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导读：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古物的精灵 时光收藏者项元汴和他的时代

沉香街

天籁阁

兄弟

时光收藏者

江南鉴藏小史

“耳食人”

文先生

味水轩主人

万历四十四年的大火

烬余录

素心难问

昙花一梦，遍地虚空 “爱河”难回头的屠长卿

万历年间的风化案

《昙花记》

成仇

一场莫须有的旅行

“从爱河急猛回头”

我是谁

终为水云心 汤显祖的情幻世界

乐生

狂喜

在元老派的阴影下

“汤遂昌”

情感与梦幻

大觉

蝼蚁之爱

追踪灵境

燃梦成烬

小青

一缕香魂

同梦记

墨·侠·寇 墨工罗龙文的海上传奇

墨妖

海盗

和尚

诱杀

海贼王

横死

绝响

英雄无奈是多情

与古为徒 魔鬼附体的画商吴其贞

骨董世家

《富春山居图》

掮客

与古为徒

感官世界 芳香年代的伪风雅史

芳香的年代

舌头传奇

“小世界”

感官旗手

万历三十七年的一条船

崇祯二年中秋夜的那出戏

一个享乐主义者的早年生活

南方庭园 祁彪佳和他的“寓”园

四百步

名园

“烟霞格”

张南垣

梅村别墅

金童玉女

寓园

急景流年

当时同调人何处

梦醒犹在一瞬间 万镜楼中的董若雨

梦

香

雨

书

镜子

雨打风吹絮满头 “制造”柳敬亭

渡江

长把山河当滑稽

柳麻子

桃花扇底

起承转合

“檀板之声无色”

哀江南

寿则多辱

“制造”柳敬亭

九烟 黄周星的幻想花园

被偷走的男孩

酒人

枯枝败叶

走向虚构

正德年间的爱情故事

幻想花园

预谋死亡

醉眼青山 古心如铁陈洪绶

地理

梦忆

墨蝶

精华

酒徒

北京

青蚓

南归

狂士

野和尚

职业画家

小说认领

燃烧

疑案

不系之舟 巨商汪然明的西湖梦寻

黄衫客

云龛

陶楚生

“女兄弟”

苦恋

流动的盛宴

葳蕤的南方爱情

湖上寒柳

没有忧伤的远行

一个时代的艺文志 周亮工的记事珠

诗人与少女

官员与隐士

画家与印人

记忆与眷恋

记事珠

跋：我的南方想象

参考征引书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华录／赵柏田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5

ISBN 978-7-301-25238-3

Ⅰ. ①南… Ⅱ. ①赵… Ⅲ. ①文化史－中国－明代 Ⅳ. ①K248.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2138号

书　　　名　南华录：晚明南方士人生活史

著作责任者　赵柏田　著

责 任 编 辑　闵艳芸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25238-3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子 信 箱　minyanyun@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824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27印张　462千字　212幅插图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2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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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楚风

我信任柏田的文字。前年十月，我供职的《长江文艺》杂志正准备新一年的稿子，主编方方对我说，去找赵柏田。方方的本意是想请柏田开一个专写民国人物的专栏。我先找他最有名气的《让良知自由》一书来看，心生好感，立刻联系，小心说服，柏田的答应是有附加条件的，他不想写什么民国风或现代文人，如果真要他来做，专栏的人物和内容都须他自己来定。他尚算爽快地答应大概还出于对这本杂志的一份情谊：上世纪90年代，他在《长江文艺》发表过小说，那时他是风头很劲的先锋小说家。

不久他告诉我们，他设想写一组好玩的人物，故事时间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一直写到明清之际。一听到明清之际，我立马觉得这些文章会好看，那是个大时代，人的命运充满戏剧性和艰难的选择。我喜欢他在这个方向上的写作也许还有点儿个人的隐秘关系，我少年时代居住在广西桂林靖江王城城墙下的贡后巷口，我家院子就面对着城门，去此处不远，漓江边上有座叠彩山，山上有座小屋子，有卖茶的，屋子里有两副人物画像，听父亲说是瞿式耜和张同敞。每过此地，父亲就要讲瞿、张两人的故事，瞿式耜这个名字南方人读不清白，我总要读成瞿式式，然后笑一回。这样记住了那个时代，印象里是一定要选择生和死的时代。我是小人物，觉得死是最难的选择。读柏田的《南华录》，到书的后半部分，马蹄声碎，大雅风流云散，“半为践踏，半为灰烬”，好多的委屈，真是无法倾诉。

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柏田早就已经有了一个野心，他要写他自己的“南方”。他要在16世纪中叶以来人物、器物和故事的铺陈中呈现一幅南方最繁华时代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图景。他对那个前近代社会（沟口雄三语）亦即古典时代物质性的一面倾注了无比的心力，因为他一直有个观念，中国传统中，器物即是精神的寄寓。为此，他已经做了近十年的准备，并已有少量成稿而未发表的文字……

于是有了“南华录”这个专为柏田而设的专栏。《南华录》中13篇文章，有11篇即首发于这个专栏——但我要声明一下，成书后的内容要比杂志首发时更完整、更丰富，也更好看了。作为刊物首发的栏目责任编辑，原稿、一校、二校、清样，我每篇都看了四次，且至少有两次是细读，还要和作者议论增删（当然是删为主，因为刊物发表字数有限），考辨名物（我们都尽力免除硬伤）。可以说，我是这部新作的第一读者，也是读得最多的人之一。但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厌倦。在我的编辑生涯中，这是极为难得的事。做文学杂志编辑的，每天要读大量作品，真是干一行恨一行，有时读到要吐，能从如此的审美疲劳中跳出如许的文字，足令我有十分的信任感。

最初为栏目取名时，因是三字经的格式，柏田提出用“南华录”。我和方方都有些犹豫，世上有南华经，有南华寺，都和宗教有关，容易有歧义。后来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坚持的理由，这里的“南”，乃是地理上的南方，当然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地理，它不是按照行政指令来划分地域的，而是出于感情的指引和气息的认同：“这里是陈洪绶的诸暨，往西是李渔的兰溪，往东是张岱的山阴，往北隔着钱塘江，是萧山和省城杭州，诸暨—山阴—杭州，这片潮湿多雨的南方三角地带，就是天才画家陈洪绶的活动区域。”一句话，这是柏田一个人的南方。当然随着阅读的进展我们会发现，书中所呈现的南方世界要远比这个范围大。

那么又何谓“华”呢？柏田的书中有这么一句话，“花是精华，人亦是精华，最为精华的还是这个时代成熟到了靡烂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种种”。或许柏田眼里的精华，就是被时代的激流推到了一边的一些闲闲散散的人，一些坛坛罐罐、花花草草的事，就是这个世界精致、发达的物质性的一面，那么多好玩的“长物”。所谓长物，亦即多余的物，没用的东西，于生活并非必需，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家伙使，这东西有时价值连城，比如文物、古董，有时候一钱不值，比如明月清风。但常常的，无用而有大用，美到极致的往往就是这种东西。

推出专栏首篇《昙花一梦，遍地虚空》时，那段按语直接拿来，还是可以作为《南华录》书名的释义来读：

“南华”在这里不是地名（南华县、南华寺），不是人名（南华真人），不是书名（南华经），只是取字面上的意思：“南方的精华”。作品描绘的是已经消逝了的南方的故事：梦境，戏曲，园林；文士，才女，奇人……

在这一以艺术史和生活史为背景的南方书写中，柏田用大量笔墨写了那个时代的大鉴藏家——艺术品鉴赏和收藏的大家。其实这两者密不可分，没有鉴赏哪里来的收藏？还得加上艺术家这个身份，他们常常是三位一体的，甚至还有另一个身份是商人，有收藏就有买卖么。但归根结底，柏田告诉我们，这些人是真正的文化英雄，他们更看重的是进入艺术品的递藏链条成为其中的一环，他们收藏的乃是一段荣光，一段时光。《古物的精灵》写南方鉴赏大家项元汴，《魔鬼附体的画商吴其贞》写画商吴其贞，看似由一个人物起笔，实际上由一个人而上下勾连，左右牵扯，引出来的人物和故事真是目不暇接。我试图数一数和项元汴及其天籁阁有关的人物，数着数着就乱了。詹景凤、王世贞、何良俊、文徵明、文彭、文嘉、李日华、董其昌、冯梦祯、冯权奇、沈凤、沈德符、薛素素，哪一个不是绝顶聪明又好玩的人物？这不是一个人的肖像，而是一群人的肖像，也不是单纯的肖像，而是风俗画，是艺术史和生活史的结合。这种铺排，显示出作者驾驭材料的能力和重书历史的野心。

更多的时候，柏田所写的内容，会时时超出我的想象。在《梦醒犹在一瞬间》中，他写了个叫董若雨的小说家，此人是当时有名的制造香料的人，如果他是个纯粹的商人，那肯定会是那个时代最大的香料商人，因为他有一个如同《香水》中的主人公格雷诺耶一般无与伦比的鼻子，能够闻得出用博山炉蒸松针、菊、腊梅、芍药、荔枝壳、蔷薇、橘叶、木樨、甘蔗、茗叶、艾叶、紫苏、杉叶、水仙、茉莉之间的香气有什么区别，还可以用文字精确地描绘出来。而这还不是他最擅长的事，他最拿手的是做梦。那梦做到什么境界啊，他的梦是一个国！推荐朋友们好好读读这篇文章，我看罢就呆呆地想：这是一种病呢，还是一部心灵史呢？

《终为水云心》是写作为曲家和诗人的汤显祖。这个人物我们都很熟悉，因为他的作品《牡丹亭》到现在还在上演。白先勇几年前还整过一个青春版呢。柏田在写完汤显祖与屠隆等剧作家的故事后，你会以为这就完了吧，却突然冒出来一群女读者，一下子让这文学史活泼起来。让我们看看，有多少女人为这个故事伤心而死。汤显祖在世的时候，一个叫俞娘的少女在阅读时伤情而死，17世纪初叶，一个叫商小伶的女艺人在演出《寻梦》时死在台上。1612年，汤显祖的好友冯梦祯的儿媳、一个叫冯小青的17岁的女孩死于对该剧的阅读，于是又有15部以上的关于冯小青的戏同时在各地上演。还有一个叫陈同的少女，读此书不能自拔，在婚礼前死掉了，在书上留下密密麻麻的批注。而这本批注又到了他未婚夫吴吴山手里，这个也算多情的未婚夫留下这本书作纪念。吴吴山娶了第二任妻子谈则，谈则看了这些评论后，继续在相同的版本上写评语。三年后，谈则死了，又十几年后，吴娶了年轻的钱宜，钱姑娘读了前面两位姐姐的评语，十分欣喜，又继续写评语，最后，这本由三个女人共同完成的文学评论出版了，最后这本书被扬州出版家张潮收入他编的一部丛书里……这个张潮，是柏田为我们的“南华录”栏目写的最后一个人物，出版社或是出于全书体例的考虑，没有把这篇叫《扬州一梦》的自叙传文字收到这部书里，对喜爱柏田文字的读者来说，也是一憾。

作为当下中国少有的具有历史意识和历史眼光的作家之一，这十年来，柏田一直在做着重构历史的努力，他涉猎的题材范围有晚清史、民国史和明史，所操持的文体则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其他非虚构文体。仅就他用力最勤、停留时间最多的明朝人物而言，此前他已经有两本关于明朝的书了。他37岁出版的《岩中花树》，从王阳明出生的1472年写到章学诚去世的1801年，跨越明中叶、明末清初、清中叶三时段，选择了王阳明、黄宗羲、张苍水、全祖望、章学诚等人物为个案，试图呈现出16—18世纪江南文人思想学术的运动轨迹。其间突显的“岩中花树”的意象，正可作为南方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神写照。几年后出版的《明朝四季》，煌煌三十万言，以四季方式结构明季276年，以明代皇族与士大夫文官集团的冲突为重点，以胡惟庸、李善长、张璁、夏言、严嵩、徐阶、张居正、申时行等权臣们的荣辱沉浮，试图解读制度与权力结构的嬗变如何决定了人的命运。而起意写《南华录》时，他已不再纠缠在宫廷与官场，而是退到权力场的背后，看看这样一群人，如何在另一个更世俗、更私密的方向上打开了另一个生命的空间。这些人，无论是画家、曲家、鉴藏家，还是民间艺人、匠人和风尘女子，都把精神寄寓在某种器物里，自得其乐地经营着自己的园地，当时间一点点地迫近1644年，他们的寄寓更加深沉，选择更加艰难，而结局，读来也更加令人震撼。

一个人能持久、专注地做一件事，是多么让人羡慕。柏田在1995年开始写王阳明，很快放弃了，2005年他重写王阳明，自觉找到了从内心重构历史人物的方法论，于是有了《让良知自由》（我看到的是2007年中华书局的版本）。当时他曾说，希望自己的文学世界像一棵南方的葳蕤的树，蓬勃、恣肆、潮湿。如今又是将近十年过去了，《南华录》出世，柏田的文章也更加丰富、更加自如和幽深了。

这本书真是写得花团锦簇，一路读来随处都可勾连，可是读过一段时间之后，却有一句话从那些好玩的陈年人物和故事中跳将出来，盘旋在我脑海里久久萦绕不去，这句话是在书中某页突然冒出来的，不知是书中人还是柏田自问：“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和解放？”这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那些故事中人没有搞明白，柏田大概也不算明白了，可是又有谁能说他真正明白了呢？也许，所有的意义，皆是在寻找自由和解放的路上。

古物的精灵
时光收藏者项元汴和他的时代

沉香街

说起嘉靖、万历年间的大收藏家项元汴，一般都认为这是个极端无趣的人，他把一生中所有的时间都耗在了收藏古书古画上，几乎再没有别的事能逗引起他的兴趣，但几百年来还是有一些关于他与和尚、妓女、商贾交往的故事流传了下来，先说他与妓女的一个故事。

项元汴像

项元汴年轻时常去南京游玩，喜欢上了秦淮河的一个漂亮歌妓，不久，项元汴要离开南京了，这歌妓握着他的手，嘤嘤地哭，一副非常舍不得的模样。项元汴回到嘉兴家中的一个月中，也时常想起这个女子，于是花大价钱买了一块沉香木，请工匠打造成一张玲珑工巧的千工床，又买了许多漂亮的绫罗绸缎，装了几个大箱子，用一只“巨舰”装上，去南京会那女子。

话说那日，项元汴找到秦淮河畔钞库街时，那歌妓正好有生意，忙着招呼别的客人，再说她一时也没认出这个脸上长满麻点的五短身材的男人，就把他晾在一边不理不睬[1]。项元汴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只得再次通报自己姓甚名谁，还说自己带来了一大船的礼物要送给她。那歌妓听他这么说，这才重新梳妆，客客气气接待了他。项元汴于是让随身小厮把那张千工床和好几箱衣物全都从船上搬来，又让人打扫了前堂，把这张漂亮的大床安放在正中。青楼里的其他女子听说此事，全都跑来向那歌妓致贺。项元汴又甩出大把银子，在妓院里摆下十数桌，一时间莺莺燕燕挤在一处，香粉阵阵，丝竹乱耳，间杂着小姐们一声声的惊叫和赞叹。

酒宴开到一半，项元汴变了脸色，把酒杯重重一顿，指着那歌妓骂：我本来还以为世上情种大多在青楼，所以不惜花费千金以买一笑，没想到一月之别，你竟连我是谁都想不起来了，人都说青楼女子絮薄花浮，我先前还不信，现在真是不信也不行了！说罢，命随身小厮把衣柜里的漂亮衣服全都倒出来，一件一件撕裂，又抡起一把大槌，把那张做工精致的沉香木床砸了个稀巴烂。做完这些他还不解气，又在院中生了一把火，命人把那打烂了的床架在上面烧。火焰的舌头瞬间就把那沉香木床吞噬了，只见烈焰腾空，香烟滚滚，不只院中，就连满街满巷都是异香，这香味经四五日不散，以后那家青楼所在的钞库街，就被好事之徒叫做了沉香街。[2]

这故事发生在嘉靖年间，看这行事作派之荒唐，当是项元汴青春年少时的事。1700年，江苏吴江一个叫钮琇的作家把它搜罗进了一本叫《觚》的笔记里。钮琇是个受神怪志异小说很大影响的作家，他在河南、陕西、广东等地做县令时，收集了一大堆关于官场、青楼、市井、文字狱乃至扶乩勘地的好玩故事，按地域分为吴、燕、豫、秦、粤等多卷，沉香街这则故事就是在《吴觚》里。

“觚”这个东西，据说是一种铜制的酒器（也有一种说法是古代用来书写的木简），圆颈细长腹大，类似于今天的细颈花瓶，因其既不圆，又不方，故名为觚。因为孔子在《论语》中说过一句“觚不觚，觚哉！觚哉！”，觚也暗指政事，后人又沿用为史事的一个代称。钮琇把自己的这部书稿称作《觚》，也就是在告诉他的读者们，他记下的是稗官野史，是大历史之外的小历史。所以他的笔端没有同时代那些官员文集的拘谨，写侠客，写名士，写天堂与地狱，也写虎，写猫，写鹤，写鬼，从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来看，他都可以称得上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蒲松龄的先驱了。

项元汴用“巨舰”装着沉香木床去看歌妓，受不了冷遇又怒烧沉香床，这做派用现在时行的一个说法就是“土豪”。几百年后，还有人在为他裂衣槌床的痛快举动叫好，大叫快哉项生。这则故事里至少透露出了两个信息，第一，项元汴实在是太有钱了；第二，这是一个情种，起码他自认为是多情的。说到专情，后世的著录家很难不把他在金陵的这件事与正统年间他一个先祖的遭遇放在一起看。项元汴的这位先祖名叫项忠，是他的曾伯祖父，1449年秋天著名的土木堡之战中，在大太监王振的怂恿下御驾亲征的英宗朱祁镇做了瓦剌人的俘虏，随军高级将领五十余人阵殁，余皆被俘，他的这位先祖以刑部员外郎的身份从驾，也被瓦剌人逮去了极北之地。

项忠像

有好多年，项忠就在草原上忍辱负重，帮瓦剌人放马，一边伺机等待脱逃的机会。有一个瓦剌部落的姑娘爱上了他，在这个姑娘的帮助下，项忠终于在一次放牧时出逃了。他的情人和他合骑一匹马，一路向南逃归，连着跑了四天四夜，马儿都跑得乏了力，带着的干粮也快吃完了，那姑娘为了让自己心爱的男人活着回到南方的故国，趁项忠不备，拿一把随身带着的短刀切断了自己颈上的动脉，等到项忠发现，已经不能救了。靠着姑娘留下的一份口粮，项忠终于只身逃到了明朝地界大同宣府。

许多年后，项忠一提起这个姑娘还是流泪不止，在他82岁那年去世前，他最后做了一件事，把这个未曾与他婚配的异族女子入祀家庙。[3]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曾被历史学家谈迁写入《枣林杂俎》里。项元汴非常崇拜他的这个祖先，虽然自己一生都没有功名，但说话、行事几乎一直都在模仿他的这位祖先，包括对待女人的态度，只可惜他没有祖先好运气，他在金陵遇见的那女子，到底跟草原上来的女子不一样。

天籁阁

在到处都摆满珍玩的天籁阁，项元汴把自己所有的藏品都看一遍，要花上两个月的时间。两个月一轮看下来，再周而复始。项元汴就像山洞里的一只穿山甲，守着他的宝物，不许外人染指。不只生人不能靠近，家猫、蝙蝠也是严禁进入这间黑暗的屋子的，因为它们不经意间一抬足、一扇动翅膀，一不小心碰坏的就可能是商周时代的彝鼎，或者墙壁上挂着的晋朝的古画。

天籁阁得名，据说是与项元汴收藏的一把晋代铁琴大有干系。此琴为仲尼式，为晋朝制琴名家孙登所斫，长约一米二，重漕平十斤六两，纯系黑铁锻造而成，通身不加髹漆，琴面琴底均有细冰裂纹，琴背铸有两个八分大字：天籁，其下有嵌金丝小篆“孙登”款，并“公和”篆印。

公和是孙登的字。这样一个西晋大名士，同时代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籍贯何处，真应了神龙见首不见尾这句古话。从葛洪的道教名著《神仙传》第六卷有关记述来看，孙登应该是公元3世纪的一个生活极简主义者，长年住在山上，穴地而坐，弹琴，读《易》，长啸，夏天一件单衣，大雪天把丈余的长发披覆在身上取暖。这是一个出了名的好脾气的人，从不发怒，但也很少开口说话。有人恶作剧，合伙把孙登扔到河里，想看看他发怒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没想到孙登一上岸就哈哈大笑[4]。尽管他足迹不入城市，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都跟他玩得很好。嵇康的琴艺非常高超，同时代人无出其右，尤以一曲《广陵散》风靡世间，但对孙登的琴艺也不得不叹服，因为后者竟然只用一根琴弦就把他赖以成名的那支金曲弹得声情并茂。

嵇康有一次问孙登，这一生有什么大追求没有，孙登说，你懂得火吗？火烧起来会产生光，但是火的燃烧却不需要用光，在这个因果关系里，用光是果，同样的道理，人活着并拥有才华，但才华也不是人活着的前提条件，在这个因果关系里面，用才是果；用光，首先要有木柴来生火，用才呢，就得要洞明事理，要懂得自保之道，如果人都死了，才高八斗还有什么用呢？孙登实际上是借用这则火的寓言，教给朋友一个治生妙方，火、光、薪三位一体，火为主体，光为附属，薪为根本，火得薪而燃，光得火而亮，无薪便没有一切，活着才是王道。可惜这一层常理，“才多识寡”——这句话是孙登送给他的——的嵇康要等到押到洛阳东市砍头时才真正明白，但那时说什么都晚了，他向行刑者的最后一个要求，就是取过心爱的古琴，对着日光下自己的影子在高台上再弹一遍《广陵散》。[5]

孙登披发抚琴图

话说这把天籁琴，后来辗转落到了浙江平湖一个叫吴修梅的人手里。道光二十六年，那时距项元汴去世已经二百五十多年了，海盐戏曲家黄燮清在吴家看到过它，并为之上弦，不久后，另一位戏曲家吴廷燮在一次酒宴上应友人之邀，曾有幸弹奏过它。当时此琴已锈蚀斑驳，琴首上的玉徽也已脱落，只余其八，但琴底嵌金丝双勾小篆“天籁”二字，及表明它的旧主人的嵌银小字篆书“明项元汴珍藏”六字皆丝毫无损。吴廷燮说，当他一打开楠木琴匣时，就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好像一瞬间与古人精神接通了，手指弹拨琴弦，琴音清亮激越，也与其他古琴大不一样，他后来写有一篇《铁琴歌》以纪其事。

据民国初年的大琴学家杨宗稷说，他刚开始学琴时，北京的琴肆中还能看到“天籁”琴匣盖铭刻拓本，说明该琴当时可能就在北京。后来，不知因何机缘，这张琴竟然和来自热河行宫、据说是“昇平二年王徽之斫”的那一张，一起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藏品。1933年，日军侵占华北，这两张稀琴古琴与其他故宫文物一起装箱南迁，十余年间历经上海、南京、湖北、湖南、贵州，四川，于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后运回南京。但南京也不是它们的最后居留之地，随着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败北，1948年冬，它们夹杂在2972箱文物中被紧急运往台湾。

这么多的曲折乱离，放到一个人身上已够生受，何况一张琴。几百年间，天籁琴匣盖上有阮元、梁章钜等多位文化名流鉴定题识，又经名家调弦，以常理度之，它的出迹之真实应该毋庸置疑了吧，但自它现世之日起，真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且古琴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张铁琴并非晋琴，更非大名士孙登所斫，一向以为自己眼光精到的项元汴是受骗了。

鉴赏家们从式样、材质、铭文等多方面对这张铁琴提出了质疑。如果它真的是出自西晋制琴名家孙登之手，为什么式样是仲尼式？材质又为什么是铁的？要知道，古琴取仲尼式，要到晚唐才时兴，两宋才流行开来，至于铁制的乐器，一些复杂的工艺问题更是要到宋元之后才解决。古文字专家也发话说，铁琴上的“天籁”“公和”两款题名，皆为长方形的均整规则小篆，起住皆为圆笔，似是秦篆笔风，而从晋人石刻墓碑的篆文中找到的证据是，晋人作篆起住笔画皆为方形，应更有生动自然之趣才对。事情到了这一地步，琴学大家杨宗稷在这张铁琴的真赝问题上也不再坚持，改口说，如果它不是晋琴，那也一定是唐宋以前的精品吧。

那么这张铁琴上的细冰裂纹又作何解释呢？一些流传多年的琴谱上记载说，历来鉴定铁琴的年代，都是以琴身上的断纹为证，一件铁器如果有了五百年以上的历史，按照年代的近远，就会在琴面或琴底形成如蛇蝮、如牛毛、如梅花、如龟裂的断纹，这其中又以冰裂纹为最古，梅花纹次之[6]。但这种回驳在鉴古界的先生们看来非常幼稚可笑，他们举证说，搞收藏的仿古、鬻古实在不胜枚举，铁琴上的断纹也不是不可作伪，一本叫《燕闲清赏》的书里就记载了伪造断纹的两种手法，其一是把铁琴用火逼热，再把雪覆上灼热的铁琴，琴面上就随皴成裂，形成蛇腹纹，还有一种方法是把鸡蛋清和草木灰搅拌在一起，敷在琴身上，放在甑上蒸煮，悬挂在荫凉干燥处，会在铁琴上形成牛毛纹……[7]考虑到项元汴是隆庆、万历年间屈指可数的鉴赏大家，平生经手古物无数，不会那么轻易把一张一二百年的铁琴当作千年以上的古器，一种较为审慎的说法是这张天籁琴是元人的制作。

真正的天籁琴又在哪里呢？莫非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一把天籁琴，那张几经流转的铁琴是好事之徒托名孙登的伪作？一部成书于1590年——那年也是项元汴的去世之年——的《琴书大全》上说，孙登的确斫过一张天籁琴，这琴每到下雨，就会发出有如刀刃相击的声响，某年某夜，在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雨中，没有人去碰这张琴，它突然断作数截，断裂处游出了无数黑蛟[8]。大概是天妒造物，上天总要故意去摧毁那些太美的东西，不让它们留传后世吧。

兄弟

几百年后，一代名楼已成墟里孤烟，已很少有人知道，项元汴生活的那座南方小城曾经叫秀水、嘉禾，项元汴喜欢的那个古称“檇李”更是无人再提起，当年阁主人摩娑把玩的古物、珍玩却仍在尘世间行走，它们有的散入市井，有的成为皇宫庋藏，也有的安静地躺在博物馆的箱柜或陈列架上，冥冥之中，它们好像都在等待一个神秘的指令，等待着某个月夜响起一阵啸声，它们好拔脚赶往瓶山脚下灵光坊的项氏旧宅。但它们的旧主人早已经不在了，甚至他的骨殖都被人偷去了。

物比人更长久，因为时间已让它们成为精灵。

在几乎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作家的晚明，项元汴没有留下一部藏品著录真是艺术史上的一件憾事。或许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本书，但在后来的战乱中被毁了。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了。虽则如此，天籁阁的藏品还是有不少见诸于明末以来的各种著录，项元汴在那些经他收藏的字画上都留下独特的印记，少量还有字码，这样，尽管过去了将近五百年，凭着这些线索，后世还是可以大致复原项氏藏品的基本规模。

民国年间，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弟子翁同文一头扎进故宫博物院库房，发现项元汴在那些经他收藏的字画上都留有印记，一是标上他的字“子京”，或者号“墨林山人”，再就是按照同时代作家周履靖的《初广千文》的次序进行编码，书之于每件作品的首尾或四角沿边位置。前者很好辨识，但也容易被层出不穷的造假骗子钻空子，弄出一堆赝品迷惑世人，只有真正掌握了后者的编码秘密，才算是有了一把进入项氏藏品宝库的金钥匙。循着这些线索，翁同文教授复原了这份已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藏品目录，并由此推算出了项氏书画藏品的总数为二千一百九十余件。

项氏旧藏书画有两部分，即以千字编号部分与未列入千字编号部分。千字编号书画残目，这部分达1000件左右。以残除余数为基准，推测这部分可能仍存200件左右，亦即原数的2/10左右，兹又推测全部的残余概数约438件左右，如果认为全部的残余量与千字编号部分的残余量在比例上相当，全部残余量也是2/10左右，即可从2/10的全部残余量438件推出十分之八的全部丧失量是1752件，将全部残余量与全部丧失量合计，共2190件，就是项氏书画收藏的原来总量。

翁同文说，故宫博物院的书画收藏，据《故宫书画录》共计四千六百余件，项元汴以一己私人之力，收藏量已达故宫半数。

戏曲家兼收藏爱好者何良俊，与嘉兴项家是世交，1555年冬天，项元汴的父亲项铨八十大寿时，供职南京翰林院的他曾应邀赴项家贺寿。项铨是个生意人，经商积成巨富，晚年又花钱捐了个吏部郎中的虚衔，他的三个儿子自然要把这场生日寿宴办得热热闹闹。日后，何良俊在回忆这场寿宴时说，这一家的排场之奢侈，实在过分了，“此其富可甲于江南，而僭侈之极，几于不逊矣。”

这一天到场的宾客大概有二十余人，每一位宾客桌前皆有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餐毕，用来洗面的是梅花银沙锣，就连漱口盂都是纯金打造的——何称之为“金滴嗉”。此外，目击者看到的奢侈用品还有银水火炉、金香炉等，是夜宾主尽欢后宿于项家，饱受刺激的何良俊又一次吃惊了，他说，就连客房里的帷帐衾裘也全都是锦罗旗缎，豪奢无比，害得他一整个晚上都不能合眼。

为了不给故交一家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何良俊在把这一幕的回忆写入《四友斋丛说》时，没有直接点到这位友人的姓氏，只是泛泛地说“嘉兴一友人”，但康熙年间刊刻的一部嘉兴地方志明确把这段话附着在了项元汴的身世介绍后面，可知当时的明眼人一望便知，这富可甲于江南的一家，实非项氏莫属。

同时代的文人、画家、古董商人、文物掮客——包括日后的李日华和董其昌——只要曾经出入天籁阁的，无不对项氏家族巨大的家产表示歆羡，时代的尚奢风气使他们普遍认为，只有在阔大且设计精心的庭园里，在考究的家具和精美的茶具、香具里，优雅生活的气韵才能得以完全呈现，真正代表一个人地位和品味的不是金钱的堆砌，而是法书、名画、文玩、奇石和花卉虫鱼这些与日常生活无甚关联的雅物，即判定一个人是不是社会精英是由物品来区分的。当他们中屈指可数的几个——那必须是阁主人的至交亲朋才行——穿过堂前的松石梅兰和拖曳衣裙的香草，再转过四座迎宾的大理石屏，进入纱萝隔开的摆满了金石文字和珍异的铜瓷花觚的天籁阁秘室，必定会有进入时光隧洞之感，只恨自己的一双眼睛不够使了。商周时代青绿色的彝鼎，汉代的玉器兕镇、犀珀旧陶，晋唐宋元的法绘名帖，官哥、定州、宣城之瓷，端溪、灵壁、大理之石，再加本朝永乐朝的雕红漆器，宣德朝的铜铸香炉，成化年间官窑烧制的小件五彩瓷器，就好像整个世界的宝物都拥挤到了这小小的阁中。赞叹之余，他们对这些古物背后巨大的财力支持更是咋舌不已。

嘉兴项家到底有多少资产？与项元汴生活于同一时代的王世贞作过一个大概的估算，他说，专擅嘉靖朝国政二十年之久的前首辅大人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经与人纵论财富，搞出了个富人榜，他曾亲与耳闻。在这份富人榜中，居首等的十七家，身份有宗室、勋戚、官员、土司、太监，也有如山西三姓，徽州二姓，无锡邹望、安国，嘉兴项氏这样的商贾之家，都富可敌国，最少的资产也在五十万以上，这其中，大太监冯保、张宏过二百万，武清侯李清过百万，严世蕃自己过百万，无锡邹望近百万，安国过五十万，曾任礼部尚书的吴兴董份家过百万，嘉兴项氏将百万。严世蕃还特意拿嘉兴项家与吴兴董尚书家作过比较，说项家的金银古玩远胜董家，但田宅、典库等不动产不如董家。[9]

原籍河南洛阳的项氏家族是靠什么在江南骤富？前文所述的那本嘉兴地方志《嘉禾徵献录》说项元汴的父亲项铨年轻时就显示出了很强的经商才能，“治生臆算，盈缩无爽”，他是靠经营典当业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然后到处置地买屋，收取地租。万历十一年的状元郎、后来担任武英殿大学士的朱国祚在一篇祠堂记中曾经记述了项铨的一个故事，说项铨买下的一处房屋，几十年后翻修时，从壁肚里发现了一大笔金子，项铨找到旧宅主人的后代，把这笔钱如数还给了他们。或许这种诚信的品质正是项氏得以发家并保持良好声誉的重要原因。项铨死后，把家产以一作三，分给了他的三个儿子。

比起两个兄长，项元汴从父亲那里接受了更多遗产，或许是父亲项铨偏心，或许是两位兄长出于对幼弟的关爱，他们都自愿让小弟多占一份，这一令人称道的行为，在地方府志上被称为“让财于季”——季，也就是他们家的老三。尤其是大哥项元淇，更是处处都让着、护着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项笃寿和项元汴[10]。从他的豁达和慈悲心肠来看，可能更多继承了乃父的品质。地方遭了灾，他总是第一个出来施粥赈灾，朋友去世了，他就出资抚养其幼孤。据说项铨病重不起的那年冬天，项元淇正在北京，闻听消息星夜往老家赶，他到家时，项铨已下葬，项元淇大哭着跑到墓地，在墓园边搭建了一间草庐为父亲守灵，至于父亲留给他多少遗产他一言都不问起。

在比自己小二十五岁的幼弟面前，项元淇更像是一个对自己的孩子有些娇纵的父亲。同时代人津津乐道于他的慷慨大度，总是意在反衬项元汴的吝啬，同时证明他们兄弟的友爱之情。项元汴年轻时做过一阵子生意，因刚入道，一些银钱往来的规则也不是很懂，有个生意伙伴把一万余石粟抵押在他那里，抵押期限还没到，项元汴就把这些粮米抛售了，这一不诚信的行径近乎奸商作为，对方不肯歇，官司打到了府城。最后还是项元淇出面调停，让小弟在这桩坐定要输的官司中化险为夷。

二哥项笃寿对他也不错。诗人朱彝尊讲过一则故事（朱、项两家是亲戚，朱的一个姑母嫁到项家），以证明他们兄弟的友爱。项元汴刚入收藏一途时，还不怎么会砍价，有时收入的字画古玩价格高了，他就一整天闷闷不乐，吃饭都没了心思。项笃寿从小厮处得知消息，就故意走到他三弟那里去，问他最近收到什么好东西没有。项元汴就把那件买贵了的东西拿出来。这个做哥哥的可能根本就看不出这件东西好在哪里，也啧啧赞叹不止，然后出同样的价格把它买下来。[11]

尽管像他们的父亲到了晚年一样，元淇后来也捐了个“上林丞”的小官，但和精于国考之道并最终获得进士头衔的二弟项笃寿还是有别，元淇与官方一直保持着审慎的距离，早年参加过几场府院一级的初考后，他就弃绝此道，转而去经营自己的艺术人生空间了。他在嘉兴和一帮赋闲的官员、僧侣一起组织了一个诗社，自己则是这个文学社团当之无愧的核心，和社员们频繁往来唱和。在他家中，总是座客常满，樽俎不虚，这些经常叨扰他的来客大多是当地诗歌界和书画界的朋友，有时还可以看到吴门画派的重要画家文徵明的两个儿子文彭和文嘉的身影。

风雅如同一滴墨，会沿着宣纸的纹理洇染开去，作为离墨点最近的他的两个弟弟，也早早沾染上了艺文的气息。尤其对年岁最小的项元汴来说，看着自己素来崇拜的长兄和一帮诗人艺术家经常往来，他幼小的心灵肯定对那个充满着笑声的艺术家圈子充满了向往。正是在乃兄的影响下，少年时代的项元汴狂热地迷恋上了诗歌，并立志成为一个诗人，从留存下来的他与元淇的六通书札来看，兄弟俩在信中讨论的大多也是吟诗作文之事。尽管他对诗歌倾注了持续的热情，但可能是个人才能的关系，他到死都没有博得兄长那样的诗名。

项元汴《桂子天香图扇面》

这个失败的诗人，手绘丹青却着实令人惊艳。他画的山水小品，学的是元人倪瓒、黄公望笔意，其间尤其醉心于倪，水墨淋漓，书法走的是大书法家怀素和尚的路子，都曾得到过晚他一辈的艺术史家董其昌发自内心的赞赏。[12]尤其是他画的墨兰图，师承当朝大家文徵明，是典型的元人笔意，叶子只四五笔，花二三茎，竹十余叶，石头也只孤零零的一块，具体的景物都只是略写大意，却把看似细弱的一株生命，画得气息极为悠长，看来画家不但惜墨，而且惜笔，不但惜手，而且惜心，寻常画匠就是用尽平生气力，也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在项元汴中年时画下的力作《花鸟长春册》上，董其昌题跋感叹说，读这份册页就像走在林木葳蕤的山荫道上，让人应接不暇，创作出这样一幅饶具宋人意趣的画作，看来画家不仅要把这些花花草草酝酿透彻，更要有巧思、有闲情，把它们像珍珠一样一一穿缀起来。

这个人一直都是以一个鉴古家兼收藏大家的身份为世人所知，偶尔托兴丹青，竟也如此出彩，没有丝毫俗笔，难怪在市面上受到吹捧，时人争相传购。但项元汴作画有一个毛病，总喜欢把他那些诗歌作品题写在画幅空白处发表，要是他的诗与画能够水准相当、珠连壁合，倒也罢了，问题在于这些诗句并没有他想当然的那样优秀，这就让那些求画者很是苦恼。后来不知是谁想出了个法子，向项元汴订画前，先向他的随身书僮送上三百贯小钱，叮嘱之，一待项元汴画毕，就迅速抽走，拿印章沾满印泥盖在空白处，以免他家老爷画蛇添足再去题款，他们笑称这钱叫“免题钱”，花得一点也不冤。

项元汴《梵林图卷》

要是项元汴知道了他的贴身小厮瞒着他在收这些小钱，那还真要给活活气死。但大多时候，他是不会察觉到书僮的这些小把戏的。他还是继续兴致很高地参加兄长组织的一次次诗会，朗诵自己的新作，向客人发表一些自以为高深独到却惹人暗底下嗤笑的诗歌观点。一有来客求登天籁阁参观他的宝藏，他就把他们拉住，出示自己新写的诗作，呶呶不休地告诉客人们这诗妙在何处，该当如何诵读才能曲尽其妙，来客为了登阁一窥堂奥，总是尽可能多地说一些客气的奉承话，所以，项元汴每次都能收获一大堆让他飘飘然的恭维话。

其实，求诗未必得诗，如果项元汴的神志还没有被那些言不由衷的赞美彻底弄迷糊，他应该知道，一首诗应该早于它自身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一个优秀的诗人，只消把藏在暗处的它们找出来，而不是玩弄一些语言的伎俩，不择手段将句子弄成委婉、隐晦的样子，将语义藏在意象背后，以为那就是诗。难道那些受惠于他的诗人和画家就没有一个人诚恳地告诉他，这样做只能是徒有其形、骨子里还是无诗？有诗或无诗，其实跟意象并没有必然关系，诗歌，这轻盈而带翅膀的神圣之物，它实际上是一种美学的体验，如果你不能像感觉水果的气味、感觉一个女人、感觉爱情一样感觉到它，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写它呢？

1576年，擅长狂草的书法家詹景凤冒着寒风来到已然名扬江南的天籁阁，求看传说中项元汴的珍秘藏品。照例，项元汴又拿出自己的一叠诗稿给客人观摩，这些五言七言的句子论诗艺实在没有可称道之处，但詹景凤因有求于人，只能和以前的客人们一样，挖空心思地说一些赞赏的话，这让詹很是哭笑不得。詹景凤后来说，自己为了尽观其所藏，不得不顺着他的意，违心地说他诗好，项元汴这人也真像个孩子一样，哄开心了就把所有的宝贝都拿了出来，由着自己去观赏了，但说实话，那些诗真是狗屁不通——詹景凤用了一个称得上恶毒的词“殊未自解”，可笑他还在强自说好不休，人怎么可以没有自知之明到如此地步呢？

时光收藏者

现在我们要进入本文最为隐秘的部分，看看这个被父兄惯着、被时代所成全的大鉴赏家到底收罗了哪些珍奇，天籁阁又是凭什么支撑起半部中国艺术史。按照万历年间鉴赏家、曾游学国子监的顾起元（他也是后文将要出现的李日华的同学）在《客座赘语》中提出的八项“赏鉴”原则，“赏鉴家以古法书名画真迹为第一”，那些入藏秘阁的古书画将优先给予讨论。

前文说到的戏曲史家何良俊，在出席项家寿宴的第二年，即1556年冬天，又风尘仆仆地来到项元汴家中，他在阁中经眼的历代字画，为我们呈现了项元汴早期庋藏的大致面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项元汴三十二岁，他的古物王国已基本建成。

翰林院孔目何良俊如同进入了一个神奇的时光隧道，跟随着他好奇的眼睛，我们会看到过道两侧无数带着铜锈的商周时代的鼎、莹白无瑕的汉代的玉，他开始的惊叹还有着应付主人的客套，但当他转过一堵巨大的大理石屏风，进入天籁阁的心脏，面对着满眼的晋唐巨迹、宋元名画，他张大的嘴巴已久久不能合拢。赵孟頫的那幅《江山萧寺》，用旧纸作水墨，左角下方画三层山，每层密密画古树数十株，第三层绝顶林木尽处画一古寺，右边稍高处作远山数层，意境如同一曲唐人小令，已让他叹为“精绝”，但看到闻名已久的《鹊华秋色图》时，他已经感到了语言的苍白。怀素《自叙帖》卷、李白《上阳台帖》、顾恺之《女史箴图卷》、韩幹《牧马图轴》……如此精良的藏品，再换算成不菲的市值，足以让他目瞪口呆。那一日走马观花，何良俊的脚步最后停在“米南宫三帖”（即《叔晦帖》《李太师帖》和《张季时帖》）前，如同滞住了一般，良久，不知是对主人说还是自言自语：“笔墨飞动，神采焕发，米老行书当以此卷为第一。”

那天何良俊看得最多的是黄公望、倪瓒、赵孟頫、王蒙、吴镇等元代画家的作品。重元贬宋，这也是当时由吴人发端影响到整个鉴赏界的风习。如果何良俊知道了他这次看到的只是天籁阁庞大藏品的冰山一角，还有大量唐以前甚至六朝、晋代的法书、古画他未尝经眼，阁主人还藏有米芾的三件画作、苏轼的五件画作、宋徽宗的十五件工笔花鸟秘而不示，他回去一定会暗底下大骂项元汴的吝啬。

赵孟頫《鹊华秋色图》

从何氏的这次观画可以看出，项元汴是一个颇富历史观念的收藏家，天籁阁主人是以宋元文人画家为主体构建他的收藏王国。在这个名家谱系中，赵孟頫有如中心座标，往前追溯，是二王的巍峨身影，往下延伸，则是项元汴至为推崇的吴门画派的文徵明。至于嘉、万年间名喧一时的“浙派”画家戴进、吴伟、蒋嵩，甚至以狂放的画风拥有众多粉丝的徐渭，在天籁阁庞大的藏品中连影子都找不到。[13]

一种古典观念和趣味充斥着这个私人收藏王国。所谓古物之心，乃在一古字，以古为美正是那个时代的主流鉴赏观。对这些作品千方百计的搜罗，一方面体现了项元汴对这些伟大艺术家的歆羡，另一方面，在对这些艺术品进行来历考证、诗文题跋以及向参观者展示的过程中，他也微妙地传达出了自身的一个愿望，那就是他想要借此获得一种身份认同。

在帝制时代的中国，对一个人的才能、地位最大的认同来自于国家组织的各级考试，很少有人能禁得住通过国考以取得功名的诱惑，因为这是通行的迈向社会精英人群的必由之路。然而，这样一个纯然由古物构成的世界，却让项元汴足以抵制住这种诱惑。作为这些古物的主人（他当然明白物比人长久，每一个拥有者其实都只是时间或长或短的仓库保管员的角色），他花费巨资所赎买的，乃是逝去的时间，逝去的荣光。当项元汴在满眼古物的天籁阁里踱步时，他一定是这样想的，由于他连接着宋元、隋唐、魏晋乃至更早时候的文化英雄，连带着自己也加入到文化精英的行列中去了，在功利主义者的眼光看来，这或许正是艺术战胜世俗的一个明证。

诚然，天籁阁的珍藏世界建立在昂贵的金钱代价之上，但更是由一颗崇古之心所生发、营造，当项元汴花费两千两白银的天价买下《瞻近帖》，又一掷千金买下《自叙帖》之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牛津大学艺术史系客座教授、以文徽明研究为我们熟知的柯律格（Craig Clunas）说：

安国《游吟小稿》清抄本

项元汴所赎买的是往昔，但并非欧洲暴发户所垂涎的那种可能是假冒祖先肖像所体现的个人往昔，而是一种具有普遍认可之价值的往昔。[14]

江南鉴藏小史

在项元汴之前，帝国首席收藏家的名头，非安国（字民泰，1481—1534）莫属。生活于弘治、正德年间的安国是他那个时代里富可敌国的人物，当时有一支民谣这样唱：“安国、邹望、华麟祥，日日金银用斗量”，这东南三大豪富中论资产规模，又以无锡人安国为最，人称“安百万”。出身低微的安国，天生就有一颗生意人的大脑（“性资警敏，多谋韬略”），在弘治初年就借由经商及兼并土地成为巨富，据说他家在松江府的田产就达两万亩。在他所住的无锡胶山南麓，建有一片华美的园子，叫“西林”，落成之日，请到了著名散文家王世贞撰文《西林记》以记其胜，吴门画家张元春为之绘图，性喜桂花的安国沿着胶山后岗种了整整两里地的桂花树，自号桂坡，把所住精舍自题为“桂坡馆”。

像那个时代把持乡间社会的缙绅和骤富的商人、地主一样，安国在他的家乡以慈善家闻名，捐出大把的银子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官修的地方志里载录了他出资助平倭寇、修筑常州府城、疏浚河道、兴办学校等参与地方事务的善举，还记载说，有一年饥荒，安国出银米赈济，又以工代赈，养活了地方上近万人，以致有“义士”之称。拥有一个好地主的声名之外，安国还处心积虑在时人眼中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处士”，一个狂热且别出心裁的旅行家，从他留存后世的游记来看，北至蓟门、居庸关，西至庐山、武当，以及浙江的天台、雁荡、普陀，帝国广袤的疆域内到处都留有他的屣迹。此人有一癖好，出去旅行总喜欢带着一大帮清客和画家，所到之处，大小官员迎送宴饮，赋诗赠行，拨给马夫，排场之大俨然贵官，他自己每到一个地方，也喜欢写诗以纪到此一游。但此人虽好风雅，终究读书不多，文字功底差劲，诗写得尤其拙劣，紧要处难免露出暴发户的毛脚来，以致他敝帚自珍的那本诗集《游吟小稿》被后人嘲笑为“富翁诗”的代表。[15]

杜堇《玩古图》

富家翁安国出行的另一目的是收罗各地珍玩，钟鼎彝器、古玩玉器、珍本古籍都在他的渔猎之列。像这样一个阔而好古的人，自会有同样雅好此道的官员、士人与之交接，也会吸引不少当世画家和古董商人。安国好古又不泥古，看到好的当代作品，只要对方肯出手，他也毫不犹豫买下，这样他每次归来，总能图籍盈载，收获颇丰。他到苏州，唐寅的老师周东村送他画作《东游图卷》，文徵明赠他手书诗作。到温州，在一个叫赵墨泉的朋友那里看到赵孟頫的《七马图》，千方百计要搞到手，不管对方出多高的价。一路再过石门、处州、丽水、缙云，所经眼的也全是苏、黄、米、蔡真迹。安国的“桂坡馆”藏品中，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耗费二十年时间搜来的北宋珍拓石鼓文十种，据说为了搞到其中的“后劲书”，他把五十亩良田与人家交换，收齐十种花费已逾万金。

明嘉靖十年（1531）安国桂坡馆影印宋刊本《初学记》

除了这些身份——慈善家、大收藏家、蹩脚的诗人——之外，安国还有一个铜活字出版家的身份为后人所重。《梦溪笔谈》之类的科学史读物告诉我们，中国的活字始于宋代，但迄今谁也没有看到过实物，人称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寒云夸口说他家藏有宋铁盔活字本，据方家最后证实，其实也还是明代的铜活字，据见过袁藏真迹的人说，那字体，真有如铁画银钩，锋棱毕现。而说到明代的铜活字，又以弘治年间的华氏兰雪堂和正德、嘉靖年间的安氏桂坡馆出品为最上品。大概是1512年（正德七年）左右起，安国就开始打造他的出版王国，并着手铸造铜活字。凡经他的手出版的书，木刻本的注“安桂坡馆”四字，铜活字版的，则在页中间上方标注有“锡山安氏馆”五字，安国自己那些游山玩水的流水账，以及那部被讥为“富翁诗”代表作的《游吟小稿》，就全都由他自己的书坊用铜活字印制。安氏出品的铜活字版书刻精美无比，传到南京吏部尚书廖纪的耳里，他还特地委托安国印行一部自己撰写的县志，据说安国印好后送去，廖纪看了叫好不绝。一百余年后，崇祯朝大学者钱谦益在刊行《春秋繁露》时，抛开错误百出的金陵本，特地以锡山安氏活字本为底本，校改数百家谬误，自称快意实在莫过于此。[16]终安国不长的一生（他活了五十三岁），经手藏品无数，他在世时自然不会想到，自己书坊的产品也会被后世视为奇货。

在后来的读史者眼里，安国和项元汴，这两个递次出现的大收藏家，后者更像是前者的一个人生翻版。他们的上辈都留下了庞大的家业使得他们有雄厚的财力收罗、购置经眼的历代珍玩，他们都从没有参加过任何一级的国家考试去博取功名，终生远离仕宦之途，更巧合的是，他们都有六个儿子[17]。这些儿子参与了他们死后全部财产的瓜分，虽然这些后代继续有从事收藏的，但论财力和热情都已大大不如他们的父辈。在安国这里更可悲的是，儿子们把他桂坡馆的全部铜活字也一析为六瓜分掉了，以致谁也不能拿这些残缺的字模印出一部书来。

项元汴鉴藏印

1534年，安国在无锡西林去世时，项元汴还只有十岁，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把自己视作安国的精神传人。当桂坡馆的藏品源源不断流进天籁阁时，项元汴或许会意识到，他们之间并不仅仅是精神气脉的相通，安国的生命已经无形之中在自己身上得到了延续。1569年，项元汴从安国的长孙安南屏手上得到了王羲之的《此事帖》，喜不自胜的他即在此帖上写上“墨林主人项元汴用价五十金，得于无锡安氏，时隆庆三年八月朔日”的简短跋语（他在字画的裱边或背后经常会像生意人记账一样记下所收作品的价格，并加盖鉴藏章）。安南屏同时出让给他的还有一幅南宋画家王岩叟的绢本《墨梅图》，虬枝铁干，灵秀之气透出毫端，可称宋画中的上品，他也毫不客气地题上了“墨林主人项元汴家藏”字样。面对着这些已然换了主人的盖有“明安国玩”“大明锡山桂坡安国民泰氏书画印”等藏印的安氏旧藏，项元汴心中时常会浮起人生如寄的苍凉之感，细细把玩之余，项元汴常有起安国于地下，一起把臂于明窗之下煮茶披览的念头。[18]

仗着雄厚的资金实力，项元汴的早期鉴赏生涯中通常走的是向大藏家后代进购的捷径，在这条清晰可见的递藏链中，江南的风雅得以经年不息的延续。天籁阁的最初一批藏品，除了来自桂坡馆，还有一部分是富商华麟祥的后人散出，嘉靖初年去世的大藏家王鏊、史鉴、陆完的后人也把零星的藏品出售给了项元汴。如宋画《秋山萧寺图》就是得之于王鏊家，南宋赵子固的《梅竹诗谱卷》，则以四十二金得之于史鉴[19]的孙辈手里。在这些藏品的跋语中，项元汴总是一再强调它们的尊贵出处，意图不言自明，就是要借由它们的高贵血统把自己抬到与前辈鉴赏家同等的位置。

严嵩像

项元汴去世时才十二岁的沈德符，在1606年出版的《万历野获编》一书中描绘过一幅脉络清晰的江南收藏史简图，沈德符说，自嘉靖末年起，海内承平已久，资产丰厚的士大夫家，造园林、置家班、搜古玩蔚成一时之风气，在这幅跨时半个多世纪、收藏界大拿们一个个如走马灯一般登场的风尘画卷里，沈德符列举的名播江南的鉴赏玩家，除了与项元汴的天籁阁直接相关的吴中王文恪（王鏊）、溧阳史尚宝（史鉴）、锡山安太学（安国）、华户部（华麟祥之子华云），还提到了延陵嵇太史应科，云间朱太史大韶，南都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北京玩风稍逊，主要有严嵩父子、成国公朱希忠兄弟和张江陵，严氏以权势劫取古玩，朱氏以财富交易古玩，张江陵嗜玩此道，收藏不多却都精好。这个玩家名单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嘉靖、万历朝的两个权臣：严嵩和张居正。

来自江西分宜的严嵩以贪欲炽盛而著称。此人文才甚佳，擅写一手青词，又善于揣测上意，以此获得热衷长生之道的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朱厚熜的赏识，在嘉靖朝几乎只手遮天。执掌国柄二十年，长袖善舞的严嵩伙同他的儿子严世蕃敛取了大量资产，据说严嵩在自家内库就曾夸口说朝廷都没有他有钱。钱多得都要盈溢出来了，自然也要旁及书画骨董雅事，严嵩又是这样一个权势熏天的人，上门送礼的自不必说，他的亲信鄢懋卿、胡宗宪、赵文华[20]一班人，更是不遗余力到处替他收罗。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记载了严嵩因收进一幅假画而兴起一桩冤狱的故事。

话说当时坊间传闻，北宋名家张择端的手卷《清明上河图》落在苏州吴县王鏊家中，远在京城的严嵩极想得到这幅名画，但王鏊身为正德朝的内阁成员，家中并不缺钱，很难以阿堵物打动，于是严嵩命他的门下清客、一个叫汤臣的嘉兴人想办法去搞到。汤臣是个书画装裱匠，人称“汤裱”，与吴中收藏界素有往来，辗转找到了早年的一个旧识，太仓人王忬[21]。王忬虽在离家乡数千里外的蓟辽任总督，且军务繁忙，但既是严太师门下找上门来，也只好勉为其难答应想想办法。可是该想的法子都想了，画还是不能到手，最后只好出高价雇了一个叫黄彪的画家，让此人对照原作临摹了一幅，交给汤臣应付了事。这黄彪也真是个丹青高手，把这幅古画临得惟妙惟肖，就是经眼古物无数的人也看不出这画假在何处。严嵩以为真迹已经到手，就藏入内库，家中一有来客就拿出来炫耀一番。

某日，严府酒会高张，主人又拿出秘藏的这画让众人欣赏，且言明是通过谁谁谁搞到这画。一般的客人即使看出这画有假，怕得罪主人也不敢点破，不巧这日的客人中，有一人与王忬曾有过节，看到这个送上门的把柄哪肯放过，就当场指出这画是赝本。严嵩大怒，认为是王忬有意欺骗他，不久后，蓟辽一带招降的部落反叛，占领了遵化城，又适滦河溃堤，严嵩就以此两事为借口，把王忬逮到京城，硬安上一个失职的罪名给杀了。但也有一说是汤臣与王世贞兄弟有隙，自己找个机会向严嵩透露了这是一幅摹本，严嵩不信，汤臣指出了一个细节，说此画真伪只消看屋角雀是否一足踏二瓦便可证实。只是可怜王总督怎么也想不到，让自己掉脑袋的竟然是那幅黄彪临摹的《清明上河图》，知道底细后真是肠子也要悔青了。

1562年6月，严氏内阁倒台，顾念此人撰写青词的功劳，朱厚熜没有把这个服侍了自己二十多年的老臣赐死，只是把他从京城逐回江西老家。三年后，严世蕃被举报谋反，经三法司会审后处决，严府所有家产都遭籍灭，严嵩和他的几个孙子被废为平民。抄没清单上三万多两黄金、两百多万两白银的财产让朱厚熜大为吃惊，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一向信任有加的前首辅是怎样屯积起这么庞大的一笔财富的。登记册上还有碧玉、白玉围棋数百副，金银象棋数百副，这些世上最为昂贵的棋子如果用来对弈，实在笨重不堪，藏着又没啥大用，此案侦办人员实在搞不明白曾经的首辅大人为什么要收藏这些无甚用处的长物。抄没物资中尤为可笑的是一件亵器，系一白金美人，以其阴承接严老爷的便溺，因这件东西实在有碍观瞻，无法进呈皇帝御览，就在当地熔毁后直接折算成金银了。

严嵩费尽心力收罗来的书画古玩全都籍没充入皇家内库。1565年，文徵明的儿子文嘉接到一项特别指令，要他参与对官籍严氏书画的登记造册工作，严嵩在分宜老家、袁州新宅以及省城数处住宅里的名画法帖全部集中点检，费时整整三个月才登记造册完成。据一本叫《天水冰山录》的私家笔记记述，抄没的严氏书画共计有三千多轴（卷、册）。万历初年，因边务吃紧，军费开支严重不足，这些古画、法书都被充作武官岁禄分发下去。武人不识风雅，每一幅古字画，哪怕是唐宋名家名作，也都值不了几个银子。袭爵成国公的朱希忠和他的一个弟弟趁机大量抄底吃进，入手时都很便宜，没过几年价钱都翻了十几倍。朱希忠去世后，他的儿子把这些钤有“宝善堂”印记的古字画成批送给时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终得进封定襄王，就这样，被年轻的万历皇帝尊称为“张先生”的张居正又成了这批古玩的新主人。

张居正对艺术品的嗜好一点也不亚于前朝首辅严嵩，相比于严嵩出了名的贪婪，张居正对下属素以悛刻著称，他狭长的脸相再配上两道粗黑的剑眉，站在那里天生就是权力和威势的象征，时人有向他敬献宝物的，畏其势焰，必不敢拿赝品来糊弄。所以张居正虽然没有指使亲信到处去搜罗珍玩，所入之途稍狭，但藏品的质量却要远高于严嵩。但在经过无数岁月淘洗的古物面前，一个人再强势、再富有，也不过是个仓库保管员的角色，1582年7月9日，随着张居正在北京任上去世，对之清算的风潮已在慢慢积聚成形，到他去世后的一年零九个月，即1584年5月，这场风暴终于刮向他的家乡湖广江陵，他的家产也难逃清抄一空的厄运。明朝皇帝对臣下历来刻薄寡恩，这种无情无义在朱翊钧身上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受皇帝直接指令，前往江陵查抄家产的刑部官员和司礼监的内官不仅把前首相的长子逼得上吊自杀，入户搜查时，自赵太夫人以下的张府妇女，内衣的脐腹部位以下都要被查抄者摸遍，以防她们出宅门时夹带金器、地契及一切值钱的东西，见者都说实在太过惨毒。

那批从严嵩手上流进皇家内库的古物，在张居正这里短暂停留后又籍没回到宫里，它们如同走了一个圆圈又回到初始的起点。这批藏品，不久后被掌库的宦官陆续偷盗出宫，在市面上低价抛售。得知这一消息，项元汴、韩世能（一位长期在北京为官的苏州人，官至翰林学士）、王世贞和王世懋兄弟这些江南藏家纷纷北上争购。那时项元汴已步入晚境，他竞买到的这批字画数量不是太多，但都是精绝之品。这些古玩字画散入人间，一些人士有知道它们聚散始末的，展卷赏玩时不免掩卷低回。坊间传闻，经严、张两府收藏又遭籍没的这些名画法帖，卷轴上都钤有官府登记的印记，前者为袁州府经历司半印，后者为荆州府经历司半印，但后来市面上冒充这两府藏品的越来越多，那都是江苏和安徽两地的造假者弄出来欺蒙“耳食者”的，这些作伪高手仿制了两个半印盖在一些出处可疑的画作上，以此牟得暴利，那都是后话了。

这幅收藏史简图的最后，异峰突起的是著名画家董其昌和来自山阴的前吏部官员朱敬循[22]。沈德符告诉我们说，随着1590年前后项元汴、韩世能的相继去世，一个黄金时代谢幕了，此后的舞台上，帝国首席收藏家的竞争就在董和朱之间展开了。董起步稍晚，却名头最响，人称他对鉴赏此道如有“法眼”，朱敬循的路子要猛一些，也野一些，在他巨大的胃口面前，古董商争着供货，他家园林都成了古董商人的战垒。同时开始粉墨登场的，还有那批以经营盐、米、丝、茶和典当行骤富的徽州商人，但这批生意场上的骄客刚入此行总要吃亏，做冤大头，收进了一大堆诸如“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的假古董，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宝贝。这帮憨大一般的贵公子、大富人，就好像被人强灌了蒙汗药，还以为喝的是琼浆玉露，常常惹得行内人发笑。

在项元汴生活的时代，他最大的敌手是南直隶太仓州的王世贞、王世懋兄弟。1566年，屈死的父亲王忬平反后，王世贞在帝国官场上获得了稳步升迁，先在地方历任河南按察司副使、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等职，再迁南京大理寺卿、兵部右侍郎，擢南京刑部尚书，同时，作为文学复古主义运动的偶像，他与另一位文学领袖李攀龙同为文坛盟主，并在李死后做了二十年诗坛老大，情形就如同史传所说，“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23]

王世贞像

王世懋像

自号弇州山人的王世贞也是那个时代杰出的书画鉴赏家和藏书家，在他家的别墅“弇山园”中，建有“小酉馆”贮书达三万余卷，其中经学典籍专贮于“藏经阁”中，三千余卷宋椠元刊之书，另作“尔雅楼”精藏。一本叫《茶余客话》的私家笔记上记载说，王弇州家藏古迹最多，好多年代久远的藏品都已水渍虫蛀不成册，所以他又特别注重装潢修复，每有精于此道者，必请到家里延为上宾。太仓王氏，自居世代簪缨的琅琊王氏余脉，王世贞自然很看不起嘉兴项氏这样用金钱堆砌出来的布衣藏家，而项元汴终生不近仕宦，加之读书不多，对知识权力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抵触，是以，尽管他们有着几乎相同的拥宋重元的美学旨趣[24]，对当代艺坛也只看重文徵明一脉的吴门画派，但这两个同龄人（项比王长一岁）之间相互攻讦、鄙薄的事，时有发生。1576年，项元汴就曾对前来观画的詹景凤表示对王世贞的不屑：放眼当今天下，谁具双眼？王氏二美（王世贞、王世懋兄弟）不过是瞎汉，顾氏二汝（顾汝修、顾汝和兄弟）少一只眼，惟独文徵明，算是双眼健全的，可惜已经死了那么久了，今天下谁具双眼者？也只有我项墨林与你老兄两人了！[25]

像一个觑觎别人家美妇的浪荡子一样，王世贞总会以一种复杂的心情惦念项氏天籁阁里的那些书画珍藏。黄庭坚的法书《伏波神祠》，起初有古董商人售之王，王囊中羞涩没有买下，后来项元汴以重金购入，王世贞想起此帖就心中发酸，把项元汴比作霸占美姬的一个唐朝蕃将沙咤利，连呼“可怜，可怜”。宋代书家徐铉的《篆书千文》，吴中一个卖家曾经想出售给王，王开始断定为真迹无疑，写下了考证跋语，可是后来又对帖中某处细节产生疑窦，对原先的鉴定意见发生动摇，要不要购入骑墙难下。本来只能怪他自己看走了眼，但一得悉项元汴花费百金购入此帖，又听人讹传自己的跋语也被割去，他愤懑地写道：“若无此辈，饿杀此辈！”[26]

让王世贞尤为牵挂的，是项元汴家藏的一幅公元4世纪画家顾恺之名作《女史箴图》的唐人摹本，此画取材于西晋文学家张华的《女史箴》，共有十二段，王世贞曾在北京见到其中“冯媛当熊”一段，讲的是汉元帝大臣冯奉世的长女冯媛，在皇帝临幸上林苑观兽斗时只身挡住一只扑向皇帝的熊的故事。顾氏原作早就湮灭无闻，然这幅五代画家的摹本，用线精细绵密，宫女形象端庄秀美，宛然若生，尽得顾恺之线描“春蚕浮空，流水行地”之意境，后来通过项元汴的二哥项笃寿从中斡旋，王世贞总算从天籁阁借出此画，一慰相思之苦。[27]

大约1574年冬天，王世贞从一个商人手上买到了三国时期曹魏书法家钟繇[28]的名作《荐季直表》[29]，此帖被历代书家视之为法书鼻祖，作于钟繇七十高龄，笔画、结字都极其自然，章法错落，真如方家所说“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这件宝物到王世贞手上时，虽历一千五百年而犹完好若未触手，王世贞视为最心爱之物，说“天下之学钟者，不再知有《淳化阁》”，详加考辨之余，又刻入自家珍藏《尔雅楼法书》。1586年，时当万历十四年，学者胡应麟和好友汪道昆一起到弇山园拜访王世贞，谈古鉴古兴致方浓，汪道昆请求王世贞把楼中珍藏的《荐季直表》取出来一同观摩，王世贞黯然良久，说：“是月以催科不办，持质诸檇李项氏矣。”语气间满是沉痛和失落。

顾恺之《女史箴图》之“冯媛当熊”

这是王世贞被劾乡居的第八年，为了给死去的父亲请旌，获得朝廷的恤典，他不得不到处奔走筹款，上下打点疏通关节。这肯定需要一笔不菲的银子，以致以富庶著称的王家也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为了催科所需的款项，一向视古物为性命的王世贞不得不把最心爱之物也抵押了，而项元汴也根本不会想到，前来典当的竟是大名鼎鼎的王世贞！这真是伤心而又尴尬的一幕。所幸经应天巡抚、苏松等处巡按御史等同僚多方奔走，到了胡、汪来作客的第二年，王世贞的奔走总算有了结果，礼部为他死去多年的父亲王忬请旌，获两祭全葬与赠官恤典，此事总算圆满。而王世贞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够大了，那张字若云鹤游天的钟繇法帖已永远不可能回到他身边。1590年冬天，如同约好了一般，项、王在同一个月去世，此帖究竟归谁，他们或许只能在地底下争执了吧。

钟繇《荐季直表》

“耳食人”

已无从得知，那张疑点重重的铁琴到底是何人售与项元汴。其实嘉靖、万历年间的古物市肆，甚至鉴赏家们幽静的客厅里，到处都活跃着造假高手和狡诈的骗子。这些人又兼具诗人、画家、道士、佛教徒、工匠等多种身份，稍一不慎就可能着了他们的道。

沈德符曾经透露说，古物造假作坊多在吴中，好多人都借此糊口，品行高洁如张凤翼[30]这样的雅士，也难免偶尔从中讨生活，像王穉登[31]这样的无耻之尤简直就是专业造假者了。[32]王穉登是天籁阁主人多年密友，他有没有坑过项元汴，也尚在未知之数。

正如一个猎人也会被大雁给啄了眼，《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说到，职业造假人王穉登也曾经被人骗过一次，得手的那个骗子竟然是太仓曹姓人家一个姓范的仆人。王穉登听说这个仆人手上有一幅阎立本的《醉道士图》，数次观摩后确定是真迹，就决定出手，与范姓仆人的价格磋商从千金谈到数百金，最后谈到十金，王穉登大喜，殊不知狡黠的范姓仆人此时已暗暗做了手脚，找到一个叫张元举的画家临摹了一本，笔法足可乱真，饶是王穉登再经验老到，也看不出这是一本赝品，真品的《醉道士图》则以高价暗暗卖到了别处。这张元举眇一目，是个独眼龙，这一生理缺陷曾被王穉登拿来取笑，张元举就把此事宣扬了开去，说，王某人双目都好，倒还不如我一个半瞎。话一传开来，全城以为笑谈，搞得王穉登灰溜溜的，好长时间都不敢在人前露面。

但这些受骗经历至多让他们声名受损，实际经济损失并不算太大，与项元汴、王世贞都有交往的一个朋友、隐居在离镇江不远的焦山岛的道士郭五游[33]，曾经被人骗去一船古董，那真是哭天喊地都来不及了。这郭五游七十多岁的人了，住在长江边的这座小岛上，外人看来正可炼炼丹谈谈养生术，做个云水之中风流自赏的人物，世风渲染，此人竟也迷上了收藏古物器玩一道，且收藏的都是精品。他曾拿着沈周的一幅山水找王世贞题跋，让王不忍释手，詹景凤说此人还藏有元人钱选的一幅《陶学士雪夜煎茶图》，那都是让人眼睛一亮的好东西。郭五游凭着这些古物与当世名流交往，待价而沽，价格谈得拢就出手，谈不拢相互品鉴题跋，也不伤情份，在吴中鉴赏圈里竟也混出了响亮的名头。

且说有一日，江面上朝着焦山方向驶来一条船，船上有一道士，长得眉宇清朗，丝毫没有尘俗味，一望就知是那种极有品位的高人。那道士下了船，在岛上随处游走，赏玩景致，一副很有兴致的模样。郭五游独居无聊，一见就起了攀谈之心，穷人献宝一般，带着此人游览了焦山岛上的礼斗台、四将殿、真武殿等景点，还把他带到了自己住的飞云室下，谈诗歌，又谈古物鉴赏，两人观点颇多相契，从日落谈到月升，直觉得相见恨晚，郭五游留他在岛上住了好几日，才依依不舍把他送到江干。

佚名《群盲鉴古图》。图中一群盲人煞有介事地品鉴古玩，喜剧性的场景中暗含着对附庸风雅而又道听途说的“耳食者”的调侃和讽刺。

一年后，这道士又来了，还带来了数件文房用具作为礼物送给郭，那都是些制作精良品相不错的东西，郭五游收下这些礼物，待之更加殷勤周到。一日闲谈时，这道士说，“贫道住在金陵，颇有一些出身显贵的富家朋友，也是我多事，有一次说起您有许多精良的古玩藏品，他们大感兴趣，很想借去开开眼，就是花再多的钱也在所不惜，只是他们都是大忙人，很少有机会来这里，如果能够用船把您这些宝贝运到金陵去，让他们观赏一番，我保证一趟走下来您会获利甚丰。”

这郭五游，岸然的道袍下面是一颗商人的心，听了这话，心动了，于是雇了一只船，把自家所有珍玩宝器悉数装上，带了一个随身小童，择日和这道士一起去了金陵。船到离城不远的一个渡口，郭五游命泊在岸边，自己和道士一起入城找他的富家朋友，让船夫和小童在船上等自己回来。两人进了城，到了一家书肆，道士指着对面一个高大的府第说，他的朋友就住这里，让郭五游在书肆稍等片刻，他先去知会主人一声好来迎接。郭五游答应了。

且说那郭五游，远远地看着道士进入那家大门，却左等右等不见出来，急了，再加路途劳顿，又累又饿，眼见得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就走到那家府第门口，向看门的打听，说刚才有一个道士进了大门去找主人，为什么进去这么久了还不见出来？看门的说，这是一座空宅，里面又没什么人的！郭五游大惊，顿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看门的领他进去一看，果然宅内空空如也，那道士连个人影都找不着，看来是从边门溜了。

郭五游急忙往城外泊船的渡口赶，走到半途，与自家雇的那个船夫劈面相逢，那船夫正吃力地抱着一只大鼎赶路呐。郭五游责怪道，你抱着这只鼎去哪里？船夫说，刚刚道士回来，说您在城里某某街某大第，让赶紧把这只鼎送过去。郭问，道士在哪里？船夫说，在船上。郭五游飞一般跑到渡口，哪里还有自家的船在？只见得江水哗哗，江上船只往来飞梭，瞬息都在数里之外了，也不知哪艘是装满宝贝的自家船只，不由得蹲在江边，嚎啕大哭。[34]

有个叫王复元[35]的鉴古高手，早先也做过道士，后来在苏州跟着文徵明，文徵明去世后，来到嘉兴依附了项元汴。李日华小时候曾经见过此人，住在城里几间东倒西歪的旧房子里，一有钱就拿去买酒喝。平时他总是在市面上晃荡，一看到奇物佳玩或者有价值的字画就出手买下，有时身上钱不多，就把穿着的衣服送进当铺去。此人买这些东西不是为了自家赏玩，而是迅速转手卖给项元汴，从中赚取一笔不小的差价。据说赵孟頫的一幅名作《亭林碑》，原来胡乱粘贴在一个农民家的墙壁上，就是此人搜来卖给项元汴的。王复元还是个制假高手，只是此人实在太懒了，只要钱袋还有几分酒资，他就不愿出手。好在只要他愿意去搜古，项元汴永远不会让他的钱袋瘪着，鬻古的事他也就不太做了。

然而此人还有个叫朱肖海的学生，那才是一顶一的假画高手。朱肖海也是嘉兴那地方人，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王复元了。他的师父王复元还在文徵明门下时，每有修复古画这些活，开始总让他在一边看着，后来也把活儿交给他来做。在帮助师父修复古画甚至造假的历练中，朱肖海的眼光、技艺突飞猛进，很快超越了乃师。据说他每临摹一幅古画，先闭室寂坐，如同老僧入定一般，等到笔意揣摩透了才起身下笔，且落笔的姿态如同传说中楚国的乐人优孟一般优美潇洒，纯一副高手作派。[36]但对于那些眼光如炬者来说，朱肖海的伪画也不是不好辨认，此人画工虽好，肚里文墨毕竟有限，一有跋语、落款，就很容易露出马脚来。

朱肖海后来脱离乃师，成了一个专业的假画制造商，据说生意好得不得了，生意最旺时，专门雇了一批苏州人做书画出货时的搬运工。他还有一个由各级中间商经营的庞大的造假售假网络，三百里内外，都是其神通所及。朱肖海的假画，主要出售对象是爱慕风雅的安徽商人，即所谓“歙贾之浮慕者”，沈德符就亲眼见过一个叫吴心宇的徽州富商上了一当。

戏曲家吴昆麓的夫人与“快雪堂”[37]主人冯梦祯的妻子是远亲，冯梦祯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两家平素偶有走动。某一日，吴带了一卷古画来找冯梦祯，先说了一段此物来历故事。说是宫里有一个专管后载门的小太监，家里有一个铁枥门闩（也有一说是漆布竹筒），一摇动就会发出骨碌碌的声音，好像里面藏着什么东西。有一天这个铁枥门闩不小心撞坏了，从里面掉出来了三卷古图，这件就是其中之一。冯梦祯也是个很有眼光的鉴赏家，一看就认定这是幅唐画，而且是大名鼎鼎的大诗人王维的《江干雪霁图卷》。但谁也没看过王维那幅画，冯梦祯心里还是忐忑的，于是借口画上没有款识，以极低的价格收下了。每天一忙完公务就疾奔回家，闭户焚香，饱阅无声，坚信这件宝贝是摩诘真迹。[38]

但冯梦祯毕竟不是一言九鼎的鉴定家，如果这张图真的是王摩诘水墨真迹，还得有更有话语权的专家为它验明正身。很快，此人出现了，他就是有法眼之称的董其昌。任职京城翰林院的董其昌辗转听人说起冯梦祯得到了一幅王维真迹《江干雪霁图卷》，而王摩诘又是他竭力推崇的“南宗”画派始祖，于是董其昌千里驰书，恳请冯氏能够借观此图，而冯梦祯也正求之不得。1595年秋天，董其昌清斋三日，以一种极为庄重的仪式拜观了《江干雪霁图卷》，并写下一篇著名的长跋，认定此卷正是王维传世的唯一真迹。冯梦祯这个二流的鉴赏家竟因此名头大振，海内风雅之士竞相以能一睹此图为荣。

王维《江干雪霁图卷》

大概是1616年前后，那时距冯梦祯去世已经多年，徽州一个叫吴心宇的富商突然宣称家中藏有王维的《江干雪霁图卷》真迹，追究出处，说是已故的冯太史的长公子冯权奇以八百两银子卖给他的。可是与冯家关系密切的朋友都知道，这画还好好的藏在他们家，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沈德符揭穿了这个秘密，制造这幅假画的正是高手朱肖海。朱肖海施展他的空空妙手本领，先把此画临摹在一幅旧绢上（此绢系唐朝的无疑），再把后面董其昌、冯梦祯、朱之蕃的三篇跋文一剖为二，装裱于后，吴心宇买到朱肖海的临本还在沾沾自喜，做梦也想不到真迹仍然在冯府。[39]透露这一绝密消息的沈德符，他弟弟沈凤是冯梦祯的女婿[40]，这一故事应该可信。[41]

对李日华这样的鉴藏界新人来说，高手朱肖海更像是一个传说中的神秘人物，只有被骗过一次以后，才会服膺其真本事。李日华自己后来在日记里说（他赋闲在家的二十年中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记日记），万历三十八年二月十八日，他应邀去冯权奇家观书画，见到了白居易书《楞严经》第九卷中的一帙，冯权奇夸说此卷是其父冯梦祯在南京任职时从李贽手中获得。李日华一见就喜欢得不行，兴冲冲地买了回来。过了几天后，一位拜访味水轩的客人告诉他，这幅楷书《楞严经》原系张即之书，白居易款乃是后来添上去的，而伙同冯权奇一起干这事的，就是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朱肖海。李日华只好自叹晦气，承认自己走了眼，当时只认定这字是白香山的，忽略了跋语和补款的漏洞。[42]

李日华后来是在嘉兴诗人兼画家徐润卿[43]家的“竹浪馆”认识的朱肖海，那应该是在天启年间了。自号竹浪老人的徐是王复元的生前好友，与苏州文氏家族也素有交往，应该算是李日华、朱肖海这些人的前辈。这是一次弥漫着怀旧情绪的见面，没有戏班丝竹，只闻墨香飘袅，艺术家、鉴赏家、古董商人和作伪高手尽弃前嫌坐在一起，品评主人珍藏的文衡山、文水、陈道复、莫云卿诸家画作和王复元的诗稿墨迹，眺望着正在逝去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年代。李日华是带着儿子一起参加聚会的，可是那天，他和儿子都喝醉了，因为朱肖海实在太会劝酒了[44]。以后他们在徐家的白苧草堂还有过几次见面。

文徵明像

看来李日华对朱肖海不仅不感冒，反而是有点暗暗钦佩的。日后李日华父子负责修撰家乡的县志时，还为朱肖海说了许多好话。说他性情高逸得就像水仙一样，经常和徐润卿一起，驾着船跑到烟水深处去。至此我们才知道，在江南鉴赏界经常搅出很大水花来的朱肖海本名朱实（一说朱殿），肖海只是他的别号。李日华还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口气说，朱肖海摹古的绝技，甚至连号称法眼的董其昌也难免屡屡上当。[45]但他不认为朱肖海的作伪技术真的天衣无缝了，自己用横秋老眼一扫，何处作伪一眼就看出来了，只是顾念其全靠这糊口，才不忍心说破。

文先生

每年有几个月时间，项元汴驾着他的“巨舰”往来于长江三角洲的几大城市，去南京狎妓，去苏州拜访书画界朋友，去无锡的惠泉取烹制新茶的泉水，日子过得悠哉游哉。在杭州，他的书画船经常停泊在孤山一带，然后上岸与闻风而至的古董商们洽谈价格。以他的富有和出了名的精明，鬻古之风再怎么盛行，像郭五游这样被骗得血本无归的事是断断不会落到他头上的。一则他鉴古实属爱好，不以此谋利，二则，长年与苏州艺术世家文徵明父子交往，也练出了他一双锐眼。一件赝物放在眼前，即便吹破了天，他还是有本领剥去层层伪装。

出生于1470年的文徵明是他那个时代最为纯粹的艺术家之一，他是名画家沈周的学生（另一位画家吴宽是他的文学老师），但最终他的成就超越了乃师，至少与沈并肩而立，一起成为吴门派的领袖。文徵明在世时，他的画作就获得了广泛的声誉，被视作黄公望、赵孟頫等元代大家的当世传人。嘉靖朝初年，在赏识他的朝中大佬的有力举荐下，文徵明来到京城，在翰林院待了三年（抵京那年他已经五十四岁了），担任没啥行政级别却富清望的“待诏”一职[46]，与一帮学识渊博的学者们一起编纂前朝皇帝的实录（《武宗实录》）。可能是出于对大议礼而起的诡谲的政治气候的恐惧，文徵明于1526年冬天回到家乡苏州做了一个隐士。在他任职翰林院时，出于对官场前途的考量，他很怕人家把他看做一个职业画家而有失身份，一直只承认绘画只不过是遣兴小技，远非他的专长[47]。直到回到家乡悠闲自适的三十年中，他艺术生命中的黄金时期才真正到来。

他贤惠的妻子吴夫人承担了全部家务，子女婚嫁、筑室置产这些杂事都不须丈夫操心，这让本来就寡言少语的画家可以整日都待在他的玉磬山房里临摹古帖，精研绘事。从文徵明的案头流到外面的任何一幅小型张的作品（包括书信）都让人们视为瑰宝。但自负的画家认为，世人大多只知他书画好，忽略了他的文学才华，即使偶尔有几个知悉他的文名的，也忽略了他精于律例及朝廷典故，经济之学才是他最擅长的。家人的纵容和崇拜者的眼光使他的性情愈发孤傲了。在苏州，他虽与官场人物保持着时断时续的交往，但艺术家与生俱来的清高使他不屑与那些看不上眼的权贵交接酬酢，至于那些厚着脸来讨画的，更是让他避之唯恐不及。据说文老夫子的规距有“三不答应”，哪三者？宗藩、中贵、外国也。

在文徵明去世后致力于收集他的生平佚事的何良俊，曾经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苏州极有名望的一位作家顾璘[48]告诉他的。某日，首辅严嵩颇有些委屈地向顾璘发牢骚，说文衡山这人甚好，就是与人没往来，他自言不到河下看客，若不看别个也罢，我在苏州过，特往造之，也不到河下一答看。顾璘说，这就是衡山之所以为衡山，若不看别人只看你，成得个文衡山么？[49]

文徵明《跋右军十七帖》

尽管自己的画作在一些收藏人士眼中成了财富的象征，甚至还有一些酷爱其画者把他的画随葬入墓，但名满天下的文徵明似乎从没有把自己的作品与金钱划上等号，他不许家人把自己的画作拿到市面上出售，但一有街坊邻居赠他糕饼果子的，他却会写上满满几大张书法作为回礼。这种安贫乐道的形象足令追慕者对之敬意丛生，但一个改变不了的事实是，在文徵明手上文家没积攒下什么余钱。封地在河南南阳的唐王听说文徵明大名，派人带着一份厚礼来苏州向他求画，他连信都不愿拆阅，来使苦等数日只好无功而返。曾经担任苏州知府的聂豹[50]，后来升至兵部尚书，自己不好意思直接出面，委托何良俊为中介向文徵明求画，文徵明一听就变了脸色，说：此人没理，一向不曾说起要画，如今做兵部尚书，便来讨画。何良俊生怕聂豹那里不好交帐，只好转求与文徵明交情深厚的阳湖先生，请他出面说项，阳湖先生一听是此事，连连摆手，说：此老我不惹他。当时的苏州知府王南岷，一个月里总有三四次要去拜访文徵明，知道文先生不喜声张，每到巷口就让随从回去，下轿换上普通读书人的装束，才去主人的玉磬山房谈文说艺，每次都要太阳下山才回去，到了吃饭时间，主人招待他的也只寻常蔬食菜羹，管饱就行。

何良俊笔下的大画家还是一个生活的极简主义者。何氏说他住在苏州的那段时间，几乎隔日就要去文徵明的书房坐坐，每次到时，文先生正要吃早饭，都会问一句，曾吃早饭未？何良俊答：虽曾吃过，老先生未吃，当陪老先生再吃些。文徵明的早饭很简单，都是一些刚做好的饼饵之类。中餐他会喝一点酒，量不多，也就两小杯，如果谈话兴致上来了，再添两小杯，再加是无论如何不肯了。晚餐吃面食或者米饭，无酒，就寝前再食二小瓯米粥，长年如是，几乎雷打不动。何良俊还披露了一个细节，看上去严肃得有些过头的文先生也有一个爱好，那就是特别喜欢听童子唱曲，哪家有好的班子请他去，听一天也不会厌倦。

文徵明《携琴访友图》

一本叫《尧山堂外纪》的笔记言之凿凿地称，过了五十岁文徵明就戒绝性生活了，把全副精力投入到了水墨生涯中去。那个时代有一种习见的观点认为，男人的精液里包含着激情和创造力，过度宣泄会导致智力的平庸，文徵明显然对此坚信不疑，他对女性的拒斥态度与唐寅、钱同爱等日日笙歌的一班才子朋友形成了鲜明对比，奇怪的是他们在一起玩得挺好。在何良俊收罗的一些轶事中，唐、钱总是要与他开一些情色意味的玩笑，最后总是文徵明招架不住落荒而逃。后来与文徵明结成儿女亲家的钱同爱[51]年轻时是个特别爱闹的人，用文徽明的说法是阔达而无所拘检，有一次，他雇了一只船，请文徵明一起游石湖，提前把一群歌妓藏在了船舱里，船开后，众美女花枝招展出现在他面前，娉婷进酒，乱作一团，文大喊停船，可那船偏向湖中心驶去。文徵明窘迫无计之下，脱下他的臭袜子，众美女都拿香帕掩住了鼻子，远远避开，文还把他的臭袜子披拂于钱同爱头面上，钱同爱实在不堪忍受，只得让船靠了岸，放走了文。在出于清人之手的《六如居士外集》中，戏弄文徵明的主角换成了唐寅，也是一条游舫，一群歌女，船到湖心，唐寅一个号令，莺莺燕燕全都出来围住了文徵明，令他目瞪口呆，几乎跳湖，唐看到文徵明的窘态，乐不可支，正好有一只小船经过游舫，文拼命招呼船家靠过来，于是众人眼睁睁看他跳上那只小船，一溜烟跑了。

与画艺一样为世人所重的是文徵明在鉴宝方面的精到眼光，经他品鉴的历代字画，在艺术史上几乎可以作为定论，经常会有人拿着一些字画兴冲冲地找他来求鉴定，有时他已看出了是赝品，却还告诉对方是真迹。有人不解他为什么这么做，这不是人为地助长造假之风吗？文先生答，凡买入古书画的，必定是家里有几个余钱的，如果沦落到了要出手的地步，那他家里几乎已是等米下锅了，如果因我一句话害得他交易不成，他全家岂不是要受困？我为了自己扬名，却害得别人举家受困，这样的事我怎么做得出来？也有人买到了文徵明的假画来找他题款，文先生也一点没有难色地替他题签。这或许是值得令人称许的厚道，但也使得他在世之日画作就赝品迭出，用王世贞的说法，市面上看到的号称文氏真迹的只有十之二三是真的，其他要么是儿子或弟子代笔，要么出自作伪专家之手。有人开玩笑说，有多少人靠着文先生而活啊，你都可以进先贤祠了！文徵明正而八经地对他儿子们说：我死后，如果真有人荐举我入乡贤祠，一定要拒绝，这是要与孔夫子相见的啊，我没这副厚面皮也。

有一个叫李子成的浙江海盐人，与文徵明的妻子吴氏是亲戚，1542年冬天，吴氏去世，李子成前往苏州吊唁，与文徵明相谈甚洽，文徵明趁着兴致当即篝灯涂抹，画下一幅《仿李营丘寒林图》送给他。就在那一次，李子成还向文徵明说起了嘉兴项氏家族几位雅好文艺的年轻人，并带去了项笃寿问候老先生的一封书信。

这是可以查找到的项氏兄弟与这位吴门画派领袖最早的交往记录。这一年，项元汴十八岁（他二哥笃寿二十二岁），在这之前，论年纪可以做他们祖父的文徵明根本没有听说过他们。文徵明对项笃寿的回信三年后才姗姗而来，文氏自称这年七十有六，岁数大了，既病且懒，精力一天比一天不济，以至上次讨要的书卷一直不曾写得。尽管信中都是些语气寡淡的礼节性用语，十年后，不知中间有何经过，项元汴与苏州文氏父子的交往突然频繁了起来，而这时他的二哥项笃寿已考中进士在外地做官，反倒与文徵明失去了联系。

从这些有记录可稽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到项元汴与晚年大画家的一段友谊，看到吴门画派的美学趣味怎样潜移默化去影响一个收藏家。1556年秋天，三十二岁的项元汴从文徵明那里获藏张雨《自书诗册》，出资多少不详。1557年，项元汴去苏州的次数更多了。春天，文徵明为项元汴书《北山移文》，项还从文徵明那里获藏元画家吴镇的《竹谱》。六月，项元汴到苏州，以润笔四金向文徵明求字，文氏作小楷《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田园诗》。这年秋天，文徵明的长子文彭赴任嘉兴府学训导，他短暂任职嘉兴的经历给了项元汴更多亲近文氏家学的机会。文彭既擅书法，又工篆刻，而且特别擅长临摹前人包括乃父的书法，王世贞称之为明代第一临摹高手，这几年，项元汴除了从文彭的父亲那里继续得到字画外，还请文彭为他书王勃《采莲曲》，作草书《雅琴篇》，天籁阁庋藏的怀素《老子清净经》《宋度宗手敕赵子固卷》和陆游手简都有文彭的题跋。

文彭的弟弟文嘉后来也成为了项元汴的好友，1576年秋天，项元汴把所藏赵孟頫《白云净土词》重新装裱，文嘉为之题跋，称这幅作品笔法妍媚，且纸墨完好、精神焕发，实在是天下少有的宝物。同年，又为宋画《钟进士移居图》题跋。1577年夏天，项元汴特意派人前往苏州，把用重金购于乌镇王济处的一卷冯承素本《兰亭序》（即所谓神龙本）交给文嘉请之题跋。文嘉回忆了他与今存世间三本唐摹《兰亭序》遭遇的经过，说很感谢项元汴让他得偿夙愿，他考证此卷摹拓之精、钩填之妙，极有可能是褚遂良的笔迹。对项元汴有雄厚的资金广为购藏天下宝物，他也没有掩饰自己的歆羡：“子京好古博雅，精于赏鉴，嗜古人法书如嗜饮食，每得奇书，不复论价，故东南名迹多归之。”1578年，项元汴五十四岁生日，文嘉又画一幅《山水图》相赠。

对于文彭、文嘉兄弟来说，有文徵明这样一个活到将近一百岁、愈老愈健旺的父亲真是一桩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意味着他们无论多么出色，都注定了在父亲盛名的阴影下无所作为，除非他们比父亲做得更好，而这几乎像一匹骆驼要穿过针眼一样艰难。文彭身在官场，应酬又多，经济之拮据可想而知，遇着项元汴这样一位雅好文艺的巨富，即使交情再好，有时也难免下一两回手。前面说到项氏得之于文氏家族的张雨《自书诗册》，册粉笺本，看上去极像元代之物，但近代鉴赏大家、目力过人的刘九庵一眼认定为赝品，说这幅作品后人状写的痕迹十分明显，尤其是赵孟頫的跋文，按理说既应有赵所师法的唐人的紧劲严整，又有其特有的遒媚风姿，但这一切都看不到，刘九庵断定，必是文彭做了手脚。

还有一幅怀素的《自叙帖》，詹景凤在《东图玄览编》里说，这幅字先后归属过严嵩、文氏、项氏，但项元汴从文彭那里得到的却是一幅伪本。詹景凤揭露那个时候一种通行的作伪手法，是以真跋装在伪本后面，出手赚取高价，而把真本私藏起来。据说当詹景凤当面指出时，被揭老底的文彭恼羞成怒，指着他骂：真伪与若何干？吾摹讫掇二十金归耳！后来詹景凤到北京，曾任职国子监祭酒的收藏家韩敬堂给他说了一件奇怪的事，说近来看到一卷怀素的《自叙帖》，蓼纸甚厚，看字迹像是真本，上面却没有跋，不知是何缘故，因吃不准到底是真是假，所以没有购入。詹景凤惊问，这幅字现在何处？韩答，已经找不到那人了。詹景凤说了文彭作伪经过，说没有跋的一定是真迹，韩敬堂听了后悔不迭。

文彭像

文彭的弟弟文嘉也参与过对项元汴的欺诈。项元汴以二十两银子从文嘉那里购入了一幅祝允明法书《草书怀知诗》，后来也被人从跋语里看出了马脚。因为跋语里提到的王傲、陆完均等人，在这幅法书写成的嘉靖二年还在世，跋语里却说他们已经死了。文嘉与祝允明很熟，他临摹的祝体法书甚至得到过祝允明本人的赞许，这幅卖给项元汴的字他临仿得极为高妙，好长时间都无人怀疑，直到1564年项元汴拿出来重新装裱，才被人看出端倪来。至于那幅真迹去了何处，就无人知晓了。

天籁阁的许多藏品，都曾有文氏兄弟掌眼把关，在文氏兄弟的熏陶下，项元汴的艺术趣味和眼力也得到了极大提升，但也正是这两个项元汴极为信任的朋友，先后都参与过对项的愚弄，就是在这样一种共生共栖中，他们获得了友情和利益的平衡。因天籁阁，项元汴的身份获得了提高，但他的吝啬和没有文化也被专业人士蔑视。比如谢肇淛就毫不客气地说他“纤啬鄙吝”，是个世间少有的“两截人”[52]。项元汴一直都在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真赏者[53]，但在同时代许多人眼里，他终究不过是个名利场中的耳食人，这世界对他实在有些不公。

味水轩主人

李日华还是一个孩子时跟着表叔去同城的项家玩，曾经看到过项元汴珍藏的一粒芝麻。那粒芝麻的正面背面都刻有字，据说是南宋旧物，是宫中一个微雕大师的作品。这微观世界里蕴藏着的万千气象给童年时代的李日华打开了一个新奇的世界，成年后他回忆当时的激动心情，说是吃惊得舌头打结，都快说不出话来了。[54]

李日华像

李家门户并不显赫，祖上留下的只几亩薄田，再说李日华比项元汴小四十岁，李日华得以在考中功名前就与出身世家的项元汴交往，不可不提他的表叔兼老师周履靖。此人字逸之，号梅颠，是隆、万年间的一个隐士，特喜结交名流，又雅好书画，与项元汴交往甚密，两人经常聚在一起饮酒把盏，谈古论今。李日华年幼时作为表叔的跟班，不但亲见项元汴意气风发、谈笑风生的潇洒风度，而且经常有机会见到项和他的表叔一起挥毫泼墨。十四岁那年，李日华考入县学，成为廪生，算是正式开始领取一份国家津贴，项元汴还特意画了一幅《玉树图》相赠以示鼓励。据李日华日后回忆，项元汴还送过他一支特制的笔，此笔名叫“散卓笔”，系项元汴从制笔工匠那里定制，比寻常的笔要粗大些，每管从三只兔子身上取最好的毛，以漆液固其头，李日华说，用这支笔入手真、行、草、隶，均挥运如意，用多久也不会坏，当时的快乐心情就像一个少年剑客得到了一把朝思暮想的名剑一样，却也没有觉得这礼物有多珍贵，如今回忆起人生初年这一幕，却连见到这种笔的机会都没有了，笔不再得，斯人已逝，剩下的只有满腔怀恋了。[55]

成年后的李日华忙于功名，一直没有太多机会与项家接触，大概从四十岁那年起，李日华因母亲去世从河南西华令的职位上离任，回到嘉兴老家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闲居生活。开始几年，他闲散地读书、访友，指导儿子功课，帮人鉴定字画和古玩，视自家经济状况也适量购入，从1609年开始，李日华开始写作他著名的《味水轩日记》，一口气写了八年，把两千多个日子里品茗、会友、读书、赏画的所有细节如流水帐一般记录了下来。在这部艺术史笔记里，翻阅书画、评骘翰墨占去了十之八九的篇幅，更穿插着时事、异闻、奇物，酒局、花鸟这些让作者寄情触目的小而雅致之物。据美术史家范景中先生的高足万木春统计，李日华在八年闲居其间见到的天籁阁藏画共有691件，其中宋元以前的占到一半以上，对这些作品的题跋自然成了《味水轩日记》的重要内容。李日华成为一个出色的鉴赏家和文人画家（董其昌誉他为海内士大夫画山水的四位高手之一），他的雅驯、典正文艺观的养成，总有一根细细的红线系连到天籁阁去，也正因为此，他终生都对项元汴保持着尊敬和绵长的怀念。

1612年春天，李日华在南京试院前的一家店铺中看到了项元汴当年所绘的一幅扇面，画的是殷红宝珠茶花一枝，细雪糁于上，这枝花鲜艳得就像刚采摘下来一般。李日华一下子就想起了多年以前此老的音容笑貌，他感慨说，没想到项老的艺事精工至此！而那时，距项元汴去世已经二十二年了。[56]

李日华对项元汴士人气息浓郁的画作——他称之为“逸韵”——一向甚为推重，对项氏的书法，他则认为行书有李北海的风格，而在古雅逸宕方面甚至要超过李北海。1616年，李日华在汪珂玉那里看到项元汴早年的一幅《竹渠图》后感慨，自项元汴死后，南方的文人画已越来越走入歧途，斯文命脉之断久矣，如此高的赞誉也只能来自他与项元汴的这一份私谊。[57]

回乡后的李日华住在嘉兴城东郊外一处叫甪里的地方，这里临近河滨，有时他早上醒来，门外就已经停泊了书商或古董商的船。这里颇有自然的生趣，有时他书房的窗没关紧，竟然会跳进一只机灵的松鼠来。另外在府城东门一处叫春波里的地方他还有一片产业，租赁给了相熟的朋友。租金、润笔、课徒的薪水、题书扇面或匾额的酬劳，再加上朋友偶尔馈赠的礼物，使他尽可能葆有着优裕的生活，偶尔还能出手买下一些相中的古物。论经济的宽裕他自然比不上老师冯梦祯，不仅把养老的别墅修到西湖边的孤山去，还养着一个家庭戏班，时不时带到西湖上与别家小姬比赛唱曲，但对于艺术人生的经营劲头，他一点不亚于乃师。他在甪里的大院宅里打造了恬致堂、紫桃轩、味水轩、六研斋等多间精舍，还亲自设计打造了一只叫“雪舫”的代步船，船上满载花觚、酒器、书卷这些雅具，春天去西溪探梅，夏初去锡山取烹茶的惠泉水，北上苏州采购花木瓷器及家俱，甚至三年一度的秋天送儿子上省城应乡试，也都是坐自家的船去。

他的老师冯梦祯已算是一个会享受的人了，从南京国子监祭酒的职位退下来后，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抛掷在了书房里，自得其乐地品茶、饮酒、闲聊、撰文、鉴古、作画，罗列书室十三事为：随意散帙，焚香，瀹茗品泉，鸣琴，挥麈，习静，临摹法书，观图画，弄笔墨，看池中鱼戏或听鸟声，观卉木，识奇字，玩文石。从下面这份李日华游戏笔墨信手写下的雅物清单来看，他对闲雅生活趣味的追求，视域上比乃师更宏阔，对细部的雕琢也更显精微了，这张清单记在他1614年初春的日记上：[58]

晋唐墨迹第一
五代唐前宋图画第二
隋唐宋古帖第三
苏黄米蔡手迹第四
元人画第五
鲜于虞赵手迹第六
南宋马夏绘事第七
国朝沈文诸妙绘第八
祝京兆行草书第九
他名公杂札第十
汉秦以前彝鼎丹翠焕发者第十一
古玉旬彘之属第十二
唐砚第十三
古琴剑卓然名世者第十四
五代宋精版书第十五
老松苍瘦、蒲草细如针杪并得佳盆者第十七
梅竹诸卉清韵者第十八
舶香韵籍者第十九
夷宝异丽者第二十
精茶法酿第二十一
山海异味第二十二
莹白妙瓷秘色陶器不论古今第二十三
外是则白饭绿齑布袍藤杖亦为雅物。

从官场退隐乡间的二十余年间，李日华成了他那个时代最具有批评精神的艺术评论家，一个晚明艺术史的见证者，几乎每天，都有名头大小不一的画家或者古董商带着书画慕名来到他家，也有一些则捧着来路可疑的端砚、哥窑香炉、琥珀杯、玛瑙杯等器物，他都会对之评头论足，作出职业化的评点，论态度之严谨，可称是米芾之后第一人。与王世贞为代表的文献主义批评方法不一样的是，他很少只依据文献的出处来进行考证。多年观画的经历使他积累下了一套老成的经验，那就是看纸的成色，观画的气色，他是一个古画的望气者。在他长达八年的日记中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字眼，“纸色惨恶”“纸薄墨浮，伪物也”“以纸色可疑却之”等等。尽管论画艺他也只是泛泛之辈，但他绝对相信自己的眼力，时人把他看做能与董其昌分庭抗礼的批评家实非过誉。

二月，看梅盛开，纷如积雪。听庭树鸟声。三月，谷雨，风雨竟日。夜忽感寒疾。十日后，身犹未快，延医诊脉……七月七日，客持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见示，上有徽宗御书。八日，连服补中益气汤……

看花、听鸟、生病、饮茶、观画，凡此种种浮生中的琐屑细节构成了万历三十二年起李日华退居乡间的日常生活肌理，但他和项元汴毕竟是两代人，亚热带季候缓慢的变化中，陪同他度过悠闲的乡居生活的，已是项元汴的子侄一辈了。少年时代他因表叔的关系受到过项元汴友好的看顾，与项家子弟一起成长，到他退隐故里之后，他与项家后代一起鉴赏项元汴留下的宝藏，就好像重新回到了少年时代。项家后人中与他交情深厚的，有项元汴六个儿子中的长子项德纯、三子项德新、四子项晦甫，当开始日记写作时，这些项家第二代已有人陆续离世，至于在日记中频繁出现的项笃寿的长孙项鼎铉，及项于王、项于蕃等人，则已经是项元汴后的第三代了。

项德纯是李日华的庠中同学，其人喜排场、好声伎，大有先祖项忠的豪迈之风，朋友们都喜欢叫他“兰台”。1592年，李日华考中进士后回到嘉兴，兰台君组织了一场欢迎宴会。二十年后李日华回忆起这场宴会时，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那些藏身在绿色帐幕后面的歌伎们。酒喝到半酣，兰台君让这些帐后的歌女们依次发声，演唱新曲，每个歌女歌喉一落，兰台君就用手掀动他那部雄壮的胡须，说，这个是关中秦声，这个是燕赵之声，这个是古楚国的声腔，这个是凉州塞外曲，说对了，他就呵呵大笑着，与宾客们浮一大白。酒宴毕，兰台君令撤去残席，铺上长案，把父亲留给他的那份遗产，无数法书名画，在案上一字儿摊开，任由来客观赏披览。李日华第一次见到唐朝陆柬之的《兰亭诗五首》真迹，就是在兰台君欢迎他衣锦还乡的那次宴会后。

比李日华小六岁的项德新（朋友们也叫他又新）是项元汴的第三个儿子，少年时代他们一同受业于名头很大的冯梦祯先生门下，人称他“博雅好古，翩翩文墨间”（《珊瑚网》）。冯梦祯是万历五年会试第一名，入过翰林，向他习字、学文的人数不胜数，而冯在退官后为了维持他体面生活的庞大开支，也从来不拒绝上门的学子们。除了冯门弟子外，他们这个交游圈里还包括小品文作家陈继儒和崭露头角的艺术史作家汪砢玉等人。与大哥项德纯的豪放作派不同，项德新似乎更喜欢安静的鉴赏一道，李日华说，他和又新同学的时候，又新总是偷偷往冯先生家里跑，比其他同门师兄弟学到了更多东西。项德新在国子监读书的时候，为了巴结冯梦祯，把家藏的那幅陆柬之《兰亭诗五首》真迹从大哥那里花三十两银子买来，送给了冯梦祯。冯先生呵呵笑纳，自跋此卷时掩不住一脸得色，说是：“墨气若新，精彩飞动，大是神物。”

冯梦祯得到这卷法书，大为珍视，平时秘不示人，但他的宝贝女婿沈凤向他开口索借，他又不能不肯。长溪沈氏，也是当地书香门第，到沈凤的父亲沈自邠止，往上三代都是翰林，沈自邠与冯梦祯又是万历五年同馆庶吉士中最要好的两个。长相清瘦的沈凤不喜读书，却好声伎，是个标准的浪荡公子哥，于书法、鉴赏却有一份难得的天赋，冯梦祯对这个宝贝女婿真是爱恨交加。冯梦祯住在孤山别墅的时候，沈凤也搬来与他同住，说是侍奉老丈人，实际上是为了节省家居冗食及其他杂费，万历三十一年（1603）七月，在家人的劝说下，沈凤兴冲冲赶往南京应试，不想刚到南京就积劳成病，考试也没参加就送回了家中，沈家素来迷信，杀牲畜、请巫师，折腾了几日，花去几百两银子，还是没抢回他一条命，死时才二十三岁，留下长子沈大詹和遗腹子沈当户。沈凤死后，冯梦祯前往长溪沈家吊丧，虽然记挂着沈凤借去的那幅字，哀痛之余，却也不忍搜其故箧，再说，女婿家境不佳，把这幅字给卖了也说不定呢！心里忐忑了近一年，他又到长溪沈家，这一回是女婿周年祭，忙前忙后，当晚就在沈家住下。正好有一个沈凤的生前好友前来讨要借去的一幅字，于是冯梦祯得着了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帮着女儿细细翻检，来客讨要的那幅字没找着，他借给沈凤的那幅《兰亭诗五首》却赫然在目！冯梦祯一点没有掩饰他的喜悦，他说：至宝复归，欢喜无量，真是张公饮酒李公醉，得来全不费功夫啊！[59]

仇英《竹林品古图》

从沈凤的箱子里重新找回《兰亭诗五首》后，冯梦祯再也不肯把这幅字出借，将之保管在身边一直到死。1605年冯梦祯去世后，这件法书就归了他的儿子冯权奇。冯权奇就是租住李日华府城东门春波里房子的那个朋友，他虽然有个做过翰林的父亲，但也和早死的沈凤一样不喜读书，只好鉴藏，常常和一些鬻古的、卖假画的混在一起。李日华对他的评价是“性耽幽寂，不习世故”，看来怪脾气是出了名的。冯权奇经常付不起房租，李日华倒也不催，他自己不好意思了，把《兰亭诗五首》折价六十两银子典押在李日华那里。

冯梦祯像

万历三十八年（1610）冬天，春波里以及沿街店面房百余间发生一场大火，把李家的主要经济来源，这一大片出租房全都焚为灰烬，而这场大火的罪魁祸首，就是借住此地的冯权奇。火灾发生后的第六天，李日华在日记中道明了此事原委：启堂前的一块湫地，本来种有竹子，竹子枯死，冯把它们全部斫去，又凿墙多作圆光，凿得墙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圆孔，于是偶一不慎，引火入内，直至不可救药。李日华出入过冯权奇家中，他说冯家住得实在是“溷亵狼藉”，楼上是十余箱佛经，楼下住着妻妾，火势一起，家人婢子窜作一团，以至烈焰腾空了这些人还傻愣着，好像根本就想不起来还有救火一说。

李日华说的“圆光”，应该就是奇门遁甲里的一种，“圆光术”，类似风水、画像施法的看形术。楼上放佛经，楼下住妻妾，一大家子住得腌臜凌乱不说，还往不该凿洞的封火墙上乱凿洞，这把火还真烧得一点不怨。只是苦了李日华，春波旧第，连市廛取税房，大小百余间，老父一生拮据积攒下的一整片产业瞬间被烧个滑塌精光，十多年里他都未能恢复元气，直到天启初年，那片房子才又重新盖上。[60]

董其昌像

李日华还记录了大火时至为奇怪的一件事，烟烧蓬勃中，众人但见空中如曳帛一般，数十片东西纷纷扬扬随风到处飞扬，三四天后，附近的农人，从朱家楼、石佛寺、章家桥等处，都说捡到了完好无损的佛经经卷。李日华在日记里说，一定是上天的护法诸神见冯权奇如此亵渎经卷，才施薄惩于他，人怎么能不敬鬼神呢！[61]

那幅典押在李日华处的《兰亭诗五首》则神奇地躲过一劫，用李日华的话来说真是神物呵护，独为灵光之存。以后的十数年间，这幅法书一直保管在李日华的清樾堂里。后来，此卷仍然还给了冯权奇。说起这一节，李日华还兀自愤愤不平，说是被冯权奇强夺而去。当时典资说好是六十两银子，冯权奇竟然只付给他两只冒牌的鼎。后来冯权奇把此帖高价转手给了吴中商贾，就再也没人见过它了[62]。唉，出了这个败家子，冯老先生地底下怕也睡不安稳了。

万历四十四年的大火

李日华在嘉兴一边悠闲度日、一边写作日记的八年中[63]，比他年长十岁的董其昌除了在湖南督学任上有过短暂而不愉快的经历外，也正在松江府华亭家中过着同样的闲居生活。虽然两地之间一夜航船可到，但没有记载可以表明，这两个当世最负盛名的鉴赏家有过任何往来酬酢。应友人项于蕃之请，李日华曾为他画过一张扇面，1613年初，项于蕃拿着这把扇子给李日华看时，上面已多了一段董其昌的跋语，在这段题跋中，董其昌把李日华称作当世士大夫习山水画的四大家之一，可见他并没有忽略这个住得离他不远的鉴赏家。

董其昌《水村深秀图》

自视甚高的李日华尽管一眼就看出，董其昌的这一褒扬很是有些言不由衷，客套的成分居多，自己也不是太乐意出现在这份所谓当世官员画家的名单上（名单上有些人他还懒得结交呢），但这一片语只字的评价毕竟来自极受当世鉴赏界看重、号称书画双绝的董其昌，也就不能泛泛处之了，他还是郑重其事记入了当天的日记。[64]

不相往来并不表示看不到对方的存在，大师之间的相互漠视或许是另一种形式的重视，在李日华的心目中，官场和艺坛双臻完美的董其昌可称是他那个时代文人理想生活的一个完美样板。这话他不会当着董其昌的面去说，却时时拿董垂范他的弟子和儿子。六十岁那年，不甘寂寞的李日华结束隐居生活，赴京任尚宝司丞一职，他在写给弟子石梦飞的一封信中，督促弟子和唯一的儿子李肇亨不可过分沉迷于书画丹青，而应该把追求功名放在第一位，像当世名士董其昌那样，进取功名实利，入翰林，任皇长子讲官，退享博物清名，成为鉴赏法眼，这样的一生才称完美，要是一个人在仕途上一事无成，即使像当今的文嘉、陈道复成为大画家和鉴赏家，终究还是有缺憾的人生。[65]

作为紧逼吴门画派而出现的“华亭派”的领衔人物，董其昌一点也没有因为他的前面已有赵孟頫、文徵明两位大师而有丝毫局促，从艺术史脉络来看，前面两根藤就好像为了结出他这颗瓜。时人评他的画，山水树石，烟云流润，论风流蕴藉可为本朝第一，而他的书法、尤其那一手生秀淡雅的小楷，连他自己也十分自负，人称融合了晋、唐、宋、元各家书风，枯湿浓淡，尽得其妙，看他的字仿佛看到云中的龙蛇飞动在腕指间[66]，以致他的书信或随意写下的便条，都会被人们像对待圣物一样去追捧，当然不是他的字里有多少神圣意味在，而是因为拿到市面上马上就能到手白花花的银子，家藏若干年则会有更大的升值潜力。

就是这样一个当世画坛第一人、古物鉴赏大师，却自称小时候的一手字烂得实在不行，以致十七岁那年去参加郡试，本可因文才出众名列第一，却因字太差，被主考官松江知府袁贞吉列为第二，而把字写得较好些的董其昌的一个堂侄董源拨为第一。董其昌说，正是这一挫折让他大受刺激，开始发愤临池学书。先临颜真卿的《多宝塔》，再改学虞世南，以为唐书不如晋魏，又学《黄庭经》《丙舍帖》等，三年下来，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连近代大家文徵明、祝允明也不放在眼里了。一直到他二十岁那年来到嘉兴，观看了项元汴家藏历代真迹，再于二十五岁在南京看到王羲之著名的《官奴帖》，才省悟到以前实在是狂妄得可笑，在写作《画禅室随笔》自述这段学艺经历时，他对项元汴表示了感谢，感慨说：翰墨小道，其难如是，何况学道乎？

1574年，因为与项元汴的长子项德纯熟识之故，当时还是一个诸生的董其昌来到项家做一名塾师，给项元汴的几个孙子教授时文。项家不仅收藏甲于江南，而且一家人都是丹青爱好者，项元汴本人的竹、兰、石和小幅山水已然名声在外，三子项德新也是一位业余画家，董其昌的学生、项德新的儿子项圣谟（也有一说他是项德达的儿子）更是对绘画充满了巨大热情。项德新要儿子走科举之路，项圣谟只能在夜里篝灯习画。据说他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的画笔挺立如柱，直上云汉，其中并有层级如梯，他登级而上，到达了笔之毫端，并鼓掌笑谈。这一梦境传达出了他对自己画艺的巨大自信。多年以后，已成为画坛巨擘的董其昌称赞他不愧是项元汴之孙，说他的山水已具“元人气韵”——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的赞誉。[67]

项圣谟自画像

来到项家，有机会浏览了天籁阁藏历代名画，董其昌始知“从前苦心，徒费岁月”（《墨禅轩说》）。在于1635年为项元汴写下的一篇墓志铭中，时年八十一岁的董其昌回忆了与项家父子的这段交往，他说，因为与项德纯的朋友关系，项元汴对他也很是看顾，情份上几同师徒一般，项元汴经常与他说起先辈风流及书法绘品，上下千载，一一例举，虽然两人年龄相差三十岁——这一年董其昌二十岁，项元汴五十岁——却趣味相投，都有相见恨晚之意。[68]

前述《画禅室随笔》那则学艺笔记中，董其昌提到的二十五岁那年在南京看到的《官奴帖》，一名《玉润帖》[69]，此帖为右军晚年名笔，字体大小一如《兰亭》，摹写在唐朝的冷金笺上，这种黄色的厚宣纸坚实挺刮，摸之索索有声。董其昌说自己不久前刚受过天籁阁藏品的洗礼，又在一个特殊的机缘下看到这本《官奴帖》，此后，整整三年他都没有握笔，而是经常埋头想一些问题，待到想通了，自己的书艺已陡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董其昌日后追踪过《官奴帖》去向，此帖先是归于王世贞，但后来他向王世贞的儿子王士骐打听时，说是已经转赠东阁大学士许国了。许国，正是董其昌的座师，但在董其昌记述此帖经历时，这位大学士已去世多年了。

一直到1589年考中进士去北京翰林院任职前，董其昌都是嘉兴项家的常客。那时项元汴已入老境，几个子侄也已成年，项家人对他的看画要求总是尽量予以满足。就在这几年间，好学不倦的董已把天籁阁藏历代名画“索观殆尽”，被历代书家视为神物的王献之《洛神赋》唐人摹本，他就是在天籁阁读到并细加临摹。1582年，董其昌在项元汴处观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同年他还见到了天籁阁秘不示人的《女史箴图》），对之一直念念不忘。项元汴去世十二年后，万历三十年（1602）冬天，董其昌从项德明那里终于获赠此图[70]。在这之前，项家后人向他求文、求画，求鉴赏古物，每次都有可观的字画馈赠。

董其昌《空山梵宇图》

董其昌任职翰林院编修并充任太子讲官的时间并不很长，这个政治嗅觉敏锐的艺术家一旦发现朝局有风吹草动的迹象，就以养病为由回到了松江老家，嗣后，吏部还数次提名他担任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河南参政等官职，但他都找借口没有上任。大约是在京城的时候，董其昌就开始发力梳理早期画史，并推崇“南宗”为文人画的正宗，退隐江南后，带着这些艺术史的新问题他又一次次地和朋友陈继儒等人一起造访嘉兴。年轻时初入项家，他不过是一个与主人交情深厚的塾师，此时赋闲京官加书画名家的双重身份，已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而到了晚年，随着其名望上升到海内罕匹的地步，他权威性的到访已成为嘉禾城的公共文化事件，让鉴赏界人士奔走相告。项元汴的侄孙项鼎铉的《呼桓日记》记载了董其昌到嘉兴的多次到访，每一次聚会，嘉兴周边的画家、鉴赏家以及项家后人都悉数到场，但奇怪的是，此时还赋闲在家的李日华，住在距项家不过数里的甪里，却一次也没有参与过接待董其昌的这类活动。

董其昌到嘉兴声势最广的一次是在1612年初夏，据主人项鼎铉日记中记载，这一天下着大雨，但丝毫没有妨碍接到通知的姚叔祥、郁伯承等地方名流准时到来，项家出面接待的还有项鼎铉的堂弟项于蕃等人。董其昌这次主要是来看王羲之、王荟、王献之共撰的《万岁通天帖》唐摹本，还有米芾的法书《云山卷》。董其昌看了王氏法书唐摹本，满怀欣喜地说“云花满眼，奕奕生动”，许为项氏旧藏中的顶级之宝。几乎是在意料之中，李日华这次又没到场。《味水轩日记》中所载当天内容与此浑不相关：

上晡时雨，有札山看火鸟，非时而鸣。[71]

同一片天空，同样的雨，竟然是跑到山中听鸟鸣去了。而观日记中他这一年的行迹，一直是与项家子弟保持着密切走动的，董到嘉兴前半个月，李日华带着自己日记中抄录的一条在项鼎铉家谈文论艺坐了大半天，之前四天，他又为项鼎铉画了两张扇面，而在董离开项家后不久，项鼎铉又派人拿着《群玉堂帖》跑到李家去求鉴定，不久后，项鼎铉还把家藏的《宋人名画册》四十二幅借给他观赏。是什么让这两个当世鉴赏大家错肩而过，是李日华自恃身价，还是董其昌怕后者的到来平分秋光？董其昌的忠实拥跫者陈继儒在一篇拍马屁的寿文中说董有“三无”：“笔下无疑，眼中无翳，胸中无一点杀机”，又说他是个性情平易、精通禅理的明白人，看来所谓名士风度者，名头大，脾气更大。

无名者汲汲于名，盛名者为名所累，当李日华准备结束二十年的闲居生涯前往京城任职的万历四十四年即1616年春天，名满天下的董其昌却在华亭几乎遭受一场没顶之灾。这年三月的一天，上万名愤怒的乡人围住董家宅院放了一把火，不仅董家院内的朱槛曲栏、楼阁亭台一夜之间化为瓦砾，戏鸿堂里董其昌大半辈子辛苦搜罗的法书名帖、宋元刻本、包括他自己创作的历年精品，也都灰飞烟灭。

这一在当时就被称作“民抄董宦”的群体性事件，其引子可追踪到一个叫钱二的说书人身上。据当时流传甚广的出于一个野史作家的《民抄董宦事实》和另一则民间唱本《黑白传》称，惯于道貌岸然的董一直有着旺盛的性欲，六十多岁了还酷好房中之术，前一年（1615）秋天，董其昌看中了诸生陆兆芳家一个叫绿英的使女，于是他儿子董祖常便派家人陈明带人强抢绿英，准备给老子做妾，陆兆芳不允，董的儿子和家奴便把陆家给砸了。说书人钱二所唱的曲本《黑白传》（董其昌号“思白”，暗示与之有关），正是由这一令人切齿的事件改编而成，董家为富不仁、鱼肉乡里的恶行，很快就在吴中一带不胫而走，甚至传到了南方诸省。

在董其昌看来，说书艺人钱二传唱此曲是对他的体面和威严的有意挑衅，一纸诉状告到官府。官府拘去了钱二，没经什么审讯，钱二就招认说，他传唱的曲本出自华亭城里一个叫范昶的秀才手笔。董闻言大惊，这个叫范昶的嫌疑犯说来还是他的姻亲呐。在董家私宅，董逼着他的这位姻亲与说书艺人钱二进行了一次当面对质。钱二一口咬定范昶就是《黑白传》的原作者，而范昶竭力辩白这事不是他干的，还情愿一起去城隍庙指天赌咒。不知是城隍庙的神灵显灵还是范昶真做了此事心虚后怕，他回去后不久就暴病而亡。于是，苦主八十三岁的老母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及一干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论理。谁知还未进董府大门，就被一伙豪仆围住，将轿子打毁，人被扯进董宅堂屋，关起门来将几个妇女摁倒，谩骂侮辱，剥去衣裤毒打猥亵，事毕又涂上满脸泥巴，拉到附近坐化庵中示众。范家儿子范启宋哪咽得下这口气，一纸“剥褌捣阴”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

董其昌书迹

这一下董家犯了众怒，从三月初十日开始，一份出于无名氏之手的讨董檄文遍贴城中各处，檄文以一种激愤的语调对董其昌进行了道德谴责，认为像董这样淫奢豪横的人渣已不配留在这个世界，号召四乡之民在十日之内捣毁董宅。文章做得风生水起，又有着极强的鼓动性，一看就是出自行家之手：“……人心谁无公愤？凡我同类，勿作旁观，当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讨，以快人心。当问其字非颠米，画非痴黄，文章非司马宗门，翰非欧阳班辈，何得侥小人之幸，以滥门名……若再容留，决非世界，公移一到，众鼓齐鸣，期于十日之中，定举四凶之讨。谨檄。”

《民抄董宦事实》的无名氏作者明显站在董家对立面，这个神秘人物（很有可能他是这一事件的策划和组织者）以一种幸灾乐祸的笔调写道，到了这个时候，要是董其昌稍有点自知之明，闭门悔祸，那么事情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但董氏似乎太过于相信自家的能量了，四处活动，急于要摆平范氏一家，以至愤怒的潮水把他们彻底给淹灭了：

斯时董宦少知悔祸，出罪己之言，犹可及止，反去告状学院，告状抚台，要摆布范氏一门，至此无不怒发上指，激动合郡不平之心。初十、十一、十二等日，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竞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之谣。至于刊刻大书“兽宦董其昌”“枭孽董祖常”等揭纸，沿街塞路，以致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亦共有冤揭粘贴，娼妓龟子游船等项，亦各有报纸相传，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矣。

果然就像檄文中约定的那样，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期，黑压压的人群围住董家宅院吵吵嚷嚷，看声势不下上万之众。他们大多是本县民众，也有一些是专程从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外的金山、青浦、上海赶来。他们先拆毁了河对岸董家下人陈明十来间装修精美的房子。到傍晚时分，随着一个指令从人群中隐秘的一处角落发出，愤怒的人群开始向院内冲击。董家仓促雇来的十余个看院的，开始还想动手阻拦，很快就被如潮般涌来的人流吞噬了。董其昌的两个堂兄弟董乾庵和董广大拿了一叠“辩冤”的帖子在人群中散发，也被如雨的拳头、扇柄和棍棒打回了门内。董家下人紧闭院门，站在墙上向外泼洒粪溺之类的脏东西，想驱散人群，但这只能逗引起更大的愤怒。有人爬到董家屋上，揭下砖瓦向里投掷，还有人准备动手点火烧房，但不巧这时下起了一阵雨，于是墙外暂停了行动。

董家在惴惴不安中过了一夜。第二日一早，骚乱进一步升级，越聚越多的民众骂声如沸，董家宅院如同怒涛中的孤岛随时都可能沉灭。僵持到天色初暗，火终于烧了起来。在场的目击者看到，有两个身手像猴子一样灵巧的街头少年爬到屋顶，用两卷油芦席点着了门面房，开始火势还不大，西北风一吹，火苗一蔓延到茶厅就突然大了起来，不一会，整个董家院都在火海之中了。火趁风威，回环缭绕，空气中不时响起家什器具被烧裂的噼剥声，有人奔跑，有人呐喊，有人把台桌厨椅扔进火堆助燃火势，也有人趁乱冲进幽房密室抢劫金银器物。人人脸上都跃动着梦幻般的火光和施暴的快意。火越烧越大，东边的杨姓和唐姓人家，西边的王姓人家，见到火苗蔓延过来，在屋沿边挂出灯笼，高声呼喊这里是某某宅房，这里是某某姓屋，于是众人又忙不迭地跑去帮助灭火。大火烧了整整一夜，天亮后，董家数百间画栋雕梁、园亭台榭，私家花园里的朱栏曲槛、各种名贵花木、湖石，全都化为了尚在丝丝冒烟的灰烬，董其昌多年搜集的珍奇货玩、古今字画，也都不知落到了何人手中。

同时遭殃的还有董其昌的儿子董祖源家。董祖源的妻子是前阁相徐阶的玄孙女，申时行的外甥女，嫁到董家时陪嫁极丰，董祖源的新宅一字儿排开二百余间，高屋入云，富丽堂皇得如同皇宫一般，当初造屋时，董祖源强拆了许多民房，把宅基地圈为己有，早就积怨于街坊，此时也被趁乱烧毁。董氏的另一个儿子董祖和，因为平时略知收敛，民怨不大，只有他家没有受到冲击。

骚乱持续了整整一周，十九日，在别有用心者指挥下，民众冲向城中一个叫白龙潭的幽静地方，焚毁了董其昌的另一处专用于读书、作画的居处。他们把董其昌手书“抱珠阁”三字匾额打烂了丢在河里，一边大喊：“董其昌直沉水底啦！”城中坐化庵的大雄宝殿是董氏手书，他们看到后纷纷拿砖块去砸，慌得和尚们自己爬上去拆了下来。众人拿刀砍，拿铲削，把这块匾捣了个稀巴烂，说这叫“碎杀董其昌”。最冤的是一个穿月白绸衣的读书人模样的中年人，只因为他拿着一把折扇遮挡阳光时，被众人看出这扇面是董其昌题写，就被当场收缴撕破，这人还想理论，被四五十人围住痛打，把他的衣服和帽子都扯破了。

清赵诒琛刊本《民抄董宦事实》

1616年春天的这把大火，把董其昌毕生收藏烧个精光，更把他苦心构筑的道德形象烧得荡然无存，人们提起他，已不是那个潇洒儒雅的赋闲京官和笔墨为当世所重的书画大家[72]，而是一个逞威作福、人品猥琐的豪强，一个以丹青薄技暴享大名的势利小人。这种名誉上的巨大落差，真比烧去他的几百间华屋、数千件古物的打击还要来得巨大，来得痛心。此后差不多有半年时间，六十二岁的董其昌在一种凄惶恐惧的心情笼罩下过着一种近似于半流亡的生活。栖身的屋子没有了，他只好住在一条木船上，随水东西，今天去某个同年家叨扰，明天再登哪个故旧或弟子之门，苏州、镇江、丹阳、吴兴，都留下过他寄食的踪迹。泼墨、题跋的雅兴是没有了，偶尔作画也是寄人檐下过意不去了还个人情，这大半年里，他唯一在做的一件事，是努力洗涮去这一事件给自己声名带来的污痕。

他坚持认为，这场骚乱的性质，并非别有用心的无名氏在揭帖中所说的“民抄”，而是“士抄”。前者开罪乡里、结怨于民，几乎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想要翻身都没有机会，董其昌就是打死也不会承认，而后者，不过是一些嫉妒他的财富与声名又不得志的士人、个别仇家唆使不明真相的百姓前来鼓噪寻衅，两者可谓有云泥之别。还原事情的始末，穷究每一个细节，这件针对自己的事肯定是蓄谋已久的，他甚至相信，整件事的背后站着一个跟他过不去的权势家族，目的就是要让他身败名裂。数年前他在湖广学政任上时，因没有答应请托，被某个权势人物嗾使数百学生捣毁公署，这两件事情的性质、方式实在太接近了，它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呢？[73]疑点确实太多了。如果官方确有为自己洗涮耻辱的诚意，那么这些疑点是必须予以重视的。他已经失掉了财富、字画、古物，他不想把自己的一生清誉也搭进去。要真是这样的话，大火背后那些阴谋家们真要把下巴也给笑掉了。

从事后的处理结果看，虽然负责全省学政的学台与地方官员有过激烈争论，但最后官方还是基本采信了董其昌的意见。负责调查此事的地方官如是向朝廷申报：“因传奇小说与生员范启宋父子争怨，各抱不平，遂开衅端。二姓越数百里赴职投状，而事外之人，辄从中鼓煽，构此奇变，狂生发难，恶少横起，董氏主仆之住房，一夕成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以宁遍访乡绅孝廉及诸父老，得出的结论是幕后指使确有其人，严令松江府学严惩肇事的生员，以正纲纪。王以宁在答复松江士大夫二十八人、孝廉五十一人公开信时说，自己与董其昌没有任何私交，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申明朝廷三尺之法，杜绝东南士人带头骚乱的不良风气。在王以宁这样的在任大员的有力支持下，此案拖了半年后由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结论是“诸生一时过信启宋之词，以耳伺耳，以目伺目，忿激成仇，扬袂而起，五学若狂，秽词加遗，骋一时之意气，忘当机之隐祸，宜其有今日耳”。最后作出的判决如下：除将直接参加烧抢董家的一干流氓王升、董元、金留、曹辰等定为死罪论斩外，松江府华亭县儒学生员有五人受到杖惩并革去功名，另有五人受杖惩并降级，三人单受杖惩。范启宋父死非命，门庭被辱，与被告家人情俱可原，不予处分。董的家人陈明尽管被乱民烧光了房屋，官府仍然对其“随行拘责监候”，董其昌本人对家奴的恶行因不知情，免于追究。

无名氏的《民抄董宦事实》记录下了这份受到惩处的生员名单：

郁伯绅，翁元升，张复本，姚瑞徵，沈国光，李澹，李扬誉，陆石麟，冯大辰，姚麟祚，马或，丁宣，方小一……

董其昌与他家乡的读书人的梁子是结下了。对这样的判决结果他当然是不满意的，但也只能故作高姿态，要求当局“宽待生民”。一个叫杨鹤的御史事后忧心忡忡地评论说：董氏在乡里即使有什么不法，也应该按照法律程序来解决才对，怎么会闹到举家百口差点儿全都一把火给烧死？今三吴世家大族，人人自危，恐怕东南之变，将在旦夕。

当董其昌在1616年春天被一把火烧得焦头烂额之际，相去华亭不远的嘉兴，李日华却“终日在花香鸟语间”，依然过着他读书、赏画的闲散生活。三月十三日是他五十初度，熟知他性情的儿子肇亨早早就给他备下了一只酒舫，这一天他和一干旧友就在船上饮酒，船过一株海棠树下，虽有落红拥树，而枝头茵红不减。再有刚上市的新茶要烹，朋友带来的杨铁崖的手书、沈石田的山水长卷要品鉴，实在是忙得不亦乐乎。他好像一点也不知道，百余里之外的一把大火，烧掉了一位大师的居所，此人此刻正被仇恨的火苗烧灼着惶惶如丧家之犬。而他依旧好整以暇地在这月中旬出门进行了两次短途旅行。先是十七日在朋友陪同下去苏州，在热闹的阊门一带登岸后，访友、焙茶、赏画，购买瓷器和小件家俱若干，勾连四日后回家，用带来的上好泉水泡新茗，似乎旅途的疲劳也烟消云散了。归家次日，好友徐润卿来访，一起赏看王复元的一卷诗稿，似乎也没说起华亭那边的事。

他自己说，上了年纪后眼睛不太好使了，听从医嘱，不能饮酒，不能看书，也不见客，日子寡淡得很，只好在细雨的午后一个人坐在美荫轩里，听外面的春鸟千啭百弄，要么就让儿子把家藏的一把宋琴取出来，放在书案上自娱一番。但到了月底，眼疾稍有好转，他就坐自家的“雪舫”往杭州跑了。这次在杭州足足逗留了二十余日，到下月二十三日才回，见的基本上是同年、故旧、僧人，住的还是以前到杭州必到的昭庆寺，而且还是同一间客房，云山房。他事无巨细地记下了在净慈寺与主持僧人一起以茭笋佐饮剧谈山中往事的经过，记下了冒雨前去拜访当年开封府同仁（现已是省级高官）的经过，甚至买到一缶龙井茶、两缶天目山精茶的流水帐也记了下来，但对近日江南士林盛传的董家被烧一事依然不置一言，就好像这一轰传江南的事件，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味水轩日记》里的万历四十四年，看不到松江府华亭县，看不到董其昌，李日华刻意的沉默显得意味深长。

烬余录

上述这些，都已经是项无汴死后二十六年的事了。二十六年，生生死死，方生方死，从万历十八年到万历四十四年，会有多少事发生啊，后人回望万历年，江南董家院里的那把火绝对不会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之所以时常会提起它，也只是因为那把火不仅让一代书画名家董玄宰斯文扫地，更把一个时代的华美外衣剥落殆尽，露出了粗糙的里子。

在项元汴生命的晚年，曾让他顾盼自喜的风流大雅已日渐沦落，现出凋敝之相。六十岁后，项家已很少再有豪侈宴客、夜夜笙歌的场面，不知是项元汴精力不济还是他的经济已不似先前阔绰。在一幅旧画的跋语中，寥寥数字“受制暴党”“杜门避难”，隐隐透露出他好像遇到了什么棘手的事，遭遇了什么外来的变故。项元汴不像冯梦桢、李日华有写日记的癖好，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甚至随季候变化的心情，后人看去都一览无余，从他写下的“汴以不才，困处丘隅，踌躇世故，凄恻家艰”等零星数语去猜测，事情的起因似乎是家变，很大可能是给六个儿子析产发生争执，再有豪强大户插手，以致项元汴焦头烂额，无以应对。[74]

1589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项元汴宴请了由冯梦桢陪同前来嘉兴的著名戏曲家屠隆（冯和屠是万历五年的同年），陪同的还有当年因抗疏张居正夺情遭受过廷杖的沈思孝等人。这是见诸记录的项元汴主持的最后一次夜宴。因来客在江南文艺圈里的声望，这夜的筵席或许还称得上豪华，宴毕，项元汴还出示了自己的得意收藏、褚遂良手摹的《兰亭序》和米芾的真迹。作为答谢，首次造访项家的屠隆也留下了一首小诗，但从“器多三代司空赏，文有千秋班马存”这些应酬性的句子来看，这至多只是一次礼节性的会面。就在这次夜宴后的次年冬天，一代收藏大家项元汴在家中去世，由于记载阙如，我们只知道他是在“家衅陡作”的困顿和失意中去世的，至于这位大收藏家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永远不为人所知。

项元汴一手打造的艺术王国在他去世半个世纪后土崩瓦解。1645年8月6日（闰六月二十六日）清晨，清豫亲王多铎派遣贝勒博洛的一支军队爬上了嘉兴城墙，短暂抵抗后，知府钟鼎臣、协助守城的南明吏部尚书徐石麒等人自杀，大批军民出东门逃往平湖方向。随后清军展开了疯狂的屠城，从城西三塔到城东甪里街，一路尸积里巷，血满沟渠，留在城中未及逃出的，有的窜入寺院削发为僧，有的躲入官府大牢自称囚犯，大兵过后，城中生还者不足三百人，更有大批年轻妇女被清军掳掠而去。[75]

项元汴的孙子项嘉谟城破时率二子及妻妾投天星湖自杀[76]。项嘉谟以前的邻居、诗人朱彝尊在得知他慷慨赴死后表示了发乎内心的尊敬。朱彝尊先前对这个落魄潦倒的世家后裔印象不太好，曾讲过一个笑话说，向彤（项嘉谟的字）为人傥荡不羁，中年时家道中落，有一年禾城闹饥荒，他家也断了粮，向彤的父亲送给他五斗米救急，向彤的侍妾知道他没好菜吃不下饭，就拿其中两升米换了鱼干佐饭，向彤大怒，骂道，干鱼岂可下箸耶！他的妾不得已，只好再拿三升米去市上换来一只鸡，向彤才答应吃饭。朱彝尊从自家妻子那里听来这个故事，当时还作为闲谈笑资，没想到大变之际，一个“裙履子弟、栗果少年”竟也能视死如归，朱彝尊感慨之余，特意在《明诗综》里保留下了这个细节。[77]

嘉谟的一位堂兄项圣谟[78]，数月前南京陷落时已带着老母妻子躲到嘉善乡下，侥幸逃得一命。据说圣谟在乡下时画了一幅《秋山红叶图》，图中大片秋林丛立，树叶红黄黑白相间，斑斑点点，如泪如血。另一幅《大树风号图》，图中画一巨树，却无一叶，在风中号哭，树下一老者曳杖于山坡上，回望青山，无限惆怅[79]。

据府志记载，早年有志画道、并得董其昌亲手指点的项圣谟到晚年陷入赤贫之境，靠贩制伪画为生。

多年以后，项圣谟在《三招隐图》的题跋里如是回忆1645年那个苦涩的夏天：

明年（1645年）夏，自江以南，兵民溃散，戎马交驰。于闰六月廿有六日，禾城（嘉兴）既陷，劫灰熏天，余仅孑身负母并妻子远窜，而家破矣。凡余兄弟所藏祖君之遗法书名画，与散落人间者，半为践踏，半为灰烬……

在这场浩劫中，项元汴死后分给六大房的累世珍藏，据说被一个叫汪六水的千夫长掠去，从此散落人间。到1652年端午，著名鉴赏家吴其贞来到嘉兴，从在世的项氏后人手中看到仅存的黄公望《水阁图》时，项氏六大房物已然散得差不多了。

项圣谟《大树风号图》

尽管项氏那庞大的、几乎囊括了一整部中国书法史和绘画史的藏品再也无法归拢，几百年间却从未淡出人们的记忆。一个多世纪后，项氏天籁阁旧藏的米芾、吴镇、徐贲、唐寅等画卷成为了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禁宫藏品。这个对奢靡的江南文化倾慕不已的清朝皇帝不仅把自己在承德避暑山庄敕建的藏书楼命名为“天籁书屋”，还在1784年南巡至嘉兴时特意造访天籁阁遗迹，写了数首诗怀念死去近两百年的南方文人项子京，其一《天籁阁》有云：檇里文人数子京，阁收遗迹欲充槛；云烟散似飘天籁，明史怜他独挂名[80]。博雅好古的皇帝在诗后还附了一段按语：

甲辰南巡过嘉兴，惜其阁与名迹均无存者，有烟云散似飘天籁之句，至其印记不知何时收入内府，又幸其不落入贾人手，藉假乱真耳。

项元汴把玩书画的大理石画桌，后以四十两银子归于苏州收藏家陆西屏，陆死后，图籍星散，大约1817年前后，这张石桌成为了专藏宋版书籍的清代大藏家黄丕烈“士礼居”的藏物，据说当时还光泽可鉴。黄丕烈说，当年项元汴在世时，不知有多少价值数十万金的书画古物在此桌上展览，此石案上有无数古人精神所寄，此石已然有灵，“今而后当谨护持之，勿轻去焉，庶足以慰此古物之精灵乎！”

差不多同一时间，另一位住在嘉兴新篁镇的金石学家兼鉴赏家张廷济，得到了天籁阁的另一件旧物，是出自嘉靖年间巧匠阎望云之手的一张几案。有感于这些似有精灵佑护的古物在一代代主人去世后还随世浮沉，似在述说着前世的繁华旧梦，张廷济如是感慨：回思天籁，劫灰浩茫，何木之寿，岿然灵光？

1938年4月，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新篁镇时，这张几案和张廷济收藏的鼎彝、碑版及历代书画一起在大火中焚毁了。

素心难问

结束本文的是一个叫薛素素的女子，她曾是熟谙江南鉴藏界掌故、《万历野获编》一书的作者沈德符的侍妾。

薛素素像

这女子小字润娘，系隆、万年间名动一时的江南名伎，不仅容颜如花，且能书善画，一手兰竹更是清逸可人。此女还有另一喜好，着男装，骑大马，像个女侠一般呼啸来去，据说她还有一手驰马挟弹的绝技，能以两弹先后发，使后弹击前弹碎于空中，又置弹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后，右手从背上反引其弓以击地下之弹，没有一次失手过。钱谦益说她年少时在北方，经常与一大帮富家子弟玩在一起，鲜衣怒马，纷拥出城，成为当地一景。[81]当时有浮薄少年作《观素素挟弹歌》唱：“微缠红袖袒半韝，侧度云鬟掩双臂”，那真叫一个香艳。连女人们都喜欢颇有侠气的女伎，一个叫徐媛的闺阁诗人就写诗对她的才貌表示钦慕，夸她“一束蛮腰舞掌轻”，“花神使骨气纵横”。

薛素素与江苏金坛一个叫于褒甫的有过婚约，结识沈德符后，可能是被后者的才华吸引，甘愿以侍妾事之。得知消息，痛恨沈德符夺人之爱的于褒甫寄来了三首格律整饬、哀不自胜的诗歌，谴责薛美女的薄情。一本叫《云自在龛随笔》的笔记还记载了沈、薛合欢之夕出席的嘉宾名单，全都是当时艺术圈大腕级的人物，还有诗人姚叔祥有诗纪之，“管领烟花只此身，尊前惊送得交新。生憎一老少当意，勿谢千金便许人。含泪且成名媛别，离肠不管沈郞嗔。相看自笑同秋叶，妒杀侬家并蒂春”。沈、薛共同生活期间，薛素素的绘画有了很大长进，人称“姿度妍雅”的薛素素，作起画来“下笔如扫，各具意态”。刚归于沈德符时画的一幅《吹箫仕女图》（今藏南京博物院）是她从良后唯一留存的画作，据说画中央吹箫的女子就是她自己的写真。画中曲栏围绕的花园里，一线条曼妙的女子正吹箫自娱，其前有双钩水仙点缀，其后有湖石劲竹相伴，画风工整细密，笔墨清雅，全无早期横涂竖抹三二笔的写意画风，表明沈德符带给她的不光是优裕的生活环境，还有从容恬淡的一份良家女子心情。此画右上题“玉箫堪弄处，人在凤凰楼。薛氏素君戏笔”，钤白文印“沈薛氏”，这沈字，当指沈德符无疑。

薛素素《吹箫仕女图》

1612年秋天，李日华的弟子石梦飞给他的老师带来了薛素素手绣的一幅观音像和一卷《般若心经》，一向眼高于顶的李日华评为“精妙之极”，还说那字虽然小如谷菽，却已得着了赵子昂笔法。他感慨说，世人只知道这个女子只会挟弹驰骑，或者涂抹几笔写意兰竹，哪知道才情竟是如此郁勃，真是万万不可小瞧了她。[82]

像薛素素这样自负才华与容貌的年轻女子，总是很容易成为文坛大佬们竟相追逐的猎物，被沈德符毫不客气地揭露造假古董骗钱的王穉登就是其中一个无耻的垂涎者。此人六岁会写擘窠大字，十岁能诗，说来当年也是一个才子，但才子老去例成流氓——想想看，他竟然比沈德符老四十岁还不止！——此人竟然越老越风流，与女诗人马湘兰、前名伎薛素素等过从甚密，且大献殷勤。他曾送过薛素素、马湘兰每人一方端砚，送给薛素素的那方，据说就是著名的“脂砚”。

民国张伯驹所藏脂砚

此砚系万历元年苏州名匠吴万有所造，宽一寸五分许，高一寸九分许，小可盈握，砚质细密，砚身微有胭脂晕及鱼脑纹，砚周边镌有柳枝，这么小巧的玩意儿，简直不是用来磨墨，而是女儿家调胭脂用的了。砚背还有王老诗人自题行草五律一首，“调研浮清影，咀毫玉露滋；芳心在一点，余润拂兰芝。”落款“素卿脂砚”，暗示素素小字润娘。包装此砚的珊瑚红漆盒也制作考究，盒上盖内刻细暗花纹薛素素像，凭栏立帏前，笔极纤雅；右上篆红颜素心四字，左下杜陵内史小方印，看落款竟出自名画家仇十洲之女仇珠之手！考虑到王穉登的作伪专家身份，薛素素的那张小像极有可能不是出自仇英之女仇珠，而是王捉刀自为，但面对这样一份精心设计的礼物，哪个女人还会去计较真伪呢？对薛素素这样渴望留名、不甘寂寞的漂亮女人来说，这样的礼物可真是毒药。那老家伙，懂女人啊！

1716年，一个叫余之儒的广东人打听到时任江宁织造的皇帝红人曹寅有收藏古董的嗜好，为了求官，此人从薛素素后人手中以三间瓦房的代价，买下这方脂砚送给曹寅。曹寅失势被抄，脂砚由曹寅之孙曹天佑秘藏。据说曹雪芹写作《石头记》，曹天佑曾以“脂砚斋”之名点评。

曹家彻底败落后，此砚由北京一家名“燕轩斋”的当铺流进了性喜收藏的满洲正白旗人端方手里。宣统三年，端方在直隶总督任上调任川汉粤汉铁路大臣，携带脂砚及《红楼梦》刻本入蜀，当他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行于绵阳时，和兄弟端锦一起为军官刘怡凤所擒杀。据说端方临死前大喊他本系汉人，祖先姓陶，但还是被愤怒的士兵们砍下头颅，装在一只装洋油的铁盒里游街示众。端方死后，此砚辗转流落到四川藏砚家方氏之手，此后一度销声匿迹。1953年，一个叫黄笑芸的金石学家在重庆一家旧货摊上，再次发现此砚，按旧货摊老板出价，花二十五元钱买下，由好友戴吉亮带至北京请时任吉林省博物馆馆长的张伯驹先生鉴定。张考证此砚确系薛素素旧物，以一千二百元（一说八百元）的高价买下，收藏于自己供职的博物馆。此砚在“文革”期间由外地展出返京时，神秘失窃，至今不知落在何处。

薛素素《竹菊奇石图》

沈德符不是薛素素的最后归宿，有关脂砚主人薛素素的下落，一本清康熙年间的女性诗歌选本《众香词》说她离开沈家后流落到了荒蛮的四川大山里[83]，有“通博”之称的版本目录学家缪荃荪在《藕香簃别钞》里则说她老大嫁作了商人妇，钱谦益则说她中年后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嫁过多人都没有善始善终，最后，年老色衰的薛素素归于一个南方富商，“为房老以死”。所谓房老，即指妾之年长色衰者[84]。

这个女人曾在她喜欢的兰竹图上这样写道，“坐窗一日几回看”，于今美人尘土，却不知她当时看的是闺中闲情，还是浮世的伤怀？又半个世纪过去了，脂砚斋到底是谁？残存的旧脂又在何处？秘密从来说不尽，唯有素心难问。

附记

1975年春[85]，在嘉兴市西南十八公里原称“项坟”的地方（原注：现属洪合公社良三大队），发现一座明代墓葬。我馆及时进行了现场调查……“项坟”明墓，墓向朝南，其东、西、南、北是竹园高地。墓为砖砌，砖长50、宽40、厚7厘米。墓内用砖隔成三室，中、右两室已被破坏。现存左室，从残留痕迹看，室内又用砖隔成并列的三个棺厢，厢内各置套棺一具。三棺棺外从右到左有墨写“大房”、“二房”、“三房”字样。棺木保存尚好，棺内各有女尸一具。墓底铺长80、宽65和厚10厘米的大方砖。左室顶用一块大石板覆盖。随葬器物主要出土于右棺（大房）内，中棺（二房）无器物随葬，左棺（三房）仅随葬白布数匹。墓内出土器物保存好的共三十一件……据嘉兴地方文献记载，明代著名的收藏家、书画家“项元汴之墓，在陡门桥南寒字圩”。按记载地点，此墓位置相符。以前被盗男尸，可能为项元汴本人。据棺内出土拓片载“万历二十七年七月中元东海项穆赞”，此墓应是嘉兴项家之墓。项穆是项元汴之子。墓内三具女尸可能是项元汴的三个妻室。从出土金刚经拓片盖在右棺（大房）的棺盖分析，棺内女尸可能是项穆之母。从出土器物来看，项穆之母比较富裕……二房、三房随葬物不多，是因为当时项家已衰败，这与文献记载也基本相符……

——原载《文物》1982年8期，陆耀华《浙江嘉兴明项氏墓》

[1]沈季友《檇李诗系》称，“元汴字子京……时人多艳称项三麻子云”。

[2]这则故事见钮琇《觚》卷二《吴觚》“沉香街”条：“嘉兴项墨林，名元汴，游金陵，昵院中一妓，久而欲别，妓执手雪涕，意殊恋恋。项归，乃广购沉水香，斩为卧床，玲珑工巧。复以名纨美锦制衣数箧，装巨舰访之。入门值有客在，妓顾项若不复识。项前通姓名，且言有所持赠，妓始婉容加礼焉。项命洁前堂，舁床置其中。阖院争来致贺，群艳纷集。项乃大张绮筵，钗钿丝管，分行接响。酒半，忽抗声指妓云：“我以世上有情种多在章台，故不惜千金以买一笑。讵期月之别，便已相忘。絮薄花浮，于今乃信。”呼仆出箧中衣，悉裂之。奋大槌碎床，焚于庭。烟焰袅空，遍城闻异香，经四五日不散，因名此街为沉香街。”

[3]“项襄毅大司马忠，初以刑部员外郎从驾土木，陷胡中饲马。与胡妇善，挟而南，走四昼夜食尽，胡妇度不两活，乃并粮自杀，项得入宣府。后祀归家庙。”谈迁《枣林杂俎》义集。

[4]葛洪的《神仙传·孙登传》卷六：“孙登者，不知何许人也。恒止山间，穴地而坐，弹琴，读《易》。冬、夏单衣，天大寒，人视之，辄被发自覆身，发长丈余。”《晋书·孙登列传》的记载相对而言更为完整：“孙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好读《易》，抚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性无恚怒，人或投诸水中，欲观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时时游人间，所经家或设衣食者，一无所辞，去皆舍弃。尝住宜阳山，有作炭人见之，知非常人，与语，登亦不应。文帝闻之，使阮籍往观，既见，与语，亦不应。”

[5]《晋书·孙登列传》“嵇康又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每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愤诗》曰：‘昔惭柳下，今愧孙登。’”

[6]南宋赵希鹄在《洞天清录集·古琴辨》中说：“古琴以断纹为证，盖琴不历五百岁不断。”屠隆在《琴笺》中也认为：“古琴以断纹为证，不历数百年不断。有梅花断，其纹如梅花，此为最古；有牛毛断，其纹如发，千百条者；有蛇腹断，其纹横截琴面，相去一寸或半寸许；有龙纹断，其纹圆大；有龟纹，冰裂纹者，未及见之。”

[7]这一伪造手法来自高濂：“断纹有梅花者为最古，牛毛纹者次之，蛇腹纹者为下品也，且易伪。而伪法以火逼热，以雪罨上，随皴成裂，俨若蛇腹，寸许相去一条；或以鸡子清入灰作琴，用甑蒸之，悬于风日燥处，亦能断纹少细……”

[8]“孙登琴遇雨必有响如刃物声，竟因大雨破作数截，有黑蛟涌出。”见万历年间琴家蒋克谦辑录《琴书大全》。

[9]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六。

[10]项元淇的母亲陈氏死得早，项铨后来又续弦娶颜氏，生下项笃寿和项元汴。

[11]“其季弟子京，以善治生产富，能鉴别古人书画金石文玩物，所居天籁阁，坐质库估价，海内珍异，十九多归之。顾啬于财，交易既退，予价或浮，辄悔，至忧形于色，罢饭不噉，子长侦诸小童，小童告以实，子长过而问曰，弟近收字画有铭心绝品可以霁心悦目者乎？子京出其价浮者，子长赏击不已，如子京所与值偿焉，取以取。其友爱若是。”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三《书万岁通天帖旧事》

[12]“公画山水，学元季黄公望、倪瓒，尤醉心于倪，得其胜趣。每作缣素，自题韵语，书法亦出入智永、赵吴兴，绝无俗笔，人争传购。”董其昌《墨林项公墓志铭》；姜绍书也这样说他，“不惟好古，兼工绘画，山水法黄子久、倪云林，兰竹松石，饶有别韵。”《韵石斋笔谈·项墨林收藏》。

[13]1615年春天，李日华在日记中对徐渭的一番议论从侧面印证了他们所推崇的雅正、端庄的古典美学风格是与不雅驯甚至“狂态”的风格根本对立的。李日华的这条日记记于万历四十三年四月二日，那一天，他在读《徐文长集》，他在日记里这样说：“其人肮脏，有奇气而不驯雅，若诗则俚而诡激，绝似中郎，是否有臭味相投之合耳，杂剧《四声猿》，却是妙手。”

[14]Craig Clunas, Superfl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apter5， p.126.“Xiang Yuanbian was buying the past, not a personal past like that embodied in the portrait of possibly bogus ancestors coveted by European nouveaux riches, but a past of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value.”

[15]此一促狭评语出自作家黄裳。黄裳收有两册安国的著作，包括他所写的诗、游记和友人的赠言。见《关于安桂坡》，黄裳：《春夜随笔》，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

[16]钱谦益《春秋繁露·跋》：“金陵本为舛，得锡山安氏活字本校改数百家，深以为快。”

[17]项元汴的六个儿子德纯、德成、德新、德明、德弘、德达，董其昌曾如是评说：“元汴六子，或得其书法，或得其绘事，或得其博物，而德明得其惇行。”

[18]项元汴是在收藏的书画上钤盖印章最多的私人收藏家，据艺术史家刘金库统计，他经手的书画上最少钤盖二方收藏印章，最多达九十七方，从1545年到他去世的1590年前后大约四十五年里，他不断地在书画上盖收藏印章，若以千件藏品、每幅约二十方印章计，项元汴一生在书画上加盖了至少二万多枚章。这一点上他也被时人诟病，姜绍书在成书于17世纪中叶的《韵石斋笔谈》中曾批评他，“每得名迹，以印钤之，累累满幅，亦是书画一厄。”

[19]史鉴也是吴门画家沈周的儿女亲家。

[20]此人与嘉兴项家有姻亲关系，据文徵明所撰一块墓表的残碑所载，赵文华的妻子是项镇的姐姐。

[21]王忬（1507—1560），字思质，作家王世贞之父。

[22]朱敬循是大学士朱赓之子，他也是张岱祖父张汝霖的妻弟。

[23]《明史·王世贞传》

[24]文学复古主义者王世贞在艺术趣味上是一个坚定的“拥宋派”，曾对三十年来重元人、轻宋人的时风表示不满，“几令宋人无生活处，余堪为扼腕”。

[25]詹景凤在《东观玄览附编》里记录了项元汴对他说的这番话：“项因谓余曰：今天下谁具双眼者，王氏二美则瞎汉，顾氏二汝眇视者尔。惟文徵仲具双眼，则死久矣。今天下谁具双眼者？意在欲我以双眼称之，而我顾徐徐答曰：四海九州如此广，天下如彼众，未能尽见天下贤俊，乌能识天下之眼？项因言：今天下具眼者，唯足下与汴耳。”

[26]姜绍书认为王世贞的藏品规模及质量不及项元汴远甚，在成书于1649年的《韵石斋笔谈》中有一篇《项墨林收藏》记载说：“项元汴墨林，生嘉隆承平之世，资力雄瞻，享素封之乐，出其绪余，购求法书名画，及鼎彝奇器，三吴珍秘，归之如流。王弇州与之同时，主盟风雅，收罗名品，不遗余力，然收藏不及墨林甚。”

[27]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原作已失传，现见到的《女史箴图》有两个摹本，一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南宋人所摹。另一本传为唐人所摹，现收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现在诸家著录均采用此摹本。此本《女史箴图》原藏清宫，乾隆曾在卷尾留有亲笔题跋。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此画在中国神秘消失，之后传闻，被一名英国军官以两英镑的价格卖给了不列颠博物馆。

[28]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长社人，中国书法史上最伟大的书法家之一，被后世尊为“楷书鼻祖”，与晋代书法家王羲之并称“钟王”。

[29]此帖钟繇书于魏黄初二年（221），内容为推荐旧臣关内侯季直的表奏。明代刻入《真赏斋帖》，清代刻入《三希堂》，列诸篇之首。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此帖系唐人根据原本所摹。原墨迹本于1860年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时为一英军士兵所劫。后辗转落入一收藏家手中，又被小偷窃去埋入地下，挖出时已腐烂。幸有一照片留存。

[30]张凤翼（1527—1613）字伯起，号灵虚，别署灵墟先生、冷然居士。南直隶苏州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与弟燕翼、献翼并有才名，时人号为“三张”。为人狂诞，擅作曲，著有传奇《红拂记》等。

[31]王穉登（1535－1621）字伯谷，苏州府长洲人。

[32]《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假骨董”条：“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

[33]焦山是长江上的一个岛屿，靠近镇江。据张岱说，他的二叔张联芳也曾生活在这一带，并成为与王新建、朱石门、项元汴、周铭钟五人齐名的江南五大藏家之一。詹景凤在《东图玄览编》中说郭五游是苏州人，字次甫，名郭第，长年住在焦山岛鬻古，与项元汴为好友。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有此人小传：“第，字次甫，长洲人，隐于焦山，有向平五岳之愿，自号五游。”

[34]关于郭五游被骗的这节记录，出自明代作家谢肇淛的笔记小说《麈余》第三卷。同时代作家都记录郭是吴中人氏，可能是出于文人阶层对安徽商人的鄙薄，谢肇淛把郭的籍贯写成了徽人。也有可能是他误记。

[35]王复元，号雅宾，南直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工于诗，书法师米芾，李日华说他“鉴古颇具眼”。

[36]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万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条：“里中有朱肖海者，名殿。少从王羽士雅宾游，因得盘桓书画间，盖雅宾出文衡山先生门，于鉴古颇具眼。每得断缣坏楮应移易补款者，辄令朱生为之，朱必闭室寂坐，揣摩成而后下笔，真令人有优孟之眩。顷遂自作赝物售人，歙贾之浮慕者，尤受其欺。又有苏人为之搬运，三百里内外，皆其神通所及。所歉者，每临文义，辄有龃龉，易于纳败。”

[37]因其家藏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而得名。

[38]冯梦祯《快雪堂日记》：“吴昆麓夫人与予外族有葭莩之亲，偶携此卷见示，述其先得之管后载门小火者，火者家有一铁枥门闩，或云漆布竹筒，摇之似有声。一日为物所触遂破，堕三卷，此其一也，予未深信，翻阅再三，不觉神往。因闭户焚香，屏绝他事，便觉神峰吐溜，春圃生烟。真若蚕之吐丝，虫之蚀木。至如粉缕曲折，毫腻浅深，皆有意致，信摩诘精神与水墨相和，蒸成至宝。得此数月以来，每一念及，辄狂走入室，饱阅无声，出户见俗中纷纭，殊令人捉鼻也。真实居士记于南翰林院之寄乐亭。”

[39]这则故事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旧画款识》。“金陵胡秋宇太史家，旧藏江干雪意卷，虽无款识，然非宋画苑及南渡李、刘、马、夏辈所办也。冯开之为祭酒，以贱值得之。董玄宰太史一见惊叹，定以为王右丞得意笔，谓必非五代人所能望见，李营邱以下所不论也，作跋几千言，赞誉不容口。以此著名东南。祭酒身后，其长君以售徽州富人吴心宇，评价八百金。吴喜慰过望，置酒高会者匝月。今真迹仍在冯长君。盖初鬻时，觅得旧绢，倩嘉禾朱生号肖海者临摹逼肖，又割董跋装褫于后以欺之耳，今之赏鉴与收藏两家，大抵如此。”

[40]沈家与项、冯、李几家都是姻亲，沈德符的妹妹沈无非，嫁给了项元汴的一个侄孙项鼎铉，沈凤的儿子沈大詹娶了李日华的女儿。

[41]《江干雪霁图卷》原迹今已不传，但台北故宫藏《江干雪意图》卷，日本小川睦之辅家藏《江山霁雪图》卷，美国檀香山艺术科学院藏《长江积雪图》卷，均与当年冯梦祯藏本有关。近世鉴赏名家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辩》对此卷考辩甚详，认为冯梦祯藏卷原应首尾完整，图后另纸有沈周、王鏊二诗，董其昌、冯梦祯、朱之蕃三跋。冯权奇出售摹本当在万历四十四年请朱之蕃题跋之后。朱肖海摹的副本改设色（据檀香山全图）为墨图（即今在日本小川家之本），同时拆装董其昌、冯梦祯、朱之蕃三跋于摹本之后，售给了吴心宇，稍后又转入程季白之手。至于冯藏本，则无人知其下落。

[42]《味水轩日记》万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条，李日华当时评价说：“真末世法书瓌宝也。……此经乃李卓吾游金陵日以贻冯句曲先生者。有梅氏秘玩印。盖麻城梅氏物也。”“余前所见冯权奇家白香山书楞言经本张即之笔。朱为补款。并作铁崖跋。跋语则出冯手构。余固疑其类即之。诸跋忽未察耳。”

[43]徐润卿在晚年与李日华交往密切，李日华这般介绍他：“徐润卿名宏泽，幼业制举，恂恂儒生。既而厌弃之，日摹法帖，吟陶、杜诗，间写竹石，骎骎入梅道人之室。遇得意，不论疏密贵贱，咸与挥运……独喜时时过余，索所藏名迹，展玩评赏无间也。识者定其书画二估在姚云东上。”见《紫桃轩杂缀》卷二。姚云东即明成化年间著名书画家姚绶。徐润卿现存一幅《山水图轴》（纸本设色）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自署：“天启乙丑（五年，1625）三月作于白苧草堂之远阁。竹浪老人时年七十有五。”

[44]“集徐节之竹浪馆，节之尊人润卿出所藏文衡山、文水、陈道复、莫云卿诸家画作轴悬壁间。相与谈笑评骘。以代丝竹。朱山人肖海以手制萚斝匏樽行酒。余与儿子俱大醉。”

[45]《嘉兴县志》：“朱实，别号肖海，摹古有绝技，凡古人法书名画，临摹逼肖。云间董宗伯其昌，号法眼，亦时为所惑。但言朱仙人以神之而已，实与弘泽同为万历时人，雅相善，各制扁舟，共泛花月，超然有尘外之致，时人目之水仙云。”

[46]后世称他文待诏就是这么来的。据黄佐《翰林记》记载，翰林待诏品秩非常低微：“……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从五品，初授奉训大夫，勋曰协正府尹。侍读侍讲正六品，初授承直郎，授儒林郎。编修正七品，初授承事郎，授文林郎……待诏从九品，初授仕佐郎，授登仕佐郎。”

[47]按明朝惯例，历来是科第前三甲的才有资格进入翰林院这样的清贵地方，所以姚涞、杨方城等一班翰林非常看不起文徵明。杨方城是正德十六年的状元，姚涞是嘉靖二年的新进状元，这两人放言说：“我衙门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记载这则故事时为文徵明辩护说，这两人除了会中状元，其他什么本事都不会，“然衡山自作画之外，所长甚多”，意即那两个嚣张的状元公很快就会被历史遗忘，而文氏却能以他的丹青妙笔长在天地间。

[48]顾璘（1476—1545）字华玉，号东桥居士，长洲（今江苏省吴县）人，少有才名，以诗著称于时，著有《浮湘集》《山中集》《息园诗文稿》等。

[49]此则故事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

[50]聂豹（1486—1563）字文蔚，号双江，江西永丰县人，阳明心学传人。著有《困辨录》《双江集》等。

[51]钱同爱（1475—1549），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工诗文，所作今已不存。

[52]谢肇淛《五杂组》卷七《人部三》：“（项氏）纤啬鄙吝，世间所无，且家中广收书画而外，逐刀锥之利，牙签会计，日夜不得休息，若两截人然，尤可怪也。”

[53]项元汴这一真赏观念来自文徵明的启发与影响，文徵明认为当今的江南收藏之家，真赝杂出，精驳间存，一些古物的追逐者不过夸示文物，取悦俗目，做一个真正的鉴赏家，应该“植志弗移，寄情高朗，弗滞勿移，是曰真赏”。见《真赏斋铭有叙》。

[54]《六砚斋笔记》卷一：“……弱冠时，得见项子京先生所藏芝麻一粒，一面书风调雨顺，一面书国泰民安，各四字，云出南宋宫中异人所献者，当时惊诧，舌桥而不下。”

[55]《紫桃轩杂缀》卷二。“项子京令钱生仿古作散卓笔，以漆液固其头，每管用三兔之毫，时一兔价三分，加以缚工……入手真行草隶挥运无不如意，用年余而不渝，余得一枚若利剑在箧，动与之俱，而当不甚以为难得，今日想之真如帝所钧天乐部中物，岂容复见也。”

[56]《味水轩日记》卷四，万历四十年三月十六日条：“与虚缘步至试院前阅市，甚少珍异，止见扇三柄……一为项墨林写殷红宝珠茶花一枝，细雪糁其上如生，此老余及与言笑，不意艺事精工至此，徐熙、黄荃岂遂绝迹哉？”

[57]《味水轩日记》万历四十四年六月三日条：“自子京没，而东南绘事日入谬习，嗜痂者方复崇之，甚可叹也！一时欢哗之口，可以簧鼓，千古目岂尽可朦哉？”

[58]《味水轩日记》万历四十四年一月十七日条。

[59]冯梦祯《快雪堂集》卷三十一。

[60]《味水轩日记》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条：“春波旧第，连市廛取税房，大小百余间，沿烧悉尽，家君一生拮据所就，荡然矣。”

[61]《味水轩日记》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条：“前是三十五年，余以春波里第假冯权奇居住。权奇性耽幽寂，不习世故。启堂前湫地种竹，竹死，辄易之。又凿墙多作圆光，至是引火入内，不可救药。权奇又以佛藏经十馀箱置楼上，而楼下即其妾所居。家人婢子溷亵狼藉，竟招烈焰。”

[62]《六研斋笔记》卷三。

[63]李日华写作日记的八年为万历三十七年至四十四年。

[64]董其昌的这段题跋见《味水轩日记》万历四十年一月八日条：“小霁，项于蕃来，出余旧所图扇，已为董思白题云：今士大夫习山水画者，江南则梁溪邹彦吉，楚则郝黄门楚望，燕京则米有石，嘉兴则李君实，俱寄尚清远，登高能赋，不落画工蹊径。余并得受交，亦称知者。”

[65]《恬致堂集》卷三十二。

[66]这一比喻来自明末书评家何三畏对董其昌书法的评论：“天真烂漫，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此书家最上乘也。”但也有人认为他的字“有姿无骨”。见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

[67]见董其昌跋项圣谟《画圣册》：“项孔彰此册，乃众美毕臻，树石屋宇，皆与宋人血战，就中山水，又兼元人气韵，虽其天骨自合，要亦工力至深，所谓士气、作家俱备。项子京有此文孙，不负好古鉴赏百年食报之胜事矣。”

[68]董其昌《明故墨林项公墓志铭》：“忆余为诸生时，游檇李，公之长君德纯，实为夙学，已是日习于公。公每称举先辈风流及书法绘品，上下千载，较若列眉，余永日忘疲，即公引为同味，谓相见晚也。”

[69]帖云：“官奴小女玉润，病来十余日，了不令民知。昨来忽发痼，至今转笃，又苦头痈。头痈已溃，尚未足忧。痼疾少有差者，忧之焦心，良不可。顷者艰疾未之有，良由民为家长，不能克己勤修训化上下，多犯科诫，以至于此。民惟归诚待罪而已。此非复常言常辞。想官奴辞已具，不复多白。上负道德，下愧先生，夫复何言。”

[70]《鹊华秋色图》董其昌跋：“余二十年前见此图于嘉兴项氏，以为文敏一生得意笔，不减伯时《莲社图》，每往来于怀。今年长至日，项晦伯以扁舟访余，携此卷示余，则《莲社》已先在案上，互相展示，咄咄叹赏。晦伯曰：不可使延津之剑，久判雌雄。遂嘱予藏之戏鸿阁。其昌记。”

[71]《味水轩日记》万历四十年六月十九日条。

[72]《明史》对董其昌性情的描述为：“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

[73]“起故官，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其昌即拜疏求去，帝不许，而令所司按治，其昌卒谢事归。起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并不赴。”王鸿绪《明史稿》列传卷一百六十四。

[74]见项元汴在《竹石小山图轴》上一段题跋：“汴以不才，困处丘隅，踌躇世故，凄恻家艰。惜哉运命，受物汶汶，思无自释，援翰宅心。盖取夫岩岭高则云霞之气鲜，林薮深则萧瑟之音微，其可以藻玄莹素、疵其浩然者乎，舍此遂无以泄孤愤之叹，以舒抑郁之怀矣，人能观画畴知斯意。”

[75]近人屈爔汇集清初各种史料，编有《嘉兴乙酉兵事记》一书，对“乙酉之役”记载甚详。此作原载于抗战前的《浙江省图书馆馆刊》第4卷2期，未见单行本。

[76]《小腆纪传》载：“项嘉谟，秀水人，以文士投笔，渡河入塞，官蓟辽守备。寻弃官，入闽登武夷……王师入嘉兴，束平生所著诗赋于怀投天星河死，子翼，子心，妾张氏殉焉，我朝谥为节憨。”

[77]“向彤，墨林之孙，赋性傥荡不羁，中岁产落。岁辛已年饥，粮绝，从父以五斗米贴之，妾张为执爨，知向彤不甘澹泊，以二升米易干鱼进饭，向彤怒曰：‘干鱼岂可下箸耶！’复以米三升易炙鸡，乃饭。予家与向彤邻，灶妇述之，以为笑，谓是裙屐子弟，栗果少年，而视死如归，可敬也已。”见朱彝尊《明诗综》。

[78]一说项圣谟是项元汴三子项德新之子，一说是六子项德达之子，德达生子三：圣谟，嘉谟，声表。

[79]项圣谟的这幅《大树风号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80]此次南巡乾隆还留下两首《天籁书屋》。其一：碧宇寥寥回太清，千林天籁作秋声；云山四季赏无尽，底论嘉禾项子京。其二：四卷贮斯项氏府，输他阁上富藏图；甲辰忆过嘉兴路，却惜子京迹久无。

[81]“少游燕中，与五陵年少挟弹出郊，连骑邀游，观者如堵”。见《历朝诗集小传》。

[82]《味水轩日记》万历四十年十二月十一日条。

[83]《众香词》如是记载：“（素素）为李征蛮所嬖，其画像传入蛮峒。彭宣府深慕好之。吴人冯生自谓能致素素，费金钱无算。久之，语不雠，宣尉怒羁留十余年乃遣。北里名姬，至于倾动蛮夷，世所希有也。”

[84]《列朝诗集小传》有记：“中年长斋礼佛，数嫁皆不终。晚归吴下富家，为房老以死。”

[85]时在项元汴去世后三百八十五年。

昙花一梦，遍地虚空
“爱河”难回头的屠长卿

烧却彩毫，
鲍郎才尽，
何事又拈绮语？

——《昙花记》第一出《本传开宗·玉女摇仙珮》

万历年间的风化案

屠隆像

万历十年（1582）冬，青浦令屠隆离开任所前往京城，参加礼部三年一度的述职考评——即所谓“上计”。事毕，回到浙江老家，不久就接到了就任礼部仪制司主事的任职通知。由七品县令擢升从六品的京官，在等级森严的帝国官场只是爬了小小一步，却也是中枢部门对他在青浦任上辛勤劬劳、仁民爱物的表彰。只是苦于盘缠用尽，他在乡迁延了半年多都无法赴京履任，最后总算得到了一个朋友的资助，他才于第二年秋天促装北上。尽管这个华丽派戏剧家一向疏于政事，在辖所那几年基本上是个无为而治的甩手掌柜，但当他转道青浦前往京城时面对数百名一路尾随着送别至太仓的当地士民，还是对这停留过五年的地方生出了一丝留恋，感动之余，更有抱愧：

我在邑无状，何从得此？

“无状”，当是这个自许为“仙令”的风流县令对公务之余私生活的自谦自抑，但此二字，也是他在这江南温柔乡沉缅声色之乐的绝好写照。青浦古称由拳，居云间之西，系松江府三县之一[1]，民间物产之阜、享乐风气之盛自非他曾经任职的安徽颖上这种穷僻地方可比，且相去昆山不远，那念白儒雅、婉啭入耳的苏州评弹、昆曲南戏早就传遍了坊间和缙绅人家的院堂。此番北上之际忆想起这五六年间的历历往事，最让他动容的，自非公馆衙门里如何案牍劳形、如何卧听竹声萧萧，而是那一场场诗酒盛会，那一声声烟水般清婉妩媚的昆曲小唱了。

人生得意之际，他自然不会想到，此地有一双怨毒的眼睛如一片湿漉漉的树叶般贴住了他的后背。在他陶醉于佻达、不拘的名士作派的那几年间，已不知不觉树下了一个敌人，那迟至两年后射来的一箭最终将使他在京城身败名裂。

屠隆信札

一入都城屠隆马上就会体会到，京官生涯实不过一袭华美的袍子，外里光鲜，内里的窘迫唯有自知。在帝国庞大的文官躯体中，礼部仪制司是个盲肠般可有可无的部门，没多少实权，在到京后不久写给同乡诗人沈明臣的信中他说，“婆娑兰省，曹务总归曹长，了不相关白，平明入署，如坐僧舍，焚香读书，亦甚清闲”[2]，只是身为小吏，日日以笔札事人，如同大户人家办喜事的吹鼓手一般，实堪烦扰，还动不动要给上司送礼，自己薪俸又低，橐中常空，连请朋友喝一顿酒都要拿妻子的首饰和仅有的一根银腰带去典当，哪有那么多闲钱去谒客投刺？经济上的困窘不去说它，他最受不了的还是京城的风沙和泥泞。在写给朋友们的信中他屡屡抱怨说，出门骑马，风沙被面，出去一趟就要带面罩，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只鼻孔黑乎乎的就像烟囱一般。更不堪的是夏天暴雨过后，由于地下排水不畅，积水深的地方几乎及鞍膝，且马屎和沙土混作一处打着旋，整个北京城就像个超级大泥潭，真要有骑马冲泥的劲头才能够突围而出，——“此中况味如此！”他说每当这样的时候就特别想念青浦，想念那儿的九峰三泖、鸥凫菱芡，想念和沈明臣、冯梦桢等一帮朋友趁着月色荡舟的小湖，世界上还有比那儿更宁静的地方吗，江村夕阳，渔舟投浦，返照入林，沙明如雪，几乎仙境般一尘不染。在京城的礼部主事屠长卿不无矫情地想象着千里之外的江南胜景：春天到了，渔家花下晒网罟，酒家白板青帘，掩映垂柳，老翁挈鱼提瓮出柴门，他自己则和一帮朋友们坐在垂挂着青色布帘的小船上，带上酒、茶具和写诗的笔砚，纵浪泖浦间……但这时若真让他回去作个田舍郎，他是断断不会肯的。

京师纵有千般不是，也有一样好。别人看京城是污浊的权力场，在他是个一逞才情的大戏台。到京没多久，他就携着在青浦时写就的《紫毫记》等传奇在上流社会的私人堂会上客串登场了。这位来自南方的官员能写又能演，且扮相俊美，一时成了京城地下娱乐圈里众相延揽的人物，达官贵人竞相与之结交，正所谓他自题的“争设琼宴借彩毫，朝入西园暮东邸”，数不尽的饭局、宴集让他恨不得多分出几个化身来才好。这其中有一位对他极是崇拜的侯爵大人不可不提，此人是西宁侯宋世恩，其先祖宋晨，曾在永乐年间以征西功封西宁侯，传至宋世恩已是第十代。这宋世恩虽系一“纨裤武人子”，凡贵公子身上的习性他都有，奢靡、放纵、好客，却又雅好文艺，恂恂如一儒生，在一次私人聚会上经人介绍结识礼部屠主事后，非要拜在他门下学习辞赋，且要兄弟相称，与之“通家往来”。对于日子都紧巴到了要靠银带换酒的屠隆来说，有这样一个阔朋友当然也不错，看宋世恩执礼甚恭，屠隆也就成了侯府常客，经常与之宴游唱和，听戏作乐。

除了这个新结交的朋友之外，还有一个旧知不可不提，那就是万历五年进京会试时结识的青年剧作家、江西临川人汤显祖，在迭经前首辅张居正打压后，经六年冲刺，此时也春闱及第，观政礼部，和他成了同事。此两子，性情各异，屠隆心直口快，常率性而为，汤显祖谨慎、讷言，看上去理学气重些，但在帝国官场，两人都是佻达不拘形迹、为正统人士所不屑的异类，对俗务超然，对戏里人生的兴趣高于尘世间的功名，“长安人事，如置弈然，风云变幻，自起自灭”，所谓别有怀抱是也，如果不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屠长卿在京城上班、读书、喝酒、看戏，也算是过得很舒心了。

西宁侯夫人是一位色才兼具的大家闰秀，且工于戏曲音律，那位时常出入她家的新晋礼部主事早就引起了她的关注。每当屠隆脱了官服，走上戏台扮作优伶即兴串演时，年轻的侯爵夫人就会坐在微风吹晃的帘箔后面欣赏此人演技。有时中场休息，细心的夫人还会嘱下人给屠隆送上一杯香茗。本来这只不过是女主人的关心，再加侯门深宅里一个女人的一点倾慕，未必有关男女私情，但在一个道德政治的年代里，被别有用心的人一渲染，这事儿就被放大了。

那个对屠隆有着啮齿之恨的人叫俞显卿。此人字子如，号适轩，原籍松江府上海县，屠隆任青浦令时，此人还只是一个举人。据说屠隆在任上时，俞有事干谒，屠隆可能是不太喜欢此人，会面时就不怎么把俞某人放在眼里，谱儿摆得老大，言语多有轻慢，这就得罪了他，使后者怀恨于心。不想万历十一年这俞显卿也中了进士，分到刑部任主事，不是怨家不聚头，多年前仇恨的沉渣泛起，屠隆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万历十二年九月，宋世恩从南京解府印回到京师，在自家府第置酒演戏，大宴宾客，到场亲朋好友十数人，屠隆自然在邀。酒酣乐作，客醉淋漓，主人两度起立向屠隆敬酒，屠隆回敬一杯。趁着酒意，宋世恩再度提议要与屠隆结为通家之好，他的妻子将择日去屠家拜访老太太和嫂夫人。座中客人见主人对屠隆如此看重，自然对屠隆更要高看一眼，是日宾主尽欢而散，不提。

但还没等到宋世恩携妻造访，一道弹劾礼部主事屠隆的论疏已然送到了万历皇帝面前，上疏者即是任职才几个月的刑部主事俞显卿。侯府酒宴才过去没几日，俞显卿的弹劾这么快就发动了，这让屠隆事后回想不寒而栗，原来一直被人家盯着呢，可怜自己一直未有警觉！俞显卿此疏指称屠隆“淫纵”，有伤风化，中有“翠馆侯门，青楼郎署”等轻薄言词，还隐约牵涉到勋戚闺帏。本来么，纠察风纪是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言官的职责，刑部主事的职司是辅佐上官掌所司分省的刑名，俞某人以此不相干的身份上疏弹劾，实有狗拖咸鲞捞过界之嫌，属于不懂官场路数，“出位渎奏”，但此人急图报复，欲置屠隆身败名裂而后快，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在这起传得沸扬一时的劾案中，屠隆和宋世恩及其夫人交往的一点一滴被别有用心者渲染夸大了。有关屠隆和侯门里的一位尊贵貌美的夫人在戏台下私相授受、眉目传情的绯闻，在京城的缙绅阶层、上流社会悄悄流传着，说他“狭邪游，戏入王侯之室，灭烛绝缨，替遗饵堕，男女蝶而交错”，种种猜测和臆想的细节之暧昧之荒唐，足够让听者心惊肉跳。这些带着色情意味的传言难保不飞进宫中，飞进年轻的万历皇帝耳中。在这个历来讲究礼教的国家里，这些伤人于无形的流言已够让那位爱好文艺的深闺女子受的了，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不管她多么清白，她已经很难一面与这个男子继续交往，一面又不受飞短流长的中伤，何况，这事儿都已经捅到了皇帝那儿。

此事发生时的万历十二年，岁在甲申，时维十月，距以铁腕手段著称的宰辅张居正去世方两年，刚尝到权力滋味的万历皇帝朱翊钧还颇思一番振作，否则，以他后来出了名的怠惰和爱磨洋工，他才懒得理两个小小的六品文官那档子破事儿呢。这位一心想以励精图治的明君形象出现在臣民面前的皇帝接到此疏，自然极为恼怒，派有司稽访此事，事出有因，了无实状，便以各打五十大板了结，俞显卿涉嫌挟仇诬陷，所上论疏又大失文臣体面，被罢去刑部主事职务，礼部主事屠隆被坐以诗酒放旷，遭革职斥逐[3]。此案配角西宁侯宋世恩则被罚俸禄半年，至于那位美丽而有才情的宋夫人后来如何，也就不得而知了。

明朝的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钧，在位长达四十八年。

《昙花记》

在这起盛传一时的风化案中，时人对屠隆多抱同情态度，对那个挟私构谄的俞显卿，则大多视之为反复无常的小人。据屠隆自称，他与俞显卿一起被逐出京城的这天，午门下挤满了围观的人群，连那些缇骑都对俞切齿痛骂，打在此人身上的板子比落在自己身上的要多得多。但此案无关政局博弈，不过牵涉两个下层文官的恩怨，来京城才一年多（准确地说是一年零两个月）的屠隆又没什么根基，终于也没有人为他奏章鸣冤。两个当事人，俞显卿不顾牌路，暗箭伤人，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自是小人遭报，屠隆被他捏住道德上的软肋，自然也是百口莫辩。要知道，本朝太祖起于草莽，视法度为无物，近两百年来对文官阶层的箝制，靠的就不是法律的谨严而是道德标准，一个官员，只要被人踩住了私德的影子，他在政坛上基本上也就玩完了。

查屠隆在青浦知县任上的五年间，他与俞显卿一开始并不是水火不相容，万历八年（1580）屠知县带头捐款倡议修建两陆祠（为纪念西晋时当地的两个辞赋作家陆机和陆云而建），作为地方缙绅的俞主动捐田土作祠基，博得了屠隆好感，嘉许他为“好义有志者”，并亲笔写入了祠堂的碑记，勒石以铭。然而短短几年，两人关系为什么会陷入如此僵局？屠隆说的“宿憾”又是缘何引发呢？屠隆说，随着交往的深入，他发现俞显卿此人的道德品藻大有问题，两人关系恶化的原因，一是俞“暴横把持，乡间切齿”，自己曾以法裁之，二是“诗文相忌，积成仇恨”[4]。因先前有过这些过结，这个睚眦必报的小人一直在伺机报复，刚入京没多久，他就被此人给盯上了，“仇人欲甘心不佞之日久，自某之入京，日夜侦不佞行事”[5]。屠隆还说，俞显卿初任刑部主事，就构陷本部尚书潘季驯，排挤同僚，风波百出，搞得同僚都畏之如蛇蝎，自己不过是看不下去说了几句公道话，哪晓得传入俞的耳中，把他的仇恨之火扇得更旺了呢？

屠隆剧作《彩毫记》明汲古阁刊本。竹纸，金镶玉。是书为《六十种曲》之一种，《中国丛书综录》集部著录。

然而上海当地的官方史志提供的一份材料所描述的俞显卿完全是另一副面目，在刊刻于1871年的这本县志里[6]，削职回乡的俞被描绘成了著述等身的学问家、一个道德苦行主义者，“杜门清修，敦尚孝友”，父母去世无钱下葬，出卖园子为他们觅得一块墓地，严格按照守丧的礼仪蔬食三年。身居穷巷陋门，还花了数年工夫完成了同乡一个老儒生的嘱托，帮助此人在身后补订一部诗歌评论集，想尽办法为之募资刊刻。一个叫李绍文的本地作家在一本叫《云间杂识》的笔记里披露了俞显卿五十四岁那年神秘的死亡。俞晚年一直为无子所苦，一个方士告诉他，以巨龟肠和药，可生子，于是遍求巨龟。有人将常州市肆一户人家养的一只巨龟偷来，重金卖给俞，此龟大如磨盘，能解人意，饮食喝水，呼之立至，俞得之大喜，交给方士刳肠和药。李绍文说，俞当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黑衣人来索他命，但求子心切的俞根本没当一回事。第二天，方士的药做成了，俞一勺入口，随即身亡，不数日，方士也患恶疾死去。既然俞显卿是一勺入口即死，李绍文又怎知俞做过那个有关黑衣人的梦呢？可见也是劈空结撰，道听途说居多。

万历十二年的这桩劾案，让人心之叵测和世态之险恶在屠隆心中无比放大，也让他一辈子生活在道德阴影中不可自拔。他曾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这般描述1584年冬天那次不光彩的铩羽南归：“竟以仇人侧目，张机设阱，蕴毒既久，一发中人，毛羽摧残，声名扇败，窜逐归来”[7]。一窜一逐，其狼狈可知。据说当他罢职回浙江老家途中，途经无锡时，有个朋友买了几百亩地劝他移居，但此时的屠隆郁闷难舒，既羞且愤，又因母亲念家心切，就谢绝了朋友好意。路经青浦县，又有当地百姓主动集资为之购买良田百顷，请前县令在青浦安家，屠隆心有所动，但这回夫人杨柔卿坚决反对，迭声质问他，你一个丢了官的人，再来这里混吃混喝，把晚节丢哪里去了呢？（“罢官而卒食其土，其晚节何？”）与当地朋友喝了三日酒，他只得怏怏告归。他赌气地说，士可杀不可辱，就是饿死也不能食“谗夫”脚下土，仇人身处吴地，以后他再也不会踏入此间一步。[8]

此时，汤显祖已结束观政，调任南京太常博士，闻听好友风波跌宕黯然还乡，怕他看不开，来信劝慰，又赠数首送行诗，中有句云：“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9]，把老友因风流韵事丢官与新近发生在南京的国子监博士臧懋循[10]遭检举罢官一事等量观之，认为都没啥大不了的。就说那个臧懋循吧，性喜弈棋、蹴球，每次出门都把这些游玩的家生放在车后，还与宠爱的优伶一起披着大红斗篷、并马出凤台门，那些抨击他的人嘴里不说，心底里不知有多羡慕呢。在同时期寄出的另一首诗里，汤显祖劝屠隆用不着对一芥小小官职患得患失，不妨看开些，更用不着为了适应世人而强迫自己改变风流惬意的生活方式，“古来才子多娇纵，直取歌篇足弹诵”。

此后的屠隆遨游吴越间，一边寻山访道，说空谈玄，一边与声伎伶人为伍，卖文为生，只是那一段因传奇而起的艺文之缘未及盛放已如昙花开败，回想起侯府帘箔后那一双美丽而解语的眼睛，从此知音难再得，心底该郁积了多少惆怅与内疚？

晚年他游福建武夷，一个叫阮自华的崇拜者在福州府任推官，经常邀他住在城中胜景乌石山南麓的半岭园，与当地文士唱和。1603年中秋，主人在乌石山邻霄台大宴宾客，屠隆为祭酒，当地名士七十余人到场，场面很是盛大。前几年，对他的处罚已改为带冠闲居，这次大会，他着朝服、雇仪仗，带着家班，很是出了一番风头。宴会时有好几个戏台班子串演剧目，一时间，场里一片暄腾，场外观者如堵。屠隆性子上来了，幅巾白袖跳进场中，奋袖击鼓演了一出《渔阳挝》。时人记述当时情景：“鼓声一作，广场无人，山云怒飞，海水起立。”屠隆先是流泪不止，又大喊，快哉，此夕千古矣！还拉着一个林姓少年的手非要人家写一首《挝鼓歌》送他，如此放浪形骸，让在场每一个宾客都耸然动容。[11]

到了万历二十六年（1598），屠隆忽焉就快60岁了，这年秋天，西湖边桂花浓香弥漫之际，他又在杭州大会宾客，与他有过交往的稍有点名头的文林士子、菊坛名角悉数被邀。聚会的高潮部分，是屠隆命家养的声伎演出他新写的传奇《昙花记》，他亲自下场“指挥四顾”“自鸣得意”。该剧取材于神仙故事，说的是唐定兴王木清泰于一次郊游时弃家访道，遍游地狱、天堂及蓬莱仙境，十年后昙花开放时回到家乡与妻子一道成仙的事，然其中曲折，若非深知屠隆一生经历者很难破译。当时应邀与会有文坛晚辈、浙江秀水人沈德符，他自小在京师长大，性喜收集政坛八卦，兼涉名人隐私，是万历十二年那桩绯闻案的知情者，然看了此剧也是一头雾水。沈德符于席间觞筹交错之际悄悄问坐在边上的冯梦祯老先生：屠年伯排演的这出新剧，慷慨沉郁一如北宋年间辛弃疾歌千古江山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到底有何典故？剧中那个木清泰到底是谁？

冯梦祯先生乃屠隆多年老友，闻听朗朗笑道：小朋友你真的不知道吗？说的就是宋西宁呀，木字增一盖成宋字，清字与西相对，泰字即宁之意也，老屠自恨早年孟浪，使小人有隙可趁，连累宋夫人清名受污，正堪大用的西宁侯宋世恩也断送了大好前程，此曲实际上是老屠的一篇忏悔文也！

沈德符这才恍然大悟，叹道：真是一篇着色《西游记》！后来在他的《万历野获编》一书中，专为《昙花记》始末记上了一笔。[12]

昙花一梦，满地虚空，此时，离该案配角宋世恩去世已有三年[13]，他那位爱好戏曲的夫人则不知所终。

东海之滨，赤水之珠，屠长卿真的悔了吗？

成仇

从风光无限的京官生活一下子跌落尘埃，屠隆觉得就好像置身于一个不真切的梦里。生活的困顿不去说它，最难忍受的还是世人的白眼，尤其是来自那些不明底细的故交旧友的非议。

文坛领袖王世贞一向视他为“真才子”，算是很看重他才华的，此案一经发布，就断定屠隆是被自身的才华给害了，以不无沉痛的语气感叹说，即使把屠隆老家宁波东钱湖的水全部起底，也洗刷不掉文人无行四字。王世贞之弟王世懋，早年也算是意气相投的，从青浦时期到京城，往来从不中断，一闻听他削藉东归，连写去的长笺也无片语回复，真正是弃他如遗迹。还有一个订交很早的老友，即日后出任内阁首辅的王锡爵，听说屠隆因“淫纵”被逐，也是宁信其有，不作任何声援。这几人论职务、论官场声望都远在自己之上，关键时刻怎么就不肯出头替自己说几句话以正视听呢？

最令他痛心的是同乡诗人沈明臣的反目。沈从未考中功名，布衣终身，以耀眼的诗歌才华名动东南，与当时文坛名流都有结交，两人虽同为浙东鄞县人，神交十年却从未一晤，1564年在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家中首次见面时，皆有一时瑜亮之感，一个称一个李白再世，一个夸一个“真非常人”，自此互引知己，经常一起诗酒唱和。沈名臣一副名士作派，一年到头，不管是出门还是会客，总喜欢穿各种款式的红衣，人称绯衣公，两人关系熟络后，屠隆曾打趣说沈的红衣有各种效用，春衣用以骑马，夏衣可以拥妓，秋衣用以垂钓，冬衣用以赏雪。屠隆任职青浦时，沈明臣在万历七年、八年至少有三次和朋友们一起来看望过他。屠隆记得最真切的一次是万历八年四月，恰逢长子出生，沈明臣与冯梦桢、沈懋学联袂至青浦，送了贺生礼物锦褓、金钏及洗儿钱，还吃了满月酒，儿子的小名阿云，还是沈明臣给取的。那天酒酣耳热，初为人父的屠隆问几个朋友，儿子取啥小名为好，思路敏捷的沈明臣接口就说，青溪，云间地，此儿云间生，当小字阿云……沈明臣经济拮据，屠隆经常从可怜的一点俸禄里拿出一点接济他，后来到了京城，也常给老家的沈明臣寄各种物品。这次栽大跟斗罢了官，他也是第一时间写信告诉了沈明臣，告知他待河水解冻后就南行回家，只是邮路梗阻，这封万历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发出的信，等到沈明臣收到已是第二年的梅雨季节了。沈明臣讶其迟来，写信又不知寄往何处，写了一首诗表达盼归的急迫心情，在诗里他把屠隆比作诗人杜甫，把自己比作锦里先生，说自己和家乡的父老已经准备好了美酒，欢迎屠隆早日归来。“他乡纵好难留滞，稚子朝朝遣候门”[14]，自家儿子好差遣，天天派去门口看有无人来，却总是失望以告。

屠隆书迹

屠隆走到哪里了呢？万历十二年隆冬，屠隆“布衣皂帽”出京，说是“萧然一骑出都门”的洒脱，实际上又是老母又是妻儿，八口之家走得很是辛苦。两年前上京赴任都要朋友资助，丢了官千里南归，盘缠更是个大问题。他先是应友人张佳胤之邀到潞河、檀州[15]，从时任蓟州兵备使的故旧顾养谦那里讨到了一笔钱，尔后从运河坐船，一路经山东清源，江苏盐城、扬州、镇江、无锡南归，其间同年接待，故旧来慰，不一而足。“挂帆南下，风日渐佳，海月江云，遂落吾手”，运河两岸风景自是不错，然心情也不会如他自吹的那么好。在盐城射阳湖舟中与王锡爵见面时，未来的首辅大人教导屠隆，这番遭祸虽不可预料，然深挖思想根由，毛病还是出在受了太多老庄的毒，逍遥实为祸本，要他回到老家闭关息游，别再跑东跑西，一切以归乎简寂为要旨，这样或许还有可能东山再起。屠隆口中诺诺，说王大人的教导句句肝肠、言言精理，心底下自然老大的不服气，发暗誓再也不跟这班大人先生往来。这么着走走停停，舟抵杭州，已是荷花盛放的六月光景。此去家门已不过三百里，然盘缠告尽，天气又溽热难耐，于是在吴山脚下避暑三月，泛舟西泠六桥，看荷花，撷菱芡，登天竺，待秋风乍起，他才从西陵渡钱塘江，准备归家。

沈明臣书迹

沈明臣在家中接到屠隆来信，告以九月九日抵家，沈正好有事要去苏州，怕错失与屠隆相见，于是推迟行期，在家等了数日，屠隆还没回还，只好发舟启程。九月十二日，沈明臣的船于夜间过绍兴，次日早晨抵达西陵，才知道前日晚上屠隆渡钱塘江东归，一时临风惆怅，写下一诗云：“越王城边秋可怜，芙蓉照水空相鲜。前来舟楫杳不见，后飞鸿雁何茫然。心中所期交臂失，天末谁将落梦边？踌躇手把黄菊嗅，青沙白鸟双翩翩”。载着两人的船在万历十三年的秋天背向而驶，就好像寓意着他们的友谊在以后的日子里将渐行渐远，直至反目成仇。

从日后屠隆写给朋友们的那些衔冤叫屈的书信来看，屠、沈反目当在他回乡后的次年，原因是沈明臣指责屠隆在“淫纵”一案中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以“大义”切责，以至发生抵牾，关系破裂。屠隆为此大为恼火，因为在他看来，沈明臣这样说是明显袒护自己的切齿仇人俞显卿，使不明真相的世人对自己的“不德”更加信以为真。朋友交绝，他连沈明臣的名字也不愿提起了，信中更是一片恶声，称之为“老山人”“此人使气好骂，有灌夫之病”“老而多欲，口如蛇矛”。汤显祖南京回信所说的“读足下手笔，所未能忘怀，是山人口语一事，天下固有此人，……宁人负我，无我负人，江海萧条，大是群鸥之致”[16]，即是闻听屠、沈交恶之后的劝慰之词。此后两人虽同处鄞地，声息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沈明臣背发巨疮，其大如碗，屠隆不去探望不说，说起来还一副幸灾乐祸的口气，称为“业报”[17]；屠隆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沈明臣也从不上门。两人关系形同水火，搞得王世贞都看不下去了，写信给屠隆要他“濡煦”沈明臣。屠隆的《白榆集》，先前因请沈写序，原稿在沈明臣处，他想讨回原稿也不自己出面，找了一个共同的朋友汪道昆，说自己“苦无副本”，请他帮忙讨回。万历十七年（1589），宁波地方政要委托屠隆主持修撰《普陀山志》，屠隆遍邀名士大僚约稿题咏，以沈明臣的声望自应在邀之列，屠隆也不直接找沈，而是找了远在北京任职的沈的从侄沈一贯，请他代为约稿。如此煞费苦心，实令人啼笑皆非。一直到1596年沈明臣去世，屠隆也无片言悼唁。

屠隆《白榆集》明万历刻本

一场莫须有的旅行

“知己难哉！”被失望和愤懑烧灼着，屠隆变得偏执了，他把那些旧日的朋友分作两类，一类是站在自己一边，为自己的不公正遭遇说话的，一类是对自己不闻不问甚至落井下石的。他转而对自己曾经身处其中混得如鱼得水的士大夫阶层公开表示不满，“今之士大夫，不通贫贱而好接贵人，不尚清言而好涉尘务”，那都是一帮趋炎附势的势利之徒啊，当你声名盛时，他们争相与你把臂论交，恨不得与你情同管鲍，一旦你遭谗去国，身名两摧，“生平心知，平怀观望…… 炎凉聚散，朝暮迥若两人”，他说他都有点搞晕了，弄不明白到底他们的哪副面孔才是真实的。

屠家本就寒微，祖上三世布衣，其父早年在甬江边的桃叶渡一带打鱼为生，在一篇自述家世的文章里[18]，屠隆说，他当官的这些年里，有了一笔固定的俸银，经济总算有所好转，但自己为人急公好义，常拿这笔钱去接济穷朋友，为官多年也无多少存款，以至“官舍常无隔宿粮”。在刚回浙江老家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出于一种虚荣、矫饰的心理，他把自己的狼狈窜逐描绘成了对京城上流社会的主动放弃，说自己做梦也不会梦到此地了（“与长安隔世，夜卧绝不作华清马蹄梦”）。他说自己刚回到家乡时，“远客乍归，亲朋来见，黄花白酒，日入陶然，大是愉快事”[19]。描绘自己的乡居生活，“脱朝衣，把布袍穿上，荷犁锄，掷手板腰章”[20]，说是景态清泠，一点也没有吴越间士大夫家的艳俗气：家有采芝堂，堂后有楼三间，杂植小竹树，卧房厨灶都在竹间，枕上常听啼鸟声。宅子西面有两株上百年树龄的桂花树，秋来花发香满，庭中一块空地上开凿小池，栽红白两色的莲花，池旁引种桃树数株，一到三月桃花开时，水中花映着岸上人，迷离曲折得简直如同传说中的阿房宫和隋炀帝的迷楼一般……

在这些不可信的华丽文字背后，真实的情形是，罢官后的屠隆一家八口，只能靠被海水咸卤侵蚀过的十七亩薄田为生。刚到家时，还有亲戚邻人前来探望，到后来，就很少有客登门了[21]，以至穷饥时不得不与老母一起下田间割马齿苋等野菜，掺入稻米为食，家人病了延请大夫上门，也找不到一文余钱照着医师的方子去药铺抓药。逼得再无路可走，他就只能去走鬻文卖赋的才子末路了。生有异才有什么用呢？笔绽莲花又有什么用呢？就算是古代伟大的作家刘勰、鲍照再世，也只能以文章为游戏、自轻自贱了吧。

《冥寥子游》明刻本

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如果再无一点精神的空间，那真要把人给生生闷死。逃禅，逃往山水，都为解脱。说是万念俱空、一丝不挂了才去潜心禅修，但实际上还是对现世俗务眼不见心不烦的逃避。1587年前后，屠隆去阿育王寺舍利殿前移植了一颗娑罗树，并把自己的书斋“栖真馆”改名为“娑罗馆”。这种产自东南亚一带的高大树木，相传为佛祖释迦牟尼寂灭之所，也是文殊菩萨讲法的道场，听着风吹动树叶的碎响写下那四句八句的学禅心得，那一刻或许屠隆真感到了自己离佛法世界已经不远。1596年，他跟随杭州云栖寺莲池法师修习佛法，入山三月，长斋挂戒，他自己都以为做得比真和尚还要好了，但法师早就看穿了此人禀性，不断绮语，不绝红尘，看他满口禅理，终究还是非僧非俗。

据他自述那几年的游迹，“由淀泖，泛五湖，跨三竺，南望普陀，浮钱塘，历雁荡，登天台，寻刘阮故居，转陟四明，循鸟道，渐入仙窟”[22]，晚年又出旰江，登武夷山，足迹之广，上古时代的伏羲、神农氏也不过如此了。当他如孤云野鹤一般走入风景深处之际，他说，青山白云足以娱目，朝霞夕色足以适志，更有夜行途中的松风可当管弦，晨光中的烟霞如一册大书供他行坐披阅。在以《冥寥子游》为题的一篇万字长文中，屠隆用饱蘸激情的笔触描述了一个官员出身的独行客冥寥子的一场莫须有的旅行，此人出入山野、城市，一生都在路上，最后像传说中遇仙的刘阮一样，隐身入了四明山，再也没人见过他。在冥寥子游踪的最后，有一个晚上，他独自宿在客栈，一个长相妖艳的女子来敲他的门，自称是仙女，来与他共度一宿，同游仙境。是鬼狐？还是菩萨化身来试他？冥寥子心里转过无数念头，凝神端坐，最后天快亮时那女子消失不见了。这个冥寥子应是屠隆自况无疑，他不是一直在访道谈玄吗，这场莫须有的旅行里寄寓的正是他对得道的向往，那就是一颗心要变得像补天的五色石一般坚硬，“入水不濡，入火不焦，触实若虚，蹈虚若实”，不为任何外在的声色诱惑所动。

“从爱河急猛回头”

可是这隆隆滚动的欲望战车怎生刹得住？说是“月随云走，月竟不移，岸逐舟行，岸终自若”，似乎这个修持者已经掌握了摄心炼性的无上妙法，对待俗世生活已有足够的定力了，但他自己也明白，这一切就像一张薄纸般脆弱，真正能让自己燃烧，让身体里的每个毛孔都激动贲张的，还是那些男旦、歌童、小唱，是戏台上的歌吹和激越叩动的檀板。看起来陪伴自己的只有家中的老瘿瓢、长颈胆瓶和贝叶上的经文，可是夜半的梦里，常常把自己惊醒的还是骑着马跑进春天深处的那个俊俏少年。如果时间能够穿越，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也要回到从前的自己。谈玄说佛原是不得已，装点一下门面也就行了，用得着像一个苦行僧一样持戒守律、搞得自己了无生趣吗？

1599年，五十六岁的屠隆重游松江府，与冯梦祯、陆君策等一干友人游于天马湖，后来冯梦祯在他的《快雪堂集》中以一种颇不以为然的语气说：长卿名为入道，不再吃荤食，但我看他有酒就喝，有肉就吃，身边从来没缺过娈童和女人，他还向我吹嘘，说一晚上可以度十男女而不疲，真是太可笑了[23]。言下之意，这个人虽然跌过一个大跟斗，放诞风流的本性却一点也没收敛，所谓“习气难除，情障难断”是也。据陈继儒说，差不多同一时期，屠隆还带着他的家班在苏州、无锡一带演出。无锡名士邹迪光特别喜欢《昙花记》一剧，还特意写信给屠隆邀他前往作客。时人以一种近乎夸张的语气说，此人家里都要穷得揭不开锅了，还没日没夜和一帮声伎伶人混在一起，行事真是太出格了。[24]哪知道屠隆晚年的生计全在这里了，“金阊城边暮飞雪，朔风如刀冻如割”，献艺乞米，忍饥挨冻，这滋味也不是那么好受的。

屠隆著作《鸿苞》（节录十卷）清咸丰七年（1857）刻本。屠继烈编。

他还梦想着写一本把世界上所有知识都囊括其中的奇书，他多次说到，计划中的这本书将有非常宏阔的视野，“游览八荒，参合三教”，网罗宇宙古今，探究微言奥义，既有人生义理的思辨（“深明天人之际”），又有世相的观察，还要搜考奇闻、纪述灵迹，一旦完成，将是一部彻底破解人生障蔽的伟大著作。这种博学式的态度使他对遭遇到的人和事都保持着足够的好奇，一有机会就跑出去广采见闻。他说为了写成这部终极之书，十数年间不知有多少回半夜惊醒握笔疾书，有时写着写着，那些石破天惊的发现都要把自己惊出一身汗来。他把这部希望冀之以不朽的著作定名为《鸿苞》，自称有三十卷之多，虽然全书在1589年前后已经基本完成，但因资金阙如，到他死前也没有付梓。刊刻不了的另一个原因，是书中充斥了太多离经叛道之语，据读过此书一些片断的人说，全书体例混乱，言语放诞而又驳杂，是与叛逆派作家李贽的《焚书》差不多的一类书。倒是其中杂谈文房清玩之事的《考槃馀事》四卷，他在世之日就以小册子的形式风行于世，成为追求生活品位的文人雅士案头必备书。这本书从书版碑帖到书画琴纸，乃至笔砚炉瓶、器用服御之物，一一加以详载，可称是那个时代的奢侈品鉴赏大全。可知他的耳朵一边听着梵呗和风声，最摇动心思的还是尘世间的那点热闹。

“名障欲根苦不肯断”，说来也是没奈何的事，再不让他去写戏，难不成真要把他逼成个轻薄鬼、强奸犯？这个一直与欲望的煎熬作着斗争的人，说来也真够难的了，想要“从爱河急猛回头”，不让道心退堕，可是天生一个情种，即便外缘褪尽，心底里的爱欲是源源不断。看他与朋友讨论如何把欲望从心里驱赶出去，那简直是在打一场攻坚战：屯集重兵于坚城之下，又是攀云梯，又是掘地道，那城就是攻不下来，不是战术不得法，实在城池太坚固。男女之欲为什么那么难拔去？败军之将屠长卿自问自答道：父母生我，就是因这男女之欲，那么它就是我的根，一个人怎么可以把自己的生命之根给拔掉呢？[25]

湖南省博物馆藏明代嘉靖年间所制青花仕女图盘，盘上题李白诗：“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后人推测当是以屠隆《彩毫记》“脱靴捧砚”一出中杨贵妃赏牡丹情节入画面。

那就索性填词度曲去，他心目中的楷模大唐李太白，不也为美丽的女人杨贵妃作新词吗？《昙花记》后，他又接连写下《彩毫记》《修文记》等传奇流布曲坛，论叫座的程度一点也不输于好友汤显祖日后写下的《牡丹亭》。在1599年夏天写给朋友管志道的信中，他以一种不无夸耀的语气说，自己不胜技痒，去年一年写了两部传奇，“一名《昙花》，广陈善恶因果，以明佛理，一名《彩毫》，假唐青莲居士，以明仙宗”，虽然不能称为正而八经的著作，近乎游戏笔墨，但“于劝惩或有小补”。

《彩毫记》专写大唐李白，尤其到力士脱靴、贵妃捧砚一节，已纯然一副夫子自道、陶醉得乐不可支的语气。到生命最后两年完成的《修文记》，他已经把自身经历和成仙证道的梦想全都放了进去，“眼中亲见稀奇事，尽入淋漓笔底”，几乎做成了一出舞台版的人生回忆录。主人公蒙曜，和他一样做过县官和郎中，被诬告丢官后醉心于仙道；弹劾他的人叫“伯嚭”，论劾的原因是：“论蒙曜，放浪民，收客结交结缙绅，他眼底又空人，藐王侯，不一瞬，看我等，一似脚底泥，太相欺，致仇恨”。剧中蒙曜和朋友一起到杭州飞霞洞造访的云栖老人，即著名的莲池法师。其他次要些的剧中人，也都能在他的朋友和家人中一一考出形迹，如亡故的长女用的是本来的名字，长子和儿媳的名字稍有改动，也极易辨识。再如剧中的阎罗王，据暗示和剧作者“两同门道”，是“朝端之直臣”“江左之名士”，慧虚法师是“闽中名士”，都不难考证出人物原型的姓名。甚至在第二十六出中还让这些人以真名真姓示人：“笑那老莲池牙根儿没了，笑那屠居士荠根空咬，笑那虞先生门户关牢”。在一部四十八出的长剧中采用这些策略，除了希冀自己能因这些剧目的流传而不朽，也印证了写作的秘密动机之一，在于报仇。

明人无名氏绘《南中繁会图》（局部），图中广场的舞台上正在热热闹闹地演着一出戏。

家有戏班不够，他就花大把的银子聘请名角，兴致上来了还自己粉墨登场，客串红毡[26]。看来他的确深谙观众口味，精通编剧门窍，在为好友梅鼎祚的一出演绎唐代诗人韩翊与妻柳氏悲欢离合的传奇《章台柳玉合记》所作的推介中，他宣谕自己的戏剧主张：“传奇之妙，在雅俗并陈，意调双美。有声有色，有情有态。欢则艳骨，悲则销魂，扬则色飞，怖则神夺，极才致则赏激名流，通俗情则娱快妇竖，斯其至乎！”[27]但这个华丽派戏剧家实在过于喜欢卖弄才情了，虽然戏文宾白美轮美奂，但总难掩结构散漫、关目芜杂的弊病，以至同时代就有人批评他的《彩毫记》“涂金缋碧”“求一真语、隽语、快语、本色语，终卷不可得也”，稍晚的戏剧评论家祁彪佳也对他的《昙花记》篇幅长、关目繁、人物多、宾白多表示不满，说他“学问堆垛”，实在太爱卖弄了。[28]

屠隆说，在这些新戏中他要传达的乃是这样的人生体验：“风流得意之事，一过辄生悲凉，清真寂寞之境，愈久转有意味”。世人不是好歌舞戏曲吗，那他就顺从他们的这个喜好，闲提五寸斓斑管，“狠下轮回种子”，向他们进行道德劝诫，他把这一苦心之举称为“拔赵帜，插汉帜”。他以一种矫装的道学先生的口气告诉观众，盛宴高张，伎乐声声，戏台上莺钗成行，水袖和烟雾一起飘动，表面看这一切是多么美好，然而嗜欲的结局是悲惨的，繁华的最后总是嶙火荧荧、山鬼夜语。看起来是高扬着道德教化的大旗，但也只有他自己明白，这么说有多少的不得已。但偏偏也有人会着他的道，据说剧作家邹迪光看了《昙花记》后就想解散家里的戏班，奉佛参禅去了，后来还是因为好友潘之恒的劝阻，才打消了此念。

管志道早就看出了屠隆所说的劝惩云云不过虚晃一枪，沉溺于欲望化的讲述才是此老真面目，在一封长达三千余字的回信中，管志道说屠隆的这几个传奇于宣扬佛理实可谓南辕北辙，虽然作者才华过人，这些传奇写得意极精、辞极巧，但以佛学勘之，实在都没有跳出“绮语障”，尤其是《昙花记》，“近来淫曲滥觞，此作真是绝唱！”管志道问，你说这些传奇的目的在于化民，请问，以声色而入剧戏，所化几何？可别让世人认妄为真，又迷真为妄，那可真是为天下种一大妄语了！[29]

生命时时欲飞，然而在道德重扼下，却总是飞不起来。有时看似他轻逸地跃过去了，还是被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捆着，怎么也飞不起来。

我是谁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屠隆还是为多年的放任付出了代价。他染上了被当今医学称之为“由苍白密螺旋体引起的系统疾病”的梅毒。这种汤显祖所说的“情寄之疡”，把他折磨得生不如死，全身的筋骨似乎都一截截坏掉了，整日号痛不止，尊严尽失，要全家念诵观世音名号以求解脱。在他辗转病榻时，已经回到江西临川的汤显祖寄来十首诗，语气虽不无调侃，却也是多年老友的殷殷关切。[30]汤另有一诗，“望若朝云见若神，一时含笑一时嗔。不应至死缘消渴，放诞风流是可人”[31]，还是在宽慰他放任洒脱，风流人得此风流病，也算各得其所。

是为万历三十三（1605）年。

这时他才如梦方醒一般，发现自己在这个世上已经没有了多少像汤显祖一样伴随始终的朋友。在过往的时日里，不是他得罪了他们，就是他们把他像一只破靴子一样丢弃了。他有没有真正认清过他们？有否得到他们真正的友情？这一切他已来不及细忖，生命弥留之际，他已经感觉不到多少身体的疼痛，而只是对将要吞噬自己的无边无际的虚空心生恐惧。那一刻，他的眼前或许会次第闪现过帘泊后那双动人心魄的眼睛，闪现过骑马冲泥燕市沽酒的北京岁月，闪现过坐着船来看他的吴越名士们的一张张面孔。

而在这之前数年，他已在说自己一生从没看清过自己，正如张三不是他，李四不是他，长卿不是我，纬真亦不是我（屠隆字长卿，又字纬真）。在一篇匆忙写就的自画像中，他说道：

霜降水涸，华脱木枯，万缘傥尽，五岳可庐，人称为我，我不知其为我。

他最后留下遗言，说他一生最大的过错，就在多言多语，要他的儿子把他所有文字，包括那部尚未付梓的大书、几部传奇全都一把火烧掉。自己的一生实在是个大失败，“万事瓦裂，无一足取”，活过了六十春秋，已是足够长了。

[1]另两县为华亭、上海。

[2]《与沈嘉则书》。

[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在郎署，益放诗酒，西宁宋小侯少年好声诗，相得欢甚，两家肆筵曲宴，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部下，中白简罢官。”

[4]《寄王元美、元驭两先生》。

[5]《与张大司马肖甫》。

[6]《同治上海县志》卷一十九《人物》。

[7]屠隆《栖真馆集·与曹观察》。

[8]屠隆曾这样赞美他妻子杨柔卿的贤淑：“余自丁丑登第，出为颖上，青浦令几六年，廉而好施，妇杨柔卿贤而克成余志。岁年得俸钱，尽以散给亲故。及投劾去而窭甚，妇拮据良苦，了无怒色。”《鸿苞集》卷四十四《韩崇》。

[9]汤显祖《送臧晋叔谪归湖上》。

[10]臧懋循，字晋叔，剧作家。因和娈童游乐，万历十三年（1585）被弹劾，罢官回乡。

[11]在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里有关于此事的记载：“阮坚之司理晋安，以癸卯中秋，大会词人于鸟石山之邻霄台，名士宴集者七十馀人，而长卿为祭酒。梨园数部，观者如堵，长卿幅巾白袖，奋袖作‘渔阳挝’，鼓声一作，广场无人，山云怒飞，海水起立。林茂之少年下坐，长卿起执其手曰：子当为《挝鼓歌》以赠屠生。”

[12]“一日遇屠于武林，命其家僮演此曲，挥策四顾，如辛幼安之歌千古江山自鸣得意。予于席间私问冯开之祭酒云，屠年伯此记出何典故。冯笑曰，子不知耶？木字增一，盖成宋字，清字与西为对，泰即宁之意也，屠晚年自恨往时孟浪，致累宋夫人被丑声，侯方向用，亦因以坐废，此忏悔文也。时虞德园吏部在坐，亦闻之笑曰，故不如予作昙花记序云，此乃大雅目连传，免涉闺阁葛藤语，差为得之。予应曰，此乃着色西游记，何必诘其真伪。今冯年伯殁矣。其言必有所本，恨不细叩之。”《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昙花记》。

[13]宋世恩于万历二十年晋红盔将军，二十三年因受贿及前案牵累，被处以革职闲住永不许推用。

[14]《五月十三日，始得屠长卿十一月十七日书。书云守冻，俟冻泮始归。至今未到，赋此迟之》，《丰对楼诗选》卷三十四。

[15]今北京密云、通县一带。

[16]汤显祖《答屠纬真》。

[17]“栎社翁生平受不佞厚恩，足下知之，天下人士所尽闻也。浮云苍狗，世态火燠，片言相失，风波如山，人将食其余乎？今疡发于背，大如盘盂，恐是此生口业报。”《栖真馆集》卷一十七《与王百谷》。

[18]《白榆集·先府君行状》。

[19]《白榆集》卷一十二《答詹政叔》。

[20]《逍遥令》套曲，作于1585年。

[21]“初入里门，犹有父兄三老少年相过慰者，久之，履纂遂绝，谨户萧条”。

[22]屠隆《冥寥子游》。

[23]冯梦祯《快雪堂集》卷五十七，闺四月二十二日日记。

[24]“不问瓶粟罄而张声妓娱客，穷日夜”。张应文《鸿苞居士传》。

[25]“男女之欲去之为难者何？某曰：道家有言，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则其根也，根故难去也。”《栖真集·与李观察书》。

[26]《万历野获编》载：“屠亦能新声，颇以自炫，每剧场辄阑人群优中作技。”

[27]《章台柳玉合记叙》，屠隆《栖真馆集》卷十一。

[28]祈彪佳《曲品》。

[29]管志道《答屠仪部赤水丈书》。

[30]汤显祖《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毁坏，号疼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其一云：“老大无因此病深，到头难遇了人心。亲知得授医王诀，解唱迦云观世音。金骨如丝付粉霜，残年空服禹余粮。惟除念彼观音力，销尽烟花入禁方。”

[31]汤显祖《为屠长卿有赠》。

终为水云心
汤显祖的情幻世界

世间何物似情浓
整一片断魂心痛

——《牡丹亭·鹊桥仙》

乐生

1584年冬天，屠隆灰头土脸被逐出京城时，汤显祖正在南京过着清冷而又优裕的闲曹生活。礼部观政结束后，他被分发留都，担任太常寺博士这一闲职，职衔正七品，七月动身，八月十日已经到任。

对于一个出身三甲的青年官员来说，最理想的晋身之道是经由馆选，进入翰林院，再分发到中央六部历练，一步步熬到进入内阁中枢，像汤显祖这样一入官场就被打发去坐冷板凳，也算是比较少见，比分发到州县的同年都要差劲得多。

在正式踏入帝国官场之前，这个来自鄱阳湖边小城临川的才子已在科考的道路上蹭蹬了十余个年头，昔年名动江右的青年诗人已过而立，华发早生。在万历十一年（1583）通过礼部最高一级考试之前，四次春试不售的经历足够让一个人的自信心饱受摧击，但他竟然挺了过来，依然褒有着剑魄琴心的浪漫情怀，这不能不提两个同时代优秀人物对他人格铸造的影响：一位是万历初年起用为兵部尚书的江西宜黄人谭纶（但谭纶对这个年轻的崇拜者并不太当回事，日后汤显祖在京城拜访谭尚书时就吃了闭门羹），另一位是泰州学派著名学者、曾在汤家短暂执教的理学大师罗汝芳。[1]

罗汝芳之学出自王艮的再传弟子颜钧，算起来是王艮的三传嫡裔，但他这一脉的思想比王艮更为激越脱俗。罗的一个重要创见，在于把《易经》中“生生”的概念引入了心学体系，主张以生代心（“善言心者不如以生代之”），认为生命自身生生不息的过程，便是宇宙生机和最本质的善。罗又善于运用诗歌和艺术手段激发推荡弟子的天机，未来的剧作家从十三岁起与老师朝夕相从，这一乐生的态度自然会对他起到久远的影响[2]。多年后汤贬任广东徐闻县典史时创立贵生书院，就是他重视“生”的一个例证。[3]

汤显祖像

而临川所属抚州府的人文之盛，也使少年汤显祖在面对这个世界之初有了足够的底气。城中有谢灵运祠，系为纪念东晋时曾任职临川内史的山水诗人谢灵运而建，此地是汤显祖和一帮学友功课之余经常流连之处，二十六岁那年，汤在地方政要的资助下出版的第一部诗集《红泉逸草》（收录了他早期的75首诗作），就是向这位千年前的诗人致敬的，据汤自称，其中红泉二字，就出自谢灵运的一句写当地风土的诗：“铜陵映碧涧，石蹬泻红泉。”但从这本充斥着旧习气和平庸意象的循规蹈矩之作上，一点也看不出日后汤身上那种独立不羁的气质。

其实早在万历五年那场春试中，如果这个江西人不那么不识抬举，他早已身登龙门。1576年春天，汤显祖在前往南京国子监游学的途中，应罗汝芳的另一门生、同学沈懋学之邀，顺道在皖南宣城作客，沈介绍了自己的好友、戏曲作家梅鼎祚与汤相识，不久他们那个社交圈子像滚雪团一样扩大了，宣城知县姜奇方也加入了进来。汤第一次上京春试时与姜入住同一家客栈而结识，此番造访，姜正可尽地主之谊。沈懋学性喜骑术，常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挥弄长矛，梅鼎祚则是一本古代名姬美女传记集《青泥莲花记》的作者，这几人都是风流倜傥的名士脾性，让一向拘谨的汤大开眼界，说是聚在一起为明年的春试资粮，实际上是游赏的日子居多。

某日，姜知县向汤、沈两位好友传话，说首辅张居正邀请两位明年春天进京时务到相府一见。原来，张居正为了让次子张嗣修在明年的春试中及第，正在想方设法，一是不让自己的异母兄弟张居谦参加本年春试，以杜天下人之口（居谦不敢违背兄长，不久后郁郁而死）；二是多方罗致海内名士，以作儿子高中科第的陪衬，不让人抓着舞弊的把柄。张府的人打听到，这一科南北士子中，罗汝芳先生的两个高足汤显祖和沈懋学于时文最为精通，且又现在宣城，于是请宣城知县姜奇方居间传话。姜向他的两位朋友坦言，他这么做也有不得已处，因他早年曾以同乡身份在张府坐馆。

第二年初春，汤、沈两位同门学子到了京城，入住东城裱背胡同的一家客栈。沈同学认为一个父亲为了儿子的前途做什么都是可以理解的，欣然就道，依约前往张府。汤同学却打死也不肯去。最后放榜结果出来，几乎全在意料之中，沈懋学高中一甲第一名，张嗣修以第二名及第，即俗称的榜眼，汤显祖则名落孙山，明摆着是首辅大人要给恃才傲物的年轻人一点眼色看。这事儿让沈懋学也老大过意不去，写信安慰他说：“独怜千里骏，拳曲在幽燕。”[4]

狂喜

可以想象这个年轻人的屈辱和伤心。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世所公认的八股文名家对考试制度乃至帝国的用人机制产生了严重怀疑，其直接结果是好多年他都不再去碰那些能够带给一个人以功名和荣耀的时文。其间他在家乡出版了第三部诗集《问棘邮草》[5]，并在写作一部叫《紫箫记》的传奇。

他初试啼声的这个戏，取材于唐人小说《霍小玉传》，原作讲述的是霍小玉被负心郎诗人李益始乱终弃、憔悴以死的故事。这是唐人传奇里最悲情的故事之一。但汤的这个戏并不拘泥原著，而是随意生发出去，表达自己和同时代人对友谊、爱情和仕途的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憧憬，把它改写成了同情迟暮美人、颂扬青春热情的一首风格杂驳的诗剧，曲文宾白用的是当时还不太流行的骈绮体。

小说里的小玉是霍王的庶出，霍王死后，小玉的生母郑六娘被逐出府邸，等待着小玉的命运是做一个官伎。小玉经人介绍认识李益后，两人就同居了。小玉要求她的情郎和她同住八年，因为这个生性浪漫的女孩觉得，和自己真心喜欢的男子一起住满八年，这一辈子也就值了，她不可能奢望一个极有前程的青年诗人与自己厮守终生。汤改写的戏剧中，霍王并未死去，只是忽然想要去寻长生不老之术，遣散了郑六娘、杜秋娘两个侍妾，小玉也没有与李益认识的当晚就同居，而是举行了一场婚礼，成了李益正式的妻子，且一起生活的时间为十年。小说中的李益是一个负心郎的角色，但汤在戏中把他的品格塑造得完全当得起小玉那份痴爱。婚后不久，一次在花园散步时，小玉把相守十年的计划告诉了李益，李益当即信誓旦旦要相爱到白头，两人在花园里唱和的那些辞句，正见出了这对青年夫妻爱情之浓烈。不久，李益去边疆任职，完全陷入了对妻子如醉如狂的思念，一直到三年后，他们终得团圆，似乎未来的岁月里再也没有什么能把他们分开了。

明代金陵书坊刻本《李十郎紫箫记》插图

当那些华美的句子喷薄而出，写戏人似乎也完全陶醉于爱的狂喜中了：爱可以战胜空间的睽隔，爱同样可以战胜时间。虽然这个戏从未排演，但写作过程中充满着的浮世里的种种快乐使汤意识到，比之诗文的高蹈与艰涩，戏曲传奇是一种多么世俗化、又与生命贴得多么近的东西啊。据汤日后回忆，他每填好一曲，就有等在一边的朋友玉云生“夜舞朝歌而去”。此人体态苗条，用海盐腔演唱时，假声清润而尖细，一发现有曲调不合的地方就随时向他指出[6]。此外，当地一帮有钱又有闲的名家子弟也始终围着他转，参与到剧情的讨论中，不时有曾粤祥的美食佳肴，又有谢廷谅的应酬接待。这部意象藻丽、对句工整的华丽大戏中的诗朋酒侣，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和朋友们充满着梦幻骚动的青年时代生活的写照。

从一个理学家的高足、时文写作名家转向诗歌和传奇，并让世俗的情感进入他的写作，汤在1576年后的几年经历着心智和情感上的脱胎换骨。但他那时候尚不自知，倒是同时代灵敏的读者已辨认出了他独特的气息，其中就有著名画家兼诗人徐渭。这个因杀妻案入狱的传奇性人物1579年刑满释放后，已快六十岁了，他在前往北京投奔翰林侍读张元忭的途中读到了一册汤的诗集《问棘邮草》，评价是“通篇都佳，愈看愈妙”，并在客旅中写下一封热情如火的信，自谦愿意给小他近三十岁的诗人“执鞭”（“执鞭今始慰生平”）。此信无法投递，直到后来有人前往江西才得便寄出，送达汤的手上。

就这么着，直到张居正死后一年即万历十一年那一榜，汤显祖总算是结束了三年一度令人痛苦不堪的向着北京的奔跑，晋身这个时代最为精英的人群行列。他的会试成绩不算太好（为第三甲第二百十一名赐同进士出身），三十四岁的及第年龄也不算年轻，但这已足以使多次碰壁的他稍感安慰。像那个年头所有抱有政治热望的青年官员一样，结束礼部观政后，汤显祖对自己的人生设计当然是希望留在京城一展抱负，毕竟当时世人的眼里，没本事没后台的人才去外补的，用他朋友屠隆的说法是，“以内馆为高华，以外吏为流俗，以词赋为雅道，以吏事为风尘”。但此时的阁臣张四维、申时行都是张居正执政时代的元老，汤留京的希望实是很渺茫，虽然申、张两人的儿子也都是他的同年进士，但禀性高傲的他从来不想动用这层关系留在北京。

在元老派的阴影下

南京，或称南都，从15世纪初成祖迁都以后，它在帝国的政治版图上一直相当于朝廷的后乐园，虽然名义上保留了一套虚设的行政机构，设有礼、刑、工三部，实际上是失意官员的集散地、生意人的天堂和帝国全境范围内最繁华的娱乐中心。在一个道德主义者的目光看来，这是一块与堕落、腐化、犯罪接壤的土地，它只会生长出享乐主义的恶之花和迁延、迟疑、不负责任的行事作派，一个北方人如果到了这里，必须要加倍小心，才能使智力和精神不至于堕落。但显然的，汤显祖对这座散发着浓郁的艺术气息的城市并不感冒，六朝以来的抒情诗歌早就让他对这座城市向往不已，在他眼里，留都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或许要超过北京，而城中规模宏大的国子监，秦淮河上的歌童美女，麇集于三山街的印刷作坊和书铺，以及遍布城内外的名山古寺，这些文化地标在他眼里都有着持久的魅力。

汤显祖行书诗卷

其实早在1576年前后，汤就造访过石头城，并在1579年春试落第后的南京之行中结识了学问渊博的时任国子监祭酒戴洵，一位来自浙江奉化的和蔼的小老头。从他自叙行迹的诗歌《怀戴四明先生并问屠长卿》来看，“八月十日到官寺，是日临斋多所思，明堂碧海旧经游，复道香街始为吏，三日南雍拜圣人……”他到南京的第三天就去了国子监，门房告诉他，戴洵早在两年前就已离开国子监回了浙江奉化老家，这未免让他感到了一丝失望。

一个热衷社交的年轻人，在万历年间的南京总会找到气息投合的朋友。汤供职的太常寺，在帝国庞大的躯体里是一个类似盲肠的部门，基本上可有可无，除了重大节庆活动时要祈天、祀祖，让他和同僚们忙乎一阵，大多时间尽可让他读书、喝酒、四处玩赏。与他来往密切的朋友中，有一位是后来被劾行为不端丢官的国子监博士臧懋循（字晋叔），此人来自浙江长兴，精通音律，有许多歌伎朋友，有事没事总喜欢往秦淮河的画舫送银子。还有两位他视之为畏友的，是当年张居正“夺情”一案里受过廷杖处分的著名的反对派赵用贤和邹元标。汤赴任南京后不久，邹元标因慈宁宫焚毁上了一道评论时政的奏章被万历下诏切责，由吏科给事中被贬南京刑部，他和汤算是前后脚到的南京，同系江西老乡，往来自然更为密切。

顶头上司太常寺少卿王世懋那里，他反倒很少去走动。王世懋是万历五年进士，与屠隆、沈懋学等同年，但时人看重的是他的另一个身份，文坛领袖、刑部尚书王世贞的弟弟。其兄声名笼盖海内，一个文坛后进只要得到了王世贞的片言褒赏就会声价骤起，多少人想通过王世懋搭上他那位有权势的兄长而不得，但汤认为他与上司复古主义的文学主张不合，“不与往还”。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因自引避，不敢再谒尚书（王世贞）之门”[7]。事实上，文学趣味的异同不过一借口而已，他们的关系搞得这么僵，究其根本还是笼罩在了元老派与少壮派对抗的阴影下。

在南京的这些年，汤一直在修改三十岁那年在老家写的《紫箫记》。大概1579年前后他就写出了上部，当时有地方戏班来找他谈过搬演上舞台的事，但有人指出此剧涉嫌影射某朝中大佬，后来就不了了之[8]。刚到南京那几年，他就想把这部戏的下部写出来，但苦于一直找不到感觉，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他三十七岁那年才把此剧正式定稿，并改名为《紫钗记》。南京的一家书坊文林阁有意刊印此稿，但因“部长吏”王世懋的干预，“是非蜂起，讹言四方”[9]，出版商不得不忍痛放弃。此剧后来到1595年才有机会付梓，这是后话，不提。[10]

汤对戏剧的终身热爱，最初可追溯到十二岁那年在老家临川看的一场戏。这是邻县宜黄人谭纶在军中招募的班社，擅唱海盐腔，谭纶回籍奔丧，带来的这个戏班就在附近县乡演出。[11]现已无法得知当年这场戏上演的是什么剧目，但不难想象戏台上穿梭的人影和咿咿哑哑的唱腔对敏感的少年内心世界的冲击，因为自兹他知道了，这世上有一种叫传奇的东西，可以哭，可以笑，可以借由美轮美奂的音律和戏中角色的宾白，传达出内心的悲戚、欢乐和梦想。

这样的做派在自居正统者看来无异虚度时光，1568年夏天，汤的老师罗汝芳由南昌来南京，应国子监祭酒赵志皋之邀在鸡鸣寺开讲性命之理，这个有着超凡魅力的演说家就很不满昔日得意弟子的现状，质问他：“子与天下士日泮涣悲歌，意何为者？究竟于性命何如？何时可了？”这一迭声的问让汤如针芒在背，连着数晚一想起来就不能入睡，他作了诚恳的检讨，但无可奈何地，他与理学家所期许的目标还是越来越远了。

汤显祖《紫钗记》图册册页， 民国徐砚（紫薇山人）绘。

虽然汤受学于罗汝芳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于自己没有如老师所期望的那样走上理学的讲坛，他还是一直心存愧疚。他说自己也没想到会成为师门的叛徒，但好多时候人生的轨迹实在不是凭着良好的愿望能够选定的。“后乃畔（叛）去，为激发推荡，歌舞诵数自娱。积数十年，中庸绝而天机死。”后来他在《太平山房集选序》中如是说。

在万历朝死水一般的政坛，一个低层文官只要不过激、不出头、不落下明显的把柄，还是可以获得缓慢的升迁。在南京的第五个年头，汤显祖改官南京詹事府主簿，再一年，晋升正六品的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北京吏部的朋友来信告诉他，只要他放下身段，多与朝中大佬、特别是内阁政要们通好，内调京城任吏部主事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在南京的几年闲散日子过下来，京城对汤已没有了当初那么大的吸引力。他回信说，他现在不能离开南京，就如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南京离老家顺风只有五日水程，每月有信札来回，而在京城一百多天不通信是常事，再说了，在北京做六品郎官，一年薪俸四万文，除去房租柴米，再雇两个当差，一年就得花七万，哪能维持得了？而在南方，人伕酒米都从家里带来，自然节省许多。他还说北方气候不好，风沙满面、吹得人张不开眼了还得出门拜客，冰厚六尺雪高三丈，还得摸黑去上朝，加之吸的是煤气，睡的是煤坑，自己从小受不得秽气，看见道路上不干不净的，就会头昏脑胀，北京有的是做官的人，何必一定找我？[12]

真可像

他摆出这么一副决意拒绝的姿态，或许是因为与真可和尚的几次充满机锋的对话，使他开始有意识地给自己的人生做减法，放下一些尘世间的眷恋之物。真可和尚[13]是当代禅宗大师，与李贽并称当世两大教主。万历十八年（1590）冬天，汤显祖与真可在南京邹元标的寓所初次会见时，真可和尚就流露出了超度他出世的强烈意愿，而究其缘由，说来堪奇，竟是因为多年以前汤显祖题在南昌城外云峰寺墙上的两首小诗《莲池坠簪题壁》。真可和尚“直捷痛快”[14]，当场背诵了二十年前汤显祖的这两首小诗：“搔首向东林，遗簪跃复沉，虽为头上物，终为水云心。”“桥影下西夕，遗簪秋水中，或是投簪处，因缘莲叶东。”说从中很早就看出，汤“受性高明，嗜欲浅而天机深”，希望有一天他能真正按照诗中的夙愿去做。

听和尚缓缓吟来，汤显祖陡然回忆起了1570年秋天，秋试中式的他去南昌城外的云峰寺拜谢一个文学前辈，告别出来已是薄暮时分，他在寺门外莲池旁休息时不慎把一枚束发的簪子落入池中，于是随口吟了这两首小诗题在壁上。他一面惊叹因缘巧合，一面又感动于真可的诚意，但当真可劝他辞官剃度时，或许他身上叛逆的一面还没有真可所期望的那么强烈，他迟疑了。最后，他答应受记[15]，而不出家。真可给他取了一个法名寸虚，意即希望他的方寸之心永远虚空。临别时真可表示，汤一日不入空门，他就一日不放弃努力。

“汤遂昌”

万历十九年（1591）初春，扫过西北天际的一颗慧星结束了汤显祖在南京清静自在的生活，把他扫到了千里之外琼州海峡北岸的广东徐闻县，出任不入流的典史一职。

事情的缘起是，这年春天星变，万历皇帝下诏修省，同时切责各科道言官旁观避祸、欺蒙圣聪，要求臣下们上疏建言。本来只是生性怠惰的万历皇帝作出的一个姿态，这个南都散官竟然认了真，邸报传到南京没多久，他就写下一篇《论辅臣科臣疏》递了上去。道德义愤和对当下政治的不满使他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骂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器然坏之”，又骂后十年之政，现执政申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真个是“辅臣欺蔽如故，科臣贿媚方新”。

他又举两位正直敢言的御使丁此吕和万国钦为例，质问道，丁此吕揭发考试作弊，万国钦斥责对外妥协，都落得个罢职的下场，六科十三道的言官之所以噤若寒蝉，还不是因为首辅申时行专权？

这个人在政治上一直都是不结盟的，此疏针对的又是手握权柄的首辅大人，受到“假借国事攻讦元辅”的反噬也在料想之中。念他为官多年，纵有携妓冶游等小节，但也无有大过，贬到广东琼州也算是从轻议处了。但这一下还是把汤打得不轻，出京南下时他顺道回了一趟江西老家，一到家就疟疾发作，在持续的高烧中，他被各种各样的梦境包围着，他后来不无惊悸地回忆说，在其中的一个梦里，自己被缩小成只有一尺高，在一个破屋子里四处摸索门户想跑到外面去，外面月光细碎暗淡，他就是找不到一扇出去的门。最后是他父亲把他叫醒了。

和屠隆一样，两人都是在度过一段相对顺遂平静的官宦生活后，在人生的中途遭受波折。两个都是心气很高且敏感的人，突遇挫败，自免不了世事翻覆如浮云的无常之感。对屠隆来说，“淫纵”的指控把他打入底层的泥淖，一辈子穷愁潦倒未能翻身，汤显祖比他幸运的是，做了两年典史之后，随着申时行内阁的倒台，又有机会起复，调任浙江西南部一个叫遂昌（又名平昌）的小县知县——任命书上说是“量移”。这也使他免去了屠隆那样的衣食之虞，公务之余还可“借俸著书”。

从汤显祖在遂昌五年任期内的治绩来看，修城垣、捕盗贼、惩豪强、建书院，以致百姓安宁，讼案大为减少，他还是称得上帝国基层的一个能吏。尤其是诸如元宵夜把囚徒放回去与家人团聚观灯这些举措背后的人道关怀，更是为他在当地士民中羸得了极佳口碑。“儿童竹马，阳春有脚，经过百姓人家。月明无犬吠黄花，雨过有人耕绿野，真个，村村雨露桑麻”，这曲《八声甘州》，是他后来在新戏《牡丹亭》里描述南阳太守杜宝挑着花酒、春巡劝农的场景，某种程度上也是他这个平昌县令夫子自道。

汤显祖诗，行草扇面

蜗居山城小县，最易怀旧，他与屠隆交往不算多，到了此间却时常会想起。这个自我放逐山水间的人不知流浪到了何处？近来又度了什么新曲？他写信邀之前来，埋怨总是不成行：

弟洗竹林寺以待足下，竟成子虚。羊沟蚹谷，何得赤水之珠？

在汤的热诚邀约下，大约万历二十三年（1595）暮春，屠隆由鄞县老家南下经天台、历雁荡、渡瓯江、过丽水，直抵遂昌。他虽是初次造访这座浙西南小城，但通过友人书信里的描述，他对遂昌已颇不陌生。汤显祖曾自称他这个神仙县令如山鬼，终日与白云、青萝、石泉为伍，衙署少讼案，有时连麋鹿都会大摇大摆闯将进来，主人则坐在堂中弹琴，一柱一弦尽是山水清音。荒僻的小城没有清歌妙舞可供消遣，汤知县陪着好友自侵云岭、飞鹤山、碧秀岭、三台寺一路走下来，入禅寺与老僧对谈，观摩崖石刻，又去了较远的白马山及离城八十里的青城山。此地山丘虽少奇峰怪石，只是寻常小景，却也楚楚可爱，屠隆对老友觅得这块神仙宝地作逍遥游心羡不已，对此地风物和淳朴民风更是赞不绝口，称“邑在万山中，人境僻绝，土风淳美”。

汤还带他去看了城东报愿寺前的钟楼。在汤来到遂昌之前，这座小山城好像处在时间之外，百姓以日影的移动计算时间，日子过得懒散得不行。汤来到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报愿寺前重建了钟楼，名之为启明楼，按时叩响巨钟，催促做工或者就读。屠隆说，此城百姓向来简陋，多赖汤君来后，才听到了报时的更漏。他认为这功绩就像创世一样伟大。[16]

上一年春天，汤显祖曾赴京上计[17]，在北京结识了董其昌、陶望龄和文名动天下的湖广公安袁氏三兄弟。当时三袁中的老大宗道已任翰林院编修，老二宏道中了进士在京候选，老三中道还在准备考试，在袁宗道举办的一次酒宴上，汤与三兄弟把酒言欢，与老二袁中郎尤其投契，南归途中又与刚放了吴县令的袁中郎结伴而行。山城夜晚无事，这些交游的往事都成了主客之间极好的谈资，汤显祖还透露，袁中郎对屠隆极是仰慕，称他身上没有一丝俗气，吴县令的位置还没坐热，就想挂冠而去，跟随长卿先生游尽天下山水呢。屠隆说，他也收到中郎的信了，“欲与长卿一别，而竟未能。俗吏之缚束人甚矣，明年将挂冠从长卿游。此意已决。会汤义仍先生幸及之”，只是中郎的辞呈今年春天已经递上去了，上面迟迟没有照准，不知是何道理。

白日里，游赏、煮酒、度曲、纵歌，到了晚上，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两个戏剧家凑在灯下一起研读董解元的《西厢记》：

古厅无诉，衙退，疏帘，捉笔了霍小玉公案。时取参观，更觉会心。辄泚笔淋漓，快叫欲绝。何物董郎，传神写照，道人意中事若是。适屠长卿访余署中，遂出相质。

他们一致认为，董解元这一出《西厢记》的精华是情，而不是色。情，就是那种让人生而复死、死而复生的东西，也是让他们走过百里千里聚在一起的那种东西。汤显祖说以前写戏，总是一味想着冲破“理”的樊篱，给人欲以应有的位置，原来“慕色”这一关也要闯过去，这样好作品才会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向好友透露，在遂昌的这几年一直在构思一个新戏，那是阴阳两隔的一对男女以赤诚之情感动鬼神还魂人间结为夫妻的故事。屠隆也向好友表示，数夜晤谈，就好像万历十二年以来的事都奔来眼前了，自己再次写作传奇的欲望也已被唤醒。

汤、屠这些隆万年间的作家，都是把诗文、戏曲当作自叙传来写的写实派高手，他们的生平行迹总会在写下的文字中不经意地透露，从汤显祖这一期间写下的一首诗作《松阳周明府乍闻得纬真子，形神飞动，急书走迎之，喜作，明府最善琴理》来看，屠隆作客遂昌的消息传到邻县松阳，古琴演奏家松阳令周宗邠喜不自胜，把汤、屠一并请到了松阳。是诗前半首说：“空谷逢人亦快哉，平昌一榻自仙才。即看山色排云起，似听泉声喜客来。”诗意虽平，那喜乐的心情却是跃然纸上了。“倾筐迎处夜筵开”，百仞山下通宵达旦的豪饮后，又弹古琴，唱新曲，“长卿大有闻琴兴，许傍琴堂更筑台”。

他们沿着平滑如镜的松阴溪，看了两岸有百年树龄的香樟和银杏，又去城西看了北宋咸平年间造的延庆寺塔，此塔玲珑绝伦，又据传内藏高僧舍利，令他们流连久之。按照作客的惯例，两人还同为周氏先祖兄弟题写了像赞。周知县就像一个老到的珠宝商人一样，最后他向贵客们亮出的宝物，是县城西郊官塘门外的一丘古坟——鹦鹉冢。

据说此地长眠着南宋时的一位才女张玉娘。此女尚未成年就许婚表兄，然因父母悔婚，未婚夫忧病而亡，玉娘终生不嫁，郁郁病逝，她死后，两个侍女一病死，一自经死，连她养着的一只鹦鹉，也悲鸣绝食而死，三个女人加一只鹦鹉合葬一处，故名鹦鹉冢。周知县这一番解说，听得两个客人嗟叹不已，尤其是那只情深意重的鹦鹉，他们都觉得，如果要把张玉娘本事搬上戏台的话，那简直是一件不需外借的最好的道具。而才女的那本《兰雪集》，一句“山之高，月出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就让他们对埋在土丘里那个数百年前的女人大起知己之感。

按照屠隆的最初设想，他还想偕着汤显祖恣游浙西各处形胜，只是忽然家中九十六岁的老母亲有事，托人来信相招，屠隆才不得不打消了继续游赏的念头提前回家。从汤显祖的《长卿初拟恣游浙东胜处，忽闻太夫人返棹，怅焉有作》一诗来看，他们接下来的旅程安排上至少还有天台、缙云、青田等处：“天台莓梁亦咫尺，丽阳片叶莲花里，缙云丹丘停凤笙，青田白鹤衔花蕊”。惦念着母亲的饮食起居，屠隆不得不辞谢了主人的再三挽留，匆促作别回乡侍亲，这片山水只能留待下次再游了。

这年秋天，屠隆又来到了遂昌。这次行程本来不在他的计划之内。八月，他去苏州参加王锡爵母亲的葬礼后，在城中盘桓了数日，某日，他与吴县县令袁宏道、长洲县令江盈科等人在阖阊城门下泛舟时，忽然听闻一个消息，自己的好友、起复为浙江海道副使的丁此吕被人诬告，于七月间在南昌逮捕。丁是屠隆的同年，他们都是万历五年这一科的进士，心急如焚的屠隆立即溯钱塘江、富春江而上，想要直奔南昌，与丁此吕话别。哪知到了兰溪，从县令赵符卿处得知，丁已被锦衣卫押解北上。屠隆说那时的自己“恸哭歧路，踟蹰何之”，想到兰溪与遂昌相去不远，一路扑空的他于是临时决定，转道去会会汤，同时也把这个消息带给他。

丁此吕是汤的同乡，也是好友，听到这一消息，汤立即派人赶赴南昌，打探丁此吕一案的消息。十多天后，去南昌的人带回了丁此吕被捕时手书的一纸绝决词，不多久，朝廷的邸报也发布了丁案的消息。丁在官场上一向以敢担当、有气节著称，此番被坐以贪污罪名，遭锦衣卫逮拿问京，连大学士赵志皋都保他不住，官场的凶险莫测，给汤、屠二人留下了拂之不去的阴影，他们接到丁手书的绝决词时的反应，是“各哽咽不能读”。但事已至此，此刻他们又遥处浙西南小城，自然无法北上探视，汤写下了一首诗寄京中一位任要职的大臣，托他多为关照遭到厄运的朋友。[18]

他们的这次会面笼罩在好友遭诬被逮的阴影下，尽管主人依然热情陪游，但赏玩的兴致已非复春天时高涨。宴中忽然生悲，只觉空堂灯寒，这滋味任谁都不会好受。于是屠隆识趣地辞别，汤则照例挽留再三，最后在县域北界的九华馆为之饯别，又冒雨送过七津渡，直至城北三十里的侵云岭。“杯残忽不欢，空堂灯影寒。十年一笑长安邸，嵚岖历落称才子。非烟汉殿香铜盘，幽山桂枝愁蠹死。扁舟踯蹬江湖轻，飒来婉娈莲花城。直为弦歌似青浦，那得琴人逗长卿！”[19]汤为自己的遂昌小城没有青浦县那样丰饶、有趣感到抱愧。作为回报，也是他们多年友情的一个纪念，屠隆行前为汤已经编定尚未出版的《玉茗堂文集》写下了一篇序，称汤显祖为人“气节孤峻”“洒焉自适”，官当得不错，甚孚民望，诗文也日益精进，“豪宕激人”“气猛思沉”[20]，自己的才气骨力，远远不如他。

汤最为得意的是老友从气入手来谈他的文章，作为文坛复古派前后七子的反对者，他们都反对机械主义的刻板摹写，主张文章要有灵气、生气，而配得上这样的不朽文字的人，首先得是一个不为尘世所牢笼的英迈超脱之士，“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21]。

《玉茗堂文集》（1606年刻印）

此间可叙者，尚有一事，那就是真可和尚的到访。汤显祖1591年春天贬去广东徐闻县时，真可就想去看他，但到能够动身时，汤已调任遂昌令。真可是在1595年秋冬之交即屠隆离开遂昌后不久，由杭州坐船经龙游县，尔后徒步翻山进入遂昌的。这个执著的和尚在离遂昌还有六十里的赤津岭中途休息时题了一诗：“汤遂昌，汤遂昌，不住平川住山乡，赚我千岩万壑来，几回热汗沾衣裳。”一个“赚”字道出了他对汤显祖还在红尘中打滚的焦虑，和自己度之无门的进退踟蹰。

屠隆为《玉茗堂文集》所作序

如果把1570年秋天他在南昌城外西山云峰寺读到汤显祖题壁诗作为与汤的初次相见，这应该是他们第三次相见了。汤把和尚安排在遂昌城内济川桥头的妙智禅堂，安静的禅堂里他们应该有过数次思想的交锋。真可反对汤的重情，认为性高于情，他这样告诉汤：“夫近者性也，远者情也，昧而恣情，谓之轻道。”[22]但真可终究不能让对方心悦诚服地加入他的佛法世界。

遂昌城外十五里有一古寺，名唐山寺，唐末禅月大师贯休曾在此地静修十余年。汤陪着他的客人造访唐山寺时，真可给他讲了一个贯休做过的梦：贯休梦见异人叫他临摹十八罗汉的画像，画到最后一位时，异人不再指点，却叫他临摹池水中所见的影象，意即暗示贯休，罗汉即是他的前身。真可讲这个故事，目的在于向汤暗示，和尚是他前身，但汤听了这则富于想象力的传说却不置可否。

情感与梦幻

凡此种种的入世、阅世与交游，都不过是成为一个职业作家前必要的准备。此后两三年，当屠隆带着他的家僮、戏班到处播演新剧《昙花记》时，汤显祖正在埋头写他的那个生死故事，被剧中一个叫杜丽娘的女子梦牵魂绕。[23]

最初引发汤显祖创作冲动的，是先前读到过的同时代作家一本叫《燕居笔记》的话本小说里的一篇叫《杜丽娘慕色还魂》的，讲的是广东南安府太守杜宝有一小女名唤丽娘，春日游园，梦见与少年书生柳梦梅幽会缠绵，梦醒后得了相思病，临死，画下自己一幅肖像，遗言要求埋在花园的一株梅树下——结满果子的梅树正是年轻女子等候她的情人的隐喻。杜太守不久奉调新职，离开南安去了扬州，接着丽娘梦里的少年书生柳梦梅来到了南安，住在杜宅，无意中看到那幅肖像，非常喜爱，夜间，丽娘之魂执著不灭，前来与梦中情人相会，并诿称邻家女，后来她终于透露了真实身份，并请求发掘她的尸体，最后，复活的丽娘与柳生结为夫妻，一起北上扬州寻找她的父母。[24]

汤显祖很快就觉得了这个故事的非同寻常。一个生活在官衙之中绣房之内的青春期女子，在春天到处飞扬着花粉的花园里，梦见与一个年轻男子幽会、缠绵，在一个性禁忌的时代里简直是难以启齿的。而她竟然为一个虚妄的梦一往情深，伤感、迷乱至此，以致一病不起。尤为不可思议的是，她的梦中情人柳梦梅还确有其人，她的魂能够穿越生死关隘与之幽会，最后，她死而复活了，这一对情人的阴阳姻缘得到了世人的认可。

昙阳子（王焘贞）像

这个故事里蕴含着的梦想的巨大力量击中了汤显祖。在那个时代，一个少女连午睡和游花园都是不道德的，而这个女子任由梦想牵引着，出入阴阳两界，追到了自己的幸福！当汤显祖在遂昌衙署里读着这个痴情女子花园里的梦，她的忧愁与死亡，她在地府里的受审，她最后的复活，这个因情成梦、因梦成真，又生而后死、死而后生的传奇故事，一定让他想到了发生在邻县的宋朝张玉娘的爱情故事，想到了十八年前去世、士林中纷传一时的法名昙阳子的太仓女子王焘贞[25]，那个于十七岁那年丈夫去世后，在长时间的自我禁闭中精神失常、自以为是昙鸾菩萨化身的可怜的女子。这些面容娟好、才艺出众的女子，她们的如花青春未及盛放就凋谢了，那都是因为没有得到爱情的浇灌。而杜丽娘的肉身虽被无望的爱摧灭，她的一缕香魂在地底下沉睡三年后，竟能通过地府的审判重新投入情人的怀抱，这不是爱情的胜利又是什么？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于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漠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26]

这段脍炙人口的话里，他迫不及待宣谕的，正是从这个故事中发现的爱的哲学。如果我们还记得他的老师罗汝芳曾以“生”字代替“心”字，那么，他在这段文字里一而再地提及“生”“情”“梦”，似乎正在把老师的思想予以戏剧化的演绎，情，正是生命里最基本的要件。抵抗遗忘，抵抗时间，各家有各家的手段，最不济的还可以借酒浇愁、借酒忘忧，那为什么不去尝尝爱情这杯浓烈而销魂的酒？

“世间何物似情浓？整一片还魂心痛。”原来情就是那种穿越生死两界的东西。原来这世上就两种人，有情人和无情人。

他很快为剧中的这个痴情女子找到了一个美丽的还魂处所：牡丹亭。牡丹，这国色之花，重瓣、肉欲、感性，天机奔放，以之命名的这个花园里的亭子，似乎才对得起那个穿越死亡的地府、不惜以情爱和生命去与命运抗争的女子。

《牡丹亭》之《惊梦》木版画

汤设计了丽娘在花园中揽镜自赏时入梦：丽娘看镜，镜中人回看丽娘，这让她不胜娇羞，一时心旌摇荡。“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丛人半面，逶逗得彩云偏。”（第10出《惊梦》）这是一个少女性意识萌动的时刻，这个梦一般的时刻籍由一面镜子微妙地表现了出来。“晴丝”为“情思”之谐，当是这个语言大师的惯用伎俩。然后，丽娘在梦中与少年柳生抵死缠绵，梦醒后愿为爱献身，而不管对方是否愿和她一起为情出生入死，她都一厢情愿地执著：“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第12出《寻梦》）剧情继续推进，这段无望的爱情让女主人公相思成疾，日渐消瘦，她感到了死神的召唤，死之前，她执意要画下一幅肖像，为后世留下她最美时候的样子。对镜自画时，丽娘一面叹息“这本色人儿妙”，一面又假想着梦中情人看到肖像后对自己的怀念：“虚劳，寄春容教谁泪落，做真真无人唤叫。堪愁夭，精神出现留与后人标。”（第14出《写真》）然后是遵从死者遗愿，画像随杜丽娘一同下葬（20出《闹殇》）。三年后，搬入杜宅的柳梦梅机缘凑巧得到画像（24出《拾画》），惊艳于画中人的美丽，顿生恋慕，一声声地呼唤画中人（26出《玩真》），故事波澜叠撞直至戏剧中场的高潮：丽娘的鬼魂半夜来访，与梦中情人魂交幽欢（28出《幽媾》）。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都这般付与断井残垣”，当他写下这样的句子，这个多情的人心中一定涌起了广大的悲悯。“性无善恶，情有之”，他告诉朋友在王阳明的心学启悟下的这一发现，并说自己也像女主人公一样被梦困住了，杜丽娘是缘情生幻、因情成梦，而他是“因梦成戏”了[27]，不把它写出来，他的一生会不得安宁。

然而要将一个不足三千字的话本小说衍生为数十出洋洋洒洒的传奇大戏，他不能只满足于仅仅讲述一个线条单一的言情故事，而要让众声喧哗，让各色人等穿行其中，换言之，他要敞开门让更广大的世界进来。

此时，汤作为一个天才喜剧家的才能得到了真正的焕发，戏里的大小配角都显得生机勃勃、不可或缺。他让女主人公的父亲，那个正直可敬的太守，以严正的卫道士和唯理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他不相信死去的女儿竟能复活，不断地责打找上门来的女婿，硬要指责对方是一个盗墓贼。那个少年书生柳梦梅，在第2出《言怀》中出现时做了一个梦，梦见梅树下立着个美人，不长不短，如送如迎。美人对他说，柳生，柳生，遇俺方有姻缘之分，发迹之期。就这一梦，就可看出，汤对他热衷功名的行径也是心存讥讽的，后来柳生幸运地中了状元，得意之际就开始折磨老丈人，报复他开始看不起自己。塾师是一个冬烘先生，略知医术，热心帮助人，却又完全不懂自然之美和爱情的神妙，丽娘死后他成了守墓人，又无意中把丽娘的肖像传到了柳生手上。还有几个道姑，竟是以逗人发笑的性饥渴者的角色出场，其中一个姓石的道姑，一出场就是一大段自我贬抑的独白，自嘲是个石女。可以想象，当戏班搬演此剧进展到这些情节时，那些带着性暗示、甚至不无秽亵的宾白，在观众中会激起多么欢乐的笑声。

欲望，以及对欲望的喜剧化表达，在这里竟然成为了所有反讽和笑声的根源。这个喜剧大师终于用笑声化解了世人对声色的质疑。

这种反讽的力量在剧中女主人公复活后突然变得尖锐而有力。那个为了爱情出生入死的女孩，那个一睡三年的睡美人，当她重新回到人间，突然变得让观众不敢相认了——她成了一个非常遵守礼仪、羞答答的大家闺秀，在这部戏的第36场，她明确拒绝了柳梦梅的求欢，要求明媒正娶：

旦：秀才，可记得古书云，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生：日前虽不是钻穴相窥，早由钻坟而入了，小姐今日又会起书来。

旦：秀才，比前不同，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

在同一幕戏里，她答应柳生即刻成婚，同时告诉他，自己还是处子之身。

旦：柳郎，奴家依然还是女身。

生：已经数度幽期，玉体岂能无损？

旦：那是魂，这才是正身陪奉。

伴情哥则是游魂，女儿身依旧含胎。

剧情进展到这里，台下观众要傻眼了，他们看到的已不是三年前那个因相思死去的姑娘了。现在的她谨守童真，坚守人鬼之限，鬼可纵情，人须守礼。虽然她在新婚之夜享受了销魂的肉欲之爱后还在这样对柳生说：“柳郎，今日方知有人间之乐也”，但情境倏忽已变，这对新婚夫妻现在要做的是尽量纠正当初浪漫式的越礼行为，使他们的结合在世人眼中不显得那么出格。这是不是意味着，只有在梦中及死后化作游魂时，这个女子才有勇气努力挣脱礼教及禁忌等束缚，自由无拘地寻找爱情？的确如此，只有在梦里，在死中，在一个没有时间限制的状态下，她才能去追求最丰富最完满的爱，一旦她还阳复活，时间便又把她收回了，她再也不是那个爱情至上的女子了。

大觉

那几年，一些热心的朋友从来没有放弃过把汤显祖从小县城调上来的努力。这是与真可竭力要把他拉入空门的另一股相反的力。浙江巡抚王汝训上任前，汤的同年、时任国子监祭酒的刘应秋嘱他尽快呈报吏部，让汤显祖调出遂昌脱离苦海，任职吏部文选司郎中的顾宪成不等浙江公文上报，就主张让汤显祖回京担任原职。批文迟迟不下，顾宪成甚至提出先调汤到南京任职，或者到条件好一点的州府做个同一级别的同知或通判也成，比如说就近的温州。温州知府刘芳誉听到传说，信以为真，还提前为汤建造了五间书楼，一等他调来就入住。汤那一时期写给朋友的信中，也经常以乐观的语气说到有“贵人”在替他设法调动。尽管他的好友、同年们没有放弃过努力，且一再降低要求，奇怪的是一直没有确切的消息传来。刘应秋从北京写信给汤，说不知道为什么首辅王锡爵那么不喜欢他。汤这才明白，不是朋友们不努力，实在是自己早年在太常博士任上递上去的那一本《论辅臣科臣疏》，把元老们全得罪光了。

他想起了前些年流传的一出杂剧《郁轮袍》，作者王衡，正是王锡爵的儿子。王衡当年高中北京乡试第一，言官检举不一定是凭真才实学，建议再来一次复试以鉴真伪，曾让王锡爵认为这是开国二百年来内阁大臣所受的前所未有的耻辱，愤而提出引退，而自己所上那一疏虽是弹劾申时行的，却正好是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王衡此剧虽然写的是唐代诗人王维承受着世人毁谤他考试走后门的指责然后奋发的故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借王维自比，可知他对这一折辱始终耿耿于怀。刘应秋的信中说，王锡爵耳朵皮子软，一切事情都听儿子主张。首辅大人对自己没有好脸色看也就没什么意外的了。

或许是失望于再也无法回到京城，更是苦于衙署销磨时光，还要应付搜山掘金的矿使，16世纪的最后几个年头，汤显祖一直有着一个按捺不住的念头，想回老家临川去完成计划中的写作。1598年春，他终于完成了从风尘小吏向职业作家的转身。这年三月，汤显祖赴京参加三年一度的述职考察毕，眼看上调京城的希望渺茫，即向吏部告归，也不管上峰是不是同意，决意回转临川香楠峰下的祖居去了。晚明官员纪律松弛，后来连六部尚书出走朝廷也不去替补，他这一走，也不算免职，县令的虚衔还是保留着的。

他这一负气任性的举动，更多的还是屈居小城多年升迁无望的抗议，潜意识里，他还是希望有朝一日重返京城的。可能是不经意间他曾把回乡的念头透露给朋友，消息传到遂昌，当地士民即派代表北上，在扬州钞关截住了汤显祖搭乘南归的商船，要求他回任遂昌。拗不过父老挽留，他答应回遂昌小住，但自己既已辞官，他认为不宜再住在衙署里，便住到了他曾经招待过真可和尚的妙智堂暂时栖身。

大概是1598年初夏，汤显祖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抚州府临川。他终于从红尘滚滚中抽身而出，成为个闲人了，何谓忙人何谓闲人，他很早就有一个体认：“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何谓闲人，知者乐山，仁者乐水，此皆天下之闲人也。”所以《牡丹亭还魂记》一开篇他就这样说：“忙处抛人闲处住，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此剧回乡前已经有了初稿，他所要做的是给那些伤感、典雅的唱词润色，使之体现出一种哲学式的沉思；考虑到时代的风习和观众的胃口，他还要尽可能地把整台戏拉长（最后这本戏长达五十五出），填上更多活泼俚俗的曲词和宾白，使之更兴兴头头，更适于众口相传。

用这些年为官积下的微薄的薪金，汤从乡人手里买下了一所旧宅，与家塾连成一片，“玉茗堂”终于从纸上落到了实处[28]。地方不甚大，但终于有了个安静的写作处所。到过的人都说，鸡埘豕圈之旁，都放置了笔砚，似乎有失典雅[29]，但汤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灵感闪现时迅速抓住，以便随时修改。《牡丹亭》的修改很是辛苦，有一天，当他改到第二十五出《忆女》时，家人突然都找不到他了，最后在柴房的一个角落发现他在掩袂痛哭。家人惊问缘由，他说，填词到“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这一句时，突然控制不住泪水，于是跑入僻静的柴房，索性哭个痛快。[30]

这年冬天《牡丹亭还魂记》修改完成后，汤显祖又有一次与真可和尚的见面。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二月十九日，真可从庐山归宗寺来到了临川。固执的和尚还想再作一次努力。汤陪着他往南城从姑山凭吊了老师罗汝芳讲学的一处遗迹，表示自己实在惭愧，对不起和尚持续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在来年正月送和尚回庐山后，一个下着雨的晚上，他在临川老家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和明眸皓齿的“女奴”同寝，一番云雨后他拿出一条画有梅花的裙子让她穿，梦里有人闯进来大喊，达公从九江来信了！他打开金栗纸的信封，信末有“大觉”二字，纸上每个字都写得盈指大小，装帧得如同一卷佛经，里面全是和尚在和他讨论色与空的关系问题，这让他“如疑复如觉，览尽自惊起”。醒来后他为这个梦写下一首诗《梦觉篇》，诗中他如是描绘那个“明媚甚”的女子：“鸡鸣床帐前，何得小皓齿？瘦生巧言笑，青衣乃裙绮。”[31]

“无情无尽却情多，情到无多得尽么；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许多个日子后他把这首诗寄给真可，表达他对色空问题的见解，也是对真可多年来努力要超度他的一个交待：如果有一天，水上无波，月中无树，也就没有了困惑人心的情了，可是真的会有那么一天吗？

从那个时期汤写给同年兼好友吕允昌（此人即剧作家吕天成的父亲）的一封信透露的消息来看，真可到临川期间，汤曾经与之说起，想写一部影射嘉、隆、万年间时事的小说，真可不主张他写，如果一定要写，则劝他把影射部分隐掉，免得陷入不必要的麻烦[32]。有论者认为，汤提到的这本小说很可能就是万历年间轰传一时的《金瓶梅》。但据读过此作的沈德符说，这本小说叫《玉娇李》，笔锋恣横酣畅，比《金瓶梅》还要过之。但不知何故，这部小说后来竟失传了。

《玉茗堂南柯记》，民国贵池刘氏暖红室刊本。

不久真可和尚进京，因反对朝廷新一轮的税收政策，和尚发表了一些激烈的言论，引起当权者侧目，于1603年牵涉进了一桩有关皇位继承的所谓妖书案中被捕，是年冬天死于狱中。当真可准备动身进京时，汤曾提出反对，但真可的一句“我当断发时，已如断头”，使汤放弃了再度劝阻的努力。联想到一年前李贽在狱中的割颈自杀，眼看他们被害又无力相助，汤慨叹造化弄人，“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33]，更有着无以名之的悲恸：“便作羽毛天外去，虎兄鹰弟亦无多。”[34]

蝼蚁之爱

以后几年里，他的写作呈现出越来越频繁的对梦境的喜好。既然爱情如此稍纵即逝，那极度炫目的美如同照亮天空的烟火倏忽不见，既然人性是如此的不完满，“不完满是我们的天堂”，那么，把爱情放到人生短暂的大命题下去考量，会是怎样一副形相？

1599年完成的《南柯记》取唐人传奇中游侠淳于芬梦入大槐安国一节，看人生纷芸，直似槐国蚁穴。是剧改编自唐朝李公佐的小说《南柯太守传》，说的是淳于芬有一次酒醉后做了一个梦，梦见被邀进槐安国，与公主瑶芳成婚，官至南柯太守，二十年政事开明，战绩骄人，后命运急转直下，公主病亡，朝中诽谤四起，淳于芬回到故乡，醒后寻找槐安国所在，发现即是自家附近古槐树下的一处蚁穴。

从这本戏的三出主戏《情著》《转情》《情尽》来看，淳于芬与瑶芳公主的情爱故事正如同这枚甘美多汁的水果的果仁。梦境的幻像起于有情，起于情欲，正缘于此，汤在改写这个笼罩着死亡阴影的唐朝故事时注入了自己哲学式的思辩，他除了要借蝼蚁传达出人生如梦的虚幻感，更要把主人公离情去欲、追求永恒价值的历程令人信服地展现出来。为了达此目的，他把原著小说里只出现一次的契玄禅师的戏份加大了，把生活中的朋友真可和尚的影子投射到了这个角色身上。契玄禅师的前身是达摩祖师跟前的一个侍者，五百年前的一次意外，他不小心倾翻了莲灯，把沸油泼进蚁穴，烫死了前来听经的四万八千只蚁蝼，他再世为人，就是为了超度这些蚁群，让它们升天以了宿孽。戏的第7出《偶见》中，淳于芬在寺院遇见一个槐安国的使者，他帮助这个蚁蝼所化的女子把汗巾儿挂在了竹枝上，不由得心旌摇荡，在下一场戏《情著》里，他向契玄禅师问起烦恼的根源，禅师讲解了一通佛法，也不知他有没有听进去，却拾得了小犀盒儿装着的一枚金钗，那是槐安国瑶芳公主的一枚头钗，他由此“痴情妄起”，一脚踏进了梦的门槛。

随着剧情的推进，淳于芬和蚁国众生越来越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的傀儡，而那个傀儡提线人，正是契玄禅师，他与淳于芬的一次次对话，显现了全戏的哲学意趣所在。淳于芬是一个特别容易动情的人，他一面关心已故的父亲在天堂过得好不好，关心着妻儿，一面又在公主死后，与三个宫中贵妇度过了一段恣情纵欲的生活。当他梦醒后，寻到那棵古槐树下时，突然降临的一场暴雨使蚁国遭受没顶之灾，灾难来得如此之快，只能以无常名之，所有的荣华、所有的努力在死亡面前显得那样微不足道。他跑去找契玄禅师，请求超度已故的父亲、超度死去的妻子和蚁国子民，禅师说：“尽吾生有尽供无尽，但普度得无情似有情。”意思是说，他为普度众生，虽为无情，却似有情。为了启发这颗不开窍的脑袋，禅师举办了一场集体升天的仪式，淳于芬看着死去多年的父亲、看着公主和万千个蝼蚁一同升天，万般哀求要与公主同去，“人天同见”，他与上了天又吊下来的公主相拥而泣，这时已经到了整出戏的高潮部分：

生：我的妻呵。

旦：人天气候不同，靠远些儿也，哥。

生：你怎生叫我哥？

旦：你也曾在此寺中叫我一声妹子。

生（想介）：是曾叫来。

旦：你前说要个表记儿，这观音座下所供金凤钗、小犀盒儿，此非淳郎一见留情之物乎？

生（想介）：是也。

旦（稽首佛前，取金钗玉盒与生接介）：淳郎，淳郎，记取犀盒金钗，我去也。

生（接钗盒，扯旦跪，哭介）：我入地里还寻觅，你升天肯放伊？我扯着你留仙裙带儿拖到里，少不得蚁上天时我则央及蚁。

旦：你还上不的天也，我的夫呵。

生：我定要跟你上天。

——第44出《情尽》

瑶芳公主告诉他，有一重天叫“忉利天”，他们夫妻虽天人两隔，但在这重天里仍可以有枕席之欢，只是不能尽兴云雨。她还说在更高的一重天，就无法同床了，但情至之处，声息相通还是可能的，至于这几重天之外的“离恨天”，人间情爱绝迹矣。

正当这一对苦命的夫妻哭哭啼啼抱作一团时，净角——契玄禅师——提着剑猛冲上来，把他们砍开了。“旦”渐升渐高，“生”还犹自不肯歇，向着禅师乞求，禅师猛喝：

你则道拔地升天是你的妻，猛抬头在哪里？

他再三提醒说，你说的那个妻，不过是一只蚂蚁，你和她过的那几十年欢娱日子，也只不过是一个短梦，至于她送给你的定情表记，也不过是一些无用的小玩意儿。

淳于芬定睛一看手上的钗盒，金钗是槐枝，小犀盒儿不过是几片槐荚子胡乱搭在一起。他好像被烫了手似的，远远抛开。接下来的几句宾白，表明他是真的从梦里走出来了：

生（醒起看介）：呀！金钗是槐枝，小盒是槐荚子，啐！要它何用？（掷弃钗盒介）我淳于芬这才是醒了。人间君臣眷属，蝼蚁何殊？一切苦乐兴衰，南柯无二，等为梦境，何处生天？小生一向痴迷也。

《玉茗堂南柯记》之《情尽》，民国贵池刘氏暖红室刊本。

虽然梦醒，但他似乎陷入了更大的迷茫，因为他突然发觉，世间一切万物，得救与重生的希望，都是虚幻的。他呓语着：我待怎的？求众生身不可得，求天身不可得，便是求佛身也不可得，一切皆空了。

禅师喝问一声：空个什么？淳于芬突然像是明白了什么，拍手笑了起来，随后，合掌立定不语，竟像是立地成佛了。男主角那一合掌，私情如潮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广大、无私的慈悲，正所谓梦了为觉，情了为佛。这时候，他死去多年的父亲、蚁国的公主和子民们全都现身舞台，由于他无情地舍弃了幻象，在一种至上的慈悲关怀下，他终于和所爱者一起同往“忉利天”，在那儿，他们虽然不能真正作爱，但毕竟睡在了一张床上。

本来，人的国度就如同蚁类的世界，又为什么要轻视一只蚂蚁的感情呢？爱的标记管他是树枝、树荚，还是黄金、犀角，只要出自真挚的爱，又有什么异同呢？

对此，同时代的剧评家沈际飞已看得很透彻：

淳于未醒，无情而之有情也；淳于既醒，有情而之无情也。惟情至，可以造立世界；惟情尽，可以不坏虚空。而要非情至之人，未堪语乎情尽也。世人觉中假，故不情，淳于梦中真，故钟情。既觉而犹恋恋因缘，依依眷属，一往信心，了无退转，此立雪断臂上根，决不教眼光落地。即槐国蝼蚁，各有深情，同生忉利，岂偶然哉？

追踪灵境

1601年完成的三十出《邯郸记》，写的仍然是一次梦游。官宦子弟卢生在下榻邯郸城的一家客栈时，一个道士送给他一个魔枕，卢生的后脑勺一挨上此枕，便立刻梦见走进了拥有惊人财产的崔小姐的花园，小姐对他一见钟情，一点也不嫌弃他的寒酸，决定马上嫁给他。他的妻子巨大的财产为他金榜题名铺平了道路，以后的日子里，卢生得中状元，做了高官，他做地方官时用盐蒸醋煮山石的方法开通了黄河河道，做征西大元帅时又出奇计击退了吐蕃兵，他享受了位极人臣者所有的荣耀，后又被权贵宇文融诬陷，流放海南岛，赦免回来后又做了二十年宰相，晋国公，赐地三万顷。故事的末尾，他与皇帝赐给他的二十四个美女一起作乐，放纵情欲，最后在温柔乡里心满意足地死去，临死留下的遗言是：“人生到此足矣，呀，怎生俺眼光都落了。俺去了。”

卢生在睡梦中享尽人间富贵醒来，却发现自己栖身旅店，黄梁米饭尚未蒸熟。送他魔枕的道士——他是吕洞宾的一个化身——告诉他，他在梦中开浚运河、打败强敌这些都是幻觉，他美丽的妻子不过是驴子变的，他的子女只是院子里奔跑的鸡狗，听到这里，卢生说，“宠辱之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他一下子全明白了，“人生眷属，亦犹是耳，岂有真实相乎？”于是吕洞宾把觉悟了的卢生度至蓬莱方丈仙境做了一个扫花使者。

戏中，卢生贬到海南岛受罪那一段，明显是汤把自己流放到雷州半岛的经历给戏剧化了。而从权臣宇文融的身上，老辣的观众还是可以辨认出曾对汤造成巨大伤害的张居正的影子。更让人忍俊不住的是，汤这个深得引语奥秘的大师竟然让这个发生在8世纪的故事里的人物去谈论11世纪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这个源自唐人李公佐的小说《枕中记》的作品因此也被汤改写成了一出充满着笑声的尖锐老辣的社会喜剧。

汤把这三个新写的传奇与南京太常博士任上修改完成的《紫钗记》合为《临川四梦》，收入《玉茗堂文集》，于五十七岁那年（1606）在南京正式出版。一个尘世之爱的歌唱者，弃绝了原先坚持的一切，把世事当作梦境来写，力图给人生以宗教式的了结，这一转身有着种种不同的解释，或许是出于对时代的失望，或许是殇子之痛（他的长子于1600年以二十三岁的英年早夭），或许与好谈神仙的祖父的影响有关，也或许是一心要拉他入空门的朋友真可播下的种子终于萌动了，但更可能这虚无感与生俱来，对超现实灵境的追踪他一直没有止息过，就好像他二十岁那年所说，这颗心，“终是水云心”。

明万历吴郡书业堂《邯郸记》刻本，臧懋循订。

夏志清教授从人生与时间的关系角度讨论了汤的四梦，认为“四梦”的主题是探讨人在时间摧残下的生存景况。《紫钗记》专注于爱情，“在爱的狂喜中忘记了时间”，《牡丹亭》是向时间挑战的唯一的作品，汤把“超时间、超生命和超死亡的热爱，注入杜丽娘的形体，但爱情只有在未能获得时才像似永恒，一旦爱情正常化了，或是因有了实体的性的拥抱，而减少了相思，那份永恒的感觉像无法继续”。女主角的死与复活，证明爱情打败了时间，但最后她被自己的收获所诱，终究沦为了时间的俘虏。《南柯记》《邯郸记》把情爱放到人生短暂的大前提下考验，是因为他感到了时间的诡诈，转而用传统的宗教方式去逃避时间——“以梦来缩短时间，把生命之短促戏剧化”。这也与同时代人对汤的剧作的评价相当：

玉茗堂诸作，《紫钗》《牡丹亭》以情，《南柯》以幻，独此《邯郸记》，因情入道，即幻悟真。

燃梦成烬

就在汤显祖完成了他所有预想中的写作计划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京城又是三年一度的吏部大计。按帝国官制，大计中凡犯有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疲）、不谨的八等官员，将分别给以革职、闲住、致仕和降调的处分。汤本已离职，是否参与大考本在两可之间，却有人另有用心让他名列其中，最后以“浮躁”的罪名落了个闲住的处分。离职闲住已三年，这一迟来的处置让他不无啼笑皆非之感。既然仕进的道路已经断绝，他就索性以“茧翁”自号了，在一个个茧里编织传奇的梦。这一年他52岁。

直到去世，此后的十五年里他再没有写作新的传奇，就好像那几个临川旧梦已把他的激情燃烧殆尽了。他的目光投向了文坛更新的一拨人身上，尽管在地理空间上他最远只到南昌，但他的思绪却随着信件穿越南方北方，与之鸿雁往返者既有身在京城翰林院的文坛新人董其昌、钱谦益、陶望龄，有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小品文作家陈继儒、王思任、谭元春和著名的白话小说《拍案惊奇》的作者凌濛初，更有他的作品的拥趸者黄汝亨、张师绎等人。而令他最为看重的是一个叫张大复的盲作家（即著名的《梅花草堂笔谈》的作者），还有一个叫李至清的江湖气很重的年轻人。

李至清是在1606年以一个僧侣的装束来到临川拜访玉茗堂主人的。但这个自称来自江阴的家伙并不是一个正而八经的和尚，主人留他吃斋，他竟嚷着要喝酒，正是此人身上的叛逆气质引起了汤的注意。在交谈中，李至清约略介绍了自己的经历，早年在常熟和钱谦益一起结茅读书，后来在苏州尧峰剃度，还有过短暂的从军经历。席间，李至清问汤显祖都有哪些诗友，天下之大又有哪一些人物值得去结交。汤回答说，自己的老师是罗汝芳先生，真可和尚是方外友人，都不算什么奇人，真可身上有侠气，当今行不通，看来你最适合走的还是罗先生那条路。李至清听了，就一个人跑到南城从姑山去拜了罗先生的遗像。

第二年九月，李至清再来临川时，腰佩长剑，一身游侠打扮，带来一本新写的诗集《问剑》请汤显祖写序。汤看这个年轻人一会儿慷慨激昂，一会儿又落拓不堪，喝高了就和衣躺倒在临川妓院边的小街巷里，有时为生计所迫还在集市上做些顺手牵羊的勾当，就知道这年轻人还没找到明确的人生方向，可自己却又爱莫能助。他在应请所写的序中说，“若吾豫章之剑，能干斗柄，成蛟龙，终不能已世之乱，不足为生道也。”意思是说，当今之世，一个人凭借自己的才能想要打出一片天地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怕他遭遇不测，还赠送了一把刀给他防身。

后来李至清果然在江阴老家出了事。此人是个有名的大嘴巴，曾在某个场合大骂富人都是养肥的畜生，积攒一辈子金银财宝无非替大盗作看守，恰好本县有富户被盗，江阴知县许达道就把他以通匪嫌疑下了狱。汤在临川闻讯，一边写信给在押的李至清严厉告诫，要他痛自忏悔，暗下又费尽心机为之设法，写信给南直隶常州镇江分巡道蔡献臣和常州通判陈朝漳为之说情，甚至还找到了知县许达道的亲戚、前江西巡抚许弘纲那里。如此良苦用心，只是因为他看出了这个小友身上的离经叛道与不同凡响，真心实意想帮他一把。但最后他的斡旋还是失败了，李至清临刑的消息传来，汤数日都没有说话。

昆山人张大复一直以汤显祖坚定的崇拜者自居。他虽然只比汤小四岁，但信中总是自称晚生（这或许是因为他到老都是一名生员，而汤是正宗的两榜进士出身）。汤最早得知此人应该是通过李至清之口，后来又陆续读过此人一些文章。张大复在信中说，当年义仍先生弃官归乡顺访太仓时，自己已双目失明，以至想见义仍先生一面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汤想到他的处境，回信劝他不必耗费精力于八股时文，不妨多多留意经典，演绎阐发，也可成一家之言。张大复在回信中感谢汤的好意，但他承认时文是他的糊口之策，因此只能有负汤先生的嘱咐，希望能得到宽宥和理解。

时世如此艰难，汤显祖怎么会不理解呢？对来自这个盲作家的请求，他总是有求必应。张大复写了一篇充满苦辛味的回忆六世以来家史的《张氏纪略》，请汤为之作序。此文让汤读得泪水涟涟，他在序中说，自己六十岁后已不愿读悲伤的文字，怕自己早衰，而《张氏纪略》使他不忍不看，不看完舍不得放下，已经看好收起来了，却又翻出来放置在书案上。尤其是张大复失明后听得见老母的声音而看不见她的形容，老母病危时，他抚摸到她形体消瘦不觉吃惊而下泪一节，更是让他叹为天下至情之文。张大复回信说，收到这篇和煦如同冬日暖阳的序文的那天早晨，自己正好做了一个梦，梦见叫人洒扫院子，因为要有贵客光临，想不到应在了义仍先生的这篇文章上，它使一家人有如在严冬之后重见阳春，长夜之后迎接黎明，哪能不有梦兆呢？

万历三十五年（1607），里居太仓多年的政坛老人王锡爵接到了重返内阁的指令。这一年王锡爵已73岁，妻、弟都已先于他去世，儿于王衡又身患重症卧床不起，预见到内阁风云诡谲，他就称病再三辞免。汤显祖的同乡，时任应天巡抚的周孔教跑去王家劝驾，王锡爵让家里的戏班排演了一出《牡丹亭》招待客人，或许是想到了死去多年的女儿焘贞，王锡爵在席间感慨万端，对周说了一句话：“吾老年人，近颇为此曲惆怅。”[35]

这话传到临川，汤显祖的心中真是五味杂陈，于今仕途上的纠纷早就成为遥远的过去，他对这位当年一直压制着自己的前首辅大人也没有了恨意。已入暮年的王锡爵说出为此曲惆怅，其中情味又有多少不堪。又有张大复来信说到，有一个叫俞娘的太仓女子，读《牡丹亭》思慕作者，写了许多评注，入戏太深，竟然在十七岁上因过度悲伤去世[36]。这两个消息接踵而至，汤写下了两首《哭娄江女子》，“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自在娄江”“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这“有心人”，说的是王锡爵的女儿和姓俞的那个少女，也是那个临老惆怅悲秋风的王锡爵吧。

似乎外面的世界已与他无涉，他变得越来越喜欢回忆了，湖北石首有个崇拜者跑来拜师，临走时，汤让他带一套《玉茗堂文集》给袁小修，还附了一封信追忆二十年前北京的那次聚会：“都下雪堂夜语，相看七八人。三公并以名世之资，不能半百，古来英杰不欲委化遗情，而争长生久视者，亦各其悲苦所至，然何可得也，弟不能世情怆侧事，而于此无服之丧，无丧之哭，时时有之，更在世情之外。小修当此，摧裂何如？”公安三袁中，伯修（宗道）、中郎（宏道）都已去世多年，小修独活于世，身又多病，这封信让他“读之几欲堕泪”。袁小修在回信中约略谈了自己阅读《玉茗堂文集》的感想，说是“沉着多于痛快”，对汤显祖年岁虽高而饮啖愈健表示很羡慕，称之有“异福”。但小修不知道，汤的好日子剩下也不多了，发出这封信不久后就病倒了。

万历臧氏刊本《紫钗记》（上）、《牡丹亭》（下左）、《南柯梦》（下中）、《邯郸记》（下右）。

汤的身体一直不太好，身材瘦小的他长年患有肺病，每到春天，飞扬的花粉和南方潮湿的空气总是让他咳个没完。这或许是早年寒夜苦读种下的病根。在戏中把情色渲染得天地动容的他，现实生活中却是个远离感官享乐的苦行者，“偶然病肺怯春风，避酒嫌歌百兴空”[37]，连酒都不能沾上一滴。从家族传记来看，他在病中还经历了一次分家，时在1613的春天。这个愈到晚年愈喜欢群居生活的老人郑重地记下了分家这个特殊的日子，告诉三个儿子，最好分器不分书，分田不分屋，他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有亲情陪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38]。分家不久他家中还失了一次火，把他收罗珍藏的历代名家书画全焚毁了，其中最让他念念不忘的是唐朝禇遂良的《兰亭集序》摹本。但他后来想明白了，人有定数，物岂没个定数？那些升到了天国的字，或许他到了另一个世界还能见着呢。

距南京出版文集十年后，亦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夏天，汤显祖在老家去世。之前十数年间，他的人生导师罗汝芳、李贽，好友屠隆、真可和尚等，或病死，或在狱中自杀死，或穷困死，令他尤为心悸的是李贽下狱前朝廷公布的这些罪状：“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大都刺缪不经，不可不毁”，以此对照，自己苦心经营的“四梦”恐怕也逃脱不了同样的厄运。在临近死亡的最后日子里，汤一一回想这个时代最优秀又是最叛逆的这些灵魂，既感沉痛，又为自己这一生的成就及不上他们的期望而惭愧，负疚的情绪潮水一样淹灭了他，在据称是绝笔的一首五绝里他这样写道：

少小逢先觉，平生与德邻，行年逾六六，疑是死陈人。

他总觉得，自己的生命在十八年前写作“四梦”最绚烂地燃烧过后，已经成烬。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一个没有了“情”的牵念的世界，他已不再留恋。

在他去世后不久，不知出于何因，他的第三个儿子汤开远把《紫箫记》的后半部连同他未及刊印的词曲唱本全都付之一炬。对汤这样一个有名望的作家而言，他的儿子如此轻率地对待乃父的文学遗产实在有悖常情，简直让人匪夷所思。难道这些焚毁的文字中包含着有损汤的声誉的东西吗？沈德符曾经读到过的那部比《金瓶梅》还要来得生猛的小说手稿是不是也在那把火中化为了灰烬？世人纷纷猜测，但终究没有一个答案。多年后，焚烧遗稿的三子汤开远在为他父亲即将付梓的一部书信集撰写的序言中透露说，他当年焚稿实是忠实执行了父亲的遗愿，因为他父亲曾这样明确无误地对他说：

吾欲以无可传者传。

小青

诚然，一个作家最好的传记乃是由他的作品写成。汤去世多年后，他最成功的剧本《牡丹亭》还在持续不断地上演着，当时知识界人士的书房和雅好文艺的深闺女子案头，随处都可见此剧各种版本的刻本，其受推崇的程度就如同十八世纪晚期的“少年维特热”之于欧洲。一个叫程琼的徽州女诗人曾经说，闺中女儿家聚在一起做女红，都会带上一本书做安放新样的夹袋，剪样之余又可消遣，一段时间，她的女友们带的全是《牡丹亭》。

余集《冯小青画像》

尤其对那些长年禁锢在深墙内院的女性读者来说，那个因梦生爱、为爱而死的丽娘更易引起她们的共鸣，她们籍由阅读进入的那个虚构世界，至少看起来要比父兄管辖着的现实生活更真实、也更引人入胜。正是在对纸页上这些虚构人物的演绎、阅读中，女读者们建构着自己的想象空间，一次次在梦里飞翔与跌落。尽管这样的阅读不无令人愉快处，但如此耗费心力，恐怕要付出致命代价。

前面已经说到，汤显祖在世时就听张大复说起一个叫俞娘的少女，在对此剧的阅读中伤情而死，奇怪的是，此后的数十年间，类似的悲剧故事还在继续上演着。17世纪初叶，一个叫商小玲的杭州女伶在演出此剧第12出《寻梦》时倒在了舞台上，于众目睽睽之下香消玉殒。1612年，汤的同年兼好友冯梦祯的儿媳、一个叫冯小青的女子也于十七岁的青春年华死于对该剧的阅读。

小青来自素以出产美女著称的扬州城，十六岁那年卖给了前南京国子监祭酒冯梦祯的第二个儿子冯雏为妾，随夫到了杭州，住在西湖边冯家的孤山别墅里[39]。冯雏的正妻是一个出了名的妒妇，她让小青单独住在一幢小楼里，并严厉禁止丈夫去看她。没有人陪的小青只好以写诗、画画打发无聊的日子，好在身边有一册《牡丹亭》，还有一个叫杨夫人的朋友偶尔过来作伴，清冷的日子里总算有些慰藉。后来这位女友也随夫迁去了外地，小青陷入更深的孤独，每晚都在西湖边小楼的一盏孤灯下读着《牡丹亭》。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神志也变得恍惚，每天一早起来就盛装打扮，就好像她的男人马上就会出现。她还在稿边写下了密密麻麻的字。在死亡来临之前，她模仿剧中的女主人公，请人画下了自己的一幅肖像，端端正正挂在床头，每天以焚香和敬酒献祭于它。据说画家连画了三次，才让她稍感满意。看起来性的缺失已经摧毁了她的精神，让她陷入了不可自拔的自恋。她死后，那位妒妇烧毁了她的手稿，但还是有十一首诗和一封写给女友杨夫人的信保留了下来。

“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随着这些哀婉的诗句迅速流传，这个芳华早逝的女子很快成为了一个传说，坊间有画家竞相提供他们自己绘制的小青画像，据说有不下十五部关于这个不幸女子的剧作同一时期在各地上演，剧名有叫《疗妒羹》《风流院》《春波影》的，不一而足。痴男怨女们还集资在西湖边为她建了一个墓，甚至有人言之凿凿地称，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小青也像剧中的主角丽娘一样复活了。

但也有人认为，小青不过是好事之徒杜撰虚构的一个人物，钱谦益就是持这种说法态度最坚决的一个，他说一些情教的信徒合谋创作了这则故事，小青的名字，正是“情”这个字的拆解。但一位认识冯梦祯的人证实，这个故事是真实的，钱谦益是因冯雏妻子的请求，才故意作此伪证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有身份的人纳一位同姓女子作妾是犯忌的，钱谦益是在包庇他的朋友对礼教的僭违。

一缕香魂

对缺爱的女人们来说，阅读已成了一桩宗教式的行动，她们以一种灯蛾扑火般的决绝投入虚妄的爱情世界，如同献祭一般，宣示她们对压抑的人生的反抗。下面的这则故事表明，这种过分投入的阅读往往是致命的。

少女陈同，字次令，安徽黄山人，许配给杭州人吴吴山为妻。她是一个戏迷，经常沉浸在《牡丹亭》中不可自拔，她从哥嫂那里得到一册装帧精良的《牡丹亭》后，经常在上面写写注注，陈同的母亲看她罹病后还熬夜读书，出于对她健康的担忧，索性把她的书全都没收烧掉。但这也没有阻止陈同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终于，她在婚礼举行前不久死去了。从没与她见过一面的丈夫闻听噩耗，悲恸欲绝，接连三个晚上梦到她，并写下了一首《灵妃赋》纪念她。后来陈同的乳母前来相见，告诉他陈同生前的形容相貌，竟然与吴吴山梦见的十分相似。陈同的乳母还带来了压在枕下没被烧掉的《牡丹亭》第一卷（她用来压花样本，瞒过了家主母的眼睛），上面泪迹斑斑，还有陈同生前写下的密密麻麻的批注。这个老妪把躲过火光之灾的半卷书作价一两银子卖给了这个不幸的丈夫，随同带去的还有一双作为纪念物的鞋子，那是陈同待字闺中时为未来的姑婆亲手做的。

吴吴山也是个戏迷，他虽然没有中过功名，但在杭州的文艺圈也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与当时的著名作家王世贞、陈维崧都有交往，与诗人毛先舒做过邻居，据说还评点过剧作家洪昇的《长生殿》[40]。他的酒量很好，但容易醉，喝醉了就在市井上骂街，人也见多不怪。他非常喜欢陈同写在《牡丹亭》页边的那些小批注，虽然这些批注多处涂改过，但还是可以看出作者才情飞扬，尤其是那些充满禅式顿悟的文字更让他对亡妻的文学才华钦佩不已。他评述陈同的这些碎片式文字“亦痴亦黠，亦幻亦禅”，对剧中人又有着深切的体认。对于在炉火中消失的此书第二卷，他感到非常惋惜。

1672年，吴吴山迎娶了第二位妻子，此人名叫谈则，字守中，杭州清溪人，也是一位才女加书迷，镜奁花钿之侧，经常堆满了书。谈则嫁到夫家后，发现了书页边她的前任所写评语，爱不释手，几乎把它们全都背了下来。她想仿照陈同，把评语续写下去，但苦于找不到陈同所用的底本，为此一直怏怏不乐。后来吴吴山游苕溪，从一个吴兴书商手里买到了同样的版本，回家兴冲冲地交给妻子。谈则得到这本书喜出望外，从来不饮酒的她午餐时连饮八九瓷杯，一直睡到第二天日照帐钩都还没醒。许多日子后她的丈夫还拿这事打趣她。[41]

沈铨（款）《读书仕女图》

模仿着陈同的笔触，谈则写出了《牡丹亭》下卷的评语。冥冥之中好像陈同的灵魂进入了她体内，她写的几乎和陈同写的如出一人。她把两个人的评语全都抄在了丈夫从苕溪带来的那本书上。谈则曾把这个本子借给她的一个侄女，但她自己还不想走到前台来，谎称这些评语都是她丈夫所作。很快，杭州的文艺圈都在谈论吴吴山对《牡丹亭》的评论。后来，谈则的舅舅徐士俊——他也是一个剧作家，写过关于冯小青的一出杂剧《春波影》——也看到过这本评语手稿，对外甥女讲的同样坚信不疑[42]。吴吴山去北京时拜访老友洪昇，用他两个妻子评注梦和情的观点与之讨论《牡丹亭》，其境界之飞跃令洪昇大为吃惊。

婚后第三年，体弱多病的谈则也不幸早逝。出于对前两个妻子的愧疚，以后的十多年里，吴吴山都没有再娶。在他年过四十以后，续娶了杭州古荡一个叫钱宜（字在中）的女子。不同于他的前两个妻子才情横溢，这钱宜并非书香门第出身，几乎没受过教育，识字不多，一副混沌未开的模样。[43]吴吴山请了能文善画的小姑李淑教她读书作文，不久后，钱宜就能通读《牡丹亭》和两位“姐姐”所写评注，不消说，这是多么地让她欣喜。对吴吴山来说，自从第一个妻子陈同还没过门就去世后，他一直在下意识地寻找一个酷肖他妻子的女子，以期在她身上找回原先的爱。通常对男子而言，这个重新找到的女子就如同一件物品，保存并唤醒原先爱人的亡魂，满足这个男子对已逝之躯的迷恋。但吴吴山毕竟没有见过陈同（他梦见她是另一回事），他无法凭着外貌去找到这个女子，好在有着《牡丹亭》的一缕香魂，使他很快就找到了第二个妻子谈则。现在他请了女眷李淑教钱宜读书、作文，照着两个前妻的样子尽力塑造她，潜意识里也是希望，在这个年轻女子身上看到两个亡妻的复活。

钱宜聪慧异常，三年时间就读完了《古乐苑》《汉魏六朝诗乘》等文学典籍，且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某一日，钱宜开箱读到前两个女人写的评注本，也大起共鸣。在她看来，那个小姐、小娘子、美人、姐姐随口乱叫的情痴柳梦梅诚可谓天下第一可爱的男子，浅涉文墨的钱宜也开始试着给《牡丹亭》写批注。但与谈则不同的是，她没有模仿两位“姐姐”中的任何一个，而是由着自己的心性写下一些直觉性的文字，而且为了以示与她们的区别，她还在自己评点的文字下面特意标注了姓名。

她评《标目》《惊梦》《圆驾》等出，皆清新可喜，时有灵光闪现：

钱曰：柳因梦改名，杜因梦感病，皆以梦为真也。才以为真，便果是真。如郑人以蕉覆鹿，本梦也，顺途歌之，国人以为真，果于蕉间得鹿矣。（《标目》评语）

钱曰：《牡丹亭》，丽情之书也。四时之丽在春，春莫先于梅、柳，故以柳之梦梅、杜之梦柳寓意也。而题目曰《牡丹亭》，则取其殿春也，故又云春归怎占先以反映之。此段写后时之感，引丽情而归之一梦，最足警醒痴迷。（《惊梦》评语）

钱曰：儿女情长，人所易溺；死而复生，不可有二。世不乏有情人，颠倒因缘，流浪生死，为此一念，不得生天，请勇猛忏悔则个。（《圆驾》评语）

正是因为她的这一阅读行为不是与亡魂的交谈，而是与自己直接对话，从而使她避免了两位“姐姐”早夭的噩运，侥幸地活了下来。

同梦记

从陈同手上流传至钱宜的那一卷《牡丹亭》，因时日而生漶漫，竹纸斜裂，犹有残缺，钱宜非常渴望她和两位“姐姐”为此书所写的评注能够正式面世，毕竟这里面寄寓着她们太多的泪水与欢笑。她认为，这不仅是对逝者的怀念，弥补她未能与她们结识的遗憾，更能够藉此使自己成为她们真正的知音。她对丈夫说，当年小青为这本书写过评跋，被善妒的大妇一把火给烧了，只留下凄美欲绝的几句诗，想起来多么可惜，现在我家这本《牡丹亭》，陈阿姊评注了半本，谈阿姊又续写了后半本，但外人都以为是你写的，要是她们地下有知，该有多遗憾啊。她表示，愿意变卖随嫁的首饰珠宝，资助这部书稿刻版印行于世。她丈夫似乎给说动了。[44]

1693年冬天，这本由三个女人共同创作的文学评论集已经编得差不多了，在正式送交出版商之前，钱宜还想和丈夫一起用谈则的原稿最后审校一遍书稿。那天黄昏，下了一阵雪粒儿，室内空气很冷，为了祛寒，夫妻俩在烛台上温了一壶酒。随着天色在纸页上一点点暗去，气温愈低，屋外园子里响起了竹声压折的咔嚓声，钱宜呀了一声，抬起头说，这会儿必定下大雪了。推开窗，果然外面大雪纷纷扬扬，院子里光秃秃的树枝也都粉妆玉砌。吴吴山急奔出门，手里还抓着那本在校改的书稿，就在园中欣喜地张开手臂，临风狂叫，像一个孩子一样。

夫妻俩在雪中追逐打闹着，不知哪个先闻到了一阵焦糊糊的烟味，回头一看，那烟竟是从屋里飘出。原来就在他们在雪地上忘形之际，室内的烛花爆落纸上，引燃了案上摊开着的那部谈则的原稿。他们大呼小叫着冲进屋里，却找不到可以灭火的东西，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火苗窜上来，吞噬桌上的所有物件。还是吴吴山急中生智，一把抓起烛台上温着的那壶酒，哗地洒在桌上。火很快浇熄了，两人却再无玩雪的兴致，等到抖索着手重新点亮蜡烛，这才傻了眼，烧焦的桌子上酒液横流，谈则的那部手稿早就半成灰烬，烛台上的融锡淌下来，与那半部残稿板结在一起，分也分不开。夫妻俩叫来仆人，在花园墙边一棵梅树边挖了一个坑，又找来一幅生绢，把这些残卷全都细心地包裹进去，埋在了树下那个坑里。

在吴吴山和他的妻子钱宜看来，这场火灾实在来得太过神秘与蹊跷，就好像那两个已经去世多年的女人故意要让这把火烧起来，以便她们在另一个世界里融为一体。第二年，据说这棵梅树的枝干上，出现了一个烧灼过的印记。[45]

1694年初，这部由三个女性共同执笔完成的女性评论集终于面世了[46]，的确，在这个浑然一体的集子里，陈同评的上卷与谈则评的下卷已经难分彼此，钱宜的批注要不是标注了姓名也很难认出，就好像三人的气息、魂魄真的已经在这本书里合而为一了。

吴吴山可能是过于宠爱他的女人们了。他花一大笔银子帮助他的妻子们出版这部书，还是招至了激烈的批评。艳羡者抱着妒意说，一个男人先后娶三个才女为妻，这件事实在过于离奇了，这本书的真正作者说不定不是三个女人，而是吴吴山捉刀提笔自为。的确有一些无良书商，为了增加书籍发行量牟利，常常拼凑杜撰评论，假冒名家的名头刊行于世，不久前曝光的“三先生合评西厢记”假冒汤显祖、徐渭、李贽之名就是一例。对于这些恶意的猜测和怀疑，吴吴山不想解释什么，他只说了一句：疑者自疑，信者自信。信不信随你们去吧。

还有一种刻薄的意见认为，吴吴山这么做，恰恰暴露了他书生呆气过重，被情障目，不顾义理。这种声音主要来自一些食古不化的老学究们。他们引用上古时代典籍《礼记》的话说，女人的声音历来不能出“阃”[47]，即使你吴家有如此琴瑟相悦的韵事，也只能关起门来自家说说，何况这个戏里的好多曲文宾白，本来不是适合女人们谈论的，怎么可以刻版流传？

清怀德堂藏板《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

书出版不久，很快就到了这年的元宵节。那天晚上，时年二十二岁的钱宜在自家花园里搭起了一个祭坛，坛上，供着杜丽娘的一张画像和一枝盛开的梅花。钱宜点起香烛，恭恭敬敬地献上了酒、果品和她们三个女人合作的这部书。同时，她朗读了写给两位“姐姐”的一篇祭文，称自己和她们一样，同是为情所伤的“断肠人”：

二姊墓树成围，不审泉路相思，光阴何似？若夫青草春悲，白杨秋恨，人间离别，无古无今。兹辰风雨凄然，墙角绿萼梅一株，昨日始花，不禁怜惜。因向花前酹酒，呼陈姊、谈姊魂魄，亦能识梅边钱某，同是断肠人否？

钱宜一板一眼做着这些的时候，她的丈夫带着一种责备的语气在旁边说，你这也太痴了吧，怎么可以把虚构的人物看得这么认真？钱宜说，如果没有生命的自然之物也能被赋予神力，那么虚构的人物也应该有这种力量，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丽娘，又岂是你与我所能定的？吴吴山还想饶舌，却见她泪珠儿唰唰地滚落腮边，竟像是勾起了无穷心事。见她如此模样，吴吴山也就不再言语，由着她去做了。[48]

就在这个花园祭拜的晚上，钱宜入睡后做了一个梦，她梦见和丈夫一起走进了一个类似剧中“惊梦”发生的花园里。在满园牡丹花令人眩晕的色彩中，她看到了杜丽娘的身影。但当她刚想伸手招呼，花园深处突然刮起一阵大风，扬起的尘土遮住了她的视线也把那个人影给抹去了。她惊醒过来，唤醒熟睡的丈夫，告诉他做了这个梦。令她意外而又兴奋的是，吴吴山告诉她，他也刚刚做了一个同样的梦，梦境的地点同样是在红梅观里。这两个相互交叉的梦让他们非常兴奋，再也无法入睡，他们唤来奴婢点起灯，烧水沏茶。吴吴山说，你不是从李姑姑那里学过白描法吗，为什么不把你梦见的那个人画下来呢？于是钱宜画了一个侧首回身、手执绿梅的俊美女子肖像，吴吴山马上叫了起来，说他梦见的那个女人与之非常相像。

吴吴山说，这么离奇的同梦，怎么可以无诗记之？于是钱宜草成一首：暂遇天姿岂偶然？濡毫摹写当留仙。从今解识春风面，肠断罗浮晓梦边。吴吴山看了不住赞叹，也和上一首：白描真色亦天然，欲问飞来何处仙？闲弄青梅无一语，恼人残梦落花边。

后来钱宜把这一夜发生的事记入了《记同梦》一文：

甲戌冬暮，刻《牡丹亭还魂记》成，夫子校雠讹字，献岁毕业。元夜月上，置净几于庭，装褫一册，供之上方，设杜小姐位，折红梅一枝，贮胆瓶中，燃灯陈酒果为奠……夜分就寝，未几，夫子闻予叹息声，披衣起，肘予曰：“醒醒，适梦与尔同至一园，仿佛如所谓红梅观者，亭前牡丹盛开，五色间错，无非异种。俄而一美人从亭后出，艳色眩人，花光尽为之夺。意中私揣，是得非杜丽娘乎？汝叩其名氏居处，皆不应，回身摘青梅一丸捻之。尔又问‘若果杜丽娘乎？’亦不应，衔笑而已。须臾大风起，吹牡丹花满空飞搅，余无所见。汝浩叹不已，予遂惊寤。”所述梦盖与予梦同，因共诧为奇异。夫子曰：“昔阮瞻论无鬼而鬼见，然则丽娘之果有其人也，应汝言矣！”[49]

钱宜那时还不知道，他们夫妻俩做的同一个梦，实际上是对书中故事的一次下意识模仿。在《牡丹亭》里，丽娘在游园时梦见了情人柳梦梅，多年后的柳梦梅则在一株梅树底下梦见了丽娘，而现在他们又一同梦见了丽娘，这说明他们的生活不知不觉在模仿戏剧，戏已经一点一点渗入了他们生活的肌理。他们所过的是一种模仿者的生活，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罢了。

沈荣《杜丽娘小像》，题识：“偶读钱塘吴吴山三妇品评《牡丹亭》纪。见其夫人钱宜所绘杜丽娘小像。戏拟一过，为供赏音，并录吴山夫妇二截句。甲午仲冬晦日，长洲石芗沈荣秉烛记。”

这一同梦感应也使吴吴山相信，杜丽娘或许真有其人，而自己对妻子的责备是不对的。他坦率地向妻子承认了自己的不是。钱宜说，她丝毫没有责备丈夫的意思，只是看到花园里夜来风雨，打落梅瓣无数，突然怅惘莫名。这不禁让吴吴山感慨，这世上，男人女人看待情爱的确不一样。自己也算个懂情的人了，可临到头了才发现其实根本没懂过。戏里唱，世间只有情难诉，而他手边的新书里，不知哪一任妻子这样说：惟儿女之情，最难告人。

几年后，通过一个叫王晫的老朋友的介绍，吴吴山认识了《幽梦影》的作者、著名小品文作家张潮。张潮被这本三个女人合著的书感动了，把它收录在了自己所编的一套丛书里。他在写给吴吴山的回信中，对三个如此有才的女子先后嫁给一夫表示非常羡慕，说吴兄你真是一个有眼力、并且懂得爱女人的人，因为自古才媛不世出，闺阁之中历来是怜才者少、忌才者多。在信的末尾，他提出要以自己的著作相赠，并且言明，单独有一份是给钱宜的，因为这是个值得他尊敬的女性：

小刻数种各奉二轶，一以请正大方，一烦代呈尊夫人妆次。不审先生能不罪其唐突否？[50]

吴吴山在回信中感谢了张潮所赠礼物，说家刻的这本小书，本不足观，承蒙先生谬赞，收到相赠的大作，“与寒荆对诵，殊益惭色。”

张潮回复：

小刻重荷先生及尊夫人赐览，便足为下里巴人生色，何幸如之。

[1]本文对汤显祖生平的叙述，主要事实皆出自1962年中华书局版《汤显祖集》，该文集1、2两册为诗文卷，由徐朔方主编，3、4两册为戏曲卷，由钱南扬主编。集中收录汤氏诗作2274首，文章及书信145篇（其中还有30篇赋），为研究汤氏生平与思想的重要史料，徐朔方、黄芝岗等人所撰汤氏年谱，也基本以此为据。

[2]在《太平山房集选》一书的序言中，汤显祖曾提及就学于罗汝芳时的心境，称这是他“天机泠然”的一个时期。见《汤显祖集》第2册。

[3]汤显祖曾作《贵生书院说》一文阐述他的乐生理念：“故大人之学，起于知生，知生则知自贵，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也。”

[4]汤显祖拒绝张居正并因此在江陵当国其间无法取得进士一事，记录于汤氏友人邹迪光为他写的一篇传记中（《汤显祖集》第4册）。清代剧作家蒋士铨曾在《临川梦》一剧中对此大加着墨。

[5]出资刊印者张汝霖，即著名的《陶庵梦忆》作者张岱的祖父。

[6]《玉合记题词》。

[7]《答王澹生》。

[8]在《紫钗记》的题词中，汤显祖说他写作《紫箫记》时颇受恶言中伤之苦，为免遭影射时政的批判，这个戏终究没有排演，是“案头之书，非台上之曲也”。

[9]见《紫钗记题词》。

[10]有关《紫箫记》《紫钗记》的写作时间，徐朔方先生考证甚详：《紫箫记》作于1577年秋至1579年之间，也就是汤显祖28到30岁之间。《紫钗记》则于1586年开始写作，大约完成于1587年。

[11]徐朔方研究表明，江西宜黄地区是海盐腔的大本营，这一曲调最初由浙江嘉兴地区传来，汤显祖戏剧的流行，与宜黄地区这一曲调的盛兴有着重要关系。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曾描绘过万历前期南京城里宴集演唱传奇的境况：“南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 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 ……大会则用南戏。其始止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

[12]《与司吏部》。

[13]真可（1543—1603），明代四大高僧之一，俗姓沈，名真可，字达观，晚号紫柏。江苏吴江人。

[14]这一评价来自沈德符，见《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禅学诸名宿》。

[15]一名受莂，皈依佛教的一种仪式。

[16]“平昌山城俗朴茂，百事向来从简陋。……汤君分符宰此城，平昌更漏始分明。”屠隆《启明楼》。

[17]一名大计，明代地方官三年一次的晋京述职。

[18]“贝锦动迎中使语，衣冠谁送御囚行。长平坂狱冲星起，可是张华气不平。”汤显祖这首《感怀成韵》是寄给他的江西同乡、时任礼部尚书的张位的。

[19]汤显祖《留屠隆长卿不得》。这次送别屠隆，汤还写有《秋雨九华馆送别屠长卿，便入会城课满》《平昌送屠长卿归省》等诗。

[20]这篇序文在屠隆去世后一年，即万历三十四年《玉茗堂文集》在南京付梓时正式面世。对汤显祖的作品，屠隆如是评述：“义仍才高学博，气猛思沉。材无所不蒐，法无所不比。远播于寥廓，精入于毫芒。极才情之滔荡，而禀于鸿裁，收古今之精英，而镕以独至。其格有似凡而实奇，调有甚新而不诡。语有老苍而不乏于姿，态有纤秾而不伤其骨。……余诗才气骨力，远不逮义仍。”对汤显祖的气节品性，也不乏赞美之辞：“义仍气节孤峻，由祠部郎抗疏谪南海尉。……洒焉自适，忘其谪居。久之转平昌令……君乐而安之。为治简易，大得民和。惟日进邑中青衿孝秀，程艺谭道，下上千古，假以练养神明，湛寂灵府。……令德日新，而诗道亦且日进。登峰诣极，是天之所以陶冶义仍斯完矣。”关于两人关系，序文亦有述及：“义仍不可一世，而胸中犹似着幺么屠生。每谓诸生言，吾此编非长卿莫可序我。嗟夫，岂谓长卿真足序义仍哉。世无大如来……何能觑如来一毛孔！”屠隆《玉茗堂文集·序》。

[21]汤显祖《序丘毛伯稿》。

[22]《紫柏老人集》卷二十三《与汤义仍书》。

[23]有学者认为《牡丹亭》完稿时间应该在16世纪90年代中期，徐朔方《玉茗堂传奇创作年代考》认为，《牡丹亭》的序写于1598年秋，此剧应是在这一年写成，本文从徐说。

[24]晚明刊刻的《重刻增补燕居笔记》现存两本，分别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汤显祖在写作《牡丹亭》之前读到的是这个增补本还是其他版本，现已无从得知。

[25]王焘贞是1585年官居内阁首辅的王锡爵的女儿，出生于1557年，她的未婚夫、太仓人徐景韶在婚礼举行前去世后，她一直以徐的未亡人的身份住在父母家，并修行成为一个宗教导师，自号昙阳子。1580年重阳这一天，据说有十万人之众见证了她由“护龙”灵蛇陪伴升天成仙的过程。从1574年开始，她的父亲王锡爵逐日记录了她十七岁以来绝食求道、遇道的种种经过，后来还与王世贞一起合作撰写了《昙阳大师传》。见王安（Ann Waltner）《生命与书简：对昙阳子之再思》。

[26]《牡丹亭题词》。

[27]“性无善恶，情有之。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复甘义麓》。

[28]“玉茗”得名于抚州州衙门东院的一株宋代的白山茶花树，汤显祖把它作为了自己常用的名号。玉茗堂占地约五亩，大体成矩形，每边60米左右。玉茗作为堂名最早见于《紫钗记》第一出《西江月》：“点缀红泉旧本，标题玉茗新词。”

[29]杨恩寿的《词余丛话》卷三说：“汤若士居庐甚隘。鸡栖豕栅之旁俱置笔砚。”后来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里也有这样的描述：“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宾朋杂坐。鸡埘豕圈，接迹庭户。”

[30]焦循《剧说》卷五：“相传临川作《还魂记》，运思独苦。一日，家中求之不可得。遍索，乃卧庭中薪上，掩袂痛哭。惊问之，曰：填词‘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句也。”

[31]《梦觉篇·有序》，见《汤显祖集》第一册。

[32]汤显祖写给吕允昌的这封信中这样说：“承问，弟去春稍有意嘉、隆，事诚有之。忽一奇僧唾弟曰：严、徐、高、张，陈死人也，以笔缀之，如以帚聚尘，不如因任人间，自有作者。弟感其言，不复厝意。”

[33]《叹卓老》。

[34]《恸世》。

[35]据冯梦祯说，《牡丹亭》一问世，王锡爵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让家班搬演了此剧，每逢客至，这位前首辅就“置酒家园相款”并出演此剧。在他的家班里，延请了著名曲师魏良辅的弟子张野塘、赵瞻云等教习南曲。见冯梦祯《快雪堂日记》卷五十九。

[36]张大复《梅花草堂集》卷七《俞娘》，对这个女子有如是记载：“俞娘，丽人也。行三，幼婉慧，体弱，常不胜衣，迎风辄倾。十三疽苦左胁，弥连数月，小差，而神愈不支。媚婉之容，愈不可逼视。年十七夭。当俞娘之在床褥也，好观文史。父怜而授之，且读且疏，多父所未解。一日，授《还魂》传。凝睇良久，情色黯然。曰：书以达意，古来作者多不尽意而出。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斯真达意之作矣。饱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如《感（惊）梦》一出注云：‘吾每喜睡，睡必有梦。梦则耳目未经涉，皆能及之。杜女故先我着鞭耶。’如斯俊语，络绎连篇。顾视其手迹，遒媚可喜，当家人也。某尝受册其母，请秘为草堂珍玩。母不许，曰‘为君家玩，孰与其母宝之为吾儿手泽耶’。”但他写给汤显祖的那封信好像遗失了，遍索集中未见。

[37]《何东白太医许开酒口号》。

[38]汤显祖为分家特意写过一首诗，《癸丑四月十九日分三子口占》中有句云：“分器不分书，聊以惠群愚。分田不分屋，聊以示同居。”

[39]冯雏（1575—1661），字云将，冯梦祯的次子。孤山别墅指的是冯家的快雪堂。

[40]吴吴山（1647—？），字舒凫，杭州人。原名吴人、吴仪一，随其书斋吴山草堂而自号吴山。著有《吴山草堂词》，已佚。据当时住在杭州的著名文人王晫的《今世说》记载，“吴名仪一，浙江钱塘人。髫年入太学，名满都下。二十为人师，经史子集一览成诵，古文去欧阳永叔王荆公，诗宗杜子美。性善饮，饮醉直市井子辄谩骂之。姜定庵京兆重其才，延之幕中，历边塞，诗文益工。”当时诗坛领袖王士祯称吴吴山为“西泠三子”之一。

[41]在日后吴吴山为他的三个妻子的评论集所写序言的后面，谈则有这样一段补充，谈到这一天发生的事：“予素不能饮，是日喜极，连倾八九瓷杯，不觉大醉。自晡时睡至次日，日射帐钩，犹未醒。斗花赌茗，夫子尝举此为笑噱。”

[42]徐士俊（1602—1681），钱塘人，剧作家。

[43]“初仅识毛诗字，不堪晓文义。”吴人《三妇合评牡丹亭杂记》。

[44]“宜昔闻小青姊，有《牡丹亭》评跋，后人不得见，见冷雨幽窗诗，凄其欲绝。今陈阿姊已逸其半，谈阿姊续之，以夫子故，掩其名久矣。苟不表而传之，夜台有知，得无秋水燕泥之感，宜愿卖金钏为锲板资。”见《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序。

[45]吴吴山曾在一篇《还魂记或问》的文章里提到谈则手稿被焚毁的经过：“癸酉冬日，钱女将谋剞劂，录副本成。日暮微霰，烧烛燖酒，促予检校。漏下四十刻，寒气薄肤，微闻折竹声，钱谓此时必大雪矣。因共出，推窗见庭树枝条，集玉堆粉。予手把副本临风狂叫，竟忘窗中烛花爆落纸上，烟达帘外，回视烻然，不可向迩，急挈酒瓮倾泼之，始熄。复簇炉火燃灯，酒纵横流地上，漆几焦烂，烛台融锡，与残纸煨烬团结不能解。因叹陈本既灾，而谈本复罹此厄。岂二女手泽，不欲留于人世，精灵自为之耶？抑有鬼物妒之耶？残釭欲炧，雪光易晓，相对凄然。久之，命奴子坎墙阴梅树旁，以生绢包烬团瘗之。至今留焦几，志予过焉。”同时他还提到，陈同所评的上卷，早几年也在一场火灾中烧毁了：“癸丑之秋予馆黄氏，邻火不戒，尽燔其书，陈之所评，久为灰尘。”见《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899页。

[46]这本女性评论集的全名为《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晚清曲学家杨恩寿曾在《词余丛话》中简要叙述本书出版过程：“吴吴山初聘黄山陈女，将婚而殇。既而得其评点《牡丹亭》上本，尝以未得下本为憾。后娶清溪谈女，雅耽文墨，仿陈女意，补评下本。其杪芒微会，若出一手。未及夭逝。续娶古荡钱女，见陈、谈评本，略参己意，出钗钏为锲板资。即所传吴吴山《三妇评本》也。”

[47]阃，门槛，门限，延引为内室，借指妇女。

[48]吴吴山嘲笑钱宜对虚构人物太过认真，“无乃大痴？观若士自题，则丽娘其假托之名也，且无其人，奚以奠为？”钱宜这样回答他：“虽然，大块之气寄于灵者，一石也，物或凭之；一木也，神或依之。屈歌湘君，宋赋巫女，其初未必非假托也，后成丛祠，丽娘之有无，吾与子又安能定乎？”吴吴山在《还魂记纪事》里记载了夫妻间的这段对话。

[49]《记同梦》，古荡闺秀钱宜在中。张潮把这篇文章收入了他编的《虞初新志》，评论说：“闺秀顾启姬评云：‘丽娘见形于梦，疑是作者化身。’此语可云妙悟。至二人同梦，则尤奇之奇也。吴吴山子以三妇合评《牡丹亭》见寄于予。予爱其三评，无一不佳，直可与若士并传，姑录其《记同梦》以志异。”

[50]张潮《尺牍偶存》，《寄吴舒凫》。

墨·侠·寇
墨工罗龙文的海上传奇

墨妖

罗龙文，又名罗小华，是嘉靖年间最有名的南方墨工。他制作的墨，坚如玉石，其纹如犀，是墨中上品，据说连嘉靖皇帝朱厚熜也珍爱异常。罗墨的时价，炒到一两值一斤马蹄金，也常常有价无市。

罗小华所制宝露台墨，墨侧面署款：“小华山人”，年款：“嘉靖乙卯年春日”。

墨这个东西，成为雅物是汉以后的事。许慎的《说文》上说，“墨书，墨也，从黑，从土”，也就是说，早先墨的材料为纯天然的石墨或炭，把它们细加研磨就直接使用，但这样书写有个毛病，笔涩，颗粒粗，很不方便写在纸和绢上。直到有人造出了烟灰墨，才让纸上的书写真正流利起来。

最早造墨用的是松烟。汉时用扶风终南山之松，晋时取庐山松，唐时取易州、上党松。南唐李廷圭造墨，取松烟一斤、珍珠三两、玉屑一两、龙脑一两，和以生漆，再捣十万杵，墨放入水中三年都完好无损，其做工之考究，以至苏东坡有“非人磨墨墨磨人”之叹。北宋后，随着李超、张谷这批墨工从开封迁移至歙县、黟县，徽墨遂大行于天下。[1]元时的朱万初，就是个用松烟制墨的高手，他所采的松可不是寻常物，全都是三百年以上摧朽而未化成泥的古松。据说这种松已然带有灵性。[2]

罗龙文是徽州府新安人，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歙县人。徽州在明嘉靖、万历年间以出产行脚商贩著称。这批从贫瘠山地出来的商人能吃苦、善敛财，人称“徽骆驼”。这一带出名的还有另两件东西，一是代代传承的制墨名家，另一件暂且按下不表。从罗龙文饶有家资又善于造墨来看，他一身兼有商人与墨工两个角色。

到罗龙文制墨的时候，宋元时代大行其道的松烟墨已经渐渐走向衰微了，从明朝初年起，油烟墨开始流行起来，因为它质细墨黑，书写起来更为流利。熏烟的油，不外是桐油、麻油、苏子油和猪油等。宋徽宗赵佶曾以苏合油搜烟制墨，后金章宗购之，黄金一斤才得一两，人称“墨妖”。罗墨基本上是以桐油烧烟。《图经》云：桐，三月开淡白花，五瓣，红蕊，繁蕃满树，望之若积雪状。结的果实，大如鸭卵，籽可出油，不能食，用来点灯也臭不可闻，烟焰熏煤却是上佳的制墨原料。

熏好了烟，还只是第一步，离成墨还远着呢。因为烟是干燥松散的东西，要把它制成墨，还得用胶去黏合，这道必不可少的工序叫“和胶”。苏东坡在海南时，曾用高丽煤、契丹胶造墨，偶一不慎引发一场火灾，把住屋都烧掉了，他总结出的一个经验是，制墨之妙，正在和胶，若得法，次灰也能制成善墨，如果失误，上等烟灰也会成为废品。罗墨在当时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声，要之在于“和胶”得法，罗龙文用麝香粉、玉屑、金、珍珠及鹿胶和之，造出的墨坚不可折，写在绢纸上又不褪色，所谓“十年如石，一点如漆”是也，人称墨中尤物。罗龙文在和胶时还别出心裁加入藤黄、鸡白、犀角、皂角、马鞭草等药材，所以罗墨还常常被人当作药物使用。

嘉靖朝时，最受追捧的江南墨工是罗龙文、邵格之、方正三家。罗墨每挺都重二两余，最重的达五两，他所制的“一池春绿”“合欢”“伏虎”“通天香”“龙濞香”“碧玉圭”“蛾绿螺”“古狻猊”等款式都千金难求。博物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说，“小华墨价逾拱璧，以马蹄一斤易墨一两，亦未必得真者”，在他看来，罗龙文就是一个堪比前世制墨名家的“墨妖”。但这罗龙文并不是一个安分的墨工或商人，他还精于鉴古，轻财任侠，喜欢到处交游，结交各种异人。有一种神奇的说法是，他能在水中闭气整整一日一夜而不上岸。如果罗龙文只是一个技艺精湛的工匠，也就不会有下面的故事了。

海盗

西方的海盗船挂骷髅头旗，东方的海盗船挂“八幡大菩萨”旗（八幡，日本应神天皇，在位时为中国西晋初年），所以又称作“八幡船”。此船出没海上迅疾如飞，倏忽可至千里，让明朝官军很是头痛。

仇英《倭寇图卷》中的明代倭寇形象

闹得最厉害、也是最荒唐的一次倭乱，是1555年夏天，五十三个“髡头鸟音”、赤裸上身、手提长刀的倭寇，从杭州湾南岸的上虞县登岸，八十天里暴走数千里，一路流劫浙、皖、苏三省，攻掠州县二十余处，最后竟然攻打起了留都南京。贼寇个个武艺高强，能手接飞矢，一路杀死杀伤四五千官兵。南京承平日久，陡地杀来一股半裸着身子的海盗，城里乱成了一锅粥，该城最高级别的官员兵部尚书张时彻匆忙下令关闭城门，并动员市民自备粮械，登城守卫。当时著名学者、昆山人归有光正在城内准备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感慨说，平时国家出钱养着的兵都到哪里去了？（“平昔养军果为何？”）目击者、时任南京翰林院孔目的何良俊，也在笔记里愤愤不平挖苦道：“贼才七十二人耳。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杀二把总指挥，军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倾城百姓皆点上城，堂上诸老与各司属分守各门，虽贼退尚不敢解严。夫京城守备不可谓不密，平日诸勋贵骑从呵拥交驰於道，军卒月请粮八万，正为今日尔。今以七十二暴客扣门，即张皇如此，宁不大为朝廷之辱耶？”[3]

最后，这伙猖獗的倭寇在大批官兵追击下，一昼夜狂奔一百八十余里，越过武进县境，穿过无锡惠山，在常熟浒墅关落入了官军包围圈，被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官军悉数擒杀，没有一人逃脱。

五十三个倭寇长驱直入，把帝国腹地搅得翻江倒海，虽然最后被剿灭了，但他们已如一柄锋利的尖锥，刺进了朝廷这头臃肿巨象的中枢神经。

北虏南寇，向来是帝国大患，如果从南宋理宗时期倭寇骚扰高丽海岸算起，为祸东部沿海已达三个半世纪，而尤以世宗在位的16世纪中叶最为猖獗。最早的时候，登岸烧杀掳掠的海盗几乎是清一色的日人，其成员包括日本西南滨海的九州及濑户内海的乱民，和逃窜海上的战败武士，尤以萨摩（今日本鹿儿岛县）、肥后（今日本熊本县）、平户（今日本长崎县）三县居多。这里是日本战国时期的强藩，开化较晚，民风剽悍，可称日本的斯巴达人。到本文故事发生时，日人在比例中反占少数，那些坐着“八幡船”、衣着服饰全为日人型式的乌合之众，大多为闽、浙、粤贪图暴利的海盗和奸民，此时的倭寇已然成为中日匪类的大结合了。就像倭情专家胡宗宪所说：倭奴拥众而来，动以千万计，非能自至也，由内地奸人接济之也。济之以米水，然后敢久延，济之以货物，然后敢贸易，济之以向导，然后敢深入。

绘于明嘉靖年间的《大明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中的日本国及浙东海防形势图。

当时最有名的海上巨魁是汪直和徐海。

汪直和罗龙文有同乡之谊，也是徽州歙县人。传说汪直的母亲生下他前，曾梦见一颗奇异的星落在她家院子里。占星术士说这星叫弧矢星，又叫天狼星，应了星命的人，不是大忠，就是巨奸，反正不会是个常人。果然长大后的汪直显出了不一般来，不爱读书，却轻钱财，喜结交豪客，时常与一帮乡里恶少喝酒、赌钱，舞枪弄棒。那时候他是一个私盐贩子，带着一帮行脚商贩在山地里与官府做躲猫猫的游戏，逼急了，他也朝人吼：“中国法度禁严，动辄触禁，孰于海外乎逍遥哉！”

汪直这么说是有他的理由的。当时海禁已稍松懈，不时有商人出海归来骤富的财富神话在乡里传开，汪直难免不心动。当他打听到同乡许栋在宁波双屿岛有一支规模巨大的船队从事海上贸易时，立马就邀集了徐惟学等几个密友一同前往投奔。

这个不起眼的小岛最早是葡萄牙人看中的，16世纪初叶，葡萄牙水手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货物仓库，后来这里就成了海盗们的货物交换、中转站。那许栋在这里落草为寇多年，和一个叫李光头的福建人合伙从事海上走私。他们的船队有上百艘双桅大船，官府都莫之奈何。汪直入伙后深受器重，被许栋委任为“管库”。但落草的成本也委实太大，不久，时任巡抚福建都御使朱纨派遣手下猛将、指挥使卢镗击破了双屿岛，焚毁了所有走私船只，把这个繁华一时的小岛从地图上彻底抹去了，老大许栋也下落不明，大概是喂了鱼。汪直只好收拾残部，驶往沥港避难。

海上的法则是大鱼吃小鱼，有一条巨鲨盯上了汪直这条小鱼，这就是盘踞在横港的海盗头子陈思盼，一个个子小却出手狠辣的广东人。汪直伏低伏小，曲意奉承，对方也就对他放松了警惕。某日，陈思盼生日，汪直以贺寿为名登岛，手下部众趁其不备，抽出藏在寿礼下的刀剑一气乱砍，最后，这场发生在两股海盗间的火拼以汪直胜出而告终，陈思盼的所有船只、货物、女人全都归了后起之秀汪直。不久，在浙江海道的授命和协助下，汪直剿灭了卢七、沈九几伙小海盗，这是1548年冬天的事。

汪直称雄海上的时代开始了。他的船队装载着硝磺、丝棉等违禁物品，生意做到了日本及南洋的暹罗、安南诸国，顺便还搂草打兔子，劫掠国际商船。在内地苏杭一带，汪直也广布眼线，商船出入无须报关。短短五六年间，汪直就完成了海上财富帝国的打造，人都恭称他为“五峰船主”。不只沿海商民争着与他做生意，献酒米、献时蔬、献女子，甚至驻防海疆的官军将领还赠他红袍玉带，以换得一时太平。

汪直终究是个商人，没有政治野心，不久后，日本“五岛”（今日本九州西海岸外群岛，包括福江、久贺、奈留、若松和中通五个小岛）夷乱，他还天真地想投效朝廷，约明军的海防官员一同出兵剿灭，以杜倭患。且开出条件说，我为朝廷立此大功，希望得到奖赏，一是委以海防官职，有个合法身份，二是请恢复海上贸易。与他谈合作事宜的官员不置可否。当汪直剿灭了五岛夷乱归来，得到的赏赐竟是区区一百石米。汪直大怒，骂：我的身家性命就值这百石米吗？带着船队驶向海中，扬长而去。

怨愤之下，汪直的船队也时常侵袭内地了，而且每一次都摆出声势浩大的阵容，跟官府叫板。明军派出参将俞大猷率数千艘战船围剿之。汪直以火箭迎战，把俞大猷的战船几乎全给烧了。汪直亲自出阵，立于舰桥的一匹雪白骏马上。他的指挥舰方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余人，以木为城，其上可驰马往来，令明军相顾失色。

这次海上战争后，他和明军过了一段相安无事的日子。汪直把船队驶到日本萨摩洲之松浦津，自称“徽王”，又称净海王，周边三十六岛之夷，全都听从号令指挥，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海盗头子。《明史》里说到他某次进定海城的排场，“绯袍玉带”，背后一顶“金顶五檐黄伞”，手下百余个头目，俱“大帽袍带，银顶青伞”，侍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气场强大到了令人咋舌。

他还得到了善于经商的平户大名松浦隆信的庇护。日本《大曲记》有一段记载提到：“道可（松浦隆信）是福气和武功都很大的人，有个名叫五峰的大唐人来到平户津，住在现在的印山邸址，修建中国式房屋。他利用了五峰，于是大唐商船来往不绝，甚至南蛮的黑船也开始驶入平户津。大唐和南蛮的珍品年年充斥。因而，京都、堺港等各地商人云集此地，人们称作西都。”

和尚

徐海比汪直的辈份低一辈，他的叔叔徐惟学是汪直的亲信，从歙县到双屿港再到日本，一直跟着汪直，是汪直手下的几大头领之一。徐海落草前，是杭州虎跑寺的一个小和尚，法名“普净”，又称“明山和尚”。这可不是个甘守清规戒律的和尚，时常溜出寺院赌博、玩女人，是个出了名的花和尚。跟他相好的女人中，有个叫翘儿的歌伎。

翘儿名翠翘，有说她姓王的，也有说她姓李、姓马的，风尘中的女子，改换姓名是常事，这里姑且叫她王翠翘。王翠翘虽是北人——山东临淄人，望之却长相清丽有如江南女子，教她唱吴歌就唱吴歌，教她弹琵琶就弹琵琶，这样的一个可人儿，官员、巨贾自然趋之若鹜，但王翠翘天生倔脾气，她看不上的人，钱多得再烧包她也不会放在眼里，她喜欢的穷书生，她就是倒贴了缠头也愿意与之共宿双飞。鸨母原指望着拿她这棵摇钱树生财，这一来自然不会给她好脸色看，时常还打骂她。后来在浮浪少年的勾引下，她就带了一个叫绿姝的侍儿跑到南方，自立门户了。

在结交徐海之前，翠翘已经是徽州巨商罗龙文的女人了。罗龙文的生意做大后，就天南地北到处跑，有一年北上，路经京口（今属镇江），邂逅翠翘，见她吹箫度曲，音吐清越，执板扬声，娇声呖呖，不由豪心大起，为之一掷千金。这翠翘一见罗龙文这样的豪客，其实早已芳心暗许，一心要让他梳笼了自家，但罗龙文这样的草莽英雄，哪甘弄一个女人来自缚手脚，因而也只多多使钱，在杭州买下一小院，让翠翘住在那儿，把她视作自家的一处别院，想起来了就过去临幸一番。

某一日，罗龙文到杭州，白天生意场上的事一毕，到傍晚就带了一个随身小厮一路行过河坊街，前往翠翘住所，欲度春风一晚。一进门，就觉得翠翘脸色大异。再三催问之下，翠翘见瞒不过，只得明言相告：虎跑寺的明山和尚欠下了一屁股赌债，债主追逼得紧，正藏身在院里。这罗龙文是个性喜结交的江湖豪客，一听有这样的事，就让翠翘把明山和尚请出来相见。灯下一见此客，虽作出家人打扮，却举止豪放，眼里精光四射，落落而有奇气，一望就是个空门里关不住的人中之龙。罗龙文啊了一声，执住此人手腕，连呼壮士。让翠翘赶紧准备酒食，他要与这个壮士接臂痛饮。

酒酣耳热，夜色渐深，明山和尚还没有离去的意思。罗龙文既然是倾身结友，索性让翠翘的侍女绿姝陪他去睡。明山和尚毫不扭捏推辞，就好像他本来就是应该住在这院里似的。两个男人攘袂持杯，相搀着离开杯盘狼藉的酒桌时，明山和尚附在罗龙文的耳边说：哥啊，这一片小地方不是吾辈得意场，大丈夫怎能一直郁郁乎久居人下，哥多努力，吾亦从此逝矣，他日苟富贵，毋相忘。

以后几年里，再没人见过徐海，他好像在人间蒸发了。到他的名字被咸涩的海风再度吹入东南沿海，他已经成了个令人闻之色变的海盗头子，自号“天差平海大将军”，手下盗众有上万之多，成了海上势力仅次于汪直的第二号海商集团首领。

据说，徐海离开杭州就去海上投奔了他的叔叔徐惟学。徐惟学虽说是汪直的合伙人，但也不是个久居人下的主，眼看着老船主汪直赚得富可敌国，他眼红啊，也想出来单干了。汪直挺仗义，给了徐惟学一些本钱和船只。海上走私的本钱越大越好，徐惟学又向日本大隅的某领主借了许多银两。但他的运气实在不太好，不是被风暴掀翻船只，就是遇上巡海的明军，好几次都搞得血本无归。徐惟学就像一个赌徒输红了眼，急于想翻本，日人催款催得急，徐惟学就把和尚侄子徐海作为人质抵押。这也只是权宜之计，徐惟学的计划是，等手上的这宗货物一出手，就把徐海赎回来。但人算不如天算，徐惟学在广东拓林交易时被明军指挥黑孟阳所杀。大隅领主丢了一大笔钱，暴跳如雷，要把抵押为人质的徐海杀了，徐海不慌不忙，只一句话就改变了自己命运：

“休要坏我性命，我跟你们一起干。”

徐海从此正式成了倭寇的一员，伙同日本人辛五郎（日本大隅岛主之弟），以大隅、萨摩为根据地，组建了一支数万人的海盗集团，开始了烧杀抢掠的海盗生涯。其手下头目有陈东（此人原在萨摩领主之弟的幕下担任书记）、麻叶等。

尽管有了强大的部属和自己的势力范围，徐海还是和汪直不一样，他还得靠日本人才能活。汪直不买日本人的账，他首先是个商人，其次才是海盗，这徐海几乎天生是作贼盗的，且是个精明的贼盗，每次带领倭寇进犯之前，他都会与对方签订合同，列明带多少人，去抢哪里，事后分红份额等等。

嘉靖三十五年（1556）春天，徐海纠合大隅、萨摩、日向、和泉等地的倭贼数万人，分乘千余艘船，在浙江乍浦登陆。徐海本就不把官军放在眼里，为了激励海盗们死战，登陆后还把船都烧了。海盗们洗劫了瓜洲、上海，最后团团围住嘉兴府的桐乡，使用云梯、云楼、撞车等各种攻城武器昼夜轮番攻城。

因倭寇作乱流离失所的百姓（仇英《抗倭图卷》局部）。

诱杀

自嘉靖初年起，为了防御愈深愈烈的倭患，皇帝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帝国东部海疆的官员也走马灯般换了一茬又一茬。曾经剿平浙东寇盗的朱纨，被诬擅杀，吞毒自尽；继之的王忬（作家王世贞的父亲）善于用兵度将，也被改调山西大同。再来了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张经和浙江巡抚李天宠，虽合作指挥了王江泾大捷，也被人冒功，参了个“纵寇罪”和“嗜酒废事”，同日绑到西市问斩。治倭，简直成了个吞噬官员的巨大黑洞，让帝国政坛谈之色变。首辅严嵩的门生、工部侍郎赵文华上奏皇帝，说倭人猖獗，官军屡屡失利，唯有一法可行，“请祷东海之神镇之”，于是赵文华就在1555年秋天代表皇帝南下祭海并督视军情了。

到本文故事发生时，闽浙海域治倭的一干重臣，分别为：钦差大臣赵文华，以兵部侍郎摄总督一职的胡宗宪，苏松巡抚张景贤，浙江巡抚阮鹗，浙江总兵俞大猷等。其时，东部海滨狭长的地带上，拥挤着从各地征调来的五花八门的军队，政府的卫所军当然不值一提，最有战斗力的有京营神枪手、涿州铁棍手、保定箭手、辽东虎头枪手、河间府义尖儿手、河南毛葫芦兵、汉中矿徒兵、土兵以及名头最大的广西狼兵（土司兵）。但因号令不一，真打起来也不一定管用。胡宗宪用钱财摆平了赵文华，再通过赵攀附上了首辅严嵩，总督浙江、南直隶、福建等七省军务，可称前敌总指挥。赵文华一心替相爷搜刮南方珍玩，又不懂军事，胡宗宪调兵布防的事绝不干预，赵、胡各干各的，倒也是一对绝配。

嘉靖年间一个叫潘之恒的作家在私家笔记《亘史》里，记载了赵文华刚到东南时与胡宗宪的一场冲突：

胡宗宪宴请赵文华，赵文华态度倨傲，胡宗宪讽刺了他几句，席上所有人都错愕万分。赵文华大怒：“吾奉天子命监尔军，死生皆出吾手，而敢恣无状耶？吾旗牌安在？”于是赵的卫队在堂下大哗。胡宗宪大笑，叱道：“吾拥十万之众，节制七省，不知天子命，何顾监军，吾独无旗牌耶？”胡的卫队发出更大的呼喝声，盖过了赵卫队的气焰。陪席的人忙打圆场：“您是主人，他是客人，您就委屈一下吧。”胡厉声说：“让我道歉？大不了给二千两银子！”赵也见好就收，打趣说：“你只送二千两，我更要怪你。”胡宗宪笑道：“就给四千两有何难？”第二天果然把银子送过去。

后来胡宗宪对亲信解释说：“这样的人无才无德，来做监军，无非想趁机得利。我要是不给，他必然心生怨恨，平白给他则不甘心，所以我故意先骂后赏。骂他解我的气，赏他趁他的意，大家都满意。”

胡宗宪的世故圆滑，可见一斑。

胡宗宪很快领教了徐海的厉害。他派游击将军宗礼率九百兵马出击，与徐海在通往杭州的要隘崇德三里桥大战。前三仗，宗礼胜了，斩海盗首级三百余。宗礼孤军乘胜追击，没想到徐海已预先派人锯断了桥桩，追军一上桥，那桥立马就垮塌了，冲在最前面的宗礼和卫兵全都掉进了河里扑腾。徐海一个回马枪，明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落入河里的宗礼也被乱刀砍死。桐乡被围一月，阮鹗身陷危城，写下数封言辞哀切的求援信，求杭州的胡宗宪拉他一把。胡宗宪未发一兵一卒，让信使转告巡抚大人，要他稍安勿躁，说他已用离间计让徐海和他手下头目生隙，不战而解桐乡之围当指日可待。阮鹗看毕来信，气得吐血。

徐海的乌合之众围住桐乡时，他自然想不到，翠翘和侍女绿姝也已从杭州搬到此地居住。不久，海盗们在城边抢劫时捉住了翠翘和绿姝。徐海一见大喜，那不是翘儿姑娘吗？把她留在了寨中，让她弹琵琶，唱曲，陪他喝酒。翠翘见当年的小和尚已号令万人之众，倒也颇念旧情，也就曲意逢迎。翠翘风尘女出身，艳功高超，很快徐海对她宠盖一寨，让手下都要恭恭敬敬称她夫人，军机密画对她也从不隐瞒。饶是如此，翠翘还是终日悒郁不乐，这海上作盗的营生终究要有个尽头，到时候杀头事小，夷九族，祸就大了，因此内心里是巴不得徐海被官军打败，她好趁乱回到陆上去。

胡宗宪的离间计说来也无甚高明，就是派一个叫华萼的年老幕僚带着一大笔珠宝钱财去招降徐海，让他自剪臂膀陈东、麻叶，到时朝廷自有封赏。华老人一进海盗窝，就被徐海命人绑了，要推出去斩首。翠翘劝阻说：今日之事，生杀在君，降也罢，不降也罢，与来使又有什么关系？徐海一想也对，就依了夫人之言，把华老人放了回去。这华萼一回到杭州总督衙门，对胡宗宪说：海盗阵容强大得很，看样子一时打不来，但海盗头子宠幸的王夫人好像有外心，可以想办法搭上她这条线，厚给金珠宝玉，待时机成熟再聚歼海盗。胡宗宪本来就是个心机很深的人，听了此话，半日沉吟不语。

罗龙文就在这时来叩辕门。他一副江湖侠士装束，一来就找朋友、在总督府做幕僚的徐渭通融关系。胡宗宪一听闻名天下的墨工、巨商罗龙文求见，此人又是自己徽州老乡（胡是安徽绩溪人），急忙降阶迎揖。听罗龙文讲了当年与徐海、王翠翘相识、相交的经过，胡宗宪呵呵大笑：“罗公子果然非常人也，我今天是用定你这个人了，你的功名富贵就包在我身上了！”

罗龙文依旧是行走江湖的那副打扮，渡海上岛，让随身小厮持了他的名片去见徐海。徐海见故人到访，好不高兴，吩咐大张旗鼓，上座、置酒。但心里对这不速之客还是有些狐疑，入席时，握着罗龙文的手说：“足下涉海而来，不会是替胡公作说客的吧？”

罗龙文笑笑：“不是为胡公做说客，是为故人作忠臣啊！比你势力强得多的汪直都派儿子送来了降书，你如果此时还不解甲释兵，到时候官军集中力量来对付你，事情真的难办了，老哥劝你也要想想将来。”

徐海愕然：“老船主也降了？”

罗龙文说：“有他的养子王滶送来的请降书为证。”

徐海说：“我这里情况特殊，兵分三路，另外还有陈东、麻叶两路，我一人说了不作数啊。”

罗龙文含糊其辞：陈东等已有他约，现在只等兄弟你了。轻轻松松一句话，就种下了猜忌的种子。

徐海心里不安，掩饰说，喝酒，喝酒，你我兄弟难得相见，一醉方休必须的。端上来的都是美酒琼浆，还有歌女在一旁轻敲檀板，唱曲佐酒，这场景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在杭州豪饮的那个晚上。酒至半酣，徐海又请出夫人及绿姝与罗龙文相见。翠翘已是夫人之身，罗龙文整装改容见礼，话题一句也没有涉及到从前旧情。徐海见他如此识时知趣，好感又添一分。

罗龙文来时带了大量钱财及妇人头面饰品，一来显示他手面豪阔，任侠依旧，二来也是取悦于女人，巴望着她在徐海耳边多吹枕边风。果然罗龙文一走，翠翘日夜都在劝徐海为了将来计，早早降了杭州胡公。

枕边风是世上最强劲的风，一说二说，徐海顽石般的心就松动了。为了爱情，与翠翘长相厮守，他决定上岸。派了使者去杭州见胡宗宪，上书表示谢意。胡宗完为表示诚意，派一个叫夏正的指挥押了数万银两随来使一同带回，还释放了两百多个俘虏的海盗。本来，这些海盗喽罗都是囚禁在死牢里，准备要秋后问斩的。

徐海收到白花花的银子，就撤了桐乡的围。另一支攻城的海盗陈东，听说徐海收受了朝廷的重贿，却没一分一厘分给自己，也不干了，带兵撤到了乍浦。

此时，回到京城的赵文华又获钦命，二次南下督师了。急于成功的赵文华催胡宗宪速速进兵海上，胡宗宪呵呵笑着说：不急不急，大幕徐徐拉开，大人且看好戏上演。

徐海的计划是缚了陈东、麻叶去杭州请降。只是陈、麻各占一块地盘，轻易不好得手。胡大帅发话了，你先来降，也是一样。

于是，八月的一天，徐海带了手下百余头目来到平湖城外。按照约定，赵文华、胡宗宪、阮鹗一班朝廷重臣在这里等着他。徐海把大队兵马留在城外，自己带了亲随头目披甲入城。海盗们大多裸身跣足，横目直瞪，态度傲慢，他们的威势把赵文华和阮鹗一班文臣吓得不轻，临时改主意想要阻他入城，经胡宗宪的再三坚持和保证下，徐海一干人才有惊无险地走过警卫森严的街衢，进入官衙大堂。

徐海跪下叩头，胡宗宪离座下堂，走到他跟着，伸着手掌摩着他的头顶安慰说：你为害东南也够久了，今天你既来降，朝廷就赦免你了，以后你再也不必担惊受怕了。

接见毕，徐海一行人出来，看到城内外马嘶人叫，官兵四集，徐海脸然一变，胡宗宪说：勿慌，我调集军马，专门是为对付陈东的。听了这话，徐海还是一脸惊疑。

不久，胡宗宪派人向徐海传话：你已归降朝廷，朝廷正等着看你的立功表现，目前吴淞口一带有小股海贼骚扰，你何不击之立功？何况还能把他们的船抢过来作缓急之计呢！徐海的大部分船只都已在登陆时自行烧毁了，一听，也对呀，于是在吴淞朱泾一带伏击了这股海盗，斩首三十余级。胡宗宪知他得手，暗底下命令总兵俞大猷率一路精锐人马，偷偷把海盗船一把火烧了。徐海情知有变，大为惊恐，生怕胡宗宪暗中对己下手，把弟弟徐洪送到总督府为质，还献上飞鱼冠、坚甲、名剑和一大堆珍宝古玩讨胡宗宪欢心。胡宗宪对徐洪非常客气，对他说，只要你哥哥缚来了陈东、麻叶这些寇首，封官进爵不在话下。

徐海、陈东、麻叶三巨头，陈东狡黠骁勇，仗着与萨摩岛主之弟关系好，有后台，不怎么把徐海放在眼里，倒是麻叶，对老大一向言听计从。徐海轻易就把他绑了，送到胡宗宪那里。胡宗宪没杀麻叶，把他好吃好喝养着，准备利用之再施一手连环计。

胡宗宪让麻叶写信给陈东，让他擒获徐海来献给胡大帅。胡宗宪故意让徐洪看到这封信。果然徐海闻讯大怒，恨不得把陈东剁碎了。

徐海暗降后，带着上千人马驻扎在平湖城外沈庄的东面，陈东带着五百人马驻扎在庄西。胡宗宪派人放风说，徐海马上就要攻击陈东了。狡黠的陈东先下手为强，趁着夜色先向徐海发动了攻击。徐海急忙请求明军，助剿陈东。其实何用他说，钦差大臣赵文华早就安排下了六千兵马，一等海盗火并就要杀过来坐收渔翁之利。

情知徐海难逃此劫，胡宗宪忽然对这个小同乡心生怜惜，迟迟不发兵进攻。赵文华再三催促，他才下令击鼓前进。徐海见约为援兵的明军竟然向自己这边掩杀过来，才知中计，慌忙令手下开掘壕沟，修筑栅栏固守。海盗们被背信弃义的官军惹急了，一个个杀红了眼，哇哇怪叫向着阵前扑。官军皆畏缩不敢前。此时，俞大猷率另一彪人马从海盐方向绕过来，从后翼向阵地发动了攻击。俞大猷再次施展他擅长的火攻，火箭、鸟铳对着木栅栏齐射，这天刮的是干冽的西北风，官兵鼓噪放火，海盗们负隅抵抗的木栅栏如同一条火龙熊熊燃烧，不一会就被突破了口子。寨子告破，海盗们四散溃逃。徐海趁乱带着翠翘、绿姝冲至海边。海边已无一船，徐海长叹一声，跳入海中，几个浪头过来，就不见了踪影。

官军追至海边，问两个女人，贼酋在哪？女人指指吐着白色泡沫的浑黄海水。水性好的钻下水去，折腾半日，拖上了徐海，已经咽气多时了。

此战，官军斩获海盗首级一千六百余，堆在海边似一座小山。另捕获陈东、辛五郎、吴西、王七、胡四、戴二、董一、王亚六等大小头目百余人。这些俘虏和拘押在总督府的徐洪、麻叶等一并在嘉兴北校场砍了脑壳，徐海已经溺毙，也象征性地追加了一次死刑。

胡宗宪命人着一匹快马，带上砍下的海盗头子首级，六百里加急，向京师驰书报捷：

臣胡宗宪为恭仗天威、荡平巨寇，飞报捷音事：

昨岁蒙我皇上，俯念东南重地，财富奥区，特敕侍郎赵文华祭告海神，果仗玄威，遂有王江泾大捷。比时海虽遁去，逆心未改。今年复率倭贼万余，纠同新场贼首陈东等，拥众攻围乍浦，遂及桐乡。职因援兵未至，多方用间，广布疑兵，与都御史阮鹗，及中书舍人罗龙文计议，密遣通事邵丘山、陈钦、童翠峰、高香、朱尚礼等，入巢牒论，离间腹心，使之自相疑畏，复蒙皇上轸念元黎，再遣尚书赵，统领天兵来援浙、直，竭忠殚力，振扬天威，所至克捷，先声大振。……自七月二十九日进兵，八月二十五日平贼，功及神速，人力何至于此！且适当圣诞之期，东南士民鼓舞欢呼，举手加额，颂祝万寿，皆我皇上保爱万民之德，昭格上玄，荡平百蛮之威，远敷沧海，实非职等所能与也。

仇英《抗倭图卷》（局部），描绘了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东南沿海军民抗击倭冠侵扰的历史画卷。

远在北京的嘉靖皇帝龙颜大悦，率领百官，身着鲜艳的朝服举行了告庙礼，着吏部论功嘉奖。赵文华、胡宗宪分别晋升为“太子少保”“都御史”，并厚赐金币。

杭州这边也在举行庆功宴。总督府里，觥筹交错，一片敬酒颂扬声。大盘的肉端上来，一坛坛的酒都喝得见了底。王翠翘弹罢琵琶，又跳舞，舞罢，又捧觞行酒。胡宗宪喝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脚步踉跄着，拉着王翠翘就到帐后强行与之发生了关系，卫兵们都侧着脸当作没看见。第二日酒醒，想起前夜荒唐事，不由大为懊恼，胡乱把王翠翘作为战利品奖赏给了帐下一个作战勇敢的广西狼兵头目（永顺酋长），要他赶紧带走。

罗龙文还等着与翠翘破镜重圆呢，得知此事，懵了，招呼也不打一个，就离开了胡宗宪。

翠翘跟了永顺酋长去，夜半到了钱塘江上，听着江水汤汤，眼泪流了下来，说：“明山对我不薄，我以国事诱杀之，毙一酋又属一酋，我还有何面目活在这个世上！”趁人不备，跳到了江里，想要停船去救，早已不见了身影。

海贼王

收拾了徐海，现在胡宗宪要专心对付另一个同乡汪直了。其实胡大帅从来没有把明山和尚这样的小毛贼放在眼里，他明白自己最大的敌手是汪直，与幕僚们也这样说：“海上贼，惟（汪）直机警难制，其余皆鼠辈，毋足虑。”大帅清楚得很，汪直是海贼王。

这么多年，东南沿海的村镇到处贴满了这样的告示：或有擒斩汪直者，封伯爵，赏万金，授高官。但从没有一个人有本事得到这笔赏金。

胡宗宪早就看清汪直骨子里是个商人，不会忍心看着自己的海上财富帝国毁于战火，早就想好了招抚之计。这也是先前罗龙文献的策。

现在罗龙文已经负气离开，胡宗宪派出蒋洲、陈可愿两位特使远赴萨摩岛，说降汪直。蒋、陈两人虽只是生员，读书人里最末级的功名，舌上功夫却堪比战国时的纵横家。两人代表杭州的胡大帅，对汪直百般拉拢、示好，说只要汪直答应投顺朝廷，海防提督之位当唾手可得。两人还带来了一个消息，胡大帅已经把监禁在金华府狱中的汪直老母妻儿释放，接到杭州，安顿在了一处干净住宅里，给予极优厚的待遇。胡宗宪打出的这张亲情牌把汪直击倒了。这些年汪直一直以为自己家人受到株连都已遇害，得知他们还在人世的消息，欢喜流泪，觉得自己的这个老乡总督真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说起来，这几年汪直的日子也不好过。此时日本已进入战国时代，九州崛起了一个强藩岛津贵久，已经占领大隅、日向等国的大部分，汪直身为“唐人”，他的地盘也在大幅缩水，他早就谋划着把庞大的海上帝国移向别处了。此时胡宗宪抛来橄榄枝，他怎会轻易放过？

汪直告诉两位特使，我本来就没有谋反之心，都是当年俞（大猷）总兵烧我商船，拘我老母妻儿，搞得我待不下去，才跑来此地另立山头。他答应帮助朝廷剿灭为祸东南多年的倭患，“肃清海波赎死命”。

汪直让养子王滶护送两位特使回杭州，并开出了投降的条件：一是解除海禁，恢复海上通商，“通贡互市”，生意大家做；二是授予他海防官职。一句话，他要做个红顶商人。

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月初，在胡宗宪的热情邀约下，汪直带着千余部众，及四十多个忠心耿耿的日本随从，乘“异样巨舰”抵达舟山外围的岑港。大陆已遥遥在望，他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这种无所依凭的感觉，就好像蛟龙跃出了水潭，老虎离开了山林，他有些后悔了。

如果他预先得悉胡宗宪说过这样的话，“汪直越在海外，难与角胜于舟楫之间，要须诱而出之，使虎失负隅之势，乃可成擒耳”，他还会送上门去吗？

朝廷本来已经批准了胡宗宪的招降计划，兵部发回的签议上，要胡督促汪直扫清舟山附近海域的小股海盗，“果海疆廓清，自有恩赏”。但一得知汪直已经带着庞大的船队泊于岑港，顿时慌了手脚，中枢大佬们齐声切责胡宗完，说他的冒失行动将酿成东南大祸。不久，朝旨下，说汪直既称投顺，却挟恶同来，以市买为词，其心实在叵测，要胡宗宪“相计设谋擒剿”，“不许疏虞，以堕贼计”。

蒙在鼓里的汪直还在写表感谢政府诚意招抚。他通报日本国内近况：日本虽统于一君，近来内乱频起，君弱臣强，不过徒存名号而已，其国尚有六十六国，互相雄长，诸岛不相统摄。他感谢皇上仁慈，宽宥了自己的罪，表示甘愿肝脑涂地，驰驱于海疆，以报主龙恩，当今之计，为消弭祸源，他建议“通关纳税”，说这才是真正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胡宗宪一次次地催汪直上岸。还让汪直的儿子汪澄写下一封血书，再让老夫人按下手印，说胡大帅待他们如何如何好，要汪直早日归降。汪直接信呵呵地笑，笑得泪花都出来了：傻儿子，朝廷还留着你们的性命，都是因为我的缘故啊，要是我落进了他们手里，你们哪里还会有命！

话是这么说，到了这个份上，他不上岸还真不行了。日本南部九州已渐趋统一，老巢五岛是回不去了，戚继光、俞大猷率领的明军精锐战船也都牢牢地盯着岑港。当胡宗宪再次发出邀请，并答应把指挥夏正送过来作为人质时，汪直同意去杭州了。但他还是留了一手，让在总督府为人质的养子王滶回到岑港。

他是想万一生变，有忠诚能干的王滶坐镇在岑港指挥，谅官军也不敢拿自己怎样。

内心里，他还真没拿胡宗宪当回事儿。部下劝阻，他竟拿刘项鸿门宴的故事作比，说我天生有做王爷的命（“当王者不死”），即使姓胡的诱我，其奈我何？

11月的某日，汪直入杭州。他受到了老乡胡宗宪的热情接待，住的是高敞大屋，酒是陈年佳酿，坐的是最高级别的车轿。但在三天后，汪直按照约定前去拜会本城另一高官巡按御史王本固时，突遭逮捕。原来，这一切都是商量好的。

被朝廷的无耻行径震惊了的汪直，睁着一对虎目，大吼：吾何罪！吾何罪！

他当然是有罪的。外头都在这样说他，“恶贯滔天，神人共怒”。王本固把他的罪状罗列成好几大张纸，上疏要求把他明正典刑：“汪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以中华之意，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寇，比年攻掠，今悔罪以来归，仍挟倭以求市，上干国禁，下毒生灵。”

胡宗宪倒真的不想让这个同乡因自己而死，他还真的想把汪直收归己用。汪直虽已在押，但他的船队还在舟山外海上呢。胡宗宪上疏请求皇帝，赦免这个前海盗头子。汪直也在狱中上了《自明疏》，希望朝廷许他戴罪立功，剿灭海上诸夷，疏文的最后，他又念念不忘地希望政府能够开放海禁，通商互市。但此时事态的发展已由不得胡宗宪了，主张禁海的王本固放风说，胡收受了海盗头子数十万两银子的贿赂，并上书弹劾。胡宗宪害怕了，重新上书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急转，称汪直罪在不赦，请皇帝处分云云。

杀，还是不杀？皇帝也在犹豫。汪直在杭州关了两年多，用官方的说法是“羁养”，也就是说虽然下狱，衣食卧具一直都受优待。

政府使出流氓手段，要把老船主下狱论死，消息传来，坐守岑港的王滶如同疯了一般，一次次向官军发动攻击，要求放还老船主。俞大猷、戚继光两总兵一起合剿，好几次也都吃了败仗。王滶还去日本煽动来更多的流亡武士前来骚扰，东部沿海寇焰比以前更炽十倍，甚至广东、江西的山地间，据说都发现了倭寇。

正当东南各省的倭乱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1559年冬天，对大海枭汪直核准死刑的通知正式下达了。行刑地点是在杭州官巷口的校场。刑前，汪直与儿子汪澄诀别。对这个因牵累坐牢的儿子，他一直是很歉疚的。儿子拉着他的袍角，哭得泪人一般，他拔下束头发的金簪交给儿子，不胜怨恨地长叹道：“不意典刑兹土！”

消息传至岑港，被押为人质的夏正被狂怒的海盗们大卸八块喂了鱼。

曾经担任胡宗宪幕僚的郑若曾，在编写《筹海图编》一书时记载了夏正上岛后对汪直说的一番话，郑若曾称夏正为“死间”。“乃以夏正等为死间，谕直曰：汝欲保全家属，开市求官，可不降而得之乎？带甲陈兵而称降，又谁信汝？汝有大兵于此，即往见军门，敢留汝耶？况死生有命，当死，战亦死，降亦死；战死不若降死，且万一有生焉。”

所谓死间，是指抱着必死之心到敌营去使离间计。这是《孙子兵法》中的著名一计：“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

横死

皇帝身边有各种各样打小报告的人，嘉靖早就听说了赵文华督师江南时“黩货要功”的事。徐海被荡平后，赵宣召回京，听说皇帝对自己有了看法，就称微染小恙，皇帝即以要他安心养病为由，夺去了他的本兼各职。过了些日子，干脆降为边衙小吏，催他着即赴任。不管他先前是真病假病，这一来，真的病重了。

赵文华是在南下途中暴毙的。那一日，船行驶在京杭运河上，他忽然腹痛如绞，一整夜手捂着肚子在船上滚来滚去，就像一条搁了浅的白条。等他安静下来，船上人发现他已经歪着头死去了，肚子暴裂，肠子都流了一地，腥膻不可闻。有久历江湖的，说他是中了一种极厉害的毒，才会死得如此之惨。

这是1557年7月的事，当时胡宗宪正在一门心思对待汪直。

得悉老搭档横死，胡宗宪慌了手脚。再加王滶为了报复胡宗宪杀降，带了日人大肆袭来，东南沿海的倭患闹得更凶了，像王本固这样的顽固派，多次上书弹劾胡宗宪，皇帝也严旨切责，胡宗宪陷入了四面楚歌。恰巧他的手下在舟山捕获了一只白鹿，胡宗宪当作祥瑞送到京师，并让幕僚徐渭写下一篇《白鹿赋》，果然，喜好斋醮和青词的皇帝收到这份礼物后，天颜顿开，行了告庙礼，又加了胡宗宪官秩。胡宗宪的政治对手加大了攻势，嘉靖说，宗宪功大，又献祥瑞，不可罢他官，于是胡宗宪侥幸过关。

此时，王滶的海盗船队已经移师定海城东面的柯梅，且有向闽、粤蔓延之势，胡宗宪率水师围堵，海盗船突破包围，连下福建连江、罗源二县，还把福州城围了好几月。朝廷追究责任，胡宗宪此时已失朝中奥援，于是把不怎么听话的总兵俞大猷推了出来，说“纵贼”的责任全在这个骄傲轻敌的将军身上。俞被下令逮至北京问罪，幸有人惜其将才，指点他去走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的路子，打通三法司关节，俞大猷免去了牢狱之灾，被发往大同效力。此后崛起的抗倭名将，是青年将领戚继光。

英雄易老，奸雄也在老去，到16世纪60年代，严嵩已是个年届八旬的糟老头子，精力大不如前。先前的内阁票拟，都是儿子严世蕃代劳的，严嵩夫人欧阳氏去世，严世蕃护丧回江西老家，再也不能陪他出入皇城西苑代笔票拟，老眼昏花的严嵩连皇帝的手诏都看不懂了，被虎视眈眈的次辅徐阶挤出了内阁。1562年，主政长达二十一年的权臣严嵩倒了台，被勒令回江西分宜老家休养，他的儿子严世蕃和两个孙子也被发往边远的雷州地区充军。胡宗宪是由严嵩义子赵文华的举荐而屡获升迁的，属于如假包换的“严党”分子，肯定脱不了干系。这年底，他被南京一个叫陆凤仪的纠察官员揭发为结好严嵩父子，“岁遗金帛子女珍奇淫巧无数”，劾以贪污军饷、滥征赋税等罪名，锁拿进京。嘉靖对他抗倭的功劳可能已记不太清，但对献神瑞的事却记得很分明，发话说，这个人我拔用了八九年，肯定不是严党。因此只是免了胡宗宪的官职，打发他回了安徽绩溪老家。

在权力场上摸爬了一辈子的胡宗宪不甘心就这样老死故里，1563年万寿节的时候又向嘉靖“献秘术十四”。以前他献神龟、献白鹿、献灵芝，每次都是帝心大悦，这次也不例外，嘉靖又想起用他了。但这一次好运气不再眷顾他了。严世蕃被人检举没有前往雷州地区报到，反而在老家勾结倭寇谋反，还在他家搜出了两年前胡宗宪和严世蕃勾通的书信，于是胡宗宪再次被押赴至京受审。胡宗宪的结局是“瘐死”——即在狱中因饥寒、患病去世，死前留下十字绝笔：“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

胡宗宪死后，他最为亲信的两个幕僚，徐渭疯了，用利斧劈开自己头颅，把三寸长的铁椎刺入耳中，又击碎自己的睾丸，先后九次自杀，都没死成，后来又怀疑自己的妻子与人有染，把她砍死，最后被判入狱八年。另一个亲信的幕僚茅坤，一直到处奔走，为主人申冤。

历史学家谷应泰说，胡宗宪死是死了，但他到了地底下有何面目见徐海、汪直？他对胡的评价是，“才望颇隆，气节少乏，侧身严赵，卵翼成功”，一句话，胡是一个政治夹缝里的悲剧人物。

同时代人对胡的不拘世礼及私生活上的不检点一直不无微词，稍后的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说他恣情纵乐，自仗着胯下本钱大（“自负嫪毐之器”，嫪毐是传说中战国时能用阳具转动车轮的男子），一到江南就搞来一大堆女人，又与健步徐子明之妻私通，纳乡官洪楩之女为妾，把个总督府搞成乌烟瘴气的私人会所一般（“与幕客宣淫于制府，乘醉狎御史门役，至发旗牌斩之”）。联系起胡宗宪诱杀徐海后又把翠翘搞了的事，这一指责不会是捕风捉影。

绝响

罗龙文离开胡宗宪后不再经商，也没有回老家徽州去做一个墨工。他去了北京，在严世蕃的府里做了一个幕客。他已经见识过权力的翻云覆雨，也见识了人心的叵测，他决定投身政治，改变命运，不问正邪，只要结果。

严嵩失势时，严世蕃被勒令带着两个儿子严鸿、严鹄及罗龙文前往广东雷州戍所报到，但严世蕃和罗龙文在去广东的途中悄悄折返了，潜回了严的江西老家。后来有一个叫林润的御史检举说，严世蕃根本没有前往雷州报到，他利用以前藏匿下来的一笔浮财在老家大兴土木，还招募了一批死士密谋造反。每天都躲在醮宫里修炼长生不老术的嘉靖最听不得的就是谋反二字，着令擒拿严世蕃一干人来京。

经三法司反复会审，1565年4月，严世蕃被定罪为“交通倭寇，潜谋叛逆”，在京城西市处以极刑。罗龙文也一同问斩。[4]

另有一种说法，罗龙文并没有死。绑到西市受刑的，是先前已经使钱买通的一个相貌酷似他的族中子弟。罗龙文已经逃到了南方。

但大多人认为这不可信，一个已经被勾决的钦犯要逃脱谈何容易，逃脱的是罗龙文的儿子罗南斗。曾在嘉靖年间任职中书舍人的歙县人潘之恒，在所著《亘史钞》的“游侠卷”中说，罗龙文被处死后，他的族戚友朋惧怕罹祸，没有一个人敢去收殓尸体，从上海来京的顾从礼、顾从德兄弟俩与罗龙文生前颇有交情，把他儿子夹带在佣仆中带离了京城。日后，此人改名王常，字延年，又号青羊生，居海上近四十年，一直活到七十多岁去世。

这个侥幸逃出生天的儿子，和他死去的父亲一样精于鉴赏，尤善鬻古，还收藏有大量秦汉古印及元人私印。江南人氏多不知他何许人也（他自称来自太原府），多以王生呼之。松江的地方志说王生工诗善书，还善于铸鼎。王生去世前一年的1608年，以顾氏书坊的名义刊刻了一部《秦汉印统》，当时的鉴赏界名士王穉登、翰林院编修李维桢、南都国子监博士臧懋循都为这本印谱写了序。为罗龙文写传的歙人潘之恒，见到这本印谱也是赞不绝口，说：“其朱文之遒劲者，妙不容言。”[5]

灼灼其华的罗小华墨，无人为继，遂成绝响，今天只能从后人的各种记述里，一睹其惊鸿之影了：

罗小华大圆墨，一池春绿四行书字，一面盘螭戏水，上旁“小华逸史”，又“水云居制”。

——《漫堂墨品》

罗小华墨，广八分，厚一分，一面篆书“罔象珠”三字，一面楷书“小华山人”款。此墨极小而精，绝似宋宣和内府所制小玉佩，钩碾精致，水银沁作纯漆色，作作生芒，奇品也。

罗小华墨，长三寸二分，广一寸，厚四分，此墨质理坚朴，气息苍深。

——《中舟藏墨录》卷上

罗小华墨，长一寸七分，广九分，厚六分，通体作海螺形，壳外磊坷历落，略似蟾蜍皮，而光泽莹堪似古玉得人精气，生出一种活润之态。螺唇隶书“蛾绿螺”三字，瘦劲宽博，有礼器碑风骨。

罗小华墨，长二寸七分，广九分，厚二分强，重八钱四厘。牛舌式，极简古。一面行书“华道人造”款，两侧一“嘉靖乙卯”，一“通天香墨”。此墨以质朴为主，与精致迥不相侔，然治墨名家其精致处固不可及，其朴质处亦不可及，所谓殊途同归也。

——《中舟藏墨录》卷下

罗龙文死后，万历朝继起的徽州制墨名家是程君房与方于鲁。程君房曾在京城鸿胪寺（明时掌国家典礼及祭祀的机构）当值，他用五石桐膏之焰调入漆，得烟百量，所制墨神采坚莹，如小儿目睛，所造“大国香”“非烟”“寥天一”“百子榴”等款墨被同时代人沈德符称为“墨妙”。他请著名画家丁云鹏插图，绘成了记录其造墨心得的《墨苑》十二卷。方于鲁最初跟着程君房学制墨，发明了以百花香露和墨的技术，又精于造笺，深得老师器重，后来独立门户，其所制“九元三极”墨自谓前无古人。方于鲁虽一介布衣，却写得一手好诗，还与任职兵部的诗人兼戏剧家汪道昆结成了姻亲，仗着这层关系，他的墨也送进了内廷，且也有《墨谱》流传于世，与程君房叫板。后来程君房被诬告杀人罪入狱，方于鲁对昔日的老师不仅不施援手，反而借机百计排挤。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程君房认定构陷自己的就是方于鲁，口口声声称他“中山狼”。

据一本叫《韵石斋笔谈》的笔记称，程、方交恶是因为一个女人。程君房有一个漂亮的侍妾，因受其正妻妒忌，被赶出了家门。这个女人又是程的徒弟方于鲁暗暗喜欢的，得此机会就想娶师父的女人。程君房把这事捅到了官府，两人的脸面就撕破了。[6]

程君房墨品

程君房后来在狱中绝食而死。大概是墨品连着人品吧，方于鲁家所造墨的成色，也越来越差。1598年，小品文作家、《五杂组》的作者谢肇淛前往歙县方家买墨，就感慨方家的墨已大不如前了。再过十年，方于鲁死后，子孙辈急于售钱，所造的墨更是粗制滥造了，让当初的追捧者们沮丧不已。[7]

原来攻击杀伐不只在海上，也在墨行。欲望名利所至，人间处处杀场。墨妖，也会成为墨兵。

英雄无奈是多情

翘儿故事最早出现在采九德所写的《倭变事略》中。采九德是海宁盐官人，此地是倭患重灾区，他是一个直接的受害者。当时还只是一个诸生的采九德道听途说了胡宗宪诱杀徐海的故事，这样写道，当海盗火并时，徐海派遣亲信护送“二爱姬”出逃。但文中没有提及这两个侍女的名字，她们对徐海归降起到什么作用也语焉不详。

曾在胡宗宪督府任幕僚的茅坤，在《纪剿徐海本末》中，正式提到了这两个侍女的名字与身份，“两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翘，一名绿姝，故歌伎也”。茅坤说，官军与徐海对阵五年，拿他毫无办法，后来听说徐海与其麾下酋长争一女而生嫌隙，于是派人送了簪珥玑翠等物给这个女子，“使之日夜说海”，离间徐海与手下头目的关系，最后，“海窘甚，遂沉河死……永保兵俘两侍女而前问海何在，两侍女泣而指海所自沉河处。永保兵遂蹈河斩海级以归”。

茅坤的《纪剿徐海本末》成书于1559年，也就是徐海被剿灭后三年。茅坤曾任官礼部，又出任广西兵备佥事，在西南山地剿过山匪，颇知兵事。《四库提要》说他罢官后入了胡宗宪幕，襄助平倭，胡宗宪诱诛徐海事，他都亲见亲历，本末所记，应与史实出入不大。[8]

但曾任职海盐知县的湖北黄冈人樊维城在一本于1623年出版的地方志《盐邑志林》中却说，那两个女人是胡宗宪作为礼物送给徐海的，她们同时还负有间谍任务。出于无名氏之手的《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也采信了此说，说胡宗宪贿买徐海的“厚遗”，包括“美妓二人，黄金千两，缯绮数十匹”。

《明史·胡宗宪传》叙述平湖沈庄之战：“宗宪居海东庄，以西庄处东党。令东致书其党曰，‘督府檄海，夕擒若属矣’。东党惧，乘夜将攻海。海挟两妾走，间道中矟。明日，官军围之，海投水死”。两妾出逃情景与茅坤所记基本相同，只是在“大历史”的庄重笔法下，女人们也只是一团若有若无的影子罢了。

前引无论哪一种记述，叙写的重点都是征战杀伐的男人世界，翘儿和绿姝都不过是佐味的调料，她们的体态容貌、言行举止、性格特征几乎无片言只字的交待。但这已足令后世文士起无限遐思。

万历初年任职刑部的上海嘉定人徐学谟，在1577年刊刻的《海隅集》中，为翠翘写下了第一篇正式传记。徐学谟说，翠翘的故事他得之于当时尚在人间的华萼老人之口，当时海上缙绅，几乎都知道这个故事。这篇传记开头说，翠翘原系临淄民家女，自少卖给了娼家，冒姓为马，故称马翘儿。说到翘儿才艺，“曰能新声，音吐激越，度曲婉转，往往倾其座人”。传文还说她不喜献媚客人，“虽富商大贾，多金相馈，意如不合，辄惛惛不开眸”，因此时常受打骂。后来摆脱鸨母来到南方，喜与文人往来，每年所得缠头几乎都送给所善贫者，以至囊空如洗。徐海洗劫桐乡，翘儿被掳，“海初怪其姿态不类民间妇女，讯之知为翘儿。试之吴歈及弹胡琵琶，以侍酒绝爱幸之，尊之为夫人。斥帐中诸姬罗拜，咸呼之为王夫人”。

最后的结局是，徐海听了翠翘之劝归降，被胡宗宪尽歼，庆功宴上，翠翘仍是一名随人戏弄的歌女，先被胡宗宪狎戏，再迫她嫁给一名酋长。翠翘难忍其辱，于是在钱塘江夜半投水而死。

后世王世贞在《艳异编》中所述王翘儿故事，基本上都是徐学谟那个版本的重复叙述。明末戴士琳的传记则说翠翘姓李，京口人氏，此传不同于茅、徐记载之处在于详细叙述了翠翘与徽州人罗龙文的相识、分离、重聚及罗生负心的曲折过程。

罗龙文从新安赴京，路经京口，邂逅翠翘，翘见而心许，而罗生不知。一年后，罗生返回江南，江南受倭寇烧掠，到处残破，他已无法找到翠翘的踪迹，不能重温旧梦了。这时胡宗宪正坐镇浙江，督师剿寇。罗生穷愁潦倒，就赶去投奔这个老乡。宗宪对他也另眼相看。罗生巧舌如簧，一年后，鼓动宗宪招募淮阳兵，以为淮阳兵一到，区区岛夷，可如疾风扫叶。宗宪轻信此言，立付他三千银子招募兵壮。可罗生带的银子，不到一个月，很快就填了赌债和酒钱，全花光了。他凭着严世蕃的一封书信，又回到总督这里。碍着严嵩父子的情面，宗宪无可奈何。他想到身边正缺一个能言善辩之士。罗生既然能从自己手里骗走三千两银子，难道不能说动徐海，诱之以降？于是对罗生说：你如果能在我麾下立一大功，银子事就不追问了。罗生立即答应说：愿蹈汤火，以赎前罪。所以有了辩士罗生到徐海老巢，重与翠翘相见的故事：

生既至海巢，则踞上坐，为陈说利害，海意殊不为动撼。群虏缚生下，露白刃临之。生鼓掌而笑，颜色自若，海意解。复延生坐，稍稍肯赴胡军，而疑信且半。姑试生曰：汝能留质吾军，我单车见胡公乎？生曰幸甚。海大解颐，与生痛饮。期以旦日，日中往，抵暮而还。嘱其党曰：我暮不还，则醢罗生，发兵救我。比旦，海果行，生留为质。日既晡，海留酌胡公所，大酣畅，不时返。群倭来缚生，刃加于腹，生自分必死矣。俄闻壁后叩门甚急，众皆蒲伏听命，则一少年女子。女子亭亭立户下，叱曰，尔曹何须臾不能忍也。假令主还，欲得生罗生，尔曹能续其颈耶？主果不还，罗生几上肉尔，何烦此张皇呵叱也？众皆唯唯袖刃，生窃瞷之，则李翠翘也。因叩首乞怜。翘为吴音以对，曰：子无忧异类，我将脱汝。生又叩头谢不杀恩，因此知翘盖被掳岛夷，已得幸徐海矣。

但后来胡宗宪醉后调戏翠翘，翠翘巴望着罗龙文施以援手，直至悒悒投江，这个负心汉都没有再出现。

戴传仅以抄本存于黄宗羲编的篇目浩瀚的《明文海》中，能看到的人不多。后来余怀的《王翠翘传》叙到罗龙文一节，应是对戴传多有参考。值得注意的是对翠翘容貌的叙述，徐学谟和王世贞说她“貌不逾中色”，戴士琳说她“貌可中止”，而到了余怀那里，已是“美资首，性聪慧”的色丝少女了，其间的变化，也可见出明代士人审美态度之流变。

杭州作家陆人龙1633年出版的《型世言》中，第七回“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叙述的即是王翠翘落难为娼，象山财主华棣卿为其赎身，置室别住，被徐海掳掠，极受恩宠的故事。小说一开始介绍翠翘家世，说她是山东临淄人，父王邦兴，母邢氏。父亲考满后授宁波府象山县粮库主管，因粮仓失火，上司追赔损失，缴付不出，被下狱。后经媒婆撮合，翠翘嫁当地财主张大德为妾，后张大德死，又被妒悍的大妇卖入娼家。这一叙述，从故事开篇就把翠翘及其家庭带到了倭患最严重的浙东，也更见小说编织的匠心。

清初青心才人撰二十回说部《金云翘传》（篇名是从王翠翘、妹妹王翠云、情人金重姓名各取一字而来），叙写徐海和王翠翘的结局最见光彩。小说结尾处，徐海被胡宗宪的人马包围，身被数创。徐海长叹夫人误我，夫人误我！死后立而不仆两个时辰。“忽翠翘为诸军拥至，见明山（徐海）死立不仆，翠翘哭道：‘彼英雄士也，因妾苦劝归降，不得其死，怨气不散，故虽死犹立，待妾亲拜慰之。’对死尸拜祝道：‘大王，妾实是误你，然终不敢独生，以辜大王厚德。’说毕，放声大哭。徐明山的立尸自把眼一睁，泪如雨落，尸亦随仆。”

历史苦涩，说部多情，还是吴梅村说得好：“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翠翘故事数百年的传播与流变，如同一株植物不断生长，伸出枝枝桠桠，有人说渐失本相，也有人说这故事越来越好玩了。这就如同一则公案中，两僧人论解佛经，一僧说：今人解书，如一盏酒，这一人来添些水，那一人来添些水，次第添来添去，都淡了。另一僧则说：佛义原浅，只因解的人多了，次第修补增添，味才浓了，浓的是后来解释的意义。

试问列位看官，这一则墨、侠、妓、寇的故事，是越添越淡，还是越说越浓了？

[1]清代徐珂《清稗类钞》记载：“徽墨，安徽徽州府所产。古人制墨，率用松烟，汉取诸扶风，晋取诸庐山，唐则易州、上党。自李超徙歙，张谷徙黟，皆世其业，于是始有徽墨，以至于今。”

[2]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记载：“朱万初善制墨，纯用松烟，盖取三百年摧朽之余精英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

[3]关于这伙倭寇的人数，史料记载不一，有称“五十三人”，有称“六、七十人”，有称“七十二人”，考虑到“五十三人说”的《筹海图编》作者郑若曾在抗倭总督胡宗宪幕中，战役记载都是出自军方塘报，应该比较准确。

[4]“严分宜败后，乃子世蕃从粤东之雷州私归，偕其密友罗小华龙文游乐于家园，广募壮士，以卫金穴，物情甚骇。其舍人子，更多不法，民不能堪，诉之有司，不敢逮治。袁州推官郑谏臣者，稍为申理，辄罹其诟詈，且有入奏之语。郑乃与上巡江御史林润谋，直以闻之朝，谓世蕃招集劲勇，图不轨，且与龙文日夜诅上。时世宗方在斋宫祈长年，见疏大怒，直批就著林润拿来京，疏下时林已自差归署。而先大父为仪郎，同乡孙简肃植在南台掌宪，素相知，偶谒之，乃密告曰：“昨三更林御史警门而入，出劾世蕃疏相示，即统兵星驰入江右矣。”南中尚未有知者，而蕃子绍庭，尚在锦衣，已先诇得报之，即偕龙文南返戍所。甫至雷州，林追兵蹑至就缚，龙文至梧州得之。至都，用叛臣法，与龙文俱死西市。林以告逆功，升光禄少卿，寻以都御史抚江南。”《万历野获编》卷八《严东楼》。

[5]潘之恒写《罗龙文传》，时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王常刚去世不久。“……严氏败后，忽有旨栏入京，同世蕃斩于西市，凡族戚友朋畏罹祸，莫有收殓者。海上顾氏父子俱游宦京师，与龙文交厚，固匿其子某，杂佣仆中，人无知者。子某乃囊金赂侩人，得赎父尸，置荒寺。顾氏出京，挈其榇还。子某更名王常，进之幸舍，潜心摹古，博雅绝伦。人以王生呼之，不测为何许人也。居海上四十年，而始冠其姓，名曰罗王常，字曰延年。余从海上陈大参宅见之，年七十矣。问其居，曰，客顾氏城南别业，明日邀吴伯张往访之，则其居九品亭，延年所创也。视其业，方辑《秦汉印统》，先是顾氏之《印薮》亦出延年手辑，而此《统》更广之。谓余曰，未尽也。乃出元人私印示之，累十余帙不减数千章，其朱文之遒劲者，妙不容言。《统》则伯张镌行，而元印有待。余时赋一诗寿之。遽别去抵虎丘，访友人苏尔宣，则赴伯张招，乃知入枣梨，剞劂氏皆名手也，时丙午首春日。越二年而《统》成，已酉寄我黄山，问延年无恙乎？则《统》甫竣而谢世矣。”见《亘史钞·外史》。民国《歙县志》卷一〇中有《罗龙文传》，在这篇传中也记载了罗王常：“明罗龙文，字含章号小华，官中书舍人，家饶于财，侠游结宾客，故有德于海寇汪直、徐海，会胡宗宪开府浙江，令招降汪、徐，至则杀之。龙文因入严幕，后与世蕃同死西市。乡人多讳言其事。子南斗，号吴野生、避祸改名王常，字延年，又号青羊生。父子皆工书画，龙文精鉴别，蓄古器、法书、名画甚富。又善制墨，坚如石，纹如犀、黑如漆，一螺直万钱，至今人皆知罗小华墨，然真者稀觏。所遗古印章，南斗辑为云间《顾氏印谱》，海阳《吴氏印谱》说者，谓刻印一道，自文彭暨南斗，始复古观，而何震崛起足称鼎立云。”李维桢的《秦汉印统序》主要叙述这本印谱的编辑出版经过：“罗延年父内史，任侠饶知，略佐胡襄懋平岛寇有功。而又好文博古，制墨与笺最工，传至今墨一螺可万钱。所藏古器甚夥，既坐事受法，家见籍，独古印旧章累累者犹存。而是时云间顾氏取为《印薮》盛行于世，延年以未广益，购求增益之，而其友吴伯张相与参校品第凡历廿年，功绪甫竟，付之剞劂，而延年卒矣。伯张不欲没其所长，标而行之，名曰《秦汉印统》。”

[6]“新安方于鲁、程君房，以治墨互相角胜。所绘墨谱倩名手为图，刻画妍精，细入毫发。程作《墨苑》以矫之。两家遗编，至今传为清玩，盖于鲁微时，曾受造墨之法于君房，仍假馆而授餐焉。程有妾颇美丽，其妻妒而出之，正方所慕也，乃令媒者辗转谋娶。程公讼之有司，遂成隙。未几程坐杀人系狱，疑方阴嗾之，故《墨苑》内绘中山狼以诋方。”姜绍书《韵石斋笔谈》。

[7]“于鲁近来所造墨，亦不逮前。万历戊戌秋，余亲至鲁家，令制长大挺，每一挺四两者，然求昔年九玄三极料，已不可得。又十年，于鲁死，子孙急于取售，其抽制益复不逮矣。”谢肇淛《五杂组》卷一〇。

[8]《四库提要》云：“坤好谈兵，罢官后值倭事方急，尝为胡宗宪入幕，与共筹兵计。此编乃记宗宪诱诛寇首徐海之事，皆亲所见，与史所载亦多相合。”

与古为徒
魔鬼附体的画商吴其贞

艺术收藏有点像魔鬼，一些伟大人物也经常被这个魔鬼附体。

——弗朗西斯·亨利·泰勒《艺术收藏的历史》

骨董世家

多年来，吴其贞就像一个嗅觉灵敏的猎人，出没在徽州、扬州和江南的生意场上，玩着一场场捕猎游戏。那些流传数百年的名画是他的猎物，他神奇的鼻子总是能嗅到什么地方有一幅名画，藏于何人之手，他更懂得如何把画价炒高，从中赚取不菲的佣金。

历来在骨董行有“鉴赏家”与“好事家”之分，吴其贞做不来王世贞、董其昌这样的真赏家，但也不是他的主顾们那样的好事家，他的鉴赏水平高超不假，但转手书画的目的更在盈利，所以他的身份，准确地说是一个精于鉴赏的书画商人，一个出手精、准、狠的艺术品掠贩家。

多年江湖历练，吴其贞经眼的历代名画不知凡几，打过交道的人也三教九流形形色色，他曾经亲眼见识财富的力量，金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迅速造就出一个艺术鉴藏界明星。

1668年某日，时任扬州通判（辅佐该城主官的从七品官员）的王廷宾辗转找到了他。王廷宾是一个艺术品收藏爱好者，但因眼力不够，藏品多未讲究，在圈内藉藉无名。王廷宾这样对吴其贞说，我欲大收古玩，没有你这样的行家为我掌眼做不到最好，如果允肯的话，你把收藏的古玩尽数转让给我，我还要请你代我去收罗各地珍玩，至于价格嘛，你尽管开着就是，先生尊意如何？吴其贞投身骨董行二十余年，生意场中什么样的风浪没见识过，从未见过有这样的好事，自然一口应允。于是没过多久，王廷宾的藏品一下子多了起来，且品质皆为超等，“遂成南北鉴赏大名”——一个收藏界的大佬就给炮制了出来。[1]

吴其贞来自于南直隶徽州府，这片平原丘陵地带自万历以后是帝国最富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由于这里贫瘠的谷地不适宜农业耕作，当地土著只能在山腰上种植茶树，把黄山上的松树烧成烟煤制作墨棒，伐木运往其他城市建造奢华的庭院，再就是以外出经商为业。几个世纪以来，此地出产的颜料、纸张、纺织品、墨远近闻名，由悭啬渐渐变得豪侈的徽州商人更是顺着内河航道遍布淮扬、苏州、杭州各地。到了吴其贞生活的时代（吴出生于1607年），这些身上的泥土味和煤烟味还未褪尽的商人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中为数不少已转向风雅得多的书画骨董行。

吴其贞的老家溪南，是距徽州城三十五里风景优美的一个村子，属歙县之西乡。当时微州府的艺术品集藏以休宁、歙县两县为最，溪南吴氏即为屈指可数的鉴藏世族，据可靠的史料表明，这一家族中至少有三十几人从事古董字画经营，吴其贞的父亲、两个儿子振启和振男，以及多名侄子辈的，都在这一行中混出了不小的名声。

此后约十年间，吴其贞一直在为王廷宾采购书画。从他陆续记下的账册来看，这些年他为王廷宾购入的名迹至少有：胡廷辉《金碧山水画》绢画一大幅，王晋卿《致到帖》一幅，小李将军《桃源图》、陈闳《八公图》、米元章临《兰亭卷》、黄山谷《残缺诗字卷》、马远《琴鹤图》等。为这样一个不辨真伪、连价格也不甚计较的好事者代购书画，吴其贞肯定赚得不会少。连吴其贞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某次，他替王购得了《三朝宝绘录》，到手了一大笔银子后，他一时性起，把不久前入手的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残卷“剩山图”也送给了他，算是做个顺手人情。[2]王廷宾得到这一残卷，开心至极，说这图“天趣生动，风度超然”，真是一件了不得的宝贝。[3]

《富春山居图》

王廷宾这一回没有走眼，这半卷还带着火烧痕迹的“剩山图”，果然是世所罕见的艺术珍宝，此图到达他手上之前，已经在世上沉浮了三百余年，走过了一段堪称离奇的经历。

黄公望像

时间闪回到1347年，这年秋天，画家黄公望与僧人无用法师同游富春山。这里是他五十岁开始就隐居的地方，对着满山秋色，他兴致勃发，答应作一幅《富春山居图》送给无用。但黄公望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年中大半日子都在外面跑，这幅他答应的画，直到三年后他回到松江才画成。

作此画时，黄公望已年近八旬。他学画虽晚，却出手不凡，师法董源、巨然，又出乎其上，艺术史家公认他的一手山水“千丘万壑，愈出愈奇，重峦叠嶂，越深越妙”。这件晚年的作品聚集了他毕生功力，画卷为六接的纸本，即由六张纸连缀而成，展卷但见树木苍苍，峰峦叠翠，沙汀、村舍、平坡、亭台、渔舟、小桥等皆疏密有致，把初秋时节浩渺连绵的南方山水以一种魔力般的笔触表现得淋漓尽致。原来，黄公望辍笔不画的三四年间，这幅画一直在他胸中酝酿、发酵，终竟喷薄而出了。

这样一幅呕心沥血之作，无论布局、笔墨，还是行家称道的以意使法的运用上，都堪称无上妙品，它散发的光芒焉知不会招来射利者贪婪的目光。所以，当1350年的某一日，无用法师从黄公望手中接过此画卷时，就对画家说出了他的忧虑，他担心这幅画将来的命运，有朝一日可能会沦落到巧取豪夺者之手。[4]

无用在世之日，这样的事没有发生。此后一百年余间，由元入明，皇帝换了一茬又一茬，不管是在血腥的洪武、永乐朝，还是天下承平的宣德年间，这幅画都没有再出现，就好像它在这个世上彻底消失了一般。直到明中叶成化年间，它终于惊鸿一现，在辗转多人之后，这幅画落到了苏州名画家沈周手上。无用当年的担忧开始应验了。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长卷首段《剩山图》

沈周的画艺承自家学，又出入宋元，这个从未被考试制度所延揽的杰出画家乃是画坛“吴门派”的领袖，一向视绘画为性命。自从得到素所仰慕的黄公望的这幅真迹，沈周秘藏于室，反复欣赏、临摹，画上的每一处景致，画笔的每一处转折和细微的变化，也都了然于心。但看着看着，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样一幅旷世名作，除了画家的卷末自题，竟然没有一个名家的题跋，这也与黄大痴先生在画坛的名望太不相称了！

沈周决定请一位诗人朋友来题跋。他把画送到这位朋友那里。两人相交多年，他这么做很放心，就好像把画从一个橱子转移到另一个橱子里一样。但他送去题跋的那幅画竟然失踪了。日后才得知，那位朋友的儿子，见画这么好就生了歹念，偷偷拿出去卖掉了。沈周几次上门讨画，开始这一家子还以各种理由搪塞，后来瞒不下去了，干脆说画被人偷了。沈周听了将信将疑，但碍于故交情面，却也无可奈何。

1487年秋天，一次偶然的机会，沈周在市肆的一家书画铺看到了这幅不知转卖了多少次的《富春山居图》。对方出价很高，他没带那么多现银在身上，于是他让书画铺老板替他留着画，他赶紧回家去筹钱。可是等他筹够了钱赶到市肆时，却不见了那幅画，老板告诉他，刚才有位买主，出的价要高得多，已经早他一步买走了。沈周跑出去一看，街市上人头熙熙，哪还有那位书画客的影子？不由得蹲在当街，放声大哭。

他已经两次失去了它。一次被巧取，一次被豪夺，无用的预言真的在他身上应验了。他明白，余生中他再也不会与之相遇。这六张纸的长卷，每一处山峰，每一株树，甚至每一块石头，每一处云霞的呼吸，都已经深深地刻在他的大脑里，每一笔他都能背下来了。唯一可以拥有它的方式，就是凭着记忆把这幅画背临出来。这年中秋，沈周默写出了这幅记忆中的画，卷末的一段自识，还是掩不住的怅惘：

大痴翁此段山水殆天造地设，平生不见多作。作辍凡三年始成，笔迹墨体，当与巨然乱真，其自识亦甚惜。此卷尝为余所藏，因请题于人，遂为其子乾没。其子后不能有，出以售人，余贫又不能为直以复之，徒系于思耳。即其思之不忘，乃以意貌之，物远失真，临纸惘然。成化丁未中秋日。长洲沈周识。

沈周背临《富春山居图》（局部）

让沈周饱受相思煎熬的这幅画，犹如石沉大海，很长时间里又没有了消息。但只要它一露面，必定牵动沈周的视线。但无可奈何地，这幅画就像断线风筝越飘越远，并最终离开了他的视野。以下几十年里，这幅画的流转路线是这样的：先是被苏州一个姓樊的画商购得，1570年，樊氏后人转手卖与无锡人谈志伊，后归于一位姓周的官员幕僚。1596年，经朋友华中翰居间说合，时在京师翰林院任职的董其昌购入了此卷。董其昌说，前辈大痴先生的作品，他之前见到过两件，一件是嘉兴项氏“天籁阁”所藏《沙碛图》，长不及三尺，另一件是娄江王世贞所藏《江山万里图》，长可盈丈，但这两件作品笔意颓然，看上去真不像是真迹，唯有这幅长达三丈许的画作，一派天真烂漫，展之令人心脾俱畅，必是黄子久生平最得意的笔墨。狂喜中的董其昌在跋中连呼“吾师乎！吾师乎！”，表示要把此画深藏画禅室，与文人画始祖王维的那幅《雪江图》并置，时时观瞻，“共相映发”，从中汲取山水和笔墨的灵气。[5]

说来堪奇的是，三十一年后，沈周那一幅仿作的《富春山居图》也辗转落到了董其昌手上。董同样以欢快的笔调记下了这次奇遇：“予以丙申冬得黄子久《富春大岭图卷》（他一直把《富春山居图》称作《富春大岭图》），丙寅秋得沈启南《仿痴翁富春卷》，相距三十一年二卷始合。”[6]他对前辈画家沈周凭着记忆默写这幅名画的艺术功力给予了激赏，称之“冰寒于水”，因为在他看来，“背临”的过程，既融合了前人技法，又加入了画家的自我感悟，乃是一种艺术性的再创造[7]。许是这一因缘凑巧触发了他的艺术灵感，就在得到沈周画作后的次年，时年七十三岁的董其昌也参用黄公望的笔法，仿写了一幅《仿大痴富春大岭图》。

晚年的董其昌因遭受奴变，一世清誉尽毁，他在华亭的家也几乎遭受一场没顶之灾。灾变后的董其昌依托门生、故旧，过了一段东漂西荡的日子，经济大为拮据，那幅《富春山居图》也典押给了宜兴收藏家吴正志。1636年，董其昌去世，这幅抵押在吴家的画未及赎回，从此成了吴家的镇宅之宝。吴正志死后，这幅画归了二儿子吴洪裕。吴洪裕对这幅画珍爱至极，专门辟出一室藏之，名“富春轩”，他的朋友曾不胜羡慕地感慨说：名花绕屋，名酒盈樽，名书名画，名玉名铜，全都环绕、拱卫着这一幅名画，这日子过的，天上的仙人也不过如此了！清军南下时，吴洪裕夹杂在难民潮中出逃，家中的珍宝全都丢弃了，随身只带了平生最为珍视的两件艺术品，一件是智永法师的千字文真迹，另一件就是这幅画。

转眼到了1650年，乱离之后回到宜兴的吴洪裕已到了弥留之际，几度昏睡过去的吴洪裕还兀自强撑着不咽下最后一口气，悠悠醒转时，他的目光死死地盯住架上的宝匣，家人明白了，老爷临死还念念不忘那幅心爱的画呀。家人取出画，展开，吴洪裕看了半晌，吃力地吐出一个字：烧。

此前一日，吴洪裕已经把那幅智永的千字文真迹给烧了，亲眼看着一个个字在火苗中一点点扭曲、变形，直至化为灰烬。可叹的是，这么一种极致的爱，竟然是让心爱之物与自己一同毁灭，“焚以为殉”。

他抖抖索索地点着了火，因病体难支又回到了床上。火光先从画的中段窜起，像一张黑乎乎的嘴蚕食着山川、树木和河流，室内荡开了一股焦糊味。这味儿就是死亡的气息。就在这幅画即将沦于万劫不复之境的当儿，有一个人悄悄离开了，快步奔到散发出火光的堂前，抓起火中的画用力一抡，“起红炉而出之”，扑灭了火星，愣是把这幅画给救了下来。此人即吴洪裕的侄子吴子文。在飞快地卷起这幅残卷的当儿，为了掩人耳目，这个机敏的年轻人又往炉火中投入了另外一幅画。

画是给救下来了，却已断为一大一小两段，满是火烧烟燎的痕迹，且画的起首一段也已烧去。吴子文在重新装裱时，将前半段烧焦部分细心揭下，他庆幸地发现，重新接拼后的一尺五六寸，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几乎看不出是经剪裁后拼接而成的，于是这部分被称做了《剩山图》。原画后半段，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痕迹，特意将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切割下来放在画首，被称作《无用师卷》，一画从此身首异处。

这两幅分开了的画一直在寻找对方。吴其贞在1670年前后送给王廷宾的，就是此画的前半段《剩山图》卷。这半幅图卷此后很长时间绝迹于江湖，20世纪30年代流入江阴一户陈姓人家，为上海汲古阁的曹友卿得到，拆开分售，找到的买家是画家吴湖帆。吴湖帆是用了家藏的一件商周时代的古铜器换来了这幅残卷，又找到这户陈姓人家，捡回了被当作废纸的王廷宾的题跋，吴湖帆从此把自家的梅景书屋称作“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后经沙孟海说合，吴湖帆以五千元的天价把此图卖给了浙江省博物馆。

《无用师卷》

此画后半段《无用师卷》吴其贞也曾过眼，那是在此画刚经火鬻后不久，已由丹阳张范我转手泰兴季寓庸收藏，1652年春日某一天，吴其贞上门借观了此画，当时日已西落，面对着画中清润的笔墨，吴“犹不忍释手”[8]。当时有一个叫程正揆的画家曾不无天真地请求季寓庸，让这前后两段画破镜重合，以成画史上一段佳话，季不知基于何种想法，拒绝了他的这一请求。

此半幅残卷的流转线路据说是这样的：先是由浙江平湖高士奇以六百两银子购得，后成为王鸿绪的藏品。王鸿绪在1723年去世后，家道中落，家人持此卷在苏州市面上出售，为沈德潜所见，因索价过高，沈德潜无力购入，怅惘莫名的他在卷后题写了一段话，“计詹事（高士奇）、司农（王鸿绪），品地声势，极一时之盛，今不过三四十年，如春花飘零，云烟解散，而山人笔墨，长留人世间，洵秾华难久，而淡寂者多味外味也。”后来王家人拿着这幅画去扬州碰运气，在那里被收藏家安歧买走，具体出资金额不详。到18世纪40年代中期，安家也败落了，想把此画和其他藏品一样打包卖给大学士傅恒。傅恒是个毫无艺术眼光的人，吃不准此画是不是该收，把它介绍给了雅好字画的乾隆皇帝，于是，这位天底下最大的主顾以两千两银子的出价把这批字画全都买下收入了内府。

其实此前一年，乾隆已经收进了一幅据称出自黄公望之手的《富春山居图》。此卷因自题中有“子明隐君将归钱塘”句，又称“子明卷”。这是出自明末无名画家的仿制品，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并且还伪造了邹之麟等人的题跋。这幅伪作的漏洞是显见的，比如说，元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显然不合元画的惯例。但乾隆认为它是真的，且在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几十年的“御题”“御跋”，那些大学士们就没一个敢说不是。1746年冬天，乾隆以不菲的出价把《无用师卷》买入，他的理由是此画虽假，但画得还是不错的。为此他还把手下的大学士们请来，让他们在真假两卷画上各自品鉴题跋。前来观画的大臣们无一不把得到邀请视作莫大的荣耀，他们纷纷称颂今上热爱艺术、不拘泥真伪的博大胸怀，在这出皇帝的新装一般的闹剧中，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点破：皇帝认为真的那幅画是假的。

被视作伪迹的《无用师卷》在乾清宫里安静地躺了两百年。直到1933年，日本人欲染指华北，战事吃紧，它才和故宫的万余箱文物一起运抵上海，再转运至国民政府的首善之区南京。当这些文物在上海停留期间，一个叫徐邦达的文物鉴定专家在比照了两卷《富春山居图》后，终于纠正了这一流传两百余年的谎言，他宣称，乾隆御笔题说是假的那张，实际是真的，而乾隆题了很多字说是真的那张却是假的。1948年，内战即将结束，此图与2972箱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同运往台湾。

距此图问世六百年、身首异处三百六十年后，亦即2011年6月，相互寻找了数个世纪的这两幅图终于找到了彼此，它们重逢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在这次名为“山水合璧”的展览之后，有拍卖行人士作了一次估价，那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让当年的吴其贞们咋舌的数字。

掮客

吴其贞不是王通判唯一的书画操盘手，像王廷宾这样财大气粗又雅好文艺的主，可能有一群书画商为他跑腿，扬州裱褙师张黄美就是他雇用的又一个书画采买人。因为有着同一个主顾，吴其贞和张黄美这一对同行，经常会有生意上的竞争，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相互补台的朋友。

张黄美很可能出身于一个书画装潢世家，从幼年起耳闻目染此道，锻炼出了过人的眼力，经常能收到宝贝。受其邀请，吴其贞常在他的裱室逗留整日，赏画，喝茶，聊画坛和生意场上的种种趣事。吴其贞曾在他的裱室看到过一小幅赵孟頫的《写生水草鸳鸯图》，这是赵孟頫1310年的一件作品，画法纵逸，画面简洁而有意味，吴其贞一见就心羡得不行。不久后，在王通判的斋头他受到了一次更大的视觉轰炸，再一次领教了张黄美的手段，张黄美这次为主顾收罗来的三幅佳作，涵盖了唐宋元三代，有一幅竟然还是文人画始祖王维的《林亭对弈图》，并且卷上还有宋徽宗的御笔题鉴。张黄美说，这些画他是从京口（今属镇江）一个叫张即的书画贩子那里买来的。

张黄美后来被京师大佬、保和殿大学士、著名的“焦林书屋”主人梁清标招揽，为之在南方收购字画古玩。同时，张黄美在扬州王通判那里继续兼着职。自那以后，吴其贞在张黄美处看到的名家字画愈发多了。1672年12月的某一天，吴其贞在张黄美的裱室里观赏到了宋马和之《毛诗图》一卷，宋李唐《长夏江寺图》绢画一大卷，元钱选《仙居图》绢画一卷。1673年4月2日，他在张黄美处观赏到了五件宋元名作，其中有马元《老子图》、赵孟頫《太白观瀑图》、赵子固《兰蕙图》等如雷贯耳之作，但吴其贞也看出来了，其中伪作也掺杂不少，比如赵孟頫和赵子固的那两幅，虽然画得不错，但纸墨如新，形迹大为可疑。是张黄美不慎走眼收入了赝品，还是他想以假乱真去糊弄他的两大主顾？出于此道规矩，吴其贞没有点穿。

1673年7月21日，吴其贞在张黄美家一口气看了八件宋元明佳作，特别招眼的有黄庭坚的一卷书法和北方名家崔子忠的一幅绢画《双雁图》，吴其贞特意记下了这些画将来的去向：“以上八种观于张黄美家，系近日为大司公梁公所得者。”

虽然张黄美手中的画，大多是为王廷宾和梁清标两大主顾采买，但吴其贞也看出来了，随着钱囊渐丰，张黄美是有把其中最优秀的画作占为己有念头的。1675年9月17日，张黄美沾沾自喜地向他展示了10件宋元名作，尽管吴其贞背后挑了许多刺，说倪云林这幅墨色暗淡，又说马远那幅气色不佳，但他自己也明白，这是酸葡萄心理作祟，好多画——比如倪云林的那两幅山水——是他做梦都想拥有的。

扬州裱画师张黄美在南画北渡中充当了二传手的角色，这些书画掮客出没在当时南方各城市的市肆和书画作坊里，早已不是什么秘闻，吴其贞在杭州就曾遇到过一个。1672年春天，位于湖滨的程隐之书铺里，吴其贞看中了李唐的《雪天运粮图》和赵孟頫的一幅山水写生小品，正要成交时，突然来了一个书画客与之展开了争夺。此人口气很牛，显见得背后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买家支撑。几个来回后，画价给抬高了不少。最后，吴其贞得到了赵孟頫的那幅小品，而李唐的那幅《运粮图》则被此人收入囊中。事后吴其贞才知道，此人的来头果然不小，竟是驸马耿昭忠在江南地区的书画代理人。

张翀《鉴古图》

17世纪50年代后，北方官宦和新兴的收藏家挟着资本的威势在南方频频出手，致使南方的精华纷纷北流，在吴其贞看来也是运势使然。政治气候的变化牵连着一个时代的文气，艺术品市场概莫能外。早几年，吴其贞就亲眼看到一个叫张先山的山东富商在江南走了一趟，轻而易举卷走了一大批法书名画，其中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黄公望的《秋水图》等吴其贞曾“观赏终日，不能释手”，那黯然送别的心境就如同一个走入末途的君王挥泪对宫娥。

其中手笔最大的是一个来自京师的叫王际之的裱褙师，此人不知是京城哪个大官的书画代理人，长年蹲守苏州，像一只巨型蜘蛛一样网罗着南方名画。吴其贞对其精到的鉴赏眼光很是服膺，称之为“京师名手”，他曾以不无赞赏的语气说，际之先生多年裱画，对纸张和水墨的性情都已了然于心，看画的眼光可说是“百不差一”[9]。王际之出手最狠的一次是1660年，那次他从南方收罗的宋元名画竟达上百件之多，事后吴其贞感慨说，这些在南方地区已流转了上百年的名画，“今一旦随际之北去”，只能说是“地运使然”。此事过后一个多月，吴其贞又一次饱受刺激，他在《书画记》中呆板地记上了一笔：“宋人书画六种，观于王际之寓舍，此第二次得于嘉兴者，将欲北渡。时庚子五月二十九日。”但吴其贞认为，这位王裱工的眼光虽然不错，但还是存在着缺陷，“只善看宋人，不善看元人，善看纨素，不善看纸上。”

这些都是吴其贞那个时代书画中间商（或称“牙人”）中的佼佼者，其他还有苏州王裱褙、陈裱褙，嘉兴岳子宣裱褙等不胜枚举。老辣的眼光再加财力渐丰，这些人同时也兼具收藏家身份。但若以从业时间之长、经手书画数量之夥，还以吴其贞的同乡前辈王越石为最。这个老骨董客长年客游在外，活跃于徽州以外的广大地区，与当时的鉴赏大家李日华、董其昌、张丑、汪砢玉等都有密切交往，他的身影时常出没在《清河书画舫》《珊瑚网》和李日华的日记中。有记载表明，王家数代人都以书画贩卖为业，他的两个弟弟王弼卿、王紫玉，两个侄子和一个从侄都把书画骨董生意做得很大。

同时代人评价王越石“惯居奇货，以博刀锥”[10]，话虽刻薄，却也可见他专业眼光之精准和善于把握生意时机。曾在万历朝后期为凤阳巡抚李三才收罗古玩的黄正宾，与王越石是姑表兄弟，两人时常交换手上货物，某一回，王越石想要吞没黄托其转售的一幅倪瓒作品，黄正宾上门理论，两人竟至拳脚相向，王越石一头撞在黄正宾胸口，撞断数根肋骨。这事闹开了，在崇祯末年的骨董行都当笑话讲。王越石把黄正宾打伤后，怕黄家人上门来闹，连夜离开家乡，到了杭州。不久，寓居杭州的潞王朱常淓打听到王越石手上有一件稀世之宝，是从项元汴的天赖阁散出来的一只定窑小鼎，质莹如玉，花纹粗细相压，派了手下一个姓俞的去谈价钱。王越石与这姓俞的在湖边喝了半晌茶，最后两人联手作弄起了落难的王爷。后来披露出来，王越石以两千两银子卖给潞王的白定小鼎是一件赝品，姓俞的得了四百两，王越石自己得了一千六百两。吴其贞的记述在细节上与之略有出入，说这只白定圆鼎炉是王越石兄弟叔侄花了一千两百两银子购入的，后来售与潞王，得值加倍。[11]

这种为同行所不齿的伎俩，王越石肯定已经不是第一次使了。收藏家汪砢玉揭露说，有一次，王越石拿出一幅倪瓒的山水画给他，此画山峰垒嶂，中露旷地，外绕七树向水，纤劲淡玄，汪砢玉一见就非常喜爱，但因王越石索价太高，他有点拿不定主意，王越石悄悄示意说：此画可拆易也。汪砢玉说，诸如此类把一幅画割成数幅分装出售的事儿，王越石肯定经常做，除此之外，此人的作伪手段还有挖镶补画、仿真印刷加手绘、添加名款等等，好多手法真是闻所未闻。王越石玩弄这些伎俩时，还特别善于拉长线、设伏笔，他曾经从一个姓杜的骨董商手上以八百两银子购入一只据称出自唐代定窑的香炉（不知是不是后来卖给潞王那件），对外诡称花费了万金，一时未能出手，十余年间，他把这只香炉一会儿典当出去，一会儿又赎回来，还雇人把市面上品相类似的香炉悉数购入。[12]

终于有大鱼咬钩了，泰兴收藏家季寓庸花巨资购入了这只赝炉。后来东窗事发，季寓庸要打官司讨回公道，王越石托中间人讲和，又赔偿了季寓庸数件古玩，季才从官府撤回了诉讼。因着这些斑斑劣迹，王越石在书画骨董行的名声实在不太好，张丑就说他“有才无行”，生平专以说骗为事，不过是一个鸡鸣狗盗之流。[13]

饶是人品再不佳，王越石仍是很受欢迎的一个主。他坐着自称的“米家书画船”穿梭在各地的书画市场，所到之处，李日华、董其昌这样的鉴赏巨眼无不奉为上宾，即便像汪砢玉这样对之颇有微词的藏家，一段时间不见他的书画船来，还是怪想念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此人手上确实有不少宝贝，另一方面，就算你从这只老狐狸那里花钱买过教训，还是不得不服气此人的内行与老道。1628年，汪砢玉为了给故去的父母筹集丧葬费，不得不出售了大批藏品，过了六年，王越石拿着其中的两卷画忽然找来说，这是从南京一个叫俞凤毛的收藏家那里买来的，汪砢玉一看，正是自己时常想念的两卷，于是以家藏其他名画及青绿商鼎、汉玉兕镇诸件，从王越石手中回购了这两卷画。[14]

在李日华的日记中，一提起王越石，必以“书画友”“歙友”称之。1626年，王越石以四帧残破的《长沙帖》请李日华鉴定真伪。1628年在南京，王越石又携带着倪瓒的一卷山水卷轴拜访了李日华，李日华评定说，“单幅树石，浑厚修耸，云霞郁渤，闪烁不定，真杰作也。”对王越石所藏，李日华总是惊羡不已，不吝笔墨予以品题。李日华的《恬致堂集》还收录了他赠给这个画商的一首诗：“君舟何处贯虹月，吾室悄然凝席尘；买得辋川千岭雪，未经君眼照嶙峋；呼鸥远隔苍茫外，控鲤难逢汗漫人；一发枯流频怅望，五湖春浪几时新。”

大约1642年初，王越石结束二十年的漂泊回到徽州故里。但他仍没有从骨董行中退出，他的一个侄子把生意做到了扬州，另一个从侄则长驻杭州收购书画，为他传递市面行情。这年春天，王越石带着他收藏的数件珍玩造访了后起之秀吴其贞。两人系同乡，又都是长年漂在江湖上，一个倦旅归来有一肚子故事要讲，一个渴望得到知识与经验的传授，好精神抖擞杀入充满欺诈与谎言的生意场中，诚可谓各得其所。在吴家怡春堂两人品书论画，王越石足足盘桓了三日才回去。

吴其贞对王越石数十年从事艺术品交易训练出的鉴赏目力极是钦佩，恭维说，王家一门数代都从事这一行，“惟越石名著天下，士庶莫不服膺”[15]。这一评价不无拍马溜须之嫌，但吴其贞这么说也有他的理由，因为那时他们已开始了书画业务往来，吴其贞开始从这个前辈艺术商人手上大量购入画作。这年五月二十二日，吴其贞来到王家，一次性购入苏东坡的《批示帖》及宋元画家的六件作品，他对苏东坡的那件书法尤其喜爱，称“书法潦潦草草，在不经意间多得天趣”。六月，他又在王家看到了柯九思《松庵图》、沈周《匡山霁色图》等画。[16]王羲之的《雨后帖》、倪瓒的《狮子林图》，原是嘉兴项元汴的藏品，吴其贞不及登天籁阁赏之，也在王越石处大饱眼福。一些特别精美的藏品，王越石向这个小字辈夸耀出示后，却怎么也不肯转手，不管后者出多高的价格也不卖，引得吴其贞又妒又恨。但有一只高约五寸、口径四寸许的白定圆鼎炉，王越石却想法设法要说服吴其贞买下。吴其贞观此鼎，身上两道夔龙，粗花压着细纹，间有十二道孤龙冲天耳，全身几无瑕疵，认为其品相精好程度，与另一个收藏家程季白家藏的彝炉无异，“惟白色稍亚之”，也算得上一件世无二出的精品了。他虽然很喜欢，但一想到曾经上当的潞王，犹豫了半天还是没有出手。他想不明白的是，这个王越石手上到底有多少鼎炉呢，怎么出手了一件，又有一件？

倪瓒《江岸望山轴》

他们的交游圈还是有一些交集，比如在扬州一带大收法书名画、闹出不小动静的商人陈以谓。此人资金雄厚，看到名画不惜重价，致使江左名物几为网尽，又不甚爱惜书画，常常把入手的书画册子用大幅切为纨扇，分装出售，故此被业内人士赠送了个绰号“书画刽子手”。吴其贞知道王越石是此人的长年供货商，提醒王不要把好的画作卖给此人，以防他玩弄伎俩扰乱市面，但不知是王越石在此人那里的市场份额太大，还是他本身就是个炮制赝品的高手，对吴其贞的建议，王越石始终没有予以回应。

在为王廷宾做书画代购商之前，吴其贞曾是两淮巨商江孟明的“牙人”。江孟明引以为至宝的一幅倪瓒的《江岸望山》，就是吴其贞从其侄辈吴于庭处购入，再转卖于江；倪瓒的另一幅名作《古木竹石图》，是吴其贞从董其昌的儿子董思履那里搞来的。没有确切的数字表明吴其贞在这转手的过程中到底赚了多少，但以其出手之狠、准，到手的银子应该不会少。到王廷宾去世，吴其贞的雇主换成了住在杭州灵隐附近的姚友眉。

和王廷宾一样，姚友眉在书画收藏这一行也只能算是个级别较低的“好事者”。吴其贞说他“聪明颖悟，书窗之暇，留心玩物，尤至于书画，及见物时速成，是非洞然，洵风雅中人也”[17]，扒开这些动听的好话，内里其实是说这位老兄对藏品的真伪不怎么能分辨，是个彻头彻尾的外行。

1673年秋天，吴其贞为他在杭州收藏家朱子式手中买到了赵孟頫的《李苏泣别图》。接连几天，吴其贞出没在昭庆寺及城中各处的艺术品交易市场，很快就从一个姓杨的画商手中购得了马和之《毛诗图》。[18]随后，他把此画连同先前收藏的苏东坡《村店夜归诗帖》、黄公望《访友图》、僧巨然《山庄鼓琴图》等转卖给了姚友眉。

赵孟坚《水仙花图》（局部）

1677年，一个叫沈子宁的洞庭山人来杭州找到吴其贞，手持一卷南宋画家赵孟坚的《水仙花图》要卖给他。吴其贞向知此画藏于项元汴之手，曾去嘉兴访求，当时项氏后人六大房的藏品已经星散，他费了好大劲都没有找到，没想到此画销声匿迹几十年突然出现。吴其贞观此图，“天真烂漫，各得形势，皆人迎风吸露之态，气韵如生，且用笔清瘦，逼似春蚕吐丝，一气画成，无轻无重，尚于苍秀。”他按捺着狂喜，从一百二十两银子的讨价还到拦腰价买入。不久他把这幅画连同倪瓒《松林亭子图》等宋元名画全都卖给了姚友眉。可能是这个新雇主的银子实在太好挣了，也可能那时候的吴其贞已财力不济陷入困顿，不久，他把原来为王廷宾购买没来得及出手的马远名作《琴鹤图》也转卖给了姚，大儿子吴振启刚刚从苏州收罗来的一张元画，他也转手出让了。[19]

与古为徒

蔡嘉《鉴古图》

充满着尔虞我诈的书画行也如杀伐场，入行做画商的四十余年里，吴其贞经常有机会回望童年时那一个个遥远的下午。那时，他的父亲吴豹韦，一个喜欢写写画画的收藏爱好者，经常带他去参观族中一个兄长贮藏古物的南楼[20]。楼上幽暗的光线里，摆放着商彝周鼎、晋帖元画，以及不计其数万历年从内府流出的镀金“乌斯藏者”——藏传佛教铜像。这些吸足了人间精气的藏品似乎向他提示着一个无声、却足够诱人的世界，因此之故，身为画商的吴其贞身上尽管有着因世渲染的生意人的精明，却也浸透了发乎天然的对艺术品的珍爱，和对一代代艺术家的尊崇之情。

物比人长久。吴其贞当年经手、经眼的那些古画，至今还在各家博物馆和拍卖行流转，而他的生平事迹在他去世后的几百年里已渐渐湮没，以致一本叫《歙人闲谭》的书里提起他也是一副惊奇的语气，“其贞，疑歙人而居于外者”，连他的籍贯也说不清楚。对此身后落寞，吴其贞似有先见之明，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书画转手、购藏生涯中，读书不多的他写下了一本《书画记》，尽管写作本非他的长项，这本账簿式的书叙事刻板、烦琐、重复，但有了吴其贞留给后人的这个窗口，我们才可以远眺那一件件古物的递藏链，看到一个时代艺术品市场里的芸芸众众，也看清他与古为徒的一生轮廓。

在最初入行的17世纪30年代初，吴其贞更多的是以一个观画者的身份出没在诸多藏家间，碰到索价不高、对方又急于脱手的，他就迅速入手。那些纸本或绢本的宋元名迹，屡屡让他赞叹低徊不忍离去，这一类似于游学的过程打开了他的视野，并磨砺出了他锐利、精准的目力——而这是一个优秀的猎人所必备的。

老家溪南村口的龙宫寺，每年八九月间，各地画商云集，书肆店铺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每年到了此际，吴其贞即使跑得再远也要赶回来，在这里他既是地主，也是书画观光客，他陪常州画家邹衣白等朋友到徽州府看画，老家的龙宫寺是必定安排的一个节目。[21]

王鉴《九峰读书图》

他的声名渐渐崛起了，搜罗字画的来路也越来越广。一本《书画记》，出没其间的既有与他同样身份的画商、“牙人”，也有鉴赏巨眼、世宦后裔、佛门僧人、裱褙匠人。他曾从苏州裱褙匠王子慎手中得到过苏汉臣的《击乐图》等三幅画，他说这个匠人还是个水平高超的制假高手，仿造的宣德、成化年间的窑器外人几乎辨不出真伪。在杭州九曲巷施四老家，他为获得宋徽宗《金钱羁雀图》踌躇满志，说“今既获此，不日装潢，岂不压倒世间画册耶！”[22]有时候为得到一幅中意的画要费尽周折，某年在绍兴朱十三老家见到李伯时《莲社图》，他说自己的心情是“恨不得卧于图下”，但主人就是不肯出手，他“千谋百恳”，居间的朋友“说合有百次，走路不知几百里”，方于次年把这幅名画购到手。[23]

另外，黄公望的一幅风格怪异的秃笔山水图，无钩无皴，一笔一划如写字一般，他是在“岩寺大桥头方胖子家”观赏的；赵千里的《明皇幸蜀图》，是在客居杭州的徽州丛睦坊后人汪然明家观赏的。王鉴仿王蒙笔法的《九峰读书图》和黄公望《草堂图》，他是在前来徽州购画、下榻于吴子含“去非馆”的钱谦益那里观赏到的。钱舜举的《戏婴图》，则是从“嘉兴裱褙匠岳子宣”那里费了好大劲才购入的；赵孟頫的《松溪钓艇图》，是和大儿子一起从湖州竹墩沈家购入的；顾闳中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是托朋友何石公从杭州一个匠人手中得到的。

1656年春天，在泰兴著名收藏家季寓庸家里，好客的主人招吴其贞等夜饮，酒具是主人收藏多年的汉玉龙尾觥。酒饮至半酣，已近三更天，季寓庸说，古人有一句话，灯前酒后不可观书画，我欲破了这一禁条，诸位以为如何？吴其贞说，如此适兴快意的事，有什么不可！于是主人拿出收藏的十九件唐宋书画精品，请客人一一品评直到天明。吴其贞说，手持龙尾觥饮酒，看的是晋唐宋墨，如此风雅，古人的金谷园也不过如此了！几日后，家富收藏的季寓庸又请吴其贞上门鉴定更多藏品，看着吴其贞飞快地展开一幅，合拢，再打开一幅，一边手记，一边予以精到的评论，主人不禁赞叹说：君之能，过于手挥七弦琴、目送千里雁矣！

《唐摹万岁通天帖》之《王琰帖》

他对自己的目力越来越自信，曾经王世贞收藏、流到程季白手中的一幅《雪江归棹图》，董其昌考证为王维真迹，他比照了程季白手上另一幅王维作品《江干雪霁图》后，指出一代宗师也不过是闻风附会，这应该是宋徽宗的一件作品。另有一件市面上流转的陆机《平复帖》，时人都以为是假货，吴其贞坚持认为是真迹，被人笑话不已，后来被识货的王际之转卖，售金三百两，吴其贞说，这一迟来的消息让他长长舒了一口气。[24]

如同一个追逐爱情的男子时常为情所伤，这个画商也时常为错失机缘感到遗憾。1641年，歙县一个叫翰四老的富商携一幅名画过访怡春堂，此画是赵孟頫与管夫人合作的《合畹图》，吴一见就叹为“神化”之笔。他求之再三，那富商就是不肯转让，只得与这件名作擦肩而过[25]。还有一件曾经董其昌过眼的唐摹本《万岁通天帖》，原是天籁阁主人项元汴二哥项笃寿的藏品，常州画家兼收藏家邹衣白以千金求之而不得，吴其贞也倾慕已久，1657年，两个朋友带着此卷来到苏州吴的寓所，吴其贞与大儿子振启一起观赏了整整一日，叹为“真奇遇也”，最终也没有谈拢价钱[26]。这样的窝心事还有好多，比如吴其贞就曾絮絮叨叨讲到，黄庭坚的一幅字，入神臻妙至极，可与王羲之《兰亭记》相比肩，吴曾在南宫道院一个姓陆的书画商人那里看到，对方索价二百五十两银，因他当时正在客途，身上银子不多，就没有买下，时过多年，还是辗转不能忘[27]。1659年将近年终时，在苏州阊门外潘秀才家，他看到李伯时《九歌图》，布景、人物、山水都极精妙，还有宋拓《淳化帖》十卷，也都是上品，可是等十几天后筹到钱款再去时，这些东西都已被北方收藏家派出的“牙人”买去了，只能徒唤奈何。[28]

这个一生都在奔波的画商比任何人都更敏锐地感觉到世风的颓变，回首早年艺术品市场的兴盛，他时常有余生也晚的感慨。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更多地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徽州老家。在书画经营之暇写下的一则回忆1639年春天回溪南老家观画的笔记中，他叙述了由嘉靖年间官员艺术家汪道昆开创的书画收藏之风一步步走向鼎盛的经过，说早年在溪南一带观画，应接不暇，如同走马看花一般，且各家藏品都是海内名器，而到他入行不久的17世纪30年代末，这些流入徽州府的藏品又渐次流出，可见“物有聚散，理所必然”。[29]

事实上，1639年春天在溪南老家的十天，他还是过眼了一百多件历代名画。而此后二十余年的1667年，吴其贞再至溪南老家时，接连两天，仅搜寻到四幅画，回想起先前如登山阴道般的应接不暇，他真要叹息天凉好个秋了。

吴其贞因经营古董赚了个钵满盆盈，洗手不干安度晚年。吴其贞奔波了一辈子也没赚到什么钱，最后把一辈子的积蓄都赔了个精光。这两种结局都没有出现。大致猜测，在《书画记》止笔的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六日后不久，回到徽州府老家的吴其贞在家中安静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按阳历，此时已经到了1678年初。在最后日子里回顾由一件件画作串起来的一生，吴其贞一定比常人更多地觉察到，收藏是一个附体的魔鬼，因为他一辈子孜孜以求去占有的东西，实际上也占有了他的一生。可是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他最后还是会感到庆幸，这些流经他手上的名作，使得一段卑微、琐屑的人生浮现出了金钱世界不能遮蔽的光亮。

他那本不甚好读的《书画记》，曾经收入乾隆朝最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但在约一百年后，由于一个叫祝堃的详校官检举此书存在淫秽色情内容，这本书也被禁掉了。获此殊荣的还有前官员周亮工的《读画录》等几本著作。[30]很久以后，有知情人说，对吴其贞这本书的指控是因为它著录了唐代画家周昉的一幅《春宵秘戏图》，众所周知，这幅著名的春宫画，画的是唐明皇与他的爱妃杨太真在一个秘室中作爱的场景。[31]

吴其贞对这幅唐画有两个评价，一是“画法清健，精彩蕴藉”；二是“所画男子阳物甚巨”。有人怀疑这幅画的作者是武则天宠爱的面首薛敖曹，吴其贞说，“非也”，“大都唐人所画春宫皆如此”，从画中女子丰满的体态及波俏的眼光来看，他断定，此画必是大画家周昉手笔。

[1]吴其贞《书画记》记载此事说：“公讳廷宾，字师臣，三韩生员，入旗出仕，官至山东臬司，降扬州通判。为人刚毅正直，士庶无不推重。近闲住无事，见时俗皆尚古玩，亦欲留心于此，然尚未讲究也。忽一日对余言：‘我欲大收古玩，非尔不能为我争先。肯则望将近日所得诸物及畴昔宅中者先让于我，以后所见他处者仍浼图之，其值一一如命，尊意若何？’余曰：‘唯唯。’于是未几一周，所得之物皆为超等，遂成南北鉴赏大名。公之作用，可谓捷径矣！”

[2]《富春山居图》是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的一件名作。纸本，水墨。始画于至正七年（1347），于至正十年完成。该画于清代顺治年间曾遭火焚，断为两段，前半卷被另行装裱，重新定名为《剩山图》，纵31.8厘米，横51.4厘米。现藏浙江省博物馆。被誉为浙江博物馆“镇馆之宝”。后半卷《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纵33厘米，横636.9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3]王廷宾有一段“康熙己酉”的跋语，记述他得到此画的经过：“……嗣并为好事者多金购去。其后段久归之泰兴季宦，而此前一段则为新安吴寄谷先生箧中秘宝。寄谷因为余购得《三朝宝绘图》，选汰再四，已略尽今名人胜事，而尚未得成编。戊申冬，慨然复以此图见惠。余览之觉天趣生动，风度超然，曰：‘是可与《三朝宝绘》诸图共传不朽也。’”

[4]元至正十年（1350），七十九岁的黄公望在松江夏氏知止堂为自己的这幅画自题卷末：“至正七年（1347）仆归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暇日于南楼授笔写成此卷，兴之所至，不觉亹亹布置如许，逐旋填剳，阅三四载未得完备，盖因留在山中，而云游在外故尔。今特取回行李中，早晚得暇，当为着笔。无用过虑有巧取豪锐者，俾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十年青龙在庚寅（1350）歇节前一日，大痴学人书于云间夏氏知止堂。”

[5]董其昌在万历丙申年（1596）得到《富春山居图》，欣喜之余，写下这样的题跋：“大痴画卷，予所见若檇李项氏家藏沙碛图，长不及三尺，娄江王氏江山万里图，可盈丈，笔意颓然，不似真迹。唯此卷规摹董巨，天真烂漫，复极精能，展之得三丈许，应接不暇，是子久生平最得意笔。忆在长安，每朝参之隙，征逐周台幕，请此卷一观，如诣宝所，虚往实归，自谓一日清福，心脾俱畅。顷奉使三湘，取道泾里，友人华中翰为予和会获购此图，藏之画禅室中，与摩诘雪江共相映发。吾师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具是矣。”张庚在《图画精意识》中记载了董其昌对此画的赞誉：“子久画冠元四家……如富春山卷，其神韵超逸，体备众法，脱化浑融，不落畦径。”

[6]董其昌《容台集》。

[7]“今复见白石翁背临长卷，冰寒于水，信可方驾古人而又过之。”董其昌跋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

[8]吴其贞《书画记》卷三“黄大痴《富春山图》纸画一大卷”条：“……今将前烧焦一纸揭下，仍五纸，长三丈，为丹阳张范我所得……予于壬辰五月二十四日偕庄淡庵往谒借观，虽日西落，犹不忍释手。其图揭下烧焦纸尚存尺五、六寸，而册水一丘一壑之景，全不似裁切者。今为予所得，名为《剩山图》。”

[9]“盖善裱者，由其能知纸纨丹墨新旧，而物之真赝已过半矣。若夫究心书画，能知各人笔性，各代风气，参合推察，百不差一，惟际之能也。”

[10]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定窑鼎记”条，有“王廷珸者，字越石，惯居奇货，以博刀锥”。

[11]《书画记》卷二。

[12]汪砢玉在1634年见过这只白定小鼎，但没有购入，《珊瑚网》记载：“崇祯甲戌重九日，歙友黄（王）越石携是册（《胜国十二名家册》）至余家，留阅再宿，并示白定小鼎，质莹如玉，花纹粗细相压，云口蝉翅，蕉叶俱备，两耳亦作盘螭，圆腹三足，炉顶用宋作白玉鸂鶒，乌木底。……越石云：项子京一生赏鉴，以不得此物为恨。索价三千金，吾里有偿之五百不肯售。真希世之宝也！”

[13]“越石为人有才无行，生平专以说骗为事，诈伪百出，而颇有真见，余故误与之游，亦鸡鸣狗盗之流亚也。”张丑《清河书画舫》绿字号第十一“倪瓒”条。

[14]“至甲戌秋，黄（王）越石忽持前二册来，云得之留都俞凤毛，已售去十余幅……时越石欲余贯休《应真卷》，为宋王才翁题偈；马和之《破斧图》、思陵楷《毛诗》、吴仲圭写《明圣湖十景册》及本朝诸名公画二十幅，文沈《落花图咏》长卷，青绿商鼎、汉玉兕镇诸件。余遂听之，易我故物。”《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一十九。

[15]“王越石，居安人。与黄黄石为姑表兄弟，系媀若亲叔也。一门数代皆货骨董。目力过人。惟越石名者天下，士庶莫不服膺。客游二十年始归，特携诸玩物访余怡春堂，盘桓三日而返。”《书画记》卷一。

[16]吴其贞《书画记》载，壬午（1642年）六月二十二日所见，“有沈石田《匡山霁色图》大纸画一幅，画法柔软，效于巨然，有出蓝之气。值百缗，为世名画。”汪砢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十三著录沈周《匡山新霁图》，款为“吴人沈周作匡山新霁图，用巨然笔法”，基本可断定吴其贞所谓《匡山霁色图》，就是汪砢玉所记载的《匡山新霁图》，此作现藏上海博物馆。

[17]《书画记》卷一。

[18]曾多次去杭州收购书画的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对昭庆寺的寺廊店铺有过详细介绍，事见1612年“七月二十九日”条：“前是督理织造内臣孙隆于昭庆寺两廊置店肆百余，容僧作市，鬻僧帽、鞋履、蒲团、琉璃、数珠之属。而四方异贾亦集，以珍奇玩物悬列待价，谓之摆摊。”稍后的张岱在《陶庵梦忆》卷七《西湖夜市》中又记昭庆寺盛况云：“昭庆寺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古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

[19]即刘静修《秋江垂钓图》小纸画一幅，《书画记》卷六载：“此图常见于苏城浦二哥处，今为长男振启获归杭州，寻归于姚友眉。时丁巳九月三日。”

[20]在《书画记》中，吴其贞曾如是回忆他的父亲：“笃好古玩书画，性嗜真迹，尤甚于扇头，号千扇主人，千扇犹不止也。”《书画记》卷一“元人无名氏《野草图》纸画一小幅”条。

[21]据吴其贞自述，这家寺院位于村口，是“载于志乘”的一个古刹，“秋月百物萃集，为交易胜地”，应是庙会性质的一处交易场所。该寺由于年久失修一度将颓，吴其贞和侄辈、古玩商吴甲先“输金万余锭新之”。见《书画记》卷二。

[22]《书画记》卷五“宋徽宗《金钱羁雀图》绢画一小幅”条。

[23]《书画记》卷五“李伯时《莲社图》绢画一幅”条。

[24]“书在冷金笺上，纸墨稍瘦，书法雅正，无求媚于人，盖得平淡天然之趣，为旷代神品书也……此帖人皆为弃物，予独爱赏，闻者莫不哂焉。后归王际之，售于冯涿州，得值三百缗，方为余吐气也。”《书画记》卷四“陆机《平复帖》一小卷”条。

[25]《书画记》卷二“赵松雪管夫人《合畹图》纸画一卷”条。

[26]《书画记》卷四“唐人双勾《万岁通天帖》一本”条。

[27]《书画记》卷六“黄山谷《颍昌湖上唱酬诗帖》一卷”条。

[28]《书画记》卷四“李伯时《九歌图》大纸画一卷”条。

[29]《书画记》记载了1639年春天（己卯四月三日至四月十四日）吴其贞在溪南老家观画的这段感慨：“余至溪南借观吴氏玩物，十有二日应接不暇，如走马看花，抑何多也！据（汪）三益曰，吴氏藏物十散其六矣。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其风始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至今皆渐次散去，计其得失不满百年。可见物有聚散，理所必然。”

[30]对《四库全书》的覆勘是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最初是因为审读时发现李清所著《诸史同异录》有问题，随后把“语涉违碍”和“猥亵”的潘柽章《国史考异》、周亮工《读画录》、吴其贞《书画记》等九种一并撤毁。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在研究《四库全书》时发现，“所谓违碍者，因《读画录》诗有‘人皆汉魏上、花亦义熙余’之句也，所谓猥亵者，因《书画记》有《春宵秘戏图》也”。

[31]周昉此画今已不存，有明代画家仇英的摹本。此画曾入藏赵孟頫和明书画家张丑之手。张丑于一次偶然在太原王氏家中见到失传已久的此画，喜出望外，以重金购得，并写下跋记：“乃周昉景元所画，鸥波亭主所藏。或云天后，或云太真妃，疑不能明也。传闻，昉画妇女，多为丰肌秀骨，不作纤纤娉婷之形。今图中所貌，目波澄鲜，眉妩连卷，朱唇皓齿，修耳悬鼻，辅靥颐颔，位置均适。且肌理腻洁，筑脂刻玉，阴沟渥丹，火齐欲吐，抑何态浓意远也！及考装束服饰，男子则远游冠、丝革鞋，而具帝王之相。女妇则望仙髻、绫波袜，而备后妃之容。姬侍则翠翘束带，压腰方履，而有宫禁气象。种种点缀，沉著古雅，非唐世莫有也！夫秘戏之称，不知始于何代。自太史公撰列传，周仁以得幸景帝入卧内，于后宫秘戏而仁常在旁。杜子美制宫词，亦有‘宫中行乐秘，料得少人知’之句，则秘戏名目其来已久，而非始于近世耳。按前世之图秘戏也，例写男女二人相偎倚作私亵之状止矣，然有不露阴道者，如景元创立新图，以一男御一女，两小鬟扶持之；一侍姬当前，力抵御女之坐具；而又一侍姬尾其后，手推男背以就之。五女一男嬲戏不休，是诚古来图画所未有者耶。”

感官世界
芳香年代的伪风雅史

芳香的年代

那是一个芳香的年代，空气中总是飘荡着一丝丝若有若无让人心醉神迷的香气。

那些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似乎一生下来就生活在了香云缭绕中。他们头发上散发着香味，衣服上挂着香囊，洗澡的浴缸里掺着香料，读书时手边也放着个香烟袅袅的熏笼或长柄香炉。在这个有着古老的焚香传统的国度里，焚香一度被看做是秉受来自上天的意志。在神圣肃穆的朝廷政治生活中，皇帝焚香接受神喻，象征着一种贯穿天人之际的、活生生的、超自然的智慧。当这沁人心脾的香气随风散入16到18世纪缙绅阶层的世俗生活，并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潮流，弥漫了从禅房经堂到青楼歌馆的所有空间，香料——这种以沉香为主要成分，再配以乳香、檀香、丁香、麝香、甲香提炼而成的奢侈的物品——被看做是一种能赋予生活以超凡脱俗意义的神奇物品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认为，它能升华和净化污俗不堪的生活，并使一个人的感官所能享受的美感得以最大限度地扩展。如果你生活在那个年代，看到街衢上有人鼻翼翕动，请不要感到奇怪，因为很有可能他正在努力辨认空气中那鬼魅般游荡着的一缕缕香魂。

顺治八年（1651）正月初二，江苏如皋名士冒襄美丽的妻子董小宛因过劳瘁死，一代名媛香消玉殒。小宛归冒襄前，已是秦淮河上享有盛名的绝色佳丽，冒氏初见她时的“面晕浅春，缬眼流视，香姿玉色，神韵天然，懒慢不交一语”（《影梅庵忆语》），可为一证。她的猝然去世，一时引发了富有想象力的江南士人种种猜测，一种最为离奇的说法是小宛并非病死，而是被多尔衮的部下掳掠北上，入了宫，后来又成了清世祖的宠妃董鄂氏。在这个故事中，冒襄——这个世上最为倒霉的丈夫——两个月后自扬州回到如皋，才得知这一灾难性的消息。四十岁的他陡失爱妻，数度北上寻访，甚至托关系找进了宫廷，得到的回答是不能放还。家门蒙羞，困窘的冒家开始只好假托小宛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不能见面礼客，后来看看重圆无望，又实在瞒不下去，只好对外正式宣布小宛病死了。近人高阳更是使出他惯有的“以诗证史”法，有《董小宛入清宫始末诗证》对此言之凿凿。但这一小说家言，经孟森等史家考证，已被斥为“倒乱史事，殊伤道德”。“凡作小说，劈空结撰可也，倒乱史事，殊伤道德。即或比附史事，加以色泽，或并穿插其间，世间亦自有此一体，然不应将无作有，以流言掩事实。”[1]

董小宛、冒襄《幽兰墨竹》，题记：“姬人小宛写兰竹石巢民冒襄题。”

悲伤的冒襄写下了二千四百余言的痛切祭文《影梅庵忆语》，长歌当哭，文章的广泛散发，使得一代红颜“名姬董白”香消玉殒成了大江南北无人不晓的公共性事件。文坛名流作诗哀惋者有之，曲笔质疑者有之。《影》文更是一时洛阳纸贵。随着《影》文广发天下，冒襄回忆他与董小宛闺房之乐时的“品香”“品茗”几节文字，不知安慰了多少酷好风雅之士的寒夜长梦。据冒襄自述，他和董小宛都是香品和名茶的热切爱好者，两人常常“静坐香阁，细品名香”。小宛善饮，自从嫁归冒襄，见夫君酒量不胜蕉叶却嗜茶如命，于是也好上了茶道，尤其喜饮一种叫“岕茶”的名茶。他们所饮的岕片，必产自于半塘顾子兼家。而为了品香，他们多方购求各种香材，再自行加工炼制。黄熟香固定由一个叫金平叔的人供货。于今天上人间，银汉迢遥，这段炼香品香的日子，成了他刻骨铭心的记忆：

忆年来共恋此味此境，恒打晓钟尚未着枕，与姬细想闺怨，有斜倚熏篮，拨尽寒炉之苦，我两人如在蕊珠众香深处。今人与香气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于幽房扃室中也。

舌头传奇

张岱早就想动身去一趟南京了。这个自称“茶淫橘虐”的生活美学鉴赏大师，向来目高于顶，自认吃喝玩乐方面的品位无人能匹，但对当下江南士林中名声日隆的品茶专家闵汶水却是仰幕已久。闵汶水在文艺圈能有今日之崇高地位，引得名士大佬纷纷与之订交，是因为他有着出色的知味能力，他发达而敏锐的舌蕾细胞在他生活的时代几乎成了一个传奇，据说他可以分辨出五十种名茶的产地、成色和十多种泉水滋味。如此发达的感官能力构筑起的一个幽深精微的世界，在一个以风雅为尚的时代里怎不让人神往？大概三年前的一个春天，闵汶水带着新茶和一整套的茶具从南京跑到山阴找张岱喝茶，不凑巧的是张岱正好外出了，那次没能和闵大师喝上茶，以后的日子里让张岱一想起来就懊恼不已。

在桃叶渡的闵家，初见这个传说中的人物还是让张岱感到了吃惊，17世纪尚欠发达的资讯使他一直以为闵汶水是一个喜好茶道的少年书生，却没想到是个比他还要老的清瘦的老头。看来想象和事实永远存在着距离。开始见面是在一种别扭的气氛中，这个瘦老头连起码的客气一下都没有，不问名姓，也不问他所从何来，他给张岱的感觉是一只容易受惊的野鹿，敏感，多疑，不好接近，甚至还有些微的敌意。张岱还想说些什么，他竟找了个借口说他的手杖忘在外面要取回来就走开了，丢下尴尴尬尬的客人，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张岱的叙述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空白，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们一个人留在闵家的客厅里是如何的坐立不安，但大致的情状我们还是可以想见。闵老头故作的冷淡和清高反倒让他固执起来。今天难道就这样一无所获地回去吗？他为自己这近乎无赖的行径感到了好笑。

闵老头出去找手杖找了大半夜，回来看到客人还没走，也有些吃惊，乜斜着眼睛看着他说，你还在啊，留在这里还有什么事吗？张岱不失时机地拍了他一下，久闻闵先生精于茶道，今天我就是来借你的剩茶一解渴思了。这话像一剂春药立马让闵老头兴奋了起来，他亲自起身烧炉子煮茶，动作快捷麻利得如同急风骤雨，一点也不像七十岁的老人。茶一会就煮好了，闵汶水把客人引到另一间装饰典雅的房里，明净的桌子上，有名的荆溪产的茶壶和成窑、宣窑制的瓷瓯琳琅满目地摆了十几套。随后，宾主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一场知识考辨式的对话，并在对话中促进了相互了解并进一步增强了感情。这是一场知味能力和感官灵敏度的较量，五花八门的茶具和香茗就是他们捉对儿厮杀的疆域，当笼罩着话语的硝烟味散去，他们都为辨认出了对方而欣喜不已。张岱最后不无得意地向我们宣称，经过这场对话，他和闵汶水的友谊得到了提炼和升华，“遂相好如生平欢”——就像结交了一辈子的老朋友一样亲密无间了。

著名的《陶庵梦忆》的作者在这里把这场对话铺排得如同一出正在进行中的戏剧台词，同时在紧要处也不忘狠狠地抬举自己一把。如果不是真有闵汶水这个人，我们倒要怀疑这是不是张岱为标榜自己的感官能力编排的一出双簧戏了——

张：这茶是什么地方产的？

闵：是阆苑茶。

张：［又喝一口］不要骗我，这茶是采用阆苑茶的制作方法，但味道不像。

闵：［偷笑］嘿嘿，客人知道是哪里出产的？

张：［再喝一口］怎么很像是罗岕茶？

闵：［吐舌］奇妙啊，奇妙！

张：用的什么水？

闵：惠泉水。

张：别骗人了，惠泉到这里千里之遥，难道水一点不会受震荡，还能这样新鲜醇厚吗？

闵：不敢再骗你了，实话告诉你吧，我家取水，必定要等到惠山人静的时候，在晚上掏干水井，洗刷多次，到黎明时分，涓涓细流积满水井，用大瓮装满，下面铺好花岗石，等到有了顺风再开船，这样水不会晃动，水性也不会变熟，所以与其他的泉水比起来特别的不同。

闵：［沏茶。倒茶］客人尝尝这茶。

张：香味浓烈扑鼻，味道很厚，是春茶啊，前面喝的，一定是秋茶了。

闵：［大笑］我年已七十，精通茶道也有五十年了，从没见过对茶道鉴赏如此高妙的客人，莫非阁下就是山阴的张宗子先生？

张：［大笑］哈，哈，哈。

文徵明《惠山茶会图》

酷好茶道的人们往往会在清淡飘逸的茶香与孤芳自赏的清流间建立起某种内在的关联，张岱在这里以传奇性的笔调描述的饮茶过程的种种细节，不无相互标榜的意味，而穿过这些细节，我们会看到他运用感觉器官营造了一个有别于世俗世界的精微、典雅的传奇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人凭着他感官的触觉就能在人群中找到他的同类，如同上面这个故事里所说，张岱与闵汶水因为相互佩服对方的舌头而相互慕名，直至最终订交。由此我们不难窥见晚明感官文化发达之一斑。

在这里，一个人的感官能力发达与否成了他能不能进入这一传奇世界的关键。生活于17世纪中叶的一个叫孙枝蔚的小品文作家批评了名士的形式化倾向和这种倾向带来的浮泛虚假的风气。所谓“时之名士所谓贫而必焚香必啜茗，必置玩好，必交游尽贵也”，一个人不管穷到了什么地步，品茶（仰仗味觉能力）、焚香（嗅觉能力）、玩古这几样文人雅士标志性的癖好却是万万不可丢下的，即使你感官鲁钝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你也得学会虚张声势，以证明你是个真正的风雅人士。袁中郎在苏州吴县做县令时讲过一个麻城名士的故事：

麻城的朋友丘长孺来无锡玩，带回去三十坛著名的惠山泉水。他自己先回家，让仆人们随后把水挑回去。仆人们嫌水重，半路上都倒进了江里，快到家了才汲了附近的泉水灌上。丘还以为这水金贵着呢，第二日就遍邀城中名士来家品尝惠泉水。名士们围坐在书房中，一个个脸上十分欣喜，打开水壶拿来磁碗，盛上少量泉水，争相议论一番，然后开始非常隆重地饮水。“齅玩经时，始细嚼咽下，喉中汨汨有声，乃相视而叹曰：美哉水也，非长孺高兴，吾辈此生何缘得饮此水？”临走了还流露出恋恋不舍的样子。你几乎可以看见他们一个个拿腔拿调煞有介事的可笑模样：把鼻子凑近杯子，用力地嗅着，咂巴咂巴再慢慢咽下，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脸上挂着愚蠢而快乐的笑容。本来这事也就这样过去了，不巧的是半个月后，仆人们在一次争吵中互相揭短把换水的事全给抖露了出来。愤怒的丘长孺把他们都赶走了。不知道那些躬逢其会的名士们听到这消息又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袁中郎叙述这个闹剧式的品泉雅会时，肯定是拼命地忍着笑的——那可真是黑暗中的笑声。品泉这种味觉活动在这里看起来更像是虚张声势的一个仪式，一个文人之间互相标榜、认同的社会性动作。名士们煞有介事的刻意张扬活脱显出了他们的虚假与造作。然而这些好事者饮假惠泉而细咽长叹的造作之态，谁说又不是时代积习所致。在风雅相尚的时代氛围下，感官能力已经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认同或者区分的文化标记，不管你是否具有真正的品味能力，为证明自己属于文雅境界，证明你是上层人士中的一员，每个人都在自觉和不自觉地参与着这种感官的表演。

相比这些故作姿态的名士，袁小修就要显得旷达得多也可爱得多。袁小修也曾大老远地从无锡把两坛泉水带回公安老家，怕搞混了，他还事先特意用红笺纸写上泉名贴在一坛惠泉水和一坛中泠泉水的壶上作为标记。一个月后回到家，笺纸和字迹都磨灭了，二哥中郎问：哪一坛是惠泉水？哪一坛是中泠泉水？小修辨认不出，尝了味道还是辨认不出，于是两人相顾大笑。

“小世界”

文震亨是画家文徵明的曾孙，出生于艺术世家的他写过一本叫《长物志》的奇特的书。在这本书中他以一种闲散的笔调讲述了一种美学生活的经营和操作法则。这本被官方评论家不屑地称为“所论皆闲适游戏之事”“大抵皆琐细不足录”的志书共有12卷，其类目分别为：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杂品之属，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等。细加考量，这些物的种类包括植物、动物、矿物，在用途上则可以细分为艺品、食物、饰物、器物等等。在这本书里，这些林林总总的物被一种奇怪的分类方式罗列在了一起。之所以说奇怪，是因为从生活的层面来看，它们大体上并非日常必需之物，器物不是作为生产之用，食物也不是果腹必需的粮食。这些物，在一开始归类时就没有放置在日常生活的范畴中，所以它们被称作“长物”——多余的物，或者说奢侈的物。

如果读过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我们会发现，物的这种奇特的排列方式构成了一种知识，一种从社会公共空间退据到生活私密空间的新颖的知识。文震亨用“长物”经营起来的这个世界，大致由这些方面组成：空间规划，器物赏玩，景物观赏，食物（零食）品尝，美观装饰。它不是汲汲于利益增值的，而是用于观赏把玩的。聚集起这些物，也不是为着现实生计的经营，而是超越于现实蝇营狗茍之上的一种美学生活的经营。这个世俗世界之外的“文雅境界”就像一件华美的袍子，密实的针脚下缝着的全是两个字：无用。难怪乎庙堂之士一说起它总是隐含不屑讥峭之意。

仇英的《临宋人画轴》展示了一个并不奢华却意境别致的明代文人书房。室内的文房清玩、家具陈设反映出明代文人所崇尚的悠闲安逸的生活状态。

说是无用，但一个时代的文人却要藉此建立起他们全部的精神生活。

就说房屋居室布置这样的小事，在文震亨看来却不外是一个“小世界”的营建，足可以投射情感寄寓性命。这个18世纪的室内装潢家以一个艺术家特有的细致和耐心指出，不管是堂屋、亭台还是私房秘室，布置都是繁简不同寒暑各异的，即使是图书碑帖、鼎彝之类的古玩，也必须安排得妥贴了才会显出它们各自的价值来。从下面他对坐几、坐具、椅榻屏架的摆放设计到花瓶、香炉和挂画位置的选择，无一不显出他对细节的沉溺和酷好，而这一切设计都可以归结到感官的愉悦上来：把这些“长物”纳入个人的感官世界中，触摸之，赏玩之，渗透之，并以此承载这些“长物”的主人的情感和意趣。

如同进入一个陌生的房间，看着陈设和布置我们已经大致明白了房间主人过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他是优雅的，怠惰的。他疏于日常营生的手指白皙而修长。他的脑子和精子都有着足够的空闲。屋子的主人或许有时会警诧于自己这般的颓废，但感官与物交会营造的优雅情境已让他欲罢不能，长久以来他就是这般的颓废着并陶醉于这种生活的芳香和靡烂气息。

把生命的重心从世俗的蝇营狗苟中退出，另外建立一个让“性灵”（他们发明了一个多好的词啊）张扬的空间，所谓“闲隐”的意义正在于此。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新的生命活动空间以钟鼎、古玩、书籍、园林、砚、琴、花木、茶酒之类非实用性的物为基础，或者说，是以这些物为感官的延伸、情感的寄寓、生命投注的承载体。当对这些“长物”的赏玩与诵读庄骚、吟诗长啸、饮酒博弈、看书论道一起成为文人雅士们向往的日常生活情状，极力渲扬这种生活模式的《长物志》与《闲情偶寄》《遵生八笺》成为一时之著也就不奇怪了。

从这些十七到十八世纪风行的畅销读物中看明清文人的生活，真是些会享受的人！高度累积的物质文明使旧有的有钱人家、新进的暴发户和贫寒的书生都在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富足，并在室内设计、世俗消遣和装饰艺术品上追逐着一茬又一茬的时尚。你看他们饮酒，喝茶，沐香，把器官磨砺得纤细而敏感。和妓女交好，躺在不存在的园林里做梦，一人搂一个小姐谈哲学。要不就是做一个小小的闲官，喝一点暖胃的小酒，发点小牢骚，生一场小病，做几篇小品文。三日一小聚，五日一大宴，你方请罢我复请。再不济也要弄只装满酒和书的船，东飘西荡随水流转。尽管三年一度的上京赶考像间隙性发作的癫痫总让人手足无措，但有了这些小小的乐趣生命总算有了个寄寓的所在，飞扬着不肯安生的荷尔蒙也差堪有了着落。

一种生活形态，究其实质就是人与物的一种关系：人如何攫取物，如何使用、支配物。当文震亨们以这些非实用意义的物（“长物”）构建着一种审美化的文人生活，他们的感官——眼、耳、口、鼻、身、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已经被充分调动起来并参与到这种生活的营造中去。不管他们创造了一种如何绮丽的文化，感官世界背后生命的畸变却总是让读史者嗟叹不已。生命的情感有大小，生命的能量与气象有大小，对一朵花、一棵树的关怀总不能与对人的生命的关怀相比，但是，要是热衷于“长物”的他们甘堕小道，就是安于这一花一世界的“小”呢？

感官旗手

享乐主义者袁中郎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罗列了人活世上的五件快活事，谓之“真乐”。他不讳言这些赏心乐事乃是感官享受的愉悦和欲望的满足：看遍世上的美色，听遍世上的乐曲，享尽世上鲜美的衣食；堂前排列着盛满食物的大鼎，堂后演唱着美妙的歌曲，宾客满席，男女混杂，香烛熏天，珠翠弃地；以千金买一只船，船上配备乐队一班，歌伎侍妾数人，游客帮闲数人，浮家泛宅，浑然不知老之将至……

岁月如花，乐何可言，在袁中郎看来，人生有了这些快活事中的一两件，活着就可以无愧，死也可以不朽了。临到末了，家产田地全都败光，狼狈窘迫得要跑到歌楼妓院托钵乞讨、在救济院里和孤独老人分食的地步，还恬不知耻地往来于乡亲之间，这才是快活到了极致。

荡尽家产、到妓院讨饭、到孤老院分食……这些世人看来放纵欲望的恶报也成了人生之一大快活，这大概可说是袁中郎倍受官场俗务烦扰之苦的激愤之辞。似乎那个时代的人们都喜欢用一种极度夸张的语气来强调他们对现有价值的离弃。他就是故意要这么说，好像不这么说就显示不出决绝来。事实上，袁中郎一生纵然颇多声色犬马之乐，却也断断没有走到倾家荡产的地步。所以他说这样的狠话的背后是践踏世俗性社会价值的快感在起作用。“五乐”云云，确是泄愤之言，却也未始不可以看做他高扬欲望旗帜的严肃的人生观之表达。

看来袁中郎是决意做这个感官世界的旗手了。他在吴县县令的任上慨叹做这一七品小官的痛苦说：“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顶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人苦令耶，抑令苦人耶？”在那时写给姐夫的一封信里还直截了当地说：人生三十岁，怎么可以袋里没有余钱，囤里没有剩粮，居住没有高大的房屋，到口没有肥酒大肉呢，要这样的话，还不把人羞死！甚至写给父亲的家书也是这样一副浑不吝的口气：这几天与各位舅父大人相聚谈论佛事，是特别快乐的事情，“有一分，乐一分，有一钱，乐一钱”，没有必要预先为以后的幸福考虑。儿在这里安守本分过日子，也是自己受用，若有一点儿要还债，要养家，要买讲究服饰的念头，哪里还能够如此洒脱呢？家里的几亩地，留给妻子儿女过日子，我不管他们，他们也管不到我，人生事如此而已矣，多忧复何为哉！

“顺情遂性”的人生态度就这样把生命整个地推入一个纯粹的游戏情境里去。在袁中郎看来，社会已经令人欣慰地形成了一种追求“趣”的风尚，但是这种对趣的追求仅仅是在书画古董的赏玩辨析或烧香煮茶之类的生活形式上，这是皮相的，也是低级的。他进而指出，文雅生活不仅仅是空间性的，更是时间性的，最高层次的趣应该是一种完全出乎自然的“童趣”。他设想一种完全没有目的性的人生境界——一个儿童时代一般透明的“纯真”世界的最终到来。

在这里袁中郎暗示他的时间观，就是让时间回复到时间本身，“不图将来，不追既往”。这种未经社会化、儿童式的时间观下，时间只是用来消耗，用来赏玩，没有任何生产性或经营性的功利意义。袁中郎理想中的世界，就是这么一个时间像废弃的衣服和鞋子一样乱扔的大婴房。他还写下了一首小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怒是尔猛虎，欲是尔深渊，功名是尔沸汤，勤思是尔砺锻。尔一不避，焉能尔免？”如果换成今天的语气，这首小诗是这样的：

愤怒是使你丧生的猛虎
欲望是让你堕落的深渊
功名是让你受煎熬的沸水
苦思是折磨你的铁砧
你不知道躲避，怎么能免受祸害？

居官京城期间，袁中郎写下了一部专论瓶花供养和插花艺术的著作《瓶史》。这本将在数百年后流传到东瀛并引发一场花道艺术革命的小书在当时却饱受学问之士的讥屑。身受官场羁绊之苦的袁中郎在这本书里流露了对另一种闲雅生活的向往。当卑微的官职拖累让他欲亲近山水花竹而不得，乃转而求诸于瓶中之花，以瓶花来替代自然山水。所以瓶花在这里由简单的生活饰品转化成了一种隐喻，承载起了一种有别于奔竞世俗名利的生命意境。袁中郎在这本花道指南手册里以一种鉴赏家的语气不厌其烦地谈到盛花的器物、花架、水与土的关系、每天清洁花瓣的必要性等等问题，当然，他更希望这本小书不仅是一本实用操作手册，更是他心史的记录。

万历二十八年，袁中郎以国子监助教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没几个月就请假回家了，万历三十三年，他的顶头上司、礼部主事吴用先写信给他，劝他复出。袁宏道回信说，自己之所以犹豫不出，并不是不爱富贵，而是实在太懒散。他还说，别人若从生计出发，劝他做官免受饥寒之苦，这样的话他还能听得进去，但如果以建功立业这等大帽子来扣他，那他就非常之反感了。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进与退，都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居朝市而念山林，或者居山林而念朝市，两等心肠，都是一般的牵缠，一般的俗气。退职后，他这样向小弟袁小修慨叹，为宦不及闲隐：“及入宦途，簿书鞅掌，应酬柴棘，南北间关，形瘁心劳。”

根据人与现实的关系，袁中郎把世间人分成四种：不把现实放在眼里的玩世者，超脱现实的出世者，调和现实的谐世者，从现实中追求享乐的适世者。袁中郎说他最喜欢的是第四种人适世者。这种人，“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是天下最无关紧要的人。他们做和尚，戒行不够；做儒生，嘴里从不讲儒家经典，也不做什么仁义谦让这种事。熟悉袁中郎的人肯定把这看做了他的自我写照：做官不像官，务农不新躬，隐居不安寂寞，出仕又嫌烦琐，为儒不读圣贤，信佛六根不净，修真又不忘好色，这不是夫子自道是什么？在《人日自笑》里袁中郎就是这样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的：

是官不垂绅，是农不秉耒，是儒不吾伊，是隐不蒿莱。是贵著荷芰，是贱宛冠佩，是静非杜门，是讲非教诲，是释长鬓须，是仙拥眉黛……

万历三十七年的一条船

这艘从《游居柿录》中游来的江南木制楼船有一个正式名字叫“泛凫”。袁小修把这条寄托性命的船取作这个名字是想仿效伟大的《楚辞》作者屈原，“泛泛若水波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万历三十七年春天，两次会试落第将近不惑之年的诗人袁小修驾着这艘收拾得风雅别致的楼船从家乡公安县沙头启程，顺长江而下，正式开始了他筹划了一年之久的吴越之行。

这是袁小修的第五次江南之行。前四次出游，基本上都是在考试落第之后出来散心解乏。说来难以置信，才三十九岁的小修已经有了八进考场的非凡经历。为考取举人学位他参加过六次乡试，从二十岁考到三十五岁耗时十五年，为了取得更高一级的进士的学位也已经有了两次失败的记录。现在，船已解缆离岸，诗人袁小修要用吴越精致的山水洗涤“俗肠”了。甫离尘世的牢笼返归自然，他觉得自己像黄昏掠过河面的水鸟一样自由无羁。心情一好，自然手痒难忍，袁小修在舟中铺开日记，以《东游记》为题兴致盎然地记录起了沿途风光和经历。

上溯二十个年头，二十岁的小修对科举应该说还有很高的期待，但他那时已经开始谋划另一条人生途径了。是出仕还是退隐？他曾认真地考虑过这一问题，并在京城预购了一处房产“杜园”作为退路。他认为，现在这年纪，“心躁志锐”，未来人生的方向是显是隐尚不分明，但中年一过，生命的情势自然会像棋局一样分明起来，到时这个园子自然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此后的近二十年间，袁小修一面在科举的路途上继续蹭蹬前行，一面又不断地对为了功名奔走如牛马的人生产生质疑，退隐的念头不时在脑海中盘旋翻腾。在北京探望大哥伯修时，他发现大哥虽居高位，生活却劳累不堪。而当他见识到北京官员的奔劳时，更不禁自省：“家有产业可以糊口”，却“舍水石花鸟之乐，而奔走烟霾沙尘之乡”，实在是把人生的手段与目的颠倒了。

一次次的考场铩羽，一次次自尊心的饱受打击，小修不禁感叹：人为什么削尖了脑袋要往官场钻呢？当官真有那么好吗？（“人生果何利于官，而必为之乎？”）他已经从实际的操作层面规划起了退隐后闲雅生活的种种可能性。

袁氏家族自曾祖起已是当地的豪族，袁小修有经济实力设计这样一个士绅的现实生活构图：以一定的田产租金来作日常开支，在此基础上过着不劳而获的悠闲日子。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小修在支付家人日常所需之外，尚有余裕来供应自己的“游玩度支”，也就是说，除了可以不虑衣食、无求于人之外，他还可以有充分的空间发展休闲娱乐生活。这般有钱有闲的生活，自然不是像戴名世这样的没有恒产的寒士可比的。如果小修愿意，生活的经营自可以展开另一番不同的面貌。也即是说，小修已拥有足够的生活资本去经营另一种生活形态，一种充满着声色犬马的感官生活了。

科考入仕既成极为强势的主流价值观，博得功名的念头已像骨之蛆一样深入了袁小修这样的读书人的心灵深处，并一步一步地毒害着他的生活。虽深知仕不如隐，但他也无法截然拒绝仕途，正如我们看到的，购买杜园后，小修一直在科举的途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万历三十八年，再度应考失败后，小修向中郎表白：今弟年亦四十余，升沉之事，已大可见，将从此隐矣。话虽如此，可他隐得了吗？

但在万历三十七年的春天，小修完全有理由把饱受打击的生活信心交付给这条向着吴越山水一路逶迤而去的楼船。本来他已经借了他舅舅的一条船，准备了足够一年之需的粮食，但临到出行，考虑到这只船太小不宜远行，他还是另行购置了一只宽敞坚固的船。他已经决意去过一种“煮鱼温酒，倚醉豪歌”的生活，从船上的布置我们也可以想见他那种闲放出尘的心态：船舱一壁挂着新购的沈石田的画，另一壁则是他喜欢的黄太史慎行的草书；苏合香在香笼里缭绕；船上矮几，摊开着他新写的字，边上的石砚里酽酽的墨汁散发着好闻的香气；一伸手就可以拿到他喜欢的书。在这些“长物”的包围中，小修对着江水也对着自己发誓：“我拼此生住舟中，舟中即家。他不可必得，清闲二字更少我不得也。”

小修此行的计划，是经汉阳、黄石矶、繁昌、芜湖抵达金陵，然后游过镇江金山后再沿运河前往浙江。一路走走停停，到得南京已是五月仲夏。“泛凫”从上清河过江东门入城时，南京城刚下过一场大雨，雨后的山色更加苍翠浓郁，几欲沾衣。正是端午赛船时节，俊美的少年们驾着五色的龙舟在河上飞渡，箫鼓声、歌声笑声震天动地，在桃叶渡口上下五六里间，男男女女结伴观看赛船的水边楼阁鳞次栉比，刺绣的门帘卷起一半，阁中妇女佩戴的珠翠头饰隐隐闪现，装饰华丽的游船载着酒在河中漂荡，连水波也被映射成了丹砂般的红色。公安名士袁小修的造访南京成了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于是有了“词客三十余人大会秦淮水阁”盛会。这一天恰逢小修的生日，朋友在妓院里备下酒席为他祝寿，一路看去，歌声似雏莺宛啭，脂粉似赤霞一片，啊呀呀，那些个狐狸精般的女人，个个能诗善画，妙解风情，懂得芙蓉养纸，柳絮裁诗，怎不让袁才子蠢蠢欲动呢？

此情此景让袁小修似乎回到了秦淮河畔纵情声色的少年时代。早年的粉黛之癖致使血亏气虚让小修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一回到风月场中面对如此撩人的场面，如雷开蛰户，春萌草色，他早就不能自控了。尽管他一次次检讨自己的酒色之癖，但骨子里还是以为，情欲出自人之天性，是无法铲除干净的，“刚骨腻情，亦人之常态”。所谓刚骨，自然是指与世俗格格不入，情腻者，情欲多多是也。小修自认是骨刚情腻之人，所以不能断绝丝竹粉黛之好。可千里泛舟，难道就为追逐情色而来？晚上踉跄着回舟，可能欢宴时过分的血气浮动，吐出的痰里竟有了丝丝血痕，看着秦淮河里半轮妩媚的月亮，不免一番忏悔自责了。世间的种种繁华快活，那可都是“刀尖上的蜂蜜”呀，一经沾着，虽暂时可口，哪一天毒性发作，弄得个裂肠破肚，怎生是好？

七月初，在镇江游过金山寺，友人陶望龄去世的消息终止了小修计划中的吴越之行。因为在小修的设想中，这次吴越之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去绍兴拜访这位品行高洁的当代颜回，与他把酒言欢参证学问。心灰意冷之下，他掉转船头重回南京。接下来，当“泛凫”在返程途中将到丹徒县时，小修作出了一个让我们目瞪口呆的决定，他打发“泛凫”回公安老家，自己从陆路北上，准备去北京参加明年春天的一场会试。他的态度在这里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坦然承认自己连年奔走场屋却还是“名根未断”，种种的享受不过是“锋刀上蜜，甘露毒药”，说不上有多少快活。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没有了主人的“泛凫”一路向西独自回楚，而我们的小修先生则在秋风中由京口渡江，经真州（仪征），过扬州、高邮，渡过黄河，一路向北陆行进入帝国的心脏。两个月后，他将出现在北京西山一处僻静的地方，闭关三月，精心准备八股制义，用他的话说是“为入试资粮”了。

故事的结局几乎在我们的预料中，诗人袁小修在来年春天的这次会试中再度落第了。不仅这一次他功名未就，再过三年，他还是没有撞开那道专为他而设的门。而不幸的事件将要在他的身上接二连三地发生：先是他视为精神导师的二兄袁中郎因血疾去世，再是两年后老父的死，再是落在自己身上冥顽不化的病。事情要在他守孝三年后参加第四次会试的万历四十四年才会出现转机，在第十次科考中，名满天下近廿载的公安名士袁小修终于取得了他梦寐以求的进士资格，并得以外放就任徽州府学教授这一闲职。而这一切，他的父亲和两位兄长是看不到了。

载着小修一路东来的的“泛凫”在万历三十七年的秋天终于掉棹西去，正如我们看到的，当感官的磨砺和发达到了极致，生命离颓败就不远了，一种文化也已走到了崩盘的边缘。性灵诗人袁小修让我们看到了这些风雅之士更为完整的内心图景：他们的半边身体享受着此间的声色，另半边，则像一张紧绷的弓，时刻等待着来自高处庙堂的感召。

崇祯二年中秋夜的那出戏

1629年10月2日，是为崇祯二年中秋翌日，张岱带着他庞大的家庭戏班，自杭州沿京杭运河，行经长江南岸北固山。此行他是前往山东兖州，为在鲁王府供职的父亲祝五十大寿。两年前，他的父亲张耀芳，这个屡试不中的老童生终于以副榜贡谒选，以“右长史”之衔，在山东鲁王府做了个小官。

张岱像

深夜时分，船过金山脚下，从船舷一侧望去，金山寺大殿的飞檐虽在山树掩映之下，却也翼然可见。此时月光愈加皎洁，照在露气凝重的水面上，江涛吞吐，气象更是万千。镇江西北的金山一带，正是南宋名将韩世忠力抗金人南侵，鏖战八日，将金人逐退过江的地方，一念至此，张岱心中忽地冒出一个孩子气的想法，他命令船改变方向，驶向金山寺。

越地风俗，向来把十六作月半，月圆之夜，正好经行此地，去金山寺过这个中秋之夜，岂非天意？于是一行人趁着夜色，停舟系缆，施施然穿过龙王堂，进入大殿。一路但见林间漏下的月光落在地上，疏疏如残雪一般。张岱特意关照随身小仆，把灯笼、道具、服饰全都搬上岸来。

不一会，漆静一片的大殿被挂在柱子上的灯笼撕出了几片亮光。锣，鼓，铙，钹次第响了起来，渐如急风骤雨。幢幢的灯影中，那粉墨登台的人，皆拖了长长的影子，这情景真是诡异莫名。被鼓乐声惊醒的僧人们从寮房跑出来，他们循着声响的方向来到大殿，眼前的一幕不由让他们目瞪口呆：只见一群伶人正在庄严的佛像中间咿咿哦哦地唱着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的戏剧，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则神色怡然，坐在大殿前厅独自看戏。

多年以后，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回忆起繁华靡丽年代里自己一手炮制的这场中秋“金山夜戏”，还是掩不住一脸得色：“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摋眼翳，翕然张口，呵欠与笑嚏俱至。徐定睛，视为何许人，何事何时至，皆不敢问。”

想来僧人们是被这场没头没脑的戏搞得如坠雾中了。等到演出结束，已是天将破晓，这群人把乐器道具包裹起来，回到他们来时的船上，当他们解缆过江，鼓起风帆驶离金山寺时，僧人们还是默默地伫立在山脚下，从他们惊愕、好奇的神情来看，就好像还在纠结于这群人到底是人、是怪、还是鬼。

这只是自称“纨绔子弟”的张岱平生无数放诞事之一。他此番北上，虽是去为父祝寿，但他却最看不得父亲对功名的热望。沉埋于帖括制艺几十年，一次次考场折戟沉沙，坏了一双眼睛，落下一身病痛，真是何苦来哉。所以他自己撞过一两回南墙之后再也不应那个劳什子试了。没有功名、公职算得了什么？那都是附骨坏疽呀。梨园，鼓吹，骨董，花鸟，华灯，烟火，精舍，优伶，园林，歌童，茶寮，这物质世界里的种种，哪一样不比做官风雅有趣得多。四十岁前的张岱，就这样周旋于读书、享乐之两端，满足于技艺和趣味为他带来的新名声：茶道高手，业余琴师，鉴赏家，旅行家，著名戏剧赞助人……

为了安慰张耀芳的一次次落第，从1616年开始，张家在女主人的张罗下开始大兴土木，造楼船，采买歌童演戏，园亭、娱戏不能慰藉一颗沉浸于功名的心，倒是让张岱一出世就落在了一个浮华世家里，练出了鉴赏家的眼和耳，传说张家戏班子只要张岱在座，伶人们就格外卖力，谁也不敢打马虎——“焉敢草草”。就在兖州之行的前一年，张岱听到魏忠贤倒台的消息，改编的一出传奇《冰山记》在绍兴城隍庙演出，观者竟达万人。三十岁的青年艺术家竟已有如此气场！

除了金山寺中秋夜戏，张岱还描述过苏州虎丘的中秋夜，“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声乐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全都出来赏月，月亮刚露半边脸，就铺开了百十处鼓吹，大吹大擂，“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这十丈红尘的喧嚣，他也能看出个好。但既为艺术家，就算他最为陶醉之时，也还葆有着一份自觉，也就是说，他看月，更看人。在《陶庵梦忆》的另一个著名的篇什中，他把西湖边的赏月之人分成五类，也真是后人说的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窗上看你了。你道是哪五类？

——“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伪风雅派；

——“身在月下实不看月者”，狎游派；

——“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装B派；

——“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心一看者”，短衫派；

——“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故作优雅的唯美派，或曰装酷派。

1629年秋天的这次兖州之行，除了在当地上演经修改的《冰山记》，张岱还跑到曲阜谒孔庙，进香泰山，看起来兴兴头头，却也并不十分愉快。父亲在鲁王府的尴尬处境让他难过。鲁王好神仙之术，张耀芳以道家引导之术才得以立足，看着父亲胸怀济世之志，一生襟抱未开，只能在虚无的长生术中求得内心的解脱，张岱只觉尘世的悲哀与无奈。四年后的1633年，张耀芳去世，张岱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先子少年不事生计，而晚好神仙……先子暮年，身无长物。则是先子如邯郸梦醒，繁华富丽，过眼皆空。”

他为父亲感到惋惜的是，当年母亲试图用现世世界里的种种来点化痴迷于功名之途的父亲，都没有让他迷途知返。他感谢母亲，让他往另一个方向上去实现自己的人生。

但现实就像1629年中秋的那场金山寺夜戏，演戏的，看戏的，都是在戏中，待到曲终处，繁华摇落终成空，十五年后，亦即1644年的那场巨变后，他苦心经营的一整个世界摧毁了，他只能像剧终之后那些沉默的僧人，目送一个时代渐行渐远，不知苟活于世的“是人、是怪、是鬼”了。

一个享乐主义者的早年生活

看哪，一个享乐主义者的早晨——
喝酒，唱戏文，吹着西风吃蟹
对着一张施工图纸布置园中的石头和水流

从长江北岸冲积平原上的如皋城，一路向西，就到达大运河西岸的繁华城市扬州。在这里弃马登舟，坐上那种张着白帆、黑色舱盖的乌篷船，溯水南下，横渡长江，就是南岸的重要城市镇江。接下来的旅程，无锡、常州、苏州至南太湖的湖州，都是17世纪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旅行者无疑会在氤氲的烟火气息中获得极大的愉悦。船到杭州，那条贯通中国南方和北方的水道上的旅程结束了，随之转入的却是风烟俱净的富春江。那次第展开去的山水长卷，怎不让旅行者心神为之一振？

1634年秋天，李渔第一次从江苏如皋回祖籍地浙江婺州府兰溪县，走的就是这一条旅行线路。“渔虽浙籍，生于雉皋”，他回原籍，是准备参加下一年秋天在金华府举行的府试。处于浙中丘陵地带上的兰溪，是婺州府下面的一个县。这一年，这个药材商人的儿子24岁。

府试的成功使他获得了“生员”的资格，这意味着他的儒生地位得到了政府的承认。但在四年后省城杭州的乡试中，自居八股文高手的李渔落榜了，他那一套“临去秋波那一转”式的作文法并没有打动考官们。他像一个精明的商人一样计算了年龄和功名之间的距离，无奈而又解嘲地写道：“问年华几许，正满三旬。昨岁未离双十，便余九，还算青春。叹今日，虽难称老，少亦难云。”为了纪念消逝的青春，他出版了平生第一部诗集，为此他卖掉了琴、砚台和心爱的宝剑。

三年后的1642年，李渔准备再度赴省城应考。这一年，明帝国派驻山海关负责对清军作战的最高指挥官洪承畴的降清，使得帝国东北部大门完全洞开。地方上的骚乱更是愈演愈烈，李渔深切体会到了国家的严重危机和个人的不安全感。虽然在母亲的坚持下他又一次踏上了前往省城之路，但在半路上得知即将发生一次动乱的消息，他就收拾行李打道回府了。回乡不久，他母亲就去世了。很久以后的一个晚上，他看见母亲走进卧室，温和地责备他耽于嬉戏荒废了功课，他醒来才意识到这是一个梦。

32岁的李渔搬到了府城婺州，此时，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巨变。时局就像一幅色彩凌乱、变幻不定的后期印象派绘画，帝国在内乱外患下正面临全面崩盘。就在李渔移居婺州的第二年，一场由当地人许都领导的起义在邻县东阳爆发。他以前总以为杜甫那些记述战乱和苦难的诗作是在夸大其辞，现在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毁灭和蹂躏。一个多月后，婺州解围，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常。但实际上这座城市的灾难才刚刚开始，接下来南明溃军和清军的洗劫使它几乎遭受没顶之灾。接二连三的动乱中，李渔失去了他生命中最为珍贵的东西：房子、朋友、书籍和手稿。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东躲西藏的徘徊观望之后，李渔带着他的家人从栖身的山林中走了出来。回到兰溪夏李村，他所做的两件事，一是剃发。“晓起初闻茉莉香，指拈几朵缀芬芳。遍寻无复簪花处，一笑揉残委道旁。”再是建造一座名为“伊山别业”的宅院。他亲手设计了全部建筑的图纸并亲自组织施工，据他自称，别业内有燕又堂、停舸、宛转桥、宛在亭、踏响廊、打果轩、迂径、蟾影口、来泉灶等景观。又造亭一座，名且停亭。他开始了向着一个享乐主义者的转型：喝酒，唱戏文，吹着西风吃蟹，对着一张施工图纸布置园中的石头和水流……

别业成后，他开始了自己说的“识字农”的生涯。耕读之余，写些诗文，不再为名利奔忙，“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净且停停”。他已经想好了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方式度过他的余生。还不到四十岁的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别号“笠翁”。迁入新居，已届新春，窗外盛放的油菜花带给他真正的春天的感受。后来在《闲情偶寄》里，他说，当你走进油菜花地这个金色的海洋时，就会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窗临水曲琴书润，人读花间字句香”，这就是38岁的李渔为自己安排的未来生活图景。他后来回忆在伊山别业三年的生活，简直是“享列仙之福”：“追忆明朝失政以后，大清革命之先，予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山居避乱，反以无事为荣”，一到夏天，不去访客也没有客至，不但头巾不用了连衣服也成了累赘，“或裸处乱荷之中，妻孥觅之不得，或偃卧长松之下，猿鹤过而不知”，在飞泉下洗砚，用旧年的积雪来试新茶，想吃瓜了瓜就在户外，想吃水果了果子就挂在树上，“可谓极人世之奇闲，擅有生之至乐者矣”。

虽然身处乡野，出生并成长于商业气息浓郁的如皋小城的他并没有停止对城市生活的向往。经济的拮据迫使他不得不在三年后放弃隐逸生活，把房子出卖以养家。1649年秋天，李渔带着他的三个妻子、两个女儿离开了刚建成才两年余的伊山别业，前往省城杭州。

身上流动着商人血液的李渔相信，在那个集中了各种各样的剧团，有着最好的剧场、书店的陌生的城市，他的小说和剧本一定会找到好的买家。路途遥远，他只带了一些随身常用的家什，其他东西全都扔掉了，包括自费出版的一本诗集。“又从今日始，追逐少年场”，这一年他正好四十岁，心还不老。后来成为17世纪中国最为成功的剧作家和出版家的李渔，他的职业生涯当由兹始。

[1]《董小宛考》，见孟森《心史丛刊》。

南方庭园
祁彪佳和他的“寓”园

它的造反从中轴线开始，终止于幽秘花园的深处。

——朱大可

四百步

按照那个时代的说法，叠山、造园这一行的，和琴师、画师、医师一样，都是凭一身薄技奔走江湖谋生，属于百工技艺、“山匠梓人”一路，叠山师计成就是这样一个人。

计成年少时喜欢绘画，师法五代写实派山水画大师关仝、荆浩的笔意，在家乡吴江同里一带小有名气。年岁稍长，他出外游历搜罗奇山异水，足迹远达燕、楚。中年回到家乡，择居在润州（今镇江）一带。

润州风景优美，当地一些爱好园艺的人经常找来一些形态奇异的石头点缀在竹树之间当作假山。有一次一个朋友邀请计成去参观新叠的一处假山，计成去了一看，就笑了。朋友问他笑什么，计成说，这些假山的形态过于做作了，为什么不去借鉴真山真水的形象，非要搞得像迎春神时用拳头大的石块垒成的石堆呢。在场有人不服气，问他，你能叠山吗？于是计成就地取材，稍作拾掇，为他们叠了一座造型奇峭的小山。见到的人一时惊叹不已，说，看上去真的像一座好山呢！

叠山师计成的声名很快就传到了常州一位退休官员的耳中。此人姓吴名玄，退下来前做过某省的布政使。吴公刚在常州城东买到一块地，是元朝时一位叫温国罕达的大官的旧园，十五亩见方。吴的计划是，其中十亩地用来建宅，余下的五亩仿效北宋司马光的独乐园的规制用来造园。他慕名请计成前来主持其事。计成接手此事后，先察看了园基情况，发现地势很高，探究附近的水源又发现水很深，还有数株高大的乔木，大可合抱，虬枝低垂。根据这一地理环境，计成提出了他的造园设想：一是叠石，让高的更高，二是挖土，使洼地更深，再让所有乔木都错落分布于山腰，在部分外露的屈曲盘驳的树根间隙中镶嵌石头，这样就有山水画的意境了。他还提出沿着池边的山上构筑亭台，使高低错落的亭台倒影于水面，加上回环的洞壑和飞渡的长廊，到时园中境界一定让人大出意料。不数日园子建成，吴玄大为高兴，说，别看这园小，从进园到出园，只有区区四百步，但那些所谓的江南美景，全在这四百步中了！

久历官场的吴玄是东林党人的反对者，深深介入了那个时代的党争，造园其间两人就时局是否进行过交流已不可考，但也有证据表明，计成对他的政治态度并不以为意。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在计成看来，人之一生，说白了不过是轻如微芥，寄寓天地，对人事何必有青白眼之分？管他东林不东林，还是知足常乐为好，在园中探梅赏花、煮雪烹茶，那才是真人生。

名园

这是1623年间的事，以后几年里，计成又陆续接了些小工程，虽然只是片山斗室，但能够把胸中丘壑化为现实，他还是兴兴头头地去做了。不久，内阁中书汪士衡邀请他在仪征县的銮江之西主持建造“寤园”，计成又一次得到了一显身手的机会。

此园内高岩曲水，极亭台之胜，计成的神来之笔是在园内建了一条“篆云廊”，此长廊随形而弯，依势而曲，或蟠山腰，或穷水际，通花渡壑，蜿蜒无尽，观者无不称奇。此园一出，和先前他为吴玄造的吴园一道并称大江南北。

汪士衡与戏剧家阮大铖是朋友，寤园落成后不久，汪邀请阮大铖来玩。阮大铖此时正因名列逆案丢了官，因时局不靖移居南京库司坊，于是坐船从南京来到仪征，在寤园的花柳水淀之中住了两个晚上，玩得很尽性，对造园师的匠心赞叹不已。计成的聪明劲儿和质朴爽朗给阮大铖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园艺，他们在书画方面也很有共同语言。临别时，阮大铖表示，他回去要把老家怀宁的一块边角余地，剪除齐膝高的蓬草，叠石为山，经营为园，作将来读书弹琴之所。

“以后一到良辰佳节，我就优游在我那个石巢园中，穿着五色衣，唱着紫芝曲，用兕觥盛酒为父母祝寿，就这样快乐地度过此生，那真是太幸福了！”

阮是个对功名非常热衷的人，此时虽受东林党人攻击官场失意，形同放逐，但他日日谈兵论剑，总想着有一天能够重返权力场。此情此景下，他说出那样的话来却也不似心口不一。他希望他那个园子到时也让计成来做。

此时的计成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他准备把叠山造园的心得写成一本书，这样儿孙们再不济也能凭着这门手艺谋得一门营生。在建造寤园的空闲中，他已经整理出了大部分图式和文稿，并把这本书题名为《园牧》。他想把这本书的内容再充实些就付梓刊刻。这份心情就如同那时代的文人墨客出版自己的诗集一样迫切。

1631年深秋的一天，生性好客的汪士衡又邀安徽当涂县的一位朋友曹元甫来园中游赏。曹是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做过户部主事、河南学政，汪士衡对这位前辈执礼甚恭。计成作为此园设计师，和主人一同陪着曹先生在园中盘桓了整整两日。曹先生和先前到访的阮大铖一样对此园景致赞叹不已，他说自己仿佛走进了五代时期的一幅幅山水意境中去。酒酣耳热之际，他建议计大师把这些造园方法用文字记录下来。在曹先生看来，称得上不朽之盛事的，不仅仅只是纸上文章，像计大师这样以机心作毫、以大地作纸，作的才是山水大文章。计成就把先前所作的图式和文字拿出来给他看。曹先生一见，对这个造园师不由又高看一眼，但他对《园牧》这个书名提出了异议：“这是一本前无古人的著作，是你独出机杼的开辟和创造，称‘牧’虽不失谦虚，但还是改称‘冶’更妥当。”

1634年，一个叫郑元勋的扬州人辗转找到计成，委托他对刚购置的一处废园进行改造，“将营以为养母、读书之所”。这个工程耗时一年，在芦汀柳岸之间的逼仄空间略为规划，就营造出了空灵而幽远的意境，而且一扫陈腐之气，庶几有朴野之致，主人大为满意。园成之时，正好著名画家董其昌在扬州，因其园处于柳影、水影、山影之间，特为取名影园，还亲自题写了园额。值得附记一笔的是，郑氏家族在扬州城内还有许多产业，郑元勋的几个兄弟分别建有休园、嘉树园、五亩之园，论规模之大、营造之精致，都以影园为最。

郑元勋认为计大师造园的成功，在于随机应变，掌握规律又不拘泥，从心不从法，又更擅长现场指挥，经他一双巧手，顽石也能变得灵巧，郁塞的空间也会变得流动通畅。他称道计成指挥造园的能力已独步天下，“吴友计无否（计成字无否），善解人意，意之所向，指挥匠石，百不一失，故无毁画之恨。”他开玩笑说，你有那么大的才能，寻常小园的水石造景已不能充分发挥你的才学，要是把天下名山都聚集于一处，把古代神话中的五个大力士都供你驱使，再收集世间所有的琪花瑶草、古木仙禽供你布置，让大地面貌焕然一新，那是多么快意的事啊，可惜的是天下没有一个人有如此财力啊！

1644年甲申之变后，郑元勋积极投入守城抵抗，却由于一句传言死于扬州人的误杀。一代名园随着主人的故去凋零了。几十年后，当地一个作家李斗把它作为繁华年代的凭吊旧迹收入了著名的《扬州画舫录》：“影园在湖中长屿上。古渡禅林之北……董其昌以园之柳影水影山影而名之也。……崇祯壬申，其昌过扬州，与公论六法。值公卜筑城南废园。其昌为书影园额。”此是后话，不提。

“烟霞格”

1635年，计成终于完成了这本关于园艺的书，由阮大铖资助出版。书共三卷，从相地风水、亭台门窗、墙垣屋宇、铺地装折、选石掇山等方面总结了自己一生造园心得，书中还配上了数百幅他亲自手绘的插图。书刊刻时，他听取了当年曹元甫先生的建议，正式定名为《园冶》。在书尾的“自识”中他再次表示，欲将此书传给两个儿子计长生和计长吉，希望他们借此能有一技之长，可以谋生糊口。

这一年计成53岁。用他自己的说法是，久尽风尘，他已厌倦为生计到处奔波的生活，长年逃名于山水之中从事园艺营造，与土木草花打交道，似乎离现实世界越来越远了。这一年为崇祯甲戌年，他已经感觉到了空气中的不安气息。末世光景下，大凡有些钱财的到处都在觅地隐居，他为人造了一辈子的园，到末了却连一块地都买不起，他觉得自己的一生实在太失败了。让他有生不逢时之叹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正当他的造园技术炉火纯青、大可施展才华之际，天下却处处都是末世光景。他安慰自己说，当年诸葛武侯、狄仁杰这样的大才都受到时运的限制，何况自己这样一介草野闲散、以造园为业的人呢？

话是这么说，计成造园的名声还是随着这本钤着“扈冶堂图书记”方形篆书的书不胫而走。诗人郑元勋在题词中一句类似广告语的“宇内不少名流韵士，小筑卧游，何不问途无否？”为这本书招揽了不少读者。太常少卿阮大铖的序文，更成了时人称诵的好文，一句“无否人最质直，臆绝灵奇，侬气客习，对之而尽，所为诗画，甚如其人”，使士林中人也要引这个画家、园艺师为同道。阮大铖对大他五岁的计大师的这本书充满着无限的热情，除了出资刊刻，他还有《计无否理石兼阅其诗》一首，称颂计成“烟霞格”之成就，在阮大铖看来，身处东南繁华地的计大师，就是引人遐想的一片幽石：

无否东南秀，其人即幽石。
一起江山寤，独创烟霞格。
缩地自瀛壶，移情就寒碧。
精卫服麾呼，祖龙逊鞭策。
有时理清咏，秋兰吐芳泽。
静意莹心神，逸响越畴昔。
露坐虫声间，与君共闲夕。
弄琴复衔觞，悠然林月白。

诗中“一起江山寤”的寤，就是当年计成在仪征县为汪士衡修的寤园，那时阮大铖还特意从南京过来，在园中逗留两日。

在计成看来，叠山行业中，造园师是灵魂，工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只占十成中的一成。他不断强调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强调自己与普通的匠作有着本质的区别。“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他认为造园结构之精要，妙在因地借景，得体合宜，而这样的工作不是普通工匠所能胜任，也不是园林主人自己能完成的，必须聘请专业人士来做，才能合理布局，节省度支。

那么什么是因借、体宜呢？在书的卷首他开宗名义解说道：

所谓“因”，就是要随着地基的高低，留意地形的端正。如果有树木阻挡了观景视线，就要修剪枝条，如遇泉水溪流，就要引注石上，让水石相互映衬；适合建亭的地方就建亭，适合造榭的地方就造榭；园中的小石不妨设置得偏僻些，但引导布置一定要蜿蜒曲折，这一些就是精而合宜的含义。那么“借”呢，就是园林虽分为园内园外，取景则大可不必拘泥于近景远景，晴山耸立，古寺凌空，都是好的，都要尽量纳入我们视野中，至于那些不够风雅的场景，就要屏蔽之，不管它是田野还是村庄，这就是巧而得体的意思。

那么如何去“借”呢？在这本书的末尾一篇“借景”，计成亮出了他的拿手绝活，他说：“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如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把这关键的内容放到书的最后，这也是计成的有意为之。只有虔诚的阅读者才能领悟他造园叠山的奥妙，那些资质愚鲁或急功近利之徒即便拿到了书，读不到最后一页还是抓瞎。

计成说，叠山造园，没有成法和格套，全在造园师的随机变通。比方说，一般在假山布局时不把主峰石置于中心位置，但有时因地形和建筑物的影响，也可以把主峰石放在中心位置。计成批评那种下洞上台、东亭西榭的陈旧笔法，唯求一新：屋宇造型要新，亭榭布置要新，窗牖和栏杆的款式要新，甚至庭院铺砖的纹样，也要根据砖的质材、长短，选用人字纹、席纹、斗纹等等。他还首创了山石筑池，后世造园师多有沿用。方法是用薄如板状的片石作底，运用等分平衡法在上面叠石，将池底石板的边沿压实，使四边受力均匀。他说，如果不这样做，池底的石板就容易碎裂，一旦产生缝隙，即使用油灰去涂抿，池水还是会慢慢流失。

《园冶》内文及图式

又如园中叠山，计成最反对居中放置，主张随处散漫，在他看来，要是厅堂前高高地耸着几峰，那就是最大的败笔。楼阁须建在厅堂之后，可立半山半水之间。亭子的样式各种各样，三角、四角、五角、梅花、六角，横圭、八角至十字都可以，但建造在什么地方，如何建造，还是要依据周围的环境来定。长廊在园中是游览的路线，应该曲折悠长，随势赋形，或蟠山腰，或穷水际，在尺方之地要让人有无穷无尽之感。

计成把师法自然作为了园艺创造的根本。他认为，新方法、新技术只是手段，最终要达到的效果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同时他也警告后世的造园师，必须把“雅”作为时刻遵行的艺术格调，使之可游可居，可行可望，因为即便是仙境一般的园子，也都是要住人的，而且住的是一群有一定生活品位的人。所以这本书在讲着土木技术的同时忽然也会发几句感慨，也正是这些闲笔里传达出了计成已然文人化的生活旨趣：寄身于这世事多变的炎凉世界中，没必要那么热衷于政治，人生短暂，还是知足常乐吧。

同时这本书也传达出了计成刻意追求的文学趣味，或者说，这本书是他脱离山匠梓人加入文人圈子的一个努力。虽然多年造园生涯中他与文人社交圈时有接触，他们中也有人称道他的画好、诗好（董其昌就称赞他的诗“秋兰吐芳，意莹调逸”），但他知道自己与他们还是有着距离，他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文人化的写作逾越这段距离，从而真正迈入到这个社会的精英人群行列中去。

今天的读者已很难想象，一本出于造园师之手、通篇谈论土木技术的书（共计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十篇），竟然篇篇都是四六骈偶，即便用那个时代苛刻又不无陈腐的文学标准去看，也是不乏可圈可点：

高原极望，远岫环屏，堂开淑气侵人，门引春流到泽……

扫径护兰芽，分香幽室；卷帘邀燕子，闲剪轻风。片片飞花，丝丝眠柳。寒生料峭，高架秋千……山容蔼蔼，行云故落凭栏；水面鳞鳞，爽气觉来欹枕。南轩寄傲，北牖虚阴，半窗碧隐蕉桐，环堵翠延萝薜。俯流玩月，坐石品泉。苎衣不耐凉新，池荷香绾；梧叶忽惊秋落，虫草鸣幽。

用今人的话来说，这样的句子还是禁得起白相白相的。

当年是阮大铖资助才使得这本书刊印天下，日后，也正是受阮大铖的牵累，此书在明亡后的三百年内寂然无闻，甚至一度还列入了政府的禁书单，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印有“安庆阮衙藏板，如有翻刻千里必究”字样的阮氏出版物，在清朝被视为非法出版物，几乎都遭受了收缴、焚毁的命运。阮大铖在明朝最后几年因名列逆案早已声名狼藉，再加上降清，一直以来他都是以一个变节者的形象为世人所不齿，计成的这本书遭此厄运，也算是殃及池鱼吧。再加上此书本就印量不多，销售无利可图，坊间也无收藏，慢慢地这书就散佚湮灭了，唯有稍晚的生活鉴赏大师李渔在《闲情偶寄》一书中简略地提起过这本书。

这一切，当然不是计成1635年出版此书时能提前预料到的。作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造园师，土木花草之势，他可以了然于胸，但天下之势，他又怎能看个分明？

张南垣

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的张南垣小计成五岁，当计成声誉日隆时，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画家。张南垣喜画人像，更通山水，走的是倪云林、黄子久笔法，年轻时，渴慕画艺的张南垣一度还投到当世书画大家董其昌门下，其聪慧、诙谐的个性和良好的艺术感觉，曾给后者留下过深刻印像。

没有足够的资料表明，张南垣是什么时候中止绘事投身到叠山行业中去的。但他后来在这一行能够脱颖而出，与早年的绘画经历还是有着很大关系，黄宗羲就曾称赞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把山水画的意境带到了园林中——“移山水画法为石工”。

崇祯十四年（1641）五月，诗人吴伟业从南京国子监司业的任上回到故乡太仓，参加他的老师复社领袖张溥的葬礼，没等他回到南京，升任他为左中允的任命书就到了。但吴伟业并没有去北京就职，而是在太仓隐居了下来。这一年他33岁。对于吴伟业过早的归隐，有一种说法他是为了给嗣父（也是他的伯父）守丧，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出于对权力斗争的恐惧和天下不靖的忧虑。无官一身轻的吴伟业一边优游山水，一边与名妓恋爱，写作香艳的爱情诗歌，但他最放在心上的还是营建“梅村别墅”。

此园位于太仓卫之东，前身乃是万历朝吏部郎中王士骐的贲园，吴伟业买下它后经营了许多年，至清顺治十四年方大功告成，而主持扩建改建工程的，正是他的朋友张南垣。张南垣的晚年，吴伟业还应请为他写过一篇传记，这篇收入《梅村家藏稿》的文献是迄今为止有关张南垣一生的最为权威的传记。

按照吴伟业的说法，张南垣本名张涟，南垣是他的字，他原籍华亭，后移居秀州，所以也可算是半个嘉兴人。到张南垣投身叠山造园这一行当时，江南园林之盛已有将近百年的历史，别家造园，总是费尽财力，搜罗造型奇特的巨石，尽力把假山造得高突险峻，运输途中这些巨石须用粗长的绳索绑扎，还要把熔化的铁汁灌到它的空隙中去，把牛马累得半死不说，搞不好途中还要毁坏城门、把道路弄得坑坑洼洼，造价实在太高。在张南垣看来，这样的笨伯功夫只是得着了叠山造园的皮毛而已。群峰入云，深岩蔽日，那都是大自然造化之恩赐，就是有多大的财力也搬不过整座山的呀！所以他垒石筑山前必先察看现场地势，“平冈小坂”也好，“陵阜陂陀”也好，“错之以石，棋置其间，缭以短垣，翳以密筱”，让人在视觉上感到园墙外还有奇峰绝嶂，就好像处于大山之麓一样。

仇英笔下的明代园林一角

张南垣叠山，选材多是当地容易采办的太湖石、尧峰石之类，利用自然地势，把假山的脉络起向安排得忽伏忽起，再在假山周围，驳出池塘、沟渠，形成曲折迂回的沙岸，种上长年不凋的松、杉、桧、栝等乔木和茂密的竹林，使人不必费力攀爬就有置身山麓溪谷之感。园艺怎么可以只是一场场疲于奔命的劳役呢，它应该是一个揭不穿的魔术，一台永远也不需拆卸的布景，一草一木间都应该有叠山师的灵性在。张南垣的这一造园理念深得董其昌、陈继儒等名流赞赏，董其昌就曾经这样说过：“江南诸山，土中戴石，以前黄公望、吴仲圭等书画大家都经常说到，张南垣这么做是真正懂画脉的人啊！”[1]

叠山造园属百工技艺，张南垣以一匠人得此激赏，引得当时文坛宗主钱谦益及王时敏、朱茂时等名流纷纷与之订交，豪绅官宦们更是蜂拥着上门礼聘。江南向来豪奢，兴建私家园林早从嘉靖末年起就蔚成风习，作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就这样说：“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像王世贞这样的大文士甚至认为，在盖房子与筑园林之间，应该以筑园为优先，原因有二：一是房子只是安顿身体，园子却能安放灵魂；二是房子只给自家和子孙带来好处，而一个精致的园林，却能让更多人受惠。当时名园，除了前面说到的计成设计的吴玄的吴园、汪士衡的寤园、郑元勋的影园之外，声名颇著的还有钱谦益的拂柳山庄、祁彪佳的寓园、王稚登的半偈园、陈继儒的婉娈草堂等，对这些退休官员和有避世情结的士人来说，有一个自家的园子，就有了一个脱弃尘俗的艺术生活的空间，也就意味着在乱世中觅得了一方清净地。到张南垣的生意最为火爆的年代，旧风气未见消停，一批新贵们却已经起来，他们要在战争的废墟上享受富贵，于是攀比造园之风愈加盛行（著名艺术史家柯律格的研究发现，16世纪中叶以前的园林主要是生产性质的，到16世纪后半叶，园林转变成了奢侈消费的物件）。最忙的时候，每年总有十几家抢着要张大师去主持造园，能请到张大师的主人家，喜笑颜开，觉得很有脸面，请不到的人家，自然就十分的恨恨。

据吴伟业统计，近五十年的造园生涯中，张南垣大师的足迹除了华亭、秀州外，还遍布南京、金坛、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好多地方他每次去都要逗留数月。《清史稿》里说：“大家名园，多出其手。东至越，北至燕，多慕其名来请者……”应该没有夸大。他的作品，除了为吴伟业做的那个前后费时十八年的梅村别墅，较著名的还有常熟钱谦益的拂水山庄、松江李逢申的横云山庄、嘉兴吴昌时的竹亭湖墅、太仓王时敏的乐郊园、吴县席本桢的东园、嘉定赵洪范的南园、金坛虞大复的豫园等等。

吴伟业在传记中说，长年浸淫此道，张南垣已经通晓了草木土石的性情。每当开始动手造作的时候，乱石成堆，有的平放，有的斜搁，张南垣徘徊不前，四下观察，山石的正侧横竖、形状纹理早就都默记于心，一俟绘制营造草图时，对高低浓淡，他早已了然于胸。假山尚未垒成，就预先考虑房屋的建造，房屋还没有造好，又思索其中的布置，窗栏家具，都不加以雕凿装饰，即使一花一竹的布置，疏密倾斜也都十分巧妙。

造园之时，张南垣常常高坐在一间屋子里，一边与客人说说笑笑，一边指挥工匠说，某棵树下的某块石头可以放在某地。眼睛都不往那儿看，手也不往那儿指，好像金属已在炉内冶炼，就不必再借助于斧凿来锤击了一般（“目不转视，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凿”）。甚至安放梁柱和封顶后，用悬缒来检验，也一寸都不差。知道他性情的主人，不会在规划、工期、质材等方面过多地干涉他，但有时也会碰到一些半瓶子醋的东家，自以为精通园艺，张南垣不得不顺从他们的意思去做了，路人见到，一眼就会看出来：这一定不是张南垣的本意啊。

吴伟业像

一个偶然的机会，同时代作家黄宗羲读到了吴伟业文集中的两篇传记（还有一文是《柳敬亭传》），不满意吴的过于文学化的表达，他也赌气也写了张、柳两篇传文，欲与之一较高下，他不无刻薄地批评说，吴文“倒却文章架子”，他改写这两篇传文，目的在于“使后生知文章体式耳”，至于传主张南垣和柳敬亭，“其人本琐琐不足道”。且不说黄宗羲改写的《张南垣传》好多细节都是从吴伟业处沿袭而来，他的文章其实也不见得做得如何高明。黄对张南垣本人和他的园艺事业的不以为然，也可以看出他和吴伟业在价值取向、美学趣味上的殊途异趣。

梅村别墅

位于江苏省无锡市惠山东麓锡惠公园内的寄畅园。清顺治末康熙初，秦德藻曾延请张南垣和他的侄儿张轼精心布置，掇山理水，疏泉叠石。

“肥而短黑，性滑稽”——这是吴伟业传文中对张南垣毫不避讳的描述，可知他的这位大师朋友其貌不扬，长得又黑又矮，然又性情滑稽幽默，是一个东方朔式的人物。他喜欢讲段子，喜欢拿街头巷尾那些荒唐不经的传说谈笑，有时他讲的一些桥段因为见闻陈旧，反而受到别人取笑，这个出了名的好脾气的人也不以为忤。这样一个有趣得紧的人，又有一手好活计，自然人缘就好，当世名流也乐于延他为座上宾，张南垣与他们以布衣论交，一点也不局促。

吴伟业（款）《溪山书屋图》

有一则关于张南垣与吴伟业的故事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说的是张、吴一起看一出戏，演的是以朱买臣休妻为题材的《烂柯山》。剧中有个角色张石匠，台上演员因有张南垣在场，念白时特意把张石匠说成李木匠，以示避讳，吴伟业听了，拿折扇敲着茶几说：“有窍。”有窍是吴地方言里夸人机敏的意思。旁人听了，哄堂大笑，张南垣则是默不作声。不一会，戏演到朱买臣妻子认夫，当朱买臣唱到“切莫提起朱字”，张南垣突然也以扇柄敲着茶几，说：“无窍。”一下举座为之愕然。众所周知，吴伟业在顺治十年应两江总督马国柱之荐不得不扶病入京，在新政府由侍读、纂修官一路升任至国子监祭酒，张南垣以朱买臣之“朱”来暗示朱明王朝之“朱”，实是戳到了吴的最痛处，以至戏还没演完他就匆忙逃席。这个故事见诸王应奎的《柳南续笔》、钱泳《履园丛话》、顾公燮《丹午笔记》等当时的多种私家笔记，黄宗羲的传文老实不客气地引述了这个故事，能借此刺激一下吴伟业这种仕清的“贰臣”，这个老牌遗民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张南垣为诗人（这是吴伟业最喜欢的一个身份）设计建造的梅村别墅占地约百亩，错落于山陂河池之间。园外长垣缭绕，园内清水萦纡，曲径通幽，据吴伟业自述，里面有乐志堂、梅花庵、交芦庵、娇雪楼、旧学庵、桤亭、苍溪亭等胜迹。吴伟业曾写下许多不无夸耀意味的诗歌自述他在园内的悠闲生活：诸如“枳篱茅舍掩苍苔、乞竹分花手自栽”这样的意境还是让人向往的，更不必说桑落酒香的田园之乐里还有一份闲窗听雨摊诗卷的从容，但一句“惯迟作答爱书来”，还是掩不住春草般渐长的孤独。这个园子在明末之前已蔚成规模，后又不断扩建、重建，即便是后来被迫任职北京的三年，吴伟业也常起故园之思，不断写信给三弟，要他妥为照顾，时常修葺，等待自己脱离尘网、白衣还家的一天。

顺治十四年，吴伟业终于回到了他梦牵魂绕的梅村别墅。归家的第一年里他闭门不出，所做的唯有一件事，“莳花药，治园圃”。他从某大户人家那里购买了数种名贵牡丹载在园中，并又兴建了园子的最后一项工程，添置了一处叫鹿樵溪舍的新景点。这一年他已五十岁了，在荣耀和屈辱交相催迫之下，他已深深体会到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他决意后半生就在这园中，如一朵孤云飘出所有人的视野，读书、写诗、游山赏花，与偶尔来访的客人谈文论艺。他这样规划余生当然不错，但事情不会像他设想的那样顺利，他还得在清初的政治高压下数番惊魂，牵累于科场、奏销几个大案，好几次走到被碾灭的边缘。当他在1672年立下“敛以僧装”、碑前只刻“诗人吴梅村之墓”这个遗嘱时，他回首平生必有处处陷阱、步步惊心之感，而他的内心里，肯定还燃烧着愤怒和嗟怨的火苗。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放下了（他的母亲、妻子、两个女儿已先于他去世），这个园子还是他对这个世界唯一的牵念。

对他来说，这个凝聚着自己和张南垣大师十余年心血的园子，乃是他孱弱心灵的一个柔软的躯壳，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比《圆圆曲》和所有“梅村体”诗歌加起来都要重要得多的作品。他把它看做自己留给这个世界的唯一遗产。他这样对儿子说：“吾生平无长物，惟经营贲园，约费万金。”

吴伟业与张南垣相隔一年去世，吴伟业的死，让同时代作家感叹这个时代在吴之后再无文章——“先生亡矣，一代文章尽矣”，吴的好友顾湄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这样说——张南垣却没有把他的不世技艺带进坟墓。吴伟业在这篇传记的最后告诉我们，张南垣有四个儿子，都继承了乃父的技艺，尤以其中的张然、张熊精于此道。张然造有石氏“万柳堂”、王氏“怡园”，张熊造有朱氏“鹤洲别墅”、曹氏“倦圃”、钱氏“绿溪”，都是驰名江南的名园。1689年，张然应召前往京城，这个宫廷园艺师为皇家构筑了“瀛台”“玉泉”“畅春苑”等多处胜景，其水石之妙，皆有若天成，这也算是一代造园师张南垣留给这个世界的余响吧。

晚年的张南垣谢绝缙绅官宦的邀请，自己在老家鸳湖边造了三幢小屋，隐退养老。他对前去看望的吴伟业说，自己造了一辈子的园，几十年来已视名园别墅改换主人为寻常事，金阁楼台在兵火中转眼成荒烟蔓草，平泉花石，终属他人，一边造园，一边卖园、毁园，那都是理势必然，也是没奈何的事，江山都可以轻易改变颜色，何况区区一园？这番话，让自感忍死偷生罪孽深重的诗人深为触动，所以他不假思索就答应了老朋友的最后请求：

吾惧石之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传之也。

金童玉女

故事的开始，是一场举行于1620年的婚礼。新郎祁彪佳，来自绍兴山阴梅墅一个充满浓郁知识氛围的大家族，其父祁承是越中著名藏书家，澹生堂所藏宋刻元版名重江南，几位兄长都是当地有名的戏剧家。新郎长得异常英俊，人又早慧，几年前通过了省试，眼下正在向更高一级的进士功名迈进。稍小于他的新娘商景兰，小字媚生，是年十六岁，是同郡会稽人氏，父亲商周祚在工部任职，她自己则是一位芳名远播的闺秀诗人。这琴瑟和谐的情形令祁、商两家的亲友羡慕不已，他们的婚姻一开始就被称作金童玉女的绝佳组合。[2]

祁彪佳像

在他们二十五年的婚后生活中，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异地度过的。祁彪佳中进士后先是任职福建兴化府，做了一名基层法官，七年后的1631年，他得到了提拔，赴京出任右佥都御史一职。商景兰陪伴夫君辗转于这两个任处，除了祁彪佳偶而因公出行，这些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是在一起度过。祁彪佳去北京任职没多久，商景兰即于次年二月北上，他的丈夫忠实记载了他们相见的欣喜：“壬申二月十一日饭后，家奴来报，内子单车疾骑而来，已抵近郊。惊喜过望，乃以班役迎之至。则长途之辛苦，旅邸之寂寞，交相慰藉。”无疑，他们是相爱的。祁彪佳那些年的日记几乎事无巨细地记下了其公务活动和夫妻共同生活的每一天，虽然日记里时常会出现社会混乱和宫廷阴谋的不和谐音，但祁彪佳相信，对诗歌、戏剧、书籍的共同爱好，会让他们在艺术的氤氲气息中相爱着过完一生。

1635年初秋，是为崇祯八年，三十三岁的祁彪佳从御史任上告假，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回到山阴梅墅故里。如果时间倒推上去，此时距大明覆亡还有十年。几乎不需要适应，他就完成了从一个政府官员到致仕士绅的角色转换，忙着经营族田、建造慈善机构、为贩卖到妓院的女性赎身、旱涝季节救济灾民等一干杂务。空闲下来，他会偶而去朋友家听戏到天明。一个月里有几天，他会带着商景兰驾小舟出游，或在愉快的山行道中随处欣赏四周景色。

在短暂的出游途中，他看中了离家约三里处一处叫寓山的地方，想在那里为自己造一个园子。那是两个连绵的小石山，童稚时代他经常和两位兄长祁逡佳、祁豕佳一同去游玩。他喜欢那里青绿藓苔覆盖着的石头，喜欢带着充沛水汽的潮润的空气。用他自己的说法是，某次和商景兰一起乘舟经行，“卜筑之兴遂勃不可遏”。他说，造一个园子安顿自己疲乏的身子，是他在京城时就常怀有的梦想：当居官之日，亟思散发投簪，以为快心娱志，莫过山水园林（《居林适笔引》）。

当然还有一层意思他没有明说，他希望这也是一个安顿他们爱情的园子。

寓园

建造寓园的计划得到了父兄的支持。开始他以为这是个简单易行的小工程，要营建的“不过山巅数椽耳”，不会牵制太多的精力。及至真要动手了，方知大是不易。好友张岱祖上多有名园，城中砎园、天镜园多是他家物业，他告诉祁彪佳说，这造园事，哪怕一亭一阁，都务必恰到好处，否则就有煞风景，就以他高祖张天复筑的筠芝亭而言，后来所建造的楼、阁、斋，多不如它，原因就在于，多一楼，亭中多一楼之碍，多一墙，亭中多一墙之碍。这启发了他，就好比于宣纸上作画，画家总要搜尽奇峰打草稿，并留足空白，于山水之间造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文徵明《东园图》

接下来一段时间，他置族中事务于不顾，开始频繁外出。有时一个人出门，有时和妻子共行。夏日的某一天，他们跑到杭州，雇了一只湖船，从断桥开始游到西泠、孤山一带，看了江氏、杨氏、翁氏好几家园子，直到月亮在天角显现才回到客栈。几天后，他们又去看了南屏山下几家园子，归途中，过于疲惫的祁彪佳睡着了，“柔风薄日中，梦魂栩栩，为欸乃声所触醒”，醒来后，他们从雷峰塔到定香桥一路闲步于堤上，直到突然下起一场大雨，他们才从湖心亭坐船回去。

外人看他流连山水园林，日子过得轻松惬意，实际上他都快被园子的事折磨疯了，连做梦都与造园有关——“每至形诸梦寐”。看他那段时间的日记，所到之处至少有鉴湖、新桥、项里、蕺山、樵风泾、翠峰寺、禹陵、天镜园、快园等，沿途看到别处好的景致，就想有朝一日移到自己的寓园里来：

登舟泛鉴湖，时雨后忽霁，诸山倍有苍翠之色。

午抵庄前，坐卧一小桥上，流水回绕，修竹映带，幽雅有濠濮之趣。

偕内子理棹游刘氏园，泊舟于南门，延张景岳诊脉，便道游小隐山，至钱麟武庄，以主人正宴客，遂返棹三山之画桥，停舟少顷即归。

放舟从新桥至项里，登水口一山眺望形胜，复从项里出秋湖，由宜桥泛壶觞，时西日衔山，落霞相映，与友人坐新舫楼上，意气和畅，散步自柳西别业，泊于跨湖桥下。

晓起，方栉沐已抵天镜园，畅游其亭榭最胜处，饭后放舟九里，与友人步于表胜庵，共坐鸥虎石上，一望旷绝幽绝，无不狂叫。从山趾下欲游天瓦庵不果，至水锯山房，旁一溪喷薄而至，两石挟之飞舞，假欲搏人。山房为陈太乙所创，今已荒落，予辈憩玩不忍去，山雨欲来，乃促而登舟，仍从兰荡至双溪港晚泊。雨彻夜。[3]

祁彪佳手迹

时常，他一日里要跑好几个园子。冬日里的一天，风色颇劲，他坐船至樵风泾，先游一户姓冯人家名为“松舫”的庄园，再至稍南面的宜园（他发表意见说，这个园子的地理位置甚佳，但主人制作过于纤巧）。宜园前面的范氏远偏楼，也顺路一观。又跑到禹陵去看几个园子，直到天色向晚，起了风，雪意也越来越浓，他还游兴未减，回来时船过东郭门，想到前辈文人王思任的通明亭离此不远，又下船前往请益。

游得最晚的一次，他登蕺山，游淇园，又去一处僧舍，自山后从城下，步入舟次，抵家已近后半夜了。还有一次，久雨新晴后的一天，他又连跑数园。先是和诸友一起去卧龙山北坡游御史韩五云的别业“快园”，然后在一个叫张介之的朋友的陪同下，坐船游石介园，再游梯仙谷，登船楼，最后一站到张岱家里，小叙一会才回去。

这些短途出行，使那个园子的形象在他脑海中一日日清晰起来，途上山水都成了胸中丘壑了。另外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还收获了一个副产品，新写了一本遍述越中诸园的叫《越中园亭记》的小书。

自1635年冬天至1637年春天，将近三年时间，祁彪佳把几乎全部精力投入到了造园之中。每天清早，晨光乍吐之际，他就由仆人驾着小舟，向着寓山工地进发，三里路途真恨不得一脚就跨过去。即便风骤雨狂，也要按时前往。无论寒冬酷暑，回来都衣衫尽湿，身子骨也好像累得散了架。救荒、保甲及族中一干冗杂事务，都是夜晚回家后再作处理。为此他自嘲，这两年来为了这个园子，把家财都耗尽了（“囊中如洗”），身体也搞垮了（“病而愈，愈而复病”），说是“此开园之癫癖也”，但这一“雅癖”，还是让他有一种于致仕生活中找到人生另一个出处的成就感。

祁彪佳行书诗文

当寓山的工程紧锣密鼓地展开之际，北方的局势已越来越动荡。尽管迟滞的邮传使得当时的南方和北方就好像在两个各不相干的世界里，但通过邸报、运河上南来北往的客商之口，有关北方动乱的消息还是频繁地传入了祁彪佳耳中。就在祁彪佳夫妇回到越中的那一年，高迎祥、张献忠部破凤阳、焚皇陵，明廷震动；次年，李自成部克和州，陈兵逼江浦，南都骚然。其间，清军的入侵也使京师数度戒严。看来时局的坏消息并没有败坏祁彪佳经营园林的兴致。从日记我们知道，崇祯九年正月十六日，他听到了“流寇已渡长江”的传闻，这让他颇是踌躇了一阵，但时隔一天，他就又出现在了寓山工地，“垒石成峰”。几天后，他又和几位兄长来到工地，“搜剔山中有古石奇峭者，不觉抚掌称快”，兴致还是没有稍减。

这年八月初三日的日记里他写道：“阅邸报，知奴虏合逞，声息颇亟。”“奴”是农军，“虏”是建州女真，交相逼迫之下，王朝已风雨飘摇。这一时期，祁彪佳一面致书故友询问“都门近状”，以退休官员的身份与地方缙绅一起商议御“贼”之策，一面又深自忏悔“以有用精神埋没于竹头木屑”，寓山的工程却丝毫没有停止之意。就在他接阅那份让他烦忧的邸报的次日，他又“至山督工役”，当然内心里他对自己这近乎没心没肺的行径还是有些自责的，说这般“营建藻瀚，溺志歌舞，有意以为之者，皆苦因也”[4]。一个叫王朝式的朋友劝诫他，如此乱世之秋还大兴土木，实在是负君、负亲、负己。不听朋友劝谏，则是负友。说得祁彪佳汗如雨下。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悔过方式，竟然是在寓园中再建一堂，“名四负堂，以志吾过”。看他如此兴兴头头，哪里是真的有悔！就这样一边自责，一边又兴筑不已，实在也是一个时代的名士病。

叠山理水，亦如文章事业，看他这般刻意经营精雕细镂，文人推敲文字也不过如此吧。所不同的是，他除了督率工匠至“不停瞬，不住足”，有时也“躬荷畚插”“手为种植”。他给这篇晚年的得意之作定下的基本思路是：“亭台轩阁，具体而微，大约以朴素为主”。他认为，寓山地处山阴道上，鉴湖一曲，占山川形胜之利，正好借景。“园尽有山之三面，其下平田十余亩，水石半之，室庐与花木半之”，就像画家在宣纸上留白，人工的营建至多只占到一半，即便地势需要有一点亮台轩阁，也只为造成“参差点缀、委折波澜”的视觉效果。

由水路入园，可多一份灵动，于是园的东面修了“水明廊”：“循廊而西，曲池澄泓绕出于青林之下，主与客似从琉璃国来，须眉若浣，衣袖皆湿”。西面因毗邻“绝壁竦立，势若霞褰”的柯岩，他便建了“通霞台”。“选胜亭”“妙赏亭”“笛亭”“太古亭”几个园亭，则是斫松葺茅，素桷竹椽，连油漆也省了，这倒不是刻意仿古，而是因为看云听风，都是意在景而不在亭，画栋雕梁反而与周围的景致不协调了。至于类似“阁”这样的建筑，还是应建在高地上，有崔嵬之势，因为那都是望远景的地方，所谓态以远生，意以远韵，所见也就不惟千叠溪山，万家灯火，是供游者遥想“禹碑鹄峙”“越殿乌啼”，发思古之幽情的所在。

藏书楼（“八求楼”）、书房（“读易居”）、佛堂（“虎角庵”）是此园文化心脏，自然耗工最多，布置最为精心。“八求楼”中三万一千五百卷图籍，是主人毕生宦游所聚，虽然比不上其父澹生堂近十万卷的藏书量，但这也已经是个惊人的数字。

1636年正月过后，草堂告成，斋与轩亦已就绪，首期工程告竣。祁彪佳告诉我们说，整个寓园建筑项目大致有：“为堂者二（寓山草堂和远山堂），为亭者三，为廊者四，为台与阁者二，为堤者三”，还包括各种规制的轩、斋、室、山房若干。二期工程从这年仲夏开始，耗时一百余天，主要是妥为安置桥、榭、径、峰和各种花草植物，规划梅坡、松径、茶坞、豳圃、樱桃林、芙蓉渡等四时花舍，使之更像一幅天然山水，时刻都可“泛月迎风”“呼云醉雪”。主人不无自得地夸耀他的造园攻略，大抵为：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险峻的地方铲平它，平坦的地方故意使之起伏。接下来他连用了四个比喻，把精于园艺的自己比作良医、良将、画家和文章高手：好比良医治病，下药时既克制又相滋，又像良将指挥作战，奇兵、正兵兼用。“如名手作画，不使一笔不灵；如名流作文，不使一语不韵。”从日记来看，寓园初成，他几于无日不止，坐卧其间，在旁人看来他对自家园林真是痴迷得不行了。

《远山堂明曲品剧品校录》，祁彪佳著，黄裳校录。

初春乃是开园的日子。清泠的水流穿过窗下，转折处水珠飞溅，那水沫儿飘拂到几案上，都让人不忍心拂去。绿水映衬着朱栏，那流动着交相浮现的青绿、朱红，直如一幅印象派画作。“乃可以称园矣”——目睹此情景，祁彪佳告诉我们说。三年惨淡经营，看着此园从胸中草稿一步步化为现实，他就像孩子一样按捺不住欢欣雀跃的心情，到处写信邀请当世名流和远近宾朋题咏。他自谦道，如果不经诸公的品题，那么整个园子就不过是一蓬寒烟衰草，了无意趣。从收入文集的往返书信来看，参与寓园题咏的至少有著名戏剧家王思任、叶宪祖、孟称舜和好友张岱、陈子龙等人。

在写给大自己二十多岁的王思任的信中，他自称“弟”：

弟病中无聊，迩方构草堂于寓山，以啸以歌，借此自适。然朴陋不比足数，必得大笔以颜其堂，庶几生丘壑之色。敬以尺幅仰读，伏祈慨然，挥掷可任，处祷。[5]

又致书好友张岱：

向欲求大作，而翘望词坛，逡巡未敢。兹有续构，尚缺题咏，唯仁兄所赋自当有惊人句、呕心语，足以压倒时辈也。虽所望甚嗜，然十得五六，便足生光泉石矣……[6]

张岱难却盛情，应邀游园后作了《寓山士女春游曲》一诗，中有“春郊漆漆天未曙，游人都向寓山去”“今见名园走士女，沓来连至多如许”“谁使四方同此地，园中主人得无意”等句，极尽褒扬之意。题咏之后又附一函，称“寓山诸胜，其所得名者，至四十九处，无一字入俗。到此地步大难”。他夸赞主人自具摩诘之才，自己的题咏则鄙俚浅薄，如同丑妇见公姑。祁彪佳病中读后，称之为空谷足音，“是一篇极大文字”。

他最喜欢还是一个叫陈遯的布衣诗人所写的赋体文字中的一句：“大地山河亦寓也。”寓园得名，虽来自寓山，但他自以为这个朴拙的名字还是模糊地传达着主人的别有怀抱，是自己心志的一个投影，那就是以大地山河作为道的寄寓所在。既然“归亦是寓”“梦觉皆寓”，那么园中的空间、土石、水流、花草，也全是寓中之寓了。

祁彪佳是个离开朋友就很难生活的人，妻子商景兰也有着她自己的社交圈子：姑妈、姨妈、妯娌、堂表姐妹和一群女诗人朋友，甚至还有女尼。她时常要归宁省亲，有时把她们带到寓园来，三月微雨天一大帮人一起去寓山采茶；九月，妯娌们一起去园中某处叫豳圃的地方采摘红透了的橙桔。开园第一年，商景兰生日这天，祁家还请来了三位高僧做法事，叫了一帮朋友看戏、燃灯、宴饮，欢笑达旦。

看起来，祁彪佳对园艺充满着无限的热情，现实的寓园之外，他又兴兴头头地去造一个纸上的园林。他把友人的题咏、唱和和诗歌作品连同自撰的分叙园中诸景的四十余篇诗文荟编成一册《寓山志》，于第二年刊刻出版。在这本小书的序言中，他深情回忆了二十多年前和兄长们于草石间游戏的往事，感慨筑园于此真是一段前世的缘份。虽说近三年来，从开辟草莱到大功告成，过的是近乎苦行僧的日子，连手足都为之胼胝，但当他陪同着一拨又一拨慕名而来的客人参观园子，指点着踏香堤、让鸥池、柳陌、妙赏亭、芙蓉渡这些得意之处，或者一个人在这个琉璃世界里吟诵起老杜“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他的心里涌起的一定不是财富的满足感，而是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精神上的富足之感。说是在造园的过程中且悔且作，但当真的大功告成了，他相信经营这个园子与修身悟道并无扦格抵牾。

他的生命，已经和这个园子联在了一起。他希望，不管时世如何艰难，外面的世界如何纷繁，这个园子能够庇护他和爱人过完一辈子。

急景流年

崇祯朝的最后几年，朝廷陷于对清军和大顺军两线作战，前方战情时时吃紧。大约是1638年冬天起，陆续有北方战火的消息传至越中，寓园主人的日记中开始时常出现“虏警”“虏信”“虏骑”“流贼”等让人忧虑的字眼。鉴于动乱有向南方延伸的趋势，在山水园林中悠游度日的祁彪佳开始大量阅读《保越录》《靖康传信录》等与守城御寇相关的书籍，并在与里中长老讨论时事时就地方防务发表一些重要意见。

1639年，祁彪佳五年休假期满，是继续留在园中，还是回到朝廷，成了他那段时间最为纠结的问题。亲友们有支持他继续退处归隐的，也有建议他复出为朝廷所用的，祁彪佳自己的意向则是在寓园长此栖迟，于是以“身病母老”为由，上疏续假。“既忧乐不与人殊，何江湖之不为庙廊？”他相信，凭着自己的内心操守和才干，在地方上一样可以做些有益民生的事。就在这一出处行藏拉锯式的内心冲突中，他的身体素来硬朗的母亲于这年春天突然去世，接下来一段守制的时间，他参与了地方上大量的救灾和慈善事务。

曾经同样在出仕和隐居间苦苦挣扎过的好友、诗人陈子龙，已经预料到了终有一天，祁彪佳会离开这个他一手创制的园子。在应主人之邀写下的一篇《寓山赋》中，他婉转地说，像祁这样的“世之君子”，在潜意识深处是不可能自外于人世，自外于时局的牵引的。他以《庄子》中的中山公子魏牟为例，说魏牟以公子身份隐居岩穴，却常有“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之叹，是因为对朝廷还有眷恋之意，虽未达至高境界，也已经有重生向道的心意了。魏牟有无奈之叹，处此乱世，祁彪佳又岂能无感？所以他以一个朋友的身份也对祁彪佳有着同样的期许：

苟语默之各当，岂出处之异途！知身世之一体，何魏阙与江湖！[7]

崇祯十五年（1642）六月，母丧服除，已无理由留在老家。九月，祁彪佳被起复为河南道御史，因战事导致的驿道不畅，他于十一月初才接到这项任命。这年冬天，他告别妻子束装北上，前往京师。时方多难，选择这样一条充满泥泞的道路于他这样一个士大夫几乎是命定的。有关他这次北上途中的艰辛，他的弟弟祁熊佳有过这样一段简要记述：

渡河，抵沐阳。知京城戒严，士民商贾无一亲行者，先生北向号泣曰：君父有难，生死以之，吾计决矣。戎服介马，携干糗，历尽艰苦，入都门，都中人咸谓先生从天降耶。

几乎是同一时间，邻县致仕官员倪元璐接奉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诏令后，也毅然抛下营建了七年的衣云阁，招募了三百死士，如灯蛾扑火般赶赴京师。

冲风冒雪，匹马戎装，祁彪佳似乎是走得非常决绝了。但事实上要不要应召他还是非常犹豫，北上前还到处与人商出处之道，甚至请人预测此行吉凶。即便是在险象频生的路途中，他还不断地向故乡发出一封封书信，交待寓园的事更是没完没了[8]。到了京城，得着了闲瑕就游园，一游园就不免惹动乡思。1643年初春，他去看方以智，坐在朋友的书房，“观桃花已开，不胜故乡之思”[9]。偶尔在别人园中看到堤上成排的柳树，或是看到城外德胜桥下的流水和稻田，也以为“俨然江南风味”了。

这年八月，祁彪佳出都南归。一到家他就试图辞官，十月份打了退休报告上去，帝国缓慢如同牛车一般的公文运行系统一直到来年二月才给他“不蒙圣允”的答复。延止三月二十六日，祁彪佳不得不勉强动身赴任。这距他离开北京已经半年过去了。临出发前一天晚上，祁“周视山中诸亭榭，恋恋不忍释”[10]，那心情就如同仓惶辞庙的帝王垂泪对宫娥一般不忍相弃。北行途中除了问卜、商议、一次次地萌生托病不出的念头又打消，他还不时写信来问起园中近况，四月的一天，他大概突然想到了引水灌园的一些要点，就写了好长一封信，要求家人把他的那番话传给园子里专门负责给花木浇水的那些花工们。

他怎么会知道呢，就在他于寓园中轻松平淡地打发着日子、并为要不要北上就职烦恼的寻常一天里，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公历1644年4月25日），一个王朝已经终结于一场突然降临的寒潮带来的凄风苦雨中——北京陷落了，崇祯帝自缢于皇宫后的小山。事后他拼命地回忆，也只记得这一天的越中天气清和，春风四敷，一点也没有大难降临的征兆。所幸有记日记的习惯，他还能想起三月十九日里发生的数事：会晤绍兴知府于颖，和一些客户核算造园的石工账目，还有几档子应酬，回复了几封信。这样的日子和寻常日子有什么区别吗？

这种时空阻隔造成的吊诡，要在他四月二十七日行至江苏句容时才深切地感受到。就在之前的两天，祁彪佳得到的消息还是“神京无恙”，怎么倏忽间就天崩地坼了呢？或许那是个谣传也说不定呢。可以想见他“为之彷徨彻夜”的情状。就在他第二天行至淳化的时候，消息终于坐实。这一回，消息是从南都传来，应该是确凿的了，而且他得知，帝国的户部尚书倪元璐等人也已在京城陷落时殉难。时方危迫，君臣之义无所逃，此时称病，身虽安，毕竟心甚不安，他终于不再在出与不出间迟疑，决定去南京履任——“定计入南中”。

祁彪佳为弘光朝效力约半年时间，他就任的是苏、松诸府巡抚一职，作为苏州—松江一带的最高行政官员，他致力于解决因战乱引起的米价哄涨、囤积居奇、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并着力整顿松懈的地方防务。他的两个儿子祁理孙、祁班孙也跟着他投入到了这些琐屑的工作中。这一时期的祁彪佳的日记中充满着紧张不安的气息。他说自己四处奔波，常常要忙到宿在夜行船中，在船上还要伏灯草疏，每晚都要三更后才能安寝，“劳冗之极”“心力耗竭已极”，以致胃口全无，人也瘦去了一大圈。日记中还一再写到江南的骚动扰攘、他和同侪们一次次的会商与谋划。在写给岳父大人的信中，他说自己“劳苦万状”“因过于劳剧，七月间几成怔忡”，看来这个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官员实在是累得不行了。但更让他受不了的是弘光朝恶劣的政治气候，和同样投到南京的陈子龙等一干大臣一样，南明小朝廷里权力派系斗争的牵制让他深感苦恼又莫之奈何。

或许是女性对时局的看法更为直观，商景兰已先于他的丈夫看出了南京小朝廷难成气候，她一次次劝祁彪佳辞去职务，继续回到融融泄泄的园林生活中来。为此，她常在佛像前祈祷，盼着丈夫能够早一日从弘光朝脱身。这一年的岁末，明白了事已不可为的祈彪佳，在愤怒和失望交杂的心情中再次回到了他的寓园。这一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下着微雨，到家后祁彪佳在日记中欣快地写道：

及暮抵寓山，故乡鱼鸟，俱来亲人。

这个园子，让这个被时局驱赶得焦头烂额的男人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安适与宁静，并将体贴地陪伴他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先前还一心“御寇”的前巡抚祁彪佳，此时完全投入到了令人陶醉的园林生活中。他对战情的关切，竟已不如对园子中的一块石、一株树更为关切。这或许是因为他比起那些真真假假的道学之士更率真，更懂得生活，也比他们更多一份阅世的清醒。他不像别的士大夫对未来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别种想象，希望有别的抵抗力量的出现让弘光朝拖得更长久些，他在想的或许只是，即便清军占领江南，还是有可能把寓园作为归隐之地的吧。

祁彪佳的乙酉年日记充满着雪光、月色、花香、歌吹，他似乎要以这种刻意营造的闲逸与这个动荡不宁的世界拉开足够长的距离。

正月初一这日，天气暖如暮春，拜祝仪式一毕，“午后，与内子闲坐梅花船”。他兴致勃勃地和友人一起赏雪，“晚悬灯梅花树上，雪光共月光共映”[11]。和庄里的园工与石工一起在梅坡上垒石，在豳圃里手植蔷薇，“梅花至是始发香，颇有悠然之趣”[12]。他还亲自督工役，“时时置身香雪中”[13]。园内续建或扩建的工程刻不容缓地进行着，这个完美主义者一点也不能容忍细节上出现瑕疵，一有不满意处立马推倒重来，力求不留一点缺憾，工钱告紧了，甚至不惜“熔银杯为修园之费”[14]。这名山事业在他做来竟有了一种悲壮的激情，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他所营造的与其说是一个园林，倒更像是一个天国的花园。

南都的倾覆于1645年初夏如期到来。乙酉五月初十夜，福王出逃，五月十五日，清豫王多铎率军进入南京。继之，杭州沦陷。祁彪佳日记中关于寓园的最后记载，终止于闰六月初四日，前一天，他还在与花工们一道“芟竹于后圃”。

此时的寓园已经成了一个避难所，卜居者纷至沓来。祁氏家人已经在作避地山居的准备，为此，祁彪佳还与人骑马入山察看过地形。清人屡屡以书币聘祁彪佳出仕，出来为新政权服务。种种情势催逼之下，本来并无死念的祁彪佳也不得不修改他易代之际的人生设计了。

六月二十四日，得知清军征聘刘宗周、高宏图、钱士升、方逢年、徐石麒和自己的消息后，祁彪佳开始的打算是假作应承，“潜图引诀”。清军再次来书催促，他又作一“荐贤自代启”，想以此脱身。到了闰六月初三日，当道再次要求他出见，家里叔父、侄子一干亲友也都劝他出来，“舒亲族之祸”。坏消息更是一个连着一个，武昌的左良玉兵溃身死，吴三桂从广西打到广东，福建形势也岌岌可危。这一回，他已被逼到了墙角，再也无路可退，两天后，即1645年闰六月初五日，祁彪佳自沉于寓园梅花阁前的水池。临死前，他留下一首三十字的绝命诗，大意是，他深知在这个天崩地坼的时代建立功勋实在太难，而保持气节则相对容易些，那么，我就选择相对容易的来做吧，但求一死，保存洁身之志。

有关祁彪佳之死的文章都记载那是夏天一个宁静的夜晚，微风，柳枝轻拂着梅花阁前放生池里幽暗的水面。作出自沉决定的祁彪佳和几个亲友一起来到寓园，他登上四负堂，回头对儿子说，你们的父亲这一辈子也没有什么大的过失，只是在园子的土木营建上投入了太多心思和精力。他最后的嘱托是，希望在他死后，儿子们把这儿改山为寺。[15]

至此，距寓园建成才不过八年。对于自称读《易》多年、对天地盈虚消息略有所窥的寓园主人来说，这乱世之中的急景流年似乎也过得太快了些。他多想长久地享受这园子带给他的安宁啊，生命却不得不遽然中止了。

自有天地，便有兹山，今日以前，原是培嵝寸土，安能保今日以后，列阁层轩长峙乎岩壑哉？成毁之数，天地不免。[16]

陈洪绶《闲雅如意图》

难道建园之初，他已经预料到一切的美都会摧折于时代的罡风？

当时同调人何处

女诗人商景兰的幸福生活随着这一变故也驶入了另一条叵测的河道。这一年她四十二岁。按照那个时代对女人的道德要求，她是应该在祁彪佳自沉的那天追随夫君于地下的，但她没有，按照她三十年后的回忆自述，她之所以苟活于世，是要在乱世中把她与祁彪佳的三个儿子拉扯大，而这，是丈夫临死前给自己的一份遗书中千叮万嘱的。

这么多年，这封不舍与疑虑间或有之的《别妻室书》，她都可以一字不易地背出来了：

自与贤妻结发之后，未尝有一恶语相加，即仰事俯育，莫不和蔼周祥。如汝贤淑，真世所罕有也。我不幸值此变故，至于分手，实为痛心，但为臣尽忠，不得不尔。贤妻须万分节哀忍痛，勉自调理，使身体强健，可以区处家事，训诲子孙，不堕祁氏一门，则我虽死犹生矣。一切家务应料理者，已备在与儿子遗嘱中，贤妻必能善体我心，使事事妥当。至其中分拨多寡厚薄，我虽如此说，还听贤妻主张。婢仆非得用者，可令辞出。凡事须较前万分省俭，万分朴实，处乱世不得不尔也。贤妻闻我自决，必甚惊忧，虽为我不起，亦是夫则尽忠，妻则尽义，可称双美，然如一家男女绝无依靠何。切须节哀忍痛，乃为善体我心也。世缘有尽，相见不远，临别绻绻，夫彪佳书付贤妻商夫人。

所以她在《悼亡》诗中如此这般自坦心迹：“公自成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丈夫已经尽忠，尽义就是她的本分了，“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存亡虽异路，贞白总相成”。

寓园在祁彪佳死后并没有马上荒芜，起码有十年以上时间，此处还是“芳馨未息”，依旧是祁家人的游宴之地。这或许是因为乡人感念祁彪佳当年赈灾救荒的种种善举，也或许是赖于祁氏自沉前改山为寺的保全之功。在这个精致的园林中，商景兰带着祁氏的后人与梵呗、钟声相伴，很长时间里还维持着上流缙绅阶层的生活方式。说是环佩玎当，繁华未断，但寓园非复旧亭台，葳蕤的林木正映衬出内心的凄凉来。女诗人的诗作中开始出现强烈的故国之思，这亡国之痛又与身为未亡人的丧夫之痛纠合在一处，使得其诗的格调显得格外的冷寂与苍凉。

她说，每天早上起床后都没有心思整理妆容。她还说，常常一个人站在园中亭台远望，但她什么也看不分明，只有无端烟霭锁着长空。她这么说的时候，一定想起了多年前和丈夫一起在园中饮酒、游赏，一起品鉴书画的往事。于今存亡异途，阴阳睽隔，听着花坞的鸟叫声也是别样惊心，而一个个长夜透过竹窗的月影更是让她泪湿沾襟，发出“当时同调人何处”的悲呜之声。

过河渚登幻影楼哭夫子

久厌尘嚣避世荣，一丘恬淡寄余生。
当时同调人何处，今夕伤怀泪独倾。
几负竹窗清月影，更惭花坞晓莺声。
岂知共结烟霞志，总付千秋别鹤情。

1654年，商景兰五十岁生日，儿媳们为她举办寿宴，她却惨然不乐，作诗自谴：“凤凰不得偶，孤鸾久无色。连理一以分，清池难比翼。不见日月颓，山川皆改易。”[17]。她总觉得，丈夫的死把她的一整个世界都带走了，没有了爱情的润泽，没有了那些与丈夫一起看花、看月、小酌、下棋的夜晚，她的生命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

仇英“对镜仕女”

商景兰为祁彪佳育有二子、四女。两个儿子祁理孙和祁班孙在父亲死节后继续参加忠于明朝的运动，他们甚至瞒着母亲，把一些遭官方通缉的不合作者和前明官员藏匿到寓园里。1662年，两人都遭逮捕，罪名是事涉通海案。祁理孙买通办案人员回到家中，不久郁郁死去。祁班孙被流放到宁古塔，三年后隐姓埋名逃回江南，做了一名和尚，与家人音讯断绝，于1673年孤独去世。

山阴祁家在十七世纪中叶的这场动乱中，损失了一个园子（寓园在祁家湮灭后最终被改建成了一处寺院）、全部藏书（著名的澹生堂藏书大部分为吕留良、黄宗羲所得，部分归杭州赵氏小山堂，其余则散入坊间）和家族中几乎所有的男人。在孀居的三十多年里，女诗人商景兰目睹了她所有儿子和最喜欢的一个女儿祁德琼的死亡。1676年，去世前的她在《琴楼遗稿序》里自叹“未亡人不幸至此”，也实在是泣血之声。

仇英《修竹仕女图》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一定还记得围绕着商夫人的那个著名的诗歌沙龙。她们全是清一色的女性，参与者为商景兰的四个女儿（她最喜欢的一个早早去世了）、两个儿媳张德蕙和朱德蓉，还有她娘家的妹妹商景徽、侄女商采、景徽的女儿徐昭华。偶尔还有黄媛介这样的著名女诗人到访并长住。诗人毛奇龄年轻时也曾有幸接到商夫人的邀请，到园中和女诗人们进行过一次交流。[18]看来商夫人是想借诗歌让祁氏一脉的声名尽可能长久地得以延续。在她晚年时，儿媳们问她对于纷传一时的才女张昊（槎云）的早夭有什么看法，商夫人发表了一个观点：女之夭，不夭于天，而夭于多才，凡才女大多都是薄命的，但女人可以依靠上天赋予她的才华留下声名，这是比肉体生命更长久的存在。[19]

仇英《后闱生活图》

这个遗世独立的小世界里，永远封存着昔日的时光、情怀和故事，在祁家的男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女人们还在花园里赏花、拓碑、写诗。每一株葡萄树，每一朵芍药，都让这个女儿国里的诗人们不知题咏了多少遍。以至时人只要一提起山阴梅墅，就起无穷遐想，“望之若十二瑶台”[20]。瑶台，那是天上的仙女们侍奉西王母的地方啊。但最后，随着1676年商夫人的去世，这个以亲情和对共同往事的回忆连结在一起的诗歌团体终于解体了，一切都消失在寺院的苍茫钟声里了。

[1]华亭董宗伯玄宰、陈征君仲醇亟称之曰：“江南诸山，土中戴石，黄一峰、吴仲圭常言之，此知夫画脉者也。”吴伟业《张南垣传》，见“四部丛刊”本《梅村家藏稿》。

[2]有关祁彪佳和商景兰的婚姻，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载：“祁公美风采，夫人商亦有令仪，闺门唱随，乡党有金童玉女之目。”卷二十三又载：“祁商作配，乡里有金童玉女之目，伉俪相重，未尝有妾媵也。”袁枚对此也有追记：“前朝山阴祁忠敏公彪佳，少年美姿容，夫人亦有国色，一时称为金童玉女。”见《随园诗话补遗》卷五。

[3]可参见《祁忠敏公日记》，该日记由崇祯四年七月底记至弘光元年闰六月初四日。

[4]《居林适笔引》，见《远山堂文稿》。

[5]《祁彪佳文稿·都门入里尺牍》。

[6]《里中尺牍》手稿。

[7]陈子龙《寓山赋并序》，《陈忠裕全集》卷二。

[8]“叮嘱寓园，尤惓惓也。”《壬午日历》。

[9]《癸未日历》，十六年二月十七日。

[10]《甲申日历》，三月二十五日。

[11]《甲乙日历》，乙酉年正月十二日日记。

[12]《甲乙日历》，乙酉年正月二十八日日记。

[13]《甲乙日历》，乙酉年二月初八日日记。

[14]《甲乙日历》，乙酉年二月初二日日记。

[15]“至寓山，登四负堂，顾谓公子曰：尔翁无大失德，惟耽泉石，多营土木耳。昔文信国临终贻书其弟，嘱以所居文山为寺。吾欲效之，汝当成吾志。”《祁忠敏公日记：乙酉日历》六.一条。

[16]祁彪佳《寓山注·读易居小记》。

[17]商景兰《五十自叙》。

[18]“弱冠时，过梅市东书堂（即祁忠敏公宅），忠敏夫人出己诗与子妇张楚襄、朱赵璧、女湘君四人诗，合作编摘，请予点定。”毛奇龄《徐都讲诗集序》。

[19]“女之夭，不夭于天，而夭于多才。是盖有莫之为而为之者。使槎云享富贵，寿耆颐，而无所称于后世，又何以为槎云者乎？” 商景兰《琴楼遗稿序》。

[20]“祁公怀沙日，夫子年仅四十有二。教其二子理孙、班孙，三女德渊、德琼、德宦，子妇张德蕙、朱德蓉。葡萄之树，芍药之花，题咏几遍，经梅市者，望若十二瑶台焉。”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梦醒犹在一瞬间
万镜楼中的董若雨

梦

那一个折磨了董说几十年的梦，这一夜又攫住了他。

唐寅《桐阴清梦》

梦里他架着一把梯子登上天去，梯子断了，他摔下来掉到了白云上。棉花垛般柔软的白云裹住了他，他撒开脚丫在白云上奔跑，一口气跑了十多里地。突然，脚下的云层被他不小心踏破，嘎啦一声裂开，露出蓝得发黑的天空。他像一个溺水者一样双手乱舞。一缕缕风从指缝间滑过，他却什么也抓不住。在接连两次坠落后，他掉落到了一条河边，柔嫩的水草叶子如同妇人细长的手指轻拂着他的脸。

梯而登天，未至，下视白云如地，因坠云上，驰走数十里，误踏破云，堕水畔。[1]

自从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的清兵铁蹄踏进山海关后，董若雨（若雨是他的字）便时常做这个从云端坠落的梦。改立新朝几十年了，他还常常在梦中高声惊叫。她妻子时常被他从梦中惊起，然后数着念珠度过一个个长夜，为此还落下了久久不能治愈的失眠症。

解梦师说，这个梦，寓意着浙江南浔董氏家族在新朝的命运，从原先的“华阀懿孙”沦落到了尘世凡间。董若雨的曾祖董份是嘉靖年间的进士，仕途颇顺，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又因写得一手青词，被世宗亲擢为翰林学士，加太常寺少卿，历迁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又多次充乡试主试官，门生满朝，先后任万历朝首辅的申时行、王锡爵均出其门下，其在世日，与子、孙三代科甲同时俱在，洵为皇明盛事之一。若雨的祖父董道醇，中万历十一年癸未科进士，由行人司行人晋南京工科给事中，六子中有二子进士出身。那时的南浔董家，奴仆成群，“宾客车马驰逐骛”，“伐钟鼓，吹笙竽，俳优侏儒之戏穷日夜”，门第之显赫富贵简直无与伦比。

其实在十六世纪的最后几年，南浔董家已迅速由盛转衰，在董份被劾夺职十余年后的万历二十二年（1594），董家遭受奴变重创，在一群闾里悍徒、无赖恶少的哄抢下，这个曾经的簪缨之家身槁产落，门可罗雀。经此剧变的第二年，董份和两个儿子相继去世，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钟鸣鼎食之家终究淹没于明末江南的民变风潮中，也真应了后人《桃花扇》中的一句唱：“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至于父亲董斯张，自若雨懂事起就是个抱着个药罐子的病病歪歪的人。这个自号“瘦居士”的男人，十六岁病肺、三十三岁病足，几乎大半生都在病榻上度过。除了狂热地爱书、爱酒、爱山水，听方外高僧谈经说法，与他那个时代的文化名流冯梦龙、董其昌、陈继儒、汤显祖等诗酒酬酢，董斯张平生最不擅长的就是生计营生。因他在四十三岁上过早地去世——崇祯元年，那一年若雨八岁——几乎没给儿子留下什么深刻的印像。然而成年后的若雨身上却处处都透着乃父的身影，儿子不仅继承了他种种的癖好，连种种病症也都一样不拉地承续了下来：肺病，眼病，胃病，对无用的事物的喜好与追逐。同时代人给董斯张绘过这幅山中读书的肖像，这个因过度沉浸于内心生活而对身外世界完全拒斥的人，通过神秘的血缘对儿子的一生发生着久远的影响，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儿子是他半梦半醒一生的一个翻版：

石灯夜燃，竹叶风扫，似不临人境。有野鹄千余，蔽霄而翔，哀响清激，晨夜无失期。居士出，鹄竟不至，墟中人相惊以为神也。性不与俗近，无人自语，随行孤啸。意小不快，虽王公蔑如也。

杜堇《陪月闲行图》

正因为家族早就迭经变故，繁华不再，董若雨认为解梦师是在胡说八道。自己早就不是什么贵冑子弟了，鼎革前也不过是一个除去了青衿的廪贡生而已，哪有传说中的那样华丽。何况科场的失意使他早早就绝意于仕途，不去做那些劳什子的“纱帽文章”，他自忖对这个世界已一无所求。生此欲望纷飞的年头，士子们若政治上无望，大抵汲汲于私人空间的营建，或治园林，或藏珍玩，或追伶人歌女，以此作安魂之所，却也不免沾染上卑俗市侩之气，董若雨却在自家的性灵园地里另辟一径，在他身上丝毫也看不到耽于物质欲望和世俗享受的顾盼自得。前人袁宏道曾论人生五种“真乐”，乖张的言语下留恋的还是浮世的种种繁华，若雨则出以“五香”，把整个炎凉尘世都关在了门外：

吾生而手不曾著算子则手香，吾脚不喜踏自己一寸田园则脚香，吾眼不愿对制科之文则眼香，耳不习世道交语则耳香，舌不涉三家村学堂说话讲求则舌香。[2]

他几乎有点恶作剧地站到了物质主义者的对面，以一种病态的激情爱着世间种种的虚无：长满青苔的小路，天上的星子，变幻的云霞，寺院的钟声，山，石，泉，古碑，孤坐，冥想，焚香，做梦。这世界有让人觉着磁实的物质的A面，也有充斥着种种不可捉摸之物的B面，他爱的是世界的另一面。在世界的这一面，他耽于虚无，耽于梦想带给他的种种快乐。

崇祯十六年（1643）春天，董若雨生过一场重病。家里请来了一个庸医，差点把他给治死。睡眠就如同一条混浊的河流，把他送入各种各样的梦境。在梦中他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与历代妖姬美女效鱼水之欢。现在看来，他一生的嗜梦癖就是从这年春天开始的。

董若雨最引以为豪的是他曾在梦国游历三年，做到了梦乡太史的职位，管理梦乡的国政。他的治国措施中的一项，就是成立一个梦社，由童子们任司梦使，把社友们千奇成百怪的梦寄存在浔水之滨，由他集中保管。这些梦都保管在一只一尺见方的大铁柜里，这只柜子叫藏梦兰台。

他对梦国作出的另一贡献是为之编纂了一部历史。在这部叫《梦乡志》的书里，他给这个国度分了七个区域：玄怪乡，山水乡，冥乡，识乡，如意乡，藏往乡，未来乡。按照他的说法，玄怪乡中，鸟冠兽带，草飞树走，人长角而鱼身；山水乡，顾名思义汇集了许多崇山大川。冥乡是亡灵的居所；识乡，其中有凝想造起来的“情城思郭”；如意乡，就是人人都能达到他们愿望的那种梦；藏往乡专藏梦里往事，未来乡则能鉴知未来。

董若雨说，去往梦国的道路有千条万条，但芸芸众生被物欲的享受迷了心性，总是找不见。作为梦国的太史，他有责任对他们提供寻梦的技术指导。比如，“出世梦”的做法是，你想象驾驭着日月，去赶赴诸神的宴会，在你的下面，万顷白云如同一条澎湃的河，那些传说中的蛟龙就像鱼儿一样游来游去。再比如“远游梦”的做法：坐一辆世界上最快的马车，一刻万里，不到一个星期，三山五岳就走遍了。藏往梦的做法简单些：什么也别去做，就只是坐着，让脑袋像一个搬空的仓库一般，一会儿你就会来到汉唐，运气好的话，也可能到了商周。知来梦的做法有些让人费思量：将会白衣，霜传缟素，法当震恐，雷告惊奇。看不懂吧，看不懂好好看。

为了更便捷地抵达梦国的指定位置，收集到梦的精品，工具的作用也不可忽略。董若雨指出有八种常用的辅助工具不妨一试：药炉，茶鼎，高楼，道书，石枕，香篆，幽花，雨声。试想，你独居高楼，头枕石枕，手上一册闲书，边上的茶烟香汽如薄雾环绕着，此时若你悠然入梦，这样的梦怎么会是凡品呢！当然，如果你想做抱着女人睡的那种艳梦，这些工具就用不上了。

有人说他那么爱做梦是一种癖，说不好听一点是一种病，对此，董若雨并不否认，但举世皆病，他这样的梦癖反而是轻的。他说，梦是一味药。宋朝有个禅师，把禅当作疗救人生的一味良药，写了一本《禅本草》的书，董若雨也写有一本《梦本草》。在这本书里，他开宗明义就说，梦本草这味药的性味与功用是：味甘，性醇，无毒（当然对意志薄弱者来说还是有微毒），益神智，畅血脉，辟烦滞，清心远俗，如果你想长寿，最好天天服用。至于梦本草的采集方法，也十分简单易行，不论季节，不假水火，只要闭目片刻，静心凝神，这味药就算是采成了。根据他多年研究，梦本草的产地不同，攻效也不同。最好的梦本草有两种，一种是产自绝妙的山水间，一种是产自太虚幻境。这两种都可疗治俗肠。至于采于未来境、惊恐境的，虽然也有部分功效，但也会带来名利缠身、忧愁百端这些副作用，弄得不好还会走火入魔，严重的还会发狂至死。

董若雨经常说，正如人有雅俗，梦也有雅俗之分。他自以为平生做过的梦里，最幽绝的一梦是在一个下着雨的晚上，他穿过两块山石搭成的拱门，又走过一条长长的松荫路，登上了一个石楼。这座楼外表平常，但内里的陈设十分怪异，楼中的几榻窗扉，全都是切得四四方方的石块。更令人吃惊的是石榜上还有七个篆体大字，如回风舞雪一般，写的是：七十二峰生晓寒。他把自家住的楼取名叫晓寒楼，屋前的池塘叫梦石楼塘，就是这么来的。在一些诗歌片断中，他还经常提到这个梦：“眼底三千年旧迹，梦里七十二青峰”。要是微染小恙，如能喝一点小酒，再在微醉后得一佳梦，游游名山啦，读读这个世界不存在的书啦，与古代的名人说说话啦，那病立马就会好几分。如果做了俗梦，譬如与女子交合之类的，他怕梦醒后就会大吐一场。

回顾长长的一生中做过的梦，那无数的人、事、物，组成的是一个多么庞大的世界呀。他有时候也自问，这一切，真的在这个世界存在过吗？他想，它们是存留在他的大脑皮层，在某些个夜晚，如同电波一样短暂，却又像投进湖中的石块激起的水纹永无止息。在他还是一个孩子时，父亲就跟他说过，南方有一个国家，叫古莽之国，这个国家的人以醒着时做过的事为虚妄，以梦中发生的一切为真。他想，要是真的生活在这个国度该是多么好啊。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国度的寻找。现在他老了，还没有找到。他想，要是真找不到就在心里造一个吧。

生命在成长，梦也在成长，如果借用诗歌来作个比喻，那么他少年时代的梦是李贺的诗，连鬼神听了都要惊奇。后来的梦，一会儿是李白的风格，一会儿是杜甫的风格，到了他这年纪，那些梦就是王维的田园诗的风格了，空山不见人来，唯留清泉石上流。

人生百年无梦游，三万六千日，日日如羁囚。他就是不甘心做一个时光的囚徒，才会有那么多梦。时势又是如此的晦暗不明，逍遥只向梦里寻了，就像他在《梦乡志》里说的：自中国愁苦，达士皆归梦乡。

这么多年来，他把折磨他的一些杂乱无章的梦境片断，记入了一本叫《昭阳梦史》（书中所记梦境，自三月朔日起，至十二月戊子止，共三十一则）的书里。之所以把这本小书保存至今，他是把它们看做了自己某种意义上的自传。青年时代的他，是一个喜欢背后说别人闲话和传播八卦的人，连梦中都被流言的泡沫包围着，说别人，也被人说。出于传之后世的考虑，这些闲言碎语和一些过分色情、污秽的内容，他没有记入。所以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这并不是一本完整的自传，后世有缘读到的人一定要明鉴这一点。

在这些梦里，他一会儿与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斗嘴，一会儿与江湖上最优秀的剑客过招，有时也会与最风骚迷人的女人性交。他曾经这样对朋友说：“如果能记住这些梦，那将是一种极大的娱乐，你仿佛被俘虏进另一个世界里一般，让你觉得有意识的世界中的许多责任都非常遥远。”

《西游补》十六回，清光绪元年（1875）上海申报馆铅印本

他梦见，蔚蓝的天空，纯净得如同水洗过一般，忽然，天空垂下了成千上万只乳房，颜色有红的，也有青的，它们在慢慢拉长，一直垂到了屋瓦上。

梦见飞云散落空中，一片片都是人脸，天上成千上万张面孔，眼珠转动，唇齿开合，每一张脸，每一个表情都不一样。[3]

梦见天上落下了一个个手掌大的黑色的字，它们旋转着飞落，如同纷扬的雪花（“天雨字，如雪花，渐如掌，而色黑”）。一个白衣高冠的男子在下面奔跑。高喊着，真是大奇观啊，天落字啦！他仔细看这满天飞扬的字，乃是一篇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梦见幽深的树林里的几间老屋，白云为门，客人来，云就缓缓推开，人离开，云就重又合拢。梦见一场大雨，落下的全是一瓣瓣黄色的梅花。梦见自己成了一个老僧，精舍的门是一棵老槐树。梦见一个叫苔冠的人来看他，他的头顶上长的是一株青草。

有一次他梦见采来了一大朵白云赠给客人，还有一次他梦见自己吃掉了一盆白云。

他梦见站在高山之巅，放眼看去满眼都是草木，不见一个人影。这样一个草木世界，他的舌头还有何用？他找谁说话去？梦里他哭泣起来，醒来，枕畔还是湿的。

他梦见自己被剃发，头发坠落水池，变成了一条条鱼游向远处。他一边哭一边给朋友写信，弟已堕发为鱼矣。写到“鱼”字他突然醒了。

此生他最得意的是把一个梦写成了小说，《西游补》。他写这个小说那年二十一岁。这部充满瑰丽想象力的神魔小说，是他被情欲折磨的少年时代的一个宣泄通道，那是怎样的一个弥天大梦啊，他让斗战胜佛孙行者迷于情魔，经历了一场场荒诞不经的历险。小说从孙行者三调芭蕉扇，师徒四个走出火焰山后开始的，他从《西游记》里撕开一个口子来续写，或许就因为这个故事透露出的梦游一般的气息吧。在他看来，编织一个故事就是编织一个梦，平生乱梦三千，一切皆是寓言，那就在这一枕子黄粱梦里幻出个大千世界吧。在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他时常感到，他就是孙行者，孙行者就是他。

日后回头再看，这个小说的字里行间散布出的不祥气息，正是那时候动荡不宁的天下局势在他年轻的心里投下的一个阴影。就在这部小说写成后的第四个年头，满洲人的铁蹄如同西北利亚刮来的寒风狂扫落叶，大明亡了。而在这之前数月，皇帝已在皇宫后的一座小山上吊死了。在1640年春天完成的这部小说里，他已经预言了这个结局：

在一个叫踏空村的地方，那里的村民男男女女都会驾云飞翔。一群踏空儿，四五百人持斧操斤、抡臂振刀去凿天，把天庭的一个灵宵殿生生给凿了下来。

于是他设置了这样的情节：灵宵殿给凿下来后，天庭不知底里，还以为这事是孙行者干的。行者有过前科，偷盗了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仙丹还大闹天庭，他们有理由怀疑。于是他们要请佛祖出马，把行者重新捉将回去镇在五行山下。行者惊惶无措，撞入万镜楼，他在虚无世界中的历险正是由此开始。

天庭不再是旧天庭，世界的秩序已被打破，而新的平衡尚未建立，满地碎片，如同万镜炫目，他的迷惘是一个时代的迷惘。小说最后，师徒劫后重逢，说的还是“心迷”：

唐僧问：你在青青世界过了几日，我这里如何只有一个时辰？

行者：心迷时不迷。

唐僧：不知心长，还是时长？

行者：心短是佛，时短是魔。

香

董若雨曾经有机会成为17世纪中叶南方最大的香料制造商，因为在那个时候，香料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庙堂之上，青楼椒房，到处都是香烟袅袅。你在街上随便逮个人看看，他的腰胯下面也总是挂着个鼓囊囊的香袋。在这样一个以焚香为时尚的年代，人是可以气味来区别的。对一个有着正常嗅觉的人来说，不用睁开眼睛就可以辨认出远处走来的一个熟人。

就像一朵花在开败前总是最为绮靡艳丽，大明朝覆没之前的最后几年也是这样。政府在异族和流寇的双重夹击下疲于应对，岌岌可危，民众的物质和文化享乐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之势，园艺、器玩、珍馐、诗词无不尽善尽美，登峰造极，就连秦淮河上的梨园行的戏子，也一个比一个光鲜，一个比一个顶样。那个靡丽繁华的年头，培育出了一个时代最出色的感官：最出色的舌头，最出色的耳朵，最出色的鼻子和勃起得最持久的鸡巴。董若雨有幸分享文明之果，拥有一个最灵敏的鼻子，可以辨别出空气中上百种的香气，靠着这个鼻子，他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制香之法。

若雨的制香之法，和一般的香料制造商需用大量名贵的沉香、麝香作引子不同，他就地取材，用自然界最寻常的植物的茎、叶就可以造出各种各样的香。但他固执地认为，铜臭与香气是这世界的两极，待价而沽就失了制香的本义，所以他的知识永远不可能转换成白花花的银子，这个玩赏家制出的香，在市场上从来都是难觅踪影。

在长期的摸索和实践中，他发现，把杉树叶与松叶集在一起焚烧，有一种仿佛置身天庭的清香气息。把百合花与梅花的花瓣同焚，也殊有清致。这种山家百合香的香气因就地取材，制作十分简捷。制作过程最烦琐的是“振灵香”，他采集了七十种花卉的露水、用光了收藏的所有乳香和沉木，花了整整七天才制成了三束线香。不是他吹嘘，闻到这种香就是死人也会活转过来。取名“振灵”，就是寓意它能振草木之灵，化而为香。

若雨把他的制香作坊称作“众香宇”，把培植原料的花圃命名为“香林”，17世纪40年代末期，他的作坊所产的香常为时人称道的有：空青香，千和香，客香，无位香，翠寒香，未曾有香，易香等。据若雨自称，这些香的命名各有其义，只有最灵敏的鼻子，才能辨别出这些香的细微差别。

身居庙堂高位的人爱讲“品德体用”，言行却鲜有合一，董若雨这样讲香的品德体用：“香以静穆为德，以简远为品，以飘扬为用，以沉着为体。”在他看来，当一棵香点燃着走向它的尽头，其飘扬之势应像中国书法一样灵动：回环而不欲其滞，缓适而不欲其漫，清癯而不欲其枯，飞动而不欲其躁。

要把香的效用发挥到最佳，若雨认为焚香的器具尤为重要。进入17世纪50年代，他开始尝试一种煮香之法，他把这种改良称之为“非烟香法”。以前焚香，都是把香放在陶制或铜制的熏炉里焚烧，这种炉又叫博山炉，上覆以盖，盖上有镂空的气孔，他们闻到的香气就是从这气孔里散发出来的。但他认为博山炉长于用火，短于用水，对之进行了改造。他在炉体上面那个铸成山峦林树形状的尖顶高盖上凿出一个泉眼，再依着石头的纹路凿出曲曲弯弯的涧道，把水流导引入底下银质的汤池。每每蒸香时，水从上面的泉眼曲折下传，奔落银釜，加以雾汽蒸腾，直如一个香的海洋。他把这种经过改良的新器皿命名为“博山炉变”。

他还自创了一种蒸香时用的鬲，遇到蒸的是异香，就在鬲上覆以铜丝织就的格、簟，以约束热性，不让汤水沸腾，而香却能沓沓不绝于缕。上面他说到的振灵香，就须用这种“非烟香法”，方能尽臻其美。

他住在南浔丰草庵的时候，走到哪总是随身带着一只经过改良的博山炉，春天的玉兰花瓣，秋天的菊花，冬天的梅花坠瓣，他都悉数收集。他把它们放在水格上蒸，水汽袅袅中，不一会就香透藤墙了。那个时期，他为自己设想的最理想的境界，就是坐在一只钓船上，天飘着小雨，瓦鼎里煮着香，船随水西东，没入花海中去。香拈细雨招新梦，还有比这更美的梦吗？

自从发明了这种“非烟香法”，他就像一个对世界充满着好奇的孩子，把各种各样的植物的花和叶子放到博山炉里去蒸。1651年他刊刻了一部专门谈香、品香的书，其中有一篇《众香评》品评了蒸各种香的感受：

——蒸松针，就像夏日坐在瀑布声中，清风徐徐吹来。蒸柏树子，有仙人境界。蒸梅花，如读郦道元《水经注》，笔墨去人都远。蒸兰花，如展读一幅古画，落穆之中气调高绝。

——蒸菊，就像踏入落叶走入一古寺。

——蒸腊梅，就像读商周时代的鼎文，拗里拗口。

——蒸芍药，香味闲静，如遇大家闺秀。

——蒸荔枝壳，使人神暖；蒸橄榄，如聆古琴。

——蒸蔷薇，如读秦少游小词，艳而柔，轻而媚。

——蒸橘叶，如登秋山望远，层林尽染。

——蒸木樨，如读古帖，且都是篆体隶书。蒸菖蒲，如蒸石子为粮，清瘠而有至味。

——蒸甘蔗，如高车宝马行通衢大邑，不复记行路难矣。蒸薄荷，如孤舟秋渡，萧萧闻雁南飞，清绝而凄怆。

——蒸茗叶，如咏唐人小令，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蒸藕花，如纸窗听雨，闲适有余，又如琴音之间偶或的停顿。

——蒸霍香，如坐在一只扶摇直上的鹤背上，视神州九点烟耳，穆廓人意。蒸梨，如春风得意，不知天壤间有酒色气味，别人情怀。

——蒸艾叶，如入七十二峰深处，寒翠有余，但贪恋红尘之人不会喜欢。

——蒸紫苏，如老人曝背南檐时，让人昏昏欲睡。

——蒸杉叶，如太羹玄酒，惟好古者尚之。蒸栀子花，如海中蜃气成楼台，这世间无物可以比拟。

——蒸水仙，如读宋诗，冷绝矣。蒸玫瑰，如古楼阁樗蒲铺诸锦，极文章巨丽。

——蒸茉莉，就想起了住在湖州东南鹿山的时候，站在书堂桥上，望着雨后的云烟，这情境，他未尝一日忘怀。

有时，董若雨想，如果把自己放到博山炉上去蒸，会是什么气味呢？这样的念头常会把他惊出一身冷汗。

他好像早就看到了一生的尽头，在草木香气的袅绕中消遁于无形，“小儿床头打秋凫，大儿床头念渔书。老翁平生有香癖，柏子拈灸树树炉。”有友人从南京来，送他几束线香，说是宫中旧物。他燃起香，把自己久久关在屋子里没有出来。旧事物气息的弥漫中，他感到自己的灵魂也在袅袅着上升。当炉里只剩下数截冷灰，他已写成了十八首《金陵故宫遗香》。“结客场空忆少年，故宫回首隔秋烟；白苹江上花入雪，瓦鼎焚香坐钓船”。他一遍遍吟诵着，就好像刚完成一场告别的仪式。

雨

他收藏有一只小钟，色泽灰黯，缺了个小口子，就像在地底下埋了几百年了。半夜睡不着了，他常常起来敲钟。那细细的钟声啊，清越而久远，它会让空气荡起一圈圈迷人的涡纹。因为喜欢听钟声，早年，他出行到了一个地方就遍地跑着去找寺院。孤馆长旅，听着钟声一下一下传到耳边，真是要喜悦得掉下泪来。他这么喜欢听钟，可能来自于他佞佛的父亲的影响，也与幼年时对僧人生活的向往有关。说来不信，他三岁时就能像佛教徒一般盘腿而坐，七岁就能读《圆觉经》和《金刚经》。听着寺院的钟铙齐鸣，真像前世般亲切。国亡后，繁华不再，寺院都破败不堪，他再也听不到好听的钟声了。

他的癖好越来越深，在世人眼中也越来越怪了。焚香、做梦、听钟之外，又添听雨。

他喜欢在窗前听雨，喜欢在秋天的渔笛声中听雨。他最喜欢的还是在船上听雨。在船上听雨，会觉着雨声是绿的呢。绿则凉，凉则远，在船上听雨，真会觉得远离了烦恼人世呢。

他经常听雨的那只船叫石湖泛宅（为此他给自己治了一个印叫“月函船师”）。船里装满了书画秘籍，船舱里还挂着小佛像。他常常把船泊在柳塘湖水深处，待上一段时间又游往他处。

如果上天不是那么匆忙把自己叫唤去，他决心要写下一百首关于雨的诗篇。体例就仿照白居易的《何处难忘酒》，叫《何处难忘雨》。“何处难忘雨，凉秋细瀑垂，小窗佳客在，白豆试花时，渔笛声全合，水村烟正宜，溪山苕上好，雨僻少人知。”这是雨中无聊一时兴起写下的。如此好的烟雨溪山，却没有人来共赏，岂不可惜？不过话说回来，身边如果真有一个俗客聒噪个没完，也挺煞风景的不是？那几句说的是秋天听雨，暮春下雨也是别有佳趣。竹阑外柳丝轻飘，那雨珠儿凝在叶尖久久不曾落下，偶尔滴沥一声，却打下了树阴下的一片片花瓣。还有深宵听雨，寒夜里拨尽炉灰，雁落秋江，听着屋角的雨如沙漏一般落下，“寒阶一夜雨声长”，这景象他多年来深为迷恋。

用若雨自己的说法，康熙十九年（1680）起他正式隐身于山水深处，这一年正月起，他从湖州箐山坐船抵苏州，留宿夕香庵五日，再游小赤壁，可谓行色匆匆。其实更早，五年前他就以山水白云为家了。他栖遁在苕溪、洞庭之间，一般朋友都找不到。偶尔在村涧溪桥边碰到附近灵岩寺的和尚，就作一日夕谈。1670年冬天，他浮舟在西洞庭山，中流大雪，船都被冻住了，划不了桨，连除夕夜都是在船里度过的。黑夜里他暗暗地笑，他就是要让你们都找不到他。就好像，他刻意要为自己安排这样一个失踪的结局。

他已经想好了，死后留给后代子孙这样一幅肖像画：他要让最好的画家把他画进一场风雨中，屋外山雨欲来，木叶乱鸣，他坐在寥廓的堂前，手里执着一卷书，神态怡然自若，就好像这个世界上再没什么可以撼动他。

书

早年，董若雨是一个足不出户的漫游者。尽管屣迹未至，名山大川却全让他给游了个遍。之所以无法出远门，老母在堂，想走也走不远是其一，家门寒衰、囊中拮据是其二，最让他犯难的还是他多病的身体。他的胃不好，咽不下粗粝的食物。眼睛不好，夜视尤其吃力。肺不好，一走山路，喉咙就发出破风箱一般的嘶嘶声。

为了能在梦中游赏，他就在房间的四壁挂满了山水画卷。“画壁卧游青嶂小，纸窗听雨绿蕉秋”。在四壁山水的包围中，在雨打芭蕉声中，悄然入梦，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啊。那些年他梦游所至的名山大川，计有庐山、武夷山、峨眉山、衡山和雁荡山等。这种梦中的旅行既无须为银子不够犯愁，也不必担心身体吃不消。想想这样的美事，他梦里头都要笑出声来。他还采购来了大量木料，在屋上架设了一个亭子，屋上架屋，借从高处遥望青山白云，以更好地卧游。他希望他的梦中有更多的山，为此他还选中了一块风水极佳的地方想造一个亭子，连名字他都想好了，就叫梦山亭，只因为凑不足盖亭子的钱，这个计划才迟迟没有实施。

等到有条件出游了，他一般也不敢跑得太远（最远的那次应是四十七岁那年的武昌之行吧），主要还是在湖州、嘉兴、无锡、苏州一带盘桓。每次出游，他都为路上带什么书斟酌再三。掂量来掂量去，就像一个多情的君王，哪一个妃子都舍弃不下，却又不可能全都给带上，搞得自己实在是纠结不堪。

《董若雨诗文集二十五卷》，民国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一般短途陆行的话，带的书大概有五十担，如果坐船，那就可以带得更多，约有十箧之多。在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对自己一生的构想，就是前三十年读书，后三十年游历天下。这么说吧，他嗜书就像酒徒离不开酒，好色之徒离不开女人，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书。“云中乍讶声如豹，迎着挑书入屋来”，这是带着一大堆书途中投宿。“一床书傍药炉边”，这是日常家居读书。五十六岁那年，他在一封写给儿子的家书中说：

读书敦行是在世上过日最要讲求底事，不可随俗人俗语，只碌碌过了，后来懊悔无及。一切便于目前者，决定于身心性命，无一切当处。静夜思之，静夜思之。我除了六年，五十年读书，而今在静冷中，方有真正读书眼目。[4]

这话可一点没有自吹自擂的意思。如果不是在人生最重要的十多年里把身心浪费在了帖括制艺上，他今天的成就岂止如此？所以他对儿子们总是千叮万嘱，切不可让子孙后代再习举子业，读无用书，做八股文，那可真要枉丧光阴了。

其实他这样子过完一生，在社会贤达成功人士眼里已经是年华虚度了。他们不止一次对他说，本来以你天分之高，用力之勤，要不是给那些胡说乱道的东西迷错了路头，而专在考据编年等学问上下工夫，则在学问上面必能于古今第一等人物中占到一个位置。你那么变态，老发神经，还自己弄些助长神经病的药，结果就成了这么一个半梦半醒的二等学者，可惜啊！对这些人，他总是回之以：去！

这一辈子他从没有放下过他的笔。笔是他的手，他的舌。但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焚毁写下的文稿。他就像一个雪夜行走在林中的盗贼，一边前行，一边又把留在雪地上的脚印全部消除掉。不仅焚字，他还焚笔、焚砚。很难说清他这么做的全部动机是什么。有时他刚写下一个句子，就好像已经看到了承载这个句子的纸在慢慢消失。名词消失，动词消失，最后他也消失。

没有人知道他这么做时纠结在心头的苦闷，一方面他是那么地热爱写作，另一方面，禅宗又主张不立文字，直指本性，他信仰的临济宗更是如此。所以他总是一次次地发誓要封笔，戒绝绮语自障，又一次次地冲破戒律，不停地写写写。且悔且做，且做且悔，到老亦然，这样子够没出息了吧？去他妈的戒律！

1656年，他三十七岁，准备上灵岩剃度，把余生献给佛门，行前他决心把所有写下的文字全都焚毁。他儿子抱着他的脚苦苦相劝，恳请他留下一些诗文刊印于世。他说，堕文字因缘三十年了，再留下片纸只言在这个世界上，那不是再堕落一次吗？下半生就在青鞋布袜间了，罢，罢，全都烧了。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烧掉自己的文字，也是烧得最多的一次。前两次的焚烧，分别在1643年冬天和1646年秋天。最初的起意是想把八股文给烧了，烧得性起，把一卷诗稿和一本杂文集也投进了火堆里。看着那些碎纸片像黑蝴蝶一样飞起来，他有一种自虐般的快意从心底里升起。能够尽着性子撒一回野是多么快意啊。

在他看来，这些“绮语”，都是他进入永恒的佛法世界的障碍，于是发下一个誓刻在砚上：“今日已后，永绝文字，镂骨铭心，尽未来际。不断绮语，崇高苦因！不断绮语，道岸不登！不断绮语，离叛佛心！”看他拿自己的文字这般不当回事，儿子们不答应了，“长跪号泣”以请，他说：“我病不能断文字缘、断人间缘矣，我安能诘曲从人间世，流布诗文也？”

但他还是怀念这些已经在这个世界消失的文字，他们都是他散失的孩子。在一个招书魂魄的梦里，他来到一座深山，山里有一个古穴，洞里飞翔着无数漂亮羽毛的鸟儿。他在洞里见到有数百卷书籍，打开来却一个字也没有。他正奇怪为什么会这这样，来了一个人，告诉他说，这都是你写的书呀，这些书已经被焚毁，当然不会有字了，洞穴里那些飞鸟，就是这些书的魂魄，你试着哭出声来，书魂就可招来。他当下就大声恸哭起来，那些鸟遂在洞中惊惊乍乍地乱飞起来。他丢下这些无字书，飞一般地逃出了这个洞。

既做了和尚，就要远离颠倒梦想，在他，梦与醒，本就在一瞬间吧。

镜子

嘉靖年间，正是若雨的曾祖董份仕途顺畅的时候，宦游途中，他的这位祖先收藏了许多面镜子。南浔董家有一间屋子专门用来安放这些镜子。各式各样的镜子，青铜的、水晶的、泰西进贡的玻璃的，形状有圆形的、椭圆形的以及带顶饰的矩形镜框的，饰框的材料一式都是名贵的乌木、雪松木和紫檀，还有镀金的黄铜，上面还雕有微型的动物、人像和枝叶连理错落缠绕的图案。这些镜子挂满四壁，直达屋顶，据说一进入镜房，就像进入了一个没有尽头的世界：无数面镜子相互对应，使得门、窗和走廊无尽延伸，生生不尽。

若雨八岁那年，父亲董斯张就是死在这间已经破败的镜房里。家人把他抬出来时，为了避免吓着他们，在他的脸上盖了块白麻布。从此以后，家中长辈再也不允许他们走近这间镜房。它成了他们家族的一个禁忌。但他的记忆中已经永远刻下了向这个神秘的屋子投去的第一眼，那一片眩目的、晃眼的光刺痛了他！他那时深信不疑，父亲就是被镜子里一把把光的剑杀死的。这警示他在成长的日子里一直小心躲避着镜子的诱惑——镜子是危险的！一旦你向镜子看了一眼，就有了幻想、恐惧和欲望。为情所迷，则大千世界不过是镜子生成的幻像。镜子会吸引邪狂的目光，镜子里藏着一个个恶魔。它的表面平滑如缎，它展现的却是谎言和诱惑，让意志脆弱的人陷入疯狂。

他把童年时代的恐惧带进了《西游补》这部小说，把对女性的憎恶也带进了这部小说。行者面对成千上万面镜子的恐惧就是他的恐惧。在他看来，镜子是他们的生活与梦幻之间的无主之地，它乃是进入死亡的通道。他让行者穿过一面面镜子，正寄托着渴望在镜子的另一端得到重生的意愿。小说里万镜楼中的世界，正来自他童年时代对那间小屋的恐惧：

上面一大片硫璃作盖，下面一大片琉璃踏板，一张紫硫璃榻，十张绿色硫璃椅，一只粉硫璃桌子，桌上一把墨硫璃茶壶，两只翠蓝硫璃钟子，正面八扇青硫璃窗，尽皆闭着。四面都是宝镜砌成，团团有一百万面。镜子大小异形，方圆别致，每面镜子里都别有天地日月山林。行者本以为以照出百千万亿自家模样，走近前去照照，结果却无自家影子。

若雨下文以一种古典式的耐心细致罗列的这些镜子，是不是就是他家镜房收藏的呢：天皇兽纽镜，白玉心镜，自疑镜，花镜，凤镜，雌雄二镜，紫锦荷花镜，水镜，冰台镜，铁面芙蓉镜，我镜，人镜，月镜，海南镜，汉武悲夫人镜，青锁镜，静镜，无有镜，秦李斯铜篆镜，鹦鹉镜，不语镜，留容镜，轩辕正妃镜，一笑镜，枕镜，不留景镜，飞镜……

小说行进至此，更堪让人心惊的那一声存在主义式的勘测和探问，说的是行者初入万镜楼，见有一人，出现在一方兽纽方镜中，问起为何同在此处时，那人却道：如何说个同字？你在别人世界里，我在你的世界里，不同，不同！

那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南浔董氏大宅主体建筑已在1644年的兵火中化为一片瓦砾，起自董份手中的百间楼，历数百年风雨侵蚀而兀然不倒，也算是个奇迹。富贵如烟云，情根亦勘破，一切也真应了若雨二十一岁那年写的小说《西游补》开卷所云“总见世界情缘，多是浮云梦幻”，这也许就是梦的真理吧？说来堪奇，兵燓中，董若雨从祖宅唯一带走的一件物事，就是一面镶着在乌木框里的镜子。是不是他越是要逃避的东西，它越要像附骨之蛆一样跟定他？镜子在这时不再是恶魔隐秘的面孔，它也不再与奢华有关，它只是他们家族的一个纪念，留在他手里的一件信物罢了。以后多年，他出行，它就在船上陪着他，他上灵岩受戒，它在禅房里最早照见他头顶的疤。

他时常拿着这面镜子，把它朝向四面八方，这样便能制造出太阳、月亮和天空中的其他星宿，他也可以制造出动物、植物、家俱，但那都是徒有表象没有实质的东西。令人目眩的镜子制造出各种幻觉，它像梦一样提示着看不见的事物。但时日一久，他发现他离不开它了，就像他离不开那些梦。他明知它的虚幻和危险，他就是离不开它。

他有时是董说，有时又成了一个连他自己也不认识的人。镜子让他明白了，人永远是他自己之外的另一个人。

人应该观照自己的灵魂，而灵魂正是需要映像来认识自身。但同时又会有一个声音在心底里喊：远离颠倒梦想，离镜子远远的！每当这样的时候，他情愿把镜子看做虚构的分身，维护着他的幻觉和谵妄。他就要这样的半梦半醒。

他是把世界看做镜像，把万物都作为他的镜子了：梦是他的镜子，香料是他的镜子，雨水是他的镜子，钟声是他的镜子，孙行者是他的镜子，小说是他的镜子。

原来这一切只不过是镜像的魔术。不仅虞美人的楼台、唐朝的宫女映照在湖水的反光中，甚至孙行者，甚至那本小说，也可能来自乌有乡，来自秋阳下水藻交横的湖底衍射上来的一束光线。镜子乃是他的欲望、恐惧与内心交战的沉默的见证。

他终于像是明白了，他在镜子里看见的那个人并不是他。他才是影子，镜子里那个人的影子。放下小说，他想进入到镜子的背面，换到影子的位置上，逃避沉重而不确定的现实。他轻轻一跃，一头冲入了镜子。额头划开了一道小口子，伤痕难以察觉却足以致命。童仆取下了那面因撞击而碎裂的镜子，进入镜子背面，他看见他被地上镜子的碎片映照了出来，不是一个他，是千千万万个。

那孩子问：你在这一地碎裂的镜子里寻找什么？

心会迷失方向，但时间不会，时间有着一个恒定的方向。他张了张嘴，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

附记

董说（1620—1686），字若雨，明亡后为僧，更名南潜，号月函，浙江乌程（今吴兴）人。著有《董若雨诗文集》《丰草庵杂著》《楝花矶随笔》等。曾参加复社，系复社领袖张溥弟子。其事迹散见清光绪九年同治本《湖州府志》，民国十一年本《南浔志》等。本文写作资料，一是《董若雨诗文集》（二十五卷），民国三年刘氏嘉业堂刊本，二是董说写下的一部探讨梦境的小说《西游补》，这部小说也被有些论家视作最早的意识流小说和超现实主义小说。关于董说这部小说的成书时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全书实于讥弹明季世风之意多，于宗社之痛之迹少，因疑成书之日尚在明亡前。”学者刘复据此在发表于1927年的《〈西游补〉作者董若雨传》中考订出小说完成于崇祯十三年（1640），是年董说二十一岁。柳无忌等人则认为这部小说是董说“身丁陆沉之祸，不得己遁为诡诞，借孙悟空以自写其生平之历史”，成书当在明清鼎革之后，很可能是在顺治三年至七年（1646—1650）之间的某一年。本文取前一说。本文参考的《西游补》版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另一篇对本文写作有贡献的文献是法国历史学家萨比娜·梅尔基奥尔-博奈的《镜像的历史》，她所揭橥的“人注视着镜子，而镜像操控着你的意识”成为了本文写作的契机之一。

[1]《昭阳梦史·走白云上》

[2]《楝花矶随笔》

[3]《昭阳梦史·人面云》：“飞云散天，片片皆作人面。目瞳转瞬，唇齿阖辟，万面各殊”。

[4]《楝花矶随笔》

雨打风吹絮满头
“制造”柳敬亭

渡江

15岁那年，曹姓少年在泰州老家犯了事，被官府列入缉捕名单，从一个叫打鱼湾的村子里跑出来，在江苏北部的泰兴、如皋一带游荡，后来他来到了凤阳府泗州所属的盱眙小城。[1]

此人体格魁伟，身躯高大，做苦力、打短工，什么样的活儿都难不住他。又性喜听人说书，走到哪儿，行囊里总带着一册稗官野史或小说之类的读物。生计逼迫之下，他竟然也想吃开口饭，做一个说书艺人了。靠着阅读，也靠着出入书场用心揣摩，再加天生大胆，他很快就无师自通，书说得出人意表又扣人心弦，不多时就轰动了满城听书客。但此人好赌，又性情豪爽喜欢结交朋友，说书赚得的几文钱，立马都让他挥霍尽了。看着再待在小地方也不是办法，他就决定渡江去南方，开始新的生活了。

渡过了长江，他躺在一株大柳树下休息，醒来，看着漫天飞扬的柳絮，他攀着柳枝大哭，说：从今以后，再也没有曹某人了，我已决定改姓柳了！同行十余人，听他这么说都嘻哈不已，管你姓曹姓柳，天生一个草根，还想逆天不成？

因他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宁国县的敬亭山，就把新名字取作了柳敬亭。

苏州松江府有个叫莫后光的儒生，是个说书高手，见他口齿伶俐，人又聪明，是个可造之材，就决定帮他以演技出名。于是让人把他找来，对他说：你不要以为说书是一门微不足道的艺术，真要学好它，也不容易，要勾画出故事中人物的性格情态，必须先熟悉历代的典章文物、各地方的风土人情，才能明白他们的立身行事，还要像春秋时楚国的优孟那样以隐言和唱歌讽谏，而后才能达到目的。[2]莫后光还提醒他说，登台献艺时最忌浮光掠影，务必入木三分，一定要把最细致入微的情感表达出来，讲到形势紧迫的关节，要迅雷不及掩耳般神速，讲到应该放慢节奏的地方，则要细细琢磨其中情味，以徐缓安详的态度导出，还要注意布局整洁，层次分明，结构严密有条不紊，等等。

这莫先生乃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说书大家，曾经在一个大三伏天，数百人聚在一处古寺听他说《西游》《水浒》，外面大太阳都要把石头给晒爆，听他说书的却没有一个人抬手擦汗，就好像他有魔力般的声音把所有人的汗毛孔都塞住了一般。[3]柳敬亭把莫先生这些话都一字不落地记了下来，回到自己住的地方，闭门不出，悉心揣摩人物的喜怒哀乐，一个月苦练后，他高高兴兴跑去找莫先生。莫先生听他说了一段，说：“你说书，已能使人欢快喜悦，大笑不止了，但你的技艺还没到精致圆熟的地步。”

柳敬亭回去又苦练了一个月，再来见老师。莫先生这一回告诉他：“你的确进步了，听你讲到惊险的地方，听的人好像身临绝境一般，浑身颤抖，毛发尽竖，听你讲到悲壮的场面，又令人感慨悲叹，痛哭流涕，但这还不是说书的最高境界。”

莫先生说：“你要明白，说书其实是遗忘的艺术，忘记时间，忘记身处何地，忘记座有权贵，忘记自己的烦恼，甚至要把自己的名字都忘了，这样，你就是古人，古人就是你，嬉笑怒骂也都能由心而发了。”[4]

柳敬亭依照莫先生的教导，回去又琢磨了一个月光景来见老师。这次莫先生一见他就不禁赞叹说：“你一近前，还没开口，哀伤、欢乐的感情就先表现出来了，让听众一见你就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随你的喜而喜，随你的忧而忧，你的技艺已经成了，就是行遍天下，也很少敌手了！”

于是柳敬亭就到苏州、扬州、杭州等大城市去说书，很快他的名声就显扬于达官贵人之间。在豪华厅堂的欢宴中，在亭榭、楼台文人的雅集里，人们都争着请他说书，听过他登台献艺的没有一个说他演得不好。当时江湖上与他齐名的说书名家，扬州有张樵、陈思，苏州有吴逸，同行聚在一起总要打听对方师出何门，柳敬亭总这样告诉他们：这一行里我没有认真拜过老师，算是自学成材的，我的老师只有一个，那就是儒者云间（云间是松江府的别称）莫君后光。

1624年前后，柳敬亭来到了南京。三山街、大通街到西华门一带热闹的酒肆茶楼，都曾响彻着他声遏行云的大嗓门。有时他也会应客人之邀，去秦淮河桃叶渡一带精致的河房、旧院说书。张岱说的“画船箫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疏绮，竹帘纱幔；夏月浴罢，露台杂坐，两岸水楼中，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女客团扇轻纨，缓鬓倾髻，软媚着人”，说的就是这地儿罢——人说他“曲中狎客”就是这么来的，其实他是献艺去的，又不是去嫖的，这么说于他实在不公。

河两岸那两排在外人眼里颇显神秘的建筑，一到傍晚，朱漆栏杆、缤纷的流苏和次第亮起的灯笼倒映入水，华丽的帷幔后，时时传出洞箫声、琵琶声、十番鼓声[5]和歌女的婉啭歌声，几让人疑为天上人间。更有桃叶渡一带，寻欢者、卖春者，争渡声喧腾不绝。入夜后，自聚宝门水关至通济门水关的满河灯船，如火龙蜿蜒，光耀天地。这里是17世纪初叶享乐者的天堂，也是管保让你有去无回的销金窟。柳敬亭经常说书的所在，桃叶渡边的“长吟阁”，很快就成了秦淮河上的一处重要地标，他经常去说书的还有名妓李小大、李十娘家和顾媚的“眉楼”。

和秦淮河上许多姐妹一样，李小大性豪侈，有须眉气，人称侠妓，她曾自夸说，世上的游闲公子、聪明俊秀的少年，“至吾家者，未有不荡志迷魂、没溺不返者也”。略有洁癖的李十娘“娉婷娟好、肌肤胜雪，既含睇兮又宜笑”，善鼓琴清歌，这二李虽妙，论姿容风度比之小字眉生的顾媚还逊上一筹。被浮浪少年们推为南曲第一的顾媚，“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支轻亚”，她家还有精美的小点心可品尝，少年们“座无眉娘不乐”，余怀甚至把她的居室称为“迷楼”。这些河边的妖精们所居曲房秘室，无一例外都绮窗绣帘，装饰楚楚有致，极尽华丽之能事。每当夜色降临、狂欢开始，红妆与乌巾、紫裘相间，喝酒的、弹琵琶与古筝的，打十番鼓、吹笙管、唱时曲、听说书的，吃流水席儿一般尽情享乐，不知东方之既白。曲终人散，每场狂欢的花销，平均都要在百两银子之上。

曾鲸作柳敬亭像

长把山河当滑稽

这个人就这样开始了以声音征服他所处身时代的途程。那是一个多么喧哗与骚动的声音世界啊！在他的双唇开阖间，吐出了风声、雨声、笑声、哭声、戏谑声、男欢女爱声，也充斥着对当时人来说尚显得陌生遥远的刀声、剑声和风吹旗纛的猎猎声。当听众揪着一颗心，在跌宕起伏的故事里走了一遭就好像过了几百年，猛然抬头，眼前却只有一个满脸麻点和痘疤的说书人，一桌、一椅、一棋[6]、一把折扇而已。

时人听过柳敬亭说书的，大都过耳不忘。柳敬亭成名后不久，钱谦益正罢官居家，柳常常往来南京、常熟，给他说书解闷，钱谦益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浮大白，酌村醖，对柳敬亭剧谈秦叔宝，差消魁垒耳”，那是听他说隋唐年间遗事。吾乡周容，平生负才使气，谁都不放在眼里，1653年在常熟虞山听柳敬亭连讲数日《三国》《岳传》，“剑棘刀槊，钲鼓四伏，髑髅模糊，跳踯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发肃然指导几欲下拜，不见敬亭”，眼前唯见关羽、郭子仪、武穆等书中人，不见说书人，可见说书人的技艺已出神出化。[7]1662年仲夏，柳敬亭搭乘汉军正白旗人、漕运总督蔡士英的官船北上京津，那年他七十九岁了，在船上应人之邀，说“隋唐间稗官家言”，当时陈子龙的学生王胜时在船上，说他“危坐掀髯，音节顿挫，或叱咤作战斗声，或喁喁效儿女歌泣态”，一船坐客竦然静听，喜怒由他，直听到满河都漾起了星光，“坐客莫不鼓掌称善”。[8]

1650年夏，复社名士顾开雍[9]在淮安听过柳敬亭说《水浒》中宋江轶事一则，但觉“纵横撼动，声摇屋瓦，俯仰离合，皆出己意，使听者悲泣喜笑”。诗人朱一是[10]早年在柳敬亭由绍兴去扬州路过南京时听他说过一回书，说书人高坐在虎皮椅上，“突兀一声震云霄，明珠万斛错落摇”，是说他连说带唱，先声夺人；到“檐下猝听风雨人，眼前又睹鬼神立”，已是入戏过深，回头无岸了；“座客惊闻色无生”，想说句赞叹话也张口结舌吐不出半句了。

大学士金之俊[11]本来不怎么看得起说书艺人，听了柳敬亭说书，为自己先前的失敬而感慨，“直借说书以谱尽古今得失之政治、忠佞、贞邪之人物”“回世道人心于抵掌纵谈，可嗔可喜、可歌可泣之间”，他眼中的柳敬亭简直成了庄周、屈原、司马迁一流人物，都是以文字及技艺泻忠愤、抒发千载不平之感的人中之龙了。

1666年，阎尔梅[12]　在安徽庐江听过他说书，那年柳敬亭已八十开外，还是“声比金石”。《柳麻子小说行》说他穿着绿色上衣，腰系红带，坐在椅上尚有一丈高，说书段落果然与其他稗官不同，“始也叙事略平常，继而摇曳加低昂”，再说他“发言近俚入人情，吐音悲壮转舌轻；唇带血香目瞪棱，精华射注九光灯”，那声音如狮吼蛟舞一般，“江北一声彻江南”。接下来连用十几个比喻句模拟他的声音世界：忽而如一幅农桑图般平和，忽而如乱流出三峡般湍急，忽而如六月一场豪雨，忽而如天狗叫长空，忽而如昭君出塞马上琵琶，忽而如两军对阵人叫马嘶……直叹“柳兮柳兮豪布衣”，真是漫说野史太荒唐，“此翁之史有文章”！

遗民诗人王猷定[13]　和顾开雍等人一起听过柳敬亭说景阳冈武松打虎一段，不说听小说，偏说听的是“史”，赋诗四首，第四首尤好：“英雄头肯向人低，长把山河当滑稽；一曲景阳冈上事，门前流水夕阳西”。1638年后，张岱寓居南京桃叶渡，也听过柳敬亭说打虎这一段，只觉其所说白文，与本传大异，“哱夬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感叹闲中着色，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真正“天地间另一种笔墨”。只是张岱接下来的话有些不着调了，他说，当时南京有两“行情人”，一个是内桥西侧珠市的名妓王月，一个是一上台“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的柳敬亭。柳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银子，请他的人在十天前送去请帖、定金，约好时间，他也常不得空；那王月颀身玉立，皓齿明眸，面色如建兰初开，长得异常妖艳，富商和勋戚大佬如要约她，都要早早送去定金，故两人声价行情相等。[14]

他说“楚汉”，说“三国”，说“隋唐演义”，又说《精忠传》《水浒》，记述中最传神的，当数说“三国”和《水浒》。说三国《当阳长坂坡》一段，说至张飞大吼一声，骇退追赶的曹军时，柳右手持扇，以当长矛，直指座客，大张巨口，良久不闭。座客问其故，柳答：张飞一吼，曹操全军人马辟易奔退，如我出声学张飞一吼，诸君都要跌下座来。又如说李逵下酒店吃人肉包子一段，先埋伏门徒作听客，张口要吼时，座中桌椅杯盘响声大震，柳曰：李逵先声已经夺人，设若手执朴刀，一声大吼，屋瓦都要飞去，那还得了。

人称柳氏说书，“段落不与稗官同”，他秘而不宣的说书到底有无稿本传世？民国时武昌人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里说，他家楼上的杂物间鞋柜曾有《柳下说书》一套八本。1922年，他回到武昌，执教于国立师范，一天，同事黄侃来家找他，他正好有事出去了，黄侃便与刘母边聊边等。当时黄侃正为离婚一事烦恼，刘母见他神色不展，就说，季刚，汝心中难过，可取予鞋柜中小说阅之，消汝闷。黄侃从楼上取来这套书，看了一会，提出告辞，说，请借我此书，缓日奉还。黄侃一直没有把这套书归还刘家，刘成禺问起，则支吾应答。后来刘成禺到了南京，有朋友告诉他，你家传的那部《柳下说书》，是天下第一孤本奇书，黄季刚藏在床下铁箱中，非破箱不得见。刘成禺问朋友，你怎么知道的？朋友答：中央大学的汪辟疆先生说的，汪教授曾有幸见过此书，他花钱请季刚喝酒，趁其醉熟，打开了床下那只铁箱，拿出一本，读毕，再出一本，读了几本，季刚醒来，铁箱已落锁矣。待抗战一起，中央大学撤至重庆，时黄侃已殁，他的儿子黄念田带着父亲的部分遗书流寓西南，刘成禺曾问他，箧中有没有发现《柳下说书》，黄说未见，可能是他隐下不表，也可能西迁时真的遗失了。

南京夫子庙柳敬亭说书雕像

刘成禺回忆说，这部被黄侃有借无还的《柳下说书》，共约百篇，分装八册，是书刊于康熙十年前后，为大巾箱本，以竹纸装订。凭着记忆他还能说得上来的篇目有《杜孟米三老争襄阳》《元白二人争湖》《宋江气出梁山泊》《程咬金斧头最恶》《隋炀帝来往扬州》《金银瓶两小姐斗法宝》《黄巢杀人八百万》《赵家留下一块肉》等。全卷文章典雅，掌故纵横，特别是《杜孟米三老争襄阳》、《元白二人争湖》两篇，“文采纷披，天衣无缝，妙处全以诗句穿插之……最奇者，合唐宋各家而一炉冶之……因知此书必经当代名人过目，润色涂改而成，藏书家皆目为奇书孤本。”刘成禺说：“季刚藏书，今全出售，愿见此本者，善宝斯册，公诸当世。”[15]

柳麻子

王素临柳敬亭像

与高超的说书技艺同为世人瞩目的，是柳敬亭奇丑无比的相貌。此人小时出过天花，脸上长满麻点和痘疤，时人大都不客气地称他柳麻子。张岱说他“黧黑，满面疤癗，悠悠忽忽，土木形骸”；钱谦益说他“长身疏髯，谈笑风生，臿齿牙，树赜颊”。吴伟业说他“长身广颡，面著黑子，须眉苍然，词辩锋出，饮啖可五六升”。综合各家记述，可知：1. 其人身材高大而肥胖；2. 皮肤黑里透红，满脸黄豆粒大的痘疤；3. 两条眉又粗又短，还有一个肉感的大鼻子；4. 食量惊人，有一个好胃口。“波臣派”巨匠曾鲸画的柳敬亭像，让柳敬亭着明人儒生衣冠，戴平顶小方巾，形像也欠枯瘦了些，倒不如清王素临的柳敬亭像，一个市尘中的胖子，手持一把微开的折扇，一脸白须，眉眼生动，扑面一股郁勃不平之气。

张岱说，这柳麻子行动随随便便便，走路也不甚稳当的样子，脾气却老大，听他说书，主人一定要不声不响地静静坐着，集中注意力听他说，他才开口。稍微让他看到奴仆附着耳朵小声讲话，或听的人打呵欠伸懒腰露出疲倦的样子，他就不再说下去。每到半夜，仆人们抹干净桌子，剪好灯芯，静静地用白色杯子送茶给他，他才从容不迫开口说将起来。声音或快或慢，或轻或重，或断或续，或高或低，说得入情入理，入筋入骨，要是集世上其他说书人的耳朵，让他们仔细听柳敬亭说书，怕是都要咬舌自尽了！[16]

到后来，他的排场是越来越讲究了，说书前，设几，焚一炉香，桌上置一壶，一杯沏好茶，座上铺虎皮或豹皮锦茵，足下铺紫色氍龠毛地毯，待场内清净无哗时，他才手持折扇，袖笼手帕，缓步登场入座，一声咳嗽，轻拍止语，然后开讲。这时听众中如有人交头接耳、打盹、欠伸、不耐烦者，他不赶你走，自己却拂袖下场。

那时节，大顺军已经把陕西、河南一带闹成了一锅粥，南方尚称太平，南京城里一下子涌入了数万人家，大都是逃难的官员和富商，这些有产阶级一下子把南京城的娱乐业给带动了起来。当时城中，与柳敬亭的说书并称双绝的还有苏昆生的唱曲。此人本姓周，名如松，原籍河南固始，对昆曲的音律、曲谱深有研究，天生一条好嗓，据说能把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唱得板眼一字不差。这一说一唱两大名家之外，当时南京城里著名的艺人还有：善吹笛的张卯官，善吹箫的张魁官，打十番鼓的盛仲文，善于串戏的丁继之、沈公宪、王公远、宋维章、张燕筑等。柳敬亭经常和沈公宪、张燕筑三个人一起喝酒，饮到半酣，他们就各自唱的唱，说的说，有时甚至使酒骂座，或当堂大哭。当时复社子弟声名盛于江湖，号称“四公子”的侯方域、冒辟疆、陈贞慧、方以智和一帮全身每个毛孔都散发着荷尔蒙的少年动不动就在桃叶渡置酒高会，连宵达旦，要是没有了这些旧院的艺人们到场，他们的宴集不知要寡淡枯索多少，慷慨激昂之后，名士们各自搂着佳人、在亭台楼榭的暗影里上演的一场场情爱故事，也势必少了许多旖旎风光。

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员避难涌入南都，柳敬亭已不只去妓家说书，有时他也会去看得上眼的公卿家献艺。1631年，他成了致仕的东阁大学士何如宠的座上客。三年后，南京右都御史范景文升任兵部尚书，以本兵开府南京，他又成了范大司马家的常客，并因此结交了执掌范府文书的著名作家余怀和范景文的部将杜弘域。上面说的柳和两位歌唱家朋友喝醉了酒，“张、沈以歌曲，敬亭以谭词，酒酣以往，击节悲吟，倾靡四座”，就是余怀亲见并记录下来的。在年轻的余怀眼里，这个满身风尘味的老头是与东方朔和传说中的乐人优孟一样有趣的人物。[17]

侯方域像

名列阉党的阮大铖这时也从家乡怀宁来到南京。此人原系东林党魁赵南星门生，因补官未能如愿，投了魏党，崇祯初年钦定逆案，此人名列其中，已是打入另册不得翻身的人物。此番来到南京，也想蠢蠢而动，来个咸鱼翻身，整日介招纳游侠，谈兵论剑，又亮出其诗人兼戏剧家的招牌，取悦复社中人，与一帮名士诗酒唱和，不只方以智、范景文等人与他交情不一般，甚至杨文骢还与他做了结拜兄弟。他甚至还想出重金撮合爱情遇到了障碍的侯方域与李香君。[18]阮大铖在秦淮河边库司坊（俗称裤子裆）买了块地，所造“石巢园”，花费上万金，由精于叠石堆山的冶园大师张南垣亲手布置而成，又在园中蓄了个家班，教优伶们排演他自己写的传奇《燕子笺》和《春灯谜》，请了旧院的昆曲教师苏昆生来教家班排戏，柳敬亭来做个白相的清客。这也都是苏、柳平素不问政治，不知阮某人底细，才被他拉入石巢园。

南京城里的东林遗孤和复社少年们从来没有放弃过驱逐阮大铖的努力，父执辈惨死天启年间诏狱的惨痛记忆，使得他们几乎把所有怒火都集中到了阮胡子身上。不管此人的戏写得如何之妙，又如何低声下气向他们示好，他们已执意要把这一撮“不燃之灰”赶到风吹不到的角落里去。这样，这帮被道德理想主义烧红了眼睛的少年们才可以一边欣赏着阮大铖派人送来的戏、赞叹着作者的不世才华，一边又恶声噬骂此人人品之不堪。

冒襄在《影梅庵忆语》中回忆崇祯十五年中秋和魏学濂、李雯及董小宛旧院姐妹顾媚、李小大在桃叶渡水阁刘履丁寓馆观赏阮氏家班演出《燕子笺》一剧，对阮的戏剧才华还是赞赏有加：“是日新演燕子笺，曲精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到了吴梅村的记述中，阮已经成了一个过街老鼠般的人物，梅村说，陈贞慧、侯方域、冒襄三人置酒白下鸡鸣埭，招大铖家善讴者，歌主人新制新词，大铖初闻之甚喜，既而夜半酒酣，三人大骂：若当儿媪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相与狂笑达旦，大铖乃大懊丧。[19]黄宗羲在陈贞慧的墓志铭中也如是回忆，他们经常在一起“连舆接席，酒酣耳热，多咀嚼大铖为笑乐”。公众的怒火终于在1638年燃到了顶峰，一张由吴应箕、陈贞慧、侯方域、黄宗羲、沈寿民、顾杲等一百二十四名复社同人具名的《留都防乱公揭》张贴在了城中各处。这份公揭送抵阮家时，石巢园里正大宴宾客，台上闹哄哄地上演着主人的《燕子笺》传奇，柳、苏二人读了此公揭，“不待席终，拂衣散尽”，一个仍回到桃叶渡长吟阁去说书，一个仍回旧院去教南曲。

《怀远堂批点燕子笺》，明崇祯刻本，二卷

后世孔尚任作《桃花扇》，“闹榭”一出，借吴次尾和陈定生的对话，“柳敬亭、苏昆生不肯做阮胡子门客，都是复社朋友了”，说的正是这一本事。

桃花扇底

康熙三十九年正月初七日，五十三岁的户部福建清吏司主事孔尚任在北京寓所首场开演新曲《桃花扇》。正月十五元宵节，此剧又搬演至都察院左都御使李楠府中，聘请的戏班，是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天馥的家班“金斗班”。之所以在李府试演新曲，是因为李家人对此剧亦有贡献，十几年前孔尚任协助工部侍郎孙在丰疏浚下河海口，曾在兴化城南一位叫李清的前明官员的祖业“枣园”短暂居住，修改《桃花扇》一剧，这李清正是李楠的父亲。当时李楠的一位族叔李沂还应邀前来观剧并提出修改意见。此剧开演时，正好下了一场大雪，帘外白雪红梅，场内竹笙齐鸣，一切都似乎预示着应了个好兆头，在京师连演两月余，已是满城争说李香君，不仅获得巨大的市场成功，而且惊动宫禁，连康熙都要内廷索观稿本。好事频传，三月上旬，兼差户部宝泉局监督的孔尚任又晋升为从五品的户部广东司员外郎。然而还没等孔尚任从一连串的惊喜中缓过神来，他就被莫明其妙地罢了官，黯然出京回了曲阜老家。

有人说他是被人诬告贪财丢了官，但知情人披露，是他写的这出《桃花扇》给惹的祸。做京官正如居危楼，从来是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你仗着圣人之后、皇恩眷顾，作甚么兴亡本末、亡国痛史？

相传，《桃花扇》戏写成后，尚未刊印，某日康熙宣召，孔东塘到了宫里，正跪在门外候见，忽闻背后一阵脚步声，抬头一看，正是康熙。孔正要行礼，康熙说了一句，先生笔下留情些罢，撇下他顾自走了。

康熙恼得在理，这四十二出《桃花扇》传奇，也太逼近历史真相了，明里说的是风月，演的是秦淮河畔一对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然究其本末，说的还是兴亡事。孔尚任自己在此剧“小引”里也说得很明白，“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又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这样一本记叙一个朝代、一座城市、一条河流及浮沉其间的人物命运的传奇，聚众搬演，焉知不是对本朝合法性的一种质疑？文人总爱在一个朝代败亡后做些“抒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的活计，可这历来是国之正史的地盘，哪轮得着你梨园行来说三道四？康熙实在是被这部戏庞大的政治史叙事架构给吓着了，孔尚任斥退回家，不过是当局给他的一记警告。特意不点明缘由，已是给足你圣人之后的面子了。

《桃花扇》一剧对历史细节的忠实，孔尚任倒是一点不讳言。是剧虽名“传奇”，在正式刊印的稿本前，他却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征引过的一百余种史料，特别强调剧中故事和人物，都有凭有据，即便儿女私情，虽略有渲染，也非凭空杜撰。“朝政得答，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略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他还说自己的一个族兄，崇祯末年任职南都，晚年回乡后，给他说了许多弘光年间的遗事，自己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要写这么一部大戏，所以此剧的立意，与史马迁著《史记》有得一比。这倒不是他自吹，后世有人把剧情与本事一一对照，竟也大致不谬，堪称史笔，整理出的此剧“考据”项下，仅是对当时南京作家余怀《板桥杂记》的参考就多达十六条，计有：长板桥，秦淮灯船，旧院对贡院，董白死梅村哭诗，卞赛为女道士，贵阳杨龙友，李香，寇湄字白门，曲中狎客，中山公子徐青君，丁继之，柳敬亭，李贞丽及沈石田盒子会歌等。[20]

孔尚任像

《桃花扇》增删十余载，早在1687年，孔尚任就已写出了初稿，这年九月，时任国子监博士的孔尚任担任治河事务的官员之暇，住在兴化城南的枣园，修改这本尚秘之枕中的传奇，时年七十八岁的冒襄闻讯特地从如皋赶来，与之探讨剧本。

冒襄像

在绚烂而又短暂的17世纪40年代初的南京，冒襄曾与商丘侯方域、宜兴陈贞慧、桐城方以智并称“四公子”，“饰车骑，鲜衣裳，珠树琼枝，光动左右”，让人几疑为神仙中人，那些桃叶渡畔的社集、雅宴，驱逐阮大铖的公揭，他都一样不落地参与了，还经常出入旧院，与李小大、李湘真、顾媚等曲中名妓交情甚厚，李小大布置华丽的“寒秀斋”更是他时常勾连之处，其对曲律的造诣之高，“虽梨园老弟子莫不畏服其神也”（侯方域语）。后来他与名隶教坊司乐籍的名姬董小宛的情爱故事，经他亲撰的《影梅庵忆语》的广为散发，更是大江南北无人不晓。生性风流的冒襄可说是一部秦淮风月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对孔尚任新剧中主角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离合故事，冒襄自然是烂熟于心，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听过柳敬亭说书，多次为之赠诗，“游侠髯麻柳敬亭，诙谐笑骂不曾停；重逢快说隋家事，又向河亭一日听”。《小秦淮曲》三首，向来被他视为得意之作。剧中另一重要人物，乐师苏昆生，晚年流落吴中，经吴梅村说项，也到了他的水绘园中教曲、排戏。

整整三十日昼夜长谈，冒襄向年轻的剧作家详细介绍了南明一朝的起落纷纭，说起国事之败裂，说起风雨旧侣可悲可叹的结局，这老头就须发倒张，目眦怒裂，音调悲壮愤激。这次会面对《桃花扇》的修改促进不小，日后，定本的《桃花扇》以冒襄为暗场人物，正与冒襄此行大有干系。

起承转合

重新回到本文主人公柳敬亭身上来。

《桃花扇》《修札》一出，柳“小帽、海青、白髯”一登场，这样介绍自己，“在下柳敬亭，自幼无籍，流落江湖，虽则为谈词之辈，却不是饮食之人”，这正与第一出“听稗”中侯方域、陈贞慧、吴箕生三名士听了他说书后的夸奖相呼应：“俺看敬亭人品高绝，胸襟洒脱，是我辈中人，说书乃其余技耳。”

全剧伊始，一个原在南京太常寺供职的老赞礼登场发为先声：“昨在太平园中，看了一本新出传奇，名为《桃花扇》，就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主旨一经导出，主角侯生登场；踩着一曲“满庭芳”的节奏，此剧关目徐徐拉开：“公子侯生，秣陵侨寓，恰偕南国佳人。谗言暗害，鸾凤一宵分。又值天翻地覆，据江淮藩镇纷纭。立昏主，徵歌选舞，党祸起奸臣。良缘难再续，楼头激烈，狱底沉沦。却赖苏翁柳老，解救因勤。半夜君逃相走，望烟波谁吊忠魂？桃花扇、斋坛揉碎，我与指迷津。”《听稗》一出，侯约了陈、吴二人相约去看梅，却因徐青君大宴宾客包下了场子，转而去听柳敬亭说书，论角色，侯生当为要角，论戏份，三位名士倒成了这位“柳老”的配角。当三名士慕名往访时，他虽客气了两句“相公都是读书君子，甚么《史记》《通鉴》不曾看熟，倒来听老汉的俗谈”，“只怕演义盲词，难入尊耳”，却也当仁不让，应允“把相公们读的《论语》说一章罢”。

侯方域不解，正而八经的经书，如何以说书出之？柳敬亭一笑道：“相公说得，老汉就说不得？今日偏要假斯文，说他一回。”

姑且不论柳敬亭是否真有说过《论语》，但见戏中的他，将醒木一拍，果然说了一段与别家注经全然不同的《论语》。杂拌儿了一个故事，编排了几个人物，还讽谕了一段世道人心，听得三名士连呼“妙极”，说听了柳老这一段书，“暗红尘霎时雪亮，热春光一阵冰凉”，简直醍壶灌顶的感觉。

全剧四分之一前，“柳老苏翁”，还只是扭设关目的穿钱引线人物，第五出《访翠》，说的是清明时节，柳敬亭引领着春情难耐的侯方域前往旧院探秘，从城东穿过沿途的茶寮酒坊、千门绿杨，来到旧院河房中李香君（即余怀在《板桥杂记》中所说的李香）住的媚香楼。这李香君身躯娇小，肌理玉色，慧俊宛转，调笑无双，一手琵琶其妙无双，曲中人都昵称她为“香扇坠”，她从十三岁起就跟从苏昆生学唱昆曲，尤擅《玉茗堂四梦》，侯生早有心结识。不巧的是这一天香君正在离自宅不远的卞玉京家参加盒子会[21]，侯生访之不遇，又在柳敬亭的引领下，走过几条里巷、水桥，穿过柳荫深处，在卖糖人的箫声中来到卞玉京的暖翠楼。因卞玉京正在楼上主持盒子会，侯方域与李香君和其假母李贞丽在楼下相见，一段情爱故事在煮茗看花的雅致情景中正式开场：

《桃花扇》清刻本

（生见小旦介）小生河南侯朝宗，一向渴慕，今才遂愿。

（小旦）虎丘新茶，泡来奉敬。（斟茶）（众饮介）

（旦）绿杨红杏，点缀新节。

（众赞介）有趣，有趣！煮茗看花，可称雅集矣。

（末）如此雅集，不可无酒。

随后众人依院中旧例，欢饮行令，侯生即席赋诗一首：“南国佳人佩，休教袖里藏；随郎团扇影，摇动一身香”，惹得香君芳心暗许。这一节，又与侯方域在《李姬传》中所述暗合：“雪苑侯生，已卯来金陵，与相识，姬尝邀侯生为诗，而自歌以偿之。”席间众人又以咀嚼阮大铖为乐，笑说前一出“哄丁”中阮大铖为少年们打得狼狈不堪的情形，“硬壶子（胡子）都打坏，何况软壶子！”

到第八出《闹榭》，柳、苏二人与侯方域、陈贞慧、吴箕生、李香君等在丁继之水榭聚会，观赏灯船，饮酒作诗，已是被复社的激进少年们引为“我辈中人”，也成剧中的主场人物了。那一夜轰饮达旦，中途还惊走了循声而至的阮大铖。侯生送香君返回旧院，“秦淮一里水盈盈，夜半春帆送美人”，一切都那么平和美好，殊不知，清流少年们只图一时快意，已经种下了阮得势后挟意报复的因子。后世梁任公评说他们“嚣张且轻薄”，倒也不全是冤枉他们。

《桃花扇》《眠香》一场，李香君与侯方域“梳栊”（旧时青楼女子第一次接客）。

到第十出《修札》，柳敬亭突然成了全剧起承转合的一个枢纽人物。这一日，侯生正听柳敬亭说书，寻思着柳说的“那热闹局就是冷淡的根芽，爽快事就是牵缠的枝叶”，杨龙友突然闯入，说左良玉已引兵东下，要抢南京，还有“窥伺北京之意”，因这左良玉曾是侯生之父侯恂的学生，杨请求侯生借他父亲的名义写信劝阻左兵东进。此时，柳主动请缨，要去左营投送一封解围的书信，“我柳麻子本姓曹，虽则身长九尺，不肯食栗而已，那些随机应变的口头，左冲右挡的膂力，都还有些儿”。

紧接着一出《投辕》，“走出了空林落叶萧萧，一丛丛芦花红蓼，倒戴着接帽，横跨着湛卢刀，白髯儿飘飘，谁认得诙谐玩世东方老！”一个单刀赴会的老艺人在激越的唱词中上场，面对着统率三十万大军的左良玉，他长揖不拜，“俺是个不出山老渔樵，哪晓得王侯大宾客小？看这长枪大剑列门旗，只当深林密树穿荒草，尽着狐狸纵横虎咆哮”，更沥肝披胆这般介绍自己，劝左良玉退兵：“俺读些稗官词，寄牢骚，对江山吃一斗苦松醪，小鼓儿檀板轻敲，寸板儿软手频摇：一字字臣忠子孝，一声声龙吟虎啸，快舌尖钢刀出鞘，响喉咙轻雷烈炮。呀！似这般冷嘲热挑，用不着笔抄墨描。劝英豪，一盘错帐速勾了。”

“檀板之声无色”

吴梅村的《柳敬亭传》，是孔东塘写作《桃花扇》一剧时重要的参考资料，关于柳初入左营“长刀遮客”一节，吴梅村如是描述：“左以为此天下辩士，欲以观其能，帐下用长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慑失次，生拜讫，索酒，调啁谐笑，旁若无人者，左大惊，自以为得生晚也。”但1643年柳敬亭到武昌左良玉军中说书，却并非如《桃花扇》所说是主动请缨送信，而是因在范景文那儿说书时结识的好友杜弘域的引荐。时杜弘域驻兵安庆，却与左良玉的用兵意见常不相便，杜为了示好于左，希望在自己与左之间有个诙谐机智的“异客”作缓冲，因此把柳介绍给了左良玉。[22]

左良玉，字昆山，山东临清人，乃是当时最有实力的军人之一，史载其人长得人高马大，膂力惊人，一红脸大汉是也。17世纪20年代后期，左曾以都司衔驻防山海关外宁远卫，在袁崇焕麾下参加对清作战，后以军功发迹，被崇祯封为平贼将军宁南伯，镇守武昌。左一介武夫，生性喜怒无常，许是他亲见了柳敬亭的胆识与豪气，竟对这个说书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左良玉很为一些部众不听指挥逃到安庆所苦恼，柳敬亭单骑驰行，在杜弘域的配合下，拘捕了那几个为首者，让左刮目相看。左营幕府中多是一些儒生，撰写文案总爱掉书袋，左粗鄙少文，喜欢直捷了当，那些太过雅驯的文字总让他浑身起疙瘩，这柳敬亭虽不善舞文弄墨，写来白字满纸，然听了左帅口述大意，再以说书人的俚俗口吻出之，不只字字妥贴，且音调铿锵，让左良玉极是称意，自此更是把柳看做了心腹一般，让他参与到军中的一些机密事务上来。[23]再加柳敬亭本色行当是个说书人，摇头掉舌，诙谐杂出，既老且病的左良玉更是须臾离不开他，“每夕张灯高坐，谈话隋唐间遗事。宁南亲信之，出入卧内，未尝顷刻离也。”[24]据说左良玉还想授他官职，“令署武昌县”，柳都没有接受。

柳还凭着机智救下了左军帐下一名叫陈秀的将军。这陈秀本是左良玉的爱将，某次因事忤左，左一怒之下要把他开刀问斩。柳敬亭装作不知此事，陪左良玉喝酒时说，今日君侯喝酒不乐，有什么奇物珍玩拿出来瞧瞧助兴？于是左良玉命人取出两幅画来，一幅是《关陇破贼图》，左看了好一会，揽镜自照，叹息说：我左某人说起来也是天下健儿，于今也老了！又取出另一幅，画中一片木壑山泉，一老者柱着杖，后面跟着数个童子，还有一个戴着瓢笠的年轻人紧靠着老者。左说，这幅画，画的是待天下太平后我隐居山野的志愿。柳敬亭故作不识戴着瓢笠的年轻人是陈秀，问：这人是谁呀？左答：他就是陈秀，可惜犯了死罪。柳连忙说：此人辜负了君侯，死不足惜，可惜这样一来，这幅画就不完整了！听了柳敬亭此语，左若有所动，免了陈秀一死。

比之以技艺名动公卿，这周旋文坛幕府的短暂的军中生涯，才是柳敬亭一生中最灿烂、也是最足让他自豪的经历。待到崇祯自尽、福王被马士英等拥立南都，此时南北形势，清军不过据有河北、山东等地，南明还拥有至少不少于两百万的庞大军队：长江之北有黄得功、高杰等“四镇”人马，武昌有左良玉大军，湘、赣、黔、两广更有地方武装无数。柳敬亭曾奉左良玉之命回到南京，与福王政权洽谈合作事宜，当时朝中都畏左良玉手握重兵，对他谴来的特使特别礼遇，会商时都对柳执礼甚恭，请之南面上坐，称他“柳将军”。从前一道说书的同行，说起他都啧啧称奇，“那不是以前和我们一起说书的柳麻子吗，没想到他今天得了大富贵了！”但柳一点也没有踌躇满志之态，见到旧人还与从前一般无异。[25]他后来回到左营，把南中情势和马、阮答应捐弃前嫌的话报告给左良玉，左很是满意。左良玉还派过另一个叫黄澍的官员入朝共商国是，黄澍仗着左兵势之盛，很不把马士英之流放在眼里，甚至当庭闹翻，以笏击马，扭成一团，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昏庸的福王实在无法处置，只得把两人都逐出庭外了事。相比之下，论办事的权变、机警，柳敬亭要高出许多。

柳敬亭的出使斡旋并没有消除南京城中的马、阮与左良玉的嫌隙，阮大铖升任兵部尚书后，调黄得功、刘良佐在淮扬一线筑板矶城为西防，专事对付左良玉，叫嚣“宁可君臣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待到左良玉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挥师东进、要打到南京去时，又是柳敬亭主动要求去“传檄”，明知此去“死多活少”，不异刀背上舔血，他却不动声色，说道“倒是老汉去走走罢”。孔东塘写到此处，借剧中人的宾白赞叹说：“这位柳先生竟是荆轲之流，我辈当以白衣冠送之。”“传檄”一出本事，翻遍吴梅村、黄宗羲、周容的柳传都无见，不知所据为何，很可能是孔东塘为着力表彰柳敬亭侠骨豪情的忠义之举，故意生发出去的一段杜撰。但1645年4月左兵浩浩荡荡沿长江而下时，柳已离开左营先期东下确是实情，以他和左良玉的交情之厚，焉知他不是接了指令潜入南京别有所图？

这是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大军进至九江，左良玉在船上气恨呕血卒，良玉的儿子左梦庚挥军继续东下，先败于铜陵，再败于池州，最后率众降了清。孔东塘的《桃花扇》中，兵马四散后，流落左营的乐师苏昆生一人在江边守着左的尸体，哀戚戚地唱“气死英雄人尽走，撇下了空船柩，俺是个招魂江边友，没处买一杯酒”，英雄失途，真个是没奈何。

江上之变发生时，南京城里得势的阮大铖也对当年侮辱过他的复社少年们展开了报复。《媚座》一出，马士英、阮大铖等在万玉园梅花书屋一边作着花间雅集，一边操弄权柄商谈“仕途经济”，正见出孔东塘的匠心安排，那一句“今日红梅之下，梨园可省，倒少不了一声晓风残月哩”，听来真是雅致得刺耳了。柳敬亭传檄南京被拘，投进牢中时竟然遇着了老友侯方域、陈贞慧、吴应箕三人。侯生先前被史可法派到河南监军，高杰兵败后，回城探访李香君，三人在三山街蔡益所书店聚谈时被巡街的校尉逮捕。这《逮社》《会狱》两出，又是孔东塘的故意安排，实际当时被捕的仅陈贞慧一人，侯方域已闻讯先行逃去，后来他又使重金通关节，把陈贞慧给救了出来。

左军溃败，柳敬亭历年积蓄殆尽，陷入贫困的他又上街头，重拾说书老行当。有人同情他的境遇太惨，他却意气自如，说：我年少时亡命盱眙，身上衣服不全，冬天睡在稻草堆上，鞋子破了也没钱买，雨雪天里赤脚行走，现在虽然又回到了苦日子，可我现如今有技艺在身，还怕填不饱肚子吗？

曾为柳敬亭写过一传的黄宗羲，虽然不怎么看得起传主的职业，却也承认，六十岁后柳敬亭的说书技艺愈发高超了。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有时如刀剑铿锵，铁骑驰出，飒飒作响；有时如狂风怒号，鸟鹊悲鸣，群兽惊骇，直让人“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黄宗羲认为，这与柳的坎坷经历，尤其是宁南军中的生涯是分不开的。他在军队里待的时间长了，那些蛮横狡诈、不守法纪的人，杀人亡命、改名换姓的逃犯，流离失所、国破家亡的事，都亲眼见过，一一亲历，而且各地的方言，大众的爱好和口味，也都是他所熟悉的，难怪他说书的技艺已大大超越当年莫先生所说的境界了。[26]

黄宗羲像

少年时的黄宗羲素有奇气、侠气，中年之后，践行“笃实光辉”的儒家行事方式，又自视甚高，身上道学气越来越重，像柳敬亭这样“琐琐不足道”的草根艺人根本不会放在眼里。他说自己之所以不惜笔墨为柳作传，并非重其人，而是意在整吴梅村已倒的“文章家架子”，欲使“后生知文章体式”。因为在他看来，吴传把一个倡优在宁南军中的经历比之为春秋时鲁仲连排难解纷，实是有失轻重。“嗟乎，宁南身为大将，而以倡优为腹心，其所授摄官，皆市井若己者，不亡何待乎？”黄对柳敬亭虽有偏见，但他毕竟是一代文章大家，黄传比吴传质而有姿，对传主说书技艺的理解也更入木三分，把他视作柳敬亭的知己怕也不为过。

哀江南

南京沦陷了，名士佳人死的死，走的走，桃花扇底，南朝已逝。侯、李两主角在南京郊外栖霞岭再度聚首想重续前缘时，被入道的旧宫人张瑶星一声棒喝，“当此地覆天翻，还恋情根欲种！……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恨割他不断么？”双双选择了出家入道。柳、苏两人则把捕渔、打柴作为了今生的最后归宿，秋雨新晴之际，“把些兴亡旧事，付之风月闲谈”。

《桃花扇》一剧以柳、苏两个民间艺人开场，又以二人渔樵问答终场，第四十出《余韵》，把侯、李送入栖霞山中入道修真三年之后，乐师苏昆生回南京找柳敬亭叙旧，以一曲《哀江南》细述了转头成空的金陵残梦：

黄鞠《多丽图》

你记得跨清溪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行到那旧院门，何用轻敲，也不怕犬哰。无非是枯井颓巢，不过些砖苔砌草。手种的花条柳梢，尽意儿采樵；这黑灰是谁家厨灶？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乱离之后，那水榭河房穿梭流连的各色人等都去了哪里？“长桥已无片板，旧院剩了一堆瓦砾”，蒿藜满眼，楼馆劫灰，美人化作尘土，一个华丽的时代终究落下了帷幕，时代的断裂处，却还依稀传出红牙碧串、妙舞轻歌，千古伤心莫此为甚！

侯生逃出南京后回到河南老家，大多时候陪着老父侯恂住在商丘城南十里的南园，1651年被迫参加了新朝的乡试，中副榜，以致后人有“两朝应举侯公子，忍对桃花说李香”之讥。三年后，侯在噬心的悔恨中病故，年仅三十七岁。他写的《李姬传》，在李香君拒绝田仰的一句“妾不敢负侯公子也”之后再也没了下文，唯有清人张景祈的《秦淮八艳图咏》提到香君的最后下落，说她在福王即位南都后被充作歌伎征选入宫，南京覆亡前，只身逃出，“后依卞玉京而终”。这又与《桃花扇》的情节相仿佛了，倒不知是艺术模仿人生，还是人生抄袭艺术了。

1652年，侯生曾骑着一匹瘦驴短暂访问南京，在废寺中痛哭一场后，顺运河而下，在宜兴与陈贞慧重逢，在写给陈的一篇赠文中，他说人生可惜，所谓百年，皆是虚妄，且步步杀机，稍一不慎就会引来杀生之祸。“然则人生壮且盛者，不过三四十年耳，而余与定生忽忽已过其半，岂不痛哉！顾向时欲杀吾两人者安在？而吾两人犹各留面目相见，不可谓不幸也。”[27]

黄鞠《多丽图》

其他旧院佳丽和欢场少年的最后归宿，曾任范大司马平安书记的作家余怀在《板桥杂记》中曾有交待：

“天姿巧慧、容貌娟妍”的董小宛嫁给名士冒襄作侧室，作灶下婢九年，含辛茹苦，已于1651年香消玉殒。卞玉京短暂出嫁后做了女道士，“长斋绣佛，持戒律甚严”，于1660年去世。曾以“涓涓静美、跌宕风流”引得大佬们分韵题咏的寇湄，先是嫁于保国公朱国弼，南京城陷前以千金赎身，匹马、短衣，带一婢女南归，“归为女侠，筑园亭，结宾客，且与文人骚客相往还。酒酣以往，或歌或哭，亦自叹美人之迟暮，嗟红豆之飘零也。”后嫁与一个扬州书生，不如意，临老又回南京，“犹日与诸少年伍”，最后在情人的背叛中孤独死去。余怀曾经心爱的李湘真一个堂妹，叫媚姐的，昔年还是眉目如画的女孩儿，多年后重逢，已作了一个退休官员的妾，问起李湘真的消息，说从良了；又问还住秦淮水阁那房子吗，说已废为菜圃。问：老梅与梧、竹无恙乎？答：已摧为薪矣。问：阿母尚存乎？答：死矣。让余怀都不忍心再问下去了。

顾媚的境遇算是好的，南都沦亡前就脱了乐籍，于1643年嫁与合肥人、兵科给事中龚鼎孳做了如夫人，改姓徐，名横波。除了婚后百计祈嗣无子这块心病，生活尚算称心。1657年秋天，遭贬广东的龚鼎孳起复回京，曾在武定桥东油坊巷的市隐园中林堂张灯开宴，为夫人贺寿，昔年秦淮河的酒客丁继之、张燕筑以及数十位旧姐妹都与会，余怀与诗人邓汉仪等一班遗老遗少见证了这劫后重逢的一幕，皆感怀唏嘘不已。

《秦淮八艳图咏》册页，清光绪羊城越华讲院刊本。

最惨的是与说书人柳麻子同为“行情人”的珠市名姬王月，与桐城名士孙克咸在栖霞山下雪洞度过了一段蜜月般的时光后，终为官员蔡如蘅以三千两银子买通其父夺去。蔡如蘅升任安庐兵备道，带着王月上任，宠爱得没话说。不久，张献忠破庐州城，蔡如蘅拥着王月躲在井中，被搜出，蔡被张献忠大大羞辱一番，当场砍翻，王月被张献忠掠去，“宠压一寨”。某次，偶有事触犯了张献忠，张献忠竟然砍下她的头，蒸熟了置于盘中，让手下人分食。这位在张岱笔下“曲中上下三十年决无可比”的一代名妓，以此惨烈的形象终局，也算是为一个时代的断裂作了最无情的脚注。

李小大先嫁一吴姓富商，商人死，又挟资嫁给了一个姓胥的医生，胥生穷苦人家出生，骤富之后消受不起，也死了（余怀说，“生复以乐死”），美人迟暮的李小大只好流落街市，靠教女娃儿歌舞为生，后来又做了女道士，法名净持。1657年，龚鼎孳在南京为夫人顾媚举办生日寿宴，她也在应邀之列。同年十月，钱谦益在秦淮水亭与之相逢，徐娘虽老，尚有风情，钱犹记得她沧桑之后眼中动人的波光，为之赠诗十二首，虽说是“横波光在旧罗衣”，但毕竟时世已移，“相逢只作道人看”了。

旧院中还有一个叫张魁的乐师，家住桃叶渡，以善吹箫、度曲为人熟知，以前太平光景时，每天清晨一大早就悄悄来到旧院各家楼馆，插瓶花，洗岕片，点燃炉香，拂拭琴几，整理姑娘们的衣架，“猫狗亦不厌焉”，以致楼下笼内的鹦鹉一见他来就叫“张魁官来，阿弥陀佛”。甲申之后此人也有过一段颇为起伏的际遇。他先是回到苏州，被一帮新进少年肆意诋毁，生活陷入困顿，不得已又流落到了旧院，龚鼎孳从北京贬往广东时经过南京，见他境况凄凉，念在他早年经常出入爱姬顾媚的眉楼，厚赠一笔钱，“使往山中贩岕茶，得息又厚，家稍稍丰矣”。但长年精致奢靡的旧院生活，已养成了他享乐主义的脾性，他自称虽出身寒微、相貌低贱，但“茶非惠泉水不可沾唇，饭非四糙冬舂米不可入口，夜非孙春阳家通宵椽烛不可开眼”，如此挥霍无度，挣来的几文钱很快就花光了，且比以前更穷。六十岁后，他又以贩茶、卖芙蓉露为业，来维持他不菲的生活开支。那穿街过巷的模样，总让人想到昔日旧院巷陌提篮唱卖茉莉花、逼汗草的“裙屐少年”。1650年前后，余怀重回南京住在周氏水阁时，每天清晨还看到他来插瓶花、点炉香、洗岕片、拂拭琴几，让人恍觉日子又回到了从前，只是楼上楼下的姑娘们已不知何处去也。1657年，余怀再到南京，此时旧院的歌台舞榭差不多全都成了一片瓦砾之场，行经残破的板桥时，传来一阵呜咽的洞箫声，矮屋中出来一老妇说：此张魁官箫声也。又过了数年，这箫声也断了，这张魁怕也是穷饿而死了。至于那个尚奢无度的魏国公徐达之后徐青君，竟然潦倒到了靠代人受杖为生，后来有人出钱资助他去贩运花岗石，总算没有穷饿而死。

寿则多辱

孔东塘让苏、柳这两个历史的见证者自放于山水之间，在桃花源中渔樵终生，自是扭设关目，为了《桃花扇》一剧的结构圆融。事实上这也只是戏剧家的良好愿望，1645年后，虽说舆图换了稿本，天地换了颜色，但狗苟蝇营的日常生活仍将继续，吴梅村的柳传写得早，写到柳回吴中重操说书业就戛然而止，梅村当然不会想到，此老还要再活上将近三十年个年头。

左军败没，柳回到苏州一带说书，一喝酒就与人说左良玉军中事，说到激动处每每泣不成声。[28]他还请画家蓝瑛画了一幅《左宁南与柳敬亭军中说剑图》，[29]一逢到故交就展开图轴请他们题鉴。陈维崧的“左坐一将军，右坐一辩士；辩士者谁老无齿”，钱谦益的“何人踞坐戎帐中，宁南澈侯昆山公；手指抨弹出狮象，鼻息呼吸成虎熊；帐前接席柳麻子，海内说书妙无比”，说的俱是这幅画的画意。钱谦益在所写长篇歌行里还鼓励柳，把宁南侯的事编成话本传唱：“柳生柳生吾语尔，欲报恩门仗牙齿，凭将玉帐三年事，编作金陀一家史。此时笑噱比传奇，他日应同汗竹垂。”

龚鼎孳像

初次与柳敬亭接触，又没听过他说书的，都会觉得这人有些木讷，处得久了，他们都会觉得这人说话雅驯，不时的诙谐妙语更是逗得人哭笑不得。有一次，他给吴梅村、钱谦益两位老友讲三国故事，描写阿瞒状态，惟妙惟肖，牧斋开玩笑说，君真一世奸雄。柳即口就答之“不，我不过两朝百姓耳”，搞得梅村、牧斋面红耳赤，老大的下不来台。

1646年，柳从苏州回到老家泰州。同年，他去泰兴探视少时做过佣工的故主。故主夫妇早已亡故，因无钱下葬，棺材都停在破屋之中。柳睹此情形，即赴扬州，让书场大书“柳麻子又来说书”，把告示贴遍全城。不到一月，赚得三百金，他又回到泰兴买地安葬了故主夫妇，剩下的钱全如数交给了故主的后代，这一忠义之举使他声名大振于淮扬间。

1647年春，柳到南京说书，和龚鼎孳有过一次会面，龚和他相会于“桃叶金闾间”，“酒酣耳热，掀然抵掌，英气拂拂，恒如左宁南幕府上时”。1650年夏天，龚鼎孳服阙返京，柳敬亭闻听途中盗匪猖獗，和长子一路护送直至济南。龚对其热忱好义感佩于心，说：“敬亭吾老友，生平重然诺，敦行谊，解纷排难，缓急可依仗，有古贤豪侠烈之风。”对柳家父子的千里送行，他曾如是记述：“庚寅夏，余服阙北征，冒风策蹇，驰送黄河之滨。时水涸舟胶，群盗填咽，敬亭不畏险阻，与其长君晓夜追逐，躬干辄谁何之役。蓬窗荧荧，残灯一穗，偕蚊蚋相上下，不复知眠者为何等也。”[30]柳陪着龚渡过黄河方始南归，尔后在苏北淮安一带说书。顾开雍听他说水浒中的宋江轶事，当在这年七月间。

1653年，他来到虞山钱谦益家说书。1655年春，他在扬州说书，诗人魏耕《柳麻子说书歌行》里的“昨岁客游江都城，说书共推柳敬亭”，说的就是这年的事。冬天，他又来到钱谦益家中，说书，并讲左宁南故事，钱的《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就是写于这个时候。

此间，为了生活不再那么颠簸，他应邀来到松江，进了江南提督马逢知军中说书。这年他已是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了。马原系李自成部将，后为明安庆副将，降清后改名进宝，此人是个酷虐好杀的职业军人，对柳不像左良玉那般看重，只是把他作“倡优”视之。[31]柳在马营中的三四年，一直郁郁不得志。有个故事说，有一次他陪马进宝一起用餐，马见米饭中有一粒鼠粪，发怒说要杀了厨夫，他乘马不注意把鼠粪夹到嘴里，说这是黑米呀，于是那个厨夫的命给救了下来。

柳总觉得马进宝这样的行事作派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想要离开马营，却又无由脱身。吴梅村写作《楚两生歌》时曾对柳的境况表示关切，“我念邗口头白叟，滑稽幸免君知否；失路徒贻妻与忧，脱身莫落诸侯手”。1659年7月，郑成功兵入长江，围困南京，马进宝递书请降，拒绝了上司两江总督郎廷佐命他驰援的命令，郑成功败退后，马进宝被诱入京，下狱问罪。一年后大释天下刑囚时也没有得到释放，终被磔杀。柳敬亭因与军政事务一无所关，幸而没有受到牵累。

1659年9月，他到了吴江金子俊家中说书。1660年前后，他途经苏州时猝遇一场变故，一直陪伴着他的长子突然染急病去世。钱谦益闻讯发起募捐，既为安葬其子，也是为柳先营一块墓地。钱在《为柳敬亭募葬地疏》中说，柳生敬亭，是当今杰出艺人，论技艺堪比楚国优孟，“今老且耄矣，犹然掉三寸舌，糊口四方，负薪之子，溘死逆旅，旅榇萧然，不能返葬，伤哉贫也！优孟之后，更无优孟，敬亭之后，宁有敬亭？此吾所以深为天下士大夫愧也”。

此前不久，艺人王紫稼在苏州被巡按江南的御史李森先杖杀，因其人与钱、吴、龚等文坛大家多有交游，一时悼亡之作迭出，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上升为喧腾一时的公共文化事件。“柳生冻饿王郎死，话到勾栏亦怆情”，[32]时人对乐师伶人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多表关切。

1661年前后他大约在南京。自己年老穷困，还要接济朋友。这段时间，任职扬州推官的诗人王士禛充江南乡试同考试官到过南京，住在秦淮河丁继之水阁。丁继之时年七十有八，可能是在他的安排下，王士禛听了一场柳敬亭说书，但他对柳的评价不高，说是“与市井之辈无异”，且排场之大实在让人不堪忍受。他认为是“一二名卿遗老左袒良玉”，爱屋及乌，把曾在左幕席的柳、苏二人也给捧上天了。[33]

王士禛出生北地，听不懂七旬老翁的南方评话情有可愿，但他一个长在新时代的少年新进，自负才气，目空一切，诋毁左良玉作贼，目其幕客柳敬亭、苏昆生为左党，其用心也太过险恶，说白了还是内心深处对南方遗民文化的憎恶所致。所以时人猜测说，王士禛说这番话实际上是在报复柳，“盖柳敬亭说书之时，言语凑巧，旁若无人，曾有言侵射贻上（王士禛字子真，又字贻上），而贻上以此报之也”。

1662年春，时为康熙元年，柳在淮安说书，生意萧索，不久在淮浦登舟，随漕运总督蔡士英的官船北上。途中，他曾在山东短暂停留，并与罢官南归的诗人方拱乾相会于济宁。

柳在北京受到了龚鼎孳、顾媚的热情接待，龚竭力为之游扬，多次邀请名流，在龚府的“春帆舫斋”宴集、听书，限韵赋诗。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易代之际虽大节有亏，为人却都风流蕴藉，对待朋友尤重然诺。龚在新朝起落跌宕十余年，这段时期总算蒙圣恩擢升刑部尚书，看到柳失途南来，且此人与系狱的马逢知有无政治牵连也尚未洗清，也毫不犹豫收留了老友。“七十九年才入洛，天留遗老话遗编”“天街多少闲衣马，一座风流属老成”，这些赠诗可见对其推重。更具侠义心肠的还是龚的如夫人顾媚，柳刚到北京不久，遗民诗人阎尔梅因事遭难，柳多次找龚鼎孳说项，开脱其罪，一次搜捕时，横波夫人更是径直把诗人藏到了夹墙里，助他逃过了大祸。后来阎古古也偶尔参加龚邸的诗酒之会。据说顾媚帮助过的还有青年诗人朱彝尊，她只读了一句朱彝尊的“风急也，潇潇雨；风定也，雨潇潇”，就大起爱才之心，“倾奁以千金赠之”。两年后的秋天，顾媚在北京去世，归葬龚的老家庐州，“吊者车数百乘，备极哀荣”，柳敬亭和阎古古都前往吊唁，怕也不是全看在她丈夫的身份和地位上。

《顾横波夫人小影》，清绍兴金礼嬴作（1795）

京中大佬久闻柳敬亭大名，其人又是大宗伯龚某的朋友，多来请他奏技，一时间，白发歌人，高歌慷慨，前来邀请的主家先后接踵，生意竟出奇地好。1665年初的一次宴集上，柳敬亭开口向在座名流求赠诗词，“薄技必得诸君子赠言以不朽”。新科进士曹贞吉赠他《贺新郎》《沁园春》两阙，柳书之于折扇，龚鼎孳看后连和两阙，不久后进京的江南词坛名宿曹尔堪亦为之感染，援笔相和。这些词坛重量级人物为一人唱和，柳的声名到了他一生中的顶峰。[34]龚鼎孳的《贺新郎·和曹实庵舍人赠柳敬亭》，“鹤发开元叟，也来看、荆高市上，卖浆屠狗。万里风霜吹短褐，游戏侯门趋走。卿与我，周旋良久”，把他比拟为荆轲、高渐离，最后生出了“绿鬓旧颜今改尽、叹婆娑，人侯桓公柳”的叹喟，词意间已满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感伤。但柳自己最喜欢的还是曹贞吉的那阙首起之作《贺新郎》。

“咄汝青衫叟”——嗨，你这个着青布长衫的老头儿！他喜欢这样平易亲切的开头，接下来的一句“阅浮生、繁华萧索，白云苍狗”，平生所经受的荣辱、起落、悲欢，似乎全在这十一个字里了。“六代风流归抵掌，舌下涛飞山走；似易水、歌声听久”，用这样的话来赞美他说书，他也当得起。对柳敬亭说书不以为意的王士禛，也说此作是赠柳生诗词中的压卷。曾为柳作传的吴梅村，也有一阙《沁园春》参与了这次“赠柳词唱和”，“客也何为，十八之年，天涯放游。正高谈拄颊，淳于曼倩；新知抵掌，剧孟曹丘。楚汉纵横，陈隋游戏，舌在荒唐一笑收”，词间满是零落伤悲之意，末一句“只有敬亭，依然此柳，雨打风吹絮满头”，已是借敬亭经历浇自家块垒，自嘲早先失节成为“两截人”了。

一本叫《旧都文物略》的旧书里说，柳在逗留北京的三年间，有时也要为官方服务，编词宣传，其间也逢场授徒，后来北派评话的“三辰、五亮、十八奎”等支派，都是他的徒辈们传授的。一个八十岁的老头还要去唱“红歌”，这么说来，他在京城还是有很多不快乐。其实那时就有朋友规劝他南归了，“但得饱食归故乡，柳乎柳乎谭可止”，再不归，真要把自己也给玩进去了。

“制造”柳敬亭

柳敬亭在1665年暮春离开京城，买舟南归。出发前，他先去探视了一个将要流放宁古塔的犯了事的同乡诗人，并答应把他的信带回老家，交给一个叫朱淑熹的退休官员。一路经曲阜、淮安、泰州、扬州，随处说书，并于扬州停留一日，在这里的小秦淮河亭为重逢的冒襄父子及陈维崧说《隋唐演义》。

他开口求诗，冒襄作有《赠柳敬亭》七绝一首，《小秦淮曲》七绝一首，陈维崧作《小秦淮曲》七绝一首，《军为说剑图歌》长诗一首，冒襄的儿子冒丹书作《军中说剑图》七绝一首，再加上在泰州老家，朱淑熹收到千里传信后出于礼貌赠他的《柳敬亭自京师归过访吴陵感赠，时出予婿陈雁群札子相示》七律二首，此行他的收获堪称丰硕了。

傅抱石绘柳敬亭像

在世之日，柳敬亭萧然白发的形象已大量出现在了赠诗、像赞、传记等文字中。他明白，这些诗文在他死后还将长久流传，就像历代帝王、英雄、佳人曾经活在他的舌间，他死后，将会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诗人们为他写下的诗行中。诚然我们每个人都在进行自我塑造，柳敬亭的与众不同，在于他得到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家和诗人们的帮助。这些人在听柳敬亭说书的过程中获得了遗民身份的认同，恢复了集体记忆，他们共同参与“制造”柳敬亭，那些诗文名义上是赠给这个老艺人，更是在向着一个已然逝去的年代致敬。

1666年秋天，时年八十岁的柳敬亭专程赴庐州，参加了龚鼎孳如夫人顾媚的落葬仪式，又为说书酬宾。他和顾媚曾经力救的诗人阎尔梅也赶来了，并在听了他的说书后写下长篇歌诗《柳麻子小说行》。1668年冬，小品文作家张潮在南京见过他，并在一个朋友家的酒宴上与之同席。柳一点也没有老迈颓唐的模样，依旧滑稽善谈，风生四座。[35]

1670年夏天，柳又到过一次北京，出入公卿家，于棋声扇影中讲隋唐遗事。诗人汪懋麟说他两眼未暗，耳朵也没聋，说起书来还是齿牙伶俐，感人至深，“说到后庭商女曲，怅白门寂寂乌啼柳”。此后，有关他的记述渐渐少了。余怀在《板桥杂记》里记录了他南归后最后的身影：八十多岁的老头，颤巍巍地行走在河干旧院的遗址间，找到余怀住的“宜睡轩”，给他说了隋唐演义十三、十四回中的一段，《秦叔宝见姑娘》。那是他六十余年说书生涯中最为擅长的桥段之一。[36]

这以后，再也没有文字提到他。他大概是真的死掉了。

曾和柳敬亭一起在左良玉幕下行走的乐师苏昆生，于左军溃败后削发入了九华山，后来在杭州富商汪然明的门下做了一段时间清客，又随汪到苏州、南京等地献艺。当时吴中流行的是曲调柔曼的新声，苏昆生落落难合。汪然明去世后，苏昆生离开汪家，在太仓画家王时敏家教习昆曲。大概1660年前后，因生计困窘他找过吴梅村，并请求吴为他作传：“吾浪迹三十年，为通侯所知，今失路憔悴而来过此，惟愿公一言，与柳生并传，足矣。”

吴梅村答应了他，写下长篇歌行体的《楚两生行》送给他。另一个赠他诗词的是词人陈维崧，听“花颠酒恼”“沦落半生”的苏昆生唱了一曲《何满子》后，或许是慨叹明朝复兴的唯一机会随着“武昌万叠戈船吼”灰飞烟没，或许是面对着垂垂老矣的乐师突生人到中年的感伤，陈维崧说自己——“泪湿青衫透”。[37]

1667年，吴梅村两度修书如皋冒襄，推荐这位“南曲为当今第一”的名乐师。梅村在信中说，方今大江南北，选新声而歌楚调，但只有这位“于声音一道，得其精微”的苏先生，才算是真正接续了魏良辅[38]遗响，“水绘园中不可无此客也”。[39]

舆图换稿，曲终人散，在遗民川流不息的水绘园中向歌童们教唱昆曲，也算是这个老乐师最好的归宿了。

唐寅《空山长啸图》

[1]吴伟业的《柳敬亭传》，说他“扬之泰州人，盖姓曹。年十五，犷悍无赖，走之盱眙”。《梅村家藏稿》卷五十二。黄宗羲的柳传据此文改写，有关柳敬亭的出身、经历与之一般无异。

[2]“久之，过江，云间有儒生莫后光见之，曰：‘此子机变，可使以其技鸣。’于是谓之曰：‘说书虽小技，然必句性情，习方俗，如优孟摇头而歌，而后可以得志。’”黄宗羲《柳敬亭传》。

[3]这节叙述来自同时代人李辰山《南吴旧话录》的记载：“莫后光三伏时每寓萧寺，说《西游》《水浒》，听者尝数百人，虽炎蒸烁石，而人人忘倦，绝无挥汗者。”

[4]“其技传之华亭莫生，生之言曰：‘口技虽小道，在坐忘：忘己事，忘己貌，忘座有贵要，忘身在今日，并忘己何姓名，于是我即成古，笑啼皆一。’”见周容《杂忆七传之二·柳敬亭》。周容（1619—1679），字茂三，浙江宁波人，明诸生，尝以诗谒钱谦益，大得赞赏，善书工画，著有《春酒堂文存》等。

[5]十番鼓，一种器乐演奏方式，即用笛、管、箫、弦、提琴、云锣、汤锣、木鱼、檀鼓、大鼓等十种乐器演奏曲目。李斗《扬州画舫录》中说：“十番鼓者，吹双笛，用紧膜，其声最高，谓之闷笛，佐以箫管，管声如人度曲，三弦紧缓与云锣相应，佐以提琴；鼍鼓紧缓与檀板相应，佐以汤锣。众乐齐乃用单皮鼓，响如裂竹，所谓头如青山峰，手似白雨点，佐以木鱼檀板，以成节奏，此十番鼓也。”曲目有《花信风》《双鸳鸯》《风摆荷叶》《雨打梧桐》等。

[6]即止语，又叫醒木，多用紫檀或红木制。

[7]周容《杂忆七传之二·柳敬亭》。

[8]《漫游纪略》卷二《燕游》。

[9]顾开雍（1604—1676），字伟南，松江人，曾参加复社、几社，著作有《丙申日记》等。

[10]朱一是（约1610—1671），字近修，号欠庵，浙江海宁人，明末举人，入清不仕，工诗善画，著有《为可斋集》。

[11]金子俊（1593—1670），字彦章，又字岂凡，号息斋，江苏吴江人，明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入清，原官起用，官至中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12]阎尔梅（1603—1679），字用卿，号古古，又号白耷山人，江苏沛县人。崇祯三年举人，曾入复社，明亡后组织抗清，败亡遍游南北，其诗有奇气，声调沉雄，著有《白耷山人集》。

[13]王猷定（1598—1662），字于一，号轸石，江西南昌人，明贡生，入清不仕，居扬州时与周亮工善，晚年居杭州西湖僧舍，著有《四照堂文集》等。

[14]《陶庵梦忆》卷五“柳敬亭说书”；卷八“王月生”条：“南中勋戚大佬力致之，亦不能竟一席。富商权胥得其主席半晌，先一日送书帕，非十金则五金，不敢亵订。与合卺，非下聘一二月前，则终岁不得也。”

[15]刘成禺《世载堂杂忆》

[16]《陶庵梦忆》之《柳敬亭说书》。

[17]余怀（1616—1696），字澹心，福建莆田人，崇祯末游金陵，入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幕，为平安书记。与冒襄、方以智等人声气相投，亲身见证了南京辉煌的末世景象。著有《板桥杂记》《三吴游览志》等。

[18]事见侯方域《壮悔堂集》之《李姬传》

[19]吴伟业《梅村文集》之《冒辟疆五十寿序》。这一节几乎原封不动地移植进了《桃花扇》第四出“侦戏”。

[20]见《增图校正桃花扇》，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21]盒子会是明朝青楼中盛行的一种风俗，旧院中的姐妹于每年上元节或清明节选择一处清幽之地，每人携带一食盒与会，以盒中所带果品肴馔之美味新奇为胜，席间以书画曲艺为娱。画家沈周曾撰有《盒子会辞》，见余怀《板桥杂记》。

[22]“宁南南下，皖帅欲结欢宁南，致敬亭于幕府。宁南以为相见之晚，使参机密。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黄宗羲《柳敬亭传》。

[23]“宁南不知书，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极力为之，宁南皆不悦。而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者，无不与宁南意合。”黄宗羲《柳敬亭传》。

[24]事见吴梅村《柳敬亭传》。

[25]“尝奉命至金陵，是时朝中皆畏宁南，闻其使人来，莫不倾动加礼，宰执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敬亭亦无所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与敬亭尔汝者，从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黄宗羲《柳敬亭传》。

[26]“亡何国变，宁南死。敬亭丧失其资略尽，贫困如故时，始复上街头理其故业。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黄宗羲《柳敬亭传》。

[27]侯方域《赠陈郎序》，见《侯方域集校笺》

[28]“乃得来吴中，每被酒，尝为人说故宁南时事，则欷嘘洒泣”。吴伟业《柳敬亭传》。顾开雍在《柳生歌》里也说：“逢人剧说故侯事，涕泣交颐声堕地”。

[29]王猷定为这幅图写的一篇赞的前语说：“柳敬亭为左宁南写照，而自图其像于旁，识不忘也。”

[30]龚鼎孳《赠柳敬亭文》，《定山堂古文补遗》卷下。

[31]关于马逢知其人，《吴梅村诗集》中的《葺城行》笺注中说：“松江提督马逢知，顺知十二年任（1655）……起家群盗，由浙移镇云间，贪横谮侈，未几与二子俱服法。”

[32]顾景星《阅梅村〈王郎曲〉杂书十六绝句》。

[33]王士禛《分甘余话》就这段交往有如是记载：“左良玉自武昌称兵东下，被九江、安庆诸属邑，杀掠甚于流贼，东林诸公快其以讨马、阮为名，而并讳其作贼。左幕下有柳敬亭、苏昆生者，一善说评话，一善度曲。良玉死，二人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遗老左袒良玉者，赋诗张之，且为作传。余曾识柳生于金陵。试其技，与市井之辈无异。而所至逢迎恐后，预为设几焚香，瀹介片，置壶一杯一。比至，径踞右席说评话，才一段而止，人亦不复强之也。爱及屋上之乌，憎及储胥，噫，亦愚矣！”

[34]曹禾的《词话》，见《珂雪词》卷首：“柳生敬亭以评话闻公卿间，入都时邀致踵接，一日，过石林曰：薄技必得诸君子赠言以不朽。实庵（即曹贞吉）道赠以二阙。合肥尚书（即龚鼎孳）见之扇头，沉吟叹赏，即援笔和韵。珂雪之词，一时盛传京邑。学士顾庵（即曹尔堪）叔自江南来，亦连和二章。敬亭则此增重。”《清词珍本丛刊》第八册。

[35]张潮在《虞初新志》卷二里选入了吴伟业的《柳敬亭传》，又在传后题了几句话，记述了他第一次见到柳敬亭的情形：“戊申之冬，予于金陵友人席间与柳生同饮。予初不识柳生，询之同侪。或曰：此即梅村集中所谓柳某者是也。滑稽善谈，风生四座，惜未聆其说稗官家言为恨。今读此传，可以想见其掀髯鼓掌时也。”

[36]“后入左宁南幕府，出入兵间。宁南败亡，又游松江马提督军中。年已八十余矣，间过余侨寓宜睡轩中，犹说《秦叔宝见姑娘》也。”余怀《板桥杂记》。

[37]陈维崧《贺新郎·赠苏昆生》：“吴苑春如绣。笑野老、花颠酒恼，百无不有。沦落半生知己少，除却吹箫屠狗。算此外、谁欤吾友。忽听一声河满子，也非关、泪湿青衫透。是鹃血，凝罗袖。武昌万叠戈船吼。记当日、征帆一片，乱遮樊口。隐隐柁楼歌吹响，月下六军搔首。正乌鹊、南飞时候。今日华清风景换，剩凄凉、鹤发开元叟。我亦是，中年后。”词前有小序云：“苏，固始人，南曲为当今第一。曾与说书叟柳敬亭同客左宁南幕下，梅村先生为赋《楚两生行》。”

[38]魏良辅（1489—1566），字尚泉，明代曲家，乐师，豫章（今江西南昌）人，被后人奉为“立昆之宗”“曲圣”，著作有《南词引正》。

[39]“有中州一友，向在左宁南幕中，弟曾合柳敬亭同一歌赠之，所谓苏昆生是也。王烟老赏音之最，称为魏良辅遗响尚在。苏生而不免为吴儿所困，比独身萧寺中，惟兄翁可振拔之，水绘园中不可无此客也。”见《同人集》卷四。

九烟
黄周星的幻想花园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为一个小人物撰写一部历史，譬如说，九烟。九烟是我时常会欣喜地想起的一个诗人，一个幻想家。他一辈子都在写作，先是写诗，后来写小说、写传奇，尽管可恶的小偷经常光顾，把他的诗稿偷走，但留存于世的不多诗作里还是可以看出他的奇思妙想。另外，他引起我的注意，主要是因为他建造了一个虚无之园，一个在这个世界的任何角落都找不到的园子……他经常在我脑海中晃动，就好像我熟稔多年的一个朋友。但当我真的要讲述他的故事时，却发现他的一生充满了不确定性：他的出身笼罩着迷雾，有关他一生经历的记叙矛盾百出，甚至他的死，也众说纷芸莫衷一是。

人生充满了残缺，充满了不确定性，今天如此，过去也大抵如此。

被偷走的男孩

九烟在世时，有关他的身世就有了多个传说版本，有说他是南京人，有说他是湖广湘潭人，也有说他是江西浔阳人。一种最为最为离奇的说法是，九烟的父亲是南京国子监的一个佣工，姓黄，刚生下儿子没多久，就被人偷去了。偷抱九烟的是湖南湘潭人周逢泰。周没有子嗣，老婆张氏又非常凶悍，二十岁时从老家跑到南京，喜欢此地山明水秀，就买了秦淮河上一个姓涂的妓女作妾，不久就搞大了她的肚子。周逢泰非常渴望他的这个妾为他生一个儿子，但偏偏生下来的是个女儿，于是周使钱买通了接生的老媪，让她偷抱来一个刚出生不久的男孩。周逢泰得逞后回到了湘潭。据说这个男孩就是九烟。

九烟异常聪颖，六岁临《曹娥碑》，八岁能诗，十二岁就保送上了国子监，后来还考中了顺天府乡试的举人。周家有一个老仆人，对九烟向来很好，有一回悄悄告诉九烟，你不是老爷亲生的，是从南京一个接生的老媪那里抱来的。九烟不事声张，趁去北京参加会试的时机特地转道南京，寻找自己的生身之父。九烟在南京暗地里寻访多日，也没有发现线索，某日，九烟去一个文友家喝酒，一大帮人酒兴酣畅出来，他发现一个老者暗暗尾随自己许久，欲言又止，叹息欷嘘良久。九烟大为惊奇，遣随身小厮问他有什么事。老者说，我有一个儿子早年被人抱去，看到你的主人面相酷似，是以悲伤。九烟心中一动，谴小厮再去问个清楚，那孩子是哪年哪月生的，什么时候丢失的。听了老人详说此事始末，九烟确信自己就是这个老人的儿子。但他没有跟任何人说。一直到他中了进士，养父养母相继去世，三年守制满后，他才对周家人说，他要复姓为黄，以继黄氏宗祧了。就这么着，他把家迁到南京，又回到了离开数十年的黄家。

九烟原名周星，复姓后就叫黄周星了。九烟是他的号。和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一样，他还有许多号，九烟是最主要的号。

1644年，九烟在上书皇帝要求复姓的报告中声明，自己原籍南京，本姓黄，父名黄一鹏，与后来的养父周逢泰结邻而居，交情颇好。周逢泰一直求子而不得，黄一鹏已育有三子，于是在周的恳请下，黄一鹏就把襁褓之中的自己送给周氏为长子，所以承袭周姓。虽然自己寄籍湖南，但实际上一直是个吴人，而不是楚人。九烟提出恢复旧姓的理由是，他的继父后来又娶一妾，连生九子，而黄一鹏后来却遭遇不幸，两个儿子相继早夭，连承接香火都困难了，所以祈求圣上恩准，让他复归黄氏本宗，以继黄氏一脉香火。[1]

前述有关九烟身世的那个离奇版本，则是来自1640年和九烟一同参加礼部会试的福建作家陈轼。那一年他们都幸运地考中，用官场的说法就是同年了。九烟分发到户部（因继父身体不好，他没有到任就告假南归了），陈轼外放广东番禹县令，等他们再次见面，已在1645年秋天的福州了。

九烟是在南京的福王政权垮台后，听人说唐王在福州被拥立为隆武帝的消息一路南下投奔的。等他短褐麻鞋、憔悴不堪地出现在福州街头时，陈轼已经先一步从禹番回到了家乡，为隆武朝效力。在陈轼的荐举下，九烟在流亡政府短暂出任了礼科给事中一职。但不到一年，清军就把唐王政府轻易灭掉了，九烟带着一家子翻越仙霞岭赴杭州，陈轼追随永历帝远赴广西。三十年后，两人再度相逢于吴门，都不胜梦寐之感。“噫！醒耶？梦耶？真耶？幻耶？相与拊手，一拜凄然，不知涕之何从也。”九烟说。

就是在这次重逢后不久，九烟为陈轼的《道山堂集》写了一篇序。《黄九烟传》就收录在这部文集中，九烟肯定读过，读后他没有指出其中有什么谬误要作者刊刻前改正，可见他内心是认同朋友这篇传文的。事实上，不得已而为楚人的这些年里，他与周氏族人的关系一直很不好，对这个强加于他的“楚人”身份，他内心一直是不认同的。为养父三年守制满后，他迫不及待地提出复姓，“忿然”离湘，很大程度上就是大家族关系紧张之故，这有他回南京时的诗“此身何故落潇湘，闷对长天泪几行”为证。对于陈轼传文中说他幼年时被人偷抱去的说法，他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妥，自己确实是个打小就被偷走的孩子。

酒人

九烟在南京和福州都做过官，但那都是“兔尾巴官”，长不了。南京的福王政权任命他为户部清吏司主事——一个负责各省赋税征调的六品小官，不到一年，南京就沦陷了。历尽千辛万苦跑到福州，同年荐举他任个吏科给事中的监察官员，没几个月，唐王朱聿键也被追至的清军砍了脑壳。

明朝的官没当多久，但这段经历对他的余生影响太大了。他认为自己就像出嫁过的女人，丈夫死后必须守节，再也不能嫁给第二个男人了，当时中国南方和他一样抱着这种想法的人很多，这个拒绝与新政权合作的文人共同体就被叫做了遗民。

时间的流逝使这个共同体后来慢慢发生了变异，他们中有的出来做官了，有的虽然没有步入仕途，但拒绝的态度不再那么坚决了，与当朝新贵们也有了交往，但九烟一直是一副决绝的姿态，且行且远，远到连他的背影都看不见。

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的军队横扫福建全境时，九烟躲在古田西庄的一处僧院里，生了重病，妻儿都不在身边，寺院里没有荤腥，油豉姜茗亦不可得，有三个月时间他都昏昏沉沉躺在破庙里，脑海中被各种幻觉充满。和尚们死马当活马医，用粥米汤水把他救活，他说天天靠锅巴充饥，乡下的小孩子们都叫他“锅巴老爹”了。身体恢复后他到了浦城与失散的妻儿团聚，不久翻过仙霞岭入浙，一路经苕溪、兰溪，于1648年冬天到了杭州。

万邦治《醉饮图》（局部）

此后几年，九烟以教书和替书坊编选小说读本所得的微薄薪金为生。教馆生涯流徙不定，在苏州、扬州、常州、镇江等地，他都短暂居住过。大概酒这个东西能让他死灰般的心重新跳动起来，每到一地他都找人喝酒，结下了一批酒友，他的酒名甚至盖过了文名。

九烟爱酒，在他看来酒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趣的物事之一，有人喝醉了大哭、骂座、打架，他看不上这些“牛饮”“鳖饮”“囚饮”之徒，说他们不懂酒之真趣。在他看来，真正的喝酒并不是单纯的“饮食之事”，而是一桩“学问之事”，[2]一项纯粹精神性的活动，因此他喜欢在酩酊淋漓之余，行酒令、猜字谜，玩一些小小的文字花样与游戏。

“天醉地醉人皆醉，丈夫独醒空憔悴。”“与尔痛饮三万六千觞，下视王侯将相皆粪土。”，九烟的《楚州酒人歌》名闻遐尔，他自己也得意地把这首长诗当作自己的代表作，每饮必吟，吟必长啸。在这首诗里，九烟把上古时代的尧舜、伏羲、神农氏尊为酒帝、酒皇，把孔子尊为酒王，李、杜这样的好饮之徒，只配做个酒国看门的。[3]王士祯说，九烟喝酒从来不醉，酒量不大却酒德极好。

1653年，因父亲黄一鹏去世，九烟回到了南京。这里是他的出生地，但幼年入楚，年长后又多年漂泊在外，他对这座城市已没有多少印象。只因此地是故都，在他也仿佛成了一个倾覆的王朝的象征。在故都金陵的落日余晖中，他喝醉了找不到回家的路，经常一个人坐在街头大哭。作为对他的酬答，他的诗歌创作也在南京迎来了一个高峰。

枯枝败叶

那几年，他走得最勤的几个朋友，也都是些碌碌风尘间混日子的小人物：苏州人徐枋、从福州流寓南京的林古度、黄宗羲的弟弟黄宗炎、诗人杜浚。另外还有几个化外之人，芥庵和尚和南潜和尚。

徐枋《芝兰图》

他们都是被时代的激流冲涮到一边的枯枝败叶，共同的境遇使他们惺惺相惜。他们苟活在这个世界上，彼此之间就好像镜中投影。

徐枋是个住在苏州灵岩山的穷画家，他的父亲在南京沦陷时死难了。作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遗民，他给自己立下的规距是，前二十年不入城市，后二十年不出门庭。他养了一头驴，此驴颇通人性，徐枋家里没吃的了，就把画作装一个筐，放到驴背上。小毛驴得得地跑到苏州城门口，有认识是徐枋家驴的，就各自取下喜欢的画，把日用的大米、盐、猪油放入筐里让驴驮回去。

这种近乎自我禁闭的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年纪不大就须发半白，齿牙摇落，双目也失明了，三个孩子也先后饿死了。九烟从南京跑去看他，他已经断炊三日，饿得连开门迎客的力气都没有了。九烟与他相抱着大哭。天黑了，九烟用随身带着的银两换了些米和少量盐巴，吃罢，两人说些郑成功的舰队将要反攻南京的传闻。在徐家过了一个瞎灯暗火的晚上后，九烟痛哭而别。他以为徐枋这样子肯定活不长了，却想不到此公比他还要多活十多年。[4]

林古度在万历年间作为一个新进诗人，曾受到著名戏剧家屠隆的赏识，后来与竟陵派诗人钟惺、谭元春等来往，诗风又为一振。1654年，九烟在南京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住在城中珍珠桥南的一条陋巷里。九烟经常看到他把一枚万历年的钱币缝在衣带间，开始还很好奇，后来才知道他这么做是寄托对逝去王朝的怀念。很长一段时间，南京人的衣带间都缝着一枚万历或永乐朝的古钱，始作俑者就是林古度。

刚认识林古度时，九烟曾参与过南京城里一次为老诗人的募捐活动，并有诗纪之：“世变侵书枕，年凶到砚田。难遨千里醉，且募万人缘。白发陶元亮，丹心鲁仲连。谋生兼忍死，相见各潸然。”诗前有短引：“诗人林茂之老矣，贫且甚，山有薄田，欲耕无力。晨诵短疏，心恻久之。”

几年后，九烟离开南京时，此老还在世。大概到了1666年，林古度去世，那时候，快九十岁的林古度已没有了一个亲人，最后是周亮工出资，在钟山脚下买了一块地，把老诗人下葬了。

九烟在南京最好的朋友是从湖北黄冈来避难的诗人杜浚，因为杜浚和他一样爱喝酒，性情也孤傲。两人经常结伴作短途旅行，并交换阅读充满着伤感气息的诗歌新作。杜浚的妻子去世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见任何朋友，时常关着门在家里哭，一天，九烟把他从家中强拉出来，陪着他逛街市散心。在一个香摊前，杜浚的脚步停住了，买了四枚香橼，此果产自岭南，清香袭人，市值也自不菲。九烟笑着说，你一个穷书生，买这么名贵的果子干吗？杜浚说，不知为什么，一看到这小巧可爱的果子，就想到了亡去的妻子，我就把它当作爱人的亡魂带在身边吧。九烟开始还嘻嘻哈哈的，一闻此言大恸，当即写下一首《香橼代妾诗》送给杜浚：“宛转情何极，空花色假真；当年应共命，此日再生身。”

在杜浚介绍下，九烟还结识了南京藏书家丁雄飞。丁家藏书逾万，和另一个藏书家黄虞稷发起了探究读书真谛的“古欢社”，九烟经常去丁家读书，一同参加他们的读书活动。浸淫在这个古书、古物与友情交织的世界里，九烟感到这个浩浩荡荡前进着的时代已与自己没有了丝毫关系，作为对过去自己的告别，他改名黄人，字略似，号半非道人，并有诗纪：略似人形已半非，道人久与世相违。

九烟刻意拒绝的是新时代、新风尚，拒绝的态度愈坚决，对旧日的人与事愈是眷恋。他的诗写得好，也正是因为这黍离之悲、故国之痛。时代的大沉痛，却偏要他这样的小人物去承担，说来也是悲哀。他重游扬州，说“炎凉新岁月，歌哭旧山河。”登上平山堂，借了酒兴又说“满眼烟花今古梦，天荒地老独徘徊”。而写得最为雄奇大气的，还是在南京写的一组诗，1653年初回南京时登雨花台的一首，被朋友们公认为苍凉沉郁直追杜工部：“依然花雨与秋风，台阁苍凉感慨同；六代兴亡流水外，百年歌哭夕阳中；故乡仅见黄冠返，高座何妨汉语通；地老天荒吾辈在，一樽谁酹大江东。”

同时代人传诵着九烟的这些诗作，对他这个人也越来越好奇。但他好像刻意要让自己消失在这些诗句后面，那些规模盛大的诗会上几乎从来都没有看到过他的身影，到后来，连林古度、杜浚这些诗友都跑去扬州参加该城第三号人物王士祯（王士祯时任扬州推官）发起的虹桥修禊了，他也借故没去。他承认王士祯的诗写得不错，但就是不想去凑那个热闹。

最落寞的时候，他经常一个人跑到江边去看夕阳。桔瓣一般的夕照，如嘴唇一般，无声吐露着湿润的话语，他相信这神启般的声音只有自己能听到。伫立得久了，恍恍乎自己也站成了江边的一棵树，见夕阳江水冷暖相亲，便觉得自己在这世上是不孤独的。他呼夕阳为老友，呼江水为淡友，想想只此两个朋友还不够，远望江外黛青色的山峰，暮色中连绵相接，线条柔和，好像也可以一起说说话，就把远山称为远友。他不止一次在诗里说，夕阳、江水、远山，是他最亲近的三个朋友。[5]

沈周《诗画合璧十六开册》（局部）

走向虚构

1659年夏天郑成功与张煌言的联合舰队对南京城发动的一次攻击，一度使江南各州府震动。战事最顺利时，长江边的瓜洲、仪征、镇江都在联合舰队的控制之下，给人一种马上就要将满洲人赶出去的幻觉。但最后一场不期而至的台风夭折了他们的北伐计划，也使一心盼望“王师”的江南士民再度陷入了失望。当南京城里清算通海分子时，九烟再度回到了杭州。

尤侗像

杭州城发达的出版业使九烟在教书之外又找到了一项糊口的活计，替书坊编选时文、小说。十年前，身上流动着商人血液的兰溪人李渔，在老家卖掉房子举家迁入省城，就是在此地起步成为17世纪中国最为成功的出版家和剧作家。九烟不像李渔长袖善舞，他替书坊打工也只是赚取一点补贴家用的银两。他毕竟是两个儿子、四个女儿的父亲了，又无谋生长技，生计压力之大可想可知。这些年以杭州为中心，他还到海宁、嘉善、长兴和安徽芜湖等地教书。在这些南方小城的不断往返中，他结识了桐乡的诗人兼学者吕留良，以及他身边的一批隐士朋友，他们经常一起在西湖边吟游，也在吕留良家的水生草堂分韵酬唱。九烟给他的朋友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他的正直忠厚、刚肠嫉恶，他还请朋友刻了一印“性刚骨傲肠热心慈”，时常带在身边。几年后，九烟往游苏州，还结识了自号梅道人的著名诗人尤侗。[6]本来九烟还有机会结识来到吕留良家执教的黄宗羲，但因他正好前往海宁教馆，两人终究失之交臂。

苏州人尤侗是带着传奇《钧天乐》出现在九烟面前的。“踏破吴门知几度，今朝喜得见尤侗”，当1670年春天他们初次在苏州会面时，大起知己之感的九烟一口气写下十首诗，题写在扇头上送给尤侗。对他在诗中直呼朋友之名，有人说这也太不像诗了吧，九烟懒得去争论什么，倒是尤侗写信来安慰说，那十首诗他都很喜欢，以前李杜作诗莫不直呼其名的，这又有什么好奇怪？怕就怕人前叫得甜蜜，暗底下却是恶恨恨的，名字只不过一个符号罢了，只要两人相知，就是喊作牛喊作马也没什么不可以啊，先生拿我的贱名入诗，使我能够借着您的诗而不朽，那正是我所期待的啊！[7]

与尤侗的结识彻底改变了九烟对小说传奇的看法，先前他虽迫于生计替书坊编选过稗官小说，偶尔也动手创作，但对这种俚俗文体他是一直看大不上的。在他的文学观念中，诗为正宗，文次之，写小说词曲简直自甘堕落无异。在日后自传体传奇《人天乐》中，他曾借主人公之口说：“若是小弟肯做这些传奇、小说时，此时久已连床充栋了，只为素持十善之诫，不敢做淫词艳曲，故此箧中寥寥。”但从1671年冬天起，他对这种以前所不齿的文体突然产生了无上的热情，他突然有了虚构自身并在虚构中达至真实的欲望。这一年，他六十岁。[8]

他的文学趣味由此后撤，摒弃道德式的说教而以“趣”字为先了。《制曲枝语》里他申述了自己的主张：“制曲之诀，虽尽于雅俗共赏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古云诗有别趣，曲为诗之流派，且被之弦歌，自当专以雅趣胜。今人遇情境之可喜者，辄曰‘有趣！有趣！’，则一切语言文字未有无趣而可以感人者，趣非独于诗酒花月中见之，凡属有情如圣贤豪杰之人无非趣人，忠孝廉节之事无非趣事，知此者可与论曲。”下面他讲述的这个故事里的人，在他看来正是有“趣”之人。

正德年间的爱情故事

世所公认九烟写得最好的小说是《补张灵崔莹合传》。这篇小说是九烟根据流传已久的“十美图”的故事改编的，讲述的是本朝正德年间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后来被他的好友、著名文选家张潮收入了短篇小说合集《虞初新志》。虞初，是西汉时的一个短篇小说作家，张潮在这里把他作为了小说的代称。

九烟在与友人谈及人生理想时，曾说生平有二恨，一恨无知己，二恨无奇缘，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遇见了那些优秀的女子，却“思彼美而不得”[9]。他说他理想中的女子就是卓文君这样的。他创作这篇以吴中才子为主角的爱情小说，潜意识里自不无弥补这两大缺憾的心愿作祟。小说开篇，九烟说他年少时读吴门画家唐寅的《六如集》，读到唐寅、祝枝山、张梦晋等人大雪中装扮成乞丐，沿街卖唱《莲花落》，把得来的钱沽酒在荒郊野寺中痛饮这一节，曾对前人的落拓不羁追慕不已，只是一直不知道那个张梦晋是谁。后来坊间听到“十美图”的传说，才知道这个张梦晋就是唐寅的好友、与南昌少女崔素琼（崔莹）相爱的张灵，他被崔张相爱的故事打动，先是“惊喜叫跳”，复而“潸然雨泣”，因为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感人至深了。

九烟讲述的故事是这样的：

吴县人张灵，是弘治、正德年间诗人兼画家唐寅的一个小兄弟，两人才情相当，论风流狂放的行事作派，也差不离儿。话说某一日，张灵在家一边读《刘伶传》，一边喝酒，不一会就把坛子里的酒喝完了。小厮说，今日唐解元与祝京兆在虎丘宴集，公子想吃酒，何不找他们去？这话提醒了张灵，他披散头发，赤着双脚，换上破旧的乞丐衣服，左手持书，右手拄杖，径往虎丘而去。

正是游春时节，虎丘到处是席地而坐、谈天喝酒的游人。这张灵嘴里唱着道情，一路行来，每过一处，就向人讨酒喝，人家看他长相俊美，虽是乞丐装扮，却也像是个读过书的人，也都哄笑着把酒与他吃。行至一席前，几个商人正在边喝酒边作诗，张灵看了半晌，立马吟出几首来，让商人们大为惊骇。这个年轻的乞丐走到哪里，哪里就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

远远看到前方“可中亭”中，唐寅、祝允明和一帮朋友在喝酒，张灵便上前讨酒喝。唐寅早已看出这乞丐乃张灵所扮，见他佯狂游戏，索性也不点破，把他叫来说：“看你持书行乞，想必也能想赋诗，你且以这里的悟石轩为题作一首来看看，作得好，赐尔卮酒，否则，打断你的脚骨。”张灵说，这有何难？一边厢童子递上笔来，他笔走龙蛇就写下四句：“胜迹天成说虎丘，可中亭畔足酣游。吟诗岂让生公法，顽石如何不点头。”唐寅大笑，叫他入席一起共饮。边上的看客挤得里三层外三层，一个个都相顾惊怪，不知这乞丐是什么来头。张灵本是趁着酒性而来，浅饮即醉，醉了也不与众人道别，拂衣而起，步出亭子一路飘飘斜斜而去。

在座的祝允明是张灵老师，知道这个弟子向来爱胡闹，见他离去，唯与唐寅相对苦笑。这时，聚会也快结束了，唐寅提议，他和祝允明共同合作一幅《张灵行乞图》，也算是为今日风流留下一段佳话。众人都说好。唐寅舐笔伸纸，不一会就画成，图中张灵面目清朗，又醉态可掬，祝允明在画上题写了数语，座客传玩叹赏不已，好像都在为亲身参与这一重要时刻而激动着。

忽见人群中走出一个白衣素冠的老人来，自称是来自南昌的一个贡生，名崔文博，因护送亡妻灵柩到此，见两位画家所画狂乞原来是才子，便提出索要此画。唐、祝两人本是一时兴起，逸笔草草，见有人欢喜，也就把画送了他。

却说张灵下了虎丘，被众人簇拥着，一路踉跄着到了江边，忽见江中一舟，一只素手启开窗槛，随即露出桃花般明净的一张脸来。此女相貌不俗，又兼素装打扮，愈发衬得明艳动人。原来此女正是适才向唐、祝讨画的老者的女儿崔素琼，单名一个莹字，见岸上人声鼎沸，拉开窗槛正想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崔莹刚探首出来，那年轻的乞丐也正把眼光投到她脸上，四目相对，窗槛随手而落，这张灵竟似疯魔了一般，不经许可就跳上船去，跪在船上一声声地叫着，“张灵求见姑娘！”岸上人顿时一片笑哗。

舟子来赶他，但这个年轻的乞丐双膝好似在船板上生了根一般，大有姑娘若不出来就不起身的劲头。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当儿，张灵的随身小厮寻来了，见主人醉成那副模样，就跳上船去，一把搀起张灵，好说歹劝着，哄着他下了船。船上那姑娘见乞丐走了，怕他再寻来，赶紧让舟子移船别处。

不一会，崔老先生回来，在江边喊了几声，那船才缓缓驶近来。崔莹见了父亲所携的画，才知道那个冒失的年轻人就是假扮乞丐的才子张灵，就央父亲把画儿送给她。本来，崔老先生还想在吴中多待些时日，亲往拜访唐寅、张灵，但突然生了急病，也就带着女儿回了南昌。

自从在舟中见过崔莹一面后，张灵几乎天天往虎丘跑。那天河边惊鸿般的一照眼，他冰结已久的心嘎喇喇地松动了。明知道那姑娘已回南昌，不会在老地方出现，他还是盼望着奇迹发生。有时喝醉了酒，他就身着红衣，把眉毛描成金色，打扮成胡人的模样在场中舞蹈，引来一大圈人观看。此时，有一个叫方志的监察御史来南直隶督学，听说了张灵嗜酒使性的事儿，就把他的诸生功名也革去了。处罚通知送达时，张灵不怒反喜，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正愁被这劳什子的功名束缚太久，从今以后就得大自在了，他能夺去功名，难道还能把我的才华也夺去不成！

他跑去找唐寅，通往桃花庵的那条巷子都快让车马塞满了，打听了下，才知道是封地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听说了吴中才子唐六如的大名，派车驾前来礼聘迎接了。话说约十年前，唐寅中乡试解元，名声大噪，本想着会试连捷，哪料到兜头泼来一盆冷水，陷身科场舞弊案，受了四个月的监禁审查后不了了之，把他发配到一个边远小县去作吏役。唐寅深感耻辱，辞了这份差，回到老家，闲来写幅青山卖，从此再不与官府打交道。朱宸濠此番相邀，又拔动了他心里头建功立业那根弦，欣欣然准备动身了。

得知好友马上就要动身去南昌，张灵说，太好了，我正有事托咐兄呢，那天我在虎丘遇到的那个美女就是南昌人，一直念念不忘，兄到了那边一定要帮我找到她，切记切记，这是开天辟地第一吃紧事，兄替我办好了，我一定重重谢你！

朱宸濠是个心存异志的王爷，早就想取代那个胡闹得很不像话的正德皇帝了，他把唐寅招至南昌，一是要为自己博得个求贤好士的名声，再就是要借重大画家的画笔，为十个美人临摹画像送进宫去，以博得皇帝好感。唐寅到南昌时，宁王府已搜罗来九个才貌出众的美人儿，唐大画家连画几日，这九个美人像都画好了，像的图咏也配好了。九美者何？

张灵《招仙图卷》

广陵汤之霭，字雨君，善画；

姑苏木桂，字文舟，善琴；

嘉禾朱嘉淑，字文孺，善书；

金陵钱韶，字凤生，善歌；

江陵熊御，字小冯，善舞；

荆溪杜若，字芳洲，善筝；

洛阳花尊，字未芳，善筝；

钱唐柳春阳，字絮才，善瑟；

公安薛幼端，字端清，善箫。

画成后，朱宸濠大为高兴，设宴犒劳唐寅。王府有一个姓季的书记，看了画说，十美欠一，终究不完美，我知道本城有一姑娘，长得真是倾国倾城，明天我把这姑娘的画像拿来，请王爷定夺。第二天这姓季的把画像送来，朱宸濠一见就说，果然是个大美人儿，就是她了。他让季某赶紧办妥此事，一待十美图成，就要派人把她们全都送往京师。

这季某图中所献，原来就是张灵一直思之不得的崔莹。季某中年丧偶，垂涎崔莹美色，雇了个女画师偷画了崔莹的像，又托人上门说媒。崔莹自从在虎丘与张灵邂逅相遇，又日日与唐寅手绘的张灵像相伴，早就芳心暗许，只盼着父亲能早日去吴中，说定这门婚事，对季某的求婚自然不予答应。这季某乃是个阴恻小人，自己得不到的，就想借手王爷毁掉。南昌城里宁王府的威势大得很，不容崔家说个不字，崔莹几次想自杀，怎奈爹爹看得紧，最后只得长叹一声命苦，取出珍藏了许久的《行乞图》，在上头用蝇头小楷题写了数行诗：才子风流第一人，愿随行乞乐清贫；入宫祇恐无红叶，临别题诗当会真。题毕，交给老父，说，请您有机会一定交给张郎，让他知道这世间有情痴女子如崔素琼者。话罢，恸哭入宫。

崔莹入了宁王府，打听得唐寅就在此地，找了个机会，丢了个小纸条给唐寅，告诉他久已属意张灵。唐寅看到这纸条，才知道张灵让自己寻访的女子近在眼前，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如果给崔莹绘了像，进献京师，那自己真成了千古罪人了，将来也没有面目去见张灵了。他打定主意，打死也不能画。他偷偷溜出王府，找崔父商量挽回的办法，带回了《行乞图》，想要央求朱宸濠成全了这对恋人。朱宸濠见他一直拖着不画，也不等了，择了个日子，就差人护送这十个美人往京师出发了。唐寅悔恨不已，又见朱宸濠已渐渐露出叛乱篡位的形迹，就想早日回苏州去了。朱宸濠怕他走露了风声，派人看管得紧，唐寅无计可施，只得装疯，一会儿大哭大叫，乱扔东西，一会儿又学狗装猫，把自己弄得污秽不堪，朱宸濠见他真疯得不轻，于是又派人把他送了回去。

唐寅从南昌回来，大病一场。这半年宁王府的经历，真像是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一直让他心有余悸。等到病稍好，想去看张灵，却听说张灵已经病得都起不来了。

原来张灵这半年来已饱受相思折磨，有时歌，有时哭，有时纵酒狂呼，像是中了魔怔一般。刚刚不久前，中秋那日，他又来到虎丘千人石边，那天有个剧团在演戏，张灵看了一会，突然大叫，你们演得都不对，我给你们演一出王子晋吹笙跨鹤。说罢抢过一个演员手里的笙，推倒一个少年，跨上去，让少年模仿传说中的仙鹤飞。他坐在少年背上又拍又打，那少年气极，一挺身就把他掀翻在地。张灵爬起来说鹤不肯飞，我做不了天仙了，只能做个水仙了。说罢一头跃入了旁边的剑池。秋日水枯，池水只及膝，等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捞上来，已是跌得满脸鲜血，大腿也摔骨折了。从那以后，张灵就再出不了门了，天天委顿在床榻上，几乎梦醒不分了。

听说好友唐寅来访，张灵的病竟似好了大半，从床上一跃而起，拉着唐寅的手问那个南昌美人是否寻访到。唐寅拿出了私下临摹的崔莹画像，张灵一见，那眼珠子鼓着似乎要穿透到画纸背后去。唐寅又拿出崔莹题诗的那幅《行乞图》，说崔莹已被送入宫中，张灵读罢题诗，大哭，复大喊，随后咯血不止。三天后，张灵家人把唐寅请去，说张灵已经不行了，临终前有几句话要与唐寅说。唐寅到了张家，张灵提着一口气兀自不咽，还在等他，一见唐寅就握着他的手说，完了，唐君，我这回恐怕真的要死了，请把素琼的那幅像与我一同下葬吧。话毕，强撑着最后一点气力，索纸笔写了几个字：张灵，字梦晋，风流放诞人也，以情死。写到死字最后一笔，已没了气。

唐寅与张家人商议，把张灵的墓地选在了城外与邓尉山相连的玄墓，这里遍植梅花，吴县人都称“香雪海”，他们曾多次前来游赏。他还遵友之嘱，把那幅小像也随同张灵下葬了。

且说崔莹等那十个南昌美人到了京师，因生性好玩的皇帝巡幸榆林还没回京，她们就迟迟没有送进宫去。再过了些时日，朱宸濠兴兵反叛，被王阳明在鄱阳湖击败拿获，皇帝觉得叛乱这么快就被平息很不过瘾，命令把朱宸濠放回去，封自己为大将军，又想再南征一次。十个美人因是逆藩所献，皇帝看都不想看一眼，命把她们全都放还家去。就这么着，崔莹回到了南昌。此时，他的老父已去世，家中唯剩一个叫崔恩的老仆，于是，孤苦无依的崔莹就雇了艘船，与这个老仆一同来到了苏州。

唐寅一见崔莹，掩不住心中怆然，说，我那兄弟福薄啊，姑娘钟情远顾，他已在地下为情鬼矣！崔莹闻听此言，整个人都木了。问清墓地所在，两人相约第二日一同去看张灵。

两只小船一前一后到了玄墓山张灵墓地。崔莹让老仆买了酒与果品，唐寅带来了张灵的诗稿和那张《行乞图》。一至墓前，崔莹就伏地哀哀恸哭，就好像她的哭声能把爱人从另一个世界唤回似的。她把《行乞图》挂在墓地前，摆上祭祠的果品，往两个空酒杯里斟满酒，一页一页读张灵诗稿，每读数页，就酹酒一巡，一呼一哭，哭罢又读，往复不休。唐寅在一边都不忍再看了，掩泪回到自己舟中。老仆崔恩伫立一旁，劝了又劝，也起身往丘垄间徘徊去了，等他回转来，不由魂飞天外，崔莹已在墓前台畔自缢了。飞奔下山告诉了唐寅，唐寅顿足一迭声地喊：大难，大难！

择了个日子，唐寅把崔莹葬入了张灵墓穴，那张《行乞图》和诗稿也一并葬入，交在墓前植碑，上书“明才子张梦晋、佳人崔素琼合葬之墓”。老仆崔恩愿为守墓人，就在山间筑了间小平屋住下了。

转眼到了第二年清明，唐寅前往玄墓山祭扫。那天晚上，他就住在墓旁的平屋，辗转不寐，启窗纵目，则万树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唐寅喟然长叹，我的老友一生狂放不羁，能够与崔美人同葬此地，也算是不差的了，只不知他日谁来葬我唐某人。就在此时，他听到耳后草叶上有悉索的行走声，回头一看，却是张灵向他走来。张灵说，唐君以为我真的死了？死的是形体，不死的是魂魄，今夜花满山中，我俩特来看望你了。正说着，崔莹也含笑吟吟出现在了身侧。三人相会，正要联句作诗，突然一阵风过，两人消失不见，唐寅醒来，唯见半窗明月，两只白鸟斜着翅膀飞上了林梢。

幻想花园

九烟以唐寅的梦境结束这个小说，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观念上：形易逝，而神不灭，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因疾病、伤痛及时代的罡风轻易摧折，但一个品德高尚、才情卓越的人，他的灵魂可以穿越生死，在某些个夜晚化作一阵轻风、一只白鸟重新回到人间，回到爱他们的人身边。以崔、张这个爱情悲剧而言，在他看来已经超越了他先前向往不已的司马相如卓文君的境界，“凛凛生气”，可与日月争光。

在人世间的秩序之外，他相信上天另有一种秩序和安排，后者肯定要比前者更恒久。更重要的是，他相信上天的这种旨意在合适的时机会有所暗示。

从写作小说和传奇的1670年起，九烟花了数年时间为自己建造的一个幻想之园——“将就园”，据他自称就来自于天启。

此园面积广大，天下罕有其匹。按照园主人的解释，将者，“言意之所至若将有之也”，就者，“言随遇而安可就则就也”，“将就”二字，本在幻象之中。

九烟说，自从他解事起，就一直在寻找这个园子，似乎他来到这世上的唯一使命，就是建造这座安顿他性命与灵魂的园子。所幸还不算太晚，在生命的老境即将到来之际，他终于建造好了这个迷幻之园，尽管它在这个世上并不真正存在，而只是“画里溪山”“墨庄幻影”。

这个园有多大？它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值得园主人为之营置四年之久？这么说吧，一个人的想象的边际有多宽，这个园就有多大，他在人世间看到过什么样的美景，也都可以在这个园里面找到。因为这个园，“亦在世间亦在世外，亦非世间亦非世外”，它是一个虚无之园。

通往此园的是一个洞穴，而且这个入口被飞挂的瀑布遮挡，轻易不能发现。进了这个入口，才会发现此园由东、西两园组成，且中间有一条逶迤流亘南北的溪水隔开。溪上有桥，桥上有亭，桥即名为将就桥。

按照那个时代的造园指南，园必筑于山环水绕之中。《长物志》的作者文震亨就说：“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曾在浙江兰溪老家营建别业的李渔也认为“山林地”为第一。九烟建造的虽是纸上园林，也遵循了同时代造园的这些基本法则。这个园子的主体即为分踞东西的将山和就山，“山椒各有飞泉，泉下注悬为瀑，汇为涧，流为溪裙，随处可通筏”。两山之下又有中溪相系挽，溪流自南而入，汇为华胥堂之池，池水北流为十八曲之涧，涧尽汇为桃花潭，潭水再北流环绕园子，“溪流环绕十余里，中为平野亦复有岗岭、湖陂、林薮、原隰，交错起伏”。登上园中的两处制高点“就日峰”和“云将峰”，即可一览全园所有景致。

既为幻想之园，开阔的空间自非一般私家园林所能比拟了，比如就园桃花潭有二亩见方，潭畔石坡可以容纳上千人，将园至乐湖则有二十亩。园中最为精华的建筑“郁越堂”，是九烟的读书、会客之所，园主人说，这一命名取意佛家圣地北俱庐州（又名郁单越），那里“万万年青山不改，千千代绿水长流”，端的是“第一好了”之地：“北俱庐，好山水，好楼阁，但快乐，无灾祸。”

九烟的叙述语调，就好像他在写作一篇新《桃花源记》：“山中宽平衍沃，广袤可百里，田畴、村落、坛刹、浮图，历历如画屏，凡宇宙间百物之产、百工之业，无一不备其中者”，园中居民“淳朴亲逊，男女老少欢然如一，累世不知争斗，地气和淑，不生荆棘”，他们所住的地方形同一座“莲花城”。[10]

九烟用了大概四年时间，用笔墨完成了这座幻想之园。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以为这不过是纸上游戏。某一日，好友陆芳辰驾船路过他住的南浔小镇，他赶去船上相见，喝过了酒，他们在船上问卜，运乩祈仙，夜半，沙盘中突然出现一行文字，大意是，专管天下文章的文昌君在昆仑山下听说人间有此园，甚为可爱，也想在天上仿造一座将就园，九烟可为两园主人。

九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试了一次，沙上的文字告诉他们的还是同样的意思。一个大半辈子郁郁不得志的老人，没有谁赏识过他，没想到天上的仙人赏识他，九烟自此坚信不疑，自己上天后将成为将就园主人，并主管天下文学。[11]

几乎与此同时，九烟还在写作一部叫《人天乐》的传奇。从剧中主角轩辕载的一生遭际来看，九烟是把这部剧当作自传来写的。剧分上、下两部，上半部讲主人公少负才名，早登科第，然而世事剧变，他只得四处漂泊，写作通俗文学、处馆授徒为生，可是他可怜的一点聘资也被小偷盗走了，又遭小人欺谤，他只得携着家人再度流浪，尝尽了人世间的苦难。下半部讲他作了一篇《将就园记》，感动天上神仙，建将就园于昆仑之巅，被封为“将就园主人”“半世才名、一生清苦”的轩辕子终得人福天报，登入仙班。

剧中的主人公终于得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然而九烟的幻灭之感却越来越强烈了，“将就本同虚无，天上谁容将就乎？”他借剧中人的口吻说，“我小弟五岳之志，四海无家，不作此游戏，何以逍遥闷怀乎……一般样清风皓月，青山绿水，千金总无价，免向俗人夸，知音寡，将就园且将就些儿吧”，明知此园是幻中之幻，却也期望着有朝一日梦想成真，满纸荒唐言，都云作者痴，假假真真，又有甚人相问？

九烟的好友张潮可谓知其心意，在把《将就园记》收入《昭代丛书》时说，世人造园，惨淡经营，但大多抵不过时间的侵蚀，那园不久就成为了野狐出没的废墟，九烟用笔墨营造的将就园，却能不朽，那正来自文字的力量，强劲的虚构也能够产生事实。[12]另一个酷好梦境的朋友董若雨对九烟此举也特别理解，他说一个不经历人生大沉痛的人是不会懂得梦的意义的，“不知者以为九烟居士为游戏，而余知其悲”。

预谋死亡

1678年初，一道上谕出现在京堂三品以上及地方督抚大员的案头，令举荐各地才俊学问之士进京，皇帝将亲自主持博学鸿词科考试，量才录用：

吕留良披发僧装像

“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兴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及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13]

一时隐居山野的前朝遗老如黄宗羲、傅山、顾炎武、冒襄等都被当道者荐举，要求他们入京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九烟和他的朋友吕留良也在征召之列。一些人以为这是圣朝文治之功，放下身段蠢蠢欲动，也有人以为这是对自己名誉的极大侮辱，宁死也不愿就道。九烟和他的朋友是态度最为坚决的两个拒绝者。吕留良为了逃避考试，还剃度出家了。为此，九烟还特地前往桐乡，为老友画了一张披发僧装像。

1680年暮春，在安排好子女们的婚约大事后，九烟对他妻子说，自己这一辈子的事都完成了，他准备往生另一个世界了。家人号哭着反对他这样做，他不管不顾，从容地做着离世的准备，说，我这是求解脱啊，你们应该为我高兴才对。

他绝食了几天，还是没死成。家人一直哀求他不要狠心撇下他们。眼看着在家里死也那么难，他索性从床上起来，把家藏的好酒尽数拿出，大喝一场，醉醺醺地划着家里仅有的一艘船出了门。镇子附近到处都是密布的河道，那船逶迤而去，七转八弯，就不见了踪影。天黑了，还不见他回转，家人赶紧去找，只见那空船在河心打着转，他早就沉入河中央了。

道光年间修的《南浔镇志》叙述到这一节时，采用的是诗人朱彝尊的版本：“年七十，忽感怆于怀，仰天叹曰，嘻，而今不可以死乎！自撰墓志，为《解脱吟》十二章，与妻孥诀，取酒纵饮，尽一斗，大醉，自沉于水，时五月五日也。”[14]

也有一种说法，他是在南京秦淮河上，大醉后跳河自杀的。

因九烟的自杀相去拒招博学鸿词试不远，死的那天又是一千多年前的诗人屈原在汩罗江自沉的日子，他的自杀事件遂被传得纷纷扬扬，南方的隐逸圈都把他看做坚守节义、以死殉国的典范。更有一种夸张的说法，说他是因“恢复”大明江山之希望破灭而自绝。[15]

只是四海承平已久，说他为前朝殉死实在有点蹊跷。友人叶梦珠是九烟之死的知情者，他逐字逐句解读了九烟留下的十二首《解脱吟》，说九烟是求仙而死，诗中都已说得很明白了：“苦海空过七十年，文章节义总徒然。今朝笑逐罡风去，纵不飞升也上天。”

叶梦珠说，九烟其实早就厌倦了这个苦难世界，早年遭逢鼎革，所以不死者，念老亲独子，偷生苟死，存黄氏一脉；快六十岁时生下两个儿子，死的念头就时时冒出来了。自1670年举家迁居南浔小镇起，他用文字构筑“将就园”的过程，就是在一步一步预谋死亡的过程。他的死，也早就伏笔在《人天乐》这本传奇里了，剧本尾声，主人公得知将就园已筑好，“以待我将来居住”，就说过这么一句：“世上之事，似已有七八分了……”[16]

一句话，他早就想搬到天上的那个园子去住了。

[1]黄周星于崇祯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具奏《复姓疏》称：“臣原籍应天府上元县人，本姓黄氏，臣父黄一鹏与养父周逢泰比邻交稔，时养父艰嗣，乞抚臣于孩抱，臣遂承袭周姓。”他还有《复姓纪事》一文，对自己的身世有过类似述录。

[2]黄周星《酒社刍言》：“饮酒者，乃学问之事，非饮食之事也。”

[3]“请与酒人构一凌云烁日之高堂，以尧舜为酒帝，羲农为酒皇，淳于为酒霸，仲尼为酒王，陶潜李白坐两庑，糟坛余子蹲其傍……酒人酒人当奈何，噫吁嘻！酒人酒人，吾今与尔当奈何，尔且楚舞吾楚歌。”黄周星《楚州酒人歌》。

[4]瞿源洙《国朝耆献类徵》：“（九烟）往吴门访徐昭法……昭法未老，几失明矣，又饿不能出户庭，强起揖客，既相见则抱持大哭。时，日已暮，昭法不能具灯烛，盎中绝粒已三日矣，先生解囊贸米数升盐少许，共炊作糜。食讫，两人联床对语。夜过半，两人皆作隐语。达旦，又痛哭而别。”

[5]“每薄暮出户怅伫，但见夕阳江水冷暖相亲，回呼夕阳为老友，江水为淡友。又念友不可无三，遥望江外数峰，缥缈映接，似亦可以晤语者，爰招彼青山，号为远友，而各赠以诗。”黄周星《江上三友诗》。

[6]尤侗（1618—1704），字展成，号悔庵，江苏长洲人。明末为诸生，颇有文名。清康熙年间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历官侍讲。工诗古文词，擅长戏剧，著有《鹤栖堂文集》及《钧天乐》传奇等。

[7]尤侗《与黄九烟》：“辱赠扇头十绝，首云‘今朝喜得见尤侗’，见者无不怪之。仆解之曰：‘白也诗无敌’，杜甫诗也；‘饭颗山头逢杜甫’，李白诗也；下此则‘不及汪伦送我情’，‘旧人惟有何戡在’，无不呼名者，又何怪也？不特此，人苟知己，字之可，名之亦可。即呼之为牛，呼之为马，亦无不可。苟非知己，则称之为先生，直叱之为老奴耳；尊之为大人，犹骂之为小子耳。至于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则其人何如人哉？白之名甫，甫之名白，先生之名侗，一也。诚恐先生借仆名押韵耳。苟仆而可名，仆不朽矣。”另，尤侗《看云草堂集》曾记述他们相识时九烟的清苦生活：“如今已是古先生，三十年前雁塔名。老向荒村作教授，角巾颠倒饱藜羹”。

[8]关于在六十岁后从事传奇和小说写作，黄周星在《制曲枝语》中自述：“余自就传时即喜拈弄笔墨，大抵皆诗词古文耳，忽忽六十始思作传奇，然颇厌其拘苦，屡作屡辍，如是者又数年，今始毅然成《人天乐》一种，盖由生得熟，骎骎乎渐入佳境，乃深悔从事之晚，将来尚有欲续成数种，因思六十年前，安得有此？王法护日，人固不可以无年，每诵斯言，为之三叹”。

[9]黄周星是在《千春一恨集唐诗六十首》的序言中说这番话的：“千春一恨者，思彼美而不得也，……英雄如项籍，而不得天下，高才如杜默，而不得一第，今风流俊逸如某，而不得彼美。此恨者真堪鼎足千古。……因漫次前后所集唐人语，共得绝句六十首，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以告天下人间千秋万古之情痴诗人如某者。”

[10]黄周星《将就园记》，《夏为堂别集》，清康熙二十七年朱日荃张燕孙刻本，九册，本文所引原文均据此本。

[11]黄周星写有一诗记述这次占卜：“何物区区将就园，空中楼阁梦中缘，无端惊动文昌座，九地平飞上九天。”

[12]张潮《将就园记》跋语：“将就云者，盖自谦其草率苟简云耳，公此园殊不将就……世人之园，经营惨淡，乃未久而即废为丘虚，孰若先生此园竞与天地相终始乎？”张潮和黄周星两人虽年龄相差较多，但交往甚深，张之《幽梦影》有黄的多条评语，黄之文也多入张刊刻之集，所编《虞初新志》《檀几丛书》《昭代丛书》几乎均有黄周星的作品。张潮另有一诗赞黄周星：“九烟先生老前辈，文章才艺皆吾师。忆昔书林买尺牍，新编广编若干轴。就中每读先生文，奥义高辞动盈幅。”

[13]《清圣祖实录》卷十一。

[14]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一。

[15]“初，周星奔走四方者凡四十年，意若有所为，而扼于天。岁癸酉，海外悉入版图，天下太平，故所交游尽死亡，周星言念世事，四顾寂寥，忽感怆伤心，仰天叹曰，嘻，吾今日可以从古人游矣！遂于乡里慷慨诀别，饮醇酒尽数斗，书绝命词二十四首，负平生所著书跃入水中死，年七十三，盖五月五日也。”陈鼎《留溪外传》卷五《笑苍老子传》。

[16]叶梦珠《黄周星传》，《阅世编》卷四《名节一》，来新夏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另，孙枝蔚《闻黄九烟自投水死哀且异之》诗，中有句云，“有客招魂魂不返，玉皇恩召侍仙班”，亦可一证。

醉眼青山
古心如铁陈洪绶

地理

这里是陈洪绶的诸暨，往西是李渔的兰溪，往东是张岱的山阴，往北，隔着钱塘江就是萧山和省城杭州。诸暨—山阴—杭州，这片潮湿多雨的南方三角地带就是天才画家、本文主人公陈洪绶的活动区域（除去两次短暂的北游），故事时间约为明万历二十六年至清顺治九年，即1598年至1652年的半个世纪间。

陈洪绶像

传说中，这片钱塘江之东的平原地带是上古时代的治水英雄大禹的终焉之地。后来，夏朝的一个皇帝少康把这里作为了一个庶子的封地。那时候这一地区还很荒凉，到处都是沼泽和成片的森林，原住民都文身断发，让中土人嗤笑为南蛮。春秋末年，越王勾践与吴王阖闾相互拉锯式攻伐，战争持续十来年，卧薪尝胆，最终胜之，成为春秋最后一个霸主。虽然后来越国让楚国和齐国联手做掉了，但这种隐忍与血性的禀性却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骨头深处沉积了下来，是以，本文主人公的同时代人王思任——一个正直而有才情的官员[1]，在一封痛骂缩颈逃跑的南明总督马士英的信中有这样的自夸：“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这句话经20世纪初的作家鲁迅在《女吊》一文中引用，已成名言。

如果在明朝，这个三角地带每一处的往返，可能都得三五日。雇一只舟子，我醉欲眠，梦里都是流水声。或者骑小毛驴，童子挑一担书随后，山阴道上不知会不会遇上狐狸精。那样一个缓慢的时代，什么事如果要发生，就会如石底下的青苔顽强地探出来。这般欲雨未雨的天气，又是去这样一个文气沛霖的地方，带一本《和希罗多德一起旅行》实在有点唐突，应该是屠隆的《冥廖子传》，或者张宗子的《陶庵梦忆》——浮生若梦啊，空气里都是梦幻的气息，满山皆异香。

我和诗人、小说家马叙顺着夜色中的浦阳江边一路走去，穿过城南苎萝山下的西施殿和浣纱路，去一个叫“三贤馆”的地方。那是诸暨文友们经常聚会的一个所在。“三贤”之一，即17世纪伟大的人物画家、那个被称为有明三百年无此笔墨的陈洪绶。[2]成书于1735年的一本艺术史著作《国朝画徵录》评价他所画人物，躯干伟岸，衣纹清圆细劲，有公麟、子昂之妙，力量气局超拔磊落，尤在仇英、唐寅这些名家之上。[3]但同时代人似乎更喜欢津津乐道于他对酒和女人超乎寻常的热爱，并进而对他进行道德主义责难。有传言说，他画出名后，有钱人拿了大把的银子恭恭敬敬来求画，他都不予理睬，但只要有酒、有女人，他自己都会找来笔墨作画，即使贩夫走卒乃至垂髫小儿，他也都有求必应。[4]更有一种夸张的说法，说他的好色到了没有女人不成眠、酒也喝不下去的地步。[5]持这种观点的人普遍认为，他所有成功的画作都是情欲催生出来的，每一处笔触都散发着荷尔蒙的气息。更有甚者，有人以小说家的笔法写道，1646年夏天，清人南下绍兴，“从围城中搜得莲，大喜，急令画，不画；刃迫之，不画；以酒以妇人诱之，画”。[6]

在陈洪绶的四子陈字（别号小莲）正式编定的文集之外，还有一封他写给一个叫水子的学生的短函流传了下来。这封短函是催促学生赶紧弄个女人来伺候：“水子老弟：若无美人便迟一日，美人不必求其绝妙者，第得五官停匀，略有风韵已矣。洪绶顿首。”看他这么猴急的样子，连长相好坏都不讲究了，只要五官端庄略有风韵就行，让我每读一次就不由得大笑，这陈老莲呀！

我最早看到陈老莲的画，是那套著名的水浒叶子图谱，印在几件青花瓷茶具上。那是我外祖父的二弟收集的民国初年的瓷器，侥幸没有在“文化革命”中打碎，和绘着领袖像的瓷杯、像章一起放在足有一人高的橱柜上。摸上去沁凉的瓷具上，宋江、李逵、鲁智深、燕青、孙二娘一个个横眉瞪眼、威风凛凛，十足的草寇架势，当时只觉得画中人物面目怪诞，奇骇无比，真把我给吓着了。及长，又陆续搜读过一些老莲的画，这种不适感还是挥之不去，只觉得他所画人物，形态结构多欠准确，脸部比例也失当，女人都显肥，脸庞也不秀气，小孩子呢，头大如斗，形如小鬼，男人则都画得耳长颌尖，鹰钩鼻子深眼窝，一副心事重重又都掩饰不住焦虑的模样。却又想不明白画家为何要这样去画。大约四十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一头扎进了古人世界里去，方觉得与现世的喧哗相比，这高古的境界自有它的好，反而喜欢上了他画里那一脉静穆宏深的气息，直觉得这位画家真像《红楼梦》里所说的，似乎吃了冷香丸，他的画才会这样奇崛的格调，这样冷艳的色彩。

老莲生命最后五年里的忘年交、诗人毛奇龄说过一个故事：有个叫袁鹍的宁波人，因家境穷困，在日本商船上做账房，把两幅陈洪绶的画藏在竹筒里，送给日本船主，船主大喜过望，好酒好菜侍候，还送了他一大堆珠宝，后来才发现那是一幅仿制品。毛奇龄说，老莲死后，他的画作流传于朝鲜、兀良哈（蒙古）、日本、撒马儿罕（中亚细亚）、乌思藏（西藏）等地，这些地区的商贾不惜以高价收购他的画，利益驱动下赝品层出不穷，仿制他的画作的竟然有几千人之多——“海内传模为生者数千家”。这节故事是“三贤馆”主人转述的。

那晚从诸暨三贤馆出来，发生了一桩小意外。许是不远处苎罗山公园灯光晃眼的缘故，我的朋友马叙突然脚下一滑，跌入台阶下的灌木丛。我伸手去扶，却捞了一个空。当时说笑打趣一阵，也不觉得有什么，第二天一早，马叙告诉我，他的左手腕骨摔裂了，痛了整整一晚上。许多个日子后——那时诗人、小说家马叙已经痴迷于水墨一道并着手准备他的第一个画展了——我突然想到，这是后世的一个画家以这种特有的方式对他的前辈表示敬意。

梦忆

世家子张岱晚年检讨自己的一生，深感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一派沉痛的忏悔语气。在他坐说昔年盛事的两部回忆录《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中，不时出没着被他称为“章侯”（章侯是陈洪绶的字，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号叫老莲）的陈洪绶的身影。

他们一个出生于诸暨望族，一个系绍兴城内名门之后，同一方水土所孕的奇才异趣，再加年龄又相去不远[7]，两个青年艺术家很早就开始了交往。张家在杭州有别业，陈洪绶年轻时也总往省城跑，西湖边的烟霞石屋、呼猿洞、于谦墓是他们经常游赏的去处。大约是1624年，他们经常一起读书于灵隐韬光山下的“岣嵝山房”。[8]这片山房是嘉靖年间一个名叫李茇的隐士所建，面对一流清溪，背靠石崖，环境清幽，开门就是一大片苍劲的古松和葱郁的灌木丛，人一走入就隐灭不见。屋旁石桥低磴，可坐十余人，寺僧刳竹引泉，溪流淙淙，又有园蔬山蔌可供作炊，口味寡淡了还可去溪里打鱼，实在是读书的好去处。那一年一起读书的还有赵介臣、颜叙伯、卓珂月和张岱一个叫平子的弟弟。张岱记叙了他们在此地做下的一桩恶作剧。那一次，他和陈洪绶等一众友人沿着溪边走，看到一佛像，中亚人装扮，坐在龙象上，边上还有四五个裸女献花果，细一看佛像铭文，竟是杨髡——元朝时的江南释教总统杨辇真珈的像。此人在江南，一到名山大川就到处凿石造佛像，又专好发掘皇家陵墓和大户人家的古冢，看到墓中有女尸容颜依旧还做出淫媾的勾当来，张岱素闻此人恶名，与众人一说，大伙儿气不打一处来，当即捣碎了杨髡的像，还不解气，又对着断肢残臂各撒了一泡尿。附近寺僧闻声出动，刚要责怪他们损毁佛像，知道打碎的是杨髡的像，也都双手合什，作欢喜赞叹状。那一日的溪边林中，定然响彻了少年们哄传的笑声。

据祁彪佳日记回忆，张岱的四个弟弟卿子、介子、平子、登子也都与陈洪绶交好。他为平子迁入新居作过画，还写诗感谢平子赠米。尤其是张登子与陈洪绶走得更为亲近，时常诗文酬答。“几年不见张公子，每忆玄都观里人。常梦云间同作客，数回吹笛唤真真”，诗中的张公子说的就是张登子。

曾鲸像

他和张岱还多次一同出行访友，约了祁彪佳去安昌白洋村（那里靠近杭州湾南岸）看潮，去南京观新上演的《金瓶梅》。某年秋天，陈洪绶还邀请张岱去枫桥杨神庙看了著名的迎台阁祭神仪式，数万人如蚁一般密密聚集在枫桥下祭神、唱戏的场面，让张岱至为难忘。[9]对张岱来说，只要一想起陈章侯，总也离不开西湖、酒和女人，总是那么的兴兴头头、热热闹闹。1634年秋天，坐着游船“不系园”去西湖边定香桥看红叶的十人中即有陈章侯。那船由杭州富商汪然明投资兴建，富丽堂皇无比，舟名得之于《庄子·列御寇》中“泛若不系之舟”之意，由陈眉公题写，董其昌、钱谦益等名流都曾在此饮宴。那一日连张岱在内登舟的十个人，也都不是泛泛之辈：南京曾鲸，当世屈指可数的肖像画大家，后世波臣派的开创者，人称其一手肖像画入眉透骨，精妙无双；[10]东阳赵纯卿，力大无比，擅使竹节鞭，有豪侠之风；金坛彭天锡，经常出入梨园，擅演净、丑戏。杭州杨与民、陆九、罗三，女伶陈素芝，也都是有艺在身的知趣之人。更让人称艳的是张岱的女友朱楚生，一个把演艺看得高过自己生命的调腔女演员[11]，粗看之下并非绝色，细细打量，眉目之间全是风情，就像张岱自己所说，“楚楚谡谡，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尤其是一谈音律，一展歌喉，朱楚生婉啭的声线到了让昆山老教师“不能加其毫末”的程度。

那晚在西湖边，一众文艺中青年喝过了酒，趁着兴致，开始各耍各的。陈章侯拿出一幅纯白细绢为赵纯卿画古佛，曾鲸从另一个方向为之写照。杨与民弹三弦子，罗三唱曲，陆九吹箫。杨与民又拿出一把寸许长的紫檀界尺，靠着小几，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听者无不笑倒。接下来彭天锡登场了，先与罗三、杨与民串本腔戏，又与朱楚生、陈素芝串调腔戏，每个角色他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这时，陈章侯的画也画完了，上来唱村落小歌，牙牙如小儿学语，张岱弹琴为之伴奏。赵纯卿手拿酒杯，都快站不稳了，笑着说，小弟一无所长，只能以杯中酒向众兄弟聊表敬意了。说罢一饮而尽。张岱却不放过他，说，唐朝有裴将军为吴道子舞剑，一曲舞罢，高高抛起，如电光下射一般入鞘，恰好吴道子的画也完工，今天章侯为你画佛，你也正好舞一回剑，让我等开开眼。赵纯卿一扫醉态，跳身而起，取起重达三十斤的竹节鞭，在月光下旋作了一团银光。众人惊哦一片，慢慢地这银光四泻开来，只剩下赵纯卿一人站在场中大笑不止。[12]

陈洪绶《品茶图》

张岱还记述了他的好友一次喝高了去追一个陌生女郎的事。说的是1639年，时近中秋，张、陈二人在西湖边的画舫应酬回来，看到月色明亮如许，两人又趁兴叫童子划船到断桥，一路饮酒、吃塘栖蜜桔。张岱不善酒，只是沾唇而已，章侯一人独饮，却也兴致勃勃。船过玉莲亭，忽听得岸上有一女子的声音在问童子：相公船肯载我女郎至一桥否？一听得有女郎要求搭船，月光下再看此女“轻纨淡弱、婉瘗可人”，本来喝得昏昏欲睡的陈洪绶直如打入了一针兴奋剂，连说好的好的。那女子也不客气，足尖一点就欣然下了船。接下来，陈洪绶这个调情老手施展的手段让张岱看得目瞪口呆，这个厚脸皮的竟然以唐代传奇中的虬髯客自比，说女郎身上的侠气让他想到了红拂女张一妹。一说二说的，两人竟然喝到了一块去。那女郎也一点不扭捏，酒喝得好，酒量更好，船到一桥，漏下二刻，他们竟然把船上带的酒都给喝空了。问女郎家住何处，她总笑而不答。等她下了船，张岱撺掇陈洪绶在后面暗暗跟踪，只见此女身影如一片淡烟飘过岳王坟，就再也找不到了。[13]

陈洪绶《仕女图》

莫非三百多年前的月色下，陈洪绶遇到狐狸精了？

但更可能的是，舟中与陌生女子对饮的那一刻，陈洪绶想起的是十九年前那个拿着洁白的绢来求他画莲花的女孩。那是1620年春天，桃花开得正艳的时节，地点也是在西湖岳坟边。那个叫董飞仙的女孩骑着一匹个头不大的桃花马，马蹄得得，沿着苏堤一路跑过锁澜桥、定香桥，一直跑到他的跟前。

湖风吹乱了她额前的一绺发。她的胸脯起伏着，像隐约的春山。她打开马背后的包裹扯出一幅绢来。猎猎的湖风把这幅绢吹开了，凭着一个画家的职业性眼光，他一眼就看出这是幅上好的熟绢。女孩告诉他，这幅绢，是她自己“擘”的，给生绢上了好几道矾，才变得这样的细密、紧实，你就是要画再大的荷花也撑得住。

他对着湖上的斜阳眯缝起眼睛，笑了。桃花，女孩，马。对着如许清新可爱的一个人儿，没有人不会发自内心地微笑。

他想画的何尝只是一朵莲花。他想以她的身体为绢，画无数的画。“桃花马上董飞仙，自擘生绡乞画莲。好事日多常记得，庚申三月岳坟前。”当他写下这首诗的第一个句子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痛，感到了身体里巨大的空。多年后他去了北京，在一家不知名的客栈里，呼吸着干燥得不含一丝水汽的空气，他又梦到了西湖苏堤的那片潋滟波光，耳边又响起了得得的马蹄声。梦里的女孩还像刚遇到时一样，清亮得像一滴水。

陈洪绶《斜倚薰笼图轴》

“长安梦见董香绡，依旧桃花马上娇。醉后彩云千万里，应随月到定香桥。”[14]日后随着这首诗被毛奇龄、朱彝尊编入各种诗话，董飞仙的故事也有了多种版本。但真正的那个骑着桃花马的女孩已经在他记忆中永远定格了。当1639年中秋前夜，陈洪绶与陌生女郎在西湖舟中饮酒之际，他或许会短暂地把此女与记忆中那个骑马的女孩影像重叠，但他很快就会明白，时间就像月光下、桥下、舟下的流水，已经哗哗流去了十九年，眼前这个姿容动人、酒量颇好的女子，论年纪都可以做董飞仙的女儿了。

墨蝶

那个女人披着一件华丽的团鹤纹披风，云鬓高髻，慵懒地躺卧在几榻上。她的膝边，宽大的外袍下方有一半月形竹笼子，虚虚地罩着一只金属鸭形薰炉。妇人头颈微扬，眼视前方，又似一无所视。她的右肩上方，是一朵盛开的白芙蓉花，一只鹦鹉正自鸟架俯身向下，似乎要引起她的注意。

男孩的出现打破了画面的平静。这个三四岁的男孩身体剧烈前倾，正奔跑着，努力去扑住一只蝴蝶。如果我们把目光再靠近些，会发现这不是一只真实的蝴蝶，而是画在纨扇上的一只墨蝶。然而这不无趣味的一幕并没有惊醒那个神思恍惚的年轻妇人。她甚至没有注意到，男孩是什么时候跑来的。看护男孩的女仆的喝阻声她也充耳不闻。她的目光长久地落在空中一个虚无的点上，那里究竟有什么，可以如此恒久地吸引着她、并让她的嘴角浮起如梦似幻的一丝笑容？她的右肩上方，那只多嘴多舌的鹦鹉会把她的秘密大声说出吗？

她身体诱人的曲线透露了秘密。这个郁郁寡欢的女人是被感官的渴望攫住了。以此看去，画中的鹦鹉、薰鸭香炉、精工雕制的鸟架，斑驳的铜壶和盛开的白芙蓉全都成了性欲的暗示。然而对一个独居的深闺女子来说——她不在场的丈夫可能是一个外地任职的官员，也可能是一个长年奔波在路上的商人——这禁锢的欲望是虚无的、不无幽怨的，她只能在闲坐中打发时光，就像白居易诗中那些眼睁睁看着青春消逝的宫女，“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薰笼坐到明”。当这个秋日里的妇人表情恍惚沉浸于白日梦时，男孩追逐着、并努力要扑住的，也是一个幻像，这是不是在暗示着，强烈的欲望可以跨越真实与虚构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

在1639年的某一天画下这幅《斜倚薰笼图》前，陈洪绶肯定看过比他稍早年代画家仇英、唐寅的许多仕女画，在那些以女性为题材的画作中，女人多是被动的角色，在款款行移、含蓄优美的姿势中，顺从地接受男性目光的抚摸，从来没有一个画家像他那样，把欲望提上来，主动表达对欲望的深陷。而对于真与幻的着迷，实际上也是普遍弥漫于晚明知识界的一个主题，我们总应该记得那个时代流行的不朽传奇《牡丹亭》里，杜丽娘因梦生情，相思而死，她留下的自画像又使少年柳生陷入相思，最后，爱超越生死，杜丽娘还魂，虚构成为了真实。

对于一个靠酒精的燃烧寻找灵感的画家来说，幻想和现实时常纠结成一团，难分彼此。二十年前，那只亦真亦幻的蝶儿就翩跹在了他脑海中。那时候他刚开始写诗，过着一种半流浪的生活，经常跑到绍兴法华山中对着满坡竹子写生。那时候，他刚刚迷上酒，那种具有火焰性子的妖艳的液体，并在酒精的烧灼下彻夜作画不止。在1619年画下的一幅《蝴蝶纨扇图》中，一把团扇仿佛飘浮于空中，扇上墨菊的香气吸引来了一只蝴蝶，那蝶半隐于纨扇下，半明半暗。在这里，纨扇为真，蝴蝶为真，唯有扇上的墨菊为虚构的艺术，那蝶儿迷于墨菊，正表达着年轻的他沉溺于虚构的冲动。以后的日子里，那只蝶儿时常飞来他的笔端，有时是两个年轻的女子在扑蝶，有时是一个男子侧耳倾听着蝴蝶翅膀扇动空气的声音。

精华

这已经不只是对幻境的沉溺了，更多时候，他在努力跃过虚构的界限纵身跃向这个物质性的世界，并在细致入微的观察中显现出同时代画家少有的描绘能力。有时他把自己放入了画里，化身为那些长脸、短须、鹰钩鼻子、骨胳粗大的男人，目光炯炯地盯视着女人和各种各样包围着他的物品。这些场景和物品通常是：庭园、书斋、石桌、画册、古琴、香具、铜瓶盏花，书案上的铜鼎、红漆盒、冰裂纹瓷杯和青瓷茶注。有时候他明明不在场，女人也不在场，我们也总能感觉到册页和卷轴背后他无所不在的窥探目光。一幅画于1619年的静物图，占据画面中心的是铜镜、发髻、针蒳与一枝花，画中花与镜的姿态与位置却总让人想起女人的照镜之姿，然后去想象她闺帷后面全部的生活。

在那些描绘文人或妇女生活片断的画作中，他的目光大多时候透着不加掩饰的霸道。一幅创作于1649年前后的《吟梅图》中，作为主导者的男子位于画幅上方，端坐在摆满了铜炉、砚台、镇纸、研山这些清供的宽大的几案后面，这几案系用虬屈多节、奇形怪状的天然木头制成，摆上文房清供即为书桌，加上椅垫又可成为可坐可卧的“隐几”，但这会儿它的功用显然是书桌。画中男子以尊者的地位面对着居于下首捧着白瓷瓶花（瓶里插的是水仙和一枝梅花）的女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手，一双剧烈交叉着的手，似乎在无声地透露他内心的秘密。他灼热的目光落在几案右侧青绿沁人的双环古铜尊上，也烙下了对女人的浓烈欲望。另一幅《授徒图》中，那个男人有了进一步的举动，他左手紧握一柄如意，右手碰触古琴，但坐姿已然凌乱，不由自主地向着坐在右侧的两个女弟子侧倾了。那两个女孩一个在插花，一个在看一幅竹石画，她们都梳着高髻，领口很浅，愈显得脖颈颀长。男子的目光胶着在了插花那个女孩的一双手上。但专注花道的那个女子似乎并未察觉到来自左上方老师的目光，她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被观看、被品评的位置，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她的老师抚摸她的目光就像在把玩家藏的一件物品，或者一件不轻易示人的宝贝。

陈洪绶《授徒图》

这一不无暧昧的场景，很容易让人想到曾向他学画的侍妾胡净鬘，那个可人的扬州女子。1643年秋天，陈洪绶最后一次离开北京沿运河南归时，在扬州迎娶了这个雅好画道的女子，并携她去城中八大刹之一的铁佛寺赏看了红叶。据说那寺里有三株梅花，其中一株花开三色，叶多红色，他们看花归来的当晚，陈洪绶指导胡净鬘画了一枝红叶，悬挂在帐中，挂妥当了，不知是说人还是说红叶，指着打趣说，这一枝乃是扬州精华也。[15]

花是精华，人亦是精华，最为精华的还是这个时代成熟到了靡烂的物质生活的种种。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于生活并非必需的“长物”，才会有那么多今人看去奇奇怪怪的讲究，譬如花有花道，茶有茶道，性爱有房中术，美女鉴别也有专门的仪容手册，而这一切的另一端，都系连着这个时代最为精致、发达的感官。仅以插花一道而论，就有《瓶史》《瓶花谱》这样的著作专述其要：厅堂宜用铜者，以古铜器为佳，瓷器则以宋、官、哥、龙泉等窑为上，折枝花卉以大枝适宜，冬季不妨插梅。反之，书斋花器尺寸宜小，应用瓷器，古铜觚等小型铜器亦可，无论是瓷是铜，瓶中折枝花都应瘦巧。除此之外，厅堂与书斋插花种类不宜过多，忌用有环或葫芦等瓶，更忌成对摆放。还须亲自插花，不可假手僮仆，如若不然，就是缺乏品味的好事家，称不上真正的鉴赏家，等等。

当1644年的那场剧变把陈洪绶他们一代人的生活一截为二，让他们成为断了尾巴的蜥蜴，他们要找回那一段风华而又靡烂的记忆，也只能在纸上江山、梦里乾坤了。如同他的朋友张岱在纸上重建了一个故园，余澹心通过对秦淮河歌妓们的记叙回到了过去，老莲也在下意识地用画笔去寻找断掉的那截尾巴。

所以他几乎是在用一种恶狠狠的、几乎要把什么都吃了的狠劲在画女人与物品。画中人或手握如意，或摩弄着铜器和莹滑可人的隐几，或嗅着瓶中菊花就像嗅着女人胴体，无不呈现出急切的占有欲望。山体、几案、人脸轮廓的线条，务求一种宋朝院体画式的粗重笔触，以显出物质性的坚实。花器，那些手捧铜瓶的女人，铜觚中插着的梅竹、荷花及荷叶，则曲尽《瓶史》《长物声》等图籍之妙。留存于世的一幅《松海竹石盆景图》，盆上冰裂纹及盆边卷草纹都清晰可见，甚至连修补花盆的痕迹也历历分明。他画铜瓷大瓶、铜鼎这些粗重的大件，也画白瓷瓶、水裂纹小瓶、铜瓶这些小型的花器，他对于铜器色泽及瓷器冰裂纹的细致描写，显出他对这个世界物质性一面的浓厚兴趣，藉此他也是在向一个逝去的年代唱着挽歌。

由此我们领会了那个时代的观看之道：在明朝，一个人能够看到什么取决于他是什么样的身份，在什么样的季节里，与什么人一起观看。这些古画里，有时我们会与画家的目光交汇、碰撞，在画里画外目光的投射下，花器与女人都被赋予了物品的地位，或者说，对物质性的追崇，使得物品可以取代人，人也可以作为物，晚明时代女人与物品的这种交相模拟，一本叫《长物志》的生活指南书里就已开宗明义了：看书画如对美人。反之，女人也不过是这世上的另一种物质。

不只陈洪绶这样在看世界，他的目光乃是他那个时代集体视觉欲望的投射。在这种由欲望缔结的共同观看中，他们辨识着对方，在共同的记忆中回望着晚明江南文化的那一脉绮丽霞光。

酒徒

二十岁那年起，老莲成了一个酒徒，同时开始热情而又盲目的诗歌写作。越地的酒，大多是入口绵软的黄酒，老莲独好诸暨本地产的一种秣秫烧酒。这种叫“同山烧”的古酒出产自本县一个叫同山的小镇，据说古越国时就已酿制。越王勾践率师伐吴，出征前以酒投江与将士们共饮，“箪醪劳师”说的就是这个故事。此酒色泽玉红，琥珀色，天生一股媚态，却又其劲如刀，纯然是刚猛一路的北派风格。自二十岁爱上此物，陈洪绶的大半生都泡在了酒里。

他出生那一年，徐渭已死去五年，董其昌四十四岁，一个人文昌盛的年代即将落下帷幕，但日子尚称太平，他的童年基本上还是快乐的。枫桥陈家虽非锦衣玉食之族，却也是个簪缨之家，老莲的远祖为翰林学士，曾祖任扬州经历，祖父陈性学是1577年的进士，万历时做过广东、陕西布政使，掌一省民政，从二品职衔。他的父亲陈于朝少时虽有神童之名，及长，诗文也做得不错，一手龙蛇飞动的字与好友徐渭都不相上下，却时运不济，连最微末的功名都没取得，三十五岁就郁郁而终。这个仕途失败的父亲最引以为豪的是生下的二儿子自小聪颖异常，自陈洪绶记事起，父亲就经常说起儿子出生前晚他做的一个梦，梦里，一位氅衣鹤发的道人手持一莲子对他说，吃了它就会得到一个有出息的儿子。所以陈洪绶的小名也就唤作了“莲子”。

从祖父一辈起，枫桥陈家就与萧山长河的来家开始了密切交往，两家称得上世交，后来更是成了姻亲。当老莲的祖父陈性学出任陕西布政使时，邻县萧山的来斯行也正在福建右布政使任上，同乡之谊，再加都在官场同一职级上，公务私事交往频频，友情与日俱增。后来老莲的父亲陈与朝又与来斯行的弟弟来宗道做过数年同学，只不过后者的运气要好得多，中举以后又成进士，后又七次进阶，做到了一品职衔的礼部尚书，还当过几天大学士。因为上辈的此层关系，陈洪绶来到这个世上没多久，他未来的妻子就被选定了。这个女孩就是时常与他玩耍的来斯行的二女儿。日后，陈洪绶的妹妹陈胥宛还嫁给了来宗道的儿子来咨诹，成了萧山长河来家的媳妇。

小时候的陈洪绶并不认为画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儿。那些天赋异禀的人总是不拿自己的本事当回事儿，却往往会吓着他周围的人。四岁那年，陈洪绶去来家上私塾，来家正在装修房子，把墙刷得雪般粉白，主人特为告诫孩子们，不许在墙上乱涂。陈洪绶进入那屋，四顾无人，就桌子叠着椅子爬将上去，在白壁上画了一幅约十尺高的关羽，躯干丰伟，栩栩如生，别的孩子一见，竟然给吓哭了，他未来的岳丈来斯行闻讯赶来，他什么反应呢？——“翁见侯像，惊下拜，以室奉侯”。竟然把小孩子家的涂鸦给恭恭敬敬保存了下来。[16]

诗人朱彝尊把这则传说写入正式的陈洪绶传记，意在说明传主自小就聪颖异常。老莲成名以后，他的朋友们总喜欢津津乐道于类似的神奇事迹，以此哄抬老莲身价。比如说他十岁时拜浙派大家蓝瑛、孙杕为师，两人看了他的画惊叹，假使这小子真成了材，吴道子、赵孟頫都要拜他做老师，哪还容得我辈作画！[17]蓝瑛自此以后还发誓再不作人物画。又比如说他十四岁时，画拿到集市上，一会儿工夫就给顾客抢光了。[18]传说不免有夸大，但这个人艺术资质之上佳已可见一斑，就好像上天派定他到尘世间来就是做一个画家的，用他的老师蓝瑛的话来说，“此天授也”。但所谓的天才，不过来自于热爱，来自于近乎本能的打破陈旧规则的嗜好，对此，陈洪绶自己在《隐居十六观图册》上曾经题跋回忆：少年时，他跑到杭州府学临摹北宋名家李公麟的七十二贤石刻，闭门摹十日，临摹完了，出来给人看，问：怎样？人们答：像！他很高兴。又闭门临摹十日，出来给人看，问怎样？人们答：不像！他更高兴。因为他明白，自己的画境已经更进一层，从“形似”进到“神似”了。这一节经历，后来被他一生的朋友周亮工记入了艺术史著作《读画录》，并被历代画工用来教导刚开始学艺的徒弟们。

章侯儿时学画，便不规距形似，渡江拓杭州府学龙眠七十二贤石刻，闭户摹十日，尽得之，出示人曰：何若？曰：似矣。则喜。又摹十日，出示人曰：何若？曰：勿似也。则更喜。盖数摹而变其法：易圆以方，易整以散，人勿得辨也。[19]

然而这丝毫没有让老莲沾沾自喜，官宦之家对子孙们的要求，从来都是要他们埋首于八股时文，求取一官半职以光耀门楣，三十岁之前的陈洪绶所受的全部教育也都是朝着功名目标去迈进。尽管画画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名声，让他时时沐浴在长辈们嘉许的目光里，但内心里他也明白，那只是一种遣兴的小道，一样能够给他带来乐趣的玩意儿而已。族中已经有长辈表示出了不安，因为这个神童身上的种种气质，无法不让他们想到他那个雅好文艺又仕途蹉跎的父亲，那不也是个神童吗，可惜天不永年，小儿子才九岁就郁郁而终，可见文艺这东西是有毒性的，沾上了就会非常危险。

陈洪绶《花蝶图》

祖父的去世宣告了好日子的结束，那年他十六岁。再过两年，他母亲也去世了。他的哥哥陈洪绪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为了独霸家产，也是发泄以前长辈们对他专宠的不满，时常虐待他，不分缘由就把他揍得鼻青眼肿。那一顿顿的拳头把他从家乡打到了五十里外的府城绍兴，一个人在火珠巷租了间房子住下，算是成全了他兄长。萧山长河来家倒是厚道人家，来斯行一点也没有因陈家家道中落而看轻他，在陈洪绶最困苦的日子里，来家接纳了他，并于第二年把他祖父在世时说定的那门亲事给办了。

当陈洪绶在府城过着半是任性使气、半是流浪的生活时，人称蕺山先生的哲学家刘宗周已辞去北京的职务回绍兴老家，并在城中的石家池、朱氏解吟轩等处授徒开讲儒家的性命之学，后来又在城北开办了蕺山书院。陈洪绶也跑去做了一个听众。与他同一时期成为刘氏门人的有山阴祁家的祁彪佳、会稽诸生王毓蓍等一干青年才俊。这其中他又与王毓蓍最为投契，两人总有些不谋而合的奇思妙想。[20]同学中，祁彪佳是个标准美男，王毓蓍则奇丑无比，又口吃，可他的一手好文章却让大家都很服气，再加上他天性大方好客，大家都喜欢与之做朋友。陈洪绶参加过几次王毓蓍组织的宴饮，那都是在他家里，为了让大家多喝点，王毓蓍把家里善唱小曲的一个叫梁小碧的小僮也唤了出来，给众人歌以侑酒。王毓蓍字玄趾，陈洪绶故意贤侄贤侄地叫他，他也不恼。但在刘老夫子门下，他那套又是诚又是敬的儒学精要对天性放纵的陈洪绶来说实在有些扦格，所在他在蕺山待了不久就离开了。

陈洪绶《南生鲁四乐图》之“解妪”

妻子是大家闺秀，温柔贤淑，有时还能陪他画上几笔。[21]老丈人对他也不错，总相信女婿能够发愤直追，重振枫桥陈家。可是除了在1618年中了个诸生，好运气再也没有光顾过他，功名总像天边的马车一样遥远。他恨自己不争气，更觉得家庭的温柔是一个要勒得他透不过气来的软绳索，于是一次一次地往杭州和绍兴跑。他觉得，只有拿起画笔对着满山竹子、云霞，只有俯身在前人卷轴上人物、山水、花卉、翎毛、走兽构成的那个世界的时候，自己的内心才是畅亮的、自由的。

他的画名越来越大，可是当有钱人捧着银子恭恭敬敬来求他的画时，他却拉长着脸把人家晾在一边，甚至地方上的督学也吃了闭门羹。没准儿这个年轻人觉得世人对他的画格外看重是对他的侮辱呢。还有一次，一个大官把陈洪绶骗上船，说是请他鉴定书画，船开行后，就拿出绢素强请他作画，陈洪绶大怒，谩骂不绝，还声言不放他走就要跳入水中，搞得那大官老大的没趣。

就在这苦闷、骚动的青春期，他与酒劈面相遇了。这带着令人眩晕香气的、玉红色的液体，时时激起他的飞翔之感，其魅惑力或许只有女人的身体差堪比拟。同样能够给他以安慰的是父亲在世时经常翻阅的一本佛经，《华严经》，他废寝忘食地读着它，好像这样就能与死去多年的父亲对话。

陈洪绶《屈子行吟图》

岳父来斯行有个大房侄孙叫来风季，论辈份比陈洪绶低一辈，论年纪却长他十五岁，两人曾一起在“松石居”读《离骚》。这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冬天。这充满着奇谲想象力的篇章读得他们热血沸腾。陈洪绶自述，当时只觉得“四目莹莹然，耳畔有廖天孤鹤之感”。他们仿照唐朝李贺的用韵写下了数首向伟大诗人致敬的长短歌行。在来风季的琴声伴奏中，陈洪绶用两天时间画出十二幅白描《九歌图》，其中一幅《屈子行吟图》，画中屈原孤独、瘦削，跨剑踯躅着，忧端积满眉宇，正可作他苦闷的自画像来看。《九歌图》一直藏在来家，1638年，来风季的儿子来钦之刊刻其父作注的《楚辞》一书，以全套木刻《九歌图》作插页，而此时，距来凤季在去北京的途中去世已足足三年了。好友没有看到合作的这本书出版，陈洪绶为之心痛莫名，他在书的序言中回顾了两人“烧灯相咏”共读《离骚》的这段经历，“丙辰洪绶与来风季学骚于松石居。高梧寒水，积霉霜风，拟李长吉体为长短歌行……”又说，“风季羁魂未招，洪绶破壁夜泣，当取一本焚之风季墓前……”此是后话休要提了。

北京

陈洪绶第一次去北京是1623年春天。这年初，他妻子偶染小恙，开始只当是寻常风寒，将养一些时日就会好，哪知道病势急转直下，捱不了多久时日就去世了。每天面对妻子留下的旧物，看着尚不解事的女儿道韫蝶儿一般飞来飞去，他觉得再在家里待下去真要发疯了，于是丧事一毕，他就只身溯运河北上京津了。

北京之行除了收获了数百首诗，还让他得了一场大病。病了五六个月，待到稍好些，囊中已空，这一年已经虚度。[22]病中时常想起妻子，临终前握着他的手，嘱以旧服装殓，要他好生看顾小女。“翠袖红绡满箧藏，缕丝摺叠怨俱长，当时装束为侬饰，今日披将归北邙”，写着这样的悼亡诗，总是悲不自胜。好在长安可买醉，可涉欢场，于是千里春风醉客心，癸亥年的京都也不是全无一点生趣，再有途上的景致，大运河西岸扬州城的繁华，这一趟北行总算是有些亮色在。

还是老家的风土养人，这个刚出远门归来的年轻人拖着病躯，去苎罗山看红叶。一双醉眼看去，那满山的叶子真是比血还红。可能是在游山途中，他结识了任职本县主簿的国子监生周文炜。后来他们还多次去五泄山游玩。每次，周文炜都带着他十三岁的儿子周亮工。他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喜欢写诗绘画的少年，后来他们的友情持续了一生。另一个经常的去处是杭州。与张岱兄弟及赵介臣、颜叙伯、卓珂月等一干朋友于灵隐韬光山下岣嵝山房读书就是这个时期。张岱还鼓动他用四个月时间画下了《水浒叶子》。[23]所谓叶子，乃民间流行的酒令牌子，让这个擅丹青的高阳酒徒来作也算是找对了人。他笔下的四十余个梁山好汉造型夸张神采飞扬，扑面一股英雄气，张岱为之写了“缘起”，说画的虽是“古貌古服、古兜鍪、古铠胄、古器械”，实际上是章侯自写其一身学问和抱负，“郁郁芋芋，积于笔墨间也”。时代已呈乱世之象，天地正气，岂止在绿林豪客草莽者乎？

盘桓省城其间，杭州卫指挥同知韩君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做了第二任妻子。以后几年里，他一直没有放弃科考的努力，一会儿跑到杭州打探消息，一会儿跑到长河来家与好友来风季研读时文，家中新建的“醉花亭”都没工夫去好好打理。除非有推不掉的寿文或应酬作画，他很少再提起画笔，甚至把酒量也减了下来。传说他在牛首山永枫庵读书的时候，早上听到钟鼓声就起来用功，晚上钟鸣之后酒再也不沾一口。其时魏忠贤刚刚伏诛，崇祯推行新政，他也和这个国家一样颇思一番振作，但1627年、1630年连续两次的闱场失利使他饱受刺激，转而甚至怀疑起了自己的智力是不是出了问题。在他后一次考场失利后，早年待他很刻薄的哥哥陈洪绪怕他出什么意外，叫了一帮亲友跑到杭州陪他，还雇了一只西湖上的游船陪他散心。

《水浒叶子》“孙二娘”

陈洪绶第二次去北京是1639年冬天。这一年赴京之前，可记者尚有几事：邀请祁彪佳、祁熊佳兄弟到绍兴观画；八月十三日与张岱醉酒于西湖断桥边；摹写了一幅李公麟《乞士图》；在西湖定香桥畔为朋友马权奇画“张深之本西厢记”插图，计有崔莺莺像、目成、解闱、窥简、惊梦、报捷六幅。这边厢应酬一毕，他已在运河的船上，邵伯湖、淮上、清江浦、桃源、山东、河北一路行去，每一处都有诗寄内。说到了山东，山却极少，黄尘漫天，买的是他乡酒，喝起来却还是越酒滋味。又说舟中听雨，最是伤感，只怕归来要到明年暮春了，梨花夜雨暗钱塘。要妻子记得料理田园，休忆远行人，[24]虽然没法子才去北京觅个出路，“狂夫”也是忆家的呵，曾记旧年幽事否？酒香梅小话窗纱。

距上次赴京已过去了十六年，此时的他已是家有九个儿女的中年男子，[25]长年蹉跎，他的面相比实际年龄还要显老几分。一个人在外，惦念家中，实是为夫为父者常情。此番入京，是因多年前一个同宗兄弟卖田纳栗入国子监的启示，他把多年卖画攒下的钱全都带在了身上，也想试试运气以之撞开国子监的大门。他哪里知道，就在他兴冲冲赶到京城的1640年，被官军暂时挫败的李自成的农民军正蛰伏在陕西、河南一带的荒山中，并将在四年后如一股污脏的潮水涌进京城彻底打翻龙廷，到那时，名利场上的客，管你得意的、失意的，都将在这场惊天巨变中遭受灭顶之灾。第二年除夕夜，温着酒，拥着寒炉，在京的陈洪绶写了一首诗寄给族中三老叔，说明年也不敢有大的奢望，但愿所遇着的都是吉祥事，“各人多读几行书”，但陷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帝国已是危厦将倾，明摆着太平日子是要过到头了。

陈洪绶　扇面

陈洪绶抵京时，当年共游五泄的少年周亮工正好考中这一届的进士，分发外任前在京谒选。时隔多年，一个已是蟾宫折枝的新贵，一个还在奔向功名的道路上蹭蹬，抛开这一切，一谈起诗词、书画、鉴赏，这两个多年前相识的人顿成莫逆。他们与金道隐（金堡）、伍铁山（伍瑞隆）几个同好结成了一个诗社。老莲特别喜欢周亮工的诗，在他看来，这个才三十不到的新科进士简直是一个天生的诗人，自己的诗句在他面前简直像柴篱上的野花一样粗陋不堪。不几日，礼部令下，周亮工出任山东潍县令，老莲还特作了一幅归去图相赠。[26]只是一年后周亮工因守城有功调任京师时，陈洪绶已经南归了。

这一期间老莲在京城参加了不少宴集活动，应人之请还画了不少画，覆灭之前的京都文艺圈里几乎人人都知道有个浙江来的擅画人物的陈老莲。那些醉生梦死的大佬公卿都以见过他一面为荣，但他们看重的不过是老莲那些有着太古之风的字画，得其片纸只字，珍若圭璧，以作自己身份的标榜，同僚间相互夸示说，“吾已得交章侯矣。”这让老莲很不是滋味。他的声名还传进了刚刚起复为兵部右侍郎兼日讲官的倪元璐耳中。说起来，这位同乡高官（倪来自浙江上虞）还是他的老师刘宗周和黄道周的好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层关系，倪元璐在忙着为皇帝制订制敌机宜的闲暇，开始了与这位同乡的诗词唱和。

1642年对风雨飘摇的帝国来说是雪上加霜的一年：辽东松山失陷，曾被视为国之砥柱的洪承畴叛变；西线，左良玉兵溃，起死为生的李自成水淹开封城继而大败孙传庭部。对陈洪绶来说，这一年是一个坏消息连着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春天时他的兄长在老家去世了，好消息是他终于成了国子监一名在籍的太学生。但他的兴奋劲很快就过去了，开始还以为自己考得不错才入的国子监，后来才明白过来，皇帝召他为中书舍人是看中了他的画名，要他入宫临摹本朝洪武以来的历代帝王图像。这给了他尽观宫中所藏古画的机会，从这些宫中珍秘中深得古法渊雅的老莲，笔法苍老润洁，画艺更为精进，一派静穆浑然，时人把他与董其昌非常赏识的北方画家崔子忠相提并论，并称为“南陈北崔”，[27]但他似乎很不满意这样一个宫廷画师的身份，叫屈说，“乞向人间作画工”，这哪是他的本意啊。

他到底想要做什么？如果有机会崇祯皇帝这样问他，他还是答不上来。到山海关外的冰天雪地里抵御建州女真，还是跟着孙传庭去河南追击流寇？他一个南方书生哪里做得来这些！可见功名一说害人不浅，它让多少人丢弃了本分硬要去做根本做不来的事。当然，被焦虑和猜忌折磨得寝食难安的崇祯根本不会有心情与一个内廷画师有这样的对话。

青蚓

崔子忠者何许人也？据曾任山东潍县知县（属平度州管辖）的周亮工在《因树屋书影》中称，此人字道母，号青蚓，原籍山东平度，左光斗任提学御史时，拔识为顺天府学诸生，崇祯年间成了京津一带首屈一指的大画家。[28]

周亮工说，崔少年时，投在山东学者宋继登门下学习时文，但因文章写得过于奇崛拗口，考中秀才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起色，便放弃举子业专心做一个画家。中年后，画名日隆，仍然住在北京南郊偏僻处一所简陋的小院里，“荜门土壁，洒扫洁清，冬一褐，夏一葛”，学着古人戴高冠、穿草履，闲暇时莳花养鱼，一副安贫乐道的样子。他的妻子布衣素裳很能持家，两个女儿长得漂亮，也都识得字，每当兴至，则欣然展纸挥毫，妻女都能点染设色画上几笔，一家四人相与摩挲指示，实在是其乐融融。但这个画家性格古怪，只把自己的得意之作赠给少数知己好友，如果有谁出钱来买，他掉头就走，一听到达官贵人想与他结交，他都逃避不顾。[29]

周亮工的记述大多来自崔子忠顺天府学的同窗王崇简，[30]也有一些是钱谦益提供的。钱谦益崇祯十一年因事待罪北京，一度与崔子忠相识，做过他几个月老师。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崔秀才子忠》中讲过一则故事：崔的老师宋继登有两个子侄，宋应亨和宋玫，与崔曾是同窗好友，后来天启年间，那两人都考中了进士，宋应亨任职吏部文选司时，曾授意一个应选者送给崔一千两银子。崔拒绝接受，说：你知道我穷，却不拿自己的钱财赠我，而要我接受应选者的银子，这算哪跟哪啊！宋玫屡次向崔子忠求画，崔都不给。一次，宋玫把崔请到府中，关上大门，说，今天别怪老同学无理，如果不给我作画，我就不放你回家，不出十天半月，你家里养的鱼、栽的花，就都渴死和枯死了！崔无奈，只得画了一幅。“画成，别去，坐邻家，使童往取其画”，说是“有树石略简，须增润数笔”。宋玫把画交给来人带回，崔子忠当即撕碎，扬长而去。[31]

崔子忠《藏云图》（局部）

后世学者孙承泽、孙奇逢在钩沉甲申前后京津地区人物时，对崔子忠的孤僻、高傲和狂放个性都给予了突出记载，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不约而同提到了史可法赠马的事。故事发生在1637年前后，曾与崔子忠和前文说到的王崇简同窗于顺天府学的史可法此时已以都御史巡抚安庆，某日，史可法自安徽返回北京大兴县老家，经过崔家时，看到崔家穷困得吃饭都成问题了，于是把坐骑送给素来敬重的这位老同学，自己徒步走回家中。史可法前脚刚走，崔子忠就把马给卖了四十两银子，叫来一帮朋友痛饮，不到一天工夫就把这笔钱挥霍殆尽，一边喝一边还与人说：这买酒的银子是老同学史道邻（可法字道邻）给的，清清白白，不是偷来抢来的！[32]

在贫寒清洁中过完一生的崔子忠，平生行事可当得一奇字。钱谦益说他长得很“清古”，一眼看去就不像当代人。董其昌评他“其人、文、画，皆非近世所见”。崔好读奇书，好作奇画，人称他的古文诗歌，论知识的博奥和想象力的奇谲，一点也不逊于唐时的鬼才诗人李长吉。他的画又如何呢？钱谦益说，崔所追求和师法的是晋代顾恺之、陆探微和唐代阎立本、吴道子的画路，五代关仝、北宋范宽以下几乎都不在他眼里（“慕顾、陆、阎、吴遗迹，关、范以下不复措手。”）周亮工也说崔虽不以专画佛像出名，但他画的观音大士像，一经触目就觉得满是悲悯之意，那境界，都赶得上画圣吴道子了。[33]

崔子忠《藏云图》

如果机缘凑巧，老莲真的在京城里遇上了这样一个和他一样好古、狂放又傲兀不群的画家，他或许不会那么急着要南归了。可惜他们都太骄傲了，同处京城竟然毫无交往，甚至可能连对方的画都没看到过。1644年4月大顺军入京，崔子忠闭门不出，竟至饿死，那时的老莲正借居在绍兴城内徐渭的旧宅青藤书屋，日日烂醉如泥。

南归

听到皇帝要把自己宣为内廷供奉专事作画的传言，老莲再也不想在北京待下去了。但他还在犹豫中。最后使他下决心离开的，是他两个老师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先是他的老师黄道周，[34]1638年因弹劾杨嗣昌被连降六级，贬为八品小吏江西按察使照磨，两年后，即老莲刚到京城不久，江西巡抚解学龙上疏推奖黄，再次激怒了崇祯，命将两人逮进京，廷杖之后下了刑部大狱。举朝大臣没有一人施以援手，却有一个漳浦县的诸生叫涂仲吉的，不远千里赶赴京城，为黄、解鸣不公，要求释放两位大臣。崇祯把这个不畏死的诸生也逮捕了，据说涂仲吉在狱中被打得十指尽折也不屈服。

老莲在写给另一位老师、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的信中说，黄师被囚，只有涂仲吉一人仗义鸣冤，涂生受刑，更无一人为之申辩，满朝都是只为自己打小算盘的自私人，真是太让人寒心了，自己身为国子监生，说起来也是国家养的士，这样的紧要关头，竟也噤口不发一言，比起涂生来真是要羞愧死，真后悔当时兴冲冲地跑来北京，还是趁早回去算了。老师您是天子所注意的大臣，不要太苟且呀！[35]

没过多久，这一位老师也出了事。1642年末，言官姜采、熊开元因向皇帝进谏，被关入锦衣卫镇抚司监狱，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徵为姜、熊二人求情，也被驳回。在中左门的一次朝会后，刘宗周站了出来，请求释放姜、熊二人。他的理由是，国朝从来没有言官因为进言被用私刑，关入锦衣卫监狱的。崇祯大怒，东厂、锦衣卫俱为朝廷问刑，何公何私？刘争辨：言官进言，可用则用，不可用则置之不理，即使有罪，也应由三法司定案。崇祯辩他不过，竟信口指称刘宗周为熊开元背后的主使者，要把他革职并交刑部议罪，最后总算在众大臣恳请下，免去议罪，却革去了本兼各职。

朝臣纷纷上疏申救刘宗周，刘宗周不忍心看到更多人牵涉进来，悄然出京返乡了。一个来京参加会试的叫祝渊的年轻人一路陪同着他。老莲把青鞋布袜的夫子送上南归的船，想着时局縻烂至此，也该是自己走的时候了。[36]

夏天，京中已在到处轰传大顺军将攻潼关的消息，也有传言，帝都即将南迁，京畿禁卫军将先行护送太子南下。但忽然所有传言都落了空，京师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但谁都看得出来，这风暴将至的平静更为可怕。接得家书出京前，老莲向倪元璐辞行，带去了一幅新写的《蕉石图》相赠。刚刚被皇帝任命为户部尚书的倪正为刚接手的一大摊子军务、财政犯愁，劝他不要这么着急南下，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有我君何轻别离”？读了老莲的赋别诗，“晓月稜稜照别离，相从却在别离时，不须长夜烧灯语，如此离情各自知。”倪又次其韵作《送章侯南返暨阳》相赠：“不堪春雨话长离，凄绝蕉风夜动时，此意自难将作赋，江淹多是未曾知……”[37]此时距倪自杀殉国还有九个月时间。

1643年秋天的老莲时时被愤怒充满着。船停泊天津杨柳青的一个晚上，他画下一幅《饮酒读骚图》，画中人乌帽朱衣，于案前坐对一卷《离骚》，须髯尽竖，满目愤怒却无可奈何，正是此种愤懑情绪的写照。画面出人意料地为斜向构图，着墨不多却神思逸出。值得注意的是画中人持杯的右手，神经质的蜷曲着，似乎要将杯子给生生捏碎。摆放着梅花和兰花的长几上，左侧还有一柄铁如意，似乎这个人马上就要拿起它，像东晋大将军王敦一样击碎唾壶。[38]

陈洪绶《饮酒读骚图》

上船时他还带了一只几年前在京城小胡同里买的“狮奴狗”。此狗几个月大时，曾被国子监的一个门房老头偷去，半个月后才被他重新找回。这狗在船上乖巧得很，从不乱跑乱叫，他读书作画时总是以一种好像什么都明白的眼神看着他。他有时觉得，自己的境况就像这一只流浪狗。两年后，他带此狗去绍兴找郑履公家的雄狗配种，此狗失踪，再也没有回来。这让他一想起就闷闷不乐，在他看来，此狗得自覆亡前的京城，又与自己依偎多年，也算是寄托一段思绪的前朝旧物了，这样不明不白丢失实在有点可惜，后来他还特意写了一篇《失狗记》，安慰自己“因缘有决定”，天下都能丢，还怕丢一只狗吗？

娶才女胡净鬘为妾就是在这一次南归途中。这个被后世的王士祯赞为“草虫花鸟，皆入妙品”的扬州女孩，小名小宝，是年十八，长相温婉可人。日后陈洪绶《隐居十六观》中的“缥香”据说即以胡净鬘为原型而绘，该女削肩、细腰，衣纹屈曲萦回，显见得是个很招人喜的美人胚子。老莲携胡净鬘共游扬州诸景，朋友们都打趣他俩是东坡朝云。这总算让终日被灰败情绪包围的老莲露出了难得的一丝笑意。女孩的青春是艺术家最好的灵药，他一口气为她写了九首诗，名之《桥头曲》，每写一首就读给她听。“闻欢下扬州，扬州女儿好，如侬者几人，一一向侬道。”念着这样柔软多情的句子，他仿佛又回到了西湖边看着桃花马跑来的年少时光。那天去铁佛寺游赏回来后，小宝画的那幅红叶图一直挂在堂中，有一日，鉴赏家朋友、钱塘旧交冯砚祥上门作客，竟误看做是老莲所画，赞道：三百年来陈待诏，调铅杀粉继前人。[39]老莲听了大笑不止，说这是小妻所画呀。朋友走后，他还笑个不停，小宝问他何事发笑，老莲说，文词妄想追前辈，画苑高徒望小妻，总有一天你会画得比我还好。后来老莲与前妻来氏所生的女儿陈道韫学画，起手功夫据说就是小宝给教的。

胡净鬘《仿古山水》

狂士

京城陷落的消息传到南方，已是春夏之交，老莲刚刚搬到绍兴城内的徐渭旧居青藤书屋。住入这片屋子，一方面是出于对徐渭的敬仰，更重要的是父亲在世之日，曾与这位嘉靖年间的大画家结成忘年之好。[40]忙着与家人扫除院落内多年没有清理的野鼠、枯藤与杂草时，突然接闻这个地震般的消息，老莲懵了，他的第一反应是喝酒，就在当年徐渭读书处，他倚着藤树像个疯子一般狂歌大叫，醉得像一滩烂泥，任谁叫都呼不应。朋友戴茂齐在日记中记载说，他喝醉了就痛哭流涕，逢人不作一语，胡净鬘找他回家，他一把拉住胡净鬘的手，蹲在地上，又像个孩子一般大哭起来。[41]时人对此也有类似记述：“甲申之难作，栖迟越中，时而吞声哭泣，时而纵酒狂呼，时而与游侠少年椎牛埋狗，见者咸指为狂士，绶亦自以为狂士焉。”[42]

陈洪绶《晞发图》

年前，听着船篷上簌簌作响的雪粒还乡时，他还把辞去这个不入品秩的小官比作割去一个痔疮，得了“归真大乐”，不满大儿子义桢（小名豹尾）小小年纪就奔走场屋，“产业与居业都废”，以至发狠话说“恨不扑杀之”，现在皇帝死了，国也亡了，他反倒觉得前朝样样都好，自己活了四十八年，那三个月宫廷画师的经历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荣了。只是蒙受了薙头之耻，还忍死苟活着，实在是满腔悲苦无人诉啊。[43]福王在马士英等人拥立下即位南都，改元弘光，老师刘宗周的女婿王紫眉劝他去南京挣个功名，他觉得小朝廷难成气候，拒绝前去应试，说自己一个小人物，报不了君仇，还是在药草簪巾间打发一辈子算了，几点落梅浮绿酒，一双醉眼看青山，罢了罢了。

1645年初春起，满洲人铁骑的破空声一阵阵传至江南。四月，扬州失守，史可法殉国。五月，南京陷落，钱谦益率着一帮降臣在大雨中跪迎清军入城。流血天心见，不惟春雪多，乙酉年泥泞的大雪天气里，老莲似乎提前看到了血漂江南的种种惨象。接下来数月，死亡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一年前倪元璐在北京自杀不说，周围的朋友如祝渊等也都一个个自杀了。五月的一天，老莲和朋友赵伯章一起到梅墅祁彪佳宅中，三人荡舟游湖，一边喝着酒，一边说南都近状，当时祁彪佳意态从容，其实已经在谋划自杀了，不久就传来了祁彪佳在寓园池塘自沉的消息。[44]

陈洪绶《梅石图》

六月，杭州潞王投降的消息传来，他的老师刘宗周正在吃饭，闻讯推案不食，朋友相劝，他说：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不死，自己罢官在野，又寄希望于南明中兴，南都之变，福王自弃其社稷，还是寄希望于后继有人，现在杭州也降了，老臣不死，还等什么呢？于是乘船到西洋港，跳入水中，被人救起后，绝食二十三日，生生饿死了。这个被《点将录》列为三十六天罡之一“天异星赤发鬼”的大儒，终于以一死亲证了他诚敬、慎独的人生理念。就连当年的同窗王毓蓍，也在上书催促刘夫子早日自决后自杀了，他的死法倒也符合其不羁的个性，先是叫来一大帮朋友，在家班的奏乐声中大喝一场，尽情喝到天黑，就打着灯笼跳到门前的柳桥河里去了。

这一场接一场的死亡事件，或亲见，或耳闻，让老莲万念俱灰，他的酒喝得愈发的凶了，喝醉了就骂人，或嘀咕些自己也不明所以的胡话。酒劲一过，又强打起精神，铺开绢布与宣纸，泪墨齐下地画画。王毓蓍死后的一个晚上，他跑到柳桥河边祭奠，“既得朋如矢，何须泪沾巾，柳桥当月夜，兰盏泛河滨”[45]，当他称颂着刘夫子和王毓蓍的节义千秋时，也为自己的苟活深深自责着：国破家亡身不死，此身不死不胜哀。

此时鲁王朱以海监国绍兴，以钱塘江为界，成立了临时政府，这个封地在山东的王孙一安顿下来，就沉浸在了冶游宴乐中。因张岱的父亲曾在天启年间任职鲁肃王府长史，朱以海一到绍兴就带着一大帮随从临幸了张家。张岱在回忆录中记述说，鲁王到来时，身着玄色蟒袍玉带，车驾隆盛，观者如堵，他家连梯子、台子上都站满了人。行礼之烦琐，丝毫不逊色于大内，先是行礼，献茶，再行礼，再由书堂官斟酒跪进。吃食是一肉簋，一汤盏，一面食，汤和肉簋上面都覆以银盖子，面食则用三张黄绢笼罩，所有这些吃食，都由侍者捧盘加额，跪行到座前，再由书堂官捧进御前。汤点七进，队舞七回，鼓吹七次，这才算餐毕。张岱说，用餐时演的剧目是《卖油郎》传奇，内有泥马渡康王故事，也算与时事巧合，朱以海大喜。

陈洪绶《卢同与丑奴图轴》

看完了戏，又幸临不二斋、梅花书屋等处，朱以海还坐了一回木犹龙（一段出自辽东的古木，其形如龙，重达千余斤），张岱和好友陈洪绶在一边的书榻上陪侍。谈了一会，又设席再饮，让张、陈侍饮。朱以海好酒量，大犀觥一饮而尽，不一会就喝了半斗。借了酒劲，朱以海夸口说要把鞑子尽行驱赶，要封两位忠臣做大大的官。封两位爱卿翰林怎么样？天天陪着孤，一起帮孤把江山夺回。朱以海还让人找来一张书案，要老莲写字作画。这一天不知为何，老莲天天泡在酒里的人，竟然酒量奇差，在御座边哇哇吐了，让他作画，脚步踉跄着，笔都提不起来了，鲁王看他醉成这副模样，只得作罢。酒喝毕，戏也演完了，朱以海脸色微酡，要不是两个书堂官在一边掖着，几乎站立不稳。张家人一直把他送到闾外，鲁王再三让书堂官传旨：爷今日大喜，爷今日喜极！[46]

张家有个叫李寄部的远房亲戚，鲁王喝酒听戏时，此人混在家仆中，得以近距离观察。他说，鲁王平巾小袖，顾盼轻溜，待到酒酣歌作，鼓颐张唇，以箸击座，与歌板相应，简直把张家当作了妓院，十足一副浪荡子行径。这边厢鲁王与众大臣开宴，他带来的一个妃子也隔帘开宴。酒喝到半晌，鲁王投箸起身，走入帘内拥着妃子而坐，笑语喧哗，自帘内传出，外人都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一场酒宴下来，鲁王三进三入，忙得什么似的。一直喝到天色转暗，优伶们粉墨登场，满场旋转着的幢幢人影，再也辨不清哪个是官人、哪个是优人了。李寄部说，自己当时就看出来了，这个王孙如此贪图享乐，都大兵压境了还要调弄声色，肯定成不了什么事，后来写了一首诗讽之：鲁国君臣燕雀娱，共言尝胆事全无，越王自爱看歌舞，不信西施肯献吴。

张家为操办这次近乎勒索的宴饮，花费的接待费多达数百两银子。张岱接驾有功，鲁王委了他一个兵部职方主事的差，但因他上书杀弃城逃跑的马士英，很快又被褫夺了官职，失望已极的张岱连叹“数也”。[47]看来鲁监国才是最大的戏子，喝了拿了就不把人当回事了。还是老莲眼光毒，一眼看出朱以海不过是一小丑，索性装醉佯狂，连画也不留一幅。后来，逃到福州的唐王建立了隆武政权，派来使征召他为御史，他也没有接受。臭名昭著的马士英备下重礼求一见，他也闭门拒之，马士英央他的一个朋友来求画，也给骂了出去。倒是有个老兵，只给他敬了一杯酒，他就爽快地画了一幅——“酒尽而挥洒成”。[48]

野和尚

很快，鲁王由舟山逃入东海，去乱礁波涛中作他的水陆道场去了。唐王的皇帝梦过不了多久也要做到头了。时势的发展已如风摧木叶般昭然，为家人安全着想，老莲想搬到邻县余杭去，可是余杭也不太平，考虑再三他决定把义桢、楚桢、芝桢、道桢四个儿子送到山中避乱，[49]自己和妻女、二子象儿、四子鹿头住在围城中。一家人供养的弥勒像、日日诵念的观世音菩萨偈没能阻止清军铁骑东进，绍兴很快失守了，老莲被搜出，于是发生了前文所述他因拒画险遭杀害一事。只是他被迫作画后这故事尚有余绪，他借口这些画尚未署名钤印，又从清军首领处把画拿了回来，每天狂饮不止，连睡觉也抱着这些画，后来对他的看守渐渐松了，他就找了个机会抱着这些画逃了出来。[50]

逃出虎口的老莲躲进了绍兴附近的深山冷岙里，自鹫峰跑至城南三十里的云门寺，剃发为僧了，自号悔迟、悔僧、云门僧。虽处僧寮，酒是断断少不了的，一与来客说起兴亡事，就大哭，骂人，懊悔不死，说“岂能为僧，借僧活命而已”，又说“剃落亦无颜，偷生事未了”。有人来求画，是断断不肯了，要画也只画观音像，说才艺累身，画观音像也算是赎罪。偶而乔装入城，经过以前的读书处太子湾，就面红耳赤，像做了小偷被人发现似的，痛骂自己不忠不孝。[51]以前他很怕方正严肃的刘宗周，现在夫子已死，他天天给夫子的遗像上香，还题壁痛骂自己：“浪得虚名，山鬼窃笑，国亡不死，不忠不孝”[52]，语气间全是大痛楚。

值得附记一笔的是，老莲剃发披缁的这年夏天，他一生的挚友张岱也提前为自己写好墓志铭，“披发入山”，写他的《石匮书》去了。在多年后问世的这部历史著作中，出于对老友落拓不羁的性情和高超画品的欣赏，张岱把陈洪绶列于“妙艺列传”，称他“笔下奇崛遒劲，直追古人”[53]。在另一部著作《越人三不朽图赞》中，又把他列入受表彰的一百零九位越地前贤之中。陈洪绶则说：“吾友宗子才大气刚，志远博学，不肯俯首牅下。天下有事，亦不得闲置……”[54]言语间皆是惺惺相惜之意。

辗转于薄坞、云门等处的幽谷深山，无可消遣，画笔又久不提，幸亏这么多年写下的诗文一直都带在身边，于是整个夏天他都在四子鹿头的帮助下整理这些文字。他总觉得，这些带着旧日记忆的文字一定会比他的那些丹青涂抹传得更久远。书成之后他抄录了一份寄给了朋友王予安，“悔迟雅不以诗鸣。儿子鹿头，私将平生所作编次成帙，可删者十七；山中无可消遣，即将鹿头所编次者删录呈政，知予老见之，必有教正。呵呵”。这就是传世的老莲唯一的一部诗文集《宝纶堂集》。[55]

幸亏有祁骏佳、祁奕远[56]叔侄施以援手，不时赠给移家费，老莲一家总算捱过了1646年春天最为颠沛困苦的日子。都快到了掘土觅根而食的地步了，这个人还没有把画画与今后生计作一处想。尽管好多年前，一些贫苦的好友已拿他的画转卖获利了，但老莲固执地以为，画就是个谴兴的东西，要他以绘画为业，还不如过胼手胼足的农耕生活，或变卖祖上遗留的田产。这么多年来，他几乎都没有好好保存自己的画，再得意的画也都随手送了人，张岱曾经抱怨说，老莲有一百余幅未完成的画作寄放在他家，让他莫之奈何，只得拿北宋画家文同的轶事揶揄之，说哪个画家像你这样东涂西抹不拿自己的东西当回事啊。[57]但时势已移，二十来口人的一大家子的生计还是要顾的，易代之际各行其道，总不能人人都学刘夫子倪元璐吧，最后他还是听从了祁家人的建议，决意走一条职业画家的路，以画活家了。以前的朋友、云门十子中的鲁集、赵甸不也是这么在做吗？比起像周亮工这样把灵魂出卖给满洲人，[58]他自认为隐居卖画更合乎遗民之义，这钱也来得更干净。

山之中难有买主，卖画须去绍兴或杭州，山林纷扰路途多艰，再加不久孙子也出生了，于是待形势稍为太平，1647年春天他又搬回了绍兴城内，两年后的1649年正月，正式迁居杭州。他的买主多数是朋友牵线介绍的旧识，作画时一般都会在这些故交旧友家寄居数月，一则可以集中精力多画一些，二则借由朋友的社交关系也可以多寻一些买主。他曾在吴期生山庄一住两个多月，卖出了好多画。也曾长达数月泊舟于山阴梅墅祁家寓园旁，把小幅的仕女、山水、观音像出售给女主人商景兰和她的儿媳们。家住杭州西湖定香桥畔宅埠的林迁栋（仲青），一度也是他的赞助者之一，老莲曾于他家勾连数月作画，据说后来老莲送给周亮工的《陶渊明故事图》卷，就是作于他家的眉舞轩。

陈洪绶《传道图》

职业画家

自1646年冬天成为一个职业画家后，追忆江南繁华成了老莲画作的主题。正如他那个自称败家子、废物的好友张岱用梦幻般的笔调复活一个回不去的晚明江南，他也下意识地用画笔在追忆往事。他总觉得这场刚刚发生的鼎革巨变把自己的生命一截为二了，前朝被丢弃的上半截，虽也有考试不顺的挫折，经济捉襟见肘的拮据，但大体上还是悠游岁月，而后半截全是丧乱困苦。只有在梦中，他才好像回到了昔日的美好时光，曲水流觞，诗酒终日，戴着标榜不流俗的高冠与朋友聚会，或携着可爱的女子弹琴唱歌。[59]在另一首醒后记叙梦境的诗里，他好像重新回到了四十年代的最初几个年头，被衣着鲜丽的宫女和侍卫们引领着去皇城觐见皇帝。他多希望沉浸在这样的梦里再不醒来啊。

陈洪绶《斗草图》

他的乐境只能去画中找了。花卉、女人、各种珍异的物品充满了他的画卷，在他看来，这就是令人恍然心目的太平光景。那时的风多么软，春天那么好，女人那么漂亮。现在即便画一幅水仙，残破的叶片也全是家国之痛了。他的诗也散发出了越来越重的酒气，“倾杯覆碗恨无多”，真是不醉不欢；“醉翁毋乃气扬扬”，似乎所有的画都是趁着酒意泼洒而成的了。

他画下手握花朵的女人，以扇扑蝶的女人，坐于隐几上的女人，春日折采梅枝后缓缓走过的女人。在另一幅色调艳丽的图中，他画下了五个坐于春天草地上的女人，她们的衣裙下摆围着折枝花卉，各作手势，似乎在开心地做着游戏。[60]年轻时在杭州，春天到来时，他经常看到女人们到处采摘各式奇花，玩这种斗草游戏。于今隔了一大片荒芜的日子看去，那盛世的光阴都到哪里去了？几乎同一时期，张风、项圣谟、龚贤等遗民画家正在画空山、大树抒发丧国之痛，而老莲则是借由对女人、物品与感官欲望的呈现，回望一个渐行渐远的年代。和他有着同样心曲的还有作家余怀，正在书写着南市、珠市和旧院的金陵烟花女子命运，感慨着世事更迭，似乎借由女人回忆盛世光景，成了他们不约而同的一种回望姿态。

“古心如铁，秀色如波，彼复有左右手，如兰枝慧叶，乃有此奇光冷响”，透过这些时人的赞誉，我们看到，他画下的已不只是对一个王朝的眷恋，而注入了生命的咏叹和对人生虚无的把玩。时光飞驰，繁华成空，更多的时候，画家的目光和《蕉林酌酒图》中手持犀角杯的画中人一样，似乎穿过了远方的迷离岁月，来到一片亘古静寂的世界。而山石做成的几案前，煮酒的女子坐在一张肥厚的芭蕉叶上，就好像坐在一片绿云上，似乎要把他从无边的虚无世界中拉回。这高古的画意，这现世与永恒的冲突，背负着历史记忆的遗民喜欢，转世的新贵们也喜欢，是以，南方都在盛传老莲的画，“风神衣袂，奕奕有仙气”。万念俱灰之后，因有一念不死，而能把活着的煎熬转而作如此的张扬，也算是艺术的胜利了。

陈洪绶《陶渊明故事图》（部分）

搬到省城后，买画的顾客增多，用不着为糊口急就章了，老莲一改以前的漫不经心，画得更加专注。遇到不喜欢的人求画，照样把人家晾一边去。1650年春天，新任福建右布政使周亮工北上朝觐路过杭州，向寓居西湖的老莲索画。出于对其投靠新政权的鄙视，老莲拒绝了这位相交近三十年朋友的请求。[61]但在周离开杭州后，他还是在湖畔林仲青家的眉舞轩画了一幅《陶渊明故事图》，寄给在北京的周亮工。[62]老莲为此图选材大费苦心，画的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辞官归家后的十一个日常生活场景，以此暗示并规劝老友及时回头，不要在新朝任职，其间尤以陶渊明辞官印的第六景的题诗见其心曲：“糊口而来，折腰则去，乱世之出处”。画中的陶渊明方盘脸，下巴粗长，据说就是故意照着周亮工的样子画的。[63]此画寄出后不久，在名妓萧数青（画陶渊明图卷时她也在场整理笔墨）的建议下，老莲又把送给萧数青的一幅《江山卧游图》也寄给了周，图中明净的山水和一叶渔舟也满是促归之意，但此时的周亮工正沉迷功名，官场情势看涨，自然不会理会老友的一番苦心。[64]

小说认领

此间出了一桩令老莲特别烦心的事，甚而影响到了他作画的心情。事情的缘起是他刚到杭州时，应一个叫马白生的朋友的请求，为朋友的朋友写的一本小说《生绡剪》题写了封面。不久，一个叫卢子由的钱塘名医读到了这本小说，认为是在影射自己，见书封上有老莲题签，就认定是他做的，一定要老莲说个明白。朋友戴茂齐从中说项，证明小说不是老莲做的，这卢老爷竟像吃了石头一般，认准了是老莲在跟他过不去。逼迫不过，老莲只好自书一份《辩揭》，央原作者出来认领这部小说，也好让卢子由老爷放过了自己，免遭“粉身碎骨”：

具辨僧人悔迟族姓陈名洪绶谨告

已丑秋暮，马白生居士来向悔说，有一友欲刻一书，唤作《生绡剪》，要封面。我曾将三字临去把他。他说，合来失款，章老为我写之。悔此时也不问是什么书，见是马白生拿来便写去，谁知道是小说。还有玄鉴、诸子侄、与沐、孔仪、纪南、仲辰居士同见“不问缘由，提笔便写”这番光景。庚寅秋，卢子由老爷有书下问悔借小说一观，悔并不曾闻得这书内有触犯卢老爷一回，心里想道，他见封面是我写的，就疑心是我做的，便老实说是马白生拿来写的。奉答蒙卢老爷又回书说，即不出悔手笔，需自出辩揭。悔即作书与戴茂齐，将老爷原书，都与他看。随即走到茂老家说：卢老爷、悔的老兄弟、好朋友，并无一言两语，有何仇恨；并不曾晓得履历根由，不知何人所作。我恨不合为马白生写了这几个字去，把我老相处这等周折。况我生平不曾捏造词话、小说等项，又不忍坏了心术，折了寿算。况这一二个老兄弟且又无些儿参商。若果如此，必遭天谴。即要出揭，如何措辞，就央茂老去替我一辩。茂老说我即去辩，子翁他是明白的人。秋平也在那里，便说也不须辩，难道看你手笔不出。便别散。路逢马白生便埋怨说，是你要我写了三个字，惹得卢老爷仇恨。白生说，我也不曾见此书。与秋平三人吃醉散去。悔因有周折，不问此书如何长、如何短，丢过一边。后日去问茂老曾去辩否？茂老说，彼知你无此心肠，也不像你手笔。已后风平浪静，过了五个月。今年春来数来攻击，想来恨悔不出得辩揭的缘故。悔今不得不哀鸣一语：近来悔要守佛门规矩，不得与人争是非，受人欺负，都是功夫。但见卢老爷平生护法，若把嗔作佛事，太多了。悔一粥饭老子，只得将前后因由一一告诉。若有一句一字瞒心昧己，不但鬼神在上，诸居士们也吃他笑了。稽首哀告缙绅老爷、春元相公、秀才相公、老爹大爷、阿太、阿爹、阿伯：诸位发出慈悲心来，招认一声“《生绡剪》是我做的”，或者怜悔含冤负屈，免我粉骨碎身也未见得。正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

悔临告不胜惶仄之至。

燃烧

酒，女人，早年的饥饿，近年的伤时忧身，这一切都像小虫子一样慢慢地蚀空了他的身体，五十初度的老莲已是老态龙钟。进入老境的他，笔下世界却如春花绽放，陡然散发出无比灿烂的光华。仅就线条而言，早年他化圆为方，化整为散，走的是粗硬直折的路子，掩饰不住内心的狂躁不安，此时已一变为细劲柔和，圆转一如蚕丝，舒缓得好像若有若无写出，人称“高古游丝”。早年画山石和器物上的苔痕，色调浓烈，此时着色也更趋古淡了。笔简、墨简、色简，显见得一颗浮躁的心也走入了简淡静虚之境。后世的人说三百年无此笔墨，也即是说他笔下的古雅已经超越唐宋，直追六朝了。

陈洪绶《高士图》

老莲虽自认对绘事尽心，不匆忙画就去换银子，但也感慨暮年才真正领悟了画道，若非赖以养家，自己的成就会更高。他以文章作比，说好画应该有气韵、有力量，最好的画应该像周秦时代的文章，“飒飒容容”，直取其髓，绝无矫饰，那是“神家”之作；[65]“名家”的画像汉魏之文，能紧扣事物，实实在在地谈论；“作家”的画就像唐宋之文，为了符合法度总要改来改去雕琢不已。他说自己的画只是“作家”画，只比“匠家”略胜一筹。但时人评他的画此时已由妙入神、臻于化境了。

1651年，寄寓杭州的陈洪绶似乎已经提前看到了死神的面孔，此时回顾一生际遇，学仕不成，天地翻覆之际转为职业画师，雪泥鸿爪，留下的痕迹为何？面对生命如飞鸿过空，杳杳无踪之际，他或觉画中自有留名传世之道，在这年春天为林仲青画的《溪山清夏图卷》的空白处，他写下了一段长长的跋语，剖示了自己的美学观念，检讨时代绘画得失，并直陈何为画史的正脉传承。

今人不师古人，恃数句举业餖飣或细小浮名，便挥笔作画，笔墨不暇责也，形似亦不可而比拟，哀哉！欲扬微名供人指点，又讥评彼老成人，此老莲所最不满于名流者也。[66]

在这篇充满批评锋芒的文章中，老莲批评某些“名流”，倚仗文学声名及在科举中奏捷的优势，一享有浮名，便提笔作画，连基本的形似能力都无，也不习笔墨习性，却掉舌嘲笑真画家。明眼人一看便知，老莲在这里讥评的那种“老成画家”，就是陈继儒之流的名利客。陈继儒长陈洪绶四十岁，算是两代人，但在老莲看来，此人对画坛风气的败坏实在是遗毒太久了。陈早年是松江府的诸生，后弃儒服为山人，与董其昌自小熟识，被引为平生知己，因受董的推崇，博得极大名头，以编书卖文获得极大成功，这个长袖善舞的文艺掮客还经常写些山水、墨梅，在江浙一带混得如鱼得水，就以老莲身边的亲友而论，也多与此老有染。比如此人是张岱祖父的朋友，曾经摸着小时候张岱的头夸他是个神童，比如陈洪绪——老莲的兄长刊刻《花蕊夫人宫中词》时，也请了此老作序，甚至老莲早年的一幅画作《龟蛇图》，这家伙竟也爬上去题跋了一通。

陈洪绶《隐居十六观图册》之一

在陈洪绶横空出世前的十六世纪后半叶至十七世纪初，先是王世贞的“主宋派”以宋代院画为正统，人物、屋舍务求法度谨严，每片树叶上的纹理都要毫厘不差，随着元画被藏家炒热，又有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分庭抗礼，强调画应以笔墨为先的文人气质。老莲驳斥了陈继儒“宋人不能单刀直入，不如元画之疏”的主元言论，提出只是孤立地学宋、学元都不行，“学宋者失之匠”“学元者失之野”，必须要有唐人画的韵致打底，再学宋画的法度，元画的空灵，画路才不会野。“如以唐之韵，运宋之板，宋之理，行元之格，则大成矣”，唐宋元互为基础，这才是老莲心目中的画路正脉。

在万历以降议论纷纭的文艺圈里，老莲向来都显得少有的沉默，甚至一些表达艺术观的题画诗他都很少保存，[67]这篇突然而发的议论在他是一次爆发，更是一生画业的总结。“老莲五十四岁矣，吾乡并无一人中兴画学，拭目俟之。”当他这样说着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种籍由绘画进入历史殿堂的崇高感？几个月后，中秋之夜，老莲在西湖一只画舫上为一个叫沈颢的朋友画《隐居十六观图册》，月影西沉之后，喝得烂醉的他依稀还记得吴香扶磨墨、卞云裳吮管的场景，他甚至还能记起为卞玉京的一幅兰花题写的“一枝婀娜、香气满堂”那八个字来，只不知当时说的是人，还是花。此等奢靡，真是胜过天上人间。“老莲无一可移情，越水吴山染不轻，来世不知何处去，佛天肯许再来生。”他从来没有像那个晚上那样，留恋湖光、月色和言笑晏晏的女人，他希望他的画能够留住这一切，那是另一种形式的永生。

他的朋友周亮工感受到了这种渴望不死的生命力的燃烧。似乎这个人要借由一支画笔努力地把自己楔进这个世界深处去。1651年底，周亮工赴闽任职，再次途经杭州，两人相会于湖畔定香桥。老莲对他说，君且壮年，我已垂老，现在正是为你作画的时候了。好几次求画都遭拒的周亮工大喜，急命张罗画案绢素。老莲开了一瓮陈年绍兴酒，以黄叶菜佐酒，边喝边开始了工作。开始时，他还要萧数青在一旁倚槛而歌，萧唱了没几句，他就挥手作止。周亮工观察到，进入了创作迷狂之境的老莲如同一个疯子一般，双手忽而使劲抓头皮，忽而狠搔脚爪，一会儿眼睛瞪视画纸，半日不言语，一会儿又像个孩子般哇哇大叫。接下来几天，作画的地点从定香桥移到周下榻的客栈，再移到江边、道观、画舫、昭庆寺，统共十一天时间里，除去吃饭、睡觉，几无片刻歇息，一共画下了大小横直幅四十二件作品。对于老莲这一反常的举动，周亮工说，“客疑之，予亦疑之”。然而要不了多久，周亮工就会明白，画家是在以一种极致燃烧的方式向他、向这个世界告别。就在他入闽不久，世上再无陈老莲——“君遂作古人哉！”[68]

陈洪绶《隐居十六观图册》之十六

日后回忆起老莲睁着一双醉眼疯狂作画的样子，周亮工说，设若有前生，老莲的前辈子肯定不是一个画师，而是一个“大觉金仙”。人看他把笔下的世界给扭曲了，变形了，其实那才是世界的真正面目。人看他行事怪诞，那才是真实的、自由的人生。比之自己，老莲乃是一个真正的觉悟者。[69]

这种突然间燃放的创作激情，不只让周亮工感受到了耀眼的光芒，受赠四十八幅《博古叶子》的朋友戴茂齐也同样感受到了。这套呈现着一个艺术家由绚烂、奇崛臻于天然之境的画作，后世评为“较《水浒叶子》似又出一手眼”，其人物及笔墨之从容、舒缓，是老莲一生创作的巅峰之作。从自题来看，起初老莲刻这套画是想让一家人的生计有个最后着落，但后来他却送给了戴茂齐。[70]事情的起因是，这一年秋天，老莲以一两银买入了文徵明的一幅画，老友戴茂齐很喜欢，便送给了戴。几天后，另一朋友丁秋平的儿子生病，老莲便向戴借了一两银子赠给丁作药费，赠一画又借一金，老莲觉得这样像商人作交易一样，太俗了，便把这套《博古叶子》送给了戴。此时老莲家中已快断餐，向戴借米，戴又送他一两银子，老莲过意不去，又画一幅《花卉山鸟图卷》送给了戴。[71]

疑案

1652年正月过后，在杭州卖画为生的老莲突然带着一大家子回到了绍兴。与少年时代的一帮朋友喝了数场酒，好像再无回杭州之意。他不说，朋友们自然也不便问起。忽然有一日，他在床上就起不来了。妻子和儿子发现他那模样，急得大哭，他好像在往生的路上又折返回来，不耐烦地告诉他们别再号哭了，然后喃喃地念着佛号，渐渐地声音小了下去，断了气。

儿子们还没到齐，便把他匆忙下葬了。随着时日推移，关于他突然的死亡有了数种猜测：自杀、病死、被杀。一个自号“野鹤”的山东籍小说家[72]在一首哀悼陈洪绶的诗的引文里说，“时有黄祖之祸”，他是借用才子祢衡当众羞辱曹操而死于江夏太守黄祖刀下的典故，暗示老莲死于非命吗？

数十年后，一个叫邵廷采的历史学家在《明遗民所知传》里披露（此人系余姚县人），某次，老莲被喜好附庸风雅的浙江提督田雄请到官署里去，曾借着酒醉大骂田雄一场。这田雄者何人？此人原是弘光朝江北四总兵之一黄得功的部将，南京陷落后挟持福王降清，是老莲恨不得生噬其肉的变节者。那么，这个“黄祖”是不是田雄？

[1]王思任（1574—1646），字季重，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末官九江佥事。鲁王监国于绍兴，曾为礼部尚书。绍兴城破后绝食而死。著有《文饭小品》。

[2]另两人为元代以画梅著称的画家王冕和元末明初作家杨维桢，他们都是诸暨枫桥人。

[3]张庚《国朝画徵录》：“陈洪绶画人物，躯干伟岸，衣纹清圆细劲，有公麟、子昂之妙，设色学吴生法，其力量气局，超拔磊落，在仇唐之上，盖三百年无此笔墨也。”

[4]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客有求画者，虽罄折至恭，勿与。至酒间召妓，辄自索笔墨，小夫稚子，无勿应也。”

[5]“生平好妇人，非妇女在坐不饮；夕寝，非妇人不得寐，有携妇人乞画，辄应云……”毛奇龄《虞初新志·陈老莲别传》。

[6]毛奇龄《虞初新志·陈老莲别传》。

[7]陈洪绶生于1598年，张岱生于1597年，长陈洪绶一岁。

[8]张岱记叙这一年为“天启甲子”，时年张岱28岁，陈洪绶27岁，《西湖梦寻·岣嵝山房》。

[9]《陶庵梦忆卷四·杨神庙台阁》。

[10]曾鲸（1568—1650），晚明肖像画家，早年在闽南沿海一带活动，后徙南京，专录明代画家事迹的《无声画史》如此形容他的肖像画作：“如镜取形，妙得神情，其傅色淹润，点睛生动，虽在楮素，盼睐颦笑，咄咄逼真……然对面时精心体会，人我都忘。”

[11]调腔，又称掉腔，一种戏曲声腔，今称新昌高腔，明末流行于浙江杭州、绍兴一带。

[12]张岱记叙这次聚会的时间为“甲戌十月”，见《陶庵梦忆卷四·不系园》。

[13]《陶庵梦忆卷三·陈章侯》。故事发生时间，“崇祯己卯（1639），八月十三”，张岱43岁，陈洪绶42岁。

[14]陈洪绶《梦故妓董香绡》，《宝纶堂集》卷九。

[15]清代作家李斗在成书于乾隆六十年的《扬州画舫录》中记载了此事：“铁佛寺在堡城，本杨行密故宅，先为光孝寺，僧伽显化第二方长内有梅三株，中一株兼三色，远近多红叶，诸暨陈洪绶字章侯，尝携妾净鬘往来看红叶，命写一枝悬帐中，指相示曰：‘此扬州精华也。’”

[16]见朱彝尊《陈洪绶传》：“年四岁，就塾妇翁家，翁粗方治室，以粉垩壁，既出，诫童子曰，勿污我壁。洪绶入室良久，谓童子曰，若不往晨食乎？童子去，累案登其上，画汉前将军像，长十尺余，拱而立，童子至，惶惧号哭，闻于翁，翁见侯像，惊下拜，以室奉侯。”

[17]孟远《陈洪绶传》：“使斯人画成，道子、子昂均当北面，吾辈尚敢措一笔乎？”

[18]毛奇龄《陈老莲别传》：“十四岁悬画市中，立致金钱。”

[19]周亮工《读画录》。

[20]全祖望《子刘子祠堂配享碑》中说：“蕺山弟子，玄趾（王毓蓍）与章侯最为畸士，不肯怗怗就绳墨。”

[21]《宣统诸暨县志》卷六十：“来氏幼承家学，能诗，清闺唱酬，颇饶韵致。”

[22]陈洪绶的诗《舟次丹阳送何实甫之金陵》记录了天启三年春天他在北京的拮据生活：“吾材固驽钝，妄想每热衷。连年不得意，饮酒空山中。时时缺酒价，去年事飘蓬。出门一岁余，亲戚不相容。囊中无一钱，走马燕市东。得病五六月，药石皆无功。”

[23]《陶庵梦忆·水浒牌》“周孔嘉丐余促章侯，孔嘉丐之，余促之，凡四阅月而成。”张岱还为之作了“缘起”及《水浒牌四十八人赞》。缘起云：“余友章侯，才足掞天，笔能泣鬼，昌谷道上，婢囊呕血之诗；兰清寺中，僧秘开花之字。兼之力开画苑，遂能目无古人，有索必酬，无求不与。既蠲郭恕先之癖，喜周贾耘老之贫，画《水浒》四十人，为孔嘉八口计，遂使宋江兄弟，复睹汉官威仪。伯益考著《山海》遗经，兽毨鸟氄皆拾为千古奇文；吴道子画《地狱变相》，青面獠牙尽化作一团清气。收掌付双荷叶，能月继三石米，致二斗酒，不妨持赠；珍重如柳河东，必日灌蔷薇露，薰玉蕤香，方许解观。非敢阿私，愿公同好。”

[24]《淮上寄内》：“少小为征妇，那堪多病身？家书愁未到，芩术自艰辛。服药难疗疾，忘情可益神。田园须料理，休忆远行人。”

[25]据翁万戈《陈洪绶生平》考证，韩氏为陈洪绶生下了六个儿子，长子义桢，1626年生，小名“豹尾”；次子峙桢，1628年生，小名“象儿”；三子楚桢，1630年生，小名“狮子”；四子儒桢，1634年生，小名“鹿头”，名“字”，字“无名”，号“小莲”，后继承父亲衣钵，以善绘闻名；五子芝桢，1635年生，小名“羔羊”；六子道桢，1637年生，小名“虎贲”。此外，除了前妻生的女儿道韫，还有两个女儿。

[26]周亮工《读画录》：“辛巳余谒选，再见于都门。同金道隐、伍铁山诸君子结诗社，章侯谬好余诗，遂成莫逆交，余方赴潍，章侯遽作归去图相赠，可识其旷怀矣。”

[27]朱彝尊为崔、陈两人写过一篇合传，称：“崇祯之季，京师号南陈北崔。若二子者，非孔子所称狂简者与！惜乎仅以其画传也。”见《曝书亭集》卷六十四中《崔子忠陈洪绶合传》。由明入清的高承埏著《崇祯忠节录》“顺天府学廪生崔子忠”条称：“（崔子忠）先世山东平度州人”“通五经，督学御史左忠毅公光斗拔食饩，尚气节，有文名，兼能诗，而画奇绝，与诸暨陈洪绶章侯齐名，有‘南陈北崔’之称”。

[28]《清史稿二百九十一·艺术三》：“子忠，一名丹，字道母，别号青蚓，山东莱阳人，寄籍顺天。为诸生，负异才。作画意趣在晋、唐之间，不屑袭宋、元窠臼。人物士女尤胜，董其昌称之，谓非近代所有。以金帛请者不应，家居常绝食。史可法赠以马，售得金，呼友痛饮，一日而金尽。为诗古文，奥博奇崛。遭乱，走居土室中，遂穷饿以死。”

[29]后来孙奇逢作《畿辅人物考》时参酌了周亮工的这一记述：“子忠字道母。顺天府学诸生。文翰之暇，留心丹青。居京师阛阓中，蓬蒿翳然，凝尘满席，莳花养鱼，杳然遗世。”

[30]王崇简，字敬哉，宛平（北京）人，和崔子忠同是顺天府学生员，崇祯初年参加过“复社“活动（见吴山纂辑的《复社姓氏传略》卷一北直顺天府），崇祯十六年进士，入清后仕至礼部尚书，卒谥“文简”。

[31]清代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和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也都记载了这个故事：“（崔子忠）少时师事莱人宋继登，因与其诸子同学，而玫及应亨尤契合。应亨官铨司，属一选人，以千金为寿。子忠笑曰：若念我贫，不出囊中装饷我，而使我居间受选人金；同学少年尚不识崔子忠何等面目耶？玫居谏垣，数求画，不应，强索之，即强应之，终碎之而去。”

[32]孙承泽《畿辅人物志》：“史公可法自皖抚家居，一日过其舍，见肃然闭户，晨饮不继，乃留所乘马赠之，徒步归。子忠售白镪四十，呼朋旧，轰饮，一日而尽。曰：此酒自史道邻来，非盗泉也。”

[33]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崔青蚓不专以佛像名，所作大士像，亦远追（吴）道子，近逾丁、吴。”

[34]《宣统诸暨县志》载：陈洪绶曾受业于黄道周，“后过江受业于黄道周，有题画诗呈石斋”。《宝纶堂集》卷九录下了这首诗。

[35]《宝纶堂集》卷三《上总宪刘先生书》。

[36]《夫子受谴去国小诗赋别》“青鞋布袜嗟行矣，苹鸟麋庭良可叹。诵道稽山望北阙，浮云不许老臣观。”《宝纶堂集》卷八。

[37]陈洪绶《寄别倪鸿宝太史》，见《宝纶堂集》卷九，倪元璐的答诗见《倪文正公文集》，诗后自注有：“章侯为余画蕉石志别”。南归途中陈洪绶又有一诗寄倪元璐：“两袖清风归去时，家人应有餔糜词，不知饮尽红楼酒，又得先生送别诗。”

[38]此画为绢本设色，立轴，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画后款云：“老莲洪绶写于杨柳青舟中，时癸未孟秋。”

[39]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和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都记载了这则轶事。

[40]来宗道撰的《陈于朝墓志铭》云：“君（陈于朝）既负拔俗，恣喜交游名士，山阴徐渭诗文奇桀，书法尤遒，君卯时为忘年交。”

[41]“辄痛哭，逢人不作一语。姬人前问好，绶径执姬人手，跽地，复大哭。”见戴茂齐的《茂齐日记》。

[42]孟远《陈洪绶传》。

[43]陈洪绶《即事》诗：“明朝四十八年人，三月曾为簪笔臣，今日薙头蒙笠子，偷生不识作何因。”作于这一年除夕夜。

[44]《祁忠敏公日记》乙酉五月条下记载了陈洪绶的这次到访：“入内宅晤赵伯章、陈章侯，乃知虏过江之信，从京口竟起丹阳，薄南都矣。文载弟驾舟至山，以疏酌延两兄于薄暮。至彤园，邀两兄携酌舟中，以抵家再候季父，时因南都之信，甚为止祥兄忧耳。是日令两儿束装入山。”

[45]《挽王正义先生》：“亡国难存活，天王想作宾，溪边留节义，睫下忽君臣。劝戒逾千语，同群号四邻……”《宝纶堂集》卷五。

[46]朱以海是明太祖十世孙，崇祯十七年袭封鲁王。朱以海临幸张家一事，《宣统诸暨县志》引《陶庵梦忆》记之甚详，但今本《陶庵梦忆》无载，来源待考。

[47]张岱后来在《石匮书后集》卷五中表达了对时局的失望：“甲申北变之后，诸王播迁，但得居民拥戴，有一城一旅，便意得志满，不知其身为旦夕之人，亦只图享受旦夕之乐，东奔西走，暮楚朝秦，见一二文官便奉为周召，见一二武弁，便倚作郭李。唐王粗知文墨，鲁王薄晓琴书，楚王但知庸哭，永历惟事奔逃。黄道周瞿式耜辈，欲效文文山之连立二王，谁知赵氏一块网，入手即成腐臭。如此庸碌，欲与之图成，真万万不得已，数也！”

[48]孟远《陈洪绶传》。

[49]《宝纶堂集》卷九有七绝一首纪其事：“风摧木叶叫鸺鶹，万历年间老楚囚。国破犹存妻子念，晓风残月送强舟。”题云：“愧送豹尾、狮子、羔羊、虎贲避乱。”

[50]来裕恂《萧山县志稿》云：“清师下浙江，固山额真某，得洪绶，大喜。令画，不画；刃逼之，又不画；以酒与妇人诱之，画。久之，请汇所画署名，日狂饮不休，夜抱画寝，旦伺之，遁矣。”

[51]《宝纶堂集》卷二“太子湾识”云：“自丙戌夏五月晦始，每经前朝读书处，则不忠不孝之心发，而面赤耳热……”

[52]历史学家邵廷采这样描写当时的陈洪绶：“饮酒放豪，醉辄骂当事人。第闻蕺山（刘宗周）先生语言，则缩颈咋舌却步……先生既没，朝夕仰礼遗像，题壁云：‘浪得虚名，山鬼窃笑，国亡不死，不忠不孝。’”

[53]张岱《石匮书·石匮书后集》：“笔下奇崛遒劲，直追古人。木石丘壑则李成范宽，花卉翎毛则黄荃崔顺，仙佛鬼怪则石恪龙眠。画虽近人，已享重价，然其为人佻傝，不事生产，死无以殓。”

[54]陈洪绶为张岱杂剧《乔坐衙》（今已佚）的题词，见《宝纶堂集》卷三。

[55]据《诸暨宣统县志》卷四十九“经籍志”载，陈洪绶手定稿本共六十一页，分上下两卷，“字逸媚似晚唐”。后来此稿在清末为陈洪绶七世孙重金购还，分装为四册，即今《宝纶堂集》底本。

[56]祁奕远，名鸿孙，祁彪佳长侄。善诗。

[57]张岱给陈洪绶的一封信谈到此事：“晓起，简笥中有章侯未完之画百有十桢，一日完一桢，亦得百有十日，况笔墨精工有数十日不能完一桢者，见之徒有浩叹而已。文与可画竹，见人多持缣素而请者，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兄所遗绢，涂抹迨遍，一幅鹅溪，不堪为妇作裈，弟之双荷叶（侍妾名）又不喜收藏，以此无用之物，虽添丁长，付之无益也。兄将何法用以处吾？”见《宣统诸暨县志》。

[58]周亮工在崇祯十七年（1644）由山东潍县迁浙江道监察御史，大顺军入京时投缳自杀，为家人所救。1645年，豫亲王多铎兵下江南，周亮工诣军门降，以御史职为清军招抚两淮，后任两淮盐运使、淮扬海防兵备道参政等职，1647年擢为福建按察使，兼摄兵备、督学、海防三职。

[59]见陈洪绶《鸡鸣》一诗：“有时得佳梦，复见昔太平。项切云之冠，为修禊之行。携桃叶之女，弹凤凰之声。胜事仍绮丽，良友仍精英。山川仍开涤，花草仍鲜明。恨不随梦尽，谬谬群鸡鸣。”

[60]这些画作分别为《折梅仕女图》《扑蝶仕女图》《调梅图》《斗草图》，均作于1650年前后。《折梅仕女图》后款云：“庚寅秋，老莲洪绶画于眉舞轩。”《斗草图》后款云：“庚寅秋，老莲洪绶画于护兰书堂。”

[61]周亮工在《赖古堂书画跋》中的《题陈章侯画寄林铁崖》一文中记述了索画遭拒一事：“章侯与予交二十年，十五年前只在都门为予作归去图一幅。再索之，舌敝頴秃弗应也。庚寅（1650年）北上，与君晤于湖上，其坚不落笔如昔。”

[62]《陶渊明故事图》卷亦称《归去来图卷》，现藏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美术馆。全卷分“采菊”“寄力”“种林”“归去”“无酒”“解印”“贳酒”“赞扇”“却馈”“行乞”和“灌酒”等十一段。卷末跋云：“庚寅夏仲，周栎老见索，夏季林仲青所，萧数青理笔墨于定香桥下，冬仲却寄栎老，当示我许友老。老迟洪绶，名儒设色。”名儒即陈洪绶的第四子陈字，初名儒祯，小名鹿头，字无名，又字名儒，号小莲。善书画，颇有父风，常为其父的作品上色。许友老，即许宰，福建侯官人，善诗画。

[63]17世纪50年代后期，周亮工仕途不断遇挫，先后两次遭弹劾罢官，几遭杀身之祸。1659年在刑部候审之时，周氏在《因树屋书影》中说，“近吾友陈章侯仿渊明图为予写照”，当是指这卷《陶渊明故事图》。周亮工入狱前，他的好多藏画或遭豪夺，或“尽售去以继饭粥”，这卷他最珍爱的《陶渊明故事图》转赠给好友林铁崖。

[64]此画上有陈洪绶的题跋：“去年湖上偶写山水长卷二。曾以其一寄栎园周公。此萧数青来遇余共饮于溪堂。得此卷，复求以遗周公，胡不使两卷并俪。时老莲被酒颓然，水子裁笺执管就予，率书近诗数首乐为栎老。”转引自《吴湖帆文稿》。

[65]“夫画，气韵兼力，飒飒容容，周秦之文也。”

[66]见陈洪绶《画论》，吴敢辑校《陈洪绶集》22-2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67]阮元《两浙輶轩录》云：“老莲初无诗集，生平作画，懒于题咏，偶有所题，也未尝存稿，其老友姜绮季与共晨夕，见有题，辄为抄录。久而得诗一卷，镌于板。老莲见之大喜，因自为序。名曰《陈老莲集》。老莲卒，毛西河复为之序。”

[68]关于陈洪绶1651年的这次赠画，陈洪绶有《喜周元亮至湖上》二首纪之：“独脱烽烟地，同寻菡萏居；半年两握手，十载几封书。人壮吾新老，兵销会不疏。此来难久住，一笑一欷。”周氏《读画录》亦对之有着详尽的记录：“君欣然曰：此予为子作画时矣。急命绢素，或拈黄叶菜，佐绍兴深黑酿，或命萧数青倚槛歌，然不数声辄令止。或以一手爬头垢，或以双指搔脚爪，或瞪目不语，或手持不聿，口戏顽童，率无半刻定静。自定香桥移余寓，自余寓移江干，移道观，移舫，移昭庆。迨祖余津亭，独携笔墨，凡十又一日，计为余作大小横直幅四十有二。其急急为予落笔之意客疑之，予亦疑之。岂意予入闽后，君遂作古人哉！”

[69]“章侯画得之于性，非积习所能致。昔人云：前身应画师。若章侯者，前身盖大觉金仙，曾何画师足云乎！人但知其工人物，不知其山水之精妙，人但讶其怪诞，不知其笔笔皆有来历。”见周亮工《读画录》。

[70]见画上陈洪绶的自题：“廿口一家，不能力作。乞食累人，身为沟壑。刻此聊生，免人络索。唐老借居，有田东郭。税而学耕，必有少获。集我酒徒，吝付康爵。嗟嗟遗民，不知愧作！辛卯暮秋，铭之佛阁。”见郑振铎《中国版画史图录》第十三册影印陈老莲“博古叶子”。

[71]《花卉山鸟图卷》上有陈洪绶题跋，说明此间经过：“辛卯（1651）暮秋，老莲得以一金得文衡山先生画一幅，以示茂齐。茂齐爱之，便赠之。数日后，丁秋平之子病笃，老莲借茂齐一金赠以买汤药。孟冬，老莲以博古叶子饷茂齐，时邸中缺米，实无一文钱，便向茂齐乞米，茂齐遗我一金。恐堕市道，作此酬之，以矫夫世之取人之物一如寄焉者。”

[72]丁耀亢（1599—1669），山东诸城人。

不系之舟
巨商汪然明的西湖梦寻

黄衫客

徽州盐商之子汪然明迁居杭州时，西湖还是冯梦祯和他的弟子们的时代。那是16世纪的最后几个年头，这座地处运河最南端、兼具水陆之便的城市已经成为艺术家的天堂和旅行者的必到之处。从1587年起，曾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的冯梦祯卜居孤山之麓，营居“快雪堂”，日日以书画鉴玩、戏曲歌吹在湖光山色间营建着他的闲适人生，也把南都风雅带到了此间。在甫过四十、华发初生的冯梦祯看来，这个被传说和世俗生活过度渲染的湖泊就如同一个绝色女子：山光如蛾，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每一时刻都值得与之共度。而不久前刚出任杭州织造的司礼监孙隆，砸下巨资在湖山之间建堤筑桥、整修荒祠废殿，则又使西湖这个女子换上了明亮的衣裳。

那时的汪然明还是个小人物，刚从歙县丛睦坊老家迁居杭城不久，住在城中缸儿巷，是个喜欢结交名流的文艺青年。因着与冯梦祯的二公子冯云将相熟，他也得以有机会经常参加冯梦祯与朋友们的湖上宴饮，跟着他们在昭庆寺、湖心亭、岳王祠墓和净慈寺等地到处跑，做一个小跟班。[1]他出身盐商，饶有家资，再加生性豪侠仗义，为朋友常常一掷千金，渐渐的，竟为自己博得了一个“黄衫客”的名头。万历末年，随着冯梦祯等一干老名士次第谢幕，汪然明成为了西湖艺术沙龙的真正主人。到后来，他在西湖上花巨资打造了一只豪华游舫“不系园”，接待四方名士，名头更响，以致到杭州办事需要引荐或钱财接济的人，第一时间都会去拜访他。

1620年前后，有两个女画家在西湖畔卖画谋生，她们一个是来自福建的名伎林雪（林天素），一个是杭州本地贫家女出身的杨云友（杨慧林）。杨云友能把当今书画大家董其昌的笔法临摹得惟妙惟肖，林雪则仿作董其昌好友陈继儒之书画，两位才女的丹青妙技得到过董、陈的亲口称赞，甚至想请她们为自己代笔而不得。[2]

两位女画家通过汪然明结成了好友。汪然明藏有一幅《撅篷图》，此画由波臣派巨匠曾鲸的弟子谢彬写像，浙派大家蓝瑛补景，画中林雪与杨云友俱着宫妆，意态婉约，她们一吹洞箫，一弹古筝，汪然明则坐在边上的一块石头上侧耳倾听。[3]

1621年秋天，汪然明的第一部诗集《绮咏》出版，由好友、冯梦祯的弟子黄汝亨作序。所谓“绮”者，按照《说文》的释义，是有花纹的缯，即民间所称的细绫，汪然明以之命名这部处女诗集，除了证明他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文学趣味崇尚文词灿烂而浮华，同时也暗示着诗集中所咏女性，都在他的生活中出现过，与他的个人情感生活有关。写序的黄汝亨大汪然明二十岁，本身是个有道德洁癖的诗人，时常告诫自己诗歌写作切莫落入六朝滥觞的绮艳风习，但他在读了这部出没着林雪、杨云友这些女人身影的诗集后，竟然对汪然明的文学才华赞赏不已，评之“趣超”“语隽”。他说，大千世界无非情色二字，绮正是从情中生长出来，这本诗集虽然题材狭窄，所写不过是与几个艺术女性赏曲、观画、饮酒的日常生活，但因为汪然明是个有情人，这些感情也就显得分外纯洁与美好了。黄汝亨之所以这么说，自不无对汪然明风雅生活的肯定与向往，更重要的是，汪然明的这些女性朋友，他也经常与她们一起作茶酒之会，并对她们留有异常美好之印象。[4]

杨云友是个心气很高的才女，以诗、书、画三绝为名流心折，琴也弹得很好，但因为父亲早亡，早早就沦落青楼，汪然明时时予以经济接济。在专为杨云友而作的《听雪轩集》中，汪然明记录了与女伴一同驾船游湖和观画听琴的种种细节。一次雪后，汪然明前往杨氏小楼探访，从他记述的“幽窗浑曙色，几榻净无尘，却喜宜人处，花飞笑语亲”等句来看，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暧昧，应在浓淡有无之间。但杨氏既入欢场，难免为风尘恶客纠缠，为此她一直郁郁寡欢，只活了二十几岁就伤心而死。杨氏死后，汪然明出资把她葬在了西湖智果寺边的一块空地，还在旁边搭建了一个梅树环绕的亭子“云龛”，每到祭日，经常去墓地祭扫。他的这一义举曾得到董其昌的褒扬，董如是说：“可怜玉树，埋此尘土，随西陵松柏之后，有汪然明者，生死金汤，非关感溺……可谓一片有心，九原知己。”

在汪然明看来，杨云友是被那些阔少、商贾联手摧残死的。那些人仗着有几个臭钱，从来不把女艺人当人看，杨云友数次乞求“不以相嬲”也不放过她。生性好强的杨氏从来没有向他吐露过什么，但即便如此，汪然明从她终日不展的眉头也能猜到发生了什么。后来虽说从了良，但遇人不淑，遭妒而死，也真应了红颜薄命。“共惜摧残千古恨，漫将遗墨想风神”，对着杨云友送给他的画，他时常忏悔杨氏在世时没有好好保护她，香魂已逝，对之最好的纪念就是请友人们一起欣赏她留下的山水小册，请他们在画上题跋。十余年后，汪然明在湖上遇见名伎柳如是，又一次向柳讲述了杨氏“犹绕树三匝”的曲折身世，惹得柳大起伤感，为之一掬同情之泪。[5]

云龛

大概是在杨云友去世后不久，林雪也回了福建老家。1620年冬夜的一个晚上，汪然明约请了黄汝亨、张遂辰等一干朋友在湖上为林雪置酒饯行。入夜后的湖边空气清冽，天气欲雪未雪，林雪手挥琵琶，那原来轻快跳跃的音符也似被冻住了一般，在夜色凝重的湖上跳不起来。

等到林雪离去两年后，亦即天启二年（1622）春天的一个傍晚，汪然明做了一个有关她的梦，才恍然发觉自己最爱的还是林雪，并时时冒出前往福建寻访这位姑娘的冲动。

据汪然明在《幽窗纪梦》一文中自述，那天的雨下得很密，也很久（“风雨连夕”），他孤独地坐在书斋里，恍惚间进入了梦境。出现在梦境中先是一个气度不凡的老人，领着他在雅致的院落里散步，然后出现了一个面容姣好的姑娘，沿着河边弯曲的花径走来，“从曲房中珊珊徐步花下，缟衣翠带，藐若姑射之姿，旁立侍儿，亦自妩媚，渐冉冉座前。”老人告诉他，这是自己的掌上明珠，正想为之挑选一个女婿。他发现女郎团扇上的画很像林雪的手笔，爱不释手，当即拿出林雪分别时画在纱绢上的一幅柳枝图交换，却被那姑娘取笑说，天素别君，君何轻手一掷？姑娘临去时留下一首诗：“袅袅春风杨柳枝，谁人写入画中诗，长条好待君攀折，莫谓相逢是别时。”他正想作诗回赠，老人过来了，命张筵款待他，纷纷扰扰中，女郎也不见了。汪然明醒来后马上把这首诗记了下来，与林雪分别已近两年，他对她突然闯入梦来百思不得其解，也不知这个梦有何暗示。后来他把这个梦在陈继儒、王思任、张遂辰等朋友中公开了，朋友们告诉他，一个人不会无端入另一个的梦，唯一的解释是你喜欢林姑娘，而林姑娘也在千里之外想念着你。陈继儒甚至还与他开起了色情意味的玩笑，说林姑娘赠你的半幅绡，“杨柳写枝犹带露”，肯定与某次房事有关。关于这个梦及之后发生的故事，汪然明专门写有一卷《梦草》，由陈继儒题签并刊印。到崇祯十四年，他终于前往福建，踏上寻找林雪之路，最初的源头，就是天启二年的这个梦。

戏剧家李渔从兰溪小城来到杭州，卖文为生，一段时间他也是汪然明湖上雅集的座上客，听说了汪然明与杨、林两位女画家的故事后，把他们之间的故事写入了新编传奇《意中缘》。只是此剧主角已非汪然明，而是董其昌与陈继儒，汪被篡名为“江秋明”，成了一个可怜的配角。剧情说的是，董、陈两位名画家为了躲避络绎不绝的索画者，相约到杭州朋友江秋明处游玩，在是空和尚开的书画铺里，他们看到了冒他们名的几幅画作，经查问，仿董的是女画家杨云友，仿陈的是寄居此地的福建名伎林雪，两位大画家对仿作手笔赞叹不已，遂生才子佳人之念。陈很快找到了林雪，并与之成亲，后林雪回闽，途中遭遇山贼，被掠上山，被江秋明的朋友某将军营救，得以完璧而归。董与杨的姻缘，却因为是空和尚从中拨弄，波澜四起，是空垂涎杨云友已久，听到董欲娶作画之人，用计骗娶杨云友，杨云友得知自己被是空欺骗，以应允婚事为由，将计就计，骗是空饮下毒酒，沉之于江中，再经一番曲折，董、杨二人终成好事。

作为一个新进剧作家，扭合情节，使之适应观众需要，自是李渔拿手好戏。在他笔下，江秋明（原型汪然明）与林、杨没有丝毫情感瓜葛，而是一个极肯济困扶危、轻财任侠的江湖豪侠之士，一味地在董与杨、陈与林之间穿针引线。当董、陈央求他在杭州城代为寻访两位女画家时，他拍着胸脯说：“只除非如今世上没有这个妇人就罢了，若果有这个妇人，任她藏在哪一处，小弟定要寻出来。”一副做惯了带头大哥事都包在我身上的模样。但为《意中缘》作序的女诗人黄媛介毕竟是天启往事的知情人，又在杭州西泠桥头卖过画，知道李笠翁让林雪配陈、杨云友配董都是戏剧家伎俩，穷读书人的美意，“情节变幻，皆系扭合”。她回忆说，三十年前，的确有杨、林两位女画家先后寓湖上，卖画为生，她们的画也都得到过董其昌、陈继儒等大家的赞赏，但两人虽与董、陈相识，何尝发生过剧中所说的这些事！小说家不过是些谎言制造者罢了。[6]

《意中缘》清康熙刻本

1930年，小说家郁达夫与王映霞婚后不久，那时他们一家还住在杭州，春天里的某一日，郁达夫奉了妻子外祖父王二南先生之命，前往西湖北山葛岭杨云友墓拓碑。到了墓地，他拔开丛生的杂草，读了一遍碑碣后，突然眼前发黑，扶着墓石试了几次都没能站起来。同去的拓碑工匠见他紧闭牙关，满脸是泪，以为他冲犯了墓地的野鬼，急忙把他抬到附近的一家寺院求治。后来郁达夫说，他那一日突然犯病别无他因，只是被杨云友的凄凉身世触动的心，“一种无名的伤感直从丹田涌起，冲到了心，冲上了头”，以致看人的眼色也似乎满带了邪气。

发表于是年《北新月刊》上的小说《十三夜》，似乎就是缘起于郁达夫这次葛岭探访杨云友墓的经历。小说中那个一头长发、瘦高个且神经质的青年画家陈君，应该就是达夫自况。小说中，“我”住在西湖边一家旅馆里写小说，某日邂逅了在湖边写生的画家陈君，此人“虽则在笑，但是他的两颗黑而且亮的瞳仁，终是阴气森森地在放射怕人的冷光”。交谈中，画家陈君告诉“我”发生在他身上的一次离奇经历：

某日傍晚，陈君喝过一点酒，想去湖边遛达，他走出栖身的抱朴庐，走下大门外的石阶时，远远看到亭子里一个白衣女人的背影。那女人穿着一件大袖宽身的白色长袍，那衣服的材质像是薄绸或者丝绒，淡淡地发着光，看上去非常柔和。陈君在一片假山石后远远地观察这个女人，她的脸是一张中突而椭圆的脸，鼻梁齐匀高整，月光越发衬得她肌肤胜雪，那女人向着黑影里陈君站着的地方注视了一会，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嫣然一笑，转身从从月光洒满的石阶一级一级走下山去。陈君悄悄跟了上去，转过好多个路口，到了一道黄泥矮墙的门口。女人一到门边，门就开了，进去之后，那门竟自动关上了。陈君用力推了推，那门丝毫不见松动，好在那垛墙不是太高，陈君找着一个着脚的地方爬了上去，他看到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院子，一阵风过，陈君闻着了馥郁的桂花香气，这香气使他略微清醒了一些，觉得自己今晚做的事实在有些过分。但既然这险已经冒了一半，索性就跳进那园里去看看。他在这座月光树影交互的大庭园中像无头苍蝇一样走了好多路，来到桂花香气最馥郁处，觅着了一条石砌的小道，顺着小道再往前走，白墙头里竟然是一个小小的坟茔，有墨写的“云龛”两个大字题在那里，月光下这两个字既美丽，又让人心惊。

这次湖上会面之后，“我”回了上海，不久传来陈君去世的消息。“我”疑心陈君的死与他月夜里遇见的那个白衣女人有关。在回杭州参加毕陈君的葬礼后，“我”一个人从栖霞岭紫云洞翻过山走到葛岭，恰好也是日落西山，一轮圆月渐渐升起，“我”顺着陈君描述过的那条山道，来到了一座古墓前，凭着依稀的月光读完碑碣，才知道这里埋着的是死去三百年的明朝画家杨云友。[7]

1930年代初，有人把李渔的《意中缘》搬演为京剧《杨云友三嫁董其昌》，由名旦荀慧生饰演杨云友，郁达夫去看过这场戏，他心目中的杨云友是个骨感美人（“特饶骨韵”），而舞台上的荀慧生却稍显丰满了些，“颇不相似”，因是大失所望。

陶楚生

李渔的新编传奇中把汪然明归为豪侠一路，也是其来有自。这种侠气，是汪然明性情所致，也是整个徽商风气使然。汪在老家有个叔叔，武艺高强，攀壁行走如行平地，长相、行事作派酷似唐人小说中的虬髯客。汪然明的任侠轻财、敢于担当，还是可以看出他那个徽州丛睦坊家族的影子。

1613年，日后成为帝国晚期著名将领的茅元仪（他的祖父是嘉靖年间追随胡宗宪抗倭的作家茅坤）还是湖州府的一个青涩书生，这年四月，茅元仪的爱妾陶楚生因两度堕胎感染风寒去世，痛不欲生的茅写下万余言的长文痛悼这个女人，在这篇传文中，茅元仪回忆了他和陶楚生的爱情故事中汪然明竭力玉成其事的经过。

金陵名伎陶楚生本是扬州人氏，因她的一个姨妈属籍教坊，还未成年就堕入风尘。陶姬性情孤傲，很是看不起那些欢场豪客，来到杭州后，一些富商想包她，都被她冷眼拒绝了，但她对素未谋面的归安（湖州府下辖的一个县）才子茅元仪却情有独钟。她让侍儿通报，说要去拜访茅，这一大胆之举可把茅给吓得不轻，他把那个侍儿赶跑了，怒骂道：青楼中人哪有这般不自重的？我一个正经读书人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访客！陶楚生闻听汪然明大名，于是请他出面说合。汪然明找到茅元仪，详说了陶楚生为人，终于使茅顽石点头。然而好事多磨，陶楚生此时突然失踪了。汪然明多方打听，才知陶楚生被一个巨商所挟，给藏了起来，这个巨商虽然也与汪然明相识，但拒绝就此事进行沟通。茅元仪在传文中详细叙述了汪然明出面解救陶楚生的经过：那一日，汪然明雇了一艘船，载上茅元仪，还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程姓佩剑男子前往巨商家。那侠士气宇轩昂，交谈中说，我不知你茅先生是何人，我只是为天下持不平。商人忌惮他们的阵势，终于答应让陶楚生出来，与茅元仪短暂会面。接下来的谈判中，汪然明慷慨陈辞，一边厢程姓侠士时作“欲持刃往刺”之怒状，终于让那富商服了软。万历三十九年（1611）正月，茅元仪在杭州迎娶陶楚生，对于这段姻缘，茅元仪说，要不是汪先生，我这一辈子终负楚生。[8]

“女兄弟”

十七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来自于扬州这一盛产“瘦马”的繁华城市的王微是一个名动湖上的名伎[9]。七岁时，她的父亲去世了，这一家庭变故使她早早就跌进风月场做了一名学徒[10]。1620年前后，她在这一行中如明星般冉冉升起。她的名声甚至传进了文坛祭酒钱谦益和后起的黄宗羲等辈的耳中。[11]

王微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不拘形迹、穿山越水的旅行家，常常孤身一人上路，“扁舟载书，往来吴会间”，她往来南京、杭州、苏州的足迹，牵连着董其昌、陈继儒、钱谦益、谭元春等一干男性文化名流注视的目光。最远的一次，她跑到了千里之外的湖北省，登大别山，游历黄鹤楼、鹦鹉洲，又去了武当山，登上天柱峰，最后顺着长江回到南京，历时数月[12]。在日后出版的旅行见闻录《名山记》（那时她已经定居在了杭州城里被竹树、梅花和苹果树环绕的住所里）的开篇，她回忆了年轻时代的这次远行，说在路上的感觉就如同鸿鹰翱翔于长空。[13]

对“女汉子”王微来说，做一个终生幽闭在家不出门的女性是痛苦的，但她也告诉我们，比身体的自由更重要的其实还是心灵的自由，而诗歌就是能够让她时时得以飞翔的一双翅膀。[14]

万历四十五年（1617），王微从扬州来到南京，结识了秦淮河旧院的另一位才女杨宛。当时王微已小有诗名，杨宛则以书法胜，一手小楷瘦硬中见妩媚，曾得到过董其昌的肯定，两人互为欣赏，结为金兰姐妹，即所谓的“女兄弟”。大约这年秋天，先是杨宛、再是王微，先后嫁给了来南京城参加考试的茅元仪。两个才女姝丽，共侍一个梦想建功立业的青年才俊，在外人看来，茅元仪真是掉进了神仙窟中，但这段日子很快就结束了，原因是心高气傲的王微觉察到这个男人感情的天平要向着杨宛多一些，自己并非他的最爱，而杨宛也有与茅共偕白头之意，于是她毅然选择了离开，只身跑到了杭州[15]。若干年后，茅元仪纵酒去世，杨宛流落北京，此是后话不提。

苦恋

1619年秋天，初到杭州的王微在西湖的一次宴集中邂逅了茅元仪的朋友、来自湖广的竟陵派诗人谭元春。王微和茅元仪住在南京时，谭元春经常过来和他们一起去乌龙潭荡舟游玩，此番重逢，谭元春大献殷勤，王微很快就被这个专写僻奥冷涩诗歌的诗人身上落拓不羁的气质所迷惑，由此开始一段长达近十年的苦恋。[16]

这次重逢不久，谭元春离开了杭州，等到两人再次相逢，已是在几个月后的湖州了。这么快时间再度遇见这个女人，让谭元春不无惊讶，但在王微却是蓄谋已久，说不定她在暗暗跟踪这个让她心仪的男子呢。此时的谭元春虽还只是个考运不佳的穷书生，却已是情感猎场上的一个老手，从他写给王微的诗来看，浮华的词藻下更多的是一种逢场作戏。但王微竟好似飞蛾扑灯一般，认准了这个男人就是自己想嫁的，就把自己低到了尘埃里去，一次次的大胆剖白简直到了露骨的地步。因谭元春的赠诗中有“天涯流落同”一句，她就觉得自己孤苦的一生有了依靠，生出“此生已沦落，犹幸得君同”之感。[17]她写得最好的一阙《忆秦娥》，据说也是献给谭元春的：“多情月，偷云出照无情别。无情别，清辉无奈，暂圆常缺。伤心好对西湖说，湖光如梦湖流咽。湖流咽，离愁灯畔，乍明还灭。”但这个男人就像温水里煮着的青蛙总是不冷不热的模样，也让她心生烦忧，男人的心太难捉摸了！他的用情到底是浅是深？[18]

仇英《仕女图》

但她还是想念着他。这想念毫无道理可讲，明知他的心用在了别处，就是放不下。月光照着庭院，修竹晃动，恍恍乎是他的影子。春天来了又去，等到身子骨儿都瘦了，听到门外脚步声，还以为是他去去又来。

月到闲庭如画，
修竹长廊依旧，
对影黯无言，
欲道别来清瘦，
春骤，春骤，
风底落红僝僽。

——《如梦令·怀谭友夏》

此一期间，王微已与汪然明结识，从汪然明1620年春天写下的一首诗（这首诗收入了汪然明的第一部诗集《绮咏》，题为《春日与胡仲修、贺宾仲、徐震岳、泰岳、王修微六桥看花，夜听冯云将、顾亭亭箫曲》）来看，王微已经成了他那个湖上艺术沙龙的常客，经常和他们一起游湖、听曲，分韵作诗，并和林雪、杨云友等人来往。但这些社交活动并不能消减爱情的折磨，思念像毒蛇一样钻进了她的心里，到了秋天，她病倒了，一个人躺在孤山的小客栈里，但即便被失眠这一黑色的潮水裹挟着，她还是希望这潮水能带她到谭郎的梦里。[19]

被爱情的焦虑和绝望烧灼着，病愈后的王微于这年冬天只身离开杭州，远游江西、湖北。本以为空间的睽隔能割断相思之苦，却不曾想思念更苦，旅途中听着桥下水声泠泠，也是当年湖畔相互依偎的情景，草色已然返青，冰结的心也似乎在嘎啦啦地松动，只是“千里君今千里我，春山春草为谁青”。[20]

1621年秋天，结束远游的王微回到杭州。旅行途中在庐山五乳峰对高僧憨山德清的一次参拜，使归来后的王微像是换了一个人。她为自己提前修筑了墓室（生圹）“未来室”，取了一个号“草衣道人”，说从今往后要斩断情根，买山湖上，专心侍奉年老的母亲，破了从前所有的绮语障。陈继儒说，王微这一次独自远行，飘忽数千里，回到杭州后她身上的女儿家习气好像全被山川云霞洗涤干净了，可知旅行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情，可是这么一个冰雪聪明、才貌两艳的姑娘，早早就看破了红尘，终究不是好事。[21]对王微的情史有所了解的汪然明对她的这一选择则竭力予以支持，为王微远行归来接风洗尘时，听她说起这一愿望，就对她的转向禅中求解脱表示了欣赏，[22]他还出资在西湖断桥畔之东建造了别墅“净居”，让她搬到那个安静的处所去，可以潜心礼佛。

所谓“净居”，按照佛经上的说法，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此五天名净居天，惟圣人居，无异生杂，故名净居。

按照汪然明本人的描述，这片别墅座落在湖心的一个小岛上，要划着船儿进去，院内古树夹道，竹林掩映，把世俗尘嚣全都挡在了外面，屋内还有多种藏书和佛经典籍，供修持者一一翻阅。[23]

谭元春听到王微皈依的消息，曾写来一信，信中除了酸溜溜地问候“传汝梅边亦有家”，不再有一句多余的话，王微以为，这一回自己该彻底死心了，这个男人不是自己能等到的。

流动的盛宴

下面要说的是一艘船，船名“不系园”，是汪然明在西湖所造画舫中最著名的一艘。在十七世纪初叶的南方，判别一个人是不是有身份、够品位，就看他是不是有资格受邀登上汪先生的这条船。

“不系园”三字由当代名流陈继儒题写，据船主人说，此名得之于《庄子》里的一篇《列御寇》，“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之所以要造这么一艘船，也是仰仗圣明，致有今日四海升平，想与当今第一等优秀人物一道荡舟湖上，远追先辈之风流，近寓太平之清赏。

船于1623年落成，工时约四月余。说起来，造这艘船也与为王微建“净居”别墅有关，这年夏天，当“净居”的工程还在进行时，汪然明发现采购的木料中有一方巨木，特别适合用来打造一只大船。拥有一艘装潢精致的私家画舫一直是汪然明的梦想，再考虑到王微独居湖中，进出不便，青灯古佛太过寂寞，造船的事很快就提了上来，与别墅的工程扫尾同时进行了。据汪然明自己介绍，完工后的这只船，长六丈二尺，宽五丈一尺，船中央的主体部分，可摆放两桌酒席，舱内数间小室，有卧房，有书房，也有可存酒百来壶的贮藏室，两边的壁橱，则用来放客人趁兴创作的书画和诗卷，另外，出游或宴饮所需的游具、雨具、茶具、酒具，船上都一应俱全。沿着船舱一侧的一条长廊，就到了船头的观景台上，上面张着遮挡风雨的布幔。船上安排有几个长相清秀、又会唱曲的家僮，提供茶酒之余，也歌唱助兴。湖上多垂柳、桥洞，建造时担心船体过大穿不过去，还把船槛、顶篷都设计成了可装卸式，瘦身后的画舫成了一只轻巧的“蜻蜓艇”，往来湖上再也没有了障碍。[24]

湖山之间，“不系园”成了流动的宴席，且这宴席是流水席，这拨去了，那拨又来。自此船落成试水之日起，接待过的当世文化名流包括钱谦益、陈继儒、董其昌、黄汝亨、李渔、张岱、陈洪绶等不下数十人，这些人吹着微风，看着风景，喝着美酒，享受着主人的好客，然后醉眼惺松着留下一些墨迹以作答谢。每次游赏一毕，主人总是礼数周到地把他们送到岸边。这边厢客人刚离去，那边新的一拨客人又到了。杭州城里稍有些名头的诗人们和山南水北路过此地的名士们之所以蜂拥着去坐汪先生的船，汪先生人好、他的酒好是其一，更关键的是每次宴饮，必有美女出场，这才是最具吸引力的，一船红妆，满湖翠微，试想这样的西湖谁人不爱？这样慷慨好客的主人谁不喜欢？后世的杭州诗人厉鹗回想起一百余年前汪然明主盟的一场场湖上风雅，只有羡慕忌妒恨。[25]

客人一多，接待工作繁重，还有一些知道自己上不了汪先生邀请名单的提出借船，汪然明制订出一个“不系园约款”，言明什么事是可以在船上做的，什么事是做不得的，又规定坐船者的资格，必须是“名流、高僧、知己、美人”四类，但这个“十二宜九忌”的规章也只是徒具条文，比如说忌在船上唱曲听曲，可是汪然明自己就是个狂热的戏曲爱好者，他发起的宴饮哪一次不是肉竹齐发、不醉不归？[26]

仇英《船人形图》

造“不系园”后的第二年，汪然明又造了一艘楼船，采用董其昌的意见，由《法华经》里的一句“闻经随喜”，命之为“随喜龛”。两艘大船之外，汪然明还陆续添置了几艘轻型游船，分别取名为：团瓢、观叶、雨丝风片。所以时人说，汪先生名下的画舫都有一个船队的规模了，大的有一园一龛，小的是一瓢、一叶与一片。[27]不只如此，热心公益事业的汪然明还在湖边修建了白苏阁，主持了湖心亭、放鹤亭及甘园、水仙、王庙等处景点的维修工程。

斫木兰为舟，以西湖山水为自家景色，家童红牙，茶酒雅会，如此好事，谁不心羡，于是，陈继儒来了，董其昌来了，还有汪然明的徽州同乡也都来了。一时间，名流丽姝往来其间，皆以侧身汪氏发起的艺术沙龙为荣，每一次歌咏聚会，“必选伎征歌，连宵达旦，即席分韵，墨汁淋漓”，西湖迎来了最为繁华的一个时代，汪然明又把他们的“啸咏骈集，胜情幽蔓”之作编选成《不系园集》《随喜龛集》两部主题诗集，刊印出版。

世家子张岱是个户外活动爱好者，他居住杭州的几年里，时常孤身一人驾着一叶小舟往来湖上，春去断桥一带赏柳，秋去南山路看落叶，日子过得悠悠哉哉。1632年隆冬大雪之夜，他独驾“一芥”轻舟、自备毳衣炉火前往湖心亭看雪的率性之行，经他自己渲染已成为1630年代湖上风雅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值得记取的还有1634年10月的一天，他向汪然明借了“不系园”，带了一大帮朋友去定香桥看红叶。据事后张岱回忆，参加这次活动的计有画家曾鲸、陈洪绶，戏曲家彭天锡，艺人朱楚生、陈素芝及赵纯卿、杨与民、陆九、罗三等十人。这是明末江南文士伶人的一次狂欢，此时空气中已经涌动着衰败的气息，他们好像要赶在时代的永夜降临前把所有的光阴都挥霍掉。那一夜的定香桥畔，每个人都露了一手，曾鲸与老莲两大当世画家泼墨作画，杨与民弹三弦，罗三唱曲，陆九吹箫，还有戏曲家彭天锡等串戏，杨与民用北调说《金瓶梅》，陈老莲唱村落小调，就连最没有艺术细胞的赵纯卿也舞剑助兴。最后是张岱的女友朱楚生与陈素芝两女伶串演“调腔”[28]。朱楚生是一个把戏看得高于自己性命的艺人，长得虽不是特别明艳照人，然细品之下，一举手一投足都有着绝世佳人所没有的风韵，她们的表演把这一夜的狂欢推向了高潮。[29]

张岱在回忆录中说他的女友最后的结局是“劳心忡忡，终以情死”，不知是何年的事，迟至1641年，她还是“不系园”的常客，这年冬天，汪然明在湖上接待酷好戏剧的诗人冒襄，朱楚生还在船上出演了《窦娥冤》。对此，冒襄曾有记述：“（崇祯辛巳）十八日，寒甚。复饮湖中。看朱楚生演《窦娥冤》。”[30]

唐寅《秋风纨扇图》

葳蕤的南方爱情

自“不系园”落成，汪然明不知在西湖上发起了多少场聚会，这些充满着音乐、月光、欢笑的宴集，偶尔出没着王微的身影。日后，柳如是帮助钱谦益编选《列朝诗集》时就选了王微关于“不系园”的一首，那是她对汪然明作的一首同题诗的答诗：

湖上选名园，何如湖上船？
新华摇灼灼，初月载娟娟。
牖启光能直，帘钩影乍圆。
春随千嶂晓，低栏隐幙连。
何时共啸咏，暂系净居前。

本以为屡被伤害的这颗心已不会再起波澜，但当1627年秋天谭元春考取湖广乡试第一名（即俗称的“解元”）的消息传来，王微的旧梦又被唤醒了，她决定离开杭州去找谭元春，把自己嫁给他。这一年她已经三十岁了，再不赶紧的话这辈子就要永远孤单下去了。但不久后传来谭母去世的消息，她只得打消了动身的念头。但她读着佛经的那双眼睛一直被远方的男人牵引着，几年后，她得悉谭元春进京考试数度失利，身体也不好，又动了前去寻访的念头。这一回，她都已经到了江西九江，离心上人已经很近了，见面之前怕谭元春感到太过突然，她先去了一信，但谭元春的回信好似兜头一盆冷水，让她热蓬蓬鼓起的一颗心彻底凉了。谭元春在回诗中说，自己很是享受中年后的家居生活，年纪大了，欲望渐退，已把儿女情事看淡，所有的爱与欢喜都已是枕上梦幻，你也就不必带着愧疚来陪伴我的余生了。[31]如果他光是这么说也就罢了，但王微无论如何接受不了他回诗中诗题里的那个“尼”字，在她看来，自己一生痴念，全在这个男人，而被如此调侃、戏弄，实在是情何以堪，但事已至此，她只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两人的情份确已走到了尽头。

她又回到了杭州。外人看来，她是皈心禅悦不作他想了，但好动的天性使她频频穿梭在杭州、嘉定、苏州之间。1632年冬天，她陪同汪然明前往松江出席了陈继儒七十五周岁的生日寿宴，就在这次“东畲祝寿会”上，她与时年十五岁的风月场上新星柳如是（她当时的名字叫杨影怜）首次相遇。这个身量小巧、性情慧黠的姑娘刚从吴江一个大户人家被卖到青楼，还没有像后来那么耀眼夺目，她借这次寿宴向陈眉公学书，正是为了结交名流自抬身价[32]。王微非常欣赏这个聪慧的女孩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男儿气，从她天真明澈的笑容中好像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她已经预见到，时代的光华将要落到这个比自己年轻将近二十岁的女孩身上，而留给自己的时间实在是不多了。[33]

一次，王微经过苏州，被当地几个浮薄男子纠缠不已，虽然不能确定她是否遭到了强暴，但这一不愉快的经历让她又一次领略了单身女人漂在世上的尴尬与无奈，这个韶华已逝的女人再度萌生出找一个可依靠的男人偕老的想法。这一回，迟到的缘分终于要来了。她遇见的是上海松江人许誉卿，一个东林党的热心追随者，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时任吏科给事中。他爱她，不只倾慕她的诗才，也爱她饱经沧桑的心。他许她以嫡妻之礼，这让她冰冻多年的心终于感受到了尘世间一抹暖色。[34]

说起来这已经是她的第三个男人了，前两个男人，对茅元仪她更多的是感恩，一发现茅更钟情于杨宛，她就主动退出了，谭元春是她想嫁的男人，苦恋十余年，却总是落花有情流水无意，现在芳华已逝，却遇到许誉卿这个爱她的男人，她觉得上天已经够厚待自己了。但对谭元春的思念就像肉中刺，时时会隐然作痛。1637年在杭州，是她最后一次与谭元春相逢，那时她的诗集《期山草》快要刊印了，谭元春读后主动为之作序，谭的文字风格向来冷涩古奥，但这篇序文却写尽了王微的清丽脱俗，活脱一幅王微的肖像画：

己未秋兰，逢王微于西湖，以为湖上人也。久之复欲还苕，以为苕上人也。香粉不御，云鬟尚存，以为女士也。日与吾辈去来于秋山黄叶之中，若无事者，以为闲人也。语多至理可听，以为冥悟人也。人皆言其诛茅结庵，有物外想，以为学道人也。尝出一诗草，属予删定，以为诗人也。诗有巷中语、阁中语、道中语，缥缈远近，绝似其人。

谭元春最后说，很久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女人的才智往往是可以忽略的，而超群的容貌才是主要的，三国时魏国的荀奉倩就这样说过，“妇人才智不足论，当以色为主”，对这种肤浅的认识他断不能苟同，像王微这样出色的人和诗，难道能仅仅把她当作寻常女人，从美貌的角度去谈论吗？[35]

这个负心的男子，最后对王微还是有着一份超越了性别的敬重。就在写毕这篇序文后不久，谭元春猝死于赴京应试的旅店中。

时间很快行进到了1640年代，战争的云团正从北方席地而来，而南方的爱情还兀自葳蕤着，因着即将到来的离乱，这爱情之花开得愈加绚烂夺目。此前，柳如是已嫁六十出头的当今文坛盟主钱谦益。从王微与许誉卿用轻松揶揄的语气谈论钱、柳之合来看，他们的婚后生活是融洽的。有一次，许誉卿去常熟拜访钱谦益回来，与夫人聊起来，突然拍案说可惜啊可惜，杨柳小蛮腰居然落到沙叱利手中。杨柳是白居易家伎，白诗有“杨柳小蛮腰”句，沙叱利是唐时番将，许誉卿说这话的意思是黝黑、苍老的钱谦益娶一个水灵灵的姑娘实在是太不般配了。听罢丈夫这番醋劲十足的话，王微哂笑道，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大约蛮府参军也跟他差不多吧，意思是说，你比钱也好不到哪里去啊，你这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婚后她一直半开玩笑地叫夫君为“许蛮”的。[36]

许誉卿对王微的心折，不只因为她能写诗，更因为她遇大事能拿主意，许誉卿任言官时，因为批评朝政触犯了首辅温体仁，被免去了职务，过了些日子，温体仁又想延揽他复出，要他认个错就能官复原职。许誉卿好几日都拿不定主意，王微知道了其间经过，说：痰盂与便壶不能混用，因为两者并非同类，你又怎么能轻易与道不同、志不合的人一起共事呢？朋友们都笑话许誉卿婚后好似换了一个人，怕老婆没有怕到这种地步的，心甘情愿“为帐中人弹压”，听了这样的话，许誉卿一点也不恼，他反而很受用，说，我许某人就是把夫人当作“畏友”来对待的呢。[37]

这个世界留给他们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很快，帝国覆亡、福王继位于南京的消息传来，许誉卿还想赶到南京去赴任光禄寺卿的官职，王微坚决不同意他去，她说以她一个女流的眼光能看出福王难成大事，此去很可能死无葬身之地。时势的发展果然不出王微所料，闹哄哄的南朝小朝廷只一年时间就倾覆了。此后数年的乱世烽烟中，王微一直陪着许誉卿，相依于兵燹间，饱受流离、迁徙之苦，奔波途中的饥饿、风寒损害了她的健康，她于1647年去世，伤心欲绝的许誉卿依照她临终前的嘱托，把她葬在了西湖。做完了这一切，许誉卿也出家为僧了。[38]

当年共同嫁给茅元仪的两个名伎王微和杨宛，王微再嫁作士人之妻，虽然时代的罡风摧折了她的生命，也算修成正果，钱谦益说她“青莲亭亭，自依污泥，昆冈白璧，不罹劫灰”，亦可见出同时代人对她的欣赏与敬重，“斯可为全归，幸也！”而杨宛，虽然都承认她的诗作得好，书法也漂亮，但对她的品行一直都有微词，说她作为一个女人也太不甘寂寞了些，钱谦益就特意拿她们两人作过比较：“道人（王微）皎洁如青莲花，亭亭出尘，而（杨）宛终堕落淤泥，为人所姗笑，不亦伤乎！”

茅元仪是个好谈兵事的儒生[39]，“侠骨凌云，肝肠似雪”（王端淑语），总想着在军功上有番作为，后来在辽东前线协助孙承宗军务，出任副总兵一职，很少在家，杨宛独居在家，闷极无聊，唯以写作春闺诗歌排遣愁绪，从那时起她就不安于室，想要另栖枝头。等到茅元仪因受权臣排挤丢官，愁郁愤懑纵酒身亡，她攀上了崇祯皇帝宠妃田妃的父亲田弘遇的高枝，想要前往北京发展了。1641年，田弘遇奉诏去南海普陀山进香，回宫时带去了一大队江南美女，准备献给皇帝邀宠，这一批北上的美女队伍中，名伎杨宛、陈圆圆、顾寿、冬儿等赫然在列。这些姑娘好多是被抢掠来的，而杨宛据说是自愿进宫的。田弘遇很喜欢杨宛，把她留在府中好长一段时间，让她教其次女写字、作诗。1644年春天，大顺军攻进北京后，杨宛与陈圆圆同被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所劫，但杨宛后来找了个机会逃掉了。[40]

杨宛的结局是这样的：她从刘宗敏处逃出后，化装成一个丐妇，带着田弘遇的女儿一起从北京回到了南京，她们在南京郊外的一个小山村里暂时歇息。一天晚上，一群土匪闯进了她们的居室，土匪们欲强暴那个女孩，那女孩吓得哇哇大哭，拼死不从，杨宛在一旁大骂，想把土匪们拉开，于是土匪把她们全都给杀了。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这样叙述杨宛的死难：

甲申寇变，宛叔携田氏女至金陵，匿山村中，盗突入其室，欲侮田氏女，女不从，婉叔从旁力卫之，遂同遇害。[41]

湖上寒柳

护花使者、妇女之友汪然明认为，女人如花，应该攀折，更应该护惜，他在西湖边建造的“不系园”，就是一个保护她们不受外面世界风雨侵蚀的玻璃花房。一个个光华灼灼的女人来了，又走了，他无可奈何地看着她们如同惊鸿片片消失在天际外，回忆起与她们交往的经历，巨大的感伤总是把他湮灭。就像一个浪荡子在生命的晚境暗数一生中曾经有过的情人，在去世前一年（顺治十一年）写下的一首诗里，汪然明感慨“世事看来总戏场，如何偏我独多伤。每逢按剑无男子，犹喜谭诗遇女郎”，诗末也以注语的形式一一回忆了这些或深或浅曾经进入他生命的女人：“昔逢王（王微）杨（杨云友）林（林雪）梁（梁喻微）诸女史，今遇吴岩子元文（卞元文）黄皆令（黄媛介）王端淑诸闺阁。”[42]

与他交往多年且情谊深厚的柳如是，竟然在这份名单上缺失了。

柳如是来到杭州投靠汪然明是在1638年冬天，此前，她刚刚结束与复社才子陈子龙长达三年的爱情长跑。这场感情经历留给她的只有诗集《戊寅草》这枚独自品尝的苦果，还有就是对爱情的绝望。[43]更早的年头，她还叫杨影怜，是松江盛泽镇归家院的一个婢女，因聪明乖巧，被吴江一个叫周道登的退休官员买去侍奉风烛残年的母亲，老头常常把她抱在膝上教以诗文，女孩渐渐长大，愈发出落得容貌姣好，妻妾成群的周道登把她收为了侍妾。她的风头太劲了，逼得周家的女人们联手来对付她，诬告她与男仆私通，于是被赶出周家卖入娼家。这是1631年前后的事。此后她放弃了原来的姓氏，改姓为柳，以“相府下堂妾”的身份高张艳帜，与宋徵舆、李雯、陈子龙等一帮几社青年士子长夜泛舟饮酒，诗歌唱和，极尽放诞，一时声名大噪。此时的柳如是还只有十六岁，正是桃花一样明艳的年纪，但接下来与宋徵舆的一场短暂恋爱却因宋家的坚决反对使她无端蒙羞，被逐出松江地面。[44]

柳如是像

在她的情绪跌入最低谷的时候，大她近十岁的陈子龙带着两个朋友来看她了，说是微病不能饮酒，但他们的这次会晤还是愉快的。不久后，柳如是又置酒相邀。夜中酒冷，她为他唱唐人的《金缕衣》，衣香鬓影中，他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叹。此后，陈子龙前往京城参加会试，柳如是前往嘉定作短途旅行。当陈子龙在落第的煎熬中回到南方时，这个女孩别出心裁地写了一篇《男洛神赋》赠给他，1634年的除夕刚过，他们就同居了，爱巢筑在陈的一个朋友提供的一幢叫南园的别墅小楼里。

然而这终究是一场无望的爱恋。对这个年岁不大却饱受飘零之苦的女孩来说，要找到一片栖居之所竟是那么难。陈子龙妻妾众多，家庭关系复杂，经济也困难，根本就没有能力娶她。当一年后因陈的家人干涉被迫结束同居后，她搬到松江城外横云山，回想起南楼里亲密无间的欢爱场景只剩下了无限的悲伤。这个男人带给她最纯粹的快乐，也使她痛苦不堪，她写下了二十首《梦江南·怀人》长歌当哭，全以撕心裂肺的“人去也”“人何在”开头，雨声、蝴蝶、斜阳、开花的海棠树、井边的莓苔、炉中的沉香、透过纱窗的风、梳头时落下的几根发，都让她无端地想到他。而此时，这个伤心的男人也在别后的病榻上叹息“料得来年相见画屏中，人自伤心花自笑，凭燕子，骂东风”。在一阙屡被后世提及的《金明池·咏寒柳》里，她说自己的一生是走不出来了：

有怅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斜阳，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

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舸，冷落尽、水云犹故。忆从前、一点东风，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

可以想象，当屡被爱情挫败的柳如是带着一脸委屈找来杭州时，汪然明心里是多么疼惜。她似乎永远长不高的身量、她颠沛的身世和不凡的才华，都使他认定这是一个女人中的女人。偏生这女子又慷慨有男儿气，常以梁红玉自比，这世上又有哪一个男子配得上她！他读过那首《咏寒柳》，也知悉云间才子陈子龙与她的爱情经过，本来他也看好这段姻缘，哪知道终成镜花水月，真是可惜可叹。像对待以前那些前来求助的姝丽们一样，汪然明的心里也激起了保护她的愿望。他特意把她安排在环境清幽的西溪横山书屋，陪她游湖散心，与之书信往返，还两次携她去了徽州老家，前往齐云山和商山旅游。对他的热心接待，柳曾作书表示感谢，并约定下一次出游的时间：

湖上直是武陵溪，此直是桂栋药房矣。非先生用意之深，不止于此。感甚！感甚！寄怀之同，乃梦寐有素耳。古人云：“千里犹比邻。”殆不虚也。廿八之订，一如台命。

当第二年春天柳如是提出想在西湖边长住避迹时，他又为她在西湖边精心挑选了房子：

嵇叔夜有言：人之相知，贵济其天性。弟读此语，未尝不再三叹也。今以观先生之于弟，得无其信然乎？浮谈谤谣之迹，适所以为累，非以鸣得志也。然所谓飘飘远游之士，未加六翮，是尤在乎鉴其机要者耳。今弟所汲汲者，亡过于避迹一事。望先生速择一静地为进退。最切！最感！余晤悉。

柳写给他的信，一概自称为“弟”，称他先生，这亦师亦友的角色，他出演起来也颇感轻松。春暖花开，想借“不系园”游湖了，寄来的也是一叶小笺，字俱清新可喜：

早来佳丽若此，又读先生大章，觉五夜风雨凄然者，正不关风物也。羁红恨碧，使人益胜情耳。少顷，当成诗一首呈教。明日欲借尊舫，一向西泠两峰。余俱心感。

《柳如是遗集三卷》，清光绪张兰思编著稿本。

从流存于世的柳如是写给汪然明的三十一通书札来看，汪对她的眷眷爱护之外，也曾有过一份男女之想，并作过一定程度的试探和表白。但这个生性慧黠的“女弟”在一次雨中游西湖后，告诉这个大她四十岁的男人，她看重的是这份友情，不想作进一步发展：

鹃声雨梦，遂若与先生为隔世游矣。至归途黯瑟，惟有轻浪萍花与断魂杨柳耳。回想先生种种深情，应如铜台高揭，汉水西流，岂止桃花千尺也。但离别微茫，非若麻姑方平，则为刘阮重来耳。秋间之约，尚怀渺渺，所望于先生维持之矣。便羽即当续及。昔人相思字每付之断鸿声里，弟于先生，亦正如是。书次惘然。

据历史学家陈寅恪考证，柳如是与陈子龙分手后与众多名流结交，不外是想找一个终生归宿。[45]她那一时期结交过的有声望的朋友，不论是画家李流芳、程嘉燧，还是前登莱巡抚孙元化、前刑部尚书张景韶等人，都有钱，有闲，也有学问，能供她衣食无忧而又风雅的生活，这些老男人又不像几社的翩翩少年们，满天下乱跑，足可以带给她安全感，可见柳的浪漫风流之外，还有精明务实的另一面。她之所以没有与他们中的某一个结成正果，只是因为机缘未到，也是她心气高傲，寻常人等放不到眼里。柳于1638年冬天来到杭州，也不外乎抱着这样的目的。

幸亏汪然明还没有情迷意乱到不堪收拾的地步，等他明白过来这一层，他决定真心实意帮助柳，只做她的忘年朋友。他出资替柳如是刊刻了诗集《湖上草》，还准备把他们之间的书信集汇编出版，为此还特意致信远在福建的林雪，托她作序。平时只要一打听到附近哪些城市有名士相聚，便载着柳如是前去探班，以期找到一个青年才俊托她终生，遂了她的平生之志。他心甘情愿地做着这一切，就像一个为女儿的婚姻大事奔波的好父亲。

钱谦益像

林雪寄来了为柳如是的《与汪然明尺牍》作的序，这篇序文写得就像一篇汪然明的西湖情史，对柳如是的才情则竭力褒扬，说她“琅琅数千言，艳过六朝，情深班蔡”，对她的惺惺相惜之情跃然纸上：

余昔寄迹西湖，每见然明拾翠芳堤，偎红画舫，徜徉山水间，俨然黄衫豪客。时唱和有女史纤郞（指王微），人多艳之。再十年，余归三山。然明寄示画卷，知西泠结伴，有画中人杨云友，人多妒之。今复出怀中一瓣香，以柳如是尺牍寄余索叙。琅琅数千言，艳过六朝，情深班蔡，人多奇之。然明神情不倦，处禅室以致散花，行江皋而解环佩。再十年，继三诗画史而出者，又不知为何人？总添入西湖一段佳话，余且幸附名千载云。

但汪然明还是看走了眼，他最初竭力替柳如是撮合的谢三宾却是一个无耻小人，此人来自浙江鄞县，是钱谦益典试浙江时的一个学生，早年做过永嘉县令，从太仆寺卿的任上致仕，在杭州城里置屋买湖，也算是个以风雅自许的人物。柳如是与之交往了一断时间后，不喜其气量褊狭性格粗鄙，提出中止恋爱关系，谢三宾一味“痴结纠缠”，紧追不放，还使出无赖手段四处放风诋毁柳，逼她出来相见。接到柳如是的求援信，汪然明也后悔牵错了线，事已至此，如何弥补？他忽然想到一人，此人即迭经政坛起落、以礼部侍郎闲住的江南文坛领袖钱谦益。不久前，钱谦益到杭州，住在西溪，他和冯云将前去拜访时，钱对柳如是所作《西湖绝句》中的一首“垂杨小院绣帘东，莺阁残枝未思逢。大抵西泠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赞赏不已，称与前辈诗人王微不相上下。[46]汪然明想当然地以为，钱是谢三宾的座师，如果钱肯出面，柳就不用担心谢三宾的骚扰了。

于是出现了被当时士林盛传的这一幕：1640年冬天，离开杭州在嘉兴养病的柳如是幅巾弓鞋，一副青年书生打扮，买舟至常熟虞山，前往半野堂拜访了在此隐居的钱谦益。[47]男装显示其本性，一袭青衫下的弓鞋则标明其女性身份，从这打扮就足见柳如是的匠心。于是乎，“一室茶香开澹黯，千行墨妙破冥朦”，钱、柳之合由此破题，而汪然明成了这段婚姻的最初促成人。

出于无名氏之手的《牧斋遗事》有这样一段传奇记述：柳如是坐船到了虞山，先递名片进去，自称柳是。钱见是陌生人来访，不胜其烦，就让家人谎称不在家。吃了闭门羹的柳作了一首批评钱的诗，第二天再递进去，其间隐约透露来访者为女性。钱读后大惊，问家人，昨天来访的那个人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家人答是一个青年书生。钱愈加疑惑了，他坐上轿子赶往柳栖身的舟中，发现是个早就闻名的“嫣然美姝”，于是相谈终日，谈诗论文，参禅证道，分别时他替她正式定名“如是”，两个见面不久的人都已经在谈论婚娶之事了。[48]

钱谦益的那个自得劲儿，从他对柳如是说的“天下风流佳丽，独王修微、杨宛叔与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许霞城、茅止生专国士名姝之目”这话，流露无遗。两人虽然定了情，柳还是住在船上，说是“妾身不分明”，等到钱谦益花了十日时间为她布置好了居所“我闻室”，她才答应搬到钱家去住。此时距两人完婚还有半年时间，此时的汪然明正准备动身前往福建寻找林雪，柳在写给这个曾经对自己一往情深的男人的信中暗示说，自己马上要嫁人了，等到汪先生如愿以偿携林雪归来，她当亲自前往祝贺。

沈兆涵临柳如是小像

1641年夏天，钱谦益在松江芙蓉舫上以嫡聘之礼迎娶柳如是，婚姻仪仗，合卺花烛，俱豪奢无比，老新郎钱谦益冠带皤发，喜气洋洋。但当地士绅认为钱身为当今文坛领袖，这么大张旗鼓迎娶一个青楼出身的女子实在是亵朝廷之名器，伤士大夫之体统，几乎全是一片骂声。当婚船驶动时他们以投向婚船的瓦片表达心中的愤怒和嫉妒。婚船满载着瓦砾驶向常熟虞山，携得新妇归的钱谦益却坐在船头怡然自得，就好像那些骂声全都成了婚庆的礼赞。

然而此事还是留了个遗憾的尾巴，婚后不久，钱谦益为柳如是建绛云楼，因为缺少资金，不得不把收藏二十余年的宋版前、后《汉书》降价卖给了饶有家资的谢三宾。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感叹说，柳如是和宋版《汉书》是钱谦益的两尤物，他从谢三宾手上夺了柳如是这个尤物，却不得不把宋版《汉书》拱手让给谢三宾，这也算是天地间的命数罢。

没有忧伤的远行

当这场世人瞩目的婚礼即将举行之际，汪然明只身一人，踏上了前往福建寻访林雪之路。1641年的春天，帝国已败象四露，西北烽火，越地荒歉，闽地倒还宁静如初，与林雪分别近二十年，只间偶有书信往返，但此去能不能找到她并把她带回杭州，汪然明心里实无把握，所以出发前他就自嘲说此行是“半为名山半为君”。果然他的这次寻访并不顺利，到了福州，他才得知林雪已于多年前移居建宁了，他的心情一时变得十分灰黯。[49]好在经过近半年寻找，临近端午的时候他终于在建宁城里找到了林雪。当他风尘仆仆出现在林雪面前的时候，林雪又是感动，又是辛酸，当年西湖边的豪情黄衫客，今已垂垂老矣，而林雪也已韶华渐逝，徐娘半老。五月初五，闽地风俗，家家都要喝雄黄酒，她亲自下厨，为他做吃的，又陪他喝酒，弹琴给他听，一起观赏画作，还和当地的朋友们一起陪他去武夷山游玩。这番殷勤款待让汪然明觉得二十年的分别实在不算什么，他忽然有了一种家的感觉，说“竹里盘餐皆素手，殷勤较昔更情浓”，还打趣说“莫感天涯知己少，多情仗得老徐娘”。[50]

林天素《花卉立轴》（局部）

但林雪已经不再有重回杭州的打算。她说西湖山水是青春少年的欢乐场，自己一个老妇人，已羞看西湖柳色。在建宁小城住了三个月，汪然明不得不黯然离去。这次出来时，他带的钱不多，至此盘缠已快要告尽，林雪怕他路上吃苦，整理行装时放入了多幅自己的画作，嘱他途中可以出售几幅换钱。二十年前在杭州，他是林雪的艺术赞助人和保护人，使其画名远扬，“丹青尺幅当钗卖，是人争售谁不爱”，没想到此番回去，囊中羞涩，还要半路出售女画家的画作换得川资，这让他心里颇不是滋味，但他不想让林雪看出他的伤感，开玩笑说，今天你送我烟云满箧，我怎么背得动啊？相笑着招招手，一转身就踏上了归程。

此时的柳如是就像童话中的灰姑娘“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的丈夫为她在虞山北麓建造的绛云楼已经成为末世风雅的一个象征。汪然明为这个女人最后做的一件事，就是为她刊刻了一卷诗集《湖上草》和一部书信集《与汪然明尺牍》，并各寄了数十册给她。有一种说法是，钱谦益收到这些书后妒火发作，一把火给烧了，还写信给汪然明，要求他毁掉书板。但从钱谦益婚后对太太的宠爱与信任来看，她都可以穿着男人的衣服跑出去与四方宾客谈论，钱谦益不会这么没风度，做出这等焚琴煮鹤的事来，说起来也是广大风流教主，痛惜美人的人。书信集里，柳写给汪然明的最后一封信，说起夫君也全是赞美的语气：

弟小草以来，如飘丝雾，黍谷之月，遂蹑虞山，南宫主人，倒屣见知，羊公谢传，观兹非渺。

钱谦益对汪然明撮合他与柳如是婚姻的感谢方式，是在汪死后为他写了一篇传记。在这篇传记中，他回忆了与汪然明相识相交的经过，并对汪以商人身份、以一己之财力推动西湖情艺世界的热心之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西湖要是没有汪然明，就会湖山寥落，没有主人，汪然明一死，不只湖山失去了主人，也把一个时代的荣光给带走了，而作为汪然明的同时代人，亲见这样美人尘土，风雅凋零，这样的悲剧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这难道不是最可堪悲哀的事吗？[51]

他最后叹息道，其人已逝，红粉丹丘，一个风雅时代已经无可奈何地落下了帷幕，乱离之后，所有的歌都是挽歌了：

斯晨斯夕兮，假日宴游。朱丝绿浪兮，红粉丹丘。伊人云亡兮，谁乐爽鸠。嬉春罢咏兮，竹枝辍讴。梦梦月镜兮，沉沉金牛。孤山鹤怨兮，古洞猿愁。吁嗟梦华兮，孰知我忧。红牙紫毫兮，申写风流。钻辞陵谷兮，于彼千秋。

这触目烟霜、筝寒雁断的时代败象，身处繁华都市的汪然明早早就看到了。他从西湖看天下，看到的是一个日益粗鄙的年代正劈面而来。以前的西湖多热闹啊，晚风一起，六桥一带，到处是夜游看花的锦衣少年，一树桃花一角灯，风一吹，那满树的灯就晃动不止，整个长堤看去，就如同一条火龙将要飞天，那情景，比闻名天下的秦淮灯船也要好看几分呢！[52]而如今，满洲铁骑驻防杭州，湖山胜景成为“旗下”，当年的游宴处尽成饮马之池，真是可悲也欤！曾经承载着一个华丽时代记忆的“不系园”画舫，也经常被官家征用，连他这个主人都无权使用了。[53]

这样的一个世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汪先生决定要死了。但即便是人生的谢幕，他也想尽可能表现得坦然洒脱些，不要惹朋友们笑话。1655年冬日的一天，汪然明已近弥留之际，但他的神智还清醒着，他要前来送行的冯云将等朋友就像往常一样，在他家里品画谈诗，吹箫摘阮，丝毫不要介意他，他靠在床上，看着日光投下的影子在窗格上慢慢移动，等到他认为差不多了，于是举手一一向朋友们致意，感谢他们最后来送他一程。[54]

给人的感觉，他仿佛不是死去，而仅仅是出门作一次没有忧伤和遗憾的远行。

仇英《人物故事图册之七　浔阳琵琶》（局部）

[1]对他初露头角时期的这段生活，汪然明曾如是回忆：“冯开之司成葺快雪堂居之，有时泛轻舫，挟歌妓，焚香沦茗，徜徉两湖之间……绝代风流共数晨夕，余与冯子云将居多。”汪然明《西湖纪游》。

[2]首倡画坛“南北宗”之说的董其昌认为林天素的画“秀绝”，可比“北宗卧轮偈”，杨云友的画“澹宕”，特具“骨韵”，可比“南宗慧能偈”。董其昌《〈听雪轩集〉题词》。卧轮偈为：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慧能偈为：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

[3]姜绍书的《无声诗史》载：“林雪，字天素，西湖名妓。”甘国宝的《福建画人传》载：“天素寓杭州西湖，与杨云友友善。云友死，天素乃归。谢彬尝摹云友及天素小像。”

[4]“绮咏者何，友人汪然明从红妆紫陌间作也。陆士衡有云，诗缘情而绮靡。绮自情生者也。万物之色，艳冶心目，无之非绮。惟名花名姝二者，来香国，呈媚姿，令人飘飘摇摇而不自禁，则情之为萦。然明有情人也，今展其诗，大都吴姬越娃、长干桃叶之美人及梅林菊圃、茶畹柳堤，与高贤韵士相遭而觞咏，之趣超而语隽，所云情生者也。”《丛睦汪氏遗书》卷一，光绪十二年刻本。

[5]汪然明与柳如是的西湖通信集三十一札，有两通书札涉及杨云友，第三通：“泣蕙草之飘零，邻佳人之迟暮，自非绵丽之笔，恐不能与于此。然以云友之才，先生之侠，使我辈即极无文，亦不可不作。容俟一荒山烟雨之中，直当以痛哭成之耳。”第六通：“弟欲览草堂诗，乞一简付。诸女史画方起，便如彩云出衣。至云友一图，便如蒙蒙渌水，伤心无际。容假一二日，悉其灵妙，然后奉归也。”从柳如是的信件可知，当时汪然明请柳为杨慧林作题跋哀悼一类文辞，柳向然明索其前后为云友所作诸诗，以为资料。

[6]黄媛介在为李渔《意中缘》所作的序言中说：“三十年前，有林天素、杨云友其人者，亦担签女士也。先后寓湖上，藉丹青博钱刀，好事者时踵其门。即董宰宗伯、陈仲醇微君亦回车过之，赞服不去口，求为捉刀人而不得。”关于黄媛介作为职业艺术家在西子湖畔的生活，诗人陈维崧曾如是描绘：“皆令诗名噪甚，恒以轻航载笔格诣吴越间，嗽居西泠段桥头，凭一小阁，卖诗画自活。稍给，便不肯作。”

[7]《十三夜》这篇小说以民国时张朝塘撰写的杨云友墓志铭作结，郁达夫抄录的碑文如下：“明天启间，女士杨慧林云友，以诗书画三绝，名噪于西泠。父亡，孝事其母，性端谨，交际皆孀母出应，不轻见人，士林敬之。同郡汪然明先生，起坛坫于浙西，刳木为丹，陈眉公题曰“不系园”，一时胜流韵士，高僧名妓，觞咏无虚日，女士时一与焉，尤多风雅韵事。当是时，名流如董思白、高贞甫、胡仲修、黄汝亨、徐震岳诸贤，时一诣杭，诣杭必以云友执牛耳。云友至，检裙抑袂，不轻与人言笑，而入亦不以相嬲，悲其遇也。每当酒后茶余，兴趣洒然，遽拈毫伸绢素，作平远山水，寥寥数笔，雅近云林，书法二王，拟思翁，能乱其真，拾者尊如拱壁，或鼓琴，声韵高绝，常不终曲而罢，窥其旨，亦若幽忧丛虑，似有茫茫身世，俯仰于无穷者，殆古之伤心人也。逝后汪然明辈为营葬于葛岭下智果寺之旁，覆亭其上榜曰‘云龛’。明亡，久付荒烟蔓草中。清道光朝，陈文述云伯修其墓，著其事于西泠闺咏。至笠翁传奇，诬不足信。光绪中叶，钱塘陆韬君略慕其才，围石竖碑。又余十捻，为中华民国七年，夏四月，陆子与吴兴顾子同恩联承来游湖上，重展其墓。顾子之母周夫人慨然重建云龛之亭，因共丐其友夔门张朝塘北墙，铭诸不朽。铭曰：兰鹿之生，不择其地，气类相激，形神斯契。云友盈盈，溷彼香尘，昙华一现，玉折芝焚。四百余年，建亭如旧，百本梅花，萦拂左右。近依葛岭，远对孤山，湖桥春社，敬迓骖鸾。蜀东张朝塘撰并书。”

[8]陶楚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廿七日病逝，年仅二十一岁。以上事迹出自茅元仪写下的痛悼之作《亡姬陶楚生传》。陶楚生故去后，又有了化为“西玄洞主”的传说，“四方之士大夫异其事，相以纪述歌咏之，至倾天下”，茅元仪搜集士大夫悼亡诗文，名为《西玄洞志》。

[9]“广陵蓄姬妾家，俗称‘养瘦马’，……天下不少美妇人，而必于广陵者，其保姆教训，严闺门，习礼法，上者善琴棋歌咏，最上者书画，次者亦刺绣女工。至于趋侍嫡长，退让侪辈，极其进退浅深，不失常度，不致憨戆起争，费男子心神，故纳侍者类于广陵觅之。”王士性《广志绎》。

[10]此说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闺集》：“微，广陵人，七岁失父，流落北里。”

[11]王微才情殊众，作为史所共称的“秦淮八艳”之一，与后起的柳如是等齐名，钱谦益说：“今天下诗文衰熸，奎璧间光气黮然。草衣道人与吾家河东君，清文丽句，秀出西泠六桥之间。”黄宗羲亦说：“当是时，虞山有柳如是，云间有王修微，皆以唱随风雅闻于天下。”

[12]钱谦益在《历朝诗集小传》中记录了王微的这一旅行线路：“布袍竹杖，游历江楚，登大别山，眺黄鹤楼、鹦鹉洲诸胜，谒玄岳（武当山），登天柱峰，溯大江，上匡庐，访白香山草堂，参憨山大师于五乳。”

[13]“尝浮江入楚礼佛，参山九华之间，登黄鹤情川，江山胜极，至今在目。已入匡庐观瀑布，雪花万丈，荥绕襟带，思结室其下。病归湖上，西泠片水，复自依依。草野之性，长同鸿鹰，诚不意有今日也。”王微《名山记·小引》。

[14]在《樾馆诗》自序中，王微表达了她那个时代女性的困境和诗歌对于她生命的意义：“生非丈夫，不能扫除天下，犹事一室。参诵之余，一言一咏，或散怀花雨，或笺志水山。喟然而兴，寄意而止，妄谓世间春之在草，秋之在叶，点缀生成，无非诗也。诗如是，可言乎？不可言乎？”

[15]王微离开茅元仪的具体原因，不得而知。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里说，茅与杨宛情投意合：“止生得宛叔，深赏其诗，序必称内子。”同时代福建作家姚旅《露书》披露：“后以止生视姬人杨宛厚于己，遂逸去，逸时匿其亲金七家三日。”故推测是三人同居时的情感问题促使了王微的出走。另，王微有《近秋怀宛叔》一诗赠杨宛，“江流咽处似伤心，霜露未深芦花深；不是青衫工写怨，时见只有白头吟”。从“青衫写怨”与“白头吟”等典故可知王微的出走与“视姬人杨宛厚于己”一事有关，王微把它用在给杨宛的赠诗中，可以推测杨宛对茅有“白头吟”之期，而王微亦感慨自身境遇，所以作出了离开茅元仪的决定。

[16]钱谦益对竟陵派晦涩的诗学主张一向嗤之以鼻，钱与竟陵派的领袖钟惺是同年进士，因钟惺的引荐又与谭元春有了交往，但他一直不喜欢谭元春的诗，曾对之严厉批评，说他“无字不哑，无句不谜，无一篇章不破碎断落”，“友夏诗，贫也，非寒也；薄也，非瘦也；僻也，非幽也。”

[17]王微《送友夏，友夏赠诗有“天涯流落同”之句》。王微说的这首诗，是谭元春赠给她的六首诗中的一首。“不用青衫湿，天涯沦落同，前夜三弦客，一声霜露空。”谭元春《在钱塘、吴兴间皆逢王修微女冠，每用诗词见赠，临别答以六章》。

[18]王微《次友夏韵》：“临水闻君别，月寒如此心；泪尽碧溪涨，那知浅与深。”

[19]病中王微作有七绝《庚申秋夜，予卧病孤山，闲读虎关女郎秋梦诗，怅然神往，不能假寐。漫赋一绝并纪幽怀。予已作木石人，尚不能无情，后之览者，当如何也？》：“孤枕寒生好梦频，几番疑见忽疑真。情知好梦都无用，犹愿为君梦里人。”《列朝诗集小传》有“虎关马氏女”条：“秋闺梦戌诗七言长句一百首，虎关将军妇马氏所作。莆田宋珏比玉客越，得之于荒村老屋中，见“芳草无言路不明”之句，为之惊叹，录而传之，题曰《香魂集》。”

[20]王微《西陵怀谭友夏》：“西陵桥下水泠泠，记得同君一叶听。千里君今千里我，春山春草为谁青。”

[21]见陈继儒所作《微道人生圹记》：“修微饭蔬布衣，绰约类似姑仙，笔床茶灶，短棹逍遥。谒玉枢于太和，参憨公于庐阜，登高临远，飘忽数千里，智能术足，胆可包身，独来独往，布帆无恙。既归，出楚游稿示余，冰雪净其聪明，云霞汰其粉泽，抑名山大川之助乎？修微曰，自今伊始，请忏从前绮语障，买山湖上，穿容棺之墟，茆屋藤床，长伴老母，岂复问王孙草、刘郎桃、苏小小同心松柏哉？予曰，今君才貌两艳，人间所羶，出世之盟，将无太早？”

[22]王微远游归来，汪然明有诗《王修微校书游匡庐、武当，探讨诸胜，秋归湖上，晚泛》赠之：“一棹能轻万里尘，只缘无系世缘轻，漫随流水禅心静，转向丛林道念生。”

[23]汪然明是在净居落成后不久，在与朋友的一次宴集后作出这一描述的。《余为修微结庐湖上。冬日谢于宣伯仲过临，出歌儿佐酒》：“一望湖光十余里，遥将轻艇到幽居，入林霜冷尘嚣远，挥麈风生俗虑除。竹映回廓堪步屣，云连高阁可藏书。”此诗收入《春星堂诗集》。

[24]汪氏《春星堂诗集》中收有一篇《不系园记》，叙述了造船经过及此船规制：“自有西湖即有画舫。《武林旧事》艳传至今，其规制种种已不可考识矣！往见包观察始创楼船，余家季元继作洗妆台，玲珑宏敞，差足相敌。每隔堤移岸，鳞鳞如朱薨出春树间，非不与群峰台榭相掩映，而往往别渚幽汀，多为双桥厌水锁之不得入，若孤山法埠，当梅花撩月，莲唱迎风，令人怅望，盈盈如此衣带，何故高韵之士又驾一蜻蛉出没如飞，骄笑万斛舟，为官为估，徒豪举耳。……癸亥夏仲为云道人筑净室，偶得木兰一本，斫而为舟，四越月乃成，计长六丈二尺，广五之一。入门数武，堪贮百壶；次进方丈，足布两席；曲藏斗室，可供卧吟；侧掩壁橱，俾收醉墨。出转为廊，廊升为台，台上张幔，花辰月夕，如乘彩霞而登碧落；若遇惊飙蹴浪，欹树平桥，则卸栏卷幔，犹然一蜻蜓艇耳。中置家童二三，擅红牙者俾佐黄头，以司茶酒，客来斯舟可以御风，可以永夕，追远先辈之风流，近寓太平之清赏。陈眉公先生题曰‘不系园’。佳名胜事，传异日西湖一段佳话，岂必垒石凿沼园邱壑，而私之曰我园我园也哉！”

[25]雍正年间，诗人厉鹗辑录《湖船录》时提到了汪然明的“不系园”：“是时，湖上诸姬，如王修微、杨云友能诗，林天素能画山水兼能琵琶，王玉烟能走马，吴楚芬能歌。然明招诸名士集湖肪，诸姬必与坐。红袖乌丝，传为胜事。”

[26]《不系园约》由汪然明的忘年好友黄汝亨帮助制订，标以十二宜九忌。十二宜为：“名流、高僧、知己、美人、妙香、洞箫、琴、清歌、名茶、名酒，淆不逾五簋、却驺从”。九忌为：“杀生、杂宾、作势轩冕、苛礼、童仆林立、俳优作剧、鼓吹喧填、强借、久借。”

[27]这三艘小型画舫的取名也有其讲究。《通雅》卷三十八《宫室》：“团瓢，谓为一瓢之地也。”观叶，《山堂肆考》卷一八〇《器用·舟》：“观叶为舟。”《白帖》：“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雨丝风片，《牡丹亭》第十出《惊梦》：“雨丝风片，烟波画船。”

[28]张岱《陶庵梦忆》有一篇《不系园》，记录了这次湖上雅集：“甲戌十月，携（朱）楚生住不系园看红叶，至定香桥，客不期而至者八人：南京曾波臣，东阳赵纯卿，金坛彭天锡，诸暨陈章侯，杭州杨与民、陆九、罗三，女伶陈素芝。余留饮。章侯携缣素为纯卿画古佛，波臣为纯卿写照，杨与民弹三弦，罗三唱曲，陆九吹箫。与民复出寸许界尺，据小梧，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是夜彭天锡与罗三、与民串本腔戏，妙绝；与楚生、素芝串调腔戏，又复妙绝。”

[29]《陶庵梦忆》卷五《朱楚生》：“朱楚生，女戏耳，调腔戏耳。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盖四明姚益城先生精音律，与楚生辈讲究关节，妙入情理……楚生色不甚美，虽绝世佳人，无其风韵。楚楚谡谡，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性命于戏，下全力为之……一日，同余在定香桥。日晡烟生，林木窅冥。楚生低头不语，泣如雨下。余问之，作饰语以对。劳心忡忡，终以情死。”

[30]冒襄《南狱省亲日记》。

[31]谭元春这首表示婉拒的诗，题为《王修微江州书至意欲相访，诗以尼之》：“无思无言但家居，僮婢悠然遂古初，水木桥边春尽事，琵琶亭上夜深书，随舟逆顺江常在，与梦悲欢枕自如，诗卷卷还君暗省，莫携惭负上匡庐。”

[32]“河东君者，柳氏也。初名隐雯，继名是，字如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性机警，饶胆略……婉媚绝伦，顾倜傥好奇，尤放诞。”钱谦益的学生顾苓在《河东君传》中对柳有过这样的描写。钮琇在《觚》中也有近似的描写，说她“性黠慧，赋诗辄工，尤长近体七言，作书得虞、褚法。”

[33]从柳如是“李卫学书称弟子”之诗句，可以看出她是在模仿前辈名姝王微，通过向名流“问字”——学习作诗、作画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有云：“又河东君‘李卫学书称弟子’之句，李卫者，李矩妻卫铄之谓，盖以卫夫人自比。此虽是用旧辞，然其自负不凡，亦可想见矣。更观此句，似河东君亦赏如同时名姝王修微辈之‘问字’于眉公之门者。”

[34]对于王微的最后归宿，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有载：“偶过吴门，为俗子所嬲，乃归于华亭颍川君。”

[35]“荀奉倩谓妇人才智不足论，当以色为主，此语浅甚，如此人此诗，尚当言色乎哉？而世人犹不知，以为妇人也。”谭元春《期山草·序》。

[36]清李延昰《南吴旧话录·闺彦》卷二十四记载了许誉卿与王微的这番对话：“许太仆往虞山候钱牧斋，归与王修微盛谈柳蘼芜近事，蘼芜故姓杨，字蘼芜，云间妓也，能诗，嫁虞山钱牧斋。忽拍案曰：‘杨柳小蛮腰，一旦落沙叱利手中。’修微哂之曰：‘此易解，渠恐蛮府参军追及耳。”

[37]《南吴旧话录》卷二十三载：“许霞城（誉卿）家居时，相欲以饵致之。道人闻之，蹙然者经日。许问故，道人答曰：‘唾溺不同器，恶非其类也，况可与若轻同槽枥。’许揖之曰：‘人争笑我为帐中人弹压，苟念斯语，胡得不事如畏友。’”

[38]关于王微去世的年代，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只有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隐约提及：“乱后，相依兵刃间，间关播迁，誓死相殉。居三载而卒，颖川君哭之恸。”文中之“乱”，是指崇祯甲申年明朝灭亡，据此推断“居三年而卒”，王微去世时间为1647年。

[39]《列朝诗集小传》载茅元仪“（止生）好谈兵，通知古今用兵方略及九边阨塞要害，口陈手画，历历如指掌。东事急，慕古人毁家纾难，慨然欲以有为。”

[40]田弘遇在崇祯十四年趁去南海进香之际抢劫妇女扰乱东南一事，张岱《石匮书后集·戚畹世家》有载：“南海进香，携带千人，东南骚动。闻有殊色，不论娼妓，必百计致之……路中凡遇货船客载，掳掠一空。地方有司，不敢诘问。”

[41]《列朝诗集小传》也有杨宛被“盗杀之于野”的记载：“杨宛，字宛叔，金陵名妓也，能诗有丽句，善草书，归召上茅止生……止生疫，国戚田弘遇奉诏进香普陀，还京道白门，谋取宛而篡其赀。宛欲背茅氏他适，以为国亲可假道也。戚以老婢子畜之，婢教其幼女。戚死，复谋奔刘东平，将行而城陷，乃为丐妇装，间行还金陵，盗杀之于野。”

[42]梁喻微，杭州人，善画山水；吴岩子，名山，安徽当涂人，太平县丞卞琳妻室，工书善画。卞元文是她长女，名梦珏，是个诗歌爱好者，母女俩和汪然明同时开始交往；黄媛介是来自嘉兴的女诗人兼画家；王端淑字玉映，山阴人，是著名小品文作家王思任的次女。

[43]据说《戊寅草》也是由汪然明出资在杭州刊刻，诗集的序言作者，即一度是柳如是绯闻男友的陈子龙。陈子龙在序中说，柳如是的生活空间并不大，但其胸襟见识开阔，诗词文章格调高远，气势恢弘不在男人之下，这只能解释为天赋的才能。“其所见不过草木之华，眺望不出百里之内，若鱼鸟之冲照，驳霞之明瑟，严花肃月之绣染，与夫凌波盘涡，轻岚昼日，蒹葭菰米，冻浦严庵烟火之袅袅，此则柳子居山之所得者耳。然余读其诸诗，远而恻荣枯之变，悼萧壮之势，则有曼衍漓槭之思；细而饰情于瀦者蜿者，林木之芜荡，山雪之修阻，则有寒淡高凉之趣。大都备沉雄之致，近乎华骋之作者焉。”《戊寅草·序》。

[44]据陈寅恪考证，柳如是大约在崇祯五年左右到松江与陈子龙等几社名流相结识，从此展开其长达十年之久的游历生涯：“崇祯八年秋晚以前，为松江时期。八年秋晚以后至九年再游嘉定复返盛归家院为嘉定盛泽间时期。十一年至十三年十一月杭州嘉兴时期。此后则至虞山，访牧斋于半野堂，遂为一生之归宿。风尘憔悴，奔走于吴越之间，几达十年之久。”

[45]“揆以河东君平生之性格及当日之情势，则除其常所往来之几社少年外，更欲纳交于行辈较先之胜流，以为标榜，增其身价，并从之传授文艺。斯复自然之理，无待详论也。”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46]钱谦益在《新安汪然明合葬墓志铭》中记述他与汪然明的这一初识发生在崇祯十六年：“崇祯癸未，余游武林之西溪，然明偕冯二云将访我绿萼梅树下，酌酒谭燕，欢若平生。”陈寅恪认为这一时间记载有误，钱、汪初次见面不会超过崇祯十三年冬天。钱谦益在崇祯十三年作诗《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其第十六首把柳如是与王微相提并论：“草衣家住断桥东，好句清如湖上风。近日西陵夸柳隐，桃花得气美人中。”

[47]去嘉兴养病一事，柳如是曾在给汪然明的信中说及：“弟抱疴禾城，已缠月纪。及归山合，几至弥留。”《致汪然明尺牍》第二十九通。

[48]“（杨爱）闻虞山有钱学士谦益者，实为当今李杜，欲一望见其丰采，乃驾扁舟来虞。为士人装，坐肩舆，造前投谒，易杨以柳，易爱以是。刺入，辞以他往，盖目之为俗士也。柳于次日作诗遣伻投之，诗内已微露色相。牧翁得其诗，大惊，语阍者曰：昨投刺者士人乎？女子乎？阍者曰：士人也。牧翁愈疑，急登舆访柳于舟中，则嫣然一美姝也。因出其七言近体就正，钱心赏焉。视其书法，得虞褚两家遗意，又心赏焉。相与絮语者终日。临别，钱语柳曰：此后即以柳姓是名相往复。吾且字子以如是，为今日证盟。柳诺。此钱柳合作之始也。”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二章“河东君最初姓氏名字之推测及其附带问题”。

[49]“不接风神已甘年，芳堤花下每相怜，自从南浦销魂后，何至三山复黯然？”汪然明《福州访林天素，知已移居建宁，赋怀十首》。

[50]《午日林天素招饮，余在闽两度端阳，感赋》。

[51]“乱后，客从武林来，数问然明起居，皆曰然明荫藉高华，宾从萃止，征歌选胜，狎主诗酒之盟。微然明，湖山寥落，几无主人矣。已而重游湖上，如客之云，与然明握手一笑。又数年，然明即世，余往吊之，则墓有宿草矣。嗟乎！自有湖山以来，灵人韵士，风流兴会，长与山光水色相御于无穷。承平之世，天地畅悦，草木丰容，园池极目，歌舞载涂，山不益而高也，水不益而深也。若夫丧乱之后，焚如突如，陵夷壑改，于斯时也，命觞载妓，左弦右壶，聊复以吹嘘朔风，招邀淑气，是亦造化所使为，勾萌甲拆之魂兆也。如然明者，非与？然明殁，湖山遂无主人矣。一觞一咏，载色载笑。俯仰之间，邈然终古。岘首之涕，牛山之悲，又于吾身亲见之，是能不为之叹息哉？”钱谦益《新安汪然明合葬墓志铭》，载《有学集》卷三十二。

[52]“人多以湖游怯见月诮虎林人，其实不然，三十年前虎林王谢子弟多好夜游看花，选妓征歌，集于六桥。一树桃花一角灯，风来生动，如烛龙欲飞，较秦淮五日灯船，尤为旷丽。沧桑后，且变为饮马之池，昼游者尚多萎缩，欲不早归不得矣。”《汪汝谦与周靖公书》，收入周亮工编撰的《赖古堂尺牍新钞》。

[53]《春星堂诗集》卷五《遗稿·自嘲并示儿辈》八章之五“画舫无权逐浪浮”，句下自注：“余家不系园，乱后重新，每为差役，不能自生。”

[54]钱谦益《新安汪然明墓志铭》记录了汪然明的临终之际：“及乎弥留待尽，神明湛然，要云将诸人，摩挲名蹟，吹箫摘阮，移日视荫，乃抗手而告别。”

一个时代的艺文志
周亮工的记事珠

诗人与少女

有个叫王荪的女孩，生于河南商丘，自小聪颖异常，会写诗，会画画，还喜欢舞弄随身带着的一把小剑，有着一股寻常女孩身上所无的爽烈劲儿。十五岁那年，她遇上了从南京到开封读书的周亮工。那一年，周亮工二十八岁，已婚，王荪就做了他的侍妾。[1]

周亮工像

周氏世居南京，周亮工出生就是在城内状元境的祖居里，怎么会大老远跑到开封去呢？这都是国家考试制度给闹的。本文故事时间数百年前，那时还是南宋，周亮工的一个远祖离开南京去江西抚州做官，落籍在了金溪县一个叫栎下的地方，后来周亮工的祖父把家搬到了大梁（即开封），周亮工的父亲从国子监毕业，做了几年地方小吏，又想法子把家迁回了南京。几百年过去了，周亮工家族的这一支就好像画了一个圆，又回到了原地，但此时的周氏家族已经成为南方一个显赫的刻书世家，南京一带经营刻书业的“金陵博古堂”“万卷楼”“大有堂”，都是抚州周氏的后人，仅是周亮工家族，就拥有“金陵书肆”“大业堂”“醉耕堂”“赖古堂”等书坊，所刻书籍，除了医学、舆图、小说和各种时文选本，也有具一定市场号召力的当代作家文集，著名的二十四卷《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就由周亮工父亲的“大业堂”出品，版权页上清楚表明“南雍周文炜如山镌”。[2]

但问题很快就出来了，周亮工成年后参加科考，他的籍贯是河南祥符，[3]北籍南试按例是行不通的，所以迫于户籍制度，周亮工在南京长到二十岁后就不得不回开封，去参加当地政府组织的考试。

王荪归周亮工是在1639年冬天，周亮工乡试中式后不久。一个还是刚及笄的豆蔻少女，一个已是将近而立之年的大叔，她如焰般逼人的青春肯定灼伤过他的眼睛。他欣赏她稚气的小诗里掩饰不住的灵气，“小雨匀溪谷，闲花落钓丝”，那遍撒溪上的雨，妙处就在一小字。小则聚气，小则通神，须弥芥子，可纳大千世界呀。当她在月光下、柳丛中舞起一片剑影，他或许会想起《诗经》里那个在宛丘山坡之上翩然起舞的女子，手持鹭羽，打着小鼓，一边旋舞着，一边把火辣的目光投向他，“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4]那些陌上桑间的采诗官为无望的爱情而苦恼，而这个婷娉少女竟然是他的女人！

陈洪绶《舞剑图》

家族遗传，再加上少年时代在南京与画家、印人们的交往，在周亮工身上积淀了浓烈的艺文气息，好砚、好墨，嗜印成癖，尤喜与艺术家交往。他收藏了数千纽图章，有时技痒了也亲自奏刀。每次，周亮工和朋友们赏玩一毕，王荪就会把弄凌乱了的图章归拢整齐，一一放在布函中原先的位置，让周亮工下次打开函袋立马就能找到它们。她细心地做着这一切，乐在其中，超强的记忆力让周亮工叹为观止。后来周亮工考上了进士，到北京谒选，再分发到山东莱州府下面的潍县做县令，不管到哪里，总是带着这个心爱的女人。多年以后，已入暮年的周亮工面对一颗颗劫后余存的图章，还能依稀回忆起她做着这一切时专注的面容。

地处山东半岛的潍县，富甲青齐，素有“小苏州”之称，就是在这座小城里，这个女人的生命突然放射出异样的光彩。

1642年在周亮工的一生中肯定是值得他频频回首的一年。这年春天，李自成的兵马围困开封，围城四个月后，引黄河水灌城，士民溺死数十万，周亮工的故乡沧陷了，他的叔伯、兄弟辈十数人葬身鱼腹，师友张名表等也都罹难。但他尚来不及悲伤，更大的危险降临了，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率领的数万精锐，于这年冬天自长城黄崖口入关后，连克高唐、汶上、济南等十余城，正分水陆两路，如潮水般向着半岛西部的潍县而来。

“青阳晴眺“，载于清康熙《潍县志》。

腊月初九（1643年1月28日）夜，数万清军铁骑已兵薄潍县城下，连营七座，扎帐数百，从城头青阳楼望去，成千上万的火把如蛇吐信子，把小城围了个密密匝匝。

三十二岁的周亮工担当起了守城之职，有关他在此役中的指挥若定、奋勇御敌情状，民国《潍县志稿》述之甚详。他把城内兵勇、衙役、民兵编成火器营、助胜营、士绅家丁营和各种哨队，调排停当，当晚即指挥了一场夜袭，数百死士携带刀枪缒城而下，直扑对方大帐，待对方反应过来，又从城头调集红夷大炮猛烈开火，迫使敌军当晚迁营三里。他把指挥所设在了城正北的青阳楼上，亲自督阵，这里紧邻县衙，是防护潍城的首要屏障；又把城墙分为四段，请出四个赋闲官员协同守城，分安定门、迎恩门、望海门、朝阳门四门据守。清军畏于城头火器猛烈，采用穴城之法，从城东北角的牛马墙掘地道偷袭，又被他识破。当城角失陷，衙役、士民与涌入的清军混战一团时，周亮工的战袍已满是血污，他找来一块木牌，上书“潍令周某之尸”几字，覆以号印，挂在胸前，跟亲随们说，要是我战死了，你们就凭着这块牌子把我从尸堆里挖出来吧。

兵部塘报载有周亮工于崇祯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汇报全城同仇敌忾御敌的奏报：

在城老幼男妇，竭力一心。未字闺秀、青衿内室及瞽夫幼子，悉运砖石、柴束。又如方欲举火，而闻城上欲以铁作炮子，即各碎食锅以酬急。人心至此，似千古未有。[5]

宛丘淑媛王荪娇小的身影，也出现在了自康熙朝以降历代地方志修撰者的笔下。史官们以一种赞赏的语气说，每次战役一打响，王荪就带着城中的一帮女人煮粥送饭，救治伤员，周亮工在城墙上督战，她更是不离左右。战事紧急时，一身红衣的王荪冒着飞蝗般的炮矢，猱身爬上城楼，擂鼓助战，以至有人把她比作南宋时黄天荡战金兵的梁红玉，编了竹枝词这样唱：“青阳楼上红旗下，娘子援桴指血流。”当时城中还有这样的传说，某夜，王荪“挟匕首飞入贼营”，像红线女盗取黄金盒一般，神不知鬼不觉斩下了敌军将领的首级，又安全返回城内，简直把她看做剑侠人物一般了。

“危楼城上字青阳，一饭军中尽激昂。旗影全开惭弱女，鼓声欲死累红妆”[6]，多年后周亮工诗中所忆的，正是当时情景。每次战事间隙喘息之际，周亮工都要写诗，或记经过，或抒情怀，周每成一诗，王荪就和一首，他们的潍县城头唱和诗汇成了一卷《城上诗》。但当日后周亮工提出要把王荪的这些诗作及她以前所写的二百余首诗付梓出版时，王荪没有答应，她说，您要我的名字与和尚、青楼女子并传吗？所以一直到王荪死后，周亮工才把这卷《城上诗》收入他的自编文集。[7]

自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至二十五日（1643年1月28日至2月13日），潍县被围十七天，阿巴泰的数万精锐在这座弹丸小城面前就是不得逾越半步。他们断定，潍县城内一定有长期戍边、久经杀伐的老将坐镇，且武器火药充足，就是围上个半年也不一定能打得下来。此后，阿巴泰绕过这座小城，入直隶，破承德，至怀柔，败明八镇后于1643年春陆续北撤还师辽东，《清史稿》载这次望风披靡的军事行动，“克河间、顺德、兖州三府，州十八、县六十七；降州一、县五”。潍县一城独活，堪称奇迹。

周亮工在守城之战中右脚负伤，战后他有《全潍纪略》详细记述潍县百姓守城经过，由好友吴应箕作序刊刻。到1643年春，陷入两线作战的明廷已岌岌可危，在吏部尚书建议下，朝廷火速简拔人才，让各地督抚荐举年轻又有才干的基层官员入京师，充实到中央各部，周亮工与长乐知县夏允彝等十人都在列。当周亮工动身赴京时，潍县人感念其保全城市之德，派士民代表燃香步行数百里，一路送至德州，还在城中海道司巷立生祠纪念，时人赞他：“少年出宰古潍城，一剑曾当百万兵。”[8]

三年后，王荪在扬州患病去世，时年二十二岁。[9]当时周亮工已降清为淮扬海防兵备道，扬州是官署所在地。王荪死前留下遗嘱，要周亮工把砚墨、佩刀及她手抄的一卷潍县城头唱和诗一同陪葬。她对周亮工说：我这短短一生，一直为情所累，此一去，我是再也不愿投生这个世界了，君就按比丘尼的规格葬我吧。郎君的《城上诗》，我都能背了，已用小楷抄写一通，您就把它和我的和诗一起置于左侧，把茗碗、古墨和我平素喜欢的那把佩刀置于右侧，再在我身上盖一张观音大士像，让我左手持着念珠，右手握着您的名字章往登彼岸吧。我生在宛丘，死后葬扬州，这七年与君相伴，这一辈子也算不寂寞了，可是我梦萦魂绕的，还是那一片白门柳色，而不是这扬州城的箫声明月啊！[10]

语音凄恻，像是在隐约指责着什么，周亮工握着她的手，心如刀绞。或许是男人的哭声又把她招了回来，王荪悠悠醒转，再一次轻声嘱咐，不要忘了把那卷小楷抄录的《城上诗》放到她怀中。[11]

到了晚年，进入新朝屡获升迁又两次入狱的周亮工已尝尽宦海浮沉滋味，那时的他，时常会回想起青阳楼上的那一弯冷月，耳边经常响起铿锵的刀剑声和城楼上擂响的激越鼓声。“惭愧当年事，浮名不可藏”，他多么希望生命永远定格在三十二岁那年的潍县青阳楼上。[12]有一次与朋友喝酒，喝着喝着就说到了当年潍县抗清事，他醉了，解开衣服让人看左肩上的箭疤，“岁月深矣，殷殷尤赤”。周亮工说，那时候我怎么不死啊，要是死了就好了，我周某人的品行就与日月争光了，哪至于像现在这样，什么都说不清了！说罢，像个孩子一样伏在桌上呜呜地哭。1663年，他起复出任青州海防道，赴任途中经过潍县，看着二十年前民众为他所建生祠，感慨万千，泫然流涕而去。

他时常想念自己的女人。记忆中的女人忽而画兰，忽而作诗，忽而舞剑，过早降临的死亡，使她在记忆里葆有着永远的青春与美丽。他为她写了好多诗，记下初遇时她的巧笑嫣然，青阳城上冒着箭矢擂鼓的骄人身影，也记录下酒后谈论诗文时她微带讥讽的言语。[13]而今城上诗同风雨葬，忆起某年七夕，与女人说及谁早死谁晚死，女人口占的一句：“一夕绵绵亿万年，犹胜人间白头死。”真有不胜唏嘘之感。闲来翻弄图章，也不知何人再来一一归拢整齐了。

周亮工在京城时结识了一对从扬州来的艺术家兄弟，梁千秋和梁大年，两人都精于篆印，梁千秋有个侍妾叫韩约素，字钿阁，是个能度曲又能弹琴的慧心女子。这个女子从梁千秋那里学会篆印后，竟得其真传，自怜弱腕，喜镌佳冻小印章，据说石经其手，辄莹如玉，为名流巨公所珍赏。[14]某年，有嗜印癖的周亮工托梁千秋之弟梁大年搞来了三枚梁家小妇的“钿阁”图章，“粉影脂香，犹缭绕小篆间”，自是喜欢得不行，决定把它编入自家印谱。赏玩之余，他心底一个角落突然隐隐作痛，他又想起了多年前为他整理图章的商丘女子王荪，回忆的河道突然决堤，竟至泛滥：

予旧藏晶玉犀冻诸章，恒满数十函，时时翻动。唯亡姬某能一一归原所，命他人，竟日参差矣。后尽归之他氏……见钿阁诸章，痛亡姬如初没也。[15]

那时，几番入狱又出狱的周亮工已倾家荡产，一生中收藏的古人法书、书画、金石、篆刻也都典卖殆尽。[16]他曾写有一组诗，回忆这些已换了主人的藏品，说其中最值得珍视的有画、图章、墨、小汉玉四种。在忆图章的一节中，他又一次提到了死去多年的王荪：

《赖古堂印人传·书钿阁女子图章前》附图“老不晓事强著一书”和“朗如明月入怀”二印，均韩氏为周亮工所刻。

亡姬为予布函中，反覆百十皆不失位置。[17]

官员与隐士

1641年初，周亮工入京谒选时，画家陈洪绶正在国子监就读。十八年前，周亮工的父亲在陈洪绶的老家诸暨县任主簿一职，十三岁的周亮工开始与画家笔墨订交，此番都城重逢，尽管一个已是新科进士，一个还是国子监生，但并不妨碍他们的友谊持续升温。到秋天，周亮工谒选得山东莱州府潍县令，陈洪绶画了一幅《归去图》相赠。

周亮工携爱姬王荪前往潍县赴任时，为他们置酒饯别的也是两个南方来的朋友，同年进士、来自南直隶桐城县的方以智，和一个叫张怡的锦衣卫千户。酒后，方以智还题写了一首《归去来辞》在陈洪绶送的那幅画上。

大周亮工四岁的张怡也是南京人，他初名鹿徵，字瑶星。张家世居江宁，张怡的父亲张可大，世袭南京羽林左卫千户，曾经做到登州、莱州二府总兵官。1632年，在辽宁锦县的大凌河战役中，孔友德部将毛文龙发动吴桥兵变，诱擒了巡抚孙元化，并袭击登州。张可大于城陷后投缳而死。时年二十四岁的张怡随叔叔张可度奉祖母趁乱逃出，走海道至天津，历尽困厄抵达京城，朝廷念他烈士之后，以生员身份授予锦衣卫千户的官职，并让他在殿前执戟亲侍朱由检。时局不靖，从燕京到北海，[18]不断拉响警报，张瑶星因父亲曾在登、莱二府为官多年，临行对周亮工自有一番嘱咐交待。

陈洪绶赠周亮工《归去图》（局部）

潍县血战归来，京城已势如危卵。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来过问周亮工，似乎这十个紧急召回的青年官员已被遗忘了，等到他被授予浙江道监察御史的官职没几天，大顺军已兵临城下。好多朋友此前已纷纷离开京城，他新晋了官阶，竟似套上了一个索套，就是想走也不可能了。其实那些已经上了逃亡路的，也不一定能走得脱，与周亮工素有来往的篆刻家梁千秋，就是在狼狈南归时客死于途。此人曾答应周亮工治印十数方，到他离开京城时也不见完成过一方，那些交给他的印石也不知去了哪里。梁千秋的手艺，传自文彭的学生何震，人称临摹乃师之作如灯取影，神形俱佳。尽管他篆印一味泥古，为人又自恣、吝啬，周亮工还是叹息世上少了一把好刀。[19]

李自成的大军攻占北京时，周亮工没有“即死”。以当时的道德语境，选择死还是生，是人品鉴定的首要标准，即便是死，也有当场死、事后死等种种区别。皇帝都已经自挂东南枝了，你怎地还活着？据后来周亮工的自我陈述，城破时，他是准备自杀的，都已经把自己给挂上去了，还是被家人救了下来。他之所以没有再度自杀，是顾念家有高堂，父母年迈，更重要的是，他根本不知道皇帝已经归天，他说他听到的消息是，“闻上已南渡”。

于是，他与张瑶星在浣花庵躲藏了几天，待风头过去，就带着一大家子混在难民潮中出城，直趋南京了。

城陷时，张瑶星已经历了一番生死考验。大顺军的士兵抓住了他，逼他降，他不从，他们就把他戴上刑具关了起来。据说招降的官员欲量才录用，他答：文字非所长；又问他武术如何，他又答：南人不谙弓马。最后，有人感念他独个儿为崇祯守灵戴孝的义举，才把他放了出来。[20]

时南京城里福王即位为弘光帝，军政大权悉操于马士英、阮大铖之手，周亮工一回到南京就被锦衣卫冯可宗下了镇抚司狱，要他交待从贼经过。后来总算调查清楚他没有变节，但马、阮还是不肯给他复官，非要他弹劾刘宗周，才答应让他以原官补用。周亮工没有答应，于是就带着父母搬到了城南三十里的牛首山去住，足迹不入城市。张瑶星回到江宁老家，妻子早已死了，于是改名为张遗，以表终老遗民之志，只身隐居南京栖霞山白云庵，时人都称他白云先生，一直到清军平定江南，他也没有出山。

在方苞所写的《白云先生传》里，隐居白云庵的张瑶星五十年足迹不入城市，所交也多是方以智、髡残等前明遗老。遗民世界充斥着各式各样人等，有真隐，有假隐，有不得已而隐，也有死心踏地隐的。张瑶星就是一个死隐分子。像苏州的徐昭法、宣城的沈眉生这些隐士，虽在穷乡僻野中耕作为生，但终究有笔墨文章流传于世，张瑶星则亲自挑水打柴，嘴里从不谈论诗书，以至来此游山玩水的官员墨客，从不知山中有这样一个人物。方苞说，他死去多年的父亲和一个叫余佩的处士，以前每到逢年过节都去栖霞山看望张瑶星。走进他屋中，看到书架上搁着百几十卷书，都是他撰著的经籍解说和史事评论。方、余二人请求抄录副本，张瑶星没有答应，说：“我只是借写作来度过我的余生而已。我已经买了两只大瓮，死后要把这些著作一起埋葬。”[21]

张瑶星是铁定了心要与名山俱老了。山中困苦，一到下雨天连灶火都生不起来，用他自己的说法是“苔侵灶额，晨突无烟”，但他还是有着万绿荫中置此身的怡然。[22]据说他隐居山中时一直在写一部大书，这部叫《玉光剑气集》的书写的是有明一代三百年的历史，但一直到他死后也没有人看到稿本。但还是有一些他生前写下的文字通过书信、给朋友文集写的序跋等形式流传了下来。比如他与一些好友的通信，他为周亮工的两部艺术史著作《读画录》《印人传》写的序言等，虽只吉光片羽，但已可以看出此人深厚的艺术素养。入清担任官职的旧交中，除了周亮工交往不断，只有龚鼎孳得到了上山看他的许可，并在雨花山松风阁喝过一顿酒。[23]

张瑶星一直活到八十八岁去世。死前，他的亲朋老友早早为他备好了棺椁。病危之际，张瑶星说：“崇祯初年，叛贼攻打登州孤城，先父死难，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料理丧事，虽然后来改葬了，但贴身的内棺已无法更换了，我能忍心用这种好棺材吗？”他的侄孙重新换了薄皮棺材，张星瑶才闭目而逝。他那些秘密写下的书稿，有人说带入了墓穴，也有人说尚有副本藏在家中。

1689年春天，玄烨巡视河工到扬州，戏剧家、国子监博士孔尚任迎驾并送至淮上后，经扬州南下至南京，登燕子矶，游秦淮河，拜明孝陵，一路采访前朝遗事。在清凉山料理毕著名山水画家龚贤的丧事后，[24]于这年秋天到栖霞山白云庵拜访了张瑶星。这一年，张瑶星已经八十二岁。从孔尚任专述此行的《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一诗来看，他还是继续把自己幽闭在书籍构筑的世界里，整个人几乎都要被满屋的书掩埋了。孔尚任说，张瑶星的白云庵在非常偏僻的半山腰，须得转过好几条乱石路才到。老头正在吃早饭，听到狗叫，打开篱门，态度倒是颇为友善，可能是有熟识的朋友预先打过了招呼。交谈中，老头的话不多，颇显得有点沉默，他告诉客人，这么多年了，每夜都会哭着醒来。[25]

在十年后成稿的《桃花扇》传奇中，孔尚任把这个“数十年足不入城市，士大夫不能识其面”的著名隐士也写了进去，肯定是缘于这次造访。在这部有着极大艺术野心的新剧中，孔尚任认为林林总总出场的三四十个人物，按角色可把他们分别归为“色部”“气部”和“总部”。色关男女，是诉离合之情，气连家国，是写兴亡之感，“总部”只有两人，“经星”张瑶星和“纬星”南京太常寺老赞礼，孔尚任把这两人贯穿全剧的创作意图，自是为了伏线千里、交待剧情之需，然而让这个老隐士来总结这场兴亡之案，也见出了他对张瑶星这个人物原型的推重。

《桃花扇》一剧中，张薇（张瑶星在剧中的化名）的戏份有三场，分别是闰二十出《闲话》、第三十出《归山》和第四十出《入道》。《闲话》一出，画家蓝瑛、书商蔡益所、前锦衣卫堂官张薇，三人结识于上南京途中路边店的豆棚下，闲话京城陷落时崇祯死难事，张薇一副老官人的扮相，白巾、麻衣，包着包裹，一上场就在激越的鼓声中唱：“戎马消何日，乾坤剩此身；白头江上客，红泪自沾巾。”第三十出《归山》，南京锦衣卫都督冯可宗抓了三名逆党让张薇审理，张薇堂上一见，却是侯方域、陈贞慧、吴应箕三位复社名士，愤恨南朝又起党祸，解了官袍，带了蔡益所，一同往城南的松风阁归隐去了。四十出《入道》，画家蓝瑛也已随张薇入山修道，这一天恰逢中元节，他们师徒三人在栖霞山上为崇祯和死难的众大臣建坛追祭，丁继之、柳敬亭领着出狱后的侯方域，卞玉京、苏昆生领着旧院女子李香君，也来到了庵中，一对旧日情侣指着桃花扇上的斑斑血痕，正幻想着再续连理，突然被这老道士棒喝惊醒：你们絮絮叨叨，说的俱是哪里话！当此天翻地覆，还恋情根恨种，岂不可笑！侯方域还想争辩，从来男女室家，人之大伦，离合悲欢，情有所钟，先生如何管得？老道士大怒：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恨，割他不断么！

最后，一对乱世怨侣一个去了南山，一个去了北山，双双修真学道去了。这边厢再回头已是幻境，不知对面何人，那边厢剩下张薇一个人在台上孤零零地唱：“你看他两分襟，不把临去秋波掉。亏了俺桃花扇撕碎一条条，再不许痴虫儿自吐柔丝缚万遭。”最后是：“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

画家与印人

胡玉昆《七君子图》

很少有人像周亮工这样，一边在新朝政坛获得快速升迁，一边又在江南遗民群中有着不菲的名声。自1645年降清授两淮盐运使（后以原御史衔改盐运道），近十年时间，他历任淮扬海防兵备道、福建按察使、都察院左副都御使等职，任职地也从扬州、福州一路到北京。虽然官越做越大，他却一直与张瑶星、陈洪绶、王猷定等隐士、遗民和艺术家群体保持着持久的联系，不时与他们书翰往返，间作文酒相会。易代之际出现的这一奇特现象，或许是因为于政治身份之外，还有更紧密的文化的根系把他们系连在了一起，让他们同调相亲。当周亮工和这些有着前朝情结的诗人、画家交往时，他不是把自己作为当朝新贵，而是一个江南刻书世家的后代，一个艺术品的真赏者和穷艺术家的赞助人来看待。

不止一种同时代人的记述提到周亮工身上的迷人气质。说他长得方赜丰下，目光如电，又性格骏爽，事至立断，绝不拖泥带水。对父母孝，对朋友更是信字为先，使人但觉“秋月澹面，春风扇人”（他的福建朋友许友语）。在周亮工任职淮扬、金陵的十余间年，保护、奖掖了多名南方艺术家。据说他每任职一地，预先打听此地有哪些著名的读书人和才艺之士，一到任就亲往造访。平素更是嗜饮好客，酒兴一上来就与朋友们纵谈上下古今，旁及山川草木，方名小物，满大厅都飞扬着他的声音。席间，桌上总是放着一个本子，一听到客人提到某个技能之士，他就立马记下。每次出游，遇到有人送他诗文集求教，不管是数页短笺还是大部头著作，也不管是已经刊刻出版的还是手稿，临行都汇集封好，上书“某年某地同人所赐教”。[26]有人把他的好士与春秋时的平原君、信陵君、孟尝君相提并论，魏禧说日后周亮工蒙难时，人都乐为之死，周死后，“天下之名士伥伥乎无所依归”，[27]更有一个叫申涵光的文士以平生不得见大海和周亮工为憾，其人格感召力可想而知。[28]

周亮工手迹

作为作家的周亮工，他的诗词、古文自是也作得不错。诗尚老杜，文章宗的是唐宋八大家，虽然文名被同时代的钱谦益、吴梅村所掩，却也淋漓波折，气势生动，自有一股吸引人的郁勃之气。在好友张瑶星看来，周亮工对艺文的热爱几乎出自天然，词曲、印篆、书画只要通一艺以上者，他无不折节下交，被他的热诚感染，也是出于佩服其鉴赏巨眼，天下画人墨客但凡能画得一水一石、一竹一木者，也无不竭尽所能求他鉴赏，这十多年来，周亮工收藏了当代画家的上千幅作品和数千方篆印，他的“三癖”——书画癖、砚癖、印章癖，实在可以与前人欧阳修并行不朽了。[29]

周亮工曾经讲过一个寓居南京的盲作家的故事。此人姓盛，名于斯，又名此公，安徽南陵人，年轻时家中颇富饶，诗文做得好，善写擘窠大字，又喜弯弓驰马，结交豪客，抱着大用于世的志向来到南京后，被人骗去钱财，家道中落，身体也病了。周亮工在开封读书时回南京省亲，结识了此公，那时此公已害眼病，看东西已不分明，周亮工劝他不要再读书饮酒，他说那倒还不如真的让我做个瞎子。等到周亮工回开封，听人说此公的双目已失明，人也愈加激愤，但一手大字写得比失明前更加好了，爱读书的喜好也丝毫没变，时常让家人朋友在床边诵读，还口授写作，语速快得好几个人同时记录都来不及。不久，周亮工收到了此公的信。说自己快要死了，托周亮工日后回南京看望他母亲，并为他南陵的墓地写“盛此公埋骨处”六字。1645年，周亮工出任两淮盐运使后，所做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探视这位死去的盲作家的母亲，赎田产供其晚年，让南陵县的地方官刻了墓石，还把此公的诗集刊印出版。

透过这个人生失败者的故事，周亮工告诉他的读者，在这个世界上，人不可能独处，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但如果交友不慎，就有可能落得像盛此公一样，“黄金既尽，日徒愤激，退而自悔，又以盲死”。艺术家游心于艺，入世的功夫总是差上一着，再兼处于社会底层，如果再不爱惜，真要把风雅种子给摧折尽了。

李士达《琴棋书画图轴之一》

从进入仕宦之途之日起，周亮工的衙署就成了他的画家朋友的一方乐土。1641年冬天，他与王荪刚到潍县不久，就接待了方以智带来的画家胡玉昆。胡玉昆性格孤僻，所画山水也像其为人一样缥缈虚无，周亮工很喜欢他的用笔设色，虽咫尺之幅，也像有万里之遥。他收藏册页就是从入手胡玉昆开始，说：“入手便得摩尼珠，散玑碎璧，不足辱我目矣。”[30]方以智南下，胡玉昆又在潍县住了好久为他作画。日后，周亮工任官扬州、福建，两次入京，胡玉昆一直都形影不离跟着他，“患难中时相复从”，在日后的《读画录》中，周亮工回忆了他们的相识相交经过，说当代画家中他与胡玉昆交情最深，箧中所收，也是胡玉昆的画最多，他为之写的诗也最多。同时他也不忘提了一笔介绍他与胡玉昆认识的昔年名士、如今的无可大师方以智，说他出生名门，幼禀异慧，三十岁之前是个出了名的大玩家，诗文词曲、声歌书画、双钩填白、五木六博、吹箫挝鼓、优俳平话无不极其精妙，自从在南京高座寺剃度做了和尚，粗衣粝食，完全变了一个人，偶尔用一支秃笔作画，逸笔草草，让人猜画的是什么，人都不能辨其形，他呵呵笑着说，此正是一个无字也。可见是个具大智慧的人。[31]

1645年，篆印家梁大年也出现在了他扬州道署的宾客名单上。周亮工与梁氏兄弟结识于京城，对其兄梁千秋的悭啬颇不以为然，连带着他刻的印也“令人望而欲呕耳”，对梁大年却颇为敬重，说他立身孤冷，不肯随人俯仰，与他的小气鬼兄长是毫不相干的两类人。又说他能辨古器款识，所镌印章皆有笔意。梁大年在衙署一住数月，周亮工的弟弟亮节亦有嗜印一癖，又喜收藏佳冻石，经常向他请教刀法，[32]但周亮节是个急性子，又爱酒，一印未成醉即磨去，实在不算个合格的印人。印章虽是小道，在周亮工看来，此道也可称神圣，刻什么、怎么刻、为谁刻都是有原则的。譬如文彭时代，所作多是姓名印，偶尔有些斋馆堂号印，到何震以“世说”入印，再到梁千秋，则是“无语不可入印”，在他看来这就是一种艺术的倒退。他认为梁千秋治印只知拘泥于何震之法，入印文字又媚俗不堪，相比之下，梁大年则是一个有艺术操守的人。再加梁千秋成名后把主要精力都放到了追逐声色上，草草奏刀，他的章，已经连自家的侍妾都比不上了。[33]

1646年，周亮工由盐法道转任淮扬海防兵备道，从专治盐务到治军政、民政，事务剧繁，再加这一年爱妾王荪暴病去世，实有心力交瘁之感。然这一年到访扬州的画家、印人也不在少数。先是方以智的弟弟方直之沿着运河前来过访，文酒流连近一月，为他治印数方。出身安徽桐城世家的方直之是一个奇侠之士，双目炯炯，能开数石弓，论才气奔放一点也不逊乃兄，其性又不受拘缚，在他这里叨扰了许久很是过意不去，一定要刻一方最好的印留给他。[34]到秋天，人称“七处和尚”的南京画家朱翰之又来访，为他作《疏林远岫图》。[35]是年除夕，素有墨癖的周亮工尽出自己收藏的上万种墨，在衙署与胡元昆、程穆倩等画家及扬州当地的文人墨客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祭墨大会”。吴梅村听朋友王紫崖说及这件风雅事，曾写下两首诗寄给周亮工，其中一律，说他的扬州道署是“似璧如圭万墨庄”。[36]

名动江左艺坛的画僧髡残，[37]最早也是张瑶星介绍给周亮工认识的。此人俗姓刘，字介丘，号石溪，早年曾参加南明何腾蛟的军队抗清，事败后避难常德桃花源的深山中，如同野人一般，以草叶裹身，以溺暖足，与树木精怪为伍，度过了非常人所能想象的三个月。髡残结束逃亡后回乡，一日，其弟为置毡巾御寒，髡残取戴于首，览镜数四忽举剪碎之，并剪其发，出门径出，拜了自号三三居士的退休官员龙人俨为师学佛。因为他少时听母亲说，生他时曾梦见一个僧人，因此认定了自己此生是和尚转世，家人不许，他竟夕大哭，自己引刀削发，血流满面，铁定了心要出家。

髡残《山水图》

大概17世纪50年代初期，自号石溪的髡残来到了南京，拜在高僧觉浪禅师门下，取法号大杲，在皇家寺院大报恩寺修藏社校刊《大藏经》，并得到了觉浪禅师的衣钵真传（周亮工称：“杖人深器之，以为其慧解处莫能及也。”）最后他住到牛首山祖堂山栖幽寺苦修。他自谓平生有“三惭愧”，“尝惭愧这只脚，不曾阅历天下多山；又尝惭此两眼钝置，不能读万卷书；又惭两耳未尝记受智者教诲”，常常闭关不出，与草木树石同呼吸，疥癣满身也不以为苦。曾与之同游黄山的方外画友程正揆说他有如狮子独行，自证自悟，不求伴侣，“三百年来无此灯”。住在栖霞山中白云庵的张瑶星与之气味相投，对他评价至高，说他的佛学修为直指本心，没有寻常出家人的那些俗套，诗做得性灵毕现，画得王摩诘真传，又师法造化，苍劲中毓出生秀，枯涩中淹润无比，比宋代的米芾父子还要好，堪称诗画中之“龙象”。

在髡残的一幅《仿米山水册》中，张瑶星这样评价这位心灵相契的老友：

举天下言诗，几人发自性灵？举天下言画，几人师诸天地？举天下言禅，更几人抛却故纸，摸著自家鼻孔了！介大师个中龙象，直踞祖席，然绝不作拈椎竖拂恶套，偶然游戏濡吮，辄擅第一。此幅自云效颦米家父子，正恐米家父子有未到处，所谓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耳。

早年的离奇经历再加上佛法机缘，使石溪的笔下时带奇气，但他禀性沉默如石，再加早年逃难山中时落下了风湿病，到了晚年已很少作画，然一提笔，就像张瑶星说的，所出必是精品。好友程正揆捐款修缮报恩寺，石溪曾应邀作过一幅《报恩寺图》，但见烟岚起伏，佛塔耸立，殿堂楼阁隐隐铺陈，令人叹为观止。画的右上方是一座山寺，山崖和远处是等距离的群山和帆船，山峰都是从左向右依次高出去，画中的悬崖石壁被云雾和流水穿绕着，树林、薄雾、山岩交织成一体，盎然气韵扑面而来。从画面的辉煌壮丽，可知这座山寺在画家心目中有着崇高位置。画上自题的一行草款更是写出了心底峥嵘：“佛不是闲汉，乃至菩萨、圣帝、明王、老庄、孔子，亦不是闲汉。世间只因闲汉太多，以至家不治，国不治，丛林不治。《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盖因是个有用底东西，把来握握凝凝自送灭了，岂不自暴弃哉！”[38]《秋山晴岚图》写一高士隐于丹枫黄叶清泉白石间，乍看如粗服乱头、残山剩水，细加品味，却自有一种孤高奇逸之气贯穿其中。[39]他另有一帧《奇石图册》，自题“我说我法，尔点尔头，玲珑一片，几历春秋”，画中苍古的瘦石与润渍的青苔似乎正述说着佛的无限轮回。

19世纪60年代初，周亮工首次官场受挫，转而向佛法中寻求安慰，因这一层缘由，张瑶星介绍他结识了髡残。一与这个脾气古怪的和尚交接，周亮工即对其画作大加赞赏，认为“绘事高明”，其品行、笔墨俱高出人一头地，所与交者，只是“逸逸数辈”罢了。明知和尚不轻易为人作画，他却多次向和尚索“册子数幅”，石溪欣然命笔画了一幅山水，并不无揶揄地自题：“残山剩水，是我道人家些子活计，今被栎园老子，夺角争先，老僧只得分炉头半个芋子，且道那半个聻，他日觌面，再与一顿。”[40]可见此时他们的交情已非浅。和尚另有一幅纸本设色《为周亮工作山水图》，近处乔松秀梧红叶斑斓，坡岸之下，波光泠泠，其后一岗叠起，岗侧有茅屋一间，一高士正临窗读书，有二客正从岗前曲径中缓缓来寻，屋后烟云起处，双峰高出云端，其上则山岚隐隐，远天无尽，于一派苍润中，自有一股高华的精气流衍于画面。画上还有和尚行书长题，由一段东坡画语，引出对当今“法眼”周亮工的推崇之意：“东坡云：书画当以气韵胜人，不可有霸滞之气。有则落流俗之习，安可论画。今栎园居士为当代第一流人物，乃赏鉴之大方家也，常嘱残衲作画，余不敢以能事对，强之再，遂伸毫濡墨作此。自顾位置稍觉妥稳，而居士亦抚掌称快，此余之厚幸也。何似。石道人，时辛丑八月在供云关中清事。”[41]

17世纪60年代初，随着南方抵抗运动销声匿迹，南京的艺术空气也在渐渐复苏，董其昌的学生、早年迁居扬州的画家龚贤回到了南京，另一位重要画家程正揆也从工部右侍郎的任上退休来到南京闲居，并在创作巨制、五百卷的《江山卧游图》长卷（周亮工写作《读画录》时说，十年前就已看到了已完工的三百幅）。号半千的龚贤是个喜好玄思的艺术家，致力于把精深的佛学思想融入画笔，龚贤曾向觉浪禅师学佛，法名大启，与髡残算是同门；程正揆来自湖北孝感，与髡残同属古楚国人，早年又同游黄山，这三个性格古怪的画人在南京开始了一段密切的交往。周亮工说程正揆的画“繁简浓淡，各极其致”，说龚贤的画“落笔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实是无天无地”。1669年冬天，龚贤看了周亮工收藏的全部名家山水册后，写下了一篇备受后世艺术史家重视的画跋，说髡残和程正揆的画是他最喜欢的，都充满着浓郁的“士气”，可并称画品中最高一级的“逸品”：

今日画家以江南为盛，江南十四郡，以首郡为盛。郡中著名者且数十辈，但能吮笔者，奚啻千人？然名流复有二派，有三品：曰能品，曰神品，曰逸品。能品为上，余无论焉。神品者，能品中之莫可测识者也。神品在能品之上，而逸品又在神品之上，逸品殆不可言语形容矣。是以能品、神品为一派，曰正派，逸品为别派。能品称画师，神品为画祖。逸品散圣，无位可居，反不得不谓之画士。今鉴赏家，见高超笔墨，由曰有士气。而凡夫俗子，于称扬之词，寓讥讽之意，亦曰此士大夫画耳。明乎画非士大夫事，而士大夫非画家者流，不知阎立本乃李唐宰相，王维亦尚书右丞，何尝非士大夫耶？若定以高超笔墨为士大夫画，而倪、黄、董、巨，亦可尝在缙绅列耶？自吾论之，能品不得非逸品，犹之乎别派不可少正派也。使世皆别派，是国中惟高僧羽流，而无衣冠文物也。……金陵画家，能品最多夥，而神品、逸品，亦各有数人，然逸品则首推二溪：曰石溪，曰青溪；石溪，残道人也，青溪，程侍郎也，皆寓公。残道人画粗服乱头，如王孟津书法；程侍郎画冰肌肉骨，如董华亭书法。百年来论书法则王董二公应不让，若论画艺，则今日两溪又奚肯多让乎哉。[42]

稍后，有画家石涛列举当代画家中的“一代解人”，说他最佩服的就是画风“高古”的髡残。[43]

周亮工在《读画录》里记髡残“绘事高明，然轻不为人作”，“虽奉以兼金求其一笔不可得也，至所欲与即不请亦以持赠”。髡残风湿症未发前勤奋作画的场面他未亲见，《溪山无尽图卷》的自题里，髡残曾这般记述他对时间的珍惜，可见自律之严：

大凡天地生人，宜清勤自持，不可懒惰，若当得个懒字，便是懒汉，终无用处。出家人若懒，则佛相不得庄严，而千家不能一钵也，神三教同是。残衲时住牛首山房，朝夕焚诵，稍余一刻，必登山选胜，一有所得，随笔作山水画数幅或字一两段，总之不放闲过。所谓静生动，动必作出一番事业，端教作一个人立于天地间无愧。若忽忽不知，惰而不觉，何异于草木！

六十岁后，髡残预感生命之灯即将燃尽，他写给张瑶星的一封信，至今读来不胜凄凉：“老来通身是病，六根亦各返混沌，惟有一星许如残灯燃，未可计其生灭，既往已成灰矣。”一日，他把平生收藏的古玩铜器全部拿出来，命工匠铸一樽高数尺的佛陀出山像，自题一联，“剜尽心肝，博得此中一肯；留此面目，且图去后商量”，从此绝笔。病重时，他吩咐僧人，将遗骸焚化，投诸江流之中。众僧有些为难，髡残大声喝道：“若不以吾骨投江者，死去亦与他开交不得！”

髡残圆寂后，寺僧将其骨灰抛撒在长江燕子矶下。他死后十余年后，有一个盲和尚在燕子矶绝壁刻了“石禅师沉骨处”几个大字，以志纪念。周亮工为同是“六十患难”的和尚——他们都是1612年生人——写了一首诗：惟吾独尊耳，佛生共一天。乘风欲离去，与雨共参禅。伏腊应无量，儿孙谁及肩？休轻下毒棒，易得到公前。

张怡的弟弟张风，也是一个画家兼印人，一手山水画恬静出尘，又特爱摹写钟馗像。据他自述，1645年除夕他曾梦见与钟馗对谈，醒来后乃作了一幅绿袍纱帽的《钟馗图》。在周亮工看来，张风的画虽无师承，几无墨路可寻，却潇然澹远，已臻化境，“秣陵画家，掉臂孤行者，大风一人而已”。

张风年轻时是个生员，甲申之后，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把应试的书籍一把火烧了，只身配着短剑北上游历。张风“貌颀伟，美髭髯，望之似深山老炼士”，在周亮工看来，他这个仪表堂堂的朋友乃是一个图章、诗赋、音律无所不能的文艺通才，画作可登“逸品”，治印“秀远如其人”，还著有音律学著作《一门反切》。在周亮工为张风所作的两篇传记中，艺术家的豪放不羁之姿跃然纸上。[44]一是说他早年北游时，“有中贵子招飮，邀馆幕中，大风起立，瞪目不答，酒罢引去”，随即收拾行装，骑着毛驴就走人了。再是说他学道学佛，三十年不茹荤血，某一日，客有烹松江鲈鱼者，他竟然大快朵颐，边吃还边说：“此吾季鹰所思，安得不啖。”可见是多么豪放旷达、不甘拘束的一个人。

张风《仕女图》

张氏兄弟素有家学熏染，他们的叔叔张可度就认为，古人左图右史，“要以发抒胸中高远闲旷之趣耳”，艺术家应该消失在他的作品的后面。[45]张风曾与他的哥哥张怡论画，认为绘画只有目力上的观察是不够的，要见到，更要行到，否则便会眼高手低，即所谓“眼里有筋，腕中有鬼”是也。绘事遇到的障碍是在提起画笔的过程中逐一解决的，如此才能从“观慧”上升到“乾慧”，即菩萨修行阶位中“三乘共十地”之第一地。让人会心的是这两个佞佛之人谈画理，也是满口佛家用语。[46]张风去世后，周亮工把他与朋友谈论画道的这些书信收入了汇编出版的当代名人书信集《尺牍新钞》里，录其一二，可知其绘事心得：

画要近看好，远看又好，此则仆之观画法，实则仆之心印。盖近看看小节目，远看看大片段。画多有近看佳而远看未必佳者，是它大片段难也。昔人为北苑画多草草点缀，略无形次，而远看则烟村篱落，云岚沙树，灿然分明。此是行条理於粗服乱头之中，他人为之即茫无措手，画之妙理尽於此矣，绝非近日承学家所指之董也。（与郑汝器）

善棋者落落布子，声东击西，渐渐收拾，遂使段段皆赢，此弈家之善用松也。画亦莫妙於松，疏疏布置，渐次层层点染，遂能潇洒深秀，使人即之有轻快之喜。（与程帅洪）

张风《北固烟柳图》

前者是说画家要有牢笼一切之观，如此才能组织全局，使画面既有整体意境，又有细节上的精确，近看远看都好，就像董源的画，看似草草几笔点缀，实际是埋条理于紊乱中，绝非一般画匠所能致。后者是从棋士与人弈棋时布子讲究疏密来谈画理，认为一幅好画的布局亦应如是，画面要松，先布大概，再在小范围与小细节上慢慢收笔，层层点染，如此才能造就潇洒深秀之意，使读画的人轻快爽朗。

张风对画学倾注了无上热情，妻子死后也没再娶，日子过得很是凌乱，周亮工印象最深的是，下了大雨，他住的屋子发了大水，张风浑然不觉，踦卧在书案上整日作画不止。张怡透露说，因家贫无养，张风大多时候住在僧寮道院，靠鬻画维生，画后常常署“真香佛空四海”几字。[47]周亮工在《印人传》里回忆说，1660年前后他被谗丢官闲住南京时，张风曾送他一幅画，画的是一手持剑、腰佩葫芦的一个人，用笔极为奇古，他极为珍爱，尤堪玩味的是张风在这幅画上的自题：“刀虽不利，亦复不钝，暗地摩挲，知有极恨！”不知是因家国之变有此“极恨”，还是对被谗解官的老友的安慰。周亮工把这幅画取名为《壮士摩剑图》，一直带在身边。[48]

长年的忍饥挨寒损害了这个穷画家的健康，他落下了胃疾，且病势汹汹，1662年就去世了。周亮工在《读画录》里说，那年他从北京回到南京，曾邀张风到高座寺相聚，聚谈了五六天，张风作画后又赠小册，几个月后，“即归道山矣”。[49]张风死后不久，他哥哥张怡梦见了他，梦里，张风穿着华丽的服饰，交给他一卷书稿，说在天上封了个小仙，继续做画家，还分配到了住屋，日子过得很是闲适，比在人间要好多了。张怡一连写下了六首诗，记录这次梦里相会。[50]

除了与这些以南京为中心的画家、印人交往，17世纪60年代初起，周亮工还在编选刊刻一部同时代作家、学者、艺术家的通信集。他是选书刻书世家出身，再加交游广泛、孜孜以求，这部通信录的前三卷《尺牍新钞》《藏弆集》《结邻集》很快就刊刻问世了。[51]其间，他多次与张怡通信往返探讨编选范围和体例，打听近人文集有何人何篇可供采择。他说当世有许多文士或怀才不遇，短命早夭，致使遗稿散失，实是文明之大不幸，他保存并出版这些尺牍的目的，乃是意在“阐幽”，表扬这些被时代冲到角落的才俊之士，记录他们的名言懿行，彰显其声名，也是为后世留一点艺文的种子，而不仅仅是为了赢利，事实上，这项工作到后来已不得不让他“节缩衣食”了。[52]

这部通信集的第四卷《牧靡集》编成后，他去杭州，读到了一个叫陈枚的选家编的尺牍选本《写心集》，觉得编选的水准要高于自己，已在犹豫要不要继续刊刻第四卷。[53]再加任职福建时案子牵累，一次次的追赎、赔偿已使他的经济极为窘迫，“刻资不继”，于是只好放弃了刊刻。他答应张怡为之刊刻《史挈》的承诺，也化为了泡影。[54]但这部篇目浩繁的通信集里还是收录了张怡写给朋友的十余件手札，内容涉及气节、闲居生活、翰墨等。周亮工自己写给张怡的六封信，收集在了他此前出版的文集《赖古堂集》中，正是从这些谈论读书、买书、绘画、思考和人生态度的信件中，我们复原了一个时代艺术家们之间的交往。

记忆与眷恋

对自己的蹭蹬一生，周亮工是不满意的，时有悔意流露，说“老铁铸错成，大悔亦已晚”，这或许与他在政坛的数度起落有关。

进入新朝之初，他感到这个政权对自己还是着意笼络的，颇思在新的仕宦生涯中有一番作为，谋事不可谓不忠，任事不可谓不勤。1647年秋天擢为福建按察使后，在闽八年，以一身兼任兵备、海防、督学三职，御郑成功的战船于泉州、漳州之外，又教化地方，整治吏治，朝野都以能员视之。用他的传记作者姜宸英的话说，“公材器挥霍，善经济，喜议论，疾龌龊拘文吏，当大疑难，志断生杀，神气安闲，无不迎刃解者”，乃是一个有大才略的官员。[55]怎料到1654年调离福建、升任都察院厅副都御使没多久，就被新任浙闽总督佟岱上疏弹劾，污他酷虐好杀，贪赃四万余两，被革去本兼各职，“赴闽质审”。

正是官场得意的时候，堂堂左副都御史怎么一转眼就成了阶下囚？据周亮工自己说，是佟岱张冠李戴，把另一个调任北京的姓周的官员当作是他，责怪他没有于海途中相遇时过船拜访，以致恼羞成怒，欲治自己于死地（周亮工辩解说，自己去北京上任走的是陆路，根本未与佟相遇）。但也有一种说法是，周亮工刚到北京上的一疏给自己招来了麻烦，他在那封奏章中分析福建形势，提出六条用兵机宜，使新任浙闽总督佟岱大为忌恨，再加周以前得罪过浙帅马进宝和泉帅马得功，于是三人联手想要把周亮工做掉。[56]

这桩案件由于控辩双方谳词不一，在福建、北京两地反复审理，前后拖了六年，牵涉本案的有千余人受到审查，周亮工还被有司押送到福建对质（他的好友胡元昆从北京到福建一路都陪着他）。到1660年初结案时，已有数十人牵累至死。最后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因这年是皇太后的本命元辰，皇帝晓谕刑部，在狱犯人减罪一等，周亮工的案子不必再审，就把他流放到宁古塔去吧。未几，周亮工父母亡故的消息传来，改迁南京。[57]第二年康熙即位，顾念周亮工在福建的功劳，又把他补为了青州海防道，不久转任江南江安督粮道。

这长达六年的鞠审，是周亮工的第一次政坛挫折。当时在狱中自忖必死，他还请一个叫黄经（字济叔，一字山松，江苏如皋人）的印人朋友刻了“又活一日”“勿忘今日”两枚图章，以作警醒。但所谓好了伤疤忘了疼，直到1669年“漕运案”发，他在江宁粮宪任上遭漕运总督帅颜保弹劾纵役侵扣款项，被革职逮问论绞，他才明白过来，这官场的一潭浑水真不是自己能趟的。出狱后他寄给挚友胡玉昆的诗：“君家兄弟予兄弟，二十年前订古交。眼底何人为续客？林中许我结重茅。长贫只合终身醉，渐老犹惭百念淆。莫念燕齐闽越路，门前芳草费斟酌。”正见出了他历尽劫波后的大困惑、大懊丧。[58]

两次牢狱之灾，让本来家境殷实的周亮工几乎倾家荡产。再加上弟弟周亮节的去世，闭门待罪的十个月里，周亮工的心情灰黯到了一生中的顶点。他时常想起亮节手握佳冻石睡觉的模样，拿刀镌刻又趁着酒性懊恼地磨去的模样，记忆中最温暖动人一幕竟然是，他有一次得到了一块奇异的冻石，亮节一把抢过就跑，他在后面紧追不舍，亮节被绊摔倒，手中的冻石也摔坏了，石片割破手掌鲜血直流，他扶起亮节，兄弟俩相视一笑而罢。[59]在一封写给张怡的信中吐露“心绪如乱丝，百苦相煎”的困苦心境，喻之为如“在汤镬”：

甚矣，谳者之故难人也！我欲缓则必急之，欲急则故缓之。弟之在汤镬中十阅月矣，既自服矣，可以结矣，而至今尚不与结也。心绪如乱丝，百苦相煎。而舍弟又于七月廿五日卒矣。弟只此一弟，又复舍我而去，抚棺痛哭，几不欲生。先生视我暮年能堪此否耶？因弟事未已，奄柩在堂，遂未敢报闻。先生闻此，应为我有余悲矣。[60]

167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周亮工突然作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把平生所著文字，包括已刻的和未刻的，全都一把火焚毁，以示彻底割舍文字因缘。对着百余卷化为灰烬的稿本，他说，都怪此物，害得我一生如此折腾！[61]

“飞帆学海，掉鞅词坛，著述等身，不胫而走”（张怡语）的周亮工，晚年竟然做出如此决绝的举动，是出于对日渐收紧的文网的恐惧？还是对自己“时时与世抵牾”一生的幡然悔悟？

《因树屋书影》《入闽记》《闽小记》《盐书》《同书》《莲书》《箸字》《字触》《尺牍新钞》《藏弆集》《结邻集》《赖古堂文集》……历年著述的文字在火光中化为了灰烬。他烧的是书，是悔恨，也是让他不忍回首的时光。

吕留良说，栎园先生此举，实是“有所大不堪于中”，他烧的不是书，而是他入清的“志”，他的书其实是焚不去的，因为它已经发表在了天下士子的心里，所以，“惜其书，不如悲其志”。[62]

但祖龙无情，周亮工沥尽心血的许多文字还是化作了缕缕青烟，日后他的儿子周在浚要把二十四卷《赖古堂集》复原，多方搜求也只恢复了十之二三。而四卷记述他与南京画家们交往的《读画录》，“以其阙而未备，猝不成书，混乱纸破砚中，故未烬之一矩”，[63]使后人得以整理残烬付梓，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另有三卷专门记述与篆刻艺术家们交往的《印人传》，后来经过他儿子们的努力，也得到了大部分恢复。

四库禁毁道光精刻周亮工名著《印人传》

此事发生后不久，周亮工就后悔自己孟浪了。尽管他已发过誓再也不写作，只以图章自娱了，但看他给张怡写的信，所谈还是书事。信里先是感谢老友帮忙校阅文选，“只此一双眼睛，自己有时瞎却，迨遇明眼人又还我双眼珠，则先生重阅尺牍之谓也，感先生目力不浅”，然后就诉说自己烧书的悔意，慨叹“名根难断”：“二月初五日已刻未刻，诸芜作尽付咸阳一炬矣。葛藤一断，省得许多牵绊。然事过而旋悔之，始知名根难断，此老学道拖泥伴水，此一事征之矣。”[64]

记事珠

周亮工应该感谢命运，在生命的最后十一个年头又让他回到了出生地南京。早些年仕途顺遂经济状况好的时候，他经常与朋友们在这里饮酒作乐，吟诗作画，南京的书画家朋友们只要一听说他回来了，就像画家龚贤说的，“闻先生之风，星流电激，惟恐后至，而况先生以书召，以币迎乎”。他是南京艺术圈当之无愧的中心，是这些艺术家们公认的权威批评家，也是他们的保护人和赞助人。“凡海内之士有以一竹一木、一丘一壑见长者，无不曲示奖借，收之夹袋”，而画家印人们也无不毕竭所长，以自己的作品能得到他的鉴赏为荣，就连生性孤傲如髡残这样的画家，也把他认作了当代文章诗画的“宗匠”，称他“为当代第一流人物，乃赏鉴之大方家”。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已不复有财力购藏大量书画、资助穷画家，书籍刊刻作坊停工了，文酒之会也不像以前那样办得勤了。闽案、漕运案审查、追赔的那几年，他平生最珍视的一些藏品也都陆续出手了。他曾经表彰奖掖、为他们写生作传的一百余个画家、印人，[65]有些死了，有些已迁居别处，但南京及周边的画家们一听到他遭难的消息，像吴子远、王石谷等马上都跑去探望。王时敏的学生、曾在京城连续六年绘制《康熙南巡图》的王石谷，素来被周亮工推重，称“下笔便可与古人齐驱”，是百年所无的人物，他去探视周亮工时一口气画了大小十六幅，使屡被官场伤害的周亮工感到了同侪间不绝丝缕的温暖，笔下述起此节，也溢动着生命的情意：“（石谷）顾予于白下，时予已谢粮糈，石谷寓续灯庵，为予作大小十六幅，老年患难，颇藉以自遣。石谷苦心于此中二十余年，于予颇有知己之感。”[66]

清道光年间刻本《读画录》

其间规模最为盛大的一次雅集当数1669年冬天的“已酉盛会”，发生在周亮工刚从“漕运案”脱身不久，袁骏、吴子远、姜廷干、顾与田、王石谷、胡玉昆、姜绮季、樊圻、吴宏、张修、夏森、胡节、陈卓、叶欣等数十位诗人、画家齐集南京，一起慰劳退出官场的主人，品题主人收集的当代名家山水册页，并各自留下墨迹。是日惠风和畅，暖烟暖日，老友相见兴致更高，周亮工的弟子黄俞邰（字虞稷）心绪激动地作了一首“长歌”记录这次盛会。诗中的“主人前身本摩诘，诗禅画圣书笼鹅”，把主人比拟为唐朝的王维，虽然不无吹捧之嫌，但也可见周亮工在当时南京画坛的巨大影响力。从黄俞邰的记录来看，除了个别画家如高岑因病未能赴会、龚贤隐居虎距关不便前来，在世的南京重要画家几乎都到场了，并与主人开怀畅饮，笔墨相娱：王石谷写烟江叠嶂图，樊圻画了他最擅长的笼灯美人图，张修画风荷，头发花白的胡元润稍一沾酒就满脸通红，性情爽朗的吴子远则口若悬河……[67]

雅好书画图章的三十年中，周亮工经常把藏品中最优秀的画作装订成册，每次出游就带在身边细细品味，并随手记下读画感受和对画家的印象，途中如见到好山好水，有跟画稿中相仿佛的，则欣喜不已，随着时日推移，他还清晰地记得每个画家、印人的精彩之作，回忆起他们创作的时间、地点，他与他们交往的点滴，以及这些个性各异的艺术家们的雅谑谈吐和生活细节：

李士达《琴棋书画图轴》之二

爱喝酒、唱剧，画得一手好牡丹的姜周臣，蓄着长胡子、喜欢背着手踱步的山水画家胡长白，风流倜傥的祁止祥，喜欢穿着红衣携杖在雪中行走的赵雪江，长相像太监、画笔坚硬无比的叶欣，揪着脚趾丫疯狂作画的陈章侯，见到一幅名帖毁了大哭的邹衣白，满面酒痕的福建画家翁寿如，流寓秦淮的山阴画家姚简叔，卖画时明码标价“一屏值若干”的张稚恭，经常给人代笔的施雨咸，慷慨好客的葛震父，擅画淡墨花卉的魏考叔和他的弟弟魏和叔，持杯饮酒时大笑着死去的穷画家刘酒，画梅的姚若翼，画荷的张修，画菊的胡石公，好画小竹的许有介，“画树招鸟、画兰生香”的童年好友冯幼将，死在承恩寺的七处和尚的儿子朱思远，“青山白云，得大自在，一种苍秀，非人非天”的张尔唯，“须然如戟，望之如锦裘骏马中人”的高岑，住在回光寺僧房、“疏篱板屋”中写生的樊圻，在西虹桥得到四筐灯光冻石欣喜欲狂的文彭，一生从不吃肉、潜心向佛的印人王安节、王宓草兄弟，还有那个新刻一印半夜就会跑来敲门的印人姜次生，每次喝醉了就呜呜唱歌，展玩他的印章，都会觉得“酒气拂拂从石间出”……

一部《读画录》，一部《印人传》，就是这样于不知不觉间写成。他深受古文熏陶的笔法写当代艺林人物，谈生平、谈交情则描摹毕肖、栩栩传神，谈绘事则疏密有致、议论风生，焉知这笔法不是另一种作画？画家们画山水虫鱼，他画的是画家们的面目，[68]这双重书写中，一些因独立特行而名不见经传的画家得以登堂入室，进入后世艺术史家的视野。更重要的是，他用文字给了那些隐身在画轴、绢本背后的画家以温度、热力和生命，就像诗评家毛奇龄所说，“先生以写生之笔，使画人各有以全其人生”。[69]

《读画录》以画传人，《印人传》以谱忆人，以印感旧，周亮工以两部杰出的艺术家传记书写了一个时代的艺文志。这两项几乎同期开展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显出其意义，因为这些曾经和他身处同一个时代的艺术家们，在他死后不久也都陆续去了幽灵的国度，因此他的《读画录》和《印人传》，更像是用文学这一永恒的纪念方式换得他们的片刻显形。

在他的絮絮回忆中，画和图章，已不再是它们本身，而是凝聚着他和友人们共同往事的一颗颗记事珠。他保存这些珠子，实际上是在表达自己对旧日南京的眷恋，对充满着种种可能性的往昔的眷恋。而因了他的保存之功，那一缕艺文的气息也将传之弥远。

1707年，康熙宠臣、江宁织造曹寅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童年时代他和周亮工的交往。在他的记忆中，周先生是一个像唐朝的韩愈一样庄严的人物：与人交往撝谦揖让、解衣推食，一手文章抉破藩篱，做得潇洒自如。他说他五六岁时，父亲曹玺从内务府调到南京任江宁织造，当时周亮工也在同城任江宁粮宪，两家有通家之好，周亮工时常把他抱在膝上，教他背诵古文。

余总角侍先司空于江宁，时公方督察十府粮储，与先司空交最善。以余通家子，常抱置膝上，命背诵古文，为之指摘其句读，今相去四十年。[70]

曹寅，即日后问世的小说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

[1]“宛丘王氏，十五归予，即能诗。”周亮工《因树屋书影》。

[2]《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二十四卷，明袁宏道撰。明万历周文炜大业堂刻本。半页八行，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无行格，前有江进元、虞长孺、陈继儒等序，虞序为万历二十五年。扉页有“周衙大业堂刊”牌记，卷下有“南雍周文炜如山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藏。

[3]祥符，今河南开封县的旧称，宋金以后开封县同为开封府、汴梁路治所，明初并开封县入祥符县。民国二年（1913）改祥符县为开封县。

[4]《国风·陈风·宛丘》：“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翿。”

[5]《明清史料》乙编第五本《兵部题行〈山东巡按陈昌言塘报〉稿》。

[6]周亮工《赖古堂集》卷七《海上昼梦亡姬成诗八章》之五。

[7]周亮工《因树屋书影》：“诗二百余首，小词数十首，余欲传之，辄欲自焚。曰：‘吾惧他日列狡狯瞿昙后，秽迹女士中也。’盖自来刻诗者，方外之后紧接名媛，而贞妇、烈女、大家、世族之诗，类与青楼泥淖并列。妾每言之，辄以为恨。予嘉其志，书而藏之，不敢付梓，并其名字，亦不忍露也。”

[8]明末清初安徽桐城诗人方文在《嵞山再续集》卷四《送周元亮使君之任青州》中赞誉周亮工：“少年出宰古潍城，一剑曾当百万兵。遂有兰台膺帝简，至今篷海诵公名。”

[9]周亮工《海上昼梦亡姬成诗八章》，自序云：“姬王氏，父为老诸生，归余时即能为有韵言，盖本之庭训云。随予宦维扬，疾死署中，年才二十又二。”“姬与余同甘苦者七载余，性悲壮，青阳城上矢死登陴。”

[10]周亮工《因树屋书影》记录了王荪的临终遗言：“‘予为情累，誓不愿再生此世界，幸祝发以比丘尼葬予。生宛丘，葬维扬，咸不寂寞，然予魂梦终在白门柳色中，不在箫声明月下也。郎君《城上诗》犹能默识，幸书一通，并予所和诗，置诸左，茗碗古墨及予素所佩刀，置诸右。覆以大士像，左持念珠，右握郎君名字章，仗佛力解脱，非愿再世作臂上环也。’语凄切，人不忍闻。”

[11]《赖古堂集》卷七《海上昼梦亡姬成诗八章》其七原注曰：“北海城上诸诗，妻皆有和。痛定之后，每向予诵昔诗，未尝不唏嘘泪下也，瞑去时犹嘱予作小楷纳怀中。”

[12]周亮工《寄潍县杨再蘧、蔡漫夫、于鸣岐》一诗，中有句，“青阳楼上曈胧月，肯向天涯照断篷”。

[13]《海上昼梦亡姬成诗八章》之三：“犹忆微酣讥我语，不仙不佛不封侯。”

[14]清代吴骞《论印绝句》曾有诗记韩约素：“脆弱难胜巨石镌，梁家约素说当年。回文小篆经纤指，粉影脂香绝可怜。钿阁韩约素，梁千秋侍妾也，镌印颇得其传，然自怜弱脆，不恒为人作。性喜镌佳冻，以石之小逊于冻者往，辄曰：‘欲侬凿山骨耶？生幸不顽，奈何作此恶谑。’又不喜作巨章，以巨者，往往又曰：‘百八珠尚嫌压腕，儿家讵胜此耶。’无已有家公在，然得钿阁小小章，今尚宝如散金碎璧。”

[15]周亮工《书钿阁女子图章前》。

[16]宋琬《题〈赖古堂藏册〉前》：“岁辛丑（顺治十八年，1661），先生来湖上，顾余而叹曰：‘予生平无他嗜好，惟喜藏古人法书、书画、金石、篆刻之属，朝夕爱玩，以为寝食性命者，今皆斥典略尽。’”

[17]周亮工《长安旧传〈十卖诗〉，仆卖不止十，然皆非所忆，忆惟四，作四忆》。

[18]北海是潍县的古称。隋大业三年（607）改北齐下密县为北海县，故址在今潍坊市潍城区潍城西关，唐、宋、金、元沿称北海县，属潍州。明初撤北海县入潍州，洪武九年，改州为县。

[19]“梁千秋袠，维扬人，家白下。余识其人于都门，以十数章托之，会寇变乃不得其一。”《印人传·书梁千秋谱前》。

[20]“甲申，流贼陷京师，遇贼将，不屈，械系将肆掠，其党或义而逸之。”方苞《白云先生传》。

[21]事见《白云先生传》，著录于《方望溪先生年谱附录文目编年》。本文写作年月不详，约写于方苞七十一至八十二岁之间。

[22]《与楚云和尚》：“霪雨兼旬，苔侵灶额，晨突无烟。数息宴坐，因戏吟曰：万绿荫中置此身，三旬九食未为贫。若能辟欲应轻举，谁与名山作主宾。”周亮工编的尺牍集《结邻集》卷八收录了张瑶星的这封信。

[23]龚鼎孳曾有《张瑶星招集松风阁用陶公饮酒韵》一诗纪其事：“黄虞既云没，处俗乖我情。君子秉幽尚，遁世无徇名。空山有浊醪，聊以谴吾生。夕阳已复下，岁晚心恒凉。不见高蹈士，一往名竟成。”见《定山堂诗集》卷一。

[24]龚贤是清初流寓南京的著名山水画家，“金陵八家”之一。字半千，号柴丈，又号野遗，著有《画诀》《香草堂集》等。原籍昆山，曾移家扬州，最后定居南京清凉山下，“葺半亩园，载花种竹，悠然自得”。周亮工《画语录》说他“与人落落难合”“其画扫除蹊径，独出幽异，自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信不诬也。”同时代程正揆认为半千是一个真正通笔墨的画家：“画有繁减，乃论笔墨，非论境界也。北宋人千丘万壑，无一笔不减，元人枯枝瘦石，无一笔不繁，通此解者，其半千乎！”1689年孔尚任到南京虎踞关拜访龚贤时，龚贤在古树荫下对之娓娓细谈前朝遗事。不久龚贤遭豪强索画，气忿病倒，孔尚任曾去信慰问，说“必为先生谋一降龙伏虎之法”，没想到龚贤竟然一病不起。孔尚任闻讯前往清凉山料理其后事，并收养了龚贤的遗孤。

[25]孔尚任《湖海集》卷七《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淙淙历冷泉，乱石路频转。久之见白云，云中吠黄犬，篱门呼始开，此时主人膳。我入拜其床，倒屣意颇善。著书充屋梁，欲读从何展。数语发精微，所得已不浅。先生忧世肠，意不在经典。埋名深山巅，穷饿极淹蹇。每夜哭风雷，鬼出神为显。说与有心人，涕泪胡能免。”诗后有遗民黄云批语：“白云心事，一一写出，是一篇遗民传。”

[26]诗人邓汉仪《慎墨堂笔记》曾经记述周亮工的好士之风。

[27]魏禧《赖古堂集序》

[28]王晫《今世说》记明遗民申涵光语：“未晤栎园，未睹沧海，自是生平两阙。”

[29]张怡《赖古堂印谱引》。

[30]见周亮工《读画录》“胡元润”条。

[31]《读画录》“释无可”条。

[32]事见《印人传》卷一《书靖公弟自用印章后》。“弟靖公亦嗜印，在扬署见梁大年为予作印，辄时时向大年问刀法，但性躁不暇细究原委，又豪于饮，一印未成醉即磨去，日辄磨数十石而卒无成，爱佳冻，得则手自摩娑或握之登枕簟竟夜不释然，见有健羡者，即脱手赠之不置诸意中也。”

[33]《印人传》卷一《书梁千秋谱前》：“千秋得名后，留心声妓，一意自恣，得图章辄愺憦应之，或倩之大年，而大年又不肯代斲，亦不恒造其门，以此人益多大年。千秋有侍儿韩约素，亦能印，人以其女子也，多往索之，得约素章者，往往重于千秋云。”

[34]《印人传》卷一《书方直之一印前》：“直之名其义，予同门进士以智、今青原和尚弟也，幼时同和尚有双丁、二陆之誉，才气奔放，其性又不受拘缚……君溯长江顾我，文酒留连就园者匝月。已乃，谓予曰：所藏印不甚惬予意，自作此方相赠。”他最后的结局是“郁郁居乡里，多饮酒与妇人近，遂以疡卒也，年甫三十余，世共惜之”。

[35]朱翰之，生卒年不详。南京人。明宗室，明亡后削发为僧，法名七处。其山水画疏逸脱俗。周亮工在《读画录》里认为他是金陵画派中的一个重要画家：“秣陵画，先惟知魏考叔兄弟，翰之出，而秣陵之画一变。”又说：“每展七师画，觉一冷面老瞿昙，立于吾前。”

[36]《吴梅村全集》卷六《周栎园有墨癖，尝蓄墨万种，岁除以酒浇之，作祭墨诗，友人王紫崖话其事，漫赋二律》。其第二律云：“山斋清玩富琳琅，似璧如圭万墨庄，口啜饮同高士癖，头濡书类酒人狂。但逢知己随浓淡，若论交情耐久长。不用黄金费装裹，伴他铜雀近周郎。”

[37]髡残（1612—1673），字介丘，号石溪，又号石道人，残道者等。湖广武陵（今湖南）人。后寓南京幽栖寺。精绘山水，师法王蒙，善用秃笔和干笔皴擦，笔墨高古，是与渐江（弘仁）、石涛、朱耷齐名的17世纪初杰出的四大僧人画家之一。张庚《国朝画徵录·髡残传》称：“石工山水，奥境奇辟，缅邈幽深，引人人胜，笔墨高古，设色精湛，诚元人之胜概也。此种笔法不见于世久矣！”

[38]《报恩寺图》，纸本设色，立轴。1663年作，日本泉屋博古馆藏。报恩寺初建于公元3世纪，座落在南京城南山上，明初改名为天溪寺。1403年记历迁都北京时，寺庙的总部僧卢寺也被迁移了，但一些附属机构仍然保留，报恩寺仍然被当作皇室的财产，是南京最重要的宗教机构之一。

[39]《秋山晴岚图》，设色纸本，立轴。1662年作。款识：“住世出世我不能，在山画山聊尓尓。庄齐破衲非用钱，四年涂抹这张纸。一笔两笔看不得，千峰万峰方如此。乾坤何处有此境，老僧弄出宁关理。造物虽然不寻闻，玉人看见岂鄙俚。只知了我一时情，不爱此纸何终抬。画毕出门小跻攀，爽爽精神看看山。有情看见云山岫，无心闻知钟度关。风来千林如虎啸，吓得僧人一大跳。足下谁知触石尖，跛跛蹯蹯忍且咲。归到禅房对画图，若即一番难告报。从兹不必逾山门，淡墨吻毫穷奥妙。壬寅小春，漫写并记，石残者。”钤印：介丘（朱）、石溪（白）。

[40]见《读画录》“石溪和尚”条。

[41]此图在晚清入关冕钧之手，吴郁生（1854—1940）为之题跋，称：“石师为栎园居士作此帧，酬知徇惠，刻意经营，其笔力坚凝，在与宋人颉颃，石田而下，匪其思存矣！”足见此图在赏鉴家眼中分量。

[4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周亮工集名家山水册》，其后龚贤自题书写这段跋语的缘起云：“诗人周栎园先生有画癖，来官兹土，结读画楼，楼头万轴千箱，集古勿论，凡寓内在画鸣者，闻先生之风，星流电激，惟恐后至，而况先生以书名，以币迎乎？故载几盈床，不止如十三经、二十一史，林宗五千卷，茂先三十乘，登斯楼也，吾不知从何处读起。暇日偶过先生，先生观此同见示，余翻阅再四，皆神品、逸品，其中尤喜程侍郎二帧，因志数语，幸藻鉴在前，不然，吾几涉于阿矣。时康熙已酉仲冬望前一日，清凉山下人龚贤题。”

[43]髡残在世时与别号清溪道人的程正揆并称“二溪”，与石涛并称“二石”。身后，艺术史家又把他与渐江、八大山人、石涛合称为清初画坛“四画僧”。

[44]周亮工为张风写的两篇传，分别是《读画录》里的“张大风”和《印人传》里的“书张大风印章前”。

[45]《尺牍新钞》收有张可度与周亮工论画的一通书札：“近世董元宰论画，南宫北苑，必严宗派，此禅家所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古人左图右史，要以发抒胸中高远闲旷之趣耳，宁暇记某家山某家水耶？”

[46]“此事有悟亦有证，悟得十分，苟能证得三分，便有快事。前辈有言：‘我所恨者，未具此手，先具此眼。’又云：‘眼里有筋，腕中有鬼’，都是说见到行不到，乾慧之无济乃尔。”张风《与张瑶星论画》，见周亮工编《尺牍新钞》。

[47]张风死后，其兄张怡有诗纪梦，中有“命酒聊驱俗，写山缘救贫”句。见《读画录》“张大风”条。

[48]《印人传》中曾提及张风与周亮工的这次画作交流记录：“予被谗后，大风画一人持剑，以手摩挲，双目注视之，佩一葫芦，笔极奇古。题其上曰：‘刀虽不利，亦复不钝，暗地摩挲，知有极恨！’予感其言，至今宝之。”

[49]“壬寅，余自北回，邀大风过高座寺，相聚五六夕，为予作册中诸幅已，又以小册贻我，未数月，即归道山矣。”《读画录》“张大风”条。壬寅即为康熙元年（1662）。

[50]张怡向周亮工叙述了这个梦境：“予仲大风，死后入梦，衣冠甚伟，出袖中文，属余为流通。自云居天上为散甚适，新构小屋，绘诸葛、柴桑二像供其中，仍以笔墨游诸上眞。别语甚多，异哉。”张怡的纪梦诗全都收入了周亮工的《读画录》。

[51]周亮工自言：“壬寅（康熙元年，1662）之夏，吾适有肌肤之疾，于长夏之日而弗堪也。于是取尺牍之可喜者，以消永日而遣吾疾。好事者请吾广之，集遂得三。”似乎壬寅之夏，周亮工已将《尺牍新钞》三选一举编成，但事实并非如此。《尺牍新钞》是壬寅年编成刊刻，而《藏弆集》和《结邻集》则分别在康熙六年和九年编定付梓。

[52]周亮工《尺牍新钞·凡例》自陈：“且意在阐幽，非徒射利。”

[53]与周亮工编纂《尺牍新钞》大概同时，陈枚（字简侯）也在编尺牍选本《写心集》以及应用文选本《留青集》，周亮工对此大加赞赏：“读《留青》妙选，众美毕陈。不啻饥岁之粮，渴时之饮。凡具波斯胡妙眼者，如入多罗宝藏，真足衣被无穷。承惠。仆一转盼间，不独留于目，且留于心，亦敬谢！”《尺牍新钞》四选《牧靡集》未能刊刻的原因，周亮工曾在写给陈枚的信中吐露一二：“作客湖干，过蒙至爱。归来数月，魂梦尚依依左右也。《写心》大选，幸多惠数册。拙选四集（即《尺牍新钞》四选《牧靡集》），以刻资不继，明春始能卒业。然见大选，则此集可废矣。”

[54]“弟既苦此间之追赎，又苦闽地之赔偿，其苦非恒人所有。……《史挈》是必传之书，惜弟家破，不能为先生梓。”周亮工《与张瑶星》。

[55]姜宸英《墓碣铭》，《赖古堂集》附录。

[56]林佶《名宦户部侍郎周公亮工传》分析周亮工去职的原因：“十年，上擢公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即疏言闽事，首论除降寇郑芝龙，又陈用兵机宜六事，世祖皇帝深嘉纳；而公祸基此矣。寻升户部总督钱法右侍郎。先是，芝龙既降，其子成功犹据厦门，屠漳州、刺杀总督，日以降愚我，冀缓援兵；朝廷亦羁縻芝龙，以南安伯奉朝请。公之以中丞入也，极陈其逆状；世祖密下公疏于部，遂执芝龙下狱。芝龙知公发其事，乃大恨，挥金谋报公。适督闽者方修怨撼公，一、二巨帅向与公齮龁者争相媒孽，飞章上告，公遂听勘。》见《碑传集》卷十《明臣部院大臣》。

[57]周亮工的长子周在浚在《行述》中说：“当是时，株连瓜蔓者千余人，在闽拷掠死者三人，下司寇毙者又二人，有司平反先大夫冤、逮及死道路者一人，瘐死者二人。余皆濒死者数矣，卒无一人诬服。”

[58]见周亮工《读画录》“胡元润”条。

[59]《印人传》第一卷《书靖公弟自用印章后》。

[60]《与张瑶星》（二），见《赖古堂集》。

[61]周亮工的长子周在浚在《行述》中记录了发生在庚戌年（康熙九年，1670）的这次焚书之举：“前岁，一夕慨然曰：‘一生为虚名误，老期闻道，何尚留此耶？’命尽火之。”《行述》作于康熙十一年（1672），所云前岁，应指庚戌。姜宸英所作《墓碣铭》也沿用了这一说法：“庚戌再被论，忽夜起彷徨，取火尽烧其生平所纂述百余卷，曰：‘使吾终身颠踣而不偶者，此物也！’”

[62]吕留良《赖古堂集序》。

[63]周在浚《读画录》跋。

[64]《与张瑶星》（三），见《赖古堂集》。

[65]《读画录》中，立传的画家七十七人，书后另附画人姓名未及立传者六十九人。《印人传》中，为许宷、文彭、何震、金光先、胡正言、梁千秋、万寿祺、程邃、韩约素、汪关等明代中期至清初的印人每人立一小传，计有六十人，并附无传者姓名六十四人。这两部著作中，周亮工为之作传的画家、印人共计一百三十七人。

[66]《读画录》“王石谷”条。

[67]周亮工《读画录》记录了1669年冬天的这场南京之会：“己酉予罢官后，子远来慰予，时时以笔墨相娱悦。岁暮遍邀白下诸公，为大会，词人高士，无不毕集，数十年未有之胜事也。”见《读画录》“吴子远”条。

[68]“不独山水之神情，跃跃欲现，即作山水者之面目，具在寸楮尺幅中矣。”见《读画录》张瑶星序。

[69]毛奇龄在为《读画录》写的序中回忆了周亮工写陈洪绶的传记时向他采访的事，意在夸示这部书可作信史来读，因为传中的好多画家都是周亮工的朋友，有些虽未交往，周亮工也作了多方采证：“犹忆先生传老莲，既已征事及予，复就予考晰以辨其实，令片言所至，毕睹其毛发而后已。”

[70]曹寅《楝亭文钞》之《重修周栎园先生祠堂记》。见《楝亭集笺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跋：我的南方想象

《南华录》是怎么写出来的？它是像一棵树一样生长起来的。五年前，我写了一本关于明朝的书，描绘人在权力场中的种种情状，看着笔下人物一个个如笼中兽般厮杀，直至被绞成碎片，写完那本书真觉得自己苍老了十年。在那本书后我引述米什莱的话说，我吸入了他们的尘埃。我知道，那尘埃是有毒的。

自那以后我就预谋着在另一个方向上写一本书。我不再纠缠于宫廷与官场的腥风血雨，不再拘泥于大人物的命运起落，我如果写，就要写那么一群人，他们不是时代所聚焦的激进主义者和道德英雄，他们隐退到了权力世界的背面，在另一个更为世俗、更为私密的方向上打开了一个生命空间。在那个空间，因为人不再成天想着算计别人，或防人算计，一草一木都带有了太初就有的情意，他们的心柔软了，时间也就慢了下来。他们把精神寄寓在器物里，把情意倾注在声音与色彩里，自得其乐地莳弄着自己的那块园地，逼仄的空间竟然也经营得风生水起。如果说权力一直不断在对人性作着戕害，那么反过来是不是可以说，艺术则是人生的滋养和救赎？

于是有了这本《南华录》，一部明万历后南方中国的艺文志，也是一本关于已经消逝了的南方珍异世界的书。南方的香料、古物、戏剧、园林，南方的文士、才女、奇人、梦境……“南华”在这里不是地名（南华县、南华寺），不是人名（南华真人），不是书名（《南华经》），而只是取字面上的意思：“南方的精华”，因为这些生活于16到18世纪的艺术家在地理位置上大抵都居于南方：文徵明、董其昌、吴其贞、项元汴、李日华、屠隆、汤显祖、董若雨、祁彪佳、吴梅村、陈洪绶、周亮工、张瑶星、龚贤等致力于私人空间营建的画家、曲家、鉴赏家，计成、张南垣、柳敬亭、苏昆生、罗龙文、汪然明等来自草根的艺人和匠人，再有如商景兰、薛素素、钱宜、王荪、王微、杨云友、林天素、柳如是等命运各异的传奇女子，她们一生中的华彩部分也大都在南方展开。

这些艺术人生的营建者，与同时代权力场中的角逐者们共同构成了传统中国的两翼。在他们的身上，更多地呈现了一种属于南方气韵的东西，这种水墨般的潮湿、缓慢与内里的坚忍，与地理、气候相关，更与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相关。当然，我选择了这群人来达成梦想中的一部“南方之书”的写作，更基于我现世中的一份考量，人生应该滋养在艺术里，就像石头养在清水里。

这个念头从一粒种子长成一棵树，用了将近五年时间。如果不是小说家方方在她主编的《长江文艺》杂志上力邀我开设“南华录”专栏，这个写作计划的实现还遥遥无期。编辑这个专栏的楚风女士是北大才女，作为第一读者指出了细节上的多处瑕疵。杂志社的年轻美编们每期还找来了许多插图。2014年5月我在武汉一周，与楚风女士、何子英女士，小说家喻向午、曹军庆等编辑部同仁相见，时值第4期杂志刚出厂，编辑部正为那一期的印刷质量问题把刊物发回重印……我很庆幸这些文字问世之初就落入到了一群特别认真的办刊人手里。这本书也是我与北京大学出版社闵艳芸女士第二度合作的结果，艳芸以一个出版人的敏锐在编辑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与建议，她还请来了著名画家、中国人民大学的雷子人老师为本书题写书名，他对本书的配图也多有贡献，在此对雷先生深表谢忱。有时我想，这些只有微末之光的文字，值得这么多人认真来对待吗？想后也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出自对艺文的敬畏之心，出于人文薪火相续中的一份坚守。

我开始只是把这本书当作关于玩赏的书来写，是编辑们的认真唤起了我内心里的虔敬，把明中叶以来的江南物质文化史和精神文化史作为了故事展开的背景。我希望它继续是世俗化的、有着日常生活丰富肌理的，同时它也应该成为一座架设在艺术史和生活史之上的桥梁，任何时代的生活，都不能没有艺术和人文之光的烛照。

尽管《南华录》这个书名和庄子没有必然关联，但我还是会经常想到《南华经》里那只充满灵性的蝴蝶，当我观看这些过往年代的人和事时，我，也部分地成为了他们。

2014年10月30日
作者于天一家园

参考征引书目

《白榆集》，屠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

《由拳集》，屠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栖真馆集》，屠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赖古堂集》，周亮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西堂文集》，尤侗，《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蕉窗九录》，项元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

《枣林杂俎》，谈迁，《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震川先生集》，归有光，四部丛刊本

《梅村家藏稿》，吴伟业，四部丛刊本

万历《绍兴府志》，萧良干、张元忭等，明万历十五年刻本

《弇州史料后集》，王世贞，《四库禁毁书丛刊》，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

康熙《歙县志》，靳治荆、吴苑纂修，康熙二十九年（1690）刻本

《檀几丛书》，王晫、张潮辑，康熙三十四年（1695）霞举堂刻本

《尺牍偶存》，乾隆四十五年（1780）刻本

《宝纶堂集十卷》（附拾遗），光绪十四年会稽董氏取斯堂木活字重刻本

《董若雨诗文集》，二十五卷，民国三年刘氏嘉业堂刊本

《非烟香法》，一卷，董说，世楷堂藏板

《祁忠敏公日记》，祁彪佳，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民国26年影印本

《明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

《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潘光旦，《民国丛书》第三编，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47年影印

《虞初新志》，张潮，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

《湖海集》，孔尚任，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明通鉴》，夏燮，中华书局，1959

《桃花扇》，孔尚任，王季思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石匮书后集》，张岱，中华书局，1959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1—10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列朝诗集小传》，钱谦益，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

《万历野获编》，沈德符，中华书局，1959

《祁彪佳集》，中华书局，1960

《汤显祖集》，中华书局，1962

《带经堂诗话》，王士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牡丹亭》，汤显祖著，徐朔方、杨笑梅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中华书局，1971

《明史》，张廷玉等撰，中华书局，1974

《清史稿》，赵尔巽，中华书局，1977

《震川先生集》，归有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增订晚明史籍考》，谢国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徽州府志》，丁廷楗、卢询修、赵吉士等，上海古籍书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1982

《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文物出版，1982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谢国桢，中华书局，1982

《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

《四友斋丛说》，何良俊，中华书局，1983

《列朝诗集小传》，钱谦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西游补》，董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昀，中华书局，1983

《明代平倭史实》，台湾中华书局，1984

《长物志》，文震亨，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古书画伪讹考辨》，徐邦达，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扬州画舫录》，李斗，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重印本，1984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张海鹏、王廷元主编，黄山书社，1985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中华书局，1986

《觚賸》，钮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客座赘语》，顾起元，中华书局，1987

《文徵明集》，周道振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古书画过眼要录》，徐邦达，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

《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黄丕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嘉禾徵献集》，盛枫，《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9

《分甘余话》，王士祯，中华书局，1989

《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静志居诗话》，朱彝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陈垣来往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昭代丛书》，张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梅花草堂笔谈》，张大复，岳麓书社，1991

《詹东图玄览编》，詹景凤，《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

《珊瑚网》，汪砢玉，《中国书画全书》第5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

《清河书画舫》，张丑，《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

《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晚明曲家年谱》，徐朔方，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陈洪绶集》，吴敢辑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

《亘史钞》，潘之恒，《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齐鲁书社，1995

《牧斋有学集》，钱谦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同人集》，冒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齐鲁书社，1996

《刘宗周全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

《味水轩日记》，李日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骨董琐记全编》，邓之诚，北京出版社，1996

《紫桃轩杂辍》，李日华，齐鲁书社，1997

《韵石斋笔谈》，姜绍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快雪堂日记》，冯梦桢，《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齐鲁书社，1997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呼桓日记》，项鼎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

《容台集》，董其昌，《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本，北京出版社，1998

《李渔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柳如是别传》，陈寅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王渔洋事迹征略》，蒋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歙事闲谭》，许承尧，黄山书社，2001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上海图书馆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无声画史》，姜绍书，《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唐伯虎全集》，周道振、张月尊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咏怀堂诗集》，阮大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柳如是集》，范景中、周书田，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山外山》，高居翰，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

《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徐振贵主编，齐鲁书社，2004

《闺阁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高彦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绛云楼题跋》，钱谦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清史大纲》，萧一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书画记》，吴其贞，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

《明季党社考》，小野合子，李庆、张荣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张岱，中华书局，2007

《明诗综》，朱彝尊，中华书局，2007

《心斋聊复集》，张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国榷》，谈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鹊华秋色：赵孟頫的生平与画艺》，李铸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陈同、谈则、钱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周亮工全集》，凤凰出版社，2008

《五杂组》，谢肇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余怀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现代中国的历程》，黄仁宇，中华书局，2011

《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柯律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恬致堂集》，李日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中国绘画史》，陈师曾，中华书局，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