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德国青年运动（德国学术 第一辑）
作者：曹卫东 主编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出版时间：2013年1月
ISBN：9787208111516
本书由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今天竖立于施特格利茨城市公园的候鸟运动纪念碑。

施特格利茨是柏林旁边的一座小城，1896年，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德国青年运动发端于此。一群自譬为候鸟的青年，穿越波默森林，徒步漫游在整个德意志土地。那时候，他们并不知晓，这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行动，将影响德国20世纪的思想和政治进程。

卡尔·费舍尔（Karl Fischer，1901年夏）。

费舍尔是候鸟运动最具影响力的领导者。正是在他手里，一个小小的漫游团体变成了一次全国性的运动。

1896—1897年冬施特格利茨高级中学男生留影，左一为卡尔·费舍尔，前排中为赫尔曼·霍夫曼（候鸟运动的发起者）。

“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标志。

为将全国各路漫游团体组织为一个统一体，1913年11月13日，各式各样的青年组织汇聚于迈斯纳山，成立“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并发表“迈斯纳宣言”，该宣言成为早期青年运动的精神内核。

上：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下：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

包括冯特和瑙曼在内，93位德国知识分子署名的《致文化世界》，形成了与“1789观念”对抗的“1914观念”。这份宣言为现代德国保守主义提供了思想框架，也成为候鸟们的精神指南。

三个女孩在大自然中弹奏音乐（佚名艺术家绘于20世纪初）

青年运动中的音乐会。

在漫游途中广泛采风和咏唱，是候鸟运动的重要活动。追随着民间音乐的质朴与民族气息，候鸟们漫游于森林、山间，在自然中寻求“本己的自我之净化”。

民间音乐采集的一份手稿。

一位漫游中的德国青年。

柏林有组织的漫游团体。

一战之后，德国青年运动迎来了原子裂变般的“联盟时代”。在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格局下，青年团体呈现不同的旨趣，虽然仍有人坚持老候鸟漫游学者的传统，但青年运动的政治化倾向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趋势。

1930年，青年运动的队员们在营地进行集体击剑练习。

1933年，柏林格鲁内瓦尔德的青年团。

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德国新一代的青年抛弃了浪漫主义共同体的梦想，卷入魏玛后期军事化和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早期候鸟运动的精神追求此时已不复存在。

“斗争时代”的希特勒青年团。

1933年5月1日，在柏林卢斯特花园的希特勒青年团集会。

在纳粹运动狂热的准宗教氛围中，纳粹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等理念，赢得了许多青年联盟的拥护，他们加入公开反对民主制度的大潮中，为希特勒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契机，并最终被纳粹操控。

希特勒青年团时期的邮票。

谁愿成为战士？战争状态中的德国少年。

“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自发自为的德国青年运动最终变成了政治博弈的筹码。德国的这一代青年人，在现代社会的第一次意识形态操控中，失却了自身。

德国思想史

德国青年运动

曹卫东　黄金城

世纪之交的德意志

1. 德意志的乡愁

德意志民族虽然是现代性进程的迟到者，但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德国已经完成工业化，成为举足轻重的强国。然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导致了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与之相应，社会的整个精神氛围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其社会结构是分散的。传统社会中的个体从属于具体的生活空间、人际关系和等级秩序。这是一个直观的世界，也是一个简单的世界。个体依靠人事上的直观形象建立认同关系。然而，当工业社会取代了农业社会之后，个体从固态的乡村生活中解放出来，进入流动的城市空间。城市是一个商品急速流动的空间，是一个由理性原则建构出来的抽象结构。在其中，个体所面对的都是陌生人，从而也找不到传统的直观的自我认同方式。被解放的个体也就是被孤立化的个体，是自由漂浮因而也是无根的个体。这种现代性处境，让身处其中的德国人回想起农业社会中的共同体（Gemeinschaft）生活，因而也让此时的德国弥漫着一种充满乡愁的精神氛围。

在1870年之后，中世纪的德国便被想像为一个黄金时代。而浪漫派早在现代性发生之初，便已充满了乡愁意识，也已展开了这幅图景。在其中，是田园诗的风光，淳朴的美德，和谐的自然秩序和亲密的人际关系。斯达尔夫人把德国农民描述为乐善好施、心思淳朴的梦游者。然而，对这一时代经济状况的分析却表明，比起其他国家，德国农民与地主之间存在着更多的冲突。1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浪漫派关于前现代社会图景的书写，实则是一种建构。当然，这种建构不是简单的代替性满足，而是现代性发生时刻的敏锐的心灵反应和深沉的内在体验。当有限的个体在现代社会中被作为原子孤立起来时，他与无限、与整体便处于不可弥合的裂缝中。由于无限和整体永远不可企及，德国浪漫派陷入了一种难以言说的不满足和渴望中，也就是陷入无家可归的状态之中。因而，在荷尔德林和诺瓦利斯等人的笔下，乡愁和返乡作为主导动机，几乎是一种宿命。所以，《奥夫特尔丁根》对“我们究竟去哪里？”这个问题的回答便是：“永远在还乡。”2浪漫派的乡愁产生了两个相辅相成的思想结果。一方面，孤立的个体在对无限的追寻中，不断地产生内在化的体验，这就是诺瓦利斯所说的：“同外在世界相比，内在世界仿佛更多地属于我。它如此真切、如此秘密。人们情愿全然生活于它之中。它就是故乡。”3另一方面，无限与整体成为被礼赞的神圣力量。所以，浪漫派最终皈依天主教和民族共同体。这两方面的思想结果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新浪漫主义，并对青年运动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德意志的乡愁，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进一步表现为更具时代意识的乡土艺术（Heimatkunst）。乡土艺术明确地提出反对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艺术主张，倡导“走出柏林”（Losvon Berlin），走向乡土和民族风格（Volktum），从而也要求用健康的农民形象来取代病态的知识分子形象，用德意志文学传统来回应西方文学。所以，其文学理想就是通过抒写乡土情调，反映德意志的民族风格和原始力量。真正说来，乡土文学不仅是这一时期德国社会乡土情结的一次集中的文学反映，而且是保守主义的思想反映。乡土文学具有强烈的反现代、反理性的保守主义倾向，为后来的“血统和土地文学”（Blut-und-Boden-Literatur）铺开道路。同时，乡土文学也出现了种族主义苗头：它把犹太人视为工业化，甚至商业以及工人运动的化身。

而后来，海德格尔对故土的存在论阐释，更是在文化层面上表达出这种反犹主义。在海德格尔的思索中，德国人代表原生性之扎根状态的人，而犹太人则成为德意志原生性的威胁，因为他们的身份是都市的，是无根的，对于故土和民族都缺乏本真的依附性。4在海德格尔那里，德意志的故土情结升华为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故土神话。在海德格尔看来，故乡意味着“扎根状态”（Bodenstāndigkeit）。而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世界为自由漂浮类型的智性所统治。这种智性迷恋“大都会的幻象文化”，用沥青路面遮没了“对土地的忠诚”，忘却了存在的根。5他认为，欧洲已经被西方的技术文明，或者说，被作为“渺小的物”的“傍晚之国”（das Abendlāndische）所统治，“诗歌的大地和天空已经消失了。[……]6大地和天空、人和神的无限关系似乎被摧毁了”7。带着这种对西方现代性模式的不满，海德格尔重新阐发荷尔德林的返乡主题：“返乡就是返回到本源近旁。”8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把本源的神秘道说出来。而返乡在这里具有特定的所指：“这种返乡乃是德国人的历史性本质的将来。”9

这种故土神话是如此深刻地扎根于德意志的民族意识之中，以至于在纳粹上台以后，不仅极力鼓吹“血统和土地”的意识形态，甚至专门组建科考远征队，深入喜马拉雅山脉寻找德意志先民的遗迹。寻根之旅贯彻的是第三帝国的官方信念：柏拉图所记载的大西岛沉没之后，幸存的岛民最后在西藏存留下来，而他们正是德意志民族的先祖雅利安人。寻根之旅的使命就在于，找回德意志民族的高贵的起源。起源神话和故土神话表达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理解，即德意志民族深深地扎根于土地之中，对抗着西方世界的海洋文明。而后来，施米特在思考空间秩序时，已经洞悉了海洋文明取代陆地文明这一地缘政治观乃至世界观的巨大转型，他开始构想一种以天空，乃至太空为基础的大空间秩序。然而，故土神话仍是他心里挥洒不掉的情结：“对我来说，人是大地的儿子，只要他仍然是人，就不会改变这一点。”10

2. 虚无主义与尼采的幽灵

虚无主义也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精神气候。这个概念，通过屠格涅夫，很快就在欧洲大地上传布开来。因为，虚无主义作为合理性祛魅的必然产物，已随着现代性的进程，成为席卷整个欧洲的精神危机。而在这一时刻，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关于“上帝死了”的言说，与其说是曲折的寓言，不如说是明快的通讯。这则通讯的导语是——

“上帝死了”，基督教的上帝不可信了，此乃最近发生的最大事件。这事件开始将其最初的阴影投射在欧洲的大地上，至少，那些以怀疑的目光密切注视这出戏的少数人认为，一个太阳陨落了，一种古老而深切的信任变成怀疑了，我们这个古老的世界必将日渐黯淡、可疑、怪异、“更加衰老”。11

上帝的死就是超感性世界的颠覆，就是真理概念的瓦解，就是价值秩序的崩溃，从而也就是虚无主义的降临。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如果没有上帝，就一切都可以做。”虚无主义的逻辑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所以怎么都行。而尼采判断道：虚无主义是“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12，是“绝对的无价值状态”13。随着最高价值的退场，人丧失了价值矢向，同时也丧失了哪怕反对这种价值的矢向。从而，人就丧失了一切自我超越的可能性，丧失了意志力，而只受本能的驱遣。这就是“末人”（derletzte Mensch），是卑贱到不能再轻视自己的人，却自得地生活在自己所发明的“幸福”之中。无疑地，末人已是欧洲社会的芸芸众生相，而虚无主义也成为笼罩世纪末欧洲上空的精神阴霾。

尼采晚年一直在构思一部著作，取名《论欧洲虚无主义的历史》，但终究未竟。在这个庞大的构思中，尼采意图清算虚无主义的思想根源。在他看来，虚无主义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产物，正是产生于庞大的基督教—柏拉图传统。无论是基督教神学，还是传统形而上学，都把真理和至善设置在原本就是被想像出来的超感性世界中，也就是把真理设置在虚无之中，因而，它们本身就是虚无主义的。而这本质上是对生命价值的不承认。所以，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本身就是既有的生命解释的结果，也是既有的道德解释的结果。而现在，伴随着上帝之死，虚无主义的本质终于暴露无余了。

然而，在尼采看来，上帝之死也是一个契机。在最高价值的断裂之处，出现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契机。而尼采的姿态，就是以虚无主义对抗虚无主义。价值重估不是价值设定，而是以谱系学的方式清理既有的价值规定，并从而超越这些价值规定。这就是尼采所说的“积极的虚无主义”，这是精神权力的提升，是强者的象征。与之相对的是“消极的虚无主义”，这是精神权力的下降和没落，是弱者的象征。这种虚无主义只会在宗教、道德、美学等各种精神避难所里寻找安慰。14尼采自居为虚无主义者，尼采式的虚无主义，即积极的虚无主义，却以它的反讽性和破坏性，超越了这种“人性的、太人性的”生命状态。因而，“‘虚无主义’乃是精神的至高权力的理想，最充沛的生命的理想”15。尼采式的虚无主义最终转化为对生命及其痛苦的礼赞，转化为权力意志的永恒复归，转化为审美主义的艺术化生存姿态。

西美尔后来评说道：“按照生命自身的意义并在最内部的能力中，生命具备趋向更完美的形式、自我扩张以及超越每一时刻的可能性、追求和保障——这可能是现代精神的巨大安慰和不可或缺者，它因尼采而成为照亮全部精神领域的光源。”16这是一股奇瑰的光，一股从无边的虚无中折射出生命丽质的光。在这股光的照耀下，舍勒和西美尔思索着生命哲学，托马斯·曼书写着艺术家小说（乃至后来的《浮士德博士》），施特劳斯谱写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尼采的幽灵也深入到普通德国人的心灵。青年运动兴起之后，这种源发于尼采的生命概念成为他们的口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德国士兵更带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走向战场。17而尼采的虚无主义，通过恩斯特·容格尔（Ernst Jünger），也对青年运动产生了影响。

尼采式的虚无主义，其思想史意义之重要性远不止于此。尼采式的虚无主义，可以说，在德意志的精神领空中廓清了欧洲虚无主义的阴霾，成为一种特殊的“德意志虚无主义”。1941年，列奥·施特劳斯在分析“德意志虚无主义”时指出，德意志虚无主义并非绝对的虚无主义，并不意欲毁灭一切，它只意欲毁灭西方世界那种“人性的、太人性的”现代文明——而尼采需要对德意志虚无主义负责。18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尼采式的虚无主义乃是一次规模宏大的“文化”与“文明”之战，这场战争自德意志现代性发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而到了1914年，这场战争则更加剧烈。

3. 1914观念

就在一战爆发后不久，德国知识分子也集体发出了他们的民族主义声音。1914年10月，93位著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宣言《致文化世界》（Andie Kulturwelt），为德国的扩张主义辩护和正名。与常见的辩护策略一样，这份宣言致力揭示那些被敌对国所掩盖的“真相”。这些“真相”包括：威廉帝国一直贯彻和平主义立场，但战争迫使它不得不应战；德国并未侵犯，而是保护中立国比利时；德国从未无视国际法，却遭受着来自东西方敌对国的暴行。但在这许多“真相”中，最引人瞩目的却是一个关于德意志文化的“真相”——这一“真相”，充分表达了德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立场。他们宣布——

这是不真实的：这是一场只反对我们的所谓的军国主义的战争，而不是反对我们的文化的战争，正如我们的敌人伪善地宣称那样。没有德意志军国主义，德意志文化早已被抹除于地球之上。在这片百年来别无二例地遭受强盗部队之侵略的土地上，为了保卫德意志文化，德意志军国主义才从中出现。德意志军队与德意志民族合一。这种意识使七百万德国人团结为兄弟，不分教养、地位与党派。19

《致文化世界》联名者部分名单

在英法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德意志民族还是四分五裂的封建制国家，还只是“没有民族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us ohne Nation）。在这种境况下，德意志民族首先是在文化上完成了统一，成为“文化民族”（Volk）。“文化”是个充满“德意志性”（Deutschtum）的词，正是这个词，建构出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机制。这个民族的生存与统一、生机与创造，这个民族的光荣与梦想，都维系在“文化”这个词中。朱利安·本达（Julien Benda）曾把普鲁士反对拿破仑的战争称为“文化战争”（Kulturkampf）。事实上，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知识分子而言，这场战争也是一场文化战争。他们正告世人，德意志作为一个文化民族，作为歌德、贝多芬和康德之神圣遗产的继承者，将把这场文化战争进行到底。而在其中，军国主义不过是这场文化战争不得不采用的手段和武器。

这份宣言表达出来的观念，后来被概括为“1914观念”（Ideenvon 1914）。而这个表达式本身，就表明了它的思想史地位。它被理解为“1789观念”的对立面。“1789”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舞台，而“1914”则是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的战场。在“1914观念”的自我理解中，这是一场“文化”（Kultur）反对“文明”（Zivilisation）的战争。“文化”是内在的、深沉的、精神性的，它所建构的是有机的共同体（Gemeinschaft），而“文明”是外在的、肤浅的、物质性的，它所建构的是无机的社会（Gesellschaft）。所以，“1789观念”用商业精神呼吁人们以社会瓦解国家，而“1914观念”则以英雄主义号召人们凝聚于国家意志之下。

在“1914观念”的感召下，德国知识分子也形成了统一战线。在这份宣言中，签名者包括文学家豪普特曼（Gerhard Hauptmann）、哲学家奥伊肯（Rudolf Eucken）、法学家瑙曼（Friedrich Naumann）、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物理学家普朗克（Max Planck）。而没有出现在这份宣言上的还有一连串我们熟悉的名字：托马斯·曼、梅尼克、韦伯、桑巴特、特洛尔奇、舍勒……不仅是这些知识分子，甚至包括许多德国青年，都相信这场文化战争是一个契机，它可以让德意志民族获得新生，或者说，它将重塑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不能把“1914观念”片面地理解成为民族主义或军国主义张目，它事实上包括德意志民族关于现代性的独特理解。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文化”与“文明”的对抗模式，也成为所谓的“德意志特殊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的思想框架。在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后来系统阐述的文化社会学（Kultursoziologie）中，我们可以更明晰地看出其中的思想史意义。在韦伯看来，文明是指理智和实用的知识及控制自然的技术手段，而文化则包含了规范原则和理念的诸种价值结构，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存在和意识结构。他认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文明压倒了文化，使人本身异化为文明的奴隶。进而言之，文明的技术成就，最终表现为尼采所提撕的虚无主义，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文明赖以成立的哲学基础，即理智主义，事实上，在这个时代也已经崩溃了。这意味再没有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形而上学了。20这事实上也意味，再也不存在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现代性方案了。在《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中，韦伯不断暗示着德意志民族正在为建构一种“新的命运”——确切地说，是一种新的现代性方案——而努力。事实上，在他看来，德意志民族正在文化理念的主导下，注重用文化塑造现代社会结构、国家制度以及民族认同，从而走向一种区别于文明现代性的文化现代性。“德意志特殊道路”最终与纳粹运动的灾难纠结到一起。而韦伯认为，这问题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文化现代性的方向没有得到坚持，被文明现代性置换了。21

奥伊肯

普朗克

当然，其中的是非曲直，在这里无法展开。这里强调的是，“1914观念”所表达的，不仅仅是非常状态中的决断，而且是德国保守主义的思想框架，即“文化”反对“文明”。这一思想框架架构起德国保守主义的两个主要的致思方向：第一，批判法国大革命；第二，坚持德意志传统。德国保守主义自18世纪末发生以来，一直在德国思想界踞于主导地位，否则，“1914观念”也无法召集起这么一大批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而在“1914观念”的召唤下，此时的德国青年运动也正激进化，从而推动了保守主义的革命化，促成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保守主义革命”（Konservative Revolution）。

青年运动的兴衰

1. 兴起：候鸟运动

总的说来，候鸟运动乃是德国青年运动的第一阶段。而这一阶段的青年运动，是一场市民阶层的运动。他们的理念和话语，表达了这一时期德国市民阶层独特的文化心理。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工业化给德国社会带来巨大变动，出现了新的“从事经济活动的市民阶层”（Wirtschaftsbürgertum）或“占有财产的市民阶层”（Besitzbürgertum）。在文化层面上，这个新阶层所代表的新的社会价值与旧的“有教养的市民阶层”（Bildungsbürgertum）形成了矛盾。旧市民阶层大部分由公职人员和人文学者组成，固守着他们自己的道德，将古典教育视为“自在价值”（Wertansich），视为根本的身份认同机制。在社会转型期，时代的不确定性威胁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价值准则，他们也本能地对现代性充满失望，对新阶层抱以反感。因而，集体性地产生怀旧心理，在旧的价值中寻找精神家园，也成为一个时代主题。他们鄙夷新阶层的横财，蔑视冰冷的技术，反对工业文明，批判现代性。这种精英主义姿态让他们获得了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性：他们是为了全体的幸福，为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实体。因而，如何重构旧的价值，对他们而言，便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而就在这个时候，德国社会也出现了一种“青年崇拜”（Jugendkult）思潮——“只有青年，才能在已朽的过去中找到一条新的道路”22。因而这个命题作为一项使命，交给了他们的孩子们。

在这个意义上，候鸟运动的兴起，固然具有代际冲突的青春期心理因素，但从更广阔的文化心理上考量，却也是传统价值在社会转型期寻找新的表达方式的一种路径。所以，候鸟运动虽然带有青春期的反抗色彩，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反对现代性、回归自然的理念，与他们的父辈仍是一致的。因而，候鸟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市民阶层的运动，这也决定了它只是少数人的运动。因而，本文所提及的“青年运动”，从范畴和意义上都意指由市民阶层的青年所发起的运动，除非必要之处，本文将略过同时代的工人阶级青年组织和教会青年组织。

青年运动发源于施特格利茨（Steglitz），柏林旁边的一个小城市。在19世纪末，这里还没有工业，居民大多是商贩和手工业者，但也有许多施特格利茨人在政府部门的中高层任职。这里弥漫着强烈的新教氛围，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君主制的气息。可以说，这里是威廉帝国的一个中型堡垒。而这座小城市的特殊氛围，正在酝酿着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

1896年，在施特格利茨的高级中学，一位名叫赫尔曼·霍夫曼（Hermann Hoffmann）的大学生带领着一群中学生到野外徒步漫游。他们的漫游范围遍及德国本土，到1899年，他们已穿越了波默森林（Bōhmerwald）。这种风气逐渐盛行，吸引了许多德国青年。1900年，霍夫曼为了完成学业，离开这个组织。他把卡尔·费舍尔（Karl Fischer）提拔为领袖。而这一决定，使得漫游活动变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运动。

青年运动：野外远足

霍夫曼虽然能干，但他的视野和克里斯玛（Charisma）却远不如费舍尔。费舍尔是天生的领袖，一个小小的漫游团体在他手里变成了一次全国性的运动。他深知，在威廉帝国，官方的承认是绝对前提，否则，一个社团就不可能发展壮大并形成一次运动。因而，在1901年11月4日，费舍尔召集一次会议，决定在这个漫游组织的基础上建成社团，即“候鸟——学生旅行委员会”（“Wandervogel，Ausschuβfür Schülerfahrten”）。“候鸟”的命名来自一段颇有蕴藉的墓志铭：“候鸟们，谁赠于你们/在陆上，在海上/自如驾驭翅膀/的学问？……”（“Werhateuch Wandervōgeln/die Wissenschaftgeschenkt，/daβihrauf Land und Meeren/dieflügelsicherlenkt……”）这个词最初可以回溯到艾辛多夫（Eichendorff）1837年的诗中。1850年，这个词在奥托·罗奎特（Otto Roquette）的诗中具有了引申义。23

候鸟运动标志

“候鸟运动”由此正式拉开帷幕。费舍尔的克里斯玛也为运动注入了全新的风格和内容。他开始被冠以“至上者”（Oberbachant）的名号，中世纪的漫游学生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首领的。在费舍尔的领导下，青年学生们开始使用自己的问候语（“Heil”）和识别口哨，身穿中世纪的服饰，在德意志土地上漫游和采风——而这直接促成了德国民歌的复兴。这在德国社会中形成了独特的青年亚文化，其理念就是反对工业文明，回归自然。费舍尔这样说道：“拯救自己，握紧旅行的手杖，去寻找你那已经失去的自然和坦诚。”24候鸟运动的另一位发起者，路德维希·古尔利特（Ludwig Gurlitt）后来将运动的文化理念进一步总结为：“培养青年的漫游兴致，在共同远足中有益且愉快地度过休闲时间，唤醒感受自然的官能，引导青年认识我们德意志的故土，锻炼漫游者的意志和独立性，培养同志的精神，抵制损害生命和灵魂的东西，这些东西尤其是在大城市及其周边威胁着青年，它们是：闭门不出和无所事事，酒精和尼古丁，更别提更糟糕的了。”25

而诸如此类的表达的理念，本身并不是明确的计划。由于路线斗争和个人之间的敌意，运动从一开始就隐藏着分裂的可能。1904年，由于费舍尔独断的领导方式，候鸟协会一分为二。费舍尔领导的一支是“老候鸟团体”（Altwandervogel），其影响遍及整个德国，而另一支却仅限于柏林。随着这场运动的发展，各地纷纷出现了新的派别，其活动形式和意识形态，也开始出现分歧。1907年，候鸟运动发生分裂，出现了“候鸟，青年漫游德意志联盟”（Wandervogel，Deutscher Bundfür Jugendwanderungen）。而1910年的分裂又产生了“小候鸟”（Jung-wandervogel），该团体在政治上属于右翼。而出现于1912年的“先锋队”（Vortrupp），更致力于推动发展人种卫生学和反对建构平民社会。早期候鸟运动反对城市文明，但后来也出现了“汉堡漫游协会”（Hamburg Wanderverein）一类充满都市文化气息的组织。从1907年起，在高中生以外，也出现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漫游团体。到了1910—1913年间，青年运动已经遍布全德，甚至在奥地利和瑞士也扎下了根。

既然青年运动已经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现象，那么，将它们组织成一个统一的团体，这个问题也就被提上了议程。1913年11月13日，正是莱比锡战役胜利100周年纪念日，迈斯纳山（ der Hohe Meiβner）上汇聚了各路青年。其中有社会主义者，也有民族主义者，有犹太人，也有反犹主义者，有女青年，还有反女性主义者。这次青年集会希望为全国各式各样的青年运动组织提供一个共同的平台和组织形式，然而，由于各个小团体都要求自治，同时也由于小团体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这种希望落空了。不过，通过这次集会，一个名义上的“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Freideutsche Jugend）成立了，并发表了“迈斯纳宣言”。

古斯塔夫·维内肯

宣言称：“出于自己的目的，在自己的责任面前，自由德意志青年将以其内在的真实性塑造自己的生命。为了这种内在的自由，青年在任何情况下都参与到一个共同体中。”26但这个宣言，并不是行动纲领，而只是一种生命情感的表达。从政治上看，这个宣言只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因为这时，青年运动已出现两股势力相当的思潮。其一是保守派，要求在漫游中改革生活方式，而其二则是激进派，倡导一种反对家庭和学校的“青年文化”。

后者的领袖是古斯塔夫·维内肯（Gustav Wyneken）。维内肯于1906年在威克尔斯多夫（Wickersdorf）创建了“自由学校共同体”（Freie Schulgemeinde）和刊物《开端》（Der Anfang）。他自称为天生的领袖，即便无人追随，也是如此。这位克里斯玛型的人物，不仅以他的个性，而且也以他的理念影响着青年运动。他的核心理念是“青年文化”（Jugendkultur）。他断言，在他出现之前，青年人根本就没有自我表达的权利或可能性。因为青年只是被作为童年和成年的过渡阶段，不具备自身的特征和风格。在他看来，候鸟运动虽然使青年摆脱了家庭和学校的樊篱，结合成一个共同体，并创造出自己的语言和趣味（不仅是美学意义上的，而且也是伦理和智性意义上的），但是，它在使青年独立的同时，也把青年孤立了。其原因在于，候鸟运动还缺乏精神上的领导。而结果是：“人们满足于廉价的、易于获得的价值，而未曾完善从事精神劳动的感官和力量，（因而）满足于似善非善（Halbguten），缺乏对最高者的渴望，缺乏阔步向前的驱力（Vorwārtsdrāngen），缺乏对于精神的责任感。”27在这个意义上，候鸟运动还患有精神上的营养不良，还没有形成自身的文化。维内肯认为，候鸟运动与家庭、学校之间，构成了一对对立命题，而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综合，给青年注入一种文化意志，这就需要一批肩负使命的领袖（berufene Führer），也需要一种特殊的学校。——这就是维内肯之所以把他所领导的圈子命名为“自由学校共同体”的缘故。他写道：“这所学校是我们公共生活之浊流中不可侵蚀的真理之岛。通过适应于青年的最高的特性，它在最高意义上鼎力辅助了民族，同时也是辅助了人性：它造就了新的一代人，他们（如同费希特曾经要求的）从一开始就比上一代迈出更大的脚步，他们从一开始就以自己的力量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推动世界历史。”28从这句话中，人们不难窥见维内肯作为一名克里斯玛式领袖的理论抱负。同时，也不难看出，维内肯的“青年文化”本质上不是一个属于今天所谓“亚文化”的概念。应该说，这个概念从根本上论证了青年的自在自为的绝对价值。虽然，此后青年运动的方向并不为维内肯所主导，而他的一些追随者也加入了右翼青年团体，但此后“青年”成为一种右翼激进立场的标志，这一现象仍脱离不了这概念所赋予“青年”的绝对价值。

维内肯在政治上属于中左派，曾多次与右翼和天主教社会展开论战。在迈斯纳集会上，他已如此尖刻地批判渐已抬头的民族主义：在最微不足道的挑激下，我们已经准备好，炫耀我们的爱国主义，因为我们是如此廉价地获得这种爱国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维内肯完全否定民族主义，毋宁说，他试图在费希特的意义上对此时已具备扩张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加以纠偏。在他看来，费希特“属于那种思想家：献身于世界精神，并通过其思想获得与父国的距离”29。而费希特的《对德意志民族的讲话》，事实上就是对当时的青年们的讲话：“你们要拯救德国，因为世界需要德国；要把德国作为世界精神的最闪亮和最尖锐的武器。”30维内肯认为，费希特哲学乃是康德哲学的拱顶，它把康德哲学的那种还处于悬浮状态的智性上的英雄主义转换为行动上的英雄主义，把康德哲学的自由理念和世界主义与德意志民族精神融合起来。因而，在费希特那里，德意志性具有并不受制于国家或种族的界限。31虽然，在英美自由主义者看来，费希特乃至康德，都必须为民族主义负责，32但真实说来，费希特的（倘若也包括康德的）民族主义，乃是与世界主义相互融合的，费希特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仍是理性国家和理性民族。33

而维内肯在一战爆发之前的紧张气氛中，以费希特对日趋狂热的民族主义进行反拨，让青年联盟的许多领导者感到不愉快，认为他和他的圈子是个累赘。所以，在1914年3月马堡的一次会议中，维内肯被驱逐出青年运动。拉奎尔对这一事件评价道：“这次分裂有两个充满意义的结果：第一，它阉割了青年运动，因为维内肯是惟一一个能够在弱势的情况下把一条清晰的道路引入青年运动的人，而且他也无疑已经将其文化努力引入一条富于生产性的渠道。第二，随着维内肯见逐，在青年运动中出现了左翼和右翼的联合。”34而总体而言，左、右翼的分歧已是青年运动中的客观事实，如果没有维内肯圈子，这种分裂也会在另一种情况下出现。1916年，维内肯重新回归青年运动。而到了1920年以后，他渐渐疏远青年运动。而那时的青年运动，已具有了自己的文化，具有了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形式。

总体而言，精英性和自发性乃是候鸟运动最突出的特点。拉奎尔评论道：“青年运动从未能成为一场真正的大众运动，原因在于，它的精英现象是无法与大众运动结合的。”35当时，也存在无产阶级的青年组织。由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青年工人人群迅速增大。为了反对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南德地区在1903年就出现了一个叫做“青年军”（Junge Garde）的组织。而北德地区的劳工青年因为1904年一个学徒工的自杀，也组织起来。到1913年，南、北德地区的劳工青年，以报刊《劳工青年》（Arbeiterjugend）为中心，成为了全国性的组织。劳工青年运动始终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宣扬社会主义理想，为工人的解放战争作准备。但他们也与市民阶层青年一样，也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反对工人政党对他们的监护。所不同者，后者只反对父母和学校，而劳工青年还反对国家和政府；后者渐渐发展出民族主义意识，而劳工青年则相对保持着和平主义的立场。

与此同时，在候鸟运动之外，还存在着寻路者运动（Pfadfinderbewegung）。德国青年罗伯特·巴登鲍威尔（Robert Baden-Powell）在第二次布恩战役（Burenkrieg）中为英国军队担任侦察员，受英国寻路者运动影响，1908年，他推动了德国的寻路者运动。与候鸟运动的精英主义立场不同，寻路者运动也吸引无产阶级青年。但由于其军事背景，德国寻路者运动具有深刻的军事印迹，其理念也与候鸟运动判然有别。然而，在一战战场上，候鸟成员和寻路者成员同壕作战，而战壕这一特殊的交流平台，也为日后两股运动的合流奠定了基础。

2. 从一战到魏玛共和国

战场上的民族主义

到了1910年代，青年运动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德国当局也考虑着将青年运动的自发状态转化为可控状态。1911年12月，德国当局建立了“青年德意志联盟”（Jungdeutschland-Bund）。这是一个具有备战性质的组织，由军队对其成员进行准军事训练。因而，这个组织也大张旗鼓地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宣扬理想主义、同志情谊、义务意识和牺牲精神。由于有政府的支持，这个组织发展迅猛。到1914年，“青年德意志联盟”已经兼并了候鸟运动组织，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75万成员的庞然大物。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1914观念”的鼓动下，德国社会洋溢着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时，曾在迈斯纳集会上反对民族主义的维内肯，也撰文《青年与战争》，号召青年参战。（为此，本雅明，这位维内肯的追随者，不惜与之决裂。）候鸟运动成员们带着歌德选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战场版《新约》，应征加入战斗序列。而许多年龄较小的成员则担心由于年龄问题无法参战，其中一些人甚至直接出现在战斗前线，不过大多数人则到农村帮助收割庄稼。

青年们积极应战的姿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速战速胜的自信心理。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青年们普遍地假想着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无需费多大的劲，他们又可以正常地生活和漫游，所以，这时，他们必须发挥所有能量，投入战斗。在这种战场氛围中，小团体间的私怨全被遗忘，取而代之的是无私奉献、同志情谊和牺牲精神。

然而，战争并没有如同想像那样速战速决，而是陷入了僵持阶段。就在1914年11月的一场战斗中，数千德国大学生——其中许多人是候鸟运动成员——向敌人的阵线发起冲锋。结果，他们成排地倒下。战争的恐怖及其所带来的贫困，让许多青年的梦想破灭。后来，在一些人的回忆中，战场中的氛围已不是同志情谊和牺牲精神，而是战斗群体中个体的孤寂和恐惧。这场战争开始被理解为“民族的蛮化和腐化”（Verrohung und Verrottung im Volke），被理解为一场文化和道德的灾难。

然而，即便如此，只有少数青年在战后成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在战场上，仍有一些青年团体热衷于战争和战斗意志。他们的榜样是15、16世纪的雇佣兵，他们膺服于恩斯特·容格尔的论调——战争并非为了保卫祖国，也不是响应某种虔敬的召唤，战争的原初力量，是内在的躁动和危险的魅力。36战场经验经过这种升华，使唯美的英雄主义与狂热的民族主义在一种“德意志虚无主义”的高度上合而为一。而这种战场经验也深刻地影响着右翼的青年团体，他们更加坚信战争的意义和对祖国的义务。在这种氛围中，他们的想像更加壮丽：随着战争的结束，他们能够在更广阔的德意志土地上漫游。右翼团体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影响深远。他们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化主张，诸如清除德语的外来因素，重新使用古德意志的月份名称，等等，不一而足。

魏玛共和国：联盟的时代

魏玛共和国在战后的废墟上成立。战争以及战后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加重了人们对时代之不确定性的担忧。战后，“有教养的市民阶层”进一步无产化，虽然他们还没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塑造出这种境况之下的自我形象，但他们的确感到了自己就像工人一样，这让他们备受价值危机的困扰。而“占有财产的市民阶层”也感受到来自垄断资本和工人运动的双重威胁。至于工人，在失业人口始终在100万到300万之间徘徊的魏玛共和国中，也摆脱不开困窘。

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使民主制度全无魅力。保守的社会群体担心民主会抵消他们的特权以及他们所捍卫的价值观，工人则没有盼望到社会主义的实现。而战败的命运，此时更成为德国人无法忘却的精神创伤。几乎所有人都感到受骗了。在这种氛围中，民主的魏玛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同。而对于那些从战场败退的士兵而言，真正的民主是在战壕里出现的，因为战壕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共同体。与之相反，议会则被理解成党争之所在，其运行机制因而也是僵死的。

用现代政治的眼光来看，德意志一直缺乏民主传统。自19世纪以来，民主体制就一直被视为“西方文明”的产物和“空无血肉的形式主义”（Blutleerer Formalismus）而遭到怀疑和拒绝。而在现代社会，抽象的社会结构更使得自我认同缺乏活生生的形象。因而，魏玛共和国的现代政治制度也无法替代德国人的共同体情结。在这个意义上，“战壕里的民主”（Demokratie des Schützengrabens），这种共同体的神话化的确表达出德意志的文化心理和政治性格。这种反民主的情绪在几乎所有社会群体中弥漫着，甚至连社会主义者也不例外。在这种总体氛围中，魏玛共和国被视为冰冷的、人为的政治世界。而人们更愿意信赖小团体（共同体）的“领袖”，而不愿意选择议会中的政治家，因为后者与他的制度一样，也是抽象和不可辨识的。

对共同体的渴望也投射到青年身上。此时的德国青年，无论右翼还左翼，都对魏玛共和国不抱希望。然而，这时期的“青年崇拜”，让德国人对青年寄寓了厚望，而青年们也自信，通过他们的团结，能够创造出一个德意志共同体。它没有分裂，没有腐化的特殊利益，也没有阶层和党派的纷争。正是在这种语境中，德国青年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即“联盟时代”（diebündische Zeit）。

在一战中，大约有4万候鸟运动成员应征入伍，其中大约四分之一的青年在前线阵亡。37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幸存者，大多已对青年运动丧失了兴趣。而且，战败的命运已深刻地改造了德国的社会环境。候鸟运动关于回归自然的理念和前现代田园诗的想像，已经不可能延续了。候鸟运动由此走向衰落，而“自由德意青年联盟”也于1923年走向终结。然而，在1919年，魏玛当局取消了结社禁令（Vereinsverbot），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许多青年联盟纷纷出现，围绕着“联盟”的理念，形成“联盟时代”彼此分殊而又相互交织的广谱。而那些仍热衷于青年运动的退役士兵，则将他们的战场经验带入了青年运动，进而以此重新塑造了青年运动的性质和方向。

在“自由德意志联盟”之后，联盟这种组织形式在青年群体当中开始流行和复制。而早在一战之前，联盟的理念就表现于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组诗《联盟之星》（Der Stern des Bundes，1913—1914）中。格奥尔格圈子，作为一个以克里斯玛型领袖为核心的纯男性团体，也成为联盟理念的重要原型。

“联盟时代”的青年运动，来源有二：候鸟运动和寻路者运动。从寻路者这一支的线索看：1920年，在“德意志寻路者联盟”（Deutsch Pfadfinderbund）中，分裂出“新寻路者”（Neupfadfinder），1922年又进一步分裂出“寻路者同盟”（Ringpfadfiner）。推动着联盟时代的最重要的力量是“新寻路者”。它由柏林神学家马丁·弗尔克尔（Mart in Vōlkel）创建。与早期候鸟运动截然不同，其榜样不是中世纪的漫游学者（Scholar），而是中世纪骑士，其核心理念不是自治，而是纪律。在其机关刊物《白色骑士》（Weiβer Ritter）中，骑士、城堡、圣杯，等等，成为重要的意象，而使命、战斗和服从，等等，则成为重要的意识形态。而正是这种意象和意识形态，从20年代开始，就支配了青年运动的主要方向。自此，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成为那些由领袖和追随者构成的共同体的基本组织原则。在领袖原则之下，行军取代了漫游，军歌取代了民歌，纪律取代了自治，政治性也取代了非政治性。

而联盟时代最具政治性的“青年德意志骑士团”（Jungdeutscher Orden）则产生于候鸟团体和“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的余绪。它由后者中的极右翼和中右翼成员于1920年创建，领袖为阿尔图·马豪（Artur Mahraun）。这一组织以历史上的“德意志骑士团”（Deutscher Orden）为榜样，在1921年就吸收了7万成员，并曾一度拥有40万人之众，成为魏玛时期最大的青年组织。由于领导者都是右翼，并拥有共同的战场体验，“青年德意志骑士团”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致力于帝国理想的重建。虽然，在他们的理解中，这样一个帝国既不是君主制，也不是独裁制，也不是彻底的反对宪政，但他们都秉持强烈的精英主义立场，具有明确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反犹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早期候鸟运动的那种“在陆上、在海上自如地驾驭翅膀的学问”，已内在地受到根本性的置换。然而，仍然有一些老候鸟成员坚持着原来的自由理想。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由罗伯特·奥尔马曼（Robert Oelbermann）和卡尔·奥尔马曼（Karl Oelbermann）兄弟等20位退役士兵于1919年成立的“内罗特候鸟联盟”（Nerother Wandervogel）。他们游览废墟，搭顺风车游览外国，旅行时间长达数月甚至一年。他们强烈的共同体情感和反社会情感，仍保持着老候鸟运动的特质，而这也是对联盟时代的政治化倾向毫不妥协的表现。虽然这一组织还吸引了工人青年，成为当时少数吸收工人青年的组织之一，但更多的德国青年已不再被候鸟运动的理念所吸引。

“老候鸟”与“新寻路者”于1926年联合为“候鸟与寻路者联盟”（Bund der Wandervōgel und Pfadfinder），这就是后来的“德意志志愿军联盟”（Deutsche Freischar）。它的成员有1—2万，其中15%为女性。老候鸟运动成员恩斯特·布斯克（Ernst Buske）成为“志愿军”不可争议的领袖。虽然“志愿军”也按照领袖原则组织起来，但布斯克却以其强烈的自我意识影响着他的追随者。因而，与“新寻路者”比起来，“志愿军”少了些使命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多了一些清醒的自我意识。“志愿军”坚信：只有在人性中，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关系才得以表达，因而，民族并不是所有事物的尺度，而只是对人性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志愿军”表现出包容开放的姿态以及相对自由和亲民主的政治立场，不过这也被指责为丧失了民族的尊严（nationale Würdelosigkeit）。

然而，随着布斯克在1930年的早逝，“志愿军”流失了数千名成员。在布斯克还领导着“志愿军”的时候，其成员艾伯哈特·科贝尔（Eberhard Kōbel）便在“志愿军”中密谋着另一个从属于他的组织，即“德意志（自治）青年团”（Deutschen[autonomen]Jungenschaft vom 1. November 1929，简称dj.1.11，后面的日期为该组织成立日）。科贝尔以“图斯克”（tusk）的笔名进行领导，并最终从“志愿军”中分裂出来。科贝尔是一位有天赋的作家和设计家。他所创作的旅行歌谣广为传唱，他所设计的“青年团夹克”（Jungenschaftsjacke）和帐篷遍布德国土地。他将形式作为内容，以此形成了“德意志青年团”的独特风格，并以这种特异性为此后的青年运动定下基调，直至纳粹时期。科贝尔的思想也充满矛盾性，颇可以反映这一时期德国青年的特殊心态。当1932年纳粹渐已得势之时，他参加了共产党，积极介入政治斗争。而到了1933年，他又引入禅宗思想，并将之视为一种新的文化政治。

以上只是“联盟时代”中几个最具影响力的青年团体。“联盟时代”可谓是一个原子裂变般的时代。据统计，这一时代的青年联盟多达1200个。38这一时代的意识形态格局也错综复杂：“人们站在右翼立场上像左翼一样感受，人们站在左翼立场上却能有‘民族’的理念，这造成了所有倾向的混淆。共产主义者们，连同早期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们和纳粹主义者们都得益于此。”39意识形态上的微小差异，常常导致联盟的不断分裂。从总体上看，“联盟时代”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广谱性，甚至专家也难以从各个联盟的外在标记上对它们进行区分。然而，这些或大或小的联盟的成员们，与其说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如说是依靠这些独特的外部标记（如服装、歌曲、象征物和仪式），来实现共同体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纳粹运动后来的“审美化的政治”与这种以形式作为内容的认同方式，是不无关系的。

内罗特候鸟联盟中的诸种徽章

其次，是极端的政治化。在1918年革命降临之际，原来松散的“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就受到政治分裂的威胁，面临着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对待这场革命？是否还可能保持战前那种对政党政治的中立性？一开始是左翼占上风。在机关刊物《政治通函》（Politischen Rundbriefe）上，两位领导者卡尔·比特尔（Karl Bittel）和阿尔弗雷德·库赫拉（Alfred Kurella），积极地推动“自由德意志青年团”认同于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但这与该团体的社会出身极为矛盾。同时，在该团体内部，一部分人欢呼革命的降临，另一部分极力反对议会、政党政治等革命的后果。因而，“自由德意青年联盟”也不得不于1923年走向终结。大多数成员加入极右的“德意志青年骑士团”，而比特尔和库赫拉等少数派，则加入了共产主义的青年社团。

这样一个开端，也预示着整个“联盟时代”的极端政治化。由于出现了选战，青年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必然受到政党政治力量的牵引。另外，由于战后回归自然的理念已经不可能，青年们从而把自己视为改造社会的潜在力量。从总体上看，出身于市民阶层的青年联盟，基本都受到民族主义、反民主主义思想，甚至反犹主义的鼓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现实地介入政治行动。由于市民阶层的精英意识，联盟的成员大多数是高中生和大学生。各联盟作为精英组织，自觉地与大众和议会的运作制度保持距离。因而，“联盟时代”的民族主义，其表达方式只是：精英们在联盟中应该茁壮成长，等待民族发出召唤，所以关键不在于介入现实政治，而是为未来作准备，因而，联盟也是未来一个“好”的社会的准备形式。40

第三，联盟成为领袖与追随者的共同体。首先被强调的是联盟（或共同体）的理念。联盟意味着所有成员的总体经验，联盟为成员们提供情感、精神和道德需求。在其中，成员们应当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义务感和忠诚感。因而，联盟的情感纽带就是成员之间的无私和相互信赖。与此同时，由于“联盟时代”的领导者几乎都是成人（比如早期候鸟运动成员），他们的权威性使得“领袖原则”成为主导性的组织原则。因而，联盟的基础则是服从和纪律。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每个领袖都是权威主义者，否则，他们就无法当上领袖；这也不意味着他们极端地反对民主制度。毋宁说，在以领袖为原则的共同体中，退役的原候鸟运动成员那种无家可归的失落感获得了替代性满足，时代的不确定性得到了消解，而市民阶层也在民族、帝国、共同体等词汇中获得了一种自我实现感。不过，作为或大或小的共同体，各联盟在领袖的领导下，都具有一种远离社会，甚至是反社会的倾向。因而，这些大大小小的联盟对社会的政治感知，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阻碍。41

3. 纳粹时期

1929年的经济危机给德国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中产阶级蒙受严重的经济损失，工人阶级则饱受失业的困顿。此外，社会的动荡加剧了道德滑坡，犯罪事件和政治暴力层出不穷。魏玛共和国由于不能掌控住危机局面而进一步受到人们的质疑，人们甚至把混乱的局面归咎于魏玛当局。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资产阶级政党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而纳粹即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运动却以其颠覆共和国的激进姿态，渐得人心。在纳粹运动的推动下，魏玛后期社会上充斥着暴力、列队游行的政治文化。

年轻一代也被卷入这种军事化和政治化的政治文化中。这一时期的青年，与此前的候鸟时期和联盟时代相比，已发生了很大改变。在1928年，联盟时代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们已经关注到一个时代命题——“我们时代之青年的精神形态”（geistige Formung der Jugend unserer Zeit）。他们意识到，这一时期的青年，乃是大众社会的受造物，他们不再是“运动的”（bewegt），而是适应于社会的。他们也丧失了深刻的精神关切，转向实用和具体的事物，对现代技术、劳动世界、大众媒体缺乏反思意识。总而言之，新一代的青年，已然抛弃了反理性、反技术文明的路向，抛弃了浪漫主义共同体的梦想。他们虽然加入各个青年联盟，却只把它当作一段休闲时光，而不再为其理念所感动。在这种情况下，相对而言，新一代的青年，缺失了批判性和反思性。42他们跟着感觉走，最终也走进了纳粹运动所营造的准宗教氛围当中。

纳粹运动不仅是以狂热的准宗教性质赢得新一代青年的青睐，更是以其政治理念获得了许多青年联盟的拥戴。事实上，纳粹运动的许多理念，与青年联盟是十分接近的。如“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Gemeinnutz geht vor Eigennutz）、领袖原则、使命意识、民族主义，等等，在联盟时代已经成为青年们的主导理念。这些理念在魏玛后期，汇聚为一股“民族运动”（Volkbewegung）的政治思潮。在这种思潮中，许多青年联盟已经公开地反对民主制度。对希特勒而言，这也构成了重要的政治契机。

“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乃是纳粹领导下的青年社团的统称，其历史可分为两个时段：一是1933年以前的“斗争时代”（Kampfzeit），一是1933年以后的“国家青年”（Staatsjugend）时期。

在魏玛民主制中，争取青年运动这股力量，乃是政党政治的题中之义，纳粹党自然也不例外。在1920年代初，纳粹党就试图仿照联盟的组织形式，在青年人群中建立自己的政治力量。然而，随着1923年希特勒政变的失败，纳粹党及其地下组织被禁止。但在禁令之下，仍有一些小团体在库尔特·格鲁伯尔（Kurt Gruber）的领导下继续活动。这支力量成为1926年成立的“希特勒青年团——德意志劳工青年联盟”（Hitler-Jugend. B und Deutscher Arbeiterjugend）的核心，而格鲁伯尔也成为希特勒青年团的首任领袖。希特勒青年团从属于冲锋队（SA）的领导，因而它也有一个严格的规定：所有18周岁的成员必须加入冲锋队。

但从1927年开始，希特勒青年团的几个地方性组织出现了“社会主义”倾向。而于1925年成立的“纳粹大学生联盟”（NS-Studentenbund），在首任领袖威廉·滕普尔（Wilhelm Tempel）的领导下，此时也具有了“社会主义”的意向。为此，希特勒于1928年专门发表“大学生与政治”（Student und Polik）的讲话，阻止了这些“社会主义”倾向，并于同年任命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von Schirach）为纳粹大学生联盟领袖。

“联盟时代”的希特勒青年团，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社团，其影响力远不及同时代的“骑士团”和“志愿军”。为了克服希特勒青年团在“青年战线”（junge Front）上的孤立，席拉赫开始尝试将那些在意识形态上接近于民族社会主义的右翼青年联盟收编于希特勒青年团。席拉赫发挥了纳粹的政治文化，通过煽动性的宣传以及与政见不同的大学生斗殴，招徕了许多成员。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由此开始激增。

希特勒青年团制服（之一）

1929年，“纳粹中学生联盟”（NS-Schülerbund）成立。其任务是在中学宣传民族社会主义。此外，1930年，“德意志少女联盟”（B und Deutscher Mādel）成立。由此，希特勒青年团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覆盖面的政党青年团体。1931年，席拉赫被任命为“纳粹党帝国青年领袖”（Reichsjugendführer der NSDAP），主管上述纳粹青年组织：希特勒青年团、纳粹大学生联盟、纳粹中学生联盟。1932年，希特勒解除了青年团之于冲锋队的从属关系，但这并未解除其政党青年团的属性。

希特勒青年团制服（之二）

希特勒青年团制服（之三）

自此，希特勒青年团开始与冲锋队和党卫军一样，成为魏玛当局的威胁因素。1932年，新任总理帕彭（Fritzvon Papen）开始考虑控制这股颠覆力量。在总统兴登堡的批准下，帕彭于1932年9月13日成立了“青年训练帝国管理委员会”（Reichskuratorium für Jugendertüchtigung）。如果这一方案得以落实，那么希特勒青年团只能成为少数派，难以进一步发展壮大。但在这个时刻，席拉赫以纳粹的政治风格作了一个响亮的回应。1932年10月1日，纪念希特勒青年团成立的活动在波茨坦举行，席拉赫召集了7万成员，列队行进到希特勒的演讲现场。随着希特勒的掌权，帕彭方案最终落空。

希特勒青年团宣传画

一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

总的说来，“斗争时代”的希特勒青年团作为冲锋队的辅助力量，在青年群体中发挥了重要的宣传功能。通过煽动性的宣扬和大规模的列队行军，希特勒青年团接承过原有的“青年崇拜”，在青年群体中鼓吹“青春生命”（Jugendleben）的理念。“青春生命”与“英雄神话”（Held-Mythos）相结合，营造出一种牺牲的氛围。青年团在其“斗争时代”受到禁止，其成员受到学校的开除，甚至经受负伤和死亡。这一切在年轻一代的青年中开辟出一个“同情领域”（Sympathisanten-Feld）。同时，“青春生命”也与“民众青年”（Volkjugend）的理念相结合。“民众青年”是一个革命性的意象，昭示着由青年的革命行动所开创的未来民族共同体的青春活力。这一意象也不同于各联盟的精英主义，因而也吸引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青年。人们都对纳粹充满期待，期待着在未来的民族共同体中每个人都能获得自己的权利。

纳粹在国会纵火案后攫取国家权力。希特勒青年团的“斗争时代”结束，开始了其作为“国家青年”的鼎盛时代。这一时代，纳粹当局关于青年事务推行的是一体化政策（Gleichschaltung），即通过收编、瓦解、禁止其他青年团体，使希特勒青年团成为惟一合法的青年团体。

摆在纳粹当局面前的青年组织，基本由四种类型构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体、市民阶层的青年联盟、新教青年团体和天主教青年团体。在国会纵火案后，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成为替罪羊。各种搜查、拘捕和禁令，摧毁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劳工青年的组织。这些组织的残余转向地下，成为后来的青年抵抗运动的重要力量。而希特勒青年团对新教青年团体的收编则非常顺利。新教青年团体领袖艾里希·斯坦格（Erich Stange）早在1933年就认同于纳粹运动，甚至将基督性和民族社会主义理想融为一体。至于天主教青年团体，由于其等级制的主教制度，在1933年后还受到梵蒂冈教廷的庇护，直到1939年才被收编。当然，收编与反收编是共时现象。在新教和天主教青年团体中，既存在归顺的立场，也隐藏着反抗的力量，市民阶层的青年联盟也不例外。

事实上，由于青年联盟与纳粹在意识形态上的接近，许多联盟在1933年之前就接受了希特勒青年团的收编，甚至参加了冲锋队和党卫军。1933年，德意志志愿军的四个领导，向纳粹当局递交了效忠信，许多联盟纷纷跟进。如此作为，事实上在一定程度有机会主义的意味。因为一方面，纳粹党掌权后，提出了“不仅需要斗争，也需要头脑”（“nichtnur Kāmpfer，sondernauch Kōpfe”）的口号，这为联盟领袖们编织了一个“飞黄腾达的前景”（Karriere-Perspektive）；43另一方面，许多联盟领袖也希望通过效忠于纳粹而保持住各联盟自身的自治。然而，在一体化政策之下，这种意图无疑落空了。而在希特勒青年团的接班人成长起来后，这些青年联盟领袖的组织能力便对纳粹当局毫无用处了。

席拉赫

与收编同时，青年联盟也作了反抗行动。1933年3月底，各右翼青年联盟联合为“大德意志联盟”（Groβdeutscher Bund）。他们在意识形态上都是反社会主义和反犹主义的，这与纳粹无异，而他们之所以团结起来，乃是希望维持住自治状态。然而，“联盟时代”已然消逝。1933年7月，席拉赫被任命为“德意志帝国青年领袖”（Jugendführer des deutschen Reichs）。他上任当日，就宣布解散“大德意志联盟”，并宣布：元首高于一切青年团体。席拉赫也就“大德意联盟”而对“联盟时代”进行了一个“末日审判”：“联盟的意识形态让我反感。他们将自己描述为精英，而将我们描述为大众。我们是‘民众青年’（Volkjugend），他们是‘拣选青年’（Auslesejugend）。民族社会主义不能容忍这样一种想法。如果希特勒青年团是‘民众青年’，那么所有一切必须从根本上在这种青年中统一起来。”44

希特勒青年团员在操练（1936年）

自此，希特勒青年团作为“国家青年”，成为德国数百万青年们在家庭与学校之外惟一合法的活动空间。到了1939年，纳粹当局出台一个规定：全国10到18岁的青年，都必须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成为“国家青年”。因而，希特勒青年团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教育组织，肩负着塑造民族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职能。席拉赫总结道：“联盟的标志是旅行，而希特勒青年团的标志是帝国职业竞赛（Reichsberufswettkampf）。”45从此，帝国职业竞赛和帝国体育竞赛（Reichsspotwettkampf）成为第三帝国时期青年们的主要活动。市民阶层青年运动的理念自然也被宣判为“死亡”。而席拉赫认为这是由现实的生活作出的审判：“我们的时代不要求营火旁的高中生的浪漫主义。它无法谅解17岁的青年关于生命意义的智性争论，倘若这种争论没有终止于行动。”46

而远离知性争论的最为“现实”的行动，则出现于1933年5月10日晚间。在“纯洁德意志文化”的旗号下，希特勒青年团在柏林洪堡大学对面的广场上，把2万册图书扔进了火堆。戈培尔在青年的欢呼声中演说道：“一个革命者应该是无所不能的，在毁坏和重建中，他应该是同样伟大的。你们有权把一大堆知识分子的垃圾扔到火堆里去。”47可以说，这场火也烧毁了德意志的智性传统，并进而疯狂地燃烧成又一场世界大战的战火。德意志青年也因为这种盲目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死了90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青年。

青年运动研究专家拉奎尔曾把纳粹的得势归咎于青年运动，他认为青年运动本该发挥它应有的影响，“但它做得太少，它原可以创造出一种个体政治的责任伦理”48。但当大多数联盟领袖纷纷向纳粹当局表忠心时，固然也存在少数清醒而执着的青年。比如，青年德意志联盟领袖马豪则在1933年2月表示，自己“震惊于希特勒在广播中的思想贫乏和内容空洞”。而“德意志青年团”（dj.1.11）的领袖则坚决宣布：所有纳粹成员将在14天后被驱逐于该联盟。49然而，这些坚守和抵制，在一体化政策面前，已犹如螳臂挡车。当希特勒青年团定于一尊之后，也有个别联盟在地下继续坚持青年运动的理想，如“内罗特候鸟”。该联盟虽然于1933年决定解散，但到1934年，仍有地下团体举行聚会。然而，此时诸如此类的活动都已被盖世太保定为“联盟的阴谋活动”（bündische Umtriebe）而受到严格的监视。这次聚会也以罗伯特·奥尔伯曼被捕而告终。此次事件之后，仍有不少青年联盟的残余继续在地下搞串连，维护联盟的理想。这种现象直到二战前，还是遍布全德的现象，以至于搜捕、审判联盟成员，甚至成为警察和相关机构的日常工作。最后连希特勒青年团也被动员起来组成巡逻队。总体而言，这些地下联盟的活动形式只是原来的旅行，只是出于对一体化政策和强制性措施的反感，并没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但当他们被纳粹冠以“阴谋活动”的罪名之后，他们事实上也就被间接地赋予了政治性。

在第三帝国期间，许多青年地下组织的名称，事实上也是被纳粹当局命名的。比如“纳瓦友”（Navajo），便是希特勒青年团对莱茵一带的地下组织的轻蔑称呼。“纳瓦友”的成员多为工人阶级子弟，多数也曾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因与领导者意见不合或“品行不端”而被开除。但他们没有特定的阶级属性，只有对一体化政策的逆反心理。因而并未有切实的反抗行动，而只是在身份标志上区别于希特勒青年。他们不用“希特勒万岁”打招呼，而借用“阿和以”（Ahoi）或“和利多”（Horrido）等海员或猎人打招呼的传统。而纳粹当局也以外部标志来甄别“纳瓦友”成员，如花格子衬衫、极短的短裤、将袜子罩在皮靴外面，等等。

与“纳瓦友”相似的还有“鼠曲草海盗”（Edelweiβpiraten）。这是二战期间流行于莱茵—鲁尔地区的异议青年的统称，名号也是希特勒青年团所赐。其身份标记是方格子衬衫、皮裤和白袜，并别着一根鼠曲草（Edelweiβ）。他们多数是劳工青年，时常聚会于以前共产党员活动过的地方。盖世太保由此认定，在纳粹掌权前，这些人都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和共产党人一样具有挑衅性，因而也将他们列入黑名单。“鼠曲草海盗”的反抗性也更为强烈，他们一方面继承此前青年运动的漫游传统，一方面还通过散发传单发出反抗的声音，甚至与希特勒青年团的巡逻队打群架。在打斗的时候，有人甚至喊出“希特勒完蛋！”（Hitler verrecke！）的口号。

这一时期，青年们的反抗心理已渐浓烈，并开始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味。在柏林地区出现了一个被称为“黑色的一群”（Die Schwarze Schar）的反法西斯青年团体。他们在政治传单中明确指出了纳粹政权的非法性，并对迫害异见人员提出强烈的批评。而在波恩则出现了以米歇尔·约维（Michael Jovy）为核心的反抗团体。在所有反抗团体中，最为著名的是“白玫瑰”（Weiβe Rose）。白玫瑰最初由慕尼黑一群大学生组成，后来团结了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其中部分人还参加了1944年的政变。“白玫瑰”取名于一部西班牙小说，在一个被摧毁的世界中，白玫瑰意味着尊贵、纯洁和骑士精神。50“白玫瑰”的反抗方式是给知识分子邮寄传单。他们的传单不像其他反抗组织那样，通过分析政治经济的恶劣状况来争取读者的认同，而是充满强烈的反抗意识和责任意识。他们犀利地指出，知识精英必须为1918年以降的德国政治状况负责，而现在则到了最关键的时刻，知识分子必须起来领导德国人民，反抗纳粹当局的罪恶统治，结束毫无意义的战争。他们也指责德国人在面对大屠杀的罪行时表现出的冷漠，呼吁人们不要成为纳粹的共犯。另外，他们在传单中还提出了具体的反抗方式，如集合众人的力量进行消极的抵抗，在军工厂进行破坏，在学术和思想上反对鼓吹战争的论调。这些印制着白玫瑰的传单，引起盖世太保的极大震惊。在盖世太保的搜捕下，“白玫瑰”核心成员汉斯和苏菲亚兄妹（Hans und Sophia Scholl）被捕，并最终以“叛国罪”死于绞刑架上。“白玫瑰”的成员虽然不多，但其非凡的勇气证明了自身的浑然存在。在他们的感召下，慕尼黑街头每夜都有成群的学生进行破坏活动，以期促进纳粹政权的倒台。

“白玫瑰”谱写了第三帝国时期青年反抗行动最悲壮的一页。在这些反抗行动之外，新教青年、天主教青年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青年也各自对纳粹政权及其侵略战争发起反抗。51由此默默牺牲的青年们不在少数。

青年运动：在理念和意识形态之间

1. 浪漫派、自然与抗议

青年运动作为一场抗议运动，与浪漫派传统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总的说来，浪漫派深信生命的深刻性是科学分析所不能企及的，真理的深沉也不是理性所能把握的，毋宁说，天性比理性更接近于真理。浪漫派崇拜起源性的故事，因而迷恋于民歌和童话，对现代性的叙事则抱有敌意。这些信条集合于一个基本理念，即自然。到了青年运动，特别是候鸟运动阶段，这种浪漫主义自然观，在一个广阔的文化空间中获得了真切的社会实践形式。

候鸟运动的最初目的是从家庭和学校的监管中解放出来，也就是从威廉时期严苛的教育制度中解脱。在这个意义上，候鸟运动的兴起的确是一种代际冲突的产物。然而，真正说来，代际冲突仅仅是一种显性表现。当19世纪末在施特格利茨的一群中学生开始结伴漫游时，他们不会把漫游仅仅理解为“在自然中旅行”，而是怀揣着特定的文化心理。由于有教养的市民阶层的没落以及现代文明中的自我认同危机，城市作为文明中心，被视为“非文化”（Unkultur），它导致了“非自然性”（Unnatürlichkeit）和“无机性”（Anorganik）。因而，自然首先被理解成规避城市喧嚣的精神避难所，进而也被理解成一种与工业文明和物质主义相对立的文化空间和生活方式。

在自然中，人再度自然化，再度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候鸟运动成员通过走进自然，意图与自然发生共鸣。他们意图复活一种原初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在所有感官中自然地感受自然，从而也激活了“本己存在”（eigenes Sein）的意义，也就激活了生命本身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天地、山水和花草都是真正的生命的化身。自然体验就是生命体验，在自然中漫游就是在真理中（ in Wahrheit）沉思。

同样的，前现代的民间生活也因其自然性而受到候鸟运动的推崇。在漫游途中广泛采风和咏唱，是候鸟运动的重要活动。1905年就出现了第一本采风而来的歌谣集，而最为著名的则是汉斯·布勒伊尔（Hans Breuer）所编辑的《吉他歌谣集》（Zupfgeigenhansl）。此外，他们也从流浪者、农民和手工匠人那里学来了一种神秘的“候鸟德语”（Wandervogeldeutsch）。这些歌谣和神秘语言，都反映了青年们对当时德国社会的反感，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一种非仪式性的活力生命的展望。

汉斯·布勒伊尔

《吉他歌谣集》

漫游这种形式，也是浪漫派传统的思想遗迹。在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影响下，艾兴多夫《废物传》的主人公突然产生一种漫游的冲动，而诺瓦利斯《亨利希·冯·奥夫特尔丁根》的主人公则在漫游中发现了浪漫派的核心意象“蓝花”。漫游具有深刻的思想旨趣。漫游不是简单的采风，也不是简单的学习，而是去发现真正的生命和自我，进而完善自己的个性。因而，漫游是一场自我追寻、自我发现、自我教育和自我实现的旅程。而对候鸟运动而言，它在自然中追寻的是“本己的自我之纯化”（Reigigung des eigenen Selbst）。在这里可以看出，候鸟运动的自治理念——反抗威廉时期的权威教育，而倡导自我教育——事实上具有深层的思想命意。自然体验就是“在自然中重新认识主体”，而漫游的过程就是“正在到来的、新的人性”（daskommende，neue Menschtum）或“完整的人性”（dasganze Menschtum）的现实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自然”乃是青年人格的“教育者”。52

林间音乐会

浪漫派的自然理念和漫游理念，都具有神秘主义基调。在浪漫派的漫游叙事中常常出现一种难以言说而又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这股力量掌握着漫游者，让他们产生一种渴望，一种对某种不明确的满足状态的思慕。“蓝花”便是这种渴望的意象。当后来的候鸟运动成员在耶拿附近的山上来回寻找那朵“蓝花”时，某种神秘主义或宗教情绪深深地镌刻在他们心中。他们也同样在自然体验中触及那种无能力把握（Nicht-Begreifenkōnnen）的情感。“神”的概念被使用于“自然”上面，自然有着“渴望”（Sehnsucht）、“纯粹”（Reinheit）、“美”（Schōnheit）、“光和馈赠”（Leuchen und Schenken）、“低语的秘密”（flüsternde Geheimnis）、“深幽的沉默”（tiefe Schweigen）等征象，这些征象都是“神性”（das Gōttliche）的化身，因而自然体验也是神性体验。53当然，这种神性观是泛神论的，其真正的旨趣还在于生命哲学，神性作为“统摄一切的精神”（allumfassende Geist），乃是“生命之源”（Lebensquell）。

而更进一步，自然体验也与同时代的“生活改革”运动相呼应。一个“老候鸟”成员写道：“在纯粹的自然体验中，对整体环境的体验愈发清晰，这种体验由此回溯到遥远的历史中，在浪漫地沉湎于历史的可把握的现实性中，达至一种对新的生活方式的尝试，一种寻求我们坚定信仰的新的生活方式。”54而这种生活改革的试图，也不是无根的：“共同体应当使自己适应于原初的自然精神，并借此向本地的文化精神开放。因此，共同体应当在对着文化现象与自然体验之统一性的欣赏中成长起来。对我们而言，风景意味着历史的表现。”55在青年们看来，原初的自然也意味着本真的民族文化；重塑生活方式，也就是重塑一种扎根于民族之自然，或曰本性的共同体；而漫游就是追寻这一共同体的旅程。

对浪漫主义自然观的信仰和实践，可以充分说明候鸟运动与其浪漫派先驱一样，是非政治性的。它本质上是意图寻找一种自然的基础，在其中，生命和自然优先于机器、工厂、物质主义和城市文明，但“它试图不通过政治的方式，而是通过发展出一种新的个体类型来改造社会——新的个体走入社会，将普遍地促成他们所欲想的变化”56。因此，候鸟运动的自然观表达的是一种浪漫派的抗议，它的目的不是一场摧毁社会结构的革命，而是一种对社会结构进行的修正。

2. 青年崇拜

“青年”也是浪漫派的一个重要意象。早在18世纪，狂飙突进运动就高扬起“青春”的旗帜，表达了青年的自身价值以及青年对德意志民族的使命。狂飙突进运动虽然只是一场文学运动，但却深刻地反映了等级制和宗法制之下的德国社会的代际冲突。这种冲突最为典型，也最具象征意味地表现为腓特烈王子与乃父腓特烈一世的冲突。腓特烈王子为了反抗乃父的严苛，便热衷于艺术并试图离家出走，结果被人出卖并逮捕。他遭受的惩罚就是现场观看那位陪同他出逃的朋友的处决。这种残酷的父子敌意事实上弥漫于德国上下，青年人倍感压抑。荷尔德林的小说《许珀里翁和在雅典的隐士》（Hyperionoder der Eremit in Griechenland）正是这种氛围的表达。荷尔德林认为，“青少年”不属于“人类”，他们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善自己。57

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剧烈的社会转型期，流动性和同质化瓦解了原来的社会结构，从而也为青年更为激进地反抗和批判父辈提供了可能。“桥社”（Brüke）的艺术家号召“所有青年团结起来”，“创造空间和自由来抵制来自长辈的阻力”。58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也绝不是没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而横空出世的。然而，这种以青年为主体的代际冲突，与有教养的市民阶层的没落相结合，却产生了奇妙的化合物——“青年崇拜”。狂飙突进运动的文学理想已演化为席卷全德的社会理想。这一时期，艺术上的“青年风格”（Jugendstil）开始风靡，而社会上的青年运动也应运而生。

正是“青年崇拜”的精神氛围，才能解释，为什么青年运动以反抗父母和学校的权威为最初目的，却能得到后者的支持。青年已不再被理解成由儿童到成人之间的过渡阶段，而具有了自在自为的价值。这一点，在早期候鸟运动领袖维内肯提出“青年文化”（Jugendkulter）概念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候鸟运动阶段，青年们在漫游中开辟着自己的自由天地，在共同体中寻找着自己的伙伴关系，在智性讨论中感受着自己的生命体验。此时的“青年崇拜”也的确保持着自在自为的特性，还没有被意识形态化。但也正是“青年崇拜”，为后来的意识形态化提供了前提。

“自由德意志青年”虽然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却是青年运动政治化的开端。由于自在自为价值的确定，青年进而被视为改造社会的潜在力量。“自由德意志青年”提出了“青年革命”（Jugendrevolution）的概念，致力于为青年寻找新的生活方式，为社会寻找根基，从而，青年被牢牢系联于民族共同体（Volkgemeinschaft）之上。而随着一战结束和“联盟时代”的来到，许多早期候鸟运动成员带回了他们的战场经验。在他们的领导之下，“青年崇拜”丧失了自在自为的特性，青年变成被引导和被塑造的对象。青年运动这股力量也成为政治博弈的重要筹码。在战前便已经出现的一句箴言，现在变成了一句口号：“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Werdie Jugendhat, hatdie Zukunft.）在这种情况下，“联盟时代”提出了其最核心的理念——“新人”（Neumensch）。“新人”被理解为由团体的伙伴关系塑造出来的新一代德国人原型。然而，在这一原型下，“新人”的所指并未进一步达成共识。根据不同联盟的不同旨趣，“新人”也出现多种面孔。较为温和的联盟，倾向于为这一原型填充宗教性的内容，而右翼联盟则欣然接受容格尔所描绘的英雄形象。后者所指的这种“新人”以冲锋队（Sturmpionier）为原型，被视为“欧洲中心的精英”和“全新的种族”，他“聪颖，健壮，坚毅”，而且“英勇善战，对自己也对他人毫不悲悯”。59“联盟时代”的主导倾向是右翼的，因而“新人”形象基本是民族主义理念的化身，并最终被纳粹运动接继而去。

“青年崇拜”俨然已成为一种宗教。在19世纪末的英国，王尔德喊出了一个口号：“青春！青春！除了青春，世上的一切毫无价值！”60他在《道连·葛雷的画像》中改写了浮士德的故事，让道连·葛雷用灵魂交换来不老的青春。而这种“青春”光晕的魔力，在第三帝国时期，绝不仅仅是文学想像。“青年崇拜”与“千禧年信仰”结合在一起，演化成一股毁灭性的力量。

希特勒青年团员接受希特勒检阅

青年俨然成为绝对律令的化身。席拉赫说：“从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来看，青年人永远是对的。”而希特勒一上台就说：“我们要从青年入手，我们年长者的力量已经耗尽了，我们已经烂入骨髓，我们身上已经没有不受限制的本能。我们懦弱而感情用事。我们背负着屈辱的历史，我们的身上是融入骨血的奴性。但是，我伟大的青年们！世界上还有任何地方有比你们更好的青年吗？看看这些青年！多么出色的材料！有了他们，我能创造一个新世界。”61“年轻的”，这就是纳粹运动的自我理解，而它的斗争对象就是一切“旧事物”，也就是所有人们应当拒斥的东西：父母、共和国、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党派，等等，不一而足。在这种自我解释中，纳粹党被定义为“青年的政党”，而“民族社会主义就是有组织的青年意志”（Nationalsozialismus ist organisierte Jugendwille）。如同青年的激荡一样，纳粹党誓将破旧立新，如同青年的纯洁一样，它表现出一副未受议会争论污染的姿态。

在这里，“青年”已经居于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但也完全失落其自在自为的价值。二战结束之后，梅尼克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可以说，希特勒是通过一场典型的、然而同时又是盲目的青年运动而取得政权的。”62一战之后在大众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在纳粹政权鼓吹的“青年崇拜”中，出卖了自己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思想。在盛大的列队行军和集会中，他们获得了狂欢体验；在摧毁旧世界的使命中，他们获得了自我实现。然而，这一切都是意识形态控制的结果。希特勒是第一个实践大众社会控制原理的人，而这些青年，也成为第一批实验品，成为国家机器和战争机器的零部件。

3. 民族

总体而言，民族主义或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想像，乃是青年运动一以贯之的理念。由于青年运动反现代的基本倾向，现代社会被视为散漫的、抽象的、无机的形式，相反地，共同体则被视为团结的、具体的、有机的实体。因而，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寻找一个德意志共同体。在特殊的政治环境里，这种共同体理念从温和转向极端，从非政治性转向政治性，从理念转变为一种宰制性的意识形态。

在一战之前，候鸟运动一直执守非政治性的姿态，与当时街头酒馆中狂热的爱国主义（Hurrapatriotismus）保持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候鸟运动绝缘于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虽然，候鸟成员们热衷的民歌被理解为同时代喧闹的爱国主义主旋律的对立面，但布勒伊尔相信，候鸟运动是“德意志性”的一种表达，而民歌包含着原初的、本真的、尚未被现代文明腐蚀的思想和情感，因而与候鸟运动的民族性精神（volkstümliche Geist）相一致。“简而言之，它就是一种牢牢扎根于故土的德意志天性”63，布勒伊尔在《吉他歌谣集》的第四版序言中这样写道。而在第九版序言中，他进而写道：“在这个伤感的时代，民歌对我们具有深刻的意义。愿它在对何谓德意志的自觉感悟中增强和提升我们，愿它以其绵薄之力辅佐民族的内在追求，辅佐德意志性的完美实现。”64而这种民族的内在追求，便表现为候鸟青年们的漫游。在这个意义上，漫游不仅仅意味着在自然中漫游，也是在祖国中漫游。漫游深深地扎根于故土，同时也是一种对真正的德意志生活方式的追寻和热望。当然，候鸟运动的民族主义是温和的，只是一种文化理念，即从民间文化中寻求那些传统的德意志美德，如素朴、忠诚、果断、同志情谊和理想主义。可以说，这种民族思想是与温和的文化理念相联系的。但随着一战的临近，这些文化理念便与军国主义的扩张和战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开始转变成极端的形式。

1913年的迈斯纳集会，已经在意识形态层面将青年运动缔结于民族主义。而一战的爆发，已使候鸟运动成员们无异于他们先前所反感的狂热爱国主义。对于他们而言，为了民族和祖国而战，这种义务是自明的。“我们已经在旅途中认识并热爱上我们的民族和土地，现在我们要护守它。[……]每一个人尽其所能地服务于祖国，在这里是用词语和歌曲，在那里则是用行动和鲜血。”65此时，他们在心里一方面怀揣着“蓝花”，另一方面抱执着铁一般的意志奔赴战场。他们天真地认为，战争虽然是危机，但更是“新时代”的开端，是德意志的生活方式迎来更新的契机。他们甚至已经在构想着战争马上结束之后，他们能够在更广阔的国土上漫游。这里可以看出，早期候鸟运动那种关于德意志性的温和立场，事实上是很容易被转化为极端形式的。这一点在布勒伊尔阵亡前不久写给他父亲的信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达。他说：“战争爆发前，我已经在候鸟运动中自觉地守护着、促进着德意志和民族（das Deutsche, das Nationale）。而这场战争已经表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66

而战败的命运只能进一步促使这种文化民族理念的激进化。在青年联盟中，军歌已经取代了民歌，而文化作为民族认同的标志，其意义指向也发生了转变。文化不再是早期候鸟运动的寻根对象，它已经转变为民族重建的根基。在德意志新寻路者联盟领袖弗尔克尔看来，这种根基就是血统（Ahnenblut）和母语。67换言之，青年联盟的政治图景，就是在血统和母语这些民族认同标志上，重建一个反对魏玛体制的共同体。当然，血统作为民族认同的标志，在这个时候并没有被加上生理或种族层面上的意义。毋宁说，血统只是一个“在民族中联合起来的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同一性的隐喻”68。而语言亦然。在这种基础上建立民族共同体的构想，其基本框架早已由费希特勾画出来。就是说，德意志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欧洲民族，乃是因为它是“原初民族”（Urvolk），其语言未曾拉丁化，因而仍然与源头保持着充满活力的联系。在反对魏玛体制的呼声中，这种思想再度由保守主义革命思想家表达出来，并集中地通过托马斯·曼的《一个非政治人士的思考》（Betrachtung eines Unpolitischen，1918），对青年联盟产生了影响。69

当然，联盟时代也存在比较温和的联盟，比如内罗特候鸟联盟。这个联盟在日益政治化的联盟时代，仍然捍卫着早期候鸟运动的自治理念。其领袖布斯克在《青年与民族》一文中，对民族之为“血缘共同体”（Gemeinschaft aller Gleichblütigen），之为“地缘共同体”（Raumgemeinschaft），之为“语言共同体”（Sprachgemeinschaft）以及“国家共同体”（Staatsgemeinschaft）等构想进行反驳后，认为这些外在的共同体无法构成民族的本质，而这种本质毋宁说是由内在的或精神的内容构成的。“民族是精神的共同体。只有那种使人们在固有的方式中结合起来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有在认知和知识中，在世界观中，在宗教的、艺术的和道德的感觉和思想中出现的精神的相互影响，简而言之，只有共同的文化关系，才构成民族共同体的本质。因而民族就是文化共同体。[……]作为民族—文化之联合的必要补充，人性必然显现。因为民族对我们而言并非所有事物的尺度。[……]对于我们而言，民族只是人性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70这种理解，相较于弗尔克尔的论断——“首先是民族，然后才是民族联盟和人性共同体。”71——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布斯克在魏玛时期的精神气候中，只能是少数派。大多数青年联盟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渴望，受到了保守主义革命思想的驱动，并最终将民族共同体理念缔结于帝国思想。

而这种思想趋向，仍然根植于人们对魏玛共和国的不满。在“共同体”反对“社会”的二元论结构，战后的魏玛共和国作为“西方文明”的产物无法满足德国人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想像。民族共同体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那是不分阶级和地位的无差别的统一，最为集中的表现就是“战壕中的民主”。这一时期，甚至包括社会主义者的圈子在内，都存在着一种对“共同体”的渴望。“共同体教育”（Gemeinschaftserziehung），或确切地说，“面向共同体的教育”（Erziehung zur Gemeinschaft），成为联盟时代青年运动的主导动机。联盟时代的一位领袖卡尔·佩特尔（Karl O. Paetel）后来对联盟这一共同体形式总结道：“它是一个场所，在其中出现了某一特定种类的人，他们——就像基督徒产生于对信仰共同体的归属——从中获得了内心的依靠。联盟就是一种‘生命力’（Lebensmacht），是一种宗教修会的世俗化形态。它从根本上区别于早期候鸟运动意义上的联盟，它不再是森林中‘迷茫一族’（verlorenen Rotte）的家园（Heimstātt）。”72青年联盟被视为未来的民族共同体的原型，在其中，青年们预先地认识和体验着未来共同体的生活方式。而他们作为“新人”，也是为未来的“帝国”而成长，并预先地经验着“帝国”。

在魏玛时期，这种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执念在青年们心中不断地滋长着。他们都有这样一种先入之见：只有当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出现时，一切才会好转。所以，当魏玛共和国倾危之际，出现的是一种“墙倒众人推”的景象。而纳粹运动则恰恰抓住青年们的共同体执念。纳粹党着意塑造出自己的非党派形象，并把自己定位为一种“运动”，其宗旨就是重塑民族的内在统一，驱扫魏玛体制所带来的一切弊病。而这种政治形象为收编青年联盟提供了思想前提。

希特勒青年团坚信自己是在充满阶级冲突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民族共同体。席拉赫向青年们说道：“所有工作都服务于一个伟大的理想。在这一理想面前，职业、出身以及财产的区别都消除了。在希特勒青年团中，这个理想应当最纯粹地被体验。你们在青年团中，一起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希特勒青年团中不分穷人或富人，不分高中生或青年工人，也不分天主教或新教。每一个德意志血统的人，都属于我们的团体。在青年的旗帜前，每个人都一样。”73在这个意义上，希特勒青年团也自我理解为“民族青年”（或“民众青年”）。这一概念一方面意在瓦解市民阶层青年联盟的精英主义，另一方面意在消弭中下层青年的阶级意识，从而为第三帝国时期的一体化政策提供意识形态基础。

然而，尽管希特勒青年团兼容了各种社会背景的青年，但阶级差异从未得到弥合，就像第三帝国之中的其他领域一样。希特勒青年团攻击诸青年无法实现民族共同体，而事实上，希特勒青年团的民族共同体，也只是一个发挥了意识形态功能的想像。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形形色色的青年反抗团体。

4. 领袖原则

自治与权威乃是青年运动中一对充满悖谬的理念。早期候鸟运动以反对权威教育、倡导自我教育的自治理念而勃然兴盛。然而，这一时期便开始显现出一丝悖谬。一些青年领袖，如费舍尔和维内肯，都是克里斯玛型的人物，而许多青年在欲求摆脱家庭和学校的约束的同时，却甘愿成为他们的追随者。但从根本上讲，这种追随仍发自对自我独立和青年文化理念的信仰。

然而，当青年们把自己的漫游自觉地上升为一种民族意识时，青年的自治共同体便是以民族共同体为导向，从而也就与上一代的努力紧密地缔结到一起。“我们青年的生活完全缔造于民族的过去，缔造于上一辈的追求，缔造于民族整体，缔造于未来。”74在这个意义上，青年文化中最为突出的代际冲突因素被削弱，甚至被化解了，青年运动从而成为上一辈人，乃至整个民族对未来进行探索和建构的积极力量。所以，到了1913年的迈斯纳集会，青年们虽然还坚持自治的理念，然而，成人社会已经对青年运动进行了有效的干预。受到保罗·纳托尔普（Paul Natorp）的决定性的影响，“迈斯纳宣言”已经兆示着自在自为的青年价值的转变。宣言称：“长辈们已经获得并传授了各种价值的调和方式，我们将对之加以充实，在自己的责任中用内在的真实性发展我们的力量。”75从中不难发现，青年们在自治理念之下，已经悄然滑向权威主义的边缘。虽然这个宣告对青年运动的发展并不构成多大意义，但已显然表现出一种症候。

与此同时，早期候鸟运动的一些领袖也开始从思想层面上提出领袖的问题。领袖在青年运动中的地位，已经出离于共同体生活当中自然的不自觉状态，成为一个需要正式建构的思想命题。在早期候鸟运动中，无论是右翼的领袖，如汉斯·布吕厄（Hans Blüher），还是左翼的领袖，如维内肯，都表达出同样的领袖原则观念：领袖始终缔结于某种精神使命；领袖是天命所赐，而非随意任命的和推举的，而是受其克里斯玛所决定的。76而略有不同之处只在于，布吕厄更加明确地将领袖问题缔结于民族命运。他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就叫《青年运动中的领袖与民族》。他认为，只有通过领袖，民族才能成其为民族，因而领袖乃是民族的幸事。领袖气质“是来于自然”，“而非自于人民的偏好和先定”77。这种关于权威正当性的言说，在魏玛时期特定的精神气候下，形成了青年联盟的信念伦理。

在“联盟时代”，青年共同体以骑士团作为原型和榜样。这已充分表明自治理念向权威理念的急剧转变。当然，这种转变自有其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原因。就主观方面而言，魏玛时期的许多青年，在一战中丧失了父亲，因而从内心里渴望得到一个替补性“父亲”的引导，而这与那些从战场上回来的候鸟运动成员，可谓一拍即合；就客观方面而言，“联盟时代”大量的成员和大规模的旅行，没有充分的计划和组织，也是不可能的。这种种原因，使得“联盟时代”失却了早期候鸟运动的自发性和自治性，并逐渐产生出领袖崇拜。领袖成为青年联盟的决定性的灵魂人物。“团体的领袖，远比所有人成熟、有经验，给予整个团体以内在的立场和方向。在他那里，智慧和本能的姿态、清晰的意图（Wollen）和天命般的使命（Müssen）、对于高度确信的立场之明确的要求和最丰富的馈赠，都必须结合在一起。”78而当领袖的形象被这样塑造出来时，领袖也就从一开始作为计划者和专家，变成为偶像。

领袖偶像化的策略，乃是将领袖缔结于使命或理念这种“大词”。在当时的《联盟》杂志中，出现了一段关于领袖权威的强有力的表述：“对我们而言，领袖是具体化的理念。在旅途中，[……]关于正确路线的意见时有分歧，领袖作出决断，而所有人都相信他，并把自己交给他来领导。同样地，在会议上，他听取了所有意见之后，独立作出决断，而他只对更高的领袖负责，对上帝负责。他的领导不允许依赖于追随者的同意。”79而这种关于旅行路线和方向的言说，也是充满象征意味的。领袖作为理念的化身，成为了小共同体，乃至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上的领袖。“联盟因而必须向青年团体的领袖提出最高的要求。一种外在的领导是不足够的，毋宁说，精神上的领导必然始终地作为使命矗立在青年团体面前。”80

“领袖原则”成为各联盟的组织方式和精神支柱，联盟成为领袖和追随者的共同体。当然，“领袖原则”造成了共同体的等级制，但这却不是官僚制。“领袖原则”不是刻板的程式，真正说来，领袖是通过其人格榜样和个人魅力来整合成员和领导共同体的。这种共同体的确能为成员与成员、成员与领袖之间的认同创造直观的形象。但与此同时，领袖的偶像化，也造成了领袖的不可置疑：“在我们面前矗立着我们为之奋斗的伟大目的。我们已经出于自由意志献身于一位领袖。我们相信，我们追随着他，同时也为理念服务。这种理念对于我们而言是内在于领袖的，并且是可见的。因而他也体现出理念。追随者不允许将理念置于领袖之上，否则他们不久就会批判性地用理想的形象来估测领袖，而这种理想形象对每个个体在主观上都是不一样的。这将导向有条件的服从。”81在这里，领袖作为理念的化身，已不允许人们用这一被悬设的理念来反观其化身。也就是说，共同体的组织与生活，全然维系于领袖的个人魅力。这样，共同体就会因领袖的个体因素的变动而变动。这一时期，谁只要感到自己被召唤成领袖，就可以在联盟中成为领袖，或者自己寻找追随者重新建立一个自己的联盟。这也部分解释了原子裂变般的联盟时代现象。

另一方面，从上述引文中，人们已经不难嗅出其间的准宗教的气息，此时的领袖，已如同“不可试探”的上帝。当然，青年们也清楚，领袖是人，不是上帝。是人就会有犯错误的危险。而当领袖犯了错误怎么办？青年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将答案托付于“天命”：“作为联盟和民族，这就是我们的天命。我们不要文艺爱好者的社团，他们让自己满足于想像的丰富，相反地，我们将拥有并实现一个目的或理念视为最高的人类责任。一种清晰的意图的标志是，为那种导向目的的手段服务。而首要的就是领袖原则（Führertum）。由此出现的危险是，错误的人居于负责的位置。但这已不是关于偶然性的问题，而是作为联盟和民族的我们之命运的问题：要么我们拥有这种领袖，要么我们永不实现目的！这就是领袖原则（Führertum）的天命般的意识形态。”82用不可知的天命来为领袖原则的正当性正名和张目，便已经将领袖原则上升为领袖崇拜（Führerkult）。这种极其非理性的精神氛围，已经为“Heil Hitler”的登场提供了充分的社会心理条件。在第三帝国时期，“联盟时代”中、青年们的忠诚于共同体，已经成为忠诚于民族共同体，进而成为忠诚于纳粹政权和元首。在希特勒青年团的宣传物上，希特勒成为一个神授的德意志拯救者。

然而，如果把这种“领袖崇拜”中的青年，视为大众社会的产物，那么，我们就很难说，这种“领袖崇拜”与此前青年运动对共同体的渴望是一回事。毋宁说，这种“领袖崇拜”鼓吹的是对国家机器和战争机器的服从。而最具典型性的例子当推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这位早期候鸟运动的参与者，如今成为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当他后来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时，他自我辩解道，他只是服从于上级的命令，服从于国家机器。但不管怎么说，在艾希曼身上，已经集中反映出青年运动在自治理念与权威理念之间的悖谬。

5. 帝国

以上述及的理念，如自然体验、青年崇拜、领袖原则，都是内在于青年运动的真实体验，而民族共同体虽然仅能作为一种想像，但青年也在漫游过程中体验到它的文化内涵。然而，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陡然出现了一个与民族共同体“家族相似”的理念——帝国。帝国理念虽然强有力地主导着此后青年运动的发展方向，但与上述自发形成的理念颇为不同的是，这不但是一个未曾被经验的理念，而且是一个被外在力量引导的理念。而青年运动，也通过这个理念，与保守主义革命发生了深刻的思想关联。

在德国人心里，结束战争的《凡尔赛条约》被视为一种不公。因而，战后时期民族主义不但没有消退，反而表现得更加尖锐而深广。不但是德国人，而且是整个德语人口，都意识到自己是大德意志共同体的成员。此时，他们对民族的理解，更加集中于文化民族（Volk）的层面。而德国社会对魏玛体制的普遍不满，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由文化民族向帝国的思想转变，帝国成为取代魏玛共和国的不二选择。在这种精神氛围中，帝国作为一种共同体认同的理念，进一步将原先存在于青年运动中的民族共同体理念激进化。

一战后不久，青年德意志联盟就在其“劳恩施泰恩宣言”（Lauenstein-Formel）中表达出一种建立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强烈诉求。宣言称：“我们自由德意志青年要在我们的民族性的力量中自我成长，克服外在的对立面，创造一个真正的、属于所有德国人的民族共同体，建设一个作为我们民族生活之基础和框架的德意志帝国。”83而这种诉求已经与战前的自由德意志青年团在“迈斯纳宣言”中的自治诉求相去甚远。如果考虑到，青年德意志联盟本是在战前就为德国当局所成立，那么就不难理解，这种诉求事实上是被一种外在的政治力量所引导。

而从1923年开始，凡登布鲁克的《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出版之后，青年运动的帝国理念更加明确地表达出来。有的青年联盟甚至以帝国为名，如成立于1928年的“帝国寻路者联盟”（Bund der Reichpfadfinder）。这一联盟认为，有两种思想构成了该联盟的深刻意义，一是面向和谐人性的教育，一是帝国理念，即面向民族共同体的教育。与前述“帝国联盟”的理念有所不同，这一联盟更加强调帝国思想的青年性：“帝国思想产生的实在影响，不仅是必然出现一种面向民族共同体的教育，而且出现一种追求，一种从充满活力的青年寻路者中建立一个统一的青年共同体的追求。”84而帝国思想的激进化，更集中表现于1930年成立的“联盟帝国”（Die Bündische Reichschaft）。该联盟是在联合了其他具有相同思想旨趣的青年团体的基础上建立的，它意图通过积极的行动促进帝国理念的实在化。

虽然出现了这种激进化的表述，但真正说来，魏玛时期青年运动的帝国理念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渴望和梦想，或者说，它不是一种构成性的理念。85诸青年联盟基本上是按照凡登布鲁克的思考方式来构想自己的未来帝国的。凡登布鲁克的“第三帝国”与后来的第三帝国，不可等量齐观。真正说来，凡登布鲁克所理解的帝国，十足是一个康德式的理念。它不具有构成性的意义，而只是一个可以无限趋近而又不可完全实现的理念，或者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凡登布鲁克认为，“德意志民族主义为了终极帝国而战。终极帝国总是预示性的。它绝不会被实现。它是完善者，但只有在不完善者之中才能被达到。它是德意志民族的特殊的预兆。”86所以，帝国只是一幅无法具体化的想像，甚或是神话。

然而，凡登布鲁克也充分意识到青年联盟对于这个新的“第三帝国”的潜在意义，他将青年联盟盛赞为“建构一个新国家的意志的真正表现”，并将其视为未来帝国的缩微模型。在这种保守主义思想中，联盟被构想成一个受过训练的精英组织，只有通过这一组织，德意志才能获得拯救。联盟被理解为对回顾性的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双重革命，从而是介于社会主义和老派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力量，是整合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介力量，是建构凡登布鲁克（而绝不是希特勒）意义上的“第三帝国”的预备力量。因而，联盟作为一个实体，也贯彻着国家不可分割的理念。87

虽然，帝国理念在不同的联盟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被填充进不同的内容，但它根本上还是遵照凡登布鲁克的理解范式。“《行动》（Die Tat）圈子”本身就是保守主义革命的青年组织，其领导者汉斯·岑雷尔（Hans Zehrer）在《党派的终结》一文中认为，帝国的理念适合于青年联盟，“但这不是第二帝国，而是凡登布鲁克意义上的第三帝国的理念。而第二帝国已经在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制等方方面面几乎使帝国理念声名扫地”88。而具有浓厚神学色彩的“《白色骑士》圈子”，也沿袭了凡登布鲁克的思想结构，构想出一个“新帝国”：它既不是路德的上帝王国，也不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德意志帝国，尽管它包括了二者的因素，而是新一代的新姿态的象征，是联盟的生命意志的象征。89该联盟的领袖马丁·弗尔克尔也同凡登布鲁克一样，仅仅将帝国视为一种不可具体化的理念：“在这方面，我们不操心这一帝国的外在显现形式，不操心它在这种历史条件中的可能性，也不操心它是否应和内政和外交方面的种种需要教条和规划（Forderungen，Doktrinen und Programme）。我们当然不会想入非非，并且遗忘了脚下的土地，毋宁说，我们深入到那种真正的实在性中，深入到那些原质（Urstoffe）中，一如青年精神在它们之于我们和我们民族的本质意义与内在必然性中，体验它们，评价它们。”90

帝国理念之于《白色骑士》圈子，固然是具有超验的，或超感性的维度，而对于其他大多数联盟而言，也是如此。同时，帝国也普遍地与“新人”的理念缔结在一起。在帝国理念之下，“新人”既摒弃了小市民气质，又否定了党派的唯我主义。也就是说，“新人”不将自己的生活视为最高价值，而是将民族和父国视为最高价值。“面向民族共同体的教育”就是培育“新人”。“新人”为未来的帝国而成长，并预先地在青年联盟中经验着“帝国”。然而，帝国的想像乃是一种准宗教的渴求。意图用“超感性的”概念来建筑一个国家，这完全是非理性的。这种非理性的政治观，虽然从理论上讲，是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无涉的，但作为理念的帝国，在某种程度上，却为现实的第三帝国的崛起提供了一种神话般的精神氛围。

6. 社会主义

与帝国理念一样，社会主义理念也兴起于魏玛时期。如前所述，一战结束之后，青年运动急速地政治化。在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内部，左翼和右翼的分裂，使这一组织最终瓦解。而如何认识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成为左、右翼分道扬镳的岔路口。

虽然自由德意志联盟的大多数成员最终加入右翼联盟，但他们相信柯尔施的论断，即资本主义已是垂死挣扎，而在实践上必然出现的将是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在这一时代诊断之下，左翼青年从不同方面构想了未来的社会主义蓝图。亚历山大·吕斯托（Alexan der Rüstow），此时仍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青年运动的真正敌人，只有战胜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运动”的理念才能实现，因而，在市民社会中只允许自由德意志青年具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服务于革命。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这位后来的右翼汉学家当时坚信，无产阶级必将取得胜利，它是被拣选出来实现无阶级社会的力量，而青年市民们的责任，就是把过去的文化财富转交给无产阶级。蒂利希认为，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终将结合而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后来成为宗教界杰出的社会主义者的艾杜德·海曼（Eduard Heimann）则认为，参与一场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并不一定要加入无产阶级政党，但青年们应接受社会主义教育。91但是，左翼青年的社会主义在联盟时代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大多数自由德意志青年加入右翼联盟，另外一种社会主义解释，与民族共同体和帝国理念结合在一起，构成联盟时代又一重要的政治话语。

同左翼一样，右翼青年联盟也把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视为自己的敌人，并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斗争的武器。但决定性的差异在于，右翼接受的是保守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理念。青年保守派思想家斯宾格勒于1919年出版了《普鲁士与社会主义》，这本书的预期读者是青年，也确实对青年联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斯宾格勒开门见山地提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是一种本能（Instinkt），还是一种体系？是人性的最终目的，还是今天或明天的一个状态？或者它只是某一阶级的要求吗？它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吗？”92这一系列设问的理论目的在于，在提取社会主义中的团结理念的同时，将社会主义区别于马克思（这个犹太人）和阶级斗争。在共同体反对社会的二元论结构中，阶级斗争只能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经济利益的矛盾而产生的冲突，而共同体则被设想出来和解这种冲突。在斯宾格勒看来，马克思恰恰遵循着英国式的思考方法，其阶级斗争理论只是从一个商业民族演绎出来的。而这个民族的国民经济都围绕着贸易，也从未拥有鲜明的（如普鲁士的）等级意识。在其中，只有“资本家”和“无产者”，只有生意场中的主体和客体，只有掠夺者和被掠夺者，只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丛林法则，而从未有“一切人为一切人”的、服务于整体和国家的意识。所以，马克思主义根本不适合于德国。93斯宾格勒对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其用意在于，将社会主义与普鲁士传统结合起来，在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的政治框架中建构出一种“普鲁士社会主义”（Preuβischer Sozialismus）或“德意志社会主义”（Deutscher Sozialismus），用以对抗西方的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斯宾格勒认为：“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于：它不是富人与穷人的对立，而是一种提供效率和能力、统治生命的秩序（Rang）。对我们而言，它就是自由，从个体的经济盲目性（Willkür）中解放出来的自由。”94在这一框架中，社会主义不再被理解成一种生产方式，不再被理解成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斗争的方式或目标，而是成为一种属于德意志民族的“生活方式”（Daseinsform）。

凡登布鲁克的《第三帝国》被视为保守主义革命的“圣经”。在其中，他更将“德意志社会主义”视为其“第三帝国”的奠基：“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处，便开始了社会主义：一种德意志社会主义，它肩负着在人类思想史中取代所有自由主义的使命。[……]这种德意志社会主义，与其说是第三帝国的使命，毋宁说是它的基础。”95在联盟中实践着帝国理念的青年们，也自然接受了这种去马克思化的社会主义。同时，也从保守主义的角度，重构了一套社会主义的谱系。在他们看来，民族国家（Nation）是由文化民族（Volk）生成的。这一过程不是根据外在的抽象原则，而是根据民族的特性，根据“血统与土地的法则”（Gesetzenvon Blut und Boden）。“德意志社会主义”表达的就是民族国家的这种自我构成。而伯克是第一个能够理解这种国家观念的英国人。这种国家观经过伯克的三位德国学生亚当·穆勒（Adam Müller）、约瑟夫·格雷斯（Josef Gōrres）和施泰因男爵（Freiherr vom Stein）的推动，经过俾斯麦和保罗·德·拉加德（Paulde Lagarde）的推动，最终形成凡登布鲁克的成熟思想。96

而事实上，与帝国理念一样，社会主义在青年联盟中也是一个唯心主义理念。去马克思化的社会主义不会用阶级分析法去思考经济和社会问题，相反地，社会主义只是被构想为一个伦理共同体，在其中，每个人各司其职，服务于整体，从而，有机的组织形式克服了无机的大众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那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而马克思对这种社会主义也不会再惊诧了。当他在世时，他已对德国社会热衷于瓦格纳式的社会主义感到恼怒和厌倦。

而在青年联盟中，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共同体的表达方式，而且是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表达方式，也就是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身是两种概念和思潮，出现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不同的时代，且经常相互对立，但对我们而言则是一致的，只是一个统一体的不同的表达方式。在其中，关键在于：生命的必然性（Lebensnotwendigkeit）和民族国家的未来。”97在魏玛时期，这种“德意志社会主义”也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一战的失败被视为民族的耻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被视为重建德国的必由之路。“德意志志愿军”认为：“一个战败民族的民族主义以社会主义为前提，更进一步讲，一个战败民族的社会主义，只能是民族主义的。”98当他们以民族为单元来思考社会主义问题时，也出现一个鲜明的论断，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都代表着国际主义，都是德意志民族的敌人。99而从民族内部的角度看，共产主义也不适合于德国的社会结构。因为共产主义只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从一开始就否定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因而无法争取到市民阶层，从而与共同体或“德意志社会主义”相矛盾100。从这些论断中也可以看出“德意志社会主义”所固有的阶级属性。同时，青年运动由于这种阶级属性而产生的精英主义立场，决定了“德意志社会主义”是不可能与大众运动相结合的。

恩斯特·容格尔

而如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在青年联盟的风行，无疑也是德国市民阶层一步步无产化的结果。特别是在1924年到1928年的经济危机爆发后，青年联盟的社会主义理念进一步激进化，与当时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运动”（nationalbolschewistische Bewegung）合流。在这场运动中，保守主义革命思想家容格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容格尔早在1911年就在文斯托夫（Wunstorfer）加入了候鸟运动，并在其中获得了最初的创作素材。在一战中，容格尔对战争体验的书写受到青年们的广泛阅读和讨论，他的虚无主义对青年运动也造成广泛影响。容格尔对苏联政权十分着迷，以他为中心而形成的《行动》（Die Tat）圈子成为“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运动”在青年联盟当中的重要阵地。而这场运动的本质，仍是“德意志社会主义”。所以，比起亲苏联的倾向，《行动》圈子的思想中更为突出的是德意志作为“欧洲中心”（Mitteleuropa）的地缘政治观念。与其他联盟一样，它也反对魏玛制度和自由主义，并致力于内向型经济（Wirtschaftsautarkie），致力于权威政制和国家社会主义（Staatssozialismus）。101属于这场运动的还有其他一些右翼团体，他们也提出了不同的激进主张。如“联盟帝国”的领袖克雷奥·普莱耶尔（Kleo Pleyer）在一篇名为《“第三帝国”在此！》的演讲中，提出了25条改造社会的提纲，其中包括：将大银行和产业资本国有化，废除与共同体原则相悖的私人所有制，建立基于共同体原则的联盟式的所有制制度，等等。102而左翼的联盟如“霍夫盖斯玛圈子”（Hofgeismarkreis），1920年代中期在恩斯特·尼基施（Ernst Niekisch）的领导下，其中的右倾成员与保守主义革命合流，以《将来者》（Die Kommende）为中心，提出了“青年行动”（Aktion der Jugend）的口号，形成了一股激进力量。这个圈子也同样反对议会制度，为了取代魏玛共和国，它构想着一种无党派的政府，即所谓的“民族社会主义”（vōlkischer Sozialismus）。

从这些构想和主张中，人们已经可以发现，这股激进思潮与纳粹运动的相似性。但也不可一概而论。事实上，虽然他们在1920年代同情希特勒的政党，但对他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感到失望，对支持镇压工人阶级的墨索里尼感到失望。103总的说来，“他们认同于希特勒的激进的民族主义，但不认同他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104而他们的激进立场，事实上也只停留在口号，“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仅仅是一种声音或趋势，算不上政治行动。”105

结语

青年运动虽然只是一场少数人的运动，只是市民阶层的运动，但却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拉奎尔评价道：“从1890年到1920年间，只有少数的重要政治家和更少数的重要知识分子，没有参加过青年运动，或者，在他们最为敏感的年纪里没有受到这场运动的影响。[……]运动的历史反映了所有重大的时代问题。”106后来许多与时代问题密切相关的知识分子，如赫尔曼·黑塞、马克斯·舍勒、保罗·蒂利希、瓦尔特·本雅明、阿道夫·莱希魏恩（Adolf Reichwein），都参加过青年运动。而后来臭名昭著的纳粹成员，如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鲁道夫·赫斯、党卫军领袖海因利希·希姆莱、“最终方案”主要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以及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也都是曾经的青年运动成员。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青年崇拜”是席卷整个欧洲的思想文化浪潮。在这个准宗教氛围之中，许多国家就出现了不同形式的青年文化，然而，惟独在德国，青年文化却以一种“运动”的形式出现。然而，当其他国家的青年热切地奔向现代性的地平线时，德国青年却返身走向前现代的自然和农业社会。候鸟运动希望通过漫游，在尚未受到现代性侵染的民间文化中重构德意志民族的生活方式，以此建构出一种区别于“西方”社会模式的共同体。候鸟运动与同时代的新浪漫主义、生活改革活动一起，汇聚成一股反技术文明和物质主义的社会思潮。青年运动的一位同时代观察者已经注意到，青年运动不仅仅是一种时代现象，也不仅仅是一种人性现象，而且是一种“原德意志现象”（urdeutsches Phānomen）。107

从思想史上看，在一战前后，候鸟运动虽然没有提出什么具有特别价值的思想或理论（也许除了维内肯的“青年文化”），但在思想史上也并非可有可无。当候鸟运动作为一场社会运动逐渐壮大的时候，也逐渐进入思想界的视野，并进而促成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史事件。马克斯·韦伯的两篇著名讲演——《学术作为志业》和《政治作为志业》——以及他与斯宾格勒之间的那场著名辩论，都是由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组织的。而支持这一联盟的著名知识分子，还包括阿尔弗雷德·韦伯、托马斯·曼、豪普特曼、纳托尔普、克拉格斯、瑙曼、舍勒、格特鲁特·博伊默尔（Gertrud Bāumer），等等。此外，新兴的出版社迪德里希斯（Diederichs）也是青年运动的资助者。而这家出版社与出版自然主义作品的出版社费舍尔（Fischer）相对抗，率先推动了新浪漫主义作品。从这些思想背景中可以看出，候鸟运动是19世纪以浪漫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思想在20世纪初的再发生，或者说，是自19世纪初便开始萌发的“德意志特殊意识”（deutsches Sonderbewuβtsein）在20世纪初的青年一代中集体觉醒。

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观念”的精神氛围下，青年运动日益激进化。简单地说，浪漫主义式的漫游和寻根，这种向后看的温和姿态全然转变为向前看的激进姿态，或者说，转变成“革命”。而这正是魏玛时期的保守主义革命的共同倾向。保守主义思想史专家阿明·莫勒（Arm in Mohler）在《德国保守主义革命：1918—1932》中，将这一时代称为“轴心时代”（Achsenzeit）。他将保守主义革命划分为五个派别，分别是：第一，以汉斯·君特（Hans Friedrich Karl Günter）、赫尔曼·维尔特（Hermann Wirth）为代表的民族派（die Vōlkischen），其思想倾向是种族论；第二，以凡登布鲁克、施米特、艾德加·容格（Edgar Julius Jung）、斯宾格勒、汉斯·格林（Hans Grimm）为代表的青年保守派（die Jungkonservativen），其核心理念不在于语言或民族，而在于帝国；第三，以恩斯特·容格尔、恩斯特·所罗门（Ernstvon Salomon）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派（die Nationalrevolutionāre），其政治倾向是激进主义；第四，即是以德意志新寻路者联盟、德意志志愿军等为代表的联盟派（die Bündischen）；第五，作为德国北部石荷州农民起义的产物的乡民运动（Landvolkbewegung）。108在其中，前三者乃保守主义革命思想的策动者（其中，青年保守派的思想尤为重要），对整个魏玛时期的政治话语和思想话语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他们的具体倾向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都是清算启蒙主义和法国革命，批判既存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着力于在传统的基础上重建德国社会。

保守主义革命思想家也天然地把青年联盟视为同盟。凡登布鲁克在《第三帝国》时就断言，青年们已经从自由主义的欺骗中觉醒，“在自由主义人士中，德意志青年认出了敌人”109。而斯宾格勒于1924年经济危机爆发之际，在一次演讲中对青年们讲道：“为了政治而自我教育，这是青年一代的神圣义务。”110保守主义革命的理念和政治图景频频出现于联盟的杂志上，在诸青年联盟中也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格尔奥格之于男性联盟的理念，容格尔之于虚无主义、战争体验乃至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斯宾格勒之于文化悲观主义，凡登布鲁克之于帝国和“德意志社会主义”理念，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诸青年联盟的形态和趋向。可以说，许多青年联盟本身就是这些保守主义革命思想家的思想飞地，而他们也积极地在联盟的框架内实践着这些思想。然而，不能说，青年运动仅仅是保守主义革命思想的被动接受者。德国保守主义区别于法国保守主义之处在于，它始终是德国的思想主流；而它区别于英国保守主义之处在于，它在19世纪时仅满足于建构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没有政治化。但在20世纪，青年运动作为一场“运动”，无疑是推动保守主义发生“革命”的关键的社会力量。不难想像，如果没有这样一场在保守主义革命思想家所构想的“德意志特殊道路”上积极实践的运动，这些思想家恐怕将成为无人理睬的“狂人”。

不可否认，在“德意志特殊道路”上，青年运动形成了亲纳粹运动的立场。然而，这也不可一概而论。青年运动的一些默默无闻的成员，如赫斯、希姆莱、艾希曼、席拉赫，加入了纳粹运动并成为纳粹党的中高层领导，而一些激进的领袖（特别是“民族布什维克主义者”），如尼基施、佩特尔和汉斯·埃贝灵（Hans Ebeling），反倒是反纳粹的。在纳粹上台后，他们或者入狱，或者移民。而从思想层面上看，青年运动与纳粹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连续性，前者的许多理念和愿景，后来被席拉赫等纳粹分子所沿用，但它们并不是同一回事。青年运动虽然表现出政治化的激进倾向，但真正说来，这种政治化并非发展出什么实际的政治方法，只停留于一种理想主义的幻想。一位青年运动研究专家就此评论道：“它不关乎希特勒，而关乎柏拉图。”111如果不采用波普尔那种严苛的标准——要求柏拉图为希特勒的极权主义负连带责任——的话，那么就应该说，青年运动虽然成为德国政治激进化的推动力量之一，但本质上，青年运动本身只是德国市民阶层在政治上缺乏发展的表现，它绝不是纳粹主义的起源。112

纳粹上台之后，在一体化政策之下，作为一种政治抗议的青年运动事实上已经走向终结。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青年漫游在德国又出现了小规模的复苏，也承续了此前青年运动的许多理念，但真正说来，其深度和广度已远不能与其先驱们相提并论。113另一些原来的青年领袖，如卡尔·佩特尔、维尔纳·金特（Werner Kindt）成为青年运动资料的整理者和研究者。但青年运动本身所蕴含的思想，并未就此而仅仅成为专家学者的研究客体。青年运动的理念和思想并未就此停止“运动”，它们在动荡的年月中沉积下来，在战后转变为新保守主义思想。如莱比锡学派（Lepiziger Schule）的奠基人汉斯·弗赖尔（Hans Freyer）在一战前就是候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后来成为德意志志愿军的领袖之一。而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卡尔·海因茨·佩弗尔（Karl Heinz Pfeffer）也曾是联盟时代的“青年民族联盟”（Der Jungnationale Bund）的领袖。他们关于工业社会的理论思考，与青年运动的精神气质无疑是一脉相承的。而综观20世纪保守主义思想史，可以说，青年运动对于保守主义在20世纪的再发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和推动作用。

而思想界之外，还有成千上万默默无闻的德国市民，如教师、公务员和社会工作者，深深地着迷于青年运动的价值和理想。114因而，青年运动的思想史意义，不仅在于，它培养和贡献出许多思想家，而且在于，它深刻地契合了德国社会的文化心理。因而，它的某些思想，也不仅仅体现了保守主义的立场，也表达了左翼的态度。也许，关于“文化”与“文明”的现代性思考，保守主义和左翼存在分歧，但关于共同体的思考，两者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保守主义思想家谢尔斯基（Helmut Schelsky）认为：“不能忽视，本世纪上半叶的‘共同体意识形态’，[……]在今天有关‘团体’（Gruppe）和‘本真的交往’（unverzerrte Kommunkation）的期许中，仍保持了历史的和社会的连续性。汉斯·弗赖尔和于尔根·哈贝马斯的文本在无意识当中并行不悖的一致性并非是偶然的：青年运动以及‘共同体崇拜’的精神领袖，与‘交往崇拜’的精神领袖，将同样的致思方向缔结于浪漫—宗教的社会愿望。”115可以说，青年运动本身就是思想前沿和社会生活的统一体，青年运动史本身，就是一段活生生的德国思想史。青年运动结束了，但青年运动的幽灵并未因此消散。

专题聚焦

学生心理—青年政治运动—国家主义：德意志青年协会的初始116

沃尔夫冈·哈德维希 撰　张琰 译

自18世纪晚期，在德意志的土地上，青年学生的改良和解放运动开始盛行，最初的全民政治组织生根发芽。青年协会作为这一过程的产物和现象，在较近时期的史学研究中几乎未被探讨。这不仅是政治环境使然，学术研究本身亦可能对此负有责任。

毋庸置疑，激进的国家主义，就像它在耶拿原始青年协会的章程，还有卡尔·佛伦（Karl Folien）领导下的吉森“黑色联盟”（又称“日耳曼联盟”）的章程，又或者1818年“德意志青年协会”的基本规章中所表现的那样，对这样一类题目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不被人们所推介。在帝国时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青年协会越来越多地呈现出青年知识分子阶层反对自由、反对民主的社会化机构的特性。117若此，在1945年之后，与其传统建立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考虑青年协会对自身传统的不懈维护，它的本体认识和风俗丧失名誉，其实不无道理。特别是从1960年代开始，学生生活模式的深刻改变，从根本上强化了对大学生联合会行为的普遍回避。

学术界对所谓的大学生史研究作为一个科目的孤立人所共知，这是人们研究本文题目的决定性的障碍。事实上极为丰富的，有关德国大学生的文献，特别是1933年以前的那些，几乎彻底地，或止步于过气语体的文化史描述，或停留在仅以促成和维护传统为目的的大学生联合会会史的层面上。但是这些文献仍然为该题目的新一轮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因为其中刊印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比如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大学生社团组织的章程，针对它们的禁令，以及政府和大学机构的鉴定意见；又如前社团学生的自述笔记，还有由个别大学所记载的大学生及其联合会的事迹。多卷本文献《有关德意志青年协会史和德意志统一运动史的原始资料和阐述》从1910年开始，便以大量的个案研究对青年协会作出了专业水准的阐明以及有效性持续至今的概述总结。118这套著作的续篇——《有关19和20世纪德意志统一运动史的阐述和原始资料》，逾越了在那时严重主宰研究的，大学生联合会行为在青年协会和同乡会问题上的分歧。这样，这套续篇为开展大学生史研究领域中与通史研究息息相关的新命题作出了贡献。119

此外，要想卓有成效地对早期的青年协会进行重新研究，必须抛离此前青年协会史研究的两点固识：第一，“国家”意识出发点（这个出发点现在已经过时！）——这里不仅涉及到它的价值内含，而且也涉及它在分析领域里的应用，只有这样，学生团体的社会历史层面才能较之从前更大程度地被涵盖进来；第二，观察范围局限在1813年“全国革命”之后的几年——这一点导致了整个早期的学生社群活动或者未能引起注意，或者被降格为全民组织活动初始时期的区区垫场戏。

与此相对应，对大学生，以及由此对青年协会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向获得新的推动力。1960年代以来的学潮经历，激活了人们观察知识青年一代特有行为和异议模式的兴趣；120文化教育讨论趋势上行，尤其是不久之前，在德国颇具历史意义的中产知识分子阶层获得集中关注。这一切挑动着人们对职业或教育状况、学生生活方式的变迁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联进行追问。121

本文将以此为方向继续讨论。首先（一），青年协会运动不应一开始就在展望国家运动史的框架中被审视。而须以社会史角度进行观察，方能理清其中的历史延续性轨迹。这个轨迹恰恰隐形于1815年到1819年间青年协会组织的开端之中。与之相关的，我们需要认清（二），在阶级社会向公民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大学生特有的群体文化和心理，具体来说，比如他们对“荣誉”和决斗行为的理解，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青春激情”和青年本体身份问题不仅在学生中间，而且在普遍的政治性大众传播中赢得了全新的地位。世代之间的关系，以及针对时代冲突的表现与定位，亦呈现出新形态，而这种新形态以其基本特征影响远至今日。在社会基本约定转型的长期进程中，学生的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处境以及交往方式都发生改变。这样人们就有必要重新思考大学生的国家主义立场的起因和呈现形式（四）。本文最后将探讨在赢得政治意义的同时，学生社团的心态变化，和1815年到1820年间公众舆论对新兴的青年政治运动的评价（五）。

一

青年协会运动的学生先驱和他们的教授导师一开始便深信，青年协会计划将会引领一场质的变革。直接或间接的战事鼓动言辞贯穿了协会创始一代的纲领和自述。尽管如此，青年协会的组织方法，以及对自身生活改变乃至对国家的诉求，依然在决定性的程度上行走于早前社团活动的延续性轨迹上。学生们聚会，自制规范，自理财政并占据特别地点进行集会，这些并不新鲜出奇。青年协会其实更多的是由从前的组织形式衍生出来的“自然”且“必然”的结果。122着重地将青年协会与传统的大学生联合会活动相提并论，也许可以被指为是出于在落后保守的政府面前淡化假想威胁的策略性考虑。但是两者的类比早在刺杀科策布（Kotzebue-Mord）和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er）之前就被广泛地，而且在内容上更加详细地阐明过。祖国意识和“为自由和荣誉而战斗”的决心，在矛盾尖锐引发不满的状况下，在学生骑士团和同乡会时期已经出现并被实践。而那个决定性的、一直被重点强调的附加条件，在当时并未成立——那时不存在明确的国家政治诉求和对大学生生活的总体设想。那是一个包含了对学院式生活、青年人独特自识、职场教育和国家统一进行不懈追求的设想。但是学生们贯彻其风尚的过程，的确包含了对荣誉观念的一种实践，就像同乡会组织经常强调内部团结、自我牺牲还有常见的准爱国主义团体时刻准备为祖国而战一样。123强调指出自己的组织形式、纲要内容和价值理念有源可寻，完全可能是出于他们作为与政府对立的组织的需求，特别是进行国家运动的需求——通过强调传统来赋予自身合法性。尽管如此，只要跳脱研究1806年到1813年间历史时所惯用的国家史学的狭窄视角，我们就会看到，整个学生改良运动的主要结构特征，仿佛是在18世纪中期明确的国家政治论述和组织之下被设定并发展的，然后演变出了一种不同于从前的团体性质，尽管这个演变过程曾经遭受来自传统顽固力量的多重阻滞。青年协会运动的结构特征与诉求曾经常常，而且现在仍然被扭曲，只因人们片面地专注于对国家主义的陈腐认识，将它们视为新生事物，却没有同时从历史延续的角度去理解。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简短地对早前的大学生联合会行为，以及它对青年协会的意义进行探讨。

这一类结社行为存在于思想启蒙时期社会运动的大环境。折射着由年龄决定的特殊行为方式，它接受了其中的主旨、利害和组织特点，并借由传承大学生联合会独立传统中的一些旧有因素得以渗透。在这个过程当中，社会生活的参与条件、交际方式、大学生，至少是他们中间的领导阶层的心理都发生了转变。这个转变直接迎合了青年协会运动中的改革冲动。124

大概在1770年到1790年间成立的骑士团和同乡会（后亦称为“学生联谊会”），其结构特点首先表现在推崇自觉的社交，同时赞许那种丝毫未受18世纪90年代历史转折影响，并不断加深的激昂情谊。那时，友谊是兄弟之间的互撑互助，忘我牺牲，以义相见，情感相通；所有正派的同学，不分贫富、地位和宗教，都应团结在一起，这至少是大家反复声明的意愿。1800年之后的会章越来越强调，个性培养中必须包含对友好情谊的培养。人们希望在“坦然无间的朋友圈”中领会“知人之明”，学习如何将自身与社群相接合，实现对自身能力的客观判断，并追从个体之上的集体公益。125这种友好里面善感重情的特点在青年协会中被强化成为一种明确的，超越了价值理念共同体的、情感共同体中的情绪的宣泄。在这种意义上，吉森刊物《荣誉之镜》（Ehrenspiegel）甚至要求一种“全面和纯粹的人情教育”126。在集体中，并通过集体，来扩展和培养自我，是力争个人完善的道德准则要求。致力于自身建设，实践交际性，和以抑制直接情感冲动为目的的自我斗争，使大学生的结社运动可以被定性为遵循着公民价值中正直与道德要求的文明和纪律运动，（当然，）只要我们不考虑掺杂其中的“反叛”心理，特别是像它在武力维护荣誉过程中所表现的那样。正直与道德的价值，包含了被公共化了的性伦理假设，它在整体上要求更加严格的、对直接欲望的控制——其中更关乎个人的控制欲和权力欲。在骑士团和同乡会的章程纲领中，大学生的整个生活方式必须遵从那个符合公民秩序的、理性规划后的生存方式信条。与之相衬的，还有一系列在传统的大学生本体认识中完全陌生的要求——参加讲座，刻苦钻研，将高深的兴趣爱好融入学生的社交生活。特别是18世纪90年代，有更多史料显示人们对文艺教育和政治哲学探讨的兴趣逐渐增加，虽然其时在学生的整体生活状态中，这些并不占主导地位。在一些地方，如莱比锡，大学生更多地融入公民的城市社交场景。而学者共济会往往出现在这样的地方，已经证明了公民价值观念对学生生活领域尤为强烈的作用力。127

人们在大学生的结社运动中，同时可以观察到文明运动和纪律运动的特点，它对公民思想启蒙教育理念的汲取，和对更加细化区分的、更受约束的人际交往方式的诉求，所有这些发生在大学生本体认识中的变化，开始或许是间接地，但后来却是直接明确地，消减着他们作为一个在政府面前往往过分强调自主性的阶层与政权之间的对抗。到18世纪中期，当然很多情况下也包括那以后的时期，在纪念诗集和大学校歌的思想背后（如果还可以这么说的话），在不计其数的喧哗背后，在对那些或多或少有些松动，有时甚至未曾建立起规章条例的组织的顽强坚守背后，隐藏着一个愿望：捍卫“大学生的独立”。这个独立，赋予学生一种清晰的“权利”，使他们得以“暂缓”迎合稍后谋生时期所遇到的社会要求和价值尺度，而且它自觉地回避或者嘲讽公民社会中的成人生存法则。与此相对，在骑士团中，而特别是在之后从世纪之交开始兴起的同乡会中，人们开始相信，学生生活其实是对作为公民生活的准备和实践。对学生生活具有指向性意义的新意图、新观念，还有教育、科学、德性，这些亦是明确的国家意图。国家将这些树立成为正当的、公民与学生均需履行的义务。只要学生们赋予其社团章程以意义，便已将自己纳入初期成形的公民社会及其贞操与价值法则的整体中，虽然学生的自述可以表明，章程中的规定其实只被有心的少数派所遵守。同乡会规章中这种观念更被强化为一种突出的职业伦理。世纪之交前后学生们这种深刻的心理转变已经是思想启蒙的一项成果，并就此铺展出一条与开明的专制政权相互融合的通道，因为这个政权同时自主地对公民的统一运动采取了放任态度。128如1818年，莱比锡的青年协会在其章程中表述结社意图时要求，“以服务祖国为目的进行民俗教育，维护和促进正义、品德、平和、秩序”129。这种表述，只要将其中的“民俗教育”替换成“爱国教育”，便很可能是逐字抄袭了1808年前后的同乡会章程，或者是摘录了18世纪90年代的骑士团章程中的近似意思。大学生的这种崭新的与正在成形的公民社会相融合的身份自识，和在形式上全新的、为国效忠的意识，在1810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中或许还是偶然地，但是接下来便在极广的范围内显现出其本质——那是对融入一个公民的立宪国家的诉求。这种自愿且自觉的身份融合，在政府改革停滞时期，反对以社会经济和政权安全为理由的监管——这符合学生们在声称自身“独立”时的原有阵线立场；进一步地，它现在也反对集权，虽然这时的集权其实是一种行政改革集权，并反对社会基本约定和国家基本法律中的封建阶级残余——这的确是一种新的立场。

青年协会的初期改革和此前大学生联合会行为之间，并非像普遍认为的那样，存在一种完全的断层，这一点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首先，青年协会的创始人全部有同乡会背景。罗伯特·维塞尔赫夫特（Robert Wesselhōft）作为协会第二代创始人中间的青年领袖，也并没有在1815年6月12日耶拿原始青年协会创办的时候便实施重大改革，而是为使新思想得以逐步推进，在接下来一年半之久的换届过程中，在联谊会兄弟逐个离开的同时，推行了改革举动。130另一方面，权威的海德堡条顿人（“德意志人”的旧写法）海因里希·卡尔·赫夫曼（Heinrich Karl Hoffmann）在他三部立宪草案中的两部中计划，依照古代帝国的十个郡，也应建立十个新的同乡会。同乡会组织形式基本原则的延续，与它向一个海德堡人的青年协会的统一过渡完全不发生矛盾，虽然它现在寻求依照原先帝国宪法中的集权要素。131在海德堡，青年协会是在筹划，或实际开设启蒙运动时期特有的读书社的道路上创建起来的。吉森的“黑色联盟”亦是如此。国家面向，比如一种“德意志的读者协会”的说法，在海德堡和吉森并非完全取代了启蒙时期的结社意图，但是它能将这些意图在自身中加以融合。132这仍然是一种极为长久的学生风尚的延续。1815年6月12日的耶拿基本规定文书中，只有简短的纲领导读部分、几个出自高层咨询委员会指示的规定和收纳成员的规定，可以称为是新的内容。在整体上，或者说在数量上占绝对比重的其他部分，像接纳仪式和关于大学生荣誉与决斗的规条，其实未加改变地采用了凡达利亚（Vandalia，以前的社团组织名称）章程和耶拿同乡会对行为准则的规定。这种全盘采用就算可能是以争取耶拿大学生中的传统主义者，特别是同乡会中反对者的支持为目的，人们仍然不可以忽视，学生风尚和学生本体认识作为整体基础，对青年协会的创始人来讲，在开始阶段很大程度上是值得被接纳的，虽然他们在接下来的4年时间里（的确）实施了加速的改革。133

二

从18世纪中期开始，到1819年卡尔斯巴德决议这段时间，所有学生改良运动的中心议题都围绕着“荣誉”二字展开。1815年6月12日耶拿原始青年协会的创立，吉森青年协会在1816年“荣誉之镜”中的记录，耶拿青年协会在1817年的内部商议，还有1818年10月18日对“德意志青年协会基本法”的纲领讨论更把对“荣誉”的争辩提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青年阶段在个人前途命运中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如何自我评价？在社会上占据怎样的位置？在与政权的关系中处于怎样的地位？青年人试图在大学生“荣誉”这个集合名词下，寻找一个具有约束力的，能够涵盖学生生活方方面面的答案。追寻个性作为着重强调的概念，不断修正整个阶层共同的、对荣誉的认识，这成为这个过程的决定性主旨。自觉地、目标明确地建立一个新的、可以考虑到发生变化了的个人价值的规则体系，必然要首先经历对固有的荣誉认识的批判，就像它在所谓的大学生“行为准则”中被规定的那样。自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起，在重组起来的同乡会和学生联谊会的领导下，人们把“行为准则”（“Komment”很可能是原先拉丁文“Savoir，comment vivre”的简写）理解为总体的、对学生举止的限定，它是学生品德的全貌。从1770年前后开始，人们越来越多地对此加以明文规定。即使行为准则自身试图以公民化的标准来引导学生传统并限制决斗，但是由于“明文的法规”这种形式本身似乎可以成为自由和自主选择的障碍，所以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协会改革者的个人主义思想很可能在根本上反对行为准则的限定。134对与错，应由个人凭观点和信念进行判断和选择。在被形式化了的、对本群体中所有成员同一的、用于界定与社会上其他群体以及学生“阶层”内部同志之间关系的社会作用力的标准面前，出现了一种需求——荣誉，应在个人作为、自我评价以及个体义务的层面上被定义：“[……]自尊是荣誉的根源[……]而觉悟，是最为高贵的追求，是散发影响力的情怀，对自身价值的表达，赋予青年以荣誉。”135这种对主观性和每个个体在个性上独特的意愿的援引，迎合了当时那个新的“信念伦理”（überzeugungsethik）。例如卡尔·佛伦领导的，激进的吉森“绝对主义联盟”（Gieβner“Unbedingten”）曾经对此作出要求。136与全体阶级的荣誉感进行对比，青年协会政策的重点更加倾向于以单独个别的行动前提和宗旨，而不是以行动以及回应的同一性来界定行为规范；理解一个人的行为，只有在“由职业和立场决定的，他的能力和义务”的范畴之内进行，才可能实现对单独个体“应有的承认”。137这样的荣誉概念撤销了对大学生的一个基本约束：他们不必再以自己的行为去捍卫一种固定形式的集体声誉，而是首要的，为实现自己特有的能力去履行他的义务，以将“固有的精神与智力财富，正当并自由地加以呈现”。新的指导概念，如“信服”、“自觉”、“特性”138清晰地标志着与“自发性行为”相对立的传统价值的腐蚀。139

就像学生的荣誉概念在对自身的定义过程中，适应着正在成形的公民社会的个人主义和多元主义理念那样，保持荣誉的方式，至少在最初，亦是如此。青年协会致力于削弱并最终完全废除决斗传统，这个要求早在启蒙思想对学生文化的渗透过程中就被提出。它虽然与日俱增，但是始终不能得以贯彻，不管是在协会内部，还是在全体大学生中间。耶拿原始青年协会本身在其成立之初还表现出极为高涨的决斗热情。在这里，还有吉森黑色联盟，协会的纲领得以贯彻，在很大程度上是倚仗了协会先驱们的斗性。140根据罗伯特·维塞尔赫夫特（Robert Wesselhōft）的记载，1815年夏天，在耶拿，一个星期之内，在350个学生之间进行了147场决斗。141之后决斗热情逐渐降温，1818年夏天只进行了100场，1818年到1819年的冬季学期30场，接下来1819年的夏天有11场。142厄恩斯特·莫里茨·安德（Ernst Moritz Arndt）批判这种斗性为一种“原始的，永难灭绝的劣性”143。协会的导师，如路德维希·亚恩（Ludwig Jahn）或耶拿教授施塔克（Stark）和弗里斯（Fries）均致力于推行以和平方法处理冲突的荣誉审判。144事实上到1819年为止，所有青年协会都开始了荣誉审判的运作。一切未经调查的争议导致的二人互斗均被禁止，矛盾的和平调解得以施行。在一些情况下，审判可以判定，伤害的程度是否为决斗提供了足够的理由。罗伯特·维塞尔赫夫特在1817年1月8日的演讲可以表明，在这场对决斗传统的改革运动中，对矛盾解决方式的合理合法性的限定和对待像虚荣、侵略和委屈这些原始情感的标准都得到了改变，个人的自尊心开始不再自动受到礼俗的左右。这样一来，受辱的一方，即使他拒绝决斗也不再备受指责，而以挑衅行为来提升自尊的一方现在更加会被认为是无理的。相对的，在社会层面上，决斗传统的改革颂扬认识自身的错误，亦会赞赏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因此，拥有以沟通方式来化解对抗，以及对事物作灵活理性反应的能力变得既重要，亦名誉。富有智慧地处理矛盾被认为，相对于原始的情感发泄，是更加文明的。维塞尔赫夫特同时提出一种观念，体力格斗其实是逃避自省和自律的表现，是有欠成熟，是与在复杂问题面前进行自我批判、推理审视相对的暴力方法。145

但是人们同时认同，二人决斗不应被完全取缔。146即使是那些经由公民审慎推敲而得出的道德观念的核心捍卫者，比如先是在海德堡，后来又到了耶拿的协会教授导师，雅各布·弗雷德里希·弗里斯（Jacob Friedrich Fries）或者温和的协会青年像里奥波尔德·哈乌普特（Leopold Haupt）都坚持那个为二人决斗辩护的传统依据，这个依据可由近代早期贵族阶层的伦理追溯到中世纪骑士的阶级荣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然强调那个神判的观点：“安抚受伤的荣誉”其实要依靠“命运的力量”；与此同时，那个早在17世纪就引起强烈争执的，拥护阶级自由，反对政权利益至上的论证又再次出现——政治权力，不可能保障对受伤荣誉的安抚。147

对二人对决的方式和意义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833年，而在那之后，这个议题也没有得到完全的平息。1827年青年协会的势力重新变得强大，对决斗的看法仍然是划分派别的头等因素。就像日耳曼派和阿尔民派（Germanen und Arminen）之间的对立，关键之处就表现在他们对待决斗的态度上。148在1827年到1832年间，日耳曼派协会青年对决斗的坚持在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内导致了协会的内部分歧。比如1827年到1828年在莱比锡，1829年在基尔和罗斯托克，一支改革派力量试图以宗教哲学层面的依据将决斗传统完全废除。149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反决斗的观点都与对社团在大学中支配地位的批判相结合。马尔堡青年协会因此在1831年试图应对自己派别内部对强制决斗的反抗。他们对所有公开宣布对抗原则的人取消了强制。150青年协会组织的政策意图是，每个决斗必须先经过荣誉审判，151但是1830年后，如何应对在个别协会中开始盛行的免除强制，愈加成为明确的政策重点。这个关乎本体认识的、青年协会独立传统的根本象征，使人陷入无法解决的两难。这种状况在正在成形的公民社会阶层规范体系中，亦是协会青年立场的标志性特点。一方面，他们需适应一种符合“正常生活”152的道德与价值理念，就是说，他们需将自己的伦理公民化；同时，在另一方面，又不能自愿地、完全地放弃高贵的阶级荣誉遗产。在理论上，他们在公民社会重视个人的层面上重新为决斗的传统进行辩护——不可侵犯的个人尊严完整，这个核心价值必须得到捍卫。但是事实上这依然是为了沿袭一种准阶级的专有权利。因此，青年协会实际上采取了一种中间立场，一方面坚持社团中等级自由的传统，另一方面争取成为后阶级时代公民社会精英的资格——他们具备独特的公民阶级理念：高尚自律的生活方式，公民社会的义务伦理和精神沟通文化。

青年协会自己编写的1815年到1833年间的历史，在本质上亦被这种矛盾状况所决定。它在历史上的分分合合也只有在这条矛盾主线上才能够被理清。比如耶拿原始青年协会在1815年到1819年间的一系列改革政策的意图是，拆除大学生的风尚与其公民身份之间的藩篱：1817年夏天的一次协会青年集会决定，在极为普遍的与房东、店主和商人之间的纠纷中，不再直接恶语相向，而是也会对这些“非大学生”（“Philister”）进行盘问。153此后也出现了更多相关的，以规范学生极为散漫的支付信用为目的的决议。同时，针对学生们常以骚乱方式表达异议这一情况，协会青年的态度也发生改变。1817年1月18日在大学生和手工工人之间的那场激烈的厮打结束后，协会青年在一次集会中草拟了一份道歉声明，交给大学的判决委员会，并明确宣布禁止这类破坏治安的行为——在学生社团和学校、政府机构之间一直紧张的关系中，这绝对史无前例。154青年协会的道德教育和纪律运动在一些更为极端的表述中致力于反对一切游离于公民社会道德标准之外的大学生特有的习俗继续盛行。意欲对大学生的功过提出任何“特别的赞颂和特色的词汇”，都是“愚蠢、胡闹和说谎”的行为。155萨克森魏玛政府在1819年4月1日向联邦议会156出示了针对耶拿学生的书面评价——1816/1817学年，在学生中间充满着“值得效仿的勤奋”，“真实，克制，虔诚”得到广泛传播。这个评价并非完全出自应对梅特尼西政府镇压政策的策略性考虑，而是对真实情况的反映，这一点在耶拿协会领导层咨询委员会的记录中可以得到证实。157另一方面，一直到1833年，青年协会都在对外炫耀自己作为精英分子的上流权利。很多情况都证明这种权利其实倚仗于大学生的传统风尚，以及在学生骑士团和同乡会中一直被实践的行为模式，这些其实一直受到改革派的批判。因此，就在青年协会创建以后，恰恰是为了反对它意欲代言全体大学生并且规范学生的行为，反协会运动不断出现。反对那些人所共知的，在18世纪晚期已经受到多方诟病的所谓“学生独立”的无组织一派开始频繁表态。值得一提的是卡尔·伊梅尔曼（Karl Immermann）作为一次反协会运动的发言人在1816年到1817年与哈勒的条顿人联盟之间的争论。伊梅尔曼批评了条顿人联盟成员的虚荣心、狂妄自大和控制欲，还有他们想凌驾于非协会成员之上的权利要求以及他们的武力掌控行为——“品行与秩序不是通过友善的提示，而是通过命令和恐吓”来加以贯彻。158条顿人联盟只是因为学生生活习俗百年以来的影响力才去捍卫它。159伊梅尔曼迫切呼吁的一种真正的、融于公民社会行为规范的良好学生品行，对他来说，只有在社团完全消失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

这样，在1815年到1819年间，青年协会播撒着一个围绕着荣誉概念的核心自识。在这个本体认识里面，旧有的“学生独立”作为特有的等级自由意识的残余，和以公民社会基本的、法定的平等为基础，对自我作为精英的评价富有张力地结合并且重叠在一起。尽管充满敌对与摩擦，到1819年前后，至少在青年协会内部还是实现了更高的道德要求、义务伦理、同正在成形的公民社会进行协作的意愿，和虽然有所减弱，但实质上依然得以延续的“骑士”光荣观念，也是和整体来讲持续上升的政治参与趋势的融合。但是在全体大学生中间，这个融合只代表不多于五分之一的情况。

在19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对青年知识分子阶层富有政治意义的社会活动和心理来讲，青年协会相对坚实的改革纲领在卡尔斯巴德决议之后几年里的逐步衰变，很可能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过程。由于日耳曼派和阿尔民派的分歧，政治运动与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文明运动逐渐分离。一方面，虽然青年协会初创年代的基本方针——取缔准阶级层面的特殊身份，对情绪的掌控，培养针对职业的承担意愿，的确采纳了阿尔民派对道德和学识进行优先培养的要求，因为教育是参与职场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必要准备；那时的基本方针同时寻求彻底废除决斗传统，而且与以前的学生联谊会相比，青年协会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惟一代表权，这些更加强化了阿尔民派的教育要求。另一方面日耳曼派青年指出，决斗传统不可放弃，并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更加强调他们的精英身份，同时他们依然试图扮演全体大学生的代言人。在日耳曼派中，人们将对学生传统中贵族遗风的保守坚持和极端的、激进的政治诉求进行了结合，这也是阿尔民派不能接受的。160阿尔民派不作政治要求，一方面是契合着同乡会和学生联谊会不参与政治的方针，但是另一方面，卡尔斯巴德决议对政治活动的禁止也的确在其中起了决定作用，况且1827年以来的政府实施一种放任非政治性团体、禁止政治性组织的（所谓）集会自由政策。161受德意志各邦政府的镇压政策影响，大学生的教育运动和文明运动作为一方面，和全体大学生的政治参与作为另一方面越来越无法和谐统一。钻研热情，社会约束，承担意愿，对荣誉观念的深沉审视和个性化的理解，以及因为这些而被塑造成形的，符合公民社会运作和信息流通环境的心理特点——这些到那时之前还是与爱国精神、公民自识、公众对自由和参与权的诉求相互协作的。这种和谐在发展中却被逐渐瓦解：阿尔民派表现出一种非政治性的，或者至少是尚无政治意图的，对政权的忠诚，并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学生的品德与文化教育上。他们不去质疑现存的君主政体的合理性，同时他们不管是在基本纲领还是思维方式上面都无疑比日耳曼派更加民主。政治上活跃并在纲领上明确要求民主共和的激进日耳曼派青年恰恰因为坚守旧俗，和阿尔民派相较始终保持着与公民社会的距离。这个过程亦称为公民思想和公民阶级之间和谐的瓦解。1815年到1819年间所奉行的全面的教育准备、个性培养、理智打造和政治参与的协调一致，在各邦政策的打压下，甚至在学生的少数改革者中间也已不复存在。在1827年到1833年这短短几年间，实际留存下来的，是一个由极少数人参与的、激进的行动派，和一个由大多数人组成的、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政治身份的未来公共知识分子阶层相互分裂的情形。

三

1811年亚恩提案准许在柏林大学成立“青年协会”，1814年到1815年国民自由和国家民主运动继续深化。自此以来，“青年”议题首次在政治范围内被讨论。大学生涯和学生的生存状态作为独立的人生阶段，在近代早期也曾是公务员和教授的文章（主要是批评说教），学生的诗歌和讽刺作品与早前同乡会规章的主题。那里，从根本上界定了学生年代与成人时期的区别。但是一个青年一代特殊的文化形态学，或者说文化病理学的基础却远未出现。年轻人反叛、不受束缚和具有侵略性的外在特点看上去一直是一种准阶层的“特立独行”，而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从未被人们从心理角度加以理解。与此相对，在18世纪中间的三十几年里，的确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德意志历史中的青年人物形象”，“尽管它的特点一直在演变，但是它却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影响了青年作为一类人的行为形态”。162骑士团和联谊会的章程从1770年前后开始，显现出着重的、对青春的颂扬——这时思想启蒙对人的研究也在发掘青年的力量。163因此那时出现了一股推进世代关系融合的全新力量：学生认为自己是创建更美好未来这一希望的承担者，而具体如何打造这个未来，他们几乎没有加以说明。到了1810年前后，对青年人的关注才开始不只停留在教育学文献的框架里。对“大学生生活”以及“青春激情”这个课题的研究在成年人中间变得越发普遍；特别是在国家政治的传播领域，人们明确地将这个问题在政治范围内，从其积极意义出发进行讨论——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164

当时本身亦非常年轻的耶拿神学教授和原始青年协会代言人施塔克（Joh. Chr. Ludw. Wilh. Stark）的文章对协会运动起到了决定性影响。165他把学生的年龄阶段描述成一个人自立的初期，它是一个“年轻人”首次能够且应该独立选择并决定离开习惯和常规轨道的过程，亦是一个介于充斥着“有益的教育强制”的孩童时代和须在“方方面面恪守公共生活规则”的成年时期之间的过渡时期。与教育学观点相接合，施塔克提出结论：大学不仅仅是一个“学习场所”，它也必须是一个“进步场所”。值得一提的是，他把学生的“独立自由”这一包含着等级自由的附加意义的惯用语重新解释为人对自己心理和智慧的掌控：它显现为一种背离外部权威规定与禁忌的状态，人们通过它可以全面施展力量并提升创造性的生产力。166这种对青春激情的热情肯定，还有对它作为特殊的、不可回头追忆的创造力的评价，被路德维希·亚恩（Ludwig Jahn）和厄恩斯特·莫里茨·安德（Ernst Moritz Arndt）升级为一个神话——青春年代，人们经历一种“诗一般自由与平等”的生存模式，“纯真不拘且自足自治，精神世界的无限领域因此敞开”。167安德以大学生的生存模式描绘出一幅与公共生活的枯燥狭窄相对立的图画。他的重点虽然完全跳过了大学生本体身份建设的困难，但是他对“独立”和“平等”的提及，同时酝酿着一种可能性——人们会对大学生整体建设过程中的这些基本特征作出政治诠释。这种意义上，他们能够并且应该将这种（自身的）演变发酵奉献于社会政治基本规则的制定，人们恰恰只能依靠青年那未经日常生活现实打磨，因而没有转向追求被认为是平庸事物的原始能量来辅佐这个过程。

相反，大学内部的改革派或者对青年问题以及青年团体生活完全没有重视，如洪堡，或者像费希特，对学生社团进行了严酷的打压。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持新人文主义教育理念的大学都跨越了对青年和成年时代的区分。从学习到职业生涯的过渡虽然是一道鸿沟，但是两个人生阶段的共性——要求个体的自主权、行为的责任感和自我审视的态度——也使对青春期心理的特别研究看似失去了意义。但是无论如何，新的人文思想也间接地向全体知识分子传播了青年人特有的行为模式和方法，比如更加强烈的关注意愿，对一切权威的批判态度和突出的独立要求。因此在这里，大学生生活的价值也得到了肯定，只是这种肯定不意味着赞同学生特有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延展。尤其是费希特批判了一切对大学生“独立自主”的特别设想，不管这个设想是具有等级自由意味（比如他在1793年到1795年间与耶拿社团进行争论），还是好像亚恩为得到创立青年协会的许可在柏林进行提案那次，具有更多的现代政治的侧重。他进一步把那种“对特别的，奇怪的，挣脱一切常规束缚的生活方式的设想”解释成为一种仅仅是“青年浮华”的产物；亚恩针对创办青年协会提出的共和主义基本法模式，当中提及的大学生之间的平等，其本身决非新思想，也被费希特以政治上具有危害性为理由严厉拒绝。168费希特仍立足于以政权利益至上论为导向的控制学生集会行为的传统中，并且将这项传统延伸到同现在出现的青年政治运动的斗争中。只有协会的教授导师如施塔克、弗里斯，或人民评论家如安德和格雷斯（Gōrres）将以前大学生的荣誉和独立诠释为一种民族自身文化的体现，并把社团提倡的等级自由重新定义为积极的、现代自由平等概念下的、阶级内全体成员的平等。弗里斯描述了一种带有政治特点的自主的青年文化构想。他称体操团、青年协会和教育联合会为“人民内部对全社会团结一致的青年精神生活这一理念在方法上进行的尝试”169。约瑟夫·格雷斯（Joseph Gōrres）最后在1819年结合了两种思想路径为协会运动进行辩护：一方面他从以一种人生周期为导向的世代行为的分类方法出发，结果导出一个“走下坡路的世代关系”，年长者，主要忙碌于为自己的过去进行消化和辩护，青年人注定去掌控“未来的岁月”——由此导出，对青年人来讲，往昔具有完全的他性，他们“不会倾向于环顾过去”；另一方面，他将青年人的骚动归因于时代危机，特别是各邦政府的态度在解放和复辟之间的摇摆不定。170他以此为由把青年和青年的心理看成是一股自主的政治力量，他们对政治进步思想具有特殊的接受能力。

格雷斯因此倾向于将青年协会理解为青年运动。耶拿的基本法文书中对贴着“自由”和“力量感”标签的，独立的学生文化的要求，明显来源于以年龄作主导的论断，那是聚集在大学里面的“男子汉”的“全盛”与“灌注”。171青年协会在理论上提出了青春和壮年期的组合，这使全体大学生与未来的关系显得生机勃勃。青春不再是单纯的年龄定义，而是一种性格特征。它可以在成年公民中被继续保留，因此成为推动潜在的、政治社会基本规则改变的原动力。像格里斯一样，协会青年之所以导出自己作为政治和社会变革承担者的本体认识，是因为他们把与历史无关的人文主义论述和历史角度论述相结合：青春激情的力量，因为革命年代的经历，变成了一股政治力量，当中“至关重要的改变均由单独个体出发”，在新兴的个人主义思想下，人们如是说。172他们将自己嵌入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中，因为年轻，他们宣称自己是未来进步的担保人。173协会纲领中实体政治意图的体现越具体，未来概念就越明显地被划入生命循环的乐章中。卡尔·海因里希·霍夫曼认为，要实现他的政治目标，须走过一个包含“若干世代”174的时间路线图，耶拿青年协会成员“有朝一日作为男子汉”有义务去坚持捍卫那个他们“少年时代”所拥护的立宪目标。175卡尔·维尔克（Karl Welcker）作为吉森和海德堡客座讲师，亦是“绝对主义联盟”的促进者，以一种作为“议政教员”的典型方式，把时政批判、自由进步理想和政治教育学结合在一起：大学教育作用于年轻人，但是只能从长远视角观察其成效；德意志土地上的一切（改变）均需走过漫漫长路，“首先可以指望的，只能是正在成长的一代”。176

青年和意识形态建设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这个问题对被诠释为青年政治运动的青年协会具有关键的意义。由于此处不可能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从根本上作详细的探讨，但是另一方面对青年协会的研究不可能避过“青年和政策风格”这个题目。因此“意识形态”在这里，首先只是代表一种对如下行为的意愿和情感：拥护或多或少较为极端的立场并为之冒险战斗。毫无疑问，在青春期对自我身份的探寻、发现和对一种上述意义上现实的“意识形态”入口的喜好之间有着某种关联。成年以后，一个人如果实现了本体建设，他主要应该具有以下素质：放弃青少年时期绝对的自我身份辨识倾向的能力，而转为追求自我身份的部分辨识，这样，单独个体才能在比如效忠（集体）和自我实现之类的矛盾中看到可行的方向；接受现实复杂性的能力和承载与这类不可消除的矛盾的制造者的敌对关系的能力，同时不对现实作扭曲性的简化（双向包容力Ambiguitātstoleranz）；最后还有“在内心保持自我，并在另一方面长久地分享某一群体特征和行为守则”的能力。177与此相对应，埃里克森着重强调了青年人特点中两个看似冲突、其实互补的倾向：一方面是尖锐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对理念和忠诚的献身。他就此导出了青年的意识形态倾向：“思想掌控热情，并引导青年人正直地克己，真诚地愤怒，他们激发出，并且唤起一种质疑社会藩篱的要求，恰恰是围绕着这一藩篱，保守和激进力量进行着最为激烈的社会斗争。”178

青年人的身份难题已经在1770年到1815年间学生骑士团和同乡会中被多重探讨，大学生结盟作为寻找并发现身份的方法被冗长地转述。青年协会将这个身份斗争首次与明确、可界定的政治纲领相结合。罗伯特·维塞尔赫夫特以一种协会语言中典型的激昂语调对他的同志们说：“施展你们的力量[……]，为你们年轻的灵魂建设坚固的归所！那么一切都会变好，轻狂傲慢的爆发，意兴阑珊的降临，在因为羞耻而应感到的恼怒，还有因为你们和他人的弱点所引发的不快中得以掉转方向。可憎可恶的病态情绪不再扼住人们美好生活和存在的咽喉，罪恶只被弱者继承，（它）是腐朽者和堕落者的生活……兄弟们！这是极大的困境！我们还不是一个民族，一颗心和一个灵魂。为你们自己觉醒，守护我们的国家。”179维塞尔赫夫特极为明确地建立了个人的、自我集成的斗争和一个崭新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斗争之间的关联。寻找一个坚固的，以无可置疑的有效价值为导向的人格结构，和要求实现一个全新的、社会的、国家的形态得以融合统一。这个极为强大的、史无前例的、个人成长危机和政治要求共生栖的现象，在历史上不只需要一个相对静止的阶级社会向被动员起来的公民社会过渡的背景前提，它的历史条件还有：专制统治丧失其权威，有教养的市民阶层上升成为一个崭新的、以自主个体的典范为指引的政治社会精英群体。人们只能把这个现象想像为传统的正统和行为准则广受撼动的结果，它只有通过晚期思想启蒙运动和带来一系列后果的法国大革命，通过在德意志各邦改良中拉开序幕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才会变成可能。危机四伏然而自觉的身份探寻，和真实存在且也被认定了的政治和社会基本法规的缺口，实现了结合。这个背景的全貌可以通过所有第一代协会领导人的生平被展现出来。早前流传下来的规则、仪式、典范已经不足以促成忠实于自我和群体共同价值观念、行为守则之间的有效平衡。18世纪晚期开始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使学生风尚已经越来越深地陷入启蒙时代对文明开化进行要求的压力。由于各邦政府的革命经历、战争参与和复辟转折，造成了政治秩序中正统的缺失。这种情况下，为寻找一个统一的自我而奋斗的青年人，将政权形态也看成是一种规范而列入了审视，对这一类的规范，人们能够有意识地加以肯定或拒绝。

过程中，他们表达态度的形式亦贴有青年人身份危机的标签。尤为典型的，人们看到“热忱”这个指导概念反复出现在青年协会的表述中。它着重传递了一个讯号，青年将随时毫无保留地献身于某一伦理或政治价值，同时其他同样重要的价值视域则完全被忽视。青年协会的纲领文献共同表现出号召性，它们是面向大学生的呼吁：给整个人生以明确的方向。这是那个典型的分裂人格的行为模式，为了在成长危机中以转变信仰的方式来发现自己，为此青年们没有保留地对某一事物进行担当。180带有吉森团体“绝对主义联盟”论调的公告正符合这种，或者全部或者没有的极端态度——（我们）愿意“为了那个使人胸中澎湃的，最为庄严的思想，为了自由和公正……生存或牺牲”。181由于这个观点，人们将自身划分成两个明显对立的阵营，美好和邪恶，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中间形式。学院导师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成为“上帝的奴仆”，就是成为“卑鄙小人”。182

如此选择性地接近现实这一矛盾的心理极为显著。它可以释放出不寻常的力量、行动的意愿和服务的意愿，但是却无法逃脱教条主义和自负带来的危险。在历史意义上尤为严重的危险是，以某一观念实现自识，（其过程）不只服务于（客观）问题，借由这一观念，人们亦会赋予（主观）自我权力和意义。在对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诉求中，青年协会从一开始亦表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正在成形的有教养的市民阶层对自身影响力的要求。这个要求在骑士团的日常语体和自我表达中时常被提及，虽然是以一种非政治性或尚无政治目的的方式。183协会青年以如下结论为理由说明了他们意欲跳脱同乡会体制的诉求：在它们（同乡会）中间表现出民族观念的无力。同乡会（体制）必须被超越，只有这样，才不会使“历史”陷入那样的“遗憾——一个如此高贵庄严，团结其力量便可号令天下的民族，沦为他人贪婪与暴行的牺牲品，没有通过施展自身和外部的威力而备受尊敬地立足于列国之间，而成为软弱无能却更加团结的邻邦的讥讽对象”184。当人们如此剧烈地释放那个一开始没有政治意义，接下来，自青年协会创立以来却被清晰表达的政治权利要求时，危险就在不远处——对一种思想无条件地拥护，对一种要求无限制地肯定，最终会转变为一种等同于宗教崇拜的思想的绝对化，和几近虔诚的为个人权利要求所作的辩护。这个权利要求这时已经脱离了一切受普世承认的伦理规则。青年协会运动中两个最具影响力的代表已经清楚地证实了这种危险：卡尔·佛伦，最为犀利、最富学识的青年协会理论家，亦是极富感召力的吉森“绝对主义联盟”的组织者，到1819年为止最强有力地提出了将“德意志信仰”185（Deutschtum）和“基督教信仰”相结合的要求。他遵循着超越信仰的全民教派的思想。1861819年以后，佛伦变成一名虔诚的狂热分子和宗派鼓吹者。卡尔·路德维希·桑德（Karl Ludwig Sand）将自己刺杀科策布的动因辩解为，其实是臆想中的无限制的神的指令。187当刺杀科策布不仅被人们归因于极端激进主义的本质，而且归因于桑德在身份与自识探寻中的困难时，那并非是一种现代主义的时代错乱的判断方法。美茵茨中央调查委员会的首脑报告以一种不同其以往论断的突出方式，不只从发展心理学角度出发，研究了左右桑德成长的家庭状况，亦探讨了影响深刻的历史的，家庭以外的，他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个人因素。桑德在“骄纵梦幻的环境中被抚养成人”，从童年时期便习惯了“自我引导地蔑视[……]权威，认为它不具备理解他和领会他情感的能力，为了更加崇高的目的用诡计和挑衅进行反抗”；他心中充满了“亦是因为一些童年记忆，对法国人的仇恨”，并且最终因为两个少年同伴的暴力死亡而对“死亡概念习以为常”188。

四

那个思想，或者说那个具有最高效力的，青年协会为之献身的，对忠诚的信仰，实为现代的国家主义思想。它具体体现为对全部德意志领土实现政治统一以及“国民”参与政府决策和立法的要求。在这个“国家主义”中，存在着一个以青年协会为代表的新局面，和有着更长期面向的，大学生文明运动及结社运动的诉求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吉森刊物“荣誉之镜”对这个区别作了最为精辟严密的阐述，虽然它还没有跳脱思想启蒙时期的世界公民信仰。那些文字伸入基督教以及启蒙时期世俗化后的宇宙观传统，并将这些传统中，全面的生命诠释和行为规范要求转向（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诉求）：“一切追求与行动，[……]即便方向有所不同”，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对准“造福人类”这一目的，当中过程关乎每一个个体，它可以首先表现为造福“自己的人民和祖国”。189到1819年为止，所有的青年协会政策都将国家看成是决定性的“定义和辩护权威”190。之前的青年协会史研究将这个国家主义思想全然归因于一个惟一的历史起由：与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在反法独立战争中的对抗。这种解释方法存在多重不足。首先，对一个在社会经济条件、未来前景、生活方式和心理层面上都有着相对明确定义，其知识结构、鉴定规范和社会影响力都不可能逃脱巨变波及的社会群体来说，人们转向笃信国家主义思想，（应）引发对社会史，或者说社会演变与国家主义思想之间因果关系的追问。其次，大学生对国家主义思想的理解必将受到影响，因为协会组织在风尚和心理方面延续着启蒙时期的道德与纪律教育运动。当然，大学生是在经历了法国人对德意志各邦直接或间接的统治之后，并且是在反法独立战争之后才开始有了对单一民族国家的诉求，这一点不会改变。同样无可厚非的是，在国家主义思想中可谓典型的“独特意识”在这里也倾向于强调共同的、自然的，或历史的渊源，并将自己解释为一个“有相同祖先或者有相同历史的共同体”191。但是以上描述的全体大学生在公民生活和劳动领域中自觉的自我整合过程，以服务国家为导向的价值转变，还有学生交际方式的改变可以表明，当国家主义思想在与外敌的斗争中被“点燃”时，关键的社会结构前提已经成立。在纯粹的政治历史学视角中，那个看起来突然的，全无准备的，面向“国家”的过渡被简单归因于决定一切的忠诚，它可以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只要将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原则加以考虑。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卡尔·W. 多伊奇（Karl W. Deutsch）的互动原理。它首先跳脱了早前的国家主义关于自身成形的理论，跳脱了比如人们可以在费希特、安德或鲁登身上看到的观点：同一民族的身份取决于它全体持有人共同的，具有相同起源的情感类型。相较之下，多伊奇将文化的一致，国家的主要标志——以协会青年的觉悟——定义为社会流通共同体。192文化本身，在这里被理解为社会价值观念的总和。为了可以发挥作用，它以一个相应的社会交流体系为前提。因此国家的形成，是一个较大群体的全体成员在社会上（也是这个群体内部）的往来变得越发频密的过程。大群体中全体成员之间的“角色互补”体系本身有所差别。社会中的相互依存的程度——事实上这里每一个体与他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加深——取决于社会演变的规模。加速演变的社会也更加强制人们进行群体认识并推动大家看清具有群体认知意愿和认知能力的益处。这个群体认知过程的结果最终在事实上提炼出一种对自身富有意义的“国家符号功能”，这些符号实可集结国家意识。193

如果把这个极具普遍性的理论与从大约1750年到1833年的德意志社会史进行比较，那么“知识分子”在开化的专制制度中的解放，公共价值观念在整个社会行为守则中的流传，集体行为的历史以及现代职业体系的逐步成形，这些现象相互接合成一个诠释性背景。这个背景开启了一个对正在成形的德意志民族，亦是大学生的国家主义思想至关重要的，至今未被重视的层面。首先重点在基督新教的领地内，接下来亦以同样的方式在天主教德意志土地上，形成了一种赋予公民价值观念以影响力的社会交往体系。在农业社会的爱国主义集体中，在读书社和各种形式的无记名团体中，公民阶层传播了一种新形式的，在单个领域内可使各阶级相互融合的社交，建立了新的愿望并发掘出了一种更加强烈的，不只是批判的，同时是热情投身公共事务的意愿。194通过（团体之间的）血统关系（特别是无记名组织之间的血统关系）、双重会籍情况和系列期刊杂志，一张联系紧密的组织关系网被织成。在这个网络中，人们追求相同的利益并且有着跨地域，最后亦是跨（各邦国）领地的协作意愿和需求。在1786年和1788年，坎珀（Campe）和赫尔德（Herder）草拟了他们的“德意志学院”计划。这个极为综合的、由各类型社团组成的组织架构在1800年以后，以功能的不同开始了更加细化的区分。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建立联合会，首先是在邦国范围内，但是自1822年起，也扩展到全民族框架。比如1822年成立的“德意志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同盟”。195三月革命前期，这种社团行为在公民手工业者阶层中得到推进，并进一步扩展到大众范围。既是人们的预想，亦是事实结果，它实现了整个社会更多人之间愈加频密的接触，实现了空间的、社会的、汇聚各自主题的交际外扩，它延伸并传播认知，它扩展社会阅历，拆除宗教、地域和阶级的藩篱。

学生骑士团、联谊会以及青年协会是广泛的社团运动的一部分，就像其他类型的团体一样，它们培养教育、义务伦理和责任意愿这些公民价值观念，同时要求更高的公民权利，特别是1815年到1819年间，但是在这之前，它们也开创了全民族的组织架构。从大约1770年开始的骑士团的创建，有意识地打破以前的同乡会原则，跨地方进行成员征召。以这种校际扩展方式，到1790年，较为宽松的信仰共同体已经在整个德意志基督新教领地范围遍地开花，到1795年，天主教大学也开始加入这些团体。196以前帝国中受地方和领地制约的大学系统和大学生中间的排外分子现在已经退隐。“来自全德意志区域的所有学科学生共生栖”，被认为是“有益”的，它被用来扩展“个人阅历和知人之明”。197亚恩在一封书信中反对以同乡为原则聚集起来的“小圈子”，因为这样不能达到“大学生活的主要目的：与他人在交往中进行磨合”。198赫尔德1790年在他对大学生的荣誉审判和同乡会组织的评语中提到，通过“知识分子的组织”，民族在文化和审美上的统一早已得到促进，并且是以一种良性竞争的方式。199这种思想和交际疆界的扩展，体现了大学生与日俱增的，在理性和感性（双方面）的不安，也符合大学之间生源流动性明显日益增强这一背景。通过自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开始的德意志邦国体系中的领土革命以及原先帝国中大学构架的彻底变革，这一流动性更被加强。比如在维尔茨堡，来自施瓦本、莱茵、普法尔茨和巴登地区的学生比率在1795年已经显著上升。200海德堡大学在被划入巴登大公国以后，涌入大批主要是来自北部德意志的学生。七所天主教高校（科隆、美茵茨、特里尔、班贝格、迪灵根、帕特伯恩、富尔达），三所基督新教高校（阿尔道夫、林特尔恩和海尔姆施塔特）解体，明斯特、爱尔夫特、威登堡和杜伊斯堡大学衰败，柏林大学新立，拜仁邦立大学从因格尔施塔特迁移到兰茨胡特，这些为生源在附属区问题上，并因此使同乡会在招募地区问题上带来了深远的改变。这符合从骑士团时期开始的发展逻辑，这个发展更通过由外源促成的各校大学生整体的组成结构的改变，而被进一步推进。从大约1790年开始，首次出现了一所大学中各个同乡会之间的广泛协商，从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开始，出现了更大范围的、跨越多所大学的同乡会组织的团体协商。1790年开始各学校（例如哈勒，1790；耶拿，1791或1792；奥德河畔法兰克福，1798；维尔茨堡，1800；兰茨胡特，1802；海德堡，1803和1806；吉森，1806；哥廷根，1811201）有了明文编纂的“社团行为准则”，它要求所有签字的同乡会——并且有意识地——要求所有同校学生共同遵守一个统一的行为规范。这个过程也使不同大学在这个问题上原本明显的参差开始被拉平。最后社团行为准则的适用范围已经扩展到全部的德意志高校。海德堡大学1804年所发布准则的约束范围是哥廷根、哈勒、耶拿、维尔茨堡、莱比锡、兰茨胡特、图宾根、爱尔兰根、奥德河畔法兰克福、罗斯多克、基尔、马尔堡、吉森、威登堡以及海尔姆施塔特。它对天主教或是基督新教地区，南部或是北部地区，没有作区别规定，但是科尼希贝格、斯特拉斯堡、巴塞尔和弗赖堡没有被包括进来。202这种情况可能出于以下原因，在那些大学不存在有影响力的社团组织，但是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主要是旧时帝国周边，或者说外围的大学。尽管同乡会的组织形式在部分范围再次活跃，但来自德意志领主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流通网络开始系统地确立起一个大学教育的公共空间，它开始普遍有效地整理各校学生的关系，并在外部确定了这个受统一教育的空间的界限。他们相互之间的归属意识相似于德意志全体教授或文艺政治舆论界的整体意识，它们全都出自一个“德语区的新兴知识分子共同体”。203

1818年10月18日成立的“德意志青年协会”，是在思想上最为活跃并最富有政治关怀的大学生联合形成的一个全民族组织。它不只是与外敌对抗的结果，而且从大约1770年开始，在一个愈发致力于超越领地限制的“国家”意识中，在全民族组织构架变得坚固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不断地被推进。相应的，青年协会自己也绝不会将他们的国家主义思想单独归因于同法国之间的对抗这个外部因素，即国家之间或人民之间的竞争。而是在同样大的程度上，就算没有首要地，以文明和政治进步的观点对他们的国家主义加以解释。新近萌生的国家统一意识，以及它透过结社活动得到的巩固，从这种角度来看，是文明提升这一总体过程的必然结果。这个过程当中，国家实现统一，只是更多彼此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现象要素之一。其他的现象要素还有：理智的提升——它对行为进行指引且代替了“原始力量”的宣泄；从一种“表面的荣誉”转向一种对个人更具意义的、向内在升华了的荣誉的深化理解；透过以“理想”为指向的精神劳动和行为规范得以实现的，对“下意识”的，向低级本能活动沦陷的克服。204因此这些恰恰证明青年协会的国家主义思想——在1813年到1815年间全民愤怒“爆发”以前——其根本起因是德意志各邦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动员，特别是有教养的市民阶层的独立运动和他们在整个社会上的崛起。他们的实际影响力和社会权利要求，完全是由上述的文明成果衍生而来。有教养的市民阶层在其自身成形的年代，一直到改革期结束，恰恰培育了那种群体认知能力。这种能力在阶级社会解体、社会动员愈加纵横交错、变革后的机构政府中行政课题越发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不可或缺。与旧时的学生自我理解相反，骑士团、联谊会和青年协会完全明确地扮演了公共认知能力培育中的活跃分子。205这个能力不仅仅包含具体的职业技能，亦包含普遍的社会感知能力、社会理解能力和社会冲突能力。

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观点：在弗雷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s）1819年创建“全德商业和手工业者协会”致使从事经济活动的市民阶层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同样提出取消邦派藩篱的要求之前，知识分子是德国国家主义思想在其初始时期的承担者。206对公民经营者来说，对一种“利益”的追求，是国家主义思想的关键动因，这一点在公民和青年知识分子阶层中间亦不能被完全排除，比如知识分子会竭力争取一种国家“理想主义”。207如果因为厄恩斯特·多伊奇，“利益”被理解为“个体改善或保有其竞争地位和前景的总和”，208那么德意志土地上的大学里面的学生亦会对一个统一民族的国家拥有强烈的“兴趣”，因为在那里，公民的价值和规范观念可以实现更强大的影响力。

很大程度上与外部的“国家”政治事件的影响无关，学院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和公职人员的社会经济地位都不可逃脱激烈变革的影响。从18世纪中期学生人数开始减少，到1810年的绝对低谷时期，大学生人数仅为大约6000—8000人。一般观点认为，这个现象不是缓解大学生和工作岗位数量之间的矛盾，而是预示了危险的就业机会紧缺。接下来学生人数从1815年的5500人到1830年的最高点时期的16000人有了三倍的增长。它的背景虽然是社会对大学生需求的急速增长，部分因为高等学校的扩充，部分由于政府机关的改建，部分因为长期的就业市场周期运动框架中对法学家、神职和医务人员需求的增多。209但是这不会改变因为变得激烈的竞争，就业形势本身持续变化的情况。

18世纪中期开始的公共考试制度的改良，到1834年普鲁士最终确定高中毕业考试为进入大学学习的前提时到达顶峰。随之而来，入职的条件也被升高，它看起来更加客观，并向可检验的能力标准看齐。新人文主义的教育改革使能力意识在教师和学生中间更为加强，并将教育和教养，越来越多地理解为社会劳动。2101810年以来教育普遍增长，更加灵活的社会上升机会在改革期得到释放，对能力的评判标准变得更加客观，这些因素增加了学生内部交往的多样性，并促进了学生之间的竞争。贵族融入到新的教育政策中，18世纪中期，他们依然代表了学生总数的大约八分之一；在统治阶层或是有高等教育家庭背景的学生（45%，将贵族学生考虑在内的话超过全体学生的50%）身边，正在上升的市民阶层学生比率明显提高，1850年前后，他们占学生总人数的五分之一。1800年左右，现代的、以能力作为挑选标准的招生原则已经开始令裙带关系行为受到排斥，211尽管它不可能完全消失。这些现象的总和导致了自大约1770年起，现实的市场原则在学院领域内开始形成，它是真正的能力竞争，并具有跨越邦国界限的更高的动员性。

协会青年因此坚定地将他们的职业培训和就业准备归纳到新的指导概念“国家教育”之下——与外敌的对抗，是一种背后的追加动力。“一个德意志的大学（高等学府）是德意志人民完全以完整的祖国教育为目的的共同教育机构……德意志的大学因此必须包含人民精神领域全部的教育和文化愿望的统一，并且全方位地领导、促进和塑造以祖国和人类为目的的生存与劳动。”212国家本身，既是教育的前提，亦是结果，被定义为“自由的教育国家”。213这样，知识分子为国效劳这一公共需求，便与宪法政治的要求不谋而合。耶拿和吉森的青年协会章程可以佐证社会动员在传播国家意识上的功用；章程同时显示，群体认知的结果，就像卡尔·W. 多伊奇推断的那样，的确是一个象征意义的国家。作为学生文化、学生改革、道德教育运动的结果，协会青年对自身的品质的要求——“独立与荣誉”，“自尊”，“发挥自身影响力的力量感”——被推广到整个民族。这些品质在“国家教育”这个集合名词下显现出民族性的特征。214教育（这个词），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眼中意义极广，作为独特品质的鲜明显示，作为对低级本能的掌控，作为知识和意志力的增长，作为对预想前景的全面打造，它升级为完全的、国家特征的决定性标准，它是“德意志”的同义词。正在崛起的知识分子阶层把他们理想中的共同身份，诠释成整个民族身份的榜样，这个理想就它本身而言，出现在从大约1770年开始的历史变革阶段。在成长中的学院青年的自我形象中，自然意义上的学生“阶层”传统特征，和独特鲜明且现代的人文主义元素相互叠加。但是总体来说，“受过良好教育的”德意志人，是全体德意志人的典范，“大学生之国”是德意志统一民族国家的样板。费希特将“全面”——新人文主义学者中间的指导概念——阐释为“德意志”专长。215安德将知识精英的品质——“诗意和智慧”，对“贫困狭隘的生活”的摒弃，对冲动的，受制于满足本能欲望的存在的跨越，因而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方式和理想，作为个性特征推广到整个民族。216从知识分子中看到国家，这是一种明确的政治转向，安德，还有协会青年在不计其数的表态中，将旧时代的学生独立解读为中世纪古老的平民和骑士阶层的自由一路流传到如今专制体系的后遗症。217从内政和宪法政治角度出发，德意志大学史对自由的这种解释反对晚期专制统治和邦国政治，以外交角度来看，重新解析大学生独立，可以帮助人们由德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独特的历史导出自由意识和民族优越感的优先性，否则这些是很难被证明的：“难道不是这个由大学生引领的独立，这个如此短暂易逝的神的游戏，最终使德意志的男人，在他祖国政治形态的多重困苦和悲惨中成长为一个更为独立和理性的男子汉，就像欧罗巴大多数其他地方的男人们那样。”218

意识形态和社会动员的关联在有教养的市民和青年学院派的国家主义思想中如此清晰地被展现，同样清晰可见的是，这种关联并不足以解释国家信仰的意识形态特性本身。社会变迁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首先表现在人们的精神倾向转往一个新形式的更加紧密的学生内部的集体凝聚性。它是青年学生倾其全部人性特点追求的目标，他们致力于追求一种前所未有的智力的、情感的和社会的责任。这种凝聚的强度接下来被当作一种要求的典范而延伸到整个民族的层面。集体凝聚性变得愈发牢固，这导致单个个体被全面要求。这使这种意识形态散发出一种倾向，它把它的内容、国家观念，脱离单纯的社会动员过程中的功能，而从总体上进行夸大。人们看来必须承认国家观念里面纯粹的，看上去高于一切功用的，自身固有的高贵品质。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走过了何种心理路程，在此无法作细致的研究。但是很明显的是，他们所追求的团结，只能在当他们宣称的共性内容超越一切其他“利益”而成为终极价值时，才能得以实现，或者说，只有在这种价值成为信仰时，才得以实现。因此人们在耶拿青年协会宪法中说，“祖国的自由和独立”是“最亲密的上帝”，“最为神圣，最为崇高”。219国家的两种属性看起来非常适合用来说明它是一种至高的忠诚，那是使它超越一切功能论的跨时代性和必然性。1806年到1819年间，在有教养的市民的国家主义历史观里，在费希特、安德、亚恩、鲁登和协会青年的思想中，国家是一直存在的；它成形于四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以那些有迹可察的，符合各阶段文明发展特征的形式存在。220只不过表面看来与思想史学研究相对立，国家作为最高级别的定义和辩护的权威，拥有跨时代的意义。国家是一种不可抗拒不可跨越的社会政府组织原则，亦符合这种看法。国家或早或晚一定会出现，没有一种历史进程可以将其跨越。这种基本假设使青年协会的国家主义思想在一种忽略社会功能的层面上追求着行为与劳动的意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只有在时值人们信仰变迁的基础上才是可以想像的。这个变迁完全改变了他们对信念的理解。221无条件的信仰愿望和信仰能力所处的，是一种取决于人们内心的，因此也是可以改变的，服务于人们行为的状态。

国家理想作为加强集体凝聚力发酵剂的先决条件，不只是“独立”这个概念由其旧有的准阶级意义转向一个刻有国家民主烙印的理解方式，还有学生社团组织内在状况的变革。早前的同乡会虽然从出发点上追求会员之间仅受年龄长幼限制的平等，但是它的领导者或前辈经常被赋予超然的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在内部结构上仍然保有受权威左右的群体空间。18世纪末期经常会出现反对这些领导者“暴行”的抗议。222学生骑士团中高层领导者也拥有不受限的统治权力，但是不同于以前同乡会中常见的原有成员内部投票增选原则，在这里民主选举原则得到了完全的贯彻。1790年以后新型的同乡会或者学生联谊会也接受了这种原则，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不苟同骑士团中高层的强悍地位。全体会员之间平等的原则被明确地写入了章程，多数情况下与自由这个关键词相结合。223联盟的形式必须以自由为基础，就像1808年一个盖斯特法利亚组织（Guestphalen-Konstitution）在它章程中所写的那样：这里不允许半点被出身或财富的差异所决定的不平等。224这些章程在思想和措辞上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情绪的印记。225在个别尤其切中要害的表述中，“天赋人权”的契约论被用来作为明确的理论基础。拥有平等权利的个体以责任相互制约，那个责任意味的是为“所有人的共同利益”牺牲个人权利。226这里体现的是在大约1795年到1815年间已经出现的潜移默化的政治教育，或者至少是一种的确带有政治指向的概念和想法在大学生意识中的渗透，一种对政治思想和政治争论的敞开，虽然那些团体公开表示不参与政治。骑士团，也像全部的无记名团体那样，仍然鲜有政治理论和政治词汇的使用（光明会除外），但是协会章程却在语言上采用了当时较新的，“天赋人权”说的手册中的词汇。22718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生社团实际上只能以当代的政治理论词汇来定义自身。

就像他们在审视大学生的风尚和荣誉时所做的那样，协会青年在这里仍然汲取，并进一步推动着源于思想启蒙的改革力量。他们宣称“平等”是“自由的集体行为”的基础，在大学生的权利地位层面，它被严格界定为社会的、宗教的且合乎年龄的平等，228在其中人们亦开始以排挤犹太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作为基督教国家的定位。那些纲领草案明确了以下目标，反对“腐朽对新生的暴政”，“由全体协会成员通过投票”选出领导者，不管是在领导者中间还是在其余成员中间都严格禁止“任何一种分级”。229但是这些规定在到1819年为止的改革工作中只是逐步地，并且绝没有在整个范围内，被实际贯彻执行。在以前的同乡会中，人们是按照自然流传下来的学龄标准来制定权利等级的。经历了骑士团和联谊会，青年协会在它创立的初期仍然效仿着这一管理原则。耶拿青年原始协会的基本法规仍然沿用以前的划分：“一年级学生”、“二年级学生”、年轻“兄弟”230和年长“兄弟”，其中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是不被授予选举投票权利的。只有入学三个学期以上的学生才有资格参选领导者。较之联谊会精英由于要求有所提高，这种内部等级的划分甚至更被激化。231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改革者在耶拿协会的内部，通过援引“人生而平等”，一步一步实现了更多的平等。232耶拿协会1819年对其基本法规进行修改并已授予第二学期的学生投票权。还有元老院式集会表决的等级原则也逐步被改良，人们倾向于一种现代的代表协商和表决形式。1815年的基本规定仍然将协会成员以年龄的界限分成四级，其中最为年长的三级可在特别集会中参与协商重大事务；与此相对，1819年的基本法规打乱年龄限制，将成员分成21个部门。这些部门的兄弟集会的职责范围被扩大，每个成员都被授予申请修改整个协会基本法规的权利。兄弟集会现在执行着整个“立法”和“司法”的权力。233平等思想在物质层面也得到贯彻：每年收到少于一百塔拉汇款的协会成员可以免交入会费用。

瓦尔特城堡庆典（Wartburgfeier）和科策布刺杀案（Kotzebue-Mord）以后，青年协会本身成了富有争议的公共讨论对象。我们透视这场大众传播行为，便可以看到，正在成形的政治舆论是如何消化理解它与那个具有明确政治意义的，在刺杀科策布的个案中被蒙上恐怖色彩的青年运动的对峙的。青年协会本身认为，人们为学生骚动作自由辩护，恰恰印证了公共政治舆论正在成形。对这些人来说，不受限制的大学生的自由是普遍公民自由的承载元素。大学生作为“大学里的公民”，不是被排除在公民社会之外，而是被看成它的重要承担者。234全体大学生的参政，不仅仅是拿破仑统治时期和反法独立战争的必然结果，它亦是整个社会对政治关注增加和政治判断趋向成熟的部分体现。235在重大政治事件和德意志众邦复辟转折的背后，普遍的文化增长也以一种积极的意义对此负有责任。从这个角度看，刺杀科策布就是错综的狂热和一种似乎是边缘的“精神亢奋”的外在表现，而非标志着一场危险的革命。236与之相对，拥护现有政权的保守派批评家强调，大学生的自由在这里遭到滥用。他们一方面踯躅于禁止结社的专制传统，另一方面还在继续进行着反启蒙者和启蒙运动之间的斗争。因为对他们来说，青年协会“只不过是描述旧事物的一个新词汇”，所以他们把它看成是18世纪晚期那些无记名团体的复出。他们的思维框架等同于那些阴谋论者的框架，比如里奥波尔德·阿洛伊斯·霍夫曼（Leopold Alois Hoffmann）或者约翰·奥古斯特·施塔克。237就像18世纪90年代反对启蒙运动的论述一样，他们抛出这是对政权和教会的危险颠覆的论断，将无记名骑士的联合污蔑成是一种大范围的阴谋。这里很明显是把光明会拿来进行参考，痛斥了一切施塔克归纳为“诡辩”的，最后提出雅各宾激进共和主义的说法。238

在自由的大众传播中，青年协会被认为是自由民主运动一派的组成部分，因而是一种历史的新生事物，而与其相对立的一方，他们的感知仍然停留在与思想启蒙作斗争的轨迹上。两种诠释出自各自的立场。这个看起来时代错乱的传统主义者的诠释模式，从较早的1815年到1819年的政府公职人员的视角出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卡尔斯巴德决议对结社的禁止并非史无前例，它更多的是最直接地延续了近代早期禁止结社的传统，这个传统开始于1664年的一次帝国决议。卡尔斯巴德大学准则的规定内容，直到极为细节处都参照了1793年6月19日帝国鉴定的内容。其时在德意志土地上，与政治结社禁令的强化并行地，正推行着反对大学中“无记名骑士团体和协会”的强硬政策。帝国鉴定已经命令禁止任何学生的结社行为，这其实也是保持反对同乡会和学生骑士团这一长期政策的一贯性；违反准则的行为依据卡尔斯巴德大学法则的第三条将招致开除学籍的处罚，处罚决定会同时通知其他大学以及地方行政机关；相应的也会剥夺受处罚者以后在行政机关的供职机会。239

尽管当权者针对学生结社行为一直保持他们的态度，卡尔斯巴德决议的颁布对大学生的历史却有着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意义——它超越了人们对联合会行为的传统限制，甚至也超越了1793年的帝国鉴定意见。各邦政府现在严格地关注着规定的执行，尽管萨克森魏玛邦亲自向帝国议会递交了申请，不像1793年在耶拿那样，人们甚至不记得将帝国鉴定进行刊印发表。特别是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一个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舆论得以建立成形，1814年或1815年开始，参政的学生自觉地加入到这个公共舆论当中。献身政治的青年知识分子领导阶层被控诉为非法，这想必在很大程度上长期扭曲了德国现代化进程之实质承载阶层的公共自识。

威廉德国时期青年和家庭的图景——对德国特殊道路的再思考240

汤姆·泰勒 撰　赵鹏飞 译

在最近为“私人生活历史”（AHistory of Private Life）丛书所撰写的文章中，英格博格·韦伯—克勒曼（Ingebord Weber-Kellermann）讨论了德国家庭的性质与现代德国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处于她讨论核心的，是父权制在家庭中的兴起和持续与它和德国政治生活中极权主义结构的相关性。对她来说，父权制家庭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德国“家长”（Hausvater）的类型。现代早期的“家长”曾经作为国家法律和政治的基础，统治着国内事务。尽管19世纪家庭的经济功能几经变迁，父权制依然强大。尤其是在中产阶级家庭之中，高高在上的父亲仍然在家中对妻子儿女颐指气使。最后，她论证说，正是一战之前父权制的存在助长了德国选民在1930年代对纳粹的屈服。在将德国极权主义家庭同法西斯的兴起联系起来这方面，韦伯—克勒曼引用并赞成霍克海默、弗洛姆、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观点。

（这些）观点认为，家庭——特别是那些德国传统下的父权制家庭——之中的童年早期经验，是极权主义政治系统的基础。这一派社会心理学家成功地说明了集权主义家庭社会化与法西斯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241

韦伯—克勒曼有关德国家庭的观点与长期以来关于家庭和青年的历史文献记载是相一致的。事实上，父权制在现代的持续这一主题，一直是德国被阻碍的或夭折的现代化进程——即“特殊道路”（sonderweg）范式——的主要解释之一。从1848年革命的失败、俾斯麦的殖民政策、一战的爆发到纳粹的上台，当人们尝试着解释德国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时，都少不了反自由又反动的中产阶级的身影。根据这一范式，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中产阶级对人所期待的作为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和自由主义的捍卫者这一角色的放弃，为封建—军国—官僚制的第二帝国的苟延残喘大开方便之门。资产阶级“屈从于前工业时代的精英，未能在国家中完成任何基本的改革，并且还被吸收进了当下的‘贵族的’和‘极权主义的’价值体系中去。在帝国中，这种‘封建化’或者‘再封建化’被严重的制度化了”242。这样，中产阶级家庭在帝国时代既是极权主义在帝国政治中一个显而易见的符号，又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如弗洛姆和其他人所主张的那样，是这些价值的显著的来源。例如，魏勒（Hans Ulrich-Wehler）坚持说威廉家庭中的家长制和极权制强化了帝国政治中占统治地位的极权主义模式。同样，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也注意到德国威廉时代的父亲的极权性质：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父亲同学校系统一道，都对社会斗争持反对态度，而这种弥散在德国社会中的态度，阻碍了民主原则的传播。243最终的结果是德国在一战期间为列强所宰割和1930年代纳粹的上台。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在戈夫·艾雷（Geoff Eley）和大卫·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的著作《德国历史的独到之处》（The Peculiarities of Gemnan History：Bourgeoi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在1984年问世之后，人们开始质疑关于中产阶级在德国政治历史中所扮角色的传统观点。艾雷和布莱克本反驳了那种认为国会立法改革的脆弱表明了中产阶级放弃介入社会改革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在威廉时代的各种政府机构、社会改革运动以及其他相关领域之中，资产阶级都取得了相当的政治成就。两人都提出，要谨慎地评价资产阶级甚至是整个受到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的情感与心智，避免过于笼统。在讨论到弥散在这些群体中的文学上的文化悲观主义时，布莱克本注意到，（尽管）文化悲观主义在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中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潮流，（但）文化乐观主义在19世纪中晚期并非完全拱手让位，对进步的信仰亦非转变成了绝望。现实是二者复杂的并置。244在一系列继续重新评价特殊道路的文章中，托马斯·尼培代（Thomas Nipperdey）也注意到，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在现实中处于传统、现在和未来的交叠之中”，“威廉社会中压倒性的潮流是不断增大的民主的潜能”245。

沿着类似的思路，对现代家庭以家长制和极权制为特征的描述，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了质疑。例如，达伦道夫在《社会与民主》（Societyand Democracy）的结论中认为，“如果它（这一家庭图景）曾经是真实的话，那么它可能无法概括德国社会的全部，更不能描述随后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鲜活现实，因为这一图景有过于漫画化的倾向（他这样说，然而同阿多诺和弗洛姆一样，对他的研究他并非无可救药的严肃）”246。即使是强烈支持帝国社会的极权主义和父权制模式的魏勒（Wehler）也考虑过，在世纪之交，某些中产阶级家庭发生潜在革命性变化的可能性。

在某些阶层中，这些规范（父权制的统治）的确出现了松动，尤其在19世纪90年代之后。一方面，看起来的确存在着宽松的氛围和宽容的教养，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教育的提升和物质的保障。对于教育社会史家来说，这是一个宽广的研究领域。以那些子女经历过青年运动的社会阶层为源头，新的观点与实践渗透进了其他社会群体之中。247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批评和审慎的看法，这一图景依然持久性地存在着，正如韦伯—克勒曼的文章所表明的那样。达伦道夫虽然审慎地反对对稍晚一个时期和一些家庭的漫画化处理，但他仍然承认这种观点可能的确符合威廉时代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状况。248其他研究中产阶级青年的历史学家大多也都承认在帝制德国期间，父权制家庭和极权的教师促发了青年群体中的自杀、性挫折和代际冲突。德国社会学家汉斯·穆霍（Hans Munchow）的观点已经成为这一立场的经典表述，他认为，在学校教育、工作实践和攫取了他的某些父权制功能的国家面前倍感挫折，中产阶级的父亲习惯性地将他的角色握得更紧，像一个超级父亲（übervater）一样压迫他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尤其是正在成长中的孩子，这些孩子从襁褓起就屈从于家长的每个念头。249其后果可以在亨利希、托马斯·曼、魏德金（Frank Wedekind）、穆西尔（Robert Musil）等人创作的戏剧和小说中的那些受挫的、异化的并且最终自戕的角色身上看到，还可以从早期候鸟运动成员（Wandervogel）看似叛逆的呐喊“为青春而青春”（youth for itself）中得到印证。

作为对比，威廉德国青年的危机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更开放、社会化程度更高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青年恰恰相反。在那些地方，民主和进步主义的观念在政治中占主导地位。正如约瑟夫·克特（Joseph Kett）在他的研究美国青少年的历史著作中所认为的那样：

要理解这一点（德国和其他国家青年体验的不同），人民只要将候鸟运动中的尚古主义（primitivism）和异化、青年们在反抗威廉时代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令人窒息的桎梏和应对高级中学（gymnasium）激烈的智力压力时的全力以赴，同英国童子军循规蹈矩的民族主义和孩子气的欢愉，或者美国高中男女同校的社交性相比较一下就可以了。250

对威廉时代中产阶级家庭的家长制和极权制，尽管研究者谨慎地避免人云亦云，然而这幅漫画式的图景依然作为对德国特殊的历史进程（Sonderweg）的一个重要隐喻和因果解释而普遍存在着。在本文中，我将挑战这样一幅图景。我将主要通过检视身处中产阶级家庭和学校体系中的男性青年，在与父权制和极权主义问题长期紧密相关的三个领域中的经验——性压抑和挫折、自杀和代际冲突，尤其是它们在候鸟运动成员的叛逆活动中的表现——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如果看看为数众多的政府报告、健康研究、学校调查以及其他试图研究青年德国人在这一时期经验的材料，我们就会形成一个与上面提到的图景迥然不同的、不那么陈腐的，关于中产阶级青年、他们的家庭生活和他们的世界的观点。对中学生和大学生性活动的报告涉及了欲望的压抑和纵欲活动的方方面面。关于德国学生自杀的描述也展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当矛盾的画面。一些研究显示学生的自杀行为在这个被认为是悲观主义和压抑加深的时代实际上却减少了。最后，对家长的反感和代际冲突，这一在青少年文学中经常被表现的主题，看上去并没有像从前所认为的那样普及。在对威廉时代的青年图景进行重新评价的同时，我还希望能质疑与“德国中产阶级的迟滞与延缓”相关的若干假设。这些假设在很多关于德国特殊道路的讨论中都处于核心地位。同时，我还想提出一种新的阐释，以替代人们对于德国的家庭认同和其与现代德国政治演进之间的关系的传统理解。

性经验

约翰·吉里斯（John Gillis）在他颇有影响的研究青年历史的著作中，回应了威廉时代青少年的性隔离与性压抑问题：

德国中产阶级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们被剥夺了传统的性教育机制——同伴群体，他们成长的岁月变得异常孤独和令人烦恼。到1900年，这种社会体验已经在托马斯·曼、黑塞和穆齐尔（Robert Musil）探索青少年内心骚动的小说中获得了文学表达。同样的关怀还体现在德国和奥地利心理学派的研究中，其中就包括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251

就德国青年过分的性压抑所造成的居高不下的神经官能症和其他神经性疾病的致病率，弗洛伊德和他的同胞进行了卷帙浩繁的研究。

但是如果看看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德国医生为评估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性实践而进行的各种研究，我们会发现性禁欲和社交上的隔离似乎并不构成问题。在19世纪早期一系列警醒视听且引起轰动的报告中，医生们总结说，学生们实际上在性方面很活跃，感染梅毒和淋病的人数也非常惊人。科隆一位年轻的医生米罗斯基（E. Mierowsky）讲述了一个故事。这位医生刚刚从医学院毕业，一位16岁的高中男孩同他的母亲一起来他的办公室探访。作为德国防治性病协会的成员，他决定告知这位男孩当他迈进相对缺乏管教的大学生活时可能会遇到的危险。他将男孩带到一边，开始向他讲述性病的知识。这时那位男孩却打断了他，“这些我都知道，在我的班上已经有一些男孩因为频频光顾妓院而感染了梅毒。”年轻的医生十分惊讶。“但是，”那个男孩向他保证道，“这绝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和一个女售货员保持着‘关系’。但请别告诉我妈妈，她会不高兴的。”252

米罗斯基医生意识到，这个男孩和他的爱情活动，也许并非例外。受这次谈话的启发，他开始向经常光顾他在布雷斯劳的门诊的大学生们发放问卷。他的调查涉及到各方面的问题：手淫、第一次性经验和性病，问卷共收回了170份。这一调查的结果证实了他的怀疑。他发现85%以上的接受调查者都有过性体验。44%—70%的调查对象在中学期间就开始了性生活。253

作为问卷的一部分，米罗斯基请调查对象不仅描述他们个人的经验，还讲述一下他们同学的情况。如下这样的评论是典型的：“从六年级开始（大约16岁），学生开始有性经历。甚至四五年级的学生（大约14岁）都恋爱了，虽然很多人会更晚一些。高年级一半的学生都涉及了性。”另一个说：“我相信我的中学同学中有40%在毕业之前都有了性体验，10%—20%有规律的性生活。”米罗斯基采访的一些中学生提到，在城市，中学生们拥有一间所谓“客房”（Absteigequartiere）并非罕见。在那里，他们可以逃离父母的监督，与自己的女友共处。254很多人将这些混乱性行为的增加归咎于大城市生活所带给学生的自由和隐匿。另一些人却认为，小城和乡村中的青少年更加活跃，那里有年轻的女仆和空旷的场地，这使得监督更松弛了。两种情况无论哪种，很多研究都同意，现代青年有更多的机会和自由来探索他们已经觉醒的性欲望。

在德国，大学生总是被给予更大的自主权来探索性的问题，尤其是他们获得了同妓女在一起的机会。大学生之间会更加公开地、自由地讨论关于性的话题——如果我们相信某些报告的话，这些话题在20世纪早期变得更加公开。马克斯·马尔库塞（Max Marcuse）博士的一项关于“大学生与性”的研究表明，一名学生和他的心上人同居已经变成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那些过去对此怒目以对的房主，对婚前同居也都采取了更宽容的看法。255柏林和卡塞尔的法庭判决未婚同居的年轻人并非违法，更为这种行为扫清了障碍。256

很多研究与其说是证明了威廉时代男性青年性生活的受压抑和受束缚，不如说是证明了那一时代的男青年们在社交事务上有很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度，并且不乏与女孩子们的交往，可以自由地探索恋爱关系。当然，这些证据很多都有轶闻的性质，并不足以为威廉时代青少年的性生活提供一个可靠的图景，但这一正在兴起的论争的确使得对当时青少年的孤立、寂寞和沮丧的传统的漫画式描述变得问题重重。至少，这种研究和论争的广泛流行可以很好地证明，这是一个更加乐于公开讨论和分析像青少年性生活这样的从前为禁忌问题的社会。

自杀

从1890年代起，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达到病态的制高点，报纸上频频报道某个男孩或女孩的悲惨结局——并常常充满冷静却令人震惊的细节：“丹泽一名12岁的女孩因偷窃手镯被罚而服毒自杀”；“普劳恩一名13岁的男孩由于害怕被惩罚，卧轨自杀”；“今晨八点半左右，一个富裕家庭19岁的儿子从他所居住的三层楼跳楼自尽。他的头盖骨粉碎，医生试图抢救他的生命，但以失败告终”。257

通俗文化中充满了对青年自杀问题愈发强烈的焦虑。戏剧和文学中引入了新的文类（校园戏剧和校园小说[schulschauspiel/schulroman]）来处理这一问题。很多作品的高潮情节就是一个年轻的男孩或女孩在既无希望又无欢愉的情况下，走向灰暗的自我摧残。在1890年代，这些作品由于太过耸人听闻而被禁，然而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这些作品——尤其是魏德金的戏剧《春的觉醒》（Spring Awakening）赢得了大量的观众和读者。258

心理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教育家们给出了种种解释，来剖析青年自杀事件和它们背后的动机。1890年到1910年间，这方面研究的数量激增（见表1）。

表1　德国旨在研究青年和学生自杀问题文章的数量

来源：Hans Rost，Bibliographie des Selbst mords mit textlichen einfuhrungen zu jedem Kapital（Augsburg: Hansand Grabbner，1927），S.85-96.259

在为数众多的研究中，有两个显著的主题频频互相呼应。其一是青年自杀并非是所有德国青年的问题，而是中产阶级青少年学生的问题。其二是青少年自杀是德国的特殊现象。

帝制时期对自杀的研究揭示了年龄在15岁至20岁之间的男性少年自杀现象的激增（见表2）。这一发现使得人们更加确凿地将青年自杀等同于学生自杀，毕竟，这一年龄段的男孩大多都在上中学。正如一个关于青年自杀问题的会议所注意到的那样，“15岁到20岁这一年龄阶段自杀的人数是15岁以下的年龄阶段自杀人数的8倍”260。此外，又如一位高级中学教师兼教育改革者路德维希·古尔利特（Ludwig Gurlitt）所论证的那样，大部分所谓的“青年自杀”实际上都是出身富裕家庭的在校男孩的自杀，与那些忍饥挨饿或者正忍受着父母虐待的无产阶级后代无关。261

表2　普鲁士青年和中学学生在某些年份的自杀率，1899—1914年（每10万人）

来源：D. Gerhard Fiillkrug，Der Selbstmordin der Kriegs-und Nachkreigzeit（Schwer in in Mecklenburg: Verlag Frederich Bahn，1927），S.45-47；Dr. D. Gerhardt, “überden Selbstmord von Schülernhōherer Lehranstalten”，Blatterfürhoheres Schulwesen（1915），S.717-719.

青年自杀与学生自杀之间的联系使得很多人确信，不断飙高的自杀率源自家长和老师对学生施加的巨大压力和他们对待学生的粗暴举措。针对学校和它对学生自杀的影响的一类抱怨是考试带来的压力。根据私人委员会（Privy Council）的阿道夫·马蒂阿斯（Adolf Matthias）的观察，春天本是充满希望和生机的季节，却也是对考试充满焦虑的时候，是学生自杀率骤升的时候。“在升学的时节，自杀以一种耸人听闻的速率增长。”他以一位自挂高枝的年轻男孩为例——人们在他自杀的树下发现了一张字条，上书“我未通过考试，别无选择”——来说明施加在青年柔弱的心灵上的巨大的、破坏性的压力。262马蒂阿斯总结道，这些压力的后果是，年轻人在发现自己升级考试失败后，会将一颗子弹射向自己的脑袋，正如魏德金的戏剧《春的觉醒》中的梅尔希奥（Melchoir）一样。此后，古利尔特注意到，家长们会拿起报纸，读着另一个“不可思议”的学生自杀的故事，并十分困惑这到底是为什么。263

很显然，对那些关注学生自杀现象的人来说，家长和老师一样负有罪责，他们给学生们施加太大的压力、不理解他们而且还极大地限制学生们少年的欢愉。戈尔德施密特博士（Dr. Goldschmidt）认为，父母比老师更甚，在考试这个问题上给学生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没有通过的学生就被当成“白痴”来对待。缺乏应对考试天分的边缘学生，不仅没有得到鼓励去追求别的特长，反而受到了更进一步的训诫，要求他们努力学习。这样的压力迫使学生们放弃了其他娱乐活动，也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了。264通过分析父母和家庭氛围对青年自杀的影响，另一位分析家指出，双亲对孩子的忽视和冷漠简直是罪大恶极的。父亲假工作之名而逃脱责任，母亲能找到时间做各种事情然而孩子的心智发展却是个例外。当孩子离开家去学校，父母都会感到高兴。除了忽视之外，父母还持续对孩子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获得学业上的成就。这使得学校变成了一个“痛苦的中心”（Qualanstalt），而自杀则成了一种解脱。265

一些批评家更是将对中产阶级父母和老师的批判，从他们对孩子的忽视与教育的无聊扩展到彻底的精神上和身体上的虐待。在一项从国家教育报告中截取的关于学生自杀的研究中，柏林的公共卫生官员阿尔伯特·奥伊伦堡（Albert Eulenburg）博士总结道，在学校导致自杀的原因中，虽然肉体的惩罚只占据很小一个比例，但是害怕这种惩罚却成为首要的原因之一，多于三分之一的自杀案例都归因于此。并且，这种虐待和对虐待的恐惧作为学生自杀的原因，其严重性很有可能从总体来讲是被低估的。266对这种为学生自杀寻找“直接”原因的做法，奥伊伦堡本人十分谨慎，他认为这样并不能探究到孩子生活的更深层次的脆弱和问题。但是尽管有种种顾虑，对很多人来说，事情也一目了然，正如奥瑞尔·恩得（Aurel Ende）后来所说，德国是一个“打击孩子”的国家：“德国孩子的高自杀率源于他们在学校和家庭中受到的虐待。”267

对很多为这一现象呐喊的人来说，学生自杀还是一个特殊的德国现象。古尔利特经常评论说，上学期间的少年自杀现象在英国和丹麦闻所未闻。引用轶事为证，他重述了与一位英国教师的对话。当谈及这个问题时，这位教师摇着头对他说：“这（在英国）从未发生过。”古尔利特随后向一位在英国长期居住的德国人请教他的观感。那位德国人只是说，“如果（学生自杀）在英国是一个问题的话，那么每个人都会听说过它”，然而他却对此闻所未闻。268看起来佐证了古尔利特的观点的，还有腾尼斯（Ferdinand Tōnnies）于1908年在伦敦召开的一次关于学校改革的国际会议上的发言。他认为德国中学生的自杀率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得多。“1883年，32000名男性学生中有64人自杀，他们中绝大部分来自普鲁士的高中。在其他欧洲国家中，这一比率是10万人中有4人自杀。”269

但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接受了上述对德国学生自杀问题的评价，以及它所暗示的德国学校和家庭生活的特征。通过考察第二帝国期间普鲁士学生的自杀现象，格哈特（D. Gerhardt）博士认为，虽然青年自杀人数在总体上有所增长，但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学生自杀人数在逐年递增”。他使用了在普鲁士学校和警察局记录中收集来的资料，并且指出，1881年、1903年、1905年和1914年，普鲁士每年有13例所谓的学生自杀案例。考虑到学生每年以3000到5000人的数量递增，他又进一步计算出在这些年份中每10万人的自杀率从1881年的10.2下降到1903年的7.7再到1914年仅有5.3。虽然格哈特选择了那些学校表现最好的年份，但的确存在着在威廉时代普鲁士学生自杀率的微降（见图1）。更重要的是，学生的自杀率显著地低于将20世纪初年的15—20岁的男孩作为整体所得出的自杀率270（见图1）。

图1　普鲁士中学学生自杀情况图（1883—1914）

来源：Dr. D. Gerhardt，“überden Selbstmord von Schülernhōherer Lehranstalten”, Blatterfürhoheres Schulwesen（1915），S.717-719.

除了以统计数据来比较学生和青年自杀的比率之外，另一个常见的对学校系统的辩护由格哈特、奥伊伦堡和其他学者在1910年维也纳学生自杀讨论会中提出。他们认为即使在中学生中间，很多自杀也与学校本身毫无关系。同样是基于普鲁士学校的记录，格哈特推测认为，在普鲁士220起记录在册的学生自杀案例中，仅仅有109例与学校有关，其余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他注意到，1912年飙高的学生自杀率（以及概括来讲青年自杀率），更多的与广泛宣传戏剧《狂飙突进》的作者、著名戏剧家亨利希·克莱斯特（Heinrich Kleist）自杀辞世100周年有关，而与学校无关。根据他的估计，67家报纸和杂志在那一年颂扬了倒下的艺术家，赞美了他的死亡。在这些作品中，人们可以读到克莱斯特“在灵魂喜悦地飞翔之中，离了那像监狱一样让人无法忍受的他尘世的存在”，或者“他暴力的结局应当作为所有死亡中最为性感的一种来加以歌颂”。一位中学生在听到他的同伴以这种态度赞美克莱斯特的自杀之后，立即回到家用和烦恼的艺术家完全一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性命。格哈特总结道，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和青年死亡的数字从1911年到1912年激增就不足为奇了。

其他为学校体系和中产阶级家庭辩护的学者们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戈尔德施密特博士（Dr. Goldschmidt）就认为，如果家长和学校的确有错的话，那么他们不是错在对孩子太严格和太专治，而是太宽大、太松弛。这种观点在威廉德国屡见不鲜。他认为家长和老师们的纵容已经使得年轻一代同以往的人们相比，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更加孱弱。“在家中，所有的努力都在于让孩子们免于不快，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迁就他们的每一个愿望。在学校中，一切都为了让他们尽可能的舒服。”271讽刺的是，虽然承认惩罚和对惩罚的恐惧往往是直接导致青年人自杀的原因，奥伊伦堡博士依然认为，缺乏适当的管教使得孩子们最终被大人挑战的时候倾向于自杀。272他报告了一位12岁女孩因忧郁而自杀的案例，并认为纵容她并不会阻止她的自杀。他同时也注意到，“那种经常统治在家庭生活上的类似军事管制式的、极权的管教”，也不是这一问题的答案。273

其他教育系统和德国家庭生活的辩护者们在青年的心理—性生活危机中寻求自杀的原因。为了反对上述的观点，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1910年召开的会议就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虽然弗洛伊德仅仅发表了一些粗略的评论，他关于性精神病的观点却得到了与会成员的强烈支持。对精神分析专家弗里德容（Josef Friedjung）、赖特（Rudolf Reiter）和施特克勒（Wilhelm Stekel）来说，青少年自杀的主要动机是与性和爱相关的焦虑。学校和老师就成了学生们发泄他们的焦虑和挫败感的主要对象。对于这些人来说，是青春期，特别是青春期性心理的压力引发了神经官能症，使得这个时期成为学生自杀率最高的一个时期。“我想强调说，对老师的惩罚和严苛待遇的恐惧，以及在校不能令人满意的学习进展，肯定不是自杀惟一的原因。”274阿斯瑙鲁（Felix Asnaurow）教授认为，色情文学流布、色情书刊的出版、有图片的明信片的发行，以及电影的兴起都加深了青年的性危机并且导致了青少年自杀率的上升。275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青年抑郁和自杀的源头与根由，更深刻地植根于现代工业社会——尤其是城市化社会——的结构之中。涂尔干在他关于自杀社会学的富于创意的著作中主张，现代社会的急速变迁、工业化和社会化导致了社会失范并且最终引发了自杀率的升高。很多德国人都赞成这一观点。西格特（Gustav Siegert）认为青年自杀激增的首要原因就是大城市的异化和共同体的缺乏。“孩子自杀在乡村比在城市远为少见。和城市相比，那里的孩子们压力更小，得到的共同体的支持更多。”276统计数据看上去的确证明了这一点。乡村青年在11岁到20岁之间的自杀率（5.9/10万）几乎只有城市（10.2/10万）的一半。277

现代主义、总体上的颓废和欧洲世纪末的悲观主义，以及宗教价值的衰落，特别是在清教德国，成为青年自杀增多的附加原因。艾希霍夫（Eichoff）在1908年声称，自杀率在清教主义的德国比在南方的天主教国家更高。在南方，天主教关于自我毁灭乃是罪行的严厉教导阻止了它的发生。在北方，神父和教师们不会提到这一点，其后果就是，自我毁灭被看成是一个不那么罪孽深重的行为。278

腾尼斯和古尔利特的这一观察——即关于青年自杀危机的德国特殊本质——经常被引用，而另一些著作则把这一危机的欧洲本质当作是一个核心的主题。罗斯特（Hans Rost）引用来自法国的报告表明，青年自杀在那里也达到了近乎流行的程度。他注意到，在1881年，法国有61名儿童和303名青年自杀，而到1895年这些数字增长了50%（分别是90和450名）！即使是在古尔利特看来免于担忧这一社会痼疾的英国，政府机构的统计也得出“儿童自杀，特别是5—10岁年龄段的儿童的自杀数量有了大量增长”。华沙、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报告也发出了警惕青年自杀危机的呼吁。在库斯克，甚至一所高中里还成立了一个自杀俱乐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15名成员受其危害而自杀。279

这些报告即使在语言上也与德国评论家所用的语言十分相似。例如在法国，不安的领导人在回应对学生自杀问题的担忧时问道：“我们的种族正在衰退么？”“我们文明的进步是否要被我们青年的头脑的不堪重负所毁掉？”出自圣彼得堡的报告中谈到了“自杀在年轻一代所有年龄阶段中的瘟疫一般的增长”280看来与腾尼斯和古尔利特的看法不同，青年自杀危机并非为德国社会所特有，而是一个困扰整个世纪末的欧洲的问题。

代际冲突

在威廉时代的青年当中，与自杀和性危机紧密相关的，是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而不断增长的代际之间的彼此厌恶。候鸟运动的出现——一个穿着奇装异服和信奉“为青春而青春”的青年登山社团——在很多人看来正标志着父子冲突的加剧。布吕厄（Hans Blüher），一位候鸟运动的早期成员和它的第一位历史学家，观察到“为数不少的青年成员对于他们的父母别无他感，只有仇恨和鄙视……哪里父亲和儿子相处愉快，哪里父亲允许他的儿子发展他的天分而不加阻拦，并为这样的后代而感到骄傲，哪里就没有候鸟运动的发展基础”281。不幸的是，布吕厄总结道，在柏林郊区中产阶级的飞地施特格利茨，事情却不是这样。教师古尔利特还补充道，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方也都不是这样。“几代人之间的距离从未如此遥远过，”他写道，“长辈的权威也从未如此强大过。”282朗本（Julius Langbehn）和凡登布鲁克的散文，魏德金的戏剧，亨利希·曼、穆齐尔、黑塞、施特劳斯（Emil Strauss）和其他人的小说，都回应了代际疏离和冲突的主题。283然而，虽然布吕厄声称对父母的敌意是早期候鸟运动成员的主要推动力，卡尔·费舍尔，这一组织的第一个领袖却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他注意到，“早期的候鸟运动有很多家庭聚会”，“从萨伦多夫（Zehlendorf）到老莫霍（Mochow），父母一直都在为孩子们牵马坠镫。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老人和青年的情感纽带通过咖啡、音乐和阳光得到不断加强。”284在这些群体的文学作品中，在他们每月的传单中，他们一直在积极地寻求成年人行动上和经济上的介入。成员们积极鼓励父母辅助他们的活动。没有父母的同意和经济上的支援，一个社团活动都搞不起来。成员们长达几周的没有监护的旅行，进一步证明了他们所获得的很大的自由和家长所给予的自主权。

德国社会学家奥夫穆特（Ulrich Aufmuth）、诺依洛（Otto Neuloh）和齐里乌斯（Wilhelm Zilius）对早期候鸟运动成员的研究为进一步探讨这一运动的代际冲突提供了具体资料。通过对第一代成员的口头访谈和调查，这部著作初步确证了魏勒的假设，即候鸟运动并非代际仇视的产物，而是父母与他们的孩子紧密合作的产物。285作为问卷的一部分，社会学家们询问那些早前的成员们，在他们加入组织时是否遇到了父母或者学校的反对，绝大多数的回答都是“没有”。在142个调查对象中，102人说从来没有遇到过反对。父母阻止他们的孩子加入社团的案例只有11例。286如果我们看看这一时期候鸟运动以外的父母同子女之间的关系，当然有很多证据表明二者之间的张力。如前所述，魏德金、亨利希·曼、穆齐尔和其他人的校园小说大多数都表达了对忽视或虐待孩子的父母的叛逆。马克斯·韦伯、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都不满地回忆了他们同父母住在一起的生活。对他们每个人来说，对父母的敌意和疏离都为他们批判帝国的生活和政治打下了私人体验的基础。287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检验这些冲突的原因，一个新的关于威廉时代青年和家庭关系的视角就会呈现出来。在很多个案中，青年同父母的冲突和其自身的危机，并非出现在青春期时期，而是出现在他们二十几岁和三十岁出头的时候。由于工作的限制或者经济独立的问题，有些青年在他们的心理早已离巢时依然待在家里（同父母住在一起或者为父母打下手）。例如，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同他自己的父母之间的冲突，由他在大学毕业之后依然被迫住在家中而引发。从23岁到30岁他结婚为止，有7年的光景韦伯要接受候补官员的培训，在柏林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对父母痛苦的依赖与服从在他致未婚妻玛丽安的信中倾泻无遗：

你知道，当你的学生鞋逐渐因太小而不合脚时，你却还要等待很久才能抛弃它的束缚，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一种奇怪的感受。至少对我来说，我每天都必须忍气吞声。我还不能说服自己承认这种感觉是不合理的，因为人的饭碗对他来说是幸福的基础，是大部分伟大人物毕生的目标。很多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都在围绕这一点打转。288

韦伯在那些年里逼仄的感受同霍克海默相似。21岁时他由于想同父亲的秘书结婚而和父亲吵翻。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塔尔（Zoltan Tar）所说，“他的父母激烈地反对他们的结合，随后而至的就是父子之间十年的紧张与对立，以及为争取解放而进行的斗争。”289

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大学生和毕业生们对独立的渴望，至少是部分地从成年人的监护和控制中获得自由，也隐藏在早期候鸟运动的意识形态背后。学院自由联盟（Bund der Akademischer Freischar）和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Freideutsche Jugend）这两个在早期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派别就由大学生、毕业生和年轻的教师组成。1913年10月在霍赫迈斯纳高地（Hohe-meissner）确立的“青年”信条，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稍微年长一些的成员的学说。290

这些轶闻对很多成长于威廉德国时代的青年男性来说，并非例外。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极为大量涌入的大学生冲垮了职业工作的市场，结果使得他们失业并且依然依赖父母生活的时间加长。像韦伯一样，他们很多人在大学结束之后很久还都住在家中，依赖父母的收入。“青年”作为一个依附的阶段似乎是没完没了的。作为一个人生阶段的青年时代得到延长，与其相关的潜在问题，例如性的矛盾、代际冲突和社交功能障碍就增加了。未来工作前途的恶化和黯淡，使得无论是年轻的中产阶级男性还是他们的父母都越来越焦虑。这就更使得青年人感觉自己的生活受到了父母控制，也加重了在校的压力以图在日益吃紧的工作市场上能够出人头地。在有些个案中，它搞糟甚至毁掉了两代人的关系。291古尔利特假设说，如果能够缩减中学的长度也许能极大地降低学生的自杀率。292

很明显，并非所有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和压力，也并非所有的双亲与子女的冲突都可以用依赖期的延长来解释。但是对很多年轻人来说，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就业危机以及由它导致的依赖期的延长和独立的推迟，增加了青年的压力和困难。他们挫败感中的很大一部分转化成了威廉时代青年抗议的呐喊。当人们解释那一段时间内不断增长的代际压力的时候，在父母家中居住时间的延长当然应当被考虑。不确定的未来兴许也能够解释人们所声称的德国青年的悲观主义。而在不断增多的关于解释青年问题的修辞中，家长的压制和教师的虐待就无需再提及了。它们可能是一部分，但仅仅是威廉德国青年危机的一部分而已。

结论

除去上文所引的材料，还有数以百计的报告、评论和文章论述了帝制德国晚期中产阶级青少年的问题，其中的观点不乏相互抵牾之处。更复杂的问题，例如性别和阶级如何影响了对青年问题的定义，政治和社会政策在这一对话形成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如何更好地理解青年自己的经验等，必须在本文所不能提供的一个更大的语境中进行处理。但即使有种种限制，我仍然认为这些关于青年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图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慎的语境，在其中我们能够探索和理解威廉社会。

米罗斯基的故事提出了社会疏离的问题。这些问题投射在青年文学上，并在韦伯—克勒曼、穆霍和吉里斯的作品中再次被提及。例如，韦伯—克勒曼在她关于政治和家庭的研究中，观察到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德国人们才开始逐渐接受“野婚”（wild marriages）也即同居。对她来说，这样的潮流意味着社会民主化的增强和父权制控制的衰弱。293那么威廉时代关于学生性生活和同居权利的讨论，是否也反映了一个相似的潮流呢？

关于威廉德国时期青年和学生自杀的这些有分歧的观点和互相冲突的结论，削弱了如下两种观点：一是青年问题在中产阶级和上层阶层中尤其显著，二是这是家长和老师更加专制地对待孩子的后果。在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所涌现的关于青少年自杀危机的论调，应当使我们在得出德国在这方面是独特的这一观点时更加谨慎一点。像恩得所言——“1900年前后的德国是一个摧毁孩子的国度”，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294

最后，候鸟运动的动机和行为说明，并非所有的青年都被禁锢在家中同他们的长辈进行着苦涩斗争。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青年们的活动有相当大的自由度。韦伯和霍克海默同他们的父母的冲突也说明，代际张力需要在青年生命体验的语境中进行理解。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代际张力，不仅仅与父权制权威自身有关，也与青年在职业和物质方面的期待受挫有关。

在布莱克本和艾雷关于“特殊道路”的著作中，他们谈到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从不同的方面表现出一个德国历史上的没那么卑微的资产阶级群体。295我则希望自己的文章，在理解威廉德国时期中产阶级家庭男性青年的经验复杂性方面，做到同样的事情。青少年问题在文学和公共讨论方面的爆发本身，已经代表了一个正处于不断变化的社会，在公开挑战旧有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政策。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变化可能来得不够快，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又太快了。但无论如何，青年在行动，整个社会亦如此。

威廉德国时期的青年危机已经成为研究现代德国家庭认同的形成以及处理其与现时代权威主义政治结构的关系时的一个核心历史隐喻。这是一个亟待被修正的图景。在我们重绘帝制德国家庭生活的图画时，必须重新思考德国权威主义和它在现代国家发展中的角色。

20世纪的四个青年世代：预言与误导296

弗里德里希·伯内什 撰　宋含露 译

一

尊敬的来宾！

这两个晚上我们有一个主题。它包含的概念是：青年世代。我想问：它所指的东西是否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乍一听，似乎理所当然会觉得确实存在这么个东西。这是否有根据呢？人们能否以青年世代的出现为界来看待这整个世纪，即我们的20世纪的历史过程，就包含四个这样的世代？因为，难道不是首先会产生这个疑问：在1890年代、1895年代或是像我一般1940年代作为孩子出生在地球上的个人，和他们对他们前后的年代的体验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人们应当在哪里开始？又应当在哪里告终？然而独特的是，人们会发现，那些在不同年代降生于世的人们，却总有些相同之处。当两三代人，也就是老、中、青三代共同生活时，这一点表现得最为突出。

人类存在的自然过程，通常是在20岁中后期开始结婚生子，之后再有孙辈。单是观察历史生活现象，人类是否能够确定，那些经过多年来到这个星球上的，先是孩子，之后再成为青年的人们，并不是一个个都相互迥异，有着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冲动。譬如，与老年人相对立的，显然，许多世代的人们在步入青年时代后，他们彼此之间可以找到许多共同点，有共同的经历，而这些事情理所当然地将他们连结起来，使他们找到自我，使他们相互认同，使他们彼此连结。是的，很有可能，他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通过这种语言，他们相互达成一致，而上一代的人们却已然无法正确理解这种语言了。而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如果观察到这一点，那么人们就不禁要问，在一个特定的年代中降生于世的人们，其共同点始于何处，又终于何处？这些共同点，即许多个体在自身中找寻、发现并展开那些他们在他人身上也同样能够发现的东西的一种可能。他们正是通过这些东西理所当然地相互理解，即便他们完全无法将其表达出来。

即便某种像是共同的灵魂运动、意识觉醒、意识确立开始时，就像过去那一代人回顾并说：“我并不理解他们，他们到底想干什么？”相反地，被说的青年世代则说：“他们不理解我们，我们是如此不同，我们想要的东西是如此不同，我们的感受是如此不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值得注意的差异和鸿沟清晰起来。是的，仔细瞧瞧，人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观点，确实存在青年世代这个东西。

也许人们应该补充一句，这并不是20世纪的发明。对于那些对历史知之甚少的人们，我只能让他们去回想歌德时代。当歌德还是青年时，一整个青年世代进入了那场人们称为“狂飙突进”的运动。这个词是一个关键词，是歌德时代整个世代的人多多少少相互承认的一个关键词。然而，人们或许会有这样一个印象，亲爱的来宾，与早先相比，我们所生活的这个20世纪也许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区别。仔细分辨就会看出，这个区别在于，世代之间的对立尽管早就存在，却在20世纪变得越来越大，以至于不同世代间和解的可能性也变得越来越微茫。

人们可以说这是历史的症状学。症状学这个概念源于医学。它的意思是，在表象中呈现出来的东西并非真相，而人们可以从表象所呈现的东西中解读其后隐藏的是什么。简而言之，发热并非疾病，而是疾病的症状。灵魂运动，灵魂觉醒，灵魂的行为方式，这是许多世代的青年，由青年成长而来的人们所共有的。它们都具有症状学的特点。在此人们面临一个问题，基本的是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人们在追问，这一值得注意的共同点是什么？而人们称为运动的又是什么？因为它涉及许多人，并且在运动中随着年月改变。这是许多年代的人们值得注意的精力充沛又意志鲜明的灵魂精神的共同点。

为了在内心能够有把握，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下，我们说的是事实而非臆想出的东西。回顾一下我们的世纪就会发现，那些在19世纪90年代才出生的人，是怎样在20世纪之始变成了青年，16岁，18岁，20岁，最终进入20世代，25岁，30岁。当人们如此观察时，就会自问，这些20世纪的头一批青年的共同点最明显的表现在何处？要想处理这一问题，就必须提出第二个问题：也许在无数的青年人类灵魂中存在过，并且激荡着表现出来，活动着表达出来的东西是在哪里体现出来的？人们是否能够找到明确的症状，让我们现在能够清楚地把握人类灵魂中在其后起作用的那些有力的影响和力量？

1. 第一个青年世代

不久前，在自由精神生活出版社出版了一份题为《时代标志》（Zeichen der Zeit，Stuttgart，1982）的刊物。其副标题我在此暂且不提，之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在这份出版物中我们可以找到约翰纳斯·陶兹（Johannes Tautz）的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在彼此的对立中——论20世纪的历史剧”。陶兹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试图以一个历史学学者的身份来看待我们的这个世纪，他越来越发现，不得不说我们迎来了世代交替的主题。是的，世代交替。对于大约在20年到30年的时间段里出生的人们展现出的一种值得注意的共同性，当他们跨过青春期，站在20岁的尾巴上，或是迈入30岁，或是人到中年，即大概是33到35岁的样子。

约翰纳斯·陶兹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描写这第一世代：

在一战后，青年运动迈入了其发展的关键阶段，候鸟的古老形式已经被淘汰。20世纪之初，当候鸟大行其道时，在德国产生了一个漫游的青年王国。一个意识的春天到来了。对于尚未触及的自然的体验，对于联邦生活形式中共同体和友谊的经历，这一切都是无以言表的体验，他们提升了此在，并使之更有意义。最熠熠生辉的高潮是1913年在霍赫迈斯纳的情节，即对莱比锡民族战役百年爱国庆典的抗议。明确的目标是，在一个历史交接的时刻，即20世纪初，建立一种青年文化，以引领一个逐渐衰老的人类精神走向青年化。一个在市民和无产阶级中凝固的世界，将再一次从精神的青年风暴中诞生。（陶兹，载《时代标志》第3期，第65页，以下页码均出于此。）

而这一目标在著名的“迈斯纳宣言”中表达出来，其内容是，地球上的人们的生活，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才拥有人类尊严。这种情形就是：通过自决，人能够在自身中找到尊严，尽管也需要他人的帮助，然而人们仅仅是通过以下方式寻觅到了自我规定，即与蕴含在过去的诸个世纪之中的健康力量相勾连，只要这些力量尚存留于民族之中，并且用正确的健康的方式与那些在机器时代固化下来的大城市生活脱离，并寻求与健全的自然的相遭遇。

候鸟运动！第一个世代的青年运动在德国所采取的这种独特形式，在其他欧洲国家也存在，但略有差别。它们并不叫候鸟，而叫童子军。如果说在候鸟运动中，人们更多是以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当然是在浪漫主义的最好意义上——的方式活着的，那么在西方的童子军运动中，英国、法国、意大利还有美国，则更多地是从自我教育和道德冲动出发，即童子军运动。

而且，请看，如果人们进一步体会这一代青年与青年运动的潮流，人们就会清晰地感受到，在这些人中，在这一整代身上，在参与候鸟运动与童子军运动的成千上万的青年人身上，那些在当时其他青年身上亦跃动着的东西表现得特别明显，即使是在那些并不像结为青年共同体、青年联盟、青年运动的青年那样明确表达出这些东西的人那里亦是如此。对于19世纪演进中，人类的社会关系乃至精神和文化关系的演变，人们是很不愉悦很不满意的，但人们却使它得以生效。人们体验着自我，人们体验着与那些着实参与了这种状况的形成的先代所不同的东西。

众所周知，现下——约自1871年俾斯麦帝国建立——在19世纪的欧洲民族间往复的东西中发生了一个有力的转变，因为过去曾在欧洲存在过的事物，通过在新帝国的中心产生，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而在1914年8月，由于经济、政治和精神领域的张力，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直至今日，人们在历史书写中仍旧对这是谁的作为争论不休。在此，我们不必回答这一问题，因为，这并不是青年们的所为，那些候鸟青年，那些童子军青年，还有那些更沉寂地默默发展和工作着的青年。

而今发生了令人瞩目的事，并不如这些青年所愿，人们在回顾时还可以说，青年们也未曾留意，他们对新的生活关系、新的灵魂关系以及新的理想的追求，眨眼之间就像陷入那数日间攫住了欧洲各民族国家振兴之火中一般。在拥有许多共性的青年一代那里尚是追求，是疑问，是向未来摸索的东西，转瞬拥有了其现实对应物。这与人们称其为“祖国”、“皇帝与帝国”、“联邦”、“法兰西精神”还是“泛斯拉夫魂”无关。如今人们完全无法想像，为了投身于这些民族和党派的各个成员所理解的“公正”之中，欧洲的青年们是怀着怎样的生活态度与感受突然奔赴他们当时的民族旗帜。初衷是变革尘世生活的候鸟运动和童子军运动的青年冲动，如何于瞬间幻化为赴死的觉悟，这确实令人费解。但凡能够稍作回忆，但凡对历史略知一二的人们，我只要你们回想一下，德军入侵比利时，英军进行反击之后，在佛兰德斯战场摇旌振威的德国学生和青年是怎样冲入英国步兵们的枪林弹雨之中的。当时发生了什么？原本致力于变革尘世生活和社会关系，尤其是人类的心灵及精神关系的青年运动，此时骤然转变为这种牺牲者的赴死觉悟，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20世纪的世界命运造成了这些死难。在一战中它降临到了1200万人身上——殖民民族的的确确将非洲人民与亚洲人民也牵扯进这场战争中来了，1200万，主要是男性：青年男性，中年男性，也不乏老年男性。

时至今日，这场青年运动仍未终结，因为在中心力量崩溃、胜利民族凯旋之后，那些在这一代人中存留下来的人们与那些在一战后的岁月中成长为青年的人们之间，展开了如陶兹所描述的情形。他写道：“青年运动的下一个阶段是由那些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引起的。1919年时已经出现了那个变为命运问题的疑问：联邦青年是否应当干预政事？对此问题有两种基本回答。[……]第一种是：青年应当不问政治。这一团体想要继续候鸟的生活方式。”（陶兹，第66页）他们想要通过漫游、面向自然，拣拾民俗、民族、民谣，以及战争之外的别种与民族精神相连接的方式，继续维护青年体验的联邦团体的共同精神。而这个团体却渐渐堕落为明显的浪漫的保守主义。我本人是有意识地经历过这个阶段的，我也能够清晰地回想起，这一联盟是怎样渐渐变得以其自身为目的的。青年的火焰熄灭了，而人们仍继续着他们还是朝气蓬勃的青年时的做法，只是那股力量，那精神—心灵的力量已无影无踪。

第二种回答则完全相反：青年若致力于政治，就能够改变整个世界。“这一群体理所当然地接触那些其政治代表在魏玛共和国里掌权的工人的生活世界。”（陶兹，第66页）——即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尽管这一青年运动具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倾向，它所寻求的效果却是非政治性的。与此相反的是，在政治联盟中它寻求的是一种无产阶级（而非资产阶级）与普遍人类的文化。然而，这两种回答在接下来的青年一代身上都转变为了广阔的前线（FRONT）。——也就是说，候鸟一代算是启航了，一边向着非政治的方向，一边向着政治的方向。

2. 第二个青年世代

接着产生了第二个青年世代，他们的冲动与第一个青年世代截然不同。这一群体通过另一种方式在其自身的冲动的意义上切实改变尘世的关系，他们在寻找这样的男男女女，这些人能够使他们感觉并深信，他们所要追求和实现的东西的确可以通过这些人实现。这第二个青年世代感觉到，仅仅改变人的内在是不够的，他们察觉到，人们应当改变外在关系，人们要抢占技术与经济，人们要夺取政治与权力。在那些确实十分出色的独一无二的人物身上，青年们发现了这一途径确实可行的保证。然而也确实存在那么些个人物，青年的热情像聚焦般地集中于他们身上，将他们理想化，因此，这些青年显然无法看到，这些人物究竟是怎样的人，他们具备哪些素质，哪些能力，哪些可能，哪些冲动，又有哪些目的。

我想，我只需说“那些‘伟大的’领袖人物”，您立马就能够明白。青年世代清晰地觉察到：“只有当能够保障这一切的伟大人物存在时，人们才能够改变世界的。”您想想看，在二三十年代，墨索里尼等此类人物对于青年的精神世界而言意味着什么。即便是以完全不同的方法，在像斯大林这样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周围也滋长着这种氛围。而这样的人物，在英国，在法国，在意大利，在美利坚，都曾经存在过。

另一方面，这些青年人一度坚信，只有政党——而不是经济组织、经济联盟，亦非精神追求，归根结底只有政党——有能力在青年意图和青年冲动的意义上把握和改变生活。

候鸟世代突然就转变为了第二代，当我说“在全国上下他们都十分法西斯”的时候，我请大家不要误解。我们当然知道，在我们德国，谁有这种力量将青年的热情都招入自己麾下：阿道尔夫·希特勒及其他领袖人物。现在我们又得说：欧洲各民族间由政治与军事事务引发一战的敌对关系，是由此加强的。这些党派青年——社会民主党青年、共产主义青年、右翼组织（Rechtsbünde）青年，等等——与这些独特的领袖人物或左或右地扩张，因为经过一战之后，东、西方之间的巨大对立渐渐形成。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主义大获全胜，敌对关系日益紧张，而欧洲人民仿若陷入了东、西方之间这一自成的巨大人类敌对关系之中。

人们还可以争论，谁是1939年战火爆发的罪人。然而对此我亦欲静置不问，因为这实在千头万绪。然而人们应当看到，这一青年世代显然再一次满怀虔诚与理想地陷入了这场战火之中。我永远也无法忘怀的是，二战后在斯图加特召开首次青年大会之际，当时基督教团的首席理事（Erzoberlenker），艾弥儿·勃克（Emil Bock）对青年们——他们中部分是二战战场上归来的——发表演说，他说：“这些青年的青年理想主义无可非议，只是”，在此他是如此措辞的，“这种理想主义在世界历史的错误中所对应的幽灵（Popanze），这才是不幸。”

在第一个青年世代身上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有一整代青年人，他们自身拥有着从“候鸟”和童子军中显现出来的东西。一战爆发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这一切在瞬间黯淡无光，并转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第二个青年世代登场了，依旧怀揣十分确定的冲动与理想。对于他们所追求和分享的东西，他们越来越团结一致，对于党派和所谓的领袖人物，他们也渐渐达成共识。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较一战远为骇人，它夺走了近5000万人的性命，且不只是男性。

现在，二战也结束了。幸存者回来了。在对这些青年进行了多年观察之后，汉堡的社会学教授舍尔斯基（Schelski）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写下了一部著作，他将他们定位为：“怀疑的一代”，被灼伤的孩子。这一代人的经历是，恰恰因为他们和同龄人曾经炽烈地笃信那些领袖人物，他们现在谁也不信了。现在他们想带着批判与怀疑，自己来鉴别。他们不再有理想，而是希望通过科学和技术所提供的手段来完成尘世此在的使命。

无论如何，我有必要在此穿插说明一下。像我们今晚这样对待一般事物的时候，人们当然要注意，一切普遍判断都难免存在例外。在人类关系中甚至就不存在绝对判断。我试图做的，更多的是一种症候的、群种的描述。然而我却试图解开这一过程的谜团，它们究竟如何可能，又究竟缘何而来。首先，从青年世代的内心本质中生发出的东西，为何完全不为当时的世代所理解。其次，当人们询问这一代年轻人“你们究竟想要什么？”时，他们总是回答：“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我们知道的是，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这个。”——是的，然而对于我们而言，说清自己所要的和所感受到的却十分困难。要把握我们所需的真正想像，对我们亦非易事。

3. 第三个青年世代

尊敬的来宾，您看，我已经谈到了第三个世代，因为他们现在登场了。二战后头几年的怀疑一代老了，青年人大多投入到了现实生活之中，然而此时第三个群体到来了，他们多生于二战期间与二战以后。他们正跨过1950年代迈入1960年代，而我们现在也要跳到1960年代末去看看。那时发生了什么？

陶兹写道：“为了德意志的发展”——稍作调整，这一样适用于其他民族——“被充满朝气的观察者归为‘新的无法克服的过去’（neue unbewāltigte Vergangenheit）的1968年或1969年的‘文化革命’是非常有意义的。”（陶兹，第64页）

我不知道，在我们之中，尤其是在比我们更为年轻的那些人们中，在那些于童年时期经历这一切甚或从未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们中，骤然间由旧金山席卷至东京的大火，也就是新左派，或者——人们亦可以说——新马克思主义者，是否仍旧雄雄不灭。然而，新左派或是新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提法太过笼统了，因为此时登场的第三个青年世代可谓百花齐放，各不相同。我的确无需对之一一描述，而我还能回忆起的也不过寥寥几个。

比如让我们来看看那些被人们称作花季孩子（Blumenkinder）的青年，这些在美国西部出现的孩子说：“就让我们彼此相爱吧，就让我们带着积极的情绪，带着快乐去经历生活。”而与这一现象完全不同的，至今仍旧有影响力的另一个极端，是这一代人、这一群体中非常激进的那些人，他们说：“改变当今的形势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应当摧毁它。”

在二者之间还有像耶稣人/怪（Jesus People）这样的现象，即青年人追寻各种迥异的宗教教派的宗教潮流。归根结底，这一支最终都意外地转向了东方神秘主义，例如，不同形式的瑜伽，东方导师，以及全身心跟随他们的青年。这里面也包括，这些青年群体所带来的体验提升的那些尝试，或通过密集的音乐节奏体验，或借助于各种导致失魂状态或梦幻状态、成瘾状态，甚至彻底丧失自我状态的精神药物而带来的精神体验提升，目的是借助化学药物营造灵魂情境。还包括狭义的政治，即新左派及其政治要求，以及文化要求：从一切形式的强制中解放文化生活。这也包括现代艺术各不相同的类型。

是的，您看到：确实是百花齐放！人们不再能够像回顾候鸟运动、童子军运动时那样，轻易地辨识出清晰地标识出其共性的症状。在第二代那里这已经有些困难了。而在第三代这里，因其现象及历史症状的多样性，更是难于发现：此后隐藏着什么。毫无疑问，这又是对大前方的一次抗议、反对、否定和抵抗，是达到毁灭性的冲动的一场革命。而陶兹将此总结为：“在西德爆发的学生骚乱来势汹涌。而在美利坚合众国，在远东乃至于东盟都存在着持续的冲击。两股力量在这一代人的反抗中汇合了：一股来自于上升的意志的此在深处（Daseinstiefen），它迫使人们重构生活形势”——例如共同体的建构——另一股则是一种完全“充斥着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解释公式的抽象而沉闷的思想”。（陶兹，第64页起）

我们知道卡尔·马克思是如何思考的，我们知道新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马尔库塞、霍克海默——是如何在学术上制造出“接合可能”，这一代青年倘若致力于政治，就会需要这些了。然而我们也知道，将这一代人引向人类生活境况的去禁忌化的西格蒙·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意味着什么。

两种截然不同的冲动在此出发：一边是知识分子的、深思的、意识形态的内容，并借助于此人们试图对其所感进行思考；而另一边是人类的深层需要，人类冲动。这些年来，我多次遇到在1960年代出场的这些有着广泛的要求的年轻人：“这个我们不要那个我们不要还有那个我们也不要。”但若我向一位表现得宛若天使的青年人发问：“好的，那么你认为，如果不是这样，应当是怎样的呢？”他会说：“这我们还不晓得。我们可以从容地建构乌托邦。”这就是他的回答。人们或是创造出别个不同的世界以逃离当今的生活境况，或是像在东方实施的那样顺应形势并添砖加瓦，或是一蹴而就，即使使用政治暗杀也毫无问题，生活境况便是这样得到改变的。

我们又得自问：怎么会存在着这样的分歧，这样引人注目的对峙？一边是最美好的，最深刻的——人们几乎要说，最神圣的——生活愿望，而另一边却是完全借助于来自19世纪的方法来思考并阐明这些愿望。因为马克思主义来自于19世纪，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也来自于19世纪，整个达尔文主义，整个现代行为研究，一切都来自于19世纪。

尊敬的来宾，此时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大火缓缓熄灭了。70年代降临了，70年代逝去了，青年们步入30岁，再步入35岁。那些还有着某些愿望的人们，也融入制度，通过制度，他们开始陷入无尽的泥淖之中。而那些已经死心的人们则说：人们什么也改变不了，我们只不过是进入了一般的生活情境之中，就像现代技术、现代科学和现代交通等等的时代中的生活情境一般。

4. 第四个青年世代

现在我们讲到了我们的当前时代，我要谈的不是在场的各位，不是在场的年轻人，而是不在场的年轻人，当下的第四个青年世代在这个世间究竟经历了什么呢？他们一方面经历着从现代经济和技术中不断涌现出来并导致了威胁日益严峻的变化：环境问题！另一方面，他们也经历着内在于人类、灵魂、政治以及经济情势的日益显著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已经不再可能达成一致。导致各种极端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势的大大小小的各式矛盾，人类彼此达成一致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为了用自身立场的正义性的束缚力相互说服，人们理所当然地对彼此摆出威胁的姿态。仅仅因为通过现代技术发展出了当今的确独一无二的武装潜力，这种威胁姿态便越发强而有力，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自作自受的地球威胁，自然威胁，人类威胁罢了！

从这种灵魂中生发出一句话。这句话是：谅解，宽容与和平。这意味着什么？这便是这一冲动的独特之处，倘若人们仔细审视，这些人中只有一小部分有所觉悟，要亲自去寻找整件事的原委。而其他的人，他们一直找寻的，是灾祸和不可能。然而其连带的青年人的动机的性质却截然不同。实际上，这种动机所追求的不再仅仅是第三个青年世代仍然在追求的那样一场意识变革，而是通过让人类汲取某种——请允许我从容地将它表达出来——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来自于另一个世界，因而人们不能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身上求得的东西，来改变人类最内在的部分。在此人们应该再次看到——我明天还会再一次提到这一点——此处活跃着的独特冲动，体验到的又是一个持久引人瞩目的外向化而非内向化，由此真正地起到壮大力量和实现可能性的作用。

我想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来阐明这一点。这些青年中有许多人都看到，地球上的生命正受到威胁，首先是像森林损毁以及任何与粮食相关的事件。而人们总是认为，他们可以教会其他人，人们应当采取别的行为方式，例如人们应当清除工厂烟囱排放物中的有毒物质。但却没有哪个想到自问一下：为了能够切实排除地球生活的威胁，人们难道不该了解了解那些存在于大自然中的不可见的超感官的力量？我希望，我所想说的已经明了了。也就是说，对于这些追求和平的青年的远大冲动而言，一个根本问题仍然具有分散着他们精力的威胁性：要想解决外部世界的问题，他们应当从内心的何处去找寻找什么东西？

倘若允许我现在对今晚的观察进行一个总结，我也许会说：人们应当如何理解，在每一代青年人那里真正成为冲动的是什么？光是症状学的观察便已足够，抑或人们应当进一步深究？而我还想暗示一下，人们应当向哪些方向追问，因为我们都是从尘世间的精神世界而来。我们带来了什么？人们或许会说：当他们——不早也不晚——与那些和他们内心相通的人们一起行动时，一代一代的人类心灵在世间得到体现。于是出现了这么个问题：也许这些年轻人从精神世界中一起带来的东西，恰是理解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钥匙？而当下一个世代从精神世界中拿出某种前代在精神世界中尚未经历过的东西的时候，就形成了与前一世代的对抗。理解的困难便是由此而来，然而随之而来的也有青年世代自我理解的难题，因为青年们是具备某种东西的，但他们——即我们人类在年轻时——尚无法轻易地把握住它们。我们身上所具备的东西比我们一开始所了解的要丰富。这是一个问题，就此我明天会详尽展开。而第二个问题是：现下那些过于关注这些与生俱来的冲动，而使得这种冲动可能会被引导、被歪曲，在尚不理解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将这些冲动带入它们根本不愿去的领域的人们，他们是什么，他们起到了什么作用？

那么，再最后重申一遍第一个例子：那种振奋的力量，候鸟运动的浪漫主义的力量，如何可能突然被欧洲人民的民族情绪攫住，而第二个青年世代革新世界的冲动被领袖人物攫住又是何以可能呢？

二

尊敬的各位来宾！

在开始今晚更为复杂的事情之前，请允许我回顾一下我们昨天晚上的尝试。

我们是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的，谈论世代及其共性是否可能，是否合理。然而人类历史的历程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东西确实存在。然而，对此，我们还是应当遵循鲁道夫·斯泰纳（Rudolf Steine）的建议，他曾经提醒人们，尽管当人们想要把握和理解自然的时候，可以就现象而论，但在面对历史时，这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象仅仅是历史的表面所发生的事情，甚至仅仅是历史的表面而已，而在表面之下还埋藏着更深层的真相，它们在起着作用，因而，历史是具有症状学的性质的。

由此人们可以看到，人类存在自身究竟是什么，它正是历史的载体，因为历史是通过人发生的。我们可以说，这是在人类意识内部的症状学过程中完成的，即在那些与人类个体以及人类群体的经验、体验、努力、学习过程、发展和进化相关的事物内容中串联成的，这一切，无论是对于个体而言还是对于社会进程而言，都是和思考、感受、欲求、感知、经营、行动、作为、工作一同发生的。早在20世纪初，现代心理学就已经发现，在人类的意识中所上演的，并非一切；人类的存在还有着更深的层次，它逃过了意识，却又与意识紧密相联，总是有某些东西会从意识层面沉降并埋藏进下意识的灵魂生活中，它们在那里或许会经历人类意识不到的某种转变，然后再由这一深处起作用。

然而，这一现代的人类学问，现代的心理学确实尚未触及的是，在人类身上存在着另一样东西，在人类身上还存在一个未知的层面，我们不该将之称为下意识，而应当称之为超意识。人类的灵魂存在与精神存在不仅仅下达躯体，还上通精神的顶峰。在每个人类个体以及历史进程中，也存在着同样未知的领域；然而，将之称为一种超意识，而非下意识，才更为确切，从有意识的灵魂生活中对超意识产生了灵魂和精神过程的影响，而从中又沉积下决定性的灵魂与精神过程，并对日常的意识产生影响。

昨天晚上我已经尝试了，以一种历史症状学的形式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后来从症状学上说，在诸如20世纪第一个青年世代那里明确呈现为青年的运动和共性的这种显著的共性究竟存在于何处？是的，人们称之为青年运动，例如候鸟运动、青年联盟又或是童子军。然而人们可以看到，在同一代人中，这种崇高而深层的冲动，生活冲动与生活意愿并不是在所有青年人那里都表现出同样的显著性，人们会更多地观察到，对于一个世代的多数年轻人而言，这种冲动是隐藏的——现在我可以接上之前所讲的了——尽管超意识以某种方式存在着，但由于通常的意识以及下意识的内容相当强烈，它们掩盖了这些生命冲动，这些深层冲动也许——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仅仅是静静地通过一种整体的尘世生活，通过一整代人来承载，但这将停留在无意识的层面，而不会产生效力；然而，与此相对的是，从这样一个青年世代中生发出了一些东西，而在此那些附带着的冲动则变得十分强烈，这首先在对立的体验中，在与在世的老一辈或已逝的历史时代的冲突中表现出来。然而，这一切都有可能导致，在与此相关的人中这种冲动变得十分强烈，使得他们把握住整个生命，而整场青年运动也确确实实表现为了极为秘密的社会过程。

人们当然会问：人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这些人？那些并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的人们，才能够不仅仅止于当下自然科学人类学或心理学人类学的阐释之中，而能多多少少将完整的人纳入人类观。作为尘世之人我们亦是自然存在，因为我们通过表现自我而活动于尘世之间，我们与某种源远流长的血脉（Erbstrom）相连。然后我们沉入各自的社会现状中。然而灵魂反复挣扎的根本问题，根本的人类学所问的问题是：现在真真正正的个体之人是什么样的？他从何处来，向何处去？人类由此站到了介于生死两个入口之间的尘世此在之中。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生之入口与死之入口这两个入口，就像人们如果只相信物质的和智性的世界的话，也必须理解的那样。人们会说：这是一个绝对的开端和一个绝对的终结。然而人们也可以对此作别解，人们可以说：这是两重门。经由生之门，某种东西降于世间，它与源自自然之物相连结，加入社会所提供之物中，譬如环境状况，始于父母，历经家庭与一切社会环境，人在此中成长。

然而这里则生出一个问题：这是从何而来？究竟有什么从超感官的、神的、精神的世界中降临人世？人在降生前经历的事，不是与尘世间的他人、自然王国以及外在可见的尘世的或苍天宇宙一同经历，而是人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与其他未曾降生的人们，那些与他共同走过降生此世之间的道路的人们共同经历的事，究竟重要与否？这便是与这个人作为同一个世代降生于世，成长，并在青年时期作为同呼吸共命运者而邂逅的那些人，他被他们唤醒，深感自己与之相系相连——接着相应的世代青年运动便水到渠成。人是从精神世界而来的！在这一精神世界中，他早已与这些人紧密相连，这些因为降生而被深深遗忘的人们，当他在世间遇到他们后，便再次认出他们是兄弟姐妹。“我并不晓得我从何处结识了你，但我一定认识你。现在我也并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但我知道，维系着我们的是什么，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与我们所具备之物的共同之处是什么，然而这甚至不是在我们人类存在的下意识之中，而是在我们人类存在的超意识之中。”

然而人们也必须思考第二个问题：即便这个从天而降的人，这个从精神世界消隐，而现形于世的人，这个沉睡于尘世肉身之中的人，也会遇到死者，即那些曾存于此而现在则借由死亡进入精神世界的灵魂。亲爱的来宾，可以试试将这种东西作为内在图景置于这些灵魂之前：也就是成千上万的人，譬如就我而言是在1900—1920年间降生的人，他们不仅仅会邂逅那些和他们共同降生于此的人们，还会遭遇那些在这些岁月中死去的人们，尤其是那些非自然死的人们，那些在1914—1918年间的世界大战中的死难者。

另外，倘若人们想要对人类进行彻底追问，也应当关注第三个问题。因为在精神世界中，人是与超感官的、精神性的存在共存的，它们从不曾来到世间，因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相遇：与那些自尘世来、往尘世去者的相遇——这是人——与那些并不作为，而是以精神世界为家园，在精神世界中以在此通行的法则和必然性为生者的相遇。而且人们看到自己对这一局势是多么投入，至少是在狂想之中多少为此制造了“这是多好”的想像。

是的，人们可以问：在我诞生前还在那上面生活时，我自身究竟是怎样的？在那里，我与那些和我一起来到这世上的同代人共同生活过，与那些当我来到此世时被超感官的此在囚禁在上面的人们共同生活过，然而也与那些诸如天使的存在共同生活过。一位天使！那些尚未降生的人们与安格罗伊（Angeloi）297，与天使共同生活！人们倘若试着在狂想中根据人们对“谁能够看到精神世界的里面”所作的描述稍作想像：那么如何才可能邂逅一位天使呢？或者，说得更为具体一些，如何可能与一位天使相邂逅，也就是说，与一位和个体的人类紧密相连的天使相邂逅？这就意味着要注视着一位现在不是以血肉之躯而是以超感官的力量显现其自身的天使的面孔。

这并非偶然，如果人们试图将这一想像艺术地表达出来，就必须立马说：走向这种超感官存在的面孔，其精神存在不仅仅是通过其面孔而闪耀的，它拥有某种类似于眼睛的东西，甚至在其面孔四周还环绕着一圈超感官的神性光环，这光环仿若羽翼，飞鸟之翼。但它并非飞鸟之翼，而是环绕这一面孔使其熠熠生辉并不断运动的那种力量，那些生活在精神世界中的人们可以像注视某种神情一般直视这种力量，它就像神冥思的神情，它流光溢彩地登场，如神情，如神之臂膀，如神之手掌，能以肢体展现，能藉言语诉说，终如第三对羽翼，这种存在的意志力量能够在其这羽翼间向人类闪耀。然而人们会体会到，这种图像式的想像的可见景象中又回荡着某种声响，这种声响反过来使得居住于精神世界中的人们受到其触动并随之摇摆，使得他们不仅仅能够眼见，并且能够耳闻。

通过这种超感官的体验，通过与一位天使存在的超感官的邂逅，在精神世界中开始了一种存在感知，这是我们在尘世之间完全不曾体会到的，因为在尘世间，存在之间的邂逅是被封藏于身体有形的套子之中的，而每个世俗的存在确实都栖居于此。我们要说的并不是这个，而是这里存在一种显著的直接性（Unmittelbarkeit），使得人们不得不说：精神世界中不存在谎言。精神性的存在是完全不能扯谎的，因为其内在是可被直观的，因为它确确实实是纯粹开诚布公的，它自身是什么，它在思考什么，它感受到了什么，它在发起什么，它想要什么。在精神世界中，人带着此种存在而生活，像是一种精神—心灵的光的昭显，像一种精神—心灵的多彩感受的昭显，像一种精神—心灵的意志的昭显。

而当人们自问“人是如何体验到它的？”之时，人们不该觉得，它是像感观世界一样被体验的——也就是说，我以意识存在于此，此外则是感观世界，我可以感知它——而应该认为：对这种超感官存在的感知，如梦般步入人自己的灵魂中。然而这并不是梦，它宛如回忆，然而它也并不是回忆，而是只有当人自己的这种灵魂生活，他自己的精神存在与它所遭遇之物多多少少相互适应的时候，才会向此人显现出来的现时景象——通过这个我触及了超感官世界的生活中决定性的一点——要想感知这种生活，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与之相适应。这个人本身必须具备某种绝对的心灵虔诚，才能够彻底感知一个神性存在的真实性。这也适用于其他一切，而这个人甚至能够体验到像是神的天使般的纯粹真实与诚实，天使般的纯粹的无私。

这表明了什么，尊敬的来宾？您看到，这表明的是，在高级存在那里，我们尘世的人类理想——真、善、美、无私、友爱——都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人们自问：究竟为何尘世间的人们能够拥有理想呢？那么答案应当是：因为他在精神的世界中，在天使那里体验到这些理想的真实性，因而也可以拥有理想，虽然他本人并不真正具备，而是在追求和找寻理想的真实性。

并且，请您注意，这里还有理解人之完整的关键点。因为很独特的一点是，人在准备降生于世时，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意识变迁，也就是说：他是由己而来，并还之于己的。他丧失了与神、与天使生活的关联。想要把握尘世之物的巨大力量使他集中自我，并将自己浓缩进而遮蔽于他的意识之中，这样一来，对于他的体验与直观而言，整个精神世界就隐匿了。但是——我再说一遍，这样我们就来到了整件事的关键点——他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他在那里所体验到的，他在那里与之相融合的，都沉积在了他的存在的高级部分之中，与他一道来到了世间，这样，当他在世间日益复苏为他自己的尘世存在，复苏于尘世间，复苏为他自己时，他就会像是在自己之中，又像是在超越自己地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这种理想。这就是人们，每个人从精神世界夹带到尘世间的东西。

我刚刚说过：这里面有显著的区别，这种体验在精神世界中有多强烈，多清醒，多明晰，它以后在尘世间的出现，它的效力和它面对一般的尘世意识后来塑造和填塞的东西时的贯彻力也多少会因之而变得强烈，那种后来的塑造是通过将人变为尘世之人而完成的，这样一来结果就是，在这一个青年世代中，至少有一大部分或一小部分感受并觉察到这种与生俱来的精神冲动是怎么起效的。首先是这样：它与人们视作尘世真相的东西略有不同，因而在青年一代与他们在尘世间发现的事物之间，必然会产生一些冲突。通常是，这种差别相当大，以至于在青年世代中渐渐发展为此后不断壮大的抵抗力量。

这样一来，尊敬的来宾，您就看到，我们必须区分出三个层次：首先我们看到了尘世此在的最前景，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具备精神性、政治性和经济性的历史进程和社会进程。在此之后是有着背景的前景，这就是生存于灵魂中并在此呜呜作响的东西。再往后，真正的背景，则是灵魂在化身于精神世界之前所经历的东西，是在我们这里起效并真正地捍卫了我们的内在，成为我们永恒的高级的人类的东西。

1. 第一个青年世代

而且，您看到，现在历史上发生了如下事情：在一战结束后，也就是在1918年、1919年到1924年间，有一部分青年，即青年运动参与者中的一部分，不论是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社会关系还是来自于大学，都遇到了他们的知情人。这意味着什么？他们遇到的正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完整经历了以精神的、超感官的方法看待他所遇到的年轻灵魂的整个过程的人，他能够对他们讲述他们所承载的超意识之物，这些东西他们能够在自身中确实地感受到，却不能够同样真切地去把握并将自己的所欲所感说出来。在他身上，他们找到了那些可以解释他们自己生命冲动的东西，因为他自己有能力回顾这些青年所来自的那些领域，因而也有能力看到，在精神世界发生过什么，正在发生什么，在化身为人之前，这些人在心灵—精神层面参与过什么，他们自身无意识地、超意识地承载着什么样的尘世生活冲动，是什么在影响着他们，是什么唤醒了他们的预感、欲望、要求和冲动。

鲁道夫·斯泰纳本人在与青年相遇之后对他们进行了一番独特的讲述。在1924年夏，当鲁道夫·斯泰纳在科布伦茨（Koberwitz）建立了生物学—动态农场时，他在布雷斯劳（Breslau）遇到了许多这样来自于候鸟运动的青年团体。在这场相遇之后，当他从多纳（Dornach）回来，他描述道：“布雷斯劳的人类学学社的青年团体举行了两次大会。可以说情况是令人非常满意的。青年圈子的每个参与者都怀着广阔的胸襟和真诚的灵魂之声发言；而我发言时，则看到了我面前有广阔的胸襟和参与的灵魂。人们谈论的是青年运动的本质和目标，而这是由时代所要求的。在与会者间，多有理想主义和灵魂关照，然而也不乏善良意愿。人们希望，青年们一致追求他们心中迫使他们驱向精神世界的那些东西的实现，而并不因为分歧而受到削弱。”（GA37/260a/1966/1924年6月22日，第38页）

如果人们现在问：当他让这些灵魂站在他面前，看穿他们现在是什么和他们降生于世间前遭遇过什么后，他究竟对他们说了什么？他首先对他们说的，就是“候鸟”的阐释。他说：如果真想理解，在古老的意义上，漫游者是指什么，就应当想想漫游者奥丁（Odin）——此时请您考虑一下：一直在谈论日耳曼神话的年轻人——你们必须想想漫游者奥丁，那个辗转于一个个神秘国度并在辗转的途中漫游于不同的精神世界的人。漫游者奥丁，他就是这样出现在日耳曼神话之中。他接着说道：如果您想更确切地知道，这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那您首先要正确地理解，您是何时体会到自己作为一个漫游者来到了尘世间这个需要重新把握的精神世界的呢。然后滑稽的事就来了：您会注意到，《如何获得高等世界的知识？》一书，是一本候鸟书籍。（同上，1924年6月17日，第299页，及1924年6月9日，第273页）——终于，您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了！那么，这几乎就是他对他们的一次灌输。人们大致可以想像，这些青年人是怎样坐在那儿的，不是吗？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其他的，比如1924年6月9日的一个讲座。在此他则说：“我们的时代已然是如此，人类站在了转折点上，这是他们在历史上相同的时代以及史前的时代都不曾站到过的转折点。”（同上，1924年6月19日，第254页）这句话掷地有声，不是吗？忽然之间当下被刻画成了一个转折点，一个全人类从未踏上过的转折点，一个有着自人类来到世间就从未有过的深度和意义的转折点。“这与下面这一点有关，在人类灵魂的底部，甚至不用深入到人类灵魂的底部，在人类的意识中，已经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东西，事实上，这正是”——在人类灵魂中——“精神世界的进程。”这是第二句。第一句：一场他不曾经历过的骤变。第二句：因为在人类灵魂中出现了某种东西，它并不是尘世的进程，而是尘世间精神世界的进程。

人们应当怎样理解它呢？再说一遍：“……究竟什么是精神世界的进程呢？那些不仅仅受有形的世界的限制的。人们说，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所谓的晦暗时代渐渐终结，而一个光明的新时代降临。”他反复在说，晦暗的时代在1899年结束了。这意味着什么？一个时代终结了，而像现在这样在人类灵魂中以精神性的方式发生的事情，却因为人们有别的追求而没有在这个时代发生。而现在，一个新的光明时代则通过某些事情以精神性的方式在人们中发生而开始。这意味着，精神世界本身想要在尘世的芸芸众生之中苏醒：“候鸟”。在邪恶时代（Kali Yuga）这个晦暗的时代之末，在1899年，《如何获得高等世界的知识？》是一部候鸟著作，一条通向精神性，通向尘世意识中的精神意识的道路。——您看到，在1924年，人们坐到了他面前，他们中有一部分是在这个光明的时代开始之后才出生的，也就是说，1899年的骤变是他们甚至还身处精神世界之时所经历的。这是第二点。

第三，我现在想向你们说明，他向这些青年人灌输了什么：

“现在，我要说，青年进入了停滞阶段。他们很快能够走出来。他们能够走出来的原因首先是，要想对他们”——这些年轻的心灵——“清楚地感受到的事情进行深思，对于这些年轻的心灵而言，确实是异常困难的。你们看到，对于人类而言，文明和精神一起失落了！如果我现在要更多地谈谈此在的背景，那么我就会看到，那些不久前才从精神世界降至有形世界的青年人，他们的生活的要求也与之前降生的人们大相径庭。这是为何？您确实没有必要相信我。”——您想想看，他是这样对青年人讲话的！——“您确实没有必要相信我。但对我而言，这不仅仅是一种信条，还是一种知识。在人类降至有形的世间此在之前，他在精神的世界中遭遇了比他在世间遭遇的所有都更有意义更强大的一切。然而我们也不应抹煞世间生活。没有世间生活，自由也无法实现。然而由死到生的生活却更加伟大。我亲爱的朋友，那些降世的灵魂，就是在你们之中的灵魂。在超乎尘世的区域确实能够看到一个在有形的此在之后运行的、具有非凡意义的精神性运动，在我们的人类学学会中我把这种运动称为‘米歇尔运动’（Michael-Bewegung）。它就是如此。不论现今唯物主义的人们是否相信，它就是如此！而我们今日，我们当下的主导力量——人们也可以给它不同的称呼，我把它称作米歇尔力量——实际上是在尘世与人类的精神指导之内，追求对尘世间一切精神性事物的重新塑形。”

我再读一遍：“米歇尔力量实际上是在尘世与人类的精神指导之内追求对尘世间一切精神性事物的重新塑形。在19世纪，这般聪明的人们，的确完全未曾预想，在19世纪刚刚被作为最为开化地建立起来的对灵魂的理解，会从精神的世界中被放逐，走向终结，”——从精神的世界——“那些未曾来到世间却引导着人类的存在的米歇尔学会，追求的是，给人类带来一种新的灵魂的理解。旧文明之死也一道降临。[……]对灵魂的这一理解，这一人们插入其中的理解”——越过19世纪而来的——“应当被另一种还是源自于生活在人类存在之中的人类自身的理解所取代。这就是对于精神性实体的追寻，我想说，这种实体是可以通过时代的标志被辨认出来的，并且接管了对我们时代的领导。那些装在躯体中被拖到世间的灵魂，那些目睹过米歇尔运动的灵魂，并且是带着对米歇尔运动的印象降临”——到世间——“的。在此他们习惯了从根本上排斥人，”——在经历了19世纪的知性主义之后——“给人戴上面具的人类。因此青年运动实际上是对前世俗的经历，对这些前世俗的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印象的回忆。人们拥有了对前世俗的生活不确定的、下意识的记忆，看到对一种人类灵魂新理解的追求——而这是人们在世间找不到的。这就是，真正发生在当今青年的心灵中的事。”（同上，第257页起）

敬爱的来宾，这样我们便找到了钥匙，——当我们借助于精神科学来剖视20世纪所发生过的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时——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帮助我们把握，这些青年世代与生俱来的究竟是什么。

那么，如果允许我再回顾一下昨天我描述候鸟运动时所提到过的东西，那么您就会看到，对于面向自然的追寻，对于自然中精神性事物的追寻，对于新的共同体的追寻，对于新的能力的追寻，对于人类的精神性能力的影响力的追寻。而现在最为根本的问题就出现了：一战爆发。而根本问题在于，这些青年中的精神追寻者被一种与民族灵魂、民族群体紧密相关的精神性攫住了。对于精神性的追寻喷涌而出，变成了对于民族精神性、民族主义的追求；而那些源自于下等人的欲望，忽然之间与栖居于上等的、超意识的人类中的理想相连结。其结果就是1200万死于战争的男子，而他们现在已然升入了精神世界。

我年轻时十分鲜明地记得，当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个名叫瓦尔特·费列克斯的人出版了一部书《两界间的漫游者》（Der Wanderer zwischen beiden Welten）。这是一种钟声。两界：一边是精神世界，一边是世俗世界，而人则是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漫游者。然后，1916年，在逝世前夕他又出版了一本小书，这是为前线的战士，为他在俄罗斯共同奋战过的同志而写的：《冬天的童话》。在此书中他描述了，那些曾经在一战中搬运过尸体的、牺牲了的战士是怎样升天，是怎样遇到那些正准备降临世间的孩童的灵魂的。您看看，灵魂是怎么出没的，在由民族主义的自私自利和民主主义狂热的误导之中，那根本的冲动又是如何闪耀并照亮这些人的？在像弗兰茨·马克（Franz Marc）这样的人身上，我们也可以从他绘画的方式中找到这些。他也被卷入了一战。正是那些还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什么将要来临的人，陷落了，并且他把在尘世间不可能获得的东西带入了精神世界。这些人遇到了第二个青年世代。

2. 第二个青年世代

尊敬的来宾，您看看，实际上，人们必须鼓起勇气，去相信历史研究者的描述并从他那里了解，并不仅仅是在人世间才上演革新、发展的历史——对我而言，就是像现代自然科学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技术的发展之类的，在精神存在之间的精神世界中也一样存在着变化。这里包括鲁道夫·斯泰纳所描述的那些事实，在1879年，米歇尔存在接管了精神统治权——它在这样的意义上发生：米歇尔运动想要自下而上地改变世间的灵魂总体状况，它想要引起这样一场激烈的巨变，它想要对人类灵魂产生影响，使得发生的不仅仅是精神世界中的这些，更是某种更为强有力的东西，它不是源自于天使或天使长，而是源自耶稣基督本人，源自这个复活者。

历史研究者还有使命作些感人而震撼的灌输，说在两千年之后，随着20世纪的到来，骷髅地的神秘在精神世界中还在以这样一种方式继续着，即在这两千年中基督的存在贯穿了世界与人类所及之处；其结果发生在以太之中，即并不发生在有形的世界之中，而是发生在生命力存活并起效的世界之中；而在这一以太世界之中产生了某种崭新的东西，当然它是经由这两千年的准备而来的：现在耶稣基督发展出了新的接近人的可能，他向那些关注第一世代的精神性的人类意识进行呼吁。他把自己带到人们面前的方法是，在以太中让基督在人们面前出现，因为人们是在精神世界中体会到它的，由此就可以在人类灵魂中产生决定性的冲动。

鲁道夫·斯泰纳反复地说：处于精神世界中的人们能体会到这种回归。而这一基督事件在每一个人类灵魂之中都点燃了这么一股冲动，即当他们降生之后，将会寻找那个作为他们的灵魂领袖的复活者。

您看看，人们在此触及了什么？20世纪的第二个青年世代，那些年轻人：数以千计的人们在世间寻找领袖，他们寻找精神领袖。然而因为这种精神性不够坚毅，因为此时世间形势恰好在消极的诱惑意义上与寻找领袖相合，这种与生俱来的力量又一次涌向歧路，而且预兆骤然间转变为千百万倍的诱惑，而人们对所发生的事却全然不知。

您看看，现下，马克思主义圈子或任一左派圈子里的人可以肆意谩骂法西斯青年。人们本不当如此，人们本当理解，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讲曾经上演了什么，应当理解，敌对势力成功地捕获了一整个青年世代，并成功地借助了代表最糟糕的达尔文主义的“血与地”的世界观，将他们卷入了政治与世俗的关系中。然而相应的精神装备，却早在19世纪就已经打造好了，唯物主义的达尔文主义是现成的，种族论是现成的，种族狂热主义也已经成形。人们只需搞一场相应的内在运动，而人们已经就位了。

我个人还可以说，我是怎样年复一年地受着煎熬，而我的青年同龄人们又是怎样掉入那个旋涡的。然而我确实认识他们！您瞧，我认识党卫队的人们，我认识纳粹党员，我认识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和罗马尼亚的法西斯分子。他们曾是炽热的理想主义者！然而接下来，与生俱来的冲动被疯狂地歪曲，并被翻转为彻底相反的东西。人们应当再次体会一下，得以从这场厄运中逃脱的人是多么稀少。多数人都被卷进去了。当我回忆我青年时代的同龄人时，我身边有六七十人。他们全都卷入了战争！

3. 第三个青年世代

现在第三个青年世代到来了。这第三代在精神世界中既经历了米歇尔统治的开始，也经历了基督转世以及基督存在对每个人类个体灵魂的精神性指引冲动的开端，还经历了第二个青年世代中可怕的牺牲者。然后他们降生于世。您看看这些孩子，他们或生于二战间，或生于二战后，面对的是那些从二战中回到家中的怀疑一代。人们屏息端详，那与生俱来的冲动不停地累积。然后在1960年代末，它突然浮出表面并不断渗出，从最温柔无辜的拒绝到最激进的毁灭性冲动。

这又带来了什么呢？您瞧，它带来的是一种冲动，一种在目睹了由第二个青年世代，即法西斯主义青年所带来的米歇尔统治、基督转世事件和暴力牺牲者之后所获得的冲动。在目睹了精神世界里的这三种精神事件之后，他们将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爱的强烈冲动带到了尘世间，这种真正的社会冲动。

这便是第三个世代。不论它的体现方式是花样的少年还是毁灭性的怒火——其基底都是这个世代。我仔细观察，却无法理解，这些青年怎么能够为了阐明他们社会的、友爱的、人类互爱的社会冲动，即阐明他们的社会主义，而突然开始追寻在其历史唯物主义中从经济关系中推导出人类发展的卡尔·马克思，开始追寻那个把一切人类的爱的生活都还原为冲动与欲望的西格蒙·弗洛伊德。然而这一切却发生了。而人们会说：这是由反对势力所策划的，是有意策划的。一切能够捕获和歪曲这一代人的冲动——无意识地喷发出的爱与友爱的冲动——的东西都已就绪。这一代人并没有牺牲。他们活着。他们活在我们之中，而他们实际上无法把握，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直至今日，因为这一代人与生俱来的那些东西——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爱，真正的友爱，真正的社会性，真正的社会主义——都被那些与人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恰恰完全相反的思想、意识形态、科学研究结果给困住了。我们经历了第一个悲剧，我们经历了第二个悲剧，我们经历了第三个悲剧。人们看到，每个个体是怎样努力去理解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在整个事情上压着多么厚的乌云。

4. 第四个青年世代

现在到了第四个青年世代。我亲爱的朋友们，您想想：这里有追寻精神世界的冲动；这里有追寻尘世间的精神领袖以及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冲动；这里有追求社会性与人间爱的冲动。然而人们应当如何实现这些？人们应当如何从精神世界来看待这些，即如何从那些在六七十年代的进程中走向终结的未降生者的状态来看待这些？他们的确还是从精神世界来看待一切的，而在这些灵魂之中产生了一个独特的问题：一切必要的争论、冲突、纠纷、斗争乃至战争的问题。斗争问题、冲突问题、侵略问题、纠纷问题！是的，现在人们看到，在精神世界中也存在着斗争！请您务必试着回想一下《若望默示录》的第十二章：

在天界燃起了战火。米歇尔和他的战士们与恶龙相斗。

那么人们便会突然生出这样的疑虑：难道在精神世界之中也有战争？然而人们仔细考量过这场战争之后会自问：在精神世界中是怎样战斗的呢？神明之间的斗争是怎样进行的呢？那么，作为尘世间的人就完全无法想像，这要如何发生。因为任何世俗的战斗，任何世俗的争论，任何世俗的冲突都必须是人们用某种方式战胜乃至消灭对手或敌人，之后才结束。而在精神世界中不是如此。人是无法清除精神性的存在的，人也无法克服某种精神性的存在。舍此之外人们能够做什么呢？

在《新约》的神圣文字中有极佳的例子，快要降临世间的耶稣基督是如何面对他的对手和反对派们的，而这些反对派们又是如何通过呼吁其神性存在来诱惑他的。《马太福音》中的顺序不太正确，它是反着看的。鲁道夫·斯泰纳将其理顺了，他说：基督耶稣首先经历的是，反对者将他领到一座高山之上，向他展示世界的壮美，向他展示：宇宙之中，在灵魂性和精神性的宇宙之中的一切。他还试图让这位降临世间的神人适应并多少融入这种精神性：“你看看世界多么壮美！倘若你视我为灵魂世界的主宰，对我屈膝朝拜，我便将它交由你支配。”

您瞧，此刻耶稣基督并没有以攻击作为答复，完全没有，而是对这位反对者的话进行了一点补充，他说：“真正的敬仰并不献给灵魂世界的统治者，而是它的创造者。你应该向你所统治的这个壮美的世界的创造者，向神朝拜。”

反对者朝拜了。他完全没有想到要去朝拜那位创造了这壮美的世界的神性存在。基督战胜了他，并不是通过与他交战，并没有对他施加影响，也没有做任何事，他只是稍微展开了自我。而反对者看到了这些，便退缩了。

当然，我们还有另一个了不起的例子。如果您有机会去多纳（Dornach）瞻仰一下，立于路西法（Luzifer）与邪神（Ahriman）之间的耶稣基督的塑像是怎样的，那么您立马就会看到：他完全没有注视着那两人，而是放入了某些东西，这些东西使得另外两者融化了。您看，在精神的世界战斗是如此进行的。在精神世界中，并不袭击、战胜或消灭对手和敌人，而是展开某种东西，对之进行补充、使之完整，甚至使之神圣化。

敬爱的来宾，这种能力才是自由能力的真相，是精神论争的真相。倘若人们看看那些青年，那些人们可以对他们如此评价的青年：“天啊！你们的确是在这个灾难性的20世纪来到这世上的！然而你们这勇气是打哪儿来的？”然后大概会问：“喂，你们究竟带来什么了？你们只有对自由的渴望吗？你们真的以为，只需向其他人索要，便能够实现这种对自由的渴望？抑或你们以为，你们只需期待他人，就能够实现这种对自由的渴望？倘若你们真的这么做，你们就大错特错了！然而，倘若你们发现，在精神世界里是如何通过制造某种新的、自己的、补充性的东西——也与对手——战斗的，你们就会在世间被给予自由。”

在《新约》中，有几处蕴含了自由的母题，例如保罗（Paulus）在《与菲立比书》（Philipperbrief）中写道：“主近在咫尺，基督就在眼前。然而源于主的和平，却超乎一切人类的理解。”

那么，这与现在这一代人的预兆与诱惑有什么关系？而这与精神世界中上演的结果又有什么关系？因为在我们的20世纪开始之前，在米歇尔力量开始之前，约翰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中所描述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鲁道夫·斯泰纳独一无二的描述是，像是米歇尔与恶龙的战斗般的事在19世纪40年代也曾在精神世界中发生过。而且正是天使长米歇尔在自身中展开了某种东西，才使得对手纵身来到世间，想在此诱惑人类。当世间正是马克思主义、达尔文主义、唯物主义和现代技术大行其道时，天使长在19世纪中叶在精神世界中所做的事——自身散发光芒，使得对手无力抵抗——算是什么呢？现在他让自身绽放出这样一种对尘世人类的崭新理解：人在其自我之中拥有的力量，使他具备了自由独立的意志，人类通过自然科学而获得的智性，使他能够将这种意志与智性应用于精神世界，以及在精神世界里他所遇到的一切。鲁道夫·斯泰纳说：米歇尔是最强烈地反对“人类不可能去寻获和创造他的精神本质，并由此对自然，以及人类和地球的未来产生影响”的说法的天使长。

20世纪的四个青年世代，他们陆续从精神世界中来，走入现实。也许人们应当带着疑虑注视一下现在降生并将引领人们向下个世纪、下个千年过渡的第五代。这些小孩子们带来了什么？人们务必看看这些孩子，他们为意识的力量带来了什么，他们为个体的力量带来了什么，他们的调皮为何如此不健康，他们为何无忧无虑？我有点夸张了，但我看到他们那会意的黠笑，他们知道，我没有传达给他们任何新东西。有什么东西来到了这个世上，他们自身是拥有某些东西的，不是吗，倘若当今的青年世代反叛老辈，我会友好地告诉他们：你可得当心，等你老了的时候会出现反叛你的人，你等着瞧，到时候会在你身上发生什么！因为确实是这么回事，敬爱的来宾。而且您也看到，一方面，人们可以带着最大的沉痛与最深刻的不幸来注视这个世纪的发展，注视这种发展不可思议的预兆，注视它不可思议的可能，注视敌对力量在准确的时机捕获、歪曲和诱导事物的纯熟技巧；然而，另一方面，人们也看到：精神世界是存在的！而且精神世界为每个比他的世代稍微清醒的人类个体，为每个接近基督神话的人类个体，每个接近因现代精神科学而在世间唾手可得的东西的人类个体，都作了相当多准备。因为：

“感观知识终结处，

彼门始立，

它为灵魂的存在

开启了生活的真相；

灵魂能铸出钥匙

倘它自强不息

地战斗，将那世界的力量

在它原本的土地上

通过人类的力量去引导；”

这战争是怎样的呢？

“当它驱走自己的

睡意，给知识的力量

的感官边界

围上精神的暗夜。”

（鲁道夫·斯泰纳）

德国新保守主义的两个神话（1919—1932）——“第三帝国”与新国家298

维尔纳·E. 波拉茨 撰　战洋 译

早在希特勒主义的浪潮横扫德国之前，德国经历了一次民族、社会乃至文化的不适症，从而激发了知识分子短暂的乌托邦梦想，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会同意这一点。299这种不适症的根源可以上溯到俾斯麦统治时期，当时，国家仰仗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妥协，即国家保证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此同时，贵族继续掌控国家及其军队。300

不仅如此，早在19世纪结束之前，工业革命在德国发生了全面而激进的影响，从而改变了德国的社会面貌及性质。巨大的工业城区成为乡村的标志风貌：农业社会中悠闲而平静的秩序越来越多地被改变。地主与贵族，这些旧社会中的独立财富阶级被现代工业社会中经济独立的大众取代了。301不到30年的时间里，在不断膨胀的工业企业和银行业中，上述巨大改变体现得越发明显。有力的卡特尔企业联合推动了经济领域前所未有的集中化。302不过，很多德国人，尤其是资产阶级中的年轻成员们，真诚地相信新的社会秩序是“非德意志”的，他们生命中的“真正的特征”遭到了破坏。与右翼成员们的观点类似，他们强烈反对第二帝国和威廉主义（Wilhelmism）。他们所谓的文化批评（Kulturkritik）主要针对的是以物质需求、技术分化以及进步为标志的发展和理念。303在他们的思想阵营中，分化出了两个对随后新保守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流派：族民（Vōlkisch）运动以及青年运动。

族民（Vōlkisch）意识形态的核心是这样一种信念：一切民族的内在美德来自于民族或者部落的分化。种族分类学（typology of races）能够准确地辨别民族的内在价值和文化特征。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这种思潮的兴起是建立在若干人的贡献之上的，包括：拉加德（Paul De Lagarde）、朗本（Julius Langbehn）、特赖奇克（Heinrichvon Treitschke）、利斯特（Guidovon List）、利本菲尔斯（Joerg Lanzvon Liebenfels）和弗里奇（Theodor Fritsch）。他们给予族民意识形态以非常明确的特征，那就是对于鲜血与泥土的渴望、德国性（Germanic）的神话、族民社群以及反犹太主义。304在20世纪初期，施勒恩哈默海因德尔（Franz Schroenghamer-Heindal）重申了该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则，他重申：“人民”（Volk）代表拥有相同血缘（Blutsgenossen）的人们，他们延续着同一条民族的生命力。就好比一棵橡树，“人民”（Volk）将会永远直冲进天空。耶稣基督希望“有道德的人们将种植橡子，好让它们永远生长，而他的人间的天国就建立在这些人之中”。然而，只要“永远的犹太人”（Ahasver）305仍旧掌管着林中村人（Waldorfleute）的土地，那么耶稣口中的天国就不可能在德国出现。因为犹太人从亚伯拉罕开始，就受制于一种仓库精神（Warenhausgeist），他们感受不到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林中村精神。因此，德国人必须以犹太人为死敌，不遗余力致其死地。只有到了那时，德国精神的“复兴”（renaissance）才有可能发生。306

在新保守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青年运动是个“独特现象”。资产阶级财富的急速增长和科技创新的日新月异，使得德国城市社会显示出成功的光晕。然而，资产阶级青年们反感城市中死气沉沉的气氛、毫无文化的浅薄以及无耻的暴发户心态。对于资本主义的这种批评启发了一些青年开始行动。1901年，在柏林郊区的施特格利茨，一群预科学生建立了名为“候鸟”的登山协会，并且很快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一开始，这个运动无非是一群青少年试图将自己从官僚化的、无情的社会中解救出来。然而，当这个运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成年成员，运动也开始变得越发复杂起来。不久，该运动的追随者惊喜地发现，尼采对于技术官僚分化以及民主宪政主义者有着激烈批评，不仅如此，拉加德（Paulde Lagarde）、斯图尔特（Houston Stewart）以及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思想也形塑了他们的思想形态。上述思想家们认为，西方社会的弱点都源于启蒙、世俗主义、商业主义、自由主义、工业主义和民主。他们渴求一个“真正的社群”。该社群的领袖能够施展他的魔法，带领他们远离资本主义社会常规化的生活，到达一个充满魅力的新的世界。随着世界大战爆发，青年运动被激发，其追随者们相信，尼采经常预言的大决战（Armageddon）终于到来了。他们希望，这场战争能够捣毁一切被资产阶级扭曲的文化以及空洞的言行。重要的是，正是在战场的“钢铁风暴”（Storm of steel）中，前线士兵的新的兄弟情谊被孕育了出来，并且很快和激进而崭新的“新保守主义”307纠结在了一起。

战争之后，在一些俱乐部、编辑协会等相对集中的小圈子里，逐渐形成了更为系统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最早的群体叫做“民族与社会团结同盟”（League for Nationaland Social Solidarity）。这个组织由格莱兴（Heinrichvon Gleichen-Russwurm）、穆勒·凡登布鲁克和马克思·希尔德贝特·伯姆（Max Hildebert Boehm）于1918年创立，目的是为了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自由主义以及议会主义斗争。团结同盟的成员与爱德华·施泰特勒（Eduard Stadtler）的“反布尔什维克同盟”（Anti-Bolshevik League）合作，很快对战后国家的政治气候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919年的春天，在工业家斯廷内斯（Hugo Stinnes）、博尔西格（Ernst Borsig）、西门子（Carl Friedrichvon Siemens）、阿尔贝特·弗格勒（Albert Voegler）、蒂森（Fritz Thyssen）和汉斯·基尔多夫（Hans Kirdorf）的帮助下，这两个组织的影响达到了顶峰。他们在德国全境内建立了很多学习小组、准军事组织以及公民议会。上述成功的努力使得施泰特勒觉察到一个新的运动的兴起：“团结同盟的成员、我的反布尔什维克组织成员以及来自其他各个阵营的年轻的保守主义者们都在追求一种新的东西，它可能应该被命名为保守社会主义或者民族社会主义。”308施泰特勒深信，保守运动的发展是在混乱边缘蹒跚的德国的希望：

旧的传统垮台，政府、政党、大学和教会已经丧失了他们的话语权；他们不再回应人民（Volk）。人们被传统束缚，迫切需要当前的运动，却不得不低下头颅，屈从现实。因此，德国的青年必须起来，必须用语言和行动、用智慧的武器和强力的武器来捍卫德国人民神圣的盟约。让我们展开讨伐东方布尔什维克野蛮行径和西方帝国主义协约国的圣战吧！向前，德国青年！309

与此同时，团结同盟的成员开始与“协助东方类战努力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Assistance of War-like Efforts in the East）合作。该组织的前身则是“德国学生协会”（Association of German Students）。310当上述两个组织开始定期聚会之后，穆勒又邀请了来自“星期一圆桌会友人”（Friends of the Monday Table）的埃弗斯（Franz Evers）、费希特尔（Paul Fechter）、佩歇尔（Rudolf Pechel）、安佐格（Conrad Ansorge）和施莱希（Carl Schleich）加入他们。从此之后，这些来自不同组织的成员们自称为“六月俱乐部”（June Club），开始反对1919年6月28日由共和政府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他们公开谴责自由与民主的议会制，希望代之以有领导原则的等级制国家。在穆勒的赞助之下，他们通过杂志《良知》（Gewissen）主导了若干年德国右翼的政治气候。

六月俱乐部的成员们一次又一次要求政党多元，希望结束当权政府的统治。他们要求政权统治建立在“民族主义原则、基督教原则、社群主义和集中领导”311之上。除了攻击议会主义，他们还以发展能够带给其解放的德国精神为己任。因此，他们生发出一种东方意识形态（Ostideologic），强调了东方与西方这一对反题。根据穆勒的理论，西方代表了衰老、对文明的追求、对物质力量的追求，而东方则代表了年轻、对创造精神的追求。而这种东方精神往往“存留于那些尚未找到其终极民族形式的农业民族之中”。312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穆勒给予其一个类形而上学的解释，他这样说道：

每一个西方的国家已经老去，而东方的国家依然年轻……在西方的各个角落，你都可以看到文化、工业、复杂社群、大众社会以及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在主导着一切。而在东方，你找到的则是农民。在单个国家中，这些元素也同样交织存在……不过，越是在西方被排除的，在东方则越发随处可见。313

德国是一个半工业化半农业化的国家，它既新且旧。它曾经是一个“旧国家”，然而却拥有众多年轻的人民。西方的东西没有能够使其完全腐败，而东方的东西也没有使其得到“希望（Erwartung）、节制（Verhaltung）和积累（Aufspeicherung）”。由于德国的问题都是现时问题，它能够给欧洲提供新的社会和政治形式。德国带来的是“妥协（Ausgleich）的力量”和“均衡（Gleichgewicht）的力量”。这类力量能够与年轻民族内在的“稳定性”（tranquillity）相协调，对于未来“唤醒东方”（awakening the east）314的工作非常必要。丢弃了西方政治和社会形式之后，德国就可以建立一个立基于东方土壤中的具有坚实基础的“第三帝国”，它将是魏玛共和国的自由主义的反题。依赖于社群利益，第三帝国充满了有机的社会主义元素，它延续了东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传统，从而能够完成弥赛亚的救赎工作，使帝国成为“更伟大的德国”（Greater Germany）。315

然而，1923年的夏天爆发了严重的派系分裂，很多成员退出了俱乐部。穆勒拒绝参与分裂，很快被他过去的同伴们疏远，其中包括格莱兴。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之后，316穆勒自杀，此后，俱乐部也到达了低谷。从此之后，格莱兴开始效仿英国政治俱乐部，成立了“绅士俱乐部”（Gentlemen's Club）：阿尔文斯莱本（Hans-Bodovon Alvensleben-Neugattersleben）与梅伊登鲍埃尔（Hans Meydenbauer）共同担任该俱乐部主席，为了给“绅士”定义，阿尔文斯莱本在文章中写道：

在我们国家，“绅士”与名号、财产或者等级相连，然而，这种联系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个概念仅仅涉及到个性问题，只有个性才能决定一个普通人是否与王子一样具有绅士风范。317

基于这个定义，绅士俱乐部理论上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不过俱乐部分部主席瓦尔特·肖特（Walther Schotte）强调，俱乐部只对于那些具有“基督徒风貌”318的保守主义精英开放。

通过绅士俱乐部的杂志《钟声》（Ring），也仰仗于其他一些出版物，如《德国评论》（Deutsche Rundschau）、《南德意志月刊》（Sueddeutsche Monatshefte）和《德意志民族》（Deutsches Volkstum），绅士俱乐部非常迅速地渗透进德国右翼思想界，并发挥影响。很快，年轻的巴伐利亚律师埃德加·荣（Edgar June）奠定了绅士俱乐部的基调，成为了俱乐部的理论家。他宣称，人类有一些“基本法则和价值。丧失了这些法则和价值，人们就无法建立与自然和上帝的关系，也就无法建立真正的秩序……”319，战后的保守主义是“基督教复兴”，能够复兴上述法则和价值。商业议会主义破产之后，无法为上述发展提供条件，“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的国家则相当必要。320这个过程的巅峰就是“新国家”（New State）的建立。

然而，在新国家成为现实之前，新保守主义者们认为，德国人必须接受有机主义（organicorder）的国家概念；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建立与其“特殊精神和政治条件”321相适应的政治。著名宪法学者以及保守主义理论代表人物卡尔·施米特认为，新国家专政的第一步，至少应该在共和主义宪法的框架之内，仰仗总统的权力。不仅如此，需要将君主的克里斯玛魅力转移到总统身上；作为“凯撒大帝的替代者”，总统要能够发挥中介（pouvoir neuter et intermédiaire）的作用。尽管他手中的权力并没有高于宪法赋予其他权力机构的权力，但总统还是拥有一些“特殊优先权”：开展公民投票、颁布法律、保护宪法。这些使总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施政过程。322然而，特殊的危机能够激发总统的“质变”，使其变成“更高的第三综合体”，获得充分的权力。当政治本身的存在受到威胁，我们就可以认为到了“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323在这些情况下，掌控主权的机构/个人不仅能判定紧急状态是否存在，也能决定如何度过该紧急状态。通过认定“朋友和敌人”，他决定谁应该生存，谁应该死亡。324施米特观察到，一旦进入紧急状态，为了保护政治的、法律的和宪法的秩序，防止内乱，专政者就必须实施其不受限制的权力。在“国家认同”（Identitātsstaat）的情况下，人民拥有最高权威。专政权或是委托的，或是完全的：委托的专政权将自身特权看作是暂停奏效的宪法秩序的一部分；而完全的专政权则试图向大众提出与暂停奏效的宪法相对立的新宪法，试图在未来实施，从而将其特权合法化。325通过尚未定型的制宪权（pouvoir constituant），完全的专政权获得了合法性，它自身也转变为一种革命性的君主政治/军事独裁；专政者则“不受法律限制”（legibus solutus）。326

一些年轻的政治经济作者也为新国家悲叹。他们围绕月刊《行动》（Die Tat）形成了一个新保守主义小组，以汉斯·策雷尔为这个《行动》圈子的核心人物。汉斯·策雷尔是柏林自由主义杂志《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的前任编辑，他认为，魏玛共和国没有响应时代的精神和社会力量，多元主义的议会制国家没有能够解决海量的社会政治问题的能力。然而，恰恰在这种混乱的时刻，综合了左与右的“新立场”就成为了必须：“中间组织”应该成为其权威；他们包括白领工人、公仆、小资本商人以及农民。327夹在上层大资本企业以及下层蓝领工人的工会之间，这群人作为社会的中间层积累了大量的不满；不仅如此，在革命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指导下，他们呼唤自由——这种自由从1918年的伪革命328以来，就被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群众的合谋剥夺了。329因此，他们能够平静地注视着分崩离析的自由世界，知道他们才是未来的精英：在全面革命到来的决定性时刻，他们能够紧握自己的命运，扫清魏玛共和国错误的体制和堕落的领导。330此后，他们就能够建立一个权威的、依赖于国防军权力（Reichswehr potestas）和总统权威（auctoritas）的国家。由此一来，这两种“真正的力量”就能够和谐地服务于人民的意志了。331这个圈子的另一个成员格林贝克（Horst Grueneberg）同意策雷尔的说法，认为分化的议会不能反映人民的意志。随着议会国家的衰弱，人民必然要寻找他们坚决支持的新的代表，因此，议会的“错误代表”必须为“正确代表”让位。332在将社群的政治形式理论化的过程中，格林贝克大量借鉴了施米特，因为他也认为，只有“民主专政”333才能把国家这个概念从“现代大众民主”中解救出来。

不仅如此，绅士俱乐部和《行动》圈子的新保守主义者们重新复活了穆勒的德国社会主义概念，并将其作为新国家的基石。人民在物质上的苦难使得新国家必须要否定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采取一种与“民族的”、“社会主义的”原则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作为法团主义的实体，国家必须重建有机秩序，重建雇主和员工之间的联系，发展社会援助体系来帮助那些身处经济困境中的人们，纠正资本主义体系的错误。事实上，绅士俱乐部的代表人物弗兰茨·冯·帕彭（Franzvon Papen）强调了这些观点：

社会主义的国家不仅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创造工作机会，而且是在私营公司盈利的基础上来实现这一切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国家使得工作具有盈利性，社会主义的国家使得雇主与员工受制于同一个原则，那就是：将工作从私人的经济关系提升到为人民服务的高度……国家保卫工作，并将工作看作是其公民的最大幸福。334

然而，他的德国社会主义概念并没有比《行动》圈子成员弗里德（Ferdinand Fried）的更具革命性。在他充满预言性的文章中，弗里德认为，随着议会制国家的解体，资本主义也临近灭亡；新的一代将使得工业民族化，在更加平等的原则上分配财富，实施计划经济，从而促使商业为国家服务。随着无情的经济法则退潮，随着自由主义的、利益优先的经济行为的衰退，人将重新成为物的主人。资本主义的“金钱的哲学”（Geldphilosophie）335也将万劫不复。因此，当国家主权不受威胁的时候，经济将会满足人民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新国家必须是专制的：这不是短暂的策略性的伪装，而是民族意志的“有意识的表达”。这种民族意志召唤着一种建立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基石之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新秩序。在专制统治下，自由主义的自由交换概念让位于“区域经济”（Raumwirtschaft），跨国交换转变为守势，经济帝国主义将被“联邦主义原则和帝国（Reich）概念”336所替代。

回到穆勒意义上建立东方“更伟大的德国”的使命，另一位《行动》圈子的成员维尔辛（Giselher Wirsing）为德国政治经济的扩张描绘了版图，名为“欧罗巴之域”（Zwischeneuropa）：从芬兰海湾延伸到爱琴海，涵盖了德国、奥地利与俄国之间的所有小国家。这些国家都或多或少被战后条约影响，具有共性。337总之，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德国只有在东方的农民国家中才能找到和它一样反资本主义的对应物（Ergaenzung）。338正因为这样的“地理宿命”（Raumschicksal），德国注定成为欧洲的中心和心脏。为了实现这个宿命，新国家不可或缺。以穆勒的救赎眼光来看，第三帝国将成为未来。339在德国普遍主义的笼罩之下，一个属于欧洲人民的被祝福的新时代将要拉开序幕。

尽管充满了形而上学修辞，魏玛共和国残酷的政治现实迅速驱散了他们的神话，展示了右翼在瓦解共和国方式上的诸多差异。第一次主要分裂是在1920年，当时，陆军和海军抗拒政府明令，拒绝调动部队保卫共和国国境。这次事件将新保守主义者与正统保守主义者们区别开来。正统保守主义者们主要关心的还是君主制复辟，关心他们自己能否恢复过去的特权地位。到了1923年，新保守主义者们和纳粹运动也出现了急速的分裂：1923年11月，希特勒在慕尼黑的政变（coup d'état）加速了这一进程。

1923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德意志民族人民党（German National People's Party）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很多新保守主义者们对它抱以希望。他们认为，在卡普（Kapp）和希特勒相继失败之后，政变（coup d'état）已经不能作为夺取政权的方法。他们准备通过共和国的宪法渠道来取得政治变革。然而，意识形态与政治实践层面的冲突很快将该党中的温和派别推向了犹豫不决的妥协中，而“最终只能无言地接受失败”。这种状况的另一个结果则是领导层的更迭。在1928年的10月，报业和电影界巨头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取代了该党的第一任主席、来自东埃尔比亚（East Elbia）的农业巨头库诺·冯·韦斯塔普（Kunovon Westarp），成为强硬右翼人士的代表。不久后，胡根贝格的批评者退出，并且成立了以戈特弗里德·特雷维拉努斯（Gottfried Treviranus）为领袖的人民保守主义党（People's conservative Party）。韦斯塔普随即加入了他们。然而，他们试图团结巴伐利亚人民党（Bavarian People's Party）和中心党（Center Party），从而建立广泛保守主义联合的努力，并没有成功。340

尽管如此，1929年开始的严重的经济萧条给新保守主义者们带来了实现他们目标的机会。因为在1930年春天之前，马勒（Hermann Muller）的“大联合”（由社会主义党、中心党、巴伐利亚人民党、民主党以及人民党的成员组成）就瓦解了，共和国从议会主义转向了权威主义。国家的主要经济举措集中在用官僚步骤解决其社会经济问题，议会的诸多承诺被搁置。341政府的新总理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八旬总统兴登堡（Paulvon Hindenburg）。根据《魏玛共和国宪法》第48条，在公共安全和国家秩序遭到威胁的情况下，总统有权实施这些权力。虽然总统并不能立法，但是他却能够决定法律条文在何种情况下适用。342而且，一旦德意志帝国国会的权力被削弱，总统就成为布吕宁政府的主要支撑，当局的优势地位也随之被保留了下来。1930年之后，上述秩序导致了对于议会活动的“激进扼杀”：少数派政府得到容忍，各种政党陆续放弃其权力，从而为右翼反民主力量的进入制造了政治真空。343

议会主义的真正挑战发生在1930年的夏天。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不得不增加国家和地方税收。德意志帝国国会在随后几周针对此问题的讨论都没有进展：政党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拒绝增加自身税务负担。因此，政府得出结论，认为到了使用其紧急状态下的权力的时候了。在6月16日，总理根据《宪法》第48条的规定，颁布了两条紧急法令推进自己的增税计划。尽管他的反对者声称，这是篡权的行为，总理解释说，德意志帝国国会的资金缺乏将会严重威胁到公共安全和秩序。当议会以236对221的票数要求中止这两项法令时，布吕宁拒绝接受。344自此之后，总理的统治越发依赖于各项紧急法令：从1931年3月27日到1932年5月30日，通过了60项紧急法令，这其中只有2项法令通过了正常的议会程序。345

到了1932年春，总统成为了国家的傀儡（rocher de bronze）。在现实中，重要的决定都是由一小群密友在总统住所制定的：这一群人的幕后操纵者是国防部部长施莱歇尔（Kurtvon Schleicher）将军。他和他的密友一定程度上得到总统的纵容，不受宪法制约。在这些密友中包括总统的儿子奥斯卡（Oscar）、国家秘书迈斯纳（Otto Meissner）。他们往往能够秘密而全面地施展其政治改革计划。346在他们的努力下，布吕宁在1932年的5月30日灰溜溜地下台。施莱歇尔将军承诺给其朋友的“惊喜”终于在新总理帕彭上台的那天实现了。

帕彭是绅士俱乐部非常有影响力的成员。他与新保守主义者非常合拍。他认同他们的政治主张，厌恶自由主义。他相信，只有新的政治秩序才能使德国焕发青春，而新秩序一定是族民（Vōlkisch）社群意志的延伸。不仅如此，新秩序一定要彻底转变为帝国意志，它不能局限在国家之内，而应超越国家，“不仅为了民族自身的命运，也为了全欧洲的命运”347。

曾经有一度——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帕彭政府貌似成为了新国家时代的先驱。作为新总理，他的计划是复辟君主制：不是议会君主制，而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绝对的君主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和他的内阁成员威廉·冯·盖尔（Wilhelmvon Gayl）开展了帝国改革（Reichsreform）计划。在他们看来，魏玛共和国的议会政权的衰败源于他们无力在多元的议会民主的状况下发挥作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希望建立两院议会体系，上院的成员由国家领袖任命，对下院形成制约，而下院的成员则由基于财富和年龄的选举产生。此外，联邦共和制度的结构有明显的缺陷，特别表现为中央政府和普鲁士的矛盾。通过抽空地方主权，帕彭和盖尔希望各地能够更加服从柏林。尽管1932年6月20日在普鲁士的政变（coupd'état）取得了成功，他们所期待的帝国与地方的和解却并不容易实现。美因河南岸的地方政府仍旧和帝国政府作对。348

为了保证这次自上而下的革命（Revolution von oben）能够成功，帕彭试图取得民族主义者、纳粹和中心党成员的支持。他很快就发现，只有民族主义者们愿意与他统一战线。纳粹承诺支持政府，交换条件是政府废除之前的若干法令。尽管帕彭预见到新的选举无疑会加强纳粹的力量，使他们越来越不愿意妥协，他还是答应了纳粹的条件。很明显，他盼望着保守主义势力的极大增长。然而，在6月31日的大选中，民族主义者们事实上丢失了44个席位，而纳粹则获得了双倍席位。作为最大党派的最高首领，希特勒上台，任命自己为国家总理。尽管希特勒发表了声明，但兴登堡在8月13日会见纳粹领袖的时候清楚地指出，他不愿意下这个赌注。于是，德意志帝国国会又一次解散，新的大选在11月6号重新举行。尽管大选让帕彭看到，他的朋友事实上是多么少，他还是不屈不挠。事实上，他已经看到，自己的宪法改革计划大势已去，他仍旧建议总统，将民族的利益放在他自己的信念之上。国会成为傀儡后，帕彭草拟了呼唤君主复辟的新宪法，提交公民投票表决。然而，兴登堡不愿承担内战的风险，不给大众政变（coup）提供机会。随着这次提案的失败，帕彭政府也走到了终点。

和《行动》圈子的新保守主义者们一起，总理施莱歇尔试图尝试自上而下革命（Revolution von oben）的新领域。他希望以社会军事专政的形式来实现帕彭的政治蓝图。然而，他的计划仍旧仰仗于总统的授权。显然，对于同样具有国内风险的政治计划，总统拒绝支持。在短短两个月之后，施莱歇尔的政府就垮台了。他的继任者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至此，新保守主义有关第三帝国和新国家的神话彻底破灭了。新保守主义者们并没有找到介于议会民主和专制独裁之间的那第三条道路。事实上，他们捣毁了民主共和制的制度框架，为纳粹一党制的军事独裁扫平了道路。当他们意识到“纳粹从来就不是保守主义者；他们从来就是激进的”之时，已经太晚了。纳粹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明白自己必须“节制他们当下的需求和野心”，从而获得新保守主义者的支持。事实上，纳粹无视历史上一切权威的形式，把自己看作是未来政治的裁决者。

德国青年运动与国家社会主义：来自英国的看法349

迈克·德斯利 撰　匡宇 译

随着20世纪初候鸟运动（Wandervogel movement）的形成，独立的德国青年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这一独特的运动（以徒步旅行、唱歌活动为主），在其相对早期的阶段就吸引了英国方面的关注。贝登堡男爵（Lord Baden-Powell）的传记作者表明，候鸟运动与童子军（Boy Scouts）在1909年就有了团体间的互访活动。350然而，德国青年运动在候鸟运动以及后来的“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Freideutsche）和“青年联盟”（Bündische）阶段，我们却可以看到它的独特性。与童子军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主要是由年轻人发起并控制的。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并不是像贝登堡那样的成年人。这个至关重要的差异，可能就是英国观察家们密切关注青年运动的原因之一。而且，我们可以说，这些观察家们试图在其成立的组织中对这些方面进行模仿。本文的关键人物罗尔夫·加德纳（Rolf Gardiner）和莱斯利·保罗（Leslie Paul），或许就是两个最好的例子。事实上，他们二人也许是1933年之前德国青年运动最专业的英国观察家。

1933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开始掌权。这个事实为描绘德国青年运动在英国的讨论，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本文的目的是展示，加德纳和保罗对纳粹夺取政权作出了何种反应，以及他们如何从诸多不同的方面，来解释青年运动和纳粹主义之间的关联。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加德纳和保罗对德国青年运动的兴趣及其联系，来展开我们的探讨。

亨利·罗尔夫·加德纳出生于1902年，去世于1971年11月。他的父亲艾伦，是一位古埃及学家。他的祖父曾经是伦敦一家纺织公司的主席。351他母亲的姓氏是海德薇格·冯·罗斯（Hedwigvon Rosen），她具有奥匈帝国、犹太、瑞典、芬兰的血统。352加德纳在多赛特（Dorset）成为了一个农夫和林务官，他在那里买了两个农场——戈尔农场和斯普海德农场——1924年，罗尔夫的叔叔，作曲家巴尔弗·加德纳（Balfour Gardiner）购买了戈尔农场（Gore Farm），随后罗尔夫于1927年11月接管；1933年，在巴尔弗·加德纳的协助下，罗尔夫购买了斯普海德（Springhead）农场353，他一直经营这一农场直到去世。

加德纳在德国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当时，他的父亲正致力于象形文字字典的工作。354安德鲁·贝斯特（Andrew Best）编纂的加德纳遗著文选，再现了加德纳一生的详细年表。355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加德纳参加了一个由民间歌舞者所组成的考察队，并于1922年9月到达德国。当时，他是剑桥大学的学生。随后，他与德国青年运动团体一直保持联系，直到纳粹掌权。而这以后他与青年运动中的个别人保持接触，直到纳粹时期的结束。

二战结束以后，他与青年运动中的老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络，并参加了一些相关活动，比如于1965年6月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举行的“自由德意志公约”（Freideutscher Konvent）活动。二战之前的几年，加德纳就与“德意志志愿军联盟”（Deutsche Freischar）保持了特别密切的接触。特别是，曾与同盟的若干领导有一定的关联，如恩斯特·布斯克（Ernst Buske）、汉斯·蒂梅尔（Hans Dehmel），尤其是格奥尔格·高奇（Georg Gotsch），1955年加德纳在伦敦为他举办了60岁生日宴会，并于1956年为他举办了一个纪念会。356加德纳与“德意志志愿军联盟”的关系，或许可以通过后者对志愿者工作营的促进而加以解释，而这正是加德纳在英国所倡导的一个目标。357

本文的首要目标，将主要集中于加德纳和保罗在1934年（就德国青年运动与纳粹问题）的交锋。毫无疑问，从那时起，加德纳就有了一个与德国青年运动相接触并对其作出评价的可靠记录。这种可信度仍然存在，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德国青年运动的历史著作《青年运动入门》（The Youth Movement for Beginners）中，加德纳被他的朋友恩斯特·布斯克所引述。这一著作是由运动的同时代成员写作的，并由一个与青年运动有关的出版社出版。358

1930年左右，一群后来成为斯普海德圈子（Springhead Ring）核心的人物开始走到了一起。从1934年开始，这个圈子的活动就出现在加德纳的年表中，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中晚期却开始逐渐消失。加德纳指出，在1940年代，这个圈子一直是以各项活动和彼此之间的友谊来取得团结一致的，而不是靠原则。这是一个自由和有机的团体，人们放弃了为它设定严格组织规章制度的努力。359这个评论暗示了，加德纳的德国青年运动经验可能一直影响着这个圈子。

莱斯利·保罗出生于1905年4月，去世于1985年7月。他的父亲是一个地方性报纸的广告部经理，并在弗利特街（Fleet Street——伦敦新闻界办事处所在地）拥有一间办公室。保罗曾是童子军的积极成员，后于1925年成为了“民间木工团”（Woodcraft Folk，童子军的一个左翼变体）组织的创始人，这一组织现在尚存。在该组织创建时期，保罗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并为该组织获得劳工和合作运动的支持而努力。保罗在他的自传《愤怒青年》（Angry Young Man）中指出，这一运动的名称受到了德国的影响，“它使用了‘民间’这个词在德语中的人民（Volk）之意，而非英语中的‘精灵’（fairy）与‘工艺品’（artand crafty）的意思”360。民间木工团从早期开始就具有了与德国青年运动的相关性。

20年代，在与“克罗纳赫候鸟团”（kronacher Wandervōgel）和“德意志志愿军联盟”（Deutsche Freischar）的首次接触中，我们感到我们和他们毫无疑问支持相同的事情。我们觉得，与我们自己的英国工会和劳工运动相比，德国的这些运动更吸引我们。我们有相同的独立性，有对野外的共同热爱，有探究阳光下一切事物的渴望。361

保罗与加德纳在1934年进行交锋的那段时期内，正如加德纳一样，保罗成为了德国青年运动的可靠见证人和评论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罗变成了虔诚的基督徒。他出版了一系列的书籍——包括《愤怒青年》，并推翻了他先前的激进观点。他又在英国圣公会中有了一段卓越的职业生涯；1953年至1957年期间，他担任一所学院的研究部主任，这个学院是为非学位的神职候选人提供神学预科训练的；在1970年至1975年之间，保罗成为了英国教会大议会（General Synod）的成员之一；1958年至1960年期间，他是阿尔贝玛尔委员会（Albemarle Committee）的成员，该委员会致力于青年服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未来。保罗与《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一书的作者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共同起草了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362差不多同时，他是一个作家社团委员会的秘书，这一组织为1959年禁止淫秽出版物法案（the Obscene Publications Act）的出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63

在转移到加德纳和保罗的辩论之前，我们需要提及第三个人。此人曾与德国青年运动有着联系，并在加德纳和保罗之间起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桥梁”作用。他就是约翰·哈格雷夫（John Hargrave，1894—1982）。哈格雷夫曾是童子军运动中的重要成员，他于1920年离开这一组织，并成立了“伟力之证亲属团”（Kindred of the Kibbo Kift）364，起初该团体本来想作为童子军的一个替代品，但却变为了社会信用党版本货币化改革的一项运动。它从1931年起被称之为绿衫运动（Greenshirt），并从1935年起成为了社会信用党（Social Credit Party），该党于1951年解散。在这一团体的早期阶段，加德纳于1923年至1925年期间，保罗于1923年至1924年期间，都是这一团体的成员，并因此而相识。民间木工团的形成，更多的是作为亲属团而非对童子军的一种离析。在亲属团的早期阶段，哈格雷夫与德国青年运动就有接触。沃尔特·拉奎尔（Walter Laqueur）的权威著作《青年德国》（Young Germany）指出，事实上，哈格雷夫强烈地影响了德国的运动。365拉奎尔表明，哈格雷夫与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二人，对20世纪20年代的青年运动联盟具有重要的影响。正如拉奎尔指出的，雷根斯堡颇有影响力的青年运动出版商白色骑士（Derweisse Ritter），在20年代初就出版了哈格雷夫著作的译本。366尽管在20世纪初，于哈格雷夫的亲属团中，加德纳和保罗的相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的主题而言，哈格雷夫的重要性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他于1927年就摈弃了青年运动。在《伟力之证的忏悔》（The Confession of the Kibbo Kift）一书中，哈格雷夫专门用一章来记叙这一运动，他写道：

到了1925年，理想主义灿烂的最初光环逐渐消退，这一情况变得很明显。一个接一个的，这些年轻人逐渐意识到了无形的束缚。由于这种无形的束缚，所以，缺乏内在精神的云雀之歌给予年轻人以兴奋的冲动，使得他们产生在人生的清晨所能产生的兴奋之情。367

加德纳和保罗之间的交流，出现于1934年的《阿德尔菲》（The Adelphi）杂志。这是一本月刊，当时的编辑约翰·米德尔顿·默里（John Middleton Murry）正处于他的“马克思主义”阶段，他利用了杂志的相当篇幅为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在开夏郡的领导阶层的政治观点服务，而这些观点是与该党的全国领导阶层相冲突的（而这就导致了分裂，并形成了不知名且生命相当短暂的独立社会党[Independent Socialist Party]。在某种程度上，这本杂志是为该党服务的）。因此，《阿德尔菲》在当时是计划成为一本综合性的社会主义刊物。但后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当默里成为一名和平主义者之后，杂志又变成了明确的和平—社会主义刊物。1939年至1941年期间，杂志由马克斯·普罗曼（Max Plowman）主编，他是默里的长期合作伙伴，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和平主义者，更加巧合的是他和加德纳非常熟稔。

保罗的一则报道“青年运动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Youth Movement），发表在该杂志1934年2月刊。368这是一篇深思熟虑的报道，它涉及到德国青年运动、英国青年运动，如在前面提到的亲属团、民间木工团、童子军和森林骑士兄弟会（Or der of Woodcraft Chivalry）369，以及遍及欧洲的各种青年运动。保罗非常清楚他对德国青年运动进行概括的文章之重要性所在：“即使简单地说，如果没有对德国文化运动的对立面进行初步调查的话，那么对战后德国文化运动的分析也是不可能的。这对青年运动以及战前的状况来说，尤其如此，因为青年运动起源于日耳曼。”370保罗接着讨论了德国青年运动的形成，并指出其强调生活的“自然”生命、衣着的简单，以及在德国各地的徒步旅行。

起初，运动是中产阶级性质的，是中产阶级的学生对家庭和国家权力的反抗。毋庸置疑，现代青年将运动的自由归功于对权力的早期斗争——就此而言，哲学地说，这就是青年运动之所是，而运动就在这种权力最根深蒂固的国家中出现。371

保罗接着指出，运动缺乏一个明确的方案。并且他认为，运动中对自然的激情，是建立在尼采哲学的超人概念（übermensch）以及一种种族神秘感的基础之上。

早期运动的倾向，可以从霍赫迈斯纳准则（Meiβnerformel，迈斯纳模式）得见端倪，这一模式于1913年被运动所采纳。保罗提及了这一点并指出，这个模式致力于让年轻人遵从于他们自身的良知并根据自己的责任，完成其自身的生活，并向他们承诺能够在所有情况下保持这种自由。372不过，正如保罗所指出的，这些美好的话语并没有阻止德国青年运动之花在佛兰德斯（Flanders）的泥潭中被屠戮殆尽。373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中，青年运动的精神尚存，但运动本身是分裂的：它与它所否定的东西一样尽可能的蓬勃发展。青年运动所否定的东西包括：工业化，帝国，军国主义和世界主义。而它所肯定的东西则是：简单的生活，引以为傲的身体，对财富的根本否定以及复兴德国文化根基。虽然运动在数量方面蓬勃发展，但是它却被成人所占据，而且其精神实际上也耗散了。当教会和政党促使运动沿着这一方向前进之际，运动就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意义。而后果是十分明显的：“青年们再一次被纳入到成年人的羽翼之下。”374保罗认为，希特勒的大部分支持者都是年轻男性。“因此，在一代人时间内，我们看到了青年运动作为否定一种权威的爆发，最终却拥护了另一个权威。这一极其复杂的悲剧，几乎很难在英国上演。”375在保罗看来，这是一出悲剧。因为希特勒的成功代表着，青年运动原本所反对（不论是青年运动的右翼还是左翼）之力量的胜利。保罗勾勒出其原因：青年运动的性别平等，被纳粹主义将妇女局限于家庭生活所取代；战后德国青年运动天生的和平主义，被第三帝国的军国主义所蛊惑（保罗认为军国主义的背后是蒂森钢厂[Thyssen]和国际武器辛迪加的联合）；最重要的是，霍赫迈斯纳原则所宣称的良心自由业已消失，非纳粹的青年组织已被纳粹政权所吸收，“独立的青年运动组织不复存在[……]”376。

在文章的结尾，保罗总结到，青年运动的时光已经过去。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一切。除了在社会系统方面的变化之外，保罗没有看到任何未来，而这一被许诺的变化又是艰苦和危险的。自由只有极其微小的意义，因为没有安全，而没有安全就意味着自由会随时丧失。青年们到处寻找革命的学说以指望一个未来。但在德国，这就意味着法西斯主义，“意味着将青年带入法西斯主义毁灭性的陷阱”377。他认为俄罗斯——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其庞大的对青年运动的国家扶持政策——可能是对青年而言最有希望的国家。然而，所有主要的青年运动，无论是意大利法西斯先锋队（Italian fascist Balilla）、俄罗斯少先队（Russian Young Pioneers）或中欧的社会民主党红隼队（Social Democratic Red Falcons），它们都显示了童子军模式的胜利，而不是候鸟运动的胜利。现在，青年或者不得不参与到反抗现行社会机制的革命之中，或者不得不服从社会机制的权威。“在世界再次倾听霍赫迈斯纳宣言所带来的挑战之前，将会有一个漫长的阶段。也许直到永远。”378

保罗的结论，表明了他如何看待德国青年运动和纳粹主义之间的关联。无论支持纳粹政权的青年运动成员们有什么样的观点——保罗暗示，有相当程度的青年运动或更确切地说前青年运动，支持着纳粹——纳粹政权表现出对霍赫迈斯纳宣言所阐明的运动基本原则的巨大逆转，同时也是对按照自身良知确定自己生活的青年权利的逆转。根据这种观点，青年不应该受到成人的领导，无论是童子军运动中退役的将领，还是更为险恶的第三帝国青年领袖，在原则上，他们都应该被所有独立的活动所排除。

青年运动和纳粹主义之间的关联从而变得明确：它们之间的不同，就如同粉笔和奶酪的不同。作为一块试金石，迈斯纳模式证明了这一点。不久之后，保罗的观点得到了德国青年运动的有力支持。在二战以前德国青年运动的变化中，弗里茨·博林斯基（Fritz Borinski）已成为“洛伊希腾堡与德意志志愿军联盟”（Leuchtenburgkreis and Deutsche Freischar）的领军人物。1945年，他与威纳·米尔切（Werner Milch）写作了对青年运动的英语系列书评，旨在帮助德国进行教育重建。在其分析行将结束之际，他强调了三点：第一，各个时期的德国青年运动被视为一个整体；第二，青年运动并非是纳粹主义的先驱，因为它仍然坚持着迈斯纳模式，而这一模式是与领袖崇拜相冲突的；第三，希特勒很好地理解第二点，所以将联盟取消。379

因此，我们可以将保罗看成是，一个对青年运动和纳粹主义之间关联进行特殊方式理解的倡导者。这样一种理解方式，同样受到了诸如博林斯基这样的运动参与者的支持。这并非是一个天真的看法，保罗和博林斯基深知运动的失败，运动的许多成员和前成员都迷恋上了纳粹。但是实际上，根据这种理解，因为运动的真正主张涉及到良心的自由，所以它是与纳粹主义非常不同的东西，甚至与纳粹主义完全不相容。因此，保罗在其评论中使用了“悲剧”一词。当然，这并非表明，保罗是正确的。这种理解是有争议的。两个月后，在《阿德尔菲》杂志上，罗尔夫·加德纳表达了他的意见。

加德纳的文章采取了一种与保罗截然相反的观点，并以一段傲慢的（dehautenbas）引言开始。

自从二战以来，因为我碰巧与德国青年运动的联系可能比任何其他英国人更为密切，所以我不能同意，在没有任何修正意见的情况下，让莱斯利·A. 保罗先生的文章在二月顺利发行。380

保罗什么地方出错了呢？是他过分强调了候鸟运动的抒情、浪漫和个人主义的方面，并低估了叙事的连续性、经典的一致性和1918年之后自由青年联盟的纪律特征。对联盟出现的重要意义，保罗显示出了无知，虽然这种无知是可以原谅的，但联盟的出现正是德国的重要历史时刻。“他未能完全领会青年运动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381根据加德纳的观点，保罗可能并不知道，自1897年卡尔·费舍尔的施特格利茨候鸟运动（Steglitz Wandervogel）兴起以来，运动的核心就自觉地并且后来更为有意识地朝向了国家和政治的目标。他们从来都不是和平主义者，“有相当惊人数量的希特勒的助手，就是以前候鸟运动的领导人”。382（有人或许会补充到，加德纳可能并不知道“希特勒本人并不喜欢青年运动；他就像对待人民运动小派别一样，对青年运动抱有同样的蔑视。”对他而言，“候鸟运动”是一个嘲笑的对象：当奥托·斯特拉瑟[Otto Strasser]在1930年叛逃后，希特勒将其称之为一个“政治的候鸟”。383拉奎尔表明，尽管纳粹党的最高领导层中没有一个人参与了青年运动，但是次等领导人中的一些人却曾经参加了候鸟运动或联盟。）

对于加德纳而言，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的历史使命曾经是，通过一系列有机的、鲜活的、传统的共同经验，以及年轻一代的良知，为德国的文化领导力培养出一个新的精英阶层。因此，在加德纳看来，迈斯纳宣言的含义并不是指个人的自由，而是指整整一代人从唯物主义和种姓社会的束缚中得以解放的自由——这些思想是一战之后的回音。因此，对于他所讨论的青年而言，德国不是一张抽象的地图，而是一个部落和地貌相互联系的活生生个体。“这些年轻人从远足、露营和节庆的生动而不可磨灭的记忆中，理解了他们的祖国。”384

联盟已经演变为“国家的一种训练技术，这种技术包括了实践的而非观念的社会主义，以及在其残酷的自我选择和自我批评基础上的贵族化”。385（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处所使用的“社会主义”一词。考虑到《阿德尔菲》的读者很可能都是社会主义者，那么，这个词的意义究竟是讽刺性的呢，还是它的原初意思？）这些技术就是劳力服务的创新——在这种情况下是一种自愿性质的工作营——以及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提供无产阶级经验的“学业间隙年”。“工作营”是加德纳自己在二战之前努力引入英国的概念和实践。386根据加德纳的研究，工作营被纳粹政权广泛地接受并采用。因此，他总结道：

一战以后，青年运动和希特勒冲锋队的根本目的是相同的，而差异只体现在功能和方法方面。鉴于冲锋队是士兵、示威者、鼓动家，那么，联盟的成员就是新帝国的泥瓦匠、园丁和看守人。387

加德纳接着嘲讽了保罗关于希特勒新政治家式的陈词滥调。保罗将希特勒看成是蒂森工业的棋子，而德国青年则被险恶的既得利益集团所奴役。而加德纳认为，任何拥有关于纳粹德国第一手知识的人，都会将这些断言看成是纯粹的“奉承”。388他声称，德国青年之所以支持纳粹主义，并不是因为它是一种虔诚的理念或保守的党纲信念，而是因为它给人们的日常行为提供了一份信条清单。“他们（德国青年）在根本上是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穷人，没有阶级感情，但制造出了贫困的节日，他们之间的分歧并非是收入的分歧而是职能上的差异。”389

加德纳认为，德国革命的主要成就是，与工业、城市和制造业的价值观相比较，自耕农和农民价值观的复苏——这一点是英语世界所不能理解的。“有利于乡村概念社会重组的普遍偏见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青年运动及其遗产在三十年的时间内对德国土壤的重新发现。”390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被纳粹运动所同化，是令人难过的，但这却是革命不可避免的后果；德国已丧失了共识，如此无情的措施就成为了必然。无论如何，运动的普通参与者们在愉快的心情中接受了这种结局——这一时机是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于这样的自我克制是健全的。所以，新德国具有一种“风格”。青年运动和纳粹党的共生就代表了这种风格。这一风格不是一种恃强凌弱与严格控制，而是一种真正的同志关系。“第三帝国可能会遭遇困难并对其错误负责，但它却并非以法西斯式的显贵腔调对生活在德国的所有人进行发言，而是以社会主义伙伴的同志腔调发言。”391

因此，从与保罗明显不同的立场上，加德纳认为纳粹政权几乎就是青年运动思想的胜利和实现。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观点可以在两种不同的方面推进。而加德纳是在什么是第三帝国基础的亲纳粹观点方面进行推进的。我们大概推测，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上，他大致是支持纳粹政权的。因为他相信，纳粹政权具有了青年运动的优点。这就使得加德纳在亲纳粹这个阶段，对纳粹是不会在更大程度上有所异议的。1933年6月，加德纳在《新英格兰周刊》（New English Weekly）的文章中，以一种非常明确的方式阐述了他对纳粹政权的观点，“德国的革命是一种社会革命：它是一个新复兴的春天。”392加德纳多次提到理查德·格里菲思（Richard Griffiths）的著作《正义的旅伴》（Fellow Travellers of the Right），该书的副标题是：1933—1939年纳粹德国的不列颠支持者。这一个事实显示了，这些年加德纳在纳粹德国问题上的公开记录。393

然而，人们可以从反纳粹的角度提出一个类似的观点，正如哈克特（G. R. Halkett）在他的自传体回忆录《亲爱的怪物》（The Dear Monster）中所做的一样。哈克特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苏格兰和荷兰的后裔。他的这本书囊括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及第三帝国的早期阶段。哈克特曾经卷入过德国青年运动，因此他如同弗里茨·博林斯基一样成为了青年运动的见证人。哈克特声称：“这是多么可怕的讽刺，有这么多使人厌恶和危险的事情从原本是如此可爱的青年运动中出现。”394他拐弯抹角提到的“令人厌恶和危险的事情”，就包括了国家社会主义。他认为：“青年运动这一措辞被发明以后，被希特勒式和戈贝尔（Goebbelses）式的人所利用。没有政治。没有制度。情感、热血、信仰、热情，而最重要的是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其字面意思是共同体，它那神秘的超自然声音被德国深切地倾听。”395对于哈克特而言，青年运动同样不仅仅是一个术语问题。

这仍然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关于塑造你的生活理念、你的良知的责任感的观念。这一理想，似乎并非是要与国家社会主义所宣称的僵化而独裁的精神状态相一致。但是，恰恰是在那些迫切需要良知自由的青年运动的成员之中，并且直接由于这一需要，极权主义领导的观念就此诞生。396

在20世纪30年代，哈克特比加德纳更为清晰地看到，纳粹主义是一个不太正面的现象。然而，当哈克特强烈地反纳粹之际，加德纳却在这个阶段与纳粹亲近。不过，两人都清晰地看到了青年运动和纳粹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哈克特而言——这与加德纳的观点相似——保罗所认为的纳粹主义是对青年运动精神悲剧性背叛的观点似乎是错误的。

我们已经确认了，加德纳与保罗在《阿德尔菲》专栏上的争论，是出自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保罗认为纳粹政权是对青年运动理想的背叛，而加德纳则将纳粹政权看成是这些理想的实现或化身。这两种观点都是基于他们长期与青年运动的联系而做出的。而且我们可以从亲自参与青年运动的德国人中，轻易找到对这两种解释提供支持的例证。

在尝试从这一论争中得出结论之前，我们需要考虑接下来发生的情况。简单地说就是，保罗和加德纳调换了立场。1944年，在其著作《人的灭亡》（The Annihilation of Man）一书中，保罗回到了德国青年运动的主题。他所写作的这本书，是他抛弃了左派观点并自觉走向基督教之后的著作之一。他在“德国青年的反抗”一章397中，详尽论述了青年运动。这一章相当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些二手资料上，因此也就使得某些判断显得也许有些大而化之。（《事实》杂志，候鸟运动的组织，后来成为希特勒主义仅有的知识分子拥护者。398）不过，关键之处在于，如同下文所述，保罗改变了他的观点：

如果人们在未来不让青年运动承担希特勒主义的整个责任，那么它那种罗曼蒂克的开始最终不会得到理解。同样，谈论德国青年被希特勒主义所背叛，是愚蠢的。因为，这正是他们的饥渴所导致的后果，这一后果包含着邪恶。399

保罗采纳了哈克特反纳粹的观点，而不是加德纳亲纳粹的观点。但是，其立场的转变已经发生。

保罗为什么改变了他的观点？在其自传中，他特别提到了加德纳对他在《阿德尔菲》上文章的回应。在总结了自己早期的观点后，保罗指出，加德纳曾给了他一个“令人吃惊的答案”。400关于加德纳，保罗认为，“没有人能比他更好地理解德国青年的性情”401。保罗指出，加德纳的观点中包含了青年运动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保罗在这里似乎暗示了他的观点改变，至少部分是由于他被加德纳所说服的结果。这一事实或真或假，但保罗的确是在1934年至1944年之间经历了一个深刻的思想演变。

在保罗关于《阿德尔菲》辩论的思考中，他提到了加德纳：“当然，当纳粹政权的残酷本性向他显明之际，他后来有所退缩。”402他进一步指出：

他（加德纳）曾乐观地希望纳粹政权将德国青年的愿望奉为神圣；但是我却比较悲观地认为它击败了他们。在《人的灭亡》（1944）一书题为“德国青年的反抗”一章中，当我试图寻找出德国青年运动理想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关联的线索之际，他给我写了一封谴责性的长信。他在1934年所采取的立场已经站不住脚了。403

加德纳的立场发生变化，似乎与保罗的立场变化发生在同一时期。不仅保罗经历了一个思想观念方面的变形——加德纳思想观念的转变并非碰巧发生，并且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加德纳关于纳粹德国的最初看法，在英国已经非常难以接受。

20世纪50年代中期，加德纳从《阿德尔菲》的论争中出发，采取了一种非常不同的路线。

1931年，危机来临。对于英国而言，经济衰退带来的失业和社会的恐慌，使其国力基础下降。对于德国而言，小群体中的文化重建，与对大规模动荡的控制为中心的做法不相容，从而导致专制统治和极权主义国家的复辟。贝克尔（Becker）开明政策的精细工作与青年联盟的多样性，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同质性的转化中黯然失色。现在令人困惑的是，“秘密德国”的领导人能够挽救纳粹帝国，并拯救欧洲及其灵魂吗？404

现在并非一个新复兴的春天。

这种反思的过程，在20世纪40年代末已经开始公开进行。加德纳在1948年秋季号的《威塞克斯·来自斯普海德的信》（Wessex. Lettersfrom Springhead）杂志中，以一篇名为“希特勒的帝国以及真实的德国”的文章，提供了1929年至1939年间他在德国的经验。他作出了如下判断：“我的朋友们（如德意志志愿军联盟或其他联盟的成员们）无力抑制群众。对于反抗希特勒蛊惑人心的巫教，他们没有建立任何防守力量。”405鉴于这样的意见，以及在文章中对纳粹的一般性贬斥，我们很难看到加德纳如何作出了在《新英格兰周刊》和《阿德尔菲》上所发表文章的那种判断，除非他严肃地改变了对纳粹的见解。不过，不得不说，“希特勒的帝国以及真实的德国”一文，在其足够暧昧的判断中保留了一定程度上的诚意。该文对德、奥合并的热情辩护和总结，包括了这样的声明——“黑色和白色融化成一种遍及各个方面的灰色”406，而且文章并不支持一种彻头彻尾改写历史记录的企图。（文章明确对联盟的“区域社会主义”[Regional Socialism]——作为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反抗——持有同情态度。文章还表明，在《阿德尔菲》文献中所提到的社会主义可能具有真实的含义；而1948年的文献则让加德纳保持了将其自身视为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的可能性。）407

因此，我们的两位主角调换了位置。如果保罗值得相信的话——似乎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他，那么其立场的转换已经在他发表《人的灭亡》一书之际就发生了，而那时二战也行将结束。当然，这种转变在他于1938年出版《儿童共和国》一书时还没有发生。保罗在这本书里暗示，候鸟运动的原初核心并不是自觉地反资本主义或和平主义，并且其浪漫主义的观点，导致它成为希特勒蛊惑人心行为的“容易上钩的受害者”408。这些观点部分来源于1934年在与加德纳的论争中所受的影响。尽管如此，在这本著作当中，仍然存在着青年运动中德国左翼政党影响的压力，而且还存在着一种青年运动抵抗纳粹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来源于加德纳所厌恶的杂志《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409事实上，故事并没有以保罗的“转变”而结束。1975年之后，保罗写了一篇文章，再次肯定了他早期在《阿德尔菲》上的某些观点。410

保罗写道：

我们开始惊讶地注意到，在30年代而不是20年代，某些具有代表性的青年运动才具有反犹主义和反动的倾向。我在《阿德尔菲》上的文章，写于希特勒上台之后。我当时试图表明，德国青年运动背叛了其原初理想，并导致整整一代人盲目地被掌握在希特勒手中。罗尔夫·加德纳对我的论点进行了严厉的拒绝，并赞成一种相反的观点，即候鸟运动和希特勒的运动是盟友。但我仍然认为自己的判断才是真实的。411

最后，我们可以从这种变换及其后果当中学到什么呢？也许，保罗和加德纳在《阿德尔菲》辩论中对德国青年运动所进行“政治性”的化约，在之后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谨慎对待。加德纳和保罗似乎都发现——从外部发现——德国的青年运动体现了他们各自的政治观点，他们在这一点上有着惊人的相似。然而，德国青年运动是一个非常广泛和多样性的运动。412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简要地考虑一个不同于加德纳和保罗所提供的解释。在《阿德尔菲》辩论发生之前——在纳粹即将夺取政权的这一时期，当时青年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这就是被称之为“象牙”（tusk）的艾伯哈特·科贝尔（Eberhard Kobel），他是“1.11.德意志自治青年团”同盟的创始人和第一任领导人。413（这相当于是说，无论是加德纳还是保罗，都没有关注科贝尔，或者这一同盟的重要意义。）如果注意到这一事实，加德纳就应该会极其兴奋的将青年运动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共产党人，总是将自己的力量依赖于流氓和不满分子所引起的社会波动。”414）如上所述，保罗在《阿德尔菲》所表示的立场，也会导致他拒绝承认青年运动与共产主义的联系（尽管在1934年他个人也许会对此保持同情态度）。在保罗和加德纳的《阿德尔菲》论争及其后的时段中，虽然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更直接的基本立场，可以想见，在科贝尔以及在其他一些青年运动人物的经验基础上，是可以将德国青年运动看成是二战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各个方面的先驱。415当然，以这种方式为青年运动作出一种严肃的总体判断，是很荒谬的。不过，我们考虑这另一种解释的目的，是要突出对青年运动进行政治性解释的危险。

思想研究

普莱斯纳哲学人类学中的历史主义与人类学思想——溯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416

汉斯—彼德·克吕格 撰　张芳 译

历史主义与人类学的对立：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分裂

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出版200周年之际，我们很有必要再次隆重纪念这位作者。尽管他不是提出庞大的哲学整合思想的最后一位作者，那是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20世纪上半叶的贡献，但他是提出庞大的精神哲学体系论的最后一位作者。在《现象学》的“前言”和最后部分，以及论“绝对知识”（absolute Wissen）一章，黑格尔给出了其精神哲学体系的导论。统一的精神结构外在化为不同的形式，即具有感觉的知性、作为空间的自然和作为时间的历史，并在这些形式中显现自身。417人们不仅要对各种外在化的对立形式进行分析，而且要站在整体的角度对各种矛盾进行反思，这样才有可能对整体作出系统的思辨的阐释。418这种阐释是基于概念之间关系的自我组织，遵循思辨的解释思路，需要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概念，也就是说，要运用“逻辑学”来阐释。因此，其中有规律可循，我们既可以在论自然和精神的实在哲学论财富中找到证明，也尤其可以在概念的普遍性上看到这一点，因为它能够摆脱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历史偶然性而存在。尽管黑格尔在认识过程中总体上是侧重自我指涉的，但是他的哲学规划已经以社会文化为前提，以文化历史为背景，具有总体的积极的认识价值。在《现象学》一书最后，黑格尔虽然承认，一个“新的世界和新的精神形态”在历史上本来是无拘束地从自己出发，再从头开始成长，可是黑格尔仍然期待，通过“概念史”中的“回忆”和“概念结构”，精神会有一个“更高阶段”的新开始，这样就构成一个前后相继的系列，通向无限的绝对知识，而不会听凭我们遗忘“绝对精神是在头盖骨里活动的”。419

这种精神发展史的体系论，不仅在传承关系上打破了强调生物和医学的达尔文主义的历史影响，改变了西方国家普遍的公众意识，而且，它还引发了20世纪初物理学的危机，使得社会精神科学即后来的人文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世纪末以来，在西方所有的主要国家中，每种专业文化都在力争取得对民族国家的普遍公众意识的文化霸权。沃尔夫·莱佩尼斯（Wolf Lepenies）就提到了三种文化之间的斗争，即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三种知识分子，它们都想在如英、法、德等西方民族国家的知识领域中占据优势统治地位。420但是人们不能忘记，社会领域里还有技工（他们的工作常常是默默无闻的）、官方文人和大众传媒工作者，以及很容易谈起的五六种亚文化，它们也在社会存在的构成中争夺着优势统治地位。同理，各个民族国家也投身争夺世界霸权的血战，像过早建立民族国家的西班牙、荷兰，过晚建立民族国家的德国、意大利、波兰，或者民族国家正当其时、大众具有充分批判力的英国、法国，其帝国统治的建立，都充满着殖民地矛盾和贸易冲突。而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1945年之后，美国明显占据了世界历史的世纪舞台。

就在冷战结束之后，人们一下子可能有这样的印象，西方占据了世界的统治地位，“历史终结了”（福山），我们是不是要改写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发展史论了？因为市场经济、法制国家以及基督教意义上的社会和谐民主取得了全面胜利，至少在西方这些都是别无选择的现实。在此期间我们看到，涌现出大量新的纠纷冲突和双边协定，比起西方现代进程中的单一扩张来，似乎世界历史显得更加开放了。而且在公众传媒之下，世界历史恰恰要对各种精神资源进行重新审视，这些资源包括宗教、艺术美学和哲学知识等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的表现形式。头脑里的精神活动整个处于不确定性和无限制性的思想背景之下，当人们想获得事实真相的时候，最好忘了还有什么内在和外在的稳定基础，因为争论本身已经走上前台，要完成基督教的世俗化，事实上还要获得其他人的支持、其他人的鉴定，以及其他人的评估。

我们看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黑格尔的历史性规划的精神哲学体系论分裂成了两个部分：历史主义与人类学。这两个部分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黑格尔意义上的反思对比之中，它们是合二为一的。这里，如果不太考虑学院在公共意识中对历史主义和人类学的严格定义，那么从强调对立反思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概念的界定是变动的。作为自我文化的历史纪元，历史主义是在他者的精神个体性之中发现的。同时，根据兰克的理解，他者的历史纪元，绝对与他者的自我有着渊源关系和直接关系。不同时代具有最终一致的发展趋势，但是各个时代不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具有与其他时代不同的独树一帜之处。历史主义常常认为，人类学对不同文化和历史时代之间的比较是流于表面的。因为黑格尔所谓的世界精神指出，世界精神的发展要（依据逻辑学本体论）在所有的历史偶然性中经历具体的普遍性，通过经受时代精神或民众精神的消磨，看到历史的偶然性，从而获得有机的差异性。因此，历史主义居上强调精神性，强调从内部对时代或文化进行解释学的自我理解，与之相对，人类学则反而居下从外部强调人类在生物行为上的具体问题。这种上与下、内与外的对立，存在于古老的价值术语之中，而且有待更进一步的统一。正如所有经验科学积极运用各种原理，也就是致力于方法和理论的再生产，人类学是具体地限定人，而历史主义则努力证明历史的多变性和人的不可再生产性。因此，在历史主义中，作为他者的人具有历史的多变性，相反，在人类学中，作为同类的人具有非历史的恒一性。

黑格尔说的“精神”，意思即是指自我存在于他者之中，以所谓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不同形式运动，在这种对立反思的精神过程中，历史主义和人类学呼应起来。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以《历史主义的兴起》（1936）而闻名，书中他明确指出，精神科学“关注个体性的思考，以历史主义取代了历史人物所作的一般化思考”421。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历史主义的发展趋势走向了经验科学，正如梅尼克所说，仅仅从西方欧洲文化的世界观出发去解释，而且人们在广泛的意义上，更多思考的还是具体的历史科学方法问题。从维科、赫尔德到威廉·冯·洪堡以来的一个又一个时期，一直没有产生突破，正如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在他的著作《宇宙政治：被隐藏的现代性纲领》（Kosmopolis. Die unerkannten Aufgaben der Moderne，1991）中指出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当代哲学中可以看到，尽管方式是各种各样的，但是人们都有效地更新了思考的主题：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解释存在的现象学认为他者是不可穷尽的，保罗·李库尔（Paul Ricoer）的解释现象学发现了叙事阐释中的冲突，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自我的起源》（Quellen des Selbst）中确立了解释学的时代本体论。然而，所有这三位作者都用海德格尔来批评福柯的权力型讨论方式以及福柯的著作。海德格尔的生存和存在的解释学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转折，所以，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是，在普莱斯纳的哲学人类学中，海德格尔的这种理论转折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普莱斯纳的“哲学人类学”与“人类学哲学”

哲学人类学的目标是从机体、心理和思想的生命维度全面地认识人的本质。而作为经验科学的人类学，能够通过方法和理论清楚地获得人确定性的一面。人类学可以分为生物医学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以及历史人类学。在人的历史变化之中，作为自然、社会与文化之人，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相互关系呢？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跨学科地整合和概括经验科学所明确的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什么是我们能够肯定的？什么是我们目前或原则上仍然欠缺的？怎样克服方法上和理论上的问题，来明确研究对象？人们把这种审视看作是学科内部的一般化考察，并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哲学人类学，实际不太看重“哲学”，普莱斯纳的著作中也存在这种情况。因此，哲学人类学就是一种面对经验科学研究方向的亚哲学学科。

但是，这种亚学科也可以适用于哲学，对哲学的理论和实践有着引人注目的反作用。在作为经验科学的人类学研究中，其对人的看法是与哲学传承下来的二元论的主流思想相互矛盾的。假设要把经验科学的人类学应用于哲学的理论和实践，那么哲学一脉相承的理论前提就成了问题。经验科学人类学要求哲学找到其他的理论前提，这是它对哲学传承发展的期待。因此，普莱斯纳在研究上迈出了第二步，他的“哲学人类学”进一步追问人类学的哲学所在。于是，正如他在《有机物的发展阶段与人》（Die Stu fen des Organischen und der Mensch.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1928）一书中所称，这是他自己的“哲学新创”422，要大书特书“哲学”的人类学。

那么，由于经验科学人类学对传统二元论哲学的结论和前提提出了问题，该如何理解哲学所需要的新创呢？这里不是指扣上科学主义的帽子，这是普莱斯纳终生所批判的。身为动物学家，他认识到，经验科学的研究不同于哲学的确证方式，在这一点上经验科学和哲学常常争论不止。但是，普莱斯纳称一切哲学都是“人类学哲学”，它超越科学主义，肯定人类学对人的本质界定。因此，就有如恩斯特·卡西尔所定义的，人是“符号的动物”，作为历史存在的人，在符号的形式下能够明确地联系起来。423在我们第一步的研究中，经验科学人类学所发现的一般化关系，常常都可见于“人类学哲学”。但是，我们还缺少走出第二步，“克服人类学中心主义”，来一次思维方式的哥白尼式革命。普莱斯纳认为“哲学人类学”就是第二次的哥白尼革命。424这一点该如何理解呢？

在关于个人生活方式的知识和信念上，苏格拉底—康德等古人认为通过事实调查的方式所获得的结果是有限的。而在现代条件下，有关生活方式的知识和信念发生了变化，它们要立足于经验科学认识方法的前提假设和最后结论。那么，与这种对生活方式的认识方法关系重大的，就是人类学关于个人自我理解的理论。根据人类学的前提和结论，对个体来说，他的生活方式绝不是随意的，而是一种社会再生产，他自己做什么和怎么做都要依据一定的准则。这种思想方法是有问题的，普莱斯纳是首先发现问题的人之一，后来福柯称之为人类学的现代循环论证，认为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一直没有超出其外，而是在这其中走得更远。在人的先天能力和后天实现两者之间，是超验的统一，还是承继的结果，这本身就存在一种力量的争夺。其中，每次高度专业化的研究方法踏出经验性的一步，就有一种准超验的理论走出来。因而，普莱斯纳在《权力与人性》（Macht und menschliche Natur. Ein Versuch zur Anthropologie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ansicht，1931）中指出，尽管在原则上政治有其他的表现形态，但政治就是人们参与共同生活的确证方式。这种参与，在历史条件下，马上就会凝聚到现实政治甚至是敌友关系之中，同时，也做出保证在未来能够变成普遍的现实。425去想想最近的战争因素或者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是怎样取得合法性的，人们就几乎不能否认人类学课题的现实意义。实现人性理想的征途是永无止境的，它依赖人类学给出现实的理由和准则，根据这种准则，再来决定究竟展现什么样的人类面貌。

西方现代的人类学课题，研究的还是古老的哲学问题，即追问个人生活方式的边界问题，不过普莱斯纳以“哲学人类学”为标志，把之与“人类学哲学”区别开来。作为现代哲学研究的最后避难所，普莱斯纳哲学的焦点内容将尽力避免陷于纯粹的程序形式之中。那么，人类学的课题内容，要如何与哲学相联系呢？这里，要使哲学人类学区别于实验科学的人类学，需要运用哲学的什么理论和方法呢？

对于普莱斯纳的问题，现代自然科学指向自然，其回答的方法是强调行为的自然一面，自然就是理论评价的标准。在康德的意义上，自然既是提出问题情境的方式，也是回答情境问题的依据。在此，科学研究者们必须保证公正地对各种不同的假说进行调查验证。不是出于直觉或碰巧地纯粹偶然地提出问题，而是间接地公开地以社会为中介研究相关对象。在自然科学的这种圈套下，我们看到，所给出的问题，不仅在原理上是可回答的，而且在实际上也是能回答的。于是，做人工实验，算定量比例，最后实际得到的答案，却还是集中于在“是”或“否”之间作逻辑选择。这种标线式的提问和回答，实际上是一种规定条件下的复述，其中社会文化被社会惯例所取代了。这就是现代自然科学认识方法的目的所在。

不过，看一下从康德的三大批判到生物医学、精神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的发展，可以看到经验科学的认识方法还有其他的重要意义。那就是，经验科学的问题一定要保证在实际上是能回答的。42610当然，如果不看问题决定实际回答的一面，自然科学也是开放的，在克服物理学基础危机的斗争之中，它成为了一种具有可解释性和可理解性的理论。尽管实际上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不一定能够保证问题是能回答的，但是它在自己的研究未来设定上，仍旧强调问题的可回答性原则。因此，作为科学，自然科学需要一种间接提问的理论方法，肯定不同于文学艺术对日常生活的呈现方式，或者哲学等对集体世界观的自我确证。

在运用经验科学还是哲学的方法问题上，所有的生命科学不仅包括生物医学，还包括文化社会学，都面临着难题，因为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有生命的，也就是说，不管以什么方式，与它们相联系的都是生命。当经验科学把生命作为课题时，陷入循环论证的危险也就特别大，因为这里在实验和观察中，它不容易与对象拉开距离。研究者自己就是生命的存在，当他依据自己的观点，运用理论方法去阐释说明时，自然无法完全与研究对象区分开来。所以，人们至少必须从四个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论证，以从理论上对来自不同方法的研究结果进行判断。A. 首先必不可少的是要进入活生生的现象，自己反观自身，从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地进行详细地阐释。B. 对于自己反观自身所得出的结论，必须进行审察，搞清楚是此还是彼，也就是说要能够对它作出理解。C. 还要审察直观到的和把握到的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追问直观到的现象是什么（a），以及为什么把握到的现象是此而非彼（b）。追问在多大程度上这种相互关系是确定的，例如认为是先天固有的，又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这种相互关系是开放的，可以有着其他的解释，例如认为存在着符号传递？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很重要，因为必须搞清楚直观到的和把握到的现象之间的界限所在。这种界限，往往在对解释不一的临界现象进行审察时，可以找到。D. 运用经验科学理论，从概念上把握现象界，根据阐释与理解之间的关系作出可能的解释。只要在一定条件下找到相互联系，那么就能够进行阐释，否则，就属于理解的范围了。一个理论假设，在研究过程中，要经过从方法A到方法C的检验，要在实践中得到修正和磨练，才能产生出来。

即使生命科学的认识方法再微乎其微，哲学所承担的理论任务也不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哲学既不能回避本质性问题，也不能回避整体性问题，因为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存在于知识和信念之间，这个边界问题无法解决，一直到现代也没有解决。那么，在哲学人类学中，应该怎样进行哲学研究呢？——在普莱斯纳看来，肯定是不能像经验科学那样采取间接的中介的方法。427同时，与所有生命哲学的那种要求无中介的直观方法（柏格森[Bergson]、克拉格斯[Klages]）也是相左的。为了能够达到目标，哲学人类学走的是一条更高要求的弯路。它对每一个前提都作出探讨，哪个来自常识，哪个来自原有的世界观，又是哪个被经验科学的人类学使用了。这些前提假设都是不明确的，常常还是隐喻性的或反思性的，不过，至少可以知道它们是历史积淀下来的生活方式，在一定限度内具有普遍的或适用的意义。经验科学的开始和终结不是立足于彻底怀疑一切的虚无思想，而是以常识为前提，基于改变而非消除常识的思想。所以经验科学在传承之中，自身不具有思想的再创造性，以及社会文化的中介性或构成性。经验科学对常识的认识革新，譬如达尔文主义，并不能完全使人获得知性和理性的生活方式。因此，经验科学的专家，在回答整个生活方式的本质问题时，还是一个外行。

例如，经验科学的人类学，从常识出发，区分出了一系列的二元概念：有生命的—无生命的，意识的—无意识的，自我意识的—非自我意识的，精神的—非精神的，自然的—人为的，社会的—非社会的，文化的—非文化的，规范的—不规范的，有权力的—无权力的，自我的—他者的或异在的，等等。某种程度上，经验科学完全就是以这些条件和这些意义的常识为前提，进行阐释和理解的。经验科学随意使用的这些常识，实际上是有待讨论的。而哲学感兴趣的就是探讨所谓的假设前提和经验科学的设定之间的差异。不过，在经验科学的科学测量之中，这种差异，却常常显得累赘多余，人们总是想费劲儿除掉它。

然而，这种差异在个人的生活实践中，确是可以替代的吗？——经验科学不需要讨论所谓合理的人类理性所包含的不确定性和前见性，这里是不是也不需要呢，答案是：人们肯定需要。那么，这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怎样去探讨呢，从胡塞尔到维特根斯坦的许多哲学，都尝试给出答案：途径在于维护生活世界或生活方式。哲学的审视判断让我们获得合理的看法，既不至于陷入超验的生活世界之中，也不至于只看到语言、历史和习惯因素作用下生活方式的变化。为什么想像中的生活总是比今后的生活更好呢？为什么最近的生活世界或生活方式变得更糟了呢？一方面，一些先锋实验者，试图利用专家文化的成就革新个人的生活实践，但是都失败了。对于这些先锋革新者，普莱斯纳并不赞同，认为他们是万恶之源。与此相反，普莱斯纳在《共同体的界限》（Grenzen der Gemeinschaft. Eine Kritik des sozialen Radikalismus，1924）中强调，无论是家庭共同体还是理性共同体，都要看重个体和社会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我们在坚持我们的生活世界和生活方式时，也缺乏判断能力。从卢梭到海德格尔，都仅仅把生活世界和生活方式当作是一种历史的前见（Vor-Urteil），认为其在本源（Ur-Sprung）上是清白的。

首先，通过探讨生活实践所必需的前提与经验科学所设定的前提之间的差异问题，我们就进入了哲学研究。在普莱斯纳的术语里，不是通过对认识或知识的认知，而是用躯体与生命体之间的区别来描述个人生活方式的差异的。一方面，把人看作躯体的存在，人至少可以获得存在的正当理由，也许还可以进行交流，甚至是作出定位；另一方面，人不是作为躯体而是作为生命体的存在，也就是说，他是鲜活具体的，或者用奥斯汀（Austin）的话：是以言行事的（performativ）。哲学人类学的任务就是要区分常识的前提与经验科学人类学在认识研究中所设定的前提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需要哲学站出来阐明，而不再是人类学所能预先规定的了。那么，告别历史前见的是哪种前提呢？又是哪种前提为个人将来的生活实践提供了可能呢？对于后一个问题，哲学人类学要重建“范畴”，建立起一种“范畴关联”428，这就要求专家们去研究个人整个生活方式的本质是什么。哲学人类学追述其范畴的每一种前提，而经验科学人类学则不是去阐释理解，而是去运用这些前提。同时，哲学人类学还强调对范畴进行理论区分：例如，在自然哲学中区分出有机的和设定性的，在社会哲学中解释个体之人时区分出共同体的和社会的，在文化哲学中讨论人的地位时区分出顺应的和参与的，其界限就在于移用符号和抛弃符号之间，在关于政治的历史哲学中根据权力和非权力的方式，区分出归责个人的和非归责个人的，等等。

在历史主义与人类学之间“离心”：普莱斯纳与黑格尔的不同

在反思历史主义与人类学的对立时，普莱斯纳是怎样做的呢？他对这种对立采取离心的态度，也就是说，他让我们走出对立，看到把历史主义与人类学之间的对立当作是西方现代自我理解的中心，这是成问题的。虽然这种离心具有一种实现的可能性，但它并不能克服或取消黑格尔意义上的这种对立。不过，在问题层面上，尽管普莱斯纳的离心方式与黑格尔的解决方式之间有可以比较之处，但两者都试图反二元论，都致力于为人类作出个人独特的贡献。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普莱斯纳返回到了黑格尔的现象学，也就是说，我就是那个我们，我们就是那个我429，即普莱斯纳所谓的“自我之我的我们—形式”430。黑格尔和普莱斯纳都反对过分推崇个体的内在性，而一致赞同外在的和普遍的异化行为。不过，黑格尔把思辨体系建立在人类的个体性基础之上，而普莱斯纳的理论基础则是另有其他。

为此，考虑到建立理论范畴时必须使用前提假设，我还必须要回到那四种生命科学的认识方法上。在普莱斯纳的方案中，他找到了其他的哲学方法。他的方法是把现象学、解释学、辩证法和超验论混合成一种哲学理论。因为理论每产生一次循环，就显示出一种方法，反正每种方法从理论上来说都是正确的。普莱斯纳就是这样看待那四种方法的，它们之间可以相互修正，给我们带来些理论，带来些我们本来还没有认识到的东西，否则，哲学研究就只是摆样子了。普莱斯纳认为，他对这四种方法的理论改变，“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让我们在思考人的神秘性规律时把先验和经验联系起来”。431

A. 对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在理论作答时，排除其中的超验主体性的因素。取而代之的是结合舍勒的理论，也就是说，要借助实际的指示性的标记，在本质意义上身和心并重。这样，进入现象时才能保证是“活生生的”东西。

B. 对于从狄尔泰到米施（G. Misch）的解释学，在解释生命时，去除其中强调理解生命的把握方式，而要能够辨别现象所呈现出来的样子是什么。最终找到表达、对表达的理解以及理解的可能性之间的差异所在。其中，表达是固定的，对表达的理解是从联想到判断而习得的，理解的可能性432则在符号（比如语言符号）的作用下会有所变化，因为符号是三位一体的，会改变内心的自我指涉。进一步来看，这种差异也可以见于以下的理解过程，从音调的协调一致，到用语言去阐释说明，再到经验科学中的图示概括，各自对应上述三种结果。所以，普莱斯纳突出人的“感官统一性”，提出一种症候式的“心灵感官学”（Ästhesiologie des Geistes，1923）。

C. 对于辩证法，则不是指柏拉图或黑格尔意义上的，而是立足于直观的活生生的现象（a）和把握到的现象（b）之间的危险分歧。在现象学和解释学的互为性边界上，辩证法站了出来。因此，在普莱斯纳的方法看来，必须批判现象学的发现，才能够重建自我的理解。这种重建，既不在伽达默尔意义的对话中，也不在概念的思辨中。但是，“辩证”一词实在容易令人误解，以至于普莱斯纳几乎很少用它。433不过，普莱斯纳对辩证法的运用，让人铭记的最好的例子就是研究人类行为边界的《笑与哭》（Lachen und Weinen，1941），其中他使用辩证的方法去理解人类行为的边界危机。在开始表达和最后行动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共同决定是哭，或者是笑。相关的重要例子还有，不同于黑格尔现象学辩证地看待人的自我经验，普莱斯纳转而借助科勒的黑猩猩实验来阐释人类的特性。最新的行为研究已经表明，黑猩猩显然能够制作工具，具有学习符号的潜能，相当于人类三岁孩子的水平。但是，根据普莱斯纳的观点，黑猩猩缺少一项能力，即“否定性的感知”，这正是“思想”的起点。434黑猩猩在领地行为和日常事务上，已经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生活状态，但是不能期望它们产生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抽象感知。因为它们在作出判断时，无法像人那样，把感性存在变成头脑里的符号对应物。

D. 最后，对于超验的方法，普莱斯纳重复了其中的问题方式，把质询获得科学经验的可能性条件，扩展成了质询获得生命经验的可能性条件。435而且直到目前为止，他都强调要从理论上回答，是否在关于此在的自我理解中，必须要有超验的主体或超验的存在，以及绝对的生存或绝对的精神。作为知识的最后的可能性基础，在最低限度上，不能没有外在的、内在的和共时的个体性框架。然而，既然在整体上必须相信理论选择不是随意的，那么谁的理论推论又是更为可靠的呢？436

当反思人类学与历史主义的对立时，把现象学、解释学、辩证法和否定绝对性的超验论四种方法结合起来，这意味着什么？在普莱斯纳那里，人类学的基础是自然哲学，历史主义的基础是历史哲学，他要求两者都能发挥作用。历史主义似乎显示出欧洲西方世界伟大的利他性，将自我置于其他的时代之中，即不是自我设定自我，而是以他者作为自我的尺度。相反，人类学则显示出欧洲西方世界的衡量标准，以此去看待其他时代的文化。历史主义把欧洲西方世界的自我设定在其他的文化和自然上，似乎是对人类学的反拨。但是，当面对普遍的和外在的异化时，没有文化和自然会重视自我的个体性。人们评价人类学和历史主义时，没有用间接的研究方法，所以看到的肯定是两者之间的对立。而且这一评价如此地肯定对立，以至于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不可能有特权的一方。437

普莱斯纳对照自然科学，重建了自然哲学的前提，区分出有机的生命形式和设定性的生命形式。其中前者讨论有机物可能具有的内在差异，后者讨论环境或世界中的媒介行为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关于动物与人的自然哲学中，当比较动物和人时，需要“离心的定位”。从世界视域来看，人这种生命形式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呢。他认为，人是一种外向的身体存在，也是一种内向的身体存在。一是从内到外，一是从外到内，如果我们的研究不是同义反复或者悖论的，那么怎么可能有这两种相反的行为指向呢？这里，指向相反是可能的，因为从第三空间视角来看，人处于身体与肉体之间的差异地带。同时，人的这种行为也是可能的，因为从第三时间视角来看，人是未来性的，能在过去和现在之外预见将来。因此，人类学在比较动物和人时，尤其会用到类人猿，把类人猿看作是有行为能力的不完全的人。与类人猿不同，人身上具有第三关系，它既能打破人的完整性，也能保持人的整体性。我们要看到各种第三关系，譬如人存在于身体和肉体之间，未来存在于过去和现在之间，世界存在于身体内外之间。与此相应，在第三关系的作用下，世界由三个部分构成，外在世界、内在世界和共同世界。要完成人类学的比较研究，人们实际上至少要这样来假定。因此，必须用这些关系去研究生物，要能看到其中第三关系的作用，而从不完全的人到具有第三关系的人，这正是历史发展的未来。

对于第三关系的准则，普莱斯纳详细阐述了三种边界规范：自然的人为性，中介的直接性，在虚无和超验之间的乌托邦（乌有）性。只要人生活在世界之中，在区分第一种关系和第二种关系的交叉之处，本来就会出现第三种关系。这种交叉就是离心的定位，因为人对区分采取交叉态度，正是作出了区分性的定位。否则，这种交叉的矛盾态度，就会变成如二元论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如前所述，人最终区分出来的还是同一个自己；或者，这种矛盾态度也会变成如统一论的超验合一，通过消灭区别来解决问题。面对区分，人们这样或那样的表现，终究都是向心的定位。这里，人作为有机物，还是停留在生物有机物的向心性之中。然而，具有向心的结构和向心的行动，这是动物而不是人的特征。只有离心的定位，才能完整而现实地最终克服消除定位的向心性。不过，我们还要从范畴上考虑，是否可以人为地把离心的行为再中心化，是否没有离心化的定位，就根本没有再中心化的可能。离心化的自我定位和再中心的自我定位是什么关系，其在人类成员身上又是怎样表现的，这些问题，就与自然哲学没有关系了，而是与现实的历史条件相联。

这里，突出强调一下普莱斯纳的理论落脚点：离心的定位，它使人类学有可能把人的生命形式和其他生物区别开来，否则，人们就会陷入同义反复或者悖论之中；也就是说，要打破像“动物是动物，人是人”这样的界限区别和定位，看到“人既是动物也是非动物”。不过，离心的定位不是整个人类共同的永恒的本质结构，而是一种暂时的存在类型和方式，因为还可能存在离心化和再中心化的定位。对于人的离心化和再中心化，从实际历史角度来看，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新的理解。如此这样，以自然哲学为基础，就从人类学的理论循环中跳出来了。因为原来如果不遵从这种人类学知识，我们就无法获得关于人类学的知识，而普莱斯纳使得我们从中解放出来。

普莱斯纳的历史哲学以历史主义为基础，引入是否具有人类攸关性的权力和非权力的对比范畴。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纯粹讨论人的人类学，但是不对。它研究的是历史主义的重要推论——利他性。对于个体来说，他者的自我与自我的自我之间，差异何在呢？为此人们必须接受自我衡量的方法，即从自身表现自我，从自身设定自我。因此，在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检验之下，就出现了准辩证法意义上的对立危险。在历史中，这种对立的表现形式就是战争和其他的负面经验，例如政治上友敌关系加剧。其中，为了解决问题，会人为地改变世界环境，这就是再中心而不是离心化了。438

因而，对于自我和他者的自我之间的差异，一方面，要求自我是关系中的自我，要既是自我又是他者的自我，而不单单指本来就要去认识的自我本身。另一方面，自我的自我和自我的他者之间，一定与他者的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不同，在这其中，要追问自我的对与错。第一种情况是，人们像这样假定：生命理解生命本身，在这儿表达的仅仅是自我（狄尔泰）。这一表达基于个体性意义，却是非自我的，因为它不触及生命行为的外在表现。由此，在历史主义中，对有机物的理解转向内部，似乎不通过媒介和环境就能进行外在表达。另一种情况是，人们以负面经验为前提，来看现象表达和理解现象之间的一致或不一致。当自我和他者的自我在历史中相遇，发生相互关系时，他们之间会产生争执和战争，而不是历史主义所谓的利他性的。人们恰恰绕不开政治，绕不开卡尔·施米特所提出的问题，即政治等于是，或者更多就是一种众人的自发行为。历史主义是来自精神上方的自由反思，它回避了实际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斗争，多半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构想。439但是，历史是存在条件，是取决条件，历史主义是否能够削平这样的历史呢？历史开始于偶然性，相互关联的文化也存在于偶然性之中，难道真能从根本上终止历史的偶然性吗？像人类学的历史终结思想一样，历史主义的利他性包含着另外一种历史终结论。当一切历史都被相对化了，难道历史本身还具有时间性吗？要是人们还想坚持利他性，如普莱斯纳所做，那么历史主义必须跟随从狄尔泰到米施的解释学方法。每种活跃的文化都想定义人的内在本质，不管定义是什么，人们的理解都必须保持开放，以满足未来历史的需要。此外，人们还必须得接受人之神秘性，把这作为一个开放的问题，运用研究方法，去寻找理论的解释。440因此，人们有方法论的自由，要用历史方法去检验现象学和解释学的结论，从历史未来性上对其作出批判。有意义的是，进行冒险，去创造历史，而不是死待在历史博物馆，或者兴奋地关注历史的废墟。

因而，普莱斯纳基于历史研究的历史哲学的理论落脚点，在于：当现代理论说人是自我创造的历史产物时，这种假定从方法论来看是可能成立或存在的。人不仅是一种社会文化史的自我存在，而且也是一种“自我存在的他者存在”，人类伟大的利他性就在于：“由此，作为他自身的他者或他自身，人是一种存在之物，一种身体存在，一种他人之他，一种地球的自然杰作。”441当历史研究想弄清无与伦比之人时，它就必须走上人类学的路子了。此外，由于人与其他生物或者神不同，历史研究不能变成人类各个时代的纪念碑或故纸堆：“因为人不是别的，就是一种‘介质’，通过这一介质，一切文化都可以回溯为人的生命创造，因而一切文化都是具有民主价值、地位平等的。”442普莱斯纳以历史哲学为基础，使得人类学从历史自我创造的循环中走出来。

在关于人类学和历史主义的反思对立中，我们从普莱斯纳的理论这里可以学到什么呢？他综合两种理论，把它应用到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分析中，使人们超越了政治对立的思想成见。在现代欧洲西方世界中，出现了人的再中心化的定位，人们都想在这种定位关系里占据中心的主导地位，这就是所谓的权力。普莱斯纳的著作《德意志精神在资产阶级开端时代的命运》（Das Schicksal deutschen Geistes im Ausgang seiner bürgerlichen Epoche，1935），解释的就是这种主导历史的权力，后来该书在1959年得以以《迟到的民族》（Dieverspātete Nation.überdie Verführbarkeit bürgerlichen Geistes）为题出版。作为认识论和生存论，只要把人类学和历史主义哲学结合起来，那么人们就能够在对立的反思中保持开放了。人类学和历史主义两者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选择，有可能的是，我们需要相对的研究方法和生存方式。以自然哲学为基础的人类学打破了人类存在的肉体、心理和精神等行为维度的界限，这种交叉无异于让我们看到历史发展的未来。443而以历史哲学为基础的历史主义，揭示出人类学所需要的前提条件，使得自我的他者与他者的自我之间的界限区分成为可能。因此，对于西方欧洲来说，不是两个对立面互相排斥，而是互为基础，互相补足，这样才“有助于”未来，也就是说让未来成为可能。444在普莱斯纳这里，两种思想的相互充实和修正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显然是康德意义上的：运用表象的辩证法，把不确定性、无条件性和无限性转译成确定性、有条件性和有限性。只要历史主义和人类学还在神化人，赋予人肯定性的和全体性的意义，那么欧洲西方现代就不是完全世俗化的。所以，不管是打着宗教还是无神论的名义，康德把这种错误的转译都称作迷信。普莱斯纳批评黑格尔的体系，认为黑格尔的自我观念是对过去时代的绝对力量的迷恋。445但是，普莱斯纳也影射、赞同黑格尔的“现象学”，他在格罗宁根的就职演说《哲学人类学的使命》（“Die Aufgabe der Philosophischen Anthropologie”，1936）中说到，黑格尔使得“克服怀疑论成为现实”446。

其实，普莱斯纳对黑格尔的批评和影射，并不自相矛盾。普莱斯纳的哲学人类学不再像黑格尔的精神哲学那样，从意识出发再回到意识，以最终统一性作为体系的主导，而是以个人的生活实践为主导，其中我们找不到完全的、充分的或者恰到好处的意识。作为“怀疑论者”，普莱斯纳不再提出认识论上的怀疑，用类似宗教式的态度去信赖意识，而是在多元的思想条件下，对生活实践保持一种怀疑，去考察身与心的存在条件，不再是整个扬弃它们。因此，普莱斯纳与黑格尔不同，他强调，异中求同基础之上的异质性，差异的统一之中的差异性。这是一种“夹缝法则”，在肉体的、心理的以及精神的维度之间寻找人之为人的意义所在，而且在生活实践上，求得各种交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从范畴关联的角度去看，而不是追求精神哲学的那种体系综合：“对黑格尔来说，否定，就是不足，就是痛苦，就是对一种积极的平衡力量的破坏，但是否定却不会撼动世界的安定，撼动自然精神。在黑格尔那里，没有跨界，没有如莱布尼茨那样，多少能感觉到的真正的危机，即感觉到无法克服世界的非理性裂痕。”447面对个人整个生活方式的不确定性，人们想寻求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交叉可能，但是却始终无法成功。448普莱斯纳从教授资格论文《对哲学判断力批判的研究》（1920）起就指出，我们至少要维护个人的尊严。谁要是问整个人类的本质是什么，那么此时此地就可以回答他，没有适用于所有人和所有时代的结论。所以，人们的回答都是此时此地的一种回答，也就是说，问题性是主要的，最终明确的定论倒是次要的。因此，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意义的，总会不断带来新的使命。449

名家访谈

恩斯特·布洛赫的精神遗产与当代意义——访克劳斯·库费尔德教授450

战洋　张芳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是20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是一位专注“乌托邦”领域的理想型哲学家。他不仅探讨“乌托邦”的观念历史、意识结构、理论形态和现实基础等各个方面，而且其理论本身就是“乌托邦”式的，在西方思想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布洛赫的“乌托邦”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被介绍进汉语学界以来，学界逐渐普遍承认其价值和地位，常常给布洛赫冠称以“东德哲学家”、“希望美学家”、“乌托邦主义者”、“乌托邦哲学家”、“希望神学家”，等等。在今天现代性语境中，正如德国布洛赫研究中心克劳斯·库菲尔德教授所言，布洛赫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和考察的独特视角。

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

战洋　您好，中国学术界了解和关注布洛赫比较晚，近些年有关他的文章开始多了起来，布洛赫引起了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重视。在中国，学者们普遍比较重视布洛赫的“尚未”及“乌托邦”概念。目前，我们通常会把布洛赫放到马克思主义的参考系中来谈，此外，也有学者把布洛赫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思想家们放在一起谈，甚至把他看作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您对此怎么看？在德国学界，学者们怎样解读布洛赫呢？

库费尔德　我已经访问中国三次了，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我发现中国学者和学生们往往对于德国的思想家非常了解，相比之下，德国学界对于中国思想家的了解就比较少。我相信中国学者们对布洛赫已经有了很好的介绍和研究。的确，布洛赫目前最受人瞩目的仍旧是“尚未”范畴和“乌托邦”理论。但是在我看来，布洛赫是非常特殊的一位思想家，他思想独特，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从他的生平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布洛赫曾经在海德堡加入了马克斯·韦伯的小圈子，但是没有真正得到韦伯及其夫人的赏识。他早年确实与卢卡奇这些法兰克福学派的人有密切联系，而等到后来他流亡美国后，这种关系就已经彻底中断了。结束流亡之后，布洛赫首先选择回到东德，本以为东德符合自己的理想，以为自己的思想能够在东德得到肯定，但却很快成为了“国家公敌”。1961年开始修建柏林墙的时候，布洛赫恰好在西德访问，就留在了西德。我认为布洛赫是一个没有办法归类的人，他非常特殊，这种特殊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在德国学术界，人们普遍都认为布洛赫是最为独特的思想家之一。我把布洛赫的思想称为“乌托邦理论”（utopian theory）。

战洋　那么，您如何看待布洛赫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关系呢？他早期一直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们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如卢卡奇、阿多诺、本雅明等人。您怎样看待他们思想上的亲缘关系？

库费尔德　布洛赫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很多成员有过比较密切的来往，特别是在1938年逃亡到美国之前，他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很多成员是好朋友。但是不久之后，这种关系就破裂了。而且当时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不尽相同，譬如卢卡奇就是非常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本雅明这样的人则很难说了。但是，就像我前面所说，布洛赫非常独特，他的思想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完全不同。如果说，布洛赫本人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些亲缘关系的话，那么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思想走的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路线。当然，布洛赫和法兰克福学派也并不是没有相似之处，他们的相似之处是在黑格尔问题上，而不是在马克思主义上。

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

战洋　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布洛赫是一位独特的思想家。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也是非正统的。很多学者把他称作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您怎么看待这类判断呢？

库费尔德　说布洛赫是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这样的说法没有太大的问题。布洛赫的作品不仅是哲学作品，也是伦理学作品，或者说是人类学的作品。他的“希望”、“尚未”、“乌托邦”等概念，实际上都是在探讨人类自身的终极问题。而且他在1968年学生运动的时候也表现出了人道主义的倾向。不过，布洛赫也被称作自由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free thinking marxist）。

战洋　当时布洛赫很活跃吗？

库费尔德　布洛赫在学生运动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一位精神偶像。当时，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阿多诺已经非政治化了，而哈贝马斯是到了1980年代之后才开始产生影响的。当时还能和布洛赫相比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应该就只有马尔库塞了。布洛赫当时非常积极，他反对越战，拥护人道主义，还和马尔库塞一起参加了不少政治活动。

战洋　像布洛赫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无法归类的特点使他失去了不少发扬自己学术思想的机会。虽然他在德国学术界享有盛誉，在整个20世纪的学术思想史中也占有一个席位，但在中国，他的主要著作连一本都还没有翻译过来。这也是学术文本接受方面非常少见的事情。

库费尔德　不奇怪。虽然布洛赫的著作已经翻译成英文、波斯文、阿拉伯文、韩文等，但是，布洛赫的全集还只是用德语出版过，并没有翻译成任何其他一种语言。即使在英语学界，布洛赫著作的翻译工作也仍旧非常欠缺。1986年，他的代表作《希望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才翻译成英文出版。他的很多重要文献也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甚至是21世纪才被翻译出来的。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学界还没有意识到布洛赫的重要性。

无神论的神学家

战洋　布洛赫的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他所信奉的理论驱使他离开德国，离开美国，也离开战后的东德。他不仅没有讨好社会主义者、资本主义者，甚至没有讨好神学家们。我不久前刚看到一个资料，上面说布洛赫是一位“无神论的神学家”（Atheist theologian）。这一切都恰恰证明了布洛赫的独特性。

库费尔德　你刚才说“无神论的神学家”，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准确。可以说无神论是布洛赫《希望原理》的基础。尽管我们可以从布洛赫的思想中看出很多神秘主义的元素，但是那些大多来自于犹太传统，而不是基督教。布洛赫认为有希望，就有超越，但是有神论所支持的那种超验的“超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强调人的自我完成，他的乌托邦显然不是在宗教的天国中，而是在一种具体的乌托邦实践之中——也就是他所推崇的社会主义实践之中。而且，布洛赫在中学时代就写过有关无神论的文章了。

战洋　不过据我所知，布洛赫还是影响了不少神学家。近代拉美的解放神学运动就受到了布洛赫理论的影响。

库费尔德　你说得对。不过布洛赫对于拉美解放神学运动的影响是非常间接的，是通过莫尔特曼（Joergen Moltmann）产生的影响。受布洛赫《希望原理》的启发，莫尔特曼在1964年写出了《希望神学》。这本书影响非常大，是1970年代拉丁美洲解放神学运动的理论资源。《希望原理》是布洛赫最为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他认为构成人类本质和特殊性的，既不是对于过去的沉迷——像弗洛伊德和行为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也不是对于现在的执著——像存在主义和柏拉图主义者那样。相反，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人类对于未来的希望和期待。不仅如此，希望也是一种倾向性、一种力量，它不仅是人的主观需求，也是客观实体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套“尚未”的本体论大大启发了莫尔特曼，让其看到了宗教中最为原始的那个因素。不过，莫尔特曼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显然是吸收了“希望原理”中以未来为着眼点的体系，但是，他坚持的还是一种有神论，他的着眼点还是人与上帝的关系。

战洋　最后，您能否谈一下布洛赫的思想对于当下世界的现实意义呢？

库费尔德　在我看来，布洛赫的思想在今天的确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这种意义首先就在于布洛赫对于自然的看法。黑格尔的自然观一直以来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布洛赫当然也要回应黑格尔。不过，他对黑格尔的自然观采取了批判态度。我们都知道，在黑格尔那里，自然是作为一种客体存在的，因此，自然美是一种劣等的美，甚至是一种没有意义的东西。布洛赫却不这么看，他把自然看成是一个主体。在他那里，自然绝非简单的客体，也不仅仅是单纯的生产资料和改造的对象，自然是人类的家乡，也是人类的视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布洛赫又回到了康德，至少在康德那里，自然还是一种美的尺度。

学术文化动态

2011年4月—2012年3月，展览“启蒙的艺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展品　画室一幕（玛丽亚·卡布丽埃尔·卡佩特，1808）

展品　被缪斯眷顾的魏玛宫廷：席勒在蒂弗特宫朗诵（特奥博尔德·莱因霍尔德·冯·欧俄，1860）

展览现场（一）

展览现场（二）

“启蒙的艺术”在北京：一次被浪费的机会？451

阿克曼 撰　黄燎宇 译

当前德国的一些媒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可以用他在公开场合提到艾未未这个名字的频率来衡量。最近有一位德国记者拿着藤鞭乱打一气，我也挨了一鞭，因为我4月9日（2011年）在主持一个有关珂勒惠支（Kā the Kollwitz）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的对话沙龙时，艾未未的名字我“没有说出口”。

我希望我那些情绪激动的德国同胞还能有心情阅读下文。

我们的中国读者很难理解这场让德国媒体火上浇油的舆论风波，所以必须给大家作点解释。事情的起因是由德国三大博物馆组织的、在重新开放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启蒙的艺术”展览。由于你们中间的多数人没有看过，可能甚至还没听说过这个展览，所以首先应该告诉大家，这个展览旨在通过艺术品和其他物体来表现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欧洲启蒙运动的几个重要的方面。展览是由德国的相关专家策划的，德国外交部提供了800万欧元（约合7000万人民币）的赞助，展览在2011年4月1日由两国政府的高层共同揭幕。哦，原来如此。德国人激动什么呢？

概括起来讲，德国媒体和舆论界的代表重在指责两点：一是位于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博物馆不是举办这种展览的合适场所，在此办展将有助于“巩固中国的统治体系”；二是展览的内容和当前境况与展览的“启蒙”标题相矛盾。

本文开始提及的事件更增添了德国媒体的反感。这些大动肝火的争论无疑暴露出许多的无知、偏见、虚伪、自以为是。但是我同时要强调，并非所有的德国媒体都这么声嘶力竭，唾沫飞溅。即便是《南德意志报》，在刊载了一个名叫亨里克·博尔克（Henrik Bork）的人撰写的破口大骂的报道之后，也发表了当事人史蒂曼的一篇写得很冷静、也很有头脑的文章。

德国和其他地方所产生的不满不能完全归咎于媒体。面对媒体的指责，几位当事人如博物馆馆长的回应完全软弱无力。这点非常耐人寻味，因为他们是本次展览活动的发起人，并且通过这种形式贯彻了自己的意志。现在他们使劲强调自己的意图是好的，强调“纯粹的艺术展”也能为启蒙事业作出贡献。

对德国的情况不太熟悉的中国读者可能会听得一头雾水。德国的几个博物馆来我们国家博物馆搞一个展览，这怎么就对当前的形势起到巩固或者破坏作用？因为这是国家博物馆吗？中国的所有大型博物馆都属于国家；因为展览的地点是国家博物馆？中国不能有一个国家博物馆吗？一个国家博物馆对外国的文化遗产开放，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因为它位于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不放在天安门广场又应该放哪儿？因为这是一个以“启蒙”为主题的展览？到底谁对启蒙有意见？

要理解德国人为何激动，就必须了解一个事实。在通常情况下，中国不是德国媒体和舆论界的现实感知对象，而是其符号感知对象。按照这种感知方式，国家博物馆无非是一座象征共产党统治的巨型建筑，而启蒙就是一种中国所缺少的、一种必须输送到中国的东西。

在德国，有关中国的公共话语是上述的符号感知的组成部分。中国读者必须理解，虽然启蒙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其矛盾的现象，它既包括康德的绝对律令，也包括雅各宾式的恐怖，但在有关中国的公共话语中，启蒙成为一项道德使命。但这项使命并非对所有的人都同等地紧迫：文化界绝对肩负这一使命，政治家只是部分肩负使命，经济界则根本不用理会。

本次展览的组织者也成了这种感知模式的牺牲品。他们口口声声要搞纯粹的艺术展，心里想的却是政治风光，他们都想把启蒙之光送到中国。有一个事实暴露了他们的意图：世界上哪有什么“启蒙的艺术”。几位博物馆馆长不顾艺术史常识，决定将展览命名为“启蒙的艺术”而非“启蒙时期的艺术”。此举表明他们意识到德国媒体和舆论界对他们有何期待。既然主办者和赞助商邀请了80多位德国和外国记者飞抵北京参加开幕式，他们当然没料到自己会受到批评。

这种简单化的感知方式让许多中国人感觉很伤感情，即便是对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现实表示不满的中国人也有同感。在这样的感知世界里，他们和他们的生活现实没有发言的机会，除非他们符合德国人的符号感知模式。在本文开始提到那篇有关“珂勒惠支和中国的现代艺术”的对话活动的报道中，作者对中方人员及其发言只字不提。他声称潜在的中国参观者“受到警告”，声称这些人“因为害怕”而远离这一活动。此人言而无据，但是他的推测符合人们的感知模式。在随后的一场活动中，来自北京的语言学家方维规就欧洲启蒙思想如何影响现代汉语的发展作了一场令在场的中国人和德国人都感觉十分精彩而且深受启发的报告，但德国记者却已无影无踪。其实这两场活动都是本次展览的配套节目。

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举办启蒙艺术展，但二者都希望借助这一展览推动中国的启蒙进程。有一个情况应该提醒我们的中国读者注意：尽管启蒙运动对宗教进行了诸多批判，但世俗化的传教使命却始终属于启蒙思想遗产，所以启蒙主义者也把《圣经》的教诲牢记心中：“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

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对此进行讽刺批判也不足为怪。北京的德语文学研究者黄燎宇曾在图宾根大学发表一个犀利和机智不相上下的演说。他在演说中指出欧洲人的启蒙传教使命十分可疑，因为中国的儒家早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前就表述了启蒙的一些基本立场。面对难以应对的全球性挑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启蒙的杰作即失控的资本主义都显得束手无策。我们不必赞同黄燎宇的论点，但他的观点可以为一场富有收获的对话奠定基础，譬如可以把相关对话纳入展览的配套活动。但是人们没有这么做。

这阻力依然来自那种狭隘的感知模式，只是这一回的说法相反：由于害怕中方的合作者会过于敏感，人们便回到举办“纯粹的艺术展”的立场，监管这一展览的是清一色的德国专家。既然像我们所说的那样，艺术史上找不出一种“启蒙的艺术”，人们就决定从三大博物馆的馆藏中挑选一些展品来展示启蒙思想立场。他们这事做得非常专业，也充分体现了德国人的认真细致。最后挑选出九个主题：从“启蒙时期的宫廷生活”到“爱情和感伤情调”和“回归自然”，再到“思想解放”和“公共领域”。和多数中国博物馆的有些乏味的橱窗展品相比，“启蒙的艺术”完全是“瑰宝”，展品和展览方式都是绝对的高水准，尽管西方的观众会问：实施专制统治的小邦君主的宫廷肖像、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创作的浪漫—神秘风景、博伊斯（Joseph Beuys）的作品是否真正代表艺术中的启蒙精神？

人们忽略或者故意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个展览不是面向德国观众（考虑他们就够困难的了），而是面向中国观众。虽然中国观众对康德和伏尔泰的了解一般要多于我们对孟子和朱熹的了解，但他们对启蒙时期的情感生活、文明批判、宫廷生活很陌生，就跟我们对新儒学的生命意识和诗学一样生疏。只有当观赏者的知识和经验能够与展览内容产生共鸣的时候，展览才能发挥积极作用。

总之，富丽堂皇的启蒙艺术展与本地观众擦肩而过。它既没给后者提供结合自身知识的机会，也没有诉诸其人生体验。它让参观者看得一脸的茫然，然后又带着一脸的茫然离去。丰富多彩的展品未能刺激观赏者的思想，而是令人疲惫。参观者寥寥无几，这不单单因为启蒙艺术展要求单独购买门票，而其他长期展览都是免费。国家博物馆每天只允许进8000人，这里面有不到10%的人会光顾“启蒙的艺术”。个中原因，并非人们受到警告。

启蒙艺术展完全落入自我关涉的中国感知模式设置的陷阱，所以德国的副刊对它表示不满，中国的参观者又觉得它乏味。很可惜，这不仅仅是错失机会。

围绕这个毫无锋芒并且充满善意的展览所挑起的争吵，使双边关系面临进一步恶化的危险，双方将更加疏远，更加固守预制的感知模式。一方愤愤不平，一方觉得感情受到伤害。

启蒙很有必要。我们都需要启蒙。

“康德不敢”——访黄燎宇教授452

尤塔·利池 访　廖迅 译

《日报》黄燎宇先生，一场名为“启蒙的艺术”的展览从德国来到了北京。中国人会把“启蒙”和什么联系在一起？

黄燎宇　在中国，稍微受过一点教育的人都知道启蒙。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上学过相关知识。对于中国人，启蒙是一个好词儿。

《日报》为什么？

黄燎宇　听到启蒙，我们会想到对知识和进步的信仰，会想到把人从封建统治、神权和教义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学到的理论是，启蒙发源于欧洲，是一件好事情。

《日报》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

黄燎宇　当然！我们还会联想到歌德描绘的浮士德精神，也就是征服世界的意愿。总的来说，中国人对启蒙的认识是正面的，也是简单化的。但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展览的时候，“启蒙的艺术”这个名字让我有些惊讶，我觉得这有点矛盾。

《日报》为什么？

黄燎宇　我们通常认为，启蒙是作家和哲学家的事。启蒙艺术，这是什么呢？宣传画？图片？我很好奇，一定要去看看。

《日报》启蒙在中国意味着解放？

黄燎宇　还意味着对知识、宽容和平等的追求。我们中国人其实不难接受和理解这些概念。但是，并非启蒙宣扬的所有观念都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受到了同等重视，比如，很少提到自由观念和批评精神。

《日报》中国人也会对这些观念进行讨论吗？还是仅把它们看作属于欧洲早已逝去的某个时代的思想？

黄燎宇　我们把它们视为人类理想，其中还包括促进人类幸福的理想和坚信未来的乐观主义。至于这些理想在中国如何实现，是另一回事。

《日报》这次展览和相关的研讨会将引发一些讨论，这些讨论会不断遭遇限制吧？

黄燎宇　德国过去也一样。我们回想一下：伟大的启蒙者康德要求人们鼓起勇气，批判一切。但他自己也不敢批评普鲁士政府和国王！也许目前中国的状况与之类似。

《日报》这次展览是几年以前就拟定的。放在今天，还有可能选择这个主题举办展览吗？

黄燎宇　我认为，大部分民众，也许还有大部分官员都不知道，启蒙这个概念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些政治上棘手的问题。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批评，基本立足于源于启蒙运动的价值观，许多中国人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日报》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扮演什么角色？

黄燎宇　还是我们的学习对象。我们入学考试还会考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点没有改变。备考的学生还会上强化班学习。但在大学里，人们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讨课上，我们阅读几乎所有西方哲学家的作品，从黑格尔到萨特到哈贝马斯。

《日报》中国发生过启蒙运动吗？

黄燎宇　我们现在经常讨论，中国文化和传统中有哪些启蒙观念？比如在五四运动中。在这场因为发生在1919年5月4日而得名的运动中，中国青年走上街头，抗议殖民强国对中国的欺压，后来斗争的矛头转向了在他们眼中非常落后的中国文化。

《日报》游行示威者高喊“赛先生”和“德先生”……

黄燎宇　那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时代。中国的学堂和文学作品中，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人们不再需要学习儒家经典。在毛泽东时代，欧洲的启蒙运动和中国的五四运动都被视作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现在我们会问，当时是不是搞得太过分了？

《日报》为什么？

黄燎宇　我们和传统决裂了，技术至上论盛行。这也是启蒙运动留给中国的遗产。我们很羡慕德国人。

《日报》为什么？

黄燎宇　因为德国人重视文化，重视人文学科。举个例子：德国许多大学校长都是搞德国文学的，但中国的大学校长却多半是搞自然科学的。这也许符合逻辑。能搞原子弹的人一定比搞文学的人重要。

《日报》这次展览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家博物馆展出。您对选址有何看法？

黄燎宇　这是好事，是觉醒的标志。

《日报》从今年一月起，国家博物馆前竖起一座将近十米的孔子塑像。

黄燎宇　这实在是够讽刺的。我觉得有趣的是，没有举行隆重的官方仪式，也没搞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孔子塑像就被安置在那里。现在孔子像斜对着天安门城楼，城楼上面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毛主席纪念堂也相隔不远。

《日报》中华民国的创始人孙中山的画像偶尔也会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黄燎宇　这太有趣了——毛泽东在1970年代发起过批孔运动。这就是中国！中国人不会觉得这种组合碍眼。只有外国人才会觉得混乱。

《日报》原因何在呢？

黄燎宇　你可以说这体现了主导思想和价值观的多元，你也可以说它混乱，你可以说我们的政府宽容，你也可以说它“盲目”。

书评

拉奎尔的《德国青年运动》

黄金城

《德国青年运动：一项历史研究》

沃尔特·拉奎尔

拉奎尔（Walter Laqueur）的《德国青年运动：一项历史研究》（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Eine historische Studie）自1962年出版以来就被视为德国青年运动研究的扛鼎之作。事实上，对青年运动的历史书写，自早期候鸟运动兴起以来，就层出不穷。比如，候鸟运动历史的最早书写者是汉斯·布吕厄（Hans Blüher），早在1912年就写出了候鸟运动的历史，并将其定位为一种“情欲现象”。453但拉奎尔认为，这些由参与者写出的历史，往往摆脱不了一种前见，即把青年运动的设定价值作为历史书写的前提，因而难免是不够客观冷静的。

而拉奎尔是德国犹太人，1921年出生，1939年随家迁往巴勒斯坦。在读书期间，他致思于纳粹运动的形成，由此将问题域集中于德国青年运动。在少年时代，作为一个边缘人物，他对“联盟时代”的青年联盟及其生活方式，已有些许理解。对于青年运动这个论题，他既是参与者，又是旁观者，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而本书的书写姿态，正是结合了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作者的叙述在大量依靠青年运动原始文献（包括正式出版的和未出版的）的同时，也引入了自己的回忆。此外，他还通过采访，获得了一些曾经的青年运动领袖的回忆资料。这其中，有提出“青年文化”（Jugendkultur）理念的古斯塔夫·维内肯（Gustav Wyeken），有后来成为党卫军领导人的瓦尔特·汉梅尔（Walter Hammer），也有之后成为著名汉学家的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当然，拉奎尔也力图用同时代的文献来检验这些参与者的回忆。因而，本书的相应部分也具有相当于原始资料的价值。

在本书中，拉奎尔主要致力于检视青年运动的核心理念及其文化背景，并进而探讨青年运动与纳粹运动之间的纠结关系。在这一主线中，拉奎尔无意讨论与青年运动关系密切的衍生性话题，如教育问题与青年运动的互动关系，如青年运动的一些文化成就，特别是音乐上的成就。当然，这些内涵丰富的论题，在以后的相关专著中，都得到了梳理和论述。

在拉奎尔的理解中，青年运动具有一种“原初的”，或曰“经典的”形态，也就是说，真正的青年运动乃是一场自治的运动。这种理解进路，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研究文献中，就体现出来了。454同时，从本质属性上看，真正的青年运动只是一场少数人的运动，一场市民阶层的运动，一场市民阶层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重构德意志传统价值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因而，虽然当时的绝大多数德国青年都从属于教会青年团体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青年团体，但在拉奎尔看来，这些被组织起来的而非自治的青年，并不属于青年运动的主流。按照这种理解，拉奎尔基本认为，以1933年纳粹执政为界标，青年运动从本质上已经终结了；而在此之前，青年运动尽管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特征和立场，但仍然是一场自治的市民阶层的运动；并且，在他看来，这场运动由三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构成。

首先是候鸟运动阶段，始于1896年施特格利茨城中学生的小规模漫游活动，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阶段的漫游活动，原本是出于对威廉帝国的权威教育体系的反感，因而表现为一种非政治性的抗议类型。受到浪漫派传统的激发，候鸟运动也有内在的文化预设，那就是重新到自然和前现代的农业社会中寻找已经失落的德意志传统价值，从而引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这种民族主义并非同时代的狂热的爱国主义（Hurrapatriotismus），而是对于民族和祖国的一种内在化的热爱。同时，候鸟运动也包括两种截然对抗的思想方向，其中占主流的是右翼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而以维内肯为核心的《开端》（Der Anfang）圈子则具有激进的左翼倾向。这两种对抗性的倾向，对魏玛共和国时期青年运动的政治化也构成了影响。总的说来，候鸟运动以非政治性为首要特征，但拉奎尔对此特征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候鸟运动虽然秉持无涉于政治的自我理解，但事实上，它却将许多官方意识形态作为基本信条加以接受。455

继候鸟运动之后，乃是魏玛时期的青年联盟（Bündische Jugend）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强烈的政治化。青年联盟的主导形象不再是候鸟运动时的漫游学者，而是战士。许多青年联盟以骑士团（Orden）为原型组建起来，比起候鸟运动，这些青年联盟更具纪律性和政治抱负，却少了自我意识。联盟时代的青年运动在1933年前不久，受到青年领袖图斯克（tusk）的推动，又出现了一次高潮。而拉奎尔认为，这次高潮构成了自治状态的青年运动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对“非常之物”（Absonderlichen，Exzentrizitāten）的崇拜。在图斯克的鼓动下，异域文化开始盛行。而最为极端的是士兵形象的狂热化。此时的士兵形象是由死欲建构出来的，表现为对日本武士和哥萨克骑兵的崇拜。拉奎尔认为，事实上这是一个典型症候，反映出这一时代日渐增强的政治极端化。这种政治极端化试图找到一种彻底的解决方案，与纳粹运动可谓同气相求。

随着纳粹上台，诸青年联盟或被收编，或被禁止，青年运动走向没落。在拉奎尔看来，青年运动与纳粹运动呈现出一种纠结的张力关系。虽然，许多青年运动的领袖和成员都反对纳粹运动，但他们的精神氛围与纳粹运动是十分接近的。青年运动迷恋于民间文化和浪漫派传统，营造出一种充满反理性主义、文化悲观主义和泛德意志性的精神氛围，而纳粹运动恰恰是从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这里涉及的是一个难以完全厘清的问题：青年运动是否构成纳粹运动的同谋？拉奎尔认为，青年运动作为浪漫派运动的延续，如果构成纳粹运动的同谋，那么，一系列思想家，自柏拉图以降，直至路德和蒲鲁东，也都必须为纳粹运动负责了，卡尔·波普尔正是这样理解的。但在拉奎尔看来，罪责的普遍化没有实质意义：所有人都有罪，那么便没有人真正有罪，而如果要真正地考量罪责，那么就必须作出适当的区别。就青年运动而言，它的政治影响实不足以对历史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它的确做得太少了，后来的青年抵抗运动说明，它本应能够创造出一种个体政治的责任伦理。456由于这重责任伦理的缺失，加之青年运动本身的反理性主义，导致许多成员极易被冒牌的哲学家和蛊惑人心的政客所诱导和利用，后来也的确有许多青年运动领袖效忠于纳粹主义。然而，拉奎尔认为，青年运动本质上是有别于纳粹运动的：“它朝另外一个方向运动。它不诉诸大众的本能，也未曾发展自己的意识形态。它虽然构设了一幅关于更好的德国的图景，但没有将这种思想诉诸于政治行动，而是诉诸于从年轻一代中培养出新的精英分子。它选择的是‘向内的道路’。”457

在拉奎尔看来，青年运动这种“向内转”的自我理解，实际上是德国市民阶层的不安（malaise）的反映。自1848年革命失败以来，在政治权威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之下，德国市民阶层的民族意识未能得到正常的发展，表现为一种蜕化的民族主义。然而，由于缺乏公民勇气（Zivilcourage）和德意志民族的奴性（尽管在战场上不乏勇气），青年运动也未能将德国从1848年革命失败的命运中拯救出来，因而只表现为一场游离于政治主流的运动，最终只能是一场“辉煌的失败”（eine groβartige Fehlleistung）。458

从总体上看，拉奎尔乃是将青年运动作为一种文化—政治现象来把握。这本书出版后，曾引发这样的评论：德国青年运动虽然发展出自己的特征，但本质上仍属于现代青年文化的一部分，而拉奎尔未能在这一视角下进行理解，这妨碍他正确地处理许多问题。459相比于这种断裂性的视角，拉奎尔的确是从浪漫派传统，亦即延续性的视角来理解青年运动的。在他看来，二战结束后的德国也出现了一次青年运动的复兴，它持有的仍是此前的青年运动理念和传统，但与前行者比起来，这次青年运动显得毫无创造性。而在1978年的“研究版”（Studienausgabe）中，拉奎尔认为自己的书出版得太早了。因为就在这本书出版五六年后的学生运动，作为一场新的青年运动，与“经典”的青年运动及其浪漫主义的基本立场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如强烈的政治抗议和社会抗议。拉奎尔认为，这场席卷欧美的学生运动，仍属于“青年运动”的一个环节。460拉奎尔这种延续性的视角，事实上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德国青年运动”这一独特形态的文化—政治现象。

在1968年抗议运动的语境中，拉奎尔认为，对德国青年运动的研究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而在当下的语境中，在新世纪以来欧洲新纳粹主义重新抬头的情况下，在近期以来拉美左翼青年运动再度勃兴的情况下，我们再次回顾起德国青年运动，无疑也具有现实意义。

政治与教育的双重变奏——评《从候鸟运动到希特勒青年团》

梁爽

《从候鸟运动到希特勒青年团：在政治与教育学之间的青年工作》

赫尔曼·基泽克

德国著名教育学研究专家赫尔曼·基泽克（Hermann Giesecke）于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从候鸟运动到希特勒青年团：在政治与教育学之间的青年工作》（Vom Wandervogel bis zur Hitlerjugend. Jugendarbeit zwischen Politik und Pādagogik），论述了自20世纪初到希特勒青年团的青年工作的发展，这是对其相关主题著作如《青年工作中的政治教育》（1966）、《青年工作》（1980）所作的一个有效补充。基于基泽克的教育者身份与教育学背景，这部论著以20世纪德国青年运动为研究对象，主要目的则在于以青年运动为文献背景，从中汲取有利于教育者培养的理论与主张。基泽克在书中展现了扎实的史学功夫，在占有大量一手文献的基础上对诸多命题进行了新阐释，如有关各类青年形象（Jugendbild）的产生、教育的变迁、它们对于社会行为的作用与影响，等等。同时基泽克又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家，这表现在其写作中一以贯之的取向：将青年运动作为文献材料与背景，注重其在青年政治、青年教育等方面所具备的意义，核心关切则是青年人自我确认的努力与国家及青年联盟的社会控制二者之间的巨大张力。

为了勾勒20世纪德国青年运动的全景，基泽克择取了数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间点，作为阶段划分：一战以前的青年运动与青年培养，如候鸟运动、无产阶级青年运动、国家层面的青年培养（staatliche Jugendpflege）；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青年工作，如联盟青年、劳工青年、青年培养；以及最后阶段——第三帝国时期的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在文章的结尾部分，基泽克总结了三种类型的青年运动：与国家及联盟相对抗的自治的（autonom）青年运动——候鸟运动；与国家进行联合的（gebunden）青年运动，如魏玛共和国的联盟青年；以及在国家青年培养框架内的一体化的（integriert）青年运动，如希特勒青年团作为一个历史案例。基泽克择取自治（Autonomie）、联合（Bindung）与一体化（Integration）作为青年运动不同阶段之内在精神的关键概念，以三者之间“艰难的平衡”为支点，考察青年运动的内部紧张，最终着眼于对作者所处的20世纪80年代联邦共和国青年工作进行反思。

对于青年运动发展的第一阶段——自治的青年运动，基泽克首先呈现了青年运动在19世纪与20世纪转折时期，即萌发期间的时代图景：急剧的社会变动，价值与规范的变迁及多样化，中间阶层（Mittelschichte）的焦虑，而最具意味的则是青年崇拜（Jugendkult）的兴起，一种弥漫在德国社会的普遍心态，将青年视作“更真实的革新”（echter Erneuerung）之代表而寄予厚望。新教的、受教育的中产阶级，此时被作为一切文化批评的对象，背负了文化与文明危机的恶名。一方面，这些中间阶层深感自身社会地位所受到的威胁；另一方面，这种危机感转变为对于中产阶级文化精神上的自我认识与确认，一种高自标举的精英意识由之产生，并形成了重树“旧价值”的诉求。为了转变自身的社会处境，这些中间阶层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将自己的子辈送到自由化的高中与大学，最终却产生了父与子的精神冲突461；另一部分人则将自己与民众—国家观念联系在一起，将自身的身份危机等同于文化与意义的双重危机，这表现在当时的一个普遍观念——西方国家之没落，文化难辞其咎。

因此，在世纪转折期兴起的候鸟运动，根源于中产阶级自身的不确定性：当普遍的、公认的价值规范已不复存在，由此产生中产阶级的身份危机只有当“价值”自身被理想化、内在化才能解决，而代价则是理想化的价值在内涵上的极端不确定性：

[……]候鸟运动产生于当时德国自由氛围最为浓厚的高中，它的成员也来自于相对自由化的家庭。由此，他们富于敏锐的批判精神。候鸟成员面对的主要问题，并非家庭与学校的压制，而是如何在变得更为广阔的生活视野当中确认自身身份的问题，这种自我身份的确认，在当时的德国已无法通过既往的价值规范得以达成，而只能通过自身占有的内在化价值——“内在的真诚”（innere Wahrhaftigkeit）加以规范。“对‘正确’行为的价值正当性进行判断的责任，日益从一种共同的行为准则转向了单个的个体。”（Aufmuth，S.159）462

从基泽克所关注的教育学角度加以审视，诞生自中产阶级文化与精神双重危机的青年运动，也可视作同龄青年群体的一次社会化尝试——与既定教育体制保持距离，通过自我确认实现自身的社会化进程。而当时的教育，正是由社会当中种种既定的思想、行为模式加以限定的。正是青年运动脱离教育体制的努力，使得作为社会群体的“青年”首次产生：

青年运动试图与家庭及学校保持距离而获得一种“自由”（Freiraum）。这似乎是其摆脱束缚的积极一面，因为所谓“自由”之处，必须获以维持与扩充。以往被父辈所剥夺的决定权，现在须由自己接管。从教育学的角度，青年运动可视为同龄青年团体的一种尝试，是通过共同决定（mitbestimmen）而进行的自身社会化进程，是同社会既定的思想、行为与经验方式所决定的教育机制保持距离。由此最先出现了作为社会群体的“青年”，这延长了“青年”作为一个年龄阶段的概念——作为主体的学生——就远远超过了青春期的阶段，即介于儿童与成人的中间阶段。日益增加的自我确认不仅呈现为青年运动摆脱种种束缚所取得的进展，同时也呈现出某种丧失，例如安全感与确定的未来前景。463

此期青年运动的总目标——“自治”，表现为两个层面：首先，青年作为整体从成年文化及宗教原则控制下的脱离与独立；其次，作为个体的青年在同龄人群体中所获得的成长。青年运动为青年提供了学校以外的领域，作为促进个体社会化进程的环境，青年由此开始在同龄人群体中自主获得自身成长，并通过音乐、跳舞、语言等多种形式拓展自身的交往渠道，例如青年人的森林漫游与民歌咏唱。更为重要的是，个体在这类小范围的集体生活当中获得了群体归属感（Zusammengehōrigkeitsgefühl）。

这种“对于集体的渴望”从青年运动的萌发期延续到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联邦青年（die Bündische Jugend）与劳工青年运动（Arbeiterjugendbewegung）。这种情感由集体经历而构成，来自于生活与情感的多样性，而魏玛时期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产生本质上也来自于市民生活的多样化。对于青年工人而言，青年运动是一场经济解放运动，财产分配自身是直接的、非浪漫的、理性的464；此前的候鸟运动则与之相反，其明确反对技术资本主义，尝试寻求一种转换路径，将现代工业社会的种种要素导向正面。

在内在精神上，候鸟运动的“自治”与魏玛共和国时期“联合”的青年运动相比，具有非理性的（生命向度的）的特征与现代工业社会批判的内在诉求。从候鸟运动到劳工青年，发生的内在精神转变是可见的：一是群体归属感，在候鸟是强调一种生命性的、类于非理性的因素，在魏玛时期则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二是青年运动作为群众运动，在候鸟是一种借反技术资本主义向着重建现代性路径的努力，在魏玛时期则回缩到资本主义生产框架内的青年自身的实际权益诉求，通过“联合”，重建现代性的精神传统被遗落了。

在组织形式上，劳工青年与候鸟运动相比也丧失了更多自主性，而与国家、政党有着更为密切的组织联系。例如当时的社会主义劳工青年，在社会民主党看来，只是一个类似接班人的组织，不允许其产生任何与本党（Mutterpartei）不一致的主张，并主张在其“成熟”过程中，应由成年人加以代表。同时，面对青年团体与本党时常产生的冲突，社会民主党采取了多种控制形式，例如社会民主党的下属组织青年团（Jusos）由于超越社会主义劳工青年所规定的18岁的年龄上限而招募成员，违反了该党的规则，在1931年被该党取缔。

发展到了青年运动的第三阶段，即第三帝国时期（1933年及以后），无论是独立于教育机制的“自治”要求，或是与国家政党结盟的“联合”要求，都被政治体制所整合，完成了青年运动与国家政治的“一体化”进程。纳粹对青年运动进行的一体化进程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在所有青年团体当中提倡希特勒青年团；其次，通过行政与暴力手段将其他青年组织统一整合到希特勒青年团之中；最后，在希特勒青年团内部实行自我管理。465

提倡希特勒青年团一体化的第一步，体现在青年运动向着国家青年的转变，标举青年领袖的至高无上。被希特勒称作“德意志帝国青年领袖”的席拉赫就曾宣称：“德意志帝国的青年领袖是一切男青年与女青年团体的首脑，同时也包括成人组织所属的青年组织。”466紧接着是希特勒青年团对于其他一切青年组织的施压与渗透。与希特勒青年团的统一行动相比，各个青年联盟并未联合起来以反抗希特勒青年团，而是选择了各自为战，试图在希特勒青年团的原则之下保有自身的相对自主性。抱着这一侥幸心理，一些青年组织的领导者带领自己的成员加入了少年队（Jungvolk，隶属于希特勒青年团的10—14岁团体），在组织上成为希特勒青年团的一部分；同时，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原则（Führer-Prinzip）与其他一切青年组织的领导者相对抗，如罗伯特·莱（Robert Ley）作为德意志劳工前线的领导者，就连同其领导的工会组织被希特勒青年团整体接收。通过对其他青年组织的吸收与吞并，到了1934年，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数量已从10万名猛增到300万名，这就对组织内部的管理提出了挑战。为此，国家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希特勒青年团的自我管理方式，一方面加强青年领袖的力量，一方面及时作出希特勒青年团内部共同的意识形态上的调整，从1934年提倡的“教育年”（Jahr der Schulung），到1935年的“锻炼年”（Jahr der Ertüchtigung），再到1936年的“德意志少年队年”（Jahr des deutschen Jungvolks），各式意识形态上的鼓吹与调整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467经过这三个步骤，到了1936年，希特勒青年团已正式成为最有影响力的自愿加入的青年组织，并在1936年末将其作为国家青年组织写入法律条款：

1. 在帝国辖区的一切德国青年，归于希特勒青年团管辖。

2. 在家庭与学校外，一切德国青年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指引下，在身体上、精神上、习俗上按照服务于人民与人民团结的宗旨进行教育。

3. 希特勒青年团所辖一切青年组织的任务由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帝国青年领袖所指定。此人是“德意志帝国的青年领袖”，在柏林最高政府当中拥有职位，并直接接受元首与帝国总理的领导。468

至此，青年运动已被彻底整合入希特勒青年团中，完成了自身“一体化”的进程，青年联盟变成了国家青年。基泽克进而指出，正是青年运动被施以一体化，将众多青年人带入党内，使得纳粹成功地把绝对权力的寻求，与群体组织的强大魅力融为一体。

与拉奎尔相比，基泽克将青年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加以考察，而这正可为当下从教育培训到国家的青年培养提供参照。基泽克的贡献首先在于对自19世纪末以来延续近一百年的青年运动进行了一个有效的分期，不仅包括时间轴，更是从青年运动自身、与联盟与国家的关系出发，在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力量关系背景下为青年运动进行了有效定位。开创了将青年运动分期研究、分层研究、分群体进行研究的先河，并为学界其后的研究划分了畛域：个体的青年对青年运动的实际参与与作用，青年运动与国家青年培养之间的紧张与互动，青年运动的内在精神的变化以及国家对于青年运动的控制及利用。

基泽克在书中为青年培养提出了众多方法，如家庭社会化、友朋化（freudianisch），他也提出了诸多问题，如中产阶级青年从父辈形象中脱离、从自身所处阶层当中进行社会经济上的脱离所具备的困难，以及青年人的身份确认问题，这些都为现今青年政治的任务提出了众多层面的参考。更重要的是，这些1900年以来经历各式各样社会化路径的青年，在1945年后已成为联邦德国的中流砥柱。正如基泽克指出的，在1945年后，应建立理想的、有组织的青年工作结构，正如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一样。现今的人们有关青年运动的复现与评价，将影响1945年之后的几代人身份特性的确定。而从青年运动入手，考察青年工作当中政治与教育的关联，将为当今的青年成长提供启蒙与再教育的参照。

历史与阐释——评《德国青年运动：1900—1945》469

匡宇

1962年，沃尔特·拉奎尔（Walter Laqueur）写作了经典著作《青年德国：德国青年运动史》470。20年之后，彼得·D.斯塔克拉（Peter D. Stachura）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更为简洁的历史性研究：《德国青年运动：1900—1945》。拉奎尔的著作是对20世纪上半叶德国青年运动的首次系统研究。有此珠玉在前，斯塔克拉为他的著作所设定的研究范围是：从青年运动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开端到1933年它的实际终结，以及在1933—1945年间，德国青年运动被希特勒青年团所取代。而研究的目标是通过细致考察德国青年运动历史的每一个重要阶段，第一次提供对德国青年运动的一般性调查，并在此基础之上提供一种“解释性的综合”，从而实现对青年运动研究的新突破。471

斯塔克拉深知德国青年运动研究的艰巨性之所在。因为德国青年运动包含了极其复杂多元的因素，而这也为任何试图概括其发展的人造成了困难。一方面，“青年运动”这个词并非是仅仅与该运动相关的专属名词，同时它也指包括了政治化、准军事化以及宗教色彩的各种青年组织——这些组织从大体上说是在成年人的监管之下运作的。因此，研究者就必须考虑到，在一种独立的范围与立场内来讨论以下现象：1900—1945年间数以百万计的德国青年，被组织起来并最终被纳粹政权带入歧途。而另一方面，德国公共生活中许多知名人物，大致出生于1890年至1920年之间，在青年团体中的经验对于塑造他们其后的个性、社会和政治态度具有重要意义。这些人物大致包括了以下类型：其一，是在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的精英分子，如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阿道夫·莱希维恩（Adolf Reichwein）等；其二，则是那些声名狼藉的纳粹分子，如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赫斯（Rudolf Hoess）、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irich Himmler）、犹太人大屠杀“最终方案”（The Final Solution）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以及“帝国青年教育事务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Baldurvon Schirach，他实际上就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首脑）。这两类人物在他们年轻时期，多多少少都参与了青年运动，或受到席卷全德国的青年运动的影响。然而，他们之间却又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和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选择。另外，就是那些并不著名的德国公民、教师、公务员，以及社会工作者，与他们参与其中的特殊青年组织所反复灌输的价值和观念之间，也具有一种深远的关联。因此，如何从历史经验的方面，勾勒各种青年组织及其在德国青年中起到的作用，就成为了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

此外，虽然青年运动给予了个体极大的影响，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青年运动对现代德国历史的意义却更为深远。青年运动在多个领域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如青年的社会化、社会福利、文化革新以及教育改革。与此同时，青年运动为更年轻一代人抗议制度化的压力提供了一种媒介。这些制度化的压力，尤其来自于家庭、学校和教会。在社会解放斗争，以及在德国境内外的少数族裔解放斗争方面，青年运动的象征性地位不应被低估。特别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集体性的青年运动享有一定程度的声望。

因此，斯塔克拉认为，青年运动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象，对它的基本解释不能仅仅局限于代际冲突理论（theory of generational antagonism）472，只有综合运用政治科学的各种学科方法，对青年运动的理解与解释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充实。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斯塔克拉将全书的论述框架主要勾勒为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时期是1900—1933年，具体而言就是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青年运动开端到它实际终结的阶段；第二个时期是1933—1945年，在这一时期，德国青年运动被希特勒青年团所取代。

在该书的第一部分，斯塔克拉探讨了二战前的德国青年运动、魏玛时期兴起的青年联盟，以及宗教和政治青年团体的发展。这个部分的论述主要根据公开发表的资料，因此那些对青年运动的相关文献较为熟悉的学者，可能在这里不会有什么新发现。但是对于一般读者而言，由于这部分详细探讨了1933之前的青年团体对教育、文化和德国生活等方面所产生影响，所以，如果想了解前纳粹时期的青年运动与德国社会文化生活之关联，那么这一部分就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这本著作提供并重述了青年运动的大量史实，但是它的研究目的却既不是历史细节的罗列，也并非呈现一种详尽的社会学或心理社会学的论述。斯塔克拉的意图是，对青年运动作出一种历史的阐释与评估。因此，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部分中关于青年联盟（Bündische Jugend）的内容473。斯塔克拉有效地说明了青年团体在历史上的非连续性，而青年联盟所强调的集体忠诚，与一战前青年运动的个人主义，以及与希特勒青年团的严格编制形成鲜明对比。474因此，除了青年运动的民族意识形态之外，斯塔克拉并不认为青年运动对纳粹帝国的出现起到了什么先兆作用。恰恰相反，他认为，如果认识到国家社会主义的危险性的话，那么青年运动是可以拥有一个值得预期的美好未来的。475

因此，在这一部分中，斯塔克拉除了在前两章较为详尽地描述了从候鸟运动、自由德意志青年联盟到青年联盟的发展进程之外，他在第三与第四章中还着重分析了宗教性的和政治性的青年运动组织。在1920年代，各种各样的青年宗教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吸纳了人数最为众多的成员，这一数字一度接近200万。而这些组织的性质，被斯塔克拉依据其组织理念或宗教信仰主要划分为三种范围：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而青年政治组织，则同样可以被划分为四类：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斯塔克拉认为，在很多青年宗教组织内，将传统的宗教信仰与早期青年运动的精神气质（如迈斯纳原则476）相结合，是一种时尚。477而青年政治组织虽然在一战之前就已经大量存在，然而影响却不大。但是到了魏玛时代，青年政治组织与政党政治紧密的结合到了一起。尤其是那些与最有权势的政党相结合的青年政治团体，它们在当时德国青年运动中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478

我们可以注意到，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章重点进行了青年政治组织的历史梳理。这样的写作安排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这是历史事件本身发展的线索，而这构成了全书逻辑展开的外在线性线索；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部分的史料和分析从内在逻辑上为顺利过渡到该书第二部分的主题作好了准备。

第二部分的主题就是：通过对希特勒青年团的历史梳理与整合，为青年运动与第三帝国的关系、希特勒青年团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一种理解与解释。我们知道，青年运动与第三帝国的关系，历来是众多研究的重要内容所在，但斯塔克拉认为，此前的一些学者，如阿诺·科勒尔（Arno Klōnne）479、维勒·克洛斯（Werner Klose）480和汉斯克里斯蒂娜·鲍登贝格（Hans-Christian Brandenburg）481，虽然他们的研究提供了关于希特勒青年团颇具价值的细节，但是却没有通过大范围的构思和阐释，将这些细节的事实性描述整合到概念性的框架当中去。而惟一的对这种综合进行认真尝试的，是路易斯·菲克（Luise Fick）482。但是她的书却是站立在党派立场之上，并公然服务于第三帝国的宣传和意识形态目的，因此令人高度不满。

所以，斯特克拉力图通过对1933年至1945年间希特勒青年团的论述，提供一种包括希特勒青年团在内的，这一时期青年运动整体性发展状况的历史性综合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工作获得这一主题的研究新突破。483斯特克拉描述了1933年之后纳粹青年运动对青少年活动的成功垄断。到1936年，希特勒青年团已经拥有超过500万的成员，而在全国范围内，只有在天主教青年组织势力残留的少数区域，希特勒青年团的影响和控制才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阻碍。

斯塔克拉有效地说明了前国家社会主义青年团体与希特勒青年团之间连续性的缺失。他强调，当纳粹获取政权之后，希特勒青年团扮演了一种独立的和激进的角色。尽管其主要领导是青年，而且具有青年的意识形态，但是国家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强制性和等级制特征，导致这一时期的青年运动急剧地偏离于其前辈的“唯意志论”。希特勒青年团有效地摧毁了青年运动，并且它几乎同样摧毁了原先的教育系统，重新构筑起一套新的教育机制。

纳粹控制下的青年运动所建立的这种教育机制，平行于学校的教育体系，并与学校体系相竞争。斯塔克拉显示了希特勒青年团如何接管、控制并改造了1933年之前各种青年组织的活动。希特勒青年团并不关心如何在这些活动中发展青年文化，而是将组织工作的重心放在如何在活动中利用这些青年组织所宣扬的观念，以达到它自身的政治目标。这一目标就是公开的意识形态控制，并通过各种规训手段，将整整一代青年人裹挟进元首的教育中。正如席拉赫所声称的那样：“希特勒青年团是一个意识形态教育的共同体。任何一个人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并不是仅仅成为数百万成员当中的一员，而是成为一种理念的战士[……]无论在军队还是在政府机关，希特勒青年团的最优秀成员，都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哲学保持一致。”484

因此，斯塔克拉认为希特勒青年团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青年运动历史前进的方向。那种建立在人道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对新人类和新世界的愿望，以及早期青年运动的核心精神“迈斯纳原则”被无情地剥夺和背叛了。因此，在全书的最后，他总结道，“到了1945年，德国青年运动确实彻底的终结了”。但是，德国青年运动真的终结了么？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果斯塔克拉的这一论断是确切的话，那么，我们如何解释1960年代在德国和欧洲所发生的新一轮青年运动？我们如何解释青年运动对二战之后民主德国的影响？485

此外，就文风而言，斯塔克拉的这本著作流利而清晰，通俗晓畅，并有机地将历史的经验研究与思想史叙述相结合。该书的文献附录资料也十分翔实丰富，能够为对青年运动感兴趣的读者提供颇具价值的参考。

全面的黑格尔承认理论——评《黑格尔承认伦理学》

宁珊

《黑格尔承认伦理学》

罗伯特·R. 威廉姆斯（Robert R. Williams）的《黑格尔承认伦理学》（Hegel's Ethic of Recognition）一书1997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一经出版，就被认为是近年来黑格尔研究的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洛克摩尔（Tom Rockmore），《认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导论》的作者，说道：“对于黑格尔学派来说，这是一项重大贡献。不论在何种语言中，这都是黑格尔承认研究中最为详尽、最有效的，它将有助于重新激发这个多年来被讨论的概念。”同时，布雷齐尔（Daniel Breazeale），《费希特早期哲学著作》的译者和编者，对《黑格尔承认伦理学》有如下评论：“对黑格尔研究这是一项重大贡献，每一个认真的阐释，不仅只是阐述黑格尔伦理学，更是把黑格尔哲学当作一个整体。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的任何一本书能够像此书一样。”

罗伯特·威廉姆斯任教于美国希拉姆学院哲学系，同时也是美国黑格尔学会副会长。威廉姆斯教授以不同于以往黑格尔研究者的眼光重新审视了黑格尔的承认概念，在《黑格尔承认伦理学》一书中，威廉姆斯追溯了黑格尔早期著作直至黑格尔成熟时期的思想，更涵盖了近期流行的黑格尔《法哲学》（Philosophy of Right），从而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全面的黑格尔承认概念，并且详细阐述了承认概念在黑格尔精神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威廉姆斯对于黑格尔承认伦理学的研究肇始于他在德国生活、学习的那段时期。在德国时，威廉姆斯第一次认识了吉普（Ludwig Siep）和杜辛（Edith Dusing），并且接触到了他们关于承认问题的著作，这些著作激发了威廉姆斯对于黑格尔承认问题的新想法。之后，威廉姆斯出版了《承认：费希特和黑格尔论“他者”》（Recognition：Fichteand Hegelon the Other）486一书，在这本书中，威廉姆斯对承认问题已经有所阐释。此书激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同时也招来了批判，其中比较有名的批判来自哈里斯（H. S. Harris）和霍尔盖特（Stephen Houlgate）。在与霍尔盖特的讨论中，威廉姆斯对于承认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霍尔盖特更邀请威廉姆斯参与“黑格尔惩罚理论”论文的撰写与发表，为威廉姆斯创造了认识芝加哥黑格尔学派的机会，这篇论文之后便成为了《黑格尔承认伦理学》第八章的初稿。《黑格尔承认伦理学》无疑巩固并发展了威廉姆斯《承认：费希特和黑格尔的“他者”》一书中的观点。同时，它准确的表述、有力的激辩也奠定了威廉姆斯作为当今最富建设性的黑格尔评论作家之一的重要地位。487

全书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承认、法权和伦理”（Preliminaries：Recognition，Rightand Ethics）中，威廉姆斯回顾了费希特和谢林的承认思想，并且阐述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承认概念，以及《哲学全书》之“精神哲学”部分和耶拿手稿中的承认概念。第二部分“法哲学中的承认”（Recogni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Right）篇幅较长，主要论述了贯穿于整个权利哲学系统中的承认概念的重要性，探讨了犯罪与惩罚、道德、伦理生活与家庭、承认及社会契约理论等问题，是全书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最后，威廉姆斯结合当下的社会问题，探讨了战争以及国际关系中的承认问题，并且在“关于承认理论及伦理学问题的新视角”（Recent views of recognition and thequestion of ethics）一章中，结合当下学界热点，威廉姆斯阐述了他对于科耶夫、萨特、女权主义、德里达、列维纳斯的思考。

在谈及写作本书的创作主题时，威廉姆斯说道：“我的论题是……承认不仅是自由概念在存在主义现象学下的表现形式，也是黑格尔精神概念的主体间性结构和模式的一般显现。”488我们知道，费希特介绍了承认的概念，他把承认当作卢梭社会契约以及康德伦理学的前提。威廉姆斯认为，与费希特不同，黑格尔将承认概念视为他的概念的一般形式，打破了迄今仍然与亚里士多德学派观点相结合的自然法理论，即权利和美德只有在某一种类型的共同体中才是可能的。威廉姆斯在《黑格尔承认伦理学》中阐述到，承认不只是有限意识的一种形式，更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实用哲学、伦理生活的深层本体论提供了一种贯穿始终的框架；承认不仅存在于家庭、公民社会和国家中，同时也存在于社会美德中。

威廉姆斯的研究引领我们走向了那迄今被误读甚或忽视的黑格尔承认概念。正如威廉姆斯本人所说，关于承认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下，不仅仅在英语世界中，甚至在德语世界的研究中也大大忽视了对黑格尔的研究。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以及他于1817和1830年所发表的关于权利理论的讲座广受重视的今天，威廉姆斯相信，承认作为黑格尔自由概念的存在主义经验维度，仍然是黑格尔研究中的一块欠缺之地。489威廉姆斯提到，虽然哈贝马斯认为承认是现代性的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 of modernity），为伦理学和社会哲学铺垫了基础，但是哈贝马斯本人也并没有足够重视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在关于黑格尔成熟时期的思想是否采用了承认理论这一争辩中，威廉姆斯与哈贝马斯分道扬镳，威廉姆斯始终认为，承认不仅仅只是青年黑格尔的不足为道的论题，也不只是后来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附属，相反，承认在黑格尔后期作品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相互承认（mutual recognition）是黑格尔社会理性以及社会合理性（reason and rationality）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是黑格尔精神哲学和伦理学理论中极富建设性的概念。

在威廉姆斯《黑格尔承认伦理学》问世前几年，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Struggle for Recognition）一书也对黑格尔的承认理论进行了阐释。《为承认而斗争》是霍耐特在教授资格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它是继《权力批判》与《完整性批判》之后关于承认理论的重要著作。在此书中，霍耐特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同时又加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完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的“政治伦理”转向。与威廉姆斯著作涵盖了耶拿时期至黑格尔成熟时期的思想不同，霍耐特主要针对的是黑格尔早期耶拿学术著作中的承认理论，并对其进行了系统重构。

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旨在“根据黑格尔的‘为承认而斗争’模式，阐明一种具有规范内容的社会理论”490，努力建立一种具有道德动机的斗争概念。《为承认而斗争》的第一部分“历史回顾：黑格尔的原始观念”，为全书奠定了基础。在此部分，霍耐特对耶拿时期黑格尔的承认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重构，在区分了三种承认形式之后，又试图分析出每一种形式所内蕴的潜在冲突。霍耐特认为黑格尔耶拿时期的著作是服从其唯心主义前提的，然而在后形而上学框架下，唯心主义丧失了其有效性，因此必须借助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对青年黑格尔的承认理论进行“自然主义转向”。所以，霍耐特着重分析了由规范性批判和经验描述二者相结合所得出的爱、法律、团结三种承认形式；同时，他也阐述了蔑视经验何以成为社会道德冲突的根本原因，进而他提出了自己的伦理形式构想。值得注意的是，在书的末尾，霍耐特更提出了“文化转型”的可能的第四种承认形式。

通过与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相比较，我们发现，威廉姆斯的《黑格尔承认伦理学》是立足于黑格尔更全面的著作，他从黑格尔未出版的材料中看到了更好地理解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可能性，同时也发觉了承认概念在黑格尔成熟思想中一脉相传的重要性。

通往承认之路——评霍耐特新作《我在我们之中》

林雅华

《我在我们之中：承认理论研究》

阿克塞尔·霍耐特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在2010年推出了一部新作：《我在我们之中：承认理论研究》（Das Ich im Wir. Studien zur Anerkennungstheorie）。在该书中，霍耐特进一步推进了其在教授资格论文《为承认而斗争》中业已形成体系的承认理论的思考，对一些经典问题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探讨。尤为可贵的是，面对当下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多元的后现代语境，霍耐特通过此书对承认理论所做的全新阐释，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富有生命力与当下意义的研究视域——将最初由黑格尔提出的正义理念，逐步发展为一种极具规范性的“承认”概念，并由此搭建起一个关联各门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大大深化了“承认”理论的阐释能力。本书较为关键的几个话题是就当代国家间关系的互相承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矛盾以及承认理论在精神分析领域中的实践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探讨。可以说，霍耐特像哈贝马斯一样，力图在“承认”这一概念的统摄下，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借此推动整个社会批判理论的全面复兴。因此，在这部新作之中，我们无疑可以看到霍耐特“承认”概念之下巨大的理论野心以及值得期待的应用价值。

本书的题目“我在我们之中”，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自我认同是如何形成的。正像此前霍耐特在分析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思想时所指出的，黑格尔在质疑康德道德理论个人主义前提之同时，深入阅读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相关作品，由此形成了他对公共生活主体间关系的深刻理解。黑格尔认为，“与原子论的社会学说相反，人性中固有一种与共同体相联系的根基。”491换言之，主体的自我认同与共同体紧密相连，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基本要素，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种理想共同体之正义特质，正是霍耐特从黑格尔耶拿时期思想中寻到的宝贵财富，亦即他在自己学术生涯中孜孜以求的“为承认而斗争”。在霍耐特看来，彼此间的“承认”是对立主体相互依赖、相互斗争，并最终获取一致性的必要保证。一方面，一个主体认识到自身的能力和品质必须为另一个主体所承认，从而与他人达成和解；另一方面，这一主体又同时认识到自身的特殊性，从而再次与同样特殊的他者形成对立。我们会发现，在这一冲突、对立、和解的过程中，作为单一个体存在的我，只有通过相对立的他者呈现出的反对我的行动现象，才能知道自我是否被承认、被尊重；与之相对，他者也必须经由我的反对才能感知他之被承认与被尊重。因此，“每一方都同一于对方，而又正因为如此而互相对立；对方，通过它而互为对方存在，其本身就是他的自我”492。同样地，放置到群体之中，一个群体只有在同其他群体的冲突、对立与和解的过程当中，才能获得承认，并获取法律意义上的普遍正义，道德、权力与承认之间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通过回溯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承认理论之思，霍耐特一方面肯定了其思想的原创性和突破性，同时也洞察到，黑格尔的思想仍然受到形而上学传统的制约，并没有把主体间关系看作社会世界中的经验事件，而是将其纳入了单一心智之间的构成过程。因此，为了发展出自己的承认理论体系，霍耐特在黑格尔承认理论的基础上，引入经验的社会心理学来重构黑格尔的原始使命，以“为承认而斗争作为理论建构的参照点，并以此来解释社会的道德发展”493。最终，霍耐特通过“爱、权利与团结”这三种承认形式，以及“虐待、剥夺权利、毁谤”这三种与之相对的蔑视形式，构建出了自己的承认理论大厦，以此来解释现代社会为承认而斗争的状况，并力图促进整个社会的融合。所以“我在我们之中”这一命题的意义是深刻而富有承续性的：一方面，“我”，作为个体的存在，需要自由的保证，体现出自我的独特性；而另一方面，“我”之独特与自由的最终获得，必须仰赖于“我们”这一向度上他人承认的获得。“我”与“我们”之间永远处于为了获取承认而展开的斗争之中，并在斗争中不断确立自身的边界，最终达至一个理想的共同体。

关于本书的写作，霍耐特本人在序言中说道：“在完成了《为承认而斗争》，即第一次对黑格尔的‘承认’与‘正义’等相关命题进行阐发之后，我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中，都在思考，必须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修改以及更加精确化的表达。当然，这一直是我个人的思考。但是在与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的多次讨论以及聆听了伯克利大学的泰纳讲座（Tanner lecture）494之后，我最终决定，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495霍耐特所说的思考实践便是目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书稿。对此，霍耐特还指出，在推进承认理论研究的道路上，也就是他在这部新作中，尝试解决的问题是对主体间的相互激励机制、国际间国家主体的关系，以及心理分析对承认理论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借此重建黑格尔的承认教义。

从具体内容来看，本书一共收录了霍耐特近期以来对承认理论进行深入辨析的14篇文章，分为四个部分一一呈现。第一个部分追溯了黑格尔的理论之根，第二个部分是对承认理论的系统化阐释，第三个部分是对承认理论的社会运用进行阐释，最后一个部分则集中呈现承认理论在精神分析中的进一步深化。在霍耐特看来，他所做的尝试，并不仅仅是为了对承认与正义概念进行一个全新描绘，而更多的是对社会化与个人化之间的关系，对社会复制与自我塑造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更好的界定。可以说，霍耐特对承认理论所进行的探讨是充满开放性，甚而是丰富多彩的。他在此书中，对种种理论问题所生发的阐述，基本上规避了社会哲学正统的阐释路径，而主要是从最普通的问题出发，从实际经验范畴出发，从更加积极的方向上，回答并阐发了与之相邻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霍耐特面向当代世界、面对现下话语体系的学术关怀。

本书第一部分，“黑格尔之根”当中收录了两篇文章。霍耐特在此重新返归了黑格尔实践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知道，在《为承认而斗争》中，霍耐特提出，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断片化的体系思考是支撑承认理论的核心要素。而在这一部分，霍耐特提出，经过更加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之后，他发现，黑格尔在结束耶拿时期的思想断片，转向绝对精神思考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其最初的主体间性理论。相反的，霍耐特认为，黑格尔在耶拿之后，其实是将客观精神，亦即社会现实，视为一种历史承认关系而来把握的理论构型。从这个最新的假设出发，霍耐特指出，他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尝试，将黑格尔的法哲学视为一种承认理论来进行研究。因此，与其早期作品相比，霍耐特在这里向我们提出了更加成熟、更具有突破意义的观点：当我们对社会正义以及相互承认的需要进行确认之时，还必须考虑到历史发展的因素，必须要从业已形成的体系化的承认关系中走出来。具体来说，这部分的第一篇文章“从渴望到承认——黑格尔对自我意识的论证”与《精神现象学》中的一个重要章节紧密相关。霍耐特在这篇文章中，着力要阐明的观点是：“我们在承认的系统性文本中能够理解什么；我将要指出的是，道德的自我界定方式，也就是通过与他者之间产生关联的方式，其最终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确认我们自身的意识。”496在这部分的第二篇文章“实现自由的王国——黑格尔的法哲学理念”中，霍耐特的主要动机在于解决一个与上文完全相反的问题，即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承认形式与人类自由之间的内在关系。在霍耐特看来，黑格尔在其法哲学思考中，已经指出了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与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黑格尔认为我们只能通过参与到对我们自身意志进行的个体的自我约束的实践中，才能体验到无限制的自由。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霍耐特试图借助对黑格尔自成一体的承认理论进行系统性的生发，来解决当下关于正义理论的核心问题，并为当下针对社会正义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讨论提供改善性、修正性的意见。在霍耐特看来，从最初构建的承认理论出发，面对当下的实际社会局面，必须要进行一个理论转型。因此，他在“正义的纹理——当代程序主义的界限”以及“劳动与承认——一种新的理论界定”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不论在面对现有的劳动体系，或是面对当下十分艰难的社会正义问题之时，哪一种形式的社会承认都间接地与社会统治形式相关。不论是社会劳动领域还是权力意识形态，都必须从正义理论的角度进行阐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我们所面对的种种社会问题。“在社会的溶解——论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泰弗诺（Laurent Thevenot）的社会理论”一文中，霍耐特将此前所考量的问题再次进行了综合研究，并明确指出，他并不赞同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二人的观点——将社会道德的结构，即正常的秩序与体系化的承认领域脱离开来。因此，他在“作为社会研究的哲学——论米勒的正义理论”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黑格尔理念中的“重建”，即已经历史性建立起来的承认原则是必不可少的，而正义的概念必须在社会现实的层面中组织起来。

霍耐特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所展示的，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层面的转型，即承认理论在具体社会实践之上的运用。亦即他想将此前所论述的理论进行一个实践意义上的运用。因此，在这一部分中他将不再讨论普遍层面上的问题，而是要具体地解决一些实践层面上的问题。尽管如此，霍耐特所谓的“实践”层面，并非简单地从普遍效力中抽离出社会因素，而是在普遍效力中进行社会运用。对此，霍耐特说：“只要我们将黑格尔的承认关系视为具有普遍社会效力的建构性因素，就必须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当我们在进行任何一种社会程序解释之时都必须将其与一种作为联系、说服力量的社会规范与原则联系到一起。”497这一部分的第一篇文章“国家间的承认——论国家间关系的道德基础”，阐释了一种仍旧处于试验阶段、内在于政治科学之中的新尝试。这篇文章以一种比较谨慎的方式，利用承认理论来解释国际关系内在的张力。在霍耐特看来，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通过彼此间的承认期待来进行相互统摄和调整，这样的解释模式是承认理论的政治化运用，因而充满了现实意义与当下意义。这部分的另外两篇文章“有机的自我实现——个人主义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矛盾——一个考察计划”（与马丁·哈特曼合作）主要是对理论化的自我理解进行一种社会性研究。尤其是第二篇与马丁·哈特曼合作的文章中，霍耐特从跨学科领域研究出发，对当下的资本主义发展进行了深入考察，使其具有了丰富的经验化色彩。随着经济结构的变迁，对于承认的期待已经开始不断转换为主体的一种需求。当然，对霍耐特本人而言，这部分的文章从最严格的社会学角度来说，只是为如何将承认理论运用到当下语境给出了一种初步的提示，其未来还有更多发展的空间。

霍耐特在本书的第四部分，主要处理的是一个理论构造内部，即心理分析层面上的问题。当然，这一点他在《为承认而斗争》一书中已经进行过相关的处理。应该说，霍耐特从进入承认理论研究之初始，就十分确信，社会承认关系只能在人类心理内部层面所对应的特殊结构上才能得以展开。就像在客观理论基础上的精神分析流派所树立的模板那样，承认理论不是无源之水。承认理论与精神分析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外在社会性的承认只有真正落实到精神结构原型之间的吸引才可能最终实现。当然，他并没有将承认的需求与心理学上的求同危机相提并论。此外，在霍耐特对精神分析抱以期待之时，他还未能在其理论构型中深入探讨当下生物学、基因遗传学的相关发展对精神分析领域的影响。无论如何，在这一部分，霍耐特还是从积极层面上促进了承认理论与精神分析之间的结合。这主要体现在，他在“否定性的工作——对精神分析的一个承认理论之颠覆”以及“我在我们中——作为群体驱动力的承认”这两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些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深入探讨了社会团体的意义以及消除个体之间隔阂的重要价值。而这部分的另外两篇文章，“社会化自我的平面——答怀特布克（Joel Whitebook）”以及“剥夺现实的力量——安慰的世俗形式”，则主要通过精神分析与承认理论的双重作用，来对抗近期涌现出来的种种反社会、倡扬蔑视的趋势。总体而言，霍耐特在这一部分的文章中，主要是为了传达，结合了精神分析的承认理论对社会理论所产生的一种新贡献，让人们重视群体和个体之间的认同关系，并以此来对抗反社会的趋势。

批判理论的再度复兴——评《社会哲学与批判》

晰和

《社会哲学与批判》

莱纳·福斯特

《社会哲学与批判》（Sozialphilosophie und Kritik）是一本由莱纳·福斯特（Rainer Forst）、马丁·哈特曼（Mart in Hartmann）、哈埃尔·亚埃吉（Rahel Jaeggi）以及马丁·撒尔（Mart in Saar）498四人合编的论文集，他们精心选录了32篇围绕霍耐特的“承认”概念而生发的跨学科、广视角的文章，共同谱写出一场专门献给霍耐特60岁生辰的交响乐。这曲交响乐一共分为四个乐章呈现，1. 承认的视角：黑格尔及其之后的社会哲学；2. 扩展的正义：自律，道德，政治；3. 理论与批判：对社会进行的分析；4. 时代诊断要素：心理、文化、现代性。可以说，这一部融合了哲学、法学、社会学、文化心理学等多声部乐音的恢弘交响乐，奏出了霍耐特承认理论在当代的巨大反响。

我们知道，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一方面承接、改造并重建了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承认理念，另一方面综合了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乃至后现代诸多话语形式之精华：美国的实用主义、福柯的权力分析、以道德为导向的解构主义、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客观关系理论、哲学人类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罗尔斯的政治哲学、麦金太尔的伦理学、新的法国社会学……在这些不同学科背景的支持下，霍耐特力图建立起一个一度被解构的普遍有效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社会理论与批判理论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传统，自其诞生之初，就以对社会的激烈批判称道于世。作为一个密切联系实际的社会批判理论，其不同时期研究重点与范式的变化自然与整个社会思潮紧密相关。1931年霍克海默在就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时发表的演说“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中指出：批判理论一方面是为了继续传承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传统，促进社会朝着更加理性化的方向发展；而另一方面，仅仅凭借着哲学这单一认识力量，无法真正探明哪种社会力量才能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也就是说，只有在哲学同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等学科之间形成综合态势之时，这一艰巨的任务才有得以完成的可能。可惜的是，由于二战爆发，以及阿多诺对同一性哲学的批判，这一被哈贝马斯称为“跨学科的唯物主义”路径悄然中断。随着战后诸多新思潮的崛起，以及影响整个欧洲的学生运动的爆发，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也在不断酝酿着衰亡与新生，许多学者开始思考，在已经改变了的社会经济历史条件之下，批判理论究竟何为？当经受了多元文化浸染，在二战中被迫流散各地的法兰克福学派核心成员不断复归，这一针对批判理论走向问题的争论不断显示出了其国际性、必要性和现实性。499哈贝马斯及其弟子霍耐特在这其中显示出了理论的前瞻性。在哈贝马斯看来，霍克海默所开创的研究路径在当下必须被重新激活。因为只有在不断适应各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批判理论才能不断拥有重构与创新的能力，才能应对变化了的社会历史语境。因此，重新开启霍克海默被中断的理论脉络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中，霍耐特于1996年作为哈贝马斯的助手进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承接哈贝马斯，拾起了重建批判理论的任务。2001年，在担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之后，霍耐特正式提出，旧有的社会理论已经不能够适应当今变化了的社会条件——社会的迅速转型，社会分工的经济化趋势，以及大学体系的变化，等等——必须要对其加以变革。在他看来，当代社会的发展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并出现了一系列病态的现象，例如种种不公平、冷漠的社会歧视、体系性的侮辱与伤害……在他看来，面对这样的社会“病理”，批判理论不能一味批判而不注重建构。因为单纯批判的结果，有可能造成一定的社会歧视，甚至会对各种正常的追求成功的意识形态进行抨击。想要摆脱这一社会发展怪圈的惟一途径，就是要追求主体与主体之间、主体与共同体之间、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承认，最终达至一种理想的正义社会。因此，霍耐特的承认概念，不仅是一种政治规范，更是一种道德规范。这部庆贺其60大寿的文集就旨在揭示，在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当下，以性别、种族、民族、心理等等为群体特征的差异诉求，以及基于此的经济再分配不公，乃至平等参与权的缺失等社会政治问题的不断激化的情况下，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如何以一种基础性、统摄性的政治、哲学、道德规范的力量，对全球化时代的社会苦难、文化蔑视和政治压迫投以批判和阐释的可能。文集所收录的文章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阐发并体现出了霍耐特承认理论在当下的巨大影响，及其对社会批判理论的传承复兴与现代转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从文集的总体编排上，我们可以发现，编者所选录的文章，来自政治、哲学、社会、心理等多个领域，涵盖了当下学界关心的的诸多热点问题。例如对全球正义之可能性的探讨，对新种族主义的辨析，对社会病理学自律缺陷的挖掘，对社会冲突和社会理论的延伸思考，对后现代和谐的展望……其概念之复合多样，笔锋之尖锐犀利，都有力地证明了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在后现代语境中不可估量的阐释力与实践力，同时也说明了其强大的吸引力。从根本上来说，这一系列文章的理论生发点在总体上都源于对霍耐特理论中黑格尔斗争哲学的深刻理解，即历史可能性之理性与存在着的非理性之间的缠绕斗争，以及二者最终得以共存的方式。正是因为如此，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几乎都体现出了一种相互争锋、同时又共生共存的鲜明态势。其中不仅有对霍耐特理论的承续与创新，同时也有与其进行的交锋与对抗。可以说，本书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当代学者围绕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而展开激烈论争的学术图景，其目的并非是要给出一个终极的结论，而是要提供一个相对中立的考察视角，让读者通过自身的阅读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从内容上来说，“承认的视角：黑格尔及其之后的社会哲学”这一部分当中收录了8篇文章，主要围绕这么一个问题展开，即社会哲学究竟能够从黑格尔的理论遗产中获得怎样的灵感。这一点与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源头，即对黑格尔耶拿时期承认理念的研究紧密相关。这8篇文章的作者分别从不同角度，重现了霍耐特本人的研究兴趣，即希望人们可以更多地关注黑格尔耶拿时期的作品，关注其中“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模式对当下的指导意义。其中涉及了对黑格尔与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比较研究，对黑格尔自我意识的审视，以及对于承认的普世主义价值的关注，等等。值得关注的是，吉普（Ludwig Siep）和皮蓬（Robert B. Pippin）在其文章中梳理了黑格尔承认理念转化为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哲学基础。可以说，这一部分主要通过对黑格尔理论源头的梳理和现代阐释，重新焕发了霍耐特承认理论在当下的活力。

在“扩展的正义：自律，道德，政治”这个专栏中，所收录的文章主要都是为了阐发和探讨在“承认”理论的关照下，如何就当下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进行思考。具体落实到社会领域中，就呈现为对自律、道德与政治之间辩证关系的思考。其中，莱纳·福斯特的文章“正义的两副面相”十分重要。他在文中以高度的理论敏感性指出，当下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出现了不同于战后时期的新问题，由于文化差异所引发的社会冲突空前激烈，承认概念成为解决当代政治社会领域的关键所在，只有促进更广泛的社会平等与正义，推进承认理论在新研究领域的扩展，构筑起新的社会反抗战略，才能解决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问题。此外，戈色帕特（Stefan Gosepath）在其文章中对规范性的起源进行了深入探究；君特（Klaus Guenther）则对承认、责任与正义三者之间关系进行了清理和阐发……应该说，与前一个专栏相比，这部分的文章将视角从承认理论的发源层面扩展到了其社会正义关照的政治哲学层面，甚而扩展到了现代法理学的领域。这一点，无疑证明了由霍耐特重新开创的社会批判的宏观框架，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讨论中，引领了新的正义理论与民主理论的发展，并对长期以来后现代社会理论的琐碎、虚无化的倾向进行了成功的反拨。

在“理论与批判：对社会进行的分析”这一专栏中，编者的意图在于通过8篇不同角度的文章，来阐释承认理论对社会批判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并进一步探讨承认理论对当下新的社会问题所可能带来的新的理论视角。其中安德森（Joel Anderson）的文章讨论了霍耐特承认理论中作为社会病理学的自律缺陷；亚埃吉从承认理论的视角出发，努力释清一个好的社会机构将会呈现出何种形态；麦卡锡（Thomas Mc Carthy）则对旧有种族理论衰落之后，承认理论对种族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对是否将出现一种新的种族主义进行了展望。作者在文章中对涉及各民族的再分配、文化平等、社会尊重等概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诠释，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新的社会苦难以及后发民族国家所承受的文化压迫、经济制裁以及政治暴力投以高度重视，从承认规范理论角度出发，提出了解决的路径和方法；与此相关，撒尔对新的时代语境下，如何运用承认理论来观照权力与冲突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而沃尔泽（Michael Walzer）则从社会冲突与社会理论的相关角度，讨论了承认理论在当下社会危机中所可能发挥的功效……应该说，这个专栏跳出了前两个专栏的纯粹理论探讨的藩篱，将霍耐特的承认视角投向了更加具体的社会层面，进一步探明了其对社会批判理论经验实践传统的继承，以及追求更广泛社会平等、促进社会和谐的崇高的政治与社会伦理诉求。

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题为“时代诊断要素：心理、文化、现代性”，它集合了心理学、美学以及文化现象、文化趋势等角度对时代进行了诊断，“其目的在于通过多样化、时代化的理论视角，阐明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对当代社会生活进行深入分析的理论潜力”500。其中包括库尔曼（Anderas Kuhlmann）在其文章中着力讨论的承认理论对后现代之和谐构建所可能发挥的作用；多恩斯（Mart in Dornes）藉由承认理论对当代心灵结构转型所进行的思考；泰勒（Charles Taylor）对世俗化含义的再解读……与此前三个专栏相比，这一专栏对霍耐特理论的当代化进行了更为集中的呈现。如果说，霍耐特的“规范一元论”界定了承认概念对社会、政治、道德领域独一无二的支配力和总体性理解，那么，这一专栏的多篇文章，则立足于当代以“差异承认”为核心的多元文化和政治诉求，为我们呈现了霍耐特承认理论从一元论向一元多维的进发的丰富可能性。

如果对这本书进行一个整体评价的话，我想说，这确实是对霍耐特多年学术生涯的一个侧面总结与全新开拓。文集中的作品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具体化了霍耐特承认理论在哲学思想、社会公正、社会批判以及时代诊断上的阐发空间。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不仅复活、重建了黑格尔耶拿时期“为承认而斗争”理论的构想，更重要的是，他立足于后现代发生了变化的社会语境、理论语境，促成了传统批判理论与后现代文化批评思潮的合流。从传统社会批判理论路径中开拓出了一种鲜活的批判模式，用以解释现代语境中的社会与生活，形成了批判理论的崭新维度。此外，这部文集的文章大力传承了霍耐特为批判理论重新树立规范的任务，从早期黑格尔的理论遗产中寻找到了重新规范化的有力武器，通过承认概念在当代的重建与创新，走上了规范性与经验性相融合的道路，从而延续并发展了批判理论的大业。再次，这部文集将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进行了现代转化，“努力为当代社会的道德斗争与冲突提供有效的理论资源”501。最后，面对失范的后现代生活，文集充分调动了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深厚道德动机，探讨了在当代社会中，追求良善生活、伦理德性的可能，提出并扩展了承认理论的崭新研究领域，着力将其拓展为多元主义和政治伦理学的构想，构筑了新的社会批判模式，表达了一种崇高的政治伦理。

1 See Howard Becker, German Youth: Bond and Fre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pp.18-26.

2 [德]诺瓦利斯：“奥夫特尔丁根”，林克译，见刘小枫编：《大革命与诗化小说——诺瓦利斯选集卷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第152页。

3 [德]诺瓦利斯：“百科全书”，见刘小枫编：《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诺瓦利斯选集卷一》，林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第185页。

4 参见[美]C. 巴姆巴赫：《海德格尔的根——尼采，国家社会主义和希腊人》，张志和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第97页。

5 同上，第44—45页。

6 引用时对原文有所省略，用“[……]”标识，“……”则表示原文中本有的省略号。——编者注。

7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218页。

8 同上，第24页。

9 [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第32页。

10 [德]施米特：“关于陆地、海洋与天空的对话”，见[德]施米特：《陆地与海洋——古今之“法”变》，林国基、周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28页。

11 [德]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323页。

12 [德]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第400页。

13 同上，第386页。

14 参见[德]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第401—402页。

15 同上，第403页。

16 [德]西美尔：《叔本华与尼采——一组演讲》，莫光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12—13页。

17 参见[德]萨弗兰斯基：《尼采思想传记》，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378—388页。然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青年运动研究专家瓦尔特·拉奎尔指出：“正如所说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大学生在背包里带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行军。但相对而言，在青年运动中尼采后来才被认识，其影响力持续较短，在许多情况下也不是十分深刻。”（Walter Laquer,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Eine historische Studie, Kōln: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3，S.19.）

18 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德意志虚无主义”，丁耘译，见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第101—130页。

19 Jürgen v on Ungern-Sternberg, Wolfgang v on Ungern-Sternberg, Der Aufruf “An die Kulturwelt! ”. Das Mani fest der 93 und die Anfānge der Kriegspropaganda im Ersten Weltkrieg, Stuttgart: Steiner, 1996，S.158.

20 0参见[德]阿尔弗雷德·韦伯：《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姚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365—386页。

21 参见曹卫东、张广海等：《文化与文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60—75页。

22 Herrmann Giesecke, Vom Wan der vogel bis zur Hitlerjugend. Jugendarbeit zwischen Politik und Pādagogik, München: Juventa-Verlag, 1981，S.14.

23 Walter Laquer,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Eine historische Studie, S.29.

24 转引自[英]乔恩·萨维奇：《青春无羁——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1875—1945）》，章艳等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第99页。

25 Ludwig Gurlitt, “Bericht v on Professor Dr. Ludwig Gurlitt an das Preuβische Kultursministerium”, in Werner Kindt（hrsg.）, Die Wan der vogelzeit. Quellenschriften zur deutschen Jugendbewegung 1896-1919，Düsseldorf/Kōln: Eugen Die derichs Verlag, 1968，S.53.

26 Zit. Normann Kōrber,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Versuch eines systematischen Abrisses zum praktischen Gebrauch für den Volkserzieher, Berlin: Zentralverlag G. m. b. h. , 1920，S.16.

27 Gustav Wyneken, Der Kampf für die Jugend. Geammelte Aufsātze, Jena: Eugen Die derichs Verlag, 1919，S.122.

28 Ebd. , S.124.

29 Gustav Wyneken, Der Kampf für die Jugend. Geammelte Aufsātze, S.265.

30 Ebd. , S.266.

31 Vgl. Ebd. , S.235-240.

32 参见[英]以赛亚·柏林：《自由及其背叛》，赵国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第51—76页；[英]以赛亚·柏林：《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第269—288页。

33 参见[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孟钟捷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第69—93页。

34 Walter Laquer,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Einehistorische Studie, S.51.

35 Ebd. , S.26.

36 Walter Laquer,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Einehistorische Studie, S.105.

37 Walter Laquer,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Einehistorische Studie, S.112.另有一个说法，认为参战的候鸟运动成员只有15000人，其中4000人阵亡。（Herrmann Giesecke, Vom Wan der vogel bis zur Hitlerjugend. Jugendarbeit zwischen Politik und Pādagogik, S.88.）

38 Herrmann Giesecke, Vom Wan der vogel bis zur Hitlerjugend. Jugendarbeit zwischen Politik und Pādagogik, S.91.

39 Werner Helwig, Die Blaue Blume des Wan der vogels. Vom Aufstieg, Glanz und Sinn einer Jugendbewegung, Güterslob: Sigbert Mohn Verlag, 1960，S.218.

40 Herrmann Giesecke, Vom Wan der vogel bis zur Hitlerjugend. Jugendarbeit zwischen Politik und Pādagogik, S.96.

41 Herrmann Giesecke, Vom Wan der vogel bis zur Hitlerjugend. Jugendarbeit zwischen Politik und Pādagogik, S.94.

42 Herrmann Giesecke, Vom Wan der vogel bis zur Hitlerjugend. Jugendarbeit zwischen Politik und Pādagogik, S.170-173.

43 Herrmann Giesecke, Vom Wan der vogel bis zur Hitlerjugend. Jugendarbeit zwischen Politik und Pādagogik, S.182.

44 Baldur v on Schirach, Die Hitler-Jugend. Idee und Gestalt, Berlin: Verlag und Vertriebs-Gesellschaft m. b. h. , 1934，S.34.

45 Ebd. , S.49.

46 Baldur v on Schirach, Die Hitler-Jugend. Idee und Gestalt, S.49.

47 转引自卞谦：《理性与狂迷——二十世纪德国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第144页。

48 Walter Laquer,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Eine historische Studie, S.216.

49 Herrmann Giesecke, Vom Wan der vogel bis zur Hitlerjugend. Jugendarbeit zwischen Politik und Pādagogik, S.187.

50 王琪：“第三帝国时代各类青年团体所进行的反抗运动”，载《西洋史集刊》第9期，1999，第240页。

51 关于第三帝国时期各类青年反抗运动的总体面貌，参见同上，第219—268页。

52 Christiane Vōlpel, Hermann Hesse und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m Wan der vogel und Hermann Hesses Frühwerk, Bonn: Bouvier Verlag Herbert Gr und mann, 1977，S.89.

53 Christiane Vōlpel, Hermann Hesse und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m Wan der vogel und Hermann Hesses Frühwerk, S.91-92.

54 Walter Schōnbrunn, Jugendwan der n als Reifung zur Kultur, Berlin: Hensel＆Co. Verlag, 1927，S.10.

55 Ebd. , S.91.

56 Peter D. Stachura,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1900-1945：An Interpretative and Documentary History, Lond 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1，p.29.

57 参见[美]彼得·盖伊：《魏玛文化——一则短暂而璀璨的文化传奇》，刘森尧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第79—82页。

58 [英]乔恩·萨维奇：《青春无羁——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1875—1945）》，章艳等译，第128页。

59 Ernst Jünger, “Der Kampf als inneres Erlebnis”, in Sāmtliche Werke, B and 7，Stuttgart: Klett-Cotta, 1980，S.72-73.

60 [英]奥斯卡·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27页。

61 转引自[英]乔恩·萨维奇：《青春无羁——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1875—1945）》，章艳等译，第247页。

62 [德]梅尼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第76页。

63 Hans Breuer, “Der Zupfgeigenhansl”, in Werner Kindt（hrsg.），Gr und schriften der deutschen Jugendbewegung, Düsseldorf/Kōln: Eugen Die derichs Verlag, 1963，S.64.

64 Ebd. , S.65.

65 Zit. Christiane Vōlpel, Hermann Hesse und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dem Wan der vogel und Hermann Hesses Frühwerk, S.85.

66 Zit. Werner Helwig, Die Blaue Blume des Wan der vogels. Vom Aufstieg, Glanz und Sinn einer Jugendbewegung, S.64.

67 Vgl. Mart in Vōlkel, Die Ritter und Reich. Gesammelte Aufsātze, Berlin: Der Weiβe Ritter Verlag, 1923，S.48.

68 Peter Schrōder, Die Leitbegriffe der deutschen Jugend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ideengeschichtliche Studie, Münster: Lit Verlag, 1996，S.73.

69 Vgl. Hermann Siefert, Derbündische Aufbruch 1918-1923，Bad Go des berg: Voggenreiter Verlag, 1963，S.61.

70 Ernst Buske, “Jugend und Volk”, in Werner Kindt（hrsg.），Gr und schriften der deutschen Jugendbewegung, S.200.

71 Mart in Vōlkel, Die Ritter und Reich. Gesammelte Aufsātze, S.49.

72 Karl O. Paetel, Das Bildvom Menschenin der deutschen Jugendführung, Bad Go des berg: Voggenreiter Verlag, 1954，S.28-29.

73 Baldur v on Schirach, Revoluti on der Erziehung. Redenaus den Jahren des Aufbaus, München: Zentralverlag der NSDAP，1938，S.45-46.

74 Zit. Christiane Vōlpel, Hermann Hesse und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Eine Untersuchungü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dem Wan der vogel und Hermann Hesses Frühwerk, S.84.

75 Zit. Herrmann Giesecke, Vom Wan der vogelbis zur Hitlerjugend. Jugendarbeit zwischen Politik und Pādagogik, S.24.

76 Gustav Wyneken, Der Kampffür die Jugend. Geammelte Aufsātze, S.167.

77 Hans Blüher, Führer und Volk in der Jugendbewegung, Jena: Eugen Die derichs Verlag, 1917，S.4.

78 Deutsche Freischar（Heft 5，1929），S.10.

79 Bund（Heft 5，1931），S.111.

80 Deutsche Freischar（Heft 1，1928），S.10.

81 Bund（Heft 5，1931），S.112.

82 Bund（Heft 5，1931），S.110.

83 Zit. Normann Kōrber,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Versucheines systematischen Abrisseszumpraktischen Gebrauchfür den Volkserzieher, S.20-21.

84 Heinrich v on Bazan, “Der Reichsgedanke—die Voraussetzungunserer Bun des gemeinschaft”, in Werner Kindt（hrsg.）, Die Bündische Zeit. Die deutschen Jugendbewegung 1920 bis 1933，S.467.

85 Peter Schrōder, Die Leitbegriffe der deutschen Jugend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ideengeschichtliche Studie, S.68.

86 Moeller van den Bruck, Dasdritte Reich, Hamburg: Hanseatische Verlagsanstalt, 1931，3.Aufl. , S.244.

87 See Peter D. Stachura,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1900-1945：An Interpretative and Documentary History, p.50.

88 Zit. Peter Schrōder, Die Leitbegriffe der deutschen Jugend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ideengeschichtliche Studie, S.71.

89 Vgl. Karl O. Paetel, Das Bildvom Menschenin der deutschen Jugendführung, S.42.

90 Mart in Vōlkel, Die Ritter und Reich. Gesammelte Aufsātze, S.47.

91 Vgl. Walter Laquer,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Einehistorische Studie, S.134.

92 Oswald Spengler, Preussentum und Sozialismus, München: C. H.Bes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19，S.7.

93 Vgl. Oswald Spengler, Preussentum und Sozialismus, S.72.

94 Ebd. , S.99.

95 Moeller van den Bruck, Dasdritte Reich, S.68.

96 Vgl. Prktische Hochschulreform. Das Convivium Viadrinum Wintersemester 1932/1933，Potsdam: Ludwig Voggenreiter Verlag, 1933，S.33-34.

97 Deutsche Freischar（Heft 3，1930），S.90.

98 Deutsche Freischar（Heft 5，1931），S.205.

99 Vgl. Peter Schrōder, Die Leitbegriffe der deutschen Jugend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eideengeschichtliche Studie, S.80.

100 Vgl. Deutsche Freischar（Heft 5，1931），S.204-205.

101 Vgl. Walter Laquer,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Einehistorische Studie, S.203-204.

102 Vgl. Kleo Pleyer, “Das, Dritte Reich‘istda!”, in Werner Kindt（hrsg.），Die Bündische Zeit. Die deutschen Jugendbewegung 1920bis 1933，S.1258-1259.

103 Walter Laquer,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Einehistorische Studie, S.205.

104 Vgl. Walter Laquer,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Einehistorische Studie, S.199.

105 Ebd. , S.206.

106 Ebd. , S.7.

107 Vgl. Else Frobenius, Mitunsziehtdieneue Zeit. Ein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Jugendbewegung, Berlin: Deutsche Buch-Gemeinschaft B. m. b. h. , 1927，S.45.

108 Vgl. Arm in Mohler, Die k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Deutschl and 1918-1932，Graz: ARESVerlag, 2005，S.99-177.

109 Moeller van den Bruck, Dasdritte Reich, S.102.

110 Oswald Spengler, Politische Pflichen der deutschen Jugend. Redegehalten am 26. Februar 1924vordem Hochschulring Deutscher Art in Würzburg, München: C. H. 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S.28.

111 Theodor Wilhelm, “Einleitung: Dergeschichtliche Ort der deutschen Jugendbewegung”, in Werner Kindt（hrsg.）, Gr und schriften der deutschen Jugendbewegung, S.22.

112 Vgl. Arno Klōnne, Jugend im Dritten Reich. Die Hitlerjugend und ihre Gegner, Kōln: Papyrossa Verlag, 2003，S.125.

113 Vgl. Walter Laquer,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Einehistorische Studie, S.236-249.

114 Peter D. Stachura,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1900-1945：An Interpretative and Documentary History, p.3.

115 Helmut Schelsky, Die Arbeitt und iean der en. Klassenkampf und Priesterherrschaft der Intellektuellen,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75，S.275.

116 *本文作者哈德维希（Wolfgang Hardtwig）为德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德国历史，曾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慕尼黑大学。原文“Studentische Mentalitāt-Politische Jugendbewegung-Nationalismus: Die Anfānge der Deutschen Burschenschaft”刊载于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d.242，H.3，Jun. , 1986，pp.581-628.译者为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历史学硕士。——编者注。

117 关于大学生的总体背景信息主要可见于Wolfgang Zorn, “Di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Studententums 1918-1933”, in K. Stephensonu. a.（Hrsg.），Darstellungen u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Einheitsbewegung im 19. und 20.Jahrh un der t. Bd.5. , Heidelberg 1965，S.223-307；M. H.Kater, Studentenschaft und Rechtsradikalismus in Deutschl and 1918-1933，Hamburg, 1975；Konrad H. Jarausch, Student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Imperial Germany: The Rise of Academic Illiberalism, Princeton, 1982；Thomas Nipperdey, “Die deutsche Studentenschaft in den ersten Jahren der Weimarer Republik”，zuletztin der s. , Gesellschaft, Kultur, Theorie, Gōttingen 1976，S.390-416。

118 参照研究报告，Wolfgang Hardtwig, “Die Burschenschaftenzwischenaufklārerischer Sozietātsbewegung und Nationalismus. Bemerkungenzueinem Forschungsproblem”, in Helmut Reinalter（Hrsg.），Aufklārung, Vormārz, Revolution, Bd.4，Innsbruck 1984，S.46-55；Quellen und Darstell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Burschenschaft und derdeutschen Einheitsbewegung, Bde. ⅠⅩⅤⅡ, Heidelberg, 1910-1940；2. Aufl. , unverānd. Nachdruck, Heidelberg, 1966ff. ；此后简写为Qu D。

119 Darstellungen u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Einheitsbewegung im 19. und 20.Jahrh un der t, Bde. ⅠⅩⅠ. , Heidelberg, 1957-1981；与之相关重要的总结性阐述有，Franz Schnabel, Deutsehe Geschichte im 19. Jahrh un der t. Bd.Ⅱ. , 2.Aufl. Freiburg, 1949，S.234ff.；Karl Griewank, “Die politische Bedeutung der Burschenschaft in den ersten Jahrzehntenihres Bestehens”, in Wissenschaftliche Zeitschrift der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āt, Jena, 1952/1955，S.27-35；Ernst Rudolf 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seit 1789.Bd. I. , 2. , verb. Aufl. Stuttgart, 1975，S.696-730；vgl. jetztauch Wolfgang Hardtwig, Vormārz. Der monarchische Staat und das Bürgertum, München, 1985，S.9-20。

120 基本上作为现今最早的，虽然颇显粗略的，社会史中对特别是19世纪及20世纪的“青年”的阐述，是John R. Gillis, Geschichte der Jugend. Traditi on und Wandel im Verhāltnis der Altersgruppen und Generationen, 2.Aufl. Weinheim/Basel, 1984；特别针对青年协会可参照较早文章：F. Gunther Eyck, “The Political Theories and Activities of the German Academic Youthbetween 1815 and 1819”, in JMod H, 27，1955，pp.27-37；R. Lutz, “The German Revolutionary Student Movement 1819-1833”, in CEH, 4，1971，pp.215-232；以及特别还有Karl-Georg Faber, “Student und Politikin der erstendeutschen Burschenschaft”, in GWU, 21，1970，S.68-80；Konrad Jarausch, “The Sources of German Student Unrest”, in Lawrence Stone（Ed.）, The University in Society. Vol.Ⅱ. , Princetonu. a. , 1975，pp.533-569。

121 参照研究概况：Wolfgang Hardtwig, “Krise der Universitāt, studentische Reformbewegung 1750-1819 und die Sozialisation der jugendlichen Bildungsschicht. Aufriβeines Forschungsproblems”, in GG, 11，1985，S.155-176；Konrad Jarausch, “Die neuhumanistische Universitāt und die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1800-1870”, in Darstellungen und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Einheitsbewegung im 19. und 20.Jahrh un der t. Bd.11. , Heidelberg, 1981，S.11-57；著者同上，Deutsche Studenten 1800-1970，Frankfurt am Main, 1984，S.13-58；für den Zeitraum bis 1815 Wolfgang Hardtwig, “Studentenschaft und Aufklārung. Landsmannschaften und Studentenor den in Deutschl and im 18.Jahrh un der t”, in Etienne Franζois（Hrsg.）, Geselligkeit, Vereinswesen und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n Frankreich, Deutschl and und in der Schweiz 1750bis 1850，Paris, 1986。

122 Joach im Haupt, Landsmannschaften und Burschenschaft, Altenburg, 1820，S.ⅩⅢ ff.

123 赫曼·胡普菲尔德（Hermann Hupfeld）演讲，“致马尔堡青年协会的主要创始人”，1816年3月12日。Georg Heer,” Verfassung und Ziele der alten Marburger Burschenschaftinihrer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in Qu DI, S.281-336, hier S.286；耶拿神学教授和青年协会促进者路德维希·史塔克（J. Chr. Ludwig Wilh. Stark）生于1790年，卒于1818年，在其1816年发表的文字“über den Geist des deutschen Studentenlebens, insbeson der e zu Jena. Zugleich Beitrag und 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Jenaischen Burschenschaftvom J.1815”中亦有类似提及，影印发表于Jenaische Blātterfür Geschichte und Reform des deutschen Universitātswesens, insbeson der e des Studentenlebens. Jena, 1859，H.2，S.61-73，hier S.67f。

124 Vgl.da zu Hardtwig, “Studentenschaft und Aufklārung”.

125 Vgl. Walter Meyer（Hrsg.）, “Die Konstituti on der Guestphalia zu Jenavom 28.April 1808”, in Academische Monatshefte 23，1906/1907，S.371-376，bes. S.372；Carl Manfred Frommet, “Die Guestphalia zu Gōttingenvom 9.November 1812 undihre Constitution”, in Wende und Schau, K?sener Jahrbuch, NF.2，1932，S.194-223，bes. S.203.

126 Carl Walbrach（Hrsg.）, Der Gieβener Ehrenspiegel. Beitrāge zur Geschichte der teutschen Sammtschulenseit den Freiheitskriegen 1813，Frankfurt am Main, 1927，S.57.

127 Vgl. Wilhelm Bruchmüller, Der Leipziger Student 1409-1909，Leipzig, 1909，S.106.

128 Vgl. Hardtwig, Studentenschaft und Aufklārung.

129 Wilhelm Bruchmüller,” Die Anfānge der Leipziger Burschenschaft“, in Qu DV，S.54.

130 Zit. bei Herman Haupt, “Die Jenaische Burschenschaft v on der Zeitihrer Gründung biszum Wartburgfeste. Ihre Verfassungsentwicklung und ihre inneren Kāmpfe”, in Qu DI，S.18-113，hier S.37f.

131 Vgl.ders. , Heinrich Karl Hofmann, “einsüddeutscher Vorkāmpfer des deutschen Einheitsgedankens, ⅡV”, in Qu DⅢ，S.149-153，hier S.150.

132 Vgl. Franz Schneider, “Zur Geschichte der Heidelberger Teutonenin den Jahren 1814/15”, in Qu DV，S.149ff.

133 Vgl. Haupt, “Jenaische Burschenschaft”, S. 35；vgl.”āhnlichfür Marburg“；Heer, Verfassung und Ziele, hier S. 283ff.

134 Heinrich Karl Hofmann, zit. in Haupt, Hofmann, e in Vorkāmpfer, S.345；Haupt自己亦有过谨慎的类似表述，见Landsmannschaften und Burschenschaft, S.17。

135 Herman Haupt（Hrsg.）, “Die Verfassungsurk unde der Jenaischen Burschenschaft vom 12.Juni 1815”, in Qu DI，S.114-161，hier S.121.

136 Walbrach（Hrsg.），Ehrenspiegel，第一段：荣誉的本质，S.57。对信念伦理的过分强调为桑德（Sand）谋杀科策布提供了思想辩护；关于这一点，参照Huber,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Bd. I，S.711ff。

137 Walbrach（Hrsg.），Ehrenspiegel, S.58.

138 Ebd. , S.57; Haupt（Hrsg.）, Verfassungsurk unde, S.119.

139 此概念源自David Riesmann, Die einsame Masse, Reinbeck 1961。

140 Vgl. Haupt, Jenaische Burschenschaft, S.49.

141 Ebd. , S.52；Stark, über den Geist, S.66，注解，耶拿的决斗统计。

142 Haupt, Jenaische Burschenschaft, S.65.

143 Ernst Moritz Arndt, “überdendeutschen Studentenstaat”，zuerst in Der Wāchter, Kōln, 1815，hierbenutzt im Abdruck in Jenaische Blātterfür Geschichte und Reform desdeutschen Universitātswesens, H.1，S.120.

144 Stark, über den Geist, S.66; zu Jahn Haupt, Jenaische Burschenschaft, S.55.

145 Vgl. ebd. ，S.61-63; Stark, über den Geist, S.61.

146 Vgl. Haupt, Hofmann, e in Vorkāmpfer, S.377; Heer, Verfassung und Ziele, S.289；Arndt, Studentenstaat, S.110.

147 Haupt, Landsmannschaften und Burschenschaft, S.226; Jacob Friedrich Fries, Handbuch de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o der philosophische Zwecklehre, 1. Teil, 1. Bd. Heidelberg, 1818，S.331-337；关于荣誉概念的历史，参照Friedrich Zunkel,” Art, Ehre, Reputation‘“, i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Hrsg.），Geschichtliche Gr und 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zur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d. 2，Stuttgart, 1975，S.1-63，bes. S. 40-44，对决斗的描述参见Duell Karl Demeter, Dasdeutsche Offizierskorps in Gesellschaft und Staat 1650-1945.4.Aufl, Frankfurt am Main, 1965，S.116ff. ；Walbrach（Hrsg.）, Ehrenspiegel, S.58。

148 耶拿阿尔民派，参照Georg He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Burschenschaft, Bd. 2，in Qu DⅩ，S.195f.

149 Ebd. , S.212f.

150 Ebd. , S.233.

151 Ebd. , S.254.

152 Stark, über den Geist, S.67.

153 Haupt, Jenaer Burschenschaft, S.71.

154 Ebd. , S.73.

155 Heinrich K. Hofmann, “Noche in Wortüber die Verbesserung des Studentenwesens”, abgedr. in Haupt, Hofmann, e in Vorkāmpfer, S.337.

156 此处应为帝国议会，可能是原文印刷错误。——译者注。

157 Haupt, Jenaer Burschenschaft, S.69.

158 Karl Immermann, Letztes Wortüber die Streitigkeiten der Studieren den zu Halleseit dem 4. Mārz, 1817，Leipzig, 1817，S.13-17.

159 Ebd. , S.13.

160 Vgl. Wolfgang Hardtwig, “Organisationsstrukturen und Protestformen der deutschen Burschenschaft 1815-1833”, demnāchst in Helmut Reinalter（Hrsg.）, Demokratische undsoziale Bewegungen zur Zeit der Restaurati on und im Vormārz in Mitteleuropa, Frankfurt am Main, 1986.

161 Vgl. He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Burschenschaft, S.149ff.

162 Hans Heinrich Muchow, Jugend und Zeitgeist. Morphologie der Kulturpubertāt, Reinbek, 1962，S.146；时间段划分可谓无误，尽管Muchow倾向于一种模式化的历史论述；vgl. auch Ulrich Hermann,” Pādagogische Anthropologie und die, Entdeckung‘des K in des im Zeitalter der Aufklārung Kindheit und Jugendalter im Werk Joach im Heinrich Campes“，in der s. （Hrsg.）, Die Bildung des Bürgers. Die Formulierung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und die Gebildeten im 18.Jahrh un der t, Weinheimu. a. , 1982，S.178-193；Philippe Ariès, Geschichte der Kindheit. 5. Aufl, München, 1982，bes. S. 457ff. ，以及研究大纲和对Harmut v on Hentig的批判性认可，ebd. , S.7-44；Gillis, Geschichte der Jugend, bes. S.49ff。

163 Vgl. dazuauch Jürgen Schlumbohm, “Traditionale‘Kollektivitātund, mo der ne‘Individualitāt: einige Fragen und Thesenfüreinehistorische Sozialisationsforschung”, in Rudolf Vierhaus（Hrsg.），Bürger und Bürgerlichkeit im Zeitalter der Aufklārung, Heidelberg, 1981，S.265-320，sowie der s.（Hrsg.），Kin der stuben. Wie K in der zu Bauern, Bürgern, Aristokratenwur den 1700-1850，München, 1983，S.7-22.

164 Vgl. dazuauchkurz Gillis, Geschichte der Jugend, S.95f；Gillis从人口统计学角度出发，重点强调了青年协会作为“青年保护组织”的传统作用，好比以前的同乡会。这个作用的确在继续，但是却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苦行思想会在Gillis加以援引的吉森黑色联盟中被推向顶端；这里新的思想建设因素发挥了作用，而这些在同乡会时期并未出现。

165 Heer, Verfassung und Ziele, S.283.

166 Stark, über den Geist, S.62f.

167 Arndt, Studentenstaat, S.98.

168 Johann Gottlieb Fichte, “überakademisches Verbindungswesenüberhaupt”（等于Fichte对亚恩计划的看法），hierbenutztnachdem Abdruckin: Jenaische Blātter, H.2，S.6-8，以及他1811年10月19日在柏林发表的行政讲话，出处同上，S.8-14，bes. S.12；亦可参照费希特在耶拿1794年夏季学期的最后一节课，收编于著者同上，Werke（1797-1798），Bd. 4.Hrsg. v. R. Lauth und H. Gliwitzky, Stuttgart-Bad Cannstadt, 1970，S.411-420。

169 这个描述摘自“Hauptbericht der Central-Untersuchungs-Commissiond. d. Mainz den 14. December 1827”，这里使用了由W. Siemann为图宾根大学图书馆制作的副本，S.64。

170 Joseph Gōrres, Teutschl and und die Revolution, Coblenz, 1819，S.101f. , S.105f.

171 Haupt（Hrsg.），Verfassungsurk unde, S.120.

172 Georg Heer, “Dieālteste Urk unde zur Geschichte der allgemeinendeutschen Burschenschaft”, in Qu DⅩⅢ，S.262.

173 Vgl.u.a. Haupt（Hrsg.）, Verfassungsurk unde, S.120.

174 Zit. nach: Hauptbericht, S.40.

175 Hauptbericht, S.62.

176 Zit. Hauptbericht, S.37.

177 Werner Huth, Glaube, Ideologie und Wahn. Das Ichzwischen Realitāt und Illusion, München 1984，S.204；关于身份建设问题，参照，同上，S.196-208；Erich H. Erikson, Identitāt und Lebenszyklus.3.Aufl, Frankfurt am Main, 1976；作者同上，Derjunge Mann Luther, Frankfurt am Main, 1976。

178 Ebd. , S.45.

179 Zit. nach Haupt, Jenaische Burschenschaft, S.73f.

180 Vgl. Erikson, Derjunge Mann Luther, S.43ff.

181 Wilhelm Snell 1816年2月致 v on Mühlenfels的信函，zit.nach Hauptbericht, S.34.

182 Vgl. z. B. Ernst Müsebeck, Siegm und Peter Mart in und Hans Rudolphv. Plehwe,” zwei Vertreter des deutschen Einheitsgedankens v on 1806-1820“, in Qu DⅡ, S.75-194，hier S.154.

183 Vgl. Hardtwig, Studentenschaft und Aufklārung.

184 C. A. S. Schultze, “Geschichte der Teutonia”，Frühjahr, 1817，abgedr. in Eduard Die tz, Die Teutonia und die Allgemeine Burschenschaft zu Halle, in QuD Ⅱ，S.215-305，hier S.219.

185 Deutschtum, 通常被译为德意志性，相对于德意志性，译者认为在这里采用“德意志信仰”语意更为明确。——译者注。

186 Vgl. u. a. Hauptbericht, S.76.

187 Vgl. Hardtwig, Vormārz, S.15f.

188 Hauptbericht, S.90f.

189 Walbrach（Hrsg.）, Ehrenspiegel, S.57.

190 Vgl.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ie Definiti on des mo der nen Nationalismus”，”Einleitung: Der Nationalismus und seine Funktionen“，in der s. , （Hrsg.），Nationalismus, Kōnigstein, 1978，S.6.

191 Theodor Schieder, “Probleme der Nationalismusforschung”，in der s./Peter Burian（Hrsg.）, Sozi als truktur und Organisationeuropāischer Nationalbewegungen, München/Wien, 1971，S.12.

192 Karl W.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2.Aufl, Cambridge, Mass, 1966；ders. , Nationenbildung-Nation als taat-Integration, Düsseldorf, 1972；ders. , Der Nationalismus und seine Alternativen, München, 1972；关于德意志的理论，参照Hans Mommsen, “Der Nationalismus als weltgeschichtlicher Faktor. Problemeeiner Theorie des Nationalismus“，zuletztin der s. , Arbeiterbewegung und nationale Frage, Gōttingen, 1979，S.15-60，bes. S.36ff, sowie Winkler,” Einleitung: Der Nationalismus und seine Funktionen“，S.27ff。

193 Vgl. Mommsen, Nationalismus, S.38.

194 Vgl.bes. Thomas Nipperdey, “Verein als soziale Struktur in Deutschlandimspāten 18.undfrühen 19.Jahrh un der t”，zuletztin der s. , Gesellschaft, Kultur, Theorie, Gōttingen, 1976，S.176-205；Otto Dann, “Die Anfāngepolitischer Vereinsbildung in Deutschland”, in Ulrich Engelhardt, Volker Sellin, Horst Stuke（Hrsg.），Soziale Bewegung und politische Verfassung. Festschriftfür Werner Conze, Stuttgart, 1976，S.197-232；Wolfgang Hardtwig, “Strukturmerkmale und Entwicklungstendenzen des Vereinswesens in Deutschland”, in Otto Dann（Hrsg.），Vereinswesen und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 HZ-Beih.9. , München, 1984，S.11-50；ders. , Selbstbestimmung und Gemeinschaftsbildung. Zur Geschichte des Vereinswesens in Deutschl and am Leitfa den der Begriffe Gesellschaft, Geheimgesellschaft, Verein, Assoziation, Genossenschaft und Gewerkschaft, Habil. Masch, München, 1981.

195 Vgl.dazuu.a. Frank Pfetsch, Zur Entwicklung der Wissenschaftspolitik in Deutschl and 1750-1914，Berlin, 1974.

196 Vgl. Hardtwig, Studentenschaft und Aufklārung.

197 Zit.nach Rudolf Kōrner, “Der Unitist K. L. v. Woltmann und seine Zeit（1770-1817）”，in: Einst und Jetzt, 13，1968，S.68-79，hier S.70.

198 Ludwig Jahn, “E in Briefaus der Jugendzeit（Fkf.a. O.）21.12.1801”, in Wolfgang Meyer（Hrsg.）, Die Briefe Fr. L. Jahns, Dresden, 1913，S.17.

199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Einige Anmerkungenüberdas Projektzuerlaubten Landsmannschaftlichen Verbindungenauf Universitāten（1790）”, inv. B. Suphan Hrsg. Her der ssāmtliche Werke, Bd.30，Berlin, 1889，S.468-475，hier S.473f.

200 Ernst Schubert, “Studium und Studentenan der Alma Julia im 17. und 18.Jahrh un der t”, in 1582-1982.Studentenschaft und Korporationswesenan der Universitāt Würzburg, Würzburg, 1982，S.11-47，hier S.14.

201 Vgl.dazuallgeme in Paul Wentzck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Burschenschaft. Bd. I; “Vor- und Frühzeitbiszu den Karlsba der Beschlüssen”, in Qu DVI，S.45ff. ; Wilhelm Fabricius, Die deutschen Corps.2，umgearb.u.verm. Aufl. Frankfurt am Main, 1926，S.182，200，207，233，249，254；Karl Frōhlich, Der Würzburger SCimvorigen Jahrh un der t v on 1800bis zur Neuzeit, Würzburg, 1906，S.54ff.：“普通的行为准则条款，不论他是不是四所正规协会之一（！）的成员，所有家伙必须遵守。”

202 Abgedr. Wilhelm Fabricius,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zur Corpsgeschichte”, in Academische Monatshefte 25，1908（09），S.19-23.

203 Peter Moraw, “Aspekte und Dimensionenāltererdeutscher Universitātsgeschichte”, in Academia Giessensis. Beitrāgezurālteren Gieβener Universitātsgeschichte, Hrsg.v.dems.u. Volker Press, 1982，S.1-43，hier S.20.

204 Haupt, Landsmannschaften und Burschenschaft. S.ⅩⅤ; vgl. āhnlich Schultze, Geschichte der Teutonia, S.218f.

205 Vgl. Hardtwig, Studentenschaft und Aufklārung.

206 Vgl. Wolfgang Zorn, “Sozialgeschichtliche Probleme der nationalen Bewegung in Deutschland”, in Schieder/Burian（Hrsg.）, Sozi als truktur und Organisati on europāischer Nationalbewegungen, S.98ff.

207 奥托·丹恩对此有所暗示，见“Diskussionsbeitrag” in Schieder/Burian（Hrsg.）, Sozi als truktur und Organisationeuropāischer Nationalbewegungen, S.117.

208 Deutsch, Der Nationalismus und seine Alternativen, S.36.

209 Jarausch, Die neuhumanistische Universitāt, bes. S.11ff.；ders. , Deutsche Studenten, S.24，S.34；Wolfgang Zorn, “Hochschule und Hōhere Schulein der deutschen Sozialgeschichte der Neuzeit”, in Konrad Repgen, Stephan Skalweit（Hrsg.）, Spiegel der Geschichte. Festschriftfür Max Braubach, Münster, 1964，S.321-329, hier S.327ff.; Hartmut Titze, “Die zyklischeüberprodukti on v on Akademikern im 19. und 20.Jahrh un der t”, in GG10，1984，S.92-121，hierbes. S.94f.

210 Vgl. Wolfgang Hardtwig, “Jacob Burckhardt. Wissenschaft als gesellschaftliche Arbeit und als Askese”, in Peter Alter, Thomas Nipperdey, Wolfgang Mommsen（Hrsg.），Geschichte und politisches Handeln. Studienzumeuropāischen Denken der Neuzeit. Gedenkschriftfür Theodor Schieder, München, 1986.

211 Vgl. Moraw, Aspekte und Dimensionen, S.14.

212 Haupt（Hrsg.）, Verfassungsurk unde, S.110；Stark, über den Geist, S.61ff.

213 Walbrach（Hrsg.）, Ehrenspiegel, S.312.

214 Haupt（Hrsg.）, Verfassungsurk unde, S.232.

215 Fichte, überakademisches Verbindungswesen, S.6f.

216 Arndt, Studentenschaft, S.98.

217 Ebd. , S.98.

218 Arndt, Studentenschaft, S.99.

219 Haupt（Hrsg.）, Verfassungsurk unde, S.122.

220 对此有代表性的是Heinrich Luden, Einige Worteüberdas Studium der vaterlāndischen Geschichte. Vier veröffentlichte Vorlesungen, Jena, 1810。

221 Vgl.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Bürgerwelt und starker Staat, München, 1983，S.440-451；Wolfgang Hardtwig, “ V on Preuβens Aufgabe in Deutschl and zu Deutschlands Aufgabe in der Welt. Liberalismus und borussianisches Geschichtsbildzwischen Revoluti on und Imperialismus”, in HZ，231，1980，S.265-324，hierbes. S.289-297.

222 Hans-Otto Keunecke, “Die Studentenschaft und ihre Or den im 18.Jahrh un der t”, in A. Wendehorst（Hrsg.），Erlangen-Geschichte der Stadt in Darstellungen und Bilddokumenten, München, 1984，S.89.

223 Meyer（Hrsg.）, Konstituti on der Guestphalia, S.372.

224 Meyer（Hrsg.）, Konstituti on der Guestphalia, S.89.

225 Ludwig Vinke 1794年在他的日记中提到由他创办的爱尔兰根盖斯特法利亚：它的宪法“完全民主”。见Wilhelm Fabricius, “Beitrāge zur Geschichte der Guestphalia-Erlangen v on 1791”, in Deutsche Corpszeitung, 48，1931，S.21-25，hier S.23；类似的还有1798年爱尔兰根的奥诺尔迪亚（学生团体名称），1802年海德堡的雷纳尼亚或1811年吉森的弗朗科尼亚，见Fabricius, Die Deutschen Corps, S.186，206，244.

226 Frommel, Guestphalia zu G?ttingen, S.204.

227 关于对早期和晚近的“天赋人权”说的区分和理论，参照Die thelm Klippel, Politische Freiheit und Freiheitsrechte im deutschen Naturrecht des 18.Jahrh un der ts, Pa der born, 1970。

228 Walbrach（Hrsg.），Ehrenspiegel, S.58f.

229 “Vorlāufige Gr und zügeeiner zu Marburgzuerrichten den Burschenschaft”, in Heer, Verfassung und Ziele, S. 284f.; Haupt, Landsmannschaften und Burschenschaft, S.14，作者同时批判了同乡会和骑士团，它们普遍给予“主管”过高的、凌驾于团体中其他成员之上权利。

230 “青年协会”的德文原文“Burschenschaft”在一些地方也被译成“兄弟会”，它的成员亦称为“兄弟”。——译者注。

231 Haupt, Jenaische Burschenschaft, S.40.（原文中注释115的位置缺失，现位置为编译过程中补入。——编者注）

232 Robert Wesselhōfts的备忘录，见Haupt, Jenaische Burschenschaft, S.41.

233 Ebd. , S.40。

234 Johann Christian Gottfried Jōrg（莱比锡的教授），Aphoristische Winkezurrichtigen Beurteilungteutscher Universitāten und zur Beherzigungbeijetzigenzeitgemāβen Verbesserungen der selben, Leipzig, 1819，S.27。

235 Vgl.ebd. , S.2f.

236 Heinrich Gottlieb Tschirner, Die Gefahreiner Deutschen Revolution, Leipzig, 1823，S.8ff.; 类似的还有Gōrres, Teutschl and und die Revolution, S.9ff.。

237 Vgl.da zu Hardtwig, Selbstbestimmung und Gemeinschaftsbildung, S. 129ff.；Johannes Rogalla v on Bieberstein, Die These v on der Verschw?rung 1776-1945.Philosophen, Freimaurer, Juden, Liberale und Sozialisten als Verschw?rergegen die Sozialordnung, Bonnu.a. , 1976，S.120-155.

238 Karl Moritz Eduard Fabricius, über den herrschen den Unfug aufteutschen Universitāten, Gymnasien und Lycāen oder: Geschichte der akademischen Verschw? runggegen K?nigthum, Christenthum und Eigenthum, Mainz, 1822；Ludwig Heinrich v on Jacob, Academische Freiheit und Disciplin, mitbeson der er Rücksichtauf diepreuβischen Universitāten, Leipzig, 1819，bes. S.22ff.；雅各布起草了正式的”Amtliche Belehrungüber den Geist und das Wesen der Burschenschaft“（Halle, 1824），其中体现了反自由的普鲁士官方代表性的处理模式。

239 帝国鉴定来自帝国议会原则委员会的详细商议；vgl. Haus-, Hof- und Staatsarchiv Wien, Berichte der Prinzipalkommissi on Nr. S.241，244，250，267；vgl.auch Ernst Deuerlein, “Neuesvom Konstantistenorden”, inende und Schau, K?sener Jahrbuch（2，1932），S.98-193，hier S.131f. , 鉴定书的文字内容：致罗马皇帝陛下最谦卑的帝国鉴定书……见Die auf den Universitāten und Akademiensich verbreitendengeheimen Ordensverbindungenbetreffend, Regensburg, 1793。

240 本文作者泰勒（Tom Taylor）为西雅图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原文“Images of Youth and the Family in Wilhelmine Germany: Towarda Reconsi der ation of the German Son der weg”刊载于German Studies Review, Vol.15，German Identity, Winter, 1992，pp.55-73。译者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生。——编者注。

241 Ingebord Weber-Kellerman, “The German Family Between Private Life and Politics”，trans.by Mary Jo Maynes and Michelle Mouton, ineds.by Antoine Prost and Gerard Vincent, Riddles of Identity in Modem Timesvol 5.ineds.by Philippe Aries and Georges Duby, gen. , AHistory of Private Lif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isty Press, 1991，pp.523-524.

242 David Blackbourn and Geoff Eley,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p.43.需要注意的是，正如我们将更为详细地讨论的，Eley和Balckbourn都反对威廉社会中的布尔乔亚形象。

243 Hans-Ulrich Wehler, The German Empire, 1871-1918，trans.by K im Traynor, Leamingt on Spa.: Berg, 1985，p.119；Ralf Dahrendorf,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N. Y.: Norton, 1967，p.133.

244 Blackbourn and Eley,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p.148，224，213.

245 Cited in Reinhard Alter, “Heinrich Manns Untertan-Prüfsteinfürdie, Kaiserreich-Debatte‘？”, 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haft 17（1991），p.372.

246 Dahrendorf, p.358.

247 Wehler, p.119.

248 Ibid.

249 Cited in Gillis, Youth and History: Traditi on and Change in European Age Relations, 1770-Present, expanded Student Edi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p.101.

250 Joseph Kett, Rites of Passage: Adolescence in America 1790to Pres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p.216.

251 Gillis, Youth and History: Traditi on and Change in European Age Relations, 1770 Present, pp.150-151.

252 Dr. E. Mierowsky, Geschlechtsleben, Schule und Elternhaus, Leipzig, 1911，pp.3-4.

253 Ibid. , p.7.

254 Dr. E. Mierowsky, Geschlechtsleben, Schule und Elternhaus, Leipzig, 1911，p.17.

255 Max Marcuse, “Das Liebesleben des deutschen Studenten”，Sexual-Probleme, 4 November, 1908，S.694.See als o Konrad Jarausch“Students, Sex and Politics in Imperial Germany”,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7，1982，pp.285-303.

256 “Darf die Polizeieinewilde Ehetrennen？” in Sexual-Probleme 6：10，June, 1914，pp.422-423；”Istdas Lebenin, wil der Ehe‘Strafbar？“ in Sexual-Probleme 9：8，September, 1912，pp.655-656.

257 前两个标题引自Gustav Siegert, Das Problem der Kin der selbstmorde, Leipzig: R. Voigtlān der s Verlag, 1893，8，14；新闻报道引自Max Marcuse, “Rundschau”, in Sexual Probleme 5：6，May, 1910，p.385.

258 Sterling Fishman, “Sex, Suicide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German Adolescent”, in History of Educati on Quarterly 10：2，Summer, 1970，pp.170-188.

259 我采用Rost对学生和青年自杀的分类制成这一表格。明确提出学校或者学生自杀的文章被归为第一类。涉及儿童或青年自杀的被归为第二类。

260 D. E.Oppenheim, cited in Paul Friedman（Ed.），On Suicide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to Suicide Among Young Students: Discussions of the 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ress, 1967，p.36.

261 Ludwig Gurlitt, Schülerselbstmorde, Berlin: Concordia Deutsche Verlag, 1908，S.5.

262 Adolf Matthias, “Schülerselbstmorde”，Diskussi on 6，1913，S.32.关于威廉德国时代学校压力与自杀之间关系的论争，参见如下讨论James Albisetti, Secondary School Reforme in Imperial Germany, Princeton: 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263 Ludwig Gurlitt,” Gründe und Abhilfe“, in Diskussi on 6，1913，S.9.

264 M. Goldschmidt, “Schuld der Schule？”, in Diskussi on 6，1913，S.27-31.

265 Felix Asnaraurow, “Der Selbstmordaufsexueller Basis”, in Sexual-Probleme 9：8，September, 1912，S.623.

266 Albert Eulenburg, “Schülerselbstmorde”, in Zeitschrift für pādogogische Psychologie, Pathologie und Hygenie 9：1/2，April, 1907，S.10.

267 Aurel Ende, “Battering and Neglect: German Childhood in Germany, 1860-1978”, in The Journal of Psychohistory: A Quarterly Journal of Childhood and Psychohistory 7：3，Winter, 1979-1980，p.258.

268 Gurlitt, Schülerselbstmorde, S.8.

269 Ferd in and Tōnnies, “Suicide Among Students”, in Record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Moral Educati on Congress, London, 25-29，1908，p.73.

270 D. Gerhardt, “über den Selbstmord v on Schülernhōherer Lehranstalten”, in Blatter fürhoheres Schulwesen, 1915，pp.717-719.格哈特在他1907年发表的关于青年自杀的研究中，他的数据与奥伊伦堡的数据略有不同。例如，1883年奥伊伦堡列出19起而格哈特只列出17起自杀案件。据格哈特所说，这些数据上的差异，那是由于他没有将那些明显是意外而非自杀的案例列入。

271 Goldschmidt, “Schuld der Schule？”，S.17.

272 Eulenburg, “Kinder- und Jegendselbstmorde”，S.8.

273 奥伊伦堡的这篇文章发表于Berline Lokalanzeiger并在“über Kin der selbstmorde”，Sexualreform 1：8，May, 1906，pp.314-315中被提及。

274 Wilhelm Stekel, cited in Paul Friedman（Ed.），On Suicide: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to Suicide Among Young Students: Discussions of the 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67，p.87.

275 Asnaurow,” Der Selbstmordaufsexueller Basis“，S.629.

276 Siegert, p.64.西格特对儿童自杀的分析基于新闻报道，因此他的样本可能反映了在报纸上更为流行的城市地区的偏见。然而，他所持有的认为青年德国人自杀问题在城市更为尖锐的观点的确与很多研究青年问题的文献不谋而合。

277 Hans Rost, “Der Selbstmord im Lichte der Statistik”, in Zeitschriftfürdiesozialen Fragen der Gegenwart, 4，1904，S.264.

278 Eichoff, “Die Zunahme der Schülerselbstmordeandenhōheren Schulen”, in Zeitschriftfürdenevangelische Religions-unterrichtanh? heren Lehranstalten, 20（1908-1909）, S.205.

279 Hans Rost, “Der Selbstmord im Lichte der Statistik”，S.265.

280 Hans Rost, “Der Selbstmord im Lichte der Statistik”.

281 Hans Blüher, Wan der vogel: Geschichteeine Jugendbewegungvol.1，Heimat und Aufgang, Berlin-Tempelhof: Verlag Bernhardt Weise, 1912，S.85，92.

282 Gurlitt, “Gründe und Abhilfe”，S.10.

283 Gillis, Youth and History: Traditi on and Change in European Age Relations, 1770 Present.pp.117-118.

284 Hans Breuer, “Karl Fischer: e in Erinnerungsblatt”, in Wan der vogel: Monatsschrift des “Wan der vogels” Deutsches Bun des für Jugendwan der ungen 4/5：4，April-May, 1910，S.48-50.

285 Wehler, op.cit.

286 Ulrich Aufmuth, Die deutsche Wan der vogelbewegunguntersoziologischen Aspekt, Gōttingen: Vandenhoek＆Ruprecht, 1979；Otto Neuloh and Wilhelm Zilius, Die Wan der v?gel: eineemperisch-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derfrühen deutschen Jugendbewegun, Gōttingen: Vandenhoek＆Ruprecht, 1982，S.197.应当指出的是，这个调查的对象是候鸟运动的前成员。很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如果父母反对这场运动，那些男孩根本就不会加入这一活动。不过，布吕厄所描述的代际冲突图景依然还是靠不住的。

287 在韦伯精彩的传记中，作者米茨曼（Arthur Mitzman）将韦伯关于社会限制的观点与他令人痛苦的父子关系联系起来。Arthur Mitzman, The Ir on Cage: An Historica Ilnterpretati on of Max Weber, New York: Knopf, 1970。关于霍克海默与父亲的关系，以及它对霍的批判理论的影响，参见Zoltan Tar, The Frankfurt School The Critical Theories of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mo, New York, 1985，pp.17-21.关于斯宾格勒可以参见Jurgen Naeher, Oswald Spengler, Hamburg Rowohlt, 1984，pp.15-40。

288 Max Weber, Jugendbreife, S.281，转引自Mitzman, S.64。

289 Tar, 19.

290 领导施特格利茨候鸟运动群体的首先是大学生，随后中学生才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Sigrid Bias-Engels, Jugendbewegungandeutschen Universitāten, 1896-1920，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āt Bonn, 1985，S.14.候鸟运动成员在迈斯纳高地的集会标志着运动的高潮。正是在那里“为青春而青春”的口号被首次提出。

291 关于威廉时期青年漫长的成年过程，参见Tom Taylor, “The Transitionto Adulthood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ofessional Males in Germanand the United States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i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21：4，Summer, 1988，pp.635-658.

292 Gurlitt, “Gründe und Abhilfe”，S.12.

293 Weber-Kellerman, “The German Family Between Private Life and Politics”，p.529.

294 Ende, op.cit.

295 Blackbourn and Eley,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p.11.

296 *本文作者伯内什（Friedrich Benesch, 1907—1991）是神学家、科学家、牧师，长年担任斯图加特基督会牧师研讨班的讲师与领导人。在众多讲座、讨论以及出版物中，他以人智学（Anthroposophie）学者与歌德研究专家的身份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原文“Die vier Jugendgenerationen des 20Jahrh un der ts”是他1984年5月就青年运动问题所做的公开讲座。译者为德国波兹坦大学哲学人类学在读博士生。

297 印度语中称为“Devas”，是天使的一种，根据人类学的理解，它指的是清晨与黄昏的灵魂或儿子，这指的是特定的景色，植物或动物物种的灵魂。除此之外，它还在一切道路上陪伴着人类。在由鲁道夫·斯泰纳（Rudolf Steiner）所划定的天使等级中占第九等，也就是说，它们只比人类高一级。相关文献见Borrmann, Norbert, Lexik on der Monster, Geister und Dāmonen, Berlin, 2000。——译者注。

298 本文作者波拉茨（Werner E. Braatz）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名誉教授。原文“Two Neo-Conservative Myths in Germany 1919-32：The‘Third Reich’andthe‘New State’”刊载于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32，No.4，Oct.-Dec. , 1971，pp.569-584.译者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在读博士生。

299 Fritz St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 Berkeley, 1961，pp.291-292；Die trich Bronder, Bevor Hitlerkam. Eine historische Studie, Hanover, 1964，pp.59-63；Gerhard Ritter, “The Historical Fo und ations of the Rise of National Socialism”, in The Third Reich, ed.by Maurice Baumont, John H. E.Fried, and Edmond Vermeil, New York, 1955，pp.399-400；S. D.Stirk, “Myths, Types, and Propaganda”，G. P.Gooch, etal. , in The German Mind and Outlook, London, 1945，pp.124-125；Klemens v on Klemperer, Germany's New Conservatism. Its History and Dilemm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1957，p.74；Waldemar Besson,” Friedrich Meinecke und die Weimarer Republik“, in Vierteljahrsheftefur Zeitgeschichte, VⅡ，2，Apr.1959，S.124；Friedrich Meinecke, 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Wiesbaden, 1955，S.9-18；passim；H. Stuart Hughes,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The Reorientati 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 1890-1930，New York, 1958，pp.374-375.

300 Kurt P. Tauber, Beyond Eagle and Swastika, German Nationalismsince 1945，2 vols.；Middletown, Conn. , 1967，I，pp.5-6；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rev.ed.；New York, 1944，4ff.；Hans Kohn, “The Intellectual Roots of National Socialism”, in Revolutions and Dictatorships. Essays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Cambridge, Mass. , 1939，pp.204-205.

301 Karl E. Born, “Dersoziale und wirtschaftliche Strukturwandel Deutschlands am Ende des 19.Jahrh un der ts”, in Vierteljahrschrift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L，3，July, 1963，S.363-364，371-375; E. Vermeil, Germany's Three Reichs.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trans.by E. W.Dickes, London, 1945，p.384；Pierre Bertaux, Laviequotodienneen Allemagneautempsdu Guillaume Ⅱen 1900，Paris, 1962，f.15; Fritz St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 p.xxvii.

302 Hans Jaeger, “Unternehmer und Politik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Tradition, ⅩⅢ，1，Jan. , 1968，S.3-5.

303 Fritz St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 p.xxviii；Kurt P. Tauber, Beyond Eagle and Swastika. German Nationalismsince 1945，p.7；Heinrich Kessler, Wilhelm Stapel als politischer Publizist. E 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Konservativen Nationalismuszwischen den bei den Weltkriegen, Nuremberg, 1967，S.17-18；R. H.Phelps, “The Crisis of the German Republic 1930-32.Its Backgro und and Course”，Unpubl.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47，p.418.

304 Mart in Broszat, “Die vilkische Ideologie und der Nation als ozialismus”, in Deutsche Rundschau, LⅩⅩⅩⅣ，1，Jan.1958，S.56；E. Vermeil, “L'Anti-semitismedans l'idéologienazie”, in Revued'histoiredeladeuxiemeguerremondiale, VI，24，Oct.1956，ff.5-22，passim；George L. Mosse, “The Mystical Origins of National Socialism,” in J. H.I. , ⅩⅩⅡ，I，Jan.1961，pp.81-82.

305 即永世流浪的犹太人（the Wan der ing Jew），人物原型出自中世纪的基督教民间传说，指的是在耶稣赴难的路上，那个对耶稣加以嘲讽的犹太人，他后来被诅咒——在基督复临之前，他将永远在大地上流浪。17世纪的时候，这个犹太人被冠以Ahasver作为名字，Ahasver演变自Ahasuerus, Ahasuerus是《以斯帖记》（Book of Esther）中的波斯国王，中世纪的时候，在犹太人中间，这个名字指代傻瓜。——编者注。

306 Franz Schronghamer-Heimdal, Daskommende Reich. Entwurfeiner Weltordnung ausdemdeutschen Wesen, Augsburg, n.d. , S.105-107，129，165-166；Hans-Ginter Zmarzlik”Der Sozialdarwinismus in Deutschland als geschichtliches Problem“, in Vierteljahrsheftefür Zeitgeschichte, ⅩⅠ，3，July 1963，S.253-256，264-266；Hans-Jürgen Puhle, Agrarische Interessenpolitik und preussischer Konservatismus, Hanover, 1966，S.125-132，passim.

307 Kurt P. Tauber, Beyond Eagle and Swastika. German Nationalismsince 1945，pp.8-10；Becker, German Youth: Bondor Free, London, 1946，p.51；Die trich Bronder, Bevor Hitlerkam. Einehistorische Studie, pp.202-218，passim；W. Z.Laqueur, Young Germany: AHistory of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New York, 1962，p.7；Karl O. Paetel,”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als politisches Phanomen“, in Politische Studien, VⅢ，86，June, 1957，pp.1-2；George Schreiber, Regierungohne Volk: Einepositive Kritik, Cologne, 1932，S.80-81；Arm in Mohler, Die K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Deutschl and 1918-1932：Gr und rissihrer Weltanschauungen, Stuttgart, 1950，S.18-20；Hans Kohn, “National Socialism and German History”, in Yale Review, ⅩLⅤⅢ，2，Winter, 1959，p.198.

308 Eduard Stadtler, als Antibolschewist 1918-1919，Disseldorf, 1935，S.14，quoted in Hans-Joach im Schwierskott, 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 und der revolutiondre National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Gottingen, 1962，S.47；E. Stadtler, “Me in Aktionsprogramm”, in Die Weltkriegsrevolution: Vortrige, Leipzig, 1920，S.205-208；E. Stadtler,“Der Bolschewismus und seine Uberwindung”, in Revolutions-Streitfragen, 2vols. , Berlin, 1919-1920，I，S.1；Ralph Bischoff, Nazi Conquestthrough German Culture, Cambridge, Mass. , 1942，p.64.

309 E. Stadtler, “Ist Spartacusbesiegt? Der Bolschewismus als weltpolitisches Problem”, in Revolutions-Streitfragen, I，S.9.

310 Hans-Joach im Schwierskott, 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 und derrevolutiondre National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S.51-55.

311 Fritz St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 p.231.

312 Roy Pascal, “Revolutionary Conservatism: Moeller van den Bruck”，p.328.

313 A. M. van den Bruck, Das Recht der jungen Volker, Münich, 1919，S.101； Van den Bruck, “Die Abkehrvom Westen”（Der Tag, Oct.6，1916），und”Der Aufbruchnach Osten“（Der Tag, Apr.3，1918）, in Derpolitische Mensch. Dasewige Reich, ed.by Hans Schwarz, 2vols. ; Breslau, 1933，S.Ⅱ，146-152，153-159，resp.

314 Van den Bruck, “Die Abkehrvom Westen（Der Tag, Oct.6，1916）”，und“Der Aufbruchnach Osten（Der Tag, Apr.3，1918）”, in Derpolitische Mensch. Das ewige Reich, ed.by Hans Schwarz, 2vols.；Breslau, 1933，S.17-18.

315 Van den Bruck, Das Dritte Reich, ed.by Schwarz, Hamburg, 1931，S.67，107，189-190.

316 Hans-Joach im Schwierskott, 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 und derrevolutiondre Nationalismu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Gottingen, 1962，S.61-65；Wilhelm Wun der lich, “Die Spinne”, in Die Tat, ⅩⅩⅢ，10，Jan. , 1932，S.842.

317 Quoted in Franz v on Papen, Der Wahrheiteine Gasse, Munich, 1952，S.38.

318 W. Schotte, Das Kabinett Papen, Schleicher, Gayl, Leipzig, 1932，S.17.

319 Edgar Jung, “Deutschl and und diekonservative Revolution（Nachwort）”, in Deutsche liber Deutschland: Die Stimme des unbekannten Politikers, Munich, 1932，S.380，quoted in Kurt Sontheimer, Antidemokratisches Denk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Die politischen Ideen des deutschen Nationalismuszwischen 1918 und 1933，Munich, 1962，S.150-151；Ferd in and Muralt, “Die Ring Bewegung”, in Hochland, ⅩⅩⅨ, 10，July, 1932，S.239；Joach im H. Knoll, “Konservatives Krisenbewusstse in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Edgar Julius Jung-eingeistesgeschichtliches Portrat”, in Deutsche Rundschau, LⅩⅩⅩⅡ，10，Oct. , 1961，S.930-931.

320 Karl D. Bracher, “Parteienstaat, Prasidi als ystem, Notstand: Zum Problem der Weimarer Staatskrise”, in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Ⅲ，3，Sept. , 1962，S.222；Kurt Sontheimer, “Die Parteienkritik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Politische Studien, ⅩⅢ，145，Sept. , 1962，S.567.

321 Edgar Jung, “Revolutionare Aussenpolitik”, in Deutsche Rundschau, CCⅩⅩⅩ，Feb. , 1932，S.90-91；Sontheimer, “Derantiliberale Staatsgedank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Politi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Ⅲ，1，Mar. , 1962，S.34-36；Joach im H. Knoll, “ Derautoritare Staat: Konservative Ideologie und Staatstheorie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Lebendiger Geist: Hans-Joach im Schoepszum 50.Geburtstag v on Schilerndargebracht, ed.by H. Diwald, Leyden-Cologne, 1959，S.201.

322 Carl Schmitt, Der Hiter der Verfassung, Tibingen, 1931，S.132；“Die Diktatur des Reichsprasidentennach Artikel 48 der Weimarer Verfassung”, reprinted in Carl Schmitt, Diktatur: Von den Anfdhgen des mo der nen Souverdnitatsgedankensbiszum proletarischen Klassenkampf, Berlin, 1964，S.240-241.

323 Carl Schmitt, “Soziologie des Souveranititsbegriffes und politische Theologie”, in Hauptprobleme der Soziologie: Erinnerungsgabefür Max Weber, ed.by M. Palyi, Munich-Leipzig, 1923，S.5，quoted in Jürgen Fijalkowski, Die Wendungzum Führerstaat: Ideologische Komponentenin der politischen Philosophie Carl Schmitts, Cologne, 1958，S.179；Erich Eyck, “Dergeistige Kampfum die Reichsexekution: Carl Schmitts Auslegung des Artikels 48”, in Vossische Zeitung, Aug.6，1932；Werner Conze, “Die Krise des Parteienstaates in Deutschl and 1929-1930”,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CLⅩⅩⅤⅢ（1954），S.49-50；Karl D. Bracher,” Die Auflosungeiner Demokratie: Das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als Forschungsproblem“, in Faktoren der Machtbildung, ed.by A. R.L. Gurland, Berlin, 1952，S.86-98，passim.

324 Karl D. Bracher, “Die Auflosungeiner Demokratie: Das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als Forschungsproblem”, in Faktoren der Machtbildung, ed.by A. R.L. Gurland, Berlin, 1952，S.179-180；Mathias Schmitz, Die Freund-Feind-Theorie Carl Schmitts: Entwurf und Entfaltung, Cologne, 1965，S.118-120.

325 Carl Schmitt, “Die Diktatur des Reichsprasidentennach Artikel 48 der Weimarer Verfassung”, reprinted in Carl Schmitt, Diktatur: Von den Anfdhgen des mo der nen Souverdnitatsgedankensbiszumproletarischen Klassenkampf, Berlin, 1964，S. xvi, S.39，137，145；Carl Schmitt, Legalit't und Legitimitdt, Munich, 1932，S.73；Carl Schmitt,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Munich, 1932，S.20ff.

326 Carl Schmitt,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Munich, 1932，S.145；Schmitt, Staat, Bewegung, Volk: Die Dreiglie der ung der politischen Einheit, Hamburg, 1933，S.7；Max Hildebert Boehm, Volkstheorie als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Akademische Antrittsvorlesunggehalten am 2.Dezember 1933 in der Universitdt Jena, Jena, 1934，S.6-7.

327 Hans Zehrer, “Der Wegindas Chaos”, in Die Tat, ⅩⅩⅠ，8，Nov. , 1929，S.576；cf.his”Rechtso der Links？“ in Die Tat, ⅩⅩⅢ，7，Oct. , 1931，S.505-559，passim. als o Franz v on Papen, Vom Scheiterneiner Demokratie, 1930-1933，Mainz, 1968，S.281-282；Sontheimer, “Der Tatkreis”, in Vierteljahrsheftefiir Zeitgeschichte, VⅡ，3，July, 1959，S.229-231.

328 指威廉二世被推翻及魏玛共和国的成立。——编者注。

329 Zehrer, “Die Revoluti on der Intelligenz”, in Die Tat, ⅩⅩⅠ，7，Oct. , 1929，S.502-503；Jung, Die Herrschaft der Min der wertigen: Ihr Zerfall und ihrer Ablisung durche in Neues Reich, Berlin, 1930，S.255-257.

330 Zehrer,” Achtung, junge Front! Draussenbleiben!“ in Die Tat, ⅩⅩⅠ，1，Apr. , 1929，39；cf.his”Die eigentliche Aufgabe“，Die Tat, ⅩⅩⅢ，10，Jan. , 1932，S.777-800. als o Walter Bussmann,” Politische Ideologienzwischen Monarchie und Weimarer Republik“,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CⅩC（1960），S.73-76.

331 Zehrer, “Die kalte Revolution”, in Die Tat, ⅩⅩⅡ，7，Oct. , 1930，S.510-511；cf his“Die Frühjahrsoffensive”, in Die Tat, ⅩⅩⅣ，1，Apr. , 1932，S.13，and “An der Wende der Innenpolitik”, in Die Tat, ⅩⅩⅣ，10，Jan. , 1933，S.823.

332 Horst Grueneberg, “Zur Theorie des Antiparliamentarismus”, in Die Tat, ⅩⅩⅡ，2，Mar. , 1930，S.120-121.

333 Grueneberg,” Dictatoranteportas“, in Die Tat, ⅩⅩⅡ，3，June, 1930，S.195；cf.his”Warum Diktatur？“ in Die Tat, ⅩⅩⅡ，5，Aug. , 1930，S.332；”Dasneue Staatsbild Ⅱ“, in Die Tat, ⅩⅩⅢ，10，Jan. , 1932，S.822. als o Jung,” Einsatz der Nation“, in Deutsche Rundschau, CCⅩⅩⅩⅣ，Mar. , 1933，S.155-156.

334 Quoted in W. Schotte, Derneue Staat, Berlin, 1932，S.156-157；Fritz Naphtali,” Papen Bilanz“, in Vorwdrts, Nov.19，1932，S.1-2.

335 Ferd in and Fried, pseud.（Ferd in and Friedrich Zimmermann），Das Ende des Kapitalismus, Jena, 1931，S.28；cf.his”Die Auflosung“, in Die Tat, ⅩⅩⅢ，8，Nov. , 1931，S.501-632，passim.

336 Fried, Autarkie, Jena, 1932，S.46，137-147；D. Vikor, Economic Romantic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pann'sattemptto Revolutionize Economic Theory, New Delhi, 1964，pp.163-170.

337 Giselher Wirsing, Zwischeneuropa und diedeutsche Zukunft, Jena, 1932，S.1-2，7；cf.his Deutschland in der Weltpolitik, Jena, 1933，Iff. als o Paul Sweet, “Recent German Literature on Mitteleuropa”, in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Ⅲ，1，Apr. , 1943，pp.8-10.

338 Wirsing,” Richtung Ost-Suedost“, in Die Tat, ⅩⅩⅡ，8，Nov. , 1930，S.629.

339 Wirsing, Zwischeneuropa, 1；cf.his”Weltwirtschaft-frischgestrichen“, in Die Tat, ⅩⅩⅣ，6，Sept. , 1932，S.467-478.

340 Attila Chanady.“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German National People's Party, 1924-1930”, in Journal of Mo der n History, 39，1，Mar. , 1967，pp.70-71，80-81；Erasmus Jonas, Die Volkskonservativen 1928-1933：Entwicklung, Struktur, Standort und staatspolitische Zielsetzung, Düsseldorf, 1965，S.157-159；Werner Conze,” Die deutschen Parteien in der Staatsverfassungvor 1933“, in Das Ende der Parteien 1933，ed.by Erich Matthias and Rudolf Morsey, Düsseldorf, 1960，S.20. als o Werner Kaltefleiter, Wirtschaft und Politik in Deutschland, rev.ed. , Cologne, 1968，S.26-34，61-64；Bodo Scheurig, Ewald v on Kleist-Schmenzin: E in Konservativergegen Hitler, Oldenburg, 1968，S.64-68；Karl Siegmar v on Galera, Deutscher Reichsspiegel: Maenner und Bewegungen im Kampfefür Reich und Gegenreich, Leipzig, 1936，S.594ff.

341 Eric C. Kollman, “Reinterpreting Mo der n German History: The Weimar Republic”, in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ⅩⅩⅠ，4，Jan. , 1962，pp.446-448；Conze, “Die Krise des arteienstaates in Deutschl and 1929/30“，loc.cit. , S.48，53-54；Gotthard Jasper,” Zur Innenpolitischen Lage in Deutschl and im Herbst 1929”, in Vierteljahrsheftefür Zeitgeschichte, Ⅲ，3，July 1960，S.280-289；Andreas Predohl, “Die Epochenbedeutung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v on 1929bis 1931”, in Vierteljahrsheftefür Zeitgeschichte, I，2，Apr. , 1953，S.97-118；Karl D. Bracher, “ Weimar: Erfahrung und Gefahr”, in Die Politische Meinung, Ⅱ，15，Aug. , 1957，S.43. als o Klaus Mammach,” Der Sturz der grossen Koaliti on im Marz 1930“, in Zeitschrift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ⅩⅤI，5，1968，S.574-576；Helga Timm, Die deutsche Sozialpolitik und der Bruch der grossen Koaliti on im Marz 1930，Düsseldorf, 1952，S.192.

342 Herbert Jacob, German Administrationsince Bismarck: Central Authorityversus Local Autonomy, New Haven, 1963，p.82；Herbert Kraus, The Crisis of German Democracy: AStudy of the Spirit of the Constituti on of Weimar, Princeton, 1932，pp.158-159；Harlow J. Heneman, The Growth of Executive Power in Germany. AStudy of the German Presidency, Minneapolis, 1934，pp.242-243；Kuno v on Westarp,” Die Entwicklungzum Prasidialkabinett: eineverfassungsgeschichtliche Studie“, in Preussische Jahrbücher, CCⅩⅩⅩ，1，Oct. , 1932，S.2-3；Samuel Sanger,” Autoritare Staatsfihrung“, in Die Neue Rundschau, Ⅱ，1932，S.553-562. als o Gottfried R. Treviranus, Das Ende v on Weimar: Heinrich Brüning und seine Zeit, Düsseldorf, 1968，S.113-117；R. H.Phelps, “The Crisis of the German Republic 1930-1932.Its Backgro und and Course”，Unpubl.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47，p.45.

343 Fre der ick M. Watkins,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 Emergency Powers under the German Republic, Cambridge, Mass. , 1939，p.90；Otto Gessler, Die Triger der Reichsgewalt, Hamburg, 1931，S.63，68；Letter of Aug.6，1944by Heinrich Briiningto Arnold Brecht, reprinted in Arnold Brecht, in Mit der Kraft des Geistes: Lebenserinnerungen, Zweite Halfte 1927-1967，Stuttgart, 1967，S.416-417.

344 Letter of Aug.6，1944by Heinrich Brüningto Arnold Brecht, reprinted in Arnold Brecht, in Mit der Kraft des Geistes: Lebenserinnerungen, Zweite Halfte 1927-1967，Stuttgart, 1967，S.90-91；Heinrich Muth, “ Quellen zu Brüning”, in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ⅩⅣ，4，1963，S.223；Wolfr am Bauer, “Wertrelativismus und Wertbestimmtheit im Kampfum die Weimarer Demokratie: Zum Methodenstreitdur Staatsrechtlehre und seiner Bekampfungfür die Politologie”, in Vierteljahrsheftefür Zeitgeschichte, ⅩⅤI，3，July, 1968，S.213，222，224-226.

345 Klaus Revermann, Die stufenweise Durchbrechung des Verfassungssystems der Weimarer Republikin den Jahren 1930bis 1933.Einestaatsrechtliche und historischpolitische Analyse, Münster, 1959，S.42；cf.his Macht und Recht in der deutschen Innenpolitik: Eine Untersuchungüber die Wechselwirkung v on Faktizitat und Normitivitat, Münster, 1965，S.21.

346 Lous P. Lochner, “Memorandumre. Meissner, August 31，1946，” in Louis P. Lochner Papers, US，Mss 21AF，Box 34，Folder 9，Manuscript Section,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Madison.

347 引用自Schotte, Derneue Staat, S.40；“Conservative Lea der ship of State”（Franz v on Papen针对Volk和Reich文章的最后一稿）, in Alte Reichskanzlei: Akten betreffend Re den des Reichskanzlers, R431/1934，Bun des archiv, Koblenz。

348 1932年9月13日Eugen Ott, Carl Schmitt, Erw in Jakobi和Karl Bilfinger的谈话备忘录, in Alte Reichskanzlei: Aktenbetreffend Einsetzungeines Reichskommissars in Preussen, R431/2281，Bun des archiv, Koblenz.也可参见Karl Schwend, Bavernzwischen Monarchie und Diktatur. Beitragezurbayerischen Frage in der Zeit v on 1918bis 1933，Munich, 1954，S.464。

349 本文作者德斯利（Mike Tyl des ley）为美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原文“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and National Socialism: Some Views from Britain”刊载于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41，No.1，Jan. , 2006，pp.21-34.译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生。

350 T im Jeal, Baden-Powel, London, 1991，p.453.

351 Andrew Best（Ed.），Water Springing from the Ground. An Anthology of the Writings of Rolf Gardiner, Springhead, 1972，p.xi.

352 Ibid. , p.xi.

353 Patrick Wright, The Villagethat Die dfor England, London, 1995，pp.150-152.

354 Ibid. , p.177.

355 Andrew Best, Water Springing from the Ground. An Anthology of the Writings of Rolf Gardiner, pp.296-320.贝斯特表明，这大体上包含了加德纳自己的著作，但是贝斯特给这个年表的开端和结束增加了很多细节。

356 Andrew Best, Water Springing from the Ground. An Anthology of the Writings of Rolf Gardiner, pp.311-312.

357 关于志愿者工作营的情况，见Walter Laqueur, Young Germany, London, 1962，chap.15，“Ernst Buskeand the Freischar”。

358 Florian Malzacher and Matthias Daenschel, Jugendbewegung Fair Anfiinger, Witzenhausen, 1993，p.95.

359 Andrew Best, Water Springing from the Ground. An Anthology of the Writings of Rolf Gardiner, p.145.

360 Leslie Paul, Angry Young Man, London, 1951，p.62.

361 Ibid. , p.152.

362 See Richard Hoggart, An Imagined Life, London, 1992，pp.18-22.

363 See Leslie Paul, Eros Rediscovered, New York, 1970，p.157.

364 Kibbo Kift, 是肯特郡古方言，意为“伟大力量的证明”。——译者注。

365 Laqueur, Young Germany, pp.136-138. Malzacher and Daenschel将拉奎尔的著作称之为“关于青年运动的杰出工作！”，见二人合著Jugendbewegung Fair Anfünger, p.179。

366 本文写作时，获得这类书籍的途径是互联网的二手书经销商“高级图书交换”网站（http: //abebooks.com）。

367 John Hargrave, The Confession of the Kibbo Kift, noplace, 1979，p.39.这是一份对1927年原作的复制品，增加了一些额外的材料。关于青年运动的一章名为“坚定的幻想”（Resolute Imagination），pp.38-43。对亲属团猫头鹰旅社（Owl Lodge of the Kindred）作为一种青年运动阶段的描绘，出现于莱斯利·保罗在其自传《生活的界限》（The Living Hedge, London, 1946），p.121。

368 Leslie A. Paul, “The Decline of the Youth Movement”, in The Adelphi, 7，5，February, 1934，pp.317-327.

369 森林骑士兄弟会是一种仍然存在的运动，它由恩斯特·韦斯特莱克及其子女奥布里、玛格丽特于1916年创立。德里克·埃德格（Derek Edgell）在著作《森林骑士兄弟会1916—1949：作为童子军替代物的一个新纪元》（The Or der of Woodcraft Chivalry 1916-1949asa“New Age”Alternativeto the Boy Scouts, Lampeter, 1992）的第二卷中，对这一现象有详细记录。加德纳在埃德格著作中占据重要位置，而保罗的重要性相对加德纳而言要小些。

370 Paul, “The Decline of the Youth Movement”，p.319.

371 Paul, “The Decline of the Youth Movement”，p.319.

372 Ibid. , p.320.保罗毫无疑问准确地强调了迈斯纳原则。对于它的重要性，见Laqueur, Young Germany, chap.4，“At the Hohe Meissner”，p.32etseq.至于当代人对德国青年运动的观点，见Malzacher and Daenschel, Jugendbewegung Fair Anfünger, pp.47-50（“Hoher Meiβner 1913”）。

373 佛兰德斯是一战时期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参战的加拿大军医约翰·麦克瑞（John Mc Crae）创作了著名诗歌《在佛兰德斯的原野上》（In Flan der s Fields），以纪念这次战役并哀悼死者。诗篇开头第一句是：In Flan der sfieldsthepoppiesblow。从此，很多国家都选择了罂粟花作为纪念日之花。——译者注。

374 Paul, “The Decline of the Youth Movement”，p.321.

375 Ibid. , p.321.

376 Ibid. , p.321.

377 Ibid. , p.327.

378 Paul, “The Decline of the Youth Movement”，p.327.

379 Fritz Borinski and Werner Milch, Jugendbewegung. The Story of German Youth 1896-1913，London, German Educational Reconstructi on No.3/4，fin als ection, “Looking Ahead”.该书已有德文再版，见：Jugendbewegung, Frankfurt am Ma in 1982。德文版中有英文版本的对照，这也是我引用的来源。德文版也提供了关于博林斯基的细节，他描写了1923年之后青年运动的片段。二战以后，他成为了西德的一名教育学家。从1928年起，博林斯基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成员。

380 Rolf Gardiner, “Correspondence”, in The Adelphi, 8，1，April, 1934，p.63.

381 Ibid. , pp.63-64.

382 Rolf Gardiner, “Correspondence”, in The Adelphi, 8，1，April, 1934，p.64.

383 Laqueur, Young Germany, p.194.

384 Rolf Gardiner, “Correspondence”, in The Adelphi, 8，1，April, 1934，p.64.

385 Ibid. , p.64.

386 Seehisaccount in Rolf Gardiner, Engl and Herself, London, 1943，chap.2，“Youthand the Land”.

387 Gardiner, “Correspondence”, in The Adelphi, 8，1，April, 1934，p.64.在作者看来，青年运动对男性的集中关注，并非偶然。对性别政治的关注，使得加德纳与本文所提及的如哈格里夫等其他作者，相区别开来。

388 Rolf Gardiner, “Correspondence”, in The Adelphi, 8，1，April, 1934，p.64.

389 Ibid. , pp.64-65.

390 Ibid. , p.65.

391 Rolf Gardiner, “Correspondence”, in The Adelphi, 8，1，April, 1934，p.65.值得考虑的是，笔者对于加德纳观点强调的可能是作为一种消极的方面。至于一种更富同情性的描述，请参阅Richard Moore-Colyer, “ANorthern Fe der ation？Henry Rolf Gardiner and British and European Youth”, in Pedagogia Historica, 39，3，2003，pp.305-324.十分感谢摩尔·科利尔教授将笔者的注意力吸至这一主题之上，并感谢他在追踪加德纳某些文献上所做出的努力。若不存在争议的话，我认为由摩尔·科利尔所呈现出的德国青年运动的图景，正是在加德纳的青年运动观点的影响下做出的。

392 Rolf Gardiner, “The Meaning of the German Revolution”, in The New English Weekly, 8，June, 1933，pp.176-179.文中引用的句子出自第179页。这篇文章已收入以下文集，Nation als ozialismusvom Ausl and Gesehen, Berlin, 1933，这本文集中也包括Norwegian Arvid Bro der sen和 the Swiss Karl Wyser的文章。

393 Richard Griffiths, Fellow Travellers of the Right, London, 1980.

394 G. R.Halkett, The Dear Monster, London, 1939，p.97.

395 Ibid. , p.94.

396 Ibid. , p.95.

397 Leslie Paul, The Annihilati on of Man, London, 1944，chap.7.

398 Ibid. , p.101.

399 Ibid. , p.105.

400 Paul, Angry Young Man, op.cit. , p.205.

401 Ibid. , p.205.

402 Ibid. , p.205.

403 Ibid. , p.205.

404 “R. G.”（Rolf Gardiner），“After Thirty Years”, in Wessex. Letters from Springhead, Third Series, Whitsun, 1955，pp.151-152.

405 “R. G.”（Rolf Gardiner），“Hitler's Reichand the Real Germany”, in Wessex. Letters from Springhead, Second Series, no.4/5，Autumn 1948，p.171.在此感谢Moore Colyer教授为笔者获取该文的复印件。

406 “R. G.”（Rolf Gardiner）, in Wessex. Letters from Springhead, p.214.

407 Ibid. , p.175.

408 Leslie Paul, The Republic of Children, London, 1938，p.25.这里有一小部分和青年运动有关，见第23—27页。

409 Ibid. , p.27.

410 Leslie Paul, “The Early Days of the Woodcraft Folk”。这篇文章发表在Woodcraft Folk较早的网页上：http: //www.poptel.org.uk/woodcraft/earlydays.html。该文应该是在1975年或之后写作的，因为保罗提到：“1975年Woodcraft Folk的50周年纪念日，恰好与我的70岁生日相逢。”26 of 31，accessed 12May, 2003。

411 Leslie Paul, “The Early Days of the Woodcraft Folk”，16 of 31，accessed 12May, 2003.

412 即便在政治问题上，这仍然是正确的。参见Borinski and Milch, op.cit. , p.36，关于三种明显的政治趋势的讨论。这三种趋势可以被定义为：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温和主义与社会主义。

413 关于“tusk”，参见Laqueur, op.cit. , p.17.在马尔扎赫尔与邓谢尔的书中，“象牙”是很少提及的他的“真实”名字。

414 Gardiner, “The Meaning of the German Revolution”，op.cit. , p.178.

415 若干现象会被提及以支持这一论点。首先，被英国放逐的“自由德国青年”组织（也许，该组织被拉奎尔暗示性地提及，见Walter Laqueur, Young Germany, pp.176-177.该组织为“象牙”的战时活动提供了基本框架）的小册子《纳粹战士的忏悔》（Confessionsofa Nazi Soldier, Londonn.d.），以约翰·哈特菲尔德为主要内容。其次，有人可能会提到某些青年运动前成员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占据了重要的职位：阿尔弗雷德·库尔拉、卡尔·比特尔和“象牙”自己（见Walter Laqueur, Young Germany各处）。最后，我们可能会注意到，民主德国前特务头子马库斯·沃尔夫在回忆录《朋友不死》（memoirs Freun des terben nicht, Berlin, 2002）中对青年运动的兴趣。沃尔夫与“1.11.德意志（自治）青年团”有着联系。见Arno Klōnne在独立的青年运动杂志《关键词》杂志上（Stichwort, 1/2003，31），以及在德意志志愿者杂志《报纸》（Zeitung, 1/2003，46-47）上的评论。

416 *本文作者克吕格（Hans-Peter Krüger）为德国波茨坦大学实践哲学教授，《德国哲学杂志》（Deutsche Zeitschriftfür Philosophie）主编，普莱斯纳哲学人类学学会主席。本文为克吕格教授2009年10月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所做讲座的讲义。译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博士，河北大学文学院讲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研项目《恩斯特·布洛赫的审美现代性与审美乌托邦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YJC751115。——编者注。

417 Siehe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Phānomenologie des Geistes（1807），hrsg.v. J. Hoffmeister, Berlin, 1971，S.558.

418 Ebd. , S.51.

419 Ebd. , S.564.

420 Siehe Wolf Lepenies, Die drei Kulturen. Soziologiezwischen Literatur und Wissenschaft, München-Wien, 1985.

421 F. Meinecke, 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1936），in: Werke Bd.Ⅲ，hrsg.v. H. Herzfeld, C. Hinrichs, W. Hofer, München, 1965，S.2.

422 H. Plessner, Die Stufen des Organischen und der Mensch.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1928），Berlin-New York, 1975，S.30.

423 Vgl. H. Plessner,” Immernoch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1963），in: Ders. , Gesammelte Schriften VⅢ，Frankfurta. M. , 1983，S.242-243.

424 Ebd. , S.242，246。桑德考伦指出，第一步所意识到的问题，就是普莱斯纳关于绝对二元论哲学的人类学批判，而不可或缺的第二步要注意的，就是普莱斯纳关于兼顾自然与历史的人类学的哲学批判。B. Sandkaulen, Helmuth Plessner: überdie”Logikder?ffentlichkeit“, in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für Philosophie, H.2（1994），S.270f.。

425 H. Plessner,” Macht und menschliche Natur. E in Versuch zur Anthropologie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ansicht“（1931）, in Ders. , Gesammelte Schriften V，Frankfurt a. M. , 1981，S.189-190，193-194.

426 H. Plessner,” Macht und menschliche Natur. E in Versuch zur Anthropologie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ansicht“（1931），S.180-182.

427 Vgl. H. Plessner, Die Stufen des Organischen und der Mensch.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1928），a.a. O. , S.78-79.

428 1?H. Plessner, Die Stufen des Organischen und der Mensch.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1928），a.a. O. , S.116，216.

429 Vgl. G. W.F. Hegel, Phānomenologie des Geistes, a.a. O. , S.140，313f..

430 H. Plessner, Die Stufen des Organischen und der Mensch.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1928），a.a. O. , S.303.

431 H. Plessner, Macht und menschliche Natur, a.a. O. , S.160，175.

432 H. Plessner, Die Stufen des Organischen und der Mensch.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1928），a.a. O. , S.23.

433 Vgl. H. Plessner, Die Stufen des Organischen und der Mensch.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1928），S.115，305.后期的普莱斯纳，好像已经忘了这种相互关系，没有再提辩证的现象学。（桑德考伦提醒我们要持辩证观点，见注释8）请参阅同上，第ⅩⅩⅢ页。关于黑格尔哲学的各种差异论，请参阅H.-P. Krüger, Zwischen Lachen und Weinen. Bd.Ⅱ：”Derdritte Weg Philosophischer Anthropologie und die Geschlechterfrage“，Berlin, 2001，S.293-312。

434 Siehe H. Plessner, Die Stufen des Organischen und der Mensch.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1928），a.a. O. , S.270-271，306-308.

435 Ebd. , S.30.

436 请参阅我讨论普莱斯纳哲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近文，H.-P. Krüger/G. Lindemann（Hrsg.），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 im 21.Jahrh un der t, Berlin, 2006。

437 在生命哲学史、人类学和政治学之中，“无法决定哪个居于首位”，因为整个生活环境“具有不确定性”，也就是说，现代人的自发的行为实践是没有边界的。请参阅H. Plessner, Macht und menschliche Natur, a.a. O. , S.218-219。

438 H. Plessner, Macht und menschliche Natur, a.a. O. , S.198-200.

439 历史主义回避实际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斗争，但是不排除历史理想主义可能会在政治中转化为一种实践，这种政治转化会带来问题的。在欧洲历史发展上，德国走的就是一条反西方的道路，对此，普莱斯纳同意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的分析。请参阅H. Plessner, Macht und menschliche Natur, a.a. O. , S.167-168.

440 Vgl Ebd. , S.190f.

441 Ebd. , S.225.

442 H. Plessner, Macht und menschliche Natur, a.a. O. , S.186.

443 Vgl. H. Plessner, Die Stufen des Organischen und der Mensch.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1928），a.a. O. , S.332-341.

444 H. Plessner, Macht und menschliche Natur, a.a. O. , S.164，228-230.

445 H. Plessner, Macht und menschliche Natur, a.a. O. , S.164，223.

446 H. Plessner, “Die Aufgabe der Philosophischen Anthropologie”（1936），in: Ders. , Gesammelte Schriften VⅢ，Frankfurta. M. , 1983，S.41.

447 H. Plessner, Die Stufen des Organischen und der Mensch.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1928），a.a. O. , S.151.

448 桑德考伦强调了这种观点的历史意义，在普莱斯纳那里已经指出了社会公共领域具有对抗共同体观念的力量。B. Sandkaulen, Helmuth Plessner: überdie “Logikder?ffentlichkeit”，a.a. O. , S.270f.。由此我提出，个人的个体化是在共同体与社会交叉的各种可能性中，被系统地建构的。请参阅Vgl. H.-P. Krüger, Zwischen Lachen und Weinen. Bd. I: “Das Spektrummenschlicher Phānomene”, Berlin, 1999，4.6.Kapitel。

449 Vgl.ders. , Macht und menschliche Natur, a.a. O. , S.187-191.

450 *克劳斯·库费尔德（Klaus Kufeld）为德国布洛赫研究中心主任、布洛赫基金会主席、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本文原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收入本刊时有所修订。

451 *本文作者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是德国歌德学院中国区总院长，翻译家，致力于将中国文学引进德国。译者为北京大学德语系主任，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本文原刊于“中德文化网”，2011年4月，收入本刊时有所修订。

452 *本文为德国《日报》（Taz）驻京记者尤塔·利池（Jutta Lietsch）对黄燎宇教授的专访，原刊于《日报》，2011年3月29日。收录时有删改。

453 Hans Blüher, Wan der vogel. Geschichteeiner Jugendbewegung, 2Bde. , I.: Heimat und Aufgang Ⅱ.: Blüte und Nie der gang, Berlin-Tempelhof, 1912，Die deutsche Wan der vogelbewegung als erotisches Phānomen, Berlin-Tempelhof, 1912.

454 Normann Kōrber,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Versucheinessystematischen Abisseszumpraktischen Gebrauchfür den Volkserzieher, Berlin, 1920.

455 Walter Laqueur,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Einehistorische Studie, Kōln: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3，S.17.

456 Walter Laqueur,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Einehistorische Studie, S.215-216.

457 Walter Laqueur,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Einehistorische Studie, S.257.

458 Ebd. , S.260-261.

459 See S. N.Eisenstadt, “Review: Young Germany: AHistory of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4，Vol.29，No.1，p.130.

460 Walter Laqueur, “Vorwort zur Studienausgabe 1978”, in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Einehistorische Studie, Kōln: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1983.

461 父与子的文化冲突作为这一策略的后果，在其后魏玛时期文学当中表现最为突出，如“弑父”主题在戏剧、绘画作品当中的盛行。对此，马丁·杰伊在《魏玛文化：外在者作为内在者》（Weimar Culture: Outsi der as Insider, 国内译作《魏玛文化：一则璀璨的文化传奇》）“子辈的反叛”与“父辈的复仇”两个章节加以详述。

462 Hermann Giesecke, Vom Wan der vogelbis zur Hitlerjugend: Jugendarbeitzwischen Politik und Pādagogik, Munich, 1981，S.30.

463 Ebd. , S.33.

464 Hermann Giesecke, Vom Wan der vogelbis zur Hitlerjugend: Jugendarbeitzwischen Politik und Pādagogik, S.51.

465 Hermann Giesecke, Vom Wan der vogelbis zur Hitlerjugend: Jugendarbeitzwischen Politik und Pādagogik, S.184-196.

466 Ebd. , S.186.

467 Hermann Giesecke, Vom Wan der vogelbis zur Hitlerjugend: Jugendarbeitzwischen Politik und Pādagogik, S.191-192.

468 Brandenburg, S.180，转引自Ebd. , S.193.

469 Peter D. Stachura,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1900-1945，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1.

470 Walter Laqueur, Youth Germany: A History of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London, 1962.

471 Peter D. Stachura,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1900-1945，p.7.

472 Peter D. Stachura,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1900-1945，p.4.

473 Ibid. , pp.38-70.

474 Ibid. , p.94.

475 Peter D. Stachura,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1900-1945，p.167.

476 Ibid. , pp.32-33.

477 Ibid. , p.71.

478 Ibid. , p.94.

479 Arno Klōnne, Hitlerjugend: Die Jugend und ihre Organisati on im Dritten Reich, Hannover, 1955.

480 Werner Klose, Generati on im Gleichschritt. E in Dokumentarbericht, Oldenburg, 1964.

481 Hans-Christian Brandenburg, Die Geschichte der HJ. Wege und Irrwegeeine Generation, Cologne, 1968.

482 Luise Fick,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Jena, 1939.

483 Ebd. , S.8.

484 Luise Fick, Die deutsche Jugendbewegung, S.138.

485 Marcus Wolf, Freun des terben nicht（Friends Do Not Die），Berlin, 2002.

486 Robert R. Williams. Recognition: Fichte and Hegel on the Other,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487 Cyril O'Regan, “Review: Hegel's Ethic of Recognition”，The Journal of Religion, Vol.80，No.3，Jul, 2000.

488 Robert R. Williams, Hegel's Ethic of Recogn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p.6.

489 Robert R. Williams. Hegel's Ethic of Recognition, pp.7-8.

490 [德]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曹卫东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5页。

491 [德]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曹卫东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20页。

492 [德]黑格尔：《实在哲学》，第201页，转引自[德]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曹卫东校，第43页。

493 [德]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曹卫东校，第77页。

494 由美国学者、实业家、慈善家Obert Clark Tanner创立，旨在促进人文价值领域的研究和思考，是探讨人文价值问题的国际知名论坛。

495 Axel Honneth, Das Ich im Wir. Studien zur Anerkennungstheorie,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10，S.7.

496 Axel Honneth, Das Ich im Wir. Studien zur Anerkennungstheorie. S.8.

497 Axel Honneth, Das Ich im Wir. Studien zur Anerkennungstheorie. S.9-10.

498 Rainer Forst是法兰克福大学的政治理论和哲学教授，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中心第四代领袖人物，最重要的一个规范性概念是“宽容”，重要作品包括《正义的语境》《冲突中的宽容》《历史，内容和当下：一个有争议的概念》《辩护的权利》《公平宪法理论的基本要素》等；Mart in Hartmann是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研究所科研合作者；Rahel Jaeggi是柏林洪堡大学实践哲学教授，出版著作有《什么是批判？》；Mart in Saar是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助教，出版著作有：《米歇尔·福柯》《接受的平衡》（与霍耐特合著）。

499 参见凌海衡：“批判理论”，载《国外理论动态》第7期，2006，第55页。

500 参见Rauner Forst, Mart in Hartmann, Rahel Jaeggi, Mart in Saar（hg.），Sozialphilosophie und Kriti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9，S.13.

501 曹卫东：“校译者前言”，见[德]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