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矢车菊的冬天/青锋著.—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093-7025-4

Ⅰ.①矢…　Ⅱ.①青…　Ⅲ.①魏玛共和国—历史—研究②德意志第三帝国—历史—研究　Ⅳ.①K516.430.7②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5584号

责任编辑：李　佳（amberlee2014@126.com）　　封面设计：古涧文化

矢车菊的冬天

SHICHEJU DE DONGTIAN

著者/青　锋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32　　　　印张/17.25　字数/400千

版次/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ISBN 978-7-5093-7025-4　　　　　　　　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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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青锋，男，1956年生，四川南充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

工人出身，做过教师，干过律师，当过公务员，长期从事法律工作。专著、合著、主编著作若干，发表论文上百篇。

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兼职研究员。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立法学会理事。曾任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理事。

谨以此书献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引子　introduction

矢车菊，别名蓝芙蓉、翠兰、荔枝菊，是生于欧洲田野的一种野生草本花卉。它有紫、蓝、浅红、白色等品种，其中紫、蓝色最为名贵，既有很好的观赏性，也是上好的蜜源植物。每年春夏，在德国，居民的房前屋后、蜿蜒的道边路旁、广袤的田野山坡、茵茵的湖边水畔，到处都有矢车菊在默默盛开。

据说，普鲁士皇帝威廉一世九岁时，在一次战争中，他的母亲路易斯王后带着他和兄弟逃难离开柏林。途中车坏，一行人不得不停下等待。他们被路边大片的蓝色矢车菊深深吸引，便不由自主跑到花丛中玩耍，路易斯王后则用矢车菊花编织了一个漂亮花环，戴在九岁的威廉胸前。他们徜徉在矢车菊的花海中，尽情享受战乱中难得的欢快。后来，威廉一世加冕成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仍然十分喜爱矢车菊，认为它是吉祥之花。

德意志人的心里，矢车菊是普鲁士的王室之花，是日耳曼民族的象征。矢车菊以它幽蓝的身影、清香的气息、优雅的神态和素雅的花朵，更以它顽强的生命力，博得德国人民的赞美和喜爱，它象征着日耳曼民族爱国、顽强、乐观、俭朴、勤劳的品格。大概正因如此，它被奉为德国的国花。

日耳曼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在现代，矢车菊象征的日耳曼民族品格却在特定历史阶段一度发生极端嬗变，以致其民族的国家形态突然翻天覆地。在这个崇尚理性的国家，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竟横空出世，一时不可一世，给自己也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日耳曼民族也不得不经受巨大的风雨雷霆，就像岁岁盛开在水畔山野的美丽矢车菊，遭遇灭顶的隆冬。

矢车菊的花语是“遇见”和“幸福”。在威廉二世出逃，德意志第二帝国坍塌后，从魏玛共和国到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日耳曼民族“遇见”了希特勒，那幸福又为何物？

希特勒之于德国，犹如冬天之于矢车菊。

前言　Preface

2006年7月，作者率团访问德国，考察德国行政执法体制。代表团一踏上德国，迎面而来的是刚成功举办第18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喜庆气氛。一下飞机就看见在机场的大厅里挂着用作装饰的成串足球。

代表团全体成员。

柏林机场里用足球装饰的到达大厅的过道。

德国人一向以刻板闻名于世。但在世界杯期间，他们却是激情澎湃、热情似火，冷漠严肃的形象彻底消失了。德国国旗随处可见，大街小巷挤满了热情的球迷，空前的足球激情席卷德国。从慕尼黑到汉堡，从莱比锡到科隆，仅在这些城市的体育场就接纳了超过三百万的球迷，更多的球迷则在德国各地的球迷聚会、啤酒馆等场所的大屏幕前日夜观战，不同宗教、肤色、种族的球迷聚集在一起，无所顾忌地享受着世界杯带来的欢乐。

当地接待的人告诉我们，如果还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就是在世界杯期间众多的德国人聚集在一起，高唱国歌——《德意志之歌》，也有人译为《德意志高于一切》。

这首由著名古典音乐家海顿谱曲，著名诗人奥古斯特·海因利希·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教授作词的歌曲，魏玛共和国将其定为德国国歌。在纳粹统治时期，第一段即“德意志高于一切”，是特别受重视的国歌歌词。

一个国家的民众唱自己的国歌，应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正因为有了纳粹统治时期的这段历史，才有了前述这种状况，尽管历史已经久远。

我们代表团拟定考察的主题是德国的行政执法体制。考察之余，大量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德国的信息，使得本来就对二战感兴趣的我们不由得对这段历史的策源地和有关这些历史发生的实景处投注更多的思想情绪。

在柏林市，我们伫立在位于繁华的布赖特沙伊德广场边上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前，想象着这座著名的教堂和整个柏林当年被盟军轰炸和苏军攻打时的惨烈景象。

参观德国联邦国会大厦时，我们看到了这座历史悠久的建筑所经历过的风雨留痕，仿佛也在向我们讲述它见证过的岁月：纳粹火烧国会，大厦地下的秘密通道，房顶雕像脸上的斑斑弹痕，当年苏军攻打大厦留下的弹痕和文字……

这是为纪念喜欢矢车菊的德皇威廉一世而修的教堂。

苏军攻打德国国会大厦的战争场面。

此外，还有当年希特勒下令修建的德国大众汽车制造厂、二战后德国分裂后建立起来的柏林墙、现在还在德国领土上的美军军事基地、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洪堡大学广场上的焚书纪念碑等等，似乎都在提醒和警示着人们。

确实，人类有史以来，没有哪场战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对人类产生如此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国会大厦房顶的雕像修复后脸上仍清晰可见的弹痕。

国会大厦房顶的石梁上当年留下的弹痕。

国会大厦室内墙壁上至今保留的弹痕。

国会大厦内专门留下来供人参观的残垣断壁，上面有弹痕和苏军战士当年写在上边的文字。

德国大众汽车制造厂旧址。

柏林墙。

洪堡大学广场前的模型书。

再也没有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波澜壮阔的战争场景，再也没有比它更能吸引如此多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历史、文化、民族、教育、医疗、工业、科技等方方面面的人士去研究关注的历史事件。1939年9月1日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距今已经有70多年了。然而，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还没有哪次战争可以与它相提并论。它的影响是如此长远、广泛、深刻、巨大，以至于即使在今天，围绕二战的话题、故事、爱恨情仇等等仍然弥漫在世间。

二战吸引人们关注，除了这场战事本身内容丰富外，或许，它在人类战争史上“后无来者”的独特性，也是重要原因。按威廉-夏伊勒的说法，类似二战的战争是不会再出现了。“阿道夫·希特勒也许是属于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这一传统的大冒险家兼征服者中最后的一个，第三帝国也许是走上以前法国、罗马帝国、马其顿所走过的道路的帝国中的最后一个。至少由于氢弹的突然发明，由于弹道导弹和能够击中月球的火箭的突然发明，那一阶段的历史已经闭幕了。在我们不断有新的可怕的杀人玩意儿补充原有的杀人玩意儿的新时代中，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如果竟然爆发的话，那么第一场这样的战争一定是一个自取灭亡的疯子按一下电钮所发动的。这样一场战争不会历时很久，也不会再有后继的战争。这种战争的结果不会有征服者也不会有征服，而只有烧成焦炭的尸骨堆在一个渺无人迹的星球上。”[1]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也是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等轴心国及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仆从国为一方，以美国、苏联、英国、中国等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这场战争从1939年9月1日一直打到1945年9月2日，前后经历了6年多。战火遍及欧洲、亚洲、非洲，横贯大西洋、太平洋、北冰洋、印度洋，作战区域面积达2200多万平方公里。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17亿以上的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80％）被卷入战争，交战双方动员兵力达1.1亿多人，直接军费开支总计约11170亿美元，经济损失估计超过4万亿美元[2] 。

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

这场战争是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战争，战争中大约有1亿多军民伤亡。其中，中国约3500万人死伤，苏联约2700万人死伤，美国约94万人死伤和失踪，英国约90万人死伤和失踪，德国约99万人死伤和失踪，日本约510万人死伤和失踪。[3]

法西斯国家发动的这场战争，给世界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极大地破坏了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特别是民主法治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其军事斗争。无论是战略还是策略，无论是战役还是战术，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无论陆战还是空战，无论是大西洋海战还是太平洋海战，无论是欧洲战场还是亚非战场，林林总总的战争场面和幕后故事，波澜壮阔、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精彩、神秘、血腥、残酷，引人入胜，想象无边。

然而，在这场战争的背后，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其发生？是什么规律在支配这场战争的走向，决定战争的胜负？战争的胜败与民主法治有无关联，如果有，又有什么关联？从哲人大家到庶民百姓似乎都有自己的见解，但是对答案的追溯远远没有观战那么兴奋刺激，直观有劲，冲击眼球。

研究二战和纳粹德国历史的书籍浩若烟海。

大量的著作文章影视作品，主要是对战争本身的描绘。笔者收集了上百本有关欧洲二战方面的书，其中多半是对战役的论述和战场的重现。

近年来，对二战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视角，透过战争场面研究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书籍不断出现。就已经见到的作品看，各个领域似乎都有触及，已经从“观战”到“参战”，向纵深发展延伸了。

二战中的欧战策源地是纳粹德国。对纳粹德国的研究也是二战研究的重点。纳粹德国崩溃后，大量政府文件被盟军缴获，加之纽伦堡军事法庭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以及众多当事人的回忆录、日记等材料，使得对纳粹德国及其侵略战争全面、深入的剖析研究比对其他国家研究更有可能。在纳粹德国史方面的浩瀚著述中，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应当说是一部权威性的代表作。然而，在大量的著作中，即使是在威廉-夏伊勒权威的著作中，专门研究论述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法治与纳粹德国法制状况——尽管黑暗残酷——的内容也并不是很多。当然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和新的视角上，从法治文明的角度、民主法治与极权主义的制度层面来看政治经济社会变化的规律、纳粹德国的兴亡以及战争的成败，既有必要也很有意义。

论及二战，必然要涉及发动这场战争的元凶——希特勒。这个恶魔的阴魂不散，还时时通过新纳粹主义在世界上搞出点响动来，害得媒体还经常出现这个可恶的名字，也害得太多的学者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想来搞清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因此，太多的人为他写传记，描绘他的生平，整理他的档案，甚至连带他的演讲、行纳粹礼的手势也都有研究的专著。也许是笔者的孤陋寡闻，对他反民主法治的思想和行动的专论似乎见之不多。

反思历史，从纳粹德国的民主法治史看，社会黑暗的前提是法治制度的损毁，是法治原则与精神的灭失。国家的混乱也是法治的混沌。“希特勒执政时的纳粹德国政权”，是汉娜·阿伦特在严格意义上所指的“极权主义政权”[4] 。在极权主义与法治的较量中，法治往往处于下风。在纳粹极权主义的国家中法治仅仅只是维护统治的实用主义工具，只是政治华丽的晚礼服。法治的存亡是大众奉行的价值观与精神原则的体现，受制于社会价值观与精神原则的政治经济基础和民族国家的物质利益。形式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无数个体的恶性在极权主义专制的纠集下形成了破坏民主法治的强大力量。历史证明民主法治在与极权主义的斗争中并不总能取胜。形式法治与民主的内核，与意识形态，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人们常说，个人靠不住，要靠制度。那么，制度都是些什么东西？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形成的民主法治制度为什么被希特勒颠覆了？制度背后都有些什么力量在支配它？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法治为何被抛弃而选择极权主义的希特勒，并跟他走上毁灭的道路？

极权主义专制与民主法治，是历史呈现给人类社会永恒的课题。

历史不可能重复，但是历史有时惊人的相似。

正因为有相似的可能性，才使得历史研究具有了它应有的价值。

祝世界安宁。

愿和平永在。

[1]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6页。

[2] 参见中国人民军事科学院黄玉章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517页。

[3] 参见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第317-325页。

[4]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译者序第17页。

第一编　Chapter 01　法治之国：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法治

魏玛共和国的诞生与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魏玛共和民主法治制度的最高形式：《魏玛宪法》及其基本内容/魏玛宪法的德式民主法治特色/共和国的灵魂：魏玛宪法及其民主法治制度/魏玛宪法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民主法治国家的象征/魏玛共和国民主法治的风雨历程

第一章　魏玛共和国的诞生与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

魏玛共和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霍亨索伦王朝被推翻、十一月革命风暴等错综复杂的背景下艰难诞生的。战后的魏玛共和国是在德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政权的一次努力。魏玛宪法把魏玛共和国取得的东西用宪法的形式肯定了下来，为共和国奠定了重要的民主法治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8年11月9日：两个不同的共和国

1918年11月9日，下午两点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众议院议员们在国会集中。菲力浦·谢德曼在议会大楼的阳台上，向黑压压的人群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了！[1]

谢德曼在议会大楼的阳台上向人群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

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威廉·李卜克内西之子，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著名的宣传鼓动家和组织家。1915年3月5日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左派全国会议，创办了左派刊物《国际》。1916年在自己的律师办事处召开了“国际派”会议，成立了以他和罗莎·卢森堡为首的斯巴达克派，后更名斯巴达克同盟。德国1918年11月革命时，他积极参加并领导了这次革命。同年12月29日建立了德国共产党。1919年领导了柏林数十万工人为反对艾伯特政府而举行总罢工，继而转变为武装起义，在白色恐怖下，因叛徒告密于1919年1月15日被杀害。

1918年11月9日，大约下午4点，卡尔·李卜克内西出现在被示威暴动者占领的菩提树下到皇宫一带的街道上。

开始他站在一辆小卡车上，向人群演讲：“革命的一天来到了，我们已经得到和平……”为了让示威者听得更清楚，他离开皇宫门前，上到一个阳台，宣讲道：“同志们，我宣布，德国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这将是一个社会各阶层聚集在一起的共和国，是一个没有仆役的共和国，是一个所有工人重新找到自尊、得到名副其实的工资的共和国。”[2]

1918年11月9日在德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恩斯特·梅耶签名的明确呼吁柏林的工人和士兵尽快行动起来的斯巴达克同盟的传单的鼓动下，柏林几十万工人举行了总罢工，接着又联合士兵，走上了街头，迅速占领了皇宫、市政厅、卫戍司令部、警察总局、电报局以及议会等，控制了柏林。

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集会。

德皇威廉二世。

这一天，德皇威廉二世宣布退位，第二天就逃往了荷兰。

马克斯亲王在宣布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后，旋即将“帝国宰相”的职位转让给了艾伯特。艾伯特马上以帝国宰相的名义发布公告，宣布尽快举行普选，由制宪国民会议来对国家和政府形式作最后决定。在此之前，将由临时的人民政府执政。在公告发布后，艾伯特俨然就从“帝国宰相”变成了临时政府的首脑[3] 。同时，由于艾伯特虽然是共和党人但是却想保留君主政体，建立一个立宪君主国，因此，他对谢德曼宣布成立共和国的事大发雷霆，叫道：“你没有权利宣布成立共和国，德国要变成什么，必须由制宪会议来决定。”[4]

在这一天下午相差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有社会民主党的两个大的派别的领导人相继宣布在德国成立共和国。显然，在同一个国家并且同在首都柏林，是不可能让两个共和国存在下去的。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19—1925）。

1918年11月9日，德意志帝国君主政体虽然被推翻了，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是建立议会制共和国的问题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也意味着还有一场血雨腥风的斗争才能最终确定花落谁家。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身当世

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派系的发展。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和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相联系的。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工人运动一度处于低潮。从19世纪60年代起，工人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

1863年5月23日，莱比锡、柏林、汉堡等10个城市的工人代表，在莱比锡集会成立了德国第一个独立的工人政治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当选为五年一任的联合会主席。拉萨尔去世后，施韦泽继任主席。

1863年6月7—8日，48个城市54个协会的110名代表在法兰克福宣布成立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

1866年，威廉·李卜克内西率领全德工人联合会内的反对派，奥古斯都·倍倍尔率领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双方联合反对拉萨尔派，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共同举行群众大会，决定成立萨克森人民党。1869年8月17日，在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组织下，在埃森纳赫城召开全德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到此，德意志工人运动分裂为拉萨尔派和埃森纳赫派。

1871年德国统一后，工人运动的发展，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埃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联合起来。

1875年5月22—27日，56名埃森纳赫派的代表和72名拉萨尔派的代表，在哥达城举行合并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并通过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即《哥达纲领》）。

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主席。

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会员，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捍卫国际的原则的斗争，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

1878年10月，俾斯麦颁布了“非常法”（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在此后的12年里，有332个党的地方组织被取缔，1300多种党的刊物被查封，1500多名党员被捕入狱，900多人被流放，党的许多领导人也被捕或遭流放。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转入地下，开展秘密活动，积极组织工人运动，积极开展选举斗争和议会斗争，像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等都是以个人名义当选为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议员。

奥古斯都·倍倍尔（Bebel，August，1840—1913），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创始人之一。

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十九世纪德国卓越的政治家之一，担任普鲁士王国首相期间通过一系列铁血战争统一德意志，成为德意志帝国第一任宰相。

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人物，是卡尔·马克思代表作《资本论》第四卷的编者。

1890年1月25日，俾斯麦政府要求继续延长实施“非常法”，但被帝国议会表决否定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重新取得合法地位。1890年2月2日举行新的国会选举，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帝国议会选举中获得143万张选票，35个议席，成为议会中最大的政党之一。3月20日，俾斯麦被德皇威廉二世赶下了台，被迫辞去帝国宰相之职。

1890年10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了哈勒代表大会，会上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10月，党在埃尔富特举行代表大会，正式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以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原则，并通过了由卡尔·考茨基起草的党纲即《埃尔富特纲领》，这个纲领清除了《哥达纲领》中的拉萨尔主义。

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领袖，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和理论家。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

1895年，随着恩格斯的去世，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潮崛起，在工人阶级革命道路以及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等重大问题上党内产生了严重分歧，形成了右派、左派和中间派。

在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首先形成了右派。代表人物是伯恩斯坦、福尔马尔、奥埃尔、达维德、希法亭等。1896年年底起，伯恩斯坦开始在考茨基编辑的理论杂志《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发表了5篇文章。伯恩斯坦的观点获得党内年轻理论家的支持，他们也在该杂志上与考茨基论战。1899年伯恩斯坦将其文章结集成册，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形成了完整的修正主义体系。

对伯恩斯坦观点的反击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也迅速形成。左派是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人物是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弗朗茨·梅林等。

同时，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还存在一个中间派。代表人物是考茨基。考茨基不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头号理论家，也是第二国际的主要领导人。他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调和修正主义，面对党内的分裂，他表示要“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党的统一”。

当时，左派和右派都还属于少数派，大多数党员还是处在中间派的位置。加之由于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有中派倾向，且具有较强的个人魅力，并对党实行着强有力的控制，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组织上还保持完整。

但是，随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中的实力不断壮大（在1912年大选获胜占有110席而成为最大的议会党团），在中间派的调和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右派势力日益增强，党的领导机构也逐步被右派把持，右派也就把左派从党的重要岗位上排挤出去了。1913年，卢森堡被解除《莱比锡人民报》编辑职务。左派在党内日渐失势，中间派也越来越靠近右派。1913年8月，倍倍尔逝世，在观点上属于右派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继任党的主席。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在艾伯特、谢德曼等右翼人士的领导之下了。

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事件，导致了在7月28日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参战德国的军事拨款问题和如何看待战争的性质等问题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左派、右派、中派是有分歧的。尽管在帝国议会8月4日的投票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一致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但这是因为国会党团做过规定，党的全体议员必须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投票。在12月2日第二次军事拨款投票中，左派李卜克内西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在1915年3月20日的第三次军事拨款投票中，中派也表示反对，以哈泽为首的30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派议员弃权离开会议大厅。

1915年4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卢森堡、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并任主编。1916年初，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左派创办出版了秘密政治通讯《斯巴达克信札》，在工人中散发，进行反战宣传和鼓动。由此，左派得名“斯巴达克派”。

1915年12月21日，帝国议会第5次军事拨款投票表决时，哈泽等19名中派议员投了反对票，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则决定开除这些拒绝军事拨款的议员，中派与右派的分歧也日渐加深。

1917年1月，157名中派成员、34名左派即斯巴达克派成员，在柏林召开了“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全国代表大会”。右派对此的反应是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出面，向全党发出号召把一切反对派开除出党。1917年4月，考茨基等中派在哥达城召开会议，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即斯巴达克派也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但是斯巴达克派在组织上还保留有一定的独立性）。这样，中派和左派在组织上形成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正式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去。由此在当时形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两大政党，右派、中派、左派斯巴达克三派并立的党派格局。至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在推翻德皇威廉二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谢德曼（右派）要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李卜克内西（左派斯巴达克）则要宣布成立“德国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了。

德国当时的政治斗争，也主要是在这两党三派之间展开。

共和的前夜：风雨飘摇中的德意志第二帝国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爬上政治的顶端宣布建立共和国的前夕，德意志第二帝国也从盛极一时走向了衰落，在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的冲击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绞杀下，特别是在德国十一月革命的直接推动下，帝国的列车在风雨飘摇中驶入了它的终点。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

德意志民族的祖先是古代日耳曼人。大约三千年以前他们就已居住在波罗的海的海滨和岛上。约从公元前6世纪到1世纪他们不断南迁，大部分日耳曼人才定居于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和北海之间的广大地区，被称为日耳曼尼亚。

公元1世纪后，日耳曼人的氏族社会开始瓦解，出现了以地域关系形成的大家族公社——马尔克，即马克思所称的“日耳曼公社所有制”。公元3世纪左右，日耳曼人的部落开始结成部落联盟，其中较大的有法兰克、东哥特、西哥特、汪达尔、盎格鲁-撒克逊、苏维汇、伦巴德等。在1世纪前后，日耳曼人就经常侵犯罗马帝国的边境。3世纪后，罗马帝国走向没落，公元375年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日耳曼人不断入侵和袭击西罗马帝国，并以“同盟者”的身份住在其境内。5世纪上半叶，居住在易北河以东、多瑙河下游以北的东西哥特和汪达尔日耳曼人的部落，受匈奴人等的压力和驱逐，开始“民族大迁徙”，涌向西罗马帝国境内。公元476年在奴隶起义和日耳曼人的双重打击下，西罗马帝国覆灭。公元486年，在取而代之的日耳曼诸王国中，法兰克人克洛维统一了高卢东北部的部落，建立了对西欧影响最大的法兰克王国。克洛维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并大力支持推广，使法兰克王国成为基督教国家。在教会势力的支持下，他先后征服了高卢南部的勃艮第和西哥特王国，并把领土扩张到了包括今天的法国、卢森堡、比利时、荷兰以及莱茵河以东一片地区。公元768年，查理（德文为卡尔大帝）即位为法兰克国王。公元800年，罗马教皇利奥三世给他加冕使之成为“罗马皇帝”。他不断对外发动战争，征服了伦巴德王国、萨克森等，把领土扩张到了东起易北河，南到意大利北部，西至比利牛斯山脉，北达北海的广大地区，成为法兰克大帝国。公元814年查理大帝死后，帝国很快走向分裂。840年查理大帝的儿子去世，他的三个孙子为争夺皇位发生激烈争斗，相互打了三四年的仗，843年才签订了把帝国一分为三的《凡尔登条约》，帝国宣告灭亡。老大洛塔尔承袭皇位并分得北起北海，南至意大利北部的狭长地区的领土，建立中法兰克王国，后来发展为意大利国家。老二查理分得帝国西部地区，建立西法兰克王国，后来发展为法兰西国家。老三路德维西分得帝国东北地区，建立东法兰克王国，后来成为德意志国家的基础。

东法兰克王国包括萨克森、巴伐利亚、图林根、法兰克尼亚、施瓦本等五个公国。其中萨克森最大。919年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取得东法兰克王国政权，并将东法兰克王国改名为“德意志王国”。936年亨利一世因病去世，其次子奥托一世继位。962年2月2日，教皇约翰十二世在罗马圣彼得堡大教堂为奥托加冕，称之为“罗马皇帝”，此后的八百多年，德意志王国便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史称德意志第一帝国（962—1805）。1024年萨克森王朝在帝国的统治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法兰克尼亚王朝。之后又是斯陶芬王朝的统治（1125—1268）（在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1155—1190年在位的弗里德里希一世即巴巴罗萨大帝）。1268年后的5年里，由于选侯的争斗，帝国没能选出皇帝。1273年鲁道夫-哈布斯堡伯爵被选为帝国皇帝，称查理一世。14世纪中叶，皇位又转入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手中。1438年帝国的皇位终于转到了哈布斯堡家族手里。1806年7月，拿破仑打败奥地利后，把占德意志三分之二领土的莱茵河畔的16个德意志邦国组成“莱茵同盟”置于其保护之下。8月1日，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被迫放弃“罗马皇帝”的称号，“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就此寿终正寝。

“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名义上是一个国家，但是各邦国在邦内拥有行政权、司法权、关税权、铸币权，邦国内的市民、自由民和农奴都隶属于他们的邦主，选侯有选举皇帝的权利。所以，在帝国内实际上除了7个选侯外，还有几百个诸侯，上千个帝国骑士。据统计，三十年战争（1618—1648）后德意志分裂为314个邦和1475个骑士庄园领，也就是说总共有1789个拥有主权的独立政权同时存在。

在这些邦国中，普鲁士发展较快。13世纪中叶，勃兰登堡脱离萨克森发展成为勃兰登堡邦国。1415年勃兰登堡转入霍亨索伦家族手中。1618年波兰国王把他的领地普鲁士公国作为采邑授予勃兰登堡选侯。1655年勃兰登堡的威廉选侯宣布取消波兰对普鲁士的领主权，正式把它并入勃兰登堡邦国。1701年1月18日，勃兰登堡邦国改称普鲁士王国。1772年、1793年、1795年普鲁士同沙皇俄国、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1806年普法战争爆发，普军大败。1812年拿破仑进攻俄国失败后，普鲁士、沙皇俄国、奥地利、瑞典联军1813年在莱比锡又大败拿破仑，普鲁士和德意志各邦摆脱了拿破仑的统治。1815年英、俄、普、奥、法等召开维也纳会议，签订了一个《德意志联邦条例》，在德意志境内的邦国和自由市组成“德意志联邦国家”，设立联邦议会，但是没有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各邦仍然保持独立。1826年德意志北部六个邦建立关税同盟，两年后南部各邦也建立了关税同盟。1834年南北两个关税同盟合并，建立了以普鲁士为盟主的18个邦国的关税同盟。1848年爆发的法国二月革命，也引起了德意志的三月革命，各邦代表在法兰克福举行国民议会，制定了“帝国宪法”，提出了统一和建立民主制度问题。革命失败后国民议会也被解散。1858年威廉四世因得了精神病，其弟弟威廉亲王摄政。1861年威廉四世死后他便正式登位，称威廉一世（1861—1888在位）。次年他任命奥托·冯·俾斯麦为首相。这标志着德国统一的开始。1864年普鲁士打败丹麦，收回北方靠近丹麦边境的多个领地。1866年普鲁士打败奥地利，迫使奥地利与匈牙利组成奥匈帝国。1867年，建立了以普鲁士为盟主的“北德意志邦联”，包括21个邦国和汉堡、不来梅、卢卑克自由市。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战败，俾斯麦直逼巴黎，宣布成立新的德意志帝国。年底随着西南部的四个邦国加入“北德意志邦联”，德意志终于实现了统一。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在法国的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俾斯麦为帝国宰相。4月16日新选举出来的帝国议会通过了宪法，规定皇帝为帝国首脑，由其家族世袭；帝国是由22个邦和3个自由市、1个直辖区组成的联邦国家。1871年成立的帝国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史称德意志第二帝国。

工人运动的发展

从16世纪开始到18世纪，西欧的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社会生产方式从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在英国工业革命后，德国在19世纪30—40年代也进入工业革命时期。50年代后的20年间，德意志的家庭手工业基本消失，手工工场寥寥无几，而蒸汽机和机器被广泛使用，到处都是大工厂，迅速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工业产品的产量迅速增加。1870年，德意志的煤产量达到3400万吨，生铁产量已有140万吨，机器制造厂在1861年就有300多家，铁路干线达21600多公里，其中仅普鲁士就从1850年的3800多公里增加到1.1万多公里，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13％，仅次英美居世界第三。这个时期的企业也快速发展成大企业，如设在埃森的克虏伯工厂，1851年只有职工704人，到1870年发展到了1.6万多人。

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阶级”[5]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日益显现，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斗争不断加剧，工人运动快速发展，并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如1844年6月4日在西里西亚3.6万名纺织工人中爆发的工人起义、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时期柏林工人的总罢工等。德国统一后，1889年爆发的鲁尔矿区10万人的大罢工，1903年的萨克森12万纺织工人大罢工，1905年的26万人的鲁尔煤矿区工人大罢工，1910年柏林工人大游行，1912年25万人的鲁尔煤矿区工人大罢工等都显示了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中的力量。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第一国际的领袖，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

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1820—1895），德国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教育家，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是卡尔·马克思的挚友，被誉为“第二提琴手”，他为马克思从事学术研究提供大量经济支持。马克思逝世后，将马克思遗留下的大量手稿、遗著整理出版，并众望所归地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

随着德意志经济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为适应工人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随之诞生，德国工人阶级政党因此发展壮大，成为社会上重要的政治力量。1863年在莱比锡成立了以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为主席的“全德工人联合会”（der Allgemeine Deutsche Arbeiterverein，ADAV）。1869年，奥古斯持·倍倍尔（August Bebel）和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在埃森纳赫成立了社会民主工党。1875年，拉萨尔派和埃森纳赫派在哥达合并组成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到1877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建立了250多个地方组织，拥有3.2万名党员，41种报刊，16万-17万个订户。在这一年的帝国议会大选中，投该党的票的人数显著增多。1890年，该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PD）。社会民主党在反对俾斯麦的“非常法”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1903年成为国会中的第二大党，其影响也越来越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十一月革命与帝国崩溃

如果说魏玛共和国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其催产素。

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后，国内统一市场形成，加之因普法战争胜利而占有法国的洛林铁矿和50亿法郎的赔款、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得高速发展的德国经济很快赶超英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之一。从1870到1913年的43年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2.9％，工业生产增加4.6倍，跃居世界第二。1913年德国的煤产量达1.9亿吨，原钢产量1900万吨，生铁产量1900万吨，外贸20.9亿马克，铁路干线6.3万公里[6] 。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发展不平衡，后起的工业强国德国在欧洲列强中最富有侵略性。为了争夺市场，重新瓜分世界，逐渐形成了两个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即由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和由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成的同盟国。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太子弗朗茨·费迪南德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直接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7月28日至8月5日，奥匈帝国、德国和俄国、法国、英国、塞尔维亚等相互宣战。

战争初期，德国采用了施利芬（Schlieffen）将军制订的闪电战计划，在西线取得了胜利，但之后却陷入了旷日持久的阵地战。经过德法“马恩河会战”、德俄东线作战、德法“凡尔登战役”、德法英“索姆河战役”、德英“日德兰海战”等，德国和英法等都已精疲力竭。1917年1月德国无奈恢复无限制潜艇战，美国以此受到威胁为由，于4月6日对德宣战，并影响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国的中立态度。这一年协约国共达到23个。美国参战对加速战争的进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了赢得喘息时间，于1918年3月3日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战争，东线停战。1918年3月至7月德军集中了187个师在西线战场连续发动五次进攻，经过几个月的激战损失70多万人，仍未扭转战局。8月至9月英法军队消灭了16个师的德军，并将德军赶出了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德军败局已定。

在战争期间，军方长期揽权，德皇威廉二世早已离开决策圈，他在大本营经常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当德军最高统帅部意识到德军无法攻垮敌军战胜对手，必须用和平谈判来结束战争时，为了推卸战争和失败的责任，便开始寻找替罪羊。军方不愿担责，威廉二世不在决策圈，替罪羊只能是政府。当然，代表广泛有议会基础的政府来承担责任是最好的。为此，9月30日威廉二世颁布诏令宣布成立“议会制”政府。在军方的要求下，1918年10月3日任命自由派人士巴登亲王马克斯为帝国宰相。新宰相宣称他的政府要以国会多数为基础，因而社会民主党、进步党、中央党的代表被他纳入内阁。在入阁问题上社会民主党内有分歧，在艾伯特的坚持下，还是派谢德曼和鲍威尔入阁。

为了避免德国无条件投降而陷入全面崩溃，在军方的催促下，马克斯亲王的政府通过美国总统威尔逊寻求停战之道，表示愿意在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14点建议的基础上谈判，同时实施政治体制改革。但美国要求德国必须结束“君主专制”的统治，实现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只同德国人民代表谈判。10月2日至26日间帝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帝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宰相必须取得国会信任才能行使职权，不对德皇而是对国会和联邦参议院负责，宣战与媾和须经议会批准等，28日德皇签署公布。德国就这样转变成了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虽然德国军事败局已定，但是德国海军司令部1918年10月底还是命令停泊在基尔港的远洋舰队出海作战，攻击英国海军。第一舰队的水兵拒绝执行命令进行反抗，几百名水兵遭逮捕。11月3日水兵和工人举行示威活动要求释放被捕者，遭当局开枪镇压，引发了各舰队的4万多名水兵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士兵苏维埃，控制了舰队。5日，基尔城的工人举行总罢工，工人和士兵联合起来控制了基尔城，建立了全德第一个掌握地区行政和军事权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至此，十一月革命的风潮迅速蔓延全国，短短几天里，汉堡、不来梅、卢卑克、慕尼黑、科隆、莱比锡等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爆发了革命，推翻了各地的邦政府，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

革命的风暴很快就刮到了柏林。11月6日，在宰相府举行的内阁成员、社会民主党、工会领袖、最高统帅部代表联席会议上，社会民主党领袖艾伯特提出德皇退位、保留立宪君主政体等建议，但遭到最高统帅部代表格林纳将军拒绝。11月7日，艾伯特和谢德曼根据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向宰相马克斯亲王发出最后通牒，限定德皇威廉二世在11月8日中午前退位并增加民主党阁员。德皇当时正在斯巴的大本营内，政府的代表劝其退位，但他声称“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后代决不退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则把最后的期限延长到11月9日。

11月9日清晨，柏林起义开始。几十万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市中心，进行武装示威。按照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斯巴达克派等的商定，李卜克内西带人攻打皇宫，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艾米尔·艾希霍恩带人攻打警察局，威廉·皮克带人攻打市政厅。起义过程很顺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皇宫、市政厅、警察局等。中午时分，起义者已经控制了柏林。工厂、兵营纷纷成立工兵苏维埃，旧政府迅速陷入瘫痪。

11月9日上午，社会民主党艾伯特等5位领导人晋见帝国宰相马克斯亲王，表示军队已经站在本党一边，要求建立一个新的民主政府。在艾伯特等人答应依据宪法行事和不擅自组建苏维埃政权后，马克斯亲王在中午12点左右未经皇帝授权便在通讯社宣告皇帝和皇太子从德意志帝国皇位和普鲁士王国王位上退位，同时把自己的宰相职务交给社会民主党主席艾伯特。当艾伯特立即以帝国宰相的名义发布公告，宣布在普选和制宪国民议会决定国家政体之前，由临时的“人民政府”来执政，艾伯特也就变成了临时政府首脑。但随着革命的继续发展，就出现本章一开始展现的情况：11月9日下午2时至4时社会民主党人前马克斯政府阁员谢德曼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斯巴达克派）李卜克内西宣布成立德国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局面。至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德意志帝国终于不复存在了，以至于11月8日到法国进行停战谈判的代表团，去时还是代表帝国宰相马克斯政府，而11月11日在法国贡比涅森林被迫投降正式签订停战协议的却是新政府。

临时政府：血雨腥风中走向魏玛

11月9日，随着德皇威廉二世的退位，帝国宰相马克斯政府的垮台，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艾伯特接过宰相的职位后，就登台成了临时政府的首脑。尽管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谢德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李卜克内西分别宣布成立共和国，从实际情况来看，也仅仅是宣布而已。所以，在11月9日的下午，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又在一起，就临时政府的组阁进行谈判。

11月10日上午，双方达成协议，同意成立名为“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临时政府（现在译为人民代表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等），由6名委员组成，两党各3人，社会民主党人是艾伯特、谢德曼、兰茨贝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是哈泽（又译哈塞）、迪德曼、巴尔特；主席由艾伯特和哈泽担任，两人的权力相同。政府各部为了正常运转未作大的调整，外交部配了社会民主党人当副部长和考茨基当部长助理，内务部、军粮部、经济部改由社会民主党人执掌。

11月10日上午，柏林的工厂和部队都举行了选举。11月10日下午5时，被选举出的柏林各地的3000多名工人士兵代表，汇集在布什马戏院举行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巴尔特主持了会议。会议宣布成立由“工兵代表会”执政的“社会共和国”，批准临时政府的组成人员，选举“柏林工兵代表会”的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由28名委员组成，其中7名社会民主党人、7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14名士兵代表。在全德苏维埃召开代表大会之前，该执委会代行全德执委会的职责，拥有监督临时政府的权力。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不在临时政府和执委会之列。

保罗·冯·兴登堡（Paul Ludwig Hans Anton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Hindenburg，1847—1934），德军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军事家，1925年起担任德国总统。1933年1月30日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1934年8月2日在任内逝世于东普鲁士。

11月10日，即临时政府成立后的当天，兴登堡和格棱纳将军领导的最高统帅部宣布效忠新政府。

11月11日，仍然为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派别的斯巴达克派成员，感到由于没有独立的政党组织，形势的发展对其不利，便在“埃克采尔希奥尔旅社”召开会议，宣布成立“斯巴达克同盟”，并建立一个由13人组成的“中央”作为领导机构，并决定在全国建立自己的支部。由于卢森堡等人的反对，“斯巴达克同盟”在组织上仍然留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

11月12日，临时政府发布第1号公告《告德国人民书》，公布了施政纲领《社会主义纲领》，宣布实行年满20岁的男女公民平等，秘密和直接的选举制，保障公民权利，集会结社新闻自由，保障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实行8小时工作制，给失业者发救济金，推动全国雇主协会和工会的谈判，成立以考茨基为主席的“社会化委员会”来研究“社会化”问题。《纲领》还宣布要选举一个国民议会，以求尽快建立“正常”的和“合法”的秩序。《纲领》虽然声称是社会主义纲领，但实际上还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性主张并未出现。

与此同时，艾伯特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保留帝国时代的军事和行政机构、司法系统。11月11日艾伯特政府通令原帝国各部的官员留任原职；12日艾伯特政府致电最高统帅部保留军队中原有的隶属关系，并下令恢复所有各部队的军官的指挥权；14日颁布命令禁止士兵代表苏维埃过问统帅部的事务，军中的士兵苏维埃只能在给养和休假问题上有咨询权；16日艾伯特政府颁布命令，禁止工兵代表苏维埃参与司法活动，同时命令所有工人必须交出武器。过去的一些资产阶级、容克政党在此时也纷纷以民主党、人民党的面貌再度出现，支持艾伯特政府，主张尽快召开制宪会议。

柏林进入1918年12月后，社会民主党与左派兄弟的斗争骤然加剧。12月6日，从前线回来以及休假的士兵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参加士兵苏维埃，但遭到开枪镇压，16人身亡，30多人受重伤。斯巴达克同盟领导人遭逮捕，其《红旗报》编辑部遭袭击。7日斯巴达克同盟到工厂发传单号召工人举行示威游行，8日15万工人上街游行，高呼“打倒艾伯特政府”、“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等口号。

12月16日至21日，在柏林召开了有489名代表出席的全德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其中，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有298名，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有90名（包括10名斯巴达克同盟成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未当选为代表），其他党派35名，无党派工人士兵74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控制下，代表大会通过了几项重要的事项：（1）成立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取代柏林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2）把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权、立法权全部移交给艾伯特临时政府。（3）否决“全部政权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提案，规定在1919年1月9日选举制宪的国民议会，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将取代工兵代表苏维埃。是走苏维埃之路还是国民议会之路的重大问题就这样确定了。（4）代表大会拒绝授予中央委员会监督、干预政府事务的权力。独立社会民主党因反对这个提案而不提名中央委员会的人选。此外，大会还否决了清洗政府中的反革命分子的提案。

会议开幕当天，斯巴达克同盟组织了25万工人在会场外举行示威游行并向大会提出“取消艾伯特政府”、“宣布德国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等要求。斯巴达克同盟打算通过群众压力来影响会议进程，但被占据优势的社会民主党人所抵挡而未能扭转局势。

12月21日代表大会闭幕后，社会民主党便开始收拾左派兄弟和工人运动，23日和24日便发生流血事件。艾伯特政府想在国民议会选举前解除革命武装力量，以保证选举有利其政府，于是下令把拥护革命的驻守在皇宫的人民海军师调离柏林。人民海军师拒绝执行命令，艾伯特政府就立即停发军饷。12月23日，人民海军师派代表到卫戍司令部谈判，司令部的巡逻队在大街上开枪射杀护送谈判代表的水兵，致2人死亡，3人重伤。水兵即扣住卫戍司令维尔斯并押往练马场大楼。12月24日，艾伯特政府调来配有大炮的波茨坦近卫部队包围练马场大楼，命令水兵交出武器、释放卫戍司令维尔斯，并炮击大楼，当场有60名水兵死亡。此时柏林工人闻讯赶到练马场，与水兵一起撵走了艾伯特政府军。

水兵和工人与艾伯特政府军激战后，为了保持自己在工人中的影响，12月27日独立社会民主党退出了艾伯特政府。

圣诞节后的两天，艾伯特任命诺斯克为军政部长，统领所有的武装包括反革命武装成志愿团。此后越来越多的反革命武装力量集结在柏林周围。

斯巴达克同盟提出召开独立社会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制定革命政策的要求被拒绝后，决定退出该党。12月29日，它便在柏林普鲁士议会大厅召开来自全国46个地方组织83名代表参加的斯巴达克同盟全国代表大会。12月30日召开正式建党大会，通过建立独立的政党、取名为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的决议，通过了“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反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解除反革命武装，武装工人阶级”、“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等包含革命任务、巩固革命的紧急措施的党纲。大会选举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两人为党的主席，确定由斯巴达克同盟中央委员会行使党中央的职权。1919年1月1日大会正式闭幕。新生的德国共产党马上就进入了生死存亡的激烈斗争中。

1919年1月3日，因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已经退出了艾伯特政府，普鲁士内政部便要求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艾希霍恩辞去柏林警察局局长之职。

1月4日普鲁士政府在艾希霍恩拒绝辞职后就强行将其免职。此事也促成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联合行动。当晚，他们召开会议讨论此事，大部分人主张号召工人举行武装示威，用暴力推翻艾伯特政府，并组成了包括李卜克内西在内的53人“革命委员会”。

1月5日和6日，柏林爆发旨在推翻艾伯特政府的总罢工，几十万工人和士兵响应号召开始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按照“革命委员会”的部署，陆续占领前进报社、警察局、火车站、沃尔夫电报公司大楼等重要据点。1月6日，“革命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艾伯特政府已被推翻，“革命委员会”担负政府的全部职能。

此时，社会民主党则针锋相对，号召自己的支持者也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全德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宣布支持艾伯特政府，并授予它镇压起义的非常全权。艾伯特政府把“恢复秩序”的任务交给社会民主党人军政部长诺斯克，授权他组建武装力量，委任他为柏林地区司令官。他取得旧政府将领的支持，依靠右翼反动分子组成的半军事化的组织“志愿团”和军警，在柏林郊区设立了司令部。在这个时候，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开始退缩，坚持通过“和平商谈”解决冲突。1月8日，艾伯特政府中断谈判，声称总的清算时刻已经到来。诺斯克指挥军队和志愿团等进攻工人占领的据点，对起义者大开杀戒，无情镇压，战斗十分激烈。直到1月13日政府才重新控制了柏林。1月15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也在这场斗争中被近卫骑兵师的军官逮捕和杀害。1月18日，各城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送葬游行活动。1月25日举行了李卜克内西的葬礼。卢森堡的遗体直到5月31日才找到。6月13日举行了她的葬礼。

在柏林一月斗争的同时，1月至2月间全德其他地方几乎都爆发了革命的武装斗争。但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先后被反革命军队镇压下去了。3月3日，柏林工人再次举行总罢工，艾伯特政府甚至调来炮兵进行镇压，1200多名工人被杀害，几千名工人遭逮捕，德国共产党另一位领袖尤季歇斯也遭杀害。4月13日，德国共产党在巴伐利亚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艾伯特临时政府决定进行镇压，诺斯克下令调两万大军南下开赴慕尼黑，双方发生激战。5月5日，市内战斗结束，共和国被推翻。6月15日，共产党领导人莱维内被判死刑执行枪决。至此，德国工人阶级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十一月革命结束。

国民议会：魏玛共和国的诞生

1919年1月19日，如期举行了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

全德3000多万选民（占全体选民的83％）参加了投票。其中，社会民主党得票1150万张，占165席；独立社会民主党得票230万张，占22席；其余54％的选票和席位则为其他政党所得。当时仍在激战的德国共产党抵制了这次选举。1月20日，公布了宪法草案。

2月6日，国民议会远离了动荡的柏林，在图林根州府以东20多公里的魏玛小城开幕。当天，全德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和临时政府，向国民议会移交了其掌握的权力。

2月11日，国民议会以压倒性的多数选举艾伯特为共和国总统。两天后，艾伯特任命谢德曼为政府总理。由于社会民主党独立组阁的议席不够，独立社会民主党又拒绝了社会民主党开出的联合组阁的条件，因而联合中央党、民主党等资产阶级政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从而正式建立了魏玛共和国政府。

2月24日，国民议会开始对宪法草案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审议。经过近6个月的辩论，7月31日国民议会通过了宪法。8月14日，宪法经艾伯特总统签署后正式公布生效。

1919年7月31日，德国立宪会议批准《魏玛宪法》。

战后的魏玛共和国是在德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和平、自由、民主的政权的一次努力。魏玛共和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霍亨索伦王朝被推翻、十一月革命风暴等错综复杂的背景下艰难诞生了，魏玛宪法把魏玛共和国取得的东西用宪法的形式肯定了下来，为共和国奠定了重要的民主法治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法］里昂耐尔·理查尔：《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1919—1933）》，李末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23-24页。

[2] ［法］里昂耐尔·理查尔：《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1919—1933）》，李末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21页。

[3] 郑寅达：《德国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355页。

[4]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302页。

[5]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6] 参见张炳杰：《德国简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8月第1版，第27页。

第二章　魏玛共和民主法治制度的最高形式：《魏玛宪法》及其基本内容

德意志国民团结其种族，一德一心共期改造邦家，永存于自由正义之境，维持国内国外之和平，促进社会之进化，爰制兹宪法。——《魏玛宪法》序言

《魏玛宪法》的概况

1919年8月11日生效的《德意志国宪法》，因在魏玛城制定故历史上习惯将其称为《魏玛宪法》。

《魏玛宪法》全文除序言外，分两编和特别条款，共181条[1] 。

第一编为“联邦之组织及其职责”。共有7章108条。这7章分别是关于联邦及各邦、联邦议院、联邦总统[2] 及联邦政府、联邦参议院、联邦立法、联邦行政、司法等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责的规定。

第二编为“德国人民之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共有5章56条。这5章分别是关于个人、共同生活、宗教及宗教团体、教育及学校、经济生活等方面公民权利义务的规定。

魏玛古城。

特别条款共有17个条文，是关于过渡性和终结性的事项和宪法制定施行的规定以及签署。

制宪宗旨：《魏玛宪法》的序言

《魏玛宪法》在其序言中表明了制定该宪法的宗旨。序言规定：“德意志国民团结其种族，一德一心共期改造邦家，永存于自由正义之境，维持国内国外之和平，促进社会之进化，爰制兹宪法。”该序言虽然很短（译成中文只有短短50多个字），但是在其制宪的宗旨中却包含了很丰富的内容。

一是制宪的主体是德意志国民。该序言中“德意志国民……制兹宪法”的词句，明示了德意志国民是该宪法的制定主体，宪法产生的根据是人民的需要，这也体现了制宪者主权在民的思想。

二是以根本法来维护德意志民族的团结与统一。《魏玛宪法》号召德意志国民“团结其种族，一德一心共期改造邦家”，其意义是很重大的。我们知道，德国在其历史上长期处于诸侯割据的分裂状态，这种状态使其民族难以团结，国家难以统一，对内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外难与强国抗衡。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团结与统一。但是，各邦国的存在，其影响德意志民族团结与统一的因素还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消除，即使是在《魏玛宪法》公布实施的1919年，德意志也才统一48年，更何况《魏玛宪法》是在十一月革命的风暴中艰难产生的。因此，维护德意志民族的团结与统一既是《魏玛宪法》的重任，也是其重要的目的。这一目的体现在宪法的结构和条文中，就是改造德意志国家及其职能，改造联邦和各州的结构关系，消除民族分立的宪法根据和可能，也防止各派各政党因权力的分配、行使和转移而发生毁灭性争斗，避免这种争斗损害甚至摧毁国家和社会，使1871年以来德意志民族在团结统一问题上的动荡状态稳定下来。这也是体现在《魏玛宪法》中的根本性宪法原则。

《魏玛宪法》。

三是以最高法律效力的形式维护“自由正义”的价值观，这也是其根本原则。德意志的资产阶级革命，反对的是封建专制统治，打出的旗号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法治国家，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正义”等等。当其夺取政权上台后，必然会在其宪法中确认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在宪法的条文中以最高法律效力的形式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通信自由以及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同时也对国家权力的归属、行使加以规范，以防止对民众权益的侵犯。

四是通过制宪和宪法的实施，“维持国内国外之和平，促进社会之进化”。《魏玛宪法》产生，其主要背景是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德国的十一月革命，这都是与战争紧密相连的。刚刚经历了战争的摧残，因此人民渴望和平，国家希望安定。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魏玛宪法》在此时用宪法的形式来“维持国内国外之和平，促进社会之进化”，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国家基本政策的法律宣示。

在魏玛古城通过《魏玛宪法》。

第一编的基本内容

联邦及各邦

第一编的标题是“联邦之组织及其职责有关规定”。《魏玛宪法》首先在第一编第一章中用19个条文规定了国体、联邦及各邦的立法权、选举、区划等方面的关系和事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关于国体

《魏玛宪法》的第一编第一章第一条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地规定：“德意志联邦为共和政体”“国权出自人民”，这条规定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最重要的成果，并指出了共和国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其政权的合法性出自人民。因而，在第二条关于联邦领土的规定上，一方面规定由德意志各邦构成之，同时规定其他地方，如其人民照自决原则愿归属者，得依联邦法律接受，使之归于联邦版图。

■关于联邦、各邦的职责权限

《魏玛宪法》的第五条至第十九条对联邦、各邦的职权作了规定和划分。总的原则是国权之关于联邦事务者，由联邦之机关依照联邦宪法行使之。关于各邦事务者，由各邦机关依照联邦宪法行使之。

■关于联邦、各邦立法权的划分

一是联邦所专有的立法权。也就是说，在外交、殖民制度；国籍、自由移住移民、引渡；兵役制度、货币制度；关税制度，并税及贸易区域之划一，以及货物流通之自由；邮政、电报及电话制度方面联邦享有专属立法权，各邦在这些方面没有立法权。

二是联邦和各邦共享的立法权。除联邦的专有立法权之外的联邦立法权。这方面包括民法、刑法、诉讼法及刑罚执行、官署间之互助法；护照制度及外事警察；救贫制度及游民之救护；出版、结社、集会制度；人口政策，孕妇、婴儿、幼童及青年之保护；公众卫生制度，兽医制度及对于植物之病害及摧残之保护；劳工法，工人及佣工之保险与职业介绍；全国职业代表机关之设立；军职人员及其家属之保护；公用征收法；天然宝藏，经济企业之社会化，及公共经济货物之生产、供给、分配、定价，与其按照集体主义之组织；商业，度量衡制度，发行纸币，及银行与交易所制度；饮食品，享乐品及日用必需品之交易；营业法及矿业法；保险制度；航海法，大海及沿海之渔业法；铁路，内河航业，陆上水上空中自动机交通，及关于国防道路之建筑；戏院及电影制度。对这些事项涉及的立法权，对于联邦有立法权之事，在联邦不行使其立法权时，各邦得保留之。但对于联邦专有立法权之事，不在此例。

三是关于联邦和各邦关于租税立法权的特别规定。联邦除上述之立法权外，对于租税以及其他之全部或一部为充实国库而取得之收入，有立法权。如联邦欲将以前归各邦受辖之赋税及其余收入归诸自用时，对于各邦之生存能力，应先予考虑。

四是关于联邦附条件的立法权。在有发布统一法规之必要限度内，联邦对于公共福利之维护、公共秩序及安宁之保护有立法权。

如果各邦在征税问题上，出现有害于联邦税源或联邦商业者，双重赋税，苛税，使用公共交通孔道及足以增加运输负担之不应有捐税，各邦间或同邦各地间贸易之捐税其足以使输入货较土制货物难销售者等情况，联邦对于各邦赋税之征收与征收之种类，如认为必要时，可以通过立法形式，以章则规定其性质及征收方法，使得保持重要之社会利益及免除上列弊病。

五是特殊邻域中联邦的立法权，即在宗教团体之权利及义务；学校制度，包括高等学校制度及学术图书馆制度；各种公共团体之公务员法规；土地法，土地分配，居住地及家园制度，土地所有权之限制，住宅制度及人口分配；埋葬制度等方面，可以通过联邦立法来规范其章程或者规则。

六是联邦法律的执行、监督和冲突时的处理权。联邦法律得废止各邦法律。各邦法律与联邦法律发生疑义或有冲突时，联邦或各邦之中央主管官署得依照联邦法律之详细规定，请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之。关于第七条第十三项各事，如各邦法律有损害联邦全体利益时，联邦有抗议权。

联邦法律无其他特别规定时，由各邦官署执行之。

联邦政府对于联邦有立法权事项，行使监督权。联邦法律，由各邦官署执行时，联邦政府得发布通令，联邦政府为监督各邦中央官署及其下级官署，执行联邦法律起见，有派遣委员于各邦中央官署之权，并在取得各邦中央官署同意时得派遣委员于各邦下级官署。

各邦政府对于执行联邦法律有缺点时，经联邦政府之请求，有除去此缺点之义务。彼此意见不同时，不论联邦或各邦，除联邦法律已特效指定由其他法院判决外，得要求高等法院判决之。同时，第十九条还规定，在任何一邦内，有宪法上之争议而该邦无该管辖法院足以解决此争议者，又各邦间或联邦与某一邦间争议时，除关于非私法问题外，得由当事者一方请求联邦高等法院判决之，但以不归其他联邦法院管辖者为限，高等法院之判决，由联邦总统以命令执行之。

■联邦官员的任职问题

《魏玛宪法》第十六条规定，在各邦内执行直接联邦任务之行政官吏，应以该邦人民充任之。联邦行政上之官吏，雇员，工役，在可能范围内，并与此等人员之教员及职务上所需条件不相冲突时，应依照各人志愿，留在本籍服务。

■人民代表的选举

第十七条，各邦须有自由邦之宪法，其人民代表应以有德国国籍之人民，不分男女，依照比例选举之原则，用普遍、平等、直接、秘密选举方法选出之。各邦政府应得人民代表之信任。人民代表之选举章程得适用于地方团体选举。但各邦法律得以居住本地方一年以上为条件，以限制选举权。

■区划的变更等问题

魏玛宪法第十八条规定，联邦区分各邦应顾虑各该地人民之意见，以求发展其最高经济及文化能力为目的。在联邦内变更各邦领土及组织新邦，应依照联邦法律修正宪法之手续行之。如直接有关系之各邦均同意时，得依照极简单之联邦法律行之。

如有关系之一邦，对于各邦领土变更或组织新邦不同意时，得由民意之要求，或因对于联邦有极大利益，仍依照极简单之法律行之。民事以投票方法征求。如行将划分区域之居民，其有联邦国会选举权者三分之一以上要求时，联邦政府应即下令举行人民投票。

对于领土变更或组织新邦之决议，应有五分之三之投票并代表有选举权者之过半数之赞同，始得决定之。其仅关于普鲁士行政区之一部分巴威亚邦之一部分或其他各邦相当行政区之一部分之划分，亦须征求各该区全部人民意见。划分之区域若与全区域不相关联者，得依照特别联邦法律，根据划分区域居民之意见行之。

人民表决之后，联邦政府应提出各该法律案于联邦国会解决。领土之合并或分裂，对于财产分割有争执时，得由当事者一方之动议请求德意志联邦高等法院裁判之。

联邦国会

《魏玛宪法》第二章用了20个条文来规定联邦国会方面的事项。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联邦国会议员的选举、相关权利等

《魏玛宪法》规定，联邦国会以代表德国人民之议员组成之。议员为全体人民之代表，唯服从其良心所主张，并不受其他请托之约束。议员由年满二十岁以上之男女，依照比例代表选举制，以普遍、平等、直接、秘密之选举法选出之。选举日须为星期日或公共休息日。

联邦国会及各邦议会议员，无论何时，不得因其投票或因行使其议员职权而发表之言论，受司法上或纪律上之惩处，并不得于议会以外使负任何责任。联邦国会及各邦议会议员，在开会期间，非得其所属之国会或议会之许可，不得以犯法行为而受审问或被逮捕。唯现行犯当场拘捕或于犯事之翌日被捕者，不在此限。

足以限制人身自由，致使议员不能行使其职权者，须得各该议员所属之议会之许可，始得为之。对于联邦国会或各邦议会议员之一切刑事诉讼或拘留及其余一切足以限制个人自由之拘束，如得其所属议会之要求时，应完全予以停止执行。

联邦国会及各邦议会议员以议员资格受人委托，或因执行议员职务而以事委托他人时，对于该人及该事，有拒绝作证之权。关于没收书证，法律上允许某人有拒绝作证之权者，议员亦如之。凡欲在联邦国会或各邦议会，无论任何搜索或没收，非得议长之许可，不得行之。一切官吏及国防军人，因欲被选为议员时，为准务选举所需时期之假期，应照给之。凡联邦国会议员，在德意志国所有铁路，有免费乘车之权，及依照联邦法律标准，领受损害赔偿，并得支领岁费。岁费由联邦法律定之。

德国联邦国会大厦。

■联邦国会的任期、解散

联邦国会以四年为任期。每届任期满后，其新选举最迟应限于满期后之第六十日举行。联邦国会第一次集会，最迟应限于选举后之第三十日行之。联邦国会于每年十一月之第一星期三日，自行集会于联邦政府所在地，唯联邦总统或联邦国会议员三分之一有所要求时，联邦国会议长应将联邦国会提前召集开会。联邦国会决定其闭会及重新开会日期。

联邦总统得解散联邦国会，但出于同一之原因，仅得解散国会一次。新选举最迟应限于联邦国会被解散后之第六十日行之。

■联邦国会议长、副议长、秘书长

联邦国会自选议长副议长及秘书长，并自定议事细则。在休会或闭会时，由本次会期之议长及副议长继续执行其一切职务。国会之议场权及警察权，由议长行使之。国会之内部行政，属于议长。议长并掌管国会内依照预算之一切收支，并在其行政上之一切法律行为及诉讼事件代表联邦。

■联邦国会议事程序、规则

联邦国会之议事，须公开之。唯有议员五十人以上之动议并得三分之二之多数赞成时，可改为秘密会议。凡联邦国会，各邦议会及其议会内之委员会，于公开议事中之言论、记录及正确报告，不发生责任问题。

联邦国会内设置选举审查所。议员资格之存在或丧失，由该法庭判决之。

选举审查所以联邦国会本届议员及由联邦总统案据联邦行政法院院长呈请任命之。

联邦行政法院推事共同组织之。选举审查所依照公开口头辩论原则，以联邦国会议员三人及法官人员两人宣告判决。选举审查所，除口头辩论外，其诉讼程序，由联邦总统所任命之联邦委员一人主持之。此外一切程序，由选举审查所规定之。

联邦国会之表决，除宪法规定其他投票比例外，应以过半数行之。但联邦国会内所行之选举，得依照议事细则为例外之规定。

联邦国会及其委员会，得要求联邦行政院长及各部部长出席。联邦行政院长，各部部长及其所委托之人员，均得出席于联邦国会及其委员会之会议，各邦亦得派遣全权代表出席此会议，以陈述各该邦政府对于某议案意见。各邦政府代表得于会议时请求发言。联邦政府代表并得于议事日程以外之事要求发言，联邦及各邦政府代表应服从主席之秩序权。

联邦国会有设置审查委员会之权。有国会议员五分之一的动议时，有设置审查委员会之义务。审查委员会及提议设置此委员会者所认为必要之证据，审查委员会应公开搜集之。如审查委员会有三分之二以上人数赞同时，得将公开辩论停止公开。至于该委员会之审理程序及委员人数，由议事细则规定之。

法院及行政官署，对于此委员会所请求搜查之证据，有遵照办理之义务。如委员会调档案，应即送交。关于此委员会及受此委员会请求之官署，于其搜查证据时，得依照刑事诉诸法各规定得适用之。但不得侵害书信、邮政、电报及电话之秘密。

联邦国会设置常任外交委员会。此委员会虽在国会闭会期间，或在国会任期届满，或国会被解散以至新国会集会之期间，仍照常执行职务。此委员会之会议并不公开，但有该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委员之多数决议时，准其公开。联邦国会为保持人民代表机关对于联邦政府之权利起见，得在国会闭会期间及国会任满期间设置常任委员会。此委员会有审查委员会所有之权。

德国联邦国会大厦参议院。

联邦总统及联邦政府

■关于联邦总统

联邦总统由全体德意志人民选举之。凡年满三十五岁以上之德意志人，皆有当选权。联邦总统之任期为七年。如再当选，得连任。联邦总统于任期未满前，得由联邦国会动议，以国民表决罢免之。联邦国会此项决议，须有三分之二之多数赞成，才能成立。决议成立后，联邦总统应即停止其执行职务，如国民表决拒绝罢免总统时，联邦总统等于重新选举，联邦国会应即解散。联邦总统，非得联邦国会之同意，不受刑事上之诉追。联邦总统不得同时为联邦国会议员。联邦总统因故不能行使职权时，由联邦行政院长代理之。如事故有延长之虞时，则依照联邦法律规定其代理。联邦总统，于任期未满去职及新总统未选出前，得依前项办理。

联邦总统在国际上代表联邦，并得以联邦名义与其他国家缔结同盟，订立条约，授受使节，宣战媾和，代联邦行使恩赦权。联邦总统，于法律上无特别之规定时，得任免联邦文武官吏，并得命其他官署行使此项任免权。联邦总统掌握联邦一切国防军之最高命令权。联邦总统之一切命令、处分及关于国防军范围内之一切命令、处分，须得联邦行政院长或该主管部长之副署，才发生效力。副署发生责任。

《魏玛宪法》关于总统权限的规定中，第四十八条比较特别。该条授予总统在必要时可以行使“国家强制执行权”，即总统颁布“紧急法令”的权力，规定联邦总统对于联邦中某一邦，如不尽其依照联邦宪法或联邦法律所规定之义务时，得用兵力强制之。联邦总统于德意志联邦内之公共安宁及秩序，视为有被扰乱或危害时，为恢复公共安宁及秩序起见，得取必要之处置，必要时更得使用兵力，以求达此目的。联邦总统得临时将本法一百一十四（人身自由权）、一百一十五（住宅不受侵犯权）、一百一十七（通信自由权）、一百一十八（言论与新闻自由权）、一百二十三（集会自由权）、一百二十四（结社自由权）及一百五十三（所有权）各条所规定之基本权利之全部或一部停止之。本条第一第二两项规定之处置，但此项处置得由联邦总统或联邦国会之请求而废止之。

■联邦政府

联邦政府以联邦行政院长及各部部长构成之。联邦行政院长及由联邦行政院长所推荐之各部部长均由联邦总统任免之。联邦行政院长领导联邦政府，依照由联邦政府制定及经联邦总统认可之处务章程执行职务。各部部长得将一切法案及宪法或法律所规定应行公共讨论之事务，以及关于与多数部长有关系而各内部意见不能一致之问题，提出共同讨论。联邦政府之决议以多数取决之。表决之票数同等时，由主席投票决定之。

德国联邦总理府。

联邦行政院长规定政治大纲，并对联邦国会负责。在此政治大纲之范围内，各部部长独立执行其所任职务，并对联邦国会自行负责。联邦行政院长及各部部长，于行使其职权时，须得联邦国会之信任，如其中之一员，不论何人，如受联邦国会之明显决议不信任时，应即退职。

联邦国会对于联邦总统、联邦行政院长或联邦各部部长，认为违背联邦宪法或联邦法律时，得代表联邦向高等法院控告之。控告之动议须有联邦国会议员百人以上之联署，并须有与为修正宪法而预为规定之人数之相等之同意。其细则，以关于高等法院之联邦法律规定之。

联邦参政会

为代表德意志各邦参加联邦之立法行政，特组织联邦参政会。

各邦在联邦参政会，至少应有一票。大邦每人口七十万（一百万）有一票，其超过之余数（最少须与最小邦之人口数相等），最少有三十五万人口，作为（满一百万）七十万算。无论何邦，不得有总票数五分之二以上之投票权。联邦参政会中所组织之各委员会，无论得有一票以上之投票权。在联邦参政会中，各邦以其政府之成员为代表。但普鲁士票数之一半，得按其邦法律，由普鲁士地方行政机关任命之。各方得按照参政会所得之票数派遣代表。

联邦政府应联邦参政会会员三分之一之请求，应召集联邦参政会。联邦参政会及其各委员会之主席，由联邦政府之各部部长充任。联邦政府之各部部长有列席联邦参政会会议之权。如得联邦参政会之要求，有出席之义务，且在会议之中，得要求临时发言。联邦政府及联邦参政会之会员，在联邦参政会中，有提案权。联邦参政会，依照议事章程，定其议事程序。联邦参政会之会议为公开，但得依照议事章程，于个别之会议事件，停止公开。在表决时，以投票之简单过半数为依据。联邦参政会接受联邦政府各部关于日常执行政务之报告。讨论重大事件时，联邦政府各部应使联邦参政会之该主管委员会参与之。

联邦立法

■法律案的提出

法律案由联邦政府或联邦国会提出之。联邦政府提出法律案时，须得联邦参政会之同意，如联邦政府及联邦参政会对于法律案之意见不一致时，联邦政府得将法律案提出，但须将联邦参政会之意见附加说明。如联邦参政会议决之法律案联邦政府不同意时，联邦政府应说明其立场，将此法律案提交联邦国会。

■法律案的议决

联邦法律，由联邦国会议决之。对于联邦国会所议决之法律案，联邦参议会得否决之。

此项否决案，应于联邦国会投票议决后之两星期内，提交联邦政府。最迟限于再下两星期内，将否决理由书送交国会。否决案应重提联邦国会表决，如联邦国会及联邦参政会对于该项法律意见仍不一致时，联邦总统得将该法律案交付国民表决。如联邦总统不行使此权时则此法律案视为不成立。如联邦国会以三分之二之多数议决，反对联邦参政会之否决时，则联邦总统应在三个月内，按照联邦国会所议决者公布或交付国民表决。

法律之由联邦国会三分之一之动议，展期公布者，如得有投票权之人民二十分之一之提议，应交付国民表决。

此外，有选举权之人民十分之一请愿提出法律案时，亦当交国民公决之。此项国民请愿，应备已缮拟精备之法律案，然后由政府附加意见，提交联邦国会，若联邦国会对于此项请愿法律案毫无更改而接受时，不必再付国民表决。关于预算、赋税法及俸给条例，唯联邦总统有提交国民表决之权。关于国民表决及国民请愿，以联邦法律定之。联邦国会之议决案，须有投票权者之多数参加表决，方得变更之。

■关于宪法的修改

宪法得用立法手续修改之，但联邦国会欲议决修改宪法，必须有法定人数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议员三分之二之赞成，其决议案始得成立。又联邦参政会对于修改宪法之议决，亦须有所投票数三分之二之多数赞成。若由国民请愿而用国民投票以议决修改宪法，须有多数选民之赞成。

如联邦国会对于联邦参政会之修改宪法议决提出抗议时，则联邦总统如于两星期内，不受联邦参政会之要求，不得将此法律公布。

■关于法律的公布

联邦总统应将依照宪法制定之法律编就并于一月内在联邦法律公报中公布之。联邦法律，除有特别规定者外，自公布于联邦国都所出版之法律公报之日起，经过十四日，即发生效力。如有联邦国会议员之三分之一要求时，联邦法律之公布得展期两个月。但如联邦国会及联邦参政会认为紧急者，联邦总统得不理此要求而公布之。凡经联邦国会议决之法律，如联邦总统于一月之内决定交付国民表决者，得于其公布前，交付国民表决。

关于联邦法律实施上所必要之普通行政规条，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由政府须发之。但如此项法律施行属诸各邦官署之权限者，则须得联邦参政会之同意。

联邦行政

■外交事务、国防事务、殖民事务

外交事务、国防事务、殖民事务，专属于联邦。

凡属于各邦立法范围内之事务，各邦得与外国缔结条约，但此项条约须得联邦之同意。关于与外国协定变更联邦国境事件，须得有关系之各邦之同意，由联邦缔结之。国境变更，除限于整理无居民地方之境界外，须依联邦法律行之。

各邦与外国有经济上特殊关系或境地相接关系而发生利益问题者，关于此项利益之保护，联邦应得各邦之同意，采取一切应需之处置。

德意志人民兵役制度，应根据各地居民特殊情形由联邦法律统一规定之。

■关税区

德意志国在关税及商业上为单一领土，以公共之边界环绕之。

关税境界与国界同。其在海上，以大陆海岸及所属岛屿为关税界。海上及其他水上之关税界，得设例外之规定。外国领土或领土之一部，得用条约或协定加入于德意志关税界内。有特别必要时，得将某一部分摈于关税界以外，至于自由港之处于关税界外者，仅得以变更宪法之法律撤销之。

处于关税界外之区域。得由于条约或协定加入外国之关税区。

一切天然物产工业品，美术品，在联邦内可以自由交易者，得在各邦境内，各地方团体境内，输入输出或通过之。但得以联邦法律规定例外。

关税及消费税，由联邦官署管理之。联邦官署，于管理联邦赋税时，应设置各项设备，俾各邦能保障其农工商范围内之本邦特别利益。

■财政税务

各邦财政机关之组织，务使联邦税法在各邦均有划一及一平允之执行；执行联邦税法之监督机关之组织及其职权；与各邦之清算；执行联邦税法所需行政费之拨还等，由联邦法律规定。

联邦之收支，应于每会计年度预先估计，并编入预算案。预算于会计年度之前，以法律定之。支出之承认，在原则上，以一年为限，但遇特别情形，得稍为延长。此外凡超越会计年度及无关于联邦之收支或其管理者，不得规定于联邦预算法内。

联邦国会，非得联邦参政会之同意，不得增加支出金额或新设款目于预算草案中。联邦参政会之同意，得照第七十四条各项所规定以补充之。关于联邦一切收入之用途，应由联邦财政部长于下次会计年度提出决算于联邦国会及联邦参政会，以减轻联邦政府之责任。决算之审核，由联邦法律规定之。联邦于预算外及为充生产企业经费时，得以信用方法筹集款项，其筹募方法，联邦负担之义务及保证品唯依据联邦法律行之。

■邮政、电报、电话事业

邮政、电报、电话事业，专属于联邦。邮票全联邦一律。联邦政府得联邦参政会之同意，得颁布交通规则及使用交通设备应纳之费，并得将此权委托于联邦邮务部。关于邮政、电报、电话之交通事务及其价目表，联邦政府如得联邦参政会之同意，得酌设顾问机关。关于与外国订立交通上之条约事件，专属联邦。

■铁路

联邦得将普通交通上所需要之铁道，收归联邦所有，并统一管理之。各邦获得私有铁道之权利，如得联邦之要求，应即转让于联邦。铁道转移于联邦所有时，其公用征收权及关于铁道上之一切公权，概由联邦接受之。关于此项权利范围有争议时，由高等法院裁判之。

联邦政府得联邦参政会之同意，发布关于铁道建筑、经营及车务之命令，并得以联邦参政会之同意，委托此项职权于联邦之主管各部。

联邦铁道之预算、决算，虽包括于联邦总预算、决算内，但当视为经济独立之企业办理支付利息偿还铁道债务，及筹铁道公积金，均在其内。此项偿金及公积金之多寡及公积金之用途，另以单行法律规定之。联邦政府得联邦参政会之同意，可设置铁道顾问机关以备关于铁道建设及运价之咨询。

如联邦将某一特定区域内之公用设备之铁道收归管理时，在此特定区域内，如欲建筑公用设备之新铁道，应由联邦自行建筑，或由他人得联邦之同意而建筑之。若建筑新铁道，或改变已成之铁道，与各邦警察权有抵触时，联邦铁路管理机关在未决定前，应先咨询各邦官署之意见。

在联邦尚未将铁道移归管理各地，联邦得根据联邦法律，筹设经费，建筑交通或国防所必需之铁道，或委托他人建筑，于必要时，并得与以公用征收权。该铁道所通过各州之抗议，可置不问，唯以不伤及该邦之权为限。各铁道管理机关应许其他铁道与本路接轨，唯接轨之设备经费，由其他路线负担。

公用设备之铁道尚未归联邦管理者，应由联邦监督。在联邦监督下之铁道，应按照联邦规定章则，为划一之建筑及设备，且应维持其营业状况，及按照交通需要扩张之。客运及货运之设置，应适合需要。关于运价之监督，应以达到全国一律及低廉之额为目的。一切铁道，不论为公用设备者与否，遇联邦为国防需用时，均应听从联邦征发。

■水道航运

联邦得将供公用设备而可以航行之水道，收归国有，并收归联邦管理。此项水道收归国有后，其公用设备，须由联邦或得联邦同意，始得建设或扩张之。管理扩张或新建航行水道时，应得有关系各邦之同意，俾地方文化及地方水利得以维持，其改良时亦然。

水道管理机关，遇其他国内水道自行经费请求连接时，应许可之。遇铁道与水道相连接时，水道管理机关准予连接之义务，仍旧存在。水道收归国有后，其公用征收权，厘定运价权，水上及船舶警察权，均属于联邦。河流建设会掌建设莱茵河、韦沙河及爱尔河各流域天然水道之职权，属于联邦。联邦政府得以联邦参政会之同意，另定规章，设置联邦水道顾问会，以资协助一切水道事务。

在天然水道上，唯限于为图交通便利所设施之工事建筑物及其他设备，始得征收规费。此项规费之征收，其在国家或地方之设备方面，不得超过建筑及维持必需费。若其设备不专为图交通便利，而另有其他目的者，则其建设费及维持费，仅就其便利通航之部分，由航行规费收入项下支用。利息支付及偿还债务之支出，均属建设费。关于人造水道以及人造水道上之设备及水岸等之税则，得适用前条之规定。

国内水道之航行捐税，得以——航道——河流或——支流所需全部费用为计算基础。前项规定，关于可通航之水道上的漂流木筏亦适用之。外国船舶及货物之捐税，比较德国船舶及货物之捐税或不同，或较高，唯联邦规定之。为筹集德国航道之维持及扩充费，联邦政府得以法律及其他方法，会与航行有关系者分担之。为筹措内河航路之建设及维持费，联邦政府得以法律令因修理堰堤而获通航以外之利益者纳捐，但此项规定，以水道之通过数州或由联邦单独负担建设者为限。

一切海上标帜如灯塔、灯船、浮标瓶、浮标、礁标等，得由联邦收归国有管理之。此项标志收归国有后，其设立及整理由联邦经办，或须得联邦之同意。

司法

《魏玛宪法》在第七章中对法院的组织、法官等作了规定，并特别规定了“法官独立，只服从法律”的司法原则。

普通裁判，由联邦法院及各邦之法院行使之。普通裁判之法官为终身职。唯依据法律规定之理由及形式，由司法机关决定，始得不顾法官情愿，将其免职，停职，调任或退休。法官之退休年龄，以法律定之。因法律而生之暂行停职，不受前项规定限制。在法院组织及其管辖区域有变更时，各邦之司法行政部得不顾法官之情愿，将其调任他处或令其退职，但须维持原俸。商事法官、参审员及陪审员，不得适用此等规定。

不得设置特别法院。无论何人，不得剥夺其受法定法官裁判之权利，但法律所定之军事会议及戒严法院，不在此项规定之内。名誉军事法庭，应撤销之。除战时及军舰内外，军事审判权应撤销之。其细密，另由联邦法律规定之。

联邦及各邦应依据法律，成立行政法院，以保护个人权益不受行政官署命令及处分之侵害。联邦应依照法律，设立德意志联邦高等法院。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德国联邦行政法院。

第二编的基本内容

第二编的标题是“德国人民之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有关规定”，这一编表现出这部宪法的特色，规定了个人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生活的准则，其中有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规定。

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

■平等原则

德国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上，男女均有同等之公民权利及义务。

公法特权及不平等待遇由出生或阶级来看，概行废止。贵族之御称，仅视为姓氏之一部，以后不得再行颁给。御称，仅限于表未官职及职业者，始得颁给，学位不在此限。国家不得颁给勋章及荣典。德国人民不得领受外国政府给予之御称或勋章。

勃兰登堡门。

■国籍

联邦及各邦人民之国籍，得依照联邦法律规定而取得或丧失之。凡有一邦之国籍者，同时亦有联邦国籍。凡德国人民在联邦内各邦所有之权利义务，与各该邦之原籍人民相同。

■迁徙自由

一切德国人民，在联邦内享迁徙自由之权，无论何人，得随意居留或居住于联邦内各地，并有取得不动产及自由营生之权。唯根据联邦法律，始得限制以上之规定。德国人民有移住国外之权。此项移住，唯联邦法律得限制之。在联邦领土内外之联邦人民，对于外国，有要求联邦保护之权。德国人民不得被引渡于外国政府受诉追及处罚。

勃兰登堡门上的胜利女神像。

■语言

联邦居民有操外国语者，不得以立法及行政手续，妨害其民族性之自由发展。在教育上，内政及司法上使用其母语时，不得干涉。

■人身自由权

人身之自由不得侵犯。凡用公共权力以妨害或褫夺人身之自由者，唯依法律始得为之。凡被褫夺自由之人，最迟应于翌日受通知，由何官署，以何理由下令将其自由褫夺，并应即予其人以机会，使对于被褫夺自由提出抗辩。

■住宅不受侵犯权

德国人民之住宅为其自由居处，不得侵犯，其例外应依法律为之。

■法无明定不受处罚权

无论何种行为，非在行为之前已有法律规定处罚者，不得课以刑罚。

■通信自由权

书信秘密以及邮政、电报、电话之秘密，不得侵害，其例外唯依据联邦法律始得为之。

■言论与新闻自由权

德国人民，在法律限制内，有用言语，文字，印刷，图书或其他方法，自由发表其意见之权，并不得因劳动或雇佣关系，剥夺其此种权利。如其人使用此权利时，无论何人，亦不得妨害之。不得施行检查。唯对于电影，得依据法律，酌设相当规定。又为防止淫亵文书之发行，及于公开展览及演艺时为保护青年起见，得以法律处置之。

共同生活

■婚姻家庭

婚姻为家族生命及民族生存增长之基础，受宪法之特别保护，并以男女两性平权为本。家族之清洁康健及社会之改良，为国家与公共团体之任务，其有儿童众多之家庭，得享受相当之扶助以轻负担。产妇得要求保护及扶助之。

■子女教育

教育子女，使之受身体上、精神上及社会上美格，为父母之最高义务及自然权利。关于其实行，由政治机关监督之。私生子之身体上、精神上及社会上之进展，在立法上，与嫡生子同等待遇。应保护青年，使勿受利用及防道德上、精神上及体力上之荒废。国家及公共团体对此亦应有必要之设备，以达其保护之目的。出于强制之保护处置，唯依据法律始得为之。

■集会自由权

德国人民（原文系无武器装备）不必报告官署及得特别许可，有和平及无武器集会之权。露天集会，依据联邦法律，有报告官署之义务。其直接危害公共治安者，得禁止之。

■结社自由权

德国人民，其目的若不违背刑法，有组织社团及法团之权。此项权利不得以预防方法限制之。宗教上之社团及社团，得适用本条规定。社团得依据民法规定，获得权利能力。此项权利能力之获得，不能因该社团为求达其政治上、社会上、宗教上目的而拒绝之。

■选举自由权

选举自由及选举秘密应受保障，其细则另以选举法规定之。

■请愿抗告权

德国人民有以书面向该主管官署或议会请愿或抗告之权利。此权利得由一人或由多人行使之。

■行政自主权

自治区及行政区，在法律规定内，有行政自主权。

■公职充任、俸禄、升降、救济等权

市民，不分差别，均得依法规定，按其才能及其劳绩，准予充任官吏。反对女子服官之例外规定，应完全废止。官规大纲，以联邦法律定之。官吏之任用，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皆为终身职。养老金及遗族抚养金，另以法律定之。官吏既得之权利，不得侵害。关于金钱上之权利，得向法院起诉。

唯依法律规定及程式，始得将官吏暂行免职，停职或退职，或降任于薪俸较低之他职。官吏职务上之惩罚判决，得上诉可能时，应予再审。其在官吏人事检查簿中，拟登决不利于该官吏事实时，应先予该官吏发表其对于此事实之意见之机会，而后始登记之。官吏之欲阅览其本人之人事检查簿者，亦应照准。

既得权之不可侵犯及得向法院请求金钱上权利之救济两种权利，职业军人一律享受之。职业军人之地位，由联邦法律规定之。

官吏为全国之公仆，非一党一派之佣役。官吏之政治志向自由及结社自由，应保障之。官吏得依据联邦法律规定，设立特别之官吏代表机关。官吏行使所受委托之公权时，对于第三者违反其职务上义务，其责任应由该官吏所服役之国家及政治机关担负，不得起诉官吏。但第三者对于该官吏之求偿权，保留之。通常诉讼方法，于此亦可以适用。其细则，以法律规定之。

■公民的基本义务

德国人民，按法律规定，有担任名誉职之义务。

每一德国人民，依据法律，有为国家及自治区服役之义务。

兵役义务，以联邦兵役法法定之。兵役法为贯彻军人任务及维持军纪起见，得规定国防军人之各个基本权利及其受限制之程度。

国民，不分差别，应依据法律，称其资力，负担公共费用。

宗教及宗教团体

■宗教信仰自由

联邦内居民得享完全之信教自由及良心自由。凡清静之宗教演习，应由宪法保障及由国家保护之。但一般国家法律，不受本条拘束。

民事上及公务上之权利义务，不以宗教自由之行使而附条件或受限制。民事上及公务权利之享受及就任公职之认许，与宗教信仰上无关。无论何人，皆无宣告其宗教上信仰之义务。但为隶属某种宗教团体之故而有权利义务之关系，或为法定统计上调查之必要，官署得在此范围内，有权询问人民属于何种宗教团体。

无论何人，皆不受强迫，使参加宗教仪式或宗教大典，或参加宗教演习，或强用宗教宣誓仪式。

■宗教团体设立自由及权利义务

《魏玛宪法》第一百三十七条明确规定“不立国教”。同时规定，宗教团体设立之自由，应保障之。在联邦领土内，宗教团体之联合不受限制。宗教团体，在对一般适用法律限制内，得独立规定管理其事务，并不必受国家或人民自治区之干涉，得自行委用职员。宗教团体得依据民法规定，取得法律能力。宗教团体有公法上之性质者，仍为公法团体。其他宗教团体，若其组织及社员人数，有确能永久继续之希望者，得依其请求，给予同样之权利。其多数之公法上宗教团体联合为大团体时，则此团体亦为公法社团。宗教团体之为公法社团者，有依据人民税册，遵照联邦法规规定标准，征收租税之权。

凡结社以从事共同世界观念为任务者，得以宗教团体待遇之。此项规定之施行细则，由各邦法律规定之。

根据法律契约或持法律名义由国家付给之宗教团体资助金，以各邦法律废止之。其章则，由联邦规定之。宗教法团及宗教社团之为文化、教育、慈善各目的而设立机关、财团及其他财产之所有权，应保障之。星期日及由国家所认许之休假日为工作休息日及精神修养日，以法律保护之。

科隆大教堂。

■特殊群体和地方的规定

国防军人，应给予奉行其宗教义务之休假时间。在军营、病院、监狱及其他公共机关，有举行祷拜及精神修养之必要者，准各宗教团体在内举行教礼，但不得强制执行。

教育及学校

■学术自由

艺术、科学及其学理为自由，国家应予以保护及培植。

■青年教育

青年教育，由公共机关任之。其设备，由联邦各邦及自治区协力设置之。

教员之养成，依照高等教育一般适用之原则，须规定全国一致。公共学校之教员，有国家官吏之权利义务。教育事务，在国家监督之下，国家亦得令自治区参与之。学校之监督，应由以教育为主要职业及有专门学识之官吏担任之。

受国民小学教育为国民普通义务。就学期限，至少八学年，次为完成学校至满足十八岁为止，国民小学及完成学校之授课及教育用品，完全免费。公共教育制度为有系统之组织，在为全民之基本教育制度内，设置中学及高等学校，此等学校之设置，以生活所需各种职业为标准。对于儿童之入一种特定学校之取录，应视其才能及志向而定，不得以其父母之经济及社会地位或宗教信仰为依据，定其去留。在一地方团体内，得依据享受教育权利者之动议，设立其所信仰宗教或世界观之国民小学。但以不妨害已经规定之学校课程及本条第一项之意义者为限。然受教育者之志愿，应顾虑及之。其细则，由各邦立法机关遵照联邦法律原则规定之。

联邦及各邦及自治区，应于预算内准备公款，以资助穷困无资入中学及高等学校者。适合受中学及高等学校教育之贫乏儿童之父母，应受奖学金之资助，至其儿童毕业为止，使其儿童得终所学。

洪堡大学。

■私立学校

以私立学校补充公立学校时，须得国家之认可。在各邦法律上，如私立学校之教育目的及设备与教员学问不亚于公立学校者，又其待遇学生一律平等，不以学生父母之富贫而强分轩轾者，国家始得准许其设立。若其教员之经济及法律条件无充分保证者，不得准予设立。

私立国民小学必根据本宪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二项所规定。顾虑受教育权利者少数之意志，而在该自治区内无合乎彼等宗教信仰或哲学观念之国民小学，或教育当局认为有特别教育上利益时，始得准予设立。

私立预备学校，概应废止。

私立学校之不补充公立学校者，仍照现行法律规定办理。

洪堡大学前的亚历山大·冯·洪堡的雕像。

■学校教育

各学校应致力于道德教化，国民节操，使人民在德意志民族精神上及国际协和上，能造就人格及发展职业才能。公立学校授课时，当注意侵犯怀抱他种思想者之情感。国民常识及劳动课程为学校科目之一。学生于其就学义务完毕时，各得宪法印本一册。

国民教育及高等国民学校，应由联邦、各邦及各自治区振兴之。

宗教课目为学校之通常学科。但无宗教信仰（哲学观念）之学校，不在此限。

关于宗教课程之教授，在学校立法范围内规定之。宗教课程，于不妨害国家监督权内，依各该宗教团体之典义教授之。宗教课程之教授，宗教仪式之演习，由学校教员之意见定之。宗教课程、宗教仪式之参与，由管辖儿童宗教教育者之意见定之。高等学校之神道科，依然存在。

■文物保护

美术、历史及博物之纪念品与天然风景，受国家之保护及维持。防止德国美术品转移于外国之事务，属于联邦。

经济生活

■经济自由

经济生活之组织，应与公平之原则及人类生存维持之目的相适应。在此范围内，各人之经济自由，应予保障。法律强制，仅得行使于恢复受害者之权利及维持公共幸福之紧急需要。工商业之自由，应依联邦法律之规定，予以保障。

■契约自由

经济关系，应依照法律规定，为契约自由之原则所支配。重利，应禁止之。法律行为之违反善良风俗者，视为无效。

■所有权

所有权，受宪法之保障。其内容及限制，以法律规定之。公用征收，仅限于裨益公共福利及有法律根据时，始得行之。公用征收，除联邦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应予相当赔偿。赔偿之多寡，如有争执时，除联邦宪法有特别规定外，准其在普通法院提起诉讼。联邦对于各邦自治区及公益团体行使公用征收权时，应给予赔偿。所有权为义务，其使用应同时为公共福利之役务。

■继承权

继承权，应依照民法之规定受保障。国家对于继承财产所应征收之部分，以法律定之。

德国宝马公司总部大楼。

■土地相关权

土地之分配及利用，应由联邦监督，以防不当之使用，并加以监督，以期德国人均受保障，并有康健之住宅，及德国家庭尤其生齿繁多之家庭，得有家产住宅及业务之所需规定章则时，尤应特别注意参战人员。

因应住宅之需要，奖励拓殖开垦或发展农业，土地所有权得征收之。家族内之土地财产应废止之。

土地之耕种及开拓，为土地所有者对于社会之义务。土地价值之增加非由投资或人工而来者，其福利应归社会。土地宝藏及经济上可以利用之天然力，均在国家监督之下。私人特权，得以法律转移于国家。

■私人企业

联邦得依据法律，照公用征收之规定，将私人经济企业之适合于社会化者，予以赔偿收归公有。各邦或自治区得参与此类经济企业或组合之管理，或以其他方法，保持其一定之势力。

德国巴伐利亚农庄。

联邦得于紧急需要时，为公共经济计，依照法律，使经济企业及组合相结合，立于自治基础之上，俾得保持一切生利之阶级共同协力。雇主及劳工参加管理经济财务之生产、制造、分配、消费、定价、输出、输入，依公共经济原则规定。生产组合，经济组合及其联合邦团体，如其自行提出要求时，得审查其组织及其特质，使并入于公共经济中。

■劳工及劳动关系

劳力，受国家特别保护。联邦应制定统一之劳工法。为保护及增进劳工条件及经济条件之结社自由，无论何人及何种职业，均应予以保障。规定及契约之足以限制或妨碍此项自由者，均属违法。

无论何人，或为雇员，或为劳工，在服务或劳动中，应有尽公民义务之余暇。如职务不受重大妨害时，并应有余暇尽名誉公职。所受之赔偿及报酬，以法律规定之。

为保持健康及工作能力，保护产妇及预防因老病衰弱之生活经济不生影响起见，联邦应制定概括之保险制度，且使被保险者与闻其事。关于工作条件之国际法规，其足使世界全体劳动阶级得最低限度之社会权利者，联邦应赞助之。

德国人民，不妨害其人身自由时，应公共福利之需要，应照精神上、体力上之能力，尽道德上之义务。德国人民应有可能之机会，从事经济劳动，以维持生计。无相当劳动机会时，其必需生活应筹划及之。其详细，另以联邦单行法律规定之。

农工商业之独立中流社会，应由立法行政机关设法发展及保护之，使不负担过重及被吞并。

劳动者及受雇者，得以同等权利会同企业家制定工金劳动条件及生产力上之全部经济发展之规章。双方所组织之团体及其协定，均受认可。劳动者、受雇者，为保持其社会上及经济上之利益起见，得在企业工会及按照经济区域组织之区工会与联邦工会，有法律上之代表。区工会联邦工会，为履行其全部之经济任务及为执行社会法律之协助起见，得与企业家代表及其余有关系之人民各界代表集会于区经济会议及联邦经济会议。区经济会议及联邦经济会议之组织，应使全国之重要职业团体，视其经济上、社会上之重要关系，派选代表出席。

关系重大之社会或经济法律草案，应由联邦政府于未提出议会前，提交联邦经济会议审核之。联邦经济会议亦有自行提议此项法律之权。联邦政府不同意时，联邦经济会议得说明其立场，提出于联邦国会。联邦经济会议得派会员一人，代表出席联邦国会。劳动会议及经济会议，在该管辖范围内，有监督及管理之权。关于劳动会议及联邦会议之组织及任务，及其对于他项自治团体之关系，专由联邦规定之。

■知识产权

智识上之工作，著作权、发明权、美术权，同享受国家之扶持扶助。德国科学上、美术上、技术上之创作品，应依照国际条约，使其在国外亦享受保护。

过渡规定及终结规定

■有关过渡性规定

过渡性规定涉及的事项，主要有：在联邦行政法院未设立以前，关于选举审查所之组织，以联邦大理院代行联邦行政院职务；宪法第十八条第三项及第六项，于本宪法公布两年后始施行；普鲁士之上斯来西州，于德意志官署将临时占领地区之行政权收回两个月内，应即依照本宪法第十八条第四项第一句及第五项举行投票，以解决应否组织上斯来西邦、邦议会、邦籍等问题；在本宪法第六十三条所规定之各邦法律未颁布前，但最迟限至1921年7月1日止（一年为期），在联邦参政会之一切普鲁士投票，由政府各部部长行使之；第八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其施行日期，由联邦政府规定之。在相当过渡时期中，关于消费税及关税之征收及管理，得依各邦之请求，交各邦自行办理；巴燕及韦登堡之邮政及电信管理问题；铁路、水道及海上标志，最迟限于1921年4月1日转移于联邦；关于高等法院之联邦法律，在未发生效力以前，高等法院之职权以由七人组成之评议会行使之。此评议会之组织，由联邦国会选出四人及联邦大理院选出三人共同组织之，其诉讼程序，由该评议会自定之。

■关于相关事项的法律效力

在依本宪法第一百三十八条应发布之联邦法律未发布前，所有从前依旧法律契约及依据权利名义而给予各宗教团体之政府资助，仍旧有效；在本宪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二项所指定之联邦法律未发布前，其已有之法律地位仍继续维持。此项法律对于联邦内，并无依宗教派别而设立之学校之各区域，应特别注意；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对于1914年至1919年战争时期中所发给之勋章及荣典，不适用之；一切公务人员及国防军人，应对本宪法宣誓。其细则，以总统命令定之。按照现行法律宣誓，应有宗教宣誓形式时，宣誓者得不用之，并得以代“余誓”语，但法律规定之宣誓内容，仍不更改。

1871年4月16日之德意志之帝国宪法及1919年l月10日之帝国暂行政权法，均废止之。此外帝国之一切法律及命令仍有效，但以不与本宪法抵触者为限。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签订之和平条约，不得以宪法抵触之。参照关于取得黑尔哥兰岛之谈判与为优待该岛之人民起见，得颁发与本宪法第十七条第二项不符之章则。官署之命令根据从前法律以合法手续颁发者，在未用他项命令及法律以废止之前，仍属有效。

法律及命令所定之规定及机关，虽经本宪法废止而仍提及之者，以本宪法所定之相当规定及机关代替之。如国民会议，以联邦国会代之。各邦委员会，以联邦参议会代之。依据帝国暂行政权法所选出之行政元首，以依本宪法所选出之总统代之。依照规定，属于各邦委员会之命令发布权，此后应转移于联邦政府。唯联邦政府应依照本宪法之规定，须得联邦参政会之同意，始得发布命令。

《魏玛宪法》文本上的签名。

在第一次联邦国会未集会以前，以国民大会代联邦国会，第一次总统未就职以前，其职务以依据关于临时联邦权力于法律所选出之联邦总统行使之。

■《魏玛宪法》的制定与公布实施

德意志国民以其国民会议投票表决及制定本宪法。本宪法自公布日施行。

■签署

1919年8月11日于黑堡

联邦总统　艾伯特

联邦行政院各部部长　鲍伟

爱慈皮格　爱尔满米勒

大伟博士　恼斯格斯米特

斯力克　杞斯白尔慈

马得博士　皮尔博士

1933年希特勒建立独裁专制统治后，先用紧急命令宣布《魏玛宪法》中许多关于人民权利的条文停止生效，又制定了《消除国民与国家危机的法律》（《授权法》），规定政府可以自行制定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于是《魏玛宪法》名存实亡。取消了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就抽调了法治的内核，对此，汉娜·阿伦特尖锐地指出，取消人的法律人格，是通向极权统治之路上的重大第一步[3]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联邦德国，《魏玛宪法》为1949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所代替。该基本法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魏玛宪法》的传统，并在其第一百四十条里规定，把《魏玛宪法》中有关宗教的5条（一百三十六至一百三十九，一百四十一）作为基本法的组成部分，继续有效。

对《魏玛宪法》的评价和看法，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其后专门论及。

[1] 1919年魏玛宪法的文本，来源于百度文库。http://wenku.baidu.com/link？url=iK74BiQS1clzFxTy4B4eBcG6u4gR9EMZ-CY58DwhrNqsJSYt6P9nk-aUzGPqXxgos-zQDToHSpksqA4jDRgVQ9yrsL_9NQyTWbEUzMTxee。2015年5月30日最后访问。

[2] 为了方便阅读理解，按照大陆地区的翻译习惯，本书将大总统改为了总统。

[3]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第559页。

第三章　魏玛宪法的德式民主法治特色

魏玛宪法是德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它终结了德意志千年的封建制度和帝国，确立了德国的共和体制，肯定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从历史地位、形式和内容上都体现出其重要的德国式的民主法治特色。

魏玛宪法是德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它终结了德意志千年的封建制度和帝国，确立了德国的共和体制，肯定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对德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国家体制、中央地方关系、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各个方面的法治制度都作了规定。既有维护民族统一及和平的序言，也有自由正义的价值追求；既着力从专制集权到民主分权的制度设计，也呈现贯彻主权在民原则而广泛赋予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规定。还有许多经济制度和社会化的政策措施规定等等。从历史地位、形式和内容上都体现出其重要的德国式的民主法治特色。

魏玛宪法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重要法律表现，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果的重要体现

德意志也是封建专制制度历史非常悠久的社会。在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社会的封建化过程逐渐瓦解了农村大家族公社的土地公有制。教会和权贵大量掠夺土地，使自由农民成为农奴或自由佃农。8世纪下半叶，法兰克帝国实行的“采邑制”加速了封建等级制度的形成。919年东法兰克王国改名为“德意志王国”后，农村阶级分化加剧，封建化过程加快，大多数自由农民成为封建领主或教会的农奴或依附农民。10世纪至11世纪，德意志封建化的过程基本完成。从法兰克帝国沿袭下来的采邑制，这时已发展成为封地，成为封建领主的世袭领地。由于世袭领地大小的不同，就形成大大小小的领主、骑士，他们之间也存在由小到大直到皇帝的层层依附关系，这种经济政治关系使封建制度变得稳固强大。

从962年到1805年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年间，名义上虽然是一个国家，但是各邦国在邦内拥有相当的政治、经济权力，邦国内的市民、自由民和农奴都隶属于他们的邦主，实际上是处于封建割据状态。此后尽管经历了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和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统一，封建制度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是封建专制的时间之长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民主意识和自由人权观念难以形成，封建根基仍然深深扎在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之中，正如马克思指出：德意志帝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照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的国家”[1] 。

在欧洲1848年革命的影响下，德国的资产阶级也掀起了三月革命的浪潮。作为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重要成果的法兰克福议会通过的《帝国宪法》，虽然规定取消封建等级制和农奴制，但规定建立一个由诸侯当皇帝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魏玛宪法也是在革命和战争的背景下产生的。德国工人阶级掀起的十一月革命，迫使皇帝出逃帝国崩溃，作为这场革命的产物，魏玛宪法在客观上是不可能再复辟帝制规定皇帝专制，只能是反映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要求，反映工人运动的要求，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当时对社会生产关系和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变革的要求。所以，魏玛宪法规定德国为共和国，既是德意志历史发展的必然和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重要体现，在根本性质的特征上，也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重要法律表现形式。

贯彻和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和思想

魏玛宪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整部宪法中贯彻和体现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和思想。

魏玛宪法奉行三权分立原则，这是推翻帝制取消皇权的必然发展结果。帝制的特点就是皇权居上，皇帝凌驾于所有国家机构之上，皇帝个人实行专制统治。普法战争后，普鲁士由于战争的胜利，最后完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普鲁士国王在法国凡尔赛宫宣布为德意志联邦皇帝，并于1871年4月16日通过了《德意志帝国宪法》，其主要内容规定：统一的德国为联邦制的君主国家；普鲁士在帝国中占统治地位，普鲁士国王为德意志皇帝，拥有军事、外交大权；普鲁士首相为帝国政府宰相，由皇帝任免，不对国会负责；帝国有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两院制代议机构，联邦议会由各邦君主和自由市所任命的58名代表组成，是帝国的最高机构，具有立法权，帝国宰相即为联邦议会议长；帝国议会由普选产生，但由于普鲁士等邦三级选举制的存在，人民的选举权受到极大限制。《德意志帝国宪法》反映的必然是德意志帝国和皇帝的存在。当帝制和德皇被推翻以后，新生的共和政权不可能回到皇权专制的老路上去，因此，魏玛宪法背离帝制皇权的制度规定，与其说是德国社会党人的选择，不如说是德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

查理·路易·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法国启蒙思想家，社会学家，是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孟德斯鸠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得到了很高的荣誉。曾被选为波尔多科学院院士、法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

魏玛宪法奉行三权分立的原则，是资产阶级政治民主要求的法律实现形式。三权分立制度的理论基础是17—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洛克和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的分权学说。

“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成为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握有压迫者的权力。”“如果由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2]

这一学说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国家权力应该分立，互相制衡。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希望据此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以后，三权分立成为资产阶级建立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在当代，尽管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三权分立仍然是它的一个根本特点。对于这种制度，西方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非常推崇，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才是民主和法治的标志；不实行这种制度，就是专制。分权与制衡原则的基本政治功能，是解决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防止专制。资产阶级立宪共和和政治民主的重要内容就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机构组织原则及相应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的原则，对实现资产阶级政党政治主张，排除封建势力对政治的干扰，避免专权现象和减少腐败，促进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政权的建设，保证司法独立等等，有很大的作用。可见，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则的三权分立，其核心是为避免独裁专制和实现政治民主，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分属三个地位相等的不同国家机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这种性质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为实现其政治民主而广泛采用的一种民主政治制度。因此，德国在推翻帝制后，势必会选择反映符合其政治民主要求的三权分立制度来构建新的共和制国家。在魏玛宪法中，对三权分立的原则有着充分的体现。

根据魏玛宪法规定，联邦立法权由联邦国会和联邦参政会行使。而联邦国会和联邦参政会之间又规定有相互制衡的关系。魏玛宪法规定，法律案由联邦政府或联邦国会提出。联邦法律由联邦国会议决（第六十八条）。联邦政府虽然有提出法律案的权力，但提出法律案时须得联邦参政会同意，如联邦政府及联邦参政会对于法律案之意见不一致时，须将联邦参政会之意见附加说明。如联邦参政会议决之法律案联邦政府不同意时，联邦政府应说明其立场，将此法律案提交联邦国会（第六十九条）。对于联邦国会所议决的法律案，联邦参政会可以否决。同时，应将否决理由书送交国会。此外，关于联邦法律实施上所必要之普通行政规条，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由政府颁发之。但如此项法律施行属诸各邦官署之权限者，则须得联邦参政会之同意（第七十七条）。

在立法权的分配上，虽说是联邦国会和联邦参政会行使，但是总统与两会之间有一定的相互制约关系。如联邦参政会否决联邦国会所议决的法律案，应重提联邦国会表决，如联邦国会及联邦参政会对于该项法律意见仍不一致时，联邦总统可以将该法律案交付国民表决。如联邦总统不行使此权时则此法律案视为不成立。如联邦国会以三分之二之多数议决，反对联邦参政会之否决时，则联邦总统应在三个月内，按照联邦国会所议决者公布或交付国民表决（第七十四条）。联邦总统应将依照宪法制定之法律编就并于一月内在联邦法律公报中公布之（第七十条）。如有联邦国会议员之三分之一要求时，联邦法律之公布得展期两个月。但如联邦国会及联邦参政会认为紧急者，联邦总统得不理此要求而公布之（第七十二条）。凡经联邦国会议决之法律，如联邦总统于一月之内决定交付国民表决者，得于其公布前，交付国民表决（第七十三条）。宪法得用立法手续修改之，但联邦国会欲议决修改宪法，必须有法定人数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议员三分之二之赞成，其决议案始得成立。又联邦参政会对于修改宪法之议决，亦须有所投票数三分之二之多数赞成。若由国民请愿而用国民投票以议决修改宪法，须有多数选民之赞成。如联邦国会对于联邦参政会之修改宪法议决提出抗议时，则联邦总统如于两星期内，不受联邦参政会之要求，不得将此法律公布（第七十六条）。

联邦总统在国际上，代表联邦，并得以联邦名义，与其他国家缔结同盟，订立条约，授受使节，宣战媾和（第四十五条）；任免联邦文武官吏（第四十六条）；掌握联邦一切国防军之最高命令权（第四十七条）；紧急法令权（第四十八条）；代联邦行使恩赦权、联邦大赦（第四十九条）等。

联邦总统和政府行使宪法规定的行政权，与联邦国会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联邦总统于任期未满前，得由联邦国会动议，以国民表决罢免之。联邦国会此项决议，须有三分之二之多数赞成，才能成立。决议成立后，联邦总统应即停止其执行职务，如国民表决拒绝罢免总统时，联邦总统等于重新选举，联邦国会应即解散。联邦总统，非得联邦国会之同意，不受刑事上之诉追（第四十三条）。联邦总统之一切命令、处分及关于国防军范围内之一切命令、处分，须得联邦行政院长或该主管部长之副署，才发生效力。副署发生责任（第五十条）。联邦行政院长及由联邦行政院长所推荐之各部部长均由联邦总统任免之（第五十三条）。联邦行政院长领导联邦政府，依照由联邦政府制定及经联邦总统认可之处务章程执行职务（第五十五条）。联邦行政院长及各部部长，于行使其职权时，须得联邦国会之信任，如其中之一员，不论何人，如受联邦国会之明显决议不信任时，应即退职（第五十四条）。联邦国会对于联邦总统、联邦行政院长或联邦各部部长，认为违背联邦宪法或联邦法律时，得代表联邦向高等法院控告之。控告之动议须有联邦国会议员百人以上之联署，并须有与为修正宪法而预为规定之人数之相等之同意。其细则，以关于高等法院之联邦法律规定之（第五十九条）。联邦总统因故不能行使职权时，由联邦行政院长代理之。如事故有延长之虞时，则依照联邦法律规定其代理。联邦总统，于任期未满去职及新总统未选出前，得依前项办理（第五十一条）。也就是说，在国会和总统的相互关系上，国会也可以罢免总统并且向国家法院控告他违宪与违法；总统有权任命总理与部长，但国会可以罢免总理与部长；国会享有立法权，但总统可以安排人民公决推翻国会立法；总统可以颁布紧急法令，但国会也可以取消其紧急法令。在国会罢免了总统或者在总统解散了国会以后，都须呼吁人民通过公决或者大选作出最后裁决。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

按照魏玛宪法的规定，联邦和各邦法院行使司法权（第一百零三条）。

首先是法官独立，只服从法律。普通裁判之法官为终身职。唯依据法律规定之理由及形式，由司法机关决定，始得不顾法官情愿，将其免职，停职，调任或退休。因法律而生之暂行停职，不受前项规定限制。在法院组织及其管辖区域有变更时，各邦之司法行政部得不顾法官之情愿，将其调任他处或令其退职，但须维持原俸（第一百零四条）。其次是充分发挥法院的制衡作用。如第十三条规定，各邦法律与联邦法律发生疑义或有冲突时，联邦或各邦之中央主管官署得依照联邦法律之详细规定，请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之。第十五条规定，各邦政府对于执行联邦法律有缺点时，经联邦政府之请求，有除去此缺点之义务。彼此意见不同时，不论联邦或各邦，除联邦法律已特效指定由其他法院判决外，得要求高等法院判决之。第十八条规定，领土之合并或分裂，对于财产分割有争执时，得由当事者一方之动议请求德意志联邦高等法院裁判之。第十九条规定，在任何一邦内，有宪法上之争议而该邦无该管辖法院足以解决此争议者，又各邦间或联邦与某一邦间争议时，除关于非私法问题外，得由当事者一方请求联邦高等法院判决之，但以不归其他联邦法院管辖者为限，高等法院之判决，由联邦总统以命令执行之。第五十九条规定，联邦国会对于联邦总统、联邦行政院长或联邦各部部长，认为违背联邦宪法或联邦法律时，得代表联邦向高等法院控告之。第九十条规定，铁道转移于联邦所有时，其公用征收权及关于铁道上之一切公权，概由联邦接受之，关于此项权利范围有争议时，由高等法院裁判之，等等。

明确划分了央地权限，规范了相互关系

央地权限划分及关系，在其他国家或许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在德国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魏玛宪法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规定这个问题，这也形成其特点之一。

我们知道，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第一次统一全德之前，各邦还是比较独立的。即使是统一后，由于战争与革命，不少邦又处于有独立的政权的状态，也还是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分裂的危险。维护德意志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就成了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需要通过根本大法来实现的重要任务。因此，魏玛宪法在序言中就明确规定制宪的目的之一是“德意志国民团结其种族”。在第一章第二条关于联邦领土的规定中，明确规定德意志“由德意志各邦构成”。这实际上就表明的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而央地权限的划分和关系的规范，是有利于国家的完整与统一，有利于各邦的发展。总的原则是国权之关于联邦事务者由联邦之机关依照联邦宪法行使，关于各邦事务者由各邦机关依照联邦宪法行使，都是在宪法的框架内依法行使。在央地关系的宪法规定中，主要有几个重要的方面。

首先是立法权的分配。魏玛宪法第六条规定了联邦在外交、殖民、国籍、兵役、货币、关税、通讯等7个方面制度的专有立法权。同时在第七条规定了联邦在民法、刑法、诉讼法及刑罚执行、护照制度及外事警察、出版结社集会制度、人口政策、公众卫生制度、劳工法、公用征收法、经济、商业、度量衡制度、发行纸币及银行与交易所制度、营业法及矿业法、保险制度、交通等20个方面的立法权。这实际上是联邦和各邦的共有立法权。此外，在宗教、学校、各种公共团体之公务员法规、土地、殡葬、赋税之征收与征收之种类等比较特别的方面就联邦与各邦在立法权上的关系作了界定。

在立法方面上出现问题或者冲突时，宪法作了规定。一是对共享的立法权，在联邦不行使其立法权时，各邦得保留之即联邦立法权优先。二是关于第七条第十三项各事（天然宝藏，经济企业之社会化，及公共经济货物之生产、供给、分配、定价，与其按照集体主义之组织），如各邦法律有损害联邦全体利益时，联邦有抗议权。三是联邦法律得废止各邦法律。四是各邦法律与联邦法律发生疑义或有冲突时，联邦或各邦之中央主管官署得依照联邦法律之详细规定，请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之。

关于执法权，主要在各邦。宪法第十四条规定：“联邦法律无其他特别规定时，由各邦官署执行之。”但是联邦政府对于联邦有立法权事项行使监督权。

各邦政府对于执行联邦法律有缺点时，经联邦政府之请求，有除去此缺点之义务。彼此意见不同时，不论联邦或各邦，除联邦法律已特别指定由其他法院判决外，得要求高等法院判决之。

关于联邦参政会的组成，宪法规定了各邦的票数以及代表的派遣。在联邦行政一章中，还详细地规定了联邦政府的事权，以此区分各邦的行政事务。此外，在领土变更和组织新邦问题上，对普鲁士行政区之一部分，巴威亚邦之一部分，以及其他各邦相当行政区之一部分之划分等问题作了特别规定。

比例代表选举制

《魏玛宪法》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其规定的比例代表选举制。这也是引起争议最大的条款。宪法第十七条规定：“各邦须有自由邦之宪法，其人民代表应以有德国国籍之人民，不分男女，依照比例选举之原则，用普遍、平等、直接、秘密选举方法选出之。各邦政府应得人民代表之信任。人民代表之选举章程得适用于地方团体选举。但各邦法律得以居住本地方一年以上为条件，以限制选举权。”同时还规定，联邦国会由代表德国人民的议员组成。议员由年满二十岁以上之男女，依照比例代表选举制，以普遍、平等、直接、秘密之选举法选出之。选举日须为星期日或公共休息日。其详细办法另以选举法定之。选举自由及选举秘密应受保障，其细则另以选举法规定之。

我们知道，选举制度，按照当选制的不同，可以分为多数代表制、比例代表制、混合代表制。多数代表制是指在一个选区获得多数选票的候选人或者候选人所在的政党当选，而得票较少的则不能当选的制度。其中，如果简单多数即当选的，叫相对多数代表制；在选区内获得超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或者候选人所在的政党才能当选，叫绝对多数代表制；由于这种方式往往难以一次就获得绝对多数的选票，还需进行第二轮或者多轮投票，故又称之为二轮选举制或者过半选举制。为了加快进度，在绝对多数代表制中往往采取淘汰第一轮得票较少的淘汰制，或者在第二轮形成政党联盟的集中选票制，或者如果自己选的人落选了在选票上注明是否同意转投他人的选择投票制。当然，多数投票制与代表全体还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希特勒在发表竞选演说。

戈培尔为希特勒的选举造势。

选举的海报。

比例代表制是指参加选举的政党，根据其候选人得票多少，按比例分配议席的制度。这种方法主要在大选区制（即每个选区可选出两个以上议员，又称复选区制）运用。计票和席位是按照海尔计算法确定（英国著名学者汤姆斯·海尔）。

该方法的核心是将某个选区的有效选票数，除以该选区应该选出的代表的总数，得出的商为“当选基数”。各政党实际得到的选票数，除以“当选基数”，就是该党取得的议席。例如，某个选区有效选票为30万张，总共应当选出10个代表，“当选基数”则为3万张。如果一个政党在这个选区获得了20％的选票即6万张，则会把党内排名前两位的候选人送往国会。魏玛共和国的国会，就是按照魏玛宪法规定的比例代表制选举出各政党的代表作为议员来组成的。当然，这种选举制度本身是有局限的，但是在当时相对于德意志帝国按照多数代表制选举出的议会而言，显然是一种进步。

混合代表制，就是在同一个选区采用多数代表制选个人候选人，采用比例代表制选政党候选人的制度。当今的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采用的就是混合代表制。

对公民基本权利作了全面详尽的规定

魏玛宪法在第一篇规定了主权在民的民主原则和实现这一原则的具体制度，以及十分重要的普遍选举权外，第二篇又以相当大的篇幅集中全面详尽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现了这部宪法的基本特色。首先，宪法确立了人人平等的原则，宣布德国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废除因出生和阶级带来的不平等待遇。同时，在公民个人方面规定了国籍、迁徙自由、使用语言自由、人身自由权、住宅不受侵犯权、法无明定不受处罚权、通信自由权、言论与新闻自由权等。第三，在公民共同生活上就婚姻家庭、子女教育、集会自由权、结社自由权、选举自由权、请愿抗告权、行政自主权、公职充任、俸禄、升降、养老、救济、公民的基本义务等方面作了广泛的规定。第四，单独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团体设立自由及权利义务、特殊群体和军营、病院、监狱及其他公共机关等地方教礼。第五，在教育及学校方面，规定了学术自由、青年教育、教员的国家官吏之权利义务、国民普通教育义务、私立学校、学校教育、文物保护等内容。第六、专设“经济生活”一章，规定了经济制度及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基本政策，宣布了许多社会化的政策和措施，代表了社会经济政策的新变化。宪法还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专门规定，一方面，规定了经济自由、契约自由、所有权、继承权、土地相关权、私人企业、知识产权；另一方面规定了公民的工作权利和经济权利；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国家垄断的发展相一致，宪法不再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是根据“社会化”原则，规定了对私有制的限制；根据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劳工及劳动关系上，规定德国人民应有可能之机会，从事经济劳动，以维持生计。无相当劳动机会时，其必需生活应筹划及之。农工商业之独立中流社会，应由立法行政机关设法发展及保护之，使不负担过重及被吞并。在“劳动会议制度”和“经济会议制度”上，规定劳动者及受雇者，得以同等权利会同企业家制定工金劳动条件及生产力上之全部经济发展之规章。双方所组织之团体及其协定，均受认可。劳动者，受雇者，为保持其社会上及经济上之利益起见，得在企业工会及按照经济区域组织之区工会与联邦工会，有法律上之代表。区工会联邦工会，为履行其全部之经济任务及为执行社会法律之协助起见，得与企业家代表及其余有关系之人民各界代表集会于区经济会议及联邦经济会议。区经济会议及联邦经济会议之组织，应使全国之重要职业团体，视其经济上、社会上之重要关系，派选代表出席。如是，魏玛宪法又有“经济宪法”之称。对此，有论者进一步指出：“人们提到魏玛宪法首先会想到它是近代宪法的开端，理由是魏玛宪法规定了经济政策和社会立法，体现国家与社会分离的思想。那么为什么魏玛宪法首先作如此规定呢？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传统的影响，类似的规定在俾斯麦时代就已经出现；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战争的严重摧残，导致经济的破败不堪，作为宪法不能不关注这一问题。”[3]

魏玛宪法还有三个值得关注的地方

一是关于奥地利的规定。魏玛宪法第六十一条在规定各邦在联邦参政会的票数分配时，将奥地利作为特殊情况，单独规定：“奥地利国，在合并于德国之后，其参加联邦参政会之权利，亦得按人民数目，得同等之票权。未合并前，奥地利之代表，只有被咨询之权。票数于每次普遍调查人口后，由联邦参政会重新改定之。”

与德国邻近的奥地利英斯布鲁克市。

从奥地利英斯布鲁克市看德奥边境上的阿尔卑斯起伏的山峦。

德国与奥地利，同是讲德语的国家，在历史上，这两个国家长期是交缠在一起的。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期间，经历了萨克森王朝、斯陶芬王朝、卢森堡王朝的统治后，1438年帝国的皇位转到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手里。哈布斯堡家族被诸侯们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此后几百年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宝座便基本上一直姓哈了。此时，奥地利已经由昔日边陲之地摇身一变为帝国皇帝的大本营，成为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此后，哈布斯堡家庭利用其皇帝的有利政治地位，在德意志境内外取得大片领地，势力弥漫整个欧洲，但几百年间奥地利一直是其领地的核心。1806年7月，拿破仑打败奥地利后把占德意志三分之二领土的莱茵河畔的16个德意志邦国组成“莱茵联邦”置于其保护之下。8月1日，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被迫放弃“罗马皇帝”的称号，“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不复存在。哈布斯堡家族失去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后，改为了奥地利皇帝。1814年6月18日拿破仑滑铁卢战败后，英俄普奥等欧洲列强在奥地利首都召开了“维也纳会议”，组建了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联邦”。作为长期处于领袖地位的邦国，奥地利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德意志联邦”主要象征的法兰克福联邦议会的主席，由奥地利人担任。可见，无论是从历史还是民族文化来说，奥地利与德意志是很难分开的。

在德意志民族的统一问题上，主要存在小德意志方案和大德意志方案两派。小德意志方案是由普鲁士和德意志北部各邦主张，核心是把奥地利排除在外，由普鲁士来统一德意志各邦；大德意志方案是由奥地利和德意志西南部各邦主张，核心是由奥地利来统一德意志各邦。1862年俾斯麦任普鲁士首相后，先后发动了对丹麦、奥地利、法国的战争。打败奥地利后，迫使奥地利于1866年8月签订《布拉格和约》，其中规定：奥地利退出1815年成立的“德意志联邦”，以后不得再干涉德意志内部的一切事务。这也使奥地利与匈牙利组成了奥匈帝国。此后，奥地利就退出了德意志，作为国家不再是德意志联邦一员了。次年以普鲁士为盟主建立了“北德意志邦联”，1870年普法战争胜利后新的德意志帝国宣布成立，年底西南部的四个邦国加入“北德意志邦联”，终于以小德意志方案实现了统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奥结盟，1918年德奥战败，奥匈帝国瓦解，奥匈帝国内的德语地区（包括现在的奥地利和捷克部分地区）宣布成立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并宣布加入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显然，这不符合协约国削弱德国的政策，故在对德奥的和约中明文规定永远禁止德奥合并，并将奥匈帝国的部分德语地区划入捷克斯洛伐克与意大利。但此后德奥合并运动并未在奥地利国内沉寂下去。

魏玛宪法关于奥地利的规定，既反映了德奥的历史纠葛和德意志对奥地利的心态，也为德奥可能的合并留下了宪法依据。

二是关于帝国法律的保留问题。这个问题，魏玛宪法第一百七十八条作了明确的规定。要点有五：第一，废止帝国的根本法即1871年4月16日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以及1919年1月10日之帝国暂行政权法。第二，在帝国宪法和帝国暂行政权法这两部法之外的帝国之一切法律及命令仍有效，即予以保留。第三，帝国法律和命令有效的前提是不与本宪法抵触，即该条规定的“但以不与本宪法抵触者为限”。第四，原则规定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签订之和平条约，不得以宪法抵触之。第五，与保留帝国法律相适应，规定官署根据帝国法律以合法手续颁发的命令，在未用他项命令及法律以废止之前，仍属有效。此外，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以联邦国会取代帝国国民会议，以联邦参议会取代各邦委员会，以依本宪法所选出之总统替代依据帝国暂行政权法所选出的行政元首。

三是关于总统的紧急令权力的第四十八条。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对总统的这种特别权力作了特别的规定。一是，联邦中某一邦如不尽其依照联邦宪法或联邦法律所规定的义务时，联邦总统可以用兵力强制其履行。二是，联邦总统于德意志联邦内之公共安宁及秩序，视为有被扰乱或危害时，为恢复公共安宁及秩序起见，得取必要之处置，必要时更得使用兵力，以求达此目的。三是，联邦总统得临时将本法一百一十四，一百一十五，一百一十七，一百一十八，一百二十三，一百二十四及一百五十三各条所规定之基本权利之全部或一部分停止之。有人认为，这也是关于总统具有独裁权力的规定。但魏玛宪法同时规定，联邦国会对本条第一第二两项规定之处置，可以请求废止，即国会有权取消其紧急令。针对总统特别权力，国会也有相应的对抗权力。可见，从规定上看，总统的这些权力还是受到制约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此还是有体现。当然，在制衡原则失灵的情况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6页。

[3] 周威等：“宪法的躯壳与灵魂——五四宪法与魏玛宪法的相似性及启示”，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9月，第4卷第3期。

第四章　共和国的灵魂：魏玛宪法及其民主法治制度

魏玛共和国的灵魂就是魏玛宪法及其民主法治制度。魏玛宪法既是魏玛共和国民主法治的载体，也是民主法治的象征，既是共和国的支撑，也是民主法治的根本法律保障。

在风雨中诞生的魏玛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存续，与其新宪法的颁行是分不开的。魏玛宪法是魏玛共和国存在的制度保障，是共和国的法治基础。依魏玛宪法执政，保证了共和政体；依魏玛宪法行政，取得了社会最大的公约数。综观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其灵魂就是魏玛宪法及其民主法治制度。

魏玛宪法是魏玛共和国的支柱

从1864年到1871年，伴随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客观需要，德意志最大的邦国普鲁士，通过三次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结束了德意志长期的分裂状态，实现了统一。但是统一后的德国继承了普鲁士的旧制度，特别是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因此德意志帝国及其宪法含有较浓厚的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特征。

帝国宪法为德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皇帝和首相真正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帝国元首是“德意志帝国皇帝”。皇帝有权任命帝国首相和帝国官员；有权召集和解散联邦议会和帝国国会；有权签署和公布帝国法律并监督法律的实施；帝国军队由皇帝统帅，军官均由皇帝任命。可见，皇帝拥有官吏任免权、立法权、军权、外交权及对议会的控制权，帝国立法权由联邦参议会和帝国议会两院制议会行使，但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帝国议会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具有专制主义性质，保留了浓厚的封建主义残余。

威廉一世（Wilhelm I，1797—1888），全名威廉·腓特烈·路德维希（Wilhelm Friedrich Ludwig），普鲁士国王（1861—1888），1871年1月18日就任德意志帝国第一任皇帝。他死后，因为德意志统一的伟大成就，被其孙威廉二世尊为大帝。

首相主持帝国政府，只对皇帝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是立法机构，行使立法权。帝国议会由选举产生，但没有实权，对政府没有行政监督权，唯一对政府起压力作用的就是批准预算。广大民众也并未获得多少实际的政治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德国资产阶级在统一后的国家机构中，只获得很小一部分权力，是一种不彻底和不完善的资产阶级代议制。

根据帝国宪法的规定，普鲁士掌握全帝国最高行政权，帝国中央权力极大，各邦有一些民政自治权。宪法保留了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以专章规定了帝国的军事制度，把普鲁士的军事法律施行于全国。

当然，帝国宪法的颁布，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了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宪法的颁布使德意志帝国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标志着德国迈入资本主义时期；在帝国政府的保护下，有利于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并使德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但是，不可否认，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体制阻碍了民主政治改革的彻底完成，保留了很多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皇帝拥有极大的权力，议会无实权，保留了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最终导致德国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1] 。

威廉一世（左）在凡尔赛宫加冕为皇帝。

我们知道，魏玛共和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帝制和皇帝，废除帝国宪法以法律形式确立的君主立宪政体以及实行世袭制的国家元首——君主，摆脱封建主义和专制集权，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改革，改变国家的政体，重建国家组织结构和权力关系。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工人运动用革命的形式完成了撵跑皇帝推翻帝制的任务，但是在破与立的关系中，如果只是破，结果就是留下一个社会的烂摊子，如果立不好，就难以真正地破，最多是换汤不换药。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必然还要建立能够取代旧的君主立宪制的新的共和政体，即不再有拥有实权、具有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色彩、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德意志皇帝存在；不再有只对皇帝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的德国政府的宰相存在；不再有只拥有制定法律和批准预算的权力，对政府和皇帝没有监督权的德国议会存在。议会、总统、政府、法院分掌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权而又相互制衡，限制王权，消除凌驾于议会、总统、政府、法院之上的皇帝。这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通过十一月革命想要的共和政体和宪政制度。而这些东西又如何变成现实呢？通过革命力量来打破旧制度，用革命力量以宪法的形式来确立新制度，用国家的力量来保证制度的实现。从实体上讲，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夺取政权，就不可能有魏玛宪法；没有魏玛宪法来确立共和政体和宪政制度，也就没有民主共和而不成其为魏玛共和国。所以魏玛宪法成了魏玛共和国的灵魂，共和政体和宪政制度所依托的魏玛宪法，就是魏玛共和国的根本性支柱。

魏玛宪法是德国社会各方意志的体现

在革命中诞生的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在左右两派的反对中支撑着度过艰辛的历程。它推翻帝制后坚决反对建立苏俄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加之它在政治、经济、法律上都没有彻底改变旧德国社会的基础，因此被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和共产党当成是“革命的叛徒”而坚决反对。同时，建立共和国取代君主制，企图恢复君主制的右翼一直在伺机推翻共和国。而且，共和国政府代替旧的君主政府在《凡尔赛和约》上签了字，允诺承担德国战败和赔款的义务，这又被极端保守的右派当成是“民族的叛徒”，加以坚决抵制。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制定出台的《魏玛宪法》，不可能不反映这个历史阶段上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路线斗争、政党主张、社会矛盾等等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因素。

因此，魏玛宪法的诞生，凝聚了当时社会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是德国当时社会各方意志的体现，也是各个党派各种政治力量平衡的结果，是各种矛盾斗争和妥协的产物。共和国以宪法形式表达出来的共同意志，实际上也就是这些愿意在共和国体制内共同存在的意志。当然，宪法从来就不是只规定单一的事项，而是阶级力量对比的结果，它肯定是主要反映占主导地位的势力的意志，同时兼顾其他，这样才能使国家安定社会平稳。所以，魏玛宪法既是各阶级、力量、矛盾、利益斗争的结果，也是共和国存在的基础，是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法律表达。

比如，对主张共和制的社会党人来说，其主导制定的魏玛宪法在国家政体、国家政权组织和权力关系，联邦和各邦的关系等重大的制度问题上，首先要体现民主共和的主张。魏玛宪法在第一条就开宗名义地规定“德意志联邦为共和政体”，“国权出自人民”。根据魏玛宪法规定，联邦国会和联邦参政会行使联邦立法权但联邦国会和联邦参政会之间又规定有相互制衡的关系。在立法权的分配上虽说是联邦国会和联邦参政会行使，但是总统与两会之间有一定的相互制约关系。联邦总统和政府行使宪法规定的行政权，与联邦国会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联邦和各邦法院行使司法权，法官独立，只服从法律。在央地关系上，进一步巩固了1871年德意志统一的成果，宣布德国国家结构形式仍然采用联邦制，在联邦与各邦权力的划分上，赋予联邦中央极大的权限。联邦中央不仅拥有专属立法权，而且还拥有与各邦共享事项上的优先立法权。但同时，在反映各邦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的基础上也规定：“关于各邦事务者，由各邦机关依照联邦宪法行使之。”也就是说立法权虽然集中于联邦但是赋予了各邦重要的行政权。

魏玛宪法在根本政治制度上确立了共和体制，但同时也保留了帝制时代官僚机构和人员、军队以及除帝国宪法帝国暂行政权法之外的帝国之一切法律及命令，这显然符合保守派的意愿。

魏玛宪法关于军队和军人作了一系列符合军方利益的规定。如规定联邦总统掌握联邦一切国防军之最高命令权，但关于国防军范围内之一切命令、处分，须得联邦行政院长或该主管部长之副署，才发生效力；联邦立法权中包括“军职人员及其家属之保护”。同时，对军人权益的保护作了不少特别的规定：国防军人因欲被选为议员时，为准备选举所需时期之假期，应照给之；无论何人，不得剥夺其受法定法官裁判之权利，但法律所定之军事会议及戒严法院，不在此项规定之内；名誉军事法庭，应撤销之；除战时及军舰内外，军事审判权应撤销之；官吏的既得权之不可侵犯及得向法院请求金钱上权利之救济两种权利，职业军人一律享受之；职业军人之地位，由联邦法律规定之；兵役法为贯彻军人任务及维持军纪起见，得规定国防军人之各个基本权利及其受限制之程度；国防军人，应给予奉行其宗教义务之休假时间；在军营有举行祭拜及精神修养之必要者，准各宗教团体在内举行教礼，但不得强制执行。

除了国家共和政体的规定外，魏玛宪法关于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女平等”、选举制度、“劳工会议制度”、“经济会议制度”以及大量公民自由权利的规定，也是魏玛宪法的一大特色。这些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规定，无疑是工人运动的结果和工人阶级利益诉求的宪法表现，也是社会民主党主张的体现。

上述情况表明，魏玛宪法是各方势力和利益博弈的结果，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规定。这就意味着既然是各方意志的反映，那么在一定时间内各方也会遵守执行，宪法秩序也就得以存在。大家都在游戏规则中玩，魏玛共和国至少在各派愿意依宪行事时是不会被推翻的。

魏玛宪法，是魏玛共和国存在的法律形式。魏玛宪法被推翻，魏玛共和国也就不存在了。

这就是魏玛宪法对魏玛共和国的意义，也是从本源上对魏玛宪法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的考察。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其他不同的角度来看看人们对魏玛宪法的评价。

魏玛宪法是魏玛共和国民主法治的保障

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法治，主要体现在共和政体，三权分立的国家结构形式和政权组织，公民广泛的自由民主权利等方面；体现在以议会制、直接民主制等宪法制度规定上。这些民主法治的内容，离开宪法的规定就无从体现和遵从，因此首先是要以宪法为载体体现在宪法之中。也就是说，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的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2] 。

同时，由于宪法的根本大法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的权威，民主需由宪法来肯定，法治制度需靠宪法来肯定和实施，民主法治不可能没有宪法的保障，社会也需要有共同认可和遵守的最高行为准则。德国社会党人在工人运动和十一月革命的推动下取得了政权，用法律的形式来保障民主成果实现法治的根本原则，这也是客观规律决定的历史必然现象。如马克思指出：“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的恣意横行。”[3] “通过法律形式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同时使他们之中任何一个单个人的任性左右，这一点之不取决于他们的意志，如同他们的体重不取决于他们的唯心主义的意志或任性一样。他们的个人统治必须同时是一个一般的统治……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4]

总之，魏玛宪法既是魏玛共和国民主法治的载体，也是民主法治的象征，既是共和国的支撑，也是民主法治的根本法律保障，是共和国的灵魂。

[1] 参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端木正、邓文才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6-39页。何勤华、张海斌主编：《西方宪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0-423页。

[2]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3]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五章　魏玛宪法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魏玛宪法，“从纸面上来说，这是20世纪所曾经见过的这种文件中最自由和最民主的一个，结构之严密几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设想巧妙、令人钦佩的条文，看来似乎足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瑕疵的民主制度的实行”。——威廉·夏伊勒只是到了魏玛共和国才第一次把民主和主权在民的原则付诸实践。——格哈德·迪尔歇尔

对魏玛宪法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的评价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情，因而也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自由民主论

有人认为：“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废墟上，以严谨和理性著称的德国人设计了他们的宪法——魏玛宪法，这是20世纪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结构严谨到几乎完善，条文令人钦佩，读起来使人觉得完美无瑕的民主制度似乎就此获得了保障。而且这部宪法的确博采众长，内阁制取法英法，总统制仿效美国，人民复决制则源自瑞士。在宪法思想与制度安排上也让人动容，‘政治权力属于人民’这样的原则贯彻其中，特别是不分男女皆有选举权这点让德国人在自由民主政治史上占有先机。”[1] “只是到了魏玛共和国才第一次把民主和主权在民的原则付诸实践。”[2]

这种观点的评价，特点在于认为魏玛宪法是20世纪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强调其自由民主的性质，并认为在自由民主政治史上走在了前面。其要点，一是有完美并有保障的民主制度。二是集世界主要民主国家宪法规定的民主制度之大成。三是男女平等的选举权。四是贯彻了政治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

资产阶级宪法论

有人认为：“纵观宪法全文，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几乎完美无瑕的民主制度。但也不难看出，它所提出的种种民主权利并未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第一百三十五条就肯定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在德国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都不曾改变以前，魏玛宪法主要起到了确保资产阶级-容克隐蔽专政的作用，内中一些大而无当的民主权利很快被极端民族分子所利用。”[3] “魏玛宪法是现代资产阶级一部有影响的宪法。”“1919年德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篇幅浩繁，共5章57条。几乎收罗了历来宪法、权利宣言的所有原则，并增添了不少社会主义的新条文。一部资产阶级的宪法，为什么采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呢？因为在宪法制定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强大，加以战争的破坏，战后危机严重，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不得不利用社会民主党来渡过难关，不得不在宪法中采用社会主义口号[4] 。”

这种评论的核心是承认魏玛宪法规定了民主制度，但是将魏玛宪法定性为“资产阶级的宪法”而否认这种民主制度的真实性。其理由，一是其规定的种种民主权利并未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二是主要起到了确保资产阶级-容克隐蔽专政的作用。三是规定中的一些民主权利大而无当，很快被极端民族分子所利用。四是即使是采用的社会主义新条文，也是被迫采用的口号，是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不得不利用社会民主党来渡过难关的举措。

这种评论是用阶级分析法应当要得出的结论。我们知道，宪法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这种国家意志的背后是多种意志的较量最后达成的一致。因此，魏玛宪法肯定也反映资产阶级的意志，容克地主的意志，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的意志也得到了体现。因此，把魏玛宪法仅仅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宪法而否定其民主权利的规定，不符合历史事实。

社会民主主义宪法论

有人认为，魏玛宪法“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社会民主主义宪法，代表着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又具有浓厚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这部宪法对于现代立宪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视为资产阶级民主宪法的楷模”[5] 。“《魏玛宪法》在西方宪法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第一次将社会权利写入了文本意义上的宪法，真正实现了近代宪法向现代宪法的转变。”[6] “自《魏玛宪法》肇始，传统自由主义理念转向具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理念，社会基本权作为一项积极的权利写入宪法，构成了政府的作为义务，从而国家干预成了一种具有相对合理性的举动，福利国家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日益成型，公民的自由也由此得到更为全面的保障。”[7] 魏玛宪法“由于它高扬社会民主主义的宪法理念，宣示把实现社会权作为国家的政治义务，对于人类的自由和福祉具有重大的意义”[8] 。“从魏玛宪法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部表面具有民主色彩的宪法，规定了广泛的公民基本权利。《魏玛宪法》的颁行标志着世界现代宪法史的开端，对二战后德国宪法和其他国家的宪法制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借鉴作用。然而，《魏玛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于缺乏有效的保障，很快就被法西斯势力践踏了。”[9]

这种评价把魏玛宪法定位于社会民主主义宪法，从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民主主义两方面对自由民主的规定的积极作用和意义作了比较全面和客观的表述。其主要点，一是魏玛宪法将社会基本权作为一项积极的权利写入宪法，构成了政府的作为义务，公民的自由也由此得到更为全面的保障，体现了传统自由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向。二是把实现社会民主主义主张的社会权作为国家的政治义务，对于人类的自由和福祉具有重大的意义。三是规定了广泛的公民基本权利，标志着世界现代宪法史的开端，对二战后德国宪法和其他国家的宪法制定工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借鉴作用。为此，论者高度赞扬魏玛宪法，认为其有两个第一：西方历史上第一部社会民主主义宪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第一次将社会权利写入了文本意义上的宪法，真正实现了近代宪法向现代宪法的转变。同时也指出《魏玛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于缺乏有效的保障，很快就被法西斯势力践踏了。此外，论者在写下的评价中最终还是将魏玛宪法归类为资产阶级宪法，只不过是正面肯定其“被视为资产阶级民主宪法的楷模”。

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论

有人认为，魏玛宪法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部宪法，该宪法的基本特点是，在肯定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和措施，使宪法原则和制度明显向前发展了一步，因此在制宪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除了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议会民主制和建立共和国之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发展：不仅局限于一般地宣布主权在民，而且规定了实现这一思想的具体制度；在公民权利和自由方面，不仅比较全面地宣布了历来宪法和人权宣言所列举的传统规定，而且还着重规定了许多在社会和经济方面保护公民权利的原则和措施；新观念主要体现在宣布了许多社会化的政策和措施。虽然由于当时历史的限制，这些规定无法实施，成为现实，但宪法的这些新思想和措施，代表了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发展的方向，不仅成为一战后欧洲许多国家制宪的范例，而且对欧美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也有很大的影响。当代西方国家的许多宪法原则和制度就是这一宪法所包含的思想的继续和发展[10] 。

这种评论的特点是从国家的角度评价魏玛宪法，指出了其根本制度和内容的进步性，及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积极的历史影响。

否定论：魏玛宪法实质上是旧专制的护身符

对魏玛宪法的评价，也有的论者不以为然，主调是否定的看法。《宪法的躯壳与灵魂》一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魏玛宪法进行了根本性的否定评价 [11] 。

一是，论者认为，魏玛宪法在理念上，并不是近现代宪法思想和价值的有意识的体现，而是一种偶然事件。“人们提到魏玛宪法首先会想到它是近代宪法的开端，理由是魏玛宪法规定了经济政策和社会立法，体现国家与社会分离的思想。那么为什么魏玛宪法首先作如此规定呢？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传统的影响，类似的规定在俾斯麦时代就已经出现；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战争的严重摧残，导致经济的破败不堪，作为宪法不能不关注这一问题。对于魏玛宪法所具有的高远的意义，只能是魏玛宪法意外的收获，当时的宪法制定者并没有对宪法价值有很高的认识。这里有一个证据，就是魏玛宪法虽然确立的是共和体制，但当时正式的名称是德意志帝国，魏玛宪法相应的是德意志帝国宪法的别名，就是说，魏玛宪法虽然是确立了新的体制，但国号并没有改变，这足以说明进步势力力量的薄弱，也说明当时制定者对宪法价值认识的浅薄。可以断定，在理念上，对魏玛共和的认识，是不可能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有很大差别的。”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韦伯最初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杰出贡献，是公认的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

关于魏玛宪法的制定，早在1918年的11月14日，艾伯特曾让柏林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胡果·普罗伊斯为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主持起草宪法[12] 。该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也曾在艾伯特临时政府当过内政部长[13]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是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曾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

魏玛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参考了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宪法以及美国、法国和瑞士等国家的宪法，起草了一部宪法。但是，该部宪法草案由于主张加强联邦权力，缩小和限制各邦权力，受到各邦反对，最终被国会否决。之后，宪法起草委员会重新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经过7个多月的反复讨论修改，终以262∶75票通过[14] 。这个历史过程，很难得出“当时制定者对宪法价值认识的浅薄”的结论。相反，有学者这样写道：19世纪的德国法学大师辈出，使德国成为世界大陆法系的中心之一，影响19世纪、20世纪法学甚巨。资产阶级的软弱保守，决定了近代德国的法哲学理论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即一方面，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在其法哲学中“浸透着市民的自由主义”，而这种自由主义，正是“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而另一方面，《魏玛宪法》是经过德国法学家们的努力钻研，学理成熟后才建构的一个宏伟的法典。它让我们知道法学是一个渐进学问，同时也印证了一句拉丁名言：“自然的一切皆无法一蹴而就。”每个进步的立法一定要花上许多法学者无穷的心力，学术的基石必然是前辈心血积累的结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正是一个贴切的写照。从思想文化方面来看，德国也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德国的知识阶层深受西方传统文化特别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当时的主流文化的影响，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对法国以及德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及共和思想等等，无不影响德国，德国法律传统中具有自然法的诸多因素；另一方面，德国又发展了独立的大陆公法学理论，“国家理由”原则在德国具有更加广阔的市场。法学家以及政治家都力图将二者进行调和，因此才产生了独特的德国法律[15] 。

二是，魏玛宪法是一种以“共和民主”掩饰着的专制。“魏玛共和体制虽然确立了，但政治经济格局基本未变，代表容克地主势力的军队仍然在维持着国家秩序，德国的司法系统、警察系统、控制着大工业卡特尔的巨头、帝国文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等等，都是反民主的势力，原德意志帝制下的特权阶级的特权几乎未有触动，威廉二世流亡国外，却仍占有97000公顷的土地。而且要求国家发给他每年125万马克的养老金，外加30亿马克的王室赔偿费。有了上述事实，对魏玛宪法的性质和走向几乎无须再作说明，马克斯亲王维护专制的动机，艾伯特对旧军队的依赖，兴登堡的保皇思想，制宪国会的人员构成，以及威廉二世所获得的待遇，都在证明：‘魏玛共和民主’，其实是一种并没有根除专制的民主，是一种以‘共和民主’掩饰着的专制。‘十一月革命’并不是经过充分酝酿的革命，‘共和国’并不是‘旧专制’下的某种成熟的革命形势的自然产物；魏玛宪法从法学的角度讲可谓当时资本主义各国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但实质上不过是旧专制的护身符：‘总统内阁’制的实行最终导致了共和国历史的终结、专制德国的再生。在这种制定者中能有多少人具有彻底的自由主义理念，制定的宪法形式能和近代宪法灵魂实现完美的结合吗？所以，魏玛宪法只有宪法的形式，而缺少宪法的实质内容，只有宪法的躯壳，而没有宪法的灵魂。”[16] 由于这种观点与魏玛共和国的宪政历史事实差距太大，故留给读者去评说了。

不过从实际情况看，处在左右派夹缝中难以为继的魏玛共和国，之所以还能够存续多年，《魏玛宪法》肯定是功不可没。这部宪法既是各种社会势力博弈妥协的产物，也是当时的法学精英群策群力的智慧结晶。它既是共和国民主法治制度的体现和保障，也是共和国的制度支撑和灵魂[17] 。《魏玛宪法》在政治体制设计上，将内阁制和总统制，议会政治与直接民主，中央集权和权力分化，劳工与资产者等对立因素混合，这一方面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的政治各派互相妥协的结果，也体现了魏玛共和国立法者杰出的立法技术水平与令人钦佩的政治智慧。在张君劢看来，《魏玛宪法》是议会制为主，直接民主制为辅的宪法，是一部结合了议会制和直接民主制优点的宪法。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魏玛宪法或者相似的宪法，德意志社会的民主法治制度会是什么状况。这就是魏玛宪法最基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同时，从其对宪政的影响力来看，魏玛宪法是二十世纪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之一，赢得了众多宪法学家的赞誉。从西方宪政发展的历史看，《魏玛宪法》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它通常被看成是近代宪法转向现代宪法的一个标志。即使是二战后制定的《联邦德国基本法》，都还能窥见《魏玛宪法》的影响。

[1] 陆梅：“魏玛共和国的灭亡和德国早期民主制的终结”，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 格哈德·迪尔歇尔、李后霖：“关于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取得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01期。

[3]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310页。

[4] 外国法制史编写组：《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30-333页。

[5] 何勤华、张海斌主编：《西方宪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

[6] 何勤华、张海斌主编：《西方宪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0页。

[7] 何勤华、张海斌主编：《西方宪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299页。

[8] 何勤华、张海斌主编：《西方宪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300页。

[9] 何勤华、张海斌主编：《西方宪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428页。

[10] 《大国崛起之路：第四章（续）》，caozuping123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caozupblog，2015年5月28日访问。

[11] 周威、卢少锋：“宪法的躯壳与灵魂——五四宪法与魏玛宪法的相似性及启示”，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2] ［法］里昂耐尔·理查尔：《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1919—1933）》，李末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13] 郑寅达：《德国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360页。

[14] 何勤华、张海斌主编：《西方宪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292页。

[15] 耿炳东：“‘魏玛宪法’评述”，载西南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第7-8页。

[16] 周威、卢少锋：“宪法的躯壳与灵魂——五四宪法与魏玛宪法的相似性及启示”，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7] 耿炳东：“‘魏玛宪法’评述”，载西南政法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第23页。

第六章　民主法治国家的象征

法治国家之所以是法治国家，首先就是因为它是民主国家。民主法治是紧密相连的一体两面。民主之所以存续是由于法治的存在，如果民主不维持法治，民主就不能存续多久。民主法治的国家化实现了魏玛宪法的根本价值，也体现了它的重大意义。

魏玛共和国在德意志的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意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不仅是德意志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而且也是德意志民族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并且还使民主法治的追求通过宪法在国家层面得到体现，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得到实现，从而使共和国成为民主法治国家。民主法治的国家化实现了魏玛宪法的根本价值，也体现了它的重大意义。

魏玛共和国——民主共和国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民主的精髓在于人民主权，主权在民的理论是近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核心，而近现代民主权利观念源于人民主权学说。公民民主权利的内容是人民主权的具体表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是国家确认和践行人民主权原则的必然要求。自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已逐步得到普遍承认，实行民主已成为世界性潮流。在近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民主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拓展民主权利的范围，丰富公民民主权利的内容，创新民主权利的实现形式，完善民主权利的保障制度，已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发展、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中面临的主要任务。民主法治也成为人类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魏玛宪法使共和国在诸多方面体现其民主性。

首先，从魏玛宪法的产生看其民主性。我们知道，早在1918年的11月14日魏玛宪法起草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开始，直到1919年8月14日宪法才正式公布，其间是经历过反复讨论修改，受到各邦反对最终被国会否决甚至推倒重新起草，这本身就说明起草制定过程是一个集中智慧、交锋、争议的民主过程。

同时，宪法起草委员会中，既有学者也有官员等多方人士组成。更重要的是，魏玛宪法是制宪国民会议的产物，而专门为制定宪法进行民主选举产生的国民制宪会议本身就是民主的体现。在1919年1月19日进行的国民制宪会议选举中，尽管德国共产党进行了抵制，但仍然有3000多万约占83％的选民参加投票。

社会民主党得票1150张，约占37.9％，获165席；独立社会民主党得票230万张，约占7.6％，获22席。这两者都是属工人阶级的政党，加起来共得票45.5％。

中央党即天主教中央党，曾称基督教人民党，是社会民主党的合作者，是共和国的支柱之一，在这次选举中得票19.7％[1] 　[2] 。

民主党即德意志民主党，是原进步人民党改组而来，沙赫特（后来和希特勒合作）是其创始人，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也是领导人之一，该党追求民主，要求扩大社会福利，反对工人政党单独执政，主要代表中小工商业资本家和部分知识分子的利益，在这次选举中得票18.55％。

民族人民党是保守党和自由保守党合并组成，该党反对十一月革命，倾向于恢复君主立宪制，主张保存私有制，追求种族主义和基督教教义，代表重工业垄断资本家、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等，在这次选举中得票10.3％。

人民党即德意志人民党原称民族自由党，代表加工工业和大商业资本家的利益，早期赞成君主制后转向拥护共和政体，主张实现民主普遍平等和不记名的选举权，以及实行个体经济、自由经营企业、民族主义政策，在这次选举中得票4.4％。

在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民制宪会议，在300多名代表经过7个多月的反复讨论修改，终以民主投票以262∶75票通过。这个制宪的民主过程和程序，就使得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被注入民主性。

第二，关于民主问题，魏玛共和国在魏玛宪法第一条实际上作了根本性的回答。这就是“国权出自人民”，人民是魏玛共和国的母体。这就是西方的思想家们“主权在民”法律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宪法表述。“民主是一种国家的宪法形式”[3] ，民主即是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林肯语）。在民主政治制度下，人们通过正常的自由选举以多数票产生了政府。人们在竞选选民选票，参加竞争的人不论是个人还是诸如政党或派别的组织，都可为此目的而组织起来，起码这种方法保证了与选举程序有关的政治上的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它们必然形成制度化并受到法律保护，而且，这种保护政治自由的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当权政府的限制。另外，选举必须定期举行，不可按照掌权的政府的意旨随意更改时有时无，选举必须受到保护，任何人（不论是政府还是其他势力）都不得施加压力。任何政府一旦在选举中失败，它就必须放弃权力让新当选的政府取而代之，新当选的政府不可成为未当选的掌权人的代言人[4] 。总之，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人民当家做主就是民主。

通常也有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论述民主，将民主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认为民主总是为一定的阶级所享有，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服从于统治阶级的，世界上不存在超阶级的全民的民主。凡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必然包括一定阶级的民主，同时也包括对其他阶级的专政。民主与专政相互依存，共同体现国家性质。

第三，民主和自由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民主是一种维护自由的手段，那么个人自由便是民主得以有效运转的一项基础性条件。……民主是个人自由的重要保障，它较之其他政体更能产生自由[5] 。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6] 。

魏玛宪法不仅在序言中表明要使德意志国家“永存于自由正义之境”，而且设定了从国家政治民主到个人自由权利保障的一系列制度、体制、机制、措施。

第四，从魏玛宪法贯彻三权分立的原则看其民主性。

民主的对立面是集权专制，坚持民主必然要设置民主制度防止专制。在国家政治制度上，防止专制最有效的制度就是分权制衡。在资本主义国家就体现在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上。正如孟德斯鸠深刻地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我们可以有一种政制，不强迫任何人去做法律所不强制他做的事，也不禁止任何人去做法律所许可的事[7] 。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8] 。魏玛宪法贯彻了三权法立的思想和原则，而共和国以此为法律根据把这个原则在德意志实施，形成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多党议会民主制，使得民主在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层面得到体现和实现。”

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Hayek，Friedrich August 1899—1992），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先后获维也纳大学法学和政治科学博士学位。20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先后任维也纳大学讲师、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所长、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德国弗莱堡大学教授等。1938年加入英国籍。

第五，从魏玛宪法规定的魏玛共和国的选举制度看其民主性。选举制度是民主国家的特征，是主权在民的制度性安排，是民主的直接体现和实现的途径。它是民主的根基，对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民主法治的意义非同寻常。“如果用普选的方式选出最高决策者是民主政治的精髓，那么民主化过程的关键就是，用自由、公开和公平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以这种方法产生的政府。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是民主的精髓，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有选举产生的政府也许效率低、腐败、短视、不负责任或被少数人的特殊利益所操纵，而且不能采纳公益所要求的政策。这些品质也许使得这种政府不足取，但并不能说这种政府不民主。民主是一种公共美德，但不是唯一的美德，只有把民主与政治体制的其他特征明确地区分开来，民主与其他公共美德或罪恶的关系才能得到理解。”[9]

魏玛共和国选举制度的特征，一是实行比例代表选举制，二是公民享有选举权的广泛性，三是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如第十七条规定，各邦须有自由邦之宪法，其人民代表应以有德国国籍之人民，不分男女，依照比例选举之原则，用普遍、平等、直接、秘密选举方法选出之。同时规定，各邦政府应得人民代表之信任。对各邦领土变更或组织新邦。第十八条规定，如有关系之一邦，对于各邦领土变更或组织新邦不同意时，得由民意之要求，或因对于联邦有极大利益，仍得依照极简单之法律行之。民事以投票方法征求。如行将划分区域之居民，其有联邦国会选举权者三分之一以上要求时，联邦政府应即下令举行人民投票。对于领土变更或组织新邦之决议，应有五分之三之投票并代表有选举权者之过半数之赞同，始得决定之。关于议员的选举，第二十二条规定，议员由年满二十岁以上之男女，依照比例代表选举制，以普遍、平等、直接、秘密之选举法选出之。选举日须为星期日或公共休息日。其详细办法另以选举法定之。关于总统的选举，第四十一条规定，联邦总统，由全体德意志人民选举之。凡年满三十五岁以上之德意志人，皆有当选权。关于总统的罢免，第四十三条规定，联邦总统之任期为七年。如再当选，得连任。联邦总统于任期未满前，得由联邦国会动议，以国民表决罢免之。联邦国会此项决议，须有三分之二之多数赞成，才能成立。决议成立后，联邦总统应即停止其执行职务，如国民表决拒绝罢免总统时，联邦总统等于重新选举，联邦国会应即解散。

此外，有选举权之人民十分之一请愿提出法律案时，亦当交国民公决之。此项国民请愿，应备已缮拟精备之法律案，然后由政府附加意见，提交联邦国会，若联邦国会对于此项请愿法律案毫无更改而接受时，不必再付国民表决。关于预算、赋税法及俸给条例，唯联邦总统有提交国民表决之权。第一百二十五条还特别规定，选举自由及选举秘密应受保障，其细则另以选举法规定之。

可见，民主国家的选举不会成为独裁者或单一政党的门面装饰，而是争取人民支持的真正角逐。民主使政府遵循法治，确保全体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其权利受到司法体制的保护。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尽管世界各民主政体间存在细微差异，但民主政府有着区别于其他政府形式的特定原则和运作方式。民主是由全体公民——直接或通过他们自由选出的代表——行使权力和公民责任的政府。民主是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它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所有民主国家都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极力保护个人与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民主国家注意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权力分散到地区和地方，并且理解，地方政府必须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和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

第六，从魏玛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自由权利看其民主性。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民主的核心问题，也是衡量民主程度的标志。民主政府知道其首要职能是保护言论和宗教自由等基本人权，保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保护人们组织和充分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机会。在民主国家，公民不仅享有权利，而且负有参与政治体制的责任，而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也正是通过这一体制得到保护。“民主理论的核心是，承认和保护个人尊严和自治的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人民通过选举他们自己的代表来管理他们自己。……民主理论要求的不仅仅是选举。公民必须还有权利自己竞选公职，或者帮助其他候选人，以此参与自治。为了使这些权利有意义，所有的公民都必须享有一些互相联系的自由，诸如言论、写作和出版自由，以及为了进行和平的变革而需要的结社和集会的自由。”[10] 魏玛宪法第二编用了5章56个条文从个人、共同生活、宗教及宗教团体、教育及学校、经济生活等方面对“德国人民之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作了全面详尽的规定，充分体现了这部宪法的民主特色。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见，魏玛共和国的民主通过宪法得到肯定，并且以宪法规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制度来保障。这些民主制度、民主权利，使共和国成为现代意义的民主国家。正如威廉·夏伊勒所说：“国民议会经过6个月的辩论后于1919年7月31日通过宪法，总统于8月31日批准了这一宪法。从纸面上来说，这是20世纪所曾经见过的这种文件中最自由和最民主的一个，结构之严密几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设想巧妙、令人钦佩的条文，看来似乎足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瑕疵的民主制度的实行。内阁制政府是取法英国和法国的，拥有实权的民选总统仿效美国，人民复决制则借鉴瑞士。实行构思严密、办法复杂的比例代表制和选票名单制，是为了防止选票的浪费，并且使得人数不多的少数派也有权利在议会中享有席位。魏玛宪法的措辞，在任何有民主思想的人听来都是动人而有力的。宪法宣布人民是一国之主：‘政治权力来自人民。’凡年满20岁，不分男女，均享有选举权。“所有德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个人自由不可侵犯……所有德国人都有权……自由表示意见……所有德国人都有结社或集会的权利……全国居民都享有信仰和良心自由……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能比德国人更加自由，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比德国人的政府更加民主和自由。至少，在纸面上是如此。”[11]

从1925年一直到1929年，德国的经济处于繁荣之中。“我个人对德国的了解也是在这些日子里开始的，我当时住在巴黎，偶尔也去伦敦；当时美国正处在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治下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满和空虚的时代，对于一个能够逃避这种环境而感到欣喜的美国青年来说，这两个首都固然有其令人神往之处，但是同柏林和慕尼黑相比，就不免略为逊色了。当时德国正处在沸腾的气氛之中。那里的生活似乎比我在任何其他地方看到的生活更加自由，更加现代化，更加令人兴奋。没有任何地方的艺术和文化生活有像德国那样活跃的。在当代写作、绘画、建筑、音乐和戏剧方面，新的潮流不断涌现，优秀人才辈出。到处都是青年人占上风。在人行道边的咖啡座上，在华丽的酒吧间里，在夏令营里，在莱茵河上的汽船里，或者在烟雾腾腾的艺术家的工作室里，你与青年人坐在一起，通宵达旦，无休无止地谈论着生活。他们是身心健康、无忧无虑、崇拜阳光的一些人，他们对于生活充满了热情，一点没有忌讳和拘束。从前压制人的普鲁士精神似乎已经死了和埋葬了。你遇到的大多数德国人——政治家、作家、编辑、艺术家、教授、学生、企业家、劳工领袖——都使你认为他们是爱好民主，崇尚自由，甚至是主张非战的。”[12]

魏玛共和国——法治国家

观察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之后，必然也要关注其法治。因为民主法治是紧密相连的一体两面。民主之所以存续是由于法治的存在，如果民主不维持法治，民主就不能存续多久[13] 。法治国家之所以是法治国家首先就是因为它是民主国家。“法治国”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德国特色的概念。

德国法治国理念起源于康德，它的历史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早期是所谓的“自由法治国”时代，在此时期，作为自由主义思想表达的法治国是用来对抗警察国家的，支持法治国的民众要求限制国家行为的范围以维护法律对公民的保护。从19世纪中期到1945年，可称之为“形式法治国”时期。彼时的法治国概念被认为应与任何实质内容无涉，并主要表现为行政司法方面的实践。二战后，“实质法治国”理念再一次兴起，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法治国必须建立在相应的实质基座之上——基于一个内在原则，即正义，而且，法治国也相应地被要求是一个民主的法治国家[14] 。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著名德意志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其学说深深影响近代西方哲学，并开启了德国唯心主义和康德主义等诸多流派。

民主制度涉及如何获得并保有权力，宪政制度则涉及如何限制权力。立宪政体指的是对统治者的权力由明确公认并经常加以限制的政体[15] 。民主政治的基本任务在于提供法律框架，在这样的框架内个人可以从事一般的事业，从中寻求他们想要得到的更大的价值而不会产生公开的冲突。对个人的权利和契约提供保障是任何自由主义政权的首要任务[16] 。宪政民主制度所要求的是公民能够切实获得高度经济自治的手段并享有有力的法律保护。不享有对私有财产的广泛权利，他们就不可能作为受国家的监护的人而存在[17] ，因而在民主法治国家，宪法就是民主法治的最高法律形式，宪政就是民主法治的生命体征。

我们知道，法治概念的要素一般包含民主理念及民主过程、良法之治、限制权力和普遍守法等。法治国家从形式上看，大体应当具有完备的法律体系、普遍有效的法律规则、严格公正的执法制度、司法组织、专门化的法律职业等等。但是从实质上看，应当是有完备有效的国家民主政治制度，人民当家做主的选举制度，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行政的宪政、良法善治的社会法治环境，公民有广泛的权利并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限制公共权力滥用的体系与制度，公平正义独立的司法等等。下面，我们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看魏玛宪法与魏玛共和国的法治国家问题。

■法治国家的德国含义

法治国家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德文“Rechtstaat”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法治国家”。一般认为，法治国家或法治国（Rechtsstaat）是德国一些著名的国家法或宪法学者在19世纪初最先使用的概念。德语“Rechtsstaat”是一个复合词，由“Recht”和“Staat”两个词复合而成。“Staat”意为“国家”，而“Recht”意为“权利”，“法”，“正义”。在这些法学者看来，国家（Staat）是或者应当是一个“Rechtsstaat”，即“法的国家”，“法治国家”或“正义的国家”，而不是或不应当是“Machtstaat”，即“强权国家”，“暴力国家”或“独裁国家”。康德认为，国家是许多人以法律为根据的一种理性的联合。因此，国家应当建立在法的基础之上，是一个依据法律来治理的联合体，亦即是一个法治的国家。经过这些学者对其法治国家理念和思想的广泛传播，在19世纪，法治国家作为一种国家理论，逐渐被人们所广泛接受，并作为一种实践，在欧洲许多国家成为一种现实的国家形态。

学术界普遍认为，德国的法治国家理论萌芽于18世纪末，在19世纪初开始形成和发展，经历俾斯麦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繁荣，在纳粹法西斯统治时期遭到彻底摧毁，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宪政体制下又获得了新的实质内涵。德国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对世界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国家中具有典型意义。早期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自始就具有实质要素，但后来法治国家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形式化倾向，最终导致法治国家蜕变成为“法律国家”甚至“暴力国家”。二战后，法治国家获得了崭新的实质内涵。

19世纪上半叶，德国的市民阶层逐渐壮大，在取得了财富，接受了教育进而获得了社会地位以后，要求国家对其个人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权利提供更加明确和稳定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为排除国家权力对个人自由空间的不当干预，获得受法律保护的自由权利而开展了不懈的斗争。他们要求参与到国家的立法活动中去，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分立制衡，要求建立一个理性的法治国家。这个国家，首先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它不再被认为是上帝的创造物或上帝在人间制造的秩序，而是为各个个体的福利和利益而存在的共同事物（即共和国）。其次，它是一个基于法律和正义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国家的存在之所以是合法的，就是因为它旨在保障大家的自由和财产，维护和促进大家的福祉和利益。国家不是依靠君主个人的意志来治理，而是依靠体现大家的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来治理的。法律的权威高于君主以及任何领导人的权威，任何人都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法律。国家权力应当相互分立制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等级与特权。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德国市民阶层要求建立的法治国家，其核心思想是，国家权力应当受到约束和制约，个人自由权利受到保护。与此相适应，特别重要的要求是保护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如个人自由，良心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职业自由和营业自由，财产权等）免遭国家的侵害，要求制定一部由人民代表机构制定的宪法文件，要求政府对议会负责，要求法律的统治即法治，特别是要求行政行为受法律的约束，要求通过独立的司法体制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由于这一时期的法治国家以市民阶层追求自由为主要特征，因此后人将此称为“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就自由主义法治国家的内涵而言，它显然不仅仅包括形式上的因素，而且还包含了实质上的因素。因此，法治国家从产生之时，事实上就是一个集形式因素和实质因素为一体的概念。德国在制定《基本法》时，法治国家的思想和原则具有一个核心的地位。《基本法》第20条第1款明文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民主的，社会的法治国家。”德国著名宪法学家施特恩（Stern）对法治国家的定义中清晰地体会到这一点。他说：“法治国家原则是指，行使国家权力，只有在宪法以及在形式上和实体上均在宪法颁布的法律的基础上，以保障人的尊严，自由，正义和法的安定性为目标，才是合法的。”现代的法治国家是而且必须是一个实质上的法治国家。实质上的法治国家不仅要求国家受法律和法的约束，而且要求法律本身具有社会的正当性[18] 。

具体说来，现代法治国家原则包括如下要求：

1.基本权利保护。基本权利保护原则是法治国家原则的最重要的方面。基本权利同时也是其他宪法原则（保护公民尊严的原则，民主原则及社会国家原则）的基础。所有的国家权力都必须将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作为其行为的最高准则。

2.分权制约。将国家权力分配给立法、行政和司法等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并且相互监督和制约，以避免滥用权力，保护公民权利。

3.国家遵守法律约束。任何国家权力及其机关必须遵守法律的约束。立法机关受宪法和宪法制度的约束，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受法律、法和法治的约束。

4.法律保留。法律保留的范围和强度取决于有关事务的重要性。重要性的衡量标准包括对基本权利的影响，对共同体利益的意义等。

5.法律保护。法律保护是公民的基本程序权利，在其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下，任何公民都有权达到公正和有效的司法救济。国家不仅受法律和权利的约束，而且受公正有效司法保护的约束。同时，法律保护必须是全面的，没有漏洞的。

6.国家赔偿。在不可能通过其他救济途径避免侵害的情况下，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7.法治国家对刑事诉讼的约束。只有法律才能设定刑罚，只有根据法律才能判处刑罚，刑罚必须以过错为前提，实行无罪推定，禁止自证其罪，疑罪从无，未经法院审判不得判处刑罚。

8.法的安定性。法的安定性具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含义。内容上的法的安定性是指法律规范内容的明确性，即所有的法律规范都应当明确具体，公民可以明确无误地理解，国家活动因此具有可预测性。不仅具体的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而且整体的法律制度也应当明确清晰，协调一致。形式上的法的安定性是指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具体表现为法的连续性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

9.比例原则。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必须具有客观的对称性。禁止任何国家机关采取过度的措施。国家的有关措施必须服务于合法的国家目标，并且适合于达到这个目标。有关措施还必须是必要的，且对相关人来说是可以合理期待的。

10.信赖保护。国家相对于公民应当诚实行事。只有在例外情况下，国家才能赋予法律以溯及既往的效力。每一个人原则上都可以信赖已经制定的法律。修订后的新规则仅适用于未来。法律必须具有足够的明确性和确定性，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估计其行为的后果，并根据法律调整自己的行为[19] 。

■魏玛共和国法治国之路的历史渊源

魏玛共和国的宪法与宪政是其法治国家的核心元素，其法治国之路有着悠长的历史渊源。在古代日耳曼社会，“日耳曼人带入罗马世界的主要是个人自由的精神、对独立和个性的需要和热爱。严格地说，在古代德国，不存在任何国家权力和宗教权力；在这个社会里唯一实在的权、唯一坚强而活跃的权力是人的意志，每个人做他愿意做的事，由他自己承担一切风险”[20] 。个人主义关心重视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因此也希望通过限制国家的权力来防止自由和权利被侵犯和剥夺。个人主义的自由与权利进而带来的是限权与法治的传统，因此，日耳曼人对个人自由的重视的传统对宪法宪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在德意志地区，在其马尔克公社中占主导地位的制度是市议会[21] 。到13世纪中叶，大约有150个德意志城市都拥有自己的议会。很多城市的议会是分为一般市民和骑士等级两个集团。13世纪中叶在科隆出现的城市议会，其成员通常是每年改选，1305年起规定议会人士为15人。此后又出现人数较多的规定为82人的大议会，大议会产生小议会的成员，大议会没有管理和行政权，但对重大事项，小议会可以召集大议会进行决断。“城市议会是公社组织的最高机关，控制整个城市管理工作，包括制定颁布法律、制定对外政策、掌控军队以及税收，还有最为重要的是管理城市的商业运作、市集、工业等。”[22] 城市中市民阶级的出现打破了封建的不平的关系，城市共同体的建立，市民追求平等自由的状态，城市议会所呈现的政治上的多样性等等因素，对近现代的宪法宪政法治发展都有影响。

19世纪初期，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加强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实力，助长了他们的政治欲望，加之深受法国大革命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反对德意志君主专制统治，提出统一德国，取消封建等级和农奴制，规定自由民主权利，建立民主制度等等政治要求。与此同时，德国工人阶级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提出了消灭封建制度，废除农民的一切封建义务，实行政治民主改革，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等政治主张。为此，推动了立宪运动，以满足建立一个君主议会司法权力分立、人民参与立法活动、确认并保证公民基本自由权利的统一国家的需要，要求国家必须服从法律，政府行为必须具有可预测性，在这场立宪运动中，许多邦国制定了一系列的宪法性文件，有些邦国还以法国宪法为蓝本制定其宪法。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是古典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判者，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李斯特的奋斗目标是推动德国在经济上的统一，其以具体行动力促成德意志关税同盟，废除各邦关税，使德国经济获得统一，并对后世德国的统一产生影响。

1848年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德国爆发了从奥地利维也纳开始，波及德意志各邦国的资产阶级三月革命，各邦发生了多起人民起义。德国资产阶级在这种形势下提出了制定全德宪法的要求，邦国的君主们也作出让步，1848年5月18日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召开有831名议员出席的德意志国民议会，计划以民主方式统一德国，制定一部全德宪法。受到1848年革命的影响，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支持议会，以期商讨统一德国之事宜。会议代表首先讨论公民基本权利问题，并于10月取得一致意见，仿照法国的做法先单独于1848年12月21日通过了规定国民权利的《根本权利宣言》作为宪法的一部分。此后，经过议会代表中自由与保守派、保皇与共和派等各派的激烈的讨论，于1849年3月公布了《德意志帝国宪法》即法兰克福宪法。该宪法共7章197条，详细规定了人身自由，信仰、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权利和法律平等原则，同时规定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德意志帝国实现君主立宪制，最高立法机关为实行联邦院和人民院两院制的国会，最高司法机关为帝国法院等，涉及了国家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法兰克福宪法虽然随着1848年革命的失败而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在德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上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法兰克福宪法”使得德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主、自由与理性的思想突破了内在的概念化，它们真正地表现在了外在的制度设计上，使德国民众初步体验了政治生活上的民主。其次，它为德国以后的制宪提供了准绳与方向，正如赫尔穆特·施泰因贝格所说：“1849年宪法对现代德国民主宪法产生了其他宪法都无与伦比的影响：它第一次提供了国家统一的完整的宪法概念。俾斯麦的1867及1871年宪法中的主要联邦因素；1919年魏玛宪法，1949年的波恩基本法，都可追根溯源到1849年宪法。1849年宪法的原则和观点，诸如基本权利、民主代表、法治、宪法至上、司法审查也一直渗透到20世纪德国的民主宪政中。”[23]

1850年公布的普鲁士宪法是德意志比较重要的邦国宪法。由于德意志的统一是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的，因而它对德国统一后的宪法制定有很大的影响。该宪法共有119条，规定普鲁士实行君主立宪制，国王是行政首脑和军队总司令，立法权由国王和国会两院共同行使。上院由国王任命的终身或者世袭的议员组成，下院共43名议员，由选举产生。内阁对国王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法院实行司法独立原则，国王直接任命高级法官，法官实行终身制等。普鲁士宪法反映了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国王为首的封建势力的中心地位得到了有力的维护，显示了君主专制的特征。同时，比较突出的是该宪法详细规定了普鲁士人的权利义务。第二章规定了普鲁士人身份和公民权的取得行使丧失，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人身自由、所有权、住宅不受侵犯等基本权利，以及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等。对普鲁士宪法，恩格斯有这样的评价：“它给普鲁士以及整个德国开辟了新的时代。它标志着专制制度与贵族的垮台和资产阶级获得政权；它给运动打下了基础，这个运动很快就会导致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建立，出版自由的实现，法官独立审判制和陪审制的实行，甚至很难预料这个运动将如何结束。”[24]

1866年7月3日普鲁士在萨多瓦战役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打败了奥地利。根据此后的布拉格和约，奥地利退出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兼并了荷尔施泰因以及战争中站在奥方的几个德意志联邦诸侯国，统一了德意志的北部和中部，于1866年8月成立了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北德意志联邦。此时的普鲁士，一方面作为盟主从关税同盟中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而使整个德意志在政治上开始向它靠拢，增强了普鲁士领导德国统一的能力和决心，一方面从政治经济上把奥地利排挤出德意志，创造了统一德意志的有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制定的1867年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就有为即将统一的德意志制定一部宪法作准备的性质。该宪法创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确立了普鲁士在北德意志联邦中的主导地位和普鲁士国王的政治专制统治，规定行政权归联邦主席团，由普鲁士国王执掌，他同时担任联邦元首、最高军事统帅，拥有决定战争与和平、签署颁布法律、任免等权力。立法权由国家议院和联邦议院行使。国家议院由普选产生，联邦议院由各邦代表组成，但普鲁士占主导地位，在43个议席中占17席。

1871年1月18日，随着德意志的统一，德意志帝国也宣告成立。4月20日，以北德意志联邦宪法为蓝本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德国历史学家常称为俾斯麦帝国宪法）也正式颁行，直到1918年德国爆发十一月革命帝制被推翻，该宪法才寿终正寝。《德意志帝国宪法》是德国历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宪法，它宣告德意志帝国是君主立宪制的联邦国家，标志着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的最后完成，标志着德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虽保留了很多封建因素，但反映了容克与资产阶级的共同意志，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德国及其他欧洲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意志帝国宪法》共14章78条，内容和特点是：（1）规定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由22个邦和自由城市组成。帝国中央拥有极大权力，各邦地位很不平等。（2）帝国政权组织形式是君主立宪制，由普鲁士掌握帝国最高行政权，宪法赋予皇帝和宰相以极大权力。它规定，德国是联邦制君主立宪制国家，皇帝是国家的元首，拥有任命官吏、创制法律、统帅军队、决定帝国对外政策以及主宰议会等大权。帝国中央的普鲁士王国占有特殊地位，由普鲁士掌握帝国最高行政权，宪法赋予帝国皇帝（普鲁士国王）和宰相（普鲁士宰相兼任）以极大权力，宰相由世袭皇帝任命，只对皇帝负责，皇帝和宰相是帝国国家权力中心。（3）宪法规定帝国立法权由联邦参议会和帝国议会两院制议会行使。联邦议会（上议院）拥有一定的权力，议长为帝国宰相，议员由君主任命；负责法律的审批；帝国议会（下议院）由秘密投票的普遍的直接选举产生（妇女、25岁以下的男子、受救济的穷人、现役军人无选举权），权力较小，虽有立法权，但任何法案必须经过联邦议会和皇帝的批准才能生效，而且它还无行政监督权。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帝国议会完全处于从属地位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是一种不彻底和不完善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德国资产阶级在统一后的国家机构中获得的权力有限。（4）宪法以专章规定了帝国的军事制度，把普鲁士的军事法律施行于全国。可见，统一后的德国保留了君主制度并赋予极大行政权，德国皇帝仍然保持封建专制时代的权威，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于一身。虽然皇帝的权力受到议会的一定限制，但是，议会实际上只是皇帝的御用工具，议长也由皇帝任命的帝国宰相担任。皇帝有权召集和解散议会，可以提出法律并要求议会通过。

全部军政要职被容克地主包揽，军国主义传统得以延续，这都阻碍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改革的彻底完成。

关于德国“法治国家”的演变，有学者作了这样的概括：

在德意志的某些邦中，自由主义法治国家概念的有些要求，在1848年三月革命前的时代，就已经部分地得到了实现。例如，1818年的巴伐利亚王国宪法以及巴登大公国宪法就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在使行政和司法受法律约束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从总体上来看，在1848年以前，议会主义的要求在德意志各邦的宪法中还未实现，依然是君主主义的原则占据主导地位。第三等级虽然获得了立法参与权及其他一些权利，但诸侯政府对第三等级是不承担责任的。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宪法草案中，德国市民阶层提出的自由的法治国家要求第一次在全德意志的层面上，在宪法文件中得到了反映。这部宪法草案建立在人民具有制宪权的基础之上，其中包含了基本权利，分权制衡和民主的因素。宪法草案特别强调和保障法院的独立性。例如，草案中取消了在行政纠纷中由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司法权的做法，将行政纠纷交给独立的行政法院处理。在这里，行政法院是作为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的机构出现的。然而，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保罗教堂宪法最终仅停留在一纸空文上，未能成为德意志现实的宪政。1850年以后，法治国家概念出现了明显的形式化倾向，即人们仅仅从形式意义上来理解法治国家的概念。在法律实证主义勃兴的背景下，法治国家概念自我萎缩，一切国家学说领域的，形而上的观念以及一切政治性和道德性的因素，都被剔除出了法治国家的概念。人们不再将法治国家理解成为一种与神权国家和专制国家相对立的国家形态，而是将其理解成为一个脱离了国家的目标和内容，缓解任何一种政治上的统治权力，非政治的形式因素。法治国家概念的形式化萎缩的背景是：在许多邦国基本实现了自由主义法治国家的纲领性要求之后，追求和实现形式上的和程序上的目标，就显得日益重要了。与此同时，行政法的地位逐渐提升，行政法的基本结构日益明朗，内容也趋于完善，特别是提出了行政的合法性原则，即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原则，以及通过独立的法院途径来监督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1863年，巴登大公国率先设置了行政法院制度。德国行政法学的奠基人奥托·迈尔（OttoMayer）更是将法治国家理解为“具有良好秩序之行政法的国家”。反过来说，一个国家只要制定了法律供行政依循，并设置了行政处分的制度，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法治国家。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以后，形式上的法治国家概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由于帝国宪法中并没有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方面的权力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也不应有什么限制，特别是不受基本权利的限制。当时的德国是一个纯粹形式上的法治国家，其实质则是一个“法律国家”（Gesetzesstaat）。在这样一个“法律国家”，立法者享有全能的，无所不包的权力，它甚至可以制定限制乃至废除基本权利的法律。1919年的《魏玛宪法》将基于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的民主制作为国家形式，列出了详细的基本权利清单，完全实现了议会制，行政首脑须向议会负责，立法、行政和司法实现了分立制衡，设置了独立的司法制度。德国市民阶层最初提出的自由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到现在已经全部变成了现实。但是，魏玛宪法以及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学说系直接脱胎于德意志帝国时期对法治国家概念的理解，而这是一种对法治国家作形式主义理解的典型。一直到魏玛共和国末期，形式上的法治国家概念都占据着主导地位[25] 。

从上面德意志制宪历史中可见以下几点：一是德意志人源于古代日耳曼个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使其维护自身的自由权利的意识很强，这就构成了民主主义的确立和保护公民基本自由权利政治主张的历史基础。也就是说，在德意志的历史上这些林林总总的各种宪法中出现关于公民自由权利的规定，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二是，议会制在德意志社会有着重要的内生制度的渊源。古代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公社就是一种民主政治和职业战争相结合的制度[26] 。在德意志封建社会不同阶段制定的几部有代表性的宪法中，也都有关于议会制度的规定，这显然是传统内生形成的制度而不是外力强迫的结果。魏玛宪法确立议会制度与德意志社会长期的议会制度传统有着深刻的内生社会历史渊源。三是议会制度是用来表达政治民主的重要形式。议会制度不等于民主制度，但是议会制度包含有很大的民主成分。人民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表达政治诉求，必然需要某种制度形式。而通过选举形成的表达意见和讨论争辩的场所——议会，就是历史形成的最好的形式。因此，在德意志不管是古代还是近现代，不管是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在其根本性的法律中确立议会制，只不过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形态的议会制体现的民主的阶级性质和实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魏玛宪法体现的民主性，既有历史的制度传统因素，也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还有法国美国等民主国家的榜样，更重要的是由社会民主党人、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等各阶级阶层人民革命成果决定的。四是，德意志制宪发展的历史，本身既是宪政的演进史，也是国家政治生活社会活动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过程。也就说，通过宪法的制定和实施，使国家一方面形成法律制度体系，一方面使这些法律制度逐步增加民主、自由、平等和限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等现代法治的内涵。五是，魏玛宪法的出现，是德意志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现实，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反对封建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观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分析了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获得的重大成果，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7] 魏玛共和国及其宪法，就是由这个时代的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上层建筑。魏玛共和国的法治发展也是如此。对此，有学者也作了这样的论述：法治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一种客观需要，因此，法治国家的建设，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法治国家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提出的客观要求。19世纪初，市民阶层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财富，享受了良好的教育和社会地位，因此要求建立法治国家的呼声也日益迫切。他们要求通过这样一种国家形态来保障自己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益。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客观上要求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要求法律符合理性，要求推行民主政治，要求限制国家权力的恣意行使，要求权力相互制衡和监督，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通过独立的司法活动来保障权利的实现。国家必须建立在法律和正义的基础之上，国家是为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而存在的，国家的全部行为都应当体现理性，国家行为的后果能够为人们所预见和合理期待[28] 。

■法治国家：魏玛宪法与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依宪行政

从宪法学的基本原理看，魏玛宪法是魏玛共和国的根本大法，是魏玛共和国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也应当是当时德国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魏玛宪法是德国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从根本上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集中反映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确认了1848年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成果和现实的民主政治，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它对确立、巩固和维护魏玛共和国及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规范国家权力有效运转，保护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制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确认资产阶级的民主法治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国家民主法治的根本体现。魏玛宪法贯彻了人民主权、人权、法治、分权制衡原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法治的制度集合体，它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法治不可分割。“立宪政体”、“立宪政治”、“宪政”，都是以代议制度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别名。魏玛宪法正是在反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过程中产生的。德国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需要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建立统一的经济市场，实现买卖自由、契约自由、等价交换等资本主义经济原则。这种生产关系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建立标榜自由、平等、人权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并以法治的形式来表达、肯定、维护、保障。在其宪法上规定的，则是人民主权、三权分立、尊重基本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则。资产阶级宪法上规定的民主法治制度，都是为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服务的。魏玛宪法所规定的是国家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则和制度，因而成为德国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法律基础，更是魏玛共和国民主法治的象征。

如果说确立民主制度贯彻法治原则的魏玛宪法是魏玛共和国作为法治国家的标记的话，那么，依照魏玛宪法的人民主权、分权制衡、人权、法治原则来执掌政权、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维护权益等则是法治国家的实在内容。魏玛宪法的实施所体现的依宪执政、依宪治国、依宪行政，无不表明其法治国家的精神。

■基本权利保护原则是法治国家原则的最重要的方面

在魏玛宪法中，德国人民之基本权利的专章规定共用了5章56条，加上其他章节的有关规定，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方方面面。选举权是公民最重要的政治权利。选举权的行使和实现程度反映了民主法治实现的程度。魏玛宪法以民主和自由为己任，规定共和国的国会由年满20岁的公民按照普遍、平等、直接、秘密以及按比例代表制的原则选举产生，以此选举制度来使自由和民主权利普遍化，这种设计体现“政治权利属于人民”的原则。下面我们重点看看公民最重要的选举权的情况。从现有的历史资料看，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选举权的实现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呈现了法治国度应该有的现象。1919年1月19日举行的制宪国民议会选举时，全德3700多万选民中有83.02％的选民参加了投票。1920年6月6日的魏玛共和国的国会选举时有79.17％的选民参加了投票。1924年5月4日的国会选举时有77.41％的选民参加了投票。1924年12月7日的国会选举时有78.75％的选民参加了投票。1928年5月20日的国会选举时有75.6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选举时有82％的选民参加了投票。1932年7月31日的国会选举时有84.02％的选民参加了投票。1932年11月6日的国会选举时有80.57％的选民参加了投票。魏玛共和国存续14年的时间里，就有8次国会选举，选举的频率是很高的，并且参加投票的选民的比例也是不低的，80％以上的比例占了一半，可见公民的选举权利得到了广泛的比较充分的行使，宪法规定的自由民主权利普遍化的目的基本得到了实现。同时，这些选举活动是真正的人民意志的表达和反映，选举的结果历史证明深刻影响了德意志的政治发展。再看看魏玛共和国的总统选举。1925年的2月28日，54岁的共和国总统艾伯特逝世，国会决定3月29日进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有68.9％的人参加了投票，4月26日的第二轮投票中有79.17％的人参加了投票，选出了由德国民族党推出的候选人兴登堡为魏玛共和国总统。1932年的总统选举，人民的参加比例更高。第一轮有86.2％的人参加了投票，第二轮有83.5％的人参加了投票。这些都表明了人民的选举权实现的程度是比较高的，体现了法治国家在实现自由民主权利上的情况。

如果说选举权是一项重要的自由和民主政治权利，那么其他权利同样值得关注。根据一项统计，1925年，德国的就业人口是31372423人，其中工人占43.4％即1360多万。这1360多万工人中有47.03％的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是在40—48小时之间，56—60（或者以上）小时的占1.51％。这说明德国工人阶级长期争取的8小时工作制的权利的实现程度，还是值得肯定的。

关于饱受批评的魏玛共和国的多党制的情况也值得看看。民主政治运作需要具有体现宪政精神的自由主义政党。但是，德国的大部分政党与特定的经济利益集团紧密相关，并且由于绝对比例代表制的运作，魏玛时期德国大小政党一百多个，能经常进入国会的政党有二十多个，主要大党有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德意志人民党、天主教中央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等，各个政党纲领的政治倾向极不一致，从极右、右翼、右中、中间到中左、左派和极左都有，有些小党甚至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但却代表着一个小地方或小团体的利益，它只要有最低限度的支持就可以取得一个席位。而当时德国也没有形成公众舆论的主流方向，地方主义势力强大。而比例代表制强化了这种情势，各个政党都不会像在“胜者全得制度”中那样为了进入议会而被迫联合成强大的政党并淡化本党观点，因为他们并不想取悦于所有人。这样魏玛德国时期德国的政党结构就是一个多党并立、互不妥协的分裂的政党体制。这样的政党体制在经济危机的年代里就是致命的。无法达成一致，德国只能回到其强权立国的传统中去[29] 。“魏玛时期德国大小政党一百多个，能经常进入国会的政党有二十多个”，这当然有其存在问题的一面，但是从人民享有的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而言，何尝不是一种真正的权利的实现？强权立国的传统是要消灭多党制，剥夺人民的结社自由。当没有结社自由权利或者这个权利得不到实现和保障时，就难以形成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势力，人民就难以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政治民主制度和法治原则也就悬空了。

■依宪执政：法治国家的存在规则

法治国家存在的重要规则，就是执政者必须依宪执政，必须按照政治游戏的规则来玩游戏。执政者遵守宪法和法律，按照宪法原则和精神来执政，实际上就是对执政者的规范对权力的约束，对人民主权的服从，对民主法治的承诺和保证。离开或者违背依宪执政，民主法治国家就没有了存在的前提。所以，无论是总统，还是政府和司法机关，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一是从政党的角度看，就是遵守宪法和法律，依法进行选举，依法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魏玛共和国时期，在民主选举问题上，应当说各政党基本上是通过合法的选举进入议会，通过议会民主的平台实现其主张。当然，德国共产党有其特殊性。1918年12月30日由W.李卜克内西和R.卢森堡领导的左派组织斯巴达克同盟与不来梅左派合并成立。1919年加入第三国际。1920年12月初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联合为德国统一共产党。1921年仍称德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的成立对第三国际的创建起了巨大作用。德国共产党是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其基本主张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魏玛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式的国家。但是，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合法的议会斗争。1919—1923年，德共为捍卫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中取得的民主权利，领导工人阶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0年3月，德共与其他工人政党和工会联合举行总罢工平定了卡普暴动，捍卫了新生的魏玛共和国。1923年德国工人运动掀起新高潮。10月中旬，德共与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联合组成萨克森-图林根工人政府。10月23日，为反对国防军镇压工人政府，德共领导汉堡起义，但遭到失败。1925年秋，清除了党内极左派的领导，E.台尔曼当选为党的主席。1926年德共发动与领导无偿没收贵族财产的民众运动。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德共指出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并且针对纳粹党的纲领于1930年8月发表《德国人民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纲领》，仍以推翻垄断资本的统治为目标。1932年推出自己的领导人台尔曼参加总统选举，并明确提出：“谁选兴登堡，就是选希特勒；谁选希特勒，就是选取战争！”1933年希特勒执政后，台尔曼等大批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德共转入地下。

二是从政府的角度看，魏玛共和国存续的14年间，前后总共经历了21届政府，13位总理。除希特勒外，12位总理应当说都是秉承依法行政的原则在魏玛宪法的框架中行事，违反宪法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比如，1928年1月，国防部长格勒斯因为国防部违背宪法、讳莫如深的财政管理而下台，格勒纳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总理、内阁和国会预算委员会部分成员获得了对军队预算和秘密资金的知情权[30] 。1926年5月的“旗帜之争”引发了宪法问题最终导致了路德内阁的垮台。

三是从共和国艾伯特总统的情况看，不管他原来的政治态度如何，属于哪个政党，作为共和国的总统他的所作所为，是符合民主法治制度和原则的，他捍卫的是魏玛宪法及其民主法治制度。

——艾伯特：我是作为人民的总统，而不是一个政党的总统。 1919年2月11日，艾伯特被选举为国家总统。德国人在其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是担任此职务的第一个非贵族人士、第一个社民党人、第一个非军人、第一个来自无产阶级担任此职务的人，还是1871年至1945年期间担任德意志国家最高职务的唯一一名民主人士。艾伯特当选为魏玛共和国的国家总统，标志着德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艾伯特把自己看作所有德国人的国家总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全体人民中的绝大多数人选了我。因此，他们也可以要求我是作为人民的总统，而不是一个政党的总统。”魏玛共和国的建立，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标志着早已迟到的议会民主的新开始，并标志着德国社会民主运动基石的奠定。同时，魏玛宪法奠定了议会民主法治制度的基石。国家政府受制于国家议会的信任。宪法设立了一个拥有强大权力的国家总统：国家总统有权任命国家总理和解散国家议会，他拥有对国家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在国际法的意义上代表国家，而且能够借助于第四十八条颁布紧急命令。艾伯特利用这些权力来确保民主法治的存在。

——宪法修正案：依法延长任期。

艾伯特是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的，并非如以后通过的宪法所规定的那样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由于艰难的外交和内政状况，国家总统的全民选举被一再推迟。最终，国家议会在1922年10月通过了一个宪法修正案：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任期延长至1925年6月30日。

——依宪执政：总统权力受限。

国家总统任命和罢免国家总理的权限是受到限制的。他只能委托同时获得国家议会信任的人来组建政府。在1920年6月国家议会选举时由社民党、中央党和德国人民党组成的魏玛联合政府失去了多数席位地位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在与各政党最高领导进行的征询会谈中迫切要求组建一个由社民党、中央党、德国民主党和德国人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以便保证政府政策的连贯性。

——《凡尔赛和约》：不履行条约就没有和平，而是只有战争的重新开始。

关于《凡尔赛和约》，艾伯特也认为是“无法履行，无法忍受和无法接受的”。但他和许多同时代人不同，艾伯特并没有依据当前暂时的氛围作出决定。由于军事抵抗毫无出路，政府除了签订这份条约以外别无选择。鉴于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后果，艾伯特奉劝人们履行条约：“没有内部的秩序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无法履行条约！不履行条约就没有和平，而是只有战争的重新开始。”《凡尔赛和约》对年轻的共和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全称《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协约国）对战败国（同盟国）的和约，它的主要目的是惩罚和削弱德国。协约国和同盟国于1918年11月11日宣布停火，经过巴黎和会长达6个月的谈判后，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的凡尔赛宫签署条约，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应对危机：行使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权力。

1923年1月11日法国政府借机占领了鲁尔区。对鲁尔区被占的愤怒促成了超越政党界限的民族团结。1923年2月，他在曼海姆宣布了消极抵抗的原则。1923年9月26日，国家总统和国家政府不得不中断消极抵制，这是因为这种抵制使得因战争及其后果本来就遭到破坏的货币最终变得一钱不值。马克的价值在最短时间里跌入了无底深渊。1923年秋，共和国的危机激化。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共产党人进入了社民党领导的政府。依赖于数百名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人士，德国共产党想要利用这个地位来革命推翻政府。在萨克森政府拒绝遵守解散这类团体的命令后，10月23日，国家国防军的部队开进了萨克森。在促使萨克森州长改组其内阁的一切尝试失败后，艾伯特授权国家总理按照第四十八条实施国家的强制执行措施。在萨克森，由埃里希·蔡格纳（Erich Zeigner）领导的社民党/德国共产党政府被罢免了。

同时，巴伐利亚和国家之间的紧张状况加剧了。右倾的巴伐利亚政府违抗国家政府根据宪法颁布的命令，而慕尼黑则在公开策划颠覆计划。但是，艾伯特提出的对巴伐利亚采取军事行动的要求遭到了国家军队领导人的拒绝。11月9日，德国民族社会党（NSDAP）领袖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慕尼黑企图政变：他呼吁进行民族革命，并宣布“11月罪犯”的政府已经被废黜。艾伯特任命冯·塞格特（von Seeckt）将军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并由此同时使他受制于依据宪法行事的国家元首。希特勒的政变很快就瓦解，原因在于甚至连那些主要的共和政体反对者也不支持希特勒。他们没有给冒险行为以任何成功的机会。

这两个危机在内政方面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出于对萨克森和巴伐利亚不公平待遇的抗议，社民党成员脱离了施特雷斯曼内阁。因此，一些党的分部甚至要求把国家总统开除出党，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国家总统首先必须维护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其政党的利益。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警告其党内同志：“促使你们推翻总理的事实在6周后就会被遗忘，但是，你们愚蠢行为的后果还将让你们感受10年。”直到1928年，社民党才再次参加魏玛共和国的政府。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共和国总统与对其诽谤事件的诉讼。

作为总统，艾伯特被右翼激进派和左翼激进派当作共和制度的靶子，新闻机构将漫画当作政治斗争手段对其进行尖锐的攻击。一名来自平民阶层的男性、一名制鞍工、一名社民党人现在站在了一个新国家的最高层，这激起许多艺术家进行讽刺性评论。这些漫画往往超出了政治异议的界限，并滑向人身攻击。新共和国的根基还太不稳固，以至于它承受不起这类攻击。这个新共和国几乎没能在漫画中得到任何一种精神上的支持。艾伯特认为，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让共和政体的思想财富扎根于一个虽然在政治上已经完成从君主制国家迈向民主共和国的过程，但在人们思想中尚未完成的社会里。艾伯特在1922年针对国歌的宪法日解释说，每年举行庆典来纪念1919年8月11日宪法的制定应和德国之歌一样，为增强人们的共和国意识作出贡献。

作为在新的共和国中担任最高职务的人，艾伯特是恶意诽谤和污蔑的靶子。就侮辱提起诉讼对于他来说变成了为共和国进行斗争的武器。他要求追究170多起诽谤事件的刑事责任，但这些诽谤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在所有的指控中，没有任何一个对艾伯特的打击比指责他通过进入罢工领导小组，在1918年1月的罢工中从事了“叛国行动”更为沉重。最后，在马格德堡有一位法官，他又赋予上述假定以法律的神圣，并称：在刑法的意义上，艾伯特从事了叛国行动。马格德堡官司使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深受打击。经历了由他提起的上诉程序后，他忽视了他的身体健康，没有按照他家庭医生的建议去疗养；这是因为他不想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要逃避这个新的诉讼程序。他因未及时治疗而患上了盲肠炎，并于2月24日动了手术。但是，手术进行得太晚了。艾伯特于1925年2月28日逝世，享年54岁。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长眠之处放在海德堡，并于3月5日在城堡墓地下葬。

四是从共和国兴登堡总统的情况看。兴登堡总统虽然在政治态度上偏右，并且最后把希特勒任命为总理，但是作为魏玛共和国的总统，他至死还在捍卫共和国的存在和原则。

1925年2月，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伯特病死。原定于该年6月举行的总统选举提前举行。在3月29日的第一次选举中，7个候选人没有一人获得绝对多数。为了赢得选举，提尔皮茨亲自到汉诺威兴登堡的隐居地劝他出来竞选总统。在4月26日的第二次选举中，兴登堡以1460多万选票（占全部选民人数约37％）当选为总统。兴登堡当选后，他的政策令原先的右翼支持者大感失望，他依照惯例推举前任总理威廉·马克思，并支持古斯塔夫·施特雷斯曼和法国和解的政策，依照宪法就任总司令以控制军队，解除独立的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的职务，不顾民族主义分子的苛责，签署了有关德国赔偿的杨格计划。他是一个君主派，但并没有使得霍亨索伦王朝复辟。虽然在1926年，德国政府不顾广大人民的抗议，决定把威廉二世和被废的德国贵族们的财产全部归还他们，并赔偿他们因革命而遭到的损失。5月5日，兴登堡发布总统令，指示各驻外公使馆和领事馆除悬挂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国旗外，还要悬挂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

1929年秋，德国发生经济危机。失业人数剧增，成千上万农户破产。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国内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共产党的影响迅速增长，资产阶级已经无法用议会制来统治。1930年3月海因里希·布吕宁政府上台，标志着由议会制过渡到独裁制。布吕宁十分尊敬兴登堡总统，而对国会愈加轻视。他利用“紧急法令”绕开国会来处理国家事务。如果国会拒绝政府提出的法案，他便援引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让兴登堡签字生效。这种紧急法令1930年颁发5次，1931年44次，1932年66次。这使得兴登堡的权力超过了皇帝，几乎成了独裁者。兴登堡在任职期间积极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公开支持保皇组织，还曾任军国主义组织“钢盔队”的名誉会长。

与此同时，希特勒的纳粹党开始抬头，在国会的席位急剧增加。1931年11月初，兴登堡会见了希特勒。兴登堡对这位“波希米亚下士”没有任何好感，对希特勒想当总理的事很有看法，曾说：“他最多只能当个邮政部长。”由于当时议会内所有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中央党的民主党派为了防止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而一起支持兴登堡，因此兴登堡得以在1932年再次委任布吕宁为总理。1932年春天兴登堡7年任期届满，老总统本愿退休，但由于纳粹党徒们的嘲弄与讽刺，已经年届八旬的兴登堡决定再次出山，他再度被提名为候选人。纳粹党提名希特勒为候选人。共产党的候选人是台尔曼。在第一轮选举中，兴登堡有49.6％的选票，希特勒有30％的选票，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4月10日举行第二轮选举，兴登堡以53％压过希特勒的36.8％当选。然而，数周后，老战友格勒纳为施莱谢尔阴谋所陷害，被迫辞去部长职务。

在这次选举的过程中，希特勒深知自己在民众中的威望逊于兴登堡，便提出了“尊敬兴登堡，投票希特勒”的口号，企图借兴登堡之势来抬高自己的身价。结果希特勒落选，但却给兴登堡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兴登堡连任总统后，置广大民众反对于不顾，准备起用希特勒，并对劝其警惕希特勒的人说：“我应该把盗猎者变成守林人。”

1932年兴登堡已85岁。由于年迈体衰，体力不支，兴登堡越来越依靠他自己的一小批右翼的朋友和战友的顾问了。这些人中包括他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他的庄园的邻居、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中将和弗朗茨·冯·巴本。这些人劝他解雇布吕宁而提名巴本为总理，因为他们希望巴本的政策更偏右。这个计划失败后这些人考虑过通过政变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施莱谢尔拒绝提供军队进行政变，因此这个计划也被放弃了。后提议由弗兰茨·冯·巴本组织“贵族内阁”，而巴本与法西斯势力有密切的联系。为了履行其“驯服纳粹党的奇迹”，企图延请纳粹党员入阁。

老总统完全被巴本的魅力折服，故特别尊重其职权，但巴本并未能驯服纳粹党。狂妄的希特勒根本不买兴登堡的账。希特勒在大选中看到他的法西斯组织有一定实力，故而断然拒绝兴登堡要他与巴本共同组阁的要求，明目张胆地说：“作为德国最大的政党领导，我，要负责的是包括一切方面在内的整个权力。” 希特勒不仅蔑视巴本，同时还对12月继承巴本的施莱谢尔持敌对态度，坚持他自己组阁，而兴登堡则嫌希特勒跋扈而不同意。他见希特勒有可能威胁自己的政治地位，不禁恼怒，态度立即有了180度转弯，公开声明：“出于对祖国的义务和良心，我无权把整个政府的权力只交给一心想独揽大权的纳粹运动。”

1932年11月一批工业家和银行家向兴登堡提出请愿书，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但在1932年12月2日，兴登堡罢免了与法西斯势力有密切联系的巴本总理，让施莱谢尔组阁，这一手直接威胁到希特勒全面夺权的计划，因为当时法西斯势力毕竟羽翼未丰，而且施莱谢尔有一个分裂纳粹党的计划。于是，希特勒一方面找巴本“赔罪”，另一方面，请出德国垄断财团的头面人物向兴登堡提出请愿书，为其从中通融。本来就是右翼代表的兴登堡见希特勒已“回心转意”，愿与自己合作了，遂又萌生了利用这个“守林人”的念头。巴本则与希特勒达成组阁协议，1933年1月30日，当施莱谢尔因得不到议会的支持垮台时，兴登堡随即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在德国建立了法西斯恐怖专政。

1933年2月1日，在希特勒政府授意之下，兴登堡宣布解散国会，并定于3月5日重新举行选举。2月27日，纳粹分子纵火焚烧国会大厦，然后嫁祸于共产党人。2月28日，根据希特勒政府的建议，兴登堡颁布紧急法令，废除了魏玛宪法中有关人身、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的一切条款。

兴登堡作为年事已高的老人，较长时间里健康状况已经很差了，智力也出现问题。因此1934年长刀之夜时他已经难以有恢复和保证国家法制的能力了，但对希特勒做出了警告，让他结束血腥屠杀。当希特勒到他的庄园上去看望他时，躺在病床上的兴登堡把希特勒当作德国皇帝，称之为“陛下”。按其遗愿，兴登堡应该简单地葬在他的庄园上，但希特勒将他葬在他过去战胜俄罗斯的战场上，并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兴登堡去世对希特勒来说最后一个他成为独裁者的障碍消除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为了防止他和他夫人的棺材被苏联军队破坏，德国陆军将它们转移到马尔堡。它们至今放在那里的伊丽莎白教堂北钟楼的祈祷阁中。经教会首领决定它们今天不再被用灯光照亮。

五是从司法的角度看。《魏玛宪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联邦及各邦应依据法律，成立行政法院，以保护个人权益不受行政官署命令及处分之侵害。这是德国设立联邦行政法院的第一个宪法性依据，该法规定联邦及各州应依据法律成立行政法院，这对德国行政法院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是一个有力的监督和促进。此外，《魏玛宪法》第十四条规定：“联邦法律无其他特别规定时，由各邦官署执行之。”各邦政府对于执行联邦法律有缺点时，经联邦政府之请求，有除去此缺点之义务。彼此意见不同时，不论联邦或各邦，除联邦法律已特效指定由其他法院判决外，得要求高等法院判决之。这对邦政府的执法活动，也是有效的司法监督。

六是魏玛共和国的法制建设。我们知道，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以原普鲁士邦国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建立了近代法律体系，先后颁布了宪法、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事诉讼法典、法院组织法、民法典和商法典，成为大陆法系的又一个典型。“德国法治现代化起始于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统一，经历了1919年至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补充完善之后，德国现代资产阶级法制体系基本实现。”[31]

魏玛共和国时期，由于国家政体的变化和社会化思潮的影响，德国加快了民主政治的进程，制定了魏玛宪法，同时保留沿用了原有的法律，还新颁布了大量的“社会化”法律，如调整社会经济的法律和保障劳工利益的法律，使德国成为经济立法和劳工立法的先导，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成为法治社会的法律基础。

[1] 郑寅达：《德国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358-359页。

[2]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308页。

[3] ［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1页。

[4] ［美］彼得·L.伯杰：《资本主义革命》，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5]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3、131页。

[6]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

[7]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8]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6页。

[9]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8页。

[10] 墨菲：“普通法、大陆法与宪政民主”，《公共论丛第三辑·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0页。

[11]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郑开椿、李天爵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43页。

[12]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郑开椿、李天爵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72页。

[13]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3页。

[14] 刘争志、林恩伟：“德国法治国概念源流考略及新探”，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0年06期。

[15] ［美］伯恩斯等：《美国式民主》，谭君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16] ［美］詹姆士·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60页。

[17] 墨菲：“普通法、大陆法与宪政民主”，《公共论丛第三辑·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2页。

[18] ［德］毛雷尔：《德国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页。

[19] 参见邵建东：“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德国‘法治国家’的经验教训及启示”，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4年秋季号。

[20] 参见［古罗马］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载《中世纪初期的西欧》，齐思和等选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5页。转引自何勤华，张海斌主编：《西方宪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148页。

[21] 何勤华、张海斌主编：《西方宪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216页。

[22] 何勤华、张海斌主编：《西方宪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217页。

[23] 王恒：“追寻民主政治的历史印记——联邦德国民主宪法的历史梳理”，载《人民论坛》2013年第26期。

[24]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2月末。

[25] 参见邵建东：“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德国‘法治国家’的经验教训及启示”，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4年秋季号。

[26]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10页。

[27]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28] 参见邵建东：“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德国‘法治国家’的经验教训及启示”，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4年秋季号。

[29] 陆梅：“魏玛共和国的灭亡和德国早期民主制的终结”，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30] 陈从阳：“相对稳定时期的魏玛共和国民主政治”，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5月第57卷第3期。

[31] 陈从阳：“相对稳定时期的魏玛共和国民主政治”，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5月第57卷第3期。

第七章　魏玛共和国民主法治的风雨历程

魏玛共和国存续的14年间，21届政府的更迭，政府首脑的上台下台，各届政府的内政外交，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令，发生的各种事件，蕴含了极权主义与民主法治的斗争，展示了魏玛共和国期间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以及希特勒极权主义和纳粹运动的出现、兴起、壮大以至最后取得政权的令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和结果。

魏玛共和国存续的14年间，总共经历了两次总统选举，8次国会选举，21届政府。魏玛宪法确立的民主宪政，是民主法治国家存在的前提。国家政权机关遵守宪法和法律，按照宪法原则和精神来治国理政，管理经济社会，是民主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原则。政府对权力规范约束，就是对人民主权的服从，就是对民主法治的承诺和保证，实际上也反映了民主法治实现的程度。纵观这14年的发展历史，有几点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魏玛宪法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在共和国的生存方面充分发挥了根本大法的作用。在共和国成立之时各种政治势力达成的民主法治等政治原则，始终是通过宪法在坚持，通过宪法使共和国得以稳定和发展。在评价魏玛共和国时，人们往往会引用一句著名的话：“魏玛共和国是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在共和国的后期，只有4届政府是社会民主党在执政，17届政府社会民主党都不是执政党，而且兴登堡总统与多届政府确实很难说他们是共和主义者，虽然如此，魏玛共和国却是一个有体现共和主义者理想和主张，体现民主法治原则，并且始终得到贯彻执行的魏玛宪法的共和国。没有共和主义者但是有代表共和主义者说话的宪法。

第二，如何看待国会的多次解散、选举，政府的多次更迭。这当然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社会矛盾、内政外交等等，但是，国会的多次解散、选举，政府的多次更迭，从大的方面看是民主法治运作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国会重选了，政府更迭了，但魏玛共和国仍然存在。这也更加说明了宪政制度在正常运作，民主法治原则在贯彻执行和维护。

第三，魏玛共和国动用国家力量维护法治秩序，是国家性质的使然，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评价。魏玛共和国成立起就处在左和右的势力的包围之中。反对卡普政变以及防止恢复帝制的活动，是捍卫共和国的必要之举；对德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起义和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的镇压，也是执政者维护其政权的必然反应，其结果都是共和国得以生存下去。

第四，美国因素对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魏玛共和国实行的国家政治制度符合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其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是靠美国的资本和其主导的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这实际上是解魏玛共和于倒悬。可以这样说，没有美国在政治上外交上的斡旋和经济上的支持，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会比既存的历史更麻烦。

第五，《凡尔赛和约》是魏玛共和国沉重的负担，它在共和国存续的期间把它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工人失业、物价飙升、物质匮乏、生活艰辛、经济崩溃等等问题，与德国的赔款和协约国的强制干预有直接的关系。一部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也可以说几乎就是与《凡尔赛和约》作斗争的历史。这种外部的矛盾和斗争，特别容易激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泛滥，特别是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遭到巨大危害时更是如此。纳粹党的壮大，很大程度上与其过激的主张和顺应这种民族情绪有比较大的关系。在这种国际国内环境下能够维护共和国的民主法治秩序，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第六，兴登堡总统虽然是军国主义者和君主思想很浓的人，但仍然是共和国的维护者。比如，在1926年，德国政府不顾广大人民的抗议，决定把威廉二世和被废的德国贵族们的财产全部归还他们，并赔偿他们因革命而遭到的损失。5月5日，兴登堡还发布总统令，指示各驻外公使馆和领事馆除悬挂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金国旗外，还要悬挂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等。

但是他的政策令原先的右翼支持者大感失望，他依照惯例推举前任总理威廉·马克斯，并支持古斯塔夫·施特雷斯曼和法国和解的政策，依照宪法就任总司令以控制军队，解除独立的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的职务，不顾民族主义分子的苛责，签署了有关德国赔偿的杨格计划。他是一个君主派，但并没有使得霍亨索伦王朝复辟。兴登堡当选为总统是保守主义的重大胜利，遭到史学界的广泛批评。但兴登堡的当选短期内也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兴登堡的当选使许多忠诚于旧政权的德国人开始团结在共和国的周围，它还提高了共和国在中间阶级中的威望。在兴登堡当选为总统的鼓舞下，民族人民党1927年第二度加入政府。从实际效果来看，只要国会能继续工作，共和国政治机构在起作用，兴登堡还是努力履行他作为共和国总统的职责的。随着相对稳定局势的到来，拥护和捍卫共和国的情绪增强了。1924年“黑-红-黄帝国旗帜团”建立，短短一年“国旗社”就拥有100多万成员，成为德国最成功的准军事组织。1928年，甚至连德国民族人民党也投票支持对1922年法律的修改，禁止前德皇回国。同年8月11日还规定了“宪法节”[1] 。

第七，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不少人认为是“臭名昭著”，然而在共和国时期的艾伯特总统和兴登堡总统都为捍卫共和国动用过宪法第四十八条，并且产生了正面的作用。权力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谁在用，为何而用。

第八，纳粹运动的发展壮大希特勒合法上台，是魏玛民主法治的结果，也是魏玛共和国民主法治的终结。 “极权主义运动利用并且滥用民主自由，以便废止它们。”[2]

共和国的倾覆，使德国历史在这里拐了一道弯，待二战结束后，德意志才又重新回到民主法治的轨道。三段历史联系和对比，背后是什么规律和力量在起作用，值得探究。

第九，德意志在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初期，工业发展十分迅猛，资本主义的发展造就了数量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魏玛共和国时期，政党组织众多，工人阶级力量强大，对右派颠覆共和国的政变来一个全国总罢工就平息了。在1932年11月的大选中，工人政党仍然显示了很大的力量，在1933年1月31日，希特勒上台的第二天，德共向社民党呼吁立即举行全国的总罢工，像1920年卡普暴动工人罢工挽救共和国那样来打倒希特勒，但社会民主党以希特勒上台没有违反宪法为理由给予拒绝。但是面对纳粹，工人阶级的力量为什么就显示不出来呢？

第十，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共产党同样是合法的政党，同样在可以发展壮大的民主法治环境中，而且还有第三国际的支持和马克思先进理论的指导和工人运动的基础，遗憾的是，德国共产党的革命并未取得成功，马克思最寄希望的德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并未取得正果，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魏玛共和国存续的14年间，21届政府的更迭，政府首脑的上台下台，各届政府的内政外交，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令，发生的各种事件，蕴含了极权主义与民主法治的斗争，展示了魏玛共和国期间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以及希特勒极权主义和纳粹运动的出现、兴起、壮大以至最后取得政权的令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和结果。

下面来看看在魏玛共和国风雨历程中走过来的这21届政府的大致情况。

谢德曼政府

（1919年2月13日—1919年6月20日）

1919年2月6日，全德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和临时政府，在国民议会召开的当天，就向国民议会移交了其掌握的权力。2月11日，国民议会选举艾伯特为共和国总统。2月13日，艾伯特任命谢德曼为政府总理。由于独立社会民主党又拒绝了社会民主党开出的联合组阁的条件，社会民主党独立组阁的议席不够而联合中央党、民主党等资产阶级政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从而正式建立了魏玛共和国第一届政府。然而，这届政府却因谢德曼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而只存在4个多月。6月20日谢德曼内阁在8人反对5人赞成签署《凡尔赛和约》的情况下全体辞职。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是得票37.9％的第一大党，但是它遵守了不够单独组阁的议席数不能单独组阁的规则。即使是联合中央党和民主党而达到75％的选票数，政府还是自行辞职。谢德曼政府的产生和结束，魏玛宪法都还处在制定过程中没有正式颁布实施，但是它却是按照魏玛宪法体现的民主政治原则在运作和执政。

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1865—1939），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之一。1903年作为社会民主党代表进入国会，一战期间，积极支持战争，1918年任巴登亲王内阁成员，德国十一月革命后，参加组织政府，镇压共产党，1919年任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理，1933年纳粹执政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哥本哈根。

鲍威尔政府

（1919年6月21日—1920年3月26日）

1919年6月21日，社会民主党人古斯塔夫·鲍威尔奉命组阁。6月22日国民会议举行表决以237票对138票（另有5票弃权）赞成签署《凡尔赛和约》。鲍威尔政府被授权不加保留地签署和约。6月28日，鲍威尔政府的外长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密勒代表德国在和约上签了字。鲍威尔政府上台后面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被要求支付总数达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国内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法国也趁机占领鲁尔区挑起了鲁尔危机，特别是1920年3月12日至17日发生的“卡普政变”和后续的工人运动，使鲍威尔政府在内外危机面前无力应对而于3月26日辞职下台。

“卡普政变”这段历史，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历史。“卡普政变”涉及的关键人物是沃尔夫冈·卡普（东普鲁士行政长官，德意志银行监事，极右的德意志祖国党人，积极从事推翻现政府重建君主政体活动，得到旧军官、银行家和工业家的支持），瓦尔特·冯·吕特维兹将军（柏林卫戍司令官，在1918至1919年负责组织自由军团，是热情的君主主义者），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国防部作战局局长），艾尔哈特海军上校（当时艾尔哈特海军上校指挥的一个海军旅驻守在柏林的门户多贝利茨）等。

古斯塔夫·阿道夫·鲍威尔（Gustav Adolf Bauer，1870—1944），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魏玛共和国总理，政府维持了219天。1908年到1918年担任全德工会总委员会副主席。1912年代表社会民主党当选国会议员，1915年任议会财务委员会委员，1918年10月进入巴登亲王的政府任劳工大臣。1918年德国革命爆发后担任制宪会议议员，并继续担任菲利普·谢德曼政府的劳工部长。1919年谢德曼总理辞职，鲍尔成为总理，就任当天对同盟国方面增加条件表示抗议，但最终接受了《凡尔赛和约》。任内进行铁道国有化和财政改革，因卡普政变的对应方式失去了党内和劳动组织的支持，1920年3月26日辞去总理一职。后担任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和副总理。1925年2月，鲍尔因腐败丑闻辞去社会民主党职务，翌年审查后回归社会民主党。1928年辞去国会议员，退出政坛。1933年纳粹党执政后，曾因逃税嫌疑被拘留了1周。1944年在柏林去世。

《凡尔赛和约》第160条规定，德国必须裁撤军备，正规军不得超过十万人，并解散所有志愿组成的义勇军（das Freikorps）。1920年3月10日，国防部长诺斯克按照协约国的裁军要求，下令解散吕特维兹将军麾下的艾尔哈特和勒文费尔德两个海军旅。这两个旅的领导人拒绝从命，向吕特维兹将军求援，希望争取他支持。吕特维兹和其他几个军官当天求见了总统艾伯特和国防部长诺斯克，要求总统停止裁军计划，并立即解散国会，撤换现任国防部长而由他本人来担任。总统艾伯特拒绝了吕特维兹的要求，现任国防部长诺斯克则立即宣布解除吕特维兹职务并继续进行解散艾尔哈特旅的计划。艾伯特拒绝后，吕特维兹就下令艾尔哈特进驻柏林。

3月12日晚，艾尔哈特海军旅开始向柏林市中心进发。暴动分子要求艾伯特辞职、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同时还要由专家组成内阁，并由一个将军来担任国防部长。

3月13日凌晨1点30分，诺斯克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集了未参加暴动的军方首脑开会，诺斯克下令正规军镇压政变，将军们除一人外拒绝发出对暴动分子射击的命令，国防部作战局局长塞克特将军以“国防军不打国防军”为由也拒绝执行命令，不支持政变，但也不打算镇压它。此后，各部部长在三点开会，最后决定撤出首都，只在首都留下副总理希菲尔等两人。1920年3月13日清晨5时，艾伯特、诺斯克和政府其他官员、两百多名议员被迫仓皇逃出柏林。逃往德累斯顿，他们希望能在那里得到梅克尔将军的保护。

3月13日早上，艾尔哈特海军旅开进了柏林政府区，同日，吕特维茨和卡普也率8000多名陆军进攻柏林。叛军占领了柏林，并在政府公共建筑物上升起了第二帝国国旗（新政府以黑白红三色旗为国旗，与第二帝国相同，象征对帝制的缅怀），宣布废除魏玛宪法，取消一切民主自由权利，推翻政府，解散国民议会，成立“卡普—吕特维茨”新政府。吕特维兹是策动政变的首脑。然而，政变的名义领袖是沃尔夫冈·卡普。卡普任总理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宣布戒严，停止一切报刊的出版，并任命冯·吕特维茨将军为总司令。到了中午，他可以确信柏林军区的所有司令部和所有警察部队都参加了他的计划。逃到德累斯顿的政府成员对梅克尔将军的态度感到不安，便逃往了斯图加特，他们认为那里的伯格曼（Bergmann）将军是靠得住的。13日晚上，政变似乎已经兵不血刃地成功了，因为到处都没有军队和警察反对政变的迹象，而且北部和东部当局也已经承认了新政府。

面对此局面，社会民主党的党主席维尔斯（Otto Wels）在柏林发起大罢工加以抵制。维尔斯是少数留在柏林的社民党领袖之一，他起草并印刷了一份传单，在上面签上了社民党部长们的名字（当然他没有跟这些部长商量过）。这份传单号召工人为了打倒反革命、保卫共和国，团结起来举行总罢工。独立社民党人也号召工人“为了自由、为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反抗军事独裁、反抗君主制复辟”而支持总罢工。3月13日柏林工人就已经开始起来响应了，柏林一时之间巷战、罢工频传，吕特维兹和卡普建立的新政府完全无法运作。3月14日是个星期天，德国工人正好可以检验一下他们抵抗的热情和规模。一列又一列火车停驶了。到了晚上五点，柏林没有一列有轨电车开动，水、煤气和电力全都被切断了。到处都有士兵和工人发生冲突。在开姆尼茨，在由布兰德勒领导的共产党人的倡议下，成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各工会和所有的工人政党。由于没有部队，它便主动成立了一支叫做“工人自卫队”（Arbeiterwehr）的工人民兵，占领了车站、邮局和市政厅。3月15日，总罢工席卷全德国，总共约有1200万工人参加了反对暴动分子的罢工统一战线。许多地方的社民党党员，甚至是地方组织，同共产党人和独立社民党人一起参加了游行示威，喊着口号，大部分公务员和职员也加入了罢工，普遍拒绝与新政府合作。在这场斗争中，此前一直争斗不休的各党派的活动家们，紧密团结在了一起。从战争爆发前直到现在，他们第一次并肩对抗阶级敌人。此时除了开姆尼茨和鲁尔之外，德国确实没有遍布整个地区的由选举产生的工人苏维埃的网络，但到处都有由执行委员会（Vollzugsräte）或行动委员会组成的紧密的网络，这些委员会是由各工人政党和各工会组成的。这些委员会进行了反抗暴动分子的斗争和组织防御的工作，发挥了革命中心的作用。

柏林的一切都停了下来，当局连一张传单都印不成。而在鲁尔则正好相反，利希奇拉格的自由军团开始行动，而他们立刻遭到了大批武装工人的进攻。同样的战斗也在莱比锡、法兰克福、哈勒和基尔发生了。威廉港的水兵举行起义，逮捕了冯·莱维佐夫将军和四百名军官。在开姆尼茨，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由各工人政党的代表组成的行动委员会号召工人选举工人工厂委员会的代表。几小时后，七万五千名工人根据名单和比例代表制选出了代表，这些代表又选出了市工人苏维埃，苏维埃里有十个共产党人、九个社会民主党人、一个独立社民党人和一个民主党人。布兰德勒是这个革命机关的三位主席之一，这个机关的权威和声望扩展到了整个工业区，派去镇压的军队不是被解除了武装，就是被消灭了，工人武装了起来。

在柏林，陷入绝望的卡普同鲍威尔政府的代表、副总理希菲尔举行了谈判。出于共同的利益，卡普同意由格勒纳将军出面同艾伯特总统进行调停。但艾伯特并不着急。正如贝努瓦—梅尚所写的那样，面对着总罢工的卡普实际上是在企图“解决人力所不能及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政府陷入了真空里。首都的面包和肉类供应都很短缺。卡普要求国家银行（Reichsbank）行长提供一千万马克，但被拒绝了。三月十六日下午一点，卡普下令“四点后，还站在罢工纠察线上的煽动者和工人将被就地枪决”。此时站出来反对这些可能引发内战的措施的，正是那些大老板；恩斯特·冯·波尔济希亲自率代表团求见卡普，他坚持要求卡普放弃使用武力。“工人阶级现在是如此一致，要从几百万停工的工人当中把那些煽动者区分出来是不可能的。”总罢工拯救了魏玛共和国政府。

三月十六日至十七日夜间，柏林的一个工兵团举行起义，该团的军官被士兵关押了起来。需要派这次暴动的急先锋——艾尔哈特海军旅——去解救他们。如果暴动分子坚持这么做，内战将不可避免，而工人阶级很可能获胜——不仅战胜暴动分子，同时还会战胜新政府，尤其是因为当不管参加政变还是中立的军队已不再可靠时，新政府的根基与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已日益变小。

三月十七日，吕特维兹和卡普建立的新政府完全瘫痪，仅仅四天，吕特维兹的国民政府就在各地军队宣示对共和政府效忠的压力下即宣告解散。卡普发现大势已去，乘飞机出逃瑞典，后死于狱中。政治感觉更加敏锐的一批军官向冯·吕特维茨将军施压，要他结束冒险，几小时后他也跑了，躲入容克庄园，后逃亡匈牙利。他们要求冯·塞克特出面接管军队。这次暴动总共只持续了不到一百个小时，它完全是被工人群众（首先是依靠总罢工）打垮的。至此，卡普政变终结。

“卡普政变”既是对魏玛共和国的生死斗争，也是对魏玛宪法制度的考验。有不少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一，卡普政变为什么会发生？

卡普政变的导火线固然是履行《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裁军义务，但从解散艾尔哈特和勒文费尔德两个海军旅的过程中引起共和与反共和的两股势力斗争来看，取代第二帝国的魏玛国共和并不是所有社会力量都能接受的产物。在魏玛共和国中始终存在反魏玛宪法体制的力量。

保守派仍旧掌握着经济实权，他们既不接受和约，也不接受共和国，他们拥有工业、大庄园和全国大部分资本，他们的财富可以用来资助反对共和国的活动。共和国保留下来的旧军官阶层仍然具有保皇反共和的思想情绪。他们保持了普鲁士原来的陆军传统，在塞克特将军领导下的10万国防军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对德国的内外政策有越来越大的影响。按照魏玛宪法，像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军队那样，陆军应该从属于内阁和议会。但是它却没有如此。这种具有独立地位的德国陆军，加上共和国执行和约裁减军队的行动，深深地触及了旧军官阶层的根本利益，最后导致了旧军官阶层发动的反对共和国的军事叛乱。并且，保守派和旧军官阶层反共和的势力，并未因卡普政变失败而被彻底铲除，政变的基础仍然存在，右派一直威胁着共和国。

卡普政变时的情形。

卡普政变时的情形。

第二，卡普政变未能颠覆魏玛共和国说明什么？面对卡普政变，在“此前一直争斗不休的各党派的活动家们，紧密团结在了一起”，“他们第一次并肩对抗阶级敌人”。社会民主党人、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全德工会联合会、自由职员总联合会等成了保卫共和国的中坚力量，他们都发出了举行总罢工的号召，动员约1200万工人反击危及共和国的政变。各工人政党和各工会到处组成执行委员会或行动委员会，发挥了中心的作用，开展了强有力的反对暴动分子的斗争。卡普政变之所以未能颠覆共和国，在于“工人掌握着一件非常强大的武器——总罢工”，并用它来粉碎了推翻共和国的政变。由此可见，一是工人及其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保卫共和国的中坚力量；二是几乎全部的工人（占全德国的就业人口近一半）都参加了总罢工，这支庞大队伍和巨大的力量的这种活动，显示了反对复辟帝制的民意和社会大众的选择，决定了共和国和魏玛宪法制度的存亡。三是魏玛宪法规定的共和国的民主法治制度是明确的，但是决定制度本身存在的力量在哪里呢？如果只是写在纸面上的文字制度，那么是什么力量在迫使人们遵守这些制度性的文字规定？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是宪法规定的制度，它的存亡也取决于制度背后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存在于社会各阶级的角力中的胜利一方。所以制度要靠得住，必须要有靠得住的社会力量。魏玛宪法规定的共和制度是现实的明确的，德国人民正在执行的，保守派和旧军官阶层突然不按游戏规则玩了，想通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来推翻共和国夺取政权，然而却碰到更大的枪杆子——全国工人的总罢工，也就只能是失败的命运了。那么又是什么力量在调动工人呢？是否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如果是的话，工人阶级的利益体现在哪里？在魏玛共和国的当时，其各种政治民主和经济权利至少是体现在魏玛宪法中的，因此工人阶级要保卫共和国，根本点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可见，体现大部分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制度，其力量就在于维护这些利益的大部分人和阶级。

赫尔曼·米勒政府

（1920年3月27日—1920年6月20日）

3月17日，刚刚返回柏林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就宣布结束总罢工。鉴于人民情绪激昂，政府不得不在3月20日作出书面保证：严惩“政变”分子；解散所有反革命军事组织并成立工人纠察队；国家接管煤、钾辛迪加，在条件成熟的部门实现社会化。三天后，总罢工停止。3月24日，鲁尔区工人也停止了罢工，但“红色鲁尔军”并未放下武器。3月26日，鲍威尔政府垮台。新政府于3月27日成立了，由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米勒出任总理，民主党人盖斯勒接替诺斯克执掌国防军。普鲁士邦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政府。

赫尔曼·米勒（Hermann Muller，1876—1931），出生在曼海姆，是德国的政治家。从1916年到1918年，他是国会成员。1919至1920年，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他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并代表德国签署《凡尔赛和约》。在魏玛共和国期间，他曾于1920年及1928年两度出任德国总理。1931年，他在进行胆囊手术后死亡，他的死讯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带来重大打击。

4月2日，为了恢复秩序和压制人民的游行活动，米勒政府不惜违反《凡尔赛和约》，决定采取镇压措施，派遣2万国防军和志愿团部队开进鲁尔非军事区，血腥地镇压了为保卫共和国而斗争的鲁尔工人（参见，丁通史，第314页）。这样，原来共同保卫共和国的工人们，就在共和国维护法制秩序的理由下使用国家的军队力量被迫遵守执政者们制定的共和国的游戏规则了。工人阶级就在共和国的政治法治制度内用脚投共和国的票。4月6日，法国军队对德国军队的行动迅速作出反应，出兵占领法兰克福—缅因地区。6月5日，国防部作战局局长塞克特将军受命指挥军队。

6月6日，举行议会大选。卡普暴动之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剧变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在大选结果中体现了出来。各资产阶级政党一共赢得了1500万张选票，而各工人政党一共赢得了1100万张。双方极端派的力量都得到了加强。中央党失去了250万张选票，民主党失去了330万张，而公开的右翼政党——人民党和民族自由党都增加了100万张选票。这次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损失最惨，失去了一半的选票。1919年1月大选中，社民党得了1190万张选票，有165人当选为国会议员，而这次才得了600万张选票，仅有102人当选为议员。独立社民党实现了大跃进：上次大选他们只得了230万票，只有22人当选为议员，而这次得了500多万票，有84人当选议员，几乎赶上了社民党多数派，在所有的工业中心更是远远超过了社民党多数派。共产党是第一次参加大选，它的收获不多也不少：58.9万票，4人当选议员，其中包括蔡特金和列维。工人阶级选民首次发生了改变。投票结果显示工人群众正在急剧远离社会民主党。但他们主要还是走向独立社民党，而不是共产党。这种选举结果，宣告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魏玛执政联盟”瓦解。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赫尔曼·米勒政府也于6月20日下台。米勒政府下台后，德国天主教政治家，中央党主要领导人之一，康斯坦丁·费伦巴赫出任魏玛共和国总理，组成新政府。

魏玛共和国似乎又回到了魏玛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中运行了。

费伦巴赫政府

（1920年6月21日—1921年5月9日）

康斯坦丁·费伦巴赫政府，是魏玛共和国时期代表天主教中央党组织的第一个非社会民主党的内阁。费伦巴赫上台后不久，就遇到米勒政府下台的同样问题——工人运动的考验。

康斯坦丁·费伦巴赫（Constantin Fehrenbach，1852—1926），德国天主教政治家，中央党主要领导人之一。魏玛共和国总理（1920—1921）。1918年成为德意志帝国历史上最后一任议长，德国革命支持君主制，但因人民代表委员会的反对而未能如愿以偿。后任制宪议会议员及议长一职，1919年到1920年任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1920年6月6日的国会选举后，与左翼自由派德国民主党和国家自由派德国人民党组成联盟政府，促成了魏玛时期第一个非社会主义内阁的上台，但宣誓保证继续执行社会主义化的总纲领。他的政府持续了323天，1921年5月因在战争赔款问题上未能获得协约国的让步而辞职。总理卸任后继续活跃于政坛，1923年费伦巴赫当选为天主教中央党主席，领导议会里中央党的议员团，直到1926年他去世。

1920年12月4日至7日，德国统一共产党成立。该党主要是由原来的共产党和原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派构成，党员从10万人猛然增加到了35万人，影响力也增大。但由于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和影响，1921年3月17日，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主席布朗德莱尔在党中央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了“推翻魏玛政府，与苏俄订立攻守同盟，解除反革命武装并武装工人，增加工资和薪水50％，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废除国债”等口号，并决定3月27日发动反政府的群众起义。

3月19日，费伦巴赫政府派警察和国防军进入中部工业区制止共产党的起义。3月21日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决定提前起义号召总罢工来对抗，很快罢工席卷德国中部，汉堡、鲁尔地区、图林根等也举行了罢工。3月22日武装工人和保安警察发生第一次冲突。3月24日艾伯特总统宣布萨克森戒严并增兵。3月26—29日，政府军队警察打垮了武装工人的抵抗，占领了工人的工厂等据点。4月1日，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决定停止总罢工。“三月起义”失败后，一半以上的德共党员退党（8月德国统一共产党改为德国共产党），不少人再次回到独立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于1922年9月整体并入社会民主党）。

费伦巴赫政府遇到的另一方面的挑战是赔款问题。1921年1月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上，规定德国应在42年付清总额为2260亿金马克的赔款，并规定具体年限和金额以及全部海关收入作为赔款的保证。德国以无力支付为由讨价还价，消极对抗。3月3日，协约国对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3月7日之前答复，但费伦巴赫政府置之不理。3月8日，协约国占领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和鲁尔奥特等城，并建立起一个莱茵关税区，对输入该地区的货物征收50％（后为20％）的关税上缴给赔偿委员会。

1921年4月，在伦敦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重新规定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总额和具体期限，并要求第一期赔款自5月5日起的8天内付清，否则将占领鲁尔区。由此引起了德国内政危机，5月9日，费伦巴赫政府垮台。

维尔特政府

（1920年5月10日—1921年10月25日，1921年10月26日—1922年11月21日）

费伦巴赫政府1920年5月9日垮台后，中央党的领导人约瑟夫·维尔特联合社会民主党、人民党等组成新政府。约瑟夫·维尔特（Joseph Wirth，1879—1956），德国魏玛共和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中央党人，1921年至隔年期间担任总理一职，为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民主党人瓦尔特·拉特瑙在维尔特政府中出任外交部部长。

约瑟夫·维尔特（Joseph Wirth，1879—1956），德国魏玛共和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中央党人，1921年至隔年期间担任总理一职，为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

维尔特政府上台后，说服国会接受了伦敦会议要求赔款的最后通牒，避免了鲁尔区被占领，并且争取到了协约国同意延期支付1922年初应当支付的赔款。1922年4月16日，维尔特政府与苏联签订了《拉帕洛条约》，规定德苏双方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立即恢复外交关系，在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建立相互贸易和经济关系。《拉帕洛条约》标志德国打破了在外交上的孤立状态，重返国际舞台。但是，《拉帕洛条约》的签字者拉特瑙外长，却在6月24日被恐怖组织杀害。维尔特政府在付出第一笔10亿金马克的赔款后，财政就崩溃了，物价大幅上升，通货膨胀加剧，人民生活状况恶化，于1922年11月21日下台。

拉特瑙早年即投身实业界，于19世纪80年代创立当时德国第二个电力大企业——德国通用电气总公司，成为当时世界电业巨头之一。他是个自傲的犹太人，在1912年12月24日的《维也纳自由报》发表的文章写道：“三百个人（犹太人），他们互相认识，统治着整个欧洲大陆的命运，并从他们的追随者中选出继任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任普鲁士政府战时资源局局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为德国民主党领袖。1921年任德国魏玛共和国复兴部长。1922年任德国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部长。1922年4月出席热那亚会议，为打破当时德国在欧洲的孤立局面，同苏俄签订《拉帕洛条约》。同年6月回国，后于24日被右翼民族主义分子暗杀。

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867—1922），德国犹太实业家，作家和政治家，魏玛共和国外长。曾任德国民主党领袖，德国通用电气总公司经理、董事。

古诺政府

（1922年11月22日—1923年8月12日）

维尔特政府下台后，无党派人士威廉·古诺出面组阁，成立新政府。威廉·卡尔·约瑟夫·古诺（Wilhelm Carl Josef Cuno，1876—1933），德国政治家，魏玛共和国总理（1922年到1923年，共计264天）。

威廉·卡尔·约瑟夫·古诺（Wilhelm Carl Josef Cuno，1876—1933），德国政治家，魏玛共和国总理（1922年到1923年，共计264天）。古诺政府最出名的是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鲁尔地区时（1922—1923），它的消极抵抗政策。任期内德国经济崩溃之后，为了偿还国家债务，政府大量印刷货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达到顶点，1923年8月德国工人开始总罢工，导致1923年8月12日古诺和他的内阁辞职。他的政府倒台后，古诺退出政坛，1926年回到哈帕格航运公司管理层。1927年在德国汉堡成立旋转俱乐部并任总裁。1932年参加工商界纳粹党经济问题咨询机构，反对纳粹领导人希特勒的国务总理提名，主张建立超党派内阁。1933年因为心脏病发作，在汉堡郊区的住宅去世。

1923年1月，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在巴黎开会讨论德国提出的延期偿付赔款问题。1月11日，法国和比利时军队以德国不履行赔款为由占领了鲁尔地区。古诺政府最出名的是法比军队占领鲁尔地区时的“消极抵抗政策”。政府号召鲁尔区的工人怠工，拒绝开采和运输煤炭，不遵守占领军的一切规定等等。“消极抵抗政策”一方面给法国施加了压力，但是另一方面，也使得德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下降，失业工人增多，物价飙升，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导致德国经济崩溃。之后，为了偿还国家债务，政府大量印刷货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达到顶点。1923年8月12日德国工人开始总罢工，当天在内外危机的打击下古诺和他的内阁辞职。

法国占领鲁尔区的结果是法德两败俱伤。鲁尔危机后，法国丧失了对德国赔款问题的主导权。

古斯塔夫·施特雷斯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当了百日总理（1923年）和6年外交部长（1924—1929）。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使德国恢复国际地位的主要人物。因其主张和解和谈判的政策，与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于1926年同获诺贝尔和平奖。他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外交家而载入史册的，在没有武力保护下，他利用《拉帕洛条约》、《洛迦诺公约》和《柏林条约》三个条约，成功地拆散了反德同盟，为德国复兴打下基础。

施特雷斯曼政府

（1923年8月13日—1923年10月5日，1923年10月6日—11月29日）

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后，德国建立了魏玛共和国政府，施特雷斯曼虽然于1919年被选入立宪会议，开始他并不赞成这个政府，但后转而反对极端民主主义者。从1923年8月开始，施特雷斯曼担任过很短一段时间的魏玛共和国总理，他的内阁15周之后便垮了台（史称百日内阁），但是他被任命为威廉·马克斯组阁的新内阁的外交部部长。此后6年中，他一直担任外长，直至去世。1924年他与美国财政部部长道威斯一起建立的道威斯计划，这个计划减少了德国的年赔款额度，1929年他又同美国律师欧文·杨格共同制定了杨格计划，再次修订了赔款进度表。施特雷斯曼希望这些修正能为德国经济的恢复提供喘息的时间，从1924年到1929年，德国的赔款额只是他受援助总额的一部分，德国经济实现了非凡的复苏。1929年10月3日突然病逝。同年世界经济危机大爆发，魏玛共和国的黄金时代结束。

1923年8月13日，人民党领袖古斯塔夫·施特雷斯曼出任总理，与社会民主党、保守派、中间派等组成“大联合”新政府。共执政102天，史称魏玛“百日内阁”。施特雷斯曼政府执政时间不长，但是对魏玛共和国却有着极大的影响。

施特雷斯曼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三方面。

一是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当时法国与比利时强索赔款，派兵占领鲁尔，消极抵抗的政策加速了通货膨胀，使财政濒临崩溃，法德两国两败俱伤。他认为，虽然《凡尔赛和约》是不能忍受的，但必须接受现实，当总理后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放弃消极抵抗政策，结束了鲁尔危机，因此同意继续支付赔款。他为了振兴经济，更减少政府开支、简化官僚阶级并加税。他推出“地产抵押马克”，用以减轻恶性通货膨胀对德国经济的危害，他坚持拒绝发行更多钞票，实施缩小货币面值单位，成功地阻止了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

二是对付德国共产党的挑战。施特雷斯曼上台不久就请艾伯特总统根据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颁布“紧急状态法”，将全国置于国防军的管制之下。

1923年的10月1日，共产国际对德共作出了在4—6周内发动革命进攻的指示，德共随即做了起义的军事准备。10月10日和10月16日，萨克森和图林根两州按照宪法程序组成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的“工人政府”，德共就计划以这两州为根据地发动起义夺取全国政权。10月20日德共决定立即举行总罢工、进行武装斗争，推翻施特雷斯曼政府、建立工农政府，但由于萨克森州内部意见分歧，促使德共取消了该决议。10月23日，汉堡在德共领袖台尔曼的领导下仍然举行了起义。

魏玛共和国和施特雷斯曼政府对德共的行动和萨克森和图林根两州的“工人政府”采取了强力的国家宪法行动。艾伯特总统再次动用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宣布国家处于非常状态，使用“国家强制执行”，授权国防军采取行动，镇压了汉堡的起义，解散萨克森无产阶级百人团，迫使萨克森州工人政府10月29日辞职和德共11月12日退出图林根政府，将几千工人逮捕入狱，平息了德共领导的左派反政府运动。

三是应对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的挑战。施特雷斯曼政府在内政上严酷对待共产党的活动，而对极右派的企图则表现宽容的态度。极右派主要集中在巴伐利亚，分帝制派分离运动和纳粹运动。前者以巴伐利亚人民党领袖、行政长官冯·卡尔为代表，主张脱离德国另和奥地利、莱茵兰等建立多瑙联邦。后者是主张法西斯主义，通过暴力夺取巴伐利亚政权，向“柏林进军”，在全国建立“大德意志国”。在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在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扣留了来参加集会的卡尔等人发动了政变，宣布革命已经开始，推翻了共和国政府，在慕尼黑成立全国临时政府，并自任政府首脑。但卡尔等人趁混乱之机逃跑并立即组织巴伐利亚陆军和警察反击，打败了希特勒，将他拘捕判了5年监禁，关押在兰茨贝格监狱。

共和国总统艾伯特和政府总理施特雷斯曼对“啤酒馆政变”的态度完全不同。艾伯特授权国防军首脑塞克特将军平息巴伐利亚的分离行动，坚决镇压纳粹党的暴动；而施特雷斯曼则纵容纳粹法西斯暴动，拒绝对巴伐利亚使用武力，但是对德共再次发动工人运动则随时准备镇压。这种态度引起了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强烈不满。11月29日，施特雷斯曼面对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提出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不得不辞职下台。

施特雷斯曼虽然辞去了总理的职务，但是他仍在此后的三届联合政府中继续担任外交部部长。他的方针是与西方强国，特别是法国和解，力求降低赔款和坚持法军撤出莱茵河以西地区，使德国获得平等权利，恢复战前在欧洲各国中的地位。他利用英法和英苏的紧张关系，努力通过谈判来达到目的。1924年签订由美国提出的《道威斯计划》，以减少赔款，稳定德国财政。1925年，施特雷斯曼代表德国与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签订《洛迦诺公约》，约定互相不侵犯，包括接受新的法德边界，协议仲裁与其他国家的争端，准许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他因签订此公约而与法国外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在1926年同获诺贝尔和平奖。又与苏联订立互守中立的《柏林条约》。1928年德国在推动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巴黎非战公约》上签字。1929年由美国提出进一步减少赔款的杨格计划。他在生命垂危时仍参加谈判。他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外交家而载入史册的，在没有武力的保护下，他利用《拉帕洛条约》、《洛迦诺公约》和《柏林条约》三个条约，成功地拆散了反德同盟，为德国复兴打下基础。

马克斯政府

（1923年11月30日—1924年6月2日，1924年6月3日—1925年1月14日）

施特雷斯曼政府下台后，中央党的威廉·马克斯与民主党、人民党联合组成新政府。他曾两次任德国魏玛共和国总理，总共组织过4届内阁。第一届内阁是1923年11月—1924年5月；第二届内阁是1924年6月—1924年12月。第三届内阁是1926年5月—1926年12月；第四届内阁是1927年1月—1928年6月。1925年也曾短暂担任普鲁士州总理。

威廉·马克斯（Wilhelm Marx，1863—1946）是一位德国律师，天主教中央党（German Centre Party）的核心成员，曾两次担任魏玛共和国总理。在任期内，他设法稳定德国经济的通货膨胀，引入了一个新的货币体系，他废除了由陪审团审判与埃明格尔的改革。在1924年底结束了全国的紧急状态。马克斯政府还接受了道威斯计划，在第二个任期内，德国加入了国际联盟，与苏联秘密配合来规避《凡尔赛和约》。还在1925年作为中央党总统候选人参加大选，并进入第二轮，但被保罗·冯·兴登堡击败。1925年马克斯曾短暂担任普鲁士州总理，1926年在汉斯·路德政府任司法部长。1932当选德国国会议员，在纳粹时期和二战后，他一直住在波恩，直到去世。

从1924年起，魏玛共和国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马克斯上台后，通过外交部部长施特雷斯曼在外交上取得巨大成就，在经济上使魏玛共和国进入黄金时期。马克斯在第一届总理的任期内，影响极大的“道威斯计划”出台。

道威斯计划（DawesPlan）是道威斯委员会提出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报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制定了德国赔款支付计划。由于德国财力枯竭，加上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德国按《凡尔赛和约》支付赔款问题成为当时国际经济与政治中难以解决的纠纷。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根据英国提议，协约国赔款委员会于1923年11月增设两个专门委员会，一个研究平衡德国预算和稳定德国金融之方法，一个调查德国资本外流情况并设计引回的方法。两个专门委员会以美国银行家C.G.道威斯为主席。12月由法、比、意、英、美5国代表组成的国际专家委员会赴德调查，研究德国赔款问题。1924年1月14日，道威斯告诉赔委会，今后它的主要任务是找出治愈德国经济弊病的途径。4月8日，在巴黎道威斯委员会向赔委会提交并公布了它们的报告。法、英政府表示支持道威斯和他的专门小组向协约国提交的计划。在巴黎发表的一份公开信中，德国官员们也称，这项建议是“迅速解决赔偿问题比较切合实际的基础”。道威斯拟定的这项解决赔款问题的计划，企图用恢复德国经济的办法来保证德国偿付赔款，史称道威斯计划。6月6日，德国国民议会以247票对183票接受了道威斯的报告。7月16日，讨论道威斯计划的协约国国际会议在伦敦开幕。美国政府打破了几年来至多只派观察员列席协约国会议的惯例，派遣驻英大使凯洛格正式出席了会议。8月16日通过了最后议定书。8月30日，德国帝国银行脱离政府而独立，并采用一套新的马克货币。9月1日，柏林按道威斯计划执行第一批偿付。

道威斯计划的内容：（1）为稳定通货和平衡预算，由协约国监督改组德意志银行，实行货币改革，使之既负起政府银行的职能，又不受政府监督，严格限制对政府的预付；（2）德国支付赔款的财源来自关税、烟酒糖专卖税、铁路收入及工商企业税；发行110亿金马克铁路公债、50亿金马克工业公债；（3）暂不规定赔款总数和支付年限，只规定德国在计划生效的第一年（1924—1925年度）赔偿10亿金马克，以后逐年增加，从第五年（1928—1929）起每年支付25亿金马克；（4）由美英等国向德国提供8亿金马克贷款（折合1.9亿美元），以稳定其币制，满足德国当前的急需；（5）德国的金融外汇、铁路运营以及税捐征收事务等财政经济要受到以赔偿事务总管为核心的协约国代表的监督（该总管后来由美国代表担任）。该计划还规定保证德国的经济统一和经济活动的自由。这就要求法、比从鲁尔区撤军，德国接受了“道威斯计划”，并在英国的调停下，德国、法国双方达成了法比一年内撤军的协议。1924年8月16日，计划被双方接受。1924年9月1日“道威斯计划”开始实行。1925年7月比法军队撤出鲁尔，以后协约国军队也撤出了杜塞尔多夫等三个城市。至此，鲁尔危机和德国赔款问题暂时解决。道威斯计划的执行，对20年代后半期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24—1929年德国支付赔款110亿金马克，获得外国各种贷款约210亿金马克。1928年德国声称财政濒于破产，无力执行该计划。1930年为扬格计划所取代。

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对德法英美等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是，道威斯计划的通过和实施，大大地打击了法国的欧洲霸权计划，结束了法国及由它控制的赔委会在德国赔款问题上的支配作用，确立了以美国为主的多国支配机制。美、英不仅抓住赔款问题加强了它们对欧洲统治的影响，而且道威斯计划使英镑，特别是美元大量涌进德国，加强了它们的经济渗透。从1924年到1929年，德国仅从美英得到的贷款即为210多亿金马克，美国贷款占全部外国贷款的70％，德国利用外国贷款、投资和技术援助，更新了本国的装备，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927年，德国工业生产已恢复到战前的水平。1929年再次超过英、法，重新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为它政治上重新走向西方大国行列和进一步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打下了基础。同时，“计划”不仅结束了德国经济的混乱状态，解决了德国继续赔偿的一系列技术性问题，而且也使美、法等围绕德国赔款问题的矛盾、斗争以及相持状态得到了大大缓解。

查理士·格茨·道威斯（Charles Gates Dawes，1865—1951），一般翻译成查理·盖茨·道威斯，美国共和党人。副总统，财政部长，因道威斯计划获得1925年诺贝尔和平奖。

二是，道威斯计划把德国对协约国的战争赔偿问题和战后协约各国对美国的战债偿还问题联系在了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各国欠美国的战债共达103.4亿美元。其中英国为43亿，法国为34亿，意大利为16.5亿美元。虽然《凡尔赛和约》规定英、法等可以从德国得到战争赔偿，但同时要偿还美国的债务。所以主张将赔款和战债问题联系起来讨论。据记载，1924年9月至1931年7月，德国共支付赔款110亿金马克（约合27亿美元），而同期德国从美、英等国得到的贷款约为210亿金马克（约合50亿美元），其中美国向德国提供的是22.5亿美元。也在同一时期，美国从各协约国收回了约20亿美元的战债本息。这样，一批又一批的美元从美国流入德国，再以赔款的形式流入协约国，最后又以战债形式流回美国，形成了一个循环。

三是，道威斯计划实施后，以美国为主的大批外国资本源源不断流入德国。1924—1929年，德国共得到外国贷款及投资326亿马克，其中美国资本占70％。贷款90％以上落到德国各大公司及企业中，贷款利息较高，毛率达6.5％~10％。赔款方面，道威斯计划减少赔款总额，在1924/1925年度至1928/1929年度5个年度的赔款额由开始年度的10亿马克递增到最后年度的25亿马克，具体可随年度繁荣指数予以调整。实际情况是，在1928年9月以前，道威斯计划生效的4年里，德国支付的现金和实物仅相当于他们从国外所借款项的一半，随后赔款基本上停止支付，后来连债务都拒付，美、英等国又做了一笔亏本生意（对于德国来说则是一笔国外利润）。计划实施后，德国资金奇缺的问题得到解决，加上从美国得到大量物质装备和技术帮助，其经济趋于稳定和恢复发展；法、英等收到一些赔款；同期，美国经济逐步高涨繁荣，为欧洲提供资本的同时也扩大了进口，使欧洲经济整体趋于稳定。

路德政府

（1925年1月15日—1926年1月19日，1926年1月20日—1926年5月16日）

马克斯于1925年1月14日下台后，无党派人士路德于1月15日被任命为总理，出面与德国民主党、德国人民党、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德国国家人民党联合组成新政府。

路德上台不久的2月28日，魏玛共和国的总统艾伯特逝世。路德于2月28日—3月12日短暂代理国家元首。3月9日和10日，国会经过辩论，定于3月29日进行总统选举。3月29日，总统选举如期举行，选举结果揭晓后，无人胜出，必须进行第二轮投票。4月11日，德国民族党推出兴登堡元帅参加竞选。兴登堡在4月26日举行的新一轮投票中获胜，并于5月21日正式就职。

汉斯·路德（Hans Luther，1879—1962），德国政治家，魏玛共和国总理。1922年12月开始任威廉·古诺和威廉·马克斯政府的食品和农业部长，1925年，他被任命为德国总理。1925年2月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总统去世后还短暂代理国家元首（1925年2月28日—1925年3月12日）。1930年，汉斯·路德担任德国国家银行总裁，不久之后他被任命为德国驻美国大使（1933年到1937年），任期结束后退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路德重新成为一名政府顾问。1962年在杜塞尔多夫去世。

路德政府在外交上还通过外交部部长施特雷斯曼搞东西方平衡外交，利用苏联同美、英、法等国矛盾，摆脱外交孤立，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

施特雷斯曼作为外交部部长的首要目标，是对《凡尔赛和约》进行适度的修改，并确立德国在欧洲的地位。通过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德国经济实现了非凡的复苏。

1925年，在和英国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和法国外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谈判中，根据法国急于尽快解决欧洲安全保障问题，准备以放弃对阿尔萨斯—洛林的领土要求为代价，同法国缔结保障两国边界现状的“莱茵保安公约”，并以此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1925年10月，英、法、德、意、比、波、捷克斯洛伐克7国在瑞士洛迦诺举行会议。路德总理和施特雷斯曼外长代表德国参加洛迦诺会议，签订了以莱茵保安公约为主要内容的《洛迦诺公约》。《洛迦诺公约》生效的前提之一是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德国希望借此举修改《凡尔赛和约》，解除自己的战争责任，取得殖民地委任统治权，恢复军备方面的平等权利，恢复大国地位。英法等国则要求德国无条件地接受国联盟约第十六、十七条，即实际上要求德国在西方国家与苏联发生冲突时参加对苏经济制裁，甚至允许法国军队通过德国领土。德国政府从自身利益考虑，奉行“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策略，予以断然拒绝。施特雷斯曼以德国缺乏武装力量和防范革命为由，坚持德国有权自己决定是否参加对所谓“侵略国”的共同制裁。1926年9月，德国在坚持保留条件的前提下，正式参加国际联盟并担任理事会第六个常任理事国。

洛迦诺会议前后德国政府也注重同苏联发展关系，以保持外交平衡。在洛迦诺会议召开前，德国政府曾多次向苏方表示重视德苏关系的发展，建议两国“根据拉帕洛条约的精神”加强合作。洛迦诺会议召开期间，德苏两国于1925年10月12日在莫斯科签订一项经济条约，该条约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一般通商条约的范围，由一般条约和若干专门协定构成，其中包括：关于居住和一般法律保护协定、经济协定、铁路协定、税务协定、通商航海协定、商事仲裁法庭协定和保护工业财产协定等。洛迦诺会议结束后，德国政府又于1926年4月24日与苏联签订了为期5年的友好中立条约，进一步保证了德国的中立地位。

1926年5月5日，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决定可以将旧帝制时期的旗帜用于外交公派事宜，即领事和外交机构也可以使用，而不仅仅只作商业用。魏玛宪法第三条规定，联邦旗色为黑红金三色，商旗为黑白红三色，其上内角镶国旗。这项法令实际上与宪法是有不一致之处的。于是5月11日—12日，国会就帝制时期的旗帜使用问题进行辩论。社会民主党议员布莱柴德认为，使用帝制时的旗帜是对共和国的损害。在这场关于旗帜问题的辩论后，路德政府也于5月16日辞职。

马克斯政府

（第二次连续出任两届总理，1926年5月17日—1927年1月2日，1927年1月29日—1928年6月28日）

5月17日，威廉·马克斯开始了他第二次作为共和国总理的任期，直到1928年6月28日下台。马克斯联合德国民主党、德国人民党、巴伐利亚人民党组成内阁，仍然以施特雷斯曼为外交部部长。

1926年9月10日，德国正式参加国际联盟并担任理事会第六个常任理事国。

施特雷斯曼为了进一步消除德法之间的隔阂，加强了同法国外长白里安之间的个人联系。1926年9月17日上午11时，施特雷斯曼和白里安两人避开新闻记者，秘密离开日内瓦，来到靠近日内瓦的法国小城图瓦里举行秘密会谈。双方达成了所谓的“图瓦里协议”。在这一口头协议中，法国允诺结束对莱茵区的占领，向德国归还萨尔，撤销对德国的军事管制，德国则同意向法国支付10亿金马克赔款以缓解法国的货币危机。由于两国政府其他高级官员的反对，图瓦里协议未能实施，但两国之间的和解气氛却大大增强。在1926年国联年会期间，施特雷斯曼与白里安两人一同泛舟日内瓦湖上。这一行动进一步增强了欧洲乃至世界的缓和气氛。1926年他还与法国外长白里安在1926年同获诺贝尔和平奖。1928年施特雷斯曼赞同旨在消除战争的巴黎非战公约，1929年他支持白里安关于建立欧洲国家联盟的建议。

1928年3月31日国会被解散。5月20日进行了新的国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12名议员的席位。6月12日马克斯内阁宣布辞职。

米勒政府

（第二次出任总理，1928年6月29日—1930年3月29日）

米勒在1920年3月27日至6月20日的短暂的内阁出任总理后，时隔近8年再次出任由社会民主党、德国人民党、德国民主党、中央党、巴伐利亚人民党等组成的大联合政府的总理。米勒仍然以施特雷斯曼为外交部部长。在施特雷斯曼的积极推动下，形成了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新的杨格计划。

1924年，美国推出道威斯计划，但后来发现它不足让德国付出巨额欠款，于是又提出杨格计划，借以协助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偿还赔款。按照道威斯计划德国赔款总额确定为1320亿金马克，分30年还清。如果德国违反规定，协约国可以出兵占领鲁尔区。1928年，经济负担过重的德国要求修改道威斯计划，重新确定赔款总额和偿付年限，取消外国财政监督，撤走莱茵区的驻军。同年的9月16日，美、英、法、德、意、比、日等国家，另组成专家委员会进行商讨。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经济大萧条造成大量问题。德国声称财政濒临崩溃，无力实行道威斯计划。同年2月—6月，英、法、比、意、日、美、德7国代表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在巴黎召开会议，重新审议德国赔偿问题，美方代表O.D.杨格（1874—1962）为主席。会议通过了主要由杨格起草的报告书，史称杨格计划。1929年8月31日施特雷斯曼代表德国草签了杨格计划的议定书，10月3日施特雷斯曼逝世未能赶上正式签字仪式。1930年1月20日，各国与会代表正式签订了该计划。

杨格计划的主要内容：一是，把赔款总额由1320亿马克（1921年4月伦敦会议确定）削减为1139亿马克，在58年零7个月内偿清。规定1929—1930年度支付7.4亿马克，下一个年度支付17亿马克；以后逐渐增加，到1965—1966年度达最高点24.29亿马克；然后再逐年减少，最后一个年度即1987—1988年度为8.98亿马克。赔款来源为德国铁路和政府预算收入。二是，取消赔偿委员会及有关国家对德国国民经济与财政的一切形式的监督。成立国际清算银行，管理有关德国赔偿的金融业务。该银行此后实际上成为外国资本主要是美国资本向德国重工业，包括军事工业投资的新机构。三是，协约国对德国提供所谓杨格计划贷款，净额为12亿马克。四是，协约国从德国莱茵区撤走占领军。（该计划实施不久，1931年6月德国声称因经济恶化而无力支付赔款。1932年，美、英、法、德、意等国举行洛桑会议，同意由德国一次付出30亿马克就算了结了它的赔偿义务。德国一直没有再继续赔偿，纳粹党上台以后，更不承认任何赔款。）

1929年7月德国国家主义人民党的新任主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联合国家主义国防联盟（钢盔队）建立了一个“争取民众反对杨格计划全国执行委员会”，开展了反对杨格计划的运动。希特勒和胡根贝格结盟，双方相互利用，在这场运动中对共和国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运动。虽然未能搞垮杨格计划，但是希特勒在此期间从中捞了不少的社会资本和经济好处。

1930年3月29日，支持魏玛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组成的最后一届政府的首脑赫尔曼·米勒，由于各党派在失业保险基金问题上发生的争吵而辞职。

布吕宁政府

（1930年3月30日—1931年10月8日，1931年10月9日—1932年5月31日）

米勒政府垮台后，天主教中央党领袖海因里希·布吕宁在没有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以德国民主党、德国人民党、巴伐利亚人民党、经济党、保守人民党为后盾，组成了总统制内阁。他的任期从1930年3月30日至1932年5月31日，其中重组了一次内阁（第二届内阁执政的党派是中央党、德国国家党、保守人民党、巴伐利亚人民党），是魏玛共和国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理。在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上布吕宁政府有许多特别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布吕宁总统制内阁政府的产生，标志着魏玛共和国的宪政制度的实施出现重大的转折，民主法治的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这种转折的标志性事情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是总统制内阁的出现替代了议会制内阁。在布吕宁政府之前的历届政府，都是议会制内阁，从布吕宁政府开始的以后的几届政府，到魏玛共和国覆灭，就都是总统制内阁了。我们知道，总统制内阁和议会制内阁，尽管都还是在魏玛宪法的框架内，但是这两者却是很不一样的。

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是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1930年至1932年期间的德国总理，金融专家。他也是魏玛共和国在任时间最长的总理。1924年起，任德国天主教中央党国会代表团成员，曾以国会中的金融专家而闻名。1929年成为德国天主教中央党的领袖。1930年任德意志共和国政府内阁总理。同年7月18日，由于国会拒绝批准其颁布的紧急法令，而援用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执行总统紧急法令而将国会解散，开创魏玛共和国破坏议会制的先例。1931年10月9日起兼任德国外交部部长。1932年5月30日在德国总统兴登堡的压力下被迫辞职。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布吕宁逃出德国。1937—1952年，在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学；之后他返回德国，任教于科隆大学。

一般认为，议会内阁制是政府由议会产生并对议会负责的政权组织形式。在这种制度下，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内阁通常由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一个政党组成，或几个政党联合组成。内阁首相（总理）是政府首脑，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并由他组阁。阁员由首相（总理）提请国家元首任命。国家元首发布命令或文件必须经内阁首相（总理）和有关阁员的副署才能生效。内阁对议会负集体连带责任，受议会监督，定期向议会报告工作。议会对内阁有不信任投票权。当议会对内阁通过不信任案时，内阁必须总辞职。内阁有呈请国家元首解散议会的权力。内阁与议会虽为不同的国家机关，但实际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内阁成员通常必须同时是议会议员，他们既在政府担任行政工作，又在议会参与立法工作，以利于加强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联系。议会的重要法律提案都来自内阁。

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宪政实践看，在魏玛共和国的议会制内阁的情况下，议会与政府的关系是以议会为主导，政府须得到议会中的多数支持，议会的不信任票可以使政府倒台。如1923年11月29日，施特雷斯曼政府面对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提出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不得不辞职下台。当然，总统也有解散议会、举行新选举的权力。但是，因为魏玛宪法规定的是共和国的政府是向议会负责，而不是向总统负责。如魏玛宪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联邦行政院长及各部部长，于行使其职权时，须得联邦国会之信任，如其中之一员，不论何人，如受联邦国会之明显决议不信任时，应即退职。第五十六条规定，联邦行政院长规定政治大纲，并对联邦国会负责。在此政治大纲之范围内，各部部长独立执行其所任职务，并对联邦国会自行负责。

但是，在魏玛共和国，总统制内阁的出现，改变了总统、内阁、议会的既已形成的关系。由于总统亦有构成其自身合法性来源的独立选举基础，在总统制内阁的情况下，就形成了总统与内阁成为了一方，从而来与议会对抗。总统掌握国家最高行政权，直接任命并领导政府。政府不由议会中多数党组成，而由在大选中获胜的总统组成，它不对议会负责，而是对总统负责，并服从总统决策。由于总统所属的政党在议会中可能是少数党，因此，不是以多数党和少数党来区分执政党和反对党，而是哪个党占有总统职位，哪个党就是执政党。当然，在魏玛宪法体制下的总统内阁制与纯粹的总统内阁制，还是有些区别，至少宪法的规定不是如此。

布吕宁的总统制内阁政府的出现，意味着总统个人的权力加大，议会对政府的控制力减弱。对此如何评价，看看德国人自己的看法。在1931年5月31日至6月5日社会民主党在莱比锡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大会认为，布吕宁政府的独裁措施不算太坏，因为在大会看来，这是布吕宁政府和法西斯专制之间所能作的唯一选择”[3] 。这似乎是在强调，与宪法确定的民主相比，布吕宁政府的独裁措施是不好的。但是与法西斯专制相比，又要好些，宁可选择布吕宁而不选择法西斯。

二是政府与议会形成严重对立，频繁颁布紧急法令，解散议会，纳粹趁机坐大。布吕宁政府上台后，试图加强行政权力改变多党制的议会民主带来的问题，以克服政府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1930年7月16日，国会否决了布吕宁政府提出的紧缩方案，布吕宁便呈请总统动用宪法第四十八条，发布两项紧急法令，但是，却遭到国会根据同样的条款即宪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否决了这两项法令。布吕宁便又呈请总统根据宪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将国会解散。新的国会选举于9月14日进行，选举的结果是纳粹党大获全胜，获得了18.3％的选票，一跃成为议会中的第二大党。这个结果对魏玛共和国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不敢再轻易否决布吕宁政府的提案，以至于政府颁布的紧急法令越来越多，而国会发布的法律越来越少，据统计，1930年到1932年，政府颁布的紧急法令多达106项，国会通过的法律只有76项；另一方面，纳粹党坐大以后在议会中兴风作浪，使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法治制度受到极大的威胁。其实以后的历史证明，纳粹的壮大，才是布吕宁政府执政时期最大的政治问题。

第二，布吕宁政府的时期标志魏玛共和国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

魏玛共和时期德国经济发展，仰仗的是美国的支持。美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决定着德国的经济发展情况。1929年，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随即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德国也没有逃脱厄运。危机期间，德国工业生产下降了40.6％，下降幅度仅次于美国的46.2％，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在德国的外资流出，外国纷纷提走短期存款，许多银行到闭，信用系统大混乱。中小企业破产多达几十万家，工人失业最多时达800万人，几乎每两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失业。农业生产下降了30％，大幅减产，小农成批破产。布吕宁上台时正值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他采取扩大出口、提高税收、压缩公共开支、削减工资和救济金等措施来克服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但是这些措施未能扭转江河日下的经济颓势，相反却导致了形势的进一步恶化。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生活物质困难和负担，使千百万德国人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布吕宁成了名副其实的“饥饿总理”。魏玛共和国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结束。同时，经济危机使德国的社会局势更为动荡。

第三，结束了德国的战争赔款。

《凡尔赛和约》确定的战争赔款，对德国不啻是沉重的经济重负，经济危机中仍准时交纳战争赔款，当然会加重这种感受。因此，布吕宁政府认为从根本上振兴德国的经济，需要摆脱赔款的重负，要使战胜国相信其无力继续信守偿付赔款的义务，体谅德国经济困难民不聊生的处境，一劳永逸地解决战争赔款问题。同时，经济形势恶化导致法西斯势力和共产党力量迅速壮大这一因素力图使外国相信，“现在最好向德国作出让步，而不是等待民社党人或共产党人夺取国家政权”。特别是1931年夏天，布吕宁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紧急法令”，并宣告将马上停止偿付战争赔款而导致外国和本国资本大规模地流出德国，加之与奥地利信贷银行的谈判失败引起了一场严重的银行危机。债主和存户蜂拥而至，自经济衰退以来仅拥有微弱自备资本的德国银行，面对潮水般的提款人流一筹莫展。1931年7月13日，达姆施塔特银行率先停止支付业务，其他的银行、储蓄所和交易所停业两天。国内黄金储备减少4/5，整个信贷系统处于总崩溃的边缘，预算赤字达6000亿马克的德国政府只得拨出10亿马克来恢复银行的支付能力。资本外流和银行危机对德国的经济困扰不啻是雪上加霜。

经济局势恶化使各战胜国政府深为不安。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认为，德国的财政和经济崩溃将对美国的整个经济形势产生长期的灾难性后果。基于这一判断，胡佛于6月20日不顾法国的反对签发了“延期偿付令”。布吕宁抓住这一时机，恳求制定“杨格计划”的专家委员会再次赴德重新研究德国的赔款问题。该委员会于12月底建议采取“极端解决法”，即完全取消德国的战争赔款和战胜国之间的各种债务，并将这一方案提交战胜国政府首脑讨论。由于种种原因，这次会议直到1932年6月16日才在洛桑举行。由于德国代表的四处游说和威胁恫吓，赔款问题专家委员会在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决定让德国缴付最后一笔30亿马克的赔款，其他赔款则一笔勾销。但是由于后来的魏玛共和国的倾覆而使这笔象征性的赔款也不了了之。可是，布吕宁在1932年5月29日就已失去了兴登堡总统的信任而下了台，出席洛桑会议的德国代表不是布吕宁，而是接替他的弗朗茨·冯·巴本总理了。

第四，兴登堡再次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按照德国国会的决定，1932年3月13日举行了共和总统大选。在这次总统选举中，德共建议与社会民主党共同提候选人来阻止法西斯上台，但被拒绝，社会民主党自己也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最后参加选举的候选人共有4个，即兴登堡（现任总统，军国主义分子）、希特勒、台尔曼（共产党）、杜施特堡（民族党）。台尔曼提出的竞选口号是：“谁选兴登堡，就是选希特勒；谁选希特勒，就是选取战争！”社民党的口号是：“选举兴登堡就是打击希特勒。”其根据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结果兴登堡当选，其后果不幸被共产党言中。

按照魏玛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年满35岁以上之德意志人才有权当选共和国总统。选举法还规定了细则。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军队中服役，并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战后他失去了奥地利国籍，但也未得到其他国籍。1930年时，纳粹党员、图林根邦前任内政部长想让希特勒担任政府公职，以此获得德国国籍，但遭希特勒拒绝。因此他一直没有获得德国公民的资格。于是，在参加竞选总统的时候，希特勒便想办法解决。1932年2月25日，布伦什威克市政府任命希特勒为政府顾问，希特勒同意任职，布伦什威克市立即承认希特勒为德国公民，希特勒因而解决了德国公民资格问题成为总统的候选人。

1932年3月13日，举行了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4月4日，进行了第二轮投票。4月10日公布选举结果：兴登堡获得53％的选票，取得了绝对多数，希特勒增加到36.18％，而塔勒曼只有10.2％的选票。兴登堡再次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由于选举期间街头政治冲突日益剧烈，布吕宁政府发布一项紧急条例：禁止纳粹冲锋队的活动。希特勒也要求40万名冲锋队员遵守政府的紧急条例。1932年5月，布吕宁政府为缓解农业危机而拟定的一项强制收购东部农庄的法令，被指为倒向农业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大庄园主等方面的攻击下，布吕宁内阁失去了新当选总统的信任而辞职。

关于这段历史背后的情况，美国著名作家威廉·夏伊勒曾作过细致的描述。

在这年夏天，颇有学者风度的总理对德国所处的绝境就在日夜忧思。他充分认识到，他的政府已经成了共和国最不得人心的一届政府。为了对付萧条，他除了压低物价以外也压低了薪水工资，对工商业、金融业、社会服务业实行了严厉的限制。不论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都叫他“饥饿总理”，但是他还是认为，他已经找到了一条出路，最后终能重新建立一个稳定的、自由的、繁荣的德国。他要设法同协约国谈判取消赔款，当时根据胡佛的延期偿付的决定，赔款本来已经暂时停付了。在下年举行的裁军会议上，他要设法使协约国履行它们在《凡尔赛和约》中的保证，把它们的军队裁减到德国的水平，否则就应该让德国公开实行一个起码的重整军备计划，而在实际上，在他的默许下，德国已经开始在秘密实行这个计划了。这样，和约的最后桎梏就可以卸除，德国将在大国中间作为平等的一员出现。这对共和国来说不仅是一件好事，而且也很可能——布吕宁这么想——在西方世界开辟一个充满信心的新纪元，结束给德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经济恐慌。而且这样就可以对纳粹党釜底抽薪，使它无计可施。

在国内方面，布吕宁也打算采取大胆行动，要争取除了共产党以外的各大政党的同意，对德国宪法作一番根本修改。他打算使霍亨索伦王室复辟。

即使能够说服兴登堡竞选连任，他年纪已这样大，也不可能期望活满7年任期。如果他在一两年后死去的话，希特勒仍旧有当选为总统的希望。为了防止这一点，为了确保国家元首一职的长久性和稳定性，布吕宁有这样一个打算：取消1932年的选举，由议会两院（即国会和参议院）的2/3多数表决将兴登堡的任期延长。在这一点做到以后，他就建议议会宣布实行君主政体，由总统摄政。总统死后，就由皇太子的一个儿子重登霍亨索伦王室的宝座。这个行动也能使纳粹党人无计可施；事实上，布吕宁相信，这将意味着他们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末日[4] 。

但是，年迈的兴登堡总统对这个打算不感兴趣。当初在1918年11月作为帝国军队司令，职责所在，他有义务通知德皇必须下台，君主政体必须结束。现在他不愿考虑由霍亨索伦王室的任何人来恢复王位，除非是仍然流亡在荷兰的多尔恩的皇帝本人。布吕宁向他说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方面虽然极其勉强，已经对他的计划给予一定的支持，哪怕仅仅是因为这可能是防止希特勒上台的最后一个孤注一掷的机会了，但是他们不赞成威廉本人或他的长子复辟，此外，如果要复辟的话，也必须仿效英国的榜样，实行立宪的民主的君主政体。一听到这番解释，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元帅大为震怒，立即下逐客令，不愿再见这位总理。一星期后，他又把总理叫来，告诉后者，他不愿竞选连任。

当然，后来兴登堡基于各种考量还是参加了总统选举，但是，布吕宁内阁却为此失去了新当选总统的信任而垮台。

巴本政府

（1932年6月1日—1932年12月2日）

弗朗茨·冯·巴本，信奉天主教。1918年，他以中校的军衔返回德国并退役。后来，他加入政坛并参加天主教中央党，是保皇主义的右派代表。1921至1932年，他是普鲁士自由邦议会的成员。1925年德国总统选举，巴本竟然支持右翼候选人保罗·冯·兴登堡，而非中央党的威廉·马克斯。1932年6月1日，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德国总理，接替同党的布吕宁组织新政府。为避免被逐，于6月3日退出中央党。巴本在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军帮助下组成了主要是保守的贵族人士组成的内阁，故史称“男爵内阁”。他从未当过国会议员。在议会里，只得到保守的德国国家人民党支持。

弗朗茨·冯·巴本（Franz von Papen，全名是弗朗茨·约瑟夫·赫尔曼·米夏埃尔·玛丽亚·冯·巴本，1879—1969），是一位德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信奉天主教，并在1932年担任德国总理。1918年他以中校的军衔退役。后来，他加入政坛并参加天主教中央党，是保皇主义的右派代表。1921至1932年，他是普鲁士自由邦议会的成员。1932年6月1日被兴登堡任命为德国总理，11月17日辞职。后任德国驻奥地利公使和土耳其公使。战后，同盟国拘留并控告巴本，令他成为纽伦堡审判二十四名被告之一，但未定罪并被释放。20世纪50年代尝试重新开始政治事业，但不成功。他在1969年去世，终年89岁。

巴本政府上台后经济形势并未好转，同时，纳粹运动已经非常强劲，政治局面已经很严峻，但他取消了布吕宁对冲锋队的禁令，以吸引纳粹党支持他的政府。7月17日，纳粹党与反法西斯行动组织发生街头大战，造成阿尔托纳（汉堡）流血星期天。7月20日，巴本总理为打击德国社民党领导的普鲁士邦政府，自任普鲁士邦行政长官，并将普鲁士邦政府内阁成员解职。同时，还颁布法令，在柏林和布兰德堡地区实行特殊状态。8月10日—12日，巴本与要求担任总理的希特勒协商，但是，兴登堡只同意让希特勒担任副总理，希特勒拒绝了。8月30日，纳粹党人赫尔曼·戈林被选为国会众议院的议长。这件事情对魏玛共和国巨大的负面影响将在以后德国的政治生活中显现出来。9月12日，国会投票通过对巴本政府的不信任案，但是兴登堡却将国会解散。11月6日，举行新的国会选举，在这次大选中，纳粹党虽然失去200万张选票，34个议席，但是仍然获得1100万张选票，196个议席。而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两党一共才掌握1320万张选票。在此后举行的地方邦议会选举中，出现了纳粹党势力大大上升的局面。在普鲁士邦的竞选中，出现了有利于纳粹党的一边倒现象，使得纳粹党在邦议会中占有了162个席位（以前只有9个席位）。在柏林、符腾堡、汉堡和安哈特邦议会选举中，纳粹党也都获得大胜。纳粹党先后在1932年7月和11月举行的议会大选中，两度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取得最多议席，巴本却没有获得议会多数的支持，在这种局势下，在施莱谢尔的算计下，巴本政府于11月17日辞职。12月2日，施莱谢尔新政府接替巴本政府。

施莱谢尔政府

（1932年12月2日—1933年1月30日）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是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任总理，也是共和国在任时间最短的总理。施莱谢尔取代巴本前，曾向兴登堡表示能争取到议会多数的支持来执政，这对一心想恢复议会内阁制正常的统治秩序的兴登堡总统而言，显然正合其意。这也是施莱谢尔能够取代巴本的重要原因。施莱谢尔就任后，希望建立执政联盟，争取社民党工会势力与纳粹党的支持。然而，他的计划失败，未能得到议会大多数的支持。同时，被他搞下台的巴本也伺机报复，策划把施莱谢尔搞下台。巴本、希特勒与国家人民党主席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达成协议，由希特勒担任总理，巴本为副总理，国家人民党则成为执政党。1932年底选出新国会计划于1933年1月31日开会，施莱谢尔估计自己在国会中得不到多数党的支持，故在1933年1月23日向总统兴登堡表示，他未能取得议会大多数，并请后者解散议会，以紧急法令赋予他行政权力。然而，兴登堡要求施莱谢尔履行上台时的诺言设法争取议会多数的支持，同时，施莱谢尔内阁“关心社会”的政策和“创造就业”的政府施政纲领，影响了富有的地主与工业家，也失去了他们的支持。此外，国防军领导集团内部人事变化也没有偏向施莱谢尔，反而有利于纳粹党。施莱谢尔在失去兴登堡总统的信任，又得不到国会多数的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933年1月28日宣告辞职，魏玛共和国最后一届短命的政府就此垮台。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Kurt von Schleicher，1882—1934），德国将军，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任总理。20世纪20年代，施莱谢尔在国防军扶摇直上，成为了军队与文官政府之间的重要中介人。巴本接任总理后委任施莱谢尔为国防部长。1932年11月议会大选后，巴本政府未能保持有效的议会大多数被迫辞职，施莱谢尔接任为德国总理。1933年初总统兴登堡免去施莱谢尔职务，任命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接任总理。1934年6月30日长刀之夜中，施莱谢尔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在波茨坦别墅被纳粹党人枪杀。

这个时候，巴本在背后利用与兴登堡的交情，向后者保证他能控制希特勒，并能建立一个由议会大多数支持的政府。巴本曾考虑过不让希特勒参与内阁，由自己做总理。兴登堡原先宣布永不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但在1月30日改变初衷任命希特勒为总理。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在希特勒成立的内阁中，巴本任副总理，纳粹党员占三席，保守派占其余八席。巴本认为，这样的优势加上他与总统的交情，他预期可以围堵希特勒。他更扬言“两个月之内，我们会迫得他发疯”。但是希特勒很快就将巴本及其内阁成员排除出局，巴本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魏玛共和国最后终于在这种权力斗争中走向灭亡。

[1] 陈从阳：“相对稳定时期的魏玛共和国民主政治”，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5月第57卷第3期。

[2]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第408页。

[3] ［法］里昂耐尔·理查尔：《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1919—1933）》，李末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

[4]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24页。

第二编　Chapter 02　夺权之道：希特勒如何合法上台

第三帝国的首任总理——希特勒的身世和上台/合法路线/德国共产党与希特勒的上台/捏着鼻子进国会：希特勒上台的合法性

第八章　第三帝国的首任总理——希特勒的身世和上台

希特勒、纳粹党通过纳粹主义运动在1933年1月30日终于成功取得了政权，这是德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铭记在心的日子。这一天，希特勒终于当上了魏玛共和国的总理，也是第三帝国的首任总理。这是德国历史乃至现代世界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以及转折的开始。

1933年1月30日，这是德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铭记在心的日子。这一天，希特勒终于当上了魏玛共和国的总理，也是第三帝国的首任总理。这是德国历史乃至现代世界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以及转折的开始。

早年身世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年4月20日出生于奥地利莱茵河畔布劳瑙市（该市位于巴伐利亚德奥边境对面）。父亲阿洛伊斯·希特勒是奥匈帝国一个海关职员，母亲克拉拉·波尔兹尔是其父亲的侄女。其父结婚时已经48岁，其母25岁，这是其父第三次结婚，这次婚姻共有五个孩子，前面生的两个都早早夭折了，阿道夫·希特勒是其父此次婚姻的第三个孩子，后边还有两个弟弟，一个是1894年出生、只活了6岁的埃德蒙，最后一个是1896年出生的保拉。

1895年，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退休那年，他进林嗣的菲许拉姆村公立学校上学。他们此后几年中在林嗣多次搬家，阿道夫·希特勒也多次换学校上学。后来他们定居于林嗣南郊利昂丁。

1900年，阿道夫11岁的时候被送到林嗣中学上学。他父亲希望他当一个公务员，但是他却想当个画家，因此他与父亲发生了争执和冲突，在学校不好好念书，学习成绩不好，后转学到距林嗣相当远的希太尔州立中学上学，但不久没有毕业就离开了。

希特勒的标准像。

1903年1月3日，希特勒65岁的父亲因肺出血猝然离世。母亲靠不多的积蓄和养老金抚养他与弟弟保拉。母亲劝说他回学校好好读书将来当个公务员，但希特勒一心要当个画家。在16岁的时候，他忽然喜欢读书特别是德国的历史和神话著作，并开始热衷于政治。

1906年，希特勒带着他母亲和亲戚们给他的钱到维也纳去住了两个月。1907年10月，又回到维也纳参加入学考试，但未被维也纳艺术学院录取。由于他母亲患了乳癌于是他就回到林嗣，1908年12月21日他母亲逝世。

从1909年至1913年期间，希特勒在维也纳度过了一段凄惨的生活，在街头行乞，靠卖画为生。但在维也纳他大量读书，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为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信徒。

从军参战

1913年5月，希特勒离开了维也纳到了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慕尼黑。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8月3日，他向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申请志愿参加巴伐利亚后备步兵第16团，获准入伍。他主要是随军参加在西线与英法联军的作战，先后参加过第一次伊普莱斯战役、索姆河战役、阿腊斯战役和第三次伊普莱斯战役，并由“传令兵”晋升为上等兵。1916年在索姆河战役中负伤，1917年3月回到部队，被提升为下士，因作战勇敢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和“二级铁十字勋章”各一枚。1918年10月14日，在最后一次伊普莱斯战役中遭芥子气袭击而短暂失明，在此养伤期间，德国向协约国宣布投降，柏林发生的“十一月革命”宣布推翻帝制成立共和国。

入党建党

1918年11月底，希特勒伤好后，战争已经结束，他便回到慕尼黑。当时慕尼黑政局动荡复杂，此前库特·艾斯纳于11月7日带人占领了议会和政府的所在地宣布成立共和国，但1919年2月被暗杀。此后工人们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1919年5月1日柏林派来的正规军和巴伐利亚“自由团”义勇军开进了慕尼黑推翻了共产党政权，建立了以约翰内斯·霍夫曼为首的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政府。1920年3月14日，国防军又推翻了霍夫曼的社会党政府，成立了一个以古斯塔夫·冯·卡尔为首的右翼政权。“巴伐利亚首府已经成了德国国内各种决心要推翻共和国、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政体、否认《凡尔赛和约》的束缚的一切势力的磁力中心。”[1]

希特勒回到慕尼黑后，陆军雇用他去搞政治调查。后来他又到了当地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新闻局。1919年9月，希特勒受军区政治部之命去调查当时只有54名党员的“德国工人党”的情况，参加了这个党的一次集会。不久，希特勒意外地接到他已经被邀加入德国工人党的通知。希特勒经过深思熟虑加入了该党，并担任了党的主席团的委员。

希特勒入党后，一边搞调查，一边积极开展建党工作。他在《慕尼黑观察家报》刊登党的广告，组织群众集会，发表宣传演说，煽动对《凡尔赛和约》、“十一月罪人”的不满和对“犹太人的仇恨”，竭尽全力扩大党的影响。他的演讲很快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党组织对他顿时刮目相看，便任命他负责宣传工作。他顺势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接管党的日常管理工作，起草了新的25条党纲。1920年4月1日希特勒正式脱离了军队，同日，将德国工人党正式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

1920年夏他设计了党旗和党徽，党旗以黑、白、红三种颜色为底色，标志是一个卐字。“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亚利安人胜利的斗争的使命。”希特勒设计了党旗和党徽和建党的成效，吸引了大批的民众的追随。1920年12月，慕尼黑的《人民观察家报》被买下并成了纳粹党的机关报。一年之内，纳粹党就迅速壮大起来。

1921年7月，希特勒前往柏林，准备把纳粹运动扩大到全国。这时，纳粹党内有人反对他当领导，希特勒立即赶回慕尼黑以退出纳粹党相威胁，迫使党同意他当元首，并享有指挥一切的权力。他还对党章作了修改，取消了党的委员会，废除了选举制度，确立了领袖原则，成为纳粹党的党首，牢牢地掌握了党的领导权。1921年7月确立的“领袖原则”，开始是作为纳粹党的党纪，继而成了第三帝国的国法。1921年希特勒认识了赫尔曼·戈林，拉入党内，用他帮助罗姆组织了冲锋队，1922年，还任命他担任冲锋队队长。

1922年1月22日，纳粹党在慕尼黑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至此，希特勒终于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政治团体改造建设成了最为重要和最为著名的政党。

政变夺权

1923年1月，希特勒和纳粹党利用马克贬值和法国占领鲁尔地区引发危机兴风作浪，企图利用这种经济困难和政治动荡的形势推翻共和国。

1923年2月间，纳粹党联合巴伐利亚的4个武装“爱国团体”共同组成联盟，并以希特勒为政治领导。9月间由希特勒担任三人领导之一的更强有力的“德国人战斗联盟”组成。10月，希特勒以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夺取政权为榜样，想利用巴伐利亚和柏林中央政府之间激化了的矛盾，趁柏林尚未向慕尼黑动手之时进军柏林，夺取全国政权，但巴伐利亚邦政府首脑没有听希特勒的。

1923年11月8日晚，巴伐利亚州政府邦长官卡尔、驻防的国防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和邦警察局长汉斯·冯·赛塞尔上校三巨头等要员在慕尼黑南郊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举行集会，希特勒乘机率领其600名冲锋队员，强行冲入会场，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劫持了三巨头，并宣布“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巴伐利亚政府和全国政府已经推翻、临时全国政府已经成立”，但因其失误导致放走了巴伐利亚的三巨头而未果。希特勒并不死心，11月9日上午又和鲁登道夫率领大约3000名冲锋队员举行示威游行，从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出发，向慕尼黑市中心前进。三巨头逃走后随即组织军队警察进行镇压，打死了16名纳粹党徒，希特勒趁乱逃离了现场，“向柏林进军”的“啤酒馆政变”失败。

狱中著书

1923年11月11日，逃到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别墅中躲藏的希特勒被逮捕，随后政府下令禁止纳粹党，封闭纳粹党报。

1924年2月26日开始，由一个特别法庭对希特勒进行了24天的审判。

1924年4月1日鲁登道夫无罪释放，希特勒和其他被告被判定有罪，但希特勒却因这次审判在全德变得名气大增。希特勒被判在兰德斯堡前炮台监狱服5年徒刑。在不到9个月的监禁时间里，他口授写了《我的奋斗》一书第1卷。

1924年12月20日，希特勒获假释出狱。

合法道路

1925年1月4日，希特勒出狱后拜访巴伐利亚总理，承认1923年的政变是一个错误，并保证今后一定循规蹈矩，遵纪守法。邦总理遂由此产生一种希特勒被驯服了的印象。1925年2月巴伐利亚政府就撤销了对纳粹党及其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禁令。1925年2月26日《人民观察家报》复刊，发表了希特勒写的题为《新的开端》的长篇社论。2月27日纳粹党正式重建，希特勒又获得了独裁元首的身份，但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演说。

1925年4月7日，为了减少被驱逐出境的危险，希特勒向奥地利政府正式申请放弃奥地利国籍并被批准。此时，希特勒还没有成为德国公民，因此属于无国籍人士。

1925年秋天和1926年2月，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建议共和国征用和接管退位的各王公贵族的大庄园和财产。这个问题依法需要公民投票来决定。纳粹党北方派的领导人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和戈培尔主张纳粹党同意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建议，并于1925年11月22日在汉诺威召开了一次纳粹党北方区一级领导人会议来支持征用运动，同时，提出一个新的经济纲领，废除以前二十五点纲领。希特勒认为这是反叛，威胁纳粹党的经济来源，强烈反对，拒绝出席会议，派了代表去镇压反叛者。1926年2月14日希特勒进行了反击，争取到了戈培尔倒戈。1926年10月底，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柏林的纳粹党区领袖。

1926年夏天，希特勒到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上萨尔斯堡去避暑，完成了《我的奋斗》第1卷的工作，并开始写第2卷。这段时期的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内政局趋稳，纳粹运动进入低潮。希特勒由于被禁止公开演讲，便利用这段时间专心致志地写作《我的奋斗》的最后部分。同时大力加强纳粹党的建设。1926年，希特勒成立了一个党内法庭来解决纳粹党头目之间的纷争。到了1928年，希特勒已经把纳粹党建成了一个党内机构复杂、相当于德国政府的组织，“拥有一批具有接管政府事务能力的干部的政党”。希特勒还把冲锋队改组成为一个维护纳粹党利益的拥有上万队员的武装团体。此外，希特勒又建立了特别宣誓效忠于他个人的党卫队。

1927年1月11日，希特勒参加了当时对纳粹党影响很大的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人主张的思想家豪斯顿·斯蒂华·张伯伦的葬仪，他是唯一的社会名流。还有一位是原德皇威廉二世的代表。

1928年夏，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租了别墅并请了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拉包尔从维也纳来替他管家。希特勒不久就爱上了他的外甥女即拉包尔太太的女儿吉莉。后来他们之间不断争吵，越来越激烈，1931年9月18日早上吉莉·拉包尔开枪自杀。

1928年，希特勒选戈林为在国会内代表纳粹党的12名议员之一。

1929年3月15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表过一篇演讲，要求陆军重新考虑它敌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支持共和国的态度，以争取陆军的支持。

1929年10月，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对德国的经济影响甚大，企业倒闭，产销萧条，失业人数直线上升，最高时达600万。希特勒抓住机会攻击“政府无能”，称经济危机是政府接受《凡尔赛和约》和战争赔款及奉行“社会主义”政策的结果，是共和国和历届政府毁灭了德国的一切。不久，经济危机就发展成为一场政治危机。1930年3月，魏玛共和国最后一届议会制政府米勒政府，终因入阁各党在如何平衡国库亏空问题上意见分歧而垮台。

1930年9月14日的议会大选中，希特勒经过很大的努力使纳粹党所得的选票增加到了6409600张，取得国会中107个席位，从而变成国会中的第二大党。

1930年9月下旬，莱比锡最高法院对3个尉官因在军队里宣传纳粹理论、企图劝诱其他军官如果纳粹党武装起事不对其开枪，进行叛国罪审判。辩护律师中间的两个纳粹律师汉斯·弗朗克和卡尔·沙克博士弗朗克召希特勒来出庭为被告作证，以便希特勒利用证人席向全国发言。在法庭上，希特勒充分施展了他的辩论才能和政治手腕，再三向法庭重申，纳粹党只想通过合乎宪法的手段取得政权，并向陆军及其军官保证：“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对国防军来说，不仅不是像这3个纳粹党尉官案件所表示的那样是一种威胁，而且实际上是国防军的救星，也是德国的救星。在此以前，高级军官们都认为希特勒企图破坏陆军，而在此以后，他们就感到放心了。”[2]

1930年秋天，施特拉塞、弗德尔、弗立克在国会中代表纳粹党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对所有利率都规定一个4％的最高限额，无偿征用“银行和股票交易所巨头”以及所有“东方犹太人”的财产，将大银行收归国有。希特勒认为这是纳粹党在经济上的自杀行为，他立即命令党撤回这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法案。而共产党却一字不改地把这个法案重新提出，希特勒命令纳粹党投票反对。

1930年年底时，希特勒请恩斯特·罗姆回来重新担任冲锋队的领导工作。冲锋队和党卫队到这时已有10多万人，成了一支比国防军人数还要多的武装力量。

1931年，希特勒“走遍整个德国，同重要的企业界人士私下会谈”，以争取经费。在这段时间，煤钢企业是希特勒的主要经费来源。

竞选总统

1931年10月10日，希特勒第一次得到兴登堡总统的接见。

施莱谢尔策划安排了这次晋见。兴登堡的总统任期将在1932年初届满。同时，纳粹党1930年9月议会选举的胜利使其一跃而为国会第二大党，希特勒已经有了很大的说话资本。并且希特勒虽说还不是德国公民，但他可能克服这个问题并竞选总统获胜。因此之前施莱谢尔曾与希特勒商议会见总统和总理，讨论总统届满后的问题。方案之一是届时兴登堡总统不再竞选连任而是延长任期。希特勒会见布吕宁总理时，后者要求纳粹党支持兴登堡延长任期，而希特勒却环顾左右而言他。在会见兴登堡时，希特勒没能取得成功，总统对他也没留下好印象，认为他“也许可以当邮政部长，但是决当不了总理”。希特勒一气之下前往哈尔兹堡浴场，第二天在那里参加了“全民反对”德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大规模示威。

1932年1月7日和10日，希特勒同布吕宁和施莱谢尔会谈，布吕宁再次提出纳粹党同意延长兴登堡的任期的建议。希特勒回到恺撒霍夫饭店召集同党商量，施特拉塞主张接受布吕宁的方案，戈培尔和罗姆则反对。希特勒则越过总理直接向总统表示他认为布吕宁的建议是违反宪法的，但是他愿意支持兴登堡竞选连任，只要这位元帅拒绝布吕宁的建议。兴登堡既不同意这样的要求也因此觉得布吕宁处理不当而生怨。

1932年1月19日，希特勒与戈培尔去了慕尼黑，讨论了参加总统竞选的问题。

1932年1月27日，希特勒在杜塞尔多夫工业家俱乐部向300多名资本家及其代表作了两个半小时的演讲，获得了资本家的热烈掌声，成功取得了德国西部工业界的巨头的经济支持。

1932年2月15日，85岁的兴登堡总统正式宣布参加竞选。

1932年2月22日，在恺撒霍夫饭店举行的会议上，希特勒让戈培尔当天晚上在体育馆宣布他参加竞选。

1932年2月25日，不伦瑞克邦作为纳粹党人内政部长解决了希特勒的德国国籍问题。他任命希特勒为该邦驻柏林公使馆的随员，因而当然成了不伦瑞克的公民，同时也成了德国公民，竞选德国总统资格也就有了。而后希特勒就全力投入竞选活动，马不停蹄，在全国到处演讲。

1932年3月13日，经过激烈的竞争，选举公布的结果是兴登堡18651497票，占49.6％；希特勒11339446票，占30.1％；台尔曼4983341票，占13.2％；杜施特堡2557729票，占6.8％。兴登堡总统比希特勒多了700多万张选票，但还是没能赢得绝对多数。这就必须举行第二轮选举，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

1932年4月10日，第二轮选举开始。这次的结果是兴登堡19359983票，占53％；希特勒13418547票，占36.8％；台尔曼3706759票，占10.2％。希特勒在第二轮选举中的总票数仍然比兴登堡少，没能取得绝对的多数而败北。这组数据也表明，魏玛民主共和国还是得到一半以上的德国人拥护。在当时选举还未结束时，4月10日内阁开会决定立即取缔希特勒的冲锋队。4月13日兴登堡在命令上签了字，4月14日公布。

1932年4月10日，纳粹党在选举后召开的党内会议上，施特拉塞地认为，希特勒的处境不好，要求同总统、同布吕宁和格罗纳将军的政府、同陆军妥协。希特勒没有反对他的意见。

1932年5月8日，希特勒同施莱谢尔将军和接近总统的一些人士举行了一次会谈，密谋先解散国会，然后成立总统内阁，取消对冲锋队和纳粹党的一切禁令。

5月13日，国防部长格罗纳将军辞职。

5月29日，兴登堡召见了布吕宁要他辞职。

5月30日，布吕宁向兴登堡递交了辞呈。兴登堡接见了希特勒，开出了获取希特勒支持新政府的条件：取消对冲锋队的禁令、组织由兴登堡自主人选的总统内阁、解散国会。希特勒表示愿意接受。

第一大党

1932年6月1日巴本新政府上台后果然在6月4日解散了国会，决定7月31日举行新选举。6月9日，巴本第一次会见希特勒，6月15日取消了对冲锋队的禁令。

1932年7月9日，希特勒去见了施莱谢尔，对政府的各项政策表示极为不满。

1932年7月27日，希特勒开足马力进行选战，在勃兰登堡、波茨坦向6万人发表了演讲，晚上又在柏林格鲁纳瓦尔德大运动场向12万人讲了话，场外还有10万人从扩音器听了他的讲话。在7月31日举行的新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一共获得1374.5万张选票，230席，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

争当总理

1932年8月2日，由于纳粹党还是没能得到取得政权所必需的多数，因此希特勒在慕尼黑与党内的领袖们开会讨论是否与中央党合作问题。

1932年8月4日，希特勒赶到柏林去见冯·施莱谢尔将军，提出自己的要求。

1932年8月5日，希特勒在柏林向冯·施莱谢尔将军提出，他本人当总理，纳粹党要普鲁士总理职位、联邦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内政部，联邦政府的司法部、经济部、航空部，以及给戈培尔设的一项新职务——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施莱谢尔当国防部长。此外，希特勒还要求国会的特别授权法案。希特勒认为“他已经把施莱谢尔拉了过来，赞成他的计划”。

1932年8月13日中午希特勒和施莱谢尔、巴本会谈，但施莱谢尔转而支持巴本，认为希特勒至多只能盼望一个副总理的职位。希特勒大为震怒，表示非当总理不可，否则就不参加政府。巴本表示让兴登堡来作“最后决定”。

下午3点，兴登堡总统接见希特勒。希特勒重申他对总理职位和全部权力的要求，但会谈没有结果。会谈公报讲，兴登堡“感到很遗憾，希特勒先生并不认为自己能够按照在国会选举前同意的那样来支持一个取得总统信任的全民政府。总统严重地告诫希特勒先生。他要以骑士的风度来领导国社党作为反对党的活动，要记住他对祖国和德国人民的责任”。

1932年8月30日，国会在开会时，纳粹党同中央党一起把戈林选为了国会议长。

1932年9月12日，国会开会议时，纳粹党人戈林第一次担任主席。9月12日，国会投票通过对巴本政府的不信任案，但是兴登堡却将国会解散。

1932年11月6日举行新的国会选举，纳粹党丧失了200万张选票，在国会中丧失了34个席位，一共只有196个席位，但纳粹党仍是国会中的第一大党。

1932年11月17日，巴本内阁辞职后，兴登堡派人去请希特勒。

1932年11月19日他们举行了1个小时以上的会见。兴登堡提出，如果希特勒能够提出一个具体的政纲并能在国会中争取到多数支持，就让他当总理，否则就在巴本的总统制内阁中当个副总理。

1932年11月21日，希特勒再度晋见了总统，仍然要求担任总统制内阁的总理，但是兴登堡仍然不同意，并称不能把这样一个职位给希特勒。“因为这样一个内阁一定会发展成为一党独裁，在我的誓言和良心前面，我不能承担这个责任。”

党内危机

1932年12月1日，由于施莱谢尔曾询问施特拉塞纳粹党是否愿意参加他本人担任总理的内阁，希特勒和戈林、戈培尔、施特拉塞、弗立克便举行会议讨论这一问题。会上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持反对意见。

1932年12月1日晚上，巴本和施莱谢尔去见兴登堡。巴本主张由他继续担任总理，并要“修改了宪法”使德国回到帝国的时代，这样的话需要“总统违反现行宪法”，兴登堡显然不愿意。施莱谢尔则认为如果由他来当总理，有可能组成一个在国会中争取到多数支持的政府。因此12月2日兴登堡任命了施莱谢尔担任总理。

1932年12月5日，希特勒在柏林恺撒霍夫饭店开会，施特拉塞要求纳粹党至少“容忍”施莱谢尔政府，国会纳粹党团主席弗立克支持他的意见，但希特勒决定不“容忍”施莱谢尔政府。

1932年12月7日，希特勒和施特拉塞在恺撒霍夫饭店进行了一次谈话，结果发生激烈争吵。希特勒指责他背后下毒手，分裂纳粹运动，要把他轰下党内领导地位，施特拉塞指责希特勒把党引向毁灭的道路，最后写信提出辞去党内一切职务。

1932年12月8日，希特勒收到这封信后对其背叛行为十分震怒，在旅馆房间内焦躁不安来回踱步长达几小时，立即采取措施克服危机，把党内各级领导人召到柏林签名宣誓效忠他，亲自接管施特拉塞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清洗施特拉塞的朋友，任命科隆区党组织领袖莱伊博士担任他的主要助手，等等。

最后冲刺

1932年12月10日，希特勒的经济顾问威廉·凯普勒提出了会见巴本的建议。巴本也让纳粹党的资助者科隆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男爵安排他秘密会见希特勒。

1933年1月4日上午，希特勒和巴本两人在施罗德的科隆寓所会晤，密谈了两个钟头。巴本提出成立两人地位平等的“希特勒—巴本内阁”来代替施莱谢尔内阁。但是希特勒坚持他必须是政府的首脑，巴本的支持者可以参加他的政府当部长。冯·巴本和希特勒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此外，希特勒还获悉兴登堡没有授权施莱谢尔解散国会，因而纳粹党在共产党协助下可以随时推翻施莱谢尔内阁。同时通过在这次会谈取得了企业界谅解，纳粹党缺钱的财务情况“一夜之间有了根本好转”。

1月4日，施特拉塞在施莱谢尔总理安排下晋见兴登堡，表示愿意参加施莱谢尔内阁。这个行动在纳粹党阵营中引起了震惊。

1933年1月5日早晨柏林报纸以大字标题报道了希特勒和巴本的科隆会谈，并且发表社论攻击巴本对施莱谢尔不忠诚。

1933年1月15日，纳粹党在利普的地方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全部选票只有9万张，纳粹党得了3.8万张选票，即占39％，比前一次选举增加了约17％。在纳粹党大肆的吹嘘下这次胜利对兴登堡身边的人，主要是国务秘书梅斯纳和总统的儿子小兴登堡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1933年1月22日晚上，梅斯纳和小兴登堡到巴本的一个朋友，纳粹党人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郊外家中会见了巴本、希特勒、戈林和弗立克。小兴登堡同希特勒在另外一间房中密谈了1小时。希特勒对总统的儿子起了很大的影响，小兴登堡回途中表示“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必须让纳粹党参加政府”。

1933年1月23日，施莱谢尔由于预计自己不能在1月31日新国会召开会时取得多数的支持，去见兴登堡要求按照宪法第四十八条授予他紧急权力根据总统命令行使政府职权，并解散国会。同时，还要求“暂时取消”国会转入“军事独裁”。但是巴本却向兴登堡保证他能够拉拢希特勒组织政府，在国会中拥有多数的支持，兴登堡转而支持巴本。

1933年1月27日，不甘心的施莱谢尔派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施坦因去见总统，劝告他不要选用巴本，并赞成以希特勒来代替他。兴登堡却对陆军总司令保证他无意任用“那个奥地利下士”。

1933年1月28日，施莱谢尔不得不辞职下台。当天中午，巴本受总统之托，探索“在宪法条件的范围内”组织一个以希特勒为首的政府的可能性。

1933年1月29日，施莱谢尔派遣陆军总司令哈麦施坦因找到希特勒，再一次提醒他，巴本可能把他抛弃掉，纳粹党领袖最好还是同施莱谢尔将军和陆军结盟。希特勒对此置若罔闻。“他回到恺撒霍夫饭店，同他的助手们一起喝咖啡吃蛋糕，就是在这时候，戈林带来了消息说，元首明天将被任命为总理。”[3] 当天，国防军领导层发生变化，早已得到希特勒的信任的冯·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将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长，陆军站在了希特勒一边，局势更有利于希特勒。

1933年1月30日大约10点半，希特勒等新内阁人员会集在巴本的家中，然后穿过花园到总统府，在梅斯纳的办公室中等着11点晋见总统。

在新内阁中，希特勒任总理，巴本任联邦副总理兼普鲁士总理。11个部长职位中，纳粹党只占了2个即弗立克担任内政部长，戈林任不管部长同时兼任普鲁士的内政部长，这个职务控制着普鲁士的警察。牛赖特继续任外交部长，勃洛姆堡任国防部长，休根堡任经济与农业部长，钢盔队头子赛尔特任劳工部长；其他各部仍由巴本在8个月以前任命的非党“专家”担任。

巴本认为他能够控制这个内阁，因为有兴登堡总统的坚决支持并且他们在人数上以9对3胜过纳粹党人。

兴登堡接见时，强调了为了国家利益进行充分合作的必要性，然后希特勒宣誓就职，希特勒终于当上了总理，他的政府也就此成立。希特勒、纳粹党、纳粹主义运动在1933年1月30日终于成功了。

[1]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53页。

[2]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09页。

[3]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68页。

第九章　合法路线

道路就是方向，道路就是旗帜，道路就是事业成功的保障。希特勒选取的道路，一开始走的是暴力夺取政权，后来才转变为通过合法的宪法途径来达到目的，合法途径，议会道路对希特勒的成功至关重要。

希特勒为什么会成功夺取政权，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的胜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在浩如烟海的论著文章中，见仁见智，各有高见。

我们不妨侧重从民主法治制度的视点来进行一些粗略的考察。这个问题涉及面太广，比如，希特勒1933年前的经历，纳粹党在魏玛宪法的轨道中夺取政权，希特勒上台的原因，《凡尔赛和约》确立的国际法秩序与对国内法制的破坏，希特勒纳粹党的法制思想，共产主义运动对魏玛法制的影响，希特勒如何夺取政权，为什么会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对魏玛共和国的后果为什么是毁灭性的等等。

有相当的人认为纳粹之所以掌权是由于具有“超人能力”的领导者希特勒的存在[1] 。当然，希特勒能当上总理（最后成为千古罪人），肯定有极其重要的个人的突出性格、坚强意志、高度自信、广博见识、敏锐思维等等专属他个人的种种独特的主观因素，以及超凡的能力，比如强大的组织能力、惊人的宣传演讲煽动能力、准确的预见力和刚毅的决断力。有人曾这样描述过希特勒的演讲煽动力。“他讲演的力量和魔力几乎完全在于他有能力感知到特定的听众想听什么，然后调整他的主题，以激发人们的情绪。施特拉瑟这样评价希特勒的天赋：‘希特勒用地震仪的精准性来响应人类心灵的震颤……这使他能够无意识地成为整个民族的传声筒，说出他们最秘密的欲望，最不可告人的本能要求，以及他们的痛苦和对人间世情的厌恶。’”[2] “《新闻周刊》曾报道，当他面色铁青而扭曲他那具有魔力的演讲术时，妇女们都晕了。”“他是个变态和着魔的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奇迹。”“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强大电流的能量。”[3] “作为一个演说家，他无疑有力地影响了德国人民的共同趋向。他的集会人山人海，到他演讲结束时，他已经完全使听众的批判力麻木不仁，以至于他们几乎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希特勒还是一个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超能量的人，他经常每天不间断地工作16~18个小时。这就是德国人民直接了解的希特勒[4] 。还有人作了这样的评价：

希特勒有着恶魔般的性格、花岗石般的意志、不可思议的本能、无情的冷酷、杰出的智力、驰骋的奇想以及惊人的判断人和局势的本领。只有到最后由于权力和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才做出了不自量力的事情[5] 。

也有人从比较宏观的视角阐述了希特勒成功的原因：第一，经济危机是纳粹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第二，根据德国的历史传统，针对当时人民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和对政府的不满，以大搞欺骗宣传为手段，对社会各阶层大开空头支票，骗取群众支持，这是希特勒上台的又一重要原因。第三，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对纳粹党的大力扶植，是希特勒上台的根本原因。希特勒的纳粹党固然是骗取了一部分群众，但如果没有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分子的大力扶植，希特勒是不可能取得政权的。第四，英美等国垄断资本在政治、经济上对纳粹运动的大力支持，也是希特勒得以上台的原因之一。第五，在德国未能建立起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是希特勒得以上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说：“法西斯主义所以能够掌握政权，主要是因为工人阶级受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所执行的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影响而陷于分裂，因而面对着进攻的资产阶级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已被解除武装。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又不足以不要社会民主党甚至反对社会民主党，来发动并领导群众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坚决斗争。”[6]

笔者认为，这些论述不无道理。希特勒的成功之道的确是多方面的，比如他的天赋、明确的目标加上他实现目标不屈不挠的努力奋斗；他成功的演讲鼓动忽悠、暴力恐吓等就是争取民心团结民众来实现其目标的重要之道；他成功的党建和准军事组织的建设就是壮大自身力量的根本之道；他用各种手段取得社会重要机构和政治经济支持，就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等等。在此，我们只讨论他成功之道中的一个问题，即在夺取政权的漫长的10多年中，希特勒奋斗的所走的道路问题。走什么道路，对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成功与否，都是十分重要的。正如大家所说，道路就是方向，道路就是旗帜，道路就是事业成功的保障。

希特勒选取的道路，一开始走的是暴力夺取政权，后来才转变为通过合法的宪法途径来达到目的，合法途径议会道路对希特勒的成功至关重要。

希特勒的目标

希特勒自认为他是上帝派来担任神圣使命的人。

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我幸运地生长在莱茵河（Rhein）畔的普勃诺镇（Brraunqu）上，这市镇太美丽了。而且正当是两个日耳曼国的交接之处，天生给了我一个奋斗的机会。

“为了这，我生在边陲小镇上，便负有神圣伟大的使命。”关于这个“神圣伟大的使命”是什么，他说：“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创立是一种新运动的象征，它的目的，并不是小资产阶级正气党的死守着旧状态，恢复一切的旧观念，而是在建设起一种新的有生气的民族国家，去替代这时候的无意义的机械的国家。”也就是说，他的“神圣伟大的使命”，他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建设起一种新的有生气的民族国家”。简单讲，就是夺取政权，按照他的意志和原则来建立一个纳粹的集权国家。他认为，这个“神圣伟大的使命”，也是上帝的旨意。“希特勒似乎确信，是神意把他送到德国来的，而且他有一项特殊使命要执行。除了他被选中来挽救德国人民和重塑欧洲之外，他可能并不清楚这一使命的范围。在他的头脑中，就连如何完成这项使命也是相当模糊的。但他并不是非常关心这一点，因为一个‘内在声音’（inner voice）会通知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这就是那个用梦游者的精确性和安全性把他引至他的行动方向的向导。”希特勒曾说：“我执行的命令是上帝给我下达的。现在世上没有力量能动摇德意志帝国，神圣的上帝希望我来把德国人的事业进行到底。但如果那个声音说话，那么我就会知道，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7] 他坚信自己负有一种使命，并且得到了上帝的指引和保护，这种坚定的信念就是他对德国人民的影响产生蔓延性效果的最主要原因。希特勒本人也曾提到过那次大战中的几件事来证明他是在神的保护下。最惊人的莫过于下面这段话：“我正和几个同伴在战壕里吃饭。突然，一个声音似乎在对我说：‘站起来，到那边去。’这个声音是那么清晰而坚定，以至于我不由自主地就服从了，好似它是一道军事命令。我立刻站起来，沿着战壕，拿着我的饭盒，走了20码。然后我坐下来继续吃饭，我的头脑再一次平静下来。紧接着一道闪电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从我刚刚离开的战壕那边传来，一颗炮弹在我刚才坐的地方爆炸了，他们都被炸死了。”此外，当他在帕斯沃克（Pasewalk）医院因毒气失明而住院时，也曾产生过幻觉。“当我躺在病床上时，一个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我要解放德国，我要使德国变得强大。我马上就知道，这个想法会实现。”

希特勒出生地，布劳瑙，达夫勒旅馆。

希特勒及其战友。

从兰德斯堡（Landsburg）出来之后，希特勒再没有称自己为“鼓手”。偶尔，他会用圣·马太（St.Matthew）的话把自己形容为“一个在旷野中呼喊的声音”，或者把自己形容为施洗者圣·约翰，他的职责是为即将到来并领导这个民族走向权力和荣耀的救世主开劈出一条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明显地把自己想象成救世主，命中注定他将领导德国走向荣耀。他越来越频繁地引用《圣经》，而且这场运动也开始笼罩在宗教气氛中。据汉夫施丹格尔（Hanfstaengl）说，希特勒当时讲这番话时就用力地挥动着他的鞭子，就像要把犹太人、黑暗势力、德国和德国荣誉的敌人赶走。迪特里希·埃卡特（Dietrich Eckart）曾觉察到希特勒可能会成为领袖，而且他目睹了这场表演，他后来说：“当一个人确认他自己就是耶稣基督时，那他就该去疯人院了。”

无论如何，他毫不迟疑或毫无困窘地接受了这一类似上帝的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可以肯定，希特勒相信他确实是那个“被选中的人”（Chosen one），而且在他的思想中，他把自己构想成第二个基督，他被派来，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起一种基于残酷和暴力的新的价值体系。他已经爱上了自己在这个角色中的形象，并让自己被包围在自己的各种画像当中。他的使命似乎诱惑他走向更伟大的高度。他并不满足于短暂的救世主这一角色，这个角色把他推向更高的目标——他必须为后代树立典范。多年前，罗姆（Roehm）在谈及这一话题时曾表达了相当有趣的观点：“甚至今天，他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坐在山上，扮演上帝。”对所有证据的考察迫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希特勒相信他自己命中注定将成为不朽的希特勒，上帝选中他来做德国新的救世主，以及为世界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他坚信这一点而且肯定，尽管他会经历所有的磨难和困苦，但最终将达到那个目标。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他要服从那个在过去曾指引和保护他的内在声音的命令。这种信念并非根植于他所宣扬的思想的真理性，而是根植于他对自己个人的伟大信念。霍华德·K.史密斯作了一个有趣的评论：“我相信，希特勒的神话曾迷惑纠缠了千百万人，但最被其冲昏头脑的就是阿道夫·希特勒自己。”

1938年2月12日，希特勒在吞并奥地利前还对奥地利首相许士尼格说：“我负有一个历史使命，这个使命将由我来完成，这是因为上帝注定了要我这样做！凡是不赞成我的人，就要被摧毁！我选择了任何德国人都没有采取过的最困难的道路；我已获得了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比任何德国人都伟大。而且不是靠武力手段，我告诉你，我是满怀着对我的人民的热爱的！”[8]

啤酒馆政变的教训

1923年11月8日晚上，希特勒在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南郊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发动了推翻州政府的政变，进而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

关于这次政变的起因和背景，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看。

第一，大的背景是1923年初，魏玛共和国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1922年秋天，德国政府因暂缓支付战争赔款，法国政府命令法国军队占领了德国的煤钢产量占全国4/5的工业心脏鲁尔，致命地打击了德国的经济。魏玛共和国消极抵抗政策的引导下，鲁尔工人举行总罢工，加速了经济形势的恶化。1923年初马克对美元比价跌到了1.8万：1，到7月1日，跌到了16万：1，到8月1日跌到了100万：1，到11月，马克跌到了40亿∶1美元，此后，数字就以兆计了。民众的生活十分艰难。“他们在痛苦和绝望之余，把共和国当作这一切罪过的替罪羊。这样的时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天赐良机。”[9]

第二，经济问题造成了共和国和巴伐利亚的政治动荡。1923年9月26日，古斯塔夫·施特雷斯曼总理宣布结束在鲁尔的消极抵抗，德国恢复支付赔款，但遭到共产党同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为此，他请总统艾伯特宣布了紧急状态法，把德国的执行权力交给国防部长和陆军司令冯·西克特将军。当时巴伐利亚内阁9月26日在本邦宣布了紧急状态，任命右翼保皇派、前邦总理古斯塔夫·冯·卡尔为拥有独裁权力的邦长官。由于担心巴伐利亚的分裂主义，西克特将军平息了“黑色国防军”部队和萨克森、图林吉亚、汉堡和鲁尔方面共产党暴动的威胁后，进而要求巴伐利亚政府取缔希特勒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逮捕巴伐利亚一些武装团体的首脑，但是巴伐利亚政府却拒不执行并对驻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司令的人事变动令也不执行。柏林认为这是政治和军事反叛，并决心要予以平定。纳粹党的党羽都要求趁柏林还未动手之前行动起来。

啤酒馆政变时期的希特勒。

第三，希特勒聚集起可以生事的相当力量。在1923年的头几个月里，希特勒成了纳粹党和巴伐利亚4个武装的“爱国团体”联合组成所谓“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的政治领导。9月又成了“德国人战斗联盟”的头目。“南德大部分具有法西斯思想的团体都有代表参加，希特勒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激烈的反对中央政府的演说后，受到了全场起立的欢呼。新成立的战斗联盟公开声称它的目标是：推翻共和国，撕毁《凡尔赛和约》。”

第四，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夺取政权的成功，为他树立了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贝尼托·墨索里尼是意大法西斯军国主义独裁者。早年当过教师、记者，曾是社会党党员，入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3月23日，他发起一场“法西斯主义运动”，在米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战斗的法西斯党”，后改称“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他被称为党的“领袖”。10月，法西斯党首领在米兰密谋策划夺取政权。10月20日，法西斯总部下令全国总动员，最高司令部也发表了对全国国民的檄文，宣布进军罗马。他指挥该党军事组织“黑衫军”进军罗马，发动暴乱。29日，国王维克多-依曼纽尔三世因害怕内战而任命墨索里尼任首相来组阁，法西斯党从而取得了意大利全国政权。“进军罗马”使意大利成为第一个由法西斯掌权的国家，标志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该事件鼓舞了其他国家的法西斯主义，其后极大地影响了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

关于啤酒馆政变的过程和结果，大致是1923年11月8日晚，巴伐利亚州政府邦长官卡尔等三巨头要员在慕尼黑南郊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店举行集会，希特勒率领600名冲锋队员强行冲入会场劫持了三巨头，并宣布政变，但因其失误导致放走了巴伐利亚的三巨头而未果。第二天，希特勒又和鲁登道夫率领大约3000名冲锋队员举行示威游行，遭到军队警察的开枪镇压，希特勒仓皇逃跑，“向柏林进军”的“啤酒馆政变”失败。随后，希特勒被逮捕，经庭审定罪，被判监禁5年。啤酒馆政变给希特勒和纳粹党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纳粹党的首脑被监禁，除了戈林和赫斯逃跑外，所有反叛的领袖都被捕入狱。政府还封闭纳粹党报，勒令纳粹党解散。

啤酒馆政变失败的教训是深刻的，也只有在兰德斯堡监狱的铁窗下希特勒才有机会在武力夺取政权问题上作出反思。希特勒从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就是：“要把纳粹党重新建设为一个只通过宪法手段攫取政权的政治组织。”他还在监牢里的时候就把这种新策略解释给他的一个部下卡尔·卢台克听。“我恢复活动以后，必须采取新的方针。我们将不再企图通过武装政变来取得政权，而是要捏着鼻子进国会同天主教议员和马克思主义者议员打交道。哪怕在选票上要超过他们比在动武上压倒他们所花的时间更长，至少结果能够得到他们自己的宪法的保证。任何合法事情的过程总是缓慢的，迟早我们会得到多数选票——下一步就是得到德国了。”[10] 所以，希特勒在1924年年底出狱后，就马上去见巴伐利亚总理、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领导人海因里希·赫尔德博士，并向他保证从此以后行动一定要循规蹈矩（他当时仍算是假释在外），纳粹党将在宪法的体制内进行活动。在得到希特勒的保证后，赫尔德撤销了对纳粹党及其报纸的取缔。“这头野兽已经制服了，”赫尔德对他的司法部长古特纳说，“我们现在不怕放松铁链了。”《人民观察家报》于1925年2月26日复刊，发表了希特勒写的长篇社论，题目是“新的开端”。

合法路线

通过对啤酒馆政变的总结和反思，希特勒从此在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方向上坚定不移地走上了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政权的道路，并沿着这个方向奋斗直到成功。在这个方面有几点比较突出的。

第一，遵守了两年内不得演讲的禁令。

1925年2月27日，纳粹党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举行希特勒出狱后的第一次群众集会，希特勒在会上向4000名左右的信徒发表了两个小时的演讲，在演讲中还发出了暴力威吓。对此，巴伐利亚政府立即发出了为期两年的禁止他在公开场合演讲的禁令。这对希特勒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是，在合法路线的大政之下，他竟然遵守了这个禁令，埋头从事纳粹党的党建，并卓有成效。

第二，关于埃登舞蹈宫案及希特勒的作证问题上对冲锋队暴力行为的辩说。

埃登舞蹈宫案的大致情况。1930年12月22日夜，以柏林黑贝尔街20号“古镇”啤酒馆为据点的柏林纳粹冲锋队“暴风33队”的大约20名队员，到离据点只有几个街区的左派政治团体经常举行活动的埃登舞蹈宫去生事。当时在埃登舞蹈宫一楼，面包师协会正在办舞会，二楼“游隼1923”正在举行聚会。纳粹冲锋队员先闯进面包师的舞会，发现不是要找的人后就冲上二楼大厅向人群开枪射击，打伤了三名“游隼1923”的会员。警方和检方经过调查，指控这次攻击行动的领导者康德拉·施蒂夫为和其他3名冲锋队员射伤三名游隼会员。汉施·利腾作为律师代理了三名受伤的游隼会员的控诉。汉施·利腾决心利用这个案子来表达背后的政治意义：“暴风33队”所犯下的暴力罪行，是纳粹计划中的必要因素，他们执行的命令出自希特勒的直接授意，故他向法庭申请希特勒出庭作证获准。

1923年11月希特勒发动的“啤酒馆政变”的失败，使其意识到只有通过“合法”的道路纳粹党才能攫取国家权力，而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大选纳粹党赢得将近650万张选票和107个议席、占据德意志国会18.3％的席位成为第二大党的胜利，则使希特勒坚定并增强了信心。同时，纳粹党的冲锋队也快速壮大，到1931年年底人数已达26万之众。由于冲锋队频繁制造暴力事端与合法道路相悖，引发了纳粹党内部的分歧，特别是柏林冲锋队指挥官瓦尔特·施滕内斯与纳粹党慕尼黑总部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希特勒面临的是合法路线与冲锋队的两难选择，如果否定冲锋队的“革命”精神，可能会使冲锋队怀疑希特勒背叛他们而引起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分裂；如果放任冲锋队的暴力活动，又会危及1923年政变失败后确立的并在国会选举中证明是成功的合法路线。

针对汉施·利腾律师提出的“暴风33队”是一个有目的组织起来的突击队并意在执行有计划有预谋的杀人行为，纳粹党领导层不但知道并批准其计划的问题，希特勒宣称，柏林任何冲锋队都绝对不可能被组织起来从事利腾所说的行为，纳粹党彻底排除暴力方法，冲锋队只是为了保护纳粹党不被左翼分子攻击以及宣传工作。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完全是合法的。他知道，任何背弃宪法追逐权力的企图，都只会走向毫无必要的流血事件。“冲锋队被禁止从事或者煽动任何暴力行为。”

针对被告的辩护律师提出“纳粹党的合法性只是一个幌子”的问题，希特勒说，如果德国受到一个人、一个和拿破仑一样的征服者的压迫，他随时准备投身革命。“但是，压迫德国的是一个精神上的征服者。为了获得自由，德国人民必须在精神上取得胜利——换言之，就是通过合法的政治和宣传运动取得胜利。”[11]

利腾律师提出，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宣传部长时戈培尔写的《国家社会主义》小册子宣传暴力路线，戈培尔说，如果纳粹党最终不能通过选举上台，我们就是要闹革命！我们就是要让国会去见鬼，用德国人的拳头和德国人的大脑来建立国家！针对这个问题，希特勒先是表示当时不清楚是否是戈培尔的书，进而说它上面没有党徽没有得到党的正式认可，又说能够对一个政党作出判断的，只能是它的官方政策，纳粹党依法行事也同样适用于戈培尔，并再一次坚称纳粹党对合法性路线如磐石般坚定不移的承诺[12] 。

汉施·利腾律师在法庭上质证盘问希特勒3个多小时，搞得希特勒怒狂失态，狼狈不堪。由于柏林纳粹冲锋队及其“暴风33队”的暴力恐怖事件是客观事实，很难掩盖纳粹党的暴力恐怖本性，并且也不止这一起，加上冲锋队内部对希特勒的合法路线的不满，使得希特勒很难辩解，很难在暴力和合法路线两难中自圆其说，很难推脱纳粹党的集权的最高领导人对纳粹党暴力恐怖行为的责任，这也是希特勒恼羞成怒和施以报复的原因。从此之后，汉斯·利滕的名字不允许在希特勒面前提到，纳粹党上台后，汉斯·利滕被首批逮捕投入集中营。1938年2月5日，利滕不堪忍受党卫军长达5年的折磨自杀离世。

对埃登舞蹈宫案，法庭最后认定3名“暴风33队”的冲锋队员犯有扰乱社会治安罪和非法入侵罪，每人判处两年半有期徒刑。但法庭的判决否定了利腾律师提出的该案中被告人行为的政治性，认为尽管事件背后存在着党派政治煽动引发的愤怒与憎恨，但该案并非政治案件，无论党派领导人如何看待这次袭击事件，被告人所属党派是否用非法手段实现掌权目标的问题，都与本案无关。

此前，在1930年9月，希特勒在莱比锡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3名军官的叛国罪一案出庭作证时，也曾坚称，纳粹党没有任何暴力推翻德国民主政府的计划，冲锋队是本党领导人的保卫人员，是一支宣传力量，我们属于纯粹的精神运动团体。

对埃登舞蹈宫案，可以有多种分析解读。仅从希特勒的证词看，他讲纳粹党要坚持合法路线的思想，应当说是真实意思的表达，也是真实的做法。这既是啤酒馆政变的教训也是按照合法路线取得很大成效的现实使然，对柏林冲锋队队长瓦尔特·施滕内斯反对其合法路线的处置，就证明希特勒是要坚持其认为的成功之道的。瓦尔特·施滕内斯迷信暴力革命，在1928年就宣布独立于纳粹党。1930年9月大选前，希特勒拒绝将3名冲锋队成员列入国会候选人名单。瓦尔特·施滕内斯对合法路线不满公开反叛，拒绝为纳粹的选举集会提供保安服务，并肆意破坏柏林纳粹党总部。希特勒调整了施滕内斯管辖的范围，禁止所有冲锋队领导人代表纳粹党发表演讲。希特勒说施滕内斯“在我们的运动取得最伟大的成功之时，煽动叛乱，想要推翻党的领导，这是亡党之举”。最后于1931年4月1日解除了施滕内斯东部冲锋队最高指挥官的职务[13] 。

第三，坚持合法的议会选举。希特勒成功取得政权，很大程度上在于他领导纳粹党选取了一条正确的合法路线，用现在的话来说，路线就是方向，路线就是旗帜，路线方向对了，事业就有保证。而希特勒夺取政权的合法路线，最重要的就是充分利用魏玛宪法确立的民主制度，通过合法选举，成为议会大党，最终上台执政。历史也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在发展，事实证明希特勒和纳粹党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其取得政权是正确的。这一点，戈培尔对希特勒的合法道路作了很好的注释。从1928年起成为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的戈培尔曾经这样宣称：“我们进入国会，以便我们能从其武库中取出民主武器来武装自己。我们应该成为国会议员，以便魏玛观念形态自己帮助我们摧毁它。”这就是纳粹党夺权战略策略。

1924年5月，在巴伐利亚邦的议会选举中，纳粹党用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自由运动名义参选，得到了足够的选票成了邦内第二大党；在全国选举中，在这个的名称下得到了200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得到了32个席位，其中1席归了施特拉塞。这次参选时，希特勒的合法路线还未正式确立，他还在监狱里，纳粹党还在被禁之中，他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这次参选的结果表明了纳粹党还是有一定的政治力量。

1924年12月，希特勒出狱，确立合法路线后，纳粹党同北方一些种族主义团体联合，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自由运动的名义，参加了12月间的议会选举，但是受大形势的影响，所得选票从1924年5月间的将近200万张减到了不到100万张，占14席。

1928年5月20日，在全国选举中，在全部3100万张投的选票中，社会民主党获得了总数达900多万张的选票，比上一次增加了125万张选票，在国会491个席位中占153个席位，一跃成为德国第一大党。纳粹党只得了81万张选票，只占了12个席位。保守的民族党从1924年的600万张选票跌到了400万张选票，议席从103席减少到73席。

1930年9月14日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希特勒的党建努力和合法路线很快就见到了成效。

1930年，总统制内阁总理布吕宁由于无法争取到国会中多数议员批准他的财政计划，在他的请求下兴登堡根据宪法第四十八条下令批准他的财政法案，但议会也根据宪法通过了撤销总统命令的决议，随后总统解散了国会举行新的选举。希特勒感到机会来临，在竞选中保证“我如果上台，将使德国恢复强大，拒付赔款，撕毁《凡尔赛和约》，肃清贪污，迫使金融巨头就范（特别是如果他们是犹太人的话），一定要做到使每个德国人都有工作和面包”。这对“要求摆脱困境苦难深重的人民，要求工作机会的千百万失业者，要求得到帮助的小店主，要求至少有个能谋得生活温饱前途的上次选举后达到投票年龄的400万左右的青年人”很有吸引力。1930年9月14日晚上揭晓的选举结果，有650万选民投了纳粹党的票（两年前只有81万），取得国会中107个席位。这样它就从国会中位居第九的最小党一跃而为第二大党[14] 。

1932年3月13日，希特勒参加了总统竞选，全力投入竞选运动，四处奔波，在全国到处演讲拉票，但选举的结果是兴登堡总统比希特勒多了700多万张选票，兴登堡18651497票，占49.6％；希特勒11339446票，占30.1％。1932年4月10日，第二轮选举开始。这次的结果是兴登堡19359983票，占53％；希特勒13418547票，占36.8％。选举失败。同时，在当时选举还未结束时，4月10日吕布宁内阁开会，针对冲锋队的一些头子准备用暴力接管德国实行恐怖统治的情报，决定立即取缔希特勒的冲锋队。4月13日兴登堡在命令上签了字，4月14日公布。“这个打击使纳粹党人目瞪口呆。”罗姆和党内一些人主张抗命，但是坚持合法路线的希特勒却决定必须服从这项命令。布吕宁政府垮台后，施莱谢尔和总统亲信同希特勒密谋，新上台的巴本政府6月4日解散了国会，决定在7月31日举行新选举，6月15日取消了对冲锋队的禁令。

1932年7月31日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一共获得1374.5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占230席，一举成了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希特勒的合法路线，为他取得了夺取政权道路上的一次大胜。即使是当总理的要求“遭到共和国总统和巴本—施莱谢尔政府的拒绝以后，而且尽管他担心他的党可能被宣布为非法，他仍旧决心要坚持走他的‘合法’道路”。“他压制了关于冲锋队举行政变的一切谈论。除了偶尔情绪消沉的片刻以外，他仍颇有信心，相信他总能达到目的——不是靠武力，也很少可能靠在议会取得多数，而是靠曾经把施莱谢尔和巴本送到最高地位的那种手段：靠幕后诡计，一种两个人就可以玩弄的把戏。”[15]

1932年11月6日，由于国会9月弹劾政府总统解散了国会，又举行新的选举。纳粹党在这次选举中丧失了200万张选票，在国会中丧失了34个席位，一共只有196个席位，但是纳粹党仍是国会中的第一大党。由此纳粹党在国会就可以不断制造危机。正如法兰克福（美因）大学格哈德·迪尔歇尔教授指出：“我们必须始终记住的是，直到1929至1930年间，希特勒还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亡命之徒和一个微不足道的极右翼的小党首领。在1924年5月的第一次危机中，他的党获得6.6％的选票，同年12月下降到3％，1928年进一步下降到2.6％。在1930年9月的紧急状态下，他的党的选票第一次上升到18.3％，并在国会获得102个席位。1932年7月，希特勒的党爬到了它的政治顶峰，获得37.48％的选票和230个席位，一跃成为与社会民主党势均力敌的最强大的党。由于解散国会的缘故，紧跟着在1932年11月再度举行的选举中，国社党选票减至33.1％，仅获得196个议席。国会问题引起的一连串政府危机，导致1933年1月30日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国会问题引起的一连串政府危机，导致1933年1月30日任命希特勒为总理。”[16] 也正是凭借这种政治实力，总统才可能召见他去商量组织政府的事，其他势力的代表人物才可能与之合作组阁，靠冲锋队的暴力还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当然，几十万冲锋队的力量也是政治实力的一部分，也是其重要的威胁其他对手的资本。最后，幕后人事运作也是重要手段，但这不是暴力，是任何政权运作的合法形式。希特勒最终通过其“合法路线”取得了成功。“希特勒未能通过竞选中的大胜获取权力，但他若在1933年1月不是第一大党的党魁，也就不会成为帝国总理。1932年11月6日，在魏玛共和国举行的最后的大选中，纳粹党获得的选票比在1932年7月31日的大选中少了200万张，而共产党人则增加了60万张选票，从而获得了高达100个帝国议会席位。共产党（KPD）的成功引起了对内战的恐惧，而这种恐惧成为了希特勒最强有力的盟友，尤其是在保守的执政者中。正是由于他们向兴登堡总统说情，才使得希特勒能在1933年1月30日被帝国总统任命为帝国总理，领导一个保守势力占上风的内阁。”[17]

第四，坚持合法建党和活动，这是希特勒根本性的成功之道。

1924年12月，希特勒吸取政变失败的教训，确立走合法路线，在12月间的议会选举上也没有取得成效，加之希特勒被禁公开演讲，他就一心建党，发展党员。他认为党是他要取得政权的重要之道。他认为，即便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俾斯麦也不如他，原因就在于此。他说：“我不是俾斯麦那样的首相，他是皇帝的帝国总理。我有我的政党！”[18] 在建党上，第一项变化最大的工作，是发展缴党费的党员。这对保证合法路线的贯彻实施非常重要，因为发展缴党费后党员与党组织有了经济利益上的勾连，不仅使党员对党更加忠诚，与党的联系更加紧密，党性更加强，而且使党的行为合法和开展合法斗争有了很大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当然，希特勒也可以凭借庞大的党组织和冲锋队的力量，在德国经济困难的那些年，搞些什么走私活动，或者倒些什么紧缺物资，或者借用纳粹党势力较大的州的关系拿地搞房地产开发等等，轻而易举地捞取大量的钱财，但是这就容易招致违法的质疑。要走合法路线，钱财也要合法才行。纳粹党开办了一些合法企业，如创办了一个分布在全德国的“法本国家社会党酒店集团”，以合法获取利润[19] 。同时，可以想象得到的是，显而易见，当大工业资本家们加入纳粹党后，以党费的名义资助纳粹党，既合理合法，又避免很多麻烦。特别是纳粹党在合法夺取政权的最后关键时刻，大量的金钱资助是十分重要的。钢铁大王蒂森，在1932年的国会选举中三天就给了300万马克的选举活动经费。垄断资本家还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经济政治上支持希特勒和帮助纳粹党扩大影响。“不少人以加入纳粹党以示支持。1930年沙赫特还到美国各大城市进行游说，广泛宣传法西斯主义，为希特勒上台大造舆论。”法兰克福经济联盟也于1931年7月上书兴登堡，要求把政权交给纳粹党，容克地主代表奥尔登堡—雅努绍斯公开扬言：“民社党有不可争辩的权力参与政府。而更多的方式是邀请希特勒参加他们举行的秘密会议，让希特勒作演说，扩大纳粹党在垄断资本家中的影响。”[20] 到1925年年底，党员人数为27000人。1926年是49000人；1927年是72000人；1928年是108000人；1929年是178000人。党员的人数，表现了党的力量，党的力量决定了选举的成效，最终成全了希特勒的取得政权的“事业”。

[1] 参见“希特勒为什么能上台”，载《沈阳晚报》，2005年05月25日。

[2] ［美］沃尔特·C.兰格：《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程洪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34页。

[3] ［美］沃尔特·C.兰格：《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程洪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36页。

[4] ［美］沃尔特·C.兰格：《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程洪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34-40页。

[5]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郑开椿、李天爵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1页。

[6] 参见吴晓奎：“试论希特勒上台的原因”，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03期。

[7] ［美］沃尔特·C.兰格：《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程洪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23-24页。

[8]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471页。

[9]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95页。

[10]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74页。

[11] ［美］本杰明·卡特·黑特：《质问希特勒》，何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版，第123页。

[12] ［美］本杰明·卡特·黑特：《质问希特勒》，何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版，第124页。

[13] 参见［美］本杰明·卡特·黑特：《质问希特勒》，何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版。

[14]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02页。

[15]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49页。

[16] 格哈德·迪尔歇尔、李后霖：“关于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取得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1986年01期，第10-17页。

[17] ［德］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德国概况》，彼得·欣特雷德策划及编辑主持，同济大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研究所译，出版者：Societsts-Verlag Frankfurt am Main，合作者：外交部，柏林，2005年12月版。www.tatsachen-ueber-deutschland.de。

[18] ［德］亨·埃伯利，马·乌尔：《希特勒档案》，朱刘华、韩梅译，金城出版社2008年1月第2版，第9页。

[19] ［德］亨·埃伯利，马·乌尔：《希特勒档案》，朱刘华、韩梅译，金城出版社2008年1月第2版，第18页。

[20] 吴晓奎：“试论希特勒上台的原因”，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03期。

第十章　德国共产党与希特勒的上台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是国会中最强的两个大党。应当说，在坚持暴力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同时，也没有放弃议会斗争，并且还取得大党的地位，德共还是很了不起的。遗憾的是德共始终扮演的是反对党的角色，这种大党的地位没有能够转化为阻止纳粹党的力量。

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Deutsche Partei（KDP），创始人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于1918年12月30日由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领导的左派组织斯巴达克同盟与不来梅左派合并成立。德国共产党是脱胎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党。1863年5月23日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1869年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合并成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71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埃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联合，于1875年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10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改为“德国社会民主党”。1895年，随着恩格斯的去世，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了右派、左派和中派。在德国1918年11月革命中，从中派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左派斯巴达克同盟与不来梅左派联合成立了德国共产党。1919年德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1920年3月，德共与其他工人政党和工会联合举行总罢工，平定了卡普暴动。1920年12月初德国共产党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联合成立德国统一共产党。1921年把名称仍改为德国共产党。1923年10月中旬，德共与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联合组成萨克森-图林根工人政府。10月23日，为反对国防军镇压工人政府，德共领导汉堡起义，但遭到镇压。1925年中央委员会选举恩斯特·台尔曼为主席。1926年德共发动与领导无偿没收贵族财产的民众运动。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德共指出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并且针对纳粹党的纲领于1930年8月和1931年5月先后发表《德国人民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纲领》和《扶助农民纲领》，号召德国人民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的斗争。1933年希特勒执政后，台尔曼等大批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德共转入地下。

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auml；lmann，1886—1944），工人阶级革命者，德国共产党主席，后被法西斯迫害致死。

1935年10月德共布鲁塞尔代表会议检查了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错误，重新制定党的策略，决定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和广泛的人民阵线。在德国法西斯统治时期的艰难条件下，德共在国内外领导组织了反法西斯斗争。1939年1月德共伯尔尼代表会议制定了工人阶级和一切反法西斯人士在反对希特勒专政的共同斗争中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纲领。1943年7月，德共在莫斯科团结德国各界反法西斯人士成立“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该组织发展成为德国反法西斯人士的政治与组织中心。德共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付出重大牺牲，有1/3的党员被杀害，1944年台尔曼被杀害。

1945年5月法西斯德国投降，苏美英法分区占领德国。同年6月11日德共发表告德国人民书，号召建立反法西斯政权。1946年4月21—22日，德共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苏联占领区合并成立德国统一社会党。在美、英、法占领区，1948年4月，M.雷曼当选为德共主席。1956年8月德国共产党在联邦德国被禁止。1968年9月在联邦德国成立了德国共产党。新的德国共产党1990年在柏林成立，前任党主席为维尔纳·施利斯，但他于2006年4月辞职。现任党主席为沃尔夫冈·菲廷格。该党党刊为《红旗》，该党青年团成立于2002年。在2005年的选举中，该党建议与德国共产党（1918年建立，见上文）以及左派党组成联盟，这一建议造成了党内的分裂，不同意建立联盟的人另组德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德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及主要活动

19世纪上半叶的重大事件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共产主义运动广泛兴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德国，德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中。1847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初在伦敦召开大会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将无产阶级的口号由“人人皆兄弟”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恩格斯拟定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规定：“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为同盟拟定了一个新的革命纲领和路线，并公开发表，这就是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件，是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1] 。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核心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提出埋葬资本主义旧制度，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根本道路，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关于何为共产主义，恩格斯曾明确说：“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维护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阶级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2] 恩格斯还再次强调，“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是“马克思和我在19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路线”[3] 。所以，《共产党宣言》明确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爆发。1848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回到德国科隆参加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也迁到德国，创办《新莱茵报》，组织参加工人运动，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紧密联系起来。革命失败后，1852年11月17日，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共产主义者同盟也自动解散。1864年9月28日，马克思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 ”成立大会，并被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选入总委员会，担任德国通讯书记，指导工人运动。同时，德国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工人政党组织也在发展。以拉萨尔为主席的“全德工人联合会”、W.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的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演变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民族范围内建立起来的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后来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其左派发展成为德国共产党）。1876年7月15日，第一国际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在美国费城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伦敦逝世。

1889年7月14日，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关心下，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在巴黎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宣告第二国际成立，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瓦扬、拉法格等27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巴黎大会主要讨论国际劳工立法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斗争任务，通过了关于每年庆祝五一劳动节等决议。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在伦敦逝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在得知1914年8月4日德国社民党议员在德国国会投票通过军事预算案的消息后，宣布：“第二国际已死，第三国际万岁！”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列宁领导下于莫斯科召开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宣告成立。当时俄国无产阶级已经革命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第三国际初成立时各国支部差不多皆为第二国际原有的支部分裂出来的，即第二国际中的革命派发展为第三国际，正式抛弃改良主义，而号召世界革命。第三国际的领导是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1924，俄语：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

在这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德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上的基本主张，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在德国1918年的11月革命中，10月17日斯巴达克派举行会议确定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基本任务，提出“推翻君主政体，废除各邦王朝，立即停止战争，没收大地主的土地”[4] 等民主革命的一般要求，同时还提出“没收全部银行资本、矿山、冶金工业和其他大企业”，“号召群众走向社会主义”。1918年12月中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斯巴达克派组织了有20万工人参加的示威游行，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要求主张[5] 。1918年12月30日在柏林召开了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通过了第一个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纲，明确规定“必须以无产阶级革命暴力对付资产阶级反革命暴力”，“革命的任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4月13日，巴伐利亚慕尼黑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5月1日遭政府军攻打屠杀，巴伐利亚共产党领袖，苏维埃政府主席尤根尼·列威莱被杀害。

1919年3月2日至6日，德国共产党参加了在列宁领导下的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列宁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强调即使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无非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暴力统治。所以，无产阶级为了获得解放，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走十月革命道路。大会通过了决议，宣布在还没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国家中，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和组织群众，积蓄革命力量，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准备。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召开的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把宣传、在实践活动中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重要条件。作为左派的德国、意大利共产党，提出“进攻理论”，认为没有必要联合多数工人群众，应当不顾已经形成的形势，通过组织武装暴力来把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1921年12月和1922年11月召开的第三、四次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统一战线问题。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1924年6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各国共产党真正布尔什维克化。1925年8月，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将德共党内的托派马斯洛夫——路特·费舍集团开除出党，11月选举了以恩斯特·台尔曼为新的德共领导人的德共中央委员会。

台尔曼（1886—1944）出生在汉堡一个马车工人的家庭里。1903年17岁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04年至1913年之间他当过烧炉工人和货船托运工。1915年1月14日台尔曼曾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战争快结束时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年12月台尔曼被选入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1年夏天台尔曼作为德国共产党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并于其间会见了列宁。1923年10月23日至25日台尔曼参加并帮助组织了汉堡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于一段时间内转入地下。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后，台尔曼访问莫斯科并在葬礼上作为仪仗队成员为列宁抬棺。1924年2月起他成为德国共产党代主席，5月成为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在当年夏天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上，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并于稍后进入指导委员会。1925年10月30日台尔曼成为德国共产党主席，同年作为候选人参加德国总统大选。1926年10月台尔曼支持在家乡汉堡举行的码头工人罢工。1927年3月22日，恩斯特·台尔曼在柏林参加示威游行，其间被刀刺伤。德国共产党于1929年6月15日在柏林威丁（Berlin-Wedding）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此时正值“血腥五月”事件之后，台尔曼在此明确主张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实施对立。在“血腥五月”期间，在镇压一次被德国内政部长、社会民主党人卡尔·塞弗林（Carl Severing）所禁止的示威游行中，32人被警察打死。

根据共产国际纲领，台尔曼和德国共产党将社会民主党作为主要政敌进行斗争。此纲领的效力持续到1935年，其时共产国际正式转向支持社会主义者战线以对抗纳粹的威胁。

1932年3月11日台尔曼再次作为候选人参加德国总统大选，竞争对手是当时在职的保罗·冯·兴登堡和阿道夫·希特勒。德国共产党的宣传口号是“投票给兴登堡就是投票给希特勒，投票给希特勒就是投票给战争”。在此不久以后台尔曼向社会民主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联合战线以共同对抗纳粹。

在1933年1月30日纳粹执政以后，台尔曼提议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组织大罢工以动摇希特勒的地位，但是没有成功。德国共产党（此时已被纳粹政府取缔）中央委员会在柏林附近的K＆ouml；nigs Wusterhausen举行会议，会上台尔曼着重强调了以暴力推翻希特勒统治的重要性。1933年3月3日，台尔曼在柏林被盖世太保逮捕。1944年8月18日台尔曼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惨遭杀害。

在他领导德国共产党期间，台尔曼使德共紧紧遵从远在莫斯科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自主活动的党员受到排挤。这尤其受到德国左翼人士的批判。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共产党所采取的视社会民主党为主要政敌的战略通常被认为极大地削弱了反纳粹力量因此助长了纳粹掌权。

总的说来，德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可以简略地概括为几点。

第一，德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第二，在德国1918年的11月革命中，提出“推翻君主政体，废除各邦王朝，立即停止战争，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等民主革命的一般要求，同时还提出“没收全部银行资本、矿山、冶金工业和其他大企业”，“号召群众走向社会主义”，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要求主张。

第三，1918年12月30日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通过的第一个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党纲，明确规定“必须以无产阶级革命暴力对付资产阶级反革命暴力”，“革命的任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德国共产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斗争中，一直没有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

第四，第三国际对德国共产党的主张影响很大，德共主要是执行第三国际的政策。

第五，台尔曼和德国共产党明确主张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政府实施对立，长期将其作为主要政敌进行斗争。

第六，反纳粹党法西斯主义。台尔曼在参加总统选举时，明确反对投票给兴登堡，认为投票给兴登堡就是投票给希特勒和战争。台尔曼还曾向社会民主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联合战线以共同对抗纳粹。在1933年1月30日纳粹执政以后，台尔曼提议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组织大罢工以动摇希特勒的地位，但是没有成功。德国共产党还举行会议，会上台尔曼着重强调了以暴力推翻希特勒统治的重要性。

德国共产党除参加了共产国际的活动外，在国内的主要革命活动，有以下几项值得关注。

第一，建立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在十一革命期间，在慕尼黑领导工人进行武装起义，建立了共产党的苏维埃政权。尽管这个苏维埃共和国存续的时间不到1个月，但是从德共夺取地方政权的革命活动看，是很有意义的。

第二，平定卡普暴动。 1920年3月，德共与其他工人政党和工会联合举行总罢工平定了卡普暴动。

第三，1921年“3月起义”。 3月17日，德共提出“推翻魏玛政府，与苏俄订立攻守同盟，解除反革命武装并武装工人，增加工资和薪水50％，为失业者提供工作，废除国债”等口号。3月19日，费伦巴赫政府派警察和国防军进入中部工业区制止共产党的起义。3月21日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决定提前起义号召总罢工来对抗，很快罢工席卷德国中部，汉堡、鲁尔地区、图林根等也举行了罢工。3月22日武装工人和保安警察发生第一次冲突。3月24日艾伯特总统宣布萨克森戒严并增兵。3月26—29日，政府军队警察打垮了武装工人的抵抗，占领了工人的工厂等据点。4月1日，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决定停止总罢工。“三月起义”失败。

第四，萨克森-图林根工人政府和汉堡起义。 1923年的10月1日，共产国际对德共作出了在4~6周内发动革命进攻的指示，德共随即作了起义的军事准备。1923年10月中旬，德共与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联合组成萨克森-图林根工人政府。德共就计划以这两州为根据地发动起义夺取全国政权。10月23日，汉堡在德共领袖台尔曼的领导下仍然举行了起义。魏玛共和国政府授权国防军镇压了汉堡的起义，解散萨克森无产阶级百人团，迫使萨克森州工人政府10月29日辞职和德共11月12日退出图林根政府，将几千工人逮捕入狱，平息了德共领导的左派反政府运动。

第五，参加1925年总统选举。 1925年2月28日，魏玛共和国的总统艾伯特逝世。3月29日，举行新的总统选举，台尔曼作为候选人参加德国总统大选。在第一轮投票中无人胜出。在第二轮投票中德国民族党推出的兴登堡元帅获胜。

第六，参加1932年总统大选。在这次总统选举中，德共建议与社会民主党共同提候选人来阻止法西斯上台，但被拒绝，社会民主党自己也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最后台尔曼参加了选举。台尔曼提出的竞选口号是：“谁选兴登堡，就是选希特勒；谁选希特勒，就是选取战争！”社会主民党的口号是：“选举兴登堡就是打击希特勒。”

第七，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举行的上千次的罢工活动和工人运动。

第八，德国共产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参加的议会选举和在国会中的合法斗争活动。

1928年5月20日的议会选举中，德共参加议会选举，在全部3100万张选票中，得到了3265000张选票，获得国会议席54席。社会民主党在1928年选举中比1924年增加了125万张选票，总数达900多万，在国会中占153个席位，一跃而成为德国第一大党。纳粹党所得选票从1924年5月间原来的将近200万张减到了不到100万张，只得了81万张，在国会491个席位中只占了12个席位。保守的民族党也丧失了很多选票，从1924年的600万张选票跌到了400万张选票，议席从103席减少到73席。

1930年9月14日的议会选举中，共产党得票增加到了4592000票，国会议席也增加到77席。

1932年7月31日的选举中，工人阶级转向共产党一边因而增加了12个席位，在国会中共占89个席位，成了第三大党。纳粹党成了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占230席，社会民主党丧失了10个席位，只有133个席位。

1932年11月6日，举行新的国会选举，在这次大选中，共产党增加了75万张选票，在国会中的议席从89席增加到了100席，而社会党从133席减少到了121席。纳粹党丧失了200万张选票，在国会中丧失了34个席位，一共只有196个席位。

1933年3月5日希特勒上台后的最后一次选举中，共产党得4848058票，比上一次减少了100万支持者。纳粹党比上次选举增加了大约550万票，得了17277180张票，占全部选票的44％。社会民主党也保持了它的第二大党的地位，共得7181629票，较前只少了7万票。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国会中最强的两个大党。应当说，在坚持暴力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同时，也没有放弃议会斗争，并且还取得大党的地位，德共还是很了不起的。遗憾的是德共始终扮演的是反对党的角色，这种大党的地位没有能够转化为阻止纳粹党的力量。

德国共产党为什么未能阻止纳粹党上台

德国共产党为了阻止纳粹党上台，进行了强有力的斗争，许多共产党员为之流了鲜血，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29年到1930年间，共产党就使用过“不管在哪里看见法西斯，打到他们”的标语口号[6] 。比如：“巴本在1932年6月15日取消了对冲锋队的禁令。接着马上发生了甚至德国在过去也从未有过的一阵政治暴行和谋杀的浪潮。冲锋队员涌到街上去寻衅闹事，他们的挑战常常受到应战，特别是受到共产党的应战。仅仅在普鲁士一邦，从6月1日到20日，街头就发生了461起斗殴，死了82人，重伤400人。在7月间，在殴斗中死亡的共有86人，其中38人是纳粹党人，30人是共产党人。7月10日星期日这一天，街头被殴致死者有18人，下一个星期日，纳粹党人在警察保护下，在汉堡郊区阿尔托那举行游行，当时被打死的有19人，受伤的285人。内战越来越恶化，各方面都要求男爵内阁设法制止这场内战。除了纳粹党和共产党以外，所有各党派都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来恢复秩序。”显然，政府和其他政党在观望、姑息希特勒时，共产党人是冲在反法西斯的第一线的。

德国共产党为什么未能阻止纳粹党上台？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就是含着另一个问题，即德国共产党为什么未能上台。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共同的政敌是社会民主党及其建立的共和国政府，但在德共和纳粹党之间又存在竞争关系。如果德国共产党上台了，那么也就成功地阻止纳粹党上台；如果德共和纳粹党都没能上台，就是魏玛共和国的存在；如果纳粹党上台了，就是成功阻止了德共上台。关于这个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既有德共自身的原因，也有共产国际的原因，还有魏玛共和国政府的原因和制度的因素以及纳粹党自身的因素等等，既可以从德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上考查，也可以在具体事件上反映出来。在此，仅仅从以下几点来探讨。

第一，德国共产党未能阻止纳粹党上台，有很大的制度上的原因。

“魏玛时期，议会内通常有两三个大党和一批小党，没有一个大党能获得绝对多数，全部席位被十几个政党瓜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是最强的两个大党，但后者因受到莫斯科政策的影响而拒绝与前者合作，长期沦为反对党，社会民主党只能同其他小党联合组阁。这样小党就可以在政府中担任要职，而比它强得多的反对派大党却没有机会进入政府，小党的政治作用被不成比例地扩大了。另一方面，各政党都坚持本党的立场，政府在重大政策上往往难于达成一致，联合内阁经常因政治伙伴的改弦更张而破裂，政府更替如同走马灯似的频繁。议会因各党意见分歧和相互争吵削弱了其立法功能，成为政客角力的场所，政府却因不能获得议会的稳定多数而频频换马，这就是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政治的图景。从1918年到1928年，魏玛共和国更换十届政府。1930年，最后一届民选政府垮台后，共和国就一直依赖于紧急状态法苟延残喘，直到1933年纳粹上台。”

“纳粹党作为极右政党，在1919年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只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小党，但却受益于比例代表制鼓励小党生存和政党分裂的‘制度恩惠’而存活并逐渐壮大，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这样就使希特勒在国会中有了多数的支持[7] 。可见，比例代表制所包含的纳粹党上台的制度性因素，这是德共没办法改变的。

第二，德国工人力量的分裂，使德共难以形成统一战线和足够的力量反法西斯。

德国产业工人是一支人数众多力量强大的队伍。在1925年人口的社会分布的统计中工人就占了43.4％，1933年还占了43.2％。但是德国工人力量却是呈分裂的状态，社会民主党控制和影响了一大批工人，德共控制和影响了一批工人，纳粹党也控制和影响了一批工人。据统计，参加社会民主党工会的工人，在1918年的比例最高，占25.4％，1923年占21.4％，1929年占14.7％，即使到了1931年也还占到14％。在纳粹党内，在1930年的所有党员中工人占了26.3％，是最多的人群，1933年上升到了32.6％[8] 。“1932年，柏林警察局报告说，在一些冲锋队中，一半以上的队员是前共产党人。”[9] “普通的冲锋队员，与他辩护的共产党人来自同一个工人群体。”[10] 因此，德国工人阶级事实上分裂为属于多个不同政党的群体，并且政治主张和隶属关系经常变化，工人之间的关系也呈多样化。

德共所代表的工人群体的基本主张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推翻魏玛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到最后还坚持这种主张：先要摧毁社会民主党，摧毁社会民主党的工会，摧毁不论什么样的中产阶级民主力量。他们所根据的是这种颇可怀疑的理论：虽然这样做会导致建立纳粹政权，但是这个政权将是暂时的，最后必然会促成资本主义的崩溃，而在资本主义崩溃后，共产党就可以掌握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法西斯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以后，就是共产党的世界了[11] ！

1930年德共发表的《德国人民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纲领》还提出了救济失业工人，增加社会保险金，改变税收制度，给妇女和青年以平等权利，推翻垄断资本的统治。虽然德共以此为基础，积极组织工人运动开展罢工活动，仅在1930年至1932年就举行了一千多次罢工，1932年5月到12月就罢工300多次，但是，除了对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形成多次打击外，这些罢工很难对纳粹党形成打击和上台的遏制，更遑论还要和社会民主党结盟形成统一战线。这一纲领并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把联合一切民主力量阻止法西斯专政当作首要任务，而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直接的奋斗目标，仍把社会民主党视为主要敌人，这是德共的性质决定的，这当然会给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造成困难。

所以，“有些社会党人说，幸运没有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因为不择手段和不讲民主的共产党分裂了工人阶级”[12] ，社会民主党一再拒绝同德共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样社会民主党控制和影响的一部分工人也未能与德共控制和影响的工人形成反法西斯的合力，分裂了工人阶级队伍，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特别是在1932年3至4月间举行的总统选举上，共产党攻击社会民主党支持兴登堡，“背叛了工人阶级”，因此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共产党根据莫斯科的命令，不惜帮纳粹党人的忙，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13] 。并且旗帜鲜明地指出谁选举兴登堡，就是选举了希特勒，谁选举希特勒，就是选择了战争！当时社会民主党并不投票给台尔曼，而是动员他的党员和影响的工人群众投票选举了兴登堡，历史证明了德共的判断和预言。德共影响不了社会民主党，形不成统一的力量，也就谈不上对纳粹党形成有力的遏制，可见，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的行为为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此外，德共动员其力量在街头对纳粹党的势力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但是这毕竟只是战术层面的，并且很难把在魏玛共和国和资产阶级支持下的纳粹党压制下去。

对于民主共和国的放弃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得势，德国任何阶级、集团、政党都不能逃避其应负的一份责任。凡是反对纳粹主义的德国人，他们的致命错误是没有团结起来反对它。国家社会党1932年7月最受群众拥护的时候，也不过赢得了37％的选票。但是，表示反对希特勒的63％的德国人民，当时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且目光也过于短浅，不能联合起来对付共同危险。他们当时一定知道如果他们不团结起来（不论多么暂时）加以扑灭，这个共同危险就会压倒他们[14] 。

在德国长期未能建立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反纳粹党统一战线，也为纳粹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是由于，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右翼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不仅多次拒绝共产党提出的反纳粹运动的建议，而且千方百计对共产党进行诽谤和打击，极力为纳粹运动张目；另一方面，共产党本身也在策略问题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首先，他们低估了希特勒纳粹党的力量，认为它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在工人运动如此发达的国家里，是不可能取得政权的。其次，他们用超出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来反对希特勒纳粹党，而不是着重揭露其反民主的本质，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作为当前运动的宣传重点。再次，他们没有团结社会民主党左翼，一概认为社会民主党都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工具，当作主要敌人予以打击。这样就形成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尖锐斗争，而纳粹党就在这两党的斗争中不断发展自己力量。希特勒纳粹运动是在反法西斯力量处于分裂的状态下实现的[15] 。

第三，德共对纳粹党上台的警惕和遏制措施不够。德共长期以社会民主党为政敌的政策，使德共和纳粹党在推翻魏玛共和国上形成了共同的战略目标，在不少具体的行动上常常相互配合支持，关系复杂，使反法西斯主义在纳粹壮大之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德共对纳粹党的上台缺乏应有的警惕和遏制措施。在此，德共常常陷入两难境地：反纳粹党，等于与德共的基本主张不符而且要与社会民主党结盟；坚持推翻魏玛共和国，很难凭单独的一己之力再来遏制纳粹党的兴起壮大和上台。比如，1925年，戈培尔和施特拉塞两个人都想依靠无产阶级来建设纳粹党。在这个时期，戈培尔的日记中到处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表示。“归根结蒂，”他在1925年10月23日写道，“我们与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受奴役，不如在布尔什维主义制度下结束我们的生存。”1926年1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纳粹党人）同共产党人自相残杀，我认为是件可怕的事。我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够同共产党领导人聚在一起谈谈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发表了一封致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信，向后者保证，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实是一回事。“你和我，”他宣称，“相互反对，但是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敌人。”[16] 希特勒早在20年代初就认为纳粹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我们的运动中，两个极端会合在一起：左派的共产主义和右派的军官与学生。这两者向来都是最活跃的成员。……共产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者。[17]

1925年秋天和次年2月间，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建议共和国征用和接管退位的各王公贵族的大庄园和财产。按照魏玛共和国宪法，这个问题要交付公民投票来决定。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建议，纳粹党同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支持这个征用贵族财产的运动。

在对待施特雷斯曼政府在鲁尔放弃对法国的抵抗和恢复赔款负担这两件事上，共产党人和德国民族主义分子一起共同猛烈谴责共和国。

在1930年秋天，纳粹党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对所有利率都规定一个4％的最高限额，无偿征用“银行和股票交易所巨头”以及所有“东方犹太人”的财产，将大银行收归国有。但希特勒命令党撤回这个法案。共产党这时却重新提出这个法案，一字不易。希特勒命令他的党投反对票。

1932年9月，新一届国会开会，共产党提出对巴本政府的弹劾动议。希特勒的党为了要推翻巴本政府，在这个动议上投共产党的票了。至于纳粹党人，他们岂不是再一次表明他们不仅是随便胡来的，而且为了要达到目的，不惜同共产党勾结。[18]

1932年11月选举的前几天，纳粹党同共产党一起在柏林举行了一次运输工人的罢工，而工会和社会党都没有支持这次罢工。

第四，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外在影响。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成功和消灭资产阶级、地主、私有制的革命实践，吓到了德国的资产阶级，使德共在国内遭到的反对更多，对立面更加强大，而加上纳粹党的反共反布尔什维克、反犹和民族主义的主张，这些垄断资产阶级、官僚集团、右派势力、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等等反对力量最后都跑到纳粹党一边了，德共的力量就更加难以阻止纳粹党的上台了。

此外，德共丧失了像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这些天才的演说家和组织家、社会活动家、革命家，而纳粹党却有像希特勒那样的天才的演讲家、组织家，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不可否认，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纳粹党的成功之道也正是德共未能阻止希特勒的原因。

[1] 摘自《列宁选集》。

[2]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3]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 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编写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55页。

[5] 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杭州大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编写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第56页。

[6] ［美］本杰明·卡特·黑特：《质问希特勒》，何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119页。

[7] 马敏：“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载《德国研究》2002年第1期。

[8]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329页。

[9] ［美］本杰明·卡特·黑特：《质问希特勒》，何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105页。

[10] ［美］本杰明·卡特·黑特：《质问希特勒》，何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112页。

[11]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72页。

[12]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72页。

[13]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31页。

[14]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71-272页。

[15] 吴友法：“走上法西斯独裁专政之路——希特勒是怎样上台的”，载《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02期。

[16]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85、251页。

[17]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第404页。

[18]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51页。

第十一章　捏着鼻子进国会：希特勒上台的合法性

霍亨索伦帝国是靠普鲁士的军事胜利建立的，而德意志共和国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却是经过一场大战在协约国手中遭到的军事失败。至于第三帝国，既不靠军事的胜负，也不靠外国的影响。它成立于和平的时期，是由德国人自己用和平的手段建立的，既产自他们的软弱，也产自他们的力量。把纳粹党的暴政加在自己身上的，是德国人自己。——威廉·夏伊勒

关于希特勒的上台，有很多的评说。我们知道，魏玛共和国诞生的背景是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的十一月革命。而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出现，却是魏玛共和国的人民群众自己跟着希特勒的纳粹主义运动跑的结果。正如威廉·夏伊勒所说，霍亨索伦帝国是靠普鲁士的军事胜利建立的，而德意志共和国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却是经过一场大战在协约国手中遭到的军事失败。至于第三帝国，既不靠军事的胜负，也不靠外国的影响。它成立于和平的时期，是由德国人自己用和平的手段建立的，既产自他们的软弱，也产自他们的力量。把纳粹党的暴政加在自己身上的，是德国人自己。这一点，在1933年1月30日中午，当兴登堡总统按照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把总理一职的重任委诸阿道夫·希特勒的时候，很多德国人，也许可以说大多数德国人，都是没有意识到的。但是，他们不久就要体会到这一点了[1] 。

方针决定未来，宪法保证成功

1924年12月下旬希特勒从兰德斯堡监狱中出来后，发誓“必须采取新的方针”，“将不再企图通过武装政变来取得政权”，“而是要捏着鼻子进国会同天主教议员和马克思主义者议员打交道”，“要把纳粹党重新建设为一个只通过宪法手段攫取政权的政治组织”，而走合法夺取政权的道路。

希特勒之所以重新选择了合法路线，向巴伐利亚总理保证纳粹党将在宪法的体制内进行活动，用他自己的理由说，主要有两点。第一，通过奋斗取得的成效，“至少结果能够得到他们自己的宪法的保证”。第二，在合法路线上，通过选票来夺取政权，只是时间问题，“迟早我们会得到多数选票——下一步就是得到德国了”。我们不得不说希特勒的确有预见性，实事也正是如此，魏玛宪法保证了纳粹党的选举成果，当纳粹党得到多数选票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时，德国也就实实在在地变成希特勒的了。魏玛宪法及其确立的民主制度，变成了保证希特勒合法上台的法律制度基础。这就是走合法路线得到的好处。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纳粹党不改变其暴力革命的路线，还是靠武装夺取政权的纳粹运动，也就是说违反宪法，那么显然支撑宪法的力量——军队、警察、监狱就会把纳粹党送回老家去。

希特勒上台符合宪法吗

关于希特勒上台的合法性，有不少文章在讨论或者质疑。德国的格哈德·迪尔歇尔教授曾指出：“希特勒宣称：他上台执政是合法的，是有1933年1至3月间的法律作依据的。这是他为巩固政权而发表的最能蛊惑人心的一种言论。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全体文官、法院以及德国武装力量效忠于他。而武装力量正是构成魏玛共和国的重要权力因素，而且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国社党）当权时，如果没有希特勒的上述言论，我们至少可以设想，武装力量仍是唯一可能成功地发动反希特勒抵抗运动的权力因素。此外，这种说法还确保了那些非国社党人的大多数老百姓对所发生的政治事件的容忍。最后，它还保证了以其他方式都无法得到的老总统兴登堡的必要合作。因此希特勒的恐怖和非法的国家的建立，事实上是否通过了合法的和合乎宪法的方式，乃成了无论对宪法史还是对法学理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格哈德·迪尔歇尔教授的结论是：“只有从这种对法律的全盘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我们才能理解希特勒纯粹是利用法律和宪法的各种可能性，把它们作为夺权手段的这种冷酷无情的做法。”[2]

关于这个问题，在格哈德·迪尔歇尔教授的论述中有几点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当事人希特勒自己声称其上台执政是合法的。希特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最有参考价值。因为他自己对其行为的合法性最了解，对如何才能做到合法最清楚，对非法夺取政权的后果最明白。

第二，其他人对这个问题的评价和看法。在格哈德·迪尔歇尔教授看来，希特勒上台表面上是合法的，但这种做法与所有的文明价值观念相矛盾，甚至也和与希特勒结成联盟的民族党和其他保守党派的观念相矛盾。因此这种合法性纯粹是利用法律和宪法的各种可能性，把它们作为夺权手段的这种冷酷无情的做法。“希特勒在就任总理时照例宣誓要维护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尽忠职守。然而，随后几周和几个月所发生的事件表明，他的誓言只是如前所说的玩世不恭而已。”[3] 格哈德·迪尔歇尔教授是德国人自己看其历史人物的结论。既有形式法治上的肯定，也有实质法治意义上的批判。应当说还是比较客观和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三，纳粹党是通过人民的选举进入国会的，希特勒是兴登堡总统任命而上台的。而这两条都是符合魏玛宪法的。因此，形式上的合法性是具备的。可以想象，在1933年的德国，在6000多万德国人当中，有人会认为希特勒的上台是不合法的吗，即使是其政敌共产党，也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然，希特勒的合法道路的选择，这条路线方针的制定，是其成功之道的重要方面，但是，在魏玛共和时期，共产党也参加了议会选举，势力一度也很大，为什么没成功夺取政权？其他党也如此，可见，合法性是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和宪法制度基础。在此之外，纳粹党的成功之道还有许多因素，如得到相对多数的支持。主张民族主义，得到君主保守主义支持；反犹太人得到反犹太主义的支持；主张军国主义、反《凡尔赛和约》得到军方和民众支持；社会政策得到工人支持；反共得到大资本家的支持等等。

魏玛宪法的缺陷问题

探讨希特勒上台是否符合宪法，其实是要进一步讨论希特勒的上台是否就是因为魏玛宪法原因的问题。

有人认为， “魏玛共和民主”，其实是一种并没有根除专制的民主，是一种以“共和民主”掩饰着的专制。“十一月革命”并不是经过充分酝酿的革命，“共和国”并不是“旧专制”下的某种成熟的革命形势的自然产物；魏玛宪法从法学的角度讲可谓当时资本主义各国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但实质上不过是旧专制的护身符：“总统内阁”制的实行最终导致了共和国历史的终结、专制德国的再生。[4] 这就是说，魏玛共和民主实质上是专制，总统内阁制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魏玛宪法只有宪法的形式，而缺少宪法的实质内容，只有宪法的躯壳，而没有宪法的灵魂。

有人认为， 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废墟上，以严谨和理性著称的德国人设计了他们的宪法——魏玛宪法，这是20世纪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结构严谨到几乎完善，条文令人钦佩，读起来使人觉得完美无瑕的民主制度似乎就此获得了保障。然而这完善的民主宪法却没有能够为魏玛带来稳定的宪政状态。因为魏玛宪法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是总统的权力过大；二是绝对比例代表制的采用。

总统的权力过大的体现，是魏玛宪法赋予总统具有英国君主的地位——对外代表国家、主持国家重要庆典之外，还给予美国总统式的实权，统帅海陆空三军，有任命总理和国家官吏的大权，其任命权不受议会的约束，同时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总统还有宣布紧急状态的特权。总统可以在紧急状态时局部或全部取消宪法规定的各项民主自由的权利。宪法这样规定的总统的权限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71年德意志帝国规定的皇帝的权限。德意志帝国皇帝宣布紧急状态时须事先宣布戒严，并且是在国会休会期间。而魏玛共和国宪法颁布之后，到1932年为止，总统宣布紧急状态有233次之多。仅1930年到1932年短短三年中，宣布紧急状态有191次；相反，国会颁布法令的次数是135次；而国会开会的次数是148次。可以看出议会民主制在经济危机的年代其民主性大大削弱。魏玛共和国没有一届国会是满了任期的，因而魏玛共和国的总统也被称为“皇帝的替身”。

宪法第二个缺陷是绝对比例代表制的引入及其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魏玛宪法以完全的民主和自由著称，共和国的国会由年满20岁的公民按照普遍、平等、直接、秘密以及按比例代表制的原则选举产生。这种设计可谓用心良苦，为了体现“政治权力属于人民”，用此选举制度来使自由和民主权力普遍化。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政党即使仅获得2％的选票，它也相应地会在国会中占有2％的议席。这样，一些规模很小的政党，如早期纳粹党，就有可能得到生存的机会，而这在英国的优胜者获胜的选举制度中根本就不可能。绝对比例代表制实际上鼓励了政党的泛滥，从而使某一政党在国会中拥有简单多数几乎不可能”。实际上魏玛宪法的制定者们对于权力的普遍化，比对于权力的稳定性，更感兴趣。德国有着长期分裂的历史，国家的统一历史相对短暂，地方分裂主义倾向一直对统一权威产生影响，在第二帝国时期，德国就是一个多党并存、意见分歧的政党体制，第二帝国的政治运作，完全是在俾斯麦玩弄政治伎俩的基础上运行的，社会政治制度成为俾斯麦游戏的对象。德国在一战失败后，社会矛盾重重，各种势力和集团根据突然来临的完全的自由和民主，纷纷组成政党。绝对比例代表制可以说反映了德国政党力量结构和公众舆论的分布，但另一方面强化了多党纷争的局面。于是人数极少的党派也可以在议会中依据权利随意叫嚣，尤其是像纳粹党一类歪门邪道的政治组织。民主政治运作的有效性严重地没有得到体现。可以说魏玛宪法对于自由民主宪政制度的稳定性要求，熟视无睹[5] 。

有一种观点认为， 1933年1月30日，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这标志着魏玛共和国的终结与希特勒独裁统治的开始。因希特勒似乎“很明显”不是依靠纳粹党在国会中的多数（它在此前的大选中只获得33.1％的选票），而是通过兴登堡的任命上台的，人们在寻找魏玛共和国失败原因时，除了肯定一战战败以及《凡尔赛和约》、世界经济大危机等因素的重大影响以外，自然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魏玛共和国政治制度上。而魏玛宪法中的国会与总统二元制，尤其是总统的权力，难免成为批评的焦点。一种比较普及的观点认为，魏玛共和国的失败以及希特勒的上台与魏玛德国总统的权力太大、国会权力太小很有关系。有论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魏玛宪法文本以及希特勒上台前兴登堡总统内阁与国会的斗争过程都表明，魏玛共和国的总统与国会二元制是名副其实的二元制，总统与国会之间是势均力敌、难分上下的关系。由于艾伯特时期（1919—1925）总统与国会同属共和民主阵营，宪法设计的两者之间的相互对抗与制衡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而在1930年3月兴登堡实行总统内阁制、以兴登堡为旗帜的总统派试图压倒国会时，那种二元对抗与制衡机制才真正启动。但是将近三年的实践表明，总统的权力不足以压倒国会，最后总统派只得向国会妥协，把政权交还给国会。但是纳粹党却在总统派与国会的斗争中异军突起，成为国会的主力军。国会最后的胜利成了希特勒的胜利。兴登堡本是不愿意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如果魏玛宪法赋予了总统更大的权力，兴登堡就不必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而兴登堡最后希望得到的权力之小，内容之平凡，是人们难以预料与想象的。

因此，在中外学术界对魏玛共和国灭亡与希特勒上台原因的研究中，人们一般都强调魏玛宪法二元制中总统权力的作用。实际上，希特勒不仅是依靠以总统兴登堡为旗帜的德国保守势力，更是依仗着国会不可动摇的宪政地位上台的。魏玛宪法中国会与总统之间是势均力敌、难分难解的二元关系，正是这种二元制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6] 。

也有人认为，并不是魏玛宪法导致共和国的衰落和垮台。1923年之后的几年，魏玛共和国出现了比较繁荣和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这种局面之所以不能保持而被削弱，是因为政府代表了国会中的许多政党、源于非常复杂的政党联盟，还因为一旦联盟出现了危机，政府就要被迫辞职，因而它不能实行明确的社会政策。此外，那些起草和通过魏玛宪法并坚定站在魏玛宪法立场上的各政党，即作为最大党的社会民主党，还有天主教的中央党、德国民主党的左翼自由主义者等，在国会中未获得多数席位，因而只能在政府与国家主义的保守的中产阶级政党组成变化无常的政党联盟。而在这些右翼政党中，存在着一种对共和国极其反感的情绪，而对1918年以前帝国时期中产阶级与君主妥协的那种旧秩序则极为眷恋。随后的那些岁月里出现了一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这种因素是由于中产阶级右翼的大部分人并未完全接受共和国的缘故。这种态度有可能酿成政治上的致命伤，因为共和国正承受着外部和内部的极大压力：《凡尔赛和约》要求割让领土和支付赔款，这在德国人看来是一种耻辱，而赔款则意味着要承受经久的经济负担。1922年至1923年间，通货膨胀引起的经济萧条使大部分中产阶级，尤其是下层中产阶级，失去了经济上的安全保障。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害怕工人阶级的各种政治和社会的要求，因为社会民主党代表了这些要求。尤为重要的是，这些要求被写进了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去的德国共产党的纲领。而这一纲领在中产阶级看来是对他们的侵犯。

我们只能把上述种种问题归结为一个带有共性的问题。帝国的君主与中产阶级联合统治的体制掩盖了工业社会的种种问题，也把调节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集团和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拖延下来，未能解决。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在它存在的短暂十四年中，也没有能力完成这种内部调节。由于上面所提到的内外压力以及各种危机过于深重，政府更迭不断，决策权力有限。1929至1933年间发生了席卷全世界的经济恐慌。希特勒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兴起，这只能被理解成一个远未发展的德国社会在向现代化和多样化的工业社会过渡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的产物。完全可以肯定，不是“魏玛宪法”导致共和国的衰落和垮台，不过，它也未能对此采取有效的防范[7] 。

上述的种种观点，从对历史事件的评说看，各有其理。那么是魏玛宪法的缺陷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吗？显然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即便是从魏玛宪法本身的角度看，也未必就是如此。还是那句老话，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现，背后都是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多种多样的原因的交织，希特勒上台的原因和条件也是多方面的，魏玛宪法的一些不完善的规定和制度设计，最多不过是一些条件而已。同样是一部魏玛宪法，摆在那里10多年都没有变化，但是纳粹党却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变化，显然根本原因不在宪法本身。同样的制度设计，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不同的作用，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正如丁建弘先生所言：“那种把造成议会民主制危机的原因当成是魏玛议会民主制本身痼疾的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8]

堵塞希特勒式人物上台的通道：魏玛宪法的经验教训

那么考察希特勒极权主义者的上台，从魏玛宪法的角度看，究竟有哪些经验教训，有哪些不足而需要完善的地方呢？应当说，在这方面德国人自己的认识和做法，或许更加深刻和权威。比如，格哈德·迪尔歇尔对此有深刻的论述。他指出，《魏玛宪法》主要是在比例代表制和总统职权特别是第四十八条上的经验教训。他说：众所周知，魏玛宪法是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陷入崩溃时出现的。因此，它是德国第一部共和与民主的宪法。它实际上意味着满足了德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长期以来的愿望。自由主义是在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欧洲“旧制度”解体中已经产生的。直到1918年，这种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在国家组织和宪法形式问题上一直在与君主贵族势力作斗争。在1848年的革命中，这种自由主义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保罗教堂召开的国民会议和他们所起草的宪法中，得到了最强有力的表现。然而，这种自由主义在那时受到了以普鲁士和奥地利为首的德意志各邦国王侯势力的反对而功败垂成。1871年，俾斯麦领导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自由主义的政治目标只是部分地得到实现，这就是国家的统一和拥有立法权和预算权的国会的设立。而另一方面，恺撒（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仍旧掌握任免政府的大权。结果，只是到了魏玛共和国才第一次把民主和主权在民的原则付诸实践。所以，民主和主权在民的原则在魏玛宪法中得到突出的强调是不足为奇的。计算所有选票按比例地得出国会代表人数这种比例代表制使一大批小党有机会发表政见。其次，不是宪法法院，而是由人民直接选举的联邦总统成了“宪法的监护人”。这就是说，总统成了政府和议会之间的制衡力。根据宪法的授权，联邦总统可影响政府的组成，而在政党林立、缺乏明显多数和存在多种政党联盟的情况下，总统的这种影响力意味着一种极重要的权力。在危机时刻和没有明确多数的情况下，联邦总统有权发布命令解散国会并举行新的选举。最后，魏玛宪法中著名的第四十八条，赋予总统在危机状态下的紧急权力。这项条款尽管文字简短但意义却很重大。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这样写道：“联邦总统于德意志联邦内之公共安宁秩序，视为有被扰乱或危害时，为恢复公共安宁及秩序起见，得取必要之措施……”为达到此目的，该条款还继续规定：准许总统取消一系列的重要基本权利，例如人身自由权、住宅保护权、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以及结社自由等。该条款所说的“措施”包括类似于法律的命令，换言之，就是用命令取代法律。然而，殊不知按分权原则，法规的制定权在帝国时期就已归国会所行使。由于享有发布所谓紧急命令（它本应置于法律之下）的权力，联邦总统不仅能够取消、修改和补充法律而且甚至可以如上提到的那样干预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当今的联邦德国基本法明确规定了宪法优先于法律的体系，而在魏玛宪法却被颠倒了：紧急状态命令本是置于法律之下的从属法规，但它不仅能限制基本权利，甚至能取消国会与政府之间的分权。魏玛宪法当时所以做这种安排是考虑到在紧急情况下有必要采取保护措施，同时还规定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总统是实施这一保护措施的合适代理人。常有评论说，联邦总统这个强有力的地位，使他成了一种民主的皇帝替身。我们还要回到本题，谈谈联邦总统的重要职权。正是由于魏玛宪法授予总统发布紧急状态命令权和干预宪法基本结构权，这为希特勒取得权力的情况出现提供了某种可能[9] 。格哈德·迪尔歇尔教授的论述，应当说是比较客观的。基于已经存在的历史事实分析，魏玛宪法的民主制度的设计，仅仅只是为极权主义法西斯运动成功提供了某种可能性，而不是特定的必然性。

针对魏玛宪法在制度设计上的一些经验教训，德国在战后制定的宪法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对魏玛宪法究竟有哪些问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完善作了回答。

德国历史学家、洪堡大学教授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作了如下的概括：1948年到1949年，美、英、法占区经自由选举产生的州议会的代表在波恩的议会委员会上制定了一部宪法，它吸取了1919年帝国宪法构架错误和魏玛共和国失败的教训：这就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第二个德意志的民主政体应当是一个功能强大的议会民主政体，有一个强势的、必须通过“建设性不信任投票”——即同时选出继任者——方可罢黜的联邦总理以及一个权力有限的联邦总统。与魏玛共和国不同，这里并未规定由民众进行的竞争性的立法。基本法准备好了与民主的公敌斗争，直至通过联邦宪法法院剥夺基本权利或禁止违反宪法的党派。国家基础得到巩固，使其不受即使已达到可修改宪法的大多数人意志的影响，也就是说，1933年那样的“合法”取消民主的事件不可能发生了[10] 。

格哈德·迪尔歇尔教授作了更加全面的论述：1949年通过，而后又有所补充的现行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首次试图系统回答上述的有关问题。尽管它在许多方面沿袭了1919年的魏玛宪法，然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它试图从魏玛宪法的失误中吸取教训。基本法不仅规定进入议会的先决条件是不得少于百分之五的选票，用以防止小党林立的局面，而且还通过增强联邦总理的权威（所谓“总理民主”）和通过“建设性”的不信任投票制度，使得只有另选出一个新政府时，原政府才能被议会推翻这样的途径，来稳固和加强政府的权力。基本法赋予宪法的基本原则在法律体系上较高地位和持久保证。基本法第79条规定：基本法的变动不仅要求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的三分之二多数的赞同，而且还要求“基本法只能由明文规定修改或补充基本法文本的法律加以变动”，以防止违宪。尤其重要的是基本法规定宪法的各项指导原则、分权原则、联邦结构以及基本权利的保障等绝对不得废除。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民主主义原则。最后，基本法确认进一步加强民主主义的原则。这一原则建立在保卫自由和民主的根本秩序基础上，反对它的政党就是违反宪法，联邦宪法法院通过法律程序可予以取缔。如果个人反对自由和民主的根本秩序，那么他的基本权利就得不到保障。这类问题同样由宪法法院决定。最后，还要提到一项规定，从宪法学角度看，这项规定的含义似乎还不太清楚。这就是，公职人员必须拥护自由和民主的根本秩序，否则就会遭到解雇的威胁。由此可见，基本法仅仅采取了防范措施以防止个人和党派走向与宪法为敌的道路，但这些防范只是大致的规定。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对舆论民主多样性的一定限制。这就是，政党不得组织敌视宪法的运动，否则将被取缔，其追随者不得担任国家公职，归根到底，联邦宪法法院的权力得到空前的加强，以致在某些情况下，它能钳制议会和政府的行动，而议会和政府的权力都是以直接和民主的方式被认可和授予的。基本法规定的制度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方面所显示出的价值无疑已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历史所证明。幸好，联邦共和国不但没有碰到像魏玛宪法遭受过的那些麻烦，反而从以上所说的各个方面明显地从魏玛宪法的失误中吸取了教训[11] 。

在弥补魏玛宪法的规定上，基本法有几个突出之点。

第一，同魏玛宪法相比，基本法取消了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条文里没有了紧急状态权力的规定。并且基本法第79条第3款中规定，该法第1、20两条不得修改（还有联邦制）。其中第20条规定的是人民主权、联邦制、法治、社会福利这四项宪法基本原则。所谓“不得修改”，是绝对不许触动。第1条第1款：“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它和保护它是政府的责任。”第2款规定：“为此，德国人民确认不容侵犯的和不可转让的人权是所有人类集团、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基础。”第3款规定：“下列基本权利有直接法律效力，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从而确认将基本人权通过制宪而转化为法律权利，并由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

第二，从政党上看，规定了混合比例代表制，增加了“5％的条款”。联邦议院598个议席中的半数通过选举各党派州竞选名单（第二票）来分配，另一半则通过299个选区选举个人而产生（第一票）。为了避免因众多小党的存在而使得达成多数意见复杂化，一个限制性条款，即所谓的“百分之五条款”，把这些小党阻挡在联邦议院大门之外。

第三，联邦总统不再是由全民普选产生，而是由联邦议院议员和由16个州议会选出的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的联邦大会选举产生。

第四，从联邦总理的产生看，联邦总理是联邦政府内唯一的民选职位。联邦议院就是德国的国会，议员们组成议会党团，并从其中选举产生议会议长。联邦议院的任务之一是选举联邦总理并通过认可其政策来支持其执政，议会也可以通过投不信任票来罢免总理。但是要弹劾总理，议会要进行建设性的不信任动议表决，即先要选举出一个新的总理。新程序的目的是要比魏玛宪法拥有更好的稳定性。宪法赋予总理独自选定部长作为最重要政治部门领导的权力。总理还确定联邦各部的数量及其职责范围。他拥有制定纲领方针的职权，该纲领方针说明总理的权力，即有效规定政府工作的重点。凭借这些权限，联邦总理就拥有了可与总统民主政体下总统的政府权力相当的领导手段。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第五，赋予宪法法院重要的宪法监督权。

联邦宪法法院是德国战后民主的代表性机构。基本法赋予它如下权力：如果它确认某项民主秩序下产生的法律条文违背基本法精神，就可予以废止。宪法法院只有在接到申请时才会采取行动。有权提起诉讼的可以是联邦机构，如联邦总统、联邦议院、联邦参议院、联邦政府或者其组成部分（如议员或议会党团）以及州政府。在“宪法争议案”中，宪法法院保护基本法中规定的三权分立和联邦制国家原则。为了使议会中的少数派也可以求助宪法法院，议会议员达到三分之一即可针对某法律条文提起上诉（“抽象法规监控诉讼”）。此外，如果公民认为自己的基本权利受到政府行为侵犯，基本法赋予他“宪法诉讼”的合法权利。毕竟当认为某项法律违背宪法精神时，每家德国法院都有义务向宪法法院提起“具体法规监控诉讼”。联邦宪法法院在宪法解释方面对整个司法拥有垄断权。

[1]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74页。

[2] 格哈德·迪尔歇尔，李后霖：“关于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取得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1986年01期。

[3] 格哈德·迪尔歇尔，李后霖：“关于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取得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1986年01期。

[4] 周威：《宪法的躯壳与灵魂——五四宪法与魏玛宪法的相似性及启示》，中国宪政网，2006年3月25日最后访问。

[5] 陆梅：“魏玛共和国的灭亡和德国早期民主制的终结”，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6] 景德祥：“魏玛宪法二元制与希特勒的上台”，载《史学理论研究》（京）2006年4期。

[7] 格哈德·迪尔歇尔，李后霖：“关于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取得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1986年01期。

[8]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335页。

[9] 格哈德·迪尔歇尔，李后霖：“关于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取得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1986年01期。

[10] ［德］彼得·欣特雷德：《德国概况》，同济大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研究所译，Societsts-Verlag Frankfurt am Main出版，2005年12月版。

[11] 格哈德·迪尔歇尔，李后霖：“关于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取得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1986年01期。

第三编　Chapter 03　极权之路：希特勒建立法西斯独裁专制统治

极权之路：颠覆民主法治制度/希特勒得逞：极权主义对决民主法治/希特勒极权主义思想体系

第十二章　极权之路：颠覆民主法治制度

希特勒在他掌权后毫不隐瞒他对受法律约束的不满和对律师的蔑视。他蔑视任何被迫或自愿服从法律，因为法律是他夺权的障碍，是实现他自认为要达到的目标的障碍。——格哈德·迪尔歇尔

当纳粹党占据国会时，当希特勒登上总理的宝座时，标志着纳粹主义胜利的旗帜在魏玛共和国的上空飘扬起来了。

但是，魏玛共和国还是共和国，魏玛宪法还是魏玛宪法。

在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下，在魏玛宪法的法治框架内，希特勒通过合法道路取得政权的情况，其他政党和人物也能复制。

因此，在希特勒看来，魏玛的民主制度该死，魏玛宪法该亡，合法上台的路线只能是纳粹党自己走，其他政党及其领袖不准再利用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法治制度来取得纳粹党已经取得的政权。过完河就应该拆桥。

现在，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法治制度对已经掌握政权的希特勒和其他可能利用这个制度来取得政权的党派而言，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换句话说，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法治制度本来的重要意义在希特勒脑子中都没有了意义，反而成了希特勒上台之后巩固政权的主要威胁。正如格哈德·迪尔歇尔教授所说：“希特勒在他掌权后毫不隐瞒他对受法律约束的不满和对律师的蔑视。他蔑视任何被迫或自愿服从法律，因为法律是他夺权的障碍，是实现他自认为要达到的目标的障碍。”[1]

这个目标是什么？

“在这个前维也纳流浪汉身上，保守的阶级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能乖乖听话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人。毁灭共和国只不过是第一步。他们所希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德国，这个德国在国内能够不再搞什么民主的‘无聊玩意儿’，剥夺工会的权力，对外能够废除1918年的判决，挣脱《凡尔赛和约》的枷锁，重建一支强大的陆军，以其军事力量恢复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也是希特勒的目标。”[2]

也就是说，按照希特勒的逻辑，只有把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才能达成其目标；只有摧毁魏玛的民主法治制度才可能集权！希特勒又一次选择了在合法的外衣下实现极权主义的运动目标。

因此，希特勒的攫权之路，也就是魏玛共和国民主法治制度的覆灭消亡之路。

希特勒攫权行动完成之时，也就是魏玛共和国民主法治制度寿终正寝之时。

希特勒的攫权行动，并不是慢慢地进行，而是在1932年1月30日上台后，马上就展开了急风暴雨式的行动，仿佛一天也等不下去了。

“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时代所形成而从来没有忘记的理论是：革命运动取得政权的道路是同国家的某些有势力的机构结成联盟。现在在实践中完全按照他预计的那样实现了。总统在陆军和保守分子的支持下，任命了他为总理。他的政治权力虽大，但仍旧是不完全的。同他分享这个政治权力的，有上述三方面的势力，正是靠这三个方面，他才得以上台，而这三方面却都置身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之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运动还是不信任的。因此，希特勒的当前任务是迅速地剥夺它们的驾驭地位，使自己的党成为国家的唯一主宰，然后以极权主义政府及其警察的力量，实行纳粹革命。他上任还没有满24小时，就采取了第一个果断行动，把自以为已经‘掌握’他的、老实可欺的保守分子诱进一个圈套，发动了一系列不是由他主使的就是由他控制的事件，在6个月之后终于使得德国完全纳粹化，他自己也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和取消了联邦的一个国家的独裁者。”[3]

攫权行动第一步：阴谋策划

1933年1月30日内阁会议

希特勒在其宣誓就职5小时后即1933年1月30日下午5点钟，就迫不及待地召集了他的有重大影响的第一次内阁会议，研究解散国会和举行新的大选之事。之所以召开这次内阁会议，是有复杂背景的。

第一，希特勒上台后成立的“民族团结政府”内阁11名成员中，纳粹党只占3名，其余是以前总理巴本为首的保守势力。巴本是希特勒内阁的副总理，同时兼任普鲁士邦总理。根据组阁时的约定，总统不单独接见希特勒，只有在副总理巴本的陪同下，才能听取希特勒关于工作的请求和汇报。希特勒在内阁中既要受总统权力的限制，又要受以巴本为首的其他保守势力阁员的制约。这种情况显然是希特勒急于要改变的。

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后拜见总统兴登堡。

第二，“希特勒内阁不是总统制内阁，而是一个必须取得议会内多数支持的内阁。”[4] 这就是说，兴登堡在任命希特勒为内阁总理时，要求他要取得国会中的多数支持，而不是像巴本和施莱谢尔内阁，是依靠总统的命令来进行执政。

这一点很重要。

这也是兴登堡任命希特勒的前提条件。

兴登堡原本是很不情愿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如果不要求希特勒的内阁是一个依靠国会内多数支持的内阁，那么兴登堡就宁肯任命他的朋友巴本而没有必要任命他不情愿任命的希特勒。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希特勒占据国会第一大党的位置对他取得政权是多么的重要。

因此，这次内阁会议的核心和实质作用，就是希特勒既想满足总统的要求，也想通过种种手段来获取国会的多数支持。但是，纳粹党的现状是1932年11月6日的选举中只取得了196个席位，加上参加内阁的民族党的51个席位，在国会583个席位中也还是只占有247个席位，不足以构成多数。

第三，通过阴谋诡计解散国会，利用已经上台执政的便利条件重新选举来达到希特勒的目的，成了纳粹党的攫权的重要战略。

为此，在新政府成立后的头几个小时中，希特勒就派了戈林去同中央党领袖谈判，如果争取到中央党的70票的支持，就可在国会取得多数的支持了。但是没谈成，因此戈林建议解散国会，举行新的选举，希特勒立即表示同意。休根堡的建议是取缔共产党，把他们的100个席位取消后，纳粹党和民族党在国会中就占多数了。最后，内阁会议商定：“由总理本人在第二天上午同中央党领袖会谈，如果谈判没有结果，内阁就要求举行新的选举。”

“希特勒很容易地使谈判没有什么结果。他请中央党领袖卡斯主教提出了一张问题清单，作为谈判的基础，结果卡斯主教提出的等于是要求希特勒保证按宪法来进行统治。但是希特勒却蒙骗卡斯和他的内阁阁员，向后者伪称，中央党提出了非分的要求，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他因此建议，要求总统解散国会，举行新的选举。这样一来，休根堡和巴本就落入了圈套而不能脱身，他们只好同意他，虽然在同意之前迫使这个纳粹党领袖作了庄严的保证，不论选举结果如何，内阁组成依旧不变。新的选举定在3月5日举行。”[5]

对此，有著者作了这样的评论：“残存的魏玛议会民主制依然存在，纳粹党在国会中的席位又不占多数，在584个议会席中，只占196席，建立一党独裁，也面临议会制度方面的障碍。希特勒认为能否执掌政权，不重蹈前几届内阁的覆辙，不被总统颁布的紧急法令而解散，关键是纳粹党要获得国会多数的支持，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争取国会的多数的支持以至最后废除议会民主制，是希特勒上台后采取稳定政权的一个重大措施。为此，他上台后不到两天，通过精心策划，冲破政治对手的阻挠，实现了解散国会、由总统签字同意于3月5日重新举行国会选举的目的。”[6]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德国政治家，演说家。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擅长讲演，被称为“纳粹喉舌”。

1933年1月31日，即希特勒上台当总理的第二天又召集其同党戈培尔等开会，并定下了对共产党进行斗争的方针。明确：“目前我们暂不采取直接的对抗行动。必须先让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尝试爆发出来。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要采取行动。”

1933年2月1日，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第一次内阁会议的核心内容很快就公之于众。

希特勒的新政府发布了第一号文告，宣告：兴登堡总统宣布解散国会，并定于3月5日举行新的选举。

攫权行动的第一步，按照希特勒的纳粹党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攫权行动第二步：迫害共产党、逐步取消人民基本民主权利

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希特勒首先企图排挤共产党议员，清除共产党破坏的危险。

1933年2月2日，希特勒政府宣布禁止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取缔了共产党的集会，封闭了共产党的报纸，警察搜查了柏林的德共中央委员会大楼[7] 。

1933年2月4日，希特勒政府颁布《总统关于保护德意志人民的紧急法令》，这项法令借口“建立最有权威、最强大的国家领导机构”而赋予国家机构较大权力，禁止在“至关重要的”企业里举行罢工和各种政治集会与游行；在“可能导致对公众安全有直接危险”的情况下，没收并在限定时间内禁止“其内容涉及危害公众安全和秩序”的印刷品[8] 。

罢工、集会与游行是工人阶级政党手中的主要武器。因此，纳粹党可以任意解释成禁止一切罢工、集会与游行的法令针对的工人阶级政党，主要是共产党，当然社会民主党也是跑不掉的。各政党露天集会，特别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不是被禁止就是被破坏。同时，为了在大选中取得绝对胜利，这个法令想对付谁也就可以对付谁，范围是没有限定的。特别是禁止相关“印刷品”的规定，实际上无异于剥夺新闻自由的“新闻紧急法令”。当纳粹党控制了政府资源，而其他政党连印刷品都不可以发放的话，魏玛宪法规定的自由平等的选举制度，也就快死了。

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Wilhelm Gring，1893—1946），纳粹德国帝国元帅和空军总司令，纳粹德国的二号人物。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绞刑，在行刑前服毒自杀。

随后，纳粹党人戈林利用合法的兼任普鲁士内政部长的政府职务之便，很快就控制了占德国2/3面积的最大的邦——普鲁士。

戈林先是在人事上进行控制，起用冲锋队长和党卫队长等纳粹党人来占据政府的职位，而把普鲁士好几百名共和派官员免职。

1933年2月17日，戈林又以普鲁士内政部长的名义发布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同冲锋队、党卫队、钢盔队为难[9] 。同时，要求警察“以最强硬的手段对付与国家为敌的组织的活动”，必要时可以使用枪支，在“执行此项任务时使用枪支的警官不论其所造成的后果如何均受到我的保护；反之，凡因错误的照顾而执行不力者，则将追究其失职的刑事责任”[10] 。这等于公开号召占德国2/3面积的一邦（普鲁士）的警察可以开枪打死一切反对希特勒的人[11] 。

1933年2月22日，戈林组织2.5万名冲锋队、1.5万名党卫队、1万名钢盔队的人成立了一支总共5万人的辅助警察部队，把普鲁士的警察力量控制在纳粹党的手中。这些人组成的队伍，名义上是辅助警察部队，也就是说还不是正规的警察，有些像“临时工”执法队伍，但从其后的历史看，他们比正规警察厉害多了。

1933年2月24日，戈林的警察闯进早已人去楼空的共产党在柏林的办事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搜查出了还堆放在地下室里的宣传小册子。从常理看，共产党留下的这些宣传品，就其内容来说，当然会体现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和一些鼓动性的语句，这足够拿来说事了，更何况是有文字为凭。戈林据此就在一份官方公报中宣称：“搜获的‘文件’表明共产党要发动一场革命。”在集权的道路上，共产党有任何把柄落在希特勒手上，纳粹党都会毫无保留地加以利用发挥，这两个都想按照自己的主张来建立政权实现不同专政的政党，必定是容不下另一个的。

攫权行动第三步：火烧国会，国会纵火案法令

1932年2月27日的国会纵火案，是纳粹党破坏德国民主法治制度的一个标志性的动作，这场火大大推进了希特勒颠覆魏玛共和国民主法治的进程。没有这个事件，后边的国会选举可能就不会是这个样子，摧毁魏玛宪法的“授权法”很难说就会这么快出笼。

国会纵火案的情况

1933年2月27日晚上9点多钟，国会大厦后门附近的国会食堂蹿出了火苗，熊熊大火冲破了层层的夜幕。接着，国会官员休息室、国会大厅、议员物品寄存间、议会厅纷纷起火，火势迅速增大，其中尤其以议会厅火势最猛，国会大厦浓烟滚滚，火焰顿起，很快火舌吞噬了大厦的中央圆顶，这座用10年时间建成的巨大建筑物笼罩在浓浓的烟雾和火光之中。

勃兰登堡凯旋门派出所于9时15分就接到了一位民间人士的报告，巡查部长拉泰特带了两名警察立即驱车直奔国会大厦。几乎与此同时，位于林登街的消防总署接到火警报告，立即命令离国会大厦较近的第六和第七消防队出动。一时间，警笛阵阵，惊醒了柏林城，国会大厦附近顿时忙乱起来。拉泰特巡查部长指挥消防车准备从南侧的二号便门进去，但这个便门关着，只好绕到北侧才从五号便门进入国会大厦，这时国会守卫长舒克拉诺维支也来了。

拉泰特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火石，在断定是放火之后，便带着一名警察反身跑出五号便门，去请求增援。

舒克拉诺维支同另一名警察继续边察看火势边扑火，走到大厦东南部的“俾斯麦厅”。厅里面一人看到警察转身便走，两人立即追进去，端枪高喊：“站住！举起手来！”

那个男人浑身发抖，话音未落就站住了。

“为什么放火？”舒克拉诺维支问。

男人情绪激动，脱口道：“这是信号！这是革命的烽火！”

被烧的国会大厦。

被烧的国会大厦。

搜查男人的裤兜，掏出了传单和护照，传单原来是德国共产党发行的“阶级斗争”。护照上贴着一张免冠照片，上写：“玛丽努斯·范·德·卢贝，1909年1月13日生，莱登·荷兰。”

逮捕了卢贝之后，舒克拉诺维支拿到钥匙，打开了二号便门。

救火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着，在消防队员的奋力扑救下，食堂等处的火势很快被扑灭了，只有议会厅仍是一片火海。

接到纵火通知后赶来的刑警，在政治警察部长鲁道夫·狄尔斯的指挥下，开始了侦查。刑警们向国会大厦的守卫、职员和闻声赶来的纳粹党议员询问情况。

“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是谁？”

守卫温特答道：“是共产党议员托格勒和凯念。”

温特又被问到他们离开的时间，他答道：“晚上10时。”

三名纳粹党议员提供的证言是：“当天上午，托格勒会见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共产党议员团室许多人进进出出，很忙乱。”

9时30分，身为国会议长和普鲁士内务部长的戈林首先很快赶到国会大厦现场。他兴奋得有点失常，满脸通红，两眼放光，头上冒着汗，喘着粗气，挥动着双拳，对新任的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大声喊着：“这是共产党干的！共产党的革命开始了！这是共产党反对新政府的罪行！我们一分钟也不能等待。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共产党干部一经查获，当场格杀勿论。今天晚上就把共产党议员统统吊死！”

9时半至9时45分，议会厅的火势达到高潮，站在十公里以外可看到从房顶喷出的浓烟和火焰。直到11时，才完全扑灭。

10时20分，希特勒和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也匆忙来了。他和元首“以1小时60英里的速度从夏洛登堡公路驰赴犯罪地点”。他们一到火灾地点就马上宣称，这是一件罪行，这是一件共产党犯的罪行。听取汇报和采取初步措施后，10时30分，希特勒在幸免于难的议长室召集了政府首脑会议。希特勒在会上激动地说：“这是共产主义者干的勾当，这是天佑！光耀德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到来了！诸位，你们马上就会看到的。”

国会纵火案发生后，普鲁士邦政府首脑接着在内务部召开了治安对策会议。会上，政治警察部长鲁道夫·狄尔斯说明了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的一段情况。紧接着他提出了一份逮捕名单。然后警务局局长路德维希·格劳埃尔特提出了一项旨在扩大侦查权限的法案。这时距纵火案发生还不到五小时，速度之快，竟连当时的内阁副总理冯·巴本都感到吃惊。纵火当晚，戈林即下令逮捕德共党员和反法西斯人士，查禁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报刊，封闭德共办事处。根据魏玛刑法规定，警察对有犯罪之虞的人，只能拘留24小时。可是，纳粹政府一上台，普鲁士邦便修改了这项规定，改为可以拘留3个月，只是附加了一个条件，即被拘留者如果不服，有权上诉到法院。这样，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人、和平主义者、进步知识分子、律师和新闻记者遭到当局逮捕。2月28日，普鲁士政府发表了一个长篇声明，宣称它搜获的共产党“文件”证明：要焚毁政府大厦、博物馆、宅邸、重要工厂……要把妇女儿童送到恐怖团体面前处死……焚毁国会是流血暴动和内战的信号……已经确定，今天要在德国全国对个人，对私有财产，对和平居民的生活采取恐怖行动，发生全面内战。它保证发表“证明共产党阴谋的文件”，但是这个诺言从来没有兑现过。不过，普鲁士政府既然保证这种文件确实存在，这一点已经足够使许多德国人深信不疑了。3月3日即选举的前夕戈林在法兰克福说：德国同胞们，任何司法上的考虑，都不能妨碍我的行动……我不必担心法律，我的任务就是斩草除根，别无其他！……当然，我要充分利用国家和警察的力量，因此，亲爱的共产党朋友，不要得出任何错误的结论。而且要明白，我要同台下这些人——褐衫队员——一起领导这场殊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要掐住你们的脖子。

2月28日德国共产党议员团团长托格勒在他的朋友、律师的陪同下，去柏林警察厅说明情况，谁知他刚到就立即被作为纵火嫌疑犯被捕；而凯念则流亡到了巴黎。3月3日，德国共产党总书记恩斯特·台尔曼也落到警察手里。3月9日，共产国际西欧局负责人、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因饭店侍者赫尔麦的告发而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另外两位保共活动家布拉戈伊·波波夫和瓦西里·塔内夫。

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季米特洛夫（Georgiy Mikhailovich Dimitrov，1882—1949），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1902年他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1919年5月，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社会主义者）改组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季米特洛夫继续担任党的领导工作。1923年领导9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933年3月9日，纳粹警察局以“参与纵火”的罪名逮捕了当时正在柏林的季米特洛夫。9月21日，德国在莱比锡开庭审讯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宣称纵火案是纳粹的策划。最终，法院宣判季米特洛夫无罪释放。1935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1944年9月9日，保加利亚君主制被推翻。1945年11月4日，季米特洛夫结束流亡返国。1946年11月，季米特洛夫出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理。1948年12月，保加利亚工人党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季米特洛夫当选为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1949年7月2日，季米特洛夫因病医治不愈，在莫斯科逝世，终年67岁。

国会纵火案的真相

关于国会纵火案的真相有不同的说法，时至今日，还有不同的声音。

1.纳粹党反复宣称，这把火是德国共产党放的，是共产党在幕后一手策划的。

第一，非常重要的事实，放火的人马里努斯·范·德·卢勃，就是荷兰共产党人。当警察审讯他时，他坦白说，火是他放的，自己是荷兰共产党党员。放火的动机是“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报复”。

第二，从现场看，国会失火是由纵火引起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在现场发现了带着导火索的汽油瓶、点火用的布头和棉纱等物品。为了便于引火，椅子的皮面也被撕裂，这些东西都放在共产党议员休息室的附近。

第三，根据普鲁士内务部发布的消息，失火那天下午，共产党议员曾在国会会议室里召开会议。议员们六点左右才离开；此外，有人曾看见共产党的国会对策委员长艾伦斯特·托尔格拉亚那天傍晚带着卢贝同行。其次，火灾发生前，2月24日，柏林警察局搜查了共产党总部李卜克内西的住所，没收了室内所有印刷品和其他物品，从中发现有共产党的暴动计划。他们打算将国会大厦、恺撒故居建筑物、博物馆和其他主要公共设施全部烧毁。

内务部的声明还补充说：“即使个别事实与本声明有所出入，但是，放火事件背后有共产党进行策划，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对此我们掌握确凿的证据。”所谓“确凿的证据”就是“共产党的暴动计划”。内务部的声明声称，这是通过2月23日新成立的“政治警察”的活动才弄清楚的。“政治警察”诞生的第二天，就开始对德国共产党总部李卜克内西的住宅进行搜查，并没收了有关共产党阴谋的许多文件。内务部的声明还说，令人吃惊的是，这座建筑物已成为暴动的大本营，里面修筑了令人发指的设施，包括暗室、地道、秘密印刷厂等等。

2.放火焚烧国会大厦是荷兰青年卢贝一个人单枪匹马干的，与纳粹党和共产党都无关。 1962年一位名叫弗里茨·托比亚斯的法学家写了一本叫《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神话和事实》一书。在此书中提出，放火焚烧国会大厦是荷兰青年卢贝一个人单枪匹马干的，他既与纳粹党无关，也与共产党无瓜葛。他是一位无所事事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悄悄地潜入国会大厦，用几根木炭点燃了这座高大的建筑物。托比亚斯在此书中作出结论：“这不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预谋。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令人吃惊的事实：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纯属偶发事件，是一个谬误掀起了这轩然大波，并导致了以后的迫害浪潮。”

3.大多数人认为，国会纵火案是德国纳粹党策划的焚烧柏林国会大厦，借以陷害德国共产党和革命民主力量的阴谋事件。因此，这把火是德国纳粹党人自己放的。

欧美的专家学者们一直未停止对“国会纵火案”的调查，翻阅了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在经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看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瑞士伯尔尼大学历史系主任瓦尔特·霍费尔，他通过对大量历史档案的研究，排除了共产党人作案的可能性，认为“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系纳粹党所为，纳粹分子是直接纵火犯或幕后操纵者。

1968年，由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等人成立了一个“1933—1945年独裁统治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分别在1972年和1978年提交两份文件汇编集，表明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史学家，用大量的史料和确凿的证据，再次证实“帝国议会大厦纵火案”确系纳粹党所为。

“国会纵火案的全部真相究竟如何？凡是知道真相的人，今天几乎都已死绝了，大多数是在事后几个月中被希特勒害死的。甚至在纽伦堡审讯的时候，这个案件的也不能完全真相大白，这就是至今还有不同声音的缘由。但是，人们还是有足够的证据可以相当没有疑问地确定，布置纵火以图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正是纳粹党人自己。”[12]

第一，有证人证言。放火这个念头，最初是戈培尔和戈林想出来的。当时在普鲁士内政部供职的汉斯·吉斯维乌斯在纽纶堡作证说：“最初想到放火烧国会的是戈培尔。”

在战后审讯战犯的法庭上，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在供词中还说“戈林事先完全知道火是怎样起的”，因此命令他“在起火之前就准备好在起火后马上要逮捕的一批人的名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担任德军参谋总长的弗朗兹·哈尔德也在纽伦堡法庭上追述，有一次，戈林曾经吹嘘过他的业绩。在1942年元首生日的午宴席上，谈话的话题转到了国会大厦的建筑及其艺术价值。我亲耳听到戈林打断大家的话，大声地说：“真正了解国会大厦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是我放火把它烧了！”说完，他还用手掌拍着大腿。

第二，从事实看，后来在莱比锡举行审讯时就确定，这个荷兰共产党员并没有足够的引火物可以在这么快的时间内把这座这么大的建筑物烧掉。“看来很清楚，范·德·卢勃是受纳粹党人利用的。他们鼓励他去国会大厦放火。但是主要的工作是由冲锋队员干的，当然他完全被蒙在鼓里。在他潜入大厦以后两分半钟，中央大厅就剧烈地燃烧起来了。而他只有自己的衬衫当作引火物。根据专家们在审讯时提供的证词，几处大火都是大量化学品和汽油所引起的。显然，这些东西不可能由一个人带进大厦，这一个人也不可能在这么短促的时间内分身到这么多的地方，放起这么多处的火来。”[13]

第三，1933年4月26日，《曼彻斯特卫报》指出，国会纵火案是纳粹政府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一手策划的。这个报道给人们以很大的震动。5月5日，公布了德国国权党领袖奥巴弗伦自杀的消息，但人们都说是暗杀。不久，他的遗书在国外发表，内容与《曼彻斯特卫报》的消息一致。其内容可概括为：内务部有关共产党总部计划暴动的报告纯属捏造。纳粹曾要求国权党与它一起禁止共产党的活动，但国权党拒绝了这一要求。纳粹党便孤注一掷，向冲锋队和党卫军下达了在国会纵火的命令。在冲锋队长海因斯的指挥下，潜入国会议长戈林公馆通往国会的隧道进行纵火。

第四，从莱比锡庭审的情况看，尽管法庭屈从于纳粹当局，但是这次审讯使戈林和纳粹党人受到了很大的怀疑。

国会纵火案审判的最后结果是，马瑞纳斯·宛·德·卢贝被判死刑，其他三人即共产国际西欧局负责人、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保共活动家布拉戈伊·波波夫和瓦西里·塔内夫则无罪释放。

1981年12月，47年前因所谓“国会纵火案”而被判处枪决的荷兰共产党员马瑞纳斯·宛·德·卢贝已由西柏林一法院正式宣布为错审、错判。这宗冤案经过了47年得到平反是由于坎普纳博士（曾任纽伦堡国际审判战犯法庭的副总检察长）要求法庭重新审查。坎普纳是受马瑞纳斯弟弟的委托。法院的公告说，当年对马瑞纳斯进行审判是非法的，所以判处死刑也是非法的。

国会纵火案法令

1933年2月28日，即在起火后的次日，希特勒主持炮制了一项法令并使兴登堡总统签署公布，这就是法制史上臭名昭著的“国会纵火案法令”即总统关于保护人民和国家的紧急法令。这项法令自称是“防止共产党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的预防措施”，它的规定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暂时停止执行魏玛宪法中关于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7项条款。即得在相反规定的法律限度以外，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表达意见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结社和集会自由；对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对搜查住宅发给许可证件；发出没收以及限制财产的命令。

第二，授权全国政府在必要时接管各邦的全部权力。

第三，修改刑法条款，把叛国罪和纵火罪，包括持有武器的人的“严重扰乱治安的行为”判处死刑。

“国会纵火案法令”的公布实施，使“希特勒不仅能够合法地任意钳制和逮捕他的反对者，而且由于他捏造的共产党威胁得到‘公认’，也能够使千百万德国中产阶级和农民陷于恐惧之中，生怕如果他们在一星期后的选举中不投国家社会党的票，布尔什维克就可能掌握政权。大约有4000名共产党干部和许多社会民主党的及自由主义的领袖遭到了逮捕，其中包括一些国会议员，而根据法律，后者有豁免权，是不能逮捕的。这是德国人第一次尝到在政府支持下的纳粹恐怖的滋味。满车满车的冲锋队员在德国各个城市的街道中隆隆驶过，未经许可，破门而入，进行搜查，把受害者带走，投入冲锋队营房中，严刑拷打。共产党报纸和政治集会固然遭到了取缔，社会民主党报纸和许多自由主义报刊也被勒令停刊，民主党派的集会不是遭到禁止就是遭到破坏。只有纳粹党人和他们的民族党盟友可以毫无阻拦地进行竞选”[14] 。

国会纵火案是20世纪最大最有影响的案件或者事件之一。

如果突兀地发问，哪怕是对世界法制史有相当了解的人，也未必就一口肯定是哪个案件。因为二十世纪在世界法制史上有影响的案件或者事件随便一抓就是一大把。

比如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的遇刺案，成为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经过同盟国和协约国4年零3个月的厮杀，有35个国家和地区的15亿人（约占当时世界人口2/3）卷入了战争，直接用于战争的费用达1863亿美元，双方共阵亡853万人，最后以同盟国的失败和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这个案件是真够有影响力的了。

又如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确定了争吵不休的战后欧洲秩序；1945年6月，51个国家在美国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使得同年10月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1947年10月30日在美国的倡议下23国在日内瓦正式签订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这就是今天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这些法律事件在法制史上也是鼎鼎有名的了。

此外，1955年5月31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各州必须在一个“合适的”期限内取消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案件的判决；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遇刺身亡案；1972年迫使美国总统尼克松辞职的“水门事件”；1998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拉链门”案等等。

然而，国会纵火案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也都可以称为是20世纪世界法制史上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案件之一。

为什么国会纵火案是世纪大案？

将国会纵火案称之为20世纪世界法制史上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案件之一的缘由，是因为它不仅是德国法制史而且也是世界法制发展史上非常突出的、反动的案件，是一场人类法治浩劫起始的标志性事件，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这个案件是德国民主法治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转折，正如希特勒所说：光耀德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到来了！

为什么是德国民主法治制度的转折？

国会纵火案火烧国会，烧掉了德国民主法治的象征，造成了法治的灾难。这是标志性的事件，也是转折的突出和显著标志；

国会纵火案，火烧国会事件本身，为彻底颠覆法治的根本即德国魏玛宪法确定的民主法治制度提供了最好的借口，最有力的事实支撑和最好的时机；

国会纵火案中断了德意志国家的民主法治进程，从民主法治走向了极权专制独裁，改写了德国法制的历史，改写了欧洲的历史，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国会纵火案，从民主法治本身的外部形式看，以此为借口摧毁了魏玛宪法，玷污了司法；从实质看，剥夺了德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践踏了基本的人权。对此，郑寅达教授指出：1933年2月27日晚发生的国会纵火事件，彻底废除了《魏玛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而抽掉了法治国家的基础[15] 。

著名历史学家汉斯·莫姆森认为，这项法令使德国从此迈出了“走向希特勒无限制独裁的决定性一步”[16] 。

攫权行动第四步：授权法

摧毁议会民主制的宪法基础，国会名存实亡

1933年3月1日，根据“国会纵火案法令”，纳粹党政府宣布共产党意图暴动，对共产党进行镇压。3月2日，纳粹党冲锋队占领了全国所有共产党党部。3月3日，德国共产党总书记恩斯特·台尔曼也遭警察的逮捕。

1933年3月5日，在纳粹党的种种恐怖和威胁的气氛中举行了新的国会选举。纳粹党动用各种政府资源和手段来取得选票。

选举的结果是：纳粹党得票17277180张，占全部选票的43.9％，比1932年11月的选举增加了大约550万票，取得议席288席。这样纳粹党当然是得票第一名，国会也是第一大党。纳粹党的同盟巴本和休根堡领导的民族党一共只得到3136760票，在全部票数中只占8％，比以前只增加了20万票不到，在国会中占52席。纳粹党和民族党加起来达到全部选票的52％。

社会民主党得票7181629张，比上一次的选举只少了7万张票，保持了在国会中第二大党的地位。

中央党得票4424900张，比上一次的4230600票多了194300张，占73个议席。把中央党的盟友天主教与巴伐利亚人民党的票数加在一起，这两个党一共得到550万票。

共产党得票4848058张，比上一次减少了100万张，议席减少了19个，但是还在国会中占有81个席位。

1933年3月5日，就是在新国会选举这一天，希特勒召开了一个内阁会议，提出了“授权法”草案，要求内阁一致同意并提交国会，但因巴本等提出异议而未果。

1933年3月9日，希特勒宣布取消共产党人的全部议席。3月14日，希特勒又正式取缔共产党。3月15日，希特勒又召开内阁会议，想办法解决2/3的问题。

魏玛宪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宪法得用立法手续修改之，但联邦国会欲议决修改宪法，必须有法定人数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议员三分之二之赞成，其决议案始得成立。又联邦参政会对于修改宪法之议决，亦须有所投票数三分之二之多数赞成。若由国民请愿而用国民投票以议决修改宪法，须有多数选民之赞成。如联邦国会对于联邦参政会之修改宪法议决提出抗议时，则联邦总统如于两星期内，不受联邦参政会之要求，不得将此法律公布。

所谓2/3问题，就是希特勒为夺取立法权而提出的、需国会2/3多数通过在4年之内把国家立法权全部授予其内阁的法案的难题。这“也就是要求德国国会把宪法规定的职责移交给希特勒，而国会则开始长期休会”[17] 。由于这需要修改宪法，需国会2/3的多数才能通过，而纳粹党当时在国会只有288席，加上民族党的52席，仍然没有达到国会共647个席位中2/3的多数，因此，希特勒要“合法”夺取国家立法权，完成立法权的攫权行动，就要解决在国会取得2/3的多数投票支持的问题。

由于希特勒根据2月28日的“国会纵火案法令”正式取缔了共产党并取消共产党人在国会的全部81个议席，共产党议员就“缺席”了，这样纳粹党及其同盟民族党在国会中所占比例就相对上升，再加上排挤一部分社会民主党议员，拉拢和争取中央党的73席，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1933年3月21日，以总统兴登堡为首，各方政要齐聚波茨坦，参加了希特勒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届国会隆重的开幕仪式。总统讲话表示支持希特勒新政府。希特勒作了精心和精彩的表演，取得了各方的信任，进一步铺平了通过“授权法”的道路。“在希特勒在波茨坦作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保证以后，”当时在场的法国大使后来写道，“这种人，像兴登堡和他的朋友，容克地主和保皇派贵族，休根堡和他的德国民族党人，国防军军官们这种人，怎么还会再有他们当初在看到他的党的违法乱纪行为时所怀有的疑惧呢？他们现在还能够不痛快地给予他完全信任，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授予他所要求的全部权力吗？”1

1933年3月23日，国会在柏林市内的克罗尔歌剧院开会。81名共产党议员全数缺席、不列入法定人数；社会民主党则26位缺席、94名出席。以社会民主党94票集体反对，以纳粹党和其他政党444票赞成，超过法定3/2的结果，表决通过了由纳粹党和民族党等组成的内阁向国会提出的“授权法”案，即消除人民与国家痛苦法。兴登堡总统于3月24日正式签署了授权法。

“授权法”一共只有短短的5条。其内容为：

帝国议会制定以下达成宪法修正案要件的法律，经帝国参议会同意后公布。

第一条　国家法律除宪法规定手续外，可由政府制定之。包括宪法第八十五条第二项（依法编列预算）和第八十七条（依法举债）所指的法律。

第二条　政府制定法律只要不影响帝国议会与帝国参议会制度，可不受宪法之限制。总统的权限不变。

第三条　政府法律由总理制定之，并发布于帝国法律公报（Reichsgesetzblatt）上，除另有规定外，公布翌日起生效。不适用宪法第六十八至七十七条之规定（国会立法）。

第四条　国家与外国条约涉及立法事项无需国会同意，政府得采取必要的法规实施之。

第五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至1937年4月1日或现在政府被取代时失效。

“授权法”的核心是把国家的立法权（包括国家预算的控制权），宪法修正权、缔约权，都从国会手中拿过来移交给内阁。政府有权制定国家法律，只要不是以国会和参议院的组织本身为对象，可以与宪法不一致或者相抵触。在授权期间国会无立法权，在立法程序和效力上，不适用宪法第六十八至七十七条之规定的国会立法程序，亦无须总统签署，法律由总理起草制定，只要内阁通过公布于公报上即生效。这样，希特勒通过授权法摧毁议会民主制的宪法基础，国会名存实亡，他想制定什么法律就可以制定什么法律，想怎么制定就可以怎么制定，宪法的实体制度规定和立法的程序效力规定，都不再有什么约束作用了。“授权法的产生意味着把整个立法程序送到国社党人的政府手上，甚至联邦总统也被排除在外。法律仅仅由联邦政府决定而由联邦总理起草。如此制定的法律其内容不受宪法的约束，并背离宪法。授权法的制定清楚地表明，希特勒是多么懂得对于现代国家的政府来说，立法机关意味着是一个能被利用的中心机构和最重要的手段。现代宪法的两项基本原则就是：法律不得超越出宪法架构，这是其一；民主选举的人民代表在立法程序中占中心位置，这是其二。但是这两项原则，如同立法与行政分权原则一样，被希特勒全盘违反。载入魏玛宪法的政府与联邦总统的分权原则，由于得到了这时已无能为力的兴登堡的同意，也被取消了。希特勒大肆宣扬这一切是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不错，它确实是一场革命。但从宪法的角度看，它是不合法的。从普鲁士开始的剥夺各邦政府的权力不是通过法律而是使用暴力达到的。没有暴力，授权法就无法变为现实，部分行政权也还会留在一些民主的邦政府手中。1933年3月的国会选举是伴之以非法恐怖手段的，授权法的投票亦如此。此外，像国社党的其他部长一样，希特勒作为联邦总理，违背了他的就职誓言。因为，他不但没有尊重宪法的精神和魏玛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准则，反而竭尽全力消除它们。”[18]

“授权法”影印件。

授权法原规定效期为四年，但在纳粹党执政的情况下等于是可以无限期地延长。事实上也的确如此。1937年1月30日、1939年1月30日、1943年5月10日，都以政府命令予以延长，至纳粹党政权覆灭。

正因如此，即使是曾支持纳粹政权的著名法学者恩斯特·鲁道夫·胡伯（Ernst Rudolf Huber）和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都认为从那时起魏玛宪法其实就已消灭了，因为纳粹以授权法将魏玛宪法制宪意旨核心，即“宪章”的民主原则、权力分立、人民权利保障与法治国等根本性规范全数推翻，已超出修宪范畴，授权法虽为时效性紧急法案，但实质上与制宪无异[19] 。

至此，希特勒摧毁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支柱多党制，实行民社党一党专政，在行政立法方面的攫权行动基本上大功告成。授权法与其说是“消除人民与国家痛苦法”还不如说是“增加人民与国家痛苦法”。它首先是在纳粹党披着合法外衣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行动中镇压打击共产党，打压社会民主党，恐吓威胁中央党等取得3/2多数的，这完全是非正常的政治生活的结果，是纳粹党暴力活动和滥用国家暴力的结果，破坏魏玛宪法的民主法治制度的结果，而不是真正民主法治制度结果。

其次，在表决“授权法案”的当天和会场上，武装党卫队封锁现场，冲锋队在场内游荡喊着“我们要求授权法——否则当心挨揍”的口号，会场内一大片身着褐衫制服的纳粹党议员，巨大的纳粹党旗等等，纳粹党人向国会的人民代表演出了活生生的暴力恐怖场面。授权法的通过，“这是在暴力威胁的异常情况下做到的。这种恐怖气氛被国社党的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队员所强化，他们在剧院外面游行示威。于是，伴随着恐怖，授权法表面合法地产生了。授权法还必须得到联邦参政院三分之二的同意。但它在那里同样是不正当地获得同意。这是因为投票者不是各邦政府的代表，而是指派的特别代表。这些人不仅为普鲁士邦投票而且还为其他一些邦投票，而他们本身无一不是国社党的政府所指派”[20] 。

授权法通过后，纳粹党《人民观察家报》得意地写道：“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议会制度向新德国投降了。”“第三帝国的日子开始了！”希特勒扬言：“现在，我们必须将民主制的最后残余消灭干净！”[21] 根据授权法，希特勒可以放心地违反宪法，随心所欲地制定法律而不经国会及各邦议会同意，在合法的外衣下，建立法西斯的独裁统治。

授权法对德国的民主法治制度的影响，对德国历史的掣肘，对希特勒攫权的作用，都是十分巨大的，它表明希特勒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法律基础的确立。它标志着魏玛宪法的死亡，民主制度的坍塌，法治的终结，正如威廉·夏伊勒所评价：这样，议会民主制度在德国终于被埋葬了。除了逮捕共产党人和一些社会民主党议员以外，一切都是在相当合法的情况下做到的，虽然同时也存在着恐怖。议会把它的宪法权力交给了希特勒，从而实行了自杀，虽然如此，它的尸体却抹上了防腐的油膏，一直摆在那里，到第三帝国的末日为止，偶然拿来充当希特勒大声咆哮的传声筒，它的议员以后都是由纳粹党一手挑选出来的，因为以后就再也没有真正的选举了。这一项授权法就是希特勒独裁政权的全部法律基础。从1933年3月23日起，希特勒成了全国的独裁者，不受议会的任何约束，实际上也不受年老多病的总统的任何约束[22] 。

“这一法案实际取代了魏玛宪法，成为第三帝国的宪法。它的通过，无疑等于魏玛议会民主制中议会这一最主要机构与表现形式自行灭亡。它是希特勒民社党从执政到全面确立法西斯极权独裁统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希特勒正是利用授权法赋予的权力，颁布一系列法令，在‘合法’形式下为所欲为，全面确立起法西斯极权独裁统治。”[23]

1933年10月4日，希特勒解散了3月5日选举的有名无实的国会，11月12日以“人民表决”的滑稽闹剧，选举了一个几乎清一色的民社党国会。该国会就彻底只是一个摆设了。

德国国会大厦广场上的国会议员遇难的96片纪念雕塑，雕塑每一片上都刻有死者名字、出生地和年龄等，以纪念被纳粹杀害的96位国会议员。

攫权行动第五步：纳粹独裁统治“一体化”

如果说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标志着纳粹党取得政权的话，那也主要是政府的行政权，当时的德国至少还在魏玛宪法的框架中运行。希特勒还要召开内阁会议，还要考虑议会的选举，还要在乎国会议席和选票，还要顾及兴登堡总统的看法和存在等等，希特勒只是半个独裁专制者，然而从1933年3月23日授权法通过时起，希特勒基本上攫取了全部国家最高行政与立法权，不受总统和议会的任何约束，完全成了一个国家层面的独裁者。独裁者的特性就是个人的任性和专制，因此希特勒攫权行动的下一步，就是要把整个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和它的全部制度都置于他的独裁专制之下。

首先是取消地方自治权，把魏玛宪法规定的联邦制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的国家结构。

所谓中央集权其实就是希特勒集权，把地方的权力也集中在希特勒的手中。

取消地方自治权，摧毁联邦制度的集权行动，其实早在授权法通过之前就开始了。

1933年3月9日，巴伐利亚政府就被纳粹党赶走了，纳粹政权取而代之。随后，希特勒任命了一批接收大员即“国家专员”，接管了除普鲁士之外的德国各邦。这些人随后就成了地方的独裁者。

授权法为希特勒提供了把地方权力揽入怀中的方便，为此，希特勒在该法通过后就迅速于1933年3月31日第一次援用该法颁布了各州与国家一体化法，解散普鲁士以外各邦的议会，必须重新按照3月5日国会选举中各党得票的比例组织各州议会，授予各州政府无须州议会批准可以颁布法令，整肃行政机构的权力。这样纳粹党在控制了各州的行政权后，又根据这个一体化法令控制了各州议会，而共产党的议席则由于虚悬而被排斥在外了。

1933年4月7日，不愿浪费任何时间的希特勒又心急火燎地颁布了各州与国家一体化第二个法令，该法令正式任命了他派驻各州的清一色纳粹党人的“国家专员”为各州的州长。这些州长在各州负责监督执行全德总理即希特勒提出的方针政策，有权解散议会，发布法令，任命和撤换各州的官员和法官。

希特勒取消地方各州自治权和议会的集权行动，影响是很大的。

第一，真正改变了德国的历史传统。在德国上千年的历史中，各邦始终享有自己单独权力。正如夏伊勒所说：“希特勒完成了俾斯麦、威廉二世和魏玛共和国所从来不敢尝试的事情：他废除了历史性各邦的单独权力，使它们归属于掌握在他自己手中的国家中央权力之下。他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统一了德国，摧毁了它的历史悠久的联邦性质。”

第二，真正从根上把魏玛宪法规定的国家联邦制度颠覆掉了。在这两个法令的基础上，国会和参议院于1934年1月30日颁布了国家重建法，相当于正式肯定希特勒废除联邦制度的做法，规定取消州议会，各州政府隶属于全国政府，主权移交给中央，州长受全国政府内政部长管辖。这样，真正在全国建立了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希特勒成了最大的独裁者，希特勒任命的各州头目是居于希特勒之下的若干大大小小的独裁者，地方的独裁者听命于大独裁者，希特勒就真正成为全国的独裁者了，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真正实现了纳粹的一体化。

第三，把议会民主制度和选举制度的基础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废除了。人民的选举权没有了，民主制度的最基本的体现形式——议会也没有了。不少人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权利是写在纸上的，其实在希特勒上台后的攫权行动中，人民才能体会到什么叫写在纸上了。希特勒实行独裁专制再也没有制度性的障碍了。

第四，希特勒在政治上把权力高度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后，就有了调动全国一切资源来实现自己政治、经济、军事等目的的能力，任何人也不可能阻止得了，任何制度都是为他服务的。这既是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政治原因，也是独裁专制的可怕之处。

第二，实行党禁，摧毁议会民主制的支柱多党制，实行纳粹党一党专制。

建立独裁统治的必然结果，就是一定要实行一党专制。多党制就有政治民主问题，只有一个党存在，把其他党消灭了，民主法治才能被颠覆，才能实行独裁。希特勒的集权就是沿着这条路在行动，党禁是他集权行动中的重要环节。

希特勒的党禁首先是取缔共产党，但同时也打压社会民主党。希特勒刚上台几天就颁布的总统关于保护德意志人民的紧急法令，其实就是用来实施党禁，打击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集会示威游行、新闻宣传等的。当希特勒在3月14日正式取缔共产党后，下一步就是社会民主党了。在授权法通过时，社会民主党勇敢地投出了正义的反对票，为此希特勒恨之入骨，仗着授权法的通过，公然借骂社会民主党宣称“我不需要你们的投票”，民主制度的丧钟已经敲响，政党已不再有什么用处了。1933年5月9日戈林的警察还占据了社会民主党的办公楼，没收了它的报纸和财产。6月22日，希特勒政府以“反对国家及其合法政府的叛国罪”解散了社会民主党。7月7日，希特勒政府发布法令将所有社会民主党党员赶出国会、各邦和市的议会。在这几个月内，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保罗·洛伯和该党一些国会议员以及近3000民主党干部遭到了逮捕。强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缔造了魏玛共和国和制定以及捍卫魏玛宪法的社会民主党，从此在第三帝国也就不存在了。

1933年5月3日，民族人民党改名为“德意志民族阵线”以逃避打击，但是6月27日其领袖胡根贝格被迫退出政府，党也被解散，党的议员被并入纳粹国会党团。

1933年5月26日，政府发布关于没收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财产法令。

1933年6月28日，德意志国家党被迫解散。该党原为民主党，1930年更名。

1933年6月29日，希特勒联合政府中的盟友德国民族党，在警察和冲锋队占领了它在全国各地的办事处后，也“自动地”宣布解散。

1933年7月4日，德意志人民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宣布自行解散。其实早在3月9日，在该党的巴伐利亚政府就被纳粹党夺了权。

1933年7月5日，天主教中央党被迫解散。这样，“在德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没有了天主教的政党”。

1933年7月14日，希特勒凭借授权法颁布了禁止组织新政党法，规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凡维持另外一个政党的组织机构或组织一个新政党者，如其罪行不触犯其他规定而须受到更大的惩罚，则处以3年以下的徒刑，或6个月到3年的拘禁。这个法律，标志着一党极权国家的建立和党禁的完成。这样在德国纳粹党就成了唯一合法的政党，其他党不论以什么形式存在都是非法的。

1933年12月1日，希特勒政府又颁布党和国家统一法，从意识形态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高度进一步确立纳粹党的一党专制。该法规定：“纳粹党是德意志思想的体现者，是国家的领导和推动力量，与国家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它的机构是人民权力的一部分；为保证纳粹党和冲锋队的机构同国家机关实行最紧密的合作，纳粹党元首的代表和冲锋队参谋长均为政府成员；纳粹党和冲锋队成员如果损害所负义务，不受国家司法机关审判。”

禁止组织新政党法和党和国家统一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纳粹党的一党专制，保证了纳粹党凌驾于国家政府机关之上并不受国家法律制约的地位[24] 。

第三，取缔自由工会组织，建立纳粹党的御用工会。

1933年5月2日，纳粹党在全国同时行动，取缔自由工会组织特别是全德工会联合会和全德自由职员联合会，占领各地的工会办公处，没收工会经费，勒令解散工会组织，逮捕工会的领袖。许多人遭到了毒打，关进了集中营。

5月10日，科隆纳粹党头子罗伯特·莱伊被希特勒派去建立德国劳工阵线替代自由工会，把德国工人强制性地纳入德国劳工阵线这一纳粹党的工会组织，把德国历史上最有力量的工人阶级的组织瓦解了，当然工人阶级手中的武器——罢工也就同样被卸下了。3星期后，希特勒颁布了一项法律，停止实行集体谈判的办法，并且规定今后将由他任命的“劳动推事”来“调整劳资合同”和维持“劳资和平”。劳动推事的决定在法律上有约束力，人人必须遵守，这项法律实际上就是取缔罢工，从法律上改变了工会的性质和作用。

第四，加强纳粹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的一体化。主要是四个方面。

一是改组加强纳粹党的中央机构，成立党的元首办公室，任命赫斯为元首代表，主要任务是管理纳粹党整个组织系统，干预国政，保证纳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国家机构中的贯彻落实，参加起草并最终批准德国法律，提名和最终审批政府官员的任命等。

希特勒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排斥内阁联合伙伴，变联合内阁为民社党独裁内阁。兴登堡总统把国会纵火案、3月5日国会选举和对各邦一体化，均视为民社党取得的成就，自动放弃对希特勒的限制。1933年4月他明确表示“巴本不必继续陪同希特勒晋见总统”。各政党被取缔之后，内阁联合的基础消失了。希特勒利用手中的权力，先后强迫不甘心听命的胡根贝格辞职，免去巴本副总理和普鲁士邦的总理职务，任命他为驻奥地利大使，在内阁增加5名民社党人。其他非民社党人部长则毫无反抗地转到民社党一边，成为“业务专家”。巴本和胡根贝格最初设计的限制希特勒的计划完全落空。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内阁完全贯彻元首原则，元首决定一切。”[25]

二是元首办公室下设的党的中央机构——全国指导处的党的18名领导成员，分别对口掌控政府的各个部门或者重要的位置。如把巴本赶下普鲁士总理的职位而由戈林接替。戈培尔已在3月13日参加内阁担任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激进分子”的达里则担任了农业部长。希特勒的忠实信徒沙赫特博士在1933年3月17日担任国家银行总裁。

三是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的首脑，绝大部分由纳粹党的各级头目担任。

四是通过文官任用法（1933年4月7日），清洗了官吏队伍中的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人和犹太人；通过文职人员法（1937年1月25日），把加入纳粹党作为当官晋升提拔的先决条件，使大批文职人员加入纳粹党，同时大批纳粹党人进入国家机关，使纳粹党和国家机构通过人事手段一体化。

第五，司法机关的纳粹化。当民主法治制度被颠覆后，希特勒就是法律。在纳粹党的暴力恐怖面前，司法也就彻底失去了原来的地位而成了专制的附庸。“法官受到了威胁，他们不敢判处一个冲锋队员，即使他犯了杀人罪行，因为这样做，自己的性命就要不保。”[26]

希特勒对司法部门的“一体化”，首先实行人事变动，强制法官对民社党宣誓效忠。1933年3月，在各邦高级法院设立特别法庭，有权对刑事罪行进行判决，并规定终审级是1934年7月建立的取代魏玛共和国最高法院的人民法庭。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声称“元首是真正的法官，法律出自元首的权威”，把希特勒抬举为最高法官。这样，“在第三帝国，不受限制的、可能随时变化的领袖意志作为‘最高法律’取代作为最高法律单位和法律组织的国家”。

民社党还有意识地把德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党卫队领导人希姆莱将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和整个警察系统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集中营，形成了一个迫害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严密网络，大肆进行迫害、逮捕和恐怖活动。其中极端臭名昭著的集中营有59个。在很短的时间内，德国成了一个毫无法制、由警察控制全国的恐怖国家[27] 。

司法机关纳粹化的主要点，除了上述组织人事的控制等，还有几个突出点。一是成立法律职业界的组织，把从业者都纳入纳粹的管理之中。二是在意识形态的教育上下功夫，使法律界人士拥护纳粹的思想意识和纳粹主义；三是强调纳粹党领导一切，法官要效忠希特勒和纳粹党，依纳粹党的原则和思想以及需要办案，抛弃法治原则；四是把律师作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来管理和对待，要求其履行公务员的义务。这也是犹太人被赶出律师队伍的原因之一。

第六，纳粹党对文化教育和思想领域实行全面控制。在文化科学领域，1933年5月10日在戈培尔指挥下，德国所有大学城举行“焚书日”。马克思、恩格斯、卢森堡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海涅、高尔基等进步文学家的著作付之一炬。

纳粹冲锋队与柏林大学生在洪堡大学门前的倍倍尔广场焚书。

戈培尔发布焚书演说。

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弗立茨·哈伯等1000多名学者被驱逐出国。9月22日，民社党设立了由戈培尔主持的德国文化协会，对报刊、电台、电影、新闻出版等文化精神领域实行全面的法西斯控制。在教育领域，学校不再是文化教育领地，而是变成了法西斯战争的训练场所。学生中断了正常学业，军事训练和公役劳动成了主课。希特勒决心把德国青年培养成“全世界望而生畏”、能够执行法西斯计划的人。在宗教方面，基督教新教徒占德国人口2/3。为了使“基督教和纳粹党的世界观融为一体”，7月25日希特勒颁布了教会净化法令，宣布解散天主教青年联盟。数以千计的天主教教士、修女和教徒遭到逮捕和迫害。同年7月底，希特勒的新教教会顾问米勒当选为全国教会主教，加强对教会的控制[28] 。

第七，对经济领域一体化。

民社党打着“不断重建德国经济生活”的旗号，对工业、手工业和商业及农业实行一体化，进行法西斯控制。1933年4月4日纳粹党建立了全国农业领导人联盟，由党的全国农业指导政治部主任达雷主持，成为全德农民等级代表机构。大工业协会、全国工业家协会都被纳粹党控制。1933年7月15日，德国经济总会成立，在希特勒统治的最初几年，德国经济总会成了德国经济的最高机构。

1933年和1934年更进一步地表明了希特勒怎样肆无忌惮地用立法手段去摧毁先前的宪法体制和社会结构[29] 。

他先后发布法律用合法化的形式取消了工会、禁止所有其他的政党、改变了国家的联邦性质、废邦置省、对国社党的内部政敌的血腥清洗、将联邦总统的职位与联邦总理合二为一集于己身等等，完成了用法律废除魏玛共和国民主法治体制的工作。此后，希特勒以言治国，他就是法律了。德国沦为极权主义的工具，德国变成没有民主法治的法西斯恐怖国家。

当希特勒在1934年1月30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回顾过去一年的情况时，他可以自豪地说，这是在德国历史上获得空前成就的一年。在12个月之内，他推翻了魏玛共和国，以他的个人独裁来代替共和国的民主，消灭了一切其他党派，只留下自己的政党，摧毁了邦政府和它们的议会，统一了德国，取消了联邦制，清除了工会，取缔了任何民主结社，把犹太人驱出了政治生活和自由职业界，取消了言论和出版自由，扼杀了司法独立，在纳粹党统治下使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国家的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体化”。他的这一切成就和他在外交事务上的坚决行动——使德国退出日内瓦国际联盟和宣布德国坚持享有大国平等待遇——都得到德国人民压倒多数的支持，秋天的公民投票和选举说明了这一点[30] 。

攫权行动第六步：长刀之夜——剪除党内异己，稳固军队信任

1933年，希特勒经过一系列的全面的夺权、立法废制、清洗、禁党和纳粹党与国家的一体化等集权行动，基本上实现了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独裁统治。但是，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国防军还没有收入囊中。因此，如何最终控制军队夺取军权，是他最后的关键行动。因为军队太重要了。一般来说：“国家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阶级统治工具，军队作为国家最重要的暴力工具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一，使军队服从于国家的政治领导是任何国家都要面临的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31] 希特勒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夺权的胜利，但是，当他把魏玛宪法和民主法治制度破坏了之后，游戏规则就变成了赤裸裸的暴力比拼，谁有武力解决问题的力量，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既可以夺取政权维护政权，也可以颠覆政权。对希特勒而言，国防军的枪杆子要是发言了，麻烦就大了。

在德意志历史上特别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国防军形成的近乎国中之国的特殊地位，使希特勒如芒在背，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对付军队，以取得军队的支持而不会成为最终建立独裁统治的阻碍力量。而要取得军队的信任和支持最终控制军队，冲锋队的问题就是希特勒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和重大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纳粹党人的认识。

第一，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希特勒。二是冲锋队。三是兴登堡总统。四是国防军。

第二，涉及权力斗争的两条战线。一是希特勒、纳粹党和冲锋队是一条战线。二是兴登堡总统和国防军是一条战线。

第三，涉及几组复杂关系。一是希特勒与冲锋队的纳粹党的内部关系，以及冲锋队与党卫队的内部关系。希特勒与冲锋队领袖罗姆间的个人情感关系。二是希特勒与兴登堡总统和国防军的外部关系。三是冲锋队与国防军的关系。四是兴登堡和国防军与被推翻的德国皇帝霍亨索伦王朝的关系。

第四，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希特勒与冲锋队，表现是冲锋队与国防军的矛盾，核心问题是希特勒如何对付兴登堡总统和国防军对其的威胁，保住已经取得的政权。

第五，希特勒在处理冲锋队和国防军的关系问题上的价值取向，是何种决定性因素促使希特勒最后下决心处理冲锋队？

第六，如果希特勒不是按历史发展的既成事实这样处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冲锋队二次革命和取代国防军的主张和要求

希特勒在国内的总的目标是要全面夺取行政立法司法军队等大权，建立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但是，如何夺取军权，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在希特勒争权的同一战线的内部也是有严重分歧的。

纳粹党的冲锋队，在希特勒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希特勒所说，冲锋队“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冲锋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希特勒上台后经过大规模的发展，冲锋队已经坐大成了德国当时最大的武装力量，在1934年，冲锋队已发展到250万人，是陆军人数的20倍。“以罗姆为首的冲锋队上层，包括25万校尉官佐，大多是受《凡尔赛和约》军备条款的限制，从国防军中裁减下来的人员。”[32] 这就表明，冲锋队的官佐原本就是国防军的军人，光是冲锋队的干部就比国防军的总人数还要多一倍。人多了，力量就大了，就对其他力量主要是国防军产生了威胁，这就成了问题。如果冲锋队没有这么大的武装力量，显然就不是问题。

站在冲锋队的角度或者一般纳粹党人的角度看，冲锋队为纳粹党夺权作出了巨大贡献当然应当有回报，打了江山就理所应当坐江山，同时，冲锋队已经是最大的武装力量，其人员干部原本就是国防军的军人，为什么不能用冲锋队来组建新的国家军队而取代国防军？这种想法不能说没道理，不能说不合理。

恩斯特·罗姆（Ernst Julius R？Hm，1887—1934），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上尉军衔。1919年参加纳粹党。1931年初出任冲锋队参谋长。德国纳粹运动早期高层人士。1934年2月，罗姆要求冲锋队与国防军合并，遭到陆军反对。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的党卫军开始了“长刀之夜”清洗了冲锋队。1934年7月1日，罗姆被枪决。

在这方面，冲锋队的头目罗姆和一大批将领、队员可不就是这么想吗，他们想要把冲锋队建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追求“士兵高于政治家的地位”，冲锋队应置于纳粹党之上，成为纳粹运动的核心力量。纳粹党的第一次革命是夺取了政权并把共产党等左派消灭了，现行要进行第二次革命，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用冲锋队取代国防军从而夺取和掌握军权。

“第二次革命”这句话是冲锋队头子罗姆造出来的，他坚决主张要实现第二次革命。戈培尔后来也这么主张，他在1933年4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人民中间个个都在谈论一定要进行的第二次革命。这是说一次革命没有完，现在我们要同反动派算账了。革命绝不能停下来。”纳粹党摧毁了左派，但是右派仍旧存在：大企业界和金融界，贵族，容克地主，牢牢地控制着陆军的普鲁士将军。罗姆、戈培尔和纳粹运动中的其他“激进分子”要把他们也清算掉。手下冲锋队已达200万人左右——几乎是陆军的20倍——的罗姆在6月间发出警告：德国革命的道路上已经赢得了一个胜利，对推动德国革命起了很大作用的冲锋队和党卫队决不允许革命在半途被出卖。如果有市侩认为民族革命的时间已经太久了，那么现在的确是应该结束民族革命，转而进行一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了。我们将继续斗争——不论有没有他们在一起。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同他们斗争。我们是完成德国革命的不可腐蚀的保证者。在8月间，他又在一次演讲时说：“今天仍有担任官职的人对于革命的精神毫无了解。如果他们胆敢把他们的反动思想付诸实践，我们将毫不留情地把他们干掉。”[33]

罗姆1933年11月5日在柏林体育馆对15000名冲锋队长发表演讲时，表达了冲锋队员深深失望的情绪。他说：“我们常常听说冲锋队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但是他警告说，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说罗姆以前还只是在演讲中口头说说的话，那么，在1934年初就正式采取行动了。1934年2月，罗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顾希特勒的警告和反对向内阁递交了一份长篇条呈，建议成立以冲锋队为核心的一支新的人民军的基础，将国防军、冲锋队、党卫队以及一切退伍军人团体都置于一个单一的国防部的指挥之下，其含意很清楚，这个国防部要由他来担任部长。这个行动表明冲锋队态度和立场的文件，在本来就比较复杂的种种关系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希特勒对冲锋队二次革命主张的态度

关于二次革命。希特勒行政立法司法大权在握之后，认为欺骗德国人民的目的已经达到，所谓“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纳粹党的社会主义口号只不过是宣传而已，只不过是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上争取群众的手段而已。他决不允许在德国有所谓“第二次革命”发生。

1933年7月1日对冲锋队和党卫队领袖的讲话说，德国现在需要的是秩序。“对于任何破坏现有秩序的企图，我将同所谓第二次革命一样加以无情的镇压，因为这只会造成混乱。”[34]

1933年7月6日，他在总理府对各邦的纳粹党邦长讲：革命并不是一种永久不断的事情，绝不能允许它成为这种事情。必须把革命的激流引导到逐步发展的安全的河道里去。因此，我们绝不能排斥一个好企业家，即使他还不是一个国家社会党员，特别是，如果要接替他的位置的国家社会党员一点都不懂得他的业务。在企业中，唯一的标准必须是能力。

历史判断我们功过的时候，并不是根据我们撤换和监禁了多少经济专家，而是根据我们是否能够造成就业。我们并不因为纲领中的一些主张就必须干出愚蠢的事情来，把一切都弄得七颠八倒，而是必须明智地和谨慎地实现我们的思想。

从长远来说，我们的政权越是有经济上的支持，它越是稳固。因此，各邦邦长必须做到，任何党组织都不得代行政府的职权，撤换或任命官员，这是全国政府的职责，至于企业方面，那是全国政府经济部的职责。[35]

希特勒对冲锋队取代国防军的态度

希特勒认为，冲锋队只应是一个政治性组织，而不能成为单纯军事性组织，只是在纳粹党夺权道路上提供暴力保护而已，特别是“无意把军队和冲锋队合并”。冲锋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只能在街头殴打闹事，很少有现代军队的价值。况且，它的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从今以后，就必须很有策略地使它退出舞台。因此，希特勒的看法和罗姆的看法是不可能调和的。

希特勒认为，为了巩固政权，他必须依靠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他认为，如果支持冲锋队反对和取消国防军，这不仅会激起国防军将领的反对，好不容易攫取的德国总理桂冠就会得而复失；国防军是德国的正规军队，要实现民族复仇主义，征服欧洲和世界的计划，也必须依靠国防军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而冲锋队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必须退出历史舞台。为了巩固统治和对外进行侵略战争的准备，希特勒决不允许冲锋队取代正规的德国军队，他要“全心全意地、竭尽全力地来支持陆军”[36] 。当时，希特勒还不能得罪陆军，因此他对罗姆的建议未予支持。

希特勒对国防军的政策

希特勒在国防军的问题上与罗姆的想法大相径庭。他比罗姆或任何其他纳粹党人更加清楚，没有陆军将领的支持，或者至少说没有他们的默许，他是不可能取得政权的；至少在目前，如果他要继续执政，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取决于他们的继续支持，因为他们仍旧有着如果高兴的话可以撵走他的实际力量。而且希特勒也预见到，在不久的将来，当86岁的总司令兴登堡逝世的时候，他在这个关键的重大时刻，将需要陆军对他个人的忠诚。此外，这个纳粹党领袖还相信，只有军官团才能帮助他实现他的在一个短时期内建立一支强大的纪律严明的军队的目标，因为军官团有着它的军事传统和人才。

因此，希特勒从一上台就对国防军采取了许多措施和行动。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后，在2月3日他就急忙参加了国防部长布洛姆贝格召集陆海军将领在柏林的聚会，大谈反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国内的和平主义和要建设国防军、恢复义务兵役制等施政纲领和重大的政策，还特别强调“无意把军队和冲锋队合并”。希特勒的谈话打动了国防军，他们“全力支持纳粹党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指令国防军‘持枪待命’，表面上保持国防军‘中立’，实际上完全站到希特勒一边，听任冲锋队在各地开始夺权”[37] 。

1933年4月4日，希特勒设立了国防会议，来加紧执行一项重整军备的秘密新计划。

1933年7月20日，希特勒政府颁布了一项新的陆军法，废除了民政法庭对军人的司法管辖权，取消了士兵的选举代表制，从而恢复了军官团的历史悠久的军事特权。许多陆海军将领就基本完全拥护纳粹革命了。

8月19日在戈德斯堡浴场希特勒说：“冲锋队同陆军的关系必须是同政治领导的关系一样的关系。”1933年9月23日，希特勒在纽伦堡讲话时又说：今天，我们应该特别记得我国陆军所起的作用，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我们革命的日子里，要不是陆军站在我们一边，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开会了。我们可以向陆军保证，我们将永远不会忘掉这一点，我们认为，他们是我国军队光荣而历史悠久的传统的继承者，我们将全心全意地、竭尽全力地来支持陆军的这一精神。在纳粹党兴起、发展和最后夺权的过程中，国防军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希特勒上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纳粹党的关系是国防军政治作用的重要方面[38] 。

国防军与冲锋队的矛盾

对罗姆在1933年2月内阁会议上提出的用冲锋队取代国防军的主张，危及国防军大小军官的生存，损害了国防军的根本利益，当然会遭到国防军将领们一致反对。如果冲锋队取代了国防军，这不仅会动摇国防军上层军官的高官显位，而且破坏了德国军官团只有容克贵族出身的人才能当军官的传统。以罗姆为首的冲锋队在国防军上层人物眼中只不过是非容克贵族出身的乌合之众，认为冲锋队取代国防军，是对国防军军官团传统的玷污[39] 。

“在军官团看来，再也想象不出有比这更令人反感的主张了，军官团的高级成员们不但一致反对这个建议，而且要求兴登堡支持他们。如果粗汉罗姆和他嚣闹的褐衫队员控制了陆军，军官阶层的整个传统就要毁掉了。此外，这些将军听到现在已开始广泛流传的关于这个冲锋队头子周围有一批相公癖者的腐化堕落的传说，不免大为震惊。”正如冯·勃劳希契将军后来在作证时所说：“重整军备这件事情是太重要大困难了，不能允许盗用公款者、酗酒闹事者和有相公癖者参与此事。”[40]

由于希特勒还不能得罪军方，因此他未支持罗姆取代国防军的建议。

1934年2月21日，希特勒秘密告诉前来柏林讨论裁军僵局的安东尼·艾登，他愿意把冲锋队裁减2/3，同意实行视察制度以保证留下来的人不受军事训练，也不武装。

这个建议泄露以后更加深了罗姆和冲锋队的怨恨。

随着1934年夏天的来临，冲锋队参谋长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在内阁中，罗姆和冯·勃洛姆堡将军之间常常发生激烈争吵，3月间，这位国防部长向希特勒抗议说，冲锋队正在用重机枪秘密武装一支大规模的特别警卫队，冯·勃洛姆堡将军指出，这不仅是对陆军的威胁，而且由于它做得过分公开，也威胁到德国在国防军主持下进行的秘密扩军。

维尔纳·爱德华·弗里茨·冯·勃洛姆堡（Werner Eduard Fritz von Blomberg），又译布隆伯格，纳粹德国陆军元帅。1878年出生于施塔加德贵族军人家庭，1904年进入军事学院，1908年进入德军参谋本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西线有突出表现。1933年晋升为步兵上将，1933年至1937年任希特勒的国防部长，协助希特勒扩军，1935年兼任纳粹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1936年被授予陆军元帅军衔，1938年1月辞去在军中的所有职务，1946年病逝于纽伦堡的监狱。

希特勒面临的挑战

1934年上半年，希特勒面临的与兴登堡总统、国防军等方面的关系变得相当复杂，问题也变得日益严峻。

一是兴登堡总统已经达87岁高龄，并且多病，一旦他去世，希特勒需要考虑如何应对。当然希特勒自己是想当这个总统的，但是，兴登堡总统本人和反对希特勒的人未必想让他当总统。如果当不上总统，希特勒的前景就不乐观。

二是流亡在外的德皇并未完全死心，霍亨索伦王室还想复辟。如果霍亨索伦王室只是想想，或者只是他们想想倒也不是个事，关键是兴登堡总统本人和陆军以及德国其他保守势力都赞成在总统去世后立即让霍亨索伦王室复辟。这样，反对希特勒当总统的势力形成了共识，形势不利希特勒夺取军权。

为此，希特勒在这种形势下，必须作出决断。“早在4月间，当纽台克方面向他和勃洛姆堡传来秘密的但是权威的消息说总统命在旦夕时，他就意识到必须采取大胆的行动。为了确保这一行动的成功，他需要军官团的支持；而为了要取得这一支持，他准备作几乎任何让步。”[41]

三是“德意志号协议”的形成。 1934年4月11日，希特勒在国防部长和陆海军总司令等高级将领的陪同下乘巡洋舰德意志号参观了春季军事演习时，把兴登堡病危的消息告诉了陆海军司令，在国防部长的支持下明确而直率地提出：“在国防军的支持下，由他来继任兴登堡为总统。为了报答军方的支持，他答应压制罗姆的野心，大大裁减冲锋队人数，保证陆海军继续做第三帝国唯一拥有武器的组织。”[42] 这就是“德意志号协议”。陆军总司令5月16日开会征求高级将领们的意见，德国陆军高级军官们一致赞成支持希特勒为兴登堡总统的继承人。

通过“德意志号协议”，希特勒以削减冲锋队为代价，争取到了军队的支持。

但是，希特勒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纳粹党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再度尖锐起来。

一是在纳粹党内部，与希特勒的主张相悖，罗姆和冲锋队的领袖们仍然高喊“第二次革命”，并且戈培尔也赞成并在演讲中和他控制的新闻媒体中宣传。

二是保守的右派、巴本和兴登堡周围的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则要求停止革命，要求停止任意捕人、迫害犹太人、攻击教会，要求限制冲锋队员们的专横行为，要求消除纳粹党所制造的普遍恐怖[43] 。

三是在纳粹党内部当时戈林和希姆莱联合起来反对罗姆，进行着新的权力争夺斗争。

1933年8月兴登堡把戈林晋升为将军。戈林成为军方的将军后在国防军反对冲锋队的斗争中屁股就坐在国防军的椅子上了。当然也有和希特勒保持一致的意思。

1934年4月1日，戈林挖了罗姆的墙角，把他的下属希姆莱变为自己的属下，任命其为普鲁士秘密警察的头子，从此在希姆莱的经营下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很快就成为德国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力量。而戈林和希姆莱也就站在一起反对罗姆了。

四是，施莱谢尔将军的阴谋活动。施莱谢尔将军从魏玛共和国内阁总理的位置下台后，心有不甘，和罗姆、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保持着联系，又开始介入政治活动。当时有人传说，他来代替巴本为副总理，由罗姆担任国防部长，冲锋队与陆军合并，勃鲁宁列为外交部部长，施特拉塞为经济部长等等。

戈林和希姆莱把这些传言添油加醋地传到希特勒那里，煽动希特勒清洗冲锋队和反对希特勒的人。

五是希特勒化解与罗姆矛盾的最后努力。 1943年6月初，希特勒同罗姆就达成谅解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希特勒告诉罗姆说：我从无数谣言和许多忠实的老党员及冲锋队长的报告获得这样的印象，没有良心的人正在策划一个全国性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行动，这种行动只会给德国带来无穷的不幸，我最后一次恳求他自动放弃这种没有理性的做法，协力防止发生在任何情况下只会以灾难收场的事情。据希特勒说，罗姆临分手以前向他“保证将尽一切可能把事情好好地解决”。但是实际上，据希特勒后来说，罗姆开始“准备在肉体上消灭我”[44] 。因而，希特勒马上就采取了行动：冲锋队全体休假1个月（7月），在假期中不得穿制服或举行游行或演习，这等于变相解除了冲锋队的武装。罗姆本人也于6月7日请了病假，但是却扬言假期满后将会再召集冲锋队员归队，并强硬表示“冲锋队现在和将来都是德国的命脉”。

希特勒的最后抉择

促使希特勒在冲锋队问题上下最后决心的是由一次演讲引起的。巴本自称“作为总统的委托者”讲话，但讲稿发表被戈培尔封锁，因而难以咽下这口气，便于6月20日愤然向希特勒辞职，并且扬言向兴登堡总统状告此事。此事像一根导火线，一下子把形势搞得急转直下。

《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作了精彩的描述：这个威胁显然使希特勒感到担心，因为他听说总统对目前局势感到很不高兴，正在考虑宣布戒严令而把权力移交给陆军。为了要估量一下这个危及纳粹政权继续存在的危险的严重程度，他在第二天即6月21日飞到了纽台克去见兴登堡。他所受到的接待只有使他更加担心。接见他的是冯·勃洛姆堡将军，他立刻看出，他的这位国防部长平常对他的卑躬屈膝的态度已突然变了。相反，勃洛姆堡现在成了个严厉的普鲁士将军，他硬邦邦地说，他奉老元帅之命告诉希特勒，除非德国目前的紧张状态迅速过去，总统将宣布戒严令而把国家的控制权交给陆军。当希特勒获准在勃洛姆堡陪同下见到了兴登堡时，老总统在短短几分钟里也只证实了勃洛姆堡传达的最后通牒。

对于纳粹党总理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不利的转折。不仅他继任总统的计划受到了威胁，而且如果陆军接管国家的话，他个人和纳粹党政府也将完蛋。

他在当天飞返柏林时，一定考虑到，如果要生存，只有一个办法。他必须履行对陆军的诺言，镇压冲锋队，停止冲锋队长们所要求的继续革命。显然，有着德高望重的老总统的支持，陆军是不肯接受比这个还低的让步的[45] 。

希特勒对巴本要向总统状告他的行为感到不安，是有理由的。

也就是说，巴本并不只是简单的威胁了，这背后是兴登堡总统临死前的不放心。兴登堡及其身边的右派分子保守人士的确对当时纳粹党的“第二次革命”很反感，对冲锋队的胡作非为感到恐怖，对冲锋队替代国防军的企图强烈反对，因而兴登堡总统如果已经有了发布一个总统戒严令而把国家的权力移交给陆军的想法，对希特勒而言就等于要他的命，如果一旦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军队接管了国家，希特勒和纳粹党就完蛋了，他和他的党经过多年奋斗取得的一切马上就都化为乌有了。而且，兴登堡已经危在旦夕，老眼昏花，精力不支，他身边的人特别是军方人士，要是搞个什么令，总统一签，这也是很容易办到的。对希特勒而言，纳粹党的事情就不可收拾了。后经希特勒在6月21日觐见老总统时证实，兴登堡总统果然有发布戒严令而把国家的权力移交给陆军的考虑，并且是最后通牒。

希特勒面临的，已经不是马上夺取军权的问题，而是马上可能有灭顶之灾，生死攸关，全盘皆失的问题。

对此，希特勒肯定是惊恐不已，到了必须作出最后决断的关键时刻了。

其实这才是希特勒实施“长刀之夜”的根本原因。也是促使希特勒最后下决心的决定性因素。其他的因素，都不足以让希特勒对自己的党的武装力量动刀子。

面对这种极其严重的后果，希特勒显然会权衡利弊，掂量出轻重，知道如何计算利害得失。

兴登堡总统发布戒严令而把国家的权力移交给陆军的严重后果，能否避免呢？总统采取这个行动，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就是“除非德国目前的紧张状态迅速过去”[46] 。显然，“德国目前的紧张状态”是与冲锋队有关的。罗姆和冲锋队的一大批头目、队员要把冲锋队建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追求“士兵高于政治家的地位”，冲锋队应置于纳粹党之上，成为纳粹运动的核心力量；纳粹党的第一次革命是夺取了政权并把共产党等左派消灭了，现在要进行第二次革命，实现其国家社会主义，用冲锋队取代国防军从而夺取和掌握军权。可见，“除非德国目前的紧张状态迅速过去”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希特勒必须履行“德意志号协议”对军方的承诺，镇压冲锋队，停止“第二次革命”。满足这个条件，就可以避免这个严重的事关生死存亡的后果。

在这个历史的又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希特勒明智地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满足了总统和军方的要求，完成了建立纳粹帝国的最后的关键步伐。

军方仗着手握国家正规的军事力量、老总统的支持、可以通过老总统合法的宪法权力发布戒严令来剥夺希特勒的权力等等有利因素，成了当时的唯一最后可以制约希特勒的合法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牺牲冲锋队了，就是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希特勒付出的。因此，希特勒选择镇压冲锋队，既可以消除军队对他的威胁，也可以满足兴登堡总统的要求，还可以把军队拉到自己一方，最后还能在军队的支持下当上总统，最终完成霸业。

任何集权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对其政治威胁都是极其敏感的，都是必须消除掉的。

在这个关键时刻，还有一个因素在促成冲锋队的死亡，那就是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利用其地位，最后使希特勒相信“罗姆要发动政变”，并“命令希姆莱制止政变”。

当然，在这时对这种“发动政变”事情有无证据都已经是无关紧要的。

罗姆和冲锋队领袖们的灭亡也就是必然的了。

长刀之夜

在对冲锋队采取行动方面，军方是积极促进的。

1943年6月25日，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将军命令陆军处于戒备状态。6月28日，罗姆被开除出德国军官联合会。

1943年6月29日，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在《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讲“陆军站在阿道夫·希特勒的背后，他始终是我们中间的一分子”，表明了军方的立场。6月29日，戈培尔向希特勒报告了来自柏林的“逼人情报”，柏林的冲锋队队长卡尔·恩斯特已经动员了冲锋队。

1934年6月30日，为了消除希特勒与国防军关系中的重大障碍，解除总统和军方的严重威胁，以换取国防军的完全支持和在兴登堡总统去世后能够继任总统职位，希特勒终于实施了镇压冲锋队的行动，罗姆、恩斯特·施奈德休勃等400多名冲锋队领导人被枪杀。据1957年慕尼黑审判时统计，死于“6·30”事件的人数达6000余人，为希特勒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冲锋队，从此寿终正寝[47] 。同时，希特勒还趁机在长刀之夜把前总理施莱谢尔将军，纳粹党内的政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曾镇压过啤酒馆暴动的前巴伐利亚邦总理冯·卡尔等都残酷杀害[48] 。这次事件之后，纳粹党声称“这次镇压背叛和颠覆国家的敌对行动是国家根据宪法采取的正当自卫措施”。7月13日的国会演讲中的说法是：“如果有人责备我，问我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法庭，那么我只能说：在这个时刻，我要对德国人民的命运负责，因此我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而且希特勒还另外补充了一句：“将来人人都必须知道，如果有人竟敢举起手来打击国家，那么他的下场肯定是死路一条。”[49]

“长刀之夜”冲锋队被镇压之后，希姆莱的党卫队包括秘密警察迅速发展，很快就成为比冲锋队更加厉害的力量，成了无法无天的纳粹德国的“中坚力量”，它作为希特勒实行独裁恐怖专制的有力工具，从上至下建立了以党卫队为核心的警察恐怖体制，控制着德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方方面面。据威廉·勒普克估计，至1938年，因政治原因被法西斯判处死刑的有12000人，至战争爆发时，被关进集中营的有750000至1200000人，大约有200万嫌疑犯被盖世太保记录在案。希特勒就是依靠各种警察对德国人民进行的严密、残酷的统治，建立和维护法西斯独裁专政这部机器的运转[50] 。1934年7月2日，兴登堡总统对希特勒的“及时扑灭叛国案和拯救德国人民免于大难的坚决行动和个人的豪侠表现”表示感谢。他并且对戈林在镇压“叛国案”中的“有力的和成功的行动”表示祝贺。

7月3日，冯·勃洛姆堡将军代表内阁向总理表示祝贺，使这次杀戮“合法化”，说这是“保卫国家”的必要措施。勃洛姆堡并且向全军发布命令，表示陆军总司令部对于时局趋向感到满意，并且保证建立“与新冲锋队的融洽关系”[51] 。

攫权行动第七步：登上总统宝座

“长刀之夜”后，希特勒彻底取得了军方的信任和支持，消除了对他和纳粹党的重大威胁，可以放手实现其目标了。

1934年8月1日，希特勒秘密拟定的国家元首法在内阁通过，该法规定“德国总统职务与总理合并为一，因此，帝国总统的原有职权移交给帝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总统和总理从此都由希特勒一人兼任，国防军也因此归其统帅。关于总统职位的承继问题，在施莱谢尔执政期间的1932年12月17日国会曾经以2/3的必要多数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在举行新选举之前应由最高法院院长而不是总理代行总统职务。当然，从法律形式上看，作为希特勒独裁的“法律”基础的授权法，授权总理可以制定与宪法相违背的法律，从实际力量看，是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这样做了。

1934年8月2日上午9点，87岁的兴登堡总统终于逝世了。

当中，根据内阁8月1日制定的法律，希特勒接管了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头衔是元首兼国家总理。同时，军队全体官兵对希特勒个人宣誓效忠。誓词是：“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实行此誓言不惜牺牲生命。”[52]

从事后的情况看，希特勒攫权的最后路程上，虽然还有一点不利因素，但都影响不了他了。8月15日，找到了兴登堡生前的致“德国人民”遗嘱和致“国家总理”临终希望，并送给了希特勒。遗嘱是关于兴登堡为国服务的叙述，临终希望是把关于王室复辟的建议提给希特勒。王室复辟的建议显然是希特勒不愿看到的，也不愿全德国人民知道的。

1934年8月19日，就希特勒接管总统职务举行了公民投票。95％的选民去投了票，其中有90％即3800多万人投了赞成票。只有425万德国人投了反对票[53] 。

45岁的希特勒，从1933年1月30日上台经过短短的一年多时间，至此终于走完了彻底颠覆民主法治的集权之路，党政军大权包括行政立法司法，全部由他独揽，独裁专制统治完全实现了。

1934年8月20日，希特勒在一份呼吁书中声明：“我们夺取德国政权的运动结束了！”“今天，德意志帝国上至国家权力顶峰，下至地方行政机构，其领导权全部掌握在民社党手中！”自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总理至1934年8月2日希特勒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希特勒镇压了反对派，抛弃了同盟者，排除了各种政治势力，彻底清除了魏玛议会民主制残余，全面确立了法西斯独裁政权。德国成了一个元首、一个政党、一个清一色国会、一个中央集权的法西斯国家，希特勒成了德国的大独裁者。这为德国帝国主义重新进行瓜分世界的战争，做好了政治准备。与意大利法西斯独裁体制确立长达7年比较，德国法西斯政权的确立仅一年半之久[54] 。

希特勒攫权的特点

从希特勒上台之后的攫权之路看，他的确是用了很多非凡的手段，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彻底完成了颠覆魏玛共和国民主与法治的过程，堪称颠覆民主法治国家的“典范”，表现出许多的特点，摘要如下。

第一，希特勒合法上台后，仍然披着合法的外衣，用貌似合法的手段和途径以及非法手段，彻底颠覆了魏玛共和国实施14年的民主法治制度。

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上台当了总理，取得了行政权。但是在三权分立的宪法结构中，只有行政权是没办法实行独裁统治的，因此，希特勒上台就通过合法的手段使兴登堡总统解散国会于1933年3月5日进行重新选举，由此来取得国会的立法权。

然而，希特勒在合法的外表下，通过政府的一系列合法手段或者纳粹党的非法的手段如禁止集会游行，新闻管制等来限制对手的正常参加选举，冲锋队的恐怖威胁行为，迫害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行为，制造火烧国会的阴谋来破坏其他政党的参选，从而达到选举的胜利。

此后，又在国会通过卑鄙的政治伎俩，使共产党议员“缺席”，使部分社会民主党议员不能入场，从而“2/3多数议员”在合法的程序下通过“授权法”，相当于废除了魏玛宪法，搬掉了魏玛共和国民主法治的法律基础，彻底颠覆了民主法治制度。用合法通过的法律，来作希特勒独裁专制统治的法律基础，同时，同样用这部法律，来彻底破坏民主法治制度。

在“授权法”的法律基础上，希特勒以后的以这部法律为基础颁布的许多违反民主法治原则的“法律”，也都有了“合法”的外衣，希特勒就是法律，就是法官，这时的法律已经不再是民主法治的载体，法律纯粹成了希特勒手中的独裁专制统治的工具。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不同意义，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二，希特勒摧毁民主法治制度，以暴力为后盾，不仅要颠覆它的外表形式和载体，更要摧毁它的实在的制度基础。希特勒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和纳粹党冲锋队的力量的暴力，通过党禁、言禁、纳粹党和国家一体化等等方式，彻底破坏了政党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等民主法治的根基，改变了德国的历史，从而在民主法治的废墟上建立起了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独裁专制统治。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是不需要制约权力阻碍独裁的多党制、议会民主、法治原则等这些无聊玩意儿的。在这个问题上，著名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曾深刻地指出：更令极权主义政体烦恼的是处理宪法问题。纳粹在掌权初期发布过大量的法律和命令，但是从不正式废止魏玛宪法；他们甚至让政府部门多少还有点作用——这一事实引起当地和外国许多观察家们希望对纳粹党有所限制，新政权能够迅速正常化。但是，随着纽伦堡法律的颁布，这种情况的发展就终止了，结果是纳粹本身对自己的立法毫不关心。相反，“只有时常走向更新领域”，以致最后由纳粹制造的“国家秘密警察的目标和范围”以及其他一切国家或政党机构的目标和范围，能够“不受针对它们而发布的法律与规定的约束”。这种持久的无法律状态表现在“再也不公布一系列有效的法规”。从理论上说，这符合希特勒的名言：“完整的国家不知法律与伦理有别。”因为如果假设有效的法律符合公众的伦理，出自他们的良心，那么的确不再需要公开的命令了[55] 。

第三，军队是国家合法的核心暴力机器，掌握军队，是取得胜利的根本。在紧要的历史关头，敢于牺牲，善于权衡，果断抉择，敢于胜利，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希特勒深刻地认识到军队对他建立全面独裁专制统治的重要性，在关键时刻，站在高处，准确判断，果断出手，敢于牺牲他的冲锋队，敢于征服军队夺取军权，从而登上权力的顶峰。

第四，希特勒上台后，迅速从在野转变为纳粹党执政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法。如在纳粹党和国家一体化的过程中，很多事都是先颁布一个什么法律，再据此来实施；在打击共产党等政敌的过程中，在选举的过程中等充分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纳粹党的意志；即使是在取得军政大权当上国家元首之后，哪怕是假惺惺也还要搞一个全民投票来装饰，以表示纳粹党是在魏玛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希特勒压制纳粹党内的“第二次革命”思想。

一是，希特勒从执政的角度强调，德国现在需要的是秩序，“对于任何破坏现有秩序的企图，我将同所谓第二次革命一样加以无情的镇压，因为这只会造成混乱”。

二是希特勒认为对执政者而言，革命并不是一件好事情。“革命并不是一种永久不断的事情，绝不能允许它成为这种事情。必须把革命的激流引导到逐步发展的安全的河道里去。”

三是希特勒认识到掌握政权管理国家后，就不能简单地用破坏一个旧社会的办法了。所以他讲：“我们绝不能排斥一个好企业家，即使他还不是一个国家社会党员，特别是，如果要接替他的位置的国家社会党员一点都不懂得他的业务。在企业中，唯一的标准必须是能力。”“历史判断我们功过的时候，并不是根据我们撤换和监禁了多少经济专家，而是根据我们是否能够成就伟业，我们并不因为纲领中的一些主张就必须干出愚蠢的事情来，把一切都弄得七颠八倒，而是必须明智地和谨慎地实现我们的思想。从长远来说，我们的政权越是有经济上的支持，它越是稳固。”

四是地方纳粹党和政府机构的关系，要求党政分开，希特勒说：“各邦邦长必须做到，任何党组织都不得代行政府的职权，撤换或任命官员，这是全国政府的职责，至于企业方面，那是全国政府经济部的职责。”[56]

第五，为了夺取政权可以使用各种手段，谎言欺骗，愚民政策，暴力恐吓，大棒加胡萝卜，这是希特勒攫权之路的重要特征，也是他人性的特征。他为了上台当总理，说了很多动听的话，也许下了不少的诺言，但是他当魏玛共和国的总理并不是为了捍卫它，而是为了摧毁它。在希特勒夺取政权的纳粹主义运动中，宣传总是伴着谎言，选举常常伴着恐吓，集会充满暴力。他和他的同党制造国会纵火案、迫害共产党等政党，在选举中制造暴力恐怖，他制造“长刀之夜”镇压冲锋队的借口，以及最后处理兴登堡总统的建议等等，都集中表现了希特勒之流在夺取和保住权力时可以不顾一切的本性。正如汉娜·阿伦特指出，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和恐怖相辅相成，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认识，而且常常被如此认定[57] 。要求无限权力正是极权政体的本质[58] 。如果守法是非暴政体制的本质，而不守法是暴政的本质，那么，恐怖就是极权主义的统治的本质[59] 。

第六，短时高效。希特勒上台后，加快了集权的部署和步伐，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他的独裁专制统治的建立。希特勒攫权这段历史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他在很短的时间里高效率地完成了他想要完成的事。

从时间上看，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上台后的第三天就发布文告宣布解散国会，第五天就颁布“总统关于保护德意志人民的紧急法令”。一个月左右就制造了国会纵火案，重新进行了国会选举，不到两个月就搞出了“授权法”，完成夺权的关键法律行动。在1933年的上半年就基本完成党禁报禁纳粹党和国家一体化等重大行动。次年的8月2日就最终夺取军权建立起了全面的独裁专制统治。

从数量上看，在这个阶段希特勒用了很短的时间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令，主要有：

1933年2月1日《总统宣布解散国会重新选举令》，2月4日《总统关于保护德意志人民的紧急法令》，2月28日《国会纵火案法令》（《保护国家与人民法令》），3月23日《授权法》（《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4月1日《各州与国家一体化法》，4月7日《各州与国家一体化第二个法令》（《联邦摄政法》），4月7日《文官任用法》，5月12日《小商人保护法》，5月26日《关于没收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财产法令》，6月1日《失业缓和法》，7月1日《遗传病的子孙增殖防止法》，7月14日《禁止组织新政党法》，7月20日新《陆军法》，7月25日《教会净化法令》，9月29日《世袭农地法》，11月23日《婚姻及养子制度之滥用的禁止法》，12月1日《党和国家统一法》（《关于政党及国家之保障的法律》），《纳粹党刑法之觉书》等。

1934年1月20日《国民劳动秩序法》（《国民劳动管理法》），1月30日《国家重建法》，7月15日《卡特尔变更法》，7月15日《强制卡特尔法》，8月2日《国家元首法》，10月18日《婚姻保护法》，11月27日《德国经济有机建设的法律》等。

1935年9月19日《保护德国国民的血统及名誉的法律》，1937年10月《股权改革法》等。

对希特勒攫取政权的过程，格哈德·迪尔歇尔教授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说：1933年和1934年更进一步地表明了希特勒怎样肆无忌惮地用立法手段去摧毁先前的宪法体制和社会结构。1933年5月发布的法律取消了工会，把工人阶级强纳入国社党的控制下。通过1933年7月和12月的各项法律，所有其他的政党都被禁止，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被宣布为在公法之下的法定团体和国家的维护者。1934年1月颁布的《国家重建法》，改变了国家的联邦性质，废邦置省，德国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单一国家。随后，通过1934年7月的法律，对国社党的内部政敌的血腥清洗，被希特勒合法化了。最后通过1934年8月1日的法律，兴登堡死后的联邦总统的职位与联邦总理合二为一集中于希特勒一身。用法律废除旧的体制的工作就此大体完成。现在，希特勒几乎不要更多的法律工具，他作为领袖，以言治国。这样，他一方面使德国沦为处在命令和极端权力主义管理下的国家，另一方面他又使德国变成置身于法律和秩序之外的恐怖国家。这种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事先注定了它铤而走险投入战争的必然性，它导致了在夺取政权十二年后的可怕结局[60] 。

[1] 格哈德·迪尔歇尔，李后霖：“关于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取得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1986年01期。

[2]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74页。

[3]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76页。

[4] 郑寅达：《德国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400页。

[5]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277-278页。

[6] 吴友法：“论德国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确立”，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06期。

[7]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338页。

[8] 郑寅达：《德国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400页。

[9]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80页。

[10] 郑寅达：《德国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400页。

[11]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80页。

[12]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82页。

[13]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83页。

[14]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85页。

[15] 郑寅达：《德国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400页。

[16] 转引自吴友法：“论德国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确立”，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06期。

[17]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85页。

[18] 格哈德·迪尔歇尔，李后霖：“关于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取得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1986年01期。

[19] 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恩斯特·鲁道夫·胡伯（Ernst Rudolf Huber）和卡尔·施密特，2014年11月7日最后访问。

[20] 格哈德·迪尔歇尔，李后霖：“关于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取得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1986年01期。

[21] 转引自吴友法：“论德国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确立”，载《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06期。

[22]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92页。

[23] 邸文：“希特勒上台至德国法西斯政权的全面确立”，载《世界历史》（京）1990年04期。

[24] 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341页。

[25] 邸文：“希特勒上台至德国法西斯政权的全面确立”，载《世界历史》（京）1990年04期。

[26]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97页。

[27] 邸文：“希特勒上台至德国法西斯政权的全面确立”，载《世界历史》（京）1990年04期。

[28] 邸文：“希特勒上台至德国法西斯政权的全面确立”，载《世界历史》（京）1990年04期。

[29] 格哈德·迪尔歇尔，李后霖：“关于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取得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1986年01期。

[30]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312页。

[31] 姜天明、丛丕：“魏玛民主的保卫者和掘墓者——论魏玛德国时期国防军的政治地位和作用”，载《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2006年1期。

[32] 吴友法：“论德国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确立”，《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06期。

[33]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300页。

[34]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300页。

[35]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301页。

[36] 吴友法：“希特勒纳粹党与德国国防军”，载《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1986年06期。

[37] 宋钟璜、朱懋铎：“略论德国法西斯的上台、夺权和专政”，载《德州师专学报》1992年03期。

[38] 姜天明、丛丕：“魏玛民主的保卫者和掘墓者——论魏玛德国时期国防军的政治地位和作用”，载《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2006年第01期。

[39] 吴友法：“希特勒纳粹党与德国国防军”，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1986年06期。

[40]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313页。

[41]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313页。

[42]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314页。

[43]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315页。

[44]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316页。

[45]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320页。

[46]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39页。

[47] 吴友法：“希特勒纳粹党与德国国防军”，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1986年06期。

[48] 吴友法：“希特勒纳粹党与德国国防军”，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武汉）1986年06期。

[49]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330页。

[50] 吴友法：“论德国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确立”，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06期。

[51]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329页。

[52] 吴友法：“希特勒纳粹党与德国国防军”，载《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1986年06期。

[53]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335页。

[54] 邸文：“希特勒上台至德国法西斯政权的全面确立”，载《世界历史》（京）1990年04期。

[55]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第499页。

[56]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301页。

[57]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第440页。

[58]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第569页。

[59]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第579页。

[60] 格哈德·迪尔歇尔，李后霖：“关于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取得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1986年01期。

第十三章　希特勒得逞：极权主义对决民主法治

希特勒为什么能够颠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法治制度？希特勒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颠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法治制度？为什么能够在魏玛共和国民主法治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独裁专制统治？在民主法治制度与独裁专制的较量中为什么独裁专制获取了胜利？在独裁专制面前民主法治的制度力量到哪里去了？究竟有些什么样的规律性的东西在起作用？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回顾了希特勒是怎样一步步颠覆魏玛共和国民主法治制度的。这些都只是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和过程的表现。问题是，希特勒为什么能够颠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法治制度？希特勒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颠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法治制度？为什么能够在魏玛共和国民主法治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独裁专制统治？在民主法治制度与独裁专制的较量中为什么独裁专制获取了胜利？在独裁专制面前民主法治的制度力量到哪里去了？究竟有些什么样的规律性的东西在起作用？透过希特勒建立独裁专制统治的历史我们需要深入思考些什么？如此等等，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希特勒独裁专制统治的建立

希特勒建立独裁专制统治，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结果。他上台后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就把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法治制度给彻底颠覆了。从这个时间节点上看，他建立独裁专制统治的时间过程很短，但是，在这个过程之前，希特勒是用了10多年的时间来奋斗夺取政权的，也就是说，他实行独裁专制统治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在上台之前就已经有了，纳粹党的独裁制度就决定了1933年以后的国家制度。之所以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把魏玛共和国民主法治制度破坏掉而建立起独裁专制统治，就是有在之前的多年的长时间的准备和实践。他上台以后，只是可以凭借已经取得的国家政权更加方便地把独裁专制那一套搬到他建立的统治中来罢了。因此，从希特勒为之奋斗的不同阶段整个过程来考察，他上台之后的快速高效地颠覆民主法治制度建立独裁专制统治的时间问题，就不足为奇了。

纳粹冲锋队。

希特勒为什么能够颠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法治制度？换言之，希特勒为什么能够建立起第三帝国的独裁专制统治？

不少学者进行过深刻的探讨。

比如李云霞、张献等学者认为：“纳粹党建立独裁统治是当时德国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德意志国民性中渗透着日耳曼民族至上的思想，使希特勒的种族优劣论、生存空间论和迫害、屠杀犹太人的政策获得了普通民众的支持”。“国家利益至上、崇尚权威的思想，对专制和独裁的默认和接受使纳粹独裁统治的建立成为可能。”“纳粹党的生存空间论与德国传统的军国主义扩张政策不谋而合，使纳粹党得到了陆军的支持，而陆军军官团一直在德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1] 当然，对这个问题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

比如《魏玛宪法》的失误和教训，宪法结构和有关的各种事件，兴登堡总统后期的思想与责任，合法的暴力手段以及“警察与穿着制服的国社党的冲锋队和党卫队一道经常被用来在选举中造成威胁的气氛，实际上是实行恐怖”；国际政治局势和经济形势，世界法西斯主义思想和运动；社会发展根本矛盾；“帝国的君主与中产阶级联合统治的体制掩盖了工业社会的种种问题，也调节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集团和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等。

但是，这些都是基于已经发生的德国历史事件得出的结论。

这些事实是不可以更改的，因而建立在这些事实之上的看法和结论也是有既定方向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希特勒颠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法治制度，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结果，纳粹党建立独裁专制统治是德国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也就是符合当时历史要求，是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要出现的事情。也就是说，希特勒的上台和独裁专制统治的建立是德国人民当时自己的选择。“德国独特的国情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具有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相背离，并带有普鲁士的‘铁血’色彩等特点；而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特点对其国民性产生重大影响，导致德意志民族至上论和种族优越论的出笼，崇尚权威的传统使德意志民族比较容易接受独裁和专制统治，军国主义的传统扩大至整个德国，倾向于用暴力和战争来维护本民族的利益；而其国民性又是导致纳粹党上台的重要因素。由此得出结论：希特勒上台是历史的选择，它适合了当时德国的国情。希特勒不是妖魔，他只是抱有一种理想的人，这种理想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他自认为找到了实现理想的途径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只是这不符合我们的伦理观念，但他的上台是符合当时德国历史发展客观趋势的，所以德国人民选择了这种理想及其实现的途径。德国人民选择的不是希特勒这个个人，也不是其他的什么理想和主义，而是‘国家社会主义’，是要摆脱贫穷和饥饿，要使自己的国家富强。‘国家社会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只是历史的错误，而非希特勒个人的错误。”[2]

希特勒与纳粹冲锋队。

当然，希特勒的独裁专制统治确实已经出现了，说它必然要出现也没什么错，因为只有这才是现实性，其他仅仅是若干想象中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在以这些历史事实为基础的同时，以更广泛的角度更开阔的视野来看这个问题，会得出一些什么看法呢？

第一，希特勒建立独裁专制统治，是德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时光，因此，这段历史也是受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支配的。

第二，希特勒建立独裁专制统治是历史发展变化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交叉发展的结果。纳粹党经过多年的发展，通过纳粹革命运动聚集起了德国当时发展的力量，在社会内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势能，因此纳粹党上台建立独裁专制统治是必然的结果。在当时的情况和社会历史条件下，没有纳粹党也会有别的什么党上台，没有希特勒也会有别的什么特勒来建立独裁专制的统治。比如，希特勒纳粹党的25条主张，社会主义的主张，工人党的思想等就和共产党的许多主张相同。德国共产党要建立的专政，是要通过暴力革命，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来建立，社会的动荡会更加剧烈。并且从东德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看，也是一党专政。但同时，又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一是魏玛共和国最后两届政府，巴本政府和施莱谢尔政府，如果代表军方的施莱谢尔将军不直接走上前台，仍然在幕后，那么希特勒的上台就可能出现一些偶然性。二是在时间上，不一定是1933年1月30日上台，就有偶然因素。如果巴本没有和希特勒联手搞一些阴谋诡计，或者施莱谢尔早几天或者迟几天下台，这是有一些偶然因素的。三是希特勒8月2日最后夺取权力建立独裁专制统治，在时间上也有偶然因素。兴登堡的死是必然的，但是死在哪一天有一些不确定因素。等等。历史往往是在必然的趋势中和偶然爆发的事件相结合形成的。

第三，希特勒建立独裁专制统治，是德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所致。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3] 也就是说，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是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它是完全自觉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结果，是通过许多个体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而每个个体的人的需求都是各异的，因而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具有十分的复杂性，在极其相同的条件下也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但是，现实的社会历史是一个由种种联系的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有机体，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因而研究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不仅要考察分析它的各种因素本身的活动，而且还要同时考察分析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系及其交互作用。否则，就不可能清晰地揭示现实社会历史诸现象存在的条件和作用方式，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和总结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因而也就不可能全面把握和推进社会历史的总体运动[4] 。因此，研究和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阐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造成历史事变的成因、揭示特殊历史人物的出现及其重要作用，需要从社会历史合力论考察。正如恩格斯指出，人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历史的活动的，其“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5] 。希特勒纳粹党独裁专制统治的建立，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如此。它不仅仅是魏玛共和国内外部力量、兴登堡总统、军方、希特勒、纳粹党、各个右派保守政党和势力、左派力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国际、国际联盟、法国、英国、美国等等各种因素本身的活动，而且也是这些因素之间的联系及其交互作用形成的结果。当然，在这些合力中，以及在与这些合力形成中同异己作斗争的过程中，希特勒的个人意志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促动历史发展的合力的方向向着纳粹党的目标发展。

纳粹主义的“民族共同体”或许就是这方面合力的重要表现。对此，李工真教授论述道：“社会历史发展合力理论告诉我们的是，希特勒独裁专制统治的建立，是历史发展多维力量的结果，不是仅仅单一的个人意志的必然；是合力形成后推动的结果，而不是合力形成之前出现的事件，避免某些历史事件或者历史发展走势，应当是在各种历史主体因素本身的活动和这些因素相互间的联系及其交互作用中去寻求答案，而不是在历史结果出现后才试图去阻止社会历史合力的形成。”

无论是希特勒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政治对手，都没有否定过这个事实：到1933年1月，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德意志人，都是支持纳粹党以及它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当时任何其他政治派别的德意志政治家都没有达到或接近过这样高的支持率。

当人们注意到纳粹运动的追随者中不仅包括了来自“新”、“老”中间等级的群众，而且也包括了来自其他社会各阶级、阶层、教派的群众时，就不难看出纳粹运动“独裁式大众聚合化运动”的特点。事实上，希特勒要在这个时代里夺取政权，并实现他对内建立法西斯极权独裁统治、对外夺取“生存空间”的目标，不仅需要组织起中间等级的反民主队伍，而且本身更需要组织起一个具有更大包容性的社会联盟，来作为他采取行动的手段。这个社会联盟就是纳粹主义的“民族共同体”。纳粹主义的“民族共同体”是专为这样的人设计的，这些人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在不断忍受着日益增长的孤独之苦，因而渴望在日常生活中，能过上“令人愉快的集体生活”。这种“共同体意识”，不仅具有否认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的反马克思主义功能，而且也具有否认工业化社会中多元利益冲突现实性的功能，因而本身也具有反民主主义、反自由主义、反共和主义的性质。但是，在1929—1933年的大危机年代里，德意志社会对这种“共同体意识”的需求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纳粹党能成功地通过对这种意识的强调，召集到广泛的群众队伍，来实现它所要达到的目标。对于这种因果关系，人们只能从德意志现代化的长期进程中，从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发展中去寻找[6] 。

第四，希特勒独裁专制统治，是社会矛盾斗争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7] 在这些矛盾中，阶级矛盾和斗争占据重要地位，用阶级分析法看待社会。“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8]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9] 恩格斯也指出：“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变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10] “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11]

希特勒独裁专制统治的建立，既是左派政治集团和右派政治集团较量的产物，也是德国当时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使然；既体现新的纳粹革命运动与旧的霍亨索伦王朝复辟的矛盾，也体现纳粹党和社会民主党等斗争的历史；既是纳粹党和共产党的对抗的体现，也是工人运动内部矛盾斗争的现实；既是德国历史自由主义民主思想与军国主义封建思想长期矛盾斗争的反映，也是魏玛共和国民主法治力量与法西斯主义势力此消彼涨的结果。正是这些矛盾斗争和发展变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纳粹党的独裁专制统治的历史结局。

第五，希特勒独裁专制统治的建立，是德国社会发展变化和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12]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3] 马克思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确认它的总和是决定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其余一切社会关系的经济基础，即社会的经济结构。从而为人类历史中的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划分提供了客观标准。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指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切意识形态发展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剩余价值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这两大规律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重大发现。社会历史的发展由此而得到科学的说明。

希特勒独裁专制统治的建立，是德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存在变化的结果。为什么德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会产生希特勒独裁专制统治的政权形态呢？

我们知道，19世纪到20世纪初德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大的特点是后来居上快速进入工业社会，德国产业工人急剧增多，形成一支人数众多力量强大的队伍。从1925年到1933年在人口的社会分布的统计中工人就占了43％多。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个必然出现又截然对立的阶级；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使生产的日益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在德国工业社会的形式和内容也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和形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根本利益上的矛盾和斗争，也相应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两个阶级的矛盾斗争就使得各自都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寻求自己利益的代表者，表现为这两个阶级分别组织了政党来代表本阶级，并通过各自的政党或者势力在社会经济政治舞台上来为本阶级的利益而争斗。同时，又因为工人分属不同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纳粹党等政党，再加上封建保守的政党和势力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从而使这种矛盾形成内外部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现象，从而使在同一德国社会经济结构下的阶级矛盾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制度形态。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当时德国社会经济条件下有那么多的政党为了本党及其代表的阶级在政治舞台上斗争，为什么在同一社会经济结构上可以先后产生魏玛共和国和法西斯独裁专制政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德国形成的庞大的工人阶级力量比较强大，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和政治诉求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力量也比较强大。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在其政党的活动下也得到比较充分的反映。加上世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和制度的影响，以及德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反封建专制的共同历史任务，因而在工人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德国十一月民主革命下，在阶级矛盾中占主要地位和阶级力量对比占优势的情况下，推翻了德国封建帝制，产生了带有强烈德国色彩的魏玛民主制度及魏玛宪法，建立了符合当时德国社会经济结构、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要求、符合资产阶级理念的民主共和政权形式。“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4]

在魏玛共和国存续的14年的时间里，虽然德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德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的情况、力量对比、矛盾斗争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因而代表各阶级利益的政党不断变化，有新政党产生如纳粹党，有的政党瓦解，并且各政党的政治经济诉求和主张也在不断变化。魏玛民主革命初期的主要阶级力量共同的反封建帝制的历史任务完成后，社会各阶级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斗争就在魏玛共和国这个政治舞台上展开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原本共同的反封建主义基础上的民主政治诉求，在各自政治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逐步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占主要地位的与其经济利益诉求和与其经济利益相应的政治要求和主张。同时，由于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必然会充斥着政党的争斗，导致政府频繁更迭，效率在民主程序中耗尽，特别是在《凡尔赛和约》的赔款压力下的德国经济状况，使得民众的生存矛盾突出，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要求得不到满足，因此，在魏玛共和国后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治要求，就不再像刚推翻封建帝制时的那样强烈主张民主制度了，而是强烈要求改变德意志民族的生存问题和恶劣的经济状况，和能够实现这些要求的政权形式，哪怕是法西斯集权主义的政权。这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支配的。

简单说，在德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上，形成了与之对应的阶级。各个阶级组成的政治集团和政治派别、政党等等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斗争、主张等，在力量的对比和平衡下形成了一定的国家制度和政权形式。不同的力量对比情况，历史条件的不同的发展变化，又导致不同的政权形式出现。即使是在资产阶级反封建帝制主张的民主法治制度基础上，也不排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或者在特殊社会经济政治民族问题的被迫下比如面临民众的生存、民族深重的苦难等，被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和垄断集团的利益等因素的驱使形成集权的政权形式。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其实都是这类情况。

魏玛共和国民主法治制度的颠覆

希特勒要建立独裁专制统治，必然要推翻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法治制度。

不颠覆民主法治制度，就不可能建立起独裁专制统治。

民主法治与独裁专制是两种尖锐对立的理论主张、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权力原则、制度形态、政权形式。实行民主法治，就必然要排斥独裁专制，建立独裁专制必须要摧毁民主法治才能实现。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以魏玛宪法为基础的民主法治制度，在推翻封建帝制的斗争中已经建立起来，并且运行了14年之久。

然而，魏玛的民主法治制度却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希特勒给颠覆了，民主法治的制度基础和政权形式也同时被摧毁了。

魏玛的民主法治制度及其支撑这种制度的力量，在希特勒试图改变它的时候，制度为什么也靠不住了？民主法治制度的力量都到哪里去了？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制度的可靠性问题。

关于制度的可靠性问题，有不少深刻的论述。总的说来，制度的可靠性程度比较高，一般讲，也确实要靠制度。“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我们常说，人治是靠不住的，只有制度才是长期的，稳固的，可靠的。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5]

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人认为制度是根本稳定长期的保证，有很大的力量。如有的人讲：“比较地说，是制度比个人可靠。因为，制度是有组织的多数人的力量，是不易改变的习惯的规则，是比较稳定的可靠的，不像个人那样易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们的生产和社会关系形成的习俗会成为规则和制度，这是较多数人遵守的规则和制度。人和体制都是完成任务所必不可缺少的，而且制度由多数人遵守所形成制度力量是绝对的大于个人力量的。”“当然，制度有好也有坏，谁都离不开制度，旧中国昏君和贪官之所以层出不穷常胜不败是权贵们都认可的专制制度使然，甚至被威吓的老百姓都不得不认可这种专制制度。这种以国家镇压机器为轴心的专制制度的力量是巨大的。反过来说，民主制度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权贵想肆意掠夺全民财产可能吗？那会受到独立的司法机关的严惩和民众的选票制约的。在社会民主制度下，要想以个人的力量恢复专制制度也是很难的。”

从上面的论述看，制度在一个相对的条件下，是比较可靠的。制度的可靠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就是说，在一个当前既存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框架内看，这种制度与个人相比较，制度是有力量的，是比较可靠的。

但是，当希特勒要推翻魏玛的民主法治制度时，就不仅仅是民主法治制度与希特勒个人的力量对比和较量了。

魏玛的民主法治制度被推翻，说明它已经没有了维护自身存在的力量。

那么，魏玛民主法治制度的力量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在希特勒纳粹党的革命运动面前，民主法治制度也不可靠了？魏玛的民主法治制度敌不过独裁专制的建立？

——魏玛的民主法治制度遏制独裁专制的力量到哪里去了？

魏玛的民主法治制度的力量，消解在人心的背向中，融化在人民对利益的追求中，消失在历史的发展变化的条件中，沦落为纸面的文字。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说：“制度是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讲，它们是为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16] 正如诺斯所说，制度就是人为设定的一些社会游戏规则。人民为了治理国家通过法定程序以宪法的形式设定了社会的政治游戏规则，表现为种种民主法治制度。这些制度，之所以能够人为设定并得到人们的遵守，是因为民主法治制度是现代文明的一部分，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共同的规范，也就是说，制度应当是植根于人民大众心中的愿意遵循的行为规范。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法治制度，在建立的时候如此，在被抛弃时也是如此。当它不愿意被社会上的强大的人群和政治势力遵循时，它也就没有力量了，也就挡不住要被推翻、改变、颠覆的命运。马克斯·韦伯说：“一种普遍的社会精神或社会心态，决定着一个国家走什么道路和实行何种社会制度。”可见，制度是民众心中普遍存在的并愿意自觉遵守的理念、原则等，正如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凡勃仑认为，制度是“大多数人的思想中普遍具有的确定的习惯”[17] 。制度的力量就在于人心向背。

其实早在纳粹党上台前的几次全国选举中，就预示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法治制度的走向和趋势。在1930年9月14日的选举中，纳粹党所得的选票增加到了6409600张，可以取得国会中107个席位，从国会中位居第9的最小党一跃成为第二大党；1932年7月31日的选举中，纳粹党一共获得了13745000张选票，在国会中占230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纳粹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大量的民众支持，获得了民心，取得了推翻民主制度的群众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希特勒的独裁专制制度不能说不是德国历史的选择、德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对此，汉娜·阿伦特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革命，极权主义运动的兴起，破坏议会政府，紧接着是各种各样的新暴政，法西斯主义和半法西斯主义，一党专政与军事独裁，最后是表面上牢固地建立在群众支持基础上的极权主义政府：……1933年的德国。毫无疑问，极权主义政府及其令人无法容忍的公开罪行是由群众支持的。”[18]

——魏玛的民主法治制度的力量因人心的向背消解。人心向背也是受追求利益的制约。 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19] 也就是说，这两种生产及其作用是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任何人类历史的前提。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和其他必需品。就要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本身。同时，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每日都在进行着。没有这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及其再生产，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条件和必要的物质基础也就没有了，人类社会历史也就不存在了。在魏玛共和国存续的时间里特别是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德国的经济几乎崩溃，德国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及其再生产的条件恶化，在这种经济状况的条件下，人们首先考虑的是经济问题和利益，不再是制度而是肚皮即生存，希特勒和纳粹党承诺给了民众生存的希望，争取到了民心。难怪其他政党在为经济糟糕而垂头丧气时，而希特勒却兴高采烈地看见了希望，把握住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要求。包括军方，也在狭隘的自身利益的制约和驱使下最后关头抛弃了魏玛的民主法治制度，使魏玛宪法和它规定的民主法治制度沦为失去生命的纸面上的文字。

德国十一月革命后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已经不是经历了14年以后的魏玛共和国，尽管名称还是那个名称。太多的政治事件，太多的政治争斗，太多的经济危机，太多的思想潮流，太多的内外压力，太多的政府更替，太多的苦难，特别是太多的民主制度的优点人们视而不见而其不足又充分暴露，使得魏玛共和民主制度存在的历史条件不断发生变化，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基础和土壤不断流失，制度本身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体现不出优越性，制度失去活力，政府失去执政力，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加上民众对新的制度寄予想象的希望，在风雨飘摇中的魏玛民主法治制度，哪里还有力量来捍卫自身的生存呢？在希特勒和纳粹党代表的新的独裁专制的打击下，只能是不堪一击，轰然倒塌。在战前的6年多时间里，希特勒建立的独裁专制制度，充满活力，充分展示了制度的优势面，在国内的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令人炫目的成就，在外交上重新恢复了昔日的辉煌，成为世界强国，当时的德国人一定庆幸他们作了多么正确的选择！“许多人把希特勒看成是上帝派来的领袖。”“如今在德国发生的，是一场重新塑造德国精神的斗争。而希特勒正是德国再生的当然代表。”有一名作者在一本书的标题中表达了这种广泛流行的感情：“德国的希特勒春天”。这首诗云：“上帝派来救星，苦难已有尽头，举国欢腾共庆，春天终于来临。”[20]

反思希特勒的独裁专制统治的建立

希特勒用独裁专制推翻民主法治制度的这段历史，值得今人去深思。

——制度的可靠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种认为立几个法，写几个文件就是建立起了牢固的制度的想法，只是看到了制度的载体而还需深入到制度的实质。

——希特勒的独裁专制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德国人民的选择。历史和人民选择的不一定就是真理，未必就是好制度，难说就是阳关道。

——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制度，民主和专制制度又各有其优点和弊端，但民主制度更符合人类追求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主权在民等核心的价值。当人们赞赏、欢呼独裁专制统治集举国之力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或者种种辉煌成就时，进一步强化独裁专制统治时，就要警惕彻底抛弃民主法治可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后果了。

——公权力的制约、限制须用民主制度来完成。人的本性是按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独裁是满足这种状态的最好形式，也是人的本性使然，因此，集权是人性在政治制度中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民主法治就是与这种人性作斗争阻止这种发展趋势的制度形式。

——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取决于独裁者本人的自然生命的长度，民主法治制度下的政府可以和平更替而制度健存。

——希特勒用民族主义使德意志民族中的激进分子狂热从而失去理智。民族主义容易使民众沸腾，在集权的条件下更容易使一个国家失去理智。

——希特勒建立独裁专制统治的过程，都是在合法的形式下进行的。如果对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理解还感到抽象的话，这段历史就完全诠释了对法律范畴的真实意义。

[1] 李云霞、张献：“从德国民族主义形成特点看纳粹独裁统治的必然性”，载《邯郸学院学报》2005年01期。

[2] 李云霞、张献：“从德国民族主义形成特点看纳粹独裁统治的必然性”，载《邯郸学院学报》2005年01期。

[3]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4] 朱传：“论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杰出贡献”，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

[5]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6] 李工真：“德意志‘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纳粹主义”，载《历史教学问题》（沪）1998年06期。

[7] 摘自《毛泽东选集》。

[8] 摘自《毛泽东选集》。

[9] 摘自《毛泽东选集》。

[10]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11]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2] 摘自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13]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4]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5] 摘自《邓小平文选》。

[16] ［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7] ［美］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8]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第17页。

[19] 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十四章　希特勒极权主义思想体系

希特勒认为他是上帝的使者，为了完成上帝赋予他的伟大的使命，他必须实行“领袖”原则，夺取政权推翻民主制度并进行独裁专制统治，为此必须采取符合其目的的政策、方针、策略、路线、手段、方法，必须用民族主义调动民众，推翻《凡尔赛和约》、夺取生存空间、消灭犹太人、打倒共产党。

希特勒通过集权之路摧毁魏玛民主法治制度建立其独裁专制统治，并非是一时之冲动，而是有着深长的思想根源，有一整套思想理论体系。要点是：

第一，有伟大的神圣的使命思想。

第二，为了完成神圣的使命，必须实行极权主义。集中大权于一身，是实现使命的前提。极权主义服务于完成使命的思想。“法西斯主义的真正目标只是夺取权力，确立法西斯主义‘精英’为统治国家的无可竞争的统治者。”极权主义运动最显著的外部特征是个体成员必须完全地、无限制地、无条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诚。极权主义运动的领袖们甚至在攫取政权之前就已提出这样的要求[1] 。

第三，要集中权力来完成使命，就必须把以分权制衡权力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消灭掉。民主制度是阻碍实现使命的制度。

第四，为了完成使命，必须夺取政权并进行独裁专制统治。“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元首。”夺取政权集中权力，必须争取民心，争取民心必须要有高超的演讲艺术，必须用民族主义调动民众，必须有鲜明的口号，旗帜，如打倒十一月罪人、推翻《凡尔赛和约》、夺取生存空间、消灭犹太人等等。要夺取政权，必须把主要的政敌共产党打倒。必须用合法的外衣，谎言、欺骗手段，必须使用暴力和恐吓威胁，必须把军队控制在手等等。

“上帝的使者”“神圣的使命”“伟大的事业”是希特勒独裁专制的思想基础和核心理论

1924年，时年35岁的希特勒，刚刚经历了政变失败的沉重打击，后又经法庭审判到兰德茨堡监狱服刑（离1933年希特勒上台执政还有9年），前景似乎很不妙。但是在监狱中的他，在写《我的奋斗》一书时却看不出消极沉沦，相反是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要完成重任伟业的架势。这就是他思想基础和奋斗的动力。

在谈到他的出生地时，希特勒就表示自己一出生就有使命感，他仿佛是上天派来拯救日耳曼民族的伟大人物。他说：“我幸运地生长在莱茵河（Rhein）畔的普勃诺镇（Brraunqu）上，这市镇太美丽了。而且正当是两个日耳曼国的交接之处，天生给了我一个奋斗的机会。”“为了这，我生长在边陲小镇上，便负有神圣伟大的使命。”

在希特勒的思想中，他认为他之所以是负有神圣伟大的使命伟大的人物，是因为他是“代上帝行事”，他的使命是“上帝所付给我们的使命”，他要拯救人类，拯救世界。他讲：“当我在研究犹太民族的影响及于人类长期的历史的时候，我的心中突然生出了一个悲剧的问题：就是那不可测的天命，安知不已许这小民许以最后的胜利呢？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学说，弃着自然界中含有的贵族的原理，而以群众的人数，来代替了势和力两者之间永久和特权。所以他们的学说，否认在群众之中的个人的价值，攻击国族和种族的重要，用以一剥人类的生存和文化的意义。如若这主义成为是一种宇宙定律，则人类所共守的一切秩序，势必到了灭绝而后已。如若这原则行之于宇宙之间，那么宇宙必定大乱，行之于地球之上，那么人类必同归于尽。要是犹太人靠了马克思教义的力量，战胜了世界各民族，那么这皇冠便将成为人类送葬的花圈了，地球又将空无人类而运行于太空之中，和数百万年前一样。永存的自然，凡是逾越其命令者（Ubertreung ihrer Gebieter）势必将与以前严厉的惩罚。所以，我发信心，谨遵造物的意旨；和犹太人奋斗，这就是我在代上帝行事。”

希特勒在兰德茨堡监狱服刑。

希特勒出狱。

在阐述他具体化的神圣使命时，希特勒明确表示自己是民族主义者，他为德意志民族和国家所负的责任，奋斗的原因，是完成上帝的使命。他宣称：我个人以及其他一切真正的民族社会党人，仅有一个信条，就是民族和祖国。我们所以必须奋斗的原因，就是在保障我种族的繁殖，我国的人民及其子孙的教养，血统的纯洁，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并且使我民族能够完成了上帝所付给我们的使命。“照普通的情形来说，世界上不论哪种丰功伟业，大都是在实现众人所共有的夙愿。这是各时代和各种大问题的特质，千千万万的人努力于解决这种问题，而且有些人还自认自己负此重任，完全是受着上天的使命。是在一群英豪大家互相争势的时候，唯有比较强壮比较勇敢的人，他能出人头地而获得最后的胜利，能够担当了这项巨大的任务。人类往往为了尝试的失败而得到教训，终于获得事业的成功。”

希特勒在这本书中，始终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使者，是上帝派来完成“圣神的使命”的，这是希特勒独裁专制的思想基础和核心理论，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其他都由此而展开，为此而服务的。因此他要成为的不是高官而是“伟大的事业”伟人。 “我希望艰苦地和自己命运搏斗一场，战胜之后就能成为一个世界杰出人物；但我不将做官看作一生最高的目标！”

为此，他对纳粹运动的使命作了这样的解释：“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在这负着一种使命。就是这运动必须教训一般人民忽略于琐碎的事情而注意于种种事端，不要因了细故而生出异见来，而且永远不忘掉我们现在的奋斗目的，纯粹是为了我民族的生存，我们应该努力去打倒唯一仇敌，就是时时来剥夺我民族生存的人。”

希特勒在纳粹党的25条纲领中也强调了他的神圣使命：我们要求基于民族自决的权利，联合全体德意志人成立大德意志帝国（第一条）；我们要求德意志民族应与其他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废除《凡尔赛和约》（第二条）；暴露了领土扩张的野心：我们要求国土和殖民地足以养育我们的民族及移居我们的过剩人口（第三条）。为此，希特勒发誓：本党的领导者，誓为完成上述目标而奋斗，必要时，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即使是在多年以后，希特勒登上总理的职位时，体现的仍然是他在监狱里使命论责任感。在1933年1月30日当天，当时站在希特勒背后的冯·巴本叙述道，没完没了地重复着那句凯旋口号，万岁，万岁，胜利万岁！就像警钟似的在我耳边响着。而那位新任总理则非常激动，用沙哑的声音说：“我们面临的是多么巨大的任务啊，冯·巴本先生。我们永远不能分离，直到完成我们的事业。”[2] 2月1日，希特勒在发布政府声明时又公开宣称：“现在，德国人民，请给我们四年时间，然后再来评定和判断我们！我们要忠实遵照陆军元帅的命令开始工作，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工作，顺应我们的意志，为我们的理智祝福，赐予我们以人民的信任。因为我们不是想为自己，而是为德国而奋斗！”[3]

1945年，希特勒临死前，还强调民族的责任、国家的任务，攻击犹太人。他说：“一定要把民族利益置于个人感情之上。”“愿他们把民族的荣誉置于世界万物之上。他们终究会认识到我们今后几个世纪的义务是重建一个民族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这个任务要求每个人永远把公共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上。我要求所有的德国人民、所有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以及武装部队的全体士兵，要服从和忠实于新政府和总统，直至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最主要的是，我责成国家的领导人及其下属恪守种族法律，坚决抵抗世界各民族的毒化者——国际犹太人。”

极权主义思想：独裁专制是完成使命的必须

希特勒以上帝的使者自居，以完成上帝赋予的神圣的使命为己任和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为了完成使命达到目的必须集权，极权主义服务于完成使命，因此，他要成为领袖、独裁者，极权主义是完成使命的必须。他明确讲，强者的独裁便成为最强者。“最好的国家的制度就是用毅然决然的手段，去选择有才智的人士，叫他做有权威的领袖。决断权切不可操在大多数人手中，国家应该是一个负责的团体，而Rat（顾问）一字应该恢复它的古义。”“如果要维持国家的奋斗坚持到底，那唯有坚决地行使着一贯的中央集权制，这才能见到功效。但是，形式上的统一，必须在原则上先要确定一种统一的国语来表现的；而完成这事业的专门工具，又必须操行于行政机关；倘使没有统一的国语，那么，统一的国家便就不能持久。”犹太人所操纵的民主国（Jewish—Denocartic Reich）已经成为德国民族的祸根，这是反对中央集权政策的另一理由。

在分析如何克服民族分离时，希特勒认为集权是必经之道。他论述道：“在这人种复杂的奥地利的帝国中唯有一法，能够把各民族分离的趋势克服的，就是国家必须中央集权，它的内部组织，也须照此目的而进行。”

由于坚持中央集权主张，因此希特勒反对地方自治的分权主张。他认为，各邦有不和他们同流合污而加以反抗的，就要遭到摧残，使他们失势而无力再来反抗。我们必须抱有远大的民族政策和立场，万不可失之狭隘或是偏袒邦权。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加以深切的注意，以免我党的同志，误解我民族社会党将否认国权应高于邦权。要知道这种国权，那是无可疑问的，而且也不应该有疑问的。由我们看来，国家的本身，只是一种形式，它的本质是在其民族和人民所以一切必须以民族的利益为依归。我们不能在一个民族和国家（国家是民族的代表）内去承认某一邦可以享有独立权，俨然像一个独立国。

体现希特勒极权意志的纳粹党的集会。

希特勒极权主义主张与封建君主专制有着相通之处，因而他对君主政体的集权原则并不否定，并且，借君主政体的特点来树立他作为纳粹党元首的地位和权威。他讲，君主政体确也有着它的价值。第一，君主制度能够使国家的领导权稳固，使国人所有的各机关，完全站在国家之下，那便可以免掉贪婪的政客的乘机捣乱；第二，君主制度具有本来的尊严和因此而产生的权威，在这种制度的下面，官员及军队的地位可以提高，但是，可以不受政党的影响。做君主的人，以一人而为一国的元首。他的肩头所负的责任，自比了国会中介然成立的多数党为更重了。德国的政治，所以被人素称纯洁的缘故，实在完全是由于这—点。最后，君主德国国民的文化，有着极多的贡献，而且还能够去掉一切的流弊。

对纳粹党，希特勒明确地阐明了党的集权原则。“最优良的组织，必须使领袖和党员间的隔阂尽量地减少，因为组织的使命，是要把一个确定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常在一般人的脑中造的——输入民众的脑海中而促其实现，在党员增加的时候，必须要成立支部；这支部便是将来政治团体中各地的细胞组织。这各运动的内部组织，应当依照下列的纲领：首先把全部的工作集中于慕尼黑一地。训练忠实党员，并建立一学校，以便为这种理想作将来的宣传。把现在在这里所得的显著成功，作为将来取得必要威权的手段。在慕尼黑中央领袖的权威已经得到了绝对的公认之后，于是再来成立地方的支部。”

希特勒的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在他亲自拟定的纳粹党的纲领中讲得更明确。纳粹党党纲第二十五条规定：“我们要求在联邦内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以便实现本政党所主张的一切；中央和国会应具有绝对的权威；为了实施联邦所颁布的法律，应创设各种职业协会。”

反民主思想：完成使命必须反对民主制度

希特勒认为，阻碍他集权独裁专制的民主制度，也妨碍他实现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使命，因而他在取得政权之前就表明了大力反对民主制度的态度和主张，上台之后迅速把民主制度推翻也就不足为奇了。

希特勒与共产党为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延伸到了民主主义。他认为：“现在西方的民主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前区；如果没有民主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无从产生的，所以民主主义，实在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因此，在希特勒看来，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都要反对。

希特勒反对民主制度，他说：“民主主义的外形——议会制度——它像是‘一种秽土和火中的怪物’。”认为这种制度有太多的问题，是不负责任的，是“否认个人的权力”的“一群愚人”的制度，有害于民族、国家的前途，必须反对。

首先，国会是不负责任的。“在议会制度，一种缺乏责任心的弊病，已经是达于极点了。”而世界的进步是由像他那样的个人来推动的，而国会的多数人议政是与他的主张矛盾的，因此也是违反基本原则的。他讲“由国会来决定国来，所得的结果是秀是为利，但是，决不是一个所能负责的，而且也没有一人能够说明它的原故。一个政府做错了不少的事，因而引退了，但这政府岂能说是负责改变政党，或是解散国会，这也岂能说是负责？因为多数的人既时常在更动，这又怎么能够叫他负责呢？不是责任观念和人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吗？但是，如果政府的各种措施，须得顾全到多数人的意向才喜怒，那么，事实上又岂能对领袖人物提起公诉呢？岂一个做领袖的政治家的事业并不重在有独创的思想和计划。而竟重在使他提议能为一群愚人所能了解，以求得他最后的同意的技术吗？政治家的标准，岂是专门在游说方面，而不在对重要的行为和决议具有当机立断的政治手腕吗？世界的进步，不是出于个人的脑力而是出于多数人集合的智力，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吗？我们岂是悬想将来的人类文化不是由这观念而来的吗？反之个人的脑力不是现在较之往昔更为需要吗？”“国会取决于多数的原则是在否认个人的权力，而代以到会的多数的议员，这实在是违反了贵族政治的基本原则的贵族政治中所谓上等阶级，这并不是我国今日的腐败的上流社会。”

其次，希特勒认为议会制度有不少的“流弊”。是“贿赂博取多数赞助的政治活动”等等。他讲：读犹太人的报纸的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去加以思考，那必定不容易认识得到近代国会制度的流弊的。这就是因为不学无术的人充斥在政界中的主要原因。因为真正的领袖，他既脱离了这种不重创造和生产而以贿赂博取多数赞助的政治活动，那么，政治的活动，必定和低能者发生妥协，而且这是低能者所极喜欢的。

其三，希特勒认为，民主制度是愚蠢的，要牺牲真正领袖，是危险的错误，必须反对。他说：“多数绝对不能代替‘人’，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多数常是愚蠢的政策和懦弱的政策的辩护者，合了—百个愚夫，不能成为一个聪明人。所以基武的决断，决不能从一百个懦夫中得到。民主政治的结果，就使国内重要的职位，有着极速的更动，这种事无论在哪一种的情形中都是很不利的，而且易于发生十分恶劣的影响，这因为不仅是庸碌无能的愚蠢的，因此得到了牺牲。便是那侥幸在位的真正领袖，也要受到更大的牺牲的。这结果，便是领袖阶级愈加感染了精神上的颓丧；而国家的前途，那是不论什么人都可以想见得到的。如果我们把民主政治的议会，和真正的日耳曼的民主主义来比较一下，那我们立刻可以明了人类这一种无意识而且具有危险的错误。”

其四，希特勒认为，在民主制度下是一群卑鄙无用智力有限的人，在不负个人责任情况下决策，政府只是傀儡内阁，是暗中操纵着特权的后台老板们的有害于国家的政党政治。因此，必须实行由他一人独断的“真正的日耳曼的民主政治”的新制度。他论述道：民主议会制最显著的一点，就是选出若干人——就算是五百人吧——来决定一切的事件。所以他们在实际上就是政府，纵令从他们这些人中选出一内阁来，为国家处理一切的政事，这也不过是—个傀儡内阁而已。在事实上，这个所谓政府者，事先不是经过了议会的同意，不能施行得任何的政事的。这种政府任何事都不能负责任，这是因为最后决定权并不操在政府手中，而操在议会的多数党的手中的缘故。政府的存在，仅仅是执行多数的意旨而已。在今日，民主议会的目的，并不是在组成一种好人会议，而是在集合一群卑鄙无用的人；他们的智力有限，所以是易于驱使的，唯其如此，才能运用今日不健全的政党政治。而且，使暗中操纵着特有权的后台老板也更能安然度日，不必负个人的责任。因为一种决议，无论它怎样地有害于国家，都不能归之于有目共睹的任何一个奸徒，而且把责任卸在全体的身上去。

这种制度，只有那些可以取悦他们，或是有益于他们暗中操纵的人才会欢迎，至于那些负责的人看起来，那是实堪痛恨的。这种民主的方式，便是为某种族的工具，该种族为了要促进它本身的目的，所以在现在和未来，便不得不避去光明而在黑暗中了。只有犹太人，才能重视这种制度，因为他们的龌龊和虚伪，实在和它是相仿的。

和前面所指相反的，那就是真正的日耳曼的民主政治。

日耳曼的领袖是自上选举出来的，他对于所有一切的直接间接的行为，完全责任。

如果相求得一个自愿置身于这种危险事业的人，那是恐怕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要来反对他的决断，那我们唯一的答语是“感谢上帝，日耳曼民主政治的要点，便是在使那引起卑劣的人和狡猾的丑类不能险图幸进，上台去统治他的同胞，而那些庸碌无用的人，也将因为这个责任的重大而对之回避了”。

其五，希特勒认为纳粹运动作为民族复兴的先声需要反对议会民主的多党制。他讲：“我对于这件事愈是反复的思索，我就愈是坚信这种小规模的运动，可以作为复兴民族的先声，这是在现在的议会中的各政党是绝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政党，仅仅知道牢记着陈腐的观念。或是因为有利可图的缘故而来拥护一种新制度。”

其六，议员的堕落、政党的争斗，都影响他完成使命。他描绘道，议会的选举结束后，议员获得了任期五年的美差。他们便每天早晨赴议院去。议员未必入内办公，可是签名画到，那是天天如此的。议员如果是为民操劳，天天签到，那么，他所领的薄俸，实在是应得的报酬。

天下事情的最令人懊恼的，莫过于亲眼见到议会辨事的真相，以及他们层出不穷的欺骗。这议会制度，决不能增加了小资产阶级的实力，来抵抗马克思主义的有力的组织。那些议员们，对于这一点竟未曾熟虑到。凡是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他们政治斗争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夺取国会中的议席，至于信仰和原则，那是都可以随时抛弃的。所以他们对于党纲的决定和力量的估计，也都依了这种旨意为依归。这样的政党决不会有号召民众的魔力，因为要感动群众而吸引群众，唯有伟大的高尚的理想，以及坚定不移的信仰，和大无畏的精神相结合，才能达到目的。

其七，希特勒以他建立纳粹党的实践情况和心得，来表明其否定民主制的基本政治思想和主张。他说，从一九一九年到—九二○年，党员大会选出一个委员来指导我党的运动。很滑稽，这一个委员会竟采取我党所极端反对议会制度。我不愿附和这样笨的办法。不久，我不再去出席委员会了。我只为我自己作宣传，不问其他的一切。我不听任何无知者的劝诱而改变方针，同时不去干涉他人的分内事务。等到新章程一经采用，我就被任选为党中的总理，因此我便取得了必要的威权及附带的权利，这种愚笨的办法也就立即废止。用实行专责的原理，去代替委员的合议制。总理是负责指挥这个运动的全责的。日子长久了，大家就公认这种原理是合乎自然的，至少在党的统治上该是这样。委员会只有空谈而毫无一些成绩，所以如果把它解散最好使他们去从事实际工作。眼看着他们一声不响地离职，以后不知到哪里去了，不禁要令人笑起来。因了这事使我想念到同样的大制度，那是国会（Reichstag）。如果叫那些座谈的议员去担任实际工作，尤其是要他们各人对于工作须负责任的时候，他们必定会迅速地鸟兽散了。

反对民主制度，不仅是希特勒的著作中和头脑中的思想，而且是希特勒规定作为纳粹党的党纲内容。在他的25条党纲中明确要求：我们反对腐败的多党竞争的议会制度，因为党争议会政治只根据党派利益，排除异己任用私人，而不顾及品德和能力（第六条）。

希特勒神圣使命感、极权主义、反民主思想的理论基础

希特勒的思想体系的核心架构是，为了完成上帝赋予他的伟大的使命，他必须夺取政权推翻民主制度并进行独裁专制统治，实行“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元首”的原则。

他认为，为了实现其基本思想，必须采取符合其目的的政策、方针、策略、路线、手段、方法等等。比如，走合法夺取政权之路，“合法”建立独裁专制统治；夺取政权集中权力，必须争取民心，争取民心必须要有高超的演讲艺术，必须用民族主义调动民众，必须有鲜明的口号，旗帜，如打倒十一月罪人、推翻《凡尔赛和约》、夺取生存空间、消灭犹太人等等。要夺取政权，必须把主要的政敌共产党打倒。必须用合法的外衣，谎言、欺骗手段，必须使用暴力和恐吓威胁，必须把军队控制在手等等。

希特勒的上述这些思想和实现思想主张的东西，是建立在他认为的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这些理论，主要是日耳曼种族优越论、民族主义、生存空间论等等。

关于种族和民族主义，希特勒直接承继了英国人豪·斯·张伯伦在1899年出版的《19世纪的基础》一书中提出的日耳曼人是最优秀种族和反犹太人的理论。

张伯论认为，犹太人成了一种“消极的”种族，是“杂种”，只有日耳曼人才配继承古代希腊的哲学和艺术、罗马的法律、基督的人格这份光辉的遗产。救星在于条顿人和他们的文化，而在条顿人中间，日耳曼人是最有天赋的，因为他们继承了希腊人和印度—亚利安人的最优秀的品质，因此他们有权做世界的主人。“上帝今天完全指望日耳曼人。”[4] 张伯伦虽然是英国人，但是在1916年加入德国籍成为德国公民，并且由于他大肆宣传鼓吹德意志，德皇给他颁发了一枚铁十字奖章以资奖励。张伯伦对德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对第三帝国影响更是如此。张伯伦与希特勒互相吹捧，臭味相投。1923年希特勒在拜罗伊特见过张伯伦，张伯伦对夸夸其谈的希特勒钦佩得五体投地并大加吹捧，认为希特勒有伟大前途，他在见希特勒的第二天就写信给希特勒说：“你有伟大的事业要完成。”“我对日耳曼主义的信念从未有片刻的动摇，虽然我承认，我的希望曾处于低潮。你在顷刻之间却改变了我的精神状态。在德国最迫切需要的时刻，它诞生了一个希特勒，这就证明了它的生命力；他所产生的感召力量也是如此；因为这两件东西——人格力量和感召力量——是密不可分的，愿上帝保佑你！”而希特勒和纳粹党人则把张伯伦奉为他们的一个先知，继承了他的种族理论，继承了他的炽烈的德国人和德国的使命感。在希特勒统治期间，出版了大批书籍、小册子、文章，颂扬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精神创建人”[5] 。

而希特勒则在此基础上更疯狂地提出：“我们必须知道，人类的生存的最高目的，并不在维持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政府，而是在保存其民族的特性。”怯懦民族，在这世界上是不配生存的。要消灭犹太人，建立德意志民族主宰的世界，德意志高于一切。

至于希特勒说的社会主义，则是民族主义的变种，正如希特勒在演讲中说：任何人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再没有高出民族福利之上的理想；只要了解我国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高于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土地之上——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6]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论，也是民族问题演变出的强盗理论。他说，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它的任务是在使它们民族的繁殖，和他们土地的大小，能够有一种自然和适当比例，而保障种族的生存。能够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的，唯有地球上的充分的空间。德意志的民族，只有靠了这种方法，才能保障了它是世界的强国。我们现在的奋斗并不是在争取世界强国的地位，而是在为我国的生存，我民族的统一，为子孙的面包而奋斗。在《我的奋斗》中，他还说德国必须要在东方有生存空间，必须准备用武力来取得它。纳粹党党纲第二十二条则更加露骨地规定，我们要求建立强大的人民军队，以保卫和扩张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

对希特勒的人生观，有的历史学家，特别是英国的历史学家，认为他的人生观是一种不成熟的达尔文主义，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生观在德国历史和思想中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像达尔文一样，同时也像一大批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帝王、将军、政治家一样，希特勒认为一切生命都是一场永恒的斗争，世界不过是个适者生存、强者统治的丛林，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世界”[7] 。“希特勒的思想和情绪，支配他狂热的脑子的一切错乱神经，在德国历史和思想中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事实上，不过是德国历史的合乎逻辑的延续。”[8]

[1] ［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1版，第420-422页。

[2] ［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往希特勒独裁之路》，张翼翼、任军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30页。

[3] ［德］海因茨·赫内：《德国通往希特勒独裁之路》，张翼翼、任军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32页。

[4]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61页。

[5]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63页。

[6]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27页。

[7]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29页。

[8]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35页。

第四编　Chapter 04　不归之途：希特勒从颠覆民主法治的极权主义走向战争和死亡

“经济奇迹”：希特勒独裁专制统治时期的经济发展/希特勒极权主义独裁专制恐怖统治/全民纳粹化：希特勒独裁专制统治下的宣传教育和思想文化控制/“水晶之夜”：希特勒的反犹政策以及对犹太人的屠杀/撕毁《凡尔赛和约》：希特勒的强权外交/战争：希特勒的死亡之路/余声：面对历史的断壁

第十五章　“经济奇迹”：希特勒独裁专制统治时期的经济发展

在以后至少一千年中，德国将不会再爆发什么革命了！——希特勒

从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到1933年3月23日“授权法”的通过，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希特勒完成了非常重要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集权行动，建立了国家政权方面的独裁专制统治（军事独裁权还有一步之遥），并且把“领袖原则”的极权主义独裁专制统治贯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在经济领域内则不断发展形成国家干预控制下的战争经济体制，战前是以备战为目的的统制经济为特征，之后为战争经济体制。

“纳粹德国经济上的目标是为侵略战争服务，建立‘总体战争经济体制’。为此，希特勒运用‘领袖原则’，打着‘重建德国经济生活’的旗号，对工业、手工业、商业和农业实行一体化，对德国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实行严格控制。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确立以重心发展军事工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体制。”[1]

希特勒上台后在经济上的做法，是在恢复德国经济的过程中建立纳粹经济体制，以军备为目标建立国家干预的以军事工业为主要的经济体系，颁布大量法律法令，在经济行政管制、军事和其他工业、财政金融货币、劳动力就业和失业调控、农业和企业利润率、工资物价、进出口外贸等方面实行了广泛的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和管控措施，从而使德国经济在较短时间里得到恢复和快速发展，到1936年，德国的工业产量超过了1929年的水平。国民生产从1932年到1937年增长了102％，国民收入则增加了一倍。1936年9月实施扩军备战的“四年计划”之后，德国的重工业产量有更大幅度的上升。1937年，德国工业产值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中已占13.4％，仅次于美国而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1933年国民生产总值（以1928年价格计算）约为737亿帝国马克；以不变价格计算，1938年的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就已经达到了1264亿帝国马克。1933年9月的失业率为20％，到1936年9月时就仅为5.7％了。1939年战争开始后的战时经济体制使德国工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1939—1943年，工业生产增加了15％至20％，1944年工业总产值，在欧洲唯有德国高于1938年，其他国家均未达到1938年的水平。德国在1933—1939年的城市人口由占人口总数的67.2％上升为69.9％，据估计，从1933到1939年有100多万德国农民搬迁到城里，城镇化水平也得到提高。1933—1939年，德国的铁路营运里程由5.8185万公里增至6.1940万公里；兴建了四车道高速公路系统，公路在德国中心地区蜿蜒了2000英里。普通的德国人只要有了车就可以享受高速公路系统带来的便利，而希特勒允诺给每一个劳工家庭都配车。健康的生活方式包含运动、阅兵、火炬游行等，甚至还有奥运会这项崇高的赛事。

关于德国的成就问题，1939年4月28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演说的时候曾作过这样的概括：罗斯福先生！我深知贵国幅员广大，财富充盈，使您目许要对全世界的历史和所有国家的历史负责任。而我，先生，所处的地位却要平凡得多，局面也要小得多……我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国家，它因为信任外国的诺言和由于民主政府的恶劣制度而面临着彻底的毁灭……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重新建立了秩序，并且大大增加了生产……发展了交通，使庞大的公路网得以兴建，运河得以开凿，巨大的新工厂得以出现，同时也致力于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与教育水平。

希特勒在观看大众汽车厂设计的甲壳虫汽车。

我曾做到了使700万失业工人全体重新得到工作……我不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团结了起来，而且使他们重新武装了起来，我也曾致力于一页一页地撕毁那长达448条的条约，其中包含着任何国家人民和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忍受的最卑鄙的压迫。我把1919年从我们手里抢走的地方夺回来给了德国。我把成百万被迫与我们分离而饱受辛酸的德国人领回了自己的祖国……然而，罗斯福先生，没有流一滴血，没有给我国人民，当然也没有给别国人民带来战争的苦难……

你的任务，罗斯福先生，比较起来要容易得多。你在1933年出任美国总统，我也在那一年出任德国总理。你在发轫之初就是世界上最大最富的国家的首脑……贵国的局面之大，足以使你有时间，有闲暇来注意世界性的问题……你的关心和主张所涉及的地区要比我的地区大得多，因为，罗斯福先生，上苍所命我托生的地区，因而也是我必须为之工作的地区，不幸要小得多，虽然对我来说，它要比任何其他东西更加可贵，因为它完全是我国人民所有的！

虽然如此，我相信，正是这样，我才能对我们全都关心的事情尽最大的贡献，那就是：全人类的正义，幸福，进步和和平[2] 。

关于经济行政管制体制

在此我们主要来看看战前的纳粹经济情况。希特勒上台后把权力集于一身，形成了个人的独裁专制，政府内阁很快就形同虚设。希特勒为了控制和行使权力，便使用了独裁者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在常规的国家机构之外成立许多自己直接领导的机构，并任命亲信当头头，如元首办公室、战争经济全权代表办公室、行政全权代表办公室和四年计划代表办公室等。

1933年7月15日，希特勒政权设置了“德国经济总会”。经济总会作为德国经济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希特勒加强对经济控制采取的重要机构，也有人称之为“真正的政府”。“德国经济总会”由5名纳粹党人和12名大工业家、大银行家和大商业代表共17人组成，这些工业界和经济界的巨头又以政府人员的身份控制整个经济部门。同时，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最主要组织“全德工业家协会”依然存在。

“1934年11月27日，该经济总会颁布《德国经济有机建设条例》，条例第一部分规定把全德经济合并成六大组，即工业、商业、银行、保险、能源和手工业，下设四十四个经济组，三百五十个专业组，六百四十个专业小组，全国所有私人企业和组织全部打散分属各组。最重要的数工业组，组长是曼纳斯曼公司的经理，其他各组领导人也都是垄断资本家（手工业稍有例外）。条例第二部分规定建立全国经济院，分全国为十八个经济省。全国经济院院长阿尔伯特·皮茨施是慕尼黑电机工厂厂长，慕尼黑电业股份公司和柏林西门子—苏克特工厂董事。各省经济院的领导人情况也一样。他们都是任命而非选举出来的。这样，德国的经济从横的和纵的两方面紧紧交织在一起，控制在大资本家手中，隶属于纳粹国家。”“纳粹国家干预国内经济有三个基本着眼点：控制消费、监督投资和控制劳动市场。所有重要部门的成立和企业的扩大，都需得到国家批准；规定相当固定的最高工资额和零售价格；管制进口和国内的生产原料；1937年起几乎完全废除迁徙自由和就业自由，重要工业部门所需的劳动力均由国家劳动局分配。官方的法令取代了市场规律，决定生产和消费。”[3]

1935年5月21日通过了“国家防御法”，成立了“战争经济全权代表办公室”（“战争经济全权总办”），目的是“使全部经济力量为作战服务”。1936年5月21日，戈林在召集军界和经济首脑讨论战争动员有关问题时指出：“一切措施必须着眼于保证作战的观点。”为此，德国集中所有财力、物力，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政策，使德国军事工业恶性膨胀[4] 。

工业领域

1936年，德国工业生产恢复到了1929年的水平；1937—1938年，仍持续上升。德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令美、英、法等国望尘莫及。根据英国学者汤因比的数据，德国在1938年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14.3％，超过法国和联合王国生产的总和。到1938年，德国的钢产量达2330万吨，居欧洲第一位。到1939年，德国的铝产量为19.9万吨，占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位。德国控制了资本主义世界颜料生产的2/3和颜料输出的90％。在30年代，德国控制了全世界钾输出额的70％。德国是世界上人均拥有收音机数量最多的国家。

1933—1939年，德国的军工生产增加了7倍。以军用飞机生产为例，1934年的产量是840架，而1939年达到了4733架。德国大批的机场、国防公路和防御工事等工程都已投入运行。这些都为希特勒军队在战争初期阶段取得节节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条件[5] 。

希特勒上台伊始，在向兴登堡总统提交的四年计划中提出：要大规模地、高速度地发展军事生产，消灭失业现象；对处于贫困中的农民给予救济；建立粮食基地，做到自给自足，等等。但是，在实际经济工作中，希特勒采取的措施，都是为了建立战争经济体制，为进行侵略战争建立经济基础和扩充经济实力，所以希特勒大力发展军事工业，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军事工业以及与此有关的工业。他执政的头三年，投入军事工业的资金在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1933年占23％，1934年占49％，1935上升到57％。1936年9月宣布实施扩军备战的“四年计划”后，希特勒更是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军事工业。此后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军用产品的增长很快。军用产品在整个工业中所占比重，1936年为8％，到1939年则增加到23％。前后仅四年时间，已是成倍，甚至几倍的增长。1939年9月，德国的武器和军用装备的生产，比1933年增长了11.5倍，飞机制造差不多增加了22倍。军火产量，1939年时，德国已为英美两国总和的两倍多。

正因为希特勒将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投入军事工业，而对农业、轻工食品等的投资所占的比重减少，所以，形成了两大部类的生产比例严重失调，增长速度悬殊、畸形发展的局面。1932年到1939年之间的消费品生产总计增长一半，而生产资料工业生产增到原来水平的3倍。从战时德国消费品生产指数变化情况，也可以看到纳粹德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各个部门同步协调发展的。如1938年的消费品生产指数为100，而1940年仅达94，1941年为96，1942年为86，1943年为91，1944年为85。消费品资料的生产一直呈下降趋势，到战争结束时，降低了一半，这完全是军事工业恶性膨胀所导致的[6] 。

希特勒上台后还有一个鲜明特色，便是垄断资本利润骤增。由于希特勒政府实行扩军备战政策，军费逐年增加，1933年为十九亿马克，1934/1935年平均每年五十亿马克，1936/1937年超过一百一十亿马克，1938年达到一百七十亿马克，到1939年增至六百亿马克。这样便给垄断资本带来了超额利润。克虏伯康采恩的利润1932/1933年为七百万马克，到1935/1936年增至九千一百万马克。法本托拉斯的利润从1923年的七千一百万马克，到1936年增至一亿五千三百万马克。希特勒当政以后，德国重工业崛起了一批超大的托拉斯。1932至1937年，德国百万以上的富翁增加了一千二百六十名，而中小企业却遭到灭顶之灾，1933至1939年间有七十万个手工业企业破产。靠牺牲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利益来增加一小撮百万富翁的权势[7] 。

失业控制政策

1929年开始持续到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德国的经济。在此期间，德国工业生产下降了28.8％，仅仅次于美国居世界之二。失业问题也因此加重。1929年失业人口为200万，1933年达到了600万，最多时竟然达到了800万。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希特勒政权在1933年6月1日政府第一号减少失业文告中宣布拨款十亿马克，“对失业发动强大的和广泛的攻势”，用“国家就业”形式来解决失业问题。具体的做法是兴建大量使用人力的公共劳动项目，像修建公路和高速公路，建造营房和机场等；规定在国家投资的劳动项目中，除了绝对必要，不得使用机器；凡领取“婚姻贷款”的妇女须“从劳动力市场上排除出去”；人为扩充国家和党的官僚机构；1935年6月26日起开始实行男女青年六个月的义务劳动；此外，1935年3月16日发布重建国防军令，1936年8月24日把原服役期一年延长为两年。由于世界经济的普遍复苏，加上这些“反失业”措施，希特勒上台两年后，使德国的失业人数从600万降至了400万，到1936年基本达到了充分就业。据统计，德国1933年的失业率为20％；1934年为20.5％；1935年为9.6％；1936年为5.7％；1937年为2.5％；1938年仅为0.95％。

德国失业人数1933年为550万，从纳粹上台时的600万降为1933年底的4804000，1934年降为2529000，1935年为200万，1936年1593000，1937年不到100万，1939年只有几万了，基本上“消灭”了失业现象，并且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被希特勒政权大肆鼓吹的“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实际上是一种半军事的劳动强制，是对工人阶级实行加紧控制和向军事经济过渡的措施[8] 。

农业领域

在纳粹党上台前的1932年，德国农、林、渔业的总产值为87.13亿金马克，纳粹统治的第一年增加到102.9亿，1934年为95.53亿，1935年为92.06亿，1936年一跃为105.98亿，1937年降为95.15亿，1938年又达到102.59亿。粮食自给率由1932年的75％上升到1933—1934年的80％和1938—1939年的83％。1928年消耗的食品热量“出自本身”供给的占68％，1932年占75％，1936年占81％。1937—1938年，德国的粮食有89％、牛奶制品有90％、肉类品有95％、鱼消费量有74％、蛋消费量有79％是本国生产的。

民族社会主义的农业政策是一种所谓“农业保护主义”，其首要目标是着眼于未来战争，而要求“依靠自身的力量”保证粮食的自给。纳粹在农业中建立了严格的强制性组织“国家农民协会”，均由大地主或富农充任“领袖”。农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均被剥夺。国家强制性地规定农民的种植和产量指标；根据指派的种植额加以课税；禁止自由出售农产品和私自屠宰牲畜。农民田产的登记卡记载了农民的全部财产，直到最后一只鸡。为了粮食生产的“固定性”和限制农业人口流入城市，1933年9月公布了关于帝国粮食产品状况法和农庄继承法。前一项法令规定，今后由经济部门的卡特尔负责处理食品的生产和分配，生产、加工、运输、储存、批发和零售均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后一项法令规定凡占有7.5到12.5公顷土地的农户为“继承农户”，土地由长子继承，不得抵押，不得分家，不得转让。但是这一切法令都不适用于容克和大地主。纳粹政权还豁免了他们为雇工缴纳的每年为四千万马克的失业保险金。容克和大地主可以使用义务劳动的无偿劳力以及领取此项目下的“伙食补助”。东普鲁士容克在“支援东部”的项目下，获得二亿一千三百万马克的资助金。他们的庄园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国家的高额农业保护关税政策使容克、大地主们获利大增。同工业中的情况一样，许多纳粹领袖以新大地主的身份加入老大地主的行列，养鸡农出身的希姆莱就是一个典型。纳粹的这种强制性的农业政策暂时取得一定的效果，德国农产品的自给率从1932年的75％上升到1936年的81％。

但是，农业的发展也有不理想的一面。1933—1939年，小麦和黑麦的产量，除1938年和1939年收成较好以外，其他年份均低于1933年。燕麦的产量到1939年一直未达到1933的水平，大麦、土豆、甜菜的总产量，1939年虽然超过了1933年，但是增长幅度不大。有的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不多，有的还有所下降。比如，小麦的单产1913年每公顷为23.6公担，1931—1935年减为21.2公担，1937年为21.7公担。1938年，纺织原料大约还有80％必须依赖进口。饲料、水果和脂油仍然不足，其中脂油严重不足，有40％的消费量必须从国外进口。与农业相关的养畜业也没有明显变化，猪、羊头数有所增加，但牛的存栏数基本没有增加，而且肉用牲畜的价格低于1913年的水平。而其他产品的价格均高于1913年的水平。希特勒上台后，由于把重点放在扩军备战上，采取了把可耕地用作建造兵营、军事基地、练兵场和防御工事以及高速公路等军事设施，这样就使农业耕种面积不断减少，侵波前夕，耕地面积减少100万公顷以上，1931—1939年人口增长接近19％，而农用地面积反而减少，其中耕种面积减少近13％。所以直到1939年，德国食品自给率仅为83％，希特勒提出的“最大限度实现自给”的“目标”并没有达到。同时，希特勒上台不久，还宣布了一些有利于发展农村容克地主阶级和新的富裕农民阶层的法令，比如1933年9月29日公布的“农地继承法”（或称“农庄继承法”）规定，凡属“亚利安人血统”占地7.5到12.5公顷农户，才有权将土地传给长子，不准出售或转让。根据该法建立了64万家继承农庄，占有约40％耕种土地，共有人口500万人。到1938年，世袭农户发展到68.5万家，占农户总数的1/10稍多一点（1939年全国有农户共666.2万家），占地1660万公顷，即占全部耕地的一半。由于“农地继承法”和其他法令的施行，财政资本家纷纷来到农村，并大量掠夺土地，他们还同农村原来的容克地主相勾结，在酒精、食盐、啤酒等制造业和采矿业中，不断扩张势力和影响，迫使大批中小农户出卖土地，而他们则成为土地的垄断者。

随着战争的进行，农业停滞不前的局面进一步扩展，农牧业的总量不断下降，战时德国的军民所需粮食总额比战前增加，只得用掠夺占领区的粮食来弥补。即使这样，希特勒还不得不几次削减粮食的配给量。战争结束时，纳粹德国的农作物总产量比战前下降约15％。其中粮食总额下降10％，猪的总头数下降到战前水平的60％。所以，德国的劳动者不得不勒紧裤带过日子，这完全是片面发展军事工业、进行侵略战争的后果[9] 。

财政金融货币政策

德国商业银行存款由1933年的69.53亿马克增长至1938年的82.98亿马克；政府岁入及主要税收由1933年68.50亿马克增长至1938年的235.75亿马克；而物价指数如以1913年为100，1933年到1939仅由68变为了78。

扩军备战需要大量的钱。但是，纳粹德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资产（包括各州和行政区）在1933年到1939年之间只能负责军费开支的三分之二，所以为了担负如此庞大的开支，纳粹德国就必须建立起新的财政程序和财政制度，实行新的财政金融货币政策。

国家银行总裁，1934—1936年的国家经济部长沙赫特发展了一套特别的“财政体制”，用来筹措秘密重新武装的经费。他宣布停付国内外的所有债款；只对一部分“景气赢利”的资本企业实行优惠，而对中小企业则提高税收；通过发行“贸易期票”的办法，力图把中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手中所有的“支付手段”都集中到国家手中。

为此，德国政府为了不让公众看到政府为了重整军备而负担着巨额的债务，发行了一种称为“米福（MEFO）”的期票，即“金属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期票”，它的资本由各主要军火生产厂家提供。它是由四家军备康采恩建立的公司发行的，国家声明予以承兑，国家银行承担贴现，五年后归还。

德国政府用这种证券偿付军火购置费用，而在德意志银行的担保下，这种证券交到军火生产商手中后将不兑现，或尽量把兑现期延后，利息由政府支付。这就相当于德意志银行向政府提供了一笔规模巨大的信贷。在1937—1938财政年度快结束时，已经发行的米福期票面值达120亿帝国马克，到战争爆发时实际兑现的只有15亿帝国马克。到了1939年，军火生产商手中到期兑现的冶金研究所证券由不付利息的国库券代替现金支付。这样，德国政府就控制了德意志银行和德国的全部信贷权。

国家“集资”的道路还不止此一途。1935年起发行的短期国家公债15亿马克，长期公债到1938年达80亿马克，国家全部负债从1933年的129亿提高到1938年315亿马克。尽管国家的税收随着景气的增加而增加，但国家的预算赤字从1933年的24亿马克增加到1938年的105亿马克。国家手中如此大量的金钱用到哪里去了？扩充军备。仅“米福（MEFO）”期票一项大约就支付了1/5的军事开支。德国军备费用的开支在战前年代远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而对民用的国家开支，像建筑住宅一类，尽量压缩。

据统计，德国的军备开支，1928年为8亿马克，1932年为6亿，1933年为7亿，1934年已达到33亿，1935年52亿，1936年90亿，1937年109亿，1938年155亿；而其他开支相应为95亿，50亿，56亿，59亿，73亿，79亿，95亿，107亿，其中住房建筑从1928年的13亿降到1933年的1.8亿，1938年仅为2.5亿。到1938年，军备开支已超过民用开支的50％。

这种为“超强度扩军备战”而实行的国家赤字经济和负债开支甚至超出了沙赫特所希望的界限。沙赫特也是坚决主张把“重新武装德国”作为“民族修正政策”的主要部分，他希望一面是创造高额的国家集资，另一面是把价格和工资冻结在1932年大致的水平，以保持经济的某种倾斜的“平衡”。这种主张依然满足不了希特勒的要求。1936年和1938年，沙赫特被相继解除经济部长和国家银行总裁职务，由冯克继任。冯克上台后宣布，国家不再保证“米福（MEFO）”期票的兑换，期票改为长期定息的国家债券。冯克领导下的国家银行，提供元首所希望的任何高额贷款。大量印刷纸币开始了，向前发展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消除了国家的债务，受到剥夺的是中产阶级和人民[10] 。

到了1936年，德国的军备力量已经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英国、法国等国的军备力量。到了战争爆发的时候，纳粹德国的累计军费开支已经达600亿帝国马克，所占国家年度财政预算的比例从1932年的4％增加到了1938年的50％，相当于德国该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7％。同在1938年，英国的军费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美国为1％。

资本的集中与垄断

1933年以前，戈林同生产资料占有毫无关系，1937年建立“赫尔曼·戈林工厂”以后，用不断合并德国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夺取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等外国工厂而日益扩大。1943年初，“戈林工厂”已拥有一百七十七家工业企业，六十九家采矿业和钢铁联合企业，一百五十六家贸易公司，四十六家运输公司和十五家建筑公司[11] 。在1933—1939年间有七十万个小商店和手工业企业倒闭。战争期间还有几十万个手工业企业由于“全民总动员”而归于“消失”。这些小商店和手工业部门实际上都被大康采恩所吞并，其从业人员凡是尚未被征入伍的大多数被安插到军备工业中去。

资本的集中与垄断，特别是和权力相结合，产生的就是巨大的贪腐现象。戈林等一大批纳粹党的高官就是代表。这也是独裁政权下大大小小的经济独裁者们，当失去法律的约束时，在私欲的驱使下必定要干出来的事。

因此，德国纳粹政权时期的贪腐，有其自身的特征。一是政治特权与经济独裁结合。二是在人治的状态下，不受约束的贪腐。三是因为纳粹党的作为无法律规范，因此这些贪腐也就公开大规模干，全党一起干，没有人认为是违法。四是在恐怖专政的情况下干，公众不敢也不能进行监督。五是，贪腐与迫害犹太人紧密结合，通过搜刮犹太人的财产来贪腐。六是在占领区公开用武力掠夺财产。电影《布达佩斯之恋》中的不少描写就充分揭示了这种贪腐情况。在维也纳，犹太人的财产被没收或者被盗窃。“我从普洛斯尔胡同的寓所窗口望出去，看到一队队的党卫队人员从隔壁的罗茨彻尔德邸宅里把银器、地毯、绘画和其他掠夺品用车子装走。路易·德·罗茨彻尔德男爵本人后来由于把他的钢铁厂交给了赫尔曼·戈林工厂作为买路费，才得以逃出维也纳。”这个城市的18万犹太人，大约有一半是在战争开始以前由于把他们的财产交给纳粹分子才买到了移居国外的自由的。

海德里希在党卫队下面设立了一个特别机构“犹太移民局”，在人身自由上做发财生意。该局成了有权发给犹太人出国许可证的唯一纳粹机构[12] 。

外贸领域

德国通过推行“划拨清算制度”，在中欧和东南欧日益建立起了自己的经济优势。1938年，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以及希腊的进口贸易中，德国所占比例已经分别达到了30％，35％，33％，48％和29％。1933—1938年，德国通过易货贸易、限额制度等手段加大了对巴西、智利、墨西哥和秘鲁等拉丁美洲国家的出口。至1939年，德国已经占到了上述拉美国家出口份额的1/4。德国在这些国家的进口额中所占的比重虽然仍低于美国，但其出口增长幅度却明显高于美国。

德国的输出品主要是工业成品，而输入品则主要是原料和食品。1937年，德国工业成品在输出总额中占82％（1929年占73％），而原料和半成品只占16.5％。在德国输出的成品当中占最重要地位的是机器设备、光学仪器以及精密机械设备。化学工业制品是德国输出的重要部分，曾占全世界第一位，这种制品在德国输出总额中占12％~13％。德国输出的原料主要是煤和焦炭，输出的半成品主要是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

德国的国外投资在1938年仅为6.76亿美元。如果把专利权、隐蔽资本和其他财产也计算在内，德国的国外资本在二战将近结束时约为62亿美元。德国在亚洲各国（中国、日本、伊朗等）的投资也很大。1937年，德国在中国的投资达1.37亿美元。

德国外债由1932年的200亿马克下降为1938年的90亿马克，银行利率由6％降到了3％，国民收入由430亿马克上升到800亿马克。

扩军备战的成果

在希特勒向他的军事首脑讲话的第二天，1939年5月24日，最高统帅部经济与军备局局长格奥尔格·托马斯将军在对外交部工作人员所作的一次内部报告中就曾列举了这些成就。托马斯告诉他的听众，从前的帝国陆军花了16年的时间——从1898年到1914年——才把兵力从43个师增加到50个师，而第三帝国的陆军在4年之内就从7个师一跃增加到51个师。其中有5个重装甲师，4个轻装甲师，一支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现代化骑兵”。海军在几乎是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支有两艘26000吨的战斗舰，两艘重巡洋舰，17艘驱逐舰和47艘潜水艇的舰队。它已经有两艘35000吨的战斗舰，1艘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舰，5艘驱逐舰，7艘潜艇下了水，而且还在计划造多得多的舰艇。空军从完全一无所有开始，白手起家建立了一支有飞机21个中队、人员26万人的力量。至于军火工业，托马斯将军说，已经在生产比它在上次大战产量最高的时期还要多的军火，而且在大部分部门内，产量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这位将军宣布，事实上，德国重整军备的总成绩“在世界上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13] 。

希特勒的“经济奇迹”

对希特勒独裁专制统治时期的经济发展，西方有学者称之为“经济奇迹”，而把这种“奇迹”的出现归于希特勒实行了“将所谓的‘经济自治管理责任制’和国家一般干预相结合”的“新的经济体制”，而且认为“从原则上和长远观点看，这种经济体制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共产主义，它意味着既不要自由的市场经济也不要全面的计划经济”，“而是根据需要，排除对使用经济政治工具的固执己见顾虑，选择看来为实现其目标所需要的手段”，即“通过部分的计划和继续利用价格机制，作为经济干预的手段，以协调经济的适应能力和稳定性”。[14] 　[15]

当然，客观地说，希特勒上台后以扩军备战为目标建立起来的国家干预的纳粹经济体制，在使德国经济较短时间里得到恢复和快速发展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失业问题的解决，不管是用什么方法解决，对普通的民众而言意义巨大，似乎也一下子把德国魏玛共和国以来的民众的生存问题都解决了。“人们可以听到被剥夺了工会权利的工人们对着装着丰盛午餐的饭盒子，一边吃着一边开玩笑说，至少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已不再有挨饿的自由。”[16] 德国的工人们“又获得了职业，而且确信饭碗不会敲破。一个观察家只要略知一二他们在共和国时期饭碗朝不保夕的情况，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只要他们有全日工作在做，他们就似乎并不十分在乎丧失政治自由甚至工会了。他们的活也不错，在过去，有那么多人，有多到600万人和他们的家属，虽然有这种自由人的权利，但是由于有了挨饿的自由而失去了意义。希特勒由于取消了挨饿的自由而得以稳稳地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支持（这个工人阶级也许是西方世界最有技能、最勤劳和最守纪律的工人阶级） ”[17] 。同时，随着国力的迅猛增强，德国成了世界强国，德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归属感大大提升。1935年1月13日，萨尔州举行了未来归属问题的全民公决，结果以90.8％的高票率，决定回归德国。带着满满的豪情壮志，希特勒信心十足地宣称：“在以后至少一千年中，德国将不会再爆发什么革命了！”在民众心中，套用尼采的话来说，上帝死了，因为他希特勒已经诞生。

希特勒独裁专制统治时期的经济发展表明，在独裁专制体制下，为了扩军备战的目的，可以采取强有力的国家干预的政策措施，集中一切力量和各种资源来快速达成经济目的。也就是说专制体制也可以充分发挥专制体制集中度高的特征而创造经济发展的奇迹，这一点不仅在纳粹德国，在苏联也是如此。当然，在专制统治下的经济奇迹，往往容易付出更大的代价。相应地，在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法治制度下，德国的经济状况并不好，有相当一段时期是非常恶劣的。这说明在民主法治制度下，经济建设未必就一定会很好。

经济发展的好坏快慢与极权主义的独裁专制体制还是民主法治体制有何联系？在独裁专制体制下经济发展就一定会又快又好？在民主法治体制下经济发展就一定会又慢又不好？抑或相反？经济发展除了体制还需要些什么样的条件，如此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在历史中探求规律性的认识。

但是，对希特勒纳粹独裁专制政权而言，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以扩军备战发动战争为目的或者为了实现其他邪恶的目的的经济体制，取得的成就越大，经济发展越快越强，离死亡和毁灭也就越近越快。

希特勒的经济奇迹使他感到财大气粗力壮，这种自我良好的感觉，变成了不知天高地厚的自我膨胀，从而推动他快速奔向黄泉的不归之路。

[1] 吴友法：“论德国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确立”，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06期。

[2]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81页。

[3] 许琳菲、丁建弘：“希特勒的上台与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实质”，载《世界历史》（京）1985年06期。

[4] 吴友法：“论德国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确立”，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06期。

[5] 挽狂澜于极危——纳粹德国经济成就，http://tieba.baidu.com/p/2005530935，2015年5月30日最后访问。

[6] 肖汉森：“纳粹德国的经济发展与希特勒的经济政策剖析”，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海口）1993年02期。

[7] 朱忠武：“垄断资本家与纳粹党之间的关系”，载《北京师范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01期。

[8] 许琳菲、丁建弘：“希特勒的上台与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实质”，载《世界历史》（京）1985年06期。

[9] 肖汉森：“纳粹德国的经济发展与希特勒的经济政策剖析”，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海口）1993年02期。

[10] 许琳菲、丁建弘：“希特勒的上台与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实质”，载《世界历史》（京）1985年06期。

[11] 许琳菲、丁建弘：“希特勒的上台与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实质”，载《世界历史》（京）1985年06期。

[12]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12页。

[13]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电子版，第289页。

[14] ［德］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北京版，第68-69页。

[15] 肖汉森：“纳粹德国的经济发展与希特勒的经济政策剖析”，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海口）1993年02期。

[16]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45页。

[17]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67页。

第十六章　希特勒极权主义独裁专制恐怖统治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保持沉默，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马丁·尼莫拉）

在希特勒独裁专制的统治下，德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结构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根本性的国家政治制度、政权体制、经济体制等，在此我们拟重点关注支撑专制恐怖统治的重要工具——党卫队、秘密警察和集中营，全民纳粹化的思想文化领域，以及外交关系中的表现等方面简略情况。

党卫队、盖世太保和集中营

党卫队（德语全称Schutzstaffel），简称SS，队徽是两道闪电，是德国纳粹党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和军事组织，成立于1925年4月，开始规模很小并隶属于罗姆领导的冲锋队，任务是保卫希特勒等纳粹领袖的安全，维持纳粹集会的秩序，后演变为无所不管的“党内警察”、“宪兵”特殊武装力量。1929年1月起由希姆莱领导后党卫队有很大发展，当年年底就由1928年的280人发展为1000人，1930年又增加为2727人。1931年6月建立了情报机关即党卫队安全处。1932年1月设党卫军种族局。1933年已发展至5万多人。1934年6月30日，党卫队“长刀之夜”血洗冲锋队后从冲锋队中独立出来成为纳粹党主要的武装组织，并在纳粹恐怖组织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由希特勒重新直接掌管。此后党卫队不断膨胀，成为希特勒在德国进行独裁专制的恐怖统治的主要工具。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判为犯罪组织。

海因里希·鲁伊特伯德·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纳粹党冲锋队头目、纳粹党卫队首脑、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音译为盖世太保）首脑、警察总监、内政部长，先后兼任德国预备集团军司令、上莱茵集团军群司令和维斯杜拉集团军群司令。屠杀犹太人、共产党人、罗姆冲锋队等最大的刽子手。

党卫队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普通党卫队，主要负责国内行政事务和本土防御的任务，并同时具有党卫队的警察职能，包括民族政策事务。1939年时普通党卫队有20多万人。

二是党卫队骷髅队（SS-Totenkopfverbaende）。它是1933年由德国国内各监狱和集中营的警卫部队所组成的特殊部队，指挥官是特奥多尔·艾克（Theodor Eicke），主要任务是看守集中营。集中营惨绝人寰的屠杀暴行就是由党卫队骷髅队干的。

三是武装党卫队也叫党卫军（Die Waffen Schutzstaffel，简称Waffen-SS ），是党卫队的武装力量，主要用于对外的侵略战争，最多时有39个师，100多万人。武装党卫队则是希特勒纳粹党的精锐军队，国防军则是国家的武装力量。

党卫队由希姆莱统一领导。领导机构为Reichsführung-SS，即党卫队指挥总部，下设10多个本部机构，包括党卫队全国领袖个人参谋部、党卫队总部以及作战、人事、国家安全、保安、法务、人种及移民、德意志民族性强化、德意志民族对策、党经济行政本、党卫队的财政与设施管理等机构。其中，臭名昭著的是党卫队保安处。希姆莱自从1929年1月出任党卫队最高领袖后，曾奉希特勒之命令筹建党卫队情报机构。1931年6月17日，希姆莱将海德里希招在麾下。1932年7月海德里希担任党卫队保安处的处长。为了更好地开展谍报工作，海德里希把党卫军各单位的谍报人员和密探抽调出来组成党卫队保安处，置于自己领导之下，其监控对象不仅限于敌对势力，还包括纳粹党内的头头脑脑。1933年，纳粹党取得德国政权，党卫队保安处与纳粹冲锋队在刺探情报方面互相竞争。1934年6月9日，党卫队保安处成为纳粹党的情报机关。党卫队保安处主要工作是找出并清除对纳粹党执政不利的敌人。为此，党卫队保安处创立了一个特工组织并在全国设立了情报网络，其后扩展到占领区。30年代末该组织就有6000多名正式成员，5万多名情报人员。

西奥多·艾克（Theodor Eicke，1892—1943），纳粹德国党卫队上将，为著名的骷髅师指挥官，同时也是纳粹德国创设集中营的重要人物。

1936年6月，希姆莱就任德国警察总监。这样，希姆莱一手抓住纳粹党的党卫队及其情报机关，一手抓住国家的警察力量，把党国的专政工具都揽在自己手中，在这方面也实现了党国一体化。他改造了全国的警察系统，将其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常规的治安警察，包括行政警察、巡警、消防警、水警等，他们身着警服。二是保安警察。保安警察又分“秘密国家警察”和刑事警察，他们主要是着便服即便衣警察。“秘密国家警察”就是世人谈虎色变的“盖世太保”。

莱因哈德·特里斯坦·欧根·海德里希（Reinhard Tristan Eugen Heydrich，1904—1942），德国纳粹党卫队的重要成员之一，地位仅次于希姆莱。1931年6月加入纳粹党与党卫军，1932年7月接掌党卫军安全部门。1936年成为秘密警察头目。1939年任国家安全总局局长。1941年便成为党卫队的全国总指挥，并执行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1942年5月27日晚间被刺身负重伤，6月4日死亡。

“盖世太保”的头目由党卫队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兼任。

党卫队保安处是纳粹党的情报机构，“盖世太保”是国家的秘密警察机构。“盖世太保”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党卫队保安处的情报和指令，负责使用一切侦查和强制以及恐怖手段包括监视、窃听、逮捕、拘留、劫持、谋杀、利用监护拘留令关进集中营等，镇压一切反对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人和活动。因此，“盖世太保”的权力无边，恣意横行，不受法律的约束，行使权力可以不经司法部门的批准，法院不得干预。1939年9月27日，党卫队保安处与名义上属于德国内政部的保安警察合并为党卫队国家安全部。

在希特勒实行独裁专制统治的专政工具中，除了党卫队和警察外，还有世人皆知的集中营。

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德国党卫军全国领袖（Reichsfuehrer SS）海因里希·希姆莱1940年4月27日下令建造的纳粹德国最大的集中营。由于有上百万人在这里被德国法西斯杀害，它又被称为“死亡工厂”。该集中营距波兰首都华沙300多公里。

集中营“是作为法西斯恐怖专政的暴力强制工具而设计的”。但是在纳粹当局官方宣传中，被称为“国家劳动改造营”，是一种“政治改造所”，口号是“劳动带来自由”。实际上“集中营制度是纳粹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是德国法西斯极权体制中最为残忍的统治手段和形式”[1] 。

集中营关押的人，主要是反希特勒和不满纳粹政权的人、持不同政见者、共产党人；犹太人、吉卜赛人；同时，敌国侨民、部分刑事犯，还有些乞丐、流浪者、妓女、同性恋等也被关在集中营。战争爆发后，大量战俘也被关在集中营。集中营中关押的人由于具有某种特定的身份或行为，往往不经过司法程序就遭拘捕，而且没有确定的服刑期限。集中营的形式有很多种，可以单纯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强迫劳动，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则进行种族灭绝式的屠杀。被关进集中营的人，往往受到无限期的挨饿、监禁、侮辱、虐待、严刑拷打和野蛮屠杀。

集中营开始小而简陋，由冲锋队建立。1933年3月，希姆莱在巴伐利亚建立了党卫队的第一个集中营——达豪集中营。“长刀之夜”后希姆莱执掌了全部集中营的管理权，进行关停并转的改造，在德国国内建立起了达豪、布痕瓦尔德、萨赫森豪森三个规模很大的正规的中心集中营。集中营不断增加，布满全国，仅在柏林一地就多达50多个，被捕者不计其数，大批人和单位被迫归顺纳粹当局[2] 。

纳粹党还有意识地把德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党卫队领导人希姆莱将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和整个警察系统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集中营，形成了一个迫害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严密网络，大肆进行迫害、逮捕和恐怖活动。其中臭名昭著的集中营有59个。在很短的时间内，德国成了一个毫无法制、由警察控制全国的恐怖国家[3] 。

据威廉·勒普克估计，至1938年，因政治原因被法西斯判处死刑的有12000人，至战争爆发时，被关进集中营的有750000至1200000人，大约有200万嫌疑犯被盖世太保记录在案[4] 。

1938年以后，党卫队又在占领区建立了许多集中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

纳粹设立的30多个主要集中营全都是死亡营，几百万囚徒挨饿受刑，死在这些集中营里。毛特豪森集中营有一本死亡登记簿保存下来一部分，那上面记载着从1939年1月到1945年4月死亡了35318人。从1942年6月到11月，收容在集中营里的136700名囚徒中，死亡者约70610人，处决者9267人，“转移”者27846人。所谓“转移”就是送到毒气室的别名。最大的也是最出名的灭绝营是奥斯威辛，它有4个大毒气室和附设的火葬场，处死和焚化的能力远比特莱勃林卡、贝尔赛克、锡比堡和切尔诺等其他集中营为高。它们都是在波兰境内。在里加、维尔纳、明斯克、考那斯和利沃夫附近，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灭绝营，它们与大的几个营有一点不同，就是用枪杀而不用毒气[5] 。仅仅在奥斯威辛一个集中营里，到底屠杀了多少不幸的、无辜的人？人们永远无法知道它的确切数字。这些人中大多数是犹太人，但也有许多别的人，特别是俄国战俘，霍斯本人在他的供状中估计，有“250万人是在毒气室和焚尸炉中被消灭的，至少还有5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总数约为300万人”。后来，在华沙法庭审判他本人时，他将这个数字减少为113.5万人。1945年1月苏联红军占领了这个集中营以后，苏联政府进行过一番调查，获得的数字是400万。莱特林格根据自己的详细研究，认为奥斯威辛用毒气处死的受难者的数字“连75万”也不到。他估计有60万人左右死于毒气室，此外还要加上大约30万或30万以上“失踪者”的“未知数”，这些人是被枪杀或病死饿死的。不过，不论根据哪一种估计，数字都是巨大的[6] 。

此外，纳粹德国的司法机关也在纳粹一体化中失去了独立性，成了希特勒独裁专制统治镇压机器的一部分。法官被迫加入“民族社会主义者法律工作者协会”，纳粹的“人民法庭”取代法院成了重要的专政工具。希特勒对司法部门的“一体化”，首先实行人事变动，强制法官对民社党宣誓效忠。1933年3月，在各邦高级法院设立特别法庭，有权对刑事罪进行判决，并规定终审级是1934年7月建立的取代魏玛共和国最高法院的人民法庭。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声称：“元首是真正的法官，法律出自元首的权威。”把希特勒抬举为最高法官。这样，“在第三帝国，不受限制的、可能随时变化的领袖意志作为‘最高法律’取代作为最高法律单位和法律组织的国家”[7] 。

从上面的情况可见，希特勒实行独裁专制统治，必定要使用种种专政工具严密控制社会生活，打击异己，必定要走向高压态势，实行恐怖统治。党卫队、盖世太保、集中营像支柱一样支撑着希特勒的法西斯的独裁专制恐怖统治。“党卫队在冲锋队被镇压之后作为‘领袖意志’的唯一工具，不受国家法律规定的约束，成为纳粹德国的‘中坚力量’。党卫队首脑兼任警察首脑，这样在德国从上至下建立了以党卫队为核心的警察恐怖体制。”“这些警察都是希特勒的耳目，其魔爪无孔不入地伸向各个领域，在全国各地、军队、政府各部门形成了监视、告密、恐怖的政治局面。党卫队和这些警察组织行动诡秘，纪律森严，不许成员对外透露内部情况。他们通过散布各地的恐怖机构，不受任何法律监督和约束，对德国人民进行野蛮压迫和控制。”“凡是被列为打击对象的就被关进集中营，备受摧残。”据威廉·勒普克估计，至1938年，因政治原因被法西斯判处死刑的有12000人，至战争爆发时，被关进集中营的有750000至1200000人，大约有200万嫌疑犯被盖世太保记录在案。希特勒就是依靠各种警察对德国人民进行严密、残酷的统治，建立和维护法西斯独裁专政这部机器的运转[8] 。

生活在希特勒法西斯专制统治下，的确是件非常恐怖的事，每天提心吊胆，人人自身难保，只要不顺大大小小的独裁者的心，或者遇上告密者等等，就要倒大霉。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希特勒的战争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冯·勃洛姆堡元帅，陆军总司令陆军上将冯·弗立契男爵的案件。

1938年1月25日，勃洛姆堡续弦娶了自己的秘书当夫人。警察对他的新夫人的有些传言进行调查，发现他的新夫人在警察局里有做过妓女的记录，并曾因充当春宫照片模特儿而被判过刑。这个材料被戈林利用导致他被希特勒免职。

而弗立契的案件，则是希姆莱因为弗立契对纳粹党特别是对党卫队的敌意而制造的诬陷阴谋。希姆莱和他的主要助手党卫队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提供材料诬陷弗立契将军犯了德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鸡奸罪。由于秘密警察“证据确凿”，希特勒便把弗立契免职。此事之后，还有16名高级将领退休，另有44名被调到低级指挥部去了。

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1892—1984），德国人，新教牧师。他曾在一战中指挥过潜艇，也曾支持过掌权前的希特勒。不久，与纳粹决裂，1937年被捕入狱，囚禁在集中营里，战争即将结束时险被处死。战后，备受折磨的尼莫拉走出牢房，写下了镌刻在这块石碑上的很多人都熟悉的一段话。

波士顿——犹太人死难纪念碑。

在波士顿犹太人死难纪念碑上，刻着马丁·尼莫拉写下的一段著名的话：

在德国，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保持沉默，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保持沉默，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保持沉默，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保持沉默，

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其实，这就是当时在希特勒独裁专制恐怖统治下德国的真实写照。

有人说，马丁·尼克拉这段话本身的意思表明，你不为别人的正义站出来的话终将会伤及你自己。别人的自由同样也是你的自由，如果你不保护他人的自由，那么终将你的自由也会受到伤害。

当然，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在希特勒法西斯恐怖专制的统治下，人们是既不敢发声，也发不出声，个人在专制的恐怖体制面前，是那么的渺小与无力，保持沉默也属无奈的自保而已。

这种结果，是法西斯的恐怖专制统治必然要造成的。

在死亡面前的沉默，是人性在恐怖专制面前畏惧的反映。

这也是德国人民为自己的选择付出的代价。

当集中营的幸存者进行反思，写下这段名言时，无疑是在控诉纳粹法西斯的恐怖专制，唤醒人民与其在沉默中死亡，不如在抗争中获取重生，去追求民主自由。

历史也反复证明，越是专制残忍恐怖的统治，覆亡得越快。这就是不作不会死，越作死得越快。

[1] 郑寅达：《德国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411页。

[2] 宋钟璜、朱懋铎：“略论德国法西斯的上台、夺权和专政”，载《德州师专学报》1992年03期。

[3] 邸文：“希特勒上台至德国法西斯政权的全面确立”，载《世界历史》（京）1990年04期。

[4] 吴友法：“论德国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确立”，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06期。

[5]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540页。

[6]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543页。

[7] 邸文：“希特勒上台至德国法西斯政权的全面确立”，载《世界历史》（京）1990年04期。

第十七章　全民纳粹化：希特勒独裁专制统治下的宣传教育和思想文化控制

戈培尔向焚书的学生们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希特勒独裁专制统治在全民纳粹化的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体现，就是大力控制宣传舆论工具，控制人民的思想，实行愚民政策；同时向青少年强烈灌输纳粹主义思想意识，培养出新一代狂热的纳粹主义分子。

纳粹的思想政治宣传

希特勒建立法西斯独裁专制的统治，必然也要在思想文化领域贯彻独裁专制的原则，使德国只能听到纳粹党的一种声音，只能有希特勒一个人的思想，用纳粹主义的思想意识统一德国人民的思想意识。为此，作为希特勒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门忠实执行希特勒控制思想文化阵地的政策，不遗余力地宣传纳粹内外政策，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进行舆论管制和精神控制，以此保证希特勒独裁专制统治。比较突出的有几件事。

一是焚书运动。1935年5月10日的夜晚，戈培尔在柏林发起随后遍及全国的焚书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梅林、海涅和爱因斯坦等名人的著作，以及无数记载着人类文明的成果的书籍，被视为“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都被付之一炬。戈培尔向焚书的学生们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历史上有不少次的焚书运动，共同点都是代表了残忍的专制统治和思想文化上对人民的奴役。焚书烧掉的是人类思想文明，它象征的是精神上的野蛮专制统治，剥夺人的思想自由和追求自由的条件，远比有形的物质的损毁更可怕。焚书运动的实质，是为德国全面接受臣服希特勒的独裁专制统治扫清思想障碍。

二是实行报禁，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德国曾经是欧洲出版自由最早的国家，魏玛共和国的宪法赋予公民的最重要的基本权利之一。希特勒和纳粹党要维护独裁专制统治，必然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对出版、报刊、广播和电影也实行了严格的管制，以消灭所有跟纳粹党的思想相对立的传播媒介，进行思想上的控制和消灭反对势力及其思想意识。同时，戈培尔还在组织上建立起纳粹党领导的“德国文化协会”及其下设的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德国文学、德国音乐、德国戏剧、德国美术、德国新闻等7个协会，对报刊、广播和电影以及新闻文化美术音乐工作者实施严格控制，并通过这些组织垄断了德国的文化事业，使广播公司和电影公司都在宣传部门的控制之下。德国民众只能听到一个声音，甚至连收听外国广播都是违法的。纳粹通过垄断文化事业的经营，使民众只能听到独裁政府的声音，使纳粹宣传部门能够更加便利地向人民灌输战争政策和独裁及种族灭绝政策。纳粹党的这些政策，在禁锢人民思想的同时也使德国的文化事业大大地后退，出现文化荒漠化现象，报道千篇一律，绘画千人一面，充斥纳粹政治口号，作品质量低劣。

他还建立了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对报社的编辑进行严格控制。《法兰克福日报》的犹太老板被赶出报社，颇有影响的《伏斯日报》被勒令停刊，全国报纸大量减少。戈培尔和其部属每天就新闻编发问题作出口头训令或书面指示。

三是把德国广播公司和电影公司变成纳粹的舆论宣传工具。 “戈培尔尤其重视广播，认为广播是当时社会最主要的宣传工具，它传递信息迅速，辐射范围广，影响大。因此，必须牢牢掌控德国的广播事业。戈培尔通过宣传部的宣传司和纳粹创立的国家广播协会，控制、垄断了德国的广播公司。从此，这家广播公司充斥着法西斯的一家声音和侵略战争的鼓噪。属于私人的电影公司，也必须在纳粹的宣传部和德国电影协会控制下，每部影片都要严格审查，符合纳粹的思想了，才会被允许上映。”“在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的精心操纵下，整个德国的舆论处于疯狂的法西斯文化思想氛围中。本来应该向公众传播事实，宣传真理和正义的新闻媒介，竟成为散布谎言、欺骗公众、制造谬论、蛊惑战争的工具。其导向就是对德国人民进行精神控制，使他们都成为法西斯战争的狂热支持者、拥护者，直接参与者。”[1] 同时，戈培尔还充分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工具，亲自出马，用煽动性极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天赋，大造舆论，大肆宣传纳粹主义思想，愚弄德国人民。最典型的表现就是1943年2月18日在柏林体育馆发表《论“总体战”》演说。

此外，反犹太运动及其在思想舆论上的宣传与控制，也是戈培尔的“杰作”。

战争时期，戈培尔的声音在广播中频频出现，积极替希特勒辩护，维护希特勒作为政治领袖的权威形象，鼓励民众对战争的信心和军人的士气，煽动人们支援战争，鼓励男性走上战场，鼓励女性积极工作为战争提供后勤保障，充当纳粹政权的喉舌和鼓吹手。

纳粹的教育

关于纳粹的教育，希特勒在1933年11月6日的讲演中，有一段著名的话。

他说：“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那边的’，我就平静地说：‘你的子女已经属于我们了……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后代现在站在新阵营里。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这个新社会。’”1937年5月1日，他又说：“这个新国家将不把它的青年交给任何人，而是自己管青年，自己进行教育和抚养。”[2]

纳粹的教育就是用纳粹的思想观念意识对青年人洗脑，目标就是把青年人培养成纳粹主义者，培养成纳粹政权的拥护者，使青年人成为希特勒独裁专制统治的群众基础，对外侵略战争的炮灰。纳粹当局严密控制各类学校、教师和全部的教育环节，在教学内容上突出纳粹主义、反犹、反共、反民主等的内容，实现了希特勒的教育目的，培养出了大批合格的纳粹分子，但是整体的教育文化知识水平却大幅下降。

在大学教育上，一是改变大学的办学体制，取消大学自治地位。二是希特勒的部长任命校长和系主任，成立“国家社会主义大学教师协会”对教师进行组织上的控制。三是校长和系主任在学校管理上也实行独裁专制体制。四是扼杀学术自由，对教学内容和学术观点进行监控。“从幼稚园到大学的每一个担任教职的人，都必须加入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这个协会根据法律‘有责任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全体教师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体化’。1937年的公务员法案规定，教师必须是‘党所支持的国家的意志的执行者’，并且准备‘随时无保留地保卫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早些时的一项法令已把他们列为公务员，从而受到种族法律的支配。犹太人是被禁止任教的。所有教师都宣誓‘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勒’。后来，凡是没有在冲锋队、劳动服役队或者希特勒青年团服务过的人都不能教书了。要想在大学里任教，必须先在观察营里呆六个星期，在那里，他们的见解和性格由纳粹专家加以研究并报告给教育部，教育部根据申请者的政治‘可靠性’发给教书凭证。”[3]

在中小学教育上的主要措施：一是取消私立学校，改成政府办的公立学校，把中小学生全部纳入纳粹教育的一体化中。同时也消除教育上的因经济条件不同造成的不平等问题。二是实行种族主义政策，把犹太儿童赶出正常学校，只能到非德意志学校。三是把教会学校也改为公共中小学，取消宗教课程等。四是教学内容上突出纳粹政治教育和军事体育训练。

同时，还开办了三类纳粹特殊学校。一是由希特勒青年团主管的培养纳粹干部的初级学校“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全国有10所。从希特勒青年团所属的少年队的12岁的少年中选拔。二是培养专业技术干部的中级学校“民族政治教育学院”。全国有30多所。学生由党卫队地区总队长选拔。三是培养纳粹官员的高级学校“骑士团城堡”。全国有4所。学生由纳粹高级机关直接选拔。大多数是前两类学校的优秀生。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人真可谓是具有残忍、专制、绝对服从精神的纳粹分子。

教育是根本。希特勒从娃娃抓起，把他们培养成死硬纳粹分子的政策，对德意志整个民族来说，是一个釜底抽薪的举措。即便是在今日，也是一件可怕的事。著名学人熊培云写过一篇文章，叫《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讲述了当今是否可以以及如何把青少年培养成纳粹主义的故事，并对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和独裁专制下人们大众的“恶”进行了剖析，令人深思。该文很精彩，很深刻，很有思想性和穿透力。将原文照录于此。

今日世界，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而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也正在试图从“后极权”的坑坑洼洼中走出。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当历史翻过黑暗的一页，过去那个血腥而愚昧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然而，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么？

世界离独裁有多远？35岁的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Dennis Gansel）透过他杰出的电影《浪潮》（Die Welle）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1.纳粹速成班

汽车摇摇摆摆，车外人来人往，影片《浪潮》在一片轻松而热烈的摇滚音乐中开场。这是一所普通的德国中学，主人公赖纳·文格尔（Rainer Wenger）是该校一位老师。不巧的是，今天他被告知自己喜欢的“无政府主义”课被另一老师抢先一步，而且事情已毫无回旋余地，文格尔只能硬着头皮在接下来的“国家体制”主题活动周上主讲他并不喜欢的“独裁统治”。

故事就这样围绕着接下来的一周展开。

星期一。文格尔来到教室时，教室里一片自由散漫的气氛。显然，文格尔并不适应这个课堂以及他将要讲的课。“如果我是你们会去上无政府主义的课，而不是听这倒霉的独裁统治。”这是他的开场白。当他将“Autokratie”（独裁统治）写在黑板上时，学生们仍在看闲书、发短信，东倒西歪，以至于文格尔不得不停下来希望大家“给点反应”、“好歹这一周要打发过去”。然而，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漫不经心地讨论独裁统治时，文格尔陷入了深思。显然，他并不相信学生们所说的“纳粹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德国人不必总带着负罪感”，或“独裁统治不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没有民众基础”。课间休息后，文格尔让学生重排桌椅和座次，他准备做一个试验，让学生们体会独裁的魅力。文格尔说，独裁的主要特征就是“纪律性”。通过口头投票，最后文格尔成为课堂上的“元首”。接下来他要纠正大家的坐姿，而且发言时必须站立，必须尊称他“文格尔先生”，不服从者可以退出。

《浪潮》剧照。

星期二。文格尔再次走进教室时，正襟危坐的学生们向他齐呼“早安，文格尔先生”。“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这节课，文格尔要求大家站起来像军人一样踏步，“感觉所有人都融为一体，这就是集体的力量”。而且，踏步的另一个目的是，一起将楼下的“无政府主义课”踩在脚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上的灰”。显然，通过这种集体行动，文格尔试图给“独裁班”的学生们一种优越感——“无论表现怎样，我们这个班也比楼下的‘无政府主义班’要好”。接下来，文格尔与学生们一起讨论是否需要穿着统一的服装，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一种廉价的白上衣与牛仔裤定为他们的“制服”。

星期三。课堂上，只有女生卡罗继续穿着她的红上衣，其他学生都如约穿上了白衬衫。制服使卡罗陷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她仿佛不属于这个集体。上学路上，她的男友在说她“自私”，而现在文格尔几乎无视她的存在，同学们也不和她讨论，并视之为异类与不合作者。有人建议给班集体取个名字，最后“浪潮”从“恐怖小组”、“梦想家俱乐部”、“海啸”、“基石”、“白色巨人”、“核心”等名字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红衣女生被冷落，她提出的“变革者”无人响应。这节课还定下了“浪潮”的标志。当晚，“浪潮”成员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张贴他们的浪潮标志。

星期四。在“浪潮”组织中获得归属感的成员们的创造力也被激发出来。课上有人动议，既然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手势，浪潮也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势。这是一个右手在胸前画波浪的手势。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浪潮”，并以是否做这个手势与他人划分界线。甚至连卡罗年轻而玩世不恭的小弟弟也加入进来，甘愿为“浪潮”把门，凡不能做浪潮手势的人，都不许进学校。卡罗越来越觉得情况不妙，她奉劝文格尔立即中止这个游戏，因为他“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

星期五。课程接近尾声，文格尔希望大家将参与“浪潮”的体会写下来。文格尔激进的教学方式同时受到来自校方与家庭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情绪失控而掌掴女友卡罗的马尔科后悔不已，乞求文格尔中止这一切，并指责这所谓的“纪律性”不过是法西斯的一套。文格尔知道，一切该结束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如期漂亮的结尾。当晚，所有浪潮成员都收到文格尔发来的一条短信：事关“浪潮”的将来，周六12点务必在学校礼堂开会。

《浪潮》剧照。

星期六。学校礼堂。文格尔让学生关闭了礼堂。在选读了几篇学生们关于“浪潮”的体会后，文格尔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演讲，并煽动学生们将其间提出异议的马尔科揪上台来。在一片“叛徒！叛徒”的高呼声中，马尔科被争先恐后的学生们举到了台上，以接受惩罚。事情本来到此为止，接下来文格尔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并宣布独裁实验结束，“浪潮”从此解散！然而，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按照文格尔的意愿发展下去。狂热分子蒂姆拔出了从网上购得的手枪，乞求文格尔不要解散“浪潮”。“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绝不允许背叛，即使文格尔也不成。电影由此进入高潮，蒂姆枪杀了一位同学并在绝望中吞枪自尽，重重地倒了下去。

这就是“浪潮”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纳粹速成班”的故事。它速成亦速朽，然而一切顺理成章。

2.蒂姆是一个隐喻

《浪潮》是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那是在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一位学生向老师罗恩·琼斯（Ron Jones）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对此，琼斯不知道如何回答。之后他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他要重建纳粹德国，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就在他的教室里。他想让他的学生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而且，不出琼斯所料，正如《浪潮》所表现的，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实验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而且告密成风。五天以后，当几百名学生在礼堂里伸出手臂向琼斯致以崇高的“浪潮”问候礼时，你首先能想到的，或许正是里芬斯塔尔在《意志的胜利》（1934）中记录的德国人向希特勒欢呼的场面。不过一切还好，琼斯最后控制了局势，戛然而止——“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分子。”在最后的聚会上，琼斯接下来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所作所为：恐怖、暴力、毒气室。琼斯看着一张张不知所措的脸。最初的那个问题得到了回答。

相较琼斯的教学实验来说，《浪潮》的结局显然更富戏剧性，残酷的陡转让你不得不认为导演甘赛尔从《死亡诗社》的结尾中获得灵感。尽管这种剧烈的冲突招致一些批评。但在我看来，狂热者蒂姆（Tim）的出场，恰恰是《浪潮》区别乃至超越琼斯教学实验之关键所在。我甚至认为，从影片所要达到的思想高度来说，《浪潮》的主人公与其说是文格尔，不如说是蒂姆。

蒂姆性格内向、不善交流，少有成就感，在学校更是经常被人欺负，被人称作“软脚虾”。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一直希望周围能有几个“兄弟”。为此，他经常给其他男生送些小恩小惠，并在后者近乎鄙夷的目光中讨好说：“是送你们的，我们是兄弟。”然而，事实上，没有人把他这个窝囊废当兄弟。

对于为什么加入“浪潮”，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理由。显然，对于蒂姆来说，“浪潮”更意味着一种梦寐以求的力量，就像他后来握在手里的枪一样。文格尔的介入与“浪潮”的成立，显然给一直处于“校园底层”的蒂姆的生活带来转机。而且，他竟是那样全心全意，甘于冒险犯难。为了制服，他焚毁了家里所有名牌上衣。制服的确给蒂姆带来一种神奇的力量感。当他被欺负时，他开始试着反抗，而与他同穿制服的“浪潮”成员也走过来保护了他。因为浪潮的存在，蒂姆感觉自己不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龙的一部分。在喷涂“浪潮”标记时，他不顾危险爬上市政府大楼。他不仅用假手枪吓退了寻衅斗殴者，甚至自告奋勇要成为“元首”文格尔的保镖，弄得文格尔莫名其妙。蒂姆诚心诚意地想维护“浪潮”的坚固，要光大它的荣耀。在他看来“浪潮”就是他梦想中的帝国，而文格尔先生就是能为他引领未来的领袖。

了解了蒂姆的这种近于迷狂的心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最后会拔枪。从中也不难发现，在类似“浪潮”的组织中，加入组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互相绑架的过程。它提倡以组织的名义消灭异类，却不允许成员主动退出，因为主动退出对于组织而言是一种不可控的行为。文格尔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浪潮的利益代言人。当他像赵匡胤一样被手下黄袍加身，他只能应允，而不能主动退出。

伏尔泰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荷尔德林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一个人信仰乌托邦并非恶，真正的恶是这种乌托邦被赋予魔力，从而具有进攻性。显然，在《浪潮》中，蒂姆更像是一个隐喻，被革命唤醒的怪兽，被科学家创造的弗兰克斯坦，抑或其他。“浪潮”使蒂姆获得了“新生”，他的成长远远超出了文格尔所能控制的范围。组织之我的成长，同时意味着个体之我的消亡。

3.通向奴役之路

“纳粹速成班”不仅为观众展示了一个微缩的纳粹德国，也清晰地呈现了这些学生如何通向奴役之路。与之同时进行的是个体被集体化如何被异化。

在第一节课上，当被问及“独裁统治的基础是什么”，学生们回答包括意识形态、控制、监视、一位元首等等。同样，高失业率与社会不公、通货膨胀、政治信用破产、民族主义等等，这一切都有利于独裁的诞生。不过，这都是一些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当这一切变成一种日常的和风细雨时，“浪潮”成员们似乎都失去了警觉，而是沉醉于他们的同志友爱和共同理想。

在《浪潮》中，观众几乎可以看到所有有关独裁的典型元素：没有原则的集体主义，泯灭个性、消除差异的制服，对异己的隔离与言论自由的取消，一个元首，替罪羊，光天化日之下类似黑话的手势，煽动性的反政府演讲，利他名义下的强迫，对未来利益的许诺，标榜团结的仪式，归属感等等。

而且，“浪潮”不仅是一个平等的集体，也是一个健康的集体，站起来回答问题首先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星期六的会场上，当文格尔指责马尔科是受女朋友唆使的“叛徒”时，旁边一位女生称马尔科“已经被传染了”。在他们看来，谁反对浪潮谁就是瘟疫。只有拥护“浪潮”的人才是健康的。为了维持这种健康，文格尔在演讲中指责德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输家，政治家根本是经济的傀儡。“当我们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时候，那些富人却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间站，还想从高处来欣赏这一切。此时此地，我们要创造历史。从现在开始，浪潮将席卷全国，谁阻止它，浪潮就将它吞噬。”也正是这个原因，觉醒者马尔科被当作敌人要被浪潮清除、吞噬。

关于为什么加入并沉醉于“浪潮”，文格尔选读了学生们的部分感想：“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从前我总是惹是生非，‘浪潮’让我投身于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就足够了。”“如果我们能够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愿为此重新做人。”

正如文格尔最后打开谜底时所说的：“你们还记得我曾经问过的问题吗，独裁统治是否会实现，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法西斯主义。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别人优秀，我们将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排除在这个集体之外，我们伤害了他们，我们不知道还将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浪潮”本是个中性词，当它成为一种暴力，便成了吞噬一切的恶。

4.人性没有终结

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时，一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个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地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著名的极权主义研究专家阿伦特发现了一种基于日常服从的恶。也就是说，艾希曼之所以恶行累累，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在于他在一种恶的体制中“尽职”，而这种尽职的背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还是一种美德。

为此，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74年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实验：请一批实验志愿者在一群实验组织者——心理学家们的监督下，考察一群被实验对象的单词记忆能力。每个实验对象的身体被连接到一根电击棒上，电击棒由志愿者们操控，被实验对象每次背错一个单词，志愿者就要对他进行电击一次，电压强度逐次提高15伏，最高达到300伏。实验过程中，很多被实验对象在高压电流的刺激下，反复挣扎，发出惨叫，请求停止试验，当时情形如同梦魇，按照一般人的逻辑，目睹被实验对象的种种挣扎，很多志愿者一定会停止电击，放弃实验。然而事实是，所有志愿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停下来，其余全部完成了实验，也就是说，对被实验对象都实施了电击，最高达到450伏。也就是权威在场时，人们会服从权威，即使作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心理不安。

当民主政治在全球攻城略地、遍地开花时，弗兰西斯·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终结”。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然而，即便如此，谁也不能打保票说，人类可以坐享民主之成，从此一劳永逸，因为“人性没有终结”，因为任何制度都不如人性古老，亦都比人性更早消亡。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抑或是其他形式，皆出自人性。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屡屡读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新闻。

比如2008年4月13日晚，昆明某高校发生一起内衣丢失的小事，激化成一桩恶劣的校园暴力案件。10个女生围住另一个女生不停殴打，有人向她头上浇淋吃剩的方便面汤，有人在她脸上用眉笔写字。更为恶劣的是，甚至当着男生的面，这些人强迫这位女生脱下裤子暴露下身，并用手机拍下施暴与受辱的照片和视频……

谁能想象，这些恶正是被视为善与美的象征的女人干的。我曾经说，没有底线地合群，人类会走向疯癫。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也都有灌溉独裁的潜力。只要条件成熟，这一切难免会与一种恶的集体主义里应外合，长出独裁的恶之花。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让我们回到1967年4月克柏莱中学的那场试验。就在试验结束之时，罗恩·琼斯对他的学生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4]

[1] 魏杰恒：“纳粹战犯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对人民精神控制”，载《随笔》2005年第1期。

[2]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56页。

[3]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55页。

[4] 熊培云：“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载《自由在高处》。

第十八章　“水晶之夜”：希特勒的反犹政策以及对犹太人的屠杀

没有反犹主义，民族社会主义这座大厦就会倒塌。

宣扬德意志雅利安人（日耳曼人）的种族优越，竭力鼓吹要保持种族的纯洁性，排斥和征服劣等的犹太民族，是希特勒纳粹主义重要的思想理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说：“我发信心，谨遵造物的意旨，和犹太人奋斗，这就是我在代上帝行事。”“犹太人十分明白在几千年之后，他们能够颠覆欧洲的民族，使血统混淆纯粹的种族消失。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要认识自己国内的最大敌人，同时，使对这种敌人的斗争，对于其他的民族成为一种驱除黑暗，大放光明的火炬。并且再为奋斗的雅利安指示出一条福利的途径。”

希特勒在上台之前就大肆宣传反犹。

反犹主义是希特勒纳粹主义运动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也是希特勒实施精神、肉体双重恐怖的最典型例证。在德国，反动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理论，经过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后半期的宣传，已日益深入广泛地传播到德国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它甚至被视为一切行动的准则，到了极其荒谬的程度。犹太人在德国经济上的优越地位对于身处灰暗环境的德国人来说又是一种刺激。希特勒抓住这一点极力贬抑犹太人、斯拉夫人，鼓吹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对犹太人、斯拉夫人实施法西斯恐怖，在肉体上消灭他们，在精神上恐吓它们，以加强自身民族——日耳曼民族的凝聚力。希特勒在各种讲演会上诬蔑犹太人向胜利的德国军队背后捅了一刀，因而导致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并把德国的一切灾难都归罪于犹太人，在他们的传单中把犹太人称为“德国的吸血鬼”，在宣传的标语上宣扬反犹太人是德意志精神之一，并宣称“必须把犹太人作为外籍人对待；因为犹太人煽动所有的阶级和各种工人们相互斗争……这些寄生虫现在把他们的烙印打在我们美丽的德国城镇上，善良的维也纳人的城市已变成了什么样子啦？变成了第二个耶路撒冷！”并危言耸听地惊呼，整个德国都已受到犹太人的统治，说他们坐在政府里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犹太人把什么都卖了，从博物馆的名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诸如捷克斯洛伐克和卡林西亚的德意志人。”为此，“我们的党必须具有革命的特性……我们德意志人要以革命的态度反对那些压迫和剥削我们的外来种族，在把这帮人赶出我们祖国以前，我们既不能安心，也不能住手”。这些激进的反犹口号具有强大的号召力，韦斯塔普伯爵在过了10年后谈道：“只要一谈到犹太人的问题，情绪消沉的集会马上就会振奋起来，听众热烈鼓掌……要使大会取得成功，犹太人问题是不能略去不谈的。”与此同时，希特勒通过反犹主义和种族优越论，在精神上也可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他大肆鼓吹“犹太人是一种瘟疫，一种精神上的瘟疫”，借此诽谤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打击共产党，对于希特勒来说，反犹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并不是目的。“没有反犹主义，民族社会主义这座大厦就会倒塌。”[1] 1933年纳粹上台后，纳粹大肆进行反犹的舆论宣传，并通过法律手段、动用国家机器并且煽动德国民众在德国社会各方面大肆迫害犹太人，德国犹太居民的处境便开始不断恶化。

1935年9月，希特勒先后颁布了《纽伦堡种族隔离法》、《剥夺犹太人财产法》和《强制劳动法》等几十个反犹太人的法令，剥夺了犹太居民的德国公民权，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即纯粹的日耳曼人）通婚，禁止犹太人雇用35岁以下的雅利安女佣，禁止犹太人担任医生、律师、教师等各种公职；没收犹太居民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房产等。

“水晶之夜”就是希特勒反犹政策的必然结果。

“水晶之夜”是指1938年11月9日至11日，纳粹分子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的事件，是纳粹分子掀起的全国性的排犹运动高潮。“水晶之夜”事件标志着希特勒和纳粹党对犹太人开始有组织地屠杀。11月9—11日，纳粹分子焚烧犹太教堂，亵渎犹太公墓，捣毁犹太商店，侮辱和残杀犹太人。帝国水晶之夜是纳粹政权在战争爆发前对德国犹太人进行迫害最残酷的一次，除了造成伤亡及两万多人送入集中营之外，被捣毁的商店有七千五百家，犹太教堂一百九十一座，而该次对犹太人进行的集体迫害所用的口号就是“帝国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也就是在彻夜捣毁犹太人商店的暴行下，遍地是碎玻璃的状况[2] 。

除此之外，希特勒政府还决定，在犹太人身上烙上或让他们佩戴六角星标记并把他们隔离起来。几年里，大批犹太人逃亡国外，或被纳粹暴力逼迁国外。许多犹太人倾家荡产，几十亿马克的犹太人财产落入纳粹政府腰包。

德波战争爆发后，德国法西斯在所有占领区实施反犹排犹政策，以各种残忍手段迫害犹太人。战争开始后，德国和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国家的犹太居民，被强制集中到犹太隔离区居住，或者集中营、劳动营，并惨遭杀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波兰约有325万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波兰只剩12万犹太人。从1933年到1945年5月，根据希特勒发布的“在德国不但不允许有一个犹太人存在，而且要让整个犹太民族在地球上消亡”的命令，德国纳粹在欧洲所有纳粹势力所及的地区，残酷地杀害了近600万犹太居民，占欧洲犹太人总数的2/3左右，使整个犹太民族处在死亡线上[3] 。

水晶之夜被砸的犹太人的商店。

希特勒反犹的态度，直到他最后的日子也没有放弃。在他的政治遗嘱中，除了进一步攻击犹太人，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到犹太人身上外，还再次叫嚣：“我们今后几个世纪的义务是重建一个民族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这个任务要求每个人永远把公共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上。我要求所有的德国人民、所有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以及武装部队的全体士兵，要服从和忠实于新政府和总统，直至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最主要的是，我责成国家的领导人及其下属恪守种族法律，坚决抵抗世界各民族的毒化者——国际犹太人。”

希特勒之所以强烈地反对犹太人，不少学者都有深刻的论述和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纳粹的反犹运动，既是国家社会主义种族思想的必然结果，也是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攻击政敌，蛊惑民众的需要。希特勒上台后，加剧对犹太人的迫害，既是巩固政权和集权的需要，也是为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既有政治上的因素，也有经济上的需求；既有宗教原因，也有文化原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需要；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既有社会民众的狂热，也有纳粹头目个人的心理、生理、血统等原因。

关于纳粹党魁们的个人因素，有学者言道：在纳粹反犹的诸多因素中，除社会历史因素外，还包括一些次要但不应排除的因素，如个人情感，首先，纳粹党魁希特勒在早年流浪维也纳时，经常寻花问柳，以致被一名犹太妓女染上梅毒，最终失去了进行正常性生活的能力。这是他仇恨犹太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在纳粹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有相当一些人带有犹太血统。例如，海德里希的祖母汉娜就是地道的犹太人。戈培尔夫人玛格达据说有一半犹太血统。舒伦堡有1/4或1/8的犹太血统，而希姆莱的犹太血统也不比舒伦堡低。在反犹排犹已成既定国策的形态下，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前途，就只有加倍疯狂地反犹，把事情做到极端，才能证明自己对纳粹主义的忠诚，掩盖自己犹太血统的真相。由于犹太人同德意志居民在数百年内和睦相处，纳粹中下层干部中含有部分犹太血统者很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均走上了极端反犹以求自保的道路。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往往比纯粹的德意志血统者更为凶残[4] 。

纳粹德国及其被占领国家的犹太人的命运真是十分悲惨。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尽管有希特勒这帮狂热的反犹纳粹分子，但是犹太人仍然是生活在自由之中，作为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基本权利。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法治制度，保障了犹太人，保护了他们的最珍贵的生命、人身自由、财产安全等。希特勒掌握国家政权后，犹太人应当享有的宪法权利没有了，财产没有了，最后生命也没有了。为什么犹太人会遭遇这种悲惨的境遇？同样是希特勒，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无法在制度上反犹。但是他上台后特别是夺取立法行政司法大权建立独裁专制统治后，希特勒给犹太人造成的悲惨命运就无法避免了。如果希特勒上台后颠覆不了民主法治制度，犹太人的命运是否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犹太人的命运悲惨，希特勒的命运也不会好。他迫害犹太人，实际上成了全世界犹太人的共同目标，客观上促成了在全世界特别是在欧美国家为自己树立起了一个结成广泛统一战线的犹太人的反希特勒的联盟，形成了这种强大的一定要置希特勒于死地的敌人。全世界的犹太人反对希特勒的力量有多大？对希特勒的失败有多重大的作用？笔者虽然还没寻得专门的论著，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犹太人直接的和间接的、思想的和文化的、道德上的和正义性上的贡献，无疑是很大。

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恶行，历史证明是在自掘坟墓。

[1] 杜正艾：“希特勒与他的心理战手法”，载《史学集刊》（长春）1994年10期。

[2] 王琪：“反纳粹运动中的希特勒团体及其对德国后希特勒时代的治国构想”，载《史学集刊》（长春）2003年02期。

[3] 冯存诚：“希特勒德国的‘最后解决’计划实施始末”，载《欧洲》1995年04期。

[4] 冯存诚：“希特勒德国的‘最后解决’计划实施始末”，载《欧洲》1995年04期。

第十九章　撕毁《凡尔赛和约》：希特勒的强权外交

1939年9月前，希特勒利用英法姑息妥协政策竭力恢复实力，大肆扩军备战，积极向外扩张，出兵莱茵兰，干涉西班牙战争，吞并奥地利，制造慕尼黑阴谋，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在外交上兵不血刃地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把德国人民一次大战以来的悲愤、怨恨、苦难等等情绪转化成了民族主义的狂热，这种近乎全民的狂热把希特勒抬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希特勒也把独裁专制推到了极限。在他思想中，他认为他比任何人都英明伟大，他已经不是替上帝行事了，他本身就是上帝。他的头脑已经膨胀到了无限大，或者说已经疯了。上帝要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果然，这些胜利，快速地就把希特勒推到了1939年9月1日的不归之路上了。

希特勒在国内集中政治权力建立独裁专制统治的同时，亦将领袖原则贯彻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中，不仅独裁任性，而且横蛮霸道。这种赌徒似的专断、冒险、贪婪，当然会有所得，会取得不少的外交成果，但是当他制造的一个接一个危机最终成为不可克服的危机时，希特勒就真的走上了黄泉不归之路。

撕毁《凡尔赛和约》

为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服务是希特勒对外关系的核心政策。为此希特勒上台之后，迅速就撕毁了束缚德国的《凡尔赛和约》。

《凡尔赛和约》是指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的凡尔赛宫签署的《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它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它于1920年1月10日正式生效。美国因其国会表决多数反对未签。《凡尔赛和约》共分15部分，440条。根据条约规定，德国损失了13.5％的领土（73485平方公里的国土），12.5％的人口（7325000人），16％的煤产地及半数的钢铁工业。

《凡尔赛和约》带有惩罚和削弱德国的性质，因此，除了割地赔款外，在军事上主要规定：禁止德国实行义务兵役制；陆军被限制在10万人以下，并且不得拥有坦克和重型火炮等进攻性武器；取消德军总参谋部的设置；不得拥有海军，船舰方面只能有6艘排水量1万吨战列舰，不准拥有潜水艇；不得组织空军；不得进出口武器；不得生产、储存化学武器；莱茵河西岸的领土（莱茵兰）由协约国军队占领15年，东西岸50公里以内德军不得设防等等。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就立即采用各种借口和手段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秘密或者公开大肆进行扩军备战。

一是1933年10月14日德国宣布退出世界裁军会议，19日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摆脱了国际监督，开始冒险扩军毁约。

二是投英法遏制苏联反对布尔什维克之好，借口法国1935年3月实施新兵役法，希特勒于1935年3月16日颁布《普遍义务兵役法》恢复了义务兵役制，并将德国陆军扩充到50万人，公开突破了《凡尔赛和约》的规定。

三是1935年5月21日颁布《国家防御法》，建立新的军队的领导体制，希特勒任最高统帅；国防部改为军事部，前国防部长任军事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改组武装力量，将国防军改为武装部队，由陆海空三军组成，陆海空三军各设自己的总司令和总参谋部。

四是1935年6月18日，与英国缔结《德英海军协定》，在英国的纵容下，突破了《凡尔赛和约》限制的德国海军的规定。同时，航空部长戈林一直在秘密建立德国空军。

五是大肆进行军事装备的生产。“在1939—1941年使用的枪炮，最重要的那些种类在1933年就已经完全齐备了。”

六是1936年3月7日，希特勒派遣3个营的兵力占领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明确规定的“非军事地带”莱茵兰，并宣布“德国不再认为受到洛迦诺公约的约束。为了德国人民维护他们边界的安全和保障他们的防务的根本权利起见，德国政府已从今天起重新确立了德国在非军事区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主权！”[1] 出兵莱茵兰，标志希特勒彻底撕毁了《凡尔赛和约》。

对出兵莱茵兰造成的危机，夏伊勒曾作出过这样的估计：现在回顾起来，很容易明白，希特勒在莱茵兰的冒险成功给他带来的胜利，其后果之惊人和重要，超过了当时所能想象的程度。在国内，这个胜利加强了他的声望和权力，达到了过去没有一个德国统治者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这个胜利确定了他凌驾于他的将领们之上的地位，因为他们曾在一个成败关键时刻踌躇动摇，而他却保持着坚定。这个胜利告诉他们，在对外政治甚至军事问题上，他的判断比他们来得高明。他们曾经担心法国会作战：他则知道得更清楚。最后，而且是最重要的，莱茵兰的占领，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军事行动，却为在欧洲的广大的新机会打开了道路。看来只有希特勒了解到这点，在英国则只有丘吉尔。因为欧洲不但由于3营德军驰越莱茵河桥梁而吓丧了胆，而且它的战略形势也因此而无可挽回地改变了。

现在回顾，同样很容易明白，法国没有击退这几个营的德国军队，英国没有在至多是一个警察行动中支持法国，这对西方来说是一个灾祸，而且日后还会带来为害甚至更大的灾祸。1936年3月，这两个西方民主国家本来有个最后的机会，可以不冒引起重大战争的危险，而制止武装起来的、侵略成性的、极权主义的德国的兴起，而且事实上可以使这位独裁者和他的政权垮台，我们知道，这也是希特勒所承认的。但是它们放过了这个机会。

对法国来说，这是末日的开始。它在东方的盟国俄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突然面临这样一个事实：法国不愿进行战斗来反对德国侵略，以维护法国政府自己曾带头费了很大的劲才建立起来的安全体系。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这些东方盟国开始了解到，即使法国不是那么因循苟安，由于德国拼命地在法德边界后面建筑一道西壁防线，法国也很快就会无法给予它们很多援助。它们知道，这条堡垒防线的建立，很快就会改变欧洲的战略形势而对它们不利。法国有100个师，尚且不敢去击退3营德军，那么在德国军队攻击东方时，它们就更难指望法国愿意让它的青年人流血牺牲来袭击难以攻破的德国工事了。但是，即使法国竟然出乎意料而这样做了，也仍然会是徒劳无益的。今后法国只能在西方牵制住一小部分德国军队。其余的不断增长的德军却可以腾出身来对德国的东方邻国作战[2] 。

按照夏伊勒的说法，莱茵兰危机，“事实上可以使这位独裁者和他的政权垮台”。笔者认为，事实上莱茵兰危机是不可能使希特勒垮台的。一是英法的矛盾，使法国得不到英国的支持。同时，英国人认为在道理上“德国人终究不过是进入他们自己的后院而已”。二是法国政府和军方内部有分歧。三是当时的国际安全体系主要是法国在维持，法国都不动真格就很难指望别人了。四是希特勒已经成功夺取了德国军政大权，个人威信达到顶点，独裁专制统治相当稳固，国际危机的压力还不足以把他搞下台。莱茵兰危机中希特勒得逞的根本原因，是他已经是真正的独裁者了，只要是他决心要干的事，任何制度任何人反对都是无效的。而法国就不一样了，民主制度下决策和效率低下的缺陷在这种危机下就暴露无遗了。法国政府要采取行动而法国参谋总部反而退缩了。弗朗索瓦-庞赛说：“甘末林将军说，一个战斗行动，不论多么有限，都可能招致无法预言的意外情况，因此不颁布总动员令，就不能争贸然采取行动。”[3] 或许，如果法国当时是独裁专制者当政，那倒是真有可能使希特勒在这次危机中败北。

吞并奥地利

德国与奥地利在历史上其实就是一家，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期间，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曾当过几百年的德意志民族的皇帝。无论是从历史还是民族文化来说，奥地利与德意志是很难分开的。在德意志民族的统一问题上，主要存在小德意志方案和大德意志方案两派。1870年普法战争胜利后新的德意志帝国宣布成立，年底西南部的四个邦国加入“北德意志邦联”，终于以小德意志方案实现了统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奥结盟，1918年德奥战败，奥匈帝国瓦解，奥匈帝国内的德语地区（包括现在的奥地利和捷克部分地区）宣布成立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并宣布加入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显然，这不符合协约国削弱德国的政策，故在《凡尔赛和约》中明文规定永远禁止德奥合并，并将奥匈帝国的部分德语地区划入捷克斯洛伐克与意大利。但此后德奥合并的声音并未沉寂。“在战后的头几年中，这是一种很流行的思想。”[4]

魏玛宪法第六十一条关于奥地利的规定，既反映了德奥的历史纠葛和德意志对奥地利的心态，也为德奥可能的合并留下了宪法依据。

1933年纳粹党上台以后，希特勒就曾策划利用奥地利纳粹党在其内部进行颠覆活动，以实现德奥合并。1934年7月策动维也纳法西斯分子叛乱，刺杀奥首相陶尔斐斯，但遭到镇压，未获成功。1936年7月11日德国强迫奥地利签订《德奥协定》，要奥地利保证在外交政策中将始终按照承认自己是“一个日耳曼国家”的原则行事，并在秘密条款中规定让德奥法西斯党徒参加奥政府机构。奥地利虽然名义上还是一个主权国家，但其内政和外交已经基本上被德国控制了。视奥地利为自己势力范围的意大利，对希特勒吞并奥的企图开始持反对态度。但后来由于被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拖累无力再与德国争夺奥地利，加上1937年11月意大利参加了德国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便改变了对奥政策，这样，德国加快了吞并奥地利的步伐。

1938年2月12日，希特勒约见许士尼格，要他签署一份奥地利完全听命于德国的议定书，并命令他在三天之内答复，否则要进军奥地利。奥地利在德军压境的威胁下，被迫作出了释放纳粹罪犯，任命纳粹头目为内政部长的让步。但希特勒还不满意。许士尼格从英法那里得不到支持，准备举行全民公决来决定国家是否独立存在。希特勒闻讯后以出兵威胁，3月11日，许士尼格下台，纳粹党徒赛斯—英夸特上台组阁。3月12日凌晨，德军开进奥地利。

3月12日中午，希特勒衣锦还乡出发到他的祖国奥地利去了。“他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欢迎。在每一个为了他的到来而匆忙装饰起来的乡村里，都有欢呼的人群。下午他到达了他的第一个目的地林嗣，他曾在这里度过他的学童时代。在这里，对他的欢迎狂热之极，希特勒深受感动。他在利昂丁他的双亲的坟墓上放了一个花圈，然后回到林嗣去发表了一篇演说：在多年前离开这个市镇时，我怀着完全和今天心中所怀着的同样的信仰。在那么多年以后，我能够使这种信仰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我现在感动之深。如果上帝曾经叫我离开这个市镇去当德国的领袖，他这样做一定是赋予了我一个使命，而这个使命只能是使我亲爱的祖国重归德国。我相信这个使命，我活着为这个使命而斗争，我认为我现在已经把它实现了。”[5]

希特勒在奥地利。

1938年3月13日，德奥签署《关于奥地利和德国重新统一法》，德国正式吞并了奥地利。对希特勒的侵略行为，英、法、美等西方列强表示抗议，但对苏联强烈谴责纳粹德国的侵略并建议召开国际会议讨论集体对付希特勒的侵略置之不理。

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宣布德国吞并奥地利无效，决定恢复奥的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奥地利。1955年5月四国同奥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奥地利重新赢得主权国地位。

慕尼黑协定

捷克斯洛伐克位于欧洲的中心，不仅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且军事工业发达，矿产资源丰富。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说德语的德意志人有三百多万，大部分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

1938年9月29日至30日，英法两国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利益来避免战争爆发，在慕尼黑英法德意四国首脑（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会议上签订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即《慕尼黑协定》。

早在1937年6月，纳粹德国就拟定了代号为“绿色方案”的侵捷计划。

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把侵略矛头指向捷克斯洛伐克，企图以支持“民族自决”为名，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同年4月，以康拉德·汉莱因为首领的德意志人党举行代表大会，提出把苏台德地区从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出去的“自治”纲领。阿道夫·希特勒以此为由，在德捷边境集结兵力，以战争相威胁。1938年5月20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被迫宣布局部动员，德捷边境局势紧张，史称“五月危机”。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保护下恢复主权，而且法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有互助条约，1938年9月13日，法国内阁召开会议寻求对策。当晚，总理达拉第决定请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出面调解。

1938年9月13日晚，张伯伦给希特勒发出加急电报，希望双方通过会面方式“和平解决”这一问题。

1938年9月15日，张伯伦第一次乘飞机前往德国。经过3小时的会谈，他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一项“保证”，即在几天内两人再次会晤之前，德国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会面结束后，张伯伦连夜赶回伦敦，与法国一起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压，要求捷政府根据“民族自决”原则解决苏台德地区问题。

1938年9月22日，张伯伦再次飞往德国哥德斯堡与希特勒进行会谈。希特勒又提出将捷境内其他操德语的地区统统划归德国，并对归并领土实行军事占领，限定10月1日之前解决问题。紧接着希特勒宣布从9月28日起实行德军总动员，命令部队在9月30日以前作好战争准备。对此，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断然拒绝了德国的要求，同时宣布全国进入总动员。

1938年9月27日，希特勒下令德军7个师进入德捷边界前沿阵地，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1938年9月29日，张伯伦在半个月内第三次飞往德国，同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一起，在慕尼黑举行英、法、德、意四国首脑会议。会议从1938年9月29日12时45分开始，至次日凌晨1时半，四国正式签署了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的《慕尼黑协定》。直到此时，一直在隔壁房间里等候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两名代表被带进会议厅，告之协定的内容。迫于英法两国的压力，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德国限定的6小时内接受了《慕尼黑协定》。同日，英德两国还签署了一项共同宣言，表明决心用协商办法处理两国关系的一切问题，“永远不再投入彼此间的战争”。同年12月6日，法德两国也签署了一个内容类似的宣言。《慕尼黑协定》签订后，自慕尼黑返回伦敦的张伯伦，在机场上挥舞着协定得意地宣称：“我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

亚瑟·内维尔·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1869—1940），英国政治家，1937年到1940年任英国首相。他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对希特勒纳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而备受谴责。

《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英法绥靖政策的顶峰。协定使捷克斯洛伐克丧失了1.1万平方英里的领土、360万居民和1/2以上的经济资源，丧失了捷作为边境地区安全屏障的防御要塞，破坏了英法在东欧的同盟体系，加强了纳粹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助长了德、日、意法西斯的侵略气焰。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慕尼黑协定》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是英国未经战争而遭到的一次可耻的失败。”

1939年3月，希特勒在《慕尼黑协定》上签字的墨迹未干，便违反在协定中承诺的国际保证，出兵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英法拒不履行保证捷新疆界的义务。该协定的签订不但没有换来张伯伦所宣扬的“一代人的和平”，反而加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

《慕尼黑协定》严重打击了苏联所倡导的集体安全政策，同时，也使斯大林对英法将法西斯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有所警惕。苏联为了避免战争也于1939年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使希特勒暂时避免了两线作战的顾虑而放手发动了1939年9月1日的德波战争，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

1939年9月前，希特勒利用英法姑息、妥协政策竭力恢复实力，大肆扩军备战，积极向外扩张，出兵莱茵兰，干涉西班牙战争，吞并奥地利，制造慕尼黑阴谋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在外交上兵不血刃地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把德国人民一次大战以来的悲愤、怨恨、苦难等等情绪转化成了民族主义的狂热，这种近乎全民的狂热把希特勒抬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希特勒也把独裁专制推到了极限。在他思想中，他认为他比任何人都英明伟大，他已经不是替上帝行事了，他本身就是上帝。他的头脑已经膨胀到了无限大，或者说已经疯了。上帝要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果然，这些胜利，快速地就把希特勒推到了1939年9月1日的不归之路上了。

希特勒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不是全能的。但是，公权力却能够不断地无限地放大个人的能力，使人感到他无所不能，天下第一。特别是作为专制的独裁者，更是如此。他可以调动一切力量来办他想办的事，可以动用一切资源来满足他的需求，可以掌握一切人的生死予夺，他既可以啃地毯，也可以啃地球。当他挥手越过德国人民的头顶并由此傲视全球时，他的感觉不是上帝又能是什么呢？希特勒独裁专制统治的第三帝国不正是这种大大小小的上帝组成的吗？不正是这种独裁专制的权力把第三帝国推向覆灭的深渊吗？

民主制度不一定就能够避免死亡，但是能够在当政者疯狂的时候有人阻拦；独裁专制制度却是在当政者疯狂的时候把他搞得更疯狂，并且很多时候大家明知是皇帝的新衣而跟皇帝一起疯狂。

[1]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80页。

[2]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82页。

[3]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180页。

[4]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01页。

[5]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10页。

第二十章　战争：希特勒的死亡之路

希特勒战败自杀，标志着纳粹德国的崩溃，标志着第三帝国的灭亡，标志着希特勒一生所奋斗的纳粹主义运动和“事业”的彻底失败。希特勒、纳粹党从1933年夺取政权以来所干的一切，已经在隆隆的炮声中灰飞烟灭。但是，历史却始终铭记着希特勒极权主义的专制独裁统治给人类带来的这场浩劫。

提到二战，人们更多的是想到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惊心动魄的攻防对击，生死拼斗的流血厮杀，枪林弹雨中的爱恨情仇，交战将士的斗智斗勇，隆隆炮声中的输赢结局。

的确，这些过程都是在没有什么掩饰和约束的情况下进行的，也是最能直观赤裸裸地展示人性的最真实的面目，不管是丑还是美。

大多描写那段至今还有很大历史影响的著述、电影、电视等等，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把翻天覆地的陆海空战事呈现在人们面前。笔力所限，本书难以在上万部这样的著作中再写出点什么新东西，只是想在这些激动人心的战争的背后，对希特勒为何奔向死亡深渊，作些肤浅的探索。

先还是看看这段战争历史的梗概。

入侵波兰

1939年9月1日拂晓4点45分，德国突然出动60个师，共计150万兵力向波兰发起突然袭击，“闪电”式进攻[1] 。德军大批飞机连续轰炸波兰重要军事目标，摧毁波兰各主要机场和通信、交通枢纽；地面部队数千门大炮向边境线猛烈轰击，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发动全面进攻，迅速突破波军防线。在德军的强大攻击下，波兰军队迅速溃败。不到48小时，波兰空军就被摧毁了。500架第一线的飞机大部分没有来得及起飞就在自己的机场上被德国的轰炸机炸毁了。

德军正在搬除德波边境的路障。

9月1日晚德军渡过布拉希河。9月3日，英法两国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9月3日德军推进至维斯瓦河一线，完成了对“波兰走廊”地区波军“波莫瑞”集团军的合围。9月4日，波军“波莫瑞”集团军的3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旅全部被歼灭。

9月5日，德北方集团军群从东普鲁士向华沙推进；南方集团军群在琴斯托霍瓦地域突破波军防御，向华沙推进。当晚，波军统帅部下令向维斯瓦河以东退却。9月6日，波兰政府仓皇撤离华沙，迁往卢布林。9月8日，德国装甲师到达华沙外围。不到一星期，波兰的陆军就被击溃了，波兰所来得及动员的35个师，绝大部分不是被击溃就是在包抄华沙的钳形攻势下陷入重围。9月14日，德军完成对华沙的包围。9月16日，北、南两路德军在华沙东南弗沃达瓦地域会师，合围波军主力于布格河以西地区。

9月17日，苏军进占波兰东部；波政府撤至罗马尼亚。9月18日，德苏两国军队在布列斯特至力托夫斯克会师。9月19日，波军19万人向苏军投降。9月25日，德军开始向华沙外围的要塞、据点及重要补给中心进行炮击。9月26日，德国空军开始轰炸华沙。9月27日，华沙守军停止抵抗。9月28日，华沙陷落。华沙守军司令向德国第8集团军司令布拉斯科维兹上将正式签署了投降书。华沙守军12万人投降。

10月6日，波军结束有组织的抵抗。波军全军覆没，德波战争结束。一个拥有3400万人口，30.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00多万军队的国家，就这样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灭亡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战役，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在德波战争中，波军7万官兵牺牲，13.3万受伤，被俘虏70万人。15万名波军官兵逃至国外。波兰居民遭受了巨大的牺牲。仅华沙就死近25万人，数万无辜公民受伤。德军死1.1万名官兵，伤3万人，失踪3400人；300辆装甲车、370门火炮、5000辆各式车辆被毁[2] 。

同时，在战争一开始，英国能派到法国去的部队很少，到波兰战事结束后，10月11日英国才派了4个师——158000人——到法国去。英法两国将近110个师在西方对德国的23个师。但英法两国在西线却始终在工事背后宣而不战。这场所谓的战争后来被称为“奇怪的战争”或“静坐战”。

入侵挪威和丹麦

为了确保经由纳尔维克的瑞典铁矿运输顺畅，在挪威建立德国海军基地对封锁盟军北大西洋航运，攻击英国海军，希特勒于1940年3月1日下令对挪威发动代号为“威瑟堡行动”（即“威悉河演习”）的侵略战争。德军集中了7个步兵师、1个摩托化旅和若干坦克营等共14万人，1300架飞机，34艘舰艇，1940年4月9日凌晨海陆空军偷袭中立国挪威和丹麦[3] 。

德军入侵丹麦。

4月9日上午7点20分，丹麦政府下令停止了反抗，德军在两个多小时里完成了占领丹麦的行动。

在挪威，德军遭到顽强的抵抗。4月9日，德军占领首都奥斯陆，并宣布成立吉斯林为首脑的亲德新政府。4月10日、13日英国海军向德国海军发起两次攻击，击沉10艘德国军舰，2艘运输舰。4月14日、17日，英军在挪威登陆。但因主要港口皆控制在徳军手上，重武器和后勤运送都出现困难，5月29日，英军占领重要的不冻港纳尔维克港。6月4日，德国海军击沉英国海军的“光荣”号航母。6月7日，挪威国王也乘“德文郡”号巡洋舰流亡英国。6月8日，占领纳尔维克港的英军摧毁港口后撤退回国，挪威战争结束。

法国战役

法国战役（又称法国沦陷，德国将其称为西方战役），是二战史上重要的战役。在该战役中，德军采用曼斯坦因计划（亦称改良了的施里芬计划），组成A、B、C三个集团军，避开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入侵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法国。这场战役以“元首第6号特别训令”规定，包括两大行动：第一部分的“黄色方案”（攻打荷比卢三国和法国北部）和第二部分的“红色方案”（进攻法国其余本土）。德军从1940年5月10日开始进攻法国及低地国家，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便拿下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法国等国，迫使英国远征军和许多法军从敦刻尔克撤退至英国本土。

1940年5月初德军集中了136个师，3000多辆坦克，4500架飞机，于5月10日开始进攻，轰炸机突然对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机场、铁路枢纽、重兵集结地区和城市进行猛烈的轰炸，地面部队在荷兰海岸到马其诺防线之间的3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向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发起了大规模进攻。

德军B集团军群共28个师，首先以空降部队对荷兰和比利时境内的重要桥梁及要塞设施实施了袭击。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立即造成了荷、比军队的慌乱，B集团军群的装甲部队趁乱发起了猛攻。由于伞兵部队已经占领了各要道，B集团军群的进展颇为顺利。德军B集团军群对荷兰和比利时进攻时，法军最高统帅部认为德军要通过比利时中部向法国实施主要突击，急忙把3个集团军和9个英国师北调比利时，结果完全适应了德军的需要而造成严重后果。5月13日法军第7集团军越过法比边境增援，但德军很快就于5月14日占领鹿特丹。在入侵荷兰的战争中，荷兰军队只有8个师的兵力，很快就溃退。5月15日荷兰投降，国王逃亡伦敦。

弗里茨·埃里希·冯·曼斯坦因（Fritz Erich von Manstein，1887—1973），纳粹德国陆军元帅。

在入侵比利时的战争中，比军有22个师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很快失利，5月28日，比利时国王宣布投降。

在这次作战中，由于B集团军群吸引了英法主力，C集团军群在马其诺防线正面进行了成功的佯攻，有力地掩护了A集团军的行动。1940年5月10日凌晨，德军担任中路主攻的伦德施泰特A集团军群向卢森堡和比利时的阿登山区实施主要突击。卢森堡当天不战而降。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轻易突破比军的松散抵抗，只用了两天时间便穿越阿登山地区。

5月13日，德军A集团军按照曼斯坦因计划的战略意图，通过法国防守力量薄弱的阿登地区进入了法国，盟军在阿登山区因为德军的奇袭而完全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御抵抗。德军攻占了法国战略要地色当，德军装甲部队强渡马斯河，逐步构成曼斯坦因计划中的大包围圈。5月19日，德军装甲部队已经抵达离英吉利海峡只有50英里的地方。5月21日德军快速部队到达英吉利海峡沿岸，将英法联军40个师包围在比法边境的敦刻尔克地区。5月24日，德军装甲部队已经抵达法国北部港口敦刻尔克，但在这时却接到希特勒下达的被历史军事学家称为致命错误的停止前进的命令。5月26日被德军包围的盟军动用850多艘各类舰船马上紧急实施“发电机计划”，开始敦刻尔克大撤退。当天第一批部队开始撤走。5月27日，德国空军第3航空队和第2航空队大举出动，对敦刻尔克港区和海滩进行了猛烈轰炸，总共投下1.5万枚高爆炸弹和3万枚燃烧弹，敦刻尔克几乎被夷为平地，英国空军从本土起飞200架次战斗机竭尽全力掩护海滩上的登船点和执行运输任务的船只。5月27日德军装甲部队为阻止英法联军从敦刻尔克撤退而恢复攻势，但他们面临敌人有组织的防线而无法突破。英法联军成功地延迟了德军进攻，并且为部队撤离敦刻尔克赢得更多时间。5月28日上午，敦刻尔克地区大雾弥漫，德国空军在戈林的严令下，不顾恶劣天气的影响，出动两个轰炸机大队，到达敦刻尔克之后，终因能见度太差，被迫带弹返航。5月29日，英军吸取三天来的经验，采取很多措施来加快登船速度。5月30日，敦刻尔克地区由于空气中湿度非常大，大雾几乎将海滩笼罩住，不时还有小雨，加上地面上硝烟弥漫，能见度很低，德国空军无法前来攻击。海面上风平浪静，使得盟军加速撤退，全天共撤出5万多人，到6月4日盟军已经成功撤退了包括23万英国远征军和法军在内的共33.8万多官兵。当天海滩上担负最后的后卫部队约4万法军来不及撤离被俘。在撤退中，还有2.8万余人阵亡。

德军在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后，德军统帅部制定了代号为红色方案的法兰西战役第二阶段（6月5日到22日）作战计划。这一方案要求德军挥师南下，彻底击败法国。

1940年5月15日清晨，法国总理保罗·雷诺面对长驱直入的德军装甲集群，沮丧地给5天前才接替内维尔·张伯伦担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打电话说：“这一仗我们恐怕要打输了。”5月16日，丘吉尔从伦敦急飞巴黎商量对策。5月19日，雷诺解除了甘末林总司令的职务，由马克希姆·魏刚接任。他拼凑了49个师加上英国的两个师，编成了3个集团军团（第6、第7、第10集团军团）在索姆河和埃纳河一线构成了东西大约300英里的魏刚防线，以17个师守马其诺防线。两条防线连在一起，企图阻止德军南下。

保罗·雷诺（Paul Reynaud，1878—1966），法国政治家，1938—1940年任财政部长，1940年任法国总理。

德军兵力达137个师之多，其A、B两个集团军迅速改组完毕。博克的B集团军（辖6个装甲师）为右翼，向索姆河正面实施突破；伦德施泰特A集团军（辖4个装甲师）为左翼，向埃纳河作正面突击。

6月3、4日，德军飞机袭击法国重要目标，夺取了制空权，摧毁了法军900多架飞机。德国地面部队5日分两路发起进攻，由于在第一阶段的作战中法国丧失了大部分军事力量而难于抵抗，德军装甲部队快速向法国纵深推进，A、B两个德国集团军很快突破法军防线，从东南和西南两个方向迂回巴黎。

6月10日意大利对英法宣战。6月11日，法国政府迁至图尔。12日巴黎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14日德军未经战斗就占领了巴黎。同时，德国C集团军向马奇诺防线发起正面攻击并很快突破。6月16日雷诺辞职，H.P.贝当接任法国总理，法国政府再迁往波尔多。6月17日德军前进至德法边境的莱茵河畔，攻占了法国的斯特拉斯堡，50万法军被包围，除少数逃往瑞士外，其余全部被歼。6月18日，法政府请求停战。6月22日下午6时50分，在法国东部的贡比涅森林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德签署停战协定的同一节车厢里，法德签署了《贡比涅停战协定》，至此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灭亡。协定规定，6月24日上午停止一切战事，法国一分为二，北部和西部由德军占领，南部和东部由贝当元帅组成的法国政府管理。6月24日，法意在罗马签订停战协定。7月1日，贝当政府迁往维希。

希特勒在巴黎被占领后以埃菲尔铁塔为背景的留影。

在法国战役中，法军阵亡6万多人，伤30多万人，被俘150万—200万人。德军共伤亡14.6万多人[4] 。

亨利·菲利浦·贝当（Henri Philippe Pétain，1856—1951），法国陆军将领、政治家。法国元帅。1916年，贝当因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而成为名噪一时的英雄。1917年5月，贝当取代尼维尔上将任法军总司令。1918年11月，贝当晋升元帅。战后，贝当先后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陆军总监和防空总监等职。二战法国战败后，1940年6月22日与德国签订《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1940年7月—1944年8月任维希政府元首，成为纳粹德国的傀儡。1945年4月被捕，同年8月因叛国罪被最高法院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1951年7月22日，贝当死于囚禁地利勒迪厄岛。

海狮计划

1940年6月法国战役后，德国几乎占领了整个西欧，北起挪威、南至西班牙的大西洋沿岸已被德国控制。英伦三岛陷入了困境。此前，英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损失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此时已元气大伤，空军也受到很大削弱，海军也受到德国海空军的封锁。鉴于英国坚定的反对法西斯，1940年7月6日希特勒签发对英作战的“海狮计划”。原先企图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强渡英吉利海峡，后因渡海作战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最后计划以空中进攻迫使英国投降。整个不列颠之战其实就是战争史中大规模的空袭与反空袭作战。

7月8日戈林晋升为帝国元帅。为了实施空中进攻，德国最高统帅部计划用2400架飞机作战。戈林将空袭英国的“鹰计划”最初定为8月8日，后来由于天气原因改日。8月12日空战开始，德军向英国境内的机场发动了空前的猛烈攻击，英军部署位置最关键的7个雷达站中有6个被炸。整个通信系统已经濒临被摧毁的边缘。8月15日发生第一次大规模空战。德军3个航空队的大部分飞机都出动了，共有1950架次参战。德军损失72架飞机，英军损失34架飞机。

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1965），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画家、演说家、作家、记者。1940年至1945年和1951年至1955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领导英国人民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8月23日晚间，在一次小规模的轰炸行动中，一架德军轰炸机由于天气原因，迷失了航向，误飞到伦敦上空投下了炸弹。1940年8月25日，英国空军派出81架轰炸机准备空袭德国本土，主要目标是德军机场和工业基地。但那天天气不好，空中云厚雾浓，有几架轰炸机迷失了航向，糊里糊涂地飞到柏林上空投下了炸弹。同时对其他一些德国大城市进行了小规模轰炸。英国皇家空军对柏林的空袭激怒了希特勒。1940年9月7日晚已经占据上风的德国空军改变轰炸目标，集结1200多架飞机对伦敦进行大规模的报复性轰炸。英军利用这个短暂的时机，抽调大量人力物力修复被炸毁的飞机跑道，维修受损飞机，使英国空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化险为夷。从敦刻尔克作战开始这是希特勒第二次犯“战场突然叫停”的错误。

9月7日开始，德国空军主要轰炸伦敦。9月15日达到高潮，双方空战十分激烈，德军损失60架飞机，英军损失26架飞机。英国人把9月15日定为“不列颠战役日”。

1940年9月14日，即原定发动对英入侵的前一天，希特勒召集德军首脑开会宣布无限期推迟登陆作战的“海狮计划”。

1940年9月15日中午，德军的200架轰炸机在600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大规模横渡英吉利海峡，准备对英国实施致命的最后一击。面对来袭的德军战斗机群，300多架英军战机分6个波次升空实施拦截。在英军的突然攻击下，毫无思想准备的德军机群很快就乱作一团。一场决定胜负的大厮杀开始。仅仅20多分钟后，德军就损失战机183架，而英军仅损失26架，德军被迫撤退。此后德国空军还继续进行空袭。从9月7日到10月15日，德国空军对英进行了35次大规模空袭，其中18次是对伦敦空袭。

在整个不列颠之战中，德国空军共出动飞机4.6万多架次，向英国投下了6万多吨炸弹，损失飞机约1500余架。英国空军损失飞机915架，被炸死炸伤居民约8.6万余人，100多万栋建筑物遭到破坏，许多城市被摧毁，英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5] 。

入侵巴尔干半岛

德军在对英空战的同时，注意力已转向东方。法西斯德国在准备侵苏战争过程中，先后入侵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希腊，夺占了克里特岛。

1941年4月6日早上7时整，希特勒因为南斯拉夫发生背叛德国的政变大怒，命令德国空军第4航空队的第7航空军进行惩罚。德国空军300架飞机对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进行饱和轰炸，整座城市被炸毁，政府大楼、机场、通讯系统及军队集中地被摧毁，超过1.7万居民被炸死。随后，3支德国装甲部队从不同方向向贝尔格莱德进击，很快就形成合围之势。4月12日贝尔格莱德陷落。4月14日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逃亡英国。4月15日南斯拉夫军队停止抵抗。4月18日南斯拉夫签订了投降书。

1939年4月意大利侵占了阿尔巴尼亚。随后1940年10月28日，意大利攻打希腊但未能占领希腊。1940年11月初希腊军队反攻占领了意大利先前侵略的阿尔巴尼亚南部大片领土。12月将意军赶出了希腊。1941年3月，意大利的主要反攻失败。1941年4月6日在进攻南斯拉夫的同时，德军入侵希腊。希腊及英国联军顽强抵抗，但最终因人数及装备上的劣势而溃败。4月27日希腊首都雅典陷落，希腊战事在伯罗奔尼撒的卡拉马塔陷落后以德国完全胜利而结束。之后德国又开始发动对克里特岛的攻击，6月2日克里特战役结束，德国伞兵成功从英国人手中夺取了该岛。但是这次行动对德国来说也不太顺利，之后德国再也没有使用伞兵攻击。

英国和希腊的最后几支武装力量在5月29日到31日共1.8万人撤退到埃及。在巴尔干落入纳粹手中之后，希特勒终于可以毫无顾虑地发动对苏联的袭击了。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德国在希腊的军事行动是“政治上感情用事的决定”或一个“策略上的错误”，它令德国推迟实施巴巴罗萨作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程有决定性的影响[6] 。

苏德战争

1941年6月22日4时30分，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按照“巴巴罗萨”计划，集中了181个师又20个旅，4300辆坦克，4980架飞机，4.7万门火炮和192艘战舰，总兵力共550万人，编成三个集团军群和3个独立行动的集团军，在3个战略方向以闪电战的方式突袭苏联，苏德战争全面爆发[7] 。

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向苏联人民发表广播演说，号召全体苏联人民团结起来，全力以赴同希特勒法西斯做殊死的斗争。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后，苏军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并于1945年4月30日最终攻占德国首都柏林，1945年5月8日夜间，德国无条件投降，1945年5月9日凌晨苏德战争结束。

1941年6月22日战争开始，苏军实施战略防御至1942年11月18日斯大林格勒防御战胜利结束，为卫国战争的第一阶段。

1941年6月22日德军发起进攻后，由于苏联对战争准备严重不足，绝大部分部队完全没有防御敌人进攻的准备，因此在战争初期遭受严重损失，很多部队陷入混乱或溃散。在短短10天之内，德军突进苏联600公里。第一天的战斗，苏联红军损失1200架飞机，其中800架还未起飞就被炸毁。希特勒狂言三个月灭亡苏联。

北方战线，从开战以来的18天，德军推进了400到450公里，苏军放弃波罗的海沿海地区。苏联红军24个师被彻底击溃，20个师损失60％的人员和装备，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很快进抵列宁格勒城下。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1878—1953），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大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打败法西斯德国的进攻，取得了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在苏联执政时间最长（1924—1953）的最高领导人。

中部战线是德军突击的重点地区，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从格罗德诺和布列斯特要塞方向达成对苏联西部军区（即西方面军）的合围，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沦陷。德军从6月22日到7月10日，推进了450公里到600公里，苏军30个师被歼灭，70个师损失50％以上的人员。德军相继在明斯克、斯摩棱斯克、维亚济马等地三次实施有效钳形攻势，包围并歼灭大量苏联红军部队。

在南方战线上，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主要目的在于占领苏联在乌克兰的农业和工业基地，并获得黑海港口作为补给站。西面为苏联基辅特别军区（即西南方面军）和敖德萨军区（南方面军），西南方面军是苏联实力最强的一个军区，在战争初期，由于苏联红军在兵力和装备上对德军有明显的优势，德军在这个方向的进展最为缓慢。但由于德军的素质此时远在苏联红军之上，因而德军依然长驱直入抵达第聂伯河。从6月22到7月9日，德军推进了300到350公里。由于在战争最初的一星期中，以西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大将为代表的一批将领始终未能有效指挥部队，加剧了部队混乱，导致西方面军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失。1941年7月，莫斯科军事法庭判处西方面军司令员、大将巴甫洛夫，西方面军参谋长、少将克里莫夫斯基赫，西方面军通讯主任、少将格里果里雅夫，第4集团军司令、少将科罗布科夫等4名苏联将军死刑并立即执行。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Georgy Konstantinovich Zhukov，1896—1974）苏联著名军事家，战略家，1943年1月18日，朱可夫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是苏德战争中继斯大林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苏军统帅，因其在苏德战争中的卓越功勋，被公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7月10日苏军统帅部改组为斯大林主持的总统帅部，并建立西北、西方、西南方向指挥部，分别由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布琼尼主持。8月8日总统帅部改为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改组部队，东迁工厂，针对德军的三个战略方向上的进攻，加强防御，制止德国快速推进，稳定战局。

在西北方向上，德军的北方集团军群等共38个师又3个旅，1600架飞机，对苏军北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共47个师又3个旅。德军快速推进，企图攻占列宁格勒。在德军完成了对列宁格勒的包围之后，苏联最高统帅部派朱可夫大将前往列宁格勒对部队进行重新整理和整编，大量的红海军水兵、民兵、居民加入了列宁格勒的防御战中来，终于稳定局势，德军进攻势头消耗殆尽，再也难以前进一步，双方陷入僵持。随后，苏联在与德北方集团军群的对峙中渐渐地占据了优势，迫使德军在北方战线采取被动的守势，无力抽调兵力去占领列宁格勒。自1941年7月10日至1944年8月10日，苏军坚守列宁格勒长达3年零1个月，其中城市被围900天，最终粉碎了德军攻占列宁格勒的战略企图。

在西方方向上，是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共62个师又两个旅，计划攻占第聂伯河东岸，并占领通往明斯克的咽喉要地并东距莫斯科只有380公里的斯摩棱斯克，打通攻占莫斯科的道路。当年拿破仑就是通过这座古城进入莫斯科的。德军总的企图是把苏军的防御正面截成3段，合围并歼灭苏军西方面军在涅韦尔、斯摩棱斯克、莫吉廖的集团，为进攻莫斯科创造有利条件。斯摩棱斯克交战从7月10日开始到9月10日结束。7月15日德军占领斯摩棱斯克，此后继续向前推进。苏军在防御中有进攻，双方互有胜负，德军虽然占优势，但苏军的防御阻止了德军向莫斯科长驱直入。8月4日，在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的会议上，对攻占斯摩棱斯克后是集中兵力直取莫斯科，还是将中央集团军群的兵力抽调部分去攻占乌克兰和列宁格勒，希特勒与陆军总部和中央集团军群的将领一直有分歧。最后希特勒将中央集团军群的坦克第2、3集群分别加强给了南方、北方集团军群，中央集团军群在8、9两月未能向莫斯科方向发动有力的攻势。苏军则充分利用这两个多月的宝贵时间，在莫斯科以西宽达750公里正面和300公里的纵深，加强防御，总的防御企图是阻止德军的进攻，歼灭和消耗德军的力量，争取时间集中预备队，创造反攻的条件。

1941年9月30日至1942年4月20日苏军和德军进行了举世瞩目的莫斯科会战。德军中央集团军群集中了74.5个师，共180万人，1700辆坦克，1.4万门火炮，1390架飞机，发起莫斯科会战（即台风计划）。苏军集中了75个师，共125万人，990辆坦克，7600门火炮，677架飞机参战。1941年9月30日至12月5日为德军进攻和苏军防御阶段。战争之初德军推进迅猛，很快地占领了莫斯科外围，摧毁了数道苏联防线。苏联在危急时刻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业转移计划，转移的设备、物资超过100万节车皮，同时从西伯利亚、中亚、远东地区调来了25万的精锐预备队，以朱可夫大将为核心重组了西方面军的部队和防线，组织大量妇女修筑防御工事，并派出大量携带炸药和地雷的工兵分队破坏德军后勤补给线。此时苏联严酷的冬季已经降临，德军作战部队和后勤补给受到了极大限制，苏联红军对德军进行了殊死抵抗。1941年11月7日，在德国迫近莫斯科之时，苏联依然按时组织了红场阅兵，这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阅兵之一，受阅部队在阅兵结束后直接开赴前线。在这个阶段上，苏军粉碎了德军对莫斯科的迅猛攻击，使德军伤亡惨重，使中央集团军群的74个师失去进攻能力。1941年12月5日至1942年1月7日苏军向德军发起反攻，把德军向西击退100到250公里。1942年1月7日至1942年4月20日，苏军向德军发起总攻，向西推进了80至250公里，击溃德军16个师又1个旅。莫斯科会战以苏军胜利而结束，德军损失了50多万人，1300辆坦克，2500门火炮，1.5万辆汽车和大量的技术装备。德国在二战中第一次受到重大损失，莫斯科局势得以稳定。

在西南方向上，是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共57个师又13个旅，1300架飞机。其任务是向基辅总方向实施进攻，把乌克兰的苏军主力消灭在第聂伯河以西。开战后，德军向西推进了300到350公里。7月中旬，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力量增加到了63个师16个旅。7月至12月，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进行了基辅战役，敖德萨战役，顿巴斯、克里木、罗斯托夫战役，以及塞瓦斯托波尔战役。

1941年冬和1942年春，苏联红军在各条战线上均发动了攻势。在南部，苏联红军越过刻赤海峡，在克里米亚半岛登陆；在北部，苏军试图解列宁格勒的围并且歼灭包围列宁格勒的德军和收复迭米扬斯克。但是这两个方向的攻势均以失败告终，苏军损失巨大。

1942年5月，德军在苏德战场集中了217个师又20个旅共620万人，3229辆坦克和强击火炮，57000门火炮，3395架飞机，开展了先南后北逐次攻击的夏季攻势，在北翼企图夺取列宁格勒与芬兰建立陆上联系，南翼向高加索实施突击，歼灭顿河东岸苏军，占领高加索油田，巴库，攻占克里木、哈尔科夫、斯大林格勒等，然后北取莫斯科，南出波斯湾。

1942年5月，苏联又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发起第一次哈尔科夫战役，试图收复哈尔科夫，但被德军分割包围后歼灭。德军顺势席卷克里木半岛，攻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并在刻赤战役中将红军击溃。苏联红军被迫后撤，一直撤到伏尔加河中游。

1942年6月底7月初，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分编为A、B两大集团军群。7月17日，B集团军群的第6集团军发动进攻，开始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展开了与苏联红军旷日持久的大会战。斯大林格勒城内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甚至每一堆废墟都要反复争夺，战斗极为残酷和血腥，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在300万人以上，苏联红军坚强的抵抗，使德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德军先后向斯大林格勒方向调来50个师的兵力，进攻了4个多月，死伤70万人，损失坦克等1000多辆，火炮2000余门，飞机1400架。

到1942年11月18日，苏军守住了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防御阶段结束，整个苏联卫国战争的第一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结束，进入苏联卫国战争的第二阶段即根本转折阶段，开始了战略反攻。

11月中旬，苏军向斯大林格勒方向隐蔽地调集了百万大军，准备反攻。1942年11月19日至1943年2月2日，苏军集结百万大军在德军两侧发动钳形攻势并包围了德军几十万部队，并于1943年2月2日将其全部歼灭。德军第6集团军全部和第4装甲集团军大部，罗马尼亚第3、第4集团军，意大利第8集团军以及配属的大量技术分队和支援部队被歼灭。德军在整个斯大林会战中损失150万人。其中，从1942年11月19日至1943年2月2日，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一带共损失80多万人，有32个师和6个旅被全部歼灭，16个师遭重创，损失坦克等2000辆，火炮1万多门，飞机3000多架。苏联红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斯大林格勒战役与同时期发生的阿拉曼战役、中途岛海战胜利，构成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取得胜利后，苏军在1943年在列宁格勒到高加索山前的广阔战线上转入反攻，解放了北高加索地区，突破了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取胜库尔斯克，收复斯摩棱斯克，展开第聂伯河会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反击过程中，苏德两军相继发动了第二、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互有胜负，最终在库尔斯克方向上形成一个向西突出的突出部。1943年7月德军集中50个师90万人，1万门火炮，27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2050架飞机，发起了库尔斯克战役。在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瓦杜丁等著名将领的指挥下，苏联红军完全粉碎了德军在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方向的进攻，并且发起全面反攻，从而收复哈尔科夫并获得库尔斯克战役胜利，这也意味着德国在战争中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从此转入防御。

随着德国在库尔斯克战役的失败，德军南方集团军群被迫后撤，越过了第聂伯河，同时实施“焦土政策”，这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村庄变为了废墟，庄稼也被德军烧毁。

此后，苏联红军与1944年实施大规模的战略进攻，相继发动了10次大型反击战役（史称十次突击），将德军完全赶出了苏联国土。之后，苏联红军横扫东南欧，在盟军于1944年6月6日发动诺曼底登陆后，德军不得不从东线调出大量部队以守卫西线，苏军更加势不可挡，并且相继攻占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8] 。

1945年是最后战胜德国的一年，苏军在1至4月发动了强大的战略进攻，实施了在波兰的维斯瓦和奥得河战役，东普鲁士战役，东波美拉尼亚战役，维也纳战役等，歼灭了大量的德军重兵集团，从东面和南面包围了柏林，并于1945年4月16日发起了进攻柏林的战役，攻克了柏林。

北非战场

北非战争是1940年9月13日到1943年5月13日德意军队与英美军队在北非沿地中海岸进行的战争。

1940年9月13日—12月8日，意大利军队进攻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边界等地的英军。意军推进90公里，于9月16日进逼西迪拜拉尼，但由于指挥失灵和补给中断停止进攻。英军则继续退后，一直到马特鲁港附近预先构筑的阵地才立住脚。敌对双方之间形成了一个宽达130公里的“真空”地带。

1940年12月9日—1941年3月30日，英军反攻。 12月9日，英集团军（4个师又两个旅）转入反攻，击溃了意军，在两个月内推进800余公里。至翌年2月11日前，英军已进抵阿盖拉、马拉达以东一线，转入防御，使得胜利未得到发展。英国政府决定向巴尔干转移力量，利用意军在希腊的失败，为夺取巴尔干半岛在希腊建立战略基地。英集团军一部从北非调到了希腊。这就使意军免于彻底失败。

埃尔温·约翰尼斯·尤根·隆美尔（Erwin Johannes Eugen Rommel，1891—1944），纳粹德国的陆军元帅，著名的军事家、战术家、理论家，绰号“沙漠之狐、帝国之鹰”。隆美尔与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被后人并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三大名将。

1941年3月31日—11月17日，德意联军进攻。 1941年2月6日，希特勒指派隆美尔带领两个装甲师前往利比亚支援意军。

1941年夏，隆美尔指挥的非洲军团共有3个德国师和7个意大利师，约10万人，坦克550辆，飞机500架。3月31日，德意军开始进攻英集团军，英军在两星期内退到了埃及边界，留下了驻托卜鲁克的守军，结果这支守军遭到了联军的围困。隆美尔原指望在得到增援后向开罗发动进攻，但由于德国正准备进犯苏联，所以他没有得到补充兵力。这就使英集团军免于彻底失败，使英国不致失掉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至4月16日前，北非的战线便在利比亚，埃及边界附近稳定下来。1941年夏秋，英国“尼罗河”集团军（1941年9月改称第8集团军）得到了很大增援，而当时德意军则由于法西斯集团在苏德战场损失惨重而仅得到不大的补充。

1941年11月18日—1942年1月20日，英军进攻。苏德战场的激烈交战，德军在战争中的失败，为英军夺取北非的战略主动权创造了有利条件。1941年11月18日，英第8集团军等共15万人，924辆坦克，1311架飞机，在坎宁汉将军的指挥下开始了“十字军行动”战役，以粉碎西面德意军集团，解救托卜鲁克守军和完全解放昔兰尼加（利比亚东部）。英军在两个月的战斗中推进几达800公里，但未能完成歼灭驻北非德意军这一主要任务。舰队保障了英军的补给和滨海翼侧的火力支援，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英军的大纵深推进。这次战役，英军伤亡1.7万人，损失坦克270辆，德意军伤亡3.3万人，损失坦克300辆。

1942年1月21日—10月22日，德意军进攻。 1月21日，德意军队利用英军的分散和未做好防御准备，变更了兵力部署发动反攻。至1942年2月8日前，德意军推进达600公里，占领班加西，进至加扎拉、比尔哈基姆一线，战线在此一直稳定到5月底。5月26日德意军队发起“泰西”战役，德意军再度对英第8集团军发动进攻，以便夺取埃及并向近东突进。6月20日，德意军攻占了托卜鲁克，该城3.3万守军投降，德意军缴获大量武器和粮食储备。6月28日占领麦特鲁港，7月初逼近英军在埃及境内阿拉曼附近的阵地。德意军企图在7月1—3日发动进攻，但因得不到补给而停止前进，被迫从进攻转入防御。此前，由于英美间就共同实施北非战役达成协议（1942年6月），美军统帅部开始对驻非洲英军提供相当大的军事技术装备援助，并参与准备英美军北非登陆战役。

1942年10月23日—1943年5月13日，英美军进攻。 1942年秋，德军由于在东线，特别是在斯大林格勒附近遭受重大损失再次陷入了困境，无法给隆美尔必要的军队和军事技术装备支援。并且在盟军航空兵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意德舰队实际上已经不再有可能为运输补给物质的船队护航。10月23日，英第8集团军在蒙哥马利的指挥下，利用人员和坦克飞机的优势转入进攻，发起了阿拉曼战役，德意军败退，1943年1月将敌逐到的黎波里。阿拉曼战役是北非战局的转折点，英军歼敌5.5万人，击毁坦克350辆。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1887—1976），英国陆军元帅、军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是盟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以成功掩护敦刻尔克大撤退而闻名于世，他指挥过著名的阿拉曼战役、西西里登陆、诺曼底登陆等战役。

同时，1942年11月8日，英美军开始在北非登陆，并展开了“火炬”登陆作战。它们从东西两面实施相向突击，占领了整个摩洛哥、阿尔及尔，进入突尼斯境内，直逼比塞大和突尼斯城。

1943年1月14日，英美首脑在卡萨布兰卡会晤，决定在北非战场设立战区，由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任总司令，英国的亚历山大将军为副总司令。北非盟军整编为第18集团军群，下辖安德森指挥的英第1集团军、蒙哥马利指挥的英第8集团军、弗雷登道尔指挥的美第2军和部分法军。亚历山大任集团军群司令，统一指挥盟军在北非的全部地面部队。1943年2月14日，德意军发起了代号为“春风”行动的进攻，向北推进了150公里，美英军进行了有力的反击，打退了德军在突尼斯的最后一次反扑，并于3月下旬发起新的进攻。3月9日，隆美尔告病回国休假。到4月中旬，盟军完成了对德意军的合围。1943年5月13日，经激战后德意军25万人投降，突尼斯战役结束，北非战争也宣告结束。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1969），政治家、军事家。1930年秋至1939年12月，他担任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的助理，并随麦克阿瑟去菲律宾组建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先后担任第15步兵团副团长、第3师参谋长、第9军参谋长、第3集团军参谋长。1942年2月，被任命为美军参谋部作战处处长，升为少将，负责拟定欧洲盟军联合作战计划。1942年6月，被任命为欧洲战区盟军司令部司令并获中将军衔。同年8月，他担任北非和地中海战区盟国远征军总司令，负责筹划和指挥在北非的代号为“火炬”的登陆行动，取得北非战场的胜利。1943年2月10日，艾森豪威尔晋升为五星上将。1943年指挥取得意大利战役的胜利。1943年11月被任命为欧洲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成功指挥盟军诺曼底登陆和西线对德作战。1945年10月，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退休，杜鲁门总统任命艾森豪威尔接任美军总参谋长职务。1951年4月2日，被任命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1952年5月30日退役。1953年荣登总统宝座，并连任两届。1969年3月28日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终年79岁。

盟军取得胜利，使轴心国在地中海战区的战略形势急转直下。由于控制了非洲整个北部海岸以及东北海岸，并在地中海沿岸占了上风，英美两国便重新开辟了对它们至关重要的、由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至印度洋的航路，并为攻入南欧创造了有利条件[9] 。

大西洋海战

大西洋海战（1939年10月—1945年5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同英美为争夺大西洋制海权而进行的海战。它是战争史上时间最长、最复杂的持久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军的作用主要是赢得制海权，维护自己的海上交通运输线。英国拥有一支总吨位为2100万吨的商船队，占当时世界商船总吨位的三分之一，每天航行在大西洋的船只有1500艘，对于英国而言，大西洋航线是最重要的生命线，英国皇家海军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确保这条海上航线的安全。1939年当时的英国皇家海军依然是规模最大的海上力量，它的海军基地几乎遍布全球，在大战之初，英国皇家海军已经拥有了航空母舰，但战列舰仍然是舰队组成的核心力量。英国对德国宣战时，共有战列舰12艘、战列巡洋舰12艘、航空母舰8艘（舰载机500架）、重巡洋舰15艘、轻巡洋舰49艘、舰队驱逐舰119艘、驱逐舰64艘、扫雷舰和岸防舰45艘。德国海军拥有战列舰4艘、袖珍战列舰3艘、巡洋舰9艘、潜艇56艘，舰艇总吨位35万吨，总兵力约16万人。

1939年9月初，英国向德国宣战。为切断英国人赖以生存的海上交通运输线，德国海军潜艇部队悄悄杀向大西洋航线，其中德国的U型潜艇以及与之相伴的“狼群战术”一度让盟军束手无策。1939年9月14日，德国的“U—47”号潜艇成功潜入英国海军的斯卡帕弗洛基地，将排水量近30000吨的英国战列舰“皇家橡树”号击沉。

德国潜艇初战的成功，立即引起英国政府的警觉，并促使英国政府对商船队实施严密的护航作战，并开始组建大型护航船舰队，专门对付U型潜艇。到1941年，潜艇探索器的发明，使得护航队可以准确地计算出潜艇到达的时间。1941年春天，护航队向U型潜艇发动了反击。从3月到10月，他们击沉了17艘U型潜艇。1943年，是大西洋战争的转折点。仅5月份，盟军海面和空中部队就击沉了25艘潜艇。1945年5月8日，德国海军将领邓尼兹命令德国700艘潜艇全部浮到海面上，向英国投降。

埃里希·约翰·阿尔伯特·雷德尔（Erich Raeder），纳粹德国海军总司令，海军元帅。1943年辞职，其职位被邓尼兹所接替。二战结束后，雷德尔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但于1955年获释，1960年病逝于基尔。

德国U型潜艇。

在大西洋海战中，美英参战兵力计有：战斗舰艇约3000艘，飞机800余架。在大西洋海战中，盟国及中立国共损失商船2100万吨，累计2603艘，平均每月损失37.5万吨，其中被潜艇击沉约1600万吨，占总损失吨位的76％。还损失了战斗舰艇175艘。其中英国损失了30000名商船船员和70000余名海军官兵。德国共投入潜艇1160艘，损失830艘，其中有693艘都是在大西洋被击沉的。德国潜艇部队的40900名人员中，28000人阵亡，5000人成了俘虏。

诺曼底登陆：“霸王行动”与西线战场

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各主要战场形势发生根本转折，盟国已经取得战略进攻的主动权。为商讨加速战争进程和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美、英、苏三国首脑于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德黑兰举行会晤。

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经过反复争论，最后三国达成了一致协议，规定“霸王行动”和进攻法国南部的战役于1944年5月发起；届时，苏军将在东线发动攻势，以阻止德军由东线向西线调动。

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会晤。决定任命艾森豪威尔为实施“霸王行动”的盟军总司令，蒙哥马利为地面部队总指挥。“霸王行动”的主要内容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使德军陷入了苏军和英美盟军的东西夹击之中，加速德国法西斯的灭亡。这场战役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海上登陆作战。它是二战中最著名的战役之一，并且将“D日”这个军事用语固定在了1944年6月6日。

1944年6月6日，代号“D日”。盟军集中了多达36个师总兵力达288万人、近9000艘舰船（其中登陆运输舰艇4000余艘）和1.37万架飞机。当日凌晨1：30分左右，美国第82、第101空降师和英国第6空降师共1.7万人，作为先头部队，乘1200架运输机分别在诺曼底的科唐坦半岛南端和奥恩河口附近首先伞降着陆。随后，美英等国部队在猛烈的海空炮火支援下，在五个地点登陆法国海岸。德国由于受到盟军假情报的欺骗，未能及时组织反击。经过激烈的战斗，登陆的盟军部队先后巩固了各处登陆场，并开始向纵深挺进。后续部队上岸，右翼先攻占瑟堡，左翼向康恩河至圣洛一线发展，掩护右翼部队的攻击；第二阶段攻占冈城、贝叶、伊济尼、卡朗坦，第三阶段攻占布勒塔尼，向塞纳河推进，直取巴黎。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1882—1945），美国第32任总统，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超过两届（连任四届，病逝于第四届任期中）的总统。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推行新政，从经济危机的深渊中挽救了美国。罗斯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阵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在罗斯福力主下12月8日对日本宣战，12月11日德国对美宣战，美军参加对德作战。罗斯福以租借法案使美国转变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使美国成为同盟国主要的军火供应商。罗斯福对塑造二战后世界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

到七月初，盟军已上陆25个师，其中13个美国师，11个英国师，1个加拿大师，共100万人，56.7万吨物资，17.2万部车辆。盟军仍觉得登陆滩头太狭窄，便继续扩大登陆场。美军为保障日后能展开大规模的装甲部队，取得有利的进攻出发阵地，美军第1集团军在攻占瑟堡后马不停蹄立即挥师南下。

在随后的一周里，盟军一边补充兵力物资，一边不断向正面德军施加压力，使其无法重新调整部署。1944年7月18日，为进一步将登陆场扩大到奥恩河至迪沃河之间，英军继续由卡昂向东南推进，为配合英军的进攻，盟国空军实施了更猛烈的航空火力准备，共出动1700架次重轰炸机和400架次中轰炸机，投弹达1.2万吨，并吸取对卡昂轰炸的教训，炸弹都改用瞬发引信，以减少对道路的破坏。德军也改变战术，采取纵深梯次防御，大量使用88mm高射炮平射坦克，并在有利地形不断组织反冲击，使英军伤亡很大，坦克损失达150辆，进攻被迫停止。尽管英军的进攻没有取得进展，但在整个战场上，盟军已到达冈城—考蒙—圣洛—莱索一线，形成正面宽150公里，纵深15—35公里的登陆场，建立并巩固了战略性质的桥头堡，完成了大规模地面总攻的准备，夺得了供大规模装甲部队展开的进攻出发阵地，为收复西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的合影。

1944年6月22日到1944年7月1日，美军占领夺取瑟堡和科汤坦半岛。1944年7月6日，直属盟军最高司令部指挥的具有极强机动力和突击力的美军第3集团军，在骁勇善战的巴顿率领下，踏上欧洲大陆。1944年7月9日，德军党卫军装甲教导师被调到维尔河地区，抗击美军的攻势，尽管该师全力顽抗，仍阻止不了美军的推进。1944年7月11日，西线美军向诺曼底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圣洛发动钳形攻击，但德军依托预先构筑的工事拼死抵抗，美军的攻击未能如愿。于是美军停止攻击，整顿部队，补充弹药，准备第二轮进攻。而德军人员、装备、弹药所剩无几，又得不到补充，已是山穷水尽。在美军随后发起的第二轮进攻中终于不支，圣洛于1944年7月18日被美军攻占。在圣洛战斗中德军在诺曼底地区重要的前线指挥第84军军长马克斯中将阵亡。美军为夺取圣洛也付出了近4万人伤亡的高昂代价。随着圣洛的失守，德军在诺曼底地区防线被盟军分割为两段，局面更为被动不利。

蒙哥马利指挥英军第2集团军，于1944年6月26日以4个师的兵力发起代号为“埃普索姆赛马场”的作战，猛攻卡昂，但遭德军顽强抵抗。几天后，英军对卡昂发动第二轮攻势。1944年7月7日，盟军出动460架次重轰炸机，对德军阵地进行密集轰炸，在四十分钟里投弹达2500吨。1944年7月8日，英军2个师和加军1个师在海军舰炮火力支援下，向卡昂实施向心突击。不料空军的猛烈轰炸虽给德军造成了惨重伤亡，却也造成了遍地瓦砾废墟，其损坏程度甚至严重影响了己方地面部队的推进，因此英军于1944年7月10日才占领卡昂。

7月25日，盟军转入进攻，向南突击，8月25日盟军全线前出塞纳河，占领法国西北部。当日，攻占了巴黎。从6月6日盟军开始登陆到8月底，德军损失人员40万，坦克和强击火炮1800门，火炮1500门，飞机3500架。

同时，盟军也于8月15日在法国南部实施登陆作战。8月23日，美法军队占领马赛港和土伦，8月31日逼近里昂，9月3日占领里昂。9月10日进入第戎地区，法国西南部的德军很快投降，德军第1、19集团军向东北方向溃逃，退守齐格菲防线。从9月15日开始，盟军不断扩大战线，攻占法国和比利时，进逼荷兰。9月17日盟军开始实施荷兰战役，围歼被困在布伦、加来、敦刻尔克的德军集团，肃清埃斯考河口的德军，进攻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到12月上旬，盟军全线暂时停止攻击，为突破齐格菲防线作准备。

12月16日，德军拼凑了25个师共25万人，2617门火炮，9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800架飞机，进行了阿登反击，美军损失很大。12月20日，德军突破正面达100公里，纵深达30到50公里，并继续向马斯河推进。盟军决心阻止德军过河，增兵加强了阿登地区的防御，并于12月23日开始对德军进行大规模的航空兵袭击，同时美军实施反突击，在马斯河阻止了德军的前进。但是德军向巴斯托尼和斯特拉斯堡发起新的攻击，1945年1月1日集中了1000架飞机对盟军进行轰炸。盟军为了彻底打退德军的反扑，于1月3日转入进攻，1月8日击退德军。1月16日美第1、3集团军会师乌法利兹。1月底把德军打回了原反扑前出发的阵地。阿登反扑战德军损失8.2万人，坦克和强击火炮600辆，其他车辆6000辆，飞机1600架。阿登战役之后，西线德军已经彻底丧失了反攻的能力。

1945年2月，由于东线苏军进攻严重威胁到柏林，德军把西线战场半数以上的军力调到东线，西线只有59个师的兵力，依托沿莱茵河西岸构筑的齐格菲防线阻止盟军前进。盟军加强了力量，以85个师的兵力向德国的腹地推进，突破齐格菲防线，进抵莱茵河。3月23日盟军强渡莱茵河，并对鲁尔工业区实施突击，德军西部防线基本瓦解。4月16日盟军进抵易北河，4月19日攻占莱比锡，而后进入捷克斯洛伐克。4月中旬到5月初，盟军相继占领汉堡、纽伦堡，进入奥地利，肃清荷兰、挪威、意大利境内的德军。4月25日，美第1集团军的部队在托尔高地域的易北河上与苏军乌克兰第1方面军会师。5月初，苏军攻克柏林，英军在易北河以东与苏军会师。5月6日苏军发起布拉格战役，5月11日全歼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军，俘虏86万人。同日，苏美军队在卡罗维发利和克拉托维地域会合。至此，苏军和盟军彻底打败了法西斯德国，与德军在欧洲的作战结束，世界反法西斯军事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0] 。

意大利战役

1943年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岛展开了登陆作战。7月25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垮台，此后由巴多格利奥组成的新政府开始与美英秘密谈判，但由于在是否“无条件投降”问题上双方讨价还价，一再延误，使希特勒获得了充足的时间来加强其在意大利的兵力。8月初，隆美尔率部越过边境进入意大利北部，以支援驻守在意大利南部的凯塞林元帅的8个德国师。

1943年8月17日盟军夺占西西里岛后，决定继续进攻意大利本土。地面攻击部队为英国亚历山大将军指挥的第15集团军群，下辖蒙哥马利的英第8集团军和克拉克指挥的美第5集团军。

1943年9月3日，意大利代表和盟国代表秘密签订了停战协定，当天凌晨，英第8集团军从西西里渡过狭窄的墨西拿海峡，在意大利的亚平宁半岛登陆，向意南部快速挺进。

9月8日，盟军司令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和意大利巴多格里奥政府分别广播停战宣言，宣布意大利无条件投降。从此，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实际上解体。

1943年9月9日凌晨，由克拉克指挥的美第5集团军在萨勒诺湾登陆。已有戒备的德军闻讯立即将80万意军解除武装，逮捕大批意军军官，并在9月10日占领了罗马，控制南到那不勒斯的意大利本土。意国王与巴多格利奥等仓皇乘潜艇逃至南端的盟军占领区。

1943年9月12日，德军发起反攻，当天冲进了美第6军和英第10军之间的缺口。13日在对美军左翼发动的一次攻击中将美军逐出佩萨诺，使美军来了一次总退却。但是盟军利用强大的海空军向萨勒诺桥头堡紧急调派增援部队。至16日，美第5集团军已拥有7个师，200多辆坦克。16日早上，德军对英第10军发起的攻势在盟军大炮、海军舰炮和坦克的打击下被粉碎。凯塞林终于认识到把盟军赶下海去不过是白日做梦，遂于当晚决定停止战斗，边打边向北撤。并一路上破坏桥梁、公路、隧道和铁道设施，阻止盟军前进。美军挥师向意西海岸进军。

9月21日，希特勒派党卫军突击队把囚禁于阿布鲁齐高山的一个山顶旅馆的墨索里尼营救出来，随后墨索里尼在希特勒扶持下在意大利北部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傀儡政府，与巴多格利奥政府对抗。

1943年10月1日，美第5集团军占领了那不勒斯。同日，蒙哥马利的英第8集团军占领了东海岸的福贾。10月14日，美第5集团军攻占了卡普亚，同东面的英第8集团军会师，从而在意南部建立了一条120英里长的牢固战线。1943年10月13日，巴多格利奥政府正式退出轴心同盟，向德国宣战。同时，英、美、苏三国政府发表宣言，承认意大利为共同作战一方。

盟军攻打卡西诺山上的修道院。

1943年11月5日，希特勒下令调隆美尔元帅到西线去视察和加强“大西洋壁垒”的海岸防御工事，隆美尔的B集团军群随之解散，驻意德军合编为C集团军群由凯塞林元帅任总司令，共21个师，370架飞机。凯塞林为阻止盟军进一步向北推进，在西起罗马以南80公里的西海岸，向东穿越亚平宁山脉直到东海岸，建立了横贯意大利中部的“古斯塔夫防线”。该防线以卡西诺隘道为核心，依山峰天险而构筑，易守难攻。美第5集团军和英第8集团军数次发起攻势，试图突破该防线，但未成功。整个冬季，盟军一直受阻于古斯塔夫防线。1944年初，亚历山大指挥的第15集团军群共有19个师又4个旅，4000架飞机和3000余艘舰艇。亚历山大为了打破僵局，加快战役进程，决定在加强正面进攻的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在罗马南部小镇安齐奥实施登陆作战，从背后突破德军防线。

1944年1月12日，美第5集团军在卡西诺地区发起进攻。克拉克以英第10军和法军来吸引德第14集团军大部，美第2军则向利里山谷进击，试图强渡拉皮多河。拉皮多河看上去并不是很宽，但水深流急。沃克将军指挥的美第36步兵师担任主攻任务，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结果美军以惨败告终，美第36步兵师伤亡达1681人。

1944年1月22日，卢卡斯将军指挥的美第6军在安齐奥登陆。开始，登陆作战比较顺利，美军很快建立了一个滩头阵地。卢卡斯打算向内陆推进25英里，占领阿尔卑斯山，切断德军的供应线和退路。但是，卢卡斯过于谨慎，没有乘胜前进。凯塞林在得知盟军在安齐奥登陆后，立即从法、德及南斯拉夫调派兵力支援，到了28日，已有4个师面对美第6军，并准备进行反击。1944年1月30日，卢卡斯才向阿尔卑斯山发动进攻。经过3天战斗，在付出5500人的伤亡后，卢卡斯才被迫停止了进攻。

盟军在安齐奥突然登陆，转移了德军的注意力。克拉克命令美第2军和新西兰师先后3次对卡西诺发起进攻，均未能成功。尽管盟军飞机把著名的山顶建筑卡西诺修道院炸成一片瓦砾，但仍无济于事。德军在山峰高处依山掘壕，甚至利用修道院的废墟作掩护，顽强抵抗，使盟军终不能突破德军防线。安齐奥滩头阵地此时已陷入困境，不仅前进不得，而且前面的德军越来越多。到1944年2月16日，已有10个德国师包围安齐奥的5个盟军师。1944年2月28日，德军发起大规模反击，试图一举将盟军赶下海去，但遭到盟军空军的大规模空袭，当天就损失了30多辆坦克，凯塞林不得不于1944年3月4日下令停止了反击，以5个师维持对美军的包围。

直至5月中旬，安齐奥成了美军的陷阱，在4个多月中，被压缩在滩头阵地上，伤亡日增，一筹莫展。有位新闻记者对当时美军的状况这样描述道：“美军在这里就像原始人那样生活，他们那副样子，挥舞棍棒也许比使用机枪还更像样些。”

在绕过德军防线的企图失败后，山谷与海边的盟军都陷入了困境，盟军统帅部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实施强攻。1944年5月11日晚，在盟军空军的协同轰炸后，盟军对古斯塔夫防线发动全面进攻。法军中一支山地成长的骁勇善战的摩洛哥土著骑兵部队翻山越岭，冲上海拔高度为4850英尺的山峰，绕到德军背后进行进攻。1944年5月14日，经过激烈残酷的争夺战，波兰军队终于打进卡西诺修道院废墟。德军古斯塔夫防线许多地段被突破，凯塞林被迫命令德军撤至从台伯河口到东海岸佩斯卡拉恺撒防线。1944年5月22日，被困安齐奥滩头的美第6军也发起进攻，于25日与正面进攻部队会师。德军继续北撤，退守到圣马力诺至卡拉拉的哥特防线。1944年6月4日宣布罗马为不设防城市。当晚9时，美第5集团军首先进入罗马。占领罗马后，盟军继续向北推进，1944年8月25日，进攻哥特防线，1944年9月28日把该防线全面突破。在突破哥特防线之后，由于在西欧登陆的需要，盟军从意大利战场调走7个精锐师，使意大利战场一度处于沉寂状态。

1945年4月，西线盟军和苏联红军同时对德国本土发起强大攻势，德军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意大利战场也再度活跃。4月9日，由麦克里里指挥的英第8集团军和由特拉斯科特指挥的美第5集团军先后从东西两翼发起攻势，德军士气低落，无力抵抗，节节败退。4月21日，英第8集团军和美第5集团军胜利会师。4月23日，盟军全线进抵波河，俘虏德军3万人。接着，盟军渡过波河天险，于26日攻克曼图亚和维罗纳，27日进占热那亚。这时，意北部爆发了游击队起义，许多城市获得解放。28日，盟军封锁了德军企图逃走的阿尔卑斯各山口。当天游击队在科摩湖抓住了企图逃往德国的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在美国人尚未赶到之前便将他们枪毙。第二天他们的尸体被运到米兰，倒挂于市中心广场，以中世纪的方式示众。

墨索里尼被击毙。

墨索里尼及其情妇被吊在米兰广场上示众。

4月29日，美第5集团军进驻米兰，英第8集团军进驻帕多瓦。同日，德军代表在卡塞塔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并于5月2日生效。至此意大利战役全部结束。盟军在整个意大利战役中，共伤亡32万多人，歼灭德意军65.8万人，并一直牵制着德军1个集团军群的兵力，这对其他战场上的盟军作战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11] 。

柏林会战

柏林会战（1945年4月16日—5月9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争中，苏军实施的最后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

1945年4月16日苏军集中了250万人，42000门火炮，625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7500架飞机，开始了进攻柏林的战役[12] 。德军以维瓦斯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大部分兵力共约100万人，20万守备部队，1万多门火炮，1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3300架飞机进行防御。

苏军攻克柏林，苏军士兵将苏维埃的红旗插在了柏林国会大厦的楼顶。

柏林战役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4月16日苏军发动进攻到19日突破尼斯河防线，强渡斯普里河、奥得河，突破了德军奥得河——尼斯河地区。第二阶段是4月19日至25日，苏军合围分割德军集团，4月21日苏军攻入柏林市区，4月25日最后完成对德军柏林集团的合围，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并于当天在托尔高地域的易北河上与美军第1集团军会师。第三阶段是4月26日至5月1日，苏军向柏林中心区突击，苏军在对柏林的强攻中采取多路向中心区突击，经激烈巷战，于4月27日突入柏林中心区，苏军歼灭了被包围的德军集团，30日苏联红军的三名士兵将苏维埃的红旗插在了柏林国会大厦的楼顶，同一天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自杀，柏林被攻克。5月2日，德军停止抵抗。5月2日7时，德军柏林城防司令官魏德林上将前往崔可夫的前沿指挥所，签署了投降令。至中午时分，柏林剩余守军约15万人全部投降。至此，苏德战争最后一次决战——柏林会战结束。苏军在这次战役中共歼灭德军93个师，阵亡4万多人，俘虏48万人，缴获坦克和强击火炮1500门，飞机4500架。而苏军也付出了30万人伤亡的代价[13] 。

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苏联也获得了苏德战争的最后胜利。

这次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德军最高统帅部在柏林附近大量消耗苏军有生力量将战争拖延下去的图谋，标志着德国法西斯的灭亡和欧洲战事的结束。3个月后，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以同盟国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

希特勒战败自杀，标志着纳粹德国的崩溃，标志着第三帝国的灭亡，标志着希特勒一生所奋斗的纳粹主义运动和“事业”的彻底失败。历史见证着希特勒及其同伙，如何爬上国家权力的顶峰，如何变得疯狂，如何用极权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把国家和人民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希特勒、纳粹党从1933年夺取政权以来所干的一切，已经在隆隆的炮声中灰飞烟灭。

但是，历史却始终铭记着希特勒极权主义的专制独裁统治给人类带来的这场浩劫。

[1] ［英］理查德·J.埃文斯：《揭秘第三帝国》，蒋莉华、王彦兴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2] ［英］理查德·J.埃文斯：《揭秘第三帝国》，蒋莉华、王彦兴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3] 参见黄玉章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80页。

[4] 参见黄玉章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88页。

[5] 参见中国人民军事科学院黄玉章、唐志刚、丁梦奇、张海麟、韩高润、吴广全：《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94页。

[6] 参见黄玉章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99-103页。

[7] 参见黄玉章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113页。

[8] 参见黄玉章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107-180页。

[9] 参见黄玉章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95-98，337-351页。

[10] 参见黄玉章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352-360，446-464页。

[11] 参见黄玉章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第357-360页。

[12] ［德］约阿希姆·费斯特：《帝国的崩溃：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末日》，陈晓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7月第1版，第3页。

[13] ［德］约阿希姆·费斯特：《帝国的崩溃：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末日》，陈晓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7月第1版，第167页。

第二十一章　余声：面对历史的断壁

希特勒的暴行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是一个可怕的教训。在20世纪30年代，启蒙的欧洲并没有立即意识到纳粹思想的致命威胁。而在70年后的今天，历史再次告诫我们要回归理性，让我们警醒。——普京

德国柏林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它是德皇威廉一世其孙威廉二世为纪念他，历时三年建造完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座教堂被炸得遍体鳞伤。战后，为了警示后人不要忘记战争的残酷，德国人民才坚决反对战后教堂的重建，而是保留残垣，在其旁建立新教堂。

笔者在2006年考察访问德国时，专门到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参观，拍下了下面这张照片。站在这座被二战炮火打得千疮百孔的历史断壁面前，顾后瞻前，令人感慨、深思。历史与现实的碰撞，权力与利益的纠缠，价值与文明的冲突，制度与人心的矛盾，人权与国权的争斗……弹痕累累的历史断壁，向我们传递着它想要表达的思想信息。

1933年至1945年，在德国民主法治的发展史上形成了历史性的断裂。德意志人在这个历史的断层上跌下了至今都令人不寒而栗的深渊。

战后，德国人民经过深刻的反省，又重新焊接上了魏玛共和国民主法治发展的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吸取了民主法治发展和实践过程中的沉痛教训，形成了当今德国的宪政民主法治制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1949年起成为议会民主制联邦国家，它由16个各自拥有宪法、议会和政府的州组成，最高国家权力归属联邦。除了联邦议院以外，由各州政府代表组成的联邦参议院也参与联邦立法。《基本法》是国家法律和政治的基本大法，它制约立法，使之符合宪法秩序。《基本法》中确立的基本权利也具有特殊意义[1] 。

二战的一大后果是德国分裂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是民主德国人民的和平革命才在1989年推倒了柏林墙，之后与二战战胜国所签订的“二加四条约”为1990年10月3日的两德重新统一铺平了道路[2] 。几十年发展下来，德国不仅在制度上成了胜利者，而且通过和平发展又成为了世界强国，取得了希特勒用武力未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

德国是欧洲联盟最大、全世界第四大国民经济体，是全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德国在欧盟拥有最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和最多的人口，是欧洲最重要的市场。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4070.2亿美元（2009年）。

德国企业在国际上享有良好声誉，它们代表着“德国制造”的创新、质量与技术领先。除了知名的“全球行为体”以外，许多来自中小型企业的国际市场领头羊也为工业驱动的德国经济打下烙印。重要的行业有汽车制造、机械制造、电气技术、化学、环境技术、精密机械、光学、医学技术、生物与基因技术、纳米技术、航空与航天、物流等。德国对外国投资者而言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区位，世界500强企业均落户德国，总计有大约45000家外国企业在德国。外国在德直接投资6300亿美元（2007年数据）。德国拥有高度发达和动态增长的基础设施，拥有大约41000公里长的铁路网和230000公里长的公路网。德国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的电话通信网之一。

在德国战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民主法治制度建设尤为令人关注。特别是在1949年5月，西德各政党在美、英、法占领当局的支持下，制定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于23日正式公布。该基本法是在希特勒法西斯统治彻底垮台、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实行民主化的条件下制定出来的，是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宪法。它移植了“魏玛宪法”的许多条文，并试图从其缺陷中吸取教训。也就是说，西德重建民主法治制度之际，对魏玛宪法的缺陷，造成魏玛共和国覆亡和希特勒上台的重要原因，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总统角色等等问题，都进行了反思，因而在联邦德国基本法中，把总统“独裁权力”的削弱更多地看成是消除了个人集权的重要机制，总统的宪法地位受到了大大的削弱，只拥有一些象征性权力。立法权、总理与政府的选举权全部归国会所有。总统本身也不再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国会（众议院）的全体议员以及同等数量的各州代表选举产生。联邦德国的成功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基本法对总统地位的削弱以及国会地位的加强无疑有利于议会民主制的运作与巩固。此外在许多重要方面也重新进行了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尽管在许多方面沿袭了1919年的《魏玛宪法》，然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它试图从魏玛宪法的失误中吸取教训。《基本法》不仅规定进入议会的先决条件是不得少于百分之五的选票，用以防止小党林立的局面，而且还通过增强联邦总理的权威（所谓“总理民主”）和通过“建设性”的不信任投票制度，使得只有另选出一个新政府时，原政府才能被议会推翻这样的途径，来稳固和加强政府的权力。《基本法》赋予宪法的基本原则在法律体系上较高地位和持久保证。基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基本法的变动不仅要求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的三分之二多数的赞同，而且还要求“基本法只能由明文规定修改或补充基本法文本的法律加以变动”以防止违宪。尤其重要的是基本法规定宪法的各项指导原则、分权原则、联邦结构以及基本权利的保障等绝对不得废除。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民主主义原则。最后，基本法确认进一步加强民主主义的原则。这一原则建立在保卫自由和民主的根本秩序基础上，反对它的政党就是违反宪法，联邦宪法法院通过法律程序可予以取缔。如果个人反对自由和民主的根本秩序，那么他的基本权利就得不到保障。这类问题同样由宪法法院决定。最后，还要提到一项规定，从宪法学角度看，这项规定的含义似乎还不太清楚。这就是，公职人员必须拥护自由和民主的根本秩序，否则就会遭到解雇的威胁。由此可见，基本法仅仅采取了防范措施以防止个人和党派走向与宪法为敌的道路，但这些防范只是大致的规定。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对舆论民主多样性的一定限制。这就是，政党不得组织敌视宪法的运动，否则将被取缔，其追随者不得担任国家公职，归根到底，联邦宪法法院的权力得到空前的加强，以致在某些情况下，它能钳制议会和政府的行动，而议会和政府的权力都是以直接和民主的方式被认可和授予的。《基本法》规定的制度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稳定方面所显示出的价值无疑已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历史所证明。幸好，联邦共和国不但没有碰到像《魏玛宪法》遭受过的那些麻烦，反而从以上所说的各个方面明显地从《魏玛宪法》的失误中吸取了教训[3] 。

的确，希特勒建立的独裁专制制度和他实施的独裁专制法西斯统治，是德意志人民陷入那场深重灾难的根源。

当苏联红军成千上万门的大炮轰击柏林时，倒塌的是柏林街道上的大楼、车站、桥梁等等建筑物，但摧毁的却是独裁专制制度和希特勒的极权主义的统治。没有了纳粹的独裁统治，想必希特勒自己也会认为活着没有意义。

也正是这种个人极权的独裁，才使希特勒之死具有了一种必然性。从希特勒确立他的个人独裁专制权力的那一天起，他就在开始走向死亡。他取得的一个个胜利，加速了他的灭亡，他的一个个错误，证明了他必然要毁灭。

回顾在二战爆发以来，在敦刻尔克、在空袭伦敦、在攻打巴尔干、在发动对苏战争和苏德战场中的多次行动等等，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在被军事学家所称的希特勒所犯下的错误中，开始的时候还有可以提醒其决策错误的意见，后来这些声音在其个人的淫威下也全都消失了，重大的战略战役决策在希特勒的极权主义的控制下，往往就凭个人的情感、好恶、经验、臆想、偏见以及极端的民族主义、反犹思想、反共思想等等左右了。当1937年11月5日元首第一次对他的三军首脑讲起他的侵略计划的时候，冯·勃洛姆堡元帅和冯·弗立契将军曾提出过抗议——至少是认为德国没有力量打一场欧洲大战。第二年夏天，贝克将军为了同样的理由辞去了陆军参谋总长的职务。但是在1939年5月23日，至少从记录上看，竟没有任何一个陆海军将领敢吭一声，对希特勒的方针是否明智提出任何疑问[4] 。

极权之下无民主，独裁之下无声音。

希特勒之死，希特勒政权的崩溃，注定是其极权主义的必然。

不错，希特勒之败，是其军队打了败仗。如果希特勒的军队取得了军事上的全面胜利，希特勒还会死吗？

然而，军力固然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希特勒的军队最终能取得胜利吗？不能，因为军队是希特勒在指挥，希特勒实行的是个人独裁专制，实际上军队就只有希特勒一个脑袋，希特勒犯错误，军队就会倒霉吃败仗，特别是在重大战略问题上的失误，靠军力是挽救不了他造成的失败的。“冷酷、脱离现实生活的毁灭意愿和像演戏时的那种激情结合在一起，主宰着希特勒在最后阶段作出的决定，这些决定，许多是他乖戾的性格特征的产物。”“去想象和理解这些事情，自然要理解希特勒公认的权威性。虽然所有看到他的人都一致说他日见衰弱，但他仍一如既往地表现出绝对的权威。此时，甚至他身体的衰老和在房间里走动时明显表现出来的力不从心，反而给人以心灵上的更大的震撼。反正没有人敢于反驳他。久经沙场的将军和功勋卓著的军官们，在每天召开的形势分析会上大气不敢出，只是面无表情地跟随在他的周围。他们机械地执行着他发出的每项指令，尽管他们知道这些指令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5]

军队是人和物组成的武装集团，它的决定力在于支配人的制度。军队决定胜败，独裁专制者决定军队，军队的失败其实就是独裁者自己的失败。

下面这段话或许是一个注脚：“1941年夏，希特勒决定进攻苏联，与此前进攻波兰、法国不同，纳粹德国内部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国防部长布劳希奇元帅和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都劝告希特勒不要打这一仗。负责飞机生产的米希尔元帅也警告说要在1941年内打败苏联是不可能的，戈林的密友、负责德国空军情报工作的约瑟夫·斯米德和空军将领霍夫曼·冯·瓦尔道都认为把德国空军分散到那么广阔的战线上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戈林也劝说希特勒仍以英国为主要打击目标。但是希特勒还是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日期选定在1941年6月22日。”[6] 德国军队的战败，不少的人总结了很多条原因。其中，宏观上大的战略上的失误似乎更应当总结。如果在大的战略上能够避免对苏战争，避免东西两线作战，希特勒和纳粹德国会是怎样？欧洲会是怎样？世界会是怎样？历史没有如果，事实无法更改。而这种战略在希特勒手中，独裁专制及其制度的原因往往就使失败具有了种种更多的必然性。

德国国防军的作用的发挥受制于希特勒及其独裁专制制度。故希特勒军队的战败本质上是独裁专制的制度之败。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的失败也是如此。民主法治制度的成功，成了独裁专制制度的共同之敌——使之失败之敌。

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东德的解体，两德统一重返民主之路，苏联的解体，似乎仍然是同样的规律性的东西在起着不可阻挡的作用。

防止人类自己制造的战争灾难再次降临，在历史现象中探求、认识和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历史给过警示，现实提过要求。

也许，没有人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

但是，人们会预感到明天将会发生什么。

但愿人类能够永远维护和平这个主题。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

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俄罗斯于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的5月9日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阅兵式上发表了讲话。

他说：

今天，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我们再次回忆我们战胜法西斯的伟大胜利。我们感到万分自豪，因为正是我们的父辈祖辈们粉碎摧毁了这股黑暗的势力。

希特勒的暴行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是一个可怕的教训。在上个世纪30年代，启蒙的欧洲并没有立即意识到纳粹思想的致命威胁。

而在70年后的今天，历史再次告诫我们要回归理性，让我们警醒。我们不应忘记，种族优越和种族排他思想是引起这场血腥战争的罪魁祸首。全世界近80％的人口被卷入了这场战争，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被占领和奴役。

我们仍记得盟军在易北河历史性的会师。那种相互信任和团结一致的精神已经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财富，也是各国人民为了和平稳定而紧密团结的最好范例。正是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奠定了战后世界格局的基础。联合国应运而生，现代国际法体系也得以确立。这些机制也通过事实，证明了其在解决争端冲突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效。

然而，在最近十年中，无视国际合作基本原则的情况时有发生，尽管这些原则都是人类用战争的严酷考验才换来的。

我们看到，现在有人正在尝试建立单极世界，我们看到，强力集团思想甚嚣尘上。这一切都危害了世界的稳定发展。而我们共同的任务应当是建立一个所有国家平等安全的体系，一个足以应对现代威胁的，建立在地区化、全球化、非集团化基础上的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捍卫全球的和平与安定。

……

2015年7月30日

于北京

[1] ［德］彼得·欣特雷德：《德国概况》，同济大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研究所译，Societsts-Verlag Frankfurt am Main出版，2005年12月版，第9页。

[2] ［德］彼得·欣特雷德：《德国概况》，同济大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研究所译，Societsts-Verlag Frankfurt am Main出版，2005年12月版，第47-48页。

[3] 格哈德·迪尔歇尔，李后霖：“关于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取得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1986年01期。

[4]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288页。

[5] ［德］约阿希姆·费斯特：《帝国的崩溃：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末日》，陈晓春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7月第1版，第3页。

[6] 戴问天：《德国为什么要二战》，华文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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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英］戴维·乔丹：《第三帝国的灭亡》，吕胜利，姚宝珍，王殊琦译，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

149.《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1953—1955，1955—1959，1959—1963》，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2月第1版。

150.［德］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萧韶工作室，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

151.黄传武，张昭君，葛波：《肆虐的纳粹瘟疫——德意志灾星希特勒发迹始末》，长春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

152.王剑，巩英春：《亚平宁魔掌——浊浪翻腾的意大利法西斯》，长春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

153.克里斯·麦克纳布：《二战数据：第三帝国》，粱本彬译，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154.克里斯·麦克纳布：《二战数据：党卫队》，张书坤，蒋进国，钟鹰翔译，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155.《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德国，奥地利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56.陈默编著：《瓦格纳》，东方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157.［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孙志民，马小鹤，朱理胜译，九州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158.［德］格尔德·克莱因海尔著；扬·施罗德主编：《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许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159.［英］戴维·欧文：《隆美尔》，卜珍伟，江山，王迎春，毕成译，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

160.［英］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潘人杰，朱立人，黄鹂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161.［德］英戈·穆勒：《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王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162.郑寅达：《德国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

163.戴问天：《德国为什么要二战》，华文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164.［美］本杰明·卡特·黑特：《质问希特勒》，何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

从2006年访德至今已经10个年头了。

本书的问世，了却了这些年来缠绕在我心头的夙愿。虽是高兴但也有些忐忑：见识有限，笔力不逮，写出来的东西还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在历史问题上的着笔，恐还存在不少差误与瑕疵。为此，敬请指正，同时也诚表歉意。

借此机会，感谢帮助我的师长同仁、亲朋好友。

感谢我妻子张智英老师的鼓励和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家人对本书的兴趣，增强了我将书写出来的信心。他们为我创造的良好的环境条件使我得以顺利完成写作。

感谢但未丽博士，她耐心阅读了本书的初稿，从书名到内容都给我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感谢袁亮先生，他专门从美国给我购买了一套重要的英文版参考书籍。感谢张亦勤女士，她给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特殊的参考书籍。

感谢中国法制出版社江凌、刘时山、刘峰等先生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李佳认真细致地审阅了全书，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修改建议，精心设计了版式和装帧，做了大量重要的编辑工作，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表敬意和谢意。

感谢读者。

感恩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