也有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我是个羞涩的男孩，不知道该往哪儿看。他们给了我一把长剪子，但我不知道要用它干什么。于是我的朋友——他已经去过好多次了，他对我说：‘剪头发，你要把头发剪得特别短。’但她们都求我留一点头发，特别是年轻女孩都在求我不要剪太多。她们不知道过不了几分钟她们就都死了。接下来她们要从营地走进毒气室，只有几步（远）。他们这招太厉害了，我敢肯定她们走进毒气室，发现喷出来的是气体不是水的时候，大概都以为出了什么故障。”

托伊·布拉特所参与的屠杀过程极其高效，经过了精心的设计来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因此，3000人从到达车站、交出物品、脱去衣服，到全部被杀死，只需要不到两小时的时间。“等到一切工作都做完，我们把她们从毒气室抬出来准备焚烧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在想，这是个美丽的夜晚，（有）好多星星，那么安静……3000个人死了，什么都没变，星星还在原来的位置。”

荷兰犹太人到达索比堡时，对这个营地的真实用途一无所知，他们毫无反抗地被骗进了毒气室。但波兰犹太人则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相信这里只是个“卫生站”。“你怎么做得出来？”一个波兰中年妇女在托伊给她剪头发时质问他道，“他们也会杀了你的。你也会有那么一天的！”他什么也没说，但一直记着她的话，“就像一句诅咒”。“我全部的念想都在怎么活着、到底该如何活下去上面。我知道我也会死，但我现在还活着，我不想今天就死。第二天来了，我也不想那天就死。”

托伊当然明白，无论他自己多么不情愿，他都在协助纳粹管理着这个灭绝营。不难发现，剪头发、整理衣服、从火车上搬行李、打扫营地——所有这些维持索比堡正常运转的实务性工作都是由犹太人完成的。“是的，我想过这个问题，”他说，“但没人做什么。（我只有）15岁，身边都是成年人，但没有人做任何事。人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们问我：‘你学到了什么？’我想我只能确定一件事：没人真正了解自己。你在大街上遇见一个和善的人，你问他：‘北街怎么走？’他陪你走了半个街区，给你指路，态度亲切。可是在另一种环境下，同一个人可能变成最可怕的虐待狂。没人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可能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之下变成好人或坏人。有的时候，碰上对我特别和善的人，我忍不住会想：要是把他放在索比堡，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许多在集中营里生活过的人都同意托伊·布拉特的观点，即人会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这里说的并不是人会依据不同情景调整自己的行为这套老生常谈，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都会这样做。显然，一个人在摇滚音乐会上与在葬礼上的举止是完全不同的。但托伊·布拉特指的是在极端环境下一个人的彻底改变，这不单单体现在行为上——虽然也有行为的变化，但更多是深层的性格变化。托伊等人在集中营里得出的结论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人类如同根据温度而改变的物质，就像水只有在一定温度范围内才是水，在其他温度下会变成蒸汽或冰，人类在极其迥异的环境下也会变成不同的人。

托伊的结论最令人不安的一点是，依据我的经验，许多行凶者都符合这种情况。还记得我追问一名当年十分忠诚的纳粹党党员，问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支持这个恐怖的政权，他有些恼羞成怒：“当今世界的一个问题，是从来没有经受过考验的人到处去对那些经受考验的人品头论足！”这个观点无疑会得到托伊·布拉特的认同。

当然，这并不是说集中营里的人在性格上出现的巨大变化一定是负面的。在任何环境下都存在着不同选项，有些人做出的选择令人钦佩，托伊·布拉特便见过一例：一次，托伊被安排到一条沙土路上用耙子耙土，这条路连通着毒气室与营地外围地带。“我发现无论你怎么耙，还是有小粒的东西（留）在土里。我问朋友：‘这是什么？’他说：‘是钱。’我当时觉得很吃惊。这些人已经知道他们马上就要被杀死，他们手上还留着这几美元或几卢布。当他们意识到他们的人生已经走到终点时，他们花时间把所有钱（撕碎），不让敌人拿（这些钱）去用。我觉得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上的英雄主义。”

要想筹划更激烈的抵抗运动，也就是对德国人的真正反击，托伊·布拉特还需要克服一种情感，他把它称为“反向的种族主义”。他第一次看到头戴钢盔、身穿漂亮制服的德国士兵时，就觉得他们是“更好的”人。“而另一方面，我看见犹太人和波兰人担惊受怕，东躲西藏，到处逃窜。”这种态度正是德国人想要在被他们压迫的人中间建立的。这也是门格勒博士出现在奥斯维辛坡道上时一定会穿上他帅气的党卫队制服、把靴子擦得锃亮的原因之一。德国人想要制造出一个自证预言，即他们所打压的对象是低等人，而他们则有着优等民族的衣着打扮和言行举止，他们想迫使敌人相信纳粹确实高人一等。

考虑到这一背景，不难理解为什么直到一群不太受托伊·布拉特所说的“反向的种族主义”影响的犹太犯人——曾经的苏联红军战士到达索比堡以后，激烈的反抗行动才开始酝酿。“我们是1943年9月21号或22号到达的索比堡，”阿尔卡季·魏斯帕皮尔[26]说，他是一名苏联战俘，从明斯克被遣送到索比堡。“我们在上了锁的车厢里困了三天，那是一节运牲畜的车厢。三天里我们什么都没吃，也没见过光。”幸运的是，纳粹决定从这批犯人中选出一些劳工。“他们问有没有人是木匠或者建筑师，”魏斯帕皮尔说，“还问我们有没有人扛得动75公斤重的东西。”在进行筛选时，这些苏联战俘都不知道营地的真实用途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还以为这里是个劳动营。但到了晚上，一些老犯人过来跟我们说：‘你们的朋友被火化了。’这时我们才明白这是个什么营地。”

大约有80名苏联战俘被选为劳工，其中有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前红军中尉，名叫亚历山大（萨沙）·佩切尔斯基。“他是个非常英俊的人，”魏斯帕皮尔说，“长得高大魁梧。大家都特别尊敬他，他的每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命令。”佩切尔斯基马上对营地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很快成为一个地下反抗组织的领军人物。在苏联战俘到达营地之前，曾有一些犯人尝试过越狱，他们通常是趁着在铁丝网之外工作的时机逃跑，但绝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等你终于跑进了树林以后，你还能往哪儿跑呢？”托伊·布拉特说，“基本上每天都有住在附近的农民押着犹太人回来，他们发现这些人躲在田里的某个地方。”送回犹太人可以换来“五磅白糖和一瓶伏特加”。佩切尔斯基和他的战友改变了营地里的犯人普遍持有的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他们与莱昂· 费尔德亨德勒（在苏联战俘到来之前他是索比堡一个小型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一起组织了一次大规模越狱。

到达索比堡仅两周之后，苏联战俘便开始挖掘逃跑用的地道，但没过几天地道就被水淹了，于是他们放弃了这个方案。佩切尔斯基很清楚，无论用何种方法，都不太可能让索比堡600多名犯人在同一个晚上匍匐着爬出营地而不出任何事故。他很快认识到，一次成功的大规模越狱只能通过武装反抗来实现。佩切尔斯基还想到，犯人们最好尽早行动。几星期后就会迎来第一场降雪，到时德国人将很容易追踪逃到树林里的犯人。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几位关键卡波的参与下，一个方案渐渐成形。“第一阶段的任务是收集武器，”托伊·布拉特说，“比如刀和斧子，很多木匠在他们工作的地方都有工具。”第二阶段是把德国人“引诱”到营地的僻静角落，杀掉他们后偷走他们的枪。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便是公开的起义。

10月的第二周，地下组织得知，索比堡几个最重要的德国人都回德国休假了，其中包括军士长之一瓦格纳，因此营地里的德国人比平时又少了一些。地下组织成员打算以“给你好处”为诱饵把剩下的德国人骗到裁缝或鞋匠的工作间，于是整个反抗行动成功与否就看营地守卫手脚有多不干净了。佩切尔斯基命令魏斯帕皮尔藏在营地中的一个鞋匠工作间里，等到德国守卫过来试新鞋时就一斧子将他砍死。“我很激动，”魏斯帕皮尔说，“大家都明白，成败在此一举。”另一些德国人以为自己将得到一件新皮衣，他们被骗到裁缝室杀死。接下来，犯人们打算从正门逃跑，他们赌了一把，看很听德国人话的乌克兰守卫会不会因为缺乏足够的弹药和动力而不对他们进行阻拦。

起义发生在10月14日。下午3点半，魏斯帕皮尔和来自明斯克的一位犹太同乡耶胡达· 莱纳一起藏在鞋匠的小屋中。“一个德国人进来试鞋。他在我面前坐了下来，我一步上前用斧子朝他砍过去。我不知道应该用斧子后部，而是用了刀刃。我们把他拖走，在他身上盖了一块布。然后另一个德国人走进来，他走到尸体前，用脚踢了一下，然后说：‘这是什么？这里怎么一团乱？’接着他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也用斧子砍了他。我们拿走了他们的枪然后逃跑。后来我一直在发抖，很长时间都平静不下来。我觉得很恶心，我被溅了一身血。”

莱纳和魏斯帕皮尔在鞋匠的工作间杀死了两个德国人，另有三个党卫队士兵死在裁缝室，其他没能被成功引诱出来的德国人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被杀。到了下午5点，集中营内大部分党卫队看守都已经被杀死，一共有9人。但令人担心的是，指挥官还活着。犯人们开始像往常一样聚集在一起准备点名。托伊·布拉特说：“但是到了5点45分，萨沙（佩切尔斯基）跳上桌子，发表了一番演讲，演讲内容我到今天都还记得。他讲到了他的祖国苏联，讲到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改变，和平将会到来，还说如果有人能活下来，那他的责任就是告诉全世界这里发生了什么。”

接着，犯人们按计划朝大门走去。突然之间，子弹从瞭望塔那里射向他们，指挥官弗伦策尔也从一个营房里走出来朝他们开枪。显然，从正门逃跑是不可能了，于是犯人们尝试破坏集中营后面带刺的铁丝网，尽管外面就是雷区。正当托伊·布拉特在枪林弹雨中与铁丝网较劲时，他突然感到整个铁丝网倒了，把他压在下面。“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完蛋了！人们踩着我过去，铁丝网上的刺扎进我的外套。但最后我灵机一动，把皮衣脱了下来让它挂在铁丝网上，自己爬了出去。我开始跑起来。我跌倒了大概两三次，每次都以为自己被打中了，但我站起来以后又发现什么事也没有。我终于（跑）到了树林里。”在逃跑过程中，托伊·布拉特看到地雷“把人炸飞”，才意识到落在后头离开营地其实是件“幸事”。

那天，索比堡的600名犯人中大约有一半成功出逃。托伊·布拉特认为，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他们（德国人）不把我们当人看，没料到我们会采取行动。他们觉得我们都是垃圾。他们没想到犹太人面对死亡（已经做好了准备），因为已经有几千个犹太人白白送了命。”而在阿尔卡季·魏斯帕皮尔看来，越狱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苏联战俘的到来，面对营地里的艰难处境，他们团结在一起。重要的是，这些苏联战俘采取行动时，距他们到达营地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虽然他们也曾被关押在德国其他集中营，但他们在索比堡所遭受的恐怖体验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他们有机会对眼前的骇人景象迅速做出反抗。他们严格的军纪再加上萨沙· 佩切尔斯基非凡的个人魅力，共同保证了反抗行动的成功。

逃离索比堡的300名犯人大都没能活到战后。很多人四处游荡，在树林里迷了路，几小时后就被抓捕。还有一些人被波兰人交给了德国人。萨沙· 佩切尔斯基和他的几个战友碰到了支持红军的人，并最终与行进中的苏联部队会合。托伊·布拉特后来遇到了一系列险阻，多次侥幸逃脱。有些波兰人向他伸出援手，也有一些出卖了他。战后他决定在美国开始新的生活。

希姆莱对索比堡反抗行动极为关注，这次行动后，他下令屠杀特拉夫尼基、波尼亚托瓦（Poniatowa）和马伊达内克三个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屠戮于11月3日开始进行，是纳粹“最终解决”历史上最血腥的屠杀。这次被纳粹称为“丰收节”的行动造成大约4.3万人丧生。这一行动充分说明，先进的技术手段在大规模屠杀中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在马伊达内克，一天之内就有1.7万名犹太人死在纳粹的枪口下。

1943年11月的“丰收节”屠杀，恰逢纳粹“最终解决”的实施目的（raison d’être）发生转变的时期。1941年秋天和1942年春天的灭绝行动，至少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东部德意志新帝国腾出更多“空间”，但到了1943年冬，纳粹明显将要输掉战争，于是另一个目的出现了：报复。此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主要是为了确保他们最大的敌人不会从战争中获益，无论战争的结局如何。当然，在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筹划和执行过程中，意识形态因素始终存在，将西欧犹太人也纳入到纳粹的大规模屠杀计划中就表明，追求经济利益和创造“空间”绝不是纳粹犯下这桩罪行的全部动因。但到了这个时候，第三帝国的领导人在东部建立“纳粹新秩序”的梦想已经破灭，他们是出于纯粹的仇恨对犹太人展开大屠杀，以此寻求安慰。

然而在不受他们直接管辖的区域，德国人执行“最终解决”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保加利亚政府此前曾交出11000名犹太人，这些人都来自色雷斯和马其顿两个沦陷区，最终在特雷布林卡遇害。1943年，保加利亚人多次抗议将犹太人驱逐出保加利亚的做法。罗马尼亚领导人扬·安东内斯库曾在比萨拉比亚、德涅斯特河沿岸和布科维纳（Bukovina）参与过破坏犹太人社区的行动，但现在也拒绝将罗马尼亚剩下的犹太人送进贝尔赛克的毒气室。在意大利也是：虽然墨索里尼曾经实行过各种反犹措施，但他一直拒绝交出意大利的犹太人。[27]纳粹之前的许多盟友现在都意识到自己支持的不再是将要获胜的一方，他们曾帮助纳粹迫害犹太人，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对自己有好处，现在情况变了，他们开始拒绝推行反犹政策。他们的转变主要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出于道德上的觉醒。

在所有曾被德国人占领的国家中，只有一个没有因参与“最终解决”而留下道德污点，这个国家就是丹麦。在丹麦人的共同努力下，全国95%的犹太人免遭落入德国人之手的下场。丹麦人拯救犹太人的故事动人心弦，也令人振奋，细想之下，这些故事背后还有着更复杂的深意。

1940年4月9日德国人攻占丹麦。从一开始就可以明显看出，德国人对丹麦的占领方式与对欧洲其他国家有很大差别。丹麦的主要机构（包括君主、议会和警察）大都维持不变，纳粹也没有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强迫丹麦人颁布任何反犹法规。在丹麦政府看来，8000名犹太人是丹麦的合法公民，这一点不会改变。“我们没有任何歧视，”克努兹·迪比[28]说道，他当时是丹麦的一名警察，“犹太人已经完全同化了。他们从事的职业、住的房子都和其他人一样。我敢肯定在丹麦和犹太人通婚的人很多。我家就有个亲戚娶了个犹太女演员。”甚至那些在纳粹占领区坚持自己宗教信仰的犹太人也没有遇到太多麻烦。本特·梅尔希奥[29]当时是个学生，他原本对德国人的到来颇为担心，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拉比，曾公开反对纳粹。但后来什么坏事也没发生。“我们去上学、去教堂、去参加文化活动，一切照常。”

本特·梅尔希奥讲述的故事可以说明丹麦社会对犹太人的接受度。本特的父亲写了一本小书，是对《摩西五经》的评注。由于对所有丹麦人来说，表达爱国之情的最好对象便是丹麦国王，他决定把一册书进行特殊的装订，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君主。1941年的最后一天，本特的姐姐被吩咐把书送到位于哥本哈根的皇宫。她朝大门走去时，正好碰到王后走出来，王后看见她以后问：“这是给我丈夫的吗？”他姐姐回答：“是的，陛下。”王后拿走了书。当天晚上，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连夜写了一封感谢信给本特的父亲，向他及整个犹太人社区问好。“我们是1942年1月1日收到的信，”本特·梅尔希奥说，“这给整个社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竟然会亲自回复一个送他书的小拉比。”

考虑到纳粹在欧洲其他地方展开的反犹屠杀，很难想象他们会允许一个国家对犹太人的接受度如此之高，但纳粹对丹麦的态度其实非常微妙。首先，他们希望确保这个国家向德国输送的粮食供给不受影响；其次，他们意识到，以这种“理想的”方式占领一个“雅利安”同胞的国家具有积极的宣传意义；最后，和平的丹麦几乎不需要多少德国士兵驻扎在此地进行管理，这也可以给他们带来好处。然而，这种态度在1943年秋发生了改变。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失利的德国军队全面撤退，此后丹麦爆发了多起反抗行动，并进一步引发了一系列罢工。德国人坚持镇压这些行动，但丹麦政府拒绝配合。因此，8月29日，德国夺取了丹麦政权。

德国驻丹麦全权代表维尔纳·贝斯特博士（Dr Werner Best），此刻面临着一种两难处境，不知该如何处置丹麦的犹太人。从贝斯特的背景来看，很难认为他会采取同情的态度。他早年是一名律师，1930年加入纳粹党，第二年加入党卫队，此后一直担任盖世太保的法律顾问，并直接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工作。在帝国安全办公室工作期间，他参与了对波兰知识分子的迫害，随后他到法国任职，直接参与对法国犹太人的镇压。而现在，这个忠诚的纳粹分子却做了一件与他一贯风格完全相悖的事：他通过中间人向丹麦犹太人透露了将要展开的抓捕。

按计划，抓捕行动将于1943年10月1日夜间至2日凌晨进行。就在预定日期的前几天，贝斯特与德国海军武官格奥尔格·杜克维茨（Georg Duckwitz）开了一个会，将突袭的安排告诉了他。大家都知道杜克维茨很同情丹麦人，因此贝斯特几乎可以确定，杜克维茨一定会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丹麦政治家，而他们一定会提醒犹太人社区的领导人。事实也确实如此。

“那是一个星期二（9月28日）的晚上，”本特·梅尔希奥说，“一个女人来到我们家，说要跟我父亲谈一下，还说这周五晚上会有抓捕行动。”第二天是个犹太教节日，因此一大早来到教堂的人比往常都多。本特的父亲起身发言：“我父亲中止了礼拜活动，告诉大家这件事非常重要，然后转述了他听到的消息。‘周五晚上不要待在家里。’他还说第二天教堂的礼拜活动也取消。但这样还不够，在场的每个人走出教堂后都需要再转告他们的亲朋好友，并告诉那些落单的人，总之想办法通知尽可能多的人。”

大出逃发生在当天、也就是9月29日那天晚些时候。鲁迪·比尔[30]和他的家人也在逃亡的队伍中。他们走出哥本哈根大概10英里远，住在鲁迪父亲的生意伙伴家中。“他们是非常好的一家人，有三个女儿，比我们稍大一点。他们住在一栋别墅里，有个花园，我们没有花园，因为我们住在公寓里。他们把我们照顾得非常好。”

就在比尔一家在哥本哈根外的新住所安顿下来的同时，丹麦警方也得知了犹太人马上要被驱逐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警察局，”克努兹·迪比说，“我的一个同事说，他的犹太邻居、一个叫雅各布森的商人找到了他。他和他们全家都特别紧张，希望我同事能帮帮他们。”迪比和他的同事们马上决定为丹麦犹太人提供帮助。与纳粹占领的其他国家（如法国和斯洛伐克）的警察所采取的行动相比，这些丹麦警察的做法更显可贵。迪比自告奋勇帮雅各布森一家安排了出逃方案，即从丹麦和中立的瑞典之间的海峡逃走。“我们让他们乘有轨电车或当地的火车去哥本哈根东部的港口车站，从那里搭出租车到港口。出租车司机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还是帮了很大忙，甚至有人都没要车费。到了港口，我们藏在德国人用来放渔网和工具的棚子里。”

等犹太人都藏好了，克努兹·迪比出去找渔民，看有没有人愿意冒险在夜里带他们穿过海峡。“我告诉渔民我们有几个人，得求他们，还要借钱付给他们，要尽可多借些钱，好让所有人都能上船。”这是一段异常艰辛的旅程：“有一次我带着三个犹太男人，结果一艘德国巡逻舰突然朝我们开过来。我们跳进一条深沟里藏了起来，直到听见德国人离开才出来。那一次我已经做好了开枪的准备，我肯定会保护我们四个人……我不想被抓起来送进集中营。”

帮助犹太人逃跑的不光有丹麦警察，还有其他许多机构的工作人员，比如丹麦的海岸警备队队员，当数不清的小船在深夜离开港口时，他们掉转过头假装没看见；再比如支持犹太人逃亡的神职人员：10月3日，丹麦各个教堂都宣读了哥本哈根大主教的声明，这一声明直截了当地明确了教会的立场：“无论犹太人在何处因种族或宗教原因遭到迫害，基督教教堂都有责任反抗这种迫害……虽然我们有着不同的宗教观念，但我们应该为犹太兄弟姐妹的自由抗争到底，因为我们自己也把自由视为比生命还可贵的东西。”[31]

与此同时，鲁迪·比尔一家觉得继续住在国内的朋友家已经不再安全，他们也前往瑞典：“我们需要穿过哥本哈根市中心，在那里我们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一个司机拐错了弯，恰巧就在德国总部大楼前停了下来。一时之间我们有点害怕，不过他掉了头，找对了路，我们就开走了。”比尔一家坐着车出了哥本哈根，又向南开了25英里，终于到达瑞典与丹麦距离最远的一个地点，因为他们的保护人认为要穿越边境，这里是最安全的。两艘大船停在离海岸线不远的地方，每艘船都可以容纳200人。比尔一家划着小船靠近其中一艘大船。当天晚上大约11点，他们的船启程了。“我们站在甲板上，”鲁迪回忆道，“我最小的弟弟妹妹们被喂了少量安眠药，好让他们不要哭闹，他们一路都在睡觉。”几个小时过去，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顺利到达瑞典：“我们踏上瑞典的海岸线，发现这里非常不一样。在丹麦晚上有灯火管制，但在瑞典大街小巷都亮着灯。当地人非常友好地接纳了我们。人们唱起了歌——瑞典和丹麦的国歌，大家特别高兴，眼下终于没有什么危险了。”瑞典人倾尽全力地为这些犹太人提供帮助，他们派出亮着灯的小船，确保逃亡者可以安全上岸，并于10月2日在广播中宣布，他们欢迎所有来瑞典的丹麦犹太人。

与鲁迪·比尔有着类似经历的人不在少数。绝大多数丹麦犹太人都成功逃到了瑞典。在10月1日晚的围捕行动中，德国人只抓到284名犹太人，在之后的几周里，他们又逮捕了不到200名在逃往瑞典途中的犹太人。丹麦总共有8000名犹太人，只有不到500人被抓捕并被驱逐，重要的是，这些人也没有被送去奥斯维辛，而是送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那里的生活虽然窘迫，但至少没有筛选，也没有系统化的屠杀。在被驱逐的丹麦犹太人当中，超过五分之四的人在战后回到了家园。[32]

讲到被驱逐的经历，我们已经听过太多关于背叛和报复的故事，因此丹麦犹太人获救的经过无疑令人格外欣慰。然而，德国人在抓捕和驱逐丹麦犹太人时模棱两可的态度也意味着，这个故事在为人称道的同时，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维尔纳·贝斯特令人捉摸不透的态度——他不仅通过中间人间接提醒了丹麦犹太人，在组织抓捕行动时也明显没有尽力。德国安全部门有一小部分人确实在卖力地工作，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便是汉斯·尤内尔（Hans Junl，“盖世太保尤内尔”）在埃尔西诺（Elsinore）抓捕犹太人的行动，但大多数德国人似乎没有这么认真。鲁迪·比尔说：“我一直都认为，如果德国人想阻止我们，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因为丹麦和瑞典之间的水域不宽，也不太长，如果他们派出四五艘鱼雷艇，那整个逃亡行动就泡汤了。”但德军的海上巡逻舰没有拦下一艘逃亡的小船。

从维尔纳·贝斯特10月5日交给柏林的一份报告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来解释。“丹麦‘犹太行动’（Judenaktion）的目标是让这个国家中不再有犹太人，而不是要成功杀死多少犹太人，因此可以论定，‘犹太行动’已经实现了它的目标。”[33]在这里贝斯特强调了自己的功劳，因为他在最大限度地维护纳粹统治的同时，让丹麦成了“没有犹太人”的国家。犹太人逃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不是被抓起来，对他有个很实际的好处：丹麦政府未来将更容易合作。

近期有学者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质疑与丹麦犹太人有关的传统历史观，那就是拯救行动中的“利他主义”。举例来说，第一批逃亡的犹太人很多都给了渔民大量的钱。“很遗憾，一些逃亡的人不得不花点钱以便尽快上船，”克努兹·迪比说，“渔民实际上是很穷的一群人，他们挣的钱很少。我敢肯定有的人希望赚些额外收入。”但丹麦渔民的做法难道是毫无道理的吗？他们冒着丢掉饭碗（在他们看来甚至可能是丢掉性命）的巨大风险帮助犹太人逃脱。他们在可以收费的时候收了，这样做是错的吗？特别是在前几次的行动中，谁也不知道德国巡逻舰是不是正在对岸等着拦截他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无论逃难者出多高的价钱丹麦渔民都拒绝冒险，那才是最该受到谴责的做法。而且重要的是，没有一个丹麦犹太人因为交不出钱而被扔下不管。

当然，丹麦人拯救行动的成功也受益于一些不受他们控制的外在因素，地理位置便是其中之一，因为丹麦附近有一个中立国，而荷兰或比利时则没有。其次，截至1943年夏天，德国人对丹麦的统治都相对宽松，这意味着警察、海岸警卫队等关键组织受纳粹控制的程度相对较小。第三个因素是纳粹迫害丹麦犹太人的时间点。前面已经说过，到了1943年秋天，明显可以看出德国人快要输掉战争，因此丹麦人知道，帮助犹太人是将要获胜的一方所希望的。最后，相当重要的一点是，纳粹对丹麦的统治从来没有过于严酷，完全不同于波兰等国家，如果纳粹对丹麦犹太人以及帮助他们的人的迫害像在波兰那样残忍，不知道丹麦人还会不会伸出援手。一方面，我们不该通过这个故事就认定丹麦人比别的民族都更有同情心，因为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丹麦人并不愿意接收从德国逃过来的大批犹太人，但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丹麦人的高尚只是相对的，可他们经常忘了，即使是在1940年和1941年，德国人看似会赢得战争的时候，丹麦人也坚守住了道德原则，没有迫害过犹太人，哪怕这种做法肯定会让他们的纳粹统治者非常高兴。

我们也不该因为知道贝斯特让大量丹麦犹太人逃跑的背后有他自己的政治考量，就否认其他丹麦人的救援行动所具有的道德价值。重要的是，丹麦人团结在一起反对驱逐行动时，没人知道贝斯特是怎么想的。每个为犹太人提供帮助的人在那时都以为他们的做法违背了德国人的意愿，并且可能会给自己惹上很大麻烦。因此克努兹·迪比才会说：“丹麦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是出于真正的友爱。那单纯是一种博爱的情怀，是善良和尊重。全欧洲的人本来都应该和他们一样。”这个观点让人难以反驳。1944年的春夏，欧洲另一个国家与丹麦人的英勇行为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奥斯维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就发生在这一年。

[1] 见Yitzhak Arad，《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莱因哈德行动中的灭绝营》，第165页。

[2] 值得注意的是，对纳粹来说，由于波兰已经不复存在，华沙也不再是首都了。

[3] BBC访谈。

[4] 《奥斯维辛1940—1945》，第一卷，第103页。

[5] Strzelecka和Setkiewicz，“集中营及其子营地的建造、扩大和发展”（The Construction,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mp and Its Branches），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一卷，第104页。

[6] Franciszek Piper，“对苦役犯的剥削”（The Exploitation of Prisoner Labour），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二卷，第104页。

[7] BBC访谈。

[8] BBC访谈。

[9] 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指挥官》，第96页。

[10] 引自Robert Jay Lifton，《纳粹医生》（The Nazi Doctors, Basic Books 1986），第16页。这是他在被一位幸存者、后来成为医生的Ella Lingens-Reiner博士提问时给出的回答。

[11] BBC访谈。

[12] 引自Irena Strzelecka，“实验”（Experiments），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二卷，第363页。

[13] BBC访谈。

[14] BBC访谈。

[15] Miklos Nyiszli，《奥斯维辛：一名医生的亲身经历》（Auschwitz, a Doctor’s Eyewtiness Account, Mayflower Books 1973），第53页。

[16] Aleksander Lasik，“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组织结构”（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Auschwitz Camp），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一卷，第203页。

[17] BBC访谈。

[18] BBC访谈。

[19] 见Konrad Morgen于1962年3月8日在法兰克福提供的证词, 以及在法兰克福的奥斯维辛审讯，载于Hermann Langbein，Der Auschwitz-Prozess: Eine Dokumentation （Neue Kritik, Frankfurt 1995），第143—145页。

[20] 见Konrad Morgen 1944年秋与Eleonore Hodyy谈话的记录，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ZS 599。

[21] 欲详细了解Morgen的调查、霍斯的解职与被指控的外遇，参见Jerzy Rawicz，《一场大屠杀的日常》（The Everyday Life of a Mass Murderer ［Dzien Powszedni Ludobójcy］ Czytelnik, 华沙，1973）。

[22] 信息来源于Robert Sommer的博士论文（待完成）中对这个话题进行的开创性研究。

[23] BBC访谈。

[24] BBC访谈。

[25] BBC访谈。另见Thomas Toivi Blatt，《索比堡的灰烬》（From the Ashes of Sobibor，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7）。

[26] BBC访谈。

[27] 1943年7月，墨索里尼被意大利国王解除最高统帅一职。9月，德国人将他从监狱中救出，并推选他出任傀儡政权的领导人。意大利的犹太人均是在德国占领期间（而不是在墨索里尼直接统治期间）被送往纳粹的灭绝营。大约有20%的意大利犹太人在战争中丧生。

[28] BBC访谈。

[29] BBC访谈。

[30] BBC访谈。

[31] 引自Michael Mogensen，“拯救丹麦犹太人”（The Rescue of the Danish Jews），载于Mette Bastholm Jensen和Steven L. B. Jensen编著，《丹麦与大屠杀》（Denmark and the Holocaust, 哥本哈根大屠杀与种族灭绝研究中心，2003年），第45页。

[32] 引自Mogensen，“拯救丹麦犹太人”，第33页。另见Leni Yahil，《拯救丹麦犹太人：民主政治的一场考验》（The Rescue of Danish Jewry: Test of a Democracy,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69）。

[33] 引自Mogensen，“拯救丹麦犹太人”，第58页。

第五章

疯狂的杀戮

1944年的一系列事件，让奥斯维辛成为历史上最大规模屠杀的发生地。截至1944年春，奥斯维辛的总死亡人数比特雷布林卡少几十万，但这一年的春天和初夏，奥斯维辛一直在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地运转，迎来了建成以来最恐怖、最疯狂的杀戮。在这段恐怖的时期饱受折磨、最终死去的大部分犹太人都来自同一个国家——匈牙利。

如此多的匈牙利犹太人在战争接近尾声时被迫登上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原因错综复杂。匈牙利一直试图与纳粹进行政治博弈，在两种强烈而又矛盾的情感中来回摇摆。一方面，他们一向惧怕德国势力，另一方面，他们也想与赢面较大的一方合作，特别是如果合作能让他们获得东部邻国罗马尼亚的领土的话。直到1940年10月，匈牙利人才终于下定决心加入《三国同盟条约》，彻底与轴心国结为盟友。因为在此之前，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作为中间人促成了一项协议，将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地区北部划给匈牙利。匈牙利人对这片土地垂涎已久，在这个协议的诱惑下，再加上认为纳粹最终会赢得战争（在1940年夏天和初秋，这是一个“明智”的立场），匈牙利人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开始向他们强大的邻居靠拢。

1941年春，匈牙利人参与了希特勒入侵南斯拉夫的行动，6月，匈牙利军队又加入了纳粹向苏联发动的战争。然而，纳粹的闪电战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击败斯大林，反倒被拖成了持久战，此时，匈牙利人意识到他们站错了队。1943年1月，红军突破了匈牙利人在东部的防线，造成15万匈牙利人被杀、负伤或被捕的惨重损失。匈牙利政府认为此时的“明智”立场是疏远纳粹，于是在1943年与西方盟军进行了秘密会谈，并与他们协定，一旦盟军兵临城下，匈牙利便会转而支持盟军。

1944年春，希特勒决定向他这个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的朋友发动进攻。在传统史学研究中，这个决定被视为意识形态驱动下的个人行为，而不是一个务实的策略。但近期有学者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希特勒这样做并不仅仅是想惩罚他摇摆不定的盟友那么简单，相反，希特勒和纳粹的行动相当理性。匈牙利是东欧少数几个尚未遭到纳粹劫掠的国家之一。希特勒认为，现在正是纳粹在这片富饶的沃土上进行搜刮的大好时机。[1]

犹太人自然成了纳粹强取豪夺的对象。匈牙利有超过76万犹太人，占全国总人口近5%。虽然这些人在此之前忍受着种种反犹主义规定的约束，但大多数人生活的社区（以及他们的大部分财产）大体上未受到破坏。处在服役年龄的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去了东部前线做苦力，已有几千人丧生，但剩下的犹太人仍抱有希望，以为他们可以逃脱残酷的迫害。1944年3月19日，德军长驱直入，占领了匈牙利。就在第二天，党卫队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阿道夫·艾希曼也到达此地，奉命把匈牙利犹太人的财物尽可能搜刮干净之后驱逐他们。按照纳粹的一贯作风，艾希曼从第一批巧取豪夺的物品中给自己挑了件礼物，即位于布达佩斯整洁的玫瑰山区（Rose Mount）的一栋豪华别墅——“阿希纳别墅”（Achner Villa）。

然而，“最终解决”此时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与1942年纳粹负责人在总督辖区面临的任务不同，艾希曼要做的不再是组织简单的灭绝行动。考虑到眼前紧迫的军事形势以及对劳动力日益增长的需求，纳粹需要更加努力地把有劳动能力、可以为德国的战事出力的犹太人与那些对第三帝国毫无用处、需马上被送走杀死的犹太人区分开来。在纳粹看来，奥斯维辛成为匈牙利犹太人的理想去处，因为此时门格勒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已经积攒了足够丰富的经验进行这种筛选。奥斯维辛仿若一个巨大的筛子，筛出的匈牙利人将被输往第三帝国各地的苦役犯工厂。

艾希曼最开始在匈牙利采取的行动，与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纳粹惯常采用的反犹主义举措完全一致。在驱逐行动中，他成功地得到了匈牙利警方的配合，并把剩下的犹太人都驱赶到布达佩斯以外的隔离区。德国人一开始要求匈牙利“向帝国”交出10万名犹太人，但在犹太人都搬进隔离区后，匈牙利政府主动提出交出国内剩下的犹太人。与之前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斯洛伐克一样，匈牙利也发现，当犹太人原有生活被打乱、家中男人被带走以后，最“省心”的处理方法就是让纳粹带走所有人。而这个提议正中艾希曼下怀。

然而，除了这些可以想象得到的工作，艾希曼还做了另一件事。1944年4月25日，一个名叫约埃尔·布兰德（Joel Brand）的犹太人来到布达佩斯大华酒店与艾希曼会面。此人是“救援委员会”（Relief and Rescue Committee）的领导人，该组织致力于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的控制。布兰德此前已经与艾希曼和其他党卫队军官开过多次会议，试图通过贿赂他们让一部分犹太人离开匈牙利。这一次，艾希曼对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帝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都是我负责的。现在轮到匈牙利了。我叫你来是想跟你做个交易，我打算卖给你100万个犹太人。你想救谁？能生孩子的男人女人？老人？还是婴儿？坐下来，告诉我。”不难想象，布兰德对艾希曼的提议大吃一惊。他抗议道，这不该由他来决定，但艾希曼回答道：“我没法把全欧洲的犹太人都卖给你，只能放走100万个。我们感兴趣的是物品，不是钱。出国跟你们其他国家的负责人和盟军直接联络一下，商量出一个具体方案后再回来。”[2]

在纳粹“最终解决”的历史上，这是很反常的一件事。艾希曼多年来一直以灭绝犹太人为己任，是什么让他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了一个看似反常的建议？我们可以从艾希曼当时所处的混乱政治局面中找到一丝线索：到达布达佩斯以后，艾希曼发现他不是唯一一个在匈牙利身担特别任务的党卫队军官，另外两个人——格哈德·克拉格斯中校和库尔特·贝歇尔中校也在这里。克拉格斯进行着各种“情报”工作，而贝歇尔则忙着敲诈匈牙利最大的工业集团所有者，魏斯家族。他以让他们安全离开匈牙利为条件，要求他们把自己在集团的股份交给党卫队。在艾希曼看来，这两位军衔与他不相上下的同事显然越了界，插手他原本以为会由自己全权负责的工作。富足的匈牙利就像一块肥美的肉摆在一群豺狼面前，艾希曼意识到，他必须主动出击才能在这场争夺中赢得上风。

在与布兰德会面前艾希曼得知，他的竞争对手贝歇尔已成功地将曼弗雷德-魏斯工厂的股份转到纳粹名下，作为回报，魏斯家族中约有50人获准离开匈牙利，前往中立国。贝歇尔的职业前景看起来一片大好，还搬进了比艾希曼的寓所更大的别墅，这栋别墅曾属于魏斯家族的某人。1961年艾希曼因战争中犯下的罪行遭到审讯时，曾在法庭上声称，自己真心希望布兰德与盟军的谈判能获得成功，但这显然是自我辩护，他4月25日之所以开出这样的条件，背后的动机似乎更直接也更自私：他在伺机从贝歇尔那里夺回主动权。如果他的上司希姆莱认可了对犹太人政策上的这一新变化，那么他，艾希曼，就不该落在后面，哪怕这种做法有悖于他的本性。艾希曼肯定知道这桩交易做成的机会不大，他知道盟军把物资交给纳粹、让他们拿去对付东线红军的可能性绝不会太高。但通过推进这件事，他想让希姆莱看到他是个愿意顺应形势而变通的人，一方面他不输贝歇尔，另一方面几乎可以肯定他仍能像过去一样，出色完成筛选和灭绝任务。

艾希曼与布兰德又进行了两次会面之后，交易的内容基本敲定：布兰德将前往伊斯坦布尔，在那里设法说服盟军将1万辆卡车交给纳粹，让他们用在对付苏军的冬季作战中。作为交换，纳粹将释放100万名犹太人。布兰德要求艾希曼先释放一部分犹太人来展现“诚意”，并提到“救援委员会”先前颁发的600张通行证，这些通行证的持有者应允许迁入巴勒斯坦，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然而，艾希曼不但拒绝了布兰德的提议，还坚持要把他的妻子汉莤关到大华酒店当作人质。

在大华酒店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克拉格斯、贝歇尔和其他几位纳粹人士也在场。镇上每个德国代表似乎都想从这次行动中分一杯羹。克拉格斯执意要一个名叫班迪·格罗斯（Bandi Grosz）的神秘人物跟随布兰德一起前往伊斯坦布尔。格罗斯是阿勃维尔（Abwehr，德国谍报组织）的一名特工，不久前这个机构在匈牙利的工作被叫停，由克拉格斯组织进行的情报工作取代。格罗斯此行的真正目的直到好几个月后才为人们所知晓。1944年5月17日傍晚，这两个人驱车穿越边界来到奥地利，并从那里登上了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布兰德记得他身旁的格罗斯衣冠不整，胡子拉碴，偷偷地背着打印出来的指示，指示印满了一页半纸。[3]就是这样一个不祥的、神秘的开端，开启了一项不祥的、神秘的行动。

无论有没有“用犹太人换卡车”的交易，艾希曼立即驱逐匈牙利犹太人的计划都不会改变，奥斯维辛为接收这些人而做的特别安排也不会受到影响。在为迎接大批即将到来的犯人进行准备工作的同时，营地的纳粹领导层也发生了若干变化。1943年11月就任集中营指挥官的阿图尔·利伯亨舍尔（Arthur Liebehenschel）被解职，调至稍次的岗位，即卢布林地区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指挥官。新的命令为整个奥斯维辛的纳粹驻军设置了一名总指挥官，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1号营地和奥斯维辛-比克瑙的指挥官现在都听命于他。霍斯的归来带着一雪前耻的意味，面对眼前极其艰巨的任务，他过去所谓的过失都统统被纳粹领导层遗忘了。

5月9日，也就是霍斯回到营地的第二天，他便提出迎接匈牙利犹太人的准备工作需要加快速度。按照奥斯维辛流传的说法，利伯亨舍尔管理时期集中营效率低下，并且缺乏真正的纳粹党人应有的“冷酷”。霍斯决心改变这一切。直到这时，从一英里外的主轨道分岔驶向奥斯维辛的铁轨才最终建好，犯人已可以被送到位于比克瑙中心的一个新坡道，这个坡道距2号和3号焚尸场仅100米远。霍斯还下令立即修复5号焚尸场的焚化炉，并在附近挖五个坑，以便焚烧尸体。[4]1942年的经验让他知道，屠杀犹太人对他和他的同事来说不是难事，最棘手的任务是如何同时处理成百上千具尸体。

不能不提的是，霍斯处处表现出他想要回到奥斯维辛的迫切愿望。1943年底离开营地的时候，他拒绝切断与集中营的所有联系，在柏林工作期间，他的家人继续住在位于奥斯维辛外围的指挥官寓所里（或许他们意识到，一个德国家庭住在波兰南部要比住在纳粹德国的首都安全得多，因为那里很可能成为盟军空袭的目标）。此时，霍斯把满腔的热情投入到这个比原来更高一级的新岗位上。在人们的想象中，管理奥斯维辛大概是世界上最差的工作，但霍斯证明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不仅在1943年11月即将被解职时努力地想要保住工作，并且为6个月后能重操旧业由衷振奋。霍斯的回忆录里并没有提到他回奥斯维辛后的真实感受，但我们不难列出种种理由来断定，重获奥斯维辛的管控大权一定让霍斯非常高兴：首先，他对奥斯维辛想必有一种强烈的主人心态，毕竟自集中营建造之初以来，他就一直担任这里的指挥官；其次，他肯定知道匈牙利的犹太人相对来说有多么富裕，而且明白他们死去后，自己很有可能从中获得好处；但比上述原因都重要的是，作为“最终解决”的坚定支持者，霍斯一定对执行眼前这项如此重要的任务充满期待。

对于匈牙利的大多数犹太人来说，这只是噩梦的开始。从相对安全富足的生活到绝望的阶下囚，转变来得太突然，比其他任何一个被纳粹“最终解决”影响到的国家都要猝不及防。截至1944年3月初，艾丽斯·洛克·卡哈纳[5]一直与她的家人幸福地生活在靠近奥地利边境的小镇萨瓦尔（Sarvar）。她觉得他们过得无忧无虑。她的祖父拥有一家大型地毯织造厂，因此家境相对富裕。但纳粹到了没几个星期，他们的工厂和住所就以一美元的价格被卖给一个姓克鲁格的人。没过多久，他们与成千上万的匈牙利犹太人一起被迫登上了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在士兵的监督下，当时15岁的艾丽斯、年长她两岁的姐姐埃迪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朝火车站走去。她们恰好从自己原来的家门前经过，看见克鲁格先生坐在窗边。“我觉得特别耻辱，”艾丽斯说，“我脑海中出现了出埃及记的场景。克鲁格先生看着我们走过去，脸上没有同情，只有喜悦——他现在成了我们工厂的主人、我们房子的主人。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狗跳了起来，它认出了我们，哀嚎起来。”

等他们接近火车站，艾丽斯更加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我来说，火车站总是跟美好的记忆联系在一起，因为父亲在布达佩斯有个办公室，我们经常在周一陪他去火车站，然后周四接他回来。他总会给我们带回点什么。”但这个曾让她如此快乐的地方，现在却完全变了个模样：“我们看见了运牲畜的火车！我对我姐姐说：‘肯定搞错了，这里停的都是载畜火车。他们不会让我们上这些车的。爷爷不可能坐在装牲畜车厢的地板上！’”但这显然不是什么误会。他们登上列车，车门“砰”地关上，唯一的光亮，是从车身木栅栏之间狭窄缝隙中透进来的光。在黑影中，她们能看见祖父坐在行李上，她们的母亲站在祖父身旁。里面非常热，很快空气中就充满令人作呕的汗臭味，车厢角落那个被当作马桶的铁桶也散发出阵阵粪便味。四天后，他们终于到达奥斯维辛。

“到了以后，我对埃迪特说，没有什么比这辆运牲畜的车更可怕的了。我确信他们会让我们工作，而且会给孩子更好的食物。”艾丽斯说。等大家下了车，聚在比克瑙的坡道附近，艾丽斯的姐姐让她站在儿童的队伍中，她们都以为儿童的待遇会比大人好，她们觉得纳粹毕竟来自一个文明的国家。因此，艾丽斯虽然个头很高，但还是站在了儿童及她们的母亲那一队。当然，按照集中营里扭曲的逻辑，这群人恰恰是纳粹最先要杀死的。那天在坡道负责筛选的是门格勒博士，他见艾丽斯等在那里，对她很是好奇：她是个头特别高的孩子，还是年轻的母亲？“您有孩子吗（Haben Sie Kinder）？”他问。艾丽斯在学校里学过德语，回答说她只有15岁，于是门格勒让她站到另一队去，那队是不会马上被杀死的成年人和青少年。没过多久，她被带进了比克瑙的“桑拿室”，在那里冲了澡，剃了头，领到一套尺码大出三倍的破烂衣服。

艾丽斯发现自己被分到了比克瑙的女囚营，此时，她跟自己的父母、祖父、姐姐——也就是全家人——都失去了联系。她迫切想要知道他们的消息，于是开始向其他女犯打听。她执著于家人的去处，特别是姐姐埃迪特。结果卡波走过来给了她一巴掌。“在这儿不许问问题！”她吼道，“从现在起给我安静！”

但艾丽斯决意不“安静”，她一定要找到姐姐，无论付出什么代价。等到又有机会时，她询问了更多问题，那是第二天凌晨四点，分区里所有人都被叫醒，被要求全体去厕所。在一片幽暗中，在充满污秽物和下水道气味的环境里，艾丽斯挨个问，有没有人知道刚到的那批匈牙利犹太人被带去了哪里。终于，一个女犯对她说，她觉得他们就在紧邻的隔壁营地，但艾丽斯仍然不知道如何联络上她的姐姐。在奥斯维辛-比克瑙，围墙隔开了一个个子营地，很难从其中一个去到另外一个。然而，另一位女犯告诉艾丽斯，每天早上都会由同一个人给两个营地送变质的替代咖啡，要是艾丽斯写个字条，或许能说服送咖啡的女人帮她捎去。而如果她能找到埃迪特，或许埃迪特可以获准转来这个营地。

艾丽斯很快了解到，在奥斯维辛，求人帮忙需要支付费用。她用自己的那份面包换来了一小片纸和一支笔，给埃迪特写了字条：“我在C营地12楼”，然后又成功地贿赂了送咖啡的女人带走字条。接着，按照艾丽斯的说法，“奇迹”出现了：几天后她的字条被送了回来，上面潦草地写着“我来了，埃迪特”。一天早上，埃迪特出现在送咖啡的女犯队伍中，她负责带回空咖啡杯。“我握着她的手，”艾丽斯说，“我们又在一起了。我们对彼此发誓，再也不分开。”

艾丽斯·洛克·卡哈纳和她的姐姐埃迪特，只是40多万被送到奥斯维辛的匈牙利犹太人中的一例。每批犯人被选中进行强制劳动的人数比例不定，有时只有10%，有时可达30%。但无论是哪一列火车，里面的绝大多数犯人都直接被送进毒气室。奥斯维辛之前从未有过类似的屠杀狂潮：在不到八周的时间里，超过32万人被害。事实上，在纳粹德国，唯一可以与此相提并论的持续杀戮发生在早期的特雷布林卡，而那导致埃贝尔博士被开除。

为了赶上犯人运到的速度，纳粹扩大了在奥斯维辛四个焚尸场工作的特遣队（Sonderkommando）队伍，特遣队成员从原来的200人增至近900人。这些犯人所从事的是集中营里最可怕的工作，他们需要引导刚到的人走进毒气室，在此过程中安抚他们，最后在杀戮结束后清理尸体。

达里奥·加巴伊[6]和莫里斯·韦内齐亚[7]是一对表兄弟，来自希腊的萨洛尼卡。纳粹招募特遣队成员时，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两人于1944年4月到达奥斯维辛，当德国人询问谁做过理发师时，他们主动举起了手。莫里斯的父亲开了家理发店，虽然达里奥对这门手艺一窍不通，但莫里斯让他也举手。与奥斯维辛其他很多人一样，和自己的亲人在一起让他们感到宽慰，因为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都可以共同面对。

莫里斯和达里奥被带到比克瑙的一个焚尸场内，每人领到一把巨大的剪刀，他们都觉得用它剪羊毛比给人理发更合适。接着他们被带进一间房间，里头堆满没穿衣服的尸体。“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莫里斯说，“那些人看起来就跟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带他们进来的卡波踩在尸体上，以惊人的速度剪下女人的头发，示意莫里斯和达里奥该怎么做。但他们都尽量不踩在尸体上，而是小心翼翼地绕着尸体走动，这让卡波大为光火，用手杖狠狠抽打他们，于是他们只好踩着尸体，努力加快速度。当达里奥站到一个死去的女人肚子上时，她腹中的气体受到挤压从嘴里排出，这使得尸体发出类似呻吟的声响。莫里斯说：“达里奥吓得从尸体堆上跳了下来。”之前无论是卡波还是德国人，都没有解释过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工作，因此他们毫无心理准备，直接进入了一个恐怖的世界。“简直难以置信！”莫里斯说，“我能有什么感受呢？没人能想象出到底发生了什么，德国人到底是怎样对待我们犹太人的。”那时他们还不知道，1942年8月，纳粹经济部门向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的管理者下令，一定长度以上的头发统统需要收集，以便把它们编起来做成“潜水艇上船员的袜子和包裹铁轨用的纺织物”。[8]

达里奥和莫里斯明白，要想活命他们必须适应这一切，而且必须迅速适应。随着一批又一批犯人被带进焚尸场的地下室，他们很快熟悉了工作流程：新到的犯人被迫走进地下一层一间长长的更衣室，之后德国人会大喊“Schnell！Schnell！”让犯人脱去衣服并记住自己把衣服放在了什么位置，因为德国人告诉他们淋浴结束后需要穿回衣服。许多女人在被迫赤身裸体地朝外面的毒气室跑过去时，都会喊：“丢人！丢人！”“有些人开始察觉到事情不太对劲，”达里奥·加巴伊说，“但没人能做什么。这个过程必须继续，你知道的。一切都按德国人的想法进行。他们组织这种事已经很多很多年，所以一切都很顺畅。”

2号和3号焚尸场的毒气室在地下，因此等毒气室里挤满了人，门也被关严之后，齐克隆B的投放方式相对是比较直接的。党卫队士兵站在毒气室的屋顶上，打开盖子，可以看到特制的铁丝笼。随后，他们把罐装齐克隆B放进铁丝笼内，让铁丝笼下降进入毒气室，等降到底部再把屋顶上的盖子重新盖严。站在紧锁的门外，达里奥·加巴伊和莫里斯·韦内齐亚能够听见儿童和他们的母亲哭喊着抓挠墙壁的声音。莫里斯还记得毒气室里塞满约一千人时，他听见里面传出“上帝啊！上帝啊！”的叫声，那声音仿佛是从地下墓穴中传出来的一样。等到喊叫声平息，大功率电扇被打开吹散毒气，这时就轮到莫里斯、达里奥和其他特遣队成员开工了。“等他们打开门，”达里奥说，“我看见这些人，这些半小时以前还走路（进入毒气室）的人，现在都立着，一些人被毒气熏得浑身青黑，他们没地方可逃，全都死了。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全都是那些立着的人，那些牵着孩子的女人们。”特遣队需要把尸体搬出毒气室，通过一个小电梯运到位于一层的焚化炉内。接着他们需要再次进入毒气室，用水流强劲的水管把墙壁上、地板上的血迹和排泄物冲洗干净。

这一整套恐怖的工作在党卫队士兵的监督下完成，但负责监督的通常只有两个人，甚至在屠杀规模达到最高峰时，现场党卫队士兵的人数也屈指可数。这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因屠杀而承受心理创伤的德国人，这种心理负担曾折磨着东部前线特别行动队的成员。然而，对一些监督毒杀过程的党卫队看守来说，实际情况是他们的工作不但没有给他们造成心理伤害，还带来了施虐的快感。达里奥·加巴伊记得，有一个党卫队看守不时到焚尸场选出七八个漂亮女孩，让她们在特遣队成员面前脱光衣服，接着他掏出枪，把子弹打在她们的胸部或私处，让她们死在这些人眼前。“那个时候我们没什么感觉，”达里奥说，“我们知道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肯定活不到最后。但我们渐渐习惯了一切。”

让莫里斯·韦内齐亚记忆深刻的，是对匈牙利人的屠杀达到最高潮的一个晚上，三个年轻女人——其中两人是姐妹，另一个是她们的朋友——走到一名党卫队士兵面前，要求他把她们三人一起杀死。这个党卫队士兵“非常乐意”满足她们的要求。他让她们站成一列，掏出左轮手枪，用一颗子弹杀了三个人。“我们立刻把这三个人抬走，”莫里斯说，“把她们扔进了火堆。接着我们听见有人发出尖叫声，原来第一个人并没有中弹，只是一时失去意识倒了下去……那个德国军官还是特别得意，觉得自己只用一枪就打死了两个人。那些畜生……正常人是无法相信和理解这一切的。难以置信，但确实是我们亲眼所见。”

幸存者的证言有时与当代文献记录惊人地吻合，达里奥和莫里斯的经历便是绝佳的例证，他们的叙述与其他特遣队成员信中所写到的内容完全相符，这些信件被装在各种容器里，埋在了焚尸场四周。战后被发掘出来的残破信笺，成了奥斯维辛历史上最令人动容的资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记录下自己经历的人后来无一例外，全部被杀害了。1952年从3号焚尸场遗址附近挖掘出来的一封信，其中写到的性虐待场景与达里奥和莫里斯的描述十分接近：“……或者是党卫队三级小队长福斯特。有犯人到达时，他经常站在更衣室的大门口，用手去摸每个光着身体跑进毒气室的年轻女孩的性器官。还有一些时候，党卫队队员把手指伸进漂亮女孩的私处，这些德国人从高到低什么级别的都有。”[9]这位特遣队成员还记下了其他犹太人对他们帮助德国人的行为提出的抗议，其中有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说：“为什么啊，你也是犹太人，你把这么可爱的孩子送去毒死，就为了自己能活着？活在一帮杀人犯中间，对你来说真的比那么多犹太人的命更重要吗？”[10]

哈伊姆·赫尔曼写给他妻子和女儿的信，或许是所有特遣队成员信件中最令人心酸的一封。这封信是1945年2月在一个焚尸场附近发现的，当时它被埋在一堆骨灰下面。哈伊姆·赫尔曼写信时无法确知他的家人是否还活着，但他仍祈求得到妻子的原谅：“我们的生活中曾发生过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误会，它们让我现在体会到无法挽回时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11]他这样描述自己在奥斯维辛的生活：“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说就是个地狱。但丁所描述的地狱与这个真正的地狱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我们见证了这个地狱里发生的一切，而且也无法活着离开这里……”[12]他还以极其凄婉的笔调安慰妻子，让她不必为他的心理状态担心。“我还想借这个机会让你安心，我走的时候将十分平静，可能还会十分英勇（将视实际情况而定）。”[13]可惜没有一个目击者能活下来告诉我们，哈伊姆·赫尔曼在1944年11月、也就是在这封信写就不久后走向生命的终点时，到底有没有守住给妻子的承诺。

包括达里奥和莫里斯在内的许多特遣队成员都知道，他们的亲人已经死在了焚尸场，也知道自已正在协助纳粹组织对数千人的杀戮。每个人不得不找出自己的一套方法来面对这一切。达里奥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不去想”周围发生的事，变得像个“机器人”一样“无感”。“过不了多长时间，你就什么也不想了。没有什么事让你烦心。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良知也藏了起来，一直藏到今天。发生了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但在他内心深处，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继续留在特遣队工作，因为求生的欲望是如此“强烈”，无论情况变得多糟，“你总能找到活到第二天的力量”。莫里斯·韦内齐亚更加强烈地感到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说：“我们也变成了动物……每天都要焚烧尸体。每天，每天，每天。你渐渐就习惯了。”当他听到毒气室里传出来的喊叫声时，“我们觉得应该自我了结，再不给德国人工作，可就连自杀都没那么容易。”

幸存者的证言和掩埋起来的信件都表明，特遣队几乎参与了屠杀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然而，被送进焚尸场的人越少，他们要做的反而越多，因为这个时候用巨大的毒气室进行屠杀“不够经济”，因此更传统的方式会被采用。“有时一列火车只送来50个人，”达里奥说，“我们得揪着他们的耳朵一个一个押送他们，然后党卫队士兵会在后面开枪把他们打死。”他记得每到这时总会“有很多血”。

尽管特遣队成员在工作时被迫目睹如此可怕的场景，但他们的住处与奥斯维辛其他犯人相比要好很多。莫里斯和达里奥睡在焚尸场顶层，他们的床铺比普通营房里的更干净、虱子也更少。到了晚上，他们常坐在床上聊他们的过去，甚至有时还会唱希腊歌曲。他们的食物也比集中营其他地方强，偶尔还能喝到伏特加。与在“加拿大”工作的犯人类似，特遣队成员能够用同样的方式获得一些珍贵的物品，这让他们有了坚持下去的可能：在屠杀过程中，他们有多次为自己“顺手牵羊 ”的机会。他们负责整理犯人在更衣室里脱下来的衣服，常常能从中发现藏起来的食物或贵重物品，而鞋子是人们最喜欢藏珠宝和金子的地方。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检查所有被毒死的人的五官七窍，在此过程中也会发现珠宝，虽然这个过程令人感到羞耻。

1．在工厂工作的奥斯维辛犯人，这样的工厂在奥斯维辛利益区有很多。

2．奥斯维辛犯人在比克瑙挖排水沟，这是集中营里最耗损生命的劳动项目之一。

3．“加拿大”，比克瑙的收集区，犯人在这里分拣从新到犯人那里掠来的物品。

4．奥斯卡·格伦宁，他于1942年秋抵达奥斯维辛。

5．卡齐米日·皮耶霍夫斯基，波兰政治犯，曾参与奥斯维辛最大胆的一次越狱行动。

6．特蕾泽·施泰纳（左起第三），一名来自奥地利的犹太难民，后被驱逐出根西岛，先到了法国，之后抵达奥斯维辛。

7．海伦娜·斯特洛诺娃，斯洛伐克犹太人，在“加拿大”工作的第一天便受到党卫队士兵弗朗茨·温施的照顾。

8．1944年春夏之交，一车匈牙利犹太人抵达奥斯维辛-比克瑙。背景处可以看到火车左右两侧2号和3号焚尸场的两个烟囱。

9．匈牙利犹太人到达后首先按性别分开，女人站一侧，男人站在另外一侧。

10．按性别分队后，接下来将进行臭名昭著的筛选。

11．这列犹太男人正接受一位纳粹医生的检查。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决定谁可以活命，谁要被处死。

12．一个匈牙利犹太人家庭将被送进毒气室，他们在4号和5号焚尸场旁的树林中等待。

13．奥斯维辛焚尸场中的焚化炉，每个可同时容纳数具尸体。

14．4号焚尸场。毒气室位于地上，齐克隆B从墙上的洞口倒进毒气室。

15．3号焚尸场，位于比克瑙坡道附近。毒气室位于这栋建筑的地下。

16．被捕的鲁道夫·霍斯。对一百多万条人命负有责任的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认为灭绝犹太人的理由是“正当的”。

他们本该把找到的贵重物品全部交给卡波，再由卡波交给党卫队。但与“加拿大”的其他犯人一样，特遣队成员可以藏起一部分偷来的物品，并用它们在奥斯维辛繁荣的黑市进行交易。交易的对象有时是出于各种原因进入焚尸场工作的犯人，比如奥斯维辛的消防员，有时则是党卫队士兵。通过这种方式，特遣队成员得以在他们有限的配给之外，获得意大利香肠、香烟或酒水等珍贵物品。米克洛斯·尼斯利当时是奥斯维辛里的犯人，也是一名医生，他回忆起见到食物时的场景，说道：“桌上堆满了各种物品和美食，基本上一个被驱逐的人能带上的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了。有各种罐头食品、果冻，有好几种香肠、蛋糕和巧克力。”[14]他还记得“我们面前的桌子上铺着一块厚重的丝绸缎面桌布，上面摆着刻有姓名首字母的精美瓷盘，成套的银质餐具，还有其他各种曾经属于它们被驱逐的主人的物品”。

当然，这些美食并不能真的弥补特遣队成员生活中恐怖的那一面带给他们的痛苦。听过达里奥·加巴伊描述他是如何不思不想、像个“机器人”一样做事之后，我们不难想象特遣队成员是如何被他们恐怖的日常工作扼杀了全部情感。但莫里斯和达里奥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具有特别意义的事，它表明，总有一丝人性的光辉是纳粹无法抹除的。1944年的一个夏日，一群病怏怏的犯人来到焚尸场等待枪决，莫里斯和达里奥发现其中有一位是他们的表亲。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救他的命，因为焚尸场四周都是高高的围墙，但莫里斯仍希望能做些什么，让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好过一些。“我跑到他面前，问他：‘你饿吗？’当然，每个人都饿得要命，都非常渴望食物。他对我说：’我特别特别饿。’”莫里斯望着面前这位饿得虚弱无力的表亲，决定冒一次险。他趁卡波不注意，跑上了楼，从自己的房间里拿出一个肉罐头打开，然后冲下楼送到他表亲手上。“他只用了一分钟就把整罐肉吞下肚，他真的饿坏了。然后他就被杀了。”急匆匆地给自己的亲戚送来最后一餐，在今天听起来并不是多么英勇的行为，但对这些承受着巨大情感压力、忍受着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恐怖生活的特遣队员来说，这种行为确实可以称得上英勇。

与此同时，截至1944年7月第一周，已有44万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到奥斯维辛，其中绝大多数刚一到达便被杀害。虽然艾希曼在战后声称他满心希望布兰德的谈判能够成功，但这个可怕的数字足以拆穿他的谎言。布兰德还未离开布达佩斯，一辆辆列车就已经发往奥斯维辛，而在他努力说服盟军接受纳粹的方案时，犯人的输送也从来没有停止。

布兰德的飞机于5月19日降落在土耳其，他落地后立即动身前往伊斯坦布尔的佩拉宫酒店（Pera Palace Hotel），与犹太人事务局（Jewish Agency）在当地分支机构取得联系，与巴勒斯坦犹太人领导层的代表们见了面。他匆匆向他们解释了艾希曼的提议，并表示在他看来，英国人不太可能把卡车送给德国人。但布兰德认为，只要盟军能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与纳粹保持谈判，这些就都不是问题。然而，布兰德失望地发现，犹太人代表中没有任何一个资深人士，向耶路撒冷发电报也是无法实现的，只能让信使把这个消息带到巴勒斯坦。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约埃尔·布兰德还将经历更多的打击，直到希望彻底破灭。

直到5月26日，位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事务局负责人才把纳粹的方案告知一位英国外交官，哈罗德·麦克迈克尔（Harold MacMichael）爵士。但这位英国人当即拒绝了布兰德的提议，认为此举是想破坏西方盟军与苏联的关系。5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委员会难民接收与住所提供部门的成员达成共识：艾希曼的提议是赤裸裸的敲诈，他们拒绝接受这样的方案。美国人也迅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在6月9日将纳粹的提议转达给莫斯科方面，迫切希望斯大林第一时间知会此事。苏联外交部副部长19日回应，他的政府“不允许”与德国人就此话题继续展开讨论。[15]

与此同时，布兰德和他的同行者班迪· 格罗斯被英国人扣留，格罗斯这个原本不起眼的人物此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6月中旬，英国情报人员在开罗对他进行审讯时，他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声称布兰德的行动只是为了掩人耳目，他本人的任务才是此行的真正目的。他说自己直接受命于希姆莱，要在一个中立国促成英美高官及帝国保安部高层之间的会面，以便与西方盟军商谈能否单独签订一个和约，共同对抗苏联。

我们无从确切知晓，深不可测如格罗斯，在开罗向英国人提出此种方案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后来人们才发现，格罗斯至少是“三料”间谍，为任何付报酬给他的人工作，同时也背叛所有这些人。然而，这个提议确实来自希姆莱本人。[16]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显然认为，走这一步棋对他个人有利。如果这个提议被公之于众，他完全可以拿克拉格斯和其他人当作盾牌，否认是他给格罗斯下达的旨意；但凡西方盟军表现出任何愿意接受的意向，希姆莱届时将有两个选择：他可以自己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在英、美、苏三方之间制造裂痕，也可以真的促成这一方案。

当然，英国人和美国人从没认真考虑过格罗斯的提议，在今天看来，纳粹会提出这样的方案非常不可思议。然而，它确实反映出当战争进入到这一关键时期，某些纳粹领导人、特别是希姆莱的想法。希姆莱显然知道战争形势对德国不利，他提出这个方案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时局的考虑，然而，一个强烈的意识形态观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简单来说，希姆莱同几乎所有纳粹党党员一样，从未理解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什么要把自己跟斯大林绑在一起。纳粹的愿望是与英国结盟对抗苏联，而希特勒的理想是让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统治者，让大英帝国成为全世界海域的统治者。但1940年，温斯顿·丘吉尔粉碎了任何让英国与纳粹结盟的可能。这样一种外交政策给纳粹造成的挫败感和愤怒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们在战争结束后仍难以释怀。几年前，我拜访一位前纳粹党员，我刚一到，他就对我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以为他指的是对犹太人的屠杀，于是回答说，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感到如此难过，这让我很欣慰。“我指的不是那个，”他说，“我指的是英国人和德国人最后怎么会打起来呢？真是个悲剧。你的帝国也没了，我的国家也毁了，结果斯大林占领了东欧。”

1944年晚春，希姆莱无疑有着同样的感受。他在某种程度上仍认为西方盟军会“理性地”行动，与纳粹联手抗击斯大林。纳粹领导人一直坚持这样的想法，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德国将领还是只愿意向西方盟军投降，拒绝向红军缴械。甚至在希特勒自杀后，这种想法依然没有改变。然而，并没有迹象表明，希特勒在1944年春与希姆莱一样，希望同盟军单独签订和约，也没有证据表明他知悉班迪· 格罗斯的行动。希特勒是个相当务实的政客，他深知处于极大的劣势时签订的任何和平条约都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布兰德行动标志着希特勒和他“忠实的”海因里希之间开始出现分歧，而随着战争走向终点，这一分歧还将进一步加深。

盟军虽然拒绝了布兰德–格罗斯的提议，但他们很谨慎地一直没有把这个决定直接告诉纳粹，以便在匈牙利国内进行的谈判能够继续下去。由于没有得到任何来自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消息，布兰德的妻子在“救援委员会”另一成员鲁道夫·卡斯特纳的协助下，再一次试图说服艾希曼展现他对“犹太人换卡车”方案的诚意，即便盟军那边还没有消息。也先释放一部分匈牙利犹太人。但就在汉莤· 布兰德和鲁道夫·卡斯特纳试图与艾希曼谈判时，他们两人却双双被匈牙利当局抓捕，并被监禁起来拷打，因为匈牙利政府迫切地想要知道事情进展。最后德国人进行了干预，他们才被释放。他们什么也没透露，仍然力图说服艾希曼向盟军示好。

艾希曼和他的党卫队同僚最后终于同意，让少数匈牙利犹太人登上一辆列车，这辆列车按约定会把他们送出帝国。党卫队的主要动机再直白不过：贪婪。列车上一个席位最初售价200美元（艾希曼定的价格），后来涨到2000美元（贝歇尔的要求），最终定在1000美元。谁有权上车由一个委员会决定，卡斯特纳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埃娃·斯佩特[17]是与卡斯特纳相识的匈牙利犹太人，按照她的说法，这本应是个“诺亚方舟，应该由各行各业、各色人等的代表组成，包括青年组织、非法移民、东正教信徒、科学家、犹太复国主义者等等”。但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都是一艘奇怪的“诺亚方舟”，在决定谁能获得“船票”的过程中，私人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登上列车的人里，有几百人都是卡斯特纳的朋友和亲人，他们都来自卡斯特纳的故乡克鲁日。埃娃·斯佩特的父亲也是委员会成员，他决定把埃娃、她的丈夫、叔叔和祖父都列入可以登车者的名单中。

由于许多被准许上车的人付不起纳粹所要求的高昂费用，因此有些座位被卖给富绰的匈牙利犹太人，以贴补其他人，这就造成不同家庭成员被区别对待，而且这种区分看起来毫无根据。举例来说，埃娃·斯佩特及她的丈夫和儿子不需要付钱，但她的叔叔和祖父则需要。让这个决定显得更没有逻辑的是，埃娃的丈夫才是实际上为其他人凑钱的那个人（但他却不用给自己买票）：“我丈夫那个时候很有钱，他把钱给了我的叔叔和祖父，还把他所有剩下的钱都给了卡斯特纳。”拉斯洛·德韦切里[18]是另一个拿到了车票的匈牙利犹太人，他曾帮忙在布达佩斯的哥伦布大街建造了一处集合营地，让所有有资格登车的人在这里等待出发，这份差事让他自己也获得了上车资格。“每个人都听说了（有这么一辆列车），大家自然都希望自己能在名单上，但很多人都不能，你想想，一共有60万犹太人，而火车只能装下1600人。那些被迫留下的人把卡斯特纳当成了替罪羊。”

卡斯特纳在战后确实因他的所作所为受到了严厉的谴责，不光是因为他让自己的家人上了车，还因为他没有提醒其他匈牙利犹太人他们接下来将会面临的命运。1954年，卡斯特纳在以色列起诉一个名叫马尔基尔·格林瓦尔德的人犯有诽谤罪，他说卡斯特纳是犹太人的“叛徒”，然而，这起诉讼反倒迅速导致了对卡斯特纳行为的调查，最终法官宣判他犯有“将灵魂出卖给撒旦”罪。考虑到1944年春夏卡斯特纳所承受的压力，这一判决似乎过于严厉了，而且在那之前卡斯特纳曾非常热心地救助过犹太人，帮很多人逃出了斯洛伐克。至于对卡斯特纳没有警告其他匈牙利犹太人的指责，事实上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他们之后很可能无法再与艾希曼进行任何谈判，而且正如一位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顶尖学者所说，卡斯特纳“没有立场警告任何人”。[19]但不管怎么说，卡斯特纳绝非完人，他傲慢无礼的性格在法庭辩护中对他毫无帮助，而他在汉莤· 布兰德的丈夫出国期间与她私通一事显然也没起到什么积极作用。他成了一部分以色列右翼民族主义者仇恨的对象。1957年，就在以色列最高法院即将推翻原诽谤控诉中对他的大部分有罪裁定前夕，他被人暗杀。

1944年6月30日，满载着难民的列车终于驶离布达佩斯。在此之前，大量的钱财和其他贵重物品被装进行李箱中交给了党卫队，而贝歇尔、克拉格斯和艾希曼全都参与了这次敲诈行动。当然，即便如此，1684名乘客仍不能确定火车会不会沿着那条已经严重磨损的铁轨开往奥斯维辛。“我们总是处在担惊受怕中，”埃娃·斯佩特说，“在火车上当然也很害怕。我们从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不过你本来也无法预知未来，不知道五分钟后会不会有地震发生。这很好。”列车向西而不是向北开去，穿越边境进入奥地利，最终到达林茨（Linz）。列车停了下来，纳粹说匈牙利犹太人可以在这里体检和“消毒”，这个消息让火车上所有人都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他们怀疑这是纳粹在耍诡计，担心自己将被送进毒气室。“我记得我赤身裸体地站在医生面前，”埃娃·斯佩特说，“但我看起来仍然非常自豪。我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想让他看看一个临死之前仍充满自豪的犹太女人是什么样的。”她走进淋浴室，却发现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是“舒适的热水”。“我们本来都准备好死在里面了，那一刻觉得，自己捡回了一条命。”

虽然卡斯特纳安排的列车并没有开往灭绝营，但它也没有像纳粹承诺的那样离开帝国，而是朝德国下萨克森州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驶去。盟军于1945年4月解放这个集中营时，其幸存者令人震惊的样貌被拍成照片在全世界流传，贝尔根-贝尔森也因此臭名远扬。然而，匈牙利犹太人到达时的贝尔根-贝尔森是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因为这个营地于1943年4月投入使用时有一个特殊的用途，那就是关押一些纳粹可能想在一段时间后驱逐出帝国的犯人。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有好几个子营地，并且各个子营地的条件相差很多，这让这个集中营的情况更加复杂。在所谓的“囚犯营”，500名曾参与建造营地的“普通”犯人被关在这里，这个子营地的条件非常艰苦，而在关押用来交换的犹太人（Austauschjuden）的“星星营”，生活虽然也很困乏，但条件相对要好一些。这里的犯人可以与自己的家人住在一起，还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什穆埃尔·胡珀特[20]与他的母亲一起被送到贝尔根-贝尔森时还是个小男孩，他们都属于Austauschjuden，因为他们是为数不多持有巴勒斯坦颁发的入境准许证的犹太人，纳粹认为可以用他们来交换人质。“从某种程度来说，生活还算过得去，”什穆埃尔说，“过得去的意思是，我们有三条毛毯，不至于冻着，有一些吃的，虽然不是特别多，但够我们活下来。我们不用工作。我在贝尔根-贝尔森学会了下棋，到今天我还爱下。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待在一起，我从没有与我的母亲分开过。”

乍看起来，纳粹释放犹太人、把他们送到西方国家的做法与灭绝政策完全格格不入，但我们不该忘记，在纳粹制定出“最终解决”方案之前，他们处理所谓的“犹太问题”时更愿意采用的方式，就是对犹太人洗劫一番后将他们驱逐。1938年德奥合并以来，阿道夫·艾希曼一直积极地执行这一政策，它实际上与希特勒“摆脱”犹太人、勒索富人以获得外币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此前从没有过“100万犹太人换1万辆卡车”这种规模的交易，但早在1942年12月，希特勒就在原则上批准希姆莱可以为获得钱财将个别犹太人驱逐出帝国。

1944年7月，卡斯特纳列车上的1684名匈牙利犹太人发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并没有他们一开始担心的那么可怕。埃娃·斯佩特记得集中营甚至能提供某些“文化生活”，因为犯人有时会组织一些讲座和演奏会。不过，对纳粹不能遵守承诺的担忧一直困扰着这些匈牙利人，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贝尔根-贝尔森的条件越来越糟，这种恐惧也变得更加强烈。好在绝大多数人最后都被释放了，他们能获得自由，要感谢贝歇尔等人与瑞士犹太人代表继续进行的谈判。1944年12月，埃娃·斯佩特和她的家人从贝尔根-贝尔森登上列车，这次火车终于把他们带出了纳粹的控制区。“当我知道我们到达瑞士的那一刻，我必须说，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瑞士人对我们非常好，给我们土耳其毛巾、热水和香皂。简直到了天堂。”

6月30日离开布达佩斯的那辆列车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卡斯特纳和汉莤· 布兰德无法预料，他们也不会料到一系列戏剧性转变会在几天的时间里，导致纳粹对匈牙利犹太人的驱逐被彻底终止。就在列车发车前一周，盟军收到了关于奥斯维辛恐怖暴行的确切而详细的描述。其实早在1941年，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在西方就不是什么秘密，并且被公开宣传。丘吉尔本人就曾公开谈到过纳粹的大屠杀政策，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在1941年5月也曾告知同盟国各国政府有个关押波兰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包括他们在那里进行的处决。1942年7月[21]，伦敦出版的《波兰双周评论》列出了纳粹实施暴行的22个营地，其中就包括奥斯维辛。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向议会宣读了一份声明，谴责纳粹的暴行，包括他们对犹太人的屠杀。他的发言结束后，议员们起立默哀了一分钟。1943年3月，波兰反抗组织发出的一则消息也提到了几个犹太人被屠杀的地点，奥斯维辛名列其中；同年6月1日[22]，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描述在奥斯维辛“纳粹对犹太人有多么残忍”的文章。

1944年1月，伦敦方面收到一位代号为“万达”（Wanda）的波兰特工撰写的报告，这是让盟军对奥斯维辛有进一步认识的又一重要事件。[23]这份报告写道：“妇女儿童被塞进小汽车和卡车里，然后被送到（奥斯维辛-比克瑙）毒气室。在那里，他们要度过极其痛苦的10到15分钟，最后窒息而死。”[24]报告继续写道，“每天有1万人”在“三个巨大的焚尸场”被杀害，已有近65万犹太人死在这个集中营。由于与这个话题有关的许多文档仍属机密，因此我们只能推测万达的报告为何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其中一部分原因或许是，奥斯维辛同时作为集中营和灭绝营有着多重功能，这种复杂性让它难以被解释清楚。另一个可能的原因，从接下来围绕是否轰炸集中营进行的一场短暂辩论我们就可以看出，盟军认为对奥斯维辛的关注会分散精力，妨碍他们完成最重要的任务——击败德国。

人们对奥斯维辛的认识，由于四名犯人的行动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鲁道夫·弗尔巴和阿尔弗雷德·韦茨勒两人于1944年4月逃出奥斯维辛，阿尔诺斯特·罗辛和切斯瓦夫·莫尔多维奇则是在5月成功越狱。他们逃到不远处的斯洛伐克，在那里讲述的内容后来经过整理，成了著名的《奥斯维辛报告》（Auschwitz Protocols）。卡斯特纳于4月28日到达斯洛伐克，并拿到了基于前两位证人提供的证词所写就的初步报告，但他决定不发表报告的内容，大概是担心那会对他与艾希曼的谈判造成不利影响。直到6月，西方国家才读到《奥斯维辛报告》。6月18日，英国广播电台播出了与奥斯维辛相关的新闻，20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关于这个集中营的三篇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写到“臭名昭著的德国集中营，比克瑙和奥斯维辛毒气室”的存在。[25]

可以肯定，1944年6月到7月间公众对奥斯维辛大屠杀的了解促成了政策上的一个变化，主要是轴心国方面。自从大批匈牙利犹太人遭到驱逐以来，很多人向匈牙利国家领导人阿德米拉尔·霍尔蒂（Admiral Horthy）提出抗议，就连教宗庇护十二世也向霍尔蒂呼吁停止驱逐行动（他因没有在战争中公开谴责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而遭到广泛批评），因为5月份罗马教廷通过越狱者的报告了解到奥斯维辛内的恐怖情形。罗斯福总统和瑞典国王也接连对霍尔蒂进行游说。终于，到了6月26日，日内瓦犹太人事务局的一位工作人员理查德·利希特海姆向英国发了一封电报，电报包含与《奥斯维辛报告》有关的信息，并号召盟军追究部分匈牙利政府官员对这一罪行负有的责任。这封电报被匈牙利当局截获，并在7月初呈交给总理多姆·斯托尧伊（Dome Sztojay），随后霍尔蒂被告知了电报的内容。

对这位76岁的匈牙利领导人来说，这样的结局是他无法接受的。1940年，他认为德国人会赢得战争，因此支持德国；1943年，他又觉得他们可能会输，因此尝试着逐渐向盟军靠拢；到了1944年3月，德军占领了他的国家后，他与希特勒合作，因而得以继续留在自己的位子上；现在，面对即将对他个人展开的问责行动，这个人再次见风使舵。他通知德国人，对匈牙利犹太人的驱逐必须终止。在匈牙利军队的保护下，霍尔蒂于首都下达了指令，7月9日，官方的驱逐行动正式停止。

可以说霍尔蒂在德国人最脆弱的时候又给了他们沉重一击，因为1944年6月对纳粹德国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月份。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海岸登陆，到7月初，局势已经明朗，盟军不会像希特勒预言的那样再退回到海上。而在这中间，苏联于6月22日发动了“巴格拉基昂行动”，重挫白俄罗斯的德国中央集团军。这个行动在西方不像诺曼底登陆那样为大众所熟知，但对于霍尔蒂来说，其统治国土位于欧洲中心，巴格拉基昂行动的意义重要得多。应对诺曼底登陆德国只派出30个师，而他们部署了165个师的重兵与红军交战，但仍被红军击退。用不了几个月，苏联人就将攻入布达佩斯。与之前丹麦的维尔纳·贝斯特一样，此时的霍尔蒂意识到，是时候编造理由为自己开脱了。

揭露奥斯维辛真实面目的详细信息传到西方，还产生另一个影响，那就是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应该炸毁集中营的争论，这个问题到今天仍没有定论。1944年6月，位于华盛顿的战时难民委员会接到一位名叫雅各布·罗森海姆的人发来的请求，他来自“以色列世界组织”（Agudas Israel World Organization），希望盟军炸毁通往奥斯维辛的铁轨。六天后，战时难民委员会的领导人约翰·佩勒向战争部助理秘书长约翰·麦克洛伊转达了这一请求，同时补充道，他对于这个提议的可行性有“一些疑虑”。[26]6月26日，麦克洛伊拒绝了这个建议，认为它一方面不现实，另一方面会消耗本该用在其他“决定性战役”中的炸弹。[27]

6月24日，华盛顿又收到另一封电报，这次是日内瓦的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通过瑞士的战时难民委员会发来的。这封电报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一条是炸毁毒气室。7月4日，出于6月26日信件中列出的相同原因，麦克洛伊也拒绝了这个提议。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麦克洛伊的下属格哈特上校在给麦克洛伊的办公室内部备忘录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知道你对我说过，让我‘断然拒绝’这样的要求……”[28]这至少意味着，炸毁毒气室的想法没有经过进一步考虑就被否决。

伦敦也收到了轰炸奥斯维辛的请求。7月7日，丘吉尔得知这一请求后，向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尽管从空军那里调用资源，如需我的支持请告知。”[29]在空军部考量了各种可能的方案以后，空军大臣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于7月15日给出了一个大体上否定的答复。他向艾登指出，英国人擅长的是夜间轰炸，英国轰炸机指挥部无法安排轰炸机在一夜的时间内飞越如此远的距离。只有美军可以在白天轰炸，因此他建议把这个任务交给美国人来完成。他还提议道，美国人最好能在轰炸毒气室的同时空投一些武器，争取促成一次大规模越狱。不管怎样，从他的信件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把全部责任都推给了美国空军。美方将军斯帕茨不久之后访问了英国空军部，英国人就这个方案向他征求了意见，他提出接下来可以对集中营进行空中侦察，这个提议被转达给外交部，但后来再没有被提及。

关于轰炸奥斯维辛的讨论持续了整个夏天。8月，世界犹太人大会再次请求美国采取行动，但仍遭到美国战争部约翰·麦克洛伊的拒绝。一位英国外交部官员在一封内部备忘录中写道，且不论现实上的困难，不进行轰炸还有“政治”原因：几乎可以肯定，大批流离失所的犹太人会在战后回到巴勒斯坦寻找他们的圣殿，而那片区域当时正由英国人统辖。[30]

就这样，位于大西洋两岸的两个国家都决定不轰炸奥斯维辛。更重要的是，他们甚至没考虑轰炸的可行性。没有人对集中营进行空中侦察，没有人进行可行性研究，没有人对不同备选方案进行过任何详细评估。可以明显感觉到，两国政府关注的焦点完全在别的地方（可能温斯顿·丘吉尔是唯一的例外，但他在写下了“尽管从空军那里调用资源”之后，也没有再提及此事）。当然，英国人和美国人在1944年7月有很多要考虑的事，其中，盟军在诺曼底的战役便牵扯了他们大量的精力。此外，红军已经兵临华沙城下，波兰的“家乡军”（Home Army）也需要支援，7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差点在他位于东普鲁士的总部被刺杀。对于盟军空中部队来说，显然有很多更重要的任务等待着他们完成。我们不难看出，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华盛顿，占主流的都是以下观点：摧毁奥斯维辛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忽视集中营，把全部精力放在尽快取得陆地战役胜利上面。这种想法无可厚非，但其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不大光彩的原因：未经认真考虑就做出的决定，一些文件里使用的不屑一顾的口吻，这一切都让人不禁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没人费心把轰炸奥斯维辛当成一件重要的事来对待。

那些当即拒绝轰炸请求的官员，要是知道这个问题在今天引发了多少学术讨论，一定会大吃一惊。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一位学者在与犹太人展开讨论时发现，“不少人坚信，轰炸集中营可以让600万犹太受害者中的许多人获救。”[31]轰炸问题已远远超越了事实层面的辩论，成为一种象征——它意味着盟军本可以阻止犹太人被杀害，却选择不这样做。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需要认真而冷静地分析这个问题，以防止越来越多的人错误地认为，“600万人中的许多人”真的能够因轰炸而获救。

当然，在讨论盟军对奥斯维辛的轰炸时有个问题，那就是它并没有真的发生。我们要分析的是一段与事实相悖的历史，因此谁也不知道另外一种结局究竟会是什么样。虽然专家们在轰炸通向集中营的铁轨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认为那样做于事无补，因为纳粹可以让列车改用其他轨道驶向奥斯维辛，并且可以迅速修好被炸毁的铁轨，但在轰炸毒气室问题上，学者们却没有取得类似共识。一篇篇充满激情的文章详细描述着空袭可能会遇到的大量困难，无论实施轰炸的是美军的B17或B24轰炸机，还是英国的轻型蚊式战斗轰炸机[32]；而另一些文章则激烈地质疑所谓的技术困难，指出轰炸完全可以摧毁焚尸场[33]。与很多历史假设一样，我们无法得到确定的答案。

幸运的是，至少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解开谜团，那就是盟军收到那些迫切而执著的轰炸请求的时间点。考虑到《奥斯维辛报告》送到盟军手上的时间，以及霍尔蒂决定停止向奥斯维辛遣送匈牙利犹太人的时间，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无论轰炸集中营还是轰炸铁轨都不可能阻止匈牙利犹太人被杀害，因为盟军拿到集中营详细信息时已经太晚了（对匈牙利犹太人的驱逐于7月9日正式停止，而英国空军部长就推迟的轰炸行动向艾登提出拒绝的日期是15日）。

另一个基本可以确定的事实也能帮助我们分析这一复杂问题，那就是轰炸不会对集中营里的灭绝行动产生任何实质影响。《奥斯维辛报告》里详细描述了四个主要焚尸场的位置，但即便轰炸机在白天经过精确瞄准向这些焚尸场投放炸弹，即便它们被彻底摧毁，纳粹仍可以在奥斯维辛其他地方使用毒气。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奥斯维辛报告》中并没有写明“小白房”和“小红房”的地点，而它们的屠杀能力已足够满足纳粹当时的需要。在匈牙利的驱逐行动停止后，奥斯维辛有大量屠杀设施闲置。高峰时期这里每天有一万人被杀死，此时屠杀人数下降到平均每天不到1500人，且这样的数字一直持续到11月焚尸场被关闭。[3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算盟军响应1944年夏天的轰炸请求，对集中营发动空袭，他们也不能真的解救“600万人”中的“许多人”，相反，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一个也救不了。事实上，轰炸很可能会对一些离焚尸场仅数米远的营房造成连带性破坏，并夺去几百名犯人的性命，而这群人正是空袭本要拯救的对象。

当然，这是一个理性的结论。鉴于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大量讨论都停留在感性层面，这个结论大概会令很多人感到不满，他们更愿意相信，盟军本可以做更多的事来阻止屠杀的发生。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例如，朝集中营空投枪支或许能促成一场反抗运动。然而，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因极度饥饿而虚弱不堪的犯人即时策划出一场反抗行动的可能性极低，更何况他们面对的是瞭望塔里荷枪实弹、被四周电网保护起来的党卫队士兵。可惜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这又是站在现在对过去一件没有发生的事进行假设。

关于轰炸奥斯维辛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它背后隐含着一个更宏大、更宽泛的追问：拯救犹太人的努力是不是做得不够？举例来说，早在1943年初，英国政府就确切知道纳粹对犹太人的系统化屠杀行动，甚至知道莱因哈德行动灭绝营的具体名字和每个灭绝营的死亡人数。尽管有埃莉诺·拉思伯恩等议员请求放宽移民限制，让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大批犹太人获准转移到安全的国家，但英国政府一直对这个提议坚决予以否决。1943年2月，安东尼·艾登在回复一位名叫威廉·布朗的议员提出的类似请求时说：“要想终结犹太人的苦难，甚至我可以说要想终结欧洲其他受难之人所忍受的折磨，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就是让盟军赢得胜利。”[35]几周后，也就是1943年3月，艾登在华盛顿参与讨论时说到，重要的是，“在主动提出把所有犹太人运出国时要格外谨慎”，并补充道，“如果这样做，全世界的犹太人都会希望我们在波兰和德国也采取相同的做法。面对这种要求希特勒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且全世界的船和其他交通工具加起来都不够。”[36]（可在战争的最后三年，他们却找到了足够的船只运送40多万德国和意大利战俘跨越大西洋。[37]）1943年5月19日，埃莉诺·拉思伯恩在英国下议院进行演说，严厉谴责了盟军的不作为：“如果在这场战争中不该丧命的人的血汇流成河，涌进白厅街，那么血河将把街边那一栋栋灰色的楼房全部淹没，那里就住着我们的统治者。”[38]诚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如果盟军不畏威胁、取消对犹太人的移民限制会发生什么，但拉思伯恩女士的观点让人不能不认同，那就是盟军本可以提供更多援助。因此，如果现有的争论不再集中在轰炸奥斯维辛，而是转到盟军战时移民政策这个无疑更加复杂的问题上，那么辩论可能会更有成效。

对匈牙利犹太人的驱逐被停止后，艾希曼在布达佩斯暴跳如雷，而另一端的奥斯维辛也受到了影响：由于毒气室空闲下来，纳粹决定将比克瑙一个子营地里的犯人全部处死，那就是吉卜赛营。1943年2月以来，比克瑙的这一特殊区域（最多时）拥有约2.3万名吉卜赛人。他们不必与家人分开，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也不用剃头发。但没过多久，吉卜赛营就成了奥斯维辛条件最恶劣的营地之一：人口过度密集，缺乏食物和水，这些又进一步导致疾病肆虐，特别是斑疹伤寒和一种名为走马疳的皮肤病，夺走了几千人的性命。在2.3万名被送到奥斯维辛的吉卜赛人当中，总共有2.1万人死在了那里，有的是因为疾病，有的是因为饥饿，还有一些在吉卜赛营最后被清空时死在了毒气室。

在纳粹看来，吉卜赛人是危险的、“反社会的”种族，应该被清除。考虑到被迫害人数占种族总人口的比例，吉卜赛人是第三帝国内除犹太人之外受苦难最深重的民族。究竟多少吉卜赛人被纳粹杀害并没有一个确切数字，据估计应有25万到50万。然而，纳粹在不同国家实行的反吉卜赛人政策并不一致：在苏联，吉卜赛人与犹太人一样，都死在特别行动队的枪口下；在罗马尼亚，吉卜赛人的人数虽多，但他们并没有集体成为屠杀的对象（但还是有几千人死于非人的对待）；在波兰，大部分吉卜赛人被送进了集中营；在斯洛伐克，迫害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尽相同；而在德国，许多吉卜赛人先是被送到了波兰的隔离区，比如有5000人被送到了罗兹，后来又成为1942年1月最早死在海乌姆诺毒气货车里的受害者。

在德国，纳粹认为吉卜赛人最“危险”之处，便是通过所谓的“混血”（Mischlinge）将吉卜赛种族特征转移到“雅利安”人身上。有一个例子可以鲜活地说明，纳粹在这方面的敏感到了多么夸张的地步。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埃尔泽·巴克[39]的小女孩，1944年夏天，8岁的她突然被带到了比克瑙的吉卜赛人营地。就在年初，她还与自己的家人幸福地生活在汉堡。虽然战争也给他们带来了困扰，但生在一个普通德国人家庭中的她仍过着相对安全的生活——或者说她本以为如此。然而，1944年年初的一个夜晚，她家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几个陌生人闯了进来，自称是盖世太保。他们声称要把埃尔泽带走，带到她“真正”的母亲身边。埃尔泽在父母绝望的注视下被拖走，离开了自己的家，被黑漆漆的夜色包围。她被带到港口旁的一个大仓库内，那里全是吉卜赛人，她记得很多人都披头散发，衣冠不整。埃尔泽穿着母亲给她的最好的衣服，站在那里看着那些人，陷入震惊。直到后来她才发现，她“真正的”母亲有一半吉卜赛血统。一直被她当作亲生父母的人其实是她的养父母，她十个月大时被领养，并由他们抚育长大。

和其他吉卜赛人一起，埃尔泽被赶上一辆载货列车，送到了奥斯维辛。她记得自己被带进比克瑙的“桑拿室”，被要求脱光衣服洗澡。后来她试图从一堆衣服中找出自己的，但怎么也找不到。作为一个教养良好的小女孩，她不想拿走任何不是自己的东西，因此她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什么也没有穿，而她身边其他的吉卜赛人纷纷挑拣最好的衣服给自己穿上。最后，她面前的水泥地上只剩下了五六件衣服，她旁边的一个女人对她说：“你随便抓一件穿吧。”结果，来时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有层层冬衣御寒的埃尔泽，此时却只穿上一条短内裤和一条薄薄的夏裙。

在阴暗拥挤的营房里，四周全是吉卜赛人家庭，这个8岁的小女孩由于惊恐而陷入了沉默。她不说话，也不哭，因为没人在意她的眼泪。她淹没在乱糟糟的人群中间，而在她看来，这些人全都“只顾自己死活”。后来一份从天而降的好运可说是救了她的命：一个名叫万达的卡波可怜她，让她住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睡在旁边一张铺着毯子的桌子上。那个地方“比营房里要强一百倍”。在集中营里的大部分时间，埃尔泽都在漫无目的地闲逛。每天她都会走到吉卜赛营的边缘，那里的铁丝网紧挨着铁轨，她就在那儿看新犯人到达。她看见“大部分穿得很好”的人排着队朝一个方向走去，后来她才知道，那通往焚尸场，而他们是被筛选出来毒死的匈牙利犹太人，当然她那个时候并不了解这些。铁丝网外没有新犯人可看的时候，她就会“玩”她仅有的一个玩具——从一副眼镜上掉下来的一个镜片，这是她在地上捡到的，她会找些干草堆成一堆，然后用镜片聚焦太阳光，直到把干草点着。

几周后，万达对埃尔泽说：“你不能再跟我住在一起了。”她随即离去。“我特别惊慌，”埃尔泽说，“我又是一个人了。我沉浸在惊慌中，不明白周围发生着什么……我分不清白天黑夜，觉得一切都乱了套，你怎么形容都行。”埃尔泽记得她又被送回营地里一个比较大的分区，但这个分区没有以前那么拥挤，因为在这之前党卫队组织了一轮筛选，很多吉卜赛人被转移到集中营其他地方。随后，停水了，所有人被要求回到营房。那天晚上有“很大的声响，是很大声的尖叫，我以前从没听到过那种尖叫”。我们无从确定当时外面发生着什么样的暴行，可能是集中营里任何一次行动，可能是党卫队正在为接下来将要组织的吉卜赛营清空行动做准备。但有1400名吉卜赛人被挑选出来送往另一个集中营，从而逃过了最后的恐怖灭绝，埃尔泽便是其中之一。奥斯维辛的记录显示，编号为吉卜赛人10540号的埃尔泽于1944年8月1日离开。

即使是最有创造力的小说家也编不出埃尔泽的亲身经历。想想看，一个8岁的小女孩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以为自己是德国人，却突然从深爱她的父母身边被夺走，被告知自己是领养的，而且还有吉卜赛血统，随后被送到奥斯维辛，陷入完全自生自灭的境地，直到被一个卡波照顾，后来再次被抛弃，在暗无天日的营房中生活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外面还发生着可怕的暴行，最终被送到另一个集中营。难怪埃尔泽会觉得这段曲折的经历“让你下半生再也不会对什么事感到惊讶，我绝对有发言权，真的会这样”。

埃尔泽离开奥斯维辛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2日晚上，吉卜赛营被清空，许多人目睹了纳粹这一行动的恐怖场景，瓦迪斯瓦夫·斯米特[40]是其中一个。他本是吉卜赛人，却被纳粹误当成波兰政治犯，关在比克瑙与吉卜赛营相邻的子营地，而他的许多亲人就在隔壁。8月2日晚，他看到纳粹抓起吉卜赛儿童朝卡车的一侧撞去，听见自动机关枪开火和手枪射击的声音。他看见吉卜赛人用他们找到的一切能当武器的东西奋力反击，比如勺子或小刀，但他们很快就败下阵来。“我开始哭喊，”他说，“我知道他们要被送去杀死。一切都结束了。当时的我肯定是全天下最痛苦的人。”那天晚上，2897名吉卜赛人被赶进焚尸场毒死，其中很多人的尸体就在附近的露天大坑里火化。

与此同时，埃尔泽被带到位于柏林北部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她在那里捱过了几个星期，饥寒交迫，几近昏迷。1944年9月的一个早晨，救赎的时刻终于到来：担任她分区卡波的波兰女犯点到她的名字。埃尔泽被送到行政区，突然被告知：“你马上就自由了。”随后被要求去冲澡，除了刚到奥斯维辛那天，这是她后来第一次洗澡。她赤裸着身体被领进一个房间，里面是堆得高高的衣服。她站在那里，“非常害怕和惊慌，什么也不敢做，就光着身体，浑身湿漉漉的，四处张望着，大概是等着因为走进这里而遭到处罚，我曾经在什么错事都没做的情况下挨打”。由于她太久都没有从那个房间出来，一个女人不得不进来帮她穿衣服。接着，埃尔泽在行政区的一间办公室里等待，直到她的养父被带进来。看见养父时，埃尔泽的感觉是“麻木”：“太麻木了，什么感觉都没有。如果他们那时对我说：‘全能的上帝来看你了’，我也不会有任何触动。”被释放之前，埃尔泽还要签一份文件，这是所有离开集中营的犯人都要做的，以表示他们同意不泄露自己所在的地点，也不透露自己所经历的事情。“我不需要划十字，因为我会写字，”她说，“我想那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签名。”

随后，埃尔泽与她的养父一起登上列车回到了汉堡。他们所在的那节车厢里有位德国陆军军官，埃尔泽还记得，养父向这位军官讲述了自己的养女被捕并被囚禁的经历，而这一切只因为小女孩的外祖母是吉卜赛人：“他掀起我的裙子，露出我的腿，我的腿上都是溃烂的伤口。他说：‘这就是你们在前线为之奋斗的东西。’”她不记得那位军官如何回答，但她记得她一回到家，她的姐姐就用土豆泥给她做了一个蛋糕（当时糖是限量配给的），并煮了几根胡萝卜插在上面当蜡烛。离开学校6个月之后，埃尔泽又回到了课堂，重新假装自己是个普通的8岁德国小女孩。

没人知道埃尔泽究竟为什么获救，盖世太保在战争结束时销毁了所有可能揭开谜底的资料。或许是因为她的养父提出抗议，指出她已经完全同化于德国社会，而这一抗议最后终于被当地的纳粹官员接受。那一年埃尔泽的养父甚至加入了纳粹党，以表明自己的忠心，很可能是这个举动扭转了局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6个月噩梦般的生活给一个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人类的堕落没有底线，”埃尔泽·巴克说，“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它是个特别愤世嫉俗的看法，但是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得出的。我很抱歉要这样讲。”

突如其来的暴力虐待，专断霸道的行为，随心所欲的残忍，埃尔泽·巴克的个人遭遇揭示出奥斯维辛生活中最可怕的地方。但或许最重要的是，她的经历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让犯人们有更大的可能活下来，实际上也让这样的生活更值得继续。在埃尔泽的例子中，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万达的帮助，她如何能熬过奥斯维辛的这段日子。对于这一点，与埃尔泽同时被关在奥斯维辛-比克瑙的艾丽斯·洛克·卡哈纳也有同感。之前，艾丽斯对姐姐埃迪特的爱已经让她在集中营一次次铤而走险，只为能与姐姐在一起。但那年夏天她们遇到一个问题：埃迪特染上了伤寒，被送去医护营房。对于埃迪特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不光因为那里的医护条件不够好，还因为纳粹会对医护营房里的病人进行频繁的筛选，把选出来的人直接送进毒气室。然而，艾丽斯坚信埃迪特一定能活下来，并且经常去探望她。为了进入医院，她省下自己的面包拿去贿赂卡波，还答应帮她把前一天晚上死去的犯人尸体搬出医院。“我只有15岁，”艾丽斯说，“之前从没见过死人。我想，这些人昨天还活着，能说话、能走路，可现在却被我扔在地上堆成一堆。这是件很恐怖的差事，但为了见到埃迪特我必须做这些，哪怕只能见她一分钟。”

作为医务室的访客，艾丽斯很受欢迎，因为所有病人都想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每当探望姐姐的艾丽斯走在医护营房里，里面的犯人总会拉着她的衣服问：“外面有什么新鲜事？”置身于这个暗无天日、疾病肆虐的医院，闻着排泄物和腐烂物质的味道，耳边是垂死之人的呻吟，艾丽斯总是努力给这里的犯人一些慰藉：“我学会编故事，比如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坚持住！’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但艾丽斯知道事实，她亲眼目睹人们从医务室“消失”的速度有多快，一些人死在他们的床铺上，另一些被挑出来送进了毒气室。因此，尽管埃迪特病得很重，艾丽斯还是决定把她带出医院。她对埃迪特说：“如果你能忍受得了，你就装死，我把你运出去，然后咱们回自己的营房。”第二天，埃迪特装成死人，艾丽斯把她和其他那些在前一晚过世的人一起运出了医院。她们一到医院外，艾丽斯就搀扶着姐姐蹒跚地穿过比克瑙，回到自己原来的营房。

然而，在医护室外面那个全是“健康”女性的环境中，保护生病的姐姐更是难上加难。“每天都有筛选，”艾丽斯说，“（他们）特别严厉，特别可怕。”女人们常常要站在衣冠楚楚的约瑟夫·门格勒博士面前等待。“那个时候我们身上都长满虱子，那种感觉真是恐怖，太恐怖了。没有什么比你觉得你浑身长满虱子更屈辱。你的脑袋、衣服，你身体的任何地方，无论你往哪里看，都能看见有东西在爬。而且你没法洗，没有水。”

一天，艾丽斯和她的姐姐被选中，不过她们只是被调到比克瑙的另一个营房。就在那里，艾丽斯有了一次不可思议的与死神擦肩的经历。当时是1944年10月，天气已经越来越冷，分区的卡波让所有青少年出列，说他们可以额外领到一些衣服。艾丽斯决定加入到这支“孩子”的队伍，去领一些暖和的衣服给埃迪特穿，好让她熬过波兰即将到来的寒冬。“于是我们就去了。我们来到一栋漂亮的楼房前，楼房的窗台上还摆着鲜花。我们走了进去，党卫队女兵说：‘所有人都把自己的鞋子放整齐，把衣服脱了放在地板上。’我们被带进一个房间，大家都光着身子。”艾丽斯和其他人坐在房间里等待着，以为自己在领到说好的新衣服前要先洗个澡。“那个房间很大，墙壁是灰色的。光线很暗，等他们关上门以后，里面几乎全黑了。我们坐在那里等着，冻得直打颤。就在那里等啊等啊等。”突然，门被猛地推开，一个党卫队女兵大叫着：“赶快离开这儿！赶紧出去！”并把这些大孩子的衣服扔还给他们。“快走！”她叫着，“跑得越快越好！”艾丽斯找不到自己原来的衣服，只好随便穿上一件，回到了营房。回去以后她向其他人抱怨：“他们跟我们说会领到暖和的衣服，结果我自己的衣服都丢了！”其他犯人对她说：“傻孩子！你不知道你刚才在什么地方吗？”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她刚才等待的地方，是五号焚尸场的毒气室。

艾丽斯的故事中最令人惊奇的地方是，即便已经在比克瑙住了好几个月，她仍没有意识到她被送到何处。她当然听说过毒气室，任何一个在比克瑙待过几天的人都知道毒气室的存在。然而，为了应对集中营里的艰难生活，艾丽斯屏蔽掉了这类信息，她肯定不清楚屠杀的具体机制。“我的注意力全在埃迪特身上，”艾丽斯说，“我把所用精力都用来让埃迪特活下来，因此我并没有想过那些恐怖的事。或许也因为那一切都太可怕了，已经超出了你的理解范围。一个在正常环境下长大的15岁女孩，怎么能理解自己会被他们送进毒气室？毕竟已经是20世纪了呀！我会去看电影，我的父亲在布达佩斯有办公室，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在我们家你绝对不能说一个脏字。你怎么可能想象如此龌龊的事情？想到他们会用这种方式杀人？我们还一直被教育说德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就连那些生活在焚尸场烟囱旁边的人，都能把这些地方的存在从自己的思想中抹除。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不仅因为屠杀工厂的实际功用太过恐怖，让人难以想象，还因为他们在集中营的每一天都过着屈辱的生活：他们穿着爬满虱子的衣服，抢着用厕所，努力寻找糊口的食物，身边的一切都肮脏污秽，所有这些都让他们只关注眼下如何生存，而抛弃了其他所有念头。但艾丽斯之所以没有认出她所置身房间的实际用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0年过去，她依然清楚地记得走近焚尸场时看到了红色的花，可能是天竺葵，它们种在盒子里，摆在窗台上。在奥斯维辛艾丽斯从未见过鲜花，对她来说，那些花让她想起过去安稳的生活：“我看见窗边的花，它们让你想起了家，让你想起德国人攻进匈牙利时，母亲出门去了，她没有害怕、没有哭喊，也没有歇斯底里，而是到市场上买了紫罗兰回来。那让我感到非常平静。如果母亲还去买花，就说明情况不至于太糟。他们不会伤害我们。”正是这些小小的设计——比如焚尸场窗台上的花——让纳粹的屠杀过程超越了单纯的暴行，直到今天，这里头所蕴含的深刻嘲讽在所谓的“文明”世界里无出其右。

那天艾丽斯之所以能够活命，完全得益于一份不可思议的好运气：她坐在毒气室里的日期是10月7日，这是奥斯维辛历史上特殊的一天，因为这天发生了特遣队起义。早在6月，一些特遣队成员就在一个地下反抗组织的协助下筹划着反抗守卫的起义，该组织的领导人是一位名叫雅各布·卡明斯基的犯人。然而，这个计划后来败露。在奥斯维辛，犹太犯人很难进行秘密的反抗运动，一方面因为集中营里严密的卡波网络时刻监管着他们，另一方面当然也因为集中营里高得惊人的死亡率。卡明斯基遭到告发，但团队中其他核心成员活了下来，继续努力“顺手牵羊 ”他们能找到的所有武器，比如小刀、十字镐等等，并透过铁丝网与比克瑙的其他犯人进行交涉，以便获得更多武器。

特遣队员们觉得，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在10月7日采取行动。因为就在几天前，党卫队宣布招募“志愿者”为奥托·莫尔工作，这个党卫队军官是所有焚尸场监工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最近他被派往格利维采（Gliwice）子营地担任指挥官。犯人们都知道这是个骗局，因为上一批被“选派去”马伊达内克营地的特遣队成员，实际上都被党卫队杀害了，他们的尸体当夜在2号焚尸场被火化。第二天早上，留下来的特遣队成员认出了同伴烧了一半的尸体。他们曾对纳粹为自己安排的最终结局抱有幻想，现在，连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此外，特遣队成员很清楚，自己对纳粹的利用价值已经大打折扣。8月和9月，罗兹隔离区被清空，6.5万名犯人到达奥斯维辛。正因为如此，纳粹才没有更早就开始削减奥斯维辛特遣队的人数。此时，由于没人“自愿”站出来申请“调到”格利维采，他们听说4号和5号焚尸场的卡波已接到命令，要选出300个特遣队成员“派往橡胶厂”。与纳粹承诺特遣队成员的所有目的地一样，这些工厂当然也是子虚乌有。

面对迫在眉睫的死亡威胁，10月7日那个星期六的下午1点半，4号焚尸场的特遣队成员发起了反抗。[41]他们用十字镐和大石块当武器，等守卫靠近时对他们进行攻击，随后在焚尸场放了一把火。在与党卫队看守肉搏数分钟后，一些特遣队成员成功逃到附近的树丛里，跑到拉伊斯科（Rajsko）这个小村庄以外的地方，但他们仍被困在奥斯维辛隔离区范围内。与此同时，2号焚尸场的特遣队成员也奋起反抗，把一个党卫队守卫推进了燃烧着的焚尸炉中。

约有250名奥斯维辛特遣队成员在后来的报复中丧命。所有逃跑的人最后都被抓了回来并被枪决，另有一些被怀疑参与了起义的人也遭到杀害，共计200余人。特遣队那一天的行动造成三名党卫看守被杀。不过，这次起义也救了很多人的命：几乎可以肯定，正是特遣队在4号焚尸场造成的混乱，让党卫队放走了隔壁5号焚尸场毒气室里的艾丽斯·洛克·卡哈纳等人。

奥斯维辛特遣队暴动发生后的第九天，匈牙利的政治局势再次发生变化，在纳粹的支持下，匈牙利箭十字党（Arrow Cross）推翻了拒绝服从的霍尔蒂政权。驱逐停止后，几个月以来一直靠酒精度日的艾希曼立即召见卡斯特纳，一见面就对他说道：“我回来了！”布达佩斯的犹太人本已逃过被驱逐的命运，现在却成了艾希曼的新目标。鉴于红军正在逼近，安排那么多辆列车也有困难，把这些人送去奥斯维辛是不现实的，因此艾希曼决定，让他们步行到120多英里之外的维也纳。

11月，成千上万名犹太人被迫离开布达佩斯，开始了向西的跋涉，在没有食物、雨雪交织的情况下朝奥地利艰难行进，其惨烈景象让心肠最硬的纳粹军官都看不下去，艾希曼被要求停止驱逐，然而他却无视命令执意继续，遭到目睹惨状的中立国代表的强烈谴责。考虑到布达佩斯还有超过10万名犹太人，眼看就要成为艾希曼残酷行军计划的受害者，库尔特·贝歇尔这个一向更为务实的纳粹分子就他同僚的做法向希姆莱提出了抗议。贝歇尔和希姆莱都很清楚，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作为战败的一方，德国人的意识形态需要向现实妥协。

希姆莱把贝歇尔和艾希曼叫到他位于黑森林特里堡（Triberg）的私人列车上开会。按照贝歇尔的说法，希姆莱要求艾希曼停止驱逐匈牙利犹太人，并说：“到目前为止你一直都在灭绝犹太人，但我现在命令你从今天开始变成犹太人的拥护者。”[42]对希姆莱这个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策划人来说，此举无疑是极具戏剧性的大逆转。随着战争进入到最后几个月，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还将有更多让人大跌眼镜的举动。

[1] Christian Gerlach和Götz Aly，《终曲》 （Das letzte Kapitel，Fischer 2004）。

[2] 原话引自Joel Brand的审讯记录，1944年6月16—30日，档案编号为SIME/P 7769, FO 371/42811；另见1961年6月29日对艾希曼的审讯中Brand提供的证词，审讯场次号为56。

[3] 见Bandi Grosz 的审讯记录，1944年6月6—22日，档案编号为SIME/P 7755, TNA 371/42811，第42—43页。

[4] 《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五卷，第198页。

[5] BBC访谈。

[6] BBC访谈。

[7] BBC访谈。

[8] 引自Andrzej Strzelecki，“对受害者遗体的利用”（Utilization of the Victims’ Corpses），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二卷，第407页。

[9] 《在罪孽的噩梦中：特遣队成员手稿》（Amidst a Nightmare of Crime: Manuscripts of Members of Sonderkommando，奥斯维辛国立博物馆，1973年），第119页。

[10] 《在罪孽的噩梦中》，第119页。

[11] 《在罪孽的噩梦中》，第182页。

[12] 《在罪孽的噩梦中》，第185页。

[13] 《在罪孽的噩梦中》，第181页。

[14] Miklos Nyiszli，《奥斯维辛：一名医生的亲身经历》，第4页。

[15] Yehuda Bauer，《待出售的犹太人？》（Jews for Sale ?，耶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0页。

[16] Bauer，《待出售的犹太人？》，第167页。

[17] BBC访谈。

[18] BBC访谈。

[19] 见Yehuda Bauer在《大屠杀百科全书》第一卷中发表的评论，第790页。

[20] BBC访谈（见2000年1月19日播出的节目《时代的瞭望：希姆莱、希特勒与帝国的终结》[Timewatch: Himmler, Hitler and the End of the Reich]。制作人Detlef Siebert，执行制作人Laurence Rees。）

[21] “罪证的收集与传播”（Gathering and Disseminating Evidence of the Crime），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四卷，第307—315页。

[22] “罪证的收集与传播”，第315页。

[23] 特别值得一读的是Richard Breitman的著作《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知道些什么》（What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s Knew，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98），第七章：“奥斯维辛官方机密揭底——纳粹的计划”。

[24] 引自《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知道些什么》，第120页。

[25] 引自Robert Jan van Pelt，《奥斯维辛之辩》（The Case for Auschwitz,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第154页。

[26] 引自Martin Gilbert的文章“关于轰炸奥斯维辛可行性的当代争论”（The Contemporary Case for the Feasibility of Bombing Auschwitz），载于Michael J. Neufeld和Michael 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盟军与大屠杀》（Allies and the Holocaust in the Bombing of Auschwitz，St Martin’s Press，纽约，2000年），第66页。

[27] 引自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67页。

[28] 引自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68页。

[29] 引自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70页。

[30] 引自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73页（欲了解对档案更详细的分析，参见Gilbert论文全文，第65—75页）。

[31] Deborah E. Lipstadt，“未实施的救援与当代美国犹太史学研究中的大屠杀：远距离评判”（The Failure to Rescue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Jewish Historiography of the Holocaust: Judging from a Distance），载于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229页。

[32] James H. KitchensⅢ，“轰炸奥斯维辛问题再探讨”（The Bombing of Auschwitz Re-examined），载于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80—100页。

[33] Stuart G. Erdheim，“盟军本可以轰炸奥斯维辛-比克瑙吗？”（Could the Allies Have Bombed Auschwitz–Birkenau?），载于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127—156页。

[34] Richard Levy，“再谈轰炸奥斯维辛：一种批判性分析”（The Bombing of Auschwitz Revisited: a Critical Analysis），载于Neufeld和Berenbaum编著，《轰炸奥斯维辛》，第114页。

[35] 引自Martin Gilbert，《奥斯维辛与盟军》（Auschwitz and the Allies，Pimlico 2001，初版于1981年），第121页。

[36] 引自Gilbert，《奥斯维辛与盟军》，第127页。

[37] 引自Gilbert，《奥斯维辛与盟军》，第127页。

[38] 引自Gilbert，《奥斯维辛与盟军》，第139页。

[39] BBC访谈。

[40] BBC访谈。

[41] 《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五卷，第217页。

[42] 见Kurt Becher 1947年7月10日的证词，引自艾希曼审讯记录，TAE第八卷，第2895—2896页。

第六章

解放与报复

最后一刻，它来得很突然。1945年1月的一个晚上，10岁的埃娃·莫泽斯·科尔[1]和她的双胞胎姐妹米丽娅姆正躺在奥斯维辛-比克瑙的床铺上，突然被巨大的爆炸声震醒。窗外红色的火焰照亮了寒冬的夜空。原来，纳粹炸了焚尸场。没过多久，她们就被迫离开自己的营房，与其他双胞胎一起沿着大路朝奥斯维辛主营地走去。这些双胞胎都是门格勒博士的实验对象。四周的场景宛如噩梦，抬起头可以看到远处纷飞的炮火。在黑暗中党卫队催赶着这些孩子，不让他们有片刻的喘息。走不动路的被当场开枪打死，尸体就扔在路边。一片混乱中，有两对双胞胎分别与自己的兄弟姐妹走散，再也没能相见。

到了奥斯维辛主营地以后，埃娃和米丽娅姆基本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原本由卡波和守卫组成的严密监管网络现已崩溃，犯人们全都自己照看自己。埃娃甚至穿过了外围铁丝网，走到主营地一侧的索拉河河畔找水喝。在埃娃试着敲碎冰面的间隙，她抬起头，看见一个跟她年纪相仿的小女孩站在河对岸。那个小女孩穿着漂亮的衣服，精心编起来的小辫子用丝带绑着，还背着书包。此时的埃娃穿着破衣烂衫、浑身长满虱子，站在对岸盯着她看。埃娃觉得眼前所见“几乎让人难以相信”。她说：“这是我们到奥斯维辛以来，我第一次意识到，外面还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的孩子看起来就像个孩子，他们会去上学。”

埃娃和米丽娅姆能活下来已经非常幸运，因为纳粹的计划本来是把她们和剩下的几千名犯人一起杀死，这些人被认为太过虚弱，无法和大部队一起从奥斯维辛出逃。处决这群人的命令由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施毛泽在1月20日下达，他也是这个地区的指挥官。[2]在接下来的七天当中，党卫队特别分队在比克瑙和附近的子营地杀害了约700名犯人，但包括埃娃和米丽娅姆在内，近8000名犯人侥幸逃过一死，因为红军朝奥斯维辛进发的速度太快，党卫队自顾不暇，已顾不上执行命令。

没过多久枪声就平息了。1月27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红军战士到达营地。在IG法本公司丁纳橡胶厂旁边的莫洛维茨劳工营，他们发现了600名幸存者，在比克瑙解救了近6000名犯人，而奥斯维辛主营地剩下的犯人约为1000人出头，其中就包括埃娃和她的姐妹米丽娅姆。埃娃第一次听到有人宣布她的苦难就要结束，营房里一个女犯大声呼喊着：“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埃娃跑到门边，外面是一片白茫茫的大雪，她什么也没看见。好几分钟之后，她才辨认出穿着白色外衣的红军战士：“我们朝他们跑过去，他们拥抱我们，还给了我们饼干和巧克力。在极度孤独的环境下，一个拥抱的意义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大得多，因为它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了我们渴望已久的，人的价值。我们不光渴望食物，也渴望人的善意，而苏联红军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需求。战争结束后，我们回到家园，我最怀念、最渴望的就是拥抱和亲吻，但没有人再给我这些。因此，我给我的学生上课时，总会告诉他们：‘你们今天下午回家以后，请替我们所有这些从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孩子多给你们的父母一个拥抱，多给他们一个吻，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可以拥抱和亲吻的对象。’”

伊万·马蒂努什金是红军一个炮兵连的中尉，他与战友们一起攻进了奥斯维辛镇。他们到达比克瑙的时候，这个营地在几小时前刚刚被解放，奇怪的是，四周一片静寂。那里的犯人望着他，“眼中带着感激”，脸上带着“强挤出来的笑容”。“我们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们做了一件好事，”他说，“一件非常好的事。我们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完成了使命。”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说，虽然他和战友对奥斯维辛的犯人“感到同情”，但眼前的景象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特别大的触动：“你要明白战争中的人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我当时已经有超过一年直接作战的经历，在那段时期，我见过集中营，当然不是这种营地，但也是规模小一些的战俘营。我见过被摧毁的城镇，也见过被破坏的小村子。我见过我们自己人饱受痛苦。我见过伤残的孩子。随便哪个村庄全都经历过这样的恐怖、这样的惨剧和这样的苦难。”

伊万·马蒂努什金的话对我们很有帮助，它提醒我们注意许多在东部前线奋战过的人初次见到奥斯维辛时身处的时代背景。对他们来说，奥斯维辛当然是个恐怖的地方，但眼前所见也只不过是一场充斥着诸多残酷暴行的战争中又一个可怕的场景罢了。对奥斯维辛的解放在当时其实算不上什么重大新闻。它确有在报纸上被提及：2月2日，《真理报》刊登了他们的记者鲍里斯·波列伏依撰写的报道[3]，几天后，英国的《犹太纪事报》转载了这则消息。然而，解放奥斯维辛并没有像前一年夏天，马伊达内克集中营被发现那样被广泛报道。马伊达内克是除奥斯维辛以外，唯一一个使用齐克隆B进行屠杀的纳粹集中营（但规模要比奥斯维辛小很多），因此媒体最开始很可能把奥斯维辛视为“另一个马伊达内克”。此外，1945年1月有很多更吸引眼球的新闻等待各大媒体报道，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战争“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将要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进行会面。[4]不过奥斯维辛的解放没有立即在西方成为重大新闻，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红军发现集中营后，已经有人在质问，赢得了战争的同盟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经得起这场胜利的考验。从波列伏依登在《真理报》上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对奥斯维辛进行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式解读：他认为奥斯维辛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资本主义工厂，里面的工人是谁并不重要。这篇文章标志着东西方在对集中营的运作进行历史解读时出现了分歧，这一裂痕直到苏联解体后才终于弥合。在苏联当时以及后来对奥斯维辛进行的分析中，他们对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遭受的磨难只作了轻描淡写，却强调所有被迫害致死的人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这还算不上他们最过分的言论。

然而，回到1945年1月，埃娃·莫泽斯·科尔和她的姐妹米丽娅姆都认为她们能被红军解救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事实也确实如此。1月18日，红军已到达离集中营仅几英里远的地方，如果她们没有被留下来，那么德国人一定会让她们加入由其他6万名所谓“健康”的犯人组成的队伍，这些人都是从庞大的奥斯维辛营区中各个子营地里挑选出来的，他们将一起开始向西徒步行进。据许多被迫参与了大撤退的犯人回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是他们阶下囚生涯中最痛苦的一段时间，甚至比集中营里频繁的筛选、匮乏的餐食、肆虐的疾病和他们居住的寒冷棚屋都更加可怕。奥斯维辛的犯人将要踏上的这段征程，后来被非常贴切地称为“死亡行军”。

对纳粹来说，死亡行军并不是什么新发明。1940年1月，800名波兰战俘（同时全都是犹太人）被迫从卢布林步行近60英里到达比亚瓦-波德拉斯卡（Biała Podlaska）。[5]只有极少数人战胜了波兰的寒冬到达终点，大部分人都冻死在路边，或被同行的党卫队杀害。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纳粹多次组织了死亡行军，比如他们曾在清空隔离区之后强迫住在里面的犹太人徒步跋涉，也曾强迫苏联战俘向西行进，前往临时战俘营。

但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讨论过的，战争期间最大规模的几次死亡行军发生在1944年秋天。其中最可怕的当数11月发生在匈牙利的那一次，当时艾希曼强迫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近8万名犹太人从布达佩斯向西朝奥地利行进。这次远征的可怕场景令一些纳粹分子都忍不住对其残忍程度提出批评，而那些幸存下来的犯人最后被送进了毛特豪森和达豪等集中营。也就是说，奥斯维辛的犯人在1945年初将要进行的死亡行军已有很多悲惨先例。

在党卫队看守的棍棒下，犯人们被赶出集中营，他们身上单薄的囚服完全无法抵御波兰冬天的漫天大雪和凛冽寒风。他们就这样上了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党卫队军官弗朗茨·温施向他深爱的女人——犹太犯人海伦娜·斯特洛诺娃最后一次伸出援手。当海伦娜与她的姐姐罗津卡站在营地大门口瑟瑟发抖时，温施拿来“两双暖和的靴子，是那种有毛皮衬里的靴子。其他所有人，那些可怜的人，全都穿着用报纸做内衬的木底鞋。他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拿鞋子）。”温施对她说，他就要被派去前线了，但他的母亲在维也纳，她可以照顾海伦娜和她的姐姐，因为等到战争结束她们就该“无处可去”。他把一张写着母亲住址的小纸片塞进海伦娜手里。然而，等温施离开后，海伦娜记起父亲曾对自己说过的话：“别忘了你是谁。”父亲对她强调，她必须永远记得：“我是个犹太人，我要永远忠于犹太人的身份。”于是，她扔掉了写有温施母亲住址的纸片。

就这样，这两个女人在风雪交加的天气下开始向西行进。海伦娜将最初的几天形容为“不可思议地艰难”。她眼看着身边的其他犯人“倒在雪地中，精疲力尽，就这样死掉了。大家只能自己顾全自己。一切都乱了套。谁能活就活着，谁死了也就死了。”

伊比·曼[6]当时19岁，前一年她从捷克斯洛伐克被送到奥斯维辛。死亡行军的经历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大半夜让我们集合，我们从来不知道时间，不知道几点几分，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与世界脱节了。”尽管能听到苏军的炮火就在不远处，但纳粹依然坚持清点犯人，让他们每五人站成一排后出发。“要是有谁敢弯下腰，或者敢停下来休息一会儿，马上就会被枪决。”与很多从死亡行军中幸存下来的犯人一样，伊比·曼并不是独自一人面对这一切，她的姐姐一直与她在一起，不断鼓励着她。“我一直在说，‘我只能走到这儿了，一步也走不动了。’（但是）她会使劲拉着我继续往前走。”到了晚上，她们就睡在谷仓里，还有一次睡在猪圈，有时就在户外席地而睡，靠光秃秃的树木和灌木丛遮风避雨。伊比和她姐姐是最晚离开营地的一批犯人，她们一路上经过许多塞满尸体的水沟。随着她们继续蹒跚前进，雪水变成了泥浆，浸透了她们薄薄的鞋子。她们的脚上长出了水泡，钻心地疼。两人在行军途中都没有感到饥饿，只觉得口渴难耐。她们知道，如果自己弯下腰吃上一口融雪，她们一定会被党卫队开枪打死。了解犯人们承受的这些苦难以后，我们几乎难以相信，纳粹之所以让奥斯维辛的犯人离开营地进行远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犯人是有用的资源。战争进入到这个阶段，有劳动能力的犯人对纳粹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截至1944年底，在德国工厂工作的人当中约有50万名都是犯人。

纳粹驱赶着奥斯维辛的犯人朝帝国方向行进时，主要采用两条路线，一条是朝西北方向，途经密科鲁夫（Mikołow），到达近30英里以外的铁路枢纽站格利维采，另一条是一路向西，行进约40英里后到达沃济斯瓦夫（Wodzisław）火车站。对那些从行军中幸存、登上列车的犯人来说，折磨却远未结束。列车将把他们带往德国和奥地利的集中营。伊比和她的姐姐被赶进“积了半米深的雪”的露天车厢，车厢里的犯人塞得满满的，很多人找不到地方坐下来。

莫里斯·韦内齐亚[7]曾是奥斯维辛的一名特遣队成员，他当时也在这辆可怕的列车上，而他是少数几个在露天的车厢里找到地方坐的犯人之一。他记得那天非常冷，雪一直在下，落在他和他同伴的身上。他记得身边不断有人因承受不住如此恶劣的条件而倒下，因此他们经常需要从车厢里向外扔尸体。他还回忆起这段路途中发生的一件更令人惊诧的事：一桩谋杀的实施。

与莫里斯等人同车厢的有一个德国犯人，他在积雪中站了很长时间以后，迫切渴望能坐下来，于是他想跟莫里斯做个交易：他让莫里斯把座位让给他，作为交换，他给莫里斯几根香烟。莫里斯站起身，拿走了烟，在抽烟的这段时间让德国人蜷缩在车厢的角落坐了一会儿。大概10分钟后，莫里斯抽完烟，让德国人站起来，却遭到拒绝。“于是我和几个朋友坐在他身上”，莫里斯说，“大概过了30分钟或一小时，他被闷死了。我们把他扔出车厢。没什么大不了的，能杀死一个德国人我们很高兴。”

直到今天，莫里斯都认为杀死这名德国犯人“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他来说，被他杀害的人同样是一名奥斯维辛犯人这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说的是哪国语言：“我很高兴。他们（指德国人）杀了我全家，大概三四十人，可我只杀了一个德国人。哎！这不算什么。如果我能杀死一百个德国人我才高兴呢。我们彻底被他们毁了。”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怎么质问莫里斯，他都不觉得统治奥斯维辛的德国人与那个在波兰寒冷冬夜被他杀死在运牲畜列车上的德国犯人之间有什么区别。“不管怎么说，”他说，“我也想坐着，我也很累。凭什么给了我两三根烟以后他就可以活命？他不想站起来，那我们就坐在他身上，然后他就死了。就这么简单。”对于自己和同伴在西行途中杀害的这名德国犯人，莫里斯·韦内齐亚毫无关切之心，这点也提醒我们思考，集中营里的道德水准退化到了何种程度，犯人们是如何迫于形势，把自己的生死置于其他一切之上。

两万名奥斯维辛犯人最后到达的地方，是下萨克森州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如第五章所说，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在今天恶名远扬，主要是因为英国人1945年4月15日解放集中营时在那里拍下的令人痛心的照片。这些图片公之于世，那些极度消瘦、有如行走着的骷髅身形震惊了全世界。然而，图片所呈现出来的画面并没有反映出这个营地建造之初的真实用途；很多人本就分不清集中营与专门的灭绝营之间的区别，这些照片更加深了这种混淆。

1943年建造之初，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本是用来关押那些被当作人质、“有特权的”犹太人，但到了1944年春，一些被认定无法从事有用工作的犯人从其他各个营地送到这里，自那之后它又多了一个用途。这些人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遭受到非人的折磨，特别是来自德国卡波的残酷虐待。另外三个因素的出现，促使贝尔根-贝尔森最终变成1945年春盟军解放它时见到的那个恐怖所在：第一，约瑟夫·克拉默于1944年12月被任命为集中营指挥官；第二，纳粹决定剥夺营地里“用于交换的犹太人”可能享有的任何“特权”；第三，1945年初那批死亡行军队伍中幸存的犯人，最后都涌入了贝尔根-贝尔森。一组简单的数字可以让我们了解贝尔根-贝尔森发生的巨大变化：1944年底，这个营地大约关押了1.5万名犯人，而等到英国人于1945年4月到达此地时，集中营里有6万名犯人。然而，德国人却没有为多出来的犯人安排任何住处，也没有补充食物供给。

当然，历史事件中的数字总是无法让我们了解当事人的具体经历，这方面信息只能通过聆听他们的故事来获得。艾丽斯·洛克·卡哈纳为我们讲述了1945年4月，她和姐姐埃迪特被囚禁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时的经历。她们本以为奥斯维辛的条件是人类能够忍受的极限，却没想到这里的生活更加可怕。艾丽斯和埃迪特到达时，正赶上伤寒病在营地大肆爆发。由于营房过度拥挤，她们没有床铺，甚至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睡觉的地方。营地里没有食物，也几乎没有水。这些来自奥斯维辛的犯人仿佛被困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等死。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很多犯人精神崩溃。“没有任何语言能够形容贝尔根-贝尔森是什么样的。”艾丽斯说。每天晚上，睡在她们不远处的一位卡波都会“突然发狂”，用脚踩艾丽斯和她的姐姐。营房只造了一半，而造好的部分也逐渐开始垮塌。“当你不得不去厕所的时候，你就得踩着人过去。有些人滚进了过道的裂缝里。”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她们都会听见有人在喊：“水！妈妈！水！妈妈！”

勒妮·萨尔特[8]是另一位被送到贝尔根-贝尔森的犯人。1945年她16岁。在被迫走过一条遍布尸体（这些死去的人都是以前送来的犯人）的道路，最终到达集中营后，她看见了如地狱一般恐怖的场景：“我们看见瘦得像骷髅一样的人在四处走动，他们的胳膊和腿就像火柴棍一样细，透过他们的皮肤可以看到突出的骨骼。营地里弥漫着浓烈的恶臭。我们吃了这么多苦以后，却发现这里是个与以前都不一样、还要更加恐怖的地方。”

集中营的管理系统已经全面瘫痪。点名早就停止了，因为犯人们根本没有力气站起来；食物的缺乏造成大量犯人饿死。才过了三周不到的时间，勒妮就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在她马上要失去意识的时候，有人向她指了指不远处英军的坦克。接着，她昏了过去，十天都没有苏醒。等她终于醒过来时，她发现自己在一家英国人的灭虱中心，正在接受消毒清洗。虽然她还是极度虚弱，但终于自由了。

艾丽斯·洛克·卡哈纳讲到，1945年4月15日，有人大喊：“解放了！我们解放了！”她马上跳起来，对她姐姐说：“解放是什么？我得趁它不见之前找到它。”她蹒跚着走出营地，看见了坐在吉普车里的盟军士兵。然而，她的快乐是短暂的，因为此时的埃迪特比以往任何时候病得都厉害，在英军到达后不久，埃迪特就被送进了红十字医院。艾丽斯想跟她待在一起，但英国士兵坚持说她病得没有那么严重，不能和她姐姐在一起。艾丽斯提出了抗议：“我说：‘你不明白，我们不能分开。我可以在那里给你们帮忙，我可以端便盆。’”她努力想要端起便盆，结果发现自己几乎走不了路。在她快走到门口时，一个士兵抱起她，把她放进一辆吉普车里，送回了营房。

在奥斯维辛和贝尔根-贝尔森的艰苦环境中一路保护着姐姐，艾丽斯绝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弃。第二天，艾丽斯拖着虚弱的身体走回医院。她到的时候刚好看见埃迪特被送进一辆救护车，她迅速钻进车里，对埃迪特说：“我来了。不管他们把你带到什么地方，我都跟你一起走。”但前一天开车送她回营地的那个士兵认出了她，对她说：“你怎么又来了？你不能待在这里。我们得把你姐姐送去另一家医院，一家部队医院。”艾丽斯从救护车上被赶了下来，眼睁睁看着姐姐被送走。

艾丽斯就这样开始了寻找姐姐的努力，而一找就是半个世纪。她试着通过红十字会以及她能想到的所有途径追踪姐姐的去向，却什么也没找到。直到与姐姐失去联系53年之后，她才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记录中发现，一个名叫埃迪特·施瓦茨的人于1945年6月2日过世。施瓦茨是艾丽斯母亲婚前的姓氏，埃迪特在集中营里一直用这个姓，不让人知道她是艾丽斯的姐姐。她一直担心如果纳粹发现她们两人是亲姐妹，将会不择手段地拆散她们。

艾丽斯等了53年。这53年中，每一次电话铃声响起、每一次有信件寄到，艾丽斯都祈祷那是埃迪特的消息。然而，多年来忍受的情感折磨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她的姐姐，在与她最后一次分开没几天以后便过世了。无论是从匈牙利被遣往奥斯维辛的路上，在死亡行军途中，还是在饥饿与疾病横行的贝尔根-贝尔森，艾丽斯都一直努力保护着她的姐姐。到最后，埃迪特还是死于纳粹的迫害。“对你来说，解放来得太晚了，我亲爱的姐姐，”艾丽斯得知姐姐死讯后不久，在自己作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他们怎么能这样做？怎么做得出来？到底为什么？”

对埃迪特的死负有最大责任的人之一，便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如果在“最终解决”实施初期让他来回答艾丽斯·洛克·卡哈纳提出的问题，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以最残忍和最简洁的方式给出答案：犹太人之所以必须死去，是因为他和他的元首认为犹太人的存在是一种威胁。然而，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希姆莱的所作所为显示他的立场远没有以前那么坚定和清晰。前面已经提到，1944年他批准了匈牙利“犹太人换卡车”计划，并通过班迪· 格罗斯试探与英美签订协约的可能。虽然这些行动最后都没有什么结果，但它们可以反映出希姆莱当时的想法：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此时所奉行的，已经从坚定的意识形态变成务实主义。

1945年2月，希姆莱多变的态度再次得到充分体现：他同意让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里的1200名犹太犯人前往瑞士，这个结果经过多个中间人的协调，最终由美国正统犹太教教士联盟（American Union of Orthodox Rabbis）与希姆莱共同商定。这一次，犹太人换来的不再是卡车，而是实实在在的硬货币。丽塔·雷[9]是从特莱西恩施塔特登上前往瑞士列车的犹太犯人之一。“我们上了车以后，纳粹走过来，让我们化妆梳头，打扮一番，好让我们到的时候看起来不会太糟。他们想让我们给瑞士人一个好印象。”

阿道夫·希特勒是从瑞士一家报纸上，才知道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犹太犯人被释放的消息。他暴跳如雷。虽然早在1942年12月，希姆莱确实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原则上允许某些犹太人用硬货币给自己赎身，而且把犹太人中的一些“大人物”当作“人质”的做法也与纳粹已有理念相符，然而，释放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犹太人一事是在希特勒完全不知情也没有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考虑到这个时候战争显然已经进入尾声，这种举动对纳粹领导人来说无疑带有一种失败主义的意味。希特勒下令禁止再进行任何类似的交易。

然而，到了这一年4月，希姆莱又一次违背希特勒的指示，任由盟军占领了贝尔根-贝尔森。希特勒曾要求所有集中营在盟军到达前必须被摧毁，但希姆莱显然没有服从。他可能想通过让贝尔根-贝尔森完整地落入盟军手中来展示他对盟军的“让步”，也可能，他对集中营里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不管怎样，希姆莱的举动造成了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揭露营地惨状的图片开始在全世界疯狂流传。“那个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都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一名英国士兵在录制一段新闻影片时说道，“当你亲眼见到这些人时，你终于明白你一直为了什么而战。报纸上的图片不能展示出全部。他们做的那些事——哎，你根本不觉得他们还算是人。”

虽然希姆莱巴结盟军的做法带来了严重后果，但他继续违背希特勒的意愿行事。4月20日，他与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一名密使，诺贝特·马苏尔（Norbert Masur）会面，同意释放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的1000名犹太女犯。希姆莱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把这些犯人说成“波兰人”，而不是犹太人，以期他的所作所为不会传到希特勒那里。当天晚上，在马苏尔离开后，希姆莱向他的按摩师费利克斯·克斯滕吐露了心声：“如果可以从头开始，很多事我都会换一种做法。但作为一名忠诚的军人，我不得不服从，因为如果没有服从和纪律，那就什么事都做不成。”[10]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违抗元首的并不只有希姆莱一个人，其实整个党卫队都不再听令于他。4月21日，元首在他位于柏林的秘密地堡内被炮火声震醒。他一定想不到会有这样一天——红军竟然攻进了柏林。希特勒曾命令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菲利克斯·施坦因纳（Felix Steiner）向朱可夫元帅领导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发起反击，当时这个军团正朝柏林北部郊区逼近，但施坦因纳拒绝执行命令。“接到这一命令时，”施坦因纳的副手弗朗茨·里德维克[11]说，“他说：‘我不会再对苏联大军发起进攻了，这等于是让战士们白白送死。我不要再为没有意义的命令牺牲我的士兵。’”希特勒得知自己的命令遭到施坦因纳拒绝后大发雷霆，地堡里所有人都没见他如此咆哮过。党卫队抛弃了他。他曾公开表示，眼下唯一留给他的事，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4月23日，希特勒勃然大怒的消息传到希姆莱那里。这一天他正与红十字会的代表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会面。希姆莱认为，既然希特勒已经宣布他将自我了结（说不定此时已经死了），那么他自己就成了帝国的代言人。因此，他对贝纳多特说，德国愿意向英国和美国无条件投降，但不向苏联投降，并让贝纳多特把这个意愿转达给西方盟军。

希姆莱向部分同盟国投降的方案遭到了盟军的拒绝，但他有意结束西方国家间战争的消息通过BBC广播电台传播开来。希特勒也听到了这则新闻。这位德国领导人还没有变成毫无知觉的死人，恰恰相反，此时的他正处在一种最为强烈而真切的情感带来的冲击中，那就是背叛感。“希特勒当然气炸了，” 贝恩德·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12]说道，他是德军总参谋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当时也在地堡里，“从军事形势来看已经没什么希望，现在一个他或许最信任的人又做出这样的举动。那个人抛弃了他，投奔了盟军。希特勒只好认命，他交代了他的政治遗愿和个人遗愿。两天之内他就死了。”

1945年4月30日下午3点半，红军来到德国国会大厦门口，在此之前希特勒已经自杀身亡。他留下了一份前一晚写就的政治声明，在这份声明里，他将战争的爆发归咎于犹太人。希特勒至死都没有变，他一直对整个犹太民族怀有深深的恨意，对他们没有一丝同情。我们已经看到，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在发展和执行过程中经过了多次修改和变化，希特勒提出的某些具体要求促成了其中一些变化，而另一些变化的发生则与他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但从希特勒最后对希姆莱一事的反应可以看出，自始至终没有改变对犹太人的狂热仇恨的，是元首本人。

比起自己所效忠的元首，希姆莱更愿意顺应形势而变。他不但同意交出犹太人来换取钱财，还试图促成秘密和解协议的签订。与希特勒不同的是，希姆莱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似乎认为还有别的出路。他的做法在他的党卫队随从之间造成了恐慌。5月5日，在海军元帅邓尼茨的大本营，也就是德国北部弗伦斯堡的穆威克（Muerwick）海军学校，希姆莱与几位党卫队高官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鲁道夫·霍斯。“命运给我安排了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希姆莱宣布，“我将独自完成它。因此，我现在再给你们下达最后一道命令：混进国防军吧！”霍斯大吃一惊。显然他所期待的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最后一击，而不是这种让他们逃跑和藏匿起来的屈辱指令。“这就是一个我一直无比崇敬的人留给我们的道别，”霍斯写道，“我曾经对这个人怀有无比坚定的信仰，他下达的每一道命令、他说的每一个字都被我视为真理。”尽管如此，霍斯还是听从了希姆莱的建议，“混进”了国防军。他找到一件海军制服给自己穿上，装成德国海军队伍中的一名普通士兵。

虽然希姆莱信心满满地认为，“命运”给他安排了新的重要任务，但与他的许多想法一样，这不过又是一个幻想。5月23日，希姆莱自杀身亡，这一天距他与霍斯等人召开会议才过去了两周多，但此时的希姆莱终于认识到，盟军绝无可能与一个对几百万人的死负有责任的人做交易。他之前竟会抱有这样的想法，也很好地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自我感觉膨胀，过度乐观。而最重要的是，这种念头反映出希姆莱的机会主义：在忠心耿耿地追随了希特勒这么多年以后，当形势发生改变，他却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另外一个人。

希特勒和希姆莱已死，底下的行凶者纷纷作鸟兽散。照理来说，战争一结束，所有在集中营里吃尽苦头的人应该可以回归正常生活，让身心得到恢复，但事实并非如此。

1945年5月和6月，海伦娜·斯特洛诺娃和她的姐姐迷茫地游荡在刚获得解放的德国，与想要逃往西方的德国难民一起走在拥挤的道路上。她们睡在谷仓或被炸毁的房子里，四处寻找能吃的东西。没过多久，她们就碰到了苏联红军。在海伦娜和她姐姐看来，这些士兵与其说像解放者，不如说更像是征服者。有那么几次，无论难民躲在何处过夜，苏联士兵总能找到他们。“他们都喝醉了，彻底醉了，”海伦娜说，“他们就是一帮畜生。”这些士兵走进他们睡觉的地方，“找可爱的女孩强奸”。在此过程中，海伦娜藏在姐姐身体底下。由于姐姐比她大十岁，常被误认为是她的母亲，她们希望士兵见到她姐姐乞求的目光后能把目标移向别处。这个方法奏效了。然而，红军是怎样对待其他女人的，海伦娜听得一清二楚：“我听见她们一开始一直在尖叫，到后来没了力气，安静下来。有几个人在被强暴的过程中死掉了。他们掐死了这些女人。我转过头去，不想看她们，因为我帮不了她们。我害怕他们也会强奸姐姐和我。他们都是畜生。不管我们藏在哪儿，他们总能找到我们，然后强奸我的一些女伴。他们会对这些女孩干些特别龌龊的事情。直到最后一刻，我都不敢相信我们能活下来。我们以为就算自己没死在德国人手中，也会死在俄国人手上。”

有一次海伦娜差点就惨遭毒手。那天早晨，她骑着自行车出门，“骑得特别带劲。我从小就特别喜欢骑自行车，我喜欢那种自由和安静的感觉。”她在那个明媚的春日骑车来到郊区，之后在一间废弃的仓库旁停下来休息。“一个俄国人骑着一辆摩托车跟了上来。他看见了一个年轻女人，是不是犹太人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把摩托车一扔，我们开始撕扯起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摆脱这个残忍的俄国士兵的，这个凶徒。他有很长时间没做爱了，没办法强奸我。我又踢又咬，大喊大叫，他一直问我是不是德国人。我说：‘不是，我是关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我给他看我胳膊上的编号。就在那一刻，他放过了我。也许他自己也是个犹太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翻身站了起来，然后跑掉了。”

我们无法确知，在苏联士兵刚刚踏上德国本土，以及之后那段战争刚结束的时期，到底发生了多少起由苏联士兵实施的性侵事件。但这个数字肯定有几十万。近几年，很多人在关注柏林等城市的德国妇女遭受的摧残，然而，奥斯维辛女犯更加悲惨的经历——她们先是在集中营里忍受种种虐待，后来又被解放她们的人强奸——让这段历史的面目比之前更加可憎。

苏联红军强奸集中营犯人的做法无疑已经非常恶劣，而他们“解放”集中营时给自己的同胞带去的，则是另一种特殊性质的折磨。斯大林曾说过，被德国人扣押的没有苏联战俘，只有“祖国的叛徒”。当红军部队到达波兰南部的集中营时，这种态度得到了最为明显的体现。一个名叫塔季扬娜·纳尼耶娃[13]的犯人就关在这里。1942年，她在一家医院做护士，这家医院被德国人包围后，她落入德国人之手，开始了两年半的囚禁生涯。在此期间，她亲眼目睹很多苏联女犯被德国人强奸。1945年1月，她听到苏联红军“声势浩大”地抵达集中营，这些士兵高昂着头，齐唱着爱国主义歌曲。“我们感到非常开心，非常振奋。我们都以为胜利就在眼前，我们马上就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了。我特别思念我的祖国，思念我的家人。”在获救的那一刻，巨大的幸福感涌上她的心头，就在这时，两个红军军官朝她走来。其中一个人喝醉了，大喊着：“你们在这里是怎么逍遥快活的？你们这群婊子！”望着这个军官摇摇晃晃地站着她面前，摸寻自己的手枪，塔季扬娜感到整个世界崩塌了。她赶紧跑开，找地方躲了起来，直到这些解放了集中营的前线战士清醒过来。然而，无论他们是醉是醒，她遭到的指控都明白无误：他们称她为“祖国的叛徒”。因任由德国人将自己抓捕这一“罪名”，她被判处在古拉格关押6年，并终身流放西伯利亚。

帕维尔·斯滕金[14]好不容易侥幸在奥斯维辛活了下来，此时却要经受来自同胞的类似折磨。1941年10月他来到达奥斯维辛，是被送去建造比克瑙的1万名苏联囚犯之一。第二年春天，这一批犯人只剩下几百个。他成功逃到树林中，并与行进中的红军队伍会合。然而，他们非但没有像他所期待地那样欢迎他的回归，让他继续参与对抗德国人的战斗，反而对他进行了数个星期的审问。苏联反间谍组织（SMERSH）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德国军队的？”他被送回国内，囚禁在禁闭流放者的城市彼尔姆和乌拉尔，在那里，审讯仍在继续。“每隔一天，我都会在夜里被叫醒，‘承认这个，同意那个，我们什么都知道——你是个间谍。’他们一遍遍地折磨我。”斯滕金白天工作，晚上被审问，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后，他最终因一项被捏造出来的罪名被判处了数年的监禁。法官草草结束了对他的审判，只因那天晚上他们要去剧院看演出，这充分体现出苏联司法系统草菅人命的态度。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斯滕金才被释放，而有超过100万名苏联士兵像他这样被囚禁了两次——一次被德国人，一次被自己国家的同胞。

帕维尔·斯滕金和塔季扬娜·纳尼耶娃的经历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明显缺少许多西方人眼中的二战史应具备的救赎意味。对好几代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这场战争被描述为“正义”对抗“邪恶”之战，具有了近乎神话般的色彩。当然，纳粹主义确实被击垮，这一罪恶之源的消除也确实给世界带来了无可估量的益处，但战争结束后的那段历史并不像主流宣传所描绘的那样简单。实际上，被红军解救出来的苏联战俘很少有人有“幸福的结局”，东部的很多人亦是如此。

在战争走向尾声时，斯大林犯下的罪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想起纳粹的“最终解决”。与希特勒一样，斯大林也对不同族群进行了集体迫害。近10万名来自斯大林格勒南部草原的卡尔梅克人因苏联领导人眼中的“罪行”被集体驱逐到西伯利亚，而所谓的集体“罪行”只是没有尽力抗击德国人。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和刚刚结束的那段时期，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和苏联其他许多少数民族都有着相同的遭遇。没人确切知道有多少苏联公民遭到驱逐，但这个数字肯定超过100万。与犹太人不同的是，大多数犹太人在落入纳粹之手后遭到杀害，而被斯大林迫害的少数民族，大部分在他死后得以从西伯利亚回到他们的祖国。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肯定，斯大林以个别人的过错处罚整个族群的做法，给车臣人、鞑靼人、卡尔梅克人和其他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1945年5月，大多数东欧国家都在送走了一个残暴的专制者后迎来了一个新的暴君，这一严峻的现实对许多想要返乡的奥斯维辛幸存者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开始，苏联人的占领给琳达·布雷德[15]的感受还是很好的，这些人毕竟打败了纳粹，解放了集中营，阻止了他们对犹太人的灭绝。5月5日，她终于在柏林北部的集中营被解救（她在奥斯维辛关押了两年半以后被送到那里），红军对她和其他犯人都“非常友好”。他们为这些犯人找来新衣服，好让他们把自己极其痛恨的、已经穿了太长时间的条纹囚服彻底丢掉。而获得新衣服的方法很简单：红军把犯人们带到附近德国人的住处，让他们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住在里面的女人吓得大叫：“没有党卫队！没有党卫队！”与此同时，琳达和其他几个斯洛伐克犯人一把推开她，开始搜寻衣服。她们打开衣柜，发现了几件党卫队制服，显然，这个女人是一名党卫队队员的妻子。于是，她们“洗劫”了整个地方，把鸭绒被和其他物品扔出窗外，把她们能用上的所有衣服都拿走了。琳达·布雷德声称她们几乎没怎么碰那个女人，但又承认有个“特别壮的女孩”确实有“抓着她朝她大吼”。

琳达满脑子想的都是回斯洛伐克。其他一些人梦想在美国或以色列开始新的生活，但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家。于是，她与其他几个斯洛伐克人一起踏上了漫长的归家之路。她们穿行在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欧洲，到处都是损毁的铁路和公路。在柏林，她们看见德国战俘正在平整道路，修补巨大的坑洞。曾经的“统治者种族”被迫从事体力劳动的场景让琳达和其他女人兴奋不已，她们甚至询问看守战俘营的红军士兵，她们能否对这些人说几句话。这名士兵同意了，于是她们开始奚落德国人，大喊：“赶快！赶快！动起来！动起来！”接着她们“真的推搡起那些人来”。这件事比“洗劫”德国人的家更让琳达·布雷德确信，她再也不用惧怕德国人，再也不用在筛选过程中从心底感到恐惧，迫切渴望自己是那个被选中活命的人。

出了柏林以后，她们一直步行，因为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可以选。1945年一个炎热的夏日，她们正走在德国中部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几个红军士兵开着车赶了上来，提出可以载她们一程。琳达和其他女人“真的特别害怕，因为他们经常强奸女孩”。但她们已经走了太远的路，特别渴望休息一下，于是，她们带着恐惧上了苏联士兵的卡车。结果，才开了几英里，苏联士兵就突然停下车，把她们身上几乎所有东西都抢走了。“他们连我们从德国人那里偷来的东西都拿走了，”琳达·布雷德说，“但至少我们保住了性命。”

这些女人被扔在路边，身无分文，只得重新开始徒步前进。只有很少的几次她们搭上了短途火车，得以在火车上歇歇脚。最后她们终于走到了布拉格。琳达和其他几个女人在市区找到了住处，但仍一心想要回到自己位于斯洛伐克的家中，片刻都不想耽搁。每天有一班列车往返于布拉格和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之间，坐上这趟车，琳达就可以回到斯洛伐克东部的小镇斯特罗普科夫（Stropkov），回到她的家人身边。在离家三年多之后，在被塞进货运卡车里驱逐出境，历经奥斯维辛里种种困窘和磨难，最后从德国北部朝着家的方向一路漫长的跋涉之后，琳达终于实现了她长久以来的梦想，那就是站在自己家的大门口。但此时她却发现，里面住的似乎是别的人。她敲了敲门，很快一个俄国或乌克兰男人打开门。“你要什么？”他问。“我要回我的家。”琳达回答道。“从哪儿来的就滚回哪儿去！”他边说边在她面前重重地关上了门。

琳达陷入震惊。走在自己家乡的大街上，她突然意识到，所有原本属于她亲朋好友的房子里现在都住着苏联人：“我透过那些房子的窗户往里看，觉得所有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镇上还能见到的熟面孔只剩下非犹太人，其中很多人曾对琳达一家很友善，因此琳达以为至少他们会欢迎她回来。然而，她错了。“我认出其中一个人，”琳达说，“但她并没有走过来对我说：‘见到你很高兴。’大家都和我保持距离，仿佛我是某种毒药一样。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再也没回去过。回家是我最痛苦的经历，真是一场灾难。”

许多大屠杀幸存者与琳达·布雷德一样，有着非常痛苦的返乡经历，这些幸存者不仅来自奥斯维辛，也来自其他一些集中营。被囚禁期间，他们一直用回家的信念支撑着自己，以为战争结束后，他们可以再次回到原来的生活。然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琳达·布雷德最终离开了斯洛伐克，在加利福尼亚开始了新生活。

瓦尔特·弗里德[16]是另一个在1945年夏天回到家园的斯洛伐克犹太人。此前，17岁的他与家人一起关在国内的劳动营里。迫于政府内部一小派人施加的压力，对斯洛伐克犹太人的驱逐于1942年10月停止，因此，一部分犹太人没有被送交纳粹，而是留在斯洛伐克进行强制劳动。瓦尔特的家境相对富裕，他的父亲在托朴卡尼（Topolcany）镇拥有一家餐厅和一部出租车。1939年以前，他们的生活一直很快乐，邻里之间也很和睦。法西斯主义被打败后，他们回到家园，期待着可以恢复以前的生活。

他们是少数成功回到家乡的犹太人，战前居住在这个镇上的3200名犹太人，最后只有大约10%回到了这里。然而，他们发现等待自己的竟然是仇恨，这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的家中住着别的人，他们试着要回房子，但现在的住户拒绝搬出。他们的餐厅也遇到相同的情况，新老板告诉他们，在苏联人占领期间，这家餐厅已经“国有化”，由于他是付租金的人，因此由他来经营餐厅是天经地义。

弗里德一家本以为还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被驱逐之前，瓦尔特的父亲曾拜托他们的好友，信奉基督教的一家人帮忙藏起一些金银财宝。此时，他们信心满满地想要取回这些财物。他们邀请这家人共进午餐，大家一开始都有些拘谨，最后瓦尔特的父亲终于提到这个他们一直惦记着的话题：“我们留给你们一个小包裹，你们都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有金子，钻石和钱。”他们的朋友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说，弗里德一家确实留了一些东西在他们这里，但只是几件衣服，现在他们很乐意把衣服奉还。“我们留给你们的是金子和钻石！”瓦尔特的父亲绝望地喊道。但是没有用，他们最终也没能拿回自己的财产。

让弗里德一家心灰意冷的，不光是朋友明目张胆地抢劫他们钱财的行为，还有朋友的背叛。“我们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瓦尔特·弗里德说，“那个曾与犹太人做朋友的虔诚基督徒，那个一直接受犹太人救济的人，到头来却不愿回应我们的要求。他当年身无分文地来到我们餐厅，我们免费给他吃的，结果现在他却根本不想让我们回来，这样他们就不用再翻出那笔旧账，不用看着我们的眼睛说：‘我们什么也不欠你们的。’战前最好的朋友现在变成了我们最大的敌人。1945年我们遭到的威胁比1942年我们离开时还要严重。仇恨就是这么深。”

194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仇恨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袭击：瓦尔特和他父亲走在托朴卡尼镇一条大街上时，突然遇到一群30岁左右的年轻人，其中一个人战前是瓦尔特的校友，名叫约绍，而现在的约绍变得极不友好。这群人冲到瓦尔特和他父亲身边，开始殴打他们。“犹太人！你这个犹太人！”约绍边打边喊。瓦尔特受了伤，倒在地上，这时他想起战前他与约绍分吃面包的事。他对约绍说：“你吃我的面包吃得还不够是么？现在竟然跑来打我！为什么？”但约绍只回答道：“犹太人！你这个犹太人！”

这群恶棍中的其他人喊道：“犹太人！是你们害死了基督。”他们不光挥动拳头，还棍棒齐下，直到瓦尔特父子奄奄一息。这场袭击就发生在小镇的主街上，瓦尔特发现，虽然有几个经过的人与他们相识，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他们。“我曾以为我认识很多人，”瓦尔特说，“但突然之间没有人还认得我们。”接着，这群年轻人把他们拖去了当地警察局，把他们扔在台阶上。“警察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没有追捕那群人，而是任由后者一走了之。然后他们又打了我们一顿。”瓦尔特知道他再也没法继续在斯洛伐克住下去了，就抓住机会移民到以色列，直到今天仍生活在那里。

据称，战后波兰的犹太人还遭到过有组织的集体屠杀。没人知道在整个东欧还有多少犹太人从集中营回到家乡后面临着类似的处境，也没人详细统计和调查过未归还犹太人的财物究竟有多少。但瓦尔特·弗里德和琳达·布雷德的遭遇决非个例，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一片混乱之中，人们都忙着适应新统治者领导下的新生活，就算有人打算为那些从反犹迫害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伸张正义，这件事的重要性也远远排在其他事情之后。

1943年10月逃离索比堡的托伊·布拉特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犹太人再也回不到战前相对平静的生活了。在抵抗运动后，他逃出集中营，在波兰东躲西藏回避德国人，希望能从当地人那里寻得帮助。然而他发现，很多波兰人拒绝伸出援手，不仅因为他们害怕纳粹，还因为他们自己也带有明显的反犹主义倾向。最后终于有一个农民同意把他藏在农场外一个小屋的地下室里，但这纯粹是本着赚钱的目的——藏他是要收费的。由于战争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迅速结束，这名农民的一个亲戚有一天走进托伊的藏身之处，打算杀了他。托伊最后通过装死才奇迹般地逃过一劫。

战争结束后，托伊·布拉特回到了位于伊兹比卡的家。与琳达·布雷德和瓦尔特·弗里德一样，他发现镇上原来的犹太人社区已经遭到彻底破坏。后来他离开伊兹比卡，想在波兰其他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却也过得不开心：“我人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波兰度过的，”他说，“（但）我仍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我想要结婚，但有一个问题，我的女友知道我是犹太人会有什么反应呢？多半是负面的，我不得不说。”由于在自己出生和成长的这片土地上感到格格不入，1957年，托伊移民到以色列，后来又去了美国。他说自己可以感受到波兰共产党的反犹主义倾向，因为他觉得波兰共产党将犹太人视为“第五纵队”[17]。

托伊·布拉特最后在美国打拼出一片天地，但他总觉得自己有一部分是属于波兰的，于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重访伊兹比卡。那个曾住着近4000名犹太人的小村庄，现在里面一个犹太人也没有了。村里有一个波兰天主教徒是托伊的朋友，他常说如果托伊回来就住他那里。然而，等到托伊真的回到村庄，这位朋友却把他拒之门外，没有给任何理由。当然，托伊很清楚原因：“他不想让邻居知道有个犹太人睡在他家里。”

就连那些曾在战争期间帮助托伊·布拉特藏身的波兰人，也不愿承认他们是朋友，甚至不愿承认他们互相认识。托伊指出，在他从索比堡回到波兰的漫长路途中，一些勇敢的波兰人曾为他提供过食物和住处（近期关于华沙的研究表明，这样勇敢的波兰人有数千名之多[18]），但到了今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自己的行为不但不引以为傲，反而感到羞耻。当托伊与一名天主教神父一起走在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时，他指了指一幢房子，说住在里面的人曾在战争中帮助过他，边说边朝大门走去。结果，那个人躲在窗帘后面，不愿为他开门。对托伊来说这背后的原因也不难猜测：“很多曾经藏匿过犹太人的人不愿意让邻居们知道，因为邻居马上就会说：‘哦，他藏过犹太人，肯定挣了不少钱。’”

而令托伊深受打击的一件事，发生在他去拜访自己伊兹比卡旧居的时候，它生动地表明，反犹主义观念和思想到现在依然阴魂不散。托伊敲了敲门，问住在里面的人能不能让他进去，说他想看看这个他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这个他躲避德国人的“行动”时的安身之地，这个他最深爱的父母在被带去索比堡之前，度过生命最后一段时光的住所。一开始新住户不愿意，但在托伊把三美元塞进他手里之后，这个人同意了。托伊走进屋，马上注意到客厅里的一把椅子，他说这是他父亲的椅子。“哦，不，”新住户说，“这不可能。”于是托伊拿过椅子，把它翻转过来，可以看到椅子底部刻着他家的姓氏。见到这一幕，那个男人说：“布拉特先生，你何必拿这把椅子来演戏？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托伊不解地望着他。“我知道你是回来找你藏起来的钱，”那个男人继续说道，“咱们可以分了它，你一半，我一半。”托伊·布拉特愤怒地离开了，一次也没有回头。

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后来发生的事更具讽刺意味：托伊再次回到伊兹比卡，他经过原来的家，发现那里变成了一片废墟。他跑去问隔壁的人发生了什么。他们说：“哦，布拉特先生，你走了以后，我们根本没法睡觉，那个人没日没夜地找你藏起来的财宝。他把地板拆了，把墙推了，把所有东西都拆了，结果发现没法复原，因为那得花好多钱。所以那里就成了一片废墟。”

虽然托伊、琳达和瓦尔特在战后的遭遇反映出人性中令人失望的阴暗面，但来自欧洲另一个国家的故事多少令人欣慰。在战争结束前，丹麦犹太人大部分漂泊在瑞典，少数关在纳粹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他们在战后回到家乡，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我们这里不一样，没人霸占犹太人的财产，”本特·梅尔希奥[19]说，“这里的人没有动我们任何东西。”梅尔希奥一家人刚回去，他们的房东就通知了当时住在他家的房客。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又过上了和被驱逐前完全一样的生活。他们的房东甚至帮他们把家具仔细地打包和存放起来，好让他们回来以后继续使用。

回到丹麦的住处，鲁迪·比尔[20]和他的家人发现家中“一尘不染”。他们不在的这几年，朋友一直在帮忙支付房租。“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他说，“就是那种大家都觉得我们还会回来的感觉。”他记忆中最可怕的一件事发生在他妻子家：他们被带走时家里有一只未煮熟的鸭子，结果18个月后他们回到家时，发现鸭子还在，但已严重腐烂，从那以后他的岳母再也不吃鸭子了。

大体上来说，丹麦的犹太人回到家乡后受到的待遇要好于波兰或斯洛伐克的犹太人，造成这种差别主要是外部环境因素。那些想在苏联统治下的新国家建设新生活的犹太人，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宣扬的是一切财产国有化，禁止个人拥有住房或工厂，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想要回自己在战前拥有的财产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些非犹太人在犹太人遭到驱逐期间搬进了他们的房子或公寓，而这些人现在只需要说，房子是国有的，他们不过是租住，就可以不必归还（这也正是弗里德一家在斯洛伐克试图要回自己的餐厅时遇到的情况）。此外，对这些国家的许多非犹太人来说，他们最不愿听到的，就是别人讨论纳粹占领他们的国家并迫害犹太人期间他们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当然，考虑到屠杀的规模，能成功回到家乡发起这样一场讨论的犹太人少之又少。苏联力图淡化纳粹灭绝行动中的种族要素，强调受害者都是“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做法，也完全符合东部一些非犹太人的愿望，这样一来，纳粹残忍的“最终解决”将与他们的国家毫无干系，否则实在有太多令人难堪的问题需要回答。

在这段历史上，一个又一个事例表明，对大多数人来说，违背社会的主流文化观念行事是极其困难的。瓦尔特·弗里德的老朋友约绍之所以与他反目，并不是他独自一人的决定，而是由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改变，而造成这一变化的，一方面是苏联人的占领，另一方面是少数犹太人在战后的回归，让很多人被迫面对一段自己努力想要遗忘的过去。选择永远存在，但随大流总是更容易一些。如果大家都持有反犹主义观点，都想要迫害犹太人，那么跟大家一样就可以了。

但在丹麦人那里则不存在这样的困境。他们觉得1943年秋天纳粹想要驱逐犹太人时，自己做出了英勇的反抗，因此丹麦犹太人在战后回到家乡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不必视而不见。在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期，无论从经济、政治，甚至是道德上来看，做个丹麦人都比做波兰人或斯洛伐克人更容易。但这并不是说所有西欧国家的犹太人在回到家园以后都过上了舒适的生活，事实上生活一点也不轻松。尽管有联合救济委员会（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的资助，尽管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20世纪50年代依照《卢森堡条约》支付给以色列的赔偿金，但许多犹太人始终没能得到他们应得的补偿。直到今天，争取合理赔付的努力仍在继续。

相较于那些在战争结束后命运迥然的受害者，迫害的实施者则在德国投降的那一刻都清楚地知道，等待他们所有人的将是拘捕和起诉。与努力隐瞒自己真实过去的鲁道夫·霍斯一样，奥斯卡·格伦宁，这个奥斯维辛大机器上的小齿轮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21]1944年，他要求调往前线的申请终于获得批准，于是他加入了在阿登高地作战的党卫军部队。后来因负伤被送去一家战地医院，伤愈后他重新回到部队，直到1945年6月10日向英国投降。他们被俘后，英国人给所有人发了一张问卷，格伦宁这时意识到，“提及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工作经历一定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于是他“决定尽量隐瞒这件事”。他在表格中写道，自己曾在柏林的党卫队总部工作。当然，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突然对奥斯维辛里发生的一切产生了羞耻之心，而是因为“胜利的一方永远是对的，我们知道那里（指奥斯维辛）发生的事也有违反人权的地方”。但格伦宁依然觉得，“我之所以会成为战俘，是因为我的党卫队身份，我加入组织在先，它被定义为一个犯罪组织在后，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了罪犯。”

格伦宁与其他党卫队成员一起关在一个昔日的纳粹集中营里，这段经历“令人不太愉快，这是对待罪之人的报复”。1946年，他被转到英格兰，从此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虽然需要进行强制劳动，但总的来说他在那里“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监狱里的伙食不错，还能挣到零花钱。他甚至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唱诗班，在四个月的时间里辗转于英格兰中部地区和苏格兰各地举办演唱会。他会唱德国赞美诗，也会唱传统的英国民谣，如《一个情人和他的姑娘》（A Lover and His Lass），演出深得英国观众喜爱，他们争相邀请唱诗班里的德国人到自己家中过夜，睡个好觉，并为之准备早餐。

1947年，格伦宁获释回到德国。由于他过去的党卫队身份，他原来工作的银行拒绝接受他。他在一家玻璃制造厂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展开一步步向上爬的漫长职业生涯。关于他在奥斯维辛的经历，格伦宁依然践行不去引起“不必要关注”的原则，甚至要求他最亲近的家人也抹除相关的记忆。他回到德国没多久，有一次与自己的父亲及岳父母共进晚餐，“他们对奥斯维辛发表了一句特别愚蠢的评论”，暗示他是“潜在的甚或是真正的凶手”。“我气炸了！”格伦宁说，“我一拳重重砸在桌子上，说：‘以后但凡有我在，谁都不许再提这个词，不许把它跟我联系起来，否则我就搬出去！’我的声音特别大，他们后来都照我说的去做，再也没有提起过。”就这样，格伦宁一家在战后的德国安顿下来，努力为自己创造新的未来，并成为德国“经济奇迹”的受益者。

战后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以色列建国，它也催生了一支资金充裕、组织有序的情报机构，其成员齐心协力地追查纳粹行凶者的踪迹。他们最著名的成就便是在阿根廷抓获了阿道夫·艾希曼，将他秘密转移至以色列，并于1961年在特拉维夫市对他进行了审判。摩西·塔沃尔[22]是抓获艾希曼的成员之一，他固然对这次广为人知的行动感到自豪，但更有成就感的，是他在战争刚结束的数个月里秘密进行的“报复行动”。

1941年，20岁的摩西·塔沃尔加入英国陆军，随后效力于“犹太旅”，这是一个由5000名犹太士兵组成的队伍，负责指挥的是一位在加拿大出生的犹太人，布里格迪尔·欧内斯特·本杰明。他们把大卫之星当作自己的徽章，而这个标志现在出现在以色列的国旗上。巴勒斯坦犹太人最早于1940年被征入英国军队，1942年，巴勒斯坦军团参与了北非战场的作战。英国政府内部多年来一直有人反对单独成立一支全部是犹太人的部队，反对者就包括内维尔·张伯伦，但温斯顿·丘吉尔对这种做法持更开放的态度，因而“犹太旅”在1944年得以组建完成。

犹太旅在意大利北部一路挺进到战争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摩西·塔沃尔和他的战友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纳粹如何对待他们的犹太同胞。“我们很生气，”他简洁地说，“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觉得仅仅参与作战还不够。”于是，摩西·塔沃尔和他的战友们讨论出“报复”德国人的方法。他们首先动用各种资源，联络上部队情报部门以及其他犹太组织的人，从他们那里要来一些德国人的名字，这些德国人据称全都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屠杀。接着，他们对自己的车进行伪装，盖住大卫之星标志，换成某个非犹太人部队的标志，并在自己的手臂上套上英国宪兵的袖章。等全部准备工作就绪，他们就驱车来到某个涉嫌杀害过犹太人的德国人家中，把他带出来接受“审问”。“他们没有怀疑，”塔沃尔说，“他们没认出我们是犹太旅的，还以为我们是英国士兵。我们把那个人带走的时候他也没有反抗。但从那一刻起，他再也见不到他的家。”

摩西·塔沃尔和犹太旅其他成员开着车，把他们的德国俘虏带到一个四下无人的地方，在那里“对他进行审讯”。他们会把自己听到的有关他的指控说给他听，然后，“也许我们会给他个机会说点什么”。在这之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把他解决”。他们十分小心，没有留下任何杀人的痕迹，没有血也没有尸体。“具体方法是让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勒死他。”后来他承认他亲手勒死过一个有嫌疑的德国人。“我并不是说我有多乐意做这件事，但我确实做了。我不需要靠酒精让自己兴奋起来，我总是有足够的热情。我不是说自己很冷漠，只是我在做自己的工作时很冷静。甚至你都可以拿我跟那些做相同事情的德国人相比较，他们也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在杀死有嫌疑的德国人后，他们处理掉尸体。“接着我们会把车开到一个我们提前选好的地点。我们把一些重物绑在他的脚上，比如发动机的某个零件，然后我们就把他拖进河里。”

摩西·塔沃尔一点也不后悔他以这种方式亲手杀死德国人：“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感觉很好。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在杀人的那一刻感觉很好，而是在那（整个）时期。我不能说我现在对这件事感到抱歉。你可以说我杀了人，但我知道我杀的是什么人。我既不自豪，也不歉疚。我不会在半夜突然从噩梦中惊醒或怎么样。我睡得好，吃得好，日子照常过。”

摩西·塔沃尔承认，他所伸张的“正义”与法官和陪审团判定的“正义”有很大差距，他也承认，“在那之前，我一生中也做过不少不那么体面的事”。此外，他和同伙们得到的“证据”有些是禁不起推敲的，这些指控是否合理，永远都没有机会在法庭上得到公正的裁决。因此，塔沃尔杀害的有可能是无辜的人，而且这种可能性还不小。然而，强烈的愤怒让塔沃尔和他的同伙觉得值得冒这个险。他甚至曾亲眼目睹犹太旅成员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死德国人：“有的人做起这些事来没什么理由，他们的兄弟或母亲被（纳粹）杀死了。记得在德国还是奥地利，他们看见一个骑着车的德国人，司机直接把他撞倒，从他身上碾了过去。”

摩西·塔沃尔说他自己参与了“大约五起”报复性谋杀，并称犹太旅的同伴们加起来“大约进行了20次处决行动”。由于他和同伴们的行为是违法的，因此我们很难确定塔沃尔所描述的细节是否属实。他谨慎地略去了被害者的名字，也没有提及实施谋杀的具体地点。也有可能塔沃尔夸大了杀戮行动的戏剧性，现实情况或许是他们只在偶然间杀死过某个被他们怀疑为纳粹分子的人（虽然他声称对处决对象的选择都基于可靠的“情报”，但我们不可全然相信）。不过，其他一些证据也证实了犹太旅成员确实进行过“报复性”杀戮，其中就包括以色列前陆军参谋长哈伊姆·拉斯科夫的目击证词。[23]另一个已经得到证实的事件是，一些犹太“复仇者”曾试图给一个集中营的供水系统投毒（但最后没有成功），那里面关押的都是党卫队队员。[24]

摩西·塔沃尔和其他犹太旅成员所采取的这些行动背后似乎有着单纯而明确的动机，那就是报复纳粹对犹太人（其中包括他们自己的亲人）的屠杀。然而，实际情况没有这么简单。他们的内心深处还藏着另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是这个念头让他们变得如此残酷无情：他们认为那些被德国人折磨的犹太人没有进行足够的抵抗。“我不明白，”塔沃尔说，“6个或8个德国士兵怎么能把150个犹太人赶上车然后把他们送走呢？我想我应该会攻击某个德国人，让他们杀了我，一切就都了结了。但我跟那些住在波兰小镇子里的犹太人不一样，我们小的时候就会假装自己是古代犹太英雄，假装我们在打仗。我特别认同两千年前在这个地方（指以色列）战斗的人，但对那些像待宰羔羊一样的犹太人就没那么认同了，我没法理解他们。”

摩西·塔沃尔的态度并非个案。一些战后在以色列定居的集中营幸存者称，他们隐隐可以感到周围的人对他们的批评，认为他们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反抗纳粹。这些人没有意识到，让那些妇女儿童做出更多反抗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失去了家园，住在东欧的社区里，那些社区直到今天仍对他们缺乏同情心。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嘴上不说，心里却认为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不该像摩西·塔沃尔描述的那样，做个“等待被宰杀的羔羊”。如果说塔沃尔们从纳粹的“最终解决”那里只得到一个教训，它就是：犹太人再也不能不加反抗地屈服于敌人，而在塔沃尔们看来，这也是新成立的以色列应当具备的民族精神。

在摩西·塔沃尔对德国人展开非法报复行动的同时，盟军的其他成员则努力在法律范围内抓捕行凶者。起初他们没什么进展，大部分曾在奥斯维辛工作的党卫队成员，在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都人间蒸发。门格勒博士和鲁道夫·霍斯这样的大人物一开始被盟军拘留，但后来也都被释放。门格勒的腋下并没有党卫队的血型文身，这就意味着他从来没有被纳入党卫队，而霍斯伪装成德国海军的做法使得从来没有人检查他的文身。

但到了1945年秋，鲁道夫·霍斯已经成了第21集团军战争罪行调查部以及英国情报队（British Intelligence Corps）的审讯对象。[25]英国人能详细了解霍斯的工作主要得益于贝尔根-贝尔森的解放。在对幸存者进行系统询问后，他们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许多人充满恐惧地讲到他们在上西里西亚地区另一个营地的遭遇，那个地方就是奥斯维辛。英国人这才决定抓捕这个屠杀机器的指挥官。情报队已经找到了寻找行凶者最有效的方式，那是通过他们的家人，因为纳粹分子可以改头换面，甚至逃到国外，但他们通常难以割舍对妻儿的感情，而家人几乎永远更容易找到。海德薇格·霍斯夫人和她的孩子们也不例外。英国情报队查到他们住在距贝尔森6英里远的一个小村庄里，马上对他们进行监视。霍斯夫人于1945年3月8日被拘捕。在几天的时间里，英国人反复逼问她丈夫在哪里，但她每次都回答：“他已经死了。”最后，情报队官员通过一个计策诱使她说出实话：这个监狱的后部紧邻一条铁轨，一辆列车呼啸着开到霍斯夫人牢房的正后方，停了下来。第92战地安全营指挥官威廉·克罗斯（“维克托”）上校说：”我们对霍斯夫人说，火车已经到了，她的三个儿子马上就要被送去西伯利亚，除非她告诉我们她丈夫在哪儿以及他用的别名是什么。如果她不配合，那么她只有两分钟时间跟儿子们道别……我们给了她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还给她留了纸和笔，好让她写下我们需要的信息。幸运的是，我们成功唬住了她，她写下信息，然后我们把她和她的儿子们送回了家。”[26]

据霍斯夫人透露，她的丈夫住在弗伦斯堡附近的一家农场里。情报队立即动身前往德国北部。与当地第93战地安全营取得联系后，他们于3月11日那个周一的晚上11点到达农场，在一个既是马厩同时也是屠宰棚的房子里找到霍斯时，他正穿着睡衣躺在床上。一位英国军医迅速撬开霍斯的嘴，检查有没有毒胶囊——他们都知道希姆莱在一年前就是用这种毒胶囊成功自杀。脸上挨了一位英国中士四拳之后，霍斯才终于承认自己是谁，随后他被按到屠宰棚的一张桌子上，据在场的一位英国士兵说，“殴打和喊叫声没完没了。”直到军医对克罗斯上校喊道：“快让他们住手！否则你们带回去的就是一具尸体了！”霍斯被裹在毛毯中塞进车里，汽车载着他驶向位于海德的安保总部。

第二天凌晨他们到达时，天上正飘着雪，但霍斯被迫赤身裸体地穿过营房的院子，走到自己的牢房中。在接下来的三天里，英国人始终没让他合眼，每当他打瞌睡，士兵就用斧柄戳他。按照霍斯的说法，他们还用他自己的马鞭抽打他。3月14日，他在一份8页的供认书上签了字。

一些大屠杀否认者总爱提及霍斯刚被逮捕时在英国士兵手底下遭受的虐待，并称他的供认书是屈打成招的结果。诚然，霍斯最初的声明是否有效确实存在争论的空间，但在其后的囚禁和审讯中（他先是被送到了代号为“番茄”的二号战犯拘留中心，随后出席了纽伦堡审判和在波兰进行的对他本人的审判），没有证据显示霍斯又遭受过任何虐待。正是在后来的这段时期，他写就了自己的回忆录。事实上，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非常感激抓捕他的人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写下个人的历史。他始终没有推翻他最初的供认，无论是在撰写回忆录期间，还是在证人席上，而当时他是有机会公开反悔的。正如他后来没有顾虑地写下了自己最开始被英国士兵殴打的经历。

1947年4月，鲁道夫·霍斯回到奥斯维辛，回到了他当年工作的那栋大楼，但这一次，他没有坐在他位于一层的办公室书桌前，而是被关押在党卫队行政大楼的地下牢房。大家认为，让这个背负着奥斯维辛一百多万条人命的凶手在他的罪孽之地被处决，是他最好的下场。然而，在原定实施处决的那天，现场却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天有数千人前来围观，其中很多是原来的犯人。结果，气氛变得非常紧张，激动的人群向前推挤着挡在他们身前的围栏。曾被关在奥斯维辛的斯坦尼斯瓦夫·汉茨[27]当时在场，他说他真的觉得“他们会当场用私刑处死霍斯”。他听见人群中一阵阵骚动。如果一大群人突然向前冲，站在一旁的士兵该怎么做？他们要开枪吗？鉴于情势太过危险，霍斯并没有按原计划从他的牢房里被带出来。有人想出一个办法：他让士兵们全部离场，并派出一个车队护送一辆小轿车离去，于是大家自然认为霍斯在车里。但实际上，霍斯并没有出来，那天晚上他仍留在自己的牢房中，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带出来。这一次，鲁道夫·霍斯面对的只有寥寥数人，而不是前一天怒吼着的群众。霍斯已经做好被处死的准备。目睹处决过程的人为数不多，当中就有斯坦尼斯瓦夫·汉茨。他说：“我以为他爬上绞架以后会说点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是纳粹主义的坚定拥护者。我以为他会高声赞美纳粹的理念，毕竟他愿意为这些信条奉献自己的生命。但没有，他一句话也没说。”

霍斯死得很“痛快”，这完全不是曾在集中营里饱受折磨的汉茨希望看到的。“我认为应该把霍斯关在一个笼子里，然后拉着这个笼子在全欧洲跑，让大家都能看到他，让大家都能朝他吐口水，这样他才能明白他都干了些什么。”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霍斯真的能“明白”他都干了什么吗？在他被处决前刚刚写就的自传中，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霍斯遭到什么样的羞辱和虐待，他都不会发自内心地认为他所做的一切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当然，他确实在自传里写道，他“此时此刻”认为灭绝犹太人是一个错误，但这只是一个策略上的失误，因为它让德国成为全世界仇视的对象。

根据我与一些前纳粹分子接触的经验，我认为霍斯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话可以明白无误地揭示出霍斯最后一刻的真实想法。他提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他在纽伦堡审判中也提过，那就是：如果一名飞行员拒绝朝一个小镇投下炸弹，因为他知道这个镇里住的主要是妇女儿童，那结果会怎么样呢？霍斯说，这个飞行员肯定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人们都说，这两件事没有可比性，”霍斯写道，“但在我看来，它们就是一回事。”[28]

霍斯想用这个简单的类比来证明他的行为是合理的，也就是说，盟军用炸弹炸死妇女儿童，与纳粹用毒气毒死妇女儿童是一样的。直到今天，许多当年的行凶者（以及为纳粹辩护的人）依然支持这种观点。曾有一位拒绝接受正式采访的前党卫队成员在一次闲谈中对我说：“比起你们轰炸德国城市时炸死的孩子，那些死在我们毒气室里的孩子受的苦要少多了。”奥斯卡·格伦宁也曾更坦率、更认真地解释道：“我们看到炸弹落在德国的土地上，妇女和儿童在爆炸声中死去。我们看到这些，就会觉得，这场战争之所以变成后来那个样子，双方都有责任。我们之所以要进行大屠杀，一方面是为了打压挑衅的人，另一方面也是为我们的自由而战。”在格伦宁看来，盟军“不考虑军事上是否必要，就用磷弹炸死妇女和儿童”，这种做法在战争结束后却没有被追究责任，这让他觉得，把关注的焦点全部放在党卫队犯下的“战争罪行”上是非常虚伪的。

当然，这种比较让我们从直觉上就感到厌恶，而关于盟军轰炸德国城市与纳粹灭绝犹太人之间区别的讨论也不在少数。举例来说，只要德国领导人投降，轰炸就会立即停止，而对犹太人的灭绝则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一项政策；盟军轰炸的对象不是德国某个特定的人群，而纳粹迫害的对象则是帝国内部一个特定群体；盟军想要摧毁的是城镇里的设施和建筑，而不是德国人；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比如艾希曼残忍的尼斯科计划）在时间上先于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因此用盟军的轰炸来为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辩护根本不成立；最后，把讲求实效的盟军战略规划者与希特勒、海德里希和艾希曼这些狂热的反犹主义者相提并论，无疑十分荒唐。除了以上这些区别，还有一个非专业人士最爱使用的论点：“是德国人先挑起来的，是他们先炸了英国的城市，然后英国人才轰炸了柏林。”但其实它是所有论点里最无力的一个，我们很难单纯因为敌人先做出某个举动，就证明后来采取相同行动的一方是合理的。

尽管二者有如此多的区别，霍斯和其他纳粹分子进行的对比依然让我们感到不安。其中一个原因很容易想到：众所周知，盟军领导层内部对是否轰炸德国城市存在分歧，不说别人，丘吉尔本人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就对轰炸方案提出过异议。此外，近几年被披露出来的一则内幕消息，更加深了人们的不安：在1945年春天，盟军决定轰炸德国哪些城镇时使用的标准之一，是它们的“易燃程度”，这一标准导致乌兹堡（Würzburg）这样的中世纪古城成为轰炸的目标。给我们造成困扰的还有一个不那么容易想到的原因：轰炸机的发明使得从高空投掷炸弹的飞行员对他的杀戮行为产生了“距离感”。“那跟我走到外面一刀捅在一个人的肚子上是不一样的。明白吗？”保罗·蒙哥马利[29]这样说道，他是美国B29轰炸机飞行员，在战争期间参与了对日本多个城市的轰炸。“你确实杀了他们，但你是远距离杀死他们的，所以你不会像在一场搏斗中把刺刀插进一个人的肚子里那样有什么负罪感。那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有点像在电子游戏里打仗。”

蒙哥马利的证词令人联想到，纳粹也是通过建造毒气室，在行凶者与他们的杀戮行为之间制造距离感。这种联想让人感到不适。用炸弹炸死一个人比用刺刀捅死一个人要来得容易，同样的道理，对纳粹来说，用毒气毒死犹太人也比开枪杀死他们更简单。20世纪的技术手段不仅使被战争夺去性命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也让实施杀戮的凶手承受的心理负担和伤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对奥斯维辛一百多万名犯人的杀戮可以与盟军对德国的轰炸相提并论。出于前文提到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行动在概念上是完全不同的。但在霍斯和其他许多纳粹分子看来，二者有着相同的性质，轰炸和毒杀只不过是杀死敌人的两种不同方式。这也就意味着，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置霍斯，无论他是否如斯坦尼斯瓦夫·汉茨希望的那样，被“关在笼子里”游街示众，他都不会真的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事实上，霍斯在登上绞架的过程中很可能在想：“我并不是因为自己有罪才死的，而是因为我们输掉了战争。我是作为一个被误解的人而死的。”说到底，这也是为什么霍斯这个看起来如此普通的人，实际上却非常可怕。

霍斯于1947年被处死后，他一手建造起来的奥斯维辛营区也迅速土崩瓦解。比克瑙的部分营房被住在附近的波兰人拆毁，因为他们需要木材修复自己的房屋，但与他们相比，另一些人对集中营进行的洗劫则让人心里更不是滋味。一名波兰年轻人约瑟芬·杰林斯卡与她的家人在战后回到奥斯维辛，却发现他们没有地方可以住，因为纳粹对这个地区进行大规模重建时拆了他们的房子。于是，他们只好住进过去养鸡用的屋棚中。为了赚钱，约瑟芬和朋友们会到比克瑙的焚尸场附近“淘金”。他们翻动土地，挖出埋在地下的人骨碎片，把这些碎片放在一个碗里，装上水以后从中找金子。“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约瑟芬说，“无论自己有没有亲人死在集中营里，大家都觉得不自在，因为这些毕竟是人的骨头。没人乐意干这种事，可是贫穷逼着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从比克瑙地下挖出来的金子，最后让约瑟芬·杰林斯卡一家买到了一头牛。

波兰人扬·皮夫奇克当时也被迫住在比克瑙附近的一个鸡棚里，他承认他也曾在焚尸场附近搜寻贵重物品。“我记得我找到一颗金牙，一枚犹太硬币，还有一个金手镯。我现在肯定不会这么干了，对不对？我不会再从人骨堆里刨东西，因为我知道干这种事的都该遭天谴。但那个时候我们没别的办法，只能这么做。”除了搜寻贵重物品，扬和他的朋友们还会贿赂那些偶尔在附近巡视的苏联士兵，以便从比克瑙的营房偷些木料回去造房子。“你知道吗，战后的生活很艰苦，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曾目睹鲁道夫·霍斯处决过程的波兰政治犯斯坦尼斯瓦夫·汉茨得到了一份工作，即在比克瑙做守卫。他的职责是看守营地，一旦当地人想从焚尸场偷东西，他就朝他们上空开枪警示。“我们管那群人叫‘墓地土狼’，”他说，“我们不明白这些人怎么会愿意从墓地里找东西。”他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从远处就觉察到这群人的靠近：“你可以通过气味认出他们，他们离得很远的时候你就可以闻到一股味道，那是一种腐烂的尸体特有的恶臭。这种人走在街上你一下就能知道。”

直到很多年以后，奥斯维辛这个大屠杀发生地才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关注，而直到苏联解体，博物馆的标示牌才终于被替换，从而以一种更恰当的方式体现犹太人遭受的苦难。

在此过程中，曾在奥斯维辛工作过几年的前党卫队成员奥斯卡·格伦宁则在玻璃制造厂步步高升，当上了人事部主管。最终他被任命为劳资仲裁委员会荣誉委员。奥斯卡·格伦宁表示，在党卫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经历帮助他成为一名更称职的人事主管，因为“从12岁起我就开始学习什么是纪律了”，而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没有表现出任何讽刺的意味或不自然的感觉。

尽管格伦宁曾在奥斯维辛负责清点和处理从到达营地的犯人身上搜刮来的各国钱币，从而间接为灭绝过程出了力，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有罪”：“我们对直接参与屠杀的人和没有直接参与的人是分得很清楚的。”此外，他也用到了纳粹分子在战后最爱使用的辩解之词，那就是他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他用这样一个类比为自己开脱：“一群士兵不会在第一次见到枪林弹雨以后就都表示：‘我们不认同这件事，我们要回家。’”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德国检察官在战后决定谁犯有战争罪、谁没有的时候，采用的也是类似的原则。如果一名党卫队成员既没有身居要职，也没有直接参与屠杀，那么他基本就不会遭到起诉。因此，当奥斯卡·格伦宁做过的事情最终败露——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他从没打算改名换姓或是躲起来——德国检察官却并没有对他提起诉讼。[30]他的经历也表明，即使一个人加入了党卫队，被派到奥斯维辛工作，见证了灭绝过程，并以某种具体的方式为“最终解决”的实施做出贡献，比如负责整理从犯人那里掠夺来的钱财，在战后的西德，他仍有可能被判为“无罪”。事实上，据估计，1940—1945年间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大约有6500人活到了战后，但只有大约750人受到过任何一种形式的处罚。[31]最有名的一次审判当属1963年12月至1965年8月在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维辛审判”，22名被告中17人被判有罪，但只有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一最重刑罚。

大量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没有遭到起诉，这情况不仅发生在德国，全世界都有类似的问题（或许只有波兰除外，在789名奥斯维辛工作人员当中，多达673人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32]）。起诉这些奥斯维辛工作人员之所以很困难，首先是因为不同国家缺乏统一的标准来界定什么样的行为构成“犯罪”，其次是因为冷战造成了两个阵营的对立，最后，我们不得不说，还因为人们缺乏足够强烈的意愿。在纽伦堡审判中，党卫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被定义为一个“犯罪组织”，但没有人进一步强调，每个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都犯有战争罪，而这样的判决无疑将会得到大众的支持。如果能够给他们每个人都定罪，那么无论判罚有多轻，它都是向后人表达的一个明确态度。然而，没有定罪，也没有判罚。曾在奥斯维辛工作并活到战后的党卫队成员约有85%没有遭到任何处罚。当希姆莱在火车上想出建造毒气室的方案，以减轻他的手下因残忍射杀犹太人而承受的心理“负担”时，他一定不会想到这个意外的收获：这种屠杀方法帮助大部分党卫队成员在战后逃过处罚，只因他们宣称自己没有直接参与灭绝过程。

我们已经看到，许多犯人在离开奥斯维辛以后陷入了更艰难的处境，与此同时，奥斯卡·格伦宁却享受着（并且后来一直享受着）舒适的生活。这种反差并没有给格伦宁造成片刻的困扰。“这个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的，”他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尽最大努力去改善生活。我所做的也是每个正常人都会做的，那就是为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比如自己的家人创造最好的生活。只不过我成功了，有些人没成功。这跟过去发生的事没有关系。”

令人惊讶的是，对自己的过去满不在乎的奥斯卡·格伦宁，却在生命快要走向终点时，突然决定公开谈论自己在奥斯维辛的经历。促使他改变心意的原因很耐人寻味。战后，格伦宁迷上了集邮，并加入了当地的集邮爱好者俱乐部。在一次俱乐部聚会上，在距离战争结束已过去40多年之后，格伦宁跟站在他旁边的一个人谈论起政治。那个男人说：“简直太差劲了，这届政府竟然规定，任何怀疑几百万犹太人死在奥斯维辛的言论都是违法的。”他继续向格伦宁解释道，焚烧这么多尸体是多么“匪夷所思”的事，他还坚持认为，要想毒死那个数量的犯人，纳粹需要使用的毒气剂量足够杀死附近“所有活物”了。

格伦宁当时并没有反驳这些说法，但他后来经一位票友推荐，买到了这位大屠杀否认者的一本集邮册，在上面写下了充满讽刺的评论之后，又把集邮册寄给了他。结果，他突然开始接到陌生人打来的奇怪电话，这些人对他提出质疑，不相信在奥斯维辛，纳粹真的用毒气进行大屠杀。原来，他对大屠杀否认者的谴责在一本新纳粹主义杂志上登了出来。此时，他接到的电话和收到的匿名信有“90%来自那些质疑我的人。他们想向我证明我自己在奥斯维辛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都大错特错，都是我自己的想象，说那些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于是，为了反驳那些对他亲眼所见的事实提出质疑的人，格伦宁为他的家人写下了他个人的历史，并最终同意接受BBC的采访。现已年过八十的格伦宁对大屠杀否认者只有下面这几句简单的话要说：“我希望你们相信我。我亲眼见过毒气室，亲眼见过焚尸场。我见过熊熊燃烧的火焰。我曾站在坡道上，筛选就在那里进行。我希望你们相信，这些暴行真的发生过，因为我就在现场。”

这个悲惨的故事进行到最后，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可以肯定的是，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大多数人没有遭到任何处罚，而集中营里的大多数犯人在经历了如此深重的苦难之后，却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非但如此，很多人在战争结束后还遭受到更多的偏见和伤害。这样的结论自然会让人感到不快。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而这段历史最亏欠的，就是比克瑙那些得不到救赎也无法安息的冤魂。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墓地，比克瑙的土地在战后被寻觅贵重物品的当地居民一遍遍翻动。这个墓地以及附近的维斯瓦河就是一百多万人的最终归宿——许多犯人的骨灰倾倒在这条河里。这一百多万人的证词我们已永远无从聆听。

大多数曾在奥斯维辛遭受折磨的人，似乎再也无法找到精神层面上的慰藉或救赎。虽然有埃尔泽·阿布特这样的耶和华见证人，感到上帝始终在集中营里陪伴着她，但绝大多数是像琳达·布雷德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奥斯维辛没有上帝。那里的条件太可怕了，上帝决定不去那里。我们根本不会祈祷，因为我们知道根本无济于事。很多幸存者都成了无神论者，他们无法再相信上帝”。琳达·布雷德这样的幸存者得出的结论是，她能活命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运气，而当一个人认为主宰命运的是完全不受个人控制的偶然因素时，他很难再有任何宗教信仰。

据估计，被送到奥斯维辛的130万人中，110万人死在了那里。其中大约有100万是犹太人。对那些依然沿用苏共思路，把所有死在奥斯维辛的人都说成“法西斯主义受害者”的人来说，这是个重要的数字。我们必须记得，超过90%的受害者之所以在奥斯维辛被夺去生命，只因他们在纳粹眼中犯有一种“罪”，那就是生为犹太人。

以国家为单位来看，向奥斯维辛输送犹太人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匈牙利——在1944年初夏的高峰时期，共有43.8万名匈牙利犹太人被送到那里。其次是波兰（30万），接下来依次是：法国（69 114）、荷兰（60 085）、希腊（55 000）、捷克斯洛伐克和摩拉维亚（46 099）、斯洛伐克（26 661）、比利时（24 906）、德国和奥地利（23 000）、南斯拉夫（10 000），意大利（7422）。[33]当然，我们也不该忘记死在集中营里的非犹太人，他们是7万名波兰政治犯、2万多名吉卜赛人、1万名苏联战俘、几百名耶和华见证人、数十名同性恋者，以及其他出于种种荒谬的原因（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原因）而被送进集中营的人。

用不了多久，最后一批奥斯维辛幸存者和最后一批奥斯维辛行凶者都将追随那些集中营受害者而去。届时，世界上将不再有任何活着的奥斯维辛亲历者。等那一天到来，这段历史将有可能变成又一段遥远的过去，变成许许多多可怕的历史事件中的一个。在奥斯维辛之前也发生过许多可怕的暴行，比如狮心王理查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对阿克（Acre）穆斯林的大屠杀，再比如成吉思汗在波斯进行的屠戮。或许我们的子孙后代将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奥斯维辛，认为它不过是发生在过去的一件可怕的事，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但我们不应该让这样的事发生。我们必须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评判某种行为。而在20世纪中叶的语境下，在欧洲文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代表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卑劣的行为。纳粹犯下的罪行让世人认识到，只要足够冷血，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先进技术的人也可以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他们的所作所为既然已为世人知晓，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丑恶的事实就摆在眼前，等待每一代人重新发现它的价值。这段历史对我们、对后人将永远是一个警示。

[1] BBC访谈。

[2] Andrzej Strzelecki，“清空集中营”（The Liquidation of the Camp），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五卷，第45页。

[3] 引自Robert Jan van Pelt，《奥斯维辛之辩》第159页。另见第158—165页对奥斯维辛解放后媒体相关报道的讨论。

[4] van Pelt，《奥斯维辛之辩》，第164页。

[5] 《大屠杀百科全书》第一卷，第350页。另见Yehuda Bauer，“死亡行军：1945年1月—3月”（The Death Marches, January—May 1945），载于《现代犹太主义》（Modern Judaism），1983年2月，第1—21页。

[6] BBC访谈。

[7] BBC访谈。

[8] BBC访谈。

[9] 同上（见2000年1月19日播出的节目《时代的瞭望：希姆莱、希特勒与帝国的终结》）。

[10] 摘自《时代的瞭望：希姆莱、希特勒与帝国的终结》。

[11] 摘自《时代的瞭望：希姆莱、希特勒与帝国的终结》。

[12] 摘自《时代的瞭望：希姆莱、希特勒与帝国的终结》。

[13] BBC访谈。

[14] BBC访谈。

[15] BBC访谈。

[16] BBC访谈。

[17] 第五纵队（Fifth column），指在内部进行破坏，与敌方里应外合，不择手段意图颠覆、破坏国家团结的团体。现泛称隐藏在对方内部、尚未曝光的敌方间谍。

[18] Gunnar S. Paulsson，《秘密花园：躲藏起来的华沙犹太人》（Secret Garden: the Hidden Jews of Warsaw,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在28 000名成功逃离（或从未进入）华沙隔离区的犹太人当中，11 000名活到了战后，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非犹太裔波兰居民的协助。

[19] BBC访谈。

[20] BBC访谈。

[21] BBC访谈。

[22] BBC访谈。

[23] Tom Segev，《第七百万个》，（The Seventh Million, Hill and Wang 1994），第147—149页。

[24] Segev，《第七百万个》，第140—146页。

[25] 相关开创性研究是由BBC历史组的David List进行的。

[26] Rupert Butler，《死亡军团》（Legions of Death, Hamlyn paperback 1983），另见Cross上校写给Felix Robson上校的一封信；这封信现存放在Chicksands的军事情报博物馆内。

[27] BBC访谈。

[28] 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指挥官》，第166页。

[29] BBC访谈。引自Laurence Rees，《东方恐怖》（Horror in the East，BBC Books 2001），第119页。

[30] 2014年9月，他被德国的检察官指控，在集中营的期间涉嫌帮助谋杀。2015年7月15日，他被判协助杀害至少三万名犹太人的大规模谋杀罪，处有期徒刑四年。

[31] Lasik，“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人员的抓捕与惩罚”（The Apprehens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Staff），载于《奥斯维辛：1940—1945》，第五卷，第99—119页。

[32] Lasik，“抓捕与惩罚”，第116页。

[33] 这些数字由奥斯维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的Piper教授提供。

致谢

本书基于由我编写和制作的一部电视系列片。我要感谢的人有很多。这组电视系列片（以及这本书）之所以能够面世，首先要感谢时任BBC总裁的马克·汤普森（Mark Thompson）先生给予的热心支持和大力帮助。这个系列节目自取得马克的准许，到终于在BBC电台播出，整个经过可以很好地说明资助、筹备和完成这样一个项目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在此期间，马克离开了BBC，担任第四频道总监，随后又回到BBC，担任电台总裁）。BBC电视台的其他很多人也为这部电视系列片提供了大力支持，特别是时任BBC第二频道总监的Jane Root，事实类节目委托制作部总监Glenwyn Benson，以及事实类节目专家组专员Emma Swain。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直属主管、事实类节目专家组总监Keith Scholey先生，谢谢他给予的理解与提出的大量宝贵建议。

许多杰出的学者对这个项目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本系列片的历史及脚本顾问伊恩·克肖（Ian Kershaw）教授为这个节目提供了大量深刻的洞见。他同时也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学者。对于他给予的专业指导和深厚友情我无以为谢。David Cesarani教授和Christopher Browning教授是另外两位对我个人以及这部电视系列节目产生深刻影响的专家。在纳粹“最终解决”这个课题上，很难找到比这两位更出色的研究者。Robert Jan van Pelt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指导，帮我们了解集中营的建筑。此外，波兰奥斯维辛-比克瑙国立博物馆的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也提供了鼎力支持，其中特别要感谢的是Igor Bartosik，Edyta Chowaniec，Adam Cyra， Jadwiga Dabrowska，Dorota Grela，Wanda Hutny，Helena Kubica，Miroslaw Obstarczyk，Krystyna Oleksy，Jozef Orlicki，Franciszek Piper博士， Wojciech Plosa，Piotr Setkiewicz博士，Kazimierz Smolen，Andrzej Strzelecki博士，Henryk Swiebocki博士，Jerzy Wroblewski以及Roman Zbrzeski。为我们在波兰的调研提供大力帮助的还有Kazimierz Albin, Halina Elczewska，Abraham Frischer和Ester Frischer，Jozef Geresz博士，Bernadetta Gronek，John Hartman，Jozef Koch，Edward Kopowka，Alicja Koscian，Aleksander Lasik博士， Anna Machcewicz，Mariusz Jerzy Olbromski，Lucja Pawlicka-Nowak，Hubert Rogozinski，Robert Rydzon，Jacek Szwic，Marian Turski博士和Michalina Wysocka。

在海峡群岛，我们从Frederick Cohen那里学到了宝贵的历史知识。在法国，Serge Klarsfeld 和Adeline Suard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的Gideon Greif博士为我们提供了大力协助。此外，在以色列，Nava Mizrachi的帮助也使我们获益颇多。在斯洛伐克，我们得到了Ivan Kamenec 和Eduard Niznansky博士的帮助。在德国，我们得到了下列人士的帮助：Andrej Angrick博士，Martin Cueppers，Wolf Gebhardt，Niels Gutschow，Peter Klein，Michaela Lichtenstein，Bogdan Musial博士，Dieter Pohl博士，Volker Reiss博士，Robert Sommer，Frank Stucke博士和Peter Witte。在俄国，Sergey Sluch博士为这个项目提供了大力支持。在匈牙利，Krisztina Fenyo博士的配合对我们非常有帮助。在乌克兰，我们要感谢Taras Shumeiko。在美国，Adam Levy帮了我们很多。

这部电视系列节目的制作团队也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我要特别感谢Detlef Siebert，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对整部节目的画面指导，还对内容提供了许多敏锐而深刻的批评建议。他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两名纪录片导演Martina Balazova和Dominic Sutherland交上了一份令人非常满意的答卷，与他们密切配合的是我们尽职尽责的摄影师Martin Patmore和Brian Biffin。才智过人、眼光独到的Dominic指导了后期制作过程，并在Moving Picture Company和John Kennedy的帮助下完成了对图像内容的审定。电视界最优秀的剪接师Alan Lygo在剪接室里为本片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的助理制片人Tanya Batchelor和波兰研究专家Anna Taborska也都表现得十分出色。Declan Smith负责档案收集工作，Rebecca Maidens和Cara Goold是本系列片的制片协调人，他们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制片人Emily Brownridge的工作做得让人无可挑剔，Anna Mishcon和Laura Davey两位监制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我的个人助理——先是Sarah Hall，后来是Michel le Gribbon也帮了我很多。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联合制片方——美国KCET电视台，他们的指导让我们获益匪浅。Karen Hunte，Al Jerome，Mary Mazur，特别是Megan Callaway都为本片做出了贡献，提供帮助的还有美国PBS电视台的Coby Atlas。BBC Books的Sally Potter和Martin Redfern这两位模范出版人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的Peter Osnos，Clive Priddle 和Kate Darnton也是如此。Andrew Nurnberg照例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建议。

我无法用只字片语来表达我对家人的感激，他们是我的孩子Benedict，Camilla和Oliver，以及我的妻子Helena。跟一个满脑子都是奥斯维辛和纳粹的人生活在一起并不总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他们包容了这一点，也包容了其他许多。

然而，我最想感谢的还是近百名同意接受采访的当事人。他们的回忆是无价之宝。希望他们能原谅我在此处的笼统谢意，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连同各自独到的见解，早已贯穿于全书的每个篇章。

图片出处说明

BBC Books感谢以下个人及机构提供照片，并授权我们使用这些作品。我们已竭尽全力查找出处并标明版权所有者，如有错误或遗漏，在此深表歉意。

第一部分

1．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2．Walter Frentz（纳粹帝国摄影师）档案；3．普鲁士文化遗产图片档案馆（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4．汉斯·弗里德里希； 5．乌尔斯泰因图片（Ullstein Bild） ；6—10．法兰克福犹太人博物馆（Jewish Museum, Frankfurt）；11—12．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第二部分

1—2. 奥斯维辛博物馆；3．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4．奥斯卡·格伦宁；5. 卡齐米日·皮耶霍夫斯基；6．温蒂·达文波特（Wendy Davenport）；7．海伦娜·斯特洛诺娃；8—12．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13—15. 奥斯维辛博物馆；16．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理想国译丛

0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著

003　　断臂上的花朵: 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奥比·萨克斯 著

00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07　　苏联的最后一天: 莫斯科，1991年12 月25日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著

008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0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1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2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3　　档案：一部个人史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14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卡蒂·马顿 著

015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7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英]劳伦斯·里斯 著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历史的暧昧角落

许知远

一

大约十一年前，在香港的一家书店，我随手捡起一本《传教士与浪荡子》（The Missionary and the Libertine），它归属于“亚洲兴趣”（Asian Interest）一栏。

彼时的香港，殖民地的气息正在散去，但仍能轻易感受得到。在湾仔的六国酒店、在银行家穿梭的中环、还有旧中国银行上的“中国俱乐部”，你能感受到那个吉卜林、奥登与大班们眼中的香港。它是西方与东方交融的产物，前者是征服者，后者是承受者，充满了殖民地的异域风情。连Asian Interest这个书分类名称都带有明显的这种痕迹，Asia是欧洲人创造的概念。

这本书是这种视角的延续吗？至少看起来，标题正是如此，封面也是如此，一个裸露双肩的东方女人显露出惊恐的表情。

“如今，比任何时刻，香港都感觉像一座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城市，它只有一个狂热的现在”，翻到其中《香港最后岁月》一章时，正读到这句话。文章写于1990年，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香港的不安情绪，旧秩序正在退隐，但新秩序是什么？

我也被作者的叙述吸引，个人游记、新闻报道、文学批评、历史叙述、政治分析，毫无缝隙地交融在一起。他不仅捕捉住这稍纵即逝的时代情绪，还给予了这情绪以更大的历史框架。

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感受到作者对陈词滥调的逆反，他用追问、质询、嘲讽来对待所有程式化的判断，他既质疑西方眼中的东方主义，也怀疑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比如对于香港，他显然不同意这是一座纯粹的经济城市，他看到了这座城市更深的渴望：“去发展一个政治身份，人们必须有连续感，共同分享一个过去，更重要的是，分享一个他们可以为之负责的未来，他们作为公民、而非臣民。”

我买下了这本书，记住了作者的名字——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一个曾长期在亚洲生活的荷兰人，通晓包括日语与中文在内的六种文字。未曾料到，这本书也随即成为一种隐喻、一个指南，它开始缓慢却有力地塑造我的思考、写作与生活方式。

马尼拉、加尔各答、东京、首尔、台北……我去了他去过的地方，试图像他一样观察、交谈与书写。我也寻找到他的其他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的《面具背后》（Behind the Mask）、《上帝的尘埃》（God’s Dust），到90年代的《罪行的报应》（The Wages of Guilt）、《伏尔泰的椰子》（Voltaire’s Coconuts），再到《坏分子》（Bad Elements）与《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还有那本迷人的小说《中国情人》（The China Lover）……

在某种意义上，他与奈保尔（V. S. Naipaul）、保罗·塞罗克斯（Paul Theroux）、珍·莫里斯（Jan Morris）一样，变成了我过去十年中反复阅读与模仿的对象。他们来自不同区域，年龄、性别不同，所关注的题材也不尽重合，却分享着相似的特质——都因个人身份的焦虑而获得了对外部更敏锐的观察，有某种局外人才有的洞见，都在极度个人视角与庞杂知识世界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在他们中，布鲁玛或许是游历的地理与涉猎的知识最广的一位，在很多方面，他与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或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更相似。他继承了他们对他人的文化与生活的广泛兴趣，除了知识、思想，更有对历史中模糊、暧昧、灰色的地带的兴趣。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情欲常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他也常把目光投向边缘人，这种诚实正是理解、接受、庆祝人类情感与思想的多样性的基本态度。

但在这多样性中，思想的清晰性与道德的严肃性，从未消失。印象深刻的是他在追溯德国与日本的战争罪责与社会记忆的著作《罪行的报应》中的陈述：“没有危险的人民，只有危险的情境，它不是自然、历史规律或民族性格的结果，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

一些时候， 1951年出生于荷兰海牙的伊恩·布鲁玛让我想起他的先辈伊拉斯谟。后者在16世纪开创了人文主义传统，倡导一种宽容、多元的价值观，他也是世界主义者的先驱，从不受困于具体的地域、语言与文化。布鲁玛不具这种开创性，却是冷战结束后涌现出的新的全球经验书写浪潮中的重要一员。2008年，他获颁伊拉斯谟奖，被认定是“新世界主义”的代表人物，“将知识与超越距离的担当结合在一起，以反映全世界的社会发展”。

二

2013年出版的《零年：1945》，既是布鲁玛一贯风格的延续，他为被不断论述的二战胜利带来了新视角，探索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角落；在结构上，还从他惯常的松散文集，变成了一本更有系统性的专著。

在西方读者熟知的叙事中，1945年是一个英雄主义、充满胜利感的年份——自由世界战胜了法西斯的挑战，是罗斯福、丘吉尔的光辉岁月，战后的世界新秩序由此建立起来。

布鲁玛却描绘了历史的另一些面貌。

他描述女人们——她们是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对于到来的盟军士兵的强烈情欲，胜利者不仅意味着正义与力量，更是强烈的性感。而胜利不仅意味着旧秩序的崩溃，更是被压抑欲望的巨大释放。一位法国女小说家伯努瓦特·格鲁曾这样描述她与美国大兵情人的关系：“四年的敌占期和守了二十三年的贞操让我胃口大开……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两天前在华盛顿下的鸡蛋，嚼着在芝加哥罐装的午餐肉和四千英里以外成熟收割的玉米……战争可真是好东西。”这些来到欧洲的士兵也像是历史性的隐喻，作为解放力量与历史新动力的美国不可阻挡的诱惑，格鲁感慨被美国大兵压在身下就像跟整片大陆同床共寝，而你“无法拒绝一片大陆”。

被释放的不仅是情欲，也有饥饿感、报复欲。它们都带来了道德上的混乱。所有人都成为极度自私者，如德国作家波尔所说的：“每个人掌握的只是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任何落到他们手上的东西：煤炭、木头、书籍、建材。所有人都能理直气壮地指责别人偷窃。”

报复行为也随着这失序到来，那些昔日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们成了残酷的报复者。报复也常是盲目的，克拉科夫的犹太人即使在德国人的压力下幸存，却又遭遇了本地人新的攻击，而在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华人而不是入侵者日本人，常成为攻击对象。

让我尤其难忘的是大町的命运。1945年秋天，她是安东市七万多日本侨民中一员。对于这些带着希望与憧憬来到伪满洲国的日本人来说，这是个失败与惶恐的时刻。日本天皇已宣布战败，涌来的苏联红军则让他们忧惧不已——自1905年日俄战争以来，俄国人的残酷印象就根植于日本人心中。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的强暴与混乱，日本侨民领袖决定成立一个“卡巴莱舞团”，它以歌舞表演的名义提供妓院式服务。

大町四十岁出头，是个昔日的艺伎，她成为这个歌舞团的管理者。她招募一批日本女性，说服她们要为日本献身，牺牲自己来保持更大的群体的安全与尊严。据说，因为秉承“不问政治”的立场，对于所有客人一视同仁，使得歌舞团驻守的安宁饭店很快成为安东的避风港。光临的不仅有苏联人，还有日本退伍军官、新来的国民党军官、中共党员、昔日的汉奸……他们在此或寻欢作乐、或寻找情报。对于这个中朝边界的小城来说，一切都暧昧不明，日本人失败了，接下来的掌权者将是谁，它将给这群日本人带来什么样的命运？

这个例证恰好说明了这本书的迷人之处，它既是历史事实，又引人充分遐想。它探究了历史中的暧昧之地，也显示作者着力要从昔日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中摆脱出来。

除去中日关系，他也写出印尼的苏加诺对于日本的暧昧态度，日本是入侵者，但也是某种解放者——它至少驱逐了上一个殖民者。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缅甸与越南，这些国家年轻的民族主义者都想在这混乱中重获对命运的自主权。1945年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图景，很多被压抑的故事值得重新去书写。

三

“这个世界是如何从废墟中站起来的？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饿着肚子，一心只想报仇雪恨、血债血偿，又会发生什么？人类社会或‘文明’将何去何从？”布鲁玛在序言中写道。

对他来说，1945年代表着父辈的世界，“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义、欧盟”，都是父辈理想的产物。理解1945年，不仅是出于对于上一代人的天然兴趣，也是对此刻的回应。战后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 而在过去几年中，他“见惯了寄托着推翻独裁者、建立新民主国家这一宏愿的各类革命战争”，他很希望父辈的故事能为此刻提供某种参照，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过去长长的阴影中”。

塑造我父母与我的生活的不是1945年结束的二战，而是1947年开始的冷战。1945年不是一个胜利时刻，更是一个通向新的混乱的前奏，是真正胜利的一个必要过渡。

在我成长岁月的历史叙述中，1945年的意义被有意低估，1949年才意味着一种新秩序的形成，被赋予了解放的意义。加入苏联阵营的中国开始了一段崭新的历史轨迹，也创造了一种封闭、特定的历史叙述。在这种意义上，1945年的意义被双重忽略了。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它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被忽略，因为中国的自我封闭，中国的角色在全球叙述中被忽略。

如今，重估历史潮流已经开始。在中国国内，一股民族主义的倾向将强化1945年代表的胜利意义，而在国际舞台上，伴随21世纪的中国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性角色，其被忽略的历史作用将被再度挖掘，它不再是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最容易被忽略的五大国之一了。

这意味着伊恩·布鲁玛对中国读者的双重意义，它提醒我们被压抑、被遗忘的历史，同样重要的是，你要学会用更敏感、富有同情的态度理解他人，理解历史中的暧昧含混之处，防止自身滑入新的、僵化的陈词滥调。当中国愈来愈成为新世纪的主要角色时，这种视角变得更加迫切。

献给我的父亲 S.L.布鲁玛和友人布莱恩·乌尔库哈特

保罗·克利的《新天使》（Angelus Novus）画的是一个天使，看样子正要从他聚精会神注视的事物旁抽身离去。他凝视前方，嘴巴微张，翅膀打开。这就是人们心目中历史天使的形象。他的脸面向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不断堆起尸骸，并将它们抛在他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将破碎的一切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一场风暴，猛烈吹打他的翅膀，令他再也无法将它们收拢。风暴无可抗拒地将他推向背对着的未来，而面前的残骸越堆越高，直至天际。这场风暴，正是我们所谓的进步。

——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九》

序

长久以来，父亲的故事总有让我困惑不解之处。对于跟他年龄、背景相仿的人来讲，他在二战期间的经历谈不上有什么特殊之处。事实上惨绝人寰的故事多了去了，但他的经历着实也够凄惨的。

我第一次听父亲讲起他的战争岁月时年龄尚小。跟一些人不同，他并不忌讳重提旧事，即便有些陈年往事再回忆起来只会勾起痛苦。他讲的故事我很爱听，与之相配的还有一些勉强算得上是插图的黑白照片，尺寸很小，夹在一本相册里。我从他书房的一个抽屉里拿到了这本相册，闲来翻翻聊以自乐。照片拍得中规中矩，但在我看来却足够奇特，不禁好奇地打量了一番：有张照片拍摄的是东柏林一座条件原始的劳工营；另一张里，我父亲龇牙咧嘴地扮着鬼脸，毁了本来挺正式的照片；还有一张里有几个文官模样的德国人，身上穿着带纳粹徽章的西装；此外有几张是周日去湖边郊游的留念；最后一张里，一群满头金发的乌克兰女孩笑容可掬地看着镜头。

照片记录的还算是比较好的光景。那时跟乌克兰人来往估计是被禁止的，但每每回忆起这些女子，父亲眼里还是会闪动着一丝怀念的神情。他曾经险些死于饥饿和体力透支，饱受害虫摧残的他不得不在一个浸满水的弹坑里解决内急，与此同时，这个“公共厕所”还兼具唯一澡盆的功能。这段苦难史都没有相片为证，但让我困惑的并不是这点，而是后来他返乡后发生的事。

父亲的家在荷兰东部小镇奈梅亨（Nijmegen），镇上居民大多笃信天主教，那里是1944年阿纳姆（Arnhem）战役爆发的地方。经过一番激战，盟军攻占了奈梅亨，阿纳姆则正是那座“遥远的桥”[1]。我祖父1920年代曾作为新教牧师被派驻到那里，负责照顾一小拨门诺派教徒[2]。奈梅亨是个边陲小镇，从父亲家出发，步行就能到达德国。由于德国物价相对便宜，全家人常常会选择去那儿度假，这种习惯到了1937年前后不得不画上句号。纳粹在当地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即使游客也已不堪忍受的地步。有一天，父亲一家在途经“希特勒青年团”的一片训练营时，亲眼目睹了几个小伙子遭到穿制服的青年团的毒打。还有一次，一家人乘船游览莱茵河，我祖父吟诵了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赞美莱茵河女神“罗蕾莱”（Lorelei）的一首诗（海涅是犹太人），让同船的德国乘客很是尴尬（他也许是故意为之）。我祖母最终决定，德国是去不成了。三年后，德军大举越过了边境。

即使处于德占期，人们的生活一切照旧。这说来有些奇怪，但对于大多数荷兰人，只要他们不是犹太人，日子还是照常过，起码最初一两年都是如此。1941年，我父亲进入乌得勒支（Utrecht）大学攻读法律。如果将来想做律师，有一件事在当时势在必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在依旧如此）——加入联谊会这个所谓的学生团体。这是个排他性组织，而且会费很高。尽管我祖父在社会上备受尊重，但单靠他那点做牧师赚来的微薄薪水远不足以支付我父亲的开销，于是一位有钱的舅舅决定出资赞助他的社交活动。

然而，父亲入会那年，学生联谊会已经被德国当局取缔了，理由是担心这是个窝藏抵抗力量的大本营。就在这前不久，凡是有犹太血统的教授都被荷兰的大学开除了。为抗议此举，莱顿大学法学院的院长鲁道夫·克莱夫林格（Rudolph Cleveringa）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演讲前，他在包里备好了牙刷和换洗衣物，以防有人来抓他，他后来也的确被捕了。学生罢课游行，大多数参与者曾是学生联谊会的成员。莱顿大学（Leyden）关门停课。在阿姆斯特丹，德国人出台禁止招募犹太人的规定后，那儿的联谊会就已经被自己人解散了。

但是乌得勒支的大门依旧对外敞开，联谊会也照常活动，只是由地上转到了地下，这意味着欺侮新会员的入会仪式也得在暗中进行。那些在社团里被叫做“胚胎”的大一新生再也不用被强行剃头了，因为这么做会向德国人暴露他们的身份。但是惯例终究是绕不开的，“胚胎们”被人勒令像青蛙一样跳来跳去，不让睡觉，被人当奴隶使唤，在各种满足学长施虐欲和想象力的游戏里受尽羞辱。我父亲跟有同样出身和教养的人一样，没有奋起反抗，而是默默屈从于这种折磨。规矩历来如此（现在也不例外），用施暴者喜欢卖弄的拉丁文说，这是“惯例”（mos）。

到了1943年，年轻人面临一项更加严峻的考验。德国占领军逼迫所有学生在一份效忠宣言上签名，发誓自己绝不会参与任何同第三帝国作对的活动。拒绝签字的后果是被遣送至德国，被迫为纳粹的战争工业效力。同85%的学生一样，父亲拒绝签字，之后便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日子。

那年晚些时候，他收到了一封乌得勒支学生抵抗组织寄来的信，号召他返回家乡。这么做的动机至今不甚明朗，写信人要么处于惶恐之中，一时糊涂作出了错误决定，要么本来就是无能透顶。毕竟，这些人只是学生，不是什么久经沙场的游击队战士。于是父亲就跟着祖父来到了火车站，不幸的是，纳粹守株待兔，选在这个时候围捕送去德国做苦工的青壮年。月台两边都被德国警察堵住了去路，家长受到威胁，说如有人胆敢逃跑，账就记在他们头上。因为担心连累自己的父母，父亲只得签了名。这个决定经过了深思熟虑，但算不上什么英雄事迹，直到今天他依然时不时为此感到困扰。就这样，他和别的小伙子一起被装上车，运到一个脏兮兮的小型集中营。看管他们的荷兰喽啰在党卫队的培训下，学会了一整套野蛮的管理手段。父亲在那儿没待多久，后来辗转至柏林，在一座工厂制造火车使用的制动设备，一直干到战争结束。

这是一段复杂的经历，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只要不主动跟德国人对着干，荷兰学生工人就不必被关进集中营。纵然工厂的工作单调乏味，给敌人干活有失国格，供人睡觉的营房又冷如冰窖，害虫到处乱爬，十分不舒服，但未成想这些不幸遭遇竟然也换来了补偿。父亲记得，当初听过几次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会，担任指挥的是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3]。

另外，克诺尔（Knorr）制动设备厂也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铁板一块。厂里有个叫埃里松（Elisohn）[4]先生的人，长着一头黑发，为人沉默寡言，一看到荷兰学生工人朝他走来，转身就溜。另外一些工人也不太愿意跟人接触，他们有的名叫罗森塔尔（Rosenthal）[5]。过了很久，父亲猜测这家工厂也许在藏匿犹太人。

1943年11月，情势急转直下。英国皇家空军开始对德国首都展开绵延不断的轰炸。到了1944年，英军的兰开斯特轰炸机迎来了新搭档：美国B-17s型轰炸机。但是，真正针对柏林和其居民无休止的地毯式轰炸始于1945年初那几个月，轰炸和随之燃起的熊熊烈焰几乎成了家常便饭。美国人和英国人分昼夜轮流出击发动空袭，到了4月，东线苏军的“斯大林管风琴”（Stalin Organs）[6]开始炮击这座城市。

学生们有时会想办法挤进防空洞，或钻进地铁站躲避空袭，反观集中营的囚犯是没有这个待遇的。有时候，他们唯一能找到的掩体只是一条匆忙挖就的堑壕。据父亲回忆，面对空袭，学生们是既兴奋又害怕。其最折磨人的地方在于轰炸和炮击几乎从不间断，吵得人根本没法睡觉。耳边不时会响起防空警报、爆炸声、人们的尖叫，以及砖块掉落和玻璃碎裂夹杂在一起的噪音。然而，学生们还是为英美两国的轰炸机欢呼叫好，尽管这些飞机轻易就能要了他们的小命，而且这种事不是没发生过。

1945年4月，劳工营已经不能住人了：狂风掀去了屋顶，大火烧坍了墙壁。通过向熟人求助，父亲或许从不那么亲纳粹的新教教会处获得了帮助，在柏林郊外一座别墅里找到了栖身之所。房东太太叫雷恩哈德（Lehnhard），接纳父亲之前已经收留了从柏林市中心废墟里逃难至此的其他难民。他们中间有一对德国夫妇，男的叫鲁梅林博士（Dr. Rümmelin），是个律师，他妻子是犹太人。丈夫成天担心有人来抓他老婆，于是在屋里藏了把左轮手枪，一旦事情真的发展到那一步，夫妻俩死也要死在一起。雷恩哈德太太喜欢唱德语歌，父亲就弹钢琴为她伴奏。用他的话讲，在柏林最后一战的大破坏中，只有这种时候才“让人感到人类社会尚存一丝文明”。

在他去往东柏林工厂上班的路上，父亲穿过一条条满目疮痍的街道，苏德两军曾在这里的屋舍之间展开巷战。他站在波茨坦广场上，看着身前的“斯大林管风琴”发出尖利的嘶鸣声，对着希特勒的总理府一番狂轰滥炸。自打那时起，父亲余生都对爆炸和焰火充满了恐惧。

4月下旬，抑或是5月上旬，雷恩哈德太太的家里来了一群苏联兵。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通常伴随着对妇女的轮奸，且不分老幼。不过这一次暴行没有发生。然而，当苏联士兵从屋内搜出鲁梅林博士的左轮枪后，父亲差点为此丢掉性命。当兵的里面没一个会讲德语或英语的，所以解释手枪由来纯属白费口舌。父亲和鲁梅林博士是屋子里仅有的男丁，苏联人命令他们背靠墙壁，准备枪毙他俩。父亲至今还记得当时那种听天由命的感觉，他那时已见惯了死亡，轮到自己大限将至，居然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决定生与死的重要关头，命运神奇地站到了他们这边。门外来了个会讲英语的苏联军官，听罢鲁梅林博士的解释后决定相信他。枪决被叫停了。

父亲和另一名苏联军官之间也建立起了某种友谊，军官在战前是列宁格勒的高中教师。由于语言不通，他们只能通过哼唱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进行沟通。这位名叫瓦伦丁（Valentin）的军官开车载了我父亲一程，把他送到一个接送人的关卡，那里曾是西柏林郊外工薪阶层的居住区，经过战火摧残，现在只剩下一堆瓦砾。父亲得从那儿出发，找到一条通往城东某个战时流离人员收容站的路。在断壁残垣间艰难跋涉的过程中，他遇到一个同行的荷兰人，父亲猜那人要么是勾结纳粹的通敌者，要么是原党卫队军人。因为连续几周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父亲举步维艰。

还没走多远，他就摔倒了。形迹可疑的同伴拖着他走进一栋破损的楼房，跨过几级楼梯，来到一户人家家里。房主是这个男人的相好，是个德国妓女。之后的事情父亲记不太清了；他多数时候大概全无知觉。这个妓女救了他一命，经过她的悉心照料，父亲恢复了精力，成功地抵达了流离人员收容站。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千来号人，他们国籍不同，有些还是集中营的幸存者。所有人只能从一个水龙头里取水用。

六个月后，父亲回到了荷兰。因为战时的饥饿，照片里的他依旧显得身材浮肿。他穿着一套不太合身的西装，裤子上还有尿渍，这套行头有可能是美国门诺派慈善组织送给他的，也有可能是他父亲传下来的。总之，尽管体型有些虚胖，肤色苍白，但照片里的他看起来还是神采奕奕，四周是和他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大家高举啤酒杯，嘴巴张开，看样子在欢呼，或者高唱学生歌曲。

父亲重返乌得勒支联谊会应该是在1945年9月，他那时22岁。因为战时入会是悄悄进行的，团体元老们决定重启种种整人仪式。父亲记不清是否被迫学过蛙跳，是否曾被撞得东倒西歪。这些待遇更多是用来“招待”初来乍到的新生，一些人也许刚刚脱离集中营，且条件要比我父亲待过的恶劣得多。当中估计也有犹太学生，他们曾躲在别人家的地板下，一躲就是数年。勇敢的异教徒救命恩人挺身而出，不惜冒生命危险庇护他们。然而，我父亲不记得有谁对这些历史感到难堪；没人对生平故事感兴趣，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别的什么人；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往往都不堪回首。作为迎接新人入会的一个环节，“胚胎们”被人扯着嗓子骂，戏弄，甚至人挤人关进狭小的地窖里（后来的联谊会圈子管这个游戏叫“玩转达豪”[7]）。

好了，这就是让我疑惑的地方。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后，父亲怎么还能忍受如此毛骨悚然的做法呢？再说总该有人觉得这很荒诞不经吧？

没有，父亲连连摇头。不，这很正常，过去都是这么干的，这就是惯例，没人会质疑。他日后为自己的话进行了辩解，说欺负犹太幸存者很可耻，但别人是不是这么想他说了不算。

我对此感到困惑，但渐渐地，我觉得自己想通了。这种“事情很正常”的思路似乎提供了一条帮助理解的线索。人们太想回到纳粹占领前他们熟知的那个旧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炸弹，没有集中营，没有杀戮，而整整“胚胎”则稀松平常。这种想法意在重温旧梦，恢复传统，似乎这样，就算回归了本原。

也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也许在那些目睹过血腥暴力的人看来，学生之间的游戏相对而言温柔多了，年轻人嘛，就好这口，打打闹闹也无伤大雅。但更有可能的是，那些极其热衷于整人的人，本身并没有怎么受过欺负。面前摆着个充男子汉的大好机会，而且如果受害者吃过的苦头远远不止这点儿的话，那么整人所勾起的快感会更加强烈。

* * * * *

父亲的这则故事——如前文所述，不算最惨，但也够辛酸的了——让我对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惨烈的战争结束后不久发生的事很是好奇。这个世界是如何从废墟里站起来的？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饿着肚子，一心只想报仇雪恨，血债血偿，又会发生什么？人类社会或“文明”（当时是个热门词）将何去何从？想要找回一切照旧的感觉，是人类应对灾难的惯有态度，既符合人性，但也不切实际。因为世界可以按照战前状态重建这种想法，就好像以为早在1939年之前就已降临的那个惨绝人寰的十年可以当作失忆被抹掉一样，只能是一种幻想。

然而，不光政府抱有这种幻想，作为个体的人也抱有这种幻想。法国和荷兰政府幻想它们能够收复殖民地，生活一切照旧，一如日本入侵东南亚之前的状态。但这只能是幻想，因为世界已经大变样了。发生了太多的事，太多的变化。太多的人、甚至是整个社会丧失了根基。而且，除了许多人以外，多国政府也并不希望世界回到战前的状态。英国工人打仗时愿为国王陛下和祖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战后却再也不愿苟活在旧的阶级体制下，他们在希特勒倒台仅仅两个月后，就投票把温斯顿·丘吉尔赶下了台。约瑟夫·斯大林也无意让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恢复任何形式的自由民主体制。即便在西欧，共产主义也被包裹在冠冕堂皇的“反法西斯”道德外衣下，使不少知识分子都将其视为比旧秩序更可行的替代选项。

在亚洲，处于萌芽阶段的变革比欧洲来得更加民主。印尼人、越南人、马来人、中国人、缅甸人、印度人和其他民族看到，同样是亚洲国家的日本把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羞辱得体无完肤，从此就彻彻底底摒弃了西方无所不能的观念。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会迎来重塑。与此同时，跟德国人一样，日本人在见证了领袖狂妄自大的迷梦化为泡影后，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战胜一方的盟国占领军软硬兼施塞给他们的变革了。

战争时期，英美两国的女性投身劳动大军，她们再也不甘沦为“贤妻良母”，放弃经济独立。当然了，许多女性依旧在家相夫教子。这和殖民地赢得全面独立是一个道理，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人们一方面抱有想要回到过去“正常状态”的保守想法，另一方面又期盼变革，从头再来，希望建立不再有毁灭性战争的美好新世界。两种想法不停地作着较量。希冀源于真诚的理想主义。国联未能阻止二战爆发，但这没有打消一些人的理想主义。于是，到了1945年，他们转而寄希望于联合国能维持永久的世界和平。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些宏愿如同想要把时钟往回拨一样，只能是人们的幻想。不过，这一事实并未削弱理想主义者的力量，或者一定就矮化他们的目标。

战后1945年的历史从某些方面来讲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古希腊人清楚地了解人类复仇渴望所潜藏的巨大破坏力，他们的悲剧家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血仇如何被法治所消解：靠的是法律审判，而不是冤冤相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关于人类东山再起梦想的历史记载均是汗牛充栋。基于崭新理想的社会，将屹立在昔日战争废墟和如今的建筑空地之上。不同于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类似观念往往并不新颖。

我本人对战后初期的兴趣部分源于时事。近年来，我们见惯了寄托着推翻独裁者、建立全新民主国家这一宏愿的各类革命性战争，但我主要还是想走进历史，读懂我父亲和他那代人身处的世界。这么想部分是因为对家长经历的好奇是孩子的天性，随着孩子长大，年纪超过同龄时期的家长，这种好奇心便愈发强烈。而如果父辈经受过苦难的考验，后人对此只能凭空猜想的话，好奇心则尤为炙热。

但是原因不止于此。父亲差点在战争中送命，他作为一分子在战争废墟上重建起来的世界是我辈长大成人的世界。我生活的年代是父辈理想所孕育的产物：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义、欧盟。除了这一面，1945年缔造的世界也有其另一面：共产党在俄国和东欧推行专政，毛泽东在国共内战中异军突起，还有冷战。

我们父辈创造的这个世界大体上已经灰飞烟灭，或正在高速解体，分崩离析。当然了，在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波及的几乎所有地区，如今的生活在物质条件上都要远远优于1945年。人们最害怕的一些事终究还是没有发生。苏联帝国崩溃了，冷战最后的战场虽说是朝鲜半岛，但差一点就落在了狭窄的台湾海峡。然而，就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讨论西方的衰落，西方既包括美国，也包括欧洲。如果人们在战后初期的一些担忧已经减轻，那么同样消逝的还有梦想。如今很少还会有人相信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能保障永久和平，甚至也不再相信联合国有能力阻止武装冲突。原先对于社会民主体制和福利国家的种种愿望——这是导致1945年丘吉尔下野的直接原因——如果还没被扼杀殆尽的话，也已经在意识形态和经济约束的夹击下遍体鳞伤。

我对人类能以史为鉴的看法一直将信将疑，至少从认识到过去的愚蠢行为可以防止未来再犯同样错误这点来看，我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历史归根到底是一门阐释的学问。对过去的错误阐释往往比愚昧无知更危险，对旧伤和仇恨的记忆又会点燃熊熊烈火。话虽如此，但还是有必要搞清楚过去发生了什么，并且试着加以领会。因为不搞清楚的话，我们就无法读懂当下的时代。我想探寻我父亲的经历，这能够帮我了解自己，甚至了解所有人，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过去长长的阴影中。

[1]《遥远的桥》（A Bridge Too Far），1977拍摄的战争片，描绘的正是盟军在荷兰遭遇的最大挫败。（说明：本书页下注除特别标明“作者注”外，皆为译者添加。）

[2]作者注：为避免误解，在此需要提一下，荷兰的门诺派教徒和他们在美国的教友有很大区别。荷兰的门诺派非常进步，对其他信仰不抵触，而且也不崇尚遁世。反观美国和德国的门诺派则不是这样。因此，穿着老派的黑西装、留着大胡子的人来奈梅亨拜访我祖父时，总会造成几分尴尬。

[3]威廉·富特文格勒，著名的德国指挥家。

[4]Elisohn是典型德籍犹太人的姓。

[5]Rosenthal是典型犹太人名。

[6]即喀秋莎火箭炮。

[7]达豪（Dachau），德国地名，曾经是大型集中营所在地。

目录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历史的暧昧角落

序

第一部分 解放心态

第一章 欢腾

第二章 饥饿

第三章 复仇

第二部分 清理废墟

第四章 回家

第五章 沥干毒药

第六章 法治

第三部分 绝不让历史重演

第七章 明媚、自信的早晨

第八章 教化野蛮人

第九章 同一个世界

跋

注释

鸣谢

第一部分 解放心态

第一章 欢腾

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垮台后，盟军从德国集中营、劳工营和战俘营里解救了数以百万计的俘虏。他们本以为这些囚犯肯定很听话，而且对救命恩人感恩戴德，任何形式的要求一概乐意配合。毋庸置疑，事情有时的确如此，但通常情况是，盟军遭遇了后来俗称“解放心态”的问题。拿一个目击者有些官僚口气的话来讲：“这其中包含复仇心理、饥饿和欢欣鼓舞。三种因素结合起来，让刚刚重获自由的战争流离人员在行为和举止上都问题重重，这对他们的安顿、食物供给、杀菌消毒和遣返都构成了挑战。”[1]

“解放心态”不光体现在流离人员收容所里的囚徒身上，这个词还可以用来形容刚取得民族解放的国家，有时候战败国亦是如此。

我出生在一个富庶的国家，因为生得晚，所以未曾见识过饥饿的后果，但还是能隐隐约约感受到报复心理和喜庆欢腾的回响。对那些勾结敌人，或者更恶劣的，和敌人上床的人的报复，以一种悄无声息、几乎鬼鬼祟祟的方式依旧在上演，且大都并不激烈。人们从不会在某家店铺购买日用品或香烟，因为“是个人”都知道，那些店的店主在战时“底子不干净”。

另一方面，欢庆光复在荷兰经过制度化后，已然被确立为一年一度的国家仪式：即每年5月5日的光复日。

自打我孩提时代记事时起，5月5日这天必然是艳阳高照，教堂钟声回荡在空中，红、白、蓝三色相间的荷兰国旗在轻柔的春风中迎风飘扬。12月5日的圣尼古拉节本来是个更隆重的家庭节日，但光复日这天是彰显爱国热情的大好契机，至少在我儿时的五六十年代时是这种情况。由于荷兰人不是靠自己摆脱德国占领，而是被美、英、加和波兰军队解放的，因此一年一度的爱国热情大爆发总让人感觉有些怪怪的。话虽如此，由于荷兰人跟英美两国的人一样信奉自由是民族认同的构成要素，所以德国战败在国民意识里被淡化这点就很好理解了，需要加强的是荷兰在十六至十七世纪期间的八十年战争（Eighty Years’ War）中战胜西班牙王国的集体记忆。

作为战后六年出生的一辈，我和同龄人每当看到苏格兰风笛手顶着枪林弹雨在诺曼底海滩上行军奏乐，以及法国民众高唱《马赛曲》的影像时，总是很容易淌下动情的泪水。当然，这些画面并不源自记忆，而是好莱坞大片。不过，我也算亲历过一些欢庆场面，1995年5月5日，为庆祝荷兰光复五十周年，当年加拿大部队进入阿姆斯特丹的场面得以重现。但实际情况是，盟军5月8日才抵达阿姆斯特丹，但这点无关紧要。当时的场面一定是盛况空前，据亲历此事的一名英国战地记者回忆：“荷兰人又是亲我们，又是哭着对我们千恩万谢，我们被人拥抱，捶打，直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累到不行，耳边尖叫声、喊声一片。荷兰人把自家花园挖了个空，花朵就像下个没完的雨点一样落在盟军车辆上。”[2]

五十年后，上了年纪的加拿大老兵穿着笔挺但褪了色的军装，佩戴军功章，登上老式吉普车和装甲车再次驶入阿姆斯特丹，他们眼含热泪地向人群挥手致意，回忆起自己叱咤风云的峥嵘岁月，尽管这些事迹孙儿们早就听腻了。为期几天的欢庆过后，当年的战斗英雄们在卡尔加里（Calgary）和温尼伯（Winnipeg）解甲归田，有的做了牙医，有的当了会计。

让我感到诧异的，不是这些老先生“好汉重温当年勇”，而是荷兰老妪们的表现。毋庸置疑，她们穿着得体尊贵，但却跟其他人一样陷入了癫狂状态，跟孩子似的上蹿下跳，那股子大喊大叫的劲头活像置身摇滚演唱会的小姑娘。她们中有的还张开双臂去摸吉普车里老兵的军装，嘴里不住地重复“谢谢！谢谢！谢谢！”，激动得不能自已。这些老妇人也在重温曾经的欢乐时光。这是我见过的最奇特的情色场景之一。

* * * * *

事实上，之前已经提过，加拿大军队进入阿姆斯特丹的时间并非5月5日，战争也不是在这天正式结束的。没错，就在一天前，纳粹海军上将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里德堡（Hans-Georg von Friedeburg）和埃伯哈德·汉斯·金泽尔（Eberhard Hans Kinzel）将军来到位于吕讷堡（Lüneburg）野外的军帐内，向人称“蒙蒂”（Monty）的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呈上了投降书。自此，德国西北部、荷兰和丹麦境内的所有德军全部缴械投降。这两个德国军官坐着奔驰轿车、沿着乡间小路前往蒙哥马利指挥部，恰好被一位名叫布莱恩·乌尔库哈特（Brian Urquhart）的年轻英国军官看到了。就在前不久，他作为首批盟军军官之一进入了附近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据他称，那里被解救出来的囚犯“就算觉得找到了可以与我们沟通的语言，似乎也无法口齿清晰地讲话”。因为距离稍远，起初被乌尔库哈特误认为是圆木的东西，后来证实其实是堆积成山的尸体，“视线所及之处”，无所不在。[3]几天后，美国报纸发表了一篇记录德国暴行的报道，依旧穿着精美皮质军大衣的海军上将冯·弗里德堡读罢勃然大怒，斥之为对他国家的造谣中伤。

5月6日，瓦赫宁恩（Wageningen）附近一栋残破的乡间小屋里举行了另一场受降仪式。德国将军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带着他的部队在这里向加拿大中将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ulkes）递交了降书。阿纳姆此时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经历了1944年9月的炮战后，小城只剩下残砖碎瓦。同月，美、英、加、波联军本计划挺进荷兰，结果遭受了一场滑铁卢，史称“花园广场行动”（Operation Market-Garden）。乌尔库哈特是预见这场军事失利的人之一，他当时在一位行动主要策划人绰号“男孩”（Boy）的布朗宁将军（F.A.M.Browning）手下担任情报官。布朗宁为人风流倜傥，手上血债累累。乌尔库哈特给长官看照片，证明阿纳姆附近埋伏着德军的坦克旅，正等着迎头痛击盟军。但上峰却不听，责令他去休病假。谁都休想搞砸蒙蒂的派对[1]，更别说是一个芝麻绿豆大的情报官了。

但战争此时仍未结束，在荷兰也一样。5月7日，人们聚集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水坝广场，在荷兰王宫前欢呼雀跃，载歌载舞，挥舞着象征荷兰王室的橙色旗帜，满心欢喜地等着迎接高奏凯歌、即将到来的英国和加拿大部队。透过广场上一所绅士俱乐部的窗户，德国海军军官看着兴奋的人群。因为自尊心受损，他们最后时刻起了杀心，下令在屋顶上架起机枪，向人群扫射。结果导致22人死亡，100多人重伤。

但这起惨案也并非战争暴力的绝唱。5月13日，也就是光复日过去一周后，有两人被德军处决。死者是德国人，因为反对纳粹，他俩开小差当了逃兵，之后藏匿在荷兰人中间，其中一人的母亲还是犹太人。5月5日这天，两人走出藏身之处，向荷兰抵抗运动成员投诚，后者把他们移交给加拿大人。然后，他们就不幸沦为典型战时混乱的牺牲品。5月4日，蒙哥马利接受德国投降后，由于荷兰境内盟军兵力不足，无力解除德国人的武装，或负责战俘的吃喝，德国军官就被暂时允许继续行使指挥权。这两个倒霉的逃兵被分配到阿姆斯特丹郊外一所废弃的福特汽车组装厂里，与其他德国兵为伍。当官的按捺不住最后一次摆官威的冲动，草草设立了一个军事法庭，并判处两个逃兵死刑。为了处决“叛徒”，德国人向加拿大人借枪。对条例认识模棱两可、又不想打乱临时安排的加军还真同意了。两人被迅速处死。类似的厄运也发生在别人身上，加拿大人最终制止了这种乱象，但为时已晚。[4]

官方给出的欧战结束时间，即欧洲胜利日（V-E Day），是在5月8日。虽然早在5月6日晚上，法国兰斯（Rheims）一所学校内就已签署了全体德军无条件投降声明，但庆典还不能开始。听闻艾森豪威尔将军自以为是接受了东西两线德军的投降后，斯大林怒不可遏。在他心里，只有苏联人才有权这么做，而且地点必须是在柏林。斯大林希望把欧洲胜利日延迟至5月9日，但这反过来又惹恼了丘吉尔。

全英国的人已经在忙着烤面包，做三明治庆祝胜利了；国旗和横幅都已准备就绪；教堂的钟声等待人们敲响。让所有人困惑的是，率先在电台里宣布战争结束的居然是德国人。消息发自弗伦斯堡（Flensburg），海军上将德尼茨（Doenitz）坐镇当地，名义上依旧控制着气数已尽的德意志帝国。BBC获悉了这则消息，很快，美、英、法等国家的报纸号外便出现在街头。在伦敦，大批人群涌向皮卡迪利圆环和特拉法加广场，期待首相丘吉尔宣布胜利，并继而拉开史上最大庆典的序幕。在纽约，大街上铺天盖地飘散着电报纸条。然而，盟军首脑们迟迟不发表正式声明，宣告对德战争已经结束。

就在5月8日午夜前不久，心狠手辣的军事奇才格奥尔吉·朱可夫（Georgy Zhukov）元帅在设于卡尔斯霍斯特（Karlshorst）的苏军指挥部——那里距离我父亲被关押的劳工营不远——接受了德国人的投降。海军上将冯·弗里德堡不得不再次在投降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面无表情，一本正经，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普鲁士军人的做派。他告诉俄国人，德国首都遭破坏程度之严重让他触目惊心。话音刚落，一名苏联军官便反问凯特尔，数以千计的苏联村庄和城镇被夷为平地，包括儿童在内的上百万苏联人因此长眠于废墟之下，他凯特尔作为下达侵略命令的人，是不是一样感到触目惊心。凯特尔耸耸肩，没有回话。[5]

受降仪式结束后，朱可夫令德国人离开。接着，俄国人就同美、英、法盟友一起开始庆祝，他们噙着泪花发表演讲，大口大口地灌下红酒、干邑和伏特加。翌日，同一房间里还召开了庆功宴。席间，朱可夫向艾森豪威尔敬酒，称赞他是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酒敬了一轮又一轮，包括朱可夫在内的俄国将军都跳起舞来，直到全部醉倒在地。

5月8日，纽约的人们已经欣喜若狂，伦敦大街上一样是万人空巷，但英国民众还是平静得出奇，似乎是在等丘吉尔发话，好宣布庆典的开始。丘吉尔决定不理睬斯大林将欧洲胜利日挪至9日的愿望，计划在下午3点整发表演说。杜鲁门总统已经先他一步了。夏尔·戴高乐将军（Charles de Gaulle）也不甘被丘吉尔抢了风头，坚持要在同一时间向法国民众发表告国民书。

丘吉尔在BBC的讲话通过电波传遍了全世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安装了喇叭，外面的国会广场上人山人海，连挪脚的空间都没了。人们叠罗汉似的簇拥在白金汉宫门口。在伦敦西区，马路已经被蜂拥至此的人堵得水泄不通，车辆根本无法通过。接着，大本钟敲了三次，人群安静下来。终于，丘吉尔深沉而洪亮的声音从喇叭里冒了出来：“对德作战就此终结……几乎全世界都联合起来，对抗邪恶势力，他们如今已俯首称服……现在，我们务必集中精力和资源，去完成我国在国内外的使命……”讲到这儿，他的嗓音陡然一变：“前进大不列颠！自由事业万岁！上帝保佑国王！”不多一会儿，他又站在卫生部的阳台上，做出代表胜利的V字手势。“上帝保佑各位，胜利属于你们！”人群高声回答：“不，胜利属于您！”

《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是这样报道当时情景的：“伦敦市中心陷入了一派狂热庆祝的场面，人们又是欢呼雀跃，又是翩翩起舞，又是开怀大笑，已经无法自已了。他们把公共汽车团团围住，跳上轿车车顶，扒掉了一段临时围墙，在堤道上燃起篝火；他们亲吻警察，还拉后者一块跳舞……司机摁车喇叭，奏响胜利的最强音。河道上航行的拖船和轮船也在夜晚鸣响汽笛，与陆地上的胜利奏鸣曲遥相呼应。”

我母亲那年才18岁，也置身于人群中，寄宿制学校放了假，她也不用再照看弟弟。我的外婆名叫维尼弗雷德·施莱辛格（Winifred Schlesinger），父母分别是德国和犹太移民，这种时候她高兴是理所当然的，她对丘吉尔的崇拜之情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孩子可能在“兴冲冲、醉醺醺的人群，特别是美国佬中间”走丢，她就有点紧张。

在纽约，50万人走上街头欢庆胜利。官方解除了宵禁，各大夜总会——科帕卡巴纳、凡尔赛、拉丁区、钻石马蹄铁、摩洛哥——客满为患，通宵达旦地营业。桑给巴尔酒吧请来了莱昂内尔·汉普顿（Lionel Hampton）[2]驻场演出，罗斯福烧烤酒店则由艾迪·斯通（Eddie Stone）[3]撑台面。在杰克·邓普西酒吧，提供的美食“量大得惊人”。

在巴黎的共和国广场上，《解放报》（Libération）的一名记者目睹了“高举盟军旗帜、熙熙攘攘的人流。一名美国大兵尽管长着一对大长腿，但为了拍照还是使劲地踮脚，摇来晃去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他的卡其裤口袋里塞着两瓶干邑酒，一瓶满的，一瓶已经空了”。一位美国轰炸机飞行员驾着米切尔B-25型飞机，飞越了埃菲尔铁塔下的拱门，看得在场人群击节叫好。在巴黎的意大利街上，“一个大块头美国水手和一个帅气的黑鬼”商量着赌一把，他们把每个路过的女人揽入自己“宽阔的胸膛”，然后数谁脸上留下的口红印多。好事者给两人下了注。在凯旋门附近，人群比往日任何时候都要庞大，他们向戴高乐将军致谢。见此情景，平时不苟言笑的戴高乐也难得绽放出一丝笑容。人们齐声高唱《马赛曲》和战时风靡大街小巷的《玛德隆》：

在很远的布列塔尼有家馆子，

疲惫的士兵喜欢去那找乐子。

老板的女儿名叫玛德隆，

在他们欢笑和闲扯时斟上酒……

噢，玛德隆，你就是唯一，

噢，玛德隆，为了你我们不会放弃，

我们没见过女人好久了，

你就行行好亲我们一口吧。

然而在巴黎，一些人却觉得胜利日这天过得有些意兴阑珊。毕竟，法国在1944年就获得了解放。回忆起当晚的情景，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这样写道：“和我记忆中经历过的其他节庆相比，这天的体会格外复杂，也许是因为我的情绪有些五味杂陈。胜利是在距离家门口十万八千里外的地方取得的，我们并没有怀着焦急的心情，像盼着光复一样翘首期盼这一天的到来；很久以前就有人预见到这一天，因此没带来什么新的希望。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样的结局跟死亡差不多……”[6]

反观莫斯科市民，9日凌晨听到胜利宣言后则蜂拥至大街上。许多人不顾身上还穿着睡衣睡袍，跳起舞来。“胜利啦！我们胜利啦！”的纵情欢呼响彻夜空。在寄给英国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的信中，曾担任斯大林翻译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Valentin Berezhkov）回忆道：“我们自豪，因为终于战胜了狡猾而邪恶的敌人；我们悲伤，为的是那些战死的英灵（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苏军在战场上阵亡三千万人）；我们满怀希望，但愿世界永远和平，和战时盟友能继续合作。所有这些情绪交织在一起，汇集成一种既释然又憧憬的别样心情。”[7]

也许5月8日刊发的《解放报》说的没错：胜利日总体上是年轻人的派对。“只有年轻人兴高采烈地跳上盟军的吉普车，似乎跳上的是隆尚（Longchamps）赛马场的观众看台。车子驶过香榭丽舍大街，年轻人的头上绕着国旗，嘴里引吭高歌。当然事情本该这样，对于年轻人来讲，危险过去了。”

我外婆人在英国，心里却还惦记着在印度服役的丈夫，无心分享子女的兴高采烈。跟她感同身受的人无疑还有很多。她们思念远在他乡的丈夫和儿子。有些人在战争中失去了太多，已经不爱说笑了。让人颇感意外的是，身为移民的女儿，我外婆的反应却像个典型的英国人。“我是如此想念你，所以无心庆祝胜利，”她在给我外公的信中这样写道，“所以借着这大好时光，我在花园里会多干些零活。”

我父亲甚至都不记得战争是哪天正式结束的，他只依稀记得俄国人曾鸣枪庆祝。朱可夫元帅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在5月9日）走出宴会厅，听到外面各种武器开火的交响曲……枪炮声连绵不绝，响彻柏林部分市区和郊外。”[8]我父亲已经听惯了枪声，所以没怎么在意。

年轻的英国情报官乌尔库哈特当时被困在了德国北部。不久前刚见证贝尔森集中营惨状的他从心底里高兴不起来：“要想再现当时那种大变局下我的心理活动，并非易事。从最初的绝望，到最后的胜利，过去了差不多六年。这六年里，我有好几个朋友死于战争，我目睹了难以置信的荒凉和破败……我会想起战时照片里见过的那些无名氏的脸，他们中有难民、囚犯、遭遇空袭的平民、家园被毁置身冰天雪地的俄国人，还有那些即将沉没的商船上的海员——他们当中又有多少能与家人团聚呢？”[9]

但对于在纽约、巴黎和伦敦寻欢作乐的人，这些想法可不会扫了他们的兴。胜利日既是年轻人的节日，也是灯光的盛宴。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5月9日头版头条的大标题写着“纽约城灯火璀璨！”。5月8日出版的伦敦《每日先驱报》也声称“夜色中的伦敦再度流光溢彩”。在巴黎，歌剧院的景观灯自1939年9月以来第一次点亮，绽放出蓝、白、红三色光芒。在黑灯瞎火多年后，照明灯一盏接着一盏重新亮了起来，将凯旋门、玛德莲教堂和协和广场照得灯火通明。《先驱论坛报》不无骄傲地报道：“景观灯照亮了巴黎贝利街大楼前方的星条旗、米字旗和法国三色旗，巨大的旗帜呈波浪形在风中飘舞。”

纽约市自从1942年颁布灯光管制令以来，灯光一点点地变暗，到了1943年10月后进而发展为“局部断电”，只有自由女神像的火炬还能发出微弱亮光。但根据《纽约每日新闻报》（New York Daily News），到了5月8日晚上8点，“百老汇皇冠上镶嵌的所有珠宝光彩夺目，熙熙攘攘的人流像是在灯光里游泳，灯火温暖人心”。

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的纳尔逊纪念柱被探照灯锁定。作为伦敦金融区被轰炸后几乎硕果仅存的一栋建筑，圣保罗大教堂沐浴在景观灯光中。灯火通明的电影院把莱切斯特广场映照得一片妖娆。从伦敦一路北上，直至苏格兰，夜空中无不闪耀着万堆篝火发出的温暖红光。

既然不用再害怕德国人的炸弹和“超级赛车”（即德国V1飞弹），灯光又亮了起来，这让人如释重负。不仅如此，灯光的回归还带有一层感人的象征意义。读着这些当时的文字，我不由想起了一位俄国学者在莫斯科给我讲的一则故事。她醉心于研究法国文学，一辈子都梦想能看一眼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却只从书本上读到过它们。终于，1990年，柏林墙被推倒后，她美梦成真，获准乘火车赴巴黎旅行。我问她对旅途中哪些见闻感触最深，她回答说，夜车从东柏林到西柏林的一瞬间，四周突然有了灯光，这一刻让她记忆犹新。

* * * * *

灯光的盛宴世界各地都有，起源可追溯至人类点亮的第一支火把。这种仪式往往有着神秘的起源，同季节变换和新生命的开始有关联。人们对光复初期的回忆部分带有一种很明显的宗教热忱，这点在女性对盟军士兵的热情接纳上尤其显著。来自海牙的年轻姑娘玛利亚·哈严（Maria Haayen）回忆到，她平生第一次看见加拿大坦克轰隆隆地驶向她时，有个士兵从炮塔口伸出脑袋，向外张望。那一刻，“我浑身的血都像被抽干了，心里默念：我们解放了。坦克驶近时，我无法呼吸，当兵的站起身，他看着就像个圣人”。[10]

这种情绪也许在年轻姑娘中间更为普遍，但也有男人持相同看法。据一名荷兰人回忆：“当时哪怕是摸一摸加拿大军人的衣袖都是件了不得的事，每个加拿大大兵都是基督，是救世主……”[11]

从某种重要维度来看，1945年夏，盟军士兵在被解放国家的经历也许可以同二十年后甲壳虫乐队造访这些国家时的情况相提并论。那时，表达解放的方式很狂热，首当其冲地体现在男欢女爱上。1945年，在诸如荷兰、比利时、法国——战败的德国和日本更是如此——男丁无处可寻。就算有，也是被关着，或者穷困潦倒，营养不良，情绪消沉。异族占领和军事失利多多少少摧毁了本国男性的权威——至少暂时如此。当时某位荷兰史学家有过这么一段描述：“荷兰男人1940年在军事上吃了败仗，1945年又在性事上吃了败仗。”[12]同样的话也适用于法国、比利时或任何曾被异族占领的国家。战争的一大后果是许多女性再也不会百依百顺，逆来顺受。她们出门工作，为抵抗组织效力，或肩负起照料家人的重担。拿当时法语里一句很不客气的话来讲，女人都变得“男性化”（hominisée）了，她们的举手投足开始像男人。

跟瘦骨嶙峋、澡也不洗、衣衫褴褛的荷兰、法国和德国男人相比，加拿大人干干净净，美国人高高大大。他们伙食好，军饷足，穿着征服者军装的模样实在是又性感又帅气，看着肯定跟神仙差不多。不少荷兰女人后来嫁给了加拿大军人，拿她们当中一个人的话来讲：“面对事实吧，我们旱了那么久，加拿大人看着就美味可口。”

没有什么比跟盟军一起到来的音乐更能说明解放的性意味了，纳粹曾取缔这类音乐，其中有摇摆乐，爵士乐，比如格伦·米勒（Glenn Miller）的《情绪正正好》（In the Mood），另外，汤米·道尔西（Tommy Dorsey）、斯坦·肯顿（Stan Kenton）、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莱昂内尔·汉普顿等音乐家的作品也在取缔之列，比如那首Hey! Ba-Ba-Re-Bop。巴黎年轻人在俗称“胜利唱片”——发给美军的爵士乐唱片——的音乐中翩翩起舞。而法美混搭的精神也传递到法语香颂（chanson）[4]中。1945年由雅克·皮尔斯（Jacques Pills）唱红的一首热门歌曲歌词如下：

欧拉拉！（Oh! Là là!）[5]

早上好小姐，

欧拉拉！

哈罗，就是这样啦，

欧拉拉！

我觉得你好美，

欧拉拉！

你是帅气的阿兵哥……

1945年，西线盟军依旧被明文禁止跟德国人往来。在荷兰和法国，这种行为倒是得到了积极提倡，甚至还出现了“亲善行动”（Operation Fraternization）。到了7月，在朱莉安娜（Juliana）王妃和伯恩哈德（Bernhard）王子的授意下，荷兰成立了娱乐管委会，目的是为逾10万名加籍军人提供会讲英语的女伴。具体而言，年轻女性可以陪同这些当兵的参观艺术展、博物馆，一起看电影，或去有人监督的舞厅跳舞。

本来此举可谓用心良苦，人们期待这些女性可以“维护吾国的荣誉”。我的荷兰祖母作为新教牧师的太太，受命监督这类舞会，以确保加拿大军人和他们的荷兰女友不会做出什么有辱国格的事来。跟她一起行使这项权力的是一位名叫奥格特洛普神父（Father Ogtrop）的天主教牧师。男男女女们跳舞时喜欢和着“Hey! Ba-Ba-Re-Bop”的拍子，大声喊出神父的名字。我吃不准这些舞会上都发生了什么，但借一名加拿大士兵的话来讲，他还从来没“遇到过比荷兰女人更积极主动的”。[13]

从盟军士兵的角度来看，这种安排也还过得去，毕竟他们的长官对买春嗤之以鼻。即使在法国，红灯区也是不得光顾的。反观在德占期，妓院（maison de tolérance）的生意异常红火。部分美国老兵对1918年一战结束后的巴黎依旧怀有美好的回忆，那时“猪巷”（Pigalle）里的妓院可是向这些大头兵敞开了温柔的怀抱。即便二战结束，禁止嫖娼的条令也无法得到完全遵守。至少有一起记录在案的事例可以证明，瑟堡（Cherbourg）的几家妓院就是美国军方间接经营的。[14]一些专对黑人士兵开放，另一些只做白种人的生意，妓院门口还有美国宪兵把守，确保排队秩序。但总的来讲，这一次，那些有充分理由担心因为缺乏有组织性交易，将导致性病大肆传播的人可是失算了，因为勾搭当地女人完全是基于你情我愿的原则。

这倒不是说占领军和当地女人的关系是平等的。男人有钱，有奢侈品、香烟、丝袜，更重要的是，他们手里有人们迫切需要并赖以为生的食物。解放者收获的各式各样的谄媚之辞显示出双方之间很可能存在一种耻辱性的倒贴关系。然而，把女人看成头脑简单的动物，因为崇拜英雄，所以主动去勾搭军人，或者无力抵抗，任人玩弄的看法都是不尽准确的。波伏娃在回忆录里写到过一个年轻的巴黎女人，她的“主要消遣方式”是“猎捕美国人”（la chasse àl’Américain）。

日后成长为知名小说家的伯努瓦特·格鲁（Benoîte Groult）和她的妹妹弗洛拉（Flora）一起记录过她们“猎捕美国人”的战果。姐妹俩给这部小说起名叫《四只手写日记》（Journal à Quatre Mains），说是小说，但内容实际上绝非虚构。格鲁会说英语，她同其他法国女人一道，向美国红十字会报名，志愿和美国兵交往。但她经常出没的地方其实没有这么健康正面，大多数夜晚她都流连于巴黎的夜总会之间。那些夜总会只对盟军士兵开放，欢迎法国姑娘，但将法国男人挡在门外。通常，它们的名字看起来没什么异样，比如“加拿大俱乐部”、“独立”、“彩虹一角”。

格鲁对美国和加拿大军人的体态描写很具体，而且笔触和那些自以为见到了圣人的人一样充满好感。只不过在她笔下，姐妹俩高度现实，大兵也绝非什么清心寡欲的圣人。她描写自己如何征服男人时的口吻和一些男人吹嘘自己“把妹”本事如出一辙。她经常光顾的夜总会在小说里叫“奴隶市场”，但在眼下，“奴隶”却成了打胜仗的英雄。

这里有一段格鲁描写美国战斗机飞行员柯尔特的文字：“他鼻子较短，略微有点朝天鼻，这让他看起来有几分美国人普遍的孩子气；因为长期在平流层飞行，他的皮肤晒成了古铜色；他双手粗壮，肩膀宽得像红毛猩猩……臀部完美，笔直，算是平衡了身体其他部分的臃肿……”柯尔特从不看书，只对美食和飞机感兴趣。但她又怎会在乎呢？诚如她在日记里所言：“我渴望被白痴拥抱，被白痴亲吻。他有着迷人的笑容，嘴角上翘，露出一口美国人的洁白牙齿。”[15]

简言之，格鲁在法国男人眼里一定是个彻头彻尾的男人婆。她结过婚，丈夫死于战争。1944年那个光复之夏给了她在男人怀抱中寻求欢愉的资格和欲望，尽管事后她和这些男人此生不会再见。这种自由千金难买。事实上，对这段感情更认真的人倒是柯尔特，他给格鲁看父母的照片，表达了将她作为战争新娘带回美国的意愿。对于格鲁这位胸怀文学抱负的巴黎文青而言，这自然是不可能的。

格鲁也许格外老于世故，也许只是故作老成，但她的文字印证了一位法国史学家对于德占期的看法。据帕特里克·比松（Patrick Buisson）称，战时法国大量青壮年的德国男子给许多女人提供了反抗的机会：其中既包括那些身陷不幸婚姻或活在压抑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女人、被雇主欺负的女佣人、无人问津的老处女，也有可能是任何阶层的妇女，她们一心只想挣脱保守的家长制社会的种种桎梏，哪怕只是一时半会儿。跟占领军往来还能带来物质上的好处，让这些女人过得比别人好，有时还好过她们昔日的主子，这无疑加强了报复的快感。[16]

而且不光女人如此。按照常理，所有少数派都会同强大的外来者结盟，借别人之手摆脱多数派的欺凌，这点是一切殖民社会的共通之处。然而，战时法国的同性恋人数畸高，他们有的选择通敌，有的则把巴黎当成纵情性爱的乐园。这种情况也许跟他们都看不惯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有关。鉴于此，纳粹和维希政府（Vichy）反对同性恋的宣传没起到什么阻碍作用。外国占领并不一定受到拥护，但其打开了机会之门。

无论如何，跟盟军解放者“勾勾搭搭”总比跟德国人穿一条裤子要好，因为这么做没有叛国的耻辱感。很难弄清楚同性恋之间的亲善活动到底有多广泛，因为这种事人们显然都喜欢藏着掖着。曾经在荷兰国家芭蕾舞团担任舞蹈演员、撰稿人和编舞的鲁迪·范·丹齐格（Rudi van Dantzig）对此就有过十分精彩的描述。他在1944—1945年“饥荒之冬”期间曾从阿姆斯特丹逃荒至一个北方村庄。基于这段经历，范·丹齐格写了一部名叫《献给迷途士兵》的小说。当加拿大军队抵达他所在的村庄时，他只有12岁，但心里却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热望。一辆军车停在乡间小路上，车上伸出一只手，把小范·丹齐格拉上车。小说的主人公男孩杰罗恩正是在此刻邂逅加军士兵沃尔特，并在最后受到了他的性诱惑。不过这本书绝不是在控诉恋童癖，相反，这是一曲挽歌：“包围我的臂膀温暖而舒适，就像包围我的椅子。我几乎带着一丝喜悦，任由这一切的发生。我心想：‘这就是解放，事情就该是这样，跟过去不同。这是场派对。’”[17]

伯努瓦特·格鲁十分清楚和美国人上床能得到什么物质好处。在她笔下，性饥渴和对食物饥饿感之间的关联很清晰。她感慨道，躺在床上，被柯尔特压在身下的感觉就好像跟整片大陆同床共枕；“况且你无法拒绝一片大陆”。完事后，他们找东西吃：“四年的敌占期和守了二十三年的贞操让我胃口大开，好吧，差不多是二十三年。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两天前在华盛顿下的鸡蛋，嚼着在芝加哥罐装的午餐肉和四千英里以外成熟收割的玉米……战争可真是个好东西啊！”

午餐肉、鸡蛋和好时巧克力一到手就会被一扫而光，丝袜也会穿上腿，但好彩、骆驼、切斯特菲尔德和法国高卢等香烟则会被拿到黑市上去交易，以换取更多的食物。美国大兵补给充足，这点跟他们宽阔的肩膀、甜美的笑容、笔直的臀部和精致的制服一样，都成了一种难以估量的诱惑。光是能轻易搞到香烟这点，就让他们在贫穷国家摇身一变成了有钱人。因此也不难得出结论，跟他们上床的女人实际上比妓女好不到哪里去。

持这种想法的人也确实不在少数，特别是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女人，或者被拦着不让进只对解放者和他们本地相好开放的舞厅、电影院和娱乐中心的男人。这种猜测也因为某一事实得到了加强：一些勾搭上盟军官兵的年轻女人，依旧裹着头巾，遮住她们最近被人剃得精光的脑袋。这是对她们不久前和德国人睡觉的惩罚。

毋庸置疑，有些女人是自愿出卖肉体，特别是在战败国，提供性服务是她们自己和孩子得以活命的唯一办法。但即便是那些见风使舵、急吼吼地把德国情人换成盟军情人的女人，这么做的理由也不纯粹都是为了钱。法国的某个小镇上，一名“横向通敌者”（horizontal collaborator）不久前刚被人剃光了头发，折磨她的人还不罢休，扬言要进一步惩罚她的“不道德”行为。对此，女人只是对着这群自诩替天行道的人冷冷地说道：“我才不管你们会不会剃我头发，我跟我丈夫（过去的战俘）已经断了联系，我可不会因为自己是有夫之妇就不和美国人快活了，只要我想，我就会。”[18]

读着后来人的记述和媒体评论，人们也许会得出这样一种印象：1945年的夏天燃烧着漫长的情爱之火，外国军人和驻在国女性或出于贪婪，或出于情欲，或出于寂寞沉湎其中。数据似乎支持这种印象：1945年，巴黎因感染性病而住院的女性人数要比1939年高出五倍之多。在荷兰，1946年有7000多名新生儿是私生子，比1939年高出两倍。对于性病高发的解释多种多样，既有缺乏医疗救护和避孕药，也有贫困地区糟糕的卫生状况，还有若干其他原因。然而，实际情况是，许多男男女女这么做只是在寻求温暖、陪伴、爱情，甚至是婚姻。虽然解放后最初几个月的确存在严重的滥交情况，但人们还是渴望回到正常状态。不应被忽略的一点是，1946年，荷兰全国合法出生的新生儿数量达到了277000人，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高的生育数字。

* * * * *

贝尔森集中营于4月12日解放。德里克·辛顿（Derrick Sington）中尉指挥的一队英军接到命令，让他们火速赶往那里。战争尚未结束，但集中营里情况过于恶劣，当地人担心自己会感染上斑疹伤寒——这种传染病几周前刚刚夺去了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6]的生命。由于德国当局既无能力、也无心应对爆发伤寒的风险，他们不顾两国尚处于交战状态，同意让英军进入贝尔森。

士兵开车经过成堆的尸体和散发着粪便和腐尸臭气的营房时，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贝尔森的图片是第一批发表在西方媒体上的集中营照片。在英国，贝尔森成了纳粹大屠杀的主要符号。据布莱恩·乌尔库哈特回忆，他对纳粹的反犹主义有所了解：“但即使如此，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其实旨在肉体消灭几百万人，这让人难以想象。贝尔森让我们措手不及。”[19]但无论是他，还是其他英军官兵都不知道的是，贝尔森其实还算不上是一座灭绝营。真正的灭绝营在波兰，其中的大多数在德国人向西后撤之前就已经被毁掉了。

辛顿中尉没停车，他通过扩音器告诉生还者他们自由了，但大多数人已经神志不清，根本无力作出反应。接着，他来到关押女囚犯的主营前，手里依旧拿着麦克风。

几秒钟后，车子被上百名妇女团团围住，她们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难以控制情绪，导致扩音器里传出的话一句都没听清。集中营的营地上种着白桦树苗，女人们采下嫩芽，掰下小树枝，抛向车辆。[20]

这些女人还算是走运的，她们还能走路。一名学医的英国兵志愿加入救助行列，他在一间营房里目睹了以下场景：

我惊恐万分地站在这间肮脏不堪的屋子里，努力适应混着解剖室、下水道、汗水、伤口化脓味道的气味。突然，我听到地板上有动静。借着昏暗的光线，我低下头，看到有个女人正在脚下爬。她浓密的黑发结成一团，肋骨根根突出，好像中间根本没有肉……她在大便，但她如此虚弱，以至于无法将屁股抬离地面。她拉稀了，黄色的稀屎在大腿内侧糊了一片。[21]

医生和医护志愿者迫切地需要更多食物、药品和医疗器材。他们所面临的疾病和饥馑规模前所未见，甚至想都不敢想。每天都有几百人死去，有时是因为吃了军粮——囚犯的肠胃已经萎缩，再也无法消化肥腻的食品。然而，军队有时也效率低下，而且德国的局势十分混乱。4月下旬的一天，集中营里迎来了一批神秘的货物，打开后，里面装着大量的口红。

这被证明是场及时雨。英军救护车队的指挥官戈宁中校（Gonin）回忆道：

我相信，没有什么比口红对女囚犯们帮助更大的了。她们躺在没铺床单的床上，身上也没穿睡袍，但嘴唇却涂得绯红。你看到她们走来走去，肩上除了披了条毯子外，什么也没有，但她们的嘴唇却是红彤彤的……总算有人做了件善事，让她们重新变成了人。她们是人，不再只是文在手臂上的号码。她们终于有心思关心起自己的外表来。是口红率先把人性还给了她们。”[22]

日后成为英国著名哲学家的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时任情报官，跟乌尔库哈特一样，他在5月份被短暂派往贝尔森，那里情况依旧糟糕，但对比之前已经没那么惨不忍睹了。部队某些长官自以为出了个好主意，想为官兵和贝尔森幸存者组织一场舞会。沃尔海姆受命操办此事。可惜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因为当匈牙利集中营看守（他们残暴成性，声名狼藉）组成的乐队穿着民族服装，拉起手风琴舞曲时，引发了误会。由于语言不通，女人们露出手臂，给人看文在身上的集中营记号。男人们无言以对，只是抓住女人们的手，希望能和她们跳上一曲。匈牙利人越拉越快，女人们吓坏了，开始对官兵拳打脚踢。[23]

然而，这次泡汤的舞会只能算是意外。差不多同一时间，营房之间的空地上还举办过另一场舞会，这回伴奏的换成了皇家空军军乐队。一名英国兵描述道，虽然有些姑娘“几乎无法走路”，还有些“看起来一动都要断成两截”，但这次舞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位身材特别高大的加拿大军官抱着一个娇小的姑娘，姑娘的脑袋刚刚到他腰的位置。他俩跳着华尔兹。“女孩特别高兴，在场的人看了无不动容，为她欢笑，为她落泪。”[24]

这则故事或许比沃尔海姆的更具典型性，因为许多在集中营工作过的人，不论是美国犹太拉比[7]，还是联合国义工，多多少少都对幸存者快速复苏的性意识表达过赞许或非议。正如口红一样，性欲的恢复帮她们找回了一丝人性，除此之外，她们已孑然一身。

如果说1946年荷兰的出生率很高，那么流离人员收容站里的出生率就更高了。仅仅在美占区，收容站里每个月就有750名婴儿降生。年龄在18岁到45岁的犹太妇女中，有接近1/3的人生过孩子，或者怀有身孕。[25]包括贝尔森在内的昔日集中营曾因为条件无比艰苦，吞噬过数千条生命，如今它们则成为性行为高发之地，就好像幸存者都迫不及待地想向自己和全世界证明他们还活着——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孕育新生命。

义工有时对此很震惊，提起收容站，特别是犹太人收容站的时候，会说“囚犯们纵欲无度，毫无节制”。有人将此归咎于百无聊赖，毕竟，除了喝酒和交媾外，还能干什么呢？另外一些人则恪守道德原则。一名为慈善组织服务的法国医生明显对这一现象嗤之以鼻，他如是写道：“集中营幸存者中有不少道德水准低下……糜烂的性行为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但他也承认，这些情况实属情有可原，人们实在不该怪罪这些刚经历过炼狱的年轻姑娘，她们“被想要重新去爱、忘却过去的欲望捆绑着，无从抵抗，只能通过手头仅有的手段来满足这种欲望”。[26]

其他观察者提出了更加详尽的解释。一名叫玛尔塔·科尔文（Marta Korwin）的波兰籍义工相信，集中营的受害者存在一种幻想：他们苦难的结束将促使一个完美世界降临人间，似乎“他们过去的所有磨难都会被淡忘，自由会将他们带回那个一切正常的旧世界……”但当他们发现在收容站的生活依旧痛苦不堪，爱人一去不复返后，希望破灭了，只能通过买醉或滥交来逃避现实。[27]

所有这些解释都颇有道理，但还漏了一层理由——传宗接代。一个身陷危机的族群必须通过繁衍后代才能生生不息。流离人员收容站里的多数犹太人都不是灭绝集中营的幸存者，因为很少有人能在那儿活下来。许多人来自苏联，因为之前在那儿避过难，这才逃脱了纳粹的魔掌，但大多数犹太人失去了儿女、父母、兄妹和其他亲属。上了年纪的人没有办法，只能靠回忆往事了却残生，但年轻人渴望重组家庭，有了家人才有活下去的动力。况且，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其他犹太旗手也正儿八经地提倡族人多生育后代。许多犹太男女见面才几周，甚至几天就结为夫妻。犹太收容站里，避孕药没有市场，人们把尽可能地多生孩子看成是一种责任。性爱并不只是出于鱼水之欢，而是一项抗拒灭亡的行为。

* * * * *

1945年，一个人若身为德国人或日本人，跟身为法国人、荷兰人、中国人相比有着迥然不同的境遇，遑论犹太人了。这点也适用于描述同外国占领军的往来。“阿米”（德语俚语里对美国佬的称呼）或“阿米库”（日语里的说法）和同他们一块到来的加拿大人、澳洲人、英国人和苏联人可不是什么解放者，而是征服者。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句话也适用于许多意大利人，特别是意大利南部的人，盟军的入侵让当地人本来就苦不堪言的生活雪上加霜。城市在空袭中灰飞烟灭，经济形势十分困窘。这让卖身为娼在许多时候成为一种必须。

在柏林，娼妓被人称为“废墟里的老鼠”（Ruinenmäuschen）。姑娘和女人们在城市的废墟间游荡，试图搭上个当兵的，换点钱、吃的或香烟。有些女孩进入青春期没多久，却已经在黑市商人设在废墟中的临时妓院里操起了皮肉生意。男孩有他们自己的接客地点，叫做“废墟男娼馆”（Trümmerbordellen），接的大多是美国兵，其中有个绰号叫“安娜阿姨”的人，后来成为法兰克福黑社会里一号臭名昭著的人物。

求生的欲念通常能消解阶级之分。有个叫诺曼·刘易斯（Norman Lewis）的年轻英军军官曾被派驻在那不勒斯，在他的力作《那不勒斯1944》里，他写道，有一天，一位意大利贵族前来指挥部拜访。访客是南部的庄园主，随行的还有他的妹妹。

两人的外貌十分接近：瘦瘦的，皮肤极其苍白，脸上挂着一副名门望族惯有的冷淡表情，甚至有几分严厉。他们来访的目的是想打听有没有可能安排妹妹进入军队慰安所服务。我们解释说英军没有这样的机构。“好可惜，”这位王公贵戚回答。他和妹妹曾在英国女家教手下学习过，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哎，路易莎，看样子是行不通了，行不通了。”他们礼貌且平静地谢过我们后就离开了。[28]

在日本，卖淫嫖娼从一开始就是制度化的。日本人这么做有自己的理由，日军曾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大肆奸淫妇女，官方于是担心盟军士兵会如法炮制，强暴日本妇女。在1937年沦陷的南京和1945年“玉碎之战”里几乎被摧毁殆尽的马尼拉，都有成千上万的妇女惨遭强奸，然后被剁掉手足。如果经历这些兽行的受害者一息尚存，往往还是会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这只是两起极端恶劣的事件，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在中国战场，日军大范围地强暴和蹂躏妇女，以至于激起中国人更强烈的抵抗，给军事推进造成了麻烦。为了应对军纪败坏的问题，日本有时会在其占领下的地区——特别是朝鲜——征募年轻女性，但更多时候是把她们掳了去充当所谓的慰安妇，即日军慰安所里的性奴。

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宣传机器从没有停止过吓唬国民，说是一旦日本战败，妇女就会遭到外国军人奸淫、折磨甚至杀害。为了避免这种可怕而耻辱的命运，日本人被命令要么战死，要么玉碎。太平洋岛屿和冲绳的妇孺被勒令拉响手榴弹，或者跳崖自尽。很多人照做了。

鉴于此，8月18日，即日本投降后第三天，日本内务省指示各地警署官员为占领日本的盟军设立“慰安机构”，招募女性加入“特殊慰安设施协会”（RAA），为尽爱国义务“牺牲她们的肉体”。前首相近卫文麿公爵——挑起太平洋战争的主要责任人——告诉警视厅厅长，“拜托阁下保卫日本的年轻女性”。[29]也许此举能安抚来犯的外国人，这样，出身较好的日本妇女就敢于走出她们的藏身之处，走路也不用怕遭人调戏了。

这注定是门龌龊的勾当。建造特殊慰安设施的工作进行得如此仓促，以至于里面都没有床铺供士兵和“舍身取义”的女人所用。只要有空间，交媾行为哪都有可能发生，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地板上，或者在简易妓院的过道和走廊里。几个月过后，日本人才作出较为高效的安排。在东京郊外的船桥市，一栋大体量、形似机库的妓院拔地而起，人称国际宫殿（International Palace），或者IP。IP提供的是流水线式的性服务，其有个别名叫“威罗兰”（Willow Run），这当中有个典故：战时，福特公司曾在底特律附近设有工厂，专门制造轰炸机，厂址就选在威罗兰。光顾此处的男人在踏进这栋狭长建筑之前，要把鞋子留在门口，完事出来后，去另一头取回擦得锃亮的鞋子。

在军队招待所，譬如东京的野村饭店，女人来往十分频密。她们对外要么自称职员，要么是清洁妇，但常会在饭店里过夜。有些还拖家带口，以躲避冬季严寒。东京市中心有家大型舞厅，门外挂着用日语写的招牌：“爱国女青年们！来做舞女，为日本重建出力吧！”[30]军队福利社（PX）这种特供商店向占领军成员兜售食品、服饰和其他补给品，其中还有避孕套。

跟德国情况不同的是，在日本，盟军最初并没有禁止“同当地人员亲善行为”的明文规定。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Douglas MacArthur）知道这种禁令形同虚设。他曾告诉手下的一名幕僚：“有人一直想方设法想让我出面，阻止这些‘蝴蝶夫人’在眼皮底下晃来晃去，但我不会这么干……我不会下达禁止亲善的命令，就算说破了天也不行。”[31]

占领初期，驻日美军差不多有60万，此外还有一些澳洲、英国和少数其他国籍的军人。因此，驻军和当地人存在大量往来。1945年10月，一位名叫威廉·西奥多·德巴利（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的美国海军军官——也就是日后显赫一时的中国和日本问题学者狄百瑞——当时在一封信中谈起自己在九州佐世保海军基地的所见所闻：

亲善本身成了个问题。事实上，我们指挥部旁边的大桥上总是挤满了人。饥渴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跟友善的日本老百姓打着手语交流，对方不知所云，只是笑呵呵的。最后宪兵不得不出面，阻止桥上聚集更多的人。情况从一开始就是这样。[32]

尽管美国国内存在一种相当种族主义的宣传，这种情况并未因此销声匿迹。比如，这里有段摘自《周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Post）关于盟军占领日本的文字：“日本女人平胸、塌鼻子、扁平足。对于大多数美国男人而言，她们的吸引力跟有一千年历史的石头人偶差不多。说实话，还不如人偶。美国人喜欢给人偶拍照。”[33]

如果我们积点口德的话，该文作者可以说不知所云。早在1945年，最高司令官手下的多数高级军官都给自己找了日本情妇。由于起初日本国内鲜有西方女性，出现这种情况当属意料之中。局面只有在新一波的军官到来后才发生改变，新来的人通常包容度较差，而且没有亲自上阵打过仗。在德国，虽然禁止与德国人亲善的条令已经解除，但军官们还是决定在日本加强军纪，宣布多数公共场所，比如餐馆、温泉胜地度假区、电影院和军队宾馆为“禁区”。

结果，亲善照常进行，只是隐秘性更高罢了，此外还出现了越来越多作为“个体户”的卖淫女，她们的存在对控制性病发病率只会起到反作用。妓女在受过轰炸的街道和城市公园里有自己的地盘，俗称“岛屿”。有些女人一次性交易只收区区1美元，在黑市上差不多只能买到半包香烟。这种生意十分红火，而盟军当局不顾日方建议，执意要在1946年取缔有组织卖淫后，更是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日本人做事情喜欢分门别类。娼妓中的个体户，人称“潘潘女”（panpan girls），被划归为几类：专门服侍白人士兵的，专门服侍黑人士兵的，只服侍日本人的，不过也有一些大胆的女人才不接受这套清楚分类的劳什子。一些妓女只侍从一位客人，她们叫做onrii（大致是“唯一”的意思）；那些特别放荡淫乱的女人则得到了batafurais（即花蝴蝶）的称号。东京市中心的部分地区，比如正对麦克阿瑟将军指挥部的日比谷公园，或毗邻的有乐町车站，成为了典型的“潘潘女”活动区域。[34]

涂着鲜艳口红、脚穿高跟鞋的“潘潘女”是日本人耻笑的对象，因为她们象征着民族堕落，但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当中还夹杂着些许羡慕。她们的物质生活要比大多数无家可归、饥肠辘辘和一贫如洗的日本老百姓富足得多，这些“上班族”姑娘还是美国货最早的消费者和拥趸。她们比多数日本人更了解战胜者的流行文化。操着由日本俚语和从美国大兵处学来的散装英文混搭的黑话，“潘潘女”也比大部分日本人更能掌握占领者的语言。

从某种意义上讲，“潘潘女”与日本一种特别下三滥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职业固然卑贱，但却有光彩照人的一面。东京在古时候叫江户，这一时期，妓女的穿着就代表时尚潮流，这点透过浮世绘和歌舞伎可见一斑。盟军占领的起初几年里，“潘潘女”的文化内涵大大失去了当年的雅致韵味。军事失利、再加上战时审查制度和军国主义教育的覆灭，使得根植于过去的性商业文化死灰复燃，但如今更多地带有美国色彩。内容色情猥亵的低俗杂志，譬如《可人儿》（Lovely）、《维纳斯》（Venus）、《性爱奇幻》（Sex Bizarre）和《美女墙照》（Pin-up）等大红大紫。原先的娱乐区里开设了脱衣舞馆，大都是在弹坑边草草搭建的窝棚。便宜的舞厅里，皮条客、黑市商人和穿着夏威夷衬衫的年轻混混搂着他们的女友跳着曼波舞。日本的摇摆乐队和爵士乐歌手再度活跃起来，多年前，因为诸如此类的“外国腐朽文化”遭到查禁，他们一度销声匿迹。现在，大众对布基伍基（Boogie Woogie）的靡靡之音又是趋之若鹜了。

许多女人走上卖身这条路是为现实所迫，但也不尽然。当时的调查显示，不少女性成为“潘潘女”是“出于好奇心”。[35]比起单纯的钱色交易，这一初衷是“潘潘女”遭人极端蔑视的一大原因。“牺牲”肉体，维系一户贫农家庭的生计，或履行爱国义务，这些借口都还说得过去，甚至还有可能赢得赞赏；但若因为好奇心的驱使，或者出于对钱、香烟或丝袜的物欲，那就是一种耻辱。有组织卖淫在日本历史悠久，而且是为社会所容许的。但“潘潘女”因为自甘堕落而广受谴责。这样的社会氛围，让她们孤立无援，身陷险境。

尽管十分艳俗，而且饥不择食，但1945年的性商业文化好比曼波舞和布基伍基音乐，起到了解放人心的作用，其受到一些人欢迎的同时，也为其他人所不齿。1946年，日本有差不多9万名新生儿的母亲都是单身未婚女性，这一点不可能归因于纯粹的性交易。[36]在接受了蛮夷外国兵是强奸犯和杀人犯的大量负面宣传后，许多日本女人真正见到美国人时，发现他们根本没那么吓人，于是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一位女作者曾在享有极高口碑的女性杂志《妇人画报》（Fujin Gaho）刊文，她的话值得参考：“我觉得他们有礼貌、很友好、无忧无虑而且十分开朗。跟过去住在我家附近军营里那些傲慢、小气和粗鲁的日本兵一比，反差真是太明显了，这可真叫人悲哀。”[37]

这倒不是说盟军士兵从来不施暴，尤其是在占领日本早期。根据一项估计，1945年下半年，平均每天就有40名女人遭到强暴，而且这个数字很可能偏低，因为许多受害者出于耻辱感都没有报案。[38]再说了，这样的数据不可能出现在受到占领军审查的媒体报道中。尽管如此，大多数日本人仍然觉得美军的军纪比他们原先担心的要好多了，特别是对比他们自己的子弟兵在海外奸淫掳掠的行为。

有些吊诡的是，性风俗的变迁和美国人企图“改造”日本民族性的宣传工作是相契合的。要转型成为民主国家，日本人被告知女性必须得到平等对待。“潘潘女”的出现也许是改造者们无心插柳的结果，但他们鼓励日本人学习美国人，更加开放地通过肢体动作表达爱意。拜美国人的循循善诱所赐，1946年，日本银幕上第一次出现了接吻镜头，这部电影名叫《年轻的心》（Hatachi no Seishun），旨在使日本观众得到熏陶。影片在年轻观众中十分风靡。

当然，日比谷公园里招揽美国兵生意的站街女和开创先河的银幕一吻之间可谓天南地北，但是公众对色情娱乐和有着丰富性暗示的流行音乐的确胃口巨大，这显示出被解放民族和战败民族之间的区别其实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对日本人而言，随着格伦·米勒的一曲《情绪正正好》一起到来的还有一种崭新的自由意识。

在西德，情况如出一辙。但在苏军占领的东德，情况就大为不同了，至少就性方面来讲是这样。如果说“勾搭”是对德国人和外国军人关系最佳阐释的话，那么强奸就是被苏联红军击败后的多重诅咒之一。当然了，在西德强奸案也有发生，虽然别的地方也有，但法占区尤其高发。举例而言，在斯图加特，多达3000名德国妇女声称遭到了法军的强暴，施暴者主要是阿尔及利亚人。[39]而在当时面积最大的美占区，美军在1945年全年犯下的有记录在案的强奸案，没有超过1500起。[40]

有若干原因可以解释西占区的强奸案发生率为何低于苏占区。也许除了法军之外，盟军并没有苏联人那么强烈的报复心理，而且他们的长官也没有鼓励下属肆意蹂躏德国女性。（斯大林本人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当兵的行军几千里，经历了血雨腥风，枪林弹雨，当然有权利“和妇女们快活快活”。）另外，德国女人也十分乐意和盟军官兵“勾三搭四”，所以强奸根本没有必要。1945年之夏，美国大兵中间盛传这样一句玩笑话：德国女人是“塔希提（Tahiti）以西”最好得手的。[41]

毫无疑问，这句俏皮话有夸大之嫌，积极传播它的人不仅有得了好处的美国兵，也有德国人自己。在他们看来，这些女同胞的行为无异于在民族自豪感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不少德国人对此很是愤慨。尽管如此，许多士兵还是宣称，比起法国女人，有着“小姐”、“皮草”和“友善的纳粹”等绰号的德国女人更愿意同他们发生性关系。对于这一现象，一名返乡的美国兵曾作出过分析，虽然听起来没有人性，但不无道理。“尽管可能泄露天机，”他写道，“但有必要承认，美国军人在欧洲只想要一笔‘好交易’——这包含‘尽可能频繁地勾搭当地女人的机会’。”他接着写道：“自然而然，美国兵在德国收获了最好的交易……到了法国情况就不同了，美国兵没有享受到在德国那种抱大腿的礼遇。跟他从老爹和1944年解放法国的美军口中听来的说法不同，法国并不是可以供人亵玩的玩物。”[42]

当然，那时德国国内的女人远比男人多，比例差不多是16比10，而那些剩下来的男人多半又老又瘸，或者遭人嫌弃。导演罗塞里尼（Rosselini）曾在柏林废墟里拍摄杰作《德意志零年》，借电影里一个年轻德国人的话来讲：“我们曾经是男人，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现在只是纳粹。”

伯努瓦特·格鲁在文学回忆录里写到法国光复时，不禁要对比“漂亮的美国男人”和“在我眼里普遍皮肤粗糙、黑不溜秋和营养不良的法国男人”。[43]德国和日本男人灰头土脸的程度则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著有《蓝天使》（1930）的德国戏曲和电影剧作家卡尔·楚克迈尔（Carl Zuckmayer）在1946年曾作为美国文化参赞回到故乡。他采访过一名德国女服务生，对方的态度代表了德国女人普遍的心声。女服务生不肯碰德国男人，她说：“他们太软弱，再也不是男人了。过去他们威风过头了。”[44]

在我看来，对丧失男性气概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描写出自小说家野坂昭如之手。1945年时他已长大成人，整天混迹于大阪的黑市。野坂的中篇小说力作《美国羊栖菜》（1967）便是围绕男子气概和种族血统这一主题展开，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和他年龄相仿的日本男孩，战时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告诉他西方人比日本人高，但体格要弱，特别是在臀部这块，因为他们是一群娘娘腔，习惯于坐椅子，而不像日本人坐的是榻榻米地板。所以哪怕身材矮小，任何有着强壮大腿和顽强意志的日本男人都能击败他们。老师经常向学生们提起山下奉文将军。山下人称“马来亚之虎”，曾在新加坡接受英国将军白思华（Percival）的投降。对比身材敦实、脖子粗短的山下，白思华两条长腿细如棒槌，露在卡其短裤外，显得格外滑稽，实在算不上威武。

但后来，这个日本孩子近距离见识了真正的西方人，偶然看到的美国兵形象让他难以忘怀，“他的手臂粗得就像圆木，腰杆壮得就像磨盘……臀部散发着阳刚之气，身上的军装裤子闪闪发亮……哎，难怪日本会战败了。”[45]显然，并非所有盟军士兵都是这般人高马大，肌肉发达，许多日本男人也不算矮小。但野坂的这种看法，一个饥饿男孩的第一印象，则会成为一段永恒而伤感的战争记忆。这场战争在日本人心目中原本被描绘为种族对抗，对垒双方是高贵的亚洲武士和傲慢自大的白种人。因为秉持这种心态，战后盟军和战败的日本人之间第一次碰面所造成的心理冲击，要比在德国来得更大。

在德国，起初西方当局（不包括苏联人）竭力想实行禁止亲善的政策。“漂亮姑娘能毁掉盟军的胜利。”美军广播电台昭告官兵。“聪明的官兵不会去勾搭德国人，”《星条旗》军报警告道，“别学参孙（Samson）去靠近大利拉（Delilah），她想减掉你的头发，而且是在脖子这里动手。”[46]伦敦的《泰晤士报》也加入了声讨亲善的行列，发文说道，取消禁令“恐怕会让许多留守后方的军嫂心寒”。[47]不过这些大道理对身处当地的男人毫无作用。“情妇部队”这个词当时在西方盟军中间很流行，指的是那些被美军军官包养的德国情妇（出于某些原因，被英国军官包养的情妇数量要少；英国人似乎更钟情于饮酒作乐）。上头的这种风气继而引发了下级军官的嫉妒，有人还编了酸溜溜的笑话来形容这种心态：“这政策只是给了领导们先上漂亮妞的机会。”[48]

乔治·巴顿将军和麦克阿瑟将军一样，也觉得禁止亲善没什么好处。不愁吃喝的美国士兵真的应该拒绝给饥饿的孩子糖吃么？难道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需要提到的是，巴顿对德国人要宽宏大量得多，哪怕他们曾经当过纳粹。而他对共产主义盟友或犹太人可没这么慈悲为怀。）即便是很少充当公众舆论急先锋的《纽约时报》，在从占领区发来的报道中也批评了禁止亲善令。该报的驻德通讯员在6月写道，他“还没碰上过一个当兵的希望维持禁令的，不管他的老家在伦敦，密西西比河谷，还是阿尔伯达的麦田”。同样是这位记者，还曝光了为强化禁令所采取的一系列荒唐措施。盟军往美占区的一个村子里派驻了一支反间谍小分队，目的是监视一名保安，而他正在监督一名“和德国女孩打得火热”的宪兵。[49]

6月8日，艾森豪威尔将军下令解除了同儿童亲善的禁令，自此，英美两国军人跟年轻姑娘打招呼的惯用问候语就变成了“你好，小孩！”到了8月，盟军士兵又获准可以同成年人讲话，甚至和成年女性手牵手，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身处户外的公共场合。终于，到了10月1日，盟国管制委员会——统辖四国军事占领的机构——彻底解除了禁令。促使禁令破产的一大因素是当英美两军抵达柏林时，先他们一步的苏联人早就和德国人无拘无束地勾搭上了。这种差别让西方军队越来越无法容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和德国人亲善开绿灯是早期大国对抗的结果。然而，取消禁令还是有附加条件的：和德国人通婚或者把德国人安顿在军队招待所里的做法依旧遭到禁止。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点同样成了一纸空文，上万名德国女人跟着她们新嫁的老公，跑到美国去过承诺过的好日子了。

德国也有自己的“潘潘女”，其中最卑微、最饥不择食的当属“废墟里的老鼠”。不过，所有处于军事占领下的国家都存在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情爱、欲望和卖身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在苏联治下的东柏林，无论老幼，很少有女人没受到过性侵，哪怕战争结束已经几个月了，苏军强奸德国妇女的事件依然时有发生。即使如此，跟外国军人的性关系并不总是赤裸裸的。对此，《柏林女人》这本书提供了最出色、同时也最揪心的文字记录。这是一部日记式的自传体作品，作者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记者，她靠向一位俄国军官求助，才摆脱了被无名士兵无休无止强暴的命运。温文尔雅的中尉阿纳托尔（Anatole）最后成了她的固定情人。毕竟，她写道，“他追求的不是单纯的肉欲快感，而是更有人性、更富女人味的抚慰。我愿意向他提供这种抚慰，甚至还挺高兴的……”[50]

在西占区，大部分从美国男友那里收受物质好处的德国女人很快被贴上了妓女的标签，反观她们如果是从德国男人手里收礼，则不会轻易招来如此骂名。话说回来，能搞到军队福利社的物资对许多人来讲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在严冬的几个月，哪怕是一家供暖良好的夜总会，也比躲在遭受过轰炸、冷如冰窖的房间里，另外还要和许多陌生人共处一室来得更让人欣慰。然而，好彩香烟、巧克力和丝袜，乃至摇摆乐和美国大兵随和的性格，都向妇女和许多男青年展现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因为在专制的第三帝国曾被查禁，只会激起人们对其更为炙热的向往。不管新世界有多么粗俗不堪，人们还是对其诱惑心驰神往，因为旧世界的崩溃是以如此耻辱性的方式到来的——不光是物质上，而且是文化、智识和精神上的多重崩溃。对光复的国家是这样，比如法国和荷兰，对于德国和日本更是如此。以“亲善”为肇始，战后两国文化的美国化程度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走得更远。

至少有一个女人预见到了这一切的本质——不过是一场梦，既然是梦，终究会让人失望。话虽如此，但总还会留下些许印记。伯努瓦特·格鲁在最后一次拒绝美国情人柯尔特的求婚后，决意终止自己“猎捕美国人”的游戏。事到如今，她写道：“古老的欧洲形单影只，我感觉自己跟欧洲一样，老态龙钟，而且绝望消沉。今晚我刚跟整个美国说了拜拜，也跟斯蒂夫、唐、泰克斯、沃尔夫、伊恩在内的你们所有人都说了拜拜，你们曾带着醉人的笑容走进我的生活，但现在我要关上心门了……跟来自遥远西方的各位厮混再也无法让我感到快乐：你们来的地方过于遥远，而且马上就要打道回府了。你们解放了我，现在是时候让我重拾自由了。”

* * * * *

日本小说家永井荷风以擅长用怀旧笔触描写他心爱的东京的丑陋一面而闻名于世。日本战败两个多月后的10月9日，他曾写下这样一篇日记：“在山王饭店吃了晚饭。看到了七八个年轻的美国人，模样像是军官。他们似乎并不缺乏教养。饭后，我看到他们坐在吧台边，跟日本女侍应生交谈，练习日语。跟日本兵相比，他们的举止实在像谦谦君子。”[51]

一个月前，永井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报纸上讲，美国兵不知廉耻地跟日本女人鬼混。哦，他总结道，“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对日本兵在中国占领区所作所为的报应”。[52]

永井是个见过大世面的怪人，他热爱法国文化，对寻常观点不屑一顾。实际上，他这种态度上的反差很是罕见。对于美国人勾搭日本女人一事，即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中间，普遍的反应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比永井年轻、相对更宽宏的作家高见顺因为曾经支持过战时政权穷兵黩武的民族主义而感到羞愧，尽管他的立场十分模棱两可。他在日记里记述了10月某个夜晚在东京火车总站里目睹的一幕。一群大嗓门的美国兵调戏两个女乘务员，怂恿她俩在他们身边坐下来。姑娘咯咯直笑，而且看起来心甘情愿，一点都不扭扭捏捏。用高见的话来讲：“看她们的样子，似乎这么被人调戏有种无法抵挡的快感。这时，又走来另一个乘务员，她的一切神态都说明她也想尝尝被人哄的滋味。这种场面真是让人无比耻辱啊！”[53]

不论是这幅场景还是看客的观感，想必一定很普遍。但高见口中所说的耻辱到底是指什么？是因为这种打情骂俏让他感到耻辱，还是因为日本姑娘在和外国人调情？抑或这份耻辱只是他自己的感受，作为一个日本男人的感受？对这种亲善交往的不满还可以通过更为暴力的方式表达。受雇为驻北海道美军工作的日本女孩抱怨她们隔三差五会因为和外国军人的关系遭到日本男人殴打。鉴于此，美军不得不派武装卡车护送她们回家。

无疑，嫉妒心理对男人恶从胆边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这种情绪很泛滥：战败的男人羡慕战胜一方、美军羡慕苏军（美国的禁止亲善令依旧有效期间）、士兵羡慕军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小说《美国羊栖菜》里，野坂昭如就写道，这种情绪可以持续很久。故事的男主人公长大后有了自己的家庭，他的太太在夏威夷度假期间，和一对美国中年夫妇成了朋友。夫妇俩后来造访日本，这个曾经带给希金斯先生美好回忆的国度。在老婆敦促他要善待客人后，日本丈夫决定尽地主之谊，让曾是占领军一员的希金斯先生好好乐乐，于是便带他去东京看现场性爱表演。一个号称日本“头牌”、无比阳刚的表演者承诺要让观众见识下日本男人的雄风。然而，当晚“头牌”的能力并未让希金斯心悦诚服，日本丈夫心中再度涌起一股似曾相识的耻辱感，他不由回想起当年第一次在大阪废墟里见到美国大兵的场景，想到他那圆木般粗壮的手臂和被包裹在闪亮华达呢军裤里的结实臀部。

希金斯先生是白人，战时日本的宣传机器不会提及黑人，除非是拿这点做文章，来抨击美国的种族主义，进一步贬低敌人。然而，一支多种族部队占领所带来的后果要比单纯的性能力对抗更让人忧虑。美军审查官曾截获一封日本女人的来信，信里提到一则谣言，说是“在横滨，多达两万名妇女和盟军士兵有暧昧关系。县政府也已注意到，在关西地区，将有13 000名混血儿降生。光是听说横滨有3 000日本妇女怀了黑鬼的孩子，就够让人不寒而栗的了”。[54]这里，真正让写信人愤怒的并不是不伦行为本身，甚至也不是卖淫，而是纯净的血统受到了玷污。

在德国也能感受到类似的情绪，特别是1945年临近战争结束前夕。那时禁止亲善的命令刚刚撤销，正好赶上许多德国青壮年男子逐渐从战俘营里获释回家。跟日本的情况如出一辙，年轻老兵对“勾搭”这个问题尤其敏感。有份在纽伦堡广为流传的小册子对“黑鬼的女人”（Negerweibern）进行了谴责：“脸上浓妆艳抹，穿得色彩斑斓，指甲涂得绯红，丝袜上还有个洞，鸟嘴里还叼着根又粗又大的切斯特菲尔德香烟，趾高气扬地挽着她们的黑人骑士四处转悠。”[55]另一个用来形容勾搭占领军的德国女孩的词叫“巧克力女人”（Schokoladeweibern），这个词一语双关，一来说明这些女孩对物质的贪欲，二来说明她们恬不知耻，居然对有色人种情有独钟。

正因如此，讲述占领期历史的日本和德国电影中，有相当一部分表现黑人美国兵糟蹋本国妇女，就肯定不是巧合了，因为似乎施暴者的种族会加重战败一方的耻辱感。一份德国宣传册如是警告：“我们现在郑重告诉你们，我们会剪掉你们的头发，黑名单已经准备好，等时机一到就动手。”[56]实际上，有些妇女在1945年就已领教过这种羞辱。在拜罗伊特（Bayreuth），有个女人还被烧死了。在维尔兹堡（Würzburg），有三人因组织名为“黑豹党”的恐怖团伙而被逮捕，他们威胁要剪掉“所有跟有色人种士兵出双入对的德国女孩”的头发。[57]一个二十来岁的前纳粹分子这样描述跟盟军来往的女人：“德国人的气节难道荡然无存了么？……我们可以战败投降，可以被人羞辱，但不能亲手玷污自己的荣誉！”[58]

无独有偶，正如高见顺所用的“耻辱”一词，德国人对荣誉的提及很能说明问题。女人的荣誉（遑论她们选择跟谁交往的权利）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男人的荣誉，他们才是真正觉得被羞辱了的人。当然，这点在所有传统上由男人主导的社会里都是如此，战后的局势颠覆了旧秩序，女人再也不受男人的控制和摆布，这也许才是她们罪孽深重之处。

分析怨恨情绪的一种办法是将其与盟军希望扼杀的反动政治观点联系起来看。即使这种观点并非源自他们的祖国，也至少出现在战败国国内。日后成为《生活》杂志编辑的美国陆军中尉朱利安·塞巴斯蒂安·巴赫（Julian Sebastian Bach）曾记录过占领德国期间的一些心得。他认为“德国人接受‘亲善’的程度好比一根温度计，反映出他们接受战败事实、克制民族自豪感和展望未来美好新生活的程度。显然，看到德国妇女和美国占领军混在一起就发怒的多半是‘未经改造’的德国人，而不是那些急切地想和我们合作的德国人”。[59]

在最初愤慨于女站务员自轻自贱的可耻之举后没几天，高见顺在日记中也表达了同巴赫类似的看法。这一回，还是在火车站，作家看见一个日本女人从火车车窗里探出上半身，跟她的美国兵男友说“拜拜”，其余日本乘客向她投来憎恶的目光，但她似乎熟视无睹。高见在这一幕里读出了一种别样的凄楚。他写道，在包括自己在内的旁观者看来，这个女孩“看着就像出身于‘特殊慰安机构’”。但这姑娘根本就不是妓女，而且她似乎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相反，她看起来“对能和美国兵这样大胆地表现爱意十分自豪”。高见因此预言，此情此景在日本会变得越来越稀松平常。此外，他还写道：“这其实是件好事……这样的场面多多益善。这对日本人会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因为届时，更加自然和唯美的社会关系就会来临。”[60]

高见富有人情味、甚至理性思考的看法固然让我吃惊不小，但同样的一番话，出自朱利安·巴赫这位美国占领军中尉之口，却又显得太天真，太以自我为中心了。这是因为，男男女女对巴结敌人的同胞的嫉妒和仇视，并不仅仅在未经改造的法西斯分子身上才有。毫无疑问，战败一方的耻辱感要强烈得多，但在获得解放的人们中间这种情绪也很普遍，即便是一开始把盟军官兵看作神圣的战胜者、向他们抛撒鲜花致意的人，也有脸上无光的时候。

战后的荷兰有首脍炙人口的歌谣，歌名叫《姑娘，管好你自己》，歌词是这么唱来着：

勇敢的小伙，骄傲的战士，

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他们为我们赢得了自由，

所以他们理应快活快活。

但不少“荷兰女孩”，

很快抛却了尊严，

就为了一包香烟，

以及一块巧克力……

许多向匈奴人点头哈腰的人，

已经付出了代价。

女孩，你对祖国荣誉的背叛，

丝毫不逊于前者……

没有荷兰小伙子愿意再看你一眼，

因为你让他们寒了心……

所有令人不齿的元素一应俱全：民族荣辱，道德败坏，物质贪欲，抛弃本国小伙。这里最具启发性的一点，是将跟德国占领者有一腿的女孩同傍上英国或美加两国军人的女孩做直接对比。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女性伤风败俗事大，情郎乃何国人事小。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同加拿大军人卿卿我我的荷兰女孩落得和“德国佬婊子”（Moffenhoeren）一样的下场，也被愤怒的暴民剪掉了头发。

无论是在获得解放的国家还是在战败国，有几件事加剧了异族占领引发的道德恐慌。占领军错误的政策对软化当地人的仇恨心理无济于事。盟军征用电影院、咖啡馆、舞厅和游泳池，供自己享用。这些设施对本地人是不开放的，但对傍上盟军士兵的当地女孩却又大开便利之门。这种区别对待自然会招致怨恨。在乌得勒支，一伙荷兰青年逮住一群姑娘，试图剃光她们的头发，原因是有人看到她们和加拿大士兵在一起。加拿大人摆出一副自卫的架势。接着，有人拔出了刀子，有人扔石块，枪声响了。这起事件里没人丧生，但伤者甚众。

盟军当局取缔有组织卖淫的规定也为性病肆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宣布战争结束后不久，身在德国的美国人中间曾流行这样一句话：“欧战胜利日（V-E）先来，性病（VD）紧随其后。”在德国的美占区，据说从胜利日直到1945年底，性病发病率激增了235%，也就是说，从每年每千名士兵里有75个性病患者上升至每年250人罹患性病。[61]尽管在火车站和红十字会俱乐部，常有人给美国大兵发放装有避孕套和高锰酸钾药丸的“胜利小包裹”（V-packets），但依然未能杜绝这种情况。在德占期，荷兰就已呈现畸高的性病发病率，而战争一结束，这一趋势又进一步加强。媒体散播耸人听闻的文章，说是有大约一万名妇女感染上了性病，自己却还浑然不知。在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恐慌。

在意大利南部，道德恐慌上升到了将性病的危险与民族耻辱相提并论的高度，而这种恐慌，在库尔乔·马拉帕尔泰（Curzio Malaparte）的名作《皮肤》一书里得到了一种典型的夸张化表述。马拉帕尔泰对自己信口雌黄之处倒也从不否认，他对法西斯主义者的同情也不止是表面功夫。不过，他在表达大众情绪上很有一套，虽然有时为了达到效果会杜撰一些无中生有的细节。在他的书里，盟军入侵被比作一场瘟疫，感染后，“四肢看上去依旧完好无恙”，但“灵魂已经腐败溃烂”。马拉帕尔泰解释道，在德国占领期间，“只有妓女”才跟占领军睡觉。但如今，美国人和英国人掌权后，“由于这种可憎的瘟疫，首先遭到腐化的是女人的荣誉和尊严感”，耻辱已经感染了每一户意大利家庭。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害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自轻自贱成了一种值得歌颂的行为，甚至可以证明一个人爱国与否。所有男男女女不仅不脸红害臊，反而对他们自己和全世界的自甘堕落感到分外光荣”。[62]

这当中恐怕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是除开作者，也许还有不少人抱有同感。跟外国军人上床无异于出卖肉体。如果是出于自愿，那就更糟了。

驻扎法国的美国大兵看了部名叫《良家女孩也会得性病》的纪录片。不管她们身在阿姆斯特丹还是东京，被占领城市的女性经历的诸多耻辱之一就是时不时被人随机拦下，检查是否患有性病。毋庸置疑，战后的乱局中，医疗机构数量不足，卫生状况堪忧，青年男女缺乏经验，这些因素加剧了医疗问题，这一点，在保守、禁欲的社会里也时有提及。但有些紧张过头的马拉帕尔泰，却一语切中了要害：出于一系列原因，女人的行为太过随心所欲。

并非所有人都对此嗤之以鼻，一些思想进步的人，比如荷兰妇科医生、性问题改革家维姆·施托姆（Wim Storm）就认为亲善政策存在有利的一面：其为女性解放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也标志着一些过时观念可算寿终正寝了——譬如男性拥有特权和妻子应顺从丈夫。女人在加拿大人的“卡其布臂弯”中寻欢作乐，“接触了一门崭新的语言，学跳吉特巴舞，学会如何去爱，”这么说吧，“所有这些女人都清楚她们想要什么。”说她们是为了一块巧克力或几根香烟就出卖自己“是一种很过分的侮辱”。[63]解决性病蔓延的最好办法是向女性发放更多避孕套，并且在年轻人当中普及性教育。

但是诸如施托姆这种人只是少数，他们的看法不会为人所认可，至少暂时不会。在一片道德恐慌的氛围中，那些呼吁重整伦理纲常、在传统道德基础上重建社会的声音要强大得多。在荷兰是如此，以至于连《荷兰国家日报》（Het Parool）这样一份隶属于自由派、由反纳粹抵抗运动创立的报纸，也解雇了旗下一名编辑，理由是他发表了一篇赞同向妇女分发避孕药的文章。该报对此的解释是：“本报将教育吾国人民追求更高的道德准则视为我们应尽的义务……从而会反对各种形式的放任自流。”[64]同样的论调也出现在法国。戴高乐将军的临时政府十分担心战时沦陷和后来的光复会削弱公共道德，对“法兰西民族”的繁衍生息构成致命威胁。[65]在获得解放的法国，禁止堕胎和通奸的法律跟维希政权时期一样严厉，有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针对一些人认为的道德崩溃，采取清教徒式对策的绝不只有宗教保守派或者政治右派。在法国，一大批效力抵抗组织的男男女女出于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或理想主义，都加入了共产党。战时的局势让常规道德法则出现了松动。但在战后，法国共产党在党魁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的带领下，迅速终结了这种状态。忠于党、保持稳定的家庭生活成了党员热情践行的信条。由战争和同外国军队亲善而引发的“堕落行径”备受谴责。无独有偶，在东德，共产党人在他们苏联主子的卵翼下，强化了对本地区的控制权。与政治压制一同到来的还有一种道德新秩序。共青团书记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千方百计想说服女青年不要再沉溺于轻浮的摇摆乐和性爱之欢中，希望能赢得她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支持。但他感到努力受挫了，其中的根源在他看来十分清楚：“我们必须打压她们对享乐的偏好（Drang nach Lebenesfreude）。”

绰号“昂尼”的埃里希·昂纳克对享乐生活其实并不陌生，他跟比自己小得多的女性有过几段风流韵事，所以没必要瞎操这份闲心。人们欢腾的状态不会维持多久。到了1945年末，收复河山带来的快意已经开始渐渐退去。外国军人一波波地回国，每批人数都在增加。德国和日本仍会保留大型军事基地，英国和意大利的规模则相对较小。道德恐慌为制定保守对策奠定了基础。在历经多年的危险、混乱和剥夺后，人们对女性掌握性爱自由的担心以及对资产阶级稳定状态的共同向往，不久便会在光复和战败的国家恢复一种更为传统的秩序。到了1950年代，1945年的夏天仿佛已是一段遥远的记忆。性解放还得再等个二十年，那时节育药得以问世，相伴而来的还有第二波盎格鲁——撒克逊式享乐主义。披头士乐队和滚石乐队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是格伦·米勒和本尼·古德曼做梦都想不到的。

即便这样，战后的无序状态尽管短暂，但也不是一点积极效果都没有。伯努瓦特·格鲁重塑自由的愿望并非建立在彻头彻尾的幻想之上。早在法国光复前，法国女性便在1944年3月被临时政府赋予了投票权——这种权利源于男人的匮乏，前提是老婆可以代表缺席的丈夫发表意见。1945年，意大利女性也获得了这一权利，一年后轮到了日本女性，1946年，好运又降临到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女性头上，到了1948年，比利时女性也喜获特权。不管有些人多么渴望回到过去，世界再也不可能退回到昔日状态了。

[1]作者注：事实上，这次行动在筹划阶段的代号叫“派对”，阿纳姆战役中最著名的将领之一的约翰·弗罗斯特上校甚至想把高尔夫球杆运到荷兰。

[2]莱昂内尔·汉普顿，美国爵士音乐家，演奏电颤琴。

[3]艾迪·斯通，美国爵士音乐家，演奏吉他和键盘。

[4]即法语中的歌曲。

[5]Oh! Là là! 是法语里常用的一句口语，表达无奈感慨之意。

[6]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1929——1945），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的犹太女孩，二战犹太人大屠杀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死时年仅15岁。安妮用13岁生日礼物日记本记录下了从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的亲身经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著名见证。安妮一家被捕后，日记被梅普·吉斯发现并保存下来，1952年以《安妮日记》为题出版，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图书之一。

[7]拉比，犹太教牧师。

第二章 饥饿

如果说5月到来的加拿大军队被一些荷兰人视为救世主的话，那么荷兰光复还留下另一种同样让人意气风发、难以磨灭的印象——“吗哪行动”（Operation Manna）。几十年过后，说起1945年5月由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军轰炸机空投、再由红十字会分发的“瑞典白面包”时，荷兰人依旧会留下感激的泪水。孩提时代的我曾经幻想过那个奇妙的情景，想象大块大块的白面包像雨点一样从天而降。实际上，当人们站在红瓦屋顶上兴高采烈地挥舞厨房抹布时，超低空飞行掠过他们头顶的兰开斯特轰炸机和B-17s型轰炸机投下的不仅仅是一袋袋面粉，此外还有一个个柳条箱，里面装满了巧克力、人造奶油、腌牛肉、鸡蛋粉、香烟、咖啡和口香糖。英国人给这次行动起名叫“吗哪行动”[1]，美国人叫“贪食行动”（Operation Chow Hound）。

对于英美两国的轰炸机飞行员而言，在荷兰空投食物是一项令人欢迎的差事。一名英国飞行员写下这样一张字条，藏在巧克力罐头和一袋装面粉中间：

致荷兰人民，

别担心跟德国的战争，就快要结束了。空投食品和我们平时执行的轰炸任务不一样。我们会一直带来新的食品供给。你们要振作起来，祝好。

一名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1]

荷兰人对此感激涕零，许多人已经饥肠辘辘。5月，光复后不久，《纽约时报》提起鹿特丹的一所“饥饿医院”，那里“憔悴的病人”每天“进食6份清淡的病号饭”。据报道称，30来岁的男男女女，“看着像60岁，他们眼眶凹陷，皮肤长出黄疸，四肢严重浮肿，显示出获救之前经历的苦难之重”。与此同时，鹿特丹却还有餐馆开门营业，向“衣着品位良好的客人”提供“精美的大餐和种类繁多的饮品”。愤慨的荷兰人“得知还存在截然相反的一面时，迅速斥之为‘黑市’”。[2]

这种局面在欧洲大陆比比皆是，而且许多地方的情况要比鹿特丹恶劣得多。在苏联的部分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饥饿。但荷兰的饥荒有其特殊之处：荷兰是唯一一个遭受饥荒的西欧国家，而且是作为一种有意为之的集体惩罚。斯拉夫人也经历过这种惩罚，但其他西欧人并没有领教过挨饿的滋味。

1944年9月，为了协助蒙哥马利从阿纳姆挥师东进、横跨莱茵河的行动，荷兰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结果行动惨遭滑铁卢。作为报复，德国人切断了向依旧处于占领下的荷兰西部的食物供给。不仅如此，他们还拉了电闸，淹没良田，禁止荷兰人乘火车。祸不单行，1944年和1945年的“饥饿冬天”格外寒冷。有18000人死于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引起的各种疾病。侥幸活下来的人通过燃烧家具来取暖，靠吃宠物（如果还能找得到的话）过活。他们也吃死马，马匹在街上一倒下肉就被分抢一光；他们还吸食从带刺荨麻和煎炒过的郁金香花苞里提取的汁液。

饥荒的问题在于，食物太多或者种类不对，一样可以要了人的命。即使是友好的加拿大士兵递过来的饼干，吃下去的结果也可能是灾难性的。饼干可诱发极度口渴，只能靠大碗大碗地喝凉水来解渴。而大量饮水会导致没有消化的饼干在胃内膨胀，最终撑破胃壁。受害者很快就会死亡。

放眼世界各个角落，不论是在光复的国家还是在战败国，因为所有公共服务一概陷入停滞，经济不再运转，几乎各地都是饿殍遍野。除荷兰外，还有其他地方也不得不依赖空投食品。野坂昭如在《美国羊栖菜》里写到的那个日本少年，曾目睹美国轰炸机投下一个带降落伞的钢桶。一开始，日本村民以为这又是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他们听说过广岛的事，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就吊在降落伞下。然而，这个钢桶并没有爆炸，于是乎，人们的饥饿和好奇心便胜过了恐惧。村民撬开桶盖，发现了许多装食品的包裹。他们猜这些原本是要空投给附近一所战俘营里的俘虏的，但是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很难再对陌生人发善心。包裹里有面包、巧克力、口香糖。小孩们连着几天把口香糖嚼了又嚼，淡而无味、硬邦邦的一团团胶泥在他们之间“口口相传”。另外还有一个包裹，里面包着棕褐色的东西，村民以为这肯定是紫菜，也就是日语里的“羊栖菜”。这在日本可是一道很受欢迎的美味佳肴。但这玩意吃起来味道极差，哪怕用沸水煮过还是很难吃，而且很硬，不易吸收，村民们十分好奇美国人的胃居然消化得了这样的东西。尽管这些被当成“美国紫菜”的东西其实是难以下咽的红茶茶叶，日本人还是把整袋东西吃了个底朝天。

在饱受饥饿的一年里，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在集中营内。日本设在东南亚的集中营里饥馑状况令人发指，但跟大多数德国集中营比，则显得小巫见大巫。德国人把那里的奴工和“死亡行军”（death marches）幸存者撂在一旁，任其自身自灭。据大部分当时记载来看，最肮脏不堪的当属贝尔森集中营，建造初衷是为了“交换犹太人”——用那些地位显赫的犹太人来换取德国战俘的自由，但实际上这样的交换鲜有发生。后来，集中营里还来了政治犯和刑事犯。1944年末，贝尔森成了一个垃圾倾倒场，负责收容从苏联红军解放地区死亡营里迁来的犹太幸存者。其中就有安妮·弗兰克，她在离集中营解放不到一个月前死于伤寒。贝尔森从一开始就人满为患，到了1945年初更是变得极度拥挤，囚犯几乎是叠罗汉似的睡在彼此身上，他们缺乏清洁卫生设备，到最后连吃的和喝的都没了。有些饿极了的人尚有一丝体力，竟然分食起堆在营房外的尸体来。只有党卫队看守能吃饱肚子，集中营的长官约瑟夫·克拉默（Josef Kramer）还派人养猪，专供他个人享用。

由于英国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唯一能提供给这些饥民的只有军粮：火腿、培根、烘豆、香肠、牛排和腰子派。但囚犯们萎缩的肠胃哪能再吸收得了这种食物，所以食物几乎是穿肠而过而未作停留。即使如此，许多人还是不顾一切地狼吞虎咽。最后死了2000人。

英国人仅有一次见识过如此大规模的饥荒，那是在1943年的孟加拉。水灾的爆发致使作物歉收，政府官员又无能，腐败横行，战时秩序混乱，官方的麻木不仁令人震惊。在这些因素的统一作用下，共有300万人丧生。鉴于此，英国军医借助不久前的研究成果，使用了一种名为“孟加拉饥荒大杂烩”的药方。具体成分是加了糖、奶粉、面粉和水的粥，味道甜得发腻。除此以外，他们还试验了滴鼻液和注射氨基酸的办法。在贝尔森，“孟加拉饥荒大杂烩”是给那些还能吞咽的人吃的，氨基酸、滴鼻液留给那些没法进食的人。这两种办法都失败了。“大杂烩”太甜，囚犯们吃不下去。而药物注射和滴鼻液这两种办法最后也只能作罢，因为死亡营的幸存者对任何看似医学实验的做法都充满了恐惧。他们确信自己死期将至，嘴里念叨着集中营里的德语：“我不要火葬。”[3]

许多人最后活了下来，这既得益于英国军医和医学生的不懈努力，也不能忘了那些本身就是医生的集中营幸存者。通过一次次的试错，他们找到了食物和水的合理配比，让奄奄一息的囚犯恢复体力。集中营里幸免于难的医生中有一位名叫哈达萨·宾科（Hadassah Bimko）的波兰牙医。还在贝尔森的时候，她嫁给了别名“约西勒”的约瑟夫·罗森萨夫特（Josef “Yossele” Rosensaft）。他是波兰犹太人，十分顽强，曾经数度被送往奥斯维辛，却都设法中途逃脱，他后来成为贝尔森集中营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我们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还会谈到他。夫妻俩的儿子梅纳赫姆（Menachem）[2]就出生在贝尔森。

* * * * *

对比荷兰、意大利、南斯拉夫或德国的生活，英国人的日子过得可是舒坦多了，但也远不到殷实的程度。事实上，到了1945年5月，战时食物配给还一度减量：家家户户分到的烹调油少了，培根也少了。到了1946年，甚至连面包都搞起了配给制。许多人依旧睡在伦敦地铁的隧道里，而且就算战后一年里，供暖也是时有时无的，以至于1946年和1947年之交的那个严冬盛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跟欣维尔一块哆嗦，跟斯特雷奇一块挨饿”。伊曼纽尔·欣维尔（Emanuel Shinwell）时任英国的燃料和能源大臣，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则是粮食大臣。

美国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曾在1945年夏天造访伦敦。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他在伦敦的霍本区散步，走着走着，他闻到了一股恶臭。转过身，他看到了“一个小型市场，一面打开窗户的窗台上摊着一排排死乌鸦。很明显，这家店只卖这个”。[4]

到了12月，一艘载有香蕉和橙子（还混着四个一靠岸便跳进水里的牙买加偷渡客）的轮船抵达布里斯托（Bristol），受到了以该市市长为首的官方委员会的热烈欢迎。这还是战争开始后英国人第一次见到香蕉。

伦敦在庆祝胜利几个月后依然显得很压抑，不单单是因为缺少像样的食物。埃德蒙·威尔逊用他自己的话总结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普遍情绪：“战争一结束，一切突然显得那么空虚、病态和没有意义！我们一蹶不振，生活穷困潦倒，灰头土脸，而在众志成城抵抗外敌时，却可以全然忘记这些困难。我们所有的努力最终只收获了破坏，却无力在废墟上建起我们赖以为生的东西。”[5]

法国人的心态更加消沉和低落。供应部长保罗·拉马迪埃（Paul Ramadier）被人戏称为“拉马丹”（Ramadan），即穆斯林禁食的斋月；每天那点少得可怜的食品供给则叫“拉马迪厄特”（Ramadiète）。[6]法国农民拒绝以固定价格出售粮食，因为他们依靠无处不在的黑市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要是没有黑市，大部分法国人根本不可能有好日子过。诗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当时身在德国，受命为英国政府撰写一篇关于文化生态的报告，他曾前往法国休了几个月的假。对比英法两国国民的精神状态，他察觉到一种重要的反差。在英国，人们不需要求助于黑市就能吃饱穿暖。但在法国，斯彭德不用走进穷人的生活，就能不时碰到类似巴黎大学教授那样的人，“他的西装差不多大了两号”，而且还要“面带苦笑地解释自己已经两个月没去黑市了，一直就是这么过的”。[7]

但法国至少大体上做到了“国破山河在”：历史名城、教堂和大教堂都完好无损。在刚目睹了德国满目疮痍的斯彭德看来，这只会让一切显得更加阴沉。法国，他写道，是一堆“看不见的废墟”。跟德国一样，法国必须“推倒重建”，但“尽管社会上弥漫着这种情绪，高墙依旧岿然不倒，咖啡馆依旧门庭若市（虽然没有咖啡供应），而且黑市永远存在”。[8]

由于法国经济被德国人全方位榨干了，黑市在法国的存在已经有些年头。光复后主要的问题并不只是食物紧缺，而是将食物从乡村运往饥肠辘辘的城市变得很困难。运载卡车和汽油十分紧俏。因此掌握这些重要交通资源的人就能迅速致富。瞅准了这个机会，一些很能钻营的美国兵——他们中有些在老家还有犯罪记录——开小差做了逃兵，在巴黎组织起黑帮。他们计划盗取军用卡车，然后伪造文书，或贿赂看守油库的门卫，以取得燃油。这些油接着被倒卖给法国黑帮。美国“倒爷”从中发了一笔横财，但很多人因为太过招摇，花钱无度，结果东窗事发被抓。一旦往美国国内汇款，他们的行迹就会败露，于是这些人选择在巴黎花天酒地，他们挥金如土的阔绰劲儿引起了官方的警觉。想在欧洲大陆像王公贵戚一样逍遥自在，就得干在合法和不合法之间打擦边球的勾当。也只有在这样的世界里，在黑市餐馆和夜总会里，香槟和美酒依旧流淌，各种珍馔应有尽有。

埃德蒙·威尔逊在伦敦搭乘了飞往罗马的航班，在他看来，罗马这座城市“比过去更加脏乱和腐败”。[9]一次，他和来自美国的朋友在一家黑市饭店吃饭，一干人围坐在露天餐桌旁。一开始，威尔逊的心思全在享用美食和同朋友交谈上，没注意周围有什么异常，不知何时，他身后已聚起了一群人，“伸手从我们的盘子里拿东西”。接着，负责看场子的人出现了，他把一名老妪打翻在地，人群往后缩，其中多半是妇女和小孩。“有些人知难而退，但剩下的站着没走，隔得老远，眼巴巴地望着我们这些食客。”[10]

跟巴黎差不多，罗马大体上没有经受战火的摧残，但诸如帕勒莫和那不勒斯这些城市则毁坏严重。米兰也在经历了盟军轰炸和内战后伤痕累累。5月，在造访米兰的威尔逊看来，这座城市“俨然地狱的一角。有些破烂不堪的绿皮电车依旧在运行，部分居民还是照常过日子，但整个城市都像是经过震撼后陷入了停摆。那些面无血色、营养不良的人们，身上随随便便套了块旧布遮盖皮肤，他们看起来像是被禁锢在……一种永恒的负担之中”。[11]

匈牙利小说家马劳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亲历了布达佩斯的解放过程。这座受到战火严重戕害的城市在1945年2月苏联红军解放前被围困了两个多月，随之而来的是恶性通货膨胀。一美元或一块金子的价值隔夜就能涨至几十亿。农民“知道他们的好日子来了”，“靠在布达佩斯的市场上用一头注水猪换一台钢琴或拿破仑金币”发了横财；而“知识分子、工人和公务员则一天天地等待转机，越来越苍白，越来越饥饿，越来越绝望……”马劳伊回忆道，在物价飞涨的日子里，“多数布达佩斯的居民都变得骨瘦如柴，就好像解剖学教科书里那些人体骨架素描一样，一点肉和脂肪都没有”。[12]

然而，对比柏林和大多数德国城市，布达佩斯的情况就算是好的。因为在柏林、法兰克福、汉堡、不来梅、德累斯顿，以及规模更小的市镇——比如1945年仿佛事后才被人想起并加以摧毁的维尔兹堡（Würzburg）和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所剩下的只有余烟未尽的碎瓦颓垣，其间还散发着死亡的恶臭。战后最初几个月里，这些地方静得出奇，这让初来乍到的参观者吃惊不小。

站在柏林市中心，左右手边分别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最时髦的咖啡馆——罗马咖啡馆——和已是尺椽片瓦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剧作家卡尔·楚克迈尔回忆起这里在战前的样子：路上车水马龙，汽车喇叭声不断，人们叽叽喳喳地聊天，购物，喝酒吃饭。如今，他感到自己仿佛独自一人置身于一片寂静的废墟中。这时他听到身旁一阵轻微响动，只见一个瘦弱的小男孩，脚上穿着木拖鞋，正拖着一辆小手推车穿过遍布残骸的卵石路。风轻柔地吹过眼前这片破败景象，楚克迈尔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然而，他写道：“与此同时，在德国上下还存在着一种持久的感官刺激，就像一个巨大的蚁丘，在不停地爬动，抓挠，触弄人的神经……来来去去的脚步从不停歇，徘徊，行走，穿越；这是几百万只鞋子摩擦地面的声音。这就是‘黑市’……在这个世界里，游走着无家可归者、难民、流民，还有凶神恶煞般的青年。”[13]

这里还有一段文字，出自斯蒂芬·斯彭德之手，描述的是另一座已是华屋秋墟的德国城市科隆：“这座城市的毁坏反映在居民内心的颓废上。他们活着，却无法变作覆盖城市创伤的疮疤，反而成为噬咬死尸的寄生虫，在断瓦残垣间挖掘藏在下面的食物，在靠近大教堂的黑市上做着买卖——这是一种毁灭、而非创造的营生。”[14]

如果说科隆或柏林够凄惨了的话，那么东京或大阪——遑论广岛——的情况恐怕更糟。这还没算上马尼拉、华沙、斯大林格勒和其他在轴心国铁蹄下荡为寒烟的城市。英国的正统派犹太教首席拉比所罗门·舒恩菲尔德博士（Dr. Solomon Schonfeld）当年12月造访华沙，他告诉记者：昔日整个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几乎是一片覆盖着残砖碎瓦的巨大荒地。街道还保留着犹太人被尽数灭绝那一天的原貌，一望无垠的砖块和人骨下，躺着几千具尸体，我还捡了几块骨头”。[15]

摧毁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是一项大规模罪行的一部分。轰炸日本城市的动机则不同，但造成的破坏性结果却差不多。日本人的房子大多用木材搭建，地毯式的轰炸和之后迅速蔓延的熊熊大火几乎把一切都烧了个精光，只剩下公共澡堂的几根石头烟囱还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焦土之上，景象颇为惨烈。跟德国一样，日本国内也是沉默处之。在寄给日后成为日本文学研究巨擘的唐纳德·金（Donald Keene）的一封信里，美国海军中尉谢伍德·莫兰（Sherwood R. Moran）如是写道：“东京是我第一个亲眼目睹的战争受难者，这座雍容华贵的城市如今毁于一旦，但最让我震撼的还是这里的死寂：没有汽车喇叭声，没有人的叫喊声，没有金属碰撞声——所有城里人既憎恨却又期待听到的声音，这里一概没有。依我看，对于东京和全日本，灾难已经是过去式了，但所有人依旧在死一般的静默中凝视着。”[16]

在战败国，饥荒和疫病肆虐的可能性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城市已经爆发了斑疹伤寒、普通伤寒、肺结核等传染病。在日本，1945年有2万多人死于痢疾，到了1948年，有将近70万人感染上了斑疹伤寒、普通伤寒、肺结核、霍乱和脊髓灰质炎。[17]在乡村地区生活略好，那里还能找到吃的。但日本城市比起德国来恐怕境遇要差很多。愿意工作的德国人都领到了食物配给证，《扬基人》（Yank）这份美军军刊曾刊登过一篇发自柏林的报道，文中描述了一名养育6个孩子的体力劳动者一家一天的伙食标准：早餐，每人一杯茶，一片黑面包；晚餐是用一个洋葱、一个土豆、半品脱牛奶再加一丁点儿花椰菜煮成的土豆汤。这点量肯定不够吃，但足以让人活命。

日本人在战争结束前很久就已经开始饿肚子了。政府当局指导国民如何用橡子、谷皮、锯屑（用来做煎饼）、蜗牛、蚱蜢和老鼠做菜。等到战败后大批军人返乡时，本来就很困顿的局面演变成一场危机。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只能住在火车站的地下过道里，狭长、迷宫般曲折的地道宛如维多利亚时期伦敦的贫民窟。在这个狄更斯式的世界里，父母双亡的孤儿靠捡拾烟蒂换取吃的东西，除此之外要么当扒手，要么出卖他们营养不良的肉身。东京的上野车站作为城市无家可归者的老巢，尤其恶名远扬。成群结队的饥饿儿童被人叫做“呷铃小孩”（charinko），在日语里，charin是模仿硬币丁零当啷的象声词。[18]照片中这些穿着粗布乱服、吸着烟屁股的顽强的小家伙看着像未驯化的动物，而不像是人。这与一个英国兵对在破败的德国地下通道或火车站里的流浪汉的描写不谋而合：“他们浑身上下没一块干净的地方，黑不溜秋的，人在哪儿你都看不清。”一见到外国兵，他们就作鸟兽散，再出来时手里拿着石块或铁棒。“他们的牙齿很黑，有些都断了。”身上唯一一块干净的地方是“他们的眼白”，而那种眼神就像生了病的豹子幼崽，“唯一的敌人就是人类”。[19]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我们还应该铭记家园毁于战火、几万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在蒋介石委员长统率的国统区，美国军人吃惊地发现竟然有小毛孩溜进他们的军营，从垃圾箱里翻找食物。一名美军中士回忆道：“牵着年幼女儿的母亲们来到我军的岗哨前，提出想把小女孩送给我们，换点糖果和香烟。”[20]与此同时，有中国人会钻到军队厕所下方，透过地板上的裂缝淘粪，然后把粪便兜售给农民当肥料。

战后人类经历的苦难程度是如此深重，以至于几乎没必要在不同国家之间作对比。德国不仅要安顿本国国民和返乡士兵，还要应对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远道而来的1000多万讲德语的日耳曼族难民，他们被驱逐出土生土长的家园，这种排德潮还得到了同盟国政府的官方批准。许多难民死在了前往德国这个他们从未谋面的国家的路上，有些还是被人杀害的。几乎所有人都变得一贫如洗。这股庞大的难民潮大大增加了四处游荡、寻找食物和栖身之所的流民的数量。

1945年可怕的粮食歉收，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和德国的粮食危机。农业生产遭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牲畜减少，农田被毁，农具变成废铁，劳动力稀缺，再加上冬季的严寒，可谓雪上加霜。在德国东部，大量的农业机械要么毁于战火，要么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被洗劫一空。战时顶替德国人劳作的外国雇农在战后纷纷离开。日本帝国曾依赖其治下的亚洲各地提供粮食，如今则被切断了供应。

10月，日本财政大臣告诉美国记者，如果不能马上进口食品，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将有1000万日本人饿死。在德国，人们也作出了同样灾难性的预计。下萨克森州的一名社会民主党行政官表示：“如果昔日的敌人不提供援助，很难说德国人何时会饿肚子。”[21]英国议会对德国即将崩溃的报告进行了讨论。联合国救灾署官员阿瑟·萨尔特（Arthur Salter）提出严正警告：“如果我们现在的担心成为现实，即数以百万计的人将在今冬饥寒交迫，这种局面将不会是资源破坏和全世界物质短缺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下院议员被提请重视这一“人类迄今为止所面临的最大灾难”。[22]

这种观点后来被证明言过其实。一些在德国旅行的人发现，那里的状况，特别是西占区，并不比许多其他西欧国家来得差，事实上，比起东部地区还要好些。不过即使能依靠从被占领国家掠夺来的余粮储备度日，德国人的生活的确处境维艰。柏林尤其窘迫，但从德国各地传来的信息来看，其他地方情势一样不容乐观。一位美国记者在汉堡附近目睹了以下场景：“一天晚上，一名穿着西装的德国老者在一片遍布沼泽的洼地上用拐杖打死了一只鸭子。关于食物短缺还有很多段子，但这则故事可谓高度概括。”[23]

所有这一切当然都让人生起恻隐之心，但一想到纳粹德国曾经的受害者还在类似贝尔森集中营这样的地方挨饿，想到在日军战俘营里的囚犯饱受煎熬，想到上百万的难民和流离人员需要被遣返回乡，想到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自己都只能靠少得可怜的食品供给果腹，而菲律宾人、中国人、印尼人分到的只会更少，最后再想到对德国陆军和党卫队全面饥饿政策记忆犹新的苏联人，公众对日本人和德国人的同情心只能是十分有限的。因此，要说服美国议员，特别是那些倾向采取孤立政策的共和党人出钱赞助国际救灾机构，比如UNRRA（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遭受德国和日本侵略的受害者伸出援手，就成了一件相当困难的事。花更多纳税人的钱，或按照一些人的建议，削减英国人自己的配给，去供养昔日的敌人，这样的政策自然更是难以推行。

但是总得做点什么，哪怕不是出于道德理由，而是实际考虑。德国和日本的全盘崩溃将使盟国政府肩负难以承受的压力，并使任何有序的——遑论民主的——战后秩序重建工作化为泡影。英国亲工党的《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在士兵当中拥有大量读者，该报用简明扼要的标题表明了其对提供援助的看法——“喂饱野蛮人？”报纸清楚地指出，根本没必要对德国人甚至是那些被赶出家园的日耳曼难民报以同情。不，“并不是什么同情心理作祟，催使我们强调有必要对当下局势做出反应”。问题在于，“如果任由欧洲在泥潭里越陷越深，就要花更长的时间让其重见天日——导致占领也得持续下去”。[24]

关于援助还有其他考量，这种考量对美国议员更具说服力。即使UNRRA的国际主义理想有同情共产主义之嫌，美苏之间愈演愈烈的对抗迫使美国必须采取行动，而UNRRA在这方面是不可或缺的。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议员丹尼尔·弗拉德（Daniel J. Flood）向同僚呼吁：“饥馑、荒芜、疾病会酝酿动乱，催生共产主义的幽灵。饥民是反上帝学说的肥沃土壤，他们很容易被那些企图将全能国家等同于上帝的人蛊惑。”[25]

于是，盟国采取了行动。在德国的英占区，自11月下旬起，英国将军杰拉德·坦普勒爵士（Sir Gerald Templer）开始主推“大麦粒行动”（Operation Barleycorn）。他下令释放约80万名德国战俘，让他们在农场干活，抢救仅剩的一点收成。为了向德国出口更多食物，英国国民被迫进一步勒紧裤腰带；这就是1946年搞面包配给制的原因。同样，遵照1944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西北欧俘虏之战俘处置问题”的一纸手令，美国人开始向德国人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援，以“防止疾病与动乱”。这一政策的初衷在于保障德国人的最低生活标准。至于到底有多低则没有定论。崇尚“强硬和平论”的政客希望制裁德国，解散工业，让其国民只能过上基本温饱的生活。这一强硬方针的主要倡导人是亨利·摩根韬（Henry Morgnthau），罗斯福时期的财政部长。他计划把德国改造成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国家，让其失去再次发动战争的能力。同样，日本的盟军司令部也收到了类似的严苛指令。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条命令严令麦克阿瑟将军限制向日本人发放救灾物资，“只需达到避免出现危及占领军或阻碍军事行动的大面积疾病和动乱的程度即可。诸如此类的进口品只能限于最少量的食品……燃料、医疗卫生用品……”[26]

值得德国人和日本人庆幸的是，这些惩罚性指令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被人为弱化了。因为那些真正负责管理被占领国的长官对这些措施的危害性心知肚明。美国高级专员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将军的财政顾问，就曾将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76号令斥为“经济白痴”的杰作。克莱将军没有摧毁德国的工业经济，从而避免引发更为深刻的骚乱。在得到华盛顿强力人物——譬如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的支持后，他很快放开手脚帮助德国人重建经济。比起财长摩根韬，史汀生更能体会德国人的疾苦，他怀疑后者正“因为自己犹太人的怨念变得心胸狭隘”[27]——史汀生的看法虽然让人不悦，但却同英美政府不少高层人士不谋而合。指望这些大人物会顾及犹太人的感受是不着边际的想法。他们真正担心的是德国人一怒之下会转投共产主义，或者孕育复仇思想。麦克阿瑟将军并不打算帮助日本人将工业水平恢复如初，但他同史汀生和克莱的想法一致，认为“饥饿……能轻而易举地让一个民族臣服于任何一种能带来食物、维系生命的意识形态”。[28]

德国大部分农业都集中在东部，此外还有几大工业基地（比如莱比锡、德累斯顿、开姆尼茨），但东德的苏联统治当局并未出力重建德国的经济基础。相反，硕果仅存的一些工厂和其他资产被苏联人哄抢一空。机械设备、火车、电车、卡车都被装上载重列车运往东方。银行金库里的金子和债券被抢了个精光，研究所的档案也一点没剩，众多艺术珍品被当作战利品没收充公。刚刚从纳粹监狱获释和从莫斯科流亡归来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他们“兄弟同志般的”俄国主子强取豪夺。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满洲，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东北。自1930年代初，日本人在当地扶植了“满洲国”这一伪政权，并借此建立殖民统治。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的工业重镇。苏联在美国的敦促下，于8月8日，也就是战争临近结束前不久才对日宣战。

8月9日，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三天，苏联举兵南下攻打伪满洲国。日本人靠残酷镇压当地人后建造起来的重工机械厂、现代铁路、采矿设备，均被苏联人以风卷残云之势分抢得干干净净，所抢物资悉数运回苏联。工厂被整间整间地拆卸分解，化整为零，运上一列列早就准备就绪的火车。发展到最后，苏联人连火车也偷，甚至连铁路的枕木也没放过，全部运了回去。还没等中国人有机会夺回东北，就出了这种事情。不管是中共，还是蒋的国民党，根本无力制止如此肆无忌惮、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而且，如果苏联人有机会入侵日本北方的话，必然会在那里重演这出掠夺资产的戏码，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决意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的一大原因。

苏占区的德国人，包括共产党人，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因为他们的国民经济正在遭受苏联人的大肆劫掠，但除了养活自己外，他们还要供养苏联占领军。有许多例子表明，德国工人本来已经用残留机械的零部件把被洗劫过的工厂重新拼凑起来，结果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厂子又被人大卸八块，工人抗议的话还会遭到殴打。这些待遇使得德国工人很难对共产主义事业产生同情。当时一首脍炙人口的小曲这样唱道：

欢迎欢迎，解放者！

你们拿走了我们的鸡蛋、肉、黄油、牲口和饲料，

还顺走了手表、戒指和其他物件。

你们把我们从汽车到机器的所有一切中解放出来，

带着火车皮和铁路设备满载而归。

你们把我们从这一切没用的劳什子中解救出来！

我们兴奋得痛哭流涕，感激涕零。

你们对我们真是太好了。

过去的日子太苦，现在无比幸福。

你们真是善良的大好人啊！[29]

话说回来，苏占区里许诺发放给德国人、让他们得以活命的食品配给并不比盟军占领区的份额低：每个在职人士每天差不多可以分到1500卡路里；广泛的共识是，一个成年人要想保持健康，一天最少需摄入1200卡路里。实际上，1945年时，大多数城市居民能分配到一半热量的食品就已经算得上走运了。即使面包充足，新鲜食品还是寥寥无几。是军粮，让德国人和日本人在战后第一年里避免了灭顶之灾。秋天一到，驻日盟军的人数从60万减至20万，大量军用食品，比如腌牛肉和豆子，被转交由日本政府分发给国民。多数日本人都吃不惯这种食物。有些出身上流社会的日本名媛抱怨吃了豆子后，肚子里会胀气，很是丢脸。有人向宾客发牢骚：“新的配给食品吃了让人斯文扫地。”[30]但不吃，他们又会挨饿。1946年夏，东京市民从本国渠道依旧只能获得150卡路里的热量。[31]

然而，即使有了盟军提供的给养，大部分欧洲人和日本人还是得依靠庞大的犯罪网络——也就是黑市——来维持生计。在许多地方，货币交易已经被以物换物的形式所取代，香烟成了主要的硬通货。对于占领军而言，这种机会难以抵挡。在荷兰，加拿大产的香烟，特别是“甜心下士”牌香烟，在黑市的卖价最高。黑市商人以每根1荷兰盾的价格收购该烟，再以5荷兰盾的价格转手。一个加拿大军人可以让人从老家寄1000根香烟来，邮费只要区区3美元，然后就能赚取差不多1000荷兰盾的利润。[32]

而且用香烟几乎什么都能买到：精美的古董手表、看戏用的小型望远镜、钻戒、莱卡照相机，以及人们愿意拿出来交换燃料和食物的那些物件。用香烟还能买到一些必备品。5月，德国作家埃里希·卡斯特纳（Erich Kästner）来到奥地利乡下。一天，他看见一长队德军士兵，一眼望不到头，他们刚从东线战场上撤下来，或步行或一瘸一拐地踏上返乡之路。他在日记里写道：“为了换点现金，他们兜售手头的香烟，价格从1马克到3马克不等。对于平民衣服的需求从来没断档过，但供应量几乎为零。住在我隔壁屋里的一个人用一条旧裤子换了450根香烟。我不介意拿裤子换烟，但我身上只有一条裤子。这交易和结果太丢人了。只穿一条裤子的人可没法做这买卖。”[33]

日本杂文和短篇小说作家坂口安吾常常和其他活跃在战后初期的作家一道被归为“无赖派”或“新戏作派”。他注意到，那些受训为天皇陛下光荣捐躯的年轻士兵和飞行员，摇身一变成为黑市投机分子的速度是何其之快。能与之相比的也只有那些战争寡妇，她们把对自己战死丈夫忠贞不贰、恪守妇道的原则全抛之脑后，给自己物色了新情人。事实就是这样，安吾写道。他对此也并无厌恶之意。因为通过颓废堕落，通过舔尝人类最原始的贪婪和欲望，日本人能够找回他们共有的人性。让愚蠢的天皇崇拜见鬼去吧！让开着自杀式飞机舍生取义那套见鬼去吧！“我们变得如此堕落，不是因为吃了败仗，我们堕落因为我们是人，因为我们还活着。”[34]

毋庸置疑，许多日军的退伍老兵都进入黑市，谋得了一份营生，同样以此为生的还有朝鲜和台湾黑帮、日本混混组成的团伙，以及一个垮掉社会里的其他无业游民。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女人当潘潘成站街妹，男人给黑市做运输队。”[35]全日本共有超过15000个黑市，主要分布在火车站周围。当年的黑市有些至今还在，比如“アメ横市场”（Ameyoko-cho），从读音来看跟美国人有些渊源。这是位于东京上野铁路沿线一块熙熙攘攘的狭长形商业区，小吃店和服装店林立。过去，民众去那里购买赖以为生的必需品，或在几千个被风一刮就倒的小吃摊上吃点东西。小吃从油炸青蛙到杂碎汤一应俱全，如果食客走运，杂碎汤里的食材可能取自不同动物的内脏；曾有谣言说汤里还放了人体内脏。

什么东西都能拿来卖，也会被人买走，包括血迹斑斑的医院旧毛毯。在中国东北，日本殖民者骑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了十五年，苏联军队一杀到，轮到他们害怕了，而且由于无法回国（大多数交通工具都留给部队和高级日本官员），他们不得不在黑市上变卖所有财产，换口饭吃：有和服、家具、古董，有时甚至还卖亲骨肉。经过殖民主义教化，日本人天生智商就比中国孩子高的观念让日本婴儿十分吃香，对于将来需要男性劳动力的中国农民而言更是如此。日后成为日本央行副总裁的藤原作弥在战争结束时还是个孩子，家住中国东北。他的父母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去黑市卖了。藤原至今仍记得当初听见中国人吆喝：“有卖小孩的么？有卖小孩的么？”开价介于300—500日元之间。有时孩子刚买到手，立刻就被转手卖出更高的价格。[36]

日本黑市上的大部分商品来自部队给养，盟军士兵将其转卖给日本黑社会。我曾和一个退隐江湖的日本黑帮成员攀谈过，他在聊起当年的好日子时不禁泪眼蒙眬。那时，通过在黑市倒卖从美军福利社弄到的商品，他挣了不少钱，钱多到他买得起一部美国大轿车，里面塞满了钞票，一直堆到车顶。但跟那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日本人一比，他这点能耐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些人设法在战争末期藏匿了70%的军用物资，剩余的30%里有各式各样的机械设备和建筑材料。美国人后来将这笔物资转交给日本政府，用以造福百姓。不过这些大体上跟先前被中饱私囊的物资一样不翼而飞了，许多日本官员——有些还是昔日的战犯——因此富得流油。

德国人和日本人在文化、政治和历史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就类似局面下的人类行为而言，他们又十分相似。对于靠犯罪支撑起来、乘人之危发国难财的经济形态，其一大后果是社会凝聚力的崩溃——也就是坂口安吾形容的“堕落”形态之一。具体体现在每个男人——或者更常见的是——每个女人都只顾自己，不问他人。用海因里希·波尔（Heinrich Böll）的话来说：“每个人掌握的只是属于自己的生活，以及任何落到他们手上的东西：煤炭、木头、书籍、建材。所有人都能理直气壮地指责别人偷窃。”[37]

指责别人正是大多数人的做法。在德国，犹太人和流离人员经常被诟病为暴力行为和投机倒把的元凶。在日本，人们眼里最恶劣的犯罪分子是朝鲜人、中国大陆人和台湾人这些“第三方国籍人员”——既非日本人，也非美国人。他们中许多人被运到日本做奴工。朝鲜和台湾的帮会当然要同日本人夺食，参与黑市交易的犹太人和流离人员亦是如此；他们一样也得想法子生存。贝尔森集中营因此成了黑市活动的几个主要窝点之一。不少流离人员——犹太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南斯拉夫人——被困在集中营好多年，一直缺这个少那个。卡尔·楚克迈尔在他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的报告中警告道：“只要缺乏解决流离人员问题的国际性手段，就无法根除德国的反犹主义”。[38]实际上，德国人常常不做区分——不管对方是自愿为希特勒帝国效力的拉脱维亚人，还是犹太人，他们都是“外国人”。有时德国人不得不找上门来，以极其高昂的价格从这些“外国人”手里购买商品。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大部分投机分子，特别是那些最有势力的“倒爷”，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别的外国人，而是德国人自己。

欧文·海门特（Irving Heymont）少校时任巴伐利亚某地区的美军司令官。当地有几个大型犹太难民营，比如兰德斯堡（Landsberg），这个希特勒曾经服过刑、并在狱中写下《我的奋斗》的地方。海门特写道：“跟许多身在德国的人一样，收容站里的难民是黑市积极分子……概而言之，他们的活动不外乎基本的以物换物，换取生活用品和新鲜食品。”[39]他同时还指出，黑市里“几个大交易商”过去是商人或罪犯。他们只是在做自己得心应手的事，这是他们的老本行。

犹太人、第三方国籍人员和其他外国人会被看成是一肚子坏水的罪犯，其中一大原因是纯粹的偏见。这是一种人类共有的脾性，在恶劣条件下会更趋强化，另外，普遍的看法也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偏见。许多人认为，盟军优待和偏袒外国人，驻日美国宪兵对朝鲜人的行为听之任之，而盟军官方为了确保犹太人生活优渥，不惜牺牲无辜的德国人。这些说法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鲜有犹太人能过上优渥的日子，甚至连舒服也谈不上，更别提那些在收容站里度日如年的犹太人了。说这话的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事实情况是，盟军官兵自身也无法对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免疫。巴顿将军在瞧不起犹太人这点上也许比大多数人都要更极端，或者说更口无遮拦一点。他在解放达豪集中营后，曾颇为鄙夷地形容犹太幸存者“比畜生都要低贱”。[40]纵然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训示驻德美军要给犹太难民比德国人更多的优先待遇，他的话经常被当成耳边风。多数美国人似乎觉得德国人、通敌分子和来自波罗的海的难民比深受创伤的犹太人更好相处。[41]

最重要的是，迁怒外国人是否定思想的一种表征，其本质是拒绝承认德国人和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犯下的罪行。人更容易对自己的遭遇顾影自怜。8月的一天，《扬基人》杂志的一名记者在柏林散步途中目睹了这么一出：一个德国女人，穿着破破烂烂的裙子，脚上蹬着宽大的男鞋，正朝一个俄国女兵破口大骂：“你们吃香的喝辣的，我们德国人却只能饿肚子。”骂完她朝地上啐了口唾沫。[42]但即使在当时，也能听到意见不一的声音。《柏林每日镜报》（Berliner Tagesspiegel）刊登的一篇文章就谴责了“这种竖起一道墙，企图将自己和对波兰人、犹太人以及俘虏犯下的骇人暴行隔绝起来的做法；对美国和英国恩赐的食品毫无感激之意，反而觉得理所应得，这种思想太过愚蠢……”[43]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黑市经济逐渐被更有秩序的市场所取代。但这段无法无天的岁月对后世有着深远的长期影响，尤其是在德国和日本。因为战后经济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黑市一举打碎了旧的阶级分层。名门望族的女眷们不得不迈着缓慢的步子来到乡下，拿出祖传的宝贝去换食物。贫穷的农民突然手握大把现金，因此当时不难见到身着漂亮古董和服的日本村姑穿行在泥泞稻田之间的景象。换在过去，置办这套行头要花上一大笔钱。昔日贵族的千金小姐，在家道中落后，迫于生计只能委身下嫁给腰缠万贯但通常品行不端的暴发户。不过，战后的乱世也带来了自由，由于没有了老牌竞争对手的打压，建立公司成为可能。1945年，井深大在东京一家被轰炸过的百货商店里开了间修理无线电的铺子，这就是后来索尼公司的雏形。

在此，有必要一字不漏地引述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一段文字。这位在战前著有《柏林亚历山大广场》（1929）这部鸿篇巨制的作家曾流亡加利福尼亚，躲避战祸。战后，德布林回到德国，却自感再度成了流亡者。这里有一段他在温泉胜地巴登——巴登（Baden-Baden）写下的话：

回到德国，我的一大印象是德国人就像一群蚂蚁，在一个业已被摧毁的蚁穴间钻来钻去，他们高度亢奋，迫不及待地忙这忙那，连巢穴被人端了、自己将无处安身立命都不自知。他们唯一担心的是如果没有必需的工具，没人给他们下命令，就没法立刻开展工作。对国殇，他们并不感到太难过，反而充满了想发愤图强的干劲。今天的他们没办法，但要是有，他们定会为明天欢欣鼓舞，欣喜于陈旧不堪、胡乱堆建的巢穴已被推倒，摆在眼前的是建立一流和现代新家园的大好契机。[44]

[1]吗哪（manna），圣经故事中古以色列人经过荒野时所得的天赐食物。

[2]即以色列前总理梅纳赫姆·贝京，1977——1983年任职。

第三章 复仇

1945年夏，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以出产优质啤酒闻名的百威小镇（捷克语里叫布杰约维采）附近有一座集中营，大门上钉着块牌子，上面写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集中营现在落入了捷克人之手，里面挤满了德国俘虏，多数是平民。捷克指挥官年纪很轻，但却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他逼迫德国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而且只提供极少量的食物；夜半时分，他叫醒德国人，把他们赶到每天例行点名的地方，勒令他们唱歌、爬行、互殴、跳舞，或接受任何其他形式的折磨，给看守找乐子。[1]

人类复仇的欲望就跟“食色性也”一样自然。对这点的表述，很少有人比波兰作家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做得更为细腻也更让人不寒而栗了。战时的华沙，地下文化活动庞杂且活跃，形式包括办学、办报、排演戏剧和出版诗歌杂志，所有这一切都让参与者面临被关进集中营甚至立即处决的危险。因为在秘密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诗歌，博罗夫斯基于1943年被捕，先后被关进盖世太保的监狱、奥斯维辛和达豪集中营，但每次他都能大难不死。达豪解放后，他作为流离人员在慕尼黑附近一座原党卫队军营里被关了一段时间。他对当年置身肮脏环境、前途未卜的这段经历的回忆，被收录进《去毒气室请这边走，女士们先生们》这部以白描手法记述集中营生生死死的经典作品中。[2]

其中一则故事名叫《寂静》。一名纳粹狗腿子试图越窗逃跑时恰好被一伙难民发现，他们协力把他逮住，然后开始“用贪婪的手撕扯他”。这时人群听到有人走近，来者是管理难民营的美国军人，便立马把德国人推到一床草甸子上，还在他身上盖了几层厚厚的被子。难民营的最高长官是一名年轻的美军军官，为人很和善，制服烫得笔挺。他通过翻译告诉众人，自己十分理解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有多么痛恨德国人，但眼下最重要的是务必坚持依法办事。即使被判有罪，犯人也必须在经过合理的程序后才能接受处罚，美国人会确保这点的实现。难民纷纷点头示意，给这个美国老好人送上欢呼。祝他们晚安后，军官伴随着“一片友好的声音”出门去巡视别的营房了。他刚走，德国人就被拖下床，在一顿踢打之后，死在了混凝土地板上。

解放后不多久出现这种事不足为奇，对于处于半解放状态的难民而言亦是如此。据另一则资料显示，盟军解放者震惊于德国人的卑劣行径，并不太坚持程序正义的原则。在达豪，党卫队看守被幸存者处以私刑，不是被淹死，就是被肢解、掐死或用铲子砸死。与此同时，美国兵则站在一旁袖手旁观。起码有一次，某个囚徒在表明用意后，还从美国大兵那儿借来了刺刀，割掉了一个看守的头颅。有时，美国兵会亲自枪毙德国看守。还是在达豪，一名美国中尉用机枪处决了300多名守卫。他的愤怒可以理解；他方才在集中营焚尸炉前看到了堆积如山的囚犯尸体。[3]

1945年4月，一群德国护士首次进入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有名英国护士目睹了接下来发生的事。在受命照顾病情危重的幸存者后，她们走进一间医院病房。一瞬间，“一群囚徒厉声尖叫着向她们扑来，当中还不乏奄奄一息的病人，他们手拿刀叉，或从敷料车上一把抓起某样工具，对着护士就是一通乱划乱刺”。[4]

出了这样的事，英国人就得出面保护这些德国平民，因为她们的存在对囚犯能否活下来至关重要。但要平息受害者正常的复仇欲望，抑制这种以牙还牙的野蛮正义，无论是盟军军人、流亡归来的政府官员、福利组织成员，还是任何想要在这片备受摧残的大陆上恢复些许秩序和常态的人，都感到十分棘手。然而，正如博罗夫斯基笔下那个无奈的美国大兵一样，人们常常无力制止进一步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在那些因内战四分五裂的国家。许多时候，他们决定放手不管，还有时候，他们甚至积极地协助复仇，而且助纣为虐的程度要远远超过达豪集中营里借给囚犯刺刀的那个美国兵。不过分地说，大部分有组织报复事件如果不是因为官方怂恿，根本不会发生。就好比性欲本身很少会直接导致淫乱，大规模的暴力事件也很少是个体单枪匹马的行为；相反，这需要有人领导和组织。

此外还需要恰到好处的时机。战后比较让人意外的一件事是，大部分德国人并没有攻击自己的同胞。柏林有个女记者曾是少数几个积极抵抗纳粹的德国人之一，战后她在日记里写道，人们已经“为报复准备就绪”。战争结束前最后几个月里，许多德国人绝望无助，“即使是最蠢的蠢货也明白自己被纳粹骗得有多惨……”于是，她接着写道：“如果在溃败和盟军攻占德国之间有三天时间的空隙，成千上万对纳粹失望透顶或被纳粹欺侮过的人，一定会对他们的敌人展开报复，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施暴者。‘以眼还眼’，人们那时信誓旦旦。‘溃败后第一个小时要长刀见血！’[1]但命运最后却发生了转折。”[5]

她说得没错，在外国占领下，德国人都过着苦日子，是这点阻止了他们自相残杀。报复德国人的是其他人。

汉斯·格拉夫·冯·伦多夫（Hans Graf von Lehndorff）曾经是位于东普鲁士城市柯尼斯堡、也就是如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一所医院的院长，这座城市于1945年4月被苏联军队攻占。他在日记里用既十分清醒又带着浓重宗教色彩的笔触写道：苏联军人突袭了医院附近一家酒厂，喝得烂醉如泥后，摇摇晃晃地闯进医院病房，见到女人就强奸，而且不分老幼，不管是护士还是病人，致使一些受害者身受重伤，几乎丧失知觉。一些女人不堪其辱，央求当兵的开枪打死她们，但一般只有在遭到屡次强奸后，苏联人才会成全她们，而多数时候这么做已经纯属多余了。

伦多夫不是纳粹。事实上，他出身贵族世家，同许多亲属一样，他对纳粹也恨之入骨。他母亲就被盖世太保抓走了，有个堂兄因为参与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行动而被处决。看着自己生活的城市陷入一片火海，女人被强暴，男人被杀戮，弹痕累累的房屋被洗劫一空，伦多夫博士不禁思忖着这一切的意义：“这更多的是源自人类原始的野蛮本性，还是报复心理？大概是报复心吧……他们四处搞破坏给人看，真是煞费苦心啊！……看看这些发了疯似的孩子，也就十五六岁出头，却像饿狼一样扑在我们的妇女身上，他们都不知道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这跟俄国无关，跟任何国籍和种族无关——这是人类目无神明的结果，是对人性令人发指的展现。要不是这样的话，这一切就不会如此刺痛人心——好比某人自己的罪孽。”[6]

这里流露出的情感十分虔诚，伦多夫说得一点也不错，无论是哪里的人，一旦授权他们对别人恣意妄为，很容易甚至也很乐意做出丧尽天良的事来。但那些犯下伤天害理罪行的人，通常还自以为上帝或什么世俗圣人跟他们是一条战线的。报复心很少是没来由的，背后通常深藏着一段历史渊源、个人恩怨或者集体仇恨。除了犹太人外，苏联人是德国野蛮暴行下最苦难深重的民族。死难人数之多难以想象——800多万苏联军人战死，其中330万是被故意饿死的。在炎炎夏日或冰雪寒冬，他们的尸首被扔在露天战俘营里，任其腐烂发臭。另有1600万苏联平民死亡。唯一接近这一数字的是，1000多万中国平民在日军占领下丧生。但这些只是统计数据，并未反映出历史的全貌。跟谋杀和饥荒相伴相随的是从不间断的道德沦丧和羞辱。同其他斯拉夫人一样，俄国人在纳粹德国眼里属于不完整的人，是德语里所说的劣等人（Untermenschen），他们唯一的使命就是像奴隶一样给德国主子干活。而那些身子骨太弱、无法当奴隶使用的人则不值得给他们饭吃。纳粹德国奉行一项名为“饥饿计划”的政策，意在饿死苏联人，为德国人腾出更多的“生存空间”和粮食。如果这项恐怖的经济计划得到充分实施的话，将会造成几千万人死亡。

但复仇并不仅仅是因为愤怒或军纪败坏。被上峰粗暴对待的下级时而会拿平民撒气。这从一个角度解释了日军在中国为何极其凶残，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他们认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众所周知，苏联军人要忍受长官、政委和秘密警察的百般虐待。但这种情形后来大为不同了。德军被迫从苏联境内撤出后，苏联红军一踏上德国领土，就被明确告知要无恶不作。苏德边境上的路牌用俄语写道：“士兵，你现在到德国了：狠狠报复希特勒的那群狗崽子们。”[7]诸如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这样的宣传家，天天在他们耳边鼓吹：“如果你一天下来连一个德国人都没杀，你这天就算白过了……如果你杀了一个德国人，那就再杀一个——因为没有什么比德国人的尸体堆积如山更让我们开心的事了。”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在1945年1月公然下令称：“杀人犯的国家要倒霉了。我们要为自己经历的一切狠狠地还以颜色。”[8]

苏联兵多年来顶着“劣等人”这一帽子，可谓受尽了侮辱。况且他们多数都在可怕的战争环境下失去了亲友，因此做坏事根本不需要有人鼓励。此外还有另一层因素。苏联人早先接受了资本主义吃人本性的宣传，现在有机会诉诸暴力，革资本家的命了。让苏联兵讶异的是，即便在遭受轰炸的城市和战时缺衣少食的艰难局面下，德国百姓的生活相对也要富足多了；相形之下，他们有人甚至还没见过电是个什么玩意，怎么用的，更别提诸如手表这样的奢侈品了。贪婪、民族仇恨、阶级嫉妒、政治宣传、历历在目的德国暴行，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对复仇的渴望。正如某位苏联军官所言：“我军越是深入德国境内，就越是对随处可见的富足景象感到愤慨……我真想一记老拳狠狠砸烂那一排排整齐的瓶瓶罐罐。”[9]

即使这种情绪并非源自复仇的欲望，也可能诱发强烈的攻击性。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一周，苏联红军挥师南下，入侵中国东北，之后苏联军人便在诸如哈尔滨、奉天（沈阳）、新京（长春）等东北的主要城市大肆烧杀抢掠。本来，苏军没有理由对这些城市里的大量日侨展开报复，更别说针对中国人了。日本从未入侵苏联一寸领土。尽管在1905——1906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曾让俄国人耻辱性地吃了败仗，但当时的战场正是日后的伪满洲国领土。日本仅有一次犯浑，愚蠢地主动进攻苏联，那是在1939年，但在苏蒙边境上被打得溃不成军。[2]然而，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的行径，却如同15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

和东欧的日耳曼族一样，日本平民完全无依无靠，原因也一样：如同大部分逃往西方的德国党卫队军人、国防军军官和高级纳粹官员，日军将领和政府官员霸占了最后几班开往码头的列车，然后乘上船逃回日本了，弃大批平民于不顾。这意味着大约200万日本人被困在东北，无人保护。许多人是1932年东北建立了伪满政权后陆续移民到这片新大陆来的；日本政府积极地鼓励国人外迁，为国内农村人口谋求“生存空间”。在奉天、新京、吉林和哈尔滨这些城市，出现了成片的日本社区，银行、铁路、百货商店、学校、美院、电影院、餐馆等设施，全部由日本人经营，也只服务日本人。在农村，为了给日本定居者腾地方，中国人被赶出家园。所有这一切在日本官方的宣传中都得到了美化，这是大东亚共荣的需要，为的是建立一个美丽的新东方，它更加现代，更加高效，而且在日本主子的统治下，比西方帝国主义旧秩序更加公平。

有些中国人眼看日本战败了，趁火打劫去抢日本平民。他们有理由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在日本关东军扶植和控制的伪满洲国，中国人被当做三等公民，地位比朝鲜人还低，几乎只要是个日本人就可以随意摆布他们。然而在许多日本人的记忆里，苏联人远比中国人要坏。比如有人回忆：“他们开着枪，闯进日本人家中，看到什么新奇玩意就抢，见到瞧得上眼的女人就强奸。”[10]

南下逃难、躲避苏军的日本人通常只能徒步，他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食物很快吃光了，长满虱子的躯体爆发了斑疹伤寒。婴儿被活活闷死，以防哭声引来一心寻仇的中国人、朝鲜人和苏联兵。父母把年幼的孩子出让给中国农民，希望这样他们至少能活下来。总的算来，11000多名日本殖民者在这段苦难岁月中丢掉了性命，其中差不多1/3的人选择了自杀。

有关苏联人残暴成性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逼着日本人祭出老法子来巴结苏联红军。在毗邻中国东北和朝鲜边境的安东市[3]，日本侨民决定成立欢迎委员会，迎接苏军的到来。日本孩子发到了小红旗，火车站竖起一座拱门，上面挂满了红旗和表达与苏联诚挚友谊的标语。当地的日本名流还准备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辞。他们等啊等，等啊等。孩子们等得都睡着了，手里还捏着红旗。直到夜深了，日本人才得知，红军决定改道，所以暂时还不会来安东。

对于中国人在苏联人手里遭的罪，日本人的回忆录倾向于避而不谈，不过事实上的确是日本平民的下场更惨一些。他们有钱，或被认为有钱，这点显然成了怂恿别人对他们下手的理由。之前引述过的目击者回忆道：“苏联兵在城里耀武扬威，好像地方是他们的一样，他们两条手臂上都戴着手表，肩上挎着照相机，军装口袋里还插着一排自来水笔。”[11]跟在德国的苏联人一样，许多来到东北的苏联兵对现代社会的标志物十分陌生。手表不走了，是因为新主人没有上发条，但苏联兵会愤愤地把表扔了——结果被中国顽童捡到，拿到黑市上去卖。一些当兵的看到天花板上吊着的电风扇害怕得不得了，端起枪就打。

退一万步说，如果不是受到官方鼓励，或当官的率先带头，苏联军人抢劫平民的行为还不至于到达这种空前的规模。跟大肆洗劫日本工厂、矿场、铁路和银行相比，偷几块手表又算得了什么呢？苏联人唯一能为他们强盗行径正名的说辞——他们倒并不十分致力于为自己开脱——是将其定义为反法西斯人民战争的固有权利。而在共产主义宣传里，法西斯就是资本主义的延伸。盗窃是革命计划的一部分。总而言之，除非是穷当兵的一下子掉到富人堆里后油然而生的耻辱感，否则羞耻心并不太能解释苏军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德国的情况不太一样，在那里，苏联人的暴力恶行更加肆无忌惮。

对于德国人的侮辱，最好的回击方式就是还以颜色，强奸女人，而且还得是在公开场合强奸，当着束手无策的男人的面强奸。这是人类冲突史上最原始的一种恐怖手段，而且不是俄国人特有的做派。在这点上，汉斯·格拉夫·冯·伦多夫医生说得没错。但作恶的人为他们行为的辩护总是不尽相同的。两国人民的贫富差距，以及纳粹的种族主义，导致了一种互相敌视的恶性循环，这才使得苏军在德国尤其残暴。德国人被号召宁可战死，也不能让他们的女人落到“亚洲”或“蒙古”蛮夷的手里受辱。德国人越是顽强抵抗，“蛮夷们”就越是想要把他们遭受的暴行加倍奉还，这种暴行的恶劣性要远胜于他们对德国人所做的任何事。但在这里，报复依然同对抗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德国女人在苏联宣传里不仅被描绘成跟男人一样坏的纳粹，而且还都是脑满肠肥、养尊处优、富得流油的纳粹。在一部俄国漫画里，一个有钱的德国女人同她的女儿和佣人一起被包围在一堆从俄国抢来的战利品中间，慌忙之中，她们四下寻找能用作投降白旗的东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军杂志里出现的脸谱化的德国女人（维罗妮卡·唐克肖恩[4]小姐），则清一色体态丰腴，金发碧眼，裙子上绣着纳粹党徽。唯一的区别在于美国大兵受过警告，要他们离维罗妮卡小姐远点，免得患上性病。反观苏联人，则是受到怂恿，把德国女人当成他们的自用品，想用就用。正如一幅苏联漫画描绘的那样，一位俄国奴仆告诉她曾经的女主人：“等着瞧啊，太太，轮到我来收拾你了。”[12]

他们的确收拾了。《柏林女人》一书的佚名作者用具体到让人头皮发麻的笔触，叙述了女人们所遭受的侮辱。施暴者对她们的厌恶之情，在先前那个想要一拳砸烂德国小资产阶级家庭里摆放整齐的便宜货的苏联兵身上也流露过。作者曾屡次遭到强奸，有一次，一个苏联兵正对她施暴，其余的则在一旁等着轮到他们。她注意到这个施暴者瞧都不瞧她一眼,不仅如此，她还成了他的泄愤对象，“他把我突然扔到床上时，特别吓人……我感到有手指在扯我的嘴角，这时我闻到了一股马匹和烟草的臭气。我睁开眼。那人的手指老练地掰开我的下巴。我们目光交汇，接着这个压在我身上的男人吐下一口唾沫，吐进我嘴里……”[13]

强奸德国女人，特别是那些看似腰缠万贯的富户，让饱受歧视的“劣等人”觉得自己又像男人了，而且最好还要当着雄风不再的昔日“主宰者民族”斗士的面这么干。拿柏林一名苏军高级军官的话来讲：“在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最初时刻，我军的小伙子们毫无疑问从凌辱主宰者民族（Herrenvolk）的女人当中获得了些许满足。”[14]然而，在胜利之初的喜悦退去后，奸淫之风依旧在延续。发展到最肆无忌惮的时候，官方对此根本不加约束，针对德国妇女的奸淫一直持续到1945年夏天。在这之后，苏联的军职和文职干部尝试过进行打击，多少算是有一搭没一搭地管过。强奸犯有时面临包括死刑在内的严厉惩处。事实上，被苏联兵强奸的风险只有等到1947年苏联军人被关进军营后才真正宣告消失。

* * * * *

如果说洗刷屈辱、恢复男性骄傲的想法，是驱使苏联军人在德国四处施暴的一种说得通的解释，那么这一说法或许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那些远没有苏联人苦大仇深的人也图谋报复。1944年，战争尚未结束，法国就爆发了所谓的“狂野清洗”（l’épuration sauvage）运动。在此期间，多达6000人因为在德占期通敌卖国被杀，处决他们的武装力量形形色色，都和抵抗组织有联系，而且常常能看到共产党的身影。另外，还有两倍于这一人数的女人被扒光衣服游街示众，她们的头发被剃得精光，身上涂满了纳粹标志。人们讥笑她们，朝她们吐口水，有的还横加折磨。有些女人被关在临时设立的监狱里，结果遭到狱头强暴。共有2000多名女性被害。类似的情景还发生在比利时、荷兰、挪威等从德国占领下获得解放的国家，虽然规模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有时，一心复仇的暴民会用老法子，在这些赤条条的女人身上浇上沥青，插上羽毛。

女性通敌的形式大多涉及出卖肉体。跟叛国罪不同，这种罪行之前在任何法典里都不存在。人们可以斥责其有失体统、自私自利、伤风败俗，但充其量就是行为不检点，构不成犯罪。所以，1944年法国订立了一部新法，专门用于处置这类情况。那些有不爱国行为——譬如和占领军上床——有辱国威的人，被判犯有“丧失国格罪”（indignité nationale），并剥夺其公民权。

1945年5月后，法国国内形形色色的人，不分男女，均遭到秋后算账，而且手段通常极端暴力。许多人被判卖国罪；其他的除了因个人恩怨挨整外，也有政治原因，比如当事人曾跟共产党作对的话，也会遭到整肃。但公众的一腔怒火却主要撒在了被控犯有“横向通敌”罪的女人身上，这不仅有失偏颇，而且经常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同样，这点也可以通过普遍的耻辱感得到部分解释。对于法国臣服于强大德军这一事实，人们的描绘常常具有性意味。不可一世的德军象征着一个强大、阳刚的民族，把孱弱、堕落和阴柔的法国打得甘拜下风，俯首称臣。笑嘻嘻的法国女郎（française）坐在德国鬼子（Boche）的膝盖上，呷着上好的法国香槟，这一画面就是横向通敌的写照，是最刺痛人心的屈服外敌的象征。所以女人就成了极尽羞辱和惩罚的对象。

确切来讲，早在1944年4月，也就是光复和“狂野清洗”前夕，法国女人就已破天荒地被赋予了投票权。下面几句话，摘自抵抗组织报纸《厄尔河爱国者》（Le Patriote de l’Eure）发表于1945年2月的一篇文章，其内容很能反映当时的人们对向敌人投怀送抱的女人的态度：

不久之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女人跟我们勇敢的法国女同胞、忠诚的母亲和战俘的妻子肩并肩，一起投票了。但对于那些曾经嘲笑过我们、威胁过我们、在德国鬼子的怀抱里神魂颠倒的人，我们绝不容许她们来决定涅槃重生的法国的命运。[15]

将纵声浪笑、神魂颠倒的荡妇和深明大义的母亲和战俘的妻子一对比，人们不仅感到了耻辱，强烈的清教徒倾向也被唤醒了。“横向通敌者”不仅不爱国，而且还威胁到资产阶级家庭的传统道德观。再加上红眼病这层素来加剧怨气的因素，义愤填膺就真的变得一触即发了。从这些恶女人受到的控告来看，有一点总是不甚清楚，到底哪项罪状更重？是性生活不检点，还是跟德国人睡觉换来物质好处？上错床已经够可耻的了，但过着比所有人都好的日子，更加重了这一罪名。波尔热夫人（Madame Polge）是尼姆（Nimes）当地一个著名足球运动员的太太，从她的凄惨下场中就可见一斑。

占领期间，波尔热夫人成了当地一位德军指挥官的情妇，他有一个典型的法国姓氏，叫圣·保罗（Saint Paul）。她用身体换取各种各样的物质好处。据当时一份报纸《大众报》（Le Populaire）报道，波尔热夫人“承认每天都让人送来两到三升牛奶，另外，每周还能吃到两三次新鲜野味。她把家打理得漂亮而温暖，还有条件做头发，却从来不必付一分钱……与此同时，工薪阶层的居民和他们的孩子却都快要饿死了……”[16]波尔热夫人后来被判死刑。她被剃光了头，扒光衣服绑在车上游街，车子开往刑场。行刑后，她的尸体被公开示众，尼姆的正义之士朝她吐口水，用扫帚柄戳她。死后还被人这般侮辱简直如同现代女巫。

那些最热衷于迫害“德国鬼子的娘们”（filles de Boches）的人在战时一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英勇之举。曾经沦陷的国家一旦光复，所有人都试图标榜自己是抵抗组织成员，戴着新弄到的臂章，端着斯登式冲锋枪，一副趾高气扬的派头。他们四处追捕叛徒和站错队的女人，在扮演英雄的戏码中乐此不疲。过去，因为慑于危险，没有挺身而出，如今报复便成了掩饰良心不安的一种做法。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而且穿越时空。正如具有真正英雄气概的波兰异见分子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在1989年后抗议迫害前共产党员时所写的那样，他过去没做过什么亏心事，所以现在也没必要靠手指别人来证明自己是个英雄。这种人性化的立场一直都很少见，1945年时就更少了。

贪婪、偏见和良心不安也许能为我们解释1945年最丧心病狂的一种报复——针对波兰犹太人的迫害。在波兰，历史悠久的犹太社区几乎被赶尽杀绝。300万波兰犹太人在纳粹占领期间遇害，不是被枪决就是被送进毒气室，而且这些罪行大都发生在波兰领土上。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靠着波兰义士的藏匿，或流亡到苏联的边远地区，才幸免于难。这些身心受到双重伤害的幸存者在失去了大部分或全部亲友后，步履蹒跚地回到老家，回到他们生活过的村庄，却常常发现他们成了不受待见的人。更糟的是，他们常遭人威胁，被轰出家乡。他们的房子被人鸠占鹊巢。犹太教堂被毁。很久以前留下的财产业已遭窃，多半是昔日邻居所为。很少有人愿意退回赃物。

这些事也发生在欧洲其他地区。相当一部分犹太人在返回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和巴黎后发现他们已经无以为家。但在波兰，尤其是大城市以外，犹太人还面临着人身威胁。曾经发生过犹太家庭被人拽下火车，财物被一抢而光，然后人被当场杀害的事件。在1945年夏到1946年之间，1000多名犹太人在波兰遇害。即使在城市，他们也并不总是安全的。

1945年8月11日，一则犹太人在犹太教堂里杀害基督徒儿童的谣言开始在克拉科夫传播开来。这是由来已久的反犹主义流言的升级版本。人们阴恻恻地说犹太幸存者在用基督徒的血来让他们元气大伤的身体恢复健康。很快，一群暴民便聚集起来，在警察和民兵的带领下，袭击犹太教堂，洗劫犹太人的家。男男女女和孩子在街上遭到殴打。一些人（具体人数不详）还丢了性命。对于刚从种族灭绝中捡回条命的人来讲，这不啻一次血腥的排犹暴动（pogrom）。受了重伤的犹太人被送进医院，有些在等着动手术的时候又遭到暴打。一位女性生还者回忆道：“有两个负责护送我们的士兵和护士说我们是犹太人渣，说我们是杀害孩子的刽子手，要不是迫不得已，他们才不会救我们，相反，我们都应该被枪毙。”另一个护士发誓手术一做完就要把犹太人都碎尸万段。医院里还有个铁道工人扬言：“作为一个波兰公民，如果连揍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人的勇气都没有，那可真是太可耻了。”[17]此君说到做到，后来真的痛揍了一个受伤的犹太人。

波兰人同样在德国占领下饱受煎熬。他们跟俄国人一样被视为“劣等民族”，因而遭到了奴役，首都被夷为平地，另外还有一百多万非犹太裔的波兰人被杀。决定在波兰领土上建造灭绝营的是德国人，为此我们不应谴责波兰人。然而，波兰人的所作所为似乎是在拿一个更加多灾多难的民族开刀，发泄自己所受的冤屈。

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波兰人的报复源于犹太人要为共产主义压迫负责这一看法。当苏军占领波兰各地的时候，一些犹太人希望他们可以保护自己免受波兰反犹分子或者杀心更重的德国人的伤害。对于一个弱小的少数民族来讲，作为民族主义对立面的共产主义，长久以来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所以，因所谓的“犹太共产主义”而报复犹太人，客气地来讲，也是不分是非。事实上，政治分歧可能根本不是报复的主要根源。因为大多数犹太人战后遭到袭击并不因为他们是共产党，而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何况，在盛行的反犹主义传说里，犹太人不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有关系，和资本主义也有牵连。人们认为他们很有钱，比别人富有，甚至握有特权。共产党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也排犹，这就是为什么多数波兰犹太生还者最后都离开了这个他们出生的国家。

虽然大部分波兰犹太人实际上生活得清贫，但他们财富过人这一印象依旧挥之不去。这和良心不安有一定关联，奇怪的是，抹黑犹太资本家的共产主义宣传有时却能缓解良心上的不安。波兰人自然无须对德国的屠犹计划承担罪责，但他们当中的确有不少人驾着马车候在犹太隔离区边上，就等犹太人被屠戮殆尽后，瞅准机会进去捞上一笔。另一些波兰人和许多欧洲人一样，在房子和公寓的合法主人被带走并杀害后，兴高采烈地搬了进去。

在一些地方，特别是波兰东北比亚韦斯托克（Białystok）周围的村落，波兰人自己也参与了屠犹。1941年7月，拉齐罗夫村（Radzilow）的犹太人被关在一间大谷仓里活活烧死，他们的波兰同胞却在外四处奔忙，在包里塞满抢来的赃物。一名目击者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这样说道：“当波兰人开始围捕和追赶犹太人时，洗劫犹太家庭的行动也同时开始了……人们疯了，他们破门而入，撕碎被褥；空气里尽是羽毛，他们只顾装满麻袋跑回家，再返回时袋子又空了。”芬基尔施泰因（Finkielstejn）一家设法逃脱了。重返家园后，他们请求牧师为他们改宗，也许这样活命几率更高。这家的女儿哈亚（Chaja）回忆起村民的谈话：“他们总会谈论一件事：谁抢了多少东西，还有就是犹太人如何如何有钱。”[18]

我们也不能忘记，一些波兰义士有着截然不同的壮举。藏匿或协助犹太人活命要冒巨大风险，不光会威胁施救者自己，而且还会连累家人。如果一个人在西欧国家因为帮助犹太人被捕，等待他的将是被送往集中营。在波兰，被捕意味着绞刑。然而，仍然有犹太人得益于波兰义士的非凡勇气而保住了性命。犹太孩子被人收养，多户人家被藏匿起来。在一起著名的事例中，有个名叫利奥波德·索哈（Leopold Socha）的蟊贼带领几户犹太家庭在利沃夫市（Lvov）的下水道里躲藏了一年之多。20多个人在暗无天日的地下，靠吃索哈提供的面包皮活了下来。在一片漆黑中，他们驱赶老鼠，且不止一次因为暴风雨倒灌下水道差点被淹死。当他们最终从窨井盖下钻出来时，脸色苍白，形同枯槁，身上沾满了粪便和虱子。地上的人们惊讶地发现居然有犹太人还活着。几个月后，索哈死于一起事故。一个喝醉酒的苏军卡车司机轧死了他。邻居们窃窃私语，说这是因为他帮助犹太人，遭了天谴。[19]

这也许是战后波兰社会最让人震惊的一点。救过犹太人的人被苦口婆心地劝告不要谈论索哈的义举。这不光是因为上帝会惩罚那些帮助“杀害基督的凶手”的人，而且也是出于会遭人算计的担心。鉴于犹太人在公众眼里都是阔佬，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救命恩人定会得到大笔酬谢。所以任何承认窝藏过犹太人的人都极易遭到抢劫。

就算他们早已长眠地下，还是有人惦记犹太人身上可能还藏着什么值钱的东西。1945年秋天，当年夺去80多万犹太人生命的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灭绝营成了一片泥泞的万人坑。当地的农民开始挖掘死人头骨，盘算着还能从上面拔下几颗被纳粹忽略的金牙。数以千计的人或是拿着铁锨刨土挖坑，或是在成堆骨灰间翻来找去，愣是把乱葬岗变成了一片满是深坑和碎骨头的巨大泥淖。

需要强调的是，波兰人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贪欲是野蛮占领的普遍结果，不计其数的欧洲人都染上了这种毛病。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就曾写道：“纳粹对于生命和躯体的漠视臭名昭著，无可辩驳；但他们处置财产的做法倒可能算得上是对重塑战后世界最重要的遗产。”[20]谁都可以抢犹太人的财产，这点是引发暴行的重要推手。波兰的特殊之处在于掠夺的规模之大。战争中涌现出一批全新的阶级，他们发迹靠的完全是侵占那些被杀害或被赶出家园的业主的财产。持久的负罪感可能导致他们变本加厉。

当时一份波兰周刊《复兴报》（Odrodzenie）在1945年9月就一针见血地表示：“我们知道，在这个国家，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新生的波兰资产阶级——业已形成，不夸张地说，其往往占据了被害犹太人的位置。而且大概因为手上能闻到一股血腥味，这个阶层的仇犹情绪比以往更为强烈。”[21]

这一观点比任何其他说法都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希特勒帝国的主要受害者有时还会遭到血腥报复。抢劫犹太人从某种方面来看是宏大社会革命的一部分。而且同苏联人一样，如果不是因为波兰官僚和警察队伍里位高权重的机会主义者时而心照不宣的纵容——更多时候是积极的怂恿——这类报复就不会发生。共产党主导的波兰政府在1945年并未出台把犹太人赶尽杀绝的官方政策，但只要有中间派的鼓励通常就够了。

* * * * *

渴望复仇的波兰人如果希望把矛头对准德国人就更容易理解了。但这么做部分也是缘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人在西里西亚（Silesia）和东普鲁士这些如今已被划为波兰国土的地区扎下了根。像布雷斯劳（Breslau，今天的弗罗茨瓦夫，Wrocaw）和但泽（Danzig，今天的格但斯克，Gdansk）等大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德国人。城市精英阶层，比如医生、银行家、教授和商人等都讲德语。1945年，在苏军入侵的原德国领土上依旧住着400多万德国人。另外有差不多400万人在听闻俄国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后，已经逃往西方。早在1945年5月之前，驱逐剩余德国人的方案就已成型。1941年，身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总理西科尔斯基（Sikorski）将军就曾宣称：“德国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往东部迁徙和渗透。他们理应被摧毁，并且被迫远远后撤（至西方）。”[22]

这一政策得到了盟军首脑们的许可。更恶劣的还在后头，斯大林建议波兰共产党“创造一些条件，让德国人自己想要逃命”。丘吉尔也在1944年12月告诉英国下院：“驱逐这一办法在我们现在看来，最令人满意，也最一劳永逸。”[23]

只要苏联红军能控制局面，波兰人多少还不会急着冲锋陷阵。丽布萨·弗里茨——克罗科（Libussa Fritz-Krockow）是波美拉尼亚地区（Pomerania）一户显赫的地主人家的小姐。据她回忆，有时在俄国人手下，全家人反而感觉受到了保护，即便还是同一伙俄国人，“要为大部分强奸和抢劫行为负责”。但是，她认为：“他们对我们施暴，无论将其解释为以眼还眼的法则，得意忘形，还是征服者的权利，多少还能让人理解。相反，波兰人纯粹就是群跟风之徒。他们夺权后是另一幅嘴脸，行事阴沉，偷偷摸摸的，甚至还有点见不得人，比赤裸裸的武力坏得多了。”[24]

克罗科一家不是纳粹。作为他姐姐丽布萨回忆录的作者，克里斯蒂安·冯·克罗科（Christian von Krockow）属于自由派人士，他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家的苦难是“我们德国人自己疯狂的结果”。[25]但丽布萨的话里也许还带有一丝瞧不起波兰的偏见或挖苦之意，甚至还可能读出一种遭人背叛的感觉。她的这种情绪并不罕见。一位德裔新教牧师赫尔穆特·里希特（Helmut Richter）也曾表达过同样的看法。他一直认为波兰人老实巴交，本性纯良。毕竟，德国人过去对他们难道不好么？但事到如今他总算认出了“这些东欧人的顽劣本质”。长久以来，波兰人只要“头顶上有只拳头”，就会表现得规规矩矩，但“有朝一日他们有机会爬到别人头上作威作福了”，就变得“野蛮了”。[25]这是殖民者谈论原住民的一贯口吻。然而，与大部分欧洲列强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不同的是，这一事例中，许多曾经的殖民者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只是他们属于特权阶层。

总之，波兰人可不希望苏联军队在征服地区多待哪怕一会儿，这些地方如今已经是波兰国土了。大举驱逐德国人和由此而来的人口迁徙固然残酷，但这是几个大国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的决定，所以不能统统归结为波兰人的报复。有200多万属于“议会波兰”的波兰人（Congress Poles）[5]从波苏边界以东——也就是今天的乌克兰——迁移到西里西亚等地，那里的德国人基本上已经被清除殆尽了。于是他们就占据了德国人的房子，顶替了德国人的工作，接收了德国人的资产，这一过程很少是和风细雨的。

当然了，种族清洗并不是1945年才出现的，希特勒为了给德国移民腾地方，在西里西亚等边陲地区驱逐并屠戮犹太人。但围绕争议领土的矛盾其实要久远得多。与多数血腥的族群报复相似，在希特勒排波排犹之前，当地历史上还爆发过内战。1918年，德国和奥匈帝国战败后，两国在西里西亚的领土面临着重新划定的命运。其中一部分后来被判给奥地利，一部分划给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德国也各分到了一部分。然而，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到底归谁依旧悬而未决。当时上西里西亚存在着一股强大的独立运动浪潮，获得了当地波兰人和德国人的支持。但协约国在1919年决定，有必要进行全民表决，裁定这片领土到底归波兰还是归德国。这一决定导致了严重的流血冲突。全副武装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到处攻击德国人，在离奥斯维辛（波兰语里叫Oswiecim）不远的卡托维茨（波兰语里叫Katowice）周围的工业区，这一现象尤为严重。这些袭击招致了凶残的德国冒险分子更为血腥的报复，他们隶属于自由军团（Freikorps）这一极端民族主义的准军事组织，其成立于德国战败后的1918年末，是酝酿日后纳粹运动的温床。他们的口号蛊惑人心，其中有一句叫“黑红金飘扬！粉碎波兰帮！”[6]上西里西亚的大多数人投票支持德国管辖，这一决定引发了更多的流血事件。最后，上西里西亚的一部分终究还是划归给了波兰。但即使时过境迁，世界已经来到了1945年，波兰人对当初依旧记忆犹新，而且在经历了纳粹占领期的种种对待后，记忆只会更加刻骨铭心。

约瑟夫·赫尼施（Josef Hoenisch）一家世世代代生活在上西里西亚。由于他从未加入过纳粹党，他满以为1945年留下来应该很安全。他错了，苏联人走后，波兰民兵取而代之，逮捕了他。民兵审讯赫尼施时，问他是不是纳粹，他回答不是，结果被人踢脸。他被踢打了好一会儿，浑身是血，然后被拖进一个宽6英尺、长9英尺的牢房，牢里还有其他九个德国囚犯，挤得都快没地儿站了，更别说找地方坐了。据赫尼施回忆，波兰民兵威逼被俘的男男女女脱光衣服，看他们互殴，以此为乐。过了八天，赫尼施竟在狱中见到了昔日同窗、波兰人格奥尔格·皮萨切克（Georg Pissarczik）。他是个轮毂匠，1919年参加过争夺上西里西亚的内战，和德国人打过仗。现在皮萨切克终于有机会报复了。现在这个德国佬可总算要遭报应了。但是，这一故事后来的转折颇具西里西亚的意味。两人重逢后，老同学告诉皮萨切克，1920年代早期赫尼施的父亲曾帮助他父亲谋得了一份工作，那时没有一个德国人愿意雇佣波兰人。都这么说了，皮萨切克难道还能不知恩图报么？四周后，赫尼施获释了。

不幸的是，赫尼施的故事跟不少德国受害者的回忆一样，都对别人的苦难表现出一种让人费解的麻木不仁。他感叹自己真是幸运，没在获释后被送去奥斯维辛、这个“出了名的波兰死亡营（战后归波兰人管辖）”，“没有德国人能从那儿活着出来”。[27]同样的措辞在德国保守主义者的文字里也不难见到。1945年，军人作家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在日记里就提到了俄国的“灭绝营”，并将“反日耳曼主义”和反犹主义相提并论。他写道，报纸正在“纵容”反德情绪，“像淫乱一样亢奋”。[28]

但是，即使是在最顾影自怜的德国人的陈述里，也鲜有波兰人沉湎于自发性集体报复的证据。但很显然，许多无辜的德国平民被莫须有地定性为纳粹，或因曾加入过党卫军，遭受了非人的对待。通常，设在原纳粹集中营拘禁所里的景象最为惨烈。西里西亚的德国人，如果拒绝成为波兰公民，将会失去公民权。但他们又不会讲波兰语，所以本来就无从选择。失去权利的人在任何民兵或低级官员面前都只能任人宰割。在集中营里，只要听不懂波兰语，或者点名时跟不上就可能招致一顿暴风骤雨般的拳头和乱棍，或者更糟。

丽布萨·弗里茨——克罗科把家里的地毯拿出来卖，买家是波兰市长的太太，这个女人过去好几次从她手里买过东西，都是贵重物品，但只给一丁点儿钱。这次，丽布萨被民兵逮了个正着。法律禁止德国人出售财产。犯了法的丽布萨被上了枷锁，这样人们就可以朝她脸上吐唾沫。但是，据她回忆，“德国人过马路的时候，波兰人基本上只是清清嗓子，或朝地上吐口水”。[29]

针对德国人的暴力事件中最恶劣的一些毫无疑问都是民兵干的。他们掌管着集中营，对囚犯用刑，想杀就杀，还给人上枷锁，有时这么做毫无理由。民兵组建得很仓促，成员中不乏恶贯满盈的波兰人，常常有一些年纪很小的罪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刽子手当属切萨罗·金博尔斯基（Cesaro Gimborski），他是兰姆斯多夫（Lamsdorf）集中营的司令官，年仅18岁。他曾下令处死过6000人，包括800名儿童。金博尔斯基就像一个撕掉苍蝇翅膀并乐在其中的小毛孩，从各种记载来看，他十分享受大权在握的感觉。

一些最心狠手辣的民兵过去是德国集中营的幸存者，报复心必然会驱使他们痛下杀手。但需要重申的是，嗜血心理其实受到了物质和阶级嫉妒的激化。教师、教授、商人和其他上流社会的成员成为众矢之的。波兰看守在得到德国叛徒的大力协助后，特别热衷于拷打有地位有身份的囚犯。一位关押在兰姆斯多夫的教授就这样被活活打死，原因仅仅是他戴了副“知识分子的眼镜”。这些年轻守卫和他们偏爱的施暴对象，让人不禁联想起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或者中国的红卫兵。让小青年把老师和其他权威人物树为标靶、加以围攻从来就不是一件难事。在这一事例中，族群冲突的历史加剧了人们施暴的欲望。

在旧奥匈帝国的其他地区，也发生过差不多一样的事情。1919年，德语区的居民先是被置于非日耳曼人主导的政府掌控下，而后成为了希特勒帝国里的特权公民，最后又被昔日的邻居、员工，有时甚至是朋友赶出了家园。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够了各种报复的德国人一致认为，对他们最凶的莫过于尚未成年的小孩，他们受了成年人的蛊惑，其中一些的确是苦大仇深。不少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在希特勒1938年吞并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后吃了不少苦头；有些在经历了达豪、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等德国集中营后大难不死。同上西里西亚的情况相似，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仇恨是其来有自的，最早可以追溯至17世纪，当时笃信新教的波希米亚贵族曾被天主教神圣罗马帝国一网打尽。自此，德国人就爬到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头上。非德国人则只能做奴仆，或者农民。所以，在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的夏天同样也是追求阶级和族群报复的好时候，而且上层也鼓励下面这么做。

战时的捷克流亡总统、民族主义者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曾想建立一个各民族和谐相处的捷克斯洛伐克，但如今他认定必须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问题。1945年，他在电台广播里宣布：“灾难，灾难，灾难，德国人要领受三倍的灾难！我们要让你们完蛋！”[30]自4月起，政府在之后的三个月里接连颁布了数条法令，剥夺德国人的财产权，还建立了“特别人民法庭”，用以审判纳粹战犯、叛徒和为虎作伥的人。到了10月，所有行为有损“国家荣誉”的人——这也包括所有德国人——都将接受处罚。

如果官员授意让捷克人对手无寸铁的人下手，他们也会和别人一样无恶不作。在布拉格等城市，人们设立审讯室，对犯人大刑伺候。有党卫军嫌疑的人被吊在路灯灯柱上。1万多名德国平民被塞进斯特拉霍夫足球场，接着机枪对准他们扫射，为的只是寻开心。捷克也组建了同波兰民兵相同性质的革命卫队，年轻的流氓阿飞在得到官方许可后，尽情地将他们的暴力幻想付诸实践。他们带领暴民，不是在街上用石头砸德国人，就是骚扰曾经属于特权阶级、戴着“知识分子眼镜”的德国公民。他们有军方撑腰，而且刚获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也站在他们这边。

那年夏天，暴力浪潮如同欧洲各地的性放纵一样如火如荼，后来才渐渐退去，新秩序得以建立。在这之前，要想知道那狂野的几个月里都发生了些什么，光从一个故事中就可见一斑，而且这还算不上是最可怕的故事。这是发生在德国女演员玛格丽特·舍尔（Margarete Schell）身上的真人真事。舍尔出生在布拉格，战前在剧院和电台的表演让她出了名。5月9日，4名革命卫队士兵逮捕了她，其中一人是她家附近的肉铺老板。她同别的德国女人一道被带到火车站，负责清扫空袭后留下的碎砖瓦砾。看守逼着她搬沉重的铺路石，拿枪托砸她，还用厚底军靴踹她。暴民们高呼：“你们这些德国猪猡！这些年养肥了自己！好吧，落到现在这步田地，应该好好谢谢你们的元首！”

接着，局面迅速升级：“我没什么东西可以用来遮头，而我的头发似乎惹怒了人群……一些人认出了我，厉声尖叫：‘她是个戏子！’不幸的是，我的指甲修过，还涂了指甲油，我戴的银手镯则让人们更加疯狂。”[31]

人们逼着德国女人吃下希特勒的照片，还把从她们头上剪下来的头发塞进她们嘴里。舍尔被送进一个劳工营，那里的革命卫队动辄拿鞭子抽她，她都想不通是为了什么。然而，她不像中东欧一些德国人那般麻木不仁。并非所有捷克看守都是恶人，有个守卫看到她穿着破烂的鞋子，几乎没法走路，更别说干活了，就主动给她找了双拖鞋。舍尔回忆道：“当我听到这个革命卫队士兵说他在德国集中营里待了七个月后，我们会受到粗暴对待就真的不足为奇了。”[32]

此外，舍尔也理解捷克人恨意的真正来源。尽管还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某一天唯独她被选中，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毒打，但她回想起来，有人告诉过自己，劳工营的司令官觉得她“太过高雅”。在8月8日这天写下的日记里，她提到了劳工营厨房里的一个女看守，人特别凶。“女的，”她写道，“不管在哪儿都是最坏的。很显然，这和她们心存怒气有关。因为她们看得很清楚，就算我们现在的身份是干苦力的奴仆，但并没有丢掉过去的气质。”[33]

爱德华·贝奈斯不是共产党。但他试图向斯大林示好，况且，祖国过去被西方民主国家出卖的事实还历历在目，于是他很不明智地选择和苏联结盟。这份魔鬼盟约后来导致捷克斯洛伐克于1948年落入共产党之手。但是，革命的种子已经播下，其形态就是玛格丽特·舍尔在劳工营厨房里深刻体会到的那种愤怒。1945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尤其是那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德国人主导的地区，仿佛处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其区别在于，两个世纪前的法国是先革命后恐怖，但在1945年，是先有恐怖，再有革命。

* * * * *

舍尔的日记里还有件事值得一提。她讲到自己被人带进一间屋子，过去这里是盖世太保的老巢。她和同组的囚犯被勒令在房子油漆完毕后，进去打扫干净，然后把新家具搬进场。她们的监工碰巧是个犹太人，但他对舍尔和其他德国犯人却很客气。“他说自己在集中营里待了5年，失去了双亲和姐妹，他无意欺负任何人，因为他知道当囚犯是什么滋味。虽然他完全有理由仇视所有德国人，却没有拿我们当出气筒。”[34]

这则故事也许不太具有典型性，毕竟在人类被授权昧着良心胡作非为时，这种同情心十分罕见。但事实上，尽管全欧洲的人都在忙于报复，报复德国人、叛徒、辱没国家荣誉的女人、阶级敌人和法西斯分子，那些苦难最深重的人却展现出了惊人的克制。这不是因为别人身上有驱使他们报仇雪恨的卑鄙本能而犹太人没有，更不可能是因为1945年时犹太人对一个曾妄图致他们于死地的民族还怀有好感。当然，集中营的大多数生还者体弱多病，反应迟钝，根本无力做出任何报复行为。但部分集中营里还是出现了原始正义的案例。在调查有纳粹嫌疑的人员时，某些犹太裔美国审讯者展现出了超出职业热情的积极性。斯图加特附近的一所监狱里关押着部分德国党卫队军官，他们遭到了极其粗暴的对待，事后的调查报告显示，其中137人的“睾丸被美国战争罪调查团队的办案人员踢坏，永久丧失功能”。[35]大部分审讯者都有犹太名字。

但这些只是个案。犹太人并未有组织地实施以眼还眼、血债血偿的报复。同之前提到的一样，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而是因为政治因素的掣肘。报复的欲念在1945年曾十分高涨。1944年，英国陆军成立了一支犹太旅。德国战败后，该旅驻扎在意大利和奥地利边境上的塔尔维西奥（Tarvisio），后来被编入驻德占领军。对在大屠杀中家破人亡的犹太人来讲，报仇雪恨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但为了防止出现报复德国人的个体行为，该旅发布了一条诫令：“记住，我们每个人都背负深仇大恨，任何不负责任的行为将使所有人都受损……”另一条诫令提醒官兵，在德国打出犹太复国主义旗帜就算得上是一种很过瘾的复仇了。[36]

虽然该旅不准官兵自己主持公道，快意恩仇，但其组织了复仇队，起名叫“亲我的屁股”，希伯来语发音是Tilhaz Tizi Gesheften（TTG）。领头的叫伊斯雷尔·卡尔米（Israel Carmi）。靠着从囚犯和军中熟人那里搞来的情报，TTG的成员在夜幕下离开塔尔维西奥，前去执行暗杀任务，暗杀对象是恶贯满盈的党卫队军官等被认为应对屠犹负责的人。这些行动一经英国军方察觉，犹太旅就被调离德国，派往比利时和荷兰的非热点地区。我们不知道这支部队到底杀了多少纳粹，但具体数字恐怕也就几百人。

有个人拒绝放弃报仇的念头，他叫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是立陶宛犹太人。科夫纳有一双忧郁的眼睛，留着卷曲的长发，这些特征让他看起来不像杀手，倒更像浪漫派诗人。此言不虚，他还真就是个诗人。时至今日，让他在以色列大名远扬的主要原因仍然是他的诗作。科夫纳出生在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7]，在维尔纳（Vilna，今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Vilnius）长大。战前他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社会主义派别。1941年，他设法逃出维尔纳的犹太隔离区，藏身于一所女修道院，后来跑进森林，加入了游击队。德国投降后，科夫纳和一些幸存者——主要是波兰和立陶宛犹太人——认为战争其实并未结束，而且也不应该结束。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名叫Dam Yehudi Nakam，意为“犹太人的血不会白流”，简称Nakam。组织的章程是由科夫纳订立的，其中一条这样写道：“犹太人的血可以白流、不必担心报复这一想法必须从人类记忆中清除出去。”科夫纳坚信，如果不进行适当的报复，还会有人企图灭亡犹太人。“这不仅仅是报复，”他写道，“而务必成为屡遭残害的犹太民族的律法！名字就叫DIN（希伯来语“以色列流淌着复仇之血”的首字母缩写）。只有这样，后人才会知道，就算在这个惨无人道、毫无怜悯的世界上，也还是会有法官和审判。”[37]

1945年的科夫纳，看问题的角度有如《圣经·旧约》，很是阴暗，他的想法远不止搞些秘密暗杀，除掉几个党卫队军人。相反，这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清算，只有杀死600万德国人[8]，才能完全抵消德国人对犹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若干年后，家住基布兹[9]的科夫纳坦言，自己当时的方案有丧失理智之嫌。他说：“任何理智的人都能看出，这种想法太过疯狂，但在当时，人们真的就快疯了……也许比发疯还要糟糕。这种一命抵一命的观点很可怕，既源于内心的绝望，还带有杀身成仁的味道……”[38]科夫纳“有组织、独一无二的报复计划”最终搁浅，其经过和原因颇为耐人寻味。

他的计划是往几座德国大城市的水源里投放致命化学药品。为了搞到毒药，科夫纳去了趟巴勒斯坦。人们对他的想法表示同情，但没多少人支持大规模屠杀，就算杀的是纳粹余孽。本——古里安（Ben-Gurion）[10]等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崭新的犹太国家，为此他们需要博取盟国的好感。拯救欧洲剩余的犹太人，把他们变成自豪的以色列公民，这才是目标所在。在欧洲，再也不可能回归正常生活了。欧洲代表过去。纠缠于屠杀德国人的计划，说得好听点，也是浪费时间。正因如此，尽管科夫纳从未将他的计划和盘托出，犹太复国运动的军事组织哈加纳（Haganah）也无意出手相助。

故事讲到这儿，接下来的发展就近乎搞笑了。尽管得不到官方协助，科夫纳还是想方设法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化学实验室里买到了毒药。实验室的助手是一对叫卡齐尔（Katzir）的兄弟，其中，哥哥伊弗雷姆（Ephraim）[11]后来成为以色列第四任总统。兄弟俩以为科夫纳拿毒药只是为了毒杀党卫队军官——没人会反驳说这些人不该杀——于是就给了他一种毒性极强的药物；仅一毫克的剂量就能致大量人员死亡。

1945年12月，科夫纳背着一个筒状旅行袋，登上一艘开往法国的轮船，袋里塞满了一罐罐贴着奶粉标签的毒药，跟他同行的是个叫罗森克兰茨（Rosenkranz）的同伙。他们俩拿着伪造的身份证件，佯装成英国军人，尽管科夫纳一句英语也不会讲。旅途中，科夫纳大半时间都在晕船。快到土伦的时候，船上的广播呼叫了科夫纳的名字。科夫纳以为自己的身份被戳穿、计划败露，把一半“奶粉”罐头全丢到了海里，并指示罗森克兰茨一旦发现苗头不对，就把剩下的一半也销毁掉。

实际上，科夫纳根本没有暴露，任务也没被人察觉。他遭到逮捕的原因是被人猜中了使用的是伪造证件。总之，毒药没运到欧洲。慌乱之中，罗森克兰茨把剩下的罐头也扔到了水里。纽伦堡等地的水源因此安然无恙，几十万德国人逃过一劫。科夫纳的朋友曾想在集中营里给纳粹吃的饭菜里下毒，但他们的态度不够坚决。所以就连这个计划最终也不了了之，除了一些人中毒生病外，并未有人死亡。

由于得不到政治支持，犹太人从未真正实施过复仇。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希望建立一种区别于既往的正常状态，这种状态下，英雄的以色列人将降服荒漠，耕种作物；骄傲的以色列公民兼士兵将与敌作战，保家卫国。欧洲那片土地浸透着战争鲜血，还是离得远些为妙。领袖很有觉悟，他们面向未来。未来一样会充斥流血、族群和宗教冲突，但要流的不是德国人的血。然而，阿巴·科夫纳无法适应这种面向未来的生活。过去的阴影一直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催使他写下悲情的诗篇，而且经常在夜半惊醒，仰天长啸。

他写过一首给妹妹的诗：

我在应许之地呼唤你，

四处找寻你的踪迹，

翻遍了成堆的小鞋子。

每逢佳节临近，我都找寻你。

还有一首写给他父亲的：

上帝保佑，我们的父亲四十年里，

一直从同一个炉子取出烤好的面包。

他从未想象过，

整个民族能从焚尸炉里涅槃重生，

而全世界，在上帝的帮助下，却一切照旧。[39]

* * * * *

托尼·朱特谈到战时的法国，曾这样写道：不管对于积极的抵抗者还是通敌分子，“他们的主要敌人，通常情况下就是彼此：德国人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40]同样的话也适用于不少处于外国占领下的国家：南斯拉夫、希腊、比利时、中国、越南、印尼。占领军会效仿殖民当局，利用早已存在的敌我矛盾。没有德国人，维希政权的反动派独裁者也不可能走上权力前台，克罗地亚杀人如麻的安特·帕韦利奇（Ante Pavelic）和他手下的法西斯派别“乌斯塔沙”（Ustaša）也不会有机会问鼎权力宝座。在佛兰德斯，弗莱芒国民联盟（Flemish National Union）勾结纳粹占领军，希望借德国主导欧洲这一契机，摆脱讲法语的瓦隆人（Walloons）的压制。在意大利和希腊，法西斯分子和其他右派同德国人沆瀣一气，这么做既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也是为了打压左派的势力。

那么在中国情况如何呢？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因为日本对中国人犯下的战争罪行向毛泽东主席道歉。毛这个人讲话很有黑色幽默。他让客人别背负心理包袱：说谢谢的应该是我们。他说道，没有你们日本人，我们中共不可能夺权。毛说的没错，当时的历史发展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话最具戏剧性的例证。日本人和蒋介石的国民党一样害怕共产主义，双方甚至还有过联手剿共的想法；国民党里汪精卫这一支也的确同日本人大搞绥靖。但是由于战争严重挫伤了国民党的元气，日本人实际上助了共产党一臂之力，帮着后者打赢了国共内战。1945年，内战的苗头就已初露端倪，之后很快全面爆发。

同希腊一样，中国在外敌入侵前就早已深陷内战。在法国和意大利，内战也已是箭在弦上。而欧洲人在亚洲殖民地“分而治之”的做法造成了很深的积怨，使得所有社会冲突呈现出一点即燃的状态。在被德国人和日本人操纵后，这层积怨变得更加致命。

共产党和左派在反纳粹、反法西斯斗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德国和日本为了建立帝国，诱使许多知名右派人士“落水”，名誉扫地。法国共产党自豪于其抗争历史，管自己叫“血肉筑成的党”（le Parti des Fusillés）。即使是左翼同志，如果胆敢同共产党唱反调，对斯大林主义路线叫板，也会被共产党谴责不爱国，甚至惹来“希特勒——托洛茨基分子”这一针对通敌卖国者的骂名。鉴于左翼的武装抵抗史，他们要求发动革命、建立新秩序的呼声也情有可原。战后，苏联至少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利用了这些呼声，反观西方盟国，却解除了一些与他们并肩作战、对抗德日法西斯的部队的武装，或者参与镇压了他们。不仅如此，某些原敌伪政权的统治精英在得到盟军的帮助后，重回权力舞台。这些事件为日后的冷战播下了种子。

然而，勾结外敌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在1943年的南斯拉夫，铁托（Tito）的共产党游击队就同德国人进行过谈判，因为铁托希望可以“腾出一只手”，去攻打塞尔维亚保皇党的切特尼克部队（塞尔维亚语里叫Cetniks）。同年秋天，切特尼克部队又同德国人合作，一同打击铁托的游击队。而波斯尼亚穆斯林则愿意同任何能保护他们的一方合作：克罗地亚法西斯，塞族游击队，甚至是纳粹。所有这些暂时性的结盟针对的都是内部敌人，并非外敌。

在法国，多数通敌者并不是直接勾结德国占领军，而是通过为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领衔的法国政府效劳。有了德国帮忙，维希派认为复国有望，他们将复原一个真正的法国，一个由教堂、家庭和爱国主义构成的法国，没有自由派，没有犹太佬，没有共济会，也没有其他玷污“地道法国”（La France profonde）的人或事。意大利法西斯真正意义上的通敌发生在1943年，当年，意大利被德军占领后，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权力辐射范围仅限于加尔达湖上隶属纳粹伪政权的一片弹丸之地。然而，过去二十年的法西斯统治已经在左派心中埋下了巨大的仇恨，只等德国人一走，他们就准备展开疯狂的报复。

后来当选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受丘吉尔委派，时任负责地中海国家事务的全权大使。1945年4月，他坐上一辆军用吉普车，前往博洛尼亚（Bologna）同盟军的军事主管会晤，后者刚刚在富丽堂皇、完好无损的市政厅里落脚。路上，他看到两具当地著名自由派人士的尸体，庄严肃穆地躺着，旁边不时有路人经过，眼含热泪地向遗体致以最后的敬意。黑衫党这个法西斯组织一天前仓皇出逃，临走之前枪杀了这两位自由派。“棺材盖开着，”麦克米伦在日记里写道，“这样，生前友人和仰慕者就能最后一次瞻仰领袖的遗容。两人被杀害于市政厅墙壁前——墙上血迹斑斑，很是显眼。他们曾经站立的位置已经摆满了鲜花，还有年龄不一的男男女女的照片，看着让人揪心。这些人是最近几个月里被法西斯黑衫党杀害的。”

在日记里援引了这段话后，麦克米伦接着写道：“地方行政长官是一名法西斯分子，他没能及时逃脱，被游击队员击毙，倒在了自己最后一个受害者身旁。你能看到他的脑浆溅到了砖块上，血流了一地。”[41]然后，麦克米伦就去吃午饭了。他注意到过去给德国军官烹制意式菜肴的意大利厨子，现在改为给盟军将领烧美国菜了。“这里面蕴含着一则道理。”他写道，却没有透露到底是什么道理。

1946年4月，死于寻仇的游击队之手的人还包括墨索里尼自己，以及他的情妇克拉拉·佩塔奇（Clara Petacci）。他们在试图逃往奥地利时被人逮住，同行的人里还有一些德军防空部队的士兵。游击队在一个路障前拦下了他们。德国人被放行了，游击队对他们不再感兴趣。但意大利人不准走。尽管在红裤缝的意大利将官马裤外套了件绿色的德国军大衣，但墨索里尼还是被人认出来了。4月28日，他、克拉拉，还有15名随机挑选的法西斯分子，在加尔达湖上的一间乡间别墅前，被人用机枪处决。翌日，他们的尸首出现在米兰一座破破烂烂的广场上，像猎物一样被倒吊在埃索（Esso）加油站的悬梁下，供暴民发泄怨气。很快，尸体的脸就变得血肉模糊，难以辨认。

一个月后，埃德蒙·威尔逊被带到事发地参观。埃索加油站现已废弃，但悬梁上用黑字写下的死刑犯名字依旧清晰可见。威尔逊写道：“墨索里尼和他的追随者被虐杀，死后暴尸街头，被人辱尸泄愤，这件事的臭气依然飘散在整个城市上空。意大利人会在酒吧里拦住你，给你看他们拍的照片。”[42]

事实上，在4月至7月期间，意大利北方可能发生过不下2万起处决法西斯和他们狗腿子的事件，这只是其中一起罢了。在这当中，有8000起发生在皮埃蒙特，4000起发生在伦巴第，3000起发生在艾米利亚，另有3000起发生在米兰省。[43]许多人是被共产党主导的游击队草草处决。其余的在临时设立的人民法院——即所谓的广场（Piazza）正义——里接受了简单审判。处决来得很快，有时还存在滥杀无辜的现象。验明身份的法西斯分子连同老婆孩子一起被枪毙。死于这种粗暴正义屠刀之下的既有警官，也有法西斯政府官员。就算有些人已经身陷囹圄，也并非绝对安全。7月17日，维琴察附近的斯基奥监狱遭到了蒙面游击队的袭击，牢里关着的55名法西斯被杀。有些复仇者是久经战阵的抵抗组织战士，有些则是待到真正的战斗一结束，最后时刻才摇身一变成了英雄，这类人壮大了各地的抵抗组织。还有些则是身背前科的罪犯，利用他们新晋的“爱国者”身份，敲诈富商、地主，或盘剥他们的财产。

话说回来，在意大利，报复的背后时常也有政治目的；这是一种反攻倒算的革命行为。共产党游击队将清洗看成是和资本主义的必要斗争。由于大企业，譬如都灵的菲亚特公司，都与墨索里尼政权合作过，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目标。尽管都灵和米兰城里最有钱有势的生意人往往都能设法跨越瑞士边境，或者用黑市商品买通前来索命的人，以此保全性命，但对于地位较低的人，他们被害后常被人抛尸当地公墓门口。

由于对意大利可能爆发共产主义革命忧心忡忡，盟军军事当局罔顾许多游击队员曾英勇抗击德军这一事实，急不可耐地想解除他们的武装。保守派意大利政客对这项举措表示支持，这点并不让人奇怪，因为他们中间一些人曾经同法西斯蛇鼠一窝。的确，正是因为罗马的意大利过渡政府在惩办法西斯分子一事上磨磨蹭蹭，才有了后来的“广场正义”。

为了讨好和安抚原游击队员的自尊心，意大利多个城市举行了游行。盟军指挥官在左右两侧意大利达官显贵的陪同下，接受了游击队的致敬。队员分别戴着不同颜色的围巾，象征着他们各自效忠的对象：红色代表左派，蓝色代表基督徒，绿色代表多由意军逃兵组成的独立派（autonomi）。不少人放下了武器，但也有人拒绝缴械。激进的左翼依旧势力强大，有时还掌握武装力量。不过，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保守派是多虑了。意大利不会出现革命。斯大林被允许将他的帝国扩展至中欧，作为回报，他同意把地中海留给西方盟友。但是杀气腾腾的报复行动依旧在上演，意大利被赤化的担忧也依然挥之不去，左派仍旧痛感遭人背叛，这种感觉有时甚至绵延至21世纪。

埃德蒙·威尔逊素来同情左翼，他对这些事态表达了不齿。他提到，美国对战后意大利民主体制建设的主要贡献是，“管我们的一条电话线路叫自由线；另外，当初游击队为我所用时，我们提供武器，鼓舞他们，但现在却在没收他们的武器，禁止他们发表政治演说，如果他们制造事端，还会被扔进监狱”。尽管知道左派手上也沾满了鲜血，但他认为，“全新的意大利革命不只是一场野蛮仇杀，我相信，这一运动的势头此刻很难被扼杀”。[44]

然而，左派的势头的确被扼杀了，一如南朝鲜、法国、南越、日本和1945年夏威尔逊造访的希腊。他下榻在雅典宪法广场上的大不列颠酒店，酒店服务很差，甚至有几分敌意，威尔逊留意到他的房间墙壁上还有弹痕。他受到怠慢是有原因的，因为雅典也像意大利一样被笼罩在一团臭气之中——一团因同样背叛而生的臭气。

这里有必要对墙上的弹孔作出解释。一年前的12月，国民解放阵线（希腊语里简称EAM）的支持者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EAM是受共产党控制的游击队组织。英军正式接管了光复后的希腊。那时，控制雅典的是一个由民族团结党主导的希腊过渡政府，政府成员多为保守派和保皇党，此外也有一些左翼人士。但大半个希腊依旧在EAM及其下属武装力量ELAS手里。赶走了德国人后，EAM和ELAS本以为可以接管政府，在希腊上下推动革命。但是有英国人撑腰的保守派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加以制止，于是就有了1944年12月3日的示威抗议。在哈罗德·麦克米伦看来，这一天“拉开了内战的序幕”。[45]

事实上，麦克米伦一定清楚，内战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希腊在一战期间严重分裂，当时的总理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Eleftherios Venizelos）打算支持协约国，而国王康斯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和其军事统帅扬尼斯·梅塔克萨斯（Ioannis Metaxas）则支持同盟国。于是，后来一段时间里，保皇派和“韦尼泽洛斯派”一直严重对立。1936年，梅塔克萨斯独揽大权，表面上看他是个银行家，但心地却如同法西斯元首（caudillo）般歹毒。他崇拜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作为国父“统一”了希腊——取缔所有政党，把共产党和政权的其他反对者关进监狱。梅塔克萨斯死于1941年，他的死让多数希腊人松了一口气。

后来，德国人举兵来犯。过去梅塔克萨斯政权的支持者大都勾结入侵者，而从梅塔克萨斯的监狱里放出来的共产党人则带领人们抵御外敌。在德国人的鼓动下，希腊法西斯兵团和一开始得到盟军帮助的左翼游击队展开激战。双方都穷凶极恶，不少受害者都是不幸身处战火夹击之下的无辜民众。

但麦克米伦说得没错：在英国人看来，真正的战斗是1944年才正式打响的。英军在得到意军的增援后，把枪口对准了几个月前还在打德国人的左翼游击队。埃德蒙·威尔逊对这种背信弃义、过河拆桥做法的不齿得到了广泛响应，特别是在美国。英国出兵希腊被看成是又一次典型的英帝国主义干预战争。不过，在英国，许多人对此也抱有同感。丘吉尔因为对德作战的领导才能备受尊崇，却因为敌视共产党游击队收获了不信任。

哈罗德·麦克米伦写道，在希腊等地，“抵抗运动在我们的宣传里被描绘成一帮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理想主义者，以拜伦式的热情献身战斗，为的是争取国家的自由”。[46]最有拜伦风范的一位英雄莫过于阿里斯·维卢奇奥蒂斯（Aris Velouchiotis）。阿里斯率领他的游击队，骑着战马翻越崇山峻岭，他们清一色的一袭黑衣——头戴黑色贝雷帽，身穿黑夹克，留着黑胡须。这位英雄人物在1945年和共产党一刀两断。他不仅散发着浪漫主义气息，同时还是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人们后来在他经常出没的地区挖出了万人坑，里面七零八落地埋葬着他政敌的骸骨。

希腊解放后的真正问题是，在动用武力这点上到底谁说了算。这在意大利、中国等地也是一样的。经过漫长的谈判后，希腊国民解放阵线（EAM/ELAS）同意放下武器，前提条件是右翼武装民兵，譬如纳粹占领下组建的臭名远扬的警备营，也放下武器。政府想的是把双方最出色的士兵吸纳进政府军。据EAM/ELAS称，政府方面没能遵守约定；即便左派遣散了部分部队，右派还是获准保留了武装力量。不难理解，不少原ELAS的战士将此视为恬不知耻的背叛。一名游击队员回忆道，1944年他们曾包围了一帮通敌者，但最后放了对方一条生路，把他们移交给了警方。游击队失策了，因为后来警方给这些人配枪后，放他们走了。1945年，战败的游击队员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些说‘杀了他们’的同志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指出，如果我们当时枪毙了所有的法西斯，就不会再起战火，打内战了。”[47]

1945年的雅典就被笼罩在这样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氛中，对此，埃德蒙·威尔逊在酒店房间里看出了端倪。1944年12月3日，宪法广场上人头攒动，人群由妇女和孩子带头，朝大不列颠酒店行进，那里是临时政府办公所在地。据传言，人们计划冲击酒店。而威尔逊从同情左派的人士那里听来的说法是——也是当时大部分希腊人的看法——这是一场和平示威。大部分群众在保皇党的警察朝他们开枪后依然毫不退却，镇压共导致100多人死伤。翌日，示威者再次途经酒店，这次是为死难者送葬，但就在这时，保皇党从酒店窗口向外射击，打死了将近200名手无寸铁的市民。

可以预料，麦克米伦的看法会有些不同。“这群所谓的平民，”他回忆道，“里面有许多全副武装的ELAS游击队员。”而且打出致命枪弹的恐怕是有心煽动暴乱的共产党特务。[48]

尽管这起惨案的真相依然扑朔迷离，有两件事当无争议。首先，1944年10月德国人被赶出希腊前，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行事冷酷无情，处决了大批名副其实和莫须有的通敌者，还有“阶级敌人”，而且在1944年之后一段时间里，清洗和杀戮依旧在上演。其次，希腊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被人背叛了。

在许多国家，共产党和左派是反纳粹和反法西斯抵抗力量的中流砥柱。在希腊，他们通过残酷地清除异己，垄断了抵抗组织。在乡村，EAM/ELAS建立了某种游击政权，人民法院负责处置所有革命的敌人。1944年9月，一位被派驻到希腊的英国军官写道：共产党在阿提卡（Attica）和维奥蒂亚（Boeotia）施行“恐怖统治”。“过去几周内有500多人被处决。由于尸体腐烂，臭气熏天，我营地附近的一个地方根本没法走近。赤身裸体的尸体被人砍掉脑袋，就这么躺在地上，无人掩埋。这片地区有很多死硬的反动派，ELAS就来整肃了。”[49]

鉴于此，人们有理由担心希腊一旦爆发革命将会出现的后果。丘吉尔曾一心想把国王乔治二世送回希腊，复辟王权，但他的那套忠君尊王的训诫就连一些希腊保守派都十分反感；此路不通。1930年代末期，乔治二世曾短暂执政，碰巧赶上扬尼斯·梅塔克萨斯的右派暴政，因此公众可不会怀念那个时代。

但出于对共产主义的畏惧，英国人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协助雅典政府同左翼游击队作战。1945年初爆发的内战持续了五个星期，多达2万名“阶级敌人”被ELAS驱逐，而且经常在被强行赶进深山后屠杀殆尽。另一方面，许多有左派嫌疑的人被英国人流放到非洲劳改营。交战各方无所不用其极，战争空前残酷，以至于2月份达成停火协议时，公众无不感到宽慰。当时，丘吉尔出现在大不列颠酒店的阳台上，在东正教大主教的陪同下，对着人山人海、欢呼雀跃的群众讲道：“希腊永世长存！希腊属于所有人民！”[50]

后来证明，这不过是战事重启前的短暂停歇。翌年，希腊再次陷入内战，一打就是三年。但其实早在这之前，丘吉尔振奋人心的演讲一结束，另一种形式的报复，或者说反报复就开始了，这回矛头指向的是左派。右翼军事组织和宪兵发了疯似的到处抓人。大批共产党或有左派嫌疑的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捕，遭到殴打，羁押或被杀害。国民解放阵线发出呼吁，号召全世界关注“一个甚至比梅塔克萨斯独裁专政还要骇人听闻的恐怖政权”。[51]1945年末，大约6000名EAM的支持者都被关进大牢，其中不乏妇孺之辈。由于人数众多，不得不专门兴建关押女囚的拘留所。犯人受到的普遍指控是他们在德占期间犯有战争罪行。然而，曾经勾结纳粹的人以及右翼保安团的罪行却大都逃脱了制裁。

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埃德蒙·威尔逊来到希腊的原因大相径庭，各自的看法也势如水火。前者是作为英国的常驻公使，后者是服务于美国的报告文学作家，但两人在一件事上意见一致：有必要加大努力，把民主左派从共产党革命分子中分裂出来。麦克米伦认为，“一种温和、合理、进步的政策”本来能撕下“共产主义冷酷本质外包裹的那层模糊、激进的外衣”。[52]在威尔逊看来，英国本应“协助EAM的领导人，帮他们摆脱苏联的束缚，另外，他们手下有些成员行事野蛮粗暴，抵抗时期，英国人对他们的骁勇善战求之不得，但如今有必要管教管教他们”。[53]遗憾的是，即使存在这样的愿望，相应的努力很快就被复仇的渴望所湮没。各路政治力量为了一己之私，激化矛盾，挑唆人们报仇雪恨。

* * * * *

用解放来形容殖民社会的战争结束也许并不合适。多数亚洲人对日本人被赶跑都打心底里感到高兴，因为日本所谓的“解放亚洲”后来证实残酷性比其短暂取代的西方帝国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1945年，荷兰人可不想让荷属东印度获得解放。同样，法国人也不希望印度支那解放，英国人不希望马来亚解放。

相形之下，美国人对菲律宾的处置方案要迁就多了，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路易斯·蒙巴顿勋爵（Lord Louis Mountbatten）对渴望民族独立的志士抱有些许同情。荷兰人和法国人则不同，他们急于尽快恢复战前的殖民秩序。即使是对渴望独立的印尼人心存同情的荷兰社会主义者，也担心一旦失去亚洲殖民地，遭受德国占领重创的荷兰经济将走向崩溃。当时流行这么一句口号：“如果丢了东印度，我们就要完蛋了。”对于印尼民族主义者，较为进步的荷兰政府所能作出的最大让步，不过就是在归顺荷兰王室的前提下，赋予一定的自治权。另外，对那些和日本人合作过的印尼人，肯定要秋后算账，绝不姑息。

这让通敌和清算这一问题变得颇为复杂，因为至少在战争初期，东南亚人民十分支持日本人“亚洲是亚洲人的”宣传。对于苏加诺这样的印尼激进派，和日本人合作是摆脱荷兰殖民主子的最好办法。但在荷兰人眼里，苏加诺这就成了通敌分子。因此战后不可能跟他就印尼的独立问题进行谈判；相反，荷兰人认定，他因为卖国求荣理应受到惩处。

1945年，亚洲人胸中同样燃烧着一腔复仇的怒火，但矛头并不总是指向欧洲殖民主义者。复仇的形式通常比较间接，瞄准的是日本占领前的通敌行为。同欧洲一些地方的情况如出一辙，亚洲人复仇的受害者常常是不受待见的少数民族，尤其是那些享有特权、经济上更富裕、和西方殖民列强结盟的少数派。

华人常被叫做“亚洲的犹太人”，他们是日本人在东南亚野蛮行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举例而言，在马来亚，日本人不信任华人，更看得起马来人。有种看法是，华商从西方殖民主义中获益，所以华人理应被打倒。与此同时，马来族精英却在公务员和警察队伍里得到了晋升。这倒不是说日本人对马来或印尼工人农民有多好；相反，许多印尼人因为被迫为日本军工项目干活而丧命，死时的状况比多数西方战俘还要凄惨。乡村常常受到战火蹂躏，上百万的农民生活困窘；城市遭打砸抢，丧失了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黑帮成了街头老大。

日本在南洋的统治尽管残暴，但却给过去倾向于对殖民之耻逆来顺受的人灌输了一套全新的叛逆思想。西方列强被日本羞辱得体无完肤，他们外强中干的特点暴露无遗。几十万马来族和印尼年轻人接受了日本人的训练，效力于“皇协军”、民兵和各个激进青年团体。这让他们感到了一种少有的自豪。日本人利用在被殖民人群当中十分普遍的羞耻感和低人一等的心理，有意煽动反西方和反华情绪。

战时，马来亚的抗日运动大都有华人背景。马来亚共产党是抵抗力量的领导者，他们一方面以中共为榜样，另一方面也许受到了国际主义的鼓舞，这种情怀让共产主义对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都很有吸引力。尽管马来亚共产党的纲领并不太反对马来族，但所有成员几乎清一色都是华人。其麾下有支军事力量，叫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PAJA），到1945年8月时，抗日军已经有大约一万名武装人员，控制了大半个乡村，形成了国中国，有自己的法律和法规，并热衷于大面积整肃不同情他们的官员。这方面很像希腊的共产党游击队。

战后，抗日军的成员旋即对勾结日本人的当地人——多数是印度人和马来人——进行了报复；市长、警察、记者、告密者、日本官员的情妇，以及其他“卖国贼和走狗”被人在大街上拖着游街，关进牢笼，再由“人民法院”草草审判后公开处决。这让许多马来人心生恐惧。另外，同年10月，曾和马来亚抗日军有过密切合作的英国殖民政府宣布华人应被赋予同等公民权，于是，马来人自然而然担心会失去对自己国家的控制权。时至今日，马来亚的政客依旧在利用这种畏惧心理。

马来人决定对华人予以反击。领头的是个戴着头巾、凶神恶煞的原黑帮头子，叫基亚伊·萨雷（Kiyai Salleh），他在战后一跃成为“圣战红军”团体的头目。该团体的宗旨是防止华人异教徒威胁穆斯林的信仰，并为那些在日本战败后遭华人羞辱和处决的马来人报仇。尽管排华的圣战表面上符合伊斯兰教义——萨雷诵读古兰经文，引用苏菲派圣人的教诲——但他更多地借力马来神秘主义，对外宣称自己刀枪不入：“子弹打不死他；他能不湿脚穿越河流；能撑破任何绑在身上的绳索；他的嗓音能让攻击者瘫痪。”[54]萨雷的追随者相信，在用金针刺扎身体、并喝下神圣勇士头领“开光”的汤药后，他们也被赐予了类似的神力。

“圣战红军”最喜欢用大砍刀或马来族的“克里斯”（kris）短剑杀人。据传说，这种武器跟战士们一样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在11月6日发生的一起典型的袭击事件中，一伙马来族圣战主义者袭击了巴当里峇（Padong Lebar）的一个华人村庄，用短剑和砍刀杀死了40人，其中男性5人，其余为女人和孩子，孩子的尸体被扔进一口水井。马来政客并不支持这种杀戮，但他们也未采取行动加以制止。据一份英国军事情报显示：“在受过教育的马来人中间，似乎能察觉到他们对马来人在未来马来亚的地位很是担忧。此外，人们普遍相信，华人正在掌控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如果对这种势头不加遏制，他们终将获得政治主导权。”[55]

同样的担心还困扰着印尼人。正因如此，马来族头领萨雷手下三员大将都是来自荷属东印度的印尼民族主义者，就绝非偶然了。1945年秋的东印度，时局要比马来亚动荡得多。

雅各布斯（G. F. Jacobs）是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少校，南非人，是1945年8月第一批被空投到苏门答腊的盟军士兵之一。他的任务是同日本军方建立联系，准备接受他们投降，并为盟军登陆打前站。雅各布斯得以率先一睹日军战俘营究竟，他发现里面关押了数以千计疾病缠身、形销骨立、遍体鳞伤和饥肠辘辘的平民。荷兰囚犯不能理解雅各布斯为何不准他们血债血偿：“为什么制止我们……你难道看不出我们有多想收拾这群黄皮肤的矮个儿王八蛋么？”[56]

雅各布斯少校禁止战俘对看守动用私刑的原因是他担心一种更可怕的威胁。印尼人拿着枪、匕首和长矛在乡间游荡，叫嚣要“bunuh Belanda!”，即“杀死白种人！”。现在还需要日本人来保护昔日的囚犯。

8月17日早上，也就是日本投降后两天，苏加诺在巴达维亚（即雅加达）对着不大一群人宣读了一篇短小精悍、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宣言：“我们印尼人民在此宣布印尼独立。诸如权力交接等工作将会正大光明地展开，而且会尽快落实。”

苏加诺任命自己为新成立的印尼共和国总统。这份独立宣言是他和副总统穆罕默德·哈塔（Mohammed Hatta）一同起草的。在这之前，他们和日本陆海军司令官就此事进行过密切的磋商。1945年夏，战败看来已经在所难免，日本人因此断定，缔造一个自由的、反西方的印尼将会是他们最好的一步棋。毕竟，多数日本人把“亚洲是亚洲人的”这句口号很当回事，尽管他们的真实想法是自己作为优等人种，应凌驾于其他亚洲人之上。不少印尼人都对暴力感到厌倦，他们受尽了日军的欺压，又吃不饱饭。那些被强行送去修建缅泰铁路等炼狱般日本工事、最后大难不死的人，把外来疾病带回了老家。当地人体质虚弱，完全无法抵御疾病。印尼人暂时还拿不定主意如何看待日本抛出的“自由印尼”设想。日本投降后最初的几周里，印尼人对荷兰平民还没什么敌意。苏加诺、哈塔和诸如苏丹·沙里尔（Sutan Syahrir）——一位在荷兰受过教育、从未同日本合作过的社会主义者——等领导人竭力遏制这个千岛之国上潜在的暴力事件，但他们对国家暂时还没有多少实际控制力。

大批年轻的强硬派受过日军训练，做过“皇协军”，思想激进。对于他们，新一代印尼领导人的影响力十分微弱。这些青年好勇斗狠，一心想着要打仗。他们从同情印尼的日本军官那里弄到了武器。有些是买来的，有些是从日本仓库里偷来的。据估计，战士们拿到了5万支步枪，3 000挺轻重机枪，外加1亿发子弹。[57]荷兰人此时应该做的，而且也是西方盟友建议他们做的，是同苏加诺等印尼领导人协商，因为后者无意诉诸革命暴力。蒙巴顿一厢情愿地说过：“我们唯一的想法是让荷兰人和印尼人相拥接吻，成为朋友，然后我们就好卷铺盖走人。”[58]然而，荷兰人并未照办。相反，在向英国外交部的请愿中，他们把“所谓的苏加诺政府”比喻成亲纳粹的吉斯林政权（Quisling regime）[12]，把追求国家独立的年轻印尼士兵比成是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苏加诺的独立宣言则被描绘为日本意图在荷属东印度维系法西斯政权的阴谋。[59]

关于苏加诺勾结日本人这点没什么疑问。19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他不是在荷兰殖民监狱里度过，就是被流放到某个偏远的岛屿上。日本人给了他荷兰人不曾给过的礼遇。所以不管怎样，苏加诺把投靠日本视为民族解放最快捷径的看法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1942年他曾说过：“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亚洲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60]

但苏加诺巴结日本人的行为，即便对不少印尼人来讲都太露骨了。他曾支持日本强迫印尼劳工为其战争事业卖命，这点玷污了他的名声。另外，激进的少壮派对他让日本人参与起草独立宣言十分愤怒。他们根本不想跟日本人有任何瓜葛。但是，没有人能够质疑苏加诺身为印尼民族主义者的气节。

然而，荷兰人没有直接和苏加诺打交道，而是作出十分模糊的承诺，许以印尼人在荷属联邦中的自治地位。与此同时，9月起，荷属东印度军队的老兵开始在印尼村庄和社区周边耀武扬威。他们肆意开枪，扯掉红白两色的印尼国旗，威胁恐吓人们，这么做完全就是为了显示这里还是他们说了算。最臭名昭著的治安部队是一个叫X兵团的组织，长官分别由荷兰人和欧亚混血儿担任，手底下的士兵多是皮肤黝黑、信仰基督教的安汶人（Ambonese）、棉兰人（Medanese）和其他少数民族，他们担心被其余印尼人摆布，要胜过担心被荷兰人欺压。况且他们也是殖民体系的忠实仆人。当消息传来，说已经靠岸的荷兰和英国战舰搭载着盟军部队——多为印度兵——以及一心想要恢复旧秩序的荷属东印度民事管委会（NICA）的特派员时，东南亚最血腥的暴力冲突就此拉开了序幕。这种暴力的本质，部分是革命，部分是复仇，部分是违法乱纪，几种因素结合在一起，足以致命。同年早些时候，中欧也爆发了背景相似的流血冲突。

1945年10—11月出现了一波暴力恐怖浪潮，俗称“bersiap”（意为“准备好！”）。发起这轮袭击的是成群结队的极端主义武装分子，成员多数在日本人领导的民团里服过役，或者是从雅加达、泗水（Surabaya）等城市的黑帮中招募的街头混混，说是混混，往往只是青少年。人称pemuda的青年暴力团体还囊括了学生、工厂工人和村民。他们的首领有些是黑帮老大，这些人抢劫和杀害权贵阶层的动机跟政治关系不大，更多是出于贪婪。有些头领很有魅力，比如人称“虎父”的土匪头子，他把护身符卖给手下，说是能保他们刀枪不入。爪哇神秘主义和日本人灌输的武士道精神两相结合，让年轻战士充满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Merdeka atan mati！”（“不自由，毋宁死！”）曾经出现过热血青年只拿砍刀和竹枪对抗坦克的事例。

革命复仇的主要受害者一是华人，他们大多从商，有通敌背叛的嫌疑；二是欧亚混血，亦称“Indos”；另外还有其他常跟荷兰人穿一条裤子的少数民族。除此之外，还要算上经常被凭空臆想出来的NICA间谍。对于NICA间谍的定性十分武断：一个人所穿的纱笼（sarong）[13]如果红、白、蓝三种颜色太多的话（荷兰国旗的颜色），就可能被当成荷兰当局的间谍揪出来。

雅加达的华人、混血儿和安汶人一旦听到街上有人像擂响战鼓一样用竹枪敲打空心金属路灯灯柱时，就知道麻烦来了。日本兵手里拿着枪，奉命在盟军不在时保护平民，但一听到敲击声响起后，经常会溜之大吉。暴徒袭击商店，将住宅付之一炬。狂性大发的青年把屋里的一家人乱刀砍死，他们嗜血成性，乐此不疲地挥刀砍杀，有时甚至会喝受害者的血。在雅加达附近的一个地方，干净的水源已无处可寻，因为水井被腐烂的华人尸体塞得严严实实。

在印尼式荷兰语里，最常见的一类杀戮叫getjintjangd。Tjintjang的意思是用克里斯短剑或大砍刀杀人。荷兰平民愚蠢地离开了尚有日本兵把守的集中营，结果往往是被人给tjintjanged。而日本兵如果拒绝帮助叛军，或交出手里的武器，一样也会被tjintjanged。尽管过去的集中营和充斥病怏怏的饥民的肮脏村落也是袭击目标，但只要日本看守还坚守岗位，它们依然是最安全的栖身之所。

跟许多荷兰平民一样，有个名叫彼得·范·贝尔库姆（Peter van Berkum）的年轻人生在印尼，长在印尼。一天晚上，他在泗水碰巧被一群少年暴徒盯上，他们手持削尖的竹枪。范·贝尔库姆被推上一辆卡车，送到当地一座牢房。据他回忆：“卡车减速的时候，一群厉声尖叫的人围了上来。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一堆棕褐色、汗涔涔的脸，人们嘴部扭曲，张得很大。他们晃着攥紧的拳头，挥舞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在一片“杀死白种人！”的呼号声中，囚犯们被推下卡车。“一瞬间，人群冲了上来，对他们拳打脚踢，用刀砍，用棍棒戳，用刺刀捅，还用上了斧头、枪托和长矛。”[61]

印尼领导人不希望出现Bersiap，但事到如今，他们对局面已经完全失控了。爪哇和苏门答腊岛上爆发了全面战斗。这不光是针对殖民者和他们所谓帮手的报复行动，而且还发生在叛军和日军之间，这样的报复和反报复导致了一种血腥的恶性循环。在三宝垄（Semarang），一支由木户新一郎（Kido Shinichiro）少佐率领的日军部队与pemuda发生了冲突，后者认为日本人蓄意破坏水源。为了以儆效尤，日军杀死了一部分印尼民兵。这之后，印尼人虐杀了关押在三宝垄市内监狱的两百多名日本平民。一份英国陆军报告如此描绘当时的情景：“有些尸体吊在屋顶上，有些吊在窗口，其余的被竹枪捅了一遍又一遍……有些人临死前试图在墙上写下血书，留下临终遗言。”[62]被激怒的日军继而还以颜色，屠杀了两千多名印尼人。

陷入最严重暴力的是泗水。这座工业城市到10月底已完全落入印尼人之手。监狱里都空了。一个留着满头长发、富有感召力、人称“托莫老哥”的人，通过“叛乱电台”散播古时爪哇人大无畏的传说。在受到他的蛊惑后，成群结队的pemuda自由战士、小流氓和浪漫主义青年纷纷走上街头兴风作浪，用短刀和长矛攻击华人、安汶人和被指控是NICA间谍的混血儿。日本人由于担心自己性命不保，很乐意向暴民提供更多致命武器。

彼得·范·贝尔库姆的姐姐卡拉（Carla）和附近某个集中营里的荷兰难民一起来到泗水，但迎接他们的是下面的遭遇：“我们被一群土著暴民围攻，他们气势汹汹地用竹枪刺我们。边刺还边叫：“merdeka! merdeka! merdeka!”（“自由”之意）他们衣衫褴褛，黑眼睛里透射出让人胆寒的凶光。我好害怕。”[63]

盟军决定采取行动。荷兰海军上尉胡耶（P.J.G.Huijer）奉命进入泗水，为盟军登陆做前期准备。他的到来自然被视为进一步的挑衅。日本军火库里的枪械源源不断地流入pemuda战士手中。10月25日，大约4 000名英军在泗水登陆，其中多半是印度兵和尼泊尔的廓尔喀兵（Gurkhas）。顿时谣言四起，说这些士兵其实是把脸涂黑的荷兰人。于是，他们遭到了一群印尼乌合之众的攻击。因为担心自己的军队遭到屠戮，英国人恳请苏加诺和哈塔出面干预，约束暴徒。他们照办了，也取得了些许成效。停火协议多少算是得到了遵守。直到10月31日英军指挥官马拉比（A. W. S. Mallaby）准将在试图干预一场争斗时被印尼人开枪打死，协议才又被撕毁。

这回轮到英国人报复了。自11月10日起，泗水市经历了为期三周的轰炸、炮击和扫射。一个目击者如此描述市中心的景象：

地沟里遍布人、马、猫、狗的尸体。路上横七竖八地掉着碎玻璃、家具和缠在一起的电话线。战斗的喧嚣声在办公楼之间回响……印尼抵抗运动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狂热的自我牺牲，标志是人们手持匕首攻击谢尔曼坦克，后一个阶段更有组织性，行事也更有效，一板一眼地遵照日军编写的战争手册。[64]

到了11月底，泗水之乱终于得以平定，但代价惨重：这座城市经过轰炸，成了一片破败的战场，到处弥漫着印尼人、印度人、英国人、荷兰人、混血儿和华人尸体的恶臭。在此之后，报复行动继续发酵，荷兰人在1946年派出由绰号“土耳其人”的雷蒙·韦斯特林（Raymond “Turk” Westerling）率领的敢死队，深入数以千计荷兰平民遇害的南苏拉威西岛（South Sulawesi）展开报复。当然，发动报复的不光有荷兰人。直到1949年，印尼才赢得完全独立。（因为在印尼的这段经历，二战期间曾在北非同德军打过仗的韦斯特林成了虔诚的穆斯林。）

然而，流血只会换来更多流血。除了扣在苏加诺头上的变节罪名外，荷兰人还将他看作共产党的头面人物。泗水之战过去整整20年后，印尼军队里的一些军官借口要杜绝共产党接管印尼的隐患，发动政变，推翻了苏加诺。这一政变标志着全国范围内清洗共产党的开始。穆斯林义警、武装青年、兵团军人、爪哇神秘论者和普通平民人人有份，总共屠杀了50万人，其中多数为华人。领导政变的是苏哈托少将，也就是日后的印尼总统。苏哈托受过日军训练，而且被彻底灌输了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思想。他在1945年曾同荷兰人作战。苏哈托在位时间长达32年，在此期间，作为坚定的反共主义者，他获得了所有西方大国热情而毫不动摇的支持，其中当然也包括荷兰。

* * * * *

1945年，法国人和荷兰人一样害怕失去他们的殖民地，如果说两者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他们的耻辱感更强，这不光是因为1940年的军事失利，还因为法国人有官方通敌的历史。在事实上的日本占领期间，法属印度支那依旧处于维希派主导的殖民政府管辖之下。日本人把这块殖民地当作军事基地，而法国人则继续在西贡的体育俱乐部（Cercle Sportif）里喝着他们的开胃酒，心无旁骛地过自己的日子。但在1945年3月，这种安逸的生活走到了尽头。法国一光复，人们对法国和日本曾经沆瀣一气这点无法再视若无睹了。于是乎，法国军队和官员随即被关进西贡和河内的大牢里。

8月的第一周，随着战败几成定局，日本人将政治权力移交给越南王室政府，共产主义越盟（Vietminh，即独立越南联盟运动）则控制着北越。几周后，中国军队浩浩荡荡从北方进入越南境内，而南越又即将迎来英军，越南皇帝保大（Bao Dai）和共产党领袖胡志明都明确表示，不论发生什么，法国恢复殖民统治都将是不可容忍的。在河内，法国殖民高官的雕像被人推倒。9月2日，30多万越南人聚集在毗邻昔日法国总督府的巴亭广场（BaDinh Square）上，听胡志明宣布国家独立。乐队奏响共产主义进行曲，其中不乏“豪饮法国佬的血”的刺耳歌词。站在红旗飘飘的讲台上，胡“大叔”头顶上遮着一柄王室御用的阳伞，周围有配备手枪的越盟士兵负责保卫工作。他细声细语地对着麦克风说道：“同胞们，你们听得到我说话么？”人群山呼海啸般地回答听得见。

一位目睹这一事件经过的美军情报官向他在中国南方城市昆明的上峰报告说：“就我所见，这些人是动真格的，恐怕法国人真得跟他们打交道。同理，我们也应该跟他们打交道。”44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话多有先见之明。

许多法国人还被关在日军把守的监狱里，如果说越南人宣布独立一事吓到他们了的话，那么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则是惶惶不可终日了。1945年早期，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都经历了严重的灾荒，这既是旱灾的结果，也有将食品供给调拨给军队的原因。在印度支那，100多万人死于饥饿。在阿尔及利亚，饥荒导致民怨沸腾，心存畏惧的法国人将之视为暴力革命的肇始。

实际上，除了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和激进民族主义者刻意煽动叛乱外，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只是想得到一视同仁的权利。但是每每有穆斯林朝法国殖民者扔石块，法国人就认为“阿拉伯革命”已经近在咫尺。1945年，新一届殖民当局上任，左派在其中占据领导地位，他们中不少人曾积极抗击过德军。许多殖民者都拥护维希政府，而且极端反犹。（通常，只有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才会站出来捍卫法国治下犹太人的权利。）然而，那些呼吁阿尔及利亚独立或争取平等权利的穆斯林很快被人贴上了“纳粹”的标签。这就好比把印尼和越南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看成是日本法西斯的部分阴谋一样，从而为左派殖民当局和原维希分子打压阿尔及利亚人授以口实。

阿尔及利亚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在该国西北城镇塞提夫（Sétif）的周边地区，由于饥荒肆虐，暴力事件尤为高发。法国殖民者同牧民发生冲突，飞扬跋扈的警官被人轰出村庄，右翼欧洲青年高喊“贝当万岁”甚至是“希特勒万岁”的口号挑衅阿尔及尔的穆斯林。法国警察还朝打算参加5月1日游行的一群穆斯林开了枪。

作为煽动穆斯林造反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策源地，塞提夫理所当然成了严重暴力冲突的重灾区。尽管过去曾同德国人狼狈为奸，但法国人决定在5月8日当天庆祝盟军战胜德国，好好地弘扬下爱国热情。当天清早，穆斯林聚集在主要清真寺前，他们多数是乡下来的，有男人，也有妇孺。一些人在耶拉巴斗篷（jellabas）[14]下藏着传统式样的短刀，有些怀揣手枪。AML的领导人（AML的全称是Amis du Manifeste et de la Liberté，即宣言和自由之友，是穆斯林要求平等权利的一个组织）向官方保证这不是一场政治示威，不会有人打出民族主义的标语。

到了8点，人群壮大至300来号人，沿着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5]大街向战争纪念碑行进，目的是去那儿敬献花圈。AML没有兑现承诺，人群里的民族主义者摊开标语，上面写着：“我们想要和你们一样的权利”。一个路障旁，警察看见有人高举“阿尔及利亚独立万岁”的标语，一把抢了过来，然后当场打死了这个可怜的阿尔及利亚人。接着，似乎是蓄谋已久的法国平民端着机关枪，从阳台上和法兰西咖啡馆里向外头的人群扫射，导致20至40人死亡。被枪击吓坏了的穆斯林逃进小巷里，用手枪和匕首攻击欧洲人。法国共产党领袖阿尔贝·德尼耶（Albert Denier）被严重砍伤，以至于双手必须截肢。

一名法国教师当时正在学校对面的咖啡馆里喝东西，她回忆道：“四面八方涌来一群高声尖叫的当地人，他们手持匕首，冲向阿拉伯市场，犯下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我看到大约15个人拿棍棒围殴瓦扬（Vaillant）先生，他可是阿拉伯人的老朋友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真是太可怕了。奇怪的是，大多数袭击受害者都是亲阿拉伯的人士。”[66]

法国人大开杀戒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村庄。虽然报复行动呈现出零星的状态，但是手段十分残忍：“我们带着刀子和步枪，我父亲杀了个面包师，只因为他是法国人。我们把门撞翻，用找到的汽油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67]法国殖民者只得逃到当地警察局避难。有些人被抓，然后被剁掉手足，女的被割掉乳房，男的生殖器被割掉塞进嘴里。三天里，共有大约100名欧洲人遇害。

社会党总督伊夫·沙泰尼奥（Yves Chataigneau）没有呼吁各方冷静，而是向军队搬来了一万人的救兵：其中有摩洛哥人、西非人和外籍兵团士兵。这次行动的目的不止是恢复秩序，还有必要教训一下阿尔及利亚人。杀害法国人的凶手必须血债血偿。

法国殖民者组建了民兵联队，并开始攻击当地人。其中的一支虎狼之师——阿尔及利亚兵团——被一纸调令从德国调回北非，这支部队曾为击败希特勒殊死战斗。回到故乡，他们却被派往内陆，追杀阿尔及利亚同胞。到6月底，整个乡村已经陷入一片死寂。村庄和城镇连续几个礼拜被飞机轰炸，又被停在海上的战舰炮击；数以千计的人遭到逮捕，并常在领受酷刑后被处决。阿尔及利亚人的具体死亡数字一直是个谜，有种说法是死者高达3万人。与屠杀相伴而来的还有刻意的羞辱。法国人重新祭出了19世纪让原住民毕恭毕敬臣服于外来征服者的做法。成千上万的农民满脸菜色，再也无法忍受无休无止的轰炸。法国人逼着他们跪在法国国旗前，恳求宽恕。其他人被推翻在地，在威逼之下高喊：“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狗，法国万岁！”

在一部分法国人看来，似乎阿尔及利亚总算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更有远见的人，包括戴高乐将军，清楚地认识到屠杀当地人是一个让“永恒法国”（La France éternelle）蒙羞的污点。在官方吹嘘的事迹里，法国可是大义凛然地抵御了纳粹的威胁。因此，发生在塞提夫和周边地区的事情许多年来一直被官方掩盖。

然而，西贡的法国人将塞提夫事件视作一则警告：如果不尽快扼杀越南人渴望独立的念头，同样的事就会轮到他们头上。到了8月，时局看似对法国人不利。他们中不少人仍被关押在日本人的监牢里。越盟从日军那里接收了越来越多的武器弹药，有时甚至想拿就拿。部分日本军官还加入了越盟，不管是出于信念驱使（“亚洲是亚洲人的”），还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藏身之所，避免被追究罄竹难书的战争罪行。虽然当时仍处于蒋介石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并不反对法国统治印度支那，但是法国的帝国主义计划并不讨美国人的喜欢。全心全意站在法国人这边的只有英国人，这点倒不足为奇。

暴民的暴力活动往往因谣言而起。比如9月20日，河内民众相传法国人正在密谋，计划通过殖民警察里越南人的协助，重新获得对局面的控制。据说，有人发现了大量藏匿的武器，还有人说法国人要动用毒气。法国兵不仅被日本人从牢里放了出来，甚至手上又有了枪。为了挫败法国佬的阴谋，成千上万的越南人拿着刀子、长矛和砍刀，冲进法国人家里打家劫舍，在街上见到法国人就寻衅滋扰。日本兵多数时候只是袖手旁观。

河内最好的酒店大都会饭店（Metropole）里的招待也闯进客房，殴打客人，把他们堵在餐厅里。一个设法逃脱的法国人请求日本人释放法国俘虏，以维持秩序。

弗朗索瓦丝·马丁（Françoise Martin）是个法国女青年，她来河内“不是为了赚这个国家的钱，恰恰相反，自己浑身上下流淌着人道主义的理想”。她满脑子只有“对中国——安南文化的崇敬”。然而，她对在街上抗议、要求独立的越南人的看法恐怕颇能代表多数法国殖民者的心声：“他们中间可能有真正的爱国者……但是，就这帮举着旗子、满大街乱窜的乌合之众而言，里面尽是些罪犯和低能儿，只要一看到五六条枪，他们立马就会龟缩进鼠洞里。不幸的是，我们连这么几杆枪也没有，而且一时半会也不会有。”[68]

8月，关于一栋法国人的别墅里藏有大量武器的流言更加甚嚣尘上。示威人群谴责法国帝国主义。但是，除开乡下出了些杀人案外，越南人针对法国人的暴力行动并未形成多大规模。但法国人还是怕，就算国内大放厥词——戴高乐将军宣称要把印度支那当成“法国凤凰涅槃、重振国威的几大主要目标之一”[69]——法国人因为孤立无助，恐惧感反而加深了。

“每个人都武装到了牙齿。”弗朗索瓦丝·马丁回忆起河内的局势时说道，“美国人、华人、安南人都是如此；只有法国人手里除了棍棒和空瓶子外，就没有其他可以用来自卫的武器了……”[70]她对越南人争取独立的分析同她所处的大环境和时代背景十分吻合，也和她认为抗议者都是“低能儿”的看法一脉相承。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表面上，日本人是放下了武器，但他们还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战争，阻碍印尼和马来亚重新落入欧洲人之手；无论在哪儿，他们的伎俩都别无二致：制定背信弃义的计划，处心积虑地准备，一丝不苟地实施……这可真是亚洲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又一个令人叹服的例证啊，而白种人就是会不断上当。”[71]

然而，流血事件最终却并非发生在河内，而是在西贡。重大麻烦来临前的最初迹象跟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有着惊人的相似。9月2日，几十万被西方媒体惯称为“安南人”的越南人聚集到西贡，通过无线电收听河内的胡志明发表独立宣言，他们当中多数是乡下赶来的农民。一大早，全副武装的越南青年在一座军营大门前举行抗议，里面依旧关押着法国军人。对于越南人的冷嘲热讽，法国人用辱骂回敬，并高唱《马赛曲》。由于技术故障，人群没能听到胡志明的广播演讲，他们怀疑是法国人从中作梗，更加群情激奋。游行的人刚抿达大教堂，就听到了枪声。人群顿时乱作一团，暴民怀疑是法国人开的枪，于是见到法国人就打。华人和欧洲人的店铺遭到打砸抢，神甫遇害，一些女人被踢掉了牙。

法国人指责是挑事的越南人开的枪，导致了暴乱。两周后，他们做通了英国将军道格拉斯·格雷西（Douglas Gracey）的思想工作，说是时候把越南人从警察局和公职队伍里开除出去了，是时候重新武装法国人了。出于殖民主义者之间的同仇敌忾，英国人同意了。9月23日，西贡看似恢复了往日的秩序；法国人再度大权在握。几个礼拜、几个月乃至几年来忍受的屈辱和无助，让法国人的欢庆胜利演变为一场“武斗大会”：如今轮到越南人被法国暴徒处以私刑了。一位英国军官在报告中描述：“枪声大作，安南人在街上被人拖行，然后扔进监狱。”[72]

报复来得很快。第二天，越南人就闯进法国人家里，殴打住户。法国人在河岸边遭受严刑拷打。嫁给法国人的越南女人被捅伤致残。据史料记载，一名怀有八个月身孕的孕妇还被人开膛破肚。西贡的战斗持续了大约两个月，英国人、法国人和日本人都同越南人展开激战。有些日本人后来倒戈，投靠了越南人。法国的外籍兵团里也是鱼龙混杂，不乏曾在北非和盟军打过仗的德国人，甚至还可能有党卫队军官。数以千计的越南人在监狱里受尽了酷刑，只经过5分钟的“审判”，就被处以重刑，甚至是死刑。

到了11月中旬，法国人又能在体育俱乐部里享用他们的开胃酒了，并确信生活将一切照旧。这种假象维持了一段时间，直至1949年南越独立、定都西贡时才宣告破灭；而在北越，随着1954年胡志明的共产党被承认为北越民主共和国的统治者，并且定都河内，这一幻想也化为了泡影。然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狭长的东南亚国家更能印证莎翁的话了。麦克白对他夫人说过，冤冤相报，血债血偿。此言不虚，越南在历史上曾分为法属东京、安南和交趾支那三部分，后来呈现南、北越分庭抗礼的格局，最后才实现国家统一。

[1]这里的long knives，暗指night of the long knives，长刀之夜。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和慕尼黑对其政敌、冲锋队头子罗姆展开清洗行动，此次事件中，有数百名冲锋队军官被处决。

[2]即诺门罕战役。

[3]即今日的辽宁省丹东，旧时称安东。

[4]Veronika Dankeschön，Dankeschön为德语里的“非常感谢”之意，这里是双关。

[5]拿破仑战争后，沙俄成为赢家，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Congress in Vienna）的决议，进一步获得了原为普奥吞并的那部分波兰领土，并把立陶宛的一部分也并入波兰，此后的俄属波兰就称为Congress Poland，或译议会波兰，实为俄属波兰。

[6]黑、红、金三色是德国国旗的颜色，也是传统的日耳曼民族图腾的颜色。

[7]乌克兰港口城市，位于黑海旁边的克里米亚地区，2014年俄乌危机后，克里米亚公投并入俄罗斯。

[8]二战中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约为全球犹太人总数的1/3。

[9]Kibbutz，以色列集体农庄。

[10]本——古里安（1886—1973），以色列首位总理。

[11]伊弗雷姆·卡齐尔（1916—2009），从政前是以色列著名物理生物学家，以色列国防军首席科学家。他的弟弟拉沙米也是享誉世界的化学家，后来死于1972年巴解组织策划的卢德机场大屠杀。

[12]吉斯林（1887—1945）系挪威法西斯头目，协助纳粹占领挪威。

[13]东南亚人穿的布裙。

[14]耶拉巴，一种带帽子的斗篷，常见于北非地区。

[15]克列孟梭（1841—1929），一战期间任法国总理，主持了巴黎和会。

第二部分 清理废墟

第四章 回家

1945年5月，逾800万“战争流离人员”被困在德国，等待被遣返回国，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在欧洲其他地方，这样的人还有差不多300多万，他们中一些人思乡心切，有些除了不想回家，去哪儿都成。其余的人则再也回不去了，因为他们无家可归：比如流落乌克兰的波兰人、奥地利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藏身南斯拉夫的白俄人、逃难到哈萨克斯坦的犹太人等等。在亚洲，流离人员的数量同样庞大：650万日本人被困在亚太各地，其中一半是平民。100多万客居日本的朝鲜劳工依然寄人篱下。成千上万的澳洲、欧洲和美国战俘则散落在日本、中国大陆、台湾和东南亚等地，印尼人和其他亚洲人则被迫为日本在该地区的军事工程卖命。多达18万亚洲人参与修建了泰缅铁路，其中只有约一半人活了下来。

但凡是战争都会导致流离失所。2003年由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致使500万人背井离乡。二战所引发的人员流散规模空前巨大，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人为造成的：既出于冷酷的现实考虑，也有意识形态的驱动。比方说：奴隶工程、人口流动、“种族清洗”、国家边界变更、德国和日本两个“主宰者民族”外迁以寻求生存空间、内战爆发，以及整个民族被流放，不是死在屠刀下，就是在流放中忍受煎熬。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欧洲，这些灾难背后的主要元凶是德国人，但斯大林在苏联国内及其边疆地区所施行的政策往往和希特勒一样导致生灵涂炭。[1]

对我父亲而言，回家的想法并不复杂。1944年，盟军解放荷兰部分国土、并切断他老家和德国之间的联系后，他和家里人的通信就中断了。即便如此，他至少还有家可回。1945年夏天，他从马格德堡（Magdeburg）一座英国收容站出发，先后乘坐英军卡车，而后转火车，再换公共汽车，被送至荷德边境。边境小镇恩斯赫德（Enschede）的接收委员会对他和其他返乡的荷兰人进行了盘问，调查他们在德国做工是出于自愿还是被逼无奈。那些被怀疑自愿效劳的人不光失去了领取食品配给的权利，而且还面临着麻烦。从这种麻烦上，可以管窥未来几十年一直困扰荷兰人的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像覆盖在民族伤口上的旧疮疤，一遍遍地被人揭开：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勇士，谁又是懦夫；谁卖国求荣，谁抗击外敌；谁是英雄，谁又是恶棍。（当然，实际上很少有非此即彼的那类人。）想要在欢迎声中回家，之前的路途可谓颇费周折。话说回来，盘问我父亲的人倒是彬彬有礼，他对此印象深刻：在习惯了当官的朝他大吼大叫后，他对这种礼貌已经有些不适应了。

到达家乡奈梅亨后，父亲的心情变得更加复杂。他离开柏林时，这个城市已经满目疮痍，可以说他见惯了破坏。但即便如此，走过奈梅亨古老的市中心时，他一定没有了方向感。原先许多气派的建筑都不见了，有些可追溯至中世纪。1944年，美国人的一场空袭搞错了目标，结果这些古迹遭了殃。父亲多年来一直渴望回家，但突然间他却心生怯意，以至于离家不远了，他却难以迈开步子。个中原因他已记不太清了，也许是因为无法确定双亲是否还健在，或者老房子还在不在。抑或者，他也许担心魂牵梦萦的团聚会让人尴尬；他不在的时候，可是发生了很多事情。

最后他还是回了家。全家人都安然无恙，团聚充满了欢声笑语，他也很快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地位，并重新融入社会。父亲是幸运的。

反观其他人，流离失所的状态持续了更长一段时间，而且回家也只会收获失望，甚至还有更糟的下场。曾经遭遇的极端经历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道理解上的鸿沟。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有故事的人。一个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活下来的人，怎么可能让家乡人理解他或她曾经历过的事呢，更何况这些人甚至连灭绝营都没听说过？

匈牙利作家伊姆雷·凯尔泰斯（Imre Kertész）在1992年的小说《无命运的人生》（Fateless）一书中就谈到了这种理解鸿沟。[2]作者本人是归化了的布达佩斯犹太人，曾被囚禁在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被遣送时年仅14岁，所以是在集中营里长大成人的。作家在小说里塑造了捷尔吉（György）这个有他自己影子的人物。捷尔吉回到布达佩斯，身上还穿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配发的破破烂烂的条纹囚服，他脸庞消瘦，满是斑痕，像个老头。老家的房子里住着一群陌生人，他们充满敌意，形迹可疑，见到捷尔吉后便狠狠关上了门。对于集中营的生还者，特别是犹太人而言，这种经历并不鲜见。因为人们不指望犹太人还会回来，如果真回来了，只会对他们冷眼相待。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同设法滞留在布达佩斯的昔日犹太邻居重逢只会让捷尔吉更加痛苦。他们告诉他：“国内日子也不好过。”得知他曾被关在哪里后，邻居给了捷尔吉一条善意的忠告：他应该“忘了恐怖的经历”，一心只想未来。这样的话捷尔吉之前也听到过。他在电车上遇到一位热心人，一名“民主派”记者，后者告诉他：最重要的是“纳粹的地狱火坑”总算完蛋了，一切都结束了。

捷尔吉没法让人们明白他并未去过什么地狱，他的经历不存在什么超自然的成分，他待的地方是集中营。他怎么可能忘记过去，只想着未来呢，难道过去只是做了个噩梦？或看了部恐怖电影？集中营的生活既非出于自愿，也谈不上舒适，但这终究是生活，是他的生活。你无法忽视这一延续性。问题在于，没有经历过相似情景的人，难以想象当时的情况，他们也不愿去想象，于是就遁入了抽象的话语，一会儿“地狱”，一会儿“恐怖”，而这些东西应该尽快被抛之脑后。

凯尔泰斯在小说结尾描写的那些人物——记者、捷尔吉的邻居施泰纳先生、弗莱施曼夫妇——都对捷尔吉抱有善意。但战时留在国内的人，后来在面对集中营幸存者或其余归国人员，譬如战俘或第三帝国客籍工人时，并非都表现得如此友好和温情。吃苦受难本来是件很个人化的事，但我们许多人都希望自己的悲惨经历得到别人的承认。如果别人也吃过苦，而且吃的苦明显多过我们，就有可能惹人恼火，也许还能勾起罪恶感，因此才有了“国内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样的话。

犹太幸存者重返故乡，不管是回到波兰等经历血雨腥风的中欧国家，还是回到荷兰这样的西欧国家，他们有时遇到了冷若冰霜的对待。这种情况同一种模糊的、未完全泯灭的良心负罪感有一定关联，此外也源于反犹主义偏见。在经过了若干年德国占领军宣传大棒的教化后，这种偏见其实更可能是不减反增了。

这一点不止在通敌者和纳粹同情者身上得到了印证。1944年，荷兰南部光复后，一个名叫内蒂·罗森菲尔德（Netty Rosenfeld）的女青年终于可以告别躲躲藏藏的日子了。她来到一家荷兰抵抗运动管理的广播电台求职，却被告知罗森菲尔德这个姓氏不适合干广播这行。毕竟，她要理解，已经有足够多的犹太人为“重生荷兰”广播公司（Radio Herrijzend Nederland）工作了，这家电台甚至被起了个绰号，叫“重生耶路撒冷”。犹太人经历的遭遇固然不幸，但他们肯定吸取了一个教训：就是别想再排到队伍的最前面，期待还能主宰社会——这可是好言相劝。

1945年9月，一个名叫齐格弗里德·古德斯密特（Siegfried Goudsmit）的人在《准备报》（Paraat）这份荷兰抵抗运动创办的左翼报纸上讲述了下面这则故事：

一个公交车站。乘客们正在等候开往阿姆斯特丹的公交车。人群中有两个犹太人。其中一个坐在凳子上……某位非犹太“女士”对此不能接受，她告诉犹太人他应该站着。“其他人才有权坐这个位子”。您说得对，太太，要是我身体健康的话一定站着，但我从德国集中营逃出来后，十分虚弱，最近刚出院。您也看得出来，我身子骨依然很弱。“他们真该把你留在集中营，你这样的人我们这儿已经够多的了……”[3]

纳粹集中营的其他生还者被告知，不是只有他们才吃过苦；荷兰人也在挨饿，或丢了自行车[1]，或如何如何不幸云云。犹太人被奉劝不要老是提要求，也不要太得理不饶人。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地位，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感恩。

曾经隶属于抵抗运动的报纸《爱国者》（De Patriot）发表过一封讨论战后荷兰反犹主义问题的读者来信。这封信刊登于1945年7月2日：

毫无疑问，犹太人正是由于遭受过德国迫害，博得了荷兰人民的巨大同情。现在犹太人有必要见好就收，别太过分；他们应该时时刻刻牢记感恩的义务，而表达这种感激之情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尽他们所能，为那些代犹太人受苦受难的荷兰人提供补偿。犹太人应该感谢上苍，他们从集中营里活着走了出来。这份（来自荷兰人的）同情也可能被人弃如敝屣……他们（犹太人）真的不是唯一吃过苦的人……[4]

如此看来，多数犹太幸存者选择保持缄默就不足为奇了。对于1940年大约15万荷兰犹太人有四分之三未能活下来，他们保持缄默；对于只有区区5000人从集中营返回家乡，他们保持缄默；对于荷兰官僚、警察和法官积极协助纳粹刽子手屠犹，他们保持缄默；对于犹太人被一火车皮一火车皮往外遣送时荷兰人的噤若寒蝉，他们一样保持缄默。

战后最初几年里，荷兰一口气兴建了大批战争纪念碑，有为抵抗运动战士立的，有为阵亡军人立的，有为民族苦难立的，也有为英雄烈士立的。第一块犹太大屠杀纪念碑立于1950年，位于阿姆斯特丹，靠近昔日犹太市场、17世纪葡萄牙犹太教堂和犹太人住宅区的交界处。这些宅子的主人曾经被人拖出家门，房子自此空置，里面的东西继而被瓜分，什么也没剩下。纪念碑由白色石料雕琢而成，顶端有一颗大卫星，表面刻着五幅浮雕，分别描绘爱、抵抗、坚韧，以及荷兰人的悲恸这几个主题。这座纪念碑名叫“犹太感恩纪念碑”。

事实上，犹太生还者的存在让人尴尬。因为在战后废墟上匆匆构建起来的英雄事迹根本和他们无关。不管在荷兰、法国或任何其他国家，人们都想忘记一些不太光彩和叫人难过的往事。经历了战时国土沦陷的男男女女，看到别人大难临头时，选择低下头，当做什么也没看见，他们靠这种明哲保身之举，竭尽所能地在国耻中委曲求全。完了却跳出来冒充自己一直是英雄。1950年代，那时我还在读小学，从小到大，老师自豪地给我们讲荷兰人民抵抗外敌的故事——大多是些小题大做的段子，比如德国兵跟人问路时，故意给他们指错方向，等等。

我年幼时最喜欢的儿童作家是诺雷尔（K. Norel），他的书讲的都是抵抗运动小战士的英勇行为，标题个个起得慷慨激昂，譬如《赶走暴政》，《待命，儿童团》，《抵抗和胜利》。然而，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英雄名单里都没有犹太人的位置。陈旧的偏见并未消逝。这里有一段文字，摘自诺雷尔的《赶走暴政》：“犹太人也许不是英雄，但他们真的很精明。只有在纳粹开始搜刮犹太人的财富和资产时，他们方才觉醒并发动报复。他们精到骨子里了，所以才没让敌人卷走上百万的钱财。”

* * * * *

在法国，经过一段时期的狂野报复后，戴高乐政府决意弥合法国社会的深刻裂痕，做法是营造一种多数公民都曾英勇抗击德国人的假象。然而，尽管这一功利性的自我麻醉也许有其必要性，但回乡的战俘却同犹太人一样，与其基调格格不入。这些邋里邋遢的男人，穿着磨破了的老式军装。作为1940年耻辱战败的责任人，法国自然不会轰轰烈烈庆祝他们回国。在“战斗的法国，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恒的法国”中（这是巴黎解放后第二天戴高乐的原话），没有这些人的位置。他们唯一的希望是还能领到食品配给券，拿到一些现金，让医生给他们做一次体检，最后还能光临几个放《马赛曲》的酒吧（前提是他们人数够多，值得奏乐欢迎）。

维希政府曾把战俘描绘为一群勇士，他们忍受牢狱之灾，为的是保全法国的荣耀，这些宣传在战后给回乡的战俘帮了倒忙。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罗杰·伊科尔（Roger Ikor）于1940年5月被俘，虽然他有犹太血统，但还是和其他法国战俘一样被关押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大牢里。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被人噤声，无法抗议，成了贝当和他党羽最好的支持者。他把我们比作法兰西最纯净的血液，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出于恰恰相反的理由，戴高乐主义者鄙视我们。两百万战俘，两百万沾上贝当主义污点的战俘，让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佬和他们对法兰西的看法蒙羞了。我们没像他们那样顽强抵抗，而是甘愿束手就擒了吧？所以我们必须得是懦夫，流的不是最纯净的而是最肮脏的血。”[5]

于是，战俘回国后，人们对他们常常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冷脸，嘴上虽然不说，但举止悄无声息地透射出蔑视。战俘们能够得到的最好待遇也就是被人俯视。在遣返中心，接待他们的都是穿制服的官员，态度蛮横，而且常常是女人。她们的官衔有时高过这些在铁丝网后度过战争的男人，而且并不羞于拿官阶压人。

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曾参加抵抗运动，她在《战争》这部回忆录里描写了这种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做派：

不断有人抵达。一卡车接着一卡车……战俘被分成五十人一组，扔在遣返中心……这些可怜的小伙子看着大厅，脸上都挂着笑容。他们周围站着遣返中心的军官。“来，小伙子们，排好队！”他们于是排好队，依旧面带笑容……最近这几天我一直在火车东站，有个女人对着外籍兵团一名士兵一通臭骂，然后指了指她的肩章。“不知道要敬礼么，小子？你没看到我是上尉？”[6]

杜拉斯本人很左，而且对她描述的这些爱摆官架子的官员甚为鄙夷。拿她的情人和左派抵抗运动同志迪奥尼·马斯科洛（Dionys Mascolo）的话来讲（马斯科洛在回忆录里简称“D”）：这些人是反动派，他们“反对任何不直接归属戴高乐派的抵抗运动，他们会占领法国，他们自以为代表了有思想的法国、有权威的法国”。[7]他们口中“永恒法兰西”的英勇事迹一定是对自己的讴歌。

杜拉斯的回忆录里还有一段让人为之心碎的文字。她的丈夫罗贝尔·安泰尔姆（Robert Antelme）也是左翼抵抗运动战士，他被德国人逮捕后送往布痕瓦尔德。尽管在战时已经和“D”好上了，但杜拉斯依旧渴望见到丈夫活着回来。这也是她为什么来来回回往返于遣返中心和火车东站之间的原因。她迫切想要得到他还活着的消息。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日后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巧遇了安泰尔姆，后者已经无力说话，更别说走路了。但是，日思夜想的团圆最后还是在巴黎上演了：

博尚（Beauchamp）和“D”用肩膀架着他。他们在一层楼停了下来，他抬头往上看。

后来的事我记不太清了。但他肯定是在看我，然后绽放出笑容。我尖叫着说，不，我不想看到你这样。我又开始狂奔，这次沿着台阶飞驰而上。我记得自己在撕心裂肺地尖叫。我的尖叫引发了战争，六年了，我从未哭过一次鼻子。我躲进了某个邻居家里。他们逼我喝下一些朗姆酒，往我嘴里灌酒，对着尖叫的嗓门灌酒。

接着，过了一小会儿，她又见到了他，安泰尔姆的脸上依然挂着笑容：

正是这个微笑，才让我认出了他，但我们之间隔着好长一段距离，就好像我是在隧道的另一头与他相见。这是一丝带着尴尬的笑。他在为自己以这种颓废的状态出现在我面前表示歉意。然后，笑容渐渐隐去，他再度成为一个陌生人。[8]

我父亲没去过布痕瓦尔德，他老婆也不是某个投身荷兰抵抗运动、找了情人并很快同他离婚的女人。他的回家之路远没有安泰尔姆那样富有戏剧性。但在杜拉斯回忆录的这段文字之中，有些地方也暗示着我父亲害怕回家的原因——担心自己变成陌生人。

* * * * *

如果说法国战俘的回乡之路已经够艰辛了的话，那么对德国和日本战俘就更是如此。他们肩上不仅承担着吃败仗的负担——这已经够沉重的了——还要面对来自同胞的鄙夷，甚至是仇视。在国人眼里，他们要为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负责，他们还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曾几何时，这群不可一世的战士骑在整个民族头上作威作福，但最后却输得一败涂地，灰溜溜地回来了。这种说法当然有失公允。也有人，包括几百万女性，曾经夹道欢送他们奔赴战场，手里挥舞旗帜，嘴上唱着爱国主义歌曲，还庆祝他们打了胜仗——有些是真打赢了，有些则是政府的虚假宣传。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里，官方歇斯底里的蛊惑导致全民血脉贲张，对于其后果，普通士兵所承担的责任，并不比那些曾高声祝愿他武运长久的普通百姓要多。起码在德国，什么样的罪名都可以往纳粹头上扣。日本人没有纳粹党，所以就把他们的军事灾难归咎于“军国主义者”，或者往大了说，归咎于任何同军队有关联的人。这同样也是战后美国宣传机器所传播的观点，日本媒体对此也是亦步亦趋。

正如日本散文家坂口安吾所写的那样，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Tokkotai）“今天已经摇身一变成了黑市上的混混了”。[9]人们把这种云泥之别的落差，把这一挣脱国家妄想的全民觉醒，完全归咎于那些被派去为天皇玉碎、最后却不幸苟且偷生的人。战后没多久，日本曾流行过这样一个词，Tokkotai kuzure，即“堕落的神风队员”，用来形容那些曾经满怀病态理想主义、后来却堕落到整天嫖妓买醉的年轻男子。

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人们就已经对日军的耀武扬威颇有微词，虽然公开抱怨要冒极高的风险。战时军人滥用暴力，到了和平时期又从事犯罪勾当。当人们见识了其转变之快后，帝国军人的高大形象就变得更为不堪了。战争末期，军队仓库依旧塞满了商品，要什么有什么，除了武器外，还有毛毯和衣服，这些对穷困潦倒的国民而言都是必需品。经过高级军官和他们的平民亲信——多为战时劣迹斑斑的帮派成员——大规模且有组织的掠夺后，仓库空空如也。渐渐地，这些商品流进了黑市，售价之高，使多数人无力消受。

让几百万接受训练、成为国家杀戮机器的年轻人重新做回老百姓，从来都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吃了败仗的耻辱感让这一转型更难实现。1946年夏天，一档电台节目开播，其在提供失踪人员信息之余，还推出了一个特别板块，目标听众是彷徨无措的老兵，每周播放两次，栏目名字叫“我是谁？”。此举显得再合适不过了。[10]

垂头丧气的士兵因为军事失利已经毫无血性。返乡后，看到家园破败，或者婚姻告急，他们面临更为沉重的打击。描写战后初期的德日两国的电影和书籍都有一个相同的主题，即返乡士兵和妻子之间的鸿沟。妻子因为寂寞难耐，或只是为了糊口活命而与人偷情。这一主题和战争本身一样古老：从特洛伊征战归来后，阿伽门农被他的妻子，或是她妻子的情人杀死在自己家里，也有说法是两个人协力谋害了他，这取决于读者读到的是哪个版本的故事。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拍摄于1979年的电影《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是将这一主题刻画得最入木三分的德国电影之一：玛丽娅的丈夫刚从惨烈的东线战场退下来，发现自己的老婆几乎赤身裸体躺在一个黑人美国兵的怀里。这一故事中，最后命丧黄泉的是奸夫。日本也拍过一部类似的影片：由小津安二郎执导的《风中的母鸡》（1948年），虽然知名度较前者要低不少。跟小津一贯平如止水的风格不同，影片最后高潮迭起，丈夫因为妻子在他离家期间和其他男人上床，醋意大发，愤而将她推下楼梯。妻子受了伤，一瘸一拐却仍央求他的原谅。最后，随着两人的泪水纵情流淌，影片在皆大欢喜中结束。

在跌宕起伏的大结局到来之前，影片的故事情节很能反映当时的时代背景。片中的妻子时子不知道丈夫是死是活，努力用她做针线活赚来的微薄收入维持自己和年幼儿子的生计。儿子后来身患重病，时子无力支付医药费，于是只好在一天夜晚下决心向一个陌生人出卖自己的肉体。当丈夫修一最终从战场上归来后，时子向丈夫坦白自己曾卖淫失身。修一对妻子的不忠怒不可遏，狂性大发。但忠不忠其实不是重点：真正激起战败士兵怒火的是他为了重获自尊所作的挣扎。影片高度现实主义，尽管在真实的生活中，婚姻也许不会因为催人泪下的和解而得到挽救。

报纸收到的读者来信显示出士兵返乡的问题十分严重。1945年12月16日的《朝日新闻》曾刊登过知名的小说家志贺直哉的一封信。信中，他提出政府有义务改造昔日的神风队员。年轻人曾被教唆要为国家荣誉舍生取义，这叫他们在1945年后人吃人、冷漠的世界里有何资本重建生活呢？唯一能防止他们坠入绝望、被人唤作堕落者的办法就是国家要启动一项特殊教育计划。在给志贺直哉的回信中，一位作者对他的建议表示赞同，但同时指出日本社会本身也亟须再教育。某封信的作者本人就是受训进行自杀式袭击的神风队员，他表示Tokkotai在战时的训练和精神正是战后日本堕落文化中所需要的元素。

《朝日新闻》收到的所有来信中，有一封言辞最为激烈，作者同样也是退伍军人。这封信刊登于12月13日：

同袍们！我们现在自由了。我们从暗无天日、惨无人道的军旅生涯中解脱出来，从血淋淋的战场上活着回来了。但在国内，等待我们的却是老百姓犀利的眼神，他们怀着对好战派的满腔怒火。我们的家园在战火中毁于一旦……血腥的战斗是结束了，但是生活真正的战斗才刚刚打响……[11]

事实上，他写道，年轻时的一些幻想已经被军旅生涯扼杀了。自私自利、欺软怕硬的军官们平日里总是惺惺作态，表现出一副效忠国家、或忠于其他浮夸理想的姿态，后来被证明完全就是矫揉造作，毫无真情。普通一兵被当成一台机器。事到如今，他写道：“老兵已经成了坏人的同义词……”

“人们到底是如何看待我们这些老兵的？”同一天的报纸上，另一位作者这样问道。“人们认为当兵的和好战分子是一回事。当然，好战派应当为我们战败承担责任。但是普通士兵并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一个为自己国家而战的爱国者。你们真的以为我们放弃自己的大好青春，在陆地战场或太平洋上厮杀，为的只是满足我们自己的利益和欲望么？我真心希望人们能对我们老兵多一些温情。”[12]

类似的情绪一定能得到越战美国老兵的共鸣。但即使是打赢了一场几乎全世界人都认为师出有名的战争，胜利者回国后过回老百姓的生活时也会遇到问题。小名“比尔”的威廉·莫尔丁（William“Bill” Mauldin）是美军里最有声誉的漫画家。他在《星条旗报》里用调侃的笔法塑造了威利和乔这两个努力适应欧洲战场军旅生涯的美国大兵。他的作品让他成为了美国大兵——亦称“大头兵”（dogfaces）——心目中的英雄。威利和乔说话风格及思维方式跟一般士兵没什么两样。他们的想法常常都不讨长官喜欢，这一点使莫尔丁招徕了巴顿将军的抨击，后者还威胁要让这“兔崽子蹲班房”。1945年6月，威利的形象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他的模样看起来很疲惫，胡子拉碴，蓬头垢面，邋遢得很，左侧嘴角叼着根香烟，这跟勇士的威猛形象相差十万八千里。

在发表于1947年的作品《回家》中，莫尔丁图文并茂，描绘了威利和乔的返乡之路。从莫尔丁的画来看，两人面临的麻烦，以及他们展现出的态度，很接近日本报纸编辑收到的老兵来信中流露出的情绪，只是立场更为温和。比如拿反感上级这点来看：威利和乔两人穿着宽松的平民服装，站在酒店前台前，等待登记入住。身旁，一个穿着条纹裤子、头戴帽子、上衣缝有肩章和金黄色纽扣的搬运工正提着他俩的行李。这人脸色阴沉。乔搭话道：“是威尔逊少校啊，哦哟，你又穿上制服啦。”

比起日本兵对他们长官的仇恨，威利和乔的坏脾气还没有那么烈。要知道，日军长官曾派手下几万人执行自杀式任务，在新几内亚或菲律宾遭遇敌军火力、食物短缺之际，还杀掉下属，靠吃他们的肉果腹。但莫尔丁要表达的主旨，即一个不合格的士兵最多也就让自己倒霉，而若“将帅无能”，则会“累死三军”，说的同样是这个道理。[13]

要跨越军旅生涯和凡人生活之间的鸿沟，不管是对战斗英雄，还是对没立过什么重大战功的人来讲，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前者的适应过程甚至可能更为艰难。对于军嫂和女朋友来讲，返乡的军人并不总是英雄气概十足。一幅漫画里，威利就穿着一套脏兮兮的西装，格外别扭地抱着自己战时出生、从未见过的孩子。他那戴着考究的帽子和手套的太太如此评价：“我本来希望你能穿上军装，这样我就能以你为荣。”莫尔丁介绍道：“威利太太认识威利时还在读大学，那时处于战争初期，战事还较为顺利，和班上的女同学一样，她崇拜穿漂亮军装的男人。她一直对威利有些失望，因为他没有当上手握马鞭、穿粉红色马裤的军官”，甚至连勋章都没得过。因此，莫尔丁接着说：“她不仅被剥夺了佩戴他的勋章、昂首阔步的乐趣，而且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之前从未见过他穿便装的姿态，而且他看着真有些皮肉松弛，其貌不扬。”[14]

因此，一些老兵在理想幻灭后，由于无法适应平头百姓的生活，或者受战争创伤太深，从而出手伤人，就不足为奇了。所有战争过后都有这种情况。但是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一年，媒体对这些案件给予了过高的关注。一则漫画里，威利的太太在读报，标题写着“老兵脚踹婶婶”，她身旁的威利满脸沮丧，坐在扶手椅里，喝着一杯威士忌。漫画的文字介绍是这样的：“第17版上有条凶杀案的短讯，凶手用斧子连杀三人，没有老兵牵涉此案。”[15]莫尔丁一语道破了悲哀的事实，诸如此类耸人听闻的标题“为战后每个国家都存在的流言蜚语火上浇油——返乡军人所受的训练就是杀戮和斗殴，他们将是社会潜在的威胁”。

跟德日两国老兵相比，返乡美国兵造成的问题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些近似，但可能没那么严重。他们毕竟是战斗英雄，回到了地球上最富裕的国家，沐浴在胜利的光环之下，而且不久之后还将获益于伟大的美国兵法案，由政府出资，接受教育。但即便在美国，身着戎装的男人常常和英雄事迹对不上号。不过，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有一点重要区别，这种区别造成的影响比任何惨绝人寰的战争过后的苦日子都要长久得多。一方面，德国人和日本人对英雄理想丧失了兴趣。他们再也不想和战争扯上关系。另一方面，英国人和美国人却一直未能摆脱对以前峥嵘岁月的怀念，这就导致了一种很要命的倾向，诱使他们未经深思熟虑便贸然发动军事冒险，如此一来他们和他们的国家就能重温一回当英雄的旧梦了。

* * * * *

那么，那些不愿回家的人后来下场如何呢？

克恩滕州（Carinthia）是奥地利的农业区，那里的德拉瓦河谷（Drau Valley）因壮观的阿尔卑斯山风光闻名于世，山涧湖水冰凉澄澈，牧场绿草茵茵，松林覆盖，鲜花烂漫。这番美景，对于从南斯拉夫逃难至此的斯洛文尼亚难民而言，就像来到了人间仙境。他们之前藏身于深山中，躲在一条劳工为德军所挖的隧道里，里面伸手不见五指，被水浸泡。此刻，他们终于走出隧道，重见天日。后来，也有别的人顶着严寒，走过崎岖艰险的山路，来到这里。其中一个人回忆起当时情景时说道：“在这片风光旖旎的大地，在这方奇妙多姿的世界，四周各个角落似乎都闪着生命的光芒，发出生命的回响。”[16]

1945年的春天很美。然而，如果走近了看，除了能见到星罗棋布点缀其间、美不胜收的村落和乡村教堂外，还能在这片神赐之地上看到一些奇怪且不太和谐的迹象。德拉瓦河谷遍布着难民营和棚户区，这些临时搭建的房子里住着上万人，有退役军人、妇孺，还有他们的马匹、牛车，甚至还有骆驼。村子里能看见哥萨克人，他们戴着高高的羊皮帽子，神气活现；除了斯洛文尼亚农民外，还有塞族的切特尼克党人，部分是保皇党，部分是法西斯，有些则兼具双重身份。此外，这里还有克罗地亚法西斯，他们曾隶属于令人谈之色变的“乌斯塔沙”；剩下的人里有乌克兰人、俄国人和诸多欧洲国家的战俘。甚至有些纳粹杀人狂也藏身在山间棚舍中，比如在同党口中叫做“格洛博斯”（Globus）的奥迪路·格洛博奇尼克（Odilo Globocnik）。他是斯洛文尼亚籍德国人，曾下令在波兰建造了几座灭绝营，除此之外还犯下过其他罪行。这群难民大多是为了躲避铁托的共产党游击队或是苏联红军，才逃到这里，他们身心俱疲。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把这群人和“1500年前的东歌特人大迁移”相提并论。[17]奈格尔·尼克尔森（Nigel Nicolson）时任英军情报官，日后成为著名的伦敦出版商，用他的话来讲，克恩滕是“欧洲的污水池”。[18]

克恩滕被英军所攻占。从某种方面来讲，说克恩滕是民族迁移的痛苦渊薮，实在是恰如其分，因为该地区所见证的政治变迁很能够代表以族群划界的民族主义思潮。这股思潮曾在欧洲造成生灵涂炭和文化浩劫。克恩滕南部的人口中绝大多数都是斯洛文尼亚族。战时，管辖该地的区长（Gauleiter，即纳粹政权的地区总督）是克恩滕人弗里德里希·莱纳（Friedrich Rainer），母语是德语的他试图在南部地区推行“日耳曼化”，手段要么是逼迫人们讲德语，要么一不做二不休，直接驱逐斯洛文尼亚人，让有日耳曼血统的人取而代之。战争末期，铁托的游击队曾入侵该地，并宣布克恩滕归南斯拉夫所有，但后来被英军打了回去。

但这仅仅只是“欧洲污水池”问题的冰山一角。那里人满为患，既有平民，也有要么不想回国、要么已无家可归的军人。奈格尔·尼克尔森写道：

似乎有源源不断的各民族的人来向我们求助，希望我们能提供保护。德国人担心铁托加害他们，哥萨克人害怕保加利亚人，切特尼克党人畏惧克族人，白俄人又忌惮俄国赤匪，奥地利人担心斯洛文尼亚人来寻仇，而匈牙利人则人人都怕，反之，其他人也怕他们……（克恩滕）不仅是纳粹战犯最后的藏身之地，也是躲避俄国人和铁托追杀的一些民族的栖身之所，他们相对来讲与世无争，却没人愿意收留他们，而且不论去哪儿，都会遭人迫害。[19]

很多时候，迫害还算是轻的。那些和铁托的共产党较量过的斯洛文尼亚人、克族人、塞族人，有时是帮着德国人一块打铁托，有时是孤军奋战。他们知道，自己如果落到南斯拉夫的死对头手里，等待他们的将是酷刑和死亡。1917年后爆发的俄国内战中，不少哥萨克人和共产党打过仗，之后的岁月里，他们当起了服务生，开起了出租车，有些还成了作家，靠向散落在欧洲各国首都、没什么名气的流亡人士杂志卖文为生。哥萨克人知道，如果回到苏联，等待他们的要么是被处决，要么是在古拉格（gulag）里慢慢死亡。同样担心的还有乌克兰人，他们愚蠢地——但不是毫无理由地——拉希特勒做靠山，希望借此摆脱斯大林。这些想想就让人胆寒的揣测后来都成了现实。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本以为欧洲最侠肝义胆、最光明磊落、最慷慨大方的英国人，居然会逼他们走上绝路。

奥地利小镇布莱堡（Bleiburg）位于克恩滕州南部，靠近南斯拉夫边界。驻扎此地的英军爱尔兰38旅的指挥官斯科特（T. P. Scott）准将于5月14日收到一份报告，称有20万克罗地亚军人和50万平民正在靠近英国人的防线。斯科特前去会见了他们的代表。虽然他富有同情心这点人尽皆知，但斯科特还是硬着心肠告诉克罗地亚人，他们恐怕不太可能获准进入奥地利境内，因为已经没地方了。他们只能饿肚子了。好吧，一些克罗地亚人回答，饿就饿吧。其余的人则想知道能不能去非洲，或者美国。不行，这同样也行不通。既然这样，那他们“宁愿死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不会向布尔什维克投降”。[20]

英国人费了不少口舌，最终，克罗地亚人被说服了，他们又渴又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同意向铁托主义者投降（英国人管他们叫“铁头帮”）。克罗地亚人得到承诺，男人会被当作战俘好好对待，而女人则会被送回克罗地亚的老家。斯科特旅长大可放心。

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活下来的克罗地亚人寥寥无几，他们的回忆充满了恨意，也许带有添油加醋的成分。但从中我们还是能窥见他们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根据部分生还者的口述，5月15日和16日两天，有两千名士兵和军官在南斯拉夫境内被枪毙，尸体被扔进事先挖好的壕沟。5月17日，一场沿着德拉瓦河、目的地为斯洛文尼亚马里博尔（Maribor）的“死亡行军”开始了。据一种说法来看：“几万名克罗地亚人被分为几列，他们手上绑着绳索……然后，在又渴又饿、虚弱无力、缺胳膊少腿、痛苦不堪的情况下，被逼着和骑着马或坐着马车的‘解放者’一齐长途奔袭。受不了这种奔跑‘行军’的人不是被捅死、打死，就是被枪毙，尸体被留在路边，或被扔进土坑。”[21]另有资料估计“约12 000名克罗地亚人”葬身壕沟。“由于血水渐渐渗出地面，肿胀的死尸使地表上浮，游击队在地上浇了某种碱性溶液，再盖上一层土，最后开着坦克把地面轧平。”[22]

就算这些故事因为愤怒而失真，无可置疑的是铁托的游击队的确杀害了一大批人，受害者不仅有死在“死亡行军”过程中的克族人，也有塞族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他们被人用机枪处决在科切夫耶（Kocevje）茂密而美丽的森林里，那里至今还有野猪、猞猁和马鹿出没。他们之所以会作为共产党的俘虏出现在当地，是因为英国人把他们送上了开往南斯拉夫的火车，但骗说目的地是意大利。如果说出真正的目的地，会造成极大的恐慌，英军可是不惜一切代价要防止其发生。

英国人把俄国人和其他共产党的反对派交给他们的死对头，必要时靠的是花言巧语、虚与委蛇，有时则是强制执行。对这种政策，英国人为自己开脱的说辞不外乎是这些克族人、塞族人、斯洛文尼亚人、白俄人和乌克兰人反正都是叛国者，他们曾经和德国人并肩作战。简言之，他们不仅是苏联的敌人，也是英国的敌人。但妇女和孩子很难被归为敌方战斗人员，况且，实际情况远没有那么简单。

的确，诺曼底登陆后，盟军在法国境内俘虏的德军士兵中有十分之一其实是穿德国军装的俄国人。这些俄国人大多一句德语都讲不来，他们很乐意向英军投降，甚至如释重负。他们从来就对希特勒的计划不抱任何热情。其中不少人过去是东线战场上被俘虏的战俘。1943年，那些在德国蓄意饿死苏联囚犯政策下侥幸生还的俄国人面临着一个残酷的抉择：当时德军兵员严重不足，他们要么就加入德军特别成立的外籍兵团，要么就坐等饿死。

哥萨克人的情况更为复杂。他们的高级军官都是参加过俄国内战的老兵，如今已经年逾花甲。他们将纳粹入侵苏联看成是夺回哥萨克人传统领地的最后机会，回到故土，他们就能像祖辈那样生活，延续类似18世纪时的武士等级制。德国人承诺，如果他们愿意和德国人并肩作战，就会帮助他们实现这一夙愿。哥萨克人同意了，他们作战异常骁勇，佩戴着镶嵌珠宝的祖传短剑和弯刀。要恢复一种恐怕早已一去不复返的生活方式是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追求，但是并不明智，而且过程常常十分血腥。哥萨克人在苏联打仗，后来被迫撤退至南斯拉夫，身后还跟着数以千计的难民。这些人再也无法忍受在斯大林统治下的生活。战争末期，德国人效仿日本人在东南亚的做法，把侵占的领土分给同他们合作的政权，算是最后时刻买通对方接着打下去的筹码。哥萨克人被告知可以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区建立“哥萨克国”。可等英国人一到，哥萨克人便宣称英国人不是他们的敌人，苏共才是，并决定放弃建立哥萨克国，穿越国境，进入克恩滕世外桃源般的山谷中。

据传说，克罗地亚法西斯在不苟言笑的首领安特·帕维里奇（Ante Pavelić）的带领下，所作所为甚是骇人，就连德国人闻后都不寒而栗。意大利记者库尔乔·马拉帕尔泰的文笔常常充满了生动的想象力，他写到自己曾采访过帕维里奇。采访间隙，他看到这个独裁者的写字台上有一只柳条篮，里面装满了又小又圆、滑腻腻的东西，看样子像是鲜嫩多汁的牡蛎，或者生蚝一类的东西。马拉帕尔泰就问帕维里奇，这些是不是大名鼎鼎的达尔马提亚（Dalmatian）牡蛎，帕维里奇淡淡一笑，说这些重达四磅的小圆球其实是游击队员的眼睛，是忠诚的乌斯塔沙部下送给他的礼物。

乌斯塔沙跟铁托的游击队、斯洛文尼亚的“家园卫队”和塞族切特尼克党一样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主。然而，我们很难一分为二地将他们之间的混战清楚界定为盟军对阵德军，民主派对阵法西斯，甚至是共产党对阵反共分子的战争。这些派别被卷入同时发生的几场内战之中，围绕着不同的族群、政治和宗教路线展开厮杀：克罗地亚天主教徒、塞尔维亚东正教徒、波斯尼亚穆斯林、塞尔维亚保皇党、共产党游击队、斯洛文尼亚“家园卫队”、斯洛文尼亚共产党，所有阵营都在互相打来打去。无论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还是纳粹主义，意识形态之争只解释了一部分原因。只要能满足各自的国内目标，所有派别都会与外来势力结盟，纵使是德国入侵者也不例外。昔日的切特尼克党徒和游击队都在某一特定时期对抗过德国人，算是盟友。当他们同时站在面前时，叫一个英国兵如何区分谁是敌，谁是友呢？

到了最后，判断敌友同样只能借助武力了。英国的地中海事务全权大使哈罗德·麦克米伦这样写道：“到了1943年12月，对时局看得最清楚的英国人明白，南斯拉夫最终会是游击队的天下，王权没有任何出路，而且再也无法起到团结各民族的作用了。与此同时，该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军事价值；因为铁托的部队在得到充分援助后，有能力拖住好几个师的德军，这对意大利的战事，乃至今后开辟法国战场十分有利”。[23]切特尼克保皇党很不幸，他们在内战中属于必然会输的一方。

如果说1945年西方人还把铁托看成是重要盟友的话，那么斯大林也一样。那时许多英国人和美国人还亲昵地管他叫“乔叔叔”[2]。因此，1944年9月，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在莫斯科会晤苏联外交部长时，居然承诺会遣返所有苏联公民，“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也就不那么令人意外了。[24]这么做，不光是因为人们觉得有必要同战时盟友保持友好关系，而且因为英国不想贸然行事，危及苏占区几千名英国战俘的命运。

英国政府的其他成员，包括温斯顿·丘吉尔，对这项绥靖政策都有着良心上的顾虑，因为他们很清楚其后果如何。经济作战大臣赛尔伯恩伯爵（Lord Selbourne）在给丘吉尔的信里写道：把这些俄国难民送回俄国，“意味着他们只有死路一条”。然而，艾登却写信给首相，告诉他“我们不能太感情用事了”。毕竟，他说，这些人被俘的时候，“是在德军阵中服役，他们在法国的所作所为常常叫人恶心”。他又列举了一些原因，进一步切中问题要害：“我们当然不希望永远被这些人拖累”。[25]就这样，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所有苏联人都会被遣返归国这点得到了正式确定。

许多俄国人是被逼无奈才穿上德军军装的；而在德国从事苦力、地位卑贱的苏联妇孺也从未穿过这身皮；另外，大部分哥萨克人从来就不是苏联公民，因此也不存在遣返他们的法律依据。然而，尽管如此，这些事实却未能左右艾登和苏联领导层。对于后者，遣返这批人牵涉到要歌颂的英雄事迹，尽管这同法国和荷兰的情况不太一样。想想看，曾经有如此之多的俄国人和其他苏联公民跟苏联作对，而且还是心甘情愿的，其余的人选择在德国干活，仅仅是为了能苟且偷生，这简直是一种耻辱。在官方正史里，所有生活在苏维埃工人乐园里的公民都抗击过法西斯敌人。投降是一种罪行，那些落入德国人之手的苏联人只能是叛徒，并被当成叛徒处置。

还有另一种复杂的后果。铁托的游击队也许是共同抵抗纳粹的盟友，在英国人的想象中，他们是一群被高度浪漫化、神圣的农民英雄。但他们对于意大利和奥地利南部的部分领土主张愈发让人生厌。西方盟友无意同昔日战友动武。但为了确保挫败铁托的非分要求，已经因为手下100万战俘而烦恼的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元帅要求上级授权他先在奥地利“清场”。这就意味着要将南斯拉夫人送回南斯拉夫，俄国人送回苏联，而且是尽快。

这种“清场”的直接后果是惨烈的场面。如果单靠花言巧语还不能让人乖乖听话，久经沙场的英军士兵有时不得不流着泪，把这些战俘赶上牛车和卡车，其间连哄带骗，拳打脚踢，有时还用上了刺刀。女人扑倒在他们脚边号啕大哭，孩子被恐慌的人群踩踏，混乱之中，一些人中枪，另一些人与其坐等被遣返，宁可拿刀捅自己的脖子，或跳进德拉瓦河自尽。

哥萨克人也许是最悲惨的。他们幻想着被大英帝国纳入帐下，送到非洲当兵，或者派到亚洲和日本人作战。英国人有意识地鼓励他们做梦。在不可避免的命运到来之前，只要能让他们保持平静，随便怎样都行。哥萨克人表演精湛的马术，既自娱自乐，也给看守他们的英国人助兴。甚至连解除他们武装靠的都是阴谋诡计；英国人向哥萨克军人承诺，如果他们缴械，就能拿到性能更好的新式武器。英国人意识到，如果没了带头的军官，哥萨克人就不太会违抗命令。5月底，1 500名军官被英国人叫去“开会”，说是要商讨他们的未来，晚上就能回家。但事实上，后来就再没人见过他们。被移送给苏军后，那些没有被当即处决的军官被送往古拉格，活下来的寥寥无几。

剩下的哥萨克人看到长官迟迟没有返回，心急如焚，对英国人的疑心越来越重。是时候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了。威逼手无寸铁的人把自己交给不共戴天的仇敌并不好办，这一差事落到了皇家爱尔兰明火枪团肩上。原因是罗伯特·阿布斯诺特（Robert Arbuthnot）少将认为该军抗命的可能性比英军要低。但实际上，士兵们良心上很不安，甚至差点因此哗变。该团指挥官大卫·肖（David Shaw）回忆道：“士兵们一个劲地唉声叹气，但最终还是执行了命令。那场面太可怕了。我记得有些女人躺在地上打滚，大声尖叫，有些还是孕妇。我的手下把枪放在地上，把这些女的抱上车，然后锁上门，站着目送火车离开，车窗里还传来女人们凄厉的哭喊。”[26]

6月1日，德拉瓦河畔另一个哥萨克难民营里的几千人在得到登车命令后，被他们的牧师召集到一起，彼此紧紧相依。牧师们一身东正教装束，嘴里一边祈祷，一边唱着赞美诗。一大群人跪着，手挽着手，最里面是妇女和孩子，外面围着青壮年男子。他们四周是宗教偶像的画像，黑旗，还有一个带着巨大十字架的祭坛。这么做的原因是相信军人不会对祷告者动粗。这样一来，就有必要采取行动了。人称“拉斯蒂”的戴维斯少校（“Rusty” Davies）和许多哥萨克人私交甚笃，他回忆道：“随着外围的人被拉开，剩下的人挤得更紧了，因为害怕，他们开始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拼命想离士兵远点。结果人群像叠罗汉一样，尖叫不断，歇斯底里，有些人被压在这座人肉金字塔下，动弹不得。”[27]

因为拥挤，一扇车窗被挤破了，一位年轻姑娘整个人被挤了进去，她的腿在此过程中被碎玻璃严重划伤。她这样描述人墙一面坍塌后的景象：

人们奔来跑去……吓得六神无主。眼前的一切乱作一团：歌声、祈祷声、咆哮、尖叫、这些可怜人被当兵的逮住时的哭喊声、孩子们的啜泣声、当兵的嘴里的骂娘声。所有人都挨了打，甚至连牧师也概莫能外，他们把十字架举过头顶，依旧在祈祷。[28]

最终，任务完成了。一些哥萨克人带着孩子投河自尽，一些人在营地外的松树上上吊自杀。其余的哥萨克人里大部分被装进运牲口的车，车身密不透风，只有一扇很小的窗户，里面放着一个木桶，供所有人如厕用。旅长斯科特向上峰报告，整件事“就是一出该死的丑剧”。“拉斯蒂”戴维斯少校说道：“回想当时，我至今仍然心存恐惧。”[29]

哥萨克人只是许多孤苦伶仃、备受打击、最后被历史灭亡的群体之一。实际上，说“历史”太过抽象了。他们是被活生生的人推向毁灭的，背后既有革命思想助推，也缘于清除异己、建立单一种族国家的想法。除了哥萨克人，还有其他人也成了这一思想的牺牲品，有些没准还曾是其信徒。

* * * * *

1945年的夏天，酷暑难耐，英、美、苏三个战胜国的领导人在波茨坦会晤，会上宣布的决定听起来就像是正确的大白话，甚至有些索然无味。在驱逐中、东欧的德裔居民一事上，盟国首脑达成以下共识：“三国政府在全方位考虑了这个问题后，确信把留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德裔人群以及相关人员迁至德国一事势在必行。各方同意，届时出现的任何人口流动都应以有序而人道的方式进行。”

听上去很公道。两年前的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已经同意把波兰东部大片领土割让给苏联。这项遣返德国人的协议，倒是和领导人之间令人意外的友好氛围颇为协调。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和斯大林显得尤为投缘。（杜鲁门不太喜欢丘吉尔；英国首相曾试图拍杜鲁门马屁，结果热脸贴了冷屁股。）在位于波茨坦的总统官邸“小白宫”内，杜鲁门为斯大林和丘吉尔弹奏了帕德雷夫斯基（Paderewski）[3]的G大调小步舞曲。斯大林叫道：“啊，真好，音乐真是个好东西，它驱走了人类内心的兽性。”[30]

杜鲁门对斯大林的热乎劲儿似乎为当时许多美国军人所共享。美军军报《扬基人》在有关波茨坦会议的报道中，写到斯大林“很轻松地成为这场高朋满座的盛会吸引士兵关注的一块最佳招牌。而且这还是在流言四起、说他事先已得知日本人会投降之前的事。来自纽约州长岛市的约翰·图沃希（John Tuohy）下士在参军前是派拉蒙电影公司的订票员，如今在大腕云集的小白宫前站岗放哨。他形容斯大林‘比预想中的要矮小些，但身上一尘不染，穿着漂亮的军装’”。[31]《纽约时报》把三个战胜国首脑在废墟中磋商的画面形容为“三个走进墓地的人；他们手上握有全世界大部分权力”。[32]这其中自然就包含了决定1 100多万德裔移民命运的生杀大权。他们中不少人在后来属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地区拥有很深的根基。

波茨坦会议上的言论苍白乏味，但潜藏在背后的思潮则显得冷酷无情得多。苏台德区、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的几百万德国人已经被赶出家园。就在波茨坦会议召开前，斯大林还让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兹德涅克·费林格（Zdeněk Fierlinger）放宽心：“我们不会妨碍你们。把他们都赶出去”。[33]

在雅尔塔，丘吉尔告诉斯大林，他“对用武力驱逐几百万人的想法并不感到惊讶”。斯大林也向英国首相拍胸脯保证：“（波兰）再也不会有德国人，因为我们大军杀到的时候，德国人将闻风而逃，一个都不剩。”丘吉尔接着他的话说道：“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如何在德国安顿这批人。我们杀了六七百万德国人，战争结束前估计还得再杀个100万。”斯大林喜欢精确的数字，他想问个清楚：“究竟是100万还是200万？”丘吉尔答：“哦，我可没打算设什么上限。这样的话，就能在德国腾出空间，那些有用的人就能填补这一空间。”[34]

一些遭到驱逐的德国人曾是纳粹的热情拥护者，甚至还是战犯。生活在德意志帝国边陲的德国平民中，有不少——甚至可能是绝大多数——都对纳粹党和其当地部属怀有好感，特别是在苏台德区。虽然富甲一方，但那里的日耳曼人早在1938年之前就深感捷克人把他们当成二等公民。即使这样，许多人还是跟纳粹撇清关系，有些还积极反抗过纳粹。但无论是丘吉尔，还是斯大林，都无意作这种细化区分。所有德国人都得卷铺盖走人：罪犯、纳粹、纳粹反对者、男人、女人和儿童，无一例外。

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的政策里，人口迁移、大规模驱逐和边界变动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但丘吉尔脑子里想的是另一起先例：根据1923年的《洛桑条约》，希腊同意让国内的穆斯林移民土耳其，土耳其则让信奉希腊东正教的土耳其人迁往希腊。实际上，由于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早在1923年前就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人口流动，而且都是自发形成的。官方主导下的人员交换相对而言较少出现流血。但在1945和1946两年里，中、东欧出现的人口流动在规模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了，人员交换多少还是有的：波兰东部并入乌克兰，那里的波兰人就搬到了西里西亚。这片曾经的德国领土，现在已经一个德国人也不剩了。说是交换，但真实情况是，差不多110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而且其过程很少是有序而人道的。

柯尼斯堡的汉斯·格拉夫·冯·伦多夫医生相信人类之所以表现得像野蛮人，是因为他们背离了上帝。他曾一度试图徒步离开被炸弹和大火毁坏殆尽且被劫掠一空的故乡。他估摸着，如果挤上一班开往西方的火车——通常是煤车或牛车——实在太过危险，于是，他就在凄风冷雨中走过一片“荒无人烟的大地”：

（经过）一片片无人收割的农田……弹坑、被连根拔起的树木、翻进壕沟的军车，以及被烧毁的村庄。我在一间破败的屋子里躲避风雨，突然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动。砖头地面传来一阵响声。一些衣衫褴褛的人这儿那儿地站着，凝望天空。他们中间有三个孩子瞪着我，眼神中带有敌意。很明显，他们也想逃离柯尼斯堡，但是被困在了这里。被俄国人抓住后，他们被命令哪也不准去，因此进退维谷。他们的最后一顿饭，是从稍作停留的俄国卡车上拿来的几个土豆。我没问这是以什么代价换来的。但从他们说话的口气来看，很明显，姑娘们为此又吃了一次苦头。老天爷，谁还能从这些可怕的记忆里获得些许慰藉呢？[35]

还有比这糟得多的事情。但比起许多施虐狂滥用暴力、大开杀戒和饥荒的传言，这则故事更能反映出那些突然失去家园的人内心的无助和无奈。他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在一片人口衰减、落入他人之手的土地上，被困在了僵局中。

伦多夫排斥坐火车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不仅会连着几天被困在超载货物的车厢里，紧挨着别人，不吃不喝，想解手也没地方，还要忍受日晒雨淋。另外，中途还很可能被人带走，送进强制劳工营，或者最起码也会遭遇拦路抢劫。保罗·罗贝（Paul Löbe）是一名记者，因为加入社民党曾被纳粹政权逮捕。他描述过乘火车横穿西里西亚的一次经历：

俄国人把火车头和车身分开后，扣留了我们22小时。类似的中途停车还发生过几次……列车共被人打劫了四次，两次是波兰人干的，两次是俄国人干的。过程很干脆。铁轨被人扒掉，列车一减速，劫匪们就爬上车厢，抢走我们的行李箱和背包，扔在路堤上。半小时后，他们跳下车，收集战利品。[36]

在这段无法无天的时期，警察等官员常常跟劫匪是一路货色，因此火车站就成了最危险的地方。那些不得不在车站过夜的倒霉蛋常被成群结队的劫匪盯上。妇女不分老幼，都有可能被喝醉后撒酒疯的士兵强暴。失去家园、孑然一身的一种可怕之处就在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别人可以对你恣意妄为。

从某些方面来看，西里西亚、普鲁士和苏台德区的德国人所遭受的暴行，其实是德国人对其他人——特别是犹太人——所作所为的恐怖翻版。许多公共场所禁止德国人入内；他们必须戴上印有字母N的袖章（N代表Niemiec，即波兰语里的德国人）；德国人不准购买鸡蛋、水果、牛奶或奶酪；此外，德国人还被禁止同波兰人通婚。

当然，这种类比还是存在局限性。保守派日记作家恩斯特·荣格的朋友曾从捷克斯洛伐克的狱中给他写信：“就眼下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德语区和匈牙利语区的悲剧而言，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犹太人大屠杀”。[37]这纯属胡扯。对于遣返过程中到底有多少德国人丧生目前依旧存在巨大争议。一些德国历史学家称死了100多万，反对者则表示实际死亡人数只有差不多一半。[38]但就算50万也已经够惨的了。话虽如此，当时并不存在系统性灭绝所有德国人的计划。而且西里西亚和苏台德区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有时得到过加入波兰或捷克国籍的选择权。纳粹魔爪下的犹太人可没有这样的权利。

德国女人时而会遭到苏军、波兰人或捷克人的性侵，她们管自己叫Freiwild，也就是平等猎物的意思。所有无家可归、丧失权利的人基本上都会沦为这种猎物。1945年之夏，西里西亚是人们口中的“狂野西部”。波兰人把过去的德国城市但泽更名为格但斯克，在那里建立了新政府，过渡政府领导人宣布一场“掘金潮”已拉开序幕：“条条马路上都能见到来自波兰各地的人，只要有交通工具，他们都在风风火火地赶往格但斯克这条‘克朗代克河’[4]，他们只有一个目标：不是劳动致富，而是强取豪夺。”[39]德国人的房子，德国人的公司，德国人的一切资产，包括德国人自己，都如囊中取物，唾手可得。

然而，1945年发生的种族清洗远不止是停留在遣返或奴役德国人的层面上。赫伯特·胡普卡（Herbert Hupka）具有一半犹太血统，家住上西里西亚的拉蒂博市（Ratibor，今波兰的拉齐布日，Racibórz）。他记得曾被人在雨中赶着走，途经自己就读过的学校。过去他的父亲在此任教，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胡普卡留意到地上有一堆破破烂烂、湿漉漉的书，有托马斯·曼（Thomas Mann）[5]的，有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有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l）[6]的，还有其他被纳粹封杀的作家的作品。这些书在被纳粹政府没收后扔进犹太公墓，现在不知怎么的出现在大街上，拿胡普卡的话来讲，“无人认领，就这么堆在体育馆前”。[40]

1945年，德国文化遭遇灭顶之灾，连同其被一锅端的还有那些传承德国文化的人。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的一些地区历史悠久，其中部分名城——布雷斯劳（Breslau，今波兰的弗罗茨瓦夫）、但泽、柯尼斯堡、伦伯格（Lemberg，今乌克兰的利沃夫）、布鲁恩（Brünn，今捷克的布尔诺）、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罗马尼亚城市）、布拉格——都是上流德国文化的中心，传承这一文化的常常是讲德语的犹太人。如今，这些城市必须经历“去德国化”。路名和商铺的标牌被重新粉刷，地址更改，德国人的图书馆被一抢而空，纪念碑被毁，刻在教堂等公共建筑上的铭文——有些历史十分久远——被一一抹去；德语本身必须取缔。《扬基人》刊载了一篇发自布拉格的报道，文章这样写道：

如果你用德语问路（除非你不会讲捷克语），别人只会对你投来异样的眼光……不是说捷克人听不懂德语。多年来，德语几乎算得上是他们的第二语言。一名被迫在布拉格一间工厂为德国人干活的捷克人……这样说道：“请别在这儿讲德语。这是畜生的语言。”[41]

中、东欧人从生活中剔除德国人和德国文化的做法有诸多动机。不仅如此，甚至连存在过的记忆也要一并抹去。对于共产党人来讲，这么做是革命需要，旨在摆脱一个令人憎恶的资产阶级。对于党外的民族主义者，比如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而言，这么做是对叛国行为的报复：“我们国内的日耳曼人……背叛了国家，背叛了民主，背叛了同胞，背叛了人性，背叛了人类”。[42]一位在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会任职的位高权重的神甫大声呼吁：“千年等一回，跟德国人清算的时候到了，他们坏透了，所以‘爱吾邻居’的训诫对他们丝毫不起作用。”[43]所有人都有仇德情绪，但将这点表达得最铿锵有力的是波兰首任总统瓦迪斯拉夫·哥穆尔卡（Wladislaw Gomulka）。他在波兰工人党的党中央大会上表示：“我们必须驱逐所有德国人，因为国家是建立在单一民族的基础上，而不是多民族的基础上。”[44]

就这样，希特勒的“宏图伟业”最终却由那些仇恨德国的人代为完成了。他的计划建立在种族纯洁和单一民族国家的想法之上，这些想法可以追溯至20世纪第一个十年，甚至比这还要早得多的年代。就算我们充分考虑到战后发生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令人毛骨悚然的种族清洗，我们也不应忘记，摧毁中欧地区德国文化的罪魁祸首其实是德国人自己。中欧的犹太人中间有相当一批都是德国上流文化坚定不移的守护者，德国人将他们赶尽杀绝，等于是咎由自取地开启了埋葬德国文化的进程。而在战后，通过把德国人赶出去，波兰人和捷克人以最快的方式为这项工作收了尾。

* * * * *

1945年的夏秋之交，数量众多的犹太生还者置身德国的流离人员收容站，这不是因为他们爱德国。就在不久前，这个国家还竭尽全力想将他们灭族，但犹太人还是感到这里更安全——反正比某些人的出生地要安全，比如立陶宛和波兰。至少，在美英两国守卫把守的难民营里，他们不太可能遭受迫害。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在波兰集中营捡回一条命后要么加入了游击队，要么结束了在苏联的流亡，返回故土。他们一窝蜂地在夏天涌入德国。很显然，虽然德国难民营提供了暂时的庇护，但他们还是离家十万八千里。而过去的“家”如今安在？多数幸存者已经无家可归，家仅仅存在于想象中，且已毁于战火。正如一些难民所言：“我们不在巴伐利亚……我们哪也不在。”[45]

残存的欧洲犹太人中不少受到严重创伤，生活无法自理，而且惶恐不安，心中又有怨气，不愿接受别人的帮助，如果伸出援手的不是犹太人则更是如此。难民营里，犹太人刚开始一般都和其他犹太人共处一室。有时候，由于官员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到了不像话的程度，他们甚至还会和昔日纳粹关在一起。难民营里环境之肮脏简直难以想象。所受待遇连最卑贱的畜生都不如的人何以突然恢复自尊呢？巴顿将军对犹太人的歧视是出了名的，他的一句犹太幸存者“比畜生都低贱”也许只是一面之词，但就连坚强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来到德国帮助同胞时，也难掩惊讶之情。在哈努赫·巴托夫（Hanoch Bartov）的自传体小说《特种部队》中，一名犹太旅团的士兵称：“我一遍遍告诉自己，眼前这些就是我们谈论多年的人——隔着通电铁丝网，我感到我们之间好遥远。”[46]一名美国兵寄了封信回家，信中写到他邂逅了一名波兰犹太人。这人“刚从达豪放出来”，“哭得像个孩子”，蜷缩在慕尼黑公共厕所一角。“我不用问他为什么哭，答案肯定都是一样的，大致有以下几种：双亲被折磨致死；老婆被送进毒气室；孩子饿死；或者以上各种情况兼而有之。”[47]

如果说有哪个民族迫切需要英雄事迹，那就是犹太人。他们是众多受害者中最不幸的——顺便提一句，这点当时尚未得到广泛承认。1945年12月，在就波兰犹太幸存者状况做汇报的时候，英国正统派犹太教首席拉比所罗门·舒恩菲尔德博士居然还能说出下面这句话：“波兰犹太人都同意，死在奥斯维辛（那儿有浴室、煤气和红十字会提供的部分服务）比死在其他地方要来得更人道”。[48]居然还谈什么人道！

战时，巴勒斯坦的犹太新闻媒体就曾尝试将1943年发生在华沙犹太区大暴动的壮举跟马萨达之战（Masada）等同起来。公元前73年，犹太信徒退守到这里，虽以卵击石，但和罗马人展开背水一战，马萨达因此成为圣地。1943年5月16日刊发的以色列《新消息报》（Yediot Ahronot）的头条是这样写的：“华沙的马萨达陷落了——纳粹放火烧毁了华沙犹太区的残留部分。”事实上，华沙暴动真正成为以色列建国神话并获得承认是在1970年代。然而，战后没多久，就有人尝试用英雄之举来提振犹太人的士气。而且这些举动同犹太复国主义紧密相连，倡导对家园的梦想，借此鼓舞一个受苦受难的民族。有人提到，犹太旅团乘着卡车，从意大利浩浩荡荡进入德国，嘴里喊着“注意，犹太人来了！”（Achtung! Die Juden kommen!）的口号。7月25日，西德所有难民营委员会的犹太代表发表了一篇宣言，要求允许他们进入巴勒斯坦。他们选在希特勒1923年发动未遂政变的同一家慕尼黑啤酒馆见证这一振奋人心的时刻。

身在圣地的犹太人同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当时仍很脆弱，因此有必要把华沙起义和马萨达之战放在一起看，好像在犹太区起义的摩尔德察·阿涅莱维奇（Mordechai Anielewicz）[7]等人是为了以色列国（Eretz Yisrael）的福祉而献身的。但在战时，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团体积极地打造这层联系，战后也不例外。难民营里，犹太幸存者很快被按照基布兹（kibbutzim）的架构组织起来。掌管兰德斯堡难民营的美国军官欧文·海门特少校自己也是犹太人，即使如此，他也吃不准该拿难民营里的基布兹党徒怎么办：“我今天得知，营地内最出色的年轻人都加入了基布兹，这可真是给我添堵。基布兹看起来是一种联系紧密、奉行自律的团体，成员强烈渴望移民巴勒斯坦。到了那儿……他们计划按照理想化的集体主义原则来构建自己的生活。每个基布兹都很抱团，对难民营的日子毫无兴趣。”[49]

实际上，相当一部分幸存者还梦想过去美国建立新家园。在巴伐利亚州最大犹太难民营之一的弗伦瓦尔德（Föhrenwald），人们给那儿的街道起了很多令人向往的名字，比如“纽约”、“密歇根”、或“威斯康辛大街”。[50]但不管美国有多令人心驰神往，其并未对活下来的欧洲犹太人敞开怀抱。而且战争才刚结束，这断然不可能。来自中欧的年轻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幸存者中间拥有很好的口碑，因为他们身上洋溢着青春活力，体格较为健壮，而且十分自律，士气高昂，充满理想主义情怀，同时乐于锻炼，勤于农耕，精于自卫。德国战败后十天，英国随军牧师列维拉比（Rabbi Levy）给伦敦的《犹太纪事报》（Jewish Chronicle）寄去了一封信，信中他高度赞扬了贝尔森集中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叫我怎能忘记……我们坐在木屋里、一起高唱希伯来语歌曲时的场景？世人会相信有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存在么？两天前，我结识了一群来自波兰的年轻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住在一间最肮脏的营房里，但他们栖身的角落却一尘不染。”[51]

贝尔森集中营里最铁骨铮铮的硬汉是个矮小清瘦的人，名叫约瑟夫·罗森萨夫特，他很符合犹太英雄的形象。1911年，罗森萨夫特出生于波兰的一个哈西德（Hasidic）[8]犹太家庭，年轻时很叛逆，背离了家里信奉的宗教准则，成为一名左翼犹太复国运动人士。1943年7月，他同老婆和继子在贝津市（Bedzin）的犹太区被捕，然后被推上一辆开往奥斯维辛的火车。他不知哪来的本事，居然设法半途脱逃，在机枪火力下跳进维斯瓦河（Vistula）。后来，他在犹太区再次被捕，之后成功脱逃，结果又被人逮住，送往附属奥斯维辛的比克瑙（Birkenau）灭绝营。在一家采石场被强制劳役两个月后，他被送往另一座集中营，并于1944年3月逃脱，可只过了一个月又被人抓住了。在比克瑙，罗森萨夫特被严刑拷打了几个月，但始终没交代是谁帮助他逃跑的。因为在朵拉——米特堡（Dora-Mittelbau）集中营短暂待过——那儿的囚犯在阴冷潮湿的地道里为德军制造V-2火箭，直至精疲力竭而亡——他最后来到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罗森萨夫特算不上是受过教育的城市犹太精英。他只会讲意第绪语，但这点并非他同盟军谈判时坚持只讲意第绪语的唯一理由——这一决定让英国方面很是恼火。这么做更多是出于自豪感。作为贝尔森集中营获释犹太人成立的中央委员会的领袖，他希望犹太人被看成一个特殊的民族，拥有共同的家园。在他看来，这个家只能是巴勒斯坦。有必要把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囚犯分隔开，犹太人应该被允许自治，并做好动身前往犹太人属地的准备。[52]

其他难民营也流露过类似情绪。欧文·海门特少校经常被兰德斯堡犹太委员会提出的要求所激怒。但在一封家书中，他援引了一位难民营代表、立陶宛农业经济学家J. 奥雷斯基博士（Dr. J. Oleiski）的演说词。海门特认为他的演讲“非常具有启发性”。奥雷斯基博士回顾了他在犹太区的那段日子，那时，犹太人“隔着维尔纳（Vilna）的围栏，望向科夫诺（Kovno）[9]等立陶宛城镇的方向”，嘴里唱着“我想再看一眼家乡”。然而，今时今日，奥雷斯基接着说道：

经历了这一切，从德国集中营死里逃生后，我们确信无疑地表示，昔日的家园已经变成了万人坑。我们只能用指尖摸索，抓住我们最深切也最痛苦的呼喊的影子：我再也无法见到自己的家乡了。20世纪在欧洲铲除黑死病的战胜国必须一劳永逸地理解犹太人问题。不，我们出生在波兰，但我们不是波兰人；我们曾在立陶宛落脚，但我们不是立陶宛人；虽然我们在罗马尼亚见到了生平第一缕曙光，但我们也不是罗马尼亚人。我们是犹太人！！！

海门特既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像是虔诚的教徒。事实上，他从未透露过自己的家庭背景，原因是担心这会让他在德国本来就难办的差事变得更加棘手。尽管心里有诸多不满，但他还是对奥雷斯基的抱负表示同情，包括“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联邦”的目标（演讲原文中“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联邦”均为大写）。的确，海门特写道：“我越是想到这点，就越是没法生委员会的气。作为一个团体，委员会无比关心对人权的保护，以及把人们送出德国。我所谓的人权，指的是他们作为一个自由民族应享有的待遇，而不是作为被监护人，或者施舍的对象。”[53]

作为寄人篱下的少数派，犹太人受尽了迫害，处境艰险，迫切想要巴结讨好多数派。他们满心期待能融入当地社会，却永远都提心吊胆。改造犹太人，把他们从“施舍对象”变成一个骁勇善战的自豪民族，在属于自己的神圣土地上耕作——这一理想早在纳粹实施种族灭绝之前就已存在。这种理想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社会主义思潮，也有宗教观点，甚至是种族主义。不同派系之间不断对抗，有时格外激烈。人们一恢复健康，有力气投票了，贝尔森等集中营就兴起了组建政党之风。和罗森萨夫特一样，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大卫·本——古里安也是位波兰硬汉，他很早就看出，犹太人所受的苦难能够协助他实现一直以来坚信不疑的计划。1942年10月，他告诉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执委会：“如果加以正面引导，我们能化灾难为动力；犹太复国主义的秘诀，说白了，就是它不像大流散那样，只会让我们的灾难催生绝望或堕落，而是一门从灾难中汲取创造力和利用价值的学问。”[54]

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冷血，算是“工具化利用”犹太人大屠杀的最早例证。当然，绝不容忍软弱是本——古里安的一贯作风，也许这么做对谱写犹太人的英雄史诗很有必要。本——古里安看问题很实际，他认为光表达情感一点用也没有。但在1942年，连他自己也对欧洲犹太人经历的劫难之深重没有充分认识。当时知情者很少。最早对情况似乎有所了解的人是阿波利那利·哈特格拉斯（Apolinari Hartglass），一位欧洲犹太人救援委员会的成员。早在1940年，他就发出过警告，称纳粹“正在灭绝波兰（犹太）人”。然而，在波兰难民1942年证实他的最坏猜测时，就连哈特格拉斯也是轻描淡写地回答道：“如果你们说什么我都信，那我不如自杀算了。”[55]本——古里安掌握了一些情况，但和大部分人一样，他也想象不出事情的真相。

即使如此，哈特格拉斯和本——古里安利用他人苦难以服务自己政治目的的做法还是情有可原。1943年，哈特格拉斯给救援委员会寄去了一份备忘录。他在里面写到，700万欧洲犹太人很可能将惨遭屠戮，而（被称为Yishuv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对此无能为力。不过，他写道，如果一小撮犹太人幸而得救，“我们怎么的也得从他们身上捞些政治好处。从犹太复国主义的角度来看，在以下情况中能捞到这种好处——即全世界都认识到，唯一愿意接收幸存犹太人的国家是巴勒斯坦，而且也只有巴勒斯坦犹太人才愿意接纳他们”。[56]

1945年10月，本——古里安决心一睹昔日德国集中营究竟。他在日记里以干巴巴、叙述性的笔触简短记录了集中营之行。在达豪，“我参观了焚尸炉、毒气室、狗舍、绞架、囚犯营房和党卫军营房”。在贝尔森，他写道：“截至今年4月15日，这里尚有48000名犹太人……之后，31000人死亡……（死于伤寒和肺结核）。”[57]据为本——古里安作传的作者沙布泰·特维斯（Shabtai Teveth）表示，本——古里安此行目的更多是为了弘扬英雄主义。他曾设想过“从灭绝营死里逃生的人们突破英军设在滩头的障碍，奋力踏上巴勒斯坦土地”这幕景象。特维斯干巴巴地写道：“幸存者骨瘦如柴。他审视他们的姿态，就像是一个司令官在战前检阅自己的部队。”[58]

本——古里安来访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无论他去哪儿，身旁总有离散人员前呼后拥。只有在“注意到人们倾巢而出，列队恭候在通往慕尼黑城外的马路两旁时”，海门特才知道本——古里安来到了兰德斯堡。“人们手捧鲜花，举着匆忙写就的横幅和标语。难民营也装点得像模像样，花团锦簇。我们还从没见过营地里如此热情高涨。我觉得就算杜鲁门总统来了，也不至于造成这么大的轰动。”[59]海门特称，对于难民营里的人而言，本——古里安“就是上帝”。

本——古里安在德国之行中做过几次演讲，其中最有名的一场，是在慕尼黑附近圣奥迪林（St. Ottilien）市古老的本笃会修道院里面对集中营幸存者的讲话。该地离达豪不远。看着犹太孤儿们，本——古里安一度因为动情而眼眶湿润，但他很快便恢复了平静：“我不会试图表达内心的情绪……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听众中有些还穿着条纹囚服，本——古里安对他们说道：

我要告诉诸位，一个属于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不仅存在，而且欣欣向荣。就算大门紧锁，巴勒斯坦犹太人还是会用强壮有力的大手砸开大门……今天，我们是巴勒斯坦的决定性力量……我们有自己的商店、自己的工厂、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步枪……希特勒离巴勒斯坦不远，他本有机会在那里也大肆破坏，但发生在波兰的事绝不会在巴勒斯坦重演。德国人休想在犹太教堂里屠杀我们，因为每个犹太男孩和女孩都能射杀任何德国兵。[60]

强壮，力量，我们自己的步枪……从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嘴里说出的这番英雄主义话语，恰恰是英国人最不想听到的，纵然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在1917年曾承诺要将巴勒斯坦变成“犹太民族的家园”。英国人进退两难，因为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里，政府曾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做过保证，“不会做任何有损巴勒斯坦现存非犹太群体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的事情”。巴勒斯坦大约70万人口中有91%都是阿拉伯人，鉴于此，同意犹太人移民就会产生问题。于是在1939年，英国政府发布了一份白皮书，将1940至1944年之间移民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限制在每年1万人。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可临时再增加25000人。紧急情况遂而出现了；由于人数上限设得太低，能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只有那么一点。本——古里安现在坚持要把至少100万死里逃生的犹太人迁到巴勒斯坦，而且不惜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不管合不合法。杜鲁门总统在读到一篇关于德国犹太难民生存状态的报道后大为震惊[61]，他在给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的一封信中建议，英方应该允许至少10万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接着又补充说：“正如我在波茨坦跟您提到的，所有美国人民都坚定地认为，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大门不应被关上，犹太人在欧洲各地遭受迫害，应该遵循他们自身的意愿，允许其中一定数量的人迁往那里”。[62]

杜鲁门在信里没说的，是他不希望这几十万犹太人赴美定居。英国人积极阻止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时而还对刚从纳粹死亡营里侥幸逃生的人动粗，个中原因十分现实。巴勒斯坦依旧归英国人托管。即使在工党执政时期，英国也希望保留其在中东的影响力，作为连接印度的一块跳板。况且，阿拉伯人获得了英国外交部更多的同情，如果数量过多的犹太人被允许在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土地上定居，后者一定会拿起武器造反。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自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那些试图非法入境的犹太人很容易遭到英国士兵的一顿乱棍，完后再被扔回破破烂烂的筏子上。有时甚至还会挨枪子儿。

但英国人的看法并非一直很现实，相反，其经常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如果说炮制犹太复国主义是为犹太人的身份认同而战，那么英国人又抛出了另一套身份认同的说法。美国驻政府间难民委员会特使厄尔·G. 哈里森（Earl G. Harrison）曾提交过一份关于德国流散人员的美方特别报告，英国外交部对此针锋相对，指出报告中将犹太人和其他难民分隔开的建议是错误的。另外，犹太人留在欧洲没有前途的说法也不正确。毕竟，“这么做等于间接承认纳粹认为欧洲没有犹太人的容身之处是正确的”。盟军有义务“创造条件，让犹太人自行选择要不要回家，而不是在现阶段就认定这些条件是无法创造的”。[63]

英国外交部在计划如何在波兰、立陶宛或乌克兰这些国家创造合适条件一点上闭口不谈。犹太人并非意见一致，都同意通往锡安之路才是康庄大道。当时，在囊括巴勒斯坦所有犹太复国组织的犹太事务局（Jewish Agency）和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简称JDC，或者“联合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路线之争。联合会的官员尽其所能地帮助犹太难民和流散人员，发放钱、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他们很反感犹太复国主义的方针和宗旨，认为其专制霸道，而且只会适得其反。有时，犹太事务局甚至还从中作梗，不让儿童在欧洲或美国安家，因为这样可能会抑制犹太人返回故土的“上升之旅”。

虽然轮到他们得势还要再过个几年，但最终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得偿所愿了。以色列国于1948年成立，几百万犹太人在那里找到了庇护所。绝大部分欧洲国家，以及美苏两国，对此纷纷表示同情，这也许是出于愧疚，也许是缘自20世纪以降挥之不去的观念——即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国家——也许还因为认识到以色列对多数犹太人来讲是唯一靠谱的去处。艾登关于哥萨克人的说法同样也适用于欧洲犹太人：“我们不想让他们留在这儿”。[64]

[1]二战时，很多德国人在荷兰偷自行车，因此荷兰人开玩笑常说德国人是“偷自行车的贼”。

[2]斯大林的全名叫Joseph Stalin，Joe是Joseph的昵称。

[3]帕德雷夫斯基（1860—1941），波兰作曲家，钢琴家，政治家。

[4]Klondike，加拿大西北部的一条河，因为勘探出金矿而引来人们挖金的热潮。

[5]托马斯·曼（1875—1955），在排犹狂潮中曾顶着压力，歌颂犹太人的善良性格，作品因此被列为禁书。

[6]弗朗茨·韦尔弗（1890—1945），奥地利著名作家，犹太人。

[7]摩尔德察·阿涅莱维奇（1919—1943）是华沙犹太人区起义事件中犹太战斗组织之司令。

[8]哈西德，犹太教的一个虔修派和神秘运动，18世纪起源于波兰犹太人。

[9]科夫诺，即今天的立陶宛城市考纳斯。

第五章 沥干毒药

战争、军事占领和独裁专制不仅让国家山河破碎，而且在精神上也礼崩乐坏，政治合法性更是荡然无存。人们的冷漠腐蚀了公民意识。那些擅长独断专权的人通常都是最令人不齿、也最易受到腐化的群体。而时局扭转时，掌握最大合法性的往往是专政时期最边缘化的人物。二战期间，这些边缘人物包括一群积极投身抵抗运动的男男女女。在沦陷的国家，这么做很危险，但如果在伦敦，则相对要安全些，这里汇集了诸多流亡“自由”政府，维系着形式上的存在。

战后，人们刻意美化抵抗运动，但其在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军事败北中仅仅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暴力反叛招致了恶狠狠的报复，遭殃的是无辜百姓，而且这些行动通常得不偿失。因此，明哲保身的民众中间普遍存在对英雄人物的反感，因为后者的行为招致了更加野蛮的弹压。当然，抵抗运动还是有象征意义的，显示局面并非大势已去，暴政也并非坚不可摧。但是，抵抗运动的真正重要性要待到战火平息后才变得清晰起来。一些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抗击外敌的事迹，为那些曾通敌卖国或对杀人不眨眼的政权姑息养奸的社会提供了一种英雄叙事。民主的恢复取决于这些故事，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提振公民的精神面貌，也有助于政府在战后重塑执政合法性，是战后欧洲民族复兴的依托。

在中东欧的部分地区，抵抗运动扮演的角色更为复杂，因为它们要对抗两大暴政。那些视斯大林为头号死对头的人有时勾结德国人。乌克兰最著名的抵抗英雄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头目斯捷潘·班杰拉（Stepan Bandera）。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最终赢得独立，班杰拉被人奉为国父，地位就仿佛乌克兰的乔治·华盛顿。班杰拉的塑像随处可见，此外还有班杰拉纪念碑、班杰拉纪念堂、班杰拉博物馆。然而，班杰拉很难算得上是统一国家的英雄，因为他来自乌克兰西部，那里曾隶属于奥匈帝国。而在笃信俄国东正教的东部，班杰拉至今仍然被视作1941年和纳粹沆瀣一气的法西斯分子。另外，1944年时，班杰拉手下的民族主义者还杀害了大约4万名波兰人。这桩惨案发生时，大英雄本人还被关在纳粹集中营里，原因是他宣布乌克兰独立，脱离德国和苏联管辖。1959年，他在慕尼黑流亡期间被苏联克格勃派出的特工暗杀。

在西欧，事情可就没那么复杂了。英雄事迹在诸如法国这样的国家特别重要，因为法国的官僚机构、警察部队、司法部门、实业界领袖，乃至许多艺术家和作家都跟通敌的维希政权有密切牵连，可以说都“落水了”。1940年6月18日，身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通过广播，发表了豪情万丈的讲话。那时他的大名还不为多数法国人所知，法兰西祖国（patrie）的伟大国父仍旧是贝当元帅。甚至没多少人听过戴高乐的讲话。电台里，他断断续续，但又异常感人地宣读：“无论发生什么，法国抵抗运动的火焰都不能被扑灭，也不会被扑灭。”

事实上，在战争最初几年里，法国并不存在什么抵抗势力。但到了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大败德军后，戴高乐杀回法国。作为民族气节无可挑剔的象征，他一身制服，昂首阔步走在“光复”巴黎的法军队列之首。实际上，在行进途中曾有亲纳粹的狙击手朝他开枪，但他依旧迈步前进，好像啥事都没有。就这样，这个似乎如有神助的人建立了过渡政府，一直执政到1945年10月战后第一次选举。过渡政府中不乏维希派人士，而且同抵抗组织分歧重重。这些组织大多由共产党领导，有理由对戴高乐的政治目标不信任，反之，戴高乐对他们也一样。不过，戴高乐将军作为抵抗力量引以为豪的头面人物，他的执政合法性得到了公认。他是把国家从道德困境中解救出来的不二人选。

德国和日本没有什么英雄象征或领袖可以拿来做文章（尽管在共产主义东德，人们编造了所谓“反法西斯”的英雄事迹）。1944年7月，曾有军官试图暗杀希特勒，最后杀身成仁。那时，多数德国人还未将他们视为英雄。而且由于他们当中不少人出身普鲁士将门世家，德国以外的人，连同许多德国人，一谈起这些军人，就联想到军国主义传统（又名“普鲁士主义”，Prussianism）这一被广泛归结为战争导火索的因素。战时也有部分日本人与国家对立，但他们多半是共产党，或者激进的左派，在大牢里度过了战争岁月。总的来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政府的反对者并未吐露心声，或者以德国为例，他们选择远走他乡。

但在德国国内，还是有一些积极抵抗的团体，规模虽小，但成员不顾个人安危，几乎完全与世隔绝。其中一个人是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Ruth Andreas-Friedrich），她是一名记者，加入了柏林一个名叫“埃米尔叔叔”（Uncle Emil）的抵抗组织。她和她勇气可嘉的朋友一同藏匿犹太人等遭受纳粹迫害的人，并秘密散发反纳粹的传单。做这种事的很少能保住性命。像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这样的人还太少，肯定不足以塑造一段全民抵抗的佳话。然而，战事一结束，危险一过去，人们还是感到有必要开展道德救赎。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在柏林俄占区的废墟里艰难度日，1945年5月15日，她在日记里写下这段文字：

无论在哪儿，政治运动都如火如荼，人们好像急着要追回逝去的12年时光。各种“反法西斯”团体像蘑菇一样冒了出来。到处是横幅和大字报，遍地是告示和标语。随便哪个街角都成立了某某政治组织……这些反希特勒组织并非都经历过一段漫长的斗争，有些只是在希特勒时代结束后才开始了所谓的反抗。[1]

类似的虚伪之举也发生在其他摆脱德国占领的国家中，尽管性质没那么恶劣。但即使在这些国家——遑论德国或日本——英雄事迹也并不足以解决道德崩溃的问题。战后新秩序要获得合法性，就得先开展一场清洗纳粹、日本军国主义者和通敌分子的运动。那些发动战争的人、那些应该对专制独裁、迫害异己、奴役他人和大屠杀负责的人必须被清理出户。但这项工作该从哪着手呢？如何推进？又怎么定义罪行？帮凶应不应该也受到清算？到哪儿去找有罪的人？要不要适可而止？如果每一个曾做过纳粹或和纳粹合作过的德国官员都要被清洗，已经风雨飘摇的德国社会很可能就此分崩离析。因为这样的官员实在太多了。在濒临饥荒边缘的日本，如果彻底肃清战时的官僚和政治体制，就很难剩下有知识和能力维持国家运转的人才。但是，总要做点什么，好让人们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

对于一个出问题的社会，除了处决作奸犯科者，最古老且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流放。在比利时，一位保守派基督教民主党参议员在思考如何处置原通敌分子时就建言：“如果我们国家真的没地方吸纳这些人，难道就不能把他们送到别处去么？……比方说，在拉美就有一些合适的国家，他们没准能在那开始新生活”。[2]虽然这一选项私底下的确为部分纳粹刽子手所采纳，但很难算得上是一项切实可行的政府决策。况且，驱逐欧洲所有通敌卖国者、把他们送去拉美，本身就纯属异想天开，更别提把德国纳粹也悉数往那儿送了。

作者父亲S·L·布鲁玛（左一）和同学在乌得勒支

苏联军人在柏林载歌载舞

荷兰姑娘和加拿大士兵一同庆祝解放

伦敦，英国水兵和女友庆祝欧战胜利日

美国大兵在东京的公园里和日本女孩谈情说爱

1945年5月，荷兰人为轰炸机空投食品欢呼雀跃

荷兰暴民戏弄“横向通敌者”

希腊人接受盟军援助

阿姆斯特丹，一名女性通敌者被人浇沥青

为贝尔森集中营的囚犯除虱

马来亚日军战俘营，战俘饿得皮包骨头

英军放火烧毁贝尔森集中营最后一间牢房

柏林，趁清理废墟的间隙，人们稍作休息

柏林的难民儿童

横滨，家园被毁的日本人

希腊妇女为死者哀悼

意大利，一名德国将军被绑在柱子上，等候行刑

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附近，两名德国战俘在打理阵亡美军墓地

德国孩子走进位于亚琛的学校

山下奉文将军在接受审判时宣誓

戴高乐将军在法国洛里昂，原纳粹海军U型潜艇基地。基地遭盟军空袭，面目全非

巴黎，拉瓦尔在审判贝当元帅时作证（右后方为贝当）

海牙，荷兰抵抗主义者逮捕荷兰国家社会党领袖安东·米塞特

日军向西贡的英国皇家空军投降

印尼自由战士

温斯顿·丘吉尔寻求连任

克莱门特·艾德礼胜选后

然而，在1945年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苏、美、英三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有必要采取激进手段，将战败国的余毒涤荡干净，并把它们重建为永不再战的民主国家。德国和日本都要经历“去军事化”，接着再是“民主化”。取缔纳粹组织和警察部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不过，“所有旨在维系德国尚武传统的军事组织、社团、协会”也在取缔之列。另外，作为德国民主化的一个环节，“所有不止在名义上参与过纳粹党活动的党员，以及所有对盟军目标怀有敌意的人员，都将被开除公职或准公职，也不得留任重要私营部门的负责人”。

当然，苏联人和西方盟友在一点上存在分歧，即到底什么才算民主。另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是如何区分前纳粹分子、“军国主义者”和“对盟军目标怀有敌意的人员”——前提是可以区分的话。毕竟，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过去是纳粹，但现在十分乐意为盟军效劳，或者一个人过去反对纳粹，但对盟军的政策强烈反对——比方说，西占区里的共产党，或苏占区里的自由民主派。而且，开展清洗的方式也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德国经历的浩劫。在这点上，大国之间多了几分求同存异。普鲁士军国主义，或称普鲁士主义，被看成是有待铲除的主要问题。当时这一看似颇有些偏题的讨论直到日后才为世人所共知。

波茨坦会议上，有关日本的决议在措辞上稍有不同：“对于那些欺骗和误导日本人民走上征服世界之路的人，必须一劳永逸地消除他们的权威和影响力。因为我们坚信，只有当不负责任的军国主义在世界上不复存在，和平、安全和正义的新秩序才有可能实现。”

这种措辞同样有些模棱两可，而且很有误导性。真的有所谓的“负责任的军国主义”么？还有，到底是谁误导了谁？掌握日本最高权力的盟军最高司令官（SCAP）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SCAP成了他广为人知的别名——并未同意裕仁天皇主动承担战争责任的请求，因为他确信，有必要保全天皇，避免发生骚乱，因此裕仁未被追究任何过错。

作为全日本最有势力的人，麦克阿瑟头上还闪耀着人们有意赋予他的伟大白人慈父的光环。他收到过不少日本人的来信，一些人对他表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尊崇。司令官大人本意是想扮演权倾一时的将军这一角色，辅佐只具象征意义的天皇。结果，从某些方面来看，似乎他本人倒成了圣人。“尊敬的阁下，”一封信这样写道，“当我想到阁下对吾民以德报怨，而不是血债血偿时，我的心便为敬畏之情所震动，仿佛我面对的是一尊真神。”[3]

对于多数日本人而言，战时天皇拥有神圣的地位。但对于自由派或左倾的日本人来讲则完全不是这回事。一位或许是基督徒的作者给司令官写信，质疑他为什么不以战犯罪名逮捕天皇：“为了在全世界和上帝面前实现名副其实且不受玷污的法律正义和人类公理，我们恳请您将现任天皇作为战犯严加处置。如果您放天皇一马的目的只是为了操纵人民，那么我相信，盟军一切用意良好的政策在您离任后都将竹篮打水一场空。”[4]

不过也有一些信件警告不得擅动天皇，否则会出现可怕的后果：“显而易见，这么做会引发全世界最大的悲剧。而且要想得逞的话，首先得彻底灭绝八千万大和民族。”[5]这里的“大和”一词显示写信人是个未经改造的民族主义者。麦克阿瑟最后决定他应该听取这类意见。因此，尽管所有战争行为，包括那些最令人发指的暴行，都是以“为天皇效忠”的名义而犯下的，但天皇本人最后也成了所谓的“被误导者”。公开背离这一论述可能会惹上大麻烦，而且有时依然如此。[1]

由于日本没有纳粹党，更没有希特勒，也从未发生过1933年德国的那种政变，“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甚至“封建主义”就成了有待连根铲除的毒草。鉴于此，美军某份指令写道：“曾经积极鼓吹军国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的人将被清除出公职人员队伍，也不准在任何公立或私立部门担当要职。”[6]如果打击对象是宣传家、战犯、军事领袖的话，执行起来十分明确，但清算官僚、商人和实业家则要困难得多，因为官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很久就已任职，而商人和实业家必然同战时日本政府有过合作，并从中获利。但在许多情况下，叫他们军国主义者或极端民族主义者并不恰当。

有一种观点认为“军国主义”、“封建主义”或“普鲁士主义”好像人体内的癌细胞，能够被切除。这一观点在左倾的盟军官员中比在保守派当中更有市场。对于德国人、日本人和昔日沦陷国家的国民来讲，情况也是一样的。由于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派在许多国家抵抗外敌入侵的斗争中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抵抗力量的左翼成员坚持战后社会的组建应遵从他们的意愿。在他们看来，1945年可是个绝佳的机会，终于可以跟那些勾结法西斯的军事、金融和政治体制派进行清算了。

尽管麦克阿瑟将军本人是保守派共和党人，但在盟军占领日本初期，他的身边却围着一群满怀理想主义的律师和提倡新政的改革家，他们把大力推动整肃当成民主改造日本的一部分。这些人既不是专家，在战前和日本精英也没什么联系。在他们眼里，通晓日本文化没多大必要。所有国家都能进行民主化改造，前提条件是得有部正确的宪法，其间还要配合成立独立行业工会等进步举措。在日本，早期的清算行动都由查尔斯·凯兹中校（Charles Kades）等人负责督办。凯兹支持罗斯福的新政，在麦克阿瑟手下的政府管理部门任职。他的顶头上司是科特尼·惠特尼准将（Courtney Whitney），此人曾在马尼拉干过律师，跟他备受尊敬的上司一样喜欢夸夸其谈：“麦克阿瑟的治国方略，在过去的军事占领史中可谓史无前例，它将会成为一种标准，对未来的军事占领构成挑战。”[7]麦克阿瑟位于东京的“宫廷”内部勾心斗角，改革派有一位对手：麦克阿瑟的情报主管查尔斯·威洛比少将（Charles Willoughby）。

麦克阿瑟喜欢管出生在德国、本名“卡尔·冯·切普和魏登巴赫”（Karl von Tscheppe und Weidenbach）的威洛比叫“我的法西斯宠物”。这么叫的理由很充分。威洛比爱好狩猎，说话轻声细语，举止风度翩翩，但脾气十分火爆。他老是觉得世界各地都有犹太人和共产党在搞阴谋，美军高层内部亦是如此。就连法国大使也遭到过他的怀疑，只因为对方有个俄国姓氏。比起司令官手下的新政干将们，威洛比同裕仁天皇周围的一干保守派廷臣走得更近。1950年代退休后，他辗转来到马德里。因为对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Francisco Franco）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担任了后者的顾问。不过，由于正式掌管占领区的警务，威洛比就要负责开除自己私底下欣赏的公众人物。威洛比对整肃一事总是抨击不断，曾见过他大放厥词的惠特尼准将这样评价：“我算服了，这么反对某项计划的人，任命他当执行者并不合适。”[8]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惠特尼此言不虚，至少当时被他言中了。

在德国，清算昔日纳粹的主要幕后推手是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为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也就是中情局的前身效力。诺伊曼是德裔犹太难民，战前作为政治理论家和劳工律师就已蜚声德国。在美流亡期间，他和同样是难民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一起为美国政府准备了一份“去纳粹化”指导手册。根据他俩的观点，第三帝国是“极权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例证。[9]纳粹运动背后站着的是实业家。而迫害犹太人的真正目的是转移大众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

诺伊曼在得到美占区最高军事长官卢修斯·克莱将军（Lucius Clay）的支持后，协助起草了臭名昭著的“审查问卷”（Fragebogen）。该问卷满分131分，所有德国成年人必须填写。问卷的作者希望，通过一系列考查受访者过去政治面貌和政治同情的具体问题，美军能对至少2 300万德国人清白与否搞个清楚。一个典型的问题是：“你或你的家人是否曾基于信仰或种族原因，霸占他人的被盗财物？”另一个问题牵涉大学联谊会会籍，搞得这些团体好像是纳粹党的组成机构，但其实它们在1935年后就被取缔了。当然，人们在答卷里很少会讲真话。交卷时也是拖拖拉拉，有的迟迟未交。呼吁取消这种问卷调查的声音从未间断过。盟军人手不够，也不具备相应的智识分析这些文件。甚至很少有美国人会讲德语，更别提能看懂了。军事当局的正式使命是重建德国的民主体制，为此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新颁布的“八号法律”（Law No.8）则让他们益发疲于奔命。这部法律于12月1日生效。

柏林原抵抗主义战士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曾在日记里以赞许的口吻评价这部律法：

三周前，当局对纳粹党员第一次采取了行动。工商界清除了所有地位显赫的纳粹分子。文化事业也不允许纳粹分子再染指。过去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员只能受雇成为工人。[10]

对于让昔日纳粹接受劳改、干些清理废墟这种卑微体力活的建议，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表示支持。但她的出发点似乎不同寻常。她记录下了从身边人口中听到的话：“不可思议，这是白色恐怖！最近的事太不公平，叫人义愤填膺。他们不能把这部特别法律强加在20%的德国人头上。”对于这些流言，她在日记里暗暗回应：“但他们就是能！他们（德国人）难道忘了这么做有多容易么？他们难道忘了这些特别法律和八年前针对犹太人的法律几乎如出一辙么？”[11]

对于抗议的德国人，她没有表示半点同情。但她所作的类比有些欠妥。人们固然可以将纳粹当权时期的一些人扫地出门，但要是为了重建民主体制这么做，则是一种相当成问题的想法。另外，就算承认加入过纳粹党也不能说明什么。有14万德国人因此丢了工作，其中不少人只是低级官员和机会主义者，因为慑于纳粹淫威或出于个人野心而入党。与此同时，地位更高、罪孽更深重的“大鱼”却安然无恙：有些商人不屑于入党，但靠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资产发家致富；有些银行家从被杀害的犹太人嘴里拔掉金牙，囤积黄金；有些教授大肆宣扬令人厌恶的种族主义理论；有些律师和法官对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政令亦步亦趋，指控爱上“劣等民族”的男男女女犯有颠覆纳粹政权罪，或者“有辱种族名誉罪”。

特奥多尔·豪斯（Theodor Heuss）在战前是自由派记者和政治家，尽管他并未积极投身抵抗运动，但十分痛恨纳粹。盟军感到豪斯是他们可以信任的那类德国人。1945年，美国人任命他为巴登——符腾堡州（Baden-Württemberg）的文化部长。豪斯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学校里有能力的老师人数不足，无法为接受了十二年纳粹宣传的年轻人洗脑。整肃运动让他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在一封寄给军部的信中，他言辞迫切地写道，在他看来，整肃中被撤职的人里只有10%——15%最后被定性为纳粹。但开除这么多老师后，孩子们已无书可读。他认为，对于第三帝国崛起前接受教育的老一辈教师，“剥去他们的褐色外衣”并“唤醒他们身上善的力量”并非难事。他恳请官方给予他信任：“我们承诺帮老师清除纳粹思想，把他们改造成新观念和进步思想的传播者，本着正确的精神教育青年。”[12]他的意见未被采纳。

负责为美国战争部撰写报告的卡尔·楚克迈尔结束他在美国的流亡生涯，回到德国。在他看来，美国人的清洗太过拙劣，而且经常偏离真正目标，以至于去纳粹化运动有导致纳粹复辟的危险。德国保守派视去纳粹化为社会主义者的阴谋。他们相信，盟军官方有意偏袒德国激进派，后者巴不得对每个城镇进行清洗，揪出其中任何可能沾上法西斯污点的人。楚克迈尔讲了个他在奥地利时听来的笑话，大致意思是一个人去警察局登记姓名，警察问他，你登记名字做什么？这人回答，我是纳粹。警官说，那你一年前就该找我们登记了。对方答曰：一年前我还不是纳粹。[13]

等到这则笑话传得满天飞的时候，分辨忠奸、筛查昔日纳粹的工作迫于无奈，已经被交到德国委员会手里。这一做法在“摆脱国家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法律”中得到了正式确定，但效果却让人哭笑不得。德国政客无意再搞清洗。掌管整肃委员会的人说是激进革命派，但实际上常常是原纳粹分子。天主教牧师发出警告，说德国人要是提供罪证指控同胞将是不道德的。第三帝国期间，地方上的一些大佬发了横财，他们花钱消灾，通常的做法是找个把被纳粹迫害过的可怜幸存者，获取有利于他们的证词。1946年后一段时期的主题词是“漂洗运动”（Persilschein），Persil是一种漂白衣物的消毒剂。不计其数的原纳粹分子拿到的“漂白”文件把他们不久前的历史污点洗得一干二净。就连证明一个人曾在纳粹集中营蹲过大牢的文件都能在黑市上买到；每份售价25000德国马克，可谓价格不菲，但对多数原党卫队军官来讲，这点钱他们还出得起。

在东德，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共产党声称“民主苏占区”的清洗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1945年春末，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介绍过的那类德国“反法西斯”委员会接管了整肃工作。到了初夏，德国共产党（KPD）上台后，这些委员会被解散。从理论上讲，东德的整肃比西占区确实要严格。毕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2]成立的基础就是其令人骄傲的“反法西斯”斗争史；这是“更好的德国”，反抗过的德国。然而，这一说法因为德国人犯有集体罪行这一前提——条顿人（Teuton）[3]的痼疾——而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共产党对此很执著。他们的部分论调似乎也受到了这种德国式病毒的感染。德共要求彻底“消灭”希特勒政权的余孽。[14]在勃兰登堡州（Brandenburg）的一个小镇，昔日纳粹被勒令在衣服上佩戴“卍”标志。人们议论纷纷，说是会有严厉的惩罚。另一个地方的区长也发出警告：“对付纳粹，我们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说：会下狠手收拾他们。那些干活偷懒的，我们要逼他们干活，如果有必要，还要把他们关进劳改营……到了明年年底，我们希望见到一个消灭了纳粹（Nazirein）的德国”。[15]

退一步讲，尽管这些措施不可谓不强硬，但东德的整肃几乎和“资本主义占领区”里一样不彻底。按理说，对“积极”纳粹和“名义”纳粹的甄别还是在做，但这一工作经常形同虚设。苏联人很快对此产生了厌倦，下令开除所有前纳粹党员的政府公职，并限期几个月完成——这当然是办不到的。归根到底，他们对让德国人负责整肃并不放心，而且也从未给过后者什么恰当的方针政策。在这件事上，苏联人还真是有理由不信任德国人。许多德国人拒绝合作，因为事实证明，大规模的清洗将导致教育和社会服务走向崩溃，或者让任何经济复苏的表象都化为泡影。于是，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的德国人同在慕尼黑或科隆的德国人一样，想尽各种借口让前纳粹分子官复原职，或保护他们免于指控。在有迹象显示清洗行动将对苏联控制下的工厂完成生产指标造成影响时，甚至连苏联方面也都对此睁只眼闭只眼。许多纳粹“小人物”轻而易举地被吸纳进共产党，对新主子的专政作风，他们不会感到陌生。对于那些地位更显赫的纳粹则采取保留档案的办法，以免他们将来惹麻烦。

所有外国占领区都存在这对矛盾。尽管德国精英过去恶贯满盈，但你还真不能把他们一网打尽，同时还指望能重建这个国家——不管其将来姓“共”还是姓“资”。没过多久，盟军便把经济复苏看成比伸张正义更重要的目标，尽管动机和苏联人截然相反。苏联人想的是重建“反法西斯”德国，作为横亘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中间的缓冲；英美两国和盟友想的则是让“他们的”德国成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民主堡垒。

在当时看来，巴顿将军于1945年发表的对去纳粹化和原纳粹分子的看法固然粗俗不堪，而且考虑到他的仕途，这席话也说早了——他说“加入纳粹党和民主、共和两党打选战没什么两样”，“我们需要这些纳粹”——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将这位巴伐利亚军事统帅撤职。但巴顿只是口无遮拦罢了，观点本身谈不上有多离经叛道。德国战败和早期清洗过后一年，多数美国官员都认同巴顿的看法。尤其是英国人，他们一开始就觉得美国人那股子教训德国人的热忱劲儿很是可笑，而且只会适得其反。英国外交部官员康·奥尼尔（Con O’Neill）对他嘴里的“低级狂热分子”充满鄙夷之情。八号法律规定所有纳粹党员只能从事低贱的工作，在这点上，他评价道：“作为典型的既系统又按部就班的愚蠢之举，这部法律还真是难以击破”。[16]

发生在赫尔曼·约瑟夫·阿布斯（Hermann Josef Abs）身上的事很能说明问题。在第三帝国时期，他是一名银行家。同其他商人和实业家相比，他的罪行似乎很轻，不像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ied Krupp）[4]，曾经雇佣妇孺，让他们像奴隶一样干活，直到累死。他也不同于和希姆莱（Himmler）[5]有私交的弗里德里希·弗里克（Friedrich Flick），后者的煤钢帝国极其残忍地剥削集中营里的劳工。和杜塞尔多夫市（Düsseldorff）曼内斯曼公司的总裁威廉·赞根（Wilhelm Zangen）或经济官僚兼乌克兰刽子手头头奥托·奥伦道夫（Otto Ohlendorff）也不同，阿布斯甚至都不是纳粹党员，也不是党卫队军官。

阿布斯从未亲手实施暴行。作为土生土长的莱茵河地区的人，他对普鲁士尚武精神只有厌恶。他文质彬彬，信奉天主教，对英国怀有好感，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战前在犹太人开的银行里供职，还是西格蒙德·瓦尔伯格（Sigmund Warburg）[6]的好友。要不是阿布斯碰巧是个雄心勃勃的德国技术官僚的话，他在1930年代几乎和纳粹扯不上半点关系。然而，阿布斯曾任德意志银行主管，通过对犹太人的公司进行“雅利安化”（Aryanizing）养肥了自己的康采恩[7]。除开为希特勒打理私人账户外，阿布斯还为诸如西门子、克虏伯和法本公司（I. G. Farben）等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这些公司都曾在奥斯维辛附近建造过大型奴隶营。阿布斯做事也许并非出于粗鄙的意识形态狂热。实际上，他几乎铁定不是狂热分子。但没有阿布斯这样的人，希特勒罪恶事业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

1945年6月，阿布斯藏身一个贵族朋友家里时被人发现，随后被塞进一辆英军吉普，这时他心想完了，只有死路一条。结果，他没坐牢，而是被带到汉堡的某家宾馆，像这样仍然屹立不倒的宾馆已所剩无几。在那里，一位来自伦敦的老朋友、银行家查尔斯·邓斯东（Charles Dunston）热情地接见了他。邓斯东战前在德国做过生意，而且对纳粹运动整齐划一、昂首阔步的精神面貌颇为欣赏。“就像回到了过去，”回想起老友相见时，邓斯东这么说道，“我没有问他战争的事，这无关紧要。”阿布斯对他的不修边幅表示歉意，解释说自己没有像样的刮胡刀。但在邓斯东眼里，他看着没啥变化：“头发一丝不乱。我当即问他，愿不愿意帮助我们重建德国银行体系，他欣然接受了。”[17]

事情的发展有些偏离计划。纵然英国人屡次表达抗议，但美国人依旧我行我素，坚称阿布斯作为战争罪嫌犯，理应逮捕。一入狱，阿布斯就拒绝再为英国人提供金融咨询，除非自己获释。英国人花了三个月时间，总算说服美方放人。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在他位于埃森（Essen）的乡村庄园大厅里被捕时，跟前来抓他的美军说了句“这是我家，你们干吗？”。他和实业家弗里德里希·弗里克一同接受了纽伦堡审判。法本公司老板格奥尔格·冯·施尼茨勒男爵（Baron Georg von Schnitzler）犯有奴役奥斯维辛囚犯等罪行，英国人上门抓他时，他身穿一件用上好苏格兰粗花呢布剪裁而成的高尔夫球外套，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来客。他表示，能重获自由，和X勋爵、Y勋爵和德拉华州威明顿的杜邦家族等老朋友再续前缘，真是太让人高兴了。这群朋友真的很交心，但过去几年里跟他们断了联系，很是让人痛心。[18]冯·施尼茨勒因“掠夺和侵占罪”被判入狱五年。但一年后，他就回归商界，重新融入社会。克虏伯因为雇佣奴工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最后只服了三年的刑。弗里克获刑七年，但在兰德斯堡监狱舒舒服服地待了三年后也获释了。服刑期间，弗里克曾向赫尔曼·阿布斯咨询过金融业务，也获得过后者的提点。阿布斯后来成为德意志银行、戴姆勒——奔驰、汉莎航空等公司的董事，在西德重建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1960年代，克虏伯公司的控制权被转让给一家基金会，这桩交易的主要操办人之一就是赫尔曼·阿布斯。

* * * * *

希特勒的工业精英中至少有一部分人蹲过大牢，虽然都是好吃好喝地被人伺候着。他们的日本同行甚至连这种罪都没受过。在日本，除了逮捕有战犯嫌疑的人之外，整肃行动侧重于“预防”，而非“惩罚”。需要防范的是“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但问题在于，美国人吃不准要收拾谁，而且太过倾向于将日本看成东方版的第三帝国。

究竟是谁“误导了日本人民”？不是天皇，因为最高司令官已经认定他无罪。最接近纳粹军事组织的机构是军警，即宪兵队（Kempeitai）。由于其刑讯和杀人手法十分老辣，所以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一提到宪兵队便谈虎色变。大约4万名宪兵队军官在清洗中丢掉了饭碗；极少有日本人会为他们的遭遇落泪。其他一些爱国组织和神道教、天皇崇拜、武术社团或战时经济规划多少有些关联，表面上看像纳粹组织，但其实两者之间有很大区别。1940年成立的大政翼赞会（Imperial Rule Assistance Association）是一个奉行改良主义的综合政治团体，宗旨是动员政客、官僚和知识分子为战争出力。该组织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创始者中甚至还有社会主义者。日本的战争规划委员会也有部分左派经济学家。美国人甚至在如何处置部队军官这点上都拿不出明确的政策。刚开始，美军决定，所有少佐及少佐以上的军官都要被清算。显然，军衔低于少佐的人是没机会误导任何人的。这件事传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理查德·马歇尔少将（Richard Marshall）耳朵里，他火冒三丈。从他的亲身经历来看，日军上尉和中尉是一群最残暴的疯子。他说，如果这些人的名字不在列，就会再次误导日本人民。于是，这些军官也被纳入了名单。[19]简言之，最高司令部的美国人对到底要打击谁没个准绳。

如果有什么机构在日本对外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话，那一定是官僚组织：具体而言是负责查禁异见的内务省，以及负责战时工业规划的通商产业省（战争期间被并入军需省）。甚至连大藏省也应算在内，因为其曾经大举搜刮亚洲被征服国家的资源。掌管工业的官僚曾在伪满、中国各地乃至日本本土大规模强征劳工从事劳动，数量众多的人在工厂和矿井里干活，多数条件恶劣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然而，美国占领军对处理这些历史旧案的指导方针十分模糊。虽然高级官员被撤了职，但低级官员还是保住了乌纱帽。理论上，被清洗的官员将不得再发挥影响力。但对于如何防止他们私会老部下、进行非正式密谋这点，则从来就没有拿出过办法，于是这种事就变得屡见不鲜。

在如何处置工商业精英这点上，美方内部出现了最严重的分歧。喜欢卖弄文采的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宣称：“正是这些人，这些出生于封建世家、成长为一方枭雄的人，几乎将大部分日本人的生活控制于枷锁之中，他们厉兵秣马，煽动人心，带领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他因此坚持必须将这些人从“影响未来日本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剔除出去”。[20]

麦克阿瑟说这话其实是在1947年，那时距离效仿纽伦堡审判的东京战争罪审判（正式称法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审判）已经过去了一年。其他美国人的看法大相径庭。曾在美国司法部任主管的东京法庭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Joseph B. Keenan）在同年说过：“我们从未收到，也未曾发现有证据表明地位显赫的工商业领袖曾和他人密谋，策划或发动了战争。”[21]

日本人自己对清算的看法取决于各自的政治立场。在一封写给最高司令官的信里，作者希望麦克阿瑟能明白，“99%的日本人，至少到目前为止，都是彻头彻尾的战争狂和军国主义者”。[22]一位立场更温和的记者称：“官僚们无组织无纪律的程度，居然发展到了允许像……前内务大臣这样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和战犯都得到留用的地步。就算他们中间有自由派，也是胆小怕事、畏首畏尾之辈。”[23]

所幸同盟国中只有美国负责主导“去军事化”和“民主化”，这使得盟军的在日使命变得略微简化了些。反观在德国，并没有类似最高司令官一职。卢修斯·克莱将军也算不上司令，他肯定不会收到下面这封来信：“我们将麦克阿瑟看作耶稣基督再世。”[24]但是由于在官僚职权划分和政治信仰的问题上存在内部分裂，美国人也从未真正拿出过一份一以贯之的清洗方案。实际管理日本的工作被交给日本人自己的内阁，由他们来指挥官僚系统落实改革措施。尽管这些举措充其量只能说是敷衍了事，美国新政派对另一个目标倒是远为重视，虽然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的意见与之相左。那些“不肯让未来日本经济建设仅仅服务于和平目标”的人会被开除，而“控制了日本贸易和工业半壁江山的工业与银行业联合体”必须被解散。[25]这些联合体，即财阀（zaibatsu），被定性为策动战争的主要经济推手。

这一决定对实业家们不啻当头一击。同赫尔曼·阿布斯和他的德国同行一样，他们在战前跟伦敦和纽约大公司董事会里的董事有很深的交情。甚至在战争结束前，一名毕业于哈佛大学并在一家大型钢铁企业担任总裁的日本企业家，在一次实业家参加的秘密会议上用英语兴奋地大叫：“我们的朋友要来了。”[26]不少具有国际经验的日本商界领袖曾在欧美留过学，他们期待能得到意气相投的美国人的赏识，被安排主管日本经济的重建。结果，等待他们的却是被扫地出门，他们的财团也随之分崩离析。

对于麦克阿瑟军政府里的新政派，这是他们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一是解散财阀，二是土地改革，后面一条可以说压垮了日本农村“封建主义”的脊梁。许多日本左派因为美国的政策而欢欣鼓舞，在军事占领最初几年里，华府被看成左派最好的朋友。女性投票权、罢工权、劳资双方集体谈判，革故鼎新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在分工上，美国人负责推动革新，心存感激的日本人具体落实。由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开始在工会和高教领域享有巨大权力。

但即使是一些秉持左倾观点、对实业家并无好感的日本人，对财阀遭受格外严厉的责难一事也有些看不懂。在写给朋友唐纳德·金的一封信里，当时还是海军军官的西奥多·德巴利（即狄百瑞）提到他和一位名叫宫内的东京商人的谈话。宫内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信奉民主。德巴利请他谈谈对战时财阀的看法。宫内回答，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军部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没错，有些新兴财阀，比如日产（Nissan），从战争中获益巨大，但传统的“四大”财阀家族——三菱（Mitsubishi）、三井（Mitsui）、安田（Yasuda）、住友（Sumimoto）——则跟所有人一样，只是被招安和收编罢了：“它们很弱，财阀很弱。”[27]

对此说法，德巴利将信将疑。这句话他从日本人那里听到得太频繁了，以至于怀疑这是军部宣传影响的产物。他写道：“30年代的军队，肯定先是鼓吹这一论调，然后通过买通或威胁财阀，为这一说法添加了注脚。”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美国人追究财阀的责任，却基本放过官僚体系，等于是在昭告天下，他们对日本战时体制如何运作一事其实并不清楚。但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并非无知或误解；美国规划者满怀理想主义，一心想出力重建一个崭新的日本，而日本“改革官僚”则期望维持他们在战时对经济的控制，但会服务于和平的目标。双方于是想到了一块儿。

倒也不是说什么都没干。1948年底，90多万人接受了职业背景审查，150多万份问卷被拿去做分析。美国人撤销了内务省，解散了日本军队，共计1800名官员遭到整肃。但其中大多数人（70%）过去是警察，剩下的是来自内务省的官员。主管经济的官僚压根就没被找过麻烦。昔日的军需省裁撤了42人，而大藏省只开除了9个人。[28]那位曾被派到满洲负责劳工项目的军需大臣，后来参与策划了日本的帝国主义扩张事业，史称“大东亚共荣圈”。他被捕过，却从未被正式指控犯有战争罪行。他叫岸信介，在出狱后仕途蒸蒸日上，后来成为日本首相。

* * * * *

在“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上，菲律宾占据着一个很有意思的位置。1941年12月8日，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10小时后，日本入侵菲律宾，攻占了该国。时任菲律宾陆军元帅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于翌年3月撤退至澳大利亚，他发誓称：“我会回来的。”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奎松（Manuel Quezon）也逃到了澳大利亚，继而辗转至华盛顿，并在那儿建立了流亡政府。这么做本身就很不寻常；当时印尼没有流亡政府，缅甸也没有流亡政府。泰国倒是有流亡政府，但泰国从没被殖民过。日本人入侵时，菲律宾介于殖民地和独立国家之间。其已获得了英联邦国家的地位，而且原定将于1946年完全独立。虽然日本人承诺过——用本间雅晴将军的话来讲——要把菲律宾人从美国的专制霸权中解放出来，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摇身一变，成了新的殖民主子，而且统治手段更为残暴。尽管总统何塞·劳雷尔（José P. Laurel）在1943年正式宣布菲律宾共和国独立，但日本人仍旧大权在握。每位菲律宾政府官员身后都站着一名日本“军师”，而每位日本军师背后都站着日本军队和令人闻之色变的宪兵队。简言之，所谓的共和国不过是个幌子。

即便如此，菲律宾国内还是有一股作风顽强的抗日力量。其中当属一支抗日游击队最有成效，其纲领有别于奎松或劳雷尔，主要在第一大岛吕宋岛的乡间活动。“虎克党”（Hukbalahap）意为抗日人民军，由赤脚的农民革命者组成，他们的敌人不光是日本人，也包括菲律宾的大地主。地主们坐享大片甘蔗和椰子种植园带来的财富，表面上佯装成民主派，实际却用封建寡头的方式统治这个国家。虎克党最有名的领袖名叫路易斯·塔鲁克（Luis Taruc），是个佃农的儿子。另一位有传奇色彩的虎克党女战士叫费利珀·库拉拉（Felipa Culala），她个头高大，骁勇善战，化名“达扬达扬”（Dayang Dayang），就连日本人听到“达扬达扬”也是闻风丧胆。

日占期间，由于许多地主放弃种植园，逃往马尼拉，虎克党就效仿起了共产党在其他国家的所作所为：他们没收土地，建立了某种国中之国。该党的作战“小分队”纪律严明，心狠手辣，死在他们屠刀下的不光有日本人，那些有通敌或目无法纪嫌疑的菲律宾人也难逃厄运。就连威名赫赫的“达扬达扬”触犯规矩时也要受罚。她有句口头禅：“那些不发战争财的人是脑子进水了。”她说到做到，大肆抢夺财物，从水牛到珠宝，什么都抢。被捕后，她受到审判，后来被枪决。[29]

何塞·劳雷尔和供职于伪政府的多数党羽——比如曼努埃尔·罗哈斯（Manuel Roxas）和贝尼格诺·阿基诺（Benigno Aquino）——均出身上流社会的地主家庭。就算没有日本占领者，虎克党也一心想要推翻他们的权力。从效忠日本人、推动反美和泛亚事业这点来看，这些人毫无疑问是通敌分子。但正如原西方殖民地内其他勾结日本人的亚洲民族主义者，他们有着复杂的动机。劳雷尔的背景让人刮目相看，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当过参议员，是马尼拉最高法院的助理法官。虽然贵为殖民精英阶层的一分子，但他也许打心底里相信，如要帮助菲律宾人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有必要仰仗日本人激进的“亚细亚主义”。欧洲的一些卖国贼（quisling）也操持相似的论调，他们认为，纳粹建立的新秩序可以为他们堕落腐朽的社会注入一丝生机。但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背叛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劳雷尔、苏加诺等人在日本人登陆前后，一直在为外国统治者效力。

劳雷尔一直是菲律宾游击队的头号目标。1943年6月，在同贝尼格诺·阿基诺在维克维克乡村高尔夫俱乐部打球时，他遭到两名刺客行刺，背部中弹。其中一人自称“小乔”。当年晚些时候，结束养伤的劳雷尔赴东京出席了大东亚会议。会上，一干领导人喊着亚洲人皆兄弟的口号，承诺加强泛亚合作。翌年，应日本要求，他同意向美国宣战。

与此同时，1944年10月，麦克阿瑟将军兑现了他要重返菲律宾的承诺。为了增加这一幕的戏剧性，他蹚过了莱特岛（Leyte）的浅滩，虽然戴着飞行员墨镜，但他看起来还是愁眉不展。他其实不止一次地蹚过海水，为的是能拍下恰到好处的照片，留作新闻资料。登上吕宋岛之前，他如法炮制。麦克阿瑟讲话喜欢援引《圣经》，这一套对笃信天主教和神秘主义的菲律宾人想必很有吸引力。他吟诵着：“菲律宾人民，我回来了。感谢我主的恩泽，我们的部队再次踏上了菲律宾的土地——这片土地，因为我们两国人民洒下的热血而变得神圣……到我这里来……神圣的主将为你们指明道路。”

在通往马尼拉的漫长道路上，美军艰难跋涉，经历了血雨腥风。推进过程中，他们得到了虎克党的积极帮助。菲律宾游击队将日本人赶出吕宋岛中部各地后，升起星条旗和菲律宾国旗，建立了自己的政府，期待美国支持独立的菲律宾社会主义共和国。然而，事与愿违，麦克阿瑟只是对虎克党的战斗精神表示了口头赞赏。有人进谏，建议他请自己最熟悉的那批人出山，也就是过去的地主精英。虽然他曾扬言“挖地三尺，也要把所有叛变的菲律宾人揪出来”，麦克阿瑟却将劳雷尔伪政府的忠实成员曼努埃尔·罗哈斯任命为美军准将。[30]

虎克党收到要他们缴械的命令，他们拒绝交出武器，随即遭到逮捕。一部分人在没有受到正式起诉的情况下就被判入狱，其中包括路易斯·塔鲁克，他和几个过去勾结日本人的通敌者被关在一间牢房里。后来，5万农民来到马尼拉的马拉坎南宫[8]前举行示威，塔鲁克因此获释，但他大部分手下仍身陷囹圄。后来发生的事不甚光彩。有人在暗地里较劲，进行钱权交易。之后，马尼拉的媒体发表文章，歌颂劳雷尔和他的同仁在战时是不折不扣的爱国者，尽全力保护菲律宾人免受日本人的暴行侵害。麦克阿瑟赞扬罗哈斯是“游击运动的几大要素之一”。菲律宾人受到的训诫是要他们抛开“小肚鸡肠式的妒忌心理”和“毫无必要的误解”，因为这样只会“阻碍进步”。[31]

作为二战结束后的首位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罗哈斯宣布赦免战时的通敌叛国者。成千上万的人获释出狱。路易斯·塔鲁克躲进了深山，虎克党更名为解放人民军，也就是毛派新人民军的前身。昔日的地主家族在重新牢牢掌握住他们的财产后，继续控制着菲律宾的政治。即使到了1986年，在“人民力量”运动（People Power）推翻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亚洲民主化的曙光后，旧精英依旧把持着政坛。“人民力量”运动的明星人物是贝尼格诺·阿基诺的儿媳科拉松·“柯莉”·阿基诺（Corazon “Cory” Aquino），人称阿基诺夫人。她在位时，副总统由何塞·劳雷尔的儿子“多伊”劳雷尔（“Doy” Laurel）担任。在写作本书时，菲律宾的现任总统换成了“柯莉”的长子，阿基诺三世。

* * * * *

要想在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恢复合法性，一种办法是找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并团结在其周围。这既可以是一位备受爱戴的君王，也可以是抵抗外敌的义士，甚至是某位俨然一副救世主派头的外国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腔调也许有些做作，甚至在一些人眼里显得妄自尊大，但他在日本和菲律宾却将这一角色发挥到了极致。他保留天皇以体现延续性的做法，背后折射出的意图是为了彰显自己身为临时将军（shogun）[9]的功绩。包括麦克阿瑟自己那套在内的英雄主义常常是一种作秀，有时则完全就是胡编乱造。举例而言，朝鲜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就是苏联红军一手扶植起来的。据称，正是这位卓越的游击战英雄，单枪匹马地把日本人赶出了朝鲜半岛。但事实上，战时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待在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伯力）附近的一座苏军训练营中。

战前一些傀儡政权的挂名首脑如今名誉扫地，合法性也受到挑战，这为内战埋下了伏笔。在希腊，内战就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而在中国，国共两党经历了长达一年的试探对手和各种小冲突后，内战也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美国人管蒋介石委员长叫司令（Gimo），在战时美国驻华最高长官、绰号“酸醋乔”（Vinegar Joe）的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嘴里，老蒋的绰号是“花生米”。他名义上控制着整个中国，但实际上有大片疆土并不处于他的管辖之下。不管是自吹自擂，还是在美国的战时宣传里，司令大人都是以一副伟大民族领袖的面目出现：是他，英勇地抗击了日寇。但盘踞在大西北的毛泽东和他的游击队则提出了不同意见——倒也并非一点没有道理——说轻点蒋是消极抗日，说重点他是勾结日寇，联手对付共产党。共产党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抗日者，毛泽东才是民族英雄。但事实上，双方常把日本侵略看成是比较烦人的一出插曲，而美国人早晚都会出手收拾残局。真正的敌人在国内。随着两支势不两立的武装力量摆开架势，准备决一雌雄，同时进行较量的还有两种版本的英雄事迹。

其实，战争结束没多久，两位领导人就在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见过面，并进行了漫长的会谈。虽然各自都看不惯对方，但对彼此的顽强气节很是钦佩，就好像两个敌对帮派的大佬一样惺惺相惜。毛在官方招待会上向蒋敬酒，祝他万岁。为了避免爆发全面内战，双方围绕权力分享、划分势力范围、建立国共联合政府等问题进行了气氛友好的磋商。会议并未达成有约束力的协定。毛告诉同志们，表达和平意愿的声明（“民主”、“一支军队”、蒋的“领导”）只是“一张废纸”。[32]但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帕特里克·杰伊·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仍然对撮合国共两党抱有希望，尽管他心智不太正常，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因为表演刺耳的巧克陶族印第安人打仗时的呐喊[10]，让主人很下不来台。在头脑发热的赫尔利的想象中，包括熟悉中国问题的外交官在内，哪个美国人要是对国共牵手抱有疑虑，那他就是叛徒，恐怕还是赤匪。

《纽约时报》记者说得没错。在10月6日刊发的一篇报导里，他这样写道：“对那些不理解为什么讨价还价如此严重的西方人而言，有必要向他们指出，军队在中国政治中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如此，武器的作用也是决定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蒋介石坚持只有他有权命令日本人缴械，而毛又对此毫不理会的原因。

1945年夏，蒋的麾下有400万国军，遍布华中和华南地区。但他们训练很差，军纪涣散，而且带队的长官常常腐败无能。日本人在东北的伪满洲国和国民党旧都南京建立了“伪军”，人数有上百万之多。伪军的装备比国军精良，而且常常更能打仗。所以蒋并未解散他们，而是倾向于把这些部队整编进自己的军队。另外，各省还有形形色色的一干军阀，他们表面上效忠中央，但总是靠不住，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城乡地区的中国平民都很害怕国军的到来，因为这些部队的做派更像土匪，而不像军人，他们打家劫舍，抢吃的，奸淫妇女，还从农民里抽壮丁。伪军和军阀的部队也好不到哪里去。共产党的部队大约有一百万人，另外还有两百万民兵，他们本也可以成为专横跋扈的主子，但至少他们懂得作风纪律的意义。共产党的军民关系搞得更好；他们意识到，要打赢战争，部分靠的是宣传。被老百姓视为一支英雄的人民之师是他们的一笔宝贵财富。

大半个中国不仅山河破碎，而且还因为外国占领、军阀割据、内战中的清洗与反清洗而元气大伤，经年的内战在残酷性上同抗日战争不相上下。研究日本的学者唐纳德·金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美国海军军官，被派驻在港口城市青岛。青岛毗邻黄海，因其海军基地、欧式建筑和德式啤酒屋而闻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时，日本帝国海军尚未撤退，金很快就觉察“气氛有些不对劲的地方”，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欺诈和腐败的臭气；“针对通敌者的指控跟这座城市本身的可疑气质一样无处不在”。[33]

他发现，管理青岛的依旧是日本人当初任命的那批中国人，他们大多声名狼藉，从外国占领中大捞了一笔。他还发现，日本海军军官可以公开吹嘘他们的战功，而通日的中国人则挨了其他中国人的整，然而，整肃者自己过去也有污点；他们只是想搜刮嫌疑人的财物。青岛这个地方充斥着外来投机客、黑帮、见风使舵的间谍，还有依旧作威作福的日本人。所有这一切绝非青岛特有。金听说过一些中国各地传来的小道消息，大致是国民党请求全副武装的日军协助剿共。这些传闻完全准确。蒋介石政府中的一些右翼派系想借助日本人之力，立即发动和共产党的战争。但司令大人比较谨慎，他不想做得太过分。然而，确有大批日军被调去守卫中国铁路等许多设施，以防共产党来犯。

各地都出现了针对日本人的报复行动，但总体而言，国共两党都在集中精力对付国内的敌人，而国民党也需要日本的帮助。另外，中日之间存在太多的纠葛，剪不断理还乱，找不到简单的解决办法。

战争结束后没多久，南京就出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1937年的南京，在日军铁蹄的长期蹂躏下，有几万、或许是几十万中国人惨遭强奸和杀害。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是二战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暴行之一。冈村宁次将军并没有直接参与屠杀，但他与同样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脱不了干系。1938年，他手下的部队使用化学武器，杀害了不计其数的平民。他在1942年奉行焦土政策，即中国人口中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导致两百多万人死亡。所有年龄在15岁至60岁之间的男性都有可能因为反日嫌疑被杀。而系统性掳掠年轻女性——大多来自朝鲜——逼她们在日军慰安所里充当性奴，同样也发生在冈村宁次治下。

但在1945年9月9日，同样是这个冈村，在向何应钦将军投降时，何将军竟然朝这位日本将军鞠了一躬，并对羞辱性的受降仪式让他丢脸表示歉意。何应钦曾在东京的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和冈村宁次是师生关系，何尊称他为“sensai”，即日语里的老师之意。[34]就这样，冈村依旧身居南京的外交部大楼，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三年后，他被南京法庭起诉犯有战争罪，但之后蒋委员长亲自出面，让他免于再受屈辱，国民党还聘请他做军事顾问。冈村宁次于1966年死在病床上，死时很安详。

中国内战的关键其实在于东北。日本人在这里建立重工业，开发矿产，谁率先夺取这块心脏地带，谁就可以居于一种几乎坚不可摧的地位。我们之前也看到了，苏联人抢先一步赶到了那儿，夺走所有的工业和金融资产后运往苏联。他们刚开始和中共打交道时并非一团和气。苏联红军军官看不起蓬头垢面的中国军人，由于缺少翻译，沟通几乎寸步难行。另外，斯大林出于稳定大国间关系的考虑，决定暂时承认蒋委员长为中国的合法领袖。

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共八路军部队一点点流入东北，在一些地区，得到苏军指挥官的同情和帮助后，他们接收了当地的日常政务。对这片在多数中国人眼里是牧民和蛮夷家园的北大荒，许多共产党干部既陌生，又毫无根基，因此接收工作进展艰难。除开和苏联人关系紧张外，八路军还要对付当地为非作歹、四处流窜的伪军余孽，此外形形色色的潜伏特务也让他们难以省心。这些游击团体中，有些跟苏联人有关联，有些隶属于东三省的军阀，有些来自国民党阵营。正如国民党希望日本和美国能帮忙剿共一样，共产党也请求苏联支持，镇压“反苏匪徒”。[35]

与此同时，因为对共产党挺进东北感到不安，蒋介石敦促美国人把国军部队投送到东北。美国方面虽然同意了，但有些敷衍了事，因为官方政策是不要卷入“同室操戈的冲突”。通常，国军到达东北时已是姗姗来迟，而且兵力不足，有时还被送错了地方。

东北的局势后来严重恶化；1948年，长春一役中，共有30万平民死于饥饿和疾病。这个地方可谓是龙潭虎穴，将这点刻画得最淋漓尽致的是发生在中朝边境安东市一所著名妓院里的故事。

1945年秋天的安东是个海纳百川的地方，有点类似东北亚的卡萨布兰卡，那里不光有关外的中国人，也不乏朝鲜人、俄国人和大约7万日本侨民，这些日本人里既有驻扎当地的军人和定居于此的平民，也有从昔日伪满各地逃来的难民。因为担心受到来犯苏军的侵害，特别是担心妇女受到骚扰，日本侨民领袖决定成立一个“卡巴莱舞团”，名义上提供歌舞演出，实则为妓院。有了这个地方，就能让苏联人转移注意力，不再不怀好意地盯着日本良家妇女。管理这一机构（名为安宁饭店，Annei Hanten）的任务落到了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肩上。她叫大町，过去在日本人开的温泉度假村当过艺伎。通过唤起人们的爱国心，她雇佣了一批日本女性，这当中不少人从未有过从事性服务的经验。大町要求她们为日本献身；她们是安东的女子神风队员。[36]

一些受过大町救命之恩的日本人心存感激，为她立了块石头纪念碑。这块碑现今依旧屹立在她位于日本的老家。大町最引以为豪的是自己“不问政治”的立场，她对所有男人，不论他们地位高低贵贱，是俄国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均一视同仁。尽管大町成立“卡巴莱舞团”的初衷是为了供俄国人找乐子，但也吸引了其他类型的客人，包括日本退伍军官、社团领袖，以及过去勾结日本人、现在又跟国民党穿一条裤子的中国汉奸。除此之外，光顾的客人里甚至还有中共和日共。嫖客们在清酒、伏特加和中国白酒的作用下，酒酣耳热，安宁饭店成了交换各种情报的场所。

大町把从苏联人那里听来的有关部队调遣和计划抓人的消息透露给日本人。许多日本人因此提前得到风声，瞅准时机，消失得无影无踪。安宁饭店里既有间谍，又有双重间谍；有所谓的“红萝卜”（冒充“赤党”的反共分子），也有“蓝萝卜”（经营出一副反共面目，实为打入敌人内部的共党）。他们在这里酝酿阴谋和对策。安宁饭店为一名日本职员和中共间谍（也许是根“红萝卜”）安排过一场婚礼，日本人借此可以搞清共产党到底意欲何为。在安宁饭店，国民党和日本退役军官还曾密谋启用先前藏在安东深山里的火炮，发动一场右派军事政变，不过由于国军部队未能如期赶到，这起阴谋流产了。

这边厢政变流产，没过多久，那边厢共产党八路军便浩浩荡荡地进了城，接替了苏联红军。刚开始，好像什么都没变。安宁饭店准备了一桌中式宴席招待共产党。不过因为共产党干部对陪酒行为嗤之以鼻，所以席间没有出现姑娘簇拥在一旁卖弄风骚的景象。也许日本人能帮上八路军的忙？日本“满洲国电气株式会社”的原职工成立了一个“红色剧团”，旨在演出社会主义“人民大众剧”。

然而，这段蜜月期并未维持多久。共产党认为，一所国际化的娼寮妓院与新秩序不太吻合。而且，由于怀疑日本人曾插手国民党未遂政变，共产党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逮捕了大町和几位日本社团领袖。这些人下场如何，鲜有人知道。大町坐了一年牢，1946年9月，她在鸭绿江岸边被处决。她到底是不是间谍，是的话又替谁效力，始终是个未解之谜。

* * * * *

法国急需某种延续性和合法性。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内战的余烬就从未停止过燃烧。保皇党和天主教反动派自共和国诞生之初便一直与其作对。德国占领和维希政权让他们暂时占了上风。戴高乐将军很难算得上是左派，但他对扯皮的多党派民主也无甚好感。尽管反感共和国体制，但出于延续性的考虑，他也只好将自己确立为共和国理所当然的继承者。虽然国民议会在1940年通过选举赋予贝当元帅制宪权，但他的维希政府在战争一结束便被宣布为非法。戴高乐在1944—1945年期间的任务是将破碎的法国重新黏合起来。

人们对内战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在抵抗力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共产党早在1941年就已准备了待清洗敌人的名单。他们的想法是既要追捕实业家，也不能放过亲纳粹的法国民兵（Milice）[11]中的小喽啰。对曾经的抵抗者来讲，重要的是惩罚精英和带头人，而不仅仅是“路灯吊死鬼”（Lampistes）——意指那些幕后老板逍遥法外、自己却被吊死在路灯上的手下。[37]戴高乐意识到，一方面，正义只有看得见才算得到了伸张；另一方面，法国已经伤痕累累，禁不起大规模的清洗了，否则社会将面临难以忍受的压力。戴高乐希望尽快结束这一进程，最好几个月里就结束。设定的最后期限是1945年2月，这当然是办不到的。

不过，到了2月份，大部分快意恩仇的正义已经得到伸张。囚犯被处以私刑，4 000多人被草草处决，其中一些是被群情激奋的暴民绞死的。特别是在法国南部，某些地区几乎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戴高乐并不支持这么做；只有国家才有权成为惩治主体。事实上，部分前抵抗者因为太过热衷于处决通敌嫌犯而被捕。但戴高乐真能怪罪他们么？帕斯卡尔·科伯（Pascal Copeau）是南方的一位记者兼抵抗运动领导人，他在1945年1月写道：

在可怕的四年里，最优秀的法国人学会了杀戮，暗杀，搞破坏，扒铁轨，有时还打家劫舍，从不遵守他们所知晓的法律……是谁教会了法国人做这些？是谁下令让他们搞暗杀？不是您，我的将军阁下（mon général），还能是谁呢？[38]

要让国家重新垄断对武力的使用权，戴高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抵抗运动的武装。由于法国抵抗运动地下党游击队员在战时曾冒着巨大的危险搞到武器，而戴高乐自己却藏身英国首都，无人身安全之虞，这项工作于是变得很棘手。共产党抵抗者依旧幻想会爆发第二次法国大革命，为此他们应保留武器。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不单单是因为在法国，人们对这种激进运动并不支持，而且斯大林已表明他不会在美国人的势力范围内支持一场革命。斯大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此，他劝法国共产党退一步为妙。后来，戴高乐也跟法共达成了协议。该党党魁莫里斯·多列士在1939年从法军开小差当了逃兵，逃到了莫斯科，如果法共想让他获准返乡，且不以叛国投敌罪遭到审判，前提条件是必须同意遣散武装作战人员。但还是有人小心地把大量武器藏在偏远的农庄里、地板下或仓库中，共产党最后决定放弃。渐渐地，国家重新获得了控制权。

某些标志性人物，因为在德占期间罪大恶极，引人注目，被送上了被告席。贝当本人也接受了审判，并被判卖国罪，但鉴于他年事已高，功勋卓著，不适用死刑，因此被流放到大西洋沿岸的某个小岛上。他死在那儿，葬在那儿，晚年时得了老年痴呆症，还被剥夺了军功。其晚景之凄凉，让一些忠实追随者愤愤难平。1973年，追随者曾试图为贝当洗刷屈辱，他们挖出他的骸骨，送回法国本土，打算将其风风光光地归葬在阵亡将士公墓中。但当有人在贝当的律师雅克·伊索尔尼（Maître Jacques Isorni）的车库里发现了元帅的遗骨后，遗骸旋即被送了回去。就已知的情况来看，目前依然还留在岛上。

战时，贝当最有权势的部长当属相貌平平但人见人恨的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他就没那么走运了，被判了死刑。他曾服毒自杀，但失败了，原因是氰化物毒药放置时间太久，已经失效。1945年10月，拉瓦尔被枪决。

还有人也因为战争罪遭到审判。为了使庭审能够服众，之前有必要整饬司法系统。由于战时全法国只有一位法官拒绝在效忠贝当元帅的宣誓书上签名，问题就来了。由裁判官和昔日抵抗者组成的整肃委员会必须判断法官们的行为是否像个忠诚的法国人。基于这一笼统的定义，共有266人被认定为“不良分子”。同样的标准也用在了公务员身上，制裁手段多种多样，轻则暂扣一半薪水，重则炒鱿鱼，甚或完全丧失公民权利。大约100万公务员中，有11343人受到了某种制裁，5000人丢掉了饭碗。同别国情况相似，法国工商业精英大体上没有受到冲击。那些臭名昭著的纳粹同情者，比如香水生产商欧莱雅的创始人，全都安然无恙。

雷诺汽车厂的创始人路易·雷诺（Louis Renault）并不是什么出了名的纳粹。据他自己回忆称，德国人抛给他一个残酷的选择：要么让戴姆勒——奔驰公司接管他的企业，眼看自己的工人被送去德国，要么就为德军制造汽车。他选择了后面一种。在共产党抵抗者圈子里，雷诺被看成是最坏的那类卖国实业家，是一等一的阶级敌人。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在1944年8月写道：“雷诺汽车厂的老板们殷勤地给敌人提供装备，致使盟军士兵丧命，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39]由于鲜有其他实业家遭到清算，雷诺可能只是替罪羊，或者戴高乐主义者扔给左派的一根骨头罢了。因为头部伤势过重，雷诺最后死在了监狱里，连出庭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都没等到。

许多遭清算的法官和公务员很快便官复原职，有些在私营部门找到了体面的营生。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的例子很有代表性，除了结局比较意外。帕蓬是最后一个因战争罪受审的法国人。还在波尔多警局任高级警官时，他曾把上千名犹太人送去集中营，但在1945年却并未受到审判。相反，他后来在多届政府里都当上了大官：戴高乐时期任国务秘书，做过科西嘉和阿尔及利亚的行政长官，并协助粉碎了阿尔及利亚的反殖民主义暴动。还是在戴高乐时期，他当过巴黎警察局局长。为了表彰他对法国的杰出贡献，戴高乐给他颁发了荣誉军团勋章。帕蓬的最后一份公职是在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总统（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手下担任预算部长。帕蓬的职业生涯堪称辉煌，但有一点不同寻常：他活得很久，直到不光彩的过去找上门来。1995年，帕蓬开始受审，四年后锒铛入狱。2002年，他获释出狱，并因为非法佩戴荣誉军团勋章被处以相当于3000美元左右的罚金。勋章也被没收了。

戴高乐捏合法国社会的方式，和盟军“修复”日本、意大利、比利时乃至德国的做法没什么两样：把对战前精英的打击降到最低限度。无法坐视国家进一步两极分化的他需要商人、金融家、律师、教授、医生和官僚发挥才干。他们算找对了后台。

抵抗运动的男男女女扮演了英勇的叛逆者角色，在别人明哲保身的时候，他们以命相搏。这么做有各种理由：宗教信仰、政治意识形态、百无聊赖、一腔怒火、渴望冒险，或者仅仅是正义感。但跟多数机会主义者和溜须拍马之辈相比，他们的选择可谓卓尔不群。

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对犯错之人的责罚常常是象征性的，而且惩治力度很不公平。体制派相对而言毫发无损。一个叫马尔特·李夏尔（Marthe Richard）的女人在1945年12月四处游说，建议关闭巴黎的烟花柳巷。李夏尔过去做过妓女，没准还是个间谍。一年后，《马尔特·李夏尔法案》（Loi Marthe Richard）生效，法国的妓院全部关门大吉。这股子关闭春楼的热忱劲儿很不像法国人的风格，据悉，这么做的原因是德占期间，妓院成了“通敌行为”的重镇。

第六章 法治

共产党的八路军于1945年深秋挺进东北，之后便步步为营，从替代日本人的中国国民党手里夺取了部分城池，又从苏联红军手里接收了另一部分。这项工作甫一启动，所谓的人民公审随即来临。正义来得很快，即使谈不上原始，法律的程序也十分粗糙。

有时，中文报纸会刊登广告，招募证人，呼吁过去所有跟伪满官员有过节的人站出来举证。中朝边境的安东市，人们在一所小学设立了“人民法院”。许多罪状都很鸡毛蒜皮，有些人只是长期积怨难以抒发，想要借此出口恶气。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状告一位日本商人，因为后者弄坏他的灯笼，却不肯赔偿。一个小伙子回忆道，他父亲给一家日本公司做苦力，最后活活累死。遭到控告的人通常都记不太清他们做过什么坏事，要是只被罚一大笔钱就能走人，那还算是幸运的。

还有比这严重得多的罪状。人民正义在这些案件中一样高效。12月，安东的三名官员被处决在鸭绿江边，他们中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且都在伪满洲国政府里任过职，其中一个是安东的前市长，是个姓曹的中国人，另一个是他的日籍副手渡边。有人目击了二人的下场。

他们头上罩着黑头套，胸前别着伪满洲国的勋章——这在过去象征荣誉，现在则成了耻辱的标志。两人被装上马车，沿着安东的主干道游街示众。他们的头被人按着，像是在忏悔，手里还举着木牌，上面写着鲜红色的大字，好让有所人都能看见。一块牌子上写着“反动派”，另一块上写着“傀儡”。人民法院设在户外，大批群众前来围观，想要看一眼两个罪魁祸首。人民法官扯着嗓子喊：“我们怎么处置他俩？”“杀！杀！”暴民们高声回应。于是就这么定了。两人被带到江边，被逼着跪下，后脑中枪而亡。（据称行刑前渡边的耳朵被割了下来，但这点还存在争议。）[1]

这段目击者描述的有趣之处并不在于类似审判近乎闹剧且草菅人命的本质，而是其存在的必要性。中共为什么坚持要举行审判？干吗不直接枪毙了流氓恶棍？很明显，他们希望这些处决在人们眼里是合法的。建立某种形式的法制是获取合法性的必要条件，甚至在专政体制内亦是如此，或者说在专政体制内尤其如此。但在摆样子、走过场的公审中，法律的概念完全是政治化的。审判是一种仪式，为的是彰显共产党的权威。安东的被告们受到的指控不仅有为日伪政权当差这条，还有解放后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这条。后一种情况他们很难避免，毕竟国民党先于共产党接收了安东。由于共产党名义上代表的是人民权力，所以人民在这一仪式性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大声喊出期待他们喊出的判决结果。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既不特立独行，也不异乎寻常。但凡在共产党控制的地方，类似的人民法院就犹如雨后春笋，遍地都是。1945年，苏联红军任命的匈牙利“反法西斯主义者”上台时，匈牙利作家马劳伊·山多尔正好身在布达佩斯。当时匈牙利还不是共产党国家。斯大林认为逐步夺权才是上策；他还不想过早吓到西方盟友。在11月的大选中，共产党的选情并不好。但是说到底，谁执政是苏联人说了算。拿匈牙利共产党领袖拉克西·马加什（Mátyás Rákosi）的话来讲，共产党会像“切香肠”那样一点点蚕食对手，直到1949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最终成立。

由于经历了苏军和罗马尼亚军队长达几个月的围困，1945年的布达佩斯千疮百孔。皇宫成了一片废墟，整个城市断电，电话打不通，坍塌的桥梁扎进多瑙河，活像受了伤的钢铁怪物。食物很短缺。陌生人时而会走进别人家里，要么希望讨口饭吃，要么只是寻衅滋事（在马劳伊笔下，他们是去表达“仇恨”的）。人们把愤怒的矛头主要对准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昔日法西斯主义箭十字党（Arrow Cross）的刑讯室被新的一套权威体系所取代，黑帮分子坐着进口美国车，在坑坑洼洼的大街上横冲直撞。马劳伊注意到城里一派繁忙景象，很是莫名，但不久后便归于沉寂。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坑蒙拐骗就像鼠疫一样四处扩散”，接着又说，法律与正义“无处可寻，尽管人民法院已经在办案了。出于政治原因的处决给失业游民提供了每天生活的乐趣，就像罗马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12]执政时期那样”。[2]

因为没有了国王，匈牙利自从192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Miklós Horthy）的统治下，他的正式头衔是匈牙利王国摄政。在这一奇特的安排之前，共产党于1919年曾在库恩·贝拉（Béla Kun）的带领下统治了匈牙利一年。红色恐怖过去后，白色恐怖接踵而至。霍尔蒂是个大反动派，但算不上法西斯分子，他终其一生都对共产主义充满恐惧，同许多人一样习惯将其和犹太人联系在一起。霍尔蒂不喜欢犹太人，但还没到希望他们死绝的地步。1930年代末，他愚蠢地和纳粹德国结盟，但在希特勒要求他为大屠杀提供帮助时又退缩了。匈牙利犹太人虽然遭到骚扰，但一直免于毒手。这种情况到1944年发生了改变。德国人决定掌控局面，出兵侵入了匈牙利。德军在苏联正遭受重创，他们的补给线拖得太长，物资供给奇缺，运输线也被敌军切断了。但为了突出纳粹的真正要务所在，40多万匈牙利犹太人被以惊人的效率驱逐出境，大部分死在了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霍尔蒂被迫下台，让位给极端反犹的箭十字党党首萨拉希·费伦茨（Ferenc Szálasi）。在他在位的163天里，费仑茨大行恐怖政治，并为正式负责在布达佩斯执行“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提供了一切所需的帮助。

1945年，反法西斯政权声明，箭十字党政府里里外外所有人都必须接受审判。一批人将被处决是意料之中的事。各地人民正义的一大共同点在于审判的结果很少存在争议。这不仅是人民法院的职责，媒体同样需要发挥作用。伊姆雷迪·贝洛（Béla Imrédy）过去做过银行经理，后来成了迫害犹太人的一员干将，1938年，他当上了总理。审判贝洛的时候，一位知名记者这样形容他：“一个干瘦的小矮子，他害怕极了，到处瞎摸”，“虽然恶贯满盈，但也是条可怜虫”，“在铁证如山面前，像只灰色的蜥蜴那样扭动着”。[3]有一点需要提到的是，西方媒体在控诉纳粹罪行时，一样也是耸人听闻。

一位匈牙利法律专家一语道破了人民审判的真正目的。审判并惩罚战犯不单单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是“要为他们犯下的政治错误报复他们……”[4]法庭由党员和工会成员构成，专业法官负责引导。有时候，专业法官，特别是国家人民法院理事会——即上诉法院——的法官被批评太过心慈手软。共产党的机关报《自由人民报》（Szabad Nép）大声疾呼：“理事会里的专业法官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法官。人民不会把案件卷宗当儿戏；他们不会在审判战犯的案子里找从轻发落的理由，而是会要求狠狠报复那些让他们受苦受难、尝尽屈辱的罪人。”[5]

同样，历史也被牢牢地控制在新秩序的权威之下。需要重申的是，尽管为这一秩序撑腰的是苏联人，但其还不算是共产主义政权。法官判决一些被告——比如1941年任总理的巴尔多希·拉斯洛（László Bárdossy）——要为1919年粉碎“民主制”负责。事实上，真正被粉碎的是库恩·贝拉率领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专政，他们在好勇斗狠和草菅人命上也是颇有一套。然而，被审判的不光是人，还有这些人所代表的体制。在箭十字党政府内任司法部长的布丁斯基·拉斯洛（László Budinszky）被判处死刑，因为根据全国委员会的说法，“二十五年的专制统治”已经将“国家带到了崩溃的边缘”。[6]

从数据来看，匈牙利其实还不算是清算前政权力度最大的国家。在比利时，有57000多人因为通敌遭到起诉。[7]在荷兰，50000名通敌者被判了刑。[8]在匈牙利，这一人数接近27000。在希腊，截至1945年底共有48956人在蹲监狱。但他们都是左派。

在个别国家，共产党和反对派都出于政治目的操纵审判，偶尔还同时进行，在这一方面，希腊是最好的例证。早在1943年的希腊，左派人民解放军已经在被解放的地区成立了人民法院，这支部队隶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民解放阵线。人民法院是在沦陷希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计划中的一环。人民法院的成员有国民解放阵线战士和其他“同志”——农民、卡车司机等等，他们审判罪犯、战犯和投敌分子。[9]判决普遍都很重。许多人在经过仓促审判后就被游击队处决，有时连审判都省略了。

希腊乡下最常见的犯罪行为似乎是偷牛。然而在希腊中部村庄德斯卡提，游击队根本无暇顾及偷牛贼。他们只是告知村民，说不准再偷牛了，因为“我们没有监狱或流放地来扣押盗贼。如果你们中间有人偷牛时被抓了，他只要说想让我们砍他哪个部位就行，砍脑袋还是砍脚。自己定吧”。[10]很明显，这法子奏效了。至少在德斯卡提，偷牛之风戛然而止。人民法院倒是处理了一起很有意思的案子，一个小伙子在跟姑娘表明爱意后，却向另外一名女子求婚。法院给了他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娶第一个姑娘，要么掉脑袋。他迟疑了很久，直到最后一刻决定还是活命要紧。

人民法院对通敌者可就一点都不心慈手软了。通敌者包括为德国人效力的警察和宪兵、法西斯主义旗手、讲斯拉夫语并勾结保加利亚人侵吞大片希腊领土的马其顿人，或者阻碍革命的阶级敌人。1944年春，希腊从德国铁蹄下获得解放，之后一段时期执政大权落到了民族团结党组建的政府手里。但就算该政府建立了正式法院以起诉通敌者，人民法院在某些地区依然运行着，直至1945年才退出历史舞台。这样，希腊国内就存在两个独立的司法体系，一个是官方的，但权力有限；另一个是非官方的，但管辖范围更大。这一事实显示，在触及政治合法性时，各方很难达成什么共识。希腊没有戴高乐将军这样的人物，可以在共产党和保守派以及在保皇党和自由派之间弥合分歧。战争的伤疤远未愈合，隔阂依旧深如沟壑。

官方的法院尝试过审判战时最高通敌者，比如德占期间的数任希腊总理。但是审判进展缓慢，且时不时陷入僵局。趋炎附势的总理们使出了卖国贼惯用的伎俩，口口声声说他们恋栈权力是出于爱国，他们也的确拿出了一些证据，证明是希腊流亡政府让他们坚守岗位，在乱世中维持大局。流亡政府的首脑不是别人，正是希腊解放后首任总理乔治奥斯·帕潘德里欧（Georgios Papandreou），他的儿孙日后都成为了总理。

更歹毒的通敌者，比如凶狠的保安团，则压根没受到起诉。1945年2月，各方签订了所谓的《瓦尔基茨停战协定》后，左派被敦促放下武器，期待通过全民公投产生未来政府。在这之后，希腊实际上乱成了一锅粥。过去的右翼通敌分子拒绝缴械，并恐吓任何有同情左派嫌疑的人。一些人仅仅因为参与过人民法院就被逮捕，时而被枪决。这一回，掌管国中之国的成了右派民兵，他们的行为凌驾于政府控制之上。鉴于警察大都和右派同属于一个阵营，法庭无法仰仗他们逮捕昔日的通敌者。相反，过去为德国人卖命的武装人员倒是明目张胆地毒打、拷问并囚禁游击队员和他们的支持者。1945年，监狱里关押的通敌者和国民解放阵线支持者的人数之比为1:10。

一个叫帕纳约蒂斯（Panayiotis）的老游击队员在1945年2月交出了武器。几个礼拜后，他被前保安团的人员逮住，他们把他带到附近一所学校，把他倒吊起来，用枪托打他。接着还用鞭子抽他的脚底板，抽得他皮开肉绽，只能一路爬回家。即便如此，日后在澳大利亚的家中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他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幸运儿，因为“只沦为第一波法西斯报复行动的受害者”，并且“逃过了第二波报复。在此期间，成千上万的人在法西斯的公堂里被判处死刑”。[11]那时希腊虽然解放了，但并不标志着内乱的结束，或看似永无止境、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已经偃旗息鼓。相反，更大的乱子还在后面。

* * * * *

大约二千五百年前的雅典是悲剧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杰作《欧墨尼得斯》（Eumenides，又译“复仇女神”）的故事发生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桩谋杀案。为报杀父之仇，俄瑞斯特斯愤而弑母。劣行触发了报复狂潮，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直到正义得到伸张。智慧女神、雅典的守护神帕拉斯·雅典娜说服俄瑞斯特斯接受审判。她告诉他，只有通过在法庭上的理性辩论，才能平息复仇之火。但即使是法庭上的理性辩论也并不总能得出清晰的结论；陪审团的票数一半对一半，于是就要由雅典娜作出神圣的裁决，她选择放走俄瑞斯特斯。不过她的决定的确是平息了人们的怒气：

心中的墙壁，

再也不能反射妖言惑众的聒噪，

也得不到鲜血和犯罪的滋润。

干渴的尘埃，

再也不能吸收流淌的黑色血流。

骚乱的公民因愤怒和复仇洒下热血

大声喊着杀人偿命！[12]

自从雅典娜守护着以她命名的历史名城以来，人世间有些事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结束血债血偿的恶性循环依旧是举行审判的最大理由。但在战争结束或专制政权倒台后，审判存在一个问题，即潜在的被告人数庞大。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跟丘吉尔说应该立刻枪毙5万名德国军官，他开这个玩笑时也许只是沉浸在黑色幽默中。但很明显，丘吉尔并没有被逗乐，反而怒气冲冲地跺着脚拂袖而去。但是斯大林的话也有一定道理。即使没有所谓的集体罪行一说，有罪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审也审不过来。然而，正义必须看得见才行。有些罪行的主体成千上万，而且背后还有上百万人摇旗助威。这倒不是说代为受审的人就是替罪羊。但话说回来，部分案例中，一些人的确是因为象征意义而被推到台前受审，原因是没有条件审判其他人，他们或人数众多，或逃之夭夭，或出于政治原因受到庇护。

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中有一名叫石井四郎的军医，他行事傲慢，为人孤僻，最早声名鹊起是因为发明了一套净水系统。他曾经在天皇面前展示其新发明，朝过滤水里撒尿，并邀请天皇喝上一口，把后者吓得不轻。天皇礼貌地拒绝了。石井还是最早大力号召打细菌战、化学战的人。1936年，日军批准他在伪满洲国的哈尔滨附近建造一座体积庞大的秘密设施。在那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放手试验。石井在731部队里有诸多得力助手，包括一名叫北野政次的军医，他们不仅研究鼠疫、霍乱等疾病，而且还拿几千名囚犯做活体实验，实验内容应有尽有，全看医生们的兴趣。用作人体小白鼠的多为中国人，但也有俄国人，甚至还有一小部分美国战俘。在日本人口中，他们被叫做“圆木”或“猴子”。一些人被置于极寒环境下测试抗冻能力；一些人被倒吊起来，看用多久会窒息而亡；一些人没打麻药就被开膛破肚，摘走器官；还有一些人被注射了致命病菌。731部队的另一项特长是让大量老鼠感染上致命细菌，然后将它们空投到中国城市。一同被扔下的还有拴在小型降落伞下的陶瓷炸弹，里面是成千上万只跳蚤。

1945年夏，就在苏联红军到来前，撤退在即的日本人摧毁了哈尔滨附近的“净水设施”，杀光了里面剩下的囚犯。当年的废墟上如今建起了一座“爱国主义博物馆”，里面陈列着石井和手下一起做活体解剖的蜡像。实际上，石井、北野和一些部下逃回了日本。苏联人俘虏的大多是军阶较低的医生，他们被起诉犯有战争罪。尽管麦克阿瑟将军承诺会审判日本战犯（他总是对天皇网开一面），但石井很快从视线中消失了。他设法说服了以查尔斯·威洛比少将——麦克阿瑟的“法西斯宠物”——领衔的审讯人员，声称他在华实验所取得的数据对美军有巨大价值。威洛比也相信，美国医生没条件做的人体试验的确能够提供重要信息。当时美国人很担心，生怕苏联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走在了他们前面。另外，一名美军医学专家在写给国务院官员的备忘录里表示，人体试验要比动物试验好。而且，鉴于“任何战争罪审判都会将这类数据毫无保留地泄露给所有国家，为了美国的国防和国家安全利益，必须竭力防止这方面的信息公开”。[13]

1959年，石井四郎中将卒于东京，死时很安详。督办他葬礼的专员是过去的副官和日后731部队的继任者北野政次中将。北野是血液试验领域的行家，后来成为日本第一家商业血库“绿十字株式会社”的老板。这些刽子手没留下什么罪证，唯一的例外是哈尔滨附近监狱实验室的废墟，以及中国某地废弃地下室耗子窝里一根奇特的纪念碑。立碑的人是北野，为的是纪念那些因研究目的被他解剖的老鼠。

* * * * *

在太平洋战区，第一个接受战争罪审判的人是山下奉文将军，他有个别名，叫“马来亚之虎”，这一绰号威震日本，但外国人却闻之色变。实际上，山下将军在马来亚没待多久，他是在1942年2月以弱胜强、攻占新加坡一役后赢得了“马来亚之虎”这一诨名的；是役，双方兵力之比为3万日军对阵10万英军和英联邦军队。山下奉文面对手下败将白思华中将（Arthur Percival）时，要求后者直截了当回答他的问题：“到底投不投降？”时至今日，人们依旧能在新加坡圣淘沙岛（Sentosa）上的游乐园里看到一组蜡像，描绘的就是当年这一羞辱性的场景。

日本的战时首相东条英机将军既不喜欢也不信任山下，或许是因为妒忌后者杰出的军事才能，又或许是因为山下对日本同西方国家开战一事持反对态度。总之，东条为了排挤山下，把他调离东南亚，派去伪满洲国任职，这样他就没机会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直到1944年东条大权旁落，山下才又被派回南洋。他接到的任务是守卫菲律宾，这是份苦差事，因为菲律宾已经无险可守了。

1945年秋，山下接受审判，罪名是他纵容二战期间一起罄竹难书的暴行：马尼拉大屠杀。

屠杀的史实无可争辩。1945年2月，美军兵临城下，将2万多名日军围困在马尼拉，其中大部分是日本海军。他们接到的命令是殊死抵抗，只要还占据菲律宾首都一天，就应尽可能地大肆搞破坏。在灌饱了啤酒和清酒后，日军进行了屠城。妇女不分老幼，均被先奸后杀。婴儿和小孩被扔在墙上摔死，或被刺刀肢解。日军剁去男人的手脚，为的只是寻开心，完事后又将他们杀害。日军还突袭了医院，放火将病人活活烧死。民房和建筑也被付之一炬。此外，就在暴行上演的同时，美军坦克和榴弹炮还不停地轰炸和炮击马尼拉，日军则靠火焰喷射器和巴祖卡火箭筒打退了美国人的一波波进攻。经过一个月的蹂躏，马尼拉成了一片火海，到处是残砖碎瓦。其遭受破坏的程度堪比华沙起义。此外，在这一漫长的屠城过程中，共有10万名菲律宾人被杀。

马尼拉在战前曾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心仪之地。因为日军屠城，他位于马尼拉饭店的客房严重损毁。隔着老远的距离，他在饭店顶上目睹日军进攻，心中充满震惊。他写道：“突然间，阁楼燃起熊熊大火，原来是被日本人击中了。我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眼睁睁地看着我漂亮的军事图书馆、纪念品和收藏了大半辈子的私人物品毁于一旦……我尝尽了酸楚和美丽家园被毁的苦涩。”[14]

对于麦克阿瑟而言，1945年发生在马尼拉的屠杀，以及1942年被本间雅晴将军率领的日军赶出菲律宾这一事实，不啻一种人身侮辱。因此，针对本间和山下的审判就蒙上了个人恩怨的色彩。1945年6月，盟国就处置战犯作出决定，随即华盛顿方面就发来一纸命令，要求迅速举行审判。但审判的主体是听命于麦克阿瑟的军事委员会。不光法官是由麦克阿瑟任命的，就连庭审程序也是麦克阿瑟安排的。这让当时在场许多人明显感受到，这些审判不是为了熄灭复仇的怒火；它们本身就是一种复仇。

有人必须要为发生在马尼拉的骇人罪行付出代价，不仅如此，还要算上日本占领者犯下的其他暴行：比如1942年4月的巴丹死亡行（Bataan Death March）、对战俘实施的饥饿政策、摧毁菲律宾城镇和村庄，还有宪兵队管理的刑讯室。由于菲律宾精英阶层中的通敌分子大多得到了赦免，而最积极的菲律宾抵抗者以剿共之名被镇压，美国人迫切需要找出一个恶棍，给饱受摧残的菲律宾人一个交代，看，正义还是能得到伸张的。需要有一张面目狰狞的脸，来代表那些无名无姓的刽子手。有人必须上绞架。

山下奉文看起来像极了这一角色：他身材矮小，头颈粗短，小眼睛，还近视。他的形象俨然一副日本战犯的漫画像。美军鼓励菲律宾人前来旁听审判。庭审在原高等专员的宅邸里进行。一位老妪对她在战时所受的屈辱耿耿于怀，在皮夹里藏了石块，为的就是在法庭上砸向这个人面兽心的日本将军。一些美国记者在山下被定罪前竭力谴责他的行径。一名参与庭审的《扬基人》记者一针见血地分析道：“从审判一开始，你就找不到哪怕愿意出两个比索（peso），赌山下被判无罪的蠢蛋。”[15]

《扬基人》继续写道：“山下将军曾以一副征服者的姿态统治菲律宾，但此刻，在布满弹痕的高等专员办公室里，他却作为战犯，站在一个五人法庭前。他依法受到了公正的审判——这种待遇，将军是不屑于提供给他的受害者的。”

这一说法几乎可以说是大错特错。山下从未进入过高等专员的办公室，更不可能摆出一副征服者的姿态。他第一次踏足菲律宾，是在麦克阿瑟蹚过莱特湾（Leyte Gulf）前不久的事。那时，镇守菲律宾已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山下对当地地形根本不熟悉，军队的指挥系统又乱作一团；他的部队分散在菲律宾各个岛屿上，岛屿之间的联系大都被切断了；隐匿在山林里的许多士兵已经得不到食物补给；汽油几乎无处可寻；部队训练很差，而且被饥饿、体力透支和热带气候搞得士气低落。在菲律宾游击队的袭扰和美军优势军力的双重夹击下，山下甚至没机会见到自己的部队，更别提以一副征服者的姿态带兵打仗了。

马尼拉大屠杀至少部分是日本人自身混乱无序造成的结果。山下的指挥部位于距离马尼拉约200英里开外的山林当中。他很清楚首都是守不住的，于是下令所有日军后撤，包括名义上归他指挥的海军陆战队。马尼拉将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只留1600名士兵驻守，保卫军用补给。但是海军司令官们犹豫不决。一些人想要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其他人主张撤退，不过在此之前要破坏港口设施。所以到底谁来指挥就成了个谜，军令发出后收不到答复。正如日军内部常有的情况，中级军官擅作主张，他们中间最狂热的好战之徒占据了上风。等到山下气得七窍生烟，再次严令他们撤退时，水陆两军已经被困在马尼拉，只剩死路一条。

山下显然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担任法官的是军队里的文职官员，他们的法律知识同他们对战场情况的了解一样贫乏。其中一名法官实在太过无聊，大部分时间一直在打瞌睡，而且睡得很沉。麦克阿瑟把一切必要资源交由检方使用，而辩护律师的遴选工作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定下人选。对于山下面临的六十多项指控，律师根本没时间调查，甚至在庭审开始前，检方又给他多加了几条罪名。有关取证和其他法律程序的规则看起来就算不存在人为操纵，也是十分武断的。在麦克阿瑟所作的一份“特别声明”中，盟军于6月确立的规则得到了重申：“军事法庭不应被取证的技术性条例束缚住手脚。其应尽最大可能，迅速而高效地采纳并运用非技术性程序，并且应承认任何被认为具有证明价值的证据。被告所作的一切所谓的认罪表述和声明，都应得到法庭的采信。”[16]

可惜，对于山下，这一安排包含以下情形：一些从前勾结日军的人，自己身不正行不端，在法庭上的宣誓和供述的真实性自然可疑，但为了把名声洗白，他们不惜作出荒诞不经的指控，说这位日本将军曾计划灭绝全体菲律宾人。此外还冒出来一连串证人，他们身心遭受了巨大创伤，诉说在马尼拉浩劫期间自己经历的惨剧。《扬基人》的报道如是写道：“年轻的女证人一边啜泣，一边说自己如何被鬼子兵轮奸。许多姑娘表示她们在刺刀下被逼就范……这里有一段摘录的证词：‘……一个12岁的小女孩躺在地上一张席子上。她浑身上下都是血，身下的席子也浸透了鲜血。’”

值得重申的是，很少有人会质疑这些故事的真实性。问题在于，山下是不是知道这些惨案，而且当时是不是有能力制止暴力。在同时进行的纽伦堡审判中，德国将军只会因为他们下令、怂恿或亲身参与其中的战争罪行受到指控。没有证据表明山下曾有上述行为。实际情况是，他的命令内容截然相反。因此，他受到的指控是前所未有的，即未能制止部队的暴行。而他对这支部队根本没有控制权，手下也故意抗命不从。《扬基人》充满信心地表示，山下“依法”得到了公正的裁决。如果真如其所言，那么判处他有罪的这部法律，则是山下或任何其他军事指挥官闻所未闻的。1945年12月7日，即珍珠港事件四周年纪念日当天，山下奉文被判处绞刑。临刑前，他向法官们鞠了一躬，感谢美国给了他“让正直的美国军官和绅士为他担任辩护律师”的待遇。罗伯特·凯尔（Robert Kerr）少校接受报纸记者采访时说，他来太平洋参战，本想在海滩上射杀日本鬼子，而不是绞死他们，不过这两种结果对他来讲没什么两样。[17]

麦克阿瑟拒绝了从轻发落的请求。尽管希望不大，但山下的律师团还是竭力想让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审判是非法的。他们的理由是军事委员会无权在和平时期审判过去的敌人，而且审判并不公平。最后，最高法院决定还是不挑战军事法庭的合法性。但还是有两位大法官对审判结果持激烈批评的态度。拿其中一位小威利·拉特利奇（Wiley B. Rutledge Jr.）大法官的话来讲：“在吾国的传统中，从没有当事人会因为事后追认的罪行遭到起诉……我们也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将集体罪责加诸个体头上。对于既有能力又有义务制止犯罪的当事人，如果他未被起诉曾积极参与犯罪，或者我们无法证明他明明知情，却未采取行动阻止他人为非作歹的话，我们也绝不会让他一个人来扛。”[18]

山下口口声声说自己问心无愧。他表示马尼拉惨案爆发时自己并不知情，但其证据深深触动了他的灵魂。他告诉律师，在导致这么多子弟兵客死异乡后，他已没脸再回日本。听到判决书后，他写了一首短诗：

我过去所认识的世界如今成了一片耻辱之地，

此时我若不死，则更待何时？[19]

1946年2月23日，山下在位于马尼拉以南风景如画的温泉胜地洛斯巴诺斯（Los Baños）被执行绞刑。

* * * * *

对于为什么不依不饶地要将他的日本对手置于死地，麦克阿瑟将军给出了一种奇特而又有趣的辩解。在他看来，山下让军人这个职业蒙羞了。

当兵打仗这个传统源远流长，充满荣耀。其根植于人类最崇高的品质——也就是牺牲精神。这名军官……辜负了这一不容改变的标准；他愧对自己的军队、国家，也有负于他的敌人和全人类；他彻彻底底违背了作为军人的信仰。正如庭审所显示的那样，由此产生的过错是军人职业的污点，玷污了文明，并且留下了一段屈辱而可耻的回忆，永远都无法磨灭。[20]

麦克阿瑟以他汪洋恣意的文采，道出了同时代人的普遍情绪：审判德国和日本战犯以及他们的帮凶，不只是为了恢复法治，还为了重塑“文明”。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上，检察官也操持相同的论调。将文明和“军人信仰”等同起来，是典型的麦克阿瑟式思路。另一方面，对于曾在外族占领下忍辱负重的国家，通过审判抹去“屈辱可耻的回忆”变得十分重要。也许麦克阿瑟说话时脑子里想的是菲律宾，但这段回忆好似无处不在的影子，投射在所有因勾结占领者而受审的国家领导人身上，纵使他们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基于光明正大的理由。

皮埃尔·拉瓦尔在两届维希政府中均担任过最高部长职务，安东·米塞特（Anton Mussert）则是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NSB）“领袖”，两人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自认为是光明磊落的人，是殚精竭虑为国家尽忠的爱国者。1945年秋冬，经过简短的审判，他们被判犯有叛国罪，面对行刑者时，两人大义凛然，认为自己死得像个烈士，有朝一日定会得到平反，沉冤昭雪，不仅如此，他们还会被追认为国家的救星。两人的另一个相同之处是他们一命呜呼时都是各自国家里最被唾弃的人。比他们凶残和恶劣的人大有人在。拉瓦尔和米塞特都不崇尚暴力。相反，拉瓦尔在一战期间还是个左派和平主义者，对军事行动素来嗤之以鼻，据称，哪怕是保家卫国的战斗也不例外。他生来就是个绥靖主义者，对自己的谈判能力十分自信，哪怕对手是魔鬼，他也一样有信心打败对方。正如他和自己律师所说的那样：“通敌对我而言意味着谈判。”[21]实际上，当需要捍卫部分同胞的利益时，两人偶尔跟德国人唱过对台戏，虽然经常无果而终。尽管如此，他们几乎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这点解释了他们的判决结果为何早在意料之中。

同山下奉文一样，拉瓦尔和米塞特都是相貌平平之辈，这点显然对他们不利。米塞特身材矮胖，圆脸，穿着自己法西斯政党的黑制服和皮大衣，总是一副令人忍俊不禁的滑稽相。拉瓦尔则不同，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脚蹬皮靴、身穿制服的煽动家，而是职业政客，身上的行头总是条纹西裤搭配白色领带。他的气质有点类似卖问题产品的无良商贩：个子不高，肤色很深，头发油腻，眼睛半开半闭，嘴里总是叼着根香烟，把畸形的牙齿和浓密的八字胡熏得焦黄。米塞特职业生涯起步时干的是工程师（他设计过高速公路等项目），拉瓦尔则是律师。相比较，拉瓦尔在仕途上终究略胜一筹。战前，他两次担任过法国政府的总理，1931年还被评为《时代》杂志年度人物——上榜理由是“冷静、威严、人气高”，为法国平稳度过大萧条保驾护航。[22]1930年代末，米塞特多少已经算是许多荷兰人眼里的谐星了；他总是一袭黑衣神气活现地招摇过市，这不太符合荷兰人的做派。

两个人都不希望看到德国入侵自己的祖国，他们毕竟都是民族主义者。其实，在有关拉瓦尔的年度人物特稿里，《时代》杂志还赞扬了他强硬的对德立场。1935年，他曾同英意两国制定了一份制止德国重新武装的协定，虽然协议很短命，但只要能避免重燃战火，怎么做都行。然而，等到战争真的爆发了，米塞特和拉瓦尔却都将德国占领看成是机遇，似乎他们的大好时光终于来临了。米塞特对新欧洲有自己的设想，其应该由“日耳曼民族”主导，领袖自然是希特勒，不过国家社会主义党统治的荷兰应享有一定自主权，领导人是米塞特自己。拉瓦尔对法西斯主义理想并不感冒，但在经历了1930年代末的政治动荡后，他把自己看成是法国在艰难时世中的救世主。只要把贝当元帅这位德高望重的元老推举为名义首脑，拉瓦尔就能放开手脚，为法国争取最好的局面。不止如此：他也相信建设新欧洲的可能性，在新秩序下，法国会成为德国的主要盟友，为清除欧洲大陆两大当代毒瘤出力：盎格鲁——犹太资本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对此，他曾于1942年作过电台讲话：“我渴望德国获胜，因为不这样的话，布尔什维克主义明天就会遍地开花”。[23]这些话三年后会让他付出代价。

战前，没有证据显示米塞特和拉瓦尔对犹太人有什么私仇。米塞特的知心朋友很少，而其中一个就是犹太人。1930年代时，他甚至还鼓励犹太人加入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他看来，既有“好的犹太人”，也有“坏的犹太人”。坏的那些拒绝追随他，或批评过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这些犹太人“不算荷兰人”。不幸的是，米塞特的德国同道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要严格得多，这也成了横亘在他和德国党卫队之间的若干分歧之一。1940年，他被迫开除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里仅剩的几位犹太成员。对此，米塞特曾表达过深切的悔意。到底多后悔则有待商榷，因为他在1938年时拿出过一份详细的方案，计划将欧洲犹太人迁往荷属、法属和英属圭亚那。但希姆莱和希特勒对这份计划都不感兴趣。（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想法没有档案记载。）另外，米塞特对于用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财产养肥自己和亲友这点也并未显示出良心上的歉疚。[24]

拉瓦尔从不赞同法国极右翼强烈的反犹主义。他和米塞特一样，也有犹太朋友，和犹太同事密切共事过。然而，1940年，维希法国在并未受到德国方面的压力下，出台了剥夺犹太人公民权的《犹太人法案》（statut des juifs），当时的国务部长正是拉瓦尔。他后来曾试图搭救法国出生的犹太人，使他们免遭驱逐，但这么做的代价是把几万名出生在国外的犹太人送进了第三帝国的虎口。这其中就包括已经归化、但在战时被剥夺国籍的法国公民。

通过勾结外敌，将自己树立为救世主，类似米塞特和拉瓦尔这样爱慕虚荣的人就径直走进了德国人为他们所设的陷阱。米塞特这么做是出于意识形态妄想和自负，拉瓦尔则是因为道德麻木，而且太过高估了自己的小聪明。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民族主义幻想——法国和荷兰成为新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德国人全面主导欧洲的计划很不合拍。只要这些“爱国贼”为德国不得人心甚至是罪恶的行径充当挡箭牌，他们对德国人就有利用价值。渐渐地，两人屈从了，有时很不情愿，有时则满不在乎。米塞特还把他的冲锋队并入德国党卫队，宣誓效忠希特勒。在他朦胧的想象中，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元首，更是所有“日耳曼民族”的元首。拉瓦尔通敌的方式分两种，为了换取部分法国战俘获释，他把法国工人调拨给德国工业界供其差遣；他还建立了一支民兵部队，用来对付法国游击队，并将人数众多的犹太人推向死亡。1942年7月，还是拉瓦尔，而非德国人，坚持要把犹太儿童连同他们的家长一起驱逐至波兰，此举名义上是为了不拆散家庭。

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两人既得不到德国人的信任和青睐——他们被看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也被自己的同胞所仇视，因为他们象征着外族占领最可耻和阴暗的一面。就连各自国内最亲德的纳粹分子，那些兴高采烈为希特勒帝国效劳的人，对他俩也是恨得牙痒痒。既然很少有人站在米塞特和拉瓦尔这边，解放后他们就成了绝佳的审判和惩罚对象。抓两个通敌卖国的代表人物树立典型，这让千百万没有勇气挺身而出的人自我感觉良好了些。

贝当也接受了审判，并被处以死刑，但岁数和声望救了他一命。戴高乐本不打算审判他，将军更希望让老头儿继续在瑞士流亡。但贝当自己要求受审。如果说这点已经让人脸上挂不住的话，那么法国人肯定下不了手枪毙这位凡尔登战役的英雄。于是，贝当改而被判流放。从一定意义上讲，拉瓦尔是做了他的替死鬼。当时有一首流行的法国童谣这么唱来着：“贝当，去睡觉/拉瓦尔，上刑台/戴高乐，干起来”。十多年前曾热情洋溢地赞赏过拉瓦尔的《时代》杂志如今写道：

上星期，皮埃尔·拉瓦尔接受了审判。在老元帅贝当受审、被判死刑，最后减刑至终身监禁的案子中，每个法国人心里都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但拉瓦尔却没有得到人们哪怕一丁点的怜悯。处死皮埃尔·拉瓦尔本是件不得不干的杂活，可也是一次让人兴奋的复仇。他把审判变成了可耻的闹剧。[25]

这么说略微显得有失公允。没错，审判是一场闹剧，但拉瓦尔并非罪魁祸首。戴高乐并不热衷清算和审判这档子事，但正如童谣所唱的那样，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也希望这项工作尽快结束。围绕战后宪法的全民公投定在10月21日，所以拉瓦尔案的判决结果必须在这之前下达。拉瓦尔坐在监狱牢房里，每天抽掉五包美国香烟，胸中愤愤不平，因为他拿不到为自己辩护而精心准备的材料。他曾在德国短暂避难，后被人用飞机送回法国。人们从他的行李箱里找到一张纸条，上面的内容很能反映出他内心的苦闷：“这可真是对奇怪的矛盾。我的施政和作为本应为我赢得祖国的认可，可如今，我却不得不在法庭上自证清白。不论是在战前，还是在德占期那段艰难岁月里，我很清楚自己履行了职责。”[26]

米塞特一直以来都是个妄想狂，被关在荷兰北海沿岸的监狱里时，他又做起了黄粱美梦：他设计了一艘巨型潜艇。在他看来，美国人肯定会充分利用这一发明，他因此期待自己被送去美国。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周里，米塞特一直在学英语，但这一尝试同样以失败告终。

拉瓦尔案的审判存在若干污点，其中一点被告本人也迅速指出过，即审判他的法官和检察官自己也在维希政权里当过差，也宣誓过效忠贝当。总检察长安德烈·莫尔奈（André Mornet）甚至还是撤销犹太人国籍委员会的成员之一。陪审团中既有国会议员，也有抵抗运动战士。

雅克·夏庞蒂埃（Jacques Charpentier）是巴黎律师协会主席，他从本案当中读出了几分西班牙斗牛仪式性杀戮的味道。他回忆道：“陪审团成员就像跳进斗牛场里的安达卢西亚顽童，他们用言语侮辱被告，搅乱庭审的进行。法庭未经聆讯，就对他进行判决……正像人们救活罗伯斯庇尔，就是为了把他送上断头台一样，死去的拉瓦尔被救活，就是为了让他们把一个活生生的卖国贼扔给狮群一样的人群。”[27]

审判在拉瓦尔抗议法官偏见的一刻达到了高潮：“你们无权判我有罪！”他一边喊，一边用刻有总统抬头的公文包猛砸台面：“你们可以整死我，但你们无权诽谤我！”这时，一名陪审员厉声大喝：“闭嘴，卖国贼！”愤怒的拉瓦尔接着申辩自己是个爱国的法国人，但被陪审员们骂了回去，骂他是“畜生”（salaud），该让行刑队赏他“十二颗子弹”。[28]拉瓦尔最后说道，他宁愿保持沉默，也不做“司法罪行”的“帮凶”。当有陪审员叫到“他永远也不会悔改！”时，拉瓦尔同样坦荡而坚定地回答：“没错，我永远也不会悔改。”[29]

米塞特的审判在位于海牙的王宫内进行，他的下场要体面一些，但结果几乎不存在任何疑问。检察官扎耶尔（J. Zaaijer）在开庭后的第一句陈词就是：“就算不进行审判，我们也已经知道了米塞特应被判什么罪。”以这样一种有罪推定的方式拉开审判序幕，十分不合常理。米塞特请的辩护律师维克赫尔德·比斯登（Wijckerheld Bisdom）很有辩才，他日后回忆当时情景时说道，在战后早期，社会舆论存在共识：“谈到最坏的国家社会主义者，首当其冲的当属米塞特，他被看作是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灵魂核心。这些人难逃一死。”[30]主导审判的是公众情绪；法律只是在回应街谈巷议。

对于针对他的卖国罪起诉，米塞特用一篇激情澎湃的演讲加以驳斥。他激动地挥舞手臂，似乎自己仍在对着参加集会的党员讲话。他宣称自己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把国家的统治权拱手交给外国人。相反，他的理想一直就是借着高奏凯歌的德国改变欧洲秩序这一契机，建立一个能保障荷兰人利益的荷兰政府。协助德国人的千秋大业是“把亚洲人赶在欧洲大门外”的重中之重，他辩解道。沉浸在自己慷慨陈词中的米塞特忘乎所以，居然管法庭叫“我忠实的追随者们”，这句话在本来十分肃穆的庭审中激起了一阵哄堂大笑。[31]

处决这位原荷兰纳粹头子的过程也比拉瓦尔更庄重些。他被人带到海牙郊外的沙丘边，这里曾是德国人枪毙许多荷兰游击队员的地方。米塞特被绑在一根简易行刑柱上，一位新教牧师为他作临刑祷告，他对自己没法和牧师握手表示歉意。12名行刑者举起步枪，瞄准米塞特。他死了。

拉瓦尔担心了好一阵子，生怕子弹打到脸上导致毁容。律师让他放心，说现如今执行死刑都很干净利落。这之后，他曾尝试自杀，但是搞砸了，因为吞下的一粒氰化物胶囊放置时间太久，药性不足，没法让人速死，他又被救了回来。就在走路还一瘸一拐时，拉瓦尔被带到监狱大墙旁的刑场上。他穿着黑西装，扎着惯常的白领带，脖子里围着象征法国的红、白、蓝三色围巾。他坚持要律师到场，因为“想在临死前再看一眼诸位”。他的临终遗言是“法国万岁！”（Vive la France!）紧接着，枪声响了，他一头倒向右侧。接下来，一名中士做了件拉瓦尔最害怕的事。他朝尸体补了一枪，确保他已经死透了。但就是这一枪让拉瓦尔的脸开了花。一位在场的年轻记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景象：“人们朝刑柱奔去，捡起被子弹打碎了的木头。其中最有价值的当属浸泡鲜血的木片。”[32]

管米塞特或拉瓦尔叫替罪羊并不准确。毫无疑问，他们曾为敌人提供帮助，选择同纳粹占领者合作，因此是有罪之人。而且对他们的审判满足了这么做的主要目的。以米塞特为例，这是为了防止荷兰出现“狂野”报复，类似的报复在法国导致许多人丧命。对他的草率审判——过于草率了——也成为荷兰当局放过许多次要人物的口实，这些人让本来就已拥挤不堪的监狱和牢房更加捉襟见肘。米塞特和拉瓦尔虽不得善终，但这弘扬了正义；显示出战后政府尽到了责任。同米塞特一样，拉瓦尔的末日有助于抑制人们报仇雪恨的冲动，开启国家重建的进程。

但如果说这些审判实现了《欧墨尼得斯》中雅典娜的目标，即遏制对复仇的渴望，那么审判的速度之快、意料之中的结局以及存在严重缺陷的程序——最后一点在拉瓦尔一案中尤其明显——让以正当法律进程为归依的审判变得不那么让人心悦诚服。拿一位观察家也许言过其实的结论来看：“拉瓦尔案的审判不可饶恕，因为它让法国人生出了对法国司法体系现状的怀疑……如今危害已经造成。法国的司法正义丧失了公信力。拉瓦尔赢得了最后一轮对决，为这个国家道德沦丧的进程画上了句号。”[33]

* * * * *

1945年，有些人主张，如果彻底舍弃法律的细枝末节，索性一枪毙了罪大恶极之徒，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法律的追求。时任美国外交官的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是制定欧洲政策的积极参与者，他在回忆录里流露出了对审判战犯的厌烦之情。他表示，以纳粹领袖为例，他们的罪行令人发指，如果还让他们活着，一点好处不会有。他写道：“我个人认为，倘若盟军指挥官下达过长效指令，规定任何战犯若落到盟军手里，在身份得到确认后，应毫不拖延地就地处决的话，这绝对是上上策。”[34]

持相同看法的还有别人。比如，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就告诉过他的英国和苏联同事，说他最好能“逮住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和他们的几个主要帮凶，把他们拖到临时军事法庭前。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时，保证会发生历史性大事件”。[35]这里顺便说一句，赫尔是194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战争期间，英国外交部曾散发过一份备忘录，表达了对战后审判诸如党卫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等人的反对，理由是他们的“罪行太过黑暗”，已经“凌驾于司法程序的范畴之外”。[36]丘吉尔也抱有相同看法，觉得最好“把他们排成一行，然后枪毙”。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但是如果事先知道结局只可能有一种，那么再来审判嫌犯，特别是和双手血债累累的苏联法官一起审，对法治只能是弊大于利。尽管丘吉尔对举行审判很排斥，但苏联人坚持为之。甚至在纽伦堡审判尚未开始前，他们致祝酒词时就说但愿德国领导人都被判死刑，着实把盟军的法官吓了一跳。

有意思的是，1945年的德国人也许更在意判不判死刑。在造访汉堡期间，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被告知，多数德国人认为对犯下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暴行的男男女女进行审判只不过是政治宣传罢了：“这些德国人说，如果被告真的有罪，而且如果我们确信他们有罪，干吗不迅速给这事来个了断，直截了当判他们死罪呢？”[37]

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指出了希姆莱所犯罪行的极端性，这引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当时的法律真的适用于性质远比常规战争罪骇人的罪行么？对于纳粹基于意识形态原因妄图灭绝整个民族的计划，世人也许尚未充分了解其规模和恶劣性。当时还没人用“大屠杀”这个词。但是盟军见识得够多了，知道他们处理的是过去闻所未闻的事件。纽伦堡审判的法律影响在其开庭前就已经十分清晰了。

只有苏军真正见过纳粹留在波兰的死亡营遗址。但是就算这样，他们的西方盟友也对在譬如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根——贝尔森等集中营见到的惨象震惊不已。1945年4月12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参观了隶属布痕瓦尔德的奥尔德鲁夫（Ohrdruf）集中营。就在前不久，党卫队撤离了这座毗邻魏玛市的集中营。地上遍布尸体，就像摔坏的洋娃娃一样。尸体中间还躺着没咽气的囚犯，他们虚弱得站不起来。由于时间紧张，党卫队没能火化所有尸体。《扬基人》的记者写道：“因为天冷，所以尸体没腐烂，也就没什么臭气。这样你才能走上前，凑近了进行检查。”这个叫索尔·莱维特中士（Saul Levitt）的记者还写道：“血液在尸体附近的地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就像红色泥巴糊成的煎饼。”[38]

艾森豪威尔给他太太玛米寄了封信，信里写道：“我从未想到，世界上还能有如此残暴、野蛮和兽性的事情。”他想让美国军人都目睹这一幕幕惨象，这样他们就会清楚自己为何而战。他还想让记者参观集中营，这样就不会有人再惺惺作态，说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是为了宣传而虚构的。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和英国国会议员都被请去参观集中营。艾森豪威尔之所以要让一切都被记录下来——成堆腐烂的尸体，焚尸炉和刑讯室——理由是这些事物“超出了美国人的理解能力”。[39]丘吉尔从艾森豪威尔那里收到过一封信，信里这样写道：“我们在德国各地，特别是在魏玛的发现，远远超过了以往揭露过的任何暴行。”[40]

德国当地人被逼着穿过集中营，他们有的用手帕捏住鼻子，有的眼睛不敢斜视，还有的在填埋发黑尸体的土坑旁呕吐不止。不光德国人如此，盟国城市里的人们也被要求了解德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么做有时并不受欢迎。在伦敦，“无法忍受暴行纪录片”的影院观众试图逃离莱切斯特广场剧院，但被把门的英国兵拦住了。据《每日镜报》报道：“全英国的人都在逃离电影院。在许多地方，士兵命令他们退回去接着看。”一名军人接受采访时说道：“许多人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但电影提供了证据。所有人都有义务知道发生了什么。”[41]

或者，拿伦敦《泰晤士报》的话来说：“文明世界应该与坚持怀疑这些暴行，因而无动于衷的最后借口一刀两断。这种决裂对文明本身至关重要。”[42]这一看法深得艾森豪威尔的赞同。认识到人类作恶的能力能引导其余人向善；了解人性最坏的一面是一种文明教化的过程。这两点认识是后来进行战争罪审判的主要动机之一。

发生在奥尔德鲁夫的惨剧跟波兰的死亡工厂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但当时这点并未得到世人的充分认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时一些新闻报道称德国集中营为“死亡营”。对于许多类似集中营内大部分受害者都是犹太人这点，彼时的新闻报道鲜有强调。但出于文明存续的考虑，艾森豪威尔希望全世界都能知道。要想记录发生的惨剧，并给德国人以及全世界的人上一堂道德教育课，一种办法就是拓宽战争罪审判的外延。6月2日，艾森豪威尔提请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些暴行的责任人提起公诉。

事实上，第一起就集中营进行的审判就发生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内，经办该案的是英国人，而非美国人。这起审判可以说是对1945至1946年纽伦堡审判的预先彩排，其显示出对纳粹罪行套用现行法律和司法程序是何其困难。几名被告包括丧心病狂的贝尔森集中营指挥官约瑟夫·克拉默和集中营医生弗里茨·克莱因（Fritz Klein），他们此前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里也工作过。盟军决定，审判他们的罪名还应该加上这条。如此一来，除了草菅人命，任凭集中营里人满为患，并坐视饥肠辘辘的囚犯死于斑疹伤寒等疾病这条罪名外，还要算上积极参与种族灭绝的前科。各大报章的标题日复一日地刊登耸人听闻的大标题，诸如“但丁诗文里才有的景象”、“毒气室的目击者”、“几百万人被人害死”、“小姑娘被绞死”、“女孩被殴打致死”，就连一向以严肃著称的《泰晤士报》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有“贝尔森恶魔”之称的克拉默和绰号“蛇蝎美人”或“奥斯维辛鬣狗”的22岁金发女看守伊尔玛·格雷泽（Irma Grese）作为纳粹恐怖之屋的代名词，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这种大肆渲染的做法是否真的有助于人们理解纳粹暴行有待商榷。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震惊于个别“禽兽”和“恶魔”的恶行，其实是没有看到本质，即他们背后的罪恶体制让他们的行为显得近乎稀松平常。对于1961年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Eichmann）一案[13]，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著有一份报告，虽然其饱受批评，但在体制因素这点上的分析却鞭辟入里。当基于意识形态实施的大屠杀成为一项政府政策后，上至帝国党卫队头子，下至管理铁路运行计划的低级官僚，所有人都脱不了干系。那些“禽兽”只是比别人欠下了更多的血债而已。

跟许多审判一样，贝尔森审判必须尽快完结；义愤填膺的公众别无他求。但是英国人以能进行公平公正的审判为荣，他们不能容许出现类似拉瓦尔案中让法律威严扫地的闹剧。问题在于法律本身。任何一所英国军事法庭——譬如有这么一所，设在吕讷堡（Lüneburg）一栋19世纪建造的漂亮教学楼内——只能对被定义为“违反战争法则和手段”的战争罪行提起诉讼。[43]

于是，律师们先是就法庭是否有权审判被告展开了漫长的司法较量，在这之后，几个目击证人讲述了他们经历过的可怕景象。来自波兰卢布林（Lublin）的索菲亚·利特文斯卡（Sophia Litwinska）是奥斯维辛和贝尔森集中营的生还者。她描述了1941年圣诞夜里发生的一件事。那天晚上，女囚被剥光身上的破衣服，被人从营房里赶了出来。在德国人的命令下，她们赤条条地站在刺骨的寒冷中，一直站到翌日圣诞节早上5点钟。随后，她们被一辆翻斗车载着，一股脑儿扔在了毒气室门口。

9月21日，来自索斯诺维茨（Sosnowiec）、日后嫁给犹太复国主义舵手约瑟夫·罗森萨夫特的哈达萨·宾科博士，站到了一排3000瓦煤气灯下的证人席上。她在奥斯维辛失去了双亲、兄弟、丈夫和年仅6岁的儿子。作为一名医务勤杂工，她对集中营里发生的事了如指掌：挑选犯人，克拉默和克莱因医生都参与其中；医学实验；还有毒气室，在那里，囚犯分遣队（Sonderkommando）里的犹太人被勒令从事最可怕的工作：剪头发，搬运死尸，火化尸体；据《泰晤士报》报道，宾科告诉法庭，那些被选中送去毒气室的人，“一丝不挂地被人带走，在没吃没喝的情况下等了几天，直到卡车开来，把他们带去火葬场”。她接着说道，在毒气室里被毒死后，“死人被装上推车，沿着轨道离开毒气室，来到更衣室对面。有时，囚犯分遣队的人会被处决，然后找其他人来顶他们的位置。然而，大体上还是有可能留存一些记录的”。她回忆，集中营里的朋友们估算出共有400万名犹太人被“肉体消灭”。[44]

宾科博士的朋友高估了死亡人数，但是犹太人遭到种族灭绝的赤裸裸的事实被呈现在英国军事法庭上。辩方律师试图检验证人，看他们说话是不是前后一致，是不是有记忆缺陷。克拉默的律师温伍德少校（Winwood）在形容贝尔森集中营的囚犯是“中欧犹太区渣滓”时，也许是在迎合当时仍很普遍的偏见，他后来为这一说法道歉，说自己“只是充当了被告的喉舌”。[45]但很少有人会对所述暴行确实发生过这点存疑。然而，这是一个军事法庭，部分律师也只会用军事思维来考虑问题。温伍德少校把他的当事人比作一位“军团司令，下辖地区是个监狱，命令都来自军团司令部”。党卫队上尉克拉默不过是一名奉命行事的普通士兵，没有证据显示他曾“蓄意”要“虐待囚犯”。[46]

赫伯特·史密斯（Herbert A. Smith）上校在战前是伦敦大学的国际法教授，他被被告选中作无罪辩护。发生在集中营内的事情“和战争毫无关系”，因此以暴行的发生地和时间点来看，根本不能被认为是犯罪。毕竟，据他称，希姆莱作为警察头子有资格下命令，“并因此具有法律效力”。[47]

这些辩词没能救克拉默、格雷泽或克莱因博士一命，三人最后都被判处绞刑。但我们至少能从贝尔森审判中总结出两件事情。世人也许还未完全弄明白死亡营和集中营之间的区别，也不知道在毒气室投入使用前，东欧已经历了多少血雨腥风。但在1945年，只要一个人看报，就应该知道纳粹的杀人机器具有系统性。这使得蓄意“虐待”这样的辞令听起来十分麻木不仁。喜欢掉书袋的史密斯教授也证明了另一件事：关于战争罪的现有法律和公约已经不足以处置纳粹大屠杀这种性质和规模的罪行了。这为史上最轰动的战争罪审判奠定了基础。11月20日，纽伦堡审判拉开了序幕。就在四天前，贝尔森的“禽兽们”被判处死刑。

* * * * *

有一点需要说明，纽伦堡审判中的21名被告看着并不像衣冠禽兽。观察家们评价说这些人看着非常普通，面色苍白，神情疲倦，穿着破旧的西装。他们中有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4]，他下巴上扬，双目紧闭，似乎尊严受到了伤害；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15]瘫坐在椅子上，不时用手帕擦去因傻笑从嘴唇上渗出来的口水；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16]戴着深色眼镜，以遮蔽他的双眼；劳工事务负责人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神情看起来像是个胆怯的门房；雅尔玛·沙赫特（Hjalmar Schacht）[17]刻意转过脸去，似乎害怕别人把罪恶传染给他；尤里乌斯·施特莱彻（Julius Streicher）[18]抽搐而烦躁；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19]不住地前后晃动，浓密的眉毛下，双眼疯了似的到处乱扫。他的神情举止很是奇怪，很可能已经疯了。

除开部分证人外，纽伦堡的正义殿堂里只有一个人充分感受过这些罪人一手酿造的惊天惨案。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也不会从在场几百名律师、翻译、法庭职员、法官、军警和记者中留意到他的存在。恩斯特·米歇尔（Ernst Michel）是一家德国通讯社的小记者。在他文章的署名旁还有一串数字：104995，这是他在奥斯维辛时的编号。1939年，还是个学生的米歇尔在家乡曼海姆（Mannheim）被捕，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

就在苏军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米歇尔被迫踏上了一场死亡之旅，步行穿越冰天雪地的波兰和德国边境，目的地：布痕瓦尔德。美军逼近布痕瓦尔德时，体重只剩80磅的他又被赶着上路了。也不知他哪儿来的力气，半途上竟一路狂奔逃进了森林，然后在苏占区躲了一阵子。他一直遮着集中营的囚服，生怕人们发现他是个犹太人。终于，历尽艰险后，他回到曼海姆，发现双亲都被杀害了，亲戚们也都不见了踪影。由于读中学时学过些英语，美国的战争罪调查人员给了他一份翻译的工作。我和他在纽约见过面，他告诉我：“德国人总说自己帮助过犹太人，见他们的鬼去吧！我还认识某个说过这种话的德国人，可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纳粹。”

米歇尔的第二份差事是作为记者采访纽伦堡审判。他担心自己专业上不够过硬，但别人告诉他只需记下所见所闻即可。于是他去了，这位六个月前刚从布痕瓦尔德死亡行中逃脱、在奥斯维辛编号104995的囚犯，如今和戈林同处一室。六十年过后，身在纽约的他回忆道：“我认得出他们所有人的脸。我是自由之身，是唯一旁听审判的生还者。他们谈论的是我。”

这里有一段文字，摘自恩斯特·米歇尔给他所供职的德意志综合新闻社撰写的第一份报道：

在集中营的艰难岁月里，我经常为一种信念所支撑：有朝一日，那些现政权的责任人都会被送上法庭。这种信念给了我活下去的力量。现在，这一天来临了。今天，坐在离我几步开外的人，曾经是全体集中营囚犯心中毁灭的象征。但如今，他们因为自己的罪行正接受审判。[48]

无论盟军的战争罪审判有多大缺陷——它们的确有缺陷，而且东京审判在这点上比纽伦堡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米歇尔的话可以成为审判依旧正义的一大论据。纽伦堡审判值得支持的另一点是审判大体上沉闷至极。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20]在判决下达前几周聆听了审判，在她的描述中，“正义殿堂”是“一座无聊的堡垒”。她写道，所有“在里面的人都身陷极端的无趣之中……这是一种有史以来空前的沉闷。一台机器正在伸张正义，一台庞大的机器，尽管其在动机上存在弱点，且时不时渴望制造死亡，全人类的生存却都得依靠它”。[49]

在纽伦堡，起码法律被真正当回事。这不是迫于公众愤怒而举行的潦草审判。所有事情都得一步一步来，于是审判一直在进行，过了很久都没结束，原本的乏味成了刚正不阿的标志。后来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举行的审判总体上就是照搬了纽伦堡的模式。冗长乏味的气氛让复仇的枪口哑了火，这正是纽伦堡的最大意义所在。早在1942年，九国流亡政府就已在伦敦成立了盟国间惩治战犯委员会。各国代表在圣詹姆斯宫会晤，并以此为名签署通过了《圣詹姆斯宫宣言》。外界都很担心“公众发动报复行为”的危险，这也就是为什么“文明世界的正义观”要求各国自由政府，将“通过有组织的法律渠道，惩治犯下此类罪行的责任人作为他们的主要战争目标之一”。[50]

纽伦堡审判进行时，人们对纳粹屠犹的知晓度也许依然不高，但也肯定不是一无所知。1942年12月，就在死亡营的毒气室投入使用数月后，美国和欧洲盟国就指控德国政府在奉行一项“灭绝欧洲犹太人的野蛮政策”。这一声明并未在公众当中造成多大反响，原因如下：当时发生的事依然难以想象，英美两国政府都觉得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点不太合适；另外，他们也不想让国民觉得打仗是为了拯救犹太人。[51]

1942年，虽然苏联还未效仿西方盟友，加入谴责犹太人大屠杀的行列中——而且在战争过去很长时间后，苏联人依然选择沿用法西斯受害者这一笼统的说法，并不点明犹太人——苏联检察官在纽伦堡审判中也提到过这点。罗曼·鲁坚科将军（Roman A. Rudenko）是纽伦堡的五位主要检察官之一。他曾装模作样地督办过残忍的审判，在纽伦堡也不过是在散播虚假的政治宣传，比如他把1940年在卡廷森林（Katyn）杀害两万多名波兰军官一事算在德国人头上，其实他很清楚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苏联秘密警察。但对于犹太人遭种族灭绝的本质，他倒一点也不含糊。恩斯特·米歇尔在一篇报导里引述了鲁坚科的话：“法西斯阴谋家们策划了灭犹计划，企图将全世界的犹太人赶尽杀绝，并且在1933年后的所有行动中一直贯彻这项计划。灭绝犹太人的兽行发生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52]

这种说法略微有些夸大其词；灭绝计划始于1941年，而非1933年。鲁坚科把时间往前推，恐怕是为了强调纳粹阴谋里不仅包括屠犹，还包括对苏发动侵略战争。

正如在贝尔森审判中所见，由于现行的战争罪法律只适用于战争行为，因此有必要出台新法律，以求对1939年前的第三帝国具有追溯力，并追究其系统性灭绝一个民族的罪行。纳粹德国没有出台过禁止杀害犹太人或其他无辜平民的法律，但这点不能作为借口。上级命令也不是参与大屠杀的合理理由。1945年8月，一个新的法律条目，“反人类罪”，在《国际军事法庭（伦敦）宪章》得到确立，丰富了战争罪的内涵。另一个法律新名词是“破坏和平罪”，意思是策划和发动侵略战争。策划发生在实际战争之前，这就给阴谋入罪创造了空间。英美法体系中，法官是可以因存在犯罪预谋判人有罪的。这条法律被用在了纳粹身上（后来也被用在日本军队和政府身上，尽管理由更加难以服众）。

制定可溯及既往的法律、并在事后判人有罪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是有待商榷的。把战败国的被告交给战胜国审判也很容易招来批评。1946年，东京审判的举行同样引发了严重的歪曲，似乎战时日本只是纳粹德国的亚洲翻版。右翼民族主义作家恩斯特·荣格认为把恶棍变成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存在很高的道德风险。他形容纽伦堡法庭“既有杀人犯，也有清教徒，屠夫的刀子安在了道德的握把上”。[53]

作为一个未经改造的德国民族主义者，荣格对美国人的鄙夷还要多于对苏联布尔什维克的痛恨，因此他才会这么说。总的来讲，即使当庭法官背负血债，或者食古不化，举行审判依旧是上策，要比丘吉尔、赫尔和凯南建议的做法更好。草率的处决只会把盟军战胜者的道德水准拉低到和战败的纳粹一样的层面。尽管许多德国人只有在战败的苦涩淡去，生活更加安定后，才认识到纽伦堡审判的价值，但其为德国人自己公审纳粹战犯提供了一个模板。日本人没有照葫芦画瓢的原因有很多：在东京审判中，胜利者正义的倾向更加明显，出的纰漏更多，人们对战争本身的看法不一，而且日本没有纳粹政权，没有实施过屠犹，也没有希特勒。

那么正义是否得到了伸张？整肃和审判足以保障正义实现，并被人看在眼里么？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太多罪犯逍遥法外，有些事业飞黄腾达，蒸蒸日上，而罪行远比他们轻的人则成了代人受过的替罪羔羊。但即使是在最具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全盘正义也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出于政治原因和实际操作困难，这点无法实现。法不责众，你不可能审判上百万人。在惩治有罪之人和考虑其他诉求之间必须求得平衡。过于意气用事只会使社会重建裹足不前。而若不付诸全力，让恶贯满盈的战犯伏法，则会使任何正义感都大打折扣。这是一种微妙的衡平，不可避免会有缺陷。战后的德国人，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许多人——譬如老师、医生、大学教授、外交官、实业家和政治家——过去都是纳粹，这一经历肯定叫人难堪。但这种情况不光德国和日本才有。在不少曾被德国占领的国家，老的一批精英虽然和第三帝国有过龌龊的勾当，但纳粹离开后他们却很少因此身败名裂。

然而，机会主义精神有时也许是人类最有用的品质。1945年6月，柏林原抵抗主义战士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跟同是英勇抵抗者的好友聊起过这一话题。她的朋友弗兰克说道：

元首已经死了。如果你想活下去，你就得吃饭。如果你想吃饭，而且吃得好，你最好别是纳粹。所以他们不是纳粹，既然不是，他们以前也不是。他们以各种神圣的名义起誓，自己从没做过纳粹……口诛笔伐不能使人变得更完美。他们摔倒时，应该把他们扶起来，给机会赎罪。然后就是再不能有报复，永远也不能有。[54]

这番话出自一个甘冒生命危险抵抗纳粹的人之口，使其平添了几分道德分量。机会主义心理曾让银行家向一个杀人如麻的政权妥协，为在死亡营附近设厂、剥削奴隶的公司提供资金，但同样也能让他成为战后德国民主体制的忠诚公民，成为其重建的有生力量。这也许有违正义，甚至在道德上让人不齿。德国、日本乃至意大利最终都为此付出过代价。这三个国家在1970年代都深受革命极端主义者之害，他们暴力行为的一大根源就是狂热地认为自己的国家从未改变过，法西斯主义仍旧以另一种面目存在着。而且一部分延续其薪火的人正是1940年代发动战争的这批人。“革命者们”坚信自己有责任抵抗，因为父母一辈没能做到。

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是纽伦堡审判的另一位主要公诉人（他还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和极端主义革命派相差十万八千里。但他相信，审判不止是定罪量刑和惩罚有罪之人的一场演练。他相信自己是在为文明代言。纽伦堡之后的世界会变得更美好。在他的开场白中，他自豪地陈述道：“四个大国因胜利而欢欣，为伤痛所感怀，他们收起了复仇之手，自愿把俘虏的敌人交给法律审判，这是权力有史以来致以理性的最重要的颂词之一。”他又补了一句，这次着眼于未来：“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审判这些被告的依据将被明日历史用来评价我们。给这些被告一杯毒酒，等于向我们自己嘴里灌酒。”[55]

杰克逊是个理想主义者。审判是建设更美好世界努力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里，昔日种种惨绝人寰的事再也不会重演。审判总算结束后，杰克逊在英国大律师彼得·卡尔沃科雷西（Peter Calvocoressi）的陪同下，前往萨尔茨堡（Salzburg）参加1939年以来的首届音乐节。两人一起欣赏了《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21]这部剧，对有着天籁般嗓音的德国年轻女歌唱家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夫（Elisabeth Schwarzkopf）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位伟大的女高音歌唱家头上其实飘着一小片乌云：她于1940年加入纳粹党，曾为东线战场的党卫队军官献唱，还和在下奥地利州（Lower Austria）任纳粹总督的某位党卫队将军有过一段情史。也许她做这一切是出于信仰，也许她是个投机分子。但是她在战后很快便恢复了名誉。对这一平反帮助最大的是1953年的一桩婚事，她嫁给了英国音乐经理人沃尔特·莱格（Walter Legge），一个犹太人。

[1]作者注：1988年，信仰基督教的长崎县知事本岛等因为发表裕仁天皇负有战争责任的言论，成为了极右翼的目标。两年后，他被杀手开枪击中背部。

[2]即东德，西德的全名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3]条顿人，即德国人。

[4]克虏伯，德国钢铁大亨，军火大王。

[5]希姆莱（1900—1945），纳粹党卫队、盖世太保头目。

[6]西格蒙德·瓦尔伯格（1902—1982），犹太富商。

[7]康采恩（Concern），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的组织形式。

[8]Malacañang Palace，菲律宾总统府。

[9]日本历史上的将军，并非指军事将领，而是指诸侯的首领。每一个地方的诸侯称为大名，而其中最有势力、凌驾于所有大名之上的大名，在得到天皇的册封后，即为将军，拥有极高的威望。

[10]赫尔利是印第安人。

[11]Milice française，1943年维希政府建立的右翼民兵组织。

[12]卡里古拉，罗马帝国皇帝，出名的暴君，荒淫无度，禁片《罗马帝国艳情史》便是以其为原型拍摄。

[13]阿道夫·艾希曼为纳粹德国高官，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后逃亡阿根廷，但被以色列摩萨德特工逮捕。犹太裔政治学家阿伦特在旁听了于耶路撒冷举行的审判后，写出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这份报告，报告中她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的命题，强调了体制，而非个人，让大屠杀成为一件高度理性和系统性的工程，而艾希曼则只是这个庞大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他个人的道德、良知和仇犹倾向是次要原因。阿伦特的结论遭到许多人抨击，认为她忽视了行为人自身的道德责任。

[14]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1893—1946），纳粹德国外交部长。

[15]赫尔曼·戈林（1893—1946），纳粹德国空军司令。

[16]汉斯·弗兰克（1900—1946），纳粹德国占领的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护国总督，首创了让犹太人佩戴大卫星的识别标志。

[17]雅尔玛·沙赫特（1877—1970），银行家，纳粹德国政府的经济部长。

[18]尤里乌斯·施特莱彻（1885—1946），纳粹头目之一，反犹报纸《先锋报》的发行人。

[19]鲁道夫·赫斯（1894—1987），希特勒的亲信，早年便追随希特勒，被认为是《我的奋斗》作者之一，他曾任德国总理和纳粹党副元首等职。

[20]丽贝卡·韦斯特（1892—1983），英国著名记者，作家，女文豪。

[21]理查德·施特劳斯的第五部歌剧。

第三部分 绝不让历史重演

第七章 明媚、自信的早晨

1945年4月8日，后来报道纽伦堡审判的记者恩斯特·米歇尔被迫离开布痕瓦尔德，踏上一段寒冷且往往致命的行程，同行的还有几千人。没走的人由剩下的党卫队守卫看管，囚犯们明白，如果美国人不尽早赶到，等待他们的肯定是被迫走上同一条不归路，或者被就地处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建在风景秀丽的埃特斯贝格山（Ettersberg）山顶上，这是最恐怖的德国集中营之一。党卫队想出了不少酷刑，其中一种是把人反剪双手吊在树上，囚犯会因为疼痛难忍惊声尖叫。从此，这个阴森的地方就多了个绰号：“会唱歌的森林”。历史上，歌德曾在这里感叹大自然的美妙，并和一位年轻的诗人朋友交谈，后者记录下了大作家的见解。

集中营里有一个小规模地下组织，领头人是共产党，他们在营房里藏匿了一些枪支，还有一位波兰工程师制造的短波无线电台。4月8日，营地里发出一份言辞急切的电报：“致盟军，致巴顿将军的部队。这里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救命。我们请求帮助。德国人想转移我们。党卫队想杀了我们。”三分钟后，囚犯们收到了回电：“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坚持住。正火速前来支援。第三军官兵。”[1]

囚犯里没多少人还有力气攻击党卫队看守，甚至连美国人最终赶到时，也没力气庆祝了。但是，集中营抵抗组织里体格更健壮的一些人决定不再坐等第三军的到来。知道马上有人来救，光这点已经足够鼓舞人心了。于是，囚犯们冲击瞭望塔，用为了这一刻而藏匿的枪支干掉了剩下的守卫。

美国大兵在给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囚犯找水喝找东西吃时，抵抗组织里的共产党领袖已经开始展望未来。几乎就在布痕瓦尔德被解放的同时，刻有“各得其所”（Jedem das Seine）字样的集中营铸铁大门就被涂上了一行大字：“绝不让历史重演！”

但凡在人类史上最惨烈冲突中受过罪的人，都抱有“决不让历史重演”这种情绪。但这对许多人来讲不只是一种情绪；这是一种理想，也许是乌托邦，但这代表了一种信仰：在战争的灰烬中，人类可以建立一个崭新而美好的世界。虽然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很多人都希望生活回归常态，但是其他人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不会退回到战前的样子。战争摧毁了大半个欧洲和亚洲，旧政权——不光是殖民主义政权——陷入道德破产的境地，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寿终正寝，所有这些变化都鼓励人们相信一切都将彻底推倒重来。1945年是白纸一张；不愉快的历史将被忘却，这点让人欣慰；一些皆有可能。于是，诸如“德意志零年”（Deutschland, Stunde Null）这样的说法就大行其道起来。罗伯托·罗塞里尼（Roberto Rossellini）还将其作为自己一部电影的名字，影片描述了柏林废墟间的生活。同样流行的还有“新开始团体”（Gruppe Neubeginnen），一个由流亡伦敦的德国社民党人建立的组织。

当然了，并非一切皆有可能。人类社会没有所谓的白纸一张之说，历史更不是想忘就忘得了的。另外，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过去的惨剧不能重演，但是对于如何确保这点则形成不了多少共识。不单是乌托邦理想，哪怕退而求其次，只是希冀政治变革的企求，也都呈现出各种面貌。

我们如今都知道苏共和中共那时想要发动怎样的革命，也清楚欧洲殖民地的亚洲民族主义者想要什么。西欧国家共产党的目标更加复杂，斯大林出于自己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对他们加以钳制。总而言之，就算法国或意大利游击队再英勇善战，他们离掌握实质权力依旧相去甚远。话虽如此，一种深刻的变革还是在西欧生根发芽，催生这一变革的是社民党人，他们早在战争结束前很久就已经在为和平做打算了。出现最激烈变化的不是过去沦陷的国家，恰恰是一个传统的堡垒。在最黑暗的战争岁月里，在纳粹似乎战无不胜的时候，正是这个堡垒可歌可泣的抗争，让欧洲人保存了希望：这就是英国。

* * * * *

我外婆是英国人，作为典型移民家庭的女儿，她身上流淌着昂扬的爱国热情。因此，1945年7月，在看到英国同胞竟然投票把温斯顿·丘吉尔的保守党赶下台后，她胸中愤愤不平。这次选举后，丘吉尔下野，绰号“小克莱米”的工党党魁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Little Clemmie” Attlee）以巨大的优势赢得了执政权。我外公那时还在印度服役，正等着退伍复员。在写给他的信中，我外婆对英国人“白眼狼”一样的做法痛心疾首，他们是如此不懂得对“赐予我们一切的那位伟人”知恩图报。同样出身犹太移民家庭的外公则没那么激动，那时他还在部队服役，听到的是不同的看法。

就连7月大选的胜利者也对他们以如此悬殊的优势胜出感到惊讶，以至庆功会之前一切都静悄悄的。行业工会的代表们挤在英国北部漏风的旅馆中，鸦雀无声地盯着大屏幕上不断上升的数字。最终结果：工党赢得393席，保守党拿下213席。《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刊登的一篇报道写道：“左派的雷鸣化成了闪电，大选结果照亮了工党的胜利。今天唯一称得上是慢动作的是，人们刚开始对这一结果还有些回不过神来……自始至终，艾德礼先生都保持着镇定和谨慎，他看起来有些疲倦。”[2]

工党表面上故作谦虚，但是随之而来的计划相当激进。直到一年后，才出现一段抒发胜利情绪的最有名的文字。哈特利·肖克罗斯（Hartley Shawcross）是参与纽伦堡审判的首席检察官之一，他远比自己党派的党魁富有人格魅力。他曾告诉国会：“我们现在是主宰者，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也将是主宰者。”[3]直到肖克罗斯亡故，他一直都因为这段吹嘘之词遭到非议，可见新主人行事有多小心，生怕给人留下骄傲自满的印象。

选举结束后，《卫报》刊载了一篇美国人写的评论：“美国摆脱新政派，回归正道的时候，英国却在转向社会主义，这可真叫人不可思议。”[4]

国外对英国大选也有些耐人寻味的反应。巴勒斯坦犹太人欢欣鼓舞，因为他们觉得工党会比保守党更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希腊保皇党大为震动，反观四面楚歌的左派却很兴奋，徒劳地期盼命运将因此扭转。苏联的新闻只是宣布工党胜利，未作评论。佛朗哥将军领导的西班牙法西斯政府预计这将导致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在印度，孟加拉地区的前总理、穆斯林大公卡瓦贾·纳兹穆丁爵士（Khwaja Nazimuddin）说道：“看样子，英国选民把将他们从灭顶之灾中拯救出来的人给抛弃了，而且这还是战争结束前发生的事。”[5]

一位法国政客当时说过，不懂知恩图报是一个强大民族的特点，也许这话说得没错。实际上，丘吉尔依旧深受人们爱戴。但对多数选民来说，期待看到一个由丘吉尔担任首相的工党政府是不可能的。正如《卫报》的政治记者所言：“这个国家宁愿让丘吉尔先生走人，也不愿为了让他留任而付出让保守党也当政的代价。”保守党“不光因为其过去遭到谴责；还因为对这个时代没有憧憬而被人们抛弃了。同欧洲大陆一样，英国在新秩序建立后明显面临巨大的压力”。

丘吉尔自己对发生的一切也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能比较坦然地接受失利。也许是希望丈夫多待在家里陪她，太太克莱蒙蒂娜（Clementine）告诉他，没准这是祸兮福之所倚呢。丘吉尔对此答道：“现在看来，是福是祸还真是看不清楚。”他本希望战时全国联合政府能够维系下去，至少也要延续到打败日本后吧。实际上，由于他从来就不热衷政党政治（他两次更换党籍），丘吉尔大概觉得全国联合政府比单一政党执政的政府更自在吧。日记作者、外交官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在大选中也失去了议员席位，然而，在他看来，丘吉尔并未怨天尤人。他表现出一种“沉静、坚毅和超脱——还掺杂一丝自嘲，命运居然这般捉弄他；但他同时却又对选民颇有主见的立场表达了些许敬意”。[6]

丘吉尔在保守党内的一些同僚要比我外婆更了解他们的对手。哈罗德·麦克米伦一定感受到了英军中的普遍情绪，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考虑到重建国家的巨大困难，“英国人很可能是出于清醒的直觉，认为还是让左派政府执政比较好”。[7]不过，他继而补充道：许多人在战争期间就被灌输了这样的观点，即“冲突一结束，随之而来的将是某种自动出现的乌托邦”。麦克米伦对此的解读是，人们认为英国人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会为一片太平的世界带来史无前例的繁华盛世”。[8]也许弥漫在当时空气中的正是这样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然而，对于丘吉尔治下的英国已成历史，是时候迎接更平等社会的看法，也不能说就是白日做梦。有一点麦克米伦也许不愿承认，那些干了大部分粗活重活的人们，对麦克米伦这个阶层的人存在一种仇视心理。

这点没能逃过哈罗德·尼克尔森的眼睛。5月27日，他怀着一种截然不同的阶级愤慨，以明白无误的笔调在日记里写道：人们“朦朦胧胧地感到，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牺牲……都是‘他们’的错……尽管思路完全不合逻辑，但却坚信‘他们’代表上层阶级，或者说保守党。阶级情绪和阶级仇视异常强烈”。[9]

但如果感到事情再也无法回到过去，回到阶级尊卑有别的“正常”状态；再也无法对有无特权平静接受；或再也无法忍受因为出身贫寒而无法享受良好教育、坚固住房或正当医疗的话，这又有多“不合逻辑”呢？战后，描写人们在共赴国难时万众一心的作品已经汗牛充栋，这是一种乐观开朗、“伦敦挺得住”的英国斗牛犬精神，激励所有人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但是这些铲平阶级划分的经历同时也营造出一种崭新的权利意识，使得过去的不平等再也无法维持下去。这是英国人认识到的“绝不让历史重演”。

美国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曾亲临工党的一次会议。开会地点设在某个工业小镇内，镇上是一排排狭长的煤黑色平房。一个灰蒙蒙的下午，他旁听了工党主席、马克思主义学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的讲话。在场的男男女女无不神情肃穆，专心致志，他们有的穿着生产过剩的破旧军装，有的穿着不太合身的“复员军人”常服。拉斯基提醒听众，温斯顿·丘吉尔“青睐传统英国，是出台了一部分实质性建设举措”，但是他要让听众明白，在“传统英国”，1%的人拥有50%的财富；此外，只有1%的军官来自工薪阶层家庭。

就在威尔逊听拉斯基大谈社会主义政府如何好的时候，他留意到一名老太（老太也许看着比实际年龄显老）正用如饥似渴的目光盯着发言人。这种眼神，让他联想起自己见过的其他欧洲人：他们肤色苍白，瘦骨嶙峋，但与和平时期的穷人不同，他们似乎属于一种奇特的“物种，长着跟动物一样贪婪的眼睛”，“只有在胃口大开时”才会放光。拉斯基就站在“这名老妪和她沉默不语的同伴们面前”，“他身材干瘦，戴着眼镜，额头很高，向人们做着也许无法完全兑现的承诺”，“从某种程度上只是在讲政治圈里的黑话”。然而，“他用力扶住讲台的神情很迷人，引得鸡皮鹤发的老妪伸长了脖子，眯缝着眼盯着他看”。[10]

在希腊，威尔逊得到了走近英国军人的机会。让他有些惊讶的是，普通士兵不仅对他们的长官存在敌意，对丘吉尔也是如此。其中一个人“就丘吉尔抽雪茄这点表达了格外强烈的情绪”。英国军人每每碰到美国盟友，都没法不留意到美国大兵的上级对手下多么和颜悦色。威尔逊察觉到，在所有去过的地方中，“德尔菲（Delphi）的英军官兵在看待丘吉尔政府这一问题上，有着几乎泾渭分明的阶级分野”。他发现，“没有一名英国兵不把票投给工党，但只有一名军官投了工党一票”。[11]

我们没法不赞同这一见解，但其中也许夹杂了那么点个人好恶；对于英国人在美国人和“低他们一等”的人面前经意或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傲气，埃德蒙·威尔逊本人相当敏感。事实上，英国社会的变迁不是用阶级斗争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威尔逊看到的只是局部。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除了强烈的知识分子情结外，方方面面几乎都很符合英国大资产阶级（haute bourgeoisie）的气质。他在1945年曾担任军事情报官，后来又升任其他显赫的要职，包括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长。1945年的大选中，他和一些年轻军官一样把票投给了工党。安南在回忆录里解释了个中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不崇拜丘吉尔；他只是“怀疑（丘吉尔）是不是明白这个国家在战后到底需要什么”。[12]

除开阶级情绪，另一个解释战争为什么改变了人们社会政治态度的原因是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了。战时的英国政府大力推进文化事业。“音乐和艺术促进理事会”在工厂、教堂和防空洞里举办古典音乐会和戏剧演出。此外，为了提高境外部队的文化水平，还开办了辩论和教育活动。在大批官兵驻守的开罗，左翼军人于1943年设立了模拟国会，方便军人议政，用一名空军飞行员的话来讲，“好像我们已经活在期待已久的和平中……”[13]

这一发展势头让部分保守党人极度不安。代表彭里恩（Penryn）和法尔茅斯（Falmouth）选区的议员给丘吉尔的国会秘书写了封信，信里这样说道：“我对这种给部队授课、普及教育的混账做法越来越感到怀疑……谢天谢地，做点什么吧，除非您希望这些人回来都变得娘里娘气的。”[14]

西里尔·康纳利（Cyril Connolly）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美学家，在伊顿公学任教。热爱法国文化的他于1940年创办了自己的文学刊物《地平线》（Horizon），立志要让艺术和文化之火生生不息，就算他觉得“欧洲大陆上空的火光已经开始暗淡”。康纳利鼓励士兵和水兵给他投稿，稿费标准较一般刊物低很多。他也相信是时候走下阳春白雪的高台，放下身段为人民送文化了。《地平线》就这样进入了许多士兵的卡其布背囊，读者数量之大，让人啧啧称奇。1945年6月，康纳利在一篇文章里解释了他投票支持工党的理由。并不是说工党的政客比保守党更积极地支持文艺推广，事实往往相反。但是他还是把票投给了工党，因为每个人都有权过上文明的生活：“要让英格兰变成一片乐土，就必须铲平阶级秩序，只要有社会主义，这点就能实现。”[15]

战时的英国拍过一些有趣的电影，其中一部《夜夜春宵》（A Canterbury Tale，直译为《坎特伯雷的故事》）放在任何时代下来看都是部怪片。执导该片的迈克·鲍威尔（Michael Powell）和艾默里克·普雷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一个是保守派英国电影鬼才，另一个是崇尚英国文化的匈牙利犹太人。1944年该片刚刚上映时，因为风格过于古怪，票房口碑并不好。《夜夜春宵》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的热切期待，既包含精神追求，也有政治诉求。故事大致是讲一个英国兵和美国兵因为机缘巧合认识了对方，连接他们的纽带是生活在肯特郡乡下的一个年轻英国姑娘。她来自伦敦，在商店当售货员，夜幕降临后，她被一个陌生人约出来，这个名为“胶水男”的神秘男子最喜欢做的事是偷偷往女人头发上倒胶水。没过多久，两个阿兵哥就查出“胶水男”是当地一名十分有教养的乡绅和父母官。原来，他这么做是为了不让年轻姑娘外出跟当兵的厮混浪费时间，有这闲工夫还不如全身心去领略灿烂的英国历史和英国乡村。影片的四个主角最后都来到了坎特伯雷，这是一次当代的朝圣之旅，所有人都从中收获了某种人生感悟。

“胶水男”或许很容易被看成变态神经病。然而，虽然他毫无疑问是个怪人，但他同时是个充满理想主义、近乎圣人的角色。他企图以自己古怪的方式表明为什么英国值得人们为之而战。该片镜头下的英国，特别是英国乡村，是一片高度爱国、洋溢浪漫情怀的热土，是保守党人眼中的“鲜血和祖国”（Blood and Soil，纳粹口号）。当然，也许有一点要除外——这部电影消解了传统的阶级藩篱。年轻姑娘告诉“胶水男”，她的未婚夫家境良好，而她只是个售货员，门不当户不对，因此对方父母并不接纳她。“胶水男”回答，这些等级划分、尊卑秩序在“全新的英格兰”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影片里的“新英格兰”是一个哲学思辨的国度，她的自然风光是孕育灵性的沃土。姑娘说，那可真是场地震了。“胶水男”答曰，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地震。对于“胶水男”而言，这场地震不只发生在社会和政治层面；更是发生在英国碧绿旷野上的一种宗教顿悟。

克莱门特·艾德礼主张的社会主义，同鲍威尔和普雷斯伯格镜头下的保守党浪漫主义似乎相去甚远。艾德礼的父亲是个小律师，为人安静，喜欢抽烟斗，他的儿子没有一点和浪漫扯得上边的。但是，他的政治主张同《夜夜春宵》的主题并非真的相隔十万八千里。英国的社会主义有着强大的基督教根源，并且浸淫于维多利亚时期的改良主义传统中，强调通过文化熏陶和艺术技艺打造一个纯净如画、田园牧歌般的英格兰。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诗作《耶路撒冷》（Jerusalem），就是对掩映在“黑暗撒旦作坊”之间的“英格兰绿色乐土”的礼赞。该诗表达了一种宗教式的爱国热忱，似乎基督妙手一挥，就把英格兰变成了一个人间天堂。布莱克是个文学异见者，对于工人阶级不畏强暴，反抗压迫者的行为，他总是不吝献上自己的溢美之词。在他的笔下，社会主义英国时而被唤作新耶路撒冷（New Jerusalem）。鲍威尔和普雷斯伯格的电影取景地选在肯特郡阳光斑驳的田野中，最后在坎特伯雷大教堂走向尾声，影片弘扬的精神和布莱克的愿景有着惊人的相似。

7月大选前的一个月，丘吉尔和艾德礼各自抛出了他们对英格兰的爱国主义构想，内容大相径庭。丘吉尔试图先下手为强，指责工党痴迷于舶来概念，“同英国人的自由观势如水火”。他咆哮道，这种“来自欧洲大陆、名叫社会主义的人类社会构成观，有时以更暴力的面目示人，即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警察国家的出现；社会主义政府“必须依赖某种形式的盖世太保”。这种做法“在这儿，在传统的英格兰，在大不列颠，在这个光荣的岛屿上……在自由民主体制的摇篮和堡垒中”永远也行不通。因为英国人“不喜欢被人管头管脚，不喜欢被呼来喝去……”[16]丘吉尔以他战时精彩演讲的气势，铿锵有力地说出了这番话。

他接着说道：军事化管理在国难当头之际是很管用，“我们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都甘愿被呼来喝去”。但是一旦战争结束，骄傲的英国人就应该扔掉那些自愿承担的镣铐和包袱，“走出阴郁的战争黑洞，步入微风拂面、艳阳高照的田野。所有人都能快乐地沐浴在温暖和煦的金色阳光下”。

在秉持自由放任理念的丘吉尔看来，绿色的乐土就应该是这样。他的想法大错特错。如今和平近在咫尺，丘吉尔却第一次对人民的想法置若罔闻。据《卫报》称，海外的英军官兵对此存在“极大的困惑”：“丘吉尔先生从一个民族领袖，摇身一变成了另一个人，居然在演讲中说‘工党是盖世太保’。这种角色蜕变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看傻了。”[17]

作为回击，艾德礼也指责对手从并不可靠的外国人那里汲取思想。以丘吉尔为例，启发他的是维也纳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哈耶克在1930年代离开祖国奥地利，他把欧洲大陆出现的极权主义归咎于中央计划这一愚蠢之举。丘吉尔一直在阅读哈耶克的名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艾德礼对此嗤之以鼻，他在电台广播里说，“我可不会浪费时间去研究这么理论化的东西，这充其量不过是从一个奥地利教授那里批发来的二手学术观点罢了……”

丘吉尔认为取消战时计划和管制是通向阳光灿烂的英国旷野的最快捷径，艾德礼却坚信要建设“新耶路撒冷”，战时管制应得以延续。不能把公众福祉交到自私自利的个体手中，后者都是些无利不起早之辈。他表示，“这场战争是举全民之力才打赢的，除开极个别例外，人民都将国家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和团体利益远远放在次要位置……如果我们把私人利益放在首位，我们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在和平年代实现目标，做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有闲暇时间玩乐，有社会保险，还有活可干呢？”[18]

艾德礼和同时代的许多欧洲人一样，对政府计划很是信任。这绝非出于机会主义动机，想利用因战争导致的必要局面。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几十年来都不信任自由经济学，其被认为是导致周期性繁荣——萧条和高失业率的元凶，这些问题在1930年代曾引发广泛的政治动荡。希特勒的首任经济部长雅尔玛·沙赫特是个规划师，他和艾德礼一样相信国家应该引导经济发展。在东亚，日本“改革派官僚”也是这一原则的信徒。这些人与其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如说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他们联手军部一起消灭了西式资本主义。通过计划创建完美社会是20世纪最宏大的信仰之一。

在战争最初几年里，改造英国的计划其实已经酝酿好了。1942年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就触及了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等范畴，提出要建立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并提供全民就业。1943年公布的一份文件勾勒出了全民中等教育制度的概貌。到了1944年，有了社会保险，翌年又出台了有关住房政策的文件。但是推动这些计划付诸实施的一个大快人心、势不可挡的契机直到1945年7月才出现。当时，不只是英国，大半个欧洲都已精疲力竭，断壁残垣，几乎处于崩溃边缘，这成了梦想推倒一切重来的完美背景。

* * * * *

在法国，“新耶路撒冷”对应的一个词是“进步主义”（progressisme）。糅合了强烈爱国主义的左倾理想曾激励过原抵抗主义成员，正如其当初激励英国社会党人一样。共产党人、社民党人、甚至许多戴高乐主义者之所以同维希政府和德国人对抗，不只是出于对传统、“优雅法兰西”（douce France）的爱，还因为政治理想的驱使。为追求理想，许多人不惜献出生命，期盼这些理想在战后能被付诸实践，而且最好由原抵抗者亲自操刀。左派主导的抵抗组织全国委员会在设计之初，就是作为某种候任政府而存在。

斯蒂法尼·艾赛尔（Stéphane Hessel）曾是一名年轻的犹太抵抗运动成员，在经历了盖世太保的酷刑和布痕瓦尔德的考验后捡回了一条命。回忆起六十年前的往事，他说道：“1945年，在恐怖的一幕过去后，抵抗组织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开始致力于一项雄心勃勃的复兴计划。”这个委员会提议“理性发展经济，以确保私人利益服从于公众福祉”。这番话跟艾德礼的计划如出一辙。有必要制定新计划，保障普遍的社会保险。煤矿、燃气、大银行和电力这些部门将被国有化。艾赛尔回忆，这么做是为了“将公众福祉从如同法西斯主义国家式的独裁统治中解放出来”。[19]

艾赛尔不是共产党。他在伦敦加入了戴高乐的部队，并于1944年3月跳伞进入仍处于德国占领下的法国。这么做很勇敢，况且他还是个犹太人，拿的又是伪造的证件。（艾赛尔遭人出卖，于7月被捕。）然而，艾赛尔的政治理念必然同戴高乐对法国的构想相左，两者之间的距离还不小。法国左派对戴高乐的看法和许多英国人对丘吉尔的看法相近。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各自时代的伟人，但也是阻碍进步的反动派。玛格丽特·杜拉斯曾是左翼抵抗组织的一分子，她描绘戴高乐是“骨子里的右派领袖”。在她笔下，戴高乐“想要抽干人们的生气。他希望人们既孱弱，又对他忠心耿耿；他希望人们跟资产阶级一样是戴高乐主义者；他希望人们成为资产阶级”。[20]

她写下这些话是在1945年4月。随着北非和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战局愈加吃紧，这种情绪只会挥之不去，甚至越发强烈。尽管戴高乐毋庸置疑是个保守派，而且在阻碍原抵抗运动夺权一事上毫不迟疑，但他也明白自己不得不向进步主义力量做出妥协。在戴高乐治下，雷诺汽车厂和五家大银行在1945年实现国有化，其余被收归国有的行业还有煤矿、燃气和公交。还是在戴高乐当政的时候，1945年12月，来自干邑（Cognac）的技术官僚让·莫奈（Jean Monnet）向前者展示了推动法国经济现代化的计划，尽管战时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华盛顿。莫奈的方案是让国家管理工业、矿业和金融业，这是很典型的计划思想。一项接一项的计划是通往美好未来之路，这不仅因为其保证了更广泛的公平，而且还因为其可以防止欧洲再度陷入一场毁灭性战争。

就这样，计划之风吹遍了欧洲大陆。犹太人亚瑟·克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逃生能力在欧洲人中堪称登峰造极。过去是共产党员的他曾经从西班牙一座法西斯监狱成功越狱。对计划主义蔚然成风抱有极大疑虑的他写道：“如果我们将步入一个超级国家管理一切的时代，知识分子必将成为公务员队伍里的一个特殊部门。”[21]尽管抵抗组织未能成为自己所希望成为的那股政治力量，但他们的不少左倾理想倒真的被付诸实践了。荷兰和比利时的社民党都从大选中脱颖而出，赢得了组阁权。西西里、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推行了土改，让数百万农民拥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当然改革的代价通常是由不受欢迎的少数民族承担的，比如东普鲁士和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在德国的苏占区，社民党人竭力想同共产党人一起共谋国事，但后来证明他们只会无功而返。

这些变化中实际上有一种强烈的泛欧主义元素；“新耶路撒冷”不只是单个国家的理想，而且是全欧洲的愿景。日后在数届工党政府内担任内阁大臣这一要职的英军少校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曾同部队一起降落在西西里和安奇奥（Anzio）。他对战友左倾主义倾向的解释是“他们和抵抗运动有联系，并且感到一场革命正在席卷欧洲”。[22]希利曾是共产党员，但在1939年时愤而退党，原因是苏德两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叫《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但是他的一颗共产主义赤子之心并未彻底冷却。1945年，在工党的党代会上，他呼吁为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帮助。他强调道：“虽然偶尔有事实显示我们在欧洲大陆的同志们做事有些走极端”，但工党不应该“太伪善和自以为是”。[23]

以西里尔·康纳利为例，他亲法，热爱欧洲文化，加上他的政治观点，这些都促使他认为只有一个团结的欧洲才能筑起一道屏障，阻挡另一场自杀式冲突。1944年12月，他在《地平线》杂志里写道：“所有欧洲人打过的战争都以欧洲人失败而告终”，“而欧洲打败仗，也就是英国打败仗；英国打败仗，全世界都会陷入贫困”。在他看来，“绝不让历史重演”意味着“一种欧洲联邦，其并非名义上的联邦，而是一个不需要护照的欧洲。是一个所有人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的文化实体……如果欧洲不能抛弃经济民族主义，并代之以英特纳雄耐尔的地区主义，那么其就会像希腊的城邦国家一样，因为纠缠于互相仇恨和不信任，在侵略者的铁蹄下一败涂地，最后走向衰亡”。

不少人，包括丘吉尔自己，都同意康纳利的看法，这证明了他并非只是一个亲欧洲的怪人，但我们不得而知的是英国前首相是不是真心希望英国成为新欧洲重建计划的一部分。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战后第一年，他曾在苏黎世发表演讲，表达了对“欧罗巴合众国”的热情支持。但这个团结的欧洲必须是由“英国、英联邦国家”和欧洲的“朋友和支持者”组成的。[24]然而，左派的角色依旧是争议的焦点。康纳利相信，只有左派才有能力建立欧洲联邦，这将是一个“欧洲的人民阵线，一心要变得强大，并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提出类似畅想的还有苏联，这点在涉及德国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在莫斯科看来，德国的统一理应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实现。在伦敦的法国大使馆用完午餐后，哈罗德·尼克尔森在日记里写到共产主义宣传的危险所在：“要对抗这种宣传，我们必须提供另一种理想；唯一的可行性是在欧洲联邦里成立一个联邦德国。”[25]

另一种倡导欧洲联合的观点基于爱国主义，认为各国只有在欧洲联合的条件下才能重振国威。这一观点在法国叫得最响，倡导者不仅有维希政权的技术官僚，也包括他们的部分政敌。核心人物依然是让·莫奈，他的统一梦并不局限于法国。根据莫奈的回忆录，他终其一生都在尝试抓住“非比寻常的时刻”，克服分散，铸就统一。1940年5月，德国人的铁蹄踏遍法国之际，正是这样一个大好时机。再往前推一年，莫奈抛出英法联盟的构想，想借此勾起时任英国首相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的兴趣。1940年，丘吉尔也准备支持这一倡议，但主要缘于法国人的疑心病，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国家计划是莫奈对法国的爱国主义贡献。他告诉戴高乐，这是法国唯一有可能再现辉煌的办法。要实现这点，有必要利用所有法国人的团结一致。1945年是作出类似“集体努力”的最佳时刻，“因为光复后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还在，而且尚未通过一项宏大工程得到展现”。[26]第一项宏大工程是将经济国有化，把德国的煤矿交给法国工厂使用，从而实现法国的现代化。接下来一个项目事关整个欧洲，即煤钢联营，再接着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按照莫奈的梦想，最终这将发展为联合欧洲的宏图伟业（grandeur）。

戴高乐喜欢管这位欧洲梦想家叫“美国佬”（L’Americain），言语中不乏欣赏之意。莫奈是那种少有的不论在华盛顿、伦敦，还是在巴黎都能随遇而安的法国人。但是在莫奈统一欧洲的执著愿望中存在着某些元素，让人觉得其欧陆色彩过于浓厚，且有几分罗马天主教的味道，此外它们和自由民主体制并不完全合拍。他的欧洲梦想之上，缭绕着一股神圣罗马帝国的余烟。另外，他不适应竞争性的政党政治，对官僚们鞭长莫及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不喜欢，这说明莫奈的技术官僚信仰从左派和右派思想中都汲取过养分。或者应该这么说，在技术官僚的乌托邦里，左右之分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其更多的还是一种信念，认为要实现社会正义，最有效的途径是得有个善意的威权主义政府。如此说来，1945年，在左派满怀期待地认为制定计划将惠及英国人这点上，丘吉尔持反对意见，他并没有全然说错。

* * * * *

为第三帝国效力的德国技术官僚一样也是出色的规划师。有关二战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是，德国规划者曾同纳粹占领国的欧洲同行开展过合作。建筑师、城市规划者、水坝工程师、公路设计师之间不是纳粹同僚的关系，而是志趣相投的同志，共同致力于缔造欧洲新秩序。对他们来讲，破坏往往也意味着“不同寻常的时刻”，将有大好契机出现。

鹿特丹于1939年9月遭到轰炸，这是西欧第一个被轰炸搞得支离破碎、伤及中枢的城市。虽然在破坏程度上没有华沙严重——后者早在八个月前就经历了一顿狂轰滥炸——但是鹿特丹的市中心几乎被从地图上抹掉了。重建鹿特丹的计划几乎马上出炉。在没有了民主程序或私人利益的羁绊后，一队荷兰城市规划者和工程师开始着手清理废墟，从私人手中征地，并根据合理的蓝图重建城市。他们不是纳粹；事实上，大多数人对德国占领者半点同情都没有。但是，这些实干家对自由民主体制的优柔寡断、扯皮推诿和混乱无序早已失去了耐心。一如让·莫奈，他们相信只有强力领导才能促成统一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纳粹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放手去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

对于德国人，这么做在泛欧主义层面也有重大意义，尽管荷兰技术官僚不一定这么觉得。鹿特丹将成为大日耳曼地区的重要枢纽之一。拿纳粹占领者的种族主义论调来说，“荷兰是欧洲生存空间的一部分。作为日耳曼族一分子，荷兰人将遵循这一天然纽带赋予的使命”。[27]在新秩序下，不会有“财阀主导”的战前自由市场经济的地位。所有经济体，包括荷兰，都必须进行自我改造，向欧洲大陆计划经济体制（Kontinentalwirtschaft）靠拢。集体利益应凌驾于任何私人利益之上，当然，如果是纳粹领导人利益的话就要除外。

关于日耳曼族的高谈阔论对像林格斯博士（J. A. Ringers）这样的人没什么蛊惑力。林格斯是负责1940年重建鹿特丹的工程师。实际上，他后来因为帮助荷兰抵抗力量而被捕过。但他发自内心地认为城市规划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在战争最初几年里，德国人也很大方地同林格斯等荷兰技术官僚分享了经验。这并不是说他们之间总是意见一致。在德国人的计划里，重建鹿特丹走的是一种宏大的法西斯主义路线，这和荷兰人想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另外，德国人不允许鹿特丹的现代化方案抢了汉堡和不来梅这些德国港口城市的风头。于是，1943年，就在林格斯被捕后，重建计划戛然而止。虽然在德国集中营历经艰险，但林格斯活了下来。战争一结束，他就被任命为公共工程部长，主抓荷兰的重建工作。林格斯后来成为荷兰“新耶路撒冷”的几位主要工程师之一，他的设计蓝图既得到过卡尔·马克思的启发，也从战前社会主义规划那里吸收过一些东西，另外也许还从纳粹占领者那里借鉴过部分经验，但是人们对此并不关心。

* * * * *

最厉害的规划者还是日本人。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早期，“满洲国”这一依附于日本的伪政权，是当时全世界规划最完美的殖民地，有点像日本泛亚主义的梦想宫殿。当然，满洲国在官方说法中可不是什么殖民地，毕竟从表面上来讲，日本是把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手中拯救出来的解放者。而且由于日本帝国所对抗的也是“自私自利”的西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满洲国就不仅是一个半独立的亚洲国家，还是社会集体正义和平均主义的典范。但真实情况根本不是这回事；日本人的矿井和工厂全赖中国劳工为其做牛做马，在日本关东军的高压统治下，中国人和朝鲜人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和伪满的其他事务一样，军政府严格控制着经济的运行，在此过程中还得到了政府青睐的日本工商企业和银行的大力协助。

伪满洲国的首都在日语里叫新京（Shinkyo），即今天的长春。1932年日本建立伪满政权时，其还只是一个规模很小的铁路联轨站。伪满成立后，关东军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的日本规划者、工程师、建筑师和官僚几乎立刻着手打造全亚洲最现代、最高效、最干净、最有序、且具有“新亚洲”风范的城市。新京的设计蓝图带有西方影响的烙印——比如奥斯曼男爵（Haussmann）的巴黎[1]、19世纪英国人的花园城概念（Garden City）、德国的包豪斯主义（Bauhaus）[2]——不过，体积庞大且风格现代的政府大楼还是要配以三角形的东方式屋顶。其原型来自诸多日本寺庙和中国宫殿。

在伪满洲国国务院的主持下，一座崭新的城市在历经五年高速建设后拔地而起，矗立在地势平坦、冬天白雪皑皑的东北平原上。如果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3]是日本人，新京也会是他为极权主义规划所立的一座丰碑：马路两旁的“新亚洲”风格官僚主义堡垒气势磅礡，夹在中间的林荫大道宽阔而笔直，通向巨大的圆形广场，就像巨型轮盘上的辐条。[4]这一切设计都力求在数学上做到精确无误。而且，无论是外观漂亮、从不晚点、有“亚洲快车”美誉的南满铁路高速列车，还是公共住房里的抽水马桶——这在日本都是许多家庭闻所未闻的创新之举——所有这一切都运转良好。

伪满洲国的对外代表是中国人，最高可至满清废帝、人称“末代皇帝”的溥仪（Henry Pu’yi）。在他的王座和每个中国官员背后都站着一个日本“副手”垂帘听政。管日本统治者叫法西斯并不准确。他们清一色都是民族主义者，不少是军国主义者，相当一部分人笃信官方宣传的那套泛亚主义理想——在日本带领下，将会诞生一个摆脱西式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崭新亚洲。

所有军政官员一心一意地扑在规划上，既不受民主程序的羁绊，也没有私人利益的约束，更不会对占伪满洲国多数的中国臣民的想法有所顾及。一群高度机敏的官僚、管理者和工程师仰仗着人面兽心的关东军、杀人如麻的宪兵队、三教九流的日本浪人和政治投机客的势力，将伪满看成一块画板，在上面可以绘制出完美规划的经济图景。他们的计划包裹在帝国主义崇拜论的外衣之下，围绕着神圣的天皇和他同是皇族、身居新京“盐宫”[5]的奴仆——稀里糊涂、可怜兮兮、颜面扫地的伪满皇帝溥仪。

在致力于维护保守军事秩序这点上，部分日本规划者的右倾倾向十分明显；其中一些人是社会主义者，同军国主义者一样很反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但即便右翼官僚也是苏联五年计划的信徒。对典型的伪满洲国“改革派官僚”的最佳描述也许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右倾激进分子，但和共产党的共同点要比和自由派还多。岸信介正是这样一个人。长着一张兔子脸、性格温文尔雅的他是个精明圆滑的官僚，光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是那种会铁腕管理大批劳工的强力人物。然而，还没满40岁的岸信介却是日本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的想法概括而言就是要把伪满洲国变成一个国家控制下的矿业、化工和重工业重镇。

就这样，伪满出台了产业政策，这么做不是为了给企业或公司创收——就算是也并非第一要义——更不是为了满足日本消费者的需求。他们在战时配给制下生活得越来越窘迫。产业政策的目标是扩大国家的权力。有些公司从中大捞一笔，比如日产。该公司于1937年把总部搬到伪满洲国。在和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后，日产成立了一家全新的工商和金融业集团，亦称财阀，然后开始制定五年计划。其生产的产品从军车到鱼雷艇，不一而足；同是财阀的三菱株式会社负责生产战斗机；三井则垄断了在华鸦片贸易，从中渔利，同时也养肥了伪满洲国当局。参与这项肮脏交易的两位主要人物是日产株式会社的创始人鲇川义介和产业官僚岸信介，后者一直小心翼翼地经营着他同地下犯罪团伙间的联系。但是，大企业和军部的利益并不总是铁板一块的。就连鲇川也不赞成日本和纳粹德国结盟。和英美开战对做生意不见得有利，而且就算企业能从特别免税条款和补助中获益，他们对官僚的干预也并不总是持欢迎态度。

岸信介等人在伪满洲国开创先河的一些尝试日后在日本国内也被付诸实践。从1937年中日战争正式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日本经济在内阁企画部、大藏省、商工省等政府机关的分管下，得到了有效的管理。一批管理战时经济的人士都是从改革派官僚、战略规划者和反自由化思想家组成的网络里招募的，既有左派又有右派。他们凭着为了效率一切皆可无视的那股子专注劲儿，帮助伪满洲国实现了工业化。商工省大臣不是别人，正是岸信介。1943年，商工省改名为军需省，使其更符合日本战时经济的本质。岸信介表面上是军需省次官，但实际依然掌管着战时经济，前后长达一年。就在天皇下达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战败后不久的8月26日，军需省被废除，改头换面后又一次叫上了商工省的名字。

美国占领日本的一大谜团是美国人何以能够容许日本人玩弄这些障眼法。毕竟，胜利者对日本的构想同样也是“决不让历史重演”。在日本，1945年也是“零年”，是在废墟上建设新社会的完美时机。很显然，一些人必须被扫地出门。岸信介作为甲级战犯被捕，同样落网的还有鲇川义介。但是他们在日本建立的机构基本上都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反观在伪满洲国，工业设备则遭到了苏联红军的全面洗劫。

关于日本如何重建这点，各方存在极大的争议。在华盛顿有一股很强的舆论导向，认为日本再也不能染指重工业，而是应该专注于生产更符合东方民族古朴气质的产品：玩具、陶瓷人像、丝绸、纸质品、瓷碗等等。有人给出个不错的建议，让日本生产出口美国的鸡尾酒餐巾。[28]但日本人的想法不同。就在美军到来之前，三菱财阀的掌门人给他手下一名高管写了封信，信中谈到一项“伟大的百年计划。”[29]尽管这一源自中国古典文献的表述不能从字面上加以理解，但是日本人脑子里盘算的就是怎么规划的问题。一年后，日本外务省草拟了一份报告，解释称自由放任的时代已经结束，全世界“终于进入了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时代，或者说一种受控制、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30]

这一想法和某些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新政派人士很接近，他们被派到日本，协助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进行和平民主改造。这批人早期拟定的一些计划草案，换成列宁主义者一样能行。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是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左派英国学者，他一度具有呼风唤雨的能力。拉铁摩尔相信，比起“裹挟着无情帝国主义”的西方民主理论，亚洲人对“真正的民主举措”更有兴趣，“比如俄国那边发生的事情，他们就能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他煞有介事地表示，中国国内真正的民主体制只有在“共产党的地盘上”才有可能成立。[31]其他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中国通”仔细地审视了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关于如何建设战后日本的倡议，野坂在战时曾在中国从事教化日本战俘的工作。按照他的思路，工厂委员会和工人组织要从“法西斯”官僚手里夺权，代为管理食品分配等重要工作。尽管这个点子后来夭折了，但新政派官员对土改和建立独立工会这两条还是很重视，并且也确信美国占领当局理应“赞同在经济体系里推行所有权、经营权和控制权的更广泛分配”。[32]

日本的“新政”和艾德礼对英国的改造计划十分相似。当然，话说回来，艾德礼和新政派都不是共产党。恰恰相反，他们和多数社民党人一样，都很反对共产主义。包括新政派在内的美国官员有一块很大的心病，担心日本人为极端经济窘境所迫，难以招架共产主义的诱惑。应对办法是通过重建日本的工业能力，确保日本人能够尽快养活自己，防止让军事利益或大企业的贪婪扰乱这一进程。而要做到这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经济政策交给经验最丰富的日本人，交到能为未来做打算、把公共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并且具有爱国情怀和均贫富抱负的公务员手里；也就是说，要交到基本未被整肃的大藏省和商工省官僚手里。

1948年，有案底在身的岸信介未经审判就从巢鸭监狱获释。服刑期间，他同右翼政界和有组织犯罪团伙的老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络，有些人还和他关在一间牢房里。1949年，商工省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通商和产业省，简称通产省（MITI），这个部门是1960—1970年代日本经济奇迹背后最重要的政府推手。1957年，岸信介当选首相。

* * * * *

1945年8月15日，在收音机里听到日本投降后，许多朝鲜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战时日本发配的制服——妇女配的是十分难看的农民裤子，男人则是羊毛卡其马裤。成千上万的人穿着白色的朝鲜传统服饰，涌向大街小巷，手里挥动朝鲜旗帜，嘴里唱着爱国歌曲，喊着“朝鲜自由万岁！”的口号。汉城的大街上一片狼藉，电力供应被切断了，食物不够吃，但是人们依然喜极而泣。这么多年来，他们第一次能够公开地表现得像个朝鲜人，不会因为没有向日本天皇照片鞠躬或拒绝使用日本名字而受到惩罚。

刚开始闹过些误会。朝鲜人以为苏联人要来了，因此派了一支欢迎队伍到汉城的火车站迎接苏联解放者，可是迟迟没有等到。南朝鲜的其他城市，比如大邱、光州和釜山也都派出了欢迎队伍，在火车站徒劳地等待苏联人的到来。人们手里挥动着苏联和朝鲜旗帜，表达对苏联帮助朝鲜恢复独立的感激之情。

另一些人来到离他们最近的日本神道教寺庙，拿着榔头、棍棒，甚至挥舞着拳头，试图砸烂这一殖民压迫的主要象征物，随后一把火烧掉了寺庙。纵火事件起初发生在北方城市平壤，继而有蔓延至全国之势。这些备受憎恶的庙宇整夜烧啊烧，冲天的火光让视神庙为圣地的日本人大惊失色。

不过，日本人总体上还是摆脱了朝鲜人的骚扰，但是在北方，无论老幼，妇女均被苏军当成战利品加以凌辱。8月16日早晨，一位名叫吕运亨的朝鲜抗日义士在汉城和其他爱国志士一同成立了朝鲜建国筹备委员会，他们中间还有刚从日本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吕运亨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立场左倾，很喜欢穿剪裁精美的英式粗花呢西装。他在一所高中的操场上对着几千人发表演讲，演讲十分轰动，原因有二。一是其体现了宽宏大量的精神：“既然日本人就要和朝鲜人分道扬镳了，我们就不要再计较过去的得失了，友好地说再见吧。”另外一点就是强烈的乌托邦情怀：“让我们忘记过去经历的磨难。我们必须在这片属于吾辈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一个理性的天堂。让我们抛开个人英雄主义，牢牢地携起手来一起向前迈进。”[33]

人们放声歌唱朝鲜爱国歌曲，抒发他们对国家忠贞不渝的爱，但所选的曲调却是“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很显然，这让一些日本人误以为朝鲜人在友好地跟他们的日本主子道别。

就在苏军抵达平壤前一周左右，一位同样广受爱戴的左倾基督教爱国者曹晚植来到位于汉城北部即后来“三八线”以北的地方。曹之所以出名，一是因为他温文尔雅的行事风格，二是因为他总是穿着朝鲜民族服装，人称“朝鲜的甘地”。他也在为国家独立做准备。同身在南方的吕运亨一样，曹的随从里有不少过去是政治犯，都有共产党背景，但那时的曹尚未被他们左右。不管在南方还是在北方，朝鲜人民委员会迅速从日本官员手里接管了权力。委员会的多数成员不是共产党，就是温和的左倾民族主义者，而且常常是基督徒。

同东、西欧的情况一样，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派是最不折不扣的爱国者。政界、商界和教育界的保守派精英时常同日本人合作，有时不太情愿，有时很是积极；有的打着现代化或进步的幌子，有的则出于私利。自1910年日本帝国吞并朝鲜以来，抗日运动就带有强烈的左倾倾向。朝鲜人针对本国精英及日本人的造反，经常带有一种救世论的色彩，这是朝鲜萨满教和基督教共同影响下的产物。从许多方面来看，建筑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抗日运动是历史上朝鲜农民反抗地主乡绅起义的现代翻版。

然而，撇开吕运亨的豪言壮语不说，统一其实十分脆弱。纵观朝鲜历史，统一难得一见。这个国家因为地区间的差异——尤其是南北朝鲜之间的差异——和激烈的政治对抗，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到了1945年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便吕运亨和曹晚植都胸怀统一朝鲜的理想，但是左派内部派系林立，而共产党则蠢蠢欲动，一旦天时地利皆具，就要准备夺权。吕在汉城建立朝鲜人民共和国时，他还面临着来自右派——由地主和其他旧时代精英领衔的朝鲜民主党——的挑战，他们当中许多人曾勾结日本人。除此之外，中国和美国还散落着流亡的朝鲜政客，他们之间也是四分五裂。

但是不管各自政治主张如何，几乎所有朝鲜人都同意一点。在他们的理解中，“决不让历史重演”指的是再也不臣服于外国列强。9月14日，也就是宣布朝鲜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吕运亨发表了战斗性十足的演说词：

我们决心摧毁日本帝国主义、其残留余孽、反民主帮派、反动分子和任何我国境内的外国恶势力，然后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全面独立和自治，期待一个真正民主国家的产生。[34]

朝鲜语里有个词，叫“sadae”，直译是“效忠伟大君主”之意，这个词用来形容一些边缘王国——比如朝鲜——传统上对中国帝王的朝贡。到了现代，“sadae”的外延扩大了，意指为了打压国内对手，向任何外部强国卑躬屈膝。通日分子因此犯有“sadae”这一罪行。在吕想象中的“理性天堂”，“sadae”的耻辱感会被永远抹去。

可惜朝鲜人根本没有机会。

日本投降过后几周，美军在南部港口城市仁川登陆。那时，美国人对这个国家和其人民的抱负一无所知。约翰·霍奇（John R. Hodge）中将被推选为美军统帅，仅仅因为他正好在该地区——日本的冲绳岛。他的政治顾问团对朝鲜的了解不比他多多少，没人会说朝鲜语。但是朝鲜方面还是释放出了巨大的善意。根据《扬基人》杂志的报道来看，“土生土长的朝鲜人”“欢呼，傻笑，高举双臂，连连鞠躬，扯着嗓子叫着‘好啊！好啊！’”，以这种方式欢迎美军吉普、卡车和侦察车的到来。[35]

尽管军令严禁和平民套近乎，一位名叫沃伦·常石（Warren Tsuneishi）的日裔美籍军事情报官还是和汉城的宾馆经理金先生攀谈起来。金先生说：“感谢你们解放了我们。我无比诚挚地感谢你们。你们为解放我们，让我们获得独立做出了巨大牺牲。”说着说着，金先生的眼里泛起了泪光，这让常石突然感到“很不自在”。[36]

至此，美国人的第一个大错已经铸成。还没等霍奇中将下船，他就收到了朝鲜人发来的请求，邀请他见见吕运亨的弟弟吕运弘，后者是代表朝鲜过渡政府的温和派人物。由于怀疑这是日本人或共产党设的套，将军拒绝同吕会面。第二天，霍奇在汉城宣布日本总督和所有拓殖当局官员留任，直至接到新的命令。朝鲜人犹如被当面抽了一个耳光，愤怒地涌上街头，抗议美国此举。朝鲜人的反应让美国很丢脸，国务院随即宣布，日本人再也不会掌权，掌权的是美国人。但由于美军兵力不够，因此只能下令让日本人继续担任原职。

《扬基人》如此描述日本的投降仪式：“在位于汉城日本总督府外的旗杆旁举行了一次简短的撤退仪式。184师的官兵身穿军装，站成一个中空的方阵，第7师的官兵演奏了《我们美国人》这首曲子。日本鬼子的旗子被降了下来，然后被简短地展示给必然到场的摄影师看。随着乐队奏响美国国歌，美国国旗冉冉升起。”接着，美军“迈步走出总督府大门。这些受到朝鲜人热烈欢迎的正义使者，开始在这个曾经三国鼎立的古老国度[6]履行他们作为占领者的职责”。[37]

尽管苏联红军占领了38线以北的朝鲜领土，但苏联并没有像美国这样粗鲁地树立权威。一名苏联官员告诉美国记者，俄国人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有好感，因为“我们长得很像”。 他接着说道，但“我们不喜欢朝鲜人，等到一个合适的稳定政府建立起来，我们就会撤军”。[38]顺便提一句，霍奇将军也不喜欢朝鲜人，他认为大多数朝鲜人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东方人，日本鬼子长达四十年的统治深深影响着他们……跟他们几乎没法讲道理”。[39]

苏联人恪守了承诺，但是他们理解的“合适的稳定政府”同吕运亨和曹晚植等爱国者所希望的完全不同。最早管理北朝鲜的是朝鲜人民委员会，成立人民法院的目的是为了清算投敌分子和“反动分子”。在殖民当局当过差的官员被扫地出门，这一过程有时伴随流血暴力。革命政治得到了苏联官员的支持，由于在其中捞不到半点好处，朝鲜地主等群体开始火速逃往南方。曹晚植依旧管理着人民政治委员会，但是这一中央机构对区域性委员会的控制力十分有限，对阻止苏联人拆分和抢劫日本人留下的工厂也无计可施。

不同于苏联人，坐镇南方的美国军事当局对政府实行直接管控，并发起了一项日后在许多场合被重复施行的政策——前提是美国人自认为这能给当地人带来善治。部分源于无知，部分源于对共产党意图并不总是不合理的怀疑，美国军事当局主要仰仗朝鲜精英中会讲英语的保守派成员，最好还是在美国大学读过书的人。为了领导未来的朝鲜政府，他们从美国带回来一个人，此人是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但同时也是坚定不移的反共分子，他叫李承晚，是个基督徒，在哈佛和普林斯顿受过教育。李在朝鲜并非无名小卒，但他在这里没有民意基础。尽管在流亡海外期间被美国官员看成是个麻烦人物，但国务院护照部门的一位女士觉得李是个“和蔼的爱国老绅士”。有了她的观点背书，再加上李的反共资历，这两条理由够有说服力了。10月11日，李回到祖国，得到了霍奇将军的欢迎，霍奇称赞他是一位“倾注毕生心血谋求朝鲜自由的伟人”。[40]

三天后，平壤出现了类似的一幕。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朝鲜游击队战士以“民族英雄”和“杰出游击队领袖”的身份，受到了苏联最高指挥官的热情接见。此君身材矮胖，三十出头，头发梳得像个倒扣的瓜皮。他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附近的一座苏军训练营里度过了大部分战争时光。苏联组织了7万人向“金日成将军”致敬。金将军以“感激涕零的朝鲜人民之代表”的身份，发表了一篇由苏联训导员捉刀、歌颂苏军的演讲。[41]

这件事过去整整一周后，平壤的一家报纸上出现了围绕金日成搞个人崇拜的苗头。报纸文章介绍了金的赫赫战功，很快这就将成为一种准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核心思想是歌颂朝鲜半岛上一切形式的神圣干预。这种论调和朝鲜历史上诸多具有救世论色彩的政治运动不谋而合。12月，金日成成为朝鲜共产党领袖。但朝鲜政治中心仍旧偏向南部，当时也还不存在朝鲜分裂成两大独立国家的问题。

朝鲜人对他们国家臣服于他国的“sadae”历史素来很敏感，到了眼下这一时刻更是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担忧了。1945年11月，依然身居中国青岛的唐纳德·金同一些旅居当地的朝鲜人共进晚餐。他在信里回忆道，有史以来，朝鲜独立第一次不存在任何争议。“唯一引发争议的讨论话题是俄美关系。”金发现，要说服他的朝鲜朋友相信“美国和俄国没有嫌隙，可以在和平世界里相安无事”这点“无比困难”。他解释，这些朝鲜人“在战时因为收听美国短波电台，遭到过（日本人的）严厉报复”，因此他们认为美国理应帮助他们的祖国对抗俄国人。金有些不耐烦地评论道：“一个基于合作的解决方案被认为不切实际。他们眼里只有朝鲜的两大阵营，双方都想赢得一切；在这种局面下，他们视合作为背叛。”[42]

他们说得没错：朝鲜人的命运还真是为外国列强所主宰。但派系远不止两个。首先，12月，美苏在莫斯科举行了外长会议，光看会议的氛围，似乎金的乐观情绪不无道理，美苏两国能够达成某种协议。美苏两国将抽调各自军事指挥人员，成立一个共管委员会，负责对朝鲜进行“托管”。美苏官员将协助朝鲜人组建临时过渡政府，并在英国和中国的支持下，引导该国走向全面独立。这项任务可能要耗时五年之久。

苏联人没费多少口舌便说服了北朝鲜盟友支持这项安排。反对者迅速被噤声。在曹晚植看来，这种托管像是又要有殖民者干涉朝鲜内政了，于是他表达了抗议，但随后就被软禁。软禁后来变成了监禁，到了朝鲜战争期间，他彻底消失了，再没有人见过他。

在南方，局势更加严峻。出于民族主义或政治理由，几乎所有南朝鲜人都反对托管；保守派不想跟苏联干预扯上任何关系。他们无法理解全国政府怎么可能吸纳朝鲜共产党。不过，保守派缺乏民意支持。虽然美国极力想要粉碎左倾的朝鲜人民共和国，但其在爱国性上依旧更能服人。然而，托管的问题为其敲响了丧钟。

左派和保守派尝试过组建联合政府，但是努力最终告吹。这之后，左派对托管这一想法逐渐热心起来。混乱接踵而至：先是政变，发动者是号称“刺客”的又一位流亡民族主义者，政变被挫败了；接着是工人罢工，抗议美国军事当局。随后，李承晚麾下的保守派一跃成为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指责朝鲜左派甘当苏联的走狗——换句话说，就是sadae，丧权辱国。很自然，美国人力挺李承晚，称托管从一开始就是苏联的阴谋，并说南朝鲜应该在美国的循循善诱下组建属于自己的保守政府——这一点在未来或许会被硕果仅存的左派描绘成另一种形式的丧权辱国，而且也的确成为了现实。

因此，朝鲜人民共和国注定会走向覆灭，后来发生的就是一场悲剧。这个国家实际上一分为二，北方处于金日成主导的共产党过渡政府统治下，南方则归李承晚控制。用不了多久，金在青岛的朝鲜朋友就会发现他们比之前预言得还要准确。1950年，北朝鲜的入侵点燃了战火，在导致两百万平民死亡后，惨烈的朝鲜战争在僵持中结束了。在二战期间几乎完好无损的汉城这时已是满目疮痍，北方的平壤也一样。北朝鲜依旧处于一种准帝国王朝的统治下，南朝鲜（韩国）则还要经历几十年的军人专政。

1961年正值冷战高峰。当时，一名坚定不移的反共分子发动政变，在韩国夺取了政权。通过借鉴战时日本军政府的计划经济模式，并让韩国财阀（chaebol）同政府保持统一步调，韩国经济一时间突飞猛进。这位强人总统于1942年以全班最优异的成绩从新京的伪满洲国军官学校毕业，之后加入日本关东军，官至中尉。1948年，在韩军中服役的他被开除军籍，理由是参与针对李承晚的阴谋政变。他在战时的日文名字叫高木正雄，真名叫朴正熙。支持他的日本人包括岸信介，后者也是伪满遗老。

* * * * *

乌托邦梦想注定是南柯一梦，破灭后被人弃之如敝屣。但其破灭的方式各不相同，而且常常留下痕迹。在当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看来，英国的“新耶路撒冷”栽在了一场“财政敦刻尔克”上。凯恩斯本希望《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能让英国从美国那里拿到援助——源源不断的物资，且条件格外优惠——直到1945年底。这样就能为政府争取些时间，避免破产。可惜事与愿违。面对近乎灾难的收支平衡，英国人不知道从哪儿捞钱来填平财政赤字，更别提为实现社会主义梦想买单了。凯恩斯为此祈祷：“希望日本人不会过早投降，让我们失望。”[43]

投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让他的希望落空了。哈罗德·尼克尔森在日记里对此事也有论及，他描述了太太维塔·萨克维尔——威斯特（Vita Sackville-West）的反应：“原子弹让维蒂（Viti，Vita的昵称）吓坏了。她觉得这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她想得没错。”[44]

8月，日本投降，战争结束。

经济通缩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在英国，物资配给制延续的时间比其他国家都要长；为了少得可怜的那点公共服务，人们无休无止地排着长队；生活沉闷，让人颓废；战后的英国社会尽显疲态，人们认识到，英国不仅国库空虚，而且正迅速丢失世界大国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抑制了乐观主义情绪。尽管有关公共住房、教育、文化、卫生和全民就业的规划依旧在进行中，但是国家的财政岌岌可危，1945年的热情正迅速消散。在德、日战败两年后，工党财政大臣休·道尔顿（Hugh Dalton）在日记里写道：“再也不会有明媚而自信的早晨了。”[45]

1951年，温斯顿·丘吉尔再度出山，当选首相。工党得等上十三年才能迎来再度执政的机会。率领他们扭转局面的是曾在艾德礼内阁中担任贸易大臣的哈罗德·威尔逊。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西欧国家，天主教和基督教民主党承诺的稳定和延续性——即某种常态——消解了左派的革命热情。1956年，荷兰社民党下野。1958年，戴高乐将军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1948年，得益于美国反共宣传和财政支持，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开始了其近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执政岁月。在西德，社民党直到1969年才第一次赢得选举。早在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前，东德的社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同舟共济、建设反法西斯德国的美好梦想就已化为泡影。1945年，生活在苏占区的德国人执拗地拒绝支持共产党，而是大为看好社民党。结果，翌年苏联当局便逼迫东德社民党同共产党合并，后者很快吞并了该党。

在韩国和日本，社会主义政府从1947年到1948年维系了整整一年，但这些并不隶属共产党的左派最后都走向了灭亡。要理解这点，一个办法是将其归咎于冷战。东亚的美国占领当局也许笨手笨脚，且往往过于保守，但苏联对于温和左派的大溃败一样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凡是苏维埃主义者当权的地方，无论是北朝鲜，还是中东欧，社会党人都被镇压了。

斯大林的确同意过不在美国人的势力范围内挑起革命；他让法共和意共忘了他们的夺权美梦。即使右派依旧受到墨索里尼“遗产”的拖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还是秉持中间路线，避免和保守派发生激烈冲突。但是，美国和其在东西方的保守主义盟友对共产党的意图高度怀疑，所以使出浑身解数以防范任何左翼派别靠近权力。这在处于冷战前线的国家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自1940年代末以来，日本同西德一样必须被打造成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1945年的新政热情转眼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新政策：重新武装、发展工业、打击工会、在公务员队伍和教育领域“清除赤党”、积极支持保守主义政客，哪怕其中一些人不久前还是等候审判的战犯。在占领日本起初，美国当局对左派曾大力鼓励，后来的所谓“改弦更张”一直被视为是对1945年理想主义的背叛。

话虽如此，但休·道尔顿在哀叹英国“明媚而自信的早晨”不复存在时，还是有些过于悲观了。解放带来的欣喜也许已经退去，但在这一崭新开端之际建立起来的诸多制度并未迅速消解；不管是好是坏，有些一直延续到今天。无论是英国的保守党政府，还是欧洲大陆上的基督教民主党，都未真正尝试过推倒欧洲福利国家的基础，虽然这是战前规划者和战时抵抗运动内理想主义成员酝酿的产物。实际上，丘吉尔的保守党比艾德礼的工党建了更多公共住房。不少基督教民主党人几乎和社会主义者一样对自由放任经济学充满质疑。直到1970年代，西欧福利体系的外沿才开始发生腐蚀。也就是十年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上台，英国的福利主义才被严重削弱。时至今日，就算和欧洲大陆相比，日本和韩国经济依然被政府规划者牢牢地掌控在手中。

然而，战后规划的一座主要丰碑还是欧洲自己，或者说是欧盟。虽然其萎靡不振、千疮百孔，但还是岿然不倒。1945年，欧洲统一这一崇高目标是大多数人的信仰。在对神圣罗马帝国深感共鸣的天主教徒眼里，这个目标素来很有吸引力。法国人和亲法者支持欧洲是西方文明中心的说法——而巴黎则是中心的中心——借此对抗美国粗鄙的物质主义。作为欧盟重要机构的总部和崭新技术官僚之国的首都，布鲁塞尔引得社会党人和其他经济规划者纷至沓来。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一个团结的欧洲将确保欧洲人再也不会同室操戈。至少从这点来看，1945年的理想主义到目前为止还算有所收获。

[1]奥斯曼男爵（1809—1891），法国城市规划师，以主持巴黎重建而闻名，但也被认为是毁了老巴黎的人。

[2]包豪斯，源于德国的一种艺术风格，突出实用功能，以利用先进技术和追求经济效益为特征。

[3]阿尔伯特·施佩尔（1905—1981），二战时希特勒政府的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杰出的建筑师。

[4]作者注：这些建筑今天还在。他们大而浮夸的风格很对中共的胃口。这种转型显得非常自然：昔日关东军的大楼现在是中共等机构的总部。

[5]所谓盐宫并非是盐做的宫殿。伪皇宫曾是吉黑榷运局，过去从事盐业贸易，也称“盐仓”。

[6]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7世纪，朝鲜半岛有新罗、百济和高句丽三个王国并立，史称“三国时代”。

第八章 教化野蛮人

1943年，诺埃尔·科沃德（Noël Coward）[1]创作了一首歌，名为《让我们对德国人别太粗鲁》，引起了一些误解。英国广播公司曾短暂禁播该曲，原因是其对敌人似乎过于同情：

让我们对德国人别太粗鲁，

毕竟我们最终打赢了战争。

说到底是那些龌龊的纳粹，

怂恿德国人去打仗，

他们的贝多芬和巴赫，

其实比纳粹的蛊惑力强得多！

实际上，在登台献唱之前，科沃德曾小心翼翼地指出，他讽刺的是“一小部分人道主义者，我觉得他们对敌人的看法太过宽容了”。

认为盟军对德日两国的占领完全遵循这些人道主义者的精神，这种说法未免言过其实，但也不算太夸张。至少在最初几年里，占领者想尽办法避免血债血偿，尽全力改造、教化和改变人们的心智，在这点上的努力无出其右者。另外，他们还致力于将专制政权改造为和平的民主国家，如此一来它们就再也不会为世界带来毁灭。

刚开始的时候的确如此。大部分由华盛顿制定的计划旨在惩罚过去的敌人，并通过摧毁它们成为现代工业国家的手段，使之无法作恶。正如前文所述的以罗斯福政府财长摩根韬命名的摩根韬计划，旨在瓦解德国工业，拆分其领土，把德国人变成一个男耕女织式的民族，连一根用以自卫的棍棒都没有。针对日本也有不少类似的想法。

这些计划无果而终，取而代之的是“三D政策”：去军事化（Demilitarization）、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第三个D牵涉到再教育的过程，这么做不只是为了改变尚武、专制政府提倡和推行的行为方式，而且还要深入到被征服民族的思想深处，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国民性格”。美国战争部拍摄了一部名为《我们在日本的任务》的教育性影片，对这一问题抓得很准。当银幕上出现一个日本骷髅头时，电影旁白解释说：“我们的难题存在于日本人的大脑中。”在电影结尾，旁白总结了当下任务：“我们来这儿，为的是让日本人的脑瓜开窍：我们见惯了血雨腥风，所以从现在开始，不会撑不下去。”[1]

改造原住民这一策略也许最早可以追溯至古罗马人的教化行为。一些人认为这一策略源自启蒙主义观念，即人生来理性，而且可以通过正确的教育加以引导。一些人回想起了殖民者的策略，比方说法国的“教化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还有两个例子，一是基督教的传教热情，二是通过教育移民，把他们塑造成秉公守法的美国公民。英国人甚至还提出了信念在塑造性格中的作用，这点早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寄宿学校就已推行：培养既有运动员体魄、又饱读经典的绅士。再教育还被视为心理战的延伸，是军队进行政工宣传的工具。

《喷趣》（Punch）杂志在1939年发表了赫伯特（A. P. Herbert）的一首诗，隐晦地提出有必要开展再教育工作：

我们和德国人没有争论，

人不可能和毫无戒心的绵羊争论。

但是一代接着一代，

他们推出的领袖搅了我们的好梦……

我们和德国人没有争论，

他们国家的事我们当然管不着。

但是似乎某些大手术，

（修复心脑）也许是唯一的出路。

5月8日，就在街头巷尾的人们庆祝欧战胜利之际，伦敦的《泰晤士报》刊出了一封读者来信，信的作者是著名私立寄宿学校查特豪斯（Charterhouse）的校长罗伯特·伯利（Robert Birley），他日后将对德国西占区的教育政策发挥深远的影响。伯利在信中写道：“编辑先生，有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清晰，盟军对德国的再教育不仅是一种虔诚的抱负，也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德国人的问题在于，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对任何替他们代劳做决定的政府都照单全收，这点很要命”。赫伯特的诗里也流露了这种情绪，而且当时大多数人也这么认为。在伯利眼里，德国人已经变得跟绵羊一样，只会跟着领头羊，没有个性，就像受过军训的机器人。

伯利接着提出了一个更有趣的观点，但是最终并未打动英国军事占领当局。再教育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建立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德国应该被当成白板一块（tabula rasa）；应该让德国人相信，“他们自己拥有这样的传统，在此之上可以诞生一个正直的社会。哪怕这种传统现在已完全淡忘。曾几何时，德国有歌德；年轻的梅瑞狄斯（Meredith）[2]曾造访该国，因为这是一个孕育了自由思想家的国度，它的大学影响了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3]这样的美国人”。

对于那些渴望扔掉希特勒主义褐色外衣，披上印有歌德、康德和贝多芬大名的华美外套的德国人，伯利的观点肯定大受欢迎。1945年，作为英国驻德军事当局的教育顾问，伯利协助建立了多座图书馆，里面塞满了适合人们阅读的英德文学作品。此外他还创立了成人教育中心，取名为“桥梁”（Die Brücke），目的是增强英德两国的知识文化交流。可惜的是，这一充满希望的开端遭到了英国官员的反对。其中一些反对者的思路怪得离谱。有一派认为，只有“和其他国籍的人广泛通婚”才能治愈德国人的顽疾。[2]另一位中等官阶的狂热分子建议把所有前纳粹分子和他们家人都关在北海的一个小岛上。伯利不无讽刺地回应道，那么他们在欧洲大陆上学念书的孩子也许会把纳粹思想传染给无辜的同学。同摩根韬的计划一样，这种想法很快告吹。

伯利复兴德国文化精髓的计划还受到了更为严苛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他在推广英国文化精髓方面做得不够。伯利的直接上司布莱恩·罗伯逊将军（Brian Robertson）——这里顺便提一句，他是在查特豪斯读的小学——下令称军事当局在德国执行政策时应该得到更多保护，免于受到外界批评。拿另一位将军的话来讲，有必要进一步“弘扬英国文明”和推广英国政策。[3]见此情形，伯利只好辞职回英国去了。

美占区当局一开始更倾向于惩罚，而不是教育德国人。他们把大半精力花在了清算有纳粹嫌疑的老师身上，而不是重塑德国人的思维。一些在美流亡的德国人告诫美国官方，再教育是无济于事的。小说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就说过：“教育德国人几乎是无望的，因为专业人士这一阶层的大部分人都是纳粹。”他的朋友、同样大名鼎鼎的德国小说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就确信：“三百万纳粹分子必须被逮捕，处决或流放去干苦力。”[4]更有甚者，说得好像教德国人向善跟向狒狒传授文明一样，无异痴人说梦。

尽管如此，《波茨坦公告》还是表明了盟军的官方立场：“教育德国人的工作必须严格加以控制，这样才能彻底消灭纳粹和军国主义方针，并使民主思想的成功发展成为可能。”[5]对于日本，波茨坦的举措听上去没那么严苛，或者说至少没那么高压：“日本政府应当消除所有阻碍日本人民恢复和强化他们民主倾向的障碍。必须确立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思想自由及尊重基本人权等制度。”这两段话在语气上的差异很难解释清楚，特别是考虑到占领期间所发生的事——日本所经历的比德国要激烈得多。

然而，再教育德国人这一任务被认为比改造日本人简单（顺便说一句，伯利很讨厌“再教育”这个说法，他倾向只说“教育”）。毕竟，德国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孕育了歌德和康德，德国人大多是基督徒。所以人们相信这个国家的底子还是好的，需要做的是摧毁纳粹意识形态和“普鲁士军国主义”。去纳粹化和去军事化对解决德国问题将起到长远的作用。为了实现这点，就必须播放诸如《纳粹集中营》或者《死亡工厂》这样的电影来强调德国人不久前所造的孽。前面一部是美军委托拍摄的，后面一部在旁白中加入了下面一段话：

在加德雷根（Gardelegen）有一个典型的德国粮仓。1100人像赶牲口一样被赶了进去，然后活活烧死。那些忍着剧痛逃出来的人刚一露头就被乱枪打死。什么样的畜生能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来？[6]

这些电影在德国并不流行。德国人要么拒绝观看，要么斥之为政治宣传。1945年，17岁的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在党卫队装甲师短暂服役后被美国人俘虏，关入战俘营。一位“衬衫烫得笔挺”的美军政工干部负责教育他和其余战俘。他给德国人展示了摄于贝尔根——贝尔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照片，照片里尸体堆积成山，一息尚存的囚犯皮包骨头。德国人对此一概不信：“我们不断重复同一句话：‘这是德国人干的？’‘不可能。’‘德国人干不出这种事情来。’我们中间有人说道：‘宣传，这些不过都是宣传。’”[7]

用意良好的美国官员还组织了小组讨论，但通常一样无果而终。传授“我们美国人如何建设民主”的演讲者虽然自己热情高涨，但一来因为是用英语讲的，并不总是能吸引足够的听众，二来诸如“纳粹国家”这种话题最后都因为德国人的逆反心理不了了之。德国人会说：我们并不知情，希特勒做过许多好事，等等。[8]每当君特·格拉斯所在战俘营的教官给德国人讲种族主义的危害时，战俘们就会抛出美国国内“黑鬼”处境的问题，搞得他很尴尬。

随着严冬日益临近，饥民还要担心其他问题。汉斯·哈贝（Hans Habe）是美籍匈牙利裔记者，美国人委托他在战后的德国办报。哈贝表示：“要求德国人往回看，质疑自己并作出忏悔的想法是征服者思想……让德国人犯愁的只有如何填饱肚皮，如何让炉子里有煤烧……”[9]哈贝是犹太人，在集中营呆过，他没有理由对德国人抱有好感。

两相比较，讲授民主裨益并不一定更容易。《扬基人》刊登了一篇题为《再教育德国》的文章，作者在亚琛采访了一位德国小学生，10岁的恩斯特。这是一次精彩的采访。当被问及知不知道德军战败了时，男孩回答：“美国人枪多，犹太人也多。”记者接着问：“有没有人跟你说过民主是怎么回事？”男孩答道：“老师跟我们说过。”那么他对别人口中的民主一事有兴趣么？男孩回答：“听着没唱歌有意思。”[10]

亚琛是查理曼帝国的旧都，地处欧洲的心脏地带，这里也是德国再教育进程的发祥地。选择亚琛并不是因为历史感怀，而是其恰好是盟军占领的第一座城市。轰炸过后，亚琛没剩下几座完好无损的学校。战前这座城市有16万人口，战后只剩下1.4万。该市85%的面积都被夷为平地。建于中世纪早期的大教堂十分漂亮，是查理曼大帝的陵寝所在地，令人称奇的是，教堂竟然没有毁于战火。但是如今，按照《扬基人》的话来说：“扔炸弹的战争……变为了一场全新的思想战争。祛除德国年轻人身上的匪气，将是一项吸引全世界瞩目的实验。”

作为美国军事当局代表的少校约翰·布拉德福德（John P. Bradford）告诉亚琛市未被清算的德国官员，他们面前摆着一个大好机遇：“你们会被允许教育德国青年，改造他们，让他们远离卑劣的纳粹主义。”[11]

再教育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缺乏符合条件的老师；应征入伍的人要么已经战死；要么还被困在前线，当了战俘；要么因为他们的纳粹身份而颜面扫地。诗人斯蒂芬·斯彭德询问汉堡的一群小学生，他们在学校里都学些什么。孩子们回答，拉丁文和生物课。没别的了？没了，他们答道。“您看，历史、地理、英语和数学老师都被赶走了。”[12]

另一个问题是教科书。大部分课本在轰炸中烧毁，剩下的通常非常不合适：有的赞美元首和他提出的“主宰者民族”，有的大谈德国排犹在生物学上的必要性。就连纳粹上台前的教科书也包含推崇日耳曼尚武精神的故事，或者是歌颂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等名人的丰功伟绩。但是由于实在没什么教材，这些书也只好拿来充数。魏玛时期的某本教科书还在伦敦重新刻了印刷版，送回德国亚琛一家古老报纸印刷厂里印刷成册。

管理亚琛各所学校的主任卡尔·贝克博士（Karl Becker）满怀信心地认为，向幼童灌输他们的未来“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休戚与共，而不是和一个‘强大德国’相关”这点认识十分容易。对于年龄较大的孩子，博士认为也许有必要“态度坚决”。然而，他申明即使“是在课堂里惩罚孩子，方式也应当民主。有时，个别小孩会在班里生事，我们会让全班一起决定怎么处罚当事人最妥当”。贝克博士说他“除了极端情况外，反对体罚孩子”。[13]

博士很在意“用实实在在、劝人向善的事物取代纳粹的诱惑”。作为天主教保守派的他认为复兴基督教精神价值观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许多德国人也相信这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未来西德大选里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总是一党独大。基民盟日后的党魁、战后首任德国总理（chancellor）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也是一位来自莱茵河畔的天主教徒。斯蒂芬·斯彭德曾在科隆市政厅内拜谒过后者。阿登纳在希特勒上台前曾担任该市市长，1945年他再度当选。

透过阿登纳办公室的窗户，斯彭德望向窗外，科隆的马路上只剩下残砖碎瓦。有些建筑的外墙依然屹立未倒，但这些只是“一层薄薄的面具，隐藏在后面的建筑物内部已经被掏空了，只留下潮湿、空洞和恶臭”。但是阿登纳在采访中强调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破败。“你不可能没注意到，”他告诉斯彭德，“纳粹把德国文化变得跟莱茵河和鲁尔区的废墟一样平坦。十五年的纳粹统治留给德国一片精神沙漠。”[14]所以眼下急需的不光是食物和燃料，还有更多的学校、书籍、电影、音乐和戏剧：“必须满足人们的想象。”[15]

人们对文化饥渴这点千真万确，但是背后的动机却可能十分怪异。许多德国人不再读书的一大原因是纳粹的文学作品总体而言无聊透顶。现在，有些人说需要高雅文化，仿佛这是一种自我救赎。斯彭德在波恩邂逅了一位女士，“是人见人爱、尽心尽职的家庭妇女（hausfrau）中最装腔作势的那种”。她对人们追求大众娱乐的浮夸品味很是不齿。她认为，在第三帝国的道德废墟里，不应该有卡巴莱歌舞的位置，更别提爵士乐了。德国文化应该是严肃的，因为这是“德国人做尽坏事后，所能拥有的最小愿望”。德国人应该“被督促”只保留“好的”文化：“除了莫扎特、贝多芬、歌德的作品外，其他的应该一律被禁。”[16]阿登纳不太可能像她这么苛刻。

也许，更好地诠释人们文化饥渴的一件事是柏林战后首次重新上演布莱希特（Brecht）的作品《三便士歌剧》（Three penny Opera）。这部剧在纳粹时期自然在被禁之列。人们走上几小时，来到美占区的赫贝尔剧院（Hebbel Theater），这是为数不多的几座在战争期间几乎毫发未伤的剧院之一。演出于下午4点开始，这么安排是为了让观众在夜幕降临、犯罪分子流窜街头之前就能安全回家。该剧的首映式定在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一天，但日期纯属巧合）。演员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排练：滂沱大雨穿过屋顶倾泻而下，演员饿着肚子，服装失窃，道具损坏。

原抵抗主义战士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坐在观众席里。“我感到奔涌的情感让我无法喘息，”她在日记里写道。“我们搞地下活动的日子里”听到的歌，曾经在“许多绝望的时刻”提供了巨大的“慰藉和宽慰”。如今，人们能自由自在地听这些歌了。但即使在这一温暖人心的时刻，她依旧保留着对杂音和错误信念的敏感。布莱希特作品中的一段名言引得全场爆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掌声”：“先给我们吃的，然后再来谈道德……”听到这里，她一下子“从自我陶醉中”被震醒。这股自怨自艾的情绪让她觉得受到了冒犯。“我们践行言论自由的第一课难道是必须批评别人么？”[17]

* * * * *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布莱希特高度政治化、充斥左翼道德主义的剧目是在苏占区，而不是在美军占领的柏林克洛伊茨贝格区（Kreuzberg）复演，也许会显得更加合情合理。1949年后，布莱希特的确是在“民主”（共产主义）德国建起了自己的戏院，但他还是很审慎地保留着刚拿到手的奥地利护照。苏联也很热衷于再教育德国人。事实上，比起他们的盎格鲁——美利坚盟友，苏联人更重视文化。一位英国占领军官员曾在电报上抱怨，说在西方大行其道的“自由和个人文化”没法同苏联人的“政治化文化”相竞争。他表示，在苏占区，“戏剧、图书出版、艺术和音乐等活动一派繁荣，给人的印象是那里涌现出了一些富有新意而生机盎然的事情”。[18]

的确有事情发生。苏联官方开出特别俱乐部、额外食品配给和全面赞助艺术事业等条件，积极拉拢德国知识界的“民主”成员。“民主”文化的特点常常是德国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两相结合的产物。作为德国文化主要旗手之一的约翰内斯·贝希尔（Johannes Becher），是马克思主义诗人和苏联成立的文化联盟（Kulturbund）主席。该机构全称是德国民主复兴文化协会。贝希尔跟英国教育家罗伯特·伯利见解相同，也认为只要“德国精神”是“进步的”，它就是复兴的有利基础。他和死在纳粹监狱里的共产主义烈士不一样，脑子里想的不是歌德。“反法西斯主义文艺”才是“真正的”德国文艺。

实际上，苏军政委眼里的进步文化范畴要狭窄和闭塞得多，所以贝希尔提出的艺术形式弹性太大了。苏联人很想在德国剧院里推广俄国经典，比如契诃夫或果戈里的作品，以及现代苏联样板剧。甚至连一些进步的德国剧作家，譬如弗里德里希·沃尔夫（Friedrich Wolf）——未来东德特务头子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的父亲——的作品也行，前提条件是得按照苏联的套路编排。为此，苏联人倾向于把什么该有、什么该删和怎么演等事宜明明白白地告诉德国作家和戏剧制作人。

苏联官方的一味坚持对于提升苏占区里音乐、电影和戏剧表演的公众吸引力也许只帮了倒忙。苏联人要求演出要配发宣传册，政治人物还要上台长篇大论做一番介绍，解释正确的政治路线。共产党官员并未过多介绍《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等电影，但是即使娱乐方式极度匮乏，观众大都不信苏联人那套。甚至连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党员对苏联官方文化也提不起多大兴趣。虽然约翰内斯·贝希尔是个无懈可击的共产党人，但苏联人从未真正信任过他。除了德国人的身份外，他也许过于“海纳百川”了。而且从其过往经历里能嗅出一丝危险的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4]。1945年11月，波茨坦的一位苏联文化官员指责文化联盟纵容“文学和艺术中的资产阶级倾向；未来主义、印象主义等等”。[19]

东德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另一面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都是其一大特色：纳粹官方论调咄咄逼人、夸大其词的语气几乎是无缝对接地嫁接在了共产党的办事风格中——除此之外，还有踢正步、大会操和对阅兵式的癖好，与之相伴的常常是一大群人吼出震天响的口号，边吼还边向空中挥拳，以示对友谊与和平的赞美。除了观看《三便士歌剧》的战后首映外，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还参加了文化联盟的成立仪式。她对没完没了的讲话很是厌烦，并很快转变为恶心。她在7月3日的日记里写道：

八位在场的嘉宾都在大谈坦诚面对过去、振兴文化生活的意义，但几乎没有一位认识到，他们至今都没怎么改变过自己的讲话方式。还是那个老套路，动辄就是“最伟大的”、“最顶极的”、“最庞大的”、“最壮观的”……前几天，一位政客高呼‘我们正迈着坚定的步伐，投身为和平主义而战的战斗’，他也许丝毫没意识到这么说话让本来发自内心的热情号召听起来何其自相矛盾。学会少说些假、大、空的话也许不那么容易。[20]

* * * * *

虽然总体而言美国文化比苏联人力推的文化娱乐性更强，但从西占区里最早发行的杂志上并不一定能得出这种印象。美国占领当局官员没有把这项任务交给德国人，而是亲力亲为地为德国读者办起了自己的杂志。目标受众为德国知识分子的月刊《美国观察家》（The American Observer）在创刊号一期里收录的文章既有关于人文精神和信仰的，也有关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政治哲学的，此外还有一篇名为《田纳西河谷之涅槃》的文章。《今日》（Heute）杂志则主要刊登记载纳粹占领荷兰的文章，还发表了《在集中营地狱的人们》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社区工作》这些特稿。[21]

借一位美国观察家的话来说，德国读者对这类刊物的接受度“十分有限”。[22]

另一方面，苏联人从一开始就批准信得过的“民主派”德国人发行自己的杂志，这一策略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第一份问世的刊物名为《重建》（Aufbau），摘录了托马斯·曼、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等大家的文章，此外还有检讨德国战争罪行的文章。杂志一经上市几乎立刻售罄。

由于德国人已经有十多年没看过好莱坞电影了，美国人特意挑选了32部故事片，借此推广美式生活。撇开其寓意不谈，影片上映后广受欢迎。挑片子的人很注意避开美国社会的阴暗面，所以黑帮片并未在列。《乱世佳人》（1939）和《愤怒的葡萄》（1940）两部作品也被认为太过负面。虽然片子稍有些过时，但德国人几乎和同时期的许多西欧观众一样看到了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淘金记》（1942），一睹《丹凤还阳》（1937）里女主演狄安娜·德宾（Deanna Durbin）的芳容，欣赏了《伊利诺伊州的林肯》（1940）这部传记电影，也观摩了1944年的音乐剧《与我同行》。影片里，主演宾·克劳斯贝（Bing Crosby）饰演一名酷爱打高尔夫的牧师。

不过有些影片的入选引发了反弹，最后不得不下映，比如战争片《73舰队潜艇战》（1943）。主演汉弗莱·博加特（Humphrey Bogart）是一名海员，他所在的商船遭到了德国U型潜艇的攻击。这部影片在不来梅的一座电影院上映时引发了严重的骚乱。片子讲述的纳粹暴行只是观众愤怒的一个原因；看到穷凶极恶的德国U型潜艇船员在海上用机枪扫射孤立无援的美国人，这种娱乐方式真叫人难以容忍。愤怒的德国海军老兵试图强迫别人跟他们一起离开电影院。

美国再教育德国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英国人也有，只是程度略轻罢了——在于一对也许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且也的确未能解决；再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德国人——之后是日本人——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价值。然而，关于言论自由的训诫却是由几乎拥有绝对权力的军事当局给出的，其宣传往往是心理战的延伸，而且只要合其目的，就会毫不含糊地诉诸审查制度。当然了，文化和教育工作远没有纳粹和日本战时政权时期那般高压，而且其内容很厚重，君特·格拉斯等过去效忠希特勒的小兵们没有资格以此嘲笑美国人的种族主义。但是盟军在被指责虚伪这点上确实存在软肋。占领者甚至都不愿公映《乱世佳人》，或包容任何以负面眼光审视他们政策的看法和真实信息。因此，他们对民主的溢美之词会显得有些空洞。

8月31日，军事占领德国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正式地位。尽管德国仍被分割为不同的占领区，正式管理该国的则是美、苏、英、法四国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对“不和谐的杂音”依旧听得很清楚。她在日记里写道：

现在我们至少知道是谁在管我们了。可为什么那么多报纸都在谈论民主？民主的意思是人民当家做主。现在替我们做主的却是管制委员会。我们应该提防滥用这个褒义词（民主）。[23]

美国派出的图书查禁团队把美占区里所有书店和图书馆翻了个底朝天。他们带走的不全是纳粹的著作。如果脍炙人口的游记把美国人或德国人以外的欧洲人描绘成“没有教养”或“退化堕落”的人，也会被算作禁书。除此之外，类似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的衰落》的作者）和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来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等作者的作品也在被禁之列。冯·特来切克倒的确是个十足的普鲁士民族主义者，但是他早在1896年就去世了，那时希特勒还是无名小卒。斯宾格勒最初对纳粹抱有同情，但在1936年去世前和该党分道扬镳。他的一部分作品不仅被纳粹列为禁书，而且在美国人这里也被打入冷宫，这让他很是特别。

在图书、电影等娱乐形态中禁止纳粹宣传只是最基本的工作。信息管理部的官员还参与了新闻钳制。194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记者朱利安·巴赫都待在德国各地，观察这些官员的举止。他以十分犀利且不无荒谬的笔触描绘了他们的态度。官员们推测，德国人在纳粹时期被系统性地剥夺了自由思考的能力。联想到集中营里解放的囚犯，他们虽然饥肠辘辘，但胃已经萎缩，不能喂太多吃的，同样的道理，萎缩的心智也不能接受过于丰富的信息。拿巴赫的话来说：“据负责治疗德国人心智的美国‘精神科医生’称，只能一点点地满足德国人对新闻和新思想的胃口。”[24]但是大多数医生对德国历史、文化或社会知之寥寥，这对他们估算“用药”剂量无疑没有帮助。

刚开始，德国人唯一能读到的报纸是由占领当局的军官编写的。即使只有这一点点，也是一时纸贵。这些新闻纸在黑市的售价比原价翻了20倍。当科隆街头出现第一份报纸时，人们一拥而上疯抢的场面让就在附近的一位美军上校很是紧张，觉得有必要拔枪自卫。跟纳粹的新闻机构不同，就算是占领者办的报纸，闻起来一定也洋溢着自由的气息。在英美占领区，所谓的“美国之家”和“英国中心”遍地开花，陈列着美英两国的图书和期刊，供人阅读。这在当时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造福了许多人。

但对于西方盟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纵使笨手笨脚的军队审查官费尽全力想要扼杀批评，但宣扬民主和言论自由价值，以及鼓励重组德国政党的做法还是为盟军招来了批评之声，特别是对军事占领及其政策的臧否。社民党人对美国支持自由经济、而非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政策很是恼火。但在艾德礼的社会党政府代表管理下的英占区，情况则往往相反；德国保守派对占领者计划的“布尔什维克式”经济表示抗议。基督教民主党的批评声中有时隐藏着别有用心的弦外之音。在隶属美占区的黑森州（Hessen），某位演讲者在一次青年集会上警告说去纳粹化会导致德国“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穿着盟军制服的移民”（换句话说，也就是犹太人）被认为是导致这一不幸趋势的罪魁祸首。

* * * * *

如果说美国是学习的楷模，美国文化——从宾·克劳斯贝的音乐剧到好彩香烟，从摇摆乐到口香糖——在战后发挥了支配性影响力的话，那么不少德国人对此都抱有一种矛盾心理。在当时，美国文化领导论和基督教保守派广泛接受的观点相左，后者认为宗教和经典德国文化（Kultur）才是通向精神复兴和救赎的唯一途径。对美国文化的怀疑具有保守主义背景，早在希特勒崛起之前就已存在。长久以来，美国文化因为其流行魅力似乎对知识分子定义和推广的传统价值观构成了威胁。这也引起了部分左派知识分子的不安，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Adorno）。他在战时流亡美国，曾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激烈抨击过爵士乐和其他风靡的美国艺术形式。在他眼里，爵士乐是所谓“文化产业”的一环，是资本主义通过商业化娱乐给大众灌迷魂汤，从而操纵他们的一种阴谋。

持类似观点的不止德国人。1945年夏，在成为英国艺术委员会首任主席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言简意赅地在一档电台节目里阐述了他的目标。他大声疾呼：“打倒好莱坞！”说这话的时候，英国人正同德国人、荷兰人等欧洲人一样，不断涌向电影院，观看美国大片。在联美影片公司（United Artists Corporation）表达抗议后，凯恩斯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恳请联美公司原谅他的“一时糊涂”。他本来想说的其实是各国应该“发展拥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他真正的意思是：“让好莱坞的归好莱坞。”[25]

凯恩斯有点言不由衷，他对“好莱坞”的鄙夷在许多欧洲知识分子身上都有，但他们也无法抑制对新大陆文化的兴奋之情。1945年春的一期《地平线》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作者西里尔·康纳利提出一个问题：欧洲文化复兴将在何处发源？他认为，世界急需“一种积极而成熟的人文主义”。美国能提供么？经过全面考虑后，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铜臭味太浓，是个干巴巴的机器社会”。不行，文化复兴的发源地只能是他热爱的法国。只有法国“有能力重现一场不流血的1789年大革命，并且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一条古老的真理，人应该要活得精彩，而自由是这一生活的自然温度……”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巴黎是对抗“好莱坞”流弊的一种象征。巴黎有着花神咖啡屋（Café de Flore），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曾在此进行哲学思辨；巴黎是抵抗运动文学刊物的诞生地，是青年男女实现性解放和政治解放的乐园。人们对法国的这种期待一直蔓延至日本。比起德国，日本对美国文化的接受程度更大，也更深入。1946年，日本的十大畅销书中有三本是外国作品的译本：萨特的《恶心》（Nausée）、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的《架空会见记》（Intervues Imaginaires）和艾里克·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凯旋门》（Arc de Triomphe）。[26]在柏林，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留意到年轻人在战后流行起了戴法式贝雷帽：“凡是觉得自己有话要讲的人都会戴一顶贝雷帽。”在日本，知识分子中间崇尚法国文化的这股热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

当然，法国文化热从来就是阳春白雪，无法普及。另外，许多法国人对美国的痴迷程度，也丝毫不亚于来自五湖四海、其他国家的人，甚至连萨特也算在内。1944年11月，一干法国记者受邀访问美国，以深入了解美国的战时运作情况，萨特也在受邀名单上。据西蒙娜·德·波伏娃回忆，她“从没见过萨特如此亢奋”。波伏娃在回忆录里对美国的魅力有所论及，她的话代表了全世界千千万万人的心声：

美国，真是内涵万千！先说说我们看不懂的东西吧；美国的爵士乐，电影和文学滋养了我们的青年，但美国对我们一直就是个巨大的谜……美国还给我们带来解放，她是冉冉上升的未来；她物资丰饶、有着无限可能；她是盏疯狂的神灯，能照映出传奇般的画面；只要一想到能亲眼看到这些画面，就让人头晕目眩。我兴奋异常，不光是为萨特感到开心，也为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有朝一日我定会追随他，在这条康庄大道上走下去。[27]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文人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和他的“萨苏”（zazous）乐队，他们装出一副英美范儿，搞狂欢，办派对，阅读非法影印的海明威和福克纳的作品，借此表达对战时面目可憎的贝当主义的反叛。法国有“萨苏”，德国则有自己的“摇摆青年”（Swingjugend），后者表达对纳粹嗤之以鼻的做法是，在私人寓所里伴着被封杀的爵士乐翩翩起舞，这么做的风险要大得多。1944年春天过后，维昂和“萨苏”乐队穿着多出来的美国牛仔裤和格子衬衫，演奏和播放的曲目没有别的，除了爵士还是爵士。

在见识过某物的真容后，伴随而来的通常是幻灭。据波伏娃记录，萨特从美国回来后，“对所见所闻有些回不过神来”。他挺喜欢美国人，对罗斯福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拿波伏娃的话来说，“除了经济体制、种族主义和隔离政策，西半球的文明中还有许多让他震惊的东西——美国人的随大流，价值尺度，蒙昧观念，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对任何悲惨事件唯恐避之不及的态度……”[28]

正因如此，许多人，特别是法国人自己，把法国看成是能在文化上和美国分庭抗礼的不二选择，也就顺理成章了。和美国一样，法兰西共和国也诞生于一场拥有普世主义抱负的革命；法国是经过启蒙洗礼的文明，其果实不仅可以，也应当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和其在世界上的任务抱有类似看法。这点在1945年毋庸置疑，那时的美国比法国更有资格宣扬其价值观，甚至时而强加给别人。19世纪早期则不同，拿破仑通过武力传播法国的普世主义，在德国土地上尤其如此。德国人对此的回应是酝酿了浪漫民族主义，一种捍卫“鲜血和祖国”的意识。这一思潮后来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把第三帝国推向前台。

虽然美国人起初一心只想进行惩罚，但1945年的美式再教育工作是一项较为温和的进程。尽管德国人对此不能说一丝疑虑和恨意都没有，但这也许是他们为什么比法国人更容易接受美国人主宰20世纪的原因之一。多数德国人清楚他们对斯拉夫国家的所作所为，遑论对犹太人的暴行，因此对美国人能如此善待他们由衷地感到欣慰。在英、美占区，日子当然要比在苏占区舒服，甚至在刚开始的时候，比靠近德法边境、位于莱茵河腹地、面积小得多的法占区也要好。法占区里的主要城市是风光秀丽的温泉胜地巴登——巴登，如今客流断了，没人前来疗养。法国是否该有属于自己的占领区，这点起初并不明朗。美国表示反对，因为撇开戴高乐将军和他的自由法国军队不谈（罗斯福向来不信任戴高乐），法国在打败纳粹德国一事上几乎没有发挥过什么重要作用。尽管如此，戴高乐的意愿一如既往地占了上风。法国的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法国人都渴望报复，能从德国抢多少东西，就抢多少东西。

在军事占领的第一个年头，这点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此期间，法国人表现得比美国人和英国人更像征服者。部队有时军纪涣散；煤矿等自然资源被运往法国。法国人还计划吞并德国部分领土，具体而言是工业重镇莱茵河地区、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以及盛产煤矿的萨尔州（Saarland），不过计划最终流产。由于得不到其他盟国的支持，法国人只得放弃这些方案。一些法国将领也表示反对，担心这么做会再度激起德国人的报复心理，正是这点燃了刚刚才熄灭的战火。

但是素来怀有“教化文明使命”理想的法国人对文化很重视，特别是体现在输出法国文化、教化德国人这点上。而且还不光是德国人。法国方面在其他盟国占领区里也大力推广法国艺术展、法国作曲家作品的音乐会，乃至法国电影和文学。用法国文化部长勒内·蒂莫尼耶（René Thimonnier）的话说，这么做是为了显示“在文化价值秩序中，法国依旧是一个大国，也许是最伟大的大国”。[29]

在去纳粹化这项工作上，法国人和美国人的做法没啥两样：把有纳粹前科的教师等群体扫地出门，禁止图书馆收藏某些书籍，审查德国报纸和广播节目内容，哪怕作者是法国人手下值得信赖的德国记者。在巴登——巴登，受托筛查当代德国文学作品的人里包括小说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他在1930年代加入了法国籍。在阅读写于战后不久的德国散文时，他对字里行间的朦胧性、神秘主义倾向和知识分子的迷茫大为诧异。他据此推测，德国人“没读过什么书，也没吸取啥教训”。德国的土壤最初“只能长出青草和杂草来”。[30]

跟信息管理部的美国同行一样，法国官员也认为1945年时的德国人还没充分准备好接受政治思想。法国人的看法是媒体应该专注于报道日常生活和文化事务中出现的问题，关注类似“当代法国陶瓷”或“法国绘画”这样的话题。这么做是为了将对第三帝国以外现代艺术发展一无所知的德国人重新带进文明世界。文明世界的中心当然是欧洲，而巴黎则是当仁不让的文化首都。

除了恢复法国人的自尊心（amour propre）外，这么做还有一层政治意义。虽然法国无法兼并莱茵河沿岸的德法边境领土，那里即将出现更为深刻的变化。该地区丰富的煤钢储备会被置于一个泛欧主义机构的管理下，并惠及德国、法国和欧洲煤钢共同体其余成员国。该组织1951年成立于巴黎。法占区是未来欧盟的诞生地，分享主权这一倡议是由法国提出的，始作俑者是法国政治家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舒曼出生于卢森堡，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德国人。同意与法国共享德国最富裕地区主权的西德首相，正是原科隆市长，康拉德·阿登纳。

德国在1945年幸运地被盟国分而治之这种说法，对不得不忍受四十年共产主义专制的人来讲很残忍。但是就德国的联邦属性而言，这一分裂状态也许再合适不过了。盟军占领者从未统一德国教育，或铲平地区间的文化政治区别。德国人是不是真的接受了再教育，这点存在疑问。盟军最大的成就也许是在他们离开西德时，并没有收获仇恨。改造昔日敌人的想法或许有些居高临下，但这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政策更能拉拢人心，也不那么危险。盟军所做的是把过去的敌人搀扶起来，或许一部分德国人并不配享受这种待遇，但这总比把这个国家榨干要好。这一次，不会再有“背后捅别人一刀”的传说，也不会有武装亡命徒想要为他们战败的国家一雪前耻。不过，真正塑造德国未来的，不是文化、教育、司法，甚至也不是全民道德，而是政治局势、冷战、在欧洲建立强大民主国家的需要、德国精英的投机主义、美国的利益，以及罗贝尔·舒曼口中“让战争（在欧洲）变得不可能”和“促进世界和平”的乌托邦计划。

就提升法国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而言，占领莱茵河沿岸也许并未起到多大作用，但这有助于弥合欧洲最血腥的一道裂痕。一个团结的欧洲不仅是德法两国，而且是基督教民主党的梦想。戴高乐虽然对此高度怀疑，但还是将其比作“重启查理曼大帝的事业”。[31]德国的社民党和法国的共产党都表示反对，戴高乐也反对，因为他认为彼时的法国还没有强大到能在联盟中独领风骚的程度。也许将军生气是因为那时他并不在位。1945年，戴高乐在让·莫奈的鼓动下，其实公开表态过支持将鲁尔区和萨尔州并入一个欧洲联邦（他对英国是否该参与其中有些拿不定主意）。不管眼下麻烦缠身的欧盟将来如何，当年的团结梦想在让德国重新回到欧洲大家庭怀抱这件事上，比所有再教育项目加在一起都管用。

* * * * *

1945年12月15日，《周六晚报》刊登了一篇有关日本军事占领的文章，标题不同寻常——现在看来不同寻常，当时则并不稀奇。标题是这样写的：《美国大兵正在教化日本鬼子》，作者是威廉·沃登（William L. Worden）。新闻电头一栏写的是发自东京，由轰炸机寄出的航空信。

电头上方是沃登一文的概要：“当日本佬还等别人教他们如何思考，而他们狡猾的同胞却回避这项工作时，美国兵以活生生的例子证实了其有效性。”

再往下读，读者得到的信息是“普通日本人和野蛮人没多大区别——战争证实了这点”。

但希望还是存在的，因为“眼下向日本人传授民主和文明之道的人群中，最有办法的似乎是美国大兵，尽管其更拿手的是教训日本人”。

“日本鬼子”是野蛮人的形象在战时深入人心。投在广岛和长崎的两枚原子弹导致20万人死亡，事后，杜鲁门总统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对付畜生就要用畜生的办法。”[32]

军事占领的非凡之处在于，类似的想法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这倒不是说再教育日本人，让他们变成热爱和平的民主主义者这一思路没有遭到过巨大质疑。美国国务院里的日本文化和社会专家统称为“日本通”，他们迅速指出传统日本生活具有自上而下的集体主义这一特点。据称，日本人从来不会表现得像独立的个体，而是习惯于接受地位更高的人发号施令。天皇具有神圣的地位，备受人民爱戴。用某位“日本通”[5]的话来说，他的臣民“既迟钝麻木，又墨守成规”。据东京占领区的英国代表所言，“在现代世界里”，日本人“同任何非洲部落一样，不适合搞自治，不同的是他们要比后者危险得多”。[33]

“知日派”关于日本人性格的那套理论往往源于从相识的日本精英那里听来的说法。与“日本通”抗衡的是“中国通”，这批人多是同情左派的人士，以及原罗斯福政府内的新政派。这些官员的想法占了上风，至少在占领最初几年是这样。8月11日迎来了关键性时刻。这一天，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这位“知日派”中的祖师爷、前驻日大使、副国务卿被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撤了职。9月，艾奇逊声明“滋生战争思想的日本现有社会和经济体制将被改变，战争思想将因此无法延续”。[34]

麦克阿瑟将军笃信宗教，他在战时有关“东方思想”的一套理论往往十分粗鄙，比如说，他认为东方人的思维既幼稚又残忍。他相信，改造日本人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使命。在执行这项使命的过程中，他常说自己得到了华盛顿、林肯和耶稣基督的引导。理想情况下，日本人应该皈依基督教。但是不论如何——这里麦克阿瑟和康拉德·阿登纳想到了一块儿——复兴既应该是精神上的，也应该包括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复兴。不过，麦克阿瑟走得可比这位德国基督教民主派远多了。他说过，对日本的占领将触发“一场精神革命……一场在全世界社会史上绝无仅有的大震动”。[35]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访问东京期间，出人意料地管麦克阿瑟叫“圣保罗再世”。[36]然而，这位美国钦差大臣对探索日本文化，或了解这个国度并无兴趣。他的夜晚大都是在家里看牛仔片度过的。麦克阿瑟的翻译佛比安·包尔斯（Faubion Bowers）日后回忆道，在将军长达五年的驻日时间里，“只有16个日本人跟他说话超过两次的。所有这些人里，没有一个人的头衔是首相、大法官或最大大学的校长”。[37]

跟德国不同的是，日本没有被盟国分而治之（苏联人本想将北方岛屿北海道占为己有，但在美国人说不后也没大动干戈）。占领日本是美国人的一出戏，而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的麦克阿瑟，则拥有几乎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尽管他统领着一个民选的日本政府，真正治理国家的还是日本人。对于美国为什么更热衷于再教育日本人，而不是德国人，有几点可能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德国的经验为日后治理日本奠定了基础。在德国，由于盟友的阻挠，或由于德国人的顽固不化或地区差异，再教育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但在日本，一切都是美国说了算，所以成功的概率更高。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最高司令官阁下把日本人看成是幼稚的野蛮人，头脑简单，可以改造。他们既不是基督教徒，文化也不植根于西方文明。就日本人的思维状态来看，还真像是零年。

考虑到太平洋战争的惨烈程度，以及日美双方大打宣传战时的无所不用其极，日本人居然肯心甘情愿拜美国人为师，着实让人讶异。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朝鲜战场上的麦克阿瑟抗命，撤了他的职。麦克阿瑟离开日本时，日本人毕恭毕敬地为他送行，这样的场面很难想象会出现在德国。日本人还立法授予麦克阿瑟日本荣誉公民的头衔。甚至还有人打算在东京湾为最高长官建一座生祠。十几万日本人在通往机场的路上，夹道欢送恩人，许多人热泪盈眶，对着麦克阿瑟的豪华座驾大声道谢。日本的一份大报甚至在社论里感叹道：“噢，麦克阿瑟将军——将军，将军，是您，把日本从彷徨和饥饿中拯救出来。”[38]

下面这封信，是一位有着强烈共产主义倾向的日本律师写给最高司令官的：“为了日本人民的未来，（占领当局的领导们）带来了自由、平等和仁爱的和平曙光。在他们的大力协助和认真指挥下，日本人建设了一个民主国家……为了展示对这一丰功伟绩的感激之情，我们将举行一场群众集会，欢迎占领军。”[39]这封信写于11月，距离广岛和长崎被炸只过去三个月。

解读日本人行为的一种方法是将其看成典型的东方式溜须拍马，既不真诚，也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很契合长久以来奉迎强大统治者的传统。也许这层因素在起作用，但其远未反映出历史的全貌。我相信，这种感激之情大体上是真诚的。由于有从被征服国家抢来的战利品，多数德国（非犹太血统）平民直到战争最后阶段还过着不错的生活。跟德国人比起来，日本人就要惨多了。他们的城市多半陷入火海——这点德国也一样——但日本人已经连着几年靠吃不饱的食品配给勉强度日了，除此之外还要受日本军方和宪兵欺负，他们盛气凌人的劲儿恐怕比德国国内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1945年，不少德国人依旧对元首抱有好感，但是很少有日本人还会为军国体制说好话，因为它带给他们的只有痛苦。

因此，当如此富有、高大且普遍自由自在、不拘一格的美国人踏上日本领土时，他们的确被看成是解放者，许多日本人也准备好了学习怎么变得自由自在和不拘一格。这不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决定向一个外部大国学习。中国在几个世纪里曾经是日本学习的楷模，直到19世纪下半叶，欧美才成了效仿的典范。从某种角度来看，20世纪激进的日本民族主义是对一轮浩浩荡荡的西方化趋势的回应——西方化意味着经济自由主义、大众传媒、好莱坞电影、政党、马克思主义、个人主义、棒球、爵士乐等等新兴事物。经过二战的浩劫，多数日本人都渴望回到现代性的轨道上来。他们把现代性和西方世界联系起来，到了1945年以后则主要和美国联系起来。

这一进程是否真能叫再教育则值得商榷。但新主人和手下不少学生显然就是这么认为的。至于怎么“重塑”日本则是个问题。“日本通”觉得这个想法很荒唐，况且，最想把再教育日本的工作捏在手里的官员恰恰对这个国家及其历史没什么了解。在他们眼里，类似德国的去纳粹化在日本行不通，也没法从一个成熟文明身上剥去新近附着在其表层的有害意识形态，因为日本没有成熟的文明。改革派认为日本文化烂到骨子里了。

然而，不同于“知日派”，皇宫和官僚体制内一批老的日本精英并不觉得有必要全盘推倒重来。比较符合他们心意的是小规模且循序渐进的改革。但对于查尔斯·凯兹上校和最高司令官周围的其他新政派而言，这些改革的力度远远不够。凯兹说过：“（日本领导人）盘算的是挑出一棵有病虫害的树，修剪树杈……我们觉得，要除去病害，不仅要砍掉树杈，还要连根拔起。”[40]

要肃清日本的“封建”文化，不能只是扯掉日本的旭日旗（被美国大兵称为“肉丸”），取缔赞美日本军事实力的音乐或演出，禁止日本拥有武装力量，或者起草一份让日本放弃战争的新宪法，因为这些都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这些手段在人们眼中必不可少；1945年，起草和平宪法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是谁奇思妙想、出此计策的尚无定论，有人说是币原喜重郎。1945年，他时任日本首相，长期以来崇尚和平主义。是他，建议麦克阿瑟出台和平宪法。“封建”的家庭法律被废止，女性权利得到了保障。这种变化让管理日本的精英很不安，甚至连立场相对自由的政客也看不下去了，比如前外相重光葵就在日记里写道：“占领军所制定的方针，跟单纯遵守《波茨坦公告》一比，已经大变样了……他们提出的是自上而下改造日本。”[41]

他说得没错；改革者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所有被认为“封建”的日本传统和惯例都必须斩草除根。每当看到日本妇女在公共场合为孩子哺乳，美国大兵或平民都会立刻出面予以制止；制作传统剧的木剑道具被没收了；讲述武士英雄故事的歌舞伎演出被取缔了。日后成为歌舞伎研究领域大家的厄尔·恩斯特（Earl Ernst）一天晚上走进东京的帝国剧场，叫停了正在上演的《寺子屋》。这是18世纪一部著名剧目里的一出戏，讲的是一位昔日的武士领主被勒令杀子献祭，出于对大名的忠诚，曾经的家臣杀了自己的儿子顶替。这类“野蛮”的戏码是不可容忍的。为了熏陶日本大众，戏剧公司应美国人的要求，推出了一台吉尔伯特（Gilbert）和沙利文（Sullivan）的作品，《日本天皇》（Mikado）。然而，日本公众并未受到熏陶，反而明显感到不知所措。

任何事物哪怕跟“封建主义”只沾上一点边，就会面临被取缔的命运。甚至在远古自然崇拜的神道教里具有神圣地位的富士山，其形象也被禁止出现在电影、艺术作品和公共澡堂的砖墙上。澡堂里的富士山装饰画很常见。自19世纪以降，神道教被实实在在地改造为某种国教，鼓动天皇崇拜，宣扬日本民族独一无二，具有神圣血统，因而注定要统治亚洲的劣等人。禁止将神道教列为国教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12月15日的最高长官政令申明：

本政令旨在实现政教分离，防止出于政治目的滥用宗教，并确保所有宗教、信仰和信条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享有完全同等的机会和保护。[42]

命令裕仁天皇在电台里宣布他跟所有人一样只是一介凡人，也不像是一步昏招。但天皇玉音的真正内容是他和日本人民的联系并不“建立在天皇乃天神下凡这一错误概念上”。这让美国人很满意。多数日本人对天皇的声明丝毫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从来不怀疑他身上除了神性还有人性。但他们将裕仁看成是天照大神降临人间的统治者，这点天皇本人也从未否认。总而言之，极少数日本人似乎对此真的在意。真正沮丧的只有极端民族主义者，而且一直耿耿于怀，他们辩称神道教代表了日本文化的精髓，跟其他宗教不能一视同仁。

有些文化再教育工作只能让人生厌，而且往往昙花一现，比如取缔歌舞伎演出或刀光剑影的武打片。有些做法太过荒诞不经，以至诱人发笑。比如有个管辖农村地区的美国兵，以为教日本人跳方块舞就能陶冶他们的民主精神。但在一些事情上，美国人或许走得太远了，就连相对顺从的日本人也受不了了。举例而言，一支美国教育使团曾详细研究过是否可以废除日语里的汉字，将日语书写体系全盘西化，继而还推荐做这样的探索。方案无果而终。另一方面，日本的教育体制经过了大刀阔斧的改造，这和德国的情况不太一样。只吸纳单一性别学生的精英学校让位给男女同校、综合性的教育体系，学制是小学三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位于日本中部、离京都不远的近江可算是日本的亚琛。1945年秋，一支美军巡逻队决定检查当地的一所小学。一看到美国兵，学生们便吓得尖叫起来。当被问到他们“喜不喜欢美国人”的时候，学生们都使劲地摇头。学校的教室里依然挂着战时海报，上面的日本兵摆着英勇威猛的造型。该校的某位老师是退役军官。美国人还在一张写字台的抽屉里找到了一顶血迹斑斑的水兵帽。这些情况都不可容忍，于是美军命校长开除退伍军官，并保证所有跟战争有关的东西都被清理干净。

六个月后，同一批美国人中有几个乘着吉普车，再度造访学校。这次，孩子们看起来没那么害怕了。一名军官吹起了口哨，曲子是《史瓦尼河》。让美国人兴奋异常的是，孩子们居然用日语跟他一起唱起来，接着还唱了《友谊地久天长》和《杯酒高歌》。同样让军官们欣慰的是，他们发现教科书经过了妥善的修改；所有提及战争、日本尚武历史及天皇等话题的“封建”段落都用油墨涂黑了。充满善意的校长用英语发言，他保证道，所有战时海报都会一把火烧了，另外还要再开除几名老师，其中三人当过兵。[43]

纵然许多日本人对美国胜利者相对和善的表现感到如释重负，对强塞给他们政治精英的民主改革也感激涕零，但他们心中对美式再教育还是有着五味杂陈的感觉。《朝日新闻》曾刊登过一封初中生的来信，内容甚是精彩，恰到好处地展现出日本年轻人对他们父辈立场180度大转弯的共同看法：就在一天前，他们还被教导要崇拜天皇，支持亚洲的圣战，可是才过了一天，同一批老师却教他们谴责日本封建主义，支持“德谟克拉西”。

这名学生在信的开头写道：许多大人很担心，因为孩子们在军国主义的熏陶下长大，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会不会很困难。但实际上，近几年的亲身经历让青少年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他们只知道，日本一直在打仗。和平就像“脱离黑暗，步入让人头晕目眩的阳光下”。他们之前所学的任何知识都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谬论：“你让他们如何再信任领导人，甚至大人呢？”真正让人担心的倒是成年人，因为他们对刚过去的事情仍然很彷徨，内心充满矛盾，要摆脱军国主义思想显然更难。[44]

这个孩子的话代表了日本近代史上最热心于政治的一代人的心声。这代人中大多都是左派，且都对日本原来的体制派充满了不信任感。美国人来日本是来传授自由、和平主义和民主等学问的，但一到冷战，还是这批美国人，却支持起了过去的体制派，这让人们深深感到自己遭到了背叛。要知道，体制派里不少人还背负着战争留下的血债。1960年，首相岸信介——战时日本的阿尔伯特·施佩尔——批准通过了《美日安保协定》，日本就此沦为美军在亚洲的永久性军事基地。一些与《朝日新闻》投稿者意气相投的日本人涌向东京街头，抗议日本间接卷入越南战争。缔结协定的好处多多，但似乎让人联想起日本过去在亚洲的战争。日本左派对日本为虎作伥，协助美“帝国主义”很是恼怒；而右派对不得不遵守“美国人”制定的和平宪法也不买账。话虽如此，两派还是存在共同点。在双方看来，美国占领似乎从来没有结束过。

一些人觉得外国征服者的馈赠“德谟克拉西”来得有点不费吹灰之力。漫画家加藤悦郎曾有一副著名的作品，画的是一群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把手伸向空中，当中还不乏头戴军帽的人。挂着金属罐的降落伞从天而降，罐体上写着“民主革命”的字样。[45]那场面就好像天赐甘露一样。有些东西人们本该自己去争取，现在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有些丢脸。

美国人这么做有时是存心羞辱，但矛头并不直接对准普通日本人。美国占领时期最具符号意义的一张照片摄于1945年9月，起因是裕仁天皇来到麦克阿瑟将军的官邸，拜谒最高长官（其实更像是下级觐见上级）。44岁的天皇身着全套礼服，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挺挺地站着。跟65岁的最高长官相比，他只是个毛头小伙儿。身旁的麦克阿瑟个头高大，神态故作随意，让他显得不怒自威：卡其衬衫领口敞开，双手自然地背在身后。

所有大报都刊登了这张照片。因为照片明显带有冒犯君主之意（lèse-majesté），日本政府阅后大为震惊，立即禁止报章继续转载。翌日，麦克阿瑟宣布这一禁令作废，并下令出台新措施，保障出版自由。这并不是说美国人查禁起新闻来就不像在德国那么起劲了，他们劲头不减。比方说，人们不准谈论广岛，同样遭到封杀的还有关于美国的负面报道，或对最高长官当局的批评之声。（1946年，一部名为《日本的悲剧》的日本电影甚至因为对天皇在战时的角色过于苛责而被列为禁片。毕竟，麦克阿瑟已经免除了他的所有罪责。）

但退一万步来讲，民主也绝非一句空话。随着降落伞从天而降的金属罐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革命性变化。不过，当时最有见地、最真诚的作家高见顺就辛辣地指出，有种耻辱感依然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他在9月30日的日记里写道：

当我想到本该由人民自己的政府赋予的自由无处可寻，只能由外国军队开先河似地施舍给我们时……我心中就不免涌起羞耻感。因为爱日本，所以感到羞耻，为日本羞耻。[46]

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是诸如此类的论调略有些误导性。关于占领有很多大话，有一句至今还能听到，大意是美国人一手铸就了日本的现代国家制度；日本的“西方化”始于1945年；得益于美国人的循循善诱，日本在战败后只用了一到两年时间便从“封建主义”一举转型为民主国家。事实上，早在1920年代末，日本就已建立了民主制度，只是其存在缺陷，而且很脆弱。西方盟国不过是在战后的日本和西德创造了恰当的条件，使这些制度得以恢复，根基更为稳固。这一过程并不总是自然而然的。日本政客和官僚往往都是在受到外压后，才着手推行大快人心的改革。然而，让美国人和日本人始料未及的是，完全由美国人一手打造的某样产物既会成为战后日本身份认同的基石，也成为一种负累。

虽然日本宪法第九条直到1946年才被收录进来，因此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但在这里依旧值得花些笔墨进行引述，因为其比任何事物都更能表现1945年的理想主义：

1.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2. 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1953年，理查德·尼克松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造访日本，他发言称宪法第九条是个错误，这一表态让日本人吓了一跳。日本人没有理由不修宪，美国不会反对，美国甚至还希望日本成为一个强大的盟国，对抗共产主义，云云。但多数日本人都不同意尼克松的看法。他们拒绝修宪，是因为对宪法充满了自豪。和平主义让一个曾经在历次血腥战争中屠戮了上百万人的民族感到自己拥有了一种崭新的道德目标意识，甚至是道德优越感。日本会带领世界进入一个和平的新时代。在日本人眼里，倒是美国人，因为拒绝抛弃打仗传统应该受到谴责。他们先是在朝鲜和越南动武，后来还攻打了伊拉克和阿富汗。

这一认识多多少少是战后五十年内日本社会舆论的基调。但是和平主义是有代价的。理想主义和现实很快便会分道扬镳，而日本人也违背了宪法的规定，成立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一开始美其名曰警察部队，后来则更名为日本自卫队。这种改弦更张不仅虚伪，而且未能解决一个让日本左右两派都怨声载道的问题。日本的安全仍然依赖美国；和平主义是靠昔日征服者提供的核保护伞才取得的。东亚从未出现过类似北约或欧盟的组织，可以让日本同其邻国建立信任，为自己重新定位。

多数日本人依然坚定不移地支持宪法第九条，反观民族主义右派则对其强烈敌视。另外，这一法条还使得日本人在对待本国历史问题上总是闪烁其词。只要自由派和左派把捍卫和平主义事业当成是为战时罪行赎罪的必要修行，右派就会坚称日本并不比其他参战国更罪孽深重。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或马尼拉大屠杀构成了剥夺日本主权的理由，那么日本就完全有理由去尽量淡化这些“事件”的重要性。这种政治分歧对外以历史辩论的面目示人，但实则两极分化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几十年来，日本和亚洲邻国的关系一直深受其害。除了日本对美国的单方面依赖外，这也是1945年的部分遗产。多灾多难的一年在人们的宏愿中画上了句号。

[1]诺埃尔·科沃德爵士（1899—1973），英国演员、剧作家、流行音乐作曲家。

[2]乔治·梅瑞狄斯（1828—1909），英国著名小说家兼诗人。

[3]作者注：乔治·班克罗夫特（1800—1891），美国史学家兼政治家。

[4]托洛茨基（1879—1940），共产主义苏联的主要领袖，犹太人，斯大林的政敌，“不断革命”理论的创始人，流亡墨西哥城期间遭斯大林派出的克格勃特工暗杀。

[5]作者注：此君的首席幕僚是约翰·普罗富莫（John Profumo），这位政治家后来因为他和应召女郎克里斯汀·基勒（Christine Keeler）的关系黯然下台。

第九章 同一个世界

本书之前提起过布莱恩·乌尔库哈特，年轻的英军情报官。1944年9月，他曾警告上峰，把盟军空投到荷兰小城阿纳姆附近会面临巨大风险，上峰却让他去休病假。乌尔库哈特本来很可能因此变得愤世嫉俗——不顾他的极力反对，“市场花园行动”后来还是被付诸实施，葬送了几千条年轻的生命。“蒙蒂”一心想要盖过他的美国对手乔治·巴顿将军的风头，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六个多月后，对己方的自大和愚蠢失望透顶的乌尔库哈特成了进入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首批盟军中的一员。一开始见识蠢事，现在又目睹此等惨象，以致战争最终结束后，他都郁郁寡欢。

即便如此，他居然也没有掉进愤世嫉俗的陷阱。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从没有细想过，事情再也不会回到过去了。我对旧秩序的感触不太深，也不认为我会怀念它。我倒真是觉得，眼下的重中之重在于防止此类灾难再次发生。”[1]

战前，乌尔库哈特对国联的诞生很兴奋。他回忆道，自己的国际主义热情源于儿时在私立女子寄宿学校读书的经历。学校名叫巴德明顿（Badminton，即羽毛球之意），校长是比阿特丽丝·M. 贝克小姐（Beatrice M. Baker），脾气古怪，大家都叫她BMB。乌尔库哈特的母亲也在巴德明顿任教。他的婶婶露西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生活中，都是女强人BMB的搭档。6岁时，乌尔库哈特是全校两百多名女生中唯一一个小男孩。BMB小姐很同情左派。跟当时许多人一样，她对绰号“乔叔叔”的斯大林很有好感。在1930年代期间她还接济了从欧洲大陆逃来的犹太难民，这种事多数私立寄宿学校校长当时都不太会做。她甚至让女生——其中包括我母亲，她在战时还是个小学生——在布里斯托市（Bristol）的大街上游行，手举横幅，上面写着“世界工人大团结！”的口号。

战争结束后，乌尔库哈特得到了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短期雇佣，供职于英国外交部一个特设部门，工作内容是从纳粹占领下的荷兰搜集情报。但是由于荷兰已经解放，所以没什么可干的——这也是战争遗留下来的众多官僚主义怪现象中的一个小例子。这项任务因此没持续多久。乌尔库哈特的第二个雇主是英国外交官格拉德温·杰布（Gladwyn Jebb）。杰布负责组建新成立的联合国，他是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在职业生涯的剩余时间里，乌尔库哈特为这个世界性机构尽忠职守、鞍前马后。联合国的理想不断鼓舞着他，尽管他也不护短，中肯地质疑其在实践中暴露出的缺陷。

四十年后，他这样记录1945年秋天那段奋发进取的岁月：

……很难再度体会那段意气风发的日子里的新鲜感和激情澎湃。战争依然鲜活地存在于所有人的心灵和亲身经历中。我们许多人曾入伍打仗，其他人也就是几个月前才结束了抵抗运动地下活动的状态，重新抛头露面。为和平而努力的梦想实现了。百废待兴、一切都必须从头再来的事实则进一步激励着我们。[2]

乌尔库哈特在联合国秘书处有许多好友，其中一位在前文中也有述及，即法国抵抗主义战士斯蒂法尼·艾赛尔。在落入盖世太保之手后，他遭到严刑拷打，后被送去布痕瓦尔德和朵拉集中营。他出生于1919年，跟乌尔库哈特岁数一样大。艾赛尔有着不平凡的背景。他的父亲弗朗茨·艾赛尔（Franz Hessel）是位闻名遐迩的德国作家和翻译家，曾翻译过普鲁斯特（Proust）的作品。老艾赛尔还是《朱尔与吉姆》（Jules et Jim，一个讲述法德情侣三角恋的故事）里朱尔（Jules）的原型。这个故事后来被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搬上了银幕，成了一部名片。同乌尔库哈特一样，斯蒂法尼·艾赛尔也希望在全球舞台上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激发他雄心壮志的不只是对战争习惯性的厌恶和对和平的渴望，而是一种更崇高的思想。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是“世界主义和集中营”——集中营里，来自许多国家和不同阶级的人被扔在一起——“把我推向了外交”。[3]在战争结束后三年，他协助起草了史上第一部《世界人权宣言》（《宣言》于1948年正式实施）。艾赛尔于2013年去世，享年95岁。

毋庸置疑，乌尔库哈特和艾赛尔都是不平凡的人。但是他们的理想主义情怀源于亲身经历过的破坏，这点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人们普遍相信应该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且由一个比国联更富活力、办事更有效率的全球性组织维持这一秩序。有人想得很远。甚至早在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前，世界政府的主张者就经常宣扬末世论。阿诺德·汤因比在战时曾大声疾呼，要想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唯有一个警力遍及全球的世界政府才能做到。汤因比的话显得有些荒诞不经，但美国国务院里一些高层人士对此很当回事。1945年4月，一份盖洛普民调（Gallop poll）显示，81%的美国人希望美国加入“一个拥有警力的世界组织，以维护世界和平”。[4]

鉴于世界政府或世界联邦的观念十分模糊，秉承这一路线的思想家便倾向于将个人理念加诸未来。毫不令人意外，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认为世界联邦应该遵循他的非暴力原则。汤因比则主张英美两国应当联手，让警力遍及全球，至少未来一段时间内可以这么做。他的初衷是建立某种“民主的盎格鲁——美利坚世界联邦”。[5]他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1939年，时任英国驻美大使的洛锡安勋爵（Lord Lothian）就把大英帝国视为建立世界联邦政府的模板。这种想法也许同样让人感到其不仅自私，而且完全是痴人说梦。然而，支持某种自由的盎格鲁——撒克逊式霸权的声音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都不鲜见。丘吉尔一度也对其笃信不疑。这种观念偶尔还是会跳出来作祟，满足一下英语国家梦想家们的自尊心，其中包括白宫的一两位主人。

为《纽约客》（New Yorker）撰稿的怀特（E.B.White）在杂志里评论道，1945年春，各国若要就起草第一份《联合国宪章》开会的话，旧金山作为会议地点再合适不过了。毕竟，他说：“美国被世界各地的人们看成是美梦成真的典范，是一种微缩版的全球国家。”[6]如果说这种得意忘形的情绪今天看起来十分迂腐，那么其至今也并未彻底寿终正寝。话虽如此，怀特还是很清楚地意识到美国的梦境上沾着一些污点。5月5日，就在旧金山会议开幕后一周，他提到，加州某地出现了“一伙旧秩序的卫道士（文件是这么形容的），企图在一些特定区域限制向非‘高加索人种’提供住房”。[7]

这里还要提一下欧洲人。将欧洲统一视为通往大同世界第一步的通常是隶属反纳粹、反法西斯抵抗阵营的欧洲人。早在1942年，法国抵抗组织“战斗”（Combat，别名为全国解放运动，简称MLN）就发表过一份宣言，宣布“欧洲合众国——通往世界联盟路上的一个阶段——即将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我们正为之而战”。[8]“战斗”组织的一位主要人物是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他多数时候表现得含蓄而内敛，后来和另一个反法西斯抵抗组织来往甚密，得知后者发表欧洲统一宣言的时间更早——1941年，地点是在意大利的文托泰内（Ventotene）。这是个小型的火山岛，靠近那不勒斯。阿尔蒂诺·斯皮内利（Altiero Spinelli）等意大利左派曾被墨索里尼关押在岛上的一座监狱中，监狱为18世纪波旁王朝（Bourbons）所建，暗无天日。所谓的《文托泰内宣言》（Ventotene Manifesto）出自狱囚之一的政治思想家埃内斯托·罗西（Ernesto Rossi）之手。他提出只有反动派才会醉心于民族政治，所有进步主义者都应该为“一个坚实的世界国家”而奋斗。第一步先是欧洲联邦，再接着是世界联邦。

统一欧洲的梦想当然要比这些宣言老得多，最早可以追溯到9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自那时起，大欧洲的理想经历了诸多变迁，但有两条中心思想一直没变。其中一条是统一的基督教国家，欧洲是其精神和政治核心。这一目标一直为天主教徒所推崇——比如伊拉斯谟（Erasmus）——而在法国天主教徒中间尤其如此。比方说第一代叙利公爵（1560—1641）马克西米连·德·贝蒂纳（Maximilien de Béthune）就曾构想过一个基督教欧洲共和国，土耳其人想加入的话，就必须改宗，皈依基督教。

与之相联系的理想是永久和平。1713年，另一位法国天主教徒圣——皮埃尔神父（Abbé de Saint-Pierre）发表了他的《欧洲永久和平方案》。依照这份方案，欧洲会有一个议会，一支军队，较大的成员国会享有平等的投票权。

在早期泛欧主义者看来，永久和平和基督教统一往往是一回事。和平统一是一种宗教观念，一种基督教乌托邦。其未必要局限于欧洲大陆，而是同基督教一样，是普世性的抱负。在理想状态下，上帝的人间天国里是不需要国家边界的。

启蒙运动后，理性主义者采纳了一种新型的宗教普世主义，只对措辞稍做了点改动。19世纪的法国诗人兼政治家阿尔方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于1841年写下一首歌颂欧洲统一的理性主义诗歌，名为《和平马赛曲》：“在启蒙的道路上，世界走向统一/ 我是每一个会思考者的同胞/ 真理就是我的祖国。”1848年，法国处于革命动荡之中，作为外交部长，拉马丁发表了一份《欧洲宣言》，不仅将法兰西共和国吹捧为欧洲的模板，而且还是全人类效仿的对象。

二战末期出现了一种从宗教理想主义到理性理想主义的类似转向。1940年，那时美国尚未参战，一个名为美洲基督教联会的党派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求为“正义和持久的和平”而努力——当时或许为时尚早，但这一直都是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新教牧师和普通信徒有时还会得到犹太人和天主教徒的鼎力相助。美国各大城市都成立了“世界秩序全国宣教组织”。名为“和平六大支柱”的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陈述了建立一个世界性组织的必要性。唯恐有人怀疑这一声明是异想天开者的杰作，委员会主席一职落到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肩上。1930年代早期的杜勒斯是希特勒的崇拜者，1950年代在艾森豪威尔手下担任国务卿，是个好斗的冷战急先锋。

杜勒斯在制定一些十分粗糙、更别提不太道德的政策上发挥了主要作用：他支持法国针对越盟民族主义者的殖民战争。此外他还在1953年协助推翻了民选的伊朗政府，把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赶下了台。摩萨台被认为对共产主义不够强硬，而且威胁到了英美两国的石油利益。于是，英国特工联手中情局——杜勒斯的弟弟艾伦（Allen）是中情局头子——策划了一场政变。但是，杜勒斯的反共热忱不光是企业利益驱使的结果，他本人推崇基督教道德论，相信跟奉行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作斗争根本上还是一项道德使命。他表示，相信联合国具有他所谓的“道德力量”，并担任了旧金山会议美国代表团的顾问。[9]考虑到当时的局势，以及他跟美国保守主义的关联，杜勒斯就对日使用原子弹一事的回应似乎有些出格，但也并非一点都不像他：“如果我们这个虔诚的基督教民族觉得那样使用原子能在道德上没有负担的话，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接受这样一种判断。”[10]

广岛遭遇的灭顶之灾让常常从宗教道德论当中获得启发的“同一个世界”论调变得更为世俗和着眼当下。科学家率先站出来，警告使用原子弹的影响，他们当中一些人曾参与制造这一杀人武器。1945年7月16日，美国人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进行了首次核试验，爆炸的惊人威力甚至让研发原子弹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发出了近似宗教冥想的感慨。他引用了印度教经文《薄珈梵歌》（Bhagavad Gita）里的一段话：

如果有一千个太阳

绽放出漫天的奇光异彩

这有如圣灵逞威……

我是死神，我是世界的毁灭者。

相比之下，爱因斯坦在听闻广岛被炸后说的第一句话则显得平淡无奇：“哦天呐！”[11]

两个月后，爱因斯坦将一封信托人转交给《纽约时报》，信的另外几位作者有参议员富尔布莱特（J.W.Fulbright）和最高法院助理法官欧文·罗伯茨（Owen J.Roberts）等显赫人物。他们在信中写道：“第一枚原子弹摧毁的不仅是广岛这座城市，同样被引爆的还有我们世代相传、早已过时的政治理念。”[12]这些理念包括国家主权。旧金山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国宪章》只是一个开始。爱因斯坦等人宣称：“如果我们想避免一场核战争，就必须放眼于订立一份世界联邦宪法，缔造一种行之有效、世界通用的法律秩序。”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主张由联合国控制核能，但一等苏联引爆核弹，他就立马改变了主意。1945年11月，爱因斯坦在接受《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采访时表示：“原子弹的秘密应该被托付给一个世界政府，而美国应当机立断地表明愿意把秘密移交给世界政府。”

使用核能需要讲道德，对这点表述得最简明扼要的也许莫过于身为基督徒的老社会党人、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了。在《大西洋月刊》刊登爱因斯坦采访的当月，他在加拿大国会两院做了一次演讲。广岛的事对艾德礼的触动很深，他以英法双语提议科学和道德和谐共存。据《泰晤士报》报道，艾德礼相信“学者以巨大的热忱投入研究，但倘若没有同样炙热的道德热情的话，几个世纪以来建成的文明将会毁于一旦”。[13]

* * * * *

1945年，真实世界开始重建的方式也许和高屋建瓴的理想主义有所关联，分享这一思想的有原抵抗运动战士、为和平而战的军人、震惊于原子弹破坏力的科学家和基督教大同世界论者，但关联远没有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紧密程度。塑造战后国际体制（实际上这一工作战时就已启动）的更多是政治因素，而不是宗教或道德理想。鉴于政治性解决方法向来就不甚理想，新秩序必然是有缺憾的。

《联合国宪章》诞生于旧金山，但追根溯源的话，则还要说到丘吉尔和罗斯福于1941年8月在纽芬兰沿岸普拉森舍湾（Placentia Bay）的会晤。英国刚刚挺过了不列颠战役，只剩下一口气。就在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很快珍珠港事件也将爆发（1941年12月7日）。罗斯福极力想通过温和的方式，鼓动美国选民支持美国在欧洲战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于是，两位首脑乘着各自国家的战舰赴会，起草了《大西洋宪章》。罗斯福坐的是美国海军USS奥古斯塔号（USS Augusta），丘吉尔坐的是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HMS Prince of Wales）。

耐人寻味的是，一心想在《宪章》里提出建设一个未来世界性组织的人却是丘吉尔。罗斯福因为国联的失败先例已经心灰意懒，而且鉴于美国国内对卷入国际事务的反对声浪让他很敏感，遂回绝了丘吉尔的提议。罗斯福也不支持英国的帝国主义事业，尽管他同汤因比一样，也相信英美应该联手，当几年世界警察。罗斯福在谈及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原因时，引述了他在同年1月向全世界宣布的“人类四大基本自由”。这“四大自由”因为漫画家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煽情的作品而名扬后世，它们分别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其实，《大西洋宪章》后来证明只是这些崇高原则的精辟表述罢了。但其中一条对后世的确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条款主要出自美国人之手。《宪章》不仅表明“希望那些曾经被武力剥夺自治权的国家能够重新获得这一权利”，而且更进一步：“所有人都有权选择在什么样的政府治下生活”。这种权利也应得到尊重。[14]

这一新闻立刻传到了那些为脱离殖民帝国而战的独立运动者耳中。越南的胡志明和印尼的苏加诺等民族领袖一遍遍地引用《大西洋宪章》的条文，以支持他们渴望政治独立——以及渴望美国支持——的诉求。5月8日，塞提夫的阿尔及利亚抗议者因为要求平等遭法国殖民者枪击，他们高举的横幅就写着：“ 《大西洋宪章》万岁！”

《大西洋宪章》起草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因为“公民不合作主义”正身陷囹圄。他从英美两国的宣言中尝出了虚伪的味道；他把《宪章》斥为一套虚情假意的陈腔滥调。翌年，他发动的“撤离印度”运动（Quit India）却又响应《宪章》关于民族自治的主张。此外，尼赫鲁还呼吁成立一个“世界联邦”，以保障这种权利。

丘吉尔必须尽快行动，说服国会放心，只有纳粹占领下的国家才享有“自治权”，殖民地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毕竟，正如他在1942年时的一番著名表态，他“给国王陛下当首相，可不是为了做拆分大英帝国的那个人”。罗斯福没工夫磨嘴皮子，他很同情尼赫鲁，但毕竟眼下还在打仗，他不想让丘吉尔太为难。反观丘吉尔，则对被美国人在帝国事务上“管头管脚”大为不悦，因为美国人自己手脚也不干净，特别是在菲律宾。这么想固然没错，但丘吉尔忘了一点，美国人早在战前就承诺会给菲律宾人独立，这一进程只是因为日本入侵被打断了而已。

从《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仅一步之隔，不过彼时的联合国还算不上是一个维护全球安全的国际组织，而只是对抗轴心国的同盟。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的26个国家于1942年1月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尽管一开始对国际组织有所保留，但最终却是罗斯福给这一联盟起的名字。当时距离珍珠港事件过去仅仅几周，心情愉快的丘吉尔正在白宫参加代号“阿卡迪亚”（Arcadia）的会议。罗斯福苦思冥想，到底给新的世界联盟起什么名字才好呢。然后，一天早饭前，灵感来了。他一头冲进丘吉尔的卫生间，对着刚洗完澡、身上还滴着水的英国首相兴奋地大叫：“就叫联合国！”丘吉尔回答说这个名字不错。

战时官僚、规划者、外交官和盟军领导人自始至终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将战时联盟转化为一个稳定的、谋求和平的战后国际秩序。如何避免再次出现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如何防范未来的希特勒们再次发动世界大战，以及如何在不激怒美国保守派的情况下实现这点——他们动辄为此类国际任务贴上“共产党”阴谋诡计的标签。不论全新的国际组织将呈现何种形态（丘吉尔满脑子依旧是“英语国家人民”，斯大林想的是“热爱和平”的人民，而罗斯福盘算的是和谐的大国联盟），其必须有实实在在的威信，因为这恰恰是昔日国联所缺乏的。新的联合国要具备维持和平的能力，如有必要可以诉诸武力。为了有效发挥这一影响力，大国之间必须和睦相处。于是就有了在莫斯科、德黑兰和雅尔塔的会议。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在会上勾勒出战后秩序的雏形，有时只是粗略勾抹，三位巨头运筹帷幄，仿佛全世界是个大棋盘，波兰人、希腊人和其他民族只是小卒子，可由他们任意摆布。

与此同时，美国组建了新的国际组织，用以应对毁于战火的国家面临的人道主义援助和食品短缺问题。1943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成立，丘吉尔最初很不把这个组织当回事。还是在浴室，有人听到里面传来他的歌声：“UNRRA！UNRRA！UNRRA！”似乎浴室变成了音乐厅。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不可避免地被美国国内的共和党人指责对共产主义太过心慈手软。这是有原因的：鉴于西欧国家政府被认为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大部分援助都流向了东欧国家和苏联的加盟国。在这些地方，援助物资多数会落到有后台的人的手里。救济总署的工作往往混乱无序，特别是在早期。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它，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死去。

在斯大林红军的攻势下，精疲力竭的德国人节节败退，沿着冰天雪地的乌克兰平原一路后撤。与此同时，西线盟军已经在诺曼底抢滩登陆。到了这个时候，几个大国已经对未来联合国的组织架构有了大致概念。首先得有联大，还得有大国控制的安理会。各国为打败德国所进行的经济合作——譬如租借条约等——为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基础，并拿出了遏制经济民族主义和恶性投机的国际规则。此外还要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

1944年，货币体系在新罕布什尔州一家名叫“布雷顿森林”的度假酒店成立了。这个会议原名为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之所以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召开，有两个原因：新罕布什尔州的参议员是国会银行和货币委员会的成员，他是共和党人，反对货币监管。所以有必要说服他改变想法。另一个原因是这家酒店接待犹太客人，这在类似的乡间宾馆中并不多见。毕竟，如果财政部长亨利·摩根韬等大员被挡在门外，这可真是太不像话了。

1944年11月，罗斯福第四次当选美国总统。当时，他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战后联合国事务中，这点从他的竞选演说就可见一斑。在罗斯福看来，全世界需要一次全球性新政，而且应加强联合国的力量，捍卫全球和平。正如他当时所说的那样：“依我的陋见，很明显，如果这个国际组织能发挥点实际作用，美国人民就必须在这之前赋予我国代表付诸行动的权力。”[15]尽管将罗斯福和他的理想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的声音并没有消失，多数美国公民如今似乎都和总统意见一致。

就在罗斯福第四次参选前，几个大国还围绕联合国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地点选在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这是位于华盛顿特区乔治敦的一座豪华庄园。美、英、苏——所谓的三驾马车——在战时负责制定盟国的政策。这一次，第四个大国，中国也应邀与会。人们希望，这四个大国将携手维护战后世界的治安，虽然各方对中国能否担当此任信心有限。丘吉尔和斯大林都很睥睨蒋介石的政权，但是美国人很想给委员长面子。（后来，在旧金山会议上，四大国进一步壮大为五大国，因为法国也急需挽回颜面。）

然而，在敦巴顿橡树园，各方对联合国的具体架构还是存在争议。哪些国家有资格加入？联合国的使命是否仅限于安全（苏联人的立场），还是应参照美国人的想法（后来也的确实现了），纳入经济和社会事务？要不要建立一支国际空军？谁又来为联合国部队提供兵员？是不是所有成员国都有权对联合国行动投否决票——国联正是这种安排——还是只有大国才有这一权力？还有，否决票针对的到底是哪些范畴？只是行动么，还是要算上调查和讨论议题？各国之间达成妥协，譬如否决权这种难题被搁置了起来。原则上，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都有权加入联合国。所谓“热爱和平的国家”这一称法很对感情丰富的美国人的胃口，但对于斯大林而言则有种更特殊的意义，因为他惯于谴责苏联的批评者与和平为敌。比方说，芬兰在1940年曾抵抗过苏联红军，所以就是和平的敌人。

就这样，旧金山会议的筹备工作告一段落。1945年4月27日，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齐聚在这里，团结一心，同仇敌忾。联合国也从战时同盟的性质转型为一个“全世界民主组织”——罗斯福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16]

不幸的是，总统已经病入膏肓。尽管位于雅尔塔的沙皇夏宫气势恢宏，但那儿的条件并不舒适（臭虫特别折磨人），而且会议开得他心力交瘁。他时日无多了。罗斯福于4月12日与世长辞。新总统哈里·杜鲁门对民主世界秩序的期待跟他的前任相比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6月，就在签署《联合国宪章》前不久，杜鲁门从堪萨斯城大学拿到了荣誉学位。随即，他便以一股美国佬的乐天派精神宣布：“各国在一个世界共和国里相处，就跟我们在美国这个共和国里相处一样容易。”[17]

* * * * *

五十个国家的国旗在太平洋上吹来的风中猎猎作响。5000名各国代表抵达了旧金山歌剧院，参加旧金山会议开幕式。几十万前来一睹究竟的看客把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人山人海。除了德国、日本和它们的盟友外，世界各国都派了代表，或者严格说来也不是所有国家；还是有些例外的。而且似乎也并非所有与会者都有资格到场。比如阿根廷，该国军政府对法西斯阵营明确表示同情，直到战争末期才改弦更张。阿根廷受邀与会是美苏之间博弈的结果。苏联想让苏维埃加盟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而想获得拉丁美洲支持的美国就坚持要拉拢阿根廷。

另一方面，二战的发祥地波兰却没有受到邀请，因为各方对谁能代表合法政府无法达成一致。苏联支持名为卢布林委员会（Lublin Committee）的波兰过渡政府，而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则继续声称自己才是正统。既然是这样，就没办法遂苏联人的愿，请卢布林委员会来旧金山开会了。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许诺过丘吉尔和罗斯福，波兰会进行自由选举，波兰战时地下组织的16位领导人甚至还被请去和俄国人好好谈谈。但自此之后这些人就杳无音信，给人不祥的预感。用《纽约客》作者怀特的话来讲，“波兰问题就像一只臭鸟在旧金山上空盘旋”。[18]

话虽如此，会场上还是洋溢着充分的乐观情绪。阿拉伯代表在当地看热闹的人眼里特别具有异国风情。据《扬基人》杂志报道：“那些热衷追星的美国人推搡着，争相凑近看阿拉伯人，还对一个人说，‘傻透了，哦？你说是不？’”

美国一样让阿拉伯人纳闷。叙利亚代表法里德·泽内丁（Farid Zeineddine）接受《扬基人》采访时谈了他的感受：“依我看，美国人好像都戴眼镜，都嚼口香糖。也许他们不得不戴，因为楼太高了，得瞪大眼睛，才能上上下下看个清楚。”[19]

也有人以更为犀利的目光打量着这一切。日后成为英国工党领袖的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以《每日先驱报》专栏作家的身份在旧金山采访。作为忠实的欧洲社会主义者，他担心“美国如今的地位将带来危险”。美国太富有了，太强大了，在战争中又毫发无损。“美国的经济前景”，他说道，“似乎盖过了会议的风头。”另外，当地影院播放的反映纳粹集中营解放的新闻纪录片并未“引起人们拍手叫好”。（布尔战争期间，英国人在马弗京解围后曾欢呼雀跃。）[20]

随着太平洋战争进入最后几个月，是年春天全美院线上映的其他影片毋庸置疑都旨在提振人们低落的精气神，比如约翰·韦恩（John Wayne）的《重返巴丹半岛》，以及他和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合演的《反攻缅甸》。但那时还是有气氛轻松的娱乐片可看的，包括米高梅公司出品的《沙场义犬》，多萝西·拉莫尔（Dorothy Lamour）出演的《边城壮士》，以及喜剧组合阿伯特（Abbott）和科斯特洛（Costello）的作品《女生来了》。

虽然与会代表的住宿费需自理，但旧金山终归要比雅尔塔舒服多了。作为丘吉尔的外交顾问，格拉德温·杰布参加了战时大部分会议，包括雅尔塔会议。他形容自己在旧金山感受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热情好客”。[21]四个大国（很快将扩充为五个）的领导人在美国国务卿小爱德华·斯特丁纽斯（Edward R. Stettinius Jr.）的主持下，在费尔蒙特酒店（Fairmont Hotel）顶层一间阁楼的圆形图书馆里进行了会晤。据《时代》周刊描述，“蓝色天花板下摆着两张双人沙发，上面套着绿色坐垫”。[22]级别较低的代表则在下面的楼层开会。

大国之间就总的原则迅速达成了一致。但是它们和其余小国则剑拔弩张，大国主导和民主的国际组织这一对目标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作为小国代表，口若悬河的澳大利亚外长赫伯特·伊瓦特博士（Herbert Evatt）十分反感大国在安理会中享有否决权，但是小国不得不作出让步。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是大国中立场最极端的。他不断坚持苏联应有权否决其不愿在联合国范围内讨论的议题。这一态度几乎导致会议搁浅，直到美国人派了一支外交使团去莫斯科斡旋，斯大林这才授意莫洛托夫做出退让。

当莫洛托夫设下盛宴，款待英国外交部长、温文尔雅的安东尼·艾登和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特丁纽斯时，气氛似乎一派祥和，至少在三个大国间是如此。对于斯特丁纽斯，布莱恩·乌尔库哈特形容“他仪表堂堂，都适合去演戏了，而且长着一口白得不太正常的牙齿”。[23]正如俄国人设宴时的惯例，三个人大吃大喝了一通，还被拍下了互相敬酒的照片。其中一张里，就连一贯以冷脸示人的莫洛托夫都硬装出一副爽朗的神情——他在苏联政界有个绰号，叫“钢铁屁股”，原因是他在办公桌边一坐就是几小时。天色不早了，几位绅士逐渐感到了浓浓的倦意。

接着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心情依然大好的莫洛托夫郑重其事地告诉贵客，他总算可以透露发生在那16个波兰地下党领导人身上的事了。他们因为跟苏联红军作对，“搞阴谋颠覆”被捕，这一罪行最高可判死刑。艾登一开始惊得目瞪口呆，随即便出离愤怒，要求莫洛托夫作出详细解释。被艾登生硬口气惹毛了的莫洛托夫也不买账，一脸不悦。方才的欢乐气氛瞬间荡然无存。会议又一次陷入危险之中。

但是，这次小风波只是过眼云烟。一厢情愿的人们眼里看不到现实。《民族》杂志（The Nation）告诉美国的自由派，一旦波兰举行“真正的自由选举”，“俄国的道德地位”就会“得到极大的强化”，“对苏联的不信任感也会降到最低”。[24]苏联人允许自由选举的承诺很模糊，而且只是一块遮羞布。在雅尔塔，西方盟国极力揪着这点不放，直到现在，也没人愿意对其避而不谈。只有苏联人最清楚，那16个大无畏的波兰人曾在艰苦绝伦的条件下奋不顾身抗击德国人，到头来却被苏联秘密警察严刑拷打，还被扣上了“勾结纳粹”的帽子接受审判。6月21日，就在旧金山会议进行过程中，苏联法庭作出宣判。除了两个人外，其余14名波兰人后来都被杀害于苏联监狱中。

即使16名波兰人正在莫斯科遭受皮肉之苦，各大国仍在商量把人权宣言写入《宪章》序言（《世界人权宣言》要晚一点，到1948年才出台）。这一启蒙思想和基督教普世主义的光辉成果在斯蒂法尼·艾赛尔和许多人眼里是战后秩序的最大贡献。根据这一思想，人权应不分信仰、文化和国别地造福一个社群，还应造福全人类。普世的人权跟纽伦堡审判使用的“反人类罪”法律有关联，这一法条继而又和种族灭绝的概念联系起来。1944年，波兰律师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定义种族灭绝是“人为地、系统性地对一个民族、种族、宗教和国家团体的所有人或部分人进行灭绝性的屠杀”。

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提出过人权应该或可以被强加给别人。恰恰相反，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英国外交顾问、历史学家韦伯斯特（C. K. Webster）就说：“我们的政策是避免‘承诺人权’，尽管我们不会反对宣言。”[25]宣言应运而生，为其起草蓝本的是南非政治家、布尔战争的英雄扬·史末资将军（Jan Smuts），他在国联和联合国成立之初都出过力。下面一段文字是各大国于6月在旧金山最终敲定的版本：“我们联合国的子民决心再次重申我们对基本人权、对人类尊严和价值、对男男女女和大国小国一律平等的信念……”

迈克尔·富特在《每日先驱报》的专栏里专门表扬了苏联的道德领袖风范。他指出，战前，内维尔·张伯伦的英国政府曾封杀过有关纳粹暴行的新闻。但是毕竟当时的“受害者只有自由派、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犹太人”。他不无傲慢地写道，如今，“这些人的权利将有幸被纳入史末资将军起草的基本自由宪章序言内。这份宪章甚至还将适用于南非的黑人，不过真是这样么？”富特对这点的质疑有凭有据，但是他也心安理得地对波兰问题散发的臭气熟视无睹。他甚至夸奖苏联人，因为他们就“附属地人民的政治权利”所发表的看法比“任何国家都更有逻辑，也更明确”。

在6月底会议结束前，还爆发过另一场危机，这一次祸出黎凡特（Levant）。5月29日，法军在大马士革的街头同叙利亚人发生了巷战，还轰炸了这一历史悠久的古都，以及阿勒颇（Aleppo）、哈马（Hama）和霍姆斯（Homs）几个城市。在叙利亚要求法国人交出叙利亚特别部队的指挥权，由叙利亚国民军收编后，法国人叫来了增援。

翌日，叙利亚总统、外交老手舒克里·阿尔·库瓦特利（Shukri al-Quwatli）给杜鲁门总统写了封信，表达了同胡志明和苏加诺一样的情绪，不过效果较后面两位要好多了。他既愤慨、但又有理有据地写道，法国人拿着从美国那儿借来的钱买武器，不去打德国人，倒来屠杀叙利亚人。美国人在1944年就承认叙利亚是个独立国家，那么：“现在《大西洋宪章》又在哪儿？四大自由呢？您让我们怎么看旧金山会议？”[26]

美国人无需怂恿，就同叙利亚人站到了一条战壕里。欧洲帝国主义在华盛顿不得人心，法国帝国主义首当其冲。当时，印度支那在美国人眼里是一片蛮荒的异域，但叙利亚和黎巴嫩则不同，这两个国家跟中国相似，长期以来美国都施之以一种“善意的家长制”。这里面既有传教士热情，也涉及商业利益：贝鲁特有美国大学，耶路撒冷有基督教布道所，还有“门户开放”的经济政策。那时美国政策制定层中间流行一个词，“道德领袖风范”。毫无疑问，正如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观点，这种说法流露出的道德情绪很真诚，但同样真诚的还有领导世界的野心。

鉴于1941年英军攻占黎凡特时，盟军已经承诺会在战后承认叙利亚的独立自主，他们很难忽视库瓦特利的诉求。于是，丘吉尔命令他在当地的代表伯纳德·帕盖特将军（Bernard Paget）开车把法国人送回兵营。这个任务不难，因为法军人数很少，无力抵抗。左倾的《曼彻斯特卫报》以充满爱国主义的兴奋之情报道了这一事件的经过。该报记者“昂首阔步地和水兵们一起进入大马士革……一旁是成群结队的大马士革市民，他们既吃惊，但又高兴地鼓掌……在市民的一片嘘声中，一队卡车、坦克和架着布伦式轻机枪的运兵车载着法军驶离了这座城市，一旁是负责护送他们的英军装甲车……”[27]

戴高乐将军闻之勃然大怒，在他眼里，这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起令人发指的阴谋：“我们现在没法跟你们大动干戈，但你们羞辱了法国，背叛了西方。我们不会忘记这事。”[28]

表面上，叙利亚危机是对在旧金山会议上形成的世界新秩序的一次完美测试。如果要找个合法理由践行《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精神的话，这个机会再好不过了。尽管法国人在1941年曾许下诺言，但他们还是试图恢复殖民统治。英国人理直气壮地灭了法国人的威风，所以才有了《曼彻斯特卫报》语气骄傲的报道。

当然，事情也并没有这么简单。英国人在中东其他地方搞的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针对不同的对象给出不同的承诺。早在1916年，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行将崩溃时，英法两国就通过一纸《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把黎凡特瓜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法国得到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则拿下外约旦（Transjordan）和伊拉克。1941年，就在法国战败后一年，英军挺进大马士革，承诺支持叙利亚独立，同时也承认法国的特权。这两种表态明显自相矛盾。实际上，英国人心里真正盘算的是在黎凡特一家独大。所以他们乐见叙利亚人挑衅法国。法国人只要敢疯狂反扑，就可以此为口实把他们彻底踢出叙利亚。而1945年初夏正好是这样一种局面。

叙利亚危机有些落入窠臼的味道，不禁让人联想起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冲突。不管怎么说，英法两国都将失去它们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尽管当时这点在旧金山会议上还不是十分明朗。很快，发号施令的就会变成美国和苏联。英国对不远未来的展望，在战时一份计划里便初露端倪。伦敦当局满心希望英美能在联合国的授权下建立军事基地，联手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美国分管亚洲，英国分管中东。美国人已经明确表示，对被选为美军基地的区域，当地不享有主权——即所谓的战略托管地。所以在战后最初几个月里，一个非正式帝国就已开始显现雏形。英国人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在这个新世界里注定只能扮演跑龙套的角色。

叙利亚不是唯一要求独立自主的国家。民族解放其实是旧金山会议的一大议题。迈克尔·富特说得没错，苏联比起西欧盟友更支持民族解放事业，尽管个中理由并不十分豁达。然而，尽管联大随着时间推移会成为鼓吹反殖民主义的重要讲坛，去殖民化在1945年尚未被提上议事日程。殖民主义列强所能作出的最大让步，也就是遵循《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承诺保障“非自治地区”居民的“福祉”。且推行自治时会“考虑到每个地区和其人民的特定情况，以及它们程度各异的发展水平”。旁遮普（Punjab）的原总督威廉·马尔科姆·海利男爵（Baron William Malcolm Hailey）在沙赫布尔（Shahpur）和纽波特帕格内尔（Newport Pagnell）都有封邑。他在《泰晤士报》上撰文，让读者们放心，“这里尚未出现突破我们政策的事”。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很明显，联合国机构无意对殖民大国运用《宪章》原则的情况进行干预”。[29]英国、法国等殖民列强所要做的只是定期向联合国秘书长汇报仍处于它们管辖之下“地区”的形势。

* * * * *

鉴于一些地方的人们对世界政府寄予厚望，旧金山会议的最终结果必然令人失望。要让一个世界政府运转起来，各国政府就得放弃主权。所有大国中，只有政客商人宋子文（T. V. Soong）代表的中国表态称“如有必要，可舍弃部分主权”。[30]中国甚至还准备好了放弃大国否决权。但是由于蒋介石对中国的控制已经显得风雨飘摇，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高风亮节并未引起多大反响。

在为《纽约客》撰写的稿件里，怀特准确地指出了会议的一对主要矛盾。他写道：“第一波鼓动国际主义的热潮似乎在倒向民族主义，而不是与之拉开距离。”[31]他从飘扬的国旗、军装、军乐、秘密会谈、外交动作中读出了“一种对全球社会的否定”。在国际主义的漂亮辞令下，他听到了“越发响亮的引擎轰鸣：叫着主权，主权，主权”。

另一位身在旧金山的观察者是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他刚从美国海军复员。肯尼迪同意“世界联邦主义者”的看法，认为“一个成员普遍遵守其原则的国际组织会使问题迎刃而解”。但他也意识到，除非人们对战争是“终极邪恶”的普遍看法强大到足以让各国政府团结一心，否则一切终将无功而返。而这在他看来不太可能实现。[32]

就算美国对日本投下了两枚原子弹也没能促进厌战的情绪。长崎之劫过去一周后，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在伦敦为前来访问的格拉德温·杰布和他手下的联合国执行委员会举办了一场欢迎午餐会。会上，他发表了一篇演讲。在场的听众中有苏联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加拿大代表莱斯特·皮尔森（Lester Pearson）和美国代表斯特丁纽斯。后者还带了助手，身材高大、一表人才的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希斯后来被控为苏联人当间谍。英方代表是坚定的国际主义信徒菲利普·诺埃尔——贝克（Philip Noel-Baker），担任他助手的是历史学家韦伯斯特，后者戴着一顶网球帽，以遮挡摄影师的镁光灯。贝文在演讲里盛赞这一出色的委员会很快会为在旧金山开启的工作画上句号。因为日本遭受了可怕新式武器的打击，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能否发挥作用愈加变得迫在眉睫。不过，贝文继续说，他认识到必须“小心翼翼地灌输”“世界政府的观念”。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历史、集体记忆和传统。时间长了，这些也许都能得到克服，正如他，欧内斯特·贝文，也设法克服了他工人阶级的出身，出人头地。旧金山的“基本原则”是正确的，但是要营造“正确的氛围”却有待时日。在这之前，“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发挥正面和负面影响的大国间的合作，是我们可以采纳的唯一有效方法”。[33]

贝文说得没错，但他无意间揭示了世界政府理想的巨大缺陷。其要有效运转，就得依赖大国联盟。如果联盟成员一条心，某种全球威权主义——类似拿破仑战争失败后，梅特涅操纵下的神圣同盟——就会威胁世界。如果联盟人心涣散，那么羽翼未丰的联合国就形同虚设，然后另一场或许更具破坏性的战争就会日渐迫近。

到头来，各大国没能拧成一股绳。很难说冷战到底是何时开始的。无论罗斯福多么努力地想拉拢斯大林——甚至为此毫无必要地为难丘吉尔——早在雅尔塔会议上，大国间就已出现严重裂痕。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当时还没管这叫冷战，但是他在1945年9月末声称自己在伦敦目睹了冷战的苗头。

美、英、苏、法、中五个大国的外长齐聚伦敦，和意大利、芬兰以及巴尔干国家商讨若干和平条约。他们在所有重大事宜上都谈不拢。出于维护大国联盟和谐的考虑，美国已经同意承认苏联在波兰扶植的过渡政府，并对其合法性不予追究。对于匈牙利局势，美国也准备如法炮制。在会议报告中，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F. Byrnes）表明，美国政府“分享苏联希望在中东欧出现亲苏政府的意愿”。[34]

但是莫洛托夫另有打算。除了苏联外，共产主义在另外两个大国里也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在法国，共产党的实力依旧如日中天，在中国，暗流涌动的内战很快将全面爆发。如果莫洛托夫能羞辱中国国民党和法国人，而且连带美国一块羞辱，那么对共产主义事业将大有裨益。他制定的战术是要求法国和中国退出条约谈判，因为它们并未在相关国家的投降协议书上签过字。这么做为的是吓唬法国人，羞辱中国人，顺便再给英国人来个敲山震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回忆录里不禁对莫洛托夫冷酷的外交手腕大加赞赏：“1945年，参加伦敦会议的莫洛托夫先生正值春风得意”。[35]

原抵抗运动领袖、日后晋升临时政府主席[1]的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不断遭到苏联人的轻慢、挑衅和羞辱。莫洛托夫使了一计，要求英美两国外长推迟会议，同时也不通知皮杜尔，于是法国人只能白跑一趟。莫洛托夫希望皮杜尔一怒之下会返回巴黎。中国外长则索性被忽视了，好像房间里根本没这个人。坏脾气的贝文被撩拨得火冒三丈，但最后只好服软，腆着脸跟苏联人赔不是，也许还因此做出了让步。

见这些策略未能奏效，苏联人便采取讹诈。贝文和伯恩斯被告知，如果中法两国不退出，苏联就将停止合作。伯恩斯拒绝继续被盟友玩弄于股掌之间，于是会谈前功尽弃。在杜勒斯看来，这一刻，一切真相大白。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的时代已经作古；标志着苏联共产党卸去了伪装，再也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在世界各地公开与我们为敌的时代已经来临”。[36]

这位老资格的冷战斗士当然没有看走眼。而且他也不是唯一一个窥见战后世界秩序裂痕的人。汉森·鲍德温（Hanson W. Baldwin）是《纽约时报》的军事新闻编辑，不同于杜勒斯，他是一位自由派。在一篇刊于10月26日的报纸专栏中，鲍德温认为原子弹的发明意味着全世界——尤其是两个大国——面临着一个可怕的选择。选择之一是加强联合国。这种情况下，各大国就不可避免地要放弃一大部分国家主权，同时还要废除安理会的否决权。俄国人将有权查看美国人的核设施，反之亦然。

这是鲍德温个人倾向的解决方案，并非基于道德层面的考虑，而是出于自保。杜勒斯则一如既往地抱有更为道德化的观点。他写道，联合国将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因为“对于道德判断无法达成全球性的共识”。[37]对他而言，冷战既是政治冲突，也是道德冲突，是正义与邪恶的一场较量。

不过，汉森·鲍德温也没那么天真。他并不指望苏联人或美国人能同意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拿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意味着“世界被分为相互猜忌的两大集团，这样的世界也许会保持常年的稳定，但最终将发展成世界大战”。

一语成谶。时至秋冬之交，1945年之春的宏愿已然褪色。不会有世界政府，更别提全球民主了；甚至都不会出现四、五个国际警察。安理会两个欧洲国家所剩的权力不久之后就将因它们的帝国爆发流血冲突、走向灭亡而进一步削弱。苏联人和美国人正在逐步转向公开对抗。中国在经历了抗战后元气大伤，分裂为两大集团，腐败而士气低落的国民党盘踞关内的大城市，而共产党则统治着乡村和北方大片领土。

在1945年的秋冬季节，美国报纸仍在报道中国陪都重庆传来的积极态势，国共两党的谈判仍在进行，好似一场形势未明的皮影戏。双方都大谈“妥协”、“停战”和“民主”，且谁都不想“挑起”内战。10月14日，《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对蒋介石委员长的领导能力表达了充分信心。该文如今读起来颇为耐人寻味：

撇开其民主化的意识形态不谈，现在的蒋比除了斯大林以外的任何国家元首都更有权力，他的头衔也比斯大林多。除了担任中华民国总统[2]，军队首领和国民党总裁之外，他还是起码43个组织的头目……委员长即国家。他的话就是王法，其他国家领导人交由下属办的事，蒋委员长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

这对他没什么好处。整整四年后，委员长只能退居福建沿海的一个小岛上施展他的权威。该岛过去叫福尔摩沙（Formosa），如今叫台湾。

* * * * *

就这样，零年在感恩和焦虑的基调中落下了帷幕。人们对世界大多数地方取得的和平感到欣慰，但不像过去那样对美好未来抱有幻想，同时也为愈加分裂的世界感到担心。上百万人依然饥寒交迫，没有兴致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年。此外，新闻报道往往都很严峻：处于占领下的德国恐会因食品供给发生骚乱；巴勒斯坦被恐怖主义行径搅得动荡不安；印尼的战火依然在燃烧，配备“全套美制装备”的英军和荷兰海军陆战队正竭力镇压原住民的暴动。[38]

但是在1945年最后一天，人们阅读世界各地报纸所得到的印象是：多数人都急于回归自己的生活，对全球新闻不太关心。在世界大战中，无论哪个角落都很重要。但到了和平年代，家是人们心里唯一的牵挂。

于是，英国人聊天气，谈运动。据《曼彻斯特卫报》报道，“由于战时禁止播报天气，搞得我们现在业务都有点生疏了，连昨晚西北地区的大雾都没预测准”。但也有利好消息，“德比郡和兰开夏郡的滑翔机俱乐部有望成为英国第一个恢复营运的类似俱乐部，战争爆发后，这一运动就被叫停了”。

法国人聊美食。仅仅一年前，美国大兵还在覆盖皑皑白雪的阿登森林（Ardennes）里浴血奋战，如今则被请去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区滑雪度假。《世界报》（Le Monde）从霞慕尼（Chamonix）发来报道：“法国大厨准备的菜肴让所有人乐开了怀。法国文明的这一方面如此受欢迎，让人啧啧称奇。”该报还以兴奋的口吻宣布，凭J3、M、C和V类配给证，人们可在12月“在过去三升葡萄酒的基础上，再多领取一升”。

拜罗伊特（Bayreuth）的《弗兰克州报》（Frankische Presse）看法比较消极，该报回顾了德国人经历的艰难困苦。“人们蜷缩在地窖和地堡里，筋疲力尽，眼神焦虑，内心不住地颤抖，他们别无所求，只希望战争结束，甚至不指望打什么胜仗。”该报还刊登了其他新闻：两名德国人自告奋勇，申请由自己来处决纽伦堡的战犯。来自小镇马尔堡的埃里希·里希特说他愿意砍掉战犯的脑袋，而且不要钱。来自莱比锡流离人员收容站的约瑟夫·施密特自告奋勇要求实施绞刑或斩首，不过“每杀一个人都索要酬劳”。人们也没有忽视文化的慰藉作用。多年来，拜罗伊特交响乐团将首度上演克劳德·德彪西（Claude Debussy）的作品。“这位法国作曲家全方位的工作，使法国音乐摆脱了德国浪漫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影响。”而这居然发生在拜罗伊特，瓦格纳（Wagner）[3]的故乡！

东京《日本时报》刊登的社论头条掷地有声：“告别旧的一年，迎接新的一年！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日本对过去一年毫无遗憾。因为这是痛苦和磨难的一年，是失落和迷惘的一年，是屈辱和报应的一年。让我们发自内心地长舒一口气，把这充满苦涩回忆的一年抛之脑后吧。”该报还揭秘：“日本曾制订计划，用蚕、蝗虫和桑叶磨成粉，制成面粉，再配合其余十几样食物替代品，以应对美军入侵时出现的粮食危机……（这一计划仍在调研阶段）。”记者西泽荣一解释道，歌舞伎大多数主人公都是封建时代的人物，这点固然让人遗憾，但还是有极少数的例外。比如，17世纪时有一个叫佐仓宗吾的村长，因为向大名大胆进谏，恳请减少农民税负，被钉上了十字架。“他就是一位献身民主事业的烈士。”

《纽约时报》的口气稍许乐观一些，其文章打趣道：“纽约的酒神风向标（Bacchanalian barometers）昨日发出暴风警告，意味着本市今晚将度过1940年以来最纵情狂欢的一个跨年夜。”比起文章来，《时报》里的广告更能体现新老世界之间几乎难以想象的鸿沟：“本品与众不同——奶油般润滑的花生酱在口中融化——再多抹一点嘛，妈妈，这可是小飞侠香滑花生酱（Peter Pan）哦！”

如果说从新年夜世界各地众生态一览中能总结出什么，那就是某种正常状态又回归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人是幸运的，尽管处于战后最苦不堪言的一段时期，但他们还能抬起头来。对于依然困在德国、日本战俘营或任何凄惨境地中的人而言，回归常态是一种奢望。

国家千疮百孔，肩负重建任务的人们无暇庆祝，甚至无暇哀悼逝者。眼下有活要干。这一认识让人看清现实。比起战争和解放的大起大落，现实要灰色，有序，但也平淡多了。当然，战火并未熄灭，一些地区爆发了反抗宗主国的殖民战争和剿灭本国敌人的内战，新的专制政权也被扶植起来。但对上百万的人而言，曾经经历大场面的兴奋之情足以伴随一生。对于往事，有些人不愿再忆起；另一些人或许境遇较好，回首往事时还带着一丝留恋——那个有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因为之前的经年破坏，以及之后将陆续上演的一幕幕大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印巴冲突、巴以冲突、柬埔寨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零年在全世界集体记忆中变得模糊了。但还是在零年，战争废墟上的重建工作成绩斐然，对于零年之后长大成人的一辈，这一年或许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当中有人在西欧或日本长大，很容易把父辈的成就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福利国家、似乎刚有起色的经济、国际法，以及看似无坚不摧的美国保护下的“自由世界”。

当然，这样的世界不会长久，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但这不是我们不向1945年的男男女女，向他们的苦难、憧憬和抱负致敬的理由，纵然许多期待终将化为灰烬，一如世间万物。

[1]这里的原文是president，但是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总统，乔治·皮杜尔事实上从未担任过法国总统，只是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1946年6月24日—1946年12月15日）担任过临时主席。

[2]原文如此，1945年蒋介石所任的职务是国民政府主席。

[3]瓦格纳（1813—1883），德国著名音乐家、作曲家，著有《尼伯龙根的指环》这部伟大的歌剧作品，同情纳粹，反犹，作品得到纳粹的青睐。

跋

战争是否真的结束于1945年？有人提出全世界对抗状态直到1989年才走向终结，理由是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其余中东欧地区在这一年才最终脱离了共产主义统治。1945年，斯大林把欧洲一分为二，这是二战最深的一道伤口。但是背信弃义之后依然是背信弃义。1938年，在英法两国的绥靖纵容下，实行议会民主制的捷克斯洛伐克首次被希特勒瓜分——正如内维尔·张伯伦所言，“这一纠纷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国家，发生在我们根本不了解的人之间”。1939年，英国对德宣战，名义上是为了恢复波兰的领土完整。但这一承诺从来就没有兑现过。

但到了1989年，随着苏联帝国的瓦解，人们满怀希望，贯穿欧洲脊梁的这道巨大伤痕终于有可能愈合了。不止如此：虽然中国发生了学潮，但在这一充满奇迹的年份中，人们燃起过短暂的希望，全世界终于可以团结在一起了。如今世上只剩下一个超级大国。人们谈论着新的世界秩序，甚至是历史的终结。柏林墙终于出现了裂痕。

1989年12月31日，我和几个姐姐带着父亲，打算在柏林墙下迎接充满希望的新世纪。他在1945年目睹柏林被毁之后只故地重游过一次。1972年，在昔日家庭灾难阴影的笼罩下，我们一家人曾在柏林度过圣诞节和新年夜。那次经历让人抑郁。柏林又阴又冷。穿越东西德边境耗时良久，令人厌烦。凶巴巴的边防士兵拿着镜子检查我们的汽车底盘，确保我们没带违禁品，或者在车底下藏了人。

1972年，东柏林和我父亲记忆中的没什么两样。斯大林式的马路虽然宽阔，但空空荡荡，这座城市的色调阴沉，战争的废墟依旧清晰可见。父亲开着全新的雪铁龙轿车，来到了昔日他被迫为纳粹战争机器卖命的原工厂大门前。这段旅途让他充满了沉甸甸的快感。工厂是一栋大型红砖建筑，看起来戒备森严，有点像德皇威廉时期的工业堡垒。工厂附近是我父亲曾经待过的劳工营，木头营房跟纸糊的一样，对冰雪、跳蚤、虱子和盟军炸弹的侵扰均没有招架之力。里面的东西一样不少——瞭望塔、囚犯用作公厕的弹坑，以及公共浴室——似乎过去只是被冻结了起来。

1989年，这座劳工营消失了，我记忆里是被拿去改造成停车场了，一旁的简陋摊位上，摊主兜售着在油腻的咖喱酱热气里熏制而成的香肠。

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我们一行散着步，穿过勃兰登堡门。这一举动在几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难以想象，若有人敢以身试法，必然会挨枪子。我们被裹挟在东德人、西德人、波兰人、美国人、日本人、法国人和其他来自天涯海角的人组成的人流中，漫步穿行于柏林市中心，体尝着这份恬淡的自由，我至今还记得父亲脸上那股子兴高采烈的劲儿。一旁依旧站着身着制服的士兵，但他们无力出面制止，只是盯着人群。一些当兵的脸上还带着释然的笑容，他们终于不用再朝同胞开枪了。全世界似乎一团和气，这还是破天荒头一遭。

12月31日的晚上很冷，但还没到天寒地冻的地步。在走向勃兰登堡门的路上，我们隔着老远就听到了人们的欢呼声。父亲的步履却有些迟疑；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尤其是德国人扎堆的地方。他也不喜欢乒乒乓乓的响声；这会勾起他太多回忆。数以万计的人——多半是年轻人——聚拢在柏林墙的周围，有些还爬上了墙头，高声歌唱，大喊大叫，手里摇晃着被德国人称为“塞克特”（Sekt）的甜味气泡酒酒瓶，瓶塞蹿了出来，黏稠的泡沫如雨点般浇洒在人们头上。

有些人高喊口号：“我们是一家人！”（Wir sind das Volk!），有的则唱道：“我们同根同种！”然而，那晚的空气里并没有飘散着民族主义或咄咄逼人的气氛。世界各国的人们齐聚于此，就像参加一次政治集会式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只是没有摇滚乐队。人们庆祝自由、重逢和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在这个世界里，昔日的苦涩经历不会重蹈覆辙；不会有铁丝网，不会有集中营，也不会有杀戮。年轻的感觉真好。如果说贝多芬的《世间众人皆兄弟》（Alle Menschen werden Brüder）这一作品有寓意的话，那么其在柏林这个无与伦比的新年夜里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在午夜过去差不多一刻钟后，我和姐姐突然意识到自己和父亲在人群里走散了，人群里三层外三层，挤得不能动弹。我们四处找他，身旁焰火划破夜空，响起一片震耳欲聋的爆鸣声。周围四处都是人们的脸庞，在火光的照耀下看着有些歇斯底里。我们挤在人堆里，根本找不到父亲。没了他，庆祝活动变得索然无味。在惴惴不安中，我们回到了酒店。

断断续续睡了几小时后，房门开了。父亲就站在门口，脸上挂了彩，缠着绷带。午夜钟声敲响时，柏林的人群以一声声巨响庆祝新年来临，父亲所站的地方恰好是他曾经躲避英国人空袭、“斯大林管风琴”和德国狙击手打冷枪的地点，就在这时，一枚炮仗不知怎的找上门来，正中他的眉宇之间。

注释

第一部分　解放心态

第一章　欢腾

［1］引自本·谢泼德，《漫漫回乡路：二战后续》（纽约：Alfred A. Knopf出版社，2010），69页。

［2］马丁·吉尔伯特，《战争结束的这天：1945年5月8日——欧洲的胜利》（纽约：Henry Holt出版社，1994），128页。

［3］布莱恩·乌尔库哈特，《经历和平与战争的一生》（纽约：Harper & Row出版社，1987），128页。

［4］这则故事在大卫·斯塔福德的《终章，1945：二战末期丢失的章节》（纽约：Little, Brown出版社，2007）一书中曾有详述。

［5］摘自朱可夫回忆录，转引自吉尔伯特，《战争结束的这天》。

［6］西蒙娜·德·波伏娃，《时势的力量》（纽约：G. P. Putnam’s sons出版社，1963），30页。

［7］吉尔伯特，《战争结束的这天》，322页。

［8］同上，319页。

［9］乌尔库哈特，《经历和平与战争的一生》，85页。

［10］大卫·考夫曼，迈克尔·霍恩，《加拿大人在荷兰，1944—1945》（荷兰拉伦：Luitingh出版社，1981），119页。

［11］迈克尔·霍恩，《不止是香烟、性爱和巧克力：加拿大军人在荷兰，1944—1945》，载《加拿大研究学报》1981年秋/冬刊，156—173页。

［12］引自霍恩，《不止是香烟、性爱和巧克力》，166页。

［13］同上，169页。

［14］引自约翰·威尔卢比，《占领德国早期美军的性行为》，《军事史学刊》62期第1卷（1998年1月），166—167页。

［15］伯努瓦特·格鲁，弗洛拉·格鲁，《四只手写日记》（巴黎：Denoël出版社，1962）。

［16］参考帕特里克·布伊松，《1940——1945：放荡的岁月》（巴黎：Albin Michel出版社，2009）。

［17］鲁迪·范·丹齐格，《献给迷途士兵》（阿姆斯特丹：Arbeiderspers出版社，1986）。

［18］布伊松，《1940—1945：放荡的岁月》，324页。

［19］乌尔库哈特，《经历和平与战争的一生》，81页。

［20］本·谢泼德，《破晓之后：解放贝尔森集中营，1945》（纽约：Schocken出版社，2005）。

［21］同上，99页。

［22］同上，133页。

［23］理查德·沃尔海姆，《树叶做成的床》，《伦敦书评》2003年12月4日刊，3—7页。

［24］谢泼德，《破晓之后》，138页。

［25］阿迪娜·格罗斯曼，《犹太人，德国人和盟军：在被占领德国的近距离接触》（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7），188页。

［26］谢泼德，《漫漫回乡路》，299页。

［27］同上，70页。

［28］诺曼·刘易斯，《那不勒斯1944：身陷意大利迷宫的情报官》（纽约：Eland出版社，2011），52页。

［29］约翰·道尔，《拥抱战败：二战后的日本》（纽约：Norton出版社，1999），126页。

［30］同上，102页。

［31］西奥多·科恩，《重塑日本：美国占领的新政》，由赫伯特·帕辛编辑（纽约：自由出版社，1987），123页。

［32］《致唐纳德·金的一封信》，转引自奥蒂斯·凯丽编辑的《来自被毁灭帝国的书信：日本、中国、朝鲜，1945—1946》（东京&amp;纽约：Kodansha出版社，1984），96页。

［33］威廉·L. 沃登，《美国大兵教化日本鬼子》，《周六晚报》1945年12月15日，18—22版。

［34］要了解更多有关“潘潘女”文化的信息，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提供了出色的借鉴。

［35］道尔，《拥抱战败》，134页。

［36］约翰·拉切尔达，《征服者来喝茶：麦克阿瑟治下的日本》（新泽西New Brunswick：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46），51页。

［37］同上，54页。

［38］道尔，《拥抱战败》，579页。

［39］吉勒·麦克唐纳夫，《帝国之后：盟军占领的血腥历史》（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2007），79页。

［40］克劳斯——迪特玛·汉克，《美国占领下的德国》（慕尼黑：R.Oldenbourg出版社，1995），201页。

［41］达格马尔·赫尔佐格，《法西斯主义后的性：20世纪德国的记忆和道德》（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5），69页。

［42］约翰·威尔卢比，《美军的性行为》，167页。

［43］格鲁勒，《四只手写日记》，397页。

［44］麦克唐纳夫，《帝国之后》，236页。

［45］野坂昭如，《美国羊栖菜》（东京：新潮社，2003），首次出版于1972年。

［46］麦克唐纳夫，《帝国之后》，369页。

［47］《泰晤士报》（伦敦）1945年7月9日。

［48］约翰·威尔卢比，《美军的性行为》，158页。

［49］《纽约时报》1945年6月13日。

［50］佚名，《柏林女人——在沦陷城市的八周：一部日记》（纽约：大都会图书出版社，2005）。

［51］永井荷風，《断腸亭日乗II》（东京：岩波书店，1987），285页。

［52］同上，278页。

［53］引自唐纳德·金，《如此可爱的国家永不会灭亡：战时日本作家的日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0），149页。

［54］拉切尔达，《征服者来喝茶》，23—24页。

［55］汉克，《美国占领下的德国》，199页。

［56］同上。

［57］理查德·贝塞尔，《德国1945：从战争到和平》（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9），204页。

［58］伊丽莎白·海内曼，《有丈夫有何不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2003），100页。

［59］引自威尔卢比，《美军的性行为》，169页。

［60］金，《如此可爱的国家永不会灭亡》，171页。

［61］威尔卢比，《美军的性行为》，160页。

［62］库尔乔·马拉帕尔泰，大卫·摩尔译，《皮肤》（纽约：《纽约书评》出版社，2013），39页，首次出版于1952年。

［63］转引自赫尔曼·德·利阿格·波尔，《向导》季刊，1985年5月，250页。

［64］同上，251页。

［65］布伊松，《1940—1945：放荡的岁月》，411页。

第二章　饥饿

［1］J. L. 范德波，《二战中的鹿特丹》（鹿特丹：Boom出版社，2006），679页。

［2］《纽约时报》1945年5月12日。

［3］谢泼德，《破晓之后》，109页。

［4］埃德蒙·威尔逊，《导游手册上不存在的欧洲：意大利、希腊和英国废墟的素写》（伦敦：Secker &amp; Warburg出版社，1948），125页。

［5］同上，120页。

［6］安东尼·比弗，阿尔特密斯·库珀，《光复后的巴黎，1944—1949》修订版（纽约：企鹅出版社，2004），103页。该书首次出版于1994年。

［7］斯蒂芬·斯彭德，《欧洲目击者》（纽约：Reynal &amp; Hitchcock出版社，1946），107页。

［8］同上，106页。

［9］威尔逊，《导游手册上不存在的欧洲》，136页。

［10］同上，146页。

［11］同上，147页。

［12］马劳伊·山多尔，《匈牙利回忆录，1944—1948》（布达佩斯：Corvina出版社与中欧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1996），193—194页。

［13］卡尔·楚克迈尔，《致美国战争部的德国战地报告》，（哥廷根：Wallstein出版社，2004），142页。

［14］斯彭德，《欧洲目击者》，15页。

［15］《纽约先驱导报》1945年12月31日。

［16］凯丽编，《来自被毁灭帝国的书信》，15页。

［17］道尔，《拥抱战败》，103页。

［18］同上，63页。

［19］麦克唐纳夫，《帝国之后》，315页。

［20］罗纳德·斯佩克特，《帝国的废墟：日本投降和争夺战后亚洲的战斗》（纽约：兰登书屋，2007），56页。

［21］引自贝塞尔，《德国1945》，334页。

［22］《纽约时报》1945年10月27日。

［23］小朱利安·塞巴斯蒂安·巴赫，《美国的德国，占领期的回忆》（纽约：兰登书屋，1946），26页。

［24］《每日镜报》1945年10月5日，转引自谢泼德，《漫漫回乡路》，129页。

［25］引自谢泼德，《漫漫回乡路》，156页。

［26］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条令，第296章节，转引自科恩，《重塑日本》，143页。

［27］麦克唐纳夫，《帝国之后》，479页。

［28］国会发言，转引自科恩，《重塑日本》，145页。

［29］引自诺曼·M. 奈马克，《俄国人在德国，苏占区的历史，1945—1949》（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5），181页。

［30］科恩，《重塑日本》，144页。

［31］同上，142页。

［32］赫尔曼·德·利阿格·波尔，《向导》季刊，246页。

［33］威利·A. 波尔克，《黑市，1945—1948》（布伦瑞克：Westermann出版社，1986），76页。

［34］坂口安吾，《堕落论》平装新版（东京：筑摩书房，2008），228页。该书首次出版于1946年。

［35］道尔，《拥抱战败》，139页。

［36］藤原作弥，《満州、少国民の戦記》（东京：新潮文库，1984），82页。

［37］引自贝塞尔，《德国1945》，337页。

［38］楚克迈尔，《德国战地报告》，111页。

［39］欧文·海门特，《置身大屠杀幸存者中间：美国陆军少校欧文·海门特发自兰德斯堡难民营的书信》（辛辛那提：美国犹太人档案馆，1982），63页。

［40］卡洛·戴斯特，《巴顿，战争天才》（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6），755页。

［41］参考谢泼德，《漫漫回乡路》，235页。

［42］《扬基人》1945年8月10日刊，6页。

［43］引自斯塔福德，《终章，1945》，507页。

［44］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命运之旅，报告与自白：1940—1948年的亡命天涯》（慕尼黑：Piper出版社，1986），276页。

第三章　复仇

［1］诺曼·M.奈马克，《仇恨之火：20世纪欧洲的种族清洗》（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118页。

［2］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去毒气室请这边走，女士们先生们》（纽约：Viking出版社，1967）。

［3］吉尔伯特，《战争结束的这天》，38页。

［4］谢泼德，《破晓之后》，113页。

［5］鲁斯·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战场柏林：日记，1945—1948》（纽约：Paragon House出版社，1990），99页。

［6］汉斯·格拉夫·冯·雷恩多夫，《东普鲁士日记（1945—1947年一个东普鲁士医生的日记见闻）》（慕尼黑：DTV出版社，1967），67页。

［7］同上，74页。

［8］奈马克，《俄国人在德国》，72页。

［9］贝塞尔，《德国1945》，155页。

［10］岡田和裕，《満州安寧飯店》（东京：潮书房光人社，2002），103页。

［11］同上，128页。

［12］奈马克，《俄国人在德国》，108页。

［13］佚名，《柏林女人——在沦陷城市的八周：一部日记》（纽约：大都会图书出版社，2005），86页。

［14］奈马克，《俄国人在德国》，79页。

［15］引自布伊松，《1940—1945：放荡的岁月》，387页。

［16］同上，251—252页。

［17］杨·格罗斯，《恐惧：奥斯维辛后的波兰反犹主义》（纽约：兰登书屋，2006），82页。

［18］安娜·比孔特，《我们来自Jedawabne》（My z Jedawabnego）（华沙：Prószyński i S-ka出版社，2004），卢卡什·索默尔翻译章节。

［19］哈琳娜·温德·普雷斯顿1977年7月26日所做的证词，www.yadvashem.org/yv/en/ righteous/stories/related/preston_testimony. asp.

［20］托尼·朱特，《战后：1945年后的欧洲历史》（纽约：企鹅出版社，2005），58页。

［21］格罗斯，《恐惧》，40页。

［22］奈马克，《仇恨之火》，122页。

［23］谢泼德，《漫漫回乡路》，122页。

［24］克里斯蒂安·冯·克罗科，《女人的时刻》（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1），96页。

［25］克里斯蒂安·冯·克罗科，《波美拉尼亚之行: 一片神秘大地的报告》（慕尼黑：德意志袖珍书出版社，1985），215页。

［26］赫伯特·胡普卡编，《西里西亚的最后一天》（慕尼黑：Langen Müller出版社，1985），138页。

［27］同上，81页。

［28］厄恩斯特·荣格，《占领的岁月》（斯图加特：Ernst Klett出版社，1958），213—214页。

［29］克罗科，《女人的时刻》，110页。

［30］麦克唐纳夫，《帝国之后》，128页。

［31］玛格丽特·舍尔，《布拉格日记：1945—1946》（波恩：联邦流离人员部，1957），12页。

［32］同上，48页。

［33］同上，99页。

［34］同上，41页。

［35］麦克唐纳夫，《帝国之后》，406页。

［36］迪娜·波拉特，《麻雀的坠落：阿巴·科夫纳的生活和时代》（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9），214页。

［37］同上，212页。

［38］同上，215页。

［39］阿巴·科夫纳，《我的小妹妹和精选诗集，1965—1985》（俄亥俄州欧柏林：欧柏林大学出版社，1986）。

［40］朱特，《战后》，33页。

［41］哈罗德·麦克米伦，《战争的爆炸，1939—1945》（纽约：Harper &amp; Row出版社，1967），576页。

［42］威尔逊，《导游手册上不存在的欧洲》，147页。

［43］数据转引自罗伊·P. 多梅内科，《审判意大利法西斯，1943—1948》（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9），149页。

［44］威尔逊，《导游手册上不存在的欧洲》，157页。

［45］麦克米伦，《战争的爆炸》，193页。

［46］同上，501页。

［47］阿兰·斯卡弗，温迪·斯卡弗，《所有的悲伤：移民回忆希腊反法西斯抵抗运动，1941—1949》（澳洲悉尼：Hale &amp; Iremonger出版社，1994），95页。

［48］麦克米伦，《战争的爆炸》，499页。

［49］马克·马卓尔编，《战争结束后：重建希腊的家庭、民族和国家，1943—1960》（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27页。

［50］麦克米伦，《战争的爆炸》，547页。

［51］伦敦《泰晤士报》1945年7月13日刊。

［52］麦克米伦，《战争的爆炸》，515页。

［53］威尔逊，《导游手册上不存在的欧洲》，197页。

［54］斯佩克特，《帝国的废墟》，90页。

［55］谢文庆，《马来亚的华人和马来族冲突，1945—1946：共产主义仇杀和伊斯兰抵抗运动》，《东南亚研究学报》第12辑（1981年3月），108—117页。

［56］吉迪昂·弗朗索瓦·雅各布斯，《季风的前兆》（南非开普敦：Purnell父子出版社，1965），124页。

［57］斯佩克特，《帝国的废墟》，174页。

［58］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革命时期的爪哇：占领与抵抗，1944—1946》（雅加达：Equinox出版社，2005）。

［59］L. 德容，《二战中的荷兰王国》第11版（荷兰国家出版社，1986）。

［60］西奥多·福莱恩德，《印尼的命运》（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3），27页。

［61］杨·A. 克兰切编，《荷属东印度的决定性岁月，1942——1949：日本侵略、奴役欧洲人和诞生自由印尼的革命——生还者的回忆》（北卡罗来纳州杰斐逊：MacFarland出版社，1996），193页。

［62］斯佩克特，《帝国的废墟》，179页。

［63］德容，《二战中的荷兰王国》，582页。

［64］安德森，《革命时期的爪哇》，166页。

［65］斯佩克特，《帝国的废墟》，108页。

［66］让·路易·普朗什，《1945年的塞提夫：事先宣告的屠杀史》（巴黎：贝汉出版社，2006），139页。

［67］马丁·埃文斯，《阿尔及利亚：法国未经宣布的战争》（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

［68］弗朗索瓦丝·马丁，《法属东京的悲剧时刻：1945年3月9日—1946年3月18日》（巴黎：Berger-Levrault出版社，1947），133页。

［69］大卫·G. 玛尔，《1945年的越南：追求权力之路》（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5），333页。

［70］马丁，《法属东京的悲剧时刻》，179页。

［71］同上，129页。

［72］斯佩克特，《帝国的废墟》，126页。

第二部分　清理废墟

第四章　回家

［1］详细分析请见蒂莫西·斯奈德的权威力作《流血之地：希特勒和斯大林夹击下的欧洲》（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2010）。

［2］伊姆雷·凯尔泰斯，《无命运的人生》（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3］引自迪恩克·洪迪乌斯，《大屠杀幸存者和荷兰反犹主义》（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普雷格出版社，2003），103页。

［4］同上，101页。

［5］罗杰·伊高，《四十连士兵！……回忆录》（巴黎：Albin Michel出版社，1986），95页。

［6］玛格丽特·杜拉斯，《战争》（纽约：万神殿出版社，1986），15页。

［7］同上，14页。

［8］同上，53页。

［9］坂口安吾，《堕落论》，227页。

［10］道尔，《拥抱战败》，58页。

［11］佚名，《声音集》第一卷（东京：朝日新闻社，1984），103页。该书为读者来信集。

［12］同上，104页。

［13］比尔·莫尔丁，《回家》（纽约：William Sloane出版社，1947），18页。

［14］同上，45页。

［15］同上，54页。

［16］尼古拉·托尔斯泰，《大臣与大屠杀》（伦敦：世纪哈奇森出版社，1986），31页。

［17］引自格里格尔·达拉斯，《1945：永不结束的战争》（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5），519页

［18］托尔斯泰，《大臣与大屠杀》，13页。

［19］同上。

［20］尼古拉斯·贝塞尔，《最后的秘密：英美两国把200多万俄国人交给斯大林》（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1974），86页。

［21］同上，87页。

［22］博里沃耶·M. 卡拉潘迪奇，《南斯拉夫最血腥的春天：铁托的卡廷森林和古拉格》（纽约：Carlton出版社，1980），73页。

［23］麦克米伦，《战争的爆炸》，436页。

［24］谢泼德，《漫漫回乡路》，80页。

［25］贝塞尔，《最后的秘密》，18—19页。

［26］同上，133页。

［27］同上，138页。

［28］同上，142页。

［29］同上，140页。

［30］达拉斯，《1945》，560页。

［31］《扬基人》1945年8月24日刊。

［32］达拉斯，《1945》，549页。

［33］奈马克，《仇恨之火》，109页。

［34］同上，110页。

［35］雷恩多夫，《东普鲁士日记》，169页。

［36］胡普卡，《西里西亚最后一天》，265页。

［37］荣格，《占领的岁月》，195页。

［38］本作者同弗里茨·施特恩的谈话。

［39］引自贝塞尔，《德国1945》，223页。

［40］胡普卡，《西里西亚最后一天》，64页。

［41］《扬基人》1945年9月21日刊，16页。

［42］奈马克，《仇恨之火》，112页。

［43］同上，115页。

［44］安东尼·波龙斯基，伯雷沙拉夫德鲁克伊，《波兰共产主义统治的肇始》，《伦敦和波士顿：劳特里奇和Kegan Paul出版社，1980》，425页。

［45］格罗斯曼，《犹太人，德国人和盟军》，199页。

［46］格罗斯曼转引自他人，148页。

［47］同上，147页。

［48］《纽约先驱论坛报》1945年12月31日。

［49］海门特，《置身大屠杀幸存者中间》，21页。

［50］格罗斯曼，《犹太人，德国人和盟军》，181页。

［51］引自哈吉特·拉夫斯基，《新开端：贝尔森集中营的大屠杀幸存者与德国的英占区，1945——1950》（底特律：恩州立大学出版社，2002），64页。

［52］罗森萨夫特本人从未在以色列定居。很明显，他告诉一些以色列人，“你们跳霍拉舞的时候我们却在火葬场被一把火烧了”。（转引自谢泼德，《漫漫回乡路》，367页）。

［53］海门特，《置身大屠杀幸存者中间》，47—48页。

［54］引自沙布泰·特维斯，《本-古里安：燃烧的大地，1886—1948》（波士顿：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87），853页。

［55］阿维赛·玛格丽特，《利用大屠杀的人》，《纽约书评》1994年2月14日刊。

［56］汤姆·赛杰夫，《第700万：以色列人和大屠杀》（纽约：希尔&amp;王出版社，1993），99—100页。

［57］特维斯，《本-古里安》，871页。

［58］同上，870页。

［59］海门特，《置身大屠杀幸存者中间》，66页。

［60］特维斯，《本-古里安》，873页。

［61］《哈里森报告》，以美国驻政府间难民委员会特使厄尔·G. 哈里森命名。

［62］杜鲁门于1945年8月31日寄给艾德礼的信。

［63］资料图片1049/81/177，引自《重生》，会议记录，梅纳赫姆·罗森萨夫特整理（华盛顿DC，2001），101页。

［64］贝塞尔，《最后的秘密》，8页。

第五章　沥干毒药

［1］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战场柏林》，27页。

［2］吕克·乌伊斯，斯蒂芬·东特，《打击通敌行为，1942—1945：过去永在眼前》（布鲁塞尔：CRISP出版社，1991），147页。

［3］袖井林二郎编，《亲爱的麦克阿瑟将军：美占期的日本人来信》（纽约：Rowman &amp; Littlefield出版社，2001），70页。

［4］同上，87页。

［5］同上，78页。

［6］美国国家——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政令，转引自汉斯·H. 贝瓦尔德，《美占期的清算日本领导人行动》（加州：伯克利大学出版社，1959），7页。

［7］转引自弗比安·鲍尔斯，《日本如何赢得战争》，《纽约时报杂志》1970年8月30日刊。

［8］科恩，《重塑日本》，85页。

［9］参见弗朗茨·诺伊曼，《庞然大物：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和行事方式，1933—1944》，由彼得·海耶斯重新作序（芝加哥：Ivan R Dee出版社，2009，与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博物馆合作出版）。该书首次出版于1942年。

［10］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战场柏林》，100页。

［11］同上，101页。

［12］詹姆斯·F. 腾特，《莱茵河上的使命：在美占区的再教育和去纳粹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2），55页。

［13］楚克迈尔，《德国战地报告》，137页。

［14］蒂莫西·R. 沃格特，《苏占区的去纳粹化：勃兰登堡州，1945——1948》（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34页。

［15］同上，38页。

［16］汤姆·鲍尔，《遭背叛的誓言：美英两国和战后德国的去纳粹化》（纽约州花园城：双日出版社，1982），148页。

［17］同上，8页。

［18］汉克，《美国占领下的德国》，487页。

［19］科恩，《重塑日本》，161页。

［20］杰罗姆·伯纳德·科恩，《战时和重建时期的日本经济》（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49），432页。

［21］科恩，《重塑日本》，154页。

［22］袖井林二郎编，《亲爱的麦克阿瑟将军》，176页。

［23］同上，177页。

［24］拉切尔达，《征服者来喝茶》，25页。

［25］科恩，《重塑日本》，45页。

［26］道尔，《拥抱战败》，530页。

［27］凯丽编，《来自被毁灭帝国的书信》，107页。

［28］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工业政策的增长，1925—1975》（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2），42页。

［29］特奥多罗·阿贡西罗，《重要的岁月：日本在菲律宾的冒险，1941—1945》（菲律宾奎松城：R. P. Garcia出版社，1965），672页。

［30］斯坦利·卡诺，《按照我们的形象：菲律宾的美帝国》（纽约：兰登书屋，1989），327页。

［31］同上，328页。

［32］陶涵，《委员长：蒋介石与中国走向现代的奋斗》（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323页。

［33］基恩写给狄柏瑞的书信，摘自凯丽编，《来自被毁灭帝国的书信》，128页。

［34］斯佩克特，《帝国的废墟》，41页。

［35］文安立，《冷战与革命：美苏对抗和中国内战的起源：1944—1946》（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90页。

［36］关于安宁饭店的书有两本，一本是岡田和裕，《満州安寧飯店》（潮書房光人社，2002），另一本是藤原作弥，《満州、少国民の戦記》，均在第二章引用过。

［37］彼得·诺维克，《反对维希政权的抵抗力量：在法国光复后清算通敌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8），40页。

［38］同上，77—78页。

［39］转引自比弗，库珀，《光复后的巴黎》，104页。

第六章　法治

［1］藤原作弥，《満州、少国民の戦記》，175页。

［2］马劳伊，《匈牙利回忆录》，188页。

［3］伊斯特凡·狄阿克，杨·托马什·格罗斯，托尼·朱特编，《欧洲报复的政治原因：二战和后续》（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235页。

［4］同上。

［5］同上，237页。

［6］同上，235页。

［7］同上，134页。

［8］同上，135页。

［9］马卓尔编，《战争结束后》，31页。

［10］李·萨拉菲斯，《德斯卡提的治安，1942—1946》，摘自马卓尔编，《战争结束后》，215页。

［11］阿兰·斯卡弗，温迪·斯卡弗，《所有的悲伤》，165—166页。

［12］E. D. A. 莫尔斯海德的译文。

［13］引自约翰·W. 鲍威尔，《日本的细菌战：美国掩盖的战争罪行》，《亚洲学者公报》第12期（1980年9/10月刊），9页。

［14］劳伦斯·泰勒，《将军站上审判席：本间雅晴，山下奉文和麦克阿瑟》（印第安纳州南本德：Icarus出版社，1981），125页。

［15］“审判马来亚之虎”，《扬基人》1945年11月30日刊。

［16］泰勒，《将军站上审判席》，137页。

［17］A. 弗兰克·里尔，《山下将军的案子》（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9），34页。

［18］理查德·L. 莱尔，《山下的先例：战争罪行和指挥责任》（特拉华州威明顿：研究资源出版社，1982），111页。

［19］泰勒，《将军站上审判席》，195页。

［20］莱尔，《山下的先例》，118页。

［21］引自J. 肯尼斯·布罗迪，《审判皮埃尔·拉瓦尔：在二战法国定义叛国、通敌和爱国》（新泽西州新布朗斯维克：交易出版社，2010），136页。

［22］《时代》杂志，1932年1月4日。

［23］杰弗瑞·沃纳，《皮埃尔·拉瓦尔和法兰西的黯淡》（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69），301页。

［24］关于米塞特的罪行，详见特赛尔·波尔曼著，《米塞特集团：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和其亲信》（阿姆斯特丹：Boom出版社，2012）。

［25］《时代》杂志，1945年10月15日。

［26］让——保罗·古安特，《皮埃尔·拉瓦尔》（巴黎：Fayard出版社，1993），517页。

［27］雅克·夏庞蒂埃，《为自由服务》（巴黎：Fayard出版社，1949），268页。

［28］胡伯特·科尔，《拉瓦尔》（伦敦：Heinemann出版社，1963），283页。

［29］古安特，《皮埃尔·拉瓦尔》，527页。

［30］杨·梅耶斯，《米塞特》（阿姆斯特丹：De Arbeiderspers出版社，1984），277页。

［31］同上，275页。

［32］古安特，《皮埃尔·拉瓦尔》，537页。

［33］引自诺维克，《反对维希政权的抵抗力量》，177页。

［34］乔治·凯南，《回忆录1925—1950》（波士顿：大西洋月刊出版社，1967年），260页。

［35］道尔，《拥抱战败》，445页。

［36］泰尔福德·泰勒，《剖析纽伦堡审判：个人回忆录》（纽约：Alfred A. Knopf出版社，1992），29页。

［37］斯彭德，《欧洲目击者》，221页。

［38］《扬基人》1945年5月18日刊。

［39］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纪念委员会网站。

［40］伦敦《泰晤士报》1945年4月20日。

［41］伦敦《每日镜报》1945年4月20日。

［42］伦敦《泰晤士报》1945年4月28日。

［43］谢泼德，《破晓之后》，166页。

［44］伦敦《泰晤士报》1945年9月27日。

［45］伦敦《泰晤士报》1945年11月9日。

［46］谢泼德，《破晓之后》，171—172页。

［47］伦敦《泰晤士报》，1945年11月8日。

［48］厄恩斯特·米歇尔，《DANA报告》，1945年1月9日。

［49］丽贝卡·韦斯特，《纽约客》，1946年10月26日。

［50］泰尔福德·泰勒，《剖析纽伦堡审判》，25页。

［51］同上，26页。

［52］厄恩斯特·米歇尔，《DANA报告》，1946年2月15日。

［53］荣格，《占领岁月》，176页。

［54］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战场柏林》，63—64页。

［55］泰尔福德·泰勒，《剖析纽伦堡审判》，167—168页。

第三部分　绝不让历史重演

第七章　明媚、自信的早晨

［1］参见赫尔曼·朗格拜恩，《断绝一切希望：纳粹集中营中的抵抗力量，1938—1945》（纽约：Paragon House出版社，1994），502页。

［2］《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7月27日。

［3］伦敦《每日电讯报》2003年7月11日。

［4］《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7月27日。

［5］同上。

［6］哈罗德·尼克尔森著，奈格尔·尼克尔森编，《哈罗德·尼克尔森日记，1907—1964》（伦敦：Weidenfeld &amp; Nicolson出版社，2004），321页。

［7］哈罗德·麦克米伦，《命运的潮汐，1945—1955》（纽约：Harper &amp; Row出版社，1969），32页。

［8］同上，33页。

［9］尼克尔森著，《哈罗德·尼克尔森日记》，318页。

［10］威尔逊，《导游手册上不存在的欧洲》，135页。

［11］同上，186页。

［12］诺埃尔·安南，《变化中的敌人：德国的战败和重生》（纽约：Norton出版社，1996），183页。

［13］保罗·艾迪逊，《现在战争结束了：英国社会史，1945—1951》（伦敦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和英国广播公司，1985），14页。

［14］同上，13页。

［15］西里尔·康纳利，《地平线》1945年6月，在《观念和地位》中再版（伦敦：Weidenfeld &amp; Nicolson出版社，1953），27页。

［16］《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6月5日。

［17］《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6月26日。

［18］罗伊·詹金斯，《艾德礼先生：一部临时工自传》（伦敦：Heinemann出版社，1948），255页。

［19］斯蒂法尼·艾赛尔，《愤怒吧！》（法国蒙彼利埃：Indigène Editions出版社），10页。

［20］杜拉斯，《战争》，33页。

［21］亚瑟·库斯勒，《瑜伽士和政委》（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45），82页。

［22］艾迪逊，《现在战争结束了》，18页。

［23］安南，《变化中的敌人》，183页。

［24］温斯顿·丘吉尔，《对学术青年所作的演讲》，苏黎世，1946年9月9日。

［25］尼克尔森著，《哈罗德·尼克尔森日记》，333页。

［26］让·莫奈，《回忆录》（巴黎：Fayard出版社，1976），283页。

［27］参见特赛尔·波尔曼，《从一片泽国到凤凰涅槃：J. A. 林格斯的生平（1885—1965）》（阿姆斯特丹：Boom出版社，2006年）。

［28］道尔，《拥抱战败》，537页。

［29］同上。

［30］同上，538页。

［31］欧文·拉铁摩尔，《亚洲的解决方案》（波士顿：Little，Brown出版社，1945），189页。

［32］科恩，《重塑日本》，42页。

［33］森田芳夫，《朝鮮終戦の記録：米ソ両軍の進駐と日本人の引揚》（东京：巌南堂书店，1964），77页。

［34］布鲁斯·康明斯，《朝鲜战争的起源：独立政权的解放和诞生，1945—1947》（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88页。

［35］《扬基人》1945年11月2日刊。

［36］凯丽编，《来自被毁灭帝国的书信》，32页。

［37］《扬基人》1945年11月2日刊。

［38］康明斯，《朝鲜战争的起源》，392页。

［39］斯佩克特，《帝国的废墟》，163页。

［40］同上，160页。

［41］同上，148页。

［42］凯丽编，《来自被毁灭帝国的书信》，197页。

［43］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传，1883—1946：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客》（纽约企鹅出版社，2005年），779页。

［44］尼克尔森著，《哈罗德·尼克尔森日记》，325页。

［45］朱特，《战后》，88页。

第八章　教化野蛮人

［1］道尔，《拥抱战败》，215—217页。

［2］安南，《变化中的敌人》，160页。

［3］同上，162页。

［4］德布林和福伊希特万格，转引自腾特，《莱茵河上的使命》，23页。

［5］转引自腾特，《莱茵河上的使命》，39页。

［6］尼古拉斯·普罗内，凯斯·威尔逊编，《二战后对德国和其盟友的政治改造》（伦敦：Groom Helm出版社，1985），198页。

［7］君特·格拉斯，《剥洋葱》（哥廷根：Steidl出版社，2006），220—221页。

［8］约翰·金伯尔，《美国占领下的德国社区：马尔堡，1945—1952》（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1），168页。

［9］普罗内，威尔逊编，《二战后对德国和其盟友的政治改造》，173页。

［10］《扬基人》1945年7月20日刊。

［11］同上。

［12］斯彭德，《欧洲目击者》，229页。

［13］《扬基人》1945年7月20日刊。

［14］斯彭德，《欧洲目击者》，44页。

［15］同上，46页。

［16］同上，158页。

［17］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战场柏林》，82页。

［18］奈马克，《俄国人在德国》，399页。

［19］同上，402页。

［20］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战场柏林》，66页。

［21］巴赫，《美国的德国》，228页。

［22］同上。

［23］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战场柏林》，92页。

［24］巴赫，《美国的德国》，218页。

［25］伦敦《泰晤士报》1945年7月11日。

［26］道尔，《拥抱战败》，190页。

［27］波伏娃，《时势的力量》，17页。

［28］同上，33页。

［29］科琳娜·德福朗斯，《莱茵河左岸的法国文化政治，1945—1946》（斯特拉斯堡：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1994），126页。

［30］德布林，《命运之旅》，273页。

［31］引自莫奈，《回忆录》，339页。

［32］巴顿·J. 伯恩斯坦编，《原子弹：关键问题》（波士顿：Little，Brown出版社，1976），113页。

［33］道尔，《拥抱战败》，218页。

［34］同上，77页。

［35］爱德华·T. 因帕托，《麦克阿瑟将军：演讲和报告，1908—1964》（肯塔基州帕杜卡：Turner出版社，2000），146页。

［36］包尔斯，《日本如何赢得战争》。

［37］同上。

［38］《每日新闻》，引自道尔，《拥抱战败》，549页。

［39］袖井林二郎，《亲爱的麦克阿瑟将军》，33页。

［40］道尔，《拥抱战败》，77页。

［41］引自包尔斯，《日本如何赢得战争》。

［42］引自《占领日本》，麦克阿瑟纪念馆图书档案馆协办的研讨会，1975年11月，129页。

［43］拉切尔达，《征服者来喝茶》，165—166页。

［44］佚名，《声音集》第一卷，115页。

［45］道尔，《拥抱战败》，67页。

［46］金，《如此可爱的国家永不会灭亡》，118页。

第九章　同一个世界

［1］乌尔库哈特，《经历和平与战争的一生》，85页。

［2］同上，93页。

［3］斯蒂法尼·艾赛尔，《跟世纪共舞》（巴黎：Editions du Seuil出版社，1997），99页。

［4］马克·马卓尔，《治理世界：思想的历史》（纽约：企鹅出版社，2012），208页。

［5］同上，194页。

［6］E. B. 怀特，《狂野的旗帜：〈纽约客〉杂志关于联邦世界政府和其他事宜的社论》（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46），72页。

［7］同上，82页。

［8］门诺·斯皮林，迈克尔·温特尔编，《欧洲身份和二战》（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2011），126页。

［9］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战争或和平》此版附特别前言（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57），38页。该书首次出版于1950年。

［10］尼尔·罗森多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核分裂症》，收录于约翰·刘易斯·盖迪斯等编辑的《冷战政治家对抗原子弹：1945年以来的核外交》（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64—69页。

［11］约瑟夫·普雷斯顿·巴拉塔，《世界联邦的政治：联合国，联合国改革，核军控》（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Praeger出版社，2004），127页。

［12］《纽约时报》1945年10月10日。

［13］伦敦《泰晤士报》1945年11月20日。

［14］汤森德·胡普斯，道格拉斯·布林克利，《罗斯福和联合国的诞生》（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0），41页。

［15］丹·普雷什，《美国，希特勒和联合国：盟军如何赢得二战并构建和平》（伦敦：I. B. Tauris出版社，2011），170页。

［16］罗斯福的话引自马卓尔，《治理世界》，209页。

［17］1945年6月28日，“接受堪萨斯城大学颁发荣誉学位后的讲话”，trumanlibrary.org/ publicpapers/viewpapers.php？ pid=75.

［18］怀特，《狂野的旗帜》，82页。

［19］《扬基人》1945年6月15日刊。

［20］《每日先驱报》，1945年5月。

［21］本书作者和格拉德温·杰布外孙英尼格·托马斯的谈话。

［22］《时代》杂志，1945年5月14日。

［23］乌尔库哈特，《经历和平与战争的一生》，94页。

［24］《民族》杂志，1945年6月30日。

［25］马克·马卓尔，《人权让人意外的胜利：1933—1955》，《历史学刊》47卷第2册（2004年6月），392页。

［26］威廉·罗杰·路易斯，《英国在中东的帝国，1945—1951：阿拉伯民族主义，美国和战后帝国主义》（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163页。

［27］《曼彻斯特卫报》，1945年6月4日。

［28］路易斯，《英国在中东的帝国》，148页。

［29］伦敦《泰晤士报》1945年10月6日。

［30］怀特，《狂野的旗帜》，80页。

［31］同上，81页。

［32］小阿瑟·M. 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F. 肯尼迪在白宫》（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65），88—89页。

［33］伦敦《泰晤士报》1945年8月17日。

［34］国务卿伯恩斯的报告，http:// avalon. law. yale. edu/ 20th_ century/ decade18. asp.

［35］杜勒斯，《战争或和平》，27页。

［36］同上，30页。

［37］同上，40页。

［38］《纽约时报》1945年12月31日。

鸣谢

如果不是因为作为访问学者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科尔曼学者&amp;作家中心短暂访学的经历，很难想象我能写就此书。对此我要感谢吉恩·斯特劳斯（Jean Strouse），科尔曼中心能力出众的主任，还有她至关重要的副手玛丽·多里尼（Marie D’Origny），以及向来助人为乐的保罗·德拉韦达克（Paul Delaverdac），你们把中心变成了作家的天堂。

在本书的研究阶段，我从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秦郁彦（Hata Ikuhiko）、阿维夏伊·马格里特（Avishai Margalit）、本·布兰德（Ben Bland）和盖尔特·迈克（Geert Mak）等人的建议中获益良多。在阿姆斯特丹的NIOD研究所期间，大卫·巴尔诺（David Barnouw）和约格力·梅赫伊岑（Joggli Meihuizen）为我提供了大力帮助。马克·马卓尔（Mark Mazower）和杰弗里·惠特克罗夫特（Geoffrey Wheatcroft）很热心，在不同阶段都阅读过书稿，帮助我揪出了自己断然不可能找到的错误。本书倘若仍有言辞不当之处，自然全是我本人的责任。

威利出版社的安德鲁·威利（Andrew Wylie），金·奥（Jin Auh）和杰奎琳·柯（Jaqueline Ko）给予了我一如既往的支持，对此我深表感谢。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还在威利出版社时，先是以代理人的身份参与了本书的出版工作，继而又转投企鹅出版社，为我当起了编辑。他在两项工作中的表现都堪称完美。我在这里还要感谢企鹅出版社的麦利·安德森（Mally Anderson），他见证了本书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

最后，我要对我的父亲列奥·布鲁玛（Leo Buruma）和我的朋友布莱恩·乌尔库哈特表达诚挚的谢意。他们抽时间跟我讲述了自己在1945年的经历。我将本书献给这二位，聊表感激和敬意。

对于内子堀田江理（Eri Hotta）的耐心和鼓励，在这里也一并表示感谢。

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by Ian Buruma

Copyright © 2013 by Ian Burum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零年 : 1945 / (荷) 布鲁玛著 ; 倪韬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2015.2 重印）

书名原文: 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ISBN 978-7-5495-6290-9

Ⅰ. ①零… Ⅱ. ①布… ②倪… Ⅲ. ①世界史－研究－1945 Ⅳ. ①K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7283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35mm×965mm 1/16

印张：25.25 字数：360千字 图片：27幅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2次印刷

定价：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活着回来的男人 : 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

[日] 小熊英二 著

活着回来的男人：
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IKITE KAETTEKITA OTOKO: ARU NIHONHEI NO SENSO TO SENGO by Eiji Oguma
　　©2015 by Eiji Oguma
　　Originally published 2015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7
　　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稿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着回来的男人 : 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 / （日） 小熊英二著 ; 黄耀进译.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理想国译丛）

ISBN 978-7-5495-8922-7

Ⅰ. ①活… Ⅱ. ①小… ②黄… Ⅲ. ①社会生活－生活史－日本－现代 Ⅳ. ①D731.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9429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张艺兵

责任编辑：魏　阳　罗丹妮

装帧设计：陆智昌

内文制作：龚碧函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理想国译丛主编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

导读
一个普通人的常识

梁文道

吴雄根，我试着在网上搜索这个名字，除了“百度百科”录有他的履历，剩下的讯息几乎全部都和《活着回来的男人》这本书有关。我看不见有任何中文媒体采访过他，也看不见有任何中文世界的网民讨论过他的事迹，如果只有在互联网上存在才叫作真正存在的话，那么吴雄根就是一个差一点便不曾存在过的人了。这也难怪，这位朝鲜族、中国籍，有过一个日文名字“吴桥秀刚”的老人，生在当年的伪满洲国，又在日本东京念过书，一九四五年的时候还被强征入伍“关东军”第515部队，战后又为苏联红军俘至西伯利亚的赤塔地区战俘营劳役，直到一九四九年才被送回已经变了天的中国。这样的人生自然是有缺陷的，不只是他的经历不够美好，更是因为任何宏大、完整而又广为流行的主流论述都很难恰到好处地容下他的一生。从战后的政治运动角度来看，他是个问题相当严重的人，不只留学过日本，而且当过“伪军”，或许这是他那代东北朝鲜族人常常遭逢的命运；但是革命面前，是没有身不由己这回事的，所以战后他肯定还是要被判定为一个汉奸。虽然他早在苏联做俘虏的时候就已经心向共产主义，一回来就献身革命建设新中国，可中苏交恶之后，像他这种在苏联待过的人则又有了替苏联当间谍的可能，必须反复检查交代好好监视。当然他是个受害者，他不是自愿跑去苏联，不是自愿加入关东军，更不是自愿生为“满洲国”国民。可是这种受害者又嫌受害得不够纯粹干净，不像那些被战火弄得家破人亡、上得了电影电视剧的凄凉角色，因为他毕竟在敌人那边待过，黑白不够分明。假如他生来就是个日本人，战后就应该和其他仍然生还的西伯利亚日本战俘一样，最后会被苏联遣送回美军占领的日本，于是又会惹起另一种疑虑，怕他其实是遭到洗脑改造特地归日潜伏运动的“赤化分子”。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这不由自主的大半生如何坎坷，一定吃过许多人想象不到的苦。如果他要在有生之年寻求正义，讨一个说法，至少让他这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个可供理解的解答的话，他该向何处寻觅？

于是一九九六年，吴雄根到了日本，诉讼日本政府，要求赔偿。这该是个大新闻，可是很奇怪，不仅保守的日本媒体少有报道，今日回看，当时便连中国媒体也似乎无人关注这个消息。比起九十年代开始大量涌现的“慰安妇”索赔事件，其实来自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原日本军人申诉数目更多，只不过这些人的诉求会使得热血简单的国族主义尴尬，不像“慰安妇”那么正邪易辨，所以大家也就只好冷漠对待，当他们不存在似的。

吴雄根的官司一路打到日本最高法院，最终失败。日本建制的说法是很简单的，它不只不赔偿这几十万当年被它强征入伍的外国人，甚至也不赔偿土生土长的日本兵，理由一贯是“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活着回来的男人》的作者、历史社会学者小熊英二解释道：“如果只针对特定被害者进行赔偿，将会造成不公平的状况。不过实际上，日本政府担心的恐怕是，即便对一小部分受害者进行赔偿，往后便像掀开冰山一角，接着来自国内外的赔偿要求将永无止境……不赔偿、不道歉，但抚慰对方。这就是日本的国家立场。”所以，无论是“慰安妇”，还是被强迫从军的日本军人及其军属，日本政府皆以基金“慰问”的方式了事。那么它为什么不“慰问”像吴雄根这样的外籍士兵呢？他们根本不是日本人，你又怎能用“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这种大话打发？

另一方面，出于冷战时期诡谲的国际局势，且别说外籍士兵，就连“慰安妇”也不一定会受到韩国、中国台湾乃至于大陆等亚洲地区政府的支援。吴雄根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成立了“中国前苏联拘留者协议会”，找出二百五十名和他境遇相似的俘虏与遗族，同时要求日本负责。可是这个团体的活动到了一九九二年就停了下来，因为“当年十月正好是日中恢复邦交二十周年纪念，适逢日本天皇访中期间”。

所以，没有自己政府的支持，也没有媒体关注的吴雄根，一个人来到了日本。不过他居然找到一个日本人愿意和他共同起诉日本政府，成为亚洲各地对日赔偿诉讼的首位日籍并列原告，这个人就是小熊英二的父亲，同为苏联战俘营归来者的小熊谦二。在法庭上，他说：

他（吴雄根）身为朝鲜族，以日本国民身份接受征兵，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联对日宣战，隔天他于海拉尔入伍，旋即遭受苏联军队的攻击，他卷入战斗中并身负重伤，被搬送到苏联领土内的医院。一九四八年出院后，经由朝鲜回到故乡成为中国人。但曾为日本士兵的事实为他的生活带来许多歧视待遇。

几年前我领取了给西伯利亚拘留者的慰问状与慰问金。但日本国认为吴是外国人，因为这项理由所以不适用于领取条件，这点令人无法接受。

为何他必须在西伯利亚过着拘留生活？请各位思考一下。过往，大日本帝国合并朝鲜，一度使朝鲜民族的人们皆成为日本国民。其结果，他与我一样因身为日本国民的义务而接受征兵，之后成为关东军士兵并成为苏联俘虏。只要是针对西伯利亚拘留这个事实施行的慰问，他就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

因为是日本国民所以受到征兵，使他成为西伯利亚俘虏的也是日本国。同样都是这个不负责任的日本国，事到如今却说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无法接受慰问，这完全不合情理。

这明显就是一种歧视，是国际上无法认可的人权漠视……这是我对国家的要求。类似这种国际性的战后赔偿，应该不具时效性，请不要一直逃避责任。而且，这种负面遗产也不应该再留给下一个世代。

雄辩滔滔，小熊谦二还在他自己撰写的讲稿里引用了前欧洲殖民帝国与纳粹德国的案例，痛陈日本政府之过。这么看来，他应该很符合大家心目中“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他却只有初中文凭，是一家小体育用品行的老板，用他自己的话讲，甚至是“底层中的底层”。这位小熊谦二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大家也许会在日本电影里面见过类似的场面：一个乡村少年应召从军，出征那天，他穿着卡其布制服立正站好，抬头挺胸地对着送别亲友大声宣布：“我定会堂堂为国尽忠。”然后他的家人、乡亲和邻居则会鼓掌叫好，一副兴高采烈的模样，很多人还会挥舞一面小小的“日之丸”国旗，替他打气壮行。这些参军青年，在我们的印象之中，总是规规矩矩，严守军纪，无论何时都不忘“皇军”威仪。而养成这种年轻人的土地，是一个陷入狂热情绪的社会，人人爱国爱到头脑发昏；好消息从前线传来的时候，张灯结彩，鞭炮四响；若是坏消息开始浮现，他们就一脸肃穆，似乎真的做好了“玉碎”的准备。这就是战时日本社会的典型图像之一，将爱国、爱天皇以及战争这三者毫无困难地等同了起来，并且把这三位一体当成个人生命意义的寄托。如果你不赞成战争，那就是不效忠天皇；如果你不效忠天皇，那就是不爱国；如果你不爱国，那你就什么都不是了。

我还读过一些研究，指出当时日本最爱国最忠诚同时也是对战争最狂热的，竟是一批低下阶层的年轻人。一来， 战前日本贫富差距极大，这些条件不利的青年苦无出路，眼前即是尽头，也许会渴盼军需经济带来的一时荣景可以惠及己身。二来，他们全是“日之丸”旗下的蛋， 自幼在校天天诵读充满着皇国思想的“教育敕语”，洗脑洗得彻底。第三，也是最有意思的一点，他们的人生实在没有更大更完满的意义了，而战争，不只能令他们投入到一个非常壮阔的戏剧叙事当中，使自己的缺憾得以补足；还能让他们和那些好家庭出生的孩子变得更加“平等”，因为到了最后要是战死，不管背景贫富，所有士兵的亡灵都会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当中，正是生殊途死同归。

然而，小熊英二这本《活着回来的男人》却纠正了我长存的偏见，让我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战时日本底层画像。他这本书不只是他父亲小熊谦二的口述史那么简单，更是一部以个人为经，以大量政治、社会及经济背景析介为纬的历史社会学佳构。于是读者能在其中发现其时日本社会那被遗忘甚至被压抑的角落。

就说应命参军的那种仪式吧，原来小熊谦二（即小熊英二之父）入伍的那天，“根本没人关心。场面没有丝毫雄壮的气氛，连挂在身上欢送入伍者的布条都没有”。“那种事情，在中日战争的时候还办过，到了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就消失了。为了找寻粮食就得花上 许多时间与劳力，大家已经没有那种余力，加上召集令也过多。先不说年轻现役士兵的送行场合，已经有相当人生经验的年长军人被召集时，即便举办盛大的欢送活动， 本人与家人都不会开心。送行时如果哭泣，就会被骂是‘非国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们是开心地送家人上战场。周遭的人们都了解这种状况，所以也不再办什么送行会了。”

自己的丈夫、儿子，又或者是孙子上战场，这无论如何都不该是件开心的事，在生离也许就是死别的这种情况下，哭泣流泪自然不过；不过，绝对而神圣的爱国可容不下自然，它甚至不承认自然不接受现实。比如谦二一位早逝的室友，为了征兵体检回到老家，结果验出当年绝症肺结核，征兵军官看到报告之后破口大骂，斥责那个离死不远的青年“因为你是不忠者（所以才患上结核病）”。一九四〇年开始，日本政府又规定国民在经过东京皇居的时候必须“宫城遥拜”。已经从乡下来到东京谋生的谦二，有一趟搭电车经过皇居，听到乘务员高叫“现在通过宫城前”，便跟着全车乘客一起弯腰朝着窗外的天皇居所鞠躬，但他注意到背对宫城那排电车吊环下的乘客挤得实在转不过身，于是“只好以屁股朝着宫城行礼”。他说：“这种形式上的东西，大家都没当一回事，逐渐地就自然消失了。”

爱国主义有时确是一种形式，套在纷杂混乱的现实和自然之上，它或者会对后者提出一些远离常识、玄而又玄的解释（比方说一个人在当兵前被验出肺结核是因为他不忠）；又或者干脆遮蔽大家耳目，让国民用灌进脑子里的兴奋剂去代替他们用感官接触到的世界（比方说监控审查新闻媒体，拿掉一切不利的新闻，换上些振奋人心的故事）。问题是当你活在那样的时代，面对着由于战争而日渐残破的生活，苦苦挣扎；可是当一切本来可以用作解释这种生活、这个世界的思想和世界观都被抽掉夺去，只余一套爱国就是至高美德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你还可以怎么办呢？明明一个人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养家活口，怎么样在物资短缺的情形下经营生计；但国家却告诉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为国牺牲，谋求一个非常远大崇高但也因此永远看不清的目标。你失去了凭自己的眼睛去了解时势的能力，疲倦得动不了大脑，那形式至上的爱国主义则是唯一剩给大家的思想工具。这时你不会去反省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究竟对不对；你也不会去反抗那要你笑着送亲人去死的主义，拒绝它的聒噪。你只能麻木冷漠，劳形于生活压力与包围着你的宣传口号之间。

自从日军侵华，每有重要胜仗，日本各地邻组町会都要举办“提灯笼游行”。但是仗打得越久，人们的反应就越是冷淡；而且愈是底层，人们就愈是无感。终于到了美军攻克塞班岛，“从宣告‘玉碎’的广播播音员阴郁的声音中，可以感到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态……日本战败这件事，从理论上已经可以隐约地推测出来”。不过谦二周边的人当时都没有这么推测，因为大家都太累了，“已经没有能力思考这样的状况了”。

小熊谦二果然如他所言，是“底层的底层”，他的母亲在他七岁那年离世，他的父亲干的是随着时局而起伏的买卖，他有五个兄弟姐妹，其中一个早夭，另外两个没活过二十，他自己中学上到一半就要提早毕业，小时候家里一个月未必吃得上一次肉，年纪稍长则开始工作分担家累，一路走来都是奔走捱苦。战争末期，终于轮到他这个身体本应过不了检查的小子入伍。可是他没有被日本军国主义的“圣三一”劫持，没有把希望寄在“圣战”之上，因为他是一个更加贴近自然和现实的人。就和他所见过的其他底层一样，他的关切在于今天晚上有没有东西吃，而不是国祚是否恒久。他被剥夺了思考的能力；但就算有，那也没多大用处，他只能被严酷的国家机器推来推去。真正使得他与别人不同的，是他一直没有忘却现实生活的本相，即便战后。于是他能养出基于现实的常识，至少知道一个人前赴战场告别家人，并非一件值得欢庆的事。

谦二到了前线没多久，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规定，留在中国东北的军队要向苏联投降。这批驻在中国东北的军人不只是战俘，原来更是日本赔偿苏联的物资。在“关东军”交给苏方的陈情书里便有非常客气的这么一句话：“（受俘日军）返回（日本内地）之前的时间，将极力协助贵军之经营，敬请尽情调度使用。”于是谦二就得跟着大伙前往西伯利亚，与当时全苏境内那一千多万成分不好、政治上不可靠的奴隶劳工一样，成为苏联恶名昭彰的劳改体系的一员。在物资短缺、天候严寒的情况下劳动，有不少日本战俘病倒，其中一位是谦二的同袍好友京坂：

“他开始患上夜盲症，清晨整队出发作业，沿着雪埋的道路走向工作场地时，他必须牵着我的手前进。不这么做的话，在天转大亮之前他什么都看不清楚，必然会滑倒。那段期间他的脚开始水肿，每每悲伤地对我说，他的脚套不进鞋子，我总是努力帮他把脚塞进鞋子，打理整齐。到了十二月中旬，他终于开始出现失禁症状……”京坂死前几天，正是日本在过正月的时候，虚弱的京坂喃喃自语“好想吃麻薯啊”。但他究竟是哪一天死的，死的状况又是怎样，谦二全都不记得了。“那就像一则传闻而已。所有人都失去了关心他人的能力，失去了人类该有的情感。当然，没有守灵仪式也没有葬礼，毕竟当时我们过的，并不是人类该有的生活。”

是谁令他堕入这种非人境地？是谁在战败早已注定的时刻还要把这些年轻人无谓地投到前线？那些决定这些事的人用了一套很了不起的语言和信仰来迫使这些青年在告别家人时必须高喊“我将堂堂为国尽忠”，让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更剥夺了人们正常思考和行动的能力。经历了这一切的谦二不像那些学历比较高的军官，会因为某些“抽象的问题”而陷入不可自拔的忧郁苦境，他只是每天都在努力地活下去，想办法吃，想办法睡。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一个活得很具体的人；唯有一个活得这么具体的人，才会在没有毛巾的时候把“日之丸”国旗当作洗浴时的浴巾来使用。又唯有一个会把国旗当成浴巾的人，才会在事后醒悟：“所谓的国家，与人心不同，只是一种无机的物质。”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合理的结论，从自己的体验开始便好，不需要针对“皇国”思想展开缜密的分析，也不需要什么高深的教育来装备自己；你看见自己的家庭因为战争而破败，而国家依旧要求大家继续牺牲；你发现柴米油盐的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而报纸和电台却依旧频传捷报；你到底还需要些什么来证明自己生活在一个名字叫作“国家”的神话底下呢？这难道不摆明了是个谎言吗？

不要以为苦难必定会使一个人清醒，也不要以为最实际的生活经验就必然会产生最起码的常识。有一些和小熊谦二一样上过战场，像他一样遭受过战争打击的日本兵在后来会变得特别“对青春无悔”，特别怀念那段全国上下“都很有信仰”的军国主义岁月。这大概就像有些人，明明被运动荒废了青春，明明遭逢过家庭的沦陷，但后来却居然怀念起那段“有信仰”的年代，甚至觉得那个时代要比今天更加美好。信仰应该是自主的抉择，当你只有一种信仰可以追随，并且必须追随的时候，这还能叫作“有信仰”吗？同样道理，你的青春不由自主，没有半分选择余地，因此它甚至根本就不是你的，你又凭什么对这被夺去的青春感到“无悔”呢？

《活着回来的男人》里头还有一则更加可笑的故事。话说谦二的二姨美登里在一九三〇年代移民巴西，初时尚与家里来往书信，但自战争爆发就没了音信，此后一直失联。后来他们才晓得原来二战结束之后，“巴西的日裔移民们分成不承认日本战败的‘战胜组’，以及承认战败的‘战败组’，彼此之间相互对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战前的‘神国日本’教育深深浸透，加上不懂葡萄牙语，导致情报来源有限。在巴西两者之间的对立逐渐激化，甚至发生互相暗杀、袭击的事件”。美登里的丈夫正是“战胜组”的领袖之一，“对于日本寄来的信件，都认为是美国的谋略，根本不阅读就直接烧掉。战胜组的人们好像对日本寄来说明战争已经结束的信件，采取不足为信的态度”。

回到日本之后，小熊谦二打过好几份工，载浮载沉，许久才在一家体育用品店扎扎实实地干了下去，趁着日本经济起飞，自己也当上了小老板，但始终是个平凡而具体的人。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为生活忙碌，不关心政治；可是只要有空，他就会看一点书，为的只是更加了解自己活过的时代，于是他看其他士兵的回忆录，也看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由于做过战俘营奴工，所以他成了“国际特赦组织”的会员，关心世界上其他处境和他相似的人，在组织寄来的抗议联署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由于他觉得当年战俘营的情形和纳粹的集中营有点像，所以他一直很关注集中营的状态，于是在他退休之后，终有余裕能够出国旅行，就立刻跑去波兰看看奥斯维辛。他吃过战争和国家主义的苦，认为裕仁天皇和当年一批战犯都没有负上该负的责任，所以他一直不喜欢对往事含含糊糊的保守派政党，长年是左翼政党的选民。就是这样子的人，才会在知道吴雄根的消息之后，决定陪那个来自中国的陌生人一起起诉日本政府。

我在《活着回来的男人》里面看到的小熊谦二，他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想法都是来得这么自然，仿佛一切合该如此，尽皆常理而已。你只需要认清现实，在有点能力的时候试着了解形成自己所处的现实的力量，同时再加上一点点同理心，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这样一个常人。诚然，在他儿子小熊英二的笔下，小熊谦二就只不过是个最凡常的普通人罢了。不过我们全都晓得，一个普通人的常识有时反而是最不容易的，就连许多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都不一定能够拥有。比如说，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你能把一块被大家叫作国旗的布只当成是条布，拿它来洗澡抹身吗？光是这么想，都好像十分危险。

导读 一个普通人的常识

国际版序

第一章 入伍之前

一、从北海道到东京

二、谦二的小学记忆

三、升学时代来临

四、走向统制经济与爱国教育

五、战时就职

六、我出发了

第二章 前往战俘营

一、那种事我办得到吗？

二、没跟着原部队走是我的幸运

三、赤塔流放地

第三章 西伯利亚

一、每个人的生存能力不一样

二、国家应负起的责任

三、饭盒是活命的基础

四、对某位青年的追忆

第四章 民主运动

一、不同的管理体制

二、《日本新闻》与壁报新闻

三、气氛改变了

四、检举反动分子

五、归国竟然就是这么回事吗？

第五章 辗转的生活

一、西伯利亚归国者的处境

二、滚石般的日子

三、无论如何都希望能知道真相

第六章 结核病疗养所

一、失去一半的肺叶

二、最难熬的时期

三、无能为力的小市民

第七章 经济高速增长

一、下层的下层

二、最重要的是判断谁有权限

三、当时就是可以卖出这些商品的时代

四、搬入都营住宅

五、结婚生子

六、自立门户

第八章 战争的记忆

一、“一亿总中流”的社会想象

二、安定还是停滞？

三、是战争我就讨厌

第九章 战后赔偿审判

一、社会性活动时代

二、非战兵士之会

三、重访赤塔

四、只抚慰、不赔偿

五、殖民地征兵问题

六、我完全不在意别人的评价

七、国民的良心

八、只要还有希望，人就能活下去

后记

新兵受训期间寄给父亲熊次的照片（一九四五年二月摄于牡丹江）

国际版序

致各地通过本书而有幸结识的诸位：

不知各位听到“日本兵”一词时，脑海中会浮现出何种意象？是否就像亚洲各地人们共有的印象一般，觉得他们是一群自大且残忍的人？

我并不打算否认这一点。只要是人，多少都会有欺软怕硬、残忍、好色的一面。日本兵也是人，他们自然也会带有这些侧面。而且把人们放到战争或殖民地统治的状态下，人性中的这些层面会更强烈地展现出来。我个人认为，这种事情与所谓的“民族”“人种”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不过，评判人的时候，只看这个层面，则有欠公允，也称不上是正确的认知。在战场上虽然是残忍的士兵，在家乡却可能是一位慈祥的父亲。单看任何一个方面，都无法正确理解一个人。

因此，为了正确理解人类，只看战争时期，是不够充分的。对于日本，或者日本人，也是同样的道理。他们前往各种战场之前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思考些什么事情？如何离开故乡来到战场？战争结束回到日本后，他们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如果不综合各种面向来看，就无法正确地理解。

我这本书撰写的是我父亲的生命史。他出生于一九二五年，被卷入战争之前，我父亲在小商店工作，接受征兵后被送往中国东北，后来遭苏联拘留于战俘营，在西伯利亚度过三年强制劳动的日子。回到日本后，在不断更换工作之间，还染上了结核病，一直过着在底层挣扎的生活。在此之后，他开了一家小商店，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所写的，就是极其平凡、一介小人物的生活。

借由这本书，我希望读者们可以从中读到两件事情。

其一，希望读者不要把我父亲想成一个特殊的人。他在人生晚期，曾与中国朝鲜族的原日本兵共同对日本政府发起了诉讼。听到这段故事时，有些人会说：“像这种有良心的人，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人吧。”可是，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所以我知道自己的父亲并非圣人。

人类的社会，不是由一小部分“好人”与大多数“坏人”组成。只要是人，无论是谁，都有好的一面与坏的一面。只看好的一面，便把对方当圣人来对待，就和只看坏的一面，就把对方当坏人来对待是一样的，都不是正确的认知。

我父亲采取的行动，潜在性上是所有人都可能采取的行动。比起赞扬一个人的行动，更重要的是把这种可能性扩散到更多人身上。如果把我父亲当成一个特殊的人物，因而把他与其他大部分的人们区分开来，便会妨碍这种可能性的扩散。

其二，希望读者能够注意到对社会背景的分析。这本书与其他的传记不同的是，我针对当时的经济、社会状况、法律与政策、外交关系等等，对父亲的人生轨迹造成了何等影响做了分析。毕竟我是一位历史学者，也是社会学者，因此即便是撰写自己父亲的传记，也一样留心以公平的态度分析处理。

为什么必须进行这样的分析？先前我说过，人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一般而言，当人们处于战争或殖民地统治等坏的情况下时，也就容易暴露出人性丑恶的一面。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若要维持人性美好的一面，个人的努力将会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如何才能创造一个让更多人都能发扬人性善良面的环境。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就必须思考如何才能消除战争或殖民地统治，消解贫困与不平等的状况，因此，分析是绝对必要的。

这本书，并非只是单纯记录下我父亲体验过的“战争”与“生活”。所谓的“战争”与“生活”，是由政策、外交、制度、物价、收入、社会状况等要素共同构成的。为了刻画这些情况，在父亲不同的人生时期，国家施行了什么样的政策与制度？这些措施对人们的生活与经济造成了何种影响？其结果是否带来苦难、贫困与相互不信任等苦果？在书中都以分析的角度来撰写。此外，对于我的父亲试图改进自己人生的努力之中可能受惠于哪些政策或制度亦有提及。在这一点上，本书不仅只是说明过去的历史，希望也能给当下社会带来一定的省思。

最后，我想稍微说明自己尊敬父亲的哪一点。这本书是通过对父亲进行长期访谈后写成的，在父亲所说的诸多事情中，最令我佩服的是他对他者抱持的想象力。

例如，当我访谈他最痛苦的时期，也就是在西伯利亚战俘营的体验，当时在饥寒交迫下，他的朋友不断死亡，他也一度处于濒死的状态，但是当他叙述这些经历时，我父亲却未曾出口骂过俄国人，说出他们宛如恶魔一般之类的话语。相反的，他却谈起当时苏联社会处于如何贫困的状态，缺乏民主化，可能也存在不公平的现象。而这些也影响到了他们这些战俘的境遇。对我父亲而言，俄国人与自己一样，都只不过是不好的制度与政策的受害者罢了。

我的父亲并没有显赫的学历。不过即便拥有学历或具备知识的人，也不见得能有如我父亲那样的见解。有知识的人，可能会夸耀自己的伟大，或者使用知识只是为了责骂他人愚蠢，指摘他人是恶魔。父亲当时对俄国人会有如上的看法，靠的便是他持有的对他者的想象力。父亲拥有这种想象力，是我非常尊敬的部分。

而这种同理心的想象力，正是当下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当下的世界，因为国家不同、文化或宗教不同、出身地不同、学历不同、经济形态不同等等因素，被不断地切割区隔。如果我们想要突破这些区隔，想要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种对他者的想象力便是必要的。而为了拓展这种想象力的可能性，知识和分析就很重要。我通过本书想传达的事情之一，就是希望通过描述父亲这样的人物，向读者展示这种想象力的可能性。

我们都是人，即便国籍不同、言语不同、阶级不同，但同属人类。如果能唤起大家注意这个理所当然的事实，让本书对大家有所助益，笔者将深感荣幸。

小熊英二　二〇一五年七月

第一章 入伍之前

一九四四（昭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东京市中野区早晨七点半。天气：多云。

十月三十日刚满十九岁的小熊谦二，自家门前围绕着亲友，这天他将以陆军二等兵身份入伍。前一天是二十四日，东京开始遭到空袭，一整群美军的B29战略轰炸机，飞过谦二家的上空。

五天前的十一月二十日，入伍通知书送达。除了打电报请人在新潟县的父亲来，几乎没有任何准备的时间。

几年前町内会或国防妇人会还会举办挥舞“日之丸”国旗的壮行会，现在已经不举行了，因为入伍召集逐渐频繁，大家都变得不再关心。加上前一天的空袭，东京被一股紧迫感笼罩着，聚集过来送行的亲友不到十名，谁也没表现出振奋人心的壮行气氛。

穿着卡其色国民服的小熊谦二，以当时惯用的语句宣告：“我会堂堂为国尽忠。”与大家打过招呼后，他回头向祖父母报告：“我出发了。”祖父感极生悲，放声痛哭了起来。这在当时是极为不寻常的，甚至可以说是禁忌般的举止。祖母对他说：“去吧，谦（谦二的昵称）！”仿佛推着他一般，送他出门前往中野车站，祖父则返回家中。

当小熊谦二结束在西伯利亚被俘的日子，再回到日本时，已经是四年后的事情了。

一、从北海道到东京

小熊谦二，一九二五（大正十四）年十月三十日出生于北海道常吕郡佐吕间村（现在的佐吕间町）。佐吕间这个地名，起源于爱努语的SAROMAPE（苇原）。一九一一（明治四十四）年栃木县谷中村的矿毒受害者们[1]，全村被搬移至此垦殖，以形成栃木聚落而知名。

小熊家原为新潟县中蒲原郡的素封家[2]，但谦二的祖父因为操作稻米期货失败，赔上了田产，家道中落。当时小熊家有三男两女，生于一八八三（明治十六）年的次男小熊雄次，便是小熊谦二的父亲。

小熊雄次拥有小学学历，十八岁时前往札幌，在金井吴服店做学徒，打杂学习。后来因为征兵体检，又回到新潟，成为卫生兵，并加入当时战火正炽的日俄战争。战争结束后的一九〇五（明治三十八）年，他在新潟结婚，再次回到札幌开了一家书店。不过经营失败，而且受到附近火灾延烧波及，书店遭焚毁。到了一九一二（明治四十五）年，他妻子也过世了。雄次带着当时两岁与一岁的女儿，于一九一三（大正二）年辗转来到北海道的网走，在公所大门前开业的一家代书行觅得助手工作。

当时在北海道开拓地，要转售土地时，得在公所办理许多手续。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自行填写表格，所以在公所近旁往往有许多代书行执业。许多读者应该都还有印象，即便到一九九〇年代，仍然留有许多这种代书行。成长于素封家的雄次，虽然只受过小学教育，却已拥有这种知识劳动阶级具备的能力。

片山旅馆（一九一三年三月四日摄）

当时有许多人长期住在日式旅馆或饭店，雄次也是如此。在旅馆主人的照顾下，雄次将次女让给对方当养女，但是此后生活也没有什么改变。过了一段时间，雄次终于得知网走附近的佐吕间新开拓地即将设立新的公所，他推断公所成立后，该地区显然需要代书行，便于一九一四（大正三）年移居到佐吕间。

在辗转来到北海道的人当中，不乏拥有技能与才智的人，他们各自投身木工、商人等技术行业。如此一来，这些人便在开拓地公所周遭，形成了新的市镇，其中之一便是中佐吕间，这个区域比农民所住的边陲地区更富庶。好不容易来到佐吕间的雄次，住在中佐吕间的片山旅馆，并在公所前新建的事务所小屋上班，做代书业务。

片山旅馆的主人名为片山伊七。伊七在一八七六（明治九）年出生于冈山县，一九〇六（明治三十九）年移居北海道。在新开拓地佐吕间的建筑热潮中，片山旅馆也热热闹闹地聚集了从各地集合而来的木工、牛马贩子与商人。伊七本人也当过开拓地农民，后来转为经营建筑业，并以建筑业所得资金兴建了旅馆。伊七的妻子小千代则担任旅馆的经营者。

雄次在一九一四（大正三）年十二月，与片山旅馆的长女芳江再婚。结婚时雄次三十二岁，芳江时年十八。

听说芳江的双亲伊七与小千代当初很反对这桩婚事。因为片山家只有两个女儿，所以希望芳江能招赘一个女婿，日后可继承经营片山旅馆。现在芳江却想嫁给一个带着孩子四处漂流的三十多岁的异乡男人，这实在不是什么太好的选择。最后的解决方法是，约定两人婚后生下的小孩中，长男可以作为小熊家的继承人，次男则必须成为片山家的养子。

话虽如此，后来雄次顺利出人头地，靠着代书业务获得了资产与人脉，当上了佐吕间“购买组合”的理事长，最终还成为北海道东部地区“产业组合”中具有相当权势的人。

所谓的“产业组合”，是在政策层面上为了帮助小户农家对抗贫困而成立的协同组织。《产业组合法》于一九〇〇（明治三十三）年立法后，农村便成立了农业性的、都会则成立了消费性的“购买组合”或“产业组合”。这些便是现在日本“农业协同组合”与“生活协同组合”的起源。由农政官僚柳田国男推动，为了拯救农村脱离贫困而采用“产业组合”为施政手段的事迹，至今仍颇为人称道。

雄次与芳江夫妇，共育有三男三女。男孩们起名辉一、政一与谦二，女孩们则是光子、泰子与秀子。现年八十八岁的谦二说明如下：

长男与次男的名字，是由冈山的战国大名“池田辉政”中各取一字而成，而谦二的谦字，则是由新潟的战国大名“上杉谦信”而来。冈山是片山家的故乡，新潟是小熊家的故乡。辉一是小熊家的长男，政一是片山家的长男，谦二则是小熊家的次男。如果又生了四男，大概名字就会叫作“小熊信三”吧。当时庶民百姓的命名方法，大概就是这种样子。毕竟不管是父亲还是外祖父，都只有小学教育[3]程度。

在这些孩子当中，长女光子出生后大约一个月便死亡，剩下的五人当中，如后述，其中两人在二十岁左右都死于疾病。

一九二三（大正十二）年，片山伊七与小千代放手旅馆生意，前往东京经商。放弃的理由不明，但根据谦二的说法，似乎是因为伊七的建筑事业失败，背负了什么欺诈的罪名，所以才被迫离开的。

一九三〇（昭和五）年前后，谦二的母亲芳江染上结核病，一九三二年七月病逝，享年三十五。当时结核病还属于没有治疗方法的绝症。

患病的原因是过度劳动与营养不足。在没有家用电器产品的年代，生产与养育六个孩子是莫大的负担。芳江的母亲小千代事后回忆：“芳（芳江）告诉我：‘妈，最近我觉得身体好疲惫。’那是让她生了六个小孩，还过劳操持家务之故。”对此，谦二则表示：

父亲雄次大概认为自己让太太过度操劳，因而导致了她的死亡吧。不过当时的日本，大家都处于过劳状态，要以此责怪父亲，其实也不太公允。加上父亲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即便累积了一些声望，似乎也从来没想过可以雇个帮佣来帮忙。

即便芳江生病，雄次仍忙于事业，完全没有余裕照料孩子们。雄次在芳江过世后又有了第三次婚姻，后逐个将孩子们送往住在东京的伊七处所。大概是判断自己在佐吕间既无庞大产业，而“产业组合”中的职缺又有限，如果让孩子们留在当地，往后大概不是变成农民就是从事畜牧业，与其如此，还不如将他们送往东京。

首先是在一九三一（昭和六）年把高等小学校毕业的长男辉一送往东京，隔年连刚进小学的谦二也去了；稍后政一与泰子也被送往东京，最后只有幺女秀子留在佐吕间。雄次好像与片山夫妻达成了协议，由雄次寄养育费到东京，让片山夫妇抚育这些孩子们。

他们被送到东京时，正值一九二〇到三〇年代，日本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增长与衰退，市场经济正式渗透到社会各阶层，而金融贸易也进入国际化的时期。一方面来说，可以看到都会区中产阶级市民抬头，成为日后消费文化的起源；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时期也发生了农村人口急速外流、都市人口大量膨胀的状况。“农业组合”与“购买组合”也是因都市与地方贫困不安定，以及出现贫富差距问题为背景而兴起的。这些状况正预告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即将到来。

二、谦二的小学记忆

谦二还住在佐吕间时，就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母亲的记忆。从他懂事起，母亲已经结核病发，被隔离疗养。在谦二的记忆中，只有似乎是母亲的女性坐在廊缘上的身姿这样模糊的印象，而父亲总是忙于事业，几乎没有父子共处或受父亲照顾的记忆。

谦二实岁六岁，母亲芳江刚在这一年的七月病逝（一九三二年八月中旬摄）

一九三二（昭和七）年，外祖母小千代终于来到佐吕间，她是为了女儿临终的照护与其后的丧礼，以及带走谦二而来的。

当时年仅六岁的谦二，对自己要被送往东京一事完全不知情，说自己“带着好像要去远足般的轻松心情”。日后听小千代说，当时搭公车从佐吕间前往火车站途中，谦二曾说了句“还是别去了吧”，让小千代感到相当困扰。至于初次到达东京的印象，则是“总之是人很多的地方”。

外祖父片山伊七在东京市杉并区高圆寺的蚕丝试验场（现在的“蚕丝之森公园”）附近，经营一家糕点店。对于前来东京却既无学历又无技能的人而言，许多人都选择经营零售商店。糕点店是其中最不需要技能的商店之一。

在这个时代，还没有政府认定的调理师证照，所以可以自由开业。但也因为如此，离开农村来都市创业的人口过多，零售商店也过度密集。一九三〇年代初，东京市内平均每十六户就有一家糕点店，每二十三户就有一家米行。经营状态也同样不稳定，同一时期浦和市的小商店，平均营业年限为一年十一个月，即便是闹区银座，也仅有四年左右。

高圆寺自家周边

根据谦二的回忆，片山伊七是一位“干练的人”。虽历经了开拓地农民、建筑业、旅馆业后，来到东京，但他完全没有学过如何制作糕点。除了在高圆寺租屋处自制豆沙包外，伊七也从锦系町的糕点批发商购入糖饴与馅子玉等便宜点心，陈列于店头售卖。年幼的谦二也曾数度跟着伊七前往批发商那里。附有抽奖的点心则是附近孩童最喜欢的人气商品。

高圆寺住宅格局

伊七他们一家租住的房屋是一栋两层楼的房舍，隔成两户租给两家商店。以现代的词语来说明，两户都是楼中楼那样的形式。面对一楼入口的是大约三叠（三张榻榻米）大小的店面，并排着批来的糕点。接着以日式拉门隔开，后方是六叠（六张榻榻米）大小的起居间和三叠的厨房，再往里走就是伊七增建的工作间，可在此蒸豆沙包。二楼有晾衣台与店铺看板，一样隔为三叠与六叠两房。

在这个租屋中，先被送到东京来的长男辉一睡在二楼，一楼则睡着外祖父母与幼小的谦二。家具大概只有橱柜，不过伊七颇喜好新奇的产品，听说一九三四（昭和九）年前后，家中就有了收音机。

大约十户共用一管自来水，要向管理人借钥匙才能打开。洗衣服则靠一八七七（明治十）年出生的小千代以大脸盆手洗，但因家务劳动颇多，所以大概是四至五天才会换洗一次内衣。要等到进入经济高度发展期，洗衣机普及以后，日本的庶民才开始每天更换内衣。洗澡则是每隔四五天才到附近的钱汤[4]去一次。

饮食方面“只要有米饭与带有咸味的东西就可凑和上一餐”，大概都以腌渍物与米饭为主。谦二回忆说：“几乎没有吃鱼或肉的记忆。”因为物流不发达，鱼肉多为晒过的鱼干，鲜鱼大概只有沙丁鱼，而且并不真的新鲜。

一个月不见得能吃上一次肉，而且大多以猪肉为主。偶尔得到一只鸡，就会与左邻右舍分享。宰好的生鲜鸡肉，在没有冰箱的社会，分享是保存鲜度的最有效方法。蔬菜是在附近的蔬果店购买，鱼或肉则到蚕丝试验场附近的市场购买。小千代平时忙于家务，完全没有时间烹煮精致的料理。

根据谦二的说法，当时家境“大概恩格尔系数达到60%吧”[5]，即便如此，“也有自来水，饮食感觉比在佐吕间还来得好”。小熊家在佐吕间已经处于上层阶级的位置了，即便如此仍感到上述东京生活状况优于佐吕间，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城乡的巨大差距。

顺带一提，佐吕间村是一个面海的行政区域，但当时缺乏将鱼运入内陆的物流手段，所以谦二在佐吕间几乎不记得有吃过鱼肉。当时的佐吕间也没有自行车，人力以外的输送手段就是马或马橇，但马需要饲养，也须雇用马夫，相当耗费成本。要以这种手段将鲜鱼运到佐吕间，价格必定奇高无比，以佐吕间居民的收入，大概不会有人购买，因此更无鱼肉流通。

租下他们隔壁房舍的一家人是西服裁缝师。附近的居民包括片山家，日常穿着上，女性是和服，男性是工作服和和服。不过男性为了参加婚丧喜庆，会备有一套西装。当时鲜少事先做好可挂在店面任人选购的“吊挂成衣”，大部分都得靠裁缝师。根据谦二的说法，当时仍穿着普通内裤，“兜裆布是征兵体检与入伍后才被命令穿着的”。

邻居裁缝师养有六个孩子，生活似乎也非常辛苦。这一家人原本住在东京东部一个叫作深川的下町（现在的江东区深川），关东大地震后才移居到现在的处所。当时的东京庶民一般都是租屋而居，许多人居住的下町在地震中被烧毁，也有不少人移居到东京西部的世田谷或杉并等农村地带。

根据谦二的回忆，他家附近就是一个小商店街。街上有蔬果店、豆腐店、煤炭店、药店、澡堂等等，大部分都是卖日常用品的商店，不过也有洗衣店、寿司店、咖啡馆、书店等。这个时期，除了如片山家开业的这种零售商店外，由于要到东京市中心上班的中产阶级上班族也开始住在高圆寺周边，所以洗衣店、咖啡馆等就是为了服务这些中产阶层的客户开设的。

谦二自己说，因为片山家本身不是中产阶级，所以没利用过洗衣店，也不曾在寿司店吃过一餐。

当时的庶民，既没有年金制度也没有健康保险，为了给生病或老年生活做准备，都省吃俭用地存钱。店里的出纳与家计状况都由我外祖父（伊七）记录，每到夜里就会问外祖母（小千代）：“今天在什么地方花了什么钱啊？”当时的小银行数量比现在多上许多，家附近就有中野银行、不动银行等等。老居民之间，则还有互助会的习惯。

根据谦二的回忆，当时附近的农地也在逐渐消失，其上不断盖起新的房屋。一九二二（大正十一）年，日本国有铁道正式在高圆寺设站启用，加上连接新宿与荻洼的西武轨道也开通（二战之后变成都电杉并线，后与地下铁丸之内线竞争，一九六三年此路线废止），因此，到市中心上班的人们便不断移居到这些郊外住宅区。

当时的高圆寺一带混居着好几个类型的人，一是像隔壁裁缝师一家那样，因为地震，房屋被烧毁，从东京东部转来此处者；二是像片山家一样出身于全国各地，移入东京的人；三是到东京市中心上班的中产阶级，因此人口也急速地膨胀。本来这个区域过去属于东京府丰多摩郡，谦二移居过来的一九三二年，刚好遇到市郡合并，此地被编入东京市，改制为杉并区。

顺带一提，附近的咖啡馆，白天会提供咖喱饭与炸猪排饭等所谓的“洋食”，所以小千代管它叫“洋食屋”。一到夜里，会有两三名女服务生端酒出来服务。当时还是小学生的谦二，曾经偷偷掀开店门口的遮布，向内窥探——店内装饰着人造樱花，在彩色灯泡照耀下的昏暗店内，可以看到女服务生与顾客们。

住处旁有主要干道青梅街道，附近其他道路的宽度大概都只能勉强供两轮的人力板车通过。当时马路上跑的有自行车、人力拖车、公车巴士、有轨电车等等，偶尔也会有大卡车通过。

私人轿车尚未普及，出租车也几乎都是左驾的外国汽车，由驾驶员与揽客员两人一组共同做生意，驾驶慢慢开着车，揽客员与路旁行人搭腔聊天，招揽顾客乘车。日语称为“大八车”的多人拉的大板车大多被单人的人力拉车取代，当时已经不常见到，但听说日本快要战败，对都会居民执行强制疏散的时期，却不知从哪里又冒出了令人讶异的大量“大八车”，被人们拉着满街跑。

在谦二的记忆里，伊七的身影从未出现在集会或社区大会等居民组织上。谦二说不知道是否因为该地区属于新兴区域，“所以还没有出现类似居民组织的团体”。

一九二五年，日本施行普通选举法，伊七身为二十五岁以上男性，按理应该也有参政权，但谦二完全不记得伊七去投过票，或者被特定候选人拉票的情形。谦二只依稀记得一九三五（昭和十）年左右，看过大规模拒绝买票与贿赂的“选举肃正”活动，并依稀记得那些标语。

谦二来到东京时，长男辉一已经十五岁，比起谦二，看起来已经是个小大人了。辉一在伊七的手下帮忙买卖，大概两年之后便在被称为“大中野市场”的中野公营市场里开店卖天妇罗。不过这并非料理餐饮店，而是为来公营市场购物的妇人们（也就是“上班族”“商店主人”“临时雇员”的“太太”或“饭店女老板”们）——提供炸好的天妇罗这一家常的晚餐配菜。

伊七把辉一放在自己身旁，让他学习商人该理解的知识，希望借此帮助他往后能够自立。根据谦二的说法：“不管是父亲雄次或者是外祖父伊七，当时的庶民百姓，完全没有让孩子接受教育的想法。心中单纯的考虑就是该如何让孩子学会养活自己而已。”

中野公营市场格局

大中野公营市场面朝着西武铁道路线的“登记所前”站。谦二说：“入口处有糕饼点心店与药店，市场内有天妇罗店、酒铺、蔬果店、陈列裁缝工具的日用杂货店等，各式各样的店铺，足以应付各种需求。入口处有类似阳台的夹层，每个月一日与十五日的促销日，会有扮装艺人在上面敲锣打鼓促销。”

西武铁道路线沿着青梅街道通过，马路对面有一处叫作中野新桥的“三业地”。艺伎中介屋、包厢茶室、日本料理餐馆（料亭）等，集中了这些需要向政府申请营业许可才得以开业的“三业”店家，成为娱乐街区。“有钱人来找艺伎饮酒作乐，那边属于另一个世界。”

辉一经营天妇罗店的公营市场，由当时的地方政府所设置。现在发展中国家也能看到许多类似的市场形式，由公家机关提供建筑物，让小商店聚集开业。日本各地都还保留着这类市场，特别是冲绳的那霸市牧志公营市场最具名气。

由个别零售商店销售给个别消费者的经营形态，往往无法与大资本进行对抗，小商店经常处于经营不稳定的状态，很容易发生非法销售或者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特别在一九一八（大正七）年，因为发生“米骚动”，稻米价格暴涨，进而引发都市居民暴动，事件之后如何稳定商业买卖的价格，变成政府的重要课题。在这个背景下，公家机关带头领导，试图让商人们达成共识，并且在“米骚动”的隔年，在东京的六个处所设立公营市场。辉一开天妇罗店的中野公营市场，正是这项政策的一环。这与农村的“产业组合”一样，都是通过引导大家相互协调，获得一致共识，从而实现市场秩序稳定的一种尝试。

同样属于这种协同一致尝试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城镇商店街。距离片山家最近的车站是西武线山谷站（现在的丸之内线东高圆寺站附近），车站附近就有名为“共荣会市场”的商店街，街道上方搭有可遮风避雨的拱顶（Arcade）。街道宽度可让行人通过，两侧都是一楼为店面、二楼为住家的住商混合店铺，林立着鱼店、蔬果店、针线杂货铺等商家。当时的东京，零售商店的店家们为了与百货公司对抗，也出现过联合出资搭设拱廊街道、共同筹组商店街的案例。

依据谦二的回忆，经营天妇罗店的辉一，拥有庶民的开朗性格。他参加了由公营市场青年们组成的棒球队，还留下了穿着棒球制服的照片。此外，在高圆寺举办盂兰盆会舞时，他还会在临时搭建的高台上，配合《东京舞曲》的祭典音乐，负责敲打太鼓。

谱于一九三二（昭和七）年的《丸之内舞曲》，隔年更改标题与歌词成为《东京舞曲》，并录制成唱片发行，成为东京的“当地歌谣”。

根据谦二的说法：“对隔壁裁缝师一家这种土生土长的东京人而言，一边唱《东京舞曲》，一边跳纳凉舞蹈，实在充满了乡下人的俗气感，他们其实很看不起这种活动。这种祭典会风行起来，或许也说明了东京市内已经聚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了吧。”

穿着棒球制服的辉一（中间）

一九三二年七月，从佐吕间被带来东京的谦二转学进入杉并区第三小学校，成为一年级学生。小学内男女分班，每一学年四个班级当中，两班为男学生，由男老师指导；两班为女学生，由女老师指导。谦二也买了日式的双肩背书包（ransel），但其实是里面夹着厚纸板、外面包上人造皮的产品。

学校的班级里混有零售商店、工匠职人、临时雇佣等家庭背景的孩子们，当然还有被称为“月薪族”的中产阶级的小孩。在谦二的记忆里，同学中已经没有父母亲是农民的人了。至于“月薪族”学生所占的比例：

记得不是很清楚，大概有四成吧。若能对照毕业纪念册，光看服装与脸孔就可以分辨出来。

当时的学校，不像今天这样采取平等主义。我到毕业为止，从来没参加过才艺表演会。担纲演出的大抵都是“月薪族”的孩子们。现在的话都是全班学生共同分配任务，当时却没有这种考量。戏剧演出是为了让地方上有权势的来宾观看，而非给自己双亲参观。何况自己的外祖父母都忙于工作，原本就不可能来参加这种表演活动。

大概是五年级的时候，孩子们在校园内玩耍后去洗脸，只有“月薪族”的孩子们才拿得出手帕擦手。路过的女老师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某某君很有教养喔。”而我们这些非中阶级的孩子们也只是想着“有手帕就是好的吗”，其实也没什么自卑感。

临时雇佣或摆地摊的家庭，比起片山家这种开店铺的零售商人家更贫穷。谦二也曾看过摊贩的孩子们跟着双亲一起拉人力拖车的场景。隔壁裁缝师一家人原来居住在深川的老家，附近有许多朝鲜人，是二战之前唯一有朝鲜人当选众议员的地区。不过居住在高圆寺的谦二，却没有见过朝鲜人或中国人的印象。

没有店铺的地摊商人，沿着附近的青梅街道，每逢周末就摆摊成为夜市。周末以外的时间，就去应聘临时雇佣赚钱。这些摊贩们靠着一张嘴叫卖香蕉或者钢笔，边拍着摊位木板助威边叫卖，叫卖方式如下：“来喔来喔，这钢笔，因为工厂遭火灾，抢救时半路掉进水沟泡了水，卖相看来不好，实际上是货真价实的高级品。买到赚到喔！”

“因为大家都还是孩子，所以同学们对双亲职业上的阶级差异，并不太在意。”虽说如此，但商人及工匠职人的孩子们并不与“月薪族”的孩子一起玩。谦二与家中经营小商店的孩子们玩在一块，一起打陀螺或玩“啪叽”（一种旧时供儿童玩乐用的纸牌），也会玩一种叫作“水雷舰长”的战争游戏。玩耍的场地不是在弃耕后尚未盖上新住宅的“空地”，就是在自行车无法通过的商店街内侧巷子里。

伊七与小千代叫谦二时都只喊“谦”，听起来好像很怜爱这孩子，但其实因为工作与家务繁忙，根本没时间照料小孩。如果老缠着外祖父母，就会被骂“烦人”而被赶到外头去，放学回家也没在读书，只是忙着和附近的孩子们玩耍。

小孩子们会以五年级学生为领袖形成集团，以周围一百米内的方形区块为“地盘”，一群孩子就在此范围内玩耍。如果迷路跑出自己的“地盘”，就会被隔壁“地盘”的孩子集体驱逐。所以即便父母亲没有照看着自己的孩子，较年长的孩子也会监督自己集团的成员，不至于出现被孤立、独自在街上徘徊的状况。而六年级以上的学童，会自然离开这群孩子，开始为今后独立工作进行准备。

“月薪族”阶层的孩子们，往往可以让父母为自己购买《少年俱乐部》之类的杂志，而商人与工匠职人的孩子们就只能轮流传阅。谦二与隔壁裁缝师家的男孩一起与“家中有气派大门，父亲工作是买卖股票的男孩”成为好友，这个好友会唆使自己父母为他买书或杂志，他们就轮流阅读。谦二除了购买自身必要的物品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零用钱，也从未自己买过书本。

“月薪族”阶级的孩子之间虽然也会有所交流，但光是居家的形式就截然不同。商人的住处往往店面后方就是起居间：“‘月薪族’的家庭，房屋会有围墙、大门与玄关，自己家中也有浴室。孩子们也具有较好的教养。”

好不容易盼到巡回来到附近的纸戏说书人，谦二说：“纸戏大概都是一次讲三个故事，开头是搞笑漫画，接着是悲剧式的少女故事，第三个就是类似‘少年老虎’与‘黄金蝙蝠’等动作戏的故事。”

前排由左至右为外祖父片山（五十七岁）、谦二（满八岁）、政一（十六岁），后排为辉一（十八岁）（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摄）

伊七与小千代都喜欢看戏，也曾为了看歌舞伎，把谦二一起带到数寄屋桥附近看表演。在杉并线山谷站附近的共荣会市场中，有一处叫作“光风亭”的小戏馆，也兼有寄席表演[6]，外祖父母会带着谦二，到这个戏馆去看侠义英雄的武打戏剧。另外也曾经带着谦二搭杉并线去新宿的伊势丹百货。

除此之外的娱乐就是电影了。在中野闹区的锅谷横町有一家叫作城西馆的电影院，属于松竹电影系统；另外还有一家城西馆电影院，属于日活电影系统。外祖父母也喜欢看电影，经常带着谦二前去观赏。因为当时没有针对儿童拍摄的电影，所以谦二跟着外祖父母去看了由当年大众小说 《人妻椿》 改编而成的电影[7]。随着电影的普及，电影院逐渐取代郊区的剧场，就连共荣会市场的“光风亭”也于一九三七年前后改名为“光风电影剧场”，成为播放电影的戏院。

谦二（左）摄于杉并第三小学运动会

小学生时代的其他娱乐，便是附近神社的祭典：“当戴着阿龟与火男[8]跳舞的祭神音乐响起，神社也会开办夜市。平常并不会去神社参拜，但有夜市时就会跑去玩。当时与现在不同，孩子晚上能出去玩的地方，只有神社祭典的夜市。”

可是，像这样都会底层的庶民生活，也随着战争的脚步声逐渐产生了变化。

三、升学时代来临

谦二进入小学的前一年——一九三一（昭和六）年九月——中国东北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当他转入杉并区的小学时，孩童们之间正流行着“肉弹三勇士”[9]这个词汇。大家传阅的书籍大多是类似山中峰太郎的《亚细亚的曙光》，或平田晋策的《昭和游击队》这种书。

虽然如此，“当初的战争，并非如往后那样荒唐无稽”，根据谦二的说法：“战争变得诡谲，是从中日战争[10]爆发之后开始的。”

例如一九三二年五月号《少年俱乐部》杂志刊登了一篇由军事评论家平田晋策撰写的战局推演文章，题名为《日米もし戦はば》（日美如果发生战争）。当这篇文章以单行本出版后，谦二也向同学借来阅读，内容是根据日本与美国之国力、军事力，以及当时两国的基本战略计划为基础，推估未来将会在西太平洋地区发生会战。但到了一九四一（昭和十六）年夏天，偶尔读到的一篇战局推演文章，内容却写着日军在美国西岸登陆，并且攻陷美国首都华盛顿。

一九三〇年前后，虽然开始强化爱国教育，但也没有往后几年那样的高压方式。虽然教育敕语[11]“重复不断，听到耳朵快长茧了”，教师也教导学童历代天皇的名号，但谦二只记得四五代天皇的名字，而且也不记得需要向“日之丸”国旗敬礼，或者得进行宫城遥拜[12]。

小学五年级还是六年级的时候，学校盖了收藏天皇照片“御真影”的奉安殿[13]。当时只是觉得“盖了一座好奇怪的建筑物啊”。至于上下学时得向校园中供奉天皇照片的奉安殿敬礼，是中日战争开始之后的事情。昭和十三年二月，小学六年级时参加了前往伊势神宫的毕业旅行，记得搭火车很开心，其他就没留下什么印象了。

原本正月、纪元节、天长节、明治节等四大节日时，一定会举办仪式，由校长奉读教育敕语。奉读的时候，学生们必须低头列队聆听。当时的小孩经常流鼻涕，而且大部分人都没有带手帕或面纸的习惯，所以校长读教育敕语时，总是可以听到此起彼落吸鼻子的声音。

一九三六（昭和十一）年二月，谦二小学四年级时，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件”[14]。不过大家更有印象的，却是发生于同年五月的“阿部定事件”[15]，附近的大人小孩，大家都以此为话题。“局所”[16]这个词汇，也在孩童之间流行开来，虽然小孩根本不了解这个词汇的意思。

即便战争的脚步迫近，但庶民百姓的生活依然悠闲。甚至与一九三〇年前后的不景气相比，“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军需景气，反而促成了经济上的好转。

片山家也从这个景气中得到了好处。一九三二（昭和七）年，伊七从屯驻于中野的第一电信连队“酒保”中取得商机。所谓的“酒保”，是指军队内的小卖部，士兵们休息时会到此处购买饮食，伊七不知从哪里获得了在此售卖豆沙包与乌龙面的权利。自家制的豆沙包拿来此地，保证可以卖得出去。能够在公家部门做买卖，对零售业者来说是相当安定的差事。伊七还雇用了三个员工，为此扩大了事业。

另外在一九三三（昭和八）年，次男政一从佐吕间小学毕业，终于来到了东京的伊七身边。政一在陆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17]觅得“技手”一职。技手是由小学或者高等小学毕业生中招募而来，受聘者像徒弟一般，是一种培养下级军官的方式。虽然无法晋升到中坚干部以上的职位，却是相当安定的职业。至于政一是通过什么方法获得这个职缺，谦二说他也不清楚。

辉一与政一虽是兄弟，个性却迥然不同。辉一是庶民性格，相当开朗，对谦二而言是无话不说的好大哥。与此相对，政一就有点难以取悦，根据谦二的说法，是一位“有志于成为知识分子的人”。

依照谦二父母结婚时的约定，已经决定让次男政一成为片山家的养子，所以他的名字成为“片山政一”。不过讽刺的是，政一与辉一不同，他并不想成为商人。与完全不关心升学的伊七和辉一相反，政一进入陆地测量部，一边工作一边到中学夜校上课。

另一方面，辉一跟着喜欢围棋的伊七学下棋，政一则在夜校上课之余，自己独力学习棋谱，夜里一个人与自己下棋。日后谦二看到辉一的日记中写道：“自己与政一宛如‘水与油’一般，互不相容。”

两个人的差异，大概是因为原本的性格就不相同。但与从事零售商的辉一相对，政一在学历直接关系到薪资与职位的官僚组织中工作，这种不同的境遇多少也造成了影响。

一九三五（昭和十）年，次女泰子从佐吕间的小学毕业，终于也来到了东京。泰子从杉并的高等小学毕业后，通过身为“产业组合”大佬的父亲牵线，进入位于丸之内的农林中央全国组织任职，成为事务员。泰子个性温柔，一边工作，晚上也到女子商业学校上课。

如此乍看之下安定的生活，却在谦二升上小学四年级的一九三五（昭和十）年被乌云笼罩。就在泰子来东京后没多久，长男辉一结核病发。

当时结核病尚无疗法，只能提供让病人静养与补充营养的处理方式。在还没有健康保险制度的那个时代，家中出现结核病患者，对庶民而言是相当大的负担。所幸，靠着雄次的经济能力，辉一得以进入江古田的疗养所，但辉一仍在一九三七（昭和十二）年八月，满二十岁这年过世了。

辉一死于结核病，或许与遗传自母亲的体质有关，但营养状况与都市环境也有影响。可是外祖父伊七却不这么想。伊七似乎认为辉一花费心神研究围棋到深夜，对他的健康造成了损害，因为这个理由，伊七非常后悔教辉一下围棋。伊七把自己的棋盘与棋子都送给了别人，此后再也不下围棋了。辉一的衣服等遗物，也全都被处理掉。

在辉一过世之前的一九三七年初夏，片山一家由高圆寺移居到中野区租屋。伊七在辞去“酒保”的工作后，为了接续辉一在中野公营市场经营的天妇罗店，因而迁居至此。为此，原本开在高圆寺的糕点店也关门了。开业之后经营了五年，在当时的零售商店来看，也算经营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中野的租屋是平房，有六叠的客厅与厨房，另外还有四叠半与三叠的两个隔间。大小其实与高圆寺一栋两户的房舍差不多，但厨房有瓦斯炉与自来水，比起旧屋有所改善。

在北海道干过建筑业的伊七，靠自己的力量扩建了这个家，另外设置了约八叠大小的工作间与浴室。他更发挥与生俱来的精明干练，在五十八岁之龄还掌握了如何炸天妇罗的技巧。八叠大小的工作间内有一个冰柜，可以放置炸天妇罗用的沙丁鱼和乌贼，冰柜使用的冰块则由卖冰的商家送来。

天妇罗店的日常经营状况如下：早上六点到七点之间起床，整个上午先在自家的工作间准备天妇罗的食材，也就是切菜、剖沙丁鱼拔骨等作业。接着将这些材料带到公营市场的店面，下午就在店铺炸熟，让傍晚来购物的顾客可以买到刚炸好的配菜。下午四五点炸天妇罗作业大致结束，之后便轮流看店。一边工作一边上夜校的政一与泰子，两人都很晚回家。因此全家人团聚共享晚餐的机会也非常少。

卖剩的天妇罗，隔天就在店面便宜出售。购买的顾客也都知道这是前一天卖剩的商品。当时货物流通不易，天妇罗用的沙丁鱼鲜度不高，据说事先拔骨时，骨头与鱼肉很容易分离。至于商品的品质，就由买方自行判断了。

政府方面的行政管理，对这些买卖也不至于太啰唆。某次，东京市保健卫生课的人员来到店面指导伊七，提醒说为了防止陈列于店面的天妇罗被掉落的灰尘污染，应该设置一个玻璃柜来盛放炸好的商品。但伊七抗辩说，将炸好的天妇罗放进玻璃柜，热气会充满整个柜子，顾客就看不到商品。从此之后就没有再接到任何管理方面的指导了。

售卖价格方面，蔬菜天妇罗每个日币一钱，沙丁鱼天妇罗每个两钱到三钱。因为单价便宜，所以若不准备足够多的数量就无法赚钱。公营市场并没有休市的日子，如果休息，就等于少去一天的收入，因此只有遇上私人婚丧等事宜才会休业一天。

移居中野后，小千代的外甥，当时十六岁的时冈精也立刻来到东京。他住在片山家，并成为天妇罗店的雇员。

时冈生于小农家，只有小学毕业，但他自行购买市面上售卖的早稻田中学授课录，自学成才。当时失去辉一的小千代向时冈提议，请时冈到东京来一同居住，并且来做天妇罗店的店员，但一心想到东京求学的时冈，却对这样的提议不太感兴趣。时冈希望成为作家，撰写以农村为主题的小说，听说连轮流看店的空闲时间都会拿来写作。

移居中野后的一九三七年，谦二升上小学六年级。搬家后，谦二仍旧搭电车回杉并第三小学上课，是个毫不起眼的学生。成绩大约中等，并不擅长运动。既没有值得夸耀的特殊技能，对将来也没有特别的期望。在家也不太读书，与立志成为作家的时冈相反，只读过《怪杰黑头巾》[18]这类作品。

雄次与伊七都认为，小学毕业后再让谦二读两年高等小学，之后便可以找工作赚钱。谦二本人也这么想。可是最后谦二竟成为兄弟姊妹中，第一个进入日间部中学就读的人。

就学的契机是次男政一。一九三七年十月前后，政一告诉伊七：“今后不就读日间部的学校是没出路的。”强力劝说让谦二升学。如前所述，政一担任陆地测量部的“技手”，在学历决定能否升迁的世界中，一边工作，一边上中学夜间部。

想要进入不属义务教育的旧制中学就读，必须负担不少费用。一九二九年时，小学教员的月薪是四十六日元，而东京市立中学在这一年的入学学费，光基本所需的直接费用就要一百四十六日元十九钱。即便考试合格入学了，也有许多人因为经济上的问题而中途退学。即便升学到这个层级，除了进入政府或大企业的极小部分人员以外，这学历在其他职场中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只读过小学、靠着自己白手起家的伊七或雄次会认为升学只是浪费金钱与时间，也并非毫无道理。

但是，时代正在遽变。在一九三七年这个时点上，中等教育的升学率有百分之十三，只看旧制中学则有百分之七的升学率，不过都会区域的升学率却猛然上窜。在谦二的记忆中，杉并第三小学的同学们，从五年级左右就开始准备升学考试，同学年的学生有近半数都准备升学。

造成这种情况的背景，是战争所带来的景气促使军需产业抬头，日本经济的重工业、化学工业随之发展。白领阶级的学历与职位升迁息息相关，而随着白领阶级雇用数量的提升，能够筹措学费的工薪阶层也开始增加。今天的谦二也说：“伴随升学率的提升，在东京，连像我这种成绩不佳又没有清晰人生目标的孩子，也能够升学了。时代已经逐渐走到必须继续升学的阶段了。”

伊七接受了政一的建议，与雄次商量，让雄次提供学费。虽然说这段时期经济景气，但只依靠伊七的经济实力，断不可能供应谦二升学所需的费用。在谦二的记忆中，同学年的升学班学生中，“月薪族”的孩子们占了大多数。

就这样决定了让谦二继续升学，但他开始准备升学考试已经是六年级的十一月份暨第二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升上六年级后，准备升学的学生坐到教室黑板的正前方，不升学的学生就被安排到教室两旁的位置，升学组每天下课后还有两到三个小时的补习授课。

谦二也参加了补习，但与早就参加的学生们相较，程度差距颇大。国文课姑且不论，算术课还有特殊的“鸡兔同笼”问题，以他的程度根本无法应付。

最后谦二报考了“早稻田实业学校”[19]。因为周围的优秀儿童大多瞄准东京师范中学（现在的筑波大学附属中学）或府立六中（新宿高中）那种学校，谦二怎么看也考不进这些学校，所以干脆报考“早实”：“当时的早实只是间职业技术学校。外祖父也认为，既然是商人的孩子，进早实其实也是适合的选择。”

结果，谦二成功考上了早实。可是：“入学后一看，明明是职业技术学校，却没几个学生想钻研职业技术。几乎绝大部分的学生都跟自己一样，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只是程度刚好到这里，便考了进来。”谦二从中野搭西武杉并线到新宿，开始了早实的走读时光。

接下来暂时持续了一阵平稳的日子。与同学一起到神宫球场看东京六所大学的棒球联赛、出外远足踏青等等。到中学三年级时，谦二喜欢上了西洋电影，每周两次，前往新宿的二番馆，看过《望乡》[20]、《午夜花的世界》[21]等电影。谦二进入中学后依然不太爱读书，每当想成为作家的时冈拜托谦二针对自己写的小说给予评论时，他就回答：“我只能帮你抓抓错字而已。”不过他逐渐也开始关心报纸上的国际新闻，甚至会注意西班牙内战的消息。

可是，大家以为很快就能获胜的对中战争，却一直没有结束的迹象。最初只是看到新闻报导时会略感焦躁，但随着时间推移，战争终于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四、走向统制经济与爱国教育

根据谦二的说法，日常生活发生变化的第一个征兆，是从一九三八（昭和十三）年开始，街头逐渐看不到出租车。在此之前，为了能够买到更新鲜的鱼来炸天妇罗，伊七还会与公营市场的鱼贩合搭一辆出租车去筑地市场买鱼。不过，从这年五月起，随着施行《国家总动员法》，汽油也改为配给制，没有油票（政府公认的购买许可证明）便无法购得。

汽油售卖的管制，对天妇罗店造成了直接的影响。公营市场的店铺并没有接瓦斯管，所以炸鱼时使用的燃料就是汽油。无奈之下，伊七勉强改用焦炭来生火，但焦炭火力不仅弱，而且点火后还得一直注意不让火熄灭，使用起来非常辛苦。

军需景气与物资不足造成了通货膨胀，一九三九（昭和十四）年十月，日本政府公布了《价格等统制令》。除了政府规定的约十万种商品的公定价格外，只能由“业者组合”商议并通过官方许可设定协定价格，贩卖者不得自行设定价格。这个政策导致了物资流通的停滞，谦二还记得，一九三九年后半，连炸天妇罗的油与鱼，都变得难以购得。

公营市场在统制经济之下沉寂。但另一方面，与公营市场隔街相对的中野新桥娱乐街区，却聚集着发了战争财来此找艺伎饮酒作乐的人们，呈现出一段时期的繁荣景象。

昭和十三年，市场门前的西武铁路线车站名称，由原来的“登记所前”改为“中野新桥通”。听外祖父说，对面的娱乐街区因为“战争景气”，攒了一笔权利金付给西武铁道，所以才改成他们街区的名称。

谦二周围街道的商店，连红豆汤都买不到。同年十一月，配给制度在全国施行，连木炭、衣服、稻米等日用品也都开始实行配给。

伴随战争的长期化，计划性配给也逐渐失去功能。因为物资本身不足，加上汽油也不够，物流体系陷入停滞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就算持有配给票或米谷存折，到配给所却无物可供配给，这样的事情频频发生。

一九三九年秋天，外国进口米开始出现在日本人的餐桌上。二次大战前，日本并未实现国产稻米完全自给，对都会区的下层民众而言，食用从朝鲜、中国及台湾地区进口的米，是极其普通的事情。可是从这年起，输入的米粮不足，日本甚至开始进口东南亚的长米。

日本政府从该年开始发出《白米禁止令》，禁止贩卖去除70%以上杂质的精米，并奖励食用芋头等“代用食”。

同时，管制经济的基层组织，也就是各种“组合”，也随之集结而成。如果不加入区域性的“菜肴天妇罗组合”（属于餐厅系统的“料理餐馆天妇罗组合”则另有组织），就无法取得食用油与燃料。加入这些“组合”的商店，原本都是敌对的竞争商家，现在却变成不共同加入便无法维持营业。

到了一九四〇 （昭和十五）年六月，东京等六大都市，连砂糖与火柴都引入了配给制度。各种物资的票券就等同购入许可证明，但仍得自备购入费。

另外，家庭消费方面，如果不加入“町内会”或“邻组”，就无法获得配给。对伊七他们而言，这是他们在东京首次体验到被编入町内会组织的感觉。

但与实际家户数相比，配给量往往不足，而且也发生许多需要的物资无法取得、却配给了不需要的物资的供需失衡状况。外祖母小千代会前往“邻组长”家的集会，转达附近居民们的各种不满。一九四一年，稻米实行配给制，人们也开始食用小米与麦子。谦二说：“对庶民而言，比起关心战争输赢的新闻，这些日常所需带给人们的冲击更大。”

伊七的老家虽在冈山，但因运输力不足，加上主要谷物类都被纳入国家经济管制，所以无法请老家寄来粮食。老家能寄来的，顶多就是一些杂粮食物。

糖类与汽油等稀少物资会优先送给军队。都会区除了粮食不足，也缺乏运输能力，各地方的物产往往只能留在产地，无法流通。当物资分配不平均时又导入了管制经济，必然会造成“拉关系”与“黑市买卖”横行。当时以“闇值”这个词汇，来指以管制外的高价格进行买卖，而这个词汇大概从一九三九年前后开始广为流传，与公定价格的走向不同，“闇值”呈现出剧烈的通货膨胀状态。

战争当中与战争结束后不同，战前仍觉得以“闇值”买卖东西是有违道德的，因此不敢明目张胆地干。但实际上，通过邻组长或组合长，物品仍以高价在黑市中流通，或者“有头有脸的人物”会出面，大肆进行物资买卖。这种情况更招来人们的强烈不满，街头巷尾甚至流传着“这世道有星星（陆军）有船锚（海军）有关系就有头有脸，只有笨蛋们才需要排队”这样的川柳[22]。

虽说只要有米谷存折就能够买米，但稍后去米店，店家却推托说我不认识你，所以无法卖米给你。街上四处贴满了“浪费是大敌”的标语，但暗地里却有人能够四处钻营。“有头有脸”与人际关系变成社会上最重要的事情，虽然物资不足很苦，但这种窘迫的身心状态与各种不公平，更被大众所讨厌。

依据谦二的记忆，附近居民对战争的反应大概都很冷淡。即便有邻组或者町内会组织，也仅是传阅一下“回览板”[23]应付一下，几乎没有人认真地进行什么活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攻陷南京时虽然举行了“提灯笼游行”大会，而且是由在乡军人会与町内会组织办理，但谦二周遭却无人参加。

高层扯了许多理由来告诫我们，但愈往底层传达，反应就愈冷淡。

到了一九四〇年，开始了“新体制运动”与“宫城遥拜”等要求。电车通过半藏门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乘务员宣布“现在通过宫城前”，接着电车乘客全部都行礼如仪，但站在背对宫城那排电车吊环下的乘客，因为车内太挤无法动弹，只好以屁股朝着宫城行礼。这种形式上的东西，大家都没当一回事，逐渐地就自然消失了。

能够听到的战争新闻，都只有战胜的消息。在学校里，当攻下南京、侵攻武汉时，就会在教室内挂着的地图上，于该地区插上一支小旗子。可是，不管插上多少旗子，战争总是不结束。

“菜肴天妇罗组合”这方面，过了半年到一年，也就停摆了。到了一九四〇年中，即便通过“组合”订购，也买不到燃料或食材，伊七在当年底，不得不关闭了天妇罗店。

因为无法取得物品，愈来愈多商店都处于虽然开店但实际停业的状况。附近还能正常开张的，大概只有卖棕刷与扫帚等物品的杂货店。想上街吃顿饭几乎不可能。一听到消息说哪里的商店进货了，大家的眼睛瞬间都亮了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商店都倒闭了。除了粮食生产或贩卖生活必需品等，属于国民生活不可或缺产业的劳工之外，其他劳工都被迫转换至军需产业，劳动力重新配置。受到这种冲击，高圆寺附近的咖啡馆与洗衣店等，原本服务都市中产阶级的服务业商店都消失了。隔壁的西服裁缝店也已倒闭，得靠着长大成人的孩子们去工作，才能维持全家生计。

根据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发布的《企业许可令》，所有的民间事业都采许可制，任何企业都必须获得政府认可，一九四二年五月依据《企业整备令》这则行政命令，展开对企业的整理合并。这些条例不断被引入民众生活中，其结果造成非军需企业不是转业就是倒闭，而财阀系统的军需企业，则朝着整并与统合迈进。一九四二年四月发布《金融事业整备令》，打着“一县一行”的口号，各地方为数众多的银行都被大银行吸收整并。片山家附近的小银行，也在这个时期消失了。

随着社会上的这些变化，片山家也不断遭遇不幸。一九三九（昭和十四）年末，在陆地测量部任职的次男政一，因为脑瘤而倒下。政一入院与病魔缠斗了约半年，于一九四〇年六月过世，年仅二十一。当时中学三年级的谦二，与比他大一岁的姊姊泰子，为此落泪哀伤不已。

为了埋葬政一，伊七于一九四〇年七月在东京多摩灵园建了“片山家”墓。多摩灵园最初是东京市公园科因应东京人口膨胀而设立的规划性墓园，于一九二三（大正十二）年启用，其用地跨越现在的府中市与小金井市。伊七拉了两位一样从北海道移居到东京的朋友，大家一起在规划区内购买了使用许可。在这个陵园内，日后也陆续安置了在中日战争中战死的士兵与军官的坟墓。

或许因为失去了两个哥哥，剩下的姊姊泰子对谦二更加疼爱。可是隔年的一九四一年三月，换成泰子结核病发。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某日谦二一如往常从早实下课回家时，刚收掉天妇罗店生意的伊七，突然脑中风倒下了。

片山家狭小的租屋中，躺下了泰子与伊七两个病人。伊七虽然留下右半身麻痹的症状，但总算捡回一命。但是泰子病情逐渐恶化，一九四一年十月，便以十九岁之龄过世了。

从佐吕间送来东京的兄妹四人中，三个人都病死了。一边工作一边到学校夜间部上课，加上战争体制下的营养不足与生活不安定等等，都可能是造成他们死亡的原因。“哥哥与姊姊接连过世，我也思考着不知何时会轮到自己。果真如此，那外祖父母应该是最难过的。”

谦二满十六岁，外祖母小千代六十四岁（一九四一年夏天摄于冈山）

可是，生于明治九年的伊七，虽然女儿留下的子女接连死亡、自己也因中风而半身不遂，但他从来没有狂乱或哭泣过。

大概认为在孩子面前，不应该表现出这种态度吧，外祖父一直都隐忍着。外祖母多少有些抱怨，但外祖父总斥责外祖母：“抱怨这些无济于事的事情，还是于事无补啊！”

担任天妇罗店的店员，与片山家一同居住、立志成为作家的时冈精，也因为结核病倒下。他来东京后有一阵子身体状况不佳，医生诊断是患了胸膜炎，他照样继续工作。天妇罗店关闭之后，时冈为了征兵体检回到冈山老家，在体检时才发现自己染上结核病。当时的征兵军官对着因结核病而体检不合格的时冈破口大骂：“因为你是不忠者（所以才患结核病）！”他就这样留在冈山老家，到一九四四年夏天也过世了。

此后，家中就只剩下六十五岁的伊七与六十四岁的小千代，以及十六岁的谦二。能够帮忙赚钱的帮手全都过世了，天妇罗店也不得不关闭，这一家人就靠着伊七做生意赚来的存款，以及雄次送来的生活费勉强糊口。

谦二就读的中学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九三七年展开“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之后的一年左右，各种口号开始变多，一九三九年左右起，空气中的氛围逐渐改变。”

即便如此，在谦二中学二年级左右，旧制中学内部仍然留有一些自由空间。国语教师针对日俄战争中的乃木希典大将，曾说：“乃木先生在日本被描述得很伟大，但在外国，特别英国等国家，则被批判身为军人却因为自己统帅能力不足，造成大量士兵牺牲。”等于间接地进行了批判。贸易课程的教师，总是穿着和服，经常闲聊，批评时局。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开打，谦二说：“听来感觉好像事不关己。”

不过到了一九四〇年德国战胜法国后，“不落人后的风气逐渐增强”。同时，学校中也开始受到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影响。

谦二也参加了现今称为社团的活动，那是只有四名团员的商业经营部，但从这年开始，文科社团的人被命令全部都得转到体育性社团。无奈之下，谦二只好选了看来最轻松的篮球部，但他一次都没去参加过，为此还被校方叫去，吃了两记耳光作为处罚。

战争愈是进行，就离生活与经济现况愈远，空洞的口号与精神主义四处横行。一九四一年，早实的班级名称由原来的“ABCD”变更为“忠孝信义”。社团原本称什么“部”，因为这个词来自英文的“俱乐部”，此后也改为军队式的“班”。

总是穿着国民服[24]的公民课教师，授课时只是重复不断说明要对天皇竭尽忠诚之心，最后甚至获得一个风评：“大家都说在他的考卷答案最后，只要加上‘天皇陛下万岁’就可以拿到满分。”每周有两小时的军事训练课程，谦二的朋友只因为在训练教科书上蒙上了精美的书套，分配到校园授课的预备役军官便感到欢喜不已，为此就给了谦二的朋友很高的成绩。

谦二喜欢的西洋电影，也受到国家管制的影响。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首映的《华府风云》（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是最后一部美国电影，此后便禁止进口美国片，可放映的西洋片只剩下以前进口的法国电影或德国电影。由于这些旧电影胶卷被四处传递播放，画面毁损得相当严重，胶卷断片再重接也不在话下，因此经常出现故事跳接的状况。

姊姊泰子过世后一个多月的十二月八日，谦二在家中准备上学时，从广播中听到公告：偷袭珍珠港成功。美日战争正式爆发。

五、战时就职

谦二在美日开战当天到早实上课，公民课教师穿着往常的国民服，满脸笑容地进入教室，说了句：“干得好啊！”学生稍微附和一下，他便一直兴高采烈的样子。之后，昭和天皇的《宣战诏敕》被报导出来，这名教师立刻到校园里大喊万岁。

但是大部分的教师都表现得相当平静。特别一名叫作塩清的贸易课程教师，当时课堂上有学生提问“为何九军神只有九个人”，他直截了当地回答：“啊，那是因为一个人被俘虏了。”

偷袭珍珠港时，日本从接近夏威夷的航空母舰上派出了五艘续航距离短、每艘只能乘坐二人的袖珍潜舰进行攻击。因为派出的这十人都没能返航，所以报导时强调他们是不抱生还期望、勇敢出击的“九军神”。可是“九个人”这个没头没脑的数字，让中学生们不由得心生疑问，所以才有人提出上述的问题。但当时被俘这种事情，都被当作一种不可告人的禁忌，因此塩清教师如此直截了当的回答，反而让学生们大吃一惊，谦二的朋友甚至喃喃地说：“老师这样回答，不会出问题吧？”

这位叫作塩清的贸易课程教师曾撰写过股票投资的书籍，是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如前所述，他总是穿着和服，绝对不穿国民服之类的服装。或许他从经济指数上早就看出这场战争是没有胜算的。谦二回想，这位教师曾说，“我讲课的内容你们终究会遗忘。比起这个，我的杂谈闲聊反而还会留在你们心中”，因此总是在教室中闲谈与评论时事。

这位老师的杂谈之中，特别让谦二印象深刻的是“报纸得从下方的栏位读起”这句话。因为战争时期实行言论管制，报纸版面中这些跃然纸上的标题，每则都想强调日本与德国的胜利。但是，如果“依照塩清老师建议的方式”阅读，就会看到不同的面向。

国际版特别是如此。报纸上方栏位所看到的大标题，写着德国胜利的消息。可是，底下不起眼之处，却小小地写着对德国不利的消息。大概记者们也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传达真实的报导吧。老师告诉大家：“要读懂新闻内在的真实，不要被新闻牵着鼻子走。”这样的习惯，我之后一直记在脑子里。

这位塩清老师，在谦二毕业后的一九四三（昭和十八）年夏天，辞去了早实的工作。辞职的原因是——与派到学校负责军事教育的军官们有着紧密关系的“教练班”学生爬到“相扑班”视为神圣场所的相扑土俵（比赛时的圆形擂台）上，两班学生起了冲突，“相扑班”的学生被当成“主谋”，遭受处罚，学生们因为不满这样的处置，发起了罢课行动。

“教练班”的学生们倚仗着学校教官的权威，一副唯我独尊旁若无人的样子，以前就曾引起其他学生的不满。学生们看守住从车站前往学校的上学路段，呼吁大家不要去上课，发起罢课活动，最终，事态竟然发展到没半个人去上学的状况。

战争期间发生这种特殊的情况，让学校教官们震怒不已，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早实还残留着“自由主义风气”，并且在一连串反击罢课的手段中一并清算塩清老师，结果逼着塩清老师辞去教师职务。

太平洋战争开战后半年左右，官方持续发布着日军胜利的消息。但一九四二（昭和十七）年四月，东京首次遭遇空袭。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钻过了大意的日军警戒网，接近东京近海，并派出了双引擎轰炸机队。

这次空袭以轰炸机队指挥官杜立德中校之名命名，被称为“杜立德空袭”（Doolittle Raid），共有十六架轰炸机攻击了东京、名古屋、大阪、横须贺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负责攻击东京赤羽第一陆军造兵厂的飞机误炸了早稻田中学与早稻田实业，造成了两名早稻田中学的学生死亡。

当天是星期六，谦二刚好轮值担任扫除，早实下课后他仍留校打扫。十二点半左右，突然发出了惊人的声响，震波冲击之下全校的玻璃窗都碎了。但很幸运的，直接打中校舍的燃烧弹并未爆炸，只撞穿了二楼天花板，然后卡在一楼天花板与二楼地板之间，就这么停了下来。附近的医院也因空袭发生火灾，包含谦二在内的早实学生们，都跑去协助患者避难，帮忙撤出医院物资。

炸弹直接打中校舍时，我人在一楼，幸好只是吓了一跳，逃过一劫。如果炸弹爆炸，大概就死掉了吧。因为谁都没想到会真的发生空袭，所以也没有发出任何警报。结果第二天变成过度反应，敌机根本没来，却从一早就响起警戒警报，甚至还发出了空袭警报。

这次的空袭与隔年的正式轰炸相比，规模还算小，但仍造成八十七名日本人死亡，四百六十六人受伤，二百六十二户房舍遭毁损。比起实际受害，心理上受到的震动更加强烈。

“竟然让帝都遭受空袭！”海军极为重视此次袭击，认为应该加强警戒范围，进而强行攻击中途岛，但日本海军反而在中途岛海战中失去四艘航空母舰，吃了个大败仗。当局隐瞒事实真相，只公布了日军被击沉一艘航空母舰、一艘受损严重，但早实的学生中也传出了“其实好像被击沉了两艘航空母舰”的谣言。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比原来的旧制中学五年课程缩短了一年三个月，谦二从早实“提早毕业”了。国家为了确保劳动力与兵力，开始执行缩短学业期限的政策。在毕业典礼上，从校长到诸位老师，几乎都没人讲任何鼓舞大家的豪言壮语。

毕业后的谦二，于一九四三年一月进入“富士通信机”任职。该公司的前身是富士电机，是由德国的西门子公司与古河电机工业两家企业合并而来，其中通信机部门在一九三五（昭和十）年切割独立出来，成为富士通信机。

当时的富士通信机（Fujitsu），属于军需产业的新锐企业。提早毕业的谦二等人，与其他因为转业或倒闭而被转职到军需产业的零售业者们一起，在征兵年龄之前被分配到这家公司。谦二原本也没有自觉已经被分配到军需产业里：

招聘启事送到学校后，我也没有考虑太多，朋友说了句“能去这公司不也挺好”，我就去应征，而且也被录用了。同期进入公司的约有二十人，其中十二人是早实毕业的，而且有五个人都是提早毕业班的学生。可以说糊里糊涂地被好友带进公司。录取之后还因为上下班距离远而有点后悔。

不过，发生这种状况的背后，仍然有国家政策的影响。中日交战之后，因为劳动力不足与劳动力再分配之故，过去由市村町等地方行政单位经营的职业介绍所，从一九三八年七月开始便全部移交国营，企业的招聘活动或送达学校的招聘启事，也都在国家的管控之下。

随着国家接手管理劳动力分配，政府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发布《赁金统制令》（薪资统管令）。这是为了避免员工自军需产业离职，以及防止因劳动力不足与物资管制造成薪资与物价交互螺旋上涨的状况。最初适用的对象是军需相关、拥有五十名以上从业人员的矿工事业所。一九四〇年十月第二次改正法令后，几乎所有产业的事业所，只要拥有十名以上从业人员，都有向国家提出给薪规则的义务。一九四〇年一月，为了调度军事费用，模仿纳粹德国的制度，开始施行自“事业者”[25]直接征收税金，称为“就源征收”的制度。

依据《赁金统制令》的规定，谦二初次任职的薪水，与就职企业无关，中学毕业的月薪就是日币四十二日元，第二年起调升至四十五日元。因为政治管制的原因，这种相同学历就给予相同薪资的“官厅型系统”，从过往就广被民间采用。每个月得到会计科去领取月薪现金袋，不必打卡，只要申请就会发给加班费，但谦二说在他周遭几乎没有因为想要加班费而留下工作的人。

富士通信机的职场位于京滨工业地带，神奈川县南武线的武藏中原站是最近的车站。在早实学过贸易与初级会计的谦二被分配到财务部会计主管的手下，在邻接制作交换机与通讯机器工厂旁的事务楼上班。

在事务楼中工作的人被称为“职员”，另一方面，工厂的从业人员就被称为“工员”，分成熟练的工人“职工”，以及高等小学校毕业、从各地方前来的“幼年工”，都在工厂内上班。事务楼的职员是月薪制，工厂的工员则为日薪制。

虽然富士通电信机不至于如此，但当时许多企业的职员与工员不仅薪资有差别，甚至连进公司使用的大门都不同。日本战败之后，废除“职工差别”成为日本劳工运动的重大课题。

根据谦二的说法，事务楼的职员组成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由大学出身的人担任干部职员，类似谦二这种中学出身的是事务职员，另外还有高等女学校出身的女子职员，比例上大概各占三分之一。财务部的部长是东大毕业，会计科的主管则是庆应大学毕业。谦二说：“我自己穿的衣服，就只有这么一套万年国民服，到公司之后只是把上衣换成事务工作服。大学毕业的那群人，每个都穿着西装。”

因为是军需产业，陆军与海军的监督官各自有自己的办公室。“军人们不懂实际业务，我想应该只是形式上的监督，不过公司的干部为了让他们开心，经常会去嘘寒问暖。”像这样的官民勾结，成为军需物资横流黑市的温床，同时，也成为二战结束后人民与“监督官厅”[26]间关系的基础。

谦二现在成为片山家唯一正在赚钱的人。赚来的薪水全部都交给伊七。原本就不在脸上表露情感的伊七，对于谦二可以开始赚钱一事，从他脸上照样还是读不出开心的样子。

就这样，谦二成为片山家与小熊家中，第一个“中学毕业的月薪族”。早上六点四十分起床，带着外祖母小千代做的便当出门，每天搭乘电车、转乘一个多小时，过着上班的生活。伊七与小千代，从六岁起就一直以昵称“谦”来叫唤这个唯一平安成长的孙子，对他怜爱有加。

谦二身为一位事务员，表现十分优秀，工作也处理得相当稳妥。如果从西伯利亚回来后，没被富士通信机赶走的话，战争结束后或许也会继续“上班族生活”。可是因为征兵之故，这种公司员工生活也只持续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六、我出发了

谦二开始就职于富士通信机的一九四三年一月，日军已经由瓜达康纳尔岛（Guadalcanal）撤退了。这次撤退的公开说法是“转进”。就算是年仅十七岁的谦二，也觉得这是个“诡异的词汇”。广播上的评论家们也这么说：“转进实在是很好的一个词。要是没通过升学考试，就转进其他学校吧。”

这一年的五月，阿图岛（Attu Island）守军全数被歼灭，官方公开说法为“玉碎”。从夏天开始，谦二自家附近，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家庭收到装有战死于南方的丈夫遗骨的小木箱，实际上许多只是装着战死之地的沙子而已。他还留有当时某位遗孀带着三个小孩回乡下的记忆。

大约同时期开始，附近的召集令也多了起来。不过，再也没见到穿着烹饪服的爱国妇人会挥舞“日之丸”国旗送行的场面。

那种事情，在中日战争的时候还办过，到了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就消失了。为了找寻粮食就得花上许多时间与劳力，大家已经没有那种余力，加上召集令也过多。先不说年轻现役士兵的送行场合，已经有相当人生经验的年长军人被召集时，即便举办盛大的欢送活动，本人与家人都不会开心。送行时如果哭泣，就会被骂是“非国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们是开心地送家人上战场。周遭的人们都了解这种状况，所以也不再办什么送行会了。

昭和十八年秋天起，大学文科生不能再缓征，经常可以看到学生们在车站喧嚣嘈杂。因为如果遭到征召，就得回到本籍地入伍，所以学生们会到车站欢送将搭车回本籍地的同学。从公司下班搭车通过新宿车站时，可以看到车站对面聚集了二三十个人围成一圈，或唱军歌，或唱些掺杂猥琐内容的民谣、艳曲，虚张声势地逞强喧闹。看起来弥漫着一股异样的气氛。

富士通信机公司里接到召集令的人也愈来愈多，最初公司还会举办壮行会，到一九四四年的后半几乎都不再举办了。地区的町内会活动等呈现低迷状态，防火演习也只是走走过场虚应了事。白天在家的女性会跑出来参与接力传递水桶的训练，但在上班的谦二则从未参加过这种演练。

上方为一九四三年富士通信机为入伍员工办理送行会，下方为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所摄，中央斜披带子的人就是出征者，公司员工已明显减少许多。两张照片的前排右二均为穿着国民服的谦二。

随着物资调度愈来愈窘迫，配给米减少，麦子、小米、芋头等替代食品的比例随之增加，带有盐分咸味的东西就被当副食配菜，配着扒饭进食。精米被禁，政府宣传糙米更有营养，但直接吃的话肚子又受不了，所以每家每户都准备了一升的酒瓶，放入糙米后，再插入棒子捣成精米。

特别是糖类，几乎处于完全缺乏的状态。谦二于一九四四年夏天，某日从富士通信机回家的路上，很稀奇地看到有人在卖刨冰，便与友人一同买来吃，虽然糖水在冰上染出了颜色，但吃来一点甜味都没有。即便如此，仍然从四十五日元的月薪中，掏出五十钱买下一碗。以现在大学毕业生首次就业的平均薪水来换算，等于一碗刨冰大概要日币两千日元。那一年的秋天，谦二在新丸子的咖啡店还吃过干柿子，价格也同样是五十钱。

物资流通受到管制，因此糖类或烟酒等非生活必需品，如果不靠关系就无法获得。军队还有配给糖类，所以如果有认识的人，还可以从这方面获得。一九四三年夏天，通过附近熟人的关系，拿到了“真正的奈良渍（日本奈良风味的泡菜）”，谦二都还记得那时的感动。在新丸子吃到的干柿子，大概也是商店通过某些关系，偶然之下取得后拿出来销售的。

因为无法取得作为燃料的煤球，所以没办法在中野自己家的浴室烧水洗澡。附近的澡堂也是，因为燃料不足所以不再替换热水，晚上去洗澡时，热水都散发出一股恶臭。夏天用的衬衫也没有新品替换，破掉就以补丁缝上将就着穿。富士通信机的大学毕业职员，大概从一九四四年夏天开始也不再穿西装，换上了国民服、打上绑腿。

虽然生活上有不安与不满，但连表达的手段或余裕都缺乏。一方面谦二还没有参政权，另一方面谦二也不记得伊七是不是参与过选举投票。一九四二年，“大政翼赞会”推荐候选人，是由政府拿出临时军事费充作选举资金，举行了所谓的“翼赞选举”，但谦二却不记得周遭有任何关于选举的话题。

另一方面，父亲雄次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左右辞去了“北海道产业组合”的工作，回到故乡新潟。雄次在组合中获得相当的成就，借着“产业组合”的公事仍有机会来东京，一年可与谦二见上几次面。但是依据谦二的记忆，雄次辞职的理由似乎不太光彩。雄次信赖的一个部下在一九四一年挪用了组合的经费，而且被察觉，雄次只好以私人财产填补这个财务空缺，并且负起责任辞去组合的工作。

已经六十岁的雄次，存了一笔在当时算相当充裕的存款，带着这笔钱回到老家新潟。但从战争时期开始一直到战争结束，飞快的通货膨胀早就让雄次这笔财产云消雾散。谦二如此说明：

当时，非官僚或高级军官的庶民，并没有所谓的年金制度。所以工作期间必须尽量存钱，以备退休后的花销，大家都是如此思考，我的外祖父与父亲也是如此。但却因为通膨，这种人生规划全部破灭。父亲也是如此，如果知道日后会如此，当时应该会决定继续留在北海道吧。可是，面临这种连国家都可能随时破灭、如此大时代的变化，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妥善应对。大部分人，都只能凭着过往经验来思考应该如何规划人生而已。

无法应对大时代的变化，任谁都是一样的。谦二与富士通信机的同僚们，偶尔会谈起战争情势，大家都只停留在茫然描述自己带着点希望的观察。

一九四四年七月，塞班岛守军也“玉碎”了。从宣告“玉碎”的播音员阴郁的声音中，可以感到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态。到这个时候，大家终于察觉到敌人正在急速地接近东京。

如果照这个情况下去，美军以塞班岛为基地便可以空袭东京，日本战败这件事，从理论上已经可以隐约地推测出来。可是“不管是自己还是周遭的人，已经没有能力思考这样的状况了。失去思考能力，又缺乏各种资讯，或许让大家都不愿去想结果了吧”。

报纸上一成不变地仍在报导各种充满希望的战况。塞班岛陷落后，东条英机内阁虽然垮台，但“既没有内部资讯，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所以也没留下深刻的印象”。

虽说如此，当时的报纸也不是全面性地只有迎合上面的报导。《每日新闻》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刊登了一整版以《要胜利或者灭亡，战局终于走到这一步》与《拿竹矛抵抗已经跟不上时代了》为标题来解说战局的报导，促请转变作战方针。这则报导触怒了东条英机首相，事件甚至发展到对执笔的三十七岁记者处以惩罚性征兵的地步。

可是自己家中应该有拿到《每日新闻》的谦二却不记得有读过这篇报导：“或许曾经读过，但当时为了筹吃的东西，已经耗费所有精力，完全没有余裕管其他事情。生活尚有余裕的上层，或许读了会有点什么想法吧。”

塞班岛失守后，为了对预期中的东京空袭有所准备，大家开始沿着青梅街道在人行步道上挖掘防空壕。虽说挖防空壕，也不过是在人行道上挖个能让人屈身进入的洞穴，平时就在上面盖上木板撒上土，只是这种程度的防御工事而已。

后来收到各家也要挖防空壕的通知，我们的住处是租来的，几乎没有庭院，因此也没有可挖掘的场所。没办法，只好把一楼起居间的地板掀起，在下面挖洞，如果真的遇到空袭，就把榻榻米与地板掀开，跳入洞中。可是，如果当时真的遭遇空袭，屋子被烧掉，跳进这种防空洞内，大概也会被烧死或闷死吧。空袭时会发生什么状况，大家都不清楚，上面的人下达的命令，大家都形式上应付一下，大概也就是这种程度而已。

一九四四年十月，美军舰队接近台湾海面，日本的海军航空队发动总攻击。日军方面大概损失了六百架飞机，整体航空战斗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美军方面只有两艘巡洋舰严重毁损。但是大本营海军部却宣称击沉了十一艘美军航空母舰，对于这个相隔许久的大胜仗，国内甚至还举办了提灯笼游行大会。

不过随后，已经被军方宣布击沉的美军舰队却出现在菲律宾海面上，美军登陆了雷伊泰岛。日本政府与军方认为这是击灭美军的大好机会，呼吁进行“决战”。但出动的日军联合舰队在战斗中却一面倒地被美军击溃，增援的地面部队也因为补给断绝，几乎全数阵亡。

根据谦二的回忆，这时富士通信机的职场中也以战况作为话题。作为员工特殊配给的芋头辗转送抵事务楼，同僚们一同前往食用的时候，东大毕业当时约三十五岁的科长还说：“我军是不是被美军设计陷害了？”

因为没想到大本营发表的战果是虚假的，所以才会猜测，是不是被美军的佯攻作战给骗了？大概是这样推测的吧。当时就连一般民众，也多少察觉了不自然之处。

自己既没有支持战争的自觉，也没有反对的想法。不知如何就随波逐流。虽然政府提说有重大战果，但局势反而更加恶化，总觉得非常诡异。但是没有深入追究的习惯，也没有可供探讨的资讯。像我们一般的普通人，大概都处于这种状况。

从雷伊泰岛的战斗开始，航空部队便出现了“特攻”。谦二说：

在平民的立场上，既无法站在否定的立场，也无法站在肯定的一方。从搭上特攻飞机的人的心情来想，当然无法否定他们的报国心，但战况是否已经走到不这么做就毫无办法的地步，在这层意义上，也无法肯定这种战术。我自己因为受到塩清老师影响，报纸都习惯从下方栏位开始阅读，所以理解战况正在恶化。虽说如此，因为信息极度缺乏，所以也没办法具备准确的判断能力。

到了战争末期，战局开展十分迅速。从官方宣布上述“台湾冲航空战”获得重大胜利的报导后，大约经过了十天，十一月一日，东京上空就首次出现了B29轰炸机。那是从塞班岛基地飞来的侦察机型，为了正式空袭做准备调查，因此只来了一架飞机。

B29轰炸机装备有加压舱与涡轮螺旋桨，在一万米高空高速飞行。与此相对，日军主力高射炮有效射程高度不过仅有七千米，战斗机虽然可以爬升到这种高度，但需耗时约一个钟头。B29轰炸机就在没有受到任何阻击的状况下，完成侦察任务返航。

那时候我正在富士通信机上班。当天天气晴朗，高空中一条白线似的飞机云前端，可以隐约看到B29轰炸机。虽然发出空袭警报，但同僚们都跑到户外，抬头仰望天空。明明只有一架飞机，为何日本军队却没有任何迎击动作，大家在不可思议的心情下，茫然仰望。也有人说：“为何不击落它？”但大多数人都失去思考未来情况的能力。虽然不至于相信“神州不灭”这种说法，但也没想过日本就要战败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谦二也接受了征兵体检。结果是第二乙种体格，若是在平时，这是不会被征召的体格。但是，十月三十日刚满十九岁的谦二，在十一月二十日收到了陆军寄来的入伍通知。

富士通信机的事务员们，已经陆续收到召集令，暗忖自己不知何时也该收到的谦二说：“当时只是‘啊，终于收到啦’的感觉。”伊七与小千代，什么话都没说。

学历只有中学毕业的谦二，既没有像理工科学生般有免除征兵的方法，也不像大学生般会以海军预备学生资格被录用、当作军官来对待。除了被当作最底层的二等兵受征召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入伍通知命令谦二在五天之后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早上九点到世田谷区的驹泽练兵场（现在的驹泽公园）报到。谦二急急忙忙地打了通电报给在新潟的父亲雄次，之后就忙于整理自己的随身物品，连到附近与近邻打个照面的时间都没有。

为了领取入伍者的特别配给品，谦二拿着配给票前往配给所一次领回整套配给。配给品有“日之丸”国旗一面、五合瓶的日本酒（约九百毫升）一瓶等等。已经到了这个时期，因为物资不足，连“日之丸”国旗都无法在市面上取得。

五合的酒，在早实的同年级朋友家中，几个人分着喝了。至于“日之丸”国旗，原本是在入伍时让亲友集体写下鼓励的话语，但谦二的周遭已经没有这种习惯。富士通信机也没有举行什么壮行会。“只有五天时间，不过就像平日一般度过而已。”谦二自己回想着说。

入营前一天的十一月二十四日，八十八架B29轰炸机终于首次正式轰炸东京。他们轰炸完目标“中岛飞机武藏制作所”后，曳着飞机云通过了片山家的上空。谦二还记得整群的飞机云，让他奇妙地觉得“好美”。

十一月二十五日早晨终于来临。多云的天空下，中野的自家前，伊七与小千代以及雄次等，不到十名亲友来送谦二入伍。

附近的居民因畏惧空袭，且对一介青年入伍之事已经习以为常，根本没人关心。场面没有丝毫雄壮的气氛，连挂在身上欢送入伍者的布条都没有。穿着卡其色国民服的谦二，说出“我会堂堂为国尽忠”这句应景般的招呼语后，转头跟外祖父母说：“我出发了。”

这个时候外祖父伊七突然放声大哭。一起生活的三个外孙接二连三地病死，最后留下来的谦二就要被军队征召离去，而且恐怕没有什么生还的机会。不管是外孙们的死亡，还是商店倒闭，甚至连自己中风也都没一句抱怨，只是不断坚忍着的伊七，到这个时候终于忍不住大声哭了出来。

为入伍者送行时，家属哭泣这种事，是当时不可能看见的光景。外祖母小千代说了声：“去吧，谦！”然后推着伊七回到家中。

谦二入伍后，他在中野生活时所住的房子，为了防止空袭时造成火灾蔓延，被列入街区整理标的，在日本政府的命令下拆毁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伊七与小千代在强制疏散政策下，被迫回到出生地冈山县的某亲戚家里。赚来的存款因为通货膨胀而消失，只能住在农家庭院内的“土藏”[27]仓库中勉强地过着生活。谦二与他们再次相逢，得等到他结束西伯利亚强制劳动拘留，终于返回日本的时候。那已经是四年后的事了。

[1] 译注：谷中村位于栃木县利根川及其最大支流渡良濑川交会点，上游足尾铜山的矿毒（硫酸铜）溢流后因无法清除，明治政府选择谷中村作为蓄水沉淀池，该村因而废村。

[2] “素封家”意指有相当资产者，或地主阶级。

[3] 译注：明治维新至二战前日本学制之一，相当于小学后期至初中二年级阶段，一九四一年改为初中。

[4] 钱汤：一种日本特有的公共浴池，需支付一定费用后方可进入。

[5] 译注：恩格尔系数60%，表示收入的六成都花费于饮食，属于极度贫困状态。

[6] 译注：传统曲艺或说书、讲相声等表演。

[7] 小岛政次郎撰写的《人妻椿》，一九三五年连载于《主妇之友》杂志，一九三六年被松竹电影公司改编成电影。

[8] 译注：阿龟是高颊凹鼻的女面具，火男是歪嘴的男面具。

[9] 译注：在上海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中，三名日军以爆破筒炸毁上海中国军队的铁丝网并且身亡，日本人称其为“肉弹三勇士”。

[10] 译注：又称为八年抗战、抗日战争，特指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的战事。

[11] 译注：天皇颁布的教育诏书，是日本二战前揭示教育基础理念的敕语。

[12] 译注：朝天皇居所方向行礼。

[13] 译注：天皇照片日文称“御真影”，“奉安殿”则是建于学校内、专门供奉“御真影”的建筑，外侧可防火，内里衬有高级木料，建筑结构非常扎实。

[14] 译注：由日本青年军官中的皇道派发动的政变，号称要为天皇“清君侧”。事变失败后，军事大权落入统制派军人手中。

[15] 译注：女服务生阿部定与情人幽会，在性交中勒死男方，并切下男性生殖器后逃亡。

[16] 译注：此处指“阴部”，当时报纸以“局所”或“下腹部”等较隐晦的字眼表达。

[17] 二战结束后改为国土地理院。

[18] 译注：高垣眸著，一九三五年发表的青少年豪杰小说，后数度被改编成电影与电视剧。

[19] 译注：简称“早实”。实业学校类似职业技术体系学校。

[20] 译注：Pépée Le Moko，一九三七年法国导演杜维尔（Julien Duvivier）的作品，又译《逃犯贝贝》。

[21] 译注：Too Hot to Handle，日文译名《地球を駆ける男》；一九三八年美国导演杰克康威（Jack Conway）之作品。

[22] 译注：日本的讽刺短歌。

[23] 译注：传阅的板报。

[24] 所谓“国民服”，是依照一九四〇年《国民服令》规定制作，类似军服设计的男性标准服装。

[25] 译注：包括自然人与法人。

[26] 对各种行业各自具有监督权的政府主管机关。

[27] 译注：筑有厚墙、外涂泥灰，防火防盗的日式仓库。

第二章 前往战俘营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小熊谦二以陆军二等兵的身份入伍，前往驻扎于东京都世田谷区驹泽的野战重炮兵第八联队兵营报到。兵营里入伍较久的老兵告诉他：“这里只是暂时的宿舍，你们要去‘满洲’。”

军队是另一个世界。换上军队发的军服后，除了内裤之外的私人衣物，都要交给家人带回。入伍几天后的探亲惜别日，新兵们一面把换下的私人衣物交给在兵营前空地等待的家人们，一面惜别。

谦二的父亲雄次与外祖父片山伊七都来了。外祖父自从脑梗塞之后，右半身便不太听使唤。谦二说他永远忘不了拖着右腿来送他的外祖父的身影。

父亲听到谦二得前往中国东北，立刻脱下自己的背心递给谦二。不过谦二告诉父亲，“我们禁止携带私人衣物”，拒绝了父亲的背心。在与父亲和外祖父最后的惜别中，谦二内心暗自落泪。

回到兵营，谦二等人于该处滞留数天后，十二月三日早上从涩谷站搭上火车，往西前进。四天之前的十一月二十九日，东京首次遭到夜间空袭。

一、那种事我办得到吗？

谦二搭乘的军用列车，途中在名古屋接受了妇人会的茶水接待，稍后在深夜通过神户，十二月四日抵达门司港。他们暂时在兵营中等待，十二月八日登上货船，被送往朝鲜半岛的釜山。

在海上迎来十二月八日的谦二，跟着大家在甲板上集合，见习军官站在甲板的最前端进行训示（类似精神训话）。偷袭珍珠港、发布日美宣战诏敕的十二月八日，被称为“大诏奉戴日”，每年的这天各地都会举行训示，而今年则是最后一次的“大诏奉戴日”。“那个年轻的见习军官是运输指挥官。这个时期应该已经相当缺乏军官了。海面风浪大，船艏载沉载浮，见习军官也就跟着浮沉上下。训示时，光是要站着都很辛苦。”

谦二一行人于八日傍晚抵达釜山，在釜山港西边的学校中度过一晚，再搭上货运火车，继续前往中国东北。这些军用列车因为运输时刻表调度的关系，途中停下好几次，在车上睡了好几夜之后，大概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左右，谦二抵达了屯驻于牡丹江（现在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电信第十七联队。

与谦二一同受到征召的新兵们，大致来自福岛、新潟与宫城等地。父亲雄次仍把户籍的本籍登记在新潟，因此谦二的本籍地也是在新潟。旧日本军依照本籍所在地驻扎的联队实行部队征召，谦二本籍的新潟县新发田属于第十六步兵联队管辖，而此部队属第二师团所管，师团司令部设于仙台，因此福岛、宫城、新潟的新兵们都在一起。谦二说：

早实的同学们隔年都被东京的部队征召。与我同期进入富士通信机的“早实组”也是。他们留在本土，于极短的时间内，为所谓的“本土决战准备”挖掘了许多防空洞，日本战败之后便立刻返回故乡了。自己偶然地因为本籍地设在新潟，所以被派到中国东北，日后又被扣留在西伯利亚。所谓人的命运，有时候一点微小的差异就会造成重大区别。

入伍的时候，军队老兵告诉我：“你们得去‘满洲’。”并且特地宣布：“这些家伙很辛酸，先让他们去和家人道别。”原本部队的调动目的地是军事机密，不应该告诉我们，可是面对着我们这些十九岁左右的新兵，大概是同情我们吧。毕竟老兵自己也是与家人分别，待在军队里面。

抵达牡丹江时，谦二等人只穿着军装，却没有配备枪支或其他装备。从东京的军营带来的，只有一个粗竹筒，上头命令以此代替饭盒与水壶。

抵达牡丹江时，我们脖子上用绳子挂着竹筒，当地老兵稀奇地看着我们，其中一个人还说：“内地物资已经缺乏到这种程度了吗？”实际上，也正如他所说的，我们是只穿着军服、没有武器的集团。

谦二一行人被送到电信第十七联队，隶属屯驻于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是“第一方面军”的直辖部队。过往号称陆军最精锐部队的关东军，早已把精锐部队都调往南方战线，为了填补这些空缺，才补充第一年入伍的新兵，进行紧急的部队编成与训练。

在军队驻扎地，军官与士官们可以分配到个人房间，剩下的士兵则在被称为“内务班”的单位过着集体生活。会检查个人信件，也检查个人物品，除了在厕所之外没有个人隐私。平常内务班有十几名班兵，受新兵教育的“初年兵”与入伍较久的“老兵”比例大概是一比一；但大量动员的时候，新兵数量大为增加。谦二所属的电信第十七联队的中队，有五个“内务班”，里面大概有一百五十名新兵。“精锐部队已经调往南方，关东军只剩下骨架。虽然我们不是年纪较大的召集兵，总还算是年轻现役兵，但类似我这种体质不佳的人很多。”

在谦二受到征召的一九四四年，连征兵体检时属于第三乙种体格者也被纳入征集对象，而且最高服役年龄由四十岁提升至四十五岁，征召年龄则从二十岁以上降低至十九岁以上。谦二正是因为这项修正而被征召入伍。谦二所属的中队共有五个内务班，其中第四、第五班内以体格不佳的现役兵居多，谦二配置在第四班。

当时日本陆军入伍后，需要在内务班接受被称为“新兵教育”的新兵训练，然后根据在军队内的成绩与入营前的学历执行选兵，施行方式大致如下：

拥有中学毕业以上学历者，入营三个月后接受干部候补生考试，合格后即成为一等兵。接着再根据接下来三个月的勤务成绩，分成可升军官的“甲种干部候补生（甲干）”与可成为士官的“乙种干部候补生（乙干）”，入营满一年时各自就任所属军阶。

只有高等小学校或更低学历者，如在三个月新兵训练中表现优秀，可于“一选拔”成为一等兵。再过三个月的第二轮选拔中，优秀者会被拔擢为上等兵，打开自己晋升士官的大门。

在三个月后的新兵选拔中落选者，再过三个月可接受第二轮选拔，此时相当比例都可以升为一等兵。两次选拔都落选者，入伍一年后全部自动升为一等兵。但是执行勤务状况恶劣、被视为反抗上级命令者，之后就成为“万年一等兵”，永无升迁希望。军队除了是学历社会之外，同时也是竞争主义的社会。

谦二自中学毕业，所以拥有接受干部候补生考试的资格，他早在东京入伍的时候就已经被委托担任六名新兵的“指导”。谦二在富士通信机上班期间是个优秀的事务员，工作上也相当迅速勤快。

可是在中国东北时，因在严冬时期长时间坐车，他出现了严重的腹泻症状，体力非常差。

体力变差了之后，判断力也迟缓了，脑袋里面一片朦胧。虽然一开始就被派任“指导”任务，但自己接受命令时反应却非常迟缓，一点都不机灵，还犯了许多错。对军队而言，我就像毫无用处的豆腐渣一样。

谦二的勤务状态不佳，当三个月的新兵教育结束后，他仍参加了干部候补生的考试。每个中队都会派出几个人参与竞争，这也是原因之一。“参加干部候补考试的人，考试当天都前往联队本部，大家依照着成绩高低顺序，并排成四列纵队，我自己大概排在倒数第五个。”

谦二当然没有通过考试，成为被称为“干落（干部落选）”的人。六个月之后第二轮选拔他又落选，结果带着二等兵的身份迎向日本战败。两次考试都失败的人，大概只占全体的四分之一，算是相当糟糕的士兵。

负责训练新兵的，照理来说是下士班长，但实际情形却是由在军队时间较久的“老兵”君临一切。内务班的生活，从听到号音起床后，接着更衣、点名确认人数、用餐、训练、扫除、就寝等，都有一定的规定，只要动作迟钝，步枪保养得不好，或者单纯只是老兵心情不好，便会立刻遭到殴打。“没有一天不被打。状况糟到要计算这是自己今天第几次挨打了。”

老兵的殴打被称为“私人制裁”，军方当然是禁止的，但实际上这种状况却四处横行，这也反映出当时日本军的状况。

中日战争之前，只要服役两年便可退伍，但当时随着战事扩大，退伍变得相当困难，甚至出现许多“三年兵”“四年兵”等。因为不知何时才能退伍，被困在内务班的这些老兵们开始变得狂妄，这种状况下，比起在意阶级，老兵之间形成更加重视年资的风气，这也是造成“学长们对学弟严苛训练”的原因之一。

根据谦二的说明：“并非所有老兵都打人，但他们之中许多因为无法提升官阶而性格扭曲的人，动不动就揍新兵。对于迟迟无法晋阶的一等兵，我们都不称呼他们为一等兵，而叫老兵大人。”

一九四五（昭和二十）年二月底，军方发出禁止“私人制裁”的通告，但“二年兵、三年兵还是闹得很凶，虽然禁止了，却没什么效果”。战争扩大与战况恶化，也是造成“私人制裁”横行的原因之一，只靠形式上的通告无法达到任何遏止的效果。

让谦二印象深刻的，除了这种老兵对新兵的霸凌之外，问题更大的其实是日军的“形式主义”。他如此说明：

我们需要记诵一种叫作“典范令”的《步兵操典》与《作战要务令》，以及所谓的《军人敕谕》，而且必须一字一句完全按照原文背诵，至于是否理解内容，则完全不予考虑。老兵们说：“军人应该遵守的有哪五项，都写在《军人敕谕》里，被问到的时候，不能回答‘报告：是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五项’，而必须要按照原文背出‘第一，军人需以尽忠节为本分；第二，军人应礼仪端正 ……’。”记录战斗要领的《步兵操典》中的“警戒四周”也不准说成“警戒周围”，所有都是形式主义，把上边交代的事项按完整的形式做出。

装备品方面，要以档案登载“额数”的部分非常啰唆，但只要档案上形式完整，往后就不会出问题。在内务班内如果缺少备用品，便会产生责任问题，所以需要到其他中队偷来补齐额数，偷窃问题层出不穷。

例如，在日语称为“物干场”的晒衣场，除由新兵负责晾衣服之外，还得派出担任“物干场监视”的兵员，否则自家中队的衣物很容易遭他队窃走。吃完饭后洗餐具，万一餐具掉了千万不能就这么弯腰去捡，因为一弯腰，其他还放在洗手槽内的餐具就可能被偷走。为了防止这种状况发生，得先以脚踏住掉下去的餐具，等洗完餐具后，请附近的同伴帮忙看守，这时才能去捡拾。

我自己的汗衫也被偷过，最后靠老兵帮我偷了一件回来才得以应付过去。这些虽然称不上是大事，但也因此让人无暇思考。总之，只要不让上级来追究责任就好，满脑袋只能考虑这件事。

进入军队后，谦二也开始抽起配给的香烟。新兵几乎没有自由时间，在上厕所时抽根烟，是唯一能喘口气并不受责骂的时光。

新兵训练期间，谦二把自己的照片寄给父亲雄次。“当时的军队很重视表面功夫，新兵的时候必定得拍张照片寄回给家人，证明自己‘精神鼓舞、勤勉军务’。而且因为有检查制度，所以没办法在信件中提起自己每天挨打。”伊七年纪已经大了，能够委托收取信件的只剩下雄次，因此军队寄出的信件都寄到雄次住处。

谦二受完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后，便被派驻到位于牡丹江西南约二十公里处的宁安，分配在第二航空通信联队，该联队隶属于负责该区域的第二航空军，主要负责机场与飞机间的无线电通信，以及机场内外的地面通信等任务。

因为体力不佳导致成绩低下的谦二，仍然是二等兵的身份。东京入伍时与他一同担任新兵任务指导的同期，都已经成为干部候补生，这更让谦二倍感凄凉。在第二航空通信联队里，优秀人才都配置在第一中队，谦二则配置在第八中队。

谦二被送往距离宁安火车站东部两公里位于原野中的兵营，火车站旁有座小型飞机场。经过三个月紧张不已的新兵教育期、令人眼花缭乱的繁忙之后，抵达宁安却突然有了大量空闲。他们这个区域已经没有飞机，通信联队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作需要处理。

我只看到过一次飞机。昭和二十年五月左右，好不容易来了一架单引擎飞机，但立刻又起飞离开。就见过这么一次。因为不能让军队就晾在一旁随意玩耍，所以偶尔会派大家去机场做一些整备性的土木工作，其他时间几乎无事可干。另外也干点农活，或去采些可食用的野生灰菜。

就当我们每天过着闲晃的日子时，四月从其他中队送来了来自日本内地的新兵，又狠狠地训练了一段时期，我们也差不多，简直就像为了当俘虏才被送来一般。

第二航空通信联队的士兵虽然以正值役龄的年轻役男为主，但也有不少像谦二一般从日本内地调来补充的新兵。因为缺乏军官，原本需要上尉才能担任中队长，但谦二所属的第八中队则由受速成教育升上来的少尉担任。至于大队长，则征召已经退伍的军官再度“回锅”，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少校。“当我们从事农作时，曾经看过年纪一把的大队长骑马经过。只见过大队长这么一次，而联队长什么的，见都没见过。”

一九四五年二月从中国东北寄给父亲雄二的明信片，因为军队有信件检查制度，只能书写定式化的内容，其中有“因为昼夜勤于演习，请勿挂心”的字句。

虽然受过暗号通讯与卫生兵的初步训练，但没什么机会进行实际演练。受新兵训练时还有一把自己的步枪，但在第二航空通信联队，大概四五人才有一把步枪。配给我们的武器，只有一把被称为“牛蒡剑”的步枪刺刀。印象中从来没戴过钢盔。

新兵训练时有教导大家如何操枪，但从未做过射击训练，一直到战败之后都没有开枪的机会。谦二唯一的射击经验是在早实三年级时，当时作为中学教育的一环，有接受军事训练学习射击的义务，只限于那么一次。新兵禁止外出，连宁安附近的各种商店都没去过。既没去过慰安所，也完全没接触过中国人。

如前所述，关东军为了填补主力调往南方战线后的军力空缺，自一九四五年一月起新设了大量部队。大致是以现存部队的基础干部搭配日本内地调来的新兵与当地征召的老兵，补充成新编部队。不过从实际状态来看，装备与训练都十分缺乏。

谦二所属的第二航空通信联队是历史较久的部队，他们一方面送出基础干部，一方面也补充新兵，但实际状况就如上所述，即便战况逐渐迫近，他们却连挖掘战壕进行防卫的准备都不做，谦二认为这肇因于他们完全没受过较正规的训练，他说：

军队就是一种“公务机关”，上头交代编成部队，命令驻扎于此，便依令做成文件，如果没命令，便啥都不做。说穿了，新兵训练时如果不依照命令动作就会挨打，既没教大家要自己思考，也不期待我们思考。这种状态下如果敌人进攻，该如何应对，我们自然从未想过。

上面这段感想，在当时士兵的回忆录里经常出现。即便在塞班岛或雷伊泰岛等激战的南方前线地区，敌人攻到眼前时也没做什么防卫准备，屯驻部队“无所事事”的例子层出不穷。谦二的处境，并非什么特殊的例外状况。

这期间，日军的战况持续恶化。菲律宾战线彻底崩毁，二月是硫磺岛，四月是冲绳本岛，美军陆续登陆。东京则在三月十日受到大规模空袭，造成了十万人死亡。

对于战争情势，一般士兵更没机会了解状况。一九四五年三月，谦二从早实时代的同学处收到明信片，上面写着“最近舰载机在东京上空盘旋”。指的是二月十五日美军以舰载机空袭东京一事。因为寄到军中的信件都必须通过检查，“在当时这算是很可能会被军方拦下没收的写法”。四月时谦二收到另一封明信片，告知祖父伊七因为强制疏散而前往冈山。

自从分配到第二航空通信联队后，谦二多少有了点时间，可以前往“酒保”（贩卖部）读报纸。当时“酒保”已经没有食物，“顶多就卖点卫生纸而已”。好歹是中学毕业的谦二，总还能在“酒保”阅读些新闻内容。

但报纸上通篇写的都是日军在冲绳靠着特攻战术击沉敌方航空母舰与战舰的消息。日本战败之后才知道当时这些消息全是“说谎”，让谦二确实吃了一惊。

日军已经不能客观报导情势，即便谦二从中学时期便关注的国际新闻，也只优先报导对日本有利的部分。一九四五年七月，英国保守党在下议院选举中输给工党，丘吉尔率领内阁总辞。这个时候第二航空通信联队的军官集合屋的前方黑板，也写上“丘吉尔内阁总辞”的大字。

三月十日，东京大空袭，这天也是纪念日俄战争中奉天会战胜利的日本陆军纪念日，正在接受新兵训练的谦二等人，于礼堂中接受中队长的训示。毕业自陆军士官学校、已快三十岁的上尉，告诉大家：“我们在人生最后关头，绝不可成为‘捕虏’，应该选择自杀。这种时候就带着手榴弹冲进敌阵中，尽量多带几个敌人一同上路。”顺带说明，日本的官方文书中虽然采用“俘虏”（Furyo）这个字眼，不过包括军队等大部分场合，一般都采用“捕虏”（Horyo）这个词汇。

即便如此，年仅十九岁的谦二，仍缺乏客观判断当时情势的能力。对于自杀时带几个敌人上路这样的训示，他只能在回兵营的路上不断想着：

那种事我办得到吗？应该没办法吧。

成为俘虏就必须死，在这种大前提下，各种想法都卡在这点上。所以要么自杀，要么被敌人所杀，又或者带几个敌人一起上路等，只能在这几个想法上打转。

五月的时候，听到希特勒战死、德国投降的消息。希特勒实际上是自杀的，但当时德国政府发布新闻，说希特勒在总统官邸前与苏联军队交战时战死，传到谦二耳边的正是这条新闻。谦二对此的感想是：“希特勒还算是个坚持理想、首尾一贯的人。”却没想过德国输了之后，日本将会如何。

七月二十六日，联合国发表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谦二在“酒保”读到报纸报导，内心如此暗忖：

虽然是小篇幅的报导，不过仍记有可以保留日本原领土四个岛屿的字样。当时读了觉得“竟然可以保留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领土，在这种条件下饶过日本啊”。连续几年不断听到“鬼畜美英”、“所有日本人都会被杀光”等宣传之后，他们竟然能留下日本这个国家，这种处置让人感到异样的宽大。

这种状态下，谦二的平稳日子在八月九日遭打破。这天天未亮，苏联军队就越过国境了。

二、没跟着原部队走是我的幸运

苏军带着压倒性的兵力进入。因为德国已经投降，苏军调度原本驻扎欧洲的兵力来到亚洲，集中了一百五十八万兵力，五千五百五十六辆坦克、自行火炮、三千四百四十六架飞机；相对于此，关东军只有约七十万兵员，坦克与飞机合计不超过两百。

苏联的行动完全出乎关东军的意料之外。根据关东军高层的评估，苏联应已在欧洲战线上消耗许多军力，即便要发动作战，最快也得等到九月之后，慢则得等到第二年。即便如此，七月十日起，关东军为了进一步扩充兵力，开始“彻底动员”二十五万名居住于中国东北的日本人，但这也只是在名目上增加部队人数，其实这些人都没有适当的军备。

因为关东军中央没有预测到苏军进入，因此前线部队也未采取该有的战斗态势。到八月三日为止，前线部队已经传来苏军开始大规模集结的消息，但关东军中央仍未改变判断，其结果就是八月九日的行动对日军而言变成了一场奇袭。

这一天，谦二担任兵营的夜间守卫。清晨五点时，他结束了一个钟头的轮班，并对接下一班的人报备没有异常状况，然后便回到寝室，打算在起床号响起前稍微补觉。就在这个时候，喇叭突然响起。虽然这个响声其实是警告发生非常状态的喇叭声，但因为没人知道发生什么事，谦二仍以为这只是普通的起床号，大叫着：“起床！”

被叫醒的班兵们也跟着吼：“起床！”全员醒来后，准备一如往常到兵营前方列队接受点名，不过终于传来不准外出的命令。大家在营舍里等待时，才理解那是紧急号音。六点半左右，大家终于知道苏军已经进入。

过了许久，传来新的命令，要大家把粮秣与通讯设备等物资都运到宁安车站去。处在最底层的士兵们也不会判断情势，就照着上头交代的命令开始行动。

部队的物资与装备，不管大小都塞到货车上。全体总动员，利用板车或人力搬送。军队里面严格要求“整齐秩序”，原本进入营舍内要换穿拖鞋，绝对禁止穿军靴踏入，但从十日开始大家都直接穿着军靴踩踏，能够感受到非常时期的一股紧迫气氛。

谦二等人受命搭上开往牡丹江的列车，时间已经来到八月十日的下午，关东军发出退至“南满洲”的命令。“有屋顶的火车货车上载满了物资，物资的上方再坐着士兵。我身上既没有步枪也没有头盔。干部们大概是搭乘客车车厢。”

火车来到牡丹江前，前方传来市区正遭受苏军攻击的讯息，列车便停了下来。谦二趁着火车停下时跳下货车观察状况，可以看到缓缓降低高度轰炸牡丹江的苏联军机。列车在空袭过后才驶入车站内，市区在雨水中燃烧，火焰将夜晚照得有如白昼一般。

牡丹江约有六万名日本人居住，许多人都带着家眷挤到车站来想要避难。但日本军却完全没有让“地方人”——当时日本军方对民间人士的称法——搭上火车前往避难的想法。“至少我们搭的货车没有搭载任何避难民众。几乎所有的避难民众都被抛在车站，当时连考虑他们的想法都没有。”

当时的“满洲国”大概有一百五十万日本人。关东军从最初便认为不可能阻挡苏军，计划一边撤退一边在朝鲜半岛边界前进行防卫作战。若事先通知日本侨民避难，退却的民众会让苏联察知日军的后退战术，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该想法未被采纳。事实上等于在战斗展开之前，就已经放弃保护日本侨民了。

苏军进入后，关东军虽曾运送日本人逃离，但实际上都以军人与官僚的家属优先。“满洲国”当时的“首都”新京 （现在的长春市）约有十四万名日本人，自八月十一日凌晨至正午为止，发出十八班列车，运出了三万八千人，其中军人家属占了两万零三百一十人；大使馆相关家属七百五十人；满铁关系家族占了一万六千七百人。[1]简单地计算一下，其中一般市民还不满三百人。

像牡丹江这类位于国境附近的城镇，因为状况更加急迫，详细情形至今不明。牡丹江于八月十三日遭苏军占领，发生了残杀日本人的事件。住在牡丹江的作词家中西礼（音译），以自己当时的体验为基础，写了一本小说《赤月》，内容便提及军人及其眷属到车站搭乘特别安排的列车逃离，而一般民众却不准搭乘这些班车。

谦二等人搭乘的军用列车，遵照关东军的指令，经由哈尔滨于十五日抵达奉天（现在的沈阳市）。他们虽然没有听到昭和天皇宣告终战的“玉音放送”（《终战诏书》），但也听到日本投降的传言。不过其他军官们矢口否认，“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谦二一行人在位于奉天与安东之间的凤凰城等到八月十七日。谦二从长官处听到战败的消息，就是在这天。关于当时的感想，谦二如此说明：

听到通知时，不觉得日本战败了，感到一阵懊悔。不过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内心开始想着：“等等，这么一来我不就可以回日本见家人了吗？”渐渐感到开心。这种心情不能表现出来，只能沉默着，但大家内心都这么想。

除此之外谦二的另一个想法是，“哎呀呀，如此我就不用带着万年一等兵的身份活下去了”。

当时日本的在乡军人会影响力庞大，在地方社会中，大家仍相当看重从军时的军阶。特别是在农村，“那个人好像在‘一选拔’中就获选为上等兵，如果想要嫁新娘的话，果然还是要选这种人啊”，大概就是这种调调。像自己这种劣等兵，即便退伍回到日本，也只是“见不得人”的角色。现在日本战败了，往后大概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吧。

当秩序激烈变化时，人们既无法预见将来，而且经年累月的思考模式也难以改变。从战败后的日本社会来看，预测今后无需背负“原劣等兵”身份便可活下去的安心感，只是延续二战前日本社会的思考方式来预测未来，既无法成立，预测也失准。

但另一方面，谦二在这个时间点上预测日本内部的军队型社会将会消失，则是正确的想法。当我们观察历史可以发现，庶民的判断往往会在细节上出现错误，但对整个大环境的判断却屡屡正确。

后来，谦二隶属的第八中队长、那位年轻少尉，于第二天中午试着以军刀切腹自杀，但却没能成功。人类腹部有脂肪堆积，刀其实不易通过，遑论要整个切开腹部。江户时代的切腹，只是形式上以刀刺向腹部后，立刻由“介错人”[2]负责把切腹者的头砍下。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年轻少尉，虽然试着切腹，结果只是负伤，而且花了两周才痊愈。

被告知日本战败后，谦二等人移动至鸭绿江河口北方的辽宁丹东，分散开来住宿。谦二他们住在当地日本居民的公司员工宿舍内，因为无事可做，只好与附近居民闲聊。从当地居民处，谦二才得知广岛与长崎遭原子弹轰炸，而日本联合舰队已经毁灭，只剩下“长门”等船舰。谦二听说原子弹具有惊人的破坏力，但并不十分理解情况究竟有多严重。

大家一直在员工宿舍等候，大约八月二十八日，日本军的长官下令，要大家把武器拿到宿舍一处缴交。谦二身上的武器只有一把刺刀，不过事实上这就是对日军的解除武装。

等待期间，中队本部发给士兵八月份的军饷。从军期间，士兵的军饷都以邮政储金的方式存入个人户头，随着邮局机能崩解，首度以现金方式发放。士兵们没事可干，便拿着领来的薪水向中国人买食物吃。“因为连储金簿都没看过，这时才知道自己的薪水是每个月十五日元。因为军队也是行政机关，从薪资明细档案到中队长印章，连撤退时都带着一同离开驻地。”

从居住处的员工宿舍，可以清楚看到连接中国东北与朝鲜、横跨鸭绿江上的火车铁桥，但几乎没有列车通过。士兵们吃完晚餐后，会闲聊“如果列车可以通过那铁桥，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中队事务股比较资深的准尉对拿钱买食物吃的士兵们说：“你们啊，这样会没有回家的车钱喔。”谦二当时只想：“反正国家会把我们接回去，为何话题会扯到得自费回家？”

在安东等了一阵子之后，大家照例搭上时刻表状况不定、走走停停的军用火车，九月十五日左右来到当时的奉天。在奉天街上，谦二首次见到苏联士兵。

九月二十日左右，包含谦二在内的日军俘虏，都被集合至位于奉天北陵某所带围墙的大学校舍里。这里似乎是医科大学或是师范大学，但不清楚是什么校舍。

来到该处的不仅有谦二所属的第二航空通信联队，附近以部队为单位的俘虏，或者零散的个人等等都被集合至此。“跟往常一样是由部队长官直接下达命令，恐怕是苏联军队为了维持日本军队的形式，所以仍由部队长官下达移动与集结命令。”

好不容易把集结的俘虏们编成一千人左右的“大队”，准备移送到某处。谦二说：

编组工作应该是日本军自行完成的，在北陵校舍中，关东军的军官们处理事务工作。大家都以为这是为了移送归国而进行编队，完全没有任何情报，士兵之间也没听说过要移送西伯利亚的谣言。集结地虽然有苏联军队步哨，但日军军官既然没有下达命令，大家也无法想象将被送往西伯利亚。

关东军司令部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对苏联方面提出的陈情书中，有关受俘日军的处置一章，有这样一节记载：“返回（日本内地）之前的时间，将极力协助贵军之经营，敬请尽情调度使用。”[3]

原来，近卫文麿受天皇之命于七月底签订了《和平交涉要纲》，将居住于“满洲国”的日本军人、军属（为军队工作但非正式军人）当作赔偿的一部分，为苏联提供劳务服务。战败之前，日本政府还希望苏联能居中调节，帮助日本与联军诸国展开和平交涉。

苏联方面在二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向盟军阵营承诺，对德战争结束后，将在二至三个月内对日宣战，但实际上德国投降三个月后苏联才发起进攻。日本投降后，斯大林发出一份日期为八月二十三日的极秘指令，要求依照过去已经计划好的方式移送日军俘虏。日本方面的对苏交涉，根本只是一厢情愿，不过当时的谦二根本无法得知这样的内部信息。

集结于北陵的俘虏们，许多都是在日本战败前遭“彻底动员”来的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居民。根据谦二的回忆，九月中的某天，出现了一群混杂穿着日本木屐的民间人士，来到了北陵。

“喂，还混着‘地方人’啊！”士兵之间立刻传言四起。与这些人交谈后，才知道他们是在当地受征召的日本居民，战败之后他们便除去兵籍返回家中，稍后突然又接到通知，说要发退伍证明书，请曾经拥有军籍的人到当地警署领取，这些人到警局后就被武装的苏联士兵押送到北陵来。大概是为了达到苏军要求的移送人数定额，日本军方为了确保人数，再次动员征召。这些民间人士到北陵后，日军便要求他们换上发给他们的日本军服。

有人甚至只因太太托自己跑个腿，顺道去趟警署领退伍证，就这么被带来北陵集结地，接着又被送到西伯利亚。这些人非常痛恨通知大家前往领证的町内会长或邻组长，叫骂着：“你们自己不去，竟抓我们替死！”还有人说：“等回日本一定告死你们！”有些人比较敏锐，察觉该通知有异而不予理会，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愈是认真诚实的人，往往就愈信任上级，所以才会中计被带走。

谦二与这群被集合带来的“满洲国”日本居民谈起军队在牡丹江把日本居民留在原处，自行继续撤退的事情。大家纷纷反映“军队就是这样”，然后担心起自己的家人。然而，这次移送，“应该有人因此便与家人永别了”。

包括谦二在内，大部分的俘虏都没打算逃离北陵集结地。

苏联士兵在每个重要处都设下监视，晚上还可以听到枪响。居住在东北接受征召的日本人，有些能说中文，在当地又有家人，部分人似乎就此逃走了。可是我不懂中文，离开军队就等于没饭吃，在这样的考量下，还是跟着编成大队的众人一同行动。即便如此，还是没想到自己会被送往西伯利亚。

集结后经过一周左右，谦二搭上移送列车，离开了奉天。第二航空通信联队的士兵们先编成部队后出发，但谦二因痢疾复发，体力衰弱，所以军队把他与其他二十名同样身体状况不佳的人留着，先行离去。“军队是官僚组织，理所当然把碍手碍脚的人弃置一旁，因此大家也深知他们不会保护民间人士。”

不过对谦二而言，这却是一种幸运：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活下来的理由之一。如果跟着原本编成的部队前往西伯利亚，因为不可能再补入新兵，所以在集中营内将会成为万年新兵，永远遭人任意使唤，配给食品时也将排在最后领取。当我阅读二战之后各种西伯利亚回忆录，读到很多这种例子，最下层的新兵死亡率非常高。如果随着原编成部队移送，自己既笨手笨脚，体力又差，搞不好活不过第一个冬天。

谦二等第二航空通信联队的残留士兵们，进入了新编成的“奉天第五十二大队”。这个大队由大队本部以及六个中队组成，谦二隶属第四中队。这支队伍由杂多的小部队、类似谦二这样的脱队士兵，加上七月、八月遭“彻底动员”的“地方人”等，集合而成。

“地方人”的年纪大概都在三十到四十几岁，他们把像我这种第二航空通信联队的脱队士兵当作小孩来对待。因为他们直到不久之前都过着民间生活，军队内的习惯或特权对他们不通用，因此即便移送西伯利亚的战俘营，军队长官也不能光明正大行使特权，也不能在食品分配上乱动手脚。这大概是我能活下来的理由之一。

九月二十五日左右，谦二所属的第五十二大队从奉天北部的皇姑屯车站搭上火车货车。谦二搭乘的这辆列车，前方由蒸汽机关车头拉动，几乎都是有盖的货车厢，只有两节车厢是有椅子的客车，由大队司令部人员搭乘。其他人员则挤在以板子隔成上下两层的货车厢内，每节车厢约有一百人。货车屋顶上另外有木板走道，担任监视工作的苏联士兵便乘坐其上。这一年的九月二十三日是满月，谦二还记得出发前一天的晚上，在大学里眺望月亮的美丽景色。

谦二搭乘的列车由奉天出发，当时他们还相信这是一辆要将他们送回日本的列车。

三、赤塔流放地

列车出了奉天后朝北方前进，如果要遣送回日本，理当往南走。即便如此，俘虏们仍想象不到将被送往西伯利亚。

列车北行后，大家就想，应该是要通过哈尔滨转往海参崴港。可是列车通过哈尔滨后仍继续往北，这时又有传言说是因为作战破坏了铁桥，所以必须改由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转往海参崴。人类不太愿意相信事情进展逐渐恶化，宁可满怀期望地观察周遭状况。

俘虏们在货车厢内的两层底板上三三五五地坐着。因为是在极短时间内编成的队伍，不具备真正的部队机能，“只是把互相认识的人凑在一起的乌合之众”。

运送俘虏的列车，在铁道路线上连绵前进。因此当更前方的列车塞车时，后方列车便经常得停下等待，并借此补充煤炭与水。场景大概都是在辽阔原野中的某个火车停车场，停车后可能几个钟头都不动，一旦发车，又会奔驰不停，不知何时才再停车。

货车上没有厕所，所以得忍耐至下次停车，或者在地板的缝穴中解决。而且不停车就无法煮饭。搭乘火车时领到两公斤的黑面包，一开始因为太酸，谁也不愿意吃，即便肚子渐渐饿了，大家一开始还是先从发配的米与杂粮吃起。

利用蒸汽火车头补水停车的时机，可以炊煮杂谷，日本的米饭只要没水没火，就束手无策。当时是我第一次见到俄罗斯黑面包，当发觉只要有水和这种面包就能活下去时，还觉得相当方便。列车不停的时候，大家便生啃谷类，最后终于也吃起黑面包。

毫无预警停下车时，大家便赶紧奔走取水烧饭，在火车停车场有帮机关车补水的水箱，因为没有水桶，俘虏们便拿着饭盒在水箱内取水。这些水是为了下次停车之前做好准备。

停车煮饭时，筹措燃料是一大难事。因为这支队伍不是真的军队，无法有效依军纪行动，所以几个谈得来的人便结伙到四周寻找枯草、柴薪或脱壳后的谷物外壳，权充烧饭燃料。但因前方列车的俘虏们也同样在火车停车场周遭采集燃料，许多时候木、草料都遭采尽，他们只好前往更远处搜集，有些俘虏甚至因此遭遇盗匪。当列车发出发车讯号时，总会让离列车较远的人大为慌张。

现在回想起来，面对要把自己送去西伯利亚的火车，因为它即将离开而感到着急心慌，也是相当奇怪的事情。但是处在那种资讯有限的环境下，也只能做出此种程度的判断。谦二说：“当时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状况。因为言语不通，即便逃走也不知接下去该何去何从，因此只能保持与大家一同行动。”翻阅西伯利亚拘留记录资料，可以看到许多人指称苏联士兵提供假资讯，告诉日本人他们搭乘的是“Domoy（俄语“归国”之意） ”的列车。据说因此许多日本士兵不加抵抗，而任苏军运送。不过根据谦二的说法：“没有从监视兵那里直接听到消息，当时大家一心一意想要回家，到处充斥各种充满希望的谣言，这些传言广布的程度恐怕超过大家想象。”

根据谦二他们奉天第五十二大队于二战后发行的会刊来看，从奉天出发后，逃离大队的合计有数十名[4]。根据谦二的回忆，刚从奉天出发时逃走的人数最多，到北安（现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北安）出现了最后的脱逃者：“苏联士兵在货车顶上架设自动步枪，因为曾在夜里听过开枪的声音，推测应该有人打算逃走吧。猜想逃走的是能说中文、在东北当地征召的日本人。”

火车停车期间，当地的“满人”纷纷前来，与俘虏们以物易物。谦二也拿军队发的皮腰带和当地人换了食物，类似煮玉米或豆沙包，交换这类可以立刻食用的物品。至于被集合到北陵的民间人士，有些也拿自己换上军服前的私人服装与当地居民交换食物。

对因为腹泻而遭部队抛弃的谦二而言，在体力极差状态下的这趟列车行程，显然痛苦不已：“火车停下大家取水时，颇得要领的机灵人很快就可以确保自己的饮用水，而我总是慢半拍。加上这个刚编成的集团也没什么团体感，自己如果不做点什么求生，也不见得会有人伸出援手。”

终于，列车经过哈尔滨来到北安。列车停在此处，大约等了一周时间。接着在十月十日前后终于来到国境上的小镇黑河（现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谦二等人于此下车。

在北安曾与往南送返日本居民的列车擦身而过，黑河已经没有任何日本居民。黑河街道上的建筑物已经遭受苏联军队的炮击破坏。从此处渡过黑龙江（阿穆尔河），便是苏联阿穆尔州的海兰泡。

苏军命令俘虏们开始将物资堆上驳船，准备渡过黑龙江。这些物资是苏联军队从中国东北掠夺来的战利品，有各式各样的物件，不过最大宗的仍是大豆与高粱等粮食作物。在俄国人的驳船上，由俘虏们背着每包大约五十公斤的物资爬上驳船阶梯后堆放。

这样的作业持续了快一周，最后俘虏们也搭上驳船渡河，那天是十月十四日，因为是俘虏朋友的家乡举办庆典的日子，所以记得很清楚。

抵达对岸海兰泡的那天下着雨，但苏联没有准备任何住宿用的建筑，俘虏们只好在其他建筑物的廊檐下站着撑过一晚，第二天开始在原野中开挖壕沟。大家把手边的营帐集中起来设置屋顶，周围做好排水沟，一面搭建避雨的场所一面忍耐寒冷。接着在这里又花了一周左右进行作业，将驳船上的行李全部卸下。

从海兰泡有开往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的火车。在黑龙江两岸上下货作业了十天的奉天第五十二大队，乘着十月二十五日的夜间列车，深夜从海兰泡出发。

出发的第二天早上，俘虏们一边观察太阳的方位，一边讨论现在正在往西北抑或朝西南前进。但因列车路线不断变换方向，所以难以掌握前进的方位。不过当天下午，大家终于从太阳的方向，知道列车正往西行。

进入苏联领土后，警备格外森严，俘虏除了下车上厕所之外，都禁止离开列车。进入苏联领土后换乘的列车连接有炊事车厢，从该处向各车厢提供装有热粥的金属制圆锅分食，因此也不可到车外去煮饭。在奉天分发的黑面包早已吃完，手边即便还有杂粮，也无法炊煮。如果发生什么状况导致粮食配给停顿时，就只好生吃杂粮。

被原本部队弃置的第二航空通信联队脱队士兵，因为长程移动而体力不支，有些人就这么从列车上消失了。谦二说：

大概离开海兰泡三天后，有个入伍四年的“万年一等兵”——会成为“万年一等兵”，大概都是思想或行为上有问题，属于很糟糕的士兵。这个人被列为“万年一等兵”的理由是他智商不太够，对部队而言带着这个人相当麻烦，所以也把他抛弃了。而且关于确保食物、作业分摊等，他全部不需参加。

这个人既不会打水，也无法收集燃料，更不会煮饭，光是在货车车厢内睡觉。俘虏同伴会多少照顾他，不过遇到情势紧迫的时候，往往自顾不暇，只能担心自己的事情。最后，他的存在感日益稀薄，大家几乎都不记得有这个人，某天他终于从列车上消失了。讲得好听一些，有人说他下车“入院”去了，不过列车在大荒原上奔驰，根本没看到有医院的小镇。在没有任何体制帮助这个人的情况下，他大概没能够生还吧。

再往后的西伯利亚时期也是如此，谦二从未亲眼见过人员死亡。“大概就是那么回事，跟电影、小说不同，他们总是在不知不觉间就消失了。”

离开奉天大约一个月，十月二十八日的午后，列车通过一个大市镇的中央车站，最终停在离市镇一段距离的火车调度场。俘虏们受命在车上等了约一个钟头，当天色昏暗下来，便开始依序下车，并分成三个集团。第一集团有第一、第二中队；第二集团有大队本部与包含谦二的第三、第四中队；第三集团则有第五与第六中队。

火车通过市镇的中央车站时，俘虏们才知道这个市镇名为赤塔。赤塔为西伯利亚联邦管区赤塔州的首府，十九世纪为俄罗斯帝国的流放地。在日本军的地图上看来，离开海兰泡之后便无都市，直到赤塔之前，没有任何稍具规模的市镇。

下车之后，听到告知下午五点的汽笛鸣响。处于不知未来会如何的状态下，谦二说，这声汽笛听来是一阵“非常悲凉的声响”。

当天虽然有配给早餐，但没有发放午餐、空着肚子的俘虏们，奉命走在寒冽阴暗的大雪中，当时谦二身上仅有一只背包，里面装着饭盒、水壶、用得又旧又薄的军用毛毯，以及少许的日常用品。

经过一个月的列车运输，抱着空腹走在寒冷阴暗中，实在非常痛苦。可以听到日本军官喊着“还剩几公里了”，激励大家继续往前。这里面也包含了运送死于货车上同僚遗体的小组。

让俘虏搬运遗体，可能是为了确认人员数量吧。苏联军队中的运输指挥官，应该确实有收到将俘虏移往战俘营的命令。包括遗体一同确认送达，必须让战俘营的所长明确人数，然后才能领取“受领证书”。不管是日本军队还是苏联军队，只要是军队就是这种情况。

大陆城镇的空旷大道上，仅偶尔出现几盏路灯，几乎没有汽车与行人的影迹。队伍经过不知名的巨大铜像与水泥建筑物前，步行了大约两个钟头，终于抵达一处木造建筑。这段大约五公里的路程，此时却令人感觉如此遥远。谦二所属的集团在此停下，其他集团还需走到更远的地方，而且，此后再也未曾见过他们。

那时已是深夜了，累坏了的俘虏们也没有余力思考其他事情。他们在终于抵达的安心感中，分配决定各自要睡在三层床铺的哪个位置，吃过配给的食物后，立刻睡下了。

对谦二而言，从这一天开始，展开了他待在赤塔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三年时光。

[1] 半藤一利，《ソ連が滿洲に侵攻した夏》，文艺春秋，一九九九年。

[2] 介错：日本历史上指为切腹自杀者斩首，以让切腹者更快死亡，免除痛苦折磨的行为。

[3] 白井久也，《検証シリア抑留》，平凡社，二〇一〇年。

[4] 《北陵より舞鶴まで》，《“赤塔会会报”》，第三号，一九八二年。

第三章 西伯利亚

一九四五（昭和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奉天第五十二大队的第三、四中队，以及大队本部的俘虏们共约五百名，终于抵达赤塔第二十四区战俘营第二分所。两天之后，谦二正好满二十岁。

一个已经在车厢内过世的俘虏，由同伴们扛着他的遗体，一路运送到战俘营。这位死者在战俘营全员的目送下，包着席子由推车送往墓地。

后来，因为劳动日益繁重，饥饿感也愈来愈强烈，大家不再有余裕举行这样的葬礼。深秋之后流出传言说，每当有人死去，守灵时大家会供上一碗插着筷子的白饭，但第二天天亮时白饭就会消失。饥饿与极度寒冷的西伯利亚之冬，已经悄悄降临。

一、每个人的生存能力不一样

日本战败之后，遭苏联带走的日本兵及其他人员（“满铁”职员、“满洲国”官吏、警官、军属等），人数上有各种说法，但大致有六十四万人。分散收容于西伯利亚（约四十七万二千名）、外蒙古（约一万三千名）、中亚（约六万五千名）、苏联欧陆部分（约二万五千名）等处，约一千二百处战俘营，以及约一百处监狱与其他特殊战俘营。分布幅员宽广，东起堪察加半岛，西至第聂伯河，北到北极海沿岸，南至帕米尔高原山麓西部。

理所当然地，俘虏们遭遇的折磨也因地区而有所不同。西伯利亚需面对零下四十五度的极度酷寒，中亚得面对四十度的高温炎热；湿地区域会遭遇大批蚊蚋，干燥地带则得忍受口渴，俘虏们被迫面对各式各样的苦难。除此之外，还得在饥饿之下开采矿山、铺设铁轨、进行土木工事与采伐森林等重度劳动的工作。

赤塔是赤塔州首府，也是铁路与道路干线集中的要冲所在。既是帝俄时期的流放地，也是苏联军队外贝加尔山脉军团司令部的军事重镇。俄国发生革命后的内战时期，曾遭白军占领，日本为了干涉革命政权而出兵西伯利亚时也到过此地。谦二曾经在赤塔郊外亲眼见到过往日本军第五师团建立的纪念碑。

赤塔市郊的松树林中有两栋并排的建筑物，据说被当作日本与“满洲国”的领事馆来使用。

那是西洋式的雅致建筑物，外出劳务作业时经常会经过。过了一年左右，才听说那是领事馆。

回国之后，曾读过在该领事馆工作过的人所写的回忆录。接近日本战败的时候，他们拿着双筒望远镜从这个领事馆向东侧监视西伯利亚铁路的军用列车。回忆录中还写到日方在战争期间从领事馆开汽车到城市内搜集情报，结果遭苏联的汽车紧紧尾随妨碍、最后被挤到砂地的道路上陷在路中的困窘情境。赤塔市中心街道虽然是石板路，但稍微离开市区就都是砂子路，还记得当时我们连走路都感到相当辛苦。

俘虏的战俘营依据地区进行区分，在赤塔周边有第二十四区（赤塔）与第五十二区（卡达拉）。根据日本厚生省撤退援护局的统计，第二十四区中的三十四个分所，共收容了“一万人以上”，而死亡者约有三千二百人。[1]被带往西伯利亚的约六十四万人当中，通说死亡人数超过六万，但这有许多派说法，正确的数值至今依然不明。

谦二等人拘留于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日常起居大致如下：从早上六点起床开始，起床的信号已经不是钟声，而改以铁锤敲打一段挂在卫兵所的铁轨，借此发出的响声叫醒大家。

起床吃完早餐，七点半到八点左右，为了出发进行劳务作业，会在出口整队成五列。从秋天到冬天，西伯利亚这个时刻既黑暗又寒冷。

在卫兵所前排列整齐，警卫兵为了确认人数开始计算。可是因为苏联人没有背诵九九乘法表的习惯，不采用列数乘以列数的点名方式，而以五个人五个人加算的方式计算。因为实在冷到受不了，只能一直踏着脚保持列队状态。当时内心不断想着，这些家伙怎么头脑这么差。

接着分配各作业班的任务，出发进行劳务作业。来到战俘营最初的任务就是维修战俘营。这个木造的战俘营虽是为了大量收纳俘虏而搭建，但设施建制并不完善。大家持续修盖厨房，整修卧铺，还更进一步在战俘营周围搭设栅栏。

最初的工作是搭建栅栏把自己关起来。可是周遭都是严寒的荒野，没有食物便饥饿到体力不支倒地，不管有没有这道栅栏，脑袋中根本没想过能够逃走。二战结束后有读过一些人的故事，说他们自战俘营逃脱，那是受惠于相当良好的条件与自身拥有强健体力。即便如此，也没有人就这么逃回日本国内。大家都在脱逃途中被捕。

经过了约二十天的整备作业后，开始派遣大家从事各种劳役工作。

工作分配，由苏联交代给日本的大队本部，然后层层移交给中队、小队、各班。班长再从二十名左右的班兵中，指名几个人为一组，分配工作。今天去那边执行土木作业，明天去那边从事农务，有各式各样的派遣，指定了各式各样的工作内容。

战俘营就像把俘虏当作劳工，派遣到各企业去，本部则类似独立计算酬劳的劳工派遣企业。依据当地的各种企业团体的要求，把战俘营的俘虏当劳役派遣，提供使用。各企业团体依照苏联的劳动规定计算薪资，支付给战俘营。战俘营将俘虏的餐费、照明与瓦斯等燃料费、医疗费用扣除后，剩下的才发给俘虏们。整体的运作体系大致如此。但扣除的餐费与其他费用所占比例甚高，只有一部分拥有特殊技能的俘虏，从一九四七（昭和二十二）年之后，才能真的领到劳动薪资。

在苏联不只有日军和德军的战俘，连苏联内部的政治犯与一般囚犯也被当作劳动力来使用。日本从明治时期之后也曾把囚犯当成劳工来利用，如果没有这些囚犯的劳动力，就不可能出现北海道的道路建设与三池煤炭的开发。[2]虽说如此，但苏联活用囚犯劳力的规模，是其他国家无法企及的。据说一九四九年当时，在苏联的“奴隶劳动者”共超过一千万人。谦二等人也被编织到这个体系当中。

这个系统与其他国家处理俘虏的状况相当不同，但日军从将至兵都不理解国际法。以谦二的例子来看，他被当作劣等劳工使唤，根本没有依照正常规定支付酬劳，所以也没想过自己可以领取劳动薪资。

有很辛苦的工作，也有很轻松的工作。采伐树木、在风吹日晒的荒野进行土木作业等，属于辛苦的工作。读过其他战俘营回忆录之后，才知道这还是比开采矿山或铺设铁道来得轻松些。

至于轻松的作业，大概就是温暖的室内作业或是农务作业，因为庄稼长得好，就可以收成马铃薯，获得食物。最好的工作，大概就是前往苏联军官的家中，帮他们丢弃冬天结冻的生活废水。赤塔没有上、下水道，生活废水全都倾倒家中，冬天很快便结冻成山，所以必须在春天融化腐臭之前，把这些冰块敲碎，丢进河川里，这就是工作内容。工作轻松，又可以从军官夫人那里获得食物。类似这种“爽缺”，大家都想做。

会周济食物给俘虏的俄国人，大多是女性，特别是阿姨们。许多人也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与孩子。这些阿姨一定会问俘虏“几岁啦”，以只字片语的俄文回答说“二十岁”后，对方便悲伤地摇着头说：“年轻呐！”，“爸爸或妈妈都还在吗？”被这么一问时，内心不禁悲从中来，现在还记得那时的景况。

送到赤塔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人员，是奉天第五十二大队的第三中队与第四中队。大队长是植苗驹雄上尉，大队副官是隈部会上尉，几乎所有的管理业务都由隈部上尉执行。少校以上的军官另外收容于军官战俘营，所以此处以上尉为最高阶军官。谦二隶属的第四中队第二小队中队长为浦山上尉，小队长为田下中尉。

只不过，在大队的军官们，大概只有半数是现役军人，其他都是日本快要战败时，召集而来的当地日本侨民，算是应召的预备役。

中日战争开始之前，日军预算有相当限制，因此员额也不多。大致由陆军士官[3]学校出身的现役军官，以及甲种合格现役兵组成，士兵服役两年后便可退伍。类似谦二这种体质不佳的第二乙种体格的士兵竟然也受到征召，代表当时战局已经相当严峻。

随着战局恶化，一些已经退伍的士兵与退役的军官，又再度被征召加入部队。这些人较为年长，被再次征召之前已经过着一般的社会生活。受到“彻底动员”集合而来的当地日本侨民，大概都是这样的人。

谦二隶属的第五十二大队军官中有许多都属于此类再度征召的军官。大队长植苗上尉与大队副官隈部上尉，是原隶属机场大队的现役军官，但第二小队长田下中尉，则是一九二〇年代军事限缩时期的短期志愿军官，后来成为预备役；当他成为“满洲国”侨民之后在当地受到征召时，大约四十多岁。

第四中队长浦山上尉，原本是女子学校的英语教员，后来负责管理位于奉天的战俘营。第四中队的第一小队长也与第二小队长一样，同为被再度征召的当地日侨居民。第三小队长为现役中尉，第四与第五小队长皆为二十岁左右的少尉军官。

而且，因为日本战败，日军全员都形式性地升了一级军阶。谦二因此成为一等兵，田下小队长从少尉升为中尉，浦山中队长从中尉升为上尉。对于这样的升等，大家都称“波茨坦中尉”“波茨坦上尉”等等。

在奉天临时编成的第五十二大队，抵达战俘营之后才完成整编。谦二所属约有二十名班兵的班，大概有以下成员：首先是班长高桥，他是现役军曹，曾待过从华北移防东北的部队，是拥有战斗经验的老士官。日本战败后，他与那些遭“彻底动员”的人一样，暂时离开了军队，但又在奉天受到征召并被送往西伯利亚。

班里面有丸谷伍长，他是当地征召的日本侨民。丸谷伍长周遭还有五六名住在奉天的日本侨民好友，大家都是当地征召而来。另外班内还有两位《“满洲”日日新闻》的记者，也在当地受到征召前来。

班内尚有一名原本应该是中尉的人，却隐瞒过去，以一等兵身份入队。这位佐桥原中尉，趁着战败后的混乱离开部队，在过去身为他部下的丸谷伍长家中“接受寄居照顾”。

另外，有一位与浦山上尉一同在奉天战俘营工作的日裔第二代、叫作饭冢上等兵的原翻译，也成为俘虏进到这个班来。他出生于洛杉矶，回双亲故乡广岛短暂停留时，却因战争爆发无法返回，之后还受到征兵的召令。但上级将他从普通部队中调出，送到奉天战俘营去当翻译。饭冢虽然有时候不太能准确掌握日语的情境，不过在战争初期日军占领新加坡，俘虏了白思华中将（A. E. Percival）与温莱特少将（J. M. Wainwright）时，他曾经担任过他们的翻译。他还说“白思华很小气”。

在大队本部里，也有一位出身夏威夷的川村伍长，是略为年长的原翻译，现在则担任炊事班长。如前所述，浦山上尉担任过女学校的英语教员，现在是饭冢与川村的长官。

在黑河执行物资搬运作业时，加入了另一位山本翻译，他担任对苏军的联络职务。传言山本曾在中国东北的公司从事贸易相关工作，所以能够讲俄语。五十岁左右的山本个性温和，是一位深受敬重的“人望者”。

翻译这种工作，为了迎合苏联方面，可以把俘虏们想表达的意思略过不译，但山本却很忠实地翻译。通过他的口译，供食与劳动条件有很大的改进。虽然他是非常温和的人，但如果苏联方面有蛮横的举止，他也会委婉地训斥对方，详加说明应有的正确做法。这位“人望者”绝不会说什么豪言壮语，但任谁都会对他敬让三分。

这些人的经历，都是谦二在战俘营里闲聊中听到的，缺乏资料佐证。高桥军曹历经什么样的转折才来到奉天集合，又或者佐桥中尉为何隐瞒身份埋没人群中，这些事实都不甚明了。

都是闲聊时谈到进入军队前大家从事什么，无意间脱口而出的事情。不过大家最热衷的话题仍然是食物。“回到日本内地后想要吃什么”啦，“乡下红豆汤与御膳红豆汤有什么不同”啦，大概都是这类话题。而且这种闲聊都是一九四六年春天之后，稍有余裕时的事情，最初的那个冬天大家都累垮了，回营舍只想睡觉。

苏联方面也针对俘虏进行身家调查，特别针对原关东军特务部队出身的人，都会进行严密的监视。不过根据谦二的推测，“一般部队的人，即便伪造自己的军阶，只要不影响整个管理运作，苏军也不怎么关心吧”。谦二自己也仅在抵达战俘营时接受过一次身家调查，之后完全没有追踪调查。

第五十二大队因为是混合编成部队，所以混杂了各式各样的人，不过也因为这种多样的编成，此处的上下关系不像一般军队那么严谨。日本战败之前才征召而来的当地日本侨民许多彼此都认识，名义上挂着士官或军官，但分配食物与劳役时，并没有发生蛮横或偏颇的状况。“不管是轻松的工作还是辛苦的工作，能够赚点好处或没啥好处可捞的工作，身为班长的高桥军曹，都尽量做到公平分配。”

谦二所在的战俘营，军官们也是收容在其他建筑，拥有不同的待遇。不过这是因为苏联遵照过去于一九〇七年批准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海牙第四公约）规定，军官与士兵享有不同待遇，而且不可驱使军官进行劳役。

因为不懂国际条约，当时感到很不公平，不过除此之外，因为自己所处的战俘营并没什么阶级差别，这算是相当幸运的一件事。在其他的战俘营，新兵不管粮食或劳役分配，都处于最差状态，许多人都因而死亡。

虽说如此，战俘营的人际关系大致还是相当冷酷淡薄。即便视同一班的班兵，因为大部分人白天没有一起作业，大家感情没那么好。加上该队内没有阶级与类似部队的固定上下关系，“不得要领”的人，劳动作业手脚缓慢的人，就容易被当作“包袱”。

例如在一九四七年夏天，我们被派遣至某丘陵地带达三个月，执行树木采伐劳务。两个人一组以锯子伐树。每一把锯子的锐利程度不同，判断错误选到钝的锯子，就难以砍断树木。那些懂得选出好工具的人、有体力的人、灵巧的人等等，到现场时就会组成团队。而像我这种既不得要领、又没有体力，而且不具技能的人，只能与状况差不多的“残渣”们组队。当时与我组队的是同样来自第二航空通信联队的新兵，两个人同样既没体力又不得要领。有能力的团队总是能够达成规定的作业量，我们却老是苦于达不到规定量。三个月后回到战俘营，大家都说“你瘦了好多”。如果这发生在最初的那个冬天，我大概早就死掉了。

度过了最初的冬天后，俘虏中具有经验及知识的人，开始担任电工、木工、理发师等技术职位，这些工作大多在室内，苏联方面也因为技术劳动者不足，对他们颇为礼遇。技能职务的业务达成率较体力劳务高，一九四七年以降有些人已经可以领到薪资，也有人能到赤塔市内的市集购物。

为了能够从事这些职业，有不少虽然没有经验但手脚灵巧的人，靠着自学与能力也成为临时的技术人员，他们被通称为“西伯利亚木工”“西伯利亚泥水匠”等。谦二说：“在战俘营内，原本就有一些过去从事泥水匠、木工与农民等各式各样职业的人。”

这些技能对俘虏生活也有所帮助。谦二所待的战俘营，在一九四六（昭和二十一）年左右曾经发给大家苏联从中国东北掠夺来的带壳稻谷。俄国人没有稻米脱壳与精米的知识，因此把工作委托给俘虏，而出身农民或木工的人们，以大棵松树做成磨臼，还制作了将米壳吹走的手摇风扇机。俘虏们在出品率上做了点手脚，成功增加产量，之后大概三个月期间，大家几乎都能吃饱。

但反观谦二，过去不过是个下级事务员，刚满二十岁，既没有特别技能，也没有农业或土木工作的经验，而且办事往往都不得“要领”。

那是一九四七年春天，我被派到面包工厂运送燃料时发生的事情。类似这种有好处可捞的工作，在中队中大家都是照顺序轮流担任。面包工厂里大多都是中年女性，俘虏中办事机灵又得要领的家伙，会用俄语隔窗叫唤：“女士，快给我！”女人们就会丢出一些面包。我对这种事情充满抗拒感，所以完全办不到。俘虏同伴都期待出这项差的人可以偷拿一些面包与小麦粉，当作“土产”带回战俘营。我大概只能把面包切成薄片塞在衬衫里带回来，顶多只能分配给两个人。

有些人竟然能从工厂带回两公斤左右的完整面包，他们把面包装入袋子后挂在脖子上，垂下来藏在外套的衣摆内，回到战俘营身体检查时，面包连着外套整个脱下，骗过苏联士兵的眼睛。甚至还有把小麦粉藏在帽子里面躲过检查，在战俘营内烤来吃的人。拥有在底层累积的经验与生活能力的人，在这种状况下有更强的生存能力。

缺乏经验的谦二，屡屡遭遇失败。一九四六年五月，他在户外作业途中找到了一处长有茂密野生灰菜的地方，他特别把早饭留下来与灰菜一起丢进饭盒中煮，却过于苦涩无法食用，只能哭着把饭菜都倒掉。煮灰菜时得先去掉苦味才能食用，这种乡下出身的人都知道的常识，谦二却完全不懂。

理所当然，俘虏们的劳动欲望并不高，工作效率相当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开始，开始建造砖造集体住宅，从马铃薯田整地开始，全都靠人力作业，一直到谦二一九四八年夏天回国时，该建筑还仅搭到二楼。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过日本俘虏在俄国建造歌剧院的节目，我个人不太相信这种表面上的说法。恐怕俘虏们只是曾经在该处工作过而已。后来日本的经济与技术获得国际上的好评，俄国方面才做出这种“日本人搭建”的传说吧。

不过上述带有某种幽默或余裕的状态，都是一九四六年春天以后的事情。“最初的冬天实在非常难熬。因为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例子，大概都出现在这个时期。”

二、国家应负起的责任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处于最恶劣状况下的不限于谦二所处的收容所，几乎所有拘留回忆录都有相同的记载。出现这样的状况其实有几个理由。

首先，日本战败之后，苏联的经济也处于相当窘迫的状态。德苏战争中苏方的阵亡人数，从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的说法都有。苏联人口于一九四〇年有一亿九千五百九十七万人，一九四六年人口则为一亿七千三百九十万人，大约减少了百分之十一。日本方面的阵亡者约有三百一十万，约占一九四〇年日本内地人口七千三百零六万人的百分之四。

加上苏联领土西侧的工业地带与谷仓地区因为德军占领后采取焦土战术而遭到破坏，虽说苏联最终战胜，但经济状况也陷入穷迫之中。因为阵亡者过多，许多村庄的男子出征之后几乎无人生还。在一九四〇年，集体农场的男女劳动力比率大约是一比一，但至一九四五年则转为一比二十七。[4]

需要将日军俘虏当成劳动力带走，或出现这么多同情谦二这种年轻人的俄国女性，都是因为有这样的时代背景。谦二如此描述：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为了作业，曾经与几个俘虏伙伴一同住宿在俄国的某户民宅。一位应该是战争寡妇的女性带着一个小孩，过着二人生活。衣服只有身上穿旧了的那一套，令人惊讶的，真的是家徒四壁，房内没有任何家具。而且正值隆冬，泥土地面的房间竟没有床铺，睡觉时他们只把外套披着躺下。好歹总算还有个壁炉，除此之外就是几样煮饭用的锅与餐具而已。他们过着最低限度的生活，从战前到战后，在日本还没见过这种生活状态。

因为如此，原本应该供给给俘虏的物资，便遭俄国人盗卖。已经不足的粮食与燃料经过盗卖后，送到俘虏手中时数量更为稀少。

送来战俘营的燃料与粮食遭到盗卖，其实是大家都知道的情况。送往战俘营的燃料与粮食，文件上虽然都记有运送吨数，但货车或卡车的司机会为了自己家中所需等原因，半路卸下这些物资，剩下的才会送到我们手上。

我自己也在一九四七年春天，被派去帮忙运送煤炭，还帮忙盗卖这些物资。俄国人司机利用我们，在自己家与有协议的其他住户处卸下煤炭。至于减少的数量，只要送往目的地工厂时不要减少过多，领取一方也不至于有意见。战争时期的日本似乎也是如此，因为统制经济的缘故，难以取得物资，大家都在盗卖与偷取物资。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发出过命令，必须送达规定量的粮食给俘虏[5]，但实际状况则如上所述。

何况，苏联这个国家在对日战争时，也掠夺了大量物资。谦二曾于一九四六年三月起被派去货物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整理工作。

掠夺物资堆积如山。关东军军需物资的电缆线、铝条、电话机等等，由货车整车运来，就这么卸下来堆放着。当我找到装在进货用箱里、多达数十箱的日式房屋拉门用把手时，只能感到一阵愕然。大概是能拿到什么就拿走什么吧。

我们也偷走了一些铝条去制作汤匙。当时俘虏的干部曾经交代，如果看到铝条就拿些回来，送到锻造房后，那边的俘虏便铸做成盘子等餐具。不管是我们自己，或者是俄国人，大家都把盗窃视为理所当然。

在整理堆积如山的大量物资时，有人就说：“就是靠这些才打赢德国的吧。”苏联士兵做法蛮横，但充满干劲，上级下达的指令，不管如何先靠冲劲完成。如果是在日本军队，上级胡乱给了办不到的命令，下级绝对不会有那种干劲去完成。

对照民众生活的窘迫，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也给谦二留下了深刻印象。赤塔市街的东方驻扎着苏联的坦克部队，停驻着体积庞大、炮身修长的T-34坦克。“被派出工作时有机会接近一看，内心觉得真是了不起。日本的坦克不仅小，而且只是用铆钉把铁板钉在车上当装甲而已，根本完全无法战胜对方。”

而且苏联的军事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受到盟国美国的支援。

在奉天第一次看到苏联军队的卡车时，对于他们使用这么大的卡车感到非常惊讶。前面是两个转向轮，后面则是负重的八个轮胎，在后部车厢下两个一组，共四组。十个轮胎的卡车轻轻松松便爬上山坡，相较之下日本卡车实在差太多了。在赤塔也经常看到类似的卡车，引擎盖上印着USA STUDEBAKER字样，才知道这是美国援助的物资。“如果没有美国援助，苏联应该会输给德国吧”，俘虏间聊天时经常互相恨恨地这么说。

对于这种不平衡的状态，苏联人似乎也充满不满，只是表面上没说出口。

大约是一九四六年夏天吧，有个表情严峻的俄国人，在我们作业时靠过来攀谈，用俄语说：“斯大林，不好。”他与我们也没多熟悉，会对我们说这些，大概是因为无法与俄国人讨论这些事情吧。在斯大林时代，说这种话如被告密，就会被送到集中营去。

此外，苏联方面对于接收俘虏一事，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等战俘抵达之后才开始整备战俘营即是一例；且不仅发生在谦二的战俘营，在其他各种回忆录中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描述。苏联在没有做好接受俘虏的准备下，便强制带走这些人，当作本国的劳动力。

俘虏们在战俘营虽然有领到冬季衣物，但其实这些是苏联军队从日本军掳获的防寒衣物与防寒靴，在西伯利亚根本不够保暖。

日军的冬季衣物跟苏军相比，实在差太多了。例如防寒靴，为了防滑在靴底打上铆钉，但寒气却会随着铆钉直传脚底。苏联的防寒帽都有两层，日军的仅有一层。苏联人常说，在西伯利亚如果额头受寒，就会要人命。日本竟然想靠着这种装备与苏联军队作战。日军曾经出兵西伯利亚，理应学到一些经验与教训，真搞不懂军部的人究竟在想什么。而苏联方面似乎也不知道这种状况，从隔年起，大家都想换用苏联的防寒物件。

另外根据谦二的说明，最初的冬天，户外作业时不断出现人员冻伤。但从第二年起，根据哨兵所的温度计，早上六点如果温度低于零下三十五度，便中止户外作业，苏联方面也开始再三注意预防俘虏冻伤。“恐怕俄国人也没想到，日本士兵如此不耐寒，竟然造成了这么多人牺牲。”

在这种准备不足与恶劣的待遇之下，自然出现俘虏们不想劳动且效率低的结果。根据苏联内务省预算收支统计，由俘虏劳动获得的收入，不仅无法维持管理费用，一九四六年度还出现了三千三百万卢布的赤字，必须由联邦支出预算来弥补。[6]

提出这个数字，并非想为苏方辩护。毕竟当苏联决定利用俘虏进行强制劳动时，就应当负起责任，但苏方却未做好接受俘虏的准备，也没有劳动计划，在这种情形下移送六十万俘虏，只能说是异常拙劣的管理方式。其导致的结果，除了俘虏非人道的处境之外，还给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即便俄国人个人不带恶意，国家仍难辞其咎，必须负责。

部分俄国历史学家曾经提出，“与遭德军俘虏的俄军受到的虐待相较，苏联对日本人俘虏的处置已经相当人道”，或者“关于俘虏待遇，因为苏联并未加盟一九二九年的《日内瓦公约》，所以无须遵守俘虏规定”等见解。[7]根据苏联中央政府的指示，给予俘虏规定量的粮食，支付他们薪资，甚至有俘虏能到市集购物，这些情况确实可能存在，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日本俘虏境遇悲惨、被当作奴隶使用的理论根据。

不过同样，这样的批评也适用于日本方面。虽说大日本帝国统治朝鲜时出现赤字，但这并不能当作是日本曾在朝鲜施予善行的根据。而日军在亚洲各地掠夺当地居民的物资，加上轻视补给与管理拙劣，最终责任仍应落在把战线扩大到与自己国力不相称的日本政府上。即便第一线的士兵们不怀恶意，国家仍责无旁贷。而与上述俄国方面历史学家相似的发言，是否也存在当今的日本社会中？这点诸位不妨试着思考看看。

三、饭盒是活命的基础

在这种状态下，被摆在窘迫的苏联社会最底层的俘虏们，他们的生活也达到一种极限状态。根据谦二的说法：“完全就是活在原始时代。”

抵达战俘营时，谦二还穿着日本军服，身上带着的物品只有饭盒、水壶、用旧的军用毛毯以及背包中稀少的日用品。虽说是日用品，但既没茶杯也没牙刷或餐具，连换穿的内衣都没有。

当时带些什么东西，已经不太记得，但有军用袜与裁缝袋。裁缝袋是外祖母小千代在我入伍时让我带在身上的，后来起了非常大的功效。因为没有任何换穿衣物，衣服破了就得自己缝补。在零下四十度的西伯利亚寒冬中，衣服穿不好是会要人命的。缝线没了之后，就从不穿的军用袜上拆线来用。

特别是缝衣针，在战俘营算是贵重物品。一九四六年夏天之后，有些手巧的俘虏会利用打火石自行制作，也有人利用得到的铁丝磨针。不过将铁丝磨尖虽然不难，但该如何在后端打洞让线穿过，却没那么简单。因为自己带着针线，所以无须苦恼这些问题。

破布也算是贵重物品。衣服破掉时，如果不加上一块补丁就直接缝补，很快又会再度破裂。可是可以当作补丁的破布在战俘营中难以找到，大概都是大家外出作业时，与其他可能对生活有帮助的东西一同捡拾回来。

另外在谦二的杂物背包中，除了几件仅有的物品之外，还有一面日本国旗。那是入伍的时候特别配给的物品。在移送往西伯利亚途中，谦二一直把这面“日之丸”国旗“当作洗澡时的浴巾”来使用。

那面“日之丸”，在抵达战俘营约十天后，就被苏联兵没收了。苏联士兵之间一直认为日本士兵带有值钱的物品，不断以检查的名义进行没收。

原本他们也是穷人，拥有的东西大概不会比俘虏多。当我们外出劳务作业时也发现，苏联境内的人们似乎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甚至有些苏联女性还穿着从中国东北运来的日军军服。没收“日之丸”国旗也不是出于思想上的考虑，大概只是被他们拿去当成围巾或头巾吧。

我们这边对于没收，也不会去联想什么思想问题。不少日本军的军官回忆录中写过自己的手表被苏联士兵拿走，我从开始就没戴表，毕竟新兵连看表的时间都没有。

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中有两幢木造建筑物。谦二等人入住的兵营是天花板较高，类似仓库的平房建筑物，里面大约收容了五百人。另一幢建筑则有大队本部、厨房、医务室、食堂、苏联方面的办公室等，是一幢较小的建筑。但谦二一行人刚到此地时，只觉得这些建筑物“就像废弃物放置场一般”，根本不具备任何功能。因为食堂无法使用，用餐时都将杂烩粥装在木桶中，拿到兵营内分配。

谦二入住的兵营中备有让俘虏们睡觉的木造居住空间。完全没有个人空间，只有像“养蚕架”的大型三层床。俘虏们便挤在上面，爬上去后若不盘腿坐着，头会立刻碰到天花板。兵营中的照明，只靠着一颗无罩外露的电灯泡。

兵营中有两组三层床，一组可以睡上一个中队，约两百人。每个卧铺分给七八人使用，每个人大概只有五十厘米宽的空间，肩并肩便会互相挤碰，所以俘虏们彼此都头脚交错着睡下。

卧铺由圆木背板组装而成，背面摇摇晃晃，这种只是由背板排列而成的三层床并不牢固，只要一个人翻身，周围其他人的背板都会跟着摇晃。虽然集合了大家手边有的毛毯铺上，冬天仍冷到无法忍受，必须穿着外套才能入睡。谦二一开始睡在卧铺的第三层，后来搬到第一层，上层的木屑与灰尘老是灰扑扑地不断落下。

西伯利亚的晚上，温度会降至零下四十五度，如果没有暖炉便无法存活。战俘营的兵营虽然也备有壁炉，但又小又缺乏燃料。他们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每个人拥有的寝具只有一张毛毯与一件外套，感到寒冷的时候，得靠着旁边俘虏的体温彼此取暖。

服装就那么一套，无可替换。最初的冬天为了御寒，会将装水泥的纸袋切出可以伸出手脚的洞后穿上取暖。纸具有隔热效果，多少能够保暖。袜子破得很快，需要拿破布等物品包缠以防冻伤。

赤塔没有上、下水道，俄国人也从流过市镇南边的河川汲水使用。先以大桶到河川装水，再以双马车载往市镇巡回分配，各个家庭以此作为生活用水。在战俘营也设有大桶存水使用。家庭用水的废水都丢在家中，但隆冬时节往往迅速结冰。

因此水也属于贵重物品，如果没水，俘虏连脸都没办法洗，喝的只有早上提供的热汤。第一个冬天只能任头发与胡须不断生长，得等到翌年夏天较有空闲时，才能到赤塔南边的河川去清洗内衣。谦二说最初的冬天没有清洗过衣物的记忆。虽然如此，因为湿度很低，几乎没有流汗，加上营养不良导致新陈代谢缓慢，几乎也没什么体垢。

因为只有一套衣服，所以开始出现虱子。星期天是唯一不须劳务作业的日子，因此上午除虱子成为例行公事。在谦二所在的战俘营，虽然没发生过因虱子传染斑疹伤寒的状况，但其他战俘营的确有许多俘虏因传染病倒下。

抵达战俘营没多久的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的一个夜晚，在完全没有通告的情况下，大家都被赶出户外，在不安中，被带到一处公共澡堂。该处有一个大型热气消毒室，将俘虏们脱下的衣物进行灭菌消毒，同时大家也利用水龙头流出的一点热水擦拭身体。但因收容所的卫生环境并无改善，所以这种除虱作业也只有短暂的效果。而且当大家回到战俘营，立刻发现所有行李都遭苏联士兵翻搜过，钢笔等值钱物品都被拿走。“自己的东西几乎都没被偷走，不过兵营整个被翻得一团乱。”

谦二的视力大概只有0.5，进入军队后经常需要看清远处，因此他戴上了眼镜。但在西伯利亚时眼镜破了，之后便没有眼镜可戴。不过，谦二说：“这种事情还算不上辛苦，比自己视力更差的大有人在，也不记得听过有人抱怨不便。”

在战俘营最初的两个月，饮食几乎都是由水与高粱做成的俄罗斯麦片粥（Kesha）。谦二说它是“粥的亲戚”。其他的食材还有稻米、小米、玉米等，谦二说：“大概都是从中国东北来的战利品，毕竟自己也在黑龙江畔帮忙装卸，亲眼见过。”第二年开始，除了谷类的杂烩粥之外，也会放入咸鱼一起熬煮，有一段时期还出现过支援苏联的美制腌牛肉罐头，最初的冬天完全没有这类物品。

进入一九四六年之后，除了早餐与晚餐的杂烩粥之外，还能领到黑面包作为外出劳务作业时的午餐。但因早餐分量很少，大部分时候会把黑面包与早餐一起吃掉。有时想忍耐着不吃，但禁不起诱惑心想咬一口就好，最后终究停不下来，全部都吃掉了。

杂烩粥由俘虏们组成的炊事班调制，大家各自拿着饭盒去盛领。苏联方面并未提供餐具，俘虏们拿着自己带来的便当盒，以及外出作业时偷来的铝条、木片制成的汤匙食用。灵巧的人制作的汤匙相当好用，连黏在饭盒上的如糨糊般的部分都可刮起，但谦二的汤匙却只是个像小破片那样的东西。

饭盒是活命的基础，什么都可以舍弃，但大家绝不会放弃饭盒，甚至到了自己要回日本时都还想带着回家的程度。其中有些人回国后也一直保存着自己的饭盒。第二年开始配给美国制的腌牛肉罐头，大家也拿着空罐当餐具。前往苏联军官家中帮忙清扫排水时，经常会清出空罐，有不少人也会捡回来当餐具使用。

日军的饭盒有被称为“single”的单层式，以及可以放副食称为“double”的双层式两种。两者的容量有差异，不管如何公平分配食物，总会有差异。在一些西伯利亚回忆录中可以读到，许多俘虏会敲打饭盒底部使其隆起，希望多少增加饭盒的容量。

谦二待的战俘营，关于粮食配给采用了一套自己的方式。大家不是拿着各自的饭盒去盛粥，而是集合大家的饭盒后，全部分盛好，再分配给每个人。

分配餐饮时，大家眼睛都睁得像铜铃那么大。所有人的餐盒都聚集在一处，接着由炊事班运桶子来到小队上分配杂烩粥。虽然分配时都尽量公平，但所有人都张大眼盯着，因此总会有人抱怨分配少了，在食物分配上，纷争从未少过。春天之后想办法偷了些苏联的物资，替每个人都做了铝制餐盘，大家都有了相同的餐具。毕竟不让大家自己从炊事班手中拿到粮食，纷争永远不会结束。

即便如此，在谦二战俘营的俘虏们，并非维持原本部队的形态，而是混合编成的联队，所以粮食分配算是相当平等。依照原部队编成进入战俘营的部队，军官或士官们手中握有粮食配给的权力，下级士兵特别是新兵——往往最后才能领到食物。这种状况也成为俘虏间“民主化运动”抬头的背景，这会在下一章中说明。

四、对某位青年的追忆

如前所述，死在列车上的俘虏，全员都还目送他到墓地安葬。但之后俘虏们便不再有这样的余裕。

随着气候逐渐严酷，大家也开始了帮火力发电厂挖掘沟渠的作业。火力发电需要从河川汲水，煮沸后推动发电涡轮机，但在水循环期间取水沟与排水沟会冻结。为了让水能流动，必须挖掘沟渠，打碎结冰。为此当地动员了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五百名俘虏中的三百名，从一九四六年一月到三月，持续在野外进行作业。

大家在河边的土地上以铁制圆棒敲击冰块，但是土壤与砂砾混合冻结，状态就像混凝土一般坚硬，不管怎么敲打，一天顶多只能敲出十厘米左右。零下四十五度时，没有什么湿气，呼出的水蒸气立刻冻结，变得如钻石粉末一般。在荒郊野外极度寒冷下作业，加上空腹与营养失调导致的寒冷与疲劳，陆续造成了人员死亡。

为了抵抗饥饿感，有些俘虏之间会利用一点杂烩粥，洒上不知从哪弄来的食盐就这么食用，想要享受仅有的一点吃饭乐趣。为了促进食欲，需要把味道调浓一些，这种状况下变成营养不良加上食盐摄取过量，许多人都因此出现浮肿症状。

某次当大家列队进行户外劳动，通过赤塔中心街道的某餐厅前时，有人发现厨房流出的排水沟中，混着冻结的面包屑。当时俘虏同伴为了面包屑离开队伍，却遭监视士兵怒斥，谦二看到这一幕，内心倍感凄凉。

在这种状况下，另一个痛苦的回忆便是上厕所。因为房舍内部没有厕所，所以即便是在夜晚，也得走到户外。从房舍门口到厕所大概距离五十米，那只是挖掘了一条细长沟渠的露天厕所。

营养不良后变得尿频。如果身体状况再差些就会拉肚子。最糟的时候，还没走到厕所就会尿出来。夜晚大家都频繁起身去小便。就算睡觉的时候，也会发生营养不良的人的尿液从木板搭组的上层卧铺缝隙中漏下来的状况。

自己也曾有过每隔不到一小时就得去厕所的经验。兵营内有轮值站岗的人，站岗者身上拿着从大队本部领来、未遭苏联军队掠夺的手表，就站在壁炉旁看守。我问了轮值那个人才知道，距离自己上次去厕所还不到一小时。

在零下四十度的夜晚走出户外，并不会感到寒冷，而是感到疼痛。不过去露天厕所只露出屁股，因为屁股是圆的，还不至于冻伤。会遭冻伤的是突出的如鼻子或手指部分。如果鼻子冻红了，不小心翼翼取暖回温，鼻子就会掉下来。

堆积在厕所的排泄物立刻结冻。如果放任不管，冻结的排泄物便会堆成小山，甚至扎到屁股。之后这些冻结的排泄物就会溢到踩踏的地板上，整个地板都是冻结的大小便。半途漏出的小便也会立刻冻结，体力不好的人，踩上这种冰便会滑倒。营养不良后会出现夜盲症状，走到暗处更容易跌倒。

上完厕所后也没有草纸可以擦拭。大家原本以为“俄国人吃的东西不一样，他们本来就不需要厕纸擦拭。过一阵子我们的大便也会变硬，也就不需要擦拭了。战俘营并非特例，当时俄国人的厕所普遍都设在屋外”。话虽如此，“最初的冬天实在辛苦。拉肚子的人，只能以手边的衣物或破布擦拭屁股”。

在这种情况下，因营养不良与过劳，人员陆续死亡。“有时会发生早上大家起床时，才发现某个人死掉了的状况。不过只有最初过世的人有葬礼，之后大家为了自己活下去就费尽心思，根本没有余裕去理会别人。”

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俘虏们在战俘营迎接正月。根据《“赤塔会”会报》中原军官俘虏们写的回忆录，他们当天早上在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庭院，朝着皇居方向唱颂了三次万岁。

可是谦二说“完全不记得这件事情”。

军官们即便外出劳动，也只是负责监视，生活比较轻松，可能还有那种余裕。不过那大概也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不过是想念日本，依照着大战前的习惯做相同的事情罢了。就像新年初次到神社参拜一样。第二年之后，就几乎没有这样的举动了。

这个正月，谦二记忆最深刻的是前往探望营养不良的俘虏好友“京坂君”。京坂是驻扎新京第八航空通信联队的新兵，与谦二一样，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于东京入伍，接着直接送往中国东北。在队上大部分都是较年长且居住于中国东北的日本人的状况下，谦二与京坂因为年龄与境遇相近，进入战俘营之后成为好友。

谦二本人几乎没有写下任何西伯利亚时期的记录。他唯一写的一篇，就是对京坂的回忆。下文就是一九八〇年代时，他发表于居住的新兴住宅区自治会志上的文章：《对某位青年的追忆》，《紫阳》第二号，一九八六年。

昭和二十年八月。我以现役新兵的身份，待在中国东北牡丹江近郊之处，日本对苏联无条件投降后我成为战俘，十月下旬遭遣送至西伯利亚东部的赤塔战俘营。

正如大家经常看到拘留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照片一般，大约五百人如沙丁鱼一般拥挤，睡在三层的通铺上。

对于未知的未来充满了精神上的不安。不仅得负担重度劳动，而且粮食不足，大家几乎都处于饥馑状态。一天比一天冷的空气，预告着即将到来的酷寒，简言之，那是一种接近恐怖程度的寒冷。望乡、饥饿、寒冷。仅靠着“或许某天仍可回家吧”这样的期望支撑着自己的生命，活过每一天。

十一月下旬，已经出现了好几位死者，另外有几十个人也奄奄一息。与我同期的京坂君也开始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他开始患上夜盲症，清晨整队出发作业，沿着雪埋的道路走向工作场地时，他必须牵着我的手前进。不这么做的话，在天转大亮之前他什么都看不清楚，必然会滑倒。那段期间他的脚开始水肿，每每悲伤地对我说，他的脚套不进鞋子，我总是努力帮他把脚塞进鞋子，打理整齐。到了十二月中旬，他终于开始出现失禁症状，上头免除了他的劳动，让他进入医务室修养。虽说如此，自然没有任何医疗处置，只是放任他休息睡觉而已。

新的一年到来，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这天苏联也休假，当天午后我前往探病。病房中排列了七八张病床，壁炉中燃烧着稀少的煤炭，根本提升不了温度。溢出的水在地板上结冻，三层玻璃窗除了中央部分，全都结了一层厚冰。我从窗户向外望，看到了俄国人的大人小孩走在路上，家家户户的烟囱冒出炊烟。现在我处在一个遥远的世界，这里没有所谓家庭这种东西。

看他衰弱的程度，任谁都知道大概来日无多，我与他说了什么话，几乎都忘记了。当时也没有任何好消息可说，无非就是说些老套的安慰话语罢了。

可是他却双眼看着不知名的远方喃喃自语，说出“现在，日本也在过正月吧”“好想吃麻薯啊”这两句话，至今仍然残留在我记忆的片隅当中。

几天后他过世了。我自己也因为连日的重度劳动，加上寒冷与四五天的腹泻，变得又瘦又衰弱。他是一月几日什么时候死的？过世时大概是什么状况？我究竟问了哪些人？自己也完全记不得了。如果要打比方，那就像一则传闻而已。所有人都失去了关心他人的能力，失去了人类该有的情感。当然，没有守灵仪式也没有葬礼，毕竟当时我们过的，并不是人类该有的生活。

如这段文章所写一般，此时谦二也因营养不良，开始出现腹泻症状。一月开始的发电所壕沟挖渠作业中，他也发生过拉在裤子里、直接穿着脏裤子回到战俘营的状况。至于弄脏的内裤，只能靠着火力发电所排水沟的温水勉强洗净。

到了二月，腹泻状况愈加严重，在苏联军医的判断下，他被免除了户外劳动作业，但还没到必须入院的程度，所以谦二留在战俘营兵舍内休养。同样留在兵舍的俘虏伙伴，劝诱他一起在营舍内翻找粮食。外出作业的俘虏同伴，有些人把早上配给的黑面包留下，藏在自己的背包下。谦二受不了引诱，也加入他们，找出这类食物吃掉，但却留下很深的罪恶感。

如果是偷苏联的食物或物资，完全没什么好犹豫，但对同样饿着肚子的俘虏，拿走他们珍藏的面包，自己却感到非常后悔。根本不该这么做的，因为寒冷、饥饿与健康状况不佳，自己连正常的人性都失去了。

免除户外劳动仅是暂时性的措施，没多久谦二又被赶出兵舍，继续执行沟渠挖掘作业。如果继续保持这种状态，谦二很可能会步上与京坂同样的命运。

不过这时候，谦二的幸运派上用场了。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很快就开始改善体制。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苏军的亚夫马德林上级中尉开始担任第三任的战俘营管理长官。谦二如此描述：

第一任所长大概在十一月中旬，第二任所长在十二月中旬，各自交接了任务。恐怕是因为物资盗卖事发，上级察觉管理体制不完善，所以才出现人事调动。俘虏同伴间有人看到前任所长被铐上手铐带走的情况。亚夫马德林通过翻译对俘虏们发表训示，表明将改善至今为止的违法情状。确实，在那之后粮食分配的状况有所好转，当时为止不足的分量有所增加，甚至有一段短暂的时期内还提供超过规定的粮食量。

我自己能够活下来，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进入了混合编成的部队，在战俘营当中相对没有位阶差异；另一个就是战俘营体制很快得到改善。我待的战俘营位于苏方军团司令部所在的赤塔城镇内，因此情况很快地有了改善。远离城镇散布各地的战俘营应该会出现更多的死者吧。

谦二认为自己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这些客观条件在偶然之间凑齐的关系。他并不认为能活下来是因为自己的判断力好或者足够“用心”、拥有惊人精神力、受到神佛保佑等。

我认为死于这个时期的人们，并没有什么特征或倾向。例如精神上较衰弱、入伍前从事什么工作等，我不认为是这些条件分隔了大家的生或死。毕竟军官们无须劳动，因此士兵这边死者较多，这是摆明了的事实，任谁死亡都毫不足奇。

根据西伯利亚拘留战俘的手记，有许多人描述，记得年轻时太过无所事事引发了焦躁感，或者因为自己悲惨的命运而几乎发狂等回忆，但谦二却如此表示：“我没想过这些事情。光是要活着就耗尽心力了。那种抽象性的思考，应该是原本就属于更高层级的人，或者只有无须户外重度劳动的军官们才会有那样的想法吧。”

不只是西伯利亚拘留的经验，关于战争体验的记录，不管是学徒兵的，还是预备军官的、高阶军官的等等，大多是拥有学历与地位优势的人所撰写的。这些记录自然是贵重的文献，但同时也是站在特定立场写下的。生活缺乏余裕，识字能力低落的庶民，并没有留下自己描述的历史记录。

在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死亡的俘虏人数，相较之下非常少。根据大战之后由俘虏们组成的同友会杂志《“赤塔会”会报》所载，至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为止，该所死亡人数“约四十五名”。[8]谦二回忆道“记忆中应该更少一些”，不过四十五名死者，大约占收容人数的百分之十不到。

西伯利亚的拘留战俘大约有六十四万人，其中死亡人数大约六万，从这个角度来看，平均死亡率是一成，谦二的战俘营不见得如他所说拥有较佳的境遇。

一九四六年三月，随着冬季过去，发电所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俘虏们的作业改为整理掳获物资或帮忙苏联军官家庭进行排水整理等较为轻松的工作。战俘营的待遇也逐渐得到改善，一九四六年夏天，战俘营兵舍也通过俘虏们的劳力得到扩建。三层卧铺改为两层，居住环境较为改善。不过，同时期也开始设置三重铁丝网、配有探照灯的卫兵楼等设施，警戒变得更加严密，但至少此后这个战俘营再也没出现过死者。

当大家精神上开始多少有些余裕后，关于可以归国的希望性观测、谣言，便开始四处传播。户外作业时看到载着俘虏的卡车，完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就说那会不会是移送日本人归国的车辆？类似这种穿凿附会的传言，不断在战俘间扩散。可是，距离谦二实际回到日本，仍有两年以上的时光。

[1] 江口十四一，《代序》，《捕虜体験記6》，ソ連にをける日本人捕虜の生活体験を記録する会，一九八八年。

[2] Daniel Botsman,Punishment And Powe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编注：日本的“士官”意为他国军制的“军官”，日本的“下士官”“军曹”才是他国军制的“士官”。

[4] 白井久也，《検証シリア抑留》。

[5] 维克多·卡尔波夫，《スターリンの捕虜たちべリア抑留》，北海道新闻社，二〇〇一年。

[6] 维克多·卡尔波夫，《スターリンの捕虜たちべリア抑留》。

[7] 爱莲娜·卡达所诺娃，《関东軍兵士はなぜシベリア抑留されたのか》，社会评论社，二〇〇四年。

[8] 《北陵より舞鶴まで》，《“赤塔会”会报》，第三号。

第四章 民主运动

一九四六年春天，赤塔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俘虏们待遇得到改善。这一年的九月，多增设了一栋兵舍，原本的三层卧铺也随之改为两层，用餐也得以改至食堂。这年夏天开始出现的臭虫，让人烦恼了一阵子，增盖兵舍时也曾短暂睡在堆积的木材上，不过这都算不上大事，毕竟酷寒与饥饿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为了处理俘虏身上长的虱子，战俘营内特别准备了一个大锅，把大家的衣服都煮沸了一次，借此除去了虫害。早晚的杂烩粥，也逐渐混入了咸鱼与美制腌牛肉罐头，与谷类一同熬煮而成。苏联方面配给的砂糖，由俘虏炊事班保管，甚至还有剩余的糖煮出甜味的小米粥，当作正月的特殊配给。

不过，“最初的冬天要与饥饿和寒冷战斗，但第二年开始也逐渐出现其他令人痛苦的事情”。俘虏之间基于共产主义思想，开始互相检举纠弹，出现了所谓的“民主运动”。

一、不同的管理体制

在说明俘虏们的民主运动之前，需要先说明谦二见到的苏方管理体制，以及描绘一些人物的样貌。这些是为何民主运动会以如此形态发生的大前提。

日本的俘虏们，分别由苏联的内务部俘虏管理局管辖的俘虏营，与军方（国防部）管辖的劳动大队管理。谦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属于内务部的管辖范围。内务部拥有国境警备队与管理犯人及重要地区的国内警备队，这些警备队与军队拥有相同的位阶组织制度。内务部管辖的战俘营，由国内警备队的军人们担任管理者角色。

谦二待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从所长以下共有约十名高阶军官与下级军官管理，他们居住在战俘营外的官舍，每天到第二分所工作。此外警备队兵营就在战俘营附近，来自警备队的士兵负责监视俘虏们往来营舍与工作场地。

一九四五（昭和二十）年十二月中旬，大概因为物资盗卖的关系，所长接二连三地更换，此时第三任所长亚夫马德林上级中尉上任了。亚夫马德林有着一副黑发圆脸的长相，大概是中亚血统。

关于这一点，谦二说：“对于亚夫马德林东亚脸孔般的长相，我们并没有特别的想法。我想苏联方面也不是因为什么特别的理由，才将他派到这里。基本上，在苏联感受不到什么人种歧视，因为苏联人本来就混杂了各式各样的种族。”关于在苏联感受不到人种歧视的描述，不管赞成或反对苏联体制，在各种西伯利亚回忆录中，这点倒是共通的。

在谦二的俘虏营，实际上负责与苏联方面交涉各种实际事务的是第五十二大队的副官，隈部会上尉。根据隈部回国后所写的回忆录，亚夫马德林个性认真严谨，他在扫除黑市盗卖、改善战俘待遇的同时，也更严格执行劳动基础定额的规定。

苏联军官当中有一位警备军官，名为塞思塔可夫的中尉，在日本俘虏之间深具人气。根据隈部的回忆录，塞思塔可夫“说他曾经在德苏战线中成为德军俘虏，那种痛苦滋味他也尝过，因此对日本战俘的处置，都尽量保持宽大为怀。在他服勤的日子中，几乎没有出过任何麻烦，也绝对不会拿不合理的要求为难大家”[1]。

谦二从一九四六年除夕到一九四七年正月，曾经在塞思塔可夫指挥下进行将木材堆上货车的作业。“我记得回战俘营的货车因为路面结冻无法动弹，他说‘大家一起下车推’，自己也跳下来加入一起推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德军俘虏的苏联官兵约有五百七十万。其中一百万人在受德军奴役后获释，但在前线遭虐杀或在战俘营中处境恶劣而身亡者，达到二百万到三百万人，死亡率高达六成。

另一方面，遭苏联军队俘虏的德国官兵约有三百三十万人，其中死亡约一百万人，死亡率达到三成。至于拘留西伯利亚的日军战俘，在拘留六十四万人中约六万人过世，死亡率约一成。成为日军俘虏的英美军官兵，死亡率约在百分之二十七左右。

成为德军俘虏的苏联官兵即便存活下来，也必须面对苏联内部的残酷对待。斯大林于德苏开战后的一九四一年八月下达“遭俘虏是对祖国的背信行为，是一种背叛，应该处以极刑”的命令。[2]获释的俘虏，因为替德国工作过，有协助敌人的嫌疑，必须送往再教育集中营与惩罚大队，有许多人因而死亡，而详细的状况，至今未明。

根据隈部的回忆，塞思塔可夫“原本是苏联军方的精英军官，却因为遭俘虏而一夕之间命运巨变，此后对于人生与其说不敢奢望太多，倒不如说完全不抱任何期望”。根据谦二的说法，警备队内部都称塞思塔可夫中尉“马有尔”[3]，似乎他原本官拜少校。而塞思塔可夫的太太，也一起在俘虏营中工作。

隈部认为塞思塔可夫“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人，想不到苏联里面竟然还有这等人物”。谦二也回想说：“是一位三十岁上下的中尉，总是面带微笑，是个好人。我们这些俘虏与他错身而过时，如果对他行礼，他也会微笑着稍微举手回礼。”其他俘虏也会用简单的俄语称呼塞思塔可夫是“好中尉先生”。

除此之外，谦二还记得如做会计工作的中尉、高瘦的军医中尉以及他的军医少校夫人，还有一位俘虏们谑称“螳螂”的高瘦细脸士官等人。

分配到西伯利亚战俘营对苏联人而言也不是什么好差事。因为每天得与他们碰面，即便不交谈，大家也能够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其中有好人，也有不那么好的人。像管理俘虏作业的少尉，为了出人头地，往往会催促俘虏们进行作业。

谦二待的战俘营中，俘虏没有义务向苏联军方敬礼。塞思塔可夫因为会对俘虏们回礼，所以俘虏们与他错身时也会向他行礼，虽然这并非义务。听说也会有体罚或殴打俘虏的人。

谦二本身也回想说“苏联军比日本军来得好”，他如此描述：

苏联军人在不执行任务的私下场合时，军官与士兵都能和乐谈话。五一劳动节等休假日，还会带着家人到战俘营来，大家一起跳舞。劳动节时军医夫妇很亲热地手牵手走在一起，因为太太的军阶更高，大家都说“他家里一定是老婆当家喔”。长官不会暴力相向，如果理由充分，士兵也可以对长官进行抗辩。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一九四六年的六月左右，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大约有十个人被派到一家小型毛皮工厂，旁边就是羊皮的鞣皮作业场。在那里工作的一位毛皮工匠俄罗斯老爷爷，从帽子上敲了一下我的头。自己工作时被那位老爷爷捉弄了，当时他还哼着歌。虽然我也有不对，不过因为听过如果在作业当场受到暴力相向可以申告，我就呈报上去，进行抗辩。隈部上尉、翻译的山本先生、所长亚夫马德林，加上我再度前往作业场，老爷爷虽然也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但最终仍向我道了歉。之后看到隈部上尉很生气地对亚夫马德林所长说：“都是因为那个俘虏的态度不好。”不过即便如此，日军俘虏能这么做，还是令人难以想象。

在拘留期间遭苏联人殴打的事情，以我自己的例子来看，就只有这么一件。一九四七年春，我被派去挑选卷心菜。冬天结冻保存的菜当中，有些解冻后坏掉无法食用，我们的任务便是把坏掉的菜挑出。当时，在作业之中，我差点被揍。那会儿，俘虏们会趁监视者不备，偷走挑出来的菜。有一回，我不幸被监视的男人看到，他立刻作势要打人，我立马跪下，双手合十道歉求饶，还好逃过一劫。

准许俘虏抗辩的例子，在其他的西伯利亚回忆录中也有记载。回忆录中还出现过在战俘营受到虐待的俘虏，向来自中央的监视官告状后，该负责官员遭到调职的例子。[4]从这点来看，谦二觉得“比日本军来得好”的感想，似乎不仅是他个人的感受而已。

不过，苏联还存在着秘密警察。从俄国革命后的国家保安局（GPU），一直到斯大林死后的一九五四年改称国家保安委员会（KGB），有不少名称与组织结构上的变迁。谦二在西伯利亚期间，苏联的秘密警察与强制集中营一样，都受内务部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管辖（一九四七年起独立成为国家保安部）。

苏联军中存在着所谓“政治军官”（political commissar）的隐藏势力。革命后的苏联为了强化军力，仍旧采用旧帝俄时期的军官，但因为对他们的忠诚有所质疑，所以又配置了国家保安局的政治委员，这就是所谓“政治军官”的起源。特别在斯大林体制下整肃红军之后，“政治军官”拥有凌驾一般军官的权威，甚至会介入作战指挥，屡屡造成指挥现场的混乱。

在谦二等人的战俘营，“政治军官”也屡屡出现。特别是一九四七年末到来的“政治军官”，他因长相被俘虏们戏称为“进藤勇”[5]，大家都怕这号人物。他们与战俘营的警备部队似乎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在隈部上尉的回忆录中，描写到亚夫马德林或塞思塔可夫时总是带着好意，对这些“政治军官”却写着“国家保安局的军官都是令人不敢恭维的人物”、“满脑子都是阴险的手段”等文字。

但理所当然的，俘虏们不太可能有机会去详细了解苏联方面的内部组织结构。在当时的战俘营，除了负责管理的内务部国内警备队之外，还派有国家保安部军官、内务部俘虏管理局政治部军官等驻扎。“进藤勇”究竟确切属于哪一单位，现在已经无法确认。以下的描述便是基于俘虏们这种有所局限的观点而构成的。

二、《日本新闻》与壁报新闻

谦二所在的战俘营在一九四六年的后半年发起民主运动。不过战俘们在此之前并非完全没有自发性的活动。

生活脱离最糟状态后，一九四六年八月，战俘营的中庭树立起高台，举行了盂兰盆节。战俘们唱起北海道民谣，还有各种绝技表演，来自福冈县的人还出演了博多仁轮加舞蹈。

负责整个活动企划的，是出身板金技工、拥有自行制作水桶技术的俘虏。如前一章所描述的，拥有这些特殊技术的俘虏们，大多都以室内勤务为主，粮食等待遇也较佳，所以在体力与时间上更有余裕。

这年的九月，俘虏间成立了名为“五十二会”的敦睦组织。此时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旧军阶关系已然消失，互相以阶级称呼的习惯也不复存在，因此得以自发性地发展敦睦组织。

根据谦二的说法，这是一个“为了在秋日长夜话乡愁而集结的组织”，为了纪念离开奉天一周年而成立。成员以各县、各出身地为别，做成名册，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各县区分促进同乡者的亲睦关系。担任干事的是隈部上尉与一位大阪出身居住于中国东北、年约四十岁叫作西田的温和派人物。

谦二自己先出席了一次东京之会，第二次则参加了本籍地的新潟之会，但总不太自在。

还在服役时收到外祖父寄来的信，说位于中野的住处因为强制疏散的关系，已遭拆除，而且家人们也因疏散而移住冈山，东京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家。所以即便归国，大概也只能回到本籍地的新潟，所以返乡之后的人脉，将显得更为重要。但参加新潟之会时，毕竟从未在新潟住过，根本没有共同回忆，跟大家谈话也扯不上边。

谦二已经成为丧失故乡的人了。

谦二说：“这个五十二会，举办两次之后便停止了。大概是苏联方面有所压力，他们认为放任俘虏自发性地成立组织会产生问题。”虽然苏联体制下对自发性组织严加禁止，不过在后述的民主运动中，日本俘虏们却产生了过度的“自主性”甚至“自主规范性”的行动。这个“五十二会”取缔的详细状况与理由仍不太清楚。

从一九四六年开始到一九四七年冬天，俘虏们更进一步组成了演剧团。如前所述，第二年的冬天，也就是一九四六年的十二月起，清晨六点如果低于零下三十五度，便会取消当日户外作业，所以俘虏们开始拥有室内生活时间。

一开始这个剧团名为“黎明演艺团”，演出过《记忆中的母亲》（《まぶたの母》）等大众戏码。团员主要是喜欢演戏的士官们、大学毕业喜欢音乐的年轻军官加上扮演女性角色的年轻新兵等。一九四七年后，剧团名称改为“民众座”，改名后一开始演出的剧码与之前并无太大差异。

作为西伯利亚拘留者民主运动的官方媒体，《日本新闻》（之后改用平假名《日本しんぶん》）这份报纸广为人知。这份报纸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在苏联红军政治部的指导下创刊，由集合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日本俘虏们参加编辑；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停刊为止，共发行六百五十号（平均每周发刊三次），发行最多的时期，号称高达八十万份。这份报纸配送到苏联各个战俘营，也组织了读者团体，可以算是战俘民主运动的发端。

谦二最初读到《日本新闻》，是在移送西伯利亚途中的一九四五年十月，当时他们仍身处中苏边境的黑河一带。伪装身份自称二等兵的佐桥中尉，用俄语对抱着一叠报纸的苏联军官说：“阿金打歪。”[6]军官便递了一份给佐桥。谦二当时还心想：“原来如此，如果想要讨东西，只要说‘阿金打歪’就可以了。”俘虏们传阅了那份报纸，内容是用难以阅读的日语不断说明苏联红军取得重大胜利，读来十分无趣，很快就被扔掉了。

第二次读到这份报纸，是在一九四六年一月。苏联军官把报纸拿到战俘营，说要让大家传阅。因为日本人评价这份报纸是“造假新闻”，大部分的人都采取无视的态度。不过除了通过这份报纸，其实大家也没有其他方法得知日本的消息。

谦二阅读此报纸，最初让他留下印象的是一九四五年九月陆军上将东条英机企图以手枪自杀却失败，后被美国占领军逮捕的消息。东条英机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下达《战阵训》的陆军大臣，训示内容包含了“生不受囚虏之辱”这句名言，东条也是美日开战时的日本首相。

当时传阅读到这则新闻时，心中感到非常轻蔑。教导我们如果可能成为俘虏，就要自杀，并且带几个敌人一起上路，那种想法还停留在我们脑子里。只是因为天皇命令我们投降，所以可以勉强活下来当俘虏。可是那位命令我们不准成为俘虏的上将，却自杀失败遭俘，得知这消息让我相当看不起这个人。真的想自杀的话，把手枪塞进嘴里击发，肯定能够真正死亡。因为之前听到希特勒战死的消息，更激发了我对他的蔑视。

其他让他印象较深刻的报导，还有皇族之一的梨本宫遭收监的新闻。一九四六年二月送抵战俘营的《日本新闻》，写着濑户内海的日军机场提供和平用途、现在成为盐田的报导。这再怎么说，战争结束之前都是不可能发生的状况。

毕竟谦二“在一九四六年之前，完全不懂民主化这个词汇，也没想过这件事情。虽然听过‘民主主义’这个词汇，不过只觉得这与日本的国体不相符合”。即便如此，原本对战时新闻一直抱持怀疑态度的谦二，读到上述报导时，也不由得产生“‘这世道真的改变了’的想法。这份报纸，除了宣传之外，或许也记载了一些其他消息吧”。

当年春天的《日本新闻》报导，日本国内遭遇严重的通货膨胀，一尾鲑鱼要价数百日元。“一位来自北海道的俘虏说：‘有这么离谱的事情吗？果然这是造假新闻啦。’自己曾经在中学时听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遭遇通货膨胀问题，虽然不是很理解，但知道日本确实可能发生这样的状况。”

一九四六年七月，俘虏们开始制作壁报新闻。当时属于贵重物品的纸张和墨水，因为俘虏们的这项活动被辗转送来。苏联完全不给俘虏任何纸张，甚至连上厕所擦拭都只能用草或破布，所以“很可能是通过政治军官们的渠道取得的”。

当然这种壁报新闻，必须通过苏联方面的检阅。不过，刚开始俘虏们制作的都以俳句等文艺性文章为主，这部分还算相当自由。七月推出的壁报新闻上，有篇称赞塞思塔可夫中尉是“好中尉”的报导，这也是俘虏们自发写的文章，但“据隈部说塞思塔可夫表示‘被这么一写会遭忌妒，让我立场很艰困，所以以后别再这么写了’”。

大约从一九四六年后半开始，编辑倾向开始出现改变。英国首相丘吉尔使用“铁幕”一词发表演说，是一九四六年三月的事情，之后美苏对立气氛逐渐高涨。

虽然如此，谦二的战俘营日常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日本新闻》也只是刊载民众在美军占领下遭到“反动派吉田内阁”的压迫，或者发生反美游行等反美报导。这种报导导致读者减少，就算配给下来，也被拿去当卷烟草的纸张，或者当厕纸用掉。

第二年的冬天起，因温度过低中止户外作业时，大家举行文化演讲。不过这些演讲也就是由过去曾任北海道大学副教授的士兵上台讲农业的话题，或者开设俄语初级讲座等内容而已。壁报新闻从第二回开始，宣传色彩加强，推出数回之后也被停掉了。演剧团从一九四七年春天起，开始上演讲述劳资问题的《蟹工船》等剧码，不过即便对故事的思想内容不表兴趣，也不至于遭受处罚。到了一九四七年初夏，开始发配日语写成的马列主义入门书，“必须在放置的场所阅读，每个中队大概只有一册，但几乎都是领到后‘单纯被放置在那里’的状况”。

依据谦二的说法：“一九四六年秋天开始，虽然民主化运动逐渐展开，但也没那么严重。从一九四六年夏天开始到一九四七年中为止，下午五点工作完毕，六点用过晚餐，之后便是自由时间。大家玩着自己制作的花牌、围棋或日本象棋等，这段时间是战俘营生活最欢乐的时期。”不过这种状况从一九四七年的秋天之后，便发生了惨不忍睹的变化。

三、气氛改变了

综合各种西伯利亚回忆录，民主运动大致是混合了几种要素后才得以兴起的。其中之一，当然是苏联方面的策动，而俘虏之间也存在呼应苏联策动的条件。

俘虏之间的促成要素就在于旧日本军的位阶制度与私人制裁等陋习的进入。在粮食配给与作业分摊上明显不公平，而且各地战俘营都可以看到军官还有“侍从兵”（陪在军官身旁服侍的士兵）随侍在侧的事例。在民主运动初期，“积极分子”（俘虏中的民主运动家）针对粮食分配与诉求平等举办演说时，也有过大受喝彩的例子。

像这类事情，各战俘营的差异极大，难以当作普遍现象。谦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从刚被收容开始便没什么阶级差别，到一九四六年夏天甚至连阶级称呼都消失了。不过，以位于乌兰巴托曾发生“拂晓祈祷事件”（未达成劳动规定限额的俘虏遭日军长官私刑致死）的“吉村队”俘虏营为例，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为了返国抵达纳霍德卡港时，还被目击到穿着“亮晶晶长筒皮军靴”的军官，和帮他们背行李的“瘦巴巴士兵”的情景。[7]

因此，初期的民主运动大多以“反军斗争”的形态开始。具体来说，例如废止军官特权与敬礼、拆下位阶章、取消食物分配与作业分配的差别待遇等等。

俘虏们发起的民主运动，一部分也是受到苏联军的启发，因为苏军当中并没有不当的阶级差别。此外，纯粹受军国主义教育培养出来的年轻学徒兵、青年军官与出身“满洲青年开拓团”的人，在这波民主运动中首次接触共产主义，加上作为年轻人本身对社会性求知欲极强，也发生了特别热衷于运动的例子。另外还有一些是从二战之前便参与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他们之中当然也有人自发性地参与这波运动。

诸如此类，往往都是复合性交互作用下的结果。例如与《日本新闻》编辑关系匪浅的著名“积极分子”浅原正基，他还在东京帝国大学就学时曾遭检举，说他与共产主义运动有所关联。遭到拘留成为战俘后，针对粮食分配与阶级差别向《日本新闻》投稿告发，之后加入战俘营民主运动。他回到日本后也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上声称自己从事过这些活动。[8]

因为有这种情况，虽然战俘营民主运动是在苏联影响下开始发展，但仍有不少论者认为，这些运动的开展其实具有一定的自发性与必然性。特别是类似浅原等组织民主运动的原积极分子们，他们的回忆录中这种倾向较强。不过对于这样的论述，谦二却如此批判：

在生死关头的第一个冬天，我能理解有阶级差异的俘虏营生活会非常艰辛。不过若说这些人从那个时期便开始推动反军斗争，恐怕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他们真的在这个最需要反军斗争的时期推展运动，那确实很了不起，可是几乎都是第二年生活状态改善后，在苏联方面策动下才真的展开活动。

那些人为了辩解才写下的文章，不足采信。浅原说他在最初的冬天向《日本新闻》投稿告发阶级差别状况，但在战俘营当中俘虏们应该无法邮寄投稿。如果不是直接向苏联“政治军官”反映，通过他们把文稿拿至《日本新闻》编辑部，那他投稿便是不可信的谎言。要做到这些事情，他本身就非得是特权阶级不可。

实际上，据说因民主运动而晋升“特权阶级”的人不少。在此之前，根据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禁止从事劳役的军官，加上拥有特殊技能的木工、理发师、戏剧专长者，才是能够获得较佳食物分配与免除户外重度劳动的“特权阶级”。当时是否身为特权阶级，直接关系着自己的生死。不过之后似乎有许多人抱持着参加民主运动就可以获得室内勤务与增加食物配给的期待。

这部分的状况，根据战俘们的回忆，因为立场不同，表达的内容也各异。对民主运动抱持批判态度的回忆录，形容积极分子们行使特权，借用苏联的权威对日本人颐指气使，开心地参与这些活动。另一方面参加民主运动者的回忆录，许多描述都说明，他们承认有些冒失的人确实以特权为目的而参与活动，但接触新知识而大开眼界后，大家都热心推动民主运动。恐怕，双方的陈述都各自表现出了部分的真实吧。

无论如何，大多数的回忆资料对民主运动都采取批判的态度。而阅读民主运动积极分子们的回忆录，可以发现他们大多也只是参加室内文化运动，编辑报纸或者前往苏联方面设立的社会运动家培训学校参加活动等。这些举止看在必须于严寒中从事户外劳役的多数战俘眼中，对他们的怨恨，自然不难想象。

另外如下所述，俘虏们的民主运动，也有出现超过苏联方面意图而呈现失控的趋势。不管是批判民主运动的回忆，或者肯定民主运动的回想，几乎都对这一点抱持同意的看法。以下谦二的回想，便是基于上述背景进行的描述。

谦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如前所述“在自然而然的情况下朝向民主化迈进”。因此这个单位没有所谓自然发生的反军斗争这个要素，几乎都是在苏联方面策动之下开始民主化运动。依据谦二的回忆，以及战后组成之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同友会“赤塔会”做成的年表，综合之下可以得出以下的事情始末。[9]

首先在一九四六年十月，苏联的伊瓦诺夫少校如往常一样来到第二分所，宣告“《日本新闻》读书会”的成立。“读友会”是指各战俘营中组成的《日本新闻》轮读会。

第二分所内有西田、吉川、仓田等三人响应。仓田曾于一九二八年的三一五事件中入狱，而吉川则是大学副教授，算是知识分子，而且大家都属士兵阶级。苏联在此时期似乎有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推进民主运动的方针。

依照谦二的说法，“到了十月已经相当寒冷。西田原本就经常执行室内勤务，至于仓田与吉川，我不清楚他们参加的动机，但志愿响应便可在室内参与活动。能否待在室内，是关系死活的问题”。

一九四六年夏天结束的前后，大队长植苗上尉、副官隈部上尉等旧干部，都转移至其他战俘营。不仅没有送别会之类的，大家甚至都不清楚“他们是何时消失的”；“似乎是在我们白天外出作业的时间，把他们转移走的。作业结束回来后，一时半刻还没察觉。只有‘这么一说，好像没见到’的感觉。之后的转移，大概也都是这种状况”。

十一月，一位叫作土井的监察官，终于来到第二分所。他以长官的身份，要求留下来的军官们必须与其他士兵们共同劳动。命令军官从事劳动违反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但规定中说明，如果军官们自己希望从事轻劳动，则不在此限。因此许多军官都以自愿的形式，参加了部分劳役活动。

但日本军无论军官或士兵，都不太理解国际法与国际条约，连谦二也认为军官拥有不同待遇很不公平。有些年轻的军官们便在这种气氛下成为“志愿”者，自动自发加入作业。

到了一九四七年，战俘营内的秩序出现变化。首先在一月时，作为“民主化”的一环，原本军事称呼的“大队”“中队”遭废止，改称“作业团”与“分团”，由西田担任团长。

几乎所有军官都在一九四七年上半年转移他所。相对的，从夏天至秋天，劳工、农民出身的民主运动积极分子转入队上。高层改变了民主运动方针，从原本由知识分子与青年军官担任指导角色改为由劳工、农民出身的士兵担纲领导。

因为这个原因，加入一九四六年第二分所成立的“《日本新闻》读友会”的原共产主义者仓田，以及大学副教授吉川，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失势，必须跟大家一同外出参与户外劳役。前一年转来的监察官土井，也转移往其他的战俘营。

一九四七年秋天，从第二分所开始送出人员，前往积极分子培训学校接受教育。有一位出身福岛县的农民士兵，被送至赤塔地区的地方学校，大约过了三个月，以积极分子的身份回到队上。根据谦二的说法，“原本是个朴素的人，即便受煽动也不会随波逐流。大概无法成为‘斗士’，因此不知不觉间又被黯然送回”。

不只是军官干部被变更为归俘虏营所属，一九四七年四月，有六十六个人转入第二分队。他们穿着苏联军队从中国东北掠夺而来的黑色防寒“满服”，被谦二等人戏称为“乌鸦组”。“转移变得频繁，最初约五百名的俘虏中，截至自己一九四八年八月回国前，大概只有四分之一还留在原队上。”

随着移出与移入愈形频繁，战俘营的气氛也随之改变。“从北陵一起来的人们，许多是居住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彼此都认识。大家共同经历这些辛劳，在某种意义上即便称不上连带感，至少也有一份安心感。可是对移入的人，就没有这种感觉。”

在这种氛围下强化的民主运动，反而让大家彼此互相怀疑起来。

一九四七年夏天以后，如果多说了不该说的话，就会被当成反动分子来处理，因为这层疑虑，大家逐渐变得不敢自在说话。参加俘虏营内的轮读会时，过往大家因为作业完回来都很疲倦，许多人在会上忍不住会睡着，但之后这再也不被允许。

转移频繁之后，战俘营的人们就无法团结。我回国之后读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才知道不只是对我们这些战俘，在苏联的集中营里，这种人犯转移已经算是常用的管理手法了。

以知识分子战俘为中心的“《日本新闻》读友会”不知何时解散，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基于苏联内务部的决定，从一九四八年起组成“反法西斯委员会”。与此并行，由移入的积极分子们主导，原本战俘营的管理者、干部全遭解任与更换。

这个时期最惊人的人事异动，是炊事班班长川村遭到解职。川村是出身夏威夷的日裔第二代，于奉天俘虏营担任翻译，一位接近三十岁的士官。他是大家公认的有人望者，处事公允，公私分明，颇受好评，已经担任炊事班班长达两年。因为炊事班班长有许多好处，大家都认为不是川村无法担任此职，即便如此，他还是被解任改派一般劳役业务。

川村不仅具有人望，因为能说英语，所以俄语也学得很快。领取粮食时他可以与苏方交涉，努力抑止盗卖或防止有人打马虎眼，能够替战俘们说明主张。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或许因为他是日裔第二代，在美苏冷战的波及下，因而遭苏联“政治军官”盯上也说不定。即便大家都惊讶地说“怎么能将川村先生解任”，但却没人有勇气抗议。反抗积极分子们，就等于反抗苏联，大家都害怕因此失去回国的机会。

四、检举反动分子

当时每天的行程是，早上六点起床，吃完早餐后七点半整队，十二点于作业现场用午餐，下午五点作业结束，六点半用晚餐，之后便是自由时间。但从一九四七年后半起，晚餐之后到十点左右为止，需要举行班内称为“检举反动”的“群众批斗”活动。到了一九四八年，甚至从早上六点起床后就开始，直至作业的午休时间。

“检举反动”大概依照以下的形式举行。在俘虏营内找出约十人围坐一圈，随便找个借口检举“某某人”，气氛逐渐变得激烈。晚餐之后大概持续二至三个钟头，最后由领导总结“今天也完成了战胜反动势力的斗争”，在大家齐唱革命歌的歌声中结束。

检举反动就类似在霸凌新兵。在日本旧军队内务班当中，晚餐后的时间随便找个理由，比方没有擦枪、态度过于嚣张等，要求新兵反省自己“不懂规矩”，趁机殴打新兵等等。这种行为模式，就照本宣科在民主运动上重新搬演。

什么理由都可以。例如在民主运动上唱的《共产主义者的马赛曲》，积极分子们说成《共产党的马赛曲》，对此某个毕业自外语大学的俘虏喃喃自语说了句“不是共产党的，而是共产主义者的马赛曲”就因而获罪，成为检举反动的对象。这个俘虏应该没想过要批评积极分子，也没有多作考虑。

在西伯利亚回忆录这类文章中亦有写到，当工人、农民出身的积极分子演讲时发错音说错字，例如“德川布府（幕府）”“维护（唯物）史观”等等[10]，若对演讲者提出纠正，就会被打入“反动”派。

根据其他战俘营的记录，包括宪兵、军官、特务部队、“满洲国”警官等旧日军队特权阶层，过去曾遭人怨恨的这些人，许多都成为被检举对象。不过这种现象似乎没出现在谦二的战俘营中。这大概是因为第二十四区第二分队一开始就是混杂编成的队伍，在苏联策进俘虏民主运动之前，他们已经相当民主化了，这段过去的经历其实起到相当的作用。“我自己入伍前也待过富士通公司，也可能以‘曾在军需产业工作，属于反动派’而遭检举。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当作斗争借口”，这是谦二的说法。

其他战俘营的例子，还出现过在食堂内进行团体检举反动，将“反动派”绑在柱子上，再由其他人群体“突击”，结果导致死亡的状况。这样的体罚虽然没出现在谦二的战俘营，但仍给大家带来精神上莫大的痛苦。

民主运动虽然没有出现殴打场面，但比起内务班私刑，精神上的苦痛更加可怕。内务班私刑是由老兵殴打新兵，打完了也就结束了，而且大家同为新兵，多少还算安心。可是民主运动中，万一被打上反动分子的烙印，就会影响到所有的生活层面。你永远不知道何时会被何人检举。谁可能是积极分子，谁应该不是，这一切都没有清楚的界线。

在军队中，不管发动私刑或遭受私刑，双方都认为做出这种行为很愚蠢。可是被指为反动，便可能遭列黑名单，导致无法回国。因此究竟要一味保持沉默，还是要大表赞成？我自己即便没有积极参与，仍然扮演起哄群众的角色大喊：“没错！没错！”如果不这么做，自己也会被打为反动派。

不过，从北陵一起来的人，彼此内心都还有个分寸，但随着移出的人愈来愈多，大家便愈发毫不留情。一九四七年四月左右，营内大部分还都是熟人，大家仍然认为，到面包工厂作业后偷些面包回来分给营内的同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到了该年年底，“究竟是谁在盗取劳工祖国苏联的财产？”这种气氛便逐渐酝酿起来。

几乎民主集团的任何活动，都给人毫无意义的感觉。一九四七年年中，大家开始轮流进行被称为“十字路口演讲”的街头演说训练。听说是为了回日本之后，可以站在街头对工人与农民表达诉求的练习。“不干的话就被当作反动派，所以只好把平常听到的惯用字句拼凑着演说，但其实也说得很糟。我一边想着回到日本我也不干这种事情，一边形式上照做，应付了事。”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的劳动节，俘虏们在战俘营内进行示威，在营区的围墙内揭起打倒资本主义与打倒帝国主义的游行。

这简直就是小孩的战争游戏。在示威游行时，年轻的积极分子穿越游行队伍，队伍内的人们以为伟大的指导者要通过，自然让开一条道路，让他们通行。这时候年长的积极分子，突然站出来训诫不可以穿越游行队伍。究竟该听谁的才对，完全没有标准可言，大家都无所适从。

一九四七年冬天，谦二也差点遭到检举。他睡觉时说了句梦话“民主运动什么的，只会出现在西伯利亚啦”，被附近的民主集团积极分子听到，第二天被他召唤“喂，你来一下”，“阿熊，你说那些话，还好只是被我们听到，自己要多小心点。那副德性可不行”。

对方来自东京，是个朴素的工厂工人，因为自身的遭遇而率直地信仰着马克思主义。贫农与工人出身的积极分子中，有些人确实因此豁然开朗，终于理解自己为何不断工作，仍然无法脱离贫困的理由。贺屋就是属于这一型的人，我因为平时和他还有些人情往来，所以这件事就这么作罢了。如果检举我的反动行为，他应该可以赚取一些点数，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自己非常感谢他的关照，但一想到可能被更恶毒的积极分子听到，脊背就一阵发凉。

积极参与民主运动的人，大概有几种类型。首先就是出身农民或劳工，因为性格率直，终于遇到可以解释自己处境的理论，因此直接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种人大多是年轻人。我也读过一些回忆录，知道部分年轻军官与来自“满蒙开拓团”的青年中，也有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我自己也有印象在《日本新闻》连载上读过帝国主义论。金融的寡头支配、资本输出、分割世界、再分割等，光是学会这些从没见过的名词，就觉得理解另一种看世界的方法了。那大概是战前就学过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俘虏所写的文章。战俘营的积极分子讲课都无聊至极，我大概都装出一副努力听讲的模样，但其实一点都不在意讲课内容，虽然听说有些课程真的有值得学习之处。部分人真的相当热心地在参与这些活动。

不过，不属于这种类型的人也不少。成为积极分子后，可以免除劳役，获得各种好处，在厨房安插一些与他们意气相通的人，还能控制粮食分配；而且被容许离开战俘营去培训学校上课，这对一般俘虏而言，简直是做梦般的待遇。所以有些看到机会便充满斗争心的人，就会趁着民主运动这个机会向上攀爬。另外还有一种，纯属喜欢霸凌别人的类型。可以说有各式各样的状况，人类的本性，就在这些情境下展露无遗。

至于苏联方面对这些运动参与到什么程度？从结论而言，苏联方面确实有加以策动，但日本俘虏们自己反应过度的情况却占了绝大多数。毕竟苏方在民主运动中禁止体罚，他们也不愿意大家过度热衷于运动，而造成劳役作业效率低下。

以我所待的战俘营为例，我认为苏方对这些运动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如果检举反动搞太晚，就可能影响到第二天的劳役作业，那时苏方就会介入要求停止。“政治军官”暂且不论，对战俘营的行政管理部门而言，运动并非他们关心的事情。

一九四八年春天，积极分子们重新开始制作战俘营壁报新闻，上面画着从作业场偷取面包、藏于帽子中带回营内的检举漫画，似乎要整肃“背叛工人祖国的反动”。漫画后方还画着一位苏联军官，这点让亚夫马德林觉得有问题。制作壁报的一伙，表示这幅画“获得袴田先生（在赤塔积极分子中具有领导地位，颇为知名的袴田陆奥男）的许可”，向亚夫马德林抗辩。不过亚夫马德林对他们怒吼：“这地方到底谁做主！”把他们都赶了回去。

实际上，也有对民主运动的参与度会影响是否能成为返国人选这样的说法，不过在谦二的战俘营中，这仅止于谣言的程度。一九四八年四月开始遣送回国时，大家都知道的“反动派”也进入回国人选名单中。

事实上，当开始遣送回国时，似乎与运动什么的都没什么关联，大家也淡淡地理解到这点。可是内心又怕出现个万一，疑神疑鬼之下，仍然照常举行民主运动与检举反动。

自己虽然没被警告过，但苏联方面应该有说过如果劳役态度过差“就不让你回日本”这样的话。对苏联人而言，应该只不过是激将法，但对我们来说确实感到战战兢兢。在这种气氛下，积极分子们正好趁机借苏联权威摆架子。

战争结束后，积极分子们从来没有出席过“赤塔会”。他们回国之后，也没听说谁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干的，纯粹就是低劣至极的勾当，低劣到他们自己都觉得可耻，所以这些积极分子回国后，才会有人拼命写什么他们其实要撤除阶级差异、进行反军斗争等的辩白吧。

不限于西伯利亚拘留地，每个战俘营的状况都大不相同，无法将一个营区的状况普遍化到所有地方。例如根据许多其他战俘营的回忆录记载，苏方把劳动基本定额与粮食供给挂钩，让大家苦不堪言。而谦二所处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也曾于一九四七年初导入这样的制度，但却无法起到什么作用，因此一个月左右就自然废除了。

类似采伐工作这种可以正确测量砍伐数量、体积的作业暂且不论，像杂役这种工作，根本无法以劳动基本定额形式计算，加上木工或电工等技术职位的达成率总是高得惊人，以这种方式获得自己可得的粮食，一方面关系到自己的性命，一方面也太过不公平，大家都抗议这种举措。炊事班的班兵是自己人，站在我们这边，所以当苏方人员来视察时，炊事兵就给超过基本定额的部分人增加分配，等苏联人回去又恢复普通的配额。我所待的战俘营，苏联人大概也只是听从上面的命令做做形式，不是真心想要执行这样的措施。

或许民主运动参与度会影响是否成为返国人选，但整个机制仍有许多不明之处。有些战俘营也传出先由积极分子们草拟人选，但事实真相如何，确实存有太多不明确的部分。不过日本俘虏们过度推展运动以至于超过苏联方面的企图这点，倒是各回忆录里共通的看法。

在这个时期，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有一位名为“吴桥秀刚”的俘虏，一个人被转移到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听说他是朝鲜人日本兵，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当时谦二只是与他偶尔碰面。五十年之后，谦二完全没想到会再度见到这个人。

五、归国竟然就是这么回事吗？

对俘虏们而言，归国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在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有关归国的资讯，最初从一九四七年春天《日本新闻》刊载了开始归国的消息之后，便逐渐传开。

大约从相同时期开始，准许战俘们写明信片回日本，当年下半年起陆续收到回信。对俘虏来说，来自故乡的信件，几乎是除了《日本新闻》之外唯一可以取得资讯的途径。

某个俘虏看了回信的明信片吓了一跳：“小石川区变成文京区啦！”还有其他俘虏收到“正在准备盛大的夏日祭典”的回信，通过《日本新闻》一直以为日本人民痛苦地活在美国帝国主义暴政压迫下，收到这样截然不同的回信顿感不知所措。而且他们通过这些回信，了解到原本派往南方战线或中国战场的同乡，几乎早就全部返回国内。

谦二自己也写了两次明信片给伊七与雄次，但都没收到回信。当时有邮件检阅，不能写装进信封的信件，而且写信只许使用片假名，据说寄达的几率大概只有一半。

根据该时期的回忆录，大部分都说因为信件检阅与民主运动的关系，写信的内容大致不脱“母亲大人，身体是否安好。我一切平安，在斯大林大元帅的温情关照下，过着自由自在的每一天”[11]。

对此，谦二也说：“我自己也只能写这种样板书信。俘虏营的气氛当然也有影响，而且过去待在军队，也只会写这种内容。”自从他被日军征召以来，已经过了好几年，这段期间写的信件全都必须通过检查。

收到信的一方也大概能察觉为何只能以片假名书写，所以回信的时候也只能写可以通过检阅的内容。我还在战时的昭和二十年三月，曾经收到早实时代朋友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最近舰载机在东京上空盘旋”，因为不能直接写美军空袭东京，所以采取这种写法。对于这样的方式，大家都习惯了。

谦二于一九四七年秋天开始在炊事班服勤。前一年的冬天也分配到炊事班，但当时只担任厨房与食堂的清扫杂务，而且是因为苏联军医诊断他不适合从事户外作业的缘故。这次并没有健康上的理由，“我猜大概是没有政治色彩、认真、无表里不一的行为等理由，受到积极分子们的好评才能调到炊事班去”。炊事班的工作较户外劳役来得轻松，比起一般兵更不缺食物，如果没有获得好评价，往往无法担任此处勤务。

炊事勤务采两班制，二十四小时轮班。夜班负责制作早餐，隔天白天才睡觉。将谷物洗净后放入大锅，盖上锅盖点火蒸煮，接着加入调味肉与蔬菜一同炖煮，如此便完成一道料理。简单来说就是炖饭。

除此之外，还要把午餐用的面包切好排列，连同早餐一同交给大家。到了一九四七年后半，晚餐会有一道汤加上一道菜。因为材料受到限制，而且又是多人数大锅饭，从这点来看，几乎没有可以展示厨艺的空间。

一九四八年四月，第二分所选定了第一批归国人选。一九四八年六月，轮到第二批人选的选拔。谦二一边躲避着愈来愈激烈的民主运动，一边不断期望能被选上。

第二批时，大约选了一百人。在战俘营的中庭站着一个日本人一个苏联人，由他们唱名并确认人选，并加以分组。那天担任炊事夜班，做好早餐让大家吃过后，某个人大概搞错了竟告诉我“你入选 ”让我一直期待不已，但是排到最后都没叫到自己名字，我感到非常失望。那时炊事班的某个人突然冷冷地说了句：“连做梦都在想被选上吧。”我还记得当时感到的那股愤怒。接着我变得自暴自弃，不再认真工作，惹怒了炊事班班长，没多久我就被炊事班开除，转回担任一般劳役。

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选出了第三批归国人选。发表人选当天，大家纷纷在俘虏营中庭集合，等待着叫唤姓名。“苏联军官喊了我的名字。知道自己能够回国时，内心涌上了一股喜悦。被选上的人顾虑着其他留下来的人，还不至于高兴到跳起来，但大家都开心不已。”

谦二说：“之后所有事情都无所谓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忆。”进到战俘营最初认识的人几乎都已经不在了，没什么人可以诉说内心真实感受，也没有其他人来请托传话给他们的家人。

离开的准备相当简单，因为卢布禁止携出，个人也没什么行李。“也没想过带个苏联的东西回去做纪念。但是，饭盒与外祖母给的裁缝包是生存必需品，回到新潟老家前绝对不可放手。”

如前所述，民主运动的参与度似乎与能否成为归国人选没有多大关系。但日裔第二代的饭冢与川村，选了三次都没被选上。俘虏们的感觉是，苏方可能怀疑他们归国后会帮助美军，所以被继续留了下来。

出发的日子，在人选公布的几天之后。大家列队出发时，苏联的人都站在战俘营出口目送。

我想他们也为这些一同生活过，欢欣要回家的日本人感到开心。“螳螂”已经转职不在了。亚夫马德林仍然担任所长，但当天刚好外出。塞思塔可夫曾经转职，但于一九四八年初又回到第二分所，但在我们回去之前，传出谣言说他好像犯了什么罪遭到逮捕，不过塞思塔可夫太太站在出口附近，目送着我们离开。

出了战俘营，照例为了等待火车时刻安排，又在赤塔的火车调度场待了两天。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命令，要他们装饰返国列车，俘虏们便在板子上以油漆写下“苏联同盟与日本国民之友好万岁”字样，并把这块板子装在火车货车的侧旁。

返国列车很顺利地迅速抵达纳霍德卡。列车移动中大家向共产党立下誓言，还唱了革命歌曲。除《国际歌》《红旗》之外，还有赤塔方面民主运动领导者袴田陆奥男作词的歌曲（据说有“站起来，农民、劳工，把你们当奴隶的裕仁……”这样的歌词），此外当然有《共产主义者的马赛曲》和《同志们，勇敢地前进！》等歌。“无论如何只想要平安回家。没有深刻想过不听命唱革命歌曲，就回不了家这样的事情。只要能回家，不管是要唱歌还是要大呼万岁，什么都愿意干。”

抵达纳霍德卡后，依序等待，大概又转换了三个战俘营。他们在第三个战俘营办理离境手续后，前往港口途中，看到第二批离开的俘虏们正在防波堤工作，里面还有伪装身份的佐桥中尉与曾和谦二搭档伐木的新兵。“发生什么事了？”一问之下，他们回答：“收到命令停下来工作。”他们到隔年六月为止，在纳霍德卡又多待了一年，被迫从事劳役作业。

属于第三批离开的谦二一行人，平安无事地从纳霍德卡港搭上回国船只大郁丸号。看到日本船只的最初印象，谦二如此描述：“看到船员，只感到‘（日本人）个子好小’。一直待在除了俘虏以外大家都是大块头的环境中，因此看到俘虏以外的普通人，突然觉得对方好小，感觉相当诡异。”

谦二说自己看到船上挂的“日之丸”国旗既没有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慨。

我自己在一九四五年就把日之丸拿来当浴巾了。当时为了活下去就已耗尽心力。当被告知可以回国后，还在各战俘营间缓缓等待移动，所以看到日本船只时，也不记得自己突然有什么感动。而且，一直把回国当作一个梦想，梦想突然实现时，反而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不只我如此，大家似乎都有同样感受。现实，果然跟小说或电影不同。

搭上船后，俘虏们一时半刻还无法适应环境变化。先前民主运动时，苏联方面的宣传让他们相信，迟迟不能归国，是因为日本船不来接他们。

上船后，才从船员口中知道“根本没这种事情”，可是大家仍觉得“之前是被这么告知的”，显得半信半疑。甚至有些人还说，船员们都在骗人。不过相较之下，我们也只到这种程度而已。被拘留到隔年的人们，还发生与船员交恶、把船员当成“阶级斗争”对象的例子；下船之后搭上特别列车，整团人由舞鹤抵达京都时，也发生过与警察集体乱斗的事件（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京都事件”）。读到这些报导时，总是一阵心痛。我以为，让他们暂时在日本生活一阵子，大家就能冷静下来。如果在日本的人也能带点宽容的心迎接这群战俘，或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搭了两天的船，八月二十日抵达舞鹤港。舞鹤港湾内充斥着许多因战争而沉没的船只，还可以见到桅杆或船艏冒出水面的悲惨状况。谦二说：“可以看到日本时，感到非常开心，不过好像在看日本的庭园式盆景一样。与大陆风情不同，一切都显得狭小而紧凑。”

大家在舞鹤的临时收容所待了大约四天。在该处有美军前来调查，有日裔第二代军官让大家看赤塔的航空地图，听取战俘营场所与赤塔苏军设施的状况。谦二把自己记得的内容，都直率地回答了。

从舞鹤被放出来后，众人各自领取了返乡的免费乘车券，以及临时的一笔现金，大概有几千日元。因为不知道日本物价状况，也不晓得这笔款项究竟是多是少。

谦二从舞鹤前往京都，再从该处搭上北陆线，回到父亲雄次所在的新潟。在西伯利亚被当作“救命宝贝”的饭盒，到这个时候还带在身上。离开日本四年，已经搞不清楚东西南北，依靠着沿线的站务员与在外同胞归国援护会的学生义工帮忙，才能返乡。当他搭火车看着窗外的景色，果然还是感觉非常狭小。

由北陆本线转入信越本线，接着抵达荻川站。父亲雄次与妹妹秀子来车站迎接，不过谦二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感慨。或许是因为几乎没有一起生活过的原因吧。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离开了父亲与妹妹，父亲来东京时偶尔还能遇到，至于妹妹与父亲的继室，也就是我的后母，只有一九三九年还在中学生时期，返乡回佐吕间时见过一面。大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彼此都有点手足无措。如果能回到中野的家，与外祖父母相会，那应该又会是不同的景况，只可惜东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故乡了。

流泪出迎这种戏剧性的场面完全没有出现。从荻川站步行约三十分钟，来到父亲故乡的小村。新潟只有在当兵前来过一次，走在路上的村人，一个都不认识。

回到父亲的住宅吃晚餐，谦二回忆：“端出来的是极其普通的餐点，对此也感到相当失望。因为是在乡下，知道不可能端出太丰盛的大餐，但出现的却是完全没有任何特别准备的一般食物。当时心想，魂牵梦萦的归国梦想，竟然就是这么回事吗？”从西伯利亚归乡的喜悦非常短暂，很快地，谦二就被卷入大战之后的艰苦生活中。

[1] 隈部会，《亚夫马德林与塞思塔可夫》，《“赤塔会”会报》第二号，一九七六年。

[2] 维克多·卡尔波夫，《スターリンの捕虜たちべリア抑留》。

[3] 译注：约为英文的major，少校之意。

[4] 若槻泰雄，《シベリア捕虜収容所》，斋丸（音译）出版会，一九七九年。

[5] 译注：江户末期“新选组”的成员之一。

[6] 译注：“给我一份”之意，原文以片假名拼读俄语。

[7] 江口十四一，《代序》，《捕虜体験記6》。

[8] 浅原正基，《對抗流言·中傷》，《中央公论》，一九五六年十月号。

[9] 《北陵より舞鶴まで》，《“赤塔会”会报》，第三号。

[10] 若槻泰雄，《シベリア捕虜収容所》。

[11] 若槻泰雄，《シベリア捕虜収容所》。

第五章 辗转的生活

一九四八（昭和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岁的谦二回到日本国内。虽然回到父亲雄次的家，但却完全没有什么戏剧性以泪相迎的场面。

之后，谦二在战败后的日本，卷入不断更换职业的生活中。

一、西伯利亚归国者的处境

谦二父亲雄次的故乡，在新潟县中蒲原郡两川村（一九五七年并入新潟市）一处叫作割野的村落。距离最近的火车站是信越本线的荻川站，此处是位于越后平原上一处平坦的农村。

割野正好在连结信浓川与阿贺野川的运河、名为小阿贺野川的附近，出了荻川站，越过横跨小阿贺野川的铁道桥梁，步行大约需要四十分钟。当蒸汽火车通过铁桥时，桥上行人必须先躲到桥梁边侧，等待火车通过。

一九〇一（明治三十四）年从割野移民北海道的雄次，重新回到故乡新潟，已经是一九四二年了。雄次建于割野的住处，是将北海道住宅的木材拆卸后搬回新潟，再重新搭盖起来的房舍。是仅有寝室、客厅与厨房的小型平房，墙壁以蒿草及土壤混合涂上，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修饰，这一家人过着何等贫困的生活，可以说一目了然。

谦二抵达自己父亲的住宅当晚，晚餐是“极其普通寻常的餐点”，完全感受不到特别欢迎他回家的气氛。不过当时的农村饮食生活本来就十分困乏，而雄次在北海道累积的财产，原本想当作养老金带回故乡新潟，却因为从战争期间到战败之后的通货膨胀，存款不断缩水。谦二也没有特别询问父亲雄次家中的经济状况。

提起在割野的饮食，几乎没有肉可吃。流动小贩虽然会来卖鱼，但只会去有钱人家中兜售，所以连鱼都很少吃到。每天就是腌菜、味噌汤、蔬菜与米饭，偶尔加上咸鱼而已。因为是农村，二战之后虽然不至于完全饿肚子，但也没比西伯利亚的俘虏生活好多少。在西伯利亚时梦想返乡可以吃点红豆汤，看到家中景况，也说不出口。如果是外祖父外祖母，或许还敢试着要求看看。

住处附近有小熊的本家，由雄次的妹妹，也就是谦二的姑姑所继承，但她处于不问家事的隐居状态，家中大小都由她的长子掌理，而他与雄次的关系并不亲近——毕竟雄次十八岁就离开新潟，一直到六十岁才返乡。那位姑姑偶尔会瞒着长子的太太，从家中偷运些粮食给雄次，但能帮忙的，也仅只于此。

谦二回到故乡时，雄次已经六十五岁。虽然辞去“产业组合”的工作回到家乡，但因战争中的通膨导致难以维生，他也做起将北海道的药草引入内地，做中药局津村顺天堂承销的生意。但日本战败之后，这个工作也随之消失了。

失业的雄次，改于自家玄关开起一间叫作“漫画堂”的租书店，为附近的孩子提供漫画出租的生意。收废纸的业者以一贯目（约3.7公斤）为单位买进漫画，雄次则以每册五日元的价格买入，出租一次收费二日元，大概以这样的规模获取一些收入。只是雄次单纯把租书当成副业，并没有因此赚大钱。

因为理解家中经济困难，谦二立刻对雄次表示“我会去工作赚钱”。接着在八月时，跟附近的木工交涉后，他便到位于新津的土木建设公司担任现场指导见习。那是一家从师父到木工总共只有五个人的小型建设公司。

我与介绍工作给我的木工一同到新津上班。步行越过铁道桥到荻川站，不过距离实在相当远，又没有巴士可搭。当对我父亲抱怨“太远了”时，他却只回答了一句“附近的人大家都走路啊”。虽然因此了解乡下人的忍耐力超强，但实际说来，乡下几乎没有需要通勤的上班族，大部分的人都在村落里生活，不管是农家还是公所职员，或是理发师等等。

当时的日本处于都市人口减少的时期。根据日本政府的统计，都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率，一九三〇年为百分之二十四，一九三五年为百分之三十三，一九四〇年快速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八后，一九四七年又再次降回百分之三十三。

谦二从北海道移往东京的一九三二年，正值市场经济渗透引起恐慌，农村地区受到贫困压迫的时期。之后伴随全面战争使得重化学工业快速发展，人口持续移入都会区。但是在战争期间因为遭受空袭，产业基础被破坏，再加上人口疏散到乡村后，乡村粮食不易输送到都会区，日本战败之后，都会区的人口比率又降回一九三五年的水准。

一九四八年谦二回到故乡新潟时，便是处于这种时期。这个时期的农村地区并无足够的产业基础可以吸收都市疏散人员或从国外撤退回来的人，呈现农村劳力人口过剩的情形。谦二所在的割野村，也几乎没有可以获取长期固定薪水的工作。

这些过剩的劳动人口，以及同时期出生的战后婴儿潮一代，于一九五〇年代之后流入都市，成为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不过那是稍后才发生的事情。而对于当时的谦二来说，还是必须先找到工作维生。

谦二当时二十三岁。虽然曾经在西伯利亚做过建筑工作，但没有担任现场指导的经验。虽说是现场指导见习，但工作不过就是照看现场作业状况而已。

不过过了大约一周，疏散到冈山的伊七写了一封信过来。从舞鹤回新潟途中，谦二曾经写信告知伊七他返乡的消息。“自己离开日本一段时间，头脑有点昏昏钝钝，不过当时猛然惊觉，自己非常想见外祖父母，而且也得让外祖父母知道自己的状况，当下立刻就想出发。”

他向公司的师父报告收到外祖父来信，而且马上要启程前往冈山。但因为这只是一家小建设公司，“没有长期休假这种福利”，因此就算是离职了。当然，这一周的见习工作等等，也领不到薪水。

刚返乡的谦二身上其实没钱。回国复员时虽然有领到几千日元，但回家之后马上全部都交给父亲雄次，且其实仍不够让他前往冈山。结果这笔旅费还是由雄次支援。“父亲理解我与外祖父母的关系，虽然有所觉悟我可能会在冈山定居下来，但仍然出资让我前往。”

从荻川站出发，花了一日一夜，经由京都前往冈山，一直来到伊七疏散的地点。通过京都之后，路过大阪与神户时看到了空袭后被焚毁的废墟。先前经过的新潟与京都都未曾遭受空袭，这是回国后第一次见到空袭后的景象。

阪神的重工业地带遭到彻底破坏，只看到剩下的扭曲钢筋，心想这景象真是凄惨。不过在西伯利亚通过《日本新闻》，已经知道日本都市遭轰炸焚毁，因此内心也只是想着，因为是战争，所以才落得这般地步吧。

抵达山阳本线的濑户站，然后步行大约两小时才来到外祖母小千代娘家的吉田家。一九四〇年曾经跟着小千代一同返乡过，谦二凭借着当时的记忆走到目的地。

出身冈山的伊七与小千代，最初是疏散到伊七的老家。但掌管老家的甥儿生活穷困潦倒，因此才改搬到小千代娘家。政府虽然命令都市居民必须强制疏散到乡下，但疏散的去处却必须由民众自行负责找寻。

吉田家的房屋属于中型农舍，但是住在这里的还有丈夫死于战争、带着四个小孩前来的女性，以及由东京、京都、横滨等地，因疏散前来的三户亲戚，大约有十个人。伊七与小千代已经挤不进主宅居住，所以只能住在距离庭院有点距离、八叠大小仅有一房的木造贮藏室。

四年不见的重逢，伊七与小千代亲切地出来迎接谦二。谦二在九月上旬抵达，此后约一个月的时间，就与伊七和小千代在贮藏室共同生活。伊七与小千代仍旧叫唤他“谦”，比起新潟，此处更让谦二感到安心。

不过此地的生活也非常严峻。在这个贮藏室内，虽然有从中野运来、让谦二怀念不已的餐具架和佛坛，但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其他留在中野仅有的一点家具，因为一九四五年三月东京大空袭后遭强制疏散，政府无法分配足够的输送力，因此无法运来。

伊七此时已经七十二岁，小千代则是七十一岁，而且伊七还半身不遂。雄次自己也因通货膨胀，存款缩水，所以无法期待他的援助，只能极力节省现金支出，连鞋子穿坏了都无法购买，谦二与伊七一同将蒿草敲软后，自己编织草鞋。

饮食方面，除了米饭与蔬菜之外，只偶尔吃点酱油煮鱼。农家的厨房仅有灶，既没瓦斯也无自来水。贮藏室内虽然有盏电灯，但除此之外处于“完全没有文明器物”的状态。金属式的澡盆，也就是所谓的五右卫门风吕，必须去户外水井以水桶打水运送数十次，接着捡拾蒿草或树叶烧火煮水。加上谦二总共有十一个人要洗澡，到了后半段水都混浊了。谦二认为：

官僚或高阶军官们，即便战败，在停战和约后仍可领取退休金。可是一般庶民工作一辈子存下来的钱，却在战后通膨中消失殆尽。发起愚蠢的战争、造成大量死亡、把父亲与外祖父母的生活逼上绝境的那票人，应该要负起责任才对。

此时小千代也哀叹联络不上自己的二女儿美登里。谦二的母亲芳江是小千代的长女，已经死于结核病。对小千代而言，美登里是唯一活下来的孩子。

美登里大约在一九三〇年便与丈夫和两个小孩一同移民巴西。一九三六年柏林奥运时，她还写信回来说，一九四〇年会回来拜访预定举办奥运的东京，但此后因为战争断了音讯，尽管战后不知写了几封信联络，仍然音信全无。

我还记得战争之前拿着写有美登里姨妈地址的信封，靠着在早实学来的英文字母，帮忙写下葡萄牙文的地址：“Asai, Santa Catalina, Parana, Brazil Asai”（Asai，圣卡塔琳娜，巴拉那，巴西）。巴拉那是州名，圣卡塔琳娜是铁道路线的名称，Asai是住有大量日裔移民的城镇，据说是来自“朝日（Asahi）”这个词。

吉田家的长男与次男都对美登里有所抱怨，“自己的爸妈处境如此艰难，竟然连一封信也不回”。吉田家长男目前是一家之主，次男则在附近经营一家收音机店，生意相当兴隆，次男的儿子之一在冈山的日银支行上班。谦二也曾经到冈山去拜访这位次男的儿子，当地经历过一九四五年五月的空袭，当时正在复苏重建当中。

大约与外祖父母生活了一个月，谦二开始思考今后的情况。究竟应该待在冈山陪伴伊七与小千代，还是回到新潟与父亲雄次过生活。对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只有谦二这么一个帮手。如前所述，雄次其实也担心谦二就这么在冈山定居下来。

谦二对于自己应该回到新潟或是留在冈山，感到犹疑不定，而让谦二下定决心的，是平时沉默寡言的伊七，若无其事说出的一句话。

外祖父对我说“够了，可以啦！”让我知道回新潟才是对的。外祖父无论如何至少跟亲戚们住在一起，可是父亲却除了我之外没有别人，而且当时也觉得，即便没有共同生活，孩子奉养照顾父母，也是理所当然的。

十月初，谦二离开了冈山。在贮藏室前，伊七与小千代对他依依不舍。从结果而言，这是谦二与伊七最后一次见面了。

虽说如此，即便回到新潟，割野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作。离开冈山后，谦二先前往东京一趟。入伍前就职的富士通信机基于对出征士兵的义务，理应保障他到归国复员为止的职位，而且他离开时间的薪水，应该也要依照入伍前的薪水基准，在不换算通膨的情况下，汇款给父亲雄次。

当时因为粮食供给困难，对流入东京的人口数量有所限制。如果没有东京的在职证明便无法领取米谷存折，没有官方发给的米谷存折，就无法购买配给米粮，只能在黑市购买高价的稻米。当时的米谷存折，实际上就等于身份证明书。如果能在富士通信机复职，就可以领取米谷存折，谦二抱着这份期待，搭上了山阳本线。

看过了遭受空袭烧毁的神户、大阪与名古屋后，来到东京果然也是一副废墟景象。抵达东京后他先前往位于中野、伊七的侄女家借住。伊七事前已经写信给侄女请托。这位侄女的住宅与谦二住在高圆寺时的“长屋”类似，都是两层楼建筑，二楼目前空着。侄女的丈夫是一位性格爽朗的电器工人，因为战后重建的需要，收入似乎还不错。

在此处大约叨扰了两周，虽然是远亲，他们一家还是热情接待了谦二。谦二却在半夜因忍不住饥饿，把家中整批蒸煮的芋头都吃掉了，从西伯利亚返国还不到两个月，看到食物就忍不住要吃掉的习惯，还没彻底改掉。

首先，谦二先前往入伍之前居住过的中野的住处一探，但谦二原本居住的区域，因为空袭已经彻底变成废墟。

这个区域的整理完全没有进展，活生生就是被轰炸后的模样。烧剩的木材与其他尚可使用的物资都被搬走了，只有垃圾被散乱地留在原地。原本那么大的中野公营市场，完全看不到痕迹，只留下焚烧过后的残迹。当时无限感慨，我的故乡已经完全消失了。

即便这种状况下，战争之前我常去的理发店，搭个帐篷又开始营业了。让人感到怀念的景象，也令人感到无限的欣慰。在西伯利亚也是，我一直认为类似理发师或电工等，拥有生活上必需技能的人们，生命力都非常强韧。

接着，他前往小学时居住的高圆寺一带。这一区没有遭到战祸波及，令人怀念的商店都还留着。“拜访当时隔壁的裁缝店，昔日的小女儿现在已经亭亭玉立，着实让人吃了一惊。算算我离开高圆寺已经超过十年了。”

伊七的侄女看起来四十岁出头的模样，不过谦二的感觉也不见得精准。某天，伊七侄女突然问：“小谦，你觉得天皇陛下如何？”谦二回答说：“我认为天皇先退位一次比较好。”结果伊七侄女突然有点情绪化地说：“我不喜欢小谦这样的回答。”

因为我自己当过兵，所以理所当然觉得，发布开战诏书的大元帅为战败负起责任，是极其正常的。战争结束了，时代的氛围多少有些变化，而且当时确实也出现了一些天皇应当退位的舆论。

可是年长者们的想法却不同。当时如果讲自己“从西伯利亚回来”，开始会被说“西伯利亚回来的人，因为受过共产主义教育所以都变成红色的”。与不同对象说话时，如果不小心说溜了嘴，搞不好就会遇到很糟糕的情况。

在乡下即便到战争之后，还是有人把天皇的照片“御真影”与祖先的照片并排，年长的人们依然质朴地尊敬着天皇。但是遇到节日时，却不再挂出日之丸国旗。普通的人们，光是为了生活就费尽千辛万苦了，对于这种仪式性的习惯，大概都抱持着怎样都无所谓的想法吧。

顺带一提，谦二对天皇的想法，在当过兵的人之间并不算特别。特别是年轻士兵或低阶军官们，在军队中被严厉教导如《战阵训》：“不受生而为囚虏之辱”，或者舰长应该与船舰共存亡等价值观，这些人对于自杀失败遭俘的东条英机充满了蔑视感。因此要求写下开战诏书的天皇必须以某种形式负起责任，也不是什么奇怪的想法。

举个例子来说，参加过吕宋岛战役的原陆军少尉神岛二郎，或者搭上战舰“武藏”的水兵渡边清等人，他们在战争结束后都曾写下文章，认为昭和天皇应该负起战败责任自杀。一九七四（昭和四十九）年在卢邦岛（Lubang）被“发现”，之后以右派言论招惹众人注目的原陆军少尉小野田宽郎，也在归国隔年的访谈中表明“天皇应该要负起自己的责任”[1]。

之后，为了达成此趟来东京的目的，谦二前往位于新丸子的富士通信机。该处工厂并未遭受空袭，仍可以见到过往的同事与上司。

可是，最终他仍无法于富士通信机复职。过往曾任财务部主管的人，目前担任“人事或劳务科长”，谦二与他面谈时，这位科长会在闲谈间若无其事地打探：“你好像在西伯利亚受过‘教育’，感觉如何？”接着，又以战后复员人数众多，无法立刻复职，不过仍会照样支付与先前一样的薪水等理由，要求谦二先在家等候消息。

实际上，在战争之前谦二曾与这个科长发生口角。

当时那家伙担任财务主管，属于拍上司马屁的类型。会在下班之后偷偷记录比科长先离开的员工，自己一定等到科长下班后才离开，就是这种货色。我自己算是善于工作的类型，所以总是赶紧把业务完成，时间到了就回家。这家伙会在下班前三十分钟左右，突然拿会计业务的工作过来要我处理。我当时年轻，某次就在房间外向这个主管抗议。他只随便找个借口含糊带过，说：“因为你是优秀的课员，才想多交代一些工作给你。”当时就觉得他是个啰唆的家伙。

当我从西伯利亚回来，竟然是这家伙负责申请复职者的面试。如果申请复职就应当接受，这是制度规定下的义务，所以公司应该已经接纳过先前从其他战场回来的人员。只能说，人生究竟会如何发展，谁也不知道。公司果然汇来与过往相同的薪资，与入伍前的金额一样，但因为通膨的关系，现在给这种薪水根本不够过生活。

曾被拘留在西伯利亚的人们，因为是“西伯利亚归国者”所以遭到警察监视，在地域社会中被歧视，求职时面临不利的处境等等，许多人都表达过类似的经验。谦二在这次面谈之后，事实上就等于已经断绝了进入日本大型企业之路。之后，谦二便开启了宛如滚石般的日子。

二、滚石般的日子

不得已之下，谦二开始在东京找工作。很快地，他寄宿处的电工，介绍了一个从事掘井业务的挖掘公司事务员的工作。因为谦二拥有中学毕业学历，曾任职富士通信机担任会计业务，懂得初级会计，而且社长的儿子相当同情“西伯利亚归国者”，这些大概是谦二受雇用的原因。

这家挖掘公司是一家大约只有三十名员工的小企业。谦二原本应该担任事务性工作，但进入公司后，竟被命令前往山形县米泽近郊，担任掘井工作。

这个时期，为了日后将废止蒸汽火车、导入电车的规划，奥羽本线正在进行福岛—山形之间的电气化工程。作为此项施工的一环，位于奥羽山脉县境的隧道福岛与米泽之间也需要更新电气化。可是当地位于山顶附近，缺乏工事用水，所以才委托开掘一口水井。

谦二前往现场，该地接近山顶，就在隧道出入口一旁。谦二从十月到十二月的三个月间，与现场工头夫妇一起居住在工事附近的工寮里。这项工作就是加入燃料启动挖掘探头，当机器开始挖掘时需在一旁监视。

可是此时雄次却从新潟寄来一封信。

当时我找到这项工作后，就写信回报人在新潟的父亲，告知自己的状况，书信往返了好几次。我打算在东京的公司找一个办公员的工作，但父亲似乎不太了解状况，以为我是巡回各地负责探井的工人，便来信说，如果只能找到这种工作，还不如回新潟。确实，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工作实际要负责什么业务，所以十二月底领完薪水后便辞职了。先回中野外祖父侄女家收拾行李，接着返回新潟。

在新潟的老家，没有任何特别的庆祝下，迎接了一九四九（昭和二十四）年的正月。因为不得不找份工作，一月时谦二看了报纸广告栏，前往新潟市内一家叫作“今枝火腿”的公司应征，获聘之后果然还是担任办公员的工作。

这家公司生产维也纳香肠、火腿，法兰克福香肠等产品，主要卖给位于新潟的美军军政部。谦二在该处担任会计职务。

因为无法从割野直接到新潟上班，所以联络上了住在新潟市内、父亲第一任太太的女儿。这位同父异母姊姊的丈夫，任职于新潟的日本轻金属公司，住在公司宿舍，谦二便借住该处上班。这位姊姊的员工住宅，有两间四叠半、一间三叠的房间，夫妇两人加上两个小孩，一家共四口人。因为谦二的搬入，十九岁的女儿把原本自己使用的三叠房间让给了谦二。

谦二任职的这家公司算是新兴企业，当时算是很时髦的小公司，有大约二十名员工。其中七名是事务与业务职位，其他则是火腿工厂的工人。社长好像住在六日町，把公司业务都交给原为陆军上校的老战友管理。

谦二任职的事务部门借用新潟市内繁华大街上一家公司的办公室，是一幢两层楼的店铺建筑。一楼是火腿贩卖店，二楼为办公室。办公人员多为中老年，有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的人，也有据说过去曾于银行任职的人，看样子都不甚忙碌，大家边喝茶边闲聊。似乎是离开公职的原军人与原银行员，靠着人脉集合一处成立的公司。

他们话题的中心，大多是撤退回国时有多辛苦，以及抱怨战争结束后的生活。我曾经为了公司的业务，拜访了那位从中国东北撤退回国的经理人，租住在一栋破旧两层楼房的二楼，没有隔间，与太太和三个小孩一家五口挤在一起。听说过去他们住在奉天，现在看来确实很贫苦。对战争之前过过好日子的人而言，战败之后的生活，确实让人难以忍受。

当时因为大家生活上没什么余裕，所以也不谈战争时的话题。三十多岁的工厂厂长，曾经服役于重巡洋舰“那智”号，还记得在工厂闲聊时他说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当“台湾冲航空战”结束后，因为收到日军大获全胜的误报，军方命令“那智”号出航，“乘胜追击敌军残兵”，启航后一看情势完全相反，他们赶紧冒着危险逃了回来。不过即便是这位愿意谈战争体验的厂长，也绝口不提稍后的雷伊泰湾海战，或者在马尼拉湾遭受空袭导致“那智”号沉没等非常沉重的话题。在那个时代，毕竟大家的战争记忆都还鲜明，所以尽量避开沉痛的话题，只挑有趣或可笑的战争体验聊。

我父亲在日本战败前后，因为从事自北海道引入药草的工作，某次搭青函渡船时遭到美国军机扫射，有过九死一生的经历。不过这种话题只会在闲聊时附带一提而已。我自己也几乎没说过在西伯利亚的经历。因为我回国没多久就明白，不管如何说明，其他人仍然无法理解这类话题。

“今枝火腿”除了办公室兼店铺的楼房外，在距离新潟市不远处还有一块三十米乘以三十米大小的土地，这里就是公司的小工厂。因为必须出货给美军，所以卫生管理相当彻底，地板铺上水泥，机械设备也都是现代化的生产器材。为了生产烟熏火腿，还设有专门的烟熏室，工厂监督们也都穿着白袍。在工厂内工作的工人，大都是新潟当地居民，男男女女都忙于工作。战争之前的日本人大部分都没吃过火腿，即便在战前日本高速发展期，大概也只有鱼肉火腿比较普遍，从这点看来，战争结束后就开始生产真正的火腿，也算相当前卫的尝试。预测到美军的需要与日本民众战后饮食习惯的变化，这家公司可以称得上是创业投资公司（venture company）。

处理办公室业务时，偶尔会收到法兰克福香肠的样品。谦二本人也没尝过这种食品，但也不排斥尝试，吃过之后甚至觉得相当好吃。这些香肠火腿在当时都属于高级品，以谦二的薪水还购买不起。不过销售状况似乎相当好，工厂几乎是不停运转地拼命生产。

与工厂的繁忙相对照，办公室员工的工作就显得有点诡异。谦二说：

我的工作，就是为了逃税制作两本账册。至于曾在银行工作过的那位员工，大概十点半上班，傍晚露个脸后便下班。他的工作，是从A银行户头领出款项，再存入B银行户头。之后再由B银行领款，存入A银行。这么做可以增加实际交易业绩，能够帮公司获得更多融资。不过公司仍是负债累累，这些不过是让经营上更好看的粉饰工作。

不怎么工作的白领阶级，与拼命工作支撑他们的蓝领阶级，这种组合正好反映出战争之前日本的身份歧视的状态。在江户时期，农民的劳动时间从黎明到日落为止，大概十到十三个钟头（冬天与夏天有所差异），与此相对，在萨摩藩服勤的武士，工作时间大约三小时。明治维新之后，仍然沿用这种“武士工作时间”的旧习，废藩置县后的政府部门每天只工作六小时，即便到一八八六（明治十九）年采用八小时制度后，夏季午后仍带有午休时间。[2]

在这种习惯之下，工作时间短却可领取高薪资的“官员大人”生活，一直是小老百姓羡慕的对象。二战之前承续政府部门工作形态的许多大企业，不仅在白领与蓝领的待遇和工作形态上采取不同安排，甚至连进公司走的门都不同。二战之后劳工运动追求的目标之一，就在于撤除这种“歧视待遇”，这点就如同我们描述谦二为富士通信机工作时提到的一般。

其实这个时期，一些本身没有技能、只依赖既成秩序生活的白领阶级，也开始尝到地位没落的经验。日本战败之后记载自身地位没落的回忆录，大多都是由都市中产阶级与他们的下一代写成。

在这种状况下，自一九四九年三月起，日本开始采取被称为“逃逸线”（Dodge Line）的金融紧缩政策，经济因此进入不景气期，原本大量雇用归国复员者的企业，开始整编、裁撤冗员。

谦二也收到富士通信机寄来，说明希望他自行退职的信件。当时面谈后请谦二回家等候消息，却再也没来消息，负责人摆明了要弃谦二于不顾。谦二心想“反正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就答应了离职。公司虽然也支付了退休金，但仍依照谦二入伍前的月薪基准来计算，因此这笔金额根本不敷生活所需。

到了四月，这次轮到“今枝火腿”这家公司开始摇摇欲坠了。经营散漫，雇用不认真工作的办公人员，财政上不断以杜撰的账务鱼目混珠，终于尝到恶果。

工厂全面赶工，火腿贩售也很好，但还是发生了薪水迟发的状况。当时我骑着脚踏车去工厂，听到工人们纷纷向我抱怨：“商品卖得这么好，我们也拼了命地工作，为什么薪水还会迟发？”

因为公司经营太过草率，似乎无法长久经营，薪水也逐渐无法正常发放，所以谦二开始找寻下一份工作。一九四九年五月左右，通过工厂中层管理人的太太介绍了一个新潟市内证券公司的工作，谦二再度以办公人员的身份就任于该公司。那位太太也是从中国东北返回国内的人。

只不过，虽说是“证券公司”，但只是大战之前日本传统股票中介的“株屋”，换个名称继续营业而已。在新潟有处理稻米行情的证券交易所，有不少“株屋”就是专门在处理此类稻米交易行情。

公司的办公室，就设在“株屋”的“社长”个人家中，里边座位上坐着生病中的社长，社长座位前到屋子廊缘之间有块泥土地面的“土间”，空间里排放着掌柜、采购、联络人以及事务员谦二等人的桌子。掌柜负责判断米价行情，把指令发给派遣到证券交易所的采购，由他进行交易。介绍谦二这个工作的“今枝火腿”中层管理人的太太，也在这家公司担任办公人员。

八月前后，因为与公司的社长吵架，谦二便辞职了，他说“吵架理由已经忘记了”。在同一家公司长期工作，按照年功序列领取薪资的现在日本企业制度，当时仅限于一部分的大企业办公人员与政府部门的职员。对工作再久也不会调涨薪资的中小企业员工而言，与公司之间发生不愉快便走人，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更何况能够长久持续下去的公司也不多。

下一个工作机会还是通过“今枝火腿”的工厂去寻找。当时谦二在同父异母的姊姊家中吃过早餐，拿着午餐便当，便到处去找工作。因为与火腿工厂的工人们还算意气相投，辞职之后还是得以进出工厂。工厂一直有相关买卖的从业者出入，等于是一处情报交换中心。

在该处，谦二与卖猪给工厂的中介交情还不错，之后开始帮着这位牲口中介做起生意。牲口中介是采买牛、猪的中介买家，他们前往农村采购牛、猪，之后运至屠宰场处理，再卖给肉店或工厂。

谦二跟着牲口中介四处前往农村与屠宰场。这个牲口贩子会看准农家不注意的时候，在测量重量的砝码上涂抹牛粪，让牛只重量看来较轻，趁机贱价购入。另外他们也在屠宰场前的水池，用水清洗解体后的动物内脏。在“今枝火腿”工厂为了制作火腿或香肠，会将内脏翻过来彻底清洗，但在进货的时候，这些货品均已在屠宰场中做过简单的初步处理了。

牲口贩子除了在各农村走动，其间的空闲还会兼差当黑市买卖的助手，帮忙搬运黑市稻米。即便其他物资逐渐开放自由买卖，但政府依旧管制稻米的流通。

虽说是黑市买卖，不过就是从荻川农村的农家买米，拿到“今枝火腿”工厂贩售，只有这种程度而已。新潟车站的月台上有经济警察监视，所以背着装了米的背包时，也不能让人看来觉得很重，得假装背包很轻盈的样子。对于这种小规模的黑市稻米，警察原本就不会一一取缔。毕竟光靠国家配给的稻米额度根本活不下去，警察们也理解民众们的苦处。

一九四九年十月左右，在牲口贩子的斡旋下，谦二干起“坐猪仔”的工作。工作内容是将二十头左右的猪赶上国铁（国家铁道）货车，搭夜车把猪运送到东京。火车货车的单侧架有一块木板，区隔出上下，人坐在上段，下段则放置猪只，所以才被称为“坐猪仔”。

如果猪的状况不好，感觉快死掉时，必须立刻割断猪颈动脉将血放掉，所以要我身上带把刀。因为猪死掉后内脏会迅速开始腐败，那么这头猪只就算浪费掉了。从西伯利亚之后，我已经相当习惯搭货车旅行，但那股臭味与猪的叫声实在太过嘈杂，让人难以入睡。

大约黎明时分，搭载猪的货车便会抵达东京。搭夜间列车打瞌睡时，会被连结器发出“喀呛”的声响惊醒。当列车进入芝浦的支线后，把猪卸下交给东京方面的中介人和他的下属。之后便由中介人将猪送往芝浦的屠宰场。

芝浦的中介人让我到他家休息，洗完澡后还提供早餐，吃完后拿取猪领取收据。中介人的住宅位于屠宰场附近，当时家中还能拥有澡堂，已经算得上惊人的奢华了。从战争期间到战争之后，我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当时只觉得“有钱的地方还是有钱啊”。之后回到新潟，把收据交给牲口贩子，就算完成了一回工作。

在粮食不足与物资统制的状况下，造就了部分物资流通业的商机。此时，“黑市买卖者”便一转升格成为“战后暴发户”。

原本谦二就没打算太过深入这个业界，“虽然做过几回‘坐猪仔’，但都属于牲口贩子临时委托的工作，之后也就没有下文了”。

这个时期的谦二，只是拼了命地想要赚钱活下去。谦二说：

当时的服装大概就是类似宽松夹克服之类的，抓到什么就穿什么，几乎没什么印象。至少几乎没穿过西装。也没有从事过需要先面试才能就职的工作，所以没有穿着西装去面试的记忆。因为生活层面与心理层面都非常窘迫，原本很喜欢看电影，当时也几乎没再看过，也不记得假日的时候干过什么事情。

从早到晚过着这种日子的谦二，一九五〇（昭和二十五）年正月回到家中，请父亲雄次帮忙介绍工作。谦二自己说：“当时心想一直帮牲口贩子打工，也不是个办法。”在此之前的工作，都是靠自己的人脉，或者偶然间找到的，这是第一次通过父亲介绍工作。

这份工作，是因雄次的外甥正好在龟田的点心店工作，所以介绍谦二也到那边“修业”工作。“父亲只有小学毕业，从没想过靠学历就职，加上战争之前有句俗话说‘做餐饮绝对不会失业’，我自己也是听外祖父这种论调长大的，因此便接受了这份工作。”

雄次在龟田的妹妹，育有四个儿子（雄次的外甥）和一个女儿（雄次的侄女）。四位外甥当中，长男在战争中死亡，次男已经结婚，经营一家点心店。三男从战地回家后，便娶了长男的遗孀，继承家业，继续经营脚踏车店。另外尚未独立成人的四男与最小的女儿，则与三男一家一起生活。

谦二的妹妹秀子，一九四九年三月从新发田的师范学校毕业，成为新式中学的教师，并前往龟田就任。于是便在雄次外甥，也就是那位继承家业的三男家中住下。谦二也住在此处，并到次男的点心店工作。

那位三男的住处是幢旧宅邸，房间数量较多，但除了三男夫妇与他们两个孩子外，再加上四男与小女儿，以及我和秀子，算算也挤了八个人。三男与长男遗孀结婚，是为了存续家名，过去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在龟田这地方，称此种状况为“名折”[3]。

那家点心店的外甥，会自己制作内馅。当时砂糖价格仍高，所以他混合使用了称为甘精[4]的合成甘味料，因为混合比例掌握得宜，味道颇获好评，连近郊的商店都会来订货。因为这家点心店需要人手，所以谦二才能前往就职。话虽如此，谦二说：“那根本称不上什么就职，不过就是以二十四岁的‘高龄’，为点心师进行‘奉公’[5]服务罢了。”

谦二在该店，花了大约半年时间学习揉捏糕饼内馅与豆沙包的外皮，积累自己的修业。可惜这个职业也未能持续长久。

那个外甥酒品很差，而且每天都要喝酒。喝的量愈来愈多，最后从白天就开始喝得醉醺醺，喝到酩酊大醉之后就倒下，一整天都在睡觉。等到酒劲过了，酒也醒了，又开始下一轮，从头喝起。逐渐地连工作都无法处理，最后甚至妄想我与他的太太“有染”，到处乱说，结果我在割野的父亲还特别训斥了他一顿。当年因为年长者还具有相当权威，外甥嘀嘀咕咕地向我道了歉。不过这种情况委实令人不悦，当年五月，在取得父亲谅解之下，我便辞掉了这个工作。

无计可施的状况下，谦二只好前往职业介绍所，通过介绍所觅得一个小制版公司的工作。当时出版业正值复兴时期，制版公司的效益相当不错。这家制版公司有三个职工，谦二担任办公事务员，加上社长，这次又进到一家全公司只有五个人的小企业。

谦二搬进制版公司的二楼居住，每天自己做饭。因为是制版业，为了使用药品与火，所以备有自来水、瓦斯与淋浴间。“全部的家当只有棉被、少许衣服、锅与稀少的餐具而已。房间的角落塞着纸箱，里面不知装着什么。虽说自己做饭，不过就是煮点味噌汤而已。”

只是，在这家公司也无法专心担任事务员工作。社长企图扩大燃料业的业务，比起办公，更多时间都在忙于燃料业务。因而谦二还得兼任外送薪炭与采购燃料的业务员，甚至为此还取得了机动脚踏两用车的驾照。骑着小摩托车，上边堆着一俵[6]、有时候甚至是两俵的木炭，到处送货。

在这个时代，进入类似谦二就职的这种三十人以下的小企业，如果工作量上无法达到让公司会计整天埋首于办公桌的程度，那么让企业仅就会计业务便支付一个员工薪资，是绝无可能的事。而一整天都可以处理办公桌业务的工作，只有在大企业才看得到。

另外，谦二回国后的就业过程中，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时刻成为政府统计上的“失业人口”。离职之后总是很快就找到下一份工作，利用职业介绍所，也只有一九五〇年进入制版公司就职这一次。

二次大战结束时，日本总人口约有七千七百万，其中一般劳动力约有三千三百万人，军队约四百万人。日本刚战败的这段时期，归国复员军人、军眷、从国外撤回者，以及被军需工厂大量解雇的人，总共高达一千万人。即便如此，却没有出现失业人口暴增的事态。一九四六年四月这个时间点上，一整个月完全没有工作的失业者，统计上只有一百五十九万人。

日本失业率低于其他先进国家，原因大概是拥有大量自营业、中小企业，以及被称为“家政助手”的工作，这些公司及行业吸收掉市场上过剩的劳动力。因为没有失业保险保护，可以说许多人不得不找临时工作过渡，或依靠家庭照顾生活下去。

经济学者东畑精一与野村正实认为，这种状态与先进国家的“完全雇用”不同，主张应该称之为“全部雇用”来做出区别。[7]日本的失业率，即便在谦二为了生活苦战恶斗的一九四八到一九四九年，也呈现出未达百分之一的状态。

三、无论如何都希望能知道真相

不只谦二，他周遭的人们生活都非常窘迫，大家几乎都没空谈有关政治状况的话题。虽然如此，谦二也不至于与当时政治状况毫无关联。

谦二还在“今枝火腿”上班的一九四九年二月，占领军美军寄来一封传唤信件。谦二从西伯利亚返国抵达舞鹤时已经回答过美军有关赤塔周边苏联军事设施的询问，这些人当中，有时为了确认当时记忆是否正确，会再次召集一部分人进行问话。谦二回国之后，也好几次都发觉，自己的信件有遭占领美军检查的痕迹。

传唤的信件中附有占领美军发行的乘车通行证。战争之后日本国内运输力不足，物资运送不及，许多都市居民都得搭国铁火车到郊区购买食材，有段时期处于列车老是客满、车票也难以入手的状态。不过许多时候列车会加挂占领美军专用的客车，而这些车辆往往都还有空位。谦二拿到的乘车通行证，虽然只是普通的三等车厢车票，不过也是张前往东京的免费车票。

他靠着这张车票抵达东京，前往占领军接收的丸之内邮船大楼报到。日本邮船大楼，是日本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景气时盖起的大楼。

他被带到房间内，日裔第二代的负责官员开始询问，给谦二看赤塔建筑物的航空照片、苏联军装的图绘，问他穿着什么军装的人会进出哪些建筑。询问口吻很温和，并不让人感到恐惧。因为从各地征调不同战俘营的人聚集一处，偶然遇到当时一起拘留赤塔的人，还稍微交谈了几句。

趁着这次到东京，他也造访了早实时代的朋友。一位与他同期进入富士通信机的同学，转职到占领军相关工作。当时通货膨胀相当剧烈，大家都说那是一个做黑市买卖比当白领还赚钱的时代。

这位同学与谦二同年，已经结婚并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女儿，有点沧桑感。谦二并没有与同学进行太深刻的谈话便道别离开，通过当时占领军于主要车站都有设置的RTO（铁道输送事务局）引导，搭上还有座位的蒸汽火车，返回新潟。

谦二回国后，偶尔仍会阅读新闻。雄次家中订阅的是《读卖新闻》，不过谦二不常在家，大多是在工作场所阅读。他外出到新潟市或龟田任职时，也没余钱可以自行购买报纸，而是在上班场所等处阅读。

虽说有看报纸，但当时谦二并没时间能够仔细阅读。对当时知名的下山事件（国铁总裁下山定则遭谋杀）或松川事件（东北线松川附近列车疑遭破坏出轨）报导，他仍保有一定程度的关心，但也仅止于此。“中学时期开始关心国际情势，比起内政新闻，我习惯先阅读国际消息，与战争之前相比，新闻显得自由得多，外电报导增加是好事一件。”

这个时期的选举大概都投给谁，谦二也不太记得。他说：“大概是共产党，或者是社会党吧。并非对政治完全不关心，只是没那份余裕。内阁如何轮替，那完全是上位者的事情，跟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干。”

谦二所在的选举区位于新潟一区，但不管自由党、社会党还是共产党的选举运动，他几乎都没有留下印象。他曾经看过已经成为教员的妹妹秀子，在“教员组合”的动员下，为了支援选举而走上龟田街头的状况，不过并没有特别的感想。

只是，虽然投票给共产党或社会党，但谦二说那“也不过是为了牵制保守政党而已”。

我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不抱什么幻想，因为自己在苏联看过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比起苏联，还是觉得美国比较好。

但最敬谢不敏的，还是大战之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日本政坛的保守势力，完全不考量战争责任，我自然不会投给他们。所以不管是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都好，只要不是保守政党我就投给他们。投票给这些人后，心想无论如何他们也无法取得政权。一九四九年一月的大选，共产党“跃进”三十五席，取得这种程度的席次，大概也无法改变整个大局。

另外谦二说他对日本国宪法也不太关心。

可能是因为公布宪法时我人也不在国内吧，没留下什么印象。我既没读过宪法，对宪法也没什么记忆，周围也没人在谈宪法，说到宪法，大概就是，喔，“那又如何？”的感觉。总之不会成为吃饭聊天的话题。

实际上，谦二的说法，正是当时一般民众的反应。在日本共产党主导的一九四六年五月“粮食国际劳动节”中，游行标语牌上出现过一句知名的诉求“先给米饭再给宪法”。

总之，共产党反对留下天皇制与容许资本主义的宪法，社会党则有不少议员认为社会福利规范不足，抱持需要改正的意见，而所谓的“革新阵营”则揭起“护宪”大旗。但这些讨论要引起广泛的关心，大约得等到一九五〇年之后了。

比起这些，当时谦二更关心的是自己亲身体验过的战争问题。“我其实不太关心国内政治新闻出现什么冤狱之类的报导，不过报纸上刊登有关东京审判的判决消息，倒是会去理解阅读。”

A级战犯的那些人，在审判上遭受那些判决，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发动战争，把父亲与外祖父母的生活搞得一团混乱的家伙，绝对不可原谅。什么广田弘毅身为文官与其他战犯不同，我认为问题根本不出在这里。但对于不追诉天皇责任，却怎么都不能理解。

因为生活压力所迫，几乎没有机会与他人谈起战争体验，但对自己体会过的战争真相，谦二一贯都保持关心的态度。从西伯利亚回国之后，最初买的一本书，是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费尔德（James A. Field）所撰写的《雷伊泰湾的日本舰队》（日本弘报社，一九四九年）。

生活上没什么余裕，本不应该买书这类东西。但对于把自己、外祖父母与父亲都卷入的战争，无论如何都希望能知道真相。因为在战争中政府只发表虚假的资讯，完全无法得知战争实际状况，所以更加令人想要搞清楚。

雷伊泰湾的海战，是自己被征兵之前印象最深刻的战争，甚至还发动提灯笼游行庆祝胜利的事情。我不想阅读日本人所写的那种充满英雄主义的故事，只想阅读书写客观事实的书籍，所以才买下费尔德的著作。之后，也在书店站着阅读，陆续看了一些书。

读到吉田满的《战舰大和的末日》，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不过谦二读到的，是刊载于一九四九年《沙龙》杂志六月号，改以新日语假名排版的《军舰大和》版本。

《战舰大和的末日》是服役于大和号的少尉吉田写下自身经历的作品。原本以日语的文言文体写成，预定一九四六年刊载于《创元》杂志，但因为GHQ（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检查而被全文删除。这个文言文版本，在一九五二（昭和二十七）年占领期结束后，由创元社以单行本方式出版，不过在这之前，有另一个把可能会遭受检查的部分删除后修订发表的版本。而谦二所阅读的正是这个修订版。

自己还在中学的时候，就听说日本有大和与武藏两艘巨大战舰的传闻，连存在都是一个机密，因此它们何时沉没于何处，就更无法得知了。虽然阅读了记载大和沉没前最终情况的文章，但却是刊登在所谓的“廉价庸俗杂志”上。会在这种娱乐杂志上留下战争记录，也确实相当令人吃惊。

我认为作者把自己当时的意见如实陈述，同时也站在战争结束后的立场，提供客观思考的观点，确实具有相当价值。书中有记录到，大和沉没之前，为了尽量修正船舰倾斜的状况，在没发出避难通告的状况下向轮机室灌注海水，造成轮机员死亡的状况。事后似乎有人批评，提出高层这么做导致士兵死亡竟然未遭斥责的说法。但身为舰桥士官，这道指令感觉上应该是再自然不过的命令，所谓的军队，就是这样的世界。

这个时期，虽然对苏联与西伯利亚有所关心，却没有深入思考的余裕。但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战胜国民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仍觉得“果不其然变成如此”。谦二在西伯利亚时期读过的《日本新闻》中，有幅漫画描绘蒋介石政权接受美国援助不断吞入美金，但却没有下半身可以消化，结果纸钞只能不断从身体中掉落出来。

一九五〇年起，日本共产党转为地下活动，因为活动方针不同而形成分裂。此事件肇因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在一九五〇年一月针对日本共产党采取和平革命路线而进行的批判。

因为我自己关心苏联相关事物，所以当时也读了这篇批判文。文中指名野坂参三，且用了许多不该对人使用的污秽字眼进行批评，实在非常恶劣。这不禁让我想起西伯利亚时期的民主运动，让人心生不快。

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当时想，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了。七月左右，有一篇美国记者写的通信社新闻报导，说美军先遣部队以反坦克火箭攻击朝鲜军的T-34坦克，却完全起不了作用。读到这边，立刻想起在苏联见过的T-34坦克。”

九月之后美军自仁川登陆，正式介入朝鲜战争。朝鲜军完全败退，眼看大势即将底定，十月中国军队越过鸭绿江加入战局。此时新潟到处流传着“美军将被迫撤退”的流言。因为“朝鲜战争特别需求”而喧嚣说经济有所好转的状况，谦二的亲身体验是，“完全感觉不到景气有好转的现象”。

为了填补原本驻扎日本的美军被派往朝鲜半岛后的空缺，GHQ在八月发出政令，开始募集警察预备队（日后成为自卫队）。“所谓的警察预备队，任谁看了都会觉得那就是军队。因为自己遭遇过军队与战争的悲惨状况，认为没有军队才是最好的，所以对警察预备队的成立感到很不开心。”虽然谦二的生活很艰苦，却“从未想过要加入预备队。到现在还要回头去加入战争，根本不可能。不想再次经历那种处境”。

朝鲜战争开始之后，可以看到占领军的方针有了重大改变。在此之前军国主义者与战前统治阶层都无法担任公职，在这之后改为针对共产党员、同情共党的公务员与大众媒体，以及工会进行“清共”活动。谦二说：“想起西伯利亚时期，知道美国容许共产党存在，感到美国仍算是个宽容的民主主义国家。这样的美国竟下达赤色整肃指令，实在令人不敢苟同，但既然是占领军的命令，日本也无法违抗。”

在这种环境中，一九五〇年秋天，谦二遇到了新潟市内的共产党员，而且变为好友。

忘记是在什么状况下遇到的了，大概是工会的运动家之类的，说起新潟市能有工会的大企业，大概只有新潟铁工或日本轻金属吧。可能是这个圈子的劳工运动家。

年纪比我大四到五岁，大概三十岁，感觉是个好人，就像哥哥一般。我说自己曾在西伯利亚接触过《帝国主义论》，对方便说自己家中有这本书，愿意借给我。当我前去借书时，对方刚好出门，是太太出来迎接的，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突然跑来借书，确实让那位太太相当警戒。书借到手后总算读过了，但内容过于艰涩而看不懂。

虽然跟这个人合得来，但他找我去参与活动时我总是不参加。关于政治活动，因为吃过西伯利亚民主运动的苦，不想再有所瓜葛。再也不想遵从上面的命令了。

谦二讨厌苏联，也不喜欢共产主义社会，在这样的想法下，其他人或许从中国军队介入朝鲜半岛造成冷战态势的现实面来思考，认为不得已的状况下日本可能需要再次军备化，但谦二却不这么认为：“脑袋想法干脆，一刀两断的人，或许会这么想；但现实世界中的问题，从来不是明确的二者择一的状况。会这么想的人，都是远离社会现实的人，只有他们才会冒出这种想法。”

虽然不喜欢共产主义，但更不愿意见到战争与再度军备化，这便是谦二的想法。从结果来看，这恐怕与当时绝大多数的日本人意见相一致。

进入一九五一（昭和二十六）年后，二十五岁的谦二遇到了一个转变。谦二在制版公司的送货业务仍然持续，但一九五〇年的冬天，他感冒了好几回，身体微微发烧，一直无法退烧。一九五一年一月，因为病状一直没有好转，只好请假前往镇上诊所接受诊疗，镇上医生介绍他转诊到新潟大学医院。在该处，谦二被诊断出罹患了肺结核。

收到通知时，实在太过震惊，眼前一片灰暗。哥哥、姊姊都因为结核病而陆续过世，心想：“唉，没想到最终我也罹患结核病。”内心自忖，或许是因为一直忙于工作，没有好好吃饭的关系吧。

新潟的制版公司工作只好先办理停职，回到位于割野的雄次家。经过三个月的自家疗养后，六月进入位于新潟县内野町（一九六〇年合并于新潟市）的国立内野疗养所。此后到一九五六年为止，大约五年的光阴，谦二都耗在这个疗养所内。

[1] 菊池育三，《巴西的小野田宽郎谈日本国无责任论》，《朝日期刊》，一九七五年十月三日号。

[2] 铃木淳，《二つの时刻、三つの労働時間》，桥本毅彦、栗山茂久编著，《遅刻の诞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時間意識の形成》，三元社，二〇〇一年。

[3] 译注：名声折损，带有丢脸之意。

[4] 译注：dulcin，乙氧基苯脲。

[5] 译注：见习帮佣。

[6] 译注：一俵为六十公斤。

[7] 野村正实，《雇用不安》，岩波书店，一九九八年。

第六章 结核病疗养所

一九五一年一月，谦二被诊断出罹患结核病。这跟自己过往的体质可能多少有关，但从战争期到战后的营养不良与过度劳累，恐怕才是最大主因。

谦二说这是“人生最失落的时候”，从二十五岁确诊之后到三十岁为止，谦二都在结核疗养所中度过。

一、失去一半的肺叶

谦二被告知罹患结核病后，向新潟市的制版公司办理停职，回到位于割野的雄次家中。接着申请进入国立的结核疗养所，入所前先在自家过了约三个月的疗养生活。“父亲从过去就沉默寡言，当告诉他自己患病的时候，他也只说了一句‘这样啊’，之外就什么都没多说了。”

谦二给住在冈山的伊七与小千代送了封信，之后才听说当初信送达后，该封信也让居住在主屋的大家看过，每个人都叹息“这该怎么办才好”。“寄托给伊七与小千代的外孙们都患病过世了，最后活着的一个，好不容易才从战争中活着回来，结果又染上结核病。似乎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在割野时，谦二每两周到附近的诊所去看一次医生，进行气腔疗法。所谓气腔疗法，就是从体表插入针头，在遭结核菌入侵的肺叶与肋膜之间打入空气，把病灶连着肺泡一起销毁的治疗法。那个时代肺结核的特效药还未普及，治疗手段也很有限。谦二周围有的治疗方法，除了补充营养、静养、转移到疗养地之外，就剩下外科手法。

当病情较稳定时，谦二会到附近散步，让身体活动一下。不过当时，特别是在乡下地方，大家都把结核病当作“绝症”，深感恐惧。附近的农民害怕遭传染，都不敢接近谦二。谦二无可奈何，只好在自家门前的河堤上沿着河川步行。“走在河堤上，从旁经过附近居民聚集处，之后就被父亲警告‘不要太接近那些地方’。因为附近的欧巴桑（大妈）告状说‘小谦铁青着脸色，让人毛骨悚然地走过去’。”

一九五一年六月，谦二搬入位于新潟县内野町的国立内野疗养所。新潟县也有属于基督教会系统的民间疗养所，但位于内野与柏崎的则是国立疗养所。

其中柏崎疗养所的前身是设立于一九三九年的战伤军人新潟疗养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移管给厚生省，改为结核疗养所。而内野疗养所则设立于一九四一年，原本为新潟县立结核疗养所，一九四七年也移管给厚生省。换言之，在二次大战的“全面战争”之下建造起来的医疗设施，成为二战之后结核疗养所的缘起。

在结核病疗养所中（一九五一年摄）

不管是内野还是柏崎，都是不具产业的地方。其中柏崎与青森县下北半岛并列，日后吸引了核能电厂与自卫队基地来此地建置。

结核病疗养所属于“不受欢迎的设施”，大家都不希望设立在人群聚居的地方。内野疗养所靠近海岸边，远离农村，是一处只能看到沙滩与远眺郁金香花田的偏僻处。

附近的农民任谁都不愿靠近疗养所。渔民偶尔会来卖鱼，不过都一副不想被人看见的模样，掩着鼻子，一种为了赚钱不得不来卖鱼给结核病患者的感觉。患者们也从窗户递出锅，借由锅取鱼完成交易。

前往疗养所时，谦二与父亲二人搭着“越后线”，从内野站下车后步行约十分钟，便抵达疗养所。谦二对父亲说“那我进去了”，雄次只回了一句“知道了”。

谦二说“疗养中的医疗费怎么来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不过，一九五〇年五月日本修改了《生活保护法》，一九五一年三月修改了《结核预防法》，此二法修正都影响了谦二的境遇。

《结核预防法》制定于一九一九（大正八）年，自一九五一年修正后，基本方针改为禁止结核病患者就业，并要求进入疗养所。为了避免传染给周围的人，都道府县的知事禁止结核病患者就业，并下令患者必须进入结核疗养所。

入疗养所后，除非医生认定已经痊愈，否则禁止离开。相对的，进入疗养所的患者其诊察、治疗费用，如果监护人提出申请，全都由道府县政府负担。

这种将患者隔离收容与扶养的原则概念，几乎与一九五三（昭和二十八）年制定的《麻疯病预防法》一致。与二战前必须自行负担治疗费用的结核患者状况相较，病患的经济状况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另一方面，遭到社会隔离的病患陷入“养到死”的状态，经过数年的长期收容后，逐渐丧失社会性。疗养所内的人权状况逐渐成为问题，一九九六年先废止了《麻疯病预防法》，二〇〇七年则废止了《结核预防法》。

谦二记得为了支付疗养所内的生活费，接受了政府的生活救济补助。一九五〇年修改后的《生活保护法》新设了国籍条件，必须拥有日本国籍才能获得救济补助，同时废止不保护品行不良者等不合格规定，采用扩大救济范围的方针。实行此一修正案的一九五〇年，厚生省年度预算的百分之四十六都花在支付生活救济补助上。

谦二接受生活救济补助获得的生活费，依当时规定为每个月六百日元。冈山疗养所的结核病患者朝日茂认为该金额侵害宪法第二十五条“享有健康而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权利”，于一九五七年提起诉讼而广为人知。

在这项诉讼中，依据原告的主张，每个月六百日元连购买营养补充食品的生鸡蛋都不够，一年买不起一条内裤，两年买不起一件内衣。这个被称为“朝日诉讼”的案子，于一九六〇年一审判决被告方胜诉，一九六三年二审时遭驳回，一九六四年最高法院因原告死亡而裁定诉讼终了。

谦二说：“有关朝日诉讼，我是一九五六年出院之后才从报纸上得知。提出诉讼应该是必然的，我自己在疗养所时，没扔过一件衣服，必须保留一直穿用。”针对如何利用生活救济的过程，谦二则说：“我不记得如何得知这套制度，医生不至于说明到这种程度。或许是在确诊罹患结核病的新潟大学医院窗口得到介绍，也有可能是地区的民生委员会告知的。”

在疗养所大概有四百名患者，六栋病房，编号上避开不吉利的“第四病栋”，第一到第五栋属于旧大楼，第六与第七栋则新盖好不久，恐怕是因为《结核预防法》修正后，面临可能会增加隔离收容的患者，作为对应处置的一环而增建病房大楼。谦二迁入的便是新建的第六栋。

谦二在战争之前曾为了探望哥哥辉一去过一次结核病医院。当时负责照护病人周遭事务的“护理妇”（大多是中年女性），一般而言都是患者自行付费雇用的。制度变革后，在内野疗养所中不容许私人付费的护理妇，改由护士巡视病房。

病房为八人房，与谦二同寝的患者，计有两名教员、两名警官、一名劳动基准监督官，以及两位其他病患。其他的病房也类似如此，在第六、第七栋新设病房中，大部分都是教员与公务员。疗养患者年纪大多在三四十岁，像谦二这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并不多。

日本的社会福利行政，采取由个人提出申请后才能利用福利制度的“申请主义”，只要不知道资讯，没有进行申请，即便有这套福利也享用不到。内野疗养所中教员与公务员占多数，原因之一可能是公务员们更容易接触到这些新制度的相关资讯。没有这些公家机关资讯网络的贫困者，时间与生活上都缺乏余裕，即便国家有这套制度，许多人也不知道相关的利用讯息。

谦二进入疗养所之后，大概接受了一年左右的PAS（对氨基水杨酸，Para-Amino-Salicylic Acid）与Tb1新药治疗。PAS容易造成胃肠不适的副作用，不舒服时只能先停止服用，等副作用过去了再重新开始。

谦二进入疗养所的初期，正当结核病治疗的摸索阶段。到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作为特效药的抗生素链霉菌素（Streptomycin）开始临床应用，但在此之前只有类似PAS之类的化学药剂运用于治疗。

以盘尼西林为嚆矢的抗生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式开始采用。抗生素与雷达一样，都是同盟国的新技术，在伤兵治疗上发挥了绝大效用。盘尼西林在二战之后也在民间使用，在战争中的一九四三年分离出了链霉菌素，并在战后上市，成为有效对抗结核菌的抗生素。但在一九五一年的日本，此药品仍属于贵重药物，谦二说“不可能轮到我这种偏远地区的贫困患者”。

谦二吃了一年左右的化学药品，缓和了病情的进展，并在一九五二年接受了胸廓成形外科手术。此手术使用与气腔疗法相同的原理，与利用链霉菌素等内服药杀死结核菌不同，而是把遭结核菌入侵的病灶以外科手术的方式完全去除。

因为与气腔治疗类似，应该从过往就有这种手术的想法。恐怕战争中外科手术更加发达，而因为利用抗生素可以有效阻止感染化脓，医生得以施行更大型的外科手术，类似去结核菌的大手术也得以实现。

只是，去除遭结核菌感染的部分，自然会缩小肺脏，降低肺活量。患者术后体力必定会减弱。外科手术中必须切除肋骨，当病灶肺叶去除后，只会再生如细枝般的细骨，结果便是在患者背部留下大片伤痕，并且导致身体歪曲。

换言之，接受外科手术，等于只能剩下一片肺叶。即便如此，这仍然可以治疗被称为绝症的结核病。

接受手术后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我自然知道。但在医生的推荐之下，为了让病情有所进展，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同意接受手术。这项手术只采取部分麻醉，且切除七根肋骨，右侧肺叶几乎全遭摘除，当医生拿着锯子切割肋骨时，实在痛不欲生。

对医生而言，这等于在尝试新的疗法，带有一种实验的性质。因为只有部分麻醉，所以手术中可以听到医生们的对话。前辈的医生们，对施行手术与旁观的后辈医生们说：“这样子可不行！”有许多指导性对话。如果支气管已经遭到结核菌侵袭，即便动手术去除病灶，也不具什么意义，因此在手术之前得先使用金属内窥镜插入支气管内检查。这也是个不怎么灵光的年轻医生，一边听前辈的指导一边操作，弄得我又呛又痛。

顺带说明，从隔年开始，可以切除更少的肋骨便完成肺叶切除手术。之后抗生素上市，便无须再使用此类手术。这项手术等于是“昙花一现的治疗法”，只有一部分的人在短暂的几年间接受过这种外科治疗。其中在日本最有名的，就是饰演电影《男人真命苦》的男主角渥美清。

即便出院回到社会上，受过这项手术的人，一看便知。一侧的肺叶遭到摘除，该侧的肩膀下垂，另一侧的肩膀也稍微提高。在我待的疗养所，大概是我接受完手术后的第二年，才开始出现链霉菌素治疗。如果抗生素治疗早一年出现，我就不需要接受这项手术了。

手术之后，耐心服用PAS与链霉菌素。疗养所每个月都会定期对病患采痰培养，检查是否仍存有结核菌。如果一整年都没检查出结核菌，大概就可以准备离开疗养所。

手术后的谦二，身形已有了改变（一九五二年摄）

可是如果仍然带有结核菌，根据新的《结核预防法》，不论过几年都无法离开疗养所。而手术后过了半年左右，谦二的痰里又验出了结核菌。

即便摘除了肺叶，仍检验出结核菌，等于说这次的手术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医生安慰说：“耐心地继续治疗吧。”当时意气非常消沉，之后除了一边疗养，继续服药，等到结核菌完全消除之外，别无他法。

二、最难熬的时期

此后直到一九五六年出院为止的四年期间，对谦二而言是“最难熬的时期”。一方面也是生活实在过于单调，“疗养过程中的生活，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忆。那是一辈子最低潮的时期”。

在西伯利亚日子也不好过，但总还有个“如果能回国”的希望。可是在疗养所，即便结核病痊愈，对出院后的生活该如何继续，完全没有展望可言。出了院，既没有技能又没有体力，大概只能当个坐办公桌的办公人员。

而且在西伯利亚，大家都有同样的境遇，有股同样身为俘虏的连带感。但在疗养所因为患者的症状各有不同，我与公务员和教员的社会身份地位也不同，完全没有连带感。当被检验出仍带有结核菌时，也没有人过来说句安慰的话，也不曾一起讨论过出院之后如何回归社会才好。因为众人的境遇皆不同，所以无法找出共同的话题。总之大家都避开太深入的谈话，在疗养所也没有亲近的朋友。

疗养所的日常生活，早上起床用餐后，便在床上静养，或者做一点轻微的运动，都是一些病人理所当然该做的事情。因为不可以离开疗养所，所以也不能到附近散步。要说有什么特殊活动，大概只是次数极为稀少，在疗养所办个烟火大会而已。

虽然有自由时间，但疗养所图书室的藏书，只有俳句或人生训示之类的书。即便自己想购书，可是只靠一个月六百日元的生活救济费，根本买不起。印象中自己只好找便宜的二手书广告，买了一本高杉一郎写的《极光的阴影下》，还记得那是一本讲述西伯利亚拘留经历的书。

医院供应的餐点，都是在自己的床上食用。这也属于治疗的一环，免费提供，营养上应该算是充足，但也没留下什么印象。谈不上美味，但感觉上比在割野自家吃的还好些。大家都希望吃点比医院食物味道更浓的食物，有些人趁着五点之后医生与护士不在的时间，瞒着留守的护士偷偷在中庭烤鱼来吃。我想大概是自费从渔夫那买来的，似乎有些人的老家也会送来农产品。

病房也有报纸，通常是一份普通报纸、一份体育报纸，由病房的八个人共享。不过谦二说：“那时期的新闻大都不记得了，有印象的大概只有一九五三年朝鲜战争休战而已。”

在谦二接受手术的前一年，也就是一九五一年九月举行了旧金山和会，缔结了《日美安保条约》，但谦二也印象模糊。

我能够理解主张全面讲和的人的心情，但整个讲和会议的结果，还是给人“这大概就是底线了”的感觉。关于安保条约，我周遭的人都是一副不太理解的样子。但是发生了朝鲜战争，整个情势看来美苏之间的全面战争似乎也不可避免。大多数的人都觉得，弱小的日本不论再如何挣扎，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吧。

病房有个人专用的矿石收音机，为了不在病房中发出声音，得戴上耳机听。谦二听的大多是NHK的广播，特别是落语类（日本的一种传统曲艺形式，与中国传统单口相声类似）的日本相声节目，谦二相当喜欢落语，住在中野时还曾经去“广末亭”听过现场表演。

当时听过《寻人》这个节目，主要是在寻找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亲属。但当时并不想深入思考这些事情，大部分时间还是听《话之泉》或《二十扇门》这种娱乐节目。

有个叫作《S盘Hour》的节目，自己大概有十年没听过娱乐音乐了，因为从战争期开始到战后这十年期间，几乎都没接触过娱乐性音乐，听到时觉得战争结束后受到美国影响，连轻音乐的调性也产生了变化。

当时谦二留下一张照片，是他在病房中弹吉他的样子。弹奏的曲子，是二战之前日本的流行歌，古贺政男作曲的《想念你的身影》。“拿着疗养所的吉他，照自己的记忆弹奏，其他病患听了之后说‘出院之后可以去当“那卡西”（流浪歌手），应该可以混口饭吃’。当然只是开玩笑的话。不过当时大家对未来毫无展望，就是到了这种境地。”

父亲雄次大概每隔两个月，会带着鸡蛋来探病，给谦二补充点营养。不过“父子间还是没谈什么深刻的话题。彼此之间也没什么话好说”。而这段时间，雄二的生活却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

正好在我手术期间，妹妹秀子因为某种缘故，辞掉了教师的工作只身到东京去了，而且消息不明。过了大约半年，父亲才跟我说：“等你手术后的这个时机，才告诉你。”大概怕我手术中还挂心，或者因此感到难过吧。可是，父亲在二战之后失去了全部的财产，好不容易从战场回来的儿子，过了两年飘荡的生活，竟然还患了结核病，可即便如此，他却没抱怨过一句话。不管什么事，他总是一口气忍耐下来。

一九五三年年中，在疗养所读到《新潟日报》报导，有些巴西移民短期归国的消息。借此谦二有机会了解姨妈美登里的消息。

如前章所述，美登里是小千代的次女，谦二母亲的妹妹，她在二战之前便跟着丈夫，带着两个小孩移民巴西，但二战之后不管写多少信过去，都没有回音。

根据那篇报导，这些巴西移民回到日本之后，才首次知道日本真的战败了。留在巴西的人，甚至还有些不相信日本战败的消息。通过这个机会我写信给那家报社，请对方如果知道我姨妈的消息，拜托能通知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报社的人竟亲自前来疗养院拜访。

当时，巴西的日裔移民们分成不承认日本战败的“战胜组”，以及承认战败的“战败组”，彼此之间相互对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战前的“神国日本”教育深深浸透，加上不懂葡萄牙语，导致情报来源有限。在巴西两者之间的对立逐渐激化，甚至发生互相暗杀、袭击的事件。

根据报社的人的说法，美登里的丈夫算是战胜组的领导人，对于日本寄来的信件，都认为是美国的谋略，根本不阅读就直接烧掉。战胜组的人们好像对日本寄来说明战争已经结束的信件，采取不足为信的态度。

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为何美登里一直没回信的理由。我仍拜托报社的人帮忙转达留言给美登里，但之后还是音讯全无。从广义来说，这也是战争撕裂人心的一个例子。

一九五四（昭和二十九）年三月，人在冈山的伊七，因为脑梗塞过世了。当时同住在冈山的亲戚们，写信通知谦二这个消息。

回国后虽然有立刻去见外祖父，但没想到竟然成为最后的诀别。分别之后自己也为了生活精疲力尽，没帮上外祖父什么忙。不过外祖父已经七十八岁，而且战争之前就中风过一次，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能以此高龄过世，也算安享天年了。只有一直没能与美登里取得联络一事，算是最后的挂念吧。

此外在疗养所时代还记得的事情，就是内野疗养所的患者运动。

结核病患者要求改善待遇的运动，在全国性组织的日本患者同盟（日患同盟）领导下进行。该组织团结了过往存在的患者团体，于一九四九年成立了“日患同盟”，因为支援了前述的朝日诉讼而广为人知。

内野疗养所内指导运动的是住在第七栋一位叫作佐藤胜巳的年轻患者。一九二九年生于新潟的佐藤，是在川崎汽船上班的共产党系劳工组织运动家，从内野疗养所出院后，还参与了抵制歧视新潟县在日韩国人、朝鲜人的运动。他还参加了帮助朝鲜人返回朝鲜的归国运动，之后因为对朝鲜的实际状况感到失望，因而脱离日本共产党，转而投身帮助营救遭朝鲜绑架的日本被害者运动。

佐藤在疗养所时代，隶属于日患同盟新潟分部。最初他并不显眼，但靠着独特的风采与辩才，成为内野疗养所的患者自治会会长。谦二说：“我还记得佐藤拿着麦克风讲话，以及弹着吉他高唱田端义夫流行歌《归船》的模样。”佐藤不仅制作报纸，还召开患者大会。

谦二受这个运动影响的方面，就是取得了身体残障者手册。除了谦二之外，还有许多手术之后对身体留下影响的人。患者自治会建议他们争取残障者手册，谦二因而也提出申请，得到了第五级的残障者手册（共分六级，最轻微者为第六级）。

原本谦二并未参加运动，原因之一可能是他认为“在狭小的疗养所进行煽动演说，根本就像在西伯利亚战俘营中进行民主运动一样”。

在疗养生活之中，父亲雄次偶尔会来探病，除此之外谦二没有其他客人。他不参加运动，在疗养所内也没有称得上朋友的人，对未来也不抱期望。在都厅上班的早实时代朋友曾经写信来过，除此之外不记得有其他来信。天涯孤独又没希望，问谦二是否想过自杀，他如此回答：“没想过这种事情。不管在什么处境中，人永远会替自己找希望，在西伯利亚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且，干出自杀那种事情，实在太对不起父亲了。”

在这样的生活中，手术之后三年之间，验痰时结核菌总是时而出现时而消失。一九五五年起，总算稳定下来，结核菌不再出现，盼到医生可能发下出院许可的时刻。

接着在一九五六（昭和三十一）年五月，谦二终于得以出院。虽然对未来没有任何期望，但“离开疗养所时还是感到非常开心”。

出院者离开疗养所大门时，其他病患、医生与护士们都会聚集起来，就像在监狱里也经常出现的场景一般，大家齐声说“不要再见了”，这种欢送场景已经成为一种惯例。穿着唯一的一套西装，拍一张留念照片也是惯例。出院时并没人来迎接，谦二便自行返回父亲住处。

庆祝出院，特地着盛装拍照（一九五六年摄）

谦二此时已经三十岁了。他二十多岁的这十年期间，就在战争、西伯利亚与结核疗养所中消磨殆尽。

三、无能为力的小市民

接近可以出院的时候，谦二获准外出前往新潟市，可以寻找住处，也能为出院预做准备。但他已经失去半边肺叶，又没有什么技能，对于已经三十岁、不能再自恃年轻的谦二而言，还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如何生活下去。

结核病患者当中，有许多出院之后仍因贫困与营养不良，造成体力衰弱又过度劳动，然后复发重回疗养所的“回锅”例子。他们在看不到未来的贫困生活下，过量饮酒，陷入不正常的生活等，结果成为复发的病人。

前述《男人真命苦》的男主角渥美清出了疗养所回归社会后，便完全戒除烟、酒、咖啡等，用心管理自己的健康状况。谦二也想着，“总之要留心不要复发，万一再次发病，就真的出局了”。“因此之后一边工作一边注意自己的健康，只是许多时候不得已仍得强迫自己，可是肺活量大概只剩两千毫升，只要稍微劳动便会气喘不已。”

虽然领有残障手册，但谦二属于轻度等级，“搭乘国铁超过一定距离后能够获得半价优待，大概就这种程度而已，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好处”。顺带一提，谦二这种等级在汽车购置税与汽车重量税上都可以获得减免，不过等到他知道这个讯息，已经是二〇〇九年的事情，加上他之前并未申请减免，所以现在也无法享受这个政策。

出院之后，谦二先到剩下小千代的冈山。这是一趟前往东京与静冈拜访亲戚的旅行。

到东京之后，他先与从新潟移住东京的妹妹秀子碰面。此时秀子已经写信给父亲，并在东京的学艺大学担任职员。

在北海道、新潟、东京之间迁移，小熊家的成员都是所谓的“漂泊者”，对他们而言，已经没有家乡。虽然小熊家的本家在割野，但关系却不紧密。况且新潟没有什么好工作，也无法达成想要照顾雄次的目标。谦二与妹妹商量，希望不久自己也能在东京找到工作，至少可以照顾雄次与继母，全家再次一起生活。

七年之后再访东京，已经看不到战争灾害的痕迹。谦二到东京的一九五六年，流行一句话叫“现在已经不是战后了”，日本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因为石原慎太郎的小说而被称为“太阳族”[1]的年轻人受到瞩目，西武、东武以及三越等百货公司都争相在池袋开张。“我已经五年没踏进这个大千世界，宛如浦岛太郎[2]一般。与东京的繁华相较，自己就像是被挑剩的人一般落魄。”

在东京，谦二前往探望曾经写信到疗养所的早实时代的朋友，并逗留了几天。

疗养所待了五年，连社会规则都忘记了，来看朋友连伴手礼都没带，实在是很抱歉。他虽然也遭征兵，但只是在千叶县挖掘了一些本土决战用的战壕，大战结束后立刻复员，并在东京都厅上班。与他相比，自己在西伯利亚待了三年、疗养所五年，好像只在各种拘留所或收容所中生活一般。

东京之后，接着谦二前往静冈，拜访在今枝火腿上班时照顾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姊姊，以及在日本轻金属上班的姊夫。一九五二年日本轻金属在静冈县的清水开设了新工厂，姊姊一家人移居到静冈。在姊姊家叨扰了几天后，谦二动身前往小千代所在的冈山。

外祖母还是一样住在离开主屋的小仓库里。接下来两个月左右，我再次陪着外祖母，一起居住在狭小的仓库中，外祖母依然温柔地叫唤我“小谦”。亲戚们的生活虽然相当辛苦，但大家也知道我得了结核病，并非故意不照顾外祖父母，所以没有摆出一副“你事到如今才跑回来，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态度。

虽说住在庭院一隅的仓库，但主屋就是小千代的老家，小千代的妹妹也住在里头。与日本刚战败的时期不同，目前生活多少较为稳定，而超过八十岁的小千代与妹妹的感情也很好。“既然已经在这里住习惯，外祖母年纪也大了，还是别再搬移住处较妥。这趟来看过外祖母，内心踏实许多，接下来只要担心自己的生活，以及照顾爸爸就可以了。”

回到新潟后，谦二仍回住院前上班的制版公司工作。离开疗养所之前获准外出做些生活准备时，谦二回访了一下公司，公司方面也答应让谦二再回来上班。现在公司已经不再处理销售燃料，专心于生意兴隆的制版业务。然而，在这家公司上班也只持续了大约两个月。

公司还是以办公人员聘我回来办公，仍让我住在制版所二楼。可是老板却爱上喝酒，随意乱花钱，晚上喝醉了还会爬上二楼我的住处，要我一起喝。因为这样，所以辞职了。我酒量很差，大概体质本来就不适合饮酒。

可是，辞职之后就没了住处。离开制版所后，谦二找到一处听说原本是水族馆的二层公寓，租了其中一个房间。因为自己也没带什么家具，借了一台拉车，自己把棉被搬运过来，一眨眼就算完成了搬家。

这个公寓，房东还提供早晚餐。房间大概有十叠那么大，不过入住的大概都是新潟市内来路不明、上不了台面的人。从旁人的角度来看，我原本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人”吧。房客之中有一位学校的老师，大概算是其中最属善类的一位。

辞掉制版所工作没多久，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左右，偶然在新潟市街角遇到了疗养所时代的熟人。他名叫原健一郎，是位立志成为作家的年轻人。通过这位年轻人的介绍，谦二找到了一份工作。

原的父亲，原本是旧式中学的英语老师，因为在广岛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影响，在原高中一年级时便因为核爆后遗症过世了。之后父亲当医生的弟弟收养了原，期望他未来也能当个医生，提供他生活费。不过原本人却志在文学，所以进了京都大学文学部。不过经济上却因此出现问题，后来他辗转来到母亲所在的新潟，不久又感染上结核病。在疗养所内，原便在佐藤胜巳的底下，帮忙写患者运动的新闻稿。

与谦二重逢时，原健一郎因为自己父亲的学生是《新潟日报》的记者，通过这层关系，自己得以进入一家小出版社工作。虽说是出版社，不过就是采访新潟的地方政界、财界名人，把他们自吹自擂的故事，做成数十页的报导，并制成小册子刊载其上，靠此赚钱营生。“好好写出褒扬的文章，便可获得对方的大量购买，还能让对方愿意登广告。内容则完全都靠原一个人撰写。”

原与谦二碰面后，知道谦二住的房间很宽敞，便央求谦二让他搬入一起居住。谦二答应之后，原就带着自己的棉被搬入谦二公寓，开始共同生活。“原被房东赶了出来，眼下没地方可住，另一方面我虽然有地方可住却没有工作。与原合住之后，也通过他的介绍在那家出版社获得一份工作。”

那家出版社位于新潟市内，在社长自己家兼办公室进行编辑工作。公司是两层楼的民宅，一楼出租给商店，二楼的一个房间当作编辑室，另一个房间，则住着社长的两个女儿与社长的姊姊。社长大概五十多岁，靠房屋租金与编辑工作讨生活。他也是志在文学，原本就希望从事出版业。

我也试着撰写有关出租车业界的故事，可是却不像原写得那么好，自己大概不太适合这种工作吧。制作名片时印上假名，应该说是笔名更恰当，结果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某天与原一同前往一家公司索取广告刊载费用时，该公司要求出示名片，出示后却被对方质疑：“这名片上的名字，与通电话时报上的名字不一样啊！”最后还是有领到费用，不过领到后两人也赶紧逃离那家公司。

出版社的办公室，经常有些来路不明的人进出。选举的时候，这些人会往来各阵营的办公室，接受对方的宴请，从他们口中听到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不过倒是没有见过黑道进出，也没遇到过黑道。当时日本还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前期，大概黑道还没开始四处巩固自己的势力地盘吧。

这段时期对谦二而言，是人生中少数例外、多少可以享受点乐趣的时期。

与原的职场、住处都在一起，下班后回公寓前，两个人会在新潟市内漫游。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赌马等，赌马还曾经中过大奖。那时候全拿去请原吃饭了。还去过位于新潟市闹街“古町通”上的“朵利丝酒吧”。我不能喝酒，算陪着去见见世面。

经济高速增长的浪潮，也波及到新潟。新潟市内的百货公司，也开始安装过往没有的自动扶梯。不过谦二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的贫困。

虽然去了百货公司，说到购物，也只有为了抵挡新潟晚秋的寒冷，买过一件外套而已。外出服装只有那么一套西装，平常穿些什么完全不记得了，应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衣服吧。衣服都靠手洗，内衣裤则没那么常换洗。另外因为不能像住在疗养所时期那般放任头发乱长，所以还是会定期去理个发，大概就是这种程度。

新潟市内的街头也出现了电视，但信号接收不良，所以影像总是乱跳，看不清楚，也不记得有热衷于观看运动直播的状况。

一九五六年十月，日本与苏联恢复邦交，但谦二并没有特别关心这件事情。一九五五年自民党成立，与社会党联合，鸠山政权与石桥政权诞生，对谦二而言仿佛都是发生在遥远世界的事情。不过因为身为“西伯利亚归国者”，对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革命的新闻，还有印象。“一方面觉得苏联的镇压实在太过残暴，同时也对苏联体制下，民众可以自然发起抵抗感到讶异，毕竟根据自己过往的体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虽然这么说，谦二选举时投票，照旧投给革新派的候选人。虽然不喜欢共产党，但谦二更讨厌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保守派。

当时记得的新潟政治家，是新潟四区的社会党议员猪俣浩三。他以追查人权及贪污问题而闻名，也是一九七〇年创设国际特赦组织日本分部的伟大人物。在同一选区，另一方则是自民党的田中彰治，因为私下贩售国有土地、炒地皮等，有恐吓与欺诈的嫌疑，正被追查中，大家给他起了个“放火喊救火”的浑名，解嘲他自导自演、从中获利的行为。田中角荣，名字是听过，但并没那么引人注目。

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九一六年发祥于英国的人权团体，他们以其活动主旨是要求释放遭不当逮捕、拘留的“政治犯”而为大众熟知。冷战期间苏联的劳改集中营也是他们诉求的对象之一。多年之后当谦二生活安定下来，也在一九八〇年代加入该组织，在组织附属会报上持续撰写要求释放“政治犯”的信件，不过那是后话了。

一九五七（昭和三十二）年二月，二战开战时的商工大臣、原本是A级战犯的岸信介成为日本首相。可是苦于生活的谦二只留下这样的印象：“只感到厌恶，好像反动派大张旗鼓反扑的感觉，而自己身为微不足道的一介小市民，却完全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谦二上班的出版社，在他进公司大约四五个月后也开始苦于资金不足。“工作内容本来就马马虎虎，加上新潟这行的市场规模很小，所以难以持续。”反复地换工作与公司倒闭，这就是中小企业劳动者人生路途的最佳写照。

一九五七年四月左右，谦二辞去了出版社工作。通过职业介绍所的中介，他受雇成为一家工具店的事务员。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产生了许多中小型工厂，特别是汽车零件工厂增加数量最多。这家工具店就是在这些中小型工厂间跑业务，销售扳手等工具争取订单。

工具店由社长、谦二以及四个业务员组成，一样苦于资金周转。公司设在一户两层楼的房子里，一楼是仓库，二楼是办公室。谦二照样与原合租一处，只是自己改到这家工具店上班。

但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谦二辞去了该工具店的工作。离开的理由，则是自己盗窃被发现。

利用自己身为办公室职员之便，偷了公司的钱。虽然自认是个认真的人，却还是败给金钱的诱惑。不过，也只是偷了一张百元钞。社长似乎有所察觉，对我的态度有点改变。虽然没有直接追究，但继续待着气氛也很难受，所以便辞职了。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个“时机”吧。谦二正好趁着这个机会，离开新潟前往东京。那期间，在雄次割野家中的继母，因为衰老，也是风中残烛的状态。

这样下去，留在新潟也没什么发展。为了能够与父亲同住一个屋檐下，只剩下前往东京打拼一途。在东京还有妹妹秀子，而且她工作也有着落，靠着兄妹两个人的薪水，总是能在东京找个据点，迎接父亲前来团聚。

在东京的工作尚无着落，谦二先与妹妹取得联络，拜托能让他借住一阵子，确保自己的住处。一九五六年五月离开疗养所时，一直接受生活救济，在这个时间点上自己完全没有存款。“从离开疗养所到前往东京的这一年期间，虽然有工作，但手边却仅剩一点钱。”

因为决定前往东京，所以也离开了原，不再共同生活。告诉原自己将前往东京后，原说了一句“就此别过了”。身边几乎没什么行李，只有一些手持的物品，除此之外，就是把棉被一起送给了原。

辞去工具店的工作后，十二月中旬的某个夜晚，谦二从新潟车站搭上夜间班车，出发前往东京。雄次年纪也大了，没体力到新潟车站来送行。工具店的同事们与谦二吃了顿饯行酒菜，之后顺便到车站送行。离开新潟时，谦二已经三十二岁了。

[1] 译注：太阳族一词来自石原慎太郎小说《太阳的季节》，描述二战之后出身富裕家族的年轻人，过着毫无节制、欠缺伦理，连情感也物质化的生活。“太阳族”指的便是与谦二类型完全相反的年轻人。

[2] 译注：日本古代传说中浦岛太郎因为救了神龟而被邀请去龙宫游玩。回到地面后人间已过百年。

第七章 经济高速增长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谦二只带着手提行李，便从新潟出发到了东京。谦二已经三十二岁，既没有特殊的技能，也没有显赫的工作履历，手边也几乎没有存款。接受结核病手术后只剩下半边的肺叶，也无法从事需要体力劳动的工作。

前一年的一九五六年，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叫“现在已经不是战后了”。可是谦二却说“完全没有这种实际感受”。

电影变成彩色了，市面上也开始贩售电视机，这种怎样都无所谓的变化，我当然知道。但是自己的生活处于不安状态，对于这些事情，也只是“即使改变了又能如何”这样的感受。听到“太阳族”这个词，感觉上是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话题。

没有人迎接、独自一人来到上野车站的谦二，前往位于武藏小金井站附近的东京学艺大学。他的妹妹秀子，目前正在此担任职员。

一、下层的下层

东京学艺大学，是由东京原本的六所师范学校（教师培训学校）合并，于一九四九年设立的大学。毕业自新潟师范学校的秀子，五年前从新潟来到东京，在此被雇用为职员。

谦二在学艺大学与秀子碰面后，沿着五日市街道来到妹妹居住的小平市喜平町。一边借住在妹妹家中，一边在东京找工作。“在农家庭院前搭盖的两层楼出租公寓，二楼的正中央是走廊，两侧有三叠大的房间十余间，秀子租用了其中的一间。其余大概还有一两户房客，几乎都是空房的状态。一楼除了一间既小又脏的厕所外，其余都是空荡荡的储藏室。后方主屋住着农家主人，秀子在此处缴纳房租，取得房东的谅解后，便让我住了下来。”

当时小平市大部分都还是旱田，正在都市化的过程中，在这段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初期，周边地价逐渐上升，这点谦二也曾耳闻过。

谦二与秀子一起住在三叠大的房间里，至于家具，只有放在窗边的石油锅炉以及一张小书桌。房子既没自来水也没瓦斯，生活用水需在主屋附近的水井打水，再搬到楼上倒入自己房间内的水缸中使用；煮饭则在石油锅炉上处理；做饭后的生活废水，直接从窗户往外倒。

因为房间狭小，只放得下一套棉被。铺棉被时一个人得先到房外等候，躺下时只能两个人盖一条棉被睡觉。

虽说是兄妹，三十几岁的男女同盖一条棉被睡觉的生活，竟然也过了四个月。煮饭不是用炭炉而改用石油锅炉，是唯一与战争前不同的地方。做饭都是靠秀子，记忆中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早上因为没时间点火煮饭，大概都只吃吐司面包而已。

垃圾大概只有做饭之后的蔬菜屑，我们也没订阅报纸，而且当时的商品也没那么复杂的包装。垃圾不是直接丢出窗外，就是外出时拿到垃圾场丢弃。

那年的四月，继母过世，秀子回到新潟去参加葬礼。我自己与继母没什么深厚的缘分，但对秀子而言，继母却是将她一手带大的母亲。回到新潟时，有人听到她在东京住处的状况，好像还说了句：“没有自来水也没瓦斯，这样也算在东京吗？”可以知道即便从当时乡下农村的观点看来，我们在东京过的也是极度贫困的生活。

战败后的日本，租房业呈现衰退的状况。发生衰退的背景在于战争时期施行修改后的《地租、房租统制令》《租地法》与《租房法》。因为全面战争的缘故，国家必须确保流入工业地带的劳工能够有房可住，但也因为这项房租限制，战争之后地租随着通货膨胀上升后，房租却无法随之上涨，无利可图之下导致租房业无以为继。

后来，日本政府废除了战败后对流入都市人口的限制，当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后，大量人口流入东京，因而导致东京人口过度密集，住宅不足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民间租屋的供给虽有增加，但根据一九六五年的调查，东京有百分之三十六的劳工，平均居住空间不满三叠，十七至二十四岁的劳工有五成寄宿在工厂宿舍。[1]

换言之，谦二来到东京时，正好是东京住宅租赁状况最差的时期。而且他们的居住状况，更是恶劣中的恶劣。

我们的住处，恐怕是战败之后居住条件极度恶劣的时期，农家盖来作为出租用的房子吧。没有瓦斯也没有自来水，甚至连公用厨房都没有的租屋，在这个时期已经鲜少有人愿意来住，所以大部分都是空屋状态。

无论如何，谦二在工作有着落之前，先在学艺大学打工，大约整理了两周的文件。工作内容很简单，只是拿钻孔器在文件上打孔，再以线穿过绑起。“公家单位的工作，没有劳动基本定额，工作非常悠闲。”

对谦二来说，这是他首次踏入大学这种地方。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前的文章，许多都把大学教授与大学生描写成生活悠闲的特权阶层，一般人面对他们都带着自卑感等等。但谦二说“完全没有那种感觉。可能对我而言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吧。我处于‘下层的下层’，根本没想过要跟这些人比较”。

因为战争与西伯利亚拘留而失去了大企业的工作、年轻时又罹患过结核病的谦二，并没想过自己能有离开“下层的下层”的机会。“日本的社会，脱离过正轨一次之后，就永远无法回归了”，这是当时他对社会的率直印象。

但从结果来看，经济的高速增长，仍给谦二带来了正面的影响。当日本社会全体向上提升之际，谦二偶然抓住了一个新兴的商业机会，这也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境遇。

二、最重要的是判断谁有权限

谦二抓住的契机，是在一九五八（昭和三十三）年一月，被“股份公司立川商店”这家新兴公司雇用。负责该公司体育部门的是一位叫高桥的人，当时正好在东京学艺大学跑业务，进而认识、雇用了谦二。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初期，首先开始流行登山，其次便是滑雪。在此之前提起运动，直觉那就是中产阶级以上的活动。一般大众根本与专用体育用品无缘。

但在经济高速增长之下，拥有某种收入程度的阶层，便开始过起大战之前中产阶级的生活样式。一般的劳工阶级也从战前的《少年俱乐部》等杂志上，得知一种极度理想化的都市中产阶层生活方式。

在少年少女杂志的插图中，也描绘中产阶级的家中，客厅摆设着钢琴、吊灯与沙发等家具，书架上摆满百科全书，平常享受高尔夫与滑雪的生活状态。劳工阶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模仿对象，当他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获得一定的收入之后，便开始购入各种必要的商品，来实现这种想象中的生活样式。

雇用谦二的高桥，本身是立川商店的休闲运动用品销售主管。高桥的工作内容是以拥有稳定收入的大学教职员为行销对象，在大学内举办用品展示会，吸引他们购买。

秀子曾在出生地佐吕间滑过雪，因此跟高桥聊了聊，接着秀子也顺便提起谦二的事情，这也为谦二进入立川商店提供了契机。

高桥毕业于法政大学，当时大概四十岁，过去好像是网球选手。网球这种运动，在二战之前只有学生参与。战争结束后他自己经营了一家体育用品店，却因为支票跳票，连夜逃跑了，听说有两三年时间行踪不明。等风头过了之后他才出现，到立川商店上班，担任体育部门的主管，雇用我的时候正是这个时期。那个年头隐藏自己行踪数年、躲避批发商与交易客户借以赖掉账款的行为，不在少数。

立川商店的公司位于东京都立川站南口，仅需徒步数分钟即可抵达的精华地段，是一栋两层楼的建筑，二楼住着社长一家人，一楼则为店铺。大概有十名员工，以贩卖文具与办公用品为主。女性员工包含了社长夫人与社长长女共五人，她们担任店面销售人员也兼任办公人员。其他的男性员工则负责外出跑业务。

社长名叫渡濑万里，大概五十五岁，是一路磨练上来的甲州商人[2]。员工中许多也都是甲州出身，很多看来都像是社长的学徒。社长在甲州被视为成功人士，因此雇用不少地方上的亲戚与朋友。不过社长并没有参加县的同乡会，而且听说战争之后他还是共产党员，“是相当粗暴的一个人”。

立川商店靠着业务员在外推销文具与办公用品，通过这样的商业手法获取成功。那时的文具店不少，但大多都是在店铺等顾客上门购买。不过渡濑社长却派出业务员前往市区公所、学校与各企业等看来会有大量需求的单位推销，如果能够在某单位接到大额订单，还会提供优惠折扣，采用这种方法抢攻市场。这种策略，一方面除了延续日本传统的“御用闻”[3]手法，在当时也算是一种少见的销售手法，甚至可以说是文具贩卖业的创业投资公司。

立川商店通过这样的经营手法获得急速成长。此外，需要大量文具的单位，通常也需要体育用品，加上当时对体育用品的需求处于不断上升的时期，社长为了展现新的经营态势，创立了体育用品销售部门来专攻这个领域。而社长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选择雇用的人员，便是高桥。

至于进用谦二，则是先由高桥进行判断，决定采用后才取得社长的认可，以这样的形式录取。这种任用形态虽然与大企业由人事部决定采用何人的方式不同，但在中小企业中却不乏其例。

在欧美系统的企业里，如果需要雇用车床工人或会计等这类专门人员，应先由工厂的第一线负责人判断“我们需要一位车床工人”，之后企业人事部再追认这个需求，这是欧美企业的常态。从这层意义来看，日本大企业人事部统一采用刚毕业的人，之后再分配到各部门去训练任职，这种做法反而是一种少见的特例。

谦二前往立川商店一看，店面陈列着滑雪用具与棒球手套，但主要的销售方式仍然依靠业务员跑外勤。谦二是急速扩大的体育用品部门第二个雇用的人员，月薪约一万二千日元，比当时刚毕业的大学生起薪稍微高些。

谦二没有业务行销经验，原本也不是运动选手，对运动不关心也没有相关知识。为何能被雇用，谦二如此说明：

外勤业务需要从客户那边收取、处理金钱，所以身家经历清白的人更受青睐，大概因此才雇用我。后来社长还曾经说过：“当我看到小熊先生的经历时，还认为大概不会坚持太久。”确实，立川商店后续聘用的外勤业务员，许多都坚持不下去。

不过谦二却拼了命地工作，因为考虑到年龄等种种原因，这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立川商店的文具客户主要以学校与市区公所为大宗。体育部门也先从学校开始推展业务。学校为了上体育课，所以有正式预算用来购买体育用品，而这就是他们抢攻的目标。

高桥负责巡回跑一桥大学、学艺大学等多摩地区的大学，谦二则负责开拓初中与高中，而他负责的区域包括了以立川为中心的国立市、国分寺市、小平市、昭岛市等地区。

就这样，谦二拿着体育用品型录，通过电话黄册查出各处的学校，然后骑着小摩托车到处拜访。最初他骑乘的是山叶125cc的小型摩托车，后因载货架过小，所以改换成富士重工的速克达（Fuji Rabbit Scooters，一款带脚踏板的轻型摩托车）。一九六一年左右开始，再改为富士重工的微型面包车Sambar（Subaru Sambar）。

最初很不习惯这种外勤业务，特别是访问学校的体育老师，通常得先通过闲聊打开话题。我不关心体育赛事，没办法聊这类话题，只好从“今天天气不错啊”开始。或者找屋内比较显眼的东西，例如从问“这是什么盆栽？”开始。总之没话找话说，但对方仍会感到困扰。当然也会遇到客户赶人的状况。许多老师都比我年轻，但也只能毫不在意地向对方低头推销。

对体育不关心，而且也没打算学习体育用品的资讯。为了配合对方话题，多少看些报纸上的比赛结果。我是把这工作当作“饭票”，以这种心态跑业务。销售的商品包括棒球用品与排球等。如果跟对方套好交情，体育老师可能就会说：“那，给我五个排球。”先订购一些上课时的必需用品。我接着到总务处报备，缴交商品之后，再统一收取货款。

一段时间后，我们终于累积出一定的销售量，让批发商出货给我们时愿意提供一些佣金（营业奖金）。例如对某个批发商一年订购一千万日元的商品时，批发商就会提供百分之三到四的批发商价格折扣，从中能再切割出多少利润，则由各商店自行裁量，如果获得订单，便在这个范围内决定我们出货时该给客户打多少折扣。

当然，起初因为不习惯，遭遇到不少失败。“最初开始跑外勤时，还发生过进入学校时遭事务长叫住，警告我：‘进出学校时要打声招呼，这不是最基本的常识吗！’结果当场向人家道歉。”“在校方看来，我就是一副来路不明的闯入者模样吧。”另外也出现过与私立高中棒球队队长谈妥，让学生继续订购用品，但学生却付不出款项变成呆账的情况。

即便是这样做生意，外勤业务也还是成功了。主因之一，就是这个经营方式相当罕见。“当时在这个地区，还没有任何业者进行外勤业务推销，只是单纯地被动等待学校传来订单。自己到学校去拜访时，许多学校都说我是第一个主动来推销的人。”

主因之二，是谦二本身具有相当的观察力。通过先前的描述应该可以看出，谦二不管是在地方社会还是在俘虏营，都能冷静观察周遭社会关系，拥有分析背景状况的能力。以谦二的例子来说，虽然这不是在教育机构里学到的，但仍能活用于外勤业务上。

学校中能决定是否购入体育用品的，不是体育老师就是总务处职员。至于由谁决定，各学校状况都不同，最重要的是判断该学校的权限握在谁手中。如果权限握在体育老师手上，与老师套好交情就可获得订单。如果决定权在总务处，因为总务处没有与商人见面的理由，所以得先与体育老师打好关系，再拜托“能否帮我转告一下总务”。接着才前往总务处，告诉对方“因为老师已经这么交代了”，借此获得对方认可。因为这是种官僚组织，所以不能得罪任何一方，否则工作便无法推行。

当然这种说法，本来就是业务员的基本行为准则，但脑袋中能够理解，并在各种不同状况的现场分析应用，那就是个人能力与适应力的问题了。

此外，外勤业务这种工作形态，对谦二的健康状态来说，算是种幸运的方式。谦二的肺活量只有常人的一半，很容易喘不过气，但跑业务只要能达成营业额度即可，可以依照自己的体力来调配工作。之后在外跑业务时，还能挤出时间午睡，这是谦二自我维持健康的每日常规功课。

自从交通工具换成小货车之后，可以从自家带着便当，把绿茶装进保温瓶中，在拜访地用餐。用餐完毕还能稍事午睡。体力劳动的工作自不待言，即便店员或上班族都不可能有这种时间配置。吃饱饭后午睡，这是从结核疗养所时期开始每日常规，现在只不过是延续了这个习惯而已。

当业务逐渐上轨道后，除了学校之外，也开始拜访一些企业。小平市有日立制作所武藏工厂，主要生产半导体，拥有大量的员工。此外小平还有普利司通轮胎工厂，武藏村山市则有王子汽车（一九六六年与日产汽车合并，二〇〇四年工厂关闭）工厂。

王子汽车的前身，是在立川拥有工厂的中岛飞机和立川飞机，与日立制作所一样，在战争之前都属于军需行业的企业。日本的制造业在这个时期转换为以民间需要为主轴，并呈现高度增长状态，各处都接二连三设立新厂房。

这些工厂的厂区内有公司盖的体育馆。工厂方面把这个当作释放员工压力的福利政策，鼓励大家从事运动。

当客户是公司的时候，就与已经建立关系的立川商店文具部门一同进行行销业务。在这些公司中有棒球社或排球社，这些社长从社员处收取社费，加上从公司领取的补助款，用于购买运动用具和制服。社长向人事部门说明，谦二等人便可获取订单。另外也有拜访工厂福利科人员，与之建立关系，因而获得体育用品订单的例子。

当时的公司等地方，人际关系比现在宽松得多。一般来说也不需那么兢兢业业工作到深夜。从后来自己的营业经验来说，大企业延长上班时间，大概是从一九七〇年后半开始的。我自己大概八点半离家上班，开公司车约二十分钟到公司，下午六点半至七点左右回家。

这些工厂由当地雇用的廉价女性劳工撑起。日立制作所武藏工厂、日产王子汽车武藏村山工厂等，都因为一九六〇年代重大的劳工争议而广为人知。奖励体育与福利一样，都属于劳务管理的一环。

工厂用地之外设有男性员工宿舍，我们在该处举办滑雪用品等的展销会。大学毕业者是高级干部的预备人员，高中毕业生属中级干部预备人员，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宿舍。至于工厂员工，汽车工厂中男性较多，半导体工厂则多为当地聘雇的女性，从周遭农村的住处来工厂上班。

在工厂工作的女工并不称“工员”，而与白领一样都称为“社员”。不过白领候补干部叫“事务职”，而工人则称“现场”，实际上还是有所区别。

已经结婚生子的女性也在工厂工作，所以在日立武藏工厂的旁边，就有被称为“幼儿园”的托儿所。因为是公司私设的托儿所，未达政府规定的官方标准，所以不称“幼稚园”而称“幼儿园”，由二十五岁以上的单身女性担任保姆。

女性员工之间盛行打排球。日立制作所武藏工厂的女子排球队，在业余队伍中算是强队，相当出名。日本的女性工厂劳工们靠着排球，还在一九六四（昭和三十九）年的东京奥运中获得金牌，许多人都知道当时还出现过一个别名，称她们“东洋魔女”。当时正好就是谦二在这些工厂销售体育用品的时期。

三、当时就是可以卖出这些商品的时代

在立川商店上班大概四个月后，一九五八年五月前后，谦二与秀子搬家了。契机是谦二跑业务时认识的立川市私立高中总务长，闲聊时问起了谦二家人与住宅的情况。“老实回答之后，对方竟然提议，在立川站与国立站之间有一处平房，问我愿不愿意免费去居住。”

那里位于现在立川站与国立站之间的空地，有单线铁道通过。这条铁路是战争期间日本陆军还驻扎于立川机场时，为了从中央线铁道运输物资到机场而使用的支线。战争结束后该地成为美军立川基地，美军与立川飞机（之后改名为立飞企业，变成不动产公司）为了搬运物资，接续着使用。

通过这条支线运入的物资，大多是美军战机的航空煤油油罐车。一九六四年一月，油罐车在立川车站发生火灾事故。当越战正烈的一九六七年八月，新宿也发生油罐车大火。因而这些被称为“美国油罐”的输送列车，也成为反战运动的反对对象。“当时有人发起居民运动，想在立川与国立之间增设新车站。自己租借的这个房舍位置，只要铁路完工地便可高价卖出，所以地主暂时保持空房的状态，房主并不想靠房租赚钱，愿意让我免费居住，似乎只是图个防止房子老朽而已。”

从至今为止的叙述来看，谦二从未通过房屋中介公司找住处。他或是通过亲戚朋友，拜托对方让自己留住或住在公司楼上；又或偶然之下聊起房子问题后获得入住机会等等。这种状况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前，在下层庶民之间并不少见。

去了一看，是一栋战争时期建造、可容纳四户人家的连栋长形木造房屋，房子已经相当老旧，门与钥匙基本上都还在，但怎么看都很容易入侵。第三户与第四户已经因为老化半毁，下雨时会渗漏，没办法住人。

这连续四户的第一户，住着总务长在公司上班的儿子和正在读大学的女儿。总务长家在更西边的青梅，必须到东京市区上班、上学的两个孩子嫌远，所以才入住于此。但因白天家中没人，这种老旧住宅又容易遭人入侵盗窃，总务长希望搬入的人最好能够帮忙看守，因此才提议我搬来居住。

当时的立川基地，处于朝鲜战争与越战之间的空档，算是最安静的时期。即便如此，飞机起降的噪音仍不少，让人觉得这果然是在军队基地附近。特别是美军外包的飞机公司，大半夜也会进行引擎测试，噪音非常嘈杂。

即便是这种状况的房屋，因为免费，怎么都比谦二与妹妹当时居住的只有一间三张榻榻米大小的租屋强上许多。四月继母过世，父亲雄次一个人留在新潟，刚好可以趁此机会接父亲过来同住。“这算是水到渠成，我们立刻就搬家了。秀子也说‘这样很好啊’，赞成这次搬迁。当然我与秀子都得出门上班，所以白天只有父亲在家，但这样刚好也符合帮大家看家的条件。”

当年十月，从新潟把雄次请来。

父亲把住宅与土地都处理掉了，因为是乡下土地，大概也不值多少钱，我也没问卖了多少。一家人终于可以住在一起，内心非常雀跃。家里虽有带着伞状灯罩的外露灯泡，却没有瓦斯与自来水。所以还是照样得去屋外水井打水，以石油锅炉煮饭。不过比起之前宽敞许多，也算小有进步。

大约在这时期，原本在新潟出版社工作的原健一郎也来到东京。他跟谦二一样，都认为留在新潟没有发展，为了赶搭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波潮，终于也来到东京。“在东京他也没有住处，所以辗转到我这里来，朋友有难应该互相帮忙，所以也让他留宿了一周左右。”

另一方面，立川商店的体育部门急速发展。渡濑社长干劲十足，根据谦二的说法属于“冲冲冲的性格”。这位创业家型社长的信条是“我把柱子竖好。有柱子之后，房子就能盖起来”，当时不断提出各种可行的想法，持续扩大公司事业。

体育部门除了高桥、谦二之外，一九五八年三月聘了第三个职员，一位叫大木的人。他负责谦二担当区域的更外围，也就是府中市与调布市等地。

大木大概比我小十岁，是三兄弟的长男。日本战败之后没多久，父亲便过世了，为了帮母亲，在杂货批发店工作。听说当他拉着人力拖车装着杂货、沿着青梅街道从府中走到青梅时，遇上了高桥。高桥的体育用品店恶性倒闭连夜逃跑时，让妻子开了一家小杂货店维生，而大木为了卖杂货也出入过高桥太太的小店。

大木一边这样工作，晚上还到高中夜间部上课，当他进入立川商店时，正好在夜间大学经济学系上学。与不关心体育的谦二不同，大木喜欢登山，朋友也教过他如何滑雪。谦二与大木两个人一起负责东京西部三多摩区域，跑外勤业务推销体育用品。

不过一九五九年开始，逐渐出现来自其他商店的竞争。

当谦二他们把业务范围推广到立川外围时，等于打乱了各地从业者的商业领域。原本等着学校与各机关行号订单的当地从业者，发现立川商店的业务员抢走了他们的订单，也开始派出防御性的业务员。这时期开始，因为当地的同行们也开始跑业务，所以不能像当初那般不断攻占各个下订单的客户。

不得已之下，谦二只好增加拜访次数，并采取削价竞争的方法抢订单。强硬的高桥社长，进一步雇用更多业务员，尝试以扩大业务的方式与其他商店对抗。

比大木更晚期进入公司的业务员，便负责更外围区域的部分。此时也开始做出更细致的分工，还有专门负责网球的业务员。但因高桥与我已经先开拓了不少区域，他们即便跑去更远的地区也无法有效提升业绩，加上和其他商家的竞争渐趋白热化，提升业绩难上加难。

在中小企业中，即便年资增加，薪水也不会随之调涨，这是很普遍的状况。立川商店虽是月薪制，但会依照业绩增加奖金，这种系统会帮助有经验的人提高薪水，也就是所谓的“成果主义”，不过“社长胸中自有一把尺”。“业绩即便无法提升，也不至于要求业务员离职，因为如果自己察觉业绩无法提升，对将来不抱期望，许多人自然而然就会离职。”

谦二在各处跑业务时，也把东京西部的道路都摸清楚了。这个时期立川的主要干道或干线道路开始铺设柏油，其中连结横田基地与立川基地的五日市街道和国道16号，属于《旧金山和约》后专为美军优先整备的所谓“行政道路”，柏油铺设品质特别好。

一九五九年秋天前后，谦二在甲州街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摩托车右转前暂停时，遭到后车追撞，当时大家都没戴安全帽的习惯。头撞上地面失去意识，被扛到立川医院。倒在地上的时候，好像听到另一个自己站在远处对我说：“喂！你为什么躺在那里！”当时发生重大车祸导致死亡的事件，数量好像不少。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濒死体验”。如果因为这场车祸又留下新的后遗症，谦二的人生又将跌回最谷底吧。

所幸，经过医院诊断并无大碍。追撞谦二的一方也没向警察报案，自行把谦二扛到医院，付了医药费。“之后好像有送来慰问品。明显是对方的错误，大概对方也自认问题搞大了可能不好收拾吧。当时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购买汽车事故保险，事故处理也相当马虎。”

从这个时期开始，滑雪逐渐盛行，开始有人会到店面来买滑雪用品。不过那都是在大企业或公家机关上班、拥有稳定收入的“月薪族”男性，还没到家人带着小孩来选购体育用品的时代。体育部门仍然得依赖外勤业务。

因为竞争日益激烈，谦二他们为了促销，也计划办理滑雪的游览车观光。当时提到旅行，大概就是团体旅游，都是公司招待员工前往箱根、热海等风景名胜处游玩。去京都或奈良旅行还不普遍，至于滑雪团就更稀有了。

何况当时会企划旅行团的旅行社本来就不多。日本的旅行公司，源自为了到高野山与伊势神宫参拜而规划的团体旅行，最早创设于一九〇五年的“日本旅行会”（“日本旅行公司”的前身），另外还有针对外国游客于一九一二年创设的“Japan Tourist Bureau”[4]。旅行社普遍提供规划好行程的旅游团，尚得等到一九六〇年代后半期。

谦二自己到当时为止都没有观光旅行的经验，只有在一九五九年前后，跟着立川商店的员工们共同出资，前往箱根度过两天一夜的员工旅游假期而已。当时自然没有通过旅行公司，而且为了节省经费，还是用公司汽车把大家载去观光。

因此当时还找不到规划滑雪行程的公司。不过随着滑雪客的增加，各乡下地方把这当作“可赚钱的工作”，陆续增设了滑雪旅馆。虽然旅馆与旅客彼此需要，但仍缺乏把双方连接起来的服务。

提出这项企划的原因，是大木从立川市的滑雪联盟处听说希望提供滑雪旅行团。从这个意见获得启发，谦二他们开始与旅馆和巴士公司直接交涉，规划起团体旅行。

一九六〇年一月第一次出团，在谦二公司两名员工的率领下，大概有四十人参加。“包括滑雪靴及其他一整套设备，参加者每人花了两到三万日元购买，算是相当不错的业绩。大概都是职场上的同事，几个人一组共同来报名参加。”

当时既没有网络，也没有旅馆目录，谦二等人既没时间也没预算先去查看旅馆状况，只能依靠电话联系所有相关事宜。实际到达现场时经常发生与当初谈妥的条件不同的状况。

我们因为业务上的理由，计划在季初的十二月前往。而我们预约的滑雪旅馆是滑雪热潮下正在兴建中的旅社，对方答应十二月可以完成施工，但入住之后却发生大雪渗入房间的状况。又加上那次与我同行带队的年轻同事自己滑雪的时候竟跌断腿骨，还得把他运到山脚下的医院，那真是一次痛苦的经验。

立川商店虽然是间小公司，不过还是有加入政府主管的健康保险，那位年轻员工的医疗费用就从保险中支付。渡濑社长原本是共产党员，对这方面还相当留心。虽然如此，从医院回到旅馆后立刻传来客房渗雪的抱怨，又赶去努力道歉，做后续对应处理，到现在都还记得那时的状况。

印象中当时的顾客，对于称不上豪华也不至于让人抱怨的餐点，似乎没什么人埋怨“你们上的什么菜”之类的。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过自己并不觉得负责旅行是什么肥缺，我对滑雪完全不感兴趣，几乎没下场去滑过。

日本的健康保险制度从二次大战下的全面战争时期开始扩充，针对大企业与公务员等拥有经济能力的团体，以“保险合作社”的方法开始推展。中小企业的员工们会加入政府主管的健康保险，但未加入的企业也不少。一九五八年起日本施行全面修改后的《国民健康保险法》，并于一九六一年实现了全民皆有保险的目标。

这项巴士滑雪团只办了两年便喊停了。因为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潮流之下，不需办理滑雪团也会有顾客前来购买滑雪用具。“带团非常辛苦，大概做了五六次便不做了。来店面光顾的个人顾客逐渐增加，但最有效果的，还是到公司或工厂办理展销会。”

接在滑雪之后的，就是高尔夫热潮了。“到各公司拜访，利用口头推销争取高尔夫用品的订单。很多时候先向科长口头推销，接着课员们也会跟风一起购买。当高尔夫开始流行后，卖出了不少球杆、球杆袋、球鞋等等，这也是一项还不错的生意。”

不管是滑雪还是高尔夫，都是一年只使用几次，但却需要昂贵工具的活动。“那就是一个能卖这些商品的时代。人们不会觉得这太奢侈了，购买时不会有抗拒感，大家生活逐渐好过，因此我们也能做些买卖。只是，我自己既不买这些用具，也不玩这些运动。”

当时的立川，从日本战败之后的美军基地小镇，随着三多摩区域人口的增加，逐渐发展成附近的中心商业地带。有挂着英语招牌的美军专用酒吧，除了美军之外，还可以看到所谓的“街女”，不过谦二倒是没接触过这些女性。

我晚上不会去这些繁华地段，即便看到这些女性，也只想，“啊，真的有呢”，仅此而已。我和体育用品、黑道都没什么缘分，也跟那样的人没什么交集。

我没想过向美军推销体育用品，或者以他们为对象跑业务。毕竟我们卖的体育用品全部都是日本尺寸。顶多就是偶尔会有美国人带着一家人来买儿童用的棒球手套。另外只有一次，为了避免盛夏日晒来了一张订单，要购买前后都有帽缘的棒球帽，当时只想“美国人真是讲究实用”。

这个时期立川的农地已经逐渐减少，大概剩砂川地区还有一些。谦二在立川商店工作的时期，正好在“砂川斗争”运动反对美军扩张基地后，是美军放弃基地扩张、斗争告一段落的时期，因此谦二对基地扩张斗争几乎没有印象。“飞机的噪音很吵，不过因为在基地附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不太在意。”

四、搬入都营住宅

一九五九（昭和三十四）年九月，谦二再度搬家。他申请了位于东京都昭岛市的低租金第二种都营住宅，抽签之后获得入住资格。因为这个原因，谦二终于脱离了居住上的困境。

当时是公营住宅的扩张期。日本的住宅政策并非由厚生省主导，而是由建设省管辖。因此与其说公营住宅是一种社会福利，其实这项政策更具有刺激经济发展的倾向。这种倾向也表现在比起由国家扩充公营住宅，更鼓励吸引民间投资用于新住宅建设的政策上。

不过在一九五〇年代，民间还没有充足的经济能力进行住宅建设。因此建设省为了提高住宅完工件数的实际业绩，才催生公营住宅建设。这项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都市住宅不足这一问题而实施的制度，以及一九五八年导入的全民保险，都象征着社会福利政策的信念。

也就是说，当谦二搬入都营住宅的一九五〇年代后半段，公营住宅处于暂时性的扩张期，等一九六〇年代正式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后，倡导由个人自行负担新建住宅的政策也正式开始实施，公营住宅规模也随之缩小。

当时的都营住宅，依据所得不同分成几类，谦二申请的是适用于低收入阶层的第二种都营住宅。谦二能够获准入住，是因为正好遇上公营住宅扩张期所带来的好处。

而谦二在体育用品业能靠外勤业务获得成功，是因为在一九五〇年代后半这还算是新兴经营模式，所以尚有发展可能。如果谦二提早五年或者延后五年来到东京，便没机会遇上这股整体大环境上升的潮流。

谦二的上班状态，在申请都营住宅入住许可时也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根据谦二的说明，“因为跑外勤业务所以有机会进出公家单位，在闲聊之中偶然得知都营住宅的申请资讯。之后仔细看过报纸，发现已经公布入选者的名单”。

正如前一章的说明，日本的福利行政采用个人申请之后方能享受福利制度的“申请主义”。许多人，尤其是生活上或时间上都缺乏余裕的贫困者，无法得知相关资讯，因而无法申请利用。因着外勤业务能够进出公家单位，也给谦二带来相当的好处。

谦二申请第二种都营住宅时落选了两次，直到第三次申请才于一九五九年三月获选。但是获选时该住宅仍在建设当中，所以等到当年九月才能够实际入住。“还在建筑施工中的五月，我到现场看了一次，建地原本好像是农地，长满杂草，那时周围仍旧是农田。不是木造房屋，而是楼板房，这是当时留下的印象。”

提供免费房屋给小熊居住的私立高中总务长正好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突然过世。“他突然过世，代表着原本还住在青梅的妻子与小女儿，应该都会搬来西国立这幢房子居住。所以我们自己也考量，这下非得搬走不可。总务长的葬礼办完，我们也确定获准入住都营住宅，正式迁入之前只需先搬到一处临时住处，于是便委托屋主，暂缓几天让我们找到临时住居即可。”

一九五九年五月前后，他们搬到位于国立车站前沿着“中通”马路旁一栋公寓的二楼。八叠大小的房屋没有任何设备，不过有水槽与两台瓦斯炉的公用厨房，也有公用厕所。搬家时由公司部下骑着电动三轮车来帮忙。谦二、秀子、雄次三人，在此一同度过了三个多月的时光。

这是从西伯利亚回国以来，第九次搬家了。除去疗养所的五年时间，平均一个地方居住时间不会超过九个月。无论用什么方式计算，更换工作次数都超过十次，平均在职期间大概只有半年多。

一九五九年九月，谦二终于搬入位于昭岛市的第六都营住宅。“搬家时，立川商店的年轻人们前来帮忙。年轻员工不断进入公司，自己虽然只待了三年，已经算是老前辈了。”

隔年的一九六〇年四月到六月，报纸版面上大幅报导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的消息。对谦二而言，虽然与反对者有相同感受，但却也觉得那仿佛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参加游行的大概是工会的劳工与学生。自己因为工作紧张根本无暇休息，而且也没想过要特意从立川跑到国会参加。原本我就讨厌岸信介，《日美安保条约》怎么看都是与和平主义相反的产物。如果能够在半路上遇到游行队伍，我应该也会走入队伍参加游行。

讽刺的是，第六都营住宅附近，就是依据《日美安保条约》驻留规定，由美国第五空军驻守的横田基地。都营住宅正好在美军军机起降航路的正下方，旁边紧邻的就是国铁青梅线，噪音非常惊人。因为是新建的第二种都营住宅，因此不会选择什么太好的地段。

第六都营住宅有点类似英国提供给劳工阶级居住的公营住宅，以相同规格建造连续的四户住房，住宅沿着划分区块的道路连绵兴建，整个住宅区约有两百户，而周围仍多为旱田。

谦二搬入的四连栋，邻居分别是自卫队队员、警官与巴士司机。好像居住者都是下层公务员，或者约略相同阶级且拥有稳定职业的人。谦二说：“住户大多都是给人质朴善良感觉的人们。巴士司机与曾任巴士导游的人结婚。住在边上那户人家的男性，好像头脑比较差一些，但下雪的时候就会不断帮大家铲雪，是个善良的人。”

一九六〇年左右为止，个人住宅若非“资产家”便无法拥有电话。一般人不是靠直接往来，就是有急事时利用电报或快信取得联系。第六都营住宅的状况，则是入住的东京都厅职员家中会有电话，并由住在这里的几家人共同使用。这种都厅职员，在第六都营住宅中大概配置了三处供他们居住，当有打给其他居民的紧急电话时，他们便会通报居民来接电话。

大概这些都厅职员是被都厅选拔出来、负责照料全体居民的，应该也有给他们一些津贴吧。为了广为传布政府下达的政令，他们还组织自治会，也在都营住宅的空地上举办夏天的盂兰盆会跳舞祭典。我因为工作忙碌，没时间担任这种照料居民的角色，自治会也是仓促间成立，我想也没有什么通过大家投票选出的程序。

房子隔间只有四叠半与六叠两间房，但厨房有自来水与水槽，有锅灶也有钢瓶式的瓦斯炉。数代人的房间都设有旱厕，之后还增设了可由柴薪或木炭烧水的浴室，也有一块小庭园。虽然是适合下层民众的俭朴都营住宅，但总算生活上有了安定感，谦二感到相当开心。

感觉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住处了。虽然仍是租赁的房屋，但这是第一次住在无须配合房东、不怕随时要被赶走的屋子里。虽然是筒子楼式的集体住宅，但与隔壁都隔着水泥预制板，与只有木板墙的老式筒子楼不同，听不到隔壁的声响。而且前后还有空间，感觉就像独户一样。

不仅能与父亲一家三口住在一起，而且住宅终于拥有瓦斯与自来水，父亲也感到开心，终于可以从“下层的下层”爬到“下层的中层”了。虽然住宅紧邻美军基地与铁轨，噪音很惊人，但也不能再多加苛求了。

谦二在战争之前租屋时就住过有瓦斯与自来水的房子。对谦二而言，他的战后复兴，终于在一九五九年完成了第一个阶段。

搬家之后，饮食上不仅可以吃到鱼肉，也开始食用火腿与香肠。谦二把公司的微型面包车停在都营住宅的空地，开着这辆车大概二十分钟便可到立川商店上班。“当时住宅周边有大量的弃耕空地，根本没想过要租停车位。更何况，当时在第六都营应该无人拥有家用汽车。我的汽车也是公司车，可能有少数人也持有公司车，但在第六都营我没见过自己那辆以外的其他汽车。”

搬家后没多久便购入了黑白电视机。紧接着也买了没有甩干功能的单缸洗衣机与电饭锅。“在立川商店附近的电器行以现金购买。我不用分期付款购物”。

至于其他的家具，大概就只有衣柜、茶几、木制的小书架而已。不过在谦二的印象中，“来到昭岛之后，虽然只维持最低限度，但至少有些像样的家具了。在此之前因为经常搬家，为了能够尽快迁移，总是过着只有手提行李加上一床棉被的生活”。

房租两千五百日元，搬入时谦二的月薪已经提升到一万八千日元。在青梅线的昭岛站前再过去就有一处市场，秀子即到此处购物。家中也能够订阅报纸，延续战争之前订阅《东京日日新闻》的习惯，继续订阅同家报社改版之后的《每日新闻》。

停电的状况不常见，但苍蝇很多。放食物的盘子如果不罩上半球形的网罩，便会聚集大量苍蝇。垃圾收集不完善，加上没有下水道，都可能是原因。

当时东京人口激增，垃圾处理速度却跟不上，只能将垃圾运到东京湾岸的掩埋场“梦之岛”丢弃。第六都营住宅每户外头都有水泥制的垃圾箱，虽然有把垃圾载走的回收系统，但没有分类，而且回收速度似乎也很慢。因为没有下水道，所以定期会有化粪车来回收粪尿。不过“因为过往一直没有冰箱，有食物便全部吃掉，而且当时没什么包装纸，几乎不用丢垃圾，所以也没感到太大的不便”。

五、结婚生子

生活问题告一段落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秀子的婚姻了。“虽然让超过三十岁还单身的秀子工作回家后帮我们做饭，但仍然希望她能早日结婚。”因此，谦二也希望赶快结婚娶个太太，一九五八年连续相亲了两次，但结果都不如人意。“一位我不太中意，自己拒绝了。另一位的亲戚是医生，要我把肺的X光片寄给他看，送去了之后对方就拒绝这桩婚事了。当时感到一阵震惊，再度痛切感受到自己是伤残人士。”

不过，缘分总是出乎意料。一九六一年春天，秀子带了一位客人到第六都营住宅家中。那是秀子在佐吕间时期的小学同班同学熊冈宽子。谦二后来便与这位女性结婚了。

谦二时年三十七岁，宽子三十二岁。宽子是佐吕间小学校长的次女，已经结过一次婚，离婚后带着一个五岁的儿子，名叫刚一。宽子的家人在战争结束后举家迁往广岛，宽子把刚一留在老家，自己一个人到东京工作赚钱。可是宽子的父亲于一九六〇年十月突然过世。“宽子的母亲好像严格命令她，要在刚一上小学之前找到新的结婚对象。我自己也想找结婚对象，秀子也想离家独立。刚好三个人的利害关系完全一致。”

以谦二的条件而言，说不上是好的结婚对象。与父亲一起住在第二种都营住宅，就职经历相当不稳定。实际上只剩下半边的肺，健康方面也有很多顾虑。可是“对方的亲戚们，因为母亲非常着急，所以赞成我们的婚事”。

即便如此，宽子结婚后，洗完澡看到谦二背后的手术痕迹，听说“看到吓呆了”。“虽然有说明过，但大概没想到这么严重，如果结婚前就知道的话，或许这桩婚姻就告吹了。”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谦二与宽子结婚了。同一个月秀子搬出第六都营住宅，隔年一九六二年（昭和三十七）六月也结婚了。对象是过去一直交往的大学职员同事，秀子之后也继续担任大学职员。

谦二与宽子的结婚仪式，在东京都一处叫新宿生活馆的场地举行，谦二跑业务时从立川涉外劳动管理所的监督官那边知道这个地方。这个立川涉外劳动管理所，是专为在立川基地工作的日本人基地劳工而设立的，属于东京都劳动局的设施。

因为那是人进人出的场所，许多业务员都会前往推销。在那里偶然与路过的劳动管理所的人聊起，对方说想要便宜举办婚礼的话，那地方很适合。我这边的媒人是渡濑社长，又邀请了早实时期的朋友、静冈的姊姊等亲戚若干，再加上父亲与秀子。宽子方面的亲戚，感觉总是比我们身份高一些。我这边邀请的客人很少，所以连原健一郎也一并叫上了。

结婚仪式没有采用任何宗教仪式。两个人宣读“结婚誓言”后，生活馆馆长再祝福献辞，大概就是这种形式。在公共设施举办无宗教结婚仪式，日本战败之后某段时期相当盛行。

原本日本的结婚，只是两家人碰面，开宴席吃饭而已，没有什么宗教仪式。现在举行的神道式“神前结婚式”源自于一九〇〇年当时的皇太子（之后的大正天皇）结婚时“创造”的宗教仪式。经济高速增长后庶民的购买力上升，提供神道式或基督教式婚礼的场所逐渐多起来，之后类似谦二在公共设施举办无宗教仪式婚礼的场地，便随之逐渐消失。

新婚旅行是到伊豆度过四天三夜的旅行。谦二的足迹虽然从北海道到东京、中国东北、西伯利亚、新潟，之后又回到东京，流转过不少地方，但除了参加过一次立川商店员工旅游之外，这还是他首次个人旅行。“旅行回来后，秀子离开家里，家中换成了主妇进驻。”

结婚后的一九六二年五月，刚一的外祖母从广岛把刚一带来，宽子到羽田机场去迎接他们。六岁的刚一或许因为长时间不在母亲身边，所以比实际年龄成熟，是一个相当伶俐的孩子。

虽然一切看来一帆风顺，但“世间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宽子结婚后不久就怀孕，精神上陷入不太稳定的状态。住处狭窄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决定先把雄次托给静冈的同父异母姊姊照顾。

这位姊姊，过去与丈夫一家人住在新潟的日本轻金属公司宿舍，谦二在新潟工作的时代，曾经跟他们居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姊姊一家人随着日本轻金属的静冈清水工厂开设，一家五口一起搬入了静冈的公司宿舍。

这位同父异母姊姊理解状况，也愿意接雄次过去照顾，但公司宿舍过于狭窄，因此为了照顾雄次得另外租住处，需要一些时间准备。这段等待的期间只好把雄次暂时委托给住在山形的另一位同父异母姊姊。这位山形的姊姊还在喂乳时便寄养在其他人家中，但此时仍细心照顾生父，父女间仍有相当深的牵绊。

谦二三十六岁，宽子三十三岁，刚一五岁（一九六二年十月摄）

一九六二年七月，雄次在秀子的陪伴下离开了第六都营住宅，前往山形。十月，雄次在同父异母姊姊的长子陪伴下，暂时回到第六都营住宅，住了大约三晚，再度迁往静冈。雄次从前年起就因心因性高血压身体状况不佳，如果没有人随侍在侧，便无法长途旅行。

静冈的姊姊特别租了一户独立的小房舍来照顾雄次。一九六四年五月，雄次因为脑梗塞离开人世，享年七十九。“虽然知道一直有高血压的问题，可接到静冈姊姊的电话，说父亲身体状况很差时，还是有些意外，匆匆忙忙地赶过去，赶到时父亲已经过世了。整个人只感到一阵茫然。”当时东京正在举办奥运，但谦二说他“完全没留下印象”。

无论如何，雄次离开之后，宽子的精神安定许多。一九六二年九月，产下了对谦二而言唯一的一个儿子。因为宽子已经带来了刚一，所以给孩子起名为英二。第二年夏天，谦二带着英二前往冈山，小千代看了非常开心地说：“这是小谦的儿子啊。”

身为校长的女儿，宽子十分热心教育，会买图鉴与绘本给刚一与英二，也会购读《小学一年级生》等教育杂志。结婚之前母亲寄给宽子的信件中，也写到要为孩子们先存好上大学的学费。与伊七和雄次一样，谦二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接受过这种文化，都把孩子的教育交给宽子处理。

刚一进入昭岛市的小学，很快就拿到优秀的成绩。英二则开始在附近新开的私立幼稚园上学，因为附近尚没有托儿所，宽子便在家专心于家事与育儿。谦二偶尔也会负责照顾英二，带着小孩一起跑业务，不过这只限于宽子不得不外出办事的时候。

一九六五年左右起，孩子们的生日会开始吃蛋糕点蜡烛。对谦二而言，这是他不熟悉的习惯。“战争之前的庶民，以虚岁为准，每次正月大家就往上加一岁。只有知识分子或上层阶级才会庆祝生日。宽子的家属于知识分子家庭，因此好像有庆祝生日的习惯。”

谦二因工作繁忙，赚来的薪水直接交给宽子，也不过问如何使用。宽子自己记账，也存下一笔可以买下新家、搬出公营住宅的资金。

翻开宽子记下的账本，一九六二年谦二的月薪大概是三万多日元。不过金额并不固定，许多时候会晚一周发薪水。在薪水迟发时，也出现过家中只剩下数十日元的状况。“渡濑社长每当公司稍为宽裕时，立刻就想扩大事业。这种时候给员工的薪水就会迟发。英二出生的时候我向公司借了四万日元。”

一九六二年时，小熊家一天的餐费大概是三百日元到四百日元。理发钱一百三十日元、房租每个月两千五百日元、电费每个月五百到八百日元、牛奶配送每个月一千四百八十日元等。这一年比较大笔的支出，有吸尘器一万一千二百日元、电风扇一万日元、相机六千日元、刚一教育费两万三千七百一十三日元、英二出生费用两万一千八百日元等。不过这一年也腾出了邮政储金五万零两百一十八日元、人寿保险一万日元。

一九六二年小熊家的总收入，计有谦二的薪水四十万八千四百七十七日元，以及谦二谈成大生意统筹获得报酬四万日元、公司股票分配五千零六十一日元等，总计五十万六千七百五十七日元。家庭生活支出四十三万两千四百一十六日元，股票增买一万一千日元。“如果谈成大笔的生意，批发商就会发奖金。保持立川商店的薪水之外，这部分就当作副收入。股票是宽子受在证券公司上班的弟弟影响，所以也购入一些。”

顺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生活上逐渐宽裕。一九六一年“休闲风潮”蔚为风尚。不过根据谦二的说法：“说是休闲，不过是在英二出生的第二年，使用公司厢型车Sambar，一家四口到羽村的河堤上看烟火而已。隔年则是到神代植物园赏花。简单来说，就是不花钱的娱乐。其他就没什么记忆了。”

即便经济高速增长，但庶民生活仍然相当谨慎。一九六八（昭和四十三）年，举行过“过去三个月体验过的休闲、娱乐”调查，根据这项调查，排名第一的是读书；第二为超过一晚的旅行；第三是手艺、裁缝（只在女性中拥有高得票）；第四是在自家饮酒；第五是看电影、戏剧。[5]

一九六〇年代，战后一代的生活风俗虽然成为热门话题，但就社会整体而言，当时仍是以类似谦二这种战前一代为主导的年代。高速经济发展期下的经济循环命名，例如“神武景气”“岩户景气”“伊奘诺尊景气”[6]，以及把冰箱、洗衣机、黑白电视机称为“三种神器”，等等传统词汇的使用，说明了这个时代的主要发言权、诠释权，仍操纵在受战前教育的一代手中。

一九六八年，居住于冈山的外祖母小千代，以九十一岁高龄过世了。谦二最后与小千代的见面，是在一九六五年带着英二搭乘有卧铺的急行列车到冈山拜访的时候。迎来明治一百年之际，谦二的长辈世代全都离开人世了。

对谦二而言，在七岁到二十岁这段所谓人格形成期，陪伴他成长的小千代，算得上是他实质上的母亲。葬礼依照当地风俗举行土葬。几年之后，为了迁入伊七于战前在东京购买好的多摩墓地，再次把外祖父母的遗体挖出火葬。伊七与小千代的遗体都在地下腐朽了，只有小千代下葬时穿的化纤质地的寿衣完全未遭腐坏，很漂亮地保存了下来。

六、自立门户

谦二的生活虽然逐渐稳定，但立川商店的经营却逐渐出现问题，因为与其他商家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外勤业务已经难以扩展更多业绩，再加上渡濑社长采取的扩张方针有问题等等。

经营危机的征兆，大概出现在一九六一年刚落成的“高岛屋百货”开设门市时。当时立川的百货公司只有伊势丹一家，高岛屋则联合当地商家共同盖了一栋五层楼的建筑。一直采用进攻型经营策略的渡濑社长，提出用交租金的方式在高岛屋百货开两家新门市，分别销售体育用品与饰品，其中饰品商店由社长夫人负责。

但也因为如此，资金调度开始出现困难，接着就如小熊家的家庭账本呈现的一般，薪水开始迟发。

如果是外勤业务，只需要针对销售出去的商品进货，一两个月之内便可产生利润并转换成现金。但在门市售卖时，需要砸钱在门市陈列商品，但实际卖出之前，资金都无法回收。因此开张门市什么的会遭遇困难，我自己立刻知道。可是，社长无论如何就是先“冲冲冲”。

而在这种状况下，体育部门的管理者高桥，与立川商店划清界线，自己独立创业了。在薪水不随年资增加的中小企业界，长久于同一家公司工作没有任何意义。通过进入公司学得一身本领，之后考虑独立创业，是极其自然的想法。

高桥的个性比较刚烈，是自尊心很强的人。对于自己能把立川商店的体育部门扩大至此，心中有些自负情绪。逐渐地就与社长出现意见分歧，当薪资开始迟发的一九六一年，他与社长吵了一架后便辞职了。两个人好像去喝酒，在那样的场合下发生争执。

高桥问我和大木，他要独立创业，我们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干。他似乎认为我们必定会跟着他离开。但我考量到，如果就这么跟着他离开，大概永远会被他当小弟来使唤。另一方面他问大木：“你怎么想？我认为自己现在就独立创业实在有点困难。”大木回答说：“我也这么认为。”所以当时还是选择留了下来。

之后高桥在小金井开了大约三年的运动用品店，结果还是失败了。他有太太与两个孩子，之后完全没有他们的消息。毕竟他是个人脉广阔的人，应该还是有办法解决吧。

立川商店的经营危机，随着新门市经营上轨道后，暂时得到缓解。但一九六五（昭和四十）年，山一证券陷入经营危机，也出现了被称为“证券恐慌”的经济不景气。而这一年的十二月，立川商店倒闭了。

倒闭的最直接原因，是渡濑社长于一九六三年秋天，除了立川站南口的公司之外，又盖了一栋三层的钢筋水泥建筑。一楼与二楼当作仓库与办公室，三楼则是社长的住处，而这个举动让公司资金周转再度陷入困境。接着又开始出现严重的薪水迟发状况。

当初盖楼的时候，原本以为社长内心应该有一定程度的盘算。但与我交易的批发商却问：“你们这样没问题吗？”这个时期许多顺应经济高速增长发展顺利的小店铺，只要盖起宏伟的公司大楼，资金周转就会出现危机，接着就是倒闭。批发商会这么问我，大概因为他也知道这种状况吧。

除此之外，倒闭的根本原因，还是出在社长一味只图扩张的经营战略上。跑外勤的文具业务获得成功，接下来就是体育用品，然后是办公机器，再接着是乐器，全都反复采用同样的战略。当在某个领域竞争对手增加，外勤业务效率无法提升时，就往其他领域进行扩张，不断重复这种操作。接下来选择乐器事业，某种意义上仍具有先见之明，但问题出在没有先看清自己的立足点。

创新投资企业的进攻型经营，是否能押中卖点，差异颇大。如果是大企业的某个部门投资失败，还能靠其他部门的收益弥补度过，但中小企业的情况，只要押错一次，就是倒闭。

不断重复贷款来扩张事业的战略路线，等于手边一直处于缺乏资金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还增建楼房，导致从东京奥运左右开始经常发生薪水迟发一个月的情形。从我进入时的十名员工，目前已经增加到三十人左右，人事费用大为增加。加上这次遇到不景气与倒闭的外在状况，公司经营肯定会出现状况。

公司倒闭之前，谦二已经成为立川商店的“二把手”（Number Two）。高桥离开后谦二接手管理体育部门，加上有会计经验，也负责资金的调度周转。“一九六〇年左右雇用的会计，在一九六五年被开除。因为在增盖公司楼房时从建设公司拿了回扣，被社长发现了。此后社长与他的长女一起负责会计，公司经营的最后半年，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只好出手帮忙处理会计业务。”

谦二为了避免公司出现拒付的情况，到东京市中心的大型批发商等债权者那里，恳求延期支付。立川商店对批发商开出的付款支票，延到下一次再行结算，也就是“跳过一次”的处理方法。

某个月的结算日，四处拜托可能愿意帮忙的批发商，请他们让我们延迟。拿“因为长年的交情”这借口拜托人家，有些地方愿意帮忙，有些也爱莫能助。 接着，下一次的结算日快到时，赶紧又去拜托其他的几家公司，这样总共搞了两回，简直就是地狱啊。某个批发商的对口负责人是这行的老手了，看到这种状况还对我说：“到了这种境地，还不如不要这么辛苦，干脆跳票比较好。”

这期间，公司员工开始对薪水迟发感到不满。其中一个员工直接向立川的“地区劳动组合”（简称：地区劳）告发公司的状况。接着在一九六五年夏天，当渡濑社长在朝会训话的时候，“地区劳”的活动家终于跑来谈判了。

朝会的时候，以往都是社长的经营报告与精神训话。社长也有过共产党的运动经验，所以能够理解劳工运动，并且愿意接受“地区劳”活动家的建言，让立川商店组成工会。不过工会组成之际，公司已经处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缺乏能够运作的资金。

最终到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谦二开始处理倒闭程序。“因为银行已经来了通知，说明无法继续延长贷款偿还日期，而且批发商也说不能再接受欠账的状况。”

最终由主要交易银行与最大的交易批发商取得主导权。他们已经得到立川站前公司房屋的土地抵押，其他小的债权者接着也取得了较小的抵押，剩下的也只能放弃催收欠款了。最后举行债权者会议时，与主要债权者达成交涉协议，大势便大致定了。

在东京市中心的批发商负责人，因为嫌太麻烦，不可能为了低额的债款特别跑来立川讨债，所以放弃今后的债款追讨。当时的中小企业倒闭，超过一个月之后，碰面聊起来大家就只会说句：“真是一场灾难，吃足苦头了吧。”然后理所当然地觉得专心致力于下一项可以赚钱的工作就好。

债务的优先支付对象，首先是员工的薪资，接着是税金相关费用，第三便是银行。这大概是这种情况的既定处理顺序。银行当然打着类似“朝廷锦旗”般冠冕堂皇的理由说：“银行接受国民存款，除了税金之外，也对社会负有责任。”而在我的努力之下，既不损及银行，也能处理好其他债权事宜，银行的对口负责人甚至对我说：“你们的倒闭处理得很漂亮啊。”

谦二帮着社长一家人，保住了“高岛屋百货”内的门市店铺。因为他没把高岛屋开有门市的事情传达给债权者们。虽然有些批发商知道这件事情，但这个门市店也抵押不了多少钱，所以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不多追究。

对我而言，我认为该门市还是由社长家族继续经营最稳妥。家人自己经营，即便不付薪水也无妨。原本甲州出身的同乡们，除了两三个女性店员之外，大概都解聘了。换句话说，社长一家人继续在火车头上，后面的列车完全切除分离，大概就是这种状况。

社长希望谦二继续留在店里工作，但谦二拒绝了。接下来谦二与大木两个人独立创业，在一九六六（昭和四十一）年一月，谦二创立了“立川体育股份公司”。

立川商店或立川体育，虽然名称上都是股份公司，但其实也只有名称上而已。立川体育的股权持有者，就只有我与大木两个人。只是像是给信用镀层“金箔”一样，新公司在名称后加上“股份公司”字样。立川商店倒闭时已将债权清理完毕，在银行与大批发商之间建立了自己的信用，所以往后的交易也不成问题。

昭和三十年代后半（一九六〇年代前半）开始，商业秩序开始稳定化，与战争刚结束后不同，进入了头衔说话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递出名片自我介绍的时代。第一次做名片，是在新潟的出版社工作时，曾经以假名做过一次，在立川商店开始要跑业务时，才以本名做了名片。公司名称需要加上“股份公司”，也是因为这种大环境风潮的缘故。如果只是印上“小熊商店”，既没气势，也没信用感。

谦二他们在离开市镇的地方，租了个五米乘以五米大小的房子，开张了新的店铺。此处只当作接听外勤业务下订单的办公室，店面不展示售卖。谦二与大木把立川商店时代外勤业务部门的客户，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也就是靠着老顾客们的路线，独立创业。“立川体育的新店面，距离社长一家人开店的百货公司大概只有两百米。还记得之后社长跑来喃喃抱怨的样子。我对于其他人怎么想并不太在意，无论如何总得先求能够活下去。”

谦二于一九六六年创立的“立川体育股份公司”

立川体育的员工，当初只有谦二与大木两个人。一小段时间后，雇用了一位出身甲州，先前在立川商店工作的女性，请她担任办公人员兼接听电话。谦二自己担任会计经理，至于记录与老客户交易的赊销账簿，则请宽子帮忙处理。这位女性办事员后来与大木结婚，变成两个家庭联手工作。而对两位女性，也针对她们的工作分量，发给相应的薪水。

掌管外勤业务的两个人，赚取的业绩已经无须再与其他员工分配，等于是把立川商店时代不赚钱的部门都裁撤掉一般，自然经营上好转许多。谦二的月薪，在立川商店末期大约有四万日元，至一九六六年底已经拉升到接近十万日元。

过了一年左右，这样的经营达到一定的成功，便将公司法人化。自己开始新公司的时机非常好，如果再晚个几年，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很可能就无法获得成功。即便继续待在立川商店，为了照顾社长一家人只会累坏自己，而且永远屈居人下，无法更上层楼。

体育用品商美津浓招待旅游（一九六六年摄于岐阜县）

这期间，在第六都营住宅中也出现搭上经济高速增长这班车与没赶上这波潮流的人，彼此间开始出现经济上的落差。谦二家在一九六七年申请了电话，一九六八年购入彩色电视机。附近来家中玩耍的孩子们，看到彩色电视机都惊呼：“有颜色耶！”

当时向日本电信电话公社申装电话时，因为申请数量大增，一直无法通过。何况要申请还必须从电信电话公社购入一定额度的电话债券。因为宽子在家帮忙会计业务，所以利用“立川体育昭岛分店”的名义，以法人事业申请。大概在第六都营居民中，我应该是第一个拥有个人电话的。为了拉来电话线，甚至还特别立了电线杆。

但同时附近的邻居，似乎也有人尚且买不起洗衣机，有些妇人只能拿着脸盆在房子前面洗涤。比实际年龄成熟的刚一，听说有人把这个原本就是要提供给低收入居民的第六都营住宅称为“贫民窟”。

此时刚好进入越战最激烈的时期。住处附近的横田基地，美军的大型运输机频繁地低空飞过。起降时的噪音让人无法听清彼此对话，连电视机的画面都会受到干扰。宽子的妹妹来访时，带着一个五岁的儿子，还曾被这种噪音吓哭。“差了一岁的英二，从出生起就很习惯这种噪音，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过对外来的人而言，这种噪音音量应该非同小可吧。”

一九六八年，大学学生运动开始。对谦二而言，大学是另一个遥远的世界。

日本大学的秋田明大等学生追究大学会计上的违法行为，应该是最初的发端吧。东大从医学部要求改善实习医生待遇开始，这部分我还理解，之后到底在吵什么，我就不清楚了。到后来，不管哪里都有新左翼的政党加入运动，搞得一团混乱。

对于当时发生的事情，另外还留有印象的，大概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自己曾在苏联战俘营经历过民主运动，我很清楚被那么多人围住斗争、批判是什么感觉。看到新闻报导后，想起了过往的回忆，心情很恶劣。”

一九六九（昭和四十四）年一月，谦二一家人搬出了第六都营住宅。因为在武藏村山市的新兴住宅区“三藤住宅”中，已经盖好了他们的新家。

“三藤住宅”是“东京都住宅供给公社”作为住宅地开发的区段。土地出售的介绍资料也传阅到同为东京都经营的第六都营住宅，宽子读了资料后，选定了搬家的处所。

如前所述，公营住宅的营建规模此时逐渐缩小，一方面也是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开始推行鼓励大家自行购买房子的政策。谦二处理立川商店倒闭事宜时，在银行间拥有相当高的信用，所以能够获得盖新房所需的贷款。

邻居的自卫队员和巴士司机，后来仍继续住在第六都营住宅。自卫队员的家中好像有三个小孩，生活上大概很不轻松吧。巴士司机一家年纪还小的女儿，不慎跌落都营住宅的排水沟身亡。现在大概会上电视新闻，但当时这样的事故却层出不穷。

只靠老实工作想要存钱盖一栋自己的房子好离开都营住宅生活，大概没那么简单吧。我只是刚好赶上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机，运气好罢了。搬离的时候相当开心，不过这种开心实在不适合表现出来，所以特别谨慎地收敛心情。我们应该是周遭最早搬离都营住宅的一家人。

武藏村山的新家，是尽量配合宽子期望而设计的钢筋水泥建筑。当时谦二已经四十三岁，有股终于走到“大富翁”游戏终点的感觉。但这个新居不过只住了三年便放手离开了。当然，当时谦二还无法预知这件事情。

[1] 结城清吾，《過密·過疎》，三一书房，一九七〇年。

[2] 译注：指出身山梨县的实业家。

[3] 译注：随时候令为老客户提供商品贩卖服务。

[4] 译注：直译为日本游客局，是JTB的前身。

[5] 上村忠，《変貌する社会》，诚文堂新光社，一九六九年。

[6] 译注：神武景气（一九五四—一九五七年）、岩户景气（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伊奘诺尊景气（一九六五—一九七〇年）

第八章 战争的记忆

一九六九年一月，谦二新居落成，举家搬出都营住宅。新家是一栋两层的钢筋水泥建筑，拥有屋顶露台并附中央冷暖空调，可算是现代住宅了。

房子四室两厅，有宽敞的起居室及和室房，两个儿子都有个人单独的房间。负责设计的是跑业务时认识的东京都职员的弟弟，一位在建设公司上班的设计师。

尽量满足宽子要求设计的新居，安装了吊灯与沙发。宽子非常开心。

一、“一亿总中流”的社会想象

谦二搬家的所在地，位于东京都武藏村山市的新兴住宅地，名称为三藤住宅用地。这是由东京都的住宅供给公社购买农业用地，整合、统一规划后分卖给民众。

王子汽车自一九六一年起在武藏村山市开设了汽车工厂。但住宅区附近，仍留下许多农村的养蚕桑田与蔬菜田。“三藤这个地名，是将旧的两个农村部落名称连在一起，成为新的地名。电车没有通过武藏村山市，交通不算方便，不过东京都的土地分卖大都如此。我自己开汽车到立川上班，没电车不会有什么问题。两个孩子刚好都入学，刚一上国中，英二进小学，所以宽子上午与下午各出席了两个人的入学仪式。”

位于武藏村山的新家，在当时算是设计崭新的定制化住宅。在大学刚毕业薪水约两万多日元的时代，记忆中这套住宅花了超过一千万日元。但不隶属于大企业、只开了一家小公司的谦二，不可能获得银行房屋贷款。“土地以现金购买。建筑的部分，从立川体育的交易银行，也就是日本相互银行（此后曾合并成为太阳银行，现在则与三井住友银行合并）获得贷款。我身为银行客户，大概因为过往的信用，才能贷到这笔款项。”

随着迁居，谦二也把汽车从微型面包车换成一般轿车，车种是日产的Skyline。“因为得到武藏村山的日产王子汽车工厂跑业务，不开日产的汽车不行。如果开其他厂商的汽车，守卫不放人进入工厂。”

宽子非常喜欢依照自己期望设计的新居，但谦二并没有那么雀跃。“太过豪华了，总有一股不协调感。说实话，与搬入第六都营的时候相较，当年反而更开心。家里变得十分宽敞，让我不禁想着，如果还能把父亲与冈山的外祖母都接来同住，不知道有多好。”

三藤地区的新兴住宅区与第六都营一样，都是棋盘状的规划。在这个区域内有几百户新建住宅的家庭。“两侧的邻居分别是学校的老师与在东京市中心拥有蔬果店的老板。对面住的似乎是某演艺制作公司老板的‘二奶’，以及一家什么公司的中坚干部。附近也住有画家，整体住户都比第六都营住宅更高阶，不过因为此地交通不便，估计应该没有到市中心上班的人。”

这个时期立川体育的经营相当顺利。托经济高速增长之福，滑雪、高尔夫、保龄球等运动陆续成为风潮，各种运动用品也随之热卖。

除了保龄球以外，其他的运动都是战争之前布尔乔亚阶级的活动，人们对此都充满憧憬。保龄球风潮兴起时，许多人都希望拥有自己的专用球，我们店里也放了一个样品球，让顾客可以确认自己手指的钻孔位置，我们再交给专人帮顾客钻孔后出售。我自己并不购买这种东西，不过感觉有钱人真的多起来了。

不过立川体育的主要经营项目，仍专注在外勤业务上。谦二与大木一起开创的立川体育，于一九六九年加入第三个叫作竹中的外勤伙伴。“是一位比团块世代[1]更年长一些的年轻人。出生在建材行之家，只有中学毕业，不过因为是工匠家庭出身，所以这样的学历应该已经算很好了。他很喜欢山，经常跑去攀岩。”此后公司员工继续增加，规模最鼎盛的时期大概拥有十名员工。

一九六〇年代是“团块世代”成长到升学年龄的时代，此时初中、高中与大学不断增设。立川体育最初的服务对象有立川高中（一九〇一年创立）、国立高中（一九四〇年创立，位于国立市的高中，非国家设立的高中）、北多摩高中（一九四八年创立）等等。之后附近区域又增设了日野高中（一九六六年创立）、国分寺高中（一九六九年）、拜岛高中（一九七八年创立）等，谦二也针对这些新设学校展开行销业务。

高中与初中刚成立时，是最需要争取的目标。创校时拥有整笔的预算，他们会先与市中心的大企业谈妥购入大部分需要的用品，而本地的中小业者群只能瞄准之后不足的部分或补充用品。大企业并不会介入这部分事务，所以大家都很卖力竞争。而当时的学校觉得相互比价非常麻烦，所以会直接向方便联系的企业下单，委托企业相关的人员去处理。

学校在四月初开学，因此得提前到办公室去拜访体育老师，拿名片与产品目录给对方。之后一边轮流拜访各校，大概隔一周或十天出面一次，向老师们推销些商品。从四月一日才开始拜访，因为担心不断出现会引起对方的厌恶，所以得留些空档才能再度拜访。我们公司特别注意不提供任何招待服务。不要招人讨厌，不要树立坏的风评，这是获得订单的秘诀。

从立川商店的下半年开始，谦二的工作逐渐“成为一种中介公司般的角色”。从学校拿到订单，发包给体育用品商或体育器材安装商，从中赚取一些利润。

在东京都或各市的预算范围内，争取订单与交货，这些都是从立川商店时代就延续下来的做法。昭和四十年代后半期开始（一九七〇年起），接受的订单逐渐变成要在校园里安装多少单、双杠或者篮球架，每年度需要多少维修管理的形式。安装与维修管理当然我们无法自行处理，得外包给器材商，我们只担任中介的角色。不过，如果只是单纯负责户外器材的涂装维修，并没有困难到需要外包的程度，我们会接下订单自行处理。

即便是学校的运动设施，如果是牵涉土木建设业一类的大型物件，政治势力就会介入。小型企业因为没有这些政治实力，只能彼此合作性竞争，成为各种不同的从业者团体。特别是都立高中新设校时，大量订单都会先通过都厅等级的大企业先行处理，中小企业只能抢食除此之外的订单。市立中学等部分，则由立川市公所的财务科进行业务分配，因此会直接与财务科交涉。如果能与订购单位打好关系，做好人情，往往能意外地获得长期合作。

进入一九七〇年代之后，新兴商业的竞争状态与一九六〇年代相较，状况有些许改变。原本谦二他们处理的外勤业务，是在人群聚集的地方举办展销会，为了获得整笔订单，必须到学校或企业中巡回推销。但之后为了取得学校或公家单位的订单，原本的业务风格在不知不觉间，转变成只需专注于维持与公家单位的关系。

这种转变与社会上的风气变化有所关联。在战后废墟、黑市的时代，比起大学毕业或白领阶级，握有粮食的农民与在黑市做交易的人更有势力。到一九五〇年代为止，都还留有这种实力比头衔更重要的风气。

当谦二开设立川体育的一九六六年，一开始只是想给公司名称镀层“金箔”而加上股份公司的字样，但此时期开始，名片上印的公司名称逐渐变得重要。营业重心逐渐转移到争取公家单位的订单，与这种倾向同时并行。

昭和三十年代之后（一九五五年以降），大家逐渐“上班族”化，根深柢固的“商人”逐渐减少。商人指的是赤手空拳、靠着自己的才能打天下、吃饭的人。大木就属于这种一路磨练上来的商人。

我自认是个“上班族”。说起来，因为富士通信机是一切的原点。在立川商店也是，自己仍带有领取月薪的上班族意识。直到立川体育创业之后，因为角色转换，变成由我决定是否聘用员工，那时才被称为社长。

谦二的人生路途，距离我们联想“上班族”这个词汇是指在大企业中受到终身雇用的形象，相去甚远。而谦二自认“上班族”的自我认识，也反映出一种奇特的心态。只不过自我认知这种东西，往往受到大环境的主导印象影响，因而与实际状态有出入。

从统计上的实际数据来看，大型企业的雇用形态，只占日本就业人口的两成不到。可是这种“上班族”形象却比实际状态更加普遍，它创造出一种这个时代日本社会的“典型人物形象”，甚至是一种“安定的生活形象”。连谦二这样的人也认为自己是“上班族”这个事实，正好从深层反映出这个现象。

会产生这样的情况有几个原因。在大众媒体上班的高学历阶层，把自己与同班同学的生活形态，当作社会全体的共同想象，并且在媒体上不断扩散“上班族生活”的印象。收入提升的工人家庭因为没有其他的模型可供参考，即便只是表面形式，大家仍会模仿这种“上班族家庭”的生活方式。详细考量当然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时期正是“一亿总中流”[2]与“单一民族国家”这一“日本社会平等化”的观念被固定下来的时期。

谦二搬出都营住宅的一九六九年，根据总理府的调查，回答自己在社会阶层中属于“中”等级的人，超过了九成。原本这个调查在询问自认的社会阶级时，只设定“上”“中上”“中中”“中下”“下”等选项，所以很容易产生广义“中”产阶级膨胀的调查结果。以同样的问题进行国际性比较调查，在美国与印度同样会得出广义的“中产阶级”超过九成的结果。[3]连谦二也说：“如果当时被这么问及，大概也是回答‘中’吧。”

不过，在这种社会的制度化过程中，也有带来社会安定的“功劳”部分。其中对谦二而言起了相当作用的，就是立川体育也引入了厚生年金制度。

厚生年金，就是公司必须缴纳社会保险费。因为会对经营造成负担，大多数个人自营企业往往只愿意采用国民年金。我们最初的两年也是这么处理，但等经营稳定之后，便转换成厚生年金。当时并没有太深入的考量，只是觉得这样做与给公司名称加上股份公司一样，对公司而言具有镀层金箔、往脸上贴金的加分效果。

当时的我，仍延续战争之前的想法，也就是把工作时存下的钱，当作退休后的养老金。因此，并没有靠领年金来过生活的认识。不过，因为当时那样的判断，才让我现在有厚生年金可领。但只领国民年金的人，即便领到满额一个月也只有大约六万日元。有一位经营个人商店的同行，过年我们会彼此寄贺年卡，他在卡片上就写到退休生活非常严峻。

这种感受等到可以领年金时就能够体会了，不过早在立川商店时，公司就加入了厚生年金。可能当时社长原本就是共产党员，还是有考量到员工的福利吧。自己的年金从富士通信机时代开始，历经立川商店、立川体育等上班时代累积而来，现在能够享受厚生年金之利，大概就是在这种偶然情况下发生的。只是社会上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日本官僚机构却无法改变制度加以回应，这种弊端让人打从心底里产生一股不公平之感。

二、安定还是停滞？

在这种一帆风顺的状态下，突然一片暗云笼罩下来，事情发生在一九七二（昭和四十七）年二月。中学三年级的刚一，因为意外而身亡。“公司办了员工旅行，带大家到长野的茅野去滑雪。好不容易有一次旅行，所以顺便带上了宽子与英二。刚一为了准备高中考试，所以一个人留在家中。滑雪旅行后回到家，看到附近的人们聚集，才被告知刚一从屋顶上跌落下来死了。”

隆冬中从屋顶跌下的刚一，躺在地上意识不明，就这样体温不断降低，最后冻死。刚一成绩优秀，比实际年龄更为成熟，虽然还是中学生，已经开始阅读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看家的儿子意外死亡，宽子因而陷入极度的抑郁之中，全家都笼罩在忧伤的气氛之下。“当时刚好发生了‘浅间山庄事件’（日本‘联合赤军’在浅间山庄挟持人质），电视上不断播放警察与学生间的枪战，以及在山中发现尸体的消息。刚一的葬礼恰好就在这个时期，更添加了一股晦暗悲惨的气氛。”

丧礼在自己家中办理，遗体与祭坛都安置在客厅，供来客凭吊。翻阅当时的奠仪账册，有致赠奠仪者共一百一十三名，只来凭吊未赠奠仪者有六十八名。包含刚一的中学同学，凭吊客人超过两百名。谦二生意关系上的来客不多，大部分都是亲戚与邻居。与现在的普通丧礼相较，当年的凭吊者显然多上许多。

宽子心情低落，到最后甚至无法继续住在这个房子里。无计可施之下，只好搬出生活了三年的武藏村山。

花了大笔钱建起的家，本来以为会在这里过一辈子，没想到竟然如此。因为是有人意外死亡的“瑕疵商品”，虽然找到了接手的买家，但对方为了重新盖自己的房子，等我们搬走后便拆毁了旧房。因为是钢筋水泥搭盖的坚固住房，拆房时大概费了一番功夫。对方买下房子时好像只花了购置土地的费用，已经不记得卖了多少钱。是赚是赔都不重要了。

没办法，只好在公司附近的立川市买了一户大楼一家人迁入。那是一栋新建的十二楼大厦公寓，谦二一家住在十楼，隔间只有两房一厅，面积只有武藏村山房子的三分之一左右。

从十楼往下看，对面是废弃物回收站堆积如山的铁屑，以及大概是从立川基地买来的美军战斗机副油箱，压扁堆在一旁。同一层楼对面一户住着东京都的职员，让人意外的是，大楼居民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或者中年人，与他们并没有太多交往。

这算是谦二回国后第十一次搬家了。此时谦二四十六岁，宽子四十三岁，当时唯一的儿子英二只有九岁，距离他独立自主还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

宽子失去刚一之后非常忧郁，连带地身体状况也不佳。为了排解宽子的忧愁，谦二会开车带着宽子与英二外出旅行。一九七四年，谦二与宽子一同回到共同的出生地佐吕间拜访，与远房亲戚只简单打过招呼，之后他们再也没回过佐吕间。

立川体育在经营方面虽然增加了员工，但此时已经逐渐失去优势。一九七三年发生石油危机，宣告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此时学历社会（依赖学历的社会）发展更加稳固，中小企业很难找到优秀的人才。

一九七〇年，一位日立制作所武藏工厂的员工转行进入我公司，是一位高中毕业的中坚员工，听说因为工作现场的意外事故，开始讨厌自己原本的工作。当我跑业务巡回各工厂时，他向我说：“希望在小熊先生的公司上班。”因此雇用了他。他喜欢音乐，也喜欢吉他与音响。这个人跑的业务，成绩马马虎虎，因此薪水未曾调升，而且大概理解到零售业的生活不如他的想象，最后自己辞职了。

在竹中的介绍下，公司雇用了专门的会计经理。他的头脑很好，也有经理的手腕，比我更熟悉税制。可是七〇年代后半公司经营出现状况时，他也选择早早脱离公司。

其他的人也雇用了几个，大家都待不久。我自己也属于这类或多或少走在社会常规之外的人，大家也不是真的热爱体育才从事这工作。我的这一代是为了生存、为了吃饭而拼命工作，与之后的富裕一代工作风气也有所不同。不过，说这些并不是想强调什么精神论之类的东西。

一九七五（昭和五十）年，立川体育开设了八王子分店。虽说是分店，并非真的开设店面，而是所谓“吸收合并”了一家商店。“合并的是一家原本由两个人经营、位于八王子站南口的运动用品店。他们经营出现困难，一个人卷走借款趁夜逃跑了。剩下的另一位拜托我们，才以合并的形式接收他们的商店，但借款的部分我们并不承担处理。这项合并，是因为公司业绩在石油危机下无法发展，想试着借由增加店面的方式，看能否打开新的局面。”

当时谦二五十岁，仍然尽心努力做生意。可是大环境的状况，已经转变为低速增长与市场秩序化发展，情况已不再类似经济高速增长期。至于体育用品，大型超市发展起来，顾客更喜欢超市丰富的选择和便宜的价格，中小型店铺在竞争中迅速处于不利的地位。“八王子店位于车站附近，五年之间生意还不错，但随着竞争对手出现，业绩逐渐停滞。销售额不如当初预计，赤字却开始增加，因此把经营权交还给原本的负责人，八〇年代双方便拆伙了。”

在八王子店经营不如预期之后，立川店迁移到更接近车站的地点，目标仍在扩大店面销售量。可是这仍旧不如预期。“虽然距离车站更近，但店面位置却不是人潮经过之处，房租又贵，最后仍无法成功。因为过去没有花费太多心思经营门市销售，所以才无法看清整个状况。”

在这种状况之下，除了努力维系一直以来靠外勤业务获得的老顾客外，也别无他法。这个时期公家单位的订单，一方面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格局，会优先交给大企业处理，另一方面竞标机制的引入仍不够充分。因此理所当然地，既无政治势力又无财力提供大幅折扣的中小企业，只能走上私下商量、彼此串通这样一条道路。

同行之间彼此商量的状况不少。一九七〇年代后半，竹中出席市政府的投标说明会，根据他的形容，当时在市政府的入口附近听到几个友好的同行聚在一起讨论，有个人说：“我在这家学校已经打好关系，这一块分给我。”这件事情遭其他同行向市政府检举，大家因为串通舞弊的事情被市政府传唤约谈。这种情况下我建议竹中就装作不知情，我们公司也因而度过这场危机。

这种状况中，业界都知道哪边的学校是哪个同行的势力范围，彼此间形成一种私底下的默契。包括学生入学时买的整套体育服装等，只要是自己建立好关系的学校，就能将合作关系持续下去。

维持着这种停滞与安定的状态，谦二在一九七八（昭和五十三）年，搬到八王子市的新兴住宅地。该处是由住友不动产在多摩丘陵凿山整地后分卖土地，一处叫“南阳台”的住宅区，谦二依旧通过长期往来的日本相互银行取得贷款，并且一如既往，把房子的设计交付给宽子。

落成的新家，是由手艺精巧的木工师傅打造的六房两厅木造房屋。搬家时谦二已经五十四岁。客厅装潢有波斯地毯和吊灯，还从秀子上班的东京学艺大学购入了一台学校淘汰下来的钢琴。房贷计算与新居设计谦二都没过问，金额计算下来，总共让谦二缴了十年又几个月的贷款。谦二搬来此处后，仍与过往一样开车去上班。

虽然是位于丘陵上的新兴住宅地，但有巴士到京王线电车站，因此有许多人是到市中心上班的上班族。右边邻居是住友轻金属的工会干部，后来也升任管理职务。左边邻居则是建设公司的员工，私底下还兼任在日韩国人的律师。“因为是住友不动产的土地分卖，所以入住的人好像多少都跟住友集团有些关联。”居民大部分都四十多岁，像谦二这种五十几岁的小企业主则不多。

买下新居，进入一九八〇年代之后，谦二似乎转趋保守。这个时期，在立川体育里地位仅次于谦二与大木的竹中，针对经营方针提出了新的意见。因为外勤业务与门市销售都达到上限，他主张可以接单帮制服与体育服装绣上校徽等标记，增加商品的附加值。可是，谦二并没有接受这个意见。

想要实现竹中的计划，必须投资电脑控制的缝纫机与压烫机等设备。我虽与大木私下商量过，但他总是遵从我的意见，所以也无法依赖他。我自己判断与其背负债款，还不如不要扩张来得安全。这是我从立川商店的失败中学到的经验。

竹中年纪不过四十出头，自己的提议不被采纳后，便自行创业去做这个绣上标记的生意。最后我们还是商量了一下，打算让他圆满实现创业梦想。他与太太只有两个人，在自己家中接受订单，好像没有做出太多的成绩。那种工作，反而不适合租办公室雇用员工来处理。

一九八五（昭和六〇）年，谦二六十岁了。这个时期的立川体育，由他与大木二人继续维持着小店铺，接受长期合作的顾客订单，延续这种日常性的营业形态。他们在一九六〇年代前后累积起来的商业模式，在十年多之后便老旧陈腐，整个环境都转变成只能依赖公家机关固定需求的状态。

三、是战争我就讨厌

谦二说：“外出跑业务时，大概都聊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不记得有讲政治或战争的事情。”但并非已经忘记战争时代，毋宁说，随着生活安定之后，反而有余裕回头思考战争记忆。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谦二读了日本的战争文学名著，五味川纯平的《人间的条件》。内容描述一位被送到中国东北的士兵，如何抵抗日军内部的压力，在西伯利亚成为战俘之后又如何在严寒的荒野中历经九死一生的故事。刚来东京、在学艺大学找到一份打工的工作时，谦二就在大学图书室看到了这本书。

根据谦二的说法：“虽然是长篇大作，但容易阅读，也有真实感，很能引起共鸣。”但即便如此，读过之后却不怎么感动。“因为，如果照书中所说，实际上那样抵抗军队，大概不死也剩半条命，主角承受的非常人所能企及，算是一个讲述‘超人’的故事。”

至于野间宏的战争文学名著《真空地带》（一九五二年刊行），谦二在离开结核疗养所时也还是拿到一本。故事描述新兵受到私刑，逐渐丧失了人性，超过一定限度后，整个人就像在真空中被压力击垮的状态。可是谦二说：“那书程度太高，读不太懂。是一部不适合快速浏览的作品。我因为太过忙碌，实在无法细读。”

谦二也阅读过由东京帝大集结学徒兵战死者的遗稿而成的《倾听海神之声——日本战殁学生手记》，“印象不太深刻。感觉是头脑太好的人，所以烦恼也特别多，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吧”。比起这部作品，让他更有印象的是大冈升平的《俘虏记》（一九四九年刊行），“因为关心俘虏的境遇，所以在疗养所时代就读过这部作品”。

一九五〇年代后半起，制作了大量描绘战争的电影；但谦二对这类作品几乎毫不关心。

六年〇代还是七〇年代，在电视上看过《二十四之瞳》（一九五四年），感觉太多愁善感了。而《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一九六八年）之类，充满英雄主义的战争电影，完全与自己体验过的战争经验不符，看了只感到无稽与无聊。戏剧没有办法真的表现出好战思想和反战思想。

搬到武藏村山市之后，多少有点买书的余裕。不过谦二并没有购买摆着好看的大部头百科全书，反而购入美国人撰写的有关太平洋战争的书籍。他想阅读的是没有英雄主义、能以客观角度描述的历史书籍。

早实时代的朋友中，有一位酒商的儿子叫作河田，非常迷海军。中途岛海战的时候，这个男人敢在班上说：“实际上（日本的航空母舰）沉了两艘。”战争前他住在新宿，战争后在大久保经营一家肉铺。我搬到武藏村山后，经常参加早实同学会，间接听到他的消息，特别去造访了他的店铺。在他家拿到了罗伯特·夏洛特（Robert L. Sherrod）的《太平洋战争史》（一九五二年发行）、塞缪尔·莫里森（Samuel E. Morison）的《太平洋战争美国海军作战史》（一九五〇年发行）、汉森·鲍德温（Hanson W. Baldwin）的 《胜利与败北》 （一九六七年发行）等书。

河田因为经营肉铺，所以不出席早实的同学会，会参加同学会的只有一些出人头地的人。我自己也是事业上轨道之后，才开始参加。通过同学会上遇到的朋友介绍，才知道河田的住处。

对于越战，谦二说：“总之，是战争我就讨厌……我虽然反对苏联势力的扩张，但也反对以战争的形式去防堵。”

一九六九年，前一年美军虐杀越南居民的事件被报导出来。与当时日本许多人一样，谦二也想起了过往日军在中国的行为。

从新闻报导上知道美军的残酷行为，不过与日军的残暴性相比，美军干的事情简直就是小儿科。我在中学的时候，同班同学偷偷给我们看过，据称是从中国战线回国的士兵手上拿到的照片。那是一张拿着军刀、正要砍下中国俘虏脑袋瞬间的照片。或许现在会想中学生怎么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照片，不过这在当时的日本并不稀奇。

在西伯利亚战俘营的时期，《日本新闻》有刊载过南京大屠杀的事件。当时同一班中有位《“满洲”日日新闻》的记者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在日本虽然被压下来了，不过在国外可是举世公开的事实。”在战俘营中，曾经前往中国战线的老兵高桥军曹，当大家谈完情色话题、接着聊起暴虐行为时也说过，日军发现了为躲避战火而只有妇女与小孩躲藏的场所、进而集体施暴的事情；另外也从其他老兵们的传闻中听过。所以日本兵究竟干过什么样的事情，大体都知道。

所以当出现“根本没有南京大屠杀”的论述时，内心只想着：“竟然还有人这么认为？”这种人因为只从书本吸收知识，才会发出这种论调吧。干下残暴行为的人，在战场上是头野兽，但战争结束回国后却闭嘴不谈，把秘密藏在心中过他的日子。

一九七〇（昭和四十五）年，三岛由纪夫自杀。谦二对此的感想是：“集体制造像军服那样的制服，完全搞不懂他们究竟在想什么，也没有兴趣知道。对于他自杀时的所作所为，除了说是失去理智的狂热分子之外，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一九七二年，在关岛“发现”了原日本兵横井庄一。战争结束后过了二十七年，出现了一个一直潜伏的日本士兵，引起了很大的话题。“对于横井，我感到非常吃惊。能够躲藏这么长一段时间，还能够活下来，实在惊人。当我听到‘带着耻辱’成为俘虏或者回到皇宫缴交步枪等新闻时，只觉得这个人的想法还完全留在过去。这让我深切思考他所遭遇过的悲惨命运。”

一九七四年，在菲律宾的卢邦岛（Lubang）救出了原日军少尉小野田宽郎。他与菲律宾警备军发生枪战，与他同行的原日军上等兵小冢金七因而死亡，只有小野田一人获救。与横井相比，小野田回到日本时的敬礼等行为，良好地表现出原日本军官的风范，因此造成一股旋风，被当时的日本视为英雄。可是谦二对小野田却抱持着严厉的看法。

小野田被当作英雄一般欢迎，那小冢死亡的责任又该如何追究？战争早就已经结束了，明明可以生存下来，但小冢却被迫配合小野田的妄想，最终仍旧死去。对小冢的遗族而言，大概不会开心吧。把小野田当英雄般迎接的大众传媒，就像在欢迎当年的军国主义精神一样，看了就一肚子火。

卢邦岛这个地名，当我一九五四年待在疗养所时，因为读过一则一个日本兵遭当地警备军射杀的报导而得知。虽然当时为了养病搞得精疲力竭，但仍然留有印象。

另一方面，宽子对小野田却率直地觉得感动不已。宽子的政治倾向较为保守，喜欢石原慎太郎、中曾根康弘、撒切尔夫人等政治人物。谦二则依旧投反自民党的票。谦二与宽子相处大致都很和谐，只有在这点上意见不相合。

一九七〇年代，谦二生活较为宽裕之后，买下了索尔仁尼琴的全部六册《古拉格群岛》。

以特殊的文体，在集中营这种特殊的状态下书写而成。书本的字体很小，排版又密集，读起来相当辛苦，但还是忍耐着全部读毕了。

在最后一册的译者后记中，写有“即便在苏联，终究会有全面接受此书的一天（而且这天或许会意外地提早降临），而那也将是苏联迎来真正自由的日子”这么一段，我还留有印象。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七七年九月，当时对于苏联体制终将结束一事，还完全无法想象。

同时，谦二也开始更加关心起苏联体制下的匈牙利、捷克与波兰的情势。谦二说：“之后八〇年代发生‘团结工联’民主化运动时，因为自己相当关注，所以经常阅读相关的新闻报导。”

除此之外，也读过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有主角在集中营内负责堆砖块的描述，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战俘时代。书中描述主角看着自己堆砌好的砖块，竟然油然而生一股欢快感。在奴隶劳动的生活中，所谓感受到劳动喜悦的时刻，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

大约同一时期，过往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敦睦会“赤塔会”，开始活跃了起来。依谦二的说明，“赤塔会”的组成经过如下：

一九五九年，当我去申请都营住宅时，竟然巧遇十年前在同一个战俘营的安田。之后一九六三年左右，在担任主办者角色的森山召集下，东京都内大约集合了十个人，在上野一处名叫“聚乐台”的餐厅碰面，大家一同回忆战俘营时代的事情，相当开心。以此为开端，第二次大家集会时便命名为“赤塔会”。森山是当时住在奉天的日本人，因为彻底动员才成为日本士兵。

森山后来成为“赤塔会”的领导人，一个人负责所有实际业务，“赤塔会”正式启动了。当时谦二与安田也会帮忙，最初在东京大约每半年集会一次，之后也发展成兼有敦睦观光旅行，或者前往各处观光地召开集会的形式。一九七六（昭和五十一）年起，还发行了《“赤塔会”会报》。

在“赤塔会”，所有人只在姓名之后加上“先生”，全员平等。在电信第十七联队、航空通信第二联队应该也有类似的战友会活动，却完全没接到过他们的联络。大体而言，各部队的战友会大多是该部队所属地区的人们互相集合，大家还是维持过往的阶级秩序。所以他们不想邀请像我这种浪迹东京讨生活的人，我也不想去参加他们的集会。

“赤塔会”的话题，都集中在过往的回忆，并不牵扯到现今的政治活动。各地的战友会，许多还会动员大家在选举时集体投出保守票，“赤塔会”则完全没有这类动员。

“赤塔会”在一九八〇年代，也到关西举办过集会，但活动逐渐停顿下来。原因之一是参与者的高龄化，之二则是会内产生了纷争。

有些中途跑来参加，不知道整个活动经过的人，抱怨森山过度独裁，出现想要摘除森山领导地位的人。森山因而逐渐失去热忱，之后也不再出席了。原本森山就是一个责任感强的人，所有事情都一手包办，他自己的负担很大，而且也很容易招致误会。

每一处的战友会大概都是如此，八〇年代后半，大家上了年纪后参加者便逐渐减少。“赤塔会”最后在九〇年代中期办了一次热海旅行之后，便就此落幕了。当时的主办者曾与我商量过，我建议他还是就这么曲终人散会更好。

各地的战友会大概都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时展开，一九九〇年代逐渐沉寂，最终完全停止活动。“赤塔会”的特色是排除了旧军队的阶级秩序，但整个发展轨迹仍与其他战友会相仿。

与此同时，从七〇年代生活安定后，谦二内心逐渐烦恼起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九四六年一月死于西伯利亚、与他同期的士兵京坂的事。“随着自己生活逐渐安定、富饶之后，开始对自己活着回来感到一股罪恶感。对于已经过世的人们，总想帮他们做点什么。”

谦二在工作空档，于一九七九（昭和五十四）年打电话至厚生省，询问有关京坂的事情。厚生省资料调查室的女职员，根据“京坂吉二”的全名，告诉谦二一九四六年当时京坂在富山县的地址。“可是，他家人目前的住址不明。而那位职员问及‘时至今日，请问您为什么还要调查这些事情？’时，谦二只好模糊暧昧地搪塞对方。毕竟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简单说明的。”

考虑了几个月后，谦二还是写了封信给富山市公所，说明自己想知道京坂的遗族是否还住在一九四六年时的房子里，如果还住在该处，自己想传达京坂死前的状况给家属知道，谦二说明意图后，请托富山市公所代为中介。“虽然有回信，但在信中只写着对方的住址如‘住民票’所记载，请自行直接联络，完全是官僚式的回答。京坂的双亲已经过世，家人中似乎还有大哥夫妇还活着。”

接着谦二又再次踌躇起来，不知是否该写信给对方，迟疑之间又过了两年。到了一九八三（昭和五十八）年秋天，谦二终于下定决心，写信给京坂的哥哥。“信写好寄出后，大概过了两三天，便接到了电话。之后没多久，京坂的哥哥来到东京，双方约在立川站附近的咖啡店见面。”

京坂的哥哥原本也是日本兵，曾在菲律宾被俘。与谦二见面的时候，把弟弟的纪念照片也带来了。谦二询问对方：“这张照片您是如何取得的？”对方回答，其实这张照片原本收在老家的佛坛内。

那张照片，是新兵在三个月的教育训练中必须拍摄的军装照片，为了表示自己在军队一切安好，军队命令所有人都得将该照片寄回家中。照片的反面，有京坂于西伯利亚过世时，在一旁验尸的小队长与军医中尉的签名。

这只是我的推测，大概小队长田下少尉整理京坂遗物时找到了这张照片，为不让苏联军队发现，秘密地保管着，之后带回日本。当时我们的私人物品都是一些破烂的东西，京坂的遗物，大概就只有那张照片吧。

当时因为苏联的情报管理非常严格，会让其他人了解战俘营状况的东西都禁止带回。要把死者的照片带回，应该也得躲过苏联军的身体检查才行。曾经听说过一九四七年时，作业团长西田把一份大约写有三十名死者姓名的纸张捻成细条，藏在内衣裤的绑线当中，秘密地带回国内。

在离开西伯利亚的撤退船上，也有在上船之后立刻请所有人把记得的死者姓名赶紧写下的调查。恐怕田下少尉就是在那个时候，或者在舞鹤登陆时提出那张照片，之后经过政府官厅，把照片寄达京坂位于富山的双亲住所吧。这张照片应该就是这样被收起来的。

谦二对京坂的哥哥说明京坂过世时的情形，哥哥听完说了句：“这样子啊……”

只有淡淡的回答。因为彼此都是体验过战争的人，所以不需多言也能理解。没有又哭又喊，也没有情绪激动的表现。虽然什么都没说，但彼此都能了解。表现激烈的感动、哭泣，是什么都不懂的人才会做的事情。

京坂的哥哥也在菲律宾当过俘虏，如大冈升平的著作中所写的一般，应该也有过相当痛苦的经历。我没询问他是在菲律宾何处遭到俘虏，双方也没怎么讨论彼此当年的境遇。京坂的哥哥当天就搭车回富山了。

谦二后来将发表于《“赤塔会”会报》上的《对某位青年的追忆》文章寄给了京坂的哥哥。文章中写了京坂过世时的情况，与本书第三章中引用的文章几乎相同。之后，京坂的哥哥也回信并寄来赠礼。在回信中有如下记述：

读了你的《对某位青年的追忆》后，不禁热泪盈眶。弟弟受到你许多的照顾，阅读文章后内心获得些许抚慰，这大概就是我弟弟的人生吧。

我在菲律宾的时候自认生命将结束于该地，甚至想引爆手榴弹自尽，但经过一年半的战俘生活之后，还是回到日本国内。

小熊先生，敬祝您今后健康长寿，把我弟弟的份，也一起活下去。

敬呈弟弟小时候经常吃的鱼板，请您品尝看看。

感谢您这次的联系，再次向您敬上最高的谢意。

通过这次将京坂过世前的状况传达给家属的经验，谦二发现自己“托此之福肩上重担好像因此放下了”。原本谦二打算借此与自己的战争记忆做一个了断。但就在十年之后，谦二与原西伯利亚拘留者的朝鲜族日军士兵开始通信，甚至以日本政府为诉讼对象，参与了战后赔偿诉讼。

[1] 译注：泛指二战之后第一波婴儿潮中出生的人。

[2] 译注：日本一亿人口全都是中产阶级。

[3] 桥本健二，《“格差”の戦后史：階級社会日本の履歷書》，河出BOOKS，二〇〇九年。

第九章 战后赔偿审判

一九八七（昭和六十二）年，谦二已经六十余岁。儿子英二从大学毕业，进入出版社工作，谦二自己也开始领取厚生年金。

立川体育延续靠着老主顾维系订单的特殊经营方式，经营规模逐渐缩小，而且大部分都移交给大木处理，谦二逐渐减少到公司处理业务的次数。虽然谦二的薪水因此减少，但房贷已经缴清，生活也相当稳定。

此时谦二在一连串的偶然之下，卷入了战后赔偿审判之中。

一、社会性活动时代

谦二从一九八〇年代起，开始参与一些社会性活动。自一九八二（昭和五十七）年起成为国际特赦组织会员。谦二于一九七〇年代读过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又了解到一九八一（昭和五十六）年波兰民主化运动的兴起，由于这两个契机，他又重新深入关注集中营的人权问题。

谦二参与的社会性活动，可以分成地区性活动以及与战争记忆关联的活动两类。其中地区性活动的参与背景，起因于谦二居住的八王子市南阳台居民站出来反对设置车辆监理所（汽车检查登记事务所）的运动。

如前章所述，南阳台是切削多摩丘陵山坡斜面而开发出来的新兴住宅区域。至二〇一三年三月底，大约有三千三百六十三人居住。

一九七二年起，开始有人迁入南阳台居住，这个地名源自于过去的农村名称。一九八六（昭和六十一）年起，因为土地分卖数量增加，由最早入住区开始往后划分为一丁目、二丁目与三丁目。谦二住的房子位于最早分售土地的区域，也就是后来被划成一丁目的地区。

南阳台虽然是新居整齐排列的新兴住宅区，但公共硬件设施的建设却十分迟缓。这个区域最初甚至没有下水道，家庭废水与排泄物都得通过位于南阳台内的污水处理厂净化。因此居民运动的重心，便是通过住宅区自治会，向有关行政单位要求安装下水道。

一九八二年，南阳台发生了另一件环境保护运动。因为运输省关东运输局提出计划，希望在南阳台对面的山脚设置一处车辆监理所。

南阳台附近保留了自然的丘陵地带，一九二九（昭和四）年京王电铁等在此修筑过适合徒步的道路。这条从高幡金刚寺越过野猿岭的路线，在一九五〇年代成为市中心附近的热门休闲地段，当时的皇太子（之后的平成天皇）也曾到访过。

多摩动物园在一九五八年开幕，大学联合研习馆（Inter-University Seminar House）在一九六五年开馆，道路铺设、土地开发持续开展。不过当南阳台刚整顿完成时，周围仍保存了多摩丘陵的自然景观。

周围丘陵地带中，南阳台北侧的斜面于一九八〇（昭和五十五）年成为都立长沼公园。而南侧的山脚地带，则属于明治大学附属中野高中所有，设有一座棒球场。前述提出的监理所建成计划，就是打算购买棒球场一带的土地当作设置场所。

当时东京西部只有国立市一处有监理所。运输省内的机构因此决定在八王子市另设监理所，南阳台成为候选地区之一。谦二说：“附近属于旧农村地区，恐怕有些利益集团也涉入当地的开发计划。”

对此，南阳台居民发起了反对监理所设置运动。根据谦二的说明，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不同世代的南阳台居民，出现了不同的反应。

反对运动的中心成员，是土地分售较晚的二丁目、三丁目的年轻新居民，当时他们大概三十到四十岁前后，这些人是“团块世代”的主要组成者，接受战后教育的一代，对环境问题相当敏感。据谦二说：“运动最主要的推手，是白天都在南阳台的全职家庭主妇。因为大家会互相帮助、送小孩上小学，因此形成了相当好的沟通网络。”

另一方面，最早购买分售土地的一丁目居民，主要都是战前出生的一代，年纪大概都在四十五岁以上。他们对环保问题不太关心，对行政单位也都采取配合的态度。

“一丁目居民年龄较长，包括我自己在内，警觉意识较迟钝。曾经担任自治会干部的一丁目年长者们，态度倾向：设立监理所，附近会更热闹，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八王子市的行政机构端出许多优厚条件，表示如果车子能挂上八王子的车牌（即在八王子设立监理所发牌），就会在南阳台设立一所小学，借此引诱年长者们同意。

当时居住在南阳台的学童们，大约需步行二十分钟才能走到原本就设立在邻近农村地区的小学。公部门看穿居民的不满，企图提出小学增设案来拉拢居民。

一九七〇年代是各地反对公害与胡乱开发、居民运动萌芽的时期。在此之前的反对运动，主要是以农民和渔民为中心，抗争原因主要是各种开发破坏了他们赖以为生的自然环境。但自七〇年代以降，接受战后教育、人权意识较强的新一代年轻都市居民变成了主要推手。

特别是从一九七〇年代后半至八〇年代，“团块世代”全职主妇成为主角后，日本各地进入环境保护、自然食品、消费者合作社运动的兴盛时期。这些主妇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却受阻无法在社会上一展才能的人。一九六〇年代之后，各种集体住宅与新兴住宅区的分售，成为这些人发起各种运动的土壤。[1]

南阳台的监理所反对运动，可说也属于这类运动。而且最终结果，这个运动获得成功，监理所的设置因而中止。成功因素包括了居民的热情，以及战略性的计划。

以年轻主妇们为主的居民运动，加上住在南阳台的律师担任顾问，并以动员市议会议员为运动指南。监理所的设置计划，在八王子市内还处于挑选土地的阶段，正值市政府努力说服居民的时期。如果能让市议会否决该案，或许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因此战略上采取集中游说中间立场的公民党，因为只依赖原本便不赞成的社会党与共产党，尚无法成为多数派。

南阳台的这些年轻妈妈们，在市政府召开环境委员会时，大家共同包巴士前往旁听，相当团结。在这种压力与游说动员之下，保守派的市议会也开始动摇，一些议员转向反对设置，最终市议会的环境委员会否决了这项提案。一丁目的年长居民完全无法想象会发生这种状况，众人惊讶不已。就算当初跟市政府达成交易，建了小学，现在应该也会因为人口减少而面临废校或被合并的命运吧。

这次运动的成功，保护了周遭的自然环境。只不过监理所的建设计划，很快就转移到了八王子市别处场所。“该地也属于新兴住宅区，但刚成立不久，社区间的团结力量薄弱，在还未形成反对力量之前，监理所建设便已然开展。”

谦二自己与自治会并无多大关系，只有在二〇〇〇年起因下水道已经完工，原废水处理厂址将改建自治会馆时，曾经担任过评议委员长而已。但那也是因为“与住在附近的自治会长有点交情，因为他的拜托才去帮忙，只是担当协调的任务。会长过去曾是住友轻金属工会的委员长”。

谦二参加的，是称为“多摩丘陵自然守护会”的居民运动团体。在监理所反对运动成功之后，参与运动的人们成立了“南阳台自然守护会”，这便是谦二所参加团体的前身。

虽然成功阻止了监理所设置，但后来南阳台附近仍持续有土地与住宅开发。日本泡沫经济开始的一九九一（平成三）年，东京都立大学（二〇〇五年改名首都大学东京）迁移至邻近的南大泽，这期间土地开发达到最高峰。

此时因为丘陵地住宅开发造成环境的破坏，动画电影《欢喜碰碰狸》[2]甚至以此当作主题，成为当时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南阳台周边的丘陵地中也有狸猫与野兔，因为持续的住宅开发计划，压缩了动物的生存空间，“多摩丘陵自然守护会”即是因应这种情况而诞生。

谦二是从一九九〇年左右在立川体育的工作量减少后开始加入这个团体的。当时有十几名成员，以监理所反对运动以来的女性成员占多数，但也混有几位像谦二一样上了年纪的人。“参加者大多都是喜欢大自然或动植物的人。我过去并不怎么关心环境问题或自然保护，开始注意这些事情，是从实际退休后才开始。我对植物没兴趣，连名字都记不住，即便教我也很快就忘记，不过倒是很喜欢在大自然之中散步。”

“多摩丘陵自然守护会”的定期活动之一，便是到都立长沼公园进行巡逻。在公园管理事务所中，有参与运营自然公园的市民职员，谦二参加的这个会，也成为当地的协办团体之一。“一组两个人，每周的周二、四、六会到公园巡逻，确认自然状态与被破坏的状况。为了保护住居附近的山林，也从事采伐与除去树下杂草的工作。”在一九九〇年代，东京都针对这些活动会拨出一些津贴补助，但从一九九九（平成十一）年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后，就把这笔预算删除了。

谦二另外也参加了“苍鹰保护会”。监理所停建之事告一段落后，接着住宅都市整备公团又带来了住宅地开发计划。约略同时，“多摩丘陵自然守护会”成员发现附近有苍鹰筑巢。苍鹰在日本属于稀少野生动物，发现它们的筑巢地就必须限制开发，作为自然保护运动的手段，这是深具效力的一招。因为从一九九三（平成五）年起日本政府公布了《环境基本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已经义务化。

为了守护巢中的雏鸟不遭盗猎者抓走，大家轮流从远处监视苍鹰鸟巢。从鸟巢周围选出五个地点，两个人一组从早上八点看守到傍晚五点，是需要长时间站立的监视作业。我连怎么区别苍鹰或黑鸢都不知道，但似乎需要相当的人数，心想自己多少可以派上点用场，便报名参加了。虽然这么说，当我找到鸟赶紧通知熟悉鸟类的同伴时，却被告知：“那是黑鸢喔！”

在外包环评公司的协助下，我们也进行过苍鹰的觅食痕迹调查。也就是调查苍鹰抓住小鸟或小动物后，在地上进食的痕迹。环评公司里面也有真的很讨厌胡乱开发的人，所以能跟他们建立互相协助的关系。不过，一路下到谷地去找苍鹰进食痕迹，确实是件苦差事。我只有半边的肺，很容易就气喘吁吁，所以只参加过一次。

其他还有，同行运来产业废弃残土填在附近的谷地（丘陵间的低谷），因此向东京都与八王子市提起诉讼；将谷地附近遭丢弃的休耕农田再度开发，阻止建设公司的开发；并与荒废水田的地主商量，大家除草伐木，重新筑起田埂。这类劳力工作需要男丁协助，我也去帮忙除过草。

因为这些活动，大家组成了“苍鹰守护会”与“谷地守护会”等，许多参与成员也都是“多摩丘陵守护会”的会员。

即便如此，附近的丘陵地区仍逐渐被开发成住宅地。虽然住宅开发持续推进，但泡沫经济结束后人口开始减少，许多都成为卖不出去的空地，只留下对环境的破坏。

但通过大家的努力，南阳台南侧的住宅开发计划，确实规模缩小许多。从一九八七年到二〇〇九年，成功地让几处谷地与野生动植物自然生长地，成为东京都认定的绿地保护与山林保护指定地。[3]“‘多摩丘陵守护会’的中心成员，大多是中央大学多摩校区的教授夫人，以及南阳台的钢琴老师们。在反对设置监理所的运动中，她们只是普通的参加者，但持续不断地参与运动，这些女性逐渐成为主要成员。在这些运动中，经常只能达成一部分最初的目标，但她们踏实从事运动的态度，确实获得大家的尊敬。”

此外，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南阳台的主妇们也发起了其他的运动。其中为老人家提供食物配送的劳动合作社（works’collective）“加多厨”，便是一例。

这个运动发生的背景，是包含南阳台在内的几个周边卫星城市不断地老龄化。一九七〇年代入住的居民，双亲往往年事渐高，另一方面因为到市中心上班不方便，孩子们都迁出此地，在这种情况下，连外出购物都困难的老人家庭不断增加。

当地主妇们组成的合作社团体“加多厨”，便是为了帮这些老人家庭提供食物而组织起来的。她们与生活俱乐部合作社（日本提供国产食材的合作社）有合作关系，而自一九九八（平成十）年起因应《NPO法》[4]规定，改为法人组织。因为她们配送便当时也顺便巡回关照老人住居，因此获得八王子市提供的活动津贴。

这些NPO创始者们，与谦二的妻子宽子相当熟，因此谦二多少也参与了该组织的活动。谦二除了出资赞助而成为该NPO的正式会员外，每周一至二次也会担任便当配送车的司机。由于谦二为了体育用品生意经常开车四处跑业务，所以驾驶技术相当高超。

成为正式会员后，也出席过会员大会。我对这类运动算是外行，所以几乎都不发言。正式会员出席大会的人并不多，类似我这种上了年纪的人来参与，只让人想起“枯木亦为山增色”这个谚语而已。参加那些活动的人，如果连大会都不来参与，大概也会失去活力吧。

如前所述，此时期各地因为自然保护与消费者合作社等活动盛行，这些团体作为非营利组织，有一部分也取得了法人资格。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虽是战后一代的家庭主妇，但一些领取年金过生活、在时间上有所余裕的银发族也有不少参与其中。谦二参与运动的轨迹，也可以说是此种状况的例子之一。

退休的银发族，许多都拥有在职时期积累下来的技能，例如驾驶汽车、处理会计事务、掌握法律知识等。许多致力于增强地区活力的有志之士便屡屡指出，若地区活动能够活用银发族资源，运动将会更有成效。

只是这些拥有知识的中老年男性，部分仍带着不必要的优越感，看不起参与的女性。这种情形在地区性活动中经常发生，女性往往遭指摘是阻碍运动发展的瓶颈。谦二因为长久生活在社会底层，即便在上述活动中也自认是“底层的参与者”，这种性格相当程度地帮助他在退休后，仍能顺利参与区域性的运动。

二、非战兵士之会

从一九八八（昭和六十三）年起，谦二到立川体育上班的次数降到每周几次之后，他也首次给报纸投稿。事情起因于谦二在当年三月二十六日《朝日新闻》的读者投稿栏上读到一篇由十九岁学生所写的文章。

那位青年的投稿主旨，大意如下：守卫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遭遇侵略，我也会赌上性命为国作战，因此“有事立法”[5]并不违宪。当时我只打算反驳这位学生的发言，试图让他理解真实的战争究竟是什么情况，希望他至少要读过一些战死学生的信件，大概把这些内容写下投稿给报社。原以为报社会帮我把信件转达给那位学生，没想到竟然直接刊登在读者投稿栏上。

大约与此同时，谦二也从报纸上得知一个“非战兵士之会”的存在。对不提及战争真实情况的风潮感到不满的谦二，写了一封信，附上了自己的投稿，寄到了报纸上刊登的该会地址。很快该会的中心成员小岛清文回信给谦二，之后谦二便加入该会。

生于一九一九年的小岛清文，从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在海军兵科做预备学生，后成为少尉军官。小岛于大和战舰上担任密码员，后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转移至卢邦岛的基地航空部队。而隔年二月美军登陆后，他立刻被任命为陆上战斗的小队长。

小岛与基地航空部队员，在既没有陆上战斗经验又缺乏相应装备的状态下参与作战，最终遭追击躲入山中，部队陷于饥饿状态。小岛最后断然决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率部队主动投降。身为日军军官，小岛成为少数主动投降的例外。小岛的父亲本人就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小岛于学生时代也学过美国的事物，因此才能以柔软的态度对应战争。

日本战败之后，小岛在岛根县的地方报纸从事发行业务，一九八七年六十六岁时，他在《朝日新闻》上投稿发表了自己的体验经历。原防卫厅长官官房长竹冈胜美读到这篇投稿后，便与竹冈、小岛及其周边友人开创了此会。生于一九二三年的竹冈，虽然担任防卫官僚，但以和平主义者著称，曾经反对过当年讨论实施的《国家秘密法》。以此会为契机，由原日本兵们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集结而成“非战兵士之会”。

在这个时期，因为战争结束已经超过四十年，开始有人讨论“战争经验淡化论”。加上曾经亲身体验过战争的人也都到了退休年龄，终于迎来他们回首人生的时期。对他们而言，也终于有时间上的余裕可以参与社会性活动。谦二向报纸投稿，也与这个大环境的动向相吻合。

谦二应小岛之邀加入此会，并且每个月都前往参加例行集会。集会上曾邀请过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如自民党议员宇都宫德马、鲸冈兵辅，以及社会党委员长石桥正嗣，推动反核武运动的物理学者丰田利幸等前来演讲与回答听众疑问。

谦二参加之时会员约有三十名，不过在一年之内增加到一百名左右。入会者不问思想信条，都是有着战争体验并赞同“非战”旨趣的原日本军人。不过三分之一的成员大概都是像小岛这样的原学徒兵，而原本的职业军人却无人参加。[6]该会的代表，是经历过菲律宾战争的原船舶工兵、碑文谷教会的牧师。副代表为小岛与另一位毕业自早稻田大学的海军预备学生，日本战败时以中尉身份驻扎于安达曼岛上。

根据一九八八年八月的会员名册大致可以看出，会员身份以战时属于下级军官，现在职务为公司职员、教师与医生者占多数。仅从名簿来看，约七十名会员中，包括谦二在内从事“自营业”的只有两个人。据谦二的说明：“有各式各样的会员，并非只有军官或高学历者。”会员平均年龄六十八，无论“现职”为何，似乎许多人都依靠年金过生活。

小岛是国际文化会馆的会员，因此最初的例行集会都在该处举办。之后移往青山大都会会馆，更之后则是涩谷的勤劳福祉会馆。包括小岛等一些从事和平运动的人，也在各地老师们的协助下，前往学校讲述自身的战争经验。

例行集会也邀请过东大教授藤井省三做过演讲。听教授谈过“对亚洲的战争责任”与“由被害意识转换为加害责任”等内容。我自己不太思考理论性的东西，内容也太过艰涩，听完只觉得：“原来如此啊！”

时间来到一九八八年九月，昭和天皇病情恶化，隔年一月逝去。昭和天皇过世时，谦二这么思考过：“因为自己当过兵，我认为天皇身为大元帅负有战争责任。表面上不想说什么，但造成大量人员死亡，还是负有责任的。昭和天皇还有意识的时候应该道歉，也希望他能够道歉。”

昭和天皇从病情恶化到死亡大约经过三个月，日本国内出现许多所谓的“自肃”行为。“自肃”包括神宫球场棒球赛中止，综艺节目改换其他节目，带有“生之欢愉”的文案、广告海报全部撤换，最后连民间的年终联欢、新年联欢会都停止，甚至贺年卡也不寄了。更严重的还有十二月时，日本战败时曾为陆军见习军官的保守派长崎市长，在市议会中提及天皇的战争责任时，遭右翼团体成员枪击而身负重伤的事件。

此时“非战兵士之会”针对“自肃”风潮发表了抗议声明。翌年的一九八九年十月，该会也开始支援原属“满洲开拓团”、当时仍居住于中国的女性渡航返国。后者，NHK还制作了关于战后这些遭留置中国东北的女性的节目。

谦二虽然赞成这些活动的主旨，但对于该会的进展却多少抱持着疑虑。

许多组织活动都是采取由中心成员决定方针，之后才传达给会员取得理解的形式。此外例行集会中，发言者也大致都预先决定好了。自己是认为战争经验不应该遭到遗忘才加入此会，但却不善于面对政治运动与“论客”们，所以才产生了疑虑。

接着在一九九三年，“非战兵士之会”会员在会报《非战》上发生了论争。小岛于同年一月号中写下提倡“绝对和平主义”的讨论，但于塞班岛战役中遭俘虏的原士兵会员们，却在会报上写下批评的言论。

批评的主旨在于，反对法西斯的战斗是“正义的战争”，并非纯粹的和平主义，为了达到更理想的社会，战斗仍是必须的。我不认为苏联是“正义”的一方，而对他们的论争，也只认为他们在我不理解的部分争吵不已。

因为实在不擅于写文章，所以只在会报上投过一次稿，希望停止这种论争（《非战》一九九三年四月）。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担任过一次例行集会的议长，但之后便逐渐远离集会了。我相当讨厌对其他人采取严厉态度的人。

谦二与“非战兵士之会”逐渐保持距离；与此同时，他也展开了另一个活动，那就是重访赤塔战俘营。

三、重访赤塔

昭和天皇过世的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东欧各国逐渐走向民主化。对经历过苏联体制的谦二而言，这些变化让他感慨良多。“因为自己当过战俘，所以对波兰的‘团结工联’与苏联、东欧民主化运动深有同感。不过我从没想过可以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柏林墙倒塌。”

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的谦二，在冷战结束后的一九九〇年前往波兰旅行。他关心波兰的民主化运动，他过去也自行阅读过有关波兰历史的书籍。

这是谦二首次出国旅行。虽然之前在一九六九（昭和四十四）年，曾受立川体育的交易批发商招待，外出旅行过一次，但那次只有宽子一个人前往中国台湾旅行。谦二相当喜欢东欧，一九九〇年代前半段还曾前往捷克与南斯拉夫等地旅行。

虽然谦二夫妻也曾一同到欧洲旅行，但因为彼此关心的事物不同，之后谦二便只身一人到东欧、俄国与中国台湾旅游。有着不服输性格的谦二，甚至能在国外结交到朋友。他多次与在波兰认识的日语口译通信，甚至一九九〇年代也招待过从英国来日的留学生到自己家中进行寄宿家庭访问。

从一九六四年起，日本人开始可以自由到海外旅行，在此之前如果没有明确的商业目的或为了留学，便无法出国。一九六四年拥有日本国籍者的出入国人数有十二万七千七百四十九人，一九六九年则有四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人，但到了一九九〇年已经超过一千万人，一九九五年更超过一千五百万人。谦二开始出国旅行的时期，正好与日本这种国际化的脚步相吻合。

出国人数到了一九九六年之后就达到了上限，之后至二〇一四年为止，人数大概都在一千四百万到一千八百万之间来回摆荡。这又刚好与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日本经济与薪水金额停止增长后的轨迹一致。

一九九一年四月，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日，并与当初的战俘营团体见面。当时戈尔巴乔夫带来了苏联保留的三万八千名战俘营死者名册，并承诺剩下的两万四千八百人，待调查完成便会转交给日本政府。

这份名册也在日本公开，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死者名单也在其中。虽然日本人的姓名通过俄语发音写成不太确定的片假名列表，但谦二仍可从中找出当时死在战俘营的伙伴名字。

虽然如此，当时前往苏联旅行的限制仍很多，想到赤塔这类军事城市访问绝非易事。不过谦二得知爱知县知多市青年会与商店会，作为社区营造的一环，打算前往访问与知多市名称发音相同的赤塔市，因而谦二偕同两位“赤塔会”的同伴，申请与知多市访问团同行。

他们一行人从秋田机场搭乘专机，先飞到伊尔库次克（Irkutsk），接着再转飞赤塔。时间是一九九一年七月，距离前苏联解体还有五个月。

这是谦二事隔四十三年后再访赤塔，“火车站几乎与过去一模一样，街道也几乎没变化”。接着谦二也前往位于市郊的战俘营所在地。“搭巴士从当年被放下来的火车站到战俘营，距离竟意外地近，当年步行时感觉相当遥远。外贝加尔山脉军区司令部、军医院等，以及从战俘营走到外出工作场地的路旁墙壁，也与过往相同。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时，第五师团留下的‘忠魂碑’仍在原处。不过战俘营已经拆除，成为一片空地。”

之后谦二一行人前往赤塔市民公墓。在秩序井然的俄国人墓园一隅，对方介绍该部分属于日本人的坟墓。谦二与“赤塔会”的两位成员，一起于该处献花。接着谦二拿出在日本预先准备好的硬铝制板，在旁挖个洞竖立起来。“因为立川体育生意上的关系，认识了制作优胜奖杯的板金商，与那位工作人员商量之后，做了这块刻有文字的板子。我没有与其他人商量过，当然制作费用完全是自掏腰包。虽说是硬铝，但放在户外风吹雨淋，到现在应该已经腐蚀消失了吧。只是一个自我满足的动作而已，这样就足够了。”

铝板上刻印的文字如下：

在一九四五年同我等同来此地、不复归故国的战友的灵前献上回忆。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

文字内容是谦二自己构思的。板子上有谦二与“赤塔会”两位同行伙伴的名字，碑文也并记俄语翻译。会想要一并记上俄语，理由是“如此才不会被恶作剧破坏”。“虽说是战友，但其实是战俘，我们不曾一同战斗过，不过也没有其他词汇可以说明。说战友，似乎给人一股军国主义的感觉，但以欧洲的语言来说‘Kamerad’大概只有伙伴的意思。而日军几乎不使用‘战友’这个词汇。有一首叫作《战友》的歌，内容说留下倒下的战友，继续前进突袭，之后感到哀伤而哭泣，但这首歌被认定内容表现懦弱而遭禁。”

离开四十三年后重访赤塔，附近是战俘营遗址（一九九一年七月摄）

来自知多市的团体中，有位丈夫死于赤塔近郊的诺曼雅战俘营的女性，因为她想给丈夫扫墓，因此一同搭巴士到诺曼雅，但最终没找到坟墓。“说要去扫墓，却连坟墓都没有，当初只是被埋在战俘营附近的土地，所以预计应当是找不到了，结果果然如此。无计可施之下，只好在小镇外燃起线香，那位女性应该就此了却了一桩心愿吧。”

回到赤塔的旅馆，旅馆内负责室内工程的泥水工虽是个蒙古人，却以日语跟谦二搭讪。只是附近有俄国人时他就闭嘴，俄国人离开他才又开口。“问他为何会说日语，他说战前他还是小孩子时，曾住在内蒙古，当时与日本殖民者的小孩们一同玩耍，所以记得日语。因为当时还在苏联的体制底下，所以应该很难与外国人交谈。”

那位蒙古人邀请谦二到他家，顺带也邀请了“赤塔会”的两位成员，但他们拒绝了。因为当时还处于有秘密警察的时代，日本人仍对接受当地人招待有所疑虑。

到了夜里，那位蒙古人的儿子开车来接谦二，他们一家人住在国宅公寓，蒙古人有一位俄罗斯太太和一个儿子。虽然过着中产的生活，但家中电器商品却很少。“他说非常怀念日本，聊了好几个钟头有关日本的话题。他说他是在一九六〇年代‘文化大革命’与中苏对立的时期，越过国境来到苏联的。”

听对方说，亡命苏联之后还成为对中谍报要员。当时亡命的人，都遭苏联秘密警察监视，据说如果不协助苏联，就难以生存。

会与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搭话，大概是他想起历经这些苦难前的年少时代，唤起了当年与日本相关的记忆吧。日本在他十五岁左右战败，在此之前他可以说是日本皇国少年一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应该被打成了亲日派吧。

我问对方，当时他都读过些什么书，他回答：“读过樱井忠温的《肉弹》。”这是本描绘日军攻占旅顺，给儿童阅读的忠君爱国故事。或许是因为之后的生活太过劳苦，所以才在脑袋里把战前的日本理想化了。

那位蒙古人对谦二说：“想要知道二战的战史。”谦二回到日本之后，将罗伯特·夏洛特的《太平洋战争史》寄给对方。“不过比起这种客观的历史书籍，或许对方更偏好英雄式的故事吧。对方也不太会写日文信件，之后就失去音信了。”

赤塔回程中，谦二也顺带前往乌兰乌德与伊尔库次克，之后才返回日本。谦二打算让自己的西伯利亚记忆就此告一段落，不过却事与愿违，之后事态又出现新的发展。

四、只抚慰、不赔偿

一九八八年，针对曾被拘留在西伯利亚的人，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和平祈愿事业”并发放“慰问金”。而这也成为谦二涉入战后赔偿审判的契机。

拥有申请资格的人，是服役期短于三年而无法领取军人退休金者，或是无法领取共济年金（付给国家公务员的年金系统）的人。慰问内容包括给予十万日元的国债、慰劳品银杯一只，加上一张首相颁发的“奖状”。申请者先到市、町、村单位领取表格，填妥后向这个经由特别立法而成立的和平祈愿事业特别基金提出。

要理解施行这项政策的背景，就得先理解战后日本政府如何对战争受害者进行赔偿。

简单来说，战后的日本政府，对战争被害者采取不赔偿的态度。至于不赔偿的立论基础，在于“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如果只针对特定被害者进行赔偿，将会造成不公平的状况。不过实际上，日本政府担心的恐怕是，即便对一小部分受害者进行赔偿，往后便像掀开冰山一角，来自国内外的赔偿要求将永无止境。

因此，对于阵亡的军人、军眷及其遗属，或者遭空袭、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们，日本政府一贯的立场都是不予赔偿。取而代之的，便是扩充战前即已施行的军人退休金制度。

军人退休金制度在日本战败之后曾经一度被废止，直至一九五三年起又再度恢复。可是军人退休金与厚生年金制度等一样，如果没有在军队服役超过一定时间，就没有资格领取。关于服役时间，士官以下需要超过十二年，准尉以上要超过十三年。

此外，因为服役时间长短与位阶高低的不同，能够领取的金额也不同。恢复后的军人退休金有个倾向，那便是在职业军人中，位阶愈高者就能够领到愈多额度。其金额，上将每年可领取超过八百万日元，校级据说也可以年领五百万日元左右。政府支出用于军人退休金的预算，二〇一四年度因为领取者减少，共支出四千二百一十七亿日元，但在之前的一九八八年，则高达一兆七千一百六十六亿日元。

类似谦二这种大战快要结束时才受到征召的人，几乎都没有领取退休金的资格。就算采取特殊的加算制度，替派往激战地区的人增加服役年数，整体状况还是无甚变化。前面提到的，苏联拘留者的“和平祈愿事业”以无法领取军人退休金者为对象，便是基于上述原由。

那么，这样的事业为何采取“慰问”或“慰劳”的形式？这也是前述日本政府基于不执行“赔偿”的原则下所采取的措施。

除了军人与因公死亡者的赔偿请求之外，还有一类空袭被害者，其中最多的就是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一九九四年，《原子弹爆炸被害者援护法》完成。不过这也只是把过往由各区域行政单位负责执行的健康管理与医疗保障更加制度化，其立法主旨并不在“赔偿”，至多只是一种医疗援助的形式而已。

另外在一九九五年，对原“从军慰安妇”的“补偿事业”启动了。不过这并非由国家出面，而是由民间筹款的“为了女性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负责支付“补偿费”，再搭配政府的医疗、福利支援事业一并施行。

换言之，日本政府采取的原则是，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国家不会“赔偿”。如果面对强烈要求时，便改以“慰劳”“慰问”“医疗援助”等方式执行，但并不由政府直接支出费用，而是采取设立民间团体或外围团体、由该团体的基金支付的形式；通过这种方式，多少可以更有弹性地处理这类问题。某位新闻记者扼要地形容这种做法是“不赔偿、不道歉，但抚慰对方。这就是日本的国家立场”[7]。

必须留意的是，从这个原则可以看出一种态度，那就是并不只针对其他国家的战争受害者不赔偿，而是不管是否拥有日本国籍，基本上都无碍于此原则的贯彻执行。只不过没有日本国籍的人，更容易被排除在“慰劳”“医疗保障”的适用范畴之外，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

有一种论调说，日本一直不愿面对亚洲的战争受害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对拥有日本国籍的战争受害者就会给予充分赔偿。如果有人认为上述原则只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战争受害者，那可能是因为，这些人对日本政府提供国内战争被害者的赔偿认知不清。

如众所见，一九八八年对西伯利亚拘留者们的“慰问”，可说之后也为其他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塑造了一个如何应对处理的原型。政府另外成立一个“和平祈愿特别基金”，通过由该基金会支付慰问金的形式来处理，稍后的“为了女性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便与此非常类似。

以下概略地说明，曾遭苏联拘留的日本人如何展开赔偿要求运动的过程。

遭拘留者的赔偿要求运动，其实早在战后便已展开。但根据一九五六年《日苏和平条约》，日本政府放弃对苏联的赔偿请求权。包括与韩国政府于一九六五年达成的《日韩基本条约》，以及在其他亚洲诸国一连串的邦交恢复谈判上，都放弃对日的赔偿请求权，同样地，日本政府也放弃了对苏联的赔偿请求权。

因此，在西伯利亚遭拘留的人，从一九八〇年代开始，对日本政府发起要求支付劳动工资的运动。这项要求的依据在于，国家有义务支付军人生活费与薪资，即便成为俘虏，依照国际惯例，俘虏所属国的政府仍须负担他们的生活费用与薪资。

一九四九年，依据《日内瓦公约》（第三条，日本于一九五三年批准），俘虏的劳动工资，依照俘虏国发给的劳动证明书，须由俘虏所属国支付。实际上日本政府对于南方战线遭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俘虏的日本人，其付出的劳力，在战后都已发放全部工资。可是苏联即便提供了劳动证明书，日本政府却未对遭苏联拘留者发放相对应的工资。

一九八一年“全国拘留者赔偿协议会”（日文原文“全国抑留者补偿协议会”，简称“全抑协”，以下简称照用日文原文）的原告二十六人，在东京地方法院对国家发起“偿付未发放的劳动薪资”的诉讼，但东京地方法院于一九八九年判决原告败诉。判决理由是，原告大部分都在国家批准《日内瓦公约》之前回国，所以不适用于该条约，而且“原告提出的损害，系国民应共同忍受之战争受害”。

对此，“全抑协”于一九九一年戈尔巴乔夫访日时，要求发放劳动证明书。一九九三年访日的叶利钦总统也发表“我代表俄国政府、国民，对此种非人道行为表示道歉”的论述，之后发放了劳动证明书。[8]

苏联解体后，从苏方公文档案中可以找出，日本即将战败之前曾经与苏交涉，由日本政府与关东军提议，将日本俘虏供作苏联劳役的资料。因为这件事的缘故，许多被拘留者都对日本政府抱持着不信任与愤怒。

“全抑协”因对地方法院不服，继续提起上诉。但东京高等法院在一九九三年、最高法院在一九九七年都判决原告败诉。但最高法院也说明，对于原告们的“不满心情，并非无法谅解”，因此敦促由“立法机关裁量”赔偿。[9]

另一方面，在这些运动与法院判决之外，也有通过与执政党的协调，争取赔偿的举措。

一九八二年，在日本政府与执政党的协议之下，总理府总务长官设置了非官方之私行咨询机关“战后处理问题恳谈会”。在该会中检讨了西伯利亚拘留者、无资格领取军方退休金者，以及“满洲国”与其他各处撤退回日者的在外国资产，能采取何种方式进行赔偿。

检讨会于一九八四年提出答辩。其中关于西伯利亚拘留者部分，他们批评道，西德政府曾对自国军队的俘虏进行赔偿，但日本却不对俘虏付出的严苛劳动支付相对应的赔偿，故检讨会提议，应该提供某种形式的“慰藉”作为补偿。只是，“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因此针对某些特定对象采用新的措施，将出现不符公平原则的问题。

另外在一九八六年，自民党针对西伯利亚拘留者拟出了《特别给付金支付法草案》，但并未提交立法。一九八七年，前述的《和平祈愿事业特别基金设置法案》获得通过，一九八八年基金会展开其业务；但谦二当初并未对此和平祈愿事业提出申请。

日本政府的态度，竟然是打了一场毫无道理的战争却不追究责任，即便战争输了，只要维持制度的合理性就好。很快便给高阶军人退休金，事到如今才给我们十万日元，还带个银杯。这些竟然还是由中央空降官僚主持的基金会来处理。

我认为这根本就是在敷衍塞责。即便金额不多，如果战败之后立刻支付，大家应该会心存感激，毕竟国家在这么艰难的处境下还拨款下来。事到如今，我不想要这笔钱，也不要这份心意了。

不过，谦二仍然在一九九〇年四月申请了这个慰问金。申请的原因是，与他待在同一战俘营的朝鲜族中国人虽是旧日本兵但却没有资格申请，谦二知道后以自己的名义申请，并将款项分给了对方。

五、殖民地征兵问题

谦二知道吴雄根，是一九八九年加入“非战兵士之会”后没多久的事。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会报《非战》上连载了吴所写的手记《不带枪的士兵》，内容讲述日本战败前的八月十日被迫入伍关东军，连武器都没配备便上战场作战，结果身负重伤，成为苏军俘虏，之后在赤塔的陆军医院接受治疗，并辗转于各处战俘营，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被送至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故事。

谦二读过文章，想起了第二分所正好有一个转移来的俘虏名叫“吴桥秀刚”。

他的床位就在我附近，但是当时几乎没说过话。不过很少发生只有一个人转移过来的情况，当时还想大概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记忆中只知道他很能讲俄语，是个朝鲜族。这篇文章说的可能就是他。

那篇手记的许多描述都唤醒了谦二的记忆。吴雄根出生在现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野战医院时偶然拿到一本日语的《俄语读本》，于是一面在战俘营劳动，一面将俄语学到精通。之后要求他担任翻译，配属在赤塔的火车机关车修理工厂工作。苏联的“政治军官”要求他密告“前职者”（担任宪兵或特务机关的人员），但遭他拒绝，苏军因此免去他的翻译职务，并将他送至第二分所。

谦二思索“吴桥”这个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在朝鲜施行“创氏改名”，所以才换成这种日本式的姓。稍后谦二向《非战》的编辑部询问作者住址，接着写信给这位在中国的吴先生。谦二写了当时许多战俘营的情况，内容也问及对方是不是当时的“吴桥”。

过了一阵子收到回信。“当然他不知道我是谁，但回信中说明他确实是当时的吴桥。”此后两人之间开始持续数次书信往来。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军队中，当时被视为日本一部分的朝鲜半岛出身者共有军人十一万六千二百九十四人，以及军属（为军队工作但非正式军人）十二万六千零四十七人。同样的，台湾也有八万零四百三十三名军人与十二万六千七百五十名军属。朝鲜人当中战死或者行踪不明者共有二万二千一百八十二人。

成为苏军俘虏的朝鲜人原日本兵的数量，有各种说法，大概有一万人。他们回到韩国之后，也因“原日军士兵”身份遭到歧视，并带有“共产主义间谍”的嫌疑。一九四九年二月曾发生过大约五百名韩国人俘虏越过“三八线”回国时，遭韩国士兵误射造成三十七人死亡的事件。[10]

他们回到韩国后，遭到公安警察讯问、警察监视与就业上的歧视，处境比日本人更糟。一直得等到二〇〇五年韩国政府重新修正历史观，才恢复了他们的名誉。[11]

中国台湾的原日本兵中，也有遭拘留西伯利亚者。根据其中一人的回忆，因为国民党的持续压迫而无法返回台湾，最终只能留在日本[12]。即便他回到台湾，恐怕处境也不会好过上述韩国人拘留者。

吴雄根虽然回到了中国，但他还是受了很多的苦。不久，他从延边大学毕业成为医生，却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检举是“日本关东军思想反动分子”[13]。

吴雄根并不知道日本政府的政策与和平祈愿事业，并且无日本国籍者，无法成为和平祈愿事业的申请对象。

但谦二考量，“这种慰问金更应该支付给类似吴这种处境的人”。谦二说：“朝鲜人被当作日本人征召，现在因为是外国人所以不支付慰问金，这太奇怪了。”

谦二申请了自己的慰问金，领取了十万日元国债，并将其中的五万日元送给了吴雄根。“本想全额都送给对方，但一方面考虑对方的心情，一方面也想传达彼此相互连带的想法，所以采取各拿一半的方式”。

二战结束前，朝鲜人、台湾人都拥有日本国籍。日本战败后的一九四七年，日本政府发出“外国人登录令”，拥有日本国籍者，如持非日本内地之朝鲜、台湾户籍，“短期之内”将“视为外国人”。接着在一九五二年四月GHQ占领期结束后，立刻片面剥夺这些人的日本国籍。

在此之后，想要取得日本国籍，就得通过正常的“归化”手续，申请“归化”必须接受财产、纳税额等的审查，能否通过完全取决于法务省的裁量。

早在一九一〇（明治四十三）年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时，日本就未给当地居民选择国籍的权利，单方面赋予日本国籍。且对他们而言，连脱离日本国籍的方法都没有，因为日本政府惧怕亡命中国东北从事抗日运动的朝鲜人，会借由脱离国籍使自己处于日本警察管辖范围之外。[14]日本政府在一九一五（大正四）年的对华《二十一条》与《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中，主张当时中朝边界的“间岛省”朝鲜族也是“日本人”，因此日本政府管辖权及于他们的土地。

一九四四年，战争白热化时，日本政府在朝鲜也发布了征兵令，最后连间岛地方居住于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也成为征兵对象。就这样，类似吴雄根这样的朝鲜族人、台湾人原日本军官兵，从未拥有过国籍选择权，便以“日本人”身份受到日军征召，又在不知不觉间失去日本国籍，无法领取退休金等各种补偿。

一九九〇年五月，谦二送了五万日元给吴雄根，并写了如下的信件[15]：

几年前，日本政府针对原来在苏联成为战俘的军人们制定了一套法律，依法支付给这些军人十万日元。但该法不适用于外国人。因此，我把自己领取到的一半，五万日元转送给您，当作是一个日本个人所表达的道歉之意。

很快吴雄根便回了一封诚挚感谢的信。但他对没有日本国籍便无资格申请一事，似乎感到无法谅解。他认为自己应该也拥有领取慰问金的权利，因此顺便通过信件争取谦二意见。“老实说，收到信觉得很为难。”谦二说，“从一般常识来思考，他无法支领慰问金这件事处理方式确实不当，但同时日本政府的防卫心又很强。”

谦二为了回信，下了一番功夫调查。接着将日韩、日中恢复邦交时，政府之间互相放弃赔偿请求权，以及如要发放慰问金给吴，势必得修改关于和平祈愿事业的法律规定等事宜，在回信中都清楚说明。

但吴雄根似乎仍无法接受。谦二又进一步写信说明，即便拥有日本国籍，日本政府仍拒绝支付原战俘们的劳动工资。谦二自己也申请了劳动证明书，拿到了仍有部分工资未领的证明；但即便有劳动证明书，日本政府或法院并没有改变一贯态度，这点谦二在写给吴的信中也详细说明。

接下来一阵子，吴雄根未再来信。但到了一九九六年初，事态却朝着想象不到的方向发展。吴雄根到日本来发起诉讼，并邀请谦二一起成为共同原告。

六、我完全不在意别人的评价

吴雄根等朝鲜族原西伯利亚拘留者们，这个时期也展开了他们各自的活动。

一九九一年，俄国与韩国恢复邦交，韩国的原苏联俘虏们组成了“西伯利亚朔风会”。他们前往位于首尔的俄国大使馆，要求发放劳动证明书。这个活动的时代背景，包括了韩俄恢复邦交带来的冷战结束，以及稍早的一九八八年韩国已开始了民主化。

一九八八年韩国民主化之前，对日本要求战后赔偿的声音，都被压制下来，原因在于韩国政府依照《日韩基本条约》已经放弃对日的赔偿请求权。换言之，对日本的战后赔偿要求，在韩国政府看来，带有某种批判政府的倾向。

韩国的太平洋战争牺牲者遗族会会长，在一九九〇年代的访谈中如此表示：“在一九七四年釜山牺牲者集会中，说出‘应该追究日本责任，大家前往日本领事馆吧’之后，立刻遭到警察逮捕。对我们的阻碍，一直持续到一九八八年卢泰愚总统推动民主化为止。”[16]

不仅韩国，类似的状况在亚洲各地民主化之前皆相当普遍。台湾地区的原日本军人、军属遗族协会会员，也证言道：“如果采取政治手段，会立刻遭逮捕下狱。他们根本不把受过日本殖民教育的人放在眼里，我们对日本的要求，遭到来自国民党的阻挠。”残留于库页岛的朝鲜人，在苏联时代被禁止参与一切政治活动，他们也陈述过，当时根本不可能发起返国或要求赔偿的政治运动[17]。

但随着冷战结束与亚洲各国的民主化，这些压迫获得解放，亚洲各地区陆续提出赔偿要求。在韩国，原苏联俘虏们也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发起运动，韩国的原日本军人、军属三十五名，于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损害赔偿。这三十五名之中包含了三名原“慰安妇”，这也成为“从军慰安妇”要求赔偿的开端。

与一些人的认知有落差，事实上由所谓“从军慰安妇”发起的赔偿要求，在这个时期只占全体的极小一部分。那些来自朝鲜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原日本军人、军属们，要求与原日本兵享有同等退休金与其他各种要求的运动，在更早期便已存在。电影导演大岛渚也曾以这些人为题材，于一九六三（昭和三十八）年制作了一部叫作《被忘却的皇军》的纪录片。

一九九二年，原西伯利亚拘留战俘的在日韩国人李昌锡，发起了接受退休金的身份确认诉讼。对此京都地方法院于一九九八年判决，认为《恩给法》[18]的国籍规定条例并无违宪，战争受害的赔偿应由“立法机关裁量”为之。

对此，李则说明：“战争时赌命作战……如果是日本人早就获颁勋章了。我不要钱，只要平等对待。”[19]但最高法院仍在二〇〇二年判决他败诉。二〇〇三年，韩国“西伯利亚朔风会”的会员们，对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要求道歉与赔偿的诉讼。

如前所述，吴雄根于一九九〇年五月接受了谦二的五万日元。根据林永大的描述：“这件事情立刻在延边的西伯利亚相关人士间传开。为何日本政府的慰问金十万日元只给日本人，大家都说我们也有权利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20]

依照林的说明，与吴雄根一样遭拘留西伯利亚、之后返回中国的朝鲜族原日本兵，共有三百一十五名。吴雄根为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赔偿事宜，开始联络散居中国各处的西伯利亚返国者，并制作人员名册。

最后终于以五位原战俘为中心组成了“中国前苏联拘留者协议会”，由吴雄根担任会长。根据他的调查，找出了二百五十名俘虏本人及其遗族。他更进一步与日本的“全国拘留者赔偿协议会”交涉，使协议会成为其分会之一，接着由日本向俄国政府递交发放劳动证明的申请书，并负责收取证明书。

但该团体的活动却在一九九二年终止。当年十月正好是日中恢复邦交二十周年纪念，适逢日本天皇访中期间。

不管有怎样的大环境背景，吴雄根等人的活动暂时停止了。根据林永大的说法，一九九五年的时点上，吴雄根对林如此说过：“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想从俄国政府拿到劳动证明书。”“如果能拿到俄国出示的劳动证明书，就能证明一个朝鲜族人确实进过西伯利亚战俘营，可以依此为证。”[21]而吴来访日本，则是翌年的事情。

一九九六年邀请吴雄根来日本的，是“要求对朝鲜与朝鲜人公开道歉赔偿审判促进会”这个团体。该会的代表人物，是一位名叫宋斗会的“在日朝鲜人”。

一九一五年出生的宋斗会，一九二〇（大正九）年来到日本，成为京都日莲宗寺院的徒弟，并于该地生活。一九三四年前往中国东北，从事过各种各样的活动。

战后，宋在中国东北遭到国民党拘留，一九四七年才“归国”回到日本。但随后在日本政府剥夺国籍的政策下，失去了国籍。对此，宋于一九六九年发起“日本国籍确认诉讼”。接着一九七三（昭和四十八）年，他在法务省前烧掉了自己的“外国人登录证”，声明自己拥有日本国籍。[22]

之后宋辗转日本全国各地，住在当时京都大学学生自治会自主管理的熊野寮一室。他与日本的协助者结成集会组织，支援“浮岛丸事件”的韩国人存活者与遗族们共同发起的“违反安全管理义务和赔偿请求诉讼”。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一艘返回朝鲜的船只在舞鹤港海面发生爆炸并沉没的事件。一九九二年对此事件提出诉讼，二〇〇三年国家承认应当负担部分责任。

宋所属的团体，于一九九六年三月邀请吴根雄来日。除了在九州、京都、东京等地集会发表演讲，也向国会议员、政党、总理府等处陈情。

吴陈情时，也邀请了谦二。谦二也“叫上同分所的朋友们，以支援的形式”一同前往。

不过谦二对这类活动并不抱持太大期望。在吴雄根写给谦二的信件中，说明在中国推进的这些运动也不见成果，因此希望发起诉讼。但谦二则回信：“我非常能够理解您的遗憾，但如果给您提供充满希望的资讯或观察，从结果来看反而是一种罪恶。”说明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对运动成果并不抱有太高的期望。

即便如此，谦二仍与吴一同前往拜访国会议员与总理府。根据谦二的说法：“遭到对方虚与委蛇又毫无效用的对待。我会一同前往，但只是想帮忙带路，带他到各个要提出诉求的地方而已。”

在这个过程中，对方委托谦二共同作为诉讼的共同原告。这个委托，也通过无偿帮助吴雄根进行诉讼的律师传达给谦二：对国家提起诉讼，要求提供损害赔偿与公开道歉。

宋斗会让人很难理解，因为在大家看来这样的诉讼也不可能打赢。老实说收到委托时，有点不知该如何是好。不过我认为对方的说法还算正确，如果要干的话，也不是不行。自己身为一个日本人，应该为吴先生做点什么，带着这种想法接受了委托。

当时完全没想过诸如牵扯上了这种事情很麻烦或担心周遭的眼光等问题。反正我自己生来属于“下层的下层”，别人对我的评价、说三道四什么的，我完全不在意。

亚洲各地区对日本发起的战后赔偿诉讼，几乎没有任何拥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同列共同原告的例子。在西伯利亚战俘问题上，有各式各样立场的“原日本兵”同样都是受害者，日本的战俘团体虽然协助过韩国或中国的战俘，但从未出现并列共同原告的例子。

一九九六年九月，终于向东京地方法院递出诉状。“日裔日本人原俘虏”与“朝鲜裔中国人原俘虏”，在本国保守派的支援下，发起史无前例的诉讼。

七、国民的良心

谦二他们的诉讼，于一九九七年一月开始第一轮公审。但这天只在法官表示此案并非损害赔偿、应属于行政诉讼的发言后，便宣布退庭了。更换法官之后，于五月十三日举行第二次公审，原告终于获得陈述意见的机会。

这天谦二与在“非战兵士之会”结识的两名原日本兵，一起套上写有部队名与军阶名的白色肩带，从地铁站走向法院。这是宋斗会提议的宣传诉求手法，但却没有大众媒体前来采访。同行的只有宋的支援团体，以及谦二的家人而已。

吴雄根在法庭上说明被送至西伯利亚的经过。律师要求“希望唱出征时听到的军歌”，吴在法官面前唱起当时的军歌，歌词如下：

代天行道讨不义

忠勇无双我军兵

欢声雷动相迎送

今当出征为家国

事后吴雄根自己如此写道：“我当时的心情根本不想唱这首歌。但（律师）如此要求下，于法官面前唱起五十五年前在边境的石砚镇，飘然飞舞的日之丸国旗与母亲和妹妹的目送下，登上火车时听到的那首歌。”（《上告理由书》，平成十二年十一月七日）

终于轮到谦二站到证人席叙述遭拘留的经过，以及如何与吴根雄相识。当时他准备了“意见陈述书”，在法庭上几乎全部依照该书宣读：

我成为本次诉讼的原告，目的并非金钱，只想为吴雄根的控诉进行代辩。又希望通过本次诉讼，看到日本能够成为真正尊重人权的国家，这是我对此次审判的期望。

战后我在战俘营待了约三年时间，当时吴雄根也与我同在战俘营。他生于一九二五年“旧满洲”的延边地区。

他身为朝鲜族，以日本国民身份接受征兵，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联对日宣战，隔天十日他于海拉尔入伍，旋即遭受苏联军队的攻击，他卷入战斗中并身负重伤，被送到苏联境内的医院。一九四八年出院后，经由朝鲜回到故乡成为中国人。但曾为日本兵的事实使他遭受了许多歧视待遇。

几年前我领取了给西伯利亚拘留者的慰问状与慰问金。但日本国认为吴是外国人，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认为他的情况不符合领取条件，这点令人无法接受。

为何他必须在西伯利亚过着拘留生活？请各位思考一下。过往，大日本帝国合并朝鲜，一度使朝鲜民族皆成为日本国民。其结果，他与我一样因身为日本国民的义务而接受征兵，成为关东军士兵之后又成为苏联俘虏。只要是针对西伯利亚拘留这个事实施行的补偿、慰劳，他就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

因为是日本国民所以被征兵，使他成为西伯利亚俘虏的也是日本国。同样都是这个不负责任的日本国，事到如今却说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无法接受赔偿，这完全不合情理。

这明显就是一种歧视，是国际上无法认可的人权漠视。

在这样的问题上，不能仅思考一个日本国内通用的做法，更需要考量一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逻辑。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本一样，欧美各国也有殖民地，其他民族、外国籍的人们也成为军人，为宗主国而战。在战后补偿上，没有国家会因国籍不同而采取差别待遇。作为战胜国的美国、英国、法国自不待言，战败国的意大利、德国亦然。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兰、厄立特里亚、利比亚等殖民地军人皆进行了赔偿。即便没有殖民地的德国，在此举一个例子，我读过一本叫作《在波罗的海海滨》的书，由战前拉脱维亚大使馆陆军武官的太太撰写，内容描述一位拉脱维亚陆军中尉的故事。

一九四〇年他为了谋求当时遭苏联占领的祖国独立，加入了德军的拉脱维亚人部队，之后一九四一年德军入侵苏联，待德国战败后他便亡命到瑞典，至一九八〇年过世为止，一直以德国军人的身份领取年金。另外也有乌克兰人同样加入德军，战后亡命至美国，却仍旧在德军的赔偿范围之内。

这样的举例应该很清楚了吧。他们从来不曾是德国的国民，对德国而言，他们也始终都是外国人。

身为日本国民并服兵役的吴根雄，日本国对他的处置，是否有错？

何况，为国而战是一种可能丧命的行为。不管是受命或自愿，都属于国家和个人的一种契约，一种雇佣关系。

在这种状况下，国籍根本毫无干系。

这是一种近代国家的常识。日本对人权的思考，在国际上既不通用，也谈不上是文明国家或现代国家的做法。

这是我对国家的要求。类似这种国际性的战后赔偿，应该不具时效性。请不要一直逃避责任。而且，这种负面遗产也不应该再留给下一代。

最后是对法官们的期望。去年三月吴雄根来日本时，我也与有志一同的伙伴们共同前往国会、议员、政党、总理府等处，为此事来回奔波。

确实我们获得了同情。但什么状况都没获得改善。

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都不作为的话，我们除了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别无他法。或许我们的想法过于单纯，但我们相信法律的精神，仍会保障我们与生俱来的人权。同情，已经足够了。无论如何请看清事实本身，希望能正面面对事物的本质，依据论理做出合情的判断，以上，是我个人的期待。

对于在法官面前朗读这份陈述书，谦二这样表示：

我没想过能打赢官司，只是在口头辩论能够利用的二十分钟内，阐述我自己想表达的话。为了没必要的战争出征，被迫从事没必要的劳务，造成大量的亲友死亡。外祖父母也是，战争让存来养老的财产全部消失，而且平白受了许多苦难。向法官陈述这些事情或许毫无帮助，但总是要把心里想说的话一吐为快。

口头辩论结束后，谦二带着访日的吴根雄在日本旅游。“到伊豆半岛搭‘日式榻榻米座位列车’，一起去洗温泉等。他也从中国带了伴手礼来，十分朴素的一个人。”

如前所述，开庭当天并没有大众媒体前来采访。事前有一些报纸访问，刊登了一些周边报导，但也仅止于此。当时的战后赔偿审判数量很多，这次的审判并不如“从军慰安妇”问题一般，能够获得公众广泛的关注。谦二如此表示：“我没怎么意识到同时期在打的其他战后赔偿官司。报纸刊出的报导也鲜少有回响或支援。大概就是那么回事，多想也没帮助。与我有往来的‘非战兵士之会’旧会员们，倒是一路陪我走到最后。”

之后的诉讼，几乎都是由律师与法院以书面往来，在谦二没有机会发表证词的状况下进行。二〇〇〇（平成十二）年二月，东京地方法院做出请求驳回的判决。判决主旨有：一、关于损害赔偿，因为“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所以无法进行赔偿；二、关于公开道歉一项，属于“立法机关的裁量性判断”。

已经回到中国的吴雄根接到判决通知后，据说“充满失望与愤怒，在满腔怒火之下病倒了”。吴根雄在稍后的上诉书中也表达：“希望日本的法官能告诉我，我身为朝鲜族为何要为日本国与日本人民承受这些损害？”“人性与正义根本不适用于日本法官！”（前揭“上诉书”）。

这桩诉讼案后来仍继续上诉，但二〇〇一年遭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之后二〇〇二年又遭最高法院驳回定谳。对此谦二如此描述：

当最高法院宣告驳回时，法院的态度只有“结束了，请由此离开法庭”，类似这般草草结束的感觉。那个时候甚至还有人发出不满的叫嚷。

跑去干那种事情，要把自己说成好事之徒也无不可。不过还记得宋斗会的支持者事后打电话给我，说过“虽然诉讼结果如此，但在书面上留下了资料，也具有相当的意义啊”这么一段话。当时听了才想到，原来也能以这样的态度来理解，能在法院堆积如山的案牍中留下资料，确实有一定意义。

发掘堆积如山的案牍资料并赋予其意义，属于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担任这场诉讼的律师，在诉状中如此描述谦二：“即便国家缺乏良知，但在无意之中，与国家的不义相对照，这个国家的国民却仍表现出了良心。”这样的评价是否恰当，套用一句陈腔旧调来说，就是“留待历史评价”吧。

八、只要还有希望，人就能活下去

吴雄根的诉讼起于一九九七年，当时谦二已经七十二岁。这一年，谦二也从每周前往立川体育一两次，转为完全退休了。“立川体育完全由大木一个人接手，到一九九八年他也六十岁可以领取年金后，公司便关闭了。创立公司只是为了糊口，因此事业就此结束也没有特别的感慨。”

二〇〇二年最高法院驳回谦二与吴雄根的上诉后，谦二因脑梗塞而倒下。当时他在“多摩丘陵自然守护会”认识的主妇们邀约下，前往自治会馆参加英语口语课，一阵晕眩下竟无法站立。“在场的人立刻帮我叫了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当时自己还想，我这么一把年纪了，还叫救护车来，未免太夸张。不过当时聚会中的年轻妇女们，有人曾有为自己孩子叫救护车的经验，不见得要什么重大伤害才动用救护车。若非如此，延缓送医可能就导致我半身不遂了。”

谦二左半身还留有轻微的麻痹症状，不过在复健之下，第二年春天便大致痊愈了。与周边居民有着深厚交情，也使得他在这种状况下得到非常多的帮助。

不过脑梗塞倒下时，谦二已经七十七岁了。因为这次病倒，也顺势退出了派送便当的“加多厨”与“多摩丘陵自然守护会”活动。“中风之前大约两年，巡逻长沼公园爬坡时，便开始喘不过气了。像我这种不具专门知识的‘其他大众’参与者，趁此退下来也不算坏事。”

二〇〇三年，这次轮到妻子宽子在庭院跌倒，折断了手骨。之后宽子开始有忧郁的症状，身心状况不佳，频繁进出医院。宽子因为郁闷而无法掌管家事，谦二开始接手做饭的工作。

原本从一九九〇年代开始，宽子因为去学习围棋、英语口语、绘画等课程，每逢周二与周五就轮到我负责做饭。当时宽子教我，把料理的基本资料都写成笔记。因为有这段经验，即便从七十八岁才开始全面接管家中厨房作业，多少还是应付得过来。这把年纪的男人还懂得做饭，竟传为佳话，在随着“加多厨”便当配送附赠的“居民通讯”中，还介绍了一下。

在西伯利亚时下定决心，不论如何都要活下去，战后也如此，不管什么工作都做。做饭什么的，本来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也是理所当然。而且自己做饭，可以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也是件好事。

二〇〇五年，吴雄根曾经再度访日，当时是因为“全国拘留者补偿协议会”（“全抑协”）召开集会，邀请中国的吴雄根和韩国拘留者团体的会长。吴雄根与新闻记者以及“全抑协”接待人员等，一同来到位于八王子的谦二家中拜访。

这个时期，“全抑协”推动了最后一次的尝试——二〇〇五年，民主党、共产党、社民党三党联合向参、众两院提案，要求依照被拘留的时间长短，由国家支付三十万到二百万日元，但该法案于二〇〇六年遭自民党、公明党执政二党否决。

但执政党也提出妥协法案。于二〇〇一年废止被批评为“退休高官再任职的温床”的和平基金会，以基金余额为资金，发给遭拘留者、战后撤退回本土者、无法领取退休金者“特别慰劳品”。这个法案获得通过，而且也发下了慰劳品。

慰劳品可从旅行券十万日元、座钟、钢笔、文书匣之中择一，照例不发给无日本国籍者。谦二再次申请了旅行券十万日元，并换成现金寄赠给吴雄根。

每逢选举，谦二依旧投给自民党以外的候选人。二〇〇九年他投给民主党，并说“感觉有希望政党轮替”。

二〇一〇年六月，在民主党政权下通过了《西伯利亚特措法》。法案内容是过往民主党法案与自民党法案的折衷案。支付金额依照拘留期间长短，从二十五万日元到一百五十万日元，财源则由二〇一〇年解散的和平基金缴回国库的资金当作资本。

如此，这样的内容既可以解释为由国家支出进行实际赔偿，也可以说只是由自民、公明两党原案筹措的基金余额权充支付，两套说辞皆可自行诠释。法案中虽然没有明文记载“赔偿”字样，但有说明今后的方针将会朝推动调查、记录当年拘留实际状况而努力，提案说明中也陈述了道歉与赔偿的主旨。依据这项法案，还活着的赔偿对象共有七万人左右，但一样排除无日本国籍者。获得此项成果后，“全抑协”也于二〇一一年五月宣布解散。

我从一九八〇年代起便意识到“全抑协”的活动，但并未参加。在“赤塔会”中，我们也不提这类运动的话题。正如军人退休金一般，国家只支付金钱给有权力的人，不支付给无法发声的人。虽然“全抑协”的活动还算有道理，但我在最高法院上诉输掉后，便放弃不去理会这些事情了。之后他们还能重新振作，发起运动，而且得到这样的成果，我觉得相当了不起。

虽然如此，但我内心还是十分不满，所以一开始并没有申请。因为那是拿“退休高官再任职的温床”——和平基金会解散后剩下来的钱来发放。我自己对国家有所怨恨，所谓的国家，与人心不同，只是一种无机的物质。

不过，最后谦二还是申请了这次的发放。虽然已经不与吴雄根联系，但他也找到别的寄赠对象。

申请期限只有三年。在截止期限前大约半年，也就是二〇一一年三月，读到一篇刊载于“全抑协”会刊《极光》上的文章。有个女儿撰文提到想为父亲立纪念碑，他父亲从库页岛被送至极北地区的诺里尔斯克战俘营，并且死在该处。她为此募求费用，为了响应她，我申请了二十五万日元，一半送给这位女儿，另一半捐给了“全抑协”，这也是最后的申请了。

一次性的慰问金也好，道歉也罢，战后立刻拿出来不是很好？等到大家喊着“赔偿！赔偿！”才好不容易拿出一笔钱。从这种国家机构领到以这种态度支付的赔偿费用，一点都不想感谢国家。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因为当时是民主党政权，所以才能办到这件事情。

二〇一一年三月，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与核电厂爆炸事故。“关于核电厂的事故，从之后的新闻报导才知道，那是原本该发生的事情终究发生了而已。从这次事故也可以看出，政府出事就只想着大事化小的本质。核能电厂还是不要为好。”二〇一三年起，谦二开始在自己家屋顶装设太阳能发电设备。

二〇一二年开始，谦二腰腿越发无力，连孙子的运动会也没办法参加了。根据护理等级评定，已经属于“需要护理”的等级（需协助打扫与打理部分周遭事物，除此之外尚能自理）。二〇一五年一月，妻子宽子过世了。

谦二居住的南阳台，也与其他新兴住宅地一样，不断朝着老龄化迈进。一般称一定区域内六十五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老龄化率”，南阳台一丁目于二〇一四年达到44%；周边的北野台达到43%，三井台达到40%。虽然这些区域都属于东京都，但已经确实接近“极限聚落”[23]的水准了。

谦二住处周遭的空屋已经多到无法忽视，过往开在南阳台附近的商店逐一倒闭，甚至无法购得一般日常用品。谦二虽然已达八十九岁高龄，但尚能独自开车购物，已算万幸。

谦二对整个大环境仍然有许多不满。

政客们反复去靖国神社参拜，或者仍有人主张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的论调，对这些人我已经抱着放弃的心态了。但内心一直有股“宁静的愤怒”。看到最近一些周刊的目录，充满了各种排外的谩骂叫嚣，深感历史的真实性已不再受重视了。

过去虽然许多人也一辈子都生活在底层，但仍有句话说“只要愿意追求财富，就不至于贫困”，但现在呢？一大堆非正式聘雇的临时人员，不管再怎么努力，仍得活在无可救药的社会中。虽然不是只有日本才如此，但大家都不再抱持希望。雇佣方不再具有劳动道德，只能说现在的年轻人处境堪怜。

当我二十岁时，在不知世道险恶与社会真实的状况下成长，既无法获得资讯，也不能选择政权，连批评的自由都没有。现在的社会，如果你想要理解事情的真相，总有办法找到管道去理解。即便如此，仍有许多人不愿面对自己不想知道的事情，更不勤于学习。我想再过个二十年，社会状况应该会变得更糟吧。日本经济因为国债的利息上升，最终或许仍得面临经济上崩溃的危机。

虽然谦二如此批评，但八十九岁的他仍然操持家务，每天自己过生活。他会阅读关于冷战后的南斯拉夫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交等学术性书籍。他也支付“国际特赦组织”“独立生活支援中心‘共同’”“白沙瓦之会（Pershawar-kai，支援巴基斯坦医疗活动的组织）”、“加多厨”“无国界医生”等非营利组织的会费并且出资捐赠，而且也写英文明信片给世界各国抗议对“政治犯”的压迫与逮捕。

国际特赦组织的会刊寄来时，会附上印刷好的信封信纸。信封上会有各国政府达官要员的姓名地址，信件则以英文写成，包含抗议哪些人遭到逮捕入狱等内容。虽然说我曾寄信声援，但我做的也只不过是在信上签名，丢进邮筒寄出而已。不过即便寄达，对方大概也会无视这些信件。不过我仍拥有“自我良心”，所以才会持续这么做。

谦二在腰腿有力时，仍会自己做饭，一个人在自己家过生活。回顾自己的人生时，他如此表示：

刚从结核疗养所出院时，曾暗忖自己的人生大概只能活到五十岁。我人生的前半段都处于谷底，不过从中途开始，逐渐赶上大时代的发展时机，之后终于可以过着与常人一样的生活。只是，我生命途中遇到的各式各样的人，并不见得都如此幸运，许多人还没达成任何成就，便走完人生旅途了。与他们相较，我现在算得上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

在回答各种问题后，接着询问在他经历丰富的人生路途上，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亦即，当在西伯利亚与结核疗养所等看不见未来的时期，他觉得对人而言，最关键的究竟为何？

希望吧。只要还有希望，人就能活下去。

谦二这么回答。

[1] 原武史，《団地の空間政治学》，NHKBOOKS，二〇一二年。

[2] 译注：又译《平成狸合战》，高畑勋导演，一九九四年上映。

[3] 多摩丘陵自然守护会编辑、发行，《永续保护多摩丘陵的自然》，二〇一四年。

[4] 译注：NPO意为“非营利组织”。

[5] 译注：遭遇战事时国家有权进行紧急立法的制度，可以成为日本动员自卫队进行战争的法源根据。

[6] 茶本繁正，《非战兵士之会》，《大众媒体市民》，一九八九年四月号。

[7] 栗原俊雄，《シベリア抑留——未完の悲劇》。

[8] 栗原俊雄，《シベリア抑留——未完の悲劇》。

[9] 栗原俊雄，《シベリア抑留——未完の悲劇》。

[10] 林永大（音译），《忘れられた朝鮮人皇軍兵士》，梓书院，一九九五。

[11] NHK，《遥远的祖国——皇军中的朝鲜族士兵》，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七日播出。

[12] 纪录片，《台湾人生》，二〇一三年。

[13] 林永大，《忘れられた朝鮮人皇軍兵士》。

[14] 小熊英二，《“日本人”的境界》，新曜社，一九九八年。

[15] 小熊谦二，《遭西伯利亚拘留的原日本关东军士兵吴雄根先生事略》，《极光》，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号。

[16] 朝日新闻战后赔偿问题采访班，《戦后補償とは何か》，朝日文库，一九九九年。

[17] 朝日新闻战后赔偿问题采访班，《戦后補償とは何か》。

[18] 译注：即日军所用的退休金支付法令。

[19] 栗原俊雄，《シベリア抑留——未完の悲劇》。

[20] 林永大，《忘れられた朝鮮人皇軍兵士》。

[21] 林永大，《忘れられた朝鮮人皇軍兵士》。

[22] 宋斗会，《滿洲国遺民——ある在日朝鮮人の呟き》，风媒社，二〇〇三年。

[23] 译注：日本称在人口过稀化的情况下，居民有50%以上属于超过六十五岁的老人，已经难以维持该区域如婚丧喜庆等社会一般共同生活基础的聚落。

后记

本书根据生于一九二五年、体验过西伯利亚战俘经验的亲历者的访谈写成。本书有两个特点，可以与至今为止的“战争体验记”有所区别。

其一，不仅止于战争经验，本书还描绘了从二战前到战后的生活史。大部分的“战争体验记”都欠缺战前与战后的记述，因此无法得知主人公是“从什么样的生活境遇中前往参与战争”，以及“从战场返回后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与此相对，本书描绘了战前与战后的生活史，串接起了完整的战争体验。通过这样的书写，可以讨论“战争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以及“战后的和平意识是如何形成的”等问题。

其二，是本书导入了社会科学的观点。关注同时期的经济、政策、法制等状况，通过讲述一个人物的故事，描绘出当时的阶级流动、学历取得、职业选择以及产业结构等状况。本书不仅是单一人物的生命轨迹，同时也融入了法制史与经济史的视角，也就是所谓“活生生的二十世纪历史”。

此外，本书描写的对象属于都市下层的经商者，并非容易留下更多文字记录的高学历的中产阶级。因此，才能记录到与“从学徒兵到上班族”这种一般战争体验记不同的轨迹。这部分加上社会科学的观察视角后，应该能对日本现代史研究做出一些独特的贡献。

近年来，人们不仅关注战争的时代，也开始关心起战后史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期。如果我们考量到社会的中流砥柱已经转移到经济高速增长期后出生的世代，这似乎是必然的趋势。此外，伴随贫富差距的加剧与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束，昭和年代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带给民众何种影响，又给社会秩序带来何种变化，这些也都成为大众所关切的问题。

本书尝试将这种对现代的关心与对过去战争体验的历史关怀联系在一起。即便是描绘战争体验，若能通过单一人物的生命轨迹串连起战前史与战后史，应该能够获得较过往更多的关注。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本书既是口述历史，也是民众史与社会史。从社会性的角度来看，本书在处理“战争记忆”的同时，也表达了对社会结构变化的关注。

＊

本书描绘的对象，是我的父亲。此处想要记下撰写本书的动机与过程。

构成本书基础的访谈，是从二〇一三年五月开始，一直进行到当年十二月为止。与我一同进行访谈的，是一位曾经采访过印尼残留日本兵，并将其经历写成传记的新进现代史家林英一。

林氏的出道作品《残留日本兵的实情》（作品社，二〇〇七年）是他的毕业论文。当时担任他指导教授的我，对曾经写过上述作品的林氏，提起自己父亲曾有过西伯利亚的战俘经验，当时提议，请他务必听听我父亲的故事，这便是本书的开端。

第一次的访谈，在稍微不得要领的状况下结束了。最大的原因是我父亲诉说的内容，涉及范围太广。当时不仅对父亲的西伯利亚拘留情形十分感兴趣，而且对于他对战争之前的商店街生活与战后不断辗转的日子仍保有如此翔实的记忆，更感到讶异。

因此我便考虑，应当访谈各个不同时代，如果能加入政治与经济的背景说明作为补充，对历史研究而言应该会具有相当的意义。在这个想法下，我对林氏提议，开始进行正式的访谈，而林氏也迅速答应下来，之后每两周我们便前往父亲位于八王子的住处，每次大约进行三小时的访谈。

我自己曾于撰写《在日一世的记忆》[1]（集英社新书，二〇〇八年）时，做过进行访谈的计划。而林氏本身也访谈过几位原日本兵，因为两人都有过采访经验，所以实际执行时并没有遇到太大困难。

访谈作业的具体内容与程序如下：由我对父亲进行提问，林氏负责以电脑记录；接着当天我会针对林氏制作的笔记进行润饰整理，之后再与当时的录音相互对照，做成原稿；而后再将原稿交给父亲过目，确认相关事实并加以订正。

父亲实际上缺了一边的肺，长时间说话容易疲劳；不过关于这点，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却是不可多得的叙述者。父亲的记忆不仅鲜明，谈话内容也相当有系统，不至于偏离主题。而且他又是心思异常缜密的人，没有窜改自己的记忆，能够把当时的实际感受与看法，率直而不加修饰地告诉听者。甚至访谈过多人的林氏都表示，很少见过类似的受访者。

而父亲具备的观察能力，往往令我们感到惊奇。例如本书第一章提到他的哥哥辉一，在谈到高圆寺的祭典上配合《东京舞曲》庆典歌曲敲击太鼓的话题时，父亲说：“这种曲调的风行，或许也说明了东京市内已经聚集了许多来自各地方的人们吧。”“配合《东京舞曲》敲击太鼓”这个事实，与“已经聚集了许多来自各地方的人们”这样的社会背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洞察。加上对于自己哥哥的回忆，往往容易加入大量的情感，能在叙述中抽离自己的情感描述客观事实，并非一般人所能办到。父亲并未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具备这种能力，只能说是天生的，或者是自行训练出来的吧。类似这种观察力与客观的态度，在本书中随处可见。

在某种意义上，父亲是个性格淡薄的人。对于悲惨的经验，以旁观者的语调述说戏剧性的经过时，绝对不会添加任何浪漫的色彩。保持一贯冷静客观的态度，偶尔掺杂着幽默谈论事实。

借用父亲的说法，就是“实际经历过这些的人，就是如此”。然而是否任谁都会这么表现，我无从判断。只有谈到军队入伍、和外祖父母道别时，表达上有些停顿，除此之外没有出现类似的状况。这些事情对父亲而言就如同日常生活一般，即便在争取战后赔偿之际，他也都是以淡淡的口吻阐述自己的回忆。

这种性格的人物作为口述历史的主述者，相当值得信赖。可是，类似这种人物，也很少写下自己的切身体验。会留下个人史记录的人，往往是拥有相当学历与文笔能力的阶层，特别是拥有自己强烈想法的人居多。前者的叙述往往只能表达某一阶层的观点，后者则又欠缺客观的视角。父亲不属于任何一类，而且实际上，对于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几乎完全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

如前所述，首次进行访谈时，我还没有计划要把访谈写成文章，但在一连串的谈话后，我的初衷改变了。之后我取得林君的许可，开始撰写本书，并先于《世界》杂志二〇一四年十月号至二〇一五年六月号进行连载。如此一来，帮助不书写、不曾留下记录的人，为后世留下他们应被传承的记忆，我认为这是一位历史研究者应当扮演的角色。

＊

本书中描写的我父亲的经历，称得上当时普通“日本人”的人生经历吗？这也牵涉本书的学术性意义，但确实相当难回答。暂且不提西伯利亚战俘经验，战后的赔偿诉讼中与朝鲜人原日本兵列为共同原告的事例，大概没有第二个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有人会评价说“这并非普通人的生活”。

但所谓的“普通人”究竟是什么？在日本的话，或许是所谓的“上班族”吧。可是，从统计学的意义来看，这个族群在日本历史上从未成为最多数的一群。即便如此，“上班族”是一般普通人的生活状态，这样的错觉仍流布于整个战后时代。

举一个例子，一九六三年出版、之后改拍成电影，由山口瞳撰写的小说《江分利满先生的优雅生活》。男主角与我父亲一样出生于一九二五年，年龄设定与昭和年数一致（昭和几年就是几岁）。主角的名字取“最普通的一般人”之意，所以叫作“江分利满”[2]。

而小说内容描述的却是住在大型电机公司的员工住宅，过着大企业正式员工生活的人。如本书提及的，能过这种生活的人，占当时劳动人口的一成不到。将这种生活想象为一般人的平均生活，恐怕是因为购读该书的人多属都市中产阶级，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大学毕业后成为上班族”的人，理由或许就这么简单。

另一方面，与都市中产阶层相对照，还存在另一种印象，也就是位于地方的农民才是真正的“庶民”阶层。但自一九五〇年代开始，农民在统计数字上也不再是人数最多的族群。此外，如果单纯把居住于农村的人都称作农民，那我父亲在战后的某一时期也曾经居住于农村。

如本书内容所阐明的一般，父亲走过留下的足迹，即便他本人未曾意识到，但大致都沿着同时代日本社会的发展轨迹迈进。即便如此，父亲也屡屡做出与同时代多数人不同的选择与举动。如此说来，父亲的行迹，与“多数人”或“平均”有着什么样的相对关系？

对此，我如此思考。人的一生，在所有的场合中都属于“多数人”的人，并不存在。社会学上称脱离“多数人”的行为为“异常行为”（deviance）。但是，一辈子从未做出异常行为的人，恐怕本身就不是“普通人”了。

人们大体上都过着不显眼、可称之为“平凡”的生活。但一生之中总会经历几次危机，并且做出英雄式的举动。只是同时从大范围来看，仍受到同时代社会性脉络的规制。

而这样的情况，才是所谓“平均”的多数人。从这个意义来看，本书中刻画的父亲轨迹，属于非常“平均”的一群。

换个说法，也可以如此形容。若只是抽出危机时的经验，或者英雄性的瞬间来看，不论描绘的对象是个人还是集团，都无法描绘出时代整体的样态。当然，只描绘日常性的生活，也无法刻画时代整体状况。只有通过综合性地把握全体，在同时代的社会性脉络中找出定位，才可能完成立体性的历史描述。

如前所述，本书描述的人物，并非拥有高学历的都市中产阶层。从此点看来，本书便属于“不被记录的多数人”的生活史。但同时本书内容也没有仅注重战争与诉讼等戏剧性的部分，而是将其当作整体的一部分，做出综合性的记述，这也是本书值得一读之处。人类的行为往往包含了部分的动摇与偏差，但同时又受到全体结构的规制。本书中我所描写的，正是父亲个人体验过的动摇，以及规制他行为的东亚历史。这里所指的东亚不仅是日本，也包含了苏联、中国大陆与台湾、韩国。即便在日本，也与许多地方、各种阶层、诸般政策有所关联。本书的意图，即在尝试通过单一人物的细部描写，借以窥见整体样貌。

＊

实际上，我在二〇〇三年也曾经对父亲做过访谈。但当时只请教了西伯利亚拘留的经过。对于战前与战后的生活，当时还不关心。此外虽然问起西伯利亚拘留经验，但仍缺乏探究战俘营经营、苏联方面社会背景的视角。这部分虽然也是父亲的经历，但却不是当时的我能通过访谈引导出来的回忆。

所谓的记忆，会在叙述者与听者间产生相互作用。如果听众没有提问的能力，便无法引导出叙述者的回忆。如前所述，本书受益于优秀的叙述者，因此才得以成立。不过另一方面，作为提问者的我，因为拥有比十年前更充裕的知识与更广泛的关心，大概也起到不少互补作用吧。

要说理所当然，也确实如此，通过本书的访谈，更加拉近了父亲与我的关系。彼此间共通的话题增加，也让我更容易理解父亲言行背后的意义。而且通过讲述过往的事情，那段时间父亲的脸上又闪耀起了当年上班时的光辉，对我而言这也是一种单纯的喜悦。大概对父亲来说，能够有人热心倾听自己的经验，他也感到相当开心吧。

不过这种情况，缺乏听者的努力也无法发生。这不仅是在日本，在世界各地皆然，许多人的经验与记忆，都在缺乏倾听者的情形下就这么消失了。不管是自己的亲戚，或者近邻、同事，光是愿意侧耳倾听这些回忆，就具有相当的意义。

而且对听者而言，可以获得比叙述者更多的收获。因为人类存在的证据，就只存在于与他人、与过去的互动之中。

对人类来说，不明白自己为何生存于此，便会产生不安。市场上虽然提供了各种形式的商品来抚慰这种不安，但通过与周围的互动、对话，建构人际关系，比起被动的瞬间性购买行为，能够提供更多收获，也是可以让效果为持久的方法。

再次重复强调，所谓的记忆，是通过听者与叙述者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而所谓的历史，也属于此类相互作用的形态之一。将倾听对方的声音、努力赋予其意义的行为，称之为“历史”应该也不为过。

对于过去的事实与经验，通过听者的努力，赋予其意义，才能使其长久存续。如果不这么做，事实与经验便会消失，侧耳倾听这个声音的人，也会失去自己的立足点。此二者中该选择何者，应由活于当下的人担负起责任。

父亲终将过世，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实。但能够做的，便是倾听父亲的经历，赋予其意义，使其长久存续。这是生活于当下的我们所能办到的事情，也是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其他人可以处理的事情。我的愿望便是，读者诸君们也能借由阅读本书的经验，开始试着参与这样的努力。

小熊英二　二〇一五年五月

* 本书经作者授权略有删节

[1] 译注：书名的意思为“在日本的第一代的回忆”。

[2] 译注：日语可以读成エブリマン，也就是英语的every man。

001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非]德斯蒙德·图图 著

002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著

003 断臂上的花朵：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南非]奥比·萨克斯 著

004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5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06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07 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 月25日

　　[爱尔兰]康纳·奥克莱利 著

008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09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0 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1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荷]伊恩·布鲁玛 著

012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3 档案：一部个人史

　　[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

014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卡蒂·马顿 著

015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 著

017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英] 劳伦斯·里斯 著

018 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活史

　　[日]小熊英二 著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国家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徐贲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是一部政治性的游历思考记录，就像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和《新大陆游记》或英国移民作家奈保尔（V. S. Naipaul）的一些游历作品，可以称其为“政治游记”（political travelogue）。梁启超第一次到他不熟悉的欧美进行考察，他是带着中国问题去寻找对强国智民有用的经验，从一开始就是很明确的。然而，布鲁玛却不是这样，无论是在日本或周边国家学习、工作，还是在德国游历，他起初并没有“研究战争”的想法，这个目的是后来才渐渐形成的。《罪孽的报应》便是他的研究结果。然而，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二次大战本身的书，而是关于战后德国和日本如何“应对”各自战时罪孽的不同方式：一个是以悔罪的方式承受责任；另一个则是以抵赖和健忘来躲避报应，但历史失忆同样时刻伴随着罪孽的重负，不拿起只会变得越加沉重。

一、战争与国家罪孽

对孩提时的布鲁玛来说，头号敌人是德国人。他于二次大战结束了六年之后出生在荷兰，对德国的“敌人”意识是他那个国家的成年人传递给他的。尽管荷兰与德国有着文化上的相似性，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战后的荷兰人在地理和心理上都努力与德国人划清界限。一直到四十岁出头，布鲁玛才开始思考德国人如何记忆二战的问题。这时候，他作为学生和编辑[1]已经在日本和周边国家呆了许多年。所见所闻引起了他的思考，“很好奇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和记忆战争的，他们对战争抱有什么幻想；在了解过去后，又如何审视自我”。 他对德国人的相同追问也随之产生。因此，《罪孽的报应》中对日本的观察和思考显得更加深入、透彻，对于作为日本侵略战争受害者后代的中国读者来说，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部分。

布鲁玛注意到，直到今天，日本人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言谈中经常“掺杂着大量德国人名：斯宾格勒、赫尔德、费希特，甚至还有瓦格纳。日本的浪漫主义者越是强调日本性的精髓，他们的口吻就越像德国的形而上学者”。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战前德国吸引日本人的那些元素——普鲁士威权主义、浪漫民族主义和伪科学种族主义——在日本留存了下来，反观在德国却十分不受欢迎”。为什么会这样？正是带着这个问题，他决定拓宽原先的认识，写一本关于日本和德国战争记忆的书。

这是一部由个人游历观察、见闻、对话、访谈，以及对文学、电影、大众文化作品和知识分子争论等相关话题之感想和思考所合成的“游记”。书可以一段段分开来阅读，随处都有亮点。但是，那些似乎独自成章的部分之间有着多重议题联系，贯穿着对战争记忆、国家罪行和民族悔罪等问题的思考。从二次大战结束至今，这些问题一直是世界乃至中国的思想界和政治、历史研究领域的重点关注对象。这不是一部专门的学术研究著作，却以其翔实的具体材料和敏锐的思考在学者中引起了不同寻常的回应。

布鲁玛通过他的政治游记要表明的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其种族或文化的固有本质特征，而是政治结构。对德国和日本战后悔罪起到关键影响的，是两国战后不同的政府制度及其形成过程。

这令人想起蒋百里在日本发行的学生杂志《浙江潮》上以笔名“飞生”对梁启超《新民说》的批评。梁启超提出用铸造新民、改造国民文化来改造中国政治。蒋百里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他写道：“自理论上言，则有新民固何患无新政府；而自事实上言，则必有新政府而后可得新民也。” 蒋百里认为，政府容易改变，但国民性则积重难返，“不教之以变少数、短年易变之政府，而教之以新多数、积重之民俗，吾知其事之万不可期”。他主张：“治乱国，则当用简单之法……教野蛮柔弱之国民，则当简单直捷，以鼓励其前进之气。”梁启超写了《答飞生》回应道：“大抵有新政府而后有新民欤，抑有新民而后有新政府欤？此二说者，殆与‘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之语，同一理论，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强畸于一焉，均之非笃论也。”能够通过改变政府来改变国民性固然好，但现在的政府不足以依赖，怎么办？还不是非得“从新民处下一番工夫”不可吗？所以，“今日欲改造我国家，终不得不于民智、民德、民力三者有所培养”。

布鲁玛认为，德国人从纳粹统治转变到民主宪政，之所以发生了民智和民德的改变，表现出新的国民风貌，是政治制度发生实质变化的结果，不是一下子有了不同的德国文化。相比之下，日本的政治制度没有发生这样的实质变化。他在分析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悔罪的根本理由时直奔主题地指出，“没有对政治责任——准确地说，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责任——的承担，日本就不可能产生一种面对过去的成熟态度。必须先有政治变革，接着才会有心态变化。修宪只是一部分努力；更换政府起码同样重要。因为只有一个新政府才能与战后秩序一刀两断，而这一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战时政权的玷污”。裕仁天皇便是日本秩序的延续和无法一刀两断的具体代表。

美国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曾提出一种人类学上的解释，认为德国与日本战后的表现不同，原因在于日本人有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属于基督教的“罪文化”。对此布鲁玛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德国人和日本人是危险民族，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种劣根性”这种文化差异本质论观点是错误的。

在布鲁玛看来，问题的关键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文化因素”。他要告诉那些抱怨民族弱点或以民族文化特色为借口的人，文化决定论和命定论都不应是历史发生的解释。无论一个国家曾经在罪孽和灾难中陷得多深，出路还是有的，就是自由民主价值和制度的建立。而即使是德国，在悔罪成为共识的今天，仍然会有新纳粹分子从事政治的而非文化的颠覆。布鲁玛警告：

当领袖掌握的权力不受限制，追随者又获准可以欺凌弱者时，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成为危险分子。脱缰的权力会勾起个体和暴力团伙心中的野蛮。尽管程度和形式并不相同，但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永远都是其例证。可是，在联邦德国，或者说在日本，今天的形势并不是这样。人性并未改变，政治格局却已今非昔比。这两个国家的人可以用选票把卑鄙无赖赶下台。那些选择无视这点而去寻找民族性“该隐记号” 的人，并未从过去当中吸取教训。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比较战后德国与日本在悔罪问题上的巨大差异。涉及对战争性质的思考和国家认同，它们分别是：政体的改变和国民的政治成熟；民族主义的影响；确认加害者和受害者；天皇制与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极权的不同。这四个方面都尤其与日本人不愿悔罪或根本觉得无罪可悔有关，也都归结为布鲁玛的基本论点：不是文化特殊性的弱点，而是政治上的不成熟，限制了国家对过去罪孽的记忆与悔悟。

二、差别的宪政与政治成熟

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变可以成为转变国民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条件和推动力量。然而，改变主要是通过内部自主发生，还是由外部力量逼迫着强制发生，这二者间有着极大的不同。战后德国和日本便是这样两种不同的情形。布鲁玛指出，德国战后的政体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国人自己主导的，“1949年，德国法学家起草了《德国基本法》。1954年，西德正式成为主权国家，尽管国内仍然留有西方大国的驻军。德国通过了一部紧急状态法，授权自己掌管本国防务。除柏林以外，占领已正式宣告结束。但在日本，从某些方面看，军事占领至今仍未完结”。

战后日本的宪法是由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主导的，布鲁玛评述道，这部“读起来就像是直接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宪法，剥夺了日本的自卫权。多数日本人已对战争无比厌倦，且高度不信任军事领袖，于是欣然接受”。这里主要涉及日本宪法第九条：“日本人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此外“不保留陆、海、空三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但是，冷战的爆发又促使美国人做出一个自相矛盾的政治决定，逼迫日本人推翻自己的宪法，建立一支本不应该存在的军队——自卫队。

这就造成了德国与日本战后政治发展和国民政治成熟的差异。德国战后有明显的文化断层，德国人通过广泛而积极的宪政讨论，在政治上迅速成熟，相比之下，日本人则一直处于政治幼童阶段，迟迟没有成熟起来。布鲁玛介绍了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哈贝马斯（他们对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参考和新语言），文学家君特·格拉斯等人的思想贡献，以及发生在德国的相关争论，包括对纽伦堡审判的不同立场与观点。是民主制度保障了战后德国思想活力，德国人是在不同意见的存在、交锋和争论中成熟起来的。布鲁玛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生动地展现了德国人政治讨论的热情：“德国电视里，唇枪舌剑的讨论节目比比皆是，人们围坐在圆桌旁，就时下热点问题展开辩论。听众坐在小桌边，边小口呷饮料，边听嘉宾们滔滔不绝的发言。气氛一般很严肃，有时争论会趋于白热化。人们很容易嘲笑这类节目的一本正经，但是其中自有值得称道之处。部分得益于这类谈话节目，大批德国人才对政治辩论熟悉起来。”

相比之下，日本没有德国的那种思想断层和活力激荡，“没有流亡作家和艺术家返回故乡，拷问那些留下来的人的良知。日本没有自己的托马斯·曼或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在日本，所有人都留了下来。不少原左派人士在1930年代正式放弃他们的政治立场，过程颇为正规，被称为Tenko，直译是改宗，但战争一结束他们就重新捡起马克思主义。有的作家，比如永井荷风，曾在私底下表达过对战时日本状态的震惊，并在日记里嘲讽军国主义的粗鄙拙劣。然而，‘内心移民’差不多算是任何日本作家——少数共产党人除外——所能做出的最大程度的抗议了”。

德国人能从宪政和自由民主的立场反思过去，而日本人则做不到。大多数上了年纪的日本人承认，确实发生了罪恶的事情，然而，就算是那些非常厌恶战争的人士，他们也缺乏合适的道德参照和政治哲学语言，无法像雅斯贝尔斯或哈贝马斯那样对过去进行深入反思和讨论。布鲁玛在文中曾一笔带过这种缺失的“公共发声”：在1990年为期一周的法兰克福书展，德国的君特·格拉斯和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之间进行了一场公开讨论，“两人都在战争期间长大成人，也就是说，都在学校里被灌输了军国主义宣传。他们也因此成为了反法西斯事业的文学倡导者，尽管大江不同于格拉斯，迄今还没怎么就政治发过声”。

美国人对日本人政治上不能成熟负有责任，布鲁玛指出，“日本被置于一份慷慨的《凡尔赛条约》之下：虽丧失主权，财政却未遭压榨。美国鼓励日本人致富，但他们危险的双手不得再染指战争。此时的国家管理者，和当初管理日本帝国的几乎是同一批官僚。选举体制被人操纵，使得一个腐朽的保守派政党在几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大权在握。这一安排既合乎美国的心意，也很对日本官僚、自民党政客、大财团的胃口，因为其确保日本一直会是一个富强、稳定的反共盟友。但除此之外，这种安排还扼杀了政治辩论，阻碍了日本人走向政治成熟”。

正是由于在政治上的幼稚，日本社会在对待国家罪行的思考上严重滞后于德国。与善于独立思考的德国公众相比，日本社会里却充斥着沉默的大多数和糊涂的大多数。在日本始终难以形成对战争罪责、人道灾难、记忆伦理、新型国家认同等重大问题的深入反思和公共讨论，也使得日本难以摆脱在国际政治中的被动局面。作为一个强大的、非西方的现代国家，日本需要有更大的国际尊敬和影响，但是，由于与曾经被它侵略的亚洲国家之间的宿怨无法肃清，日本难以真正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敬。日本由于不能彻底地清算过去，所以总是困扰于一些被忽略或不能认真对待的问题，处在道义和政治双重被动的窘境之中。

三、浪漫民族主义和宪法爱国主义

战后日本和德国不同的第二个方面，是日本没有办法像德国那样摆脱战前和战时起过关键作用的浪漫民族主义，从文化的自我认同转变为对自由宪政共同体的认同。日本人的浪漫民族主义原本受德国影响，自认为在“民族性格”上与德国人相似，但战后的德国人摒弃了这种浪漫民族主义。相比之下，日本人不仅做不到，甚至都不能清醒地意识到浪漫民族主义的虚妄和危害。这标志着日本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同时也是政治上不能成熟的必然后果。

布鲁玛从政治而非文化的角度提出德、日两国的浪漫民族主义问题：“在对战争的看法上，日本人和德国人之间存在一道鸿沟——我们这里姑且暂时抛开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区别。问题在于，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德国人的集体记忆看似和日本人如此不同？是文化原因，还是政治因素？答案是从战后，还是从战争本身来找寻？或许德国人更有理由哀悼过去？”德国人更有理由对浪漫民族主义恋旧，但德国人并没有这样做，而日本的情况则正好相反。

在与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接触过程中布鲁玛发觉，“我经常从德国人那里听到‘典型德国做派’这句话，而且口气几乎清一色都是贬义。相反，日本人说‘典型日本做派’时，通常都带着一丝自我辩护和自豪”。日本在19至20世纪师从德国，获益良多，但学到的东西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自由气氛已经格格不入了。战前的日本同德国一样，以知识分子和政客为首的精英人士往往感到有必要借助浪漫民族主义，来抵消某种民族自卑感。他们引进费希特的浪漫民族主义理论便是为了振奋日本人的自尊心。

战后的日本继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恋旧。布鲁玛在观察中发现，“时至今日，在经过日本人因地制宜的改造后，这些（民族主义）理论中的大多数依然广泛出现在电视、大学院校和流行期刊中。犹太人主宰世界这一凭空想象出来的阴谋论在日本民间神话外围沉淀了下来，而在战前受到舶来德国思潮大力提倡的单一种族意识形态在日本则远未绝迹”。

有意思的是，日本人愿意觉得自己像德国人，但德国人却不愿意拿自己与日本人对比，这是因为两个国家有了不同性质的国族自我认同，正如布鲁玛所看到的，“这两个民族在彼此身上都看到了自己吹嘘的品质：尚武精神、种族纯洁、自我牺牲、严于律己等等。战后，西德人竭力想要摆脱这种形象，日本人则不同。这意味着，在日本任何对昔日德日联盟的眷恋之情，在德国则很可能让人感到难堪”。布鲁玛提供了一个例子——他的书里穿插着许多这样有趣的例子——1987年，位于柏林的日德中心正式对外开放。为了庆贺其诞生，“日本人提议举办研讨会，探讨神道教天皇崇拜和日耳曼民族神话之间的相似性。这么做并无批评或嘲讽之意：出主意的是东京一座神道教寺庙的僧侣。德国人礼貌地回绝了”。

战后，德国人以认同德国宪法来构建自己的国族认同，而日本人更多的是用抵抗“他者”——主要是“反美”——来找回自我。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左翼和右翼人士找到了共同点。布鲁玛写道：“日本的左翼和平主义同常和右翼有联系的浪漫民族主义存在共通之处：左右两派都对被美国人夺去集体记忆一事心怀怨恨。浪漫民族主义者认为，战后的美国占领者有意瓦解了神圣传统，比如说天皇崇拜，失去它日本人就会丧失身份认同。”许多左翼和平主义者实际上是浪漫型的反战主义者，他们相信，“美国为了掩盖自身罪行，且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以利冷战，便试图抹去有关广岛的记忆”。在这里，“广岛记忆”成为日本人受害者心态的悲情国族认同的一个主要元素。

德国人战后之所以能够摆脱浪漫民族主义，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新的宪法爱国主义观念。哈贝马斯说：“宪法爱国主义是唯一能让我们不与西方疏离的爱国主义。令人悲哀的是，基于信仰而生的对普世宪政原则的忠诚，只有在奥斯维辛之后——也端赖奥斯维辛——才在德意志这支文化民族（Kulturnation）中树立起来。”这是一种自由的爱国主义，它“意味着要斩断和过去、和‘文化民族’的联系”。

只有运用新观念，才能更有效地终结旧观念，因此政治启蒙和教育下一代成为关键。布鲁玛对比了德国和日本教科书对下一代国族认同的不同影响。德国教育法明确规定，教学材料“不应阻碍学生形成自己的主见”。以巴伐利亚州高中历史教材为例，这个规定得到了严肃的对待，“课本每一章节的提问用意不在考验政治正确性，而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教材摘录了一段纳粹桂冠法学家卡尔·施密特1933年为纳粹党合法性辩护的话。施密特说，纳粹既非私人组织，也不是国家，它自成一体，法庭无权过问。紧随这段引言之后的是党卫队军校某校长于1937年所作的一篇演讲词，告诉军校学员说，他们将要成为新型希腊城邦国家里的贵族，只对希特勒惟命是从。巴伐利亚州高中的学生在读完语录后，被要求围绕“在一个建立于错误规范之上的国家，个体应如何行事”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这便是德国人学习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的基本教育。

相比之下，日本教科书在文部省的监管下，被要求淡化和隐瞒日军的野蛮罪行。布鲁玛详细介绍了日本历史教授家永三郎的遭遇。他1952年编写了一本高中历史教材，1956年文部省认为，家永对日本亚洲战争的描写太过“一边倒”——换言之，太负面了。常有人令他重写。家永终于忍无可忍，于1965年起诉政府违宪。他在1967和1984年分别和政府又打了两场官司。1980年代，他被要求删除有关南京大屠杀、日军奸淫妇女和日本在伪满的医学实验等段落。家永称，审查教科书有违战后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直到1992年，已经七十九岁的家永仍然在东京高等法院打官司，期间经历了不断的上诉和被驳回。家永感慨万分地说：“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日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不少德国人抵抗过，并为之献身。而在日本，几乎没人抵抗过。我们是个唯命是从的民族。因此，如今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打赢这场官司，而是应该毫不动摇地斗争下去。”像家永这样的人在日本是绝对的少数。

四、“战争受害者”的神话

在政治不成熟和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之外，日本不悔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害者”心态——不仅是受害者，而且还是英勇抵抗的受害者。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神话。“反西方”是日本人国家认同的一个元素。在战后的日本，“反美”成为一个从“反西方”翻新而来的国族认同元素，焦点是美国加于日本的《和平宪法》：“鹰派愤怒于美国人把日本变得一蹶不振；……鸽派则恨美国人阉割了《和平宪法》（指冷战时美国让日本拥有军队）。双方都很反感被人当成帮凶，且都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要日本人承认他们的战时问题为什么比德国人更难。”

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就在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的同时——也因为他们选择这一记忆——他们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这是日本人历史短视和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的主要原因。

日本的“历史失忆”与德国对悔罪的念念不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特别典型的便是“广岛记忆”。日本人每年有两个纪念日：一个是8月6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另一个是8月15日的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广岛成为美国“战争罪行”的证明，也成为“和平”反对一切战争的“民众抵抗”旗帜。广岛记忆成为日本人作为二战受害者和牺牲者的象征。布鲁玛指出：“日本人就算要讨论战争，通常是指和美国的战争。许多对侵华战争持强烈保留态度的日本人在1941年听到日本进攻美国后，心中都洋溢着爱国主义自豪感。对南京大屠杀心怀愧疚，绝不意味对偷袭珍珠港也抱有同样的罪恶感。德国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记纳粹和屠犹历史；反观日本青年，他们想到的只有广岛和长崎——兴许还有南京，不过仅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学校老师和新闻记者的开导之后。”

在许多日本人看来，现在的广岛，特别是广岛的和平博物馆，是“世界和平的麦加”，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纪念中心，络绎不绝的来访者来此见证战争的罪恶和对日本平民犯下的巨大罪行。广岛的一位教授称美国投掷原子弹是“二十世纪最大的犯罪”。在广岛，日本是受害者的看法被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人们坚称广岛死者是无辜的，这种“无辜受害者”的记忆排斥了日本是侵略者的记忆。布鲁玛指出，“和平广岛”其实是一个神话。他写道：“广岛根本谈不上无辜。1894年，日本同中国打响‘甲午战争’时，部队正是从广岛出发、开赴前线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挥部搬到了广岛。这座城市因此变得富有，十一年后的日俄战争则让它更加富庶。广岛一度还成为军事行动的中枢……在遭到核打击时，广岛是帝国军队第二大本营（第一在东京）。简言之，这里遍地都是军人。”布鲁玛进一步指出：“广岛市民的确是受害者，但凶手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导人。”讽刺的是，1987年，当广岛当地一伙和平活动人士向市政府请愿，要求把日本侵略历史纳入和平纪念馆展览内容时，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日本是战争受害者”，这个神话能被日本不同意识形态的阵营所接受并各自做出解释，他们之间虽然有分歧和对立，却能在这个神话周围结成某种同盟的关系。日本的保守派把由美国主导的日本宪法视为对日本主权和尊严的侵犯，日本的左派虽然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一样对美国抱有敌意，他们反美，认为冷战期间华盛顿干预了日本宪法第九款，迫使日本成为冷战冲突的帮凶。即使政治自由派也经常声称，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掷的两颗原子弹清洗了日本的战争罪孽，使日本人获得道德权利，可以“审判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布鲁玛指出，这种态度成为日本一些“和平教育”的基调（当然在日本国内也是有争议的），在相当程度上，美国介入日本政治的方式应该为此负责。但是，日本的“和平主义” 将国家罪孽变成了美德，在与他国相比较时，几乎成了优越感的记号。这种和平主义也会造成历史短视。

当日本人把目光从广岛转向南京时，这种历史短视尤为明显。许多日本人否认有南京大屠杀，这与德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德国，只有极少数人不承认大屠杀，但在日本，相当庞大的保守势力坚持认为，对日军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的报道是夸大其词，平民伤亡是战争必然造成的结果。日本年青一代对日军罪行的认识之所以模糊而不完整，日本的教科书回避历史事实是一个主要原因。保守的教育部（文部省）和左派教师的争论对峙陷入僵局。德国教科书把对纳粹的抵抗提升到政治德性的高度，相比之下，在日本，当年支持战争的信仰价值观（神道教）和天皇制度至今仍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批判和否定。

五、从天皇脱罪到日本人赦免

阻碍日本充分认识侵略战争和人道灾难罪行的再一个政治因素，便是日本的天皇制度。布鲁玛敏锐地看到，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和立场就涉及天皇制度。这是他从对南京大屠杀的多种说法中一点一点仔细剥离出来的——像这样的分析例子在《罪孽的报应》还有许多，细心的读者不妨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细细体会。

布鲁玛汇集了多种关于南京屠城的观点。有一种观点是，由于经过精心策划，广岛原爆的罪行要比南京屠杀严重得多，“不像欧洲或中国，在整个日本历史中，你都找不到一起（像广岛那样）有预谋、系统性杀戮的事件”。布鲁玛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南京大屠杀，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既然作为暴行符号的南京屠城被一些人视为日本实施的‘屠犹’，对二者加以区分就显得很重要”。就连反对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士也认为这场屠杀并不具有系统性。其中一位写道，他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之大和惨绝人寰，“但这或许是对淞沪抗战中守军激烈抵抗的一种报复”。另一位则认为：“在战场上，人面临生存的终极选择，要么生，要么死。尽管一些极端行径为天理所不容，但心理上可能无法避免。然而，在远离战场的危险和无奈后，若仍按照一项理性计划实施暴行，那么便是邪恶的凶残行为。我们的德国‘盟友’设立的奥斯维辛毒气室，以及我们的敌人美国投下的原子弹，是理性暴行的经典案例。”还有一种说法同样把南京屠城与希特勒灭犹加以区别：“南京屠城的（军事力量）并不是某种足以毁灭世界的超自然力量，它也不能算是灭亡整个民族计划的一个步骤。”

面对这些“理解”南京屠城的说法，布鲁玛一针见血地指出，南京屠城是“在意识形态的教唆下”发生的，“侵略者杀死‘劣等民族’是符合神圣天皇旨意的”。他写道：“这正是右翼民族主义者最耻于承认的一点……对于左派和不少自由派而言，南京大屠杀是由天皇崇拜（以及帝国主义崇拜）所支撑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象征，这也就是它成为战后和平主义基石的原因。要避免另一场南京大屠杀，就有必要坚持《和平宪法》第九条。民族主义右派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要重塑日本人的真正认同，必须恢复天皇作为国家宗教领袖的地位，并且修改第九条，以使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军事强国。鉴于这一原因，南京大屠杀或任何日本极端侵略行为的范例都必须被忽视、淡化和否认。”也就是说，否认南京大屠杀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认识问题，而是涉及维护天皇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

认识纳粹德国与天皇日本的不同，是理解战后德国和日本在悔罪问题上出现巨大差异的关键之一。纳粹德国是现代极权的一党统治，它的宣传和组织对人民所进行的洗脑是与德国人的自由精神相违背的，德国人被纳粹意识形态改造了。日本是一种古老的宗教（神道教，它也是天皇制度的核心），日本人并不是在裕仁天皇时期才被神道教改造，一直到今天，这种国家宗教仍在延续，仍然是许多日本人的信仰。战后德国与希特勒的纳粹极权制度完全切割，战后日本则无法与天皇制度完全切割。二战期间，德国犯下的是“反人类罪”，而日本犯下的则是战争罪行，厘清这一罪行的最大障碍，是天皇在战后日本政治制度中的位置。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核心是天皇，由于天皇的存在，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一直延续至今。德国放弃了这种浪漫民族主义，代之以“宪法民族主义”，甚至比许多其他西方国家更加坚持和强调宪政和自由民主政治的普适价值：自由、平等、人权和人的尊严。

日本之所以难以与过去断绝，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暧昧不明的政治体制——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国家。布鲁玛指出：“比较容易做到的是改变政治体制，继而希冀人们的习惯和偏见会随之变化。这点在德国比在日本更容易做到。整整十二年，德国被控制在一个罪恶的政权手中，掌握政权的是一群兴风作浪的政治流氓。铲除这一政权算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而在日本，这个国家的法西斯主政前后并没有明确界限。事实上，日本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西斯国家，它既没有法西斯或国家社会主义执政党派，也没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最接近这一角色的是天皇，但不管他有过哪些头衔，都算不上是法西斯独裁者。”

日本也没有德国那种明确的责任制度，在日本起作用的是一种被称为“不负责任的体制”（构成它的是“神轿”“官吏”“浪人”三种角色），日本的指挥系统“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因此，尽管战后德国的纳粹领导层被一锅端，但反观日本，不过是少了几位海陆军将领罢了”。天皇是这个不负责任的体制中最大的“神轿”，“1945年后，麦克阿瑟将军选择保留的恰恰就是这种权威象征，这一最神圣的‘神轿’…… 利用帝制象征巩固自己的权力。结果，他扼杀了日本民主制度运转的希望，并严重扭曲了历史”。既然要保留天皇的权威，“裕仁的过去就不能沾上任何污点；可以说，象征物必须和以其名义犯下的罪行撇清干系”。所以，东京审判时，裕仁天皇不仅逃脱了制裁，法庭甚至都不能传唤他出庭作证。日美两国达成协议，最高“神轿”不得受一丝牵连。这是一笔政治交易，牺牲了战争受害者的正义，其非正义的后果一直延续至今。只要天皇还摆在这个位置上，“日本人就会在坦白过去一事上扭扭捏捏。因为天皇对发生的一切均负有正式责任，而通过免除他的罪责，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

天皇不是希特勒，但这不是为天皇免罪的理由，“日本人的意识形态虽然并不包含‘最终解决方案’，但在种族主义的程度上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难分高低。它即便没有驱使日军大开杀戒，也为其野蛮行径提供了合法性。日本人可是亚洲的‘主宰者民族’……一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在电视访谈节目上说，他之所以杀起中国人来能丝毫没有良心不安，只因为他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杀人甚至还有一层宗教意味，因为这是‘圣战’的构成要素”。裕仁天皇和希特勒并不具备可比性，但发挥的心理作用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而这种心理作用所驱使的行为——以活生生的无辜者为对象的杀戮和残暴——也是同样罪恶的。

*****

任何简单、粗糙的对比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战后会出现德国悔罪和日本不悔罪的差别。布鲁玛的《罪孽的报应》为我们深入细致地理解这一差别提供了帮助。他对这个差别的解释不是“历史化”的，而是有着明确的记忆伦理和人道价值取向，那就是，德国的悔罪是一种日本至今未能取得的政治成熟和道德进步。

历史化可能成为逃避历史责任的借口，它的目标是“拉开与过去的距离，冷眼看待历史”，其结果往往是以常规历史来看待并非常规的、非常邪恶的事情。这样的历史态度会让“冷眼看待”变成“冷漠旁观”，甚至让旁观者因为“理解”加害者而对他们产生认同感。认同加害者是不道德的，也非正义的。

日本的保守势力就是这样对日本二战侵略战争进行历史化处理，进而为之辩护的。他们说，战争是为民族存亡而进行的斗争，日本军人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军人更坏，就荣誉心和牺牲精神而言，他们甚至更加优秀。这种历史化使得南京大屠杀这样惨绝人寰的杀戮正常化了。

然而，拒绝对过去罪恶历史化并不等于已经替受害者说话，事实上，今天的后人是无法代替当年的受害者说出真相的。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也许正是像布鲁玛那样，不只是从个人道德良心，而且是从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化（宪政和自由民主）来期待绝大多数人有意识地改变他们旧有的思考习惯和偏见，也就是布鲁玛所说的，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这不仅是针对日本的二战罪责，而且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严重政府过失或罪过。德国战后的悔罪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承认和赞许，也成为政府改正错误的道德决心和行动勇气的象征。尤其是在政府仍拒绝对过去罪行忏悔的国家里，人们不断用德国的悔罪作为正面榜样，要求政府悔罪并要求政治制度有相应改变。这是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人们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成熟的一种表现。

政治上的成熟包括道德上的成长，表现为——用历史学家巴坎（Elazar Barkan）在《国家的罪过》（The Guilt of Nation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xxviii）中的话来说——“以越来越强的政治意愿，甚至紧迫感，来承认自己的历史罪过。承认罪过可以让加害者的良心更干净，也直接有助于他的政治效益。无论是其一还是其二，道歉都表达了一种因造成他人伤害而背负罪孽重负的痛苦，以及对受害人的同理心（empathy,即换位思考）”。了解日本战后在道歉和悔罪道路上所遭遇的障碍，不是为了单纯的道德谴责，而是为了对国家之罪和历史非正义有一个更好的认识，也是为了看到，在新的国际人权道德环境下，加害者对受害者所作的正式道歉已经是一种必需的道德义务，也是一种对未来仇恨化解和道德秩序重建的真诚政治承诺，在国际间是如此，在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对日本是如此，对所有其他国家也都是如此。

[1]他是《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的美术编辑。

献给我的父亲

前言

足球，特别是欧陆足球，是检视各国国情一个很有用的风向标。2006年，德国举办了世界杯。除开决赛中齐内丁·齐达内的“铁头功”让人大跌眼镜外，这届世界杯还因为德国人迸发出的毫不做作、欢天喜地的爱国热情而显得与众不同。在过去，德国人有充分理由对在全世界面前挥舞民族标志物感到犹豫。这一次，他们这么做了过程中，流露出的友善让人无法将其误认为是什么邪恶的事。尽管德国队在2006年未能杀入决赛，但德国人似乎很骄傲于自己是德国人。

那届世界杯的另一大非凡之处在于，德国队赢球时，似乎没人会太往心里去。在过去可不是这样。比方说你是荷兰人、法国人、捷克人或波兰人的话，输给德国就好像又被侵略了一样。因此，难得战胜德国队时就会大肆庆祝，仿佛甜蜜复仇。二战结束半个多世纪后，这种情绪似乎终于消散了。对了，德国最好的两位球员都是波兰裔[1]。

随着记忆淡去，人们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尽管有些历史记忆挥之不去，很是要命。但我相信，这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当我在1994年写作《罪孽的报应》一书时，世人仍很畏惧德国，也不信任这个欧洲经济强国。就在前不久，德国人在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柏林街头欢庆两德统一，震天响地高喊“我们是一个民族”的口号。这在那些记忆尚未淡去的人听起来有一丝不祥的意味，某些德国人尤其如此。但到2006年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那句名言——“有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痛回忆，德国就应该永远分裂”——听着比1989年时更像是在自抽耳光，荒谬得无以复加。作为欧洲一分子的德国做得十分出色，几十年来一直规规矩矩参与欧洲机构和北约的事务，因此若再对新一代德国人心怀戒备，会显得心胸狭隘。毕竟二战时，他们可尚未降临人间。不过，德国人之所以获得邻国更多信任，是由于他们正一点点学着信任自己，尽管这一过程缓慢而痛苦，且有时并不彻底。

总而言之，在西德，小说家、史学家、记者、教师、政客和电影导演都已经反思过德国最近的一段残暴历史，有时会执念于此，但态度往往相当开放和坦诚。很少有德国学童会不知道自己国家过去的滔天罪行。如果说有杂音的话，那么也确实有部分人开始对这种不间断、填鸭式的教育感到厌烦。直到21世纪，依然有公众人物就战争发表不甚光彩或不成体统的言论，但这些人随即会遭到其他德国人的口诛笔伐。

对于德国人，二战根本就不是一件值得说笑的事，也不应该是。但在2008年，一位犹太裔瑞士导演拍摄的电影《我的元首》（Mein Führer）票房大热。这或许是个好现象。拿自己的国家开涮总比自抽耳光要好。倘若说人类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是可以“应对”的话，那么德国人总体而言可谓应对自如。

* * * * *

同样的话，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用来形容日本呢？日本人在2002年同韩国联袂举办了一届世界杯。日本国家队的球员年轻而时髦，在他们意外获胜时，日本年轻人也会怀着同四年后德国人一样兴高采烈的劲儿，为国家队欢呼叫好。然而，韩国等亚洲邻国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却并未消失。因为尽管那些挥舞旗帜的日本青年看着没有什么好勇斗狠的念头（或者对历史一点概念都没有，这也成问题），但他们一部分供职于政府和大众传媒的前辈，却仍在就战争发表起码是让人不安的看法。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复一年地参拜供奉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对战争罪行的辩解和否认之声依然不绝于耳。很明显，太多有头有脸的日本人并未“应对”过战争。

按理说日本人对此应感到更自如才对。亚洲的战争很血腥，既发生过南京大屠杀和马尼拉浩劫，也见证过劳工被迫修建泰缅铁路、最后活活累死的血泪史；从新加坡到苏门答腊，遍布着惨无人道的战俘营；中国在战时死亡上千万人。凡此种种，都在亚洲的历史上留下了永恒的伤疤。但与纳粹德国不同的是，日本并没有系统性灭绝一个民族男女老幼的计划——这个民族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被认为不配有生存权。

反常的是，这一切也许使日本人更难正视历史。第三帝国倒台后，除了部分精神失常的边缘群体外，鲜有德国人会容忍犹太人大屠杀，更别提以此为荣了。“我们并不知情”在1950年代是一种普遍反应，但到了1960年代，这句话在年轻一代眼里已经变得令人不齿，因而羞于提起了。这场蓄意的种族灭绝罪恶滔天，昭然天下，因此根本不容辩驳。

日本人从没取得像德国人那样的共识。右翼民族主义者喜欢借日本没有屠犹这点做文章，以此证明日本人根本没必要对这场战争感到愧疚。在他们眼中，这场战争跟其他战争一样。残酷么？没错，但历史上所有大国参与的战争都是残酷的。事实上，鉴于太平洋战争的对手是西方帝国主义者，这就是一场可以被正名的——甚至是神圣的——亚洲解放战争。

从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鲜有日本人会采纳这一观点，反观这一时期的多数德国人，却还在竭力忘却历史。战后最初几年，日本小说家和导演在面对军国主义罪行时都十分坦诚，这点实属罕见。这份坦诚在2009年反倒失色了。目标读者为年轻人的流行漫画书赞美日本军人和神风队员的英勇事迹，而中国人和他们的西方盟友则被描绘成一群奸诈好战之徒。2008年，日本航空自卫队参谋长宣称日本是被中美两国“拖入”战争的。

怎么会这样呢？人们往往认为这一定能在文化上得到解释。在东方人的观念中，耻感必须靠沉默、抵赖等做法来加以掩饰。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对这一说法予以了大力驳斥，如今我依旧这么看。德国人在道德上并不比日本人更高尚，罪感和耻感也不比后者更强。曾几何时，他们的普遍态度也是逃避。

事实情况是，日本依然为历史问题所困扰，这些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应得到解决。之所以没有，更多是出于政治而非文化原因。这不光同1946年美国法学家起草的《和平宪法》有关，也同天皇体制扮演的角色有关。战后，麦克阿瑟将军出于权宜之计，豁免了日本皇族的战争罪行。

在德国，第三帝国走向覆灭是历史的一次彻底扭转。但即便处在盟军占领下，在天皇被迫放弃神圣地位后，统治日本的大抵还是同一批官僚和政治精英，不过凌驾在他们头上的是一部全新且更民主的宪法。因为在日本不存在类似纳粹党的组织，没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日本军国主义就被归咎为“封建”文化和武士道精神的恶果。正如人们难以信任一个洗心革面的酒鬼会对烈酒点滴不沾一样，日本宪法禁止日本使用武力或保留武装力量。自此，美国就要肩负起保卫日本的责任。

纵然多数日本人对不用再上阵打仗由衷感到高兴，纵然为了便于成立自卫队，宪法很快被敷衍了事，但部分保守派对他们眼中这一践踏国家主权的做法感到甚是屈辱。对他们而言，从盟军主持的东京战争罪审判，到左翼教师和知识分子谴责日本的战争行径，所有这一切从今往后都将被视为民族耻辱。较为“进步”的日本人越是搬出战时暴行的历史来警告人们切勿背离和平主义，右翼政客和评论家就越会为日本的对外战争进行辩护。

* * * *

换言之，历史观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化和两极分化的。宪法和平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在1950年代曾导致政治动荡，为了拔掉这枚“肉中钉”，主流保守派尝试通过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战争和政治上转移开。

这一策略很成功。日本日渐富强，一党独大、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建立了某种压制的稳定秩序。但历史拒绝远去。自民党内的民族主义右翼对战后协议的怨气持续发酵，并以一种粗鄙的形式呈现出来。凶神恶煞的青年穿着卡其军装，站在旗帜飘扬的卡车上，伴着高亢的战时军队进行曲喊出他们的反对之声——这跟2002年时球迷的欢腾气氛可不太合拍。

几十年来，奉行沙文主义的右翼无论对高中教育，还是对天皇地位等问题，观点都很反动，他们能得到约束，要拜有时同样教条的日本左翼所赐。马克思主义曾是教师工会和学界奉为圭臬的意识形态。然而，同世界各地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1990年代初苏联帝国解体以及波尔布特[2]一手酿成的惨剧广为人知后，已经日渐式微了。

这一思想体系的崩塌导致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崛起——或许只是昙花一现。在日本，后果更为严重。由于自民党实际上一党专权，边缘化的日本左翼又因为自身的教条主义颜面扫地，不只是走向衰落，而是彻底瓦解了。这等于帮了为战争唱赞歌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一个大忙，他们甚至在东京大学这样的进步思想堡垒里壮大力量。形形色色的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宗旨是“改革”历史课程内容，把教科书里有碍爱国自豪的史实一概阉割干净。

也许是因为对纯粹物质追求的厌倦，也许是因为对身不由己背负罪恶感到懊丧，也许只是因为无知——或者更有可能是以上三种情况兼而有之——日本年轻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套爱国主义的甜言蜜语。中国惯于以日本的历史罪行作为把柄，进行政治施压，因此日本人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催生了一种好斗的爱国心理，甚至不惜以无视历史事实为代价。

就在《罪孽的报应》首版后不久，我曾短暂地认为事情会朝积极的一面发展。自从1955年以来，自民党第一次大权旁落，将执政地位拱手让给以社会党人、首相村山富市领衔的自由派和左派组成的联合政府。这位好好先生上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之际，明确为日军的暴行道歉。

许多日本人同情村山。他对日本战时行径的明确悔悟定能让理性探讨日本防务和修宪变得较为容易。可惜，人们对于与战后秩序一刀两断的期待为时过早。村山无力改变日本政坛。到了1996年自民党再度掌权时，非但历史问题没得到解决，就连历史辩论也仍然充斥着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实际上，这些根本就不算是辩论，不过是立场反动的政治宣传罢了。

鉴于德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些区别，也许读者会以为我的书在德国更受好评。其实不然。该书在日本不仅销量更大，而且获得了更为积极的反馈。对此，我只能猜测个中原因。日本人乐见自己的国家被拿来和德国作比较，它们都有高效、干净、勤奋、守秩序等优点。而战后的德国人坚定不移地想成为自由、进步的西方社会的模范成员，他们可并不热衷于被人拿来同日本人作对比，因为这太像是对战前“东方日耳曼人”尚武精神的一种肯定和赞许。

然而，如若我的看法是对的，即两国之间在历史记忆上的差异更多源自政治，而非文化，那么德国人这种神经过敏就毫无必要。不过，认为文化无关紧要、世界各国的人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想法很天真——在过去也被证明很危险。但文化差异绝对论——学界的理论家喜欢管这叫“抓住本质”——同样大谬不然，而且也很危险。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部分是想检验这些想法，探求类似的心理创伤何以影响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在进行这项冒险之前，我的直觉是——您愿意的话也可以管这叫偏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相似局面下反应大致相同。总而言之，德日两国人的行为并不一致——但在东德、西德和日本，无论战时还是战后，局势也都迥异，今天亦是如此。

[1]这里指波兰裔球员米罗斯拉夫·克洛泽和卢卡斯·波多尔斯基。——除特别标明，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

[2]Pol Pot（1925-1998），柬共领导人，奉行恐怖统治，导致上百万人死亡。

序：敌人们

在我的孩提时代，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这点从来就不是问题。苏联当然是一个，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荷兰小学童眼里，苏联太过遥远。不对，敌人是德国鬼子。在我度过童年的海牙，德国人是漫画书里的魑魅魍魉。我这里说的德国人，不是纳粹，就是德国人。1940-1945年间德国占领荷兰，由之而生的恨意属于民族仇恨，而非政治敌对。德国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家，他们强迫我父亲在他们的工厂里劳动。他们沿着荷兰海岸线留下了一连串低矮的碉堡，活像一只只巨型石头蛤蟆，黑乎乎、湿漉漉的，还散发着阵阵尿臊味。它们是不久前一段沦陷史的遗迹。大人不许我们走近这些地堡，有传言说，曾有不听话的小孩儿进去了，结果被生锈的德国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

老师给我们讲德国人怎么怎么坏，他们自己又多么英勇。似乎老一辈人人都在抵抗组织里干过。确切地讲，大街转角处那个卖肉的要除外，因为他过去是“通敌荷奸”。没人去他那儿买肉。另外还要算上摆烟摊的女人，她曾有个德国相好，大家也不去她那儿买烟。

每年5月4日下午，同学们会齐聚大礼堂，听校长训话，纪念战争死难者。5月4日是追思日，隔天就是光复日。5月4日晚上，一支队列会迈着缓慢的步伐，穿过海边的沙丘，去往当年的德国刑场。我在黑白电视机上看到过这一幕。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是人们沙沙的脚步声、远处教堂钟声和风掠过话筒的响声。5月4日这天，年轻人还会敲碎德国车的车窗，或者隔着老远辱骂德国游客。

校长平时是个风趣的人，但在5月4日这天会变得多愁善感。他身披长长的皮大衣，总是走在通过沙丘的队列之首，脸上的表情出奇坚毅，似乎再度与敌人狭路相逢。一次，我在画纳粹党徽“卐”时被他逮了个正着，他语重心长地教育我，可不能再画这玩意了，这是邪恶的象征，人们看到后依然会心情沉重。我当然是我行我素地接着画，不过是偷偷摸摸的，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心里却又无比兴奋，觉得自己打破了成人世界某条神秘禁忌。

漫画书里的德国人（还有其他德国人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体态肥胖，头脑迟钝，滑稽可笑，加特·弗罗比[1]在好莱坞电影里将这一角色演绎得惟妙惟肖；另一类是瘦长个儿，老奸巨猾，戴着单片眼镜，刑讯时总会操一口德国腔“我们有办法让你开口”，比如《卡萨布兰卡》里的康拉德·维特（Conrad Veidt）。敌人既让人生畏，又十分可笑。对很多人来讲，加特·弗罗比的电影和模仿希特勒的段子让德语本身沦为笑柄，结果是我们都不肯好好学。德语老师不甘示弱，说这是歌德和里尔克[2]的母语，想借此唤起我们的学习热情，但弗罗比和希特勒彻底毁了这门语言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

长大成人后，我们听到了更多的故事。在本地流传的有关德国情人和通敌分子的段子让位给了更宏大的叙事，比如集中营和屠杀犹太人，在此过程中，我们的历史观得以形成。我母亲幸亏出生在英国，才免于遣送出境，否则难逃一死。我们从漫画书中接受的偏见已然转化为一种道德义愤。这在一定程度上让生活变轻松了。知道有条鸿沟把我们和一个象征邪恶的国家分隔开，让人很是欣慰。他们是恶棍，所以我们肯定是好人。战后，在一个曾经被德国占领的国家长大，意味着自己站在天使这一边。

我们不去德国度假，不结交德国朋友，也很少听人讲德语，更别提自己讲了。我在说我们的时候，无疑是在以偏概全，但就算到了1989年，生平第一次我开始在德国广泛游历，这对我的荷兰朋友来说还是既有趣又略有些不可思议。对他们而言，伦敦、巴黎，甚至是纽约感觉都比柏林近。尽管荷兰和德国在文化、语言和饮食上有明显的相似性，朋友们和德国还是很疏远。

也许这是问题的一部分：荷兰人受的罪没有波兰人或俄国人多；毕竟，只要不是犹太人，他们会被划定为“北欧人种”。战前，荷兰国内对国家社会主义准则和“主宰者民族”（Herrenvolk）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观念有很多同情之声。对此，我的老师们并不乐意记起。德国入侵不只是战争行为，更是一种辜负。对于一个始终活在被邻国吞并的危险之中的小国来讲，德国入侵犹如噩梦成真。这就解释了荷兰人为何在战后跟德国形同陌路。文化相似性令人尴尬，甚至存在威胁。边界务必清楚划定，这不仅是地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德国的形象必须变得不堪入目。

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兄长和父亲的人，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曾描述过他们的成长过程。他说，有些人年纪太轻，还不能上阵打仗，为国捐躯，他们便觉得自己似乎面临一项男子汉气概的考验，这项考验周而复始，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弥补错过血洒沙场的遗憾。对于我们这些1945年后出生的一辈，情况和衣修伍德形容的虽大为不同，但战争还是投下了阴影，以至于我们当中一些人近乎为之着魔。因为我们也面临一项想象力的考验。让我们着迷的不是如果自己身着戎装，会不会表现英勇，一跃冲出战壕，顶着枪林弹雨和芥子气冲锋陷阵，而是我们会不会加入抵抗组织，会不会招架不住酷刑，会不会甘冒自己被遣送的风险也要藏匿犹太人。在我们头顶上投下阴影的不是战争，而是军事占领。

军事占领向来都是一件让人耻辱的事——不仅因为主权沦陷，政治权利丧失，而且还因为其戏剧性地凸显出人性弱点。在这一时期，英雄寥寥无几，只有白痴才会臆想自己是什么英雄。这样一来，也就更容易理解人们明哲保身而做出的卑劣妥协，比如偷偷摸摸讨好穿军装的主子，或者在盖世太保踹开邻居家门时当做没看见。在我长大的时候，人们竭尽所能想忘却耻辱，向英雄靠拢。我读过一堆有关荷兰游击队员和戴丝巾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的故事书。然而，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不是英雄人物，而是那些面目可憎的人，他们为求自保，不惜背叛祖国，对别人的遭遇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他们身处痛苦的两难境地，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毫无疑问，这么说部分是因为我担心自己在同样情况下，也会落得和面目可憎的人一样不堪；部分又是因为在我看来，比起英雄主义，失败才是更典型的人性。这就是我想要深入了解我们昔日敌人记忆的原因，因为他们记忆中的过去充斥着最最可怕的失败：道德失败，政治失败，最后还有军事失败。这倒不是说纳粹比他们的受害者更有人性，但认为他们没人性的想法一样也是错误的——尽管这么想无疑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

二战的另一个敌人是日本人，不过他们距离太过遥远，因此难以在我们的想象空间留下多少影响。尽管我的一些朋友出生在荷属东印度，但这个地方对我而言毫无意义。然而，日本人也是漫画书里的魑魅魍魉：他们是小个子的黄种人，龅牙，戴眼镜。在一部脍炙人口的漫画书里，长着一头金发、风度翩翩的主人公巴克·丹尼（Buck Danny，百分百是“北欧人种”）和他的机组成员率领一群勇敢的美军飞行员与日本人作战。驾驶零式战斗机的日军在向他们进攻时大喊“万岁！”（Banzai!）。人们告诉我，不能相信日本鬼子，他们对人命没有半点尊重，未作警告就偷袭了珍珠港。他们拔掉人的指甲，逼迫白人妇女向天皇鞠躬。我的某位高中老师曾作为奴工参与修建泰缅铁路。我的婶婶曾是“鬼子集中营”里的阶下囚。亚力克·吉尼斯[3]曾在日本人的威逼下钻进一个滚烫的铁笼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日本或周边国家，倒不是为了研究战争。但我很好奇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和记忆战争的，他们对战争抱有什么幻想；在了解过去后，又如何审视自我。我的所见所闻对欧洲人来讲常常十分惊人：虽然《桂河大桥》在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西方战俘遭受的虐待几乎无人记得。（我经常想，日本人到底更认同谁，是那个日本司令官，还是亚力克·吉尼斯？都不认同，一个日本朋友回答我：“我们喜欢的是威廉·霍尔登扮演的美国英雄。”）巴丹死亡行军、马尼拉浩劫、新加坡大屠杀，这些事在日本鲜有提及。反之，日本人对在中国、菲律宾，特别是广岛和长崎所经受的苦难却记忆犹新，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日本军人战后被关押在西伯利亚一事。日本人每年有两个纪念日：一个是8月6日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另一个是8月15日的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

想要探讨日本战争记忆这个念头把我引向了现代日本民族主义这一相关话题。我醉心于诸多天皇崇拜者、历史修正主义者和一心追求日本独特性的浪漫主义者的文字。尽管观点晦涩，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电视脱口秀的座上客，也不妨碍他们的作品在日本名刊大报上广为发表。我开始注意到，这些人拐弯抹角且辞藻华丽的文章中掺杂着大量德国人名：斯宾格勒、赫尔德、费希特，甚至还有瓦格纳。日本的浪漫主义者越是强调日本性的精髓，他们的口吻就越像德国的形而上学者。这点也许是世界各地浪漫派民族主义者身上的共性，但19世纪德国的影响在日本尤为惊人。我越是研究日本民族主义，就越想追根溯源。打个比方，我渴望探寻那口滋养了诸多现代日本思想的泉水。自19世纪末以降，日本常视德国为楷模。耐人寻味的是，战前德国吸引日本人的那些元素——普鲁士威权主义、浪漫民族主义和伪科学种族主义——在日本留存了下来，反观在德国却十分不受欢迎。为什么会这样？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我决定拓宽原先的认识，写一本关于日本和德国战争记忆的书。

1991年夏，即两德统一后第二年，我因为要给一本杂志供稿，前往柏林出差。我在当地一份报纸里留意到一则告示，说犹太社区中心将举办一场讲座，演讲人是心理学家玛格丽特·米切利希（Margarete Mitscherlich）。讲座的题目叫“缅怀的努力：对于无法哀悼的心理学分析”。哀悼涉及的是纳粹时期。我本以为讲堂最多只会坐一半人，却发现听众不少，且多是年轻人，穿着很随意，乍看更像是来听摇滚音乐会的。长长的队伍一直排到马路尽头。对此，我其实不应感到意外。德国人不仅仅在电视、广播、社区会堂、学校和博物馆里上演着对战争的记忆，更是积极地开展围绕战争的检视、分析和反复剖析。人们有时能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在柏林尤其如此——德国人的记忆就像一条巨大的舌头，一遍遍地舔舐，想要找出那颗隐隐作痛的坏牙。

一些日本人对此困惑不解。一位年迈的德国外交官曾语气悲凉地向我回忆道，曾有日本同事告诉他，德国人对昔日罪孽的念念不忘和向受害者道歉的诚恳劲儿，必然会导致丧失德国人的本色。另一位年轻得多的后生跟我讲述了访问东京时的见闻，说他在啤酒馆里听到日本人唱德军进行曲时惊得目瞪口呆。我无意夸大这些反差。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有历史健忘症，再说也有不少德国人想要忘记过去，比如有人就巴不得能在啤酒馆里听到这些老歌再度唱响。然而，我无法想象日本也会有米切利希这样的人，在东京市中心开办讲座，探讨为何“无法哀悼”，还能吸引到这么多听众。日本也没有一名政客像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遗址下跪的维利·勃兰特[4]那样，双膝跪地，为历史罪行道歉。

即便在战时，轴心国的关系也不是那么亲密无间。希特勒对一个黄皮肤的“主宰者民族”难免感到不放心，而日本人说到底是想把“白种人”赶出亚洲。然而，这两个民族在彼此身上都看到了自己吹嘘的品质：尚武精神、种族纯洁、自我牺牲、严于律己等等。战后，西德人竭力想要摆脱这种形象，日本人则不同。这意味着，在日本任何对昔日德日联盟的眷恋之情，在德国则很可能让人感到难堪。

原日本国驻柏林大使馆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这座使馆建于1936年，是一座纳粹风格的新古典主义丰碑，也是希特勒对新首都日耳曼尼亚（Germania）构想的一部分。使馆是希特勒和施佩尔[5]宏伟计划里为数不多真正破土动工的几幢建筑之一，战后被废弃。这个破败的空壳落到了自治主义者[6]手里，这是一群身穿黑衣的年轻人，蹲在成堆没用的外交信件中间，追求无政府主义式的生活。但到了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决定在大使馆遗址上修建一个日德中心，供学者使用。德国人很清楚日本人身上有民族主义恋旧的毛病，他们希望中心能反映出自轴心国以来的时代变迁。中心于1987年正式对外开放。为了庆贺其诞生，日本人提议举办研讨会，探讨神道教天皇崇拜和日耳曼民族神话之间的相似性。这么做并无批评或嘲讽之意：出主意的是东京一座神道教寺庙的僧侣。德国人礼貌地回绝了。

所有这一切表明，在对战争的看法上，日本人和德国人之间存在一道鸿沟——我们这里姑且暂时抛开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区别。问题在于，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德国人的集体记忆看似和日本人如此不同？是文化原因，还是政治因素？答案是从战后，还是从战争本身来找寻？或许德国人更有理由哀悼过去？借露丝·本尼迪克特[7]的话来讲，这是不是因为日本人有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人则属于基督教的“罪文化”？

这些问题限制了我的探讨范围。由于引起我兴趣的是这些至今仍在德国和日本触发最激烈争议的部分，许多著名历史事件都被我排除在外。日军对阵朱可夫将军（Gen. Zhukov）麾下坦克部队的诺门罕战役（Nomonhan）[8]具有重大的军事意义，同样重要的还有英帕尔战役（Imphal）[9]和诺曼底登陆，但我对这些一概没有提及。以日本为例，我强调的是侵华战争和广岛原爆，这是因为这两件事相较于其他事件，已经以高度符号化的方式，牢牢嵌入日本的公共生活。无独有偶，在谈到德国时我着重写到了排犹，因为是它在（联邦）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上留下了最为敏感的伤疤，而不是大西洋上的U型潜艇战，甚至也不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在着手写作本书时，我还无法预知之后发生的新闻事件将为我的叙事提供一种越来越戏剧化的背景。首先是冷战结束，接着是德国统一，再接着是海湾战争，最后，1993年的日本大选一举打破了保守派自民党的政治垄断。我决定从海湾战争写起，那时我正好身在德国或日本，况且，那几个星期比1945年以来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上一次世界大战留给两国的创伤和记忆，甚至连越战也无法与之相比——尽管两国都未受邀参战。日本和德国的宪法均禁止自己国家卷入战争，这一安排引发了激烈争论：它们能否获得世人的信任，或者它们有没有信心参与到今后的武装冲突中？如今，在我写作本书的同时，德国飞行员正在前南斯拉夫上空巡逻，而日本自卫队亦在柬埔寨尝试进行维和，尽管他们还是没有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利。

我们所处时代有许多陈腔滥调，其中之一是两个昔日的轴心国输掉了战争，但赢得了和平。许多人忌惮日本和德国的实力。欧洲人害怕德国人占据主导地位，而部分美国人已经将日美经济矛盾形容为一场战争。但是如果说其他国家的人对德日两国的力量寝食难安的话，那么许多德国人和日本人也一样。倘若说这两个民族在战后依然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身上都残留着对自己的不信任感。

德国正式统一一事并未在1990年为期一周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引发多少喧嚣或喜庆。书展每年都会关注一个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那一年聚焦的是日本。作为书展的一个环节，君特·格拉斯和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进行了一场公开讨论。两人都在战争期间长大成人，也就是说，都在学校里被灌输了军国主义宣传。他们也因此成为了反法西斯事业的文学倡导者，尽管大江不同于格拉斯，迄今还没怎么就政治发过声。无论如何，他俩都是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者（本书中的“自由主义者”都取美国通行的意义）。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活动。格拉斯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哀叹德国统一。他说，有了奥斯维辛，德国应该永远分裂。一个统一的德国对自己和全世界都是一种危险。大江郑重其事地点点头，补充说日本也是个巨大威胁。他说，日本人从未正视过自己的罪行，日本仍是个种族主义国家。格拉斯回应说，没错，但德国也一样，在这点上无出其右者，所以德国也好不到哪里去。事实上，德国更糟，不然对波兰人、土耳其人和外国人的普遍仇视又作何解释呢？啊，那日本人歧视韩国人和阿伊努人[10]不也一样么？所以不对，日本才是最坏的，大江说道。

这一连串细数德国人和日本人不是的“双簧”进行了有好一会儿，接着对话陷入冷场。两人都琢磨着还能再说什么。冷场变成了让人不快的死寂，人们调整坐姿，等待散场。但紧接着，两人的思想恰到好处地擦出了火花，他们终于达成一致意见。我忘了究竟是格拉斯还是大江提出来的，总之有人说到三菱株式会社和戴姆勒-奔驰公司宣布达成了全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新闻记者戏言其为戴姆勒-三菱轴心。格拉斯和大江表情严肃，口径一致地称一段危险的友谊才刚刚开始。随后格拉斯从椅子里起身，给大江来了个熊抱。身材矮小的大江虽然不太习惯这套，却也尽力地予以回礼。

[1]Gert Fröbe（1913-1988），好莱坞德国演员，以饰演007系列中的大反派“金手指”闻名。

[2]莱纳·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20世纪最有影响的德语诗人。

[3]Alec Guinness（1914-2000），奥斯卡影帝，曾因为在《桂河大桥》里的精彩表演摘得影帝桂冠，他在片中饰演被俘盟军军官，被迫钻进直不起身的铁笼。

[4]Willy Brandt（1913-1992），德国总理，曾在华沙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前下跪，提出过与共产主义阵营和解的“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

[5]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二战德国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出色的建筑师和工程师。

[6]Autonomen，二战后德国政治极左派的一个分支，组织成员之间联系较松散，但共同理念是反对既有的社会秩序和权威，主张自主空间，追求社会革命和无政府的理想状态。——编注

[7]Ruth Benedict（1887-1948），美国文化人类学者，著有《菊与刀》这部研究日本文化的名作。

[8]1939年日本和苏联在远东发生的一场战役，以日本关东军惨败告终。

[9]1944年二战期间日军从缅甸对英属印度所发动的战役。

[10]Ainus，居住在库页岛和北海道的原住民，与日本人外貌明显不同，更接近西方人种。

目录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国家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前言

序：敌人们

目录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反对西方之战

第二章 废墟中的浪漫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奥斯维辛

第四章 广岛

第五章 南京

第三部分

第六章 历史站上审判席

第七章 教科书风波

第八章 纪念堂、博物馆和纪念碑

第四部分

第九章 一个正常国家

第十章 两座普通小城

第十一章 告别废墟

注释

鸣谢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反对西方之战

波恩

夜色笼罩。康拉德·阿登纳[1]搭乘火车横穿易北河，那时离战争爆发还有些年头。坐在开往柏林的卧铺火车里，他打着盹儿。随着列车驶向东方，阿登纳睁开一只眼，自言自语道：“亚洲，亚洲。”（Asien, Asien）

这则故事当然有可能是虚构的，但是作为英占区基督教民主党的主席，阿登纳在1946年的确给美国的友人寄去了一封信，信里写道：“我们面临巨大的危险。亚洲就在易北河的那头。只有一个由英法这样的西欧国家引导且经济政治运转良好的欧洲，才能阻挡亚洲意识形态和强权进一步来犯。而德国的自由地区是西欧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阿登纳口中的来犯者指的是苏联共产主义。不过，他所用的“亚洲”一词耐人寻味。对于这位来自德国西部边陲、昔日古罗马城市科隆的政治家而言，野蛮源于东方。无论是文明开化的罗马人还是查理曼帝国的势力，都没有渗透进那里。自由和民主定义了继承古罗马文明、信仰基督教和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西方世界，而亚洲则意味着古板、专制和战争。第三帝国就是亚洲的。阿登纳的使命是把他的德国——西德——带向西方，并去除亚洲的痕迹，就好像切除癌症毒瘤。

我在海湾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周——也就是1991年1月的最后一周——来到阿登纳钦定的西德首都波恩。雪下得很大。波恩这个地方挺有意思，因为海湾地区的军事冲突让人不断回想起上一次世界大战。有时候，旧伤口看着像是新近才形成，似乎德国依然满目疮痍。

同全世界大多数人一样，之前一个礼拜我通过电视关注着战事的进展。我看的是英国电视台的节目，气氛简直可以用欢快来形容。每天早晨和夜晚，退役的海空两军将领穿着双排钮夹克出现在荧屏上，在地图上指出战事推进的路线。他们的话语中透露出一股职业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在专业性探讨和新闻记者揣测之余，人们不由感到，英国重现了往日的雄风，虽然排场不大，但也令人欣喜，就好像几十年来的经济耻辱、帝国消亡和整体衰落只不过是一场噩梦。轮到打仗，谁是真汉子谁是小毛孩，即见分晓。

一位以煽动性沙文主义观点著称的英国报纸专栏作家写道，外国人或许在制造汽车或电脑方面比英国人在行，但等到打仗的时候，等到要有人来捍卫西方、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自由等事物的时候，英国人是靠得住的，能和美国人肩并肩站在一起。德国人做得到么？由于德国政府在是否全力支持这场战争上踯躅不定，其作为西方盟友的可靠性饱受质疑。又一次，胆怯的欧洲大陆人得指望英国人充当他们的救世主。在这种危难时刻（诸如危险、勇气和荣誉这些词再度流行），什么“共同市场”政策不啻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是小商贩之间的讨价还价；在这种危难时刻，英国人再度一枝独秀。

彼时的英国，既有让人感动又有让人同情之处。就在萨达姆·侯赛因发兵攻打科威特前不到一年，一个由喷火式战机和飓风式战机组成的飞行编队，与一架兰开斯特轰炸机飞越伦敦上空，以纪念不列颠战役。那天阳光明媚，战机的机翼掠过白金汉宫，机身闪闪发光。我在北伦敦一座山顶上目睹了这出飞行表演，周围人山人海，有老有少，还有年轻人，均仰首凝视着空中的老式飞机。没有叫喊，没有欢呼，也没有笑声。更多的，只是一种默默的自豪和忧伤，这种忧伤近乎痛苦。英雄迟暮，回首过往时一向如此。

在波恩，气氛则大为不同。机场巴士驶进城时，我首先留意到的是老旧住宅楼窗户上垂下来的床单，上面用红黑两色写着各种标语：“莫用鲜血换石油！”“我们还年轻，不能死。”“世上没有正义战争。”“每颗炸弹都在摧毁我们的希望。”一周前，波恩爆发了大规模反战游行。楼房的窗户和墙壁上依旧贴着“我们很害怕！”“别再打仗了！”“布什是战犯！”这些字样的海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抑制的狂躁，一种世界末日近在眼前的气氛。这个世界就要完蛋（Weltuntergang），埋葬它的是战争和生态灾难。

波恩的建筑是18世纪风格，很朴素，衬托出启蒙时期的古典主义之风。这座城市没有德皇威廉治下的柏林那种恢宏气势。覆盖着肮脏积雪的集市广场上屹立着一尊贝多芬的铜像，一面白旗插在他冰冷的手中，上面是“禁止轰炸”的图案。铜像前扎着几顶帐篷，也绘有横幅和标语。帐篷外，一块块展示牌上满是各种照片和文字。横幅和我之前看到的一样，还是“莫用鲜血换石油！”等口号。一块展示牌写着：“记住这些图片。”底下是一堆照片、剪报和素描，主题各式各样：一战时躲在战壕里的士兵；二战期间被轰炸的城市；纳粹士兵在乌克兰行军；赤身裸体的越南小女孩逃离凝固汽油弹轰炸；以军在黎巴嫩；美国轰炸机起飞，赴巴格达执行任务。“世上根本就没有正义战争。”标语写道。

一个四十出头、留络腮胡穿滑雪衫的男人在分发宣传册，见我拿了一份，便跟我谈起他的见解：“这场战争完全是出于物质原因而打的。伊拉克用毒气对付库尔德人的时候，我们袖手旁观，现在倒开打了。必须立刻停止战争。”他说话语气并不盛气凌人，像个习惯于被人误解的先知，有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味道。

我的反应和旅德外国人经常按捺不住要说的一样——带着不同程度的自以为是。我提醒他想想纳粹：“1938年的‘水晶之夜’[2]后我们也是袖手旁观，这是1939年不动武的理由么？”“呃，”他应了一句，“我那时还没出生，所以说不上来。但我知道，以色列在1948年屠杀过巴勒斯坦人。可如今我们的外长根舍（Genscher）却还跑到以色列去送钱、送武器——全都因为我们心中有愧。你觉得这样对么？”

我没有料到他会说德国人“心中有愧”，因为他是个和平活动者、绿党成员，从年龄来看应属于“六八一代”[3]，成长于激进的六十年代。他关于以色列和德国人“罪孽心理”的那套论调在诸如《德国国家报》（Deutsche National-Zeitung）这份极右刊物上不难见到。这份报纸出版地在慕尼黑，发行人是老牌极右翼人士格哈德·弗雷（Gerhard Frey），他与阿登纳的“西方”素不对付。该报最近出版的一期对前往以色列提供帮助和安慰的德国政客冷嘲热讽，并谴责海湾战争是美国人搞种族灭绝的典范。“波斯湾地区的种族灭绝，”该报写道，“是典型的反人类罪行。”该报还刊登了“屠杀美国印第安人”和“以色列的恐怖战争”等文章。这倒不是说《德国国家报》是份反战主义报刊。它对德国国防军乃至党卫队大肆吹捧，还以折扣价向读者兜售印有德国军人戎装照的日历，并推销闪电战的纪录片录像带。

然而，这些宣传所流露出的情绪，和那些上了英国电视节目、满面红光的退役空军将领身上洋溢的自豪感，几乎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前者旨在为自己开脱，似乎有些事有必要被掩盖，又似乎德国人的罪孽通过宣扬以色列的恐怖行径或美国屠杀印第安人就能得到缓解，甚至一笔勾销。在这里——或许也只有在这里——德国政坛的两个极端才产生了交集。一头是《德国国家报》，另一头是柏林和平运动的一位发言人，他称空袭伊拉克是“自希特勒以来最严重的战争罪行”。

上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响随处可闻，但其在极端政治思潮中发出了最强音。对美国物质主义毁灭世界的担忧，长久以来就是左右两派共有的论调。海湾战争期间，这种担忧似乎成为了现实。对美国的怨气由来已久，人们以为是右派的专利，其实左派也有。1991年11月，斯图加特出现了一座非官方背景的战争罪法庭，对美国人的“生态战争罪”和在伊拉克犯下的“种族灭绝”进行审判。声名显赫的和平活动人士阿尔弗雷德·梅西特斯海默（Alfred Mechtersheimer）提醒听众，纽伦堡审判是胜利者的正义。一位社会党政要批评西德人对美国卑躬屈膝。但如果说左右两派对美国共同的敌意还算相对直观，他们对待以色列的态度则从来没那么简单。美国让人想起的是轰炸机摧毁德国城市，是诺曼底或阿登战役的激战，是黑市和拿着巧克力、丝袜勾引德国姑娘的黑人美国兵。而一提起以色列，便是大屠杀（Holocaust）。

我被人引介给旅居波恩的一个以色列人，鉴于对方想隐去真名，我姑且管他叫迈克尔。迈克尔是德国罪行方面的行家，怨气颇重。我在以色列大使馆见到了他，这是座位于波恩市郊、守卫森严的别墅。我俩坐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聊了会儿，屋里只有一张空荡荡的写字台，墙上挂着以色列的风景照。迈克尔身材敦实，一头卷发，三十出头的他是“六八后”，出生在俄国，还是孩子时就移民西德，童年是在科隆附近度过的。他是学校里唯一的犹太孩子，这段经历很不是滋味，因为他总被当成特例区别对待。老师会请他给全班讲发生在奥斯维辛的事。别的孩子调皮捣蛋时免不了挨罚，但老师会对他网开一面。

几个月后，我在读彼得·施耐德（Peter Schneider）的小说《爸爸》（Vati）时联想到了迈克尔。小说的主人公是个男孩，爸爸是纳粹战犯，原型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儿子老抱怨他在学校受到的待遇：“他们的想法让我感到压抑。生物老师因为给我打低分还向我道歉，让我千万别把这看成是对我家里人所作所为的惩罚。哪怕不做功课，老师也不会骂我偷懒。他们说，这是因为‘我家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

迈克尔说，德国有心结。“我相信，如果你给德国人做心电图测试，随便谁，老少都行，你会发现，一提到犹太人，对方的肾上腺激素水平就会猛增。”

他说，这就是海湾战争在德国造成如此巨大恐慌的原因。以色列大使馆成天接到带着哭腔的人打来的电话。其中一些人询问一旦战况恶化，他们能否帮助以色列儿童避难，战争结束后又能不能把孩子送回去。得劝这些德国人平静下来，迈克尔说完耸耸肩。“哈，”他微微一笑，“做德国人可真难啊。”

迈克尔不光讨厌年轻的和平主义者，也讨厌老一代的人，那些为人父者，那些有罪的人（Täter）。他说，老一辈人战后几乎统统变得很亲犹。牧师、市长、教师、神甫一有机会就去以色列。一种有趣的角色互换出现了。迈克尔称，战前犹太人给人的印象是一群温和、文弱的和平主义者。反之，德国人则有着普鲁士式的纪律性，如“克虏伯钢材一般坚强”云云。可如今，以色列人已是严守纪律和不辞辛苦的战士。不少上了年纪的德国人为此很佩服他们，而看不上懒惰而又不爱卫生的阿拉伯人。于是德国人倒成了和平主义者。“我们以色列人现在看不上这些德国士兵。”迈克尔说。

到了六十年代末，特别是1967年的“六日战争”后，人们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许多德国年轻人对他们父母支持的事物一概反对。他们批判父母的过去，憎恨他们的沉默，也反感他们的亲犹立场。学生中的激进派宣称自己和受害者站在一起，尤其是和巴勒斯坦人。他们永远也不会和罪人——也就是那些凶手——扯上干系，在德国不会，在越南不会，在以色列也不会。他们会为父母的怯懦作出补偿，他们会抵抗，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会为了把世界从生态灾难中拯救出来而战斗，抗击美国的消费主义和以色列的穷兵黩武。迈克尔说：“他们觉得支持左派是杜绝反犹主义的一剂疫苗。”因此，在迈克尔眼里，成千上万的德国和平示威者不是成千上万个吸取了历史教训的良善之人，而是代表了“百分百德国新教徒的刻板，既咄咄逼人，又缺乏宽容，不通人情”。

1991年2月，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就海湾战争这一话题接受了《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缩写FAZ）的采访。(1)奥兹是自由派，而FAZ是保守派报纸，对和平运动、绿党、左派或“六八一代”鲜有同情。报纸编辑赞成德国出兵参加海湾战争，或者最起码也应该坚定支持联合国军。FAZ立场反共，亲北约，奉行自由主义（这里取19世纪欧洲通行的词意，而非20世纪美国语境中的自由主义）。其中一位编辑是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他写过一本关于希特勒的著名传记，后翻拍成电影，让他发了笔财。希特勒时代——尤其是在影片中——被描绘成某种集体疯狂，一场杀机四伏的闹剧，一个伟大国家历史中一次精神失常的偶发事件。

那一周，费斯特情绪激动，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缺乏坚定，却对和平过度忧虑，再度显示出这个国家是自身历史的囚徒。费斯特经常表示，德国理应重新成为一个正常、负责任的大国。他指的“大国”，和阿登纳说的是一回事：一个正常的西方大国。在他看来，这一目标在受到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负罪心理所妨碍后，反而催生出了道德优越感：我们这些罪孽深重的人如今要治愈世界的痼疾。这一点阻碍了德国承担其作为西方盟友的义务。英、法、美三国在缺乏德国积极支持的情况下仍然不惜动武，爱国人士费斯特对此感到很尴尬，甚至很丢脸。我提到反战示威时，他叹了口气，说道：“都赖希特勒。”

阿摩司·奥兹跟《法兰克福汇报》不是一路人，因为他信奉的自由主义属于中间偏左。然而，他在采访中以批评的口吻谈到了欧洲左派，特别是德国左派看待第三世界时的浪漫主义眼光。从他们的态度中，他读出了几分卢梭对“高贵野蛮人”（noble savage）的崇拜之情——对那些不幸受难的人有一种近乎神学般的推崇。“或许，”他谈到，“这是基督教高度简化和富于感情的印象造成的，根据教义，受害者经过受难，灵魂可以得到净化。”

也就是说，犹太人经过大屠杀，灵魂得到了“净化”，“仿佛毒气室里喷洒在受害者身上的是一种道德清洁剂”。他们肯定要比别人更纯洁，也更出众。但是，这种纯洁性在有罪之人的子子孙孙身上作用如何呢？能说他们心底里其实也想成为受难者么？

海湾战争期间曾曝出新闻，说德国公司卖给伊拉克的毒气不久后将被安装在飞毛腿导弹上，用来对付以色列，这对道德纯洁构成了残酷的考验。世上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但犹太人正面临德国毒气的威胁。这可不是道德悖论的问题，和平运动因此内部分裂，诗人兼词曲作者的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过去曾经反对美国的导弹基地落户德国。他的政治信仰和《法兰克福汇报》相去甚远，但因为声援海湾战争，惹恼了昔日许多同仁。“莫以鲜血换石油，”他在《时代周报》（Die Zeit）里写道，“这是最新的一句反美口号。哎！美国人当然也关心石油……而我为此感谢上帝……没错，我乐见有龌龊利益的存在。要不然以色列就会孤军奋战了。”(2)比尔曼的父亲死在了奥斯维辛。

有个德语词，很难译成英文，但概括了不少德国人在海湾战争期间的情绪：betroffen。辞典给出的翻译如下：“受到震惊、失望、惊骇和迷惘的冲击或影响。”这些解释没一个确切的，也许法语词bouleversé在语义上最为接近。betroffen在和平主义者、自由派和社会党人中间使用很广泛，出现频率和经常挂在德国保守派嘴上的“正常国家”（normal nation）一样高。betroffen意味着一种罪恶感、耻辱感，甚至是无地自容。说某人betroffen，就是说他无言以对。但它还隐含了道德纯洁性这层意思，betroffen是“掌控过去”的一种方法，展示悔悟和认罪的态度，并换取宽恕和灵魂的升华。

西德国内频繁出现劝人“哀悼”过去、“为哀悼努力”（Trauerarbeit）的训诫，这是净化过程的一个环节。在六十年代发表的著作《论无法哀悼》中，亚历山大·米切利希和玛格丽特·米切利希剖析了影响战后德国人不愿面对过去的道德麻木。他们因为战败而麻木；记忆又似乎出现了阻塞。他们既不愿意也无法为哀悼努力，或承认罪过。他们似乎全然忘记了自己曾顶礼膜拜一位致几百万人死亡的领袖。不少德国人在过去沉醉于纳粹运动所提供的自吹自擂戏码，乐此不彼。米切利希夫妇认为，德国人在第三帝国倒台后对此抵赖，是希望不仅能逃避惩罚或罪恶感，而且还能逃避战败后接踵而至的那种彻底一蹶不振的情绪。只有那些失去过的人才有资格哀悼。但德国人到底失去了什么？当然，犹太人算一个，但这很难让人感到是德国人的损失。许多德国人失去了家园、儿子、荒唐的理想和领袖，但是这一切并不是米切利希夫妇“为哀悼努力”的对象。恰恰相反，1945年后，对希特勒的凭吊应该是不可能存在的。三十年过去，玛格丽特·米切利希会说，无力哀悼这点再也不适用于年轻一代。她说的没错：德国处处哀悼犹太人，而在个别极端主义圈子里，希特勒一样有人缅怀。

betroffen的状态有些许宗教涵义，这和在德国有悠久、深厚传统的敬虔主义（Pietism）有些近似，后者创始于17世纪菲利普·雅各布·斯本纳（Philipp Jakob Spener）的著作。斯本纳一心通过强调辛勤劳动和个人精神付出来改革教会，并在日常生活中传播福音。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这样写道：“敬虔主义的核心是个体的道德自新，这点可以在经历忏悔的煎熬、幡然醒悟并认识到上帝必然的仁慈后获得实现。”(3)敬虔主义是对法国启蒙思想中世俗和理性观念的消解。它影响了19世纪的德国中产阶级，也鼓舞了普鲁士军官和俾斯麦身边的人。我认为，波恩的以色列人迈克尔在谈到德国反战人士身上的新教刻板时，所指的正是这一精神。

海湾战争期间，波恩就有betroffen之感。本来不应该是这样，因为当时正值狂欢节，是人们穿着奇装异服参加派对、喝啤酒、抱女人、放声歌唱的时节。但这一切在战争时期和大难临头之际显得不合时宜，于是狂欢节委员会改头换面，成了危难关头委员会。对于所有自愿取消狂欢节庆典的团体，莱茵兰-普法尔茨（Rheinland-Pfalz）地方政府都给予资金补偿。这一手段果然奏效。只有科隆举办了一场非官方的街头庆典，口号是“我们照样过日子”。

柏林一个由音乐学院学生组成的团体搞了一场反战日活动，据他们的发言人说，原因是“所有学生都感到很难过，很彷徨（betroffen），我们觉得有必要聚集在一起，表明大家的担忧”。学生们造了个祭坛，点燃蜡烛。当地一家电台播放了他们的和平之歌，歌词不断地重复一句话：“我们彷徨无措，深感震惊。”

我下榻宾馆外的广场又阴冷又空旷。一个不起眼的啤酒摊旁，几个年轻人喝着酒，不时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就像在过节。浸透醉意的歌声从我房间的窗户飘了进来。听着他们用力跺脚打节拍，我脑海里浮现出不计其数的战争片，片中德国人的欢天喜地与其残暴行为形成了极具讽刺的反差。身在德国，最好还是尽力避免做这样的联想，因为哪怕一个人的记忆来源只是电影，也很容易变得自以为是和偏激。

看着电视，我再度感叹英德两国间的区别。德国电视里，唇枪舌剑的讨论节目比比皆是，人们围坐在圆桌旁，就时下热点问题展开辩论。听众坐在小桌边，边小口呷饮料，边听嘉宾们滔滔不绝的发言。气氛一般很严肃，有时争论会趋于白热化。人们很容易嘲笑这类节目的一本正经，但是其中自有值得称道之处。部分得益于这类谈话节目，大批德国人才对政治辩论熟悉起来。

海湾战争期间，电视观众很难避开圆桌讨论。实在是太多了，不停换频道的话，还能同时关注几场辩论。牧师是这些节目的常客，一些西装革履，一些穿着牛仔裤。他们的出现恰到好处，因为辩论的核心是良知问题。一个人能问心无愧地参战么？某位德国战斗机飞行员表示自己很难对别人痛下杀手，他不知道自己良心上是否过得去。一位在美国空军基地附近医院工作的年轻医生则说，自己为救治在海湾战争中受伤的美军飞行员感到良心不安，因为这么做让他成了帮凶。

在一档具有代表性的节目里，讨论嘉宾席中坐着曾经的反纳粹抵抗主义战士、应征入伍的新兵、年事已高的家庭主妇、上班族母亲和几名高中学生。二十七岁的母亲安格莉卡发言说，鉴于“我们在二战时干的坏事”，德国必须帮助以色列。不过，参战的话肯定一点好处都没有。

“那英国人和法国人怎么说？”原抵抗主义战士开口了，“是不是应该把脏活都交给他们干，我们自己躲在家里？”（他没提美国人）

“哦，”安格莉卡回应，“我们不能违背自己的信仰。过去接受的教育告诫我们再也不要打仗，我们怎能不予理会呢？身在他国时，我们耻为德国人，世人一直都怕我们，现在他们却责怪我们不够果敢……”

十八岁的高中生安德烈亚说道：“我们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这叫人怎么忘得了？我可不为自己身为德国人感到自豪。”

但是，等到年长的家庭主妇谈起她在二战期间的磨难——轰炸、吃不饱饭、出征的父亲和儿子没能回来——并呼吁应反对所有战争时，年轻学生发话了：“我能理解，战争时期会发生很多可怕的事，但是如果我们在该出手时不出手，坏事一样会发生。”

听众席中发出了难以置信的叫声，然而学生的话得到了原抵抗组织战士的支持。后者把萨达姆·侯赛因比成希特勒，认为应该制止萨达姆，就好像当初应该制止希特勒一样：“萨达姆已经杀害了上万人。难道就因为我们良心有愧，开不了枪，就可以对他听之任之么？”

最后，穿着牛仔裤和花衬衫的年轻士兵终于开口了。当被问及他对杀人有何感想时，他答道：“如果德国或北约遭到攻击，我将不得已而为之。但如果是我不支持的战争，我会抗命。”

他的回答沿袭了战后联邦德国宪法给出的正统解释。在德国，新兵是可以以良心不安为由拒绝参战的。“命令就是命令”（Befehl ist Befehl）这句话再也不能成为实施暴行的借口了。另外，德国军队只能为保卫德国或盟国领土作战。德国是北约成员，因此对盟国领土的普遍理解是北约领土。右派想要扩大这一解释的外延，左派至今都坚决抵制。

但是这位士兵参与的并非是法律层面的讨论。他试图回答一个有关道德和良知的问题。而且他给出了诚实的答案，比起许多和平主义者一味拒斥战争——所有战争——的立场，这或许更能反映出当今德国青年的心态。“六八一代”胸怀一种高于一切的道德目标：要和父母那辈人彻底划清界限，打破他们罪恶的沉默，散播和平的讯息，或者干脆就说德国人再也不会受到战争的诱惑。社民党主席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在海湾战争期间宣称，要德国人参战就“好像给一个改过自新的酒徒吃酒心巧克力一样”。你几乎能听到焦虑的尖叫。

费斯特说的也许没错。事情之所以这样，恐怕是因为希特勒。然而海湾战争显示出，对于德国和平主义，不能简单斥之为反美主义或对阿登纳口中西方世界的背叛。现实的矛盾是实实在在的：至少有两代人所受的教育是放弃战争，再也不把德国军人送上前线。换言之，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盼望德国成为放大版的瑞士。可是，他们也被教育要对以色列的命运负有责任感，而且若要成为西方国家的公民，就要坚定地融入西方盟国大家庭中。问题在于，他们是不是两方面都能做到。如果萨达姆果真是另一个希特勒，而且德国没能拉犹太人一把的话，那该如何是好？

这就是拿希特勒做类比会让人痛苦的原因。而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也正是决定拿这点开刀。他在《明镜周刊》（Der Spiegel）里把萨达姆比作希特勒。(4)恩岑斯贝格尔是出色的诗人和散文家。他很清楚怎么触及德国同胞的痛处。他能用美轮美奂的语言煽动人们的情绪。有人欣赏他在《明镜周刊》上的文章，但也有不少人对之怒不可遏，特别是左派知识分子。在柏林时，我曾听过一名批评家斥责恩岑斯贝格尔是叛徒。他背叛了什么？我追问。背叛了精神（Geist），对方回答。许多年来，恩岑斯贝格尔本人一直是左派知识分子。他这代人，在纳粹统治下成长起来，上学念书，然后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在战争末期被征召进防空部队。战后，恩岑斯贝格尔同君特·格拉斯和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等作家一道，形成某种左派的反纳粹团体，旨在扫除德国威权主义的残余势力。多年来，追剿纳粹思想余孽或多或少成了他为之全身心付出的一项事业。

在为《明镜周刊》撰写的文章里，恩岑斯贝格尔表示萨达姆同希特勒一样，不仅是个独裁者，还是全人类的敌人，是个热衷制造死亡、自寻死路的恶魔。他若有条件，定能摧毁全世界，当然，他自己的人民也包括在内。他和希特勒一样，蔑视自己国家里的一部分人。问题是，到底是什么造就了这些十恶不赦的恶棍？恩岑斯贝格尔的答案是那些被侮辱的人。一群永远的失败者，因为知识水平不如人，因为贫困，抑或因为自感无力左右生活，长久以来变得垂头丧气，心灰意懒。德国人能在阿拉伯人身上发现自我的存在，恩岑斯贝格尔写道。

毫无疑问德国人很难接受这样的类比。恩岑斯贝格尔写道，这一认识“将颠覆任何从种族角度阐述眼下军事冲突的基础。另外，它还将揭示，尽管没人愿意重提法西斯主义，但它仍具有潜在的延续影响。德国实业界从来就不必为其向希特勒提供的殷勤服务进行忏悔。如今他们抱着同样的热情急于帮助希特勒的继任者，只能说是一脉相承。单靠无知不足以解释为何相当一部分德国青年更同情巴勒斯坦人而非以色列人，或者反对乔治·布什甚于反对萨达姆·侯赛因”。

对潜在延续性的批评是战后反纳粹团体的一贯主张，但恩岑斯贝格尔的话确有其新颖之处。也许他对伊拉克人的评价有失公允，毕竟他们可没有像德国人支持希特勒那样倾力支持萨达姆。但对于那些自认为通过悲天悯人的修行，或急不可耐地手持蜡烛、企盼和平就能甩掉历史包袱的人，他们身上的延续性没能逃过恩岑斯贝格尔的眼睛。

恩岑斯贝格尔这代人学会了不信任德国人。四五十年代的延续性依旧清晰可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和防空部队的经历仍然历历在目。恩岑斯贝格尔的反纳粹团体对西德人兴冲冲地奔向物质繁荣满腹狐疑。物质繁荣就像一层厚厚的白雪，把过去覆盖起来，掩藏所有痕迹，也遮蔽一切声音。恩岑斯贝格尔写过一首著名的诗，开头是这样的：

我的父母，

天真地把我带到这片土地上，

但我在这里失去了什么？

土生土长，却又无所适从，

我人在这儿，心却不属于这儿，

这片温馨的肮脏之地，

是我舒适而温存的坟墓。

由于一年前发生的事，海湾战争期间世人对德国人的不信任感格外强烈。眼看两德合并，邻国心里忐忑不安。这很好理解；它们曾经沦陷，很清楚德国人能做出什么事来。但同时显露出来的还有恩岑斯贝格尔这代人，或至少是反纳粹团体成员对德国人的不信任。君特·格拉斯反对统一的理由是一个统一的德国制造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在使用“奥斯维辛”一词时，几乎带有宗教意味，好像这是个护身符，拿在手里摇来晃去，如同一只凶煞之眼，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奥斯维辛”长久以来一直是对抗潜在连续性的主要驱邪物。

换个不那么抽象笼统和老生常谈的说法，西德人不信任东德人——东德军人行进时依然踢正步，他们的小布尔乔亚做派很有三十年代的遗风；东德政府体制虽然建立在反法西斯基础之上，却残留了许多纳粹时期的余毒，令人担心；简言之，东德人生活在“亚洲”。以色列人迈克尔将“西佬”（Wessies）与“东佬”（Ossies）的相遇比作是展示道林·格雷（Dorian Gray）的画像[4]，西德人看到的是自己的形象，对此并不高兴。

一位知名的西德作家在我提到东德人时翻了翻白眼，说他厌倦了历史的重蹈覆辙。“净化，再教育，这些我都见识过。我不喜欢那些东德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一清二楚，我不想跟他们扯上关系。”听到这话我很惊讶，后来将其转述给文学批评家罗兰·维根斯坦（Roland Wiegenstein）。他的寓所在柏林，十分宽敞，里面摆放着钢结构的黑色皮质家具，墙上挂着大幅抽象画。

维根斯坦穿着入时考究。他的品位有很显著的战后（après guerre）风格。“我很清楚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道，“我比他大不了几岁。联邦德国变身文明人的速度之快，真乃奇迹。我们现在算是西方世界的一分子了，吸收了民主体制，但原民主德国的人依然困在前现代时期。他们是丑陋的德国人，和战后的西德人像得很，我是和这批人一起长大的。他们现在都还不算是文明人。”

丑陋的东佬们穿着剪裁蹩脚的西服，牛仔裤洗得发白，脚蹬塑料鞋。对他们文化的鄙视不仅仅是势利眼在作祟。其中的潜台词是，西德人自己也险些变成踢正步的纳粹地下支持者，好在他们脱胎换骨，算是成了现代欧洲人。就在德国统一前不久，“六八一代”的小说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Patrick Süskind）著文道，在他看来（潜台词是对其朋友和西德同胞亦是如此），托斯卡纳都比德累斯顿要近。

猜忌心是德国政治语言的一部分。诺伯特·冈泽尔（Norbert Gansel）是德国联邦议会议员兼外交问题专家。海湾战争期间，他正好年满五十，和维根斯坦一样，他的穿着也很时髦，上身是一件紫红色的西装。他给我和自己各倒了一杯日本清酒。“口感跟石油一样滑爽。”他评价道。我猜这句话里有讽刺之意。他讲话很小心：“我个人信奉的政治哲学，也许连我的政治抱负，都和不信任感有关。我不信任我代表的选民，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把希特勒推上台，纵容他迫害犹太人。”他的写字台上方挂着一幅德国北方港市基尔（Kiel）的照片，那是冈泽尔出生的地方。图片展现的是1945年满目疮痍的基尔。看到我盯着这幅图，他说道：“不管谁挨炸，保管都能得到我们同情。”

冈泽尔在研究纳粹历史上花了不少时间，他大学论文写的就是党卫队。1970年代时，他曾尝试推翻纳粹法庭作出的判决，但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取得成功。其中一大障碍是纳粹的司法系统从来没得到过清算。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延续性才宣告终结。冈泽尔告诉我，五六十年代司法失灵的情况再也不可能出现了，新一代政治青年业已成熟。行凶者（Täter）的子孙在质疑过去时已经不像“六八一代”那样自以为是了。德国人变现实了，冈泽尔说，比日本人现实得多。海湾战争的爆发就像冲了个凉，精神为之一振。

很难说到底哪一点更让人振奋：海湾战争还是东佬们的到来。二者几乎同时发生，这点则平添了几分压力。德国社民党素有一种民族主义式中立（nationalist neutralism）的传统，不少左派政治家认为与西方国家结盟阻碍了德国统一。1950年代，社民党在这方面的民族主义色彩比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还要浓厚。多年来，左派一直抨击阿登纳治下的德国继承了纳粹遗产，还对美国卑躬屈膝。但如今德国统一了，“奥斯维辛”的幽灵又回来了，外加一群思想狭隘的“东佬”的涌入，阿登纳当年的看法算是得到了证实。德国需要西方，西方也需要德国，只是其需要的方式让德国人尤其是社民党人感到深深的不安。

将德国推入西方盟友的怀抱之中，譬如北约和欧共体，意味着埋葬对德国人的猜忌心，起码人们是这么希望的。成为欧洲人的德国人会感到更加正常，为西方所接纳，也更像文明人。德国，这个古老的“中央之国”，位于中欧的庞然大物，曾对其身份定位忧心忡忡，又为历史包袱所累，如今摇身一变成了西方国家。这种美好的状态在一年里却两次遭到挑战：先是两德合并，接着是海湾战争。不出意料，结果有几种。一种是对民智未开、非西方的“东佬”本能的排斥，另一种是在要不要同西方盟友一起出兵一事上瞻前顾后，踌躇不前。

在波恩的最后一个晚上，雪依旧下个不停。我约了位年轻的政治学者共进晚餐，晚餐是土豆饺、香肠配啤酒。说他年轻，其实也还好，只是不属于“六八一代”。此君并非和平主义者，对德国政府在支持西方同盟一事上的优柔寡断颇有微词。他似乎并未受到对本国文化猜疑心的掣肘，热情地给我介绍本地菜肴和一两家酒吧点唱机里播放的音乐，音乐欢快得有些瘮人——海湾战争铺天盖地的世界在此恍如隔世。他告诉我，德国军队现在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军队了，所有人都必须服役。这也正是讨论良知和道德如此重要的原因，所有人都有这方面的顾虑。另外，由于德国宪法规定国家安全和盟友的安全是绑在一起的，军事冒险几乎断无可能。“你看，”他说道，“我们德国人真的不想再自行其是了。”

天色不早了，我俩结伴走回我下榻的酒店。酒店年代久远，过去曾有许多显赫的客人入住，但在前台发放的历史简介里，1930年代和1940年代早期这段历史不知为何被跳过了。一路上，我们走过拿着和平旗的贝多芬雕像，走过“警示柱”旁举行烛光祷告的反战青年，走过写着“莫用鲜血换石油”和“德国的钱和毒气正被用来屠杀世界各国人民”的标语。我向他透露自己计划写一本探讨德国和日本战争记忆的书。他的反应似有几分愕然，甚至说得上是震惊，但嘴上并无表示。过了不久，我俩道别后，他突然转身跟我说：“拜托，请别夸大我们和日本人的共同点，我们很不一样。我们德国人可不会为了把公司做大做强就睡在公司。我们只是人，普通人罢了。”他没有说西方人，但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东京

在东京，海湾战争似乎离人们很遥远。没有横幅，没有警示柱，也没有烛光祷告或和平示威。比起废墟和弹痕依旧清晰可见的德国，战争的概念在日本显得更为遥远。鉴于整个东京在1945年陷入一片火海，这座城市没剩下什么可以让人回想起上一次世界大战的事物。1936年未遂军事政变中被占领的宾馆没有毁于战火，倒是在1980年代一波房地产热潮中被拆除了。过去对日本主要战犯实施绞刑的监狱，如今被一栋摩天大楼和购物中心所取代。

1970年代至1980年代早期，人们仍能在火车站候车厅和神道教寺庙前见到日本帝国军队的退伍老兵，他们或失明或残疾，靠做工粗糙的义肢方能站立；这些身穿白色和服、戴着墨镜的老人拉着破破烂烂的手风琴，曲目都是伤感的军旅老歌，指望人们赏几个钱。一身美国最新款行头的年轻人走过他们身旁，大多瞥都不瞥一眼，好像这些糟老头儿根本不存在，又好像他们只是游魂野鬼，只有自己才看得见自己。年纪大一些的路人偶尔会扔给他们几个铜板，还是偷偷摸摸的，好像在用钱把丢人现眼的亲戚给打发走。这些身穿白色和服、鬼魂一样的人勾起了谁都不愿记起的往事。而如今连他们也永远消失了。在东京，唯一能唤醒上一次世界大战记忆的只有飘散在空中的一些零散片段，比如弹子房里传出的军队进行曲。

六本木是东京最时尚的几大区之一。1945年来，这里一直笼罩着一种淡淡的西方味道。从前这里有个美军基地，如今则散发出奢华气息。外国模特快步奔向时尚工作室，年轻男子开着保时捷在大街上飞驰，淑女们在意大利北部风味的餐厅里享用简便午餐。浮华之间，矗立着一片难看的灰色混凝土楼群，破败的模样与周边环境很不相称，好像它们压根儿就不该出现在那儿。日本防卫厅总部（编按：2007年升格为防卫省）就设于此，当时其还算不上部级机构，仅仅是一个厅，尽管防卫厅长官拥有内阁大臣的职级。这些老楼是上一次战争仅剩的一点印迹。战前，这里的主人是日本帝国陆军，战后换成了美军。

在官方层面，日本是没有海、陆、空军的。1946年，牢牢盯着日本人的美国占领当局塞给前者一部宪法，其中第九条声明“日本人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此外“不保留陆、海、空三军和其他战争力量”。自卫队是一个并不牢靠的妥协产物。实际上，日本的兵员人数相当庞大，只是宪法禁止其向海外派兵。

随着1950年前后冷战爆发，美国人再也不希望日本只充当解除武装、奉行和平主义的楷模。于是国家警察预备队应运而生。左派对此表示抗议，但无济于事。随后，同样顶着国民巨大抗议声浪的《美日安保条约》签署通过。理查德·尼克松在1953年访日期间曾说宪法第九条是个错误。许多日本保守派同意他的说法，但他们的意见不占上风。冷战恶化后，部分得益于朝鲜战争，日本商界开始欣欣向荣，左派则不断丢失阵地。再后来，自卫队的身份得到了合法化，不少日本人至今仍然认为这么做的前提不仅值得怀疑，而且违宪。

防卫厅主楼不管从内还是从外看，都一样毫无特色。我约了防卫厅副官萩次郎（Hagi Jiro）在这里见面。他的办公室布局简单，甚至有些寒酸：只摆了张写字台、一张沙发、一个碗柜和几个铁皮文件柜。墙上挂着一幅日历，图案是太平洋海滩上少女的招贴画。萩次郎身材瘦削，身穿一件蓝西装。我向他打听日本公众舆论。大多数国民觉得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应扮演什么角色？他回答说多数人反对出兵。1990年11月曾出台过一部支持派兵的特别法案，但后来不得不撤销。多数日本人一谈起军队就联想到过去的帝国陆军，他说。但是不同年龄阶层的人们立场不尽相同。萩次郎告诉我，对二战有切身记忆的人激烈反对日军出境作战，不管战场在哪儿。30-50岁之间的人态度没那么强烈。至于年轻人，他们很容易受大众媒体影响，不是倒向这边，就是倒向那边。

他提到了日本宪法第九条。信任的问题在德国经常出现，现在又冒了出来。萩次郎说：“日本人不信任自卫队，因为他们连自己也信不过。这就是他们为什么需要宪法，好阻碍任何安保措施通过。”

这句话颇为耐人寻味：日本人信不过自己。在我俩的谈话临近尾声之际，这种说法又出现了一次。我告诉萩次郎自己刚去过德国。他笑笑，蹦出一句让我意外的话：“我很喜欢德国人，但我觉得他们是个危险民族，说不出为什么——也许是因为种族、文化和历史吧，诸如此类。其实我们日本人也一样：我们也习惯于走极端。从民族性来讲，我们日本人和德国人都具有高度的集体自律。当我们把精力用在正道上时，就是好事，但一旦滥用就会出大乱子。”说到这儿，他顿了顿，补充了一句：“我还认为日本人和德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

当然，很多人对这点深信不疑。他们曾劝我相信德国人和日本人是危险民族，民族性格中存在某种劣根性。但我未曾想在日本防卫厅总部也会听到同样的话。尽管萩次郎将两个民族放在一块儿，但依我个人经验来看，德国人对二者之间的联系倾向于避而不谈。我经常从德国人那里听到“典型德国做派”这句话，而且口气几乎清一色都是贬义（相反，日本人说“典型日本做派”时，通常都带着一丝自我辩护和自豪）。许多德国人对自己被和日本人相提并论——甚至进行比较——感到很不自在（这一点又和日本人不同，他们经常这么对比）。我遇到的德国人常常强调他们和日本人有多么不同，正如“西佬”会强调他们和“东佬”的区别。这让我感到，“道林·格雷”这层因素或许在起作用。对于部分西德人而言，他们如今如此“开化”，如此自由，如此个人主义，又如此西化。反观日本人，他们的集体纪律、对权威人士的俯首帖耳，以及对待工作的军事化态度，似乎离一个才刚刚克服——也许远未克服——的自我形象并不是太远，这点让人不悦。

这么想并非全然没有道理。日本在19至20世纪师从德国，获益良多，但所学之物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自由气氛已经格格不入了。同德国一样，以知识分子和政客为首的日本人往往感到有必要借助浪漫民族主义，来抵消某种民族自卑感。引进费希特的浪漫民族主义（organic nationalism）理论是为了振奋日本人的自尊心，即便那时的日本正在经历全盘西化，向西方列强看齐。1920-1930年代日本遭到了西方列强的排挤，这时斯宾格勒关于西方衰落的思想则让人感到宽慰。但时至今日，在经过日本人因地制宜的改造后，这些理论中的大多数依然广泛出现在电视、大学院校和流行期刊中。犹太人主宰世界这一凭空想象出来的阴谋论在日本民间神话外围沉淀了下来，而战前受到舶来德国思潮大力提倡的单一种族意识形态在日本则远未绝迹。

在希特勒的德国，日本因为在思想深处实现了纳粹主义的抱负而备受推崇。拿纳粹宣传家乌拉赫（Albrecht Fürst von Urach）的话说，日本人的天皇崇拜是“世上最独特的一种糅合了国家形态、国家意识和宗教狂热的产物”。(5)当然，狂热在纳粹的词典里是个褒义词。读到纳粹关于日本的著作时，人们的印象或许是德国宣传家希望通过宣传，向德国人灌输类似日本远古诸神传承给后人的那种文化。

对于国家行为——恰如个体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历史、文化或民族性决定的这一命题，多数日本人表现出了近乎走火入魔的关切。海外战争期间，日本电视里看不出多少彷徨失措（Betroffenheit）的迹象，也没有退役将领详细盘点战术和战略。相反，媒体和学界专家大谈这场发生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战争，姿态颇为超脱。这场战争在他们口中往往被描绘为西方和中东地区之间的一场文化或宗教冲突。关于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之间宿怨的讨论有很多，此外还有人详细分析美国人的性格，以求理解乔治·布什和施瓦茨科普夫将军（Gen. Schwarzkopf）的行事风格。

这种对文化的关切在私下谈话中也层出不穷。一次，我和三三两两的日本朋友相聚在东京某条巷子里，把酒言欢。这条巷子是战后为数不多的几条没变过样的街道之一。当中一段人称“黄金街”，过去是廉价红灯区。我们坐在一家居酒屋里，地方十分狭小，只能容纳大概十个人。居酒屋的名字取自一部先锋派法国电影，烟雾缭绕的空气中飘着比莉·荷莉戴[5]的歌声；这家店以经常招揽知识分子光顾为荣。多数酒客对海湾战争的看法是，这纯粹是一场为美国利益而打的战争。我的朋友均是四十出头，热衷文艺事业。他们认为海湾战争关乎文化认同，美国人想要迫使阿拉伯人接受和美国人一致的世界观。

那么自由和民主呢？我问。这些原则难道不值得捍卫么？我们能容忍一个穷凶极恶的国家侵略他国么？我很清楚自己这么说并不很有说服力；科威特很难算得上是民主国家。但我的初衷是抛砖引玉。得到的答案很有意思，是一种变相的反西方论调。

“民主，”一个漫画家开口道，“并不是普世的，它只是一种西方理想，西方人谎称其具有普世意义。这恰恰是这场战争错误的原因：西方试图把想法强加给非西方国家。美国人不仅伪善，还很傲慢。”

一位著名的电影导演使劲点头，表示如果当初美国人不来的话，日本只会更好。他指的是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率部侵入日本的“黑船事件”。“他们夺走了我们的文化，”他说道，“我们现在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与他相熟，知道他这么说只是在煽情。但是，同日本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交谈时经常会出现这一幕：但凡在讨论日本和外部世界的时候，身份认同这个话题几乎无一例外都会横插一脚，导致的结果是怪异的认同感。我曾在左倾的《朝日新闻》里读到过下面这封来信，作者是中村哲（Nakamura Tetsu）。中村是医生，属于“六八一代”，对中东事务很积极。信件内容如下：“当我们谈论世界新秩序的时候，有必要理解我们的亚洲同胞，他们有着和西方人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我们必须反思对亚洲的态度。仅仅五十年前，我们日本人处在传统社会和西式现代化这对矛盾中，同美国打了一场仗，为此吃尽了苦头。这场战争至今尚未终结。是时候重新思考在广岛和长崎逝去的几百万（原文如此）‘英灵’有何意义了。”(6)

这种说法在语气和思路上与风靡三四十年代的日本泛亚民族主义高度相似。自19世纪以降，日本曾激烈地抗击过西方对亚洲的主导，时而显得缺乏变通，但始终值得敬佩——这一观点并不新鲜。它肇始于1860年代的“驱除鞑虏、拥护皇权”运动，在日本的战争宣传中颇为促销。在1964年出版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中，林房雄曾为其进行辩护。战后，他的反西方民族主义观成了右翼卫道士的模板。但林房雄过去是共产党，而且他曾写道，在一个理想世界里，日本再也不会因国际政局而分化，所有日本人都会往一处想。他的原话是：“一种日本式思维将会诞生。”(7)这些字眼里能读出怀旧。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人被教导“一万万心一齐跳动”（一亿一心）。

海湾战争期间，理想中的世界还遥不可及。《朝日新闻》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七成的受访者反对对伊拉克动武，但在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中，有29.6%的人支持动武，还有起码相同比例的人回答“说不上来”。中村刊登于《朝日新闻》的来信反映出，投书该报的读者中间存在一种普遍的论调，只不过他文字中的感情色彩更加鲜明而已。有封具有代表性的来信是这样写的：“纵观历史，我们日本人如今总算有权利和义务对战争说不，并向世界传授我们的切身经验，诉说我国无辜平民如何沦为惨烈轰炸的牺牲品。”

这一论调在许多日本人看来，代表了宪法第九条的立场。1946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向麦克阿瑟将军提出抗议。他说，日本应该放弃战争、作出道德垂范这种说法固然很好，但在现实世界里，没有国家会效而仿之。麦克阿瑟回应道：“就算没有国家效仿，日本也不会吃什么亏。那些不支持的人才是不对的。”长久以来，多数日本人一直秉承这一看法，然而海湾战争让他们有所动摇。

这一看法值得尊崇，但也建立在某种“虚无的背叛说”之上。根据这一传说，日本成了个崇尚道德、爱好和平，独树一帜的国家，却遭到了清算其战争罪行的战胜者的背叛；在越南、阿富汗和尼加拉瓜，它遭到了背叛，在军备竞赛和冷战中也是如此；针对广岛和长崎的“毫无必要”甚至是出于“种族报复”的核打击，以及之后各大国发动的一切军事行动——包括讨伐萨达姆·侯赛因的决定——都让日本成了受害者。对此最笃信不疑的是左派的男男女女，他们对宪法第九条的坚持，就好比牧师爱护其祷告书一样。

海湾战争正式结束后几个月，一位名叫松本健一的文学批评家在《东京新闻》上撰稿，文中他将萨达姆入侵科威特比作日本偷袭珍珠港。(8)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和恩岑斯贝格尔在《明镜周刊》里拿萨达姆和希特勒作比较有异曲同工之处。松本写道，萨达姆为泛阿拉伯理想而战的声明“让人不寒而栗地联想起日本军国主义者，他们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曾傲慢地宣称‘亚洲是一家’”。伊拉克和日本都与西方帝国主义展开了“圣战”。但是在松本眼里，二者的相似性还不止于此：“日本和伊拉克出于几乎完全一致的理由发动了战争。”西方大国因为切断两国的贸易和原材料供应，被指责让战争变得无法避免。于是乎，战争对日本和伊拉克就成了一件名义上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日本，”松本写道，“尚未对其战时暴行进行过忏悔，因此如果我们不能自我批评，就没有资格指责伊拉克人采取非人道行为和违反国际法。”

写到这儿都还不错。类似的自省文字在主流日本媒体中十分罕见。但是紧接着，指向自己的手指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另一方面，美国大众传媒对于空袭伊拉克之初的反应，让人回想起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捷报频传时的欣喜若狂……”结论是：“海湾战争再次让我认识到了战争的乏味和残酷。在听闻首相海部俊树表达对多国联军的坚定支持，并谋求向中东派遣自卫队之后，我大为震惊。日本陷入野蛮状态也就是五十年前的事，但这个国家的保守派政客似乎并未从中吸取多少教训。”

那么，我们就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即各方一样野蛮：战时的日本、萨达姆、布什、日本保守派政客，概莫能外。和平主义目标也许很高尚，质疑美国媒体的兴高采烈或许不无道理，但这种看法为图省事，不分青红皂白。比如所有战争都是非正义的：这就好像波恩集市广场上的警示柱，或认为轰炸巴格达是1945年以来最严重战争罪行的主和派教授。历史就是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然而，日本和德国有一处天壤之别：以色列。日本人对犹太人没有负罪感；没人会发了疯似的给以色列驻东京大使馆打电话；日本也没有自己的沃尔夫·比尔曼。海湾战争勾起了不少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回忆；但对于多数日本人来说，这只是另一场战争，一场距离他们十分遥远的战争，其爆发过程有点像自然灾害。或许，如果联军的轰炸目标不是伊拉克而是中国乃至朝鲜的话，日本的战争罪孽就会起作用。但就算是那些对中国和朝鲜抱有歉意的日本人，也不会把日本发动的战争和屠犹看成一回事。

拒绝对历史作出区别对待，并不仅仅是一种逃避罪责的办法。它也是和平主义的核心。就连对不同战争作区分，或承认有些战争师出有名，都已经是一种不道德的立场了。所幸对于德国和日本而言，和平主义恰好是一种用来麻木历史罪行之痛的办法。或者反之，如果一个人沉浸在里头无法自拔，和平主义就会把对国家罪行的内疚转化成一种美德，相比于其他国家的死不悔改，甚至成为一种优越感的标志。这也可以是历史短视的成因。

小田实是日本反对越战运动的鼻祖，也是一部描写广岛原爆小说的作者。他告诉我，日本必须坚持和平主义：“所有国家当中，日本必须充当有良知的反对者。”但成为军事强国的日本会十分危险，小田说道。德国也一样。他认为，德国很快就又要成为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了。当我表示他的话有待商榷时，他说我是西方人、是白种人，根本没资格说三道四。

我问他对越战怎么看，他说自己看不出越战和日本的亚洲战争之间有什么区别。其实，正是越战促使他反思日本对亚洲的征服。他也不认为欧洲殖民主义同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有何不同。当我指出我认为存在的区别时，他恼了，嗓门也大了起来。“你看，”他叫道，“我可没工夫陪你讨论历史的差异。殖民主义是罪恶的，事情就是这样。”他的圆脸涨得通红，大手砸得桌面砰砰响。坐在他身旁的朝鲜裔妻子没出声，只是盯着茶杯。我被提醒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小田生于1932年，他记得当初在日本大败美国人之后，自己挥舞着旭日旗，心里别提有多骄傲了。他同样记得并且无法释怀的是，就在天皇宣布“战事发展对日本不利”、是时候投降了的前一天，家乡大阪被炸了个稀巴烂。小田说自己没有哭，让他真正难以接受的是，日本在战后本有机会和过去一刀两断，却被美国人生生给搅了。是美国人允许天皇保留皇位，并同意那些把日本引向战争的官僚和政客继续统治这个国家；也是美国人，通过建立自卫队，促使日本人亲手削弱了本国宪法；同样还是美国人，把日本人变成了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帮凶。

小田的怨恨不无道理，但他对于西方的矛盾心理要比政治幻灭来得更复杂。这种矛盾心态接近于敌意，部分或许与年龄有关。毕竟，他少时接受的教育是仇视“盎格鲁-美利坚妖魔”。而泛亚主义宣传与富有浪漫色彩的第三世界主义（Third Worldism）其实相距并不遥远。但是，尽管小田信奉第三世界理论，他并非只同情受压迫者，压迫者他也同情。他发起“越南和平”运动，目的之一就是要帮助美国逃兵和反战示威者。在小田眼中，美国大兵和原日本帝国军人一样，既是侵略者，也是受害者；说他们是侵略者，因为他们残害无辜百姓；说他们是受害者，因为他们也是迫于命令。

在日本，对待西方的态度除了复杂，没有第二个字眼可以形容。表面上，日本是亚洲最西化的国家，就连在小田实眼里，他大概也觉得纽约比北京更近吧（我敢说他对托斯卡纳也比对德累斯顿更熟悉）。即便19世纪的日本曾出现过一股驱逐外夷的运动，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脱亚”运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战争促生了一批浮世绘版画，在这些作品里，日军的身材普遍高大，肤色较浅，穿着欧式军装；而他们的对手则是侏儒一般的黄种人，留着辫子，身穿丝绸衣服。日本人的优势一露无余。

矛盾心理形态纷呈，这在不同观点的交锋中显露无遗。右翼自民党政客龟井静香几乎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小田实的对立面。虽说他们年龄相仿，身材都很敦实，有着农民般的粗线条，不过这也就是两人所有的共同点了。龟井在防务问题上是鹰派，他希望废除宪法第九条，在教育中注入更多爱国主义元素，让军人英雄成为学生引以为荣的对象，等等。他不相信日本的亚洲战争真有那么恶贯满盈。另外，他希望恢复天皇在这个家族式国家里神圣的一家之主地位，并重新确立神道教的国教地位。他认为，美国人在战后夺去了日本的认同感、自豪和雄风。

我在龟井位于东京、距离国会大楼不远处的办公室里拜访了他。和小田一样，他的谈吐很是粗鄙，而且是有意为之，倒不是为了表现得和我熟络，而是为了突出某种不拘小节的男子气概。我们交谈过程中电话响过一两次，对话也因此中断。龟井接电话时吐字不清，能听到的只有哼哼声或嘟哝声，分别表示肯定、否定或道别之意。

我问他怎么看海湾战争。他嗯了一声，开口说道：“我们日本人有个词叫‘建前’（tatemae），就是官方真相的意思，你说事情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词，叫‘本音’（honne），指的是真实感受、事情的真正面貌。现在，‘建前’是指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这点无法容忍，‘本音’则是说美国人在开战前没有征询我们日本人的意见。”不满的情绪清晰可见。龟井从相反的角度阐释了小田的观点：美国逼迫日本当了它的帮凶。

“接下来，”他继续说道，“还有以色列的问题。你知道，我们日本人消息很灵通。我们知道美国的真实面目。这儿的人在电视上见过亨利·基辛格。他是犹太人，我们知道犹太人在美国有多大势力。这些我们都知道。所以‘本音’告诉我们，这场仗是为以色列而打的。”

这种论调在日本很普遍，很刺耳，但也容易产生歧义。问题的重点不在犹太人，而在于美国。在头脑闭塞的日本人看来，美国人和犹太人的利益常常被混为一谈，这种混淆也不只日本才有。正如所谓“永恒的犹太人”，“美国”是没有根基的世界主义、国际阴谋论等概念的代名词。龟井选用如此怪异和民粹（Volkish）的口吻来探讨这种普遍的偏执，具有多层含义：一是某些最丑恶的欧洲传说在日本扎下了根，二是屠犹历史在日本没有影响，三是日本在某些方面十分闭塞。我觉得这三种解释都说得通。

“在19世纪，”龟井解释道，“日本受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中东的边界都是西方列强划定的，英国人对巴勒斯坦负有责任。伊拉克现在的行为和西方列强不久前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个人就是这种印象。当然了，萨达姆肯定是不对的，但也不能说西方大国就是对的、其他民族的人就是错的。不能这么说。”

和小田乃至许多左翼人士一样，龟井也在种族的象限中思考问题。他用了jinshu这个词，直译是种族的意思。他甚至没用minzoku这个更常用的词，在日本右翼的话语中，这个词对应的是德语里的人民（Volk）；或者kokumin，后者较中性，意思是国民。

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场是支持海湾战争，并出资九十亿美元声援联军的行动。日本社会党对此坚决反对，态度之强硬远超德国社民党。但政治永远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龟井分析了自民党的立场：“我党的‘本音’和社会党人差不多。我们支持战争，只是为了让美国人高兴。”

龟井不算是主流保守派，他是党内的极右派。作为右派，他在反美或反西方一事上比政府更加积极。他对在亚洲建立新同盟关系、脱离美国卵翼能说个不停。他表示日本人感觉亚洲比西方更易亲近。我告诉他，德国保守派坚持自己是西方的一部分，可以说，他们把西方同盟变成了德国民族认同的组成部分。我还跟他介绍了阿登纳的亚洲观。

龟井听完哈哈大笑，露出一排整齐的镶金牙。“哦，”他承认道，“美日关系的问题很难解决。这是个种族问题，真的。美国佬很友善，也很坦诚。但你也知道，关系要搞好不容易。你懂的，我们必须保持友好……”

他的话中同样能读出一丝混淆，这种混淆在日本司空见惯。龟井把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混为一谈，以为它们是一回事。事实上，日本官员之所以觉得他们必须与美国保持友好，和文化无涉，和种族更是扯不上边，倒是和两国之间一边倒的安保协定有莫大的关联。当然了，迥异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也可能使日本比起西德来，更难融入西方世界。要是日本和西方之间确实存在一道边界的话——这条边界会比易北河还要难以跨越——这会有助于解释另一种成见（idée reçue）：在民主自由的西德，许多德国人尝试过坦诚面对自己国家的可怖过去，而日本人由于和他们不同，则做不到这样。

诚然，相较于西德人，日本人较少关注他们带给别人的苦难，更倾向于推卸责任。另外，不管形式上如何规定，自由民主体制在日本并未取得像在联邦德国那样的成功。文化差异也许能作出解释，但人们也能从更政治化的角度来审视这一情况。在1938年发表于伦敦的著作《同西方的战争》（The War Against the West）中，匈牙利学者奥雷尔·科尔奈（Aurel Kolnai）效仿希腊人，对西方进行了定义：“对于古希腊人，‘西方’（或‘欧洲’）意味着拥有自由宪法和公认规则赋予的自治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法律为王’；而在‘东方’（或‘亚洲’），神权社会掌握在上帝般的统治者手中，他们的臣民‘像奴隶一样’为之效劳。”(9)

根据这一解释，希特勒的德国和战前的日本都属于东方。正如科尔奈的书名所暗示的，德国跟西方打了一仗。如今，阿登纳的德国也许算是找到了回归西方的道路。1949年，德国法学家起草了《德国基本法》。1954年，西德正式成为主权国家，尽管国内仍然留有西方大国的驻军。德国通过了一部紧急状态法，授权自己掌管本国防务。除柏林以外，占领已正式宣告结束。但在日本，从某些方面看，军事占领至今仍未完结。

日本的神圣统治者被美国人勒令卸下其神圣外表。这个喜欢罕见的甲壳类动物、也喜欢各种米老鼠手表和英式早餐的天皇，也许反而感到一丝宽慰，很快就顺从了。美国人随后颁布了一部读起来就像是直接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宪法，剥夺了日本的自卫权。多数日本人已对战争无比厌倦，且高度不信任军事领袖，于是欣然接受。这之后，冷战的爆发又促使美国人逼迫日本人推翻自己的宪法，建立一支本不应该存在的军队。世上最糟糕的局面就这样产生了：主权没有复得，不信任感依然存在，而不满情绪在日积月累。龟井等鹰派愤怒于美国人把日本变得一蹶不振；小田等鸽派则恨美国人阉割了《和平宪法》。双方都很反感被人当成帮凶，且都感到自己是受害者，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要日本人承认他们的战时问题为什么比德国人更难。

就算真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句话在日本也经受不住考验。在没有正式主权的前提下，诸如是否要安抚侵略者的问题没有半点意义。我在东京邂逅一位社会党政治家，问他如果西方早点动武的话，是不是德、日两国与西方就可不必兵戒相见了。他回答说：“也许吧，我不知道。但我们拒绝任何依靠军事手段的解决办法。”当我问小田，一个国家是否有权帮助他国、对抗侵略者时，他的回答是“没有”。我指出，照他这么说的话，赢得战争的就会是轴心国了。对此他答道：“你的思维方式显示你接受的教育是从受害者角度出发的，而我接受的则是从侵略者角度出发的那一套。”

这话固然没错，但依然坚信日本人和德国人是危险民族的是他，不是我。这里隐含着巨大的讽刺：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幕僚在努力使日本成为西方一分子的过程中，成功地让日本在精神上做到了这点。一个受胁迫且孱弱无力的帮凶根本算不上什么帮凶。近年来，日本往往被称作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然而，这一特征和传统日本心理——孤立主义、和平主义、在外国人面前的胆怯，或诸如此类的品格——的关系并不大，倒是和战后美国参与创造的政治大环境有莫大关联。要理解日本人对亚洲战争记忆的复杂性，就必须理解其战败之后面临的局面，必须退回到1945年。

[1]Konrad Adenauer（1876-1967），战后西德首任总理，曾任科隆市长。

[2]Kristallnacht，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队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砸毁犹太人的商店，导致街上堆满了碎玻璃，史称“水晶之夜”。

[3]“68er”，1968年5月，西欧各地爆发学生造反浪潮，始于法国，称为“五月风暴”。青年抗议的矛头表面上对准越南战争，但内里其实是对欧洲深刻的社会矛盾发泄不满，特别是反对精英和权威人物。

[4]英国作家王尔德作品《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美少年，他为了永葆青春出卖灵魂让画像代替他变老变丑，自己则走上堕落的道路。

[5]Billie Holiday（1915-1959），美国爵士乐传奇歌后。

第二章 废墟中的浪漫

对于日本人和德国人，很难说战争到底是何时开始的。我想不出公众印象中有什么画面标志着战争拉开序幕。在一张摄于1939年的著名照片里，德国士兵正移除波兰边境的路障，但那算是战争打响的时候么？如果不是，那德军1936年挺进莱茵河地区算不算？抑或者是吞并苏台德区、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至于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应从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算起，最迟也不会晚于1935年。当年，纽伦堡颁布了种族法。再或者，那些记录1938年11月9日晚犹太教堂起火的照片才真正标志着大屠杀的最初阶段？也许是为了避免混淆，许多德国人倾向于谈论“希特勒时代”（Hitlerzeit），而非“战争”。当人们真的提到“战争”时，浮现在脑海中的是东线战场上挨冻的德国士兵，以及被炸弹摧毁的德国城市。

对于日本，1931年建立伪满政权是走向虎视眈眈的一步棋，预示着日后的局势将愈加波诡云谲。针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始于1937年北京郊外的“七七事变”，四年后的偷袭珍珠港则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这里顺便提一句，只有自由派的日本人才管二战叫太平洋战争。那些坚持认为日本打仗是为了把亚洲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白人殖民主义魔掌中解放出来的日本人，管这场战争叫大东亚战争，一如“大东亚共荣圈”的说法。持这一论点的人将1941-1945年的战争与侵华战争区分开，至今依旧坚称后者为“支那事变”。另一方面，自由派和左派倾向于将这些战争糅合在一起，统称为“十五年战争”（1931-1945）。《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的作者林房雄断然不会是自由派，他的看法是，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实际上始于1853年，标志是海军司令佩里率黑船来到日本。他以此为由提出了“百年战争”的说法。

如果说战争的开端难以判定的话，那么标志其结束的画面则十分明显，比如广岛上空升腾而起的蘑菇云。这一无比震撼的场景被美国空军摄影师记录在胶卷中。此外，日本天皇于8月15日通过广播宣读停战诏书，本来杂音就大，他还操着一口模棱两可的宫廷语言，恳请哽咽的臣民“忍受不能忍受之事”。这些历史片段在无数日本小说里都有记载，也被多次搬上银幕，成了战后日本最老生常谈的一部分话题，是国家战败、苦难和耻辱的缩影。

至于德国战败的符号，我想最有代表性的画面莫过于苏军士兵手举红旗、登上柏林断壁残垣的国会大厦楼顶了。有个东德人曾告诉我，照片里一个苏联军人的手臂上戴着好几块抢来的手表，就像一串串镯子。此君很有洞见地评论道，解放通常掺杂着非正义，因为解放者往往没比征服者好到哪儿去。为此我又端详了会儿照片，但没见有手表。长达四十年的苏联统治肯定让他的记忆出现了，偏差但他的直觉应该没有错。

要是希特勒烧焦的尸体有照片为证的话，毫无疑问它将成为1945年的象征之一。可惜没有，有的只是戈培尔[1]一家服毒自杀后的照片。他偏大的头颅形似一个畸形的葫芦，轮廓至今清晰可辨。除此之外，还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希特勒站在藏身的地堡出口处，带着伤感的眼神（也许不是伤感，只是恼怒？）最后看了一眼他被摧毁的帝都。这张照片有一种浪漫的甚至是戏剧性的吸引力：邪恶天才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

希特勒的覆灭和天皇玉音放送既象征着终结，又是一种诡异的延续。不管寓意有何区别，二者永远都将与毁灭牢牢联系在一起——毁灭的城市、毁灭的人、毁灭的理想。1945年最震撼人心的影像是广岛、柏林和东京的默片：寸寸焦土，弹坑连连；柏林这个带有19世纪建筑风格的城市面目全非；东京则到处都是焦炭和溢满水的弹坑。

1945年夏，就在广岛和长崎原爆前一个月，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受英国政府委派，前往德国探查幸存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他见到的只有废墟。这里有段他在科隆期间写下的文字：“这座城市的废墟反映在居民内心的废墟中。他们不仅没能成为覆盖城市伤口的疮疤，反而成了噬咬死尸的寄生虫，在废墟间翻拣埋藏在下面的食物。他们还在大教堂附近的黑市上做着买卖——这是毁灭而非创造的营生……科隆这座城市遭遇的灭顶之灾，其前世今生一并毁灭，就像是对依然生活在那儿的人的一种责难。德国的乱石堆宣讲着虚无主义的布道。”(10)

沃尔夫冈·施多德（Wolfgang Staudte）于1946年拍摄的《凶手就在我们中间》是战后德国首批故事片之一。片中，我们见到满腔怨气的梅尔滕斯博士匆匆穿行于柏林破败的街道。他喝醉了，眼神看起来像发了疯。不久前刚发生过的一幕幕可怕事件萦绕在这个男人心头，挥之不去。老鼠不时从断壁残垣间爬出来，在他脚边窜来窜去。“老鼠，”他轻声自语，“老鼠，老鼠，哪儿都有老鼠。”

德国人管这叫“覆灭”（Zusammenbruch）或“零时”（Stunde Null）：所有一切似乎都来到了终点，需要推倒重来。日本人管这叫“战败”或者“终战”。后面一个词淡化了战败的打击。与此同理，美国的军事占领被称为“美国驻军”。所有德国人和日本人曾经被教导要笃信不疑的事物——从“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到天皇崇拜，从“主宰者民族”到武士道精神，从“生存空间”（Lebensraum）到全世界同在一片（日本人的）屋檐下——所有这些概念都已灰飞烟灭。正如小说家野坂昭如所写的那样，大阪焦土上唯一闪闪发亮的，便是美国大兵扔下的银色口香糖包装纸。

斯彭德采访了时任科隆市长的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告诉他，德国人精神空虚，“想象力必须得到满足”。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特别是考虑到德语这门语言受到了大屠杀术语彻底的感染。人们如何从刽子手的语言中营造诗意呢？又怎么能将这门语言从一位著名德国语言学家所称的“第三帝国的语言”（Lingua Tertii Imperii）当中分离出来呢？(11)“语言再也不是人类经验的载体，”乔治·斯坦纳说道，“仅仅只是供人言说。”

日本人倒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日语相对毫发无伤地躲过了战火的摧残，尽管战时一代人中有些相当敏感，听到某些特定词汇时无法不愁眉紧蹙。哲学家吉本隆明在1960年代早期曾写道：“战败后没多久听到诸如民族或种族这样的字眼，会有一种又添新伤的感觉。”(12)话虽如此，日语里的kokka（国家或政权）和minzoku（种族或民族），和德语里的Sonderbehandlung（特别对待）或Einsatzgruppe（特别行动队）并不能等量齐观。日本帝国主义的术语有种族主义色彩，且夸大其词，却并不散发灭绝营的腐尸臭气。

不过，日本文化的确存在一个问题，既与德国的困境有可比性，也不完全一致。困扰德国的是纳粹主义。虽然一些人相信希特勒主义的祸根及德国独特的历史进程（德语称之为“特殊道路”，Sonderweg）可追溯至路德，或至少是赫尔德或瓦格纳，但不管是瓦格纳还是赫尔德的作品——遑论路德的著述——从未被列为禁书。在德国，还有传统可以倚仗。在苏占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左派文化得到了大力复兴。在西占区，作家靠做“歌德梦”来逃避老鼠横行和废墟遍布的现实。人们常援引歌德的大名，以此证明德国同属欧洲文明中崇尚人文关怀和启蒙思想的那一脉。

但据占领当局所知，日本从没有过类似歌德式的人物，况且在日本传统文化多年来被沙文主义宣传严重扭曲和异化后，美国人（以及不少日本左派）对任何与“封建主义”有关联的事物都疑心重重，他们对“封建主义”的阐释涵盖了日本前现代大部分时期。封建主义是民主的敌人，因此美国审查官在向日本人传授民主的过程中，不仅取缔了武侠片和武士题材的剧目，一度还将九十八部歌舞伎作品归入禁演之列。中世纪的诗集因为流露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而备受批评。甚至连长期在神道教自然崇拜中被奉为圣物的富士山，都被禁止出现在文艺作品中。过去，自然崇拜经常蜕变为对日本国家政权的崇拜。于是，1946年上映的一部故事片里，农民在富士山山坡上劳作的一幕被剪掉了。这就好像说德国——不管有没有“特殊道路”——只需肃清纳粹主义，而日本的整个文化传统都必须回炉重造。

然而，战败和废墟的确酝酿了一种新的文学（和影视）派别。在德国，这叫“废墟文学”（Trümmerliteratur）。在断壁残垣间长大成人的日本作家管自己叫“化为灰烬的一代”（焼け跡世代）。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的许多文学作品都蒙上了一层虚无和绝望的阴影。参过军的日本小说家工于描绘人类在极端条件下的行为模式。人吃人是个普遍主题，大冈升平在作品《野火》中，回顾了战争结束前夕在菲律宾服役的岁月。那时，饥肠辘辘的日军被包围在吕宋岛的深山中，要么是杀了敌人吃肉（原住民为“黑皮猪”，美军则是“白皮猪”），要么只能自相残杀。此外还有讲述士兵返乡后发现妻子跟别的男人跑了的故事，以及良家妇女沦为娼妓、体面的男人在黑市行乞的作品。

外国占领引发的耻辱感和怨恨情绪，直到占领结束后才成为一个普遍——以及可供出版——的主题。在德国，这方面的例子是恩斯特·冯·所罗门（Ernst von Salomon）所著的《问卷》（Der Fragebogen）。该书出版于1951年，在商业上大获成功。所罗门是个大恶人，曾于1922年参与暗杀德国犹太裔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在《问卷》里（书名指德国人被迫填写问卷，交代他们是否当过纳粹），所罗门称美国人跟过去的德国人一样粗俗、愚蠢和野蛮。“愚蠢，”小说主人公如是说道，“是世上最容易理解的。让我情绪低落的不是我们战败了，而是战胜者使其变得毫无意义。”(13)

在日本，这样的文字也并不少见，没准比德国还要泛滥，因为占领当局的审查人员十分积极地封杀封建思想和反美情绪。1950年代，日本涌现了一系列批判战争罪审判不公和美军轰炸惨绝人寰的影片，由此诞生了一个全新的文学种类，专注于描绘广岛和长崎原爆的后续影响。观影者对于美军基地内的阴暗面有着近乎色情般的痴迷：犯罪、卖淫嫖娼、强暴无辜日本妇女。如果说蘑菇云和天皇的广播讲话是关于战败的俗套印象，那么美国大兵（往往是黑人）强暴日本少女（总是又年轻又天真那种）——而且施暴地往往是洁净的水稻田（象征朴素和田园牧歌式的日本）——则是战后军事占领题材影片的一种标准套路。

对于德、日两国多数国民而言，战后最初几年纯粹是一段苦难深重的岁月。然而，这一时期大部分文学作品，或者更确切地说，有关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因为大部分都是日后才写就的——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其蕴含着一股深刻的浪漫主义气息乃至怀旧气息。这也影响了战后不久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个体记忆。比方说，回忆起当年在东京隅田川附近弹坑里玩耍的情景时，日本剧作家唐十郎说道：“四周能看见地平线，天空如此明亮，亮得所有一切看着都那么刺眼。在废墟里玩耍真好，就像是梦境拼成的风景。”

散文和小说家坂口安吾在战争结束时已年逾四旬。他因为恰好超龄而未被征召入伍，战后以描写轰炸及其影响的作品而扬名立万。有人称其文风具有虚无主义特征，我不敢说这一用词是否恰当。总而言之，他完美地诠释了一个满目疮痍的战败国的精神，只不过其笔触显示作者是个经历了祛魅的浪漫主义者——前提是人们要能想象这一形象。在名作《堕落论》中，坂口把东京遭遇的空袭描绘为一幕壮丽的奇观，一场足以致命的焰火表演。(14)他陶醉于“人们听天由命的诡异之美”，乐见少女们在一片焦土上四处走动，在破败与毁坏间绽放笑容。

然而，战后初期是一段彻底堕落的岁月。微笑的少女脸庞——即坂口笔下“废墟中的爱”——不见了：“未像樱花一样为天皇凋零的青年如今摇身一变，成了黑市商人。”但在他看来，比起战争的浪漫，堕落才更真实，也更可贵，前者不过是政治宣传刻意营造的幻觉罢了，比如舍生取义之美、天皇崇拜、尚武气概、天神下凡的民族等等。必须击碎这些幻觉，让日本人重新“落入凡尘”：“哦，日本人，哦，日本，我希望你们都变得堕落。日本和日本人必须堕落！只要天皇体制还在，只要这种历史设计依旧是民族观的一部分，他们就会被操纵，而我们也就无法像人一样在这个国家活下去。”

当时，对于坂口安吾或者其他作家来说，废墟提供了希望。终于，日本人在脱下了传统和理想的“虚假和服”后，只剩下最基本的人类需求；终于，他们能感知真正的爱和痛苦；终于，他们将变得诚实。废墟里容不下虚伪。

这是知识分子中间普遍的一种自负：贫穷是美德，一文不名的人是纯洁的。这种自负在那段日子里因为社会主义愿景的短暂复苏而获得了额外的动力。部分左派人士，包括一些共产党人，是唯一在战争中幸免于难且未染指日本帝国主义冒险的人。1940年代，美国占领当局曾鼓励他们积极参政，一做就是几年。左派政党或相继成立，或恢复活动，工会也得以组建。也许，在一贫如洗、万众一心的国民的努力下，一个真正民主的（当然是社会主义的）日本终于可以从战争的废墟里站起来了。

作家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努厄（Wolfdietrich Schnurre）在1963年回忆起，德国也曾有过类似愿景。在他看来，这提升了德国人的道德水准。他表示：“在毁于战火的德国，存在一股真实而迫切的热望。那时，幸存者仍能听到死难者无声的哀求。那时，和平的清风一如往昔，拂过被烧毁的房屋。人们心中仍有信念。他们仍期待一个中立的、统一的德国。新欧洲的理想尚未被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撕成碎片。自由还尽在掌握，反对军国主义和求生欲望依然是一回事。”(15)

斯蒂芬·斯彭德在德国感受到的并不是这种情绪，但人们的语言具有典型的左派怀旧特征。小说家海因里希·伯尔比坂口安吾年轻约十岁。他和大冈升平同是返乡士兵。跟施努厄一样，他也在德国的残砖碎瓦中看到了人类救赎的真正机遇。他是“四七社”（Gruppe 47）这一文学圈子里的积极分子，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和君特·格拉斯也是该社成员。这一非正式组织成员的共性在于他们的左倾倾向，偏爱海明威式言简意赅的报告文学文风，反感浪漫的避世主义。在一篇写于1952年、名为《我属于废墟文学》的文章里，伯尔同情“黑市商人和其受害者，同情难民和所有失去栖身之所的人，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同情我们这代人。这代人身处一种奇怪而难忘的情境：他们返回了家乡”。(16)

和坂口一样，伯尔在孑然一身的人那里看到了某种神圣性。他对返乡士兵亦投去了浪漫主义眼光，以至推举荷马作为“废墟文学”的代表。“荷马的大名在整个西方文明世界都是无可指摘的：荷马虽为欧洲战争文学鼻祖，作品描写的却是特洛伊战争，特洛伊如何灭亡，以及尤利西斯的返乡之路。这是记录战争、废墟和返乡的文学——我们没理由对这一描述感到惭愧。”

这么说也许是想挽回些颜面。拿尤利西斯来对比希特勒的部队或许并不太合适，但却典型地折射出这位德国作家想要成为“西方文明世界”一分子的急切心情。当然了，回过头来看，当初这几年算不上是什么绝望时期。伯尔和与他想法一致的人要再晚些才能体会绝望。伯尔能够准确地指出德国“覆灭”的结束，以及资产阶级虚伪和道德健忘症的开始，即1948年6月20日，也就是货币改革开启的那天。是日，由美国人指定的英、美占区经济管理局局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创造了德国马克（Deutsche Mark）。自此，DM将成为象征西德人国家荣誉感的新符号；它同时还将苏占区里的东德人排除在外。艾哈德的口头禅是“人人致富”（Wohlstand für Alle）。对于不少相信一个崭新世界里人文精神将战胜自私和贪婪的人而言，这意味着一段浪漫史的终结。

伯尔（在1960年）说过：“消费者，我们是个消费者组成的国家。领带和因循守旧，衬衫和推陈出新。随便什么都有人消费。唯一重要的是，所有一切——管它是衬衫还是因循守旧——都可以出售。”(17)

正因为德国人“无法哀悼”，同中东欧各处堆积成山的尸骸撇清了关系，第三帝国——借米切利希夫妇的话——才“像梦一般褪了色”，从而使得认同美国人、战胜者和西方变得较为容易。(18)如果说伯尔和米切利希夫妇的话可信的话，那么从“覆灭”伊始，德国人就存在一种强烈的逃避现实的倾向。这一刻意遗忘的进程最终以人们焦急投身重建、奔向繁荣而收场。

冷战的来临催化了这股致富热潮，在一定意义上加深了健忘症，也必然强化了对西方的认同感。西德于是和西方盟友建立统一战线，它们共同的敌人是“亚洲的”苏维埃帝国，其他无需多问。正如只要在外籍兵团服过役，过去都会一笔勾销。诚然，在一些人眼里，冷战只是坐实了他们一直以来的看法：德国从来都站在正确的一边，要是我们的美国朋友早点明白这点就好了。对于那些盼望出现一个反战的社会主义德国的人，冷战不啻为致命一击。

米切利希夫妇在《论无法哀悼》中对德国的心理分析有些一概而论——真能为整个民族作心理分析么？也许，稍稍健忘一点，对西方多认同一点，多点精力投入经济复苏，这些并不是多坏的事。三十年前的德国遭到羞辱和压榨后发生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因此“人人致富”恐怕是西德人能有的最好待遇了。它剥离了战败播下的仇恨（以及日后的极端主义）种子，而对西德融入西方同盟也不无裨益。然而，伯尔等人对一个民族变得脑满肠肥（“松松垮垮”这个词出现频率很高，意指惰性和颓废），以及忘却过去累累血债感到厌恶，是可以理解的。这可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景象”。

在施多德的影片《凶手就在我们中间》里，反派是个叫布吕克纳的工厂主，很顾家，过去是陆军军官。1942年圣诞节当天，他下令枪杀一百多名波兰人，其中不乏妇孺。梅尔滕斯博士曾是他的手下，这位在柏林躲避鼠患、忿忿不平的老兵尝试过阻止屠杀。他计划当着大腹便便的布吕克纳的面，揭露他的老底，然后一枪毙了他。梅尔滕斯博士找到后者的工厂，布吕克纳正和工人欢庆圣诞节。他方才做了节庆演讲，祝福“一个我们都热爱的德国，一个永不会消亡的德国，一个正义终将胜利的德国”。梅尔滕斯博士还记得1942年那个圣诞节，夜里，布吕克纳带领部属一起歌唱《平安夜》。与此同时，一户户波兰家庭却在雪地中被杀害。梅尔滕斯尾随着布吕克纳，来到他的住处，提醒他想想自己下令杀害的那些人。

“可那时在打仗，”布吕克纳辩解道，原本的自得变为了惊恐，“情况不同……现在是和平年代了……圣诞节……和平的圣诞节……”

梅尔滕斯打算朝布吕克纳开枪，但他的情人苏珊娜在最后一刻制止了他：

苏珊娜叫道：“你无权审判别人！”

梅尔滕斯回敬：“但我们必须提出指控，为了那上百万无辜的死难者。”

布吕克纳嚷道：“你到底想怎样？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随着受害者的脸庞忽隐忽现，他的声音不断回响）

这部影片虽然摄于艾哈德的货币改革为人知晓之前，但很有预见性。“布吕克纳们”是德国重新振作必须付出的代价。实际上，他们在这一进程中也的确能派上用场。这群官僚在任何体制内都能发挥作用，像鱼儿一样，虽然小但很灵活。他们有的把票投给了西德的基督教保守派，有的在东德加入了共产党。同许多德国人一样，施多德对此显然很苦恼，但他给出的解决办法让人为难。也许这样会让人好受些：满身赘肉的民主派，其危害总比一心复仇的老纳粹们要小吧（一丝不苟监视自己邻居的共产党则另当别论）。诸如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努厄等批评家认为施多德的电影还不够强有力，前者在1946年写道，影片应该以一场战争罪审判收场，以显示我们中间的凶手实际将受到的处置。

施努厄的愿望在现实生活中也落空了。很少有“布吕克纳”会因为自己的罪行受到惩罚，特别是那些曾充任希特勒的医生、律师、科学家和官僚的人。占领军在德国搞“去纳粹化”一开始劲头十足，但到了1940年代末逐渐式微，冷战的开始转移了重心。至少一代德国作家和艺术家得出以下结论：从许多或明或暗的层面上来看，健忘、富有和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依然是希特勒帝国的延续。这点正合民主德国宣传家的心意，他们时不时会炮制出原纳粹分子的名单，那些人在西方过得如鱼得水。名单的准确性往往令人咋舌。

1977年的一部著名影片阐明了这种延续性。它既可算是剧情片，也可算是纪录片，主创者包括一批德国作家和电影导演（伯尔也是其中之一）。电影名为《德国之秋》（Deutschland im Herbst），德国官方对于汉斯-马丁·施莱尔（Hans-Martin Schleyer）遇害一事的反应，促成了该片的拍摄。施莱尔是戴姆勒-奔驰公司的董事（顺便提一句，他过去是党卫队军官），死于赤军派[2]恐怖分子之手。那时，整个国家（或起码是德国知识界）濒临一种癫狂的状态。许多人认为西德民主体制的终结近在咫尺，当权者将会露出其“褐衫军”本色。影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幅画面是在斯图加特举行的施莱尔的葬礼，与之拼接在一起的则是1944年隆美尔将军（Gen. Rommel）的葬礼。隆美尔葬礼上的纳粹横幅，同施莱尔灵堂外飘扬的梅赛德斯-奔驰旗帜交替出现。

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是参与拍摄此片的导演之一。一年后，他又拍摄了《玛利娅·布劳恩的婚姻》。战后最初几年在电影里被描绘成某种悲惨的伊甸园；废墟里依然闪烁着人性温暖的光芒。玛利娅准备迎接东线战场上失踪的丈夫赫尔曼归来。顺便插一句，这个德国兵是故事里最正直、最富荣誉感的角色。1948年后，重建西德城市的冲击钻发出的噪音犹如机枪扫射。玛利娅靠利用和打压身边每个人，一步步往上爬，变得越来越富有。电影以一幅元首的画像拉开序幕，最后在一连串战后历任总理的画像中画上了句号，他们都以黑白色调出现，似乎依然活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阴影下。

延续性这一印象随着1990年两德合并卷土重来，就连语言也复活了，又有人说“零时”到了。货币改革得以重启，过去共产党治下的东德人可以用1比1的比例把手里的东德马克兑换成西德马克。无独有偶，知识分子中间又兴起一阵议论，他们忧心于错失的机遇、物欲横流和历史失忆。1989年冬，柏林墙被正式打通后，东德作家施蒂芬·海姆（Stefan Heym）耻笑同胞们身上流露出“物质主义”，但他绝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东德人生平第一次渴望享受西方的富裕——虽然刚开始只能间接感受感受。与此相反，海姆这位养尊处优的作家一直都身在其中。他大声质疑，东德人在经过了四十年的社会主义教育后，难道真的什么也没学到么？君特·格拉斯管统一叫“合并”（Anschluss），西德企业家被比作1939年俯冲波兰的施图卡轰炸机（Stuka）。海姆称，用不了多久，“一个民族”的口号就要变成“一个帝国、一个民族、一个元首”了。对于那些毕生投身于反法西斯事业且素来相信联邦德国是纳粹德国继承者的人而言，两德统一就像是1933年的复辟——他们就是这么说的。讽刺的是，许多“西佬”认为他们来自东德的新同胞让人尴尬地回忆起一段同样不幸的过去。

不管怎么说，这解释了昔日边界两端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为何不约而同地认为两德合并是一记败笔。君特·格拉斯视“奥斯维辛”为反对统一的理由，而东德剧作家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在无数次采访中提到，资本主义——其“淘汰”机制——和科技、工业进步的内在逻辑，直接导致了奥斯维辛和广岛原爆。记忆的符号蜕变为政争的工具，这点或许无法避免。“奥斯维辛”这个词在统一期间出现得最为频繁，部分是一种有益的警示，告诫德国人永不能忘；部分是一种恼怒的表示，说明一个更完美、反法西斯、反资本主义的理想国度，一个诞生于1945年废墟之中并在东部艰苦维系四十年的德国，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如今已不复存在。

*****

在日本，与路德维希·艾哈德几乎可以完全画等号的人是池田勇人，他从1949年起开始担任大藏大臣，并在1960-1964年期间升任首相。艾哈德的“人人致富”口号在他这里的翻版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该方案许诺用十年时间，让日本人实现收入翻番。1960年代，日本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1%。当时，池田在征询了底特律银行家约瑟夫·道奇（Joseph Dodge）的意见后，成功推翻了与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一同到来的“新政派”（New Dealer）出台的通胀政策。此外，在工会被赋予巨大权力之后，他设法架空了其部分权力。他还参与起草了与美国等五十一个国家在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和约》。这些国家里并没有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中国，也没有朝鲜或苏联。随着旧仇成为新敌，朝鲜战争如同后来的越战——另一场亚洲范围内的战争——让日本经济大放异彩。

1960年，十几万人在东京等城市示威，抗议政府通过新的《美日安保协定》。根据协定，美军在日本的权力其实被削弱了，但这依然被看成美国干涉日本内政的一个例证。人们不无道理地认为，美国和日本保守派精英串通一气，削弱和平宪法。池田的前任岸信介强迫日本国会通过这部法案。公众的反对情绪十分强烈，以至于艾森豪威尔总统被迫推迟访日，哪怕有“爱国”黑帮自告奋勇申请站马路，护送总统进城。

所有这一切说明，池田的致富承诺是日后所谓“逆转”[3]的最后一个阶段，目的是让一个左倾、反战和中立的日本转型——这样的日本原本再也不会卷入战火，抵制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而且简言之，能够彻底告别血雨腥风的过去。“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策略，为的是把公众注意力从宪法问题上转移开。因此，左派人士会把战后初期看成是一段错失机遇和遭到背叛的岁月。日本人不仅完全没有建立起享有广泛拥护的反战乌托邦，反而缔造出一个受物质主义、保守主义和选择性历史失忆支配的国家。他们还感到一种真切的似曾相识之感，比德国人还要强烈。首相岸信介从没做过建筑师，但他的战时生涯和阿尔伯特·施佩尔很相似：1930年代做过商工省的副大臣，战争期间担任军需省次官，曾作为甲级战犯被捕，于1948年获释。他在仕途上的东山再起其实并无多少特别之处。日本鲜有战时官僚遭到过清算，多数内阁机构都安然无恙。相反，倒是欢迎美国解放者的日共在1949年——“丢失”中国那一年——后遭到了整肃。

1951年6月，一位西德外交官从东京归国后，向波恩的经济事务部长寄去了下面这封信：“所有那些在1945-1946年间因为政治因素或其他原因被剥夺公职的人，现已重获自由，恢复工作。换句话说，在日本，所有类似德国以‘去纳粹化’名义采取的行动都已搁置一旁。我丝毫不怀疑，不消一年，我们将看到日本政坛彻底洗牌。凭借精干律己的作风，我们的一大批老朋友将重新出山。”(19)

在这一局面出现前，日共及全体左派在鼓吹清算一事上的态度是最为积极的：政治对手迅速被贴上战犯标签。共产党极力反对他们口中的“天皇体制”，但他们自己对民主的推崇并不总是坦率的，而一连串暴力罢工往往只会对他们在日本的公众形象起到反作用。即便如此，1949和1950年的“赤色整肃”运动，以及许多民主素养和日共相比半斤八两的政客得以重返政坛，促使许多本可成为朋友的日本人与美国为敌。因为美国人被看作右翼复苏和镇压左翼的推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所有困扰未来几代人的历史符号中，广岛作为美国的“战争罪行”，是最最重要的一个。

在某个灾难性的政权崩溃后，延续性总会成为问题。彻底与之一刀两断是不可能的。“零时”只是一种幻觉。文化习惯和偏见源于政治宣传、宗教，诸如此类，想要改变它们向来不容易，而当引领变革的主导者是外国占领军时，便更是如此，他们或许并不是总能认清自己所施加的影响。比较容易做到的是改变政治体制，继而希冀人们的习惯和偏见会随之变化。这点在德国比在日本更容易做到。整整十二年，德国被控制在一个罪恶的政权手中，掌握政权的是一群兴风作浪的政治流氓。铲除这一政权算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而在日本，这个国家的法西斯主政前后并没有明确界限。事实上，日本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西斯国家，它既没有法西斯或国家社会主义执政党派，也没有希特勒式的元首。最接近这一角色的是天皇，但不管他有过哪些头衔，都算不上是法西斯独裁者。许多在战前（指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之前）统治日本的人战时仍大权在握，战后依然如此。这些人都是做事谨小慎微的专制官僚和保守主义政客，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像戈林（Göring）或戈培尔那样的匪气和狂妄。我们或许可以说真正统治日本的是军队，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要问是哪支军队，甚至是军队里的哪一个人了。指挥系统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因此，尽管战后德国的纳粹领导层被一锅端，但反观日本，不过是少了几位海陆军将领罢了。

日本也没有出现文化断层。没有流亡作家和艺术家返回故乡，拷问那些留下来的人的良知。日本没有自己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或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在日本，所有人都留了下来。不少原左派人士在1930年代正式放弃他们的政治立场，过程颇为正规，被称为Tenko，直译是改宗，但战争一结束他们就重新捡起马克思主义。有的作家，比如永井荷风，曾在私底下表达过对战时日本状态的震惊，并在日记里嘲讽军国主义的粗鄙拙劣。然而，“内心移民”差不多算是任何日本作家——少数共产党人除外——所能做出的最大程度的抗议了。

在展现日本废墟间众生相的诸多照片中，有一张格外震撼人心。它摄于1945年的东京，摄影师是木村伊兵卫。照片前景里有三个人，两女一男，正朝着靖国神社的主门——日语里叫“鸟居”——的方向鞠躬。在鞠躬的人和鸟居中间有块木牌，上面写着“盟军人员和车辆一律禁止入内”。占领当局尝试取缔神社的活动，这里供奉着为天皇战死的男男女女（主要是男性）的灵位。在上百万从未主动求死的战殁军人灵位中间，有几块属于曾在南京和马尼拉大肆屠杀平民、折磨战俘、杀害劳工的刽子手。靖国神社是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天皇崇拜最神圣的庙宇。

在神社大殿前方有两座巨大的青铜长明灯，上面雕刻着日本战争英雄的形象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战争场面。神社的看守被勒令拿东西盖住长明灯，下这种命令是美国占领当局的典型风格。但同时，人们主要的崇拜对象天皇却依然在位，并被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使他免受历史诘责。神道教僧侣顺从地为浮雕浇上水泥，但在1957年又将其去除，且未受到追究。天皇本人在1948年，也就是岸信介获释出狱那年，恢复了历年参拜神社的传统。先前提到的相片中，两女一男置身于1945年的寒冬，正对着带给他们及上百万人巨大痛苦的象征物顶礼膜拜。

在日本，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麻烦之处在于，所有变革都有赖于美国人下达的命令。当然了，这是战胜者的特权，而且许多变化都是有益的。但是日本俯首帖耳的姿态意味着这个国家从未真正成熟。日本人的眼睛牢牢盯着美国，我相信，这种情绪比德国的反美主义要更甚，虽然后者的纠结程度往往已无以复加。德国被若干列强占领，其中两个是欧洲国家。但日本基本上完全为美国人占领。西德曾是北约和欧共体的一部分，东德则处于苏联的卵翼之下。与日本有唯一正式同盟关系的是美国，绑定两者的是许多日本人都反对的《安保条约》。在放弃国家主权后，日本的安全完全依赖美国。因此，至今美日之间仍然存在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人们能明显感受到美国的政治主导。

如今，日本人就算要讨论战争，通常也是指和美国的战争。许多对侵华战争持强烈保留态度的日本人在1941年听到日本进攻美国后，心中都洋溢着爱国主义自豪感。对南京大屠杀心怀愧疚，绝不意味着对偷袭珍珠港也抱有同样的罪恶感。德国人一遍遍地被提醒要牢记纳粹和屠犹历史；反观日本青年，他们想到的只有广岛和长崎——兴许还有南京，不过仅仅是在得到了自由派学校老师和新闻记者的开导之后。日本在东南亚的战争鲜有人记得。年事已高的日本人倒是对本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军事占领记忆犹新。但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支非同寻常的占领军。日军给亚洲带来的基本只有死亡、强奸和毁灭，但这支占领军带来的是格伦·米勒[4]的音乐、口香糖和民主课程。这番因祸得福所留下的，既有感激，也有反抗和羞耻感。

从虚构的文学作品里，人们能够管窥当时这种情绪。《美国羊栖菜》是野坂昭如的一部中篇小说。在我看来，这是日本废墟文学短暂历史中出现的一部杰作。(20)战争结束时，野坂还是少年，小说的主人公、广告员俊夫（Toshio）也是。对于1945年，充斥俊夫记忆的是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口香糖包装纸，臀部被紧身华达呢裤子勒得浑圆的美国大兵，竖着鱼竿般笔直天线的吉普车，免费的食物和DDT喷雾，帮外国军人拉皮条拿到的小费，抓住一切机会说“San-Q”（谢谢），以及降落伞空投下来的柳条筐，里面装满茶叶——日本人误以为是紫菜（羊栖菜），于是在食用时对异国的饮食习惯大表诧异。对于俊夫那代日本人，美国的胜利不仅是军事灾难，而且是一种种族耻辱。

“Gibu me shigaretto，chocoreto，san-Q（给我香烟、巧克力，谢谢）。有过向大兵乞讨的经历，还能和美国人洒脱自如交谈的人一个也没有，这我理解。瞧瞧那些长着猿猴脸的家伙，还有高鼻深目的美国人。一时间你听到人们在说，日本人的脸别有风味，皮肤很是细腻──他们会是由衷之言么？在啤酒馆，我时常看到邻近餐桌旁坐着个水兵，或三三两两的外国人，如果只看他的穿着，会显得有些寒酸，但他的脸部俨然是文明人。另外，我注意到自己正目不转睛盯着他那充满立体感的身材。与周遭的日本人一比，他就是颗璀璨的明星。看看那粗壮发达的手臂、雄健宽阔的胸膛，坐在他旁边，你难道不会自惭形秽么？”

俊夫的妻子和许多现代日本女性一样，见到外国人时不会那般神经过敏。她在夏威夷度假时结交了一对美国夫妇，邀请他们来日本做客。丈夫叫希金斯，身材魁梧、性情直率，在占领期间来过日本，甚至能讲几句日语。俊夫觉得应该给希金斯找个姑娘。

“‘我何苦要向这个老头儿献殷勤呢？围着他团团转的时候，我为啥觉得要尽我所能为他找乐子呢？他的国家可是害死了我的父亲，但我对他却一点儿也恨不起来。恰恰相反，我觉得和他很亲近，有种老友相逢的感觉。我给他买酒喝，付钱供他嫖娼，我这做的是哪门子事哟？是为了抹去十四岁时见到那些人高马大的占领军大兵后的恐惧感么？还是为了报答他们在我们饿得不行的时候，给我们送吃的来？”

俊夫听说有种特别的演出，一种性爱表演，表演者有雄冠全日本的最大阳具。这可得让希金斯看看。因为这肯定能让美国客人开开眼。于是，两人在巢鸭的一个宾馆房间里碰头，这儿离过去日本主要战犯被绞死的地方不远。日本的“头牌”跟俊夫差不多年纪，名叫阿吉（Yot-chan）。他的女伴大约二十五岁，想必很有魅力。然而，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无论“头牌”和那姑娘怎么努力，他就是没法“雄起”。

“俊夫都不知道自己有多紧张，好像突然不举的是他。‘你他娘的在搞什么呢？你可是日本第一啊，是吧？来啊，让这个美国佬开开眼。你那玩意儿可是日本的骄傲啊。干翻他，吓他个屁滚尿流！’这是种裤裆里的爱国主义：他那玩意儿必须挺立，否则意味着整个民族都得跟着丢脸。”

但无论怎么做都无济于事。俊夫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心知肚明：“‘这个叫阿吉的家伙想必有三十来岁，如果是的话，希金斯很可能是他突然不举的原因。如果阿吉在占领期间有过和我同样的经历——他肯定有，不管东京都和大阪-神户之间差别多大——如果他记得自己说过‘Gibu me chewingamu’（给我口香糖），如果他记得被大兵们健壮的身躯吓到的话，那他会‘萎’成那样就不足为奇了。”

电影导演大岛渚同野坂和日本“头牌”年龄相仿。他还记得，日本人在战后对娱乐活动有多么渴望，他们对任何来自外部世界的东西都趋之若鹜，那里的人们有钱，吃得饱，住大房子，而不是栖身于废墟间。(21)日本人想见识见识美国，哪怕只是在一块又脏又破的屏幕上闪烁的影像也无妨。但这些电影教会日本人民主了么？大岛的答案是没有。相反，他相信，日本学到的是“进步”和“发展”的价值观。日本将变得和美国一样富足——不对，比美国还要富：“如果我们思考战后日本无与伦比的进步和发展速度，也许应该说我们走过的道路，正是几十年前在美国西部片里看到的那条联合太平洋铁路线。”

[1]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纳粹德国宣传部长。

[2]赤军派，亦称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是西德的恐怖组织，由激进的左派学生建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曾经兴风作浪，策划并实施了大量恐怖主义袭击与暗杀事件，后被逐渐剿灭。

[3]reverse course，指美国对日政策从清算到合作的转变。

[4]Glenn Miller（1904-1944），美国爵士乐巨匠。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奥斯维辛

在接受一本知名德国杂志采访时，波兰导演安杰依·瓦伊达（Andrzej Wajda）说过下面这段话：“德国将一直拥有多层含义，奥斯维辛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歌德和种族灭绝、贝多芬和毒气室、康德和长筒军靴，所有这一切都是德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不少德国知识分子对此会点头同意。奥斯维辛是一段不愿远去的过去，是民族心理上的一块污点。这不仅仅是德国人的问题，这本来就是德国的一部分。西德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迈尔（Christian Meier）尝言：过去深入骨髓。“一个民族要掌握其历史，”他认为，“就要以身份认同的视角来看待历史”。他总结道，我们所“内化于心的”，正是奥斯维辛。(22)

他的这些论点都基于一个前提，即存在所谓的民族心理。而要做出这点假设，就要相信民族共同体是一种有机的群体，流淌在其血脉中的是历史。我认为这是一种浪漫化的设想，更多建立在神话而非历史的基础上；这还是一种带有宗教意味的观念，对其进行表述的主体多为纪念碑、纪念堂和被塑造成圣地的历史遗迹，而非历史学者。奥斯维辛正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对犹太人、波兰人甚至德国人都十分神圣的身份象征。问题在于，德国人应该认同的对象究竟为何。

同上百万人一样——朝圣者、游客、身份追寻者和只是心怀好奇的人——我参观了奥斯维辛、附属博物馆以及比克瑙（Birkenau）灭绝营的遗址。那天春光明媚，天气温暖。去过奥斯维辛的参观者在谈及见闻时，很少有不提天气恶劣的：要么是天寒霜冻，要么是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让人心情压抑，再不然就是暑热难耐。但我去的那天真是春光无限好，景色虽不是特别旖旎，也谈不上很凄凉。

我试着想象被关在比克瑙木造营房里会是什么感觉——曾有几百号人被塞进条件简陋、连容纳四十个人都嫌挤的军用马厩里。但我做不到，这就像是在尝试想象极度饥饿或指甲被拔掉的感觉。我知道这很痛苦，但这正是想象无能为力的地方。周围的空气闻着过于清新，屋外绿草茵茵，青得刺眼，夹在一道道薄墙间的木板床铺——只够两个人睡，却要容纳六个人——又太过整齐。既没有虱子，也没有泥巴。置身于此，听不到哭声、咒骂声，而且最重要的是感受不到恐惧。（也许这就是恶劣天气为何会成为奥斯维辛一种俗套形象的原因吧；起码这点你想象得出来。）

认为参观历史遗迹能够拉近与过去的距离，这样的看法往往是一种错觉，事实常常截然相反。在我眼里，华沙的原犹太人隔离区比奥斯维辛更能唤醒记忆，恰恰是因为在华沙什么也没剩下。过去被抹掉了。那里如今建起外观单调的新式住宅楼，地上的草坪脏兮兮。在一个偏僻而肮脏的角落里，立着一尊1943年华沙起义的纪念碑，出于内森·拉波伯特（Nathan Rapoport）之手：这是一尊青铜雕塑，外面围了成堆的石块（其用途是让人联想起耶路撒冷的哭墙，但按原计划，希特勒是想利用这些石块在柏林建一座胜利纪念碑）。纪念碑上画着纳粹党徽，有人想将其擦掉，但没有成功。一个满嘴伏特加酒气的男人在兜售犹太隔离区的地图，他的小型卡带录音机里传来一首首音质模糊的以色列民歌。在满目疮痍之间，想象力挣脱了遗迹的束缚。这儿就是爆发华沙起义的地方，人们就算想象不出其过程，这点联想起码还是能做到的。

奥斯维辛则不同。来此度假的游客站在铁门口拍照留念，门上刻有那行著名的大字：“劳动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在这里，过去已经僵化为某种纪念性的东西，或者套用阿多诺[1]的话来讲，“变得像博物馆那样”（museal，指物体和观者之间不再有互动关系）。我努力地想搜寻哪怕一丁点儿揭示这里曾发生过什么的蛛丝马迹。在比克瑙昏暗的营房里，我的视线被支撑破烂屋顶的木质房梁所吸引，好多横梁上都写有德语格言。在巴伐利亚的农庄或老式啤酒杯上常能见到它们的踪影，往往是用哥特式字体写就的——“保持整洁就是离神近了一步”——诸如此类。不知道这些箴言算不算笑话，因为阅读它们的人唯一该做的就是受死。也许不是，也许这种民间的朴素情感是暴力和死亡文化的一部分。党卫队军官喜欢边听音乐——华尔兹、探戈、轻歌剧——边杀害他们奴役的对象。许多通往德国集中营的路上都设有附带传统式样木雕的路标。木雕的内容原本一般是神话人物或森林里的土地神，但这里只有党卫队殴打大胡子犹太人。

乔治·斯坦纳在一篇评价君特·格拉斯的文章里写道：“人们开始明白，德国人粗鄙的趣味——爆裂的香肠、饰有花纹的夜壶、啤酒加温器和穿着紧身皮短裤的胖子——是何以成为兼具暴力欲望和感性的纳粹思想之完美温床的。”(23)

斯蒂芬·斯彭德在1945年的文章里曾提出过一个略微更细致的观点：“这些格言（Sprichwörter）很典型地反映出德国人的严肃、虔诚、善良用意和自我陶醉。他们渴望从《圣经》、诗集或典籍中摘录几句经典语录，当做标签贴在任何地方。与此同时，这种欲望将思想矮化为平庸的共同要素。发展到最坏的时候，魔鬼也有冲动引经据典。”(24)

那么奥斯维辛的罪行算是德国“自我认同”的组成部分么？种族灭绝是不是德国文化里某种可憎缺陷的产物？而打开这扇文化之门的钥匙，也许要到感性的格言、残忍的神话和紧身皮短裤里去寻找？这么做的危险在于会将德国暴行的外在和内因混为一谈。当然了，矫揉造作和野蛮残暴总体而言的确是相伴相随的。感性毕竟是情绪的替代品。枯燥的说教和纵酒的欢乐无疑给德国人的罪行蒙上了一层荒诞不经的色彩，但是二者真能对其作出解释么？

在比克瑙的营房里，我打量着这些格言，念着念着我发现了某些有趣之处：它们似乎最近才粉刷过，好像集中营不久前才人去楼空。这么做是不是为了取悦游客？好比在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重建起来的营房（参观时，导游信誓旦旦地告诉我，“百分百原汁原味”，边说还边用鞋跟踩了踩嘎吱作响的木地板），为的是给人一丝真实感？后来我意识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几个月前，这里被用作一部好莱坞大片的取景地。参演该片的影星之一威廉·达福（Willem Dafoe）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逐渐适应了比克瑙：“……它成为你的片场，成为电影里的布景。”

庸俗的影视作品向来都期待从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汲取灵感。它们靠注入看似虔诚、实则空话连篇的内容，使平庸的素材血肉丰满起来。这些作品里表现的情感往往很假。参观这片悲惨之地——任何对苦难的描绘都不足以表现曾经的惨绝人寰——让人感到不安，这倒不是因为人们能更好地体会当年受害者的真实感受，而是因为集中营之行唤起的情感让人无法信以为真。人们倾向于对受害者抱以闪耀温暖道德之光的认同感，这不仅容易做到，也显得自以为是：我完全是因为上帝仁慈的爱而去的，诸如此类。惨剧发生的地方有一种魅力，其能轻易蜕变为自虐式的快感；想象力摇身一变，成了渴望被吓一跳的病态愿望。这或许是最难抵御的一种媚俗，尤其是当一个人——恰如和平活动家小田实所言——接受的是从受害者角度出发的教育的话，便更是如此。

然而，想象力却是联系过去的唯一纽带。只有在想象中——而不是靠数据、档案或照片——人才算是活生生的人，涌现出来的也不仅仅是历史，而是故事。当然，由于真实历史和通过想象还原的历史之间不可避免会存在出入，这就有可能导致媚俗文艺作品的产生。但是，单就奥斯维辛而言，由此而生的担忧——常能从德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口中听到——是象征了道德上的严谨，还是折射出对产生认同感的畏惧心理，无论认同的是侵略者，还是养育了他们的文化？

当然了，媚俗也可以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策略，汉斯·于尔根·西贝尔贝格（Hans-Jürgen Syberberg）的电影正是如此。他相信，“在低俗、平庸、浅薄和流行中，隐藏着我们业已消失的神话传统中仅剩的一些雏形和胚胎……”(25)在他看来，希特勒懂得这点，知道如何激活庸俗传说中的潜在能量。西贝尔贝格曾拍摄电影《希特勒：德国制造》（Hitler: A Film from Germany），在片中他几近狂热地对自己所说的媚俗大加溢美。他认为，否定德国的非理性主义和低俗神话会夺去德国的身份：“要对抗希特勒，靠的不是有关奥斯维辛的数据或对纳粹经济的社会学分析，而是靠理查德·瓦格纳和莫扎特的音乐。”

尽管听着基本上像是在胡言乱语，但西贝尔贝格至少在一点上颇有见地（他自己或许就是典范）：在我们的意识中，要把奥斯维辛发生的平庸之恶同纳粹的媚俗一分为二，依然是一件难事。西贝尔贝格论述奥斯维辛遗产的方式，是沉湎于这股媚俗之风中，仿佛德国文化（Kultur）靠解构神话和洗净血淋淋的历史就能得救。他试图重新定义德国人的身份认同，做法同日本的三岛由纪夫大同小异。但是，同三岛的自杀式幻想一样，他的电影留给人一种不安的印象，即过于坚持那些曾一度将德国人变成危险民族的理想。

但在德国，汉斯·于尔根·西贝尔贝格是个桀骜不驯的人。他费尽心机想把德国人的身份认同从美国化的物质主义者和无根的犹太人中解救出来，这一行动在迂腐的极右翼报纸《德国国家报》那里获得了欣赏和赞誉。在印有施图卡轰炸机和坦克车的图册旁，他的文集赫然可见，且被列为推荐读物——对于这位浪漫派唯美主义者来说，这是种很奇怪的处境。但自由派知识分子都不想和他扯上干系。在侵略者中间长大的那些人，不会想和前者有何牵连，而是倾向通过保持沉默、重复套话、否定过去、模糊用词、埋头研究、让自己应接不暇或仪式性的修行，来同他们保持距离。

彼得·魏斯（Peter Weiss）于1964年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26)，同行的人里有一队西德法官和检察官，他们此行的目的是给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维辛审判收集材料，具体任务是调查目击证人的供词。忙碌的工作人员掏出卷尺，测量火车匝道的实际宽度，或从女子集中营盥洗室到匝道之间的精确距离。有位证人称，她曾听到惩戒室里传来囚犯的尖叫声。所谓惩戒室是一种“站立式牢房”（高2米，长宽分别为0.5米，通风口只有5×8厘米），关在里面的囚犯保管会因为饥饿和缺氧慢慢死亡。之后，他们的尸体被人用铁叉从牢里扒出来，有些受害者还吃掉了自己的手指。

为了证实供词的可信度，一位法官命助手钻进一个站立式牢房，弄出点声响。法官隔着狭小的透气孔，提示下属唱上两句。这个西装笔挺的年轻人闻之照办。他的嗓音清晰可辨，唱的是舒伯特的“少年看到一朵蔷薇”。

法官在履行职责，他们注定要在工作中保持距离感。他们置身奥斯维辛，为的不是修行，不是抽象地看待奥斯维辛，不是观光，也不是对受害者感同身受。他们的目的是筛查证据，调查某座囚犯大牢和焚尸炉中间是否有东西遮挡视线，确认一棵烧焦的树是否能证明附近一个坑里焚烧过尸体（或者，参照官方的说辞，是“据传曾烧过”）。他们去那里，为的是测量过去，要精确到厘米。

二十七年后，我在同一片地区周围徘徊。这里如今已被纳入奥斯维辛博物馆，想当年，这里曾是集中营的中心营区。坚固的砖石楼曾让红十字会误以为这里的情况不算太糟。博物馆被划分为几大片区，每片都陈列照片和纪念物，反映被纳粹占领国家的历史，具体而言有波兰区、匈牙利区、苏联区和荷兰区，等等。

波兰区的展览最触目惊心，不过于我而言或许算不上。最触动我的是荷兰犹太人被集中起来驱逐出国的照片，这倒不是因为其景象有多骇人。在表现华沙隔离区陷入漫天火海的照片的前景中，有一些党卫队士兵面带笑容，观看身上着火的人坠楼而亡。这样的照片在荷兰区里并不存在。真正打动我的反而是那种常态，风景、街道、房子和火车站，一切都那样熟悉，毫无亮点。被赶上火车的人看着很面熟。那些街道正是我长大成人的地方。就这样，认同感再度作祟，扰乱了想象。衣着考究、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荷兰犹太人居然受到如此对待，这似乎让人感到无比愤慨。

我想象着某个德国人在看到这些照片后会出现的反应。他尽管被教育要把奥斯维辛“内化于心”，却无法轻易认同受害者，因为他父亲没准就是隔离区里某个哈哈大笑的党卫队士兵。对他而言，等待自己的又是怎样的想象力陷阱呢？一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德国熟人——他是“六八后”（post 68er）——曾跟我聊起1974年参观奥斯维辛的经历，他说那是他这辈子最痛苦的一天。他告诉我，有了那次集中营之行，再加上接受的基督教教育，促使他拒绝参军。

在波兰区，我流连在一幅幅图片之间。今天，这些房间已被改造成一尘不染、墙壁洁白的博物馆展厅。我默默地想象很久以前在这里发生过的事，这时走来一群德国游客，多数年龄在五六十岁上下，战时他们还是少年。一位三十来岁的波兰妇女是他们的导游。本来光看照片就够了，但这名导游操着一口流利的德语，平静地讲解眼前的景象：德国兵笑嘻嘻地看着上了年纪的拉比[2]在地上爬行；希姆莱（Himmler）透过窥视孔，检查毒气室是否运转正常；儿童在步枪枪托的威逼下走出犹太隔离区；皮包骨头的尸体堆积成山。游客们迈着悄无声息的脚步，从一幕惨象移步到另一幕惨象前。突然，他们当中有人情绪激动起来，是位六十来岁的老妪，头戴绿帽，身穿米色套装，脚蹬棕色厚底鞋。她来到导游身旁，抓着后者的胳膊说道：“请您务必理解，我们当时对此一无所知……”导游看着老妪，平静但鄙夷地回答：“抱歉，但我不相信您，我真的没法相信。”

“但您务必要相信，”老媪坚持道，“务必。我们真的不知道……”

她说的或许是实情，她或许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她这么迫切地想让波兰导游意识到这点，或许正说明她为人正直。毕竟，肯到这儿来，足以证明自己愿意面对过去。但要是她选择保持沉默，而不是重复太多德国人所说过的话，那就更好了。

*****

奥斯维辛是座博物馆，但远不止此。共产党统治波兰期间，管理这里的官方机构是“抵抗和烈士纪念碑维护委员会”。我们知道抵抗指的是什么：爱国共产党人同法西斯主义的英勇斗争。那些被归入此类的抗争者是官方认可的反法西斯烈士。1947年7月2日，波兰政府颁布的一道政令将奥斯维辛变成博物馆：“纳粹集中营原址上将建起一座缅怀波兰及各民族烈士的纪念馆，它将永世长存。”

共产主义国家遍布着反法西斯主义纪念碑。布痕瓦尔德毗邻魏玛，位于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那儿的一座纪念碑可以算是同类纪念碑当中最壮观的了：石像中的英雄人物打碎法西斯奴役他们的铁链，朝着一个光荣、和平和精诚团结的未来前进。在华沙，拉波伯特打造的纪念碑虽然体积较小，但有着肉体加锁链的类似布局。华沙犹太人起义领袖莫迪凯·阿涅莱维奇（Mordechai Anielewicz）的铜像有着典型无产阶级英雄的特征：裸露的胸膛、卷起的衣袖，高举的手中握的好像不是手榴弹，而是铁锤。纪念碑后方还有一幅图案，描绘犹太烈士顺从地走向死亡，其中有个手捧《托拉》[3]的拉比。雕像底座上有一行希伯来语碑文，“向犹太人民、英雄和烈士致敬”。

在奥斯维辛，不存在对英雄事迹的讴歌，重点全落在殉难上。许多人在遭受酷刑后死在了11号楼的监狱里，这儿成了祭奠逝者的圣地。花环和蜡烛用来寄托对烈士的哀思——多数为共产党人。直到后共产主义时期，波兰政府才开始调整博物馆的侧重点。牺牲意味着对理想、民族和上帝的信心。烈士的死固然令人扼腕，但却蕴含深意。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4]曾做过一个噩梦，梦见自己活了下来，但周围的世界寂静无声，一切声音均被屏蔽。这种梦境已经够可怕的了，但与之相比，毫无理由地杀害上百万人更是让人难以忍受。因此，人们便乐于通过追认死者为烈士、竖立十字架和参加宗教仪式，赋予死亡意义。

仪式既可以十分具体，也可以抽象得出奇。我在主营区的火葬场里驻足良久，像过去的许多参观者那样查看简陋的焚尸炉。到了后期，比克瑙死亡营里出现了更高效的炉子，由托普夫父子公司（J.A. Topf

第四章 广岛

位于柏林的原日本和意大利使馆都建造于1930年代，具有希特勒梦想之都日耳曼尼亚雍容华贵的古典法西斯主义风格。两栋建筑之间夹着一条短又窄的马路，过去叫格拉夫·施佩路，以纪念1914年和英国海军在马尔维纳斯岛激战中阵亡的德国海军上将格拉夫·施佩（Graf Spee）。同柏林的许多街道和广场一样——比如阿道夫·希特勒广场、赫尔曼·戈林路等等——格拉夫·施佩路在战后被重新命名。现如今这条马路叫广岛路。

之所以选这个名字——据说意大利人对此十分恼火——跟日本人没有半毛钱关系。左倾的柏林市议会选这个路名是为了表达反战立场。但即使日本人在当中没扮演什么角色，新路名恰到好处地抓住了战后日本社会的普遍情绪。对于大多数日本人而言，广岛是太平洋战争的终极象征。日本人民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都浓缩在这个近乎神圣的词汇当中：广岛。但广岛不仅象征着民族殉难，还象征着极度邪恶，常被人拿来和奥斯维辛相提并论。在广岛，有个广岛-奥斯维辛委员会。在至少一部以广岛为题材的小说中，日本人和犹太人作为白人种族主义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受到了格外关注。1980年代，日本人甚至计划在离广岛不远的一个小镇里建造奥斯维辛纪念馆。

用广岛大学教授雑贺忠良（Saika Tadayoshi）的话来说，发生在1945年8月6日的原爆是“20世纪最恶劣的罪行”。广岛和平公园的中心处有一口石棺，上面刻着所有原爆受害者的名字。公园还有一座原爆纪念碑，那段著名的碑文正是出自雑贺教授之手：“愿所有灵魂安息，我们永远不会让错误重演。”

这种用词很模糊，而且是存心为之。由于生怕和平公园的参观者误以为“我们”仅指战时日本政府，1980年代末，这里又冒出一块英、日双语标牌以示澄清：“此碑号召世界各地的人们为原爆死难者的灵魂安息而祈祷，并一同宣誓再也不重蹈战争的覆辙。这阐释了‘广岛的灵魂’，在忍受旧痛、放下仇恨后，渴望实现世界和平。”

广岛（Hiroshima，这一地名的写法多用音译外国地名的平假名，为的是让其听着更国际化、更显普世主义）洋溢着一种宗教场所的氛围。它有殉难者，但没有神灵。它有祈祷者，也有一个现成的关于人类堕落的传说。在一份由广岛和平文化基金会出版、名为《广岛和平读本》的小册子里，广岛“再也不单单是一座日本城市，而是寰宇公认的世界和平圣地”。

在广岛火车总站候车大厅里，总是挤满了穿着校服的小学生、童子军、退休老人、外国旅客、名流显贵和村民，手持旗子的导游走在他们前面。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前往广岛朝圣，他们是其中一部分。所有人都去参观和平公园，原子弹就在其上空爆炸，那里曾是繁华的商业区，如今则成了膜拜广岛的中心。

要想象当时的情境，只会比奥斯维辛更困难，因为发生在广岛的惨剧可以被浓缩为单一事件，而且几乎没留下什么肉眼可辨的痕迹。当然，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整个广岛城都是原爆的证据。漂亮的商业街、公园、棒球场、高层酒店，以及混凝土建造的古堡——所有这一切在1945年8月6日之前都是不存在的。就像犯罪现场被彻底清除；抑或者说，被埋在了一座焕然一新的城市底下，好比现代特洛伊，或原华沙犹太隔离区。

然而，访客很难淡忘原爆造成的影响，尤其当他们是白种人的时候——日本人眼里永远的外国人，而且往往被当成美国人。这不仅是因为纪念碑、铭牌和纪念堂的数量多到让人没法不留意到，还因为穿行在和平公园之中会生出一种不自在的感觉。日本人倒不会鲁莽地走到你跟前，呵斥说“这是你犯下的罪孽，害死了多少人，你这个凶手”，但是，小学生在老师的怂恿下会走上前来，询问你对和平的看法。这种时候，你感到有必要表现忏悔，或者最起码也得说两句表示遗憾的话。你被要求代表你的种族——也就是日本人眼中扔下原子弹的罪魁祸首白种人——宣称自己热爱和平。

公园里汇集了神龛、纪念碑、乱石、铜钟、喷泉和寺庙，是座名副其实的卢尔德城[1]，既纪念死难者，也为和平祈福。公园商店售卖钥匙圈、圆珠笔、T恤衫、杯垫、明信片、书籍、茶杯、佛珠、筷子等商品，上面都印有祝愿和平的祷文。多数纪念品上都绘有一幅画，描绘的是在原爆后只剩残骸的原广岛县劝业馆，如今那里成了原爆纪念馆。和平公园的一端有条河，画中景物的原型便矗立在河对岸，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人们这里发生过的罪恶。现如今那里是祭祀场所，人们放着河灯，纸质的灯笼象征死难者的灵魂。成百上千只灰白色的和平鸽在树丛中飞来飞去。据导游解释，这些树为“日本国内外个人和团体所种，借此告慰罹难者的亡灵，祈祷和平。”纪念塔附近有块标语：“如果您碰过和平鸽，请漱口并洗手，避免感染上它们携带的病菌。”

纪念塔后方是和平之火，由日本青年商会捐赠。火焰的形状像两只摊开后伸向天际的手掌。宗教团体和诸多日本企业界代表带来的火炬让火焰一直生生不息。和平之火旁是一座祷告纪念碑，三人构造的雕塑，分别为一男一女和儿童。雕像底座前有块石头，人一站上去，音乐盒就会播放《英灵啊，请不要在九泉下哭泣》这首歌。

在并无特别祭祀活动举行的日子里，纪念塔前的游客表现得和日本寺庙里的信众差不多。他们嘴里念念有词，朝石棺后的和平池里扔硬币，还给彼此拍照留念。穿着海军蓝和黑色校服的学生排队从眼前走过，有些欢声笑语，有些打着哈欠，还有些拖着懒洋洋的脚步。老师给他们布置的作业是在笔记本里抄录碑文。此地气氛并不庄严；日本的宗教场所都是这样。透过孩子们稚气的童声，唯一的肃穆来自不远处嗡嗡作响的一口和平钟，钟设在一栋混凝土穹顶建筑内，据导游手册介绍，这“象征着宇宙”。

看着笑容灿烂的孩子们，我想起几年前参观的另一座纪念馆。那时的我，同样诧异于日本人参观血流成河之地时的那种漫不经心。纪念馆位于塞班岛上。这是一座太平洋上的小岛，靠近天宁岛。后者面积更小，当年艾诺拉·盖号轰炸机（Enola Gay）便是从这儿出发飞往广岛。曾几何时，塞班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日本殖民地，但美国海军陆战队1944年登上该岛后，日美两军展开了一场激烈厮杀，短短几天，就有至少两万五千名日军和四千名美军丧生。但最惨的莫过于成百上千名平民——多为妇孺——选择跳崖，集体玉碎。一些面露迟疑的人被日军狙击手从身后开枪击毙。人们为这片感伤之地做了记号，标牌上有用英、日双语书就的“玉碎崖”字样。年轻的日本游客嬉笑着互相拍照，其中绝大多数是姑娘。

只有在要讲究等级尊卑的时候，日本人才会变得庄重肃穆，肃穆得近乎压抑。就在广岛之行的第二天，我来到九州的最大城市福冈。因为有半小时的空闲，我在中央火车站前观看了一场宣传交通安全的仪式。穿制服的年轻姑娘身披“1992年福冈公路安全小姐”的缎带，站姿一模一样，手戴白手套，双手交叉垂于身前，双腿并立。与此同时，一袭黑西装的老头儿神色忧伤，不断呼吁人们遵守交通法规。铜管乐队恭候一旁，乐手直挺挺地站着，毕恭毕敬的样子活像普鲁士军人。福冈市的若干名流也肩挎缎带，佩戴表明各自工作单位的徽章，列队站在演讲者身后，仿佛参加阅兵的将军。他们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也听不到窃窃私语。在这里，所有人都明确自己的地位，秩序井然；在这里，人们集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在战场上杀戮几万万人，而是为了在和平年代倡导安全驾驶。

广岛——这里说的是作为圣地而非现代日本城市的广岛，后者虽然繁华，但了无生机——的有趣之处在于，这座城市的普世主义抱负同它作为日本受害者情结独家纪念地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和平公园外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立着一尊凭吊原爆朝鲜死难者的纪念碑，他们中不少人在战争期间被迫赴日做苦役。在旅日韩侨的努力下，纪念碑于1970年落成。其底座是只巨大的石头陆龟，算是朝鲜人的墓碑。龟身盖满花环、鲜花和写有朝鲜团体名字的千纸鹤。墓碑旁有一行字，用英、韩双语写成，说的是两万名朝鲜人的故事，他们“圣洁的生命”被“突然从我们身边夺走”。既没安排葬礼，也没举办追悼会，因此，“魂魄常年游荡，无法升抵天堂”。这些朝鲜人的灵位不在和平公园供奉之列，日后曾有朝鲜侨民试图将纪念碑移至公园内，但无不以失败告终。广岛市政厅给出的说法是，只能有一座纪念塔。而这座纪念塔上没有朝鲜人的位置。

1946年初，广岛县知事曾邀请大批当地名流为重建这座几乎消失的城市献计献策。小说家太田洋子在原爆中幸免于难，她希望重生的广岛能多栽些树。“我希望梦想和现实能和谐交织在一起，丰富市民的生活。”她曾表示。某位献言者觉得有必要丰富文化生活，还有一位（寺庙住持）希望看见整座城市里佛教庙宇林立。但是，最轰动的建议出自吴港市副知事。吴港是广岛郊外的一座港市，战时为大批战舰的建造地。他想要“保留大片焦土，用以缅怀和凭吊过去，并祈求永久的世界和平”。

一些人对这一愿景未能实现心存遗憾。自1980年代起，来自大阪的原高中教师宇野正美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大谈向犹太人学习的必要性，特别是他们主宰世界的方式。这些书卖出了几十万册，其中一本名为《美元变废纸的那天》，里面一个章节写到了广岛。宇野写道，应该保留广岛满目疮痍、断壁残垣的样子，就像奥斯维辛被犹太人刻意保留下来一样。(39)通过让全世界了解他们的殉难，犹太人保住了自己的种族认同，恢复了他们的阳刚气概。与之相反，日本人在遭到美国人诓骗后，误以为应立即着手重建广岛，扫除日本人的苦难痕迹。结果是战后的日本人缺乏认同感，他们的阳刚之气也因为美国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宣传变得一蹶不振。

这是一种极端立场。少有日本人会走此极端，纵然作为读者，他们或许会觉得这种观点具有煽动性，但并不让人反感。倘若撇开其中的反犹主义元素和让广岛保持废墟状态的观点，宇野的看法在日本民族主义者中间并不缺乏市场。右派向来担心美国人强制推行的战争罪宣传会削弱日本人的身份认同。然而，右翼民族主义者对广岛的关心程度要逊色于对“大东亚战争”的顽固认知（idee fixe），他们认为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师出有名的战争。

左派有他们自己的日本殉难说，广岛在其中占据核心地位。举例而言，一种被广泛采纳的看法是，不计其数的日本平民沦为了一场邪恶军事实验或冷战第一波军事打击的牺牲品，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根据这一论述，美国人之所以投下原子弹，是为了敲山震虎，吓退有可能出兵日本的苏联人。这种看法起码还值得一辩，但认为投下原子弹是种族主义试验的看法则不那么合理，因为原子弹是为了对付纳粹德国而开发的。尽管如此，许多日本人对此仍然深信不疑。围绕这一话题涌现过一些文学作品，比较荒诞不经的一本由河内朗所作。(40)河内曾在联合国工作，他认为原子弹是白人种族主义者蓄意策划的一起种族灭绝。宇野正美也抱有类似看法，声称这些种族主义者是犹太人。需要重申的是，此类观点都很极端，但就日本期刊的内容和畅销书目来看，其与主流舆论的距离并非那般遥远。

不过，左派和自由派可不会一心想着要为“十五年战争”辩解，他们秉持另一套看法。在他们看来，原子弹是上天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某种惩罚。在领受过这独一无二的苦难并吸取教训后，在经过地狱之火和炼狱的淬炼和洗涤后，可以说，日本人已经有权——甚至有神圣义务——去评判他国的行为，特别是美国。只要对方一露出违背“广岛精神”的迹象，日本就有权对其指手画脚。这是所谓和平教育的要义，左派日本教师工会对之大力弘扬，保守派政府则疑虑重重。和平教育传统上指反战主义、反美主义，以及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强烈同情，尤其是中国。

在纪念原爆一周年之际，幸存者聚集在一所神道教寺庙，高举写有“世界和平始于广岛”这一口号的黑色横幅和旗帜。1987年8月6日，广岛市知事宣称：“世界依旧为‘权力哲学’所控制，我们必须让全世界都信仰广岛精神。”这意味着，从盟友日本处获得后勤和财力支持的美国只要一动武——比方说在朝鲜、越南或者波斯湾——就会被视作是对原子弹受害者的背叛和对广岛精神的致命一击。

*****

至少从某一点来看，日本的左翼和平主义同常和右翼有联系的浪漫民族主义存在共通之处：两者都对被美国人夺去集体记忆一事心怀怨恨。浪漫民族主义者认为，战后的美国占领者有意瓦解了神圣传统，比如说天皇崇拜，失去它日本人就会丧失身份认同。浪漫的和平主义者则相信，美国为了掩盖自身罪行，且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以利冷战，便试图抹去有关广岛的记忆。

关于原爆给长崎留下的精神创伤，黑泽明拍过一部充满感情的电影《八月狂想曲》（Rhapsody in August）。该片不仅是对原爆的一曲哀歌，也是对记忆流变为历史、而历史又迅速被遗忘的一声叹息。柏林的一份报纸曾刊登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黑泽明的访谈。作家问黑泽明，“这种历史健忘对日本的未来和日本人的自我认同意味着什么”。(41)黑泽明答曰，日本人不爱公开谈论原爆。“特别是我们的政客，他们缄默不语，也许是因为忌惮美国人吧。”除非美国有朝一日向日本人道歉，“否则这出戏将永无终结之日”，黑泽明说。

诚然，占领期间，美国当局不希望日本人对原爆念念不忘。他们不想日本人产生受害者情结。战后最初几年，关于原子弹的话题只有科学类书籍才获准出版。就算到了1949年，广岛市政府力推的电影《广岛的事再也不要重演》（No More Hiroshimas），也因为占领当局反对片中出现“原子弹导致破坏和人类痛苦”的场景而流产了。(42)直到1950年，也就是占领结束前一年，丸木位里和丸木俊夫妇的画作《原爆图》还不得不改名为《1945年8月6日》。

不过，黑泽明还是说错了，因为二战中很少有事件会像广岛和长崎的原爆——后者受关注度要小得多——那样，得到过如此密集和频繁的叙述、分析、哀叹、还原、重现、呈现和展示。长崎之所以被淡化，不仅因为广岛率先遭到打击，还因为长崎的军事目标比广岛多。位于长崎的三菱工厂为日军制造了大量军火。除此以外，还有一层鲜有提及的因素：长崎原爆的位置恰好在社会弃儿和基督徒的生活区。长崎市余下大片区域躲过了一劫，这点也和广岛的情况不同。详细探讨原爆会揭露令人难堪的隐情，所以最好还是闭口不谈。然而，战争差不多刚结束，以广岛为题的小说就算不能出版，也已见诸文字。1983年，一批总共十五卷的日本原爆文学精选集问世。(43)

占领甫一结束，就涌现了大批原爆书籍和电影，多半带有反美色彩。据我猜测，占领期间的报刊审查制度是导致这种局面的一大原因。被封杀之事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了。另一个原因在于导演和小说家的政治背景。一些人素来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心中充满了对西方的不信任感，尤其是美国。另一些人在战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迫于军事当局的淫威才不得不改弦更张，效忠帝国大业。但即便战后他们重新捡起过去的信仰，也没有带来一场彻底的改变。敌人依旧是同一个——贪得无厌、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美国。

因此也就有了诸如《广岛》（Hiroshima）这样的电影。(44)影片摄于1953年，导演是关川秀雄。在影片结尾的一幕里，美国游客购买被制成纪念品的原子弹受害者骸骨。恨意较之更深的，是一本出版于1969年的连环画《黑水之河》（In the Stream of the Black River）。故事围绕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展开，她在原爆中捡回了一条命，但因为辐射身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不过在告别这个世界前，她要好好报复那些“白皮猪”。她当了“野鸡”，专接美国大兵的客。这是等级最低的妓女，“被淹没在恶心外国佬的体臭中”。她要给所有那些“仍在日本设有军事基地的战争狂留点儿纪念品”，她要让他们染上梅毒，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凭什么那些战犯不被送上审判席？”她声嘶力竭地向同情她境遇的警察哭诉，后者拽着她离开了街道。“永远别忘了原子弹是如何折磨妈妈的。”她告诉自己天真懵懂的幼子。这则故事发表于Manga Punch，一份发行量上百万的画报。

不过，撇开这些谩骂，广岛的神化及对反战的膜拜，其产生的前提倒不是美国人有多坏，更多是来自纯真惨遭戕害的印象，以及世界将要覆灭的幻想。方才还是一派祥和的生活场景——儿童欢笑，姑娘歌唱，家庭主妇打扫卫生，老实巴交的男人辛勤劳作——紧接着，转眼之间，这一切都化为了灰烬。广岛和奥斯维辛之间的对比正是基于下面这种观念：广岛和屠犹一样，不是战争的一部分，甚至与之毫无关联，而是“发生在世界末日的某件事”(45)。这席话出自小说家太田洋子之口，她在《尸横遍野的城市》里回忆了自己作为广岛原爆幸存者的经历。“我们被一股力量夷为平地，它既霸道又野蛮，而且不属于战争”，它或许是“新近出现的一种天体现象”。顺道提一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太田也是欢欣鼓舞的诸多日本人之一，她“感到内心燃起一团全新的火苗”。

从左派的角度来看，广岛神化的所有准宗教元素在小田实的小说《原子弹》里都有，168页上就出现了描写原爆的段落。(46)一位年轻娇美的日本姑娘正要把一束鲜花送给病房里的一名马来亚学生病号。此举唯美而纯真。接踵而至的是“一声非自然的巨响，似乎天塌了下来”。此情此景，让一位熟谙欧洲历史的日本兵回忆起了《伊利亚特》里的众神之怒。

在小田的作品里，每个美国白人嘴里都会蹦出种族主义的污言秽语：“‘所有学者都是犹太人。’威尔（Will）说道。这句话似乎激起了肯（Ken）对犹太人的厌恶，因为他张嘴就是一通骂骂咧咧。世上最垃圾的民族是日本鬼子，接着就是犹太人。”读者由此不难得出结论：轰炸广岛是一项种族主义行径。但在小田的文字里，日本人在对待朝鲜人和其他亚洲人时一样也是种族主义者。故事中真正正派的智者只有北美印第安部落的成员。部族的传统禁止族人拿起武器，他们那端坐在沙漠里的老者具有预见世界末日的能力。广岛原爆真是世界末日么？部落里一位弟兄乔治（George）问道。“‘没错，兄弟，是末日，’郎（Ron）信心十足地回答，‘这世界看起来难道不和太阳一样通红么——或者说，这火球比太阳还要耀眼一百倍？人们被活活烧死，尸体黑得像焦炭。’”

这是佛教地狱说里的景象，四周都是鲜血淋漓的人，被熊熊烈焰所包围。原民喜和太田洋子一样都是广岛原爆的幸存者，著有小说《夏之花》。他眼中的世界末日在降临前，率先登场的是一段天气描写，笔触充溢着好莱坞战争片或莱妮·里芬施塔尔[2]作品中那种不祥之兆。(47)“黑压压的天空下，群山分外绿意盎然；濑户内海的小岛也愈加轮廓分明。在最猛烈狂风的拍打下，海面，平静的海面，似乎每时每刻都会卷起惊涛骇浪。”这里的景色描写为瓦格纳式的世界末日做了铺垫。最终，从“中世纪佛教地狱画卷中散发出的昏暗至极的绿色微光”，为这一过程画上了句号。1951年，或许是因为朝鲜战争郁郁寡欢，原民喜卧轨自杀。

1950年代，丸木位里和丸木俊夫妇将佛教地狱说搬上了现代画布，为其取名《原子弹——广岛》（和《1945年8月6日》不是同一部作品）。我在广岛现代艺术博物馆看到了这幅画。其横跨四块画板，仿佛一面日式屏风，具有传统日式元素，但构图中也有类似基督教里人类堕落的画面。遍体鳞伤、烧得面目全非的死尸似乎从画面顶端散落而下，明晃晃的闪电仿佛在暗示这是天神降怒。疯狗的血盆大口里叼着死婴，烧焦的死尸用绳子捆绑起来，乌鸦啄食着残缺不全的尸体。一大群没有面目、黑不溜秋的人像排成队的焦炭一样迈着步子，似乎是在去向炼狱的路上。

悬挂丸木夫妇画作的白墙上有一行字：“广岛和现代艺术：‘广岛的核心’，人类的普世主题。”我又看了一些别的展品，很明显，安塞尔姆·基弗[3]的艺术风格为其打下了烙印。不过，对比基弗在战后本国废墟里筛选德国历史和文化的碎片，他远在广岛博物馆里的仰慕者关心的只有广岛精神。比方说，荒木高子[4]的陶瓷书——颇有基弗铅质大部头的风范——取名为《原子弹圣经》，希伯来语字符经过烈火的炙烤。除此之外，还有一面丝绸屏风（基弗从不使用丝绸），名为《1945年8月6日》，创作者是上野泰郎[5]。作品展现的是身处死亡阵痛中的人类，主色调为红色，佐以金色点缀。

所有这些作品都缺乏一种对1945年8月6日原爆以外广阔世界的认知。广岛完全是孤立的。展品名册编撰者之一、美术教授桑原住雄（Kuwabara Sumio）留意到了这点，他援引了香月泰男[6]的话。香月以西伯利亚日本战俘为主题的画作震撼人心，但是并未被广岛博物馆收录在内。他的作品是日本国内唯一能够在思想深度上与基弗比肩的。香月自己曾是战俘，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这没有让他顾影自怜，相反，他色调黑暗、几乎完全抽象的作品——举例而言，其中有几幅画是用掌印所作，就像留在刑讯室墙上的血手印——让人对残忍和苦难的想象远远凌驾于具体事件之上。在去往西伯利亚某战俘营的路上，香月看到一具血淋淋的尸体。这是一名日本兵的尸体，死者因为心狠手辣犯了众怒，被群情激奋的中国百姓私刑处死。香月将这具“血红的尸体”同原子弹受害者们“焦黑的尸体”进行了对比。

“关于焦黑色尸体的故事，”他说道，“在过去二十年里讲了又讲。广岛和奥斯维辛成了二战的象征，这些无辜之人的惨死衬托出战争的普遍残酷。焦黑的尸体让日本人觉得自己才是战争的主要受害者。他们异口同声地叫道：‘莫让广岛重演！’搞得好像除了美国人扔的原子弹外，战争就没有发生过一样。对于战争真实本质和反战运动真实基础的深刻洞察，必须来自那具血红的尸体。”

此言不虚。然而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宗教比喻和广岛宛如地狱般的景象（凭良心讲，广岛遭遇的轰炸的确如同炼狱）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是日本人的顾影自怜。关于佛教地狱说发挥的作用，不少基督徒——尤其是敬虔派教徒——都会认同。他们相信，反思恶行会得到救赎。正视地狱，就能超越地狱。那些成功做到这点的人会在道德境界上得到升华，散播世界和平的福音将不再遥不可及。这种观念为多数拥有普世抱负的宗教所共享，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

当然了，倘若地狱并非自己一手酿成，那么直视它会较为容易。日本人对广岛的受害者感同身受，而德国人却不可能因为奥斯维辛生出受害者情结。日本人的罪孽被消解在全人类的罪孽中。这点让日本人同时选择了两条路：一条是民族之路，即他们是原子弹唯一的受害者；另一条是普世之路，意指他们是广岛精神的倡导者。投身和平教育的日本和平主义者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定义日本人的自我认同。话虽如此，我胸中依然存在疑问。这种态度是否真的同许多希望将奥斯维辛“内化于心”、并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审视奥斯维辛的德国人，在立场上有着天壤之别？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德国人，他们的民族性更多以历史、道德和宗教精神为基础，而非公民权。

这种准宗教历史观的问题是，它使得以世俗化口吻探讨历史事件变得十分困难。对极端邪恶形成的印象独一无二，且凌驾于人类解释或理解力之上。对它的阐释不仅狂妄自大，而且还不道德。假如说奥斯维辛属于这种情况，那么广岛更是如此。讽刺之处在于，除非一个人信奉希特勒杀气腾腾的意识形态，否则奥斯维辛便不可能翻案，但广岛与之不同，对其进行核毁灭的理由最起码也是可以公开付诸辩论的。原子弹也许拯救了生命，也许缩短了战争进程，但此类论点与广岛精神格格不入。

1992年7月，联合国裁军大会在广岛召开。这是日本人经年游说的结果，他们希望能在“世界第一个遭受核打击的城市”举办这一年会。从表面上看，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直到某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捅了篓子，抛出广岛原爆“结束了二战，并拯救了一百万日本人的生命”的高论。他还补充道，这一事件的恐怖程度有助于避免核战争。由此可见，广岛和长崎的灭顶之灾实际上又拯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日本人闻之怒不可遏，报纸社论纷纷讨伐这位教授，鞭笞他不了解受害者的立场。《朝日新闻》“再次感到气愤难平”，评论说“除非美国摆脱此类看法”，否则它将遭到无核国家的强烈反对。(48)

《朝日新闻》继续写道，撇开这一风波，大会应当说是圆满、成功的，因为与会者——当中不少人都是生平第一次造访广岛——“无不对和平纪念博物馆里的展品和遗迹表达了震惊之情”。他们还一道“合唱了《为广岛祈福》”。只有英国作家阿兰·布斯（Alan Booth）在英文版《朝日新闻》里点评此事时，指出祈祷、仪式和不谋而合的观点并非大会通常的目的所在。(49)

*****

在广岛，受害者的看法被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人们坚称他们是无辜的。然而，在日本对外战争史上，广岛根本谈不上无辜。1894年，日本同中国打响“甲午战争”时，部队正是从广岛出发、开赴前线的，明治天皇也把指挥部搬到了广岛。这座城市因此变得富有，十一年后的日俄战争则让它更加富庶。广岛一度还成为军事行动的中枢。正如《广岛和平读本》以简明扼要的文字所阐明的那样：“作为军事重镇的广岛固若金汤，得益于明治和大正[7]时期连绵不绝的战争和事件，人口越来越多，城市也益发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在遭到核打击时，广岛是帝国军队第二大本营（第一在东京）。简言之，这里遍地都是军人。

井伏鳟二的小说《黑雨》是取材自原爆的少数几部文学杰作之一，作品背景设为军国主义和政治专制。(50)这本书在开篇有一段场景描写，地点是距原爆中心不远处的一座桥梁。爆炸前不久，初中生被勒令聆听军队训话，高唱爱国歌曲。小说末尾处，在作者一遍遍描绘了原爆及其留下的惨象后，广岛市知事令军民继续战斗：“广岛市民们——损失也许惨重，但这就是战争！”

广岛市民的确是受害者，但凶手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导人。然而，1987年，当广岛本地一伙和平活动人士向市政府请愿，希望把日本侵略历史纳入和平纪念馆展览内容时，这个要求被拒绝了。之所以发起设立“侵略者一角”的吁请，是受到了大阪初中生的激励。学生们要求和平博物馆馆员对日本战争责任作出解释，这让后者脸上无光。同上百万人一样（包括每年六万名儿童），他们被人领着，参观了原爆留下的恐怖遗物：在高温中扭曲变形的瓶子、蘑菇云的照片、衣物碎片、放射线在门前阶梯上留下的奇怪痕迹，还有与真人一样大小的静物人像：一个个面目全非的人艰难地穿过废墟，液化的皮肤就像熔化的蜡一样滴垂。

估计是因为受到了老师的鼓励，大阪初中生希望看到的可不只这个恐怖之屋。他们想要知道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同时，他们还要求官方承认某些在原爆中遇难的朝鲜受害者曾身为奴工这一事实（大阪和京都、广岛一样，至今仍有大批朝鲜侨民）。这两个要求都被拒绝了。于是广岛本地人——多为基督徒、反核活动家，或参与帮助被歧视的少数民族——成立了一个名为“和平联系”的团体。自然而然，这个团体遭到了右翼民族主义组织，譬如“日本爱国党”的反对。后者在和平公园周围举行集会，用卡车上的车载扩音喇叭高声播放爱国歌曲。爱国者似乎占了上风。据某位和平活动家的说法，广岛市政府对“侵略者一角”这个建议持反对意见。

这件事有诸多讽刺意味，其一在于，反核活动家认为原爆是一项罪行，但右翼反对派中的一员却不这么看。“忧思与国家修复协会”主席前田和良（Maeda Kazuyoshi）认为，原爆拯救了日本，使其未被完全摧毁。但是他坚称，战争责任不应尽数算在日本头上。这场战争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支而已，他说。

我向和平纪念馆馆长川本义隆（Kawamoto Yoshitaka）询问为何设立“侵略者一角”的建议被否决了。川本是个市政官僚，为人彬彬有礼，穿着一套蓝色哔叽西服。他冲我耐心地笑笑，说道：“我们这儿没法搞这种东西，侵略者在东京。我们唯一的目标是展示发生在1945年8月6日的事。”

在同他交谈的过程中，川本在普世性命题（“人类”、“世界和平”）和具体国家维度之间来回切换。我感到，他在向外国参观者介绍日本民族性格一事上轻车熟路。他告诉我，日本人悲伤时会纵声大笑，日本人和彼此交流时不必开口说话，日本人只会从主观视角思考问题，日本人懂得“物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那么日本年轻人是不是也这样呢？我追问。

“年轻一代再也不懂隐忍的艺术了，”他说道，“而且他们不了解我们当时的生活状态。您瞧，他们跑到这儿来跟我说，日本人也犯有战争罪行，但他们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只是重复左派老师的话而已。”

川本接着说道，要在年轻人能理解的层面上解释过去，这点十分重要。现在的年轻人不读书，所以你必须给他们提供视觉信息。嗯，对，但除了原爆外，难道不该给他们讲讲战争史么？那当然，那当然，他回答，但这不是本馆的使命。那它的使命又是什么呢，我追问。

他笑了笑，觉得自己可以松口气了。“您瞧，这座博物馆其实不能算是一座博物馆，建造它的幸存者是想把这儿变成一个缅怀罹难者、为世界和平祈福的地方。人类必须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就是广岛必须坚守的原因。我们必须回归到事物的根本，必须思考人类团结和世界和平。要不然，我们最后只会为历史争得不可开交。”

战争的历史，或者说任何历史，的确都与广岛精神无涉。这也就是为什么奥斯维辛是日本官方唯一允许拿来和广岛作对比的事件。其余所有事都太有争议了，与“历史长河”的关联又太紧密。1980年代末，吴港市知事曾提议在广岛和吴港之间的某个小镇建造一座奥斯维辛纪念堂。广岛知事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反战市民团体也不反对，但是他们坚持要求把建造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作为一大附带条件纳入到这个项目中来。方案悄无声息地流产了。

不过，距离广岛不远的一个地方——乘火车的话大概要一个半小时车程，轮渡的话四十分钟可到——则提醒世人日本历史还有另一面，与1945年8月6日所发生的一切无关的另一面。大久野岛是濑户内海上的一个小岛。一下渡轮，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成群的兔子。它们在整洁的小径和清新的草坪上奔来窜去，就像点缀在自然风景之间的一簇簇白色绒毛。这些兔子很温顺，肯给人摸。岛上除了一座外观看似医院的大酒店、几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建筑遗迹、一门与日本本岛隔海相望的旧式炮台外，就没什么其他景物了。防波堤附近有一栋低矮的混凝土建筑，名为“大久野岛毒气博物馆”。

那些温顺的兔子是实验室动物所繁衍的后代，岛上的毒气工厂用它们来试验芥子气等致命毒剂。这是日本帝国时期规模最大的毒气工厂。战时曾有五千多名工人在此工作，不少是妇女和学童。大约一千六百人因接触氢氰酸、神经毒气和路易氏（lewisite）等毒气而丧命，一些人终身致残。中国官方的资料声称，有多达八万余名中国人成为这座工厂所制毒气的牺牲品。日本军方高度重视该岛的保密工作，以至于它索性从日本地图上消失了。

战后，这一切鲜为人知。美国人于1945年登陆后，拿走了数据资料，将大量毒气倒进大海，然后一把火烧了工厂。岛上酒店的位置过去正是工厂主车间所在地。当年的发电机和部分储藏室的遗迹依然能一睹究竟。只有到了1980年代，一位名叫吉见义明的年轻日本历史学教授在美军档案里挖出一份报告后，世人才知道，原来日本人在岛上及周边地区藏匿了一万五千吨化学武器。另外，广岛地底下还埋藏着一个重达两百公斤的芥子气贮藏罐。

工厂工人中的生还者——不少患有慢性肺病——在1950年代曾恳请官方承认他们经历的苦难，但政府予以拒绝。如果政府给工人发放赔偿金的话，等于正式承认日军从事了非法行为。有关化学战的只言片语刚溜进日本学校教科书中，文部科学省便迅速将其删掉了。

但是，对于毒气工厂的记忆从未彻底掩盖。1975年，那些能够证明自己的确遭受过毒气侵害的生还者终于得到了些许赔偿。1985年，政府为战时死在岛上的工人立了一尊小型纪念碑。1988年，经过生还者的努力，另一座小型博物馆落成了，借博物馆向导的话来讲，其旨在“向子孙后代传递历史真相”。

说是博物馆，其实只有一间展厅，馆长是身材矮小敦实的村上初一（Murakami Hatsuichi）。他的体格看着十分强健，饱经锤炼，像是当过职业拳手。1940年，十四岁的村上开始为工厂干活，一开始是门卫，薪水颇丰。“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他一心想帮助日本打赢战争，这也是在部队提干的好机会。村上带着我辗转在邪恶的展品之间：一匹戴着防毒面具的木马；毒气弹受害者的照片，他们的皮肤因为伤口和脓肿溃烂已经不成人样；老式毒气罐；女学生在工厂空地上练习剑道的素描；陆军军官在阳光下笑容满面的集体照。

村上的解说很实事求是。他既没有布道说教，也没有满口仁义道德。他对解释日本人的国民性格兴趣寥寥，给我的印象是为人很实诚。他告诉我，如果不是因为看过从美国带回来的资料的话，他是不可能对这个地方的一草一木记得那么清楚的。我询问他这座博物馆的用途。他说：“在喊出‘永不再战’的口号前，我希望人们见识一下战争的真面目。如果光从受害者的角度审视过去，只会助长仇恨。”

他如何看待广岛和平博物馆？“在广岛博物馆，人很容易产生受害者情绪，”他告诉我，“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还是侵略者。我们被教育要为国而战，我们给国家造毒气，我们活着是为了战斗。打赢这场战争是我们唯一的目标。”村上看着越来越像职业拳手，他的眼睛眯缝起来，一拳砸在自己的手心里。“你瞧，”他说，“你和别人打架的时候，会对他连踢带打，但对手也会还击。最终，一方会取胜。这种事要怎么去记才好呢？是记得自己被踹过，还是我们挑事在先？如果不思考这个问题，和平就无从谈起。”

翌日，在广岛市内闲逛时，我思量着村上的话。在被小学生问起对和平的看法时，他的这番话并未让我内心的尴尬有所减轻。日本人在广岛地下埋了毒气的事实也不能让原子弹的残酷性减色多少。但这一切让和平公园及其全部圣迹变得更具历史纵深感，而且从上帝手中接过了历史，放在了会犯错的人类手里。

[1]卢尔德（Lourdes）位于法国南部，接近西班牙边界，具有很浓厚的宗教氛围，经常在宗教节日，譬如万圣节、复活节和朝圣期间举办各种游行和庆祝活动。传说卢尔德的天然圣水可治疑难杂症，引得游客纷至沓来。

[2]Leni Riefenstahl（1902-2003），纳粹德国著名女导演，曾拍摄《意志的胜利》这部宣传法西斯主义的登峰造极之作。

[3]Anselm Kiefer（1945-　），德国画家、雕塑家，德国新表现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4]Araki Takako（1921-　），日本著名陶艺家。

[5]Ueno Yasuo（1926-2005），日本画家、多摩美术大学教授，日本美术家联盟理事长

[6]Kazuki Yasuo（1911-1974），日本著名画家。

[7]日本第123代天皇嘉仁在位时期（1912-1926年）的年号。

第五章 南京

南京暴行，亦称南京大屠杀，发生在日本陆军1937年12月中旬攻占这座城市之后，距离日军全面进攻中国只过去了不到半年时间。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是侵华战争中最大的斩获。南京陷落的消息一传到日本，便登上了报纸头版头条的位置，日本国内更是一片欢庆。在长达六周的时间里，日军军官纵容他们的手下烧杀抢掠，为所欲为。具体死了多少人并无准确数字，但少说有上万甚至是几十万（中方说法是死了三十万）中国军民——当中有不少还是从其他城市逃至南京的难民——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数以千计的年龄从九岁到七十五岁的妇女惨遭强奸后被砍断手足，多难逃一死。

但光凭数字还不足以反映出南京大屠杀的野蛮和残忍，同样的悲剧在中国许多城镇和农村里一再上演。数字也无法解释为何暴行会得到纵容。是为了故意恫吓中国人，好让他们屈服？军官的参与似乎说明了有这层因素。但也有另一种可能。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在天寒地冻的冬季一路厮杀，却领不到像样的军饷，吃不饱饭，对他们不加约束或许算是一种犒赏。再或者，这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一支农民军队失去控制？或者如许多日本人坚称的那样，是战争不可避免的后果？

在日期间，有人送给我一本名为《南京暴行》的小册子。尽管这本册子是用日语写的，标题却叫“aturoshitees”，是英语单词暴行atrocities的音译，就好像找不到对应的日语一样。实际上，日语里有很多表示残忍、暴力、杀戮或大屠杀的词汇。然而，“暴行”这个词反映的不仅仅是战争不可避免的残酷性。暴行是一种存心施暴的罪恶，不仅违反法律，也违背人伦纲常。这倒不是说日本人不具备这种纲常，或者他们在道德上无法理解这一概念。可是，“暴行”同“人权”、“女权主义”、“战争罪”类似，是从西方舶来的现代词汇。在右翼民族主义者看来，这个词有左翼色彩，有颠覆性，甚至可以说反日。

编辑并出版这本册子的是一群中学教师，他们曾造访南京，为的是发掘更多有关大屠杀的史料。小册子里包含了中国目击者的供述、主刑场的地图，以及陈列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的部分照片。虽然日本人热爱摄影，但他们并未留下大量记录自身暴行的视觉档案。日军的查禁制度很严，但就已有的相片和录像资料（多为西方传教士所摄）来看，足以让人对当时情况形成大致印象。这些照片当中，部分是日本摄影师拍的，部分出自中国或外国目击者之手。照片里的中国人有的被用作刺杀训练，有的被机枪子弹射中后跌入土坑；惊恐的女人在稻田里抱紧赤裸的身子，想要遮住她们的私处；有挥刀取人首级的日本兵和长江边上堆积如山的尸体；有些女性死者的阴部还被塞进了竹签。

这些照片取自新闻纪录片，其中一些被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用在了他执导的电影《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1987年）中。影片在日本上映时，日本发片方松竹映画决定在不告知导演的情况下私自删除这些镜头。贝托鲁奇发现后，发片方辩解说是影片的英国制片方要求删节——因为发片方已经料到，英国制片人恐怕会觉得这些场景“太过毛骨悚然，日本人难以接受”。贝托鲁奇和他的英国制片人勃然大怒，恢复了被删掉的镜头，松竹映画随后为这一“巨大误解”致歉。

没有证据显示发片方是在受到政府或任何人的施压才进行了删改。可信度最高的一种解释是，他们这么做是为了避免产生负面宣传效果。极右翼组织可不好惹。况且，鉴于身陷争议在日本永远都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有时甚至意味着人身风险，所以要探讨某些可能会招致不必要注意的问题便需要一定的勇气。

南京大屠杀正是这样一个问题，它已成为日本在亚洲战争中野蛮行径的首要象征。在东京战争罪审判过程中，南京大屠杀所激起的反响可同纽伦堡审判中的奥斯维辛相比。而且作为一种象征，它和奥斯维辛、广岛原爆一样，很容易被神化或被曲解。

在日本的学校，有关此事的争议被官方以沉默的方式压了下去。一本典型的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充其量如下：“（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此外附加一条脚注进行解释：“据报道，当时日军杀死了包括平民在内的许多中国人，日本也因此遭到了国际舆论的批评。”这就完了，但即便这点只言片语，也让一些保守派官僚和政客难以接受，他们希望彻底删除这些段落。

因此，当中学老师、《南京暴行》编辑之一的森正孝（Mori Masataka）给学生们放映了一部以大屠杀为题的纪录片后，他们都惊呆了。森老师让学生们写下观后感，得到的反馈高度雷同。比方说这里有篇文章，作者是十三岁的女孩律子，她是这么写的：“说到战争，我能联想到的一直是广岛和长崎，但是核打击发生在1940年后。在这之前，日本做的事要坏多了。看着录像，这一切仿佛不是真的。以前我只知道日本是战败方，但我们日本人务必要了解1940年前发生了什么。在看这部录像时，对我灵魂触动最大的是当中国人被杀害时，日本兵却还在哈哈大笑。他们怎么笑得出来？我没法理解那时的日本人是什么心态……”

学生们生平第一次知道原来日本人还是侵略者，老师要的就是这种震撼人心的效果。森和几乎所有投身和平教育的教师一样拥有左派思想。尽管他能寄希望于曾几何时如日中天的日本教师工会中普通成员的同情，但鲜有人像他那样热衷此事。他告诉我，多数同事倒也不唱反调，只是无动于衷罢了。大多数人都选择不去招惹是非。森的录像和小册子在一小群志同道合的教师中间秘密传播，有别于文部省审定的学校教科书中避实就虚、轻描淡写的官方历史观，发出了另一种声音。(51)

这些书反映了一种出于必要而有所简化的政治观点。日本人是“侵略者”，“入侵”中国，他们的行为“既罪恶又残暴”。中国人则要么全是“英勇的抵抗者”，要么是“无辜的受害者”。在一本宣传册里，森正孝记录了一次南京之行，这次经历让他“感到尽管痛苦，但有必要从侵略者角度重新审视历史”。这也成了他要求学生做的事：以侵略者视角取代日本人的受害者情结。

有个叫泰子（Yasuko）的十四岁女生（在1991年）表示：“我们常听闻纳粹使用恐怖手段杀死他们的受害者，但日本人一样恶贯满盈。不然那些日本兵在砍下中国人头颅的时候，脸上怎么还会狞笑？他们在杀人，居然还笑得出来？看到那些插在竹竿上的人头，我真是不忍直视……”

这部影像资料的主要目的并非为了还原历史。显而易见，“天皇体制”下穷兵黩武的种族沙文主义被归结为这场战争和暴行发生的原因，但给森正孝的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日本兵脸上的狞笑。官方在对待过去态度上的躲躲闪闪受到了一幕邪恶景象的挑战，作恶者是“当时的日本人”——学生的父辈和祖辈——而且还面带笑容。用他们老师的话来说，通过思索“南京地狱”的成因，并通过身份认同的视角审视历史（侵略者的身份），学生可以“创造明天的历史，与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携起手来”。

如上文所述，这是一种政治观念，但森的态度同时也是对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谓的基督教“罪文化”与儒家“耻文化”之间区别的质疑。战时，为了帮助美军情报官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她写了《菊与刀》，并在书中对二者作了区分。(52)在本尼迪克特看来，“顾名思义，一个主张绝对道德标准并依赖人类形成良知的社会就是一种罪文化……”但在“另一种文化中，耻感是主要的惩戒手段。与我们期待的相反，人们并不会为一些行径自感有罪，他们有的只是懊悔”。然而，“这种懊悔不像罪感那样可以通过忏悔和赎罪得到缓解……”，“某人哪怕是向聆听者坦白了他的过错，也不会感到宽慰。只要他的劣迹‘不闹得满世界都知道’，就没必要心神不宁，因而忏悔在他眼里只能是自寻烦恼”。

这是一种对人类行为机械式的看法，具有典型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家的特色。不能一概而论地说这种看法就是错误的，但其解释力充其量只能说十分有限：因为例外实在是太多了，有太多的德国人连一丁点儿忏悔念头都不曾动过；也有太多像森正孝这样的日本人一心想要公开他们国家的“罪孽”，他们的努力显然是一种赎罪的举动。这也正是他们前往中国和东南亚并向昔日受害者道歉的原因。不管怎么说，罪感和耻感并不像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说的那样容易区分。部分德国人身上那种夸张的亲犹主义是出于个人罪感呢，还是民族耻感？这同在华旅游的日本老人跟每个中国人都热情地打招呼，好像老友重逢一样，又有什么区别？况且，米切利希夫妇在《论无法哀悼》一书中难道不曾提过，“否定的过程会以同样的方式，延伸至罪感、哀感和耻感中”么？这对学术伉俪在1950年代评价德国人时写道，许多时候人们供认过去，“只是为了拿别人的罪孽来抵消自己的罪孽。据称，许多惨剧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敌人动手在先，有必要作出回应”。不少日本人过去操持的正是这番论调，至今依然如此。而这也正是森正孝坚持要学生从侵略者角度看待过去的用意。

孩子们的心里自然是久久不能平静。伴随极端暴力一起出现的戏谑元素总是让人格外震惊。党卫队看守喜欢管常规拷打集中营囚犯叫“找乐子”；逼迫年事已高、身患疾病的人参加足以致命的体育锻炼是“找乐子”；让拉比骑在各自背上，再将他们殴打致死也是“找乐子”。当受害者不仅要被肉体消灭，还得蒙受羞辱之苦时，杀戮就融入了戏谑的元素。在折磨和杀戮之事上别出心裁，本身就成了某种娱乐。正因如此，南京大屠杀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件事竟然是一场杀人竞赛，恐怕绝非巧合。这并非最骇人听闻的暴行，但有着一切能激发想象力的虚构元素。这是一则关于无法无天和跋扈恣睢的故事。事情过去四十多年后，日本国内围绕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两位年轻的日本军官N中尉和M中尉（译注：即野田毅和向井敏明，丙级战犯）在进入南京城途中决定比试剑法：谁率先砍下一百个中国人的头颅，谁就是赢家。于是，两人一路砍杀，并割取受害者的首级作为战利品，俨然一副真正武士的姿态。最终，M中尉的战绩是一百零六个人头，N中尉则斩获了一百零五个。

这则故事登上了东京一家主要报纸的版面，标题颇为惹眼：“谁先实现‘百人斩’！两名中尉均声称已砍下八十个人头。”(53)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藏的一张照片里，这对朋友乐呵呵的，神色富有朝气，精神饱满。N中尉在报道里吹嘘自己连砍五十六颗人头都没把祖传武士刀砍钝。紧挨着的一篇报道标题如下：“快速投球取得进步！”刊发此文时，诸如棒球术语这种“危险的”美国玩意儿尚未被政府审查员取缔。

后来，回到日本后，M中尉改口了。在就读过的高中讲话时，他声称自己实际上只在实战中砍下四五个人的头颅，至于其他的么……“我军攻占南京后，我面朝沟渠站在一旁，然后叫支那战俘朝前站。支那兵都很蠢，一个接一个来到沟渠前，我就干净利落地砍下他们的脑袋。”(54)即使这番话也可能只是子虚乌有的自吹自擂。一位参加过南京攻城战的日本老兵告诉过我，这类故事多半都是瞎编的，或者至少也经过了日本记者的添油加醋，后者被勒令写点英雄事迹的稿件，好鼓舞国内大后方军民的士气。

总之，“百人斩”的故事在日本很快被淡忘了，在中国却成了战争野史的一部分。本多胜一是《朝日新闻》的名记者，他从他人处得知了南京“百人斩”的故事，并将其作为自己一系列文章的主题，文章于1981年结集成册，文集取名为《中国之旅》。(55)这本书的出版启发了森正孝，让他对日本的对外战争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同时它也在右翼民族主义圈子里引发了一阵骚动。因在作品中对比日本人和犹太人而闻名遐迩的山本七平写了一系列文章，抨击本多的报道。一些在需要捍卫国家颜面时总会“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讨伐的行列。整件事由此发展成“南京辩论”（Nankin Ronso）。1984年，田中正明出版了一本驳斥本多的书，《“南京大屠杀”之虚构》。(56)

这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被批评者冠以“goyo gakusha”的头衔。这个词很难译，大意是指“御用学者”，负责为政府说好话。这些人（几乎清一色都是男性）也许并不为学界所尊崇，特别是史学界——多数历史学家至今仍是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上电视，作评论，开讲座，给通俗刊物撰稿，因此对公众舆论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是专业的历史学家，田中本人退休前是记者。

的确，围绕日本对外战争的辩论几乎完全发生在日本大学之外，参与者有记者、业余历史学者、政治专栏作家、民权运动家，等等。这意味着，诸如田中正明之流所抛出的荒诞理论从没有得到过专业历史学家严肃的驳斥。原因之一是研究现代史的日本学者凤毛麟角。直到战争结束前，具有批判性眼光的学者如果把现代史作为写作内容的话，会被视为危险的颠覆分子，甚至是妖言惑众之徒。毕竟，天皇体制具有神圣性。另一原因在于，现代史的学术地位并不高，其充满变数、政治化，争议不断。1955年之前，东京大学连一位现代史专家都没有。历史在19世纪中叶就陷入了停滞。直到现在，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依然认为，现代史还是留给记者去评议比较好。

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观点并不高明。田中等人指出，一个人不可能有体力砍掉一百个人的脑袋，同理，日军也就不可能在几周时间里虐杀十多万人。另外，田中写道，当时没有一份日本报纸报道过屠杀，那怎么就突然出现在东京审判中了呢？他承认有些无辜平民在交火中丧生，但他们的死纯属意外。个别日本兵肯定有些粗野，但那是“战争心理”造成的。总之，“田中们”的结论无一例外都是：因为经过精心策划，广岛原爆这一罪行要严重得多。“不像欧洲或中国”，田中写道，“在整个日本历史中，你都找不到一起（像广岛那样）有预谋、系统性杀戮的事件。”这是因为日本人同中国人或西方人相比，“价值观不同”。

姑且暂时抛开日本人价值观更复杂这一论点，田中关于系统性杀戮的观点倒还值得关注。既然作为暴行符号的南京屠城被一些人视为日本实施的“屠犹”，对二者加以区分就显得很重要。但是就连“御用学者”的左派对手也认为这场屠杀并不具有系统性。举例而言，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就写道，他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之大和惨绝人寰，“但这或许是对淞沪抗战中守军激烈抵抗的一种报复”。(57)家永对正统保守派观点的强烈批评态度无可指责，尽管这对他的学术生涯未必起到过什么帮助。但即便是他，也会为右翼卫道士的看法进行辩护：“在战场上，人面临生存的终极选择，要么生，要么死。尽管一些极端行径为天理所不容，但心理上可能无法避免。然而，在远离战场的危险和无奈后，若仍按照一项理性计划实施暴行，那么便是邪恶的凶残行为。我们的德国‘盟友’设立的奥斯维辛毒气室，以及我们的敌人美国投下的原子弹，都是理性暴行的经典案例。”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论点。日本以外，海纳·穆勒尝言原子弹是“末日审判的科学替代品”(58) ——他还说过奥斯维辛是“启蒙运动的终极阶段”。在穆勒看来，对此的回应是让战争变得人性化，用人与人的战斗取代科学的杀戮，因为“战争是交流，战争是对话，战争是自由时间”。

另一种论调是，战争就是找乐子。如果拿“百人斩”来隐喻南京大屠杀的话，会让其显得更人性化，或者就算是暴行，起码也比毒气室和原子弹更人性化吧。好吧，也许是吧。南京屠城的元凶并不是某种足以毁灭世界的超自然力量，它也不能算是灭亡整个民族计划的一个步骤。但问题在于：六个礼拜当中，对数以千计的女性先奸后杀，并屠戮上万甚至没准是数十万手无寸铁的人，还能算是战争白热化时期的极端行为么？这个问题问得很有针对性，尤其是当意识形态被拿来为极端暴力开脱时，更是如此。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教唆下，侵略者杀死“劣等民族”是符合神圣天皇旨意的。

这正是右翼民族主义者最耻于承认的一点，而左翼教师、活动家和学者则希望对此进行强调。森正孝的录像带一上来就是一幅象征日本皇家的菊花图案和部队行军的军靴声。对于左派和不少自由派而言，南京大屠杀是由天皇崇拜（以及帝国主义崇拜）所支撑的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象征，这也就是它成为战后和平主义基石的原因。要避免另一场南京大屠杀，就有必要坚持《和平宪法》第九条。民族主义右派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要重塑日本人的真正认同，必须恢复天皇作为国家宗教领袖的地位，并且修改第九条，以使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具有合法性的军事强国。鉴于这一原因，南京大屠杀或任何日本极端侵略行为的范例都必须被忽视、淡化和否认。

这一象征背后的政治立场高度分歧，盘根错节，有碍于对1937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进行理性的历史辩论。正方越是坚持日本有罪，反方就越是极力否认。南京辩论中的论调，特别是修正主义者的言论，既不理性，也与历史无关。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里，田中正明指控本多胜一和他供职的自由派报纸散播“敌国宣传”。修正派的另一员干将渡边升一为田中的书作序。和田中一样，他也不是史学家，而是英语文学教授。渡边抨击本多宣扬“东京审判式的历史观”，不仅将罪名强加给“当时的日军官兵，还对所有日本人泼脏水，甚至还牵连到我们未出世的子女”。

尽管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修正主义者只能算二流知识分子，但不能因此就将他们贬为令人不齿的神经病，因为和那些声称屠犹从未发生过的人不同，他们不属于极端边缘派。相反，他们有大量听众，还有如日中天的右翼政客撑腰。人气颇高、能言善辩的政客石原慎太郎曾担任内阁官房长官，他和渡边升一合著过一本书，叫《日本可以说不》。在该书中，作者否认南京发生过任何不同寻常的事。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石原被问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他的回答如下：“人们都说日本在那儿搞了场大屠杀，但这不是事实，而是中国人捏造的。玷污了日本的形象，纯属一派胡言。”

自由主义左派闻之自然是义愤填膺，向来是少数派的活动家决心有所行动，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无法容忍石原言论之京都市民协会”的组织，发表了一份宣传册，里面收录了石原对社会舆论批评的回应，他的态度有所软化：石原写道，的确，有些台湾人和朝鲜人在被迫赴日劳役后死于原爆，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但他认为没必要对涉及南京的言论作出修改。日本人理应从自身的视角看待历史，因为“如果我们依赖那些把历史用作政治宣传的外国人和他们提供的信息，我们就会处在丧失自我历史观的危险当中”。这又是通过身份认同审视历史这一论点的翻版。

*****

石原慎太郎的言论是我选择在1991年之夏造访南京的一个原因。我下榻的宾馆客房十分闷热，宾馆坐落在一条繁忙的林荫路旁，周围一片区域曾是西方国家大使馆和医院所在地——1937年，这里是“安全区”。说是“安全区”，其实根本就不安全。日军时不时会闯入，把男人赶到一起，搜寻藏匿其中的军人。那些手上有茧的被当成农民或工人放走了。剩下的就被当成军人带走并处决，然后抛尸河中。

和我一同入住这家酒店的还有另一些人，大家来自各行各业，齐聚于此，是为了参加一场关于大屠杀的研讨会。会议的两位主办人均是美籍华人，一位从商，一位在纽约当牙医。当牙医的出生在战后，经商的1937年时尚未成年。据他们自己介绍，投身其中是出于爱国热情。其余与会者中有来自中国各地的人：一名教师、一名律师、几位大学教授，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位身着便装的警察。此外还有个美国老头儿，他的父亲在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干过记者。他随身带着一块大硬纸板，上面裱着反映日本暴行的旧报纸照片。老头儿时不时会往身后瞄几眼，要是看得上你的话，会给你展示他珍藏的这份宝贝。最后还有形形色色的日本团体，男女都有，不少是学校老师，其中就有森正孝。

会议规模本应更大，与会代表也更多，而且举办地原本安排在南京大学一个体面的会议厅内。但中国官方最后时刻变卦了，决定不予承办。反正两个美籍华人是这么跟我们说的。据猜测，临时变更地点的原因是日本首相突然访华，这时候开会讨论日本战争罪行显得不合时宜。但是热心人士聚在一块儿开场非正义会议，似乎还是可以的。或许，稍微刺激下日本人的良知不能算完全不合时宜吧。

我们喝着茶，等待南京大屠杀的部分幸存者到场，他们承诺会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日本人先是给我们拍照，接着又互相留影。他们多数年届四旬，一些男的留着长发，女性则基本穿着牛仔裤，都不谙英语，也不会讲中文。给他们做翻译的是美籍华裔的牙医，他在日本留过学。

耽搁了一阵子后，幸存者到了，三男一女。他们有着终生在户外劳作的人那种黝黑如皮革的皮肤，身上一袭朴素的蓝衣，男人戴着毛式的帽子。其中有个老头儿一直面带笑容，一口牙几乎掉光了。他是第一个开讲的。他说，日本人闲着无聊，于是朝河里扔手榴弹，然后逼他把死鱼捞上来。接着，他们用火把贴着他的皮肤把他“烤干”。他后来被机枪子弹射中，坠入河里，但活了下来。他说日本政府有责任对他作出赔偿。

接下来轮到老太太讲了，她卷起一只裤管，露出一道长长的棕褐色疤痕。几个日本人纷纷凑近了拍照。老太太说道，她当时才两岁，被日本人用刺刀捅了。说到这儿，她再也说不下去，因为回忆太痛苦。但她想强调一点，日本政府理应赔偿她。

一个身材矮小、神态坚毅的老头儿开口道，1937年时他十七岁，日本兵把他从家里拖了出来，跟别人一起带到锯木厂。他被扒光衣服后跪倒在地。随后，这些中国人一个接一个被人用斧子砍倒。他在脖子受到重创后居然设法逃脱，却发现自己的家已经被付之一炬。他给我们看了看伤疤，也说日本人应该赔偿他。

森正孝开始提问，他想知道更多细节。这些事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几点钟？地点在哪儿？他拿出一张地图。当时天气怎么样？这些问题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无关紧要，或有些刨根问底，但我很钦佩他的不依不饶。事实对他而言比展现情感更重要。

第四位幸存者告诉我们，他和另外大约五百个人被带到河边。他的声音听着有些厌倦，似乎这个故事已经重复了太多遍。他目光迷离，但所讲之事却震撼人心。他说，骑着马的日本军官让这五百来号人排成一行。他至今还记得在他们腰际上下晃动的武士刀。枪声响了，岸边的机枪开火。他伸手抱住弟弟，父亲又站到兄弟俩身后挡住他们。结果，父亲、弟弟和所有人都死了。见到还有口气的，日本兵就会补上一刀，确保不留活口。老头儿靠装死才活了下来。足足三小时，他躺在血淋淋的尸堆里一动不动。日本人在他和其他死尸身上淋上汽油，就在点火前，他奋力爬了出来。

房间里一片死寂。一位日本女性用粉色手帕擦拭眼泪，另一位日籍教师——从名片来看，他是“缅怀亚太区域战争受害者并将其牢记在心论坛”的代表——站起身，用日语发言，再由人译成中文。“我们希望指出，”他说道，“过去不能仅仅归咎于军国主义。如今，我们自己也负有责任。这就是我们决定每年8月15日造访南京的原因。因为我们感到，只有在得到受害者在天之灵的鼓舞后，我们才有资格谈论和平。听了你们的讲述，我们感到，中日两国人民可以建立起友谊。听了你们的故事，我们能够一同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一位来自南京的医生闭上双眼，唱起歌来，边唱还边和着节奏拍手。见到此举，幸存者们笑了，别的中国人也跟着唱起来。这是一首老歌，纪念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自那时起开始吞并东北。一曲唱罢，人们的演讲更富激情。一位中国律师在抨击“日本军国主义”之余，不忘宣示自己热爱和平。他说，政客石原慎太郎冒犯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南京人民：“我们希望所有热爱和平的人都能支持我们，防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这个寒酸的房间又热又挤，空气中缭绕着香烟味儿。幸存者迫不及待地想把伤疤露出来给人看，可我对看伤疤兴趣索然。另外，尽管我也认同日本政府有责任正视过去，也认为其在赔偿方面不够大方，但我很反感自以为是的套话。这次会议的基调所传递的信息是，军国主义这一问题不但依旧存在，或许还是日本先天性的痼疾。

我问一位幸存者，他是何时开始公开讲述战时经历的，他回答说是1982年。为什么那时才开始讲？他说是因为日本教科书风波。1982年，日本文部科学省修改教科书，否认日本对侵略战争负有责任。这一消息传到中国后，中国政府挑选了南京大屠杀的生还者，让他们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这之前，官方并未关注过他们。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但生还者并未提起：南京曾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老巢。“也许吧，”老头儿说，“也许是有这么层政治因素，但我们不会因此感到有什么不同。”

在日本报纸的报道中，1982年的教科书风波缘于“侵略”（中国）一词被修改为“挺进”，另外，涉及南京大屠杀的段落也被删去了。这则报道其实是失实的。修改几年前就有了，当时在日本就引发了争议，但1982年教科书修改一事则完全是无中生有。保守派的《产经新闻》为此向读者致歉，《朝日新闻》则没有表示。

教科书问题为公开南京大屠杀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中国政府决定专门建造一座博物馆来纪念大屠杀。这是个充满伤感的地方，位于一片贫穷的郊区，缺乏维护。博物馆周边的村庄自当年日军踏足该地后，并未经历太大的变化：用砖头和泥土搭成的低矮平房，狭窄的小巷里，到处是在泥地上玩耍的小孩；人们骑着自行车去赶集，车龙头下吊着被绳子拴住脖子的鸡，不时发出咯咯的叫声。据说这里曾发生过屠杀。有人告诉我，尘土飞扬的地下还埋着死人骨头。

博物馆是一栋混凝土建筑，外围是一片巨大的假山园林。假山形状各异，大小不同，上面刻着屠杀地点以及死难者人数。博物馆正门上方用中英文刻着一行大字：“遇难人数：三十万。”踏进室内，映入眼帘的是走道两旁长长的沙盘，外头罩着玻璃。砂砾中散落着一些人骨和骷髅头，据说是中国死难者的骸骨。从潮湿的天花板垂下的窗帘沾着灰尘和蜘蛛网。大厅里，一块告示牌解释说，建造该馆的目的是“纪念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胜利”，“教育并鼓励人们加倍努力，振兴祖国；支持国家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中日两国民间友好往来；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最有意思的展品当属日军官方文件，多为屠杀现场指挥官寄出的急件。上面的文字比模糊不清的暴行照片更能说明问题。日军对大开杀戒最普遍一种表述是“清扫”和“收拾”，好比对犹太人的“特别处置”。馆方播放了一段纪录片，我之前曾经看过：尸体被扔进深坑，女人被开膛破肚，刽子手哈哈大笑。片子结束时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南京经历了深重的灾难，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走出博物馆，我看到一位年轻的日本教师，他已经换上一身袈裟，正捻着佛珠，为死难者念经祈福。另一位老师在给他拍照。与他俩同行的一位女青年递给我一本小册子。这是份挺有意思的资料，里面摘录了该团体其他成员过去造访南京后的感言。我又一次发现，日本人流露出的情感与“耻文化”和“罪文化”之分往往并不吻合。即便使用的是耻辱（hazukashii）这个词，含义和西方人的“罪责”（guilt）其实大同小异。

“我知道这么做很难，”某位日本参观者写道，“但当我们置身此地，我能感到中国人的悲伤和愤怒萦绕在心头，他们经历了如此难以名状的暴行。一想到我是那些日本人的后代，就觉得心情压抑。我很彷徨，但还是坚持认为，逝者是能说话的！南京的遇害者应该站起来，谴责我们日本人！因为我们在战后没有坦白过去的所作所为，所以也就无法在不自惭形秽的情况下构建一种崭新的历史观。”

我在南京的最后一站是雨花台，那里见证过三天三夜的激战，曾经是某起最野蛮屠杀的发生地，如今屹立着一座外形丑陋的纪念碑。这是一根形似男性生殖器的巨塔，远处是中华民族无产阶级英雄儿女抗击法西斯的雕塑群，当中用树木作屏障。另外，因“百人斩”竞赛而在中国战争罪法庭受审的M中尉和N中尉也是在这里被处决的。

M中尉的女儿在某份民族主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这类杂志从未中断过对东京审判历史观的攻讦。她认为，本多胜一无耻至极，败坏了父亲的名声。他难道对遗属们毫无怜悯之心么？她父亲一心只期盼中日两国能和平和谐地相处。现在谎言满天飞，他在九泉之下怎能安宁？在和父亲的灵魂“对话”后，导游招呼M小姐该出发了，大巴还在等着呢，是时候去往下一站了。“于是，”她写道，“我挖了些红土，包在手帕里叠好。我感到这泥土似乎吸收了父亲的味道。”

*****

1985至1990年期间，也就是教科书风波之后至裕仁天皇病逝之前，日本发生了一件趣事。一小批日本帝国陆军的老兵开始公开谈论各自的战争经历。他们的供述被人录像后在私人举办的展览上播放，比方说在东京，一座天主教堂内就举办过名为“纪念战争，守望和平”的展览。这些老头儿都已是古稀或耄耋之年，多数军衔是二等兵或低级军官。也许是因为时日无多了，让他们产生了一吐为快的念头。抑或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的长官都已不在人世；保持沉默的压力变小了，也无需过多考虑保存颜面的问题。同样的事发生在裕仁天皇去世后；仿佛昔日的禁忌话题突然可以打开话匣子，畅所欲言了。正如一位青年历史学家所告诉我的，天皇是所有人的最高长官。

这些老兵中有个来自京都府的商人，名叫东史郎。他最初公开谈论战争是在1987年，当时引起过轰动。他家所在的海滨小镇一时迎来了各路电视台摄制组和报纸记者。他们纷至沓来，为的就是记录他的供述。右翼爱国主义者扬言要弄死他，他所在的老兵联谊会也把他扫地出门。然而，他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他讲啊讲，讲啊讲，仿佛余生只为了这一目的而活着。东史郎在1937年冬曾到过南京。

1992年，他开着车，到京都府以东某个小镇的车站接我。那一年，东史郎八十一岁。身材魁梧的他长着一张国字脸，一头黑发染得有些泛紫，这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对此他很得意，好几次让我猜他的年龄，我说大概六十五岁吧。我们驾车从车站驶往他的住所。一路上风光秀丽，稻田掩映在山峦之间。途中他突然打开副驾驶前的储物仓，从里面拿出一个黄铜指套。“右翼分子没准会轻举妄动，我这是以防万一。”说完把这个铜家伙戴在了手上。

东史郎的家是传统的日式风格，地板是榻榻米，移门糊着纸。屋里摆放着琳琅满目的中国艺术品。墙上挂着中式水墨画，移门上饰有一位北京画家的山水图。据东史郎介绍，这些东西当中有一部分是某位中国高官相赠，算是答谢东史郎对他在日留学的儿子的照顾。

我们喝着东史郎太太沏的茶，他开始讲述自己的一生。东史郎出生在这个滨海小镇上，父亲是个经营有方的生意人，打小家里就很宠他，过分骄纵使得他在读书时就荒淫无度，经常拿着零花钱去逛当地的窑子。1937年应征入伍时，他身患性病。

军旅生活很艰苦，但他从未质疑过参战的理由。这是天皇的旨意，因此只要能获得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不过他对长官很反感，他们是“懦夫”，他说。在他眼里，没有比骂人是懦夫更恶毒的了。他的排长是个姓森（Mori）的青年，毕业于军校。森就是个懦夫，他虽然表面上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可心里怯战得很。实际上，东史郎觉得自己除了和一个叫樋口（Higuchi）的工程系学生还挺谈得来外，同其他战友就没什么共同话语了。樋口是排里唯一喜欢读书、“脚上没沾泥巴”的人。但樋口一天晚上被慌乱的自己人开枪误杀了，东史郎抱着他，任由朋友的脑浆溅到腿上。

东史郎一直很喜欢读书。他说，除了樋口外，他是排里唯一的读书人。我问他在中国期间都读了哪些书。“赛珍珠的《大地》和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答道。两本书他都很喜欢。《我的奋斗》也喜欢么？没错。他崇拜希特勒，对从别处听来的一个故事印象特别深刻。据说，德国军人严禁强奸外族女性，生怕这么做会玷污日耳曼人的种族纯洁性。不过，这对中国战场上的日本兵可不成问题，东史郎说。

“是人就会有性欲，”他表示，“由于我有性病，所以从来没和中国女人做过，但我确实偷看过她们的私处。我们总会命令她们脱掉裤子。要知道，她们都不穿内裤的。不过有的家伙只要一见到女人就会施暴。这么做本来也不算十恶不赦，但完事后他们还把人给杀了。你瞧，强奸是违反军纪的，因此我们必须销毁罪证。那些女人被性侵的时候还算是人，但被杀掉时，她们只是猪猡。我们心中没有半点愧疚或罪恶感，要是有的话，也就不会这么干了。”

“只要一进村，我们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偷吃的，接着就是抓了花姑娘强奸，最后再把男男女女和小孩统统杀光，这样可以保证他们不会溜出去找中国军队，报告我们的位置。不这么做的话，晚上就没法睡安稳觉了。”

很明显，南京大屠杀是无数小规模屠杀的“登峰造极之作”。但是这种大开杀戒的背后并没有种族灭绝意识形态的支持。虽然手法野蛮，但对于东史郎和他的战友而言，野蛮就是战争法则。许多日本作家都反思过这一命题，甚至在战时也不例外：普通人摇身一变，成了残忍嗜血的凶徒。石川达三亲眼目睹过南京大屠杀，并在1938年以此为题写了《活着的士兵》这部中篇小说。书里有这样一句话：“杀死敌军士兵对于笠原军曹而言，跟杀死一条鲤鱼没什么两样。”(59)

东史郎接着讲道：“我印象中最惨的一件事，莫过于我们对一个老头和他孙子所下的毒手。孩子被刺刀捅了，当爷爷的居然吸起他的血来，似乎是为了尽可能延长孙子的性命。我们看了一会儿，然后把他俩都杀了。这一次，我依然不觉得有什么罪恶感，但心中却渐生困惑。我有点犯糊涂了，因此决定记日记。我觉得这样有利于保持思路清晰。”

南京本身——尽管日后他管这座城市叫“地狱演奏场”——对于东史郎而言并未留下多少印象，他说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牌。他所在的排偶尔会外出搜捕中国军人，但自己从未参与之后的处决行动。我问他为什么，我想知道，为何有些日军参与了大搜捕和大屠杀，而其他人却没有。他说这取决于各个排的指挥官，他的排长森是个懦夫。“你是说森缩手缩脚，不敢处决人么？这当然是好事啊。”东史郎哼了一声。“嗯，也许是吧……”

不过他的一些朋友的确参与了屠杀。其中一个叫增田六助（Masuda Rokusuke）的人用机枪在长江边处决了五百个人。1980年末，就在朋友病逝前不久，东史郎曾去医院探望过他。增田担心自己要下地狱了，东史郎则试着安慰朋友，说他只是执行命令，但增田还是确信自己要去的地方不是天堂。

在南京驻留没多久，东史郎病了，后被遣送回国。他设法把日记藏在身边，尽管类似的日记通常会被宪兵没收。在日本休整期间，他把所记之事用更通畅的文字重新誊录了一遍，想着将来有一天把笔记留给自己的子女。他那时依然坚信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打赢。不过，他想留存一份档案，以证明普通人也能“极尽凶残之能事”。

这份资料被包了起来，存放在碗柜里，就这样一直封存着，一晃已是1987年。东史郎后来共养育了五个子女，但没有一个对父亲的战争经历表现过半点兴趣。“家里从来不聊这个。”东史郎告诉我。他有个兄弟，也在中国服役，为人嗜酒，在我见到东史郎的前一天因酒驾死于车祸。他兄弟也从来不谈论战争。那老战友呢？我问道。他们是如何探讨战争的呢？

“哦，”东史郎应了一声，“我们不大谈及战争。就算谈，也是为其正名。因为中国人抵抗，所以我们不得不那么做，诸如此类。我们没人感到心中有愧，这也包括我自己。”

东史郎给我看了几张退伍老兵联谊会的照片。老兵们历年都会外出郊游，去不同的乡村旅馆度假，他们所站或所坐的位置严格遵循军衔的高低。个头矮小、看着弱不禁风的森坐在第一排中间。历史最久远的一张摄于1940年代初期，那时这些人还很年轻，外表都不修边幅，留着板寸头，一脸严肃的军容，看着怪凶相的。最近的一张照片摄于1984年，已经不见了一些人的脸庞，剩下还健在的看着像是退休的银行经理。

倘若不是因为京都府计划建造一座新的战争博物馆的话，东史郎的记忆、日记和一切有关他过去的事情无疑都将被遗忘。新博物馆位于立命馆大学内，馆内工作人员在四处搜罗战时日记，然后听说了东史郎其人其事。尘封在碗柜里的日记才得以重见天日，并在拂去覆盖在表面的灰尘后，被寄往立命馆大学。这份史料的内容让工作人员大开眼界，他们恳请东史郎出席一场新闻发布会。他同意了，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发布会选在他家召开，形式并非某种忏悔——没有证据显示东史郎害怕自己会下地狱；也并未传递任何政治讯息——东史郎不是反战主义者，他只是讲述自己在华期间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做过的坏事。

很快就传来了反馈。东史郎被控有损昔日联队的荣誉，他所在的老兵联谊会甚至威胁要“惩治”他。邮箱里寄来了恐吓信——都是匿名信，要么在署名栏写着“一位爱国的日本人”——扬言要宰了他。但也有一些民众写信实名表达对东史郎的支持。支持者让他信心倍增，可人身威胁也让他怒不可遏。“我一直相信这是场正义之战。但这么多威胁、骚扰电话、恐吓信让我非常愤怒。我只是在陈述事实，可他们却要制止我。我要是连实话都说不了，还不如死了算了！”

东史郎开始玩命似的就战争、军事教育、天皇责任、东京军事法庭审判等话题著书立说。他说，审判是件好事，但是日本人应该获准设立自己的军事法庭。天皇是个胆小鬼，最大的胆小鬼，因为他逃避罪责，东史郎如是说。令他尤其愤怒的是，一份名为《天皇的独白》——记录于1946年——的资料于1991年方才出版。书中显示，天皇不仅对局势一清二楚，好战，还自私自利。东史郎说：“我们为他去打仗，我的朋友为他战死，他却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天色不早了，我俩在榻榻米地板上席地而坐，享用晚餐。屋外的风景——松树、稻田、远山——都被笼罩在夜色下。东史郎给我倒了杯烫过的清酒，他越说情绪越激动。“他们把天皇变成了活神仙，一个虚假的偶像，就好比伊朗的阿亚图拉[1]。因为我们对神圣的天皇笃信不疑，所以愿意为他做任何事，不管是杀人还是强奸，任何事。但是我知道他每天晚上也会操他的老婆，跟我们这些凡人一样……”

他顿了顿，压低了嗓音。“但你知道在日本我们不能这么说，就算今天也不能。在这个国家根本没法说实话。”

他又一次讲起朋友樋口的事来，完全忘记自己方才讲过一遍。他描述唯一的好友是如何战死的，脑浆如何溅了他一身，他当时又是何种心情。说到动情处，东史郎还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杀千刀的天皇……！”他骂道。

我们结伴返回我下榻的民宿，这是家典型的乡间客栈，毗邻小小的码头。我俩都喝高了，跌跌撞撞地走进去。民宿老板是个面容忧郁的大块头，他引着我俩去我的房间。但在这之前他想先给我们看样东西。他的小舅子刚在屏风上作了幅画，我们可真得看看。于是，我俩晃晃悠悠地站在一间宽敞的日式房间里，周围都是用墨汁绘制的当地风景画，有码头，有群山，也有海湾里的乱石，上面长着松树。

“下面给你们看点有意思的，”老板说道，“看到那块石头了么？”我们点点头。“看着很大，是吧？”我们又点点头。“现在走到房间的对角处——接着走……”我们照办了。“一下子就变小了，是吧？”他说，“这叫远景。”

[1]Ayatollah，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领袖。

第三部分

第六章 历史站上审判席

斯图加特

约瑟夫·施瓦姆贝格（Josef Schwammberger）的外表没有一点能让人联想到他是个杀人狂。他皮肤苍白，长着老人斑，显示出其常年待在室内——就像公寓楼的门房大爷。他下身穿一条咖啡色棉长裤，上身套了件米黄色的休闲夹克，走起路来习惯性地拖着脚，似乎蹬着一双旧拖鞋，眼睛是那种呆板的灰色。1992年春他被判终身监禁，这一年他正好八十岁。

约瑟夫·施瓦姆贝格一案在斯图加特的联邦法院审理，这恐怕是德国国内最后一次审判纳粹分子。施瓦姆贝格被指控要对至少三千名犹太人被害负责。但由于在世证人寥寥，证据又往往模棱两可，他最终获得的罪名只是亲手杀害二十五人，以及在另外至少六百四十一人的遇害中充当帮凶。

以色列驻波恩大使旁听了庭审，并借机提醒德国人，他们对过去负有集体责任。他告诉德国媒体，人们不能将歌德、席勒、巴赫和贝多芬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同纳粹政权的恐怖行径分隔开来。换言之，施瓦姆贝格是民族传统的一部分，也是德国人身份认同马赛克中的一块。法庭外，新纳粹青年抗议示威，宣称德国战争罪行纯属犹太人的一派胡言。

施瓦姆贝格的纳粹生涯可以算是“小有成就”。他于1912年出生在南蒂罗尔（South Tirol），1933年才加入纳粹党，因此也被归入投机分子的行列，而不是早年就追随该党的信徒。1939年，作为党卫队低级军官的他被派驻到克拉科夫[1]，担任一个劳工营的负责人。劳工营在1942年关闭后，剩余的二百名劳工被射杀。他因此得到晋升，官至党卫军上士（Oberscharführer），负责管辖普热梅希尔[2]的犹太区。每隔一段时间，该市部分居民就会被送去贝乌热茨[3]和奥斯维辛集中营。对于他这一级别的军官，残暴和幽默感集于一身并不稀奇：他养了条德国牧羊犬，起名叫王子（Prinz），除开经常放狗扑咬犹太囚犯外，他的另一件乐事是当着受害者家人的面杀了他们。

这么个劣迹斑斑的人在战后的生活并不异于常人：凭借天主教神父的帮助，他逃往阿根廷，靠养蜂打发时光，在那儿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直到1990年才被引渡回德国，翌年开始受审。

施瓦姆贝格于法庭上的真正在场异常短暂；他人虽然在庭上，但魂儿似乎又不在。所有人——法官、律师、证人和庭审席上的听众——都在议论他，可他静静坐在那儿，偶尔会像条蜥蜴那样努努嘴，但几乎不曾开口说话，让人无从知晓他到底在没在听。单薄嘴唇的脸上始终木无表情，即便当一位八十一岁的证人发言时亦是如此。证人向法庭讲述自己和一些人试图逃出隔离区后，遭到何种非人对待：逃跑者被命令仰面躺下，张开嘴，任凭乌克兰看守朝他们嘴里撒尿。证人说，施瓦姆贝格觉得这特别好玩。

另一位证人、来自堪萨斯城的努斯鲍姆（Nussbaum）在儿孙们的陪同下出庭作证。努斯鲍姆过去是水管工，替施瓦姆贝格修缮在隔离区的房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施瓦姆贝格还救过他一命。他本来是要和别人一起被送去奥斯维辛的，但施瓦姆贝格把他从人群里拽了出来。总得有人把这些运输牲畜的火车车门给关上吧，而这人就是努斯鲍姆。他后来得知，其中一节车厢载着他全家人。

努斯鲍姆一直在期盼这一天的到来。他守口如瓶，从不向别人透露自己的心事，就连自己的儿子对此也一无所知。“法官大人，”他讲话时带有浓重的波兰口音，“我有太多故事可以讲给您听……”比方说，在1942年的赎罪日，一位拉比坚持祈祷，不肯干重体力活，结果被施瓦姆贝格一枪爆头，还逼迫所有人目睹全过程。

努斯鲍姆的记忆似乎很清晰，情绪也很激动。法庭外，他告诉我们施瓦姆贝格是个畜生。“不，他比畜生还要坏。畜生相残是为了活命。至于他，他，他，我没法找到合适的词来形容，他是个冷血杀手。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扯掉他的右手臂，提醒一句，不是要弄死他，只是扯掉他开枪杀人的右手，再安到他的左手上。”

法官和律师动身前往普热梅希尔一睹究竟，他们测量了指挥官旧宅和据说是他行凶地之间的距离。他们需要验证证人在法庭上的回忆是否准确。所有人都凑在犹太区地图前，看努斯鲍姆用手一一指出过去的地标，一切依然牢记在心。就连施瓦姆贝格都难忍好奇心，移步到昔日水管工的身后，想看个究竟。

看完后，他退回到原来所站的位置。法官问施瓦姆贝格是否还认得出眼前这位证人。施瓦姆贝格的嘴动了动，法官示意他讲出声来。身旁的人听到一句小声的“不认识”（nein）。法官显得有些不耐烦，问施瓦姆贝格怎么可能把所有证人都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倒是对他记得一清二楚呢。施瓦姆贝格喃喃道，记得他的人没准多达五万，但他怎么可能记得住五万人呢。法官说自己只是想建立证人和被告之间的接触。“我试着让你开口，一些证人对你很熟悉。对了，他们中间有人过去还给你的狗梳过毛。”这句话让施瓦姆贝格第一次有了活力，他粗嘎的嗓音显示出其很久以前曾习惯于发号施令。他嚷道：“我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狗交给陌生人照看？这完全不合逻辑！”

这出人意料的呵斥让施瓦姆贝格的律师吃了一惊，他说自己的客户已经累坏了，不能再接受盘问。他的心脏很虚弱，需要休息。法官翻了翻白眼，但还是宣布休庭。

我亲眼目睹了这出迷你剧，场景平淡无奇。现代风格的法庭讲究实用，几乎完全没有传统司法权威的那些象征，比如假发套等英国法庭里常见的华而不实之物。庭审过程既不戏剧性，也没有繁文缛节。档案、测量结果和地图才是最有分量的，而不是辩才。坐在旁听席上的听众清一色都是德国高中生，他们是从巴特温普芬（Bad Wimpfen）这一毗邻海德堡的温泉小镇远道而来的，领队的是历史老师、留着络腮胡的“六八一代”伯恩特·韦茨卡（Bernd Wetzka）。

法庭外，努斯鲍姆老先生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学生们围住辩护律师，一个年龄与他们历史老师相仿的人。他们不解，他怎能申请作无罪辩护。他们问律师，是否真的相信施瓦姆贝格无罪。律师答道，“信仰属于教会。我的职责是确保当事人得到公正的审判，且证人没说假话。”他解释说，这很复杂，因为嫌犯的罪行发生在很久以前，并补充道，鉴于公共舆论，法官做出无罪判决要比有罪判定更需要勇气。

少年们神色凝重地点点头。韦茨卡哼了一声，讥讽道：“是啊，我们的法官过去的确展现过这种勇气，不是么？那些战后没有被清算的纳粹法官又怎么说呢……”

学生中一个留着朋克头的姑娘问，证人声称亲眼所见之事有否可能只是道听途说。律师刚开口，韦茨卡又哼了一声，说证词高度翔实，不应存疑。

这显示出老师和学生之间有代沟。老师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自己的经历不容许有质疑的余地。他后来告诉我，他的父母曾是纳粹，他经常因跟他们聊起过去而发生争执。父母坚持认为纳粹时期并不只有坏事，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有关犹太人的故事有夸大之处。这些辩解他都听过，至今让他气不打一处来。他的学生则没他那么感情用事，他们提的问题旨在理解庭审过程。施瓦姆贝格又不是他们的父亲。

韦茨卡告诉我，这次庭审经历对学生们意义重大。他们已经参观过两座原集中营，一座是纳茨维勒-施特鲁特霍夫（Natzweiler Struthof），一座是达豪（Dachau）。不过施瓦姆贝格案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纳粹时期的历史对他们而言已然很遥远，只停留在书本上，但这起审判生动鲜活地还原了遥远的事件，他说。几个月后，某位学生在校刊上发表了篇报道：“在听到证人亲口详述他所犯下的罪行后，理解裁决就变得容易多了。”

毫无疑问的确如此，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审判对努斯鲍姆先生也是件好事。他的心事终于可以一吐为快了，这或许是种个人宣泄。能看到起码一位幸存者在德国法庭上控诉加害者，就已经很让人动容了。但并非所有证人都和努斯鲍姆一样坚强，有一个就因为受不了这种场面，心脏病发作，死在了法庭上。尽管如此，复仇的欲念还是得到了满足，哪怕这只是邪恶海洋里溅起的一小朵浪花。或许，正如西蒙·维森塔尔[4]希望的那样，这会产生警示作用。总而言之，虽然施瓦姆贝格晚景凄凉，但我们很难对他产生同情。

然而，坐在斯图加特法院里的我却感到不安，尤其是看到那些穿着花花绿绿的防风夹克、坐在旁听席里的学生时。我的第一直觉是为西德教育喝彩，自1968年以来，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纽伦堡审判时学校停课，1963-1965年，法兰克福举行奥斯维辛审判时亦是如此。我想，这正中老师们的下怀，好让学生听听过去发生了什么。但我疑窦渐生，正如信仰属于教会，历史教育必定属于学校。当法庭被用作历史课堂时，离走过场式审判的风险也就不远了。也许走过场的审判会是很好的政治秀——尽管对此我亦抱有疑虑。然而，好的政治秀并不一定符合事实。

*****

就在施瓦姆贝格案公审四十四年前，另一位官阶更高的德国人在纽伦堡出庭受审。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szacker）在德国征服欧洲大片疆域时担任副外长。自1943年起，他成为驻梵蒂冈大使——这个职位当属要害，因为德国人希望确保教皇对“最终解决方案”保持缄默。教皇倒没让他们失望，至于这是否可归因于魏茨泽克的外交手腕则不得而知。他的儿子里夏德（Richard）日后成为联邦德国总统，他比任何政客都更勤于谈论德国罪行的包袱。

关于年轻的里夏德在纽伦堡参加战争罪审判留有一则故事。据说，他找到一个朋友，以最严肃的国防军军官的姿态，表示说应该冲击法院，释放囚犯。吃惊不已的朋友问为什么要这么干。据传魏茨泽克是这么回答的，“这样我们就能自己举行审判了。”他的愿望过了许多年才得以实现，那时的德国法院终于可以对“小把戏们”提起公诉。但此时，年纪轻轻的他选择加入父亲的辩护团队。

恩斯特·冯·魏茨泽克被控策划发动侵略战争，并参与从各个被占领国家遣送犹太人。第一项指控被推翻了，但第二项指控成立。他曾经签署一份文件，声明外交部不反对有计划地遣送犹太人。他的首席辩护律师赫尔穆特·贝克指出，魏茨泽克是老派的爱国主义者，在时局艰难的情况下已经尽其所能阻止纳粹为非作歹，纵然终究无力回天。魏茨泽克只承认自己在上帝眼里有罪，盟军无权遵照在纽伦堡起草的法律判他有罪。

1950年，贝克写道，“很少有事情比战争罪审判更能阻碍德国国内形成真正的历史自我认识。”(60)他坚信这一点。贝克的话应予以重视，因为他不是为纳粹历史辩护的右派卫道士，而是名声在外的自由派。我去他位于柏林的办公室拜访，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挂着精致的军事图片，另一面则有一幅以色列挂历。

贝克并不反对举行审判，但他相信，应该运用既有的德国法律，而不是用类似反和平罪（包括准备、策划或发动侵略战争）这样具有追溯力的法律。他提到，斯大林派往纽伦堡军事法庭的法官希望能够澄清，需要谴责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侵略战争，而是具体的纳粹侵略。苏联侵占波罗的海国家或波兰部分领土就不能算是反和平罪。“你也好不到哪里去”（tu quoque），这一原则在探讨战争罪时是被明文禁止的：比方说盟军轰炸德累斯顿，或者1945年德意志人被驱逐出在中东欧的家园。这些行为都被认定和审判无关。

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司法沦为笑柄，因为英国人赞成一不做二不休，不经审判就直接处决纳粹领导人。他们担心夜长梦多，漫长的审判也许会改变公众舆论的倒向。拿一位英国外交官的话来讲，审判或许会被看成是“有预谋的勾当”。也有人担心，国际法可能对很多罪行并不适用。如果为的就是报复，那何必把法律牵扯进去？直接做出如何惩治的政治决定岂不更好？坐在办公室里，贝克管这叫“意大利式解决办法”：“你在起初的六周里能杀多少人就杀多少人，接着把这茬儿抛之脑后：这么做不是很合乎法律，但考虑到清算要达成的目标，也还凑合……”他们的立场直到1945年5月才有所软化，那时希特勒和戈培尔已经自杀，英国人方才同意对其余纳粹领导人进行审判。

要程序正义还是以牙还牙，这个问题曾经困扰着古希腊的悲剧家。为了打破以暴制暴、以血还血的恶性循环，俄瑞斯忒斯（Orestes）必须为弑母罪行在雅典法庭受审。如若没有正式审判，复仇三女神（Furies）会继续搅得生者不得安宁。

如果主审法官是德国人的话，或许可以避开报复这层因素。这在之前有先例，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一战结束后，德国法庭被允许审判战犯。虽然证据确凿，但几乎所有被告都被判无罪，而外国代表团成员则遭到了当地暴民的袭扰。另外，韦茨卡说的没错：德国法官和纳粹政权曾经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很难指望他们会秉公执法，不偏不倚。因此，只有让战胜者来保障正义得以伸张。

问题在于，如何在不扭曲法律的前提下伸张正义，以及如何在不歪曲历史的前提下让战胜方审判战败方。一种做法是，干脆就搞赤裸裸的胜利者正义，用军事法庭审判昔日的敌人。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许多虚伪言行，并减少对日常生活中程序正义原则的伤害。但如果说目的是给德国人上一堂历史课的话，那么军事法庭就会遇到和民事法庭一样的问题。而据当时的声明来看，历史教育无疑是战争罪审判的目标之一。

罗伯特·M.坎普纳（Robert M. Kempner）是魏茨泽克一案的公诉人，美籍德裔的他写道，“呈现了一大批重量级德方卷宗的审判，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历史研讨会。”纽伦堡审判的美方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在同英国法官劳伦斯勋爵（Lord Justice Lawrence）对话时曾被问到，他觉得审判应达到何种目的。(61)杰克逊回答说，是为了向世界证明德国的战争行径既无理也违法，同时向德国人民表明，这种行径理应得到严厉的惩罚，让他们做好准备。

这样说来，纽伦堡审判既是历史教训，也是对全体德国人的象征性惩罚——这条关乎道德的历史教训被包裹在所有彰显程序正义的仪式性表象之中。审判是人类——或至少是战胜国国民——所能获得的最接近“天道”的结果。部分德国作家无疑有这种感觉。一些人对此热情欢迎的劲头，可以同正在改过自新、满心虔诚的罪人相媲美。他们是1968年“彷徨失措”（betroffen）一代的先驱，全都是左派，有些还是共产党。

举例而言，小说家埃里克·里格（Erik Reger）认为：“纽伦堡军事法庭越是不用正式法律的外衣掩饰自己，其政治元素就越能光明正大地得到表达，它在历史面前得到的评价就越正面，越启发人心。另外，审判也不会在做作的象征主义氛围下进行，而是在充满道德力量的氛围下进行，借助道德力量克服邪恶。”(62)

《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的记者W. E. 聚斯金德——据我所知他不是共产党——把审判描绘为“Ur-Prozess，地球上从未见过的审判，因此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63)

从这些字里行间可以得知，法律、政治和宗教已被混为一谈：纽伦堡成了一场道德剧，戈林、卡尔滕布伦纳[5]、凯特尔[6]等人则在其中担任主演。这部剧号称要弘扬正义、真相，战胜邪恶。档案、证言及场合的高度严肃性均是为了服务真相。这点在剧作家那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把审判搬上了舞台。

罗尔夫·施耐德（Rolf Schneider）是民主德国的左派作家，他写过一部名为《纽伦堡审判》（Prozess in Nürnberg）的纪实性剧作。在对证词和盘问进行编辑后，他还原了当时的情景。在序言中他写道，这部纪实性剧作是德语戏剧中一项发明创造：“它源自我们对历史的记忆,源自我们对当下和当下如何描述过去的不满。”他同时写道：“将这一审判搬上舞台的原因说来很简单：它有多重意义，其中之一就是为日后类似的审判提供了一个模板，比如纽伦堡的后续审判、耶路撒冷审判、法兰克福审判……”

剧中信息量很大，对戈林、沙赫特[7]和凯特尔的盘问很有意思，但究其初衷，却并非为了尽可能客观地呈现历史事实。这部剧和审判一样充满政治意味，尽管其手法不同。施耐德很聪明，借英美检察官之口来阐述他主要的政治观点。比方说，他援引英国检察官的话，“德国实业家”和被告席上的军政官员“罪行同等，难分伯仲”。当然，这是民主德国的典型看法：法西斯是资本主义最后一道防御。

接下来，他还安排美国检察官成功地为以恩斯特·罗姆[8]和格雷戈尔·施特拉瑟[9]为首的纳粹左翼做了回辩护。戈林称，除掉他们是因为他们对希特勒不忠。美国检察官在剧中说道：“这些人代表了社会目标（social goals），他们靠这点给你们招揽了支持者。而你们跟德国大企业狼狈为奸后，就把所有支持者的社会目标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对于无产阶级支持纳粹运动这一令人尴尬的问题，这句台词算是给出了交代。它对事实的呈现不能说完全谬误，但有失偏颇。如此表现审判，政治动机很清晰，为的是赋予反法西斯共产主义国家合法性，反观资本家和实业家，则必须被视为法西斯恶棍的傀儡。这部剧临近尾声时，美国检察官就“反和平罪”发表了一段讲话（不涉及种族迫害和种族灭绝的“反人类罪”，这两条向来就和官方的反法西斯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如今，我们的法典里也印上了这条法律，检察官说道，“这次要用它来对付德国侵略者，但以二十三国名义主持这次审判的四个大国都很清楚：我们今天用来审判这些被告的标尺，明天也将被历史用来审判我们。”

这么说同样不无道理。罗伯特·杰克逊现实中就是这么看问题的，但如此收尾的主要原因又是为何呢？这部剧写于1968年，正值越南战争如火如荼之际。那时，不管是民主德国还是联邦德国的知识分子，都写过类似下面这样的话（原作者是克里斯蒂安·盖斯勒[10]）：“那时候，国际军事法庭四位主检察官中的一位以美国的名义提出了诉讼，对于当时懵懂的我们，这意味着他的陈述代表了正义、自由和人性。

“我们看穿了纳粹的假仁假义，希望与之划清界限。是美国人起诉书中那份道德诚恳，让我们萌生了学习理性政治思考的想法。

“我们也的确学会了。

“并且，我们容许自己将这一思考方式付诸当下。举例而言，今天，我们将用它来检视公诉美国自身的道德品行。过去奥拉多和利迪策被血洗[11]——如今换成南越的城市遭殃。”(64)

这下形式扭转，反客为主。“你也好不到哪里去”的论点——不管用在这里如何不恰当——最终还是出现了。我们所有人都有罪。一位剧作家，或者随便哪位作家，当然完全有权这么做。但若就此认为这部纪实性剧作寓意质朴，这和认为政治审判是传授道德历史教训合适手段的想法一样言不由衷，甚至是愚昧，因为这样的审判并不能平息“复仇三女神”的怒火。

纽伦堡审判过去二十年后，法兰克福一家法院以“反人类罪”这一罪名审判了奥斯维辛的部分军官和看守。这不是第一次由德国人来主持审判。早在1957年，一位党卫队军官就被控率领部队在立陶宛边境地区滥杀无辜。但这只能算是例外。纽伦堡的法官仅仅将这部反种族灭绝和反种族迫害的新法律用在处置战争过程中出现的罪行上，似乎大屠杀纯粹是另一项战争罪行。在做陈述时，法国主检察官弗朗索瓦·德芒东（François de Menthon）几乎根本没有提及犹太人。

总而言之，纽伦堡审判后，多数德国人都对战争罪感到厌烦。直到1950年代中期，德国法院还只被允许审理德国人对其他德国人犯下的罪行。待到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这一大快人心的先例出现后，德国人的懈怠才有所动摇，1946年之前所犯罪行在1965年后将免于起诉这一点也受到了挑战。（1979年，在电视剧《大屠杀》引起轰动后，德国政府废除了追诉“反人类罪”的时效限制。）

纽伦堡审判的规模更大，被告地位更高，但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12]审判对于多数德国人的影响（后一场审判的地点在杜塞尔多夫，时间从1975年一直延续到1981年）要深远得多。这部分是因为所选的时机。1945年，多数德国人饥肠辘辘，且存在逆反心理。到了1964年，新的一代已经在相对繁荣的生活中长大成人。另一部分原因在于罪行的性质。以常规战争罪的罪名审判战败者根本难以服众，因为同样的罪名可以拿来控诉战胜者。在德累斯顿大轰炸和苏联人的暴行仍然历历在目时，“你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句话即便不登纽伦堡法庭这一大雅之堂，私下说说也无妨。但是奥斯维辛却找不到对等物。这隶属于另一场战争，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根本算不上是一场战争；它是彻头彻尾的屠杀，背后折射出的不是战略或战术动机，仅仅是意识形态。

现代历史的一大讽刺之处在于，这些罪行——既非纽伦堡法庭（抑或者应该说，盟军军事目标）的主要关切，战后绝大多数德国人也都表示并不知情——成了德国（西德）历史纪念的主要焦点，不管是在法庭、学校还是纪念馆。当军事较量、“反和平罪行”逐渐成为历史，“最终解决方案”依然给当下蒙上了一层阴影，且比过去更为持久。无论你是希望德国成为“普通”国家的保守派，还是“正为哀悼而努力”的自由派/左派，二战的关键事件只是奥斯维辛，不是闪电战，不是德累斯顿大轰炸，也不是东线战场的战事。这是纽伦堡审判留下的历史教训。尽管赫尔穆特·贝克对纽伦堡存在质疑，但诚如他所言：“最重要的是，德国人意识到‘反人类罪’发生过，而庭审过程揭示了它们是如何发生的。”

我相信他的话是对的。但假使不是由德国法院审理的话，这一教训或许会难以服众。1945年，一家英国法庭审判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的司令官和守卫，但效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斯蒂芬·斯彭德当时碰巧在德国，他邂逅了一位朋友，后者跟他讲起拜访一户德国家庭的经历，“这家人很讨人喜欢，富有同情心，年纪都很轻。他们都说贝尔森审判只是政治宣传，克拉默[13]等人的所谓罪行是人类根本办不到的……大多数德国人相信，审判就是一场有预谋的勾当，而且之所以拖这么久，是因为被告有太多自我辩护的话要讲……”(65)

但即便是德国的死亡营审判，也未能打消对审判是否足以构成历史教训的所有疑虑。从本质上看，审判会将刑事责任集中到具体的人身上；比如说纽伦堡审判时就把问题集中到了领导人身上。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1946年曾写过一篇分析德国罪行的著名文章，《论德国人的罪责问题》（Die Schuldfrage）。在文中他区分了四种罪过：第一种是触犯法律的刑法罪过；第二种是参与罪恶政治体制的政治罪过；第三种是因个人罪恶行为而生的道德罪过；第四种是形而上罪过，意指未能尽到维护人类文明标准的过错。很明显，这些分类具有重叠性。但是雅斯贝尔斯明确表示，不管是在法律上、道德上，还是哲学思辨的意义上，都不应让全体人民为一桩罪行负责（政治责任是另一回事。）在他看来，战争罪审判的最大好处是限制了权力。通过允许被告陈词、自我辩护，奠定程序正义的规则，战胜者限制了自己的权力。不仅如此：“对于我们德国人，审判还有另一层好处，它对领导人的罪行加以区别，且没有牵连全体德国人。”(66)

雅斯贝尔斯没有提到挑选合适被告的问题；部分在纽伦堡出庭受审的人其实不应成为被告（比如沙赫特和弗里彻[14]），倒是另一些人更应该（比如阿尔弗雷德·克虏伯[15]），但这是另一回事了。总而言之，审判让德国人和他们过去的领袖进一步撇清干系。这种距离感其实是好事，没什么人想要拉近距离。这也许是纳粹领导人很少出现在德国戏剧、电影或小说中的原因。当然，不管是大名鼎鼎还是声名狼藉的历史人物，想要把他们写进虚构作品都绝非易事。已知事实让人放不开手脚；历史又过于沉重。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关于纳粹领导人的传记也不多。历史学家对他们敬而远之。希特勒的正规传记作者还是两位记者，约阿希姆·费斯特和维尔纳·马瑟（Werner Maser），戈林和希姆莱的传记则几乎全部出自外国人之手。连作传都害怕——不管是虚构还是纪实——这点或许可归因于1960-1970年代流行的一种观念——体系和制度能解释过去，而个体却不能；但肯定也缘于担心自己会扯上干系。德国人管这种心态叫Berührungsangst，直译就是“害怕产生接触”。

如果对领导人是这样，那么对籍籍无名的医生、行政官员、毒气室操作员等执行命令的小喽啰们是否也一样呢？对他们产生同情是不是会容易些？在以奥斯维辛为背景的剧作里，彼得·魏斯就以一种耐人寻味的方式交代了他们的身份。(67)昔日的受害者、如今法庭上的证人都没有名字，但拷打他们的人都有名有姓。比如博格（Boger），他的特长是把囚犯吊在一个类似秋千的物体上，然后活活打死；又比如死亡营药剂师卡佩修斯博士（Dr. Capesius），他竟把自己藏有齐克隆B毒气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再比如卢卡斯博士（Dr. Lucas），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声称自己在火车站岔道口故意开小差。当然，魏斯的目的不是让观众对这些人物产生同情。他想表达的是，奥斯维辛是工业剥削和资本主义失控后的极端象征。受害者和被贪婪机器挑动起来的无产阶级大众一样，都是无名之辈。这一进程没有中断，第三帝国变成联邦德国后依然如此。在这部剧的最后，集中营副官穆尔卡（Mulka）有下面几句台词：

我们只是在履行职责，所有人都是，

就算这往往很难办，

就算我们会很沮丧。

但是今天，

既然我们的国家再次

跻身强国之林，

我们就应该忙于其他事，

而不是指控，

因为这么做早已过时。

当时，这种态度在德国并不少见，事实上还相当主流。类似赫尔曼·吕贝（Hermann Lübbe）这样虔诚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就说过，太多指控会阻碍西德通往稳定、繁荣社会的道路。这倒不是说吕贝在为第三帝国辩护，恰恰相反：他认为，联邦德国的合法性取决于彻底否定纳粹政权。难点在于，如何将几百万纳粹支持者改造为自由民主体制下的忠诚公民。吕贝称，如果不对过去采取审慎姿态，这就不可能实现。然而，战争结束二十年后，层出不穷的“博格”、“穆尔卡”和“卡佩修斯博士”们还是被送上了被告席。他们对此的反应往往都是气不打一处来。“为什么是我？”他们会问。“我只是履行职责罢了，只是像所有正直的德国人一样执行了命令。为什么非得是我受罚呢？”

马伊达内克审判中的被告在德国电视纪录片里也是一遍遍地问，凭什么是我？是啊，凭什么呢。然而，片子里的一句话却深深嵌入了我的脑海。说话人是个特别凶残的女看守，绰号“血腥布里吉塔”。“你要知道，”她向采访者解释道，“这些曾经的囚犯都抱怨过去日子有多苦。没错，集中营里是很惨。但你必须认识到一点：如果你给这些人一个手指头，他们就会拿走整个手掌。”同样说过这番话的还有一个傻里傻气的小学女舍监、海关检查员，以及地位卑微的检票员，他们这样的人一夕之间被赐予了上千劳工的生杀大权。

可是，尽管这些人平庸得可怜，申辩又沉闷乏味，但要对他们予以同情却几乎不可能。他们罪大恶极，血债累累，这为审判笼罩了一层恐怖的氛围，报纸上每天都会曝光新发现。马丁·瓦尔泽在奥斯维辛审判那年写道，博格成了黑暗王子。在媒体笔下，这位骇人的主儿是“野兽”或“妖怪”。但丁的名字常常见诸对死亡营的偷懒描述。无法想象之事被浓缩在抓人眼球的新闻标题中：“女人被活生生赶进熊熊大火”，或者“奥斯维辛的酷刑秋千”。瓦尔泽写道：“奥斯维辛的口号越是毛骨悚然，我们就越是与之划清界限。”(68)

审判涉及的只能是个体罪行。在法兰克福和杜塞尔多夫，站上被告席的“妖怪”和“屠夫”们犯下了滔天罪行。许多人也一样，却从未遭到追究。但是，瓦尔泽说道，“这些罪犯在1918年至1945年间的表现跟我们所有人如此相似，以至于难分彼此；另外，一些特定因素促使他们走上歧途，最终面临审判；这些事情在法庭上都无法展开合理探讨。”对个体恶行的分析脱离了历史大环境，历史则沦为犯罪病理学和法律辩论，剩下的只有对此的厌恶或痴迷。这不是说审判有什么不对，但它们不足以成为历史教训，也无法让我们更贴近瓦尔泽一心求索的那种虚无缥缈之物：德国人的身份认同。

*****

距离施瓦姆贝格受审法院不远处，约莫就在斯图加特的市郊，坐落着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这座施瓦本（Swabian）小镇。过去，符腾堡州的历代勋爵把宅邸建于此。这里也是席勒的出生地（他的故居如今是“维也纳森林连锁餐厅”的分店，隔壁是家麦当劳）。18世纪，勋爵的财务顾问、犹太人苏斯（Suss）——他在纳粹的宣传漫画里是邪恶犹太人的原型——就被吊死在那儿。在勋爵宫殿的大门外，有块牌子写着：“这座城市向您展示其活泼而欢乐的面貌。访客若愿意花时间参观除了公园和宫殿以外的景点，会发现她生机勃勃、无拘无束的氛围迄今依旧清晰可辨。”

我去那儿是为了参观“清理国家社会主义罪行的州司法机关中央办事处”[16]。办事处设在一座昔日的女子监狱内。与之毗邻的是建于17世纪的巨大要塞，直到1990年前都用作监狱，如今则摇身一变成了刑法博物馆。为我开门的青年礼貌地冲我笑笑，列了份馆藏展品的名单给我：一架一直服役到1940年代末的断头台，拇指夹，囚服，犯人用来上吊的绳索和皮带，一间经过修复的死囚牢房，一把刽子手使用的斧头、描绘酷刑的彩色图画，以及犹太人苏斯最后一餐的菜单：肉汤、炖小牛肉、煮豆子和白面包。

在车站接我去“清理国家社会主义罪行中央办事处”——请注意，这里的用词是纳粹（NS）罪行，不是战争罪行——的出租车司机不是很喜欢这趟差使。一开始他假装不认识路，后来就办事处为何应被撤销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是时候忘记纳粹那档子陈芝麻烂谷子的陈年旧事了，不然搞得好像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似的。两德合并啊，国家统一啊，干嘛不多关心关心这些？再说了，共产党不一样不是好东西么？他说个没完。

办事处的主任阿尔弗雷德·施特莱姆（Alfred Streim）告诉我，在过去，这种事情多了去了。当政府决定要在1958年开放这一机构时，路德维希堡的居民表达过抗议，还扔过燃烧弹。另外，当时选址工作进行得也很困难。但事到如今，随着年轻一代的出现，情况有了改观，施特莱姆说。

中央办事处存有海量档案，根据人名和地名归档。这里可以说是纳粹历史的官方存储库。每每接手起诉原纳粹分子的案件，检察官就会来这儿寻找档案证据。施特莱姆的一位同事带我在办公室里参观时，人们不时会来到他跟前，求他查一查诸如“1943年被关在达豪的施密特”的信息。我的向导和施特莱姆一样，都是律师，常常仅凭记忆就能说出答案。如果实在记不起来，他会打开某个钢质文件柜，里面整整齐齐叠放着贴有“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达豪”等标签的文件，然后迅速抽出要找的档案。

施特莱姆不爱言笑。他的肤色和他巴伐利亚式大排钮西装一样灰蒙蒙的。还是小学生的他经历了汉堡大轰炸，从家里逃了出来，之后被转移到捷克斯洛伐克，战争结束时不得不徒步走回汉堡。他说，今天的年轻人根本不可能理解他那代人所经受的压力，那来自希特勒青年团、报刊查禁制度等事物。施特莱姆的父亲是纳粹，供职于铁路公司：“他老说犹太人的事情不是真的。”施特莱姆为此会与他起争执，但老爷子就是不相信事实，哪怕战后也不例外。“我父亲那代人十分天真，”施特莱姆说。“只有在我给他看过档案后，他才改变了想法。”

中央办事处收集了超过一百四十万份档案：有证人供词、历史案例、盖世太保文件、法庭记录等等。1986年，联合国又提供了三万人的档案。到后来，波兰、苏联、法国、罗马尼亚、匈牙利、荷兰，欧洲各国也陆陆续续送来了资料。只有一个地方除外：民主德国。唯独斯塔西（Stasi），也就是东德国家安全警察，一直将资料据为己有，不愿公开。

民主德国在动用法律处置纳粹历史一事上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从很多方面来看，他们的做法和西德截然相反，其目标对象往往是西德司法体系忽略的人。东德的司法、官僚机构和工业界经历过十分彻底的清算。大约二十万人——包括五分之四的纳粹法官和检察官——因此丢了饭碗。东德也举行过战争罪审判；一直到1947年，主持审判的都是苏联人，这之后才由德国人的法庭审判被告。

这类审判进行得很快。与其给被告自我辩护的权利，从而捆住国家（或者说战胜者）的手脚，共产党法庭的做法恰恰相反。以1950年臭名昭著的瓦尔德海默案（Waldheimer trials）为例，当值的法官和检察官被告知，由于被告罪行昭然若揭，所以根本用不着证人、辩护律师或档案证据。这也是东德举行的最后几场纳粹审判之一。1957年前又搞过两场，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总的来算约有三万人受审，五百人被处决。在联邦德国，受审的大约有九万多人，没人被处决，因为1949年颁布的宪法废除了死刑。

在铲除位居要津的纳粹一事上，反法西斯的民主德国比联邦德国做得更好。但是其他纳粹小人物只要做个老实听话的共产党员，就可以被网开一面。东德人的做法既残酷无情又老谋深算。这一过程画上句号后，官方总结称民主德国再也无须承担罪孽的负累。正如国家宣传不断指出的那样，有罪之人都在西德。在那里，法西斯分子依然把持着审判席，掌管着工业，造就了经济奇迹。1960年，就在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宣布艾希曼落网后，东德媒体曝光称，在阿登纳政府任国务秘书的汉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曾参与起草了1935年出台的纽伦堡种族法。东德的全国性大报《新德意志报》（Neues Deutschland）刊登了一条大标题，“格洛布克是波恩的艾希曼。”

在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寿终正寝后，如此大赦天下的特殊做法也制造了特殊的问题。比如古斯塔夫·尤斯特（Gustav Just）一案。尤斯特是社民党政治家，他的仕途在两德合并后扶摇直上。七十岁时，他当上了勃兰登堡州议会议长兼议会宪法委员会主席。但就在飞黄腾达后没多久，他栽了个大跟头：1992年3月，某报披露尤斯特曾志愿参军，并在1941年射杀了六名乌克兰犹太人。他第一反应是辩解自己不过是执行命令，但在遭受巨大压力后，只得引咎辞职。

尤斯特只是许多人中的一个，甚至还算不上是什么大鱼。这件事的有趣之处在于，他在1957年时曾因为反革命行为在民主德国遭到起诉，并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罪状是编辑过一份对当局稍有微词的周报。审判他就是在做戏，为的是杀鸡儆猴，恫吓其他知识分子，让他们不敢背离斯大林主义路线。庭审期间，法官其实还宣读过尤斯特战时日记的部分内容，其中就提到了乌克兰的杀囚事件，但后来便不了了之。据尤斯特称，他要是再敢惹当局不高兴，等待他的就是战争罪审判。“斯塔西，”他说，“在战争罪方面是行家里手。”

有人或许会以为，东德人在经历过摆样子的公审和政治权力对历史记忆的玷污后，1990年后会对政治审判和清算变得较为谨慎。其实不然。把原民主德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送上被告席，以及一丝不苟地整肃斯塔西特务和告密者，对此人们依旧乐此不疲。在东德，与路德维希堡的中央办事处相对应的是柏林的一所机构，主事者是新教牧师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他的办公室不仅储存了斯塔西所有行动的档案信息，也像是分配信息的一间“药房”。“药房”一词恐怕没用错，因为高克是用医学式的思路来看待自己工作的：他的职责是保障道德洁净；他的档案就是药物，可以治愈一个腐朽的社会。纵然一些批评者——基本上是东、西德的老左派——管他叫大判官，但很少有人会质疑这位牧师的动机不纯。他既从道德和司法层面也从历史层面对审判表示声援，并在一本名为《斯塔西档案》的书里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本书几乎每一页都回荡着久远过去传来的声声回响。(69)

“我们能够大胆预测，”高克写道，“针对个人的审判或许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对原联邦德国纳粹战犯的审判亦是如此。而就某些罪行来看，可能已经过了追溯期。但是，就算仅仅出于对受害者的考虑，我们也绝不容许斯塔西的特务得到尽数赦免。很显然，倘若此事成为现实，将会粉碎人们对法治的信心。”

写到这里，法律上的教训也就到头了。对于历史，他表示：“西德人已经比原东德公民更清楚地认识到，将直面罪恶过去的责任抛给下一代会酿成多大的苦果。有了前车之鉴，已经可以期待他们不会坐视德国人的疏忽大意成为一种不良传统。”1985年5月8日，即二战结束四十周年纪念日这天，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文中他提到，“在塑造当下和未来的过程中，缅怀过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直面自身不堪往事的姿态，为驳斥德国人大多对过去避而不谈、‘无法哀悼’这一偏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冯·魏茨泽克引述“无法哀悼”，说明了亚历山大·米切利希和玛格丽特·米切利希夫妇的教诲已深入人心。这次我们必须行事正确；我们不能允许过去的事重蹈覆辙。这一观点，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情绪，令不少西德人感同身受。抑或者应该说，西德人尤其感同身受，因为他们——或者最起码也是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对曾经纵容身边的纳粹抱有负罪感。尽管报纸专栏作家、神职人员、学者和德国意见领袖从不间断地指出，东、西德未被充分理解的历史之间存在差异，但纳粹德国和斯塔西德国之间的区别趋向于模糊化。不仅如此，弥漫在“西佬”中间的一丝资本主义胜利情绪再次激起了对胜利者正义的指责；只不过这一次，坐在胜利者高位上的不是西方或苏联盟友，而是西德人。

这种局面充满了讽刺意味：先是有这么一个德国，戴罪之身的德国，其民众感到被自己“无法哀悼”之痛弄得茫然无措（betroffen）。这个德国举行了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审判，据说如今可以居高临下地审判另一个德国——昔日的反法西斯德国；在两种极权体制下吃尽苦头的德国；步兵方阵整齐划一、正步踢得铿锵有力的德国；经营着让盖世太保做梦都想不到的庞大秘密警察网的德国。随着最后一位纳粹战犯在斯图加特出庭受审，数以千计的斯塔西人员和共产党爪牙正等着在第二轮司法历史课堂上出演各自的角色。

东京

纽伦堡法庭的外观看着屹立不变——近乎坚不可摧——然而其所在的城市并非如此。纽伦堡的老城中心经过修缮，重现了当年的中世纪之风，给这座城市平添了一种矫揉造作的氛围，似乎纽伦堡只是历史遐想的一面布景。这里另一栋仍保持旧貌的建筑是齐柏林广场，这是阿尔伯特·施佩尔存世的唯一作品，过去是纳粹党一年一度党代会的举办地。这栋建筑体量庞大，难以实施爆破——光是男厕就和普通电影院一样大——同时又缺乏妥善维护。茁壮繁茂的杂草从石造观众席的龟裂处窜了出来。

我问一个卖纪念品（有啤酒杯、旗子和刀具）的老头儿，去法院的路怎么走。“你是说德国军官被绞死的地方么？”我说是的，就是那儿。他给我指了路，但我还是迷路了，只好折回酒店再问人。前台的年轻姑娘说不上来，她的领班，一位五十来岁、皮肤白得没有血色的金发女人走上前来，问我有何贵干。我把问题复述了一遍，她的嘴角沉了下来。“您去那儿干嘛啊？”她没好气地问。“那儿没什么可看的，您干嘛不参观参观我们的老城呢……”我说是想了解历史。她转身走了，“这些个外国人，”嘴里还喃喃自语。

正如先前所言，法院坚挺如故，德皇威廉时期的风格让人印象深刻。另外，法院和施佩尔设计的体育馆一样壮丽。历任法官的雕塑屹立在石头底座上，宛若一脸严肃的诸神，俯瞰着菲尔特大街（Fürtherstrasse）。大门上方有一片巨型檐壁雕刻，反映的是各式各样的权威象征：刻有罗马数字的十诫石板书，一本向上摊开、两边树枝环绕的法典，一把桦枝丛中伸出的斧子，象征刑罚权、日后为法西斯所采用的古罗马徽章。

尽管日本人也很推崇德皇威廉时期的华丽之风（或许在殖民地比在日本本土走得更远），东京却没有类似纽伦堡法庭的建筑。设在日本、东南亚和亚太其他地区的盟军军事法庭共审理过两千多起战争罪案件。然而，自1946年至1948年底，见证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二十八名日本战时领导人——也就是所谓的甲级战犯——的建筑，原本只是一所军校，在战争末期充当过日本陆军的大本营。在匆忙铺就木板后，演讲厅被改造成法庭，室内的弧光灯亮得刺眼，这让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Joseph Keenan）感到自己仿佛置身好莱坞影棚。为了给新市政厅腾地方，这栋建筑后来被拆毁。

不过，比起这座法院来，另一栋与审判有关的建筑更能让人触景生情——巢鸭监狱。在这儿的“死刑室”里，六位将军和一位平民在东京法庭的盟军法官宣判后，于1948年12月的一个夜晚被送上绞架。巢鸭监狱是仿造19世纪欧洲监狱的产物，1970年代被拆除。在其原址上——占星家和占卜师极力反对，说这么做会破坏风水——亚洲范围内最高摩天大楼之一的“太阳城”（Sunshine 60）拔地而起。这是一栋闪闪发光的白色建筑，隶属“太阳城项目”，后者是一个集休闲、办公和购物等功能于一身的大型综合体。

我无意拿这些建筑风格之间的区别大做文章。毋庸置疑，日本人乐见巢鸭监狱成为历史，正如我下榻的纽伦堡酒店的前台小姐不希望人们再去探访法庭或齐柏林广场一样。然而，在我看来，日本从来就不曾拥有类似纽伦堡法庭这样的建筑。不同于火车站或政府机关，在现代日本国家里，有着繁复程序的法庭从来就不是一个占据中心地位的机构。法律不是保护人们免受专制之害的手段；相反，它的存在是为了强化国家对人们的管控。即使在今天，日本的律师群体相对而言仍旧弱小。为站在被告席上的某人辩护近乎于颠覆。正因如此，为军政领袖的所作所为追究他们的责任这一观念在日本，比在德国还要古怪。话虽如此，比起纽伦堡审判带给德国的阴影，东京审判在日本投下的阴影要长且黑暗得多。

民族主义修正派对“东京审判历史观”大谈特谈，似乎审判结果完全是狂热的反日宣传。军事法庭被人比作滥用私刑的暴徒，而日本左派因为在学校教科书和自由主义刊物中弘扬东京审判历史观，被抨击削弱了几代日本人的气概。所谓东京审判历史观，简言之就是指日本自1931年以来，在亚洲策划和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然而，修正派认为，这场战争其实是为了救亡图存和将亚洲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所进行的一场悲情而神圣的斗争。出生于1945年的修正派史学家长谷川三千子写道，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继续压迫亚洲人，“和日本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并非仅仅为了日本而战，我们的目标是打一场大东亚战争。鉴于此，中日战争和日本压迫朝鲜就格外让人遗憾。它们都是难以言说的悲剧事件”。(70)

退一万步说，修正派对几代日本人被东京审判洗脑的担心也是杞人忧天。日本学校的教科书是诸多妥协的产物，以至于它们根本看不出任何立场。正如日本所有争议事件一样，越是痛苦不堪的事，留下的记载就越少。在一本出版于1980年代、供中学生使用的标准历史教材中，提到东京审判的章节所占篇幅连半页都不到。(71)仅有的内容也只是交代审判举行过，并“被批评为是战胜者对战败者的单方面审判”。

西德教科书对纽伦堡审判的描述要详细得多，除此之外，其在有追溯力的反和平罪和新法反人类罪之间也做了明确的区分。(72)前者“反映了检方以及国际法庭本身存在的主要问题：反和平罪成立的前提是针对侵略战争存在国际性禁令，但这并不存在”。意思就是，因为拒绝检讨盟军自身在战时的所作所为，盟国法官奉行了双重标准。但话锋随即一转，说到反人类罪虽然有追溯性，却“对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西）德、日教科书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谁比谁更详细；而是折射出一种理念上的差距。在日本人看来，反人类罪针对的并不是类似屠犹的事件，而是任何战争中都会出现的军事暴行。有了广岛和长崎原爆造成的冲击，日本人在谈论战争罪时，感到有资格反戈一击，指责“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

赫尔穆特·贝克尝言，没有多少德国人会想要抨击纽伦堡审判的过程，因为被告的罪行再清楚不过了。说这话时，他所指的是反人类罪——更确切地说，是屠犹。而德国法院在纽伦堡审判后办理的，正是大屠杀的案子。

日本从来就没有什么战争罪审判，也没有类似路德维希堡这样的地方。这部分是因为找不到可以与大屠杀完全相提并论的惨剧。纵然日军行事风格往往十分残暴，国家神道教和天皇崇拜造成的心理后果同纳粹主义一般狂热，但日军暴行属于军事行动的一部分，而不是针对一个民族（其中还包括自己的国民）有预谋的种族灭绝。另外，战争中最令人发指、与实际战斗毫无关联的一些方面，比如说驻伪满的731部队在活人（被称作“圆木”）身上进行的医学试验，却在东京审判中被略过了。1945年，731部队军医采集的信息——比如极寒试验、注射致命病菌、活体解剖等等——因为在美国人眼里具有极高的价值，他们当中的责任人只要肯交出资料，就被网开一面。部分军医在战后医学界举足轻重。吉村寿人（Yoshimura Hisato）作为在极寒环境研究领域的权威，担任了日本南极科考团的顾问。做过大量人体试验的北野政次医生则成了绿十字株式会社的社长，这是日本最大的血制品公司。

731部队的故事在日本并非完全无人知晓，因为苏联人审判过该部队的一些官兵，这段历史被写进过书里。(73)另外，1976年，日本的电视台还播放过一部以此为题的纪录片。但是多数日本人第一次听闻731是在1982年。是年，悬疑作家森村诚一发表了《恶魔的饱食》一书，这是他731部队三部曲的开山之作。(74)尽管森村事先做的调研很充分，但书名反映了其基调，而这点对吸引学者关注毫无助益。不过，三部曲在商业上大获成功，森村的作品也鼓励了其他人对此话题展开研究。他同时也招来了极右翼不怀好意的关注。

有些日本人建议日本应该自己主持战争罪审判。史学家秦郁彦就认为，日本领导人应该根据现行日本法律受审，无论是军事法庭还是民事法庭。(75)他相信，日本法官没准会比东京的盟军军事法庭更加严厉，而收效也只会更好。如果被判有罪，被告的灵位也就不会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内。东京审判反而“洗清了被告的‘罪行’，把他们变成了烈士。如果是在国内法庭受审，很有可能真正的战犯就被揪出来了”，他说道。

这番话很中肯，但日本法庭有何依据对本国前领导人提起公诉呢？秦郁彦的答案是：“因为他们发动了一场明知会输的战争。”他举了个例子，阿根廷将军加尔铁里（Galtieri）和部下在福克兰海战[17]中吃了败仗。简言之，他们本该因为吃败仗、给国民带来巨大伤痛被判刑。秦郁彦说得就好像德国法院在1918年把兴登堡（Hindenburg）和鲁登道夫（Ludendorff）两位将军送上了被告席一样。他的看法很有意思，但再次显示出，日本和德国发动的战争不论是在记忆还是在事实上，都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德国人也发动了一场战争，为此他们审判了譬如博格和施瓦姆贝格这样的德国人。这场战争中他们立于不败之地，除非战败，否则他们的敌人休想活命。

对于凡是和战时历史沾边的事，日本左派和修正主义右派的意见几乎统统相左，在东京审判上亦是如此。这和德国左派看待纽伦堡的态度具有可比性。小林正树于1983年推出的纪录片《东京审判》恰到好处地阐明了这点，虽然节奏有些拖沓。小林绝对不是那种会为日本对外战争辩解的人。他的扛鼎之作、1959年问世的《人间的条件》对战争作出了严厉的批判。该片主人公梶（Kaji）是个爱好和平的青年，他同小林一样，作为在中国服役的二等兵，无奈地目睹了战争的惨烈。

《东京审判》片长四个半小时，一上来先是放映广岛和长崎的原爆，最后以那张越南小女孩赤身裸体逃离凝固汽油弹袭击的著名照片结束。影片并没有暗示小林在原则上反对审判，或者质疑其判决。但在放到审判的一幕戏时，却插入了比基尼环礁[18]上核试验的影像资料。另外，在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片段之后——这在日本实属罕见——紧接着出现的又是广岛上空升腾而起的蘑菇云。正如德国左派在纽伦堡审判一事上的表现，小林用审判将了法官们一军。这么做不一定就是为了淡化日本的罪过。相反，他的目的是为了表现，战胜者如何背弃了他们自己强加给日本的反战主义。

日本国内还有其他看法，立场介于修正主义诡辩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一原则之间。然而，回忆起东京审判时，没有一个日本人心里会不感到矛盾。这和缺乏法律传统或冥顽不化的民族主义思想关系不大，倒是和审判自身的性质有更大关联。1970年，日本最知名剧作家之一的木下顺二创作了一部作品，把东京审判变成了一出悲情的闹剧。(76)有关审判的书籍，由日本人写就的最著名的一本出版于1974年，其以富于同情的笔触描写了某位在巢鸭监狱上绞架的文职官员，后来还作为电视剧题材被搬上荧屏，书名为《战犯：广田弘毅的生与死》，作者是城山三郎。(77)

木下和城山都不是右翼修正主义者。同样，活跃于1960年代的新左派哲学家吉本隆明也不是。然而，他在1986年写道，“作为同时代的人和亲历者，在我们看来，这场审判从一开始就是策划好了的。这不过是宰杀替罪羊之前的一出荒唐仪式罢了。”(78)从所有文字记载来看，大部分日本人就是这么看待审判的，即使他们对多数“替罪羊”都没什么同情。1948年，在经历过美国占领当局长达三年的查禁制度和对自己的歌功颂德后，人们在广播里听法庭宣读审判词时，都会以一种伤感且宿命论式的意味耸耸肩：吃了败仗就该料到会有这种结果。

但是吉本接下来的话是修正主义者绝不会提及的：“我还记得，初次接触这一源自欧洲的法律观念时，心里充满了新鲜感和好奇心。这同我们亚洲法庭草草了事的司法制度有着云泥之别。不同于以往得不到公正审判便人头落地的命运，被告能够做自我辩护，而谨慎下达的裁决看来遵循了公开透明的程序。”

吉本的回忆既客观中肯，又充满杀伤力，因为他直指审判失败的原因。经过操纵的政治审判——即“荒唐的程序”——损害了欧洲法律理念的价值。拿约瑟夫·基南的话来讲，审判的好处在于，“历史上，国家首脑们首次由于其职责所犯下的罪行被绳之以法。”——很不幸，基南这句话是口误，因为国家首脑只有一个，就是天皇，但他却缺席了庭审。东京审判唯一的模板是纽伦堡，而其审理过程并不总是能一碗水端平：对辩方有利的证据有时不被采信，而对检方有利的证人则得到青睐。不过，和纽伦堡一样，审判还有一个更为公开的目标：为日本人，乃至全世界，上一堂历史课。

检察官之一的弗雷德里克·米尼奥内（Frederick Mignone）曾有几分装腔作势地说，“在日本，以及整个东方世界，这场审判是军事占领期间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它在日本媒体那里得到了铺天盖地的报道，而且头一回向几百万日本人展现出，他们地位牢不可破的军国主义领导人是多么阴险狡诈，多么阳奉阴违，对权力多么如饥似渴。这为历史留下了一份亟需的档案，倘若没有审判的话，则根本不会留下什么记录。”(79)

的确是亟需，因为当时人们所知甚少。政治学者石田雄当时还是学生，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听闻帝国陆军攻占南京不久后实施了大屠杀时，自己有多么震惊”。(80)部分庭审内容甚至让被告自己也吃惊不小。板垣征四郎将军为人特别残暴，曾掌管东南亚的战俘营，他麾下的部队屠杀过不计其数的中国平民。板垣在日记中写道：“我听说了一些之前连我都一无所知的东西，也回想起了原本已然淡忘的事。”审判结束后，《日本时报》（Nippon Times）指出其内在缺陷，但是随即补充道，“日本人民务必认真思索，为何他们的观点与世人几乎普遍接受的共识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鸿沟。日本的悲剧属于自食其果，而这一认识上的鸿沟，正是造成悲剧的根源。”

时至今日，这道鸿沟依然存在。沉浸在事后之明中的今人也许只会得出一个结论：审判并未促使日本人了解和接受他们的过去，反而让他们滋生出一种愤世嫉俗和忿忿不平。政治审判造就的是政治化的历史。修正主义者在谈论东京审判历史观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没有说错，尽管结论大谬不然。炮轰审判不一定等同于否认日本的罪行，这点正是木下杰作的中心思想。

《神与人之间》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审判”是基于真实法庭记录呈现的东京审判。因为有几幕展现盟军矛盾心理的戏，比方说介绍广岛原爆，或苏联很晚才对日宣战（原爆后两天）等比较微妙的事件，所以很有看头。政治上的难堪被荒谬的法律术语掩盖起来。对该剧这一部分的常规解读是其再次祭出“你也好不到哪里去”的说辞，企图淡化日本罪行。而通过强调法庭的虚伪，木下似乎是在否定审判结果。然而，除此之外也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剧中的日本被告虽未开口说话，但可以看到他们坐在台下。因此，真正坐在被告席上的实际上不止这二十八个人，亦包括观看该剧的日本观众。很明显，该剧不光是对审判过程的一种控诉，作者并未轻易放过观众。

该剧第二部分为“南洋的浪漫”，讲述的是某人代人受过，被判处绞刑。这则故事很有典型性，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基础。讲故事的是个音乐厅歌手。这场近乎于闹剧的审判是对东京审判的荒诞戏仿，证人席上坐着叽叽喳喳的猴子。审判以一种梦境的形式被还原出来。噩梦一结束，所有人都想将其忘得一干二净。只有音乐厅歌手不愿忘记，也只有她拒绝抱怨审判不公：“如果这一切都建立在审判是闹剧的基础上，那谁又能从中吸取教训呢？”

木下这部剧看似在为日本的罪行开脱，实则比那两部反映战争罪审判的德国话剧更深入地探讨了罪行和报复的问题。另外，讽刺的是，该剧比两位欧洲人的作品更能凸显基督教的影响（木下曾是基督徒）。彼得·魏斯和罗尔夫·施耐德触及的是纳粹罪行背后的政治根源。魏斯力图表达是什么造就了像博格这样的施虐者。二者都没有质疑审判的正当性。但是木下的主旨不太一样。他的剧显示出，集体罪责和真相不能依靠战争罪审判来解决。这种方法纯粹是错误的。与之相比，甚至连音乐厅里人为安排的说笑还显得更为恰当。然而，单单斥责这是“胜利者正义”是不够的，因为这么做对帮助人们正视过去无济于事，只是另一种逃避。另外，东京审判的二十八名被告，或者官阶较低的成千上万名战犯是否有罪，根本不能称之为问题。反倒是坐在观众席里的我们，更应该审判自己的罪过。

*****

东京审判效仿的是纽伦堡审判，似乎日本在亚洲的战争同希特勒的战争大体上并无二致。可是，就连法官也承认，日本被告并不是东方的纳粹。东京军事法庭庭长威廉·韦伯爵士（Sir William Webb）就认为，“德国被告的罪行要比日本被告骇人听闻得多，种类更多，范围也更广。”换言之，在纽伦堡，除了反和平罪外，几乎所有被告都被宣判犯下了反人类罪。可是，仅有一半日本被告因为政治罪行被判无期徒刑。

作为检察官之一的弗兰克·塔文纳（Frank Tavenner）表示：“站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的是权势熏天的恶棍团伙，他们是罪恶环境里的渣滓，除了对作恶多端训练有素之外一无是处。但日本被告按理说应该是国家精英，是诚实而可信的领导人，人民可是放心地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了他们……”(81)

责任问题在日本永远都是件麻烦事，因为在这个国度，形式责任比实际的罪孽更容易认定。不光是因为许多人——比如木下剧作里的主人公——为上峰的所作所为顶了包，这在日本黑帮中间很常见，在政界或商界亦是如此，而且最上面那些人往往根本无力控制行为不检点的下属。亚洲各地匆忙组建了军事法庭，但法官们都对日本国情毫无认知，因此，他们在认定日本指挥系统内部谁应该负什么责这一点上力所不逮，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日本，人们如此同情那些外国人眼中的战犯，特别是所谓的乙级和丙级战犯。这些人只是奉命行事，或者向下属发号施令，譬如战地指挥官、营地看守等等。

1953年，一场要求释放所有日本战犯的运动征集到一千五百万人的签名。驻东京的西德大使馆向波恩的联邦司法部发去了一份电文：“鉴于审判结果是战胜者单方面下达的，有打击报复的成分，日本人因而认为，举行战争罪审判的实际目标从未实现。（日本）战犯并未意识到自己是戴罪之身，他们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战争行为，是出于爱国才如此为之。”(82)

1953年也出了不少电影，譬如《太平洋之鹫》。影片将战时领导人描绘为烈士或热爱和平的英雄。“太平洋之鹫”说的是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和执行人、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山本从许多方面来看其实是个温和派，值得敬佩。与他相比，山下奉文将军则没那么温和，当然，他无疑是“袋鼠法庭”[19]的受害者。同山本一样，山下也是一部英雄崇拜电影的主人公。在他的指挥下，日军在菲律宾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暴行。1945年的马尼拉浩劫同南京大屠杀一样惨绝人寰。因此，影片将他描绘为一位爱好和平的绅士，而将马尼拉的美国检察官塑造为几大反派之一，这一审视过去的思路似乎很不合情理。

但这么看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因为审判的确是受到了操纵。(83)山下无疑是个强悍的军人，但就事论事，他和远在马尼拉大开杀戒的部队相隔十万八千里，根本无从知晓正在上演的惨剧。然而，美国检察官公开表明他一心想把“日本鬼子”送上绞架。麦克阿瑟将军也欲为丢失菲律宾一雪前耻。于是，他加快了审判进程，并在美国最高法院两位大法官表达不同意见之前，就决定判处山下绞刑。大法官称其“跳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动用私刑”。山下的死刑判决于珍珠港事件纪念日当天下达。有了这种先例，很少有日本人还有胃口自己来举行战争罪审判，即使是那些认为把脏水都泼到“军国主义者”头上比较省事的人，也是如此。

政治理论家丸山真男管战前的日本政府叫“不负责任的体制”。(84)他勾勒了三种政治性格：供人抬的“神轿”、“官吏”和“浪人”。其中，“神轿”居于最高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象征，由“官吏”负责抬扛（比如节庆期间的抬神轿活动）。“神轿”是一种标志，但那些扛它的“官吏”，才是掌握实权的人。然而，一干“官吏”——包括官僚、政客、海陆军将领——常常被最底层的“浪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些人里有军事冒进分子、头脑发热的战地指挥官、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等暴力论者。这一不负责任的体制造成的后果是，政治因果关系完全从视野中消失了，历史就像一根没头没尾的线绳，串满了既成事实，有的只是一段又一段处于压迫中的沉寂。偶尔，它才会被突如其来的神秘风暴打断，这可能是外来的邪恶势力、大自然，或者正如日本修正主义教父林房雄所说的，是“历史的残酷无情”。

东京法庭被告席上的甲级战犯是“官吏”，亦是“神轿”。他们用肩扛起至高无上的“神轿”，也就是天皇。但反过来，他们自己也被地位较低的人抬着，还会受到“浪人”的操纵。政治责任就像一曲“无穷动”（perpetuum mobile），循环往复，起起伏伏，就是停不下来。1930年代，这一体制终于失控，接二连三的事件由狂暴的浪人挑起，紧张的官吏出面应对，一切终因“神轿”的神圣地位得到合理化。说到这儿，我们触及问题的本质，扮演“神轿”的是谥号昭和天皇的裕仁，所有战争罪行名义上都是为了效忠天皇，但东京审判却对这点置之不理。

1990年夏的南京之行后，我邂逅了四十出头、风姿绰约的佐伯裕子（Saeki Yuko）。她是撰写日本古诗词的诗人，作品体裁是短歌，讲的都是令人哀伤的家庭蒙羞史，风格极致简约，比如这首：

父亲醉了，脸红得像个石榴，

就在爷爷被处决后的那一天。

我们守在一起，一家人，

我们的喉头哽咽，在爷爷走后。

佐伯女士是土肥原贤二将军的外孙女，土肥有个别名，叫“满洲里的劳伦斯”，他因反人类罪、反和平罪和一般意义上的战争罪行，于1948年在巢鸭监狱被处以绞刑。此人很不寻常，虽位居要津，却是个典型的“浪人”，曾涉足恐怖行动、毒品走私，以及集中营管理等勾当。作为“伪满洲国”关东军的指挥官，土肥是策动侵华战争的推手之一。

佐伯女士的父亲无法承受身为土肥原贤二之子的压力；他频繁换工作，并因为酗酒成性英年早逝。佐伯女士在念小学时也因此受人欺凌（不过这种事在她就读贵族高中后就没再发生过）。她曾满心希望天皇能拯救自己，因为老师教导过她，天皇是“我们大伙儿的父亲”。但父母告诉她，再也指望不上天皇了，因为日本战败了。“我们现在必须自力更生，”母亲说。即使如此，天皇的画像仍旧高挂在家里的墙上，直到1950年代她上高中时才被撤了下来，换上詹姆斯·迪恩[20]的海报。

佐伯女士自感家门不幸。家庭经历变故后，她为权力的变化无常感到忿忿不平。她对天皇一直有着十分复杂的感情。她说，全赖天皇，人们才会在东京审判时对罪行问题避而不谈：“被告都是他的子民。日本人对于像我外公这样的甲级战犯很少抱有同情，这是事实，但乙级和丙级战犯却被视为受害者，他们只是执行了天皇的命令。”好在天皇已经归西，这让佐伯女士的气消了不少。

她对自己身为土肥原贤二外孙女这点并不感到自豪，相反，年少时对此很是不齿，但自己十来岁的儿子看法不同。他对曾祖父和一切同战争有关的事情都很着迷。佐伯女士说，儿子很聪明，但民族主义心理很强，拒绝承认东京审判历史观。当他和朋友一起观看小林正树的《东京审判》时，会夸口说自己是土肥原贤二的曾外孙。佐伯女士说，那时她意识到，真是今非昔比，世道不同了。

裕仁天皇不是希特勒，希特勒可不仅仅是一台“神轿”。不过，天皇崇拜、不负责任的体制所造成的致命后果，在东京审判期间倒的确有所展现。日本人的意识形态虽然并不包含“最终解决方案”，但在种族主义的程度上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难分高低。它即便没有驱使日军大开杀戒，也为其野蛮行径提供了合法性。日本人可是亚洲的“主宰者民族”，是天神的后代。史学家家永三郎讲过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1930年代，一个日本小学生怯于解剖活青蛙，老师用指关节狠狠在他脑袋上来了一下，骂道：“为了一只破青蛙，至于哭成这样？你长大后可还要去杀一两百个支那人呐。”(85)

一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在电视访谈节目上说，他之所以杀起中国人来能丝毫没有良心不安，只因为他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杀人甚至还有一层宗教意味，因为这是“圣战”的构成要素。弗朗西斯·斯科特上尉是巢鸭监狱的牧师，他问日本战俘营指挥官，为什么要虐待战俘。他总结了日本人给出的答案：“他们相信，但凡与天皇为敌的人都不是好东西，因此，他们越是残忍地对待战俘，就越能显示出自己对天皇的忠心。”(86)

裕仁天皇是个影子人物，战后，他褪下一身海军服，换上了灰西装。他和希特勒在性格上并不具备可比性，但发挥的心理作用却有着惊人的相似。米切利希夫妇曾将希特勒描绘为“一个德国人既仰仗、同时也转嫁责任的对象。因此他是个被投注情感能量的内在客体”。(87)于是乎，希特勒象征并重振了无限权力的思想，这是我们所有人打小就梦寐以求、并希望自己也能掌握的。日本的帝制大抵也一样，不管坐在皇位上的是无情的战犯，还是和蔼的海洋生物学家。

然而，1945年后，麦克阿瑟将军选择保留的恰恰就是这种权威象征，这一最神圣的“神轿”。顺便提一句，这也是日本开出的投降条件之一。但是，这个要求被盟军拒绝了，他们继而摧毁了广岛和长崎，逼迫日本就范。1945年后，人们担心的是，一旦没了天皇，日本将变得无从治理。但实际上，麦克阿瑟摆出一副传统日本政治强人（许多日本人因此很崇拜他）的做派，利用帝制象征巩固自己的权力。结果，他扼杀了日本民主制度运转的希望，并严重扭曲了历史。因为若要保留天皇的话（起码可以迫使他退位），裕仁的过去就不能沾上任何污点；可以说，象征物必须和以其名义犯下的罪行撇清干系。

保留天皇也许让日本变得更易治理，也许没有，但这么做激起了极大的民怨。1987年，原一男拍摄了一部惊世骇俗的纪录片，片子围绕帝国陆军退伍老兵奥崎谦三展开，片名叫《浩荡的神军》。奥崎曾在新几内亚服役，军衔二等兵。战争末期，奥崎回国后，得知排里的两名年轻战友稀里糊涂地被指挥官枪毙了。奥崎执念于此，发誓要弄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因此决定去寻找所有生还者。

奥崎的行为少说也算得上怪异。他曾因用弹珠射天皇、散发印有天皇淫秽漫画的宣传册蹲过大牢。他开着一辆面的，在日本四处巡游，车身挂满了横幅和口号，要求天皇为将百万青年送上绝路道歉。拿他自己的话来讲，他之所以努力追寻事情真相，是为了“告慰那些为天皇捐躯的英灵”。

奥崎既不是基督徒，也非佛教或神道教社团成员。他信奉自己所谓的“奥崎教”，这是一种自然法则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合体。我们所能想到与之类似的文学人物不是日本人，而是德国人，即克莱斯特（Kleist）笔下的米夏埃尔·科尔哈斯[21]，一个来自勃兰登堡州的马贩子，他一心想讨个公道，却引发了谋杀和骚乱。

原一男的手持摄像机自始至终跟随着奥崎的脚步，拍摄的影像晃动而模糊。观众永远也不知道剧情接下来将如何发展。人物的行为一直处在混乱边缘。一幕中，奥崎怒踹一位病怏怏的老战友，因为后者不肯说实话。另一幕中，他与昔日的长官扭打在一起，两人双双倒地。警察试图拉架，但奥崎让他们少管闲事。他对权威的反感——不管是何种权威——从影片开头就十分清楚。奥崎说，警察和打仗时的军人没什么两样，最大的能耐就是服从命令。但是，尽管面对无穷无尽的谎言和推诿，渐渐地，不堪入目的真相一点点浮现出来。两名青年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因为临阵脱逃被枪毙。排长下令杀死他俩，是打算吃他们的肉。杀死袍泽以食其肉这种事并不多见，一般说来，被吃掉的多为土著和敌军士兵。但这些人不是经常碰得到，况且两位二等兵也不讨排长喜欢。当然，排长自己从未承认过。事情真相只能通过他人叙述一点点拼凑出来。

但光找出真相还不够，奥崎想要老排长亲口承认。无休无止的谎言让奥崎愤怒。排长是个臃肿的老头儿，住着宽敞的大房子，生活没有亏待他。奥崎一把揪住他，喝令他必须坦白交代，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老头儿说事情不是奥崎想的这样，要知道，那可是战争，当时那种情况下，他只是履行了作为日本军人的职责。奥崎怒骂道：“你只会拿这个当挡箭牌！要我说，人类不负责任的最高象征就是天皇，接着是效忠他的军官，比如你这号人……”影片结尾，奥崎本想一枪毙了排长，但打偏了，子弹击中了排长的儿子。他说，这就叫天道。他自己也领教了天道，被判终身监禁。

裕仁天皇不仅逃脱了东京审判制裁，法庭甚至都不能传唤他出庭作证。日美两国达成协议，最高“神轿”不得受一丝牵连。阿瑞斯蒂德斯·乔治·拉萨鲁斯（Aristides George Lazarus）是某位将军的辩护律师，他被要求安排让“军人被告和他们的证人在陈述过程中特地指出，裕仁在召开商讨军事行动和方案的会议，只是按照惯例不得不出席，他的存在不具备恶意”。(88)毫无疑问，其他律师也接到了类似的指示。

庭审过程中，计划只有一次险些出错。首席检察官基南在盘问东条英机将军时，后者承认，“没有日本臣民敢于违抗天皇的旨意。”(89)尽管麦克阿瑟精心布置，但这一幕出乎意料。审判中，基南还被迫诱导另一被告木户男爵[22]——他负责保管御玺，战时大部分时间是与天皇走得最近的幕僚——设法让东条改变证词。东条向来对天皇忠心耿耿，一周后改口了。他说，“听了最高指挥部给出的建议，天皇才很不情愿地同意开战。”然而，他补充道，“直至战事开启前，天皇从未改变对和平的热爱和期盼，甚至在战时，他的这一信念也未曾动摇。”

这里的关键不是说多数日本人希望看到天皇上绞架，或乐见他出庭受审。问题在于，天皇的罪行问题远远超出了历史公案的范畴。毕竟，作为压制言论自由和政治问责的工具，帝制一直被沿用至战争末期。倘若不检视天皇在战时的角色，“不负责任的体制”就无法昭然于天下，如此一来，它就很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其存在。

帝制的早期批评者意识到了这点。(90)1946年，左翼电影导演龟井文夫拍摄了一部名为《日本的悲剧》的影片，对天皇的战时角色有过激烈的批判。刚开始，美国审查人员没看出这部由新闻资料片、相片和报纸报道东拼西凑、剪辑而成的作品有何不妥之处，但是经过一次内部放映后，首相吉田茂向军事情报处负责人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将军告了一状，说这部电影有颠覆性。威洛比表示同意，影片因此被禁。1984年，《日本的悲剧》再度公映时，龟井与电影史专家平野共余子一同出席了放映式。龟井告诉她，差不多在电影被禁的时候，日本人停止了对裕仁天皇战争责任的积极讨论。这让日美官方感到欣慰，而受益的还不止他们。只要天皇还活着，日本人就会在坦白过去一事上扭扭捏捏。因为天皇对发生的一切均负有正式责任，而通过免除他的罪责，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当然，部分军人和平民替罪羊，即“官吏”和“浪人”要除外，正是他们，沦为了“胜利者正义的牺牲品”。

[1]Kraków，波兰南部城市。

[2]Przemyl，波兰东南部城市。

[3]Belzec，灭绝营，位于波兰东南的卢布林地区，共有六十万人在此遇害，大多为犹太人。

[4]Simon Wiesenthal（1908-2005），纳粹猎人，先后将一千一百名纳粹送上法庭。

[5]Ernst Kaltenbrunner（1903-1946），奥地利人，海德里希之后接任纳粹帝国保安总局（SS-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局长，参与组织实施对犹太人的灭绝，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绞刑。

[6]Wilhelm Keitel（1882-1946），纳粹德国陆军元帅。

[7]Hjalmar Schacht（1877-1970），经济学家、银行家，纳粹掌权初期曾出任帝国银行行长和经济部长，后来加入抵抗运动反抗希特勒，纽伦堡审判中被判无罪。

[8]Ernst Röhm（1887-1934），纳粹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冲锋队（SA）组织人，在“长刀之夜”遭希特勒清洗。

[9]Gregor Strasser（1892-1934），纳粹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后遭到希特勒以排除异己为名铲除。

[10]Christian Geissler（1928-2008），德国作家、导演。

[11]奥拉多（Oradour）和利迪策（Lidice）分别是法国和捷克中部的村庄，二战中纳粹为报复当地抵抗运动对其进行屠村。

[12]Majdanek，波兰地名，纳粹曾在此设立集中营，二战期间有将近五十万人在此遭到囚禁，其中约三十六万人死亡。

[13]Josef Kramer（1906-1945），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长官，被称为“贝尔森野兽”，后来以反人类罪被处决。

[14]Hans Fritzsche（1900-1953），纳粹德国宣传官员。

[15]Alfred Krupp（1907-1967），德国钢铁大亨，纳粹工业家，二战期间曾使用奴工为德国制造军火。

[16]Zentrale Stelle der Landesjustizverwaltungen zur Aufklärung von NS Verbrechen.

[17]即“马岛海战”，英国与阿根廷围绕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归属权，在1982年进行的一场战争。

[18]Bikini Atoll，马绍尔群岛北端的堡礁，美国从1946年到1958年共在此进行了六十多次核试验。

[19]即kangaroo court，意指跳过正常法律程序的法庭。

[20]James Dean（1931-1955），好莱坞著名影星。

[21]Michael Kohlhaas，德国作家克莱斯特作品《马贩子科尔哈斯》中的主人公，因为随从被打，马匹被容克贵族强行征用，且备受虐待，爱马如命的科尔哈斯气愤难平，走上了民告官的道路，但从未胜诉，处处碰壁的他于是选择了暴力反叛，最终落败后被处死。

[22]Marquis Kido（1889-1977），即木户幸一，昭和时期政治家。

第七章 教科书风波

德国

在《美国羊栖菜》里，野坂昭如描绘了1945年日本小学生眼中的世界。战时学英语没什么用，历史老师说过，只要知道“Yes”和“No”就行了。(91) 1941年，山下奉文将军要求驻守新加坡的英军无条件投降时，只对白思华将军（Gen. Percival）喊了句：“Yes还是No？”但战争既然已经结束，是时候学会说“三克油”（谢谢）和“一刻斯库私密”（劳驾）了。

历史老师过去常说，白思华将军是典型的白人：别看他个头高，但膝部软弱无力。打架的时候，只要是个日本人就能把白人放倒，因为日本人有强壮的大腿。白人弱不禁风，老坐椅子，而日本人坐的是榻榻米，练就了肌肉力量。然而，待到战争结束后，历史——突然被重新命名为“社会研究”——老师改口了：“瞧瞧那些个美国人，他们的平均身高是五英尺十英寸。我们呢，只有五英尺三英寸。相差的七英寸决定了一切，我相信这身高的差距正是我们战败的原因。根本性的体力差距，势必会在国力上体现出来。”男孩们不明白老师干嘛这么说，“但是他太擅长巧言令色这套了，让人吃不准他的话能否当真。也许他这么说，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吧，毕竟手里拿着被审查官员涂黑的教科书，过去宣扬神圣日本，一转眼却在大谈民主日本。”

结果，没人再相信老师说的一个字了。他们一天前还吹嘘日本人是天神下凡的民族，誓与盎格鲁-美利坚魔鬼战斗到最后一人，妇孺也不例外，人人有责。一天后，就满嘴都是“三克油”、“一刻斯库私密”和“德谟克拉西”（demokurashi）了。

动身前往东柏林郊区拜会两位高中历史教师的时候，我想起了野坂的这部中篇小说。就在两年前，由工农兵组成、和苏联老大哥团结一致的反法西斯共和国，刚刚和同美国结盟的资本主义联邦德国合并。政治局势天翻地覆，作为其基础，历史也得来个一百八十度大反转。对此，老师将如何解释？学生中又有谁还会相信他们的话呢？

看样貌，莱恩太太和纳斯太太都是四十来岁。纳斯太太是校长，曾是共产党员。莱恩太太没入过党，因此一直当不上校长。两个女人都有一张聪明而严肃的脸庞。头发简单地梳在脑后，露出苍白的额头。她们的着装很朴素，同表情一样一本正经：脚蹬大头鞋，身穿厚毛衣。教学楼年久失修，牛粪色的墙壁上有因渗水留下的裂痕。我们相约在一间冰冷的房间，屋里有股卷心菜味儿。

我跟她们讲了野坂的故事。两人耸耸肩，面面相觑。年长的纳斯太太先开口。她说，1945年，她们所在的德国不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苏战区，90%的老师都被开除了，1949年后硕果仅存的那些铁定是反法西斯主义者。至于说1990年，她俩任教的学校相对而言也没碰到什么问题，因为都已经变得十分民主。说到这儿，两人不约而同地用力点点头。

当然了，她接着说道，某些历史还是不能言说。比方说，波兰军官遭屠戮的卡廷森林事件就提不得，同样禁忌的还有《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我们对这些事并不知情，”纳斯太太说道。“我们只说对的话，这点您务必要认识到。我们只是绕过特定话题罢了。”

从民主德国的旧版教科书来看，这种说法并不确切。1939年签署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使纳粹德国和苏联得以瓜分波兰，这在教科书里确有提及，但是得到了一种特定的解释。我在莱恩太太给我的历史教科书里查了查，145页上这样写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牺牲苏联为代价、解决帝国主义体制内部矛盾的这一计划泡汤了。苏联挫败了组建一支强大反苏同盟的目标，遏制了德国人在东欧的侵略。这份条约确保苏联能得到两年的和平，借此建设防御力量。”(92)苏联侵略波兰不是为了抢夺波兰人的领土，而是“保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的生命和自由免受法西斯侵害”。

年轻读者在读到这段文字时，被要求回答印在留白处的两个问题：“《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有何意义？”以及“为何时至今日，帝国主义理论家们依然憎恶这一条约？”莱恩太太和纳斯太太的任务就是要把政治观正确的答案教给学生。

“当然了，”纳斯太太说，“我们必须告诉孩子们，今天给他们讲的一些事，我们过去真的不知情。他们接受了这一说法，表示能够理解。可就算在过去，他们也心知肚明，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跟他们说的那套鬼话。我们生活在柏林，所有人都收看西方电视节目。大家都是明白人，只是不说出来罢了。”我不由想起所有看过《大屠杀》的东德人，他们没法讨论剧情，是因为本就不应该看。

“这里不存在什么罪行问题，”莱恩太太说道。“我必须告诫学生，让他们在学校组织去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时表现得规矩点。我得说明，那儿的人依旧视我们为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您瞧，什么兄弟情谊、团结友爱都是胡扯淡。他们依旧恨我们。但我的学生觉得这难以理解，他们真心不懂。他们当中有个人因为穿着德国国旗颜色的百慕大短裤，结果在华沙街头叫人给打了。”

那么现如今呢？我问，学生们是否接受了另一种历史阐释？两人不屑地翻了翻白眼。

“他们变得很被动，”莱恩太太说道。“再也不向我们提问，”纳斯太太接话道。“没有批判思维，只管看录像。”没错，莱恩太太插话进来，“而且年龄较大的孩子只是耸耸肩，不解自己为何要关心。他们会说，‘这有什么意思呢？’”

接着，西德送来了新版教材。莱恩太太和纳斯太太怎么看待这些书？

“哦，”纳斯太太开口道，“看着不错，至于内容嘛，哎……”

“一无是处，”轮到莱恩太太发言了，“十分肤浅。”

我请她们说得具体些。

“对于战争及其为何会爆发等问题探讨得还不够，倒是犹太人占了很大的篇幅——但所涉之事又都很肤浅，既没框架，也没背景……”

我很好奇，她们期待看到的是什么“背景”，她们是否怀念马克思主义关于垄断资本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根源的论断？

“噢，”两人异口同声地答道，“我们就是相信这个。是那些从垄断资本主义当中获益的人发动了战争。这是明摆着的。我们还是会这么教学生。但您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学生对昔日民主德国和一个新的联邦德国间历史根源的区别很敏感。难就难在，我们得让他们自己拿主意。”

*****

东德历史书对二战的主要立场在两篇短文中可以得到归纳，它们均出自莱恩女士提供的课本。其中一篇提及了1935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德共代表会议：“因为希特勒政权是由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最好斗之徒组成的专制统治，其客观上就违背了不同阶级大多数人的利益。针对希特勒专政的斗争因此必须以建立一种反法西斯民主秩序为目的。这一目标符合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各股力量的利益。倡导建立这一广泛同盟的是德国共产党。”

另一篇文章提到了德共在战后的第一项举措：“就在反希特勒同盟的大军从东西两线迫近德国边界之际，身处抵抗组织、集中营或流亡海外的共产党人已经在为一个民主、热爱和平的德国打基础，只等法西斯政权被推翻的那一刻。”

莱恩太太和纳斯太太的学生怎么可能有负罪感？他们出生在这个民主且热爱和平的德国，他们可是抵抗力量的后代。他们的长辈跟希特勒政权斗争过（斗争的对象不是德国甚至不是纳粹德国；善良的德国一直存在，存在于地下，存在于海外流亡人士中间，也存在于共产党人中间）。在德国漫长而动荡的历史长河中，第三帝国这段往事不是一次悲剧性的背离，它也并非是脱胎于德国理想主义（German idealism）阴暗一脉的必然产物——事实上，德国理想主义者中那些沙文主义色彩最浓厚的，譬如《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一书的作者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或人称“体操之父”的弗里德里希·雅恩（Friedrich Jahn），在民主德国都是备受尊崇的伟人。恰恰相反，第三帝国的历史首尾一贯，遵循颠扑不破的历史法则。“希特勒政权”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最残暴的终极阶段。正如某位东柏林喜剧演员所言：过去属于西德，未来属于我们。

东德教科书所选的插图验证了这种看法。里面印有共产党抵抗英雄的画像，比如统治东德将近二十年的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以及1941年临刑前高喊“共产党万岁！”的海因茨·卡佩勒（Heinz Kapelle）。俄国女游击队员索娅·科斯莫德米杨斯卡娅（Soya Kosmodemyanskaya）的照片也赫然在列，她在莫斯科附近就义前也曾高喊：“同志们，坚持斗争，无所畏惧！”除此之外还有希特勒的照片，他身旁簇拥着实业界的大佬，点明了抵抗力量要对付的是哪类人。除开一两张东线战场上的苏联军人外，关于战争本身的照片很少。集中营的照片倒是有几张：几乎全部摄于布痕瓦尔德，那里关押着不少共产党人。不过，其中一张里，一名苏联兵正和一个身穿集中营条纹囚服的囚犯握手，这一幕断不可能发生在布痕瓦尔德，因为率先赶到那儿的是美国人。

暴行和种族灭绝在这些文字当中的地位，没有苏联解放者和共产党起义者的英雄气节来得明显。民主德国的孩子不会被要求对父辈或祖辈所犯罪行进行忏悔或反思。奥斯维辛不是他们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他们受到的教导是向英雄看齐。

诚如莱恩太太和纳斯太太所言，西德教材展现的是迥然不同的过去。这种过去肯定会让那些“并不知情”的人感到震惊。联邦德国的课本里鲜有抵抗主义英雄的照片，大屠杀的照片倒是有很多。几乎每本教材里都配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党卫队军官脚蹬锃亮的皮靴，笔挺地站在比克瑙的火车站匝道处，挑选出要当即处决的犯人。对纳粹文献的引用十分详尽，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某个具有代表性的集中营惩戒规则、1935年的《种族法》、戈培尔或戈林的演讲文，以及海德里希就1938年“水晶之夜”所作的官腔浓重且故弄玄虚的报告。

带着全班学生旁听施瓦姆贝格案的中学老师伯恩德·韦茨卡告诉过我，西德的学校按照惯例，建议老师每年讲授六十小时左右的纳粹历史。韦茨卡是历史老师，在施瓦本地区的一个小镇上教书，镇子铺着卵石路，一座中世纪古堡与成排的17世纪房屋相映成趣。他带着我参观犹太公墓，我俩来到一对兄弟的墓前。哥哥是德国军官，一战中阵亡在法国；弟弟于二十五年后死在了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这一“模范”集中营内[1]。

我同韦茨卡和他的女友一起啜着茶，后者也是教书匠，三十出头，比韦茨卡年轻十岁左右。两人都说自己的学生对纳粹时期有着浓厚兴趣。比对民主德国的兴趣还要大么？“绝对要更大，”韦茨卡说，“因为我们真心不觉得东德——譬如斯塔西这种东西——是我们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反之，第三帝国则肯定是。”

韦茨卡的父母都是随大流的人，换言之，他们过去都是微不足道的纳粹。父亲在武装党卫军（Waffen SS）服过役，参加过东线战事；母亲是希特勒少女联盟里的积极分子。老爷子至今仍保存着饰有纳粹党徽的铁十字勋章。韦茨卡感到很难和父母探讨过去，老师也没怎么给他讲过。那些战时尚年幼的人没有倾诉的需求，而战时业已成年的人则不愿提及往事。不过，有位韦茨卡不太喜欢的老师，这个老头儿打仗受过伤，为人专横霸道。一天孩子们问起第三帝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突然情绪崩溃，放声大哭。“我们都有罪，”他边哭边说，“我们看到墙上‘宰了犹太人’的标语，却袖手旁观，什么也没做，我们都有罪。”

区别于民主德国的做法，负责编写联邦德国教科书的并不是联邦政府遴选的学者。每个州的课本都不一样。出版商将需送审的课文递交至州政府，后者任命教师委员会（委员由家长和学生推荐）审查内容。原则上讲，课本通不通得过，取决于其是否符合宪法，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只要合乎宪法和教育法，就能通过审批。

教育法某一条款明确规定，教学材料“不应阻碍学生形成自己的主见”。以巴伐利亚州一本典型的高中历史教材来看，这一条款得到了严肃的对待。(93)课本每一章节的提问用意不在考验政治正确性，而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比方说，书里摘录了一段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话，他在写于1933年的这段话里为纳粹党的法律地位做了定性。他认为，纳粹既非私人组织，也不是国家，它自成一体，法庭无权过问。紧随这段引言之后的，是党卫队军校某校长于1937年所作的一篇演讲词。作者告诉学员，他们将要成为新型希腊城邦国家里的贵族，只对希特勒惟命是从。学员在读完语录后，被要求围绕“在一个建立于错误规范之上的国家，个体应如何行事”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诸如此类的课堂讨论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韦茨卡有些吃不准，除了讲述事实外，还应怎样探讨第三帝国，又如何分析其意义？他的女友更青睐后现代式的教学法。她倾向于让学生阅读希特勒的演讲，对之进行解构，分析听众为何盲从于他。韦茨卡因为年龄大出她一轮，很难接受“特殊道路”（Sonderweg）的理论。这种看法认为，德国历史发展的轨迹独一无二，存在致命缺陷。他觉得，“很难说纳粹主义是不是德国人的专利，不如跟孩子们讲，当某一特定群体为多数人所厌恶时，局势会急剧恶化。也许这样来得更好。”

或许这就是两位东柏林教师所说的缺乏“框架”的含义。然而，西德教科书还是有框架的，虽然同共产主义国家的宣传不一样，但在某些重要方面却和东德的课本别无二致。巴登-符腾堡州的高中老师人人分到一本手册，上面详述了给孩子们讲授“国家社会主义专政”需取得的成果：“学生应了解希特勒的外交政策，以及专政是如何建立的。他们还应了解纳粹实行迫害和大屠杀体制的惨无人道。在认识到‘第三帝国’的极权特征后，学生必须承认，我国的自由民主秩序保障了我们的基本权利。”该手册强烈建议组织参观集中营。

这么做是为了促进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谓的宪法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宪法爱国主义是唯一能让我们不与西方疏离的爱国主义。令人悲哀的是，基于信仰而生的对普世宪政原则的忠诚，只有在奥斯维辛之后——也端赖奥斯维辛——才在德意志这支文化民族（Kulturnation）中树立起来。”(94)

这种做法，我们也许能称之为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思路。学生再也不用被要求对国旗、歌曲、英雄或某种精心打造的历史延续性的观念产生认同。认同对象换成了自由民主秩序。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这都和东德的社会主义秩序形成了反差，因为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相信个人基本权利，而是秉持为集体理想献身的信念。为了灌输这种信仰，使用的却尽是旧政权的那套繁文缛节：旗帜、火炬游行、伟大领袖、军事化青年团体，等等。崇拜共产党抵抗领袖，就是崇拜名义上由他们所创立、实际上间或由他们所支配的国家。哈贝马斯和西德课本编写者构想的宪法爱国主义，则明确反对国家崇拜。在哈贝马斯看来，既然自由爱国主义“端赖”奥斯维辛才能产生，这就意味着要斩断和过去、和“文化民族”的联系。

自由爱国主义所欠缺的，是民族身份认同的象征意义。人们批评其枯燥、抽象、浅薄。“我们正处于沦落为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的危险之中”，联邦德国总统瓦尔特·谢尔（Walter Scheel）在1975年如是说。十年后，历史学家米夏埃尔·施蒂默尔（Michael Stürmer）对西德人的精神空虚和丧失民族定位表达了担忧之情。这也是始于1986年的“历史学家辩论”的若干问题之一。拉开这场辩论序幕的是《法兰克福汇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作者是保守派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名叫《往事并不如烟》（Vergangenheit, die nicht vergehen will）。诺尔特、施蒂默尔等保守派主张，不应让奥斯维辛成为阻断德国历史延续性的一枚楔子。因为历史必须为一个民族提供身份认同——不仅是精神和政治上的，也是审美上的。德国人理应认同民族英雄，拿著名史学家安德里亚斯·希尔格鲁伯（Andreas Hillgruber）的话来说，认同对象甚至可以是1944年的普通德国兵，因为他们抗击了侵犯德国领土的共产势力。哈贝马斯指责保守派意图复辟反动的历史决定论，企图散播反共的德国民族主义。

但实际上，西德教科书提供的仍是一种基于民族和地域归属上的身份认同。同东德教科书一样，它立足于抵抗的概念；这一身份诞生于同纳粹政权的对抗。有人称，1933-1945年的德国并未完全被纳粹运动渗透，“尽管盟军在战时不会承认”。每本教科书都详尽介绍了形形色色的抵抗组织，包括共产党、神甫、牧师、学生（比如“白玫瑰”[2]）、社民党人。当然，最后还要算上申克·冯·施陶芬贝格男爵（Count Schenk von Stauffenberg）和他多为贵族出身的军队同僚。1944年7月，他们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失败。后者继而发动疯狂反扑，数以千计的德国人惨遭杀害。主谋者被吊死在普勒岑湖（Plotzensee）监狱内一个暗无天日的大牢里，这片伤感之地至今仍被人们奉为圣地。据传，就在临刑前，施陶芬贝格高呼：“神圣德国万岁！”希特勒惬意地待在巴伐利亚山区的疗养地，把绞刑的录像看了一遍又一遍。

尽管施陶芬贝格无疑是英雄人物，但由于他参与了“资产阶级军人”阴谋，而这群人并无意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东德教科书就必须阐明，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分子。不过也并未鞭笞他。我们得知，施陶芬贝格的交际圈里存在具有“进步政治思想”的人，同共产党有联络。但是在西德，他的声名一样存在争议。“神圣德国万岁！”这句口号可不对左派的胃口。况且，就算某人再怎么憎恶希特勒及其心腹，暗杀预谋在右翼分子眼中终归等同于叛国。虽然柏林的一条马路在1955年被命名为施陶芬贝格大街，但直到1967年柏林市议会才决定，在昔日施陶芬贝格策划政变的军事司令部旧址上建造一座纪念馆和档案中心。

宗教在德国抵抗运动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巴伐利亚州的教材在这点上大做文章。编者称，希特勒的施政方针和施陶芬贝格的宗教人文精神相对立。由于是在巴伐利亚，编者对天主教会给予了格外关注。举例而言，课本里写道，多数笃信天主教的巴伐利亚人在1932年没有把票投给纳粹党。神职人员单枪匹马的英雄行为得到了放大，譬如奥古斯丁·罗施（Augustin Rosch），一位慕尼黑的耶稣会教士。这些事迹固然都很光明磊落，却并不意味着纳粹在巴伐利亚不得人心，仅仅显示出天主教徒遵照神父吩咐，把票投给了天主教保守派。后者在1933年后还是被迫解散了。

然而，这些地方的特殊关注最终还是让位给了一条强有力的政治信息，或者拿一些人喜欢的话来说，让位给了政治框架：“德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宗教人士、军人和贵族阶层为反抗希特勒付出了代价，不是丧失自由，就是失去了生命。但这一反抗纳粹专制的联盟开启了战后德国宪政和社会秩序的发展进程……抵抗运动和德国自由运动联手，从而使得在联邦德国宪法中确立人文价值、法治原则、民主、福利国家、联邦制度的努力变得较为容易。”

从当时各自教科书中呈现的历史来看，东、西德都建立在抵抗运动的遗产之上。这种观念很有感召力，而倘若对历史人物的认同是得到提倡的话，那么认同冯·施陶芬贝格男爵显然要好过认同海因里希·希姆莱（东德的英雄恩斯特·台尔曼[3]和埃里希·昂内克就不那么具有榜样效应了，当然总还是强过希姆莱）。

但这么做的影响并不总是好的。在东德，推动英雄崇拜是极权主义宣传机器的任务之一，它严重歪曲了历史。当英雄形象化为乌有，宣传机器势力不再后，数以百计、兴许是数以千计大失所望的年轻人就会站起来造反。他们祭出过去专制时期的英雄和符号，在街上高喊“胜利万岁！”（Sieg Heil）[4]，崇拜纳粹领导人，仿佛是在缅怀一个更加英雄辈出的年代。而辜负他们期待的长辈封杀了这段光荣岁月。

在西德，抵抗运动的官方说法让不少“希特勒的孩子”[5]认为，任何反抗国家的举动不仅因为过去可以得到正名，而且在道德上也是势在必行。不管赤军派的手段和目标有多么令人毛骨悚然，还是可以博得“六八一代”的同情，哪怕仅仅因为他们敢于做大多数德国人在三十年前都没能做到、却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退一步讲，同样是“六八一代”，一些头脑冷静的人却明白，德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必须立足于对纳粹历史的公开批判。谨小慎微、缄口不语和避重就轻，曾被认为是将数百万原纳粹分子改造为共和国公民的必要条件，但是时候与之一刀两断了。如果说这种一刀两断有时来得太唐突、太粗暴、太自以为是的话，那么它所激起的辩论和智力上的交锋，也为时代气氛注入了一丝清风。不同于或因心生厌恶、或因不屑一顾而远离政治的老一辈德国知识分子，许多“希特勒的孩子”积极投身其中。而当他们察觉到异样的苗头后——反应偶尔会有些歇斯底里——至少能挺身而出，表明立场。1992年，当身穿纳粹行头的暴徒纵火焚烧避难者住所、杀害外国人，严重威胁社会时，上百万德国人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半数以上的慕尼黑市民参加烛光游行，表明反对暴力排外主义的立场。起码从表象上来看，德国人明白了异见的价值。

日本

家永三郎是日本历史教授，过去做过高中老师。1952年，他编写了一本高中历史教材，后被广泛采用。但四年后，麻烦找上门来。文部省认为，家永对日本亚洲战争的描写太过“一边倒”——换言之，太负面了。常有人令他重写。1964年，家永终于忍无可忍，并于翌年起诉政府违宪。他在1967和1984年分别和政府又打了两场官司。1980年代，他被要求删除有关南京大屠杀、日军奸淫妇女和日本在伪满的医学实验等段落。家永称，审查教科书有违战后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直到1992年，已经七十九岁的家永仍然在东京高等法院打官司，期间经历了不断的上诉和被驳回。

初识家永，首先留意到的是他的年迈体弱。他走起路来有些吃力，很容易累着。体格瘦小的他看起来弱不禁风，苍白的脑袋因为谢顶，形似一枚鸡蛋。宽大的眼镜看着跟身体其他部位不太协调。我很纳闷，他哪来的精力和动力坚持斗争二十七年。坐在位于东京郊外寓所的书房里，他讲述了自己的战争经历，算是回答了我的疑问。

“1941年12月，听到日本偷袭美国后，我就知道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但当时我断不能这么说，所有一切都受到严密监控。那时的我还在新潟一所中学教历史，文部省命令高中和初中老师教授关于天皇的神话，关于日本民族的神圣血统，等等。”

他编了本教材，书中将远古日本诸神和神话中的天皇描绘为日本独特价值观的传承者。神话被当成了历史。家永边叹气，边翻着这些一碰就破的旧纸张，坦言他不希望日本孩子再读这种书。

“教室成了离经叛道的地方，我们身居其中，不得不践踏自己的原则。我很惭愧，没有拒绝讲授国家倡导的历史观。我将一辈子因此蒙羞。请注意，我不是鼓吹战争的宣传家，但也没有出力制止。”

1965年，家永在法庭上首次为自己辩护时，称自己心怀愧疚：“我那时只惦记着自己的良心，但我有罪，在我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遭到蹂躏时，我只是袖手旁观。数以百万计的同胞死在这场战争中，我命大，才活了下来。我对自己眼睁睁地看着山河破碎感到无比羞愧……我只是一介草民，人微言轻，但就算只能尽绵薄之力，我也希望为过去没能奋起反抗做出补偿。这就是我今天打这场官司的原因。”

有句话反复出现在家永的著作和演讲中：日本没有抵抗。1992年11月，他最后一次出庭后又复述了一遍。在高等法院不远处一间租来的大会堂里，家永对其支持者说道：“纳粹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日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不少德国人抵抗过，并为之献身。而在日本，几乎没人抵抗过。我们是个唯命是从的民族。因此，如今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打赢这场官司，而是应该毫不动摇地斗争下去。”临走时，支持者起身欢送家永。他缓缓挪动着步子，走出会堂，瘦弱的肩膀低垂着，仿佛背负着沉甸甸的包袱，厚底镜片后的双眼不住地眨动。

他输掉了官司，输得一败涂地，这点毫无悬念。1993年3月16日，法院下达判决书。家永早料到会是这个结果，但就连他都对裁决的草率程度吃惊不已。他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气氛很是激烈。会上，他说自己难以抑制怒火，裁决书让日本蒙羞。一个月后，我给他打了电话，想再见见他，但他推辞说自己已精疲力竭。还会再斗争下去么？“那当然，那当然，教科书这桩案子是我活下去的理由。”他表示，相较于大城市报章发表的不温不火的社论，地方媒体对他的支持力度则要大得多。“你离东京越远，”他说，“就越享有批评政府的自由。”家永案并不是检验这句话的唯一例证。

战争结束时，一切都显得那么鼓舞人心。日本投降后不久，新的教科书尚未发放，因此旧版本得以沿用，只是里面的军国主义段落被用墨水涂黑了。然而，1946年，一本名为《我国的道路》的新教材问世。这是自1881年以来，第一部一上来就描述石器时代，而非远古神明及皇族后裔等民族神话的教科书。一年后通过的《教育基本法》限制了政府对教育资源的控制权。教育的宗旨是“培养热爱真相与和平的人民”，并且“遵循日本宪法”，建设“一个推行民主和崇尚文化的国家”。学校有权自行选用私人编撰和出版的教科书。德育课被取消了，而历史则成了社会研究课程的一部分。

这掀起了一场革命。至少从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以来，日本教育就一直是帝国的宣传喉舌。时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尝言，“教育和军队一样，应该奉行皇道。”(95)他还说过，在国家危难之际，所有日本人都应遵循教导，“勇敢地”为国家献身，“保卫和维护我国皇权的繁荣昌盛”。

就连地理课都是为帝国事业服务的。某本战时地理课本描述，“日本的形状”具有“重大意义。我国看上去处于亚洲前沿，雄赳赳地探向太平洋。与此同时，我们也显示出已做好准备，保卫亚洲大陆，防范外部入侵”。

德育课被抬到了极高的高度。诸如自我牺牲、军事纪律、祖先崇拜、忠君尊王等民族美德就是以此方式灌输的。20世纪上半叶，军旅英雄在多数国家都受到推崇，成为人们竞相效仿的楷模，日本也不例外。《君之代》原本是祝愿皇权千秋万代的颂歌，后来成为人们传唱的国歌，旭日旗也插遍了亚洲各个角落。所有日本人在听到神圣天皇的大名后，都有义务迅速绷紧身躯，立正站直。每所学校内都设有一尊供奉天皇画像的神社。要是相片沾上一点灰，或者挂得不够周正，就将招致严厉的惩罚。

1947-1948年，随着国会两院宣布《教育敕语》作废，上述做法都被官方取缔了。取而代之的是宪政主义、反战主义（口号是“真相与和平”）、民主制度和社会研究。家永三郎第一部教材完稿付梓时，官方并未从中作梗。但大约在朝鲜战争爆发一年后，情况开始生变。政府某个教育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提出了若干看法，其中一点是：“我们的体制效法一个国情不同的外国，且一心追求理想，导致许多不良因素糅入。”(96)

为了对抗这些因素，教育理事会不再通过选举产生，而是由地方政府直接任命。文部省重新负责编撰和出版教科书。这让政府站在了左翼日本教师工会的对立面。长期对抗致使双方立场都趋于极端。教师工会怀疑政府在复辟军国主义；反观政府，往轻了说将左翼教师——其中就包括家永——视为危险的理想主义者，往重了说则视他们为卖国贼。这一永无止境的拉锯战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日本历史教科书两头都不讨巧。左派和自由派至今仍批评其内容失实，闪烁其词，且有民族主义倾向。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其带有太多左翼意识形态“异端”的痕迹。双方都有一定道理：被“阉割”过的教材确实避重就轻，而马克思主义者自战后便占据了史学界的半壁江山。

家永从不掩饰他的政治倾向。在1962年版的历史教材里，他用一张残疾日本老兵的照片作为插图，图中人物的一条断臂绑在皮革护具里，脖子还挂着个钱盒。文字说明是这样的：“这一悲剧性的景象雄辩地向我们揭示了《宪法》序言里用词的深刻含义。原文如下：‘……（我们）决心，再也不重蹈因政府行为招致的战祸的覆辙。’”(97)这完美地归纳了家永和教师工会的“宪政爱国主义”和反战倾向。战争，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战争，都是罪恶的，但最坏的莫过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大陆上打的一仗。家永对日本为何没能剿灭中共的解释是，“红军有民主的力量。”(98)日本的侵华战争是“一场政治价值观的较量：对垒双方是中国的民主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专制作风”。二十年后，他对越战的分析亦是如此。

家永的左翼反战思想和亲华倾向恰恰是日本保守派试图从教科书中抹去的。文部省希望将残疾军人插图连同文字说明一并删去，因为二者传递出的是“一种对战争极端负面的印象”。

家永在书里还用了其他照片，比如即将奔赴战场的学生，以及在兵工厂里劳作的年轻姑娘，搭配的文字说明是这样的：“人民生活遭殃。”然而，文部省对这些照片的看法倾向正面，“照片拍得很好，献身国家的学生们脸上都泛着红光。”

我翻了翻1984年出版的某本全日本通用的教材，里面没有描绘残疾军人或日军暴行的照片，有的是沦为废墟的广岛，珍珠港内缓缓下沉的“亚利桑那号”战舰，当年报纸的头版头条，轰炸中被转移的日本人，以及参与演习的民众。(99)最后一幅照片的文字很契合文部省的精神：“居委会在防火演习时帮忙。穿着扎脚裤、包着头巾的妇女正勤恳地练习传接水桶。”

家永编撰的教材提到过在几千名囚犯身上实施致命医学实验的“伪满洲国”731部队，但后来被删掉了，原因是该问题未经“可靠的学术研究”（开展研究的确很难，因为大部分资料都掌握在美国人或苏联人手里）。但到了1980年代，已经涌现足够多的证据，证明当初家永的研究是正确的。1992年，他信心满满地认为，今后再版的日本教科书会将731部队列入。

在1962年版的教材里，家永还提到，在华作战期间，“许多日军官兵曾奸淫中国妇女”。文部省决定把这句也删了。“侮辱妇女”，文部省表示，“是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及任何战场上都发生过的事，不应将矛头对准日本陆军”。

事实上，日军的强奸行为泛滥成风，以至于一些将领开始担心其后果——暴行将招致中国人的顽抗。因此，他们决定在靠近前线的地方建立军中妓院（即“慰安所”），里面的女性有中国人、朝鲜人、东南亚人，以及部分欧洲人，她们都是从日本帝国统治下的村庄、城镇和战俘营里掳掠来的。多数“慰安妇”后来死于疾病，有些被谋害，有些死在交火中。除了家永所著的《太平洋战争》一书外，任何日本教科书里都不曾提及过她们。事实再次证明家永是正确的，后世史籍里必然有这一群体的一席之地。

证据出现的方式颇为耐人寻味。直至1980年代末，韩国人要想出国，都必须获得政府的特批。1965年，韩国政府同意接受日本的一次性赔偿，以抵销日本的战争责任。这之后，个人就不得再提出索赔要求。无论怎么说，慰安妇的历史总是令人尴尬的，因为这让幸存者的家人感到耻辱，况且，战时“韩奸”比比皆是。不消说，这些内容不会出现在韩国的教科书里。但到了1980年代末，社会氛围变得较为宽松，韩国人可以去日本旅行了。在女权主义团体的鼓励下，部分原“慰安妇”决定提出索赔。然而，日本政府矢口否认自己负有责任，称战时组织卖淫纯属私人行为，没有证据显示官方曾参与此事。

如果不是因为历史学家吉见义明恰巧在电视上看到了这番抵赖之词，事情很可能就此不了了之。吉见记得，自己在自卫队资料室做研究的时候，曾翻阅过一些文献。于是，他回了趟资料室，几天后，他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建造“慰安所”的官方命令，上面还有日本帝国陆军最高指挥部的落款。一时间，日本媒体纷纷密集报道“慰安妇”的故事。日本首相不得不向韩国人民道歉。当BBC的一名记者询问内阁官房长官，日本政府为何过了那么久才承认事实时，他辩称，政府方面的研究者之前并不知道存在这方面的档案。记者礼貌地表达了他的惊讶，毕竟，一位学者可是单枪匹马、仅花了几天工夫就挖出了档案。这之后，电视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整整一分钟，内阁官房长官默不做声，只是咬着嘴唇，不敢抬头直视记者。最后，他开口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失礼”。

家永用“侵略”一词描述日本的对华战争。文部省任命的审查员阅后提出以下建议：“侵略这个词包含了负面的道德含义。出于教育下一代公民的考虑，用这么个有负面影响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国家的行为，十分欠妥。因此，应使用诸如‘军事挺进’这一表述。”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选择在不同政治场合对这一措辞表达抗议，结果却只是加剧了日本国内的政治分歧。侵略历史剥夺了日本使用武力的权利，这解释了右派为何对其矢口否认，左派为何执著于此，主流保守派又为何倾向于只字不提。只要自民党依旧执政，就有必要安抚右派，他们当中一些年事较高的人自己身上也沾有战争污点。1989年，日本国会的一位共产党议员质问首相竹下登，日本是否在二战期间犯有侵略罪行，竹下回答说，这个问题“应该留给后世的历史学家来评判”。

家永其实打赢过官司，在1970年。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官杉本良吉裁定，文部省对教材的审核不应超越修改错别字和勘正事实错误的范畴。对实质内容的审查被视作违宪，家永案就是这么判的。下达判决书后，法官告诉媒体，教师的立场应得到尊重，自由应得到保护。右翼极端分子对法官、辩护律师和家永本人都发出了死亡威胁。家永的住宅外面日日夜夜都围着暴徒，他们高喊口号，像擂战鼓一样敲打锅碗瓢盆，吵得他没法睡觉。东京地方法院的气氛高度紧张，以至于家永和他的律师不得不在警方保护下，从一道暗门进入法院。

文部省不服判决，发起上诉，家永没能再胜诉，或者说至少没赢得那么干净利落。1974年，另一位法官也认为审查过程“过分了”，但并未违宪。到了1980年代，又有一位法官宣布，审查得出的所有建议都合情合理。参与家永案时间最久的辩护律师尾山宏称1970年代早期是“日本司法的黄金年代”。我问他，那之后又如何。他回答说事情简单得很：“跟政府作对的法官不会被晋升到更高级的法院。因此，除非你不考虑仕途，才会做出公正的判决。”杉本法官的职业生涯就是如此。

然而，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1993年10月20日，东京高等法院裁定，文部省对家永的教材做出多处删改，包括涉及南京大屠杀的记录，实已超出职权范围。自民党在选举中的落败兴许促成了这股新风气。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年轻一代的日本历史学家们提供了证明日军暴行的大批新证据。

日本右翼民族主义者在攻击从事教育工作的左翼对手受到“外来”思想影响时，当然没有说错。但这并不是说，本土主义者的思想就是纯净的，只不过他们在坚持传统一点上似乎确有更强的话语权。正如德国保守派曾抨击魏玛共和国宪法不符合德国国情，“是犹太人制定的”、不配得到拥护一样，日本右派也曾炮轰战后日本宪法及支撑其的教育体制是舶来品，因此在日本水土不服。著名的比较文化学者入江隆则还煞有介事地对比了魏玛共和国和战后日本。(100)他说，日本宪法是由那些“仇视国家”的犹太人起草的。

德国的宪政爱国主义和战后宪法本身就是德国法学家和思想家创造的产物，如有必要，他们会从欧洲启蒙运动、歌德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德国反希特勒抵抗运动中获取一种延续性。日本人面对的局面要困难些，因为催生宪法和教育改革的是占领它的美国，而不是日本人自己。而且正如家永所言，日本没有什么抵抗传统，有的是马克思主义，它在日本和西方知识界都颇有渊源，也提供了对抗民族主义迷思的一剂良药。

1984年版的高中教科书用了一整页篇幅，完整讲述了日本的战时抵抗——或毋宁说是没有抵抗——的伤感故事：“1933年，日共领导人放弃了他们的政治信条，此举对社会主义者有着广泛的影响，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效而仿之。就连为数不多还坚持社会主义信仰的人，譬如日本无产党的铃木茂三郎，在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后，也于1937年终止了他们的活动。”

教科书简短地提到了发生在美浓部达吉教授身上的一段复杂往事。美浓部是宪政法学家，他在1935年抛出一套理论，将天皇定性为“国家机关”之一。在他看来，国家享有最高统治权，而天皇只是其中的最高统治机构。他随即招来一片批评声，人们骂他是国家政体的敌人，因为只有天皇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教材接着写道：“围绕美浓部的理论所引发的争议，导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就连自由主义也被抨击为某种反国家思潮。不久之后，军部激进派策划的内政改革就主导了大众媒体。这点在文化事务上亦是如此。与官方文化政策一致的是，军国主义反动趋势正益发增强，对西方文明不加批判的模仿也在得到反思。重新审视日本传统文化正成为一股汹涌的潮流。”(101)

所谓的抵抗也就止于此了。但上述这段话并没有将凤毛麟角的抵抗者——比方说美浓部——立为楷模，反而明显存在模棱两可之处。军国主义和思想钳制当然应该谴责，但对西方文明“不加批判的模仿”也不是什么好事。再说了，重新审视“日本传统文化”又有什么错呢？不管怎么说，用“反思”和“重新审视”这种字眼来形容赤裸裸的政府审查，显得很是奇怪。

其实，即便没人公开支持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许多日本民族主义者也深感有必要捍卫日本传统文化，反对不加批判地模仿西方。从政治上讲，这意味着捍卫日本主权，包括其发动战争的权利，并抵制马克思主义和反战主义的影响。从宣传上讲，受围困的“文化”是个模糊的概念，指的是家族制国家，其古老的价值理念经由名义上没有断代的皇族血脉世代传承。由于建立战后秩序的主体不是那些继承反抗旧制度（ancien regime）衣钵的日本人，他们看待过去的态度必然会较德国要模糊些，不管是东德还是西德。实际上，捍卫日本人的身份认同往往就是捍卫旧制度：不光要反对日本左派，而且也反对那些来自东方或西方、批评日本所作所为及其历史记忆的外国人。

这就是为何原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曾这么对我说：“日本近代史上没有令人羞愧的篇章。”1986年，他因为发表朝鲜人对朝鲜在1910年被日本吞并也负有部分责任的言论，影响日韩关系，被首相革除了职务。接受采访时，他说东京审判是一场“种族复仇”，目的是“剥夺日本的权力”。藤尾这么说，是因为他希望“通过历史和传统来恢复日本精神”。

藤尾既非另类，也不是战后第一个发表上述想法的人。1971年，即将卷入一桩贪腐丑闻的首相田中角荣表达了对日本教育缺乏德育培养的担忧。他建议恢复《教育敕语》，因为“其总体来讲阐述的是普世的道德准则”。但早在1957年，文部省就已触及问题的核心。在针对家永三郎编写的首版教科书出具的报告中，文部省给出结论，“家永不遗余力地促使人们反思过去，已经远远偏离了教授日本历史的正道，即承认我们祖先的历史成就，从而强化我们身为日本人的认识，激发对本民族的爱。”(102)

1991年，尽管左派和自由派强烈反对，官方还是宣布原帝制时代的国歌《君之代》和旭日旗是日本的国家象征。这一决定并未通过立法产生，而是体现在文部省下发的一份指导手册里。它批准通过修改后的教材，在战后首次加入了正面描写日本军旅英雄的段落。至少松江日大高校（Nichidai Matsue）这一学府私自恢复了《教育敕语》。校长冈崎功号召学生每天清早朗读《教育敕语》，因为这是“让你成为具有真正日本精神的日本人的绝佳文章”。

1992年秋，我和大约二百五十人一起等候在东京高等法院外。法庭内空间有限，因此不得不抽签决定谁能旁听家永三郎最后一次庭审。很多人都隶属于某个支持家永的团体，有些是从北海道和冲绳千里迢迢赶来的。人群里有男女老少，有学生、老师，公司职员和家庭主妇。尽管家永案前景不容乐观，但现场气氛格外轻松。人们分到的宣传册介绍了将要举办的会议，有探讨人权或言论自由的，也有探讨赔偿昔日“慰安妇”等日本军国主义受害者的。人群对远道而来的参与者报以欢呼，家永案前几次庭审中的证人更是赢得了满堂喝彩。

但是现场最热烈的欢呼声——好似感情猛然迸发——还是出现在家永登场的那一刻。只见他走在律师团队最前方，进入法院前向人们脱帽致意，双眼在镜片后眨了眨，神情看起来既孱弱，又顽强。

法庭庄严肃穆，不带任何世俗或宗教意义上的权力装饰。法官穿着欧陆式样的简约黑色法袍，身后是一片苍白的大理石墙壁。律师做陈辞时的腔调一板一眼，甚至有些了无生气。家永的辩护律师团队里有一位女性，文部省的律师则清一色都是男性。

尾山宏自1965年家永案开审起就一直担纲辩护工作。我听着他的陈述，他口齿清晰，辩才出众，一一论证：日本如何逐步倒退回战前的教育方法；日本的人权标准如何之低；日本相对于德国，在面对自己历史上的黑暗篇章时有着何等糟糕的纪录。他引用了孟德斯鸠所说的“法的精神”，指出宪法保障人们可以不服从国家对事实真相的垄断。他说，这就是为什么编写教科书的作者理应有权自由表达观点。因为没有思想自由的话，就不会有民主。

法官和文部省的几位律师背靠座椅，双目紧闭，不是在聚精会神，就是已酣然入睡。也许他们感到无聊，因为这一切就是炒冷饭。也许他们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走过场，因为事先已得知会有怎样的裁决。但这并非没有意义的走过场，因为家永三郎以实际行动延续了一场长达二十七年的重要辩论。一个讨人嫌的教书匠和聚集在法院外的几百名支持者也许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却足以显示，这一回，终于有人奋起反击了。

[1]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位于捷克境内，纳粹当局将其宣传为“模范犹太人保留区”。前期一些享有特权的知名犹太人在此处居住，后成为奥斯威辛等集中营的中转站。1944年，为了迎接国际红十字会的来访，纳粹宣传部门特意举行“美化运动”，拍摄了记录片《元首赐予犹太人一座城》，掩盖犹太人遭到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真相。——编注

[2]Die Weiße Rose，二战期间德国出现的一个地下反纳粹组织，散播反纳粹文学作品。成员主要为女学生苏菲·朔尔和其兄汉斯·朔尔，两人后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处以死刑。

[3]Ernst Thalmann（1886-1944），德国共产党领袖，1933年因“国会纵火案”被捕囚禁多年后被杀害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4]纳粹见面的招呼语。

[5]Hitler’s children，此处作者应是借用了1977年描写德国极左赤军派的一部书名：《希特勒的孩子：恐怖主义团伙巴德尔-迈因霍夫的故事》（Hitler’s Children: The Story of the Baader-Meinhof Terrorist Gang）。——编注

第八章 纪念堂、博物馆和纪念碑

维滕贝格市的玛丽安教堂曾是马丁·路德布道的地方。站在教堂的东南角，可以辨认出教堂墙壁上突出的一尊有趣的雕塑，外形酷似滴水兽，距离地面大概三十英尺。雕的是一头母猪，正在给三只猪崽喂奶。一个戴着尖顶帽子的小人儿抬起它的一条后腿，帽子表明他是15世纪的犹太人。在犹太人和猪崽上方——有人告诉我，母猪代表“撒旦的犹太教堂”——用希伯来语写着上帝的大名。这个装饰物叫犹太猪（Judensau），作为犹太人屈辱的见证，过去被广泛用来装点德国教堂，有一些迄今还在，不过导游多半不会提及。

这座破败的东德城市，正式名字叫路德城维滕贝格（Lutherstadt Wittenberg），如果不是因为教堂的公告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也不会留意到“犹太猪”的雕塑。公告是1988年教堂修缮后张贴起来的。修缮工作始于1983年，在此期间，路德派的年轻教友决定，得做点什么，不能让“犹太猪”就这么杵在那儿，无人关注。于是，教友集资后托人刻了一块碑，提醒世人这一雕塑的重要意义。这是块警示碑（Mahnmal）。然而，由于当时仍然处于民主德国时期，官方并不承认存在反犹主义，纪念碑揭幕仪式并没有市政府官员露面。

警示碑就竖立在“犹太猪”雕塑正下方的过道上，以铜铸成。四块方板拼接在一起，活像形状奇怪的窨井，四处摸索的铜手指从下方微微将其托起。碑的一侧写有诗文：“十字架下，犹太人在基督徒面前无力念出上帝的大名，它如此神圣，却被用来施暴，六百万犹太人就这样命丧黄泉。”铜手指象征的，是反犹主义的受害者正从万人坑中站起来。除此之外，它还蕴含更抽象的寓意，也许与警示碑更为搭调：可耻的回忆不会磨灭，如同反复发作的梦魇，它触动着我们的良知。维滕贝格的警示碑不过是德国境内成千上万座警示碑之一，但它是我见过的唯一一块不以特定事件、而以记忆本身为对象的碑。

二战爆发前，德国是没有警示碑的，有的是战争纪念堂，用以缅怀为国捐躯的军人。大理石质地的雕像好似基督像。民族共同体的纽带因为他们的牺牲得到强化。在一战纪念碑上，战争是一种神秘的体验，是祭奠勇气、牺牲和重生的地方，类似基督受难地。德意志帝国时期曾修建哥特式的大型纪念碑群，为的是从战败中挽回一丝颜面。二战后没有出现这样的事。德国人立碑，不是为了美化战争，而是警示后人；纪念碑（Denkmal）成了警示碑。

纪念碑多散落于西德各地，它们就像一串串连而成的念珠，印证着人们对记忆的忧虑，对遗忘近乎神经质的担忧，以及对将过去定格在石头中的痴迷。事情并非向来如此，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人们更倾向于遗忘。勾起人们回忆过去——不光是希特勒这段历史——的东西都被推翻、爆破和拆除了。苏联人和西方盟军利用昔日的集中营关押德国俘虏，这种情况维持了一阵子，但一等条件成熟，这些设施不是被夷为平地，就是被废弃。第三帝国仅存的一点外在遗迹不是无人关心，就是任凭其经受日晒雨淋，典型的譬如施佩尔设计的坚不可摧的纽伦堡体育场；而在东德，它们遭到冷落则多半出于政治原因。警示碑和纪念地大多诞生于1960年代，是战后一代人大力倡导的产物。不同于巴不得甩掉过去的父母，他们一心想要警示后人，铭记历史。

警示碑多种多样，形态各异。昔日集中营如今成了纪念地，集博物馆、旅游景点和纪念馆各种功能于一身。其中一些，譬如东德的拉文斯布鲁克，基本上完好无损；而另一些，比如西德的贝尔根-贝尔森，则只剩遗迹。

柏林郊外的万湖（Wannsee）边有栋别墅，1942年1月20日，用完早餐的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在这里同幕僚边啜饮干邑，边商量“最终解决方案”的具体布置。事隔五十年后，万湖别墅改作纪念地，对外开放。当天下午，有关方面安排了一场题为大屠杀和记忆的会议，完后还有香槟酒会，以示庆祝。

万湖会议纪念地的博物馆里没什么新鲜展品。墙上所挂照片较少涉及策划“最终解决方案”的纳粹官僚，倒是多和受害者有关。为他们拍照的施虐者十分仔细，一点一滴都没漏过，再一次定格了受害者身陷苦海的形象：华沙的犹太隔离区里，男孩高举双臂；人们被关在密不透风的载货车厢里，透过车门上的缝隙窥视车外，眼神充满恐惧；火车匝道口的“死亡遴选”；被迫骑在各自背上、供人取乐的拉比，等等。我翻了翻参观者的留言簿，阅读着抒发民族耻辱的自白：“不得不自称德国人，这可真叫人难为情、伤感和无地自容啊。”“德国人大多信仰基督教，居然会出这种事？”“参观过这里后，我对身为德国人感到羞耻。”

西柏林市中心有座警示碑，正对着一些门庭若市的百货商店。每天，都会有好几万人途经这里，手里拎着装得满满的购物袋，他们见过这座碑，却从未留意过它。这是块指示牌，罗列了西德几座大型集中营，告诫我们勿忘历史。类似的标志遍布这座城市。

生于1940年的艺术家约亨·格尔茨（Jochen Gerz）出了个点子：立一块看不见的警示碑。他对常规的纪念馆和纪念碑持批评态度，因为它们将历史凝固在铜像中，是对过去的美化，意义深远的个人缅怀因此也就成了一种集体仪式。他认为，这不啻为另一种形式的掩盖过去。对历史的重现会替代记忆本身，尤其是在亲历者与世长辞后；这么做只会阻碍个体的反思。问题在于：那你如何将记忆具体化？格尔茨的回答是：办不到。

既然不行，他转而以德国犹太公墓的名字为线索，追寻犹太人生活和文化的痕迹。格尔茨和他的学生参照犹太人扫墓时在坟前留几块石头的风俗，挖开了萨尔布吕肯市（Saarbrücken）一座城堡外马路上的铺路石。城堡过去是盖世太保的监狱。格尔茨在每块石头上都刻了一座犹太公墓的名字，以及其被发现的日期。完后，他再将石头放回原处，确保有字的一面朝下。格尔茨的团队共撬开了1926[1]块铺路石，依照此法刻上字后再放回，并用记号标出“看不见的警示碑”所在的位置。

在一篇名为《过去永不能正常化》的文章里，于尔根·哈贝马斯一如既往地批评了德国保守派。他们一心想把不久前的历史说得不那么突兀，而是比实际情况正常，且符合历史主流，从而抛却这一包袱。他引用了赫尔穆特·杜比尔（Helmut Dubiel）的一段话，描述的正是这一态度：“人们说起民族历史，就如同说起放射性废料无处堆放的核电站一样。”(103)读到这儿，我想起了瓦尔特·本雅明的话，他把历史形容为一堆堆积如山的残骸。然而，尽管一些（也许是很多，甚至是大多数）德国人希望放射性废料能得到掩埋，但也有人竭尽所能地试图找回每块石头、每堆炉渣，然后保存在纪念碑和博物馆里。

比方说，柏林的原盖世太保总部旧址除了石头外，就什么也没剩下。希姆莱给自己手下人挑选的办公地址，都是柏林最好的地段。盖世太保的办公地点设在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的原工业艺术和工艺学校内，海德里希掌管的保安处则在威廉大街上的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宫殿里办公。这是座漂亮的巴洛克式宫殿，由弗里德里希·申克尔[2]在19世纪初翻新。两栋建筑合在一起，构成了集中营和秘密警察网络的中枢神经。大规模的屠杀便是在此一步步付诸谋划。盖世太保还在艺术学校的地窖里建造了刑讯室。

同柏林各处一样，两栋楼都毁于空袭。倒不是说毁坏得无法修复，可是，正如诸多历史遗迹的命运，宫殿在1949年被拆除。1953至1964年期间，原先的艺术学校也被实施定向爆破。连一尊纪念这个地方的警示碑都没有。除了堆积成山、从未被妥善清理的残砖碎瓦外，这里什么也没剩下。

1983年，决定有所作为的柏林市政府举办了场竞赛，看能否征集人们对这一历史遗迹恰当的艺术改造创想。倒是涌现了一些创意，但都无果而终。六年后，政府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委托后者调研兴建博物馆、档案中心或警示碑的可行性。在官方层面，这次依然没什么下文，但与此同时，一个名为“柏林法西斯和抵抗运动活动博物馆”的团体，在被认为是盖世太保刑讯室的遗址上搭起了一座简易博物馆。实际上，所谓“遗址”不过是洗手间的颓墙残垣罢了。尽管如此，耸人听闻的坊间流言还是传了出来。马路对面一座宾馆曾是党卫队中级军官的招待所，后被拆除。有个当地人压低嗓音，像说悄悄话似的告诉我，宾馆的一些家具都是从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搬来的。

数年前，人们确实挖出过刑讯室的地基，但州考古部门将之封存了起来。这个机构同负责历史建筑的主管单位杠上了。后者想将整个遗址变成“党卫队的庞贝”[3]——这里借鉴的是1968年来一直担任柏林首席考古学家的阿尔弗雷德·肯德尔（Alfred Kernd’l）的原话。肯德尔计划在刑讯室周围造个纪念馆，再种些不起眼的苗木，借此标注出刑讯室的边界。

到了1992年年中，依旧全无动静。名为“恐怖地形图”（Topograpie des Terrors）的临时博物馆依然屹立在那儿。肯德尔担心刑讯室地基是否保存完好，而博物馆外，孩子们已把山地车骑上了瓦砾堆。人们对旧址利用继续建言献策。某政客建议，也许可以取一段柏林墙摆在废墟后方，再附上一段恰当的文字介绍，比如“两个独裁政体的灭亡”。最后，待到年底时，分管文化事务的参议院作出决定。不仅“恐怖地形图”要扩容，还要再造一个“国际中心”，可供召开探讨纳粹历史的学术研讨会、座谈会和大型会议。

与此同时，爆发了另一场考古风波。1990年6月，柏林人即将在原希特勒总理府遗址上迎来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借一场摇滚音乐会庆祝柏林墙的倒塌。此处距勃兰登堡门不远，过去是一片荒地，宛如一条尘土飞扬、地雷密布的护城河，横亘在柏林墙以东。逃往西德的东德人曾被击毙于此，四周野兔窜来窜去。就在柏林墙倒塌前不久，这里建起了灰色的住宅楼。演唱会前夕，工人翻挖瓦砾堆，搜寻未爆炸的地雷，希特勒的地堡就此重见天日——这是建于战争末期、用来藏匿希特勒及其侍从的混凝土迷宫。曾宣称“地下一切都是我的地盘”的阿尔弗雷德·肯德尔跳上自行车，火速赶到现场，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地堡内部自1945年来一直保持原状。火焰喷射器留下的奇怪斑痕说明苏联红军来过这儿，但不知为何，他们居然忘了将其炸毁。

地堡里有供党卫队卫兵就寝的床铺，木桌上摆放的空瓶、刀叉和瓷碗上积了几十年的灰。某位业余画家曾在墙上作画，画的是高大的党卫队军人，身穿紧身长裤，脚蹬锃亮黑皮靴，守护着正在德国橡树下玩耍的金发碧眼的德国孩子，以及和金发碧眼的士兵手挽手、坐在格子桌布边呷着啤酒，金发碧眼、胸部丰满的德国姑娘。平克·弗洛伊德乐队演唱会的策划人有着摇滚乐演出经纪人惯有的品味，他想办法抢在肯德尔锁门前站在壁画前，让人给留了张影。演唱会如期举行。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唱啊唱：自己坐在地堡里，身前是一堵墙，等待蠕虫的到来……这之后，关于地堡的争论就拉开了序幕。

保守派对于又发现一处不受欢迎的历史遗迹感到很难堪，想要毁了它。部分自由派和犹太社团成员则忧心忡忡，担心这会成为新纳粹的圣地，因此也欲除之而后快。但肯德尔坚称，作为重要历史文物，其理应得到保留。

肯德尔在夏洛腾堡宫有个办公室。一走进这栋建筑，就能看到奈费尔提蒂（Nefertiti）[4]佩戴过的珠宝。肯德尔为人心直口快，柏林口音很重，这在西柏林并不常见。“典型的德国人”这个词一直挂在他嘴边，而且每每说起，都带着鄙夷之情。想要埋葬过去的是“典型的德国人”。他说，日本人把历史扔在一边，其实德国人也一样。赫斯[5]死后才一个月，施潘道监狱就成什么样了？“砰的一声，炸成碎片，我们又一小段历史就这么没了。典型的德国人！”

我问他，保存地堡的几率有多大。他表示，希望不大。“他们只想在博物馆里展示历史。”但他为何会觉得地堡值得保存呢？我追问道。“悲哀啊，”他说，“这一切所在的位置，过去是皇室名媛的宫殿和俾斯麦的故居，也是浪漫派诗人笔下的天堂。可惜如今剩下的就只有这党卫队军人的地堡了。怎么也要把它保留下来。你瞧，可以打上德国人身份烙印的东西如此之少，为什么还要把我们仅有的这些给毁了呢？”

又是那一套身份认同：我回想起所有去过的德国城镇，它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乡土博物馆（Heimatmuseum），每座城镇都拼命守护着代表本邦风土人情的文物和当地历史，似乎是在抵御变革带来的破坏。拿破仑建造博物馆是为了彰显王权，炫耀战功。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诸多伟大的博物馆为社会进步和帝国疆域歌功颂德。而德国的乡土博物馆则展现了本邦人的形象，或者说昔日的形象，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和过去的模样。但有一点，是许多欧洲历史博物馆——起码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所共有的：它们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展示，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习俗、品味，甚至于社会治理方式，皆为历史发展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个目的可能被政治化，为一场革命、一个国家和一种特定政府的形式授予合法性。当政府的意识形态基于对历史铁律的信仰，这种情况实属在所难免。

*****

魏玛郊外有座青山，歌德和朋友艾克曼过去常常坐在山顶上，背靠橡树，一边欣赏图林根乡村绿意盎然、天鹅绒般细腻的风光，一边探讨文学和人生。艾克曼记下大师的话：“坐在这里，心情舒畅，自由自在。”

1937年，当森林被砍光、腾出地方以建造集中营时，纳粹当局颁布了一道特别法令，歌德背靠过的橡树因此得到保护。得益于《自然保护法案》，橡树周围筑起了篱笆，这才撑到了战争末期。那一年美军空袭，树的一角着了火，纳粹决定将其砍掉。集中营一个囚徒在医疗室里给死者做过遗容模具，他取了些橡木，雕了张人脸。至今，我们仍能在布痕瓦尔德国家警示和纪念地（Nationale Mahn und Gedenkstatte Buchenwald）看到这件作品。

1991年冬，我再次探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导游为我指出歌德之树的具体位置。他身材瘦长，举手投足之间的迎合反衬出内心的紧张。“朝这儿看，您能体会到典型德国人的精神面貌，”（导游也是德国人）说完他大手一挥，指向原集中营所在地。“歌德的橡树代表文化和浪漫情怀，焚尸炉代表野蛮残暴，动物园则代表多愁善感。”

我之前没听说过这里还有动物园。它就在铁丝网外面，靠近正门的位置，建造初衷是为了给党卫队看守找乐子（不消说，动物的待遇比集中营囚犯要好多了）。另外，导游所勾勒的德国人“精神面貌”实在没什么新意。

但对这番陈腔滥调，世人近来才有所耳闻，因为布痕瓦尔德过去是“红色的奥林匹斯山”（Red Olympus），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神圣的圣地。许多重要的共产党人曾被关押在此；而战前德共主席恩斯特·台尔曼就是在这儿就义的。据说，1945年4月，囚犯中的共产党人在最后时刻领导了一场起义，这件事被收录进共产党人的英勇事迹中，成了一段历史佳话。现如今，五十年前发生在布痕瓦尔德的事被归咎于德国人的民族性。这显示出，过去两年里，东德经历了何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年前，我首度造访布痕瓦尔德。当时，一切还很正常——也就是说，很传统。同多数西德参观者一样，我被矗立在万人坑遗址上、雄伟壮观的纪念碑震慑到了，甚至还有点心怀畏惧。民族路（Street of Nations）沿途共有十八座巨型石头高塔，上面立着巨大的圣杯，象征有国民不幸落入纳粹魔爪的国家。据导游手册称，一座高达四十五米的钟楼其钟声可“响彻大地”。钟楼内部，一块铜板下盖着从若干集中营里带回的泥土。钟楼外屹立着几组囚犯的巨型雕像，只见他们打碎了身上的镣铐，高举起石质拳头。钟楼檐壁画上的英雄人物正在惩罚拷打他们的人，或者借1945年4月布痕瓦尔德解放后诞生的《布痕瓦尔德宣言》来说，正在“连根铲除纳粹恶势力”。

我参观了斯大林主义英雄恩斯特·台尔曼遇害的牢房。一块铭牌上写着：“德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德国工人阶级的领袖，死于法西斯分子的毒手。”牢里还有一盏长明灯，以及兄弟党派和工会组织敬献的花圈。

然而，布痕瓦尔德的神化同遍及苏维埃帝国的类似传说一样，都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共有六万五千名男男女女和儿童死在了这个集中营里，犹太人占了很大一部分。但这点几乎鲜有提及。与奥斯维辛或特雷布林卡不同，布痕瓦尔德并不是专为灭绝犹太人而设的死亡营。这里的囚犯不是活活累死，就是死于疾病、饥饿、酷刑或处决。所有囚犯都受到了非人的虐待，不过据大部分记载来看，犹太人是最惨的。可是，我只发现了一块很小的铭牌，纪念那一万名在1938年“水晶之夜”期间被捕、后来在拘留营的恶劣环境下吃尽苦头的德国犹太人。至于从奥斯维辛运来的上万名犹太人[6]——当闷罐车到达时，许多人已经死亡，成堆的干瘪尸体只能从车里抠出来——则只字未提。

在共产主义信条中，根本不存在针对犹太人的战争。二战是一场阶级战争，是法西斯分子和财阀发动的针对人民的战争。犹太人同吉卜赛人一样，和法西斯主义的其他受害者并无本质性差别。我那本1988年版的导游手册是这么说的：“粉碎马克思主义、为一战战败复仇、无情镇压所有反抗者，这些从一开始就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公开目标。但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是垄断资本集团，其一掷千金，就是为了给纳粹运动鼓与呼。”

不过，布痕瓦尔德博物馆倒是展示了一堆女人的头发、童鞋和一颗被子弹打穿的人类心脏，这些都是“奥斯维辛纪念地”慷慨捐赠的。导游手册里有两张描绘比克瑙火车站匝道旁“死亡遴选”的照片，但是照片上方唯一的文字说明却是恩斯特·台尔曼的一句话：“资产阶级说要将共产党和整支工人阶级先锋队一网打尽时，是动真格的。”

和所有集中营遗址一样，布痕瓦尔德吸引的多半是游客（党卫队的一间营房被改造成了宾馆）、幸存者和以他人苦难为乐的好事者。集中营臭名昭著的铁门上刻有“各得其所”（Jedem das Seine）这句口号。就在铁门外的停车场上，一个美国退伍老兵找我搭讪。他告诉我，自己每年至少来参观一次，过去他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在巴顿将军的率领下，于1945年4月11日解放了布痕瓦尔德。“当时焚尸炉还是热的，”他慢吞吞地说，“炉子还是热的。”

这种说法与民主德国的正统观念格格不入。关于布痕瓦尔德的神话认为，是关押在集中营里的共产党人带领囚犯组织武装暴动，才解放了大家。诚然，集中营里确实有一支抵抗组织，成员缴获过若干武器。但这些武器是否使用过，则有待商榷。如今生活在西方国家、目睹此事的个别幸存者表示，解放集中营的是美军，而且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巴顿指挥的坦克包围集中营时，党卫队看守不是逃之夭夭，就是束手就缚。

但这个故事很重要，因为它构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国神话，每个东德学生都必须阅读布鲁诺·阿皮茨（Bruno Apitz）的小说《裸露在狼群中》。而阿皮茨正是那个用“歌德之树”橡木雕刻面具的人。这是本蹩脚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书中，共产党抵抗委员会的成员在策划最终暴动时，不惜以身犯险，救下了一个犹太小男孩。小说围绕一个问题展开：是集体利益重要，还是个人利益重要？值得为一个小毛孩危及大伙儿的命运么？这个问题让人痛苦，但却从未真正得到解决。最后，孩子和大伙儿都获救了。在结尾的高潮部分，英雄穿过集中营正门，“顺着势不可挡、潮水般的人流，踩在解放浪潮的浪尖上，徐徐前进”。

于是，借《布痕瓦尔德宣言》的话来讲（解放当天于集中营校场上宣誓生效），一场为争取“和平自由新世界”的奋斗拉开了序幕。这个世界的本质很快变得清晰起来。1958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任总理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在原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对八万名集会者发表讲话。他宣布，《宣言》在社会主义德国已经成为现实。为了歌颂这一成就，数以万计的学生、工人、社会主义青年、军人、农民和外国同志每年都要前往“红色奥林匹斯山”，敬献花圈，聆听演讲，参加火炬游行，并展现他们坚持迈向共产主义千禧年的决心。

到了1991年我再度踏入布痕瓦尔德时，事情开始出现变化。当然，气势恢宏的纪念碑依然矗立在那儿。影院里仍旧播放着纪录片，银幕上，奥托·格罗提渥、瓦尔特·乌布利希[7]和台尔曼的遗孀沿着民族路迈步前行。但在博物馆里，有人塞给我一份新的宣传册。册子以一种相当微妙的口吻，宣布于1990年春通过决定，“只要技术上可行，应有所改变，纠正某些一边倒的表述。”

这番话很难概括在重写民主德国立国神话一事上存在的争议。在某个历史遗址、某个承载着沉甸甸象征意义的“警示和纪念地”上重写传说并非易事。旧的神话是应该受到质疑，但不是说要用新的来替代。布痕瓦尔德这片圣地出了状况，是因为一两具骸骨从其橱柜里掉了出来。[8]

1983年，建筑工人在这座纳粹集中营外围的森林中挖出了一堆人体骸骨，都被埋在一个乱葬岗里。东德政府当即勒令把这个万人坑填埋好，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但1989年后，人们发现了更多骸骨，四十年来提都不能提的事如今可以公开讨论了：布痕瓦尔德，以及东德的其余集中营，比如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和拉文斯布鲁克，一直运转至1950年前。苏军一抵达魏玛，布痕瓦尔德立即重新投入使用，这次是用来惩罚昔日纳粹、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包括拒绝让共产党接管的社民党人。没有证据表明苏联人像纳粹的残暴政权那样强制囚犯进行劳役。然而，三万名被关押在苏联人看管的布痕瓦尔德的囚犯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后来都一命呜呼，大多死于饥饿和疾病。

我在西柏林邂逅了幸存者之一的罗伯特·采勒（Robert Zeiler）。几年来，他不断对人讲起他的故事——听众有学生、记者、幸存者协会——故事本身就是一部史诗般的传说。采勒的父亲是管弦乐队指挥，是“雅利安人”，母亲是则犹太人。采勒年满十一岁时正值首部种族法出台；不久后，父母就离婚了。作为混血（Mischling）的采勒还能靠住在母亲家来保护她几年。他的姐姐则没那么幸运，被送往拉文斯布鲁克，原因是窝藏她的犹太未婚夫。

到了1943年，纳粹下决心不放过任何一个犹太人，采勒的母亲被送往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没过多久，二十岁的采勒也被捕了，原因是窝藏犹太人——即窝藏自己的母亲。他被送往布痕瓦尔德。没过多久，他的体重只剩下九十磅（约四十公斤——编注）。看着今天穿着运动衫、身材圆滚滚的他，实在难以想象其当时的模样。

从集中营里重获自由后，采勒驾着美军的吉普车，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寻找母亲。她活了下来，两人一起开车返回柏林，中途在波茨坦过夜。趁母亲还在睡觉的间隙，采勒开着吉普车驶往柏林，想去看看自家的老房子还在不在。但半路上，他被苏联秘密警察拦住，并被指控为美军间谍。他辩称自己是被纳粹迫害的犹太受害者，但苏联人说他是骗子，因为犹太人都死光了。之后的几个月里，他被人从一所集中营送往另一所集中营。最后，采勒发现自己阴差阳错地回到了布痕瓦尔德，而他还要在那儿待个三年。据他回忆，原纳粹集中营里负责共产党囚区的那些年轻狱头更为狠毒，苏军看守还不算太坏，他们多数是思乡的年轻人，喜欢哼伤感的小调。采勒表示，苏联集中营里最难熬的，就是无聊。

我问采勒，他最终回到家，跟别人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后，听者都作何感想。他端详着桌上的茶巾，上面绣有广岛和平纪念馆的照片。他说，自己的故事很多人听过，有德国人，也有占领当局官员。说完便陷入沉默。我打量了下房间，里面摆满了小物件，和他父亲留下的与音乐有关的纪念品。我又重复了遍问题，他回答说当时根本没人感兴趣，所有人脑子里想的还是纳粹。一些西德人已经开始抱怨盟军对待德国战俘的态度——比如说在达豪集中营。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集中营这一话题根本就不存在。

我再度探访布痕瓦尔德时，伊姆加德·赛德尔博士（Dr.Irmgard Seidel）依旧是纪念馆副馆长。她的办公室过去是党卫队的某间营房——这是栋大体量的建筑，长长的走廊由集中营囚犯所建，里面飘着一股蜡和洗衣粉的味道。赛德尔博士办公室房门边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图，画面中的党卫队士兵手执皮鞭，身前是一名遭受酷刑的受害者，双手反绑后被吊在杆子下。配图文字如下：“上帝啊，原谅他吧，他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过去根本不知道有苏联集中营这回事，”当被问起此事时，赛德尔博士如是答道。“1989年12月，我头一回听说这事。您知道，1945至1950年间发生的事是个禁忌话题，根本没法展开讨论。”

赛德尔博士的语气倒不是说很失礼，但看得出来她没好气，且有几份愠怒。她过去是党员，如今却生活在一个由保守派政府统一的崭新德国，形势彻底扭转：魏玛市内一个由好事居民组成的委员会正吵着要开除她。赛德尔博士的上司已经被炒鱿鱼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西德历史学家。但当后者同西德共产党的关系被公之于众后，他旋即也被撤换。

赛德尔博士急切地想给我看能自证清白的材料，她特别想让我知道，自己已摆脱共产党宣传的控制。对于社会主义德国如何无视屠犹一事，她心知肚明。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接受部分保守主义反对派的看法。在他们口中，苏联人比纳粹还要坏。为了证明自己也有人支持，她拿出一封纽约大屠杀幸存者社团出具的信件。信的内容是抗议任何将苏联秘密警察（NKVD[9]）的受害者同纳粹受害者混为一谈的企图。信里还提到了德国政治犯的英勇气概，“他们的牺牲为德国的道德涅槃奠定了基础……”

“没错，”赛德尔博士说道，“我们忽视了犹太受害者，但我们打算做出改变。我们的犹太朋友清楚这点，充分支持我。”或许他们的确支持她，或许赛德尔博士有理由感到被人冤枉了，但我不太相信她的辩解。她肯定对集中营的战后历史有所知晓。1988年，魏玛市出版了一本宣传册，并在集中营博物馆书店里免费发放。册子里提到，有了苏联官方的热心配合，布痕瓦尔德才得以被改造为纪念地。这在1950年就已实现，那时，“关押纳粹公职人员的集中营在四个星期内就人去楼空了”。

然而，既然现在真相——或至少是部分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那么又该如何呢？德国保守派急于指出苏联和纳粹罪行之间的相似之处。一位投书《法兰克福汇报》的作者写道，是时候重新擦去覆盖在极权主义理论上的尘埃了。这一理论认为，左翼和右翼暴政“也许不完全一样，但应得到一视同仁的看待。还有什么地方比布痕瓦尔德更能证明这套理论的价值呢”。魏玛市的基督教民主同盟希望将集中营改造为“所有专政受害者的纪念地”——似乎第三帝国只是另一个独裁政体而已。

自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覆灭后，某种思想变得大行其道，在右翼圈子中颇有市场。布痕瓦尔德就成了这一思想十分受用的焦点：这种思想认为，共产主义德国是第三帝国的某种延续。还有人认为，从某种方面来看，民主德国比纳粹德国还要坏：前者维持了四十多年，而希特勒在位时间不过才十二年。这种论点很有蛊惑力，因为它使第三帝国的罪行显得更常见，也不那么骇人了。但同时，它也轻易掉进了掀起1986年历史学家大辩论的那种结论：纳粹主义只是针对苏联暴政的一种防御性姿态。这套理论的始作俑者、保守派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认为，希特勒是在试图保卫欧洲免受斯大林的“亚细亚野蛮之风”的侵袭。历史学家辩论肇始的时间，距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邀请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并与之手牵手肃立在比特堡（Bitburg）军人公墓只过去了一年。去比特堡之前几小时，两人还一同参观了贝尔根-贝尔森纪念堂。科尔觉得，在寻求和解的伟大时刻，再去区分坟墓是党卫队军人的还是其他战争受害者的，会显得十分狭隘，甚至完全不得要领。是时候将这一区分抛之脑后了。借恩斯特·诺尔特的话说，是时候让往事远去了。

受害者与受害者是不同的，此坟也非彼坟。自1988年以来，一场围绕这类区分的风波在柏林不断酝酿。负责文化事务的市议员同意在希特勒总理府的旧址上建造一座犹太大屠杀纪念馆。这么做的初衷是想用一座丰碑来缅怀遇难的欧洲犹太人。但吉卜赛事务中央委员会表示抗议，要求纪念碑铭记所有种族迫害的受害者[10]。规划方表示反对，说这会让整件事丧失意义。争论愈演愈烈，甚至变得荒诞不经。甚至出现这样的观点，问是否四分之一的犹太人遭迫害，就比八分之一的吉卜赛人遭迫害情节更恶劣？很快，争论双方的口气都变得像纳粹的种族理论家一样迂腐。

究其根本，历史就是一门关于区分的学问。这也就是为何在1990年，德国政府任命了一个由杰出史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处置因布痕瓦尔德而起的历史论争。纳粹和苏联的受害者是不是应该一同缅怀？如果答案是不的话，又该如何将二者分开？民主德国的纪念碑应当拆除么？那博物馆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一连串。这项差事很棘手，因为委员会多数成员来自西德。而“东佬”又向来反感“西佬”对他们国家的历史误区指手画脚。一旦过于突出苏联的罪行，原共产党人就会拍案而起，相反，也有人觉得委员会在“反苏倒苏”一事上还不够彻底。艾伯哈德·雅克尔博士（Dr. Eberhard Jäckel）是委员会的西德史学家之一，他告诉我，“我们同原民主德国人的关系相当尴尬，因为他们把我们也看成是1945年战胜的同盟国。”到头来，委员会只提议作出一些局部改变。关押过恩斯特·台尔曼的监狱换了块牌匾，上面的文字较过去更加言简意赅：“德共主席曾被囚禁并杀害于此。”另外，根据规划，在已有一座纳粹历史博物馆的基础上，布痕瓦尔德旧址上还将建造另一座博物馆，用以展示苏联管辖的那段岁月，不过规模较小。

然而，一座历史博物馆能否同纪念堂或警示碑合二为一，且不歪曲其目的，这个问题依旧有待解答。纪念堂是宗教化或半宗教化的丰碑，在这里，缅怀过去是一种集体仪式。人们在纪念碑前祈祷，点燃火把，敬献花圈。反之，博物馆是世俗机构，在自由社会中，它的职责是谋求学术独立。在专制国家，所有一切——政治、学术、追忆——都被简化为公共仪式，不存在什么内部张力；但在自由民主国家，这种张力是存在的。

*****

尽管二战已过去四十七年，但直到1992年，日本仍然只有一座战争博物馆，而且古怪得很。当然，广岛也有和平博物馆，但仅仅关乎广岛本身。此外，九州南部的原空军基地遗址上也有一座小型博物馆，陈列着神风突击队某中队的纪念物。但只有东京的靖国神社博物馆，涵盖了整场战争的历史。

神社本身就充满争议。这座神道教寺庙供奉着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所有为天皇捐躯的日本人的灵位。博物馆发放的介绍册写道，这些爱国者是为“国家”献身的，但天皇即国家这个等式从未得到过认真思考。这点很符合神社的基调；事实上，这恰恰是它存在的理由。供奉在靖国神社的亡魂多达数百万，其中包括东京审判后被列为甲级战犯并判处绞刑的军政大员。一些保守派政客历年参拜神社，祭奠战殁者，他们声称，靖国神社同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或伦敦的阵亡将士纪念塔没什么分别。但是它们确有不同。

1860年代，以天皇为名义上政治首脑的新政府推翻了德川幕府，是谓“维新”，这一过程伴随着流血。出于祭奠那些效忠皇权、对抗幕府的亡魂的目的，明治天皇建造了靖国神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靖国神社是一片献给革命者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献给波拿巴主义者（Bonapartist）的圣地。发动维新的是武士阶层，直到1945年前，只对天皇负责的武装力量往往处于日本社会秩序的核心。走近神社的巨型鸟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军事战略家、日本帝国陆军创始人大村益次郎的铜像。他于1869年被政治对手暗杀身亡，同年，靖国神社落成并开放。

尽管有史料记载以来，每一届日本政府都会确保自己获得当朝天皇的恩泽，不管后者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但军国主义化的天皇崇拜（有时亦称国家神道）是脱胎于明治时期的产物，不过分地说，是一种日本版的现代民族主义。这一个人崇拜的头号圣地就是靖国神社。打仗是“为了天皇”，执行命令是“为了天皇”，为“天皇捐躯”后魂归神社，供人膜拜。

战后，为了实现政教分离，美国占领当局坚持要日本人摈弃神道教的国教地位。包括靖国神社在内的神道教寺庙自此成为私人场所。多数日本人欣慰于摆脱了军事压迫，对此表示欢迎。但到了1951年，原来的军官组建了右翼团体，要求释放所有战犯，并为靖国神社正名。这在后来一直是右翼的一大目标。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至今仍在发表言辞愤慨、哀叹丧失“民族身份”的书籍，诸多压力集团渴望能恢复部分战前价值观。在一篇关于靖国的文章里，批评家江藤淳写道，日本人不同于其他民族，“向死而生”。(104)因此，他总结道，在靖国慰灵对日本民族的繁衍生息极其重要。

日本战殁者家属协会有一百多万会员，其中多数人都会把票投给保守派自民党，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压力集团。那些希望修宪、恢复天皇神圣地位以及战争主权的右翼政客，自然而然地坚称靖国是个官方祭拜场所。因此，右翼的聒噪和个人信仰结合起来，促使包括首相在内的日本政客每年都参拜神社。

为了将争议降到最低限度，他们以“个人名义”参拜，即使如此他们的集体参拜也成了公共事件，还上了晚间新闻。到了1985年，首相中曾根康弘开创先河，以官方身份参拜神社，并在访客留言簿上署了自己的大名。他向神社的献祭是从一棵圣树上掰下的名贵树枝，所产生的费用也是由公共财政埋单。基督徒、左派人士、反战主义者和中韩两国政府均表示抗议。日本一佛教团体的成员还起诉首相，指责他“花纳税人的钱，却在对我们造成精神伤害”。可是，中曾根坚称参拜是为和平祈福。靖国神社的官方宣传册也是这么说的——这座庙宇的存在是为了追求和平。“靖国”的词意便是“为国家带来和平”。

这是种奇特的和平观。神社前栽着樱花树，树上挂着写有帝国陆军各师团番号以及著名战舰名称的白色标签。神社后方有尊石碑，形似地球仪，是为纪念宪兵队而立。宪兵队相当于日本的党卫队。附近一堵绵延的混凝土墙面上凿开了几个洞，里面摆放着颜色各异的石块，分别来自莱特岛、瓜达尔卡纳尔岛、关岛、威克岛等昔日的战场。此外，还有一尊“母亲之像”：由白色大理石雕刻而成，看着像拥有一道深喉，湍急的水流从中贯穿而过。从碑上所刻铭文可以得知，这要表达的是“因口渴而奄奄一息的军人，他们脑海中浮现出的母亲形象”。

一条石子路通向神社主殿，沿途停着几辆蓝色和卡其色的卡车，车身扎满民族主义标语，车载喇叭震天响地播放战时军队进行曲。卡车隶属于一些极右翼团体，他们希望在裕仁天皇离世前恢复战前秩序，也就是他们口中的“昭和维新”（昭和是裕仁的年号）。剃着光头的制服青年齐声高喊，整齐划一地朝皇宫方向鞠躬。

“游就馆”前方陈列着老式机枪、一辆二战时期的坦克、一门榴弹炮、一枚鱼雷和第一节行驶在泰缅铁路上的火车头。这些东西都得到了精心维护。此地在“游就馆”手册中被唤作“圣地”，而这些公开展示的武器曾为“神社内的英灵倍加爱惜地使用”，是“游就馆”馆藏的“神圣遗物”。

踏进一号厅，率先映入参观者眼帘的是一幅巨型油画，镶着厚重的镀金边框。这幅画所描绘的是裕仁天皇1930年代参拜靖国神社。他身穿戎装，两侧是一袭白袍、颔首鞠躬的神道教僧侣。除了画以外，展品还包括一口由神社附属僧侣锻造的神圣的靖国刀，以及参加过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军人遗物。

另一些展品比如“人体鱼雷”——形似香肠的一根钢管，可以容纳一个人。此人的使命是操纵着载满炸药的爆炸装置，撞向敌人舰船，与之同归于尽。再看战旗，士兵在上面写下血书，时至今日，他们的名字已然褪色，只留下一些褐色斑痕。再比如一架仿制的“樱花”战斗机，神风队员曾驾着它发动自杀式袭击。军人写给母亲和妻子的家书被封存在玻璃柜中。一堆沾了污渍的战旗中间还夹带着一件血迹斑斑的破衬衫，它的主人是一位战死在菲律宾的军人。一旁还有张皱巴巴的照片，军人阵亡时随身携带着，照片上是他的母亲。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油画，清一色具有和“天皇参拜靖国图”一样的华丽风格——有的描绘了日军在长城边上和感恩戴德的蒙古人的亲善场面，有的描绘了人体鱼雷或樱花战机慷慨赴死的景象。一个形似迷你花园的巨大模型重现了当年毫无胜算的缅甸和菲律宾战役。“奉命玉碎”的微型塑料坦克从毛毡做的悬崖边“栽落”了下去。对于战后被苏军俘虏、并关押在西伯利亚战俘营的日军遭遇，馆藏品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最后一件展品是个玻璃柜，里面装着缅甸军人独裁者奈温将军（Gen. Ne Win）呈给日本的一面缅甸国旗和其他物件。奈温战前曾在日本受训。因此，文字说明写道，送这面旗的人“拜日本所赐，才赢得了民族解放”。印尼总统苏加诺则送了只塞了填充物的天堂鸟标本，以表感激。

每个展品间的文字说明介绍了当时的战争背景，是十足的战时宣传。1931年吞并满洲，是为了保护亚洲大陆免遭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国人染指的必要步骤。侵华战争不可避免，因为英美两国怂恿中国起义者进行抗日活动。而日美战争是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日本战俘及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共产主义政权手中所受的煎熬，证明了日本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简言之，拿“游就馆”书店里一本历史书的话来讲，“大东亚战争并非‘侵略战争’，恰恰相反：这是一场为了将全世界从共产主义手中解放出来的圣战。”

我们很容易从上述发现中得出一条结论，即靖国神社的战争博物馆美化了军国主义。事实上，情况比这要更复杂。“游就馆”以准宗教化方式赞美的，不是好战心理或仇恨，而是自我牺牲。“游就馆”乃至整个神社的基调，在一块由“祭奠特别攻击队联合会”（“特别攻击队”即神风特攻队）所立的大型铜质牌匾上得到了归纳。这块匾于1985年珍珠港事件纪念日当天揭牌。所刻之字笔法潇洒遒劲，出自联合会总裁竹田宫恒德之手：“六千壮士死于自杀式袭击，他们的壮举前无古人，震慑敌心。整个国家都为他们的无比忠诚和无私奉献感激涕零。”

在主殿旁的一间小屋内，我跟一位年轻的僧侣攀谈起来，他的长袍白得晃眼，象征其所从事职业的纯洁性。他年龄不会超过三十岁，父亲也是神道教僧侣。交换过名片，寒暄了几句后，我问他对太平洋战争有何看法。他说，首先，管二战叫太平洋战争大错特错，应该叫大东亚战争。同样，认为大东亚战争是侵略战争的想法也是错误的。“我们没得选择，打仗纯粹是因为这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还有，这么做的初衷是为了解放亚洲。亚洲人民对此至今心存感激……”

他肯定注意到我有些不耐烦，因为他停了下来，问我究竟想了解什么。于是，我问“游就馆”到底是派什么用场的。这一回，他的回答倒是既诚恳又可信。他说，“游就馆”不具备教育功能，只要战争幸存者仍然在世，它就不能算是正规博物馆，只是用来存放靖国英魂遗物的场所。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它肯定会成为一座像模像样的战争博物馆，他说道。

我追问，这该如何实现，如何遴选馆藏品，又如何进行介绍？会不会任命史学家来从事这项工作？

他需要思考片刻，不过没用太久。“问题在于，”他说，“一旦你把史学家扯进来，就会碰钉子，会产生歪曲。这里是神社，我们必须考虑英灵和家属的感受，得让他们高兴。正因如此，史学家加入的话只会捅娄子。比如他们所谓的侵略战争，其实是一场救亡图存之战，我们可不想让战殁者家属觉得我们供奉的是侵略者的牌位。”

如果暂且忽略神道教和基督教之间差异的话，那么有着“遗物”、“圣地”和向杀身成仁精神致敬的铜牌匾的靖国神社，和一战后修建的不少欧洲纪念堂的确没什么两样。总的说来，欧美的二战纪念馆（苏联的除外）已不再歌颂阵亡士兵的舍生取义。奥斯维辛之后，再歌颂牺牲、把战争浪漫化并拔高其精神高度，显得不合时宜。为国王和国家承受苦难的基督教骑士再也不会还魂了。但在日本，战争依然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不是屠犹），而其象征意义依然能勾起人们的宗教热忱。诸如靖国神社这样的庙宇依然传承着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的薪火，并继而传递出这样一种印象，即国家“复兴”是战殁军人用生命换来的。

九州南端的知览附近有座“特攻平和会馆”，馆外的木牌完美地印证了我的看法：“我们”——也就是日本人——“对他们以壮烈牺牲换来的新生感激涕零……我们对国家走向繁荣昌盛感激涕零，对日本今天的和平盛世感激涕零……我们相信，（神风特攻队）也期盼恢复和平与繁荣”。

也许他们的确祈求和平，但在我穿越一座小型观音殿——观音是慈悲女神——外的花园，走向“平和会馆”的时候，我着实弄不明白，他们到底为和平作出了哪门子贡献。神社没给出答案。在由退伍老兵协会捐赠、用来告慰亡灵的石灯群之间，停着一架银色的自杀式战机，神风特攻队员曾经驾驶过它。他们有个绰号，叫“樱花”——美丽缤纷但转瞬即逝。

神社和博物馆建在空军基地旧址上。在过去，神风队员就是从这里起飞，奔赴冲绳执行自杀式任务的。鹿儿岛是离这儿最近的城市，地处风景旖旎的海湾口，跟珍珠港十分相似，因此日本海军1941年选在这里进行军事操练。一踏进“平和会馆”，就有人递来一份册子，介绍说这座博物馆“之所以建立，是为了保存二战的真实历史档案，为真正的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大半个博物馆——这是栋丑陋的现代建筑，由政府拨款，建于1985年——都围绕着“樱花们”的遗物而建。其中包括“千人针”腰带，据传经由一千名女子之手缝制而成，飞行员佩戴后可获得力量。此外还有破旧的军装，以及飞机爆炸后从海底打捞上来的部分残骸。但是最最重要的遗物，还是飞行员留下的书信和日记，许多都写得感人肺腑，令人动容。

按照惯例，飞行员要写好遗书，留给亲人。遗书中流露的部分情感俗不可耐，这点可以预料：比如为天皇和他的神圣土地捐躯乃无上荣耀的爱国言辞，履行军人义务的自豪感云云。但这些都是常规套路，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上头要求，比方说向父母谢罪儿子忠孝不能两全，言辞之悲切，令人唏嘘。许多信件用词大抵相似，都是劝父母和兄弟姐妹莫要流泪，莫要悲伤，而是应举起一杯清酒，拿出和军人慷慨就义时一样的气概把酒言欢。

欢声笑语是重点。这不光在信里得到了强调，也体现在墙上挂着的青年遗照中，它属于当时媒体报道的一大特色。纵然面对无法逃遁的死亡，也要发出少年般的欢笑，这点和爱国情绪一样普遍，且备受赞美。“平和会馆”的某张写真里，一群乐呵呵的飞行员正准备起飞，其中一人不过是个小孩儿，他刚和自己的宠物狗诀别。配图文字如下：“在这些不久之后注定命丧黄泉的人欢笑的脸庞上，洋溢着一种别样的美。”

当然，这份故作淡定并非日本人独有，英军轰炸机飞行员也是笑口常开。年轻人对壮烈赴死的浪漫想法没有抵御力。但现如今看到这被当成一种美好的事物，在“平和会馆”里得到大力歌颂时，还是让人心里发毛。因为爱国口号和爽朗笑声无法掩盖生命被白白葬送的悲剧。相反，它们平添了一丝苍凉的凄楚，在欢声笑语的背后，其实掩藏着一种绝望的情绪和难以抑制的歇斯底里。

一名十八岁的青年在寄给双亲的遗书结尾写道：“我真是个窝囊废，妈妈，竟然无法抛开一切，大声呼喊您的名字，尽管我很想这么做。妈妈！请原谅我，您一定觉得很孤独，但我现在要使出全力，大声呼喊您的名字：妈妈！妈妈！妈妈！”

这儿还有一封，是个叫阿茂（Shigeru）的少年写的，年龄不详：“是时候出发了。登上神圣战机的樱花正在怒放。我要加入他们的行列，开得一样绚烂。爸爸，妈妈，各位，请别为我担心。大家保重，我祝愿你们在世上都能活得幸福……”

这些信件和照片对参观者造成的影响不言而喻。男人沉默不语，不一会儿便抽身去看模型战机。上了年纪的女人则低声啜泣，用叠成小块的方巾擦拭眼泪。“太年轻了，”她们呜咽着，“太年轻了。”只比“樱花”年幼几岁的学生排队经过展品。有些人哈哈大笑，有些在闲聊，还有些默不做声。

令人悲伤的并不只是神风飞行员的过早凋零。但凡打仗，无论哪国的军人（乃至平民）都是如此。但他们的死让人最难过的地方，莫过于泛滥到让人反胃的煽情元素，而这居然被拿来为自我牺牲正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神风飞行员根本不相信那套樱花凋零和杀身成仁的爱国主义说辞，毕竟这在当时非常普遍。而这正好切中了问题的本质：他们被教育为自己的死欢欣鼓舞。正是这种对他们懵懂理想的利用，让劝之赴死的做法显得无比邪恶。但这点在“平和会馆”里至今完全没有提及。

至于虚假的理想和腻味的诗意，它们依然是此地氛围的构成要素。通往会馆的马路两旁栽着樱花树；人们大肆吹捧所谓的“欢笑脸庞之美”；导游指南称会馆为“泪之阁”；一幅骇人的4×3米的油画里，六个身裹白袍的天使将一位飞行员的遗体抬离正在燃烧的机体，托着他升向天堂；最最重要的是，拒不承认自杀式任务完全是白白葬送生命，仅仅起到了延缓战争结束的作用。几千人的死被赋予了一种子虚乌有的意义：年轻人为了和平与繁荣而死，他们的牺牲是爱国主义的光辉典范。

松本先生是负责管理会馆的当地公务员，他站在主楼里一架绿、白、红三色相间的自杀式飞机前，身旁簇拥着三百来个身穿海军蓝和黑色校服的学生，他们席地而坐，正听松本训话。松本的口气像极了过去放幻灯片的解说员的腔调，带着婉转悦耳的鼻音。他问孩子们从哪儿来。“喏，这是你们的前辈，”他边说边拿出一张和孩子们是同乡的飞行员照片。照片里的死者笑容可掬地看着镜头。松本举着照片，讲述他们的生平故事；关于牺牲、勇气、单纯无私的情感，以及美好理想。结束演讲时，松本说有人恐怕会批评他将战争理想化了，或者在鼓吹军国主义。但这种想法大谬不然，他表示。战争太坏了，坏透了，我们再也不能重蹈战争的覆辙。

然而，事后我在他办公室追问道，如果说故事的主人公都那么英勇，他们的理想又如此纯洁的话，为什么孩子们还会得出战争太坏了的结论呢？“这是因为，特攻队的飞行员是如此真诚地信奉和平。”

我知道多说无益，松本和会馆创始人既不是嗜血之徒，也不是为战争辩护的卫道士。然而，战争宣传向来立足于理想之上——牺牲、诚实和神圣事业。他们对于理想的信念太过坚定，难以撼动。

*****

要想精确洞察变化总是不甚容易，因为事物一直都在发生变化，多数悄无声息，无人留意。但就战争记忆而言，1990年代初在日本可谓是一段大变动的时期；或者起码看似如此。自1980年代末以来，退伍老兵开始公开谈及往事。1991年，原韩国慰安妇及部分幸存中国劳工赴日索赔。在大阪和京都，两座着重反映日本侵略历史的新博物馆对外开放。总而言之，似乎打开了几扇窗，放进来一缕清风。对此有两种常见的解释，一是1989年裕仁天皇撒手人寰，二是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于1985年在德国国会所做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谈到，“任何对过去视而不见的人对现在也一样盲目。不论是谁，只要他拒绝铭记过去的惨无人道，就存在染上新疾的风险。”演讲稿被译成日文，读者甚众。许多日本人都跟我谈起过此文，说这为他们树立了榜样。

但日本的侵略史之所以重新得到了突出，还有一个更为政治化的原因。海湾战争引发了一场对日本武装力量今后扮演之角色的严肃讨论。一部新法案（《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简称PKO法案）获得通过，使得日本自1945年以来首次能够以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的名义向海外派兵。这乍听起来好像很轰动，实则不然，因为自卫队只能携带轻武器，且不能参与任何战斗。但这一尺度对不少日本反战主义者而言已经够过分的了，他们将其视为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又一迹象。呼吁在平和会馆设立“侵略者一角”的广岛活动家是这么想的，作家兼政治活动家小田实也是这么想。两座崭新的战争博物馆——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和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馆——背后也折射出强烈的和平主义思潮。二者均非日本政府拨款所建。大阪的博物馆由大阪县政府和市政府建立，而京都那家则隶属于立命馆大学。

两座新博物馆都是世俗机构，并无义务供奉任何人的灵位；这里既没有“遗物”，也不存在“圣地”，更不见对舍生取义的颂扬。话虽如此，反战主义并非没有自己的宗教氛围。一走进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馆大厅，就能看到漫画家手冢治虫所绘的两幅巨型壁画，内容是两只惊慌奔逃的鹤——一只飞离幽暗而残酷的过去，另一只正飞向光芒万丈的未来。用宣传册的话讲，艺术家倾尽全力，想要“歌颂生机勃勃的宇宙，歌颂让所有生灵都能活出精彩的上苍”。

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位于一幢富丽堂皇的现代建筑三楼，中心最后一个展厅呈现了人类依然面临的危险：核威胁、生态危机和社会危害。耳畔萦绕着新世纪风格的音乐，空灵而飘逸。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录像，阐述自己对和平的见解。一名美国女性表示，战争属于男人，只有女性的治愈力量才能带来和平，因为她们会纺纱织布，培育后代。

撇开上述景象，两座博物馆的宗旨简单明了：改变战时日本的形象，使之从受害者变为侵略者。日本人的苦难并没有被忽略；大阪博物馆的一个展区就十分详尽地——尤其是从孩子的视角——展示了大阪是如何被燃烧弹摧毁的，以及遭到打击是何种滋味。在当时儿童所绘的一幅彩色图画里，逃命的人群惊慌失措地飞奔过桥，身旁炸弹爆炸，婴儿的头颅被炸上了天，鲜血四溅。可是，不同于广岛博物馆，在这里人们小心翼翼想表达的是，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日本发动的战争。

满满一屋子“十五年战争”的文物、档案和照片清楚展现了这点。没有什么是被粉饰的；南京大屠杀、化学战部队、慰安妇，这些都有介绍。但除了只言片语外，解释并不详尽。很明显，这么做是因为不想过多触及战时宣传的本质——国家神道鲜有提及——而是让年轻的参观者对战争的残酷性有所体认（据悉，他们多为初中生，因为高中生正忙于应付考试）。

由于对日常生活的军事化管理、压制言论自由和民族主义宣传给予了更多关注，京都博物馆的启迪意义更大，涉及政治的内容更多，对战后历史所做的简短概括也符合左派常有的结论。比方说，某本供小学生使用的插画书就写道，越战是美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但“渴望自由和独立的越南人民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

话说回来，这么做的目的与其说是鼓吹反美主义，不如说是为了彰显战争都是邪恶的。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宣传册的话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而富饶的日本，但战争阴云依然笼罩在我们上空。‘十五年战争’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根本没有所谓的正义战争。”

大阪博物馆创立人之一胜部元（Katsube Hajime）教授在一本由他撰写的、名为《日本的角色》的小册子里，进一步厘清了反战主义的政治背景。在书中，胜部探讨了《日美安保条约》和PKO法案。在他看来，政府故意歪曲或掩盖日本战时历史，以此为日本军事大国地位的恢复背书。他希望日本能斩断“如今同美国的霸权主义全球伙伴关系，并成为民主和平阵营的一分子……”，另外，“如果选择走这条路的话，日本就必须承认它在‘十五年战争’里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并对战争受害者作出赔偿”。

胜部教授为人光明磊落，他似乎一向如此。由于在私人研究团体内部质疑日本的战事，他于1943至1945年间蹲了两年大牢。他指出，同所有政治犯一样，释放他出狱的不是本国政府，而是美军。这段经历给他造成了创伤，打那以后他就一贯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日本政府。他的穿着一副年迈进步主义者的模样，很是随意：灰色运动衫、蝶形领结、宽松长裤。他向我解释大阪国际和平中心标志的意义——紫色的圆圈中央有个绿点，他说，绿点象征大阪，传递着和平的讯息，紫色圆圈则代表世界各国。

参观完博物馆后，某位馆员领着我来到天台。站在那儿，我们俯瞰围绕大阪城天守阁而建的大型公园，那里曾是日本帝国陆军操练和演习的地方。我回想起先前参观过的日本战争博物馆，有大阪的，有京都的，有设在九州原神风特攻队基地的，有广岛的，还有靖国神社里的“游就馆”。诚然，战后的日本确有变化，可是基本的争论依然如故。正方心目中的日本，已从罪行中吸取教训，再也不会走向战争。反方认为，日本应有重新成为“普通”军事强国的自由。只要一方运用历史罪孽来支持其和平畅想，另一方就会加以否定。

*****

迪特·舒尔特（Dieter Schulter）是我在德国遇到过的怨气最重的人之一。七年来，他一直担任波茨坦历史博物馆馆长。该市位于原民主德国，是诸多宫殿和军营的所在地。两德合并后，他被开除了。一位来自西柏林的中世纪史学家接替了他，并被指派修缮博物馆。她形容舒尔特是个“死硬派党员”，还告诉我，秘密警察斯塔西的办公室就在他头顶上。

我们约在一座破败宫殿裙楼内的季诺咖啡馆，这个地方很现代，光线昏暗。舒尔特衣冠楚楚，身穿熨烫过的蓝色牛仔裤和花纹毛衣，脚蹬一双柔软的便鞋，一头白发梳得整整齐齐，指甲富有光泽，说明最近刚修剪过。他讲话时，视线不停地在屋内游移，不说话时则撅起嘴唇。

他说，放弃在博物馆的工作并不容易，因为这曾经是他生活的重心。另外，他对时局的变化也很不满。他谈到波茨坦的历史地位。自腓特烈大帝以来历朝历代都将波茨坦作为展现其形象的工具，他解释道。波茨坦在1920年代是右翼政治活动的中心。战时，希特勒的高级将领都驻留于此，就连策划1944年未遂政变的那批人也不例外。然而，这一切在博物馆里都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舒尔特相信，博物馆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展现历史的法则”。

在面见舒尔特之前，他的继任者比尔申克太太已经带我在昔日博物馆的一些地方转了转，包括陈列二战馆藏的展厅，那里迄今未改作他用。自德国统一后，这些展厅就对外关闭了。里面散发出一股霉味，闻着有点像熟蘑菇。新馆长开了灯，揭开盖在玻璃展柜上的一块白布，露出“新制度的象征”，即共产主义德国诞生前的旧政权。标志物排成一行：有个一战的德式尖顶钢盔，一顶财阀戴的高帽和一顶冲锋队的褐色军帽。它们排列的次序就跟历史法则一样顺理成章，和多米诺骨牌一样整整齐齐。在展厅的其他角落，我学习了法西斯主义为何是“魏玛共和国内部民主体制和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

我问舒尔特，这些文字是谁写的，他是否还相信这一套。他撅撅嘴，望向我身后，开口说道，声音轻得几乎像是在耳语：“这些差不多是七年前写的，科学知识后来进步了……”

他的想法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仍然相信，社会主义必须是探寻社会关系和语境的基础。历史不能只是由细节拼接而成的马赛克，只展示物品的博物馆算不上是博物馆。”

接着，他话锋一转，谈起自己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不易，比方说，每次办展都必须得到审查人员批准，然后才能落实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物资，譬如印刷用的纸张。

他是否觉得德国比过去更自由？“不，我们从来就不自由，从来就没自由过！”哪怕是相对而言么？“没错，你瞧，就跟我们过去为了拿到纸张或资金，不得不作出妥协一样，现如今某件事如果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合拍，那你照样什么也办不成。必须噱头十足，必须如何如何。好吧，也许历史博物馆会更有趣……”

我对舒尔特无甚好感，他是个共产党官僚，跟前人没啥两样。他的口气听着甚至很像1945年突然发现自己的世界轰然崩塌的那些纳粹低级官僚。当被问起办公室楼上的斯塔西时，他说自己一无所知：“从没人告诉过我，我不知道，这种事怎么可能知道？我知道啥，我啥都不知道。”

但他关于博物馆的一番话有一定道理。一座博物馆，特别是历史博物馆，不能只是随随便便展示些物品。展品必须根据观念进行排布。没有故事的历史是令人费解的。这不是说，世上根本就没有真相，所有故事都是宣传。但要是想抓住真相，就必须有对抗，有争论，有阐释，还有重新阐释——简言之，有一种无休无止的叙述。问题在于，如何在博物馆里呈现这点。

东柏林或许给出了一种答案。民主德国解体前，每栋住房、每所学校、每家工厂、每座军事基地都有一个所谓的“传统之屋”（Traditionskabinett）。这些屋子实为一间间微型博物馆，概括性地展示了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德国工人运动，共产主义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苏联红军解放易北河以东的德国领土，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这里呈现的是最纯粹的历史“传统”，为共产主义国家提供了合法性。同无处不在的列宁胸像一样，这些地方中的大多数在1990年后已被拆除。然而，在东柏林某公园一角，一间“传统之屋”仍保存完好。不过，它的主题不再是历史，而是宣传。展品四周贴满了标签，在解释展出内容的同时，也进行批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可以说是在解构旧政权留下的神话。

虽说两者并不完全一致，但我还是联想到了汉堡一座著名的警示碑，作者是雕塑家阿尔弗雷德·赫尔德利奇卡（Alfred Hrdlicka）。赫氏的作品刻画了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的尸体和骨瘦如柴的囚犯，是对一旁一座年代更为久远的纪念碑的批判——此碑丑陋至极，形似巨型地堡，立于1936年，目的是纪念第二汉莎步兵团76营。浮雕上刻着成排一模一样的士兵，正环绕石碑行军。在他们佩戴的头盔上方，刻着一行哥特字体的文字，摘自海因里希·莱什（Heinrich Lersch）作于1914年的一首诗：“我们终有一死，而德意志永垂不朽。”（Deutschland muss leben, und wenn wir sterben müssen.）几乎所有纳粹纪念碑都难免被拆毁的命运，但这块碑却逃过一劫。人们选择将赫尔德利奇卡的尸体石雕立于其侧，是一种更为妥当的回应。这座警示碑存在的意义是进行反驳。

然而，诸如此类的例子十分罕见，也并未为历史博物馆或纪念碑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实际解决途径。当总理科尔于1983年提议联邦德国建立属于自己的德国历史博物馆时，他脑子里盘算的肯定不是上述做法。为了向柏林建城七百五十周年献礼，其博物馆计划要到1987年后才开工。

赫尔穆特·科尔在保守派学者米夏埃尔·施蒂默尔等顾问的熏陶下，对历史很有兴趣。同其他保守派一样，他担心联邦德国缺乏历史认同感。在酝酿建造博物馆的计划时，里夏德·冯·魏茨泽克还是柏林市长。魏茨泽克表示，东德人起码有更为连贯的历史观——东柏林还有一座德国历史博物馆，一座大号的“传统之屋”，位于壮观的巴洛克式军械库内。米夏埃尔·施蒂默尔曾写道，“追寻我们丢失的历史”不仅“在道德上具有合法性”，而且“在政治上具有必要性，因为这关乎联邦德国的内在延续性和外交政策的可预测性”。(105)基民盟国会议员阿尔弗雷德·德莱格尔（Alfred Dregger）担心，倘若对“德国整体历史”了解不够，年轻一代的德国人就不会充分支持“民主国家”。“整体历史”（die ganze Geschichte）是句黑话。他要表达的是——而且在一些场合确实说过——对于纳粹时期历史给予的关注过多了。简单地说，上了一定岁数的德国保守派担心，国家被一分为二，联邦德国的公民会自感不是完整的德国人。历史——即“整体历史”——会帮他们增强认同感。

因此，当科尔在1985年就博物馆项目再次做国会演讲时，他指出有必要知道“我们从哪儿来，作为德国人今天又身居何处，以及将向何处去”。(106)不过，他还提到了和东德的关系，所谓的“德国政策”（Deutschlandpolitik），这触及“我们的民族认同感、我们国家和欧洲命运的核心”。

一个由史学家和博物馆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应运而生，接踵而至的是一场辩论。左翼政客和知识分子对科尔的想法完全不感冒。他们怀疑保守派政府的计划背后动机不纯，对保守派民族认同思想更是极度不信任。可以说，在他们心目中，身份认同压根不关政府的事。社民党政治家弗莱穆特·杜维（Freimut Duve）在1986年声称：“历史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政治。在民主国家中，政府既不能、也不应以过去封建领主的方式建立博物馆。”(107)就这样，正反两方你来我往，相持不下，直到1990年整件事变得多此一举后，这场口水仗才告一段落：两德合并，又只剩下一个“德国”了。

今天，最接近官方历史博物馆的，是坐落在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其位于东柏林的军械库内，过去是共产主义德国历史博物馆。早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就有人试图改造它。那时，门口的一块牌子上写道，“我们如今知道，这座博物馆反映的是一种为越来越官僚和集权的社会正名的历史观，它禁止人们同过去和现在建立积极而主动的联系……所有一切都有待改变，有待得到新的评价。欢迎您不吝赐教，协助我们以真正可取的方式呈现历史。”

这番话里能读出一丝急切，暗示东德人尽管有世上最强的意志，但单靠自己也无力应对。因此，西德人参与了进来，军械库内部被拆除一空，代之以新博物馆。崭新的德国历史博物馆没有设永久性馆藏；历史主旨和话题呈现于各种临时展览中。据馆长克里斯托弗·施托策尔（Christoph Stölzl）介绍，“如此设计，是为了促使人们思考。”

施托策尔来自慕尼黑，是个品味考究的自由派，仪容整洁，很有英国范儿（style anglais），扎真丝领结，穿花呢西服：他既是美学家，也是经验丰富的行政人员，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像个做广告的。施托策尔出生时恰逢战争末期，不过他身上没有折磨许多“六八一代”知识分子的那种对罪行的道德关切。他以一句评论开启了我俩的谈话：“你不可能为某件你没做过的事进行心理哀悼。”无疑，他指的是奥斯维辛之后身为德国人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

“你能做的，”他说，“只是些象征性的事，形式上的。比如设立一年一度的奥斯维辛日，给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捐款，这些都不错，总比自我反省更有建设性。可是，德国理想主义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幻想不切实际的事，却忽略那些可以做到的。”

我来拜访施托策尔，是想就他供职的博物馆请教几个问题，可他却滔滔不绝地谈起了纪念馆。不过，他尝试对二者进行区分：“我认为，应该用象征性和艺术性的姿态来面对过去，但有不少德国人觉得，应以话语取代仪式。问题在于，他们把探讨变成了一种准宗教活动，而不是政治活动。”

在博物馆，审美和政治话语的结合是行得通的，纵使总有些人会抱怨，说艺术成了话语的牺牲品，或者倒过来，话语成了艺术的牺牲品。而在纪念馆里，仪式和分析恰恰无法相融。施托策尔也许会因为过于强调艺术性而遭人指摘，毕竟，现在谈的可是历史博物馆。他关心的是外在形式，就纪念馆而言，这也许是他应有的关切。但就连他，也会将博物馆和纪念馆混淆起来——尽管这有时或许在所难免。

比方说，对设在万湖别墅内的大屠杀博物馆，施托策尔就持批评态度，因为其选择的形式是错误的。据他称，博物馆把大屠杀中的犹太人描绘成“永恒的受害者”。他反对展示死亡营和隔离区的照片。在他眼里，写不写实不是重点。他希望记忆的形态能鼓舞人心。相比较下来，他更青睐天主教公墓对逝者的呈现方式。透过墓碑上的照片，逝者可以活在人们心中。“这么做，”施托策尔表示，“才像是复活。我觉得，最好还是把逝者当成活生生的人来缅怀，而不是被卷入工业化杀戮机器的骷髅或尸体。”

然而，万湖别墅的问题在于，它究竟是博物馆还是纪念馆？这点存在模糊之处。想必二者皆有，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你能通过艺术作品、仪式、分析和话语来铭记大屠杀，但这一切不能在同一时空进行。我向施托策尔指出，仪式化和艺术性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天主教的立场，而强调道德话语更符合新教的传统。他认可了我的说法，称没准是这么回事。事后，我觉得这一概括或许可以进一步延伸，因为德日两国的纪念馆和博物馆面临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记忆既可以是宗教化的，也可以是世俗化的。两种说法都成立，但不能混淆。德国在避免二者被混为一谈这点上，做的并不比日本要好多少。宗教思维依然在相同程度上纠缠着这两个国家。

[1]原文如此，应为2146块。——编注

[2]Karl Friedrich Schinkel（1781-1841），普鲁士建筑师、画家、城市规划师，德国古典主义的代表大师。

[3]庞贝（Pompeii），古罗马城市，公元79年因火山爆发被彻底淹没。整座城市的遗址直到18世纪中期才重见天日。

[4]即埃及艳后。

[5]Rudolf Hess（1894-1987），纳粹德国政治人物，曾任纳粹党副元首，1987年死于柏林施潘道军事监狱内。

[6]应是战争末期，随着盟军在东部的不断推进，被迫转移的奥斯维辛囚犯。——编注

[7]Walter Ulbricht（1893-1973），德共首任主席。

[8]英语谚语中有skeleton in the closet的说法，直译是壁橱里的骷髅，意指见不得人的丑事。这里是指布痕瓦尔德臭名昭著的过去。

[9]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即克格勃的前身。

[10]除了犹太人外，欧洲吉卜赛人（罗姆人）也是纳粹德国种族灭绝政策的主要受害者死者约有五十万。

第四部分

第九章 一个正常国家

1988年11月10日，波恩。距离“水晶之夜”过去了整整五十年，联邦议院议长菲利普·耶宁格（Philipp Jenninger）坚持由他亲自主持纪念日，对西德议会做演讲。他不希望任何人抢他的活儿，就连犹太社团领袖海因茨·加林斯基（Heinz Galinski）也不行。如果同意让加林斯基发言——他日后在维也纳告诉我——就得让天主教会大主教也说两句，那新教教会要不也来？不行，这样下去没完没了，再说联邦议院又不是这些人的舞台。总之，议长菲利普·耶宁格博士态度坚决，只有侵略者的后代才有资格发言并缅怀这一天，受害者可不行。

于是，他站起身，与其说是在发言，不如说是在照本宣科，操着拖沓无比的官腔，仿佛宣读一项草案。下文摘录了他的发言内容：

……我们今天齐聚联邦议院，纪念发生在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排犹暴动。因为，理应铭记并为发生在我们中间的罪行负责的人，不是受害者，而是我们，我们德国人必须清楚地了解本国历史，吸取有利于当下和未来施政的教训……

受害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很清楚1938年11月在他们的苦难历程中意味着什么，可我们清楚么？……

总体而言，德国人对反犹活动和措施的反应很漠然；他们过去几年来一直如此。积极参与暴行的人数并不庞大，但也没人起来反抗，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抵抗行为……

回首过往，女士们先生们，很明显，1931至1938年间，德国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一个法治国家变成了犯罪国家，变成了摧毁法律、伦理准则和道德根基的工具，而国家顾名思义，本是为了保护和捍卫它们而存在的。

就德国和欧洲犹太人的命运而言，希特勒获得的成功甚至比他的罪行和劣迹更加意义深远。即使时隔多年再回眸，即使我们已经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1933至1938年这段时期依然让人捉摸不透，起码从希特勒最初几年在政治上的无往不胜几乎史无前例这点来看，事情确是如此……

对于大体上将魏玛共和国看成一连串外交政策耻辱的德国人而言，所有这一切看起来一定像是奇迹。还不单单是这样。人们不再失业，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之前大家都过苦日子，之后多数人都过上了基本富足的生活……

至于犹太人，喏，他们是不是太妄自尊大了呢？当时的人就是这么说的。他们难道不应该学着谦卑点么？难道不应该被敲打敲打么？最重要的是，撇开无法信以为真的夸大其词外，当时的宣传难道不是基本符合人们的猜测和想法么？当事情到1938年11月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时，人们总还能找到说辞，比如借当时某人的话来讲：“我们干嘛要关心？如果很吓人，不看就是了，这又不关我们的事。”

女士们先生们，早在希特勒冒出来之前，德国就有反犹主义，许多别的国家也有……

诚然，国家社会主义者竭尽全力想要掩盖他们犯下大屠杀的真相，但所有人都知道纽伦堡（种族）法案，所有人都目睹了五十年前的事，遣送犹太人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

许多德国人任由自己被国家社会主义蒙骗和引诱。许多人漠不关心，使罪行成为可能。许多人自己也成了罪犯，有关罪行和掩盖罪行的问题是人人都应回答的。

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抵制的是对历史真相的质疑，是将一群受害者与另一群受害者对立起来的做法，以及对事实的否定。所有希望减轻我们的罪孽、声称过去并非暗无天日——或其实没那么暗无天日——的人，都在试图为无法辩解的事进行辩解。

为了阐述他的观点，耶宁格引用了一段描述1942年犹太人遭集体处决的目击者证词。所有细节——婴儿流着血，身体不断抽搐；赤身裸体的母亲；年轻的刽子手在开枪间隙抽烟——在他不动声色的嗓音中娓娓道来，一点没有遗漏。他还引用了希姆莱的话，后者曾开导手下的党卫队军人，说不要因为看到一百具、五百具甚至一千具堆积如山的尸体就心里发憷。耶宁格套用当时流行的话说，犹太人是“害虫”，诸如此类；他引经据典，甚至把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搬了出来。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错误已经铸成，演讲是一场灾难。

在他开讲后没多久，绿党的大部分议会代表便起身离场，以示抗议，待到演讲结束时，有四成的社民党人也已离席。据一篇新闻报道称，耶宁格本人所属的基民盟的党员“羞得无地自容”。在耶宁格演讲前，年迈的犹太女演员伊达·埃雷（Ida Ehre）曾朗读保罗·策兰的诗歌《死亡赋格》，引起巨大反响，此时却以双手掩面。耶宁格离开议会大厅时形单影只，苍白的额头上淌着汗。就连最亲密的政界友人都没跟他握手。耶宁格本想给众人上一堂历史课，但他的讲话往轻了说是口无遮拦，不知所云；往重了说是不知廉耻地妄图为德国人开脱。

“丢人现眼！”演讲刚结束，某位基民盟党员就大声斥责。“黑暗的一天，”一位自由民主党人哀叹道。“一场灾难，”某社民党人评论。“痛心疾首，”另有人说道。国外媒体一概义愤填膺：意大利某日报的头版头条是“德国议会的反犹主义”。荷兰某报的标题写道：“希特勒崇拜在德国议会兴风作浪。”伦敦的《泰晤士报》称这一天为“西德的国家灾难”。两天后，耶宁格辞职。颇有些吊诡的是，大约一年后，他被任命为驻维也纳大使。

时隔多年后重读耶宁格的演说词，很难理解其为何会掀起轩然大波，他自己恐怕也会感到不解。或许他用词欠妥，或许旁征博引属于聪明反被聪明误，但光看表面是不够的。要理解人们为何群情激愤，就必须想象当时的场景，或者事情的经过。

耶宁格在位于维也纳的办公室里——房间摩登、实用且无个性——向我坦言，他那时犯了个大错。在伊达·埃雷念完保罗·策兰的诗后，他不应该紧跟着发言。“这首诗太有感染力了，”他说。嗯？这怎么说？“喏，用它为严肃的历史演讲做铺垫并不合适。”对，没错，不合适，我迎合道。

清晨的黑牛奶

我们夜里喝

我们中午喝

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1]

想不被感染是不可能的。用《法兰克福汇报》的话来说：“ （埃雷）洪亮的声音在颤抖。你能听到她的喘息和讲稿捏在手里的窸窸窣窣声。议会大厅里的所有人无不为她话语中的力量和悲恸所打动。接着，耶宁格走上讲台，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女士们先生们……’”

耶宁格相貌平平，不是那种能轻易打动听众的人。身材矮小臃肿、来自莱茵地区的他出身农家，靠打拼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在德国，随便哪家啤酒馆的餐桌旁都能见到这号人。他笑声粗嘎，西装看着太紧身了，这一切都不利于当天的发挥。他乍看就是那种稀里糊涂、笨嘴拙舌、后知后觉的人。

一位社民党党员抱怨称，他一次都没有使用Trauer这个词，这可以翻译为“悲痛”，也可以译作“哀悼”。惹恼很多人的，正是耶宁格演讲的基调——不够“痛心疾首”（betroffen）。擅长道德姿态的大师、西德首相维利·勃兰特曾在原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前双膝下跪，为纳粹的所作所为谢罪，他称耶宁格事件为“战后德国史上黑暗的一天”。耶宁格“之所以栽跟头，不是因为他是个坏人，而是因为他所谈论的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能力”。

耶宁格的讲话，被人拿来同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三年前于德国议会所做的著名演讲作对比。后者在浸透悲痛之情（Trauer）的演讲中提到，“单纯、诚实地缅怀过去”的必要性，已经成为“一个人内心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有人把耶宁格的表现同其好友赫尔穆特·科尔一天前所做的演说进行对比。科尔平素并不以风度或圆滑著称，但在法兰克福的韦斯滕德犹太教堂，就连科尔都老练沉着，从容应对，称大屠杀“有理由让人感到深深的耻辱”。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耶宁格栽跟头，是因为挑错了场合，当时需要的是追思会，而不是“不带感情的历史演讲”。

但是，耶宁格发言的场所不是犹太教堂，他也不是以德国人的身份向一群犹太人发表演讲；他置身于世俗的德国议会，这里是德国政治的殿堂，面对的听众是其他德国人。日后在维也纳的办公室里回忆起那痛苦的一天时，耶宁格嚷道：“我们必须发声！但不能老是那一套。光说我们感到惭愧、不会让其重演是不够的。我是想拿面镜子，让德国人照照自己！”

我对耶宁格生出一丝同情。有意思的是，许多从受害者角度看问题的人也同情他的境遇。德国犹太社团中央委员会成员米夏埃尔·福斯特（Michael Fürst）就觉得耶宁格没必要辞职。毕竟，他说，耶宁格所述均属事实。除了他以外，纽伦堡审判的检察官罗伯特·坎普纳（Robert Kempner）也认为耶宁格的演讲“甚至算得上精彩”。

那么，德国人为什么讨伐声一片？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硬要错误理解耶宁格的引经据典？他们为何认为是他，耶宁格——而不仅仅是他援引的那些人——视希特勒为令人痴迷的政治家，而犹太人是“害虫”呢？或许，他的演讲场合和内容都不足以充分解释其遭遇的滑铁卢，这还同德国国内的猜疑氛围有一定关联。绿党、自由党和左派怀疑保守派在利用一切机会为战争洗白，相反，保守派则怀疑绿党、自由党和左派借奥斯维辛一事让德国人下不来台。“水晶之夜”五十周年纪念之际，德国的猜疑气氛达到巅峰，当时正值一个十年即将落幕。在这十年中，保守派屡次试图篡改历史，甩掉罪孽的包袱。早在六年前，右翼基民盟党员阿尔弗雷德·德莱格尔就呼吁全体德国人“走出希特勒的阴影——我们必须恢复正常”。

往前推四年，赫尔穆特·科尔造访了以色列。访问期间，他谈到自己“所幸生得晚”——也就是说，因为生得晚，所以没动手杀过犹太人。他也使用了“正常”这个词，譬如论述德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正常关系”。这时距离科尔的比特堡之行过去了三年，距离恩斯特·诺尔特称大屠杀是对斯大林的“亚洲野蛮之风”的自卫性效仿、从而掀起“历史学家辩论”过去了两年；换言之，大屠杀并非德国特有，只不过是人类恐怖历史中一件稀松平常的事罢了。

讲话磕磕绊绊、支支吾吾的耶宁格一头闯进了这片战后德国的战场。固守一方阵地的是那些希望德国正常化，因为生得晚所以毫无罪孽感的人；盘踞另一方阵地的则是将奥斯维辛化为自我认同一部分的人。到头来，耶宁格两头不讨好，因为他一方面揪着罪行不放，另一方面又没有显示出足够的愧疚感。

同赫尔穆特·科尔一样，耶宁格幸亏生得晚，没能成为纳粹的信徒。他生于1932年，即希特勒上台前一年。耶宁格回忆称，他的父亲是画家，曾经反对纳粹。耶宁格有几位兄长，均投身军旅，有两人并非出于自愿：其中一个刚参战就死在了意大利，另一个死在了俄国。

耶宁格只比君特·格拉斯（生于1927年）年轻几岁。他们那代人很特别，要加入纳粹已经晚了，但年纪尚小，足以被教育成纳粹：譬如少年团、希特勒青年团，等等。这段经历让许多同龄人对过去沉默以对（倒是他们的子女在大谈特谈）。“生得晚”赋予他们或许是几代人中对过去最为复杂的看法：太年轻，不必担责，但却沾上了罪行的污点。像格拉斯那样谈论并描写战争的人，往往从不停歇，甚至走火入魔，而且时常是从孩子的视角述及战争，譬如格拉斯的《铁皮鼓》。他们的心结是要为父母的行为作出解释。这是最难办的，因为要解释父母的行为，就得尝试想象他们眼中那个世界。这意味着产生共鸣，哪怕只是在思想层面上，而感同身受能够轻而易举地蜕变为辩解。这就是为何耶宁格的多数同龄人倾向于只字不提。

针对耶宁格演讲的诸多批评之一——说这话的是某位自由民主党政客——是他试图“解释无法解释之事”。这是一种普遍的指控。普里莫·莱维曾写道（关于大屠杀，而非耶宁格）：“也许我们无法理解，毋宁说，我们不可以去理解所发生的事，因为理解几乎等同于为之正名。让我来解释一下：‘理解’一种倡议或人类行为，意味着‘克制’情绪，隐去始作俑者，把自己代入他的位置，对他感同身受。如今，人类再也不能够去认同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艾希曼等数不胜数的这类人。这一方面让我们沮丧，另一方面也给了我们一种慰藉，因为他们的话（不幸的是，还有他们的行为）如果无法理解的话，没准还让人好受些。这都是非人的言行，十足的反人类，无历史先例可循……”(108)

我们会犹豫要不要和莱维这样的亲历者争论。然而，倘若认为“水晶之夜”乃至大屠杀是无法解释的、“反人类的”，抑或者是某个隐藏在人类黑暗深渊中反基督者的行径，这其实是在淡化责任问题。当然，我们无从探索希特勒的内心世界。另外，人类暴行最深刻的根源或许神秘莫测，但诸如此类的暴行背后隐含着政治原因。这些原因既可以、也必须得到解释，特别是在德国国会内。耶宁格是个政治家，不是诗人，也不是上帝的信徒。

在谈及过去时表现得“痛心疾首”、满口宗教话语相对容易。耶宁格想要解释他父母的行为——也许有欠妥当——或至少是与他父母同辈的人的行为。正是那些人，想把他教育成未来的纳粹。“希特勒上台时，那些教授和作家在哪儿呢？”他的声音响彻办公室，边说还边跺脚，跺着那双看起来很廉价的土黄色鞋子。“我怎么老听说大家其实都反对希特勒呢？那是什么让他们选择了同流合污？我觉得，我们只有透过事实真相，才能同自己国家的历史取得和解。解释意味着讲实话！”

耶宁格松了松领带，这仿佛是根绞索，紧紧勒住了他粗短的脖子。额头上细密的汗珠泛着亮光。他告诉我，演讲结束后自己收到了三万封来信。声援他的人不是垂垂老者，就是青葱少年。老一辈的人感谢他，是因为总算说出了“当时究竟是什么状况”。年轻一辈则对知道了事情发生的真实原因心存感激。

揭开过去的神秘面纱，把历史看成是一系列大致有内在连贯性的事件——而不必囿于固定法则——并对它们作出批判性解释和评估，这些是史学家的任务。这项任务很艰巨，而且当这些事件尚历历在目、罪与耻的问题依然至关重要时，或许难以完成。1933-1945年间发生在德国和被占领国家的事件并不属于“正常”历史的一部分。对于德国学童而言，这是课堂上讲授的政治道德寓言。为警示碑揭牌，或纪念诸如“水晶之夜”等事件时亦是如此。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段不同以往的岁月，在时间的长河之外，他们忍受着罪恶的沉重负担。但自从1960年代末以来，人们试图将1933-1945年的这一时期看成是“正常”历史，不是道德寓言，而是大历史当中的一个片段，同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存在结构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关联。描述这一进程的德语词叫“历史化”（Historisierung）。但“历史化”有个悖论，这一进程的目的虽然是形成更为客观的历史观，但实际上却催生了愈加分化的主观看法。正常的历史意味着多样化的阐释。

比方说，某位保守派民族主义者也许会认为，大屠杀固然可怕，但依然可以算是一种一般性的种族灭绝，需要放到当时的大环境下加以理解，那段时期很不幸地涌现了大量种族屠杀事件。抑或者，他也许会说，第三帝国的德国人当时行为举止相对正常，因为希特勒毕竟提振了德国人的精神面貌。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希特勒作为一位精于礼节仪式的大师，有能力将一个从骨子里热爱歌剧式大场面、满怀浪漫主义情怀的民族迷得团团转。事实上，这些观点过去都出现过。只是耶宁格不太走运，听众认为他对此表示赞同。

“历史化”的另一个悖论牵涉到身份认同。“历史化”的目标是拉开与过去的距离，冷眼看历史。然而，诸如安德里亚斯·希尔格鲁伯等部分保守派史学家之所以想将纳粹这一时期放在绵延不断的常规德国历史中来看，是为了更方便对当事人——即非犹太裔德国人——产生认同感；也就是认同加害者的看法。倘若1933-1945年这段历史被看成是特殊的（sui generis），史无前例，邪灵转世，同主流格格不入，那么除了部分边缘化的狂热分子外，世人几乎不会对其建立什么认同。而对那“区区十二年”给予过多关注的结果就是，德国人被剥夺了历史自豪感。好，假使说第三帝国也算“正常”、不过是另一个时代的话，那么希尔格鲁伯以同理心推度德国士兵背后的故事——他保卫祖国免受亚洲野蛮之风的戕害——借此强化德国人的身份认同和自豪感的初衷，就会更有可行性。但在这种刻意认同的过程中，客观性两次受损：元凶一次是讲故事的人自己，一次是将罪责归咎于他人的故事主人公。

这样说来，认同就站在了“历史化”的对立面。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的鸿沟依旧如此之宽，彼此记忆反差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探寻客观看法的人（特别是德国人）都可能跌入这道鸿沟之中。特奥·索默（Theo Sommer）在《时代周报》里，就耶宁格的演讲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社论，标题是《论作为德国人的负担》。(109)看来耶宁格是想说实话咯，索默写道，“好吧，我同意。但请让我们知道全部的真相——有关受害者的真相与加害者的真相一样有说服力，而且还要带有感情——对于被猎杀之人命运的愤慨，应该同对猎手动机的同理心一样富有感染力，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强有力的用词，高尚的情感，但话依旧没说到点子上，因为耶宁格无法代替受害者说出真相，他也不打算凭区区几句忏悔之词恳请宽恕。他想要做的是探讨历史，站在一定距离开外了解过去。这么做并不可耻，但他本应意识到，即便战争过去了四十三年，“历史化”依旧是一项高度危险的工作。因为一个“普通”社会，一个不为过去阴影所搅扰的社会，不可能靠对历史“正常化”或摇晃十字架和大蒜就能到达。情况往往截然相反：只有当社会在面对过去时变得充分公开和自由——不是从受害者的角度，也不是从施害者的角度，而是从批评者的角度——阴影才会淡去。

*****

长崎，1988年12月7日。这一天是偷袭珍珠港四十七周年纪念日：天皇每天都在大失血，正缓缓走向死亡。要他命的是癌症。但是处在“自制”氛围中的日本媒体对此只字不提。在昭和时代即将落下帷幕的这些天，日本国内气氛沉闷，压抑，似乎山雨欲来。传统的新年祭被取消了，平时无比艳俗的橱窗展品也做了调换，以使其显得不那么扎眼。12月7日当天，长崎市议会某位共产党代表直言不讳地向市长本岛等发问：是时候谈谈天皇的战争罪行了吧？

本岛答道：“距离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四十三年，我认为我们有充足的机会反思这场战争的本质。我读过不少国外文献，也当过兵，受过军事教育，因此我相信，天皇对战争是负有责任的……”

1988年12月8日，长崎市议员及自民党地方分支机构要求市长收回他说过的话。

1988年12月12日，本岛市长说，都走出这一步了，他不能“背叛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但会辞去自民党顾问的职务。辞呈未被批准，相反地他被解职，永不叙用。本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并不是说只有天皇对战争负有责任，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有责任。但我真心觉得，目前的政治状态是不正常的。任何关于天皇的言论都会让人意气用事。言论自由不应受到时间或地域的限制。在民主国家，哪怕我们不同意一些人的观点，也应予以尊重。”

1988年12月19日，二十四个极右翼组织共驾驶三十辆装有扩音喇叭的卡车，浩浩荡荡穿行在长崎市内，叫嚣要索本岛的命，还说这是“天谴”。自民党希望长崎县知事拒绝同市长进行政治合作。知事答应了。

1988年12月21日，六十二个来自日本各地的右翼团体共驾驶八十二辆装有扩音器的卡车，在长崎市内游行示威，要求市长以死谢罪。

1988年12月24日，新成立的“长崎市民自由言论委员会”将13684名市长支持者的签名提交给长崎市政厅。收集这么多签名只用了两个礼拜。包括长崎县神道教寺庙管理办公室在内的多个保守派协会代表则呼吁弹劾市长。

1989年1月7日，天皇去世。

1990年1月18日，本岛市长被人开枪击中背部，袭击者是一名右翼极端分子。接受日本媒体采访的右翼人士宣称本岛终获“天谴”。

市长差点丧命，他的肺部被子弹击穿，一边咳血，一边等在车里向人求救。(110)警方没有向他提供保护，因为保守派议员反对这笔开支。

从表面上看，本岛事件和耶宁格的议会滑铁卢完全没有共同点。耶宁格受到的指控是他为屠犹辩解，本岛则被控将战争责任推给天皇。对于耶宁格，他流露的愧意太少，而本岛过多地谈及了罪行。耶宁格掩盖真相，本岛揭露事实。耶宁格粉饰过去，本岛自曝家丑。耶宁格惹毛了自由派和左派，本岛开罪了右派。在许多支持者眼里，本岛是英雄；耶宁格则灰溜溜地跑去了维也纳。然而，这两位的为人和遭遇还是有些许共通之处。这些共同点或许能揭示德日两国的某些国情。

本岛比耶宁格年长十岁，思维也更缜密，但二者身上都有地方政客那种莽撞和刻板的做派，他们也同是在战后保守主义政坛扬名立万：耶宁格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党员，本岛在惹上麻烦前隶属于自民党。本岛在1979年借他人之力当选市长，而日后正是当初助选他的组织把他赶下台。另外，即便险些死于枪击，他依然乐意同保守派合作。

1992年，建筑工人在紧挨着长崎和平公园（这座公园比广岛和平公园小多了，基本算得上是一片寄托忏悔之意的土地，里面遍布着现今多已不复存在的“人民共和国”赠送的纪念碑）的地方作业时，挖到了一座昔日监狱的地基，位置就在原爆中心附近。这之后爆发了一场风波。战时，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囚犯葬身于此，部分死于日本人之手，另一部分死于原爆。一群长崎市民希望保留监狱遗址，以显示日本人不只是受害者，原子弹也不是平白无故投下来的。保守派表示反对：和平公园是个“欢乐的场所”，有人说，“游客干嘛要来看一座监狱呢？”本岛站在保守派这边，他需要拉拢他们才能留任。他在建筑行业人头很熟，监狱的遗迹于是被埋在了一座新建停车场下。因此，不管他发表天皇战争责任论出于何种动机，可以肯定的是，他和左翼激进主义不沾边。

本岛和耶宁格挨批，更多是由于他们不聪明地选在错误的时间发声，不善于审时度势，而不在于说过什么话（当然这肯定也是挨骂的原因）。耶宁格选在举行纪念日当天给人上历史课；而本岛在天皇临终前的行为几乎是大逆不道（lèse-majesté）。自民党纪律委员会在评估本岛事件时，表示即使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一名政府官员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是极端不检点的行为”。(111)我甚至从公开支持市长的人口中听到过类似的话，其中一位还是服务于本岛的长崎市政厅官员。

在天皇大殓这周我与他见过一面，那是1989年2月的一个晚上，天气清冷。我俩受邀前往一位共同的朋友家里吃饭。这位公务员年近中旬，体态发福，笑起来有些谄媚，颇像那种见惯了迟钝学生的校长。他从蓝色西装的翻领上摘下办公徽章，喝了口清酒，开口道：“现在我可以以个人身份跟你们聊上两句了。”说完他一个劲地摇头以表达困惑：“老实说，我不明白市长干嘛要那么说，真的不明白。”

跟我一起的是个美国朋友。他问官员，市长所言到底有没有道理。官员嘬了嘬牙，闭上眼，似乎在承受巨大痛苦，又似乎是在沉思。他扭了扭粗短的脖子，双目依旧紧闭，答道：“哦……没错，其实没说错……”那他说的是实话咯？“这么个，对，可以说他没说错，但我还是不明白，他干嘛要那么说。”朋友脸上的不耐烦已有几分失礼，问道，既然这样，他是否认为市长应该说谎。官员的眼睛再次消失在厚厚的眼睑后，他的表情此时不再作煎熬状，而是一种痛苦的无奈。“在日本，”他说，“我们都知道真相，但却保持沉默。你必须理解我们的文化……”他扯了扯衬衫领子，叹了口气，领角已经湿了。

我们的文化……我想起一个旅日澳洲人在听到本岛言论后的反应。“很明显，”他在电话里对我说，“本岛不懂日本文化。”我没和他争。他的话和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谓的罪与耻的文化范式(112)不谋而合：德国人心中充满负罪感，觉得有必要承认罪孽，卸去其包袱，获得世人的原谅；日本人则希望保持沉默，最要紧的是，希望别人也保持沉默，因为重要的不是在上帝眼里是否有罪，而是公开出丑、难堪和失了“面子”。总而言之，耶宁格坦白程度不够，而本岛则话太多。两人的缺心眼虽不尽相同，但本质是一样的。他们没有循规蹈矩，他们破坏了本国文化的规则。

本尼迪克特的说法得到了一条重要细节的支持：本岛是基督徒。这也恰好解释了一些对手为何对他抱有成见。套用某位批评者的话说，本岛“表现得不像个日本人”。

市长收到一封信，寄自某位神道教神官，作者在信中指出，天皇已经承担了道义责任，要求他承担更多责任的做法“不符合日本人的习惯”。(113)难道说天皇在一年一度的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上没有表现出深切的悲痛么？另外，神官写道，像本岛那样谈论天皇是不对的，更何况整个国家的人都在密切关注后者的健康状况。接着，他写到了重点：“基督徒和言必称西方的人，包括所谓的知识分子在内，普遍会犯一个错误，他们不明白，西方社会和日本社会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宗教观念上……他们忘记了这一前提，企图将西方的结构加诸于日本的基础之上。我认为，这种错误解释了为何会有人要求天皇承担全责。”

本岛等出生在九州沿海一个小岛上，这里是天主教传教士在日本唯一留下过印迹的地方。早在17世纪，长崎市的大部分居民经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神甫施洗，皈依了基督教。后来，对此忧心忡忡的幕府将军下令大肆拷打和屠杀基督徒。基督徒被迫践踏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宣布退教，这一遭遇倒是同1930年代的共产党人颇为相似。但日本南部的基督徒还是坚持了下来，尽管迫害从未间断。本岛的爷爷曾被人逼着跪倒在地，然后朝膝上加石板，直到骨头折断。一旁还有警察向他吼：“基督，天皇，到底谁更重要，基督还是天皇？”

本岛自己在1930年代上小学时，也被迫朝神道教寺庙鞠过躬。天皇生日当天，老师会因为他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敬意而责罚他。他们会抛出与当年击垮他祖父一模一样的问题折磨他：“基督，天皇，谁更重要，是基督还是天皇？”

在日本，长崎是一座很特别的城市。曾几何时，它是面向外部世界的一扇狭小窗户，这段历史是这座城市引以为傲的资本。长崎有着大型唐人街，当地的一些菜肴从名字可以看出它们起源于中国。17至18世纪，日本几乎全面锁国。在此期间，荷兰商人被允许住在长崎湾内的一座小岛上，他们唯一的访客是官员和妓女（部分长崎人至今依然拥有祖先留给他们的高鼻梁这一特征）。在长崎，一些勇敢的学者通过孜孜不倦地翻阅词典和医书，从中汲取精华，开创了“兰学”，首次给予日本人管窥欧洲科学的机会。长崎还有推行“洋学”的学堂、一座修道院，以及一座别致的大教堂。投到日本的第二颗原子弹（投弹的飞行员恰好是罗马天主教徒）偏偏在教堂上空爆炸，将修道院夷为平地。关于长崎原爆，最著名的一本书叫《长崎之钟》，作者是信奉基督教的医生永井隆。他相信，世上没有意外。投到教堂上空的原子弹是上帝一手策划的，73884名死难者同几个世纪前被钉死在山上的永井祖先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殉道者。

对于本岛市长而言，正义是基督教里的观念。他同前文所述的澳洲人和神道教神宫一样，相信这赋予他一种不同于其他日本人的生活态度。枪击案发生前差不多一年，我和他见过一面，他向我阐述了这种思想。他说，日本人为自己在战时的野蛮行径承担责任，这具有重要意义。责任是个道德命题，而道德又是个宗教命题。日本人身上的问题是，“他们崇拜自然，却又不具备宗教性或哲学性的道德基础”。

我一边思忖，一边瞟了眼本岛市长。他的衣着打扮像个体育教练，身穿一套运动衫，这在日本是一种很流行的休闲服饰，但一位市长穿成这样接受采访并不多见。看到我在瞥他，他也瞥了我一眼，并牢牢盯住我的双眼，那种目光虽谈不上凶，但透过镜片，总还是让人感到几分厉色。他饱满的嘴唇绷得紧紧的，这让他歪斜的嘴部看着有些执拗。多数日本官员身上总有那种怯生生的紧张情绪，或者是因为心怀戒备而生的狂妄自大。但本岛身上没有半点这种气质。这是个有信仰的人，他知道自己是对的。

“在欧洲，”他接着说道，“人们的情绪有几个世纪的哲学和宗教传统做基础，但日本人只崇拜自然。这已经内化于心。在一个由自然统辖的世界里，是不会出现个体责任这一问题的。”

既然如此，那有什么解决办法呢，我问道。日本人应不应该全民皈依基督教？“我是基督徒，所以你说得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

他的口气听着像是天主教作家远藤周作小说里的人物。格雷厄姆·格林[2]对远藤推崇备至。和本岛市长一样，远藤相信他那些信奉万物有灵的同胞缺乏基本的道德原则及善恶观念，但他同时也认为日本人永远无法习得这种观念——也就是说，他们永远也成不了基督徒。远藤的所有作品都刻画了这种绝望之情；他的一部名作、出版于1966年的《沉默》，讲的就是一位耶稣会传教士背离信仰、放弃规劝日本人入教的故事。在远藤的作品中，东西方永远不会相遇。不过，尽管他或许是唯一一个从基督徒的视角描写个体战争罪行责任的日本小说家，他笔下的日本人并非全然泯灭良知。他们只是缺乏供表述的语言；或难以为其命名。在《海与毒药》中，户田大夫参与了一起活体解剖实验，结果导致一名美国战俘死亡。(114)良心有愧的他回到手术室，也就是犯罪现场，却并未感到“特别痛苦”。“我猜我没有良知，但不光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人也没对自己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感到有何不妥。”

也许那位神道教神官所言不虚，也许要靠基督徒才能打破日本的禁忌（本岛的同仁、广岛市长荒木虽然惯于高谈阔论，但他不是基督徒，也拒绝在1988年支持长崎市长）。不管右翼民族主义者和神道教神官如何极力辩称天皇崇拜不是宗教，而是日本的“风俗”，但其无疑就是一门宗教。要攻讦一种信仰，似乎得借助另一种信仰，譬如用另一位“天皇”——可以是佛祖、马克思或基督——来挑战日本天皇崇拜的政治信仰。这或许就是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对天皇体制及其政治用途不遗余力抨击的原因，恰如几个世纪前某些佛教徒的做法。但实际上，事情还不止这么简单。

由于多数日本人在昭和天皇临终前已经丧失了信仰，民族主义者因此想为宗教恢复元气。天皇的病入膏肓成了他们的机会。帝制崇拜是他们眼中日本的“正常状态”——“正常”和“自然”两个词一直挂在他们嘴边。大约在天皇离世前后，文化批评家江藤淳在某份知名月刊里撰文道，美国人把虚假的天皇形象强加给了战后的日本人。(115)他写道，日本人被禁锢在“战后民主和仅仅存在于名义上的天皇体制中”。但是，他接着写道，当天皇病危时，甚至连常年被西方洗脑的自由派媒体都无法掩饰作为日本人的个体悲恸。这显示出，“我国皇家的神圣性和庄严性”得到了保留，并将永世长存。右翼自民党政客石原慎太郎在同一份刊物里写道，天皇和日本人之间的纽带远远高于国家元首和公民的关系：“这反映了日本和日本人的独特性……”

英文名叫“托尼”（Tony）的加濑英明是原日本驻华盛顿大使之子，也是闻名遐迩的政论家。他曾为日本版的《花花公子》杂志写过一篇精彩的文章。文中，他描绘了神道教的“新尝祭”仪式。(116)根据这一仪式，新任天皇在父皇驾崩后，会迎来天照大神的册封，他要钻进她的子宫，获得重生，加冕成为一位神圣的统治者。“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加濑写道，“早在有历史记载之前就已成形……日本国诞生时，天皇就已经是最高祭司和国家元首了。皇室同日本神话水乳交融，无法分割。传说等同于日本的诞生。天皇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他同创造我们国度的诸神有血缘关系。”

这就是浪漫主义者希望日本人信奉的内容。同世界各地诸多知识分子一样，甚至可以说，同不少德国保守派一样，他们对物质主义和经济繁荣造成的精神真空忧心忡忡。恢复种族和帝制神话（两者归根结底是一回事）是日本修正主义者眼中恢复日本普通国家地位的出路。本岛的言论对他们追求和谐和自然福祉的理想构成了挑战。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反自由、反民主的理想，是威权主义政治的完美宣传。

同许多思想（mentalité）冲突一样，日本的修正主义思潮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和年龄有关。最积极的修正主义者是那些年过五旬的人，他们在战时接受教育，军事占领让他们受到打击。同耶宁格的情况相似，给本岛写信、表达支持的人往往要么年迈，出生时沙文主义集体癫狂尚未达到顶峰；要么就十分年轻，从未受其影响。没准，对可怕的精神真空感受最强烈的，正是被历史夺去赖以成长的天皇信仰的那批人。耶宁格和本岛的言论大相径庭，这使我们不便作对比，甚至会认为对比没有意义。毕竟，耶宁格被人和修正主义者、历史粉饰派和新民族主义者联系在一起。可我觉得对比还是成立的。由于通过世俗手段对待历史，耶宁格和本岛都触怒了试图填补精神真空、彼此却截然不同的团体：在波恩是宣读反战自白书的左派和绿党，在长崎则是意图复辟天皇崇拜的人。

这就是我为何觉得本岛的基督教信仰其实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重要，而他面对的挑战也不单是一场信仰冲突。他的个人动机毫无疑问和宗教有关。正义对他而言或许真的是个基督教观念。但他的言论是世俗化的，造成的效果亦然。他的支持者中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部分是基督徒，但从信件判断，所有人都抓住了要点，即这件事涉及政治，而非宗教。

发表言论两周后，本岛收到了一万封对他表达支持的来信。又过了几个月，数量攀升至三十多万封——写信人有家庭主妇、上了年纪的退休工人、退伍老兵、高中学生、办公室职员、为和平奔走的活动家、电影导演、大学教授等等。虽然除了个别人以外自由派知识分子均令人费解地保持沉默——日本没有出现写下“我控诉”（J’Accuse）的左拉式人物——自由主义立场的《朝日新闻》来信专栏里还是笔仗不断，好不热闹。我在这里只摘录其中一封，不是因为这封信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其具有典型性。信的作者是一位七十三岁的退休机修工：

“天皇体制引发了军事统治，酿成了日本史上最惨烈的悲剧。保守派当局如今再度祭出传统君主制，攻击民主权利……我们应当科学地分析自明治时代以来影响大众意识、并导致战争爆发的机制，这是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唯有这样，我国领导人的战争责任问题才能得到充分解决，不是靠‘胜利者’正义，而是靠日本人民自己。”(117)

这不是上帝、马克思或神圣祖先的声音，这是理性的声音。

当然，对于那些彻底取缔政治活动或对个人的任何行为——除了不执行命令外——都不追究责任的政权而言，政治责任的问题的确比较微妙。正如先前所见，哪怕是其他日本领导人的责任，都因为天皇的幽暗身份而变得不那么明朗了——他既是制宪君主，又是神圣祭司兼帝王。待到他们将国家引向一场自取灭亡的战争中时，一切无疑为时已晚。卡尔·雅斯贝尔斯在讨论战争罪行的文章里写道，人们应为统治他们的方式承担集体责任。如果统治国家的是个罪恶政权，人民就不可能逃脱罪责。说这话时，浮现在雅斯贝尔斯脑海中的也许是1930年代的德国市政广场，上面挤满了狂躁的暴民，呼喊着他们的元首。但雅斯贝尔斯的观点也有问题。什么样的政权才叫罪恶政权？罪不罪恶，又由谁的法律说了算？另外，人们又能否因为他们无从选择的局面被追究责任？

实际上，德国人的选择权比日本人要大。希特勒和他的褐衫军可不是靠一己之力摧毁魏玛共和国的。许多德国人在1932年把票投给了纳粹党。但在战后，希特勒已经归西，所以脏水大可朝他头上倒。德国人越是朝他泼脏水，就越是感到自己得到了解脱。都赖他，他们只是被灌了迷魂汤，在当时的情形下，这是可以理解的。耶宁格并未认真挑战这一看法，这就是他的演讲被视为狡辩的原因。

另一方面，本岛关于天皇的言论造成了相反的效果。在日本，不存在可以投票选举的纳粹党，天皇也无需参加竞选。天皇不会退位，也不会被妖魔化——只有凤毛麟角的人敢这么做。1945年，在把一身戎装换成生意人的西装，并在东京审判上逃脱罪责后，他实实在在地成为了民族象征。他无辜，就是日本人民无辜；同天皇一样，他们也是被军事领袖给“骗”了，从没有人告知他们战况如何，一心企求和平的他们是被拖入战争的。

事实上，天皇掌握了大量当时战局的情况，尽管他的政治影响力或许十分有限。自从19-20世纪之交以来，大部分日本人都心甘情愿地听任好战宣传诓骗他们，这种情况出现了不止一次。战争结束后，多数人却都不愿承认。然而，天皇受到蒙骗、清白无辜、热爱和平的形象必须得到捍卫，因为这是战后日本团结民心的一大要素——这是其一，其二是反战主义；一旦海陆军将领得到清算，日本人和他们那位几乎同阿米巴虫一样千变万化的“国家象征”——天皇——就能一起清清白白地安享荣华、否极泰来了。

有人对这番惺惺作态提出了批评。导演伊丹万作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里谈到了战争罪行的问题。(118)他讽刺了那种认为所有人都被骗了或者受骗之人必然无辜的看法。他认为，受骗之人必须和骗子一起承担骂名，因此“双方都肩负战争责任，只是程度不同罢了”。那些被骗的人仅仅因为任由自己被骗就摆脱了罪名；这可不行，全民族都应为怯于批评、卑躬屈膝、不会思考受到责备，他如是写道。同许多左派知识分子一样，伊丹对“日本人尚未能够摆脱封建主义和闭关锁国的桎梏，只能借助外来强权获得基本人权”倍感气愤。

“如今我们得到了政治解放，”伊丹写道，“但只要日本人坚持把责任推卸给军队、警察或官僚，那么他们永远也不会严肃反思自己的罪行、反思自己是如何任凭这些人摆布的，日本民族也就永远不会有希望。”

伊丹接着得出了和卡尔·雅斯贝尔斯一样的结论。人们必须对自己生活的社会负责。这是句残酷的评价，等于在说奴隶要为自己的境遇负责，或者更进一步说，要为主子的行径负责。但这种看法很重要，缺了它，维系公开、自由社会的必要制度就无法存续。这就是本岛的言论为何如此重要且如此令人振奋。他既然要天皇为战争负责，就不是在为日本人开脱。相反，通过揭露这位不负责任的大祭司身上的名不副实，他对其追随者的自我形象提出了质疑——这是一种逆来顺受的受害者形象，是某个谜一般的大棋局中小卒子的形象。

雅斯贝尔斯和本岛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和市长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其正义感也源自信仰。但伊丹和那些赞同他意见的人一样，并非基督徒。基督教——比如耻文化和罪文化之间的区别——其实从来就不是重点。打破日本社会禁忌的本岛在为一个更公开、更正常的政治社会作斗争，并险些为之丧命。我倾向于认为耶宁格也想为同一目标奋斗，但他失败了，丢了乌纱帽。也许他并不胜任这项使命，抑或者，也许那时的西德还不够正常，听不进他的话。

[1]此处采用的是北岛先生的译文。

[2]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

第十章 两座普通小城

帕绍

同许多德国大河沿岸的小城一样，帕绍虽漂亮，但谈不上美。这座城市太多愁善感，不适合用美来形容。它仿佛一个小巧玲珑的珠宝盒，坐落在多瑙河、因河和伊尔茨河的交汇处。帕绍绿草茵茵，风光旖旎，别致的小屋嵌在郁郁葱葱的山坡上。这番自然景致宛如德国童话中的仙境。齐格弗里德（Siegfried）的遗孀克里姆希尔达（Kriemhilde）曾途经帕绍[1]，因此，早在12世纪，沃尔夫格主教（Bishop Wolfger）便在此誊录过《尼伯龙根之歌》。这座小城有着巴洛克式的大教堂、狭窄的卵石路、低矮的拱门，每个街角都有灰泥砌成的圣人像和天使像。这些建筑物粉刷一新、保存妥善的程度，不由让人隐隐感到，整座城市犹如一具精心整理过遗容的尸首，经过一番熟练的化妆后，看着就像起死回生了。

一如所有广受欢迎的旅游景点，帕绍之美很容易落入俗套。帕绍的俗，体现在一种过了头的德国乡土气息：纪念品商店兜售的木雕，刻画了头戴高帽、皮肤粗糙的农民，他们一只手握着猎刀，骨质刀把上刻有哥特式文字，一只手端着大号啤酒杯，上面有雕花玻璃的圣人图案。有着“尼伯龙根”、“克里姆希尔达”等名字的游船载着旅客，穿梭在河面，甲板上传来约德尔山歌（yodel）。我坐在一家露天咖啡馆里，一边品着奶味儿浓郁的咖啡，一边读着当地报纸，连着好几个版报道的都是射击俱乐部大会（会员是身穿绿色制服、头戴羽毛帽的汉子）。我身旁不时有德国和奥地利游客经过，有的拿着冰激凌蛋筒，有的端着盛啤酒的塑料杯。男的穿着短裤、袜套和拖鞋，女的穿着花布连衣裙。

河岸两旁墙壁上的涂鸦显示出，这座“尼伯龙根之城”除了多愁善感外，还有较为黑暗和凶恶的一面。一些涂鸦文字怪得离谱：“因为爱或狠而燃烧”；“死人才会害怕”；“薛恩胡伯，你必须呱呱叫！“（薛恩胡伯，Schönhuber，指右翼共和党党首）。其中最荒诞不经的一句是：“我们不会等待圣诞老人的到来。”

我回到酒店房间，从那儿能将因河风光尽收眼底。沿着河往上几英里是小城布劳瑙（Braunau am Inn），希特勒的故乡。他在帕绍度过了部分童年时光。我摁下开关，电视上正播放一部1940年的德国电影，差不多快结束了。这是部浪漫喜剧片，背景设在1870年代，讲的是普鲁士军官和他们身穿衬裙的女伴。我换了频道，另一个本地台正放映一部名为《我们的家园》的纪录片。静谧的村庄掩映在绿意葱葱的巴伐利亚山谷中，粉白色的教堂外鳞次栉比地点缀着红瓦小屋。湖面上天鹅畅游，山雾笼罩大地。衬托这一切的背景音乐是贝多芬的奏鸣曲。旁白的语调故作诗意：“云层后的土地如此广袤，如此陌生，却又如此熟悉，恰如我童年的故土……”

我的帕绍之行，缘于几个月前在伦敦看过的一部电影，片名叫Das schreckliche Mädchen，翻译得很蹩脚，叫《坏女孩》。片子基于一则真实故事改编而成，主人公是一位参加全国作文竞赛的高中女生。作文题是“第三帝国时期你家乡的日常生活”。这个姑娘过去一贯表现良好，是老师眼中的优等生，而且和自己为人保守、笃信天主教的父母相处融洽。她为了作文，开始四处跟人打听，访谈对象有高级修士、报纸编辑、自己的祖母、城市档案保管员，等等。但当她逐渐发现有证据显示，那些在她记忆中一直是纳粹反对者甚至是“抵抗主义战士”的人，其实是纳粹同情者甚至还做过纳粹官员的时候，她遇上了麻烦。有人让她别写了。干嘛不写些更重要的题材呢，比如欧洲历史什么的？她一个黄毛丫头，懂什么叫过去呢？若干年后，当女孩决定把自己的发现付梓成书时，她遇到了更大的麻烦。图书馆和档案馆将她拒之门外。对她本人和家人的死亡威胁就像开了瓶的毒药一样，源源不断地通过电话倾倒过来。她养的猫被人弄死后钉在门上。还有人从窗外朝她家扔炸弹。整座城市的名流都跟她过不去。她备受尊敬的双亲——母亲是神学教师，父亲任小学校长——感到无地自容。然而，在祖母和一位年迈的原共产党员的鼓励下，她坚持不懈地写完了书，一举成为全国名人，并因此让自己的家乡——或起码是其最显赫的居民——蒙受了耻辱。

这部影片很引人入胜。故事反映的是被掩盖的历史，但内在的主题是代际冲突。尽管女主人公生于1960年代，但影片表达的却是老一代人的愤怒，即同该片导演米夏埃尔·维赫文（Michael Verhoeven）一样的“六八一代”。有趣的是，德国人讨论第三帝国历史时，年轻人和他们的祖辈总能寻得共识——他们也正是那些给长崎市长和菲利普·耶宁格写信表达支持的人。“坏女孩”年纪太小，没来得及成为“希特勒的孩子”，但她的祖母是纳粹上台前德国理性声音的典型代表。失忆往往是父母这一代的毛病。对此，另一部有关记忆的德国电影、由埃德加·莱茨执导的《故乡》也有述及。这部影片中，出生于19世纪的祖辈同样象征着未受现代物质主义和极权主义宣传腐蚀的传统美德：正直、诚实、自力更生、家庭价值观。

从某种意义上讲，莱茨的《故乡》和维赫文的《坏女孩》系出同源，这一源头在1970-1980年代为不少德国艺术家和学者提供了素材：地方史（Heimatgeschichte）。失落的天堂、儿时的村庄、“云层背后的大地”无时无刻不面临没有灵魂的现代性的威胁。地方史的出现，给予这种传统乡愁新的转折。人们过去将历史看成是一出以伟人意志为转移的木偶剧，这一想法后来被日常生活史所取代。过去就像由一百万个故事组成，贯穿于芸芸众生的生活之中。这些小历史的舞台不是大都会，而是小城镇和村庄。这一类型的历史部分是对那些试图用结构和制度来解释历史的人的反击，后者往往容易陷入枯燥的理论。当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2]对法国农民生活的描绘一样很有影响力。但是，在德国地方史的治史习惯中，有一种同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一样丰富的怀旧气息，这或许会赋予第三帝国历史一种别样的视角。

莱茨的《故乡》为这种特别性提供了有趣的注脚。影片除了充斥对旧时代价值观的怀念——比如依靠双手勤恳劳动、温馨的家庭生活，等等——还有对1930年代“普通”日常生活的留恋。导演满怀感情地创造了沙巴赫（Schabbach）这一虚构的莱茵河畔村庄，影片讴歌了简单而愉悦的乡村生活，以及当时的流行文化：夜幕降临时观看萨拉·勒安德（Zarah Leander）[3]的电影，等等。然而，富有地主的儿子成为党卫队队员；一些片段描绘了从事劳役的奴工；某位默默无闻但素来正直的人加入纳粹党，成为某个地方小城的市长。因此，影片并未绕开纳粹崛起的历史，但这并没有败坏当地生活的温馨常态。比起只字未提的“水晶之夜”，影片里纳粹主义特有的现代性——比如高速公路等事物——对旧有价值观的威胁更大。沙巴赫是个村子，也许那儿什么大事都没发生过，但人们也很少提及其他地方出过什么事。

这部电影是建立认同感的一次真正操练，因为我们是透过亲历者的视角来看待过去的。它就是一次回忆。对于沙巴赫的善良居民而言，1930年代留给他们的记忆总体上是美好的，直到战争带走他们的儿子，并时而夺走后者的生命。《故乡》似乎是对战后多年来否定德国人乡土认同的一记反击。“六八一代”的知识分子总是嘲讽这种乡士情结的庸俗品位。他们可是欧洲人。现在是时候回眸过去、追根溯源。《故乡》在寻回故土——抑或转述莱茨对《大屠杀》的评论，在夺回被美国人盗走的“我们的叙述”——一事上，可以算是一次大放异彩的努力，而且构思甚为精妙。

但从年轻得多的“坏女孩”来看，情况恰恰相反。其主题一样是乡土历史，但她自小没离开过家乡，从未丧失过对地方的认同；反而是反对者试图通过让她丧失归属感，从而夺走她的故乡，比方说骂她是“犹太婊子”，这个字眼反复出现在她收到的恐吓信中。然而，她设法从刻意遗忘的黑暗沼泽中挽回的过去，和莱茨重塑的乡野田园一比，则没有那么美妙。

电影《坏女孩》让人想起一本影集，作者是当地一位摄影师，取景地在距离莱茨虚构的沙巴赫不远的某个镇子。1932年，奥托·韦伯（Otto Weber）成为一名摄影师，他拍了些克莱维镇（Kleve）的照片，直到工作室在1944年被炸弹摧毁。1987年出版了他的影集，名为《绝对正常的一千年》（据称第三帝国可以存在那么久）。(119)起初，照片稀松平常，拍摄的是下过雪的一条古老卵石路。人们拿着铲子，齐聚在市镇广场上，帮忙清扫积雪，不时互相问好。天主教唱诗班的孩子列队走过人们身旁。头几张照片里，镇民们表情满足，和蔼，可敬，略有几分无趣。接着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一块褐色的污渍悄然侵入。先是有位名流站在广场上，穿着崭新的制服，神情既疑虑又不无骄傲。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这样的人，最后，整个广场都被黑褐色制服、纳粹党徽横幅、行进的军靴以及成千上万双被火炬照亮的眼睛给填满了。这也是地方史，图中人不是什么罪大恶极之徒；他们是校长、教堂管事、市政厅官员、报纸记者、牙医、工厂监工、油漆匠、屠户和面包师。而地方史的这一页，正是“坏女孩”被禁止窥探的。

起初，坐在“坏女孩”本人——本尊，而非演员——的起居室里有种奇怪的感觉。她名叫安雅·罗斯穆斯（Anja Rosmus），留着一头卷曲的金发，蓝眼睛炯炯有神。穿着挺考究的，但略显俗气。她不再是小女生了，如今离了婚，独自带着两个孩子。从写就第一篇文章以来，她已经发表了几本关于帕绍褐色历史的作品。起居室的一面墙上挂着罗斯穆斯自己所绘的画，有兔子、大胡子犹太人，还有幻想中故乡荒漠灰扑扑的村子。墙上挂着个死者遗容面具，原型是德国讽刺作家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在从纳粹德国逃至瑞典后，绝望的他于1935年自杀。面具是图霍尔斯基的遗孀赠送的礼物。

“还算挺真实的。”她如此评价影片。不过个别细节除外，譬如从窗户里扔进来的炸弹，这个情节是杜撰的。她倒是给我看了些恐吓信。“犹太婊子”绝对算不上是最恶毒的用词。有人发誓要用毒气毒死她和她的两个幼子，此外还有其他威胁。好多个夜里，她听到有人猛敲家里的窗子，还使劲摇房门，吓得她无法入睡。某人的兄长还起诉她诽谤，但此人的过去其实比她说的还要不堪。他叫埃米尔·杨尼克（Emil Janik），是当地天主教会的顶梁柱，战时人称“褐色埃米尔”，理由是他同情纳粹。某次公开会议上，罗斯穆斯被问起她是否真的认为杨尼克是纳粹，她说即便他不算名副其实的纳粹，也肯定不是什么抵抗组织战士。杨尼克的兄长为此把她告了，于是乎，她必须拿出档案，为自己举证。档案显示，杨尼克不仅反犹，而且还教唆所有天主教徒投希特勒的票。针对她的指控最终撤销。然而，庭审期间，法庭试图对她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因为她某种程度上危害了国家安全。

当然，几乎所有针对她的恐吓信都是匿名的，但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封不仅有署名，而且不带脏字。写信人过去是陆军军官，战时在西欧和东线战场服过役。他曾申请加入武装党卫队这一“我军的精英”，但未获批准。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从未见过不寻常的集中营或人”。战后，美国人逮捕了他，“像对待犯人一样对待他”，尽管他“既没犯下过，也没目睹过罪行”，只是“履行了职责”。

这封信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其用词同耶宁格十分相似。不过，写信人认同耶宁格引用的观点。这位老兵描绘了一幅魏玛共和国走向覆灭的常见景象：失业，民族耻辱，“被犹太资本摧毁的小企业”。因此，很明显，纳粹当政后，“大部分德国人都很欣慰，总算有所改变了……”

无疑，怨天尤人者、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以及存心阻挠的家伙是不受欢迎的，因而“被清理出了公众视线”。他们去了所谓的防范性拘留营，后来被称为集中营……要想把德国从《凡尔赛条约》的利爪中拯救出来，有件事必须得到明确：你要么是敌，要么是友……

必须坦言，我年轻时，事情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我们互相教育，防止自己遭受任何反常之事的侵害，另外，我们也没受到任何负面影响……

犹太人在德国不讨人喜欢，后来越发明显，他们不受欢迎。但是，正常人不会纵容煽动仇恨，也不会容忍所谓的“水晶之夜”。毕竟，我们过去可是包容过犹太人的……

我们这些亲历那一时期的人有必要扪心自问，为何要辱没自己的名誉。很显然，把事实描得更黑对我们没有好处。我觉得，像加林斯基（德国犹太社团领袖）和西蒙·维森塔尔先生（纳粹猎人）这样的人起劲煽风点火是很坏的做法。我从没觉得自己做错过什么，也无法忍受子孙后代被迫背负罪孽感。

这样说来，安雅·罗斯穆斯就在辱没她的故乡，甚至是她的国家。然而，实际上，她发现有些人的表现值得敬佩，却并未收获应有的赞扬。比方说，人们丑化战时的市长，说他是个纳粹恶魔，什么脏水都朝他身上泼。事实情况却是，他曾试图制止驱逐犹太人，同意让他们逃命。除了市长外，罗斯穆斯发现还有其他人也冒着风险，搭救受迫害者。市政厅职员签发护照；她的祖母给当地一个集中营的囚犯送吃的；家庭主妇为人提供避难所。他们默默无闻的英雄行为从没得到过认可，也没人对之有多大兴趣。另外，她发现这些人自己也不太愿意谈论过去。

我问她为什么会这样。她说，他们根本不关心政治，出手相助纯粹出于人道主义。但也有另一层理由：“多数人不想因为违法挨批。这儿的人对于抵抗的看法极度矛盾，他们将爱国主义和秉公守法这些事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何抵抗向来不为人所接受，哪怕抵抗的是纳粹。帕绍的居民中96%都是天主教徒。有人抵抗是出于宗教原因。有个牧师因为在教堂里庇护犹太人遇害。另一位牧师拒绝宣誓效忠希特勒，也被杀害。但人们谈起这两人时，却不曾流露出一丝敬意。他们违反了规则，他们不听话。公民不服从被认为是一件坏事。我自己的祖母对于当年帮助别人从而触犯法律仍旧抱有负罪感。这就是我在这里如此遭人痛恨的原因。哪怕我说的都是大实话，也是在给官方添堵。”

我好奇于她本人的宗教思想，这对她的行为有影响么？她笑了，说道：“我二十五岁时离开教会。这对我父母是个巨大的打击，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教会。直到现在，他们依旧不明白，也拒绝正视我不是虔诚信徒的事实。”这番话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解答，我的目光停留在墙上那些关于正统派犹太人的绘画上。安雅·罗斯穆斯太年轻，体会不到她父母那辈人近乎神经质的“爱犹主义”。不过转念一想，也许年轻不是问题，也许这种事超越年龄界限。我联想到在柏林见过的年轻人，那些新一代的德国人在围绕破损犹太教堂残垣而建的犹太咖啡馆里品着茶；虽然不是犹太裔，却在脖子里围着绣有大卫星的围巾。

安雅·罗斯穆斯似乎能看穿我的心思，说道：“我的确受犹太教的影响。依我看，耶稣是个典型的犹太人。毕竟，你知道，基督教里很多东西都和宗教无关：圣诞节，复活节——这些都是德国的传统习俗。而我们每逢周日则会在教堂里举行许多犹太仪式。后来我读了弗洛伊德的书，他写出了我一直以来的感受，即人们出于深切的心理需求，才创造了宗教。”

如果把她的努力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宗教冲动，对这位勇敢的女士是不公平的。我没有理由质疑她对追寻真相的执著，而且她很有政治智慧。她看起来对自己毁誉参半的名声安之若素，这点并不让我感到困惑。事实上，她的自负在十分艰难、甚至是危险的局面下毫无疑问是她前行的动力。然而，她身上还洋溢着一种热情，就算不是宗教催生的，也一定有道德驱使的因素。在跟我讲述一个又一个有关家乡的骇人故事时，她眼中闪烁着光芒。帕绍首份印刷品出现在1476年，展示了被摧毁的犹太教堂图片。过去是犹太社区礼堂的地方，如今换成了一座煤气厂。一位邻居在奥斯维辛做过看守。他在那儿藏匿了一堆金银财宝，后来重回故地寻宝，在得知帮过自己的朋友是犹太人时，开枪打死了后者。这则故事后来被搬上银幕，影片名叫《亚伯拉罕的金子》（Abraham’s Gold）。我没有理由质疑罗斯穆斯。她对于真相的追求一丝不苟。但是传说曝光到一定程度时，自身也会衍生出传说。

比方说纳粹党徽面包的故事。每年，极右翼德国人民联盟（DVU）的党员都要在帕绍的尼伯龙根会堂集会，成群结队相伴而来的还有光头党、形形色色的时代落伍者、心怀怨气的老同志。他们夸夸其谈，放声歌唱，豪饮啤酒，肯定把老生常谈的故事又听了一遍，除此以外，没准还交换了些纳粹纪念品。但似乎这些行为还不够邪恶，一则故事逐渐传开了，说是集市广场上在售卖纳粹党徽形状的面包，刚烤出来，还是又热又脆的。这个故事传到记者耳朵里，他们用它为帕绍的形象又添上了一笔。这个无可救药的小城过去是希特勒的家乡，也是艾希曼成婚的地方。安雅·罗斯穆斯并没有传播过这一后来证明子虚乌有的故事。然而，黑暗的地方出现这类传说可谓十分正常。

不过，罗斯穆斯跟我讲了点别的，无疑是真人真事。帕绍郊外有座小型集中营，是隶属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所谓“附属营”（Außenlager）。在安雅·罗斯穆斯成长期间，这是帕绍人从来不会谈论的话题之一。她所就读的中学过去是希姆莱之父教授拉丁文的地方。人们围绕如何恰当地怀念战争纷争不断。1946年，帕绍决定为市镇中心重新命名，以缅怀国家社会主义的受害者；另外还计划建造一座纪念馆，用作同一目的。两个项目最后都落空了。几年后，因河区（Innstadt）公墓里筑起一块纪念碑。那儿埋葬着军人，以及纳粹主义更直接的受害者。市长声称，能做到这样已经很好了。若不是社民党当地分支机构决定在1983年赞助修建一块纪念碑的话，集中营旧址很可能会彻底淡出公众记忆。

这个地方不好找。一座水坝将湖泊一分为二，我朝湖边走去，途经一块标牌，上面写着：“从长远来看，只有电才可靠。”耳边唯一的声音是鸟儿的啁啾，以及狭长的木质牛棚里传来的牛哞（也许牛棚过去是营房？）。水坝旁有个头戴蓝色鸭舌帽的老头儿正在干活儿，我问他水坝是不是“过去”的囚犯建造的，他“嗯”了一声，接着继续干活。那他知不知道纪念碑在哪儿？“不知道。”连头都没抬一抬。我正想放弃，却瞥见了纪念碑，它藏在灌木丛后，几乎完全看不到。竖立的灰色石碑外观朴素，上面写有一行字：“献给奥博里尔茨穆勒（Oberilzmühle）毛特豪森集中营附属营的遇难者，1942-1945。”碑文下方刻着五个十字架，以及立碑的时间，1983年。篆刻的字体形似如尼文字（Runes），这是一种十分古老且据传很神秘的条顿式字体，深受纳粹的喜爱。

选用如尼文字的决定显得对历史无知，但无疑并非出于恶意。在德国，这样或那样的复古之风随处可见。某个政权或制度越是新近成立，越是缺乏安全感，就越会去仿古。早在19世纪时，一股仿冒中世纪之风就吹遍了大半个德国。纳粹以自己的方式延续了这一风尚，而这在战后德国城市修葺一新的外观中也得到了承继。毕竟，区区十二年和神圣罗马帝国、条顿骑士或巴洛克、洛可可时期的光辉岁月一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帕绍市政厅内有一些后哥特时代的遗物，尽管大部分其实诞生于19世纪。费迪南德·瓦格纳（Ferdinand Wagner）从尼伯龙根传说中选取素材，在市政厅内墙上绘制壁画。市政厅的外墙正对多瑙河，属于后哥特式风格。我与人约好在这里相会，来者是安雅·罗斯穆斯的某位死对头，名叫戈特弗里德·多米尼克，他是市政厅隔壁游客咨询处的主任。

多米尼克年龄四十五岁上下，留着八字胡，日渐稀疏的一头金发下，粉红色的脑门亮堂堂。他身穿一件牛角纽扣的巴伐利亚式西服，表情谈不上不友好，但很拧巴，似乎正在忍受消化不良的煎熬。他一激动就脸红。

我在他办公桌前刚落座，多米尼克便手指墙上的一个镜框，里面套着一句名人名言，落款处是一位德国红衣主教的签名。“这是我的人生格言。”多米尼克说道。格言这么写来着：“那些有梦想、并准备好为实现梦想付出代价的人是幸福的。”我点点头，问起安雅·罗斯穆斯的事。多米尼克随即摆出一副十分痛苦的表情，并向我解释原因。他说，这牵扯到两个问题，一是帕绍的好名声，二是罗斯穆斯女士的性格。帕绍地处巴伐利亚一块很特别的地区，这儿的人既自信，又略显保守。可这位罗斯穆斯女士跳出来说帕绍是个纳粹城市，侮辱了左派不算，还侮辱右派，整个就是“一个女人一台戏”。这么做对帕绍很不好，会掀起这么大的风波，当真不足为奇。

对，我附和道，这我知道，但罗斯穆斯的指控难道不是确有出处么？多米尼克咬了咬胡子，翻开办公桌上的一个棕色文件夹。他从中抽出一份刊登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剪报，食指叩击文章，脸涨得通红。“一派胡言，”他叫道，“纯属一派胡言！”能说得具体点么？“这篇关于纳粹党徽形状面包的稿子是在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面包。”但这是从罗斯穆斯那里传出来的么？多米尼克答不上来，却一口咬定罗斯穆斯是幕后黑手。

我想暂时回避纳粹党徽面包这一话题，于是问多米尼克，他认为罗斯穆斯有关战时帕绍的那本书在事实上是否经得起推敲。他方才的怒气退去了不少，拧巴的表情重新浮现在脸上。这个很难回答，他告诉我，因为他自己不是帕绍本地人，他的家人才是。说完他指了指墙上两幅亮闪闪的照片，是旅游咨询处常见的那种巴伐利亚风景照。“瞧瞧，”他说。“真相不仅关乎细节，还关乎色彩，关乎基调。”他的注意力转回到报纸文章上，说：“不过这些东西是存心伪造的，这些可怕的谎言抹黑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形象，而她却蜚声海外，成了与罪恶城市势不两立的好姑娘。”

我试探性地表示，或许问题源自历史被长期掩盖这层因素？不对，多米尼克答道，完全不是这样。“我一向很了解过去，我见过阿尔伯特·施佩尔，还认识戈林的女儿。对了，我甚至还见过希特勒的秘书。所以你说的不对，我对历史一直充满兴趣。我读过施佩尔的回忆录，也读过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我奶奶挨过纳粹的打，我妈妈亲眼目睹过死亡行军。你必须认识到，我们活得比别人更艰难。我生于1946年，老师没教过我们啥。但对于罗斯穆斯女士这代人而言，情况大为不同了。没有什么是遮遮掩掩的。”

我告诉多米尼克，自己走访过集中营旧址，并问他1983年才进行官方公祭是不是有点晚。他乐呵呵地挥了挥手，邀请我去隔壁喝杯上好的本地啤酒。他一边走，一边跟我说，集中营是很糟糕，糟糕透了，但与之相关的无稽之谈也有不少。人们老说达豪是个死亡营。“才不是呢！那儿不过是个劳工营。”

我们呷着啤酒，他的胡须上沾了泡沫，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显老。我再次把当地集中营和纪念碑为何小而隐蔽的问题抛给他。多米尼克看着有些沮丧。“很难回答，”他承认，“真的很难回答，但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就让我谈谈个人想法吧。假使说你一条胳膊是废的，你不会想让人看见吧。那段时期是我们国家历史的低谷，但这在漫漫几千年历史中不过才占了十二年。因此人们倾向于对其遮遮掩掩，这和胳膊残疾的人不太可能穿短袖衬衫是一个道理。”

我注视着多米尼克粉红色的面庞和他挂着泡沫的白胡须。他人不坏，只是十足中规中矩。他和奉行激进反法西斯思想的知识分子同属“六八一代”，但当其他人在抗议或揭露法西斯残余，或审判各自的父母时，戈特弗里德·多米尼克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只是个听话的小男孩，是当地天主教青年协会的成员，是习惯成自然的保守主义者。他从没审判过自己的父母，他的腔调和他们别无二致。

我俩聊得很投机。他问我在忙什么，我回答说在写书。啊，他叫道，我去过一次日本，去的是东京。但他发现和日本人没法交流。他们对德国人面对本国历史的做法完全无法理解。“他们认为我们坦诚直面过去是示弱，让我们在昔日的敌人面前失了面子。哎，我完全无法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理解不了保留天皇的那套理由。哎，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观，面对历史的方式也和我们完全不同。”

花冈

1945年夏，战争结束前不久，谷地田恒夫（Yachita Tsuneo）只有五岁，但他至今仍记得“花冈事件”。当然，他那时还不知道后来会这么叫，也不知道7月30日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只记得看到一群人把跪在村会堂前、瑟瑟发抖的中国劳工团团围住。人群高喊：“杀死支那人！杀死支那人！”据说，“支那人”杀了个日本人，还把他给吃了。谷地田记得自己看见竹竿像雨点般砸落在赤身裸体的中国人身上，但随即便被母亲带走了，这场面少儿不宜。

实际上，事情的真正经过如下：7月30日晚，日本东北某小镇的八百多名中国劳工逃进了深山。多为农人、商店主组成的当地民兵手持竹枪和棍棒，协助警察追捕劳工。他们管这叫猎兔。中国人被驱赶至村会堂前的空地上，双手反绑，双膝跪地，赤裸着上半身跪了三天三夜，期间没吃没喝。当时正值一年里最热的时候。谷地田后来听说，有些中国人尝试喝自己的尿。而在村会堂内，有大约五十人被折磨致死。一些人被绳子拴住拇指，吊在天花板下并遭到毒打。其余的被掰开嘴，强行往喉咙里灌水，之后被人用脚踩肚子。老师教唆学生朝“支那人”吐口水，他们还分到了用来殴打“支那人”的棍棒。在距离谷地田见到囚犯不远处的某个村子，当地青年团体的少年用棍棒打死了好几个中国人。

这批奴工于1944年从中国被带到秋田县的花冈。这种做法并不罕见。日军将战俘和强掳来的平民交给日本企业，作为奴工使唤，从中获取报酬。战时，大约四万人因此来到日本，约七千人后来客死异乡。这一数字，和七百八十万在纳粹德国从事劳役的外国人中的死难人数相比，也许并不算什么，但中国人遭受的野蛮对待可谓骇人听闻。当时约有二百万朝鲜人旅居日本，但由于朝鲜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而且所有朝鲜人都被视作日本国臣民，他们与中国人的境遇就不太一样了，虽然未必好多少。约有一半旅日朝鲜人都是战时强征来的民夫，往往受尽虐待。从数据来看，“花冈事件”的规模并不大，而且八成有诸多类似“事件”，但机缘巧合的是，这是人们清楚来龙去脉的唯一一起。

花冈的华工为鹿岛建设组卖命，这是一家大型建筑公司，与同和矿业株式会社有合同关系。华工负责开铜矿。到了隆冬时节，他们被勒令在河道上架设水坝，改变其流向。即使在冬天，整个秋田都被覆盖在皑皑白雪之下时，他们身上也只穿着破旧的单衣。每日的伙食是烂苹果皮和一碗稀薄如水的米汤。一次，某位厚生省[4]官员造访花冈，指出这么对待华工太客气了，“应该像绞一块湿毛巾一样榨干他们，直到一滴水都不剩下”。九百八十六名华工多为农民和战俘，只有五百六十八人熬过战争，活了下来。

7月30日的暴动经过了粗略的策划——华工打算与关押在附近一所小型集中营里的美澳战俘会合，一起逃往海边，再找条渔船，驶向北海道。他们估计那里已经解放。一旦计划失败，将会葬身大海。事实上，他们到达的最远地方不过是劳工营附近的山林。战后很久，劳工营旧址附近才竖起一块纪念碑，形容暴动是为“捍卫人类尊严”所作的殊死一搏。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秋田市一座法院审判了幸存的华工。他们因为在战时暴动，危害日本国家安全，被判有罪，并处终身监禁。

若不是因为鹿岛建设组的员工挖掘乱葬坑，以隐匿虐待华工罪证时凑巧被美国占领当局发现，“花冈事件”也许永远也不可能称之为事件——换言之，它会同其他战时日本外籍劳工的遭遇一样，变得无人知晓。这一发现的结果是，日本国内举行了唯一一场将私营企业列为被告的战争罪审判。中国囚犯从秋田的监狱获释，出庭作证，指证他们过去的雇主。1948年，八名鹿岛建设组的当地职工被设在横滨的盟军军事法庭裁定有罪，其中几人被判处绞刑。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重要人物，于是所有人在1956年都获释了。几年后，同样获释的还有战时劳工项目的正式负责人岸信介，我们都知道，他后来升任首相。而鹿岛建设组如今更名为鹿岛建设株式会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在华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花冈事件”中幸免于难的个别华工后来留在了日本，其中一位在1972年中国同日本政府签署协定后选择了自杀。在这份协定中，中国表示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昔日的受害者不仅被斩断了获赔的念想，而且在当时的排外逻辑中，那些战时待在日本的中国人本身就值得怀疑。“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的劳工被控做过日本间谍。我们只能想象他们在红卫兵手里的遭遇。

但起码还有相关记载，虽然大部分都保存在美国的档案馆。根据《信息自由法案》，大部分资料在1980年代末被公之于众。与此同时，所剩无几的中国幸存者也可以赴日提出索赔要求了，哪怕告不了日本政府，至少也可以把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告上法庭。1990年，一支由四名幸存者组成的团队在战后首次造访花冈。但他们几乎什么也认不出，因为所有地标都不见了。他们唯一能依赖的只有记忆。在花冈——如今是大馆市的一个区——他们受到了几位日本人的接待。有两个人尽管面临各种艰难险阻，也拒绝让记忆消亡。其中之一便是谷地田恒夫。

*****

谷地田从事的是工会组织者的工作，他请了假，带我游览当地。他操着一口浓重东北口音、吐字短促的土话，据说，这和当地寒冷的气候很契合。他穿着随意，有那种自豪于摆脱了企业生活的日本人的风范：花衬衫领口敞开，下身是宽松的长裤，上身套了件运动夹克。前一天晚上，我俩在一家朝鲜餐馆小酌，因为他希望我见见经营这家店的朝鲜夫妇，听他们讲日本人排朝的故事。夫妇俩是当地为数不多的朝鲜侨民之一，是谷地田的朋友。当晚，谷地田不止一次地指出，日本人曾视朝鲜人和中国人为劣等人。他记得，在他就读的学校有个朝鲜女孩，他和他的日本同学都不把她当人看。而且这还是在战后。

过去是中国劳工营的地方，如今依然归同和矿业所有。在标注昔日劳工营位置的石碑前，泥土地上竖着块标牌：“危险！请勿擅入。”我们没理睬，继续朝前，这时看到有辆同和矿业的车远远地跟在身后。谷地田哈哈大笑，说一直都是这样。四周风景虽美，但这是种有毒的美。淡红色的土壤上铺着冰冷坚硬的石板，上面附着青苔。同和矿业把一个大湖当成了有毒废料的倾倒池。湖面漂着层橘红色的薄膜，但朝水里扔块石头，厚厚的黏液下会泛起黑色的水泡。原华工营就位于湖底。

站在距原劳工营不远处的一座小山山顶，谷地田用手指出几个主要地标。花冈坐落在一片广袤而平坦的盆地中，四周山峦环抱，山顶覆盖着积雪。从远处看，就好像巧克力蛋糕上裱了层奶油。不光是平原上的城镇和村庄有了变化，就连自然风光本身，和1945年一比也已大变样了。湖泊是新近形成的，河道改了流向。一些山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公路和新建大楼，或者是另一些由板岩和泥浆堆积而成的山峦。当年的一个湖泊如今已经干涸，只剩下一片湿漉漉的灌木丛。市政厅消失了。村会馆在1960年代被夷为平地，代之以一栋乏味的混凝土建筑。其矗立在空地一端，另一端是过去扣押中国囚犯的地方。昔日村里店铺的位置，现在是一家大型超市。稻田则被扩张的城市所占据。

但并非一切都消失了。谷地田指向成排破败的营房，这里以前是美国战俘的住处。我问他美国人是不是也开过矿。“没有，”他说，“我们日本人对白种人总是很关照。”说罢嘴一咧，挤出一丝狡黠的笑。我也冲他笑笑，并想起自己听过的所有关于缅甸铁路和荷属东印度“鬼子营”的故事。不过相对而言，谷地田说得真是没错。

他还指出华工逃进深山时走过的那条路。路旁遗留着一堆密密麻麻的木屋。谷地田说，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大逃亡当晚曾听到有人光脚走路时发出的沉闷脚步声。他还模仿了下这种声音：啪嗒啪嗒，啪嗒啪嗒。1945年，华工已无鞋可穿。

我们参观了公墓，那里矗立着两座纪念碑。一座缅怀战死日本军人的“忠魂”，另一座凭吊“牺牲的中国英雄”。在经过一连串的激烈争论后，该碑于1963年落成，由大馆市、同和矿业和鹿岛建设株式会社共同设立。1985年，大馆的社民党市长决定将7月30日宣布为“和平纪念日”，并计划每年在纪念碑这儿举行仪式。但光看外观，此碑似乎已被人遗忘。地上摆着一束塑料纸包着的花，花朵已经枯萎。纪念碑基座前有个开了盖的塑料饭盒，里面的饭团早已腐败变质。

河道曾是中国人和朝鲜人干活的地方，他们常常因为遭到毒打、饥饿和体力透支而葬身于此。河道附近也有块石碑，不过体积要小多了。上面的字难以辨识。石碑表面龟裂得就跟碎玻璃一样。地上横七竖八散落着一堆罐头盒和供奉给亡灵的食物残渣。碑文这样写道：“献给中国死难者的佛碑。”纪念碑的由来与其要缅怀的历史一样不堪。鹿岛建设的员工在挖掘华工遗骨时被当场抓获，后被勒令修建一座像样的佛教墓穴，用以陈放遗骨。但他们不肯，转而将骸骨移葬在一座佛教寺庙的后山。1949年，邻近中国劳工营的地方又挖出了更多骸骨。新发现的遗骸和原有尸骨一同归葬，不久后，石碑便立了起来。近年来，鹿岛建设株式会社主动提出想修建一座体积更大的纪念碑，但是为幸存华工权益而奔走的小型团体拒绝了这一请求，说除非先交付一定数额的赔偿金，并建立一座博物馆。“他们造起纪念碑来挺在行的，”谷地田说道，“但一说起历史研究和经济赔偿，我们就一点帮助也得不到了。”

*****

从大馆到东京，乘火车的话约七个半小时，和从柏林出发到帕绍用时差不多。与日本中南部相比，日本东北，特别是秋田地区的萧索程度至今令人吃惊，甚至可以算得上贫穷。市中心不仅晦暗，而且毫无亮点：混凝土建筑外观粗糙，昏暗的购物街上架着塑料顶棚，防止冬季时大雪封门，堵住商铺。城市郊外的木屋边上被人漫不经心地扔了一地的垃圾。这些说是房子，但常常只能算是窝棚。除开无处不在、同日本各地别无二致的广告牌外，为大馆增色的只有小小的居酒屋了。暮色降临，男人们会在里头喝得酩酊大醉。

尽管是日本的产粮区，但东北地区向来很穷。战前，尤其是大萧条时期，农民穷得走投无路，只好出卖自己的女儿。日本和南洋的妓院里总是挤满了来自东北的姑娘。另外，由于长子要继承家业，他们的胞弟常选择参军。虽然军旅生涯很凄惨，但起码还能吃饱饭。东北地区的艰苦生活让人们心生怨气，矛头直指政客和商人，后者被认为既贪婪又腐化。这种看法并非全然没有道理。身为共产党员的小说家小林多喜二出生在花冈附近，在比花冈还要靠北的北海道长大。1933年，他因为传播危险思想，被警察拷打致死。我有种感觉，谷地田的左倾思想，以及他的朝鲜裔朋友对朝鲜的政治认同（即使他们出生在韩国），是与此地的传统一脉相承的。他们并非脱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反对腐败、歧视和贪欲，视之为“资本主义”。基于同样的理由，激进的右翼“农耕思想”在战前也很流行。

寒冷的北方孕育了一种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自我形象：人们具备忠诚、诚实、勤劳等品质。大馆的车站前有一尊塑像，原型是在日本人见人爱的一大偶像，忠犬八公。小狗每天早上都会始终如一地守候在车站前，等着迎接主人的到来。一天，主人在抵达车站前身故了，但八公依旧守在原地，一步也不肯挪。狗儿就这样一直坚守岗位，直到老死的那天。今天，八公石像的脖子上依然装点着鲜花——且比所有华工纪念碑前摆放的花束都要新鲜和茂盛。

东北的村庄和城镇是民歌里歌颂的对象。它们还是日本版《故乡》或乡土故事的绝佳背景。志在寻根的导演通常会选东北作为取景地。秋田和青森至今仍弥漫着一种远古的神秘气息。套用城市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一句话来讲，东北“散发着泥土气”。出生在那儿的人往往渴望逃离，背井离乡者还真不少，但对于远在东京的作家、艺术家和诗人而言，同样的乡土（furusato，顾名思义是指“老村落”）在他们眼里则笼罩在一层温润的乡愁之雾中，这是日本人阔别已久、泥泞不堪的“故乡”（Heimat）。

阿信是日本迄今最风靡的电视肥皂剧的女主人公，她就出生在东北的一个村子里。该剧名为《阿信》，由准国有的NHK电视放送协会在1984和1985年间播放。这恰巧也是《故乡》在德国上映的时间。这部总共297集、每集十五分钟的电视剧于每天早上首播（收视率可达63%），下午重播（收视率降至20%）。从风格来看，《阿信》和《故乡》有很大差异。德国电影是个人化的艺术创作；《阿信》则是一部精心制作的情节剧。而且，尽管《阿信》同《故乡》一样，既是对传统乡村价值观的讴歌，也是对其沦陷的挽歌，但日本女主人公很小就因为家里无力供养她而背井离乡。故乡的失去是实实在在的，这点对于工业化时期的许多日本人而言（德国人和许多其他地方的人也不例外）亦是如此。但是家的概念并不一定局限于地区。在《阿信》中，整个国家都成了某种故乡。尤其是战争年代，正是透过家的角度来审视它，这在莱茨的《故乡》中也一样。德国电影和日本电视情节剧都是对好莱坞式历史的一种本土化回应，是“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记忆中的历史。两部作品的感染力主要源自于此。

在《故乡》中，母亲是家族历史的基石，同样，阿信也是所谓传统价值观的集大成者。她象征着保守日本社会的理想：坚忍、勤劳、诚实、开朗、礼貌。她待人接物温文尔雅，同时严于律己，说话轻声细语，客客气气，但为人也很坚强；是所有人仰仗的对象。如果说埃德加·莱茨属于左派乡愁浪潮一分子的话，那么《阿信》或许能被称作是官方认可的历史记忆。阿信是个安分守己的女人。她反对战争，但对其无能为力。正如旁白不止一次告诉我们的那样，她的职责是“照顾好家人”。这部剧在响亮地表明反战立场的同时，也歌颂了多数日本人对战争发自内心的支持。

故事里所有的日本兵都是相貌堂堂之辈，为人诚恳，正直，且彬彬有礼，就连阿信的小叔子也是如此。他是个激进的爱国者，老是怂恿阿信把儿子送去军校。阿信的丈夫龙三后来也沉迷于军国主义宣传。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投机倾向；作为军队的供应商，他的生意蒸蒸日上。但他对老婆孩子越来越专横，思想也愈发沙文主义。从某些方面来看，这部有日本官方背景的肥皂剧在对剧中人物的批判上，要比莱茨的《故乡》更不留情面。沙巴赫善良的人们既不是狂热分子，也不是沙文主义者；只有邪恶的党卫队军人才是这般模样。不过，阿信的丈夫并不缺乏同情心。他其实是个好人，发自内心地相信国家（而若要勾勒一个善良而真诚的纳粹形象则明显要困难些）。当阿信抗议说为部队提供物资无异于充当战争同谋时，龙三答道，日本打国仗的时候，每个日本人都应尽到自己的义务。

攻陷南京值得欢庆。在一幕构思精妙的慢镜头中，我们看到整座小城倾巢而出，打着灯笼参加游行。人们那帧数被放慢的笑脸看着很瘮人，甚至十分狰狞。尽管阿信信奉和平主义，但她也很高兴。念旁白的女声介绍到，阿信“感到有一股正在塑造日本未来的强大力量，但不知道这股力量的本质是什么。南京已被征服，全家人都出门参加游行。阿信也是欢声笑语的日本人中的一员”。

紧接着的下一集里，我们看到阿信对发生在亚洲大陆上的战争的残酷性一无所知（同样，观众也一无所知：敌人从未出现，遑论落入日本兵之手的敌人的遭遇了）。阿信在得知两个儿子变得和他们的父亲一样狂热、表示愿意为国家捐躯（注意，不是为天皇捐躯：在NHK版的历史里，天皇被小心翼翼地剔除了出去）后既忧心忡忡，又郁郁寡欢。我们看到了阿信作为母亲的痛楚，但同样触动我们的，还有她两个儿子的年少轻狂、一腔热血和单纯思想。在家里的餐桌旁发表爱国演讲时，灯光照亮了他们俊朗的脸庞，这跟好莱坞电影里播放詹姆斯·史都华[5]前往华盛顿时的镜头是一样的。与沙巴赫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害群之马，没有类似党卫队恶徒那样的人。

这也许是德国“故乡”（Heimat）和日本“乡土”（furusato）之间最大的区别：日本的村庄里没有纳粹，有的只是军人。从未出现过驱逐，附近也没有集中营。没有“水晶之夜”，邻居也不会在夜里消失。人们也许不喜欢战争，不喜欢其带来的经济困窘，也不喜欢乡村学究和军队恶霸的趾高气扬，但几乎所有人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至于说战争本身，这发生在其他地方，与家门口相距十分遥远。不过也有例外。对于那些不幸生活在冲绳的岛民而言，1945年，战火惨烈地烧到了家门口。冲绳人被视为二等国民，帝国军队信不过他们，许多平民百姓因此成了与美国海军陆战队交战时的牺牲品。约有十六万平民——超过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于交火，另有上百号人选择了集体玉碎。撇开东京大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爆，这段经历留给冲绳的苦涩感要远甚于日本其他地区。

但是，与花冈一样，广岛和长崎同时也是劳工营所在地。类似的劳工营遍布日本全境，日本老百姓肯定知道它们的存在。每天，花冈的良善之人都能在路边看到监工手执皮鞭，抽打形销骨立的中国奴工；但同样是这些良善之人，却在奴工逃跑后协助警察“猎兔”。在大馆的时候，我和谷地田喝个不停，期间，他跟我谈到自己的父亲，说老头儿从骨子里憎恶战争，以至于在征兵体检前喝下一整瓶酱油，好让自己不达标。在国内，他也尽力不去做和战争有关的工作。但是“猎兔”开始后，他却参与其中，跟着一群暴民上了山。和所有人一样，他尽了自己的义务。所以战后人们不愿谈论过去的事。1979年前，当地历史教科书里甚至对“花冈事件”只字不提。

当年，一些学童被教唆朝“支那人”吐口水，野添宪治便是其中之一。他从未忘记那段经历：“每当我就‘花冈事件’向人发问，往事就会掠过脑际，而我也会变得难以启齿，并开始颤抖。我意识到，自己也是侵略者中的一员。”然而，野添从未停止发问。三十年来，他一直在设法弄清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正因如此，他的家人遭到威胁，孩子在夜里没法走出家门，窗玻璃也叫人砸了。他还接到过匿名电话，多半是后半夜打来的，对方向他发出死亡威胁。1975年，在他将自己的发现整理成书出版后，局面进一步恶化。没人否认书中的事实，但他还是被骂成是出卖同胞的叛徒，辱没了“故乡”、“乡土”的名声。(120)

我在野添的家里拜访了他，他住在距大馆市不远的一座小镇上。这是座典型的日本东北小镇：街上空空荡荡，铁皮屋顶呈波纹状，房屋破破烂烂。野添家的大门藏在一家干货铺子后的狭窄小巷内。屋里闻着有股潮气，以及陈年木材和下水道堵塞后的气味。他的书房在二楼。我俩坐在榻榻米地板上，身旁围着成堆的书籍、档案和期刊。野添穿着一套旧和服，又大又圆的脑袋上长着一绺绺白发，乱蓬蓬的，没梳过。论气质，他像个教授，但实际上连高中都没毕业。他过去靠干零活为生，一生清贫，如今靠撰写“花冈事件”系列丛书勉强度日（至今已发表四本）。这些书成了他毕生的事业，也是他唯一想写的话题。

在和野添交谈的过程中，我想起了把他介绍给我的人，一位年逾五旬、身居大阪一室户公寓的华侨。他叫中八戒（Chu Hakkai），这是日本官员强迫他把自己的姓名日本化后所取的名字。中八戒是垃圾场的卡车司机，他把自己的收入全部花在了搜集战时华工历史的相关资料上。同野添一样，他也没什么机构背景。有人告诉我，没有一位日本学界的历史学家就此课题做过研究。因此，跟野添一样，中八戒得亲自跑去中国寻找档案，找生还者做访谈。

刚开始，野添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关于“花冈事件”，根本没有留存档案，因此，他能做的只是寻找目击证人。他说，起初登门拜访时，吃过四五回闭门羹。有些人还报警撵他走。这之后，尽管不情不愿，但有人在扫了眼巷子里里外外，确信没邻居看见后，会请他进屋喝茶。起初，他们只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但渐渐地，见了四五回后，真相开始浮出水面，一个个人名蹦了出来，话匣子打开了。这一过程进展得如此缓慢，以至于他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才为自己的第一本书凑齐了素材。

“我从没挨过打，”他告诉我，“但同和矿业株式会社雇了帮会成员，确保我不会在原劳工营周围游荡。帮会还有警察撑腰。”

他从同和公司那里当然得不到任何帮助，但工会也不希望趟这滩浑水。我问他是否和其他调查战时历史的人有联系。我知道有这么一群人存在，因为其成员帮忙介绍不少人给我认识。中学老师森正孝与中八戒相识，而中八戒又把我介绍给一位幸存华工的代理律师，后者又认识长崎市的某人……就这样，我结识了一连串的人。“没有联系，”野添回答我，“直到三年前，我一直都是孤军奋战。”

这么说或许略有些夸大其词。毕竟，1985年前后，官方的确做出过样子，在花冈市举行了纪念“花冈事件”的活动。另外谷地田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虽然时间没有野添那么长。但是，在和这个圈子里的若干成员聊过后，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十分融洽；对别人的冷漠评价折射出嫉妒心理和严重分歧。当然，对于坚持一项不得人心事业的边缘群体，事情向来如此。总之，到了1980年代末，情况稍许好转。那时，华工和韩国人已能自由赴日，尤其是战后被遣返至韩国的朝鲜侨民。秋田广播公司制作了一部“花冈事件”的电视纪录片，不仅得了奖，还在全国播放。

话说回来，野添是个真正的勇者，因为他清楚自己毕生的心血只会招致社会对他的排斥，而鲜有日本人会为了献身事业甘于接受这一命运。好奇心再度涌起，是什么在驱使谷地田、野添、家永或安雅·罗斯穆斯，激励着他们独自坚持？我把这个问题抛给野添，他模棱两可地回答说希望把真相传递给下一代，此外很难再让他多说什么。不过他曾经写到过自己的学生生涯，写到校长命令学生朝中国人吐口水。他是个恃强欺弱的家伙，这样的人当时很常见。他逼男孩子拿棍棒互殴，说是要锤炼他们的气魄。这位军国主义的信徒成天叫嚣要跟盎格鲁-美利坚恶魔战斗到底，但在战败后却若无其事地照常过日子，对他做错过事或说错过话没有半点表示。别的老师也一样，在乡里名流的撑腰下声援战争。“正因如此，”野添写道，“我才对那些自称老师的人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不信任。”(121)

依我看，将野添、罗斯穆斯和其余同道串联起来的，正是这种基本的不信任、对官方控制他们思想的拒斥，以及坚持提问和认识真相的那股子韧劲。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这样的人都不会多。我猜，不管他们身居何地，恐怕都不太讨人喜欢。如果说罗斯穆斯在德国不像野添和谷地田在日本那样孤立无援，这仅仅因为联邦德国过去是、现在也依旧是个更开放的社会。那儿总有拥护罗斯穆斯事业的律师、报章和学者。但在日本，单个学者所能获得的机构支持则要少得多。

然而，就多数人的情况而言，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其实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当直面令人不悦的事实时，日本人的反应和德国人差不多。多数人不是转身离开，就是捶胸顿足。1990年，大馆市举办了一场题为“花冈事件”的小型展览。我见到一份特地为此准备的问卷。参观者被要求写下自己的年龄，是如何得知“花冈事件”的，以及对此的感受。人们的回答和德国纪念馆留言簿上的话差不多——都在表达“民族”耻辱。

“日本人是全世界最野蛮的民族！”一位年过三十的男人写道，“作为日本人，我感到深深的愧疚。”关于花冈事件，他是从父母那里听来的。另一名参观者是年逾花甲的老媪，事发当时便知情。她写道：“作为花冈人，作为日本人，我感到无地自容。这跟‘花冈事件’相比或许只能算是桩小事，但我希望人们知道，家父过去利用华工为他工作，自己却借用上司的名义，假装是他们下的命令。”公开悔过——或者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叫“自我批评”——并不只在基督教文化里才有。

谷地田打小就是基督徒，但他说自己“耻于”提及。他自视为一介凡人，一位社会主义者。基督徒在日本东北的小镇里并不鲜见。传教士吸引的是穷人，这在哪儿都一样。谷地田的老婆孩子既不是基督徒，也对他有关华工的研究毫无兴趣。太太因为他常去中国怨言颇多，希望老公能带她去欧洲度假。女儿小时候曾帮爸爸分发工会传单，但年纪一大，就对他的事再也不闻不问。儿子则向来不感兴趣。跟我说起这些的时候，谷地田脸上仍挂着笑容。

基督教背景的社会主义者身上往往都有一种宗教倾向，不管他们自认为多么世俗化。我在谷地田身上没有察觉到这点。他身上没有一点宗教热忱的元素——野添亦是如此。谷地田为何会如此关注“花冈事件”呢？为什么历史会将他牢牢攥在手心里？他的回答和野添一样含糊其辞，但聊到后来，在我以为他已经忘了我问过什么的时候，他却杀了个回马枪。二十来岁时，他曾在京都呆过几年，在邮局工作。一次，有人让他别用某个杯子喝水，他吃惊不已，因为这杯子是专供“部落民”（burakumin）使用的。“部落民”是指昔日社会弃儿的后代，他们的祖先从事污秽的行业，譬如屠宰和制革。社会对这类人的歧视在中南部地区尤为严重。在北方，也许是因为开发比较晚，很少存在这一问题。谷地田没有留在京都，但这段经历为他打上了烙印：“我下定决心，永远都要与被歧视的人站在一起。这就是我会对探究花冈事件经过感兴趣的原因。不光是为了替幸存者索赔，不完全是这样。我是想让日本人承认事实，还受害者以自尊。”

*****

谷地田驱车带我来到昔日村会堂的旧址，被人五花大绑的华工曾跪在那儿的空地上，遭人唾弃，被人殴打，其中一些还被凌虐致死。院子里种着几棵参天大树，地面灰暗而冰冷。“那棵松树，”谷地田边说边指向一棵看似最老的树，“一定目睹了行凶过程。”新建的社区中心对面矗立着三座大型雕塑：一座是男性半身铜像，一旁是块巨石，光滑的表面刻着一首歌。铜像旁有座裸女塑像，她正引领一群鸭子走向铜质平台的边缘。一块小小的铭牌躲在树丛后，不仔细找的话几乎看不见，牌子上刻着“花冈事件”的来龙去脉。

谷地田说，“赶鸭子的裸女”所在之处恰好是过去村会堂的位置。这点无文字为证，雕塑上找不到一句铭文。从一本大馆市政府发放的名为《和平之城大馆》的介绍册上，我得知这座雕塑名为“和平雕塑”：誓将维护中日友谊。同样是这份册子，还（用英日双语）解释道：“和平是美好生活的基本原则。基于这一观念，1983年12月12日，大馆市成为秋田县首座宣布自己为‘反核和平之都’的城市，一直在为每位居民倡导和平之城的目标。”并不是所有人都乐见这一和平塑像，或欢迎反核政策，但毕竟是一个由社会党执政的城市所取得的成果。

男性雕像引起了我的注意，倒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殊之处；诸如此类地方名人的铜像在日本随处可见。然而，眼前这尊却格外华丽，微笑着俯视整个庭院，脸上的神情似乎很满意于自己的诸多成就。此人是畑泽京一（Hatazawa Kyoichi），铜像下方刻着他的一系列职位和头衔。畑泽曾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地方官僚、相扑界的顶梁柱、几届奥委会成员，以及数项日本最高荣誉的获得者。光溜溜的石座上所刻的歌词，是专为歌颂他的精彩人生所作。据纪念碑碑文来看，畑泽的人生经历只有一个很小的缺口：1941-1945年期间是一片空白。但他那时其实并没闲着，是主管花冈矿场劳工事务的负责人。

“日本人对历史也就这么点重视了，”谷地田表示。“我没法说服自己带中国参观者来看这个，这可真叫人羞愧难当。”尽管我能理解他为什么尴尬，但他大可无需如此。在我看来，畑泽京一的塑像所象征的，不只是公众对惨痛真相的无动于衷。我又打量了眼这位成功的地方大员。看着他那得意的笑容，我明白了是什么在驱使野添和谷地田等人坚持过那样的生活。

[1]齐格弗里德同克里姆希尔达都是《尼伯龙根之歌》里的人物。

[2]Emmanuel Le Roy Ladurie（1929-　）法国著名学者，年鉴学派第三代史学家。

[3]Zarah Leander（1907-1981），瑞典喜剧女演员，曾被认为替纳粹宣传体制工作。

[4]近现代日本国家机构，主要承担日本的国民健康、医疗保险、药品和食品安全、社保、就业、救助弱势群体等职责。

[5]James Stewart（1908-1997），美国著名演员。在电影《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 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1939）中，他扮演一个深受爱戴的地方童子军领袖，当选为参议员后来到华盛顿与腐败体制斗争。

第十一章 告别废墟

假使说《铁皮鼓》是全世界关于二战最著名的一本虚构编年史的话，那么其主人公、三岁就停止长大的男孩奥斯卡·马策拉特（Oskar Matzerath）可以算是这场战争最有名的文学见证人了。挎着铁皮鼓、嗓音能震碎玻璃的奥斯卡·马策拉特是最理想的回忆录作者，他有着早熟儿童那种不可思议的好奇心。不管有些事在成年人看来多么不堪，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而鼓声是对他目睹的惨剧的见证。与此同时，奥斯卡还象征着大人们的恐惧和渴望，尤其是渴望在一个黑暗、温暖、子宫般的世界里寻找安乐窝。这样的世界，就存在于他祖母安娜·布隆斯基宽松的裙底下。她坐在卡舒比亚人的土豆地边上，奥斯卡只要钻进她那“肥大的裙底”下，就能置身另一片世界。对于孩子，这个世界尚未有事可记；而对于成人，一切都可以是过眼云烟。

君特·格拉斯的这部权威著作是从孩子的视角审视过去的扛鼎之作，但绝非仅此一部。由于鲜有成长于第三帝国的德国成年人愿意回顾自己的经历，取材于那一时期的诸多小说便出自当时尚未成年的男男女女之手。在日本，军旅作品多为退伍老兵写就。但若想了解纳粹专政下的日常生活，我们大体上只能仰仗孩子奇幻而痛苦的视角。

对战时日本日常生活的描写则要少得多。即使如此，一些描写战争末期——也就是战火烧到日本本土的时候——的佳作都和孩子有关，或者将孩子作为叙事主体。井伏鳟二以广岛为背景的杰作《黑雨》讲的是一位天真少女的遭遇。而大江健三郎早年的小说《抽嫩芽，打孩子》则是一群被转移至偏远村庄的孩子的故事，情节类似《蝇王》[1]的倒叙版：温和、懵懂的孩子沦为残酷、野蛮的成人世界的牺牲品。不论在日本还是在德国，以战火中儿童为题材的书籍多拥有一个相同的主题：天真与邪恶之间的较量。

诸如此类的小说，为一个静止的宇宙和生来邪恶的成人世界提供了一种感伤且往往带有道德说教色彩的看法。尽管它们多数具有政治意义，但讲述的故事本身不牵扯政治。由于成人世界坏透了，它很难真正发生改变，除非在某个遥远的乌托邦。这其实算不上是孩子的视角，而是大人对童真的渴望，对祖母“保护伞般”裙摆的向往。

德国战败后，奥斯卡决定长大。他将铁皮鼓埋入沙中，身体开始发育却又无法自然成长；最后成了一个驼背怪物。尽管活到了三十岁，但他从未脱离魔幻的儿童世界，从未摆脱魔鬼对他的纠缠：“总在我身后徘徊，黑厨娘。如今迎面朝我走来，漆黑……”(122)

*****

日本东北的某个小镇有座高两米、宽一米的石碑，由某个退伍老兵联谊会的成员在1961年所立，那时正值日本经济奇迹发轫之际。不过，他们绝非普通老兵，在美占期，他们可都是遭到清算的战犯。纪念碑表面有行碑文写道：“献给蠢人的纪念碑。”到底谁蠢，则没有说明。是军官自己么？还是盟军战胜者当中的法官？他们清算和指控起人来随心所欲，也不是一贯公正。还是说，蠢的是人类，因为其沉溺于自我毁灭？也许三者皆有吧；所有人都是蠢货，当然，天真烂漫的孩子除外。

珍珠港事件五十周年纪念日临近之际，檀香山市市长曾提议布什总统邀请日本官员前来参加仪式，不过前提是他们必须为战争道歉。这样就能开启“一个新时代”，他表示。日本政府对此予以拒绝。内阁官方副长官石原信雄称，“全世界都负有战争责任”。美国也应该道歉，他说。“因为战争无法避免，参与其中的各方都应反思……究竟谁对战争负有责任这个问题，要再过个十年二十年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日本人没通过测试，他们并未获邀，他们仍然是个危险民族。珍珠港幸存者联合会的主席一直都持上述看法。当听说有计划要邀请日本老兵时，他评论道：“你觉得犹太人会邀请纳粹参加探讨大屠杀的活动么？”

把珍珠港和大屠杀拿来作对比当然很荒唐，年迈的日本帝国海军幸存老兵和纳粹也是八竿子打不着。但是美国人头脑中的疑问可以理解：在一个国家的官方发言人仍死不承认本国对挑起战争负有责任的情况下，这个国家还值得信任么？日本人的这番遁词就好像一个任性的小孩在跺脚，边跺还边嚷，自己又没做错什么，因为人人有份。这种“别人与我无异”的论调很是奇怪，因为我们习惯听日本人谈论自己在文化上、民族上、政治上和历史上如何独一无二，与众不同。

很容易将这种小孩子脾气看成是文化特质，也许其并非日本独有，但无疑在日本相当显眼。战后日本文化的幼稚病着实发展到了极为恼人的程度：随处都能听到成年妇女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好像她们还是青春少女一样；日本主干道沿途的建筑风格好似迪士尼乐园，清一色的可爱之风甜到让人发腻；“电视达人们”声嘶力竭大喊大叫不算，还在地上撒泼打滚，吵闹不休，跟幼稚园小丑一样；一身蓝西装的工薪族大军在地铁上手拉吊环阅读少年漫画；对老掉牙的校园歌曲和万人迷妈妈桑（mama-san）[2]的喜爱又显得十分矫情。

套用麦克阿瑟将军的话说，日本这个国家像个十二岁的孩子，充满了渴望停留在十二岁的国民。但有时候它看着更小。在这个黄金年龄，一切安稳有着落，尚无需承担责任，也不必遵从规范。日本人会坐在柏青哥（Pachinko）弹球游艺厅里，腰杆挺得笔直，目光呆滞地锁定在弹子游艺机上，对过去和未来均充耳不闻，只盯着倾泻而下的银色小球，耳边闹哄哄地响着背景音乐《军舰进行曲》[3]

然而，我不相信日本人天生就是个幼稚民族的说法，同样，我也不相信他们本质上就是危险民族。世上没有危险民族，有的是危险的情境，这既不是自然法则或历史规律造成的，也不是民族性格使然，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当然，这些安排背后有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但后者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如果我们把政治因素注入战后日本迷幻的迪士尼世界里，事情会变得清晰起来。麦克阿瑟将军说的没错：1945年，日本人在政治上就是群小毛孩。在此之前，他们被迫完全屈服于一个由专制官僚和军人管理的国家，听从一种宗教崇拜——这一教派的教主同时还是武装力量的名义首长和帝国的最高首脑。

自那时起，这一局面有所改观，但还不够。既然日本人得到了危险民族的评价，就得被迫——尤其是屈从于麦克阿瑟本人——从邪恶的世界当中抽身而退，躲藏在美国的裙摆之下。实际情况是，日本被置于一份慷慨的《凡尔赛条约》之下：虽丧失主权，财政却未遭压榨。美国鼓励日本人致富，但他们危险的双手不得再染指战争。此时的国家管理者，和当初管理日本帝国的几乎是同一批官僚。选举体制被人操纵，使得一个腐朽的保守派政党在几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大权在握。这一安排既合乎美国的心意，也很对日本官僚、自民党政客、大财团的胃口，因为其确保日本一直会是一个富强、稳定的反共盟友。但这种安排扼杀了政治辩论，阻碍了日本人走向政治成熟。从二战历史来看，这一辩论止步于1940年代末冷战开始之时：官僚和保守派政客靠为过去辩护，或至少无视过去，为他们的统治授予了合法性；而人数较少、大致左倾的反对派，则把矛头对准了军国主义亡魂和人类的邪恶本性。

许多人相信日本人无药可救，他们势必永远都会是一个危险、神秘和孤立的民族。就连一些日本人也相信这一说法。坂口安吾在战后不久即写道，日本人“在面对历史时，就像听天由命的小孩”。(123)他们要是想成为人，只有在堕落到只剩下基本人类欲求的层次，且被剥夺伪装的谦虚、习俗、传统和理想后，方有可能。他们倒的确是堕落了一阵子，但人类无力长期消受这一类型的自由，安吾说道。他们很快建立了新体制，以及一套新的习俗、传统和理想，将自己圈禁其中。这一新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建立在旧体制的废墟之上：“若不发明一套武士准则，或天皇崇拜的话……人就活不下去。”

如果安吾说的是对的，如果说日本人真的不可救药的话，那么理想的情况是，日本动武的能力应该受到一份和平宪法和一个外部强权的永久性束缚。反之，如果他们并非无药可救，那么现状就应维持下去，直到日本人态度转变，真诚地面对过去，更彻底地向昔日的对手道歉。诸如此类的表达，不一而足。但或许我们把日本问题给看颠倒了。没有对政治责任——准确地说，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责任——的承担，日本就不可能产生一种面对过去的成熟态度。必须先有政治变革，然后才会有心态变化。修宪只是一部分努力；更换政府起码同样重要。因为只有一个新政府才能与战后秩序一刀两断，而这一秩序至今仍然受到战时政权的玷污。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下跪的一幕，发生在联邦德国建立有效民主体制之后，而不是之前。然而，日本在与邪恶世界分道扬镳后，成了个“奥斯卡·马策拉特”：投机取巧、发育受阻、被魔鬼缠身，而它一直试图通过将魔鬼埋进沙中——就像奥斯卡埋铁皮鼓一样——来逃避它的纠缠。

韩国首任民选非军人总统金泳三曾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当后者问及日本政府应如何赔偿原日本帝国陆军军中的朝鲜籍慰安妇时，他答道：“我们要的不是你们的钱，我们要的是你们澄清真相。只有这样，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不出一年，1993年夏，也就是柏林墙倒塌后四年，期盼终于成为了现实：自民党的政治垄断被脱党的年轻保守派、社会党、公明党（一个佛教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打破了。新任首相是细川护熙，近卫文麿亲王的外孙。近卫在1937年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担任首相，并于1940年签署了轴心国协约，1945年被控为甲级战犯后自杀。作为日本新首相，细川上台后的首项举措就是公开声明，日本在1930至1940年代的军事行动是“一场侵略战争和错误战争”。虽然这只是个开端，但也是不错的苗头。怀揣着新燃起的一丝希望，我回想起自己最后一次领教老一套说词的经历，这种说教已经盛行了四十八年。那么多地方，偏偏就被我在迪士尼乐园里见识到了。

东京迪士尼乐园坐落在东京都和成田机场之间一片荒芜的城郊空地上，几乎就是加州迪士尼乐园的翻版，除开某个娱乐项目只在东京才有，名为“与世界相遇”（Meet the World），由松下电气赞助建造。松下是战后日本最成功的企业之一。“与世界相遇”设在一栋大型白色穹顶建筑内，里面有座旋转影院，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塑料味儿。影院放映的是日本和世界关系简史，讲故事的是一只友好的苍鹭，为其配音的女声欢快而活泼。听众说是两位幼童，实则为机器人。然而，这其实是相当片面的历史：虽承认中国文明的影响，但只是为了突显日本后来独树一帜，自成一派。比中国近得多的邻国朝鲜则压根没有提及。

但最有意思的部分，也是我期待看到的，是1895至1945年那段时期。当时，日本与世界的相遇引发了一系列战争。这一幕紧跟在海军司令佩里率领如恶灵般的“黑船”登场之后——但实际上，“黑船”驶入日本近海是在1853年。军舰淡出视线后，银幕上出现了一门大炮，随着一声炮响，剧院变得一片漆黑。“哦，”儿童机器人开口道，“好黑啊！”欢快的苍鹭附和着，是好黑啊，“现在让我们面向未来吧”。之后就是大结局：一连串幻灯片掠过眼前，友善的日本人向心存感激的外国人介绍高科技工具——其中有马来西亚人、印度人、中国人……还有美国人。耳旁歌声越来越响，副歌不停重复一句歌词：“我们用爱迎接全世界，啊，我们用爱迎接全世界，我们用爱迎接全世界，啊……”

音乐还在放，灯亮了。我环顾四周，发现影院里只剩下我和女儿两人。

*****

瓦尔特·本雅明对保罗·克利（Paul Klee）的画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的描述是最美妙的历史比喻之一。新天使是历史天使；他长着一张人脸，却有鸟儿的翅膀和脚：“他面朝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不断堆起尸骸，并将它们抛在他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将破碎的一切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一场风暴，猛烈吹打他的翅膀，令他再也无法将它们收拢。风暴无可抗拒地将他推向背对着的未来，而面前的残骸越堆越高，直至天际。这场风暴，正是我们所谓的进步。”(124)

进步观连同英国炸弹一起，把德累斯顿变成了一座遍布废墟和畸形巨物的城市。走在德累斯顿市中心丑陋的大街上，看着老城只剩下残砖碎瓦，宛如一个精致的古董广口瓶摔成的碎片，我心中无端生起一股自己也牵连其中的罪恶感。在写到奥斯维辛和广岛时，我曾抨击过同样的罪恶感。究其原因，与各自死亡人数无涉（德累斯顿死了大约三万人），因为不管实际上有多少人罹难，大规模的杀戮总归令人震惊。（正如某人指出被杀害的犹太人要远多于被害的同性恋者时，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反问：“你干嘛呢，在聊不动产么？”[4]）而我格外遗憾的情绪谈不上有多高尚。因为就德累斯顿大轰炸而言，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几个世纪以来凝聚的美，一夜间就这么毁了。同布拉格和威尼斯一样，德累斯顿是世界建筑奇迹之一。其被毁纯属丧心病狂之举，就好比拿斧子将一把齐彭代尔[5]设计的椅子砍个稀巴烂，拿刀把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刮花，或烧毁一座价值连城的图书馆。由于轰炸没有令人信服的战略依据，因而更反衬出其丧心病狂。从人性的角度而言，这并不是说轰炸丑陋的贫民窟没有摧毁德累斯顿的巴洛克式心脏那样可怕。只是，置身德累斯顿新形成的空洞中——过去那是心脏的位置——时不时都会感到若有所失。

老城的一部分战后本可保存下来，一些宫殿和教堂的残址足以进行修缮和复原，这点同纽伦堡和慕尼黑的情况相似。但是东德首任共产党领袖瓦尔特·乌布利希认为，过去必须连根铲除。他的口号是“德累斯顿，当下最美”（Dresden, schöner als je）。于是乎，这座城市再次沦为了丧心病狂的牺牲品：艺术史专家被迫起草方案，摧毁德累斯顿残余的部分；御用文人拿着佣金，负责设计一座将成为社会主义样板的丑恶城市。建于18世纪的茨温格宫对面是索菲亚教堂，它曾是德累斯顿最漂亮的哥特式教堂，却惨遭拆毁，取而代之的是一座低矮的混凝土堡垒，里面是工人食堂。这就是乌布利希的进步观。

但不是所有残砖碎瓦都被清理一空。茨温格宫于1960年代修复一新，同样被复原的还有一两处别的废墟。18世纪兴建的圣母教堂遗迹则维持原状，因为无论是乌布利希还是别的什么人都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在里面造什么好。就这样，这堆伤感的石头成了一块警示地，一座“献给上万死难者”的纪念堂（套用官方铭牌上的说法），以及对于那些活着的人来说，作为他们“对抗击帝国主义野蛮行径、为人类和平幸福而斗争的一种勉励”。

我问市立博物馆新馆长马蒂亚斯·格里贝尔（Matthias Griebel），帝国主义野蛮行径到底指什么。格里贝尔回答：“指每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美国入侵越南，以及除开社会主义战争之外的所有战争。”

格里贝尔光头，留着浓密的连鬓胡子，这让他像是一只硕大的德国老鹰。在德累斯顿，一小群人试图通过举办讲座和非正式展览，维持历史意识的鲜活，格里贝尔正是其中之一。起初，共产党政府反对这么做，因为德累斯顿的“封建”历史属于历史的垃圾箱。只有到1980年代，共产主义教条彻底丧失对公众的吸引力后，当权者才试着通过宣扬历史合法性，来巩固其公信力：从农民起义领袖闵采尔（Münzer）一直讲到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就连卡尔·迈（Karl May）都被当成自己人。这位19世纪浪漫派作家笔下的老沙特汉德（Old Shatterhand）是德国的狂野西部英雄。希特勒和爱因斯坦都爱他的小说，读起来手不释卷。沿着易北河顺流而下，“沙特汉德别墅”就在德累斯顿西北，对游客开放。

沿易北河顺流而上几英里，在德累斯顿的另一边，是小城皮尔纳（Pirna）。小城虽然破败，却古色古香，不仅有19世纪的精巧别墅，居然还保留了部分后哥特时期的建筑。我前去寻找一处历史遗址，它在德累斯顿地区的所有旅游手册上都不见记载。皮尔纳有座古老的医院，曾收治过精神病人。我之所以知道它还在那儿，是因为先前看过照片。格里贝尔也跟我确认有这么个地方。这座精神病院很有来头，因为正是那儿的医生率先在病人身上试验名为“齐克隆B”的毒气。逾一万人死在了索能斯坦（Sonnenstein）安乐死研究所。

这地方挺难找。一位老太太愉快地送我上了山，但随即我便迷路了。“你说这地方叫啥？”过去叫安乐死研究所。“什么时候的事啊？”希特勒时期。“抱歉，这我可真不知道。”

最后还是被我找到了。索能斯坦城堡毗邻一座风景怡人的公园，内有几栋建于世纪之交的房屋。一栋别墅的黄色墙壁上刷着一行字：“为病患和老人提供桑拿设施。”我进了屋。一位姑娘问我有何贵干，我告诉她所为何来。她皱皱眉说道：“不，不在这儿。我们这儿只收需要特殊治疗的病人。您要找的是那边那栋建筑，过去是座工厂，造涡轮机的。”

“那边那栋建筑”外围着生锈的铁丝网，看外观着实够阴森，想必就是安乐死研究所。我还看到块牌匾，纪念一位名叫阿尔伯特·巴特尔（Albert Barthel）的人，“我党同志，于1942年被纳粹杀害。”

结果也不是这里。我走进一间屋子，见到几个年轻人正在吃午饭，他们是负责照看智障儿童的教会执事。“原安乐死研究所？不，不，感谢上帝，不在这屋里。不，应该是在隔壁那幢楼里。”

我来到隔壁屋子前，这是栋别致的法式别墅。我朝地窖里瞥了一眼，下面一块牌匾也没有。门闩着，周围杂草丛生，高及膝盖。我听着沙沙作响的树上传来鸟鸣声，想起方才在教会执事房里看到的一堆泰迪熊，横七竖八地躺在过道上。

格里贝尔先生说过，建筑是时间凝固在石头中的表达。可问题是，石头提醒德累斯顿市民记住的是一段他们想要忘却的历史。第三帝国不过是一场恐怖的噩梦，但从乌布利希再到昂纳克，他们的专制作风在每个粗制滥造的住房项目、每座混凝土工人餐厅背后都清晰可见。你无法责怪人们深深迷恋那个有着宫殿和教堂尖塔的老德累斯顿。正如格里贝尔所言，“我们活在一个城市的屁股里，当然想帮她恢复原貌。”

为了抄录纪念匾上的文字，我最后去参观了圣母教堂遗址，却不见它的踪影，有的只是一堆被围栏围起来的碎砖块。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男人正对着一伙工人发号施令。我翻过围栏，想凑近瞧上一眼，结果被身材敦实的小个子“制服男”看见了，他大步流星朝我奔来，满脸怒气，带着浓重的萨克森州口音冲我吼道：没什么好看的，严禁擅入！一瞬间，所有孩提时代的偏见再度涌上心头。这可真是典型的德国人，我暗自思忖。但我还是屈服于他的喝令，退回至围栏后，远离了这个依旧怒火中烧的男人。我又打量了眼工人，他们正在堆石块。一两年后，圣母教堂就会再次矗立于此，并完全恢复其往日的风采，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

战后，奥斯卡·马策拉特和他的朋友克莱普成立了一支爵士乐队。两人周游西德，去过杜塞尔多夫，或者准确地说，是杜塞尔多夫与凯塞尔威尔斯（Kaiserswerth）之间的莱茵河流域。他俩坐在岸边，演奏拉格泰姆音乐[6]。那是在1949年，一年前的货币改革见证了德国马克的诞生。他们被邀请在一家名为“洋葱地窖”、收费高昂的“高档”夜总会里演出。夜总会的装修是仿古的德式风格，有着圆形玻璃窗，门外的熟铁绞架上挂着块珐琅牌子。夜总会客满时，主要娱乐活动就上演了。客人们分到一块小砧板、一把削皮刀和一个洋葱。洋葱用来干嘛？“它做到了全世界和全世界的悲恸都做不到的事：它让人落下一颗泪珠。它让人哭泣。他们总算可以再度哭泣了。是正确地哭，不加克制地哭，发疯一样地哭。”(125)

当然，对于治疗“无法哀悼”即战后德国人普遍的道德和精神麻木而言，“洋葱地窖”只是一剂昂贵且治标不治本的药方。我遇到过的许多有思想的德国人都很讨厌这个词：无法哀悼。哀悼什么呢？他们问。哀悼谁呢？你会哀悼逝去的亲人，但你如何悼念死在自己手里的受害者？我的德国自由派友人会问。反思么，没错；道歉么，肯定的；赔偿呢，那是自然；但哀悼呢，万万做不到。因此，在有思想的自由派人士圈内（这些圈子估计会欢迎那些爱管闲事的友人加入他们）已经做了——现在仍在进行——大量的反思和道歉。但是凭吊德国死难者，不管是军人，还是被盟军炸弹炸死或被一心寻仇的波兰、捷克或斯洛伐克邻居赶出家园后杀害的平民，这种凭吊都令人难堪。这么做的多半是右翼民族主义分子，或是驱逐行动的幸存者，满怀对失去故土的乡愁。

在西半边的德国，村庄广场上和教堂墓地里有不少凭吊一战战殁者的纪念堂，但纪念二战死难者的就凤毛麟角了。一个例外是乡下啤酒馆臭烘烘的地窖，那儿不太欢迎外国人。实际上，东德的二战纪念堂似乎要多于西德，或许是因为对过去的罪恶感在民主德国从来就不称之为问题。

赫尔穆特·科尔试图通过将罗纳德·里根拉到比特堡公墓，来实现某种平衡，但他行事既笨拙又冒失，挨骂也就理所当然了。不过在游历德国期间，我时常感到，一味道歉或许会造成一种妄自菲薄。毕竟，哀悼有其目的。仪式性地表达悲伤和失落会强化了延续感和共同体意识。但有思想的自由派德国人担心的恰恰就是这点：民族共同体（Gemeinschaft）过去曾遭到扭曲，沦为杀气腾腾的种族主义，而在一个历史上背负血债的国家中，文化延续性已成为一种很微妙的东西。

1991至1992年我旅居柏林，在这一年中，我觉察到德国的亲犹主义思潮出现了一种有趣的新老交替。在那些经历过战争的德国人家里，时而能看到墙上挂着以色列日历。对此，罪恶感起码有一定解释力。但是，那些泡在东柏林原犹太教堂外咖啡馆里的非犹太裔德国青年又怎么说呢？一些德国青年干嘛非要给自己取个祖父或伯叔祖那代人的犹太姓氏呢？但凡是来自中欧的犹太作家，几乎都能拿文学奖，难道不有些奇怪么？或许与一种或残存于内心、或继承自祖辈的罪恶感有关，但我相信，还有一些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对一种消逝文化的追忆，以及尝试对被抹去的过去建立认同。简言之，这是一种哀悼之举。

玛琳·黛德丽[7]不是犹太人，但她属于柏林犹太区被毁的那个世界。她死后葬在柏林，葬礼很低调，排成一字走过她坟前的吊唁者，年龄几乎统统在四十岁以下。这同该市官员拒绝为她举行官方葬礼的小心眼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些德国人永远都不肯原谅黛德丽，因为她在德国城市遭到轰炸的时候正穿着美军军装。但她代表了另一个德国，一个那些年轻吊唁者渴望认同的德国。

所谓的缺乏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是联邦德国人反复对灵魂进行自我解剖的一个原因——问题是，似乎已经没什么灵魂可供解剖了。这也就是为何左右两派的一些浪漫主义者都将东半边的德国视为蕴藏德国身份认同的宝库。但在我看来，让联邦德国在智识上变得令人振奋的，是其对历史神话建构和国家浪漫主义的怀疑。我喜欢“宪政爱国主义”这一说法。也许光有这点还不够，也许在改造一个昔日的危险民族上，还有很多事要做。但我很难认同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担心，他在两德合并时说过，德国人缺乏“对联邦德国那种至高无上的感情”，另外，“联邦德国似乎并未带给他们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即便对那些视其为德国公民意识从战争废墟中崛起并获胜的人而言，亦是如此”。(126)无疑，德国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经历了太多这样的大起大落。米勒担忧的是，德国人在面临危机时也许不会捍卫他们的民主体制，因为“没人为其诞生洒下过一滴热血”，况且这是舶来的民主。

借一位早已被人忘却的纳粹理论家的话来讲，永远都会有德国人（还有他国的同道）想要“从德国神话的废墟中挑选石料，在经过清洗和打磨后，修建一座全新的德意志神庙，在断壁残垣的遗迹之上，打造一种崭新的德意志世界观”。(127)但我认为，德国的神庙已经够多的了，是废墟的就由他去吧。

君特·格拉斯不是唯一担心德国统一的人。多数自由派在这一问题上的焦虑同担心西德没有灵魂恰恰相反。不少人警告道，统一会使德国民族主义卷土重来；刹车已经松开了，危险的德国人就要开始挪动他们庞大的身躯了。然而这点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两德统一当晚，我身在法兰克福，除了寒空中鸣响的旧爆竹外，我并未发现民族主义狂欢的迹象。一家时尚的夜总会里，喜剧演员拿神圣的德国马克和“香蕉民主”[8]开着并不好笑的玩笑。不过，多数人选择待在家里，坐在电视机前，跟平时晚上没啥两样。一年前，德国队问鼎世界杯时，人们可要热情多了。

这之后，新纳粹粉墨登场，光头党青年高喊“胜利万岁！”挥舞老式战旗。他们面目可憎，残暴成性，杀人不眨眼。1992年，德国发生了4587起针对外国人的袭击案，有十七人遇害。一年前，英国就有7780起种族主义袭击事件，但纳粹党徽、口号和“胜利万岁！”的敬礼使得历史对比在德国难以回避。从欧洲媒体关于德国青年犯下种族主义罪案的报道中能读出一丝幸灾乐祸的意味，老一套的“我们和他们”又上演了。

我在哈勒[9]待了一天，等着看一场新纳粹游行。这座东德城市十分败落，那天是11月9日，正巧是“水晶之夜”和柏林墙倒塌纪念日。哈勒的居民提心吊胆，警方封锁了每条主要街道。该市主广场上，一个老头儿冲市长叫骂，说这么大张旗鼓的，搞得好像希特勒时代又卷土重来了一样。一家咖啡厅的老板在放我进来后，锁上门，骄傲地给我看了看他的枪。终于，新纳粹出现了，男的后脑勺和两侧头发剃得精光，女的脚穿白袜，长长的金发扎成辫子，活像希特勒少女联盟成员。一位带有维也纳口音的胖男人和英国史学家大卫·欧文（David Irving）向他们发表了讲话。战前设计的老式电车吱吱嘎嘎地行驶在锈迹斑斑的轨道上。穿着汗衫的胖墩从窗户里探出身来一看究竟，《德意志之歌》（Deutschlandlied）这首歌词对仗的禁曲（“从马斯到默默尔，从埃施到贝尔特，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响彻空中。这一切让人很不自在，而且荒诞不经——野蛮的子孙穿着他们祖父母的衣服，历史以大木偶剧[10]的形式自我重复。

但这不是在演戏。极端分子的行为——他们在一年后烧毁了东西德的难民收容所，致人死亡，一旁的警察却无能为力——证明了一点，德国人仍能做出伤天害理之事。大喊大叫的德国青年抬起穿靴子的脚，蹬向可怜无助的外国人的脸部时，邻居居然还嗤笑叫好，这一幕着实让人作呕。然而，在欧洲其他地方——更别提其他大洲——也发生过类似事件，有些情节更为恶劣，这证明国籍、种族和文化不足以解释人类野蛮的根源。当领袖掌握的权力不受限制，追随者又获准可以欺凌弱者时，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成为危险分子。脱缰的权力会勾起个体和暴力团伙心中的野蛮。尽管程度和形式并不相同，但奥斯维辛和南京大屠杀永远都是其例证。可是，在联邦德国，或者说在日本，今天的形势并不是这样。人性并未改变，政治格局却已今非昔比。这两个国家的人可以用选票把卑鄙无赖赶下台。那些选择无视这点而去寻找民族性“该隐记号”[11]的人，并未从过去当中吸取教训。

1993年，德国最成功的一部电影是约瑟夫·维尔斯麦尔（Joseph Vilsmaier）执导的《斯大林格勒》，片长两个半小时，重现了当年德国人经历的炼狱。至少有十五万德国人死在了战火中，这既是希特勒对苏联人民犯下的罪行，也是对德国人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该片讲述的主要是德国人的苦难，而非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暴行。影片中的德国士兵死于饥寒交迫或苏军火力。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解读德国年轻人为何尤其钟情于《斯大林格勒》。历史好奇心或许是原因之一；另外，德国人新近产生的逆反心理或许是原因之二：我们受够了奥斯维辛，现在来哀悼哀悼自己吧。是有这种可能，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新一代德国人可以在没有罪恶感的前提下进行反思。这些人兴许是少数，不过我觉得其人数总要多于那些根本不会反省的光头党恶棍。

1992年，慕尼黑的电影博物馆放映了维特·哈兰（Veit Harlan）的影片《犹太人苏斯》（Jud Süss），叫人看着不作呕都不行。这是经戈培尔授意、摄于1940年的反犹主义政治宣传片。苏斯这个邪恶的犹太人由费迪南德·马利安[12]饰演，他意图破坏18世纪符腾堡公国的罪恶计划险些得逞。最后，犹太人像耗子一样被驱逐出城。该片的公映在慕尼黑市掀起了一连番公众讨论，有一次还吸引了两位右翼激进分子的参与。他俩试图否认大屠杀。出了这种事也是无可奈何，作为讨论发起人的德语文学教授说道：“不管怎样，作为民主国家，我们理应放映该片。”

是年，我观看了《犹太人苏斯》，地点在柏林电影学院。片子是放给学生们看的，结束后一样引发了讨论。多数学生来自西德，部分来自东德，都才二十出头。他们的装束是“国际标准制式”：牛仔裤、防风衣配工装衬衫。授课教授年逾花甲，名叫卡斯滕·维特（Karsten Witte），属于“六八一代”。发起讨论时他说，希望学生偏重影片的审美层次，而非故事情节。他说，如果只是介绍政治宣传的话，那可就太单调了：“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现在来谈谈‘怎么会发生的’吧。”我联想起十五年前在东京电影学院读书时的同窗。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日本的亚洲战争“发生了什么”？或者更一阵见血地说：他们的教授当中，有几个会想到要去放映过去的政治宣传片，好让学生知道“怎么会发生的”呢？

维特就影片的配乐发表了些看法：片头字幕出现时，巴赫的合唱乐一点点被领唱人口中的希伯来语赞美诗所盖过。一个二十岁上下的男生举手发言，说他留意到在影像呈现上，还有一处也运用过类似手法：符腾堡的徽章熔化后成了希伯来符号。另一名学生指出，在犹太恶人被公开处决的最后一幕里，天空中飘起了雪。他试着转述导演想表达的意思：“雪洗净了德国，涤荡了大地。冬天过去了，春天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就要来临。”还有人说，影片一直在展示符腾堡宫廷的财富：宽敞的房间、精美的画作、雄伟的宫殿，等等，而犹太人的财产则被藏在暗柜里，藏在逼仄肮脏的屋内。“这旨在说明，德国人的财富是漫长而光荣的传统结出的果实，是历史和文化结出的果实，而犹太人的财富除了钱以外还是钱。”

卡斯滕·维特皮肤苍白，嘴唇红润，再加上一头金色短发，让他像极了纳粹艺术作品中的北欧人典范。他显然对学生们很满意。他们仔细分析了影片，一点细枝末节也没放过。种族主义宣传较为毛骨悚然的范例虽然引发了一片窃笑声，但学生们都很专注。我听着他们的评论，犀利，深思熟虑，具有批判性，但不会满嘴道德话语；自信，但不显得咄咄逼人。最重要的是，都没有因为罪恶感而缩手缩脚。我不禁想起小说家兼和平活动家的小田实曾对我说过的话。海湾战争期间，我在日本拜访过他。他说我从小接受的是从被害者角度出发的教育，而他成长期间被灌输了自己是侵略者的观念。坐在柏林这间狭小的放映厅里，距离当年戈培尔发表广播演讲的大楼只有五分钟的路程，我不无欣慰地意识到，在观看这部丑恶的影片时，大家的视角完全一致。

[1]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借孩子的天真探讨了人性的恶这一严肃主题。

[2]日文音译，在日本和台湾等地对中老年妇女或老板娘的称呼。

[3]日本帝国海军军歌，从明治维新时期沿用至今。

[4]此处背景可参见http://www.gorevidalpages.com/essay-selections/。衣修伍德指出同性恋者也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屠戮，但年轻的犹太导演不为所动，因为犹太人死难人数远比同性恋多。于是衣修伍德反诘：“这算哪门子话，这又不是在买卖不动产，还要斤斤计较！”

[5]Thomas Chippendale（1718-1779），18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家具设计家和制作师，被誉为“欧洲家具之父”。

[6]Ragtime，美国流行音乐形式之一。产生于19世纪末，采用黑人旋律，为爵士乐鼻祖。

[7]Marlene Dietrich（1901-1992），德国著名女演员。生于柏林，1930年代往好莱坞发展，战争爆发后加入美国籍，是二战期间劳军艺人中最受欢迎的一个。

[8]banana democracy，来源于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指经济形态单一（主要依靠经济作物如香蕉、可可、咖啡等）、拥有不民主或不稳定的政府。

[9]Halle，德国城市，位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是该州主要大城市之一，相邻莱比锡。

[10]Grand Guignol，意为“大木偶”，原为19世纪末成立于巴黎的一家木偶剧场之名，由于上演极度血腥写实的恐怖剧，后来也用来指代此类型戏剧。

[11]The mark of Cain，来源于《圣经》，寓意是“杀人罪”。据《创世记》记载，该隐犯有弑兄之罪，上帝把他逐出家园，并在他身上做了一个记号，标明他犯有杀人罪，同时也警告别人，谁要是杀该隐就要遭报七倍。

[12]Ferdinand Marian（1902-1947），纳粹德国时期奥地利男演员。

注释

第一章　反对西方之战

(1)“阿摩司·奥兹采访记”，阿摩司·奥兹，《法兰克福汇报》，1991年2月14日。

(2)“莫以鲜血换石油”，沃尔夫·比尔曼，《时代周报》，1991年2月。

(3)“敬虔主义的核心”，戈登·克雷格，《德国人》（纽约：企鹅出版社，1984年），87页。

(4)“他把萨达姆比作希特勒”，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明镜周刊》，1991年2月刊

(5)“最独一无二的糅合”，阿尔布莱希特·福斯特·冯·乌拉赫，《神秘的日本力量》（柏林NSDAP中央出版社，1944年）。

(6)“谈论世界新秩序时”，中村哲，《朝日新聞》，1991年2月22日。

(7)“林房雄的反西方民族主义”，林房雄，《大東亜戦争肯定論》（东京：大和文庫，1964年）22页。

(8)“海湾战争正式结束几个月后”，松本健一，《东京新聞》，1991年4月8日。

(9)“对于古希腊人”，奥雷尔·科尔奈，《反对西方之战》（伦敦：Victor Gollancz出版社1938年），24页。

第二章　废墟中的浪漫

(10)“城市的废墟”，斯蒂芬·斯彭德，《欧洲见证人》（纽约：Reynal & Hitchcock出版社1946），15页。

(11)“如何营造诗意”，维克托·克兰普勒，《第三帝国的语言》，或简称LTI（哈勒：尼迈尔出版社，1957年）。

(12)“听到诸如民族这样的字眼”，吉本隆明，《戦後詩史論》（东京：大和書房，1956年），72页

(13)“所罗门称美国人”，恩斯特·冯·所罗门，《问卷》（法兰克福：罗沃尔特出版社, 1951年）648页。该书英文版由康斯坦丁·菲茨·吉本翻译，纽约Doubleday出版社1954年出版

(14)“他描绘空袭”，坂口安吾，《堕落論》（东京：角川書店，1946年），95-96页。

(15)“存在一股热望”，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努厄，引自《祖国的母语：1945年至今的德国作家和他们的国家》（柏林：Wagenbach出版社，1979年）。

(16)“伯尔同情”，海因里希·伯尔，《关于废墟文学的自白》，1952年。

(17)“消费者”，海因里希·伯尔，《在我们这里》（1960年），367和373页。

(18)“无法哀悼”，亚历山大·米切利希，玛格丽特·米切利希，《论无法哀悼》（纽约：Grove出版社，1975年）。

(19)“所有那些被剥夺公职的人”，赫尔穆特·沃尔塔特寄给经济部主任秘书莱茵哈德的信件，1951年6月30日，藏于联邦德国经济部。

(20)“短暂历史中出现的一部杰作”，野坂昭如著，J. 鲁宾译，《美国羊栖菜》，收录于《当代日本文学》（纽约：Alfred A. Knopf出版社，1977年）。

(21)“他还记得有多么渴望”，大岛渚，《体験的戦後映像論》（东京：朝日新聞社，1975年），72页。

第三章　奥斯维辛

(22)“ 过去深入骨髓”，克里斯蒂安·迈尔，《奥斯维辛后的四十年：今天的德国历史记忆》（慕尼黑：Deutscher Kunstverlag，1987年），63页和75页。

(23)“人们开始明白”，乔治·斯坦纳，《语言和沉默：1958-1966年散文集》（伦敦：Faber& Faber出版社，1967年；纽约：Atheneum出版社，1967年），137页。

(24)“ 这些格言”，斯蒂芬·斯彭德，《欧洲见证人》，7页。

(25)“ 仅剩的雏形”，汉斯·于尔根·西贝尔贝格著，约阿西姆·诺伊格罗舍尔译，《希特勒：德国制造》（纽约：法勒·施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1982年），9页。

(26)“ 彼得·魏斯参观奥斯维辛”，同样，这次经历在阿摩司·艾隆的《穿越冤魂之地的旅程》（伦敦：Andre Deutsch出版社，1967年）一书中也有记载。

(27)“ 穿过千重黑暗”，彼得·狄美茨，《大火之后：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写作》（伦敦：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1986年），47页。

(28)“ 魏斯写下一部戏剧作品”，同上，55页。

(29)“ 精神劳动”，引自A·索尔纳的《彼得·魏斯和德国人》（威斯巴登：Westdeutscher出版社，1988年），184页。

(30)“ 少数支持霍赫胡特的文人之一”，马塞尔·莱希·拉尼茨基，《时代周报》，1964年3月6日。

(31)“ 没有哪个方面”，狄美茨，《大火之后》，29页。

(32)“ 真的难以形容”，艾隆，《穿越冤魂之地的旅程》，244页。

(33)“ 作为讲述这一故事的人”，阿尔布莱希特·格斯，《燔祭》（法兰克福：S. Fischer出版社，1954年），新版序言作于1965年。

(34)“ 他把这个故事讲给……”， 沃尔夫冈·柯朋，《雅各布·利特纳写自地洞里的笔记》（法兰克福：Jüdischer出版社，1992年）。

(35)“ 一部美国电视剧”，安东·凯斯，《从希特勒到故乡：电影中的历史回归》（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31页。

(36)“最后一个阶段”， 海纳·穆勒接受（柏林）《跨大西洋报》采访，1990年7月刊。

(37)“看过《大屠杀》后”，海纳·利施登斯坦，米夏埃尔·施密特·奥斯帕赫，《致西德的大屠杀信件》（乌帕塔尔：Peter Hammer出版社，1982年）。

(38)“他不用感慨”，马丁·瓦尔泽，《谈谈德国》（法兰克福：Suhrkamp出版社，1989年），25页

第四章　广岛

(39)“应该保留广岛满目疮痍……的样子”，宇野正美，《ドルが紙になる日 いまこそユダヤの知慧に学べ》（东京：文藝春秋株式会社，1987），234页。

(40)“比较荒诞不经的一本”， 河内朗，《ヒロシマの空に開いた落下傘》（东京：大和書房1985年）。

(41)“这种历史健忘”，德国《日报》，1991年1月18日。

(42)“就算到了1949年”，平野共余子，《史密斯先生来东京：1945-1952年美占期的日本电影》（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出版社，1992年），62页。

(43)“1983年一批精选集”，《日本の原爆文学》（东京：ほるぷ出版，1983年）。

(44)“诸如《广岛》这样的电影”，唐纳德·里奇和约瑟夫·L. 安德森，《日本电影》（纽约Grove出版社，1960年），219页。

(45)“发生在世界末日的某件事”，理查德·米尼尔编译，《来自广岛的三位目击者》（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

(46)“所有准宗教元素”，小田实著，D. H. 维塔克译，《原子弹》（东京：讲谈社国际出版社1990年）。

(47)“他眼中的世界末日”，《来自广岛的三位目击者》，102页。

(48)“再次感到气愤难平”，《朝日新聞》，1992年7月20日。

(49)“只有英国作家”，阿兰·布斯，《朝日晚报》，1992年7月20日。

(50)“少数几部文学杰作之一”，井伏鳟二著，约翰·贝斯特译，《黑雨》（东京：讲谈社国际出版社，1969年），283页。

第五章　南京

(51)“森的录像和小册子”，录像名为《无法谈及的战争：侵略》，小册子则叫《因此，我们全上阵打仗了》。

(52)“她……做了区分”，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伦敦：Routledg& Kegan Paul出版社，1967年；纽约：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89年，首版于1946年）

(53)“标题颇为惹眼”，《東京日日新聞》，1937年11月30日。

(54)“我军攻占南京后”，引自本多胜一，《南京への道》（东京：朝日文庫，1989年）。

(55)“作为自己一系列文章　”，本多胜一，《中国の旅》（东京：朝日文庫，1981年）。

(56)“1984年，出版了一本驳斥本多的书”，田中正明，《南京虐殺の虚構》（东京：日本教文社，1984年）。

(57)“家永三郎就写道”，家永三郎，《太平洋战争》（纽约：Pantheon出版社，1978年），187页。

(58)“海纳·穆勒尝言”，海纳·穆勒接受（柏林）《跨大西洋报》采访，1990年7月刊。

(59)“杀死敌军士兵”，石川达三，《生きてゐる兵队》（《活着的士兵》），引自唐纳德·金，《西方的黎明》（纽约：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出版社，1984年），913页。

第六章　历史站上审判席

(60)“ 很少有事情比……”， 赫尔穆特·贝克，《数量和质量：教育政策的基本问题》（弗莱堡：Rombach出版社，1968年），74页。

(61)“ 美方首席检察官问……”，克朗茨布勒，《14 DePaul L. R. 333》，1965年。

(62)“ 纽伦堡军事法庭越是……”，埃里克·里格，摘自《祖国的母语》（柏林：Wagenbach出版社，1979年），35页。

(63)“ 从未见过的审判”，《南德意志报》，引自克劳斯·R. 薛普：《每日都遭到强迫》，摘自J. 赫尔曼德、H. 派奇、克劳斯·R. 薛普编，《1945-1949年的战后西德文学》（柏林：Argument出版社，1982年）。

(64)“ 四位主检察官中的一位”，《祖国的母语》中提到的克里斯蒂安·盖斯勒，219页。

(65)“ 斯蒂芬·斯彭德……邂逅了一位朋友”，《欧洲见证人》，221页。

(66)“ 对于我们德国人”，卡尔·雅斯贝尔斯，《罪行问题：种族灭绝无法追责》，此处是我的翻译，不是要借此批评E. B. 艾什顿的译本（纽约：Dial出版社，1947年）。

(67)“ 在以奥斯维辛为背景的剧作里”，彼得·魏斯，《调查》（法兰克福：Suhrkamp出版社，1965年），英文版（纽约：Atheneum出版社，1966年）由强·斯万和乌尔姆·格罗斯巴德所译。

(68)“ 马丁·瓦尔泽写道”，马丁·瓦尔泽，《我们的奥斯维辛》（柏林：Kursbuch出版社，1965年）。

(69)“ 他……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约阿希姆·高克，《斯塔西档案》（汉堡：罗沃尔特出版社，1992年）。

(70)“ ……和日本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长谷川三千子，《中央公論》1983年4月刊，转载自《日本回声》1984年11期。

(71)“ 在一本……标准历史教材中”，《日本史》（东京：山川出版社，1985年）。

(72)“ 西德教科书”，《基本德国历史教程》（法兰克福：Cornelsen出版社，1988年）。

(73)“731部队的故事”，《731部队的伤害——恐怖史》，制作人：吉永晴子，东京广播公司。

(74)“ 开山之作”，森村诚一，《悪魔の飽食》（东京：晩聲社，1982年）。

(75)“ 日本领导人应该……受审”，秦郁彦，《諸君！》，1987年8月刊。

(76)“ 1970年”，木下顺二，《神と人とのあいだ》（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79年），英文版《神与人之间：战争罪定性》由埃里克·J. 冈洛夫所译。

(77)“ 出自日本人之手、最著名的一本”， 约翰·贝斯特译，《战犯：广田弘毅的生与死》，日文版名为《落日燃ゆ》（东京：讲谈社国际出版社，1977年）。

(78)“在我们看来”，吉本隆明，《文学者の戦争責任について》，收于《戦後詩史論》全集（东京：大和書房，1986年）。

(79)“在日本，以及整个东方世界”，米尼奥内，引自阿诺德·C. 布拉克曼，《另一个纽伦堡东京战争罪审判未被讲述的故事》（伦敦：柯林斯出版社，1989年），231页。

(80)“永远也不会忘记……有多么震惊”，石田雄，《平和·人権·福祉の政治学》（东京明石書店，1990年）。

(81)“站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的是……”，布拉克曼，《另一个纽伦堡》，441页。

(82)“……日本人……”，西德外交部长致司法部中央执法机关的信，II 16338/52。

(83)“审判的确是收到了操纵”，有关山下受审，详见：梅仑·哈里斯，苏珊·哈里斯，《日照大神的战士》（纽约：兰登书屋，1991年），464页；贝克，《数量和质量》，68页。

(84)“不负责任的体制”，丸山真男著，伊万·莫里斯编，《现代日本政治思想和行为》（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

(85)“家永三郎讲过一个故事”，家永三郎，《太平洋战争，1931-1945》，107页。

(86)“他们相信”，《另一个纽伦堡》，276页。

(87)“一个德国人既仰仗……的对象”，玛格丽特·米切利希，亚历山大·米切利希，《论无法哀悼》，23页。

(88)“军人被告”，阿瑞斯蒂德斯·拉萨鲁斯寄给《远东经济周刊》的投书，1989年7月6日

(89)“东条英机将军……承认”，《另一个纽伦堡》，395页。

(90)“早期批评者”，平野共余子，《史密斯先生来东京》，143页。

第七章　教科书风波

(91)“战时”，野坂昭如，《美国羊栖菜》，摘录自《当代日本文学》，详见370页。

(92)“《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九年级历史课本》（柏林：Volk und Wissen Volkseigener出版社1989年）。

(93)“一本典型的高中历史教材”，《基本德国历史教程2：从1918年到今天》（希尔施格拉本Cornelsen出版社，1987年），该书作者是任教于慕尼黑威廉中学的鲁道夫·贝格和罗尔夫·塞尔普曼。

(94)“宪政爱国主义”，于尔根·哈贝马斯，《狡辩的倾向》，再版收录入《一种弥补损失的方法（法兰克福：Suhrkamp出版社，1987年）。

(95)“教育和军队一样”，山住正己在撰于《日本季刊》的文章　中引用山县有朋，1981年。

(96)“我们的体制效法”，《日本季刊》，1981年。

(97)“这一悲剧性的景象”，《教科书里的真相：为孩子们谋求和平和教育自由》，出版方为全国支持学校课本审查诉讼联盟。

(98)“家永对日本为何……的解释”，家永三郎，《太平洋战争，1931-1945》，96页。

(99)“我翻了翻”，面向高中生的社会研究教材《日本史》（东京：山川出版社，1984年）。

(100)“著名的比较文化学者”，入江隆则，《アメリカが作った戦後神話》，《中央公論》，198年8月刊。

(101)“教科书接着写道”，《日本史》（同上）。

(102)“不遗余力地促使人们反思过去”，森川金寿，《教科書と裁判》（东京：岩波書店，1990年），13页。

第八章　纪念堂、博物馆和纪念碑

(103)“人们说起”，于尔根·哈贝马斯，《无法正常化》，再版收录于《一种弥补损失的方法》。

(104)“在一篇关于靖国的文章　里”，江藤淳，《靖国論集》（东京：日本教文社，1986年）。

(105)“追寻我们丢失的历史”，米夏埃尔·施蒂默尔，《法兰克福汇报》，1986年4月25日。

(106)“我们从哪儿来”，赫尔穆特·科尔于德国联邦议院所做的演讲，1985年2月27日。

(107)“历史不属于……”，弗莱穆特·杜维，引自克里斯托弗·施托策尔编，《德国历史博物馆：思想——争论——观点》（柏林 & 法兰克福：Propyläen出版社，1988年）。

第九章　一个正常国家

(108)“也许我们无法……”，普里莫·莱维，《如果这是一个人》和《休战》（伦敦：企鹅出版社，1979年），395页。

(109)“一篇言辞激烈的社论”，特奥·索默，《时代周报》，1988年11月18日。

(110)“他的肺部被子弹击穿”，诺玛·菲尔德对本岛枪击案有记载，详见其著作《在奄奄一息天皇的国度里：世纪末日本的众生相》（纽约：Pantheon出版社，1991年），270页。

(111)“极端不检点的行为”，自民党纪律委员会，《朝日晚报》，1988年12月16日。

(112)“罪与耻”，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156页。

(113)“市长收到一封信”，神道教僧侣，《長崎市長 への七三〇〇通の手紙 天皇の戦争責任をめぐって》（《寄给长崎市长的7300封信：论天皇的战争罪行》）（东京：径書房，1989年）。

(114)“户田大夫”，远藤周作著，迈克尔·加拉格译，《海与毒药》（佛蒙特州拉特兰德：塔特尔出版社，1973年），157页。

(115)“大约在天皇离世前后”，江藤淳和石原慎太郎，《文藝春秋》，1989年3月刊。

(116)“他描绘了神道教的仪式”，加濑英明，《プレイボーイ》（《花花公子》），1989年1月刊。

(117)“天皇体制……”，《朝日新聞》，1989年2月28日。

(118)“伊丹万作在一篇文章　里……”，引自大岛渚，《体験的戦後映像論》（东京：朝日新聞社），275页。

第十章　两座普通小城

(119)“《绝对正常的一千年》”，《绝对正常的一千年：奥托·韦伯的普通法西斯主义相册》（诺德林根：Die Andere Bibliothek，1987年）。

(120)“在他将自己的发现整理成书”，野添宪治，《花岡事件の人たち》（东京：思想の科学社，1975年）。除此之外野添还写过两本花冈事件的书，分别为《聞き書き花岡事件（1983年）和《証言·花岡事件》（1986年），他还出版过《聞き書き花岡事件》修订版（1990年）。

(121)“……发自内心的不信任”，野添宪治，《私たちの昭和史》（东京：思想の科学社，1989年）66页。

第十一章　告别废墟

(122)“总在我身后徘徊”，君特·格拉斯著，拉尔夫·曼海姆译，《铁皮鼓》（纽约：企鹅出版社1961年），580页。

(123)“日本人在面对历史时”，坂口安吾，《堕落論》（东京：角川書店，1946年），90页和98页

(124)“他面朝过去”，瓦尔特·本雅明著，汉娜·阿伦特编，H. 宗恩译，《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纽约：Shocken出版社，1969年），70页。

(125)“做到了全世界……都做不到的事”，格拉斯，《铁皮鼓》，517页。

(126)“阿瑟·米勒的担心”，阿瑟·米勒，《卫报》，1990年5月29日。

(127)“从废墟中挑选石料”，库尔特·尼德利希，《作为德意志世界观源泉的日耳曼神话和童话世界》（莱比锡，1936年），引自克劳斯·安东尼，《天上的统治者和他的国家》（慕尼黑：Iudicium出版社，1991年），111页。

鸣谢

在我构思、调研和完成本书的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帮助过我，鼓舞过我，激励过我，在这里没有办法对他们一一表示感谢。但有些人和机构如此重要，理应提出，以表达特别之谢意。

首先，若不是有机会在柏林的科学研究所（Wissenschafstkolleg）待上九个月的话，我就不可能完成书中有关德国的章节。对于所长沃尔夫·勒佩尼斯博士（Dr. Wolf Lepenies）、于尔根·科卡博士（Dr. Jürgen Kocka）、鲍滕利太太（Frau Bottomley）和她一流的图书馆馆员，以及耶胡达·艾尔卡纳（Yehuda Elkana），我欠诸位很大一个人情。

我还要感谢路德加·库恩哈特博士（Dr. Rudger Kühnhardt）、弗兰克·席尔马赫博士（Dr. Frank Shirrmacher）、卡斯滕·维特博士（Dr. Karsten Witte）、伯恩哈特·加特纳博士（Dr. Bernhard Gattner）、阿摩司·艾隆（Amos Elon）和达利尔·平克尼（Darryl Pinckney），感谢你们为我指引方向，好让我在德国畅行无阻。

在日本，外国媒体中心的北村文雄（Kitamura Fumio）、矢野淳一（Yano Junichi）、小泉和子（Koizumi Kazuko）都以超乎寻常的热情与高效，屡次为我提供帮助。除了他们以外，我还有以下各位领路人和导师，分别是：林加奈子（Hayashi Kanako）、“日本映画图书馆协会”的工作人员、新见雄（Niimi Takeshi）、森正孝（Mori Masataka）、中八戒（Chu Pa-chieh）、尾山宏（Oyama Hiroshi）、小山优子（Oyama Yuko）、西里扶甬子（Nishisato Fuyuko）和南享（Minami Toru）。而在所有人里面，最重要的，还是理查德·内森斯（Richard Nations）和吴少英（Koh Siew-eng）给予我的好客、启迪和友谊。

最后，我要向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和威廉·威塞罗（William Wetherall）表达深切的谢意，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渊博学识对书稿的改进大有帮助。法勒·施特劳斯—吉鲁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的乔纳森·加拉西（Jonathan Galassi）、乔纳森·凯普出版社（Jonathan Cape）的内尔·贝尔顿（Neil Belton）和阿特拉斯出版社（Atlas）的E. 布拉格曼（E. Brugman）都是极其出色的编辑，不消说，书中若有任何错误逃过了施特恩教授、威廉·威塞罗和以上三位的注意，责任完全在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