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骗局：美国商业欺诈简史/（美）爱德华·J.巴莱森著；陈代云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7

ISBN 978-7-5432-3097-2

Ⅰ.①骗…　Ⅱ.①爱……②陈…　Ⅲ.①商业经营诈骗案例美国　Ⅳ.①D971.2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35831号

责任编辑　程筠函

封面设计　路静

骗局：美国商业欺诈简史

[美]爱德华·J.巴莱森著

陈代云译

出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6

插页　2

字数　441，000

版次　2020年7月第1版

印次　2020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32-3097-2/F·1284

定价　98.00元

目录

版权信息

名家推荐

致谢

第一部分 欺诈与美国资本主义的演变

第1章 反欺诈规制的持久困境

第2章 形形色色，欺诈永不眠

欺骗的持久性

现代市场中的信任问题

欺骗性实践与经济决策心理学

第二部分 19世纪“购者自慎”的世界（19世纪10年代至80年代）

第3章 千疮百孔的法律

成文法律

法律在行动——民事与刑事法庭

法律在行动——行政法规

第4章 曝光的渠道

为欺诈情报创造市场

看门人的悖论

欺诈哨兵和“购者自慎”

第三部分 专业化、道德主义和精英对欺骗的攻击（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

第5章 现代行政国家的开端

扩大检查和许可制度的领域

加强企业会计核算

发明反邮件欺诈法律

第6章 创新、道德经济和邮政局长的和平

西尔斯罗巴克与邮政当局

创新、吹牛和道德模糊

邮件诈骗的不确定性

第7章 商人们为终结所有欺诈行为而战

一群专业的反欺诈斗士

有组织的警戒的必要性

资本家集体主义的范围

第8章 程序正义的困惑

反康斯托克派

商业“线索派系”

联邦贸易委员会早期的反欺诈斗争

第四部分 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呼吁（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

第9章 向“卖者自负”迈进

制度设计和知识基础

执行上的挑战

构筑反欺诈州的堡垒

第10章 消费主义与反欺诈政策的重新定位

扩大反欺诈联盟

监管行动浪潮

追溯教育和执法的路径

第11章 反欺诈州的承诺和限制

揭露民权时代的欺诈行为

切断商业和金融的联系

集体诉讼的范围

重新启用市场的监管过滤器

商业改进局和自我监管的磨损

第五部分 市场的反击（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

第12章 新自由主义与商业欺诈的重新发现

放松监管的多面性

格林斯潘时代美国的企业创新和商业欺诈

监管行动的范围

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监管幽灵

注释

献给斯坦利·卡茨、大卫·布莱恩·戴维斯和辛西娅·赫鲁普

名家推荐

《骗局》一书不仅审慎、深入地探讨了商业、市场和政策三者间的复杂关系，而且非常发人深省。阅读本书的过程是一段美妙的旅程。

——丹·艾瑞里，《怪诞行为学》作者

归根结底，资本主义往往是一场骗局，所以欺诈所带来的问题总是难以回避。但是，关于骗局的存在性、洞察以及针对它的监管构成了一段历史，巴莱森给出了有关它的最佳记述。本书做了详尽的调查，精雕细琢，追溯了几个世纪以来各种各样的欺骗问题。它给出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一个全新视角。

——乔恩·利维，芝加哥大学

太棒了！它将是未来几年里回顾美国商业欺诈史的一本权威著作。在爱德华·巴莱森的带领下，我们领略了一段迷人且有趣的旅途，一窥那些骗子是如何不断地让美国最引以为荣的创新蒙尘，他们有时甚至在独创性和影响上赢过了那些最初的创新。

——沃尔特·A.弗里德曼，哈佛商学院

这本书非常生动，而且总是引人深思，是一本由其领域内严谨且大胆的顶尖历史学家所带来的重要著作，让人印象深刻。当如此多关于监管的公开辩论变得吹毛求疵、哗众取宠，爱德华·巴莱森却通过撰写这样一本全面、深入、不偏不倚的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动人地回顾了美国商业欺诈史，以及从19世纪早期至今针对欺诈的监管。

——丹尼尔·R.恩斯特，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

致谢

近年来，我有幸参与了几次关于现代监管治理及其影响的跨学科合作。相比之下，《骗局：美国商业欺诈简史》则是一部更为传统的、由单个作者撰写的历史著作。这类书籍的创作通常仍依赖许多人持续且富有创造性的贡献，以及用于学术交流的资金资助和大把假期时间。这本书也是如此。

感谢以下组织为我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资金支持。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为我提供了为期一年的伯克哈特奖学金（Burkhardt Fellowship），让我得以有幸去美国国家人文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交流，在那里我与同事相处愉快，并拥有了一个非常利于阅读和分析思考的环境。作为美国商业史托马斯·麦克劳奖学金（Thomas McCraw Fellowship）的获得者，我在哈佛商学院度过了一个愉快且颇多收获的学期。此外，我还享受了杜克大学历史系的两段学术交流[其中一段由亨特家族基金（Hunt Family Fund）提供部分资助]，以及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的艺术与科学学院提供的部分游学补贴。

事实证明，图书馆和档案工作人员在提供巨量的馆藏和日益增长的数字化资源方面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我尤其感谢丹佛公共图书馆西方历史系的埃伦·扎扎里诺（Ellen Zazzarino）和科伊·德拉蒙德格里克（Coi Drummond-Gehrig），纽交所档案馆的珍妮特·林德（Janet Linde），哈佛商学院贝克图书馆历史收藏部的劳拉·莱纳德（Laura Lenard），美国国家人文中心的伊丽莎·罗伯逊（Eliza Robertson），以及杜克大学的伊丽莎白·邓恩（Elizabeth Dunn）、林恩·伊顿（Lynn Eaton）、卡森·霍洛韦（Carson Holloway）、凯利·劳顿（Kelley Lawton）、杰奎琳·里德（Jacqueline Reid）。

杜克大学的许多学生和校友为我提供了极好的研究帮助，帮助我发现数字资源，寻找线索，查找二级文献和档案。他们是：毛拉·弗里德曼（Maura Freedman）、亚历克斯·霍伊（Alex Hoy）、萨拉·克尔曼（Sarah Kerman）、萨拉·帕特森（Sarah Patterson）、凯特·普雷斯顿（Kate Preston）、富兰克林·萨查（Franklin Sacha）、尼克·谢尔本（Nick Shelburne）、亚历克斯·韦德（Alex Wade）、黛博拉·布林（Debo-rah Breen）、米奇·弗雷斯（Mitch Fraas）、艾比·高曼（Abby Goldman）、丹尼尔·莱文森威尔克（Daniel Levinson-Wilk）、克里斯蒂·莫布里（Christy Mobley）和丹尼尔·帕普斯多夫（Daniel Papsdorf）。在过去的一年里，艾什顿·默克（Ashton Merck）不仅熟练地处理了许多与图书插图相关的问题，还帮助我构思了本书的配套网站。杜克大学的行政人员杰米·哈迪（Jamie Hardy）、辛西娅·霍格伦（Cynthia Ho-glen）、卡拉·艾维（Carla Ivey）、罗宾·普里金（Robin Pridgeon）和格洛丽亚·泰勒尼尔（Gloria Taylor-Neal）在RA的任务、研究旅行和拨款方面都处理得很好。

在以下场合的研究报告或研讨会上，我收到了许多颇有建设性的反馈，令我受益匪浅：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哈佛商学院，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纽约市市场文化集团（New York City Market Cultures），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史讲习班，日内瓦大学贝洛赫经济历史研究所，杜克大学经济社会学研讨会，杜克大学桑福德公共政策学院，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杜克大学法学院，明尼苏达大学法律史讲习班，三角法律史研讨会（Triangle Legal History Seminar），法兰克福的马克斯·普朗克欧洲法律史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uropean Legal History in Frankfurt），位于华盛顿的德国历史研究所（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in Washing-ton,DC），索邦大学巴黎3（Sorbonne University-Paris 3），以及美国法律史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Legal History），商业史会议（the Business History Conference），欧洲商业史协会（the European Business History Association），政策史会议（the Poli-cy History Conference），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年度会议。我尤其要感谢由诺亚·皮克乌斯（Noah Pickus）和苏珊娜·沙纳汉（Suzanne Shanahan）领导的杜克大学凯南伦理研究所（Duke’s Kenan Institute for Ethics），他们在2015年初资助了一个对整个手稿十分关键的研讨会；还要感谢沃尔特·辛诺特阿姆斯特朗（Walter Sinnott-Armstrong）和安伯·迪亚兹·皮尔森（Amber Diaz Pearson），他们组织了那次活动。

许多人帮助我制定了一个可行的方法来完成这个庞大的主题，并提出了有用的学术建议，和/或对章节草稿给出了评论。感谢杜克大学历史系的同事萨莉·多伊奇（Sally Deutsch）、劳拉·爱德华兹（Laura Edwards）、玛格丽特·汉弗莱斯（Margaret Humphreys）、里夫·休斯敦（Reeve Huston）、冈瑟·派克（Gunther Peck）、亚历克斯·罗兰（Alex Roland）和菲尔·斯特恩（Phil Stern）；感谢其他一些杜克大学的同仁，如丹·艾瑞里（Dan Ariely）、劳伦斯·巴克斯特（Lawrence Baxter）、萨拉·孙·比尔（Sara Sun Beale）、雷切尔·布鲁斯特（Rachel Brewster）、山姆·布尔（Sam Buell）、蒂姆·布斯（Tim Buthe）、盖伊·查尔斯（Guy Charles）、罗尼·查特吉（Ronnie Chatterjie）、韦斯·科恩（Wes Cohen）、德博拉·德莫特（Deborah DeMott）、加里·杰里菲（Gary Gereffi）、基兰·希利（Kieran Healy）、莉萨·基斯特（Lisa Keister）、基姆·克拉维克（Kim Krawiec）、弗里茨·梅耶（Fritz Mayer）、拉尔夫·迈克尔斯（Ralf Michaels）、韦恩·诺曼德克（Wayne Norman）、德克·菲利普森（Dirk Phil-ipsen）、杰德·普迪（Jed Purdy）、阿蒂·拉（Arti Rai）、巴拉克·里奇曼（Barak Rich-man）、马丁·鲁夫（Martin Ruef）、史蒂夫·施瓦茨（Steve Schwarcz）、西姆·希特金（Sim Sitkin）和帕特·斯凯恩（Pate Skene）；以及，法哈德·比沙拉（Fahad Bishara）、伊丽莎白·布雷克（Elizabeth Brake）、黛博拉·布林（Deborah Breen）、汤姆·辛克马尔斯（Tom Cinq-Mars）、莫茜·德门诺（Mercy DeMenno）、乔恩·弗里（Jon Free）、艾比·戈德曼（Abby Goldman）、威尔·戈德史密斯（Will Goldsmith）、安娜·约翰斯（Anna Johns）、丹·列文森威尔克（Dan Levinson-Wilk）、阿什顿·默克（Ashton Merck）、安德鲁·鲁思（Andrew Ruoss）和莎娜·斯塔罗宾（Shana Starob-in）。

在更广泛的研究三角关系中，我的对话者/读者/批评者包括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汤姆·伯克兰（Tom Birkland）、阿尔·布罗菲（Al Brophy）、玛丽·贝思·肖邦（Mary Beth Chopas）、托尼·弗雷尔（Tony Freyer）、杰弗里·哈法姆（Geoffrey Harpham）、梅丽莎·雅各比（Melissa Jacoby）、朱莉娅·鲁道夫（Julia Ru-dolph）、本杰明·沃特豪斯（Benjamin Waterhouse）和大卫·桑德尔曼（David Zon-derman）。我还要感谢彼得·鲍姆（Peter Baum）、哈特穆特·伯格霍夫（Hartmut Berghoff）、苏珊娜·布卢门撒尔（Susanna Blumenthal）、霍利·布鲁尔（Holly Brew-er）、法布里齐奥·卡法吉（Fabrizio Cafaggi）、丹·卡彭特（Dan Carpenter）、卡里·格利亚人（Cary Coglianese）、乔纳森·库珀史密斯（Jonathan Coopersmith）、马克·艾斯纳（Marc Eisner）、尼尔·弗雷格斯坦（Neil Fligstein）、帕特里克·弗里登森（Pat-rick Fridenson）、克里斯蒂·福特（Christy Ford）、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乔安娜·格里辛格（Joanna Grisinger）、皮尔·汉森（Per Hansen）、威尔·豪斯曼（Will Hausman）、罗杰·霍洛维茨（Roger Horowitz）、罗伯特·霍维茨（Robert Horwitz）、理查德·约翰（Richard John）、杰弗里·琼斯（Geoffrey Jones）、帕姆·莱尔德（Pam Laird）、娜奥米·拉莫罗（Naomi Lamoreaux）、马克·莱文森（Marc Levinson）、乔纳森·利维（Jonathan Levy）、斯蒂芬·米姆（Stephen Mihm）、布拉德·米勒（Brad Miller）、莎伦·墨菲（Sharon Murphy）、比尔·诺瓦克（Bill Novak）、索勒·奥马罗娃（Saule Omarova）、朱丽亚·奥特（Julia Ott）、琳恩·潘恩（Lynne Paine）、丹·拉夫（Dan Raff）、马克·罗斯（Mark Rose）、马尔科姆·索尔特（Malcolm Salter）、劳拉·菲利普斯·索耶（Laura Phillips Sawyer）、菲尔·斯克兰顿（Phil Scranton）、迪克·西拉（Dick Sylla）、杰姆斯·泰勒（James Taylor）、史蒂夫·乌塞尔曼（Steve Ussel-man）、肖恩·瓦纳塔（Sean Vanatta）、迪克·威特（Dick Vietor）、丹·瓦德瓦尼（Dan Wadhwani）、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芭芭拉·威尔克（Barbara Welke）、马克·威尔逊（Mark Wilson）、琼安·耶兹（JoAnne Yates）和克里斯汀·祖梅罗（Christine Zumello）。

戴维·吉尔马丁（David Gilmartin）和乔纳森·奥科（Jonathon Ocko）帮助我在一个比较环境中研究法律的规则。温迪·沃洛森（Wendy Woloson）大方地分享了关于19世纪商业欺诈活动的优秀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其对营销欺诈的历史论述的敏锐理解。我在美国国家人文中心工作期间，凯伦·卡罗尔（Karen Carroll）对早期的草稿章节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丹尼尔·恩斯特（Daniel Ernst）、沃尔特·弗里德曼（Walter Friedman）、赖夫·哈斯（Leif Haase）和玛丽·奥沙利文（Mary O’Sullivan）对本书进行了特别详细的评述。

在我花了几年时间研究著述另一本书之后，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ied-man）说服我放弃它，转而撰写这本书。我很感激他，他认为有必要研究并撰写一部生动的法律/政策史，既要面向普通读者，也要面向广大学者。大约10年前，我开始了两段较长期的交流，这对本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一段是与克里斯托弗·麦肯纳（Christopher McKenna）有关的，然后他发起了自己对商业欺诈历史的调查。通过多次讨论，克里斯托弗和我明确了我们将如何处理这个巨大主题的方方面面，如何共同面对方法论上的挑战，以及如何推动彼此强化论点和叙事方法。我与戴维·莫斯（David Moss）进行了第二轮交流，促成了与监管政策和与政策制定者接触的跨学科项目。由此产生的合作，首先是与托宾项目（Tobin Project）的合作，然后是在凯南伦理研究所与反思监管小组（Rethinking Regulation group）的合作，让我更清楚地看到历史分析如何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结合，并为当代的政策讨论提供信息。

自2010年以来，我与法学学者乔纳森·维纳（Jonathan Wiener）和环境经济学家洛里·本尼尔（Lori Bennear）密切合作，在杜克大学创建了反思监管小组。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例如风险的本质、监管干预产生非预期后果的频率、平衡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的困境，以及设计适应性监管机构的挑战。

《商业历史评论》（Business History Review）刊登过一篇文章，题为《私人警察打击欺诈：1895-1932年美国商业自律的限制》（2009），并在“企业声誉圆桌会议”（Corporate Reputation Roundtable）上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文章。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编辑埃里克·克拉汗（Eric Crahan）提出了一些关键的建议，包括如何重新组织稿件的结构，如何大幅删减一篇较长的初稿，以及如何设计标题。凯瑟琳·哈珀（Kath-erine Harper）通过编辑加工让书稿更紧凑，还编制了一份纯正的索引。艾伦·福斯（Ellen Foos）和本·波克罗斯（Ben Pokross）一直同我跟进制作过程。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我在公共场所写的，尤其是杜伦的几家咖啡馆，以及冯·德·海登馆（von der Heyden Pavilion），它也被称为“咖啡馆”（The Perk），是一座真正令人愉悦的玻璃结构建筑，毗邻杜克大学的珀金斯图书馆。有些写作者需要独处。我现在似乎需要喧闹，我很感激那些喧闹的咖啡馆的咖啡师和常客们。

这个项目进行了很多年，在我开始阅读一些行为经济学读物之后，我说服了我的两个儿子扎卡里（Zachary）和阿伦（Aaron）去研究这个领域。他们一接触到承诺前机制的心理学时，我的麻烦就来了。2013年秋天，当我开始为期一年的休假时，他们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在下一学年开始前完成一份完整的手稿草稿，要么让他们以我的名义，为一位观点与我大相径庭的政客的连任竞选捐款。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他们不断给我施加压力，偶尔听一段关于某一欺诈事件的故事来迁就我，甚至允许我做一个简短的延期。我很高兴地说，在调整后的最后期限，我交稿了。[扎卡里进一步向我介绍了《瓶颈行动时代》（Operation Choke Point）的新闻报道。]我的姐妹们，埃伦·巴莱森（Ellen Balleisen）和温蒂·芬格（Wendy Finger），我的姐夫，迈克尔·芬格（Michael Finger），以及我的母亲卡罗琳·巴莱森（Carolyn Balleisen），给了我温柔的支持；虽然温蒂在与癌症的斗争中失败了，但她的鼓励仍然鼓舞着我。

卡林·夏皮罗（Karin Shapiro）从一开始就给予了许多帮助。我们的餐桌上堆满了相关的书籍和文件。她甚至听了更多关于欺诈事件的故事，帮助我弄清楚如何处理相互冲突的内容，并总是敦促我对完美主义的危险保持一种警醒。她明智的建议进一步帮助我区分那些重要的建议和批评，以及那些似乎不那么重要、甚至是错误的建议和批评。尽管书中仍有一些错漏，但我努力达到可读标准，并且像她一样，坚持把对思想、价值观和实践的历史分析与对社会经济利益的历史分析联系起来。

我有幸遇到了一些杰出的导师。从我上大学的第一周起，我就一直在向斯坦·卡茨（Stan Katz）寻求有关学业和职业发展轨迹的建议。研究生期间和毕业后，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s）向我展示了如何将民族志和思想史应用于制度和政治冲突的分析。从我在杜克大学的第一年开始，辛西娅·赫鲁普（Cynthia Herrup）就一直扮演着专家导师的角色，指导我如何在没有法学博士学位的情况下研究法律史，以及如何在研究型大学里做学术。我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在这本献给他们的书中看到自己的影响痕迹。

第一部分　欺诈与美国资本主义的演变

他们把诈骗视为比偷盗更大的罪行，因此很少能逃脱死刑的惩罚。他们声称，一种非常普遍的理解是，小心和警惕可以保护一个人的货物免受小偷的侵害，但诚实却不能抵御极端的狡猾；买卖双方应建立长久的关系，基于信用进行交易，允许和纵容欺诈，或没有法律来惩罚它，诚实的商人总是吃亏，而无赖则得到好处。我记得我曾经为一个罪犯向皇帝说情，他冤枉了他的主人，获得一大笔钱逃走了。我不以为然地告诉皇帝，这仅仅是一种背信行为。皇帝认为我做出了一个可怕的举动，居然为最大的罪行提供辩护。我真的无话可说，这远远超出了通常的回答。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我承认，我非常惭愧。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论小人国（Lilliput）

中的法律与习俗，《格列佛游记》（1726）

腐败、贪污、欺诈，遍地都是。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人性如此。成功的国家所做的是将其保持在最低限度。没有人曾经消灭过它们。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于2007年9月24日接受

埃米·古德曼（Amy Goodman）的“现在民主（Democracy Now）！”节目专访

第1章　反欺诈规制的持久困境

1894年秋末，一位崭露头角的中西部商人从美国政府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八年来，这位前火车站经理先后在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开发了一系列邮购业务。通过对平面广告和批发目录发行进行试验，他发现了邮购营销的诀窍。他营造出一种更平易近人的风格，将诱人的商品描述、积极的扩张、大幅折扣和各种促销结合在一起。几年之内，他获得了中西部主要银行和公职人员的支持。农场家庭对其引人入胜的销售宣传（如每日邮购手册）做出了如此积极的反应，以至于其公司每天忙于完成客户的订单。到了1894年12月，雄心勃勃且年仅31岁的他雇用了100多人，并将其主要业务搬回了芝加哥，以便更靠近那些制造商，由于芝加哥是铁路运输中枢，这样可以更快地将商品寄送给全国的客户。然后，就在圣诞节前两周，美国邮政局对这名商人发出了相当于商业死刑的威胁。12月11日，邮政局长发布了针对其公司的欺诈令。这个行政通知的收件人是理查德·W.西尔斯（Richard W.Sears），他是摆在美国乡村地区成千上万个家庭餐桌上的“梦想书籍”的创造者，以及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Roebuck&Co.）的早期推动者。

这个欺诈令发出之后，任何寄给这家公司的信件都会被退回，并且信件上将被盖上一个如图1.1所示的公耻标志。任何收到欺诈令的个人或公司所发出的邮件都会遭遇同样的命运。这种行政处罚比涉嫌欺诈性商业行为的民事诉讼，甚至是刑事欺诈诉讼，更具商业风险，因为它可能会破坏消费者的信心。欺诈令意味着美国政府已经判定公司的商业行为是非法的。对于大多数邮购公司而言，即使欺诈令惩戒没有完全粉碎客户的信任，这样的声明也预示着严重的损失，因为其商业通信业务遭到了停止。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和西尔斯一样，罗巴克在1894年12月之后几十年中的非凡增长也表明），理查德·西尔斯找到了一种方法来避开欺诈令。但他与邮政监管机构的交锋反映了自现代资本主义问世以来，美国企业、政策制定者和公民共同面临的问题：美国人应如何界定欺诈行为，他们应该对此有多担忧，以及如何对此做出制度性反应？

图1.1　1906年因邮政欺诈令而被退回给寄件人的信件上的“欺诈”标记

经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尼国家邮政博物馆（Smithsonian National Postal Museum）许可转载。

本书回顾了在理查德·西尔斯与邮局对抗的前后100年中，美国人是如何与欺诈问题进行斗争的。在这两个世纪中，所有社会经济组织中的美国人都必须应对说谎的推销者和骗人的零售商所带来的挑战。一代又一代，现代商业周期的向上波动鼓动新的投资诈骗和公司做假账的手段，使得法律和道德的边界不断承受着被打破的压力。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后，记者、学者和政府官员分析了国家商业和金融公司中普遍存在的渎职行为的先决条件。不论在繁荣期间还是萧条期间，一些企业都试图通过误导或虚假声明来招徕生意。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几起严重的商业欺诈。数百万人经历过身份信息被盗窃。互联网的发展促成了成千上万的营销骗局。在一系列大公司（例如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财务造假而导致破产的事件中，很少有投资者能够幸免。在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商业文件中记录了发生在美国金融体系核心的推诿和腐败故事。欺诈在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融资链中盛行。从基准利率和货币汇率设定到商品交易，再到高频股票交易技术，操纵成为上述几个市场的标准操作程序。

当然，经济欺诈是所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商业交易依赖于对更远距离、更广泛合作伙伴的信任，超越了家庭、邻里和宗教社区的社会约束。经济关系的复杂性为一些公司创造了机会，那些公司希望利用大多数投资者和消费者普遍存在的持久的心理脆弱性，这一心理脆弱性已得到行为经济学家的证明。（本书第2章将经济欺骗的一致心理结构与这些认知和情感的敏感性联系起来。）因此，世界各地的工业化和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都面临着如何处理金融和商业虚假陈述的问题。

商业欺诈在美国发生得最多。许多历史上最野心勃勃、代价最昂贵的欺诈事件都发生在美国；美国对金融和商业欺诈也有一些颇具深远意义和创新性的回应。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这个国家对企业家自由的崇拜为那些实施商业骗局的人提供了帮助和鼓励。即使热情鼓动了掩盖真相或钻法律空子的行为，有进取心的冒险者从社会规范的仲裁者、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法律的实际操作中得到了回旋余地。

无论是基于技术发明、新的组织形式，还是对可供出售的商品和服务种类的重新构思，美国经济创新过程追求的都是结果。但是对创新的开放总是意味着对创造性欺诈的开放。伴随着每一个技术奇迹，每一个新奇的金融工具或组织商业风险投资的模式，每一个吸引人的新市场，都会为伪君子、行家和彻头彻尾的骗子带来无限的前景。此外，美国的流行文化对魅力十足的贪污者和油嘴滑舌的推销员保持着一种情有独钟的态度，对他们的胆识、独创性和化险为夷的能力表示钦佩。社会评论员经常在表达这种欣赏的同时，嘲讽那些被证实无法抵挡“好得不像话”的诱惑的傻瓜。

然而，经济欺骗的盛行也总是令人们担忧，其可能给美国健康的市场所带来的危险，以及不受约束的欺诈，可能会释放经济生活中的“自我毁灭倾向”。[1]这些担忧使得美国商业界、政府以及两者之间的准公共领域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反欺诈运动。事实证明，美国精英们憎恶商业欺诈的监管真空，尤其在其造成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引起公众对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更广泛忧虑之时。自20世纪初以来，反欺诈的民意更甚，这使（反欺诈的）努力（或行动）越来越多，当然其间也少不了挑战。

接下来的章节探讨了从19世纪初到现在美国人对经济欺诈的矛盾心理。自美国成立以来，欺诈行为已经变成了持久的商业、政治和法律难题。美国的企业主、投资者、消费者、民选官员、法学家、公务员、律师、会计师、记者和社会活动家都试图解决如何应对商业和金融欺诈的问题，以构建资本主义市场的关键特征。企业应该有多少自由来吸引投资者分享其储蓄，或吸引消费者购买其商品或服务？如果企业超越一般的界限，冒险在其宣传和承诺中过于偏离诚实，那么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补救？无论是通过普通法裁决、非正式标准制定、法定改革还是行政规则制定，长期存在的问题一直是如何区分非法的诡计和热情的吹嘘。做出这种区分从来都不容易，不管是制定总体政策还是指导日常行政和执法，因为它引发了有关经济正义和商业自由的适当界限的争议。

自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以来，美国对商业欺诈的规制经历了四个阶段。在这两个介绍性章节之后，本书剩下的四个部分将处理各个阶段中的政策制定和法律问题。在每一个时期，我都会探讨关于欺诈的性质及其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为应对这些威胁而出现的监管制度新模式、这些政策的影响，以及它们所引起的批评，这些一起塑造了从一个政策制定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的历史轨迹。

第二部分“19世纪的购者自慎”探讨了从19世纪初到80年代反欺诈法与商业文化之间的关系。美国内战结束后，关于商业欺诈的司法实践使得许多民事和刑事诉讼指控难以成立。当时的法律环境更广泛地反映了个人主义和商业放任的社会思潮，给予了经济参与者强烈的动机，让他们对企业以及与其进行商业活动的个人投以怀疑的目光。这也鼓励了公众对虚假陈述和欺诈的公开讨论，因为记者和编辑们发现，人们对有关商业欺诈以及如何避免成为欺诈受害者的建议这类报道，有着强烈的需求。

第三部分“专业化、道德主义和精英阶级对欺诈的反击”探讨了一系列法律和制度上对“购者自慎”的挑战，这些挑战始于19世纪中叶并在进步时代[1]加速。要求加强监管的呼声很高，这些呼声来自——寻求巩固其经济地位的商人；寻求巩固其社会地位的专业人士；两个主要政党中的社会改革者及其政治盟友，他们认为政府有责任保护许多易受欺诈伤害的社会群体（老年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穷人、新移民、妇女、儿童）；以及所有这些群体中的个体，他们在某些时候将商业欺诈视为对经济甚至社会秩序的威胁。由此产生的联盟催生了针对特定市场（例如商品分级、证券营销、邮购零售和广告）的一系列反欺诈举措，以及在全国范围内不断进行反欺诈活动的组织。

第四部分“对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的呼吁”，考察了政策制定者们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中对商业欺诈更为雄心勃勃和更有凝聚力的反击。大萧条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随后政府权力的重新调整，引发了这些反击。这些反击将政策的立场转变为“卖者自负”（让卖方小心），使反欺诈更多地依赖于政府。1960年以后，一场热火朝天的消费者运动，推动民选官员对企业施加更广泛的信息披露要求，更进一步，不满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可以通过法律制度寻求补救的手段。虽然这种不断扩大的反欺诈监管网络并没有完全达到初始设想的期望，但这些政策确实限制了商业欺诈的规模和社会影响。

第五部分“市场反击”追溯了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购者自慎”小范围内的死灰复燃，因为政策制定者认为经济增长需要更宽松的监管。由此产生的法律和政府行为的转变为大规模欺诈行为的再度扩张打开了大门，这些欺诈行为不仅发生在边缘企业中，还出现在全球经济中一些最重要的企业身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反欺诈监管已经进入了第五阶段，其标志是审慎看待大企业的声誉，以及加强政府反欺诈监管。

在整本书中，我将欺诈作为调查商业——国家关系和监管政策演变的一种方式。当前关于经济监管的讨论通常以二元方式构建——一方面是“市场”，另一方面是国家的“监管机构”，后者限制前者以期纠正市场活动产生的一些“坏”的副产品。但这种分析框架错误地描述了制度现实。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人对待公司账目虚假陈述问题的行动表明，市场和监管一直是相互联系的。资本主义生产、金融和交换依赖于复杂的监管政策网络。从现代资本主义的最早阶段开始，监管通过提供默认的法律框架来界定产权和引导合同关系。它为经济单位创造了治理模式和规定的社会层级——从家庭农场和种植园到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公司和控股公司，再到合作社和工会。它为可交易的产品和服务制定了标准，并界定了可允许的业务范围。换句话说，法律和行政法规从未脱离市场。相反，它们总是构成了市场的一部分。[2]

为了弄清楚反欺诈政策如何塑造美国企业，以及这些政策如何发生变化，部分原因是来自企业和其他集团的压力，这有助于从“监管生态”的角度进行思考。在任何时候，监管生态包括许多反欺诈机构。其中许多实体——立法机构、法院、监管机构——无论是在地方、州还是国家层面，都是在政府内部运作的。但在美国，一大批中介机构，包括非政府组织（NGO）、行业贸易协会和新闻界，也帮助制定和实施监管政策。自律组织（SRO，管理学学者和政治科学家的说法）经常活跃在促进真实信息披露以及识别和制裁那些偏离现行标准的公司的前线。在这方面，美国商业改进局（The Better Business Bureaus,BBB）自20世纪初成立起就脱颖而出，因此在这本书里我将特别关注它。

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代，人们必须考虑所有这些机构所代表的使命、利益、能力和紧迫性，无论它们是在“国家”的内部、外部还是“边缘”。由于突如其来的监管压力或某些机构紧迫性的淡化，新机构出现，以及老机构转移焦点都是有可能的，因此，人们必须保持警惕。我们必须追踪这些不断演变的监管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还要密切关注官员们何时才争夺管辖权的控制并参与制定政策目标、战略和策略。同时，也需要分析协调法律改革、建立执法网络，以及采取或回应更广泛的公众情绪的定期监管尝试。[3]

从商业欺诈的监管尝试可看出很多美国商业监管的历史。首先，从殖民地定居开始，通过对出口商品实施检查制度，在商业言论中保持坦诚已经成为美国国家监管体系的一个关键因素。自19世纪中叶以来，反欺诈措施经常出现在监管创新的前沿。在南北战争后的几十年里，反欺诈运动促使美国各州和联邦政府在从肥料认证到邮件欺诈执法的背景下发展出现代行政治理手段。每一个由此产生的反欺诈官方机构都得到了立法机关的广泛授权，并依赖于技术官员的专长。进步时代、新政时期和“伟大社会”时期催生了许多旨在遏制经济欺诈的监管试验。几乎所有这些举措都不仅在国家层面产生了强大的新机构，也催生了新的致力于打击商业欺诈的私人和准公共机构。这些机构的长期表现说明了经济利益在塑造监管决策和管理中的持久作用。但它也表明了监管思想对监管战略的影响力，以及专业能力和公共精神指导决策的能力。

部分是因为打击欺诈的尝试产生了新形式的监管权威和新的执法策略，欺诈斗争的舞台也暴露了美国法律文化中关于正当程序要求的矛盾之处。最有效的执法模式涉及道德劝说的技巧和迅速的监管救济——拒绝理查德·西尔斯及其公司利用美国邮政系统的“欺诈令”，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停止并终止令”，或者当地商业改进局对某公司广告“不符合公共利益”的认定。那些关系、网络和行为不符合此类审查的公司经常因缺乏与反欺诈相关的程序保护而受到质疑。他们的申诉引起了许多法律精英的同情，后者遵从分治、可问责的权力的美国宪法传统，并且往往最终能推动程序的正式化。然而，强调程序主义会放慢反欺诈执法的速度，搅浑了打击商业世界的谎言和彻头彻尾的骗局的努力。

纵观美国历史，关于商业欺诈的故事有许多，没有跨世纪的叙述是很难做到全面了解的，更不用说详尽无遗地了解它们了。我们主要关注三个问题。一个关键问题是欺诈的类型，第二个问题涉及“欺诈”的社会和法律意义的变化，第三个问题是叙述几十个特定欺诈故事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将其规范为总体分析叙述的具体尝试。

我的重点是监管机构对于商业公司对外部交易对手——供应商、债权人、客户和投资者所犯欺诈行为的回应。书中较少讨论消费者对企业的欺诈行为，例如伪造者使用假支票或投保人欺骗保险公司，或者个人对政府的欺诈行为，无论是通过对税务人员隐瞒收入还是撒谎以获取公共利益项目。我还回避了员工从雇主处（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雇主）贪污的丰富故事，以及公司对其员工实施的欺骗和严厉处罚，例如19世纪矿业公司对煤炭车辆的短斤缺两或21世纪零售业巨头逃避向员工支付加班费的企图。此外，我避开了大多数由骗子指向个人的经典骗局，例如bunco steering（将标记指向作弊的机会游戏）或许多类型的高级预付费骗局（需要提前支付一些费用获取意外之财的骗局，诸如来自失散多年的亲属的遗嘱承诺或其他难以置信的故事）。[4]

在社会学理论方面，本书提供了“组织欺诈”的历史分析。所谓组织欺诈，即以公司的名义对他人进行的欺诈，而不是“职业欺诈”——白领犯罪，即由员工针对企业的犯罪。这种区别不是泾渭分明的。例如，企业经理贪污公司资产对公司对手方有重大的间接影响。这种形式的管理欺诈即法律学者所称的“控制欺诈”，它一直是一些重要事件的核心，在书中受到关注。[5]我专注于组织欺诈，因为它暴露了商业界内部重要的历史冲突。在消费者对企业的欺诈问题上，或雇员发现了一些新方式来染指公司财产时，企业建立了严格的监管约束并对执行机制进行了大量投入以防范员工欺诈。在被指控欺骗员工的情况下，企业激烈地反对法律改革。相反，在组织欺诈的情况下，企业的代表们意见各异，他们对适当的监管政策持不同观点。

关于商业欺诈，存在一些复杂的语言现象。人们可以从口语或技术意义上想到诸如“欺诈”（fraud）和“诈骗”（swindle）之类的词语。几百年来，在日常交谈和大众文化的语言中，认为一个人或一个企业“欺诈”是指控其在欺骗的基础上所做出的过分或不公正的行为。骗子扮作什么人，或者卖什么东西，但实际上与真人非常不同，或者卖的是一些质量不好甚至完全没有品质的东西。在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的《1817年英语词典》中，“欺诈”的意思是“欺骗或违背信任，损害他人的权利，不诚实的交易”，“欺诈性”是指“欺骗的，狡猾的”，“诈骗”是“故意采取手段欺骗或欺诈”，而一个“骗子”就是“一个靠诈骗为生的人”。[6]这些含义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保留了它们的独特性，并随之产生了大量与之相关的美式表达。关于商业欺诈的日常语言经常被当作一种修辞。愤愤不平的消费者对遭遇“骗局”表示强烈不满，这通常是买到了不称心的物品。陷入困境的企业主采用欺骗性的语言对恼人的竞争对手进行猛烈抨击。然而，除了这些灵活的语言用法之外，人们还发现了更为严谨的习语和法律用法。

欺诈在英美法学中有着古老的血统。在几个世纪的普通法和衡平法中，以及无数的立法法规中，欺诈有精确的技术含义。特定的法律辩论中出现了对“欺诈”的指控。这可能是要求赔偿的民事诉讼的依据：“某某人在商业上欺骗我，因此必须通过金钱赔偿来纠正这个错误。”这可能构成诉讼当事人的辩护，他们试图中止执行明确的合同义务：“我确实签署了银行本票，但因为我购买的土地存在非法失实陈述，所以我不应该付钱。”这可能是刑事起诉的实质内容：“通过虚假借口获得纺织品，彼得·芬克被指控重罪。”

这些指控都要求严格的证据标准。为了证明欺诈行为，诉讼当事人或检察官必须展示关于经济行为的几个不同主张。在普通法中，根据许多欺诈条例和法规的要求，虚假陈述的表现构成了欺诈的必要因素，但不是充分因素。欺诈行为的法律论证也需要证据证明虚假陈述与既有事实有关，而不是推测；做出虚假陈述的当事人知道该主张是错误的，并有意误导；交易中的另一方相信虚假陈述，并根据它采取行动；另一方在评估虚假陈述的合理性时，已经采取了适当的努力。这条逻辑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让人不能很轻易地证明某个行为就是经济欺骗。也许一个吹牛的出纳员相信他自己的观点。或者，一个卖家的虚假陈述是如此地荒唐，以至于法官和陪审团无法相信任何一个只要有脑子的人居然会上当。或买方可能没有采取简单的步骤来检查卖方的声誉或其陈述的真实性。与许多其他法律问题一样，欺诈标准产生的不确定性，使得熟练的律师可以利用它们。

从19世纪初到现在，谈论经济诈骗的流行方式常常偏离对涉嫌欺诈的行为进行法律思考的技术概念。然而，法律概念有时塑造了普通公民的信仰和规范。我重点关注关于欺诈的流行看法和法律语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改革派何时试图动员用更为流行的观念来改革法律标准和监管体系。

读者将看到这时期许多商业欺诈的故事，可以看到人们通过一系列广泛的措施，如正义的追溯机制或前瞻性的监管模式，以及对这些尝试的各种策略性反应，来与欺诈进行斗争。一路上，他们将遇到许多诡计多端的企业，包括最糟糕的不讲信誉的人和一些企业的管理层，以及大量的检察官办公室、政府机构、自律机构和消费者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这种方法可能会让人有挫折感。若换一个微观、短期的视角看欺诈事件，可能促使人们对个人动机和社会影响进行更广泛的探索。每一次商业欺诈的历史都不重复，在一个市场、一个社区、一个企业或一个不幸的企业家的生活中挖掘具体情节的细节，在一个狭隘的叙述中梳理出中心人物的复杂性格。这种方法有助于讲清故事并方便梳理简洁的情节。[7]但它掩盖了长期趋势和制度发展。我希望读者可以看到一个一个故事是如何相互关联的，显示出欺诈经久不衰的模式，指出反欺诈的关键节点，并唤起对当代政策制定更广泛的影响。

两百多年来，美国人一直在努力平衡如何鼓励创业创新，而又不放过最具破坏性的商业和金融危机。无论国家和民间机构如何着手将商业欺诈者一网打尽，这些人都已被证明是难以捉摸的猎物，它们既是监管政策制定的对象，又是被监管的主体。尽管加强监管的质疑者们一直在争论反欺诈条例是否给合法公司带来了沉重负担，但新的联盟似乎已经要求采取监管行动。由此产生的规则制定、公共教育和规章实施模式为政策制定者们提供了如何培养现代复杂经济体所依赖的社会信心的有益指导。

【orzbd.com 拜读网】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美国人与虚假陈述和最恶劣的欺诈斗智斗勇的历史，从19世纪的无耻骗子P.T.巴纳姆（P.T.Barnum），到20世纪90年代的对冲基金“巫师”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有机会探索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根本转变。不过，现代市场中欺诈的心理框架值得我们考察。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有些时候“易出错、易受骗、易犯错”。[8]承认这些认知脆弱性，理解一些企业如何利用认知脆弱性来隐瞒真相或进行欺诈，为预防欺诈或削弱其影响的现代反欺诈行动提供了重要背景。

第2章　形形色色，欺诈永不眠

自美国独立以来，商业欺诈行为一再发生，它们披着不同的“外衣”或以新奇的说辞出现。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商业界人士观察到的“新流畅销售（new smooth sell），通常是为摩登时代量身打造的闪亮新包装中的古老噱头”。[1]《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的一幅漫画（图2.1）在一个世纪前的1884年春天就洞悉了这一点。它描绘了正在谈论“Smash Bang&Co.”倒闭事件的两位“金融家”。这是在影射著名的纽约经纪公司格兰特&沃德（Grant&Ward）的崩盘，前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也是该公司的被动高级合伙人。承诺投资计划有望获得高回报，并且暗示其能获取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格兰特&沃德从知名投资者那里吸引了数百万资金。其中两个合伙人——费迪南德·沃德（Ferdinand Ward）和詹姆斯·菲什（James Fish）及其几个同伙，在其财务状况已经变得越来越差的情况下，依靠挪用公司的资产维持着奢侈的生活方式，为自己买股票和房地产提供融资，并贿赂银行和金融家以获得大笔贷款。对于漫画家来说，“Smash Bang”的破产只不过是“新瓶（新的说法）装旧酒（欺诈）”，是企业内部人士长期以来背信弃义的重复。[2]

《哈珀周刊》的漫画家查尔斯·格林·布什（Charles Green Bush）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的读者能理解这个梗。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人遭遇到了一连串的丑闻，涉及一些公司高管或投资公司的合伙人，他们向公众隐瞒了企业财务状况，同时中饱私囊。虽然并非所有事件都类似“Smash Bang”的糟糕结局，但横贯大陆的铁路公司、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都有欺诈事件发生。[3]

这一章将一探那些无所不在的“旧酒”，让你了解商业欺诈的概要。一些经典的欺诈经久不衰，反映了一个持续存在的困境，即在一个不能平等获取信息的复杂经济中，该信任谁和信任什么？本章还谈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决策的认知和情感因素，近年来这些主题在行为经济学中产生了丰富的实验和分析文献。一旦理解了现代商业欺诈的持续心理动态，我们就能更好地探索美国反欺诈政策不断变化的脉络。

图2.1　Smash,Bang&Co.，《哈珀周刊》，1884年5月24日

大卫·M.鲁宾斯坦珍稀图书和手稿图书馆，杜克大学提供。

欺骗的持久性

“新瓶装旧酒”式的骗局在美国历史上反复出现。它们在以复杂产品或服务为主导的行业中尤为明显，并以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为特征。四个方面体现出了这种骗局的关键模式：销售投资机会；商品零售；个人经济机会的营销，无论是教育/培训、就业或信贷；以及管理层对公司的掠夺。

从英国17世纪后期股票经纪业务的兴起来看，典型的资本主义投资骗局一直是“哄抬价格，逢高卖出”。[4]在19世纪的美国，从一家试图出售几块位于俄亥俄乡下或密西西比河谷亚祖河地区地皮的地产公司的股份，到镀金时代经营某热门领域生意的企业的股票，这种类型的欺诈行为利用这些新奇的投资吸引公众的兴趣。欺诈者先是激起公众对新的赚钱方式的渴望，再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一个充当欺骗载体的特定企业。一旦所有喧嚣的哄抬吸引了足够的投资来抬高土地价格或目标公司股票的价值，内部人士就抛售他们的资产。[5]

这个基本策略有无数的变种。有时目标是在顶部出售，然后创造做空股票的有利条件，用期货合约押注股价下跌。有时，方案是反过来的，市场操纵者散布某个公司股票价格会大幅下降的谣言，一旦“看空者的虚伪咆哮”使人觉得公司的“前景堪忧”，操纵者就以低价收购股票（或用期货合约押注股价上升）。[6]此外，“哄抬”也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在19世纪，欺诈性股票促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虚假宣传的小册子和大都市报纸上的吹嘘。[7]而在20世纪，操纵市场情绪的主要渠道是大量销售的内情报告和（不法经纪的）电话交易所——办公室里满是办公桌、电话和一大群股票销售员，他们整天引诱潜在客户冒险一试。[8]近几十年来，互联网已经成为用于销售欺诈性证券的一种领先的渠道。[9]但操作模式仍然没有什么变化。首先，利用欺骗策略来影响公众对某种金融资产的看法，从而引导对这种金融资产的需求。其次，在价格变动之前，采取逆向操作，并从中获利。

第二类投资欺诈，即金字塔骗局，也保留了它的基本结构。这种欺诈以意大利移民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命名，他那昙花一现的波士顿金融公司——证券交易公司——在1920夏天占据了全国头条。庞兹是一个魅力超凡的人，他向那些借钱供他使用45-90天的波士顿人提供50%的利息。他宣称，通过购买一种欧洲的邮政票据套利，进而实现投资回报。几个月来，庞兹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狂喜的早期投资者口口相传，刺激了一批源源不断的新投资者。他很快成为波士顿著名的企业家，受到公众的赞扬，并且购买了一家历史悠久的当地银行的主要股份。然而，庞兹只是借新债还旧债，这种做法只能在存款流入超过到期债务时才能奏效。当后续投资不足以支撑继续运转时，骗局崩溃。在庞兹的案例中，《波士顿邮报》的一系列新闻报道揭露了其骗局不堪一击的本质，引发了当局对他开始犯罪调查，投资者们惊慌失措地要收回他们的资金。面对汹涌而来的挤兑浪潮，庞兹的公司很快因支撑不住而倒闭。[10]

自1920年以来，庞兹有许多模仿者，在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中出现了大量金字塔骗局，但没有一个比伯纳德·麦道夫更臭名昭著。这个纽约的资本家承诺通过复杂的对冲策略获得稳定的回报，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8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11]但庞兹也有各种各样的前辈。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股票推销者采用这一方法，承诺高额的股息支付，然后通过后来投资者提供的资金支付股息。在正规银行系统之外运营的一些金融家也是如此操作。

事实上，如果依照时间顺序来确定惯用表达，美国人可能会将麦道夫丑闻描述为另一个“富兰克林银团”“W基金”或“女士存款”，而不是最新的庞氏骗局。富兰克林银团是1899年布鲁克林金字塔骗局的绰号，21岁的银行职员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策划了这个骗局。W基金早些时候在芝加哥运营，吸引了来自美国和加拿大各地的投资者超过100万美元的存款。1877年至1880年在波士顿设立的女士存款储蓄银行由萨拉·豪（Sarah Howe）经营，她是一名看上去颇受尊敬的50多岁的新英格兰人。女士存款只允许未婚女性适度投资，到1880年时这些投资的总额超过了50万美元。除萨拉·豪的储蓄银行外，这些诈骗企业中的每一家都以共同基金的名义推广产品，吸收小投资者的储蓄，然后依靠获取内部信息，通过在国内交易所的投机活动赚取巨额利润。[豪声称富有的贵格会（Quakers）的遗赠创造了一笔基金盈余，可以向节俭的单身女性支付利息。]最初通过后来者的投资，每一个投资者都被保证获得足够的收益（女士银行承诺每月利息8%，W基金能够在一年之内让资金翻倍或翻三倍，“520%米勒”每周分红10%）。[12]至少135年来，金字塔骗局的继承者遵循了一个共同的脚本。承诺有吸引力的、巨额的回报。依靠后续资本注入来兑现这些承诺。然后坐享其成，让先来的投资者成为鼓吹手，吸引指数级增长的后来者投资，最后诈骗者逃顶。

欺骗性的零售营销也共享一个不变的脚本，只不过在“诱导转向”形式上稍有变化。无论是依赖窗口展示、报纸广告、营销通告、商品目录、广播节目、电视广告、网站或垃圾邮件，例行的开局都是——轰炸。在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喧嚣和混乱中，找到一种方法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说服他们邀请销售人员进入其家中，或者开车进入商店——有时候位于顾客自己的社区，有时候在呼叫中心，到20世纪末期在网络空间中。诱饵涉及一些诱人的交易、折扣价格或者对看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质量进行吹捧。在这些欺骗中，消费者购买广告商品或服务，最直接的损失是，发现承诺的品质和实际价值之间的巨大差异。

然而，最初的挑逗只是序幕。一旦消费者越过零售店的门槛或邀请销售人员进入他们的屋子，销售人员便开始“转向”。广告册中的缝纫机、冰箱、一套舞蹈课程或MP3播放器，价格当然便宜，但往往缺货，或者较其质量、功能而言真的不是性价比很高。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们的目标变成使客户更加倾向于选择更昂贵的替代方案，从各个相关角度考虑，这代表了更好的价值。为了做成这个生意，销售人员使用了硬推销的所有诡计。[13]在20世纪中期的消费者营销话语中被称为“消费升级”（trading up），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称为“向上销售”（upselling），这种策略经常引发怎样区分积极的销售手段与故意欺骗的复杂问题。广告中的特惠商品是根本没准备，还是仅供出售给幸运的少数人？销售人员是否赞扬了更昂贵的升级款，或者将广告中的特惠商品贬为劣质，甚至是毫无价值的仿冒品？正如商业领域的观察者不断指出的那样，“诱导转向与消费升级之间存在一条界线”。[14]

以下的销售策略没有这种模糊性——口头承诺与书面销售合同的附属细则或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不一致。事实证明，这种不一致在赊销高价商品和服务时很常见，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法律中的一个长期规定，即“正当持票人”原则。从1842年的斯威夫特诉泰森案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原则保护了因消费品买卖而成为债权人的无辜第三方。如果原始债权人承认用欺骗手段诱使消费者签署一份或有销售合同或期票，然后将该金融工具卖给另一个不知道骗局的个人或公司，那么消费者就无法以原始交易存在欺诈的理由拒绝向新的债权人履行支付义务。销售或转让把销售中的失实陈述留下的任何法律污点都擦拭得干干净净。[15]

正当持票人原则鼓励赊销消费品的卖方进行夸张的失实陈述。销售人员和代理商可以掩盖真相或直接说谎，以便从消费者那里获得合同签名，因为他们知道合同规定了不同的条款和条件。附属细则也许包含费用或昂贵的保险，或指定不同的底价、订单数量或利率。或者，刚从商场拿走试用商品的顾客，根据其签署的文件，也被销售人员视为同意分期付款购买商品的或有所有者。一旦客户将他们的名字签署给销售联系人，公司就可以以高额折扣的方式将所产生的债务转移给贷款经纪人或财务公司，从而让消费者去面对这些金融中介机构强硬的债务催收。

这些骗局困扰着20世纪的消费者市场。在20世纪20年代债务融资购买耐用品的爆炸式增长中，此类骗局变得司空见惯，这使得城市中大量不满的消费者转向新的国家法律援助协会寻求帮助。[1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城市郊区和小城镇的农村老区都出现了许多家庭装修公司和汽车经销商，它们都按这种套路经营。内陆城市也是如此，家具店、家庭安保公司、电子产品零售商和冷冻食品销售商都在这方面声名狼藉。[17]

然而，在消费信贷领域的这种欺诈蔓延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在19世纪60年代，新兴家居装修行业的大量企业已经流行虚假的口头承诺、狡猾的附加条款，以及依靠正当持票人原则实施的虚假陈述，每一方面都不逊于他们后来的同行。当时，有一些避雷针公司，其销售代表充斥着城镇和乡村，对每次夏季雷暴会引发火灾发出夸张的警告，同时宣传新的金属装置，称其可以保护住宅和附属建筑免遭天神愤怒闪电的破坏。

对于这些公司，诱导转向变成标准操作程序。销售人员故意报低了安装成本，并淡化了避雷针的保险费用，同时将昂贵的保险条款以附加条件的形式塞进销售合同。在农村，销售人员向农场家庭解释称，由于其公司刚进入该地区，他们需要一套位置上佳的建筑来展示其避雷针的质量，因此愿意以很大的折扣给农户们安装。（这种诱导将在一个世纪之后被铝制壁板、游泳池和其他家居改善用品的销售者效仿。）一旦避雷针销售哄骗或吓唬一些农民签署了购买协议，几天后安装人员就会跟进，然后就是公司的收款代理。收款人要求的金额要大于业主认为他同意的金额，他们会指出合同细则中的条款，并且如果业主拒绝付款，则威胁采取法律行动，或者至少签署一份应付金额的欠条。如果农民同意写欠条，公司会将该欠条出售给当地经纪人，让农场主在正当持票人原则下经受压力。[18]避雷针“游戏”被其他卖家大量模仿，“犁、马耙，或几乎任何一种耙子都搜刮了一把受害者”。[19]

与投资骗局和消费者欺诈一样，教育课程、信贷渠道和商业机会的欺诈性营销紧随其后。这些骗局在公众面前抖落了一些看似可以占便宜或发财的好机会。可能是在几周内学习簿记或电报操作秘笈的机会。可能是代理19世纪晚期消费品制造商商品的机会，不仅有机会从销售中获得佣金，还有机会通过招募其他代理商来获得特许权使用费。也许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内提供低息房屋贷款，并“保证”50年代在房地产代理机构将房产挂牌售出，或者是70年代一家全国范围的连锁店的独家特许经营权。在20世纪80年代家庭债务爆炸式增长的过程中，骗局可能是信用卡债务打包和再融资，或者为2008-2009年房地产市场崩溃中破产的房主提供某种形式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救助”。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每当一个寻求自我成长、信用贷款、商业机会、房屋出售或就业机会的人通过回应广告表现出兴趣时，都会被销售人员迅速跟进。毫无疑问，销售人员口头承诺的精彩的培训课程、慷慨的贷款条款或报酬丰厚的就业，都在合同中有关于预付项目的附加条款，如需购买书籍和其他材料、购买在某些农村地区出售专利制造商品的独家权利、购买一组样品的账单、贷款介绍费用或信用核查费用。那些“咄咄逼人……信誓旦旦的家伙”会解释，这种费用只是为了获得机会而支付的最小但不可避免的投资。自从20世纪初以来，支付了被反欺诈专业人士称为“预付费”的费用后，那些被骗的美国人很快就迎来了期望破灭的苦涩。有时候，“机会”不如广告承诺的那样诱人。独家许可都是一些无用发明的特许权。最后，保证房屋出售仅为房地产宣传册中的广告，而没有真的帮户主卖掉。重复的套路是，制造骗局的企业已经拿钱跑路。[20]

由公司管理层主导的骗局都有类似的故事情节。在南北战争后期建造铁路和开发阿巴拉契亚煤矿的热潮中，几家公司的管理人员通过出售数千股未经授权的股票来延缓他们迫在眉睫的财务困境。在19世纪70年代，几家纽约市人寿保险公司的倒闭揭开了骗局内幕，即经营者在账面上记录了一些虚假保单，以掩盖恶化的财务状况，并理所当然地领着丰厚的薪水和股息。在20世纪20年代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大繁荣时期，开发商获得了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主要银行的控制权，并继续向他们自己及其同行提供贷款，且经常在受贿的州银行审查员的帮助下，坚称其机构仍然是财务审慎的典范。在大萧条即将结束时，美国商业界被药材公司麦克森罗宾斯（McKesson&Robbins）的会计丑闻所震惊，其公司内部人士通过伪造存货和来自加拿大子公司的采购订单来侵占母公司的利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市场继续面临着高调的由管理层控制的欺诈。在战后时期，像洛厄尔·比勒尔（Lowell Birrell）和亚历山大·古特马（Alexander Guterma）这样的追求利益的金融交易商，通过与并购相关的复杂股票和贷款阴谋，巧妙地掠夺了他们控制的中型工业企业。两者的一个关键策略是使用公司股票作为高利率放债人贷款的抵押品然后违约，允许债权人在没有公开披露的情况下抛售股票。在20世纪80年代的储蓄和贷款危机期间，数十家金融机构依靠夸大的房地产估值来维持收益强劲的表象，为巨额薪酬和奖金提供保障。在千禧年之际，一大批电信、能源和消费品公司，其中包括世通公司、安然公司和阳光（Sunbeam）公司，操纵其财务业绩报告，迎合股票分析师的预测并抬高股价。最常见的策略包括立即簿记未来收入的预期流量，削减成本，甚至将某些正在发生的负债虚构成资本资产。在大多数情况下，外部审计师怂恿这种操纵，因为他们的公司业务已经开始依赖于同这些公司签订的咨询合同。[21]

正如这些精简的描述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各不相同的欺骗丑闻，实则反映了公司制度、治理结构和监管监督的演变。无论细节如何，欺骗的关键都始终如一。经理们对这些账本进行了粉饰，以传达有关公司财务和前景的假象。公开虚假陈述的动机在于为了获取丰厚报酬，或是为了自我交易、向亲信授予优惠贷款或合同和/或抛售由高管控制的股份。在最恶劣的情况下，这种内部偷窃导致了公司破产。周而复始，这是“Smash Bang”故事的重演。

在美国的商业历史中，人们可以发现用常规手段行骗的例子成倍增加，例如，虚假价格骗局（设定虚假的“原始”价格以便营造讨价还价的表象），伪造品牌货物，虚假拍卖，或一些行将倒闭的企业将经营不善包装成盈利，以欺骗债权人。但前面的概述足以让人明白，大多数骗子都可归为可识别的类型，行骗手段也几乎没有改变。

现代市场中的信任问题

鉴于这种骗局的连续性，人们可能会怀疑美国人在过去200多年中是否长了记性。得克萨斯州一家报纸的编辑反思了“常年有大量的傻瓜”倾心于“嘴巧的骗子”，并在1859年指出了这个问题：“凭借过去经验的指引，今天的男人怎能像亚当堕落以来的任何时候一样，成为一个轻信的白痴？”[22]这个问题只能通过本书的第二至第五部分加以强调分析，这一部分探讨了两个世纪以来在解决商业欺诈问题上所做出的实质性努力，尤其在公共教育方面。大骗子威廉·H.克罗斯比（William H.Crosby）在1923年出版的《一个骗子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Confidence Man）一书中描述了这一历史难题。“每隔几个月，”克罗斯比向记者爱德华·H.史密斯（Edward H.Smith）（他是这本书的记录者）说道，“报纸和期刊揭露了某种诈骗活动（bunko game）。法院不断将我们的同伴送进监狱。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比以前好得多……但是，骗局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23]

一个重要的解释是对经济事件的记忆的代际传播并不完美。在短期内，大多骗局因为被广泛传播而声名狼藉，这限制了它们的有效性。避雷针公司就是这种情况。到19世纪70年代，“避雷针销售”已经成为商业诱导和强行推销的标志性特征，并且被马克·吐温等作家讽刺，被记者和社会评论家当作经济诡计的象征。[24]但年轻一代的美国人并不一定吸取父辈的教训。此外，商业欺诈从来不需要一直欺骗所有人。只要有一小部分人上钩，他们就能获得可观的回报。欺诈性的避雷针代理商在19世纪末及之后一直可以找到能从其身上薅羊毛的客户。[25]

在更深层次上，商业欺诈在美国表现出如此惊人的策略连续性，是因为实施这些欺诈的个人认识到工业化社会中经济生活的一个关键特征——信息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加剧了无处不在的社会困境。在交易时，我们应该信任谁？

当然，只要有市场，就会存在交易对手之间相关知识差异所带来的两难困境。每一个前现代文明都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卖家，有时是买家，拥有信息优势，而且在大多数有记录的历史中，商人都被认为倾向于对商品进行虚假陈述，因而招致消费者的普遍不满。但工业化进程加剧了获取相关经济信息的不平等。商品制造和服务性能的技术复杂性使消费者面临质量评估的严峻挑战。运输和通信领域的革命扩大了商业活动的地理范围，从而使与陌生人打交道进行远程交易/投资的窘境倍增。金融工具的创新产生了复杂的合同，交易它们的个人和公司根本搞不清它们是什么，而信贷的爆炸性扩张产生了关于如何评估交易对手可信度的棘手问题。随着现代公司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交易发生在大型组织之间，其管理层对商品、商业惯例和法律规则有很多了解，但对小企业和个人消费者的了解很欠缺。如果没有普遍存在的获取信息的不平等，那么任何最常见的商业欺诈策略都不会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利基市场。[26]

商业欺诈者往往针对可能遭受信息鸿沟侵害或在现代交易环境下缺乏长期参与的精明的人群。在战前美国东部城市，每当从乡村来的新客户踏进店门，虚假拍卖行的经营者、礼品企业（销售包括奖品的捆绑折扣商品的商店）和“便宜货”商店都会狠宰他们一刀，1858年《哈珀周刊》上出现了一个“幼稚的乡巴佬”漫画，描绘的就是当时的常见现象（图2.2）。[27]随着欧洲移民在19世纪涌入美国，大多数人都碰到了试图将他们开始新生活的储蓄骗走的骗子。[28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移民激增，引发了无数针对西班牙人、亚洲人或其他新移民的骗局。[29]从镀金时代开始，“在家工作”的骗局盯上了对商业法缺乏了解的贫困妇女。[3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城市内，零售商采用诱导转向方式编织着针对城市贫困人群的骗局，这些人往往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且对当地零售的垄断毫无招架之力。[3120]世纪后期的金融和电话营销欺诈者则对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紧追不舍；他们常常感到孤独和被孤立，有时面临认知障碍，一小部分老年人很容易轻信具有欺骗性特征的商品、服务和投资。[32]由于专业和职业经历限制了他们对证券市场的熟悉程度，因此，即使是受过教育的美国土著也可能成为金融诈骗的首选目标。长期以来，教师、牧师、医生和有钱的寡妇备受欺诈性推销者的欢迎，因为他们很容易受到“好投资”的诱惑。[33]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商业欺诈的历史就是对经济新手的无休止的追逐。

图2.2　战前“幼稚的乡巴佬”受到了便宜货的诱惑

《哈珀周刊》，1858年4月17日，由杜克大学大卫·M.鲁宾斯坦（David M.Rubenstein）珍本书和手稿图书馆提供。

当然，人们对美国市场上大量的虚假陈述和欺诈事件产生了警惕性，商业和金融欺诈的“惯犯”都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点。许多经济参与者，包括生手，开始认识到他们在获取相关商业信息方面的不利之处，以及虚假营销和夸大其词的普遍威胁。他们目睹或遭受了零售业和金融骗局带来的侮辱，并提高了自己的防护程度。

这一现实为获得信任这一由来已久的当务之急带来了新的转折。随着经济在美国大陆和国际层面上变得更加一体化，长期盈利能力取决于可靠性、质量、服务和价值的声誉。从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人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来评估商品、服务、资产和商业实体的声誉。这些创新包括贸易期刊、信用报告公司、投资分析师、债券评级机构、产品测试组织、消费者团体以及企业努力创造关于产品和服务的公共协会，又称为“品牌管理”。[34]然而，正是这些成功的适应性改变催生了虚假陈述和欺诈的新机会。在任何塑造信任的现代过程中，都有一个如何模拟它的蓝本，如何看似拥有一些可靠的诚信标记以便对经济新手和老手进行欺诈。[35]

欺诈者和开发欺骗性商业行为的更合法公司的关键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复出现。三种策略变得突出——社会模仿、官僚化中的个性化和偏转。这些策略可能会重叠，因为将欺骗作为基本商业策略的美国公司往往依赖于前两个策略，有时候依赖于所有三个策略。尽管如此，将这些经济问题区分开是有帮助的。

要指出的是，美国的商业欺诈行为依赖于精心设计的假冒行为，这一说法难免是老生常谈。但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57年的小说《骗子》（Confidence-Man）提供了关于经济欺骗这一维度的深层历史意义的重要线索。它的场景——汽船菲黛尔号（Fidele）——象征着有着遥远联系和匿名交易对手的新兴商业世界。菲黛尔这个名字的拉丁词根（fides）有着信任或信仰的含义，当它沿着密西西比河穿越美国中部大陆时，吸引了来自各个种族和民族以及各个社会阶层的数百名乘客，成为一个更大的社会的漂流缩影。意识到评估所有陌生人的可靠性并围绕他们进行交易是多么困难，乘客们对所有人和所有事情都表现出了持久的怀疑态度。欺骗的流行让梅尔维尔时代的美国人已经倾向于对公共市场提供的商品和项目以及说服他们的营销人员提出质疑。因此，梅尔维尔笔下邪恶的（正如一些翻译所说的，用英文Satan-ic这个词感觉有点基督化）骗子在汽船上闲逛时，他不断面对克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的挑战。为了准备欺骗各种乘客的方式，他必须一个接一个地更换“面具”。从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骗子不断地改变形象，例如一个干瘪和残疾的非裔美国人，一个落难的共济会会员，一个为一家新的塞米诺尔慈善机构工作的穿着考究的旅行代理人，一个煤矿公司的总裁，以及其他角色。梅尔维尔通过描述菲黛尔号上接二连三发生的谎言，震动了戏剧界。正如小说中一个不被信任的角色所坚持的那样，“要做的就采取行动；因此所有的行动者都是演员”。[36]梅尔维尔在美国经济关系的早期阶段意识到充斥着信息不对称，骗子必须看起来像模像样，拥有正确的道具，知道正确的线索。这个基本事实构造了从梅尔维尔时期到我们当下的商业欺诈。

最简单的戏剧性模仿形式就是盗用名称和地点。当19世纪的制造商开始在消费者中形成品牌知名度时，机会主义者就用假商品冒充正宗商品。许多企业试图通过与知名企业相似的命名，或者传达一种可靠和令人尊重的形象来吸引生意。出于同样的原因，商业欺诈的设计者懂得选址的营销力量。如果公众将一个行业与一个城市、街区或街道相关联，那么在那里开设商店或者至少看起来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例如，直到20世纪20年代，纽约的金融区不仅是这个国家领先的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的所在地，而且有各种各样的短命投机商和狡猾的共同基金在这里扎根，利用地理位置获取人们的信任。华尔街的地址，就像伪造的纽约市经纪公司巴克斯特公司（Baxter&Co）在19世纪70年代营销通告（图2.3）的首页里大肆宣扬的那样，通常会带来红利。[37]

图2.3　大约1878年时巴克斯特公司的通告首页

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揭露欺诈：人们如何被欺骗和被抢劫，以及腐化青春的》（纽约，1880年），92。请注意，图片强调了该公司靠近纽约证券交易所，而纽约证券交易看起来是旁边一个较小的门面。

更微妙的模仿是模仿成功的商业形象，而不是广受好评的公司的具体标志。金融诈骗者的推动者尤其倾向于这种策略。就像1973年电影《骗中骗》（The Sting）中的主角一样，大多数骗子的办公室都装修得“非常优雅”，他们过着高档的生活，以显示其财富和社会地位。[38]在新政之前，狡猾的金融家经常会诱惑当地政要担任公司董事，让“教堂的执事、银行行长、教务长和杰出的律师”服务于他们的公司。当然，恨不得能邀请前州长和前内战时期的将军。这些“诱饵鸭”将获得价值数千美元的股票，以换取骗子公司可以使用他们的名字。这样做是希望潜在的投资者会将这些名人的参与看作合法性和可信度的保证，因此“将其他人带到局中”，通常都能如愿以偿。[39]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是一个虚构的知名人士也可以用来耍这花招。20世纪20年代，一家欺诈性的得克萨斯州石油信托公司宣称他们公司一个名叫罗伯特·A.李（Rob-ert A.Lee）的年迈的前看门人与罗伯特·E.李（Robert E.Lee）[2]有关，并将其作为公司的公众形象。通过发送一连串来自“李将军”的礼貌的信件，并将他的庄严形象置于每张信托证书上，公司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南方白人来投资，并令后者的积蓄打了水漂。[40]

然而，让人们将欺诈性投资视为合法投资的最有力手段仍然是支付初始股息和拉升股价。自从现代证券市场出现以来，没有任何东西比其产生回报的诱人证据更能说服投资者对一家公司进行投机，放心地让经纪公司处置自己的资金，或者跳入金字塔骗局。无论是以资本增值还是作为收入分配的支付形式，即使伴随着过往表现不能保证未来收益的警告，市场情绪和收益的切实标志都使许多美国人受骗，以为这是值得投资的经济预兆。[41]

转向社会模仿的欺骗性公司利用了正直经济行为的现代标志。他们伪造一个商标，侵占一家公司在信用机构前建立起来的崇高地位，因其董事的知名度而在交易中享受对手的尊重，仰仗“独立”审计的保护，或模拟成功企业的行为。相比之下，个性化的方法又回到了更老的证明可信度的手段上。这种技术仍然需要令人满意的表演天赋。但是，除了对令人信服的背景和道具的关注之外，许多欺诈从业者都认识到了让关键角色扮演具有情感合理性的角色的价值。

对于许多依赖欺骗行为的美国企业而言，口口相传仍然是虚假陈述的重要策略。几乎每个版本的诱导转向都采用了这种方法。无论诱饵的性质如何，转向都取决于销售人员和客户之间的个人互动。关键性的断言和保证通过排练过的故事线和形式实现。巧妙的音高不仅仅是对所出售商品或服务产生信心，其首要目的还是引发对销售的信任。当19世纪的避雷针代理商发挥其神奇作用时，20世纪50年代的二手车销售人员兜售着与电视广告不符且更昂贵的轿车，或21世纪初的抵押贷款经纪人在潜在房东面前用复杂的次级抵押贷款吊其胃口，销售的第一条规则总是有效的：在骗子可以销售产品或服务之前，他们必须首先“自我推销”，以“获得顾客或客户的友谊”，并创造他值得信任的氛围。[42]一份1910年度的中西部报纸提到，虚假投资工具的成功推销者不仅“总是打扮得很好，每天都能闻到点心店、按摩店和理发店的香味”，还拥有“耀眼的微笑和讨好的举止”。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提出了一个关于获得社会信任的更普遍的问题，“任何想要获得信任的人都必须参与社会生活，并有能力将他人的期望建立在自己的自我陈述中”。[43]

在以欺骗为基础的策划中加入个人接触对于面对面开展业务的公司来说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这种做法也吸引了那些希望与虚假陈述拉开距离的企业家。在邮购销售的前几十年中，欺诈性公司释放的大量营销文案触动了一种熟悉的语调，仿效了这个时代最成功企业脚踏实地的沟通方式。[420]世纪初几个欺诈性股票的推销者与他们的投资者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小册子、市场信件和社论中，他们将影响其公司的任何考验和磨难都描绘成共同的麻烦，并在通过多年共同冒险行为建立起的情感纽带基础上诱导投资。[45]大多数金字塔骗局采取更间接的方式通过个人联系培养信任，要么依靠委托代理人的营销技巧，挖掘自己的社交圈，要么依靠赚钱的早期存款人。在收到第一轮或第二轮承诺的股息后，后者将自己变成了非正式的投资吆喝者，他们吹嘘自己的好运，并鼓励朋友和家人紧随其后。[46]

由共同的社会环境或世界观产生的关系则促进了这种策略。事实证明，族裔或种族群体、宗教组织、职业或政治团体的成员容易受到具有相同人口特征或文化标记的个人的欺诈行为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监管机构和金融记者称这种模式为“亲和欺诈”。正如一名加利福尼亚州官员在1992年所解释的那样，“通常多疑的人会用其团体的信仰取代自己对一件事情的独立判断”。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金字塔骗局利用了这种依赖于个体社交网络的所谓的智慧的倾向。在早年，伯纳德·麦道夫的假对冲基金阿斯科特合伙人（Ascot Partners）培养了一些机构和犹太个人投资者；类似的（如果不那么庞大的）欺诈使得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非洲裔美国浸信会、犹他州医生、共济会成员、保守派共和党活动家、西班牙裔和印度移民，甚至精英大学的校友和学生家长们纷纷落入圈套。[47]

有证据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及之后，亲和欺诈的发生率和范围都有所增加，这种现象可能与美国社会日益分化和与之相关的社会身份认同有关。移民和宗教团体数量的扩张，促进了这种紧密相连的社交世界的发展，这些社交世界界定了可信赖的内部人和其他人之间的界限。这种情况增加了某个社区内个人引诱其同伴陷入某种商业或金融陷阱的机会。[48]

然而，这种骗局在历史上也有发生。萨拉·豪女士存款储蓄银行的骗局就符合这种模式，因为女性存款人对为其带来投资回报的恩人表现出极大的信心。[49]一些长达数十年的宗教投资欺诈行为也是如此。[50]每一次移民潮都伴随着由其同胞实施的欺诈行为。[5120]世纪初假冒汇款银行的骗局就是例子。这些企业专注于某个族群，在外文媒体上宣传他们在大西洋之间转移资金的能力，并使用一些来自该地区的移民代理人。正如一家西方报纸在1905年所报道的那样，这些假公司每年“从最无知和最无助的移民的口袋中窃取数百万美元”。[52]即使“亲和欺诈”一词到20世纪末才出现，但这种做法有着古老的美国血统。

获得诚信声誉的第三种，也是最不常见的方法，是采取最间接的策略，即在公开打击欺诈行为背后隐藏欺骗行为。在一个因骗术而臭名昭著的领域，例如避雷针的安装，销售代理商可能（某些人确实这样做）通过批判“某些代理人的欺诈”开始他们的宣传，并宣称自己与其竞争对手不同，他们的公司是规规矩矩做生意的。[53]同样地，19世纪的庸医药剂师的广告可能会提醒消费者提防不道德的竞争对手，他们用假药剂伤害病人，即使解释称他们的私人医生“擅长所有男性和女性的慢性病”，并且通常有通过邮件诊断和治疗个人疾病的很高技能（图2.4）。[54]

图2.4　Hathaway&Co博士的广告片段

《圣安东尼奥快报》，1899年2月12日，由Readex出版的美国历史报纸数字版提供。Rea-dex是NewsBank公司的一个部门。

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出现了更为精细的披着“诚实”外衣的欺诈。20世纪早期，几家欺诈性股票和商品投资工具公司的推销者散播市场声明和金融出版物，警告投资者当心虚假公司，并推销他们自己的毫无价值的公司。因此，银行家和商人担保信用交换银行（BMGCE）——一家在20世纪之交运营的欺诈性纽约市经纪公司，在其宣传册中吹嘘自己的使命是“粉碎所有无原则的担保并将公众引导至可靠的公司”。为了帮助客户识别欺诈，BMGCE解释说：“我们聘请的是真正诚实的人，他们几乎都是侦探。”这个经纪公司进一步将其用户引导至一个虚假的商业机构——投资者保护局，只要支付两美元，保护局将提供“关于经纪公司、商人和制造商的报告”，使投资者能够“保护自己免受欺诈、倒闭和其他方面的损失”。[55]这种“通过大声谴责别人的罪行来掩盖自己的罪行”的技巧在20世纪前20年的财务提示表中变得司空见惯。[56]这种转移视线的想法是抵制对自己企业的潜在指控，而在别处制造诽谤。消费者和投资者在与一家公开提倡公平交易的公司打交道时会放松警惕。

这三种解决信任问题的策略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因为它们往往会在短期内发挥作用。成功的欺诈者认识到，美国人在面对如此众多的信息不对称时，制定了一些经验法则来区分可以给予某种程度的信任的企业和那些根本就不会搭理的企业。通过采用商业模仿、个性化销售和/或诱导转向，这些欺诈者利用了这种非正式的路径。因此，成功的商业欺诈者需要理解消费者应对现代经济生活五花八门的喧嚣策略时的心理。事实上，从美国独立以来的每个时代，商业欺诈都需要敏锐地把握人类的情感和行为。正如科罗拉多州立园艺学会秘书在1887年一篇关于林木欺诈者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那些技艺日益精进的骗子不仅是不择手段的、精明的，而且“天生就具有巧舌如簧的天赋”；他们也“精通所有人性的弱点”。[57]这些弱点本身值得探究。

欺骗性实践与经济决策心理学

在过去10年中，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将人类的情感作为研究的中心主题。这些学者已经表明，情感具有一种历史性——它们取决于社会和文化背景，并且可以在同等程度上通过学习和体验获得。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如法国大革命及其结果，能够强有力地重塑公众的价值观，以重塑他们对情感的感知和意识。[58]尽管人类的情感会随历史发生较大改变，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情感都会改变。几个世纪以来，基本类似的欺诈行为困扰着美国市场，这进一步解释了欺诈者有能力依赖一套固定的心理暗示行骗。从P.T.巴纳姆时代到伯纳德·麦道夫时代，社会评论家们已经发现了一系列容易让美国人受骗的不变的情感。

商业欺诈历史中一再出现的一些心理冲动反映了人类情感中普遍存在的欲望或焦虑。无论是骗子还是市场行为的观察者，没有什么能比轻易获得财富的热情更受关注了。投资欺诈迎合了这个梦想以及由此而生的赌博天性，正如镀金时代的一个经纪人骗子所说的那样，庆祝“获利的欲望”，是“人类心灵最强烈的冲动”。在一个充斥着一夜暴富和白手起家故事的社会，推销者可能会利用投资者对看似合理的计划的兴趣，承诺可以“将（个人）扫进富人堆”，报答投资者使其过上“财务自由的生活”。[59]许多投资骗局通过提供让投资者成为拜占庭式金融界“圈内人”的方式强化了这种诉求。20世纪初的虚假盲池（blind pool），就像假对冲基金一样，声称利用了特殊的市场情报或不易获得的投资机会。“我们聘请了特殊农作物专家，”1897年纽约市一家经纪公司为参与“春麦池（Spring Wheat Pool）”的广告大肆宣传，这些广告属于“独家信息”，并且是“为了我们的活跃客户的唯一利益”。这种骗局承诺独家性以及发财的路子。[60]相比之下，医疗保健骗局依靠的是情感中最基本的担忧。伪造的19世纪专利药，就像20世纪中期癌症治疗中的庸医一样，勾起遭受疾病打击的患者的最后一丝希望。[61]无论是祈求顺利还是医疗奇迹，骗子利用了患者的幻想和一厢情愿。

心理学领域，特别是行为经济学的最新文献中的发现，对为什么如此多的古老欺诈在美国商业文化中保持了一定的地位，提供了更为精确的理解。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家在世界各地开展心理学实验，以评估受试者如何在经济选择之间做出决定。这项研究记录了与“理性”经济决策的期望背道而驰的行为模式。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行为表明一系列认知和情绪的倾向不符合关于经济行为动机的长期假设。与商业欺诈历史类似，这项研究表明思维/情感模式与经济欺骗的循环特征之间存在惊人的对应关系。

行为经济学家用偏见（掩盖个体如何理解经验的过滤器）和启发式（人们在面对大量信息处理时使用的心理捷径）来解释经济评估的非理性模式。[62]行为主义者所发现的心智习惯中没有一种能够代表经济决策的全貌。它们包含一系列共同的直觉和初始印象，这些直觉和印象与个体经过分析和清醒判断予以修正或拒绝的其他认知感知、情绪反应和感知规范相互作用。许多学者认为，这些偏见和直觉捷径出现在人类进化的漫长历史中，因为它们使人们能够应对复杂的社会情境。[63]无论这种认知倾向是源于深层历史还是出现在更复杂的文明中，无论是否反映了大脑化学的硬连接或学习的文化过程，它们都使现代人易受欺骗。

例如，对“社会证据”的普遍信任有助于解释投资欺诈的性质。大多数哄抬卖出的骗局以及所有金字塔骗局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一旦大量的上当者接受诱饵，他们就是促使周围其他人跟随其后的“标杆”，例如，骗局中我们通常听到熟人撞了大运。大多数后来者都信任那些先于他们（与羊群一起）的人所进行的调查，特别是在亲和欺诈的情况下，他们效仿的人与其来自同一个可信赖的社会群体。[64]

商业模仿策略与行为主义者“代表性”启发式的思维过程相吻合。特别是当获取其他类型的证据有限时，或者证据需要进行广泛且复杂的分析时，这种心理习惯导致个人在做出经济价值判断时强调社会性的线索和标记。每当这些信号具有显著性时——即无论何时，由于有效呈现而使得初始印象很深——许多人认为它们传达了他们需要知道的所有信息。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些信号代表了潜在的现实。[65]在任何以广泛依赖这种认知基准为特征的社会环境中，一定比例的经济参与者仍然容易受到欺诈性计划的影响，这些计划可以提供令人信服的社会模仿表现。[66]

第三个心理捷径，即“可用性”的启发式思维模式，鼓励个人在评估经济选择时，对容易回想的事件和难忘的个人经历赋予很大的权重。投资欺诈的几个持久特征就是利用了这种认知评估方法。虚假公司的促销活动中会引用一些快速增长并且给那些先知先觉的投资者带来巨大财富的公司的例子。样本的选择也是与时俱进的，从采矿和石油企业，到19世纪晚期胆大包天的投机金融家杰伊·古尔德（Jay Gould），到贝尔电话和福特汽车，再到微软和英特尔等。通过对早期购买股票的人所获得的回报进行精确且夸大的计算，其目标仍然是将欺诈性公司与其他已经突显重要性和非凡盈利能力的公司联系起来。[67]欺诈性投资骗局的早期股息支付同样利用了可用性启发式思维模式，这使得投资者或储户具有很强的意愿将欺诈企业当成合法的。

这种认知倾向的普遍性进一步有助于解释投资骗局的周期性特征。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的每一次投机热潮都引发了金融欺诈，从19世纪早期虚假的土地公司到21世纪初房地产泡沫中出现的所谓AAA级债务抵押债券。自17世纪以来，这种骗局层出不穷。每当资产价值上涨时，更多的人愿意相信不切实际的暴富梦想，因为投资者会看到周围人快速积累财富的证据。[68]

许多零售欺诈行为利用了第四种认知经验法则，即“锚定”启发式方法，个人通过该方法给某些资产、机会或情境一个价值，然后将该值用作后续评估的参考。对评估性锚点的普遍依赖有助于解释销售和折扣（包括提供“免费”奖品）的心理拉动；这项特殊交易似乎比锚定价格对消费者的要求少得多。[69]锚定同样有助于解释狡猾的零售商长期以来采用虚构定价捣鬼或其“诱购”技术的能力。通过前述做法，无论是通过用制造商的定价与其他零售商的价格进行误导性比较，还是夸大预售“原价”，零售商都人为地构建了较高的“正常”价格。只要消费者不了解现行价格，这个虚构的价值因此设定了一个心理参考点，使得原本不会成功的销售成为可能。[70]

在“诱购”策略的情况下，“诱饵”成为已经存在的经济参考点，例如习惯价格，由于这些锚点和广告特价之间的巨大差异而引人注意。“转换”部分地寻求利用诱饵产生的心理期望。实施这种诡计的公司希望那些已经投入时间和精力，并且说服自己已经找到特殊交易的消费者不愿意空手而归。这种情感投资使他们容易受到“转换”商品的影响。当然，总有相反的可能性：消费者会被操纵手段激怒，他们会愤怒地离开。但“诱购”实施者已经计算出，愤怒的消费者对其声誉的任何损害都不会阻止更多从众消费者的涌入。

行为经济学家将最后一个心理锚定的例子称为“损失厌恶”。在要求受试者做出涉及风险评估的选择的实验中，大多数人认为经济损失比同等收益更痛苦、更难忘。因此，消费者和投资者往往容易受到营销人员如何构建机会和风险的影响，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是在避免或阻止货币损失而不是追求收益，则会表现出更大的行动动机。[71]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房地产开发或证券投资，损失厌恶似乎使其复杂化而非有利于欺诈性销售者。如果一个消费者对失去其所拥有的东西很有戒心，似乎很难被诱惑走上致富捷径。然而，即使在投机性投资领域，精明的营销人员也表现出对心理学的直观把握。他们对虚假公司的股票或虚假位置的住房进行低价定价，并允许投资者以保证金或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有时，他们通过提供一些证券的“红利股”为消费者灌输一种所有权的感觉，以吸引上钩者。[72]所有这些花招都降低了对成本的感知程度。他们还围绕避免遗憾和获得收益制定了销售宣传材料。一些新的西部定居点城镇地段的广告，或20世纪早期航空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可能会恳请读者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尽早获得真正巨大的收益。正如20世纪初记者亚瑟·H.格里森（Ar-thur H.Gleason）所认识到的那样，这种音调听起来像是复兴主义的布道。格里森认为，欺诈性的销售者是：

陷入痉挛的职业掮客。他必须在众人中制造情感危机，并且必须以相同的强度重复数百次。他的交易总是声称有令人窒息的兴奋，是对罪人或笨蛋立即作出决定的野蛮要求，是救世或获取丰厚利润的最后机会，仅限今晚或现在立马交易。[73]

在机会面前退缩，把支票簿放回胸前的口袋，将遗憾终生，或者如一个销售者在1917年所描绘的，错过“成就百万富翁的远见”，只会发现自己是一个“总是希望有什么大事情发生的许愿者”，一个“当机会来临时，从来没有勇气抓住它”的人。[74]

即使在欺诈性投资失败后，推销者仍然提出类似的理由，以便在投资失败后再次让消费者投资。这种被称为“重载”的技术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克萨斯州的石油繁荣期间。推销者会向忠诚的追随者解释，即使他们持有股份的石油公司已经破产，也还有一个通过推出一家新公司来收回损失的好机会，这家公司会以低价购买旧公司的资产，以及其他破产的石油公司。只要投资者提供额外的资金，就等着丰厚利润的井喷。成千上万被欺诈的投资者再次投资，这使他们能够在心理上推迟接受损失，并继续相信其最初决定将被证明是正确的。[75]

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采用欺骗性商业行为的美国人显然没有参考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即使到了20世纪末，也很少有欺骗性营销实践或明确的商业欺诈的设计者熟悉“心理账户”和“启发式认知”的技术语言。但几十年来，彻头彻尾的欺骗者和那些进行欺诈实践的公司对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心理进行了自己的调查，测试了哪些策略和信息与足够数量的目标一起使用才能获得“肮脏”的回报。正如贝茨·哈林顿（Bates Harrington）在他于1878年出版的《这怎样做的》（How’Tis Done）（这本书被认为揭露了美国乡村的各种骗局，但在很多方面都被视为有抱负的骗子的操作指南）中所说的那样，最狡猾的经济欺骗者把他们的努力变成了“科学。人类本性的每一个可能的弱点，每一个愚昧的漏洞，每一个可能获得优势的可攻击点，都经过了极其仔细的研究”。[76]这些非正式的营销试验产生的技术与过去两代人更严谨的研究所揭示的经济心理是相吻合的。

“镀金时代”金融史上的一段插曲表明，至少有一些美国人掌握了认知指南的重要性，例如可用性启发。在一家欺诈性的纽约市经纪公司投入大笔资金吸引来自整个美国大陆的人们投资其投资池之后，它收到了许多提出担任当地代理商的人士的来信。这些富有进取心的人，比如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农村的一名长老会牧师，提出他们会投入越来越多的钱，只要经纪人反过来签出一系列甚至更巨额的支票，以证明他们能兑现所有的承诺。这个牧师简述了他的计划：

如果我立即送给你20美元，你会在30天后寄给我40美元的支票吗？然后，如果我将第二次送给你50美元，你会在30天后寄给我100美元吗？接下来，如果我作为第三次操作送给你100美元，你会在30天结束时寄给我200美元吗？如果你这样做，我可以有足够的理由继续下去，努力劝说一些富裕的农民参与，他们除非看到令人满意的证据，否则不会听，当然他们对方法和细节一无所知。[77]

从这一来信，我们不清楚牧师是否打算薅其教区居民的羊毛，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希望用他们自己的技术来掠夺掠夺者。无论是哪种方式，该提议都表达了对诱饵红利如何激发信任的敏锐认识。

随着美国人从农场搬到城市再搬到城郊，奴隶制消亡，人们开始适应和学会应对大型企业和工会，迎接从工业研究设施中发明的技术，广告代理商制作的日益复杂的广告，以及越来越抽象的金融市场，美国人的经济生活的情感维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从一个19世纪的生产型社会演变为一个围绕消费的20世纪社会，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过程，美国人日常经济活动的情感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革。[78]

最厉害的商业欺诈者始终对这些转变保持着协调，他们认识到欺骗性营销依赖于合理的故事。可信的模仿、充满魅力的个性化和有说服力的诱导都可以巧妙地把握社会环境，挖掘个人抱负，让人放松警惕。如果想要顺利开展这种欺诈活动，就要仔细跟进最新发展，这样销售宣传就能唤起目标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现实。例如，罗伯特·A.李的角色在19世纪50年代或70年代并不能很好地唤起投资者对石油股份的需求；而在20世纪早期，败局命定论（Lost Cause）的意识形态蓬勃发展，种族隔离主义的白人至上主义根深蒂固，李将军这个人物给成千上万的南方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认为李将军是那种值得适度投资的地区资本家。[79]商业欺诈者的创造力和社交技巧在美国语言上留下了痕迹。当他们将长期的欺骗模式应用于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时，他们创造了俚语来描述其做法。每一代人都产生了一种欺诈的暗语，这些令人回味的术语中却充斥着欺诈者强加与故意误导的行为。

尽管商业欺诈具有特定时代的特征，而且往往相对于特定的人口和地理群体而言，但误导的心理结构并没有太大变化。这些始终如一的欺诈策略指出，在不断变化的情感、重建的经济生活，以及新瓶装旧酒式的最有效的欺诈计划背后，是人存在着认知弱点。然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认识到这些认知弱点的认知程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关于政策制定者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关注商业欺诈的普遍判断，或者关于政府和其他机构应该如何限制它的想法，并没有得到采纳。19世纪初期，美国法律对欺骗性经济行为进行了许多正式限制，这些行为植根于数百年的英美法律规则。它还包含一些专门的监管机构，负责保护商业真实性的声誉。但总的来说，对于拥有民主公民权利的个人来说，战前法律体系要求人们有更加敏锐的判断力。

第二部分　19世纪“购者自慎”的世界（19世纪10年代至80年代）

第3章　千疮百孔的法律

1854年，作为矮人汤姆·大拇指（Tom Thumb）将军的展商、瑞典歌剧歌手珍妮·林德（Jenny Lind）的推广者、纽约市美国博物馆的老板，P.T.巴纳姆（P.T.Barnum）名声大噪，他写了三部自传中的第一部。在《巴纳姆的一生》（The Life of P.T.Barnum）中，这个已经超乎寻常的人物把他的童年描绘成在美国市场的骗局中的学徒。巴纳姆在康涅狄格州的乡村长大，这里是洋基商业文化的摇篮，他从小就被反复告知，依赖对手（包括其亲属）的想法是危险的。9岁时，他目睹祖父通过欺骗性的市场营销手段为当地教堂顺利地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抽奖（承诺每张彩票都会得到不少于其价格一半的奖品，然后几乎不提供其他奖品），这巩固了他作为一个“老骗子”的地位。三年后，年轻的巴纳姆得知，多年来他一直是家族里的笑话，因为他的“遗产”是一块叫做常春藤岛的“珍贵”土地，不仅孤立、狭小，而且沼泽丛生。在整个童年时期，他见识了狡猾的农村居民和试图敲诈他们的流动小贩之间的斗争。

巴纳姆的父亲去世后，他又上了一堂关于狡猾的课，那时他15岁，成了一名店员。在这里，他不仅了解了他的雇主与当地农民和农场主妇之间进行的艰难的讨价还价，还了解了各种各样“不诚实的诡计和无原则的欺骗”，从品质低劣的碎布到短斤缺两的农产品。在当地帽子商们使用劣质毛皮制作帽子时，年轻的巴纳姆已经学会了在“糖、茶和酒”中掺假。在农村市场这个“狗咬狗”的世界里：

棉花当作羊毛卖，我们的羊毛和棉花当成丝绸和亚麻卖；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名不副实的。顾客在衣着上欺骗我们，我们用货物欺骗顾客。如果可能的话，每一方都会被欺骗。我们的主人必须是我们的眼睛，而不是我们的耳朵。而且，耳闻目睹都未必可信。根据我们的描述，我们的印花布都是“永不褪色”的，而且颜色通常足够“牢固”，甚至可以给顾客准备一桶肥皂水。我们的研磨咖啡和烧过的豌豆、豆子和玉米一样好，考虑到玉米粉的价格，我们的生姜还可以。……如果我们买一个钟，保证能计时准确，那么它很可能不比一个五斗柜更好——它们就像品达的剃须刀，“做成来卖的”——如果在箱子里能找到做成钟表所必需的齿轮的一半，那就是非常幸运了。[1]

在这本回忆录中，青年巴纳姆的商业环境就是欺骗和警惕相抗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一个经济行为者——商人、消费者、劳工、制造商、雇员、投资者、推销员——骗人与被骗，以牙还牙。一次又一次，人们试图占便宜——有时从来访的小贩身上，有时从原材料或成品的供应商身上，有时从合伙人、职员或雇主身上，抑或反过来，从邻居、亲戚或陌生人身上。无论当事各方是谁，骗子都因战胜了持续的猜疑而欢欣鼓舞，而受骗的人都向骗子交了学费。巴纳姆把这些情节描述为笑话，并假定读者会领会并分享其中的幽默。此外，在他的叙述中，没有人讨论过法律威胁，更不用说启动法律程序了。相反，如果发现一个虚假的欺诈，他们就会进行更艰难的讨价还价；如果自己的谎言被戳穿，他们就会含糊其词地找借口来挽回面子；而且，每当交易结束后，一旦欺诈手段暴露，他们就会称赞作恶者的敏锐。

巴纳姆记忆中的社会是一个购者自慎的霍布斯经济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买家必须小心，以免买到那些洗后会掉色和变形的衬衫。出现在《巴纳姆的一生》中的康涅狄格州伯特利的居民，就像纽约市的居民那样（巴纳姆来到那里建立起行骗的“根据地”，在整个国家巡回他的娱乐表演），接受了这一原则。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成年人应该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如果个人因为巧妙的失实陈述遭受损失，他们除了自己之外无法责备任何人；并且，这种经历使美国人为混乱的市场交换做好了准备。此外，巴纳姆的反思并不构成对美国商业关系的不同寻常的描绘。关于这个时代城市生活的小说和非虚构文学，如约翰·丘马塞罗（John Chumasero）的《在罗切斯特的生活》（Life in Rochester）和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1849年的《纽约切片》（New York in Slices），充满了类似的轶事和评论。[2]

作为曾经的演出者，巴纳姆肯定会为戏剧性或喜剧效果而点缀一下这些回忆。事实上，无论是否将《巴纳姆的一生》作为人们了解战前经济文化的窗口，我们都必须始终清醒地明白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巴纳姆通过精彩的恶作剧和娴熟的公开误导（尽管如此，它仍然具有商业娱乐价值），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骗子大师的名声。他完全有理由强调，他的美国同胞往往对他们面前的事情抱有怀疑，但尽管如此还是容易被欺骗。他的早期巡回展览和美国博物馆的核心商业模式靠的是让他的顾客分享自己的经验，让他们知道自己看起来很敏锐。看过巴纳姆表演的人都知道他们会遇到许多人为的幻象；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区分真正的怪异与狡猾的欺骗。所以，巴纳姆有强烈的动机去强调美国人对购者自慎原则善意而坚定的拥护。因此，人们可能不会全盘接受他书中相关的描述，如他将战前交易描述为骗子之间无休止的斗智斗勇，以及战前经济文化认可这种竞争是良好的社会标志。出于类似的考虑，人们可能会将那个时代对商业和金融交易的其他描述视为夸大其词。[3]

本章对巴纳姆关于美国商业文化的描述进行了交叉检验，考虑了1812年战争结束时和国家从重建中撤退时期的商业欺诈法律（尽管略提及了巴纳姆60年生命的前后一段时间）。在1815年之后的几年里，美国商业重新与欧洲建立联系，州立法机构开始为内部改善提供资金，并创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银行机构，加速了美国人从农村到城市、从农场到工厂的进程。到最后，这个国家不断扩大的铁路网络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和大型企业的蓬勃发展，并促进了真正的全国性市场的出现，以获取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在此期间，面对面经济世界的基础受到冲击，挤满了陌生人的城市不断发展，商品流通领域充斥着各种来路不明或特征不易评估的商品，交易中需要面对背景不清的对手。一体化大陆经济的压力以及专业化的潮流最终将改变处理商业欺诈问题的法律机构。但是，人们可以将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贯穿巴纳姆的一生——发生的事当作一个连续性的故事来探讨美国的欺诈法。

这种叙述的一部分涉及正式法律对巴纳姆回忆中反复出现的许多小骗局以及困扰商业世界的更严重的骗局的不满倾向。普通法包含许多关于经济欺诈的刑事禁令，并为不满的交易对手通过民事诉讼对虚假陈述主张权利提供了若干途径。美国法典和市政法令扩大了这些对抗商业或经济欺诈的习惯原则。因此，19世纪美国市场的正式规则力图维护经济上的公正，并增强人们对商业合同和交易的信心。

尽管如此，巴纳姆的自传仍然指出了1880年之前反欺诈法的实际弱点。令人生畏的法律标准、极具挑战的举证障碍以及矛盾的文化态度共同作用，削弱了对欺诈行为的法律约束。美国的法律精英试图在长期坚持的真实商业言论规范与他们这个时代对创业活动和快速经济增长的承诺之间取得平衡。后一优先，被包含在“进取精神”的概念中，为推销和表演提供了回旋余地，尊重商业言论的自由流动，并依赖消费者和投资者为自身利益负责的能力。[4]这些担忧在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为伪君子和骗子提供了回旋的余地。即使面对最严格的正式规则，19世纪的美国人也常常遭遇事实上的购者自慎。

成文法律

19世纪的美国一直是自由放任的堡垒。在进步主义和新政之前的几十年里，这种思维方式表明，除了维持公共秩序和提供执行合约的手段之外，政府让企业自行其是，这是“守夜人”政府的典型角色。这种“弱势国家政府”的观念忽视了政府政策对美国资本主义形态和方向的巨大影响。除了界定基本财产权，包括对奴隶财产权的保护和废除，美国的立法机构、行政人员和法院试图维持促进经济增长的法律体系，并至少对其中的一些社会危害做出了应对。前者的愿望体现在交通基础设施的公共资金上，主要是运河和铁路，以及保护性关税、股份制银行、一般股份制法规，以及对保护运输公司和制造业利益的侵权法和征用法的解释。后一种冲动激发了对经济行为的诸多监管限制，特别是在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公共道德和公共市场等广泛领域。这些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监管问题中的每一个都影响了19世纪美国人对不成文普通法，以及许多市政、州和联邦立法的理解。在关于道德经济的法律规则的广泛范围内，存在许多对抗商业言论中的虚假陈述的规定。[5]

美国普通法允许针对商业欺诈和金融欺诈提起民事和刑事诉讼。在整个19世纪，地方、州和联邦立法机构颁布了许多反欺诈条款，通常是为了应对那些令政府机构感到震惊而采取行动的特定欺诈行为。若想理解与这个时代的欺骗行为有关的法律规则，只需要翻阅诸如梅尔维尔·比奇洛（Melville Bigelow）1877年《欺诈法》（The Law of Fraud）这样的论文，他用数百页的文字为维持有序市场秩序的悠久英联邦传统证言。[6]几乎与美国法律的所有领域一样，法律定义和程序因司法管辖区而异。尽管如此，反欺诈法的大致框架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相同。

根据具体情况，对商品、土地或无形金融资产心怀不满的购买者如果认为交易对手通过虚假陈述哄骗了他们，就可以寻求许多合法途径进行处理。如果此类交易涉及信用条款，则购买者可以拒绝付款，一旦被起诉，就会设法避免以欺诈为由进行的判决。根据法律上的说法，被告可以欺诈为由进行辩护阻碍诉讼。债权人根据第三方对债务人偿付能力的虚假保证而提供贷款，可以就因此而造成的损失起诉这些个人。如果债务人试图通过欺诈性地向同伙转移资产来避免支付，债权人可以在衡平法院提起诉讼以使这种转移无效。在房地产交易之后，指控欺诈的购买者可以将土地卖回给卖方，如果后者拒绝退还购买金，则在合议庭中提起撤销合同的诉讼。对于其他已完成的交易，例如商品、用品、消费品或金融工具的交易，受害方可以起诉卖方欺诈，在普通法法院就欺骗造成的经济损害寻求金钱赔偿。[7]

这些法律诉讼都涉及民事纠纷——在政府官员看来，这些争议并不构成对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根本威胁。19世纪的美国人也可以选择提起刑事欺诈诉讼。根据普通法，各种“欺骗”，例如伪造商品或通过使用“虚假表示物”（伪造通信、虚假商标等）欺骗他人，只要它们涉及欺骗市场，便可构成轻罪。其他与欺诈有关的刑事指控涉及法定的犯罪，如通过虚假的借口、阴谋诈骗获得货物或金钱，以及通过向债权人隐瞒资产或在倒闭前夕秘密将资产转让给其他当事人而欺诈性破产等。因此，1833年乔治亚州刑法宣布，利用“欺骗手段或狡猾做法”欺骗对方的个人“应被视为普通的骗子和诈骗犯”，处以“罚款或普通监狱中的监禁，或两者兼施”。[8]

19世纪的美国法律版图进一步包括了针对特定经济部门欺骗性商业行为的许多法规。在费城这样的大都市和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等城镇，拍卖行必须获得许可证。[9]在全国各地，小贩、旅行推销员和保险代理人都面临着地方层面的监管要求，他们在试图寻找最终的当地客户之前必须遵守良好行为令（good-behavior bond）。[10]许多商品市场也受到旨在确保产品质量的监管法案的影响，其中许多监管法案有着悠久的殖民经济政策渊源。美国的城市食品和能源市场雇用了称重员、测量员和检查员，他们有法定权力监管向零售商和消费者销售农产品、肉类、木材和煤炭的日常业务。[11]因为出口行业如烟草、咸猪肉和腌制鱼取决于在外国购买者中的良好声誉，这些行业的大佬游说建立正式的质量标准并任命国家官员来维护这些标准。大多数由此产生的法规要求卖方以标准尺寸准备其商品，并且货物从官方检查员那里获得证明其纯度和/或等级的认证。

密歇根州为其主要出口商品制定了一套典型的监管要求。自1857年起，立法机关制定了详细的牛肉、猪肉、黄油、猪油、鱼、面粉、皮革、锅和珍珠粉、啤酒、麦芽啤酒、苹果酒和桶条的制备标准。在将产品送出本州之前，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必须将其送至县检查员处进行检查，由他们评估质量等级，并判断是否遵守包装要求。如果制造商或商家逃避检查、伪造检验标记或改变已经检查过的容器的内物，他们就有可能面临罚款和没收。[12]

与有关经济欺骗的一般法律规定相比，这种制度安排可能会对商业行为产生更大的影响。与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不同，许可证和检查制度并不依赖于所谓的欺诈受害者提起诉讼。相反，他们授权公职人员调查市场的界限，并对违反法定义务的经济行为者进行制裁。许可证和检查制度确立了官方的行政能力。

19世纪的美国法律充斥着试图预防欺诈行为或为欺诈受害者提供补救方式的法律规则和制度。但是，确定正式的法律规定只是评估法律对社会和经济安排所产生影响的第一步。一旦考虑到有关商业欺诈的法律的司法适用时，很明显19世纪对商业或经济欺骗的一般法律规制被程序性和举证规则所制约。在许多情况下——例如，棉花贸易中的购买者如果希望对卖方的欺骗行为提出正式指控，则必须在得知被骗之后立即这样做。哪怕等待几个月的时间在诉讼上都被证明是致命的，因为这种延迟损害了中间商对其供应商提出类似索赔的能力。[13]

确定某些不诚实行为何时越过法律允许的行为界限的司法标准也趋于严格。投诉人必须证明虚假陈述是与有关交易相关的重要事实。根据定义，对或有情况的讨论或对未来事件的评估（例如预测的价格变动）是意见，而不是事实。对未来付款的承诺，无论多么虚伪，都只是承诺，只可以发起民事诉讼，而不能进行刑事指控。要符合“实质性”这一标准，谎言必须与决定继续进行交易明显相关。提出欺诈指控的个人还必须证明他们被虚假陈述欺骗了，他们实际上完全依赖于这些虚假陈述做出同意出售、购买或延长信用期的选择，他们没有能力检验虚假陈述的真实性，也没有采取合理的行动步骤来验证它们，对虚假陈述的依赖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最难的是，要证明这种谎言代表蓄意欺骗。总而言之，这些规则构成了一个法律挑战。[14]

对欺诈索赔采用严格的证据过滤机制反映出精英阶层将经济增长和个人自力更生视为基本社会价值观。律师们和法官们认为，为美国人提供以欺诈为理由重新审查交易的简便方法，会给商业发展带来太多阻碍。正如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班尼斯特·吉布森（John Bannister Gibson）在1839年一份有影响力的意见书中所言，宽泛的欺诈定义“通过恐怖的无休止的诉讼将使得每一个人都远离商业活动”。对欺诈指控的热切要求将使得法院对争执疲于奔命，无暇顾及其他的民事和刑事诉讼。[15]律师和司法界同样倾向于回避可能破坏个人自保动机的法律教条——从看似占便宜的不明智的购买、好得难以置信的投资或没有保障的信用延期中吸取教训。缅因州最高法院的法官约翰·阿普尔顿（John Appleton）在1878年的一份意见书中阐述了这一观点，该意见书是关于这样的案件：债务人试图逃避向持有本票的无辜第三方支付，因为该债务人以虚假的名义开具了本票。在这种情况下，阿普尔顿坚持认为，“愚蠢的受骗者必须承担其愚蠢和低能的后果，而不能强加于那些依赖其主张的人，这种惩罚本质上总是与疏忽或缺乏警惕有关”。[16]阿普尔顿这样的法官将购者自慎的原则移植到更严格的商业欺诈一般法规中。

这种司法怀疑主义意味着对早期现代英美法学的主导倾向的偏离。在英格兰和美国，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有被骗之嫌的购买者在司法听证会上受到更多的同情。当买家在受监管的公共市场上从工匠或商人处购买并支付与精细工艺或质量标准匹配的价格时，法官们会认为交易具有隐含的适销性甚至可靠性保证。但这种模式也存在零星的例外，并最终为19世纪的法理学提供了关键的先例。但总的来说，不列颠群岛的早期现代法院和美国殖民地保护着伪劣商品的购买者，即使卖方似是而非地辩称，他们不知道商品存在缺陷。[17]

这里的重点并非是19世纪的商业欺诈行为通过司法诠释学的把戏而完全消失。但是当时的美国法官和论文作者，就像他们的英国同行一样，缩小了这些限制。到19世纪中期，普通法或法律规则开始起作用，欺骗必须特别“巧妙”，以便克服买家费尽心思的甚至警惕的调查。在出售掺假或伪劣商品的情况下，缺陷必须是“潜在的”，以买家无法轻易检测到的方式隐藏在商品中。如果一些新公司的创业者对其未来潜力做出了虚假的宣传和预测，并表现出对公司资产和公司管理极大的热情，那么投资者应该知道这种宣传不会导致欺诈诉讼。19世纪的美国商业欺诈法通常只涉及狡诈的诡计，而不是像1834年波士顿一家报社所报道的，“善意的诺言、夸大的事实和隐瞒的某些细节”，这些“经普遍同意和普遍使用”的东西有助于促进投资和商业贸易。[18]

一宗1847年纽约上诉法庭案件，人民诉克里西（People v.Crissie），体现了司法倾向于限制欺诈的法律约束。该案件涉及一起由出售羊群引起的刑事诉讼，依据是纽约市欺诈法规。案件中的买主是一位名叫布洛克的农民，他向羊群的前主人询问过为什么有几只羊蹄状况不佳，赶羊人尽管知道羊群已经患病，但还是解释说这是羊群近期走了一段艰难路面而出现的暂时问题。下级法院驳回了这项判决，认为布洛克不应该相信这些解释。民主党法官弗里伯恩·G.朱厄特（Freeborn G.Jewet）在意见书中虽表示不同意这样的判决，但仍这样判，是为了强调纽约市欺诈法规有限的管制范围。朱厄特承认立法的目标是“保护弱者和容易轻信的人免于受到狡猾且巧妙的花招和诡计的侵害”。但他同时宣称，一个谎言要想引发刑事责任，就必须“是一个巧妙设计的故事，这自然会对当事人产生影响——这等同于虚假标志或虚假记载——一种巧妙的设计或不寻常的诡计，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的机智和一般的谨慎是不足以防范的”。朱厄特坚持认为，欺诈法规并不能免除个人调查产品和交易对手的义务。[19]类似的考虑影响了英国法院在欺诈案件中的判决，特别是与当时初创公司的虚假陈述有关的一些案件。从1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英国法官对公司欺骗的指控采用了严格的证据标准，因为他们担心这些标准会对投机者提供过多的法律保护。在民事和刑事欺诈诉讼中，英国的司法机构拒绝削弱投资者对离谱承诺持怀疑态度的动机。[20]

正如在英美法学的许多领域一样，欺诈法包含许多例外。关于商业欺诈的法律演变并不整齐划一，也不因相反的裁决和意见而复杂化。如果19世纪的法官倾向于对大多数欺诈指控持怀疑态度，那么当被指控的受害者缺乏其所认为的共和国公民身份、社会和/或经济标志时，他们就可以扭转其解释倾向。寡妇、不会说英语的新移民、文盲、“低能人”、年轻人、“无知的黑人”、水手（法律将其视同于“年轻的继承人和怀孕者”），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包括老人和醉酒者——在欺诈争议中，所有这些群体从法院获得了更多的仁慈待遇。根据当时的法学家和法律作家的说法，这些群体缺乏照料自己的经验、悟性或心智，因此需要得到家长式的保护。所以，司法部门为他们制定了一套不同的证据规则，降低了成功开展基于欺诈的辩护、实施基于欺诈的民事诉讼或提起欺诈刑事起诉的要求。法官们认为，这些人应该得到更大的法律保障。[21]

这些司法区别的基础是理解社会身份与获取相关经济信息和评估其影响的能力之间的关系。一个“卑微的、年老的、未受过教育的妇女”将一处上好的房地产卖给了“各方面能力都远远超过她的人”，在大多数19世纪的美国法律精英眼中，她不是一个能够理解土地市场，并能合理判断买者的主张和提议的人。同样，一个地产交易商向一个新移民出售一块他并没有所有权的地产，或者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非洲裔美国人付钱给医生让他帮忙解毒，而医生坚持要收取相当于其全部家当的费用，那么法院应该向这个被欺骗的新移民或这个非洲裔美国人提供补救办法。对于这些人来说，法律不必坚持他们在采取经济行动之前必须具有同样程度的谨慎。正如田纳西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彼得·特尼（Peter Turney）在1876年一份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意见书中所解释的那样，当法官和陪审团考虑欺诈相关案件中的欺骗决策时，他们应该只期待根据“受骗者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我们可以自然且合理地预期的那样谨慎。问题是，他能谨慎到什么程度呢？”[22]以这种方式提出的问题使得诸如特尼这样的法律精英在考虑欺诈指控时强化了普遍存在的社会偏见，凸显出妇女、工薪阶层移民和非洲裔美国人在寻求其最佳利益时的无能。即便如此，这一提法确实扩大了对商业言论进行法律监管的有效范围。

类似的考虑因素在大西洋的彼岸也占了上风。当诡计多端的企业经理针对英国工人阶级行骗时，法律机构被证明更有可能对其提起欺诈诉讼，法官被证明对辩方论据和动议提不起热情，而且陪审团更有可能对其作出有罪判断。事实上，1880年以前英国的大多数重大欺诈定罪涉及储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失实陈述，它们的倒闭给工薪阶层储户和保单持有人带来了沉重的损失。[23]

对信息结构不对称的司法关注甚至可能扩展到一些法律争议上，这些争议困扰着具有完全能力的有文化的成年白人男性。当交易的一方更容易获得有关市场状况的相关情报、财产的内在品质，甚至经济参与者的道德品质和财务状况时，法院对欺诈指控方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因此，如果讨价还价中只有一方具有特殊的专业知识——比如出售面粉厂的磨坊主——美国法官倾向于给予另一方更多的法律照顾。同样的倾向导致法律精英们对那些声称他们在合理地依赖无可争议的专家的担保，或者关于信用申请人的财务状况可靠而后来被证明无力偿债的第三方保证时仍遭受欺诈的个人，表示担忧。[24]

因此，19世纪的司法机构接受了一个可以反驳的推定，即法院不应因为一方提出了高声的欺诈抗议而取消私人交易。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官们对这种指控不以为然。但是，如果欺骗的程度令人印象深刻，如果法院认为申诉人属于一个值得更多法律保护的社会群体，或者如果欺骗者拥有信息优势，则诉讼当事人可能克服司法机构不愿干涉商业或金融交易后果的心理。战前的幽默作家詹姆斯·柯克·保尔丁（James Kirke Paulding）在1839年的故事“理性的完美”中很好地表述了这种模式。在这部讽刺作品中，叙述者是一个出身良好、受过正规法律教育的年轻人，他由于被卷入一起欺诈索赔诉讼，见识了普通法的混乱。作为原告，对因两笔欺骗性的马匹交易，从臭名昭著的鞋匠处购买伪劣的靴子，以及收购一艘建造品质欠佳的船所造成的损害要求赔偿，这个年轻人被告知他有“购者自慎”的责任。由于在购买之前忽略了合理调查或要求书面保证，年轻人输掉了每一个官司。损失让他很痛苦，他决定调整其交易策略，因此他在一次马匹交易中占了一位年迈邻居的便宜。然而，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只会使他陷入更深的法律困境。在由此产生的民事诉讼中，他发现，当一位视力不好的老妇人被欺骗时，法院确实会保护她的利益。[25]

在构建反欺诈法的解释性框架时，19世纪的美国法官所关心的不仅仅是鼓励企业家的努力和避免杂乱无章的法庭案卷。司法部门也试图将商业欺诈的法律与对美利坚合众国公民身份的主流理解相适应。司法界对于购者自慎原则的逐渐接受，存在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这个时代的法官和法律作家成长于一个崇尚男性自立的社会，在典型的白人男性公民中崇尚政治和社会平等理想。这些法律精英所处的文化环境崇拜安德鲁·杰克逊等政治家、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等商人、P.T.巴纳姆等表演家的进取精神。[26]

法律在行动——民事与刑事法庭

成文法可能被证明是一纸空文，一个充满活力的信仰和行为的塑造工具，或介于两者之间。确定特定法律体系在该范围内的位置并非易事。在理想情况下，这需要深入研究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通法律记录，以及与法律规则、执行机制和争议解决方式相交叉的社会经验。[27]尽管历史学家只完成了分散的案例研究，但人们还可以利用大量与欺诈相关的刑事诉讼新闻报道，它们提供了有关当前社会规范和法律机构典型运作的广泛证据。这些资料表明，在19世纪最后25年之前，美国法律只能断断续续地限制欺骗性的市场行为。

一方面，将自己视为非法欺骗行为受害者的个人通常不会通过民事或刑事程序向企业和/或企业主提出正式投诉。一个障碍是被欺诈的人有可能在骗局过程中表现出违法的意图，就像在被称为“绿色商品游戏”的与伪造有关的诈骗案中一样。这些受害者可能会因为自身的法律风险而避免公开起诉。如果他们确实寻求法律救助，那么法院规定进入司法大厅的欺诈申诉人必须没有违法行为。正如纽约上诉法院在1871年的一个关键案件中所解释的那样，美国法院不会“保护互相交易的流氓”。[28]

在许多其他情况下，欺诈受害者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微乎其微。巴纳姆的自传中描述的那种小打小闹的欺骗很少将美国人送进破产法庭或者济贫院，大多数金融诈骗都是从大量失望的投资者那里榨取小额利益。这种情况给法律诉讼制造了重大的经济障碍，提起诉讼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即使在相对简单的案情中，从提起民事或刑事诉讼到得到最终结论也意味着会产生50-100美元的律师费和法庭费用，如果对法律问题的剖析或相关证据累积变得复杂，那么这些费用将会大大上升。（用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来衡量，这些金额相当于2016年的约8000-16000美元。）正如1882年纽约市一家报纸所观察到的那样，小型诈骗的典型受害者变得“心灰意冷、疲惫不堪。没钱诉诸法律，他放弃了所有寻求补救的想法并离开”。[29]用现代经济学用语来说，对商业欺诈的法律回应面临着集体行动问题。

当然，在决定是否提起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时，美国人从未仅仅进行冷静的成本效益分析。情绪上的考虑——对感到受虐的愤怒，对报复的渴望，对公共福利的焦虑——可能促使指控者在几乎没有获得经济利益机会的情况下，提起诉讼或向执法人员做出愤怒的陈述。例如，在1833年纽约市一起针对房地产欺诈的起诉中，一名证人将原告描述为“报复性”和“怀着强烈的激情”，意图将被告“送进州监狱”。[30]然而，即使在一些拥有坚实的法律基础的案件中，情绪也可能导致经济欺诈的受害者保持沉默。受骗者可能会保持沉默，要么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自己的轻信，要么是因为他们希望避免可能引发的巴纳姆式的公众嘲笑。因此，在1862年，《纽约论坛报》推测，整整90%的欺诈案件仍然隐藏在公众的视野之外，因为被欺骗的人“对让别人知道他们很容易受到欺骗而感到羞耻”。整个19世纪，影响巨大的欺诈行为都假定大多数被欺诈的人会保持沉默。[31]

即使大多数欺骗性商业行为的受害者确实选择“忍受”，仍有成千上万与巴纳姆同时代的人不会在商业欺诈或诈骗中保持沉默。然而，关于欺诈的正式指控既没有受到法律机构的一致欢迎，也没有轻易转化为损害赔偿、定罪和监禁判决。寻求对欺诈性虚假陈述进行赔偿的19世纪民事诉讼的法律处理在审判层面仍然是模糊的，因为我们缺乏对可以产生量化衡量标准的特定司法管辖区的细致历史研究。上诉机构的决定，以及报纸对民事纠纷的分散报道，明确指出原告可以通过使用欺诈手段或抵制收债诉讼来挽回一些损失，特别是当他们拥有受尊敬的社会地位，并能够负担得起专家法律顾问，且可以坐实这些虚假陈述符合法律要求时。[32]但是，当指控涉及跨大西洋棉花供应链中所发生的复杂交易时，证据标准阻碍了许多关于欺诈的民事诉讼的发起。战前南方陪审团和仲裁委员会倾向于对中间人所声称的因“虚假包装”的棉花而遭受的损失索赔打折。这些棉花包外面包着最高等级的棉花，里头却是劣质的棉花。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必须确定欺骗的确切性质，以及该由谁承担责任。[33]

此外，法庭上的胜利通常不会为欺诈受害者带来巨额赔偿。1861年，当一名新英格兰律师对所购买的一匹马不满意时，他很懊恼地发现，如果被告没钱赔他，或者愿意入狱而不兑现判决，即使是基于欺诈取得了对卖方不利的裁决也无济于事。[34]由于芝加哥的丹麦移民资本家尼尔斯·弗雷德里克森（Niels Frederiksen）的“大片土地诈骗”，数十名被骗的美国人得到了类似的教训。弗雷德里克森的公司在州税拍卖中购买了数千英亩土地，以及大片铁路土地上的选择权。然后它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将土地转售给斯堪的纳维亚移民，保留土地所有权直到公司收到全额付款；它在同一块土地上制造了虚假的抵押贷款；并将这些虚假的债务卖给了东部和中西部城市的投资者。公司在1889年倒闭之后，面临着大量寻求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并且输掉了所有这些诉讼。但就此而言，弗雷德里克森和他的儿子已经将他们在美国的资产转移给受优待的债权人作为抵押品，并逃往欧洲，且带走了大笔现金。结果，所有诉讼的申请人只是为糟糕的情况花了更多的冤枉钱。[35]

关于刑事欺诈起诉的证据更容易收集；当时的新闻报道对刑事诉讼比对民事诉讼的覆盖更紧密；一些州政府编制了相关统计数据。骗子的企图，以及通过虚假借口侵占货物或金钱，构成了19世纪城市犯罪案件记录的一部分，尽管这些罪行从未成为警察和检察官的主要关注点。19世纪60年代后期巴尔的摩警方的月度逮捕报告说明了这一点：涉及商业或金融欺诈指控的人不到1%。[36]此外，在成功的欺诈起诉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公司或零售企业对客户或者个人对其他个人提起的诉讼，而不是消费者、投资者或其他对手方对公司提起的诉讼。例如，保险公司经常追究他们认为涉嫌欺诈性索赔的保单持有人，而店主则偶尔向消费者提出欺诈指控，其余是一些关于个人贷款纷争的刑事案件。[37]尽管如此，19世纪的检察官和法官每年都在处理针对企业主的刑事欺诈案件，尤其是在大城市。1868年，巴尔的摩警方每月以与欺诈有关的罪名起诉约12人，其中商业企业被控非法欺诈的起诉不到一半。

当然，对企业主提起刑事欺诈诉讼并不能确保其被定罪或受到惩罚。无论被指控涉及某种欺诈、其他涉及财产的罪行，还是暴力行为，这个时代的刑事司法系统为大多数重罪被告提供了摆脱困境的大量机会。许多逮捕并未导致控告；控告并不总是以起诉而告终；起诉有时以无罪释放而非有罪判决结束；如果法官能够发现程序缺陷，上诉法院对推翻定罪几乎没有任何意见；通常是在陪审团和地方检察官的要求下，欺诈者才被送入监狱，而州长们对减刑和赦免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衡量美国19世纪刑事司法制度缺陷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标准是非洲裔美国人的境遇，他们被指控在南方蓄奴州从事犯罪活动。内战前南方各州的黑人被告无法提供非洲裔美国证人的证词，他们往往缺乏称职的法律顾问，被迫面对全是白人的陪审团。然而，在1819年至1860年间，南卡罗来纳州的非洲裔美国人只有三分之二被判有罪。对于全国各地的白人被告来说，定罪率往往要低得多，有些司法管辖区只在五分之一的审判中做出有罪判决。[38]如果密歇根州总检察长汇编的“战后检察统计数据”与其他地方的结果相同，那么与欺诈相关的起诉结果处在这个范围的低端。在截至1866年6月30日的一年中，十分之三的密歇根州欺诈起诉最终被定罪，不到盗窃罪定罪率的一半。六年后，该州欺诈案件的定罪率仅为17%，远低于盗窃罪起诉定罪率的61%。[39]

即使受害者提出了符合相关法律类别和定义的具体指控，对商业欺诈进行刑事定罪也不容易。收集令人信服的证据通常很困难，特别是口头行骗的情况。当欺诈行为在不断扩大的国家贸易和金融网络中展开时，管辖权的各种问题困扰着检察官，检察官不得不与远方的证人和棘手的问题进行斗争，这些问题涉及谁有权审判这些涉嫌犯罪的人。如果被指控欺诈的商人有足够的资金来聘请顶尖的律师，就像许多人一样，他们将从19世纪美国刑法的大量程序和实质性漏洞中获益。面对重案的被告也可以逃之夭夭，特别是在最初传讯之前。万一一个拥有金钱和社会关系的商人被判有罪并且没有成功上诉的希望，但他总是可以请求赦免。人们可以通过回顾一些被高调提起商业欺诈诉讼的商人的职业生涯，来更好地理解这些惩罚的障碍。接下来是三个这样的小插曲，关于一个臭名昭著的假拍卖商、一个大规模的商业信用欺诈，以及一系列虚假企业的创始者。

从战前晚期到19世纪70年代末，芝诺·伯纳姆（Zeno Burnham）作为一个完美的零售欺诈商，在纽约市声名鹊起。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伯纳姆经营着一间牡蛎酒吧，其间他被控非法侵入当地一家公用事业公司的主线线路，窃取照明煤气，之后伯纳姆在拍卖行业中兴风作浪。[401812]年战争后，纽约出现了拍卖业，从那时起，一些公司就专门从事欺骗性的商业活动，包括调换陈列的商品、对商品进行虚假陈述，以及使用所谓的“假情报”、托儿或“彼得·芬克[3]”的托词来抬高竞价。这些在干货、珠宝和手表的销售中很普遍的策略，很快就扩散到了马匹和家具的营销中。虚假的家具销售在一些充满假冒品且华而不实装饰的公寓里打出这样的广告，即因某个富人死亡或即将搬离该城市，需要快速处理一些“花哨”的家具。[41]伯纳姆把虚假家具拍卖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在19世纪60年代，它吸引了数百名寻求廉价家具的人，并避开了几项刑事指控，这通常是依靠专业法律顾问得逞的。[42]

在1865年的秋天，一名已婚白人女性客户对伯纳姆又一次提起了刑事诉讼，声称他改变了购买家具的发票以增加应付金额，然后拒绝退还她的政府债券订金，其价值远超过300美元的购买价格。助理地区检察官根据专门针对拍卖中的欺诈行为的新刑事法规起诉伯纳姆。检察官坚持认为，伯纳姆的“职业”是“一种邪恶——它依靠欺骗生存、发展和繁荣”。他宣布，如果陪审团无罪释放这个“假拍卖之王”，他们将纵容和鼓励他的同路人做同样的事情。他们若情愿“废黜”他，“他的同伙也就树倒猢狲散了”。伯纳姆输掉了这一轮审判，陪审团作出了有罪的判决，主审法官判处他在州立监狱服刑30个月，这一结果令当地媒体惊叹，一名“有钱的恶棍”居然被关进了监狱。[43]但伯纳姆只在监狱内呆了几周。他利用自己的社交网络，据说向合适的人贿赂了几千美元，很快就得到了赦免，理由是著名律师证明他的定罪是由于不公平的偏见，监狱医生还称其健康状况不佳。在接下来的15年里，伯纳姆继续以虚假家具拍卖商的身份从事着自己的生意，尽管现在他是躲在幕后与一个作为合法经营者的同伙合作。他面临着进一步的刑事调查，但都设法躲开了，部分原因是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在经营他的企业。[44]

模糊的法律责任同样使得由福尔格蒂布斯（Folger&Tibbs）公司的倒闭所引起的诉讼复杂化；这是纽约的一家干货公司，它实施了一项典型的信用欺诈计划。在1866年秋天，该公司说服批发商向他们赊销了价值10万美元的商品。（这笔款项换算到2016年将超过1亿美元。）一旦收到货物，他们就会将它们发送给巴尔的摩和辛辛那提的拍卖商，并以低价出售以获得现金。在几个月内，一些债权人开始意识到受骗，并提起了串谋诈骗的刑事诉讼。然而，到了这个时候，福尔格与蒂布斯已经离开了美国，前往欧洲。因此，检察官只能控告安排原始购买及之后装运的店员和代理人，以及处理货物的辛辛那提和巴尔的摩的拍卖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和审判揭示了这些交易的可疑性，其中包括该公司从不记账以及强调以任何价格立即出售商品。但正式起诉书只提到了单一商业投诉者出售的具体商品，即大量的手帕。鉴于几名关键证人没有出庭，而且缺乏证据表明所有被告与这些手帕的骗局有关，法官驳回了这一案件。[45]

除了证明骗子有逃避法律程序的能力之外，这一事件还强调了欺诈相关定罪的证据障碍，即使在涉及无耻欺诈的案件中也是如此。证明为欺诈性商业计划提供便利的员工和代理人具有知识和犯罪意图并非易事。谁能说，下属有义务服从他的雇主或代理人有责任遵守其委托人的指示，在何种情况下逐渐转变为犯罪行为？“所谓的大干货诈骗”，正如一家报纸所说的那样，进一步说明了任何企图追究刑事欺诈指控的潜在责任。在被指控者被无罪释放后，其中一名被证实的辛辛那提拍卖商对纽约商人提起民事恶意起诉诉讼，后者指控他犯有阴谋罪。18个月后，他获得了陪审团做出的5000美元赔偿裁决，因为他在监狱中度过了受辱的6天，“他的人格因此而受到伤害”。[46]

与芝诺·伯纳姆一样，詹姆斯·H.兰利（James H.“Doc”Langley）的诈骗生涯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20世纪头几年，延续了几十年。虽然兰利一度涉足专利药品，但他后来专门从事虚假投资和商业机会的推广。他的一条业务线主要是兜售虚假公司的股票，包括墨西哥鸟粪肥料公司、医疗器械公司、减摩车箱公司，以及承诺协助铁路发明家获得和推广专利的美国建筑和投资公司等昙花一现的公司。兰利运用了19世纪晚期股票骗子的所有主要手段，包括精心编制的招股说明书、精心准备的样品、“外观优雅”的股票凭证、伪装的董事和“装修豪华的办公室”。第二种收入来源是与此类关注相关的代理机构的分配，这些机构需要某种形式的预付款——要么是对公司的投资，要么是提供贷款，要么是为获得“良好表现”的评价提供某种形式的存款。

兰利的关键策略之一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某一时间，他的业务深耕在伍斯特、波士顿、罗切斯特、纽约市、芝加哥、里士满和加尔维斯顿，以及其他几个城市。尽管被多次逮捕和起诉，但这种“打游击”的意愿帮助他逃避了法律的束缚。每当面临刑事指控时，他都会提交保释金并潜逃。兰利准确地判断，不同司法管辖区的警察和检察官并不经常分享信息，这将使他能够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东山再起。然而，在1897年，波士顿的一个陪审团认定他在推销一项工业人寿保险计划时犯有欺诈罪，这一定罪确实给他带了多年的牢狱之灾。[47]

正如伯纳姆和兰利的定罪所表明的那样，19世纪美国大型诈骗活动的主谋也不能免于刑事起诉。在某些情况下，对知名商界人士的欺诈起诉和定罪尤其可能发生。如果欺诈的商业行为激怒了一个受人尊敬的选区，受害者可能不仅会筹集资金起诉责任人，还会游说州立法机构收紧法律禁令。例如，19世纪50年代出现的针对新移民人口的骗局，促使纽约市的移民和慈善团体采取了类似行动。这些组织说服奥尔巴尼的立法者颁布法令，禁止未经授权的代理人出售轮船客票，然后帮助起诉违规者。[48]

一家拥有大量存款人或投保人的金融机构的倒闭往往会引发巨大的民愤，促使当地检察官集中精力进行调查。当这种由于公司资产被掠夺而导致破产，以及检察官能够收集证据，证明经理们在不可避免的崩盘前发布了虚假财务报告，并试图套现时，刑事诉讼成为了常态而非例外，定罪经常随之而来。因此，在1837年的恐慌期间，手工劳动储蓄银行（Manual Labor Savings Bank）倒闭后，费城富有的药品制造商和私人银行家托马斯·W.戴特（Thomas W.Dyott）面临欺诈性破产的起诉。当局表示，戴特曾向州破产法院隐瞒了数万美元的资产，并在银行破产前夕将有价值的财产转给了亲属。最终的结果是定罪和三年监禁。[49]这种结果在1850年后变得更加普遍，因为东北银行和保险公司的高管会因与公司倒闭相关的刑事欺诈而被判入狱。[50]

但是，在每一起企业高管被定罪的案件中，都有因法律细节或欺诈意图含糊不清导致撤诉或陪审团宣告无罪的案例。对公司经理人的起诉可能会失败，因为很难证明所有构成共谋欺诈的法律因素，以便陪审团能够将欺诈性虚假陈述与带有一厢情愿色彩的不幸区分开来。虽然托马斯·戴特被投入费城东部监狱，人脉甚广的巴尔的摩律师和政治操盘手的欺骗性金融服务导致了马里兰银行1834年的破产，尽管他们利用银行存款为自己的投机活动提供资金，对储户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他们却很容易便可逃避欺诈起诉。[51]有时候，处于大规模银行欺诈案中心的个人甚至能够通过谈判获得法律豁免权，以换取继续营业来帮助解决其制造的大麻烦，以便最大限度地向储户和股东支付欠款。[52]

在其他情况下，尽管有明确证据表明公司的财务状况存在欺诈行为，但高管们可能会指出，公司为提振股价做出了努力。这些公司高管与存款人、保单持有人和/或投资者共同遭受了损失，而不是在公司股价崩溃前确保自己的财务状况，甚至从倒闭中获利。这些人，通常可以避免有罪判决，例如美国船缆公司（National Cordage Trust）的管理人员——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该公司试图在船缆制造领域建立垄断地位，但最终以破产告终。[53]此外，为了对公司经理提起欺诈诉讼，检察官通常必须“进行数月的准备工作，聘请昂贵的专家，以及进行大量的法律和文书工作”。由于此类案件涉及的法律条文含糊笼统，无论是在审判中还是在上诉中，精明的被告都可以利用漏洞逃脱。由于定罪需要付出巨大努力，19世纪的检察官倾向于只审理有最令人信服的证据的案件。[54]正如《纽约时报》总结的那样，欺诈一家美国公司的股东的行为，“除了制造受害者以外，几乎不会带来任何不便”。[55]

即使是那些导致数以百计的储户、投资者或保单持有人损失数万美元的案件，欺诈定罪也很少会导致一年或两年以上的监禁。19世纪的立法机构和法官认为，经济欺诈罪不应受到与暴力犯罪或人身盗窃同等的惩罚。引人注目的是，因其年事已高，这名声名狼藉的银行家托马斯·戴特于1841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的赦免，设法把他“相当长”的三年监禁减少了一年多，至少报纸是这么报道的，因为最近许多其他倒闭银行案中的行骗高管都躲过了刑事定罪。[56]与给成千上万的投资者和投保人带来损失的银行出纳或保险公司总裁相比，霸占别人家的围栏或偷鸡的人可能会面临更长的刑期。

鉴于低定罪率和最低的正式处罚，人们可能会倾向于将19世纪美国商业欺诈的刑事处理描述为毫无效力，尤其是对大型欺诈者而言。为了支持这样的结论，有许多话可说。但是，如果只关注陪审团和法官做出的决定，可能会掩盖刑事诉讼的全部社会和经济影响。即使在没有起诉、定罪和监禁的情况下，逮捕、起诉和新闻报道也会损害声誉。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企业欺诈丑闻经常会摧毁那些知名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即使他们避免了牢狱之灾和民事判决。[57]在一般的欺诈案件中，虚假的欺诈指控可能仍会出现在企业家的信用报告中，对潜在的交易对手起到警示作用。[58]

此外，刑事控诉的目的往往不是要把狡诈的商人关进监狱，而是增加他们在放弃申诉的代价后接受条款的可能性。有时，因为被告和原告达成了和解，检察官撤回了刑事欺诈案件。这种谈判通常发生在涉案各方或其法律顾问之间的私人通信中，因此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公开痕迹。尽管如此，关于欺诈逮捕和审判的新闻报道有时会以一种温和的声明结束，即当局根据双方达成的和解，或者因为起诉证人大概——也许可能在妥协之后消失而停止诉讼。更常见的是，报纸报道了有人被逮捕或起诉，而随后没有有关审判的内容。我们可以假设，至少偶尔会有被告同意退回部分款项。[59]当被指控的肇事者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时，仅仅受到逮捕或起诉的威胁就可能使他们妥协。因此，据亚拉巴马州的一份报纸报道，那些发现棉花包装存在欺诈行为的棉花出口商通常不会提起正式指控。考虑到“起诉有罪一方的麻烦和费用”，中间人“倾向于选择妥协”，这导致了争议的“平息”。[60]

19世纪的城市警察部队还在企业主和声称受到欺诈伤害的公民之间扮演调解人的角色，特别是在诈骗金额较小的案件中。例如，职业介绍所和零售拍卖行的所有者养成了一种习惯，即对警方的调查做出回应时，至少会向心怀不满的客户退回部分款项。这种活动非常普遍，以致警察有时会报告统计情况。在1862年的前四个月里，纽约市长办公室通知各家报社，它已经收到了101起关于欺诈拍卖的投诉，针对这些投诉的调查为投诉者追回了总计近3000美元的退款。[61]

此类调查的发生率无法精确量化。根据1847年《纽约法律观察家》（New York Le-gal Observer）的一名撰稿人的说法，在纽约市几乎每一周都会有人提起“刑事诉讼……为使检察官能够推动被告就某些民事诉讼达成和解”。大约20年后，美国《国家警察公报》（National Police Gazette）的一名记者断言，类似的努力在匹兹堡司空见惯。[62]似乎可以有把握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妥协的发生频率足够高，可以对欺诈公司形成一定程度的问责。

然而，这种利用刑事程序来弥补欺诈损失的做法也强化了官方对一些欺诈指控的怀疑，特别是那些债权人所提出的指控，他们声称债务人为了获得贷款而撒谎。至少从18世纪末开始，借款人对其财务状况的失实陈述就一直困扰着美国的信用体系。最不具争议性的情况包括直接的信用欺诈，比如福尔格和蒂布斯的欺诈。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合伙企业假装经营商业业务，赊购货物，秘密地出售这些商品，隐藏由此产生的资金，然后拒绝偿还债权人，那么只要作恶者继续作恶到足以接受审判的时间，逮捕和定罪就会随之而来。[63]但如果一家老牌企业蒙受了损失，或者在安排最初的订单时掩盖了真相，或者为了维持信贷流动而掩盖了不断恶化的财务状况，事情就变得比较复杂，这或许更多是出于自欺欺人，而非为了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只要债权人能够提出一个合理的理由，证明破产债务人从事了非法欺诈，那么刑事诉讼就可能说服破产债务人筹集资金偿还债务。在整个19世纪，这种逻辑，加上对如此多的美国人愿意逃避金融义务的普遍反感，说服了一些商人和银行家对信贷欺诈提出正式指控。

然而，以刑事指控为手段撬动债务偿还，却招致内地的债务人及其政治盟友的不满。对于依赖纽约、波士顿或芝加哥批发商信贷的美国人来说，通过刑事欺诈起诉收债是对法律程序的滥用，特别是在被告被引渡到无情的遥远法庭时。在1837年的恐慌过后不久，一份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报纸声称，波士顿的债权人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他们对乡村商业的倒闭和破产负有同样的责任，因为他们“敦促（他们）购买那些最终被证明是无利可图的商品”。波士顿商人非但没有接受他们所遭受的不幸，反而利用了马萨诸塞州的“陷阱”法，将债务人的失实口头陈述定为重罪。他们的目标是“迫害”破产的店主，“目的是强迫他的朋友偿还他的债务，而这个人没有做错任何事，并尽可能公正诚实地描述了他的处境”。这种观点与反对因债务入狱的观点相吻合。债务监禁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重塑了国家的债务人——债权人法。[64]

第二种批评集中在刑事诉讼的公共性上。英美法系长期以来一直将犯罪行为理解成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对私人利益的影响。正如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在其有关英国法律的权威专著评论中所解释的那样，“私人过失或民事伤害”只会影响个人。相比之下，犯罪是“对整个社会公共权利和义务的违反和侵犯”。它们攻击的是“社会的存在，如果这样的行为被允许逍遥法外，这种社会不可能存在下去”。[65]这种理解并没有排除投诉人在农村和城市管辖区内使用刑事程序调解个人冲突的企图。但随着在19世纪中期美国法律制度开始变得专业化，民事和刑事诉讼的分离在事实上和理论上都变得更加明显。城市地区的检察官和法官们开始对试图将刑事司法机制用于个人目的的私人当事人表示不满。[66]

这些相互补充的论点助长了人们对与债务有关的刑事欺诈指控的不信任，尤其是当交易发生在州际商业贸易中时。虽然这类案件产生了引渡要求，但州长并不总是遵守这些要求。当州长真的这么做，内地的债务人面临着被跨越州界引渡时，他们经常在州法院挑战引渡令，申请人身保护令。这些法律动议辩称，被告没有逃离另一个州的刑事诉讼，这是引渡的关键要求。法官有时会对这一论点表示同情而释放债务人。[67]

在1847年的一个关键案件中，费伊和柯林斯诉奥特利和布洛杰特（Fay and Col-lins v.Oatley and Blodgett），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走得更远。1845年费伊在密尔沃基的业务破产了，而在布法罗的债权人奥特利不愿接受妥协提议，从而引发了这场诉讼。与此同时，奥特利在布法罗对费伊提起了欺诈起诉，说服他所在州的州长要求引渡费伊，并将这些文件带到威斯康星州，利用这些文件迫使费伊被捕。一旦戴上镣铐，“面临着被赶出州而没有机会咨询律师的危险”，费伊同意向奥特利签署一系列期票，由他有偿付能力的姐夫共同签署，以换取他的自由。当奥特利试图收债时，威斯康星州的法院拒绝承认这些债务的法律效力。在维护下级法院关于这一点的裁决的意见中，州最高法院坚持认为，多年来，引渡程序已被东部债权人“令人愤慨地引入歧途”，认为奥特利的行为是“如此严重滥用刑事诉讼程序而未受到任何法院或公平法院的制裁”。[68]到1887年，对这类案件的普遍不满导致19个州政府和哥伦比亚特区的官员为那些希望寻求与欺诈有关的引渡的人设置了制度障碍。新的“惯例规则”要求引渡申请包括一项正式的宣誓书，即起诉是“出于善意，其唯一目的是惩罚被告”，而债权人“不希望或期望以起诉为目的收取债务”。[69]

19世纪的舆论制造者和法律精英们进一步主张对债务相关的商业欺诈案件实行严格的证据标准。例如，在1847年和1848年期间，《费城公众记录报》（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谴责了那些“无原则的债权人”，他们采取这种手段向破产者“勒索”钱财。“刑法的目的，”《记录报》提醒读者，“是惩罚公共错误，而不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私人纠纷。”近10年后，《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同样贬低了债权人提出欺诈指控的动机。太多债权人这样做，要么是为了“满足私人的不满或报复，要么是为了‘挤出’民事程序无法触及的财产”。《论坛报》暗示，当局需要重新阅读布莱克斯通有关民事和刑事诉讼之间的区别的书，从而加倍努力过滤掉这些“令人烦恼且琐碎的争议”。东北司法体系的负责人也注意到了这一趋势。[70]

这种敏感性影响了与债务有关的欺诈起诉的处理。《亨特商人杂志》（Hunt’s Merchant’s Magazine）的一名法律撰稿人在1857年评论道：“再没有比这更难以定罪的（其他）犯罪了。”地方检察官、“地方法官和大陪审团”，以及审判陪审员都知道，这些指控常常是“轻浮或贪婪的”。因此，他们都倾向于对以共谋欺诈或以虚假陈述取得货物等与债务有关的指控表现出偏见。在这些案件中，刑事司法系统中的主要人物关注的是投诉人的“金钱利益”，因此“对证据持怀疑态度”。[71]“当被告的社会背景声名狼藉，采用虚假身份实施贷款或赊购，或进行大范围的虚假陈述，导致多名债权人要求起诉他时，检方才能克服这种偏见。”[72]但是，如果被告“以常规方式”购买商品，并能够动员社会网络证明其社会地位和良好声誉，就不大可能被定罪。[73]在极少数情况下，当债权人针对那些可能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破产债务人设计刑事欺诈定罪时，上诉法院可能会找到理由推翻有罪判决。[74]尽管刑事诉讼引起的和解扩大了那些将自己视为欺诈受害者的美国人的合理范围，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减少了赔偿的选择。[75]

和解也使狡诈的经营者得以继续他们的业务。事实上，心怀不满的交易对手愿意达成和解，让职业骗子们（比如欺诈拍卖商芝诺·伯纳姆）重获一线生机。他巧妙地避开了警察和地区检察官的压力，不仅体现了他对法律模糊之处的灵活利用，也反映了他对不断抱怨的投诉人恰到好处的应付。1866年被定罪前后，他拿出支票簿，平息了那些提出正式指控的顾客的愤怒。甚至伯纳姆提前获释，也取决于全额退款给那名女原告。[76]和解为坚持不懈的受害者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正义，但代价是让一些最狡诈的骗子可以自由地日复一日地行骗。

法律在行动——行政法规

民事和刑事诉讼并不是19世纪美国商业欺诈行为人可能遇到的唯一权威形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地方和国家建立了行政机制，以促进诚信的商业交易。由于历史学家很少进行详细的个案研究，这一事实再次妨碍了对这些许可证和检查制度如何运作的评估。但是，媒体的报道，以及零星的政府报告和偶尔的政治辩论，都使得我们能够得出一些结论。

在打击欺骗性商业行为方面保持着最强记录的监管机构是拥有商品出口部门的那些州的检查制度。在像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这样的烟草州，种植园主和商人对熏烟叶的质量评估有着共同利益，这为实质性的监管提供了持久的政治支持。在18世纪初开始实行的检查制度的基础上，这些州规定，在出口之前，州检查员必须检查装运桶中的烟叶，以确保其质量适合销售，并提供质量评估。这个过程要求烟草检查员和他的助手在中央仓库随机打开一个木桶，从桶中几处取出样品，然后评估样品的质量。美国东北部的一些州，如马萨诸塞州，也对腌鱼进行了类似的检查，而宾夕法尼亚州则对出口面粉进行了强制检查。

在内战期间，许多公共检查制度都很有效且很出名，尤其是在规模较大的生产商中。在切萨皮克湾附近的殖民地，检查法的执行提高了欧洲对美国烟草的需求和价格。在独立战争后的几十年中，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买家一直信赖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烟草检查员的判断。[77]到19世纪40年代，这些检查官的工作已融入该地区的商业惯例，报纸只能实事求是地对月度或年度检验统计的报道发表评论。19世纪40年代初，密苏里州的烟草业开始扩张，当地的精英们[其中许多人都是在弗吉尼亚州或肯塔基州（另一个烟草检查州）长大的]自然地认为，圣路易斯作为烟草中心的出现有赖于可靠的公共验查。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这项制度，远方的买家就会转向别处购买。[78]

马萨诸塞州的鱼类检查系统同样在国内外保持着行业声誉。“毫无疑问，”一位作家在1843年坚持认为，“马萨诸塞州的渔业从我们的检查制度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政府的鱼类检查确保“公众受到保护……不被强迫购买他们不熟悉的物品，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州检查机构在这些物品上盖了印，他们根本就不会购买”。[79]从19世纪10年代至50年代巴尔的摩和费城出口的面粉——在这些州对面粉有严格的检查要求，与从没有如此严格检查的州出口的面粉相比，前者的交易价格要高得多。商业观察家一直以来将这种市场优势归因于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检查员的“诚实”。[80]

然而，19世纪40年代初以来，各州的检查制度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包括杰克逊派，及一部分辉格党和共和党人。批评者将检查描述为昂贵的、压迫性的，并充斥着与机器式民主政治兴起相联系的裙带主义。反对者认为，州长们没有选择称职的检查员，而是选择了那些为赢得选举而付出巨大努力的政党活动人士。批评人士称，这些人更关心的是收费，而不是坚持质量标准。因此，他们纵容伐木者、磨坊主、渔民或烟草种植园主，放行可疑货物或虚标其质量。检查要求不但没有保护公众免受欺诈，也没有维护美国商品在外国市场上的声誉，反而给缺乏经验的买家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实质是对商业活动征税。此外，检查员的批准印章往往免除了制造商和经销商对其销售的商品的法律责任，让不满的购买者别无选择，只能起诉检查员玩忽职守。《国家警察公报》在1846年总结了这一观点，将检查法描述为“一场闹剧，在法律的掩护下欺骗社会”。[81]

反对强制公共检查的人不需要揭开底细，就能发现不实评估或在任命过程中出现的政治操控。例如，1847年，由于糟糕的捕获量和来自当地渔民的巨大压力，马萨诸塞州的鱼类检查员放宽了他们对1号腌鲭鱼的质量标准，这让费城的鱼类交易商大为震惊。当州议员对公众的抗议做出回应时，马萨诸塞州的检查员承认，他们在这个季度的工作有点“疏忽大意”，并迅速承诺进行改革。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旧金山的面粉检查员批准任何声称含有一种叫面粉的物质符合销售的质量要求，无论这种物质是发酸还是霉变，这在内陆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82]每隔一段时间，检查不力的商业受害者就会发现自己的法律地位受到损害，正如批评人士警告的那样，受污染的商品也能通过官方审查。由于卖方可以将州检查机构给出了合格的检查结论作为抗辩理由，所以他们常常可逃避出售掺假或变质商品的责任。[83]有时候，就像芝加哥在内战期间决定设立“城市面粉检查员”新办公室一样，一个新的监管机构背后的推动力是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机构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办事机构。[84]

反对公共检查的人将这些证据与19世纪30年代末的金融恐慌以及由此引发的债务危机所导致的对政府的更广泛批评联系在一起。他们进一步强调了美国大型制造商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这些企业对质量的关注超过了政府标准，他们的声誉在没有得到官方批准的情况下维持了溢价。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战后时期，所有这些论点都反映在公共政策上，尤其是在纽约。在那里，1846年的州宪法公约禁止立法机关设立公职，以进行贸易物品的称重、测量和其他检查，这一政策在随后的1867-1868年宪法公约中得到了证实。希望利用州检查服务的买方或卖方必须依靠非官方的私营部门。其他州则免除了对到其港口转船的州外货物的检查。还有一些人至少自愿而不是被强制进行一些商品检查。这些规定允许买卖双方要么完全绕过检查，要么依靠私人认证机构，而不是公共机构。[85]

支持这些改革的人把它们与“购者自慎”精神联系在一起。在1846年的纽约大会上，反对公共检查的代表们说，美国人“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在生活的所有事务中完全有能力照顾好自己”。就在20多年后，支持维持纽约州宪法禁令呼声最高的托马斯·G.阿尔沃德（Thomas G.Alvord），将自己的信念寄托在21世纪经济学家所说的声誉资本上。当商人们试图欺骗的时候，这位著名的律师和时任副州长宣称，“这在社区里是见不得人的事”，将导致欺骗者最终得不偿失。阿尔沃德的结论是，纽约最好是依赖“货物出门概不退换的旧原则。让人们自己当心”。《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赞同这一逻辑，因为它在1876年为终结马里兰州的烟草检查制度大肆宣传。《太阳报》坚持认为，要求检查任何一种贸易商品，就等于承诺要“检查一切”，“为所有人设立办公室”。更有意义的应该是，“对政府监护私下交易的依赖越来越少”，相信“个人的能力和人们对自己利益的感觉”。[86]这是一个与P.T.巴纳姆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相一致的观点。

这种观点并没有完全推翻19世纪的检查制度。尽管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亚州都在重建期间结束了强制的烟草检查，但马里兰州的立法机构仍然无视《巴尔的摩太阳报》要求取消强制检查的大声呼吁，反而听取了众多烟草种植者的意见，他们更倾向于对烟叶进行强制性的公共评估。[87]许多商业州，如马萨诸塞州、俄亥俄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至少对某些商品保留了完整而普遍的检查制度，同时采取措施限制检查人员之间的利益冲突。[88]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许多不容易通过质量认证的产品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这导致内战后颁布了新的检查法规。尽管如此，强制商检的取消削弱了州政府作为公平商业交易仲裁者的角色。

除了检查法之外，19世纪的美国各州、市和县还维持着无数的许可证，以遏制商业欺诈行为。地方政府可以拒绝给旅行推销员、拍卖商或情报机构负责人颁发执照，这些人的背景让人对他们的公正廉洁提出了严重质疑；政府还可能威胁要吊销或实际上撤销这些恶棍的执照。政府官员可以利用这些权力制裁那些受到客户欺诈指控的个人。例如，即使在得到赦免之后，芝诺·伯纳姆也无法获得纽约市拍卖师的执照。[89]此外，市政府将这些官方执法手段与更加非正式的策略结合起来。在19世纪40年代，纽约市的警察模仿了伦敦当局早在1812年就采用的一种策略：他们付钱给年轻男孩，让他们站在臭名昭著的虚假拍卖商店前，举着写了警告的海报：“陌生人，当心假拍卖。”新奥尔良市当局很快就采取了类似的策略，雇用黑人——可能是自由的，也可能是被奴役的黑人——“拿着木板在街上游行”。木板的一面是“当心假拍卖”，另一方面是“当心彼得·芬克”。[90]内战初期，纽约市在著名的假拍卖行前派驻警察，警告潜在客户，威胁逮捕行骗者，并向拍卖主施压要求退款。[91]

如果有足够的行动力，这些方法将重塑城市地理特征。1862年，针对纽约欺诈性的手表和珠宝拍卖交易的行动，清除了百老汇、查塔姆街和梅登巷购物区的这些机构。[92]但是这样的行动并不能使这个城市或国家彻底摆脱经营这些假拍卖公司的人。许多被赶出市中心零售区的虚假拍卖师，加入了芝诺·伯纳姆在住宅区拍卖家具的行列，或者转向雪茄或马匹的非法拍卖。另一些人则搬到了新城市，那里有着大量的陌生人和容易上当的人等着挨宰。即便是被政府拒绝发放执照，也无法阻止那些决意实施商业欺诈的人。欺诈者可能会像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19世纪的情报机构一样，在没有执照的情况下就开门做生意，或者像芝诺·伯纳姆在被定罪并获赦免后那样，通过一个中间人运作。[93]事实上，在1862年警察对纽约市的假拍卖商展开大规模的打击行动大约一年后，警察局长注意到，与抱怨的顾客达成和解的共同努力最终被证明是“徒劳的”。他指出：“如果流氓仅在少数几起被起诉的抢劫案件中判罚少量赔偿，而未在更多的抢劫案件中被捕获，他就会继续抢劫。”为了对虚假拍卖商形成真正的打击，局长呼吁系统地、持续地吊销这些人的执照。[94]然而，持续的反欺诈行动对于战后城市警察部队而言并非常态。

当时所采取的另一项反欺诈政策至少值得简要提及：改善某一特定市场关键经济信息披露的法律要求。这类政策是对虚假包装棉花问题的反应。在1812年战争结束后的20年里，尤其是在需求强劲、价格高涨的时期，美国棉花出口商遭到了来自东北地区和欧洲商人的抱怨，他们抱怨棉花里装满了垃圾、秸秆、种子、沙子、泥土和（或）石头，或者浸水而加重了棉花的重量。一个关键问题是，全球供应链上的中间商很难确定谁应该为这些骗局负责。从河流上登陆到大西洋两岸海港的一连串活动中，人们常常弄不清某一捆货与最初的种植者或轧棉厂老板之间的联系。难以确定欺骗性包装的责任鼓励了这种做法。[95]

南方的精英们本可以通过建立棉花检查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仔细检查一个几百磅重的棉花包的内部情况并非易事。美国海港出口商和英国进口商提出的另一种想法是，呼吁制定法律，要求每包棉花都要有一个外部标志，指明由谁出售的棉花。这将大大有助于中间商加强对虚假包装的指控，它将有助于阻止棉花掺假的做法。亚拉巴马州在1832年颁布了这样的法律，其他州也可能进行了效仿。[96]但是来自美国和欧洲纺织品制造商的抱怨仍在继续。事实上，在19世纪50年代，棉花价格再度高涨，导致许多南方种植园主忽视了在棉花产量扩大和贸易更加繁忙的情况下，为棉花包打上商标的责任。对包装欺诈的抱怨再次达到高潮，大西洋两岸的商业组织再次呼吁采取更严厉的管理措施。[97]

因此，在巴纳姆时代的美国，打击商业欺诈的行政机制使商业欺诈行为在某些领域更加困难，而且收益更低。然而，大量经济活动仍不在行政机制的管辖范围内，而政治赞助和行政优先事项的转移削弱了监管计划的有效性。就像民法和刑法的检查一样，官僚主义对欺诈企业的限制，无论是涉及商品检验、许可证发放，还是信息披露的标准，对一心想要实施欺骗的美国企业主的约束也只能到那种严格的程度而已。

美国市场鲜活的法则并没有完全反映在巴纳姆出版的回忆录中。遭受经济损失并将其不幸归因于欺诈的个人和公司也并非完全没有法律保护和手段。但考虑到将欺诈者告上法庭所要付出的金钱和社会成本，以及公众对此类指控存在怀疑、司法管辖权的限制，以及公共官僚机构的能力限制，巴纳姆的自传式反思还是挺符合当时的社会现状的。他所在的世界的法律环境倾向于以购者自慎为前提。

当然，19世纪的美国包括几个地区——偏远的农村地区和繁华的城市地区、新英格兰和棉花州。种族、民族、性别和阶级的社会裂痕进一步撕裂了当时的美国。商业欺诈的法律处理体现了这些地域和社会的分化。事实证明，南北战争前，进口奴隶的南方各州的上诉法官与弗吉尼亚或肯塔基州的法官相比，对奴隶主发起的民事欺诈诉讼更有同情心。在弗吉尼亚或肯塔基州，奴隶主更有可能是奴隶的卖家而不是买家。[981865]年芝诺·伯纳姆的原告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这一点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那些面临欺诈犯罪指控的公司高管请得起最好的法律顾问，并因享有较高社会地位而被无罪辩护。尽管这些社会认同上的差异十分突出，但美国商业欺诈的法律处理却产生了一些更广泛的商业和金融风险，这些风险是与巴纳姆同时代的人所面临的，他们有不同的社会背景，来自美国各地。他们的经济世界充满了欺骗。

战前农村确实盛产骗子小贩，他们试图出售劣质商品，农民和小店主为商品掺假、短斤缺两而斗争，奴隶主们试图掩盖想要出售的男女奴隶的严重病情，土地申请人为了获得一块公共土地而反复无常地履行法律要求，以及土地交易商谎报其房地产的市场价值或其所有权。战前城市的商业行为，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更加不依赖于双方的坦率。除了日常零售贸易中的欺骗，城市中还有许多像芝诺·伯纳姆这样的假拍卖商和假公司，他们毫不犹豫地在街招和广告中夸大事实。[99]借款人会谎报自己的财务状况，说服第三方为他们撒谎，并提交已经抵押或欺诈性的抵押品，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获得贷款。19世纪的美国经济到处都充斥着假冒伪劣商品、伪造证券、冒充合法商业代理人的骗子，最重要的是，还有假币。[100]

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企业规模和经营范围的迅速增长，扩大了经济欺诈的可能性。新公司证券的推销商发行了招股说明书，承诺丰厚的回报，并用最荒唐的财务造假糊弄投资人，尤其是在那些股票需求量很大的行业，如采矿业和石油钻探业。二级市场仍然充斥着内部操纵，随着金融公司成为美国经济的基础，冒牌的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吸走了一部分存款和保险费。更频繁的是，股份公司的业务由于公司经理的贪污和普遍存在的内部交易而遭受损失。[101]

19世纪50年代初，德国记者、翻译和旅行作家莫里茨·布希（Moritz Busch）到美国逗留了一年。像许多欧洲游客一样，布希承担了向德国同胞介绍美国的任务。在城市、轮船和乡村里呆了几个月后，布希得出结论：“整个美国就是一个大骗场！”[102]这种概括，就像巴纳姆的自传一样，被夸大了。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哈德逊河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土地，以及河对岸的土地，仍然是许多容易受骗的人们的生活地点，在那里，人们被建议寻找任何可以帮助他们区分可信赖的人和骗子的信息渠道。

第4章　曝光的渠道

任何经济体都存在欺诈的机会。但它们在19世纪的美国尤为突出。在美国，技术上的突破、金融和商业组织的转型，以及一体化国民经济的迅速建立，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繁荣，在这些地方，移民和社会阶层界限的变化使得传统的公共权力形式出现了松动。这些条件促使了一种精神的流行，这种精神充满了彻底的乐观主义和对财富迅速积累的颂扬；它们还助长了无处不在的信息不对称的出现。乐观主义滋生了轻信和冒险的意愿。在获得市场信息方面的巨大差异限制了投资者和消费者评估其交易对手的赔付能力。这种交易组合增加了欺诈的收益，降低了与欺诈有关的成本。[1]

这种情况，再加上“购者自慎”的法律环境，导致许多感觉受到商业欺诈或金融欺诈伤害的企业主采取自助模式，这一策略长期以来被英美法律和社会实践奉为神圣。受虚假包装棉花之害的英国和其他欧洲进口商可能会要求他们的美国商业伙伴提供金钱补偿，而不是诉诸法律，这些美国商业伙伴往往会照办，因为他们意识到拖延赔款将严重损害他们之间长期的经济关系。[2]在大城市里，在被假拍卖师欺骗后，游客们有时会通过个人武力威胁来寻求赔偿，有时也会得到赔偿，而不是去警察局报案。[3]有时诈骗受害者会联合起来采取更大的社会行动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因此，1835年，马里兰银行高管肆无忌惮的投机行为导致其倒闭，巴尔的摩数百名工薪阶层储户对此发起抗议，引发了一场全面骚乱。数百年来，群众行为被视为维护社会良序的一种手段，因而受这种传统影响，这些银行诈骗案中不满的受害者砸毁了几位银行主管的家。[4]

商业欺诈问题促使更多19世纪的美国人探索出一些预防性的策略。一种常见的策略是建立商业情报网络，使商人在评估交易对手、商品和无形资产的可信度时，获得额外的信息。在社区内部，当地的信息网络构成他们的声誉，就像辛辛那提一个狡猾的店主一样，正如本世纪中叶的一名法官在处理一项法律纠纷时所称的，他的店铺“被当地人的信息全面包围。埃斯海尔比从他的鞋店往外看，看到的是恶行；鲁尼，一个非常安静的人，对这一切了然于胸；治安官已严加戒备，债权人包围了这所房子”。这幅图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奸诈成性的店主，被邻居们共同的观察和怀疑所包围。[5]在北美大陆的每个村庄和城市商业区，埃斯海尔们和鲁尼们都观察着他们的对手。

然而，随着美国非个人经济关系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地方监督被证明远没有那么有效，这促使企业家制定了一些制度策略，以应对欺诈造成的威胁。这些措施的目的通常是减少交易对手方之间或委托人与其代理人之间的信息差异，或为与欺诈有关的损失提供某种形式的保险。包括发展全新的商业模式，保密信用报告，提供信用保险，以及出现投资银行作为约束企业管理层的机制。另一些方法则是在大公司内部形成新的监督，如加强内部会计控制，以限制伪造或贪污的机会，以及在营销方面的创新，如培养品牌或提供退款保证。[6]

19世纪对欺诈行为的回应反映了一种经济困境，尽管这种回应较为分散，但也存在着一种补充形式——关于商业和金融欺诈的公众评论越来越多。美国人不断被提醒要提防他们周围的商品、服务和投资机会，这唤起了他们对欺骗行为的公共信息的需求。一群自封为商业警察的记者、作家和出版商们承担起了满足这一需求的责任。这些守护者调查了美国市场上的欺诈案件和欺诈者，然后试图警告“公众”——在一些案例中，骗子的目标是更广泛的市场和社会，在另一些案例中，则是寻找某个行业或部门的参与者。因此，这个时代的报纸、杂志和书店充斥着关于欺诈和诈骗犯的评论。巴纳姆同时代的人，以及巴纳姆本人，在有关强迫和欺骗的公众话语中，为诚实的商业言论设计了他们最实质性（尽管仍相当不完善）的监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此产生的有关欺诈的公开言论很快在美国商业文化中产生了反响，推动了更为复杂的经济欺诈模式的演变，并在数十年的时间里支持了中产和精英阶层对“购者自慎”原则的接受。

为欺诈情报创造市场

有关经济欺骗的公共讨论起源于殖民时期，当时的报纸和时评作者追踪骗子和骗子的行为。[7]随着建立在非自然人信任基础上的复杂经济关系的发展，19世纪的作家探索了一系列关于商业欺诈的问题。最广泛的调查，特别是在城市报纸和国家期刊上的调查，对大规模的金融丑闻给予了关注。当美国著名企业家如本杰明·拉思本（Benja-min Rathbun）被卷入金融渎职的指控时，当地和国内媒体密切关注着这些事件；在此案件中，拉思本被指控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通过伪造信用支持自己在布法罗的房地产开发。后来的丑闻，如罗伯特·斯凯勒（Robert Schuyler）在19世纪50年代初欺诈超额发行的纽黑文与纽约铁路公司（New Haven&New York Railroad Company）股票，19世纪60年代动产信贷公司（Credit Mobilier）的承包丑闻，以及19世纪70年代一系列欺诈性的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的金融崩溃，引发了更加密集的报告和分析。[8]这种密切关注反映了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以及大规模欺诈所造成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后果。美国记者也以英国同行为榜样。公司管理层渎职的例子，如19世纪40年代的铁路促销、50年代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倒闭，或者是1866年欧弗德和格尼银行（Overend and Gurney bank）的惊人崩溃，都为新闻界带来了大量的报道话题。[9]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对涉嫌欺诈的商业活动的公共监督，都远远超出了对最具影响的欺诈和挪用公款行为的追踪。城市媒体提供了一份欺诈记录。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读者们了解到有关贪污的簿记员和银行出纳员的信息，发现伪造证据的犯罪团伙，建立虚假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过程，以及与刑法禁止的虚假陈述相关的逮捕或审判。当私人控诉者或警察查明骗子逃脱法律制度漏洞百出的限制时，诸如《国家警察公报》之类的出版物，有着刊登其外貌描述或照片的习惯，这是19世纪“全面警戒通告”的前身。[10]

对具体欺诈行为的报道也促使人们对雇主、客户、供应商、债权人、保单持有人或投资者如何发现欺诈行为进行更全面的思考。关于某一事件的文章让人想起了类似的如何躲闪这些骗子的策略，并清晰地指出了识别欺诈营销、欺诈投资和信贷申请或预示着即将出现挪用公款的员工行为的经验法则。早在19世纪30年代，对这种评论的需求就催生了详细描述不择手段的商人、股票经纪人和公司发起人的策略的小册子和书籍。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出版商源源不断地曝光了大量罄竹难书的造假事件。其中一些是关于个人遭遇美国经济某一部门欺诈的回忆录。另一些人则提供了常规的欺诈目录，对读者如何避免被欺诈的命运给出建议。[11]

1830年以后，反欺诈言论在美国留下了广泛的足迹，几乎在每一份报纸、商业出版社、更专业的贸易期刊以及书商的书架上都占据了一席之地。当然，它也有大量的虚张声势，而这些虚张声势往往助长了欺诈或阴谋行为。那些极度渴望外来投资的地区的地方报纸，因过分吹捧相关土地投机商和企业推销商而臭名昭著。行业杂志展示推广前景，并愿意宣扬相关行业内领先企业的优点。上世纪中叶的礼品企业——通过促销活动来处理滞销商品的公司——的组织者们付钱给农村地区的期刊编辑们，让他们为自己的业务提供有利的“新闻”。一些人甚至创建了独立的报纸或杂志毫不掩饰地为自己营销。直到19世纪90年代，许多报纸和期刊仍然严重依赖于专利药品制造商的广告，因此很少关注这些公司荒诞的吹嘘和承诺。[12]

大宗商品和证券投机者还策划了各种各样的阴谋，将新闻渠道作为他们操纵国内市场价格走势策略的环节。按照这些思路，早期的努力包括在媒体上散布消息，再加上协调一致的谣言传播活动，可能会推动股价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西部矿业的每一次繁荣，几乎都伴随着当地报纸精心策划的宣传活动。1872年，马克·吐温在《苦行记》（Roughing In）中粗略描述了淘金热时期美国西部奇迹般的繁荣，解释了新闻业腐败的基本原因。记者们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新矿业公司的股份，并以乐观的报道回报这些公司，这些报道“满嘴泡沫，仿佛白银采掘的奇迹已经出现”，所有这些报道都助涨了外部投资者的投机热情。[13]到19世纪末，一些投机者为了更有力地控制金融谣言，自己发布内幕消息和出版财经报纸。大投机者杰伊·古尔德（Jay Gould）甚至购买了一份受人尊敬的刊物《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以方便他在股市上的操纵。古尔德通过《世界报》刊登一些鼓励投资者抛售他感兴趣的公司股票的故事，来达到他低价收购该公司的目的。[14]

这种行为吓坏了美国的新教建制派。1854年，费城的牧师亨利·鲍德曼出版了一本布道/演讲集，表达了宗教人士对当时商业道德的担忧。《会计部门的圣经》（The Bible in the Counting-House）一丝不苟地揭露了美国商人的欺诈行为，对通过商业惯例为欺骗行为辩护的做法表示蔑视。鲍德曼的目标是将盛行的欺骗和容忍欺骗的道德规范与基督教的要求进行对比，从而说服该国的商人将他们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本能屈从于耶稣教义的更高准则。在一个国家，“年轻人会像以往一样成群结队地涌向商业市场”，这些市场塑造了社会和文化的关键模式，确保宗教真理和国家荣誉的唯一途径是“直接进入商业场所，把基督教的崇高要求向贩子们发布”。换句话说，在巴纳姆时代的美国，商人的精神生活和国家的精神生活是一样的。[15]

在这一时期，对欺诈行为的绝大多数警告都是基于更一般的考虑。最明显的是，商业诈骗和金融诈骗的哨兵们觉察到人们对其报告、评估和建议的强烈需求，并希望从这种需求中获利。在一个充满诡计和伪装的商业世界里，一些报刊开始对最新的伪造或欺骗进行评论，尤其是为迎合大众读者的廉价日报和主流周报，如《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和《国家警察公报》。欺诈盛行带动了报纸的销售。几十年来，《国家警察公报》煽动读者相信臭名昭著的江湖郎中、欺诈犯和骗子的胆大妄为，将最显眼的位置让给那些善于躲避警察或越狱的造假者和骗子，并特别爱刊登那些将社会精英骗得团团转的女骗子或男骗子的故事。就像在许多其他文化中一样，那些骗子愚弄权贵的事件会引起穷读者的共鸣，骗不到钱，但买份报纸来看看富人遭受骗局报应故事的钱还是有的。[16]

然而，从公开发布诈骗和欺骗中获利的冲动，呈现出一系列的表现形式，显示出美国市场中有关文化权威的有趣冲突。公开对欺诈行为发出警告的一个重要动力来自市场中已站稳脚跟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经理们担心欺诈行为会降低消费者对其产品的需求。品牌商品的制造商是仿冒者最重要的目标，到19世纪末，他们越来越多地通过商标侵权诉讼与仿冒者进行斗争。[17]但是，法律行动需要耗费大量资源，而且往往会带来风险。因此，受侵害的企业往往通过自救的方式来应对假货。他们投放广告，使公众提高警惕。

成千上万这样的广告出现在19世纪的报纸和期刊上。在购买海德温希普公司（Hyde Winship&Co.）的香皂时，他们的恳求是“当心欺诈！”，因为巴尔的摩的一个经销商将“普通的白色香皂，切成很薄的薄片，外面涂上少量香水”，假冒为正品；或者在搜寻布莱克的专利防火涂料时，“小心欺诈”，因为它的流行吸引了“几十个没有原则的人”，“使得市场上充斥着各种一文不值、假冒伪劣的东西，其中大部分不比街上的泥土好多少”；或者只从制造商那里通过邮购购买奥斯特摩尔（Ostermoor）弹性毡床垫，因为在零售机构，“只会提供假货，而不是奥斯特摩尔的产品”。[18]在过去75年里，除了偶尔有一些配图，以及最终提到未经授权的经销商出售仿冒品之外，这种广告风格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更多的群体倾向于经济自卫，这也促进了对诈骗和系统性欺骗的公共评论。19世纪的报纸有时会对欺诈指控进行密集报道，因为它担心普遍存在的虚假陈述正在损害该市在地区、国家或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这种担忧促使《纽约时报》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推动纽约的玉米交易所（Corn Exchange）实施面粉检验的新规。在1846年的州宪法禁止各州的商检机构进行商品检验之后，曼哈顿出现了一种私人商检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那些想要某种质量评级的发货人付钱给商检机构，让它们对面粉进行评级。但这个体系充满了利益冲突，从纽约运来的面粉的质量出现了恶化，致使《纽约时报》带头努力改进私人谷物评级的标准。[19]

在其他场合，对欺诈行为的公开分析代表着商业自我保护的一种更微妙形式。其商业行为，甚至其核心商业模式的合法性面临质疑的商人，有时会试图将公众的注意力转向更声名狼藉的企业，以回应这种批评，这是一种偏转策略。巴纳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他职业生涯的前几十年里，巴纳姆不得不应对不断出现的对其特技表演和展览的抱怨。许多重要的社会和宗教人物谴责巴纳姆的作品是骗人的，称它们赤裸裸地歪曲事实，让参观美国博物馆的人交了入场费却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在巴纳姆1854年出版自传之后，这种批评达到了高潮，一年后，他破产了。在《南方季刊》（Southern Quarterly Review）看来，巴纳姆对自己生活的反思是一个“欺骗公众的小人的回顾”，他厚颜无耻地从“对自己恶行的揭露”中获取更多利润。《纽约时报》抱怨称，巴纳姆系统性地造假，与普通造假者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还没有学会“大张旗鼓、自吹自擂的好处”。宗教评论家也同样严厉。《基督教检验者》（Christian Examiner）的书评人谴责美国博物馆的所有者把“江湖骗术”变成了一门艺术，具有非同寻常的“庸俗目的”和“卑鄙无耻的狡猾”。一名傲慢的英国评论员概括了1859年所有的这些攻击。《英国广告商》（the British Advertiser）上的一名作家怒斥道，巴纳姆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虚假的先知，一个危险的文化偶像，他

告诉我们欺骗不再是罪恶，说谎不再是罪恶的权宜之计；欺骗公众是一切智慧的开始和结束；……金钱崇拜才是真正的虔诚，而虚伪、欺骗、谎言、伪证和欺诈才是真正的崇拜艺术。

到内战前夕，巴纳姆已成为大西洋彼岸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对社会道德影响的担忧的避雷针。[20]

这位表演者在1856年1月破产，更加剧了这种批判的局面。巴纳姆失败了，因为他同意为一家康涅狄格钟表制造商背书，却并不知道这家制造商正濒临破产。当他发现自己无力支付制造商签发的数十万美元票据（巴纳姆声称其中许多是伪造的）后，全国各地的编辑们都兴高采烈地为一个骗子无赖得到应有的惩罚而欢呼雀跃。奥尔巴尼的一份报纸写道，“被废黜的骗子之王”能够“逃避法律”“欺骗神职人员”，但他毫不留情地试图“不劳而获”，终于在他的脸上恰如其分地“显露”出来。[21]

巴纳姆在他的第一本自传中预见到了这些攻击，坚称他为客户提供了极好的价值。除了在他的博物馆里观看真正充满好奇心且高质量的戏剧表演之外，持怀疑态度的参观者们还得到了一种有趣的体验，那就是评估那些假展品的真伪，并试图弄明白巴纳姆是如何拿这些东西欺骗观众的。一些评论他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的人们注意到了这个主题。因此，《纽约论坛报》在为这位表演家辩护时坚称，“在法律和道德上，善意和恶意的谎言有很大区别，这是公正的”。巴纳姆的展览门票价格“极其适中”，却非常成功地“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纽约论坛报》的结论是，“每个参观过”美国博物馆的人花的钱都“物有所值”。[22]

巴纳姆1865年出版的《世上的骗术》（Humbugs of the World）一书扩展了这一论点。在这本论述美国商业、宗教和医学诈骗的专著中，这位表演者将他的推销技巧和他描述为合法的快乐的误导与各种卑劣的诈骗和欺骗进行了对比。掺假食品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兜售假彩票的邮购彩票经销商，那些兜售虚假石油公司毫无价值的股票的人，假称进入死者世界的灵媒和通灵者，那些凭空捏造内战将军们推荐其“麻药糖果”或“土耳其玫瑰制品”的庸医——所有这些都配得上骗子的称号，并在监狱里呆上许多年。相比之下，一个提供娱乐服务的人，“他用独特的表演来吸引成群的顾客”，并让这些顾客满意而归，因为他们对表演的真实性感到迷惑不解，而他所做的不过是用一段令人愉悦的下午休闲时光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23]

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包括威廉·亨利·福勒（William Henry Fowler）和亨利·克利夫斯（Henry Clews）在内的几位受人尊敬的纽约股票经纪人和投机商，对通常神秘莫测的华尔街业务采取了类似的做法。这些金融内部人士谴责不择手段的股票经纪人和投机商号的手法。这些经营者通常只是假装执行客户的交易，通过虚假交易来削减利润回报，并报告最初的虚假投资利润，以吸引更多的存款。福勒和克利夫斯同样解释和谴责了投机团伙在渴望得到内幕消息的投资者中传播虚假谣言的策略。这些出版物传达的最直接的信息是，那些试图进入证券市场的个人，应该无视主动送上门的股票发行书所作的疯狂承诺。但另一个主要的主题是，众多骗子经纪人和与纽约证券交易所有着密切联系的知名公司之间的巨大差异。一本小册子的作者将纽约证券交易所描述为“毫无疑问是可敬、合法、完全可靠的”机构，并“提供了最全面的保护，免受不负责任的行为的伤害”。[24]再一次，这里的策略是，对欺骗者进行严厉批评，以使面临重大公开投诉的相关业务合法化。

19世纪对美国的欺诈行为的谴责者并非仅是受假冒伪劣商品之害的商人，还有担心地区经济声誉受到威胁的当地精英，或者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受到了足够多的批评，促使他们试图将公众的批评转向别处的企业家。在美国经济的许多领域，处于战略地位的个人利用他们的知识和获取商业情报的途径，把自己塑造成文化权威，并在经济行为超越可接受界限的情况下成为事实上的仲裁者。19世纪30年代至南北战争期间，仿冒品鉴别手册大量出现，这些手册的出版商承担了这一角色。他们把流通中所有伪造和可疑的银行票据列在一张清单上，然后由纽约人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等一群流动的城市票据经纪人发送给订户。这些金融中间人认识到，他们在战前复杂的货币供应方面的专门知识使其能够向更广泛的公众提供区分可信赖和伪造货币的详细描述。[25]

在美国商业的其他领域中，很少有像纸币流通领域那样，为使欺诈报道制度化而做出如此广泛的努力，尽管有些领域已经接近了这一目标。从一开始，《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就密切关注掩盖制造材料仿制品的方法、操纵商品重量和量度的策略，以及专利欺诈，包括销售假冒发明，例如据说以神秘的“以太”能量运转的基利（Keely）发动机。[26]摄影技术的出现和快速发展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专利”——对既有方法的微调，但对器材性能毫无改善，彻底无效的神奇的新方法，对实际或根本不存在的专利颁发的虚假许可证。这种策略促使《费城摄影师》（Philadelphia Photogra-pher）等杂志的问世，这些杂志向订户通报了最新的化学造假行为。[27]以药剂师、医生和化学家为目标的行业期刊也同样以毫无价值的专利药品和食品掺假行为为目标。[28]从内战开始，《工程与矿业杂志》（Engineering and Mining Journals）对虚假采矿过程、欺诈性矿业股票的推广以及内部人士操纵矿业交易所价格波动的行为进行了监督。

19世纪的行业杂志发挥了许多作用。除了提供与欺诈相关的情报外，它们还涵盖了技术和组织创新，讨论了影响其经济部门的公共政策，编制和传播了有关销售和市场的统计数据，并为广告商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其能够触及行业细分市场。但在营销策略方面，反欺诈至少偶尔会排在首位。因此，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一家名为《电力》（Electricity）的新周刊将自己定位为，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市场上紧盯假货。意识到行业期刊的订户已经开始期待关于商业欺诈的情报，电力公司的营销人员将其广告资金投向这类期刊，投放广告强调其欺诈报道的价值。虽然它的广告还承诺以“非技术性和大众化的方式”传达关于电气学研究发展的新闻，但该杂志最大的卖点是它承诺为“那些对电气问题了解有限的人”纠正信息不对称，从而保护他们免受“各种形式的欺骗和欺诈”的侵害（图4.1）。

图4.1　《养蜂集刊》第23期中的广告（1895年5月15日）：419

对于一些战后出版物来说，打击欺诈成了其鲜明特征，并成为一个读者可以信赖的编辑部。美国蜂蜜生产商订阅《美国蜜蜂杂志》（The American Bee Journal）或《养蜂集刊》（Gleanings in Bee Culture），不仅收到持续的最新“专利”专栏信息，以及州养蜂人“会议”记录、“营销蜂蜜”的创新思维，同时也有“蜂蜜掺假”及“诈骗和诱惑”的最新消息。[29]后者包括追踪值得注意的企业经营者的行动，有些情况下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以及详述最近针对养蜂人的商业骗局。奥兰治·贾德（Orange Judd）的《美国农业家》（American Agriculturist）是在美国广大农民中最具影响力的周刊，自19世纪50年代起，订阅该杂志的人就经常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欺诈和欺骗”的报道。此类文章占据了几乎一整页版面，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造假者之敌的声誉。正如《美国牙科科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Dental Science）在1879年发表的一致意见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农业家》“坚持不懈且尖锐地揭露欺骗和欺诈行为，对所有读者都很有价值”。[30]

关于美国农村地区经济欺诈的常规报道带有强烈的民主色彩，因为它们依赖于读者的积极参与。订户们发送了数百封描述他们遭遇欺诈的信件，希望这些信件能作为对广大农民的警告被印刷出来。1878年3月，J.E.摩尔（J.E.Moore）给《美国蜜蜂杂志》发了一封信件，警告读者警惕“水晶蜂蜜骗局”（the Crystal Honey Fraud）及其推广人——纽约市的奇德斯特先生（Mr.Chidester）——正在向销售代理提供一种用蜂蜜制作糖果的假方法。[31]农民们还对这些出版物提出了大量的问题，如自动送上门的商业建议、不熟悉的营销策略和新颖的产品，要求对某家公司或某个广告中的机器是否真实进行权威评估。编辑们有时会进行自己的研究，为读者提供答案，特别是如果调查涉及的公司在他们的期刊上做过广告的话。在其他场合，他们还会召集信息交流中心，发布询问信，希望远方的读者也参与进来，给出有用的回答。这些以新闻为基础的社区相当于严格管控的互联网公告栏在19世纪的样子，编辑们既选择了最初发布到社区的帖子，也选择了随后的帖子的贡献者，这些帖子有时会引发来自众包调查的有争议的讨论。

持续不断地提醒美国人注意他们中间的欺诈行为，反映了出版商的一种假设，即欺诈监控通过帮助说服读者，让其相信他们从支付的订阅费中获得了价值，从而获得了回报。《杰纳西农民》（Genesee Farmer）注意到，在其1855年报道海鸟粪便肥料分销（从智利和秘鲁的岛屿栖息地收集海鸟粪便制造肥料）的欺诈时，“农业媒体最有效的用途莫过于关注农民的利益，让他们免受不诚实投机者的欺诈。让农民们看到他们值得信赖的朋友是持久的”。只要情况允许，编辑们经常会吹嘘他们在肃清市场上的骗子和假货方面取得的成功。[32]

然而，正如《杰纳西农民》的诉求表明的那样，防止欺诈的精神包含了一种更加社群主义的感性。在那些专门报道诈骗的农业期刊中，报道诈骗的部门经常采用一种“友谊”的语言。A.I.鲁特（A.I.Root）——《养蜂集刊》的资深编辑，在他所负责的栏目“与养蜂有关的欺骗和欺诈”上标记了一个提示：“本部门的工作需要各位朋友的帮助，敬请惠予任何疑似欺诈的通告。在任何时候都将保持最大的谨慎，防止不公正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养蜂人如果想要了解公司、推销员、产品或商业机会的相关信息，就不是向“编辑”，或甚至是A.I.鲁特提出询问，而是向“老友鲁特”提出询问。鲁特以同样的方式公开回应了“老友P”或者“老友B”。他给华盛顿奥克诺的F.A.帕森斯（F.A.Parsons）或阿肯色州斯普林菲尔德的D.D.布鲁尔（D.D.Brewer）回信解释其问询时，就是这样称呼的，体现出他独特的回信方式。这两人都在1886年写信给鲁特，询问所谓的专利“金色蜂巢”。（鲁特很乐意帮忙，他解释说：“专利权人想对你故伎重施。”）这样一种熟悉的称呼方式同时将帕森斯和布鲁尔与其他数百名读过其专栏的农民联系在一起。这群养蜂人团结在一起，使彼此跟上了大陆市场的发展步伐，他们依靠一个值得信赖的编辑作为仲裁，以促进一种免受专利权代理人和其他不可靠经营者的诡计侵害的集体保护措施。[33]

在《铁器时代》（Iron Age）和《铁路公报》（The Railroad Gazette）等许多行业期刊的案例中，编辑们倾向于将自己塑造成欺骗和欺诈的宿敌，这与专业化是密切相关的。为了确保专家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那个时代的化学家、药剂师和工程师的发言人将其工作与诚实的伦理联系在一起，这种伦理源自严格的技术教育及揭露谎言和江湖骗术的社会义务。这一责任不仅包括审查新企业的合法性，传播有关会计欺诈等冒险商业行为的信息，还包括向读者通报冒充专家的江湖骗子，或员工为骗取雇主钱财而编造的新骗局。对这类事情孜孜不倦的报道使读者“警惕进一步的欺诈行为”。[34]

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工程与矿业杂志》特别详细地阐述了专家监督市场的前提。杂志的编辑理查德·罗斯韦尔（Richard Rothwell）和罗西特·雷蒙德（Rossiter Ray-mond）宣布他们将保持独立，不受所有利益冲突的影响，不受所有与矿业投机或股票经纪人“纠缠不清的联盟”的影响。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他们表示致力于评估现有和拟议的矿山和采矿公司的价值，以及评估所有地质学家和采矿工程师的公众义务，甚至在被矿主雇用时也是如此。他们进一步保证，这些出版物是“所有欺诈性采矿企业的宿敌”，并将“提供可能使投资者提防那些已经在设法骗取其资金的虚假或估值过高的企业的公正信息”。为此，罗斯韦尔和雷蒙德模仿了农业报纸的社区运营技术，构建了一个巨大的订户网络，订户主要是矿业专业人士和投资者。编辑们针对可疑的采矿进行宣传，对全新且独立的采矿企业的合法性征求注意事项，同时也要求读者根据其专业能力和对当地的了解做出回应。[35]

编辑们坚持认为，所有这些监督的最终目的是稳定流入美国采矿业的资本，从而维持该行业的创业机会。《工程与矿业杂志》揭露了一些骗子，他们试图抛售假矿和兜售假采矿工艺公司的股票。杂志承诺，不仅要“让这些股票变得无害”，还要避免投资者蒙受令人尴尬的损失；罗斯韦尔和雷蒙德还希望增强公众对采矿业的信心，因为“每一个不诚实的企业都是对美国人和欧洲人投资资本的长期警告”。因此，系统地曝光矿业诈骗行为，有望阻碍司空见惯的“野猫吃老虎”和“一种‘局外人’几乎没有胜算的赌博形式”的矿业投资。[36]这种监管冲动反映了早期美国信用报告体系所采用的方法的合理性，在这种方法中，警惕的记者网络负责发布对当地公司和企业主的信用评估。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征信事务所的刘易斯·塔潘曾希望，通过识别那些寻求信贷的恶棍，他的线人网络将“查清骗子，净化商业空气”，使诚实的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37]对塔潘来说，就像行业杂志的编辑一样，现代市场建立在公众信任的基础上，而公众信任反过来又建立在社会规范和管理结构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超出了州际界限）。

对于行业杂志来说，反欺诈立场代表了商业监管一种有针对性的表达，这种监管只涉及单个经济部门。几家农业周刊声称拥有更广泛的管辖权，也认识到农民家庭面临着针对其生产者、消费者和投资者身份的骗局；但这些农业杂志往往不报道在美国新兴城市盛行的那种零售和投资骗局。都市报纸对这些欺诈行为进行了报道。像奥兰治·贾德的《美国农业家》，都市日报如《波士顿先驱报》《费城公众记录报》《纽约时报》，以及全国性周刊如《国家警察公报》，报道了各种各样的商业骗局。当地拍卖商和杂货商小打小闹的骗局，以及邮购营销欺诈和公司内部人士贪污等欺诈行为，都受到了媒体的关注。为了反映此类报道的更宏大目的，报纸编辑们声称自己是商业卫士和受欢迎的教育者，他们不仅代表美国人口中的一个特定群体——农民、药剂师或矿业投资者，而且代表美国最重要的市场——代表他们所在城市的整体人口。《纽约时报》在其“警告”和“注意事项”栏目中表现出了极大的这种自豪感，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它将自己定位为“社会商业荣誉”的捍卫者，拥有“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揭露重大欺诈行为的权利”。《国家警察公报》的编辑也以同样的方式拍着胸脯，称自己为诚实商业交流的守护者，他自豪地回忆起1880年的一件事：自几十年前《国家警察公报》创刊以来，它就制定了一项政策，打击“各种各样的欺诈行为……，剥去（它们的）虚伪的外表，使它们得到应有的蔑视”。[38]

这些努力塑造了大众对媒体作为经济诚信监督者角色的理解。到19世纪70年代，诈骗受害者的信件涌入城市的报社。1873年5月，《纽约时报》的编辑收到了一份来自“保单持有人”的信函，信中提到一份与之竞争的报纸刚刚开始报道“人寿保险公司中专横的管理层”。“保单持有人”注意到“《纽约时报》已经在欺诈曝光方面很有声望”，恳求该报调查这个问题，尤其是在大多数“保险杂志”只发表“吹嘘和奉承的声明”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已经习惯了媒体对普遍存在的欺诈行为发出警告，以至于他们有时会借助报纸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向公众发出欺诈警告。那时，城市居民和官员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认为报纸是贸易和金融的哨兵，对各种形式的欺诈和欺诈行为发出了警报。[39]

承担起防止商业欺诈的监护角色，使得19世纪的撰稿人和出版物招致不少微词。在战前的几十年里，关于流通的伪造品或欺诈性财务报告的报道引起了银行官员的强烈抱怨，他们否认前者的存在和后者的真实性。[40]当一家报纸曝光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不当行为或彻头彻尾的欺诈行为时，可能会有人私下说，该报的编辑已被一个试图对该公司股票发起空头突袭的财团收买。[41]在某些情况下，被报道的公司还会威胁或唆使对那些向财务报告的真实性提出严重质疑的商业杂志提起诽谤诉讼。[42]

由于可能会被提起诽谤诉讼，大多数编辑在发表声称存在某种欺诈行为的信函之前都很小心谨慎。奥兰治·贾德的《美国农业家》在1872年强调，它忽略了所有匿名指控，拒绝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公开指控“具体的人和企业”，若发现恶意记者希望“发泄他的脾气”而“错误”报道“欺诈”后，将“及时修正或撤回稿件”。[43]但是，偶尔发生的争论和诉讼并没有阻止人们就美国贸易市场的欺诈和欺骗展开激烈的公开探讨。事实上，贾德夸口说，尽管屡次出现诽谤诉讼的威胁，但他的周刊在之前31年里揭露了1500多起诈骗，几乎每周都有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欺诈行为的谴责促进了19世纪对反欺诈信息的披露，以致在下个世纪之交，一些编辑也愿意刊登对其揭露的骗局持批评意见的人写的文章。通过对“一个问题的两方都给予公正的听证”，新闻界将为美国人提供有关如何将合法的商业和商业行为与无端的吹嘘或可鄙的欺骗区分开来的最有力的论据。[44]

看门人的悖论

奥兰治·贾德及其19世纪的编辑和经济作家同行承担起了美国商业言论守护者的角色。通过具体的警告和更一般的指示，这些自封的看门人增加了欺诈企业和广告的曝光次数，恳求陌生人注意某些彼得·芬克们，或者注意一般的彼得·芬克主义。他们的共同努力产生了切实的影响。当出版物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读者群体，共同致力于市场监督时，他们对奸诈的营销人员形成了制约。通过对虚假经营者的点名和对新骗局的曝光，他们降低了人们对骗子的信任程度，从而加速了一个特定骗局被戳穿的过程。通过报纸、杂志和协调通讯的其他媒介，这些非正式社区大大扩展了提防欺诈的地域界限。他们开阔了埃斯海尔比们和鲁尼们的视野，不仅可以帮助发现商业或金融欺诈，还能引起更大范围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欧洲大陆邻居）的注意。这些行动使美国人能够重新调整他们对生意对手的判断，加强对欺诈行为的声誉审查。

然而，大量评论的传播也为欺诈提供了新的机会。利用宣传和非正式公共教育机制遏制经济欺骗所构成的威胁的能力，取决于新闻工作者的操守。但是，人们真的能相信这个时代商业公共领域的奥兰治·贾德和罗西特·雷蒙德吗？一旦某个人物发展成为值得信赖的经纪人，美国市场就面临着新的腐败危险，以及腐蚀性模仿的新可能性。同样的威胁也出现在其他打击商业欺诈的制度策略中，例如发展内部会计制度，以及审查雇员的忠诚度。每一种打击商业欺诈的新形式机构监督，本身都可能成为造假的工具。[45]事实上，非正式的监督和公开曝光文化对那些谋划经济欺骗的人起了反馈作用，相当于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现行骗局披露计划和公众反应的低成本情报渠道。因此，所有关于欺诈和防止欺诈措施的报道，不仅提供了欺骗战术的基本课程，还向骗子发出了何时改变操作模式的信号，以及如何利用新方法抑制欺诈所引起的不信任。

这种关于欺诈报道与欺诈行为的辩证关系的直接证据很少。但是，媒体对欺诈行为的报道，类似于对华尔街或零售行业欺诈行为的更全面的概述，无赖和处境艰难的企业家或轻信的投资者、农民或店主，都能读得懂。因此，对欺诈行为的报道和更全面的欺诈策略清单可能为任何潜在的欺诈者提供一份快速指导课程。《亨特商人杂志》在上世纪中叶对零售商篡改商品的最常见手法进行了解释，这可能会让消费者对醋和糖有更敏锐的判断，但也可能指导了零售商更细微地调整利润率。当农业报纸公布了1855年阴毒的肥料公司用于掺假鸟粪的详细配方时，人们当然可以怀疑它的影响是否仅限于让农民更有效地保护自己，或者它是否也有助于推出新的欺诈计划，“仿制一件相对无用的物品，定一个高的价格，取一个假名字，卖给各地易受骗的农民”。[46]

一些19世纪的骗子们认识到，在一个容易产生一夜暴富心理、欺诈无处不在的经济环境中，人们往往会产生相互矛盾的轻信和猜疑心理，因此骗子们采用了信任偏转策略。这些狡猾的企业主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了相互竞争的欺诈行为，以此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19世纪80年代末，纽约的普尔弗马赫公司（Pulvermacher Compa-ny）采用了一个精心设计的此类策略，免费分发《恢复健康与力量》（Health and Strength recovery），这是一本“为受苦受难的人类提供完整信息的百科全书”。这本书承诺“揭露……庸医和冒名行医者实施的欺骗”，包括“虚假的治疗文章”，并提供简单的测试来检测日益流行但“虚假的……电疗腰带”，一直指引读者如何实现“永久健康”。对于患者来说，看完这本书，他们找到了使用“先进且可靠的电疗腰带”，“如何在家中电疗”的方法，普尔弗马赫很乐意以半价将它们送至用户手中。但这只不过是《电力》杂志很快就会报道的那种精心设计的骗局而已。[47]

在专利药品和健康秘方这一新兴领域中，利用曝光作为诈骗手段尤为常见。但在许多其他领域，一场更为复杂的角力随之上演，一方试图让经济欺骗变得更加困难，从而重建商业诚信的基础，另一方则密切关注将这种信任转化为危险的轻信的新机遇。在战前货币流通、战后矿业振兴和19世纪后期的金融服务等领域，检验和防止欺诈的复杂制度制造出了越来越复杂的骗局。

自从美国人在19世纪早期接受了特许银行和纸币之后，伪造技术和防伪计划就开始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演变。银行的大量增加产生了大量不同面额、大小、颜色和可靠性的纸币，令人眼花缭乱。当大量假币出现引发报纸、银行业期刊疯狂报道时，假币骗局受到打击，但到了19世纪30年代，假冒验钞机及假币团伙迅速适应了新环境，找到了方法来击溃公众根据权威的假币目录所建立起的信心。假币的制造商和分销商学会了掌握发行假币的时间，以便在当地或地区目录出版后不久就发行假币。一些假币制造商先推出了一小批有明显缺陷的假币，以刺激人们对这种假币发出警告，一旦这些警告得到广泛传播，市场上就会充斥着改版后的假币。假冒验钞机的制造商贿赂杂志的编辑让他们对造假行为视而不见，这种事情似乎发生得有些频繁，至少在竞争对手提出指控的情况下是如此。最无耻的是，一些假币制造商还发布了自己的假冒验钞机，这些验钞机不仅验不出他们生产的假币，而且配合对现有验钞机生产商是否诚信的争论，使公众对市面上所有的验钞机的效用产生了怀疑。[48]

战后的矿业公司，特别是落基山脉和西部偏远地区的矿业公司的欺诈融资，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即加强欺诈监督，然后调整欺诈模式。随着西部矿业在美国内战后蓬勃发展，该行业因虚假陈述和毫无底线的欺诈行为而声名狼藉。最奸诈的做法包括推销假的矿业股票和内部人士操纵真矿业公司股票价格，这些阴谋往往涉及散布关于产出的虚假信息。但真正复杂的方法是在几十年后才出现的。

19世纪60年代，西部矿业公司的诈骗者遵循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他们发布招股说明书，描绘了异常丰富的矿石矿脉，通过股票配售，吸引知名人士成为公司董事，并在旧金山或东部大城市的矿务局展示假矿石样本。[49]这些策略很快招致了技术和非技术出版物的批评。[《美国矿业指数》（The American Mining Index）在一篇讽刺“亨基多拉银矿公司”的文章中以恶作剧形式呈现该公司的骗局，该公司由财政部长吉迪恩·格雷鲍尔（Gideon Graball）和总统耶利米·布劳哈德（Jeremiah Blowhard）领导，其董事包括D.比利蒂（D.Bility）少将和P.Q.拉蒂安（P.Q.Lation）副部长，并且从鬼鬼祟祟的公司那里得到法律建议。]一系列有关矿业公司阴谋诡计的新闻报道，再加上外部投资者普遍亏损，引发了民众根深蒂固的怀疑。美国人开始开玩笑说，一个矿井就是“骗子拥有的地上的一个洞”，或者是“一个骗子把地上的一个洞卖给了一个愚蠢的投资者”。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新闻曝光的结果，大大削减了所有采矿企业的资本供给。[50]

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真正的矿业公司初创者采取了一些策略来增强公众的信心。除了兜售独立地质学家和采矿工程师的评估，他们还推迟了股票的公开发行，直到企业开始大规模采矿作业，提前溢价支付股息以证明其盈利能力，并发布财务报告。反过来，虚假的矿业公司创业者又精心设计了新颖的欺骗形式。由于矿业媒体对这些企图有所警觉，诈骗团体精心设计了更复杂的欺骗方案。他们分发了来自冒牌专家的热情洋溢的分析报告，或为了愚弄合法的采矿工程师采用“掺假”过的矿石样本。他们至少会在一个未勘探的地点开始一些实际的采矿作业，或者根据所谓的新采矿工艺在一个废弃矿场恢复生产，然后从资本金中提前分红。他们进一步使地方报纸，有时甚至是国家采矿杂志，对他们的投机行为发表积极的评论，把他们的事业描述得光明磊落并激起人们对其投资且获得收益的期望。最后，在西部矿业公司大面积破产之后，这些人低价买下了这些破产的公司。[51]

《工程与矿业杂志》（Engineering and Mining Journal）追踪了所有这些进展，并为矿业投资者精炼了经验法则。19世纪70年代末，随着人们对矿业股票的兴趣重燃，东部矿业股票交易所得以重新开张，《工程与矿业杂志》不断提醒其订户，“岩石或标本化验……一文不值”，在招股说明书、闪亮的报纸专栏和知名董事的背书中，华丽的承诺也好不到哪里去；任何矿山都不应受到特别青睐，除非有一个信誉良好的法律当局保证它对其所要求的主张拥有无争议的法律所有权；投资者应考虑只开采利润无可争议的矿山；最重要的是，在没有“咨询专业采矿工程师”的情况下，任何投资都不应进行。后一项建议需要进一步加以阐述，因为采取这种预防措施助长了冒充著名工程师的“江湖骗子”的泛滥。因此，投资者不得不仔细筛选他们的采矿顾问——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仔细阅读《工程与矿业杂志》。[52]

在更广泛的金融服务业中，更复杂的虚假陈述骗局也在几十年里出现。最初的策略包括付钱给报纸和杂志的编辑，让他们刊登对推广骗局有利的报道。大城市的报纸常常乐于揭露竞争对手道德沦丧的一面，在其对投资骗局的报道中大肆宣扬对手的腐败。因此，在1857年，《纽约时报》刊登了几篇报道，试图推翻《纽约先驱报》作为公共道德权威的形象，因其长期以来试图鼓励公众对欺诈性的马里兰帕克维恩煤炭公司（Parker Vein Coal Company of Maryland）的投资，而这家公司三年前已破产。[53]

早在19世纪60年代，一些编辑就主张，出版机构应放弃对赞助者的金融新闻报道或相关评论文章特殊对待的腐败做法，这一立场吸引了渴望获得社会尊重的国家出版机构越来越多的支持。在《纽约星期日信使报》（New York Sunday Mercury）的案例中，揭露新闻腐败和企业欺诈，为该报建立忠实读者群体奠定了基础。与“垂死”的竞争对手不同，《信使报》的编辑宣称，他的报纸保持着坚定不移的独立性。这些竞争对手以“一行一美元”的价格兜售报纸，以“专栏五美元”的价格出售“社论”。《信使报》没有仿效那些为公司利益服务的“卑躬屈膝的工具”，而是宣称要“向高层的邪恶和欺诈行为宣战”，同时“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贿赂，无论是作为广告还是买来的吹捧”。[54]

到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金融市场上严重的虚假陈述催生了几种商业模式，这些模式的基础是弥合内部人士与投资大众之间的信息鸿沟。这些新公司包括《华尔街每日新闻》（Wall Street Daily News，成立于1879年）和《华尔街日报》（成立于1889年）等金融报纸，以及标准普尔（Standard&Poor’s）和穆迪（Moody’s）等投资分析和债券评级机构。金融媒体敏锐地关注着新股发行的合法性和大公司管理决策的合理性。正如《华尔街每日新闻》的一名读者在其开办第一年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出版物试图让投资者“对市场动向有一些了解，并提供其他信息，以保护公众不被欺诈”。[55]这种中介机构的出现激发了欺骗性的修饰，将股票欺诈的肇事者引向歪曲事实的阴谋。在20世纪初，假股票的推广者发行旨在警告读者证券市场中正在发生的欺诈行为的时事通讯、内幕消息的周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不实陈述。[56]

在抨击媒体在炒作产品和投资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时，那个时代的批评家们并没有指责编辑和记者们腐败到了极点。偶尔接受补偿以换取发表有预谋的新闻报道或编辑的背书，并不意味着完全缺乏新闻诚信。许多报纸编辑也没有能力核实他们办公桌上的报道和故事的真实性。正如《工程与矿业杂志》在1877年5月评论采矿公司时所指出的，很少有出版物有足够的“将小麦从稗子中分离出来的设施”，以便“对关于采矿问题所表达的成千上万种意见作出正确的判断”。[57]然而，不管公众的误解是出于腐败的私利，还是出于轻信、乐观和无知，它们都使得经济决策变得非常复杂。大量公开的夸夸其谈和对抗性的曝光令人眼花缭乱，让美国人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也不知道该相信谁。

19世纪的欺诈行为催生了对商业通信的私人监控，而私人监控反过来又催生了新的欺骗形式、新的信任腐败，最终，还催生了新的监督和诚信认证机制。随着每一个新的社区守护者的出现，又出现了一组可能的角力对象和背景，更多的是对潜在欺诈的担忧。这种周期体现了“欺诈准备和实施”的“独创性”，但它并没有出现得那么早，也没有在每个经济部门都表现得那么成熟。[58]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周期具有自我限制的性质。更复杂的骗局需要更大的投资；如果无法获得一定规模的初始资金，就不可能制造出引人注目的假钞、假矿业企业，或者金融报刊连续几个月的报道。一旦进行有效虚假陈述的要求变得很高，骗子就面临着进入的障碍。尽管如此，这种欺诈——反欺诈角力的模式发生的频率极高，足以在整个世纪乃至更久的时间里，维持对经济欺诈情报的旺盛需求。

欺诈哨兵和“购者自慎”

19世纪的编辑和作家们试图与经济诈骗作斗争，但他们面临着另一个困境：消费者、企业主和投资者的持续轻信。尽管公众对商业欺诈的审查越来越严格，但美国市场仍然充满了欺诈行为。许多反欺诈先锋惊叹于他周围的欺诈行为的抗打击能力。一名作家在1872年指出：“尽管媒体发出了数百次警告，但骗子们似乎很容易维持稳定的业务。”即使广泛传播的警告“暂时击垮了几家公司”，天赋异禀的骗子也会转移到尚未被媒体持续报道的领域。或者，他们想出一些新的骗局，通常是新瓶装旧酒，然后继续他们的行骗之路。几年后，另一位评论者表示尽管有这些警告，美国人对“进入那些看似有巨大获利希望，但一定会失败的、设计精巧的金融骗局表现出了惊人的轻信”。[59]

与此同时，对美国公众长期易受骗子影响的解释，部分转向了心理学主题。战后的评论家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人对财富的野心上。一些作家认为，美国人意识到了周期性繁荣所创造的巨额财富，并被提供公平致富途径的计划所吸引，“对暴利的贪婪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失败的风险，并促使他们最不计后果地浪费自己辛苦赚来的积蓄”。[60]在这些自封的欺诈哨兵面前，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障碍。每当有作恶的阴谋酝酿时，这些哨兵就会设法监管市场，并提醒他们的读者。在大多数反欺诈话语中，隐含的愿景是对风险和回报进行冷静评估，对现有信息和相互竞争的论点进行仔细评估，明智地依赖公正的专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对那些似乎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承诺习惯性地怀疑。这种方法假定在理性评估和冷静计算的驱动下，存在一个反思的公共领域。[61]

但即使在20世纪早期将消费者心理引入销售活动之前，美国人的营销行为也充斥着情感诉求，最明显的是那些容易获得奢侈品的幻想和恢复健康的承诺，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包括通过新赌博来弥补过去损失的愿望。早在19世纪60年代，欺诈性保险的发起人就已经认识到这种做法的有效性：它们可能会吸引许多资不抵债企业的股票或保单持有人，购买那些收购了破产企业资产的新企业的股票或保单。[62]通过反复试错，市场欺诈的老手和更多合法的企业学会了如何利用行为经济学家最近几十年概括出的认知弱点。这种经常被视为明显愚蠢的经济行为的普遍性，给战后的欺诈哨兵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如果他们的警告不足以遏止欺骗浪潮，特别是那些警惕的记者的欺诈警告，则他们该怎么办。这些警惕的记者就是有些编辑手中所掌握的广泛的、非正式的反欺诈警察队伍。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社会精英和中产阶级舆论制造者通过重新强调经济自力更生的价值观，来应对打击不尽的欺诈这一顽固现实。一些回忆录作者回忆起的或媒体报道的骗局之所以有娱乐价值，是因为许多美国人竟然还对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表示钦佩，或者因为一个傻瓜的不幸而幸灾乐祸。如果一个假加州钻石矿发起人设法用掺假的钻石矿替代原来的矿石，并成功愚弄了一些真正的地质学家和采矿专业人员，他们会说服著名投资家迫不及待地投资进来。许多记者感到有责任对骗子给予应有的惩罚——对他们的骗局，骗子们“详细周密地设计，熟练地执行，巧妙地安排和管理事务”。在讨论棉花包装的欺骗问题时，战后乔治亚州的一家报纸非但没有批评其读者上当受骗或说教式地威胁这样的行为会损害南部商业声誉，反而建议“希望欺骗买家的棉农”用岩石和铁块而不是“湿棉花”增重，这样既不容易被探测到，也不会对包装中其余棉花的品质产生较大的影响。当内部人士透露金融市场操纵的本质时，他们可能会把自己描述为“刺破泡沫的警惕委员会”。但他们的描述对经验丰富的投机者和池务经营者所表现出的大胆和巧妙流露出赞赏，这些投机者和池务经营者往往出身普通，对他们的操作保密，并寻找巧妙的办法，让公众竟然对其手段产生佩服。[63]在一定限度内，诚信的守卫者可以对一个精巧的骗局或一个成功的欺诈者表示敬意。欺诈者们不仅表现出冷静、精于算计和自我控制，还表现出一种自我提升的热情，一种能精明地应付工业化社会文化需求的能力，以及对时局瞬息万变的适应能力。[64]

19世纪的作家很少或根本不同情欺诈的受害者。人们常拿投资矿业失败的局外人开玩笑，其中就蕴含这样的意思；美国人在许多其他场合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天真烂漫，也同样如此。《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对那些轻信他人的发明家感到惊讶，他们本应“因愚蠢而蒙羞”，因为他们没有努力评估那些向他们招揽生意的专利代理人的欺诈声誉。奥兰治·贾德如此孜孜不倦地收集《美国农业家》上关于欺诈行为的报道，偶尔对农村消费者的愚蠢行为表示惊讶，他们对不可能的廉价交易的追逐应该受到蔑视，而不是同情。战后的金融市场观察人士对“公众如此健忘他们是如何被这些虚假公司欺骗的”这一能力感到惊讶，他们表示“公众喜欢被蒙骗”，并辩称“让一个傻瓜看住他的钱是不可取的”。与此同时，有关健康欺诈的报道按年代记载了“我们易受影响的年轻人”是如何轻易地“被乡村报纸上那些似是而非的广告所欺骗，从而相信它们可以治好某些隐疾”。[65]

在大多数镀金时代的评论员看来，如果债权人、投资者或消费者在没有进行最基本合法性调查的情况下，就参与了某些交易，除了自己，他们几乎没有理由指责别人。在美国东北部，到处都是不可靠的店主，他们说服批发商赊购大量商品，然后逃离城市，这种骗局引发了一篇社论的反思，文章很好地抓住了这种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轻信的商人）应该为此付出代价”。类似的前提为美国社会如何应对“猖獗的江湖骗子”开出了最常见的药方——更多的猜疑、更多的谨慎、更多的调查，以及更密切地关注新兴的监督机构，如财经记者、声誉良好的股票经纪人和打击欺诈的媒体。[66]在这里，美国评论家的敏感性与19世纪英国建制派的倾向相呼应。不管伦敦的舆论制造者在一些大公司破产之后怎样地指责狡诈的经理们，他们对那些由于疏忽和不切实际的预测而“使自己蒙受损失”的中产阶级和精英股东却给予了同样的蔑视。[67]

《大众科学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的编辑爱德华·尤曼斯（Edward You-mans）在1874年一篇关于英国“著名的蒂奇伯恩（Tichburne）案”的评论中，概括了这种英美式观点。这一法律争议涉及对遗产的欺诈性要求，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存在欺诈，但仍导致了长达7年的法庭审判和普遍的争议。尤曼斯利用这一公众普遍存在的愚蠢行为来反思“欺骗和欺诈”在其国家的影响。就像20年前的巴纳姆一样，他记录了一长串“欺诈”案件，注意到了每一种类型的零售商和工匠——“杂货商的伪造食品”和“纺织品商的假冒织物”，“肆无忌惮的制鞋者”和“不诚实的制帽商”的胡扯，“劣质房屋和家具”的生产者，以及“挂羊头，卖狗肉”的煤气商。尤曼斯甚至比巴纳姆更直接地观察到，“过分地、迂回地、通过虚假的伪装来达到目的”具有“在我们的血液中”组织起来、被接受的、甚至是令人钦佩的行为的特征。这种“聪明”和“敏锐”有了新的含义，并得到了公开的赞扬，而最常见的一句话是：“小小的谎言是所有成功的管理必不可少的。”[68]

对聪明的骗局的赞赏以及对那些本应更了解经济欺骗本质的人的不耐烦，助长了关于经济欺骗本质的辩论，以及关于谁应该有权区分不择手段的交易与不可接受且非法的欺骗的辩论。关于美国人应该如何将有关欺诈的社会规范应用于新型企业形式的问题，在这些流行文化中都能看清楚，例如巴纳姆引领的都市奇观，以及纽约和芝加哥金融交易所出现的股票、债券和大宗商品投资模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巴纳姆和新兴的金融精英们都不辞辛苦地强调了普遍存在的欺诈和欺骗行为，把这种应受谴责的做法与他们自己的努力区分开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对社会有益，理应获得体面的地位。但对于那些毫不掩饰地批评巴纳姆式娱乐或华尔街金融活动的人来说，这种合法化的尝试，与那个时代那些特别精明的骗子所采用的偏转手法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在基督教道德家看来，巴纳姆是贪财的假冒预测家，股票交易是根深蒂固的赌博。对他们来说，《世上的骗术》，与那个老练的伪造专利药营销人员为进行虚假竞争而发出的“当心！”，具有相同的特征。每一件事都反映了商业花招，反映了一个魔术师分散注意力的把戏，把信任建立在对商业公益明着关切实则虚假的基础上。一些对巴纳姆1865年出版的自传发表评论的人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论点。据《波士顿广告人报》（the Boston Advertiser）报道，这位表演家是“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4]，他“以自己致富的计谋和诡计而自豪”，是“狼群”中的一员，“在进入羊圈之前，必须披上羊皮”。一家文学杂志的评论员使用了更多的都市隐喻，把巴纳姆比作一个“小偷”，“当被一群人追赶时，有时会贼喊捉贼，迷惑追赶他的人，最后逃掉”。[69]

这些争议显示了什么是欺诈以及谁有资格成为商业文化的权威解释者的历史偶然性，特别是在以大量企业创新为特征的经济生活领域。自我吹嘘推销的新型商品、服务和/或商业行为是公众的施惠者，还是魔鬼的变身呢？一个被允许的“善意谎言”或仅仅是谎言，在什么时候会渐渐变成一种削弱信心的欺骗？19世纪的美国人经常在如何从文化、语言和法律角度回答这些问题上产生分歧，甚至在哪些公众评论是正直的这个问题上也经常存在争论。因此，公众评论经济欺诈的市场蓬勃发展，这些评论不仅有关于公认的骗子行骗细节的描述，还有关于行骗的商业模式。有关欺诈的公众评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关于如何定义诈骗本身，以及谁有资格参加这种讨论的持续争论。

在巴纳姆的案例中，对公共关系的娴熟管理——包括撰写自传和《世上的骗术》——使他得以平息最激烈的欺诈指控。他强调说，还有谁比他——如此精通善意欺骗、破产是因为自己无法识破骗局——更能揭穿骗子呢？谁能更好地教育公众，使他们眼明耳聪呢？此外，那个时代关于欺诈的公共话语的一个关键元素是幽默，常常以取笑那些发现自己被虚假陈述击败的美国人的愚蠢为乐。巴纳姆知道如何通过一个有趣的笑话，消除他在文化和法律上的对手。

巴纳姆破产后，天天面对一个特别愤怒的债权人的律师的公开质询，因为这个债权人怀疑巴纳姆有意向其隐瞒资产，之后他收到法院的问询，即他的业务到底是什么。“我目前的职业，”他回答说，“是维护保养铁栏。”[5]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回答，在令人震惊的停顿之后，引来了进一步的问询：“你在这个行业干了多久？”巴纳姆面无表情地说：“自从律师们把我拉到不同法庭的铁栏前之后。”从新英格兰到密苏里州，各家报纸都对这段对话进行了报道，这表明报纸编辑们，想必还有他们的许多读者，对这句话的欣赏程度有多高。巴纳姆这一聪明的幽默时刻帮助公众将注意力从他成功地把资产转移到妻子名下这件事上挪开。[70]这种机灵使他在美国社会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随着美国人越来越接受一种以商品、服务的消费和商品化娱乐的“体验”为基础的城市文化，巴纳姆得以把他的冒险业务挤进社会主流，并维持他作为诈骗文化仲裁者的地位。这一胜利反过来又缩小了娱乐消费者指控欺诈的范围。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欺诈行为的曝光表明，人们对那些发现自己受骗的人更有同情心。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欺诈案件中法官和陪审团的两极分化安排类似的情况。那些19世纪中期落入骗局的美国农民，有时会因为他们的“无知”而得到“同情而非指责”，因为“农民作为一个阶层，比其他人更容易受骗，因为他们自己不狡诈，不多疑，也不提防欺诈”；那些被一名“医生”欺骗的女性也是如此，因为，正如一名作家所言，女性是“众所周知地轻信”。金融市场分析师也对企业不披露信息表示了持续的担忧。企业不披露信息为那些了解企业业绩和前景的内部人士操纵市场提供了便利。当某些有问题的金融机构破产导致蒙受损失的是城市工人阶级时，这种问题就尤为明显，储蓄银行就是一例。在所有这些领域，至少美国非正式经济监察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建议，加强政府监管是明智的，这要么是出于对那些愚钝的易受骗群体的家长式关切，要么是因为根深蒂固的金融信息不对称给更老练的投资者带来了更大的风险。[71]事实上，到19世纪70年代，由于人们对金融信息获取不足的担忧加剧，英国的报纸和政界人士开始提倡对公司欺诈行为处以更严厉的刑事处罚，并加大对刑事欺诈法规的公共执法力度。[72]

当这些要求政府加强监督商业或金融领域真实性的呼声，得到一些具有凝聚力和影响力的经济利益集团，或者渴望发挥其社会和政治影响力的新成立的专业协会的有力支持时，它们可能会导致政府责任的延伸。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对发现欺诈的结构性障碍的担忧，推动了战后伊利诺伊州监管谷物储藏的运动、加利福尼亚采矿公司的会计实践变化、美国各州农业肥料的质量，以及联邦政府禁止通过美国邮政实施欺诈计划。但是，依靠国家打击商业和金融欺诈的论点普遍遭到国内自封的非正式反欺诈组织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政府努力证明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只会为诈骗创造强大的新机会。人们担心的是，特别是在银行和保险等领域，政府的监管导致公众警惕性下降，骗子会把监管监督作为企业偿付能力的保证。[73]由于人们认识到骗子经常逃避现行法律的制裁，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依靠国家打击欺诈行为的不信任。

对欺诈监管机制的对抗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世界观，也反映了利己主义。与精英的经济和社会网络以及自由共和主义的政治联系在一起，许多编辑和作家在揭露政府腐败方面投入的精力，甚至超过了追踪可疑企业的欺诈。[74]这些经济领域的记者们往往怀疑政府官员是否有能力坚持既定的任务或把这些任务执行好，这种怀疑的态度一直延续到战后对政府强制商品检查的抨击。对政府机构缺乏信心的同时，人们往往意识到，对于那些希望武装自己，抵御杂货商、庸医和贩卖股票者的诡计的美国人来说，新闻界作为一种主要的指导来源，使他们受益匪浅。对于许多经济公共领域的非正式监督者来说，任何支持建立政府监管机构的决定都带有风险——这些私人监督者可能不再在保护美国人免受欺诈带来的不愉快经历的影响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这些担忧似乎支配着编辑爱德华·尤曼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美国人应该如何应对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谎言”。尤曼斯是英国保守派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忠实信徒，他对政府处理“精于算计的无赖”问题的努力毫无信心。对这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来说，民主的治理模式也是在“煽动”和选举阴谋的幌子下，进行“最卑鄙的欺诈”。因此，任何依赖国家监管权力的做法都注定要失败。相反，商业欺诈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在于公共教育。“只有一件事，”他断言，“可以保护人们免受千百种阴险而又似是而非的欺诈的伤害，那就是坚定的怀疑主义情绪，以及一种明智的筛选证据的习惯，这种习惯将成为每天不断的实践。”对于这位科学方法和发现的普及者来说，让普通人免受身边猖獗的欺诈行为影响的唯一方法，就是正确地教育他们“观察、推理（和）判断”——这是他那本不起眼的杂志所致力于的一项任务。

任何对19世纪美国经济欺骗反应的分析都有夸大商业欺诈发生率和显著性的风险。不过，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希望通过一个迅速发展的客观网络和广泛的商业组织来实现相互信任，这种意愿并不总是，通常也不会导致一些赤裸裸的欺诈。无数的经济决策都是由声誉或重复交易所引导的，这是美国人对交易建立信心的基础。在美国工业化经济中，几乎所有欺诈行为的成功，都不仅取决于长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乐观情绪，还取决于犯罪者模仿合法、成功和值得信赖的企业，摆出有说服力的商业姿态的能力。正如伦敦一家矿业杂志在1872年观察到的那样，欺诈性公司是“股票市场的杜鹃鸟”，它们的成功依赖于模仿已有的“颇具竞争力的公司”。[75]同样的基本情况也发生在大多数诈骗案件中。如果在任何时候，欺骗行为变得太普遍了，那么随着经济决策者变得越来越谨慎，欺骗行为的效果几乎必然会减弱。[76]

同样，我们也不能低估许多精明的消费者在充满误导和明显谎言的营销环境中识别骗局的能力。许多美国人对虚假和夸张专利药品营销做出了反应，他们无疑对自己得到了什么有所了解——主要是酒精或酒精与鸦片的混合物。出于同样的原因，购买冒牌珠宝或仿制品的消费者中，很大一部分人可能知道，仿制品会给他们带来折扣，因为仿制品往往是用不那么熟练的工艺和更便宜的材料生产出来的。[77]在美国经济的某些领域，如买卖马匹，“购者自慎”的前提具有特别深厚的文化根基。只要这些花招的参与者都是有能力的成年人，几十年来人们都接受了这种与讨价还价有关的花招，甚至陶醉其中。他们认为马市是展示男子气概和聪明才智的场所，马市的特点是半真半假、躲躲藏藏和诡计多发；偶尔被骗是游戏的一部分。[78]

同样，商业交易是否代表欺诈行为的问题可能被证明是非常含糊且有争议的。想想19世纪60年代末的一名农村消费者，他回复了一家邮购公司的夸张广告，订购了可能有礼品彩票的一些小饰品，这给他带来了赢得一块金表的诱惑。这样的顾客会比在城市商店里付的钱多得多。但是，如果他仍然对为妻子购买的小玩意感到满意，并享受着梦想获得时尚且昂贵的钟表的机会，那么他是不是欺诈的受害者呢？其同时代的许多人会回答说不是。[79]

然而，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公众对欺骗行为的观察越来越重视，他们注意到商业模仿者的数量似乎在上升。同样，因轻信而被骗的美国人的数量也在增加。阴谋和骗局的增多，导致越来越多的精英认为，假货和欺诈的文化威胁着公众对一体化的、复杂的国内市场的信心。从19世纪一直到20世纪，诈骗继续困扰着雇主、投资者、放贷人、保险公司和投保人、消费者广告的读者以及药品和食品的购买者。但是，正式的法律手段和非正式的解决方式只是部分地束缚住了那些试图从事以欺骗为基础的商业活动的美国人。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一个自封的“泡沫价格制定者警惕委员会”提供了一种实质性的（如果有缺陷的话）手段，来规范经济沟通的真实性。那些泡沫价格制定者在对抗被骗者的同时对他们嗤之以鼻。

在进步时代，随着人们对政府监管权力的信心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包括许多揭发丑闻的记者和社会评论人士，会觉得公开曝光的技巧不足以胜任眼前的任务。这些思考者中的许多人接受了爱德华·尤曼斯的思想——有效的反欺诈行动必须依赖于科学专业知识——有时试图将这些专业知识嵌入国家机器，有时更倾向于依赖非政府组织。但是，即使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改革家为市场上的虚假陈述所造成的困境提出了新的制度性答案，有关个人主义自力更生的旧前提仍将继续影响关于如何最好地定义和处理欺诈的辩论。

第三部分　专业化、道德主义和精英对欺骗的攻击（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

第5章　现代行政国家的开端

在巴纳姆时代的美国，与反欺诈法规相关的制裁和普通法的禁令对于不诚实的商业行为只是隔靴搔痒。但从内战到20世纪20年代，人们对欺诈和欺诈行为的担忧加剧，推动了官僚体制的创新。这些尝试大多发生在美国各自为政的州内，包括州和国家层面，但也有很多发生在与商业机构有密切联系的几个新的准公共或非政府组织内。接下来的四章追溯了新的反欺诈法规的出现，这些法规进一步限制了“购者自慎”的冲动，并促使建立了打击经济欺诈行为的新机构。

第5章从政府反欺诈努力的调查开始。在某些情况下，包括对内战时军事合同或战后粮食销售的监督，政府反欺诈斗争借鉴了长期存在的公众监督的策略。但在其他领域，如化肥监管、企业会计和证券营销监管、遏制邮件欺诈，以及广告监管等，政策制定者在行政治理方面进行了改革。在20世纪早期之前，这些政府监管还不完善，因而大量的商业言论主要由非正式的公共话语来规范。一些监管举措也赶上了镀金时代宪政的司法热潮。尽管如此，这些反欺诈政策帮助奠定了现代美国以技术专家的专业知识，而不是经验法则监管的基础。

作为新的反欺诈机构的设计师，雄心勃勃的潜在监管者往往显得很重要。他们不仅构想了可能的制度策略，还整合了一些政治选区来实现他们的计划。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将邮件欺诈作为一个新的法律类别，监督企业家的动机既是为了维护其组织或新兴职业的声誉，也是为了实现更广泛的经济或道德目标。在化肥监管等其他领域，改革依赖于科学进步，这些进步使监管方案变得现实可行。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反欺诈行动试图解决工业化的痛苦过程所造成的问题。国民经济的一体化使得远程商业和金融交易的比例大大提高，这些交易往往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铁路轨道、电报线路以及无线电台的网络越来越密集；与此相关的制造商和商业公司扩张至某一区域甚至全国范围；随着国家资本市场的深化和大众广告的出现，随着所有这些力量重塑美国人的生计，交易各方在获取经济信息方面经常面临巨大差异。读过招股说明书后投资于一家西部矿业公司的东部投资者，就像依据商品目录下订单的农村消费者一样，在调查诱使他们投资的陈述方面，能力非常有限。对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的认识，促使美国政府在努力解决尊重创业自由与打击虚假营销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时做出调整。

然而，这种调整并未解决如何区分不可接受的欺骗与可原谅的夸大和热情的掩饰之间的困境，后者往往是新公司为建立商业立足点所作努力的特点。这种持久的困境在处于经济变革前沿的行业中尤其普遍，这些行业存在大量的技术不确定性，有关合法竞争模式的规范尚未得到解决。第6章考察了这一现象及其对执行禁止邮件欺诈的政策的影响，这一进程有时至少取决于对社会地位的评价，正如有时取决于对销售技术的坦率程度的评价一样。

结构性经济转型、制度创新，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科学调查的进步，都是新的反欺诈官僚机构出现的必要前提。官方机构的立足还取决于某些有影响力的团体的支持，这些团体认为欺诈是对其利益或更广泛社会道德健康的持续威胁。第7章主要关注这一动态过程，聚焦于城市商业社区的关键人物发起的一场长达数十年的运动，旨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反对商业欺诈行为的运动，其核心是呼吁“广告中的真相”。在某种程度上，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寻求进行法律改革，比如制定新的州法律，禁止虚假广告和商业信贷申请中的欺诈行为。然而，他们专注于建立健全的企业自律组织，认为没有什么比一个由商业改进局组成的网络更重要的了。商业改进局建立起了与地方、州甚至国家政府相匹敌的公共教育、监测和执行能力。

无论是在内部、外部，还是在将美国政府与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分隔开来的模糊边界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反欺诈机构都形成了以积极运用自由裁量权为基础的策略。商业欺诈的实践者从来不会原地踏步。一旦监管机构发现其问题，他们就快速转移到新领域并建立业务；他们可以调整营销活动，以避开具体的执法行动；在面对法律诉讼时，他们中比较成功的人能够且仍然能够聘请手眼通天的法律代表。为了在打击商业和金融欺诈方面取得进展，新的反欺诈监管机构转向了简易执法模式，比如禁止使用邮件服务。这种简单粗暴的行政权力反过来又引发了人们愤怒的抱怨，他们认为这样的反欺诈努力违反了长期存在的正当程序原则。第8章分析了这些愤怒的抱怨背后的实质，以及一系列旨在为反欺诈监管注入更多程序性保护的改革措施。

追溯这些不同的美国监管创新和反应，可以帮助我们明确现代工业世界中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几种主流方法的优势。从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行政监管角度看，利益集团在推动许多反欺诈行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1]政治科学中的官僚企业制理论，对于理解许多农业监管的起源和演变，以及邮局长达数十年的打击邮件欺诈的运动，具有重大意义。[2]对企业自律的社会学分析表明，私人反欺诈努力的严肃性程度取决于政府行动的可信威胁。[3]对社会运动的历史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工具，用以解释20世纪初商界对“广告中的真相”的广泛推崇，并将其作为一个战斗口号。[4]但是，这些概念性的方法都只抓住了现代美国在商业和金融欺诈中多方面斗争的一些要素。

就像在环境问题、劳动条件、公共卫生和公共道德方面制定监管政策一样，建立美国现代监管机构打击商业欺诈也是一件混乱且漫长的事情。[5]这一过程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于许多领域，催生了各种各样的监管策略，时断时续。这个故事中存在着包罗万象的模式，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监管政治的宏大理论。相反，读者将会看到历史学家对方法论和概念梳理的嗜好——借用解释性的方法来帮助理解错综复杂的过去。不过，有些模式确实会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中重现。在内战爆发后的70年里，美国的企业主、消费者、投资者、记者、民选官员和监管机构都在努力解决商业失实陈述的问题，他们从中汲取了信任对现代资本主义至关重要的相关教训。健康的资本主义市场建立在对商业交流的可信赖性的广泛信任之上。这种信任的基础反过来又需要广泛接受公平交易的公共准则，这些准则必须适应资本主义创新的迅速变化的环境。最后，这个适应过程依赖于通常是公共的监管机构网络，但在美国，往往是准公共的，甚至是私人的，这些监管机构培育了规范，赋予了它们切实的意义。现代资本主义依赖于一个由规范、标准、规则、法律以及赋予其生命和力量的制度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

扩大检查和许可制度的领域

萨姆特要塞战役后，联邦政府疯狂扩征和武装军队，却受阻于大范围的军事合同欺诈行为。最大的丑闻涉及从东北制造商那里高价购买劣质制服、鞋子、毛毯和帐篷，事实证明，这些物资都无法在真刀真枪的战役中使用。这些事件导致《纽约先驱报》将“次品”（shoddy）一词作为劣质商品描述的流行。从纽约运输货物到弗吉尼亚前线的船只、密苏里州防御工事的建造、肯塔基州瘦弱和患病的马匹，以及掺假食品，这些高价的合同欺诈都被揭露。合同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国家动员，这导致采购代理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但在许多情况下，军事合同是长期政治活动人士安排的私下交易，没有竞争性招标或哪怕最草率的监督，以确保质量或公允价值，并受到了与供应商关系密切的检查人员的唆使。[6]

随着新闻和立法调查揭露出欺诈和诈骗的细节，要求采取行动的压力加大。民主党政客们揪住了每一个明显的共和党渎职事件，要求共和党杜绝腐败。[7]北方一些信誉良好的制造商坚持认为，急于进行军事采购使他们处于不利地位，从而使那些没有原则的承包商得以蒙骗政府。[8]共和党的出版物对无耻的“掠夺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勇敢的士兵在前线冒着生命危险，这些人却从欺骗行为中获利。[9]战时的反欺诈言论呼应了长期以来对承包商声名狼藉的欺骗行为的抱怨。《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曾刊登过早年（1862年）的一首诗，诗中将承包商比作水蛭，这首诗讽刺了一类背信弃义的人，他们“热爱亲爱的祖国的国旗和杂牌军（Yankee Doodle Dandy）[6]/因此他卖有毒的白兰地来表达对他们的爱”。[10]

在内战危机中，这些批评为严厉的反欺诈政策铺平了道路。最严厉的提案要求在军事法庭审判涉嫌欺诈的供应商，并对被定罪的供应商处以死刑。尽管这种拿破仑式的军事司法方法得到了广泛支持，但它并没有成为法律，部分原因是担心这种极端刑罚会使执法工作复杂化。[11]但是林肯政府确实成立了一系列的审查委员会，这些委员会重新审查了早期的供应合同，并裁减了许多承包商。在1861-1862年冬季，美国军队也对军事采购进行了整顿和正规化。它将后勤供应交由一个专业的军需部队管理，事实证明，军需部队的采购代理和检查人员远没有通过政治任命的国家代理人员容易受到腐败和内幕交易的影响。除了为军事用品制定严格的规格外，军需部队还要求密封投标，并对不合格的货物打折付款。[12]

意识到公众日益高涨的愤怒情绪，美国国会于1863年3月进一步立法“防止和惩罚针对政府的欺诈行为”。根据这项法令，线人有权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可能做出虚假声明的军事承包商，并可获得据其证据追回的资金或罚款的一半作为奖励。它进一步将所有军事供应商定义为受军事司法和军事条款的管辖，同时免除军事法庭审判承包商死刑的权力。[13]出于建立可靠威慑力量的愿望，军事法官的支持者在战争的最后两年内根据该法提起了至少20起诉讼，并以起诉为威胁迫使几家承包商停业。北方的出版物对这些尝试表示欢迎：首次依据1863年法律进行定罪后，《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我们监狱的大门就是为这样的无赖敞开的”。[14]然而，它们往往只对那些缺乏政治人脉和社会地位的供应商敞开。当有背景的承包商面临欺诈指控时，他们要么通过某种形式的和解避开军事法庭，要么通过上诉推翻有罪判决。[15]

因此，内战期间为防止承包诈骗而制定的政策与美国独立以来一直盛行的反欺诈法具有一些共同的关键特点。与早期的国家检查制度一样，战时对军事合同的监管也是围绕着由公共检查人员对商品质量进行评估而展开的。1863年反欺诈法的实施，也继续给予具有精英社会地位的被告宽松的待遇。但也有重大的转变。通过将权力交给军需部队和一群新的军事司法倡导者，美国国会和战争部赋予了官僚机构一种建立在坚决反对欺诈基础上的团队精神。在有些领域，与工业化相关的压力和反欺诈改革者的创造性，产生了与长期监管实践的更大分歧。

监管改革的一个关键领域涉及战后伊利诺伊州强制谷物检查制度的实施。芝加哥谷物市场的改革是由商人、农民和城市支持者推动的。这个联盟的成员担忧芝加哥贸易委员会的私人评级做法，这些做法受到粮食仓库的影响很大，而且很容易被规避。仓库经营者处于粮食贸易的支配地位，他们用这个支配地位来控制粮食的分级过程。批评人士指出，从不可靠的分级和称重，到利用内幕消息作为商品投机的基础，再到发放远远超过实际储存粮食的仓单，这种情况导致了许多弊端。他们还认为，芝加哥谷物市场里发生的滑稽事情削弱了美国东部和欧洲买家的信心，导致业务流失和价格下降。为了恢复芝加哥小麦和玉米的声誉，伊利诺伊州立法机关在1870年新宪法的指示下，于1871年颁布了一项综合检查法。虽然这项法令为芝加哥市场的所有主要谷物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等级定义，但它赋予了新的铁路和仓库委员会执行一项检查制度的权力。作为新一代独立监管机构中的首批机构之一，该委员会有责任根据需要调整等级定义，并有权任命和监督一批谷物检查员。[16]

伊利诺伊州的公共谷物检查成为美国中西部经济基础设施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一个由30多名检查员组成的部门每年检验数千万蒲式耳的谷物，并根据铁路和仓库委员会的标准进行分级。一组在谷物抵达芝加哥铁路仓库时进行“进货检查”，另一组在谷物离开仓库前往东部某地时进行“出库检查”。1877年，只有0.2%的商人质疑评级决定，只有三分之一的上诉会导致评级被修改。这种监测和质量认证的方法恢复了芝加哥作为转运中心的首要地位。评级系统激发了美国和欧洲买家之间的信任，整个北大西洋经济体的贸易商都采用了伊利诺伊州的评级标准。正如铁路和仓库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所记载的那样，它每年给该市的谷仓和货栈带来更大的收益。这些结果促使中西部各州效仿伊利诺伊州，建立独立机构来进行谷物检查。[17]

尽管官方对此表示祝贺，但国家谷物检查员的日常工作还是在业内引起了周期性的不满。根据许多谷物接收人的说法，等级定义上的含糊仍然给了检查员太多的自由。正如长期倡导公共监督的《芝加哥论坛报》在1879年所承认的那样：

谷物必须“合理地干净”才能进入指定的等级，可以由不同的人、甚至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做出不同的解释。早餐吃一块煮过头的牛排，或者因一个哭闹的婴儿在夜里一小时没睡，都可能足以使一个诚实的人在判断什么是“合理的”时偏离正道，偏离到每蒲式耳相差两到三美分的程度。

这一观察表明，人们对不确定的经验法则越来越不满。即使一个谷物检查员没有腐败或党派偏见，即使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的方法仍然是随意的。《芝加哥论坛报》建议，检查人员应更多地依赖表明某一特定等级的最低质量的样品，以确保判断的一致性。州立法机构的一名成员甚至更进一步，要求对不同等级的货物所允许的含水率做出规定，并在货主对等级决定提出上诉时进行科学的检验。[18]

到19世纪80年代初，人们认为上调收费构成了对谷物交易商的不公平税收，而且检查人员根据市场情况改变了标准，投诉因此加剧了。芝加哥谷物收货人协会（Chicago Grain receivers’Association）和1881年一个特别的州立法委员会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做出了类似的指控，这些指控曾困扰过美国早期的检验机构。批评人士称，许多检查人员缺乏谷物市场的专业知识；一名前首席检查员不正当地收取了23000多美元的费用；现任首席检查员“对谷物业务没有任何专业知识”，他主要把这个职位当作闲职，对检验机构监督不力。尽管一小部分谷物收货人试图将检验工作交还给美国贸易委员会的努力失败了，但1885年两党对一名不合格的首席谷物检查员的任命，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分级不合理变化的抱怨，这威胁到了芝加哥“在世人面前的地位和……声誉”。[19]

19世纪后期在这一领域的辩论不是关于是否进行国家规定的谷物检验的问题，而是关于如何确保检验保持诚实和技术能力的问题。19世纪80年代，在谷物交易商中，对商检机构回归贸易委员会的支持一直很强烈，尽管农村代表的立法影响力阻止了这一举措。另外两项常见的建议是，让贸易委员会在提名一组可能的首席检查员人选方面发挥作用，以及将公务员制度的规则强加于检查团——这是1889年明尼苏达州采取的一项措施。[20]直到1910年，伊利诺伊州才引入以公务员考试为基础选择谷物检查员的做法，但早在1904年，它创建了一个“检查员指导学校”，“通过使用不同类型的样品……进行评级”，试图“将更大程度的一致性和准确性灌输到（检查员的）心中”。检验局进一步实施了一种制度，轨道检查员从火车车厢中抽取样品，仓库检查员从谷物升降机出来的货物中抽取样品，然后把样品送到中央办公室。这一创新促进了最有经验的检查员对样品进行严格的比较，确保了评级的一致性。[21]

职业精神、专业知识和官僚体制等主题作为对欺骗性销售的检查，在使肥料接受国家检验的运动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伪造的商业肥料一直困扰着美国农民，当时制造商开始生产磷酸盐类产品，商人们开始引进拉丁美洲的鸟粪。对某批肥料质量的评价取决于对其磷酸盐和氮含量的复杂化学分析，以及对化学成分对土壤类型的适用性的评价。若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农民几乎没有能力评估这些出售的化合物。这些情况为掺假或伪劣产品的供应商创造了机会。耶鲁大学的化学教授塞缪尔·W.约翰逊（Samuel W.Johnson）在1855年康涅狄格州农业学会的一次演讲中总结说：“农民完全被制造商和经销商玩弄于股掌之间。”[22]

在19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由于农民购买了毫无价值的肥料而引起的抗议，沿海各州颁布了对进口鸟粪进行检查的法律。这些法规要求所任命的海港检查员分析船上货物的样品，以确定其“氨和磷化合物的百分比”，然后公布结果。但由于大多数任命的检查员“对化学一窍不通”，检查质量往往很差。事实证明，早期的执法措施也很容易被商家规避，他们要么在检查后掺入鸟粪，要么回收带有检查标识的旧袋子。国内肥料生产的快速增长带来了更多的监管挑战。由于早期人工肥料的生产者依赖于不同的原料，并对其产品的化学成分和农业性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因此评估需要比鸟粪更复杂的测试。一些生产商还生产高质量的肥料，以获得私人化学家的认可并建立声誉，但在随后的季节里又进行掺假以提高利润率。[23]

为这些问题提出制度补救办法的概念需要真正的专业科学知识。结果，在构建应对假肥料营销的监管体制时，新兴专业化学家才是关键人物，比如耶鲁大学的塞缪尔·约翰逊、詹姆斯·贝内特·查诺韦思（James Bennett Chynoweth）——他是一名曾为许多肥料公司工作过的费城科学家，并且在1871年与人合著了一本被吹捧成施肥纲要的著作，以及H.C.怀特博士——乔治亚州的一名教授，也是美国化学领域的权威。这些人将化肥公司的虚假陈述视为最卑鄙的欺诈形式。1860年，马里兰州的农业化学家菲利普·T.泰森（Philip T.Tyson）强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因”以“欺骗”手段获取钱财而“受到刑事处罚”。他问道，宣传“肥料中一定比例的有价值的物质”，然后销售效力小得多的商品，“如果不是在法律上，那它难道不是在道德上同样具有犯罪性吗？”。大约10年后，查诺韦思谴责了“批发商中的骗子”，他们用“伪造的化合物”淹没了农场。他将他们的行为描述为“国家灾难”，因为他们造成了“对使用商业肥料的偏见”，他坚持认为科学家有责任将欺诈企业“绳之以法并加以惩罚”。[24]

除了建立一套反肥料欺诈的专业描述外，新兴的农业化学家团体还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策略，以提高肥料广告的准确性。从19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化学家们关注的是国家如何改善信息披露。一项反复提出的建议要求各州拨出资金，对“农民实际收到的物品”进行广泛测试。政府可以通过对在零售店或在农场中使用的产品抽样，查出那些在入境口岸或国内工厂逃避检查或在检查后掺假的公司。此外，测试必须由“有能力且诚实的化学家”进行，他们具有评估鸟粪和人工肥料成分的知识和科学技术。这些独立科学家将通过定期在报纸上发布公告，把研究结果告知公众。一些化学家提倡立法，要求化肥公司提供对其产品的“有保证的分析”，并且要求公司“如果其肥料的用量低于有保证的标准，就应该受到起诉”。[25]

监管肥料的关键思想来自欧洲，制造人造鸟粪的技术也来自欧洲。许多公开反对掺假堆肥的知名化学家都曾在德国的大学接受过培训，这些大学让他们接触到有关化学分析的最新观点，以及科学家与政府监管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查诺韦思在他的提议中明确指出该提议受到德国的影响，赞赏严格的检验规则在巴登公国生效，这些规则迫使制造商提供关于其产品的化学成分的详细信息，实施常规的抽样检测，对由农民提供的样品进行免费检测，同时规定每月定期公布所有测试结果。查诺韦思对他的农村读者说：“由于德国严格的商检法律，购买者受到了保护。”[26]

通过与农业社团、州议会和立法机构建立密切的关系，化学家们将监管思想付诸实践。第一步是对主要商业肥料进行科学分析，就像塞缪尔·约翰逊在1857年至1869年间为康涅狄格农业协会和农业委员会所做的研究一样。约翰逊接受的当地肥料，“除了一个数字之外，没有任何名称或标记”，他评估了肥料的氮和磷酸盐含量。这些分析受到了国家农业部门的广泛关注。[27]化学家们一旦证明了伪装成高质量产品的低质肥料无处不在，他们就要求根据德国的做法，立法实行国家规定的检验要求，同时任命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为肥料检查员。[28]

农业化学家在说服战后各州政府采纳他们的建议时遇到了阻力。由于对国家检查制度的能力越来越怀疑，一些评论人士将对肥料进行科学“警察监督”的提议描述为雄心勃勃的化学家们努力获得“个人进步的空间”，这一挖掘包含了一部分真相。这些观察人士没有依赖科学卫士，而是对“购者自慎”的原则保持信心。这一原则要求制造商建立以“质量标准”闻名的品牌。这一观点得到了少数官员的支持，其中包括缅因州农业委员会秘书，他指示农民寻找“诚实的制造商和经销商”，而不是信任笨拙、不可靠和昂贵的检查制度。而且，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许多肥料公司都反对新的规定，认为这是对其商业自由的不公正对待。[29]

尽管存在这些批评，但事实证明，战后农民和农业媒体接受了化学家的观点，尤其是在面临土壤枯竭问题的地区。围绕肥料检查的辩论，正值农业部门对运输公司、银行机构和制造业利益提出越来越多的指控之际，所有这些都被农业组织视为隐藏在对产权的宽泛定义和虚幻的市场竞争的所谓优点背后。在美国农村地区，人们指望格兰杰（Grange）这样的民粹主义组织为其提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指导，但商业声誉作为对欺诈行为的有力制衡却未能奏效。正如一名农场主在1878年答复肥料购买者应该相信卖方信誉的请求时所坚持的那样，“在出售一块印花布的过程中出现欺骗行为的机会是无法与商业肥料之类的化合物相比的”。[30]

在一个又一个州，以科学试验为前提的肥料监管取得了进展，尽管细节各不相同。乔治亚州通过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两项法律采用了一种典型的检查制度。这些律例规定肥料在销售之前必须接受6个区域官员对其样品的检测，要求卖家提供充分披露化学成分和担保的内容，禁止销售主要成分低于规格的肥料，并要求任命“一名经验丰富的化学家”分析由检查人员取样的肥料。除了造成违反这些规定的轻罪外，乔治亚州的法律还允许农民向州化验师寄送肥料样品进行分析，并授权农业专员制定附加的规章制度来实施这项检查服务。[31]

几乎在每一个建立了肥料检查制度的州，政府都会聘请知名的科学家来实施新的规定，这些科学家通常是赠地大学（land grant university）[7]的农业化学教授。这些化学家大多曾在德国学习，或与在德国受训的美国教授一起学习。他们急切地将化肥公司的营销材料样品与其产品的化学成分进行比较。季复一季，成千上万的商业肥料样本涌入国家实验室，有时是制造商提供的，有时是检查人员提供的，有时是农民提供的。月复一月，报道肥料成分，并根据化学成分的地区价格估算每吨的商业价值的公告，如潮水一般涌来。

州化学家很少研究肥料法的刑罚特征，因为它往往缺乏约束力。在印第安纳州，化学家们担心法律依赖于购买者的诉讼作为惩罚欺骗性化肥公司的一种手段，这削弱了他们的能力。1892年，该州的化学家报告说，这项政策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因为“农民们不愿意在欺诈行为被曝光后提出控诉”，因为这需要他们花费时间和精力来保护公众免受欺诈。官方的化学家也给制造商提供了机会，“以一种安静的方式”纠正一些明显的错误，比如没有提供指定的样品，或者对产品成分有轻微的错误描述。“监管的中心焦点是改善有关产品质量的公共信息流通，最常见的办法是教育农民，在某些情况下，教授制造商有关商业肥料的恰当标准和评价其价值的最佳做法。尽管如此，州化学家们却并不羞于公开谴责那些肆无忌惮的公司，而且在他们有权的情况下，也不忌讳提起诉讼将那些公司赶出其管辖范围。”[32]

肥料检查员，就像战后中西部谷物分级机构一样，支持了商业信心。在美国东部地区，州政府官员判断，监管改善了肥料质量，刺激了需求。在俄亥俄州，农业部长在1883年报告说，该州公布了严格的肥料检测结果，“大大减少了欺诈行为”，导致“10个低档品牌”的生产商要么改进产品，要么放弃该州的市场，“大幅增加了高档肥料的销售”。几年后，乔治亚州的首席化学家自豪地指出，在845次年度检查中，只有一种肥料没有达到其声称的质量，并补充说，该州严格的监测使得“几乎不可能欺骗农民”。[33]州化学家有充分的理由夸大他们的作用。但农业媒体、偶尔进行的立法调查以及外国观察者们都同意这些评估。《缅因州农民》（Maine Farmer）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观察到，“一旦开始了这种官方的化学检查，它就会变得越来越有用，因为这种检查每年都在继续”，这将引导农民购买高价值的商业肥料。1888年，驻扎在北卡罗来纳威明顿的英国副领事也同样指出，由于该州“有力地执行了”肥料条例，“肥料贸易明显没有违反法律”。1869年至1889年间，在监管部门对欺骗性营销的限制下，美国的化肥市场增长了近10倍。[34]

制造商也证实了肥料监管的积极影响。一旦各州采用了肥料检查，一些制造商就会毫不犹豫地吹嘘其产品具有科学家官员所推崇的标志。因此，阅读《梅肯电讯报》（Macon Telegraph）的乔治亚人在1881年3月得知，州化学家（State Chemist）评定彭德尔顿的鸟粪“比市场上任何其他鸟粪的商业价值都高”。除了报告的测试结果外，公司通常觉得没有必要交流任何其他东西。还有什么比一名政府科学家称某个产品值每吨33美元但实际价值却高出4.67美元，更能体现其高品质和高价值呢？到1889年，肥料检查已成为该行业基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新英格兰的一家肥料制造商可以在佛蒙特州的农民年会上建议，购买商用人工肥料的人应该“咨询州化学家……还有他所出版的那几张极好的报表，要知道不同的东西会有不同的内容”。[35]

这些有益的监管影响的迹象并没有使19世纪后期的肥料监管免于所有争议。尽管实施工作仍由专业科学家负责，但早期的检查实践引起了制造商的抱怨，这类似于许多经销商对谷物分级制度的抱怨——检查方法太不一致。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化肥公司一直抱怨，检查人员在取样时没有使用相同的技术，州化学家使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出了令人沮丧的不同结果。制造商进一步反对许多官方化学家根据活性成分的价格估算肥料的商业价值的趋势。生产者坚持认为，这些估计常常是不准确的，因而不公平地损害了其声誉。[36]

州化学家认识到“农业化学分析的不一致性”对其脆弱的公众地位构成威胁。“毫无疑问，”一名著名的化学家在1884年指出，这种不一致的结果“让我们所有人都不满意”。这些监管创新者通过采取一种比伊利诺伊州谷物检验局（Illinois Department of Grain inspection）后来采用的更为雄心勃勃的策略，在检验中实现一致性，平息了人们对其工作的抱怨。19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个新的州组织——官方农业化学家协会（AOAC）的支持下，州监管机构基于对流行技术的同行评议评估，就肥料分析的最佳实践达成了共识。这些共同的努力提高了这个新组织的声望，它的领导人用其来促进州肥料监管的协调。[37]

在随后的25年里，州化学家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极大地扩大了监管权力。[38]商业肥料的经验为如何确定新的管辖权提供了一种模式。开发食品、药物、除草剂和杀虫剂纯度的化学测试需要与化学家已经掌握的技术类似的技能和技术。作为科学家，他们可以接触到大学和农业试验站的资源和研究社区，他们将自己的技术能力用于新用途，评估黄油的相对纯度，或确定某种药物的含量。用后来的经济理论家和商业战略家的话说就是，他们利用机会发展了范围经济。[39]他们为解决掺假和虚假陈述的问题制定了一套技术官僚式的方案。此外，作为受人尊敬的州官员，他们与政界领袖和官员有联系，并以此与农业社团、消费者群体和高质量产品制造商等利益集团建立联盟。他们还拥有一个强大的先例，他们及其盟友可以在政治辩论中依靠这个先例。

官方农业化学家们几乎从确立了自己在肥料行业合法性仲裁者地位的那一刻起，就致力于扩展其监管职责。1885年，俄亥俄州农业委员会主席I.W.张伯伦（I.W.Chamberlain）教授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在该州的奶牛场工人协会（Dairymen’s Asso-ciation）发表演讲。除了对畜牧业提出一般性建议外，他还对奶业引入工厂生产方法导致的系统性“掺假”行为进行了尖锐抨击。俄亥俄州的官方化学家提出了一项立法，将强制乳制品（如人造黄油和非奶油奶酪）制造商告知消费者其成分，然后建立一个科学的检查制度，以确保它们符合自己的要求。“法律，”他吟咏道，

应该规定对虚假或商标解释不充分的严重惩罚，并规定进行检查，为化学分析和起诉提供合法性和资金支持，就像现在商业肥料领域的情况一样。如果制定化学检查方法和法律是为了帮助制假商提高其质量，那么它们更应该保护诚实的牛奶、黄油和奶酪的制造商。

四年后，时任AOAC主席、密西西比州化学家约翰·A.迈尔斯（John A.Myers）在该组织的演讲中提出了类似的论点。迈尔斯指出，市政当局和各州正在通过立法，禁止在奶制品、酒类和“出售的其他农产品”中掺假。他预测，只要AOAC保持“适当的保守态度并严格遵守科学原则，……它的结论实际上将成为规范美国城市中几乎所有农产品和食品销售的法律”。他相信，经过有组织的科学努力，美国消费者市场上普遍存在的欺骗和掺假行为就会销声匿迹。[40]

张伯伦和迈尔斯勾勒的愿景最终得以实现，不过这主要是通过联邦政府内部的科学机构实现的。几个州确实制定了关于乳制品和食品（如糖）的检验制度，纽约、新泽西和马萨诸塞州率先在1881-1882年实行。[41]但在1906年，美国国会对食品和药品掺假的新闻曝光做出反应，通过了《纯净食品和药品法》，这些领域的监管得到极大的扩张。该法禁止在州际贸易中销售贴有虚假标签或品牌的食品和药品，并赋予农业部化学局监督权。哈维·威利（Harvey Wiley）是该法通过和最初实施的关键人物，他在1883年至1912年间担任农业部首席农业化学家。威利的办公室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以确定食品和药品中掺假的程度，然后协调游说努力，最终促成了1906年法案的通过。[42]然而，他的一些早期监管经验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他作为印第安纳州化学家期间，那时他带领了反对伪造肥料的运动。对毫无价值的专利药品和掺假食品实施监管限制的途径，是通过化学实验室对鸟粪袋和磷酸盐的含量进行检查实现的。[43]

与肥料监管相比，对食品和药品更严格的监管也催生了一种期望，即公众对掺假的检测应该建立在可复制、标准化的方法之上。要想在市场上清除冒充牛奶或假冒专利药品的泔水，美国政府不仅需要行政权力，而且需要科学能力。它需要最先进的实验室。它也需要能够从事复杂化学分析的顶尖科学家，帮助制定明确的国家标准，并通过对样品的定期检测让企业承担责任。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假设在谷物市场监管演变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越来越多来自产粮州的政治家主张实行联邦谷物检查。支持者将这项政策描述为克服不同区域的对手方之间周期性争端的一种手段，这些对手方有时在解释评级定义方面有分歧。他们还指控，芝加哥大型谷物升降机公司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串通一气，重新控制了检查过程。因此，这些公司联盟可以再次操纵等级，就像他们在1871年谷物分级改革之前所做的那样。欧洲对美国不公平的评级做法再次表示担忧，这是另一个推动力，尤其是在出现了大量来自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农业部门的外国竞争者的情况下。[44]

支持联邦谷物检查的农民和民粹主义政客面临着许多谷物交易商和商业精英的反对，其中交易商更喜欢地方评级机构，而商业精英担心为政治献金创造新的途径。[45]但是，支持集中检查的人在农业部化学局找到了盟友。化学局从20世纪中期到1914年，对谷物分级进行了深入研究。这项研究使该局的化学家们能够根据样品中的水分、受损谷物、破碎的玉米粒和外来物质的比例，提出更精确的等级分类。它还促进了测定谷物中硫磺或其他漂白剂含量的发展，以及对大量谷物的有效取样的详细说明。[461916]年，美国国会迫于政治压力和行政技术，通过了《谷物标准法》。这项法令不仅规定了州际运输的联邦分级制度，而且在农业部新成立的国家谷物标准委员会的支持下，将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该委员会有权制定和实施新标准，并许可和监督当地检查人员，不论他们是为当地交易所工作还是为国家检查机构工作。[47]

在新制度下，联邦检查员必须通过考试。鉴于对科学理解和技术的高度重视，农业部鼓励州立大学开设一些课程，使个人可以学习新规则并取得资格。[48]为了便于公众接受，学校人员在县和州的集市上举行了大规模的教育活动，向农民传授新的评级技术。到1920年，联邦政府对谷物分级的监管变得如此严格，以至于一些检查员因表现不佳而失去了执照，其准确性也足以赢得谷物交易商和农民协会的支持。[49]商品质量认证的基准现在假定是由具有科学知识的政府专家制定的政策，这些专家能够刺破农民或制造商的面纱，从而能够非常精确地鉴定谷物的特性。

加强企业会计核算

内战结束后，许多州也采取措施打击当地证券市场的欺诈行为。一些立法机构限制了企业筹集资金的方式，要求它们将股票发行所得用于扩大有形资产。一些州的宪法公约进一步规定，公司必须向感兴趣的股东公开账簿，并在股东明确同意后才能筹集额外资本。[50]有两件事引人注目，政府采取了影响更为深远的措施来遏制欺诈行为：1880年，加利福尼亚州颁布了管理矿业公司财务报告的新规则；1881年，纽约州通过了针对人寿保险公司的监管制度。与强制实施的谷物和肥料检验制度一样，在这两项改革之前，市场参与者的抱怨也在不断加深。与当时美国监管当局的扩张不同，公共会计监管是由戏剧性的丑闻和企业倒闭引发的，而不仅仅是出于积怨。

在加利福尼亚，矿业资本家和旧金山证券交易所大型投机者的造假通病促使人们呼吁出台更严格的报告规则。[51]如果没有关于劳工活动或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定期公共信息，矿业公司内部人士就可以根据内幕信息悄悄买卖股票，也可以通过打手势来左右市场的涨跌。其中一个更复杂的骗局涉及“关闭”矿井。由于有关西部深层采矿罢工的信息是如此珍贵，每当工人开始开发矿山的新部分时，矿主就关闭矿井的出口。通过限制矿工向周边地区和更广阔的世界传播新矿脉信息的能力，矿主们希望能够低价收购公司的股票。这种做法很快教会了投机者要关注矿井的关闭，因为这可能预示着大规模的矿工罢工。作为回应，一群寡廉鲜耻的矿主在1872年发起了一场停工，虽然当时也没什么新矿可采。在投机者推断出这一行动预示着矿工罢工，并囤积了该矿业公司的股票后，公司内部人士通过同伙抛售了自己的股票。在其他案例中，矿业高管在年度报告中传递虚假信息，通过将矿石输送给自己的私营钢厂，或以极低的价格将矿山资产出售给商业伙伴，从中牟利。

这种操纵行为欺骗了外部投资者，有时会导致公司全面倒闭，并削弱公众对旧金山矿业股票市场的信心。相比之下，在谷物升降机或化肥工厂里进行的偷工减料，只给市场造成较小的损失。早在1870年，旧金山经纪商委员会（San Francisco Board of Brokers）就向州立法机构提出了正式建议，要求矿业公司定期披露信息。然而，与芝加哥的谷物升降机公司一样，西部矿业巨头坚决反对挑战他们的行动自由。1874年，当要求政府进行监管的压力增大时，矿主们避重就轻，只承认采矿公司必须遵守其本公司规章制度中的信息要求，不论这些规章制度是什么，而且只有少数股东有权检查矿业公司的资产。

直到1880年，立法机构和州议会才通过了一项更强有力的法令，而此前又发生了几起丑闻和破产、多起市场崩盘，旧金山的报社发起了一场无情的改革运动，并且纽约市出现了一家竞争性的矿业交易所。该法令要求公司管理人员在出售、租赁或抵押公司资产之前，必须获得三分之二股东的批准，从而加大了内部交易的难度。它还要求根据统一的会计准则，定期向股东报告支出、劳动力和产出情况。股东们还获得了在参观矿山时带上地质或矿业专家的权利。尽管如此，加利福尼亚既不要求定期向州政府机构报告，也不需要进行独立审计。监管行动的重点是授权股东获得更好的信息，以便更好地保护自己。

1873年的恐慌过后，纽约发生了一连串的破产事件，随后人寿保险业迎来了改革。该行业在19世纪60年代末迅速成长，原因是共同保险公司推出的新产品给投保人带来了投机性收益的前景，以及采取了更为激进的销售技巧。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等地设立的州保险部门，也让许多投保人对保险行业的安全性更加放心。强劲的需求鼓励了新保险公司的进入，包括注册股份公司、注册共同公司（由投保人拥有），以及19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的几十个非营利的兄弟会。兄弟会避开了严格的精算方法，他们评估在成员死后为兑现承诺而支付的款项。

在争夺投保人的过程中，许多新保险公司采取了“高压”路线。他们选择了降低保费和给代理人丰厚佣金的方式，鼓励激进的销售策略，并以投机的方式投资资产，以寻求足够的回报，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债务。几家保险公司的经理明目张胆地进行内部交易、做假账和贪污。甚至在1873年恐慌之前，一些更狡猾的人寿保险公司就已经倒闭了。恐慌过后，资产价值暴跌和需求骤降暴露出金融脆弱性，有30多家公司和兄弟会濒临破产，而破产的公司和兄弟会数量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即使在破产之后，掠夺性行为仍在继续，因为公司内部人士接管了公司，他们要么浪费资产，要么以不利于投保人的条件与其他过度扩张的公司合并。[52]

纽约保险部门随后的调查揭露了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的严重程度，以及一连串的欺诈指控（正如我们所见，这些尝试几乎都未能将保险公司高管投入监狱）。这些调查和法庭程序都被东北部的新闻界掌握。因人寿保险公司倒闭受损的人口群体范围更广，记者和编辑们尤其感到愤怒。矿业股票市场的欺诈行为伤害了投机者和赌徒，而人寿保险的劫掠则不同，它的受害者更值得同情。对迎合北方新教中产阶级的《独立报》（The Independent）来说，倒闭的保险公司的行为构成了“最严重的欺诈，因为这是对独立家庭的欺诈”。对无辜和脆弱者的欺诈再次引起舆论仲裁者的高度关注。

在公众担忧的背景下，纽约州的一个立法委员会就人寿保险问题举行了冗长的听证会，起草了一项法案，将新的、迄今未受监管的兄弟会保险计划置于州监管之下。注册成立的股份公司必须提交年度报告，并向保险监管部门缴存10万美元资产作为储备基金。新法规要求“慈善”机构在开业前必须获得保险监管部门的许可。与股份公司一样，合作组织现在也必须向国家监管机构提交其业务的详细账目；如果监管机构发现它们的经营严重违反了成员的利益，就会对其进行清算。[53]

纽约州保险业督查查尔斯·费尔曼（Charles Fairman）解释说，这项立法的目的是保护纽约的投保人和合法的保险公司不受“以仁爱慈善为幌子，为经理和所有者谋取利益的诈骗行为”的伤害。费尔曼补充道，“合法和可敬的协会”支持改革，因为他们意识到其面临来自以下的威胁：

来自陌生的、没有资产和资本的不负责任的协会，它们比密歇根的野路子银行，或完全不顾数学或死亡率计算的储备金而承诺在50年后获得惊人回报的“南海（South Sea）泡沫”更糟糕。保护措施将来自费尔曼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将不带感情色彩的精算学应用于其办公桌上的申请书和报告。[54]

通过提高准入门槛，1881年的纽约保险改革法阻止了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最贪婪的欺诈行为。紧随其后的是其他几项改革，有时出现在立法中，有时出现在对保险公司的做法提出法律挑战方面的司法意见中。这些变化中最重要的是，对那些保险费已经过期的投保人强制规定了退保价值，要求保险公司对销售代理人的行为负责，并简化了关闭欺诈保险公司或协会的程序。[55]

然而，这些改革并未触及许多虚假陈述和财务滥用。后来的调查（如1905年纽约立法机构对阿姆斯特朗的调查）表明，大型保险公司的经理们仍在通过高薪和将投资引向自己感兴趣的企业来中饱私囊；他们还利用公司的资金来讨好立法者和其他政府官员。对昂贵的销售佣金的依赖也在继续，这鼓励了“挖墙脚”——一种销售代理人与其他公司的投保人联系并谎报合同条款以说服其更换保险公司的做法，这种做法招致了高额的、未披露的交易成本。[56]

阿姆斯特朗案的启示引发了更多的监管行动，包括限制高管薪酬、禁止投机性保险合同和公司投资、限制对代理人的过度佣金、禁止“挖墙脚”，以及采用更严格的会计准则。这次改革不仅要求对销售成本、死亡率支出和投资回报进行详细跟踪，而且要求对保险部门和投保人进行独立审计和定期报告。[57]作为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的总部，纽约确立了全国性的监管基调。许多州紧随其后，对当地的公司和兄弟组织实行类似的会计制度。[58]

在20世纪的前20年里，公司诈骗的进一步猖獗促使新的州级管理机制来监管证券市场。在加利福尼亚，改革的动力来自利用了该州20世纪早期石油繁荣的骗局。在其他地方，从矿业和房地产公司到银行和制造业企业，再到交通和公用事业公司不断的股票注水（即以虚高的估值发行更多股票来支付新的资本投资），如此广泛的欺诈性宣传引发了人们的担忧。由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投资股票和债券，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深入地波及农业社区和城市中产阶级。在20世纪的前30年里，揭发丑闻的记者们把聚光灯对准了扰乱证券市场的“推销海盗”。在这几十年里，金融精英们对欺诈性的股票操盘手变得更加焦虑。在农业州，商业银行家们担心存款会被股市的警报和一夜暴富的“艺术家”的一再欺骗所吞噬。从1911年到1932年，几乎每个州都对由此产生的政治压力做出了回应，通过了针对不诚实的股票推销商和经纪商的法律。其主要的推动力是为投资市场创建一个监管过滤器。

1911年，堪萨斯州立法机构率先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在该州出售股票或债券的公司向银行委员会提交大量财务数据。只要该公司是一家合法企业，向投资者提供“公允的回报承诺”，并编制了真实的招股说明书和广告材料，该机构就会授予其许可证在市场上销售证券。大多数州很快效仿了堪萨斯州的做法。一些机构将证券牌照发放工作交由其银行委员会负责，另一些机构则由新的公司管理局或国务卿办公室的证券部门负责。一些立法机构为在其境内经营的经纪公司制定了新的许可证要求，并赋予相关国家机构申请误导性营销活动禁令的权力。这些“蓝天法”——之所以这么命名，是因为它们的目的是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欺诈性证券背后除了蓝天以外没有任何支持的资产）检查股票的推介书——赋予了政府官员权力，让他们能够将拥有可行商业计划的公司与缺乏良好前景或纯粹欺诈的公司区分开来。

相比之下，纽约则避开了预期的行政手段。面对来自华尔街的强烈反对，奥尔巴尼的立法者转而制定了新的刑事欺诈法规——1921年的《马丁法案》（Martin Act）。这项立法是由全美最大的证券承销商——美国投资银行家协会（Investment Bankers ofAmerica）推动的，它制定了针对金融欺诈的具体禁令，并赋予州总检察长有权力采取禁令，阻止正在进行的欺诈性销售活动。它进一步赋予了这一特别调查权力，包括广泛的传唤权及迫使公司高管和股票推销商作证的能力。为了执行这项法令，司法部长办公室设立了一个独立的欺诈部门，负责调查和起诉在成熟的证券交易所之外经营的推销者们所犯下的欺诈行为。[59]

金融服务业的反欺诈监管热潮，代表着人们对政府保护投资者和投保人责任的看法发生了重要转变。“蓝天法”和反欺诈官僚机构的建立反映了这样一种假设，即政府有义务确保这些市场中的真实沟通。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州，这种冲动甚至进一步扩大，包括了在美国人投资选择方面提供更详细的指导。

发明反邮件欺诈法律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的检查制度借鉴了大西洋彼岸的同行即欧洲科学家和公共管理机构之间密切合作的经验。公司会计制度的发展和人寿保险公司提高透明度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英国的经验。[60]相比之下，针对邮政诈骗的法律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人的发明。然而，在这种背景下，监管政策的关键塑造者也是雄心勃勃的政府官员。

贯穿P.T.巴纳姆一生的美国大陆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交通和通信领域的革命，包括邮政服务的迅速改进。可靠、实惠的邮政服务，无论是依靠驿站、运河还是铁路，都鼓励企业主扩大他们的地理视野。它简化了商业情报的收集，并在没有当地中间人介入的情况下，为遥远的客户开辟了一条渠道。对于成千上万的制造商、商人和促销者来说，邮局促进了区域或国家范围的营销策略。这些公司通过邮局发出描述产品或投资的广告；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接收和完成订单。

但邮购业务也吸引了欺诈行为，因为它不能依赖于睦邻经济参与者所能享受得到的检查制度。19世纪50年代，正当合法的企业开始制定基于邮件的营销方案时，一些不择手段的企业就开发了基于邮件的骗局。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些假彩票和假礼品企业。在从邮政目录中汇编地址之后，这些欺诈者发出了数万份通告，强调了他们的彩票中奖概率很高。许多人聘请了邮政局长作为当地的销售代理，并说服乡村刊物的编辑们发布夸大的广告。当远方的美国人上钩时，大量的回复往往涌进邮局。有时，这些欺诈者会向一些赌徒分发一些微不足道的代币。通常，他们会告诉参与者这次没有获胜，但鼓励他们再试一次。其他成千上万的欺诈企业也假装提供廉价商品或有利可图的商机，以此骗取公众手中多余的现金。[61]

当这些欺诈企业的客户收到假冒伪劣产品，或者意识到没有礼品或合法的就业机会时，大多数人默默承受了损失。但也有一些人写信给所谓诈骗企业所在地的警方或市长，请求帮助。市政府一旦听说有欺诈性的邮购公司，就会经常派侦探去调查，而侦探有时会逮捕负责接收和答复来函的职员。[62]

但是，成功起诉依靠邮政交易的诈骗犯，比起诉涉及本地被告及投诉人的诈骗案件更为罕见。与任何一起欺诈案一样，检方面临的问题是被告放弃保释金逃亡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以及为满足美国刑法的严格标准而不断收集证据的挑战。在通过邮件实施欺诈计划的案件中，甚至存在更棘手的起诉障碍。受害者必须花费时间和金钱在遥远的法院提起正式刑事诉讼。由于涉及的数额很小，很少有人愿意遵守刑事司法制度的要求。即使是再清楚不过的案件也可能失败，因为“实际上被骗的人”没有一个“出现在这个城市”，“提出正式申诉”。[63]此外，19世纪的邮件诈骗的负责人往往隐藏在暗处，远离市场营销文案上所列的大都市地址。如果城市警察设法追查到这些难以捉摸的人物，他们往往会利用当地的网络来逃避法律程序。由于这些障碍，对邮政诈骗的刑事调查很少进展到实际审判。在那些侦探强迫欺诈业主停业的罕见情况下，他们也善于转移行动基地并重新开始经营。[64]

面对有限的惩罚渠道，市政府将邮件诈骗事件转变为公众教育的机会。1858年，纽约警察查封了一起诈骗案，他们退回了未偿付的信件，并附上了所有的金额。一封解释信告知发件人，可能的收件人“在这个城市被捕”，并建议他们“警惕礼品企业、彩票和其他虚假业务，因为它们旨在欺骗粗心大意的人”。10年后，纽约市市长A.奥克利·霍尔（A.Oakley Hall）动员全国的报纸发起了一场更系统的教育运动。由于对来自该市邮购业务的诸多抱怨感到沮丧，霍尔向全国各地的编辑们发出了“警告”。这条信息警告农村读者，不要接受来自纽约市的与邮件有关的欺诈行为，并恳请他们避开那些“承诺收获比要求付出的代价更大的一元店，或任何其他可能的财产骗局”。[65]这样的努力使得早先在虚假拍卖行外的官方标语成倍地增加，这些标志指示陌生人“小心彼得·芬克（当心诈骗）”，现在则警告容易上当的人提防骗子，因为这些骗子可能会通过邮件在他们舒适的家中找到他们。

这种为消费者接种免受邮购欺诈的“疫苗”的间断性尝试，令邮政官员感到无力完成手头的任务。诈骗正通过邮件变得越来越普遍，而那些落入这些骗局的美国人已经开始把他们的怒火指向邮局本身，他们常常认为邮局应该为信件或货物的丢失负责。一些精明的骗子否认他们收到了订单，或者坚称他们很久以前就寄出了货物，从而助长了这一结论。一名邮件诈骗犯告诉不满的客户，由于纽约邮局充斥着盗窃行为，他已经“停用了他的信箱”；然后他建议顾客把所有的钱都用快递寄过去。这种策略引发了来自被骗的美国人对官方的大量抱怨，他们将“损失归咎于邮政部门的组织缺陷”。一名邮政官员表示，欺诈犯通过假装无辜，成功地将“对欺诈的反感转移给了政府”。[66]

邮局领导认为这种情况是对机构声誉的不可接受的侮辱。一个有前途的选择是，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禁止向虚构收件人投递信件的邮政规则。邮政局长约瑟夫·霍尔特（Joseph Holt）于1857年制定了这一规定；第二年，他命令所有的办事人员都要将其解读为一种遏制欺诈计划的方式。在纽约、奥尔巴尼和费城等城市，该规则的实施使得欺诈性彩票、礼品业务和其他各种各样的骗局暂时歇停。一旦警方接到有关虚假邮购公司的投诉，他们就要求当地的邮政局长将任何针对这些问题的邮件发送到死信办公室（Dead Letter Office）。这一行动使警察与邮政工人一道，至少向一些受骗的顾客退还了款项。[67]

然而，如此广泛地行使联邦权力，让那些无法利用邮件的商人感到不快，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其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这也招致了民主党编辑的严厉批评，他们担心让邮政局长进行审查会导致“滥用职权，严重侵犯无辜各方的权利”。为应对这些抱怨，邮政局长霍尔特要求司法部长J.S.布莱克（J.S.Black）就他的政策发表正式法律意见。在1860年10月的一封信中，布莱克称，“邮局有权制定一项规定，防止邮政服务被用于欺诈目的，这一权利从未被剥夺”。但他也指出，邮政官员“没有任何权力对通过邮政收信的人的私人事务进行深入调查”。为了证明拒绝接触信件是合理的，他提出“欺诈意图应该是清楚的”。[68]

这一意见使人们对邮政当局划定的范围产生了歧义。它还保护了不以假名为掩护的欺诈商人。在内战期间，这些问题已退居政治和官僚背景之下。但随着南部邦联的覆灭，1866年正式要求国会扩大邮局的监管权力，使得这种情况重新出现。这项拟议的立法将允许邮政官员拦截发送给有意“欺骗和诈骗”的个人或企业的邮件。它还进一步将利用邮件进行彩票诈骗或礼品业务定为犯罪行为。这些建议得到了纽约市长和警察局长的支持，他们认为没有别的办法来制止州际间的诈骗行为，诈骗使他们被大量投诉。[69]

尽管反邮件欺诈改革的动力来自一个旨在保护自身地位的联邦官僚机构，但它得到了北方福音派教徒的支持。对于社会保守人士来说，邮政监管构成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工具，可以对一个快速变化、可能失去宗教根基的社会实施审查。北方的道德家认为，彩票、投资诈骗和商业欺诈是非法企业（包括堕胎、卖淫和色情制品供应商）对公共道德发起的更大打击的一部分。所有这些企业都利用邮件建立全国市场，规避州和地方法规。用《费城时代》（Philadelphia Age）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所有人都提供了“一种对年轻人极不合适的情报”，引导“他们走上可疑的弯路”。有了正确的邮政法规，有了正确的执法，福音派相信他们可以拯救新兴的全国市场，驱逐有害的行业。《美国农业家》在1866年一场关于欺诈性彩票的讨论中解释说，需要“法律强有力的武器来粉碎这些社会害虫”。这种信心反映了联邦政府最近在根除奴隶制罪恶方面取得的胜利，这是联邦当局如何能够重建经济体制和社会规范的有力例子。[70]

尽管得到了北方改革派的热烈支持，但邮件欺诈法案缺乏政治支持，无法在国会获得通过，即使国会中有很多共和党人支持强有力地表达联邦权力。结果，这项提案在邮政委员会搁置了五年多。但从1870年底开始，国会开始全面编纂邮政法，为禁止邮件欺诈提供了立法工具。修订后的邮政法于1872年春天悄悄颁布，它规定邮政部门有权关闭任何从事“欺诈性彩票或礼品业务”的“个人、公司或股份公司”，或“实施任何利用邮件通过虚假或欺骗性的陈述，或承诺获取资金的任何其他计划或设施”的邮件服务。只要邮政局长收到“令他满意”的证据，他就可以发出欺诈令，剥夺查阅挂号信和邮政汇票的权利。这项法律还规定，任何利用邮件作为“阴谋或诈骗诡计”的一部分的人，都将受到新的轻罪处罚。[71]

改革法律的一个潜在限制涉及执法。如果没有一支专门的检查队伍来调查邮件欺诈指控，该法规的影响将微乎其微。1872年，该部门有50多名邮政检查员，但是，他们却被盗窃邮件的团伙和贪污的邮政局长搞得焦头烂额。然而，国会一颁布新的邮政法规，几名福音派改革者就想出了如何在不加重联邦预算负担的情况下，充分发挥邮局的行政力量。这个团体由安东尼·康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领导，他是纽约市一名年轻的推销员，对保守的新教神学和社会价值观有着坚定的信念，在青年基督教协会担任了几年非正式领导，肩负着一项要让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国摆脱不光彩声名的商业使命。康斯托克认为，新的邮政法是打击不道德商业行为的武器，他认为，这些不道德商业行为严重威胁着年轻城市居民的灵魂，他们在快节奏的大都市的腐败中失去了自己的栖身之所。在法案通过后的几个月内，他帮助成立了纽约抵制恶习协会（NYSSV），并得到了一群福音派商业精英的资金支持。然后，他作为一名特勤人员向邮局提供服务，但没有报酬，因为纽约抵制恶习协会将给他一笔薪金。类似的安排很快在波士顿、圣路易斯、芝加哥和旧金山出现，新的私人反犯罪组织的领导人正式担任州际邮购业务调查人员。这些人加强了邮政检查员的队伍，并向该部门灌输了与邮政诈骗作斗争的坚定信念。[72]

负责19世纪末肥料监管和20世纪初食品药品监管的官员都是专业科学家，只要他们一致声称，就可以毫无争议地宣称自己拥有技术专长。相比之下，自封为美国邮政保卫者的人却没有这种技术知识的基础。相反，他们出于道德义愤、愿意尝试执法实践，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诈骗计划和骗子的社交网络的了解，构建了监管权威。康斯托克和其他检查人员没有坐等投诉找到他们，而是制定了更激进的调查策略。他们在全国的出版物中搜寻具有欺诈特征的广告。然后他们回复这些广告，并通常以假名发出询问信以免引起怀疑。因此，在1877年初，康斯托克得知新泽西州霍博肯市有一家做销售代理广告的行骗公司时，便假装成一位匹兹堡居民发出一封诱骗询问信。[73]这种诉讼模式允许康斯托克和他的同伴邮政检查员收集证据，以维持欺诈令或起诉。

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邮政官员对欺诈性彩票、礼品业务骗局和出售假币的“伪钞”经营者进行了调查。这些企业行为对邮政检查员来说是对国家的道德的严重威胁。州际投资诈骗、假药供应商、“提供貌不符实的劣质商品的”邮购公司以及承诺提供就业或教育机会的预付费诈骗都受到了密切关注。[74]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邮政当局每年发出大约200张欺诈令；他们还进行刑事起诉。从19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末，安东尼·康斯托克和他的几名下属实施了数百起与欺诈有关的追捕行动，并调查了更多的欺诈计划，常常以法律诉讼相威胁，说服业主停止经营。[75]

此外，在一些关键时刻，邮政检查人员对有政治影响力的大型企业进行了追查并迫使它们关闭。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反对美国最大彩票公司的运动表现突出，就像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打击虚假经纪公司的行动，以及90年代中期印第安纳州南本德（South Bend）经营的专利药品和化妆品公司被迫关闭一样。[76]打击虚假经纪公司的行动值得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因为它们既说明了欺诈起诉面临的持久障碍，也说明了官僚创新能够怎样清除其中一些障碍。

19世纪70年代中期，纽约市的几家投资公司在报纸上铺天盖地地刊登广告，宣传其投资组合，承诺将来自小投资者的资金合并起来，交由能够安全驾驭神秘且危险的华尔街世界的内部人士运营。通过报告投资组合出色的回报，他们利用了投资者在做财务决策时对最近发生的事件给予高度信任的倾向。这些策略说服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投资，但结果总是给他们带来损失。在享受了两个月的账面收益后，经纪商通知客户，市场意外波动已导致灾难性损失。这些公司从一开始就没有用这些资金池投资过，它们用这些资金支付营销费用，并把剩余的部分收入囊中。

民众对这些早期的（如果是伪造的）共同基金的大量抱怨很快涌向了奥兰治·贾德的《美国农业家》、金融媒体、纽约市警察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由于担心“合并”经纪商会对金融市场和更受尊敬的公司的人气产生影响，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法律委员会在1878年聘请了外部法律顾问，调查这些冒牌经纪商。该委员会的收费律师拉尔夫·奥克利（Ralph Oakley）搜集“有关利用邮件和媒体以虚假股票交易欺骗公众的公司的一切可能信息，并利用一切法律手段确保犯罪方被定罪”。正如这份声明所表明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希望克服集体诉讼问题，这些问题在19世纪阻碍了大多数欺诈诉讼的进行。[77]

奥克利在收集不利于虚假经纪公司的间接证据方面没有什么困难。通过对办公室的监控，他发现，他们不像合法的经纪公司那样派跑单员去下买卖订单，他们的职员除了收发信件什么也不做。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向不满的投资者索取信息后，他收到了大量承诺“大丰收”的营销通告，还有报告最初账面利润然后是灾难性亏损的信件。但是，面对严肃的法律辩护，他努力争取获得更直接的证据，证明被告故意歪曲事实，从而支持对他们的刑事起诉。奥克利找到了一个文具商，他被其中一家公司欠了债，于是奥克利说服他提起了一项托收诉讼，希望能迫使法院下令检查该公司的账目。然而，当法院要求文具商提交一份赔偿保证书时，他退缩了，撤回了诉讼。有可能成为告发者的人中，奥克利难以找到愿意提出刑事指控的人。他发现，大多数抱怨的投资者“拒绝……”通过做这样费时的事情“来牺牲自己”。相反，就像南卡罗来纳州约克维尔的居民奥斯卡·莫尔特克（Oscar Moltke）因劳伦斯公司（Lawrence&Co.）损失了211美元一样，他仍然执着于收回“理应”得到的资金。正如莫尔特克在1879年12月写给《华尔街每日新闻》的信中所强调的那样，他的首要任务是为自己的冤情讨回公道，为那些被劳伦斯公司骗走钱财且“非常需要钱的穷人”提供帮助。这名南方白人根本不理会对为公众不法行为的无罪辩护。在少数被诈骗的投资者对虚假经纪公司所有者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例中，他们接受了和解提议。发现自己“举步维艰”后，奥克利决定不提起欺诈诉讼。[78]

然而，邮件欺诈法规为奥克利提供了另一种诉讼模式。禁止公司寄信的法律标准远没有刑事诉讼严格，因为邮政检查员只需要提供邮政局长认定“令人满意”的证据。1879年底，律师将证据交给安东尼·康斯托克；后者随后发起了另一项调查，走访了8家每月收发数百封信的经纪商，但它们似乎没有进行任何股票交易。这些公司拒绝让康斯托克查阅它们的账簿，拒绝证实它们拥有数千名满意的投资者的说法，也拒绝证明它们为任何一位投资者创造了利润。康斯托克的报告说服了邮政局长发布欺诈令，关闭了这些公司。[79]几年后，一项针对总部位于芝加哥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传销基金的调查以欺诈令和对两名基金经理的刑事定罪而告终。[80]

邮件欺诈法规的实施并没有根除美国邮购公司的虚假陈述。邮件欺诈的刑事起诉遇到了许多困扰州法院欺诈起诉的相同问题。协调远隔千山的投诉人的证词，并找出足够的针对团伙头目的证据是困难的。如果被起诉的邮购诈骗犯没有逃之夭夭，他们通常会利用辩护律师协会中最有成就的律师来逃脱罪责。当地的陪审团有时也会同情奸诈的邮购公司，因为他们给城镇带来了急需的生意。多年来，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州彩票公司的经理或华盛顿特区的经纪商都逃避了有罪判决。[81]联邦定罪时，也会追踪州层面有关欺诈审判的结果。最大的邮政诈骗案的刑期很少超过18个月，即使是这么短的刑期有时也会被赦免，就像W基金案那样。[82]几家欺诈性彩票的经营者开始认为，对邮件诈骗的罚款最多不超过500美元，“只不过是一种温和的许可证，彩票代理人完全有能力每30天支付一次”。[83]

行政欺诈令也有重要的局限性。邮政官员承认，收到这些禁令的人会围绕着对邮政公司的依赖重组他们的业务，或者改变其公司的名称和地址，以继续利用常规的信件寄送服务。正如安东尼·康斯托克自己承认的那样，美国的“骗子是世界上最难对付的人……他们有很多假名和假地址”。[84]几家最大的彩票公司为应对欺诈令，将公司转移到墨西哥、加拿大或加勒比地区，再从这些地区向美国人的信箱发送大量广告。[85]然而，这样的调整并不一定能保护狡猾的经营者不受欺诈令的后续影响。比如，迁址增加了与欺骗性营销行为有关的固定成本，从而有助于遏制这种行为的发生。[86]

到20世纪初，联邦政府已经建立了一支由职业检查员、特工和律师组成的队伍，他们花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调查邮政诈骗。这段经历让我们了解了美国欺诈性邮购企业中的关键人物，以及他们最有效的策略。美国国会定期向这些官员提供额外的执法工具。1890年，该法禁止邮寄任何与彩票有关的宣传材料，赋予邮政检查员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权力，并允许在邮件欺诈行为的发件地和发源地提起诉讼。1895年的一项法令赋予邮政局长权力，不论是否登记，都禁止公司收发邮件，同时禁止通过快递寄送非法材料。[87]总之，通过培养经验丰富的检查机构队伍和扩张管理权力，邮局得以在全国开展反对普遍存在的商业欺诈行为的运动。这些打击行动针对的是19世纪90年代的欺诈性债券投资计划、20世纪初的庸医疗法，以及20世纪一二十年代虚假的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石油公司。尽管欺诈指控仍然面临艰巨障碍，但上述每项运动都使几十家公司倒闭，并形成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判决。[88]

邮局对欺骗性营销的打击远远超出了禁止诈骗公司通过邮件欺诈或通过刑事指控来阻止虚假陈述的努力。除了运用强制权力，邮政官员还试图通过公众教育来防止欺诈行为。其中一项关键政策针对的是美国的邮政局长。骗子们早就认识到了邮政局长在全国商品流通和思想流通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因此经常在推销计划中寻求他们的帮助。[89]内战结束后，华盛顿的官员们试图跟上立场不稳且常被骗子利用的邮购公司的步伐。在1866年的传单中，他们分发通告，以便邮政局长提醒其顾客“注意！小心珠宝和彩票骗子！”。为了追查四处游荡的不法分子，邮政部门保存了一份被控邮件诈骗的名单，并在每月的《邮政指南》（Postal Guide）中公布名单上的姓名及对诈骗计划的描述。此外，政府还开除了几名教唆商业欺诈的“串通一气的邮政局长”。[90]

邮政官员们不满足于邮政系统内的反欺诈，转而投身于有关商业欺诈的广泛公众讨论。没有人比安东尼·康斯托克更有兴趣承担这项任务了。除了出版《揭露欺诈》（Frauds Exposed，1880），这本书记录了邮购诈骗犯的劫掠，并使他不断地与他们进行斗争，康斯托克还与接近共和党和新教建制派的记者和编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因此得以在杂志上发表几十篇有关反对欺诈和淫秽行为的文章，并引发了报纸上数百篇有关他作为邮政检查员工作的报道。[91]

邮政官员与媒体之间的密切联系进一步将执法行动转变为公众教育的手段，因为欺诈令的发布或刑事指控的提起，引发了有关商业欺诈行为的广泛新闻报道。在邮件欺诈法实施的前20年里，媒体关注的是大规模案件，比如针对路易斯安那州彩票或W基金骗局的案件。到了19世纪90年代，随着邮件欺诈行为的加速发展，新闻报道也更加系统化，这反过来又促使人们意识到邮局是商业言论的监管机构。不断增强的公众意识反过来又引发了来自城市工薪阶层社区和农村家庭对邮购公司更多的不满。康斯托克在《揭露欺诈》中鼓励这种交流，恳求“每一位读者”“合作，以通告的形式发送任何知识或信息，或以其他方式发送任何抢劫或欺诈人民的阴谋”。美国的编辑们也响应了这一呼吁，将欺诈调查转给了邮政官员。因此，在1904年，《青年旅伴》（The Youth’s Companion）恳求其数十万订户“提请”当地邮政局长“注意”任何“正在传播的欺诈计划”，并建议邮政局长通知其华盛顿的上级。该杂志解释说：“在每一个可疑案件中都这样做，是每个诚实的人对邻居和自己都应尽的责任。”[92]这些呼吁反映了行业杂志和报纸的编辑，如弗兰德·鲁特（Friend Root），对欺诈采取协调一致的警惕态度的呼吁，但现在指示睦邻的“哨兵”将其信息传递给邮政服务的公共监督员。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听从了这个建议。有些人写信给邮局部门询问某一特定商业模式的合法性，就像他们征求可信赖的杂志编辑的意见一样。另一些人则提供他们认为具有欺骗性的销售行为的证据，通常是要求帮助获得退款，有时也要求邮局采取强制措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联邦政府每年收到3万多份问询和指控。[93]这一连串的不满证明了美国人权利意识的增强，以及他们倾向于指望联邦政府来保障这些权利。《哈珀周刊》1911年的一幅插图（图5.1）反映了美国投资者和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通过邮局获得赔偿。图中间是一个正直的邮差，穿着刻板的衣服，长着天使的翅膀。在他身后，有四个满腹牢骚的市民，要么伸出哀求的手，要么握紧拳头，站在他身后的是——一个拘谨的中产阶级妇女，或许是一名教师；一个农民，也许是专利权骗局的受害者；一个上了年纪的先生，他的手绢从口袋里松松垮垮地掉了出来，仿佛是从别人那捡来的；以及一个拿着存折的老妇人，隐喻着巨大的损失。请忽略他那僵直弯曲的右臂的恳求，邮差前面是四个贪婪的骗子，一个拿着专利药品瓶，一个攥着“快速致富”的广告，一个胖嘟嘟的商人紧握着“明显可疑的股票”，还有一个是持有虚假投资计划的推销员。

图5.1　邮局部门作为“守护天使”

《哈珀周刊》，1911年6月10日，由杜克大学大卫·M.鲁宾斯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提供。

美国邮政对商业言论的监管并非起源于此类社会保护行为，而是源于制度上的自我防卫。邮局承担这项任务，是因为邮政官员希望保护自己的名誉不受欺诈性邮购业务的影响。多年来，这种冲动一直是主要的监管动机。1883年，《纽约时报》坚持认为，由于美国人“没有生活在父权政府之下”，邮件欺诈执法的目标“与其说是保护人民，不如说是保护邮政服务”。直到1890年，美国邮政局长约翰·沃纳梅克（John Wanamaker）还在为制定更严格的立法来抵制欺诈性彩票而呼吁，理由是路易斯安那州彩票对现行规则的藐视已经“侮辱”了他的部门，“败坏了它的士气”。[94]

随着安东尼·康斯托克和他的同事将新教道德主义注入邮政部门，以及公众要求调查欺诈行为的事件越来越多，邮件欺诈政策背后的理论基础通常被认为对消费者和投资者造成了伤害。在《揭露欺诈》一书中，康斯托克表现出了对那些“诚实而头脑简单的人”的关注，这些人被“骗子的众多诡计和工具”所欺骗——那些“青葱”的美国人被假钞商人欺骗，被那些不存在的商业机构的无耻骗子欺骗，被那些兜售毫无价值的专利药品和虚假投资的推销员欺骗。六年后，另一名长期担任邮政督察的官员称，邮政部门的反欺诈工作反映了“父亲般的关怀……保护无知的、脆弱的和粗心的人，使其免受随时准备吃掉他们的狼的伤害”。[95]到20世纪初，这种观点充斥着关于邮件欺诈的官方声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入主白宫后，邮政部门的律师宣称，“旧的购者自慎原则不适用于邮购销售”。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商业环境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销售是在距离购买者很远的地方进行的”，政府不得不接受自己作为国家商业言论警察的角色。这样的话语逐渐渗透到各个阶层。1914年5月，新泽西州特伦顿的邮局负责人在一篇报纸文章中解释说，邮局的关键职责之一就是“保护公众不受自身的伤害”，保护“人们不受诱惑以免成为欺诈行为的受害者”。[96]

在美国法院对许多监管努力持怀疑态度的时代，邮局为打击邮件欺诈所做的广泛努力，如国家检查制度和针对欺诈性公司报告的立法举措，获得了制度上的基础。19世纪晚期，美国法官出于对杰克逊时期通过立法授予经济特权的厌恶，废除了许多他们称之为“阶级立法”的监管权力。如果诉讼当事人能够证明，监管政策的目的是为狭隘的利益集团谋利，并使从事州际贸易的公司增加了负担，那么联邦法官往往会以违宪为由宣布该法案无效。[97]有时，被支持者描述为反欺诈措施的规定与这一标准相抵触。例如，针对州外推销员的许可证要求往往会引起司法部门的愤怒，即使这些要求针对的是不守规则的商业骗子。因此，联邦法院推翻了明尼苏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要求为外州的树木苗圃的经营者颁发执照的法律，尽管他们存在明显的误导和欺骗行为，原因是这两州的法律对当地的苗圃经营者没有实行同样的标准。[98]

然而，事实证明，美国法官认为至少与大多数代表公共健康、公共安全或公共道德行使警察权力的行动一样，监管机构遏制商业欺诈的努力值得尊重。尽管面临许多法律挑战，但联邦司法机构支持对邮件欺诈进行行政管理的合宪性，并几乎总是拒绝对邮件欺诈刑事定罪的挑战。[99]国家谷物分级、肥料检验和人寿保险条例同样具有合宪性。禁止销售涂成与黄油相似颜色的人造奶油的法令，针对劣质药品和劣质牛奶的反掺假法，以及声称保护美国社会免受庸医、讼棍和其他冒充专业人士的、不合格的流氓之害的职业执照法，也都是如此。法院接受了这样的论点，即普遍存在的欺诈行为威胁了人们对众多商业活动的信心。因此，法官们认为，促进经济交易中诚实的公众利益给了立法机构很大的空间，包括把制定规则的权力和实施权力下放给行政机构。[100]

战后法院在商标执法方面也表现出同样的担忧。就像邮件欺诈一样，其监管的基本框架是由重建时期的国会法规制定的。然而，1870年的《商标法》（Trademark Act）并没有寻求行政执法模式，而是为企业在联邦法院起诉侵权竞争对手创造了一种手段。在接下来的40年里，那些拥有民族品牌并试图保护自己商标的企业在联邦法院那里得到了同情。在为商标案件制定概念框架的过程中，联邦法官从“购者自慎”的准则中开辟了一个重大的例外。当涉及竞争对手是否高度模仿了皮尔斯伯里（Pillsbury）面粉或C.麦克林博士（Dr.C.MacLean）著名的肝药片的名称或包装时，法院并不认为消费者是细心或有鉴别力的。相反，他们把消费者当作“粗心大意的购买者”——经常心烦意乱，容易分心，倾向于依靠对一件商品在商店货架上如何呈现的快速评估，因此，当他们根据品牌偏好做出选择时，很容易出错。这种方法并不能保证原告胜诉。法官有时裁定，名称或标识之间的相似程度并不构成损害赔偿的理由，因为他们不相信普通买家会被引入歧途。但是，商标法仍然是企业投诉模仿者的理想场所。[101]

正如19世纪对“购者自慎”原则的其他法律例外一样，指导商标法的理性假设反映了社会类型的司法偏见。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消费的家庭仲裁者往往是女性，她们是一群经济行动者，法官认为她们需要家长式的帮助。然而，诉讼当事人的角色特征至少同样重要。许多联邦法官倾向于尊重提起商标诉讼的大型企业。这些公司，像芝加哥肉类加工企业一样，通过诉讼推翻了要求对活牛肉进行本地检验的地方性法规。他们还雇用了顶尖的法律人才，来帮助制定合理的法律应对策略，并在一系列案例中遵循了这些策略。[102]

司法上对反欺诈措施的尊重给了州和联邦官员在内战后的50年里制定扩张性政策的空间。其结果并不是针对经济欺诈制定一个统一的计划，而是制定了一套多样化的制度战略，每一套战略都是为特定市场的困境量身定做的，都受到关键监管参与者的雄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关于军需承包、谷物分级、肥料检验和保险公司的报告要求以及公司证券的销售，目标是改善信息披露。购买这些商品和金融工具的人要求对质量进行公正的评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只有在国家的支持下才能做到这一点。在邮件诈骗方面，官员们在国家主要的通信渠道前设置了一个行政旋转门，允许他们阻止那些商业行为玷污邮局声誉、威胁公共道德的公司和个人进入。

在所有这些监管背景下，反欺诈政策的制定者都密切关注强制机制，定义新的犯罪和行政处罚，并建立执法机制。但它们最深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塑造可信的监管力量上，还在于改变社会规范。那些试图限制商业虚假陈述的法规需要制定新的标准——谷物和肥料的质量，或者矿业和人寿保险公司对投资者和投保人的义务，或者邮购广告中可接受的夸大宣传的界限。这一进程建立在通过国家纸媒所构建的非正式管理社区的基础上。州和联邦监管机构希望通过媒体传播法规制定和执法行动的消息，而有意打击欺诈的行业期刊和报纸通常能满足这一期望。许多监管机构复制了反欺诈编辑与订户之间的关系，收集商业欺诈情报，并强调公众教育。这些努力巩固了反欺诈制度的合法性，加强了官员的地位，这些官员现在负责在强有力的推销和无耻的欺诈之间划清界限，并强化了反对令人讨厌的欺诈的社会风气。

在这场对商业骗子的协同攻击中，要求个人自力更生的呼吁并没有消失。在美国的骗子当中，仍普遍流行消费者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观点。一名年轻的邮购企业家在新邮政法通过几年后与之发生冲突，他就是这种挑衅姿态的典型代表。这名22岁的企业主大肆宣传一款“低价七发射击枪”，声称这款产品因生产规模巨大而使低价成为可能，但随后却用玩具枪来应付订单。在遇到一名邮政检查员时，这名年轻的推销员解释说，他“读过巴纳姆的自传，接受了美国人民喜欢被欺骗的教条”。他注意到广告中没有提到提供真正的枪支，便坚持说：“如果有人是新手，认为我指的是左轮手枪，那就是他的问题。”[103]如何界定商业欺诈的界限仍然是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对于那些在未经检验的商业领域经营的创新型公司来说尤其如此，这些公司的营销策略与那些年轻的“玩具枪”卖家一样，在市场上咄咄逼人。

第6章　创新、道德经济和邮政局长的和平

到19世纪90年代，新的邮件欺诈监管制度每年都要诱捕数百家美国企业，其中包括理查德·W.西尔斯。从1894年12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896年夏天，西尔斯与邮局的冲突从未间断。这段插曲不仅仅是对西尔斯本已具有标志性的创业经历的丰富补充：它揭示了企业家创新与社会法律对欺诈的理解之间的复杂联系。因此，它提供了一个关于欺诈执法动态的关键视角，因为政策制定者正在设计针对商业和金融欺诈的新工具。

西尔斯与几位具有创新精神的零售巨头一起，在改变美国消费世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梅西（Macy）、菲尔兹（Fields）和沃纳梅克（Wanamaker）等百货商店大亨；伍尔沃斯（Woolworth）和克雷斯（Kress）等折扣店的创始人；将连锁商店的逻辑应用于超市和药店的企业家，如迈克尔·卡伦（Michael Cullen）和查尔斯·沃尔格林（Charles Walgreen）；H.J.亨氏（H.J.Heinz）和詹姆斯·B.杜克（James B.Duke）等消费品生产商；还有广告公司的高管，比如J.沃尔特·汤普森（J.Walter Thompson）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商人及其公司的几十名经理共同致力于实现效率，无论是通过减少中间商、采用提高生产率的新技术，还是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更重要的是，他们认识到了美国人口增长带来的潜在消费需求。他们的营销实践有助于形成大众消费，这成为美国式生活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在这个过程中，这种相互关联的营销创新模式扫除了旧的分销方法、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许多公司守旧的经营方式。[1]

本章将西尔斯及其创建的邮购巨头，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那些不太知名的企业家进行了对比。这些人包括：莫德勒·米勒（Modelle Miller），一名来自印第安纳州新卡莱尔（New Carlisle）的年轻女性，她拥有一家生产化妆品和草药的公司，并通过一个分布广泛的女性销售代理网络销售这些产品；艾奥瓦州马歇尔敦的出版人A.S.伯勒尔（A.S.Burrell），他创立了一家早期的债务催收和消费者信用评级机构；爱德华·加德纳·刘易斯（Edward Gardner Lewis），一名出版人，也是银行家和房地产开发商，他的公司最初设在圣路易斯，后来扩展至加利福尼亚的阿塔斯卡德罗；乔治·格雷厄姆·赖斯（George Graham Rice），一名备受争议的股票推销商，主要以纽约为根据地，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里帮助美国证券市场实现了民主化；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B.H.兰伯特（B.H.Lambert），他加入了美国资本家蜂拥进入早期汽车工业的行列；C.J.沃克女士（Madame C.J.Walker），众多成功的非洲裔美国妇女美容产品和服务的创造者；J.奥弗顿·潘恩（J.Overton Paine），纽约一名投资分析师和情报专家，他帮助创建了经济预测这个新兴领域；以及查尔斯·H.杨（Charles H.Young），他是韩国移民，在芝加哥定居，专门为南方的非洲裔美国人市场发展二手服装批发生意。与西尔斯一样，这群企业主也在不断开拓商业实践的界限，展望新的市场，开发新的交易方式。与西尔斯（及其前后的许多其他美国企业家）一样，他们流露出自信，并乐于传播一些乐观的吹捧。与西尔斯一样，他们也创建了依赖邮政系统来分发营销广告、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企业。与1890年至1930年间的西尔斯和数千家其他美国公司一样，他们与美国邮政检查员发生冲突，面临行政欺诈诉讼。

受到这种审查的大多数公司要么发行被禁止的彩票，要么在不同程度上进行彻头彻尾的诈骗。当这些企业的所有者收到待处理或实际欺诈令的通知时，他们通常关闭商店，目的是为了在重新启动类似骗局之前改变地点和企业名称。相比之下，本章的主角——无论是消费品制造商还是分销商，抑或金融服务提供商——都占据了更具争议的法律依据。在一些美国人和邮政官员看来，他们超越了被允许的夸张和被禁止的欺诈之间的界限。然而，他们追求创新的商业策略，提供新颖的商品或服务，并最终渗透到商业主流中，同时采用一种与许多竞争对手类似的商业沟通方式。

这些公司与邮政欺诈令的交锋表明，资本主义创新对主流商业道德观念提出了深刻的挑战。创业实验引发了新的伦理和法律困境，而根深蒂固的经济行为标准无法给出清晰的答案。这种模式出现的时间远早于19世纪末，而且几乎不限于美国。尽管如此，美国的欺诈令案例却将创新为商业欺诈定义带来的难题展现得尤为清晰，而此时，“购者自慎”原则正面临着强有力的新批评。

这些案件进一步表明，联邦政府对创业公司的处理仍然高度视情况而定，取决于法律知识、动员社会和政治资本网络以保证诚信的能力，以及对根深蒂固的和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的威胁程度。在这一经济管制领域，美国政府保留了一种处理形式，它鲜明地反映了几个世纪以来维持和平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法律结果是由非正式的调查模式和个人权衡声誉的方法构成的。

西尔斯罗巴克与邮政当局

理查德·西尔斯的企业与邮局发生了冲突，原因是它的促销活动——主要是向某个州第一批订购商品的顾客提供奖品，或向就如何与邻近地区的顾客取得联系而提供建议的前100名回复者提供奖品。针对西尔斯罗巴克的邮件欺诈调查的尚存记录，并没有指出最初是谁向政府提出投诉。但是，我们可以从1894年5月29日一封致老客户们的长信中，感受到这种信件营销方式引发了消费者被骗的担忧。这封群发的信件试图引起人们买鞋的兴趣。“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能说服你读下去，”这封手写的信函预言道，

你将立即向我们下订单。诚然，你可能得不到500美元的钢琴，甚至50美元的金表，但考虑到我们发出的优惠数量少之又少，如果你立即回复，至少应该会来得及得到一块金表。但是，如果没有得到钢琴或手表，你一定会得到一些精美的礼物。我们以2.75美元的价格寄给你的这双鞋子，其价值几乎是所需价格的3倍。如果你能填好随函所附的订货单，请立即寄给我们，并附上2.75美元，以购买所述的这双鞋，我们将确保你会得到一份精美的礼物；如果你不是全国范围内的第一个订购者，却是你所在州的第一个订购者，你将得到一块价值50美元的金表。[2]

在世纪之交的美国中西部地区的邮政检查员及其在华盛顿的上司看来，这种类型的赠品邮购简直就是一场不加伪装、本质上具有欺骗性的彩票。邮政官员在打击了人们所担忧的大型博彩公司后，不希望看到满足大众赌博需求的新渠道。这种观点催生了针对西尔斯罗巴克的欺诈令。[3]

然而，邮政当局收到的有关西尔斯公司的投诉并不只有被禁止的彩票。在最初的欺诈令下达后的几个月里，主要来自堪萨斯州的埃斯克里奇和密西西比州的佩格兰姆等农村小镇的客户又提交了几份投诉。这些人声称，西尔斯罗巴克采用了经典的诱饵和转换策略，承诺提供某种特定质量的商品，比如一条14克拉的金链，却提供一些次品；或者只收款不发货。正如一名缅因州的投诉者所言，这家邮购公司是“骗子的巢穴”，理应“立即采取措施阻止他们利用美国的邮政系统来诈骗”。[4]

考虑到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西尔斯罗巴克的商业行为，人们可能预计会有更大范围的指控。这家邮购公司将自己的商品描述为“世界上最好的”，并经常进行类似于巴纳姆的促销活动，比如1889年报纸上的一则广告，一张沙发和一对椅子限时售价95美分。尽管广告中有“微型”字样的小字，但西尔斯并没有解释这只是指玩偶家具。该公司广告中的插图常常暗示，图片上的商品价格极低，而这些钱只是首付，或者只能买到质量较差的型号。西尔斯把“编辑”的背书悄悄塞进了印刷广告的文字中。该公司有时故意向中西部地区的商人发送未订购的货物，而这些商品定价很高，当对方拒绝收货时，试图说服铁路站长或快递代理接收货物，假意在虚高的初始价格基础上大幅度打折。从1896年开始，西尔斯罗巴克也在未经证实的功效声明的基础上，积极推销专利药品和保健设备。此外，每当对产品的需求大量超过其库存时，公司就用替代品来填补订单。[5]

尽管如此，在19世纪90年代，很难证实西尔斯罗巴克只是“一窝骗子”，与那些最差劲的骗子一样。该公司号称拥有数万名满意的客户，他们在接受货物前都能验货；它以慷慨的退货政策为后盾，提供了令顾客满意的保证；它经常利用规模经济和速度经济，以远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出售产品；它得到了芝加哥主要银行和数十家中西部制造商的支持。所有这些特点都不利于消费者的投诉，他们觉得自己被该公司过于夸张的宣传误导了。任何针对西尔斯罗巴克的欺诈指控都有待商榷。[6]

理查德·西尔斯即时向联邦当局陈述这些论点。在得知欺诈令后的几个小时内，他登上了前往华盛顿特区的火车，与邮政官员会面，向他们通报了自己的业务，并对被禁邮件服务提出异议。西尔斯承诺将停止所有不受欢迎的促销活动，并请求在未来接到任何投诉时予以通知，以便公司可能纠正已发现的问题。基于这些承诺，邮局部门于12月22日，也就是欺诈令生效11天后，暂停了其欺诈令。[7]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邮政检查员密切关注着这家公司，评估它对客户投诉的反应。西尔斯亲自处理这些事情，以证明他的企业已经进行了整顿。

与所有邮购零售商一样，西尔斯罗巴克也面临着如何利用铁路扩张和工业化带来的制造成本大幅下降的挑战。与其竞争对手一样，西尔斯采取了相互矛盾的商业策略。吸引尽可能多的美国农村消费者的注意力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有时候这样做需要一剂“叫卖”的良药，但树立信誉也是必不可少的。随着世纪之交商业习俗的转变，培养回头客的目标超越了寻找新客户的迫切需要，该公司疯狂的“叫卖”策略暂告段落。相反，西尔斯选择了一种更加一贯的、刻板的方式，在邮购目录和报纸上刊登广告，他1908年从管理岗位上退休后批准了这一转变策略。鉴于这一进展，邮件欺诈案的意义将主要在于有力地推动这一战略转变，就像对食品和药品实行更严格的联邦监管一样，这导致该公司首先提出了一项免责声明，称它没有保证其专利药品能够达到制造商承诺的效果，然后在1913年完全停止了这些商品的销售。[8]

设计针对西尔斯罗巴克的邮件欺诈调查的方式非常值得一说。但它也遗漏了该事件的一些关键方面，其中包括商业创新过程与欺诈行为的出现之间持久的联系。要理解这些联系，我们需要绕道而行，进入创业实验领域，看看它对彻头彻尾的欺诈和企业歪曲商业真相倾向的影响。

创新、吹牛和道德模糊

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出发点。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定义是，它为企业家、企业主和试图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公司经理提供了回旋余地。熊彼特认为，大多数商业阶层的成员都是传统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而且他们不管多么努力地追求金钱利益或投机赌博，都被那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所吸引。即使在最具活力的资本主义社会，小企业主和高管通常也希望获得租金——来自稳定的生产和分配结构的可预测收入流。他们有着和亚当·斯密的“同行”一样的心态，“即使是为了娱乐和消遣，他们也很少聚在一起，但谈话的结果却是一场针对公众的阴谋，或者是某种提价的阴谋”。[9]

熊彼特认为，相比之下，企业家们认为当前的市场、商业网络和经济机构已经过时，需要进行变革。这些敢于冒险的人设想了未开发的市场、新颖的产品或服务、组织商业活动的新方式。然后，他们往往带着执著的专注，开始努力实现想象中的现实，这一努力取决于能否获得可观的投资资本。企业家们试图在旧经济文化的基础上，颠覆流行的经济文化和时尚新文化，熊彼特将这一过程称为“创造性破坏”。这一分析框架对美国商业欺诈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0]

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创造力不断为骗子提供可以仿效的新业务和商业实践。商业欺诈分布在社会经济的各个部门。由于虚假陈述和组织欺诈构成非法行为，因此无法精确计算这种分布程度。没有哪个政府对营销扭曲和毫不含糊的欺诈行为进行过十年一次的普查。但来自媒体和执法官员的观察提供了一些线索，表明欺诈的商业行为已日益成为经济变革前沿经济领域的特征。创新的现代过程吸引着各种阴谋诡计。

投资诈骗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当美国人在经济活动中开辟出新的领域时，虚假的投资伴随着合法的企业一起涌现出来。美国早期为解决西部土地问题所做的不懈努力催生了地方性的土地欺诈，正如那个时代对银行业的狂热鼓励了资本严重不足的野路子银行的诞生一样。从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到宾夕法尼亚西部的石油产区，采矿业和石油业的繁荣以吸引虚假投资而臭名昭著。变革性技术的出现总会产生一些虚假的初创公司，它们试图从投资大众那里攫取一定比例的资本。[11]追踪商业创新而来的商业欺诈，就像那些以毫无价值的证券为标的的骗局一样多，在19世纪中期，这些骗局主要涉及那些销售专利制成品的假冒机构。[12]

商品市场上的欺骗行为同样追踪经济的转型。例如，当纽约市的进口商们建立起一种拍卖系统，用以消化1812年战后从英国进口的过剩货物时，买家们就不得不与芝诺·伯纳姆等人经营的“假拍卖行”进行斗争。[13]突破性金融服务的发展引发了类似的欺诈行为。当人寿和火灾保险公司在战前的美国站稳脚跟时，它们面对的是虚假的竞争对手。[14]大约在20世纪之交时，美国人不得不应付虚假的银行存款保险、假冒的专利代理人以及伪装成投资银行的公司，这些公司谎称要帮助小公司在公共证券市场上注册并筹集资金。[15]

商业创新的几个方面使得它成为了吸引兜售和诈骗的磁石。新颖的产品或经营方式吸引了消费者和企业主等大众的兴趣，至少在创新的初期似乎可兑现早期的承诺。广大中产阶级的“进取精神”鼓励将发明和创业精神等同于社会进步和个人机会的乐观精神。此外，科学技术发明的加速发展也强化了人们的预期，即难以置信的新消费和投资方式将频繁出现。美国投资者也早就认识到，最惊人的回报来自那些开发了一些新的市场或技术前沿的企业。与此同时，新市场、新产品或新业务实践几乎总是在信息方面造成明显的不对称，这是大多数经济诈骗策略的关键前提。几乎显而易见的是，许多经济参与者对新奇的商业领域并不熟悉。

19世纪90年代末，总部位于辛辛那提的北极制冷公司（Arctic frozen Company）的发展轨迹说明，对技术进步的迷恋如何为欺骗创造了诱人的动机。为兜售家用制冷的新系统，北极制冷公司通过全国性的广告招募销售代理。公司吹嘘从遍布各地的销售那里获得了数以百计的用户评价，并“保证”其据说使用了一个秘密化合物的“制冷冰箱”是“坚不可摧的”，“比冰还要便宜75%”，能够“无限期储存易腐物品”。[16]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例如一名男子曾花钱获得了“北极制冷”得克萨斯州东北部的独家代理权。到辛辛那提转了一圈后，他向其父亲报告说，这家公司明显是假的，总部很小，没有出现在大型信用评级公司的名单上，办公室员工也拒绝展示产品。最终，美国农业部化学局证实了这种“秘密化合物”实际上是格劳伯氏盐[8]，炼金术士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试图用它将贱金属变成黄金。北极制冷公司用于冷冻的机密化合物非但没有延长冰的寿命，反而加速了冰的融化。然而，许多美国人急切地响应公司的广告，抢购独家销售区域的代理权。[17]

由于制冷业务的巨大吸引力，北极制冷的宏伟承诺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从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一群勇于尝试的发明家开始试验制冷的方法。几乎每一季都有新闻报道对发明家的新工艺或公司在保鲜易腐产品方面的成就感到惊叹。[18]到1898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知道，许多公司正在利用加压液氨等化学物质改进制冷技术。然而，人们对基础科学的详细了解却少得多。大众的热情和技术上的理解之间的差距，让北极制冷公司获得了欺诈的空间。

经济欺骗在美国的企业精神边缘蓬勃发展，诸如北极制冷公司这样的企业就毫不犹豫地利用了人们对新产品和服务有限的熟悉程度。事实上，最精明的虚假陈述欺诈者已经从一个骗局转移到了另一个骗局，以配合美国市场的最新发展，有时甚至可行骗几十年。查尔斯·H.安弗扎格特（Charles H.Unverzagt）的职业生涯例证了这种“变色龙”的能力。安弗扎格特的姓氏在德语中意为“不加掩饰”。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20年代，他在美国金融界一路狂舞，组织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不透明保险、贷款和投资工具，留下了一群心怀不满的投资者。从巴尔的摩、芝加哥，到纽约，他的首批保险骗局利用了人们对唐提式（Tontines）养老金制[9]和终身寿险等新保险产品的兴趣。到19世纪90年代，他创建了模仿房屋信贷互助会和贷款协会的复杂公司。在随后的15年里，他沿着矿业繁荣的上升轨迹前行，尤其是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控制了大卡里布黄金开采公司（Great Cariboo Gold Mining Corporation）等企业后，他炮制了大量通告，谎称加拿大政府已经证明了其矿山的光明前景。他还向投资者提供了购买“黄金期货”的机会，只要他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就能实现其采矿权的潜力，从而带来惊人的回报。[19]

无论欺骗性商业策略的设计者是否与新行业和新产品紧密结合，他们通常都是首批意识到新通信技术的变革意义的美国人之一。事实证明，这种模式在金融欺诈领域尤为突出。例如，在内战后几十年里，虚假股票发行的叫卖者和投机商号的所有者都把电报和股票行情作为诱骗投资者的基本工具。前者提供了一种散布谣言和恳求潜在投资者在股票的市场价格飙升之前采取行动的手段；后者通过迅速传导经过策划的价格变动，为市场操纵提供了便利。价格变动是创造市场动力的一个关键因素，促使内部人士要么抛售资产，要么低价买入。[2020]世纪一二十年代，得克萨斯或加利福尼亚的石油租赁公司很快就意识到了电影的力量，他们委托电影公司拍摄展示油田的电影，作为高压销售演示的一部分。[21]

美国商界的安弗扎格特们都被消费、投资或金融方面的最新发展所吸引，因为这类环境为欺诈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类似的算计促使不那么灵活的欺诈商人抓住了接触潜在顾客、客户和投资者的最新机制。对不断出现这么多标准形式的欺骗，如拉高出货的投资骗局，或一些营销诱导和转换，这里有一个进一步的解释。正如记者爱德华·史密斯在其1923年出版的《一个骗子的自白》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文明的每一次发展、每一次社会变革、每一项引人注目的发明，都带来了一种把钱从傻瓜口袋里掏出来的新方式。它可能是，而且通常只是旧骗局演变后的伪装，但它对于受害者而言，却是新的，因此是有效的”。[22]

爱德华·史密斯关于商业欺诈的反思针对的是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前提是合法的营销行为和欺诈性营销行为之间有明显界线。事实上，其书中所举的例子是一种明确的、蓄意的欺诈行为，这种行为似乎能够说服19世纪的陪审团做出有罪判决。但是，与新经济领域相关的不确定性，使得如何区分商业欺诈与热情的推销或误判的乐观主义变得更加复杂。

试图在经济变革的边缘摸索出一个新企业的初创公司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素——技术创新的过程，消费者品位的变化，营销策略的有效性，以及管理协调的模式。由于它们所处的经济部门被普遍认为具有巨大的潜力，总会出现几家重要的初创公司。因此，尽管处于不成熟市场的公司不必担心根基牢固的龙头公司，但它们仍然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而且对于能够产生利润的战略缺乏清晰的认识。开发新商业模式的企业家往往必须自己摸索道路，寻找能吸引潜在客户的销售说辞，并评估哪些产品线或营销策略受到青睐。而且由于在其公司开始时资本资源和信贷渠道有限，它们实现盈利的时间窗口很紧。

这种情况鼓励企业家在陈述时有一定的夸张，不论是关于其服务的优势性质、其产品的质量还是投资者的预期收益。这种趋势与美国企业家的心理特征相吻合。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创业公司的所有者自信满满，尤其是在涉足新的商业领域时。行为经济学家倾向于将这些冒险者描述为容易过度自信——一种高估个人能力的常见倾向——并且倾向于假定，即使绝大多数企业失败了，他们的企业也会成功。[23]当然，美国新的商业部门从来就不缺少愿意用别人的资本来碰碰运气的乐观人士。

在理查德·西尔斯的领域——邮件营销——的早期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早在18世纪，美国公司中至少有一部分业务是通过邮件完成的。但这种分销方式直到战后国家铁路网大规模扩张才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且直到19世纪90年代邮局才开始蓬勃发展，当时邮局先是大幅削减了邮寄目录的成本，然后削减了向农村家庭送货的费用。[24]这之后的邮购公司才可以为其商品设想真正的全国市场。然而，为了开发潜在的大众市场，它们不得不竭尽全力吸引大量消费者的注意力，且有数千家其他企业与其竞争。

这一挑战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争论。像西尔斯罗巴克一样，全国各地的邮购企业都向散发促销广告或向朋友和邻居出售商品的读者提供免费或享有大幅打折的商品。类似地，这些公司也提供了赢取奖金的机会，并为那些兜售超低折扣的客户推荐和评论文章付费，但没有披露这些客户背书背后的财务关系。他们的商品目录中有欺骗性的插图，并对现有商品进行虚假陈述，其中包括不实的断言，即亏损产品的低价是由于大量采购带来的成本节约。[25]即使是资本相对充裕的邮购行业新来者，如芝加哥的斯皮格尔家具公司（Spiegel House Furnishings），也表现出夸大事实的倾向。斯皮格尔20世纪早期的目录夸大地吹嘘自己拥有数百万美元的资本，拥有自己的工厂，有能力以庞大的购买力迫使供应商降价，并在“美国主要城市拥有25家大型商店”。随着公司扩展新的产品线，它与客户的沟通创造了与垄断企业[比如“手表信托”（Watch Trust）]竞争的比赛，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传达公司致力于消费者利益的印象。[26]邮购公司臭名昭著的欺骗性营销令20世纪早期的一份法律指南发表了评论，即“将广告转化为欺诈手段的各种报价已经过时了，仅仅在邮购领域给出可疑公告的说明就远远超出了本卷的范围”。[27]这些毫不含糊的谎言夹杂着半真半假、夸张和其他形式的夸大。在美国向完全一体化的消费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几乎每一家邮购企业都从事了一些虚假陈述。

这一现实反映了高度竞争的经济环境与依赖欺骗性营销手段之间更为普遍的关系。例如，在亚利桑那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地，采矿区、油区和新的农业投资项目得到了夸大的投资推动，这反映出它们努力在拥有众多选择的跨州投资者面前脱颖而出。区外的资本不仅为凿井、开凿沙漠运河和种植森林提供了资金，还为附近城镇的房地产开发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资金，这些基础设施将这些地区与外部市场联系起来。许多西部地区的美国人毫不介意投资商的歪曲和赤裸裸的谎言，只要它们能满足当地人对资本的贪婪渴求。一旦欺诈性的破产在遥远的投资市场（无论是旧金山、纽约还是安特卫普）上演，人们的看法就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在勘探和建城的令人兴奋的日子里，当地居民认为夸大事实，甚至更加大张旗鼓地宣传谎言并没有什么害处。[28]

在以众多参与者和缺乏互惠主义为特征的行业中，例如20世纪初的服装行业，一些公司愿意采用欺骗策略，这使得其他公司很难回避这种策略。面对激烈的竞争，城市服装零售商经常谎报服装纤维含量，并对毛皮商品采用误导性的商标。[29]在这样的环境中，存在着营销的格雷欣法则，即误导和欺骗驱逐了诚信。[30]

在更根本的层面上，商业和金融创新的过程可能会质疑什么才是欺诈。新产品的形成以及新的销售做法和会计技术的发展，经常会产生一些许多人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欺骗的方法。至少在某些情况下，由此引发的指责看起来像是愚蠢、缺乏想象力的或是自私的保守主义，而这种保守主义往往伴随着破坏性经济创新的出现。我们可以从美国早期的邮购行业看到这样一个例子。1873年秋，《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或许在忧心忡忡的农村零售商的怂恿下，或许在广告投放不足的困扰下，对蒙哥马利沃德公司（Montgomery,Ward&Co）发出了严厉警告。蒙哥马利沃德公司很快将成为美国最大的零售商。《芝加哥论坛报》信心十足地解释说，这家公司显然是一家“诈骗公司”，因为没有哪家公司能以如此低廉的价格出售品种如此多的商品。这些不实指控（因受到要提起诽谤诉讼的威胁，《芝加哥论坛报》很快撤销了这些指控）可能会搅乱公众对商业欺诈的看法。[31]

此外，有时现行的法律规则和商业惯例对新的商业实践的容许程度并不会提供多少指导。通过考察镀金时代铁路公司会计策略引发的争论，人们可以感受到这种模糊性。除了前所未有的资本和固定资产聚集，铁路公司还集合了复杂的金融结构，将抵押贷款债券与股票混合在一起。它们的管理人员必须设法计算设备折旧及固定费用和营运资本之间的差别，并对分散的业务收入做出预测。通过合并和整合分支机构建立区域系统，对如何将子公司的资产、负债和收入与母公司的资产、负债和收入联系起来提出了更多的困惑。最后，铁路不得不与股票和债券持有者，以及北美和欧洲西北部潜在的投资者交流复杂的财务状况。[32]几十年来，除了商业出版社和美国证券的欧洲持有人坚持要求铁路公司向投资者提供详细的、经审计的财务账目之外，铁路公司管理者几乎没有遇到过有关如何开展此类工作的明确规定。[33]

铁路公司内部人士在这种环境下拥有巨大的信息优势，许多人通常通过欺骗的策略利用这种优势。高利润的项目有时将建筑费用列为经常开支，以便通过减少账面利润来抵御降低股息的压力；在其他关键时刻，他们会夸大开支以证明低派息是合理的，或者隐瞒关于特别派息的消息，以便内部人士可以先低价买进股票。陷入困境的铁路公司将运营成本计入建设账户，以掩盖当前的财务困难。当经理们希望在缺乏盈利能力的情况下支撑债券和股票价格时，他们可能会隐瞒债务总额的数据，或者拒绝计入发动机、汽车和轨道的折旧。[34]这种财务上的欺骗导致农业利益集团和记者们大声疾呼这是欺骗和欺诈。1870年，《商人杂志》（Merchants’Magazine）总结道：“铁路主管们诈骗的诱惑是巨大的，而对他们的检查是微不足道的。”[35]但是，铁路会计中一些有争议的做法代表了解决缺乏明显先例的问题的新方法。折旧的处理和非建筑固定费用的处理最初之所以被如此广泛地自由裁量，是因为以前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

为维护庞大的铁路网络而进行的会计工作所提出的问题，把经济活动参与者带到了未知的领域。这些经济领域中有更多或更少人们所熟悉的特征，若熟悉的特征足够多，以至于许多交易方和观察人士都提出了对虚假陈述的抗议。但新经济世界带给人们的陌生感，让企业家们更容易辩称，他们缺乏权威的文化或法律指引。从陆地隐喻到行为经济学的航海语言，这些新情况缺乏明确规定的、清晰的道德之锚。这种情况加强了从信息不对称中获利的动机，同时也为个人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向自己和他人证明，他们没有违反任何既定准则。

邮件诈骗的不确定性

认识到熊彼特的企业利润中欺诈的复杂性有助于澄清20世纪初邮政检查员所面临的挑战。许多被指控违反邮件欺诈法规的企业，如西尔斯罗巴克，都是在相对不成熟的市场上运营的，这些市场的前景吸引了大量进入者，但它们尚未发展出龙头公司，也没有明确的商业战略以产生可靠的利润。也就是说，无论是折扣、商品质量还是销售代理赚取的佣金，它们都面临夸大事实的强烈动机。对于莫德勒·米勒创立的印第安纳州化妆品公司这样的企业来说，要想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对其东方卷发液、著名的百合花束或草叶（一种治疗“柔弱女性”的药物）的神奇性能做出夸张的断言。沃克制造公司（Walker Manufacturing Company）对其主打产品生发水热情洋溢的描述背后，也隐藏着同样的动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为了进入快速发展的汽车市场，一个相对资本不足的企业家，如路易斯维尔两家短命的汽车公司的总裁B.H.兰伯特（B.H.Lambert）别无选择，即使在他遇到重大工程设计问题的时候，也只能向潜在的交易商和投资者承诺，他的工厂即将生产汽车。[36]

在美国向一体化消费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想要成为先行者的努力，往往会促使企业不认真对待虚假陈述。换句话说，新产品的形成和新型销售做法的发展经常会产生一些让观察人士感到无法接受的误导性说法，即使这些说法不一定受到现行法律规则或商业惯例的禁止。随着邮政检查员介入邮件欺诈调查，他们发现自己试图在由此产生的法律模糊地带中找到方向。

以韩国移民查尔斯·杨为例，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芝加哥创建了一家批发二手服装的企业。杨在夏威夷接受了中学教育，在旧金山当了几年服务员后，前往中西部接受大学教育。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得学位后，他在一家制造地毯清洁设备的公司当了几年旅行推销员。这份工作让他意识到芝加哥二手服装行业的商机，1924年，他自筹资金进入了该行业。起初，杨的视野局限于当地市场。他在破产拍卖会上购买存货，让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女性员工清洗和修补这些衣服，然后把这些整理过的物品转售给芝加哥南区的零售商，这些零售商再出售旧衣给该市迅速增加的非洲裔美国人。然而，在创业的一年内，激烈的城市竞争促使杨从中西部和南部的农村店主那里寻求商机。在他的商业模式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是对库存进行分级，因为他向服装零售商提供各种各样的二手商品，并将这些商品按质量排名，如第一、第二或第三等级。在几个向邮局投诉的零售商看来，这名芝加哥人没有履行他的诺言。相反，他把假冒伪劣的衣服冒充更有价值的等级的衣服，并失实地承诺店主每天可以从清仓甩卖中赚到75美元。[37]但是，究竟是谁来决定等级之间的区别呢？仅出于理论，还是依靠天天分类修补过的裤子和衣服的经验？如何判断对二手衣服需求的估计是否可信呢？

围绕美国主流的小型零售商体系建立分销网络的挑战，引发了类似的难题。例如，依赖于当地销售代理的邮购公司经常采用类似于后来被称为多级营销的激励结构。这些方案鼓励代理商不仅销售公司的产品，而且推销销售代理提供的商业机会，并向为销售网络招聘其他人员的代理商提供长期报酬。在某些情况下，就像莫德勒·米勒的化妆品公司一样，这家制造商不仅关注商品，还关注销售代理机构，并就如何利用社交网络销售公司的产品提供了广泛建议。[38]对包括邮政检查员在内的批评者来说，这些做法只不过是一种欺诈性的彩票交易：他们向少数代理人许诺高额回报，而很少考虑成功的渺茫机会。[39]

然而，这种方法在美国商业文化中有很多先例。几十年来，寿险公司一直采用类似的策略，如果某部分投保人比其他投保人更长寿，他们就有可能获得特别高的回报，以诱骗唐提式保单的购买者，并根据其下级代理人的销售情况，对代理人给予高额补偿。尽管人们大肆宣扬多级营销的阴险之处，但许多美国人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可以让缺乏资本的个人有机会获得独立的所有权。正如一名联邦法官在驳回1925年针对纽约市一家袜业公司的“连锁”营销方法的欺诈令时所说的，该公司的“骗局……可能是一个明智的商业主张，也可能不是，但邮政部门并不是美国人民从事商业活动的监护人”。正如这句话所表明的，区分允许的引诱和非法的欺诈远非一件显而易见的事。[40]

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经济活动的加速促使产生一些更加模糊的法律地带，甚至在一些似乎相对简单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例如指控公司没有交付顾客已付款的货物，或指控交付未经同意的替代品。1927年的查尔斯·杨，就像1895年的西尔斯罗巴克一样，面临着这样的指控。两家公司的回应都指出，这些控诉不一定是合法的，而且一旦一家公司的业务上了规模，消费者和供应商的欺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杨坚持认为，一些不满的顾客要么试图退回公司并未销售的商品，要么以欺诈手段退回一堆破烂，并威胁说如果他们没有收到全额退款，就会向邮政检查员举报。正如理查德·西尔斯在给邮政当局的一封信中所言，“投诉是不可能避免的”，因为出了名的急躁的农民对其货物“焦躁不安”，而且他的公司现在每月都要处理价值“大约15万美元”的订单。[41]西尔斯和杨在30多年前提出的关键问题在于，企业建立了评估和回应客户投诉的系统。但谁又能说，一个企业特定的投诉系统是否符合商业公平交易的标准，足以维持这家企业可以合法享有邮政网络？

在金融市场内部，向大众市场出售证券或投资建议的努力，也对什么是适当的诚信准则提出了同样令人烦恼的问题。1895年科罗拉多州的孤儿延伸矿坑（Orphan Boy Extension Mine）、1916年新泽西州纽瓦克的潘恩统计公司（Paine Statistical Corpo-ration）及其总裁J.奥弗顿·潘恩的邮件欺诈诉讼中，这样的困境尤为明显。发起人N.C.美林（N.C.Merrill）和弗兰克·P.阿巴克（Frank P.Arbuckle）是孤儿延伸矿坑背后的关键人物，在东部的报纸上，他们大肆宣扬孤儿延伸矿坑是潜在的金银富矿，吸引了科罗拉多州的知名人士担任公司董事。为了吸引财力有限的投资者，美林和阿巴克遵循了19世纪晚期大多数矿业公司的做法，将股价定在1美元。丹佛邮政检查员威廉·麦克梅肯（William McMechen）建议对孤儿延伸矿坑发出欺诈令，他坚持认为，政府必须以持久的怀疑态度看待此类行为。麦克梅肯认为，每年都有更多“所谓的矿业公司”出现，而且在西部司法管辖区，由于“当地法律在这方面的松懈”以及与出售矿业证券相关的“松散惯例”，几乎不可能对欺诈发起人提起法律诉讼。鉴于25%的佣金流向了出售“孤儿”股份的东部代理商，以及一些专家对其前景的尖锐批评，这名邮政检查员认为该矿是“乌托邦式”的，邮局不应向这种公司提供寄信服务。[42]然而，联邦政府官员究竟应该如何区分这种毫无希望的“乌托邦式”矿井和合理的投机矿井呢？而且，为什么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的意见会阻止一家矿业公司向可能希望为其提供资金的美国人发出通知呢？

对J.奥弗顿·潘恩的邮政调查，也反映了对“无辜”且容易“受骗”的投资者一种类似的家长式关切。19世纪90年代末，潘恩成为纽约市首屈一指的投机商，专门从事市场操纵，并从中获利。他从将快速运输（Rapid Transit）和美国糖业（American Sugar）整合成一家大型经纪公司的“杀戮事件”中获利之后，因投资一家汽车公司和几项发明而遭受了巨额亏损。在世纪之交，人们指责他的经纪公司不过是一家高调的投机商号，于是他不再担任证券经纪商。相反，他开始通过市场信函和警报提供财务分析，为订户提供对整体市场状况和特定股票的评估。在宣传其服务以及市场信件和电报本身的通告中，潘恩将他的专长知识描述为依赖于经济数据的积累[这些数据大多是从罗杰·巴布森统计服务公司（Roger Babson’s Statistical Service）等新企业处购买的]，以及对这些数据的精密评估。潘恩承诺，他的“建议”与其股票操作无关，并警告称，他的评论仅代表一种观点，不能保证产生正回报，并建议订户只与声誉良好的经纪商进行交易。如果订户对他的分析不满意，他们有权要求退款。

然而，潘恩的广告同时也包含了美国“快速致富”的传统。他的市场信函表达了对普通人“在股票和小麦市场上发财”的能力的信心，同时兜售了一份精辟的建议记录，让“成千上万”的人“从我的每日市场信函中获利”。他还经常抛出关于股票或大宗商品的“一条非常特别的信息”，暗示他掌握了某个投资池运作的内幕消息。[43]潘恩的经营模式是否代表了一位积极进取的商人的乐观自大？他试图打造一种新型金融服务，对此，睁大眼睛的美国投资者应该知道，对这种金融服务持保留态度，尤其是在美国证券和大宗商品市场存在猖獗的基于消息的操纵行为的情况下。还是说，它构成了一种巧妙编织的虚假陈述，会导致缺乏经验的投资者蒙受重大损失？

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些问题迫使邮政当局努力解决工业化经济中市场营销的道德经济问题，从而重新考虑尊重企业自由和维护国家保护美国市场免受骗子攻击的责任之间的艰难平衡。由于处于经济变革最前线的行业往往吸引了不成比例的赤裸裸的骗局，这让联邦官员试图达到这种平衡的努力变得复杂起来。鉴于资本主义创新吸引了老练的骗子，邮局官员有充分的理由强调对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以及在商业言论中维护公众信心。诸如安东尼·康斯托克等大都市反欺诈团体联合任命的邮政检查员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倾向强化了这一思路。考虑到他们对19世纪后期新教道德主义的坚定承诺，以及由此而来的对酗酒、赌博和卖淫的强烈反对，这些官员们被那些与彩票有几分相似的营销策略所震惊，其中包括招募代理人的“连锁”方法。[44]

1894年，艾奥瓦州基奥卡克的一名邮政检查员在一份备忘录中建议对伊利诺伊州共同人寿保险公司（State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Illinois）下达欺诈令，这完美地概括了由此产生的官僚家长式作风的深度。这家公司是众多债券投资骗局之一，由于邮局在路易斯安那州彩票大战中获胜，彩票被打击后出现了债券骗局。这些公司的运作方式很像唐提式保单和传销。他们承诺立即向债券序列号较靠前的投资者支付大笔款项，并且只有在大量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债券的债券持有人未能完成购买时，才会向其他买家提供可观的回报。检查员W.G.D.默瑟（W.G.D.Mercer）辩称，州共同人寿的债券是基于随机产生奖金的虚假承诺。默瑟将公司产品描述为骗取美国人辛苦挣来的积蓄的一种新奇的彩票制度，默瑟为“能够介入这些骗子和那些毫无戒心的受害者而深感自豪。这些受害者们为了发财的空洞希望，不惜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45]

在某些情况下，邮政官员的道德主义鼓励将“欺诈”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进行明显的扩展，艾奥瓦州的出版人A.S.伯勒尔在1896年发现了这一点。伯勒尔为区域性店主开发了一套完整的业务服务。这些商家可以通过订阅他的《州际追踪者》（Interstate Tracer）来了解信用状况。《州际追踪者》是一份简讯，结合了地区经济新闻和赖账消费者的名单。零售商也可以求助于伯勒尔的信用评级系统，这是一种通过“商业记者”对个人信用进行保密评估的专有服务，同时也可以求助于与之配套的债务催收服务——艾奥瓦州商人协会。当公司发出拖欠债务人的通知时，商人协会就会给那个债务人写信，解释说如果不付款，就会通过《州际追踪者》和伯勒尔的机密信用评估公告，将其不良信用评级传播出去。有几个债务人向邮政当局投诉这种操作，邮政当局发出了一项欺诈令，理由是托收信是敲诈。欺诈，在这种情况下以及与之相关的案件中，不仅包括虚假陈述，还包括带有胁迫意味的经济交流。[46]

尽管如此，与带有一丝赌博色彩的营销做法或催收债务的胁迫策略的对抗，仍然留下了相当大的模糊区域，在这一区域内，违规行为确实应该导致无法享有邮件服务。面临欺诈令诉讼的个人和企业放大了与这一行政行为相关的风险，因为它威胁到了其创业的能力。1896年，俄亥俄州一家小型化妆品公司的律师告知华盛顿官员，邮局威胁要“摧毁”他们的客户。20年后，J.奥弗顿·潘恩对这件事的描述更加戏剧化，他坚称：“对任何有地位的人发出欺诈令，比判死刑还要糟糕一千倍。”这预示着“绝对的毁灭和永远的耻辱”。[4720]世纪早期美国监狱的囚犯肯定不会同意这种说法；但欺诈令确实严重威胁到了商业声誉和商业前景。

西尔斯一案表明了邮局的行动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使一家公司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以免受虚假陈述指控的情况成倍增加，并将最初对欺诈行为的认定变成一种自证预言。最直接的影响是，针对西尔斯罗巴克的欺诈令阻止了一些客户接收订单，这引发了新一轮的投诉。甚至在该欺诈令被撤销之后，它仍然影响着对商业诚信的评估，就像许多读者并不知道后来报纸撤回了原稿那样。到1895年底，一个此前居然还为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担保的民选官员，写信给邮政当局道：“公司目前的做法具有这样的特点，我认为没有必要允许任何可以被解释为赞同它们的事情继续成为记录事项。”更令人担忧的是，关于最初欺诈令的消息挥之不去，导致一家著名的乡村期刊警告读者，西尔斯罗巴克的促销活动是“荒谬的”承诺，“根本无法实施”，邮局把这家机构打上了骗子的标签。这是一个强有力的例子，通过国家的新闻欺诈监测渠道，法律范畴对经济声誉和身份具有深远的影响。[48]

考虑到这一严峻的现实，邮局经常接受与具有许多诚信企业特征的企业达成和解，虽然这些企业也采取了一些有争议的欺骗策略。当“合法企业大肆宣传，误导公众”，但“无意欺诈”时，美国邮政部门宣布，其政策是允许“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整”，要么与愤愤不平的客户达成和解，要么更常见的是，正式保证公司将“消除”令人反感的营销做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发生了数百次调整，通常是通过撤销现有欺诈令，就像西尔斯罗巴克的情况一样。[49]然而，正如两名著名的美国商人爱德华·加德纳·刘易斯和乔治·格雷厄姆·赖斯的经历所证明的那样，妥协绝不是不可避免的。

这两家公司的推销者和积习成癖的推销员都可以宣称自己具有显著的创业精神。刘易斯和西尔斯一样，发现了农村市场的潜力。他出生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并在那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创办第一家总部位于圣路易斯的大型企业之前，他曾担任过几个销售职位，其中包括大力推销和大幅打折的杂志。这些期刊依靠广告收入，特别是迎合农村妇女的需求，发行量超过了全国领先的杂志，刘易斯的旗舰产品《女性杂志》的发行量达到了100多万份的最高纪录。到1905年，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农民对有限的金融选择感到失望，于是他创立了美国第一家邮购银行——美国人民银行（People’s United States Bank）。这家机构提供储蓄账户、小额贷款和廉价的转账服务。他认识到农村教育也存在类似的需求，便成立了提供函授课程的人民大学。刘易斯试图通过圣路易斯郊区的房地产开发来整合这些业务，所以他主导了大学城的建设，这个计划中的社区之后成了他的印刷厂、银行、大学以及后来的美国妇女联盟（American Woman’s League）的所在地。美国妇女联盟是一个由妇女俱乐部组成的伞形组织，负责协调杂志订阅的营销工作。

乔治·格雷厄姆·赖斯在世纪之交时曾担任纽约市的报社记者，并在新奥尔良担任赛马情报人员，他的经历为后来试图将投资信息带给大众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机会。1905年至1908年间，赖斯通过新闻机构向东部报纸提供有关西部矿区的报道，从而促进了内华达州矿业公司的发展。1908年，他搬回纽约市。在接下来的25年里，他成为了几家专门从事矿业和石油股票的经纪公司的主导力量，并利用折扣佣金来吸引远方财力有限的投资者。同时，他还通过一系列投资日报——《矿业金融新闻》（Mining Financial News）、《工业与矿业时代》（Industrial and Mining Age）、《华尔街反传统人士》（the Wall Street Iconoclast）和《金融瞭望塔》（Financial Watchtower）——帮助推广金融投资机会，其中一些报纸的订户达到了数十万人。

这两名革新者的企业引起了邮局持续20多年的敌意。1905年，刘易斯接到一份欺诈令，这令他的银行陷入混乱，最终导致银行倒闭。在随后的7年里，他因为邮件诈骗面临一系列的刑事起诉和审判。尽管他没有被定罪，但与这些指控相关的财务成本和声誉损失，使他在圣路易斯社区计划中的出版、教育和房地产企业陷入瘫痪。1912年，刘易斯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里他又转向了杂志出版和阿塔斯卡德罗镇的房地产开发，同时涉足了几家采矿、运输和石油企业。他为这些新业务向投资者发出的呼吁再次受到邮政审查，这不仅导致了另一项欺诈令，还导致了邮件欺诈的刑事定罪。赖斯发现自己更频繁地受到邮政机关的欺诈调查。1903年，他收到了一份欺诈令，1909年、1918年和1927年，他分别面临邮件欺诈刑事指控。起诉书指控，经纪公司客户受到欺诈对待，或者在证券营销活动中进行了虚假陈述，导致赖斯的企业连续三次被定罪。[50]

刘易斯和赖斯永远不会被误认为是商业道德的典范。在建立他的圣路易斯帝国之前，刘易斯的职业生涯是曲折的，他为销售专利药品和杀虫剂的公司工作，这些经历让他意识到广告的力量，并促使他进入出版业。此后，他一再被指控夸大了《女性杂志》的发行量。为了说服他的农村订户购买人民银行的股票（数千名农村订户确实买了它），他郑重承诺，新的金融机构将由具有丰富银行业经验的外部董事监管，他自己将投资100万美元，银行的资本和存款都不会贷给刘易斯的其他业务。成立银行后，刘易斯违背了每一个承诺。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一再从一群忠诚的核心投资者身上榨取钱财，总是请求最后一笔注资，以维持他们共同的致富梦想。[51]他收购了西部矿业和石油公司的控股权，专门推销这些公司的股票。他的经营模式包括不断吹嘘公司前景，以及通过复杂的市场操纵来推动股票价格上涨，从而鼓励看涨的投机者购买他的证券。此外，他的经纪公司多次面临客户的指控，称其操纵订单、不交付股票，以及挪用保证金购买作为抵押品的证券。到20世纪20年代初，赖斯已经赢得了杰出的“推销海盗”“情报贩子之王”的名声。[52]

不过，两人都可以指出，他们的业务范围与西尔斯罗巴克和其他解决了邮件欺诈指控的企业所强调的类似，都是可以开脱罪责的。刘易斯的《女性杂志》是美国第一批承诺其订户免受广告商欺诈的出版物之一。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出版物上，刘易斯都坚称，他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为自己公司的任何股票支付股息，更愿意将利润用于再投资，而且他坚定地打算履行自己对人民银行做出的承诺。他坚持认为，他兑现这些承诺的能力由于外部董事任命的意外中断，以及邮件欺诈调查的消息带来意外的流动性短缺而受到延误，这迫使他必须向其他资产提供过渡性贷款，以维持关联企业健全的财务状况。他说，这些贷款有优质的抵押品作支撑，为大规模、有价值的房地产开发提供了资金。最后，他强调了其银行在审慎管理方面的记录，1906年，一份独立评估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点。即使在清算过程中，尽管欺诈令和随后的州破产接管造成了非同寻常的损害，但该机构仍履行了对储户的全部义务和对股东87%的义务。[53]

在赖斯最早与邮局发生冲突时，他强调了与公司整体业务相关的投诉数量很少，以及公司为解决投诉所做的努力。他进一步将许多投诉描述为投资者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这些投资者没有按照指令获利了结，并坚称，任何其印刷物上的虚假陈述都不反映欺诈意图。正如他在1911年的回忆录中所言，任何人都不应想当然地认为：

因为一个推销者描绘一家矿业企业盈利的机会巨大，而你后来会发现，他的预期并没有实现，因此，这个推销者实际上是一个骗子。大金融家容易犯错误，小金融家也一样。毫无疑问，每天都有严重的错误陈述，人们用阴险的方法诱使你对各种证券的价值形成一种比事实所证明的更高的看法。但是矿业公司的推销者只是人，诚实的人往往被他们自己的热情冲昏头脑。

在这本回忆录和后来的金融出版物中，赖斯始终以局内人的视角看待金融市场的实际运作，揭示了那个时代如此普遍的操纵和利益冲突。从最初的投资开始，他就警告投资者，他持有其所吹捧的公司的股份；他还提醒他们，投资者应对自己的钱承担风险。赖斯进一步否认参与了拉高出货的计划，并指出，一旦繁荣转为萧条，他总是用利润来支撑股价；他还坚决认为他操纵股价的策略，无论是通过新闻报道的传播还是通过市场操作，都与华尔街的典型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同。[54]

刘易斯和乔治·格雷厄姆·赖斯的营销实践当时可以说是处于含糊不清的法律地带。他们建立了大量的创新企业，同时在商业言论和行为上表现出不那么一丝不苟的诚信。联邦政府对他们的处理是随事而定的，而不是由商业行为决定。但是，对法律偶然性的强调暗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谜团。鉴于针对刘易斯银行和赖斯经纪公司的强硬执法行动，我们如何解释邮政官员愿意与西尔斯罗巴克、莫德勒·米勒化妆品公司和潘恩统计公司等企业达成和解？

明智的法律立场无疑有助于抵御邮件欺诈指控。能够将引发官方调查的不满情况结合起来，是说服邮政当局推迟发布欺诈令或暂停已经生效的欺诈令的一种方式。西尔斯罗巴克和查尔斯·杨在与邮局的互动中有效地采用了这种策略，他们都强调，顾客的不满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并解释了他们的补救制度。这样的争论最好伴随着对联邦当局的忏悔和顺从。这些官员通常希望看到某种形式的道歉，因为他们在报纸上发布了“花言巧语”的广告，发布了“过于诱人的通告”，依靠连锁营销，或者以其他方式引起邮局判定为欺骗性商业言论的地方。[55]他们同样认为公司会对顾客的投诉作出积极的反应，就像理查德·西尔斯在1895年至1896年间所做的那样。西尔斯谨慎地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因为他“得到了这个机会，向你们的部门表明，我们愿意、也渴望执行来自该部门的任何建议”。[56]最重要的是，邮政检查人员要求各公司订立规定，停止进行令人反感的营销做法——A.S.伯勒尔式的信用报告和收债方式；沃克制造公司声称其生发器确实带来头发生长；皇冠汽车公司在实际生产前招揽更多的代理商；J.奥弗顿·潘恩的“任何人都能发财”的咒语。

在邮件诈骗案件中，希望邮局给他们一些宽限的企业主也很好地依赖了有影响力的法律代表，即使他们并不具备邮件诈骗诉讼程序的详细知识——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况。进行和解的几名企业家聘请了知名律师为他们辩护：理查德·西尔斯聘请了一名华盛顿特区的知名律师；J.奥弗顿·潘恩聘请了一名前新泽西州联邦检察官；沃克的财产依赖于印第安纳州的一名前州长。这些人用他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来影响邮政司法，使人们相信调整后的营销做法是可靠的。

然而，模棱两可的法律论据、根据联邦官员指示调整营销做法的意愿，以及令人生畏的法律代表，并不总是能与邮局达成和解。刘易斯和乔治·格雷厄姆·赖斯都能提出强有力的法律案例，尤其是关于欺诈意图的问题。两人还与当局合作，至少最初是这样，令邮政检查员可以广泛查阅他们的账簿，并表现出一些调整营销做法的意愿。1905年的欺诈令颁布后，刘易斯停止了一家杂志的多级营销推广，并兑现了吸引外部金融家进入其银行董事会的承诺。赖斯越来越明确地提醒其内幕消息的读者，注意他对他所吹嘘的股票的兴趣。两名发起人还依赖于法律界的重量级人物作为代表。1910年，赖斯的法律团队由一名前纽约市地方检察官领导；20世纪20年代，他的律师包括一名前纽约州州长和一名前联邦检察官。刘易斯聘请了几名重要的律师，其中包括一名与本案密切相关的前邮政高官。[57]

另一种可能是，社会身份影响了邮政调查人员对公司指控的评估。考虑到这一时期对边缘群体成员给予的法律关注时间相对较短，人们可能会认为，非白人、移民和非新教徒将面临来自邮政检查员更严格的审查。事实上，邮件欺诈诉讼的趋势表明，人们对那些并非由土生土长的新教白人男性经营的公司的怀疑加剧了。例如，调查查尔斯·H.杨事件的芝加哥邮政检查员，对多次邀请他参观杨的二手服装业务、参观批发商的质量控制体系以及采访处理顾客投诉的员工的要求置之不理。相反，这名检查员仅仅是基于白人店主的投诉，以及他在芝加哥邮局对韩国商人进行的简短采访，就提出了一项欺诈令。作为一名亚洲商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与处境相似的白人批发商相比，杨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出于同样的原因，乔治·格雷厄姆·赖斯之所以受到密切关注，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社会出身和犯罪史。赖斯原名西蒙·雅各布·赫齐格（Simon Jacob Herzig），是犹太移民的儿子，虽然他家境富裕。这名特别的推销者在19世纪90年代因伪造和盗窃而被判入狱后，改名换姓。[58]

但杨的案件还显示，面临邮件欺诈指控的个人可能会反驳邮局对其商业诚信或商业诚信缺失的假设。在听证会上，杨通过韩国政府驻华盛顿特区专员的证词，以及其美国本土白人女雇员的书面陈述，提供了大量证据以证明他是诚实可信的。此外，杨还强调了他依靠芝加哥一家顶尖广告公司来制作发给乡村店主的广告传单。[59]

事实上，那些与邮局达成某种和解的公司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有能力动员一群经济和政治上的庇护人，为他们的合法性提供担保。理查德·西尔斯仔细地记录了一长串信任他的制造商、批发商和银行家的名单。莫德勒·米勒不仅说服其前任雇主，即新卡莱尔的邮政局长，向负责其案件的邮政官员发送了一份关于其为人和品性的文件，在当地商人中也流传着一份呼吁暂停其欺诈令的请愿书，并成功策划前国会议员发出一封立挺她的信件。A.S.伯勒尔甚至组织艾奥瓦州的商人给该州国会议员写信，国会议员随后写信给邮局部门，解释伯勒尔在他的地区享有正直公民的信任。[60]

邮件欺诈诉讼中社会联系的重要性突出表明，对于希望抓住机会及规避工业化和日益一体化的国民经济所造成的风险的企业家来说，进入这种网络起着关键作用。除了可以更容易获得信贷、商业情报和新业务来源外，如果触犯了法律，社交网络还构成了一种方便的保险。因此，邮件欺诈调查反映了19世纪美国对赦免申请的处理，或那个时代资不抵债的企业主为东山再起所做的努力。与寻求赦免的囚犯或试图重整旗鼓的破产者一样，面临邮件欺诈指控的企业家的目标是获得第二次机会，从惩罚和耻辱中获得喘息的机会，重新获得或支撑一个更体面的社会身份的机会。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通往新开端的途径包括调动有关精英的个人支持意见，不论是请愿书还是商业背书。[61]

对于伊利诺伊州共同人寿保险公司这样的企业来说，尽管该公司出售的储蓄工具与彩票极为相似，但它凭借其高管和董事的地位和人脉成功撤销了1894年的邮政欺诈令。该公司通过其律师，对联邦政府“抹黑该州诚实、受人尊敬的公民的品格和业务”（包括一名前州长）的意图发起了愤怒的抗议，同时承诺不再从事任何政府认为有问题的营销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邮局很快就软化了态度。相比之下，小型企业的所有者缺乏足够的影响力，无法说服当地知名人士为他们说话，因此很难扭转失去邮政特权的局面。劳拉·托马斯（Laura Thomas）的经历就是如此。她是印第安纳州埃尔克哈特（Elkhart）一家邮购化妆品公司的经营者，她的商业行为与莫德勒·米勒极为相似。然而，与米勒不同的是，托马斯没有大量的证言可以参考，1895年冬天，她悲情的呼吁被置若罔闻。[62]

然而，就像求助于经验丰富的法律顾问一样，动员积累的社会和政治资本也有其局限性。乔治·格雷厄姆·赖斯和E.G.刘易斯都打出了这张牌。尽管有犯罪记录，赖斯还是吸引了一些知名人士担任公司董事，并在1920年说服了一些知名记者和一名前货币监理署署长加入他的管理团队。这些都使他的行动获得了更大的尊重，但并不能免于被起诉。[63]在1905年接到针对其银行的欺诈令后，刘易斯得到了两名前密苏里州州长、圣路易斯商界的重要人物、数千名订户和投资者，以及几名国会议员的大力支持，这些国会议员煞费苦心地强调了这名发起人长期以来在共和党方面的资历。超过1.5万人和“21个制造业、商业和民间组织”为他签署了一份请愿书，但这些努力并没有说服邮局撤销欺诈令。[64]有效地部署商业网络是对邮政部门商业欺诈指控的另一个关键反应；但再一次，单靠它本身并不能消除欺诈令或邮件欺诈起诉的威胁。

对刘易斯和赖斯来说，由于竞争的性质，寻求某种法律解决方案的道路特别艰难。刘易斯和他的许多支持者从不厌倦争论，他们担心许多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中西部的出版商，包括最重要的《圣路易斯邮报》和《圣路易斯镜报》的所有者，他们因为刘易斯打算创办一份与之竞争的报纸而受到威胁；全国各大快递公司和银行，都做了大量的转账业务；还有邮局本身，它出售汇票，并计划进军邮政银行业务。赖斯严重冒犯了西部的主要矿业财团、受人尊敬的东部经纪公司、矿业杂志和投资银行。他一再在纸面上痛斥国家经济体制中的这些堡垒，一再试图操纵股市，以及他揭露金融精英从事类似活动的行为，使他树敌众多。[65]

人们不必想当然地认为，邮政官员盲目地按照秘密企业资方的出价得出结论，认为难以动摇的竞争对手颠覆了邮政司法的天平。刘易斯的麻烦始于当地报纸的曝光，这些曝光主要依据一名心怀不满的前合伙人提供的信息，这导致了联邦政府的全面调查。甚至在欺诈令发出之前，其崭露头角的商业帝国又受到了一个巨大的震动：另一家圣路易斯日报刊登了一份被泄露的邮政检查员针对其活动的报告，对他的担忧引发了一场信心危机，大大减少了信贷来源，使他未能实现对邮购银行所承诺的投资。[61909]年，面对赖斯经纪公司诽谤诉讼的竞争对手《工程与矿业杂志》和一名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的私家侦探，都向邮政检查员提供了有关赖斯的信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金融机构提供的证据再次使联邦检察官得以起诉这个矿业公司推销商。[67]

这里的关键动力是商业对手的顽强坚持、对邮政当局的监管重点的了解，以及收集或传播有罪证据的能力。在适当的情况下，即使是相对较小的公司也可以对邮件欺诈的审议进行重大干预。事实上，与邮局达成和解的欺诈令接收者有时也会扮演这一角色。在接到欺诈令后，零售信用报告提供者A.S.伯勒尔决定自己承担起责任，成为了一名邮政哨兵，向华盛顿的官员通报了他所在地区的所有其他信用报告公司，这些公司威胁要将拒付作为一种收债策略公之于众。伯勒尔很满意地促成了几起针对竞争对手的欺诈令。19世纪90年代初，北印第安纳州的一家化妆品制造商接到了一份欺诈令，该公司同样成为了该行业其他公司欺诈行为证据来源的主要渠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邮政诈骗提起诉讼使得一些企业主有能力成为他们在美国市场上“事实上的邮政警察”。[68]

来自竞争对手的压力绝不能保证邮政当局会发出或维持欺诈令。接受调查的企业经常试图通过指出这些是由其商业竞争对手煽动的，来削弱针对它们的指控。如果企业有足够的商业信誉，即使是有影响力的投诉者也可能发现邮局对其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声无动于衷。这是1907年一名南方国会议员试图促使邮局对纽约棉花交易所欺诈调查的结果。南方农业和商业利益集团辩称，该交易所允许其会员以劣质棉花替代优质棉花交割期货合约，这是一种压低棉花价格的欺诈行为。这一指控与针对芝加哥谷物升降机运营商的攻击极为相似，后者最终导致了新的州检查制度。但是纽约棉花交易所的主席傲慢地对投向其组织的抨击置之不理。他在一封公开信中宣称：“以任何借口或任何目的，对本城商人所创办的具有35年以上历史的特许机构进行此种攻击，或对其会员的诚信作出此种暗示是可悲的。”邮政官员对此表示同意，没有发现交易所有任何不当行为。对于商业机构的成员来说，发出欺诈令的障碍可能相当大。[69]

因此，当面临经济变革边缘的棘手案件时，邮政当局往往会对部分由商业利益汇集而成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做出积极的反应，尤其是如果这些利益关系密切，而被指控的企业与商业精英缺乏强有力的联系之时。邮政部门这种概念化处理邮件欺诈的方式有助于解释其对西尔斯罗巴克的处置。这家芝加哥邮购公司确实遇到了一名零售店主提出的至少一项法律异议，这名店主的业务受到了严重冲击。1895年，西尔斯罗巴克的迅速发展招致了不少抱怨，其中一些来自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市的自行车经销商，他们坚持认为西尔斯把次品冒充高质量的商品，使他们的生意受到了西尔斯减价产品的影响。[70]

但事实证明，这种单独的调停不过是小事一桩，因为西尔斯能够指出，他的公司要求供应商提供质量保证，更重要的是，西尔斯培养了与政府的私人关系。在撤销对其公司的欺诈令后，这名前火车站站长非常小心地满足了联邦政府对他的业务提出的任何要求。他定期拜访芝加哥的首席邮政检查员，询问客户的新投诉，并在出现纠纷时亲自处理，即使这些纠纷涉及的商品价值只有一美元。与此同时，他与华盛顿的官员保持密切联系，至少有一次向他们发送了一份促销计划的复印件，以确保该计划不越过任何法律界限。（其他几家公司对邮件欺诈调查的反应类似，邀请邮局审查营销材料。）理查德·西尔斯对邮件欺诈调查的回应是，将自己的社交网络延伸至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农村店主也许抱怨过西尔斯罗巴克，但是在西尔斯最早期、最脆弱的几年里，他们缺少那种全国性的贸易组织，而这种贸易组织本可以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法律运动，来反对这家邮购公司更具欺骗性的市场营销形式。[71]

尽管刘易斯和赖斯可以将所有法律争论和关系置于邮局司法天平的一边，但他们无法阻止其老牌商业对手在另一边施加压力。由此产生的邮政官员之间的怀疑降低了和解的可能性，而建立信任则是和解的前提。此外，要求撤销欺诈令的被告总得对邮政官员细心逢迎，但这二人均未这么做。鉴于赖斯和刘易斯在商业实践中较为阴暗的一面，来自商业对手的持续法律压力和鲁莽的态度阻碍了双方的妥协。

最后，我们是否应该把E.G.刘易斯和乔治·格雷厄姆·赖斯看成典型的恶棍，永远调整他们的项目建议书以吸引客户，不断地努力领先法律几步，玩世不恭地利用赋予刑事被告的权利？或者，我们应该把他们看作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市场上与其他好斗的美国人没有太大区别——只是他们拙劣地挑选敌人并自食其果？如果邮政当局再放松一点，他们会不会像理查德·西尔斯那样，缓和他们的策略，走向繁荣，或许最终会跻身商界上层？这些都是没有明确答案的难题；它们强调了创业创新所引起的复杂的道德和法律问题。[72]

1912年，《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在一篇有关邮件欺诈执法的文章末尾写道：“很难在骗子和狂热者之间划清界限。”爱德华·G.刘易斯在1911年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观点，他指出，即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对各种各样的发明都非常欢迎的国家，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商业理念也经常遭遇深深的敌意。刘易斯在解释政府为什么要攻击他的商业事业时提出：“如果有什么新事物，那么它会被宣布为不可能的，是一件赝品、一个骗局，以及招徕者字典里的一切。”[73]

之前关于企业经营中邮件欺诈的故事——邮政官员不得不划清这些几乎看不清的界限，并试图将无赖的叫嚣者与商业圣杯的狂热追索者区分开来——对美国法律和美国商业的历史理解都具有启示意义。在20世纪以前，美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常常被证明是评估名誉与筛选证据和评估其法律意义同样重要，而刑事诉讼的目的往往是非正式地调整个人纠纷，而不是裁定有罪或无罪。这种模式也存在于南方农村地区和东北部城市拥挤的社区中。当北卡罗来纳州一名农民的儿子在19世纪30年代面临偷窃的指控时，或者当一名爱尔兰移民妇女在19世纪50年代找到费城的市议员对她的丈夫提出攻击罪指控时，关键问题涉及主角是谁，相关法律当局如何看待他们与更大的社会秩序的关系，他们是否表现出对这些当局的适当尊重，以及那些当局者如何认为他们能够最好地维持一定程度的社会平衡，使法律事件中的主角重新融入其社区。[74]

直到20世纪初，邮件欺诈执法还具有类似的特点，尤其是在被调查公司所处的道德环境模棱两可、围绕着众多商业创新的情况下。在不涉及纯粹赌博或明显欺诈的案件中，邮政检查员和检察官希望分销商与消费者、批发商与零售商、发起者与投资者之间实现经济上的和平。这些官员首先依靠对面临投诉的公司的行为和社会地位的非正式评估。在面对对初步判决的强烈反对时，他们不仅考虑到法律论据的说服力，还考虑到被告企业主和投诉人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关键问题涉及企业主是谁，他们如何与更大的经济和政治秩序相关联，他们是否表现出对权力的适当尊重，以及官员们如何认为他们能够维持商业平衡等方方面面。正如邮政局长乔治·科特尔尤（George Cortelyou）在1907年解释的那样，当有关营销实践的争议涉及“诚信”的公司时，邮局将充当“和事佬”并“调整难度”。[75]即使在美国工业化经济的核心地带，法律制度有时也容纳社会重新融合和因人而异的司法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常常与前现代和非西方的法律道德联系在一起。[76]

西尔斯巧妙地说服邮政官员，他达到了恢复商业和平的标准，这表明他创业成功的另一个方面。西尔斯在实现了巨大的企业规模后，在领导公司上出现了困难；事实上，直到1895年服装制造商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Julius Rosenwald）的加入，西尔斯罗巴克才巩固了其资本基础和管理能力，使其能够应对超常增长带来的压力。[77]但在公司扩张的关键时期，正是西尔斯主管与邮局的关系。他能读懂顾客的愿望和恐惧，与此同时，他还能本能地理解邮政官员的担忧。西尔斯罗巴克躲过了欺诈令的子弹，因为它的创始人让邮政检查员相信，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商人，会根据他们的感受调整业务方法。

碰巧的是，1896年并没有标志着西尔斯罗巴克与联邦政府在营销方法上的纠纷的结束。1907年，该公司在爱荷华州得梅因收到了一份邮件欺诈起诉书，指控其对目录描述进行误导。11年后，就在巴纳姆风格的“表演者”理查德·W.西尔斯放弃管理职责后很久，这家公司面临着夸大咖啡和茶的质量的指控，以及亏本商品的欺骗性营销，他们谎称这反映了批量折扣。此外，从20世纪中期开始，西尔斯罗巴克就面临着来自农村零售商的一致敌意。如今，由美国本土贸易联盟（Home Trade League of A-merica）表达这种敌意。[78]然而，在这时，这家“伟大的公司”轻松地应付了这些法律攻击，并调整自己以适应更严格的标准，以防其强大的法律部门在行政机构或法庭上败诉。

人们可以通过多年后一起邮件欺诈诉讼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来衡量这一过程，当时韩国移民查尔斯·杨的律师在不知不觉中模仿了理查德·西尔斯在邮局被询问时的表现。律师盘问过调查旧衣批发商的芝加哥邮政检查员，他强调，龙头企业如“蒙哥马利沃德、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全国斗篷和套装公司”等都像他的客户一样收到过投诉，然后问“这并不表明他们是在进行商业欺诈，不是吗？”，检查员的回答很坚决——“哦，不，不”。[79]在持续扩张和内部转型的影响下，西尔斯罗巴克已成为衡量其他企业在现代美国道德经济中所处位置的标准。

第7章　商人们为终结所有欺诈行为而战

在1933年夏天炎热的早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居民每天都可以收听电台广播（星期天除外）。这一电台节目既没有考虑下雨的可能性有多渺茫，也没有提供棉花市场低迷的最新情报。它没有提供即将到来的教会联谊活动的细节，没有出售旧货的清单，也没有记录奥斯丁或华盛顿特区新政的政治活动。相反，它提供了关于商业故事的评论和建议，这些故事过于夸张，以至于超出了可接受的经济行为的界限。这些阴暗的宣传包括可抽到巨奖的“免费抽奖”、发起人保证将为陷入困境的公司带来订单的“商业刺激”，以及虚假的就业计划。[1]在达拉斯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加入一份欺诈报告，并不是一个电台经理为了填补播出时间而做出的特殊决定。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各地的广播电台也出现过类似的节目，所有这些节目都是由当地商业改进局的工作人员提供的。商业改进局是一家致力于揭露商业骗局、提供消费者和投资者教育的非营利组织。

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商业欺诈变得更加复杂和广泛，反映了真正的大型企业的成长。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市场营销人员对支撑大众消费和投资的心理学已经足够熟悉，从而能够利用现代的诱惑和焦虑，设计出情绪化的销售说辞，这进一步使得什么是欺骗性商业言论的问题复杂化。由此产生的广告包括用户使用之后会变得更性感的肥皂，将漱口水描述为口臭克星，以及油井的部分股权神奇地将其所有者送入富人阶层的愿景。[2]

在这种令人烦恼的经济环境中，美国人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现行的反欺诈法规不足以应对当下的问题。20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改革者来自美国商界精英中的一个关键阶层，他们制定了一项影响深远的计划，以打击经济欺诈。由于担心诈骗和虚假陈述会对商业文化和经济增长造成影响，广告、营销和金融行业的许多高管集体发起了一场全面打击商业欺诈的运动。为了巩固与共和党的联盟关系，反欺诈改革家创建了几个非营利组织，通过提供伪造的财务信息、欺诈性破产、出售虚假医疗、虚假广告和其他欺骗性营销手段，以及证券欺诈等相关信息，来打击信贷采购欺诈。

本章探讨了商业机构对“欺诈问题”的诊断及其主要补救措施——公共教育运动，比如达拉斯电台的报道，更仔细地定义商业言论的真实性要求的法律改革，以及对这些限制的私人监督，这些都由与企业界有着密切联系的新型非营利组织监管，商业改进局的主管也在当中。这些组织与州当局保持密切联系，为美国正在进行的商业欺诈斗争开辟了新的战线。在此过程中，它们进一步模糊了公共监管与私人监管之间的界限。

20世纪早期的反欺诈运动表明，需要对那个时代的商业精英如何看待经济治理有更深刻的理解。在广泛的商业言论领域，这些精英中的大多数人不希望政府袖手旁观，也不希望政府只关注行业标准的制定，亦不希望政府信任可合作的行政机构。相反，商界领袖敦促各级公务员加强对误导性商业传播的法定禁令，并加强对这些措施的刑事执法力度，不过，他们得到了致力于打击市场欺诈的新型非政府机构的大力帮助。这是一项特别积极的努力，以创造“联合主义”——一种政府与商界关系的模式，国家在这种模式下促进行业内部，甚至行业之间的大量合作，目标是稳定市场条件和解决其他社会经济问题。[3]

商人们对商业欺诈行为的抗争，进一步指出了企业自律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的持久优势和弱点。反欺诈组织迅速发展了有效的行政能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官僚自治，并在企业主和管理人员中赢得了相当大的好感。这些资产构成了美国商业阶层内部某种社会运动来之不易的成果，它们使该运动的领导人能够设计和实施一项全面的战略，来打击商业上的虚假陈述。因此，追求真实商业言论的运动往往成功地挑战了长期以来的商业惯例——即保密和注重狭隘的短期经济计算——从而在许多市场上促进了买卖双方之间更透明的沟通。与此同时，这些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往往表现出一种针对移民的民族优越感，并玩弄优生学的花言巧语。此外，占主导地位的企业与反欺诈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之间的密切关系，损害了这些领导人的集体愿景，促使他们对这个时代一些最严重的经济欺诈案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这一插曲凸显了将权力交给私人监管机构的诱惑和危险，尤其是当私人监管机构与商界精英保持联系时。

一群专业的反欺诈斗士

从1896年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的当选到1932年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败选，美国人反复面临着这样的商业故事评论，即欺诈行为充斥着他们的社会。虽然这样的评论有很多先例，但20世纪早期关于商业欺诈的论述对这个问题的概括有所不同。观察人士现在考察了欺诈对一个定义更为清晰的国家经济的影响，想象甚至计算了由此造成的系统性成本。到了20世纪20年代，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为欺诈行为贴上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美元数字。表面上看，每年的信贷诈骗金额在2.5亿至4亿美元之间。据报道，保险诈骗每年从公司骗取至少10亿美元，而证券诈骗从普通美国人身上骗取的金额至少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据估计，组织诈骗（还包括消费者欺诈和房地产诈骗）每年造成的总成本通常高达30亿至40亿美元，如果这个数字准确的话，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左右。虽然这些估计的事实基础是模糊的，但它们却成为了传统的智慧，在社论、新闻报道和漫画中反复出现，就像1927年描绘了那些轻信的笨蛋咬住欺诈性股票的“鱼钩”的漫画一样。[4]

报纸上的报道和期刊上的曝光进一步表明，美国的诈骗犯有条不紊地发展出了更精细的社会模仿骗局。在19世纪，信用欺诈时有发生，但通常是对迫在眉睫的破产做出的一次性反应。到19世纪90年代末，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信用收割者”，他们不断地试图欺骗以无担保贸易信贷为基础销售商品的制造商和批发商。这些团伙首先以独立零售商的身份确立了该骗局的成员，要么提供虚假的证物，要么收购现有企业，要么开设名称与信誉良好的知名企业类似的商店。一旦这些幌子企业哄骗远方的制造商或批发商为他们提供大量库存商品，这些团伙就会把货物运走，让同伙在别处出售。负债累累的零售商要么消失了，要么虚假地宣布破产，然后迁往新的城镇，以新的商业身份，重新开始这项骗局。[5]

证券欺诈同样需要大量资金和组织能力。早在1910年，最有效的风险兜售者就出版了金融时事通讯和日报，提供对证券市场的传统评估，但也不懈地夸大由掌握内幕消息的发起人控制的某些证券发行。欺诈性的推介机构依靠越来越精确的“吸金名单”汇编，雇用了一群办事员，向数万名潜在投资者分发简报和其他宣传材料。“吸金名单”主要针对那些此前曾被证券欺诈所骗的个人。他们还负责管理高压销售团队，这些销售人员要么通过锅炉室骗局[10]，要么通过宗教复兴运动式的投资会议和参观活动进行销售。事实证明，后者在出售石油类股票和房地产投资方面尤其常见。在某些情况下，大规模的股票诈骗者甚至建立或控制了地区性的股票交易所，如波士顿证券交易所，以促进市场操纵，使投资者相信个股正处于爆发的早期阶段。[6]

那些规模最庞大的假公司竭尽全力去展示它们广阔的前景。没有哪个有自尊心的骗子会在石油繁荣的时候不靠近已知的喷油井开公司，不建造外观令人印象深刻的井架和储罐，就试图从石油繁荣中获利的。一些更有魄力的经营者通过将埋在地下的石油桶中的石油注入小溪来制造储量丰富的假象。[7]在早期的汽车工业中，像明尼阿波利斯的潘汽车公司这样的欺诈发起人，通过高昂的戏剧效果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潘汽车公司的发起人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工厂和几辆汽车，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给来访的记者和接收该公司满是照片的招股说明书的客户留下深刻印象。[8]

对于商业领袖、法律思想家和杰出的金融记者来说，美国诈骗的飞速发展给消费者、投资者、批发商和保险公司带来的危险，超出了最直接的金融成本。投资于欺诈性汽车公司的笨蛋从合法的储蓄银行提取资产，而非投资于信誉良好的企业，并增加了后者的资本成本。那些从不可靠的邮购公司购买毫无价值物品的被骗者，或者那些看了当地钢琴店虚假广告去买的人，降低了守法零售商的利润。这个信用诈骗团伙通过销售骗来的货物，给合法的零售商带来了损失，也增加了受骗供应商的间接成本。与此同时，成功的欺骗行为为美国大量发家致富的年轻人树立了危险的榜样，这些年轻人“学会了认为存在比（靠双手）挣钱更好的捞钱方法”，而且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挣大钱却不进监狱”上。[9]

或许，欺诈行为造成的最大威胁与美国最重要市场的公众信心有关，或者，正如商界一名主要发言人所说，“所有进步都有赖于信任资本”。当百货公司兜售打折商品，结果顾客发现这些商品难以获得时，营销高管们担心，这种诱导和转换的做法会让公众普遍对广告产生怀疑。金融行业的意见领袖担心，股票和债券的欺诈营销会引发“对‘货币中心’的偏见”，甚至可能引发对所有证券的“激烈而毫无道理的怀疑”，导致潜在的小投资者“把许多美元往袜子里塞得更深”。到了20世纪20年代，华尔街变得越来越依赖普通美国人的投资，需要从工薪阶层的袜子（和储蓄账户）中获得资金。[10]

一些经济观察人士甚至担心，欺骗行为可能会让普通美国人对资本主义产生反感。1919年2月，在一波针对财力有限的个人的严重证券欺诈浪潮中，联邦政府听证会上的证人将此类犯罪描述为“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在俄国革命初期和战后激烈的劳资冲突时期，以及美国社会党在政治上取得空前成功之际，商界精英们担心，成为一个受骗者的普遍经历会为激进分子创造政治机会。欺诈性的股票推销商倾向于对工业企业和纽约市投资银行的权力发起尖锐的公开攻击，这只会加剧这种危险。正如《纽约时报》的头条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股票欺诈被视为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刺激”。[11]

有人可能会问，这种肆无忌惮的欺诈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威胁着一战后的大批美国人，使他们转向列宁主义的旗帜。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的资本家们对欺骗性商业言论的问题变得十分焦虑，于是创立了一系列非营利商业组织，这些组织主要致力于根除美国市场上的欺诈行为。1896年，负责制造商和大型批发商信贷授权的高管们成立了一个旨在减少信贷欺诈的新的专业组织——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NACM）。大约15年后，一群杰出的广告业高管通过美国联合广告俱乐部（Associated Advertising Club of World）联合起来，发起了一场“广告中的真相”运动。这场运动是由城市广告协会组织的一系列地方“警戒委员会”发起的。几年之内，美国的投资银行家们成立了一个类似的委员会，专注于应对证券欺诈的挑战，随后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了商人反股票欺诈联盟。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这些机构对欺骗性商品推销和投资兜售的反应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城市商业改进局网络，由国家商业改进局协调。[12]

所有这些举措都早于“第二波”消费者运动，“第二波”消费者运动是由影响深远的丑闻揭发作品，如《你的钱就是你的钱》（It’s Your Money，1927）、《1亿只豚鼠》，（100000000 Guinea Pigs，1933）和《皮肤深处》（Skin Deep，1934），并通过建立独立的倡导团体，如消费者研究（1929年）和消费者联盟（1936年），给予了真正的动力所引发的。消费者维权人士最终对主流广告的一些做法发起了猛烈抨击，这加剧了商界领袖通过自我监管机制增强广告信心的倾向。但是，这样的批评来得太晚了，不足以推动最初的营销诚信运动。[13]

美国商业组织处理经济欺诈问题的先例很多。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是一个重要的试金石，它们是几个新的反欺诈组织的重要赞助商。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无论是针对其他交易所会员还是外部客户，美国主要的股票和商品交易所一直有着针对“明显欺诈”的内部规则。[14]正如一些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回忆录和曝光所证明的那样，此类禁令对保护投资者免受内部人士的严重操纵作用甚微。[15]但是尤其严重的欺诈，比如挪用客户的资金或者在已经检查过的谷物中掺假，确实偶尔会导致交易所开除会员。[16]城市商会还设法减少贸易或投资方面的不实陈述，如几个南方商会设立仲裁委员会以解决有关棉花包装欺诈的指控。然而，许多规则制定和纪律机构的寿命都很短，而且几乎所有这些机构都仅限于对隶属于上级组织的公司进行监督。[17]相比之下，20世纪初开始以江湖骗术和医疗诈骗为监督对象的美国医学协会（AMA）、美国信用管理协会和商业改进局的目标要远大得多。这些组织希望在整个经济中，在成员公司和非成员公司之间，同欺诈性的商业做法作斗争。

这些新成立的反欺诈机构主要由大公司的年度捐赠提供资金来源。不久，这些机构就开始接受那些以遏制商业欺诈为职业的个人的指导。J.哈里·特里戈（J.Har-ry Tregoe）和H.J.肯纳（H.J.Kenner）说明了这种模式。特里戈最初在银行业工作，担任巴尔的摩一家鞋业公司的信贷经理，这份工作让他承担了不诚实的债务人带来的成本。在19世纪90年代帮助成立美国信用管理协会后的30年里，他担任该组织的总裁、执行秘书、总经理和主要出版物的编辑。[18]肯纳早年是北达科他州的一个零售商，在当地的一个商业协会担任官员。1914年，年仅26岁的他被明尼阿波利斯的广告主管任命为新成立的警戒组织的负责人，这使他成为第一个因这类工作而获得薪水的人。在地区内到处传播真实广告之道一年之后，他在国家警戒委员会（NVC）找到了一份工作，国家警戒委员会是当地团体的早期协调员。20世纪20年代初，他搬到纽约市，领导新的商业改进局，并在接下来的25年里继续管理着它。[19]

特里戈、肯纳和他们的反欺诈专家同行构建了一个以预防欺诈为使命的愿景，他们就商业欺诈的起源以及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的敏感性反映了这个时代对专业化的普遍接受。像许多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经济和文化经纪人一样，从工业工程师、会计、人事经理到社会工作者和公共卫生官员，反欺诈的专业人士声称，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对共同利益的承诺使他们能够应对经济和社会快速变化所带来的问题。[20]

与20世纪早期的其他专家一样，这批初生的反欺诈专业人士在制定行动计划之前，首先对原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此过程中，他们回应了上世纪关于商业欺诈的评论中常见的许多观点，同时更深入地探讨了欺骗性营销实践、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欺诈在现代美国盛行的部分原因是，工业化释放出的增长将储蓄和可支配收入交给了缺乏经验的消费者和投资者。这些新手在现代经济的信息挑战中挣扎，他们经常在粗略调查的基础上追逐最新的消费品或投资潮流。不管不道德的零售商是试图吸引顾客来邮购商品还是走进零售店，他们的欺骗性广告都集中在便宜货的诱惑上。同样，在这个推崇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式的人物、但通往独立业主的道路越来越窄的社会里，金融骗子也利用了人们对富裕的普遍渴望。关注石油、采矿或房地产领域的最新技术奇迹或繁荣，这些推销者把低价股推销给“心怀不满的看门人和雄心勃勃的电梯司机”，推销给拿薪水的职员和“痴迷于一条轻松致富之路”的苦苦挣扎的专业人士。[21]

反欺诈专业人士强调，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融资加速了这一进程，因为自由债券的大规模营销让数百万工薪阶层适应了证券市场的文化。从和平的第一天起，骗子就派出大量“衣着光鲜的推销员”到“城市和农业社区，挨家挨户地诱使人们拿出隐藏的自有债券，换取一张平版印刷的证书，证书上画着艺术家们梦寐以求的一个接一个的井架，喷油井一口接一口地喷涌，延伸至目所能及之处”。然而，反欺诈组织认为，轻信和对形势的无知远远超出了那些不太习惯20世纪资本主义方式和诡计的美国人的认知。在公告和年度报告中，商业改进局不断惊叹于“商业公众的轻信”，他们经常被虚假收债机构和虚假商业名录的推销员玩弄。美国信用管理协会的官员不断强调，许多供应商容易上虚假赊购请求的当。就连纽约证券交易所也不得不提醒其员工，要提防他们因一些虚假的“内幕”消息“上钩”，或者试图利用公众对一只毫无价值的股票的狂热追捧，以期在股价上涨时全身而退，结果上当受骗。[22]

反欺诈斗士们进一步强调，现行法律禁止欺骗性商业言论对骗子构成的风险微乎其微。19世纪的制度和文化动力阻碍了欺诈诉讼的发展，继续影响着刑事司法系统。购者自慎的精神在20世纪早期的许多美国人中仍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他们仍然珍视个人主义，认为公民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务，并以持久的怀疑态度看待政府的家长式作风。结果就像乔治·伦道夫·切斯特（George Randolph Chester）的畅销小说《一夜致富的沃林福特》（Get-Rich-Quick Wallingford）中描写的那样，骗子们常常因为他们的“聪明和灵巧”而受到“钦佩”。小型邮购诈骗者有时会嘲笑那些上当受骗的人，明确地告诉他们上当受骗了，并暗示他们得到了物有所值的东西——这一点经验将使他们为下一次商业交易做好准备。考虑到这些被广泛接受的社会准则，受骗者更有可能经历心理上的抗拒（尤其是在投资失败或购买的药物被证明毫无价值的情况下），或者保持沉默，以避免“宣传自己”的尴尬。[23]

尽管如此，当个人确实向当局投诉涉嫌欺诈的案件时，成功的起诉往往是例外，而不是普遍现象，其原因与19世纪40年代或80年代的情况基本相同。20世纪早期的欺诈案件往往在有关虚假陈述的性质和表明欺诈意图的证据等复杂的事实问题上纠缠。因此，定罪取决于调查和起诉方面的专门知识，而这方面的专门知识往往在各级政府都很缺乏。此外，在当局指控个人犯有欺诈罪的罕见情况下，检察官往往发现自己被要价高昂的辩护律师击败，而陪审团往往保护当地商人，因为他们的欺诈行为吸引了外部资本进入他们的社区。在欺诈起诉以定罪告终的更罕见的案例中，司法机关几乎总是只判处相当少的刑罚——适度罚款或相对较短的刑期。如果被判有罪的骗子拥有良好的政治关系，就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即使是轻微的惩罚也可以通过赦免来消除。正如20世纪初的一名法律专家所言，实施信贷欺诈的人“受到的惩罚，可能不会比坐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吐痰的人更严重”。批评者抱怨说，这样做的结果是，欺诈执法只略微提高了大多数骗子对营运资金的要求，实质上相当于付了一笔“许可费”。[24]

反欺诈组织还指出了造成经济欺诈如此广泛的另一个因素：企业主倾向于对短期激励作出反应，而不考虑其行为对更广泛的商业文化和公众信心的长期影响。在这方面，20世纪早期的欺诈分析包含了对经济社会学的考虑，这比先前关于商业欺诈的论述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在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内部，活动人士注意到，竞争的压力促使太多批发商在没有充分调查的情况下扩大商业信贷，使他们有可能成为信贷欺诈的对象。类似的压力迫使太多的零售商和发起人与欺骗性广告暧昧不清，以及太多的报纸和杂志接受这样的广告。事实证明，当企业主被诈骗了，他们经常愿意接受妥协和解，从骗子的“抗议基金”中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是坚持提高欺诈法威慑价值的刑事诉讼。[25]

这些诊断指引着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和商业改进局制定策略，保护美国市场免受欺骗性商业言论的伤害。早期，反欺诈组织特别注重游说州和联邦政府强化对欺骗性经济行为的法律禁令。因此，国家信用管理协会在19世纪90年代的中心目的是推动制定一项新的联邦破产法，其领导人希望这项法律能遏制欺诈性转让和破产债务人隐瞒资产的行为，这项立法努力在1898年取得了成功。除了要求定期修改联邦破产法，国家信用管理协会继续推动各州制定统一的法律，将两个常见的信用欺诈骗局——为了获得信贷而签署一份虚假的财务报表，及未向商业债权人发出通知而大量销售零售存货的行为——入罪。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联合广告俱乐部最初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推动一项示范州法规上，以惩罚虚假广告。在广告杂志《印刷油墨》（Printer’s Ink）的带领下，到1930年为止，这项运动使得43个州通过了相关法规。而且，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投资银行家协会、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商业改进局都致力于通过州证券法，以便于起诉欺诈的股票发起人。[26]

在国家层面，反欺诈组织还向新成立的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施压，要求将其管辖权解释为包括打击商业欺诈行为的权力。1914年创建委员会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对垄断和托拉斯日益强大的力量的担忧，以及更具体的对最高法院的一系列意见，包括1911年在标准石油（Standard Oil）一案中的裁决，它缩小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的适用范围，并增加了法院认为哪些反竞争策略是非法的不确定性。然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TC Act）第5条也授权新机构调查“不公平竞争方法”的权力，至少一些国会议员认为，这种措辞将包含误导或不真实的营销宣传。反垄断联盟的这些成员认为，公司权力的集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不断壮大的垄断者实施了普遍存在的欺骗和欺诈行为。[27]

几乎在《联邦贸易委员会法》通过后不久，美国联合广告俱乐部的国家警戒委员会（国家商业改进局的前身）游说新委员会处理涉及虚假广告的案件，并向该委员会提交了一系列正式投诉。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律师们在试图规范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多次受到联邦法院的阻挠，但在大多数案件中，他们被允许继续反对欺诈性的商业策略。他们逐渐将欺诈案作为诉讼的核心内容。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们每年会对数百起此类案件提起诉讼，涉及产品质量、数量、新奇程度或产地的不实陈述，或者有关商业地位的虚假陈述、虚假的证明，或虚假的降价。到这个十年末，十个案件中有九个是这类案件。[28]

除了努力扩大反欺诈政策的范围外，反欺诈组织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公共教育运动。如果对普遍存在的欺诈行为的关键解释在于普通美国人缺乏足够的怀疑精神和悟性，那么任何明智的防止欺诈的尝试都必须教会这些人如何抵制骗子的诱惑。正如一名具有多年欺诈报道经验的财经记者在1919年所指出的那样，最复杂的反欺诈法规并不能“保护人们不受他们自己愚蠢行为的伤害，归根结底，在这些问题上的教育是对个人最好、最可靠的保护”。[29]

商业改进局网络不遗余力地追求这一目标。在20世纪20年代，反欺诈宣传闪电战在美国城市是无法避免的。从洛杉矶到亚特兰大再到波士顿，产业工人们在工厂的公告栏上看到了轮番出现的海报，在公司杂志上看到了教育类文章。商业改进局的信息轰炸着公交车、火车、地铁和有轨电车上的通勤者，同时它的广告牌重复着维护汽车司机和乘客利益的关键口号。那些到银行存取款的个人在他们的账簿里发现了商业改进局的建议卡。全国各地的邮袋里塞满了地方政府的通讯和公告，反映出诈骗股票清单和欺诈性邮购目录数量惊人。当那些兜售毫无价值的股票和虚假繁荣的房地产投资的人转向复兴式的销售演讲时，商业改进局的管理人员却以每年向女性俱乐部、商业团体、劳工组织和公民协会发表数百次演讲作为反击。数以千计的报纸、杂志和行业出版物向“广告中的真相”运动捐赠了广告版面，并刊登了商业改进局领导人撰写的文章。一旦无线电台在商业上站稳脚跟，它们就会迅速效仿，在短波和长段广播中提供免费服务。[30]

考虑到商业改进局在圣路易斯的规模，人们可以更具体地感受到这种宣传攻势。1926年，当地的商业改进局声称，它每个月在51份不同的报纸上刊登相当于38页的免费评论，包括三家主要的都市日报、当地的非洲裔美国人报纸、12家外语出版物和一系列郊区周刊。这些报纸总共有29万多订户。行业期刊、就业报表、公司杂志和宗教报纸上成千上万的免费广告放大了消息，大量的广告牌和霓虹灯也发挥了类似功能，商业改进局的工作人员与社区组织的100多次会谈，免费电影宣传和在剧场节目的安排，以及妇女广告俱乐部代表的定期电台聊天节目，也是如此。最后，通过与报纸编辑和圣路易斯新闻社经理的密切联系，商业改进局的管理人员保证他们的工作得到地区新闻媒体的持续报道。[31]

这些媒体闪电战反映了19世纪出版物经常揭露欺诈和欺骗的策略。就像早期的哨兵一样，20世纪的组织对普遍存在的骗局和虚假陈述发布了特别的警告，警告公众要避免特定的商店、投资、商业交易和促销。商业改进局还发布了有关如何明智地投资和消费的一般性建议，强调避开以下这些人的至关重要性：那些以极低折扣提供所谓一流商品的零售商、那些兜售轻松致富机会的人，以及任何大肆宣扬不劳而获的人。最重要的是，反欺诈活动人士呼吁公众尽可能依赖专家帮助，尤其是在选择投资时。“在你投资之前，先调查一下”，这句话成了商业改进局最为人所知的口头禅，其工作人员用这句话来表示，美国人在决定把储蓄投向何处时，应该明智地听从受人尊敬的银行家或经纪公司的建议。[32]

类似的逻辑支撑了更加专注于重塑美国商业文化的努力。在这里，反欺诈活动人士再次突破了新的概念和战略性基础。因为根深蒂固的商业惯例帮助和教唆了那些实施诈骗的人，反欺诈组织也试图说服公司拒绝这种做法。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的领导人不断主张采取符合其关于所有批发商和制造商共同长期利益的观点的信贷政策。在其年度大会上，该协会领导人通过其月度出版物，呼吁对信贷申请进行更持续的审查，呼吁就零售商的信用状况交换情报的更大意愿，包括建立合作信用局，提供比标准信用报告公司更多的最新信息。在商品推销方面，商业改进局网络向报纸和期刊施加压力，要它们拒绝那些不符合严格的诚信标准的广告，并最终帮助它们组织了一系列行业会议，以便对诸如毛皮、纺织品和木材等材料的分类采用明确的标准。[33]

有组织的警戒的必要性

尽管20世纪早期的反欺诈改革家们在重构法令和教育运动中树立了信心，但他们也认为，危险的执法状况需要迫切关注。到20世纪初，国家信用管理协会成立了由志愿信贷人员组成的地方调查委员会，对债务人的可疑行为进行调查，并将信用欺诈的证据转交给相关部门。从20世纪10年代开始，广告俱乐部建立了类似的机制，对虚假广告、欺骗性商品推销和欺诈性证券促销的指控进行调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裁在1922年的一次讲话中解释说：“将作恶的骗子关进监狱给公众提供的保护强于100部告诫罪犯们不要作恶的法律。”[34]

这些举措都是在美国长期传统的基础上，进入了私人执法领域，比如努力为盛行的诈骗和欺诈新闻建立信息交换中心。除了在印第安纳州北部、得克萨斯州中部、蒙大拿州、旧金山以及整个南部定期转向有组织的自卫之外，19世纪的美国人经常求助于非政府组织，以补充政府的监管，在许多情况下还得到州立法机构的明确许可。与银行的防伪协会和后来的反恶习协会（如纽约的抵制恶习协会和英格兰的时刻戒备协会）一样，美国19世纪后期的反盗马贼协会就是这一推动力的例子，在邮局的反邮件欺诈和反淫秽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常，这类举措来自美国的精英和中产阶级，他们接受使用法律来约束其眼中的个别许可在社会意义上或经济意义上的危险表达，但他们对政府执行法律的能力感到绝望，这要么是因为腐败成风，要么是因为缺乏能力。这些自封的执法者还希望在调查和起诉过程中保持影响力。[3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个行业中面临严重犯罪问题的公司更新了这一战略，一些关注工人阶级家庭动态或城市违法行为明显增加的新志愿机构也是如此。在商界，铁路公司成立了一个侦探局，专门侦查由内部人士组成的团伙盗窃货物的案件。在火灾保险公司调查纵火团伙、担保公司调查贪污案件以及商店打击盗窃方面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与此同时，中产阶级改革家正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遗弃局”，以追踪那些抛弃家庭的丈夫，以及像芝加哥少年保护协会这样的当地组织。后一个组织设法改变处理青少年罪犯的规则，培养了一大批社会工作者，使他们能够了解被告的心理状况，监测被判缓刑的青少年，从而扩大城市法院的惩戒能力。[36]

与当时大多数非政府组织的执法行动一样，反欺诈组织经历了一个不断扩张和专业化的过程。早期的志愿者委员会很快发现自己被投诉淹没了，这些投诉大多来自受影响的企业，也有来自不满的普通民众。为了应对沉重的工作负担，他们成功地游说成立了独立的组织，这些组织拥有受薪员工，所有资金都来自（主要来自一些大企业的）赞助。在对实用性和制度控制问题进行了多年辩论之后，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于1916年成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为其地方的警戒组织提供了补充，并为此筹集了2.5万美元。到1926年，新更名的调查及检控署拥有近200万美元的多年检控基金（按2016年美国GDP等比例换算约为3.3亿美元），并在全国建立了地区办公室，组建了一支由40名经验丰富的能从40多个州的当地信用社得到服务的调查人员组成的队伍。该单位每年进行多达750项调查，并将数百件案件提交州和联邦检察官，大多数案件都导致起诉和定罪。地方和州的商业改进局网络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建立了强大的管理能力。1916年，国家商业改进局的直接前身——美国联合广告俱乐部的国家警戒委员会，以1.5万美元的预算和两名雇员小本经营，而许多地方分局仍然主要在自愿的基础上运作。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因为遍布19个州的43个地方分局处理了数万起有关证券欺诈、诈骗和误导性或虚假广告的投诉，所有商业改进局的年度总支出接近100万美元（大约相当于2016年GDP的1.65亿美元）。大多商业改进局还维护着“购物系统”，以对社区内的零售机构进行监督，派出有偿的女性购物者，来评估百货公司和其他零售商在多大程度上兑现了广告承诺并遵循了有道德的销售实践。[37]这些多方面的举措使19世纪后期杂志编辑们的努力相形见绌，当年他们仅为合法的邮购企业充当仲裁者的角色。

商业改进局的发言人如波士顿百货公司（Boston department store）的高管路易斯·科斯坦（Louis Kirstein）强调，独立购物者的监督对零售营销活动起到了有益的制约作用。科斯坦强调，这些评估为纠正不可避免的错误提供了一种手段，并向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证明，商业改进局的商业标准适用于城市市场上的所有销售者。然而，购物系统的机制表明，他们还试图监管不断增长的零售人员的行为，这些人员不仅包括内部广告人员，还包括买家和销售人员。例如，在波士顿，购物者必须填写的表格中有许多关于销售人员的举止和服务水平的问题，以及“销售人员的陈述是否与广告中的陈述一致？”和“销售人员是否歪曲描述了商品？”等问题。佣金通常是大型零售商的员工薪酬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有强烈的动机让消费者转向购买可抽佣金的商品，即使他们对商品的描述或其他销售策略违反了商店的规定。因此，购物系统提供了一种方法，防止商店的工作人员忽视有关如何待客的规定，以弥补商业改进局不完善的职权范围。所以，它构成了一种与普遍依赖于商店侦探相辅相成的机制，经理们雇用商店侦探来防止入店行窃和雇员盗窃。[38]

特别是在商业改进局的案例中，强调独立监测和整顿也反映了使公共教育运动更加有效的尝试。要想对目前盛行的骗局提出真正有价值的具体警告，它们必须在太多人上钩之前进行。一份信托公司的杂志在1927年的一篇文章中解释道，“如果一些潜在客户已经被骗了资金之后，信息才传到该局的”，那么“为他们追回消失的资金”或“为其他人挽回损失”就会困难得多。这种及时性不仅取决于有效的沟通渠道，还取决于一个广泛的“监听”预警系统，该系统将使欺诈监测人员能够捕捉到商业或金融欺诈的早期信号，并取决于“公众……立即报告任何看起来可疑或可疑的事情”的意愿。[39]

反欺诈组织进一步认识到，加强执法是加强对欺诈威慑的一个关键先决条件，这种执法必须克服植根于行政无能和个人主义商业文化的集体行动的障碍。诈骗受害者往往逃避承担与刑事诉讼有关的时间和费用成本，特别是在他们能够从诈骗者的诈骗基金中拿回一些赔偿时，这给执法工作带来了困难。沉默的受害者使得当局缺乏发起调查的基础，没有口头证词或书面证据作为起诉的依据。

在公共教育活动中，反欺诈机构不断削弱人们对将骗子绳之以法的普遍反感。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的领导们恳请会员们保持良好的记录保存习惯，以便在任何债务人转向欺诈行为时，更容易收集证据。它还赞扬了企业高管的公德心，他们给予这些信贷骗子应得的蔑视；对那些在欺诈案件中接受折衷方案、无视公民责任的人，他们更是嗤之以鼻。“当你成为信贷骗子的牺牲品时，##不要###让冷漠和傲慢主宰你，”编辑们在1914年的一期杂志中如是宣称。“记住，他袭击的不是你一个人，而是你所在的伟大的商业组织。激发自己；尽你所能，不惜一切代价，让商业共同体摆脱那些破坏信用和信任之间关系的人……这是业务稳健增长的基础。”有骨气的守信男子，有男子气概的守信男子，努力工作，即使要付出巨大的短期代价，也要把欺诈的债务人送进监狱，就像那名有男子气概的零售商兑现了在广告宣传中做出的承诺一样。[40]

然而，即使被骗的个人或企业希望协助执法，调查的复杂性，尤其是在跨州行骗的情况下，也常常使20世纪初的警察和检察官办公室感到不堪重负。反欺诈组织通过建立一支专业调查人员队伍，试图应对最成功的诈骗犯的复杂战术和地理范围，这些调查人员中有许多人在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工作过或曾任邮政检查员。到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和国家警戒委员会都建立了国家证据交换所。他们追踪不断演变的骗局和知名骗子的职业生涯，并以摄影作品的形式维护“流氓画廊”，帮助识别那些喜欢跨越城镇、改头换面的欺诈者（图7.1）。因此，国家反欺诈网络促进了临时欺诈和诈骗犯的情报交流。反欺诈调查人员一旦收集了他们认为是犯罪活动的明确证据，就会把调查结果转交给相应司法管辖区的政府官员。[41]

图7.1　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的一名调查人员将一名信用欺诈嫌疑人的照片与该组织“流氓画廊”中的照片进行比对，该画廊位于纽约市

转自《信贷月刊》（Credit Monthly），1928年3月。

调查能力的培养与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和商业改进局的公共教育目标相吻合。一个由经验丰富的侦探组成的网络为逮捕、起诉提供了便利，所有这些都得到了富有同情心的记者团的广泛报道。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与执法有关的报道，为公众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来了解欺诈的蛛丝马迹，同时也向彻头彻尾的骗子和合法企业发出信号，表明欺骗性营销会带来的后果。商业改进局的管理人员认为，这种关注引起了“公众的愤慨”，进而“促使检察机关和陪审团在涉及骗子的问题上采取不那么宽容的态度”。筹款活动，例如1925年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努力筹集近200万美元来支持调查工作，为提高人们对反欺诈信息的认识提供了类似的机会。[42]

反欺诈组织将最初的欺诈监督和调查工作保留在各自的机构内，从而在执法方面保持了灵活性——这可能远比通过游说更多的公共侦探和检察官参与欺诈调查这种策略更可行。如果一家老牌公司开始了一场带有误导性的营销活动，那么商业改进局最初会悄悄地与其接触，“努力让广告主意识到提高自己的文案标准是可取和明智的”。大多数时候，经理们接受了调整建议，甚至同意撤回广告。商业改进局的出版物充斥着对这些通过“友好劝说”达成和解的概述。例如，堪萨斯城局1928年年报（1928 Annual Report of The Kansas City Bureau）称，它“确保了670个不准确的广告进行调整”，从“估值过高的内衣”和“具有欺骗性的家具降价”，到“具有欺骗性的价格比较”和“房地产估值夸大”。如果广告主拒绝了道德劝说的努力，该局工作人员往往会转而公开披露，利用他们的出版物、人脉和公共关系，将某家企业有问题的做法置于聚光灯下。只有当商业改进局管理者面对他们眼中顽固不化的“钉子户”时，案件才会被提交给州或联邦检察官，而这种顽固不化的“钉子户”在每100起合法投诉中才会出现一到两次。[43]

我们需要正确看待商业机构打击欺诈的规模。经过20年的快速扩张，共同受雇于商业改进局网络的人可能不到1000人，劳动力规模大致与受雇于一个大型广告公司如N.W.艾耶尔公司（N.W.Ayer&Co.）的人数相似，不到一个全国龙头零售商（如西尔斯罗巴克）员工数的3%。[44]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和商业改进局的人力资源根本赶不上大型企业的资源。事实上，在美国大型城市百货公司工作的商店侦探队伍，可能已经超过了商业改进局员工和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的检察和调查部门员工的总和，而私人铁路警察队伍在1930年总共有10000人。[45]尽管如此，与联邦贸易委员会相比，商业改进局欺诈监察员和教育工作者的数量要多得多。1930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只雇用了450人，每年的预算约为150万美元，它必须用这笔钱履行其法律职责，不仅要执行联邦政府对欺骗性广告的禁令，还要执行违反反垄断法的禁令。如果把出版物和广播电台所做的大量广告版面的实物贡献加到商业改进局的广告版面上，反欺诈组织的教育和纪律方面的影响就会大大超过新政前的联邦贸易委员会。[46]

资本家集体主义的范围

游说以延长对欺骗性商业通信的法定禁令；开展各种活动，使公众免受诈骗和阴谋的影响，并说服商人抵制采取或容忍这种欺骗行为的倾向；阐明和传播商业标准和最佳做法；建立私人的、专业的反欺诈官僚机构——贯穿所有这些不同活动的是一种非凡的信心。成熟的反欺诈机构的领导人并不羞于宣称他们在反欺诈问题上的专业功能，他们常用公共卫生术语来表达这一点。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的管理人员将他们的努力描述为“卫生工作”或“有组织的信用卫生”，并坚持“社区应该像预防天花一样接种预防商业犯罪的疫苗”。《信贷月刊》以信贷医生的身份，代表该协会的发言人，保护该国的企业免受“信贷骗子”的恶毒掠夺。1927年9月，商业改进局的主管们从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E.H.H.西蒙斯（E.H.H.Simmons）那里听到了类似的说法。西蒙斯宣称，这些机构在“经济和商业领域的责任与医务人员在公共卫生和卫生领域的责任非常相似”。就像医生“在健康问题上教育公众……小心摧毁生命的疾病”一样，因此，反欺诈领导人的根本任务是“教育美国投资者获得类似的对欺诈的免疫力，以及清除这些寄生虫在我们国家商业机构中潜伏和繁殖的条件”。就像公共卫生官员与滋生结核病、黄热病和疟疾的环境条件作斗争一样，反欺诈专业人士将他们的工作描述为植根于科学理解，旨在保护公众免受危险祸害。[47]诸如1926年的“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医生”（图7.2）这样的画作将医生的修辞扩展到对掺假肥料和食品的管制上。现在所有的反欺诈工作都披上了科学的外衣。

图7.2　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医生对峙信贷骗子

《信贷月刊》，1926年2月。

伴随这种自我陈述而来的，是坚持认为反欺诈组织明显代表着美国的利益，无所畏惧、无所偏袒地追求“公共福利”。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的出版物将其成员描述为经济公益的“十字军”，有时还描绘他们穿着中世纪十字军的服装，维护治安和忠诚的古老美德。商业改进局的工作人员宣称，他们“别无企图”，也没有利益需要保护，他们的“方法是科学的”，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完全属于公众、被公众接受、为公众服务”。1930年，俄克拉荷马市政府宣称，该组织“没有偏见，不偏不倚，严格按照自己的工作和目的行事”，而且“绝不允许其设施或影响力被用来增进自私或个人权利”。商业改进局的一名总裁也同样宣称，反欺诈工作听起来“无疑带有爱国主义色彩……这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48]事实上，反欺诈专业人士经常声称对欺诈行为拥有事实上的管辖权，媒体往往会认可这一举措，就像1926年《新奥尔良时报》（New Orleans Times Picayune）的漫画中描述的那样，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是一个骑摩托车的警察，紧跟在一群商业骗子的后面（图7.3）。漫画家在摩托车上加了一个“美国”的名牌，并为其漫画取了一个“国家警察”的标题，使这个由商界高管组成的私人协会具有了国家的合法性。[49]

图7.3　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作为国家法律的维护者

《新奥尔良时报》，1926年5月再版于《信贷月刊》。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共和党对反欺诈机构的准公共性大加赞赏，美国最高层官员给予它们大力支持。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指出，“无论哪里出现欺骗、谎言和欺诈，它们都会破坏整体结构”，这对“我们的商业生活”是一场灾难，只有“商人自己”才能阻止它。他的继任者赫伯特·胡佛称赞商业改进局网络“为国家的经济稳定和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司法部长约翰·萨金特（John Sargent）、邮政部长哈里·纽（Harry New）以及许多级别较低的新任官员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50]

反欺诈专业人士在共和党领导人中的地位，转化为对关键法律任命的影响。纽约市和国家商业改进局、美国投资银行家协会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其职责范围内都有重要的发言权，如美国纽约南部联邦地区律师或纽约州总检察长助理负责执行证券欺诈法律。有欺诈案件经验的政府侦探和检察官也经常接受私人反欺诈机构的聘用。有了如此强大的联系，这个时代的执法官员对这些组织的严重依赖也就不足为奇了，尤其是在开展备受瞩目的打击欺诈活动时，比如20世纪20年代，邮局开展的打击得克萨斯石油公司欺诈案和佛罗里达州房地产欺诈案的运动。[51]

反欺诈运动希望重塑美国各地的商业文化。因此，尽管它起源于精英阶层，而非社会或文化边缘，但它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美国商界范围内的一场社会运动。运动的领导人和成员接受了挑战，他们要说服企业巨头、小型企业家、中层管理人员、证券推销商和广告专业人士，让他们不要急功近利，而是要考虑长期声誉、行业稳定以及更广泛经济的健康发展。作为反欺诈先锋的成员微调了这一论调，他们提出了许多冷静的论点。但他们也唤起了福音派对男子气概的商业交往的憧憬，并自觉地将自己的信条融入商界不断演变的社会仪式中。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和商业改进局每年召开全国大会，如图7.4所示，1929年在圣地亚哥召开的商业改进局会议上，反欺诈联盟的成员们讨论了新的策略，扩大信息共享网络，并相互证明他们的“十字军精神”和“全国范围的努力”是正义的。他们定期进行筹款活动以集体表达团队精神，通过这种方式，与会者可以提供明确的承诺证据。更常见的是，地方分会举办午餐会和晚餐会，或派遣讲师出席扶轮社[11]的每月例会。在这样的聚会上，商界领袖们在当地一家酒店享用了一顿美餐，然后“在点燃雪茄之后”，听了一段关于欺诈者和那些助长其阴谋诡计的人的长篇大论，同时赞扬商界为摆脱扼杀商业信心的骗局所做的努力。引人注目的是，反欺诈活动人士并没有回避社群主义行动的语言，他们将自己的行动描述为“宣传广告中的真相的运动”。商业机构打击欺诈的斗争不仅依赖于复杂的游说活动、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共关系机制，还依赖于更为广泛的商业监督的官僚技术。[52]

图7.4　1929年圣地亚哥商业改进局会议的与会者

丹佛公共图书馆西方历史和家谱分部提供。

以运动为基础的事件可能会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规模，反映出20世纪初反欺诈斗争的严肃性和财政承诺。1941年春天，圣路易斯商业改进局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年度晚宴，展示了在公共场合反欺诈的重要作用。在主楼，商业改进局的领导和受邀嘉宾坐在旁边的主桌上，来自商业改进局会员公司和当地政要的代表共享中间一张桌子。在阁楼上，来自50多所高中的几十名学生有机会聆听了演讲，并开始了与欺诈和骗子斗争的过程。阁楼栏杆上装饰着巨大的美国国旗，提醒参与者反欺诈斗争是美国的斗争。1000多名圣路易斯人购买了这次集会的门票，这证明“合法企业有诚意和决心消除社会上的不当行为”。[53]

20世纪早期反对商业欺诈的运动，遵循了大多数社会运动中显而易见的模式。无论是由于福音派对现行制度和做法的排斥，工人群众对更大的经济安全和政治权力的要求，还是由于不受欢迎的社会团体对平等公民权利的坚持，抑或是由于经济精英对无处不在的商业欺诈行为的担忧，此类集体行动都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历史上的敌人可能是奴隶制度、酒精消费、不平等的议价能力、基于种族/性别/性取向的歧视或商业欺诈。在所有这些背景下，运动领导人必须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形成一种新的认同感，并通过创造新的情感体验，对这一事业作出深刻承诺。现代社会运动无一例外地试图将个人关切和利益置于更广泛的社群主义规范之下。这种努力总是需要建构引人入胜的叙事，将个人拉入运动，将个人身份与事业联系起来，并说服参与者，他们的行动会带来改变。[54]

为了清除美国市场上的欺诈行为，J.哈里·特里戈和H.J.肯纳等官员试图重新构建日常营销实践的情感利害关系。通过其组织的出版物、公共叙事和社会事件，这些标准制定者试图用行为经济学的语言，在“市场规范”中加入“社会规范”，向商业文化中注入公共价值。[55]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反欺诈行动的领导者通过限制允许的竞争渠道，促进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商业利益集团在美国工业经济令人目眩的变革中建立秩序。[56]

从许多方面来说，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和商业改进局的工作反映了美国企业对行政机构的反感，这些行政机构可能会用没完没了的规则和官僚程序阻碍企业的发展。[57]这些由企业资助的新的反欺诈组织，像它们的许多赞助人一样，拒绝了大多数关于建立庞大且干涉性强的政府官僚机构的建议，这些建议认为这是解决现代工业经济产生的社会弊病、经济不稳定或其他外部性的策略。例如，在证券领域，商业改进局的领导人强烈批评了任何有关政府应该通过向股票经纪人发放许可证来保护投资者的建议，或者更糟糕的是，通过审查公开发行的证券来确保其合法性的建议。事实上，纽约市商业改进局的成立，构成了华尔街阻止有关“蓝天法”的州立法提案的一个核心要素，这些州立法提案旨在创建这种行政权力。正如美国联合广告俱乐部在1919年所直率地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行业不洁身自好，法律就会行动；而法律的运作方式往往是在力图制止造假者的同时伤害合法的企业。”[58]

对这个高压行政国家发自内心的敌意，伴随着一战后共和党人对联合主义的热情拥护。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的努力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共和党偏好通过制定互惠的标准来应对经济挑战的贸易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是指在评估信贷请求和交换信用情报方面）。尽管商业改进局比大多数贸易集团拥有更广泛的视野，但它们在许多情况下促进了联合主义。最重要的是，商业改进局网络定义并不断完善了广告的真实性原则，并将其传播到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广告公司以及城市百货公司等经常做广告的企业那里。在那个时期的后期，全国商业改进局也与联邦贸易委员会一起召集毛皮、家具和许多其他商品的主要零售商，敲定商业名称使用的透明标准，避免在制造商、经销商和消费者中形成混淆。

与一战后美国经济许多其他领域推动联合主义的情绪一致，反欺诈机构一次又一次地将他们的举措描述为美国企业“自治”的形式。正如H.J.肯纳在1926年的一次演讲中强调的那样，有组织的商业社团承诺要“管好自己的事”。肯纳认为，通过商业改进局的教育努力、对市场的公正监督以及与执法当局的无私合作，“商业活动将以其管理自己领域的决心打动政府和公众。对商业和法律的尊重会迅速增长”。这种对商业和金融自治的偏好，极大地影响了商业改进局对欺诈的监管方式，它尽可能强调灵活的调整或依赖于公开披露的压力，而不是求助于过于繁琐的州纪律惩戒权力。[59]反欺诈机构形成“地方自治”的论述，如当时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言论的翻版。与南方民主党的政治对手（他们要求对本州的种族关系拥有不受挑战的管辖权）一样，商界精英们也主张有权根据自己的条件，通过自己的行政和调查机关来处理与欺诈有关的问题。[60]

然而，欺诈性商业言论所带来的两难境地，让美国商界领袖相信有必要加强政府的监管。公众信心下降的幽灵导致企业领导人，尤其是大型零售、金融和媒体行业的企业领导人，求助于州政府，希望通过刑法对经济进行有追溯力的监管。通过有力地执行更严格的刑事欺诈法律，商业机构希望能打击那些不可靠的小型企业和完全靠不住的公司。这类执法行动主要涉及纽约州——实际上，它需要增加调查和检察人力，并新成立了几个专门针对欺诈行为的部门，例如在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和纽约南部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内成立的新部门。然而，这些公共欺诈斗士与商业精英创建的新非营利组织进行了通力合作。这些实体往往具有更大的财政资源和行政能力，并日益成为调查的过滤器，处理最初的投诉和决定哪些案件值得政府注意。

反欺诈组织和执法官员之间的亲密关系没有受到美国司法部门的制裁，这与那个时代的法官对价格操纵协议及分享价格和成本信息的努力表现出的冷淡，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的卡特尔和公开价格协会不得不与长期以来法律对其实行贸易限制的怀疑作斗争。[61]相比之下，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和商业改进局可以而且确实将他们的努力描述为对美国法律辩护的尝试，为长期存在的反对经济欺诈的普通法规则注入活力，这些规则由于欺诈起诉的实际障碍而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

在州法院和联邦法院，法官们通常都支持这种活动。正如一名联邦法官在1941年关于俄克拉荷马城商业改进局有义务缴纳社会保障税的一桩案件中所说，

该局进行防骗工作。它警示公众反对欺诈骗局。它努力劝说当地的广告公司不要接受这些欺诈骗局发起人的广告。它通过报纸广告、广播谈话、公告和海报，使公众了解欺诈行为。它揭露了在俄克拉荷马城进行的具体欺诈行为。它还努力引导商家避免使用误导性的广告、夸张的宣传和价格比较，并遵循高标准的商业道德。它努力教育消费者买东西要明智。[62]

类似支持性的描述也可能出自商业改进局的一名管理人员。1929年，纽约市治安官乔治·W.辛普森（George W.Simpson）在H.J.肯纳参加一个扶轮社的午餐会之前，给后者写了一封或许更能说明问题的信，在信中他恳求肯纳“招募扶轮社加入我们的事业”，他的意思是，不仅要“停止彻头彻尾的欺诈”，还要“阻止越界欺诈”。辛普森在信上签了字——“你的兄弟”，这是一种书信式的姿态，有助于解释司法对具有公益精神的商人和反欺诈专业人士的策略的尊重，毕竟，这些人拥有与20世纪中期美国法学家相似的社会经济和教育背景。[63]

毫不奇怪，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美国法官避免在反欺诈运动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当商人们因商业改进局指控其存在欺诈行为而蒙羞并提起诽谤诉讼时，法院驳回了他们。[64]由于这种法律上的接受，20世纪初的商业——政府联合主义在规范商业言论方面达到了顶峰。在这里，商业精英之间的合作冲动避开了典型的司法对经济竞争的偏好。在这里，企业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大西洋彼岸的情况，欧洲各国政府倾向于批准限价协议，以稳定动荡的经济环境。

由于20世纪早期的反欺诈运动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它代表了一次雄心勃勃的企业自律试验。它的拥护者毫不犹豫地大肆宣扬它的成功，他们将其描述为对商业“家规”和“自治”的辩护。反欺诈领导人很少浪费宣传其取得的成就的机会，特别是在将从事欺诈的个人、企业和团伙绳之以法方面。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和商业改进局都通过月度更新和年度报告对调查进行了仔细跟踪，部分原因是为了向其捐助者证明其工作的有效性。两家机构还强调了它们对执法作出重大贡献的证据，甚至还有一些威慑迹象。1925年至1929年间，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调查和检举部门的工作导致了州或联邦大陪审团的近1600起起诉；在1929年6月开庭审理的案件中，检察机关共立案734起，成功率超过80%。政府检察官报告说，这一结果反映出，与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开始协助收集证据之前相比，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的协助使得欺诈案件和一般刑事指控方面的定罪率大大提高。[65]这当然反映出，与19世纪与欺诈有关的起诉的定罪率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20世纪20年代，商业改进局的经理们可以指出更多的成就。除了通过行业会议对商标名称进行标准化以外，地方和国家商业改进局还协助平面媒体和广播电台评估对广告版面的可疑要求，最终导致数以千计的广告遭到拒绝，其中包括几乎所有在知名出版物上宣传的“一夜暴富”骗局。它们共同处理了数百万起有关证券推广或广告客户营销行为的投诉，并就全国各地城市零售商营销政策的数万项调整进行了谈判。这种调整更容易发生，是因为这些商业改进局在当地商界具有信誉，也因为它们有能力灵活地运作，而且当它们选择这样做时，能避开公众的关注。与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一样，商业改进局也在欺诈法的实施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全国各地的商业改进局所进行的调查导致了数百起起诉和定罪，尤其是根据联邦邮政欺诈法令和州证券欺诈法，如将证券推广中的欺诈行为定为犯罪的纽约州的《马丁法案》。[66]

美国主要的反欺诈人士进一步声称，他们的行为减少了受骗的人数，并显著改善了商业道德。在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的监督下，全国各地成立了数十家信用交换和调整机构，其管理人员称，这些机构降低了供应商对信用欺诈的敏感性。商业改进局一再发出的警告，帮助限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投资和就业骗局给公众造成的损失。在营销领域，几家大型百货公司的高管开始相信，该局对广告的外部监督，对商店有益，从而“改善了零售商店作为公共机构的地位”。在外界的催促下，信用交换和调整机构的主管们鼓励他们的买主和部门经理们不仅在制定广告时要多加小心，还要配合商业改进局的任何调查，而且要亲自监督竞争对手。[67]

反欺诈专业人士甚至可以指出，有迹象表明，他们的工作对商业欺诈构成了更大的威慑。根据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的数据，1925年至1928年间，由于信贷标准的收紧和对信用欺诈的起诉力度加大，美国联邦调查局接到的案件数量下降了32%。早在1926年，该组织的总经理J.H.特里戈就向其成员保证，“‘小心脚下’已经成为商业骗子的座右铭”。商业改进局指出，对圣路易斯零售广告的评估显示，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错误率仅为2%；对两起欺诈性股票推广活动的研究发现，居住在商业改进局服务区域之外的“傻瓜”数量明显更多。据商业改进局的工作人员称，这些调查结果表明，骗子已经学会了避开他们的地盘。[68]不论所有这些断言是否有坚实的事实根据，它们都在美国的纸媒中流行起来，正如1929年《新奥尔良时报》上的一幅漫画所显示的那样（图7.5）。这幅漫画描绘了一个强大的“信用人员协会”（Credit Men’s As-sociation）对“信用骗子”的威慑，该协会再次以警察的形象出现。作为旁观者，这幅漫画中既有一名非常满意的“新奥尔良商界”代表，也有一名忧心忡忡的“潜在信用骗子”。

图7.5　有效欺诈执法的威慑的写照

摘自《新奥尔良时报》，1929年6月，由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提供。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反欺诈运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促使一些主要领导人从跨国的角度思考问题。在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内部，管理人员们设想成立一个国际信贷局，负责跨国监督商业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促进“信贷方法和理念的国际协调”。“广告中的真相”运动的领导人同样希望向海外扩张，目标是把欧洲，尤其是英国，作为反欺诈机构的有利阵地。这些有关扩大美国“软实力”的自信建议，与国际扶轮（Rotary International）的急剧扩张以及20世纪30年代将美国零售战略引入欧洲的努力密切相关。后一项倡议广泛地分享了追求经济真实运动的意识形态倾向，以及许多类似商业精英的参与。对于像路易斯·科斯坦这样的商业领袖来说，美国的“工业自治”值得其他工业化国家仿效。[69]

尽管信用人员协会和商业改进局取得了成功，但通过自我监管和追溯执法来处理欺骗性商业行为有一些严重的局限性。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曾恳请信贷经理们，不要再把短期利润置于整个商业信贷体系的长期健康之上，这显然没有太说服他们。否则，《信贷月刊》将不必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继续发出坚持不懈的恳请，要求信贷经理在审查潜在商业客户时进行尽职调查，分享他们对问题债务人的信息，并拒绝接受不诚实债务人的妥协。商业改进局所有的公开警告，所有被拒绝的广告，以及通过谈判调整营销政策，所有的逮捕和定罪，都没有对其估计的总体欺诈发生率造成太大影响。由于无法轻易利用现有的媒体渠道，骗子们只是把更多的钱用于制作他们自己的内幕消息和金融广告，并在全国各地广泛散播。由于被公开曝光，无法再出售某只毫无价值的股票或房地产开发项目，欺诈营销方转向了另一个城市，另一个方案，并往往会对那些让人上当的知名骗局进行一些创新。在20世纪20年代，执法官员和反欺诈组织的代表从来没有估计过因欺诈造成的年度损失的实际下降。而且，经济萧条的开始加剧了使用欺骗性广告的动机，因为零售商们必须从更不愿意花钱的消费者口袋里掏钱，股票欺诈也开发出新的渠道，其手段主要是试图重组破产的公司。[70]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欺诈活动人士试图巩固他们新获得的权威，常用的手段是一种修辞炼金术。这些人必须向越来越多被成功的定量评估所吸引的商界人士表明，对反欺诈组织的捐助能够带来适当且可预测的结果。但他们也倾向于发现对商业信心的新威胁，并放大此类危险的性质。就像各种背景下的“警察”一样，就像现代组织的顾问一样，反欺诈专业人士立刻有了强大的动力吹嘘自己的影响，并警告称，如果得不到持续的资金和支持，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外，反诈骗活动不断从商业和社会角度引发美国人的怀疑。这些事业是由大型企业资助的，这些企业的经理认为，小公司对公平交易的标准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和商业改进局的领导人来自美国本土的新教建制派，他们的世界观与建制派的价值观和期望一致。在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成立的前30年里，其最重要的领导者J.哈里·特里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巴尔的摩市长老会的固定成员和坚定的共和党人，他对该市（巴尔的摩）青年基督教协会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表达了对饮酒的根深蒂固的敌意，并吸收了一战后日益高涨的本土主义。他的政治和文化敏感性与19世纪反欺诈斗士安东尼·康斯托克等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在特里戈看来，美国文明的基础受到“思想浅薄的外国人”和劳工激进分子的围攻。正如他在谴责劳工领袖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于1922年批评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时所解释的那样，“美国的安全受到了导致罗马衰落的那些野蛮人的威胁”。[71]

这种民族中心主义给反欺诈运动注入了一种反移民的敌意，就像公共卫生倡议一样，它的宣传人员经常把公共卫生倡议当作榜样。可以肯定的是，反欺诈组织将目标对准了移民社区，以获取有关消费者和投资者最佳实践的教育信息。但在努力打造一个全国性的“真空清洗系统”的过程中，这个网络强大到足以清除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官方说法中危及国内经济健康的“不洁净的……麻风病患者”，这些机构往往把调查资源集中在移民社区。[72]叙利亚商界受到特别密切的关注，这反映出它令新近抵达的同胞卷入了诈骗团伙。在《信贷月刊》公布的逮捕和定罪名单中，东欧犹太人也占据了突出位置，此外，该杂志还报道了将商业骗子绳之以法的侦探工作。作为协会的首席调查员，C.D.韦斯特（C.D.West）曾在一份有关一名俄罗斯犹太人的档案中明确表示，此人是一名连环信贷骗子，该组织试图“让寄生虫的生意……自由发展。一个不诚实的移民相信改名换姓后再把自己打扮得稍像美国人，就能在一夜之间给他带来一笔财富”。[73]

与此类似，商业改进局的员工也将大部分精力花在了与骗子和小公司的商业谎言作斗争上，这些公司将可接受的浮夸、夸张和夸大发挥到了极致。除了一些严重依赖报纸广告的大型零售商外，这些机构并不干涉高管担任其董事会成员的大公司。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股市繁荣期间，商业改进局网络从未发现过那个时代声誉显赫的金融业中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或虚假陈述，所有这些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国会调查期间曝光的。商业改进局的调查人员避开了在主要交易所上市的证券，并敦促普通投资者将他们的信任和储蓄交给银行业的“专家”顾问。商业改进局的经理们没有对多数龙头投资银行使用的欺诈策略发出警告，这些策略将价值数亿美元的高风险拉美债券发行推销给了客户。他们没有对纽约市几家主要银行的股票操纵和内幕交易发出警告。他们既没有就克鲁格和托尔（Kreuger&Toll）债券[12]对成千上万的小投资者的欺骗性营销，也没有就因英萨尔（Insull）公共事业帝国的债券发行的欺骗性承诺提出警告。[74]

1927年，在回应一名纽约金融记者的质询时，商业改进局的一名员工对新投资信托（后来被称为共同基金）高昂的管理成本和可疑的管理做法表达了一些担忧。到20世纪30年代初，这种预警显然是有先见之明的。若干投资信托公司对其管理人员控制的股票进行评级操纵。其他人则按照“W基金”计划行事，发布虚假的业绩报告，并用后来投资者的资金向早期投资者支付股息。但就在这名商业改进局员工的言论出现在媒体上的第二天，H.J.肯纳发表了一封澄清性的公开信，坚称这些言论“只是……他个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商业改进局对将资金投入投资信托基金是否可取没有制度上的立场。肯纳提醒公众，商业改进局只关注“可能受到怀疑的公司”的“事实”。[75]

尽管有数百份关于不正当投资的公告，但美国最著名的反欺诈组织仍然无视为其提供资金的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的肮脏行径。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纽约市商业改进局任命时任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为其顾问委员会成员。与美国其他地方一样，该局对资助它的经纪公司的财务违规行为（主要是挪用信托基金以作私用）置之不理，这些违规行为最终导致惠特尼入狱。[76]商业改进局的管理人员们默认他们的赞助人是受人尊重的，因此他们根本不能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们的主要赞助人可能是美国市场欺诈问题的主要肇事者。他们不是故意忽视高层存在财务欺诈的证据，而是从不去寻找。对于肯纳和反欺诈运动的其他领导人来说，欺诈行为是由外部人士悄然进行的。

一战前的反欺诈组织如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和商业改进局选择与知名企业和检察官保持密切联系，并灵活处理纠纷，这让它们能够取得重大进展——它们澄清有关广告、商品推销和信贷的商业规则，或将有明显欺诈行为的推销人和经纪公司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1925年，金贝儿（Gimbels）百货公司的广告经理谢尔顿·昆斯（Sheldon Coons）在给员工的演讲中概括了其中的许多优点。昆斯向听众保证，商业改进局“不是一个警察组织。它不是一个由试图干涉我们业务的个人运营的组织。它是一个由纽约商店和投资公司设计并资助的组织。我们每年要缴纳几千美元成为会员。我们是本局的成员，因为需要外界对我们的活动进行检查”。[77]对昆斯来说，商业改进局是朋友，而不是充满官僚主义的敌人，值得合作和尊重。但是，反欺诈组织选择在其管辖范围内行使管辖权造成了一些相当明显的失败；这些失败最终会导致罗斯福政府转向更为有力的政府监管形式。

第四部分将进一步关注一系列更加雄心勃勃的反欺诈监管目标的实现。但首先，进步时代政策创新所带来的法律环境值得更深入的研究。打击经济欺诈的日常努力不仅有可能扼杀企业家的创造力；有时，它们也危及对法治的长期程序性承诺。

第8章　程序正义的困惑

19世纪70年代初至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美国欺诈监管模式增强了监管权力。在州内州外，反欺诈组织发展了空前的能力来监督经济上的不实陈述，并制裁对其负有责任的个人和公司。从化学实验室到全国性的信息交换中心，新的监管基础设施拥有一批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人才，其中包括科学家、检查员和侦探。这些反欺诈斗士并没有坐等欺诈指控传到他们手上。他们随机测试肥料的成分，假扮顾客收集证据来对抗虚假的邮购公司，并派购物者去看看营销实践是否符合广告文案的承诺。为了克服经常阻碍欺诈起诉的集体行动问题，他们建立了与复杂的诈骗团伙和欺诈者地域范围相匹配的调查网络。最后，反欺诈组织为经济欺诈制定了影响深远的补救措施，实施新的质量标准，切断欺诈者享用邮件服务，限制他们可利用的广告渠道。

这些新的官僚权力形式并没有受到一些美国人的欢迎。前几章稍微透露了一些这种不满的情况。1910年前后，尽管民主党的报纸和两大政党的公民自由捍卫者有时也会加入进来，但最强烈的抗议来自那些认为自己受到反欺诈机构不公正对待的企业。威尔逊政府掌权后，法律界的保守派别越来越多地表达了对反欺诈策略的担忧，他们对自由裁量行政权力持怀疑态度。一项经常发生的控诉强调在监管决定方面缺乏一致性，例如，他们认为肥料分析或谷物分级的标准老是变动。第二个甚至是更有力的反对意见针对的是侵入性的调查技术和不负责任的裁决方法。反对反欺诈努力的人认为，这些手段有害于竞争，不民主，甚至不符合美国精神。后一种不满情绪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的邮件欺诈行政执法中尤其突出，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商业改进局的执法活动中更是如此。邮政官员和商业改进局的领导人大声为自己辩护，反对批评者，但最终主要通过对正当程序的更正式保护，修改了内部程序以安抚批评者。

由此产生的调整预计在20世纪中叶做出更广泛的努力，使不断发展的行政机构适应美国法律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形式和价值观。在联邦政府，这一进程最终使得1946年通过了《行政程序法》，迫使联邦管理机构在制定规则和执行行动时遵守严格的程序标准。但在联邦贸易委员会（1914年成立）的早期历史中，这一点也很明显。联邦贸易委员会成立后的前几十年，采取了比1913年之前的邮政部门更贴近普通法的诉讼模式。因此，反欺诈工作中的程序改革成为更普遍的行政法改革的序幕。

就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反欺诈行动已经达到了目的，成功往往取决于谨慎且迅速行动的能力。邮政欺诈令以及将广告商排除在主流出版物之外的非正式协议有一个关键优点，即反欺诈机构的官员可以在欺诈公司触及更多受害者之前迅速实施这些命令。此外，这些补救措施威慑许多使用轻微欺骗策略的公司停止了这些做法。这些优势是有效监管治理的标志。但当邮局和商业改进局最终同意调整处理纠纷的方式时，它们降低了训诫的影响。即使美国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压力面前妥协，这些调整证明了美国普通法法律文化的持久力量。

反康斯托克派

1872年邮政改革法案开始实施针对邮件中不受欢迎的材料的规定，第一次针对邮局的猛烈抨击几乎是在这条规定实施不久后到来的。安东尼·康斯托克道德运动的反对者抱怨他的做法违反了美国公平竞争的准则。批评人士指控，康斯托克采用虚构的人物来获取证据，以对抗非法邮件的发送者，这与其对手的业务一样不道德。19世纪70年代中期，一名民主党编辑多次坚称，纽约市的邮政检查员为了寻找非法货物，通过发送诱骗信，堕落到利用“谎言和伪造”的地步；他“以上帝和道德的名义，以撒谎、欺诈和欺骗人民为生”；他违反了“所有真正的法律和男子汉的尊严”，与那些远方的嫌疑人一样，有组织地依靠“谎言”。[1]

康斯托克反对色情作品发行商的行动，引发了人们对其执法行为的最强烈谴责，尽管很少有人为出版商传播带有色情内容的文学作品的权利辩护。但许多新英格兰人，包括一些非福音派牧师和自认的自由思想家，反对这位反色情改革家以与芝加哥新闻记者相同的方式进行激进的调查。纽约市市长反对利用诱饵信件的“整个间谍系统以及因此而制造的谎言”；波士顿的知识分子代表认为，“以道德或宗教名义所犯的谎言或欺诈，正如谎言之父所鼓动的那样，是真正的谎言或欺诈”。纽约市的一名出版人D.M.贝内特（D.M.Bennett）因出售与基督教启示相悖、讨论有性繁殖的小册子而被捕，他将其行为与西班牙宗教法庭的行为相比较。在贝内特看来，邮政检查员从事的是一项“邪恶的业务”，其基础是为粗心大意的人准备“谎言、欺骗、陷阱”。这种做法可能会提供证据，指控许多游手好闲的人，但同时也会以诱捕无辜个人为代价。这种批评在19世纪70年代末说服了7万多美国人向国会请愿，要求废除邮政改革法中针对淫秽内容的规定。[2]

人们对康斯托克的做法感到不安，与此同时，也对19世纪中期私人信用报告机构实施的监督感到担忧。信贷记者没有使用这种诡计。相反，邓白氏（R.G.Dun,Bradstreet’s）和其他此类企业的代理人汇编了有关个人的财务细节，以及对这些人的信用和品格的一般评价。然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对商业债务人的监督体系，令许多美国人感到震惊，认为这是一种侵入私人生活的声名狼藉的“间谍体系”。其他评论人士反对商业机构以“特勤局的方式”开展业务，因为信贷记者的身份和他们做出判断的过程仍然是个谜。[3]

19世纪的信贷记者和邮政检查员也因为类似的原因受到指责。两者都曾为国家组织工作，这些组织对个人和企业具有潜在的破坏性权力。两者都在秘密进行调查并做出决定，而不担负法律责任。在信用报告和邮件欺诈执法的不安情绪背后，隐藏着一种矛盾的心态，即创建一个一体化的国家经济往往会导致权力集中，受法律或民主监督的限制最小。正如费城经济学家爱德华·弗里德利（Edward Freedley）在1853年所表达的那样，商业机构“掌握在少数几个自封的裁判员手中，这些人……受无知和粗心大意的错误的影响，并不能保证免受恶意、偏袒、贿赂或腐败的影响”。[4]像弗里德利这样对不受约束的权威的怀疑，自大革命以来一直活跃在美国政治中。[5]

信用报告公司和邮政稽查机构大多回避了对手的攻击。前者强调了它们在防止鲁莽的投机者和令人讨厌的人获得既定信贷渠道方面的作用，以及它们为获得信誉良好的公司的服务提供便利。商业机构进一步坚称，相互交织的国家信贷体系所带来的压力，必然会限制潜在债务人的隐私权。[6]邮政官员强调，要对跨州经营的非法企业的所有者提出证据是很困难的，这证明了一些策略性欺骗是合理的。“与腐败分子打交道的官员，”亨利·沃德·比彻牧师（Reverend Henry Ward Beecher）在1885年纽约抵制恶习协会的年会上说，“必须适应他们游戏中的技巧、勇气和诡计。”正如安东尼·康斯托克所强调的，那些抱怨邮政法的人主要违反了这些禁令；他们不是“从事公开、合法交易的商人、银行家或企业家”。康斯托克进一步强调，监察机构的“手腕”和“诡计”受到严格限制。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违反传送邮件的“神圣封缄”。他们只是从可疑的广告、超大的邮递量或公众投诉中发现的公司处订购和购买商品。在此过程中，他们使用“测试”邮件，而不是“诱饵”。官方的不诚实只扩展到为了发出订单而捏造身份。[7]

许多共和党人和福音派教徒，包括美国商业精英中的关键人物，都加入了捍卫对抗邪恶的正直的信贷记者和英勇战士的行列。商业机构，如《亨氏商人杂志》和《银行家杂志》，对新兴的信用报告公司提供了早期和全面的支持。自它们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建立后，都市商业领袖和社会评论家把它们描述为国家经济基础设施的支柱。《银行家杂志》在1858年总结道，商业代理体系保护诚实的商人免受“缺乏经验、不称职和欺诈的毁灭性竞争”，同时纠正了“信贷体系的许多弊端”。据《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报道，信贷记者们辛苦工作“不仅是为了美国整体商业的利益，也是为了其邻居和朋友的利益”。到19世纪80年代，信用报告在“保护商人和制造商免受欺诈和欺骗”方面的作用在商界领袖中已变得司空见惯。[8]

这种精英共识帮助商业机构抵御了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诽谤诉讼，以及几个州的监管提案。商人们提起诉讼，声称虚假的信用报告造成了商业损失。在联邦法院和东北部地区的州法院，法官们一贯认为，当信贷记者在保密的基础上向客户提供信息时，他们不承担因善意而造成的不实损害赔偿责任。在其他地方，邓氏律师试图通过程序上的反对和拖延动议来挫败诽谤诉讼当事人，对商业证人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不要作证，并诱使原告律师放弃诉讼。如果高压手段不起作用，该机构就会为避免不利的司法意见而选择和解。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导致大范围的破产之后，全国各地的州议员提出了严格的信用报告规定。最常见的法案要么是故意散布虚假信用报告构成犯罪，要么是要求商业机构提交大量债券以抵消虚假报告造成的损失。除了在1890年通过了一项提交债券要求的南达科他州以外，信用报告公司找到了足够的立法同盟来阻止这种想法成为法律。[9]

东北地区的建制派也同样赞成邮局对欺诈性销售和淫秽作品交易进行管制的尝试。康斯托克的《揭露欺诈》一书，其明确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反击对邮件欺诈和淫秽执法的攻击，它在宗教界、商业界和共和党媒体上得到了好评。《波士顿广告人报》（The Boston Advertiser）典型地将康斯托克的“诡计”描述为“迄今发现的唯一一种追踪”那些通过邮件欺骗美国人的“恶棍并将其定罪的方法”。[10]城市反淫秽恶习协会发布的年度报告记录了逮捕和其他执法行动，也引发了类似的评论。《基督教倡导者》（Christian Advocate）解释说，这个纽约旗舰组织的目标是“对每一个基督教社区和每一个家庭都具有最高价值”，而它的“不知疲倦的……秘书长安东尼·康斯托克先生”通过与“掠夺国家道德的唯利是图的恶魔”作战，“正在做一件真正的基督教英雄主义的工作”。[11]在康斯托克及其支持者的劝说下，美国的商界和政界领袖对国会要求削减邮政当局的监管权力，或要求邮政总局压制其热切的调查员的呼声置之不理。康斯托克还在1874年躲过了一场生命威胁，以及指控他诽谤和虚假逮捕的法律诉讼。[12]

尽管对安东尼·康斯托克及其同事的攻击对改变邮件欺诈案件的调查方式几乎没有帮助，但25年来对邮件欺诈指控的行政裁决的抱怨，促成了程序上的调整。对邮局内部法律程序的攻击，是由财力相对雄厚、面临欺诈令诉讼的商人带头发起的。1879年，资源极其丰富的路易斯安那州彩票公司（Louisiana Lottery）进行了第一次尝试，挑战了欺诈令的合宪性。在联邦法院拒绝了这一提议后，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官员如何评估邮政检查员收集的证据，然后决定禁止个人或公司接收邮件的细节。

1872年的邮政改革法在这方面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指导。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司法部的做法是让一名邮政检查员或特别探员撰写一份案件报告，然后将报告送交司法部助理部长。在阅读了报告和证明文件后，这名官员会向邮政局长提出建议，后者几乎总是听从他的建议。这种做法意味着，在发出欺诈令之前，很少有被调查对象得到听证的机会。事实上，从1872年到1896年，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邮局正在考虑对他们采取行动。与理查德·西尔斯一样，欺诈令的接收者通常只有在被禁止发送邮件时才知道他受到了邮局的关注。尽管欺诈令的主角大多以逃跑作为回应，但那些处于创业边缘的人，像理查德·西尔斯一样，往往会呼吁撤销禁令。在这种情况下，邮局通常会举行听证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果律师能够证明他们的客户得到了当地重要精英的支持，并且愿意停止任何有问题的营销行为，那么邮局就会撤销欺诈令。然而，欺诈令发出后，举证邮局应撤销这些命令的法律责任落在了欺诈令的接受者身上。在19世纪90年代，政府每年同意撤销的欺诈令多达64项。[13]

与此同时，被欺诈令打击的债券投资公司的律师严厉指责邮局无视正当程序的基本原则。因此，代表伊利诺伊州共同人寿保险公司的律师J.T.汉纳（J.T.Hanna）于1894年7月写信给代理邮政局长，对邮局对待其客户的方式表示了震惊。汉纳坚称，司法部“将信息秘密地传给你，未经任何通知和没有机会应对指控的情况下，认为将这家公司的业务打上‘欺诈’烙印是合适的”。雪上加霜的是，它拒绝解释其行动的依据。律师说，即便是最低等的罪犯在程序上也受到更多的尊重。这种待遇引起了广告出版业的尖锐批评。在《广告人指南》（Advertisers’Guide）的编辑看来，“邮局的下属”把自己塑造成“小暴君”，他们的专制程度丝毫不亚于“俄国的沙皇或土耳其的苏丹”。他们把美国宪法变成了“一纸空文”，他们设立“星际法庭”，在这个法庭里，“先绞死人，然后审判他们”。[14]

1896年底，联邦司法部门的成员也加入了谴责邮政部门法律程序不规范的行列，这是由债券投资公司和经纪公司为挑战欺诈令而采取的法律行动推动的。那年9月，几家芝加哥经纪商接到欺诈令，理由是它们是投机商号。一家公司在联邦法院对这一行动提出异议，称其没有事先接到通知，也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在随后举行的听证会上，地区法官彼得·格罗斯卡普（Peter Grosscup）煞费苦心地强调，邮政局长签发欺诈令的权力已成为既定法律。但他表示，不赞成邮政部门对事实的单方面调查筛选。“我认为，”格罗斯卡普在法庭上解释说，“某个邮政检查员单方面的声明不应该成为可能毁掉一个人生意的欺诈令的基础。”一周后，法官拒绝了对这名芝加哥邮政局长的禁制令，尽管他也指出，赋予这名邮政局长的“巨大”权力“应该受到限制”。[15]

华盛顿的官员们可以无视从欺骗性广告中受益的邮购公司或广告期刊的文章。毕竟，19世纪后期的美国法律体系容忍了许多简易程序，被告几乎不享有一些州和联邦宪法中所规定的程序性权利。在这方面，城市和南方农村法院对流浪罪的处理引人注目，联邦听证会也在考虑排斥潜在移民的问题。[16]但是，一名受人尊敬的联邦法官发表了一篇尖锐的演讲，他在批准邮局的监管努力方面有过良好的记录，这篇演讲并不容易被忽视。1896年的大选中，共和党人重掌白宫并控制了联邦政府的任命，随后新上任的负责邮政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詹姆斯·泰纳（James Tyner）修订了欺诈令政策。此后，邮政官员于发布欺诈令之前将在华盛顿举行听证会。法律程序仍将比民事诉讼或刑事审判非正式得多，被告不一定能获得针对他们的证据。但邮政官员将不再以“一个愤愤不平的人”的指控为依据，对企业采取行动，他们将提交一份“指控备忘录”，以协助被告进行法律辩护。[17]

这些程序上的让步开创了一个长达六年的时期，在此期间，邮局发出欺诈令的频率要低得多，有些年份甚至只有不到50个个人或公司收到欺诈令。官员们公开解释说，这是对案件进行更仔细审查的结果，同时也反映出他们不愿在可疑案件中发出欺诈令的倾向。新标准导致邮政部门撤销了一些欺诈令，其中包括几项针对债券投资公司的欺诈令，其理由是联邦法院没有认定这些公司的经营具有足以构成欺诈的欺骗性。[18]

麦金利政府扩大了围绕欺诈令的法律模糊地带，增加了邮政部门助理司法部长办公室的腐败机会。在随后两年的内部调查中，詹姆斯·泰纳的副手兼侄子哈里森·巴雷特（Harrison Barrett）和另一名部门律师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利用新程序操纵了一个事实上的保护费团伙。巴雷特和米勒在通知公司它们正在被调查后，暗示企业主可以通过修正他们的商业行为来规避法律诉讼。然后，他们在写给公司律师的信中解释说，关键的一步是保留外部法律顾问，这些人拥有指导他们的专业技能。1900年底，巴雷特将邮购公司介绍给巴尔的摩的一名律师，他与这名律师关系密切；然后他辞去了职务，与那名律师成立合伙企业。此后，米勒建议那些需要修改营销文案以满足邮政标准的企业雇用巴雷特。泰纳后来失去了工作，1904年，他和巴雷特因合谋欺骗政府而面临刑事审判，结果被判无罪，主要原因是泰纳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19]

这种以权谋私的行为超出了邮政部门，甚至还蔓延至国会。就在泰纳——巴雷特案审理的几个月前，堪萨斯州参议员约瑟夫·伯顿（Joseph Burton）被控受贿，理由是他试图阻止针对圣路易斯一家投资公司的欺诈令。作为每月500美元预付金的交换，伯顿同意担任这家投资公司的律师，利用他的影响力向邮政当局求情。参议员没有试图否认这一安排。相反，他辩称，其法律服务构成了一个更正式的“好话”，即国会议员经常代表受到怀疑的选民，与邮政部门进行沟通。对伯顿的审判，以及泰纳——巴雷特事件的揭露，表明在邮政禁令发布程序中，违规行为已经司空见惯。[20]

这些丑闻给反欺诈令的对手提供了额外的“弹药”，他们几乎立即利用了这些“弹药”。与19世纪90年代一样，持不同意见的主要是那些面临邮政审查的知名商人。在石油大亨H.H.塔克（H.H.Tucker）和出版人、银行家E.G.刘易斯的带领下，这些批评人士对邮局所谓的专制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将其传播给全国观众。他们同时在公民自由主义者和国会议员中培养了具有影响力的新盟友。

塔克是20世纪早期形形色色的援引民主资本主义话语的股票推销者之一，他试图通过山姆大叔石油公司（Uncle Sam oil Company），从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得克萨斯州的一系列石油繁荣中获利。塔克通过报纸广告和招股说明书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投资者，他承诺不仅要在新兴油田开发油井，还要建设炼油厂和运输网络。这位石油大亨最初将自己的企业描绘成垄断企业标准石油的顽敌，从而培养了投资者的忠诚度。随后，他将任何法律上的挫折，包括1907年的邮政欺诈起诉和1908年的欺诈令，都解释为标准石油指使其政治和法律界的听差“下脏手”的结果，这样，他使得投资者加深了对山姆大叔的信赖。塔克坚持认为邮局是在石油巨头的指示下对他实施了迫害，并在1907年避免了有罪判决，然后他开始攻击国会、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新闻界。在每一点上，他都痛斥了邮政官员，尤其是泰纳的继任者、助理司法部长R.P.戈德温（R.P.Godwin）。1908年，塔克的公司在提交给国会的一份请愿书中称，戈德温恶意无视山姆大叔在欺诈令听证会上提交的证据，然后就此案撰写了一份“不真实、不正确、完全没有证据支持”的报告。除了要求免除欺诈令，塔克呼吁国会调查邮政监管，这将揭露“这家公司所遭受的暴行和不公正待遇”，为惩罚“公职人员的不当行为”奠定基础，制定立法改革方案，以“防止今后出现这种不公正现象”。[21]

刘易斯是圣路易斯的邮购企业家，他将创新商业机会的眼光与真实营销的弹性概念结合起来，对邮局的监管策略做出了更为积极的回应。他在其杂志的社论版严厉批评了这个部门，然后通过他的出版公司发行了两本书以充实其批评言论。他与人合作完成了第三本书，讲述了他的痛苦经历。这一部分的作者是一名不同意邮政部门对待刘易斯的方式的前邮政高官。他还通过自己的政治人脉，推动了立法，以建立一个在联邦法院对欺诈令提起上诉的法律机制。

和塔克一样，刘易斯也指控邮局人员渎职，声称泰纳被解雇后，邮政仍在继续保护诈骗活动，现在由伦纳德·古德温（Leonard Goodwin）掌管。古德温是芝加哥一名专门处理邮件欺诈案件的律师，也是新任助理司法部长的弟弟。刘易斯声称古德温曾许诺消除他与联邦政府之间的麻烦。[22]刘易斯认为，这种阴谋诡计是有可能的，因为欺诈令的每一个步骤都是保密的。即使举行了听证会，被告也无法获得支持欺诈令的证据、检查人员的报告或法律依据。“如果一个人使用这些邮件，”刘易斯在1905年挑衅地说，“他就没有任何邮局检查员必须尊重的权利。”这位出版商和银行家把自己描绘成“俄国秘密手段”的受害者，一个“从东海岸到西海岸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骗子”。[23]

就其本身而言，美国资本主义边缘的狡猾的企业家们出于自身利益显然不太可能影响邮政监管的方向。但是塔克和刘易斯及其他邮购商人提出的观点在偶尔出版的行业杂志上得到了放大。他们也与一群作家、律师和政治家产生了共鸣，这些人要么担心个人公民自由，要么反对联邦权力的日益集中，还有一些保守的共和党人，他们对共和党玩弄家长式监管感到揪心。《健康》（Health）杂志在1909年的一篇社论中概括了反对邮局法律文化的主要论点，这本杂志迎合了20世纪初常常接到欺诈令的行业。其编辑斥责道，欺诈令程序是“武断的”，是“对正义的严重歪曲”，甚至是“非美国的”。邮局的助理司法部长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笨蛋”，他扮演了“检察官、法官和治安官”的角色。这名官员能够决定邮政检查员收集的初步证据是否值得举行听证会，并监督整个过程，然后决定是否发出欺诈令。这名编辑宣称，这种法律职能的混合违反了英美关于正义和法治的基本准则。[24]

一群兼收并蓄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注意到了类似的主题。反帝国主义的编辑路易斯·波斯特（Louis Post）认为，欺诈令是一种“迫害”，因为它们是“未经审判或指控，仅仅因为华盛顿一名邮局职员武断的言辞而发出的”。这种权力利用了“独裁”冲动，就像美国对从西班牙手中夺取的领土的政治控制扩张一样。著名的纽约市律师、民主党法律改革家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指出，邮件欺诈审议过程中缺乏正当程序，是“联邦篡夺”的一个主要例子，这一点在日益依赖指定的委员会和草率处理移民案件方面也很明显。即使1897年开始了程序改革，邮局仍然有权在听证会前对邮件服务实施临时禁令。皮尔斯坚持认为，这种行为与私刑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邮政局长首先着手“摧毁一个人的生意”，然后礼貌地让他在认为此案值得采取行动的同一官员面前“听一场听证会，确定他是否有罪”。对于保守的共和党作家爱德华·弗雷德里克·布朗（Edward Frederick Browne）来说，邮局反欺诈的“家长式制度”甚至“把欧洲的帝国也归入二流”，这预示着“当前正在逐步增强行政权力的社会倾向”。[25]

由于反对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府的各种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欺诈令，刘易斯、塔克和其他处境相似的商人们不难找到国会中支持限制邮局反欺诈权力的人。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包括前印第安纳州法官、众议院共和党人爱德华·克伦帕克（Edward Crumpacker）和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威廉·A.阿什布鲁克（William A.Ashbrook）。克伦帕克强烈反对剥夺种族权利、私刑以及南方法律体系对待非洲裔美国人的做法，他从程序公平的角度看待欺诈令。1906年，他向众议院解释说，邮政部门运行着“一个……间谍活动系统”，数以百计的“秘密使者”使用“黑灯法”来制作“秘密报告”，这对企业“商业信誉”的基础造成了永久的破坏。他认为，此类诉讼“与自由制度的精神完全不符”。从1905年到1910年初，他推动立法，允许临时欺诈令的接受者在联邦地区法院上诉。届时，邮局将有15天的时间向联邦法官和陪审团陈述案情，任何欺诈上诉令的生效，都需要得到联邦法官和陪审团的同意。在联邦法院，普通法程序保护将生效，允许被指控的企业主看到调查报告，并申请传唤和盘问证人。[261910]年，民主党在选举中获胜，并任命阿什布鲁克为众议院邮政支出委员会主席，此后，他召开了听证会，讨论部门对E.G.刘易斯和山姆大叔石油公司的处理。刘易斯的听证会历时几个月，为他提供了向全国观众充分讲述其观点的机会，使反欺诈政策的实施受到了官方的关注。[27]

就像19世纪末一样，邮局的领导人物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关运动，以反击对他们处理欺诈令的攻击。部门年度报告坚称，邮政官员在评估涉嫌违反邮件欺诈法的公司时“非常谨慎”。在助理司法部长和邮政部长对相关证据进行“彻底审查”之前，任何公司或个人都不会失去对这些邮件的使用权。当“合法企业”在没有明显欺骗意图的情况下发布“误导性广告”时，邮局会给予“合法企业”停止虚假陈述、清理广告文案及“调整”客户投诉的机会。在一些小册子和杂志文章中，邮政总局局长乔治·科特尔尤等官员进一步指出，每80个收到欺诈令的人中，只有一个人对他们提出了质疑。他们还坚持认为，限制邮局自由裁量权的呼声最高的，是那些“因为被发布欺诈令，在从事不法活动时受到阻碍的人”，这些人自然认为邮件欺诈法是“专制和残暴的”。最重要的是，邮政官员强调了在欺诈令程序中“及时”是不可缺少的。“在任何可预见的时间内”拖延，意味着“一个骗局可能会在受到官方干预之前，就开始欺诈，或将其业务转移到其他名称和目的地”。相比之下，“简易”程序的存在保护了公众免受“成群结队的流氓”的侵害，这些流氓的违法行为，因为几十年来困扰检察官的证据挑战，蔑视刑事起诉。[28]包括行业期刊、专业期刊、大众市场杂志和主要都市报纸在内的纸媒也赞同邮局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29]

无论联邦法官是否注意到关于欺诈令的争议，他们大多仍然遵从官僚主义的判断，即哪些营销行为具有足够的欺骗性以证明这种补救措施是合理的。1902年，最高法院确实废除了邮政对医疗企业使用信件服务的规定。在“美国磁疗学院诉麦克纳尔蒂案”中，法庭指示下级联邦法院对一项欺诈令下达临时禁令，并就该学院声称其通过磁性治疗病人的能力是否构成邮件欺诈进行法律辩论。法官鲁弗斯·佩克汉姆（Rufus Peckham）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裁定有关治疗方法疗效的断言涉及的是意见，而不是事实，因此不容易符合欺诈的法律框架。但在两年后的另一起案件中，最高法院重申，欺诈令是一种对宪法权力的行使，司法部门不会在没有明显法律不当行为迹象的情况下，对邮政局长的调查结果进行质疑。[30]此外，下级联邦法院继续驳回几乎所有关于禁止欺诈令的请求，认为查明“欺诈计划”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且国会已授权邮政官员评估这些事实。即使一名联邦法官表示，他会以不同的方式对欺诈令程序做出裁决，就像巡回法院法官在1909年的一起案件中所做的那样，这种分歧也不足以推翻邮政当局的权威。汉德的结论是，只要“有任何证据”支持邮政总局的立场，官员的决定就是“最终的”、不可审查的。法院要撤销欺诈令，就必须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案件”，在这个案件中，“没有人能够合理地得出任何其他结论”。[31]如此高的法律标准意味着改革必须通过政治部门进行。

1907年1月，当众议院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克伦帕克议案时，将欺诈令提交司法审查的立法努力达到了高潮。但是由于乔治·科特尔尤的大力游说，加上罗斯福总统的否决威慑，该提案在参议院“流产”。[32]尽管有这样的立法结果，反对邮政独裁的长篇大论最终还是促使邮局调整了政策。1910年，新任邮政局长弗兰克·希区柯克（Frank Hitchcock）决定淡化欺诈令，转而支持刑事起诉。这一转变的理由是，欺诈令对最精明的骗子几乎不起作用，因为“一个被这样的欺诈令弄得停业的人很容易搬到街对面的另一幢办公楼里，以另一家冒牌公司的名义重新开始他的工作”。希区柯克解释说，为了拿下这些适应性很强的营销者，邮局必须投入时间和资源，建立能够经受住刑事审判的严酷考验的案件。人们不断地把邮政官员比作秘密警察、沙皇和苏丹，这肯定有助于说服他采取这一步骤。[33]

邮政部门的新策略极大地增加了因邮件欺诈而被捕、起诉、定罪和入狱的人数。1910年以前，邮局并没有全面统计其刑事欺诈案件；它可能一年起诉不超过50人。但从那一年到塔夫脱政府结束，公诉活动的节奏加快了，如表8.1所示。这三年来，邮政当局向联邦法院提交了1000多个邮件诈骗案件，其中包括几个引人注目的起诉纽约市经纪公司欺诈性上市股票的案件，比如，大陆无线公司虚假承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无线电报网络（最终的愿景是成为电台）。[34]

表8.1　邮政部门于1910年7月至1913年6月期间处理的刑事邮件诈骗案

（摘自邮政局年报，1911-1913年）

为了加强执法力度，希区柯克重组了邮政稽查局。除了将检查团置于其办公室的“直接监督”下之外，他还成立了一个处理复杂案件的调查人员精英小组，要求各区域办事处之间加强协调，并实行区域轮换政策。这最后一项创新击破了许多高级检查人员的狭隘主义，他们与所在城市的商人建立了不当的“亲密”关系，其中包括一些对欺骗性营销表现出强烈兴趣的人。希区柯克进一步深化了与其他联邦机构的合作，如农业部化学局，负责执行《纯净食品和药品法》。[35]这些举措使邮政部门完成了高比例的邮件欺诉定罪指控。从1910年7月到1913年6月，定罪与无罪的比率超过了7:1，这比19世纪各州诈骗案的正常起诉成功率要高得多。

然而，“希区柯克先生对骗子的战争”，正如《独立报》（The Independent）所称，很快陷入了调查疲劳和刑事司法体系顽固现实的泥潭。1912年秋天，邮政部门在4000多起欺诈调查的压力下不堪重负，正式请求国会将这类调查的责任移交给司法部门。[36]即使每8个调查中只有1个导致起诉，大约四分之一的起诉导致审判，邮件诈骗案件数量之多也开始阻塞联邦法院的起诉通道。重组并重新焕发活力的邮政稽查局现在可以更容易地对付大型邮购企业采用的复杂的欺骗和虚假陈述策略。但随着相关证据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且更富有的被告聘请了专业的法律顾问，邮件欺诈案件的审理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处理复杂的事实和法律问题时，他们往往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完成。正如首席邮政督察罗伯特·夏普（Robert Sharp）在1912年指出的那样，邮件欺诈行为“实际上填满了法院的案卷，并证明了现有司法机制在迅速处理各种案件方面的不足”。一旦邮政局长希区柯克指示他的检查人员以刑事定罪，而不是以行政欺诈令为目标，联邦检察官就抱怨说，他们的办公室只能处理新的欺诈案件工作量，“而忽略了其他重要的公共事务”。面对越来越多的积压案件，美国律师呼吁州政府官员来处理这些案件。[37]

此外，邮政官员很快对审判邮件欺诈的司法方式表示了担忧，因为这减轻了高定罪率对欺诈行为的影响。1912年，首席邮政督察夏普悲叹道：“在反欺诈斗争中令邮政部门沮丧的一点是法院判决的性质。”那些诈骗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人常常可以免于入狱，只需要支付“从几美元到3000美元不等的小额罚款”；那些“抢劫数百万美元”的人离开法院时“只被判了几个月的徒刑”。夏普认为，大多数法官不理解邮件诈骗对国家的影响，因此认为这种罪行可以“从轻判决”。[38]这些判罚的代价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因为记者们将欺诈骗局数万美元的费用与欺诈者所获的最低刑期和罚款进行了对比。[39]

对刑事起诉缺陷的担忧促使执法政策又一次改变方向。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任命的民主党邮政部长艾伯特·伯勒森（Albert Burleson）明确表示，需要采用新的战略思维。他的共和党前任一心一意地专注于刑事起诉，伯勒森宣称，这使得太多的美国人容易受到邮件欺诈的伤害。欺诈起诉以持续、漫长的审判和上诉为特点，“必然缓慢”，而且“判决的执行被长期推迟”。在此期间，大量的邮件欺诈案件进一步加剧，许多诈骗公司从投资者或客户那里“继续收获”。更糟糕的是，轻判造成的威慑微乎其微；短期监禁和低额罚款几乎不影响许多诈骗企业的经营。威尔逊政府的新班子主张，将反欺诈策略完全建立在刑事起诉的基础上，这样做会使美国公众“任由骗子摆布”。[40]

伯勒森坚持认为，明智的应对办法是同时采取欺诈令和刑事起诉的手段，因为前者具有直接的预防作用。甚至当公司在新成立的挂名公司下重新开始运营时，欺诈令也会降低它们的利润，减缓寻找新客户或投资者的过程。然而，考虑到长期以来对欺诈令程序的诽谤，新一届政府启动了另一项程序改革。从此以后，负责邮政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将不再亲自审查邮政检查员提出的报告和建议，也不再决定是否发出欺诈令，不再起草正式的“指控传票”，也不再在听证会上陈述案件。相反，其办公室里的律师将自行承担这项工作。助理司法部长将承担司法职责，主持欺诈令听证会，评估所有相关证据和论点，并准备备忘录供邮政局长审议。邮政领导人认为，这种新的安排解决了长期以来人们所担忧的问题，即由同一个人担任检察官和事实的权威评估人员是不公平的。[41]

重新配置欺诈令诉讼程序，使其看起来更像是普通法审判，并没有消除公众的攻击，因为偶尔会有撰稿人或律师发出通过法令提高治理的呼声。[42]但是邮政部门的举动平息了政治上的尖锐批评。对邮政秘密警察和美国明星商会（American Star Chambers）的抱怨不再在众议院得到回应，也不再在美联社的电报报道中引起反响。事实上，非政府反欺诈组织如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商业改进局和美国市场营销协会的崛起，给邮局带来了有影响力且能发声的支持者。这些组织赞扬了该部门的努力，扩大了惩戒范围，它们的私家侦探与联邦当局密切合作。[43]从1913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邮政检查员和律师继续他们的工作，而邮政部门的律师（之前是助理司法部长）则承担起行政法官的新职责。

然而，更加注重法律程序也带来了成本。欺诈令听证演变为复杂的事务，包括动议、提交大量证据，以及一丝不苟地制作官方记录。各部门的律师越来越小心地准备听证会，就像专门处理邮件欺诈案件的华盛顿律师一样。到20世纪10年代末，组织欺诈令听证会可能需要数周时间。由于进度较慢，律政司无法处理与邮政局长柯特尔尤任内相同数量的正式聆讯。1913年7月至1919年6月期间，尽管邮购业务蓬勃发展，但每年欺诈令的数量却相应减少，从27份到76份不等。这些数字低估了执法行动的范围，因为邮政官员同时磋商制定了大量规定，承诺以其他合法方式阻止欺诈行为。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该部门还继续优先考虑刑事起诉，每年的案件数量接近1000件。不过，通过延长对欺诈令的行政审查，新程序鼓励了一个更好的内部过滤器，来识别值得采取行动的商业欺诈行为。在1919财政年度，数以万计的投诉和数以百计的调查只产生了61次正式的行政听证，其中不到一半导致签发欺诈令。[44]改革后，邮局不再面对关于其反欺诈工作合法性的激烈争论。但是，在努力打击通过邮件进行的诈骗活动方面，司法部却变得不那么灵活了。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量的案件积压一直困扰着这个部门，这些案件可能会压垮人手不足的调查人员和检察官队伍。[45]

商业“线索派系”

美国商业改进局网络也遭遇了公众对其方法和动机的尖锐质疑。在20世纪20年代，甚至在大萧条爆发后，这些机构还面临着这样的指责：它们只关心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促进企业资助者的利益。据它们的对手所说，商业改进局有时就像据称由邮局律师詹姆斯·泰纳经营的保护费团伙。这些指控是，商业改进局强制商人订阅，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依靠的是招揽代理，这些代理使用的是商业改进局领导人在证券市场上谴责的那种“锅炉室骗局”战术。批评人士认为，如果当地企业拒绝了邀请，这些公司就会受到商业改进局的调查，继而受到公开羞辱，这往往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商业损害。由于害怕受到这种待遇，许多商人决定“付费获得豁免权”。[46]

在其他时候，商业改进局的批评者则坚持认为，这一组织通过激烈的竞争或创造性的吹牛来阻止新公司站稳脚跟，他们举出了丹佛干洗业和圣路易斯个人贷款市场的例子。另一个抱怨是，商业改进局忽视了大公司的不道德甚至非法商业行为，而这些大公司是这些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反对商业改进局的文章一再指出，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投资银行家协会向这些机构提供了数万美元的援助。一项常见的指控将该局的网络比作更复杂的股票诈骗内幕消息，这些内幕消息抨击了塞满美国邮箱的所有欺诈性促销活动，尽管这些内幕消息活动也毫无价值。对于批评人士来说，反欺诈网络“通过向外转移怀疑，达到了证券交易所的目的，这也起到了……防止内部审查的作用”。[471931]年曝光的反欺诈组织的一幅插图（图8.1）概括了后一种观点，它将商业改进局描述为商业精英的超级好“伙伴”。通过这些攻击，私人反欺诈组织的对手将对政府行政监管的自由主义批评延伸到经济体制偏爱的“自治”机制。在这两种情况下，监管机构最终都成了老牌企业的爪牙，从而为潜在竞争对手设置了无法逾越的准入门槛。

图8.1　商业改进局作为建制派好朋友

这幅漫画摘自爱德华·里格尔（Edward Riegel）于1931年出版的反商业改进局的小册子《对商业改进局阴谋的控诉》。

对商业改进局网络持怀疑态度的人进一步谴责了其自封的“准公众”地位，称其为没有问责或不受监督的“看不见的政府”。这种反商业改进局的言论与19世纪对信用报告的攻击以及数十年来对欺诈令的抱怨如出一辙。就像19世纪商业间谍系统和秘密邮政调查的反对者一样，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欺诈组织的对手也否定了他们吹嘘的监控网络以及对检察官和媒体的影响力。这种方法再次招致变得“非美国式”的指责，因为它们需要“一种比它声称要压制的欺诈行为更邪恶的间谍体系”，而且忽视了正当程序原则。正如商业改进局的长期对手在1933年提出的观点，这些商业改进局已经取代了“调查、起诉和保护的合法机构”。他们把这种权力交给了“未经选举、不负责任的男人，以及没有执照的窥探者”，这些人大多是“卑鄙的”女性“准买家”，“把自己塞进零售店，尽可能地发现一些贬损商家的东西”。商业改进局对其监控的许多企业的财务依赖也引发了类似的抱怨。[48]

甚至这个组织的名字也受到了攻击。“局”这个词是“一种错觉和陷阱”，它错误地向普通美国人暗示，该局具有官方、公众地位，甚至是“我们政府的一个准司法机构”。该机构最初的绰号“警惕委员会”，暗中打击了一个反对者——打破旧习的社会评论员埃德温·C.里格尔（Edward C.Riegel），更恰当地说，因为它的法外运作模式会让人想起三K党。他将商业改进局称为“商业线索派系”。“广告中的真相”运动的领导人曾多次援引“地方自治”的说法，将商业改进局描述为可以帮助企业机构在市场监督诚实守信方面发挥带头作用的机构。在里格尔看来，反欺诈运动和白人至上事业之间的相似之处远远超出了修辞策略。[49]

全国商人保护委员会（National business’s protection Council）是商业改进局短命的竞争对手，它以一幅引人注目的漫画（图8.2）将这些指控集中在一起，并绘有一本宣传小册子。漫画的中心人物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男子，象征着“受压迫的商业”，他被一个滑稽的“职业侦探”绑了起来，被一条有毒的双臂蛇掐死，这条蛇代表“商业改进局和其他不法分子”。在“职业侦探”的肩膀上，一个“敲诈者”低声指示。与此同时，在远处，政府官员要么把目光移开，要么茫然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这是一个关于贸易和工业的“在强盗统治下”，与美国自由、法律和自由企业传统背道而驰的景象。

商业改进局的工作人员对这些嘲讽的回应，与信用报告机构和邮局的做法非常相似。在公开评论中，他们为自己的方法辩护，称这些方法是明智的制度创新，防止了经济欺诈。他们及其政治盟友也攻击了批评者的可信度，局方的辩护者称这些人属于三个群体之一。第一个群体由追求可疑营销策略的商人组成，他们希望转移人们对“自身不当行为”的注意力。这群人包括股票推销商乔治·格雷厄姆·赖斯，他被控邮件欺诈，这让他磨练出了一套民粹主义的说辞。1904年，他收到了第一个欺诈令，后来又被判犯有邮件欺诈罪。在那之后，这名积习难改的推销者对邮政监管发起了猛烈抨击，称美国的金融精英，尤其是古根海姆矿业集团（Guggenheim mining syndi-cate），利用邮政监管作为镇压对手的手段。在后来的几年里，他的股票信息表谴责邮局、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的商业改进局，他把这些都说成是听从华尔街的命令。[50]

图8.2　商业改进局就像一条双臂毒蛇

1931年全国商人保护局小册子。消费者研究论文，特藏图书馆，罗格斯大学。

商业改进局的领导们认为，批评的第二个来源是专业的鼓动者和怪人，比如弗兰克·奥沙利文（Frank O’sullivan）和埃德温·里格尔，他们以抨击现代美国社会的中心机构为生，或者来自表面上正直、隐藏着阴暗过去的公民领袖，比如洛根·比林斯利（Logan Billingsley）。奥沙利文是芝加哥的一个小型出版商和作家，擅长华丽的侦探文学和揭露黑社会的犯罪活动。里格尔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通过一个名为“美国消费者协会”（Consumer Guild of America）的组织开展工作，这个组织只不过是一个空壳组织，用来掩饰其操控人对大企业和大政府的周期性反对言论。比林斯利在西雅图时是一名走私犯，在此期间，他面临两起谋杀案的指控。之后，他搬到了纽约市，投身房地产开发。在大萧条早期，他控制了濒临破产的布朗克斯区商会（Bronx Chamber of Commerce）和曼哈顿商业委员会（Manhattan Board of Commerce），通过谎称自己吸引了有前景的企业加入，建立了它们的公众形象。就像乔治·格雷厄姆·赖斯一样，在商业改进局揭露了其欺骗和遁词之后，比林斯利力图败坏“广告中的真相”运动机构的名声。[51]

最后，反欺诈组织指出，它们偶尔会成为艾奥瓦州共和党参议员史密斯·W.布鲁克哈特（Smith W.Brookhart）等民粹主义政客的攻击目标。这些政客老调重弹地指控商业改进局，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可以提升他们作为集权反对者的声望的机会。鉴于对商业改进局方法的投诉来源存在这些特征，其代表建议公众不要轻信这些抱怨。哥伦布商业改进局在20世纪30年代初解释说，这种对反欺诈组织技术性的抱怨只不过是“被卡住的猪发出的尖叫声”。[52]

然而，这种尖叫有时包含着一部分真相。在整个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的繁荣时期，商业改进局更多地关注于识别和公布不可靠公司的欺诈行为，而不是大型零售商或主要投资银行的虚假陈述。不过，商业改进局关注了一些大都市百货公司的价格相关的广告，其领导人强调，这进一步驳斥了其主要对手的说法。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在1925年和1926年围绕梅西百货的价格宣传发生的一场公开争论。这场争论最终将促使商业改进局像邮局一样，推行程序改革。

几十年来，梅西百货一直以低价著称，它在1880年的一则广告中夸口说：“我们的价格低于竞争对手。”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种说法变得更加精确。“梅西百货的价格，”这家商店在1925年的一则广告中宣称，“在一年中的每一天，在每一件商品上”，包括常规商品和打折商品，“至少要低6%”。高管们声称，百货公司可以实现这一承诺，因为梅西百货以现金或极短的信用期大量购买商品，销售也只以现金方式进行，从而避免了与赊销相关的坏账和高退货率。受到竞争对手一连串投诉的推动，纽约市商业改进局的商品部门在1925年派其专业买手到梅西百货公司购物，持续几个月，这符合其检查所有零售商（包括成员公司）广告宣传的政策。然后，买手比较其他零售商相同商品的价格后，发现其他零售商有几十种商品的价格与梅西相同，甚至更便宜。随后，商业改进局的管理人员与梅西百货的高管举行了几次会议，前者向后者施压，要求后者纠正其核心广告信息中的不准确之处。但是梅西百货的管理层拒绝接受任何有关其广告从根本上说是“不准确的”的说法，并把商业改进局的要求描述为企图强行规定营销策略。[53]

梅西百货和纽约市商业改进局之间的争论与19世纪90年代中期邮局和西尔斯罗巴克之间的争论——如何解释未填写或填错的订单的重要性——非常相似。西尔斯强调，其公司庞大的业务量和大量的员工使得一些错误不可避免，公司已经建立了一个内部机制来识别和纠正错误。梅西百货的副总裁珀西·斯特劳斯（Percy Straus）在回应商业改进局对其公司广告文案的指控时，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斯特劳斯指出，他的百货公司卖出了数千件商品，其中许多商品的价格经常发生变化。为了遵守梅西百货低于竞争对手的销售政策，公司内部设立了一个“比较局”，指派员工到其他零售商调查价格。梅西百货还鼓励顾客将外部更低的价格告诉他们，并要求其数百名销售人员“报告与我们的政策相冲突的价格”。斯特劳斯坚称，每当梅西百货的管理层意识到价格差异时，他们就会下调店内的价格。但鉴于该公司的产品种类繁多，员工规模庞大，一些错误和疏忽是不可避免的。此外，在许多情况下，关于某些商品是否“真正具有直接可比性或同等价值”产生了棘手的问题，这需要耗时的“技术分析”和内部辩论。施特劳斯进一步解释说，在所有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梅西百货都犯了一个错，那就是“假定我们的顾客是无辜的”。[54]

梅西百货和纽约市商业改进局对广告“不准确”的定义，以及谁有权对违规行为采用这种标准和采取补救措施，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百货公司的管理人员并不反对商业改进局的购物检查；事实上，他们对此表示欢迎，并承诺只要商业改进局指出有出入之处，他们就会调整价格。他们还迅速调整了广告文案的措辞，包括1926年初做出的一项明确让步，即“我们不是绝对正确的。其他人有时可能会降低我们的价格——有时可能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以低于我们的价格销售商品，直到我们发现为止”。但他们拒绝在其核心营销主张上做出让步——梅西百货系统地提供了纽约最低的价格，以及“节俭之人的商店”。珀西·斯特劳斯坚称，在这一点上认命，等于默许商业改进局将其管辖范围扩大到远远超出打击欺诈使命的领域。这种让步的结果将是对“商业竞争”这一微妙而艰难的过程进行各种“危险的干预”。梅西百货公司没有接受这个命令，而是放弃了纽约市商业改进局的会员资格。[55]

围绕梅西百货定价政策的争论又持续了数年。商业改进局的工作人员希望展示他们对抗大公司的意愿；梅西百货的几家竞争对手，如金贝尔和沃纳梅克（Wanama-ker），鼓励他们这样做，从而增强了他们的这种冲动。这两家公司认为，梅西百货长期低价销售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梅西百货放弃会员资格后的几年里，商业改进局的领导们对这家百货公司充满了怀疑。例如，在1930年的秋末，底特律商业改进局的负责人秘密地报道了梅西百货资助洛根·比林斯利的曼哈顿商业委员会的活动的谣言，其中包括试图在底特律摆放反商业改进局的广告牌。在全国范围，商业改进局网络制定了广告文案的标准，反对使用与梅西百货类似的全部低价的销售宣传。在其1932年的《零售店广告指南》（Guide for Retail Store Advertising）中，商业改进局的附属机构将这种断言描述为“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没有广告主能够“完全准确地了解所有商家在所有其他商店的所有价格”。[56]

尽管如此，商业改进局的管理人员们还是觉得有必要以一种对抗性小得多的方式处理与梅西百货的纠纷，而不是以一种对抗性强得多的方式来应对那些对其业务批评最为激烈的组织和个人。珀西·斯特劳斯不是乔治·格雷厄姆·赖斯。梅西百货的副总裁是美国商界精英中受人尊敬的一员，他管理着一家标志性的零售企业，而不是一个有着犯罪记录且狡猾的发起人，在经营企业的历史中他最多也就是打打营销中的规矩和诚实的擦边球而已。1926年1月，对有关“6%”的宣传的争议达到了顶峰，纽约市商业改进局愿意将梅西百货的广告案情提交给由纽约商人协会、纽约州商会和纽约市律师协会的任一会长所指定的特别审查小组进行评估。商业改进局的负责人贝亚德·多米尼克（Bayard Dominick）表示，这种方法将允许“对所有事实做出最充分的确定，如（梅西的）广告标语是否正确……准确适用于您的业务，或它们是否误导公众，对您的竞争对手造成不公平”。[57]多米尼克的提案承认，在1913年邮政改革之前，商业改进局的执法模式也会遭到同样类型的反对，这种反对经常出现在邮政欺诈令程序中，即商业改进局将调查员、检察官和法官的角色赋予同一机构，有时甚至是同一个人。

梅西百货拒绝参与与其广告策略有关的仲裁，但在商业改进局的圈子里，向一个公正的机构提起某种上诉程序的想法依然存在。在大萧条早期，随着公众对其方法的抨击加剧，这类程序改革变得更具吸引力。这方面的另一个推动因素是，商业改进局的网络日益融入联邦政府的正式决策和执法活动。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曾呼吁国家商业改进局及其附属机构协调行业实务会议，在多个行业制定标准，其中包括国家期刊广告标准。这一举措使得最终在1933年通过了《广告行为准则》，该准则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1932年的《零售广告指南》（Guideto Retail Advertising）。[58]

为了加强实施这些准则的理由，或许也是为了让大型企业资助者更容易接受这些准则，国家商业改进局在1931年提议成立“公平商业行为审查委员会”。委员会由广告主、广告业和媒体代表组成，将向不同意国家商业改进局调查结果的广告主提供上诉审裁处。虽然其管辖权是非正式的，类似于自愿仲裁，但其程序将模仿许多法律公约。在广告主要求举行听证会后，国家商业改进局将向其“简要说明受到指控的做法，并说明该局认为这些做法不利于竞争或损害公众利益的原因”。接着，上诉人将在15天内提交一份“书面答复”，国家商业改进局将确定听证会的日期。尽管这一程序将“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但委员会有权将讨论限制在有争议的具体问题上，双方都将有机会提出“专家证词”，每一方都可以请法律顾问提出论点。国家商业改进局的总经理爱德华·格林（Edward Greene）将这种安排描述为“一种适用于商业行为的准司法意见的合理应用”。格林认为，新的审裁处将“提供一个由企业进行自我监管的广泛且公平的体系”，并与国家商业改进局提供的监督和道德劝说相结合。[59]

考虑到即将执政的罗斯福政府，格林从出版业、广播业和广告业找到了足够的支持，以便在1932年底开始筹备一个审查委员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国家商业改进局说服了代表这些行业的行业协会任命董事会成员，并在1933年春天晚些时候宣布，它将很快开始运作。[60]但是，由于国家复兴管理局（NRA）的混乱活动，这项倡议很快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作为新政经济复苏战略的一部分，国家复兴管理局要求包括广告业在内的行业采用并执行公平的商业惯例。零售广告业的准则遵循了国家商业改进局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制定的规则。此外，在全国各地，新成立的联邦机构向商业改进局网络寻求执法方面的援助，借用了商业改进局的几名工作人员来帮助管理大都市的合规部门，并利用了一些地方商业改进局来进行规则监督和执法工作。现在，那些对商业改进局的解释或决定感到恼火的公司，可以在国家复兴管理局规则管理者面前获得一个正式的听证会，而不是计划中的广告审查委员会。[61]

与邮政部门不同的是，20世纪早期的商业改进局网络实际上并没有对其处理营销欺诈案例的模式实施广泛的程序保护。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广告审查委员会被截断的历史预示着二战后国家商业改进局及其许多地方分局的制度演变。就其本身而言，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的事件仍表明了普通法程序规范对反欺诈举措的影响。自“广告中的真相”运动开始以来，只要企业表现出愿意遵从其对公平交易的评估，各商业改进局就强调在公众聚光灯之外进行非正式调查和谈判的好处。但面对针对秘密手段和不负责任的权力滥用的持续批评，以及希望带来大量企业广告客户（这些广告客户的高管和法律顾问希望保持商业行动的自由），商业改进局领导层希望通过程序调整来化解批评。他们的建议反映了长期以来关于法治、指控说明、提出和反驳证据的机会、依靠法律顾问的机会以及由没有直接参与初步调查的个人做出判断的理想。格林强调，广告审查委员会的任何听证会都将“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而且管理其运作的规则确实比法庭程序要非正式得多。然而，即使在商业自律领域，美国的法律文化也在制度上留下了印记。《纽约时报》没有忽视广告审查小组的法律影响。它的新闻标题告诉读者，“广告领域”即将迎来一个“高等法院”——尽管这个庄严的机构将完全超出州的职权范围。

联邦贸易委员会早期的反欺诈斗争

20世纪10年代中期，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官员开始打击州际贸易中的欺诈行为，他们避开了邮政部门曾遭受的政治攻击，后来批评人士又将矛头指向了商业改进局。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关注程序公平问题，采用了一些规则，使委员会免受像苏联秘密警察那样运作的指控。不像邮局可以禁止使用邮件服务并发起欺诈刑事诉讼，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军火库”主要由“停止并终止令”组成，这些命令指示公司或个人停止特定的行为。此外，委员会的官员只有在经过一个包括普通法判决若干特点的漫长行政程序后才能发出这种命令。在接到通常来自竞争对手的针对某一企业的初始投诉，或通过对市场的直接监控发现有不当行为的证据后，联邦贸易委员会会指派一名专职律师进行初步调查。调查通常至少包括一些实地采访，调查结果是一份书面报告，建议要么结案，要么启动正式听证会。然后，由联邦贸易委员会两名资深律师和一名经济学家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将考虑这一建议，评估该公司是否参与了州际或国际贸易，其活动是否具有足够的欺骗性，足以违反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以及正式的行政诉讼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这最后一项要求取决于其他法律救济手段的适用性。如果委员会认为调查足够彻底，并认为需要联邦贸易委员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它将要求委员会授权对这些指控展开更正式的审议。有了这项授权，联邦贸易委员会将向调查对象发出即将举行听证会的正式通知，以审议其涉嫌采用不公平竞争手段的指控，其中包括针对它的指控摘要。在听证会前，企业将有机会对指控提出书面答复，列出辩护的框架。听证会通常由一名不涉及调查的审裁官进行，并会让被告有机会提出证据、盘问证人和反驳论点。听证会结束后，主审官准备了一份调查结果和一份建议，要么是拒绝受理，要么是发布一项停止并终止令，被告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律师可以通过正式的摘要对该命令做出答复。最后，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五名委员将获得本案的全部记录，并就此问题举行进一步的听证会，听取双方的口头陈述，辩论案情，就案情的处理进行投票。[62]

当时，联邦贸易委员就其行为给予了充分的通知，并提供了查阅调查人员收集的证据的途径。它还煞费苦心地将调查和起诉案件的官员与裁决案件的官员区分开来。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诉讼程序没有提供普通法院所能提供的所有普通法保护；它们允许更广泛的可采证据，并限制被告进入传统法律争端中可获得的程序性动议的机会。[63]对不公平竞争指控的调查仍在行政法中进行。一些法律观察人士更倾向于在联邦贸易委员会检察官和审查员之间建立更大的制度上的隔离，特别是考虑到有时会要求检查官准备正式的调查结果供整个委员会审议。[64]尽管如此，早期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欺骗案例反映了威尔逊政府对程序性细节的普遍关注，在其对欺诈令程序的改革中尤为明显。

事实上，遵守严格的程序规则的正式要求常常会损害联邦贸易委员会迅速打击采用不公平竞争手段的公司的能力。在最初的十年里，许多评论家指责联邦贸易委员会程序冗长。委员会自身也指出，许多初步调查都需要“对事实进行长期、广泛和艰苦的调查”。尽管后来的听证会本应在接到法律通知后的40天内举行，但冗长的案头文件使得长达数月的拖延司空见惯。因此，发出一项停止并终止令往往需要整整两年的时间。如果一家公司违反了这一命令，则联邦贸易委员会不得不诉诸联邦法院强制执行，而这一过程需要更多的时间。[65]

一些被调查的公司抱怨说，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决策速度缓慢，迫使他们在被证明无罪之前，不公平地与负面宣传作斗争。拖延还意味着，一些欺诈企业持续经营数月甚至数年，而针对它们的案件则还在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官僚机构内流转。或许最成问题的欺诈案件是证券欺诈。由于这种骗局的事实复杂性和地域范围广，取证特别费时。在塞缪尔·E.J.考克斯（Samuel E.J.Cox，涉嫌销售一文不值的得克萨斯州石油股票）一案中，联邦贸易委员会花了近四年时间，才从1919年的初级起诉转向提交一份停止并终止令。正如法律学者杰拉德·亨德森（Gerard Henderson）所言，“如果委员会发现的事实是真的，人们不禁要问，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有多少容易上当的公民的存款被骗走了？”[66]因此，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法律程序往往导致商业或金融骗局在骗子转移到新地点很久之后才被关闭。

1925年，当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控制权被移交给共和党任命的人选时，该委员会主席威廉·汉弗莱（William Humphrey）制定了几项政策，试图纠正联邦贸易委员会关于“缓慢”的说法。有两项旨在促进委员会和被调查企业之间的谈判协议的行政改革，类似于邮局在世纪之交与声誉良好但有过虚假陈述的公司之间安排的规定。在汉弗莱的指示下，联邦贸易委员会不再受理正式投诉，也不再在初步调查后立即公布案件。相反，它允许面临指控的公司在不公开的非正式听证会上做出临时回应。如果在这一步之后，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律师仍然认为纪律处分是适当的，他们会试图通过协商解决大多数虚假广告案件。最常见的协商要求企业接受一项正式规定，停止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律师认为有问题的那些做法。在这种情况下，联邦贸易委员会只公布相关事实，不让公众看到接受规定的公司的名称。[67]

汉弗莱认为，这些改革使联邦贸易委员会能够更加公平地行使行政司法，同时使它能够“不再玩弄欺诈手段”。面对来自竞争对手的不公正投诉的企业，在采取行动走完行政程序的数月乃至数年里，不再需要应对负面宣传。根据规定，欺诈案的处理发生在几个月内，而不是几年之内。汉弗莱还提出，更强调协商妥协，使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诉讼程序更接近传统法院系统的运作，在传统法院系统中，大多数争议都以和解告终。这样的安排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那就是可以让调查人员和律师把精力集中在真正欺诈的公司和不择手段的媒体公司上，而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对这些公司发誓，绝不仅仅是坚决执行，而是要打一场“歼灭战”。[68]

汉弗莱也以同样的思路，大大增加了联邦贸易委员会资源在行业实务会议上的投入。这些会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某个特定行业中公司的这些会议识别出变得常见的不公平商业策略，随后采用了反对这些做法的规则。虽然这些行业惯例的表述缺乏法律效力，但它们的清晰表达有助于建立影响管理行为的商业标准和规范。甚至在联邦贸易委员会新制度建立之前，杰拉德·亨德森就已经得出结论：“一项行业惯例的教育影响，与一系列正式申诉和命令的强制同等重要。”行业会议达成的协议也有助于联邦贸易委员会官员采取执法行动。行业的“道路规则”有助于评估关于不公平竞争方法的具体控诉是否值得注意。由于这些规则反映了“行业中表达出来的情绪”，它们扩大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律师对涉嫌违反这些规则的公司进行道德劝说的能力。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召开了几十次这样的会议，通常是与国家商业改进局联合召开的。[69]

另一项倡议集中于直接监管国内的印刷广告。1929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由三名律师领导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每周审查数以千计的广告样本。这个新部门的运作方式与美国的商业改进局基本相同。与商业改进局的网络一样，联邦贸易委员会与全国性杂志的出版商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当一名官员发现一则看似具有欺骗性的广告时，联邦贸易委员会会联系相关的出版商或电台经理，要求提供营销宣传的证据。如果对回复不满意，则建议出版社或电台进行调整或拒绝该广告。如果这两项行动都没有达成，则联邦贸易委员会可以授权对广告客户以及相关广告代理机构和媒体机构进行正式调查。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其1931年的年度报告中称，这种非正式的监管机制在95%的情况下会促使广告商、广告代理商和印刷出版物同意这一规定。委员会估计，其工作使得“1万多则虚假和误导性广告已停止”。[70]

当时，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汉弗莱领导下的监管风气，反映了对普通法程序主义和共和党企业自治哲学的坚定承诺。每一种冲动都要求对虚假广告和其他欺诈案件采取更为克制的处理方式，尽管其中一种冲动仍假定政府处于活跃状态。这种形式的结社主义保留了遵循正式法律程序和非正式行政方式解决问题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威廉·汉弗莱来说，解决这种紧张关系的关键在于对合法企业采取更具同理心的监管立场。这名共和党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仍然相信，他的法律工作人员和其他委员在看到彻头彻尾的骗子时，能够认出他们，并将他们与偶尔进行虚假陈述的诚实商人区别对待。汉弗莱和邮政局长科特尔尤一样，认为他的机构可以成为商业和平的可靠守护者。与此同时，他和20世纪初的许多观察人士一样，对工业经济中容易受到伤害的消费者越来越感到担忧。他在1926年宣布，联邦贸易委员会“使得那些欺诈和造假者，骗子和恶棍，在不诚实、无原则和唯利是图的，分享他们犯罪果实的出版商的帮助下，每年从生病的和不幸的，轻信的和无知的人那里抢夺数亿美元变得不可能”。[71]

汉弗莱的程序创新在商界得到了支持，商界赞赏对调查性宣传的限制。但一些有影响力的法律思想家认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求助于非正式纠纷解决方式，是对程序正义的侮辱。布鲁克林法学院（Brooklyn Law School）教授、美国最重要的行业律师之一亨利·沃德·比尔（Henry Ward Beer）坚称，汉弗莱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制定的“捷径”违反了“法律程序的首要原则”，也违反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的明确条款。比尔坚称，该法规只授权正式的投诉、公开听证会和公开裁决。非正式调查、“秘密”规定和行业实务会议没有坚实的法律基础；他们用最恶劣的官场施压取代了公正的判断，而无论案件的是非曲直，都很少有公司会反对这种做法。“作为一个民族，”比尔抗议道，“我们不满足于通过行政命令来审判我们的权利。”因此，他认为，“与其让一个诚实的商人”通过伪装成“经由投诉和调查事实来代替其合法权力”的非正式机制“被消灭，不如让大量的虚假广告不受监管”。[72]尽管存在这些吹毛求疵的论调，但联邦贸易委员会比20世纪早期联邦政府的大多数机构，包括1913年以前的邮局，都更严格地遵循了英美法系的法治理念。然而，就像邮政部门一样，遵守程序规范意味着正式司法的步伐会放缓，因此会有更多的时间用于采用欺骗手段的机会主义营销策略。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反欺诈组织的制度演变方向，凸显出许多美国精英对行政法哲学的关注。行政法哲学是维多利亚时代颇具影响力的英国法律学者艾伯特·维恩·戴西（Albert Venn Dicey）提出的。对戴西来说，现代行政机构的出现对英美人的自由概念构成了严重威胁，因为它们常常剥夺了一名正规司法人员根据普通法的规则和解释惯例审查国家行动的权利。正如戴西在他广为流传的关于英国法律体系的演讲中所阐述的那样，法治要求，当一个监管机构采取一些损害私人利益的行动时，它的行动基础是“一种以普通法律方式确立的明显违反法律的行为”，在所有情况下都要诉诸“当地的普通法院”。[73]

在20世纪上半叶，戴西的观点在美国的一些法律机构中得到了支持，这些机构认为这个新兴的行政国家对法治构成了威胁。许多美国法律思想家，包括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恩斯特·弗罗因德（Ernst Freund），都信奉保守的、实质性的戴西主义。弗罗因德坚持认为，美国的宪法价值要求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广泛的审查，包括在联邦法院对所有行政决定提起上诉的能力。他希望建立一个“美国法治国家”，在这个法治国家中行政人员适用清晰的、立法制定的规则，并始终服从司法部门。这种观点对城市中产阶级很有吸引力，他们把公共政策与老板操纵的政治机器[13]的腐败联系在一起，对于那些把自由等同于法律仪式和程序的著名法官和律师也很有吸引力。[74]

另一种立场是由一群杰出的法律人物提出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在美国的金融中心纽约，就是在美国的政治中心华盛顿特区。这些人包括：公司律师、纽约州共和党州长、最高法院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曾任塔夫脱政府、罗斯福政府的战争部长和胡佛政府的国务卿的共和党人亨利·斯廷森（Henry Stimson）；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他是一名杰出的商业律师，后来成为共和党国务卿；或许最重要的是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他是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政策顾问，罗斯福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这些律师认识到，要求法院审查行政事实调查的实质是难以置信的，因此认为，在工业化社会中，灵活的行政决策对于解决经济争端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他们力图向监管机构灌输尊重正当程序的思想，要求法律界人士成为行政国家的监督者，当自由裁量权转变为无原则、不公平的“武断”时，他们要随时准备抗议。[75]

这些想法后来成为美国监管设计的基本前提，体现在1946年的《行政程序法》和后来大多数州议会通过的类似立法中。然而，早些时候的反欺诈措施试验表明，程序改革具有长期的吸引力。在监管机构的构建中忽视它们，会招致受影响的企业家的敌对情绪，以及保守派律师和政界人士的公开谴责。相比之下，将常规法庭程序的要素嫁接到监管行动中，使得监管机构能够抵御批评。通知和具体指控的提供，正式听证会，调查、起诉和判决的分离，上诉的机会——这些政策巩固了国家机构和类似商业改进局这样的准公共机构中反欺诈行政裁决的合法性。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反欺诈监管机构通过采取程序性保护措施，断断续续地平息了政治批评。[76]

这种模式的出现，并非出于司法部门小心翼翼地捍卫其特权的要求，因为法院遵从行政部门的指令，对欺骗性的商业行为采取灵活手段。相反，这些要求来自一群形形色色的记者、反传统的社会评论员，以及欺诈调查的对象——所有这些人通常都利用了不信任政府权力的流行法律文化。“明星商会”（Star Chambers）和“秘密警察”的评论员们将对反欺诈监管的批评与美国的革命历史联系在一起，这些改革旨在将美国的自由与当时东欧等地的独裁统治区分开来。最终，行政反欺诈技术的反对者形成了一种更加专业化的话语，反映了精英法律教育的规范和专业化法律实践。这些反对者得到了许多大型企业的支持，这些企业开始齐心协力，减缓美国监管机构日益广泛的影响，并迫使监管机构减少作出模棱两可的指示。

美国欺诈法中关于基本程序问题的争论，对“法治”的历史认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复杂的、不断发展的和模糊的关于正义的观点和态度，在过去几百年里，帮助塑造了许多社会的法律制度——从英国及其遥远的殖民地，到西欧大陆列强，到近现代中国，再到美国。[77]现代治理理念将规则的明确性和有效传播、官方判决的公正性、上诉机会的提供，以及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法律的普遍适用等价值观奉为神圣。[78]正如美国反欺诈机构的演变所表明的那样，这些规则算不上是无稽之谈。它们将精英阶层对官僚主义设计的争论与更流行的法律和正义观念联系起来；在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建设和完善中，对这些价值观的诉求往往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努力调整制度以适应工业化的挑战和一体化国家经济的出现之际，它们的准确定义仍然是激烈的政治博弈的焦点。

因此，要从历史的角度思考“法治”，我们必须做的不仅仅是定义其关键要素，以及这些要素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无论是在法律精英圈子内，还是在社会群体中，或在更广泛、更流行的法律文化的范围内，人们还必须找到思想和情感的来源。人们必须进一步确定何时已确立的“法治”原则在竞争的政治和法律优先事项面前退居次要地位，或者往往带着新的转变或重点再次脱颖而出。人们必须评估忠于这些规则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后果。[79]

反欺诈组织内部更多的程序保护减缓了它们的法律机制。这种转变几乎没有剥夺邮局、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商业改进局与被调查公司达成协议的能力。事实上，这些组织中的每一个都成为非正式监管的更有经验的实践者，更加赞赏全行业对公平行事和明智解决办法的审议如何能够有针对性地利用稀少的机构资源来实现监管目标。但缓慢且昂贵的正式程序的出现，为依赖欺骗的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肆无忌惮的企业在感受到关闭店铺和搬迁的足够压力之前，或者在当局能够关闭它们之前，享受了更多的诈骗时间。在评估夸夸其谈与虚假陈述之间的界限时，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等公共机构可能会避免与财力雄厚的企业对抗，或寻求更宽松的条款，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旷日持久、结果不确定的法律诉讼。

由于担心商业欺诈的社会成本，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的决策者们试验了现代行政管理的技巧。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这样做是希望提高职业资历，但在所有情况下，他们都希望绕过通过正规法院打击欺诈的挫败感。尽管几十年的法律反击并没有完全按照普通法的规则重塑反欺诈监管，但批评确实鼓励监管官员更加重视程序公平。随之而来的制度调整加强了对企业家和公司的公民自由的保护，增强了商业律师的权威，并在行政裁决中形成了更多类似法院的惯例；但有时也会出现不那么咄咄逼人的执法姿态，以及更多类似巴纳姆时代美国的监管失望。

第四部分　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呼吁（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

第9章　向“卖者自负”迈进

1933年3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就职后不久，向国会发出了一条特别信息，呼吁联邦政府监管证券市场。这位新总统注意到，“许多出售证券的个人和公司的不道德和不诚实的做法”给投资者造成了“严重损失”，他要求立法规定股票和债券营销人员进行全面信息披露。他认为，大萧条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要求上市公司、投资银行家和金融市场其他参与者制定新的沟通标准。为了恢复“公众”对资本配置机制的“信心”，美国国会不得不把“讲真话的责任推给卖方”。罗斯福宣称，如果没有确保投资供应商开诚布公的监督，证券交易所和债券市场将继续维持死气沉沉的状态，因为饱受打击的投资者会避开公共发行的证券。[1]

罗斯福的请求代表了美国商业欺诈监管的一个转折点。经过一些细节上的争论，国会同意了他的要求，成立了一个强大的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来监督美国的资本市场。1938年，《惠勒——李法案》（Wheeler-Lea Act）扩大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欺诈性营销的管辖权，与此同时，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成立大大扩大了联邦政府监管经济言论真实性的责任。在新政期间，美国民选官员承诺要纠正美国工业化的大陆经济内部的信息不对称。他们选择通过健全的官僚机构采取行动，监督国家市场，打击欺骗性的商业行为。这些发展导致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密集公共行动，以限制经济中的欺诈性。国会、州议会和市议会通过了一项立法，不仅针对一般市场，而且针对零售贸易、特许经营和消费信贷等特定市场，对这种欺骗行为进行了全面打击。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各州和市政府还成立了新的机构，负责打击商业欺诈。

人们必须小心，不要夸大与新政后反欺诈监管相关的变化程度。立法者和其他政策制定者有许多早期的试验，20世纪中叶的反欺诈斗争保留了这些先驱者的主要特点。越来越多人坚持认为，卖家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面对更严格的标准，这决不是意味着他们一定要放弃经济参与者必须能够照料自己的假设。罗斯福解释说，他呼吁加强证券监管，但这并不能免除买家密切关注的责任。相反，该建议“在‘购者自慎’这条古老规则的基础上，再增加了一条原则，即‘卖者自负’”。新政证券立法的制定和实施遵循了这一提法。事实上，美国立法机构和监管机构在1933年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制定的几乎所有反欺诈政策，都是以经济参与者的尽职调查为前提的。这些政策也反映了人们对将过多的权力扩大到行政官僚机构的长期忧虑，不论是通过过分慷慨的预算拨款还是给予不适当的酌处权。因此，即使在20世纪中期美国政府规模更大的鼎盛时期，非政府组织和自律组织仍在反欺诈监管环境中发挥关键作用。

尽管如此，罗斯福政府对“卖者自负”的态度标志着政治话语和政策的转变。在接下来的40年里，美国国会议员和两党监管机构都不太相信经济自由的主张，更担心的是维护市场的普遍信心或公平对待经济参与者。他们还从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角度制定了反欺诈政策。事实上，只有在“新政”之后，这些短语才开始流行起来。[2]

接下来的三章调查了美国从罗斯福新政时期到20世纪70年代的欺诈监管。本章研究了20世纪60年代初的反欺诈行动，重点是联邦政府对金融市场和零售营销的监管，以及商业改进局的相关业务。第10章和第11章讨论了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消费主义对反欺诈监管的影响。这三章共同记录了通过立法、行政法规制定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司法解释对商业欺诈的广泛打击。他们还规划了两党共同构建一个更紧密、更完整的反欺诈机构网络，包括公共机构和州外机构。尽管反欺诈监管的范围和有效性受到了长期的限制，但所有这些活动都限制了市场欺诈的规模、范围和影响。

制度设计和知识基础

新政时期的反欺诈监管源于人们对证券市场的担忧。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和随后的股市崩盘，证券市场呈现出新的紧张态势，这些担忧主要集中在长达数十年的自我交易、操纵和虚假陈述等方面。在1920年至1929年股市大幅上涨期间，华尔街依赖于更广泛的股东基础。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自由债券运动”，以及美林（Merrill Lynch）等快速成长的券商的硬推销技巧“轰炸”后，数百万美国中产阶级加入了投资队伍。[3]这些新来者不仅购买了银行、保险、运输和采矿等成熟行业的证券，还购买了制造业、零售企业、投资信托公司的股票以及外国债券。强劲的需求、不成熟的买家，以及薄弱的监管约束，构成了欺骗的强大动机。

正如第5章所说明的，自19世纪70年代末以来，邮件欺诈执法一直以股票和债券诈骗者为目标，而州际投资欺诈在19世纪一二十年代成为邮政部门更为重要的工作重点，导致了大量的起诉和定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财政部的资本发行委员会（Capital Issues Committee）有权审查拟议中的首次公开发行，并有权禁止任何被视为与战时努力不一致的发行的授权。更多的实质性监管立法出现在州一级，涌现出了蓝天法案（证券交易管理法）。

然而，事实证明，州监管计划非但没有真正起到甄别作用，反而漏洞百出，限制过度。前一个问题源于立法豁免，无论是对公用事业和银行等行业，还是对上市公司。美国投资银行家协会成立于1913年，致力于为在交易所出售的股票和债券建立安全港，以抵御蓝天法案的威胁。可悲的官僚限制进一步阻碍了州层面的监管。立法拨款通常只能够草率地执行，即使是资金最充裕的机构也没有限制推动州际销售的内幕消息和电话交易所。与此同时，推销者猛烈抨击了蓝天法案的授权要求。对这些企业传道者来说，新规定创造了法律上的“枷锁”，这只会加强老牌证券交易所和投资银行的权力，同时给“工业发展穿上一件紧身衣”。[4]

就连纽约利用1921年《马丁法案》，并成立专门的防止欺诈证券局（BPFS）来遏制证券欺诈的深远努力，也面临着重要的限制。从1925年起，它向发起人和证券经纪公司发放强制性问卷，以便在没有投资者具体投诉的情况下，了解有问题的做法。[5]防止欺诈证券局的律师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发起了数千起欺诈调查，进行了数百起强制企业停业的禁令程序，并提出了数十起刑事诉讼。此外，它在法庭上的成功率，与19世纪各州反欺诈执法行动的不幸记录相比，具有显著的突破。与发出邮件欺诈令的要求一样，防止欺诈证券局发出的大部分禁制令和委任破产管理公司的动议均无异议；通常情况下，当发起人或经纪商在法庭上反对该局时，该局就会胜诉，而该局提起刑事欺诈诉讼的情况，虽然远不如禁令诉讼常见，但通常会导致定罪。[6]防止欺诈证券局能够而且确实指出了针对大规模投资欺诈的成功执法行动。司法部长和他们的副手利用一切机会吹嘘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无畏地打击了纽约联合证券交易所、乔治·格雷厄姆·赖斯对爱达荷州铜矿的推广、查尔斯·鲍勃（Charles Bob）对矿业投资信托基金的掠夺，以及其他许多金融欺诈。官员们还强调，该局的影响不仅限于将投资欺诈者赶出商界或关进监狱，因为来自专职律师的初步调查往往会说服证券公司改革它们的营销实践。[7]

尽管官方发表了严厉的批评，但同时代人对《马丁法案》在多大程度上遏制了欺诈性投资的兜售，提出了质疑。由于有太多狡猾的推销商，而调查人员、律师和办事员只有几十个，根本无力追捕，导致司法部长抱怨经费太少，工作量也大得不可能完成。进步主义律师塞缪尔·恩特梅尔（Samuel Untermeyer）等批评人士经常辩称，根据《马丁法案》，对这些欺诈性销售的执法只会“等它们的股票被分配出去，盗贼拿着赃物逃跑之后，才锁上马厩门”。此外，法院要求解散欺诈性证券公司的命令，就像邮件欺诈令一样，并没有阻止经验丰富的经营者通过新公司重新发起诈骗。而《马丁法案》的调查对象是外围的操作人员——从事非上市股票交易的外部人员。就像商业改进局的调查人员一样，防止欺诈证券局很少审查这个国家的金融精英。[8]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繁荣，以及技术扩散的加快和消费信贷的迅速扩张，见不得光的做法在华尔街盛行起来。诸如因苏尔公用事业公司等大型上市公司利用宽松的会计准则夸大损益表，从而促进了新证券的销售。[9]公司内部人士和股票池的经理们依靠腐败的记者团传播对其交易有利的消息，并通过洗牌或对敲直接操纵价格——在这种交易中，他们安排联合购买股票，以制造需求增加和价格上涨的假象。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场内交易员和专业人士利用挂单信息，进行“非法抢先交易”。由于这些内部人士接到了大量会影响价格的订单，他们首先在自己的账户上进行交易，从这些价格波动中获取部分经济价值。[10]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投资信托公司创造了一种保密文化，助长了虚假陈述。尽管基金经理们声称他们采用了复杂的投资组合策略，将风险降至最低，但他们经常利用投资者的资金来支持陷入困境的自己控股的公司，通过未披露的管理和承销费用来攫取利润，通过保证金购买证券来放大风险。[11]

投资银行和证券经纪公司沉迷于利益冲突和欺诈行为。在承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投资银行家们压低股票价格，并为公司内部人士和其他受青睐的客户（包括美国政治和法律精英）预留配股。[12]在推销秘鲁等陷入困境的拉美国家的主权债务时，尽管内部报告对危险的财政状况发出了警告，银行财团仍将这些债券描述为低风险债券。[13]向广大中产阶级出售证券的银行和经纪公司，如国民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采用了不法电话交易商的一些做法。除了对销售人员进行高压策略培训，实行以佣金为基础的薪酬政策以鼓励夸大事实，他们还通过指示销售人员向零售客户推销证券来减少公司在投资组合中表现不佳的股票上的损失。[14]

在大萧条前夕，纽约总检察长汉密尔顿·沃德（Hamilton Ward）承认，包括他所在州的《马丁法案》在内的现行法规，在阻止最厚颜无耻的证券欺诈方面收效不大。沃德说：“《马丁法案》并不能防止那些声称自己是经纪商或推销员，并从事无价值证券交易的普通小偷。从小打小闹的人到资金雄厚的开大办公室的高压销售员，《马丁法案》提供的救济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起不到什么作用。”在1929年后金融市场的“废墟”中，最雄心勃勃的州反欺诈立法形式似乎更显不足。[15]

在新政之前，无论是通过股票做手托马斯·劳森（Thomas Lawson）、乔治·格雷厄姆·赖斯和杰西·利弗莫尔（Jesse Livermore）的回忆录，经济学家威廉·Z.里普利（William Z.Ripley）等的学术分析，还是揭发丑闻的记者如约翰·T.弗林（John T.Fly-nn）的报道，金融领域的不法行为都受到了公众的批评。[16]但只有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关于证券市场的听证会才让许多美国人了解到20世纪20年代股市繁荣的阴暗面。这些听证会始于1932年春天，在罗斯福当选总统、费迪南德·皮科拉（Ferdinand Pec-ora）被选为首席法律顾问之后，势头有所增强，得到了新闻的大量报道。皮科拉提供的证据表明，包括国民城市银行和摩根大通（J.P.Morgan）在内的一些大公司的道德和行为存在问题。听证会削弱了华尔街的形象，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并为《1933年证券法》（Securities Act of 1933）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and Exchange Act of 1934）奠定了基础。[17]

这两项法规重塑了证券营销。尽管罗斯福政府的一些官员和国会议员希望制定一部联邦“蓝天法”，但该法案的主要起草者，包括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和詹姆斯·兰迪斯（James Landis），认为各州的监管方式是失败的。法兰克福特和兰迪斯并没有将联邦政府认证新股票发行的义务视为合理的主张，而是加入了两个独立的监管治理策略。第一个是禁止内幕交易、市场操纵及在首次公开发行和二级市场上的欺诈行为。在这里，改革的设计师们借鉴了《马丁法案》、各州的虚假伪证法和联邦邮件欺诈规约的做法：他们假定，严厉的刑事起诉将阻止违法行为。第二种策略遵循了英国金融监管的长期逻辑，强调会计的透明度和真实的营销主张。新政证券法对上市公司、投资银行和证券经纪公司实施了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但美国立法者也扩展了英国的做法。在大西洋彼岸，政府依靠投资者来识别任性的公司和发起人。相反，美国国会创建了一个行政体制来监督金融信息的提供，安排了一个新的监管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在投资银行能够向投资者出售新证券之前，它们必须对拟发行的证券进行登记（首先是在联邦贸易委员会登记，从1934年开始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然后等待20天再出售。注册文件必须提供过去业绩、未来战略和前景、资产和资本结构、承销费和销售佣金等信息。如果对真实性或完整性有疑问，公司可以在等待期间修改报表。如果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判定这些信息不完整或不真实，它可能会发布行政停止令，阻止新股发行。上市公司还必须提交关于盈利和财务状况的季度和年度报表，由独立会计师审计，并符合证券交易委员会与美国会计学会（American Account-ing Institute）联合批准的会计准则。该立法规定对小规模股票发行、股东人数少于1000人的少数人持股公司和只有内部投资者的公司给予豁免；但它影响到了美国投资者持有的大多数股票和债券。[18]

之后的三项立法完善了新政时期的证券监管架构，每一项都是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和听证会设计的。1938年《马洛尼法案》（Maloney Act）规定建立准公共监管机构来监督美国的数百名券商以及场外交易市场，它们基于私人流通价格表进行电话交易，处理大型机构投资者的二级债券和股票交易，以及交易非上市公司股票。新的准公共协会将有权授权经纪商。他们将进一步制定培训标准和实践规则，监督这些规则的遵守情况，听取客户的投诉，惩罚误导或不公平对待投资者的经纪商和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保留了对自律机构的监管权力，以及制定规则、监督和执行的直接权力。《马洛尼法案》通过后，证券业决定成立一个独立的自律组织来履行这些职责，投资银行家协会重组为美国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19]

两年之后，美国国会颁布了《投资公司法案》和《投资顾问法》，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投资信托基金、投资顾问和投资组合经理等新领域建立了监管监督。第一个法令禁止在共同基金的销售和投资实践中进行自我交易。它还禁止因证券欺诈而被制裁的个人担任投资公司董事或管理人员，要求投资公司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并要求这些公司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持股、财务结构和公司战略的详细信息。第二项法规要求投资顾问们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并要求取消参与证券欺诈的个人的资格；它进一步禁止重大的虚假陈述，并强制披露潜在的利益冲突。[20]

有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会扩展禁止欺诈行为的规定，比如1942年，它通过了10b-5规定。这一规定澄清了《1933年证券法》禁止证券交易欺诈的规定，宣称该规定涵盖了买卖、遗漏导致具有误导性的重要事实以及任何其他欺骗性的“计划、技巧或策略”。在近20年的时间里，10b-5规定仍然是证券监管的一个次要部分，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执法人员和证券律师所忽视。但是在1961年，一些比较激进的官员采纳了一种解释性意见，即这一规定禁止那些公司高管利用非公开信息进行股票交易，也禁止向其他利用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的人提供此类信息。[21]

所有这些立法和行政行动的前提都是利用监管权力重塑商业环境。对公司和投资银行的信息披露要求的核心目标是重塑金融市场的结构和文化，就像证券经纪公司、股票交易商和投资顾问的授权机制一样。为此，立法者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寻求金融专业人士的帮助。政策制定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企业律师和公共会计师等私人“看门人”身上，前者负责监督新规定的遵守情况，后者则被立法指定为企业财务报表的监督者。这种行政预防策略保留了惩罚性的特点。若不遵守披露要求，公司会受到民事和刑事处罚，采用欺骗性或欺诈性营销手法的公司也一样。《证券法》还规定，如果公司发布虚假宣传或隐瞒重要信息，以及投资者因依赖虚假或不完整的陈述而遭受损失，投资者有权要求赔偿。但他们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一套关于沟通真实财务信息的新规范和惯例。[22]在这个体系中，监管权力的顶峰依赖于证券交易委员会及其数百名政府律师、经济学家和官员。尽管如此，它的设计者仍对用过多的繁文缛节搞乱证券市场持谨慎态度。结果，他们把监管合规的广泛责任委托给了历史悠久的证券交易所、新成立的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以及法律和会计专业人士。[23]

与证券法一样，1933年后，对欺诈性零售的监管建立在制度先导的基础上，涉及国家政府更为稳健的活动。在这个政策领域，联邦贸易委员会仍然是最重要的联邦机构。在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律师对数千家企业进行了调查，以确定它们是否违反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该条款认为“不公平的竞争方法”是不合法的。它的调查引发了数百起“停止并终止”执法行动，以及更多的规定——停止令人反感的商业行为的书面承诺。然而，联邦贸易委员会从来没有明确指出那些会引发调查的营销违规行为。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行政法法官和委员往往是在案件中零零碎碎地列出原则意见。

通过这种普通法式的积累，罗斯福新政前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发现了一系列不受欢迎的营销骗局。关于产品数量、质量或新特性的误导性声明，以及有关原产地、成分/成分性质和卖方在商界地位的错误断言，都引起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官员的注意。其他强制执行的诱因包括：对竞争公司的不公正的贬低；虚假的价格宣传，例如虚假的“停业”销售，以及用虚高的标价打折进行兜售；虚假的客户评价。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行业实务会议制定了自愿参加的公平竞争准则，并将这些广泛的原则应用于各个行业的具体情况。[24]

从新政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这些营销策略持非常悲观的态度。在其调查人员、听证官员和专员对商业虚假陈述的指控进行评估时，他们使用的证据标准远远低于刑事欺诈指控所需的证据标准。欺诈意图的问题没有被纳入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评估，至少它们在法庭上发起“停止并终止”诉讼的情况下是如此；购买行为是否受到虚假声明的影响，也不在考虑之中。相反，正如最高法院在1919年西尔斯罗巴克诉联邦贸易委员会一案中裁决的那样，委员会只需要发现广告或营销的其他方面“有能力或倾向于直接或通过欺骗购买者伤害竞争对手”。[25]

后来，法院和国会采取行动，扩大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监管范围。就在罗斯福总统通过任命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大法官，果断地改变了最高法院的政治平衡几个月后，最高法院进一步降低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欺诈诉讼中的证据要求。关键案例是联邦贸易委员会诉标准教育协会案（1937年），这是一家百科全书经销商对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出的停止并终止令提出的上诉。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说法，该公司的上门推销员“大军”错误地声称，知名人士要么为百科全书做出了贡献，要么为百科全书背书；为了能够进入买主的家，他们告诉潜在买主希望送给他们一套书作为礼物，然后解释说，他们还必须支付10年的每月增刊订阅费；而且他们把正常的购买价格错误地描述为大幅折扣价。为了在联邦法院进行辩护，标准教育协会聘请了亨利·沃德·比尔，他对大范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行政行动抱有热烈且持久的批评态度。一家联邦上诉法院撤销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命令中的一些内容，将其判决建立在“购者自慎”的逻辑之上。下级法院辩称，“我们不能太认真地考虑这样一个建议：一个购买一套书籍和10年‘延期服务’的人，仅仅因为一个声明——即第一本书已免费，而他只需为后面的延期服务付费——就足以被误导”。这一观点与19世纪的法学家和编辑如出一辙，他们对一些美国人的愚蠢感到惊讶。按照这种观点，如果绝望的乡巴佬坚持无视欺骗的迹象，法院就没有理由保护他们。联邦贸易委员会将此案提交最高法院后，布莱克大法官驳回了这种对轻信者的蔑视。“一个错误的陈述对那些受过训练和有经验的人来说可能是明显错误的，”布莱克认为，

但这一事实不会改变它的性质，也不会剥夺它欺骗没有经验的人的能力。公民没有义务怀疑与他做生意的人的诚实。法律的制定是为了保护信任和怀疑。长期以来，商业的最佳要素一直是，诚信应该主导竞争性的企业，不应该依赖“购者自慎”的原则来奖励欺诈和欺骗。

布莱克在法庭上的意见完全支持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命令。[26]

与1937年后的联邦司法系统一样，美国国会扩大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欺诈行为的打击。在20世纪20年代，最高法院裁定，联邦贸易委员会只有在能够证明其构成了“不公平竞争手段”、对其他企业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才对欺诈性销售行为拥有管辖权。1938年的《惠勒——李法案》消除了这一限制，不管给其他公司造成损失与否，它都禁止在州际贸易中采取“欺诈行为”，并加强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欺诈性销售的食品、药品和化妆品采取行动的权力。[27]

在最高法院和国会这些举措的支持下，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听证官员和委员们扩大了非法欺骗的界限。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它们继续召开行业实务会议，鼓励公司和行业协会制订公平竞争的行业准则。20世纪50年代末，委员会在全经济范围内开展了反对虚假定价、诱导和转换广告以及欺骗性担保的运动。在提炼了支持在这些领域发出停止并终止令的广泛原则之后，它颁发了官方指南，并将其列为调查的优先事项。[28]

这些努力受到联邦法院的礼遇。20世纪中叶，即使没有证据表明客户受到了欺骗或者有人遭受了可量化的金钱损失，上诉法院也不会在欺诈行为案件中推翻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评估。联邦法院的法官们认为，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专家值得信赖，他们会留意那些“粗心大意”“最不老练”的广告读者，找出那些容易出错的棘手或含糊的说法。如果这些公务员发现染发剂是“永久性”的描述超出了法律的范围，因为染发剂不会影响新生的头发，法院就不会推翻他们的判决。他们也不会推翻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即一家公司的“买一送一”促销活动具有欺骗性，理由是该公司从未以规定的价格出售过该产品；或者，它拒绝了电视剃须膏广告，该广告声称剃须膏可以软化砂纸，因为这则广告依靠的是“相机技巧”和一种由覆盖着沙子的有机玻璃制成的“模拟道具”。[29]正如著名的联邦法官勒尼德·汉德（Learned Hand）对联邦贸易委员会在欺诈案件中的裁量权所作的总结，联邦贸易委员会有权要求“一种足够清晰的广告形式，用先知以赛亚的话来说，就是‘行路的人虽然愚蠢，但不会在这方面犯错’”。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很清楚他们所享有的回旋余地。该委员会1966年的《律师手册》（Manual for Attorneys）将其使命描述为保护“最无知和最不知情的买家”。这一目标要求调查人员评估广告和宣传材料的“总体印象”，但不取决于意图的表现形式，并赋予调查人员在构建案件时的灵活性，因为确立欺骗性不符合“任何一般或通用的调查程序规则”。[30]这种家长式的看法与一个世纪、甚至半个世纪以前界定交易的假定完全相反。

随着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政府重新将反欺诈政策的重点放在军事承包和消费者价格控制制度上。为了满足对武器、弹药、坦克和飞机的无尽需求，制造商们对工厂进行了重新装备。与此同时，有关开价过高和其他不当行为的报道浮出水面。联邦官员的反应是仔细审查承包商和分包商的工作和收费方式。军方对质量控制和成本结构采取了严格的规定，并配备了数千名文职检查人员和审计员，这些人员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厂工作。国会委员会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以使政府官员牢记保持承包商诚实的任务。这一监管鼓励了对收费和承包合同重新谈判施加压力。在这些非正式的压力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时，国防部提出了数十起高调的起诉，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告都被判有罪。[31]

战时零售经济的关键仲裁者是美国物价管理局（OPA），其任务是对消费品实施配给制度和价格控制。在华盛顿，美国物价管理局的经济学家和科学家为各种各样的消费品设定了价格上限和质量标准，然后为汽油和肉类等关键商品制定了配给制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当地的物价管理局官员（其中许多是前商业改进局领导人）招募了数百个志愿咨询小组和数万名当地董事会成员，协助制定和实施法规。一个由志愿“价格助理”组成的队伍——主要是家庭主妇，负责监督零售店的价格和数量控制。[32]对于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来说，反欺诈执法只是一个小目标，它仍然专注于抑制通胀和确保基本商品的公平分配。尽管如此，该组织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带头开展了数以百计的调查，以查处伪造配额券的行为，以及以欺骗手段销售需求量很大的旧收音机和旧汽车的行为，结果导致数十人被捕和受审。[3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5年里，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针对具体商业欺诈形式的法律，包括1951年的《羊毛法》《毛皮产品标识法》、1958年的《纺织纤维产品标识法》和1958年的《汽车信息披露法》。这些法规采纳了推动新政证券法的核心监管策略：信息提供。每个都指定了企业必须向客户提供的几种真实信息类型，并定义了呈现这些信息的标准。这些措施共同巩固了联邦政府打击误导性和欺诈性商业言论的承诺，同时表明联邦政府更倾向于提高个人照顾自己的能力。[3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政策制定者也做出了类似的努力，以遏制欺诈性的教育机构。这种担忧可以追溯到20世纪10年代，当时，商业改进局、州检察官和联邦邮政检查员都开始与文凭作坊展开斗争。然而，通过《退伍军人权利法》（GI Bill）设立的国家高等教育补助金和担保贷款，让教育欺诈问题变得更加突出。现在的问题不仅是保护那些轻信的人，或者保护合法学位的价值和知名教育机构的地位，还要防止对财政部的攻击。1944年《退伍军人权利法》通过后，不时出现一些丑闻，涉及不可靠的职业学校和更受尊敬的机构，它们在教学质量或毕业生的职业轨迹方面误导潜在学生。1952年《退伍军人再适应援助法案》首次提出了依赖于州和地区的认证机构的联邦政府主要监管措施。这些非政府组织负责证明大学、学院和专有职业学校提供了真正的教育项目，因此有资格获得联邦贷款和助学金。与依赖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监督的证券经纪公司一样，为打击高等教育中的欺诈行为，高等教育中的主要监管职能被委托给了准公共机构。[35]

随着各州和地方政府增加了针对消费者欺诈的法规和条例，华盛顿特区以外也出现了类似的反欺诈行动。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这种立法攻势大多针对具体经济部门的问题，例如保险业的营销实践（除了全国性的出版物中有争议的广告之外，保险业不受联邦监管），或者职业许可和担保制度。将虚假广告作为轻罪起诉的州也在增加。到1956年为止，已有43个州颁布了这类法律，其中31个州规定，检察官在定罪时既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有定罪的意图。[36]

在邮件欺诈执法这个反欺诈监管的长期舞台上，司法部确实削减了联邦权力。在两个案例中，最高法院裁定，邮局必须证明欺诈意图以证明发出欺诈令是正当的，以及邮政官员在确定这类欺诈令的范围时必须更加小心，只能对被证明的欺诈活动签发欺诈令。[37]然而，这些裁决是以联邦贸易委员会权力的同时扩大为前提的，这给予联邦政府另一项针对欺骗性营销行为的行政处分——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出的停止并终止令。邮局还保留着调查邮件欺诈指控的权力，并酌情提出刑事起诉。[38]因此，从新政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更严格的反欺诈监管代表了美国政治经济的一贯特征。

没有像1929年股市崩盘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更能够成为监管机构针对欺骗性零售营销采取措施的试金石了。消费者欺诈的幽灵似乎从来没有可怕到足以摧毁整个经济。有时，规模较小的事件会引发全国对企业掩盖真相意愿的担忧。1958年，有爆料称，各大电视网络曾为《21》（Twenty One）和《64000美元问题》（The＄64000 Question）等热门游戏节目编写剧本，这让精英评论员和普通观众都感到震惊。几年后，公开披露音乐公司向DJ们提供了大量引诱（“贿赂”），让他们在广播节目中播放唱片，也引发了类似的反应。这些事件导致了备受关注的国会听证会，引发了一些政策上的转变，比如一项将贿赂定为犯罪的联邦法律，并且鼓励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欺骗性的商业行为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39]

在没有丑闻的情况下，美国人继续从商业监管机构那里了解消费者和金融欺诈的问题。都市报纸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欺诈指控的报道。早在20世纪30年代，《纽约邮报》的西尔维亚·波特（Sylvia Porter）等专栏作家就曾引导投资者走出现代资本主义的迷宫，其中包括如何避免金融欺诈的建议。20世纪中叶，长期的调查性报道催生了大量关于普遍存在的欺骗行为的系列报道，例如吉姆·福雷（Jim Foree）在1957年6月为《芝加哥辩护人》（Chicago Defender）撰写了五集报道，揭露肮脏的汽车销售行为。20世纪中期的全国性杂志也在效仿它们的前辈。《更好的家园和花园》《读者文摘》《国家商业》《周六晚间邮报》和《变化的时代》等各种各样的出版物都刊载了商业骗局的集子，并就欺诈性营销的迹象发出了警告。[40]这些记者中有许多人，如拉尔夫·李·史密斯（Ralph Lee Smith）、弗兰克·吉布尼（Frank Gibney）和西德尼·马格利乌斯（Sidney Margolius），都是通过有关欺诈和诈骗的书籍为全国读者所知的，这些书籍的基础正是他们从事消费者问题报道的职业生涯经验。[41]

图9.1　一幅商业改进局海报呼吁投资者在面对二战后的投资和慈善诈骗时保持警惕

W.丹·贝尔论文，丹佛公共图书馆，西部历史收藏。经许可转载。

新闻界的反欺诈哨兵在美国商业改进局网络中仍有盟友，这些机构在战后几十年变得更加稳固。正如二战结束时一场大规模运动所显示的那样，商业改进局仍将重点放在公共教育上，旨在警告美国人警惕一系列的投资欺诈行为（图9.1）。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商业改进局加大了打击消费者欺诈的力度，这反映出证券监管体制的不断深化。随着美国人搬到郊区，商业改进局紧随其后，在快速发展的新社区开设了办事处。到1962年，他们在美国122个城镇设立了分局。他们向郊区居民发放了大量的消费指南，向其解释如何在与园林绿化公司打交道、订购电视维修服务或赊购电器时看好自己的利益。在几个城市，他们制作的广播和电视节目突出了消费者欺诈的长期问题——每年有3000集广播和电视节目，以及4万个较短的公共服务广告。[42]例如，在芝加哥，长期播放的广播节目《你好，“傻瓜”》（Hello Sucker）和《这是你的钱》（It’s Your Money）在20世纪50年代每周播出，警告听众小心汽车展厅、上门推销员、特许经营和住宅开发中的欺诈行为。[43]这些运动的规模堪比商业改进局在20世纪20年代的努力。

作为试图教育“婴儿潮”一代和其他战后成年人的父母如何最好地花钱的一部分，成立于大萧条时期的全国性消费者组织，如消费者研究和消费者联盟（Consumer Research and Consumer Union），也对商业欺诈行为进行了监督。当这些组织评估产品质量时，对那些在可接受范围内的市场营销保持了警惕。然后，他们的简讯和杂志向订户通报产品、服务和公司，这些产品、服务和公司都为了欺骗而进行奉承。[44]

图9.2　20世纪50年代商业改进局漫画中持怀疑态度的“消费者夫人”

由威尔逊·卡特勒（Wilson Cutler）绘制，取自由商业改进局委托制作的一系列教育海报。

二战后，一些最坚定的反对商业欺诈的呼吁来自中产阶级女性，她们利用经济话语权日益增长的趋势，将“消费者”女性化，即将这个抽象的个体描绘成一个中产家庭主妇。美国家庭消费与女性决策之间的文化联系由来已久。19世纪消费者教育的诞生与家庭经济学的出现密不可分，这是一项高度性别化的事业。邮购公司、早期的百货公司和广告公司都是针对潜在的女性购买者进行营销的。[45]但是，随着“消费者夫人”的形象成为公众支出的常见代表，出现在广告、商业页面和反欺诈文学中，女性等于消费决策的观念在二战后变得更加普遍。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商业改进局的一张海报中，一名持怀疑态度的家庭主妇以需要向当地商业改进局了解其公司为借口，削弱了上门推销员的信心（图9.2）。“消费者夫人”披上了资本主义经济真正主宰者的外衣，成为企业盈利能力的创造者或破坏者。通过不断增加的消费者对企业的投诉，商业改进局及政府官员和中产阶级女性针对包括欺骗性营销在内的众多消费者问题使用了这种说辞。他们也组织起来，加入了无数社区组织，推动了消费主义的流行。[46]

消费者和投资者预期的提高，鼓励了对反欺诈监管的广泛支持。持续不断的媒体报道提高了人们对商业欺诈的意识，至少有时会激起公众对经济不公正的愤怒。致力于打击商业欺诈的非政府组织的数量、种类和范围不断增加，扩大了对反欺诈措施的呼声，也扩大了营销实践和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基础。这些事态发展加大了公众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打击商业欺诈的压力，并增加了如何实施此类监管行动的想法。但在1945年至20世纪60年代初，反欺诈法规的采用很少反映出有力的基层动员。

在这些年里，反对虚假陈述的监管行动是由商业利益推动的，就像19世纪有关肥料掺假的辩论或20世纪初反对虚假广告的运动一样。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应毛皮养殖者、羊毛和棉花生产者以及高档制造商和零售商的要求，对毛皮和纺织品采取了更严格的标签制度。除了来自监管机构的官员外，这些部门的代表是唯一在考虑标签制度改革的国会委员会前作证的证人。这些团体声称，折扣商家大肆错贴标签，削弱了公众对高质量商品的信心；他们还辩称，许多消费者被这种策略欺骗了，他们需要只有强有力的公共监管才能提供的保护。[47]同样，各大唱片公司也在20世纪50年代末发起了贿赂调查，希望借此击退独立制作人的入侵。后者将贿赂作为向更广泛的公众介绍R&B、摇滚音乐和非裔美国艺术家的一种方式，将重点放在吸引年轻听众的地方新电台上。尽管老牌音乐发行商也给DJ们提供了礼物和优待，但他们也明白，对音乐行业普遍存在的贿赂和回扣行为的调查将损害BMI和Ace等独立唱片公司的利益。[48]

然而，战后反欺诈监管的倡导并不总是等同于“监管俘获”（regulatory capture）。在“监管俘获”中，企业操纵者在幕后操纵更严格的监管行动，控制政府官员，以抵御竞争威胁。[49]由于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打击诱饵广告和误导性定价做法，商业机构中的反欺诈专业人士——在全国广告行业协会同行帮助下的商业改进局专业人士——脱颖而出，成为推动监管议程的关键人物。从20世纪30年代起，地方商业改进局和国家商业改进局认为这种营销做法值得优先关注。在数百场行业实务会议上，商业改进局的领导人制定了有关诱饵和转换策略构成、与竞争对手进行虚假比较，以及销售折扣虚假宣传的详细规定。无论是针对吸尘器和汽车等消费品，还是针对家装公司和保险公司提供的服务，到50年代初，该局已在这些领域制定了综合标准。在1958年末针对诱饵广告、1959年针对欺骗性定价、1960年针对欺骗性担保广告的打击中，这些规定成为联邦贸易委员会制定法规和执行优先级的模板。[50]

此外，战后商业改进局的工作人员还阐述了一种广泛的反欺诈理念，反映了一种有别于企业资助者的机构使命。C.W.德萨特（C.W.Dessart）是一名专门从事汽车营销监管的行业实务顾问，他在1957年写给得克萨斯州一家汽车经销商的一封措辞尖锐的信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作为一名专注于汽车行业的人，以及一名商业改进局行业实务顾问，”德萨特向该经销商解释说，

我们承认存在某种偏见。因为我们歧视那些从瞎子杯子里偷钱的小贼。我们对“购车者”有偏见，他们对“其他交易商”给他的旧“堆”（车）什么交易条件撒谎，商人的商业道德和“法律”是阴暗的丛林法则，他们的主题曲是“购者自慎”——“购买者当心”；我们对各行各业的商人，包括汽车行业的商人，都抱有极其明显的偏见，因为他们的技术就是交易和利用人类的无知和轻信。作为一名汽车“药师”，他通过向今天的摩梯末·斯纳德（Mortimer Snerd）做大量广告来推销他的“蛇油”，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从马车的后门到乡下人那里去。[51]

对德萨特来说，在现代美国，零售业的极端做法没有立足之地。这种心态渗透到长期服务于商业改进局的专业人士的全国网络中。

在大萧条、二战和刚刚结束的战后时期，反对美国商业欺诈的声音日益高涨，这反映了一种重要的连续性。正如进步时代的情况一样，一些商业利益集团继续将欺骗性的销售文化视为对消费者信心的短期竞争威胁或长期威胁。此外，一批反欺诈专业人士经常带头形成法律改革和设置执法重点。事实上，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都避免了对“购者自慎”的激烈批评，正是这种批评框定了新政时期的证券监管框架。

诚然，哈里·杜鲁门将消费者福利和美国经济福利的公平分配视为他的“公平交易”（Fair Deal）的政策指针。这些广泛的目标形成了他的想法，即通过国家医疗保险、扩大社会保障、加强对工会的保护、联邦政府对教育和住房的援助、更严格的反垄断执法以及民权立法，利用财政政策来抑制商业周期，让更多的美国人享受繁荣。但是杜鲁门从来没有把保护消费者作为其国内议程的中心议题。[52]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任时曾表示，他担心美国企业面临政府太多的严厉监督。“我们民主的巨大经济实力，”他在向国会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中宣称，“是在自由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美国人民反对任何人为和任意的控制。”这一理念指导艾森豪威尔制定了立法优先事项，并任命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等监管机构的官员。[53]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5年里，联邦主要反欺诈行动的步伐有所放缓，国会在这一时期通过的反欺诈立法，如《纺织纤维标识法》，是在商业利益的要求下出台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在艾森豪威尔即将结束任期时，电视智力竞赛节目和贿赂丑闻让人想起了罗斯福总统对肆无忌惮的股票推销商的言辞攻击。艾森豪威尔谴责智力竞赛节目的欺诈行为“对美国公众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并将贿赂描述为对“公共道德的侮辱”。在这两起案件中，他都呼吁进行调查并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这促使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将通过广播传播的造假行为定为刑事犯罪。[54]这些反应预示着，作为全国性的问题，总统将更持久地参与对欺骗性营销和商业欺诈的打击。

执行上的挑战

当然，与上个世纪的正式法律改革一样，新政和二战后的反欺诈法规并没有立即改变法律文化和日常经济关系。政策创新不会神奇地激发足够的执行力。我们需要再次考察行动中的法律——所有新的法律要求和行政规则对受害的消费者、陷入困境的公司和消费者监督的意义；法律制度对欺诈纠纷的调解；以及新法律规范对影响经济行为的信仰和价值观的影响。在转向“卖者自负”的法律原则的过程中，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填补了现代反欺诈国家的空白。到1960年，数以千计的个人在反欺诈机构工作，深化组织能力建设，建立跨司法管辖区和机构的执法网络，鼓励反欺诈监管机构专业化。在一些领域，如证券监管，这些努力在商业言论的可信度方面取得了显著改善。然而，与骗子角力仍然需要持续的监督、耐心的调查、精明的资源部署和毫不动摇的警惕性，摔跤运动员并不总是符合这些严格的要求。

20世纪中叶，反欺诈执法工作遇到了许多具有深刻历史根源的障碍。长期以来流行的对叫卖的态度的共鸣代表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尽管在美国法律中，“购者自慎”的前提已经有所改变，但社会的许多角落仍对“傻瓜”持鄙视态度，对那些利用“傻瓜”的人心存嫉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普遍存在的消费者和投资者骗局的概述，常常惊叹于那些“笨蛋”的惊人轻信，对潜伏在美国市场上的真正“荒谬”“不可思议”“惊人”“不可思议的骗局”，他们轻易上钩。具体的欺诈丑闻，比如1948年阿瑟·克内泽（Arthur Knetzer）在南伊利诺伊州发起的庞氏式汽车存款骗局的破灭，或者1961年戴维·法雷尔（David Farrell）在南加利福尼亚的担保信托契约投资的破产，都让人们对投资者和消费者可能是多么“急切”和“幼稚”感到类似的惊讶。[55]对于那些被广告或投资骗局所欺骗的人来说，美国的语言习惯仍然传达着一种不受欢迎的地位。即便是在试图警告消费者和投资者有必要对浮夸的东西进行质疑时，20世纪中叶的评论人士也会给那些缺乏这种习惯的人起不好听的绰号。其中一个绰号列表包括“来吧，飞平，约翰，杂耍，或者鸽子”；另一个是“苹果，贝茨，蠢材，笨蛋，小丑，大脑瓜，昏头，瘾君子，鸡蛋，芬克，莉莉，揩油，苦读者，弱鸡，陀螺，甜豆”。[56]这种措辞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始终不渝的关心或尊重。

在流行文化中，流浪汉式的骗子也继续受到频繁的关注。W.C.菲尔兹（W.C.Fields）1939年的电影《你不能欺骗一个诚实的人》（You Can’t Cheat an Honest Man）成为战后影视片的中流砥柱，它重复了一个信息，即那些被金融骗子利用的人只能责怪他们自己的贪婪。《赛马日》（A Day at the Races，1937）、《造雨人》（The Rainmaker，1955）和《音乐人》（The Music Man，1962）等热门歌曲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这些作品对那些依靠自己的智慧在无情的世界中遨游的骗子进行了同情的刻画。正如一位作家在谈到骗子持续存在的文化地位时所言，他仍然是“一个怪人，一个奇闻轶事的来源，一个被迅速传播的笑话的来源”。即使在消费者运动中，一些较为保守的发言人，如消费者研究中心的弗雷德里克·施林克（Frederick Schlink），仍然反对严格的反欺诈监管，他们重申想要欺骗一个“诚实的人”是不可能的，并且担心家长式作风的监管会使消费者不假思索地成为“受国家监护的未成年人”。[57]

这些对欺诈受害者的嘲讽和对骗子的认可的暗流，并不像19世纪或20世纪初那样强大。二战后有关欺诈和商业欺骗的讨论大多强调，消费者和投资者在心理上容易受到精心设计地欺骗。1960年，个人理财杂志《变化的时代》发表了一篇文章，表达了这种常见的解读立场。这篇充斥着欺诈和营销伎俩目录的文章作者宣称，“没有人能免受”商业和金融骗局的“伤害”；“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欺诈者可以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发动攻击”。[58]出于同样的原因，商业欺诈的实施者也被蔑视为“铁石心肠”的罪犯。[59]

然而，对美国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轻信感到惊讶，仍然是公共话语和私人态度的一个特点，对那些巧妙地骗走其储蓄的“金羊毛骗子”的一些矛盾心理也是如此。这种情绪可能阻碍反欺诈起诉。在“购者自慎”时代遗留下来的准则中，尴尬或拒绝的心理仍然导致许多被薅羊毛的美国人保持沉默。20世纪50年代中期，纽约总检察长纳撒尼尔·戈尔茨坦（Nathaniel Goldstein）表示，绝大多数被骗的投资者都属于这一类，“自尊心阻止了他们对骗子提起诉讼”。[60]即使受害者决意公开投诉，从欺骗发生的时刻到消费者或投资者认识到被骗之间可能有相当长的延迟，这使得调查复杂化。与以往一样，许多骗局的微小利害关系构成了进一步的行动障碍。由于许多欺诈者只从个人消费者那里骗取少量款项，大多数受害者并不追求获得满意的结果。[61]

此外，在金融欺诈和消费者欺诈案件中，美国司法系统的主角们对市场欺诈指控持有偏见。在专门的反欺诈机构和部门之外，法律界往往保留着与W.C.菲尔兹甚至P.T.巴纳姆密切相关的个人标准。在公益律师事务所和专门从事集体诉讼的原告律师事务所出现之前的几十年里，美国的律师们更习惯于从商业利益的角度而不是从消费者或投资者的角度出发，因此倾向于赞同这种观点。所以，如果不满的消费者或投资者就如何处理一些涉嫌欺诈的交易寻求法律建议，他们很可能会被建议不要提起刑事诉讼。出于类似的原因，许多20世纪中叶的检察官不愿对商人提起与欺诈有关的指控。他们与零售商和房地产开发商一样，在社会和政治圈子里活动，经常考虑回归私人执业，因此他们就有动机避免得罪未来的客户。[62]

检方还知道，刑事欺诈案件往往难以胜诉，原因与早些时候相同。狡诈的商人巧妙地躲避，这让19世纪末的邮政检查员和20世纪初的商业改进局负责人们非常恼火，继续困扰着反欺诈执法人员。事实证明，20世纪中期快速致富骗局的推销员，在把锅炉室骗局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或在寻找友好的司法管辖区方面，并不比他们的前辈逊色。通信技术的改善甚至扩大了他们的地理选择。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成立后，加拿大的城市成了通过电话向美国投资者兜售低价股的热门场所。[63]

美国广阔的国土也为消费者欺诈的肇事者提供了逃跑的路线，这一点从数百名被称为“旅行者”（The Travelers）或“可怕的威廉姆斯家族”（The Terrible Williamsons）的小骗子家族几十年来的掠夺行为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群苏格兰人保持着游牧式的生活方式，从一个城镇搬到另一个城镇，兜售“伪劣商品和服务”，比如用最便宜的纺织品冒充进口上等货，提供劣质的路面重修，或者无效的屋顶防水服务。威廉姆斯们“在一个地方停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在成片的抱怨声引起当地警方警觉之前，“尽可能多地骗取当地居民的血汗钱”。在那些不寻常的情况下，家族成员在这里逗留了太长的时间，面临逮捕和刑事指控，他们对于不交保释金几乎不会感到良心不安。结果，战后商业改进局的工作人员和记者们一再对他们的掠夺行为发出公开警告。[64]

当受害者愿意提出起诉并在法庭上作证，执法官员能够逮捕被指控的肇事者时，检察官仍必须权衡欺诈案件往往会带来的资源消耗。虽然1945年以后的司法制度进行了反欺诈改革，减轻了行政执法行动中的举证责任，但刑事欺诈定罪的法律要求仍然很高。就像上个世纪一样，要证明欺诈指控的真实性，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建立支撑营销欺诈的虚假主张以及受害者依赖这些虚假陈述和被告的欺诈意图的证据，往往需要与远方的证人面谈，在金融案件中，还需要专业的会计分析。检察官可能需要数周的时间才能在大陪审团或法庭上出示这些证据，这意味着欺诈案件阻碍了刑事诉讼。争议证据的性质进一步给准备充分的辩护律师提供了机会，使其可以通过程序上的挑战来减缓事态的发展。甚至在那些将欺诈案件列为首要任务的检察官中，这些考虑因素也对案件的选择产生了影响。[65]

20世纪中期的刑事欺诈起诉也在陪审团和审判法官方面遇到了困难。前者可能难以掌握有关晦涩金融交易的复杂证据，对被告意图欺骗交易对手的程度表示怀疑，或者表现出不愿因为销售说辞对真相有些随意而“将一个人污名化为罪犯”。后者往往不认为欺诈指控应该得到与暴力犯罪案件一样程度的关注，或在陪审团的指示中不遗余力地强调，欺诈定罪要求在合理怀疑之外显示欺诈意图。[66]法律制度中的这些痼疾意味着一些针对强行推销的刑事制裁没有得到利用。尽管不断有将虚假广告定为犯罪的法规获得通过，但因为检察官认为起诉是对欺骗性营销的过度反应，所以起诉几乎从未发生过。[67]

此外，被控欺诈的派头十足的商人仍然倾向于避免刑事处罚，即使在企业倒闭导致投资者、雇员和债权人损失之后也是如此。1949年至1950年对汽车经理人普雷斯顿·塔克（Preston Tucker）的审判表明，最好的辩护律师有一种技巧，那就是让首席法官和陪审团认为，他们的客户是有缺陷的企业家，但富有同情心。二战后，塔克公司（Tucker Corporation）开发了一种新型汽车“鱼雷”，希望利用家庭收入增长和战时生产禁令带来的巨大需求获利。这款车拥有多项技术创新，但塔克公司被成本超支和新汽车公司启动所需的巨额资金所困扰。为了筹集现金，塔克向当地商人出售了数百个经销商资格，向消费者出售了数千种购买选择权，同时利用公司的前景吸引潜在投资者。在全国性杂志的报道对公司的财务操作和一系列工程难题提出质疑后，该公司迅速走向破产。

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邮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开始相信塔克是在效仿几家二战期间制造骗局的汽车制造商，比如明尼苏达州圣克劳德的潘汽车公司，该公司建造工厂和模型车，作为骗取投资者的精心策划的一部分。结果就是，他们指控塔克和其他七名公司高管犯有邮件和证券欺诈罪。两起备受瞩目的审判首先是审判无效，然后无罪释放。在二审中，法官告知陪审员欺诈案件的法律门槛很高，并告知他们，只有当他们发现被告出于“欺骗的目的和意图”做出虚假陈述和承诺时，才能定罪。陪审员驳斥了检察官的观点，后者认为不现实的预测、咄咄逼人的推销手法和慷慨的高管薪酬符合这种苛刻的标准。[68]在冷战的几十年里，随着法官和陪审团拒绝在针对破产公司派头十足的商人的欺诈案件中与检察官意见一致，因而这种脚本的不同版本不断重复出现。[69]

即使检察官在欺诈案件中胜诉，他们也常常对司法的宽大处理感到失望。无论诈骗罪是根据州欺诈法、联邦邮政诈骗法还是证券欺诈禁令，被告都只被判了最低限度的刑罚。通常情况下，那些诈骗了大笔钱的“讨厌鬼”只会受到“轻微的惩罚”：保护管束、缓刑或几个月的监禁。[70]法官在盯着被判犯有商业欺诈罪的个人时，不愿“用力敲打他们的指关节”，这对认罪协议产生了影响。因为辩护律师们知道事情的真相，认罪协议很少判处监禁，通常只强制执行同意令，即在不认罪的情况下接受违法行为的调查结果。[71]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对欺诈刑事指控的挫败感鼓励了一些创新，比如邮政欺诈令，以及对出版物施加非正式压力，要求它们拒绝违规公司的广告。这些策略引起了人们对正在蔓延的专制主义的不满，促使采取程序保护，而程序保护反过来又限制了行政补救措施的效力。程序主义在二战后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在刑事法院内，由关心公民自由的最高法院推动的大趋势是使被告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法律代表，并确保遵守程序保障。对刑事定罪进行更严格的上诉审查有时意味着在程序上推翻欺诈定罪。[72]这种可能性扩大了辩护律师在商业欺诈案件中使用的战术，因为审判法官是在上诉法院的阴影下工作的。

对程序的高度关注也限制了行政执法。1946年通过的《行政程序法》重塑了这一法律格局。该法案规定，作为规则制定过程的一部分，公众有广泛的机会发表意见，并要求行政行为模仿刑事程序。面临执法行动的各方必须收到关于具体指控的充分通知；他们享有法律代表权、获得罪证和在准备辩护时合理变通的权利；他们可以期待听证人员、调查人员和检察官都是独立的个体，听证人员将向他们解释调查结果的法律依据。美国《行政程序法》和这些保护措施一样，增加了对被控欺诈营销的公司执行行政命令所需的时间和资源。[73]

考虑到足够的官僚能力，美国对法治承诺的扩展不一定会带来无法克服的执法问题。此外，一些反欺诈机构能够建立规模庞大的组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460万美元的预算开启了二战后的时代，这使得它能够维持近1200名员工，其中包括300多名在地区办事处工作的员工。但即便是在资金最充裕的机构，反欺诈官员也常常感到，在人口和经济活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他们仍难以履行职责。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预算没有跟上二战后15年证券发行和交易的爆炸性增长，而艾森豪威尔时期的预算削减迫使委员会裁员四分之一。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反欺诈行为的监管拨款确实以与1945年至1965年间经济增长相当的速度增长。但是，它的欺骗行为部门却难以处理每年数以千计的有关虚假广告和误导性销售技巧的投诉。[74]

甚至比20世纪20年代更为严重的是，战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行政行动因步调迟缓而臭名昭著。调查通常需要数月或数年的时间，然后必须经过专职律师的二次审查。[75]随着高级别工作人员对调查人员的分析和结论进行评估以及现行规则鼓励诉讼延期，听证官和整个委员会审议正式案件的时间更长。每隔几年，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就会向内部拖延宣战，并主持减少瓶颈的加速项目。但是，一种“拖拖拉拉、过于墨守成规”的制度文化将卷土重来。虽然法院大多支持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但上诉拖延了更多的时间。在一个错综复杂的案件中，卡特（Carter）药厂的通便丸被指控有可疑的健康问题，从第一次调查到最后一次法庭挑战之间的间隔是16年。更经常的情况是，在所有上诉结束之前，三至五年时间已经过去，比一般广告宣传活动的时间还要长。此外，一旦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停止并终止令成为最终决定，该机构分配最小的资源来检查遵守情况。该机构以“蜗牛般的程序”和“昏睡的精神”而闻名，被首都的沙文主义者戏称为“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老太太”。[76]

密歇根州霍兰德炉公司（Holland Furnace Company）的漫长监管历程表明，一些大型企业有能力利用这些官僚主义缺陷。霍兰德炉在大多数州都有专营权。这家公司的销售代理挨家挨户上门推销，给人留下了他们要么是政府安全检查员，要么是私人供暖工程师这样的印象。他们会要求查看房主的炉子。如果房主同意，这些经纪人就会把它拆开，然后编造即将发生灾难性的爆炸、窒息性的烟雾或吞噬性的大火等可怕故事。接下来将是更换炉子型号的高压宣传，以及销售人员以不会成为“谋杀犯的帮凶”为由，拒绝重新组装老款炉子。霍兰德的经理们在这些战术方面对销售人员进行了广泛的培训；该公司还建立了薪酬激励机制，以鼓励这种硬推销。[77]

霍兰德的高管们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这种销售骗局。1936年，大量消费者投诉导致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了一项针对该公司的停止并终止令。但是销售人员无视了这一禁令。195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展开了另一项调查，经过四年艰难的程序挑战，最终发出了第二次停止并终止令。霍兰德的工作人员对于这一命令以及随后的一项法院命令不予理睬。该公司继续招聘分公司销售代理，并承诺将“教授我们的业务”，让他们“在学习的同时挣到高于平均工资的工资，在有经验之后挣到更高的工资”。霍兰德的管理层还嘲笑国家和地方机构的欺诈调查，提出了所有可能的法律异议。直到1965年，一名联邦法官发现这家公司藐视法庭刑事判令，判处该公司前总裁短期监禁，并处以10万美元的罚款，这家公司才采取有意义的措施根除违规行为。[78]

20世纪中叶，反对商业欺诈的法律执行者们面临着严峻的现实：被骗者的沉默，迁徙的骗子，“购者自慎”在刑事司法体系某些角落获得回应，超法家主义（hyper-le-galism），预算拨款与立法愿望不符等。但监管官员并非没有自己的资源来应对这些挑战。正如美国商业欺诈的历史预示了这些问题，它也暗示了监管方面的回应。20世纪早期美国反商业欺诈运动的方方面面都在二战后以更大的规模和强度重新出现。

构筑反欺诈州的堡垒

意识到这些局限性，战后反欺诈组织寻求最大限度地提高监督能力并有效地部署执法资源。其中一个重点是改进对商业欺诈有管辖权的机构之间的协调和信息共享——这与《美国农业家》的通讯网、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的“流氓画廊”，以及美国医学会调查局收集的江湖骗术不谋而合。证券交易委员会一成立，官员们就与联邦邮政检查员、州证券监管机构、刑事调查人员和检察官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几个月内，证券交易委员会收集了足够的数据，构建了一套全面的“证券违规记录”。这个“中央记录和清算所”保存了大约15000名面临证券欺诈指控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的详细资料。除了保持该记录的最新水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向其官僚合作伙伴发出了一份“月度机密简报”，并就数千宗个案与他们联系。到1950年，欺诈违规记录包含了53000多名股票推销商、经纪人和销售人员的详细资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还分析了这些记录以发现“一般模式”，并总是将这些文件提供给州和地方官员，以帮助解决“当前的执法问题”。[79]邮政检查员开发了类似的信息系统，并在全国分发“通缉令”海报。后者，如1948年为弗兰克·克利福德·韦斯特（Frank Clifford West）[“别名卡尔·B.梅森”（Carl B.Mason）]准备的公告（图9.3），不仅包括欺诈者的照片，还包括其简要的生平（在韦斯特的案例中，他在七个州实施了消费者欺诈计划）、指纹，甚至包括笔迹样本。这些国家信息系统有助于追查哪怕是最狡猾的逃窜诈骗犯。

图9.3　一份邮局“通缉令”海报

详细说明收集到的资料的程度，并暗示其在全国散发（包括堪萨斯州府托皮卡市以及警察的收讫，还附上了嫌疑犯在芝加哥被逮捕的记录）。

由作者收集。

战后的反欺诈机构通过严重依赖自律组织扩大业务范围。新政证券监管从一开始就引入了私人监管看门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不仅依靠证券交易所和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还依靠公司会计和律师。交易所工作人员密切监视交易，以寻找操纵市场的迹象。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的调查人员拜访券商的次数远远多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同行，该机构的工作人员可以对不公平对待投资者的个人和公司实施惩罚，包括罚款、停职和开除。会计和律师有职业责任使公司适应新的监管规则。[80]

随着投资者信心在二战期间和战后恢复，自律机构和专业看门人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到20世纪50年代末，注册交易所的年交易额超过30年代交易额的300%。投资者可以在这些交易所或柜台上购买7500多只股票，券商数量接近5000家，提供投资建议的公司接近1500家。[81]面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巨大规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员认为，防止证券欺诈必须建立在“自我监管”“经纪行业自律”以及律师和会计师“遵守法律”的承诺的坚实基础上。资本的无情流动有压倒集中监管的危险。[82]

在金融行业之外，广播公司、新闻出版机构和广告公司的行业协会承担了将欺骗行为排除在主要营销渠道之外的责任。[83]但是，反欺诈执法中最重要的非政府组织仍然是商业改进局。二战后的商业改进局继续鼓励对企业不满的消费者与他们联系。数百万美国人将这些请求内化，用信件和电话轰炸商业改进局的办公室，提出问题或担忧。虽然大多数投诉并没有指控欺诈，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投诉是这样做的。商业改进局不断有会员抱怨竞争对手的广告和营销策略。这两项指控促使全国每年进行3万多起调查。此外，工作人员还浏览了报纸和杂志广告，然后派出数百名专业购物者，调查企业是否兑现了营销承诺。这种“购买广告商品”的现行政策引发了更多的询问。商业改进局的活动扩大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等国家机构的监督活动，这些机构只能对广播和印刷广告的监督投入有限的资源。[84]

在每个司法级别的数百起民事和刑事案件中，商业改进局的工作人员与政府调查人员和检察官进行协调。商业改进局办事处进一步响应政府官员经常提出的协助执法工作的要求。早期的新政期间，例如，密苏里州的证券专员，由于在杰斐逊市没有调查人员的预算，他们请求圣路易斯、堪萨斯城和斯普林菲尔德的商业改进局提供有关无证证券交易公司，或有关“在证券分销中可能采用不正当或可疑方法的正式持牌交易商及经纪公司”的情报。二战后，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uthority）要求商业改进局协助监管建筑和家装公司提交的“完工证书”，业主向联邦住房管理局申请按揭需要这个证书。联邦住房管理局的副局长甚至要求每个办公室“与当地的商业改进局建立工作关系，因为这种密切合作将成为密切监督你所在地区活动的一种手段”。[85]

二战后的商业改进局网络从未享有像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那样法律认可的证券监管权威，尽管其领导人有时希望得到这样的正式授权。正如丹佛商业改进局的负责人在1960年初的一份备忘录中若有所思地说，“也许我们可以大胆提议像埃里克·约翰斯顿（Eric Johnston）在电影行业那样，或者像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在证券业务、棒球协会专员等运作方式那样建立商业改进局”。[86]这样的试探表明在获得官方权力授予方面信心不足。尽管如此，商业改进局1945年后的活动意味着，随着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努力逐渐相互渗透，即使没有明确的立法授权，公共和私人企业监管之间的界限仍继续保持模糊。

到20世纪50年代，无论是在州内还是州外，成立得越久的反欺诈组织，其职业生涯就越长。这些人熟悉市场欺诈行为，了解新变化，知道如何进行欺诈调查。这些野心家中最优秀的人认识到在刑事和行政执法行动中所面临的挑战，并认识到在制度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明智的司法自由裁量权的重要性。他们还与其他机构的同行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

长期担任反欺诈斗士本身并不能保证精通法律或实施有效的执法技术。联邦贸易委员会以官僚主义“朽木”而闻名，在新政前的司法体系倾向于否决联邦贸易委员会范围更广的行动的趋势下，胆怯的律师被吓倒了。从20世纪30年代起，许多最有权势的职业律师将任命和晋升归功于与国会监督委员会成员的关系。这些被批评者称为“裙带关系”的公务员完善了冗长调查的艺术，要求程序上的一丝不苟，他们制定议程的依据往往更多的是竞争对手对企业广告的投诉，而不是持续分析对消费者的伤害。很明显，1966年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律师手册》提供了关于如何处理竞争企业投诉的详细说明，因为员工“经常”从这些部门了解到“涉嫌违规的行为”。此时，联邦贸易委员会已经形成了对有权势的公司无能、懒惰和宽大处理的名声。[87]

相比之下，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邮政检查员内部以及联邦检察官队伍中，任命和晋升往往反映的是人才和业绩。一些个人简介表明，这些机构中经验丰富的反欺诈执法人员有能力在政策精英和更广泛的公众中培养高声望。欧文·波拉克（Ir-ving Pollack）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忠于精英管理准则的律师团队的典型代表。1946年，波拉克从布鲁克林法学院毕业几年后来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他是为数不多的没有上过常青藤联盟大学的专职律师之一。30多年来，他几乎参与了欺诈监管的方方面面，从监督新发行的注册声明到欺诈起诉。当进入管理岗位时，他创建了一个证券交易委员会案件索引系统，以简化证据调查结果与起诉论据之间的联系。因其经验非常丰富，波拉克在构思20世纪60年代初的“证券市场特别研究”时发挥了关键作用，这项研究是在华尔街快速变化的背景下，对监管政策的一项重大评估。在整个冷战时期，由波拉克等证券交易委员会高级官员建立的声誉帮助该组织吸引了美国最优秀的法学院毕业生。[88]

在邮局和司法部，纳撒尼尔·科萨克（Nathaniel Kossack）和亨利·蒙太古（Henry Montague）的职业生涯反映了积累的欺诈案件专业知识。科萨克于1952年加入欺诈部门担任检察官。此前，他曾担任联邦调查局探员，以擅长“艰苦的研究”和“欺诈案所需要的耐心侦查工作”而闻名。1953年，他成为部门主管，之后于1965年成为司法部副部长助理。这些职位提供了计划和开展全国性反欺诈运动的机会，这需要来自多个司法管辖区和机构的人员进行协调。[89]蒙太古最初是纽约波基普西的一名邮政职员，缺乏诈骗检察官的专业训练。但在二战期间成为一名邮政检查员后，他参加了一个如何找出商业欺诈实施者的长期培训。经过10年的实地工作，他于1951年成为纽约督察长，10年后成为邮政督察长，直到1969年退休。为改善调查人员对邮件欺诈投诉的获取渠道，蒙太古的办公室很早就采用了计算机处理技术，并投资了法医实验室，以加快对笔迹和打字证据的分析。在其任期内，他与其他联邦机构和美国律师建立了深厚的关系。[90]到他离职时，严格的招聘标准和职业培训已经使邮政稽查局在联邦调查员中树立了“最高效”的声誉。[91]

自律组织依赖于类似的专业经验积累。战后商业改进局的主要人物大多是野心家。诸如W.丹·贝尔（W.Dan Bell）等人成长于20世纪20年代或大萧条时期，在早期的地方分局中掌权，并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职业生涯。通过监测芝加哥汽车广告是否符合美国国家档案登记处（NRA）的规定，贝尔开始了他在商业改进局的工作，20世纪30年代末他在克利夫兰商业改进局担任汽车营销专家，先是主管皮奥里亚商业改进局，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管水牛城商业改进局，在1951年接管并复兴了丹佛局，直到70年代中期退休。在国家一级，商业改进局的领导人们如肯尼斯·威尔逊（Kenneth Willson）和维克多·尼伯格（Victor Nyborg）等都为该组织贡献了大部分时间。许多曾在20世纪中叶供职于商业改进局的人都拥有类似的履历。[92]

商业改进局领导人的职业身份不仅建立在由地方组织和国家保护伞机构组成的大陆网络的地位等级制度之上，而且建立在对其在与消费者和其他公司交流中培养诚实的使命的忠诚之上。商业改进局的高层认为自己是商业机构的代表，是公平竞争的仲裁者。肯尼斯·巴纳德（Kenneth Barnard）在1960年3月写给克莱德·凯梅瑞（Clyde Kemery）的一封信中总结了这种自我认知。凯梅瑞当时是俄克拉荷马城商业改进局的主管。尽管巴纳德承认“商业改进局是商界的产物”，但他拒绝“承认它们是商界的附庸。事实上，记录显示，商界将它们打造成商业广告的仲裁员”。[93]其他自律机构（比如美国医学会的调查部门）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但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有部分例外，直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它都依赖成员公司的志愿者来履行执行职能。[94]

这一代反欺诈专家深受大萧条和二战的影响。大多数人是在这15年中长大的；一些人曾在军队服役。他们将反欺诈工作视为毕生的使命，这表明他们对公共服务的忠诚。尽管与商界关系密切，但他们认为自己是对支撑资本主义市场的信任以及美国经济的“诚信和实力”的坚定捍卫者。[95]如果他们渴望出人头地，那是因为在反欺诈调查人员、检察官和监管机构日益壮大的联盟中，同行对他们的尊重。

与“广告中的真相”运动的前辈一样，战后反欺诈监管机构高度重视重塑和强化有关操纵和欺骗性营销的社会道德。这种冲动促使商业改进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在20世纪60年代召开了许多行业实务会议。共和党监管者支持这种反欺诈监管模式，因为它涉及的公共支出最少，而且要求企业承担监管行动的责任。与反欺诈州的许多其他特征一样，行业法规的目标是提高形成采购决策的信息质量。随着制造商采用了如此多的新材料、新颖的生产工艺和其他技术创新，销售中不断出现误导的机会。复杂的服务产品和信贷条款的粉饰，为误导购买者创造了进一步的途径。行业实务会议给商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敲定公平竞争的原则，从而减少误解、误导和欺骗。

编写准则通常是一项乏味的工作，但它为信息提供制定了详尽的标准。1965年，芝加哥商业改进局明确规定当地塑料沙发套广告的规则就体现了这种推动作用。“沙发套守则”不仅禁止使用诱饵策略、报价不含人工、漏洞百出的保证、误导性的低成本宣传以及广告文字使用星号或字体过小，它还对质量提出了复杂的定义（至少8级透明塑料，不含聚或多聚塑料），并规定了允许的家具尺寸的标准（“背部紧实，软垫沙发可达90英寸，部分可达65英寸，椅子约34英寸宽”），除非公司在广告中描述了某些工艺变更。[96]

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起草的数千份营销守则对监管执法行动具有重要意义。守则经常澄清所谓的不实陈述的具体性质。它们还提供了作为道德劝说的执行者的试金石，因为企业参与了规则的制定并同意这些规则。例如，商业改进局公告的基调混合了公众的支持和部长的布道，号召任性的教众回归正道。1957年匹兹堡商业改进局给其成员的一份简报就是这种修辞风格的典型代表。作为全国反欺骗性汽车营销运动的一部分，它已说服100多家地区汽车经销商签署一项新的行为准则。这份关于“汽车广告诚信运动”的报告赞扬了那些在广告文案的公正性方面显示出“巨大进步”的公司，并提醒经销商，他们一致认为，“更希望在一个清洁的竞争环境中竞争”。它还比较了令人钦佩的“从不哼哼唧唧”的交易商和“开倒车”的交易商。前者在商业改进局官方指出广告有问题时，很快就能同意进行改正，而后者则是继续夸大其价格主张——“另一种试图在你周围说话，而不是对你说话的鸟，且最感兴趣的是以己之长度他人之短”。[97]有了这些信息，商业改进局作为最佳商业实践的独立仲裁者，立于不败之地，呼吁商人实践他们所宣称的商业道德理想，并将这些理想注入一种男子气概的精神。

在这一自我监管框架中，隐含着一种自愿履行监管指令的信念。行业实务会议的推动者希望，对合法营销边界的讨论将引导参与的公司接受由此产生的标准，并将这些规则嵌入商业惯例。只要守则的详细规则成为一般惯例，人们就不必如此担心遵守问题。厄尔·金特纳（Earl Kintner）是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共和党委员，由艾森豪威尔总统于20世纪50年代末任命，他在对商会、行业组织、广告会议和商业改进局会议的演讲中详细阐述了这一方法。金特纳解释道：“委员会正想尽一切办法，把良心的煤块煽成足以燃烧广告中杂质的火焰。”广告公司必须找到“勇气”和“骄傲”，以“专业”替代“短期行为”和“激励竞争”，证明他们“有勇气将这些原则置于订单之上”。媒体机构不应“被见不得光的利润的短视愿景所蒙蔽”。这样的声明带有新教布道自我监管的色彩，让人回想起19世纪鲍德曼（H.H.Boardman）的恳求，以及进步时代“广告中的真相”追随者的道德主义。金特纳认为圣经不仅属于现代的会计公司，而且属于市场部和广告公司。[98]

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邮购医疗保险公司欺诈性索赔的举措说明，这种反欺诈监管方法可能会重塑竞争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战时雇员福利可以免税的税收政策、杜鲁门的公共保险计划失败、医疗进步、家庭收入增加的刺激，私人医疗保险行业迅速发展。在这股热潮中，数十家保险公司希望通过邮局销售保单。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些保险公司为300万美国人提供了保险，每年带来近7000万美元的保费收入。竞争非常激烈，鼓励了这些公司在有关福利的宣传材料中作出广泛的承诺，回避了除外责任、保险范围限制和保单终止触发因素（尽管实际的保单在细则中提到了这些合同特征）。早在1949年，几家规模较大的公司就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办一次行业实务会议，以根除误导性的广告策略。结果，会议制订了一项部门行为守则，但许多公司拒绝遵守。195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大规模调查，以掩盖其胆小怕事的名声。在此之后，联邦贸易委员会对41家公司提出了虚假和欺骗性广告的指控，其中包括几家主要的保险公司。[99]

通过《1945年麦卡伦——弗格森法案》（1945 McCarran-Ferguson Act），美国国会将保险监管的权力赋予了各州，除非他们放弃监管。被指控的公司利用这一法定条款在法院挑战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管辖权。在意识到这些公司赢面很大的情况下，联邦贸易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并建立了一系列的修订版行业标准，邀请保险公司和美国健康保险协会（HIAA），以及曾为邮购广告制定了自己的最佳实践声明的美国保监会参与制定标准。美国参议院也开始考虑立法加强邮购保险营销的联邦监管，个别州也是如此。面对这些压力，更多的老牌公司接受了一套道德准则，并承诺将帮助“消除行业中的‘害群之马’”。为了保持美国健康保险协会会员资格，企业现在必须避免误导性的广告文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折扣邮购保险公司不断涌现。但是他们在投放广告方面却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因为监管机构向出版商分发了许可保险公司的名单，说服了许多人只接受这些公司的广告。[100]

商业改进局的协调行动可能导致类似的改革。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早期，洛杉矶和芝加哥的分局率先发起了一项行动，以清理大型折扣汽车经销商的营销行为，这些经销商采取了一些滥用的销售手段，如“套套”（在最初的口头协议达成后提高价格）和“包装”（包括在打包的汽车交易中标价过高的“额外费用”）。[101]在20世纪50年代末，商业改进局在全国范围内的合作暴露了汽车碰撞保险公司存在系统性的虚假陈述和过高收费问题，从而导致了数百万美元的退款。[102]

尽管这些例子显示出通过自我监管重塑商业规范的潜力，但战后大多数反欺诈官员认识到，总有一群伪君子和骗子，他们会欺骗容易受骗的美国人。因此，每一个反欺诈机构都通过构建内部过滤器来指导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应对预算限制和程序上的挑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邮政的资深执法官员对促成成功起诉的环境有了细致的了解。除非检察官看到证据显示存在激怒法官和陪审团的无情的欺骗行为，否则他们拒绝提起诉讼。绝大多数的投诉或转介并没有引发诉讼调查，而导致刑事起诉的调查往往在1%左右。民事执法行动更为常见，但仍只占官方调查的一小部分。[103]检察官的选择性，加上在提出欺诈案件方面积累的经验，导致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定罪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律师在80%以上的刑事案件中胜诉。邮件欺诈案件更有可能导致有罪判决：邮政检查机构的一丝不苟帮助了联邦检察官判定20名被告中的19名有罪。[104]与20世纪初反对商业欺诈的运动相比，这些结果在起诉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此外，当情况使公众更广泛地注意到商业欺诈的节点时，反欺诈机构就有能力发起协调一致的行动。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的官员对在繁荣的市场中发行假矿业和高科技股票的交易所，以及向投资者抛售无价值证券的共同基金经理，感到震惊。联邦监管机构加大了对证券欺诈的调查力度，1959年至1965年间，每年的起诉和定罪数量比前15年增加了400%。[105]这些案件中有许多是针对兜售骗人的加拿大铀矿的小贩或伪装成最新电子产品生产者的公司外壳。但联邦检察官也在追查更老练的推销者，包括沃尔特·泰利尔（Walter Tellier）、洛厄尔·比勒尔和亚历山大·古特马。这些人组织了涉及兼并、收购和企业集团化战略的数百万美元的复杂骗局。[106]

人们可以举出许多针对其他商业欺诈领域的执法行动。20世纪50年代末，一些国会议员由选民提醒注意州际预付费骗局井喷，这种骗局吊着诱人的特许经营机会，承诺为那些希望出售小型企业或住宅的人找到买家，或为需要资金的小企业主提供安排贷款。由此引发的国会听证会引发了美国司法部欺诈部门和邮政稽查局展开的多年调查，导致数十起诉讼获得成功。[107]在20世纪60年代初，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官员与美国司法部和邮局的官员合作，打击在墨西哥各大电台播放广告的美国邮购诈骗。[108]在整个60年代，联邦机构还开展了广泛的运动，以打击信贷诈骗团伙、州际房地产诈骗和储蓄贷款管理诈骗。[109]

然而，即使是最积极的执法者也必须注意资源的限制。一直存在的预算和人员限制只允许进行这么多昂贵、费时的调查和机构间运动。结果，二战后的反欺诈警察，就像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前辈一样，严重依赖谈判达成的和解协议。当证据似乎严重到足以引起官方注意时，首要选择总是与一家公司进行非正式讨论，这家公司的商业行为一直在回避浮夸或过分依赖信息优势与欺诈之间的界限。

战后商业改进局的执行策略体现了对分级制裁体系的依赖。该局工作人员鼓励不满的购买者寻求解决办法，比如部分退款，这样双方都可以避免不当行为的影响。如果商业改进局的员工认为广告或销售技巧违反了公平交易的标准，他们就会要求修改，只有在企业拒绝这些干预时才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对于那些没有履行其营销承诺的公司来说，下一个阶段是起草正式的规定。1952年4月，洛根电器和家具市场（Logan Appliance and Furniture Mart）与芝加哥商业改进局签署了一份典型的“自愿”协议，承诺要废除“这种有误导倾向的广告”和所有“诱饵”做法。他们还同意提供有关信贷条件更全面的信息。[110]这些声明，就像签署行业规范的行为，使企业致力于商业改进局标准的道德力量和商业改进局持续监督的合法性。商业改进局还要求一些公司发布纠正广告，对过去的欺骗行为道歉。

如果公司拒绝了私下调整的提议，或者签署了违反其条款的合约，商业改进局就会再次使用宣传的武器。每一个地方分支机构都发布时事通讯，公布那些偏离其原则太远的公司。更有针对性的一步是，向当地媒体披露某家公司在面对改革要求时屡次违规和不妥协的细节，并宣称“该公司的后续广告不符合公众利益”。尽管并非所有的出版商或广播公司都遵守这样的“NIPI”声明，但包括《芝加哥论坛报》和《洛杉矶时报》在内的许多主要出版物都践行了这一声明。不得不担心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牌照续签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也遵守了该局的指令。这一声明的功能就像邮政欺诈令，切断了企业和客户之间的通信线路。这些声明最常见的结果是欺诈性市场营销的减弱，然后商业改进局撤销反对意见。根据芝加哥商业改进局汽车行业顾问卡尔·戴克（Carl Dalke）的说法，NIPI声明“比把某人拉到当地州检察官办公室听审要有效得多。我们所做的不仅更有难度，而且更快，且行之有效”。[111]由于商业改进局的游说，各公司对几千条广告进行了修正（仅1957年芝加哥就有150条），并调整了几千条广告。1962年，有93%的时间企业都会按照国家商业改进局的要求进行调整。[112]此外，商业改进局的调查能够而且确实帮助当局将欺诈商人投入了监狱。[113]

与此同时，商业改进局模仿了公共反欺诈机构，对程序性权利有了更大的关注。尽管受到消费者和向他们投诉的竞争对手的推动，但其工作人员仍然是商界的代表，渴望“保护商人”。他们还不得不担心是否能保住其成员的身份。因此，商业改进局的工作人员将怀疑的范围扩大到老牌公司。一直存在的因阴谋和诽谤提起民事诉讼的威胁强化了这种倾向。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地方商业改进局面临了100多起此类诉讼，这强化了它们对“安静调查和耐心说服”的偏好。[114]对正当程序的担忧最终导致商业改进局重新考虑上诉程序的想法，几家地方机构组成了广告审查委员会。在NIPI指令在这些市场生效之前，受影响的企业可以要求商业改进局重要成员组成的法庭举行听证会。在组织内进行持续辩论后，国家商业改进局于1952年末认可了这种听证会。到1960年底，有26个商业改进局设有一个论坛，还有16个正在组织中。[115]

程序主义向自我监管的延伸，为商业欺诈行为创造了机会，其方式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停止和终止”听证会的那种一丝不苟的做法非常相似。想想弗里茨电视维修（Fritzel Television Repair）的传奇故事吧。近20年来，电视机和收音机的所有者向芝加哥当地的商业改进局投诉弗里茨，控诉其未经授权、不必要和伪造的维修服务，以次充好，过高的收费和高压手段，因为该公司的员工拒绝退回收音机或电视机，直到账单全部付清，而不管维修超期的投诉。弗里茨的客户请求商业改进局让该公司为其滥用职权的行为负责，并杀一儆百。“我一直在想，”安德烈·切尔文斯（Andre Chervence）夫人于1954年6月写道，“还有多少人像我一样‘被骗’了……我不希望这种不诚实的行为不受制止。”到了20世纪60年代，商业改进局的工作人员频繁联系该公司，代表像这名北区家庭主妇这样的消费者进行调解。弗里茨接受了其提议，与许多不满的客户达成了和解，但没有改变其商业做法。[116]直到1964年伊利诺伊州消费者欺诈局（Illinois Bureau of Consumer Fraud）开始一项调查后，商业改进局才开始追查这家公司，并协助实施了一项突击行动，揭露其存在一种虚假维修的模式，即弗里茨的技术人员用二流甚至是有缺陷的部件替换了工作部件。[117]另一家在当地经营的霍兰德炉公司也是这样欺骗消费者的。

像弗里茨这样的案件在芝加哥商业改进局的档案中屡见不鲜。尽管投诉调解经常在几天内发生，但更严厉的措施往往需要数年时间，尤其是在企业没有犯下轻视商业改进局员工的错误时。即使是持续不断的妥协、广告修正和规定，也不能减少欺骗性营销。类似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纪律处分，一个有远见的营销部门可以轻松应对商业改进局的指责。当商业改进局的一名员工反对一则广告时，公司表示欣然同意，因为他们即将推出一种不同但类似的宣传方式。商业改进局的方法不一定比州行政管理机构的方法更有效。[118]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一些商业改进局尝试了一种更具预防性的策略，即对广告活动进行预先评估。对拟投放广告的审查，使企业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商业改进局和媒体行为准则的解释界限。商业改进局的管理人员坚称，这种“烫平皱纹展示事实的机会”并不构成“预先审查”；这只不过是一种在虚假宣传“令公众耳闻目染”之前就加以防范的明智办法。[119]

有时，持续的布道会带来皈依。战后的芝加哥商业改进局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它多年来的游说成功说服一家激进的折扣公司清理其广告业务。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巴干敦（Bargaintown）与商业改进局家具部门负责人发生了近五年的争执。有几次，商业改进局的工作人员要求这家当地装饰品连锁店修改广告；由于有争议的价格比较，他们发布了三次NIPI指令。巴干敦尊重商业改进局的工作人员，并遵守了这些要求。最终，企业主也同意将价格降到比制造商建议的标价更低的水平，理由是美国正在进行的分销革命加剧了价格竞争，并使价格变得“没有意义和混乱”，导致“消费者对我们企业和整个装饰品行业缺乏信心”。商业改进局的管理人员不能指望每个企业都能对“广告中的真相”的教义进行清晰的复述。[120]

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末，联邦贸易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和邮局以类似的方式处理了与欺诈有关的案件。如果调查能让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律师们认为企业的市场推广有误导的能力，他们就会寻求通过谈判来保证企业停止违规行为。[122]为了鼓励妥协，联邦贸易委员会在1951年不再将要求企业同意非法销售的调查结果作为规定的条件之一。从1962年开始，它跟随商业改进局的领导，新设一种咨询服务，提供关于新营销策略合法性的指导。[121]证券交易委员会和邮政监管机构同样希望，在正式法律程序启动之前，能给企业纠正问题的机会。如果首次公开发行的注册文件缺乏重要细节或包含误导性文字，则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人员会发出一封“缺陷信”，列出问题特征，并要求修改。在“通过会议、电报、电话交谈或通信进行交换意见的过程”之后，委员会将起草一份自愿协议，列出必要的修改。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人员还向公司律师发出了咨询意见，要求他们就宣传材料的合法性提供指导。在邮局内部，大多数欺诈调查并没有导致欺诈令或起诉，而是公司承诺停止令人反感的推销活动的规定。[123]

这种态度反映了所有监管机构都面临的现实。但对商业改进局和许多联邦反欺诈机构的人员来说，在那个时代与苏联共产主义的冲突中，它们也代表着更深层次的哲学承诺。商业改进局的领导人仍然致力于企业自我监管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监管机构理想情况下是在公众瞩目之外处理营销欺诈行为。这种风格也适合战后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领导层。这些官员相信，大多数商人都是值得信赖的、善意的，因此给了声誉良好的公司相当大的回旋余地。金特纳和后来的民主党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保罗·兰德·迪克森（Paul Rand Dixon）一致认为，不会出现“商业盖世太保”，因为美国正在“个人自由和国家奴役”之间进行“战斗”。[124]

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两名委员表达的情绪，反映出从新政初期到肯尼迪政府最初的几年，反欺诈政策背后更广泛的推动力。在这30年中，大多数新的反欺诈法规和执法活动都是由反欺诈机构内的商业利益集团或政策企业家推动的。企业利益，如纺织制造商，努力根除他们眼中的不公平竞争。随着大萧条的持续影响，政策制定者有时会担心欺诈对资本主义市场，尤其是在证券监管方面，构成系统性威胁。在其他情况下，比如二战后针对文凭作坊的行动，立法者和监管者希望保护政府自身，就像重建时期的邮局为了维护自身声誉而打击邮件欺诈一样。这些努力往往受到对商业言论中坦率价值的更深刻信念的影响；它们总是依赖于将国家和州政府与自律组织联系起来的密集网络。在所有这些背景下，反欺诈监管机构都强调了关注缺乏信息或经验的消费者和投资者以避免误导和欺诈的重要性。

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消费者的观点很少推动反欺诈政治或政策。在40年代和50年代，消费者研究和消费者联盟等组织确实帮助美国人了解了营销欺诈行为，但它们缺乏制定监管议程的官僚能力、战略眼光和地位。然而，随着战后经济繁荣而来的社会经济预期的提高，一场复兴的消费者运动将越来越多地把对商业欺诈的分析带到华盛顿特区、州议会大厦和市议会会议厅。60年代更为普遍的政治激进主义，以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某些特定的人口群体仍是滥用营销手段的受害者，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消费主义倡导者很快就会为公众打击商业欺诈的努力注入一种新的紧迫感。

第10章　消费主义与反欺诈政策的重新定位

战后，反商业欺诈法律的收紧发生在一个显著繁荣的时期。1940年至1970年间，经济的快速增长使数千万美国人进入中产阶级，提高了社会期望值。尽管美国的消费社会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二战后的消费信念却呈现出新的维度。政治家和其他公共价值观的仲裁者开始用房屋所有权、汽车和电视等财产以及追求特定生活方式的能力来定义上层社会。这些信息被狂轰滥炸的公司广告以及广播戏剧、电影和电视节目中大量素材无所不在的描述放大了。这种观点有利于技术上推动生活水平的提高，伴随而来的是消费者选择的扩大。在同一时期，以纽约证券交易所为首的美国主要金融机构制定了全面的公共关系计划，将大众引入金融市场。随着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范围的扩大，这种投资民主化的新趋势意味着，到1970年，大多数美国家庭在证券市场上拥有了个人的金融利益。[1]

对于一些商业精英及其政治盟友来说，现代金融资本主义中消费文化的稳定和民主参与具有更深的政治目的。其中一个目标是地缘政治上的——将有能力把资本主义成果分配给广大中产阶级的美国经济与其苏联对手截然区分开来。1952年杜邦化学公司的一则广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哪个马克思（斯）获得了最大的笑声——卡尔（Karl）或格劳乔（Groucho）？”——概括了这一观点。它讽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下“人民的贫困”的“笑话”，“直到在市中心的百货商店里，在一贫如洗却疯狂购物的人群中，你试着找一个停车的地方”时，或者直到“你看到苏联新汽车的新闻短片”，它会“被美国任何二手车市场嘲笑”时，你才会明白。相关信息更多地关注国内政治经济。通过公共关系和宣扬自由企业的广告，企业的当权派希望转移更激进的工会要求在企业管理中拥有更大发言权的呼声。商界精英还希望将新政重点限制在提供经济保障上，并阻止公共部门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比如国有化的医疗保健或扩张性的公共住房项目。这些努力确实限制了政府在美国资本主义中的地位。[2]但是，在推动大众的道德观向消费主义和格劳乔·马克斯的观点发展的过程中，自由企业的保卫者加剧了大众对制造商、零售商和金融公司的欺骗行为的不满。

此外，20世纪中叶的消费经济为不择手段的美国公司提供了大量产生不满情绪的机会。美国内陆城市仍然是一些企业的大本营，这些企业采用的是诱骗和转换广告的古老策略、高压销售手段和对欺骗性信贷条款的依赖。在开辟消费新疆域的过程中，二战后的郊区化为消费者欺诈创造了更多的渠道，其中，家居装修、汽车销售、电子产品维修和房地产诈骗名列前茅。到20世纪60年代，老年人口的急剧增长鼓励了针对老年人的诈骗。二战结束后，可供选择的投资仍然包括庞氏骗局和大量迅速致富的股票促销活动。

由于潜在改革者仍有许多目标，而且大众对欺诈性营销的敏感性也有所上升，反欺诈举措的采用，让人们得以宣称自己是消费主义的旗手。全国各地精明的政治家认识到了这一机遇，许多以社区为基础的消费者组织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结果是一个由消费者维权人士推动、社会学和法学研究为其提供信息、由两大政党领导人（包括三任美国总统）大力参与的、经过重组的反欺诈联盟得到了重生。新的反欺诈法律和机构遍布各级政府，反映了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必要性。尽管如此，20世纪70年代的宏观经济挑战意味着，公共投资从来没有像口头上那么繁荣。同样的经济压力，为保守派抵制这个反欺诈国家最雄心勃勃的进步创造了条件。

扩大反欺诈联盟

推动反欺诈监管转向消费者利益的动力，来自美国普通民众在战后经济中所表达的不满。所有对技术进步和美好生活的赞歌都提高了人们对消费者体验的期望，尽管社会运动的共同努力加深了美国人对个人权利的承诺。随着少数民族、妇女和其他社会群体通过大众话语和宪法诉讼来推进他们的诉求，越来越多的民众感到有勇气要求他们应得的东西，因此不愿继续保持沉默。商业改进局和执法机构收获了由此带来的助力，这体现在每年数以万计的消费者投诉中，这些投诉指责企业进行误导或不诚实的营销宣传。

与早些时候一样，记者在识别商业欺诈的轮廓并让公众看到这些骗局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乌木》（Ebony）、《美好家园》等全国性杂志，以及《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时报》等主要报纸，继续报道商业欺诈。他们的记者每年都会炮制出数百篇报道，提醒读者注意最新的欺诈行为，报道执法行动，并就如何避免欺诈或寻求补救提供建议。知名作家们还更新了《一个骗子的自白》和《讲价小贩》（The Bargain Huck-sters）中所传递的信息，出版了关注城市社区和郊区最新营销欺诈的书籍。[3]

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越来越多的城市报纸和电视台给个别记者和专栏作家提供了成为当地消费者“哨兵”的机会。在《费城论坛报》——一份关注当地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报纸上，记者莱恩·李尔（Len Lear）撰写了一系列深入的报道，内容涉及家居装修公司、二手车经销商、不择手段或虚伪的医生，以及掠食成性的人寿保险公司。该报纸还创造了“助人先生”，读者可以联系报纸后台寻求帮助，处理消费者的投诉。[4]为《芝加哥论坛报》撰稿的克里斯汀·温特斯就风城盛行的消费者欺诈问题发表了数十篇文章。在亚特兰大，WAGA电视台给了它的消费者关系编辑保罗·雷诺兹（Paul Reynolds）很大的自由，让他把汽车修理的仿冒品和邮购诈骗的常规片段整合在一起。华盛顿特区的电视观众通过三个不同的地方频道定期收到有关消费者诈骗的新闻报道：美国广播公司（ABC）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分支机构以及独立电视台WTTG。[5]这些记者与全国各地的同行一道，为不满的消费者提供类似商业改进局的解决问题服务。

随着调查性新闻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开始关注商业欺诈的流行程度、动态和政策反应。就纯粹产出而言，法学学者主导了这一学术话语。全国领先的法律评论发表了源源不断的文章记录反欺诈政策的趋势，评估其影响，并提出新的方法。许多最具探究性的分析来自学生编辑，他们制作了全面的“笔记”，详细记录了现行的欺诈法。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法律学界这种讨论的频率和强度都有所增加。[6]

然而，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来自社会学家戴维·卡普洛维茨（David Caplovitz），他对纽约市弱势社区消费文化的研究发表于1963年，题目是《穷人付出更多：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实践》（The Poor Pay More：consumer Practices of low-low Families）。卡普洛维茨展示了这些居民面对的有限选择，以及商人和上门推销员通过“见不得光的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他们。此研究中的掠夺性零售策略受到了全国舆论制造者的广泛关注。这项研究还帮助科纳委员会（Kerner Commission）制定了关于20世纪60年代种族骚乱的议程，该委员会1968年的报告强调，商业上的歪曲和滥用是造成城市骚乱的原因之一。[7]

到20世纪70年代初，一批新的消费群体加入了反欺诈的行列。几乎在每个州，活动人士都成立了关注消费者教育和政策工作的委员会。从1968年起，这些州一级的团体通过国家消费者法律中心和美国消费者联合会等全国性组织联系在一起。在同一时期，许多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在全国的大城市建立起来。这些倡导人士通常预算有限，有时只够运营几年。他们以贫穷的城市社区为基础，体现了那个时代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特征——创造性的激进主义。对于旧金山消费者行动组织、芝加哥社区储蓄俱乐部或费城消费者教育与保护协会（CEPA）的领导人来说，政府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打击最残酷的欺诈行为，这些欺诈行为的目标人群通常是那些来自市中心的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社区的正规教育程度有限、收入较低的人。[8]

然而，非营利消费者组织最初并没有带头将公众的愤怒转化为新的反欺诈政策的具体建议。取而代之的是，民选官员明确了这一立场，少数州检察长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官员有责任执行刑事欺诈法，并认识到消费者维权可能得到的政治回报。培养这种声誉的一种方法是建立反欺诈的官僚机构。这方面的第一次努力是由纽约总检察长路易斯·莱夫科维茨（Louis Lefkowitz）发起的。莱夫科维茨一生都是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

莱夫科维茨来自曼哈顿下东区的一个移民社区，1956年就职后，他发现自己被消费者对欺诈企业和赤裸裸欺诈行为的抱怨淹没了。第二年，他成立了消费者欺诈和保护局（Consumer fraud and Protection Bureau），并将其作为内部资金使用的优先事项。这个新办公室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公共宣传策略，并提高了调查不满的纽约消费者投诉的能力。它发布时事通讯、小册子和教育电影，以及大量新闻稿。几乎在每届立法会议上，莱夫科维茨都在呼吁通过一些新法律，以处理某一个方面的消费者欺诈。公民的投诉引起了司法部律师职员的注意。所有这些活动都得到了纽约州新闻媒体的不懈报道，并巩固了这名总检察长在纽约州选民中的人气。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纽约州选民以极大的优势让他连任。[9]

莱夫科维茨向其他州施压，要求它们解决消费者欺诈问题，而他的长任期充分展示了这样做的选举优势。其他地方的民选官员注意到了这一点，许多知名政治人物试图将自己定位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欺诈行为的勇敢对手。两党州长，包括康涅狄格州的亚伯拉罕·里比科夫（Abraham Ribicoff）、纽约州的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马里兰州的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和佐治亚州的吉米·卡特（Jimmy Carter），都制定了反商业欺诈议程。甚至罗纳德·里根在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期间也提出了几项限制消费者欺诈的建议。[10]

事实证明，总检察长更渴望建立声誉，为受愚弄的消费者大声疾呼。他们常常借这样的力量为州长职位或美国参议院席位作辅垫，他们明白，与蓬勃发展的消费者运动结盟代表着卓越的政治前景。这些雄心勃勃的政治人物包括自由派民主党人[如伊利诺伊州的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更保守的共和党人[如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摩根（Robert Morgan）]，以及来自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温和共和党人，如斯莱德·戈登（Slade Gorton）和埃维尔·杨格（Evelle Younger）。每个人都率先提出反欺诈议程，游说州立法机构给予消费者更有力的保护，为消费者欺诈部门提供更多资金，并追逐媒体的报道。[11]

国家政治领导人很快加入了这场竞争，以提高他们作为消费者权益倡导者的声誉。在所有要求制定更严厉反欺诈政策的声音中，没有人比总统办公室里的人拥有更大的扩音器。在电视智力竞赛节目爆出丑闻后，艾森豪威尔总统曾短暂借用总统办公室发声。后来的总统办公室更频繁地这样做，将反欺诈改革确定为国家的优先事项。肯尼迪总统、约翰逊总统和尼克松总统都利用他们的“白宫讲坛”，增强公众对“消费主义是一种政策框架，商业欺诈是一种需要立法和行政回应的问题”的认识。

1961年秋，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Kennedy）召集了一次全国执法官员会议，讨论反垄断、消费者保护和投资欺诈问题，肯尼迪政府就此发出了信号。次年，他的兄弟——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国会的一次特别讲话中，明确表示要大力支持消费主义。肯尼迪认为，现代消费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息挑战。全国各地的公司都采用了大众广告的没有人情味的营销技巧、令人眼花缭乱的信贷条款和令人困惑的非标准包装技术。此外，总统强调，消费者的“声音在华盛顿并不总是像”制造商、零售商和行业协会等“规模较小、组织较好的团体的声音那样响亮”。因此，联邦政府需要制定一个更有凝聚力的消费者保护计划，解决消费者安全、经济权力集中的问题，以及最普遍的商业欺诈行为。最后，肯尼迪呼吁制定消费者权利法案，赋予消费者“获得信息的权利——免受欺诈、欺骗或严重误导性信息、广告和标签的侵害”。[12]

四年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在向国会发表的总统讲话中重申了所有这些主题。在约翰逊看来，美国面临着“繁荣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是由与“技术进步”相关的“新的复杂性和风险”以及使消费者“选择更加困难”的营销实践带来的。在赞扬企业创新、告诫人们不要过度干预“自由企业体系”的同时，这位得克萨斯人仍然界定了政府在保护“消费者……方面不可或缺的角色”，“反对不安全的产品，反对误导性的信息，反对少数商人的欺骗行为，这些行为会破坏对绝大多数勤奋且有信誉的公司的信心”。此外，他还将联邦政府打击商业欺诈的行动列为其“伟大社会”议程的中心内容，呼吁立法，为误导性包装、欺骗性消费者贷款条款、“尖锐而肆无忌惮”的州际房地产销售，以及养老金计划管理中的利益冲突，确立“新的法律补救措施”。[13]

1969年，白宫重归共和党控制，但并未在这些问题上引发大规模的措辞转变。尼克松总统仿效他的两位前任，向国会发出了又一条特别信息，向全国保证“消费主义仍在……”，联邦政府继续致力于“买方权利法案”，其中包括“获得准确信息的权利”，使消费者“能够自由选择”。尼克松主张进行几项法律改革，旨在加强对市场欺诈和“不诚实竞争者”的控制，包括放松对联邦消费者提起集体诉讼的规定（尽管也要求此类诉讼只能在司法部对一家企业成功提起刑事诉讼之后才能进行），扩大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禁止欺诈性公司的权力，以及改善耐用品保修条款的披露。[14]

这样的总统声明被新的消费者办公室扩大了。1963年，肯尼迪总统成立了白宫消费者事务委员会；第二年，约翰逊总统任命埃丝特·彼得森（Esther Peterson）为新委员会主席和总统消费者事务特别助理。彼得森长期以来一直是消费者和劳工运动的积极分子。虽然尽管彼得森的预算不多，且在劳工部还负有其他职责，但她在白宫为消费者权益倡导人士安排了一位重要人物，并与关注消费者问题的联邦机构和民选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她还在全国各地向消费者团体和商业组织发表演讲，写了大量关于消费主义的文章，并随时准备在国会作证。[151967]年彼得森辞职，约翰逊任命贝蒂·弗内斯（Betty Furness）替代她的位置。贝蒂·弗内斯是一位职业女演员，她与民主党领导人关系密切，但涉及消费者事务方面的经验要少得多。尽管如此，弗内斯还是赢得了名声，她是那些使“老人、无知的人、病人和穷人”成为受害者的“敲诈者”的有力反对者。[16]

尼克松总统把这个咨询委员会变成了白宫的消费者事务办公室，他称这个办公室有义务“在争取经济公正的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尼克松进一步要求国会在司法部内设立一个消费者保护部门，该部门有权调查针对消费者的侵权行为，在国会和联邦机构面前代表消费者利益，协调与消费者保护法规相关的执法工作。他还敦促每一个尚未这样做的州颁布自己的消费者保护法，并建立一个专门的执法机构。尼克松任命前宾夕法尼亚州消费者保护局的局长维吉尼亚·克诺尔（Virginia Knauer）为白宫办公厅主任。就像彼得森和弗内斯一样，克诺尔也保持着紧张的旅行和演讲日程，以便让消费者问题成为全国的头条新闻。通过演讲和国会证词，克诺尔对消费者欺诈的描述甚至比她的前任更加严厉，称其为“一种吞噬我们社会生命的阴险的经济毒瘤”。她警告说，“白领诈骗抢劫犯”的欺骗行为威胁到了公众对法治的信心。它也“侵蚀我们的道德品质，误导我们的经济资源，削弱我们自由企业制度的力量”。[17]

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的白宫将消费者保护作为国家的优先事项，并以这种鲜明的形象描绘商业欺诈，从而大大加强了消费者欺诈在国家政策议程中的地位。他们的政府是在总统影响力不断增长的时期即将结束时成立的，在这个时期，大萧条、世界大战和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巩固了华盛顿、行政部门和白宫的权力。这也是广播电视的“黄金时代”，它使行政部门的首脑能够直接地接触广大公民。在一个总统经常形塑公众辩论的时代，他们的批准是重要的，即使具体的立法提案并不总是得到更激进的消费者组织的认可。总统对任何特定问题的强调加深了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这些总统的眷顾也刺激了更多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调查，刺激了最关心某一问题的学者、利益集团、政客和职业官僚，并鼓励了新的政策理念和更紧密的联盟建设。[18]

在国会内部，一群长期任职的议员开辟了互补的利基市场，支持更严厉的消费者欺诈政策。这些公务员接受了对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的批评，以及新政引入的对政府权力的积极看法。来自华盛顿的民主党参议员沃伦·马格努森（Warren Magnuson）是国会山最坚定的消费者权益倡导者之一，他在1968年出版的《市场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Market）一书中概述了这一观点，这本书评估了对经济福祉、健康和安全的许多威胁。正如马格努森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自信地评论的那样，他“确信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这不再是消费者是否会受到保护的问题，而是如何受到保护的问题”。[19]马格努森和数百名支持这一信念的民选官员认为，国家可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国家的这些政治家，像他们在州一级的同行一样，也计算出寻找打击商业欺诈的具体策略将巩固他们的地位和声望。和马格努森一样，大多数国会议员和参议员都是民主党人，他们来自美国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地区，比如中西部、东北部或太平洋沿岸。在参议员中，他们包括：密歇根的保罗·哈特（Paul Hart），他成为公平包装和标签立法的关键倡导者；伊利诺伊州的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他是贷款改革的主要支持者；新泽西州的哈里森·威廉姆斯（Harrison Williams），他在州际房地产开发欺诈问题上发挥了领导作用。在众议院，加利福尼亚的约翰·莫斯（John Moss）和纽约市的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 Rosenthal）等民主党人成为反欺诈立法的重要支持者。这些民选官员召开立法听证会，有时要求机构进行研究，为改革提供证据。他们监督工作人员起草法案的过程，并在法案通过委员会、众议院审议以及国会领导人和白宫之间的最后谈判过程中对其进行管理。[20]

尽管民选官员在20世纪60年代初将国内政策议程转向商业欺诈问题以及此后保持公众关注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但消费者维权人士的策略偏好日益影响着立法和行政行动。一旦新的消费者组织和律师维权人士在城市、州首府和华盛顿特区站稳脚跟，他们就有了影响政策讨论的立足点。这种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决策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得到了体现，1969年和1970年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就消费者法举行的听证会就证明了这一点。该小组委员会的证人名单包括行业协会代表和企业首席执行官，其目的是审议对加强联邦贸易委员会打击消费者欺诈能力的立法提案的回应。然而，与20世纪50年代产生皮草和羊毛标签立法的讨论不同，国会现在邀请消费者组织参与决策。事实上，听证会是由这些团体的代表——国家消费者法律中心的小乔治·戈丁（George Gordin,Jr.）、消费者联盟的执行董事沃克·桑德巴赫（Walker Sandbach）和美国消费者联盟的总法律顾问爱德华·柏林（Edward Berlin）——的证词建立起来的。随着消费主义在美国生根，其领导人开始制定立法议程和具体的政策建议，反欺诈的改革也呈现出更加民粹主义的色彩。[21]

维权律师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或许在制定更广泛的消费主义议程方面发挥了最大作用，尽管他没有带头呼吁采取行动打击消费者欺诈，但他确实对这个问题给予了一些关注。1969年，纳德要求一群法律系学生准备一份关于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详细研究报告，重点关注其对欺骗性营销行为的监管。这是一份至关重要的报告，为后来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改革奠定了知识基础。他还长期致力于推动建立一个国家消费者保护局，但最终未能成功。该机构有权调查与消费者欺诈有关的问题，监督与欺诈有关的执法行动，并制定新的监管举措。但纳德更关注其他消费者问题，比如产品安全、环境保护、重振反垄断执法，以及有选择地废除行业特定的监管结构。因此，对欺骗性营销的消费主义挑战呈现出更多的多元性，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现的新组织中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研究报告和建议。[22]

监管行动浪潮

在各级政府层面，民选的、任命的和职业官员立即认识到加强消费者保护措施的重要性并成为其大胆的倡导者。公务员有时会把民众对加强消费者保护的普遍看法转变为具体的改革建议，并经常采纳学术专家和消费者组织提出的观点。他们在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内部建立联盟，制定新的反欺诈政策，并设计妥协方案以克服根深蒂固的改革反对者。通过一场又一场的争论、一场又一场的听证会、一场又一场的辩论，他们加深了利用公共权力来击退不择手段的骗子，以及伪冒商品、服务和投资的小贩。其结果是，肯尼迪政府和福特政府在华盛顿、各州首府和城市之间掀起了反欺诈改革的浪潮。

在国家和州一级，监管机构和立法机构都将矛头对准了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假药和医疗问题。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官员带头采取了最全面的举措，1961年、1963年和1966年，他们与美国医学会召开了三次大规模的全国医疗骗子大会。这些医学专家和政策制定者的会议凸显出，虚假的“医疗救世主”仍在很大程度上折磨着病人和绝症患者，并帮助激发了人们对加强营销监管的支持。国会最重要的反应是1962年对《食品和药品法》的修正案。这项立法将对医疗产品和服务广告的监管权力从联邦贸易委员会转移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要求公司在销售药物或其他疗法之前，必须对医疗效果进行科学证明，并要求在制作任何治疗性声明时，对科学研究给予细致的关注。[23]在美国，对欺诈性医疗服务提供者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其中一部分是通过职业许可委员会进行的。一些州还通过了“纯药物法规”和以国家政策框架为模式的监管机构，希望根除掺假、错标品牌和假冒的医疗产品。[24]

20世纪60年代中期，消费者权益倡导者依靠民主党在国会的绝对多数优势，制定了三项反欺诈措施：1966年的《公平包装与标识法》（Fair Packaging and label Act）、1967年的《州际土地销售全面披露法》（Interstate Land Sales Full Disclosure Act）和1968年的《诚信贷款法案》（Truth in Lending Act）。这些法规都要求企业就货物、资产或信贷的数量、质量和成本向买方提供真实、标准化的陈述，以纠正信息方面的不平衡；双方进一步授权联邦贸易委员会执行这些披露义务的执法。[25]州和地方政府采纳了一系列额外的反欺诈提案。一项颇受欢迎的改革规定，在以高压手段著称的商业领域，如家装维修行业，必须有两到三天的强制冷却期，在此期间客户可以取消购买或合同。一些司法管辖区也加强了对消费信贷安排的监管。[26]

在投资者保护领域，更广泛的政府改革是通过立法和行政行动进行的，通常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任命的官员和职业公务员推动。20世纪60年代中期，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证券市场进行了为期19个月的专项研究，对新政证券监管进行了修订。[27]在肯尼迪政府执政初期，这项专项研究是对美国证券交易所欺诈丑闻的回应。1960年，监管机构和媒体发现，在近10年的时间里，作为美国证券交易所的主要发声人，再经纪公司（Rebrokerage firm）一直在从事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28]这一事件可能产生对美国证券交易所自我监管缺陷相当狭隘的评价。相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威廉·卡里（William Cary）、杰克·温特（Jack Winter）和伊曼纽尔·科恩（Emanuel Co-hen）选择了更广泛的调查。他们认识到，自新政开始以来，金融市场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说服国会拨款75万美元（按2016年的美元计算，大约相当于2200万美元），用于审查不断变化的投资实践和监管机构的演变。委员们请有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经验的知名证券律师米尔顿·科恩（Milton Cohen）监督调查。其职责是审查投资银行、公司和经纪公司与股票交易所、专业监管者、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之间的监管关系。科恩同意了，但前提是该委员会保证不能要求其修改研究报告。[29]

通过向经纪公司发放保密调查问卷，以及对监管机构和金融市场从业人员进行详细采访，科恩团队的65名资深员工积累了大量证据。他们追踪了机构投资者的出现和快速增长，记录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证券交易的频率和价值翻了两番所带来的监管挑战，并完成了几项证券推销商和证券经纪公司渎职和利益冲突的案例研究。这个由律师和分析人士组成的小组随后为立法改革起草了详细的建议。[30]在完成专项研究后，证券交易委员会与财务领导人召集联络委员会，草拟正式的立法建议。尽管国会并没有接受这项专项研究的每一项建议，但其意义重大的最终报告为今后15年有关证券监管的国家立法奠定了证据和概念基础。1964年美国《证券法修正案》的主要反欺诈措施，包括大幅增加受披露规则和全美证券交易商协会会员资格约束的公司数量，以及对经纪公司的销售行为实施更严格的监管，都是这项专项研究的结果。[31]

理查德·尼克松1968年的胜利，并未削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证券市场全面披露和坦诚的承诺。在希望扩大其执法工具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职员的要求下，联邦法官同意了对欺诈和归还令的请求，这些请求至少为受欺诈的投资者提供了部分补偿。司法机构进一步容许代表大量处境相似的不满投资者的律师提出集体诉讼。[32]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明显的趋势仍然是对那些希望迅速吸引投资大众的发起人、股票交易商或公司高管设置更高的监管障碍。新政时期的行政结构是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诞生的，旨在遏制证券欺诈成为金融市场的固有特征。这些框架得到了两党政治精英的支持（尽管事实证明，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相比，20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的民主党政府更愿意扩充反欺诈规则）。尽管最初一些金融部门对此持反对态度，但30年代的商业崩溃导致了一代股票经纪商、投资银行家、会计师事务所和证券律师接受了新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更广泛的禁止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的规定。正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专职律师戴维·西尔弗（David Silver）后来回忆的那样，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对华尔街的审判和磨难，以及华尔街的诡计是如何真正适应大萧条，有很多记忆……人们普遍认为，金融机构的不当行为与美国发生的事情有很大关系”。这一观点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内部得到了广泛认同，其员工都坚信，诚实沟通对于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及其更广泛的民主合理性，都是至关重要的。[33]

在蓬勃发展的商业特许经营领域，欺骗性的宣传也引起了类似的监管关注。这种商业组织模式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一直是美国经济的一个特点。但它在二战后突然出现在郊区，因为特许经销商在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可靠的商品和服务（品牌服装、快餐、汽车旅馆）的同时，实现了全国或地区范围内的规模经济。零售概念供应商喜欢特许经营，因为它大幅削减了与扩张相关的资本成本和风险，同时确保了加盟商的创业活力和血汗资本。特许经营权所有人对他们所接受的商业培训、总部发起的大规模广告宣传活动以及低于独立小企业启动所需资金的收购要求表示赞赏。[34]然而，战后特许经营的迅猛发展导致了欺诈性的销售手法。大量的预付费骗局诱使美国人将他们的积蓄投向根本不存在的特许经销人，以追逐拥有企业所有权的梦想。许多合法特许经营机会的说明书也低估了某一地区相互竞争的特许经营者的数量以及持续的债务的影响，同时夸大了可能的收入来源。[35]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政策制定者就将监管目标对准了这些问题。再一次，首要的直觉是通过信息披露策略来保护潜在的小企业主。通过受侵害的加盟商提起的一系列民事诉讼，州和联邦法官表示，愿意将特许经营合同视为受新政证券监管制度约束的投资。州立法机构还颁布法律，强制特许人向潜在客户提供详细、真实的培训计划信息、持续的债务以及对加盟商盈利预测的计算。根据这些州法规的规定，联邦贸易委员会随后制定了特许经营披露规则。这一行政行动花了整整六年时间才结束规则制定过程，对在州际商务中的特许经营施加了广泛的信息义务。[36]

20世纪国会遏制欺骗性零售营销的努力在1975年达到顶峰，当时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改进法案》（Improvement Act）。这项立法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通过自己的行政法规制定打击商业欺诈的权力，这可以为行业甚至整个经济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标准。它还增强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执法权力。委员会现在可以对那些不遵守停止并终止令或违反其行政法规的企业处以巨额罚款，并对因此类行为而受到损害的消费者进行经济赔偿。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官员们很快展示了他们的“新肌肉”，通知了数十家公司它们可能要为欺诈相关的罚款承担责任，并考虑了一些影响深远的实质性规则。1976年通过的最重要的一项规定废除了有关债务催收的善意持有人原则。这种法律标准曾被19世纪的避雷针销售员及之后的城市耐用品零售商利用。长期以来，这种法律标准保护了消费者债务的第三方持有者（如金融公司）免受因标的商业交易存在欺诈而导致的法律诉讼。[37]甚至在1975年通过立法之前，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官员们尝试了对全国性的广告商施加更大压力的方法，在1971年引入政策，要求公司证实它们在广告中所声称的事实，在证明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运行“纠正广告”，提醒消费者注意之前“可疑的宣传”。[38]

除了针对特定的营销欺诈行为或扩大现有机构的执法权力，各州和地方政府还建立了许多新的官僚机构，以打击消费者欺诈行为。一些州遵循了路易斯·莱夫科维茨在纽约开辟的道路，在总检察长办公室内设立了消费者保护办公室；其他州则设立了独立的消费者保护部门或机构。到1974年，除6个州外，所有州都依照三种基本办法之一，通过一般消费者保护法令编纂了关于消费者欺诈的法律规章。在13个州，立法机构制定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小法案”，借用了宽泛的法定语言，创建了联邦机构的反欺诈管辖权。这些州都给予一些部门调查权力，并授予诸如停止并终止令、禁令救济和赔偿机制等执行权力。有些州甚至禁止“误导性”的宣传。[39]

其他一些州接受了两项消费者保护法范本的基本框架，这两项范本是法律学者、法律精英和良政机构（如美国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在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首先是《统一欺骗性贸易惯例法》（UDTPA），它列出了几类被禁止的营销策略，包括“错误陈述商品的地理产地、贬低商品、服务和企业、诱饵广告和错误陈述价格”。UDTPA不是仅仅依靠国家机构的刑事执法或行政行动，而是创造了受影响的消费者可以提起的私人诉讼。第二项努力，《统一消费者销售行为法案》（UCSPA），是最不常见的立法范本。它的目标是更广泛的商业交易，禁止商人“不合理”和“欺诈”的行为。它还赋予负责监督消费者保护问题的国家机构代表消费者提起集体民事诉讼的权力。[40]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体制动荡和对强大政府的信心中，城市官员加入了反消费者欺诈的行列。波士顿、纽约、杰克逊维尔、路易斯维尔、芝加哥和西雅图等主要城市通过了地方性法规，明文规定禁止欺骗性营销，并设立了自己的消费者事务办公室或消费者保护机构。这种机构建设的热潮与长岛的纳苏县、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县和佛罗里达州南部的戴德县等大都市区的政府相呼应。[41]

消费主义的兴起也对商业自律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商业改进局的工作人员们认识到，随着工会成立消费者办公室来帮助其成员，随着数十个独立消费者团体的出现，以及越来越多的州和城市建立了消费者保护机构，广告和营销自律面临着强大的新机构竞争对手。这些进展扩大了寻求制定反欺诈政策的声音的数量，也扩大了登记消费者投诉的潜在场所。商业改进局的领导者，如丹佛的W.丹·贝尔，指出了消费者监管的趋势，他们试图说服地方和全国性企业增加对广告自我监管的财政支持。早在1961年，贝尔就斥责其他商业改进局的经理和他自己的会员，“商业改进局运动”面临严重危险。美国劳联——产联（AFL-CIO）的消费者咨询项目和“专业消费者群体”的重新出现；即将成立的科罗拉多州消费者欺诈局，甚至是联邦“消费者部门”；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的《废物制造者》（the Waste Makers）和弗兰克·吉布尼（Frank Gibney）的《经营者》（the Operators）等“曝光”类图书的出现，加剧了消费者对美国企业越来越多的“怀疑和不信任表达”；所有这些发展都有可能“吸走不可估量的‘自我监管’和商业改进局的力量”。贝尔和商业改进局的其他管理人员警告说，除非商界用资源来维持有意义的自我监管，取代其“象征性的”财政支持和“口头承诺”，否则人们就有理由担心“美国赖以发展壮大的那种经济——自由企业制度——的存续”。[42]

到20世纪60年代末，还出现了一种共识，即商业改进局不仅需要更多的资金，而且需要进行根本性的重组。他们的想法是，把权力集中到一个由商业改进局组成的新委员会将改善运动的一致性，并允许单个商业改进局从这个全国性组织获得一些收入，减少对当地企业的依赖。这种方法还将使商业改进局网络能够在信息技术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以改进对涌入其办公室的大量信息的管理。1969年，奈特（Knight）、格兰迪克斯（Gladieux）和史密斯主持的一项管理咨询研究呼吁进行所有这些改革，并呼吁批准在商业改进局领导人中传阅已久的建议。商业改进局网络没有重大异议，立即着手实施这些措施。[43]

对于在国家层面或东北部、中西部或西海岸的大都市地区工作的商业改进局保守派来说，该局网络需要适应一场强大到无法简单反对的历史变革。这些领导人，包括肯尼斯·巴纳德（Kenneth Barnard）、维克多·尼伯格（Victor Nyborg）、约翰·奥布莱恩（John O’brien）（他在阿克伦和圣路易斯运营商业改进局多年）和爱德华·加拉格尔（Edward Gallagher）（他已在波士顿分局工作了数十年），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一直在学习如何与不断扩张的反欺诈国家机构合作。他们的战略敏感性与艾森豪威尔或莱夫科维茨时代的温和保守主义不谋而合。他们接受福利国家的基本结构和更有力的反欺诈执法，但希望缓和公众对企业的敌意。这些人物与两党的反欺诈监管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尽管他们更倾向于共和党的监管者，比如厄尔·金特纳，他是商业自律的坚定支持者。[44]

对于“广告中的真相”运动的老将们来说，肯尼迪和约翰逊入主白宫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是不可逆转的。由于消费者保护在国家政策议程中占据核心地位，他们认为，商业改进局必须与企业保持关键距离，并深化与消费者团体和政府消费者保护机构的工作关系，以便其工作人员能够继续扮演监管机构的角色。除非该组织适应消费主义，“认识到这种‘消费者声音’运动的持久性，并以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加入它”，否则商业改进局有可能变得无关紧要。如果该网络真的进行了调整，它可能会利用其良好的声誉（民意调查和公众与当地商业改进局的接触频率都表明了这一点）来巩固它作为“受人尊敬的、独立的”商业道德守护者、“公正的……为客户服务”的“非正式上诉法院”的角色。正如一名与商业改进局运动关系密切的保险公司高管在1971年秋天所言，目标就是“利用三角法，找到一个与商业、联邦贸易委员会和拉尔夫·纳德等距离的中心点”。[45]

在芝加哥，长期担任商业改进局总裁的肯尼斯·巴纳德在回应创建伊利诺伊州消费者欺诈局的提议时，遵循了这种逻辑。巴纳德支持这一想法，但前提是新机构将集中精力起诉最严重的违法者，从而增强商业改进局工作人员对企业施加的影响。对于像维克多·尼伯格这样的工作人员来说，这种政治上的灵活性不仅会使反欺诈工作更加有效，还能使有关部门免受“总是需要事事反对”的指责。[46]

商业改进局的三角化战略进一步扩大了对违反“广告中的真相”运动所提倡的真实性标准的企业的程序性保护。1971年，美国广告联合会、美国广告代理协会和全国广告商协会同意成立一个全国广告审查委员会（NARB），由新成立的商业改进局理事会主持。借鉴自1960年以来商业改进局工作人员之间传阅的建议，以及1962年开始的英国广告自律制度，全国广告审查委员会由50名董事会成员中选出的五人小组组成。50名董事中，30名为全国广告商的高管，10名为广告业的代表，以及10名代表公众的独立的市场营销专家。每当广告商对商业改进局理事会新成立的全国广告部门（NAD）的调查结果提出异议时，它就会审理所谓的营销欺诈案件。全国广告部门的职责是监督电视、广播和全国性的出版物，并评估虚假陈述的指控。当公众投诉者反对全国广告部门的裁决，即广告的欺骗性没有达到值得采取行动的程度时，全国广告审查委员会也可以行使管辖权。[47]

商业改进局对行政状态的程序模仿确实有其局限性。在决定向广告客户发出NIPI指令之前，当地商业改进局没有举行正式听证会，也没有确保授权NIPI的官员在事先不知情或未参与本案的情况下这样做；大多数商业改进局没有设立任何形式的审查委员会；而那些存在审查委员会的，不像全国广告审查委员会那样，为他们的诉讼和裁决创建一个公开的记录。实际上，当小石城商业改进局的广告审查委员会尝试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建立书面裁决和要求媒体遵守NIPI声明作为其会员的条件时，联邦贸易委员会裁定，此类正式程序超出了合法自我监管的范围，隐隐进入了非法行业限制的范畴。[48]为了避开类似的法律担忧，广告业将全国广告审查委员会的制裁权力限制在宣传和正式提交给适当的联邦机构，通常是联邦贸易委员会。尽管如此，商业改进局的日常监管努力证明了正当程序作为一种战后制度理想的重要性。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创建的反欺诈机构严重依赖刚从大学或法学院毕业的年轻人，他们有时会在社区组织实习或工作一两年。在州和地方消费者保护机构中，许多领导人都是消费者运动的忠实信徒，而不是窥探民众浪潮的政客。这些受命者中有几个来自日益壮大的维权律师队伍。纽约市消费者事务部（DCA）的消费者权益倡导者菲利普·施拉格（Philip Schrag）曾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法律和教育保护基金担任社区律师。其他一些人则为关注消费者的新闻工作者，或者在政府机构中担任与消费者相关的职务。20世纪70年代初，明尼苏达州消费者服务中心（State Consumer Service）的负责人雪莉·切诺韦思（Sherry Chenoweth）曾经作为一个本地电视台记者报道过消费者问题。洛杉矶消费者事务局（Los Angeles Consumer Af-fairs Bureau）的首任局长芬·杰利森（Fern Jellison）有几十年在市政府负责管理慈善机构的办公室工作的经验。在芝加哥，简·伯恩（Jane Byrne）成为该市消费者销售和计量部门的负责人，此前她在民主党的激进主义活动中担任了数年的职务，并在城市扶贫项目中有过任职。[49]当地最杰出的消费者机构领导人之一、纽约市消费者事务专员贝丝·迈尔森（Bess Myerson）从模特和电视演员的职业生涯转向了消费者保护。1945年，她赢得了美国小姐（Miss America）选美大赛，由此开始自己的模特和电视演员生涯。虽然迈尔森上台后遭到了嘲笑，但她利用自己的名人身份扩大了公众对消费项目的认识，并为这些项目赢得了政治支持。[50]不管在当地消费者保护官僚机构中是通过何种职业途径取得领导地位的，这些职位都吸引了积极拥护消费主义和政策试验的人士。

在许多政策领域，新政和冷战时期的国家建设建立在与准公共和非政府机构紧密联系的基础上。国防机构利用了来自大学、智库和非营利组织的社会科学家提供的分析。新政时期的农业州不仅在联邦农业部和其他州级机构中纳入了新的项目，还包括一系列代表农民和农场工人利益的复杂组织，以及负责实施联邦农业项目的地方农民选举委员会。对美国电影、广播和电视内容的监管依赖于行业自律机构。二战后，医疗和高等教育领域的联邦拨款项目依赖于准公共认证机制。[51]美国反欺诈州的苦心经营反映了这些复杂的监管生态。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反欺诈领域不仅包括各级政府通过的一系列公共法律和行政法规，还包括无数的公共和准公共机构，以及迅速壮大的私人监管机构和看门人队伍。

在所有这些机构中，监管的主角们在很大程度上都认同沃伦·马格努森在《市场的黑暗面》一书的序言中阐述的前提。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包括保护他们不受虚假企业的伤害，是政府的一个基本职能。美国市场不应该按照“购者自慎”的无情逻辑运作。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向国会提交的有关证券监管的信息中所主张的那样，卖方对客户、竞争对手和更广泛的社会负有义务。他们也需要表现得敏锐，以免与许多法律规定相冲突，这些规定禁止不诚实的营销，以及负责执行这些规定的迅速涌现的公共和准公共机构。阿默斯特学院经济学教授、长期担任消费者联盟主席的科尔斯顿·沃恩（Colston Warne）等消费者维权人士，以及包括路易斯·莱夫科维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保罗·兰德·迪克森等共和党人在内的商业监管者，反复强调了这一观点。他们坚持“购者自慎现已过时，卖者自负必须成为市场的基础”；“只有政府才能提供防止商业欺诈的保护”；“购者自慎这一过时的、对社会有害的观点应该作为简单市场和广为人知的商品时代的遗物被适当地埋葬”。[52]

来自商界的不同声音一致认可了这一远离“购者自慎”的做法。早在1960年，美国广告联合会就将“卖者自负”的法律原则定性为一个“事实”，广告商忽视了这个“事实”，后果自负。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一前提充斥于商业话语当中。罗得岛州的一家油漆经销商，如果想吹嘘自己的产品质量好，可以在报纸上登一则广告，标题为“卖者自负”，而建筑材料制造商则可以在1972年的年报中大肆宣扬，它早已用“卖者自负”的原则取代了“购者自慎”的原则。甚至保守的美国商会也承认商业欺诈是“每个人的问题，每个人的损失”。[53]

屈服于消费主义要求的倾向，并没有消除对遏制虚假行为的最佳方式的分歧，也没有消除对卖家应受到多大限制的争议。例如，理查德·尼克松在1969年关于消费主义的讲话中，将自己的观点与许多消费者维权人士和民主党人的观点区分开来。尼克松解释说，他对买方权利法案的坚定承诺，“并不意味着购者自慎……已经被一个同样严厉的警告卖者自负所替换”，或者“政府应该指导或主导个人的购买决策”，这一观点让保守的《芝加哥论坛报》感到高兴。[54]商会接受消费者欺诈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但仍然担心过度“严格而繁琐”的反欺诈立法，认为首选的解决方案是依靠企业的自律机制。[55]尽管商业改进局的领导人努力将其组织塑造成“公正执法的工具”和“公众信任”的管理者，但他们接受了与美国保守主义有关的经济自由的负面观念。商业改进局的核心任务是保护“自由企业制度”，不要受到削弱信心的骗子和压榨者、严厉的政府官僚机构，以及缺乏耐心和不公平的消费者的侵害。[56]持这种观点的政治家和利益集团在关于欺诈政策的辩论中毫不避讳表达他们的担忧。由于他们的影响，即使是最积极的反欺诈立法也强调信息披露制度，使消费者和投资者能够做出更好的选择。在共和党或保守的南方民主党控制的州，消费者欺诈措施强调与商界的合作。[57]

尽管如此，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有关反欺诈政策的辩论参与者，经常以划时代的措辞，表述了从“购者自慎”的正式转变。《华盛顿邮报》的政治记者莫顿·明茨（Morton Mintz）在评论《市场的黑暗面》时说，较早的一项禁令“购者自慎应该在几个世纪前就被废除，并与那些以其名义牺牲了数百万的山羊、绵羊和处女的原始神灵一起埋葬”。尼克松政府时期负责消费者事务的副助理伊丽莎白·汉福德（Elizabeth Hanford）在1971年对一群企业高管发表讲话时表示，“购者自慎的时代已经过去，卖者自负的时代即将来临”。甚至路易斯安那大学的一名市场营销学教授在1974年一本面向销售经理的出版物中写道，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更漫长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由于集体诉讼的可能性，加上联邦和州消费者立法的充分执行，意味着卖方也必须小心。卖者自负的日子已经来到！”。这个感叹号表明了人们对这个新监管世界的持久性多么有信心。[58]

鉴于之后40年中出现的相反事态发展，我们还是有机会重温这一充满信心的预测，即在法律上对抗商业欺诈的新时代即将到来。目前，我们应该注意其关于新反欺诈规则的教育力量和欺诈执法的影响的核心假设。法令书中的新语言、联邦公报中每天的规则汇编，以及州和地方消费者保护机构的声明，并不一定会改变法律和商业文化。与19世纪70年代、20世纪20年代或50年代一样，20世纪70年代的政策创新并没有自动重塑规范，也没有“充分执行”。

追溯教育和执法的路径

20世纪早期的“广告中的真相”运动首先投资于公共教育宣传，其理论是，限制欺诈的最好方法是让潜在受害者免受一夜暴富的推销者、滑头的推销员和欺骗性广告的诱惑。二战后，商业改进局一直保持着这种关注。随着消费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兴起，每一个反欺诈组织，无论是由法定机构还是私人倡议建立的，都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公共教育方面的投资很便宜，受到了政界人士的欢迎。有谁会反对那些试图让投资者和消费者变得更坚强、以抵御不断变化的骗局的尝试呢？

1960年后，反欺诈组织发布的信息海报、小册子和单行本越来越多。公众教育的努力转向了短片[如1966年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制作的20分钟欺诈技巧概览《欺诈的艺术》（The Fine Art of Fraud）]、广播和电视广告，以及与消费者相关的高中和大学课程。[59]无论何种传播媒介，其内容都反映了反欺诈新闻所传递的基本信息。大多数资料解释了普遍存在的欺诈行为，并建议投资者或消费者依靠专家来指导他们的经济决策。万一这些信息不能阻挡这些偷窃的艺术家，公众教育活动呼吁受害者不要默默忍受，而要“有公德心，大声疾呼”。与20世纪早些时候的反欺诈组织一样，二战后的反欺诈组织认为，“通过公开自己的不满，你可能会让其他人免受伤害”。这是他们一贯的呼吁，就像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在进步时代反对信用欺诈时发出的信息一样，“通过让声名狼藉的零售商更难做生意来帮助保护他人”，这是一种社会义务。为了促进这种社群主义目标的实现，反欺诈通讯，比如1966年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一张海报（图10.1），重点解释了消费者或投资者可以从哪些地方寻求非政府消费者团体和州机构的帮助。他们还详细说明了如何提出有效的投诉。[60]

20世纪60年代，尽管人们对城市贫民面临的商业掠夺问题高度关注，但反欺诈州制作的教育材料针对的是中产阶级受众。在恳求读者阅读银行家或金融顾问的投资建议时，作者更多考虑的是专业人士和小企业，而不是临时工或农村贫困人口。《欺诈的艺术》戏剧化地表现了一家旅行社向一对白人教师兜售欧洲假期的诱饵和转换营销手段，以及一名有教养的推销员向一对住在郊区舒适住宅中的白人夫妇高压营销的手段。这些骗局不是发生在布朗克斯区的波多黎各人社区、芝加哥南区、洛杉矶瓦茨区，也不是发生在阿巴拉契亚山区。消费者保护小册子内的图表反映了读者的期望。对华盛顿总检察长办公室来说，消费者必须小心诱饵和转换广告的形象是一名梳着精致发型的中年白人女性。当宾夕法尼亚州消费者保护局（BCP）精心制作一部“购买者圣经”时，他们选中的购买者原型是“康拉德消费者”，一个“普通的居家男人”，其卡通形象为一个年轻的中产阶级白人父亲，穿着开襟羊毛衫。[61]

图10.1　1966年纽约消费者欺诈和保护局的海报

1966年8月11日，经允许转载自《奥尔巴尼时报联盟》。

20世纪60年代的夏季骚乱摧毁了许多大城市的贫困社区，此后，新的消费者保护机构和旧的自律机构将教育信息更直接地传递给了这些市中心的贫困社区。除了设立分支机构，州和地方反欺诈组织还推出西班牙语版本的出版物，配备可将小册子和经验丰富的反欺诈专业人员带到城市贫困社区的移动宣传巴士，并参加当地的消费者展览会。纽约市的商业改进局雇用了非洲裔美国消费者专家来为其在哈莱姆区的新分局工作，并委托制作了《在这里签名》（Just Sign Here）这部电影，聚焦贫困社区特有的欺诈行为，而不是针对收入较高人群的阴谋。在国家一级，联邦贸易委员会为哥伦比亚地区成立了一个与之配套的消费者保护办公室，就贫民窟的消费者欺诈问题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并优先雇用非洲裔美国人。[62]

以社区为基础的消费者和民权组织开展了自己的教育活动。与大多数州或与商业有关的机构相比，这些组织在城市贫困社区中拥有更大的合法性。在费城，消费者教育与保护协会的月刊《消费者之声》（Consumer Voice）以强硬的编辑姿态，对困扰贫困消费者的不当营销行为进行了深度报道。在旧金山，反贫困组织旧金山湾区社区发展（BAND）建立了一个办事处网络来帮助消费者。旧金山湾区社区发展制作了小册子，提醒低收入居民警惕各种各样的消费者欺骗行为，恳求读者“反击！别让骗子得逞！”。[63]不管催生反欺诈教育的社会环境如何，人们可能倾向于认为这只是为了使个人更加明智而进行的无休止斗争，无论其民族、人种、性别或社会阶层如何。但在这一时期和进步时代，拓展业务的一个关键目标是支持社会规范，反对操纵销售模式。

州和地方反欺诈机构也效仿其前任建立信息网络和信息交换场所。总检察长建立了及时收集有关其所在州欺诈商业活动情报的机制，并将这些情报与州机构、地方警察部门和检察官分享。路易斯·莱夫科维茨的办公室在20世纪50年代末再次为此类举措奠定了基础，并很快吸引了效仿者。1962年，马里兰州总检察长托马斯·费南（Thomas Finan）要求州警察局成立一个“六人特别情报小组”，收集地方当局关于猖獗的欺诈交易的信息，并确定全州范围内正在出现的趋势。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加利福尼亚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消费者欺诈部门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框架，利用来自当地警方和检察官的报告，作为“多县欺诈调查”和“全州刑事打击”的基础。其他州对这种方法进行了不同的变形，包括将地方检察官和负责消费者欺诈的州政府官员召集在一起成立政策委员会，以及建立全州范围内关于欺诈调查和起诉的计算机数据库。[64]

这些更为复杂的执法网络促进了越来越多的针对城市和全州的检察行动，这些行动针对的是许多汽车经销商、家装公司、电视修理店和神奇健康疗法供应商的欺诈行为。有时，地方执法部门采取行动是为了回应报纸的具体曝光和愤怒的编辑的要求。随着消费主义浪潮的高涨，越来越多的检察官认为以诈骗者的宿敌形象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很有价值的。[65]

这些机构的新闻稿、时事通讯和年度报告大肆宣传统计数据和成功执法行动的简要摘要，如刑事定罪、罚款、禁令、同意法令和解散企业的命令。同样，由总检察长、消费者保护局领导人和负责法律审查的地区检察官撰写的关于消费者欺诈执法的文章也源源不断。[66]有时候，由州主导的机构甚至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影响全国的更大的商业欺诈行为上。20世纪70年代初，30多个州的当局利用新的反欺诈权力，挫败了格伦·特纳（Glenn Turner）的传销骗局。特纳通过科斯考特星际（Koscot Interplanetary）和“敢于变得伟大”的企业组织了传销骗局。特纳的商业模式包括销售化妆品，然后通过多层次的分销渠道销售励志书籍和磁带，加盟商通过招聘新加盟商赚取佣金收入。他通过在会议中心举行的宗教复兴式周末会议推销这些分销商资格。从俄勒冈州到密歇根州，从密西西比州到马里兰州，州检察官对特纳的企业和中级特许经营企业提起了几十起成功的强制令诉讼和刑事诉讼。[67]

特纳案证明了州和地方反欺诈官员为分享政策理念和执法技巧而建立的网络。反欺诈斗士在全美检察官协会（NAAG）和司法部召集的会议上会面。全美检察官协会发表了消费者欺诈条例的年度调查报告，汇编了有关消费者保护预算和人员编制的统计数据，并跟踪立法和行政趋势。在这些努力的同时，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也有所增加。关于如何打击商业欺诈的想法通过所有这些渠道传播，鼓励全国采取一致的反欺诈策略。

部分由于反欺诈网络的不断深化，消费主义的拥护者仍然意识到欺诈刑事起诉和反欺诈行政诉讼所面临的持久障碍。到20世纪70年代初，检察机关和法律社会学家认为，法律体系对欺诈企业主（以及更为普遍的白领犯罪分子）的心慈手软司空见惯。[68]对这一模式的认识也渗透到大众情绪中，有时在对知名商人的有罪判决只导致轻判之后，会引起愤怒的抗议。1975年，圣地亚哥一名知名银行家因数百万美元的银行诈骗案被判缓刑两年，《洛杉矶时报》的读者们怒不可遏。25个单词的作家对这个双轨的司法体制评论道，情况表明，“美国有两个司法系统，一个是为有钱有势的富人服务，另一个则适用于无钱无势的穷人”，“电椅不是为百万富翁准备的”，“你不能把圣地亚哥先生送进监狱”。[69]

负责管理消费者保护机构的人们对霍兰德炉等案件了如指掌，他们决心对欺诈性卖家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以避免此类后果。他们努力争取获得更有力的执法工具，例如要求禁令的权力、解散公司和强制赔偿的机制。在最令人震惊的案例中，州和地方消费者保护机构有效地运用了这种权力，每年关闭数百家滥用营销手段的零售商和服务提供商。与19世纪末的邮政官员和20世纪初的联邦贸易委员会监管机构一样，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反欺诈改革者希望通过更灵活的监管治理模式，绕过刑事司法体系的低效。如果消费者保护倡导者对历史有更深刻的理解，他们可能会降低预期。强有力的反欺诈策略往往会引发人们对独裁统治的抱怨，这种统治践踏了个人权利和美国价值观，促使政府采取程序性保护措施，进而限制了行政补救措施的有效性。二战后的程序主义深化了反欺诈监管的民主合法性，但代价是扩大了被指控企业的权利，无论是在刑事还是行政领域。

这种保障措施，再加上对商业欺诈案件的司法怀疑，常常妨碍消费者快速得到赔偿。尽管纽约市赋予消费者事务部要求对欺诈公司采取禁令的权力，但该市的司法部门及其所依赖的办事员对市长约翰·林赛（John Lindsay）领导的政府及其消费者保护官员打算采取的快速行动表示不满。即使在有大量企业掠夺性行为记录的案件中，纽约市法院的一些法官也对发布禁令心存担忧，他们认为，在法院最终裁定企业存在欺诈行为之前，他们“只能得到有限的授权”。由此造成的拖延可能会使受害者对消费者保护机构产生反感，使他们相信，求助于消费者权益的新捍卫者，几乎找不到公正可言。[70]

再一次，反欺诈机构的效率取决于资金的多少。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像伊利诺伊州这样高度工业化州的立法机构拨款给消费者保护局，允许他们建立几个卫星办公室。在一些大城市，城市消费者保护局的预算甚至更高，员工规模甚至更大。一些郊区机构，比如长岛纳苏县的机构，得到了大量的资源：到20世纪70年代初，它享有376000美元的预算，这使得它能够雇用近50名员工。[71]

但美国的程序主义往往伴随着监管机构预算的紧缩。事实证明，国会、州立法机构和市议会更愿意采用针对兜售行为的新监管方案，而不是拨出大笔资金用于执行已有的方案。大多数负责执行反欺诈法的公共机构都是小本经营。总检察长办公室内的消费者保护部门或独立的消费者保护机构通常只有少数工作人员。事实证明，对市和县机构的资助更不慷慨。1972年，洛杉矶消费者事务局成立，当时只有21名带薪员工，负责管理这座人口近300万的城市的营销活动，“每16.6万人只有一个‘诈骗捕手’”。它之所以可以有这么多员工，是因为市政府能够获得联邦拨款来支付这些费用。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整个费城都只能依靠三个人的消费者事务小组的努力。1970年，乔治王子县消费者保护委员会成立时，只有一名专员和两名助理。此外，大多数消费者保护机构还要对更广泛的消费者问题负责，而不仅仅是打击商业欺诈。[72]在纽约市消费者事务部，350名员工（其中约50人在执法部门工作）仍在承受着每年数万起消费者投诉的重压。事情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变得更糟了，当时城市的财政困难导致预算减少。[73]

与公共反欺诈监管机构一样，自律组织也面临着业务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在经历了多年商业改进局、成员企业和集体金融资源的快速增长之后，尽管来自消费者、企业和政府机构的需求有所增加，但20世纪60年代的预算仍相对持平。从1962年到1972年，商业改进局网络又增加了22个本地网点，但运营预算资金总额却没有跟上，到1972年，承诺的会员捐助仅接近900万美元，仅比1967年增加了200万美元。[74]

预算紧缩导致人员短缺和相关的服务质量下降。1971年，在纽约国会议员本杰明·罗森塔尔的指导下，几名法学院学生撰写了一份关于商业改进局的报告，记录了它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由于被要求回复所有的信件、电话和消费者拜访，许多部门大幅缩短了公共调查的时间。尽管这一举措限制了调查权限，并造成了消费者的不满，但商业改进局仍在努力追踪他们收到的所有信息。由于其文件的可靠性下降，许多设法与商业改进局员工取得联系的消费者在咨询业务时效果不佳。罗森塔尔的报告以纳德资助的联邦贸易委员会评估为模型，进一步发现预算压力导致大多数地方机构在一些最基本的道德承诺上做出妥协。许多商业改进局将新会员资格给了采用高压销售策略的销售公司，不再对新会员进行筛选以确认其声誉，也不再驱逐多次违反其标准的会员。这些结论大多与奈特、格兰迪克斯和史密斯管理咨询公司（Knight,Gladieux&Smith）在1969年对这些商业改进局进行的机密分析的声明相呼应。[75]

此外，一丝不苟的程序主义和紧缩的预算增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对欺骗性销售行为的不满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在整个体系中得到解决（为“快速杀伤”拓宽了实践的空间），或者完全落入官僚主义的陷阱。[76]关于设立州地方消费者保护办事处的宣传，连同对消费主义更普遍的社会认同，只会增加这种压力。这种宣传引起了一连串的投诉，立即耗尽了调查和裁决的能力。一种常见的策略是求助于志愿者，他们可以协助监督和接受投诉，就像19世纪的日报订户一样，响应号召，成为非正式的反欺诈哨兵。

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末，纽约总检察长路易斯·莱夫科维茨召集了一个由“100名家庭主妇”组成的全州委员会，担任无薪兼职。这些中产阶级妇女可能有在社区组织工作的经验；一些人可能参与了监督二战消费者价格法规的公民网络。[77]莱夫科维茨要求志愿者“观察影响钱包状况的因素”，将消费者的抱怨传达给他的消费者保护办公室，并充当社区发言人，“提醒和教育消费者如何识别精明的推销员的技巧”。总检察长还招募了没有报酬的法律系实习生，这些实习生处理不那么复杂的消费者投诉。在随后的20年里，大多数州和地方消费者机构都制定了类似的策略。在某些情况下，就像20世纪70年代初加利福尼亚总检察长办公室那样，招募志愿者充当神秘购物者，让他们到商店去评估“广告（和）销售实践的正确性”。对志愿者和实习生的依赖扩大了监管范围。新泽西州伯灵顿县的消费者保护办公室成立于1969年，只有两名带薪员工。但是，在1971年成立了一支“50人志愿军”以及安排每周一次的地方广播节目征集投诉后，它能处理更多的案件。[78]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许多新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仍难以满足投诉者的要求，就像当地的商业改进局一样。消费者经常会遇到来自这些机构的反复出现的繁忙信号，调查人员还没来得及调查他们的指控就出现了拖延，或者“推诿搪塞”，因为不堪重负的投诉接待者把他们引向了其他消费者保护机构。关于该联系本地机构、州机构还是联邦机构的困惑变得司空见惯；对监管行动速度的不满也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或州消费者事务局的正式诉讼程序陷入了程序上的泥沼，导致愤怒的公民“在通过电话、信件或拜访”多个机构后，“沮丧地举起双手”。最疲惫的消费者保护官员尽可能地解决消费者问题以消除其不满；好心好意的人常常觉得自己“正拿着一只锡杯坐在海底舀水”。[79]

不管是有意还是偶尔的做法，反欺诈监测员开始发挥调解服务的作用。1962年，伊利诺伊州总检察长将新成立的消费者欺诈局（CFB）描述为致力于起诉“那些惯于欺诈的商人”。10年后，消费者欺诈局转而宣布，它是“感到自己作为消费者在交易中被欺骗或冤枉的公民”的“面对面的法律代表”，其主要目标是“尽可能收回个人的钱”。[80]

消费者和企业的战略偏好鼓励了这种官僚主义的重新定位。尽管一些消费者扮演着社群主义守护者的角色，要求起诉等“以公众为导向的补救措施”，但多数消费者优先考虑的是纠正对自己个人的不公正。在一项针对伊利诺伊州消费者保护办公室的综合研究中，八分之七的投诉者只提到了他们对企业的期望，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合同承诺，或者是为了收回自己的钱。因此，只有八分之一的投诉表示希望企业受到惩罚或担心企业会伤害他人。最肆无忌惮的商业骗子，就像他们早期的同行一样，经常利用这种倾向来“冷却处理”——用贪污者的话说，就是“在其被骗后抚平他的伤痕”，通常的手段是向愤怒的顾客提供部分退款。当声誉较好的公司的业务经理面临欺诈行为的指控时，他们同样希望找到一些既能减轻消费者愤怒，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财务影响的和解方案。有限的机构资源也迫使消费者保护机构采取同样的行动。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收到了大量的投诉，其中大多数都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存在虚假陈述或欺诈行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专注于那些似乎能迅速解决的案件，这些案件至少能让投诉人部分满意，也能让企业回避承认不诚实。[81]许多机构报告说，它们的工作人员有十分之九的时间致力于利用“对话”来实现“处境不利的消费者和商人之间的和解”。在极少数情况下，消费者保护机构选择更为严格的法律程序，如申请强制令或刑事起诉，最常见的结果仍然是要么向投诉的消费者采取某种形式的货币和解，要么承诺更全面地履行合同。[82]

这种对追溯性妥协的强调意味着，每年，成千上万向消费者保护局寻求帮助的美国消费者都会得到某种形式的补偿。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成堆的个人申诉表格中积累起来的数据，也让反欺诈专业人士能够识别出企业的行为模式，从而证明在更严厉的执法措施上投入资源是合理的。消费者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合计了由此产生的赔偿金额，然后指出这些数字是他们代表消费者开展工作的具体措施。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总检察长的消费者保护部门的干预，堪萨斯州的消费者每年都能得到几十万美元的退款，而且数以百计的合同承诺都得到了履行。[83]然而，这些数字只代表了美国经济因商业欺诈而遭受的年度损失的一小部分，这种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尽管如此，正如在20世纪初一样，做出这种估计的人从来没有解释过他们的计算方法）。[84]体制上对谈判解决的偏爱进一步使许多不择手段的企业得以保留欺诈基金的长期战略。他们没有放弃误导甚至掠夺性的销售方式，而是向坚持不懈的顾客退款，并偶尔支付罚款，把这种付款仅仅看作“经营成本”的一部分。[85]

对于最坚定的消费主义倡导者来说，调解在消费者保护机构的主导地位引发了失望和幻灭。菲利普·施拉格在1972年出版的回忆录《受骗者的忠告：消费者欺诈案例研究》（Counsel for the Fraud：Case Studies in Consumer Fraud）中为自我评估运动奠定了基调。施拉格或许会给这本书起个副标题，叫“激进监管者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Active Regulator）。他利用自己在纽约消费者事务部的经验，记录了即便有专心致志的工作人员，以及利用重要调查权力和强制性制裁的能力，也很难让强行推销的人就范。在这项扩张性监管试验启动后的短短几年内，最初令人兴奋的预期看上去天真得无可救药。正如施拉格用他在消费者事务部的经历表达他的“失望”时所说的：

实际上，我曾设想，一部实施得当的好法律，能够彻底消除误导性的销售行为。我们的经验……表明，考虑到我们对对手和司法系统当前运作方式的容忍，资源“足够”意味着它将超过任何政府应对这一问题的投入。[86]

对于这名从年轻律师转型而来的欺诈执法者来说，长期存在的法律决策结构，严重损害了改革者利用监管权力将最糟糕的伪君子和骗子逐出美国消费资本主义圣殿的愿望。

这一评估得到了不同政治派别的认可，促使消费者维权人士做出了一系列战略性回应。一种回应是在市中心的街道上形成的，借鉴了激进的工会和民权运动的做法，重提了几个世纪前的法律自助策略。另一些在知识分子和政策制定者中颇受欢迎的人则呼吁更好地武装消费者，让他们在进行交易之前，或者在某些企业利用他们时，通过寻求法律补救措施，来保护自己。然而，消费者运动之外的观察人士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们呼吁人们重新相信市场的力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塑造巴纳姆时代的美国的法律前提。在我们评估菲利普·施拉格对20世纪反欺诈州的悲观看法之前，这些相互交织的趋势值得仔细考虑。

第11章　反欺诈州的承诺和限制

菲利普·施拉格对打击消费者欺诈的描述并不完全是悲观的：消费者事务部取得了一些早期胜利，他精心记录了这些胜利。施拉格最自豪的是它扳倒了机警保护系统公司[在《受骗者忠告》（Counsel for the Deceived）中绰号名为“傻瓜保护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68年，通过向低收入的非洲裔美国人和波多黎各家庭出售住宅防盗报警器，业务遍及纽约市及其周边地区。机警保护系统公司的非洲裔美国人销售队伍关注警察电台以了解住宅抢劫的情况。案发没多久，他们就立马给受害者打电话。在对“飙升的犯罪率”表示同情之后，销售人员提出为其安装与最近的警察辖区联网的最先进的报警系统，并可免费试用30天。如果30天后客户选择保留报警系统，他们将支付每月14美元的租赁费（如果还包含火警，则租金为每月20美元），但保留随时取消的权利，并可根据需要进行定期维护。销售代理进一步承诺，如果住户不付款，公司将永远不会使用法院程序进行催收。

这些说法都是有误导性的。该公司安装了由廉价元件制成的低档警报器，这种警报器只能在公寓里响起，窃贼很容易就能让它失灵。合同细则（许多讲西班牙语的客户看不懂）规定承租人签订三年合同，没有撤销权，没有提到试用期，并规定，如果机警公司必须通过法院强制收款，承租人将承担法律费用。机警公司的律师总是在客户不付款的情况下寻求法庭判决，通常基于“下水道服务”——不向不付款的客户提供法律通知，而是偷偷将这些通知扔进下水道，使债务人不知道听证会的情况。该公司很快成为纽约市第五大最活跃的原告。其销售人员也无视纽约的分期付款销售法。该法律要求，必须向顾客分发一张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写成的提醒卡，提醒他们消费者合同有三天的冷却期。这是19世纪的避雷针销售手法和霍兰德炉公司滥用策略的“借尸还魂”。

机警公司的总裁索尔·罗森（Sol Rosen，在施拉格的回忆录中被称为“萨姆·斯通”）对这类营销骗局有着丰富的经验。20世纪50年代，他花了大量时间兜售欺骗性的食品冷冻计划，后来创办了一家金融公司，从掠夺性的城市商人手中购买债务合同。机警公司使他的欺骗技巧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它是一家上市控股公司的子公司，该公司在财务报告中回避了披露要求；由其客户账户担保，控股公司设法吸引了来自纽约四家主要银行的150万美元营运资本，以及与一家大型百货公司达成独家展示其警报系统的协议。

罗森的所有商业冒险都面临着来自反欺诈监管机构的压力。在每一个案例中，罗森都采用了和解和后撤的相同策略。他接受了一份针对冷冻计划公司的认罪协议，其中包括撤销未决刑事指控，后来又同意他的金融公司停业。在推出产品后的几个月内，机警公司就面临着纽约消费者欺诈和保护局的调查。案件以同意令结束，罗森保证不再从事令人反感的营销活动。但他和他的推销员却无视了同意令规定的条款。

到1971年，施拉格和其同僚成功地让机警公司停业，但这只是避开耗时的执法手段，比如申请针对该公司的禁令。这个故事中出现了几次曲折，包括协调近400名客户取消租约（理由是他们没有接到“冷却”权利的通知），吊销营业执照的威胁，以及非常艰难的和解协议的复杂谈判。关键是，在消费者事务部收到该公司持续违反和解协议的证据后，它威胁对销售机警报警系统的百货公司进行平行调查，并引发了对该案件的广泛新闻报道，这降低了百货公司和使得机警公司苟延残喘的银行的声誉。这些策略导致1971年7月机警公司申请破产，并引起了足够的公众骚动，导致地方检察官对索尔·罗森提起刑事指控。[1]

自19世纪中期以来，从战前在拍卖区三合板上警告当心“彼得·芬克”，到19世纪杂志上刊登的邮政欺诈令及“各式各样的欺诈和欺骗行为”的特写，再到美国国家信用管理协会的起诉基金，接着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停止令，最后到商业改进局的NIPI声明，反欺诈活动人士和组织策划了一系列的政策创新。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案例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和这些政策创新类似的创造性策略。随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消费者保护改革的实施加强了对依赖传统法律机制的缺点的认识，商业欺诈的反对者继续试验其他执法策略。

机警保护系统公司被拿下，包含了几种反映美国反欺诈努力悠久历史的方法。其中一个措施是依靠公众曝光的消毒能力。第二个是找到新的方法，对欺诈公司得以运作的商业基础设施施加压力，菲利普·施拉格将其描述为“商业突触”。这些支持服务提供商包括广告公司、媒体、律师事务所、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和保险公司。最后，反欺诈的官僚机构想办法提高心怀不满的消费者和投资者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比如通知机警公司的客户，他们有权取消合同，并鼓励他们这么做。这些策略都有局限性；但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这两种手段都是打击商业欺诈的一种有意义的武器。

采用这种策略的官员仍然坚信，政府有义务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使其免受欺诈营销的影响。在美国保守派中，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冲动，认为反欺诈措施是监管过度，是国家主义失败的又一个例子。这一观点在商业自律领域，尤其是在新兴起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先锋中找到了拥护者。这种观点在一些进步的政策精英中也得到了认同，为20世纪最后25年反欺诈政策的深刻重构奠定了基础。

揭露民权时代的欺诈行为

菲利普·施拉格用“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这个词来形容对抗机警保护系统公司的创造性行动，这让人想起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在美国社会中掀起波浪的民权示威活动。由于施拉格早年担任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律师的经历，这个说法很容易浮现在脑海里。这位纽约市的消费者权益倡导者或许反映了他与法律界的关系，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提到一种更为激烈的集体抗议方式，用来向西南方仅100英里处的臭名昭著的商业骗子施压。

在费城，消费者教育与保护协会通过激进的工会主义倡导的一种自信的社区自助方式，改进了为消费者、包括欺诈受害者争取公正的艺术。这个合作组织是由马克斯·韦纳（Max Weiner）创立的。韦纳曾是一名房地产经纪人和金融公司经理，他看到了城市营销实践中掠夺性的一面。除了提供针对费城市中心的消费者教育外，该组织还敦促低收入费城人将零售商从事诱饵广告、虚假口头承诺、滥用信用条款和其他普遍存在的消费者欺诈行为的情况告知其无薪员工。当员工认为投诉有价值时，他们会建议有问题的消费者如何寻求非正式的补救。如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调整，消费者教育与保护协会会派出成员代表团陪同投诉人，进一步寻求调解。下一个步骤涉及纠察行动，成员们承诺加入纠察行动，作为他们自己接受援助的条件。不合作的企业主可以期待消费者教育与保护协会成员的到来，“他们会带着标语牌、传单，有时还会带着喇叭”，“在企业门前游行，抗议不公平，并向路人解释”。从1966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费城和边远地区，消费者教育与保护协会协调了数十起针对金融公司、汽车经销商、家具商店以及其他零售商和服务提供商的公众抗议活动。[2]

消费者教育与保护协会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在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里开展有针对性的业务，这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当地的非洲裔美国人日报《费城论坛报》提供了密集的报道，其他当地出版物也刊登了关于合作社的专题报道和关于具体抵制的报道，州媒体和国家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这方面的宣传促使更多消费者投诉到消费者教育与保护协会。它还加大了可能给本地企业带来的压力，这使得它每年能协商数百项和解协议，有时还能说服市地方检察官提出刑事欺诈指控。通过消费者教育与保护协会干预获得的退款金额，与各州和地方政府设立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不相上下。[3]到20世纪70年代初，消费者教育与保护协会已在得梅因、克利夫兰、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特区设立了分支机构，其他城市的社区活动人士也明确效仿马克斯·韦纳的模式，成立了独立的组织。[4]

一些执法人员认识到大多数企业主对不光彩的宣传感到反感，因此采取了类似的强硬策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文·辛德勒（Marvin Zindler），他是得克萨斯州哈里斯县治安官办公室的一名副手，他在1971年的任务是领导一个新的消费者欺诈部门。辛德勒将“消费主义”视为“与上帝、国家和母亲同在”，并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宣传天赋”，他向休斯敦那些被指控欺诈的企业挥起了他的大锤。即使是小规模的虚假陈述，他也以公开逮捕相威胁，迫使企业妥协。他曾担任报纸摄影师和治安官办公室的公共关系官员，这让这名“衣着整洁”的副警长在当地记者中拥有广泛的人脉，也让他对如何引起公众注意有了深刻的见解。作为一个富有的犹太零售商的儿子，辛德勒因为部分人对犹太人的蔑视而愤愤不平，并对公众认可有着永不满足的渴望。“我想让公众知道我是来帮助他们的，”他对一名记者解释说，“让恶棍和骗子知道我会抓住他们。”他让自己的威胁变成现实，在消费者欺诈部门成立的第一年就发起了1300起刑事欺诈案件，每当他准备逮捕时，都会通知电视台，以便摄像机可以为晚间新闻广播录制素材。尽管休斯敦的检察官认为他的案子不可能胜诉，当地法官驳回了大多数起诉，但由于担心媒体的负面报道，多数企业同意与辛德勒达成消费者和解协议，这一直是辛德勒的目标。这种做法引起了当地和全国记者的无数抱怨和奉承。[5]

无论是社区消费者团体还是特立独行的执法官员，企业主都不喜欢这样被对待。旧金山的消费者行动面临着一名汽车经销商的诽谤诉讼。消费者教育与保护协会面临几起要求禁止其纠察活动的诉讼；在贫民窟大范围骚乱期间，它面临着一项市长紧急公告，禁止12人以上的公开纠察队。马文·辛德勒招致休斯敦商界的强烈敌意。1973年初，哈里斯县的一名新警长上任后，商业团体施加了压力，成功地促使辛德勒被解职（图11.1）。尽管如此，但事实证明，美国的法律和新闻业对这种形式的反欺诈约束是友好的。只要它们把自己的动机局限于纠正具体的、有理由的消费者申诉，法院往往对消费者组织的直接行动敬而远之。法官们接受了商业不公正抗议者关于言论自由的主张，部分原因是普通法律程序在处理欺诈指控方面做得太糟糕。[6]尽管马文·辛德勒丢了手铐和徽章，但在被解雇后的几周内，他就开始了在当地ABC电视台当记者的新工作。他利用消费者事务部门保留了一条投诉电话线路，继续以同样高调的风格痛斥“高利贷商人、肆无忌惮的汽车修理工、吹牛的房地产推销员和其他骗子”。[7]

图11.1　休斯敦警长马文·辛德勒在办公室

经允许转载自1973年2月的《得克萨斯月刊》（Texas Monthly）。

在这个时代，媒体的行动专线在城市的报纸和广播电台激增，因为他们往往能够吸引读者、听众和观众。到20世纪70年代末，其人数已超过400人，由一名负责消费者事务的记者领导，但依靠的是大批大学生志愿者和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虽然他们处理各种各样的公民投诉，但其部分工作涉及虚假广告或欺骗性营销的指控。尽管总是受到如报纸专栏、电台广告或电视新闻等负面报道的威胁，但与消费者保护机构一样，这些媒体部门专注于通过调解来解决问题。[8]即使他们拥有一条媒体行动专线，也很少有美国城市有像辛德勒这样自诩为十字军东征的人物。也不是每个大都市都有像消费者教育与保护协会这样精明的社区消费者权益维护者。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更不可能拥有这样的监护人。然而，在其扎根的地方，它们为消费欺诈的受害者提供了有意义的帮助，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民粹主义威慑的作用。

切断商业和金融的联系

对欺诈公司的业务关联方施加监管压力的想法，并非起源于纽约市的消费者事务部。“广告中的真相”运动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禁止欺诈性广告客户接触声誉良好的出版物。新政一开始，联邦证券监管机构就指望法律和会计师事务所来监督注册报表和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智力竞赛节目丑闻之后，联邦贸易委员会还对广告公司及其客户提起了一些欺诈行为的诉讼。[9]

然而，在1965年以前，反欺诈机构很少寻求将辅助公司作为一种系统性战略来约束商业主体的欺诈行为。因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并不制裁那些为欺诈性股票推介机构提供服务的律师，除非他们协助策划和实施欺诈。尽管如此，联邦贸易委员会在调查广告公司方面的经验表明，一个强硬的监管立场可能渗透到企业实践中。例如，在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use Corporation），联邦贸易委员会更严格的审查促使公司制定了新的广告活动开发内部规则。从此以后，所有的效能数据要求都必须“由经过认证的独立实验室进行认证”，公司的广告代理机构必须将认证证明书存档。[10]越来越多的监管机构很快采纳了这种策略，即通过专业的看门人来打击商业欺诈，这些看门人要么为商业欺诈提供便利，要么视而不见。

20世纪60年代，企业破产引发的一系列案件曝光，促使证券交易委员会率先对煽动欺诈的专业人士采取了积极的执法行动。典型的案例涉及公司管理层，他们依靠法律意见或审计机构的证明来规避违反证券法的责任——可能因为财务报告有误导性，或因为在公司合并完成后才发布更正后的财务数据。这些看门人逃避职业义务，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们对此感到困扰，他们探索了各种方法，对那些支持欺诈行为的律师和会计师提出指控。

1971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诉全国学生营销公司案正是体现这种更激进执法姿态的关键案例。几年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对两名审计人员提起刑事诉讼，指控他们在一家特许经营自动售货机公司破产前夕的行为。但只有在全国学生营销公司一案中，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才起诉了“一家具有国际声誉的……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只有在这个案例中，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律师和会计师在得知公司客户的重大虚假陈述时所承担的法律义务做出了扩展的解释。1967年和1968年，美国全国学生营销公司的高管接触了几家大型企业，了解它们的商业模式，即通过兼职大学生来树立产品在校园里的口碑。公司管理层使用口头协议作为财务报表记录收入的基础；当大多数口头协议未能达成时，他们没有披露这一消息，而是匆忙完成了几宗公司并购，这是由于该公司股价虚高促成的。公司管理层不顾公司会计人员的反对，在公司律师的协助下实施了这一欺骗行为。对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专职律师来说，这起案件表明了确立职业责任的两个基本原则的重要性：律师和会计师必须在意识到自己的虚假或错误后立即更正财务估计和预测；如果他们的客户拒绝按照其建议行事，他们还有“将（此类信息）提请当局注意的义务”。[11]

联邦法院在全国学生市场营销公司一案中支持证券交易委员会。随着消费主义盛行，加上四面楚歌的尼克松政府试图通过任命反欺诈鹰派人士担任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来转移政治压力，专职律师们觉得，他们可以以本案中的意见为指导，继续推进。20世纪70年代初，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股权融资和自有石油等几家大型企业倒闭，进一步坚定了他们的决心。这些破产都涉及大规模的证券欺诈证据，每一起都让投资者损失数亿美元。因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对主要的纽约律师事务所和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会计公司发起了一系列欺诈和不披露的诉讼。[12]

这些诉讼程序公开宣称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法律和会计行业的地位，让其成员“在需要说不的时候，对客户更加冷淡地说不”。欧文·波拉克（Irving Pollack）和斯坦利·斯波金（Stanley Sporkin）等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部门的主要设计者密切关注了20世纪60年代证券市场的快速增长，并对那个时代一些较大的商业失败案中专业人员的职责倒退感到震惊。这些事态的发展使他们得出结论，证券交易委员会永远不会有足够的资源独自监督和监管市场。正如一名资深律师所回忆的那样，唯一明智的做法是“为那些进入市场的人创造激励机制……世界各地的经纪人/交易商、投资银行家、律师和会计师——并鼓励他们自我监督”。会计师必须按照他们对投资公众的职责行事；公司律师必须提醒自己，他们的客户实际上是公司，而不是高管。证券交易委员会“人员少、资源有限、任务繁重，特别依赖于在其前续步骤执业的专业人士的正直和勤奋”。[13]这样的调查可能会切断任何大规模投资欺诈所需的金融服务。

此外，共同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迅速扩张，意味着更多心怀不满的债券投资者或股东有资源寻求法律途径获得赔偿。原告律师很快就探索了起诉那些拥有足够资产、足以提起民事诉讼的被告的潜在可能。在公司破产后，专业的看门人仍然拥有可以追索的资产，债权人、投资银行、经纪公司和以个人身份任职的公司董事也是如此，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优势。这些证券市场的参与者面临着越来越多与欺诈有关的民事诉讼，特别是在60年代末股市大幅回调之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机构和原告的律师密切关注试验案例，相互支持对方的论点，仔细研究司法意见，寻找如何处理欺诈指控的线索。[14]

除了推动扩大法律顾问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责任范围外，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执法人员还制定了新的纪律机制。一种选择是暂停或禁止个别律师或会计师在证券行业执业，这在多数情况下会阻止个人从事任何与证券相关的欺诈作为。但证券交易委员会倾向于将重点放在能够改变企业核心活动方式的补救措施上。由于始终意识到预算紧张，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们更喜欢协商一致的法令，而不是诉讼案件。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对公司审计的需求急剧增长，促进了会计行业的迅速整合，这反过来又产生了证券交易委员会首席会计师后来描述的“规模空前的管理和控制问题”。对审计缺陷的诊断决定了解决问题的优先次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员要求会计师事务所承诺对审计程序、会计师继续教育和培训制度以及由专业第三方对其工作进行“同行评审”等方面进行更多的内部监督。这种要求排除了一种常见的辩护，即公司员工在签署误导性财务报表时，是在没有上级知情或同意的情况下自行采取行动的。监管机构还试图给组织文化注入一种更强的对专业义务和法律合规的承诺——即为公众利益把关。[15]

在美国的法律、会计和公司机构中，新的执法环境引起了强烈的抱怨，这与早些时候对创新的反欺诈技术的批评是一致的。反对意见集中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乐于“玷污商界、金融界、会计界和律师界领袖的声誉”，以及使用损害正当程序权利的胁迫性谈判策略上。法律学者、证券律师和会计专家进一步提出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律师可能会拒绝为有财务困难的公司工作，以免在公司倒闭时，无心之错可能会被解释为有意为之；或者，他们可能会劝阻管理层不要尝试“新颖但完全合适的交易，这些交易可能是实现巨额利润所必需的大胆且富有想象力的商业举措”。高管们将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审查报表，从而转移对管理挑战的注意力。由于担心律师为客户保密的新限制，他们可能也会回避向律师询问棘手的披露问题，从而丧失了公司律师阻止可能构成非法虚假陈述的拟议行动的可能性。[16]在会计世界，一些观察人士担心，审计责任的延伸会导致他们拒绝“更具挑战性的审计作业”，要求更详细地报告复杂的财务数据可能导致“信息污染”——提供如此多的信息，投资者将会迷失在一片数字和澄清脚注中。[17]

精英阶层的不满引发了制度上的抵制，这助长了美国政治中更普遍的反监管热情。到20世纪70年代末，联邦法院开始限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大规模的反欺诈努力，即让看门人为公司的虚假陈述承担责任。由卡特总统和里根总统任命的哈里森·威廉姆斯和约翰·沙德（John Shad）等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也缓和了执法策略，将重点转向调查和起诉内幕交易。[18]

然而，在短期内，打击证券市场上的职业欺诈推动者的行动，产生了重大的制度后果。在美国律师协会（ABA）证券法部门和纽约市律师协会的推动下，律师事务所开始加强对证券工作的内部监督。他们采取了“在处理联邦证券法下经常出现的复杂问题时更为谨慎的程序”，寻求“在应对客户压力时反复强调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并要求“至少由另外一名合伙人审查法律意见和注册声明”。[19]

在多年的激烈批评下，会计行业在1972年同意成立一个新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与其前身不同，它将拥有全职委员和专职工作人员。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更多的企业报表丑闻和国会调查引发了人们对联邦政府直接控制会计准则的担忧，会计行业进一步加强了自我监管机制。1977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提高了职业认证的标准。它还规定对成员公司的内部质量控制进行三年的同行审查，并强制定期轮换负责公司外部审计的主要合伙人。[20]这种内部治理机制可以抵消客户坚持要求法律和会计师事务所批准误导性财务信息的要求。

集体诉讼的范围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针对附属当事人提起的民事证券欺诈案件中，有几起是集体诉讼，提起诉讼的律师声称代表所有处境类似的投资者。这些律师利用了1966年对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的重述，该重述大大简化了对此类案件的审理。根据修订后的第23条，律师可以代表多名个人提起民事诉讼，只要他们的诉讼主张具有足够的可比性，他们的指控提出了具有可比性的法律问题，而合并听证将提高“司法效率”。1966年以后的集体诉讼的结果属于有关群体的所有成员，包括诉讼中未提到的当事方，除非他们及时要求被排除在外。[21]对于对监管机构的记录感到失望的消费者维权人士来说，集体诉讼是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它似乎提供了一种方法，绕过了遏制许多商业欺诈行为的最大障碍之一——通常每个受害者都会遭受微小损失，这往往无法成为为寻求赔偿而支出必要资源的理由。与证券原告律师事务所一样，几名公益律师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尝试与消费者欺诈相关的集体诉讼，借鉴了以这种策略为前提的民权诉讼的经验。

1964年，一名年轻的洛杉矶律师代表该市的出租车乘客提起诉讼，表明了这种集体诉讼的可能性。此案涉及该市黄色出租（Yellow Cab）上安装的计价器。1963年，前维修部员工声称，多年来，该公司“故意让计价器跑快”，导致3%至5%之间的系统性超额收费。这些指控是迈阿密一家出租车公司提出的，该公司希望打入洛杉矶市场。当时，洛杉矶市场仍处于受监管的垄断状态。最终，大陪审团的调查澄清了黄色出租的故意欺骗行为，因为他们在操纵计价器事件发生后很久才买下这家公司。但是，在洛杉矶公共事业委员会的公开证词中，对这段插曲留下了广泛的证据线索。[22]

因为可以利用这一记录，年轻律师戴维·达尔（David Daar）提起了民事诉讼，利用了19世纪70年代以来加利福尼亚民事诉讼程序中很少使用的集体诉讼条款。黄色出租说服了州高等法院的一名法官拒绝接受集体诉讼，理由是，被骗的出租车乘客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而且无法确定被欺骗的个人或损失的准确金额，因此无法分配退款。然而，州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一裁决，接受了达尔的观点，即在这种情况下存在集体诉讼，“单独行动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即使所争论的确切数额不相同，但法律和事实的基本问题是相同的。达尔最终迫使这家公司通过谈判解决了问题，并采用了创新的补救措施。由于直接向数百万人赔偿是不可能的，所以黄色出租同意在接下来的7年半时间里总共减少120万美元的车费，并允许达尔与该市出租车监管机构一道，共同监督该公司遵守协议的情况。[23]

达尔获胜的消息在消费者团体中传播，引发了人们对集体诉讼的浓厚兴趣，并将其视为向商业欺诈受害者提供赔偿的一种手段。使相对小规模欺诈行为的受害者联合起来寻求救济的基本想法得到了激进的和较为温和的消费者团体的支持。纽约市消费者维权人士马克·格林（Mark Green）认为，如果“商业公司能够大量诈骗”，那么消费者“应该能够……成群地控告他们，使其所受的刑罚与所犯的罪相称”。[24]

然而，很快就清楚地看到，在大多数司法管辖区，消费者欺诈的集体诉讼将面临很高的法律障碍。由于担心诉讼泛滥，美国最高法院对试图在联邦法院提起与欺诈有关的集体诉讼的当事人设置了几个障碍。对于依靠州际交易建立联邦司法管辖权的原告来说，每一名成员都必须拥有超过1万美元的索赔要求。法院还在1974年的一起案件中裁定，原告的律师必须努力寻找并通知潜在的集体诉讼成员，这就增加了审前成本。[25]这些裁决并没有阻止证券欺诈的集体诉讼。新政的证券法规强调了联邦管辖，不过对起诉数量并没有要求。1979年，美国最高法院放宽了许多诉讼的程序限制。当时，最高法院裁定，私人诉讼当事人可以依赖证交会执法程序的事实裁决作为自己诉讼的依据，从而降低了披露成本。法律环境对证券集体诉讼非常有利，律师事务所开始专门从事这类诉讼，这鼓励了申请数量的稳步增长。[26]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类案件的原始诉讼和数百万美元的和解已经司空见惯。[27]

然而，消费者欺诈提起集体诉讼的尝试遇到了更大的法律障碍。联邦管辖权的1万美元门槛造成了一个关键障碍，因为很少有个人索赔达到这一数额。与加利福尼亚不同的是，大多数州没有现成的集体诉讼机制，而那些拥有集体诉讼机制的州往往有繁琐的程序规则，阻碍了潜在的消费者欺诈诉讼当事人。联邦和州法院的司法部门也倾向于对消费欺诈受害者符合集体诉讼基本特征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即，他们有类似的法律诉求，他们组成了一个可以确定的且可以借鉴法庭程序的集体，以及索赔要求非常具体，法院可以监督赔偿情况。意识到存在这些问题，消费者权益倡导者寻求法律解决方案，一群法律学者很快对此提出了看法。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他们提出的消费者保护立法提案包括要求国会和州立法机构放宽与消费者欺诈相关的集体诉讼的定义标准，并扩大补救措施的范围，包括加利福尼亚法院在达尔诉黄色出租案中接受的不确定的预期赔偿。[28]

一些联邦消费者保护法，如1968年的《诚信贷款法案》和1975年的《马格努森——莫斯质保法》（Magnuson-Moss Warranty Act），为集体诉讼敞开了大门。《诚信贷款法案》没有要求最低金额，对证明的要求标准也很低——仅需证明商家没有向客户提供强制性的信息。证明商家误导了消费者，或者购买决定只是因为缺乏披露才做出的等，都不是必需的条件。因此，原告的负担与许多证券欺诈案件的情况类似。该法令还规定，胜诉原告的最低赔偿金为100美元，并允许支付高额的律师费。其结果是，消费债务人的法律顾问提起了数千起集体诉讼，许多人提起诉讼，是因为他们提供了纠正欺骗性营销对个人造成的小规模伤害的最佳手段。尽管一些联邦法官不愿认可一些拟议中的最大集体诉讼，理由是由此产生的数百万美元的赔偿会对被告造成太大伤害，但还是有数百起诉讼获得了成功。据许多密切观察消费者问题的人士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些案件有助于促进这项立法得到普遍遵守。[29]

《马格努森——莫斯法案》为价值10美元以上的消费品制定了最低担保标准，包括使用清晰的语言、禁止欺骗性的免责声明和例外情况。为了限制对联邦法院的压力，该立法鼓励公司建立非正式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与担保有关的投诉。但只要每个人的索赔金额超过25美元，每个群体的人数超过100人，涉及的金额总计为5万美元，它也为联邦集体诉讼提供了一条途径。然而，联邦法官裁定，马格努森——莫斯集体诉讼必须提名100名具体的原告，原告必须支付通知受影响群体的费用。这些障碍妨碍了除少数担保相关外的所有集体诉讼。[30]

消费者团体和几名国会议员希望减少与消费者欺诈相关的联邦集体诉讼的司法管辖权障碍，但创建一个更有利于原告的联邦机制的提议从未成为法律。20世纪70年代初，为扭转政治势头，尼克松政府呼吁采取有限的集体诉讼，只有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一种商业行为具有欺骗性之后，这种集体诉讼才会生效。[31]在那个10年的后期，集体诉讼改革与拉尔夫·纳德和一个公共利益组织联盟创建消费者保护署（CPA）的努力紧密相连，消费者保护署有权在联邦机构面前代表消费者利益。正如纳德所设想的那样，消费者保护署将在监管规则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平衡企业利益，促使官僚机构为公众利益采取行动。拟议中的消费者保护署和简化联邦消费者集体诉讼的呼吁，都成了企业高管的避雷针，他们发起了猛烈的运动来阻止这些诉讼。对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主席理查德·拉什尔（Richard Lesher）等反对者来说，消费者集体诉讼赋予了“追逐救护车”的律师打击合法公司的能力，而后者可能只是无辜地违反某些“模糊的政府规则”。这种观点在参议院中引起了足够多的温和派民主党人的共鸣，使自由提起集体诉讼不至于成为法律。[32]

消费者集体诉讼的支持者在州层面表现更好，尽管只有少数州创建了程序机制来推动这些诉讼。[33]加利福尼亚仍然是这方面的领头羊。1970年，州立法机关修订了集体诉讼框架，允许通过公开广告通知群体成员。此后不久，州最高法院在一个案件中重申了它赞成集体诉讼的立场。该案涉及200名消费者，每个人都指控同一家冷冻食品销售商欺诈。虽然客户购买了各种各样的食品冷冻计划，但由于代理销售商一致的谎言模式，法院证明了一个受害群体的存在。（由于公司的培训包括熟记所需的销售说辞，原告之间建立共性的工作就比较容易。）其他几个州也朝着加利福尼亚的方向发展，包括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甚至纽约州。在1980年的立法改革之前，纽约州一直不接受消费者欺诈的集体诉讼。在这些州内，私人集体诉讼成为一种更可行的补救办法。[34]

不管一个州的法律体系对消费者集体诉讼有多开放，事实证明，这些诉讼都不如代表投资者的诉讼常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差别反映出在查明具有赔偿能力的被告方面有更大的困难。但这也是证据挑战的结果。在消费者欺诈案件中，原告的律师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常常困扰着检察官。人们不能总是指望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帮助提出出租车公司操纵计价器的公开证词，也不能指望一个违规的公司让其销售人员逐字逐句地对每个客户重复同样的谎言。当大规模消费者欺诈的集体诉讼获得成功时，它们往往依赖于反欺诈州的调查能力，1977年通用汽车的发动机调换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受到不断恶化的劳资关系和来自欧洲和日本进口汽车的激烈竞争的困扰，通用汽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也曾在质量控制方面遇到困难。尽管如此，它仍在美国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这助长了管理层的自满情绪。[351976]年，通用汽车的高管们决定给1977年生产的奥兹莫比尔（Oldsmobiles）配备雪佛兰引擎，却没有告知消费者价格较高的车型在发动机罩下面有一个价格较低的引擎。（经销商收到了一份神秘的发动机更换通知，但并未宣布被替换为雪佛兰动力总成。）正如其声称的那样，该公司可能一直在应对因低估消费者对强大引擎的需求而导致的生产问题；或者它可能一直在寻求削减成本。

不管怎样，通用汽车都在利用客户的期望进行交易，这些期望是经过半个世纪的产品差异化和品牌管理培养出来的。近30年来，奥兹莫比尔一直在广告中宣称，顾客高价买到的是一辆包括独特的V-8“火箭”动力总成的高品质汽车。奥兹莫比尔总部甚至在屋顶上挂了一个大牌子，宣称这座大楼是“火箭发动机的故乡”。[36]在通用汽车改变生产后的几个月内，一些车主获悉了这一调换，要么因为他们是摆弄新引擎的机械师，要么因为他们不得不把汽车送去修理，结果却发现奥兹莫比尔的经销商缺乏雪佛兰引擎的零部件。州和地方消费者保护机构很快就收到了“雷鸣般的抗议”，这促成了对这一事件广泛的调查。伊利诺伊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消费者欺诈部进行了第一次调查，很快查明了这种全国范围的引擎调换。[37]

伊利诺伊州总检察长威廉·斯科特（William Scott）意识到了选民们的愤怒之情，并代表所有受影响的美国车主向联邦法院提起了4000万美元的集体诉讼。对个人消费者的价值克服了联邦消费者集体诉讼通常遇到的障碍，斯科特可以调动其办公室的资源来维持证据收集并满足通知要求。此举引发了另外70起诉讼，包括其他消费者欺诈机构提起的20多起诉讼，以及另外25起私人集体诉讼。41名总检察长也加入了伊利诺伊州的诉讼。作为回应，通用汽车的律师坚称，发动机调换反映了长期以来的行业惯例，即根据业务条件更换零部件。然而，面对公众的强烈关注和强大的法律阻力，通用汽车在1977年4月采取措施，通知所有客户发动机调换的问题，让他们可以选择将他们的“雪佛兰”（Chevymobiles）换成新车，“每英里损耗减少8美分”。然后，在1977年底，这家汽车制造商同意与总检察长斯科特达成400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斯科特是公众集体诉讼的首席谈判代表。该公司否认犯有任何欺骗罪，但承诺向每位受影响的车主支付200美元，并提供三年的发动机延保期。[38]

然而，这一和解协议仅仅标志着围绕雪佛兰汽车的法律诉讼第一阶段的结束。只有一半符合条件的车主接受了和解协议，而一些原告则站在“事情的原则”上。正如芝加哥退休机械师乔·赛维克（Joe Siewek）所说，“人们应该被告知他们在为什么付钱……我买了一些不值我付的价钱的东西”。一项私人集体诉讼对这一解决方案提出了质疑，使一家上诉法院相信，该协议没有得到争端各方的同意。这项裁决为1981年陪审团就剩余原告的集体诉讼进行审判铺平了道路，最终原告取得了部分胜利。在通用汽车披露其发动机调换之前购买了雪佛兰汽车的车主将有权获得550美元的赔偿。在通用汽车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后，它接受了1984年达成的一项和解协议，即将其在货币赔偿方面的义务降至每名车主400美元。[39]

这些胜利让消费者维权人士和与他们想法相似的法律学者对售后法律补救措施保持了一些信心，认为这是一种惩罚误导或欺诈性销售的方法。在适当的情况下，消费者保护机构采取的行动、刑事欺诈起诉、民事诉讼或其中的一些组合，为经济欺诈的受害者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正义，并起到一定程度的威慑作用。但在肯尼迪就消费者问题向国会发表讲话后的15年里，有太多的警示故事，足以让许多消费主义的主要学者相信，防范策略能够为稀缺的反欺诈资源带来最佳回报。

美国司法部国家执法和刑事司法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Law Enforcement and Criminal Justice）委托进行的两项大型研究，就证明了这一观点。第一项是1978年由乔纳森·谢尔登（Jonathan Sheldon）和乔治·茨维贝尔（George Zweibel）两位律师所写的《消费者欺诈法调查》（Survey of Consumer Fraud Law），列出了妨碍追溯欺诈执法的缺陷。尽管报告的撰写者们指出州总检察长提出的集体诉讼是一个有希望的监管领域，但是他们提倡更加注重有效的“事前披露”的要求以及给予更广泛的撤销权。[40]

第二项研究《消费者欺诈：实证视角》（Consumer Fraud：An Empirical Perspective）于次年由简·舒伯特（Jane Schubert）和罗伯特·克鲁格（Robert Krug）撰写，分析了向政府消费者保护机构提交的大量投诉文件样本。舒伯特和克鲁格评估了投诉的性质、它们在官僚机构间流转的模式及其结果。大多数“交易失败”都涉及小利益，需要付出很大努力才能达成解决方案。因此，社会科学家建议努力调整消费者交易的框架。他们认为目标应该是赋予消费者权力，无论是通过冷却期、改进保修标准，还是要求更有效的信息披露。就各州政府侧重于补偿的售后机制而言，最明智的选择是改进消费者保护机构的调解服务。[41]这些研究表明，打击消费者欺诈的愿望正在减弱，在美国司法的背景下，这种判断是不太可能的。它们为一个监管治理时代画上了句号，这个时代诞生于人们的巨大期待之中，并以要求调整风帆和缩短航程的呼吁作为结束。

重新启用市场的监管过滤器

对于那些对集中的州权力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对反欺诈政策的觉醒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某些方面，就像扩大政府对其他经济领域的权力一样，反欺诈州在新政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期间的扩张总是引起怀疑或彻底的对抗。随着法律改革和执法运动的影响不断累积，反欺诈法规引起了政治科学家、法律学者和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这一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更普遍的评价现代监管治理缺陷的倾向的一部分，并分享一个共同的学术观点——经济利己主义对政治行为的影响。许多密切关注美国监管机构演变的学者担心，受监管的企业在影响政策制定方面投入的精力远远超过社会其他领域。没有任何其他选民更关心监管结果，也没有任何选民拥有类似的资源来制定监管法规的细节，参与行政决策。负责执行监管任务的技术官僚也受到密切关注，因为他们更关心建立行政帝国或讨好受监管企业，而不是维护更广泛的利益。根据研究监管机构的学者的说法，政策制定者不得不担心来自外部的监管俘获和来自内部的行政效率低下的双重威胁。

这种分析性的指控来自美国政治罗盘的各个方向。如果说有一篇学术论文概括了监管俘获的含义，并设定了具体机构研究的参数，那就是马佛·伯恩斯坦（Marver Bernstein）于1955年出版的《独立委员会对企业的监管》（Regulatory Business by Inde-pendent Commission）。伯恩斯坦是一位中间派，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家。他强调，即使强大的商业利益既不是监管框架的设计者，也不是监管官员的傀儡主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结构性优势允许它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调整监管决策。激进的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科尔科（Gabriel Kolko）在其1963年出版的专著《保守主义的胜利》（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vism）中，利用大量的档案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科尔科认为，大公司主导了国家监管机构在进步时代的创建，他描绘了左翼活动人士拉尔夫·纳德和马克·格林（Mark Green）、右翼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法律思想家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采用的解释路线。对联邦机构的监管表现提出尖锐质疑的各种观点，比仅仅来自政治光谱的一端的责难，更有说服力地推动了最终的学术研究。[42]

大量关于美国经济监管的冷战时期的学术研究主要考察了包括铁路、卡车运输、航空、广播通信和能源等特定行业的价格、费率和准入的监管。但监管机构内的学者和政策分析师对欺诈行为监管进行了大量调查。这些研究提出了三个相互重叠的批评。第一个问题是反欺诈政策的好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打击虚假陈述的冲动，引发了监管机构对现代资本主义“琐碎”方面的猛烈抨击。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欺诈行为进行了界定，然后对这些界限进行了最严格的审查。联邦贸易委员会优先考虑的是诸如服装中合成纤维含量的不准确描述，来自误导性价格锚点的销售折扣，以及包含“免费”商品的促销活动。1964年至1968年间，超过一半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停止并终止令针对的是对纺织品成分的错误描述或产品原产地的误导性声明。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执法行动很少表明，相当大比例的消费者受到此类指控的影响，或者认为自己受到了这些指控的伤害。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缺乏深思熟虑的优先顺序设定，已成为研究联邦贸易委员会反欺诈工作的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1969年，纳德报告和审查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美国律师协会委员会都在这方面严厉批评了联邦贸易委员会。[43]

一些学者针对反欺诈监管对商业行为和消费者行为可能产生的有益影响提出了质疑。这些学者注意到，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停止并终止令经常没有威慑力，使刑事欺诈案件普遍难以立案，并且消费者保护工作人员不堪重负。此外，一些研究发现，改善信息披露以弥补买方的信息劣势这一反欺诈最基本的工具，具有严重的局限性。《诚信贷款法案》中有关信贷条款的信息提供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当州和联邦官员实施这些要求时，一些社会科学家评估了商业合规性以及新规则对消费者选择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合规情况有所改善，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卖家没有提供强制性的信息披露，消费者在面对法律挑战时就不会遇到太多障碍。但仅仅披露信息通常不会影响购买决策。许多消费者发现公开的信用信息令人困惑。在销售时，即使对信贷条款有清楚的了解，与信贷的可获得性和支付能力相比也不太重要。正如一名洛杉矶的银行家在《诚信贷款法案》通过时所指出的那样，“大多数人所关心的是他们每个月必须支付的数额”，而不管利率是多少。[44]

对其他消费者领域的信息披露制度的评估也提出了类似的警告。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如果消费者不习惯比较购物，或者披露的信息使用了复杂的表述，提供了大量的细节，或者与购买决策没有明显的相关性，那么他们对所披露信息的关注程度就会很低。如果潜在买家确实理解了信息披露的基本含义，事实证明，他们对这些信息的关注是短暂的，很少会影响购买选择。[45]法律社会学家的研究还表明，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消费市场来提供有意义的竞争，信息披露对保护城市贫民不受侵害几乎没有作用。[46]

对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价值的怀疑，也延伸到了对投资市场的分析，不过在这里，最激烈的批评来自保守派学者。批评人士试图表明，典型的个人投资者对详细的历史会计数据的关注，不亚于消费者对复杂的信贷条款披露的关注。相反，投资者依赖于经纪商和市场信函的建议、朋友的意见以及最近的价格走势。在像20世纪60年代末那样的投机性繁荣时期，投资者很少关注新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和注册声明。在繁荣和萧条时期，重新选举公司董事的决定并不代表对公司业绩的仔细评估或对公司利益的忠诚，而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中，“首席执行官通常主导整个过程”，“冷漠的”投资者认可首席执行官亲手挑选的名单。与个人投资者相比，机构投资者更注重强制性披露。但他们更喜欢分析行业趋势、宏观经济预测和整体市场走势，而不是详细调查这些公司提交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47]事实证明，州际房地产的投资者更不愿意仔细审查1968年《州际土地销售全面披露法》所要求的信息。整个20世纪70年代，高压销售策略继续产生对虚假的“阳光地带”（Sun Belt）开发项目的大量需求。[48]

对反欺诈制度的第二项主要批评强调了其巨大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前者是最容易看到的。公司管理层和小型企业的员工必须收集消费者披露法规要求的信息，然后准备通知、表格和报告。雇员必须接受有关新规管环境的培训，并对顾客负有提供正确表格和适当资料的责任。在涉及信贷展期的销售中，强制披露意味着完成交易的“额外时间”，因为“信贷员或信贷部门员工”必须与客户坐下来，“解释利率是如何计算的，以及（《诚信贷款法案》的）其他条款如何影响他”。这种“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增加了管理费用，导致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49]遵守上市证券的披露制度的费用要高得多，包括外聘审计员、法律审查、印刷和向远方的投资者分发报告的费用。而且，一旦证券交易委员会对独立审计师和律师事务所发起欺诈相关的执法行动，这些专业人员的责任保险就变得昂贵得多，这就要求公司客户支付更高的费用。[50]

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措施的附带后果引发了更深层次的保留。信息披露规定为潜在的新来者设置了进入壁垒。对营销实践或融资策略的限制抑制了竞争。这种权衡给联邦贸易委员会等监管机构带来了尖锐的两难境地。它有责任根除构成“不公平竞争方法”的欺骗行为。但它也有义务促进强劲的竞争，这为消费者带来了更便宜的价格。证券交易委员会也面临着类似的冲突，一方面要打击虚假陈述，另一方面要促进储蓄向资本形成的转变。州和地方消费者保护机构也面临类似的窘境。

对于反欺诈监管的批评者来说，冷战时期的监管机构牺牲了激烈的竞争，换来的是伪善的商业诚信监管。法律学者格雷戈里·亚历山大（Gregory Alexander）和理查德·波斯纳在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不同指控中提出了这一观点。亚历山大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篇文章中，煞费苦心地记录了委员会对折扣商咄咄逼人的营销行为的强烈反对。那些最热心于广告宣传的公司希望能把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吸引到他们的家门口。同样是这些企业，它们最常省略商品原产地的描述，通过提供“免费！”礼物或奖金，或以夸大折扣的方式描述促销活动，来争取消费者的注意。亚历山大没有拒绝联邦贸易委员会对零售业“诚实”的监管。但是他强调指出，在一些困难的案件中，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和负责欺骗性行为案件的听证主审人员常常忽视了其行为对竞争环境的影响，从而在试图通过监管帮助消费者的时候伤害了他们。[51]

波斯纳在1969年担任美国律师协会调查委员会成员时完成了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分析，他的分析更加尖锐。波斯纳当时是美国法律学院派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曾为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菲利普·艾尔曼（Philip Elman）担任数年的专职律师。艾尔曼对联邦贸易委员会做出了自己的批判性评价。就像亚历山大一样，波斯纳将联邦贸易委员会大多数停止并终止令描述为“吹毛求疵”，并将其虚构的定价案例描述为“骚扰折扣商”。然而，他最大的抱怨是，联邦贸易委员会给那些寻求开发新产品或服务的年轻公司造成了系统性的负担，这些新产品或服务往往通过进口、技术发明或组织创新，为现有产品提供更廉价的替代品。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战后数百家企业的新奇产品的广告宣传进行了调查，而这些调查往往是应那些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受到威胁的现有企业的要求进行的。波斯纳认为，这些调查花费了新创企业数百万美元的律师费，并对竞争产生了寒蝉效应。[52]

那些将证券监管描述为误导和无效的金融经济学家和法律学者，强调了另一组附带伤害。当然，与公开募股相关的费用可能会将一些企业挡在公开资本市场之外。到20世纪60年代，对债券发行的繁重披露要求，已迫使一半的公司债券配售退出了公共交易所。在1961年证券市场专项研究之后，美国政府决定缩小注册和披露豁免的范围，这使得一些规模较小的公司更难吸引到融资。但更大的问题是，正式披露可能本身就会产生误导。截至20世纪70年代初，提交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仍不得不回避有关收益预测和市场预测的讨论，因为这些预测代表的是观点，而不是业绩的历史衡量标准。但是，老练的投资者要求把前瞻性的评估作为决策的基础，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备案文件并没有提供这种分析。[53]

在反欺诈监管面临的智力挑战中，第三个要素涉及重新考虑通过市场运作来遏制商业和金融欺诈行为的可能性。消费者和投资者真的需要一个家长式的政府来强制信息披露，并（特别是通过诸如停止并终止令等行政处罚）惩戒那些偏离诚信之路的任性公司吗？例如，理查德·波斯纳对平衡竞争市场的压力更有信心。他坚称，消费者并不是倒霉的傻瓜。他们对各种经济选择做出合理的评估，并在一个新技术和金融安排层出不穷的世界中，依靠对具体产品和服务有专门知识的“信息经纪人”的“建议”。如果消费者偶尔上当受骗，他们“会从不愉快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卖家有充足的理由担心自己的声誉，而这种搪塞和不诚实会玷污自己的声誉。即使在非个人市场上，竞争对手可以并且也会相互监督，通过宣传活动对虚假广告做出回应，“纠正任何不实陈述”，并揭发不法分子。在越来越复杂的证券世界里，经济学家乔治·本斯顿（George Benston）和证券法教授霍默·克里普克（Homer Kripke）相信审计师、投资银行家和金融分析师等中介机构的声誉考量。考虑到长期利益，这些专家“将为投资者提供保护，使他们在缺乏政府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况下免受虚假或误导性财务报表的影响”。[54]

反欺诈监管的批评者认识到，最警惕的市场仍容易出现虚假陈述和彻头彻尾的欺诈。但是，对于那些假扮成声誉良好的交易商或利用其声誉进行交易的狡猾中介而言，合适的政策回应是刑事起诉，而不是行政法规和调查。在这些论点中，人们看到了19世纪商业欺诈处理方法的回归——依赖于严酷的经验或《消费者报告》（而不是挑剔的行业杂志编辑）的指导；以“贬低”比较广告（而不是以寻找正品商标的广告请求打击产品仿冒者）来对付误导性宣传；信任财务分析师和审计师的良好支持（而不是那些凭借最重要的资产成就其好名声、令人敬畏的投资银行家）。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日子里，伊丽莎白·汉福德和许多其他政治精英宣称，在美国，“购者自慎”已经过时。基本上就在同一时刻，理查德·波斯纳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反驳：“卖者自负万岁。”波斯纳在1969年以呼吁废除联邦贸易委员会来结束他对后者的抨击，因为它所带来的成本超过了所带来的任何社会效益。他指出，放松普通法证据标准以确定对商业欺诈的责任是一项基本的政策错误，建立行政程序以监督那些较易被证明违反事实的行为也是如此。因此，最好的选择是根除这些代价高昂的错误。美国证券监管信息披露制度最尖锐的反对者对证券交易委员会采取了类似的立场。

这意味着，塑造19世纪美国市场的法律前提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彻底回归。没有哪位受人尊敬的政界人士站出来提出废除《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新政证券法规，或废除在美国机构领域散布着消费者保护机构的州立法和地方法规。如果杰出的民选官员提出这样的建议，消费者组织和工会就会强烈反对。即便是像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那样主张不受监管的竞争的人，也为欺诈开辟了例外。弗里德曼在1962年出版的畅销书《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中指出：“企业有且仅有一个社会责任，那就是在不欺骗或不欺诈的情况下，参与公开和自由的竞争，从而增加利润。”[55]尽管如此，对这个反欺诈国家的保守批评所依据的许多假设，正日益左右着这个国家的决策。

这种转变更普遍地反映了经济学的影响力在反欺诈机构和政府内部日益增强。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美国的商业精英们推动在监管决策中更多地依赖经济分析。美国商会、商业圆桌会议和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都认为，这种分析是一种限制关于工作场所和产品安全、环境影响和消费者保护方面强加于人的昂贵规则的方法。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在应对越南战争和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胀压力时，都要求对政府监管规定造成的成本进行仔细评估。在那些执行反欺诈任务的机构中，领导人们还面临波斯纳、克里普克等人的批评。由于这些压力，监管官员开始雇用更多经济学家，将资源引向负责经济研究的办公室，并与包括学院派经济学家在内的咨询委员会进行磋商。这些专家主张战略规划程序，并利用效益和成本的正式评估来确定优先次序。[56]

更严格的经济分析渗透到反欺诈机构的最高层，特别是在国家一级。我们可以在联邦贸易委员会看到这种思维过程的作用，罗伯特·皮托夫斯基（Robert Pitofsky）领导了反欺诈策略的重新定位，这反映了波斯纳式的经验主义和逻辑。和许多二战后的反欺诈监管者一样，皮托夫斯基是一名律师。1969年，他与波斯纳合作，担任美国律师协会调查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执行董事。1970年，他成为联邦贸易委员会消费者保护部门的主管，直至1974年应邀至乔治城大学担任法学教授。1978年，卡特总统提名他担任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希望他能在消费者保护问题上发挥适度的影响力。皮托夫斯基在纽约大学读本科时获得了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在开始自己的法律职业生涯时，他自学了一门更高级原理的速成课程，从事的是为面临反垄断诉讼的企业客户辩护的业务。在乔治城时，他深入研究了反垄断和行业监管的经济原理，并帮助在法律和经济运动（一个希望将严格的经济分析纳入法律决策的新兴学术团体）中确立了早期研究议程。[57]

这种观点贯穿了皮托夫斯基监管消费者欺诈的方法。他认为，联邦贸易委员会应该继续致力于遏制营销欺诈行为，但仅限于那些伤害消费者、威胁市场信任、导致经济资源错配的行为。不应再关注由虚假宣传或促销活动引发的小打小闹，这些小打小闹让折扣店得以在“集中”的零售市场站稳脚跟，或许也不应针对低价商品的欺骗性营销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应信任市场的纪律和教育功能。因此，皮托夫斯基主张，联邦贸易委员会应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购者自慎”的标准，因为消费者可以发现最明显的“夸大和扭曲”。如果虚假的宣传导致购买最便宜的商品，消费者将学会避免这种巧取豪夺。面向全国民众的大公司的销售工作值得更密切的审查；针对儿童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广告也是如此。[58]

这种更加克制和有针对性的反欺诈监管理念，也影响了联邦政府对强制性信息披露方面的明显弱点的回应。根据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结果，监管机构和立法者寻求改进信息披露标准的设计和实施。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科学家、反欺诈机构的官员和立法机构都参与了一场关于“如何降低企业过度成本，更好地调整信息提供的内容和流程，使其对相关投资者和消费者更有用”的辩论。随后进行了一系列政策改革，包括：1979年通过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前瞻性声明”的第175条规定；证券交易委员会于1981年提出的公司综合披露框架；1980年国会通过的《诚信贷款简化与改革法案》。每一项改革都力求确保提供有关资料并减轻行政负担。“前瞻性声明”规则为企业发布盈利预测提供了便利，为那些做出诚实预测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合法的避风港，使它们能够免受基于错误预测的欺诈诉讼。基于10年的研究和听证会，综合披露通过消除重复的文件要求，减少了信息超载，降低了合规成本。诚信贷款的改革通过限制私人集体诉讼的范围，减轻了债权人面临的法律风险。但是它也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制定标准表格，以期提高消费者信用披露的可理解性和显著性。[59]

成本效益筛选的更自觉的应用并没有阻止监管机构的扩张。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采用了正当持有人规则（holder in due course rule），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对丧葬行业的掠夺性营销行为予以关注，最终出台了丧葬价格披露规则，克服了行业的强烈反对，遏制了最具侮辱性的欺诈行为。[60]然而，对市场机制的更大尊重标志着美国欺诈监管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是对监管当局的更广泛怀疑的一部分，而这种怀疑将推动数十年的放松监管热潮。

商业改进局和自我监管的磨损

甚至在1980年罗纳德·里根赢得选举、巩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倾向对美国政府的影响之前，保守主义者反抗激进政府的民粹主义倾向，就对自律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理解美国人对自由资本主义重新燃起的信心，我们需要回到二战后商业改进局所做的努力。这些努力总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商业改进局与政府反欺诈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它们在更保守的成员中引发了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这些人预计监管会遭到更广泛的反对。

商业改进局的领导人正努力在政府反欺诈机构、激进的消费者团体和商业团体之间培养一种中间人的角色，这暴露了该组织在地理和代际上的断层。来自南方和西南地区的商业改进局管理人员，以及其他地方一些有企业背景的新任命高管，对迎合消费主义的策略感到无力。据当地商业改进局负责人的说法，如纳什维尔的丹·贝里（Dan Berry）、休斯敦的理查德·麦克莱恩（Richard McClain）、迈阿密的拉尔夫·斯马瑟斯（Ralph Smathers）和凤凰城的吉姆·怀特（Jim White），该组织的麻烦源于不接受商业机构的观点，过于专注于打击诈骗。被一名老派守卫描述为“我们小组中较年轻的保守分子”的“阳光地带”派系，希望通过对过度扩张的政府和家长式的消费者团体进行严厉批评，并坚称严格的自我监管是限制商业言论的唯一可行之道，从而吸引更多企业的支持。受席卷美国“阳光地带”的戈德华特主义[14]思潮的影响，这些人认为没有理由对消费主义作出任何让步。[61]

保守党呼吁商业改进局限制对政府检察官的帮助。这些领导人坚称，通过与公共监管机构建立密切关系，商业改进局的工作人员已经在事实上培养起了警察的名声，损害了他们与商界的关系。詹姆斯·斯蒂芬斯（James Stephens）坚持这一点。“我们亚特兰大人，”斯蒂芬斯在1965年的一封信中向丹·贝里吐露道，

很久以前就认定，我们当地的问题最好在当地解决，而无需联邦贸易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或者其他什么的协助……我们没有从政府得到一分钱，也不想要他们的钱。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不想让他们曝光。我们应该为生意说话……我们的对话应该是商业对话，我们的文件应该是商业文件，我们的信息应该是商业信息，我们的报告应该是商业报告，我们的标准应该是商业标准……如果我们要扮演警察和强盗的角色，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我们用词不当的口号“私营企业为公众利益服务”，改为“以揭发企业为目的的商业支持机构”。

对斯蒂芬斯来说，商业改进局唯一合适的立场是保持“商业赞助和商业导向”。这种观点意味着，商业改进局需要更加尊重其文件的保密性，并限制将公开这些文件作为对公司的制裁，因为曝光只会加大要求更多监管的压力。丹·贝里恳求道，只要可能，这些机构必须“在机构内部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不是带着匆忙或绝望的心情，跑到外面的机构去”。[62]

采取这种方式的商业改进局领导人承诺，他们将游说反对新的消费者立法，并招募受此类举措影响的目标企业。引起他们注意的一个政策领域是许多地方司法管辖区禁止上门销售的建议。一些地方商业改进局反对这项禁令，他们认为，不应该“砍掉一只胳膊来治疮”，而对直销的自我监管是解决行业内欺骗行为的更合适方法。在1963年肯尼思·伯纳德退休后，芝加哥商业改进局甚至把他们的努力告诉了大英百科全书和雅芳等企业，甚至提议全国直销协会帮助说服其会员加入在其营销领域的商业改进局行列。[63]

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商业改进局对消费主义的战略回应摇摆不定。1970年，伍德罗·维尔西格（Woodrow Wirsig）公开向消费者运动发起挑战。在执掌纽约市商业改进局之前，他曾是《印刷油墨》的编辑。维尔西格在一次有关消费者事务的全国会议上发言时，将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活动人士描述为在“预感和情绪”的基础上，煽动“歇斯底里的气氛”，建立“代价高昂的政府机构”。他还像理查德·波斯纳一样坚称，消费者并非“无助、无知、不断需要保护的”。在他结束讲话时，出席会议的100多名企业管理人员给予他“热烈的掌声”，表明了企业对这些言论的认可。[64]

然而，维尔西格的讲话引发了消费者团体和政府官员对商业改进局网络的一系列攻击。纽约市消费者事务专员贝丝·迈尔森（Bess Myerson）对当地的商业改进局不屑一顾，称其无法将自己与理应监管的公司分开，而且“保护了很多坏人”。拉尔夫·纳德给出了一份更加悲观的评估，他认为“大多数当地商业改进局——包括我们自己在华盛顿的机构——都遭遇了悲惨的失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全国性报纸的记者撰写了几篇深度报道，对商业改进局的表现提出了严肃的质疑，他们预计罗森塔尔报告中会有各种各样的批评。由于与主流媒体密切合作，这些商业改进局自成立以来一直受到媒体的奉承，因此之前从未面临过这种持续的审查。罗森塔尔报告的传播只会加剧负面压力。[65]

公众的强烈谴责令商业改进局的许多管理人员处于守势，尼克松政府采取了行动，让联邦贸易委员会成为更有效的欺诈行为监管机构，以及建立越来越多的州和地方消费者保护机构。在一段时间内，这些趋势加强了商业改进局中较为温和的改革者的力量。因此，1971年和1972年实施的商业改进局结构重组由圣路易斯商业改进局前经理约翰·奥布莱恩和惠而浦公司（Whirlpool Corporation）董事长以利沙·格雷（Elisha Gray）负责，两人都呼吁该组织改善它在消费者保护方面的作用。奥布莱恩甚至把纳德的突击队员之一迪安·德特曼（Dean Detterman）请来协助组织改组。在一些地方商业改进局，治理委员会效仿了这一举措，直接从消费者运动中任命新的领导。就在20世纪60年代，这些行动还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纽约市商业改进局把它的资源转向消费者服务，对潜在的商业会员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筛选程序，同时更加愿意通过驱逐来制裁那些任性的会员，甚至公开这种内部政策。[66]

然而，保守派继续影响着关键的政策决定，这反映出1968年后美国政治向右翼的转变，以及企业利益日益坚定地致力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条。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末，一项为期两年的全国性商业改进局调查记录了西尔斯电器部门采用诱饵和转换方法的趋势。但最终商业改进局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公告——为其内部人士制作的一份通讯——忽视了激励结构和销售培训是否导致了有问题的营销实践这一议题。几年后，针对西尔斯的类似投诉在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和1976年的和解协议中达到高潮。在此期间的几年里，每当西尔斯的顾客或其他机构询问西尔斯的有关情况时，芝加哥商业改进局都对西尔斯采取了缓和态度，坚持认为商业改进局的政策排除了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的政府调查进行讨论的可能性。[67]

保守派人士还迫使约翰·奥布莱恩在执掌新成立的商业改进局委员会两年内离职，由CBS电视台的一名高管接任。他们与全国最大的广告公司结盟，赢得了一场关于全国广告审查委员会成员构成的关键辩论。该委员会的50名成员中，最终只有10名公众利益代表。一旦全国广告审查委员会开始发挥作用，尽管消费者维权人士抱怨流程缓慢，对美国企业的独立性不足，以及缺乏提高消费者意识和吸引更多消费者参与的渠道，但还是依靠自己的运营，顶住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广告实施更严格监管的呼声。全国性广告的自我监管仍牢牢掌握在商界手中。[68]

保守派还推行了一项全国性的政策，允许会员在商店橱窗和广告上展示自己与商业改进局的关系，并创建了一系列正式的仲裁程序。这些变化促进了企业会员的招募，但也可能加剧逆向选择问题，因为采用积极营销手段的企业更有理由加入商业改进局以获得其会员资格。第二项倡议还进一步实现了将争端解决移至州外的目标，扩大了商业改进局转移消费者不满的能力。[69]芝加哥商业改进局在1973年发给潜在会员的营销手册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将消费者投诉机制描述为“安全阀”和“减震器”。[70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设立联邦消费者保护机构的提案失去了动力，广告的自我监管重新回到了商业影响的渠道。

冷战时期广告自我监管的叙述，强化了监管压力与商业精英将资源投入非政府商业标准制定和监管机制的相对意愿之间相互作用的共同模式。对商业改进局的支持程度，无论是金融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往往与企业领导人从监管政策中感受到的威慑程度直接相关。面对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初出现的消费者运动，以及政府推出的消费者保护措施，商界齐心协力，通过重组、增加资助和更积极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重整商业改进局。

商业改进局业务的法律性日益加强，也突出了自我监管机制对程序价值的敏感性。在20世纪初，第一批当地的广告专业人士组织起来，对营销活动进行监督，他们自称为“警戒组织”。之后几年，一些内部人士仍将他们的工作称为“义务警戒”。但是，权利意识不只是出现在民权活动家、妇女权利倡导者或战后消费者的领域。当商业改进局质疑其商业行为时，企业经理要求他们有权发表意见，并在必要时诉诸同行论坛。因此，商业言论的自我监管在灵活性和制度灵活性上失去了一些相对于州层面上的比较优势。

20世纪中期商业改进局的经验进一步表明了在自律机构内实现真正官僚自治的可能性和障碍。得益于大萧条带来的一批敬业的专业人士，商业改进局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形成了一种不均衡的独立性，使它们成为重要的监管主角。其管理人员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并利用反欺诈机构受到限制的执法预算，宣称自己是准立法者和准监管警察。如果你想象一个狡猾的零售商在1958年拜访一名精明的律师，询问有关商业欺诈的法律，则商业改进局很可能会出现在相关规则和执法可能性的讨论中。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商业改进局的领导人甚至似乎可能与消费者运动中的人物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并制定共同的战略。在那些对“利用人类的无知和轻信进行贸易和剥削”的商人，“以及向如今的摩梯末·斯纳德做大量广告以推销其‘蛇油’的汽车‘药师’式”商人表示蔑视的商业改进局中层经理，与拉尔夫·纳德的年轻信徒之间，不存在太多的概念基础。

然而，建立这种联系的机会遇到了两种不利的意外情况。首先，最愿意接受这种伙伴关系的商业改进局领导人，目睹了20世纪30年代公众信心崩溃的情景，认识到健康的市场和公众信任有赖于健全的监管基础设施，并学会了与现代监管州合作。但当消费主义带来的困境需要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时，这个群体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其次，更新一代的官员受到“阳光地带”复兴的保守主义的影响。“阳光地带”认为，市场独立于政府监管之外，并受到政府监管的威胁。与其他具有类似复杂性的机构相比，商业改进局网络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它在20世纪70年代不得不经历一场深刻的政治右翼转变。随着这一转变，人们重新相信自由企业是大自然的产物，并越来越强烈地希望将自律作为消费者投诉的“减震器”和应对更严厉的政府行动压力的“安全阀”。

1979年，威斯康星大学的法律学者斯图尔特·麦考利（Stuart Macaulay）发表了一篇犀利的评论文章，对过去十年正式扩大的消费者的法律保护进行了评估。麦考利想要评估一部重要的法律是如何改变商业交易的性质和法律的日常实践的。他最初选择了1975年的《马格努森——莫斯质保法》，并在一名法律系学生的帮助下，对威斯康星州的大约100名律师进行了采访，询问法案的影响。经过一些初步的访谈，麦考利意识到他必须扩大法律的范围，把所有与消费者保护有关的法律都包括在内。因为很少有律师听说过这项新法令，因此对它的具体调查几乎得不到什么明显的证据。事实上，大多数律师对国会、州立法机构以及华盛顿特区和麦迪逊的监管机构制定的消费者保护法律和法规知之甚少。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有过消费者投诉的经历；那些大公司的受访者曾为面临消费者保护机构调查的企业辩护。在所有这些争议中，律师们都专注于确保和解，寻求以一种“恢复社会关系”而不让任何人丧失尊严的方式解决争端。通常情况下，正式转向“卖者自负”的做法，会干扰卖方与不满意的买方或国家监管机构之间的互动，削弱卖家的谈判筹码。商业律师还尽力帮助客户“遵守信息披露要求”，这一要求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成倍增加。但事实证明，在整个威斯康星州，法律和经济文化都抵制消费者保护改革。这些发现促使麦考利思考，是否应该审视“消费者保护法所创造的大部分个人权利……主要是象征性意义”。反欺诈改革的支持者在阅读了这篇文章后，“收获了成文法中漂亮的字眼和一些间接的影响，但是那些要被监管的行为只受到了轻微的影响”。[71]

考虑到“卖者自负”这一最具雄心的法律措辞在实践中受到的限制，这种构建20世纪中期美国反欺诈政策的历史意义的方式具有明显的吸引力。然而，我们必须警惕将结果等同于愿望。人们还必须考虑全面的反欺诈政策。反欺诈州的局限性，无数的教育努力，广泛扩展的法律义务，反欺诈官僚机构的萌芽，深化监管网络和自律机构，对令最穷的美国人受害的欺诈行为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设计新颖的执法工具，定期组织有针对性的执法行动等，它们的集体影响超过了各部分的总和。

这种影响增强了对欺诈的遏制。从新政实施的第一天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滞胀，美国经济继续为商业欺诈和误导提供了充足的机会。但无论何时，只要欺骗和欺诈的规模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就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监管能力来打击犯罪分子。最严重的证券欺诈和最滥用商业机会的骗局导致了起诉和定罪（尽管考虑到骗局所造成的伤害，有时观察人士感觉惩罚措施是温和的）。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执法行动包括至少部分赔偿受害者的机制。[72]最终，监管机构关闭了霍兰德炉公司、机警保护系统公司和许多类似胡作非为的公司。

此外，反欺诈努力的积累在社会规范上留下了更广泛的印记。所有关于商业欺诈危害的声明都加深了消费者权利的话语。调动消费者作为权利的承受者（社会需要尊重这些权利）鼓励了消费者教育与保护协会和消费者行动开发自助策略，也促进了消费者记者马文·辛德勒等人展开严厉调查，以及庭审律师愿意冒险采取与欺诈相关的集体诉讼。[73]更广泛的反对商业欺诈的氛围也给这些更有力的策略带来了合法性，加大了企业面临的压力，这些企业遇到了分发传单的纠纷队、六点钟新闻中令人尴尬的人物特写，以及与欺诈有关的大规模民事诉讼。

不过，也有一些讽刺。由于20世纪中叶的反欺诈州在短期至中期内遏制了欺诈行为，它降低了对监管努力的长期承诺。随着制度框架在经济沟通方面建立了更大的信任，投资者和消费者往往会变得不那么谨慎，政治精英们也会认为，在欺诈监管方面的投资需求会减少。正如政策精英们从政治光谱的不同角度强调的那样，任何监管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针对市场欺诈行为最严格的规定和最严厉的执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竞争，这在部分程度上是通过限制潜在企业家的手脚和压制他们的声音实现的。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这种权衡将使美国监管政策的仲裁者感到不可接受，这对美国人如何思考一直令人烦恼的商业欺诈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五部分　市场的反击（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10年代）

第12章　新自由主义与商业欺诈的重新发现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商业欺诈问题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占据了更稳固的地位。根据谷歌图书（Google Books），“企业欺诈”和“商业欺诈”等短语在出版物中出现的频率自1975年以来每10年翻一番。[1]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中使用这些短语的文章的数量也反映了类似的指数曲线。[2]每年，美国的报纸、杂志和博客上会出现成千上万页文章与具体的欺诈丑闻和更广泛的故意经济欺诈模式有关，延续了长达150年的新闻打击欺诈的传统。不论是根据现行法律定期起诉、调查欺诈行为的范围和原因，还是审议改革建议，政府官员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过去40年里，数十场国会听证会审查了损害投资者、消费者、其他企业或更广泛经济领域的欺诈行为。包括许多大公司在内的公司对其对手方的故意欺骗指控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欺诈丑闻，使得人们越来越关注美国的商业欺诈。

考察下面的例子，无论是老式的金融报刊，还是近期的经济学博客，读者对这些都很熟悉。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遭遇了大规模电话营销欺诈。锅炉室营销大部队将其惯用伎俩从廉价股扩展到房地产投资、“无用商品”、“不必要的保险”，以及涉及抽奖和“信用修复”服务的预付费骗局。到1994年，一个会计组织估计电话营销欺诈造成的年度损失约为160亿美元；一年后，联邦调查局估算的金额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多。[3]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系统性的超额计费策略在国防采购、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项目中产生了数十亿美元的承包欺诈丑闻。[4]从早期互联网时代开始，现代的彼得·芬克就利用了电子商务的爆炸性增长，创立了假冒公司，操纵电子拍卖，销售假冒商品，并兜售基于网络的投资骗局。[5]

影响最深远的骗局发生在金融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储蓄和贷款协会的金融违规行为导致了数十起破产。尽管基本主题千差万别，但大多数崩溃都遵循了19世纪金融机构发展起来的“轰然一声倒下”（Smash Bang）的基本脚本，其中有一些骗局脚本的更新是为了利用公共存款保险和相关监管漏洞：通过相对较高的利率吸引存款。将资金注入由银行内部人士或其亲信控制的投资项目。如有需要，可做出慷慨的评估，以符合银行业的规管要求。尽可能收取佣金、费用和高薪。然后，当经济低迷暴露出问题时，让股东和政府存款保险计划来承担责任。这一时期的储贷危机的直接成本最终超过了1500亿美元（以名义美元计算），最具说服力的评估认为，其中至少有五分之一和多达一半是系统性的控制欺诈。[6]

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美国证券市场被旧式“拉高出货”游戏的新花样所困扰。美国几家最大的上市公司，包括圣达特（Cendant）、世通公司、泰科（Tyco）、康南（HealthSouth）和安然，通过虚假会计掩盖了不利的财务业绩。这些公司将贷款视为收入，将支出资本化，根据对未来收益的大胆预测计入当期利润，并通过与由公司内部人士控制的特殊目的实体进行交易，操纵股价。专业的看门人为他们隐藏财务问题提供了便利。投资银行家设计了复杂的表外融资工具，掩盖了糟糕的业绩。会计师们（在很多情况下，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们都认为，这种巧妙的手法符合披露义务。许多金融分析师大肆宣扬基于误导性财务报告做出的买入建议。由于他们所在公司的投资头寸和承销商的角色，这些分析师中有许多人存在未披露的利益冲突。在最严重的丑闻中，投资者损失超过500亿美元。[7]

21世纪初，金融界的两大“奇迹”——艾伦·斯坦福（Allen Stanford）和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在规模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庞氏骗局中诱骗了数千名投资者。数十名发起人成功实施了不那么宏伟的金字塔骗局，一名监管人员将其描述为一个“猖獗的庞兹摩尼”（Ponzimonium）时代。[8]随着房屋抵押贷款融资链中故意的虚假陈述变得司空见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欺诈造成的损害甚至更大。到2006年，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从房屋评估和抵押贷款经纪，到贷款证券化和债券评级，再到信用违约互换的使用，都充斥着利益冲突、对基础资产和信誉的虚假陈述以及欺骗性营销。在链条的末端，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对衍生品市场进行了复杂的操纵。由于这些虚假陈述和欺诈行为造成的直接损失高达数千亿美元，几乎每家美国大型银行都受到牵连，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美国金融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华盛顿互惠银行（Washington Mutual）以及其他许多非银行放贷机构也被拖垮。这些公司的倒闭给银行系统带来了严重的压力，并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数百万人失业，仅在美国就摧毁了数万亿美元的家庭财富。然后，在经济崩溃之后，金融公司为了简化对无偿付能力的债务人的止赎程序，在财产的合法所有权问题上到处进行虚假陈述和公然撒谎。[9]

这些20世纪80年代后发生的丑闻的严重性，让人们对过去半个世纪的商业欺诈以及旨在遏制这些欺诈的监管努力有了不同的认识。从3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最厚颜无耻的消费者欺诈行为是由在经济边缘经营的小公司实施的，而最严重的股票和大宗商品欺诈则发生在不起眼的低价股或边缘公司身上。冷战时期最严重的欺诈行为，如霍兰德炉公司的营销欺诈或再保险经纪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的市场操纵，很少造成超过数千万美元（经通胀调整后的当前美元价值）的损失。20世纪70年代初，最严重的欺诈性商业失败，比如股权融资，让投资者损失了大约1.5亿美元（按2015年的美元价值计算，相当于整个经济的约15亿美元）。在过去40年里，最严重的欺诈事件的规模和范围要大得多，造成的直接成本比20世纪中叶高出一个数量级，而且大型企业牵涉其中的情况要频繁得多，其中包括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

由于这些商业欺诈行为最近才发生，历史学家们还没有对其进行过多的研究。在历史协会内部，大多数学者在至少过了一两代人之后才会开启对事件的分析。因此，很少有细致的历史案例研究能够促进更广泛的因果综合分析。但记者、经济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法律学者则没有那么沉默，他们对最近的欺诈事件进行了几次评估。他们的描述为全面解释这一重大拐点提供了有益的基础。这一拐点必须涉及1975年后放松监管是如何扩大了大规模商业欺诈的机会。但任何叙述都必须注意到监管的逆流，因为过去40年同样包括公共和私人领域的一些重大反欺诈举措。本章反思了2008年后反欺诈监管的偶发态势，以及历史对民选官员、官僚和法官的影响，他们面临着市场假面化这个始终复杂的问题。

放松监管的多面性

1975年之后，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商业欺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转变造成的。技术突破降低了大规模营销的电话线路成本，从而使电话营销欺诈迅速增长成为可能。同样，互联网作为交流和商业平台的出现，对骗子来说也是天赐良机。在网络世界中，匿名使声誉审查变得复杂；它绕过法律边界的许多途径使得司法管辖权变得混乱。最广泛的投资欺诈涉及复杂的金融工具，之所以出现这些金融工具，只是因为计算能力的巨大进步促进了基础的数学建模。全球化进程仍然是大型金融欺诈的另一个结构性前提。一体化金融市场在地理上的扩张，使得中介机构更容易在大洋彼岸进行销售，加大了信息不对称的可能性。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经济不平等的稳步增长是另一个促成因素。收入停滞不前导致不太富裕的美国家庭债务飙升，为债务相关的欺诈行为开辟了道路。

人口变化是另一个解释变量。美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扩大了某个社会群体的规模，这个群体一直是投资欺诈和高压销售的主要目标。骗子和欺诈性企业寻找美国老年人的原因与小偷寻找社区金融机构的原因相同。退休人员“窝中的金蛋”，就像银行的金库，是人们可以指望找到现成资金的地方，在2000年，这些资金约占美国全部金融资产的一半。这部分人也有时间接电话或接待上门拜访，而那些感到孤独的人往往会给销售人员充分的机会进行推销。与衰老相关的认知缺陷，只会增加欺骗性营销在这个方向上的吸引力。即使当美国老年人不再是容易上当的对象时，那些上钩的人也有充分的理由不去抱怨。被骗的老年人常常担心他们的孩子对这一消息会有什么反应，这让他们担心“监护或养老院安置会让他们失去独立性”。因此，调查发现，65岁以上的美国人成为欺诈受害者的可能性是其他成年人的三倍，而75岁以上的人更容易上当受骗。[10]

然而，自1975年以来美国大规模商业欺诈案件中最常见的主题是放松监管的破坏性影响，这与从吉米·卡特当选总统到乔治·W.布什政府的30年间，企业和行业团体不断游说要求放松监管有关。[11]在大众话语和政治修辞中，“放松监管”通常指的是抑制政府对企业操纵性的限制的行为。但这个词需要仔细分析，因为政策制定者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步骤来放松监管束缚。这种对细节的关注在解释1975年后的美国商业欺诈时尤为重要。更普遍的放松监管冲动的不同方面在鼓励某些类型的系统性企业欺诈上更重要。

最彻底的放松监管的形式是废除监管机构或打破市场分割，从而铲除特定行业的监管框架。这种放松监管的政策，如废除卡特政府时期对客运航空公司、铁路公司和长途卡车运输的路线和费率监管框架，至少在一些欺诈事件中起到了间接作用。例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长途电话费率和电话设备的进入和定价管制的取消，促进了诸如世通这样的公司的迅速扩张，这些公司对市场份额和短期股票价格上涨的积极追求导致了会计上的欺诈行为。[12]同样，用期货交易平台取代严格的能源价格监管，也为安然公司操纵加利福尼亚能源现货市场打开了大门。在新政的金融监管中，股票和债券市场上禁止进行这种市场操纵行为。[13]

市场结构规则的重构有时也会助长欺诈行为的爆发，比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储贷危机，以及21世纪前十年中期的抵押贷款融资危机。在第一次危机中，70年代持续的通货膨胀削弱了长期低利率抵押贷款市场的金融地位。1982年，国会做出回应，放宽了此前对储蓄贷款公司以高利率吸引中介存款能力的限制，扩大了它们的投资选择，将商业地产和商业贷款包括在内，并取消了储蓄贷款公司至少有400名股东的要求。所有这些变化都导致了投机性房地产开发和欺诈性融资骗局的迅速扩张。[14]

次贷危机的失败主要源于几项放松监管的法规和行政改革。前者包括1995年的《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PSLRA）、1999年的《格雷厄姆——里奇——布利利法案》（Graham-Leach-Bliley Act）和2000年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CFMA）。《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提出了与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的私人证券欺诈诉讼相关的程序和证据障碍。《格雷厄姆——里奇——布利利法案》废止了新政中关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整合的禁令。1999年之后，最大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获取资本，扩大它们创造和发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能力，以及为提供贷款证券化的非银行放贷机构提供资金。这种现成的融资渠道增加了抵押贷款债券和相关衍生品的供应，扩大了债务市场欺诈行为的机会。《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将大多数场外衍生品从联邦监管中豁免，这使得证券化和信用违约互换的“生产”处于阴影之中，从而使造假和操纵成为可能。1997年，美国储蓄机构管理局（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出台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放松监管的举措，为“骗子贷款”（基于借款人收入虚假声明的抵押贷款）铺平了道路。[15]

美国放松监管的更微妙方面也促进了20世纪末商业欺诈的扩散。减轻监管负担的冲动往往不是通过大规模重建监管规则和机构，而是通过削减预算或面对不断扩大的市场活动不愿意增加机构资源来实现的；任命致力于与受监管企业建立更紧密合作关系的官员；扩大对私营部门（包括受监管实体本身和评级机构等第三方）的欺诈监控授权。这些调整对反欺诈执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1975年之后的几乎所有重大欺诈事件中，监管投入不足都扮演了核心角色。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数百名储贷银行高管实施的骗局，都有赖于资金不足和工作过度的银行审查人员的松散监管。[16]诈骗联邦国防采购和医疗项目的承包商估计，审计机制将无法跟上其复杂的策略，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账单金额。[17]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90年代的预算削减削弱了它识别互联网繁荣时期出现的会计欺诈行为的能力。[18]在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联邦调查局调动了几十名有欺诈案件背景的实地调查人员参加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19]在那些年里，艾伦·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拒绝使用职权来打击抵押贷款经纪人和贷款机构的欺诈伎俩。[20]

重点是，并非所有美国反欺诈专业人士都对此视而不见。波士顿的一名中层证券公司管理人员哈里·马科波洛斯（Harry Markopolos）收集了早在1999年伯纳德·麦道夫就在实施一个复杂的庞氏骗局的证据，并在多个场合与证券交易委员会官员和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分享了他的发现。证券交易委员会至少有两名员工鼓励他继续调查和统计分析。安然的内部审计师谢伦·沃特金斯（Sherron Watkins）向其上级报告，通过使用特殊目的实体和欺骗性的内部财务报告，公司盈利出现了无可辩解的膨胀，亏损也被掩盖了起来。在美联储内部，董事会成员爱德华·格拉姆利克（Edward Gramlich）曾在2000年对抵押贷款市场监管松懈发出警告。他的担忧得到了联邦调查局抵押贷款欺诈部门2004年一份报告的呼应，该报告详细描述了广泛存在的虚假陈述和彻头彻尾的欺骗。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主席布鲁克斯利·伯恩（Brooksley Born）认识到信用违约互换等不受监管的衍生品中潜藏的危险，并在2000年带头对这些衍生品进行了监管。[21]

然而，这样的警告在更高级别的监管官员、检察官和最有影响力的立法者中没有得到采纳。对于大型金融机构，在2008年之前就对抵押贷款欺诈提出担忧的内部举报人，要么遭到管理层阻挠，要么被解雇。[22]在麦道夫案等一些案件中，官方的怀疑态度反映出，他们不愿对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金融精英采取行动。此外，在美国的政策制定中，向放松监管的转变降低了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性，因为官员们试图平衡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至少在某一种欺诈行为的经济后果变得显而易见、不容忽视之前是如此。因此，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试图对信用违约互换进行监管引发了金融业、美联储、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以及两党在国会中势力强大的议员的强烈反对。[232000]年和2001年，时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FDIC）主席的希拉·贝尔（Sheila Bair）曾试图建立一套自愿的抵押贷款承销标准，但遭到美联储官员的阻挠。[2421]世纪初，乔治亚州和新泽西州加强对抵押贷款监管的立法努力遭到华尔街权力掮客和华盛顿监管者的强烈反对。在这两个州要求抵押贷款证券化机构对欺诈交易导致的基础债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后，评级机构拒绝评估包括新泽西州或乔治亚州贷款在内的证券化产品，导致立法者废除了这些产品改革的关键内容。联邦银行监管机构还采取行动，免除联邦特许金融机构受州监管的抵押贷款业务。[25]在这样的时刻，为欺诈提供新途径的政策决定是拒绝实施新法规，而不是废除长期存在的法规或减少强硬的执法。

我们需要把这么多反欺诈官员不断演变的工作重点放在美国反国家主义复苏的背景下。在整个20世纪，即便是在新政制度的巩固边缘化了这种观点的情况下，保守的政治思想家从未放弃对繁重监管的怀疑。对严厉、侵入式经济监管的反对，从马佛·伯恩斯坦（Marver Bernstein）、加布里埃尔·科尔科、乔治·施蒂格勒和理查德·波斯纳对监管国家的学术批评，以及在这些批评的基础上进行的数十项附加研究中，重新获得了一些信任。在卡特政府执政期间，有关监管机构将陷入官僚主义泥潭的预期已渗入传统观念。不同政治派别的社会科学家倾向于把这些机构描绘成以牺牲较小的竞争对手和消费者为代价来支持大企业，这可能是有意为之，也可能是通过企业利益集团的不断游说，或者是由于官员们开始认同他们所监管的公司。[26]

宏观经济的发展增强了这些批评的吸引力，同时提出了正式放松监管的建议。越南战争的支出和中东石油危机引发的持续通胀，加剧了人们对监管成本的担忧。20世纪70年代，消费者价格指数先是上涨了8%，然后又上涨了15%，因此，人们更容易认为，政府官员可以通过减轻企业的监管负担来为消费者着想，因为企业对新规的反应是提高价格。电信和银行等一些领域的技术发展，使现有的监管框架似乎成为迅速采用数字数据服务、蜂窝网络、金融数据处理和自动柜员机等提高效率的创新技术的障碍。到20世纪90年代，在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全球贸易框架的推动下，全球化之风也出现在放松监管限制的论点中。这种观点认为，无论是在新兴市场，还是在伦敦金融市场等长期存在的竞争对手面前，除非美国解除监管的桎梏，否则美国公司都将继续输给受监管较少的竞争对手。[27]

贯穿这些观点的是一种对经济理性的普遍性和市场变革力量日益加深的信念。[28]基于乔治·施蒂格勒和理查德·波斯纳的观点，批评限制性监管的人士恳请政策制定者重新考虑个人如何做出经济决策，以及市场如何适应欺骗等问题。大多数经济参与者可以为自己的长远利益着想。如果没有监管机构的授权，企业仍将披露相关财务数据，以降低资本成本。企业高管会通过坚持可信的内部会计来维护自己的好名声，就像零售商会信守承诺以培养商誉一样。出于类似的原因，审计师、承销商和法律顾问也会注意维护自己的声誉。

在欺诈行为侵入市场的程度上，激进的反欺诈法规的批评者采用了熊彼特的观点，认为市场纪律和创业创新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途径。如果企业误导了投资者或消费者，任何直接的收益都将被声誉损失后果所抵消，尤其是对于那些不打算效仿“靠不住的人”的老牌企业而言。从长期来看，我们可以依靠“信息中介”来指导经济参与者评估交易对手的可信度。因此，这一套思想包含了早期“购者自慎”法律框架的关键维度。这一观点的拥护者还强调了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结构变化的重要性。到20世纪80年代，金融资产的购买者大多不是个人，而是共同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这些机构的经理们想必受过教育和培训，而且精力充沛，善于为自己谋利益，也善于为他们所控制的资本的投资者、工人和保单持有人谋利益。[29]

政策精英们并不总是宣扬这些理解、信念，以及对商业欺诈更早期的态度。事实上，公开的言辞有时掩盖了个人的信念，艾伦·格林斯潘似乎就是这种情况。1987年至2006年，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理事，后来担任主席。在其2007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当人们对抵押贷款欺诈的担忧开始达到顶峰时，格林斯潘将“根除欺诈”描述为“一个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政府参与的领域”。他认为，欺骗是“市场体系的祸根”，是“市场过程本身的破坏者，因为市场参与者需要依赖其他市场参与者的诚实”。因此，他主张“大大加强反欺诈和反诈骗法律的执行力度”。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格林斯潘私下里似乎唱出了不同的调子。据记者乔·诺塞拉（Joe Nocera）和前监管者迈克尔·格林伯格（Michael Greenberger），这位美联储主席讨论银行业放松监管时明确表示，“他不认为欺诈是需要强制执行的或者是监管机构应该担心的”，因为“市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照看好这些骗子”。[30]

有时决策者确实更充分地考虑了这种想法。联邦巡回法院法官伊迪丝·琼斯（Edith Jones）在1997年的一起证券欺诈集体诉讼中证明了这些假设如何影响司法推理。这起诉讼涉及得克萨斯州一家专注于高风险客户的二手车连锁企业涉嫌的虚假陈述。投资者对该公司及其审计机构Coopers&Lybrand提出了诉讼。作为法院决定驳回诉讼的部分理由，琼斯法官发现，原告没有证明这家会计师事务所证明其财务报告充分性的“动机”，他们据称知道这些报告具有误导性。“会计师事务所，”琼斯承认，“像所有理性的经济行为者一样，寻求利润最大化。”但由于“会计师最大的资产是其诚实的声誉”，“Coopers&Lybrand极不可能通过从事欺诈性审计工作，将其职业声誉置于危险境地”。对琼斯来说，法律上默认的是强大的经济参与者不会拿声誉资本冒险。[31]

格林斯潘时代美国的企业创新和商业欺诈

1980年以后，即使面对影响深远的故意欺骗的可信证据，监管机构的自由裁量权仍倾向于纵容，这也凸显出作为商业环境塑造者，更广泛的规范和默认认知的重要性。在美国最近放松监管的鼎盛时期，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将冒险、创新、短期货币激励和市场纪律奉为现代经济生活中最令人向往的特征。这些理想在商学院和管理学界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它们似乎是摆脱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迎接欧洲和日本竞争的严峻挑战所急需的兴奋剂。[32]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公共价值观的转变鼓励了企业高管的进取精神。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和卡尔·伊坎（Carl Icahn）等企业掠夺者发起的大胆收购行动也是如此。投资者将资金投入股市，商业媒体则为傲慢、冷静的经理人喝彩。这两类群体还主张调整高管薪酬，以通过奖金或股票期权，使管理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一致”。这种薪酬方案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传播开来，被认为是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正当途径。在由此产生的无情、“高度竞争”的环境中，高层管理者可以更容易地将激进的商业行为合理化；这些高管面临机构投资者对短期股市表现的持续预期。高管们反过来又向中层管理人员施压，要求他们实现更加雄心勃勃的季度生产目标和销售配额。正如一名商业道德顾问在20世纪90年代初总结美国企业界的总体方向时所说的那样，“我们要传达的信息是，达到目标才是最重要的，而你如何达到目标并没有那么重要”。到了90年代末，“排名与解雇”成为评估安然等冒进的新公司和通用电气等许多老牌公司管理业绩的标准方法。排名最高的管理人员获得晋升和令人羡慕的薪酬；那些处于中间位置的员工得到的加薪和激励很少；那些处于底层的人发现自己要找新工作。这种管理评估的方法产生了掩盖内部财务报表的强烈动机，一些机密调查显示多达三分之一的公司经理曾故意篡改报告。[33]

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许多规模较大的企业会计操纵案例中，中层管理人员和内部会计人员声称，他们受到了更大的“胁迫性”压力，要求其协助实施系统性欺诈。在世通、安然、阳光（Sunbeam）和康南等公司，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和其他高管不断要求下属提供符合市场预期的报告。在康南公司，根据一份最终的联邦刑事起诉书，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斯克鲁西（Richard Scrushy）和首席财务官迈克尔·马丁（Michael Martin）为每股收益设定了目标，然后指示内部会计师找到一种方法来实现这些数字。由此产生的秘密会议，即所谓的“家庭聚会”，集中讨论了如何用足够的“脏物”来填补公司收入中的“窟窿”，检察官指称这些“脏物”是指夸大收入的各种方式。[34]

类似的思维方式渗透到私人看门人的组织文化中，如会计师事务所、投资分析师、评级机构和律师事务所。这些商业服务提供商开始强调自身的盈利能力，削弱了对专业责任的专注。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破坏了对透明度和投资者保护的承诺。[35]对欺诈行为的法律约束和社会规范的削弱释放了美国金融市场的“格雷欣动力”：也就是说，奸诈的商业行为赶走了不那么无情的手段，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培育了使犯罪行为正常化的商业文化。用季度财务业绩来衡量股东价值的颂歌，把二手车市场的敏感性推到了公司的会议室和小隔间、白鞋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和审计人员的工作场所。[36]

在21世纪早期的美国债务融资链中，激烈的竞争导致成千上万的企业走上了这条道路。房地产经纪人、估价师、抵押贷款经纪人、贷款承销商和信用评级机构的分析师们都明白，如果在为债务证券化公司提供资金的现行策略面前退缩，他们就有可能失去业务、招致同行的不满和老板的愤怒。若房地产经纪人和抵押贷款经纪人不兜售骗子的贷款，也不把低收入美国人引向滥用贷款产品，他们就把丰厚的佣金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那些不愿在夸大的房产估价上签字的估价师们，可以期待在办公室里度过孤独的下午。在第三方贷款质量评估机构，培训不足、人手不足的员工学会了如何说“是”，而且说得很快，否则就会收到解雇通知书。在监管证券化债务工具制造的投资银行和评估其风险的评级机构内部，决策者也面临着类似的压力。投资者已经开始预期，只有大量的投资才能带来回报，而大量的投资需要对债务的潜在质量保持最低程度的坦诚。评级机构遵从要求，将抵押贷款证券认证为投资级，即使它们包含各种“垃圾”和“废物”。他们知道，拒绝意味着损失了极其有利可图的业务。正如花旗集团（Citigroup）的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 Prince）所描述的，必须与金融业普遍存在的商业惯例相适应，“只要音乐还在播放，你就必须站起来跳舞”。[37]

放松监管的核心原理是促进技术、组织和金融企业精神，释放个人和企业的创造活力。但美国商业和法律历史的较长轨迹表明，影响深远的商业创新（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与欺诈之间有着持久的联系。欺诈性商业行为和投资骗局总是集中在经济变革前沿的部门。19世纪的西部房地产开发、铁路建设和邮购营销也是如此；20世纪早期的广播、航空和共同股票基金投资也一样；同样可见于20世纪中期的家装公司和特许经营骗局。消费者和投资者在企业利润方面面临着显著的信息不对称，而后者往往对可疑的表述不那么怀疑，因为新技术、营销方法和组织战略鼓励人们设想致命的资本收益。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反思安然破产的影响时指出，革命性创新引发的无序“造成了一种混乱，欺诈行为在其中滋生。你怎么知道一家公司是真的找到了一个高利润的新经济利基市场，还是在装模作样？”每当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周期引发一场投机热潮时，就会出现获利的虚假陈述，同时，容易受到推销者和投资者对投资前景的过度自信估计的影响。克鲁格曼观察到，当乐观的金融市场引导“公众相信魔法”时，“骗子的春天就来了”。[38]

此外，在经历创业颠覆的行业，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范往往不那么清晰，这使得经济参与者更容易接受对手方和其他观察人士认为具有欺骗性的战略。新的经济形势，如19世纪的邮购贸易，往往缺乏既定的道德和法律基础。这种情况放大了利用信息不对称的动机，同时为个人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向自己和他人证明，他们没有违反任何既定的禁令。事实上，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富有创造力的人——这类人很可能站在创业创新的最前沿——更善于将自我交易和商业欺诈的形式合理化，即“想出好的故事来证明自私的利益是合理的”和“围绕规则开发原创性的路径，同时允许”个人“以一种利己的方式重新解释信息”。[39]只要创新带来新颖的金融工具或前所未有的会计问题，它也培养了在难以解释的会计表象背后隐藏意料之外的问题的方法。

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初的一些大型欺诈事件符合这种持久的历史模式。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报销丑闻的密集爆发，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如何为医院治疗分配标准化的支付代码？此外，后台工作人员是否应该将为溃疡出血患者提供的服务定义为诊断相关组（DRG）155“溃疡出血”或DRG 154“伴有并发症的溃疡出血”（后者会导致政府支付更高的费用）？在20世纪90年代，私立连锁医院和许多非营利医疗服务提供商通过培训计费人员“虚报医药费（upcoding）”[类似于“升级销售（upselling）”的医疗服务]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想法不是说服顾客购买更贵的型号，而是要为把医疗费用归入更昂贵的核算类别找到正当的理由，比如通过确保溃疡患者接受营养检查。[40]

安然的高管们欣然接受了将一家曾经的能源管道公司转型为金融服务巨头的目标，致力于发明新的衍生品合约、能源市场平台和组织业务部门的模式。安然的领导人吹嘘，从事大型项目并通过复杂的对冲策略来管理由此产生的风险是有好处的。这种企业冒险精神，再加上“排名与解雇”员工绩效考核，为误导性地描述企业业绩以及操纵新能源市场创造了强大的动机。安然的许多活动和金融产品错综复杂的本质，助长了这些不实陈述，就像安然内部的鼓励、多年超常的股票表现和来自商业媒体的赞誉所培养的乐观情绪一样。[41]

20世纪80年代后最大的商业欺诈，取决于往往伴随着最深奥的金融创新而生的不透明性。债务证券化链条的腐烂程度取决于债务抵押债券和信用违约互换的复杂性。21世纪初，金融工程师们发现了用其他金融资产构建证券的更为复杂的方法，扩展了投资组合多样化的风险管理原则。投资银行家从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开始，这是一种由大量抵押贷款支持的资产。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仅限于联邦国家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Fannie Mae）和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房地美，Freddie Mac）销售的证券，这两家联邦机构包装的贷款支持证券符合严格的政府承销标准。在80年代和90年代，华尔街的银行家们看到了一个效仿这种做法的机会，首先是针对大额抵押贷款，这些贷款的数额较高，使得它们没有资格被房利美或房地美捆绑销售，然后是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以及汽车贷款、信用卡余额和商业贷款。证券化机构购买抵押贷款或其他形式的债务，并将其分割成不同的部分，这些部分具有不同程度的风险。第一笔款项将从整个资金池中获得最初的那部分款项；最后一个人会得到最后一笔款项，因此风险最大。

当这些债务支持证券在金融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吸引力，一些承销商立即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创造一种名为债务抵押债券（CDO）的新型证券来扩展这种做法。这种金融工具将由一种特定债务的不同担保债务组成。一些金融炼金术士走得更远，从一堆标的CDO中创造出了CDO。其他人则创造了信用违约互换（CDS），为CDO投资者提供了通过与违约风险估值挂钩的溢价支付对冲头寸的机会，为投机者提供了做空给定债务市场的一种手段。一旦信用违约互换变得司空见惯，投资银行就会推出由信用违约互换池构建的合成CDO。[42]一名内部人士将评估普通CDO质量的过程描述为“拿10种不同的蔬菜，在食品加工机里进行精加工，直到你得到接近汤的东西。请人鉴别食材，但不要让他品尝——让他完全依靠视觉。你的混合物一定会让他想知道里面是什么”。[43]每一层额外的证券化都使情况更加混乱。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美国投资者也很难仔细审视由此产生的金融杂烩。因此，他们往往依赖于评级机构的判断，投资银行付钱给评级机构，让它们评估与这些复杂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尽管基础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或其他债务的基础不牢固，但穆迪（Moody’s）、标准普尔（Standard and Poor’s）和惠誉评级（Fitch Ratings）都将合成CDO的较高级别视为金边投资，理由是多样化和超额抵押提供了安全性。因此，它们给予这些公司AAA级评级，相当于给那些信用可靠、风险最低的公司和主权国家盖章。这一评级使得这些复杂的工具符合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其他被禁止购买风险资产的机构投资者投资组合的条件。债务抵押债券和贷款义务的新颖性为此类分析提供了便利，这对如何评估它们的风险提出了新的问题。评级机构的分析师将他们的风险模型建立在历史支付数据的基础上，这些数据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它们的市场规模对他们来说已经相当大了。这样的选择使他们不必考虑全国房地产价格下跌的可能性，而这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从未发生过。[44]

20世纪90年代初，吉布森贺卡公司（Gibson Greetings,Inc.）和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对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提出欺诈指控后，华尔街收到了一个信号，表明经验丰富的企业投资者在评估复杂的结构性债务工具时存在弱点。信孚银行的经纪人说服两家公司的高管参与他们不懂的利率掉期交易，对此信孚银行的员工开玩笑谈论他们是如何利用交易对手的。[45]CDO复杂得多的结构增加了激进交易的机会，高盛（Goldman Sachs）的Abacus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在2007年房地产泡沫最严重的时候，高盛的一个客户保尔森对冲基金（Paulson hedge fund）希望做空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高盛也在采用这种策略。高盛的交易员被迫允许保尔森选择几种资产状况不佳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作为一种特定的合成CDO的基础。高盛将这类金融工具称为Abacus。高盛随后将这一金融工具出售给了两家欧洲银行，但没有披露保尔森在挑选过程中的参与情况，而是强调了专门从事这一工作的第三方的作用，并帮助保尔森购买了针对这种新证券的信用违约互换。这项安排使银行损失了近10亿美元，而保尔森获得了差不多规模的收益。[46]

这种掠夺性行为让人想起镀金时代虚假公司和黑箱股票池的发起者，或20世纪60年代市中心的零售商的策略，他们先赊销劣质商品，然后把债务转移给联盟的金融公司。现代债券交易部门的奇才们获得的巨额奖金鼓励了这种行为。但如果没有25年来公众对富有想象力的金融发明的尊崇，很难想象这些做法怎么会成为华尔街最顶尖公司的标准操作程序。如果CDO和合成CDO的发明者、将其评级为AAA的分析师，或者那些兜售它们的销售人员对其日常工作的规范存在任何怀疑，他们可以反思金融创新控制风险和保持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地位的能力，以此来安慰自己。

监管行动的范围

因此，通过几个渠道，限制政府监管的新自由主义倾向鼓励企业，包括知名企业，在营销实践和财务报告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但是，尽管大趋势是放松监管和充满对自由地创新的信心，1975年之后的这段时期也是监管严格程度提高的时期。这些事件通常紧随在那些引起了记者、消费者团体、商业精英和政府官员的关注的欺诈丑闻之后。在脱离监管的过程中，监管机构也曾有零星的努力，试图遏制多收费、虚假会计和其他形式的商业或金融欺诈的机会。

其中一个这样的监管反击试图根除政府在国防采购和医疗报销中的承包欺诈行为。国防承包商的巨额超额收费以及里根政府减税所导致的数千亿美元的年度赤字被曝光，在这一刺激之下，1986年，美国国会颁布了《联邦虚假申报法》。就像美国内战时期的法规一样，《联邦虚假申报法》为举报人提供了一种机制，通过私人诉讼将欺诈性账单公之于众。后里根时代持续存在的预算赤字也加剧了国会对联邦开支中“浪费、欺诈和滥用”现象的关注，这促使政府加强了对联邦开支的监管，提高了国防部、卫生部和公共服务部以及司法部的调查和起诉能力。[47]

与此同时，为应对储贷危机，一系列反欺诈监管措施得以出台。在这种情况下，民选官员认为严厉的监管行动至关重要，因为公共存款保险可能给美国财政部带来成本。1989年，老布什（George H.W.Bush）总统签署了《金融机构改革、复苏和执行法案》（FIRREA），使之成为法律。这一法案设立了一个新的储蓄和贷款监管机构——储蓄机构管理局，授予该机构以渎职为由罢免储贷局官员和董事，并对虚假财务报告实施新的制裁的权力。它还加大了对内部人掠夺行为（这些行为使许多储蓄机构陷入财务困境）的民事和刑事处罚力度，建立了银行高管非法获取资产的返还机制，并收紧了与贷款相关的房地产评估标准。此外，储贷危机是法定成立联邦量刑委员会的理由之一。除其他任务外，国会还责成该委员会为白领犯罪案件设计正式的量刑参数，这样被判犯有欺诈和其他金融渎职行为的个人和组织就不能轻易避免巨额罚款和/或监禁。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联邦机构协调了数千起与储贷有关的刑事调查，最终导致1000多起重罪定罪。与70年代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助长金融欺诈的看门人采取的行动类似，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也对那些为倒闭的储贷机构提供审计和法律服务的知名会计和律师事务所展开了调查，要求它们为“违反受托责任和疏忽大意”进行货币赔偿。这些案件的和解金额高达4亿美元。[48]

互联网时代涉及金融分析师和会计欺诈的腐败行为，又引发了一轮反欺诈政策制定的强烈呼声。一个重要的行动地点是在纽约州，总检察长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在那里对华尔街的利益冲突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金融分析师在电子邮件中称，他们公开吹捧的高股价网络股（为投行带来了丰厚的承销费）是“垃圾”和“狗”。这些披露导致数家大型经纪公司和投资银行达成全球和解，迫使它们支付了逾10亿美元的罚款，改变薪酬制度，并披露与推荐股票相关的财务利益。[49]

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Sarbanes-Oxley Act），该法案收紧了公司会计标准，成立了一个新的财务报告监督委员会，禁止审计公司从事产生利益冲突的咨询工作，并规定了外部公司审计师的中期轮换制度。此外，该法案将新的监管责任委托给了公司高管，要求公司律师报告虚假账户或其他证券欺诈的情况，并要求公司高管证明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几位知名法律学者和经济学家表示，这些新规则和监督结构提高了内部和外部审计以及企业财务报告的质量。此外，一旦大公司对内部审计制度进行调整，最初对合规成本的抱怨就会消失。[50]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以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为核心的反欺诈监管力度最大。这项庞大的法规旨在使金融体系更加稳定，并降低对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实施大规模公共纾困的风险。它还瞄准了共同导致2008年危机的欺骗性营销和欺诈行为。按照当时哈佛大学法学教授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的设想，《多德——弗兰克法案》批准成立一个资金充足、功能强大的新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沃伦于2007年首次提出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这一机构隶属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只有一名董事，而不是采用多名委员的繁琐安排；它独立于国会年度拨款，从美联储获得资金；并被广泛授权以打击消费者和住房贷款方面的欺诈行为。《多德——弗兰克法案》还为抵押贷款和贷款证券化制定了新的披露标准，加强了对债务评级机构的监督，并要求公司采取根据虚假的财务业绩收回基于激励的高管薪酬的机制。[51]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尽管没有那么高调，但另外两项相互重叠的反欺诈举措成为民选官员和国家监管机构的主要工作。国会、联邦贸易委员会、州当局和以消费者为导向的非政府组织发起了激烈的运动，反对针对老年人的欺诈行为（以老年人为目标的商业或金融欺诈行为）和互联网欺诈。自1980年以来，这些运动已经催生了20多场国会听证会、经常性立法和行政法规制定，以及对公共教育的大量投资。例如，由于1994年的《电话销售和消费者欺诈与滥用预防法》以及其后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条例》，电话推销员处于一个更加严格的法律环境。他们被禁止使用欺骗性的“创造气氛”技巧来掩盖电话销售的重点，歪曲“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成本、数量和其他方面”，并提供“恢复服务”，承诺帮助受害消费者从之前的欺诈中获得退款。无视这些规定的企业将收到禁令、最高可达每项1.1万美元的罚款以及赔偿令。州检察长还被授权向联邦法院起诉执行案件，正如一名业内观察人士所指出的那样，联邦法院给“全国电话销售欺诈案增加了51名新警察”。[52]

甚至在这些规定通过之前，联邦调查局、司法部、邮政稽查局和州消费者保护机构就对欺诈性电话推销员展开了大规模的执法扫荡，例如1993年的“断开”行动、1994年的“中暑”行动和1995年的“高级哨兵”行动。这些活动采用了与一个世纪前安东尼·康斯托克相同的策略，利用诱饵客户和卧底雇员搜集证据，并对数百家企业和个人提起刑事诉讼。联邦贸易委员会在1995年定案后，通过“奖金计划”与州政府当局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仅在1996年就引发了数十起执法诉讼。[53] 21世纪初，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互联网欺诈进行了类似的大范围调查，如2000年的“十大网络诈骗行动”、2003年的“投标人当心行动”和2011年的“空头承诺行动”。这些努力不仅得到了联邦和州机构的帮助，而且得到了许多其他国家消费者保护官员的帮助，这反映了电子商务的国际性。[54]

在政府政策领域之外，商业欺诈的持续猖獗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消费者团体继续其教育和与执法部门合作的使命，但现在部署了在线信息交换中心和投诉机制。因此，国家消费者联盟（National Consumer League）在1996年建立了Fraud.org，而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在20世纪90年代末加强了它的在线反欺诈行动。与早期专注于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组织一样，这些网站提供了一些特定骗局的简介和更一般的警告信号，以及如何进行有效投诉的指导。早在1996年，向Fraud.org提交的具体投诉就形成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美国检察官协会联合使用的全国欺诈数据库。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也重复了早先依靠分散的志愿者的社区策略，鼓励其成员成为正式的“欺诈斗士”，向邻居宣传普遍存在的欺诈行为，并担任社区哨兵。[55]

越来越多的公司也在公众对欺诈保护的要求中寻求有利可图的角度。由几家初创公司和一些非营利组织推动的一个想法是，培育一个有“信任标志”的市场。这些第三方认证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和企业放心，让他们相信网络公司是真正的企业，而且可以避免欺诈行为。正直交易（Square Trade）等供应商提供了一种“数字水印”，卖家可以通过查阅资料、提供有关客户服务的证据，以及承诺使用该网站的争议解决机制，来获得这种印章。另一种与之竞争的方法是给消费者一个发泄的渠道，让他们发泄对那些其认为剥削他们或对他们不公平的公司的愤怒。在RipoffReport.com、Scam-book.com、My3Cents.com和Pissed consumer.com等网站上，心怀不满的美国人可以用自己未经编辑的语言，说出自己在个人交易中碰到的糟糕经历。他们的故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Yelp和TripAdvisor等本来不太关注欺诈的消费者网站，也增强了消费者分享市场体验的能力。[56]通过所有这些网络社区，尖刻的评论就像19世纪警告彼得·芬克的标志、20世纪早期商业改进局的通讯警告，以及消费者教育与保护协会成员分发的传单——它们带着一种共同的呼声来谴责网上的欺骗行为。

无论是通过认证可信度，还是放大消费者的抱怨，这些创新都旨在通过及时提供有关企业行为的信息，来防止欺诈行为。然而，这些非正式监管模式也存在着深刻的局限性。如此多的实体提供“信任标志”，以至于它们的价值出现贬值。在争夺市场份额的过程中，一些认证计划只进行了最低程度的筛选，因此受到了逆向选择的影响，吸引了那些需要提升受损声誉的企业。有更严格筛选要求的网站常常难以获得足够的业务以维持生存。[57]

消费者投诉网站一受到网络用户的关注，就受到了批评，说它们构成了一个新的“狂野西部”。一些企业的发言人指出，如果没有编辑或监管的过滤，用户报告的真实性仍有待商榷。投诉网站可能成为“心怀不满的员工”或“竞争对手”虚假指控的平台。一组新兴的声誉管理公司声称，这些网站的敲诈勒索行为让人想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器维修诈骗。这些批评人士称，在发布了具有破坏性的评论后，这些网站提出以付费或广告植入作为交换条件来删除这些评论。相比之下，在2011年，Ripof-fReport.com发现其网站被一家声誉管理公司入侵，该公司随后删除了对其客户的负面评论。[58]美国消费者联合会（Consumer Federation of America）在2010年进行了一项全面的研究后得出结论，最知名网站上的绝大多数投诉都是真实的。但报告强调了另一个不足之处——即使对滥用或欺诈行为的咆哮警告了未来的消费者，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纠正过去的不公。在Pissedconsumer.com网站上，那些讲述悲惨商业故事的人不能指望网站访问者为了寻求补偿而加入他们，也不能指望他们没有获得补偿而参加实际的纠察活动。[59]

还有一些组织和企业专注于大公司内部迅速发展的欺骗问题。出于对储贷危机会计层面的担忧，曾在联邦调查局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得克萨斯州注册会计师约瑟夫·威尔斯（Joseph Wells）于1988年成立了美国注册欺诈审查师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Fraud Examiners,NACFE）。这一协会的总部首先设在达拉斯，那里是储贷危机的中心，它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会员，他们看到了为公司提供专门服务的机会。该组织提供专业发展课程，认证会计师需通过为期两天的法务会计考试，并使其成员了解金融创新、正在进行的欺诈调查和监管政策的变化。成立几年后，它放弃了“美国”一词，以反映其走向国际舞台，并开始委托对欺诈成本进行年度研究，将1994年美国的欺诈成本固定在每年4000亿美元左右，约占整体经济活动的6%。虽然这个组织关注的是职业欺诈的各个方面，例如贪污，但它也关注企业欺骗所造成的损害供应商、客户和投资者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公司内部欺诈行为的泛滥导致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雇用了大量的ACFE认证审查师。[60]它还促使了专门从事法务会计的小型公司的出现，并说服了一些为公司提供一般调查服务的公司，如克罗顾问公司（Kroll Associates），投资与欺诈有关的咨询服务。[61]

1975年后，自律组织继续在美国反欺诈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商业改进局的网络继续覆盖全国，不过地方分会的数量略有下降，约为115个。在感觉受到集体诉讼困扰的商界领袖的要求下，当地商业改进局在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了正式的纠纷解决方案，然后鼓励会员通过其培训的仲裁员处理无法解决的消费者投诉。商业改进局亦向其认为投诉属合法，但未能通过初步调解解决的消费者提供这项服务。仲裁迅速成为商业改进局的一项核心努力，在一些大城市，多达三分之一的会员企业承诺遵守仲裁结果。几家全国性公司也求助于仲裁项目来处理有关保修的争议。结果，商业改进局在全国范围内招募了数千名律师和其他志愿者担任仲裁者。[62]

商业改进局也是最早进入网络空间的公司，它将当地的机构与其理事会的网站连接起来，后者提供“诈骗警报”、避免欺诈的“提示”库、可搜索的商业评论数据库，以及通过键盘提交投诉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末，该组织创建了自己的信任标志——一个只有会员公司可使用的商业改进局火炬的电子标志，表征诚信和公平交易。10年后，它为所有企业引入了一套更为复杂的认证体系。商业改进局的员工根据企业提供的信息、自己处理消费者投诉的记录，以及这些公司是否为其成员，建立了字母评级系统（A至F）。这些分数进入了商业改进局的商业评论在线数据库。2014年，商业改进局理事会也推出了“诈骗追踪器”（Scam Tracker）。这种“免费的在线互动工具”充分利用了消费者的众包信息，为消费者和执法官员提供了“一张展示诈骗行为被举报的地点的热点地图”。[63]

尽管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消费者运动高潮时针对商业改进局的批评并没有消失。从80年代起，商业改进局自身的营销实践吸引了媒体的密切关注。记者们发现，一些地方商业改进局采取了激进的策略以提高付费会员的数量，引发了有关利益冲突和欺骗的质疑。[64]在引入认证等级后，更严重的指控浮出水面，如果企业同意成为会员，一些商业改进局将提高其评级。最尖锐的指控来自其评级不佳的公司，这些公司将该网络描述为“私人利益集团”，奉行其领导人长期以来谴责的“付费游戏骗局”。2010年，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20/20》曝光了虚构企业轻而易举就能获得A或A+级的商业改进局评级，此后，商业改进局网络承诺要改进其认证流程，取消与会员资格有关的任何好处。[65]

到了20世纪末，随着商业改进局和证券及商品交易所的出现，新的反欺诈商业自律形式走入大众视线，并扎根于美国最大的几家公司之中。在国防和医疗等依赖政府承包的行业，企业领导人再次求助于自我监管试验，以转移要求加强中央集权式监管的压力。随着媒体和国会在20世纪80年代打压国防供应商，以及随后10年打压医疗服务提供商，双方都制定了详细的内部“道德与合规”部门，负责改革账单计费方式。这些新的官僚机构承担了所有传统的监管职能。它们为公司工作人员编制了任务说明和更详细的行为守则以及培训模块。承包商在子公司和部门内设立了“道德与合规人员”，并建立匿名电话热线，以鼓励员工就有问题的行为提供信息。正如证券交易所使用最新的计算机软件来识别表明存在非法操纵行为的交易模式一样，国防和医疗保健公司也开发了计算机算法来识别可疑代码或计费模式的证据。医院公司集中了代码和计费业务，同时推动分布广泛的医疗机构建立合规文化，主动披露“影响企业与政府合同关系的问题”。在国防和医疗保健领域，领先的公司建立了全行业的组织——国防工业倡议和医疗保健合规协会——以“分享经验”和磨炼最佳实践。[66]

一些容易受到欺诈或依赖消费者信心的公司甚至采取了更复杂的措施来打击欺诈行为。20世纪90年代，信用卡公司面临着一波又一波的欺诈指控，既有来自无良企业的，也有来自被盗信用卡的客户。为了防止这种威胁，发卡机构投资了数亿美元用于安全功能，以及识别可疑购买模式的计算机系统。一旦收到通知，公司员工或自动呼叫系统就会与持卡人联系，核实支付是否合法。[67]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网上拍卖诈骗的盛行威胁着公众对新的商业交易平台的信心。作为回应，广受欢迎的拍卖和直销网站eBay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内部欺诈部门，由“一名前检察官”领导，为在线卖家和买家打造了一个复杂的治理结构。这些系统依靠买家和卖家的满意度评分，以及复杂的计算机程序，来识别参与操纵投标、虚假陈述或拒付货物的个人。这些措施提高了eBay警告用户有关欺诈卖家的能力，并关闭了最严重的违法者的账号。当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确信普遍存在的欺骗行为会危及公司的盈利能力时，她动用了财力和专业技能来解决这个问题。惠特曼在1999年一份宣扬其反欺诈软件的“最新升级”的新闻稿中解释说，“eBay对欺诈行为的容忍度为零”。“欺诈和其他信任及安全问题不是新问题，”她强调，“eBay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将继续投入资源，以拥有最全面的程序，来保持eBay成为在线个人交易的安全港。”[68]

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监管幽灵

如何理解这些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时代到来的反欺诈活动？对于那些冒险研究近期历史的历史学家来说，存在分析上的危险，这也是很少有人研究当代商业文化、政治经济和监管机构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美国商业欺诈和反欺诈监管的历史长弧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参考框架。一个重要的洞见涉及美国政治经济的一个长期特征。政策制定者从来都不愿意单纯依靠市场内部的制衡来控制欺诈。随着商业欺诈对经济信心的威胁在记者、学者、商界、政府官员和更广泛的公众面前变得更加明显，监管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具体的行动计划。

尽管如此，有关政府可信度的主流观点引导了监管方面的回应。在进步时代、新政时期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支持采取更严厉措施打击欺诈的人从行政官僚的角度进行思考。相比之下，20世纪末的政策制定者对这种制度导向表现出了持久的怀疑。反对承包欺诈的行动由爱荷华州保守派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带领。1986年的《虚假申报法》是他围绕举报人的私人法律行为制定的。举报人将从政府披露的信息中获得可观的赔偿。[69]联邦政策制定者还设法将防止欺诈账单的大部分责任委托给承包商。里根政府的帕卡德委员会（Packard Commission）为研究遏制采购欺诈的方法，敦促国防企业实行自我监管而召集会议。1991年颁布的《联邦刑事定罪量刑指南》进一步推动了创建道德与合规部门的运动。该指南承诺，对于那些在遏制员工不当行为方面表现出诚意的公司，将给予更宽松的待遇。[70]出于同样的原因，私营部门的监管模式主导了对网络商业欺诈的回应，部分原因是政府决策者在网络形成时期回避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正如比尔·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绝不做任何损害新兴技术改善普通美国人生活的能力的事情”，这是两党在很大程度上达成的共识。[71]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商业欺诈的经验也复制了早期关于自律组织或公司内部自我监管机制的运作模式。当企业和行业的领导人看到反欺诈监管对政策制定者很重要时，自我监管可能会产生影响。只要企业高管和行业协会负责人不得不提防公共监管机构和检察官，他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将遵守监管规定列为优先事项。这种担忧是在国防和医疗承包丑闻之后出现的。国会听证会和新闻曝光的聚光灯，加上举报人诉讼和联邦调查的压力，促使政府做出了清理滥用职权行为的有意义的承诺。相比之下，除非企业认为反欺诈机制对盈利至关重要，否则对自我监管的依赖，以及对问责制的不可信预期，只会提供最薄的监管外衣。国防承包商和eBay有理由让自我监管发挥作用；第三方抵押贷款审查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则没有。

另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涉及政策制定者的意愿，他们不喜欢国家监管，并颂扬个人责任，为他们认为特别容易受到欺诈影响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开脱。在坚持“购者自慎”哲学的鼎盛时期，19世纪的检察官、法官和陪审团对老年妇女或新移民的欺诈指控表示同情。类似的判决促使20世纪末的保守派如查尔斯·格拉斯利支持动用公共资源打击针对老年人的欺诈（考虑到老年人有很高的投票倾向，再加上在选举中的实际考虑）。[72]

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政治和学术影响继续困扰美国，这一事件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监管分水岭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最近的危机无疑动摇了精英和公众对市场诚信的信心。这种震荡是否会促使美国监管决策从根本上改变新自由主义的“购者自慎”前提，目前还不清楚。

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成立，表明政府有责任维护公众对市场的信心，保护弱势经济主体的利益。尽管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强烈反对任命前俄亥俄州总检察长理查德·科德雷（Richard Cordray）担任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主任，但该机构已在许多监管领域取得进展。包括储蓄机构管理局（《多德——弗兰克法案》撤销了这个机构）的一些前雇员，以及一批经验丰富的银行审查员，该局还雇用了数百名受过高等教育、“理想主义”的工作人员，其中许多人在金融业有经验，他们接受了为信贷市场提供消费者保护的使命。在最初的五年里，它对金融素养、仲裁、学生贷款部门和金融辅导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在银行和非银行放贷机构的监管监督中，为消费者影响注入了新的担忧，并制定了一些新的监管规则。后者最重要的是澄清了抵押贷款和几种形式的消费信贷的承保和披露标准。该局对从事滥用或欺诈行为的贷款机构、贷款发放机构、抵押贷款服务机构和催收机构采取了数十项执法行动，截至2015年，向数百万美国人赔偿了26亿美元，并为消费者提供了70多亿美元的额外救济。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官员接触到他们监管的信贷市场的各个领域，就其决策的各个方面征求反馈意见，并与其他联邦机构、州和地方相关机构建立了联系。此外，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在推广消费者服务、信息披露和执法策略方面，亦采用了一套全新的精细方法。[73]

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政策创新让人回想起许多早期反欺诈机构的灵活性和制度创造性。商业欺诈的棘手本质——与侦查相关的挑战、起诉的复杂性、骗局的千差万别和系统性的不实陈述——往往鼓励在有抱负的专家和专业人士团体的推动下，就监管设计和策略方面进行试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主角是会计师、科学家、希望提高其地位的广告界人士，以及建立监管机构的律师。在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这一角色由一群行为经济学家、认知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统计学家承担，他们与法律人员一起工作。就像简化了标准抵押贷款信息披露表格、便于比较购物一样，这些专家专注于定制教育材料、在线投诉数据库和贷款人信息披露，以提高他们对借款人的吸引力。他们还将对投诉模式的分析集成到监督和执行中，根据投诉情况校准贷款人、抵押贷款经纪人或收债人接受的审查程度。

与此同时，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一些工作人员对官僚决策表示失望。需要得到指挥系统的许可才能采取执法行动，例如对政策建议进行多轮审查，被这些年轻的公务员认为是过度胆怯的表现。一名前专职律师回忆道：“重要的、富有成效的计划很容易被某些人（似乎在任何级别）延迟，这表明等待一个更确定的环境可能是有意义的。”[74]这一评论让人想起一个世纪前的权衡取舍：采取最有效的手段遏制商业欺诈，同时保持对公平监管程序和法治的尊重。

2013年，美国司法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联合发起了一项“瓶颈行动”，旨在打击大量欺诈和其他非法或声名狼藉的企业，破坏它们通过在线支付系统接收资金的能力。这一举措的几乎所有内容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邮局对邮购业务的监管。目标企业的类别包括“信用卡诈骗”“信用修复服务”“债务整合诈骗”“暴富产品”“终身保修”“有奖销售”“网上赌博”“医药销售”“庞氏骗局”“色情”“金字塔型销售”“电话营销”——这份名单与安东尼·康斯托克和其他邮政检查员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之交期间攻击的企业类型惊人地相似。在确定了属于这些类别的企业后，负责“瓶颈行动”的官员向银行和第三方支付处理机构施压，要求它们停止向这些企业在线转移资金。就像邮政欺诈令一样，它的想法是剥夺它们对基本商业基础设施的访问权。与最初几十年的邮政欺诈令一样，这种拒绝参与经济生活的行为，没有经过通知、听证或任何其他正当程序的基本特征。此类行动可能会对欺诈企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但也可能对任何其他被挑出来需要监管约束的个人或实体产生破坏性影响。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观察人士震惊之余认为，这是一个“电子镣铐”，一个“限制、控制和监控”的反乌托邦世界，可能会一起毁掉合法和非法的公司，下一个理查德·西尔斯和最新的萨拉·豪或查尔斯·庞兹。[75]

如果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早期记录和“瓶颈行动”的动态可以与19世纪后期的邮政检查员办公室、新政时期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或者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精力充沛的国家消费者保护机构相比较，那么其他方面的反欺诈监管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指向不同的方向。从2012年底到2014年，美国司法部与几家最大的金融机构进行了一系列民事和解，这些机构的欺诈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这场危机。这些和解方案已经追回了数百亿美元的罚款，为仍在苦苦挣扎的抵押贷款持有人留出了数十亿美元的赔偿，还包括承认存在系统性的不披露和虚假陈述。[76]但是，到目前为止，金融界几乎没有人面临刑事起诉，无论是因为大量使用虚假的贷款申请数据和虚假的评估来制造稳定的次级抵押贷款，还是因为由此产生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系统性虚假陈述，抑或是导致止赎的谎言。从2005年左右到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个任期内，联邦调查抵押贷款欺诈行为受到人力不足、一些银行业监管机构不愿参与刑事调查和一个轻描淡写的抵押贷款欺诈的概念定义的影响，联邦调查局已经同意与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们合作。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如财政部长盖特纳（Tim Geithner），也担心刑事起诉可能会对系统性金融稳定造成影响。然而，对许多批评人士来说，刑事起诉的缺席带有偏袒权贵的意味。[77]

与美国两百年来遭遇的大规模金融欺诈相比，司法部创纪录的与抵押贷款欺诈相关的和解协议，看起来有点像来自“抗议基金”（squawk fund）的赔偿。面对欺诈指控的公司总是愿意通过该基金来平息最愤怒的欺诈行为。尽管这些和解协议的总金额已经接近1000亿美元，但它们仍然只是金融危机前六七年通过欺诈手段获得的利润的一小部分。这些交易仍然围绕着“企业责任”展开，几乎没有涉及银行高管“在不当行为期间对公司的控制”所积累的“巨额财富”。[78]由于无法公布支持这些复杂案件的证据，和解协议也无法使公众对导致这种普遍和系统欺诈的有问题的商业做法和监督失灵进行评估。

此外，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国会还在2012年颁布了乔布斯法案（Business Startups Act,JOBS）。这项两党立法扩大了不受《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更为繁重的报告要求约束的公司数量，同时大幅削减了希望筹集至多5000万美元资本的新公司的披露要求。[79]乔布斯法案非但没有显示出金融危机后政府打算打击那些装模作势的发起人，反而试图通过扩大吸引资本进入新企业的范围，来解决经济持续低迷的问题。消费者团体和负责任投资的声音表达了对这项法律可能会被“不体面的边缘人”利用的担忧。[80]我们可以预期，关于如何平衡对商业欺诈和促进有益创新的关注的争论还在继续。一些人将指出金融危机的巨大成本，并要求制定更明智的监管政策，改善有用信息流向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渠道，同时禁止最恶劣的欺诈行为。在可能的情况下，那些认为自己是欺诈受害者的人将向监管机构寻求赔偿。这是成千上万名前学生采取的策略，他们申请联邦政府担保贷款，去营利性大学学习，而这些大学对毕业生的职业道路做出了虚假的声明。这些被骗的学生向教育部施压，要求教育部取消他们的债务。根据一项法律规定，如果这些学生证明学校在招生材料中撒谎，则教育部允许他们这样做。[81]另一些人则认为，即使由于放松监管的政策，商业欺诈有所增加，但市场负担减轻、企业家的可操作性增强以及投资者和消费者适当的谨慎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利益，超过了欺诈行为中抵押品数量的增加。在可能的情况下，那些对过度监管机构不满的人将竭尽所能地约束自己。这种观点支持了大公司的一项运动，即制造合同默认条款，迫使消费者将任何不满诉诸有约束力的仲裁，而不受国家管辖。在2011年的一桩关键案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 Mobility）诉康塞普西翁电信公司（Concepcion）一案中，意见出现严重分歧的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一企业战略给予了极大的推动，5:4判决州立法机构无权在消费者合同中禁止此类条款。然而，最近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开始考虑一项新规定，禁止强制仲裁成为消费者金融产品的一个特征。[82]

在这场和其他有关反欺诈监管的政策辩论中，我们可以期待参与者诉诸历史。如今，人们很难找到一个人会反驳这样一种说法：在过去30年里，金融业，以及负责保持其诚实的专业看门人，变得对巴纳姆式的欺诈和各种彼得·芬克主义骗局更加友好。但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声誉的急剧下滑呢？最近的一种解释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新政导致的监管转变，即转向“卖者自负”原则。按照这种观点，这降低了企业考虑交易对手方立场的动机，因为人们可以信任监管机构约束任性的企业。出于同样的原因，律师事务所、外部审计师和评级机构等专业“看门人”不再需要维护自己的声誉，因为监管要求迫使企业客户保留其服务。根据这一解释，恢复声誉溢价的方法，将是对证券市场进行更多的放松监管，并将剩余的监管力量引向构建奖励长期业绩而非短期回报的激励机制。[83]

这一论点淡化了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在会计领域的兴起，这种做法剥夺了会计合伙人在监督公司其他方面活动的利益。它省略了20世纪末律师事务所的半公司化，以及一些投资银行从合伙制向有限责任公司的转变，这些举措也缩短了管理层所关注的期限。更重要的是，它回避了放松监管的热情对商界内部社会规范（有助于推动持续关注短期财务业绩，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监管机构（重新调整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机构的使命、组织文化和就业过滤器）的深刻影响。最重要的是，认为更全面的放松监管将促使人们更加依赖声誉检查的假设，忽略了过去两个世纪美国遭遇商业欺诈的教训。在19世纪40年代的纽约拍卖市场、70年代的旧金山证券市场或20世纪20年代的华尔街，这种检查并不能阻止猖獗的操纵和欺骗行为。

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其经典著作《大崩盘》（the Great Crash）中，调查了1929年股市崩盘的原因。加尔布雷思的大部分分析都是围绕“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企业是如何向数量异常庞大的发起人、贪污者、骗子、冒充者和欺诈张开热情的双臂”这一简要概述展开的。“在此类活动的漫长历史中，这是一种企业盗窃的洪流。”我们应该记住，这种普遍存在的对信任的侵犯，发生在一个没有任何证券交易委员会授权干预声誉资本投资的时代。在这本书的结尾，加尔布雷思思考了一代人对大崩盘及其引发的大萧条不可避免的失忆。他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响亮的口号是“永不再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以预见到，随着美国人被“自由企业制度中新近发现的某种精湛技艺”所吸引，对需要进行监管约束的看法将会淡化。[84]

加尔布雷思对依赖历史记忆指导监管决策提出了令人敬畏的警告。然而，美国商业欺诈的复杂叙事，充满了反复出现的主题和紧张局势，监管战略也在发生深刻的演变，这为无数定期处理经济欺诈问题的监管主角提供了很多东西。它已经成为了上千人的角色——负责消费者保护的副检察长、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调查员；商业改进局代表、美国退休人员协会的社区志愿者、当地消费者维权人士、消费者事务记者；注册会计师、经认可的法证欺诈专家及公司法律总顾问；抵押贷款经纪人，汽车经销商和数以百计的其他行业。

美国商业欺诈的历史为此类监管机构提供了丰富的分析视角。[85]这些视角包括：对持久的心理弱点和不断演变的社会规范的认识。一些制度上的可能性和陷阱。在开始政策试验或试图建立新的政策联盟之前，了解当前的监管生态的重要性。认识到区分欺诈与错误热情的法律界限，以及社会地位在决定起诉结果中经常发挥的作用。把握促进创新和遏制欺诈之间的平衡。对反欺诈监管产生不可预见后果或陷入官僚困境的警觉能力，以及它重塑自利观念和有建设性地重组商业惯例的潜力。认识到在社会经济、技术和知识变革面前，监管基础设施何时变得过时或流行。总是协助提出最有用的问题，或者制定最明智的政策选择。

我们还可以确定有效的反欺诈监管的持久特征。尽管声誉系统在约束欺诈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它们本身无法阻止可能削弱公众对经济机构信心的系统性欺诈。对商业欺诈的监管必须具有一定的惩罚性，既要遏制最肆无忌惮的公司，又要让所有市场参与者相信，政府对打击经济欺诈是认真的。但监管机构应将资源导向设计良好的公共教育，使信息失衡最小化；赋予投资者和消费者权力的交易违约条款设计；培育市场规范，使那些在面临竞争压力时愿意利用声誉进行交易的人，或者在虚假陈述或者利益冲突基础上构建的企业蒙羞。在制定这些战略时，决策者应该建立跨越各级政府（现在是国际边界）的网络，并利用包括企业、媒体、专业看门人和民间反欺诈非政府组织行为者的创造力、对本地情况的熟悉度和合法性。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无法摆脱聪明、迷人、有魅力的骗子，也无法摆脱那些在新挑战面前转向欺骗性营销或不诚实会计的老牌公司。但美国反欺诈监管的历史表明，创新治理能够跟上旧游戏的所有新花样，杜绝最严重的欺诈行为，增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使他们免受掠夺，并以合理的成本维持现代资本主义所必需的社会信任。

注释

第1章　反欺诈规制的持久困境

[1]James Willard Hurst,Law and Markets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Different Modes of Bargaining among In-terests（Madison,WI，1982）.

[2]这一点在经济社会学家中以及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学者眼中已成为一个共识。例如，参见Neil Fligstein,The Architecture of Markets：An Economic Sociology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t Societies（Princeton,NJ，2001）；Hurst,Law and Markets，1-90。但这一看法很难代表更广泛民意的共识。

[3]这些主题的更多讨论及对社科文献的引用，参见Edward J.Balleisen，“The Dialectics of Regulatory Governance，”in Balleisen,ed.，Business Regulation，3 vols.（Cheltenham,UK，2015），xxii—xxvii。

[4]迈克尔·佩蒂特（Michael Pettit）在如下文章中提供了对这三种骗子的简介：The Science of Deception：Psychology and Commerce in America（Chicago，2013），25-26。

[5]关于欺诈和白领犯罪的定义的诸多概念性问题，参见John Braithwaite，“White Collar Crime，”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1（1985）：1-25；Susan Shapiro，“Collaring the Crime,Not the Criminal，”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1990）：346-365；Robert Tillman and Henry Pontell，“Organizations and Fraud in the Savings and Loan Industry，”Social Forces 73（1995）：1439-1444；William Black,The Best Way to Rob a Bank Is to Own One：How Corporate Executives and Politicians Looted the S&L In-dustry（Austin，2005），1-9。对19世纪英国白领犯罪的重要分析，参见George Robb,White-Collar Crime in Modern England：Financial Fraud and Business Morality，1845-1929（New York，2002）；Ian Klaus,Forging Capitalism：Rogues,Swindlers,Frauds,and the Rise of Modern Finance（New Haven，2014），26-167。

[6]Noah Webster,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Compiled for the Use of Common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Hartford，1817），135，313.

[7]有关跨越几十年美国历史的例子，参见：Jane Kamensky,The Exchange Artist：A Tale of High-Flying Speculation and America’s First Banking Collapse（New York，2008）；Roger Whitman,The Rise and Fall of a Frontier Entrepreneur：Benjamin Rathbun，“Master Building and Architect，”ed.Scott Eberle and David A.Gerber（Syracuse，1996）；Roger M.Olien and Diana Davids Olien,Easy Money：Oil Promot-ers and Investors in the Jazz Age（Chapel Hill，1990）；Forrest McDonald,Insull（Chicago，1962）；Kurt Eichenwald,Serpent on the Rock（New York，1995）。

[8]Pettit,The Science of Deception，8.

第2章　形形色色，欺诈永不眠

[1]Ralph Lee Smith,The Bargain Hucksters（New York，1962），37.

[2]“Detectives Watch Ward，”NYT,May 10，1884，1；“More of Ward’s Rascality，”NYT,May 11，1884，1；“Ward Will Follow Fish，”NYT,Oct.29，1885，1；Russell Roberts，“The Wall Street Scandal of Grant&Ward，”Financial History 81（2004）：13-15，36.

[3]Charles Francis Adams，“A Chapter of Erie，”NAR 109（1869）：30-104；“The Dread of State Insur-ance by Rotten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Financier 1（May 18，1872）：373；“Right and Wrong in Banking，”The Advance 8（Sept.9，1875）：913；“Life Insurance？，”The Sanitarian 4（Oct.1，1976），443-444；Richard White,Railroaded：The Trans-continental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New York，2012）.

[4]Edward Chancellor,Devil Take the Hindmost：A History of Financial Speculation（New York，1999），36-147.

[5]“哄抬（pump and dump）”这个短语是最近才出现的，最早出现在1988年的《华尔街日报》上。Bruce Ingersoll，“School for Scam：Fraud Is Rife in Market for Pink Sheet Stocks，”WSJ,Feb.2，1988，1.

[6]Herman Melville,The Confidence-Man：His Masquerade（London，1857），65；James K.Medbury,Men and Mysteries of Wall Street（Boston，1870），174-175.

[7]C.Peter McGrath,Yazoo：Law and Politics in the New Republic（Providence，1966）；Henry William Her-bert,Tricks and Traps of Chicago（New York，1859），29-43.

[8]Louis Guenther，“Pirates of Promotion：Market Manipulation and Its Part in the Promotion Game，”World’s Work 37（April 1919）：393-398；J.M.Friedlander,Seventh Biennial Report of the State Corpora-tion Department to the Governor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Sacramento，1928），12；“Old Turf‘Tip Fraud’Now Used in Stock Market Scheme，”AC,Feb.19，1928，8；“Tipster Sheet Warning Given，”LAT,July 17，1933，7；“Boiler Room Boom，”WSJ,Jan.29，1959，1；Frank Gibney,The Operators（New York，1969），89-120.

[9]Francis Flaherty，“Cyberspace Swindles：Old Scams,New Twists，”NYT,July 16，1994，35；“Anato-my of a Swindle，”NYT,Nov.30，1997，50；Melynda Wilcox，“Online Stock Fraud Is on the Rise，”Kiplinger’s Personal Finance Magazine 53（Feb.1999）：20；Anthony Mason，“Using the Internet to Com-mit Stock Fraud，”CBS Evening News,July 4，2001.

[10]Mitchell Zuckoff,Ponzi’s Scheme：The True Story of a Financial Legend（New York，2005）.

[11]Stewart L.Weisman,Need and Greed：The Story of the Largest Ponzi Scheme in American History（Syra-cuse，1999）；Diana B.Henriques,The Wizard of Lies：Bernie Madoff and the Death of Trust（New York，2012）.

[12]关于萨拉·豪和女士存款储蓄银行，见“A Thoroughbred Fraud，”NPG 37（Oct.30，1880）：7；“Com-mencement at Boston of the Trial of Mrs.Howe，”CT,April 22，1881，5；“The Lessons of the Boston‘Ladies’Deposit，’”Popular Science Monthly 19（Sept.1881）：698-703；George Robb，“Depicting a Female Fraud：Sarah Howe and the Boston Women’s Bank，”Nineteenth-Century Contexts 34（2012）：445-459。有关W基金，见“The Fund W Swindle，”Michigan Farmer,Oct.31，1883，14；Alfred T.Andreas,History of Chicago,vol.3（Chicago，1886），271-272。关于米勒和富兰克林银团，参见John Hill,Jr.，Gold Bricks of Speculation：A Study of Speculation and Its Counterfeits,and an Exposé of the Methods of Bucket-shop and“Get-Rich-Quick”Swindles（Chicago，1904），130-139；Arthur Train，“Colonel Ammon and the Franklin Syndicate，”American Illustrated Magazine 41（Dec.1905）：204-213；以及1899年末到1900年间，《纽约时报》进行的广泛报道。

[13]Theodore Barrett and Louis Spaeth,What about Dollars？Consumer Education（New York，1936），171-182；I.Burton，“Memorandum for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May 14，1943，Paris Gardner Pa-pers,Box 3，Packet 2，In Re Clean-Rite Vacuum Stores,Box 3，Packet 2，Gardner Papers；R.L.Smith,Bargain Hucksters，30-112；Harold Fay,Dan Mulholland,and Don Corpuz,Bait and Switch Advertising：A Factual Report（Portland,OR，1973）；FTC,Guides against Bait Advertising（Washington， DC，2000）；“Alliance against Bait&Click，”Marketing Business Weekly,Oct. 18，2009，228.

[14]Joseph Newman,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about Law（Washington,DC，1973），87；Christine Win-ter，“Consumer Watch：Bait’n’Switch Game，”CT,May 18，1975，W1—W2；Fleming Meeks，“Upsel-ling，”Forbes 145（Jan.8，1990）：70-71.

[15]Grant Gilmore，“The Commercial Doctrine of Good Faith Purchase，”Yale Law Journal 63（1954）：1057-1122；David Caplovitz，“Breakdowns in the Consumer Credit Marketplace，”BL 26（1971）：795-800；David J.Benson and Al[phonse]M.Squillante，“The Role of the Holder in Due Course Doc-trine in Consumer Credit Transactions，”Hastings Law Journal 26（1974）：427-459；Jodie Z.Bernstein and David A.Zetoony，“A Retrospective of Consumer Protection Initiatives，”Antitrust Law Journal 7（2005）：969-972.

[16]Rolf Nugent and Leon Henderson，“Installment Selling and the Consumer：A Brief for Regulation，”AAPS 173（May 1934）：94-97；W.Bruce Cobb,Consumer Credit as It Comes to the Legal Aid Society of New York,AAPS 196（March 1938）：201-203.

[17]R.L.Smith,Bargain Hucksters，57-93；Warren G.Magnuson and Jean Carper,The Dark Side of the Marketplace：The Plight of the American Consumer（Englewood Cliffs,NJ，1968），3-9，32-58；Philip G.Schrag,Counsel for the Deceived：Case Studies in Consumer Fraud（New York，1972），3-10，116-162.

[18]其他策略包括在合同空白处填写内容来改变合同条款；报出一根避雷针的价格，然后装配多根；以及让客户在票据上签字，然后切掉一部分，以改变其条款的含义。“The Lightning Rod Swindle，”Albany Evening Journal,July 20，1867，1；“Lightning Rods，”Farmer’s Cabinet,Sept.3，1878，2；Bates Harrington,How’Tis Done：A Thorough Ventilation of the Numerous Schemes Conducted by Wander-ing Canvassers,Together with the Various Advertising Dodges for the Swindling of the Public（Chicago，1879），195-216；“Swindling the Grangers，”Wheeling Register,July 5，1883，4.

[19]Untitled squib,Indianapolis Sentinel,June 23，1873，4；E.T.Roe，“Fence Stretcher Machine Fraud，”The New Standard American Business Guide：A Complete Compendium of How to Do Business by the Latest and Safest Methods（New York，1906），345-346.

[20]“Wage War on Sharpies，”Billboard（Aug.29，1953）：94，113。关于机会骗局，参见Humbug：A Look at Some Popular Impositions（New York，1859），80-84；Harrington,How’Tis Done，217-243；“Book-Keeping in Three Weeks！”AA 46（Oct.1886）：445；Edwin Lawrence，“Swindling through the Post Office，”Outlook 79（Jan.14，1905）：123-125；John R.Gregory，“The Three Percent Home Loan Swindle，”WW 46（Sept.1923）：486-490；E.Jerome Ellis and Frank W.Brock,The Run for Your Mon-ey（New York，1935），98-136；Beverly Beyette，“A Flowering of L.A.Consumer Scams，”LAT,Feb.10，1982，G1。

[21]Alfred D.Chandler Jr.，Henry Varnum Poor,Business Editor,Analyst,and Reformer（Cambridge,MA，1956），113-115；“Extensive Frauds in Railroad Stocks，”Trenton State Gazette,July 7，1854，2；“Parker Vein Coal Company，”Mining Magazine 3（July 1854）：91-93；“The Late Security Life，”The Independent 29（Jan.25，1877）：29；“The American Popular Failure，”NYT,Apr.24，1877，8；Paul M.Clikeman,Called to Account：Fourteen Financial Frauds That Shaped the American Accounting Profes-sion（New York，2009）；Raymond B.Vickers,Panic in Paradise：Florida’s Banking Crash of 1926（Tus-caloosa，1994）；W.T.Baxter，“McKesson and Robbins：A Milestone in Auditing，”Accounting,Busi-ness&Financial History 9（1999）：157-174；Hillel Black,The Watchdogs of Wall Street（New York，1962），88-167；Kitty Calavita,Henry N.Pontell,and Robert H.Tillman,Big Money Crime：Fraud and Politics in the Savings and Loan Crisis（Berkeley,CA，1997）；Kurt Eichenwald,Conspiracy of Fools：A True Story（New York，2005）.

[22]“Our Home Enterprises，”Clarksville Standard,Jan.15，1859，4.

[23]Edward H.Smith,Confessions of a Confidence Man：A Handbook for Suckers（New York，1923），9.

[24]Mark Twain，“Political Economy，”in Mark Twain’s Sketches,New and Old（Hartford，1875），21-27.

[25]“‘Bit’on Another Game，”Sioux City Journal,Sept.1，1896，2；“Lightning Rod Man is Abroad，”Sept.2，1904，DNT，6.

[26]George Akerlof，“The Market for‘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1970）：488-500；Caroline Gerschlager,ed.，Deception in Markets：An Eco-nomic Analysis（New York，2005）.

[27]“New York in Slices：The Mock Auction，”MT,Sept.9，1848，2；“Mock Auction，”The Water-Cure Journal 13（April 1852）：94.

[28]“The Immigrant Society，”Albany Evening Journal,June 6，1843，3；“The Shippers and the Runners，”NYH,Nov.13，1856，6；“Texas，”Appleton’s Annual Cyclopaedia 32（1880）：831；“Trading on Igno-rance，”NYH,Aug.21，1887，17.

[29]John McLaren，“State Probe Here Will Target Fraud by Immigration Consultants，”San Diego Union-Tribune,Feb.25，1987，A3；Shalin Hai-Jew and Patricia Quan，“Telemarketing Fraud Can Target Mi-norities，”Northwest Asian Weekly 14（Dec.8，1995），1；Edwin McDowell，“F.T.C.Cracks Down on Travel Scams，”NYT,April 6，1997，E3；Keith B.Anderson,Consumer Fraud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Second FTC Survey（Washington,DC，2007），26-32.

[30]Charles Benjamin，“Want Ad Fakers Rob Millions，”CT,July 30，1905，E3；Jane Addams，“Wolves and Women，”DMN,Oct.7，1907，10；Frederic J.Haskin，“Work Frauds in Mails Exposed，”LAT,Aug.13，1926，7.

[31]Whitney Young,Jr.，“Consumer Frauds in the Ghetto，”CD,June 24，1967，11；Len Lear，“Ghetto Residents Main Victims of Consumer Frauds，”PT,Mar.4，1968，1.

[32]Marlys Harris，“Elder Fraud，”Money 24（Nov.1995）：144-153；Gregory Church et al.，“Elder-scam，”Time,Aug.25，1997，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86894，00.ht-ml,accessed Jan.16，2009；Fraud：Targeting America’s Seniors,Hearings,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Science,and Transportation,Aug.4，1999，106th Cong.，1st.Sess.；“Broker Dealers,Dean Witter Officials Face NASDR Charges over Sales of Risky Bond Trust Investments，”BNA Securities Law Daily,Nov.21，2000.

[33]John Moody，“‘Get Rich Quick’Schemes，”WP,Nov.11，1906，RE2；Wirt D.Hord,Lost Dollars：or,The Pirates of Promotion（Cincinnati，1924），28；Frank Williams，“Sucker Traps，”McClure’s Mag-azine 62（1928）：14-15；“Gyps&Swindles&Schemes，”Changing Times 19（June 1965）：29-34；Cynthia Kadonaga，“Doctors Called Easy Marks for Realty Schemes，”WP,Jan.13，1979，E1.

[34]Alfred D.Chandler,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Cambridge,MA，1977）；Rowena Olegario,A Culture of Credit：Embedding Trust and Transparency in American Business（Cambridge,MA，2006）；Vincent P.Carosso,Investment Banking in America：A History（Cambridge,MA，1970）；Susan Strasser,Satisfaction Guaranteed：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Mass Market（Wash-ington,DC，1989）；Nancy F.Koehn,Brand New：How Entrepreneurs Earned Customers Trust from Wedgwood to Dell（Cambridge,MA，2001）；Walter A.Friedman,Birth of a Salesman：The Transforma-tion of Selling in America（Cambridge,MA，2004）.

[35]伊恩·克劳斯（Ian Klaus）在其文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Forging Capitalism：Rogues,Swindlers,Frauds,and the Rise of Modern Finance（New Haven，2014），4-6，22-24，229-233。

[36]Melville,The Confidence-Man，43.

[37]Anthony Comstock,Frauds Exposed；or,How the People Are Deceived and Robbed,and Youth Corrupted,Being a Full Exposure of Various Schemes Operated through the Mails（New York，1880），69，89，92.

[38]“The King of the Peter Funks，”NYT,June 4，1883，5；Arthur H.Gleason，“Promoters and Their Spending Money，”Collier's 48（March 2，1912）：13-14；Smith,Confessions of a Confidence Man.

[39]P.T.Barnum,Humbugs of the World：An Account of Humbugs,Delusions,Impositions,Quackeries,De-ceits and Deceivers Generally,in All Ages（1866，rpt.New York，1965），197-199；“Petrolea：A Stu-pendous Swindle Exploded，”NYT,June 27，1865，8；“Swindling by Oil Stocks，”Ohio Farmer,Mar.25，1865，94；Henry B.Clifford,Years of Dishonor或，The Cause of the Depression in Mining Stocks（New York，1883），6；Rev.T.De Witt Talmage，“The Age of Swindle，”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Mag-azine 24（Oct.1888）：289。美国的欺诈推动者者借鉴了英国同行的这一策略。见George Robb,White-Collar Crime in Modern England：Financial Fraud and Business Morality，1845-1929（1992，rpt.New York，2002），104-108。

[40]Roger M.Olien and Diana Davids Olien,Easy Money：Oil Promoters and Investors in the Jazz Age（Chapel Hill，1990），76-91.

[41]“Profitable Investments，”HMM 43（Oct.1，1860）：519；Joseph Daucus and James Buel,A Tour of St.Louis（St.Louis，1878），400-403；Walter L.Hawley，“The Temptation of Ten Percent，”Munsey’s Magazine 22（Feb.1900）：759-763；Frederic J.Haskin，“The Postal Service,XII：Driving out Frauds，”Salt Lake Telegram,Dec.4，1913，4；Louis Guenther，“On the Shoals of the Oil Boom，”Current Opinion 46（Apr.1919）：269-270.

[42]H.J.Barrett,How to Sell More Goods：Secrets of Successful Salesmanship（New York，1918），45-46；Edward Purinton，“The Efficient Salesman，”The Independent,Sept.18，1916，412.

[43]“Stock Salesman Artist of the Get-Rich-Quick，”Kalamazoo Gazette,Dec.22，1910，14；Niklas Luh-mann,Trust and Power：Two Works by Niklas Luhmann（1973/1975，rpt.Chichester,UK，1979），62.

[44]参见劳拉·托马斯（Laura Thomas）的邮购美容公司发出的通告，In Re Laura Thomas,Fraud Order Cases,Box 3，Case 674。

[45]Memorandum for the Postmaster-General in Re H.H.Tucker,Jr.（Washington,DC，1908）.

[46]“The Fool and His Money，”Youth’s Companion 73（Dec.28，1899）：686；Paul Tomlinson，“Safety and Seven Percent，”McClure’s Magazine 52（Dec.1920）：54-55；“Girl‘Ponzi’Held in Huge Stock Swin-dle，”AC,Mar.28，1926，3；“11 Arrested in Pyramid Clubs Probe，”LAT,Jan.18，1949，1；“The Man Who Swindled Akron，”Life 72（May 5，1972）：40-44；Virgil Burke，“Of Pyramids and Pipe Dreams，”Black Enterprise 19（Aug.1988）：68-73.

[47]Mary Tabor，“In Scams,Some Immigrants Target Their Own，”Boston Globe,Sept.11，1989，17；Earl C.Gottschalk，“‘Affinity’Groups Are Targeted by Con Artists，”WSJ,Dec.11，1992，C1；“States Warn of Rise in Ethnic Affinity Fraud，”CD,Nov.17，1997，20；Amy Borrus，“The Fraternal Order of Fraud Victims，”Business Week,Mar.27，2006，50；Froma Harrop，“Madoff Case，”Providence Jour-nal,D7，Dec.21，2008.

[48]North American Securities Administrators Association,Preying on the Faithful：The False Prophets of the Investment World（Washington,DC，1989）；Bill Broadway，“Fraud‘in the Name of God，’”WP,Aug.11，2001，B9；Susan Sachs，“Welcome to America,and to Stock Fraud，”NYT,May 15，2001，A1；Kevin DeMarrias，“Scams Targeting Latinos on Rise，”Bergen County Record,July 31，2005，B1.

[49]“Extraordinary Swindle，”CIO,Oct.15，1880，2.

[50]“Moral and Financial Ruin，”WP,Feb.29，1896，6；“Many Charge a Swindle，”CT,Oct.30，1901，5；“Religion Mixed with Frauds，”CT,June 14，1913，3；“Preacher Must Do Six Years，”LAT,Aug.11，1930，6；“＄200，000 Lost in Church Swindles，”CD,Sept.20，1947，1.

[51]Repor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Legislature of New-York,to Examine into Frauds upon Em-igrants（Albany，1847）；“Hungarians Warned，”NYT,July 10，1885，8；“Italians Roused by Swin-dle，”NYT,Apr.20，1902，40；“Immigrants Dupes in Weird Swindles，”NYT,Nov.28，1923，19.

[52]William Thorp，“＄100 Million a Year Stolen from Immigrants，”Colorado Springs Gazette-Telegraph,Jan.1，1905，17.

[53]Harrington,How’Tis Done，202-203；“The Lightning Rod Man，”Lowell Daily Citizen,Feb.27，1875，1.

[54]San Antonio Express,Feb.12，1899，12；“Dr.Chambers’Remedy for Intemperance，”Baltimore Gazette and Daily Advertiser,Nov.6，1827，1；“Wright’s Indian Vegetable Pills，”New Hampshire Gazette,Apr.16，1844，4；“Base Counterfeit of Hostetter’s Stomach Bitters，”SFB,May 31，1860，3.

[55]Hill,Gold Bricks of Speculation，113，121；H.J.Kenner,The Fight for Truth in Advertising：A Story of What Business Has Done and Is Doing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Accuracy and Fair Play in Advertising and Selling for the Public’s Protection（New York，1936），127-133.

[56]Watson Washburn and Edmund S.De Long,High and Low Financiers：Some Notorious Swindlers and Their Abuses of Our Modern Stock Selling System（Indianapolis，1932），26-27.

[57]Nelson Merritt，“The Tree Peddler，”Annual Report of the Colorado Horticultural and Forestry Association for the Years 1887-1888，vol.4（Denver，1888），542.

[58]William Reddy,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New York，2001）.

[59]Circular,Lawrence&Co./Circular No.2，Bullion Gold and Silver Mining Company,both reprinted in Comstock,Frauds Exposed，17，129；“Buy before the Advance，”Overland Monthly 57（Dec.1906）：xxxviii；“A Sensational New Business，”advertisement,Popular Science（Mar.1934）：9.

[60]“75%Profit，”Wm.H.Morris&Co.advertisement,AC,Apr.4，1897，10；“The Price of Secrecy，”Springfield Republican,Nov.27，1909，8；Martha Branagan，“Suckers Psyches，”WSJ,Oct.20，1989，R12；Mara Der Hovanesian，“The Hedge-Fund Biz，”Business Week,May 26，2003，86；Loch Adam-son，“Anatomy of a Debacle，”Institutional Investor 39（Aug.2005）：36-45.

[61]James Harvey Young,The Toadstool Millionaires：A Social History of Patent Medicines before Federal Reg-ulation（Princeton，1972）；Eric Boyle,Quack Medicine：A History of Combating Health Fraud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ew York，2013）.

[62]Dan Ariely,Predictably Irrational：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New York，2008）；Richard H.Thaler and Cass R.Sunstein,Nudge：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Wealth,and Happi-ness（New Haven，2008）；Daniel Kahneman,Thinking,Fast and Slow（New York，2011）.

[63]Robert J.Shiller,Irrational Exuberance（Princeton，2000），153-155，162-164；Jessica Cohen and William Dickens，“A Foundation for Behavioral 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2002）：335-338；Owen Jones and Timothy Goldsmith，“Law and Behavioral Biology，”CLR 105（2005）：405-502.

[64]Shiller,Irrational Exuberance，64-66；Robert Prentice，“Whither Securities Regulation？Some Behav-ioral Observations Regarding Proposals for Its Future，”DLJ 51（2002）：1476-1478.

[65]Daniel Kahneman，“Maps of Bounded Rationality：Psychology for Behavioral Economic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2003）：1449-1475.

[66]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Science 185（Sept.27，1974）：1124.

[67]Circular No.2，Bullion Gold and Silver Mining Company,reprinted in Comstock,Frauds Exposed，130；“THIS STOCK SHOULD MAKE A LIFE INCOME FOR YOU，”LAT,Apr.22，1906，NE7；Pierre Bo-gardus，“Saving the Country＄200，000，000 a Year，”Illustrated World 26（May 1917）：785-787；Richard Chen，“Microcap Deception：Stock Fraud Schemes in the Modern Age，”Journal of Investing（Fall 2000）：19.

[68]Charles P.Kindleberger,Manias,Panics,and Crashes：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rev.ed.（New York，1989），86-107.

[69]Ariely,Predictably Irrational，23-48；Dan Ariely,George Lowenstein,and Drazen Prelec，“Tom Saw-y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Value，”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60（2006）：1-10.

[70]Kenner,Fight for Truth in Advertising，170-172；“Price Deception in Ads Attacked，”NYT,Dec.14，1956，52；FTC,Guides against Deceptive Pricing（Washington,DC，1958）；“Close-Out Sales Are Often Phony，”CD,Feb.4，1958，16；R.L.Smith,Bargain Hucksters，1-18.

[71]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Science 211（1981）：453-458.

[72]Comstock,Frauds Exposed，128；US Congress,Frauds and Deceptions Affecting the Elderly：Investiga-tions,Findings,and Recommendations（Washington,DC，1965），35-44.

[73]Arthur H.Gleason，“The Modern Fairyland，”Collier’s 48（March 12，1912）：11.

[74]Bogardus，“Saving the Country＄200，000，000 a Year，”792-793.

[75]Edward Jerome Dies，“The Fine Art of Catching the Sucker，”Part III,Outlook 133（1923）：674-678；Einar Barford，“Avoid This Fellow！”Collier’s 27（Jan.2，1926）：34-35；Kenner,Fight for Truth in Advertising，86-89.

[76]Harrington,How’Tis Done，12.

[77]J.D.to Lawrence&Co.，Nov.21，1878，reprinted in Comstock,Frauds Exposed，58-59.

[78]William R.Leach,Land of Desire：Merchants,Power,and the Rise of a New American Culture（New York，1994）；T.J.Jackson Lears,Fables of Abundance：A Cultural History of Advertising in America（New York，1995）.

[79]关于创造性叙事作为一种理解模式、感知兴趣的塑造者和行动的推动力，参见Frederick W.Mayer,Narrative Politics：Stories and Collective Action（New York，2014）。关于故事在经济欺诈的中心地位，参见George Akerlof and Robert Shiller,Phishing for Phools：The Economics of Manipulation and Decep-tion（Princeton，2015），especially 45-46，172-173。

第3章　千疮百孔的法律

[1]Phineas Taylor Barnum,The Life of P.T.Barnum,Written by Himself（New York，1854），28-35，39，75-76，85-86，99.

[2]保罗·埃里克森（Paul Erickson）在2010年3月26日佐治亚州雅典城举行的商业史年会上分发的未发表论文“Honest Weights and Full Measures？Or,Learning How to Cheat Customers in Antebellum A-merica”中探究了这一文献。

[3]有关巴纳姆在美国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的文献，大多将他与种族、城市化、休闲/娱乐、更广泛的流行文化领域以及群体认同等问题联系起来。这些著作主要探讨了巴纳姆在让消费者接受“购者自慎”的前提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研究并没有考虑到他对美国法律或商业文化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参见：Neil Harris,Humbug：The Art of P.T.Barnum（Chicago，1981）；Blu-ford Adams,E Pluribus Barnum：The Great Showman and the Making of U.S.Popular Culture（Minne-apolis，1997）；Benjamin Reiss,The Showman and the Slave：Race,Death,and Memory in Barnum’s A-merica（Cambridge,MA，2001）；James W.Cook,The Arts of Deception：Playing with Fraud in the Age of Barnum（Cambridge,MA，2001）；Michael Pettit,The Science of Deception：Psychology and Commerce in America（Baltimore，2013），especially 9-12，228-231。

[4]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1838年的小说《故乡风貌》（Home as Found）中，它在19世纪50年代变得很常见。

[5]William Novak，“The Myth of the‘Weak’American State，”AHR 113（2008）：752-772；Harry Schieber，“Private Rights and Public Power：Law,Capitalism,and the Republican Polity in 19th Centu-ry America，”YLJ 107（1997）：823-861；William J.Novak,The People’s Welfare：Law and Regul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Chapel Hill，1996）；Edward Balleisen，“Bankruptcy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Ethos in Antebellum American Law，”Australi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8（2004）：61-82.

[6]Melville M.Bigelow,The Law of Fraud and the Procedure Pertaining the Redress Thereof，2 vols.（Bos-ton，1877）.关于美国各州传统中的反欺诈政策，参见Novak,The People’s Welfare，88-95。

[7]比奇洛的《欺诈法》对这些不同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概述。

[8]Act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State of Georgia（Milledgeville，1834），192.关于这个时代的刑事欺诈法，参见Francis Wharton,A Treatise on Criminal Law，8th ed.，vol.2（Philadelphia，1880），43-134。

[9]“An Ordinance Regulating Auctions in the Town of Fredericksburg，”Virginia Herald,Oct.14，1829，3；“Auctioneers，”PPL,May 9，1838，2.

[10]“An Act to License and Tax Pedlars，”Acts,Resolutions,and Memorials Passed……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State of Iowa（Iowa City，1848），29-30；Public Laws and Resolutions……of the State of North Carolina（Raleigh，1873），234；C.C.Hine,The Insuranc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New York，1876）.

[11]Adam Chambers,The Revised Ordinances of the City of Saint Louis（St.Louis，1843），246-250；Peleg Chandler,The Charter and Ordinances of the City of Boston（Boston，1850），430-444；A Digest of the Ordinances of the City Council of Memphis（Memphis，1857），133-137.

[12]Thomas M.Cooley,The Compiled Laws of the State of Michigan,vol.1（Lansing，1857），385-402.

[13]Casco Manufacturing Co.v.Dixon，57 Mass.Reports 407（Massachusetts Supreme Court，1849）；James Kent,Commentaries on American Law,vol.2（9th ed.，Boston，1858），645-649.

[14]Laidlaw v.Organ 15 U.S.178（1817）；“Commonwealth v.Samuel W.Hutchinson，”Pennsylvania Law Journal 2（Aug.2，1843）：241-246；“On False Pretences，”New York Legal Observer 5（Nov.1847）：401-406；Kent,Commentaries on American Law，642-669；Bigelow,Law of Fraud，1：8-9，11-12，14，18，32，66-67，70；“Effect of Fraud on Subscriptions to Stock，”American Law Review 14（Mar.1880）：177-210；Morton J.Horwitz,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1776-1860（Cam-bridge,MA，1977），263；Paula Dalley，“The Law of Deceit，1790-1860：Continuity amidst Change，”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39（1995）：402-445；David M.Gold，“John Appleton of Maine and Commercial Law：Freedom,Responsibility,and Law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Market-place，”LHR 4（1986）：55-69；Pettit,Science of Deception，26-28.

[15]McFarland v.Newman，9 Watts 55（Penn.Supreme Court，1839）；Robert E.Mensel，“‘A Diddle at Brobdingnag’：Confidence and Caveat Emptor during the Market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Memphis Law Review 38（2007）：115-121.

[16]Farrell v.Lovett，68 Maine Reports 328（1878）.See also“Law Intelligence，”Albany Balance,Oct.29，1811，348；“Caveat Emptor—The Rule of the Common Law，”American Jurist 12（July 1834）：94-103.

[17]Walter Hamilton，“The Ancient Maxim Caveat Emptor，”YLJ 40（1931）：1133-1153；Mensel，“‘A Diddle at Brobdingnag，’”100-121.

[18]Bigelow,The Law of Fraud，1：8-17；Wharton,Treatise on Criminal Law，2：45-56；“Miss Palmer Granted a New Trial，”Topeka Weekly Capital,Jan.12，1893，7；“The Law，”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Nov.25，1834.类似的逻辑阻碍了对营销行为进行更广泛监管的提议。参见Joanna Cohen，“‘The Right to Purchase Is as Free as the Right to Sell’：Defining Consumers as Citizens in the Auction-House Conflicts of the Early Republic，”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30（2010）：41-59。

[19]People v.Crissie and Harvey，4 Denio 525（New York Supreme Court，1847）.更一般地，参见Wharton,A Treatise on Criminal Law，101-106。

[20]James Taylor,Boardroom Scandal：The Criminalization of Company Fraud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New York，2013），28-34，62-64，132-134，140-151.

[21]Bigelow,Law of Fraud，1：9-10.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学家更有可能接受法律历史学家彼得·卡斯滕（Peter Karsten）所强调的那种“内心的法理学”。参见其Heart versus Head：Judge-Made Law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Chapel Hill，1997）。

[22]Bowen v.State，68 Tenn.50（Supreme Court，1876）；“The Law of False Pretences，”HMM 37（July 1857）：61；“‘Ordinary Prudence’in False Pretenses，”ALJ 26（Aug.5，1882）：105-107；Bigelow,The Law of Fraud，1：9，280；Wharton,Treatise on Criminal Law，560-561.

[23]Taylor,Boardroom Scandal，89-93，98-100，176-182.

[24]同上，16-22；H.G.Wood，“Misrepresentations as to Value，”ALJ 13（Mar.4，1876）：160-162；Dal-ley，“The Law of Deceit，”435-441。

[25]James Kirke Paulding,The Merry Tales of the Three Wise Men of Gotham（New York，1839），114-165.19世纪的商业环境中，没有哪一种像马匹交易那样充斥着虚假陈述。参见Steven M.Gelber,Horse Trading in the Age of Cars：Men in the Marketplace（Baltimore，2008），5-23。

[26]关于19世纪的共和党公民，见Harry L.Watson,Liberty and Power：The Politics of Jacksonian America（New York，1990）；Daniel Rodgers，“Republicanism：The Career of a Concept，”JAH 79（1992）：11-38。

[27]要了解此类实证研究的有益模式，请参见如下：Stewart Macaulay：“Non-Contractual Relations and Business：A Preliminary Stud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1963）：55-69；Law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The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and Their Dealers（New York，1966）；“Lawyers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Laws：An Empirical Study，”Law&Society Review 14（1979）：115-171。

[28]People v.McCord，46 N.Y.470（New York Court of Appeals，1871），473；Pettit,Science of Deception，29-32.

[29]“Employment Agencies，”NYH,Jan.13，1882，9.

[30]“Case of Fraud，”New York Spectator,Dec.13，1833，3.

[31]“Mock Auctions in New York，”NYTR,Aug.7，1862，reprinted in New Orleans Delta,Aug.22，1862，3.

[32]“An Important Law Case，”Charleston Courier,Aug.6，1803，1；“Joseph Blount v.John Chester，”New Jersey Journal,June 11，1811；Rose and Rogers v.Beatie，2 Nott&McCord 538（South Carolina Constitutional Court，1819）；“Fraud in Cotton，”Baltimore Patriot,Dec.3，1830，2；“Miller v.Hem-mingway，”NYH,Jan.1，1845，2；“Buying and Selling Produce，”BS,Dec.21，1848，1；“Legal De-cision in Regard to Falsely Packed Cotton，”HMM 31（Oct.1854）：456；“On‘Change，’”New Orleans Times,Aug.21，1868，7；“Liability of Directors，”Banker’s Magazine 43（Sept.1888）：208-216；and the cases cited in Dalley，“Law of Deceit，”and Bigelow,Law of Fraud.

[33]Ramsey&Parker v.J.B.Plauche&Co.，Lapeyre,Harrope Co.v.Buchannon,Carroll&Co.，Decisions of the New Orleans Chamber of Commerce（New Orleans，1857），116-117，319-320；Nott&Co.v.Kirkman et al.，19 Louisiana Reports 14（Louisiana Supreme Court,Eastern Dist.，1841）；Clarke et al.v.Lockhart et al.，10 Louisiana Reports 5（Louisiana Supreme Court，1845）；“Of Falsely Packed and Unmerchantable Cotton，”HMM 23（July 1850）：111-112；Mure v.Donnell，12 Louisiana Ann.369（Louisiana Supreme Court，1857）.

[34]“A Horse Bought and Sold，”Barre Gazette,Sept.13，1861，1.

[35]“Tricked for a Million，”CIO,Nov.26，1889，1；“A Mighty Swindle，”LAT,Nov.27，1889，4；“Wants Frederiksen’s Securities，”CT,Jan.1，1890，6；“Frederiksen’s Dupes at Law，”CT,June 7，1891，3.

[36]“Work of the Police，”BS,Mar.5，1868，1；“Work of the Police，”BS,Apr.3，1868，4；“Work of the Police，”BS,May 4，1868，1；“Police Operations，”BS,June 3，1868，1；“Arrests Made，”BS,Aug.4，1868，1；Police Operations,BS,Nov.5，1868，1.从1851年到1853年，纽约市报告有434人因“欺诈”和“以虚假借口收受货物”而被捕，这段时间里，每300人当中就有一人被捕。Eleventh and Twelfth Report of the Prison Association of New York for 1855 and 1856（New York，1857），126.

[37]“The Fraudulent Insurance Cases，”BET,Sept.16，1852，2；“The Great Life Insurance Trial，”Flake’s Galveston Bulletin,Feb.5，1870，6；“Another Udderzook Affair，”The Independent 28（Aug.24，1876）：28；“Louisville,Kentucky,Correspondence，”The Indicator 12（Feb.1893）：119.一项使用《美国历史报纸》（America’s Historical Newspapers）数据库对1888年报纸报道的虚假犯罪案件进行的调查，发现了343起刑事诉讼案件，其中273起案件至少提供了有关涉嫌欺诈性质的一些细节。在这273起案件中，只有119起（43.7%）明显涉及对企业的欺诈指控，38起（13.9%）涉及零售商对未付款消费者的欺诈指控，33起（12.1%）涉及因未支付个人贷款而引发的冲突。

[38]Michael Hindus，“Black Justice under White Law：Criminal Prosecutions of Blacks in Antebellum South Carolina，”JAH 63（1976）：590.

[39]Annual Report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State of Michigan（Lansing，1866）；Annual Report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State of Michigan（Lansing，1873）.1865年至1866年，65起虚假诉讼中有20起被定罪，765起盗窃诉讼中有504起被定罪。1872年至1873年，79起虚假诉讼中有14起被定罪，799起盗窃罪中有488起被定罪。

[40]“Frauds upon the Manhattan Gas Company，”Brooklyn Eagle,Sept.29，1853.

[41]“Mock Auctions，”SEP,Aug.25，1838，2；George G.Foster,New York in Slices（New York，1849），33-36；“How We Furnished Our House，”HW（Apr.3，1858）：209；“A Down Look，”SEP,Sept.22，1860，4；“Trade Morality，”PI,Oct.27，1876，4；Paul Prowler，“Glimpses of Gotham，”NPG,May 24，1879，14；Corey Goettsch，“‘The World Is but One Vast Mock Auction’：Fraud and Capit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in Brian P.Luskey and Wendy A.Woloson,eds.，Capitalism by Gas-light：Illuminating the Economy of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Philadelphia，2015），109-121.

[42]The Alleged Mock Auction Frauds,NYH,Feb.14，1866，5；“Alleged Mock Auction，”NYH,Feb.15，1866，2；“Zeno Burnham,the Mock Auctioneer，”NYT,Feb.17，1866，5.

[43]“An Alleged Mock Auction Swindle，”NYT,Oct.7，1865，3；“The Alleged Mock Auction Frauds，”NYH,Feb.14，1866，5；“Alleged Mock Auction，”NYH,Feb.15，1866，2；“The Case of Burnham,the Mock Auctioneer，”NYT,Feb.16，1866，3.

[44]“Burnham Case Again，”Brooklyn Eagle,May 21，1866，2；“The Pardon of Zeno Burnham，”NYT,May 25，1866，2；“Zeno Burnham again in Limbo，”NPG,Feb.16，1867，3；“Carnival of Crime，”Brooklyn Eagle,Feb.8，1869，1；“Furniture Funks，”NYT,Mar.13，1871，12；“Why Did Fenton Pardon Zeno Burnham？”NYT,Oct.3，1872，12；“The Mock Auction Business，”NYT,Oct.18，1879.

[45]“An Extensive Swindle，”NYTR,Dec.8，1866，8；“Conspiracy to Cheat and Defraud，”NYT,Mar.3，1867，6；“The Alleged Great Dry Goods Swindle，”NYH,Mar.9，1867，8.

[46]“Suit for＄30，000 Damages for False Imprisonment，”NYH,Oct.28，1868.

[47]“Who Is Doctor Langley？”Worcester Spy,Mar.26，1879，4；“An Important Arrest，”New Haven Regis-ter,June 4，1883，3；“An Alleged Swindler，”Boston Journal,June 4，1883，3；“The King of Peter Funks，”NYT,June 4，1883，5；“The Boston Peter Funk，”CT,June 7，1883，4；“Fraudulent Land-Selling Scheme，”CT,July 21，1888，2；“He Was a Clever Swindler，”CT,July 22，1888，13；“An-other Failure to Convict，”NYT,Oct.10，1888，8；“‘Doc’Langley Arrested，”NYT,Nov.11，1896，3；“Langley Loses His Appeal，”NYT,June 30，1897，3.

[48]“Frauds upon Emigrants and Passengers，”New York Daily Tribune,Nov.14，1859，5；“The Ticket Swindlers and Judge Russell，”NYT,Oct.31，1860，8.

[49]“Trial and Conviction of Dr.Dyott for Fraudulent Insolvency，”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June 7，1839，3；The Highly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Trial of Dr.T.W.Dyott（Philadelphia，1839）.

[50]“Fraudulent Bankers Imprisoned in New Jersey，”NYH,April 3，1863，5；“Justice，”HW（Dec.22，1877）：999；“Benjamin Noyes Found Guilty，”NYT,June 2，1878，2；“An Ex-Bank President in Pris-on，”NYH,July 3，1883；“The Wreckers Held，”PI,Dec.18，1890，3；“Banker Sawyer Is Guilty，”Kansas City Times,Dec.12，1893，1.

[51]“Bank of Maryland Trials at Bel-Air，”Niles’Weekly Register 50（May 21，1836）：202.1836年6月至9月，《巴尔的摩公报》刊登了一份完整的审判记录。参见Robert E.Shalhope,The Baltimore Bank Ri-ot：Political Upheaval in Antebellum Maryland（Urbana，2009），88-105。关于后来的无罪判决和不起诉欺诈精英的决定，见“Biddle,Cowperthwaite and Andrews Discharged，”PI,Apr.30，1842，2；“Bank Trial at Philadelphia，”NYT,Dec.22，1858，4；“Culver Trial，”NYTR,Feb.11，1867，8；“In-surance Officers Acquitted，”NYT,Nov.22，1878，5。

[52]“Affair of the Schuylkill Bank，”PPL,May 18，1842，2；“How Rogues Go Scot Free，”NYT,Jan.11，1880，12.

[53]“No Cause for Action，”CIO,Dec.30，1893，5.

[54]“Why Rogues Go Scot Free.”

[55]“Afraid of Wall Street，”NYT,April 5，1877，4；The Stock Market Rig：A Thorough Exposure of a Fasci-nating Fraud（Brooklyn，1875），10-12；Joseph E.King,A Mine to Make a Mine：Financing the Colo-rado Mining Industry，1859-1902（College Station，1977）；Cheryl Freeman，“Wanted：The Honorable William H.Cushman，”Colorado Magazine 49（1972）：35-54；Roger Whitman,The Rise and Fall of a Frontier Entrepreneur：Benjamin Rathbun，“Master Building and Architect，”ed.Scott Eberle and David A.Gerber（Syracuse，1996）.

[56]“City Gleanings，”PPL,May 11，1841，2；“Philadelphia，”BS,May 17，1841，4；“Dr.Dyott，”Alba-ny Argus,reprinted in Vermont Gazette,May 18，1841，2；“Summary of News，”Farmer’s Register,May 13，1841，318.

[57]Taylor,Boardroom Scandal.

[58]Brian Luskey，“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ies：Negotiating Market Transactions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bor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City，”unpublished paper delivered to the Business History Confer-ence,Athens,Georgia,March 26，2010.

[59]“Underwood v.Fetter（New York Supreme Court），”New York Legal Observer 6（Feb.1848）：66-69；“Arrest of a Swindler，”Mobile Herald,Sept.30，1845，reprinted in NPG 1（Oct.11，1845）：60；“Wit-nesses Spirited Away，”SFB,Apr.10，1860，4；“A Compromise，”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Feb.25，1864，3；“General Sessions，”NYT,June 28，1873，2；“Amicably Settled，”NYH,Apr.8，1886，8.这种动态与债权人反对破产申请的策略类似，后者将破产申请作为一种从破产债务人那里获得偿付的方式。Edward J.Balleisen,Navigating Failure：Bankruptcy and Commercial Society in Antebel-lum America（Chapel Hill，2001），115-119.

[60]“Falsely Packed Cotton，”Daily Alabama Journal,Sept.12，1853，2.

[61]“Rewards to Policemen，”NPG 2（Aug.21，1847）：397；“A Baltimorean among the Peter Funks，”BS,Aug.26，1853，1；“Frauds of Intelligence Offices，”NYT,Apr.25，1855，8；“Mock Auctions in New York，”HMM 37（Sept.1857）：393-394；“Affairs in New York，”BS,Mar.10，1862，4；“Contrite Swindlers，”CT,Jan.20，1883，7；“An‘Agent’in Trouble，”Kalamazoo Gazette,Mar.16，1888，4.

[62]“On False Pretences，”401；“Pittsburgh，”NPG,May 18，1867，3.

[63]“Important Case，”Poulson’s American Daily Advertiser,Sept.20，1815，3；“Correspondence of the Philadelphia North American，”Charleston Southern Patriot,Sept.11，1845，2；coverage of the fraud conspiracy by the boot and shoe dealer M.Frank Paige in the Boston Journal（Jan.11，Feb.24，Mar.8，1879）.

[64]“Federal Baseness，”New Hampshire Patriot and State Gazette,Feb.6，1838，2；Peter J.Coleman,Debtors and Creditors in America：Insolvency,Imprisonment for Debt,and Bankruptcy，1607-1900（Mad-ison，1974）.

[65]William Blackstone,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12th ed.（London，1795），4：4-5.

[66]Allen Steinberg,The Transformation of Criminal Justice：Philadelphia，1800-1880（Chapel Hill，1989）；Laura F.Edwards,The People and Their Peace：Legal Cultur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equali-ty in the Post-Revolutionary South（Chapel Hill，2009）.

[67]“Another Falsehood of the Clarmont Eagle，”New Hampshire Gazette,Feb.6，1838，2；“Vermont Governor’s Address to the Legislature，”Niles Weekly Register 59（Oct.24，1840）：115-116；“News I-tems，”Brattleboro Weekly Eagle,Oct.23，1851，2；“A New Way to Pay Old Debts，”Ohio State Jour-nal,Apr.12，1859，2；“Abstract of New York Supreme Court，”ALJ 14（Nov.21，1874）：332-333；“Extradition—Habeas Corpus，”Central Law Journal,Mar.28，1884，252-256.

[68]“Fay and Collins v.Oatley and Blodgett，”6 Wisconsin Reports 42（1857）.

[69]Message of James A.Beaver to the General Assembly（Harrisburg，1889），53-54.

[70]“Law of False Pretences，”PPL,June 19，1847，2；June 30，1847，2；Jan.21，1848，7；“Frivolous and Vexatious，”CT,Sept.3，1857，1；“Lecture upon Law，”PPL,July 29，1859，1；“Judge Cowing’s Charge，”NYT,June 6，1882，3.

[71]“Law of False Pretences，”HMM，63.

[72]“Law Intelligence，”Albany Balance and State Journal,Oct.29，1811，348；“A Righteous Verdict，”Connecticut Courant,Dec.23，1833，2；“Obtaining Goods under False Pretences，”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Nov.9，1843，3；“Obtaining Goods under False Pretenses，”SFB,Feb.25，1876，2.

[73]“Supreme Judicial Court，”Eastern Argus,May 19，1825，2；“William Livermore，”Eastern Argus,Ju-ly 4，1836，3；“Commonwealth v.Hickey，”Pennsylvania Law Journal 3（Jan.2，1844）：86-94；“E-normous Swindling Transactions，”NYH,Apr.10，1860，4；“Wolf Case in the Criminal Court，”BS,Mar.10，1868，1；“Acquitted of Conspiracy，”NYH,Dec.6，1884，5.

[74]Monthly Law Reporter 6（Oct.1848）：256-271.

[75]关于英国债权人为获得谈判筹码而进行欺诈指控的类似趋势，以及英国法律机构将此类行为视为过程的扭曲的类似趋势，见Taylor,Boardroom Scandal，97，147。

[76]“Court of Oyer and Terminar，”NYT,Feb.6，1866，3；“Alleged Mock Auction，”NYH,Feb.15，1866，2；“Zeno Burnham Pardoned，”NYH,May 16，1866，5；“Topics of Today，”Brooklyn Eagle,Dec.5，1867，2.

[77]更严格的质量标准也限制了较贫穷的种植园主找到市场的能力，而将检查员纳入当地的赞助网络，引发了人们对富人种植园主受到偏袒的抱怨。Lynn Nelson and Peter Mancall，“Then the Poor Planter Hath Greatly the Disadvantage’：Tobacco Inspection,Soil Exhaustion,and the Formation of a Planter Elite in York County,Virginia，1700-1750，”Locus 6（1994）：119-141；Mary McKinney Schweitzer，“Economic Regulation and the Colonial Economy：The Maryland Tobacco Inspection Act of 1847，”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1980）：551-569；Newton Jones，“Weights,Measures,and Mercantilism：The Inspection of Exports in Virginia，1742 to 1820，”in Darren B.Rutman,ed.，Old Do-minion：Essays for Thomas Perkins Abernathy（Charlottesville，1964），122-134.

[78]“Tobacco Inspection，”Baltimore Patriot,May 15，1822，2；“Tobacco Inspection，”Richmond Enquirer,Mar.31，1831，3；“Tobacco Inspection，”Missouri Republican,Nov.19，1841，2；“Tobacco Inspection，”Missouri Republican,Nov.23，1841，2；“Increased Tobacco Inspections，”BS,Nov.3，1845，4.

[79]Jerome V.C.Smith,Natural History of the Fishes of Massachusetts（Boston，1843），16-17.

[80]B.U.Coles，“Improvements in the Cultivation of Wheat and Flour，”AF 2（Feb.2，1821）：356-357；“Public Meeting，”BS,Jan.28，1834，2；Agricultural,NYT,Feb.28，1856，3；“Flour Inspection，”NYTR,Mar.25，1856，4；“Flour Inspection at Philadelphia，”CT,June 20，1862，4.

[81]“O.Hunker，”“The Inspection Laws，”The Pathfinder,Mar.25，1843，66；“The Inspection Laws，”NPG 1（July 4，1846）：364；“Report on Inspections，”AF 9（Feb.1854）：245-247；“Tobacco Inspec-tion Laws of Maryland，”Monthly Journal of Agriculture 3（July 1857）：5-9；“Inspection of Beef and Pork，”San Joaquin Republican,Mar.24，1860，4；“Tobacco Inspection in Kentucky，”BS,Feb.5，1872，2；Nicholas Parillo,Against the Profit Motive：The Salary Revolution in American Government，1780-1940（New Haven，2013），51-124.

[82]“Inspection System，”BET,Nov.12，1847，2；“Massachusetts Mackerel，”Gloucester Telegraph,July 22，1848，2；“Flour Inspection，”Daily Placer Times,Nov.8，1853，2；“Great Complaint，”Alta Cali-fornia,Aug.1，1853，7.

[83]Moss et al.v.Mead et al.，1 Denio 378（New York Supreme Court，1845）；“Flour and Provision In-spection，”Sandusky Journal,Mar.18，1856，2；Gunther&Rodewald v.Atwell，19 Maryland Reports 157（Maryland Court of Appeals，1862）；“Flour Inspection，”NOP,July 12，1870，2.对激进政府的政治反应最好的描述仍然是：Louis Hartz,Economic Policy and Democratic Thought：Pennsylvania，1776-1860（Cambridge,MA，1948）。

[84]“The Flour Inspection Ordinance，”CT,Dec.1，1863，4.

[85]“New Constitution of New York，”BS,Oct.22，1846，1；Report of the Revisors of the Civil Code of Vir-ginia（Richmond，1847），489；“Voluntary Inspection，”NOP,Jan.8，1852，1；“Baltimore Board of Trade，”HMM 27（Nov.1852）：626-628；“New Inspection Law of Maryland，”HMM 31（July 1854）：110-111；“Compulsory Inspection，”NOP,Feb.13，1856，3；The General Statute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Boston，1860），256-280；“A Word about the Inspection of Flour，”NOP,Dec.1，1869，2；Kelly Olds，“Public Export Insp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Privatization，”Cato Journal 19（1999）：17-37.

[86]Debates and Proceedings in the New-York State Convention（Albany，1846），398-400；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Albany，1868），1368；“State Tobacco Inspection System，”BS,Jan.27，1876，2.

[87]“Tobacco Inspection in Kentucky，”BS,Feb.5，1872，2；“Tobacco Inspection in the Legislature，”Southern Planter and Farmer 36（Feb.1875）：113；“State Tobacco Inspection，”BS,Feb.20，1879，2；“Tobacco Inspection，”BS,Jan.14，1884，2.

[88]General Statute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256-280；“A Word about the Inspection of Flour，”NOP,Dec.1，1869，2；“The Inspection of Fish Laws，”Boston Journal,Feb.19，1872，4；J.Bryant Walker,The Law of Municipal Corporations in the State of Ohio（Cincinnati，1871），137-140.

[89]“Zeno Burnham Again，”NYH,Feb.26，1867，8；“Mrs.Moore’s Purchases，”NYH,Sept.25，1879，4.关于受威胁/被实施执照吊销，参见“New York，”BS,Jan.25，1858，4；“Peter Funked，”NYH,Mar.8，1862，3；“Municipal Affairs，”CIO,Feb.21，1875，2；“A Consistent Mayor，”Omaha Herald,Feb.16，1888，7。

[90]“Mock Auctions，”Barre Gazette,Sept.12，1845，2；“Mock Auctions，”NPG,Mar.21，1846，248；“The Mayor and the Peter Funks，”NPG,Oct.3，1846，29；“The Mayor and the Mock Auctioneers，”NPG,Jan.23，1847，156.一名纽约拍卖商试图通过寻求法律禁令来移除其商店门口的警示牌，但最终输掉了诉讼。Gilbert v.Mickle，4 Sandford 357（New York Court of Chancery，1846）.伦敦的一项做法，参见“Mock Auctions，”The Observer,Apr.20，1828，3。

[91]“Mock Auctioneers，”Jan.24，1862，3；“Affairs in New York，”BS,Apr.24，1862，4；“Officer Wells and Peter Funk，”NYTR,Nov.11，1862，4.

[92]“Affairs in New York，”BS,Apr.19，1862，4；“The Last of the Peter Funks，”New Orleans Delta,Sept.13，1862，1；“Peter Funk，”Lowell Citizen and News,June 10，1863，2.

[93]“False Pretences，”Cincinnati Gazette,Dec.6，1867，1；“Mock Auction Sales，”CT,July 4，1874，11；“The Newest Swindle，”NYT,Oct.1，1876，16；“Mock Auction Sales，”NYT,Nov.12，1876，5；“Mock Auction Swindles，”NYT,Nov.26，1876，5；“Petty Swindling，”CT,Dec.14，1882，8；“Auc-tion Sale of Cigars，”AA 42（Feb.1883）：87；“A Mock Auction Store Closed，”NYT,Aug.9，1884，8；“Plying His Old Trade，”KCS,July 28，1992，1.

[94]“The Police Commissioners’Annual Report to the Board of Police，”NYH,Jan.5，1864，5.也可参见Goettsch，“‘World Is but One Vast Mock Auction，’”122-126。

[95]“Merchants Be on Your Guard，”Charleston City Gazette,June 12，1817，2；“Fraud in Cotton Detected，”Charleston City Gazette,Mar.28，1821，2；“Fraud in Cotton，”Baltimore Patriot,Nov.14，1828，2；Ralph Haskins，“Planter and Cotton Factor in the Old South：Some Areas of Friction，”Agri-cultural History 29（1955）：1-4.

[96]“Fraud in Packing Cotton，”Camden Southern Chronicle,Apr.9，1825，1；“From the Mobile Register，”Baltimore Patriot,Mar.25，1829，2；“False Packing of Cotton Wool，”Manchester Guardian,Nov.21，1835，2；A Digest of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Alabama（Montgomery，1836），97.

[97]“Frauds in Cotton Packing，”DeBow’s Review 1（July 1851）：70；John Wrigley and Sons，“Letter to the Editor，”Manchester Guardian,May 14，1853，8；“Sanded and Adulterated Cotton，”Manchester Guardian,Oct.5，1859，3；Annual Report……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New York，1860），90-92；“Cotton，”Southern Cultivator，18（May 1860）：147-148.

[98]Judith Schafer，“‘Guaranteed against the Vices and Maladies Prescribed by Law’：Consumer Protection,the Law of Slave Sales,and the Supreme Court in Antebellum Louisiana，”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31（1987）：306-321；Dalley，“Law of Deceit，”430-432.

[99]Harris,Humbug，10-20；David Jaffee，“Peddlers of Progres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North，1760-1860，”JAH 78（1991）：511-535；Joseph Rainer，“The‘Sharper’Image：Yankee Ped-dlers,Southern Consumers,and the Market Revolution，”Business and Economic History 36（1997）：27-44；Schafer，“‘Guaranteed against the Vices’”；Malcolm J.Rohrbough,The Land Office Business：The Settl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American Public Lands，1789-1837（New York，1968）；Peter R.Decker,Fortunes and Failures：White-Collar Mobi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Cambridge,MA，1978），43-56；Daniel Pope，“Advertising as a Consumer Issue：An Historical View，”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7（1991）：41-56；Wendy A.Woloson.“Wishful Thinking：Retail Premiums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Enterprise&Society 13（2012）：790-831.

[100]Balleisen,Navigating Failure，95-96，106-113；Susan Strasser,Satisfaction Guaranteed：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Mass Market（Washington,DC，1989）；Stephen Mihm,A Nation of Counterfeiters：Capi-talists,Con Men,and the Making of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MA，2007）.

[101]Robert Sobel,The Big Board：A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Stock Market（New York，1965）；King,Mine to Make a Mine；Glenn Vent and Cynthia Birk，“Insider Trading and Accounting Reform：The Comstock Case，”Accounting Historians Journal 20（1993）：67-82；Mark Wahlgren Summers,The Era of Good Stealings（New York，1993）.

[102]Moritz Busch,Wanderungen zwischen die Hudson und Mississippi 1851 und 1852（Stuttgart，1854），107.也可参见Charles Dickens,American Notes for General Circulation,vol.2（London，1842），290-291；Foster,New York in Slices，36。

第4章　曝光的渠道

[1]有关欺骗的经济学，见Vincent-Antonin Lépinay and Ellen Hertz，“Preconditions of Economic Decep-tion，”in Caroline Gerschlager,ed.，Deception in Markets：An Economic Analysis（New York，2005），269-296。

[2]“False Packing，”NOP,May 21，1851，2；“False Packed Cotton，”Daily True Delta,Apr.2，1859，2；“On‘Change，’”New Orleans Times,Aug.21，1868，7.

[3]“Sacking a Mock Auctioneer，”Newport Mercury,Apr.11，1846，2；“New York Mock Auctions，”MT,Aug.19，1851，4；“Peter Funk，”Ohio Statesman,June 29，1860，1.

[4]Robert Shalhope,The Baltimore Bank Riot：Political Upheaval in Antebellum Maryland（Urbana-Cham-paign，2009），61-87；E.P.Thompson，“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Past and Present 50（1971）：76-136.

[5]“Credit Obtained for Goods by Alleged Fraud，”HMM 27（1852）：205.

[6]Rowena Olegario,A Culture of Credit：Embedding Trust and Transparency in American Business（Cam-bridge,MA，2006）；Vincent P.Carosso,Investment Banking in America：A History（Cambridge,MA，1970）；Alfred D.Chandler,Henry Varnum Poor：Business Editor,Analyst,and Reformer（Cambridge,MA，1956）；Susan Strasser,Satisfaction Guaranteed：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Mass Market（Wash-ington,DC，1989）；Richard S.Tedlow,New and Improved：The Story of Mass Marketing in America（New York，1990）；Nancy F.Koehn,Brand New：How Entrepreneurs Gained Customers Trust from Wedgwood to Dell（Cambridge,MA，2001）.

[7]Steven C.Bullock，“A Mumper among the Gentle：Tom Bell,Colonial Confidence Man，”William&Mary Quarterly 3rd Ser.，55（1998）：231-258.

[8]拉思本的伪造做法吸引了纽约报纸和全国性期刊的报道；斯凯勒的欺诈案，比如19世纪70年代的动产信贷公司丑闻和人寿保险欺诈案，耗费了记者数月的工作。

[9]James Taylor,Boardroom Scandal：The Criminalization of Company Fraud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New York，2013）.

[10]“An Attempt to Swindle the Government，”NPG,Nov.21，1846，84；“Alleged Frauds in Certificates of Bank Shares，”NYT,March 5，1853，6；“Robbing Merchants，”NYT,May 14，1874；“Forged Bonds on the Market，”NYT,March 5，1875，8；“Swindling Devices，”NYT,Dec.18，1876，8；“Stranger Than Fiction，”NPG,Nov.6，1880.也可参见Wendy Woloson，“Wishful Thinking：Retail Premium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Enterprise and Society 13（2012）：811。

[11]这些例子包括：John Morgan,A Warning against Quackery（Boston，1851）；Henry William Herbert,Tricks and Traps of New York City（Boston，1857）；Henry William Herbert,Tricks and Traps of Chicago（New York，1859）；J.H.Holton,The Rogues and Rogueries of New York（New York，1865）；James K.Medbury,Men and Mysteries of Wall Street（New York，1870）；The Swindlers of America：Who They Are and How They Work（New York，1875）；Bates Harrington,How’Tis Done：A Thorough Ventilation of the Numerous Schemes Conducted by Wandering Canvassers（Chicago，1879）；William W.Fowler,Twenty Years of Inside Life in Wall Street（New York，1880）；Anthony Comstock,Frauds Exposed；或者，How the People Are Deceived and Robbed,and Youth Corrupted（New York，1880）；Joseph C.Grannan,Grannan’s Warning against Fraud（Cincinnati，1889）；Peter R.Earling,Whom to Trust：A Treatise on Mercantile Credit（Chicago，1890）；E.G.Redmond,The Frauds of America：How They Work and How to Foil Them（Chicago，1896）；S.James Weldon,Twenty Years a Fakir（Omaha，1899）.

[12]Joseph E.King,A Mine to Make a Mine：Financing the Colorado Mining Industry，1859-1902（College Station，1977），44-46；Chandler,Henry Varnum Poor，35-36；Woloson，“Wishful Thinking，”811-812；James Harvey Young,The Toadstool Millionaires：A Social History of Patent Medicines in A-merica before Federal Regulation（Princeton，1961），76-88.要了解19世纪中期对美国报纸作为欺诈帮凶和教唆者的批评，请参见Lambert A.Wilmer,Our Press Gang：or,A Complete Exposition of the Corruptions and Crimes of the American Newspapers（Philadelphia，1859），148-165，340-352。

[13]Mark Twain,Roughing It（New York，1872），306-311.

[14]Mark Wahlgren Summers,The Era of Good Stealings（New York，1993），82-85；Richard White，“In-formation,Markets,Corruption：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s in the Golden Age，”JAH 90（2003）：19-43；Steven Fraser,Every Man a Speculator：A History of Wall Street in American Life（New York，2005），77-217.

[15]Henry A.Boardman,The Bible in the Counting-House（Philadelphia，1853），25，30-31.

[16]有关《国家警察公报》上此类报道的例证，请参见“Robert Sutton,alias Bob the Wheeler，”Oct.16，1845，1；“Dodger’s‘Expositions，’”Aug.10，1867，2；“A Female Fraud，”Dec.14，1878，10；“A Woman’s Financial Scheme，”Oct.16，1880，2；“A Clever Adventuress，”Nov.17，1894，6。

[17]Michael Pettit，“The Unwary Purchaser：Consumer Psychology and the Regulation of Commerce in Amer-ica，”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43（2007）：379-399.

[18]“Beware of Fraud！”Baltimore Patriot,Jan.1，1815，4；“Blake’s Fire Proof Patent Paint，”NPG,Nov.2，1850，4；“The Ostermoor Patent Electric Felt Mattress，”Ladies Home Journal 18（May 1901）：17；Strasser,Satisfaction Guaranteed，42-88.

[19]“Flour Inspection，”NYT,Feb.13，1856，8；“Agricultural，”NYT,Feb.14，1856，6；“Flour Inspec-tors，”NYT,Feb.14，1856，3；“Market Reports，”NYT,Feb.25，1856，6；“Another Meeting about Flour Inspection，”NYT,Feb.28，1856，6；“Flour Inspection Meeting，”NYT,Mar.17，1856，3；“Eastern View of the Flour Inspection Reform，”NYT,Mar.21，1856，3；“Western View of the Flour Reform，”NYT,Apr.12，1856，3.

[20]“Critical Notices，”Southern Quarterly Review（Jan.1855）：273；“Barnum’s and Greeley’s Biographies，”Christian Examiner 23（1855）：246，257；“Lessons of Barnum’s Life，”NYT,Dec.16，1854；“The Eng-lish on Barnum，”British Advertiser,reprinted in Ohio Statesman,Apr.5，1859，1；Wilmer,Our Press Gang，152-154；Neil Harris,Humbug：The Art of P.T.Barnum（Chicago，1981），152-154.

[21]“Barnum Exploded，”unnamed Albany paper,reprinted in New Albany Ledger,Feb.12，1856，1；“Bar-num Out-Barnumed，”Charleston Mercury,Feb.18，1856，2；“The Utter Failure of Mr.Barnum，”Wis-consin Free Democrat,Mar.26，1856，2；“The Barnum Correspondence，”NYH,June 5，1856，4；“Fi-nancial and Political State of the Times，”NYH,Sept.10，1857，4.

[22]P.T.Barnum,Life of P.T.Barnum；“A Distinction and a Difference，”NYTR,Mar.19，1856，4.

[23]P.T.Barnum,Humbugs of the World：An Account of Humbugs,Delusions,Impositions,Quackeries,De-ceits,and Deceivers Generally,in All Ages（New York，1865），21，239.

[24]Fowler,Twenty Years of Inside Life in Wall Street；Henry Clews,Twenty-Eight Years in Wall Street：Fraud and Fair Dealing in Stocks！An Exposé（New York，1888），88.也可参见迈克尔·佩蒂特对托马斯·劳森（Thomas Lawson）1905年揭露的《疯狂的金融》（Frenzied Finance）的讨论，发表于《欺骗科学：美国心理学与商业》（The Science of fraud：Psychology and Commerce in America，2013年，巴尔的摩），第46页。这些论点与那个时代的投机捍卫者针对赌博发起的攻击相吻合。参见Ann Fabi-an,Card Sharps,Dream Books,and Bucket Shops：Gambl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Ithaca,NY，1990）。

[25]Stephen Mihm,A Nation of Counterfeiters：Capitalists,Con Men,and the Making of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MA，2007），209-255.

[26]《科学美国人》上的典型文章包括：“Scoundrelism in Patent Agents，”Sept.16，1854，5；“The Keely Motor Deception，”July 17，1875，33；“Glucosed Leather，”Sept.6，1884，147。

[27]Joris Mercelis，“Stages of Openn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hotographic Technolog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unpublished paper delivered to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Business History Conference,March 14，2014，Frankfurt,Germany.

[28]《美国药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armacy）、《波士顿医学与外科杂志》（The Boston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和《医学与外科记者》（Medical and Surgical Reporter）等期刊在19世纪发表了数百篇这样的文章；另见Young,Toadstool Millionaires，144-167。

[29]例如，参见The American Bee Journal 14（1878）：29，65，130，180，211，275，352。

[30]“Review，”American Journal of Dental Science 12（1879）：382.

[31]“The Crystal Honey Fraud，”The American Bee Journal 14（Mar.1878）：65.

[32]John Tower，“Frauds in Guano and Other Manures，”The Genesee Farmer 16（1855）：242.

[33]“The Golden Bee-Hive，”Gleanings in Bee Culture 14（Mar.1，1886）：179；“The Golden Bee-Hive，”Gleanings in Bee Culture 14（July 1，1886）：330.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尤猜·本克勒（Yochai Benkler）所认定的社交机构。参见其“Law,Policy,and Cooperation，”in Edward J.Balleisen and David A.Moss,eds.，Government and Markets：Toward a New Theory of Regulation（New York，2009），299-334。

[34]“A Fraud，”Railroad Gazette,March 16，1883，167；“The Moral Effect of a Technical Education，”I-ron Age,Nov.8，1894，804-805.《铁路公报》密切关注雇员的诈骗行为。参见“A Pass Swindler，”June 8，1883，370；“Underbilling，”April 20，1888，249；“Another Fraud，”Feb.10，1893，103。

[35]“Engineers’and Geologists’Reports，”EMJ,April 15，1876，365-66；“Our Course Endorsed，”EMJ,May 11，1878，323；“The Engineering and Mining Journal for 1879，”EMJ,Dec.21，1878，431；“De-cline of the Mining Stock Market，”EMJ,July 15，1893，50；“Growing Interest in Mining Invest-ments，”EMJ,Oct.18，1878；“Editorial Announcements，”EMJ,Feb.17，1894，146.

[36]“Wild Cat，”Jan.26，1878，53；The Dauphin Island Scheme，”Nov.18，1893，516；“The Stephens Process，”Oct.22，1898，482.

[37]Lewis Tappan to Lewis Tappan Stoddard,Feb.6，1843，quoted in Bertram WyattBrown,Lewis Tappan and the Evangelical War against Slavery（Cleveland，1969），232.

[38]“New York Swindles，”NYT,Oct.12，1872，6；“The Quack Gang，”NPG,March 27，1880，2.

[39]“Life Insurance，”NYT,March 7，1873，2；“New York Swindles”；“A Warning，”SEP,April 24，1869，3.

[40]Mihm,Nation of Counterfeiters，248-253.

[41]“Fraud or No Fraud，”Dec.19，1874，6.

[42]要了解《工程与矿业杂志》所承受的这种压力，请参见1894年对爱达荷州银城（Silver City）贫民矿山的报道。

[43]“Sundry Humbugs，”AA 31（Jan.1872）：39.

[44]“Editorial Announcements，”EMJ,March 7，1903；“The Poorman Consolidated，”EMJ,July 7，1894，2.

[45]关于现代经济看门人的问题，参见苏珊·P.夏皮罗的文章：“The Social Control of Impersonal Trust，”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1987）：623-658；and“Collaring the Crime,Not the Crimi-nal：Reconsidering the Concept of WhiteCollar Crim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1990）：346-365。“声誉挖掘”的概念在这里具有重要的意义。参见George Akerlof and Robert Schiller,Phish-ing for Phools：The Economics of Manipulation and Deception（Princeton，2015），23-35。

[46]“Adulterations in Food and Drugs，”HMM 41（1859）：654；“Guano，”The New England Farmer 7（1855）：333.类似的观察，参见Walter A.Friedman,Birth of a Salesman：The Transformation of Selling in America（Cambridge,MA，2004），53-55。

[47]NPG,July 2，1887，14；Oct.27，1888，14.

[48]Mihm,Nation of Counterfeiters，209-259；关于假冒伪劣探测器，参见“A New Swindle，”SEP,Dec.29，1860。

[49]Fowler,Twenty Years of Inside Life in Wall Street，298-311.

[50]King,Mine to Make a Mine，38-39，48-49；Dan Plasak,A Hole in the Ground with a Liar at the Top：Fraud and Deceit in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n Mining（Salt Lake City，2006）.

[51]King,Mine to Make a Mine，88-139；Donald Chaput，“Fraud at Fresno？，”Pacific Historian 29（1985）：47-58；William T.Jackson，“Dakota Tin：British Investors at Harney Peak，”North Dakota History 33（1966）：33-63；Clark C.Spence,British Investments and the American Mining Frontier，1860-1901（Ithaca,NY，1958），22-72，122-138.

[52]“On the Valuation of Mines，”Oct.13，1877，272-273；“Growth of the Engineering and Mining Jour-nal，”April 14，1877，231；“What Is Needed to Float a Mine，”April 4，1878；233-34，all in EMJ.

[53]“The Secrets of Stock Jobbing，”NYT,Mar.9，1857，1；“History of a Stock Bubble，”NYT,Mar.26，1857，1；“What Is a Historian，”NYT,Mar.28，1857，4.

[54]“The Equitable Ring and Its Hirelings of the Press，”New York Sunday Mercury,Apr.7，1872，4.

[55]“An Unfortunate Speculator，”Wall Street Daily News,Dec.19，1879，1.典型的欺诈报道，参见如下：“A New Swindle，”Apr.28，1880，1；“The Elevated Railroad Swindle，”Oct.17，1881，1。

[56]关于英国金融期刊同时扮演着欺诈监督者和支持者的角色，参见Ian Klaus,Forging Capitalism：Rogues,Swindlers,Frauds,and the Rise of Modern Finance（New Haven，2014），177-203。

[57]“Newspaper Reports on Mines，”EMJ,May 5，1877，292.

[58]“New York Swindles，”NYT,Oct.12，1872，4.

[59]同上；“The Natural History of Swindles，”July 10，1875，17。

[60]“New York Swindles”；“New York Stock Broker，”Fraud and Fair Dealing in Stocks，14，35-36.

[61]Jü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translated by Thomas Burger（Cambridge,MA，1989）.

[62]“Life Insurance Frauds，”NYT,Jan.30，1877，4；“Latest Revelation，”NYT,July 14，1877，4.

[63]Barnum,Life of P.T.Barnum，28，39，48-49，74-76，85-87，93-105；“The Way the Company Managed the Affair，”NYT,Dec.8，1872，1；“False Packing，”MT,Apr.2，1869，2；Fowler,Twenty Years of Inside Life in Wall Street，30-35，260，332-337，460-461.

[64]关于这一点，可参见Pettit,Science of Deception，34-38。

[65]“Scoundrelism in Patent Agents，”Scientific American,Sept.16，1854，5；“Sundry Humbugs”and“Go-ing Right On，”American Agriculturist 34（April 1875）：126-127，quoted in Woloson，“Wishful Think-ing，”827；Fowler,Twenty Years of Inside Life in Wall Street，392-393；“Overcapitalization，”The Railroad Gazette,March 16，1888，166；“Gold for Seawater，”July 30，1898；“False Pretences of Quacks，”Medical and Surgical Reporter,Sept.3，1870，196；“Glimpses of Gotham，”NPG,Jan.24，1880，14.

[66]“Robbing Merchants，”NYT,May 14，1874；“Commercial Chronicle and Review，”HMM 35（1856）：589；“Mining Speculation，”London Mining Journal,reprinted in Scientific American,Feb.24，1872，128；“A Bill for the Prevention of Fraud in the Organization of Mining and Other Companies，”EMJ,Ju-ly 22，1876，53；“New York Stock Broker，”Fraud and Fair Dealing in Stocks，62-69；“A Watch Night Sermon，”EMJ,Dec.31，1898，782.

[67]Manchester Times,Nov.11，1837，quoted in Taylor,Boardroom Scandal，59.

[68]Edward Youmans，“A Foreign Lesson and a Domestic Application，”Popular Science Monthly 5（1974）：112.

[69]“Humbugs，”Boston Advertiser,Dec.6，1865，2；“Library Table，”The Round Table 11（Nov.18，1865）：164.类似的一点，可参见Akerlof and Schiller,Phishing for Phools，149-150。

[70]“Barnum Tending Bar，”BET,May 10，1856，1.

[71]Look out for Humbugs,AA 19（Nov.1860）：324；Edward Crapsey，“Nether World of New York，”Gal-axy 11（1871）：659；“Frauds and Fools，”NPG,Nov.6，1880，7；“Protection for Fools，”NPG,Nov.6，1880，2；“Inside View of Western Mining Investments，”EMJ,Jan.20，1877，38；“Secrecy in Cor-porate Management，”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Sept.20，1879，289；“Railroad Accounts，”Railroad Gazette,March 23，1888，191-192；Steven Usselman and Richard R.John，“Protecting Small Saver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nomic Security，”in Richard R. John,ed.，Ruling Passions：Politi-cal Econom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University Park，2006），130-134.

[72]Taylor,Boardroom Scandal，159-248.

[73]“Life Insurance Failures，”NYT,Dec.15，1876，4；“Bank Examiners and the Pacific Bank of Boston，”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March 29，1884，372-373.

[74]一般来说参见Summers,The Era of Good Stealings。安东尼·康斯托克显然是这种趋势的一个例外。作为一名负责调查诈骗案的政府官员，他对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信心，并呼吁政府出台更严格的法律，加大执法力度。

[75]“Mining Speculation.”

[76]这一限制表明，这是对阿克洛夫（Akerlof）和席勒（Schiller）在《钓愚》（Phishing for Phools）中提出的“欺骗均衡”概念的延伸。即使信息上的差距和心理上的脆弱性确保了资本主义市场上的一些欺骗，在某种程度上，等级上的欺诈仍造成了巨大的代价，以至于加剧了公众的怀疑。

[77]Holly Cutting Baker，“Patent Medicine in Pennsylvania before 1906：A History through Advertising，”Pennsylvania Folklife 26（1977）：20-33；John G.Franzen，“Comfort for Man or Beast：Alcohol and Medicine Use in Northern Michigan Logging Camps，1880-1940，”Wisconsin Archeologist 7（1995）：294-337；Joanna Cohen，“‘The Right to Purchase Is as Free as the Right to Sell’：Defining Consum-ers as Citizens in the AuctionHouse Conflicts of the Early Republic，”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30（2010）：56-59；Philip Scranton，“The Horrors of Competition：Innovation and Paradox in Rhode Island’s Jewelry Industry，1860-1914，”Rhode Island History 55（1997）：47-55.

[78]Steven M.Gelber,Horse Trading in the Age of Cars：Men in the Marketplace（Baltimore，2008），5-23.

[79]温迪·沃洛森（Wendy Woloson）在“Wishful Thinking”中强调了这一点。参见，特别是824-828。

第5章　现代行政国家的开端

[1]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见：Anthony Downs,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New York，1957）；James M.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The Calculus of Consent：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Ann Arbor，1962）；Mancur 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New York，1971）；George Stigler，“The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2（1971）：3-21；Sam Peltz-man，“Toward a More General Theory of Regulat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1976）：211-240。有关评论，请参见Jessica Leight，“Public Choice：A Critical Reassessment，”in Edward J.Bal-leisen and David A.Moss,eds.，Government and Markets：Toward a New Theory of Regulation（New York，2010），213-255。

[2]关于官僚企业家精神，参见Daniel P.Carpenter,The Forging of Bureaucratic Autonomy：Reputations,Networks,and Policy Innovation in Executive Agencies，1862-1928（Princeton，2001）。

[3]Edward Balleisen，“The Prospects for Effective Co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 Historian’s View from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in Balleisen and Moss,eds.，Government and Markets，444-481.

[4]有关社会运动的深刻理论概念，见Craig Calhoun，“‘Social Movements’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Social Science History 17（1993）：385-442。

[5]关于这个时代的监管变革，见：Morton Keller,Affairs of State：Public Life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Cambridge,MA，1977）；Morton Keller,Regulating a New Economy：Public Policy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merica，1900-1933（Cambridge,MA，1990）；Marc Allen Eisner,Regulatory Poli-tics in Transition，2nd ed.（Baltimore，2000）.

[6]“Army Frauds in Pennsylvania，”CT,Oct.23，1861，2；“American Contractors，”Manchester Guardi-an,Jan.29，1862，3；“Government Contracts，”NYT,Feb.6，1862，2；Stuart D.Brandes,Warhogs：A History of War Profits in America（Lexington,KY，1997），70-91；Mark Wilson,The Business of Civil War：Military Mobilization and the State，1861-1865（Baltimore，2006），19-25，149-156.

[7]“Defrauding the Government，”BS,June 4，1861，1；“Frauds upon the People，”New Hampshire Patri-ot,Jan.1，1862，2；“Republican Frauds，”Wisconsin Daily Patriot,Feb.19，1862，2.

[8]Wilson,Business of Civil War，154-155.

[9]“Secretary of War，”NYTR,Oct.17，1861，7；“Shame！Shame！”Sandusky Register,Feb.11，1862，2.

[10]“Leeches，”HW（Jan.25，1862）：53；Henry Morford,The Days of Shoddy（Philadelphia，1863）.

[11]Brandes,Warhogs，100；Wilson,Business of Civil War，151；“Doom of Swindling Contractors，”NYT,Jan.18，1862，4.

[12]War Claims at St.Louis,U.S.HR Exec.Doc.94，37th Cong.，2nd Sess.（1862）；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Ordnance and Ordnance Stores,U.S.Sen.Exec.Doc.72，37th Cong.，2nd Sess.（1862）；Wilson,Business of Civil War，108-110，127-129，164-165，184-185.

[13]John F.Callan,The Military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Philadelphia，1863），547-550.

[14]Wilson,Business of the Civil War，183-187；“An Army Swindler Fitly Punished，”NYT,Nov.23，1863，4；Charles A.Dana,Recollections of the Civil War（New York，1899），162-164.

[15]Dana,Recollections of the Civil War，163-164；J.Matthew Gallman,Mastering Wartime：A Social Histo-ry of Philadelphia during the Civil War（New York，1990），289-290.

[16]“Grades of Grain and Rules of Inspection，”Chicago Daily Commercial Bulletin,Aug.17，1871，2；Guy Lee，“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icago Grain Elevator System，”Agricultural History 11（1937）：27-30；Harold Woodman，“Chicago Businessmen and the‘Granger’Laws，”Agricultural His-tory 36（1962）：18-22.

[17]Reports Made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Illinois（Springfield，1872），465-469；Reports Made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Illinois（Springfield，1877），x—xi；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Railroad and Warehouse Commission（Springfield，1877），31-44；J.C.F.Merrill，“Classification of Grain into Grades，”AAPS 38（1911）：58-62；Benjamin F.Goldstein,Marketing：A Farmer’s Problem（New York，1928），181；Woodman，“Chicago Businessmen，”23-24.

[18]“Editorial，”CT,Sept.3，1879，4；“Grain Inspection，”CT,May 30，1879，6.

[19]“Grain Inspection，”CT,June 26，1880，11；“Grain Receivers，”CT,Jan.30，1881，6；“On the Wit-ness Stand，”CT,Feb.18，1881，6；“Grain Inspection，”CT,July 6，1883，7；Frank Drake，“A Mean Attack，”CT,June 12，1885，9；“To Improve Grain Inspection，”NYT,Mar.14，1887，1.

[20]“Our Grain Inspection，”CT,Mar.15，1885，1；“State Inspection of Grain，”Mar.16，1887，4；“Our Grain Inspection，”Mar.21，1887，8；“St.Louis Men in Arms，”CT,May18，1889，5；“Civil Service Demanded，”CIO,Sept.23，1896，12；Annual Report of the Railroad and Warehouse Commission of Minnesota（St.Paul，1895），39-41.

[21]“Grain Interests Stirred”；CT,Feb.11，1897，12；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ustrial Commission on Transportation,vol.2（Washington,DC，1901），257；W.Scott Cowen，“Grain Inspection in Illinois，”AAPS 38（1911）：78-82.

[22]“Frauds in Artificial Manures，”Genesee Farmer 18（Mar.1857）：75；Ni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Maine Board of Agriculture（Augusta,ME，1864），96.

[23]“Inspectors of Guano，”Southern Planter 10（May 1850）：150；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Patents,Part II：Agriculture,U.S.HR Doc.102，32nd Cong.，1st Sess.（1852），298；“History of Guano，”DeBow’s Review 13（Dec.1852）：627；“Cheating the Farmer，”Pennsylvania Farm Journal 4（Mar.1854）：82；“Maryland Guano Inspection Law，”HMM 31（Aug.1854）：232-233；Baltimore Board of Trade,Ninth Annual Report（Baltimore，1858），30-32；First Report of Philip T.Tyson,State Agricul-tural Chemist（Annapolis，1860），102-103；“Peruvian Guano，”Southern Planter and Farmer 1（May 1867）：107；“Special Manures，”New England Farmer（May 1867）：216.

[24]First Report of Philip T.Tyson，132；James B.Chynoweth and William H.Bruckner,American Manures；and Farmers’and Planters’Guide（Philadelphia，1871），132.

[25]First Annual Report of Philip T.Tyson，132；Chynoweth and Bruckner,American Manures，28.

[26]Chynoweth and Bruckner,American Manures，259-260；Samuel W.Johnson，“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s of Europe，”Annual Report of the 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 of Yale College（New Haven，1875），25-26.肥料监管因此反映了丹尼尔·T.罗杰斯（Daniel T.Rodgers）在其如下一书中讨论的那种跨大西洋借贷：Atlantic Crossings：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Cambridge,MA，2000）。

[27]Samuel W.Johnson,Essays on Peat,Muck,and Commercial Manures（Hartford，1859）；Samuel W.Johnson，“Report on Commercial Fertilizers，”Annual Report of the Ohio Board of Agriculture（Colum-bus，1869），375-389.

[28]“Inspection of Fertilizers，”Germantown Telegraph,reprinted in AF 2（Nov.1860）：155；N.A.Pratt,Ashley River Phosphates（Philadelphia，1868），41；“Agricultural Society of Philadelphia，”Boston Jour-nal of Chemistry 2（1867）：11-12.

[29]P.B.Wilson，“Is It Needed？”AF（Feb.1878）：47-48；Four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Maine Board of Agriculture（Augusta,ME，1870），207-220.

[30]“Inspection of Fertilizers，”AF（Mar.1870）：43；Camm Patteson，“Commercial Fertilizers，”Southern Planter and Farmer 7（Sept.1873）：3-5；John Carter，“Regulating the Sale of Fertilizers，”AF（Mar.1878）：85-86；“Commercial Fertilizers，”Maine Farmer（Jan.11，1883）：1.关于农业民粹主义，参见：Lawrence Goodwyn,Democratic Promise：The Populist Moment in America（New York，1976）；Mi-chael Kazin,The Populist Persuasion：A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1995），27-48；Charles Postel,The Populist Vision（New York，2009），137-172。

[31]关于佐治亚州和其他地方的安排，见Revised Statutes of Connecticut（Hartford，1875），527；“An Act to Prevent Fraud in the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Commercial Fertilizers，”Ac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Commonwealth of Kentucky（Frankfort，1880），96-97；A Supplement to the Code of Georgia（Macon，1878），53-56；National Fertilizer Association,The Fertilizer Movement during the Season 1882-1883（Baltimore，1883），iii—lxxxiii。

[32]“Importance of Analyses of Fertilizers，”Southern Cultivator 39（Sept.1881）：334；John A.Myers，“Re-port of State Chemist，”Biennial Report of the……Agricultural and Mechanical College of Mississippi（Jackson,MS，1885），72-73；“Fertilizer Control and the Trade during 1887，”T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North Carolina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Raleigh，1888），28-31；“Professor J.W.Sanborn on Fertilizers，”Popular Gardening and Fruit Growing 3（May 1888）：184；Forty-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Indiana State Board of Agriculture（Indianapolis，1892），183；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West Virgini-a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Fairmount,WV，1897），6.

[33]“Analysis of Fertilizers，”Ohio Farmer 12（Nov.1883）：312；Myers，“Report of State Chemist，”72-78；W.S.Dewolf，“How Frauds in Fertilizers Are Prevented，”MT,Feb.20，1885，7；T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West Virginia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Fairmount,WV，1897），62；Alan Marcus，“Setting the Standard：Fertilizers,State Chemists,and Early National Commercial Regulation，”Agricul-tural History 61（1987）：48-49.

[34]“The Legislature and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AC,Sept.18，1883，4；Maine Farmer 52（June 12，1884）：1；“Report for 1887 on the Agriculture of North Carolina，”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orts on Trade and Finance,No.340（London，1889），2；“The Fertilizer Trade，”AA 48（Dec.1889）：654.

[35]MT,Mar.19，1881，4；Nine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Vermont Dairymen’s Association（Montpelier，1889），30.也可参见“Matfield Fertilizer，”Maine Farmer 44（May 27，1876）：4；“Bowker’s Hill and Drill Phosphate，”Ohio Farmer 90（Mar.11，1882）：177；“Orchilla Guano，”Southern Planter 46（Jan.1885）：61；“Cumberland Bone Co.，”Maine Farmer 53（Apr.16，1885）：4。

[36]“Fertilizers，”Southern Cultivator 32（Apr.1874）：157；P.B.Wilson，“Errors in Fertilizer Analysis，”AF 5（Apr.1876）：109-111；National Fertilizer Association,The Fertilizer Movement，6-8；Marcus，“Setting the Standard，”53-64.

[37]Proceedings of the Convention of Agricultural Chemists（Raleigh，1884），6；Methods of Analysis of Com-mercial Fertilizers（Washington,DC，1886）；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Official Agricultural Chemists（Washington,DC，1892），4-6；Proceedings of the Eleven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Official Agricultural Chemists（Washington,DC，1894），7-10.

[38]Marcus，“Setting the Standard，”52-53，70-72.

[39]John Panzar and Robert Willig，“Economies of Scop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1981）：268-272；Praveen Nayyar and Robert Kazanjian，“Organizing to Attain Potential Benefits from Information A-symmetries and Economics of Scope in Related Diversified Firm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8（1993）：735-759.

[40]Report of the Pennsylvania State Dairymen’s Association，1885（Harrisburg，1885），13；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Official Agricultural Chemists（Washington,DC，1890），11.

[41]Mitchell Okun,Fair Play in the Marketplace：The First Battle for Pure Food and Drugs（DeKalb，1986），138-184.

[42]James Harvey Young,The Toadstool Millionaires：A Social History of Patent Medicines in America before Federal Regulation（Princeton，1961），226-251；James Harvey Young,Pure Food：Securing the Feder-al Food and Drug Act of 1906（Princeton，1989）；Okun,Fair Play in the Marketplace.

[43]Charles W.Dabney,Proceedings of the Convention of Agricultural Chemists,Held at Atlanta,Ga.，May 15th，16th，1884（Raleigh，1884），29-30；“Commercial Fertilizers，”Twenty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Indiana State Board of Agriculture（Indianapolis，1884），187.

[44]“National Grain Grading，”CT,July 29，1892，4；“Farmers Robbed by Inspection，”Grand Forks Her-ald,Mar.31，1904，1；“Federal Grain Inspection，”WSJ,July 30，1908，2；“Grain Grades Not Satis-factory，”DNT,Sept.27，1908，11；“He’d Stop Grain Frauds，”KCS,Jan.2，1909，5；John O’Laughlin，“Charges Combine of Elevator Men Rules Grain Mart，”CT,Mar.4，1914，13；Alson Sec-or，“Standard Grades Needed，”Successful Farming（July 1916）：12.

[45]“Oppose National Grain Inspection，”DNT,Jan.7，1904，2；“Federal Grain Inspection，”DMN,Dec.27，1908，14；Fifty Six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ommercial Exchange of Philadelphia（Philadelphia，1910），69.

[46]“Federal Grades，”Chicago Daily Tribune,Aug.22，1913，12；Uniform Grading of Grain,U.S.HR Agriculture Committee Hearings，63rd Cong.，3rd Sess.，Vol.1（Washington,DC，1915），4-10；Ag-riculture Appropriation Bill,U.S.HR Agriculture Committee Hearings，64th Cong.，1st Sess.（Washing-ton,DC，1916），1-68.

[47]“U.S.Grain Standards Act，”San Jose Mercury,Aug.26，1916，6；“Prepare for Federal Grain Inspec-tion，”KCS,Oct.17，1916，14；“Federal Grain Standards Act，”CLR 17（1917）：177-180.

[48]“Give Grain Inspectors Tests，”Cleveland Plain Dealer,Nov.10，1916，6；“Grain Men Study Grading Problems，”The Oregonian,Feb.15，1917，20；“Need Experts for Grain Inspectors，”Grand Rapids Press,Sept.29，1919，10；“Forty Take Grain Course，”Perry Republican,June 1，1922，1.

[49]“5 Grain Inspectors Face Fraud Charges，”Fort Worth Star-Telegram,June 3，1918，10；“Federal Su-pervisors to Demonstrate Grain Grading，”Lexington Herald,Aug.25，1919，13；“U.S.Grain Grades Get O.K.of Dealers，”Fort Worth Star-Telegram,Mar.22，1922，5.

[50]Gerald Nash，“Government and Business：A Case Study of State Regulation of Corporate Securities，1850-1933，”BHR 38（1964）：147-150.

[51]The following account draws on“Mining on the Pacific Coast，”Overland Monthly 7（Aug.1871）：151-158；“Rights of Stockholders，”San Francisco Evening Bulletin,Dec.29，1871，2；“Stock Speculation versus Legitimate Mining，”Salt Lake Tribune,May，5，1877，13；“Mining Mysteries and Iniquities，”Springfield Republican,Aug.26，1879，3；“Mining Interests and the Gorley Bill，”San Francisco Eve-ning Bulletin,Feb.26，1880，2；“New York Mining Investments，”NYTR,Mar.15，1880，4；“Provi-sions of the Bill to Protect Mining Stockholders，”San Francisco Evening Bulletin,April 13，1880，1；Nash，“Government and Business，”153-154；Glenn Vent and Cynthia Birk，“Insider Trading and Ac-counting Reform：The Comstock Case，”Accounting Historians Journal 20（1993）：67-82.

[52]“The Nether Side of Life Insurance，”Scribner’s Magazine 14（July 1877）：382-386；“The Last of the New Jersey Mutual Life，”The Independent 29（Oct.18，1877）：28；Julius Wilcox，“The Wrecking of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International Review 9（1880）：83-100.

[53]“New Insurance Laws，”The Independent 3（Oct.27，1881）：24.

[54]State of New York,Annual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Insurance Department（Albany，1882），li—lii.

[55]Morton Keller，“The Judicial System and the Law of Life Insurance，”BHR 35（1961）：317-335；Wil-liam Lehrman，“Diversity in Decline：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Organizational Failure in American Life Insurance，”Social Forces 73（1994）：613-617.

[56]Herbert Wolfe，“Present Supervision of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NAR 181（1905）：11-19；“The In-surance Investigation，”The Independent 59（Nov.23，1905）：1233；Report of the Joint Committee of the Senate and Assembl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Appointed to Investigate the Affairs of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Albany，1906）；Burton Hendrick，“The Story of Life Insurance I，”McClure’s Magazine（May 1906）：36-49.

[57]“Insurance Reforms，”NYT,Dec.6，1906，9；William H.Price,Life Insurance Reform in New York（Cambridge,MA，1909）.

[58]Morton Keller,The Life Insurance Enterprise，1885-1910：A Study in the Limits of Corporate Power（Cambridge,MA，1963），254-264.

[59]Keyes Winter，“State Regulation of Corporations by Policing Sales of Securities，”AAPS 129（Jan.1927）：149-155；Louis Loss and Edward M.Cowett,Blue Sky Law（Boston，1958），7-10；Daniel Holt，“Acceptable Risk：Law,Regulation,and 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Financial Markets，1878-1930，”Ph.D.diss.，University of Virginia，2008，173-198.

[60]John A.McCall,The Regulation of Life Insu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eign Countries（New Haven，1904），16-18；Maurice Robinson，“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Insurance Companies，”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ublications 8（1907）：137-144；William C.Johnson，“The Principles Which Should Govern the Regulation of Life Insurance，”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ublications 8（1907）：155-188.

[61]James Holbrook,Ten Years among the Mail Bags（New York，1856），258-266；“Operations of a Mayor’s Police，”Weekly Wisconsin Patriot,June 8，1858，2；“How the Credulous Are Swindled，”New York Evangelist,June 2，1864，3；J.H.Holton,The Rogues and Rogueries of New York（New York，1865），9-12，27-31，96-101；Matthew Hale Smith,Sunshine and Shadow in New York（New York，1870），694-704.

[62]“Gift Enterprise Swindles Broken Up，”New York Ledger,Apr.10，1858，4；“A Grand Swindle Ex-posed，”PI,Nov.20，1860，1；“The Cheap Watch Humbug，”AA 21（May 1862）：133；“Gift Enterpri-ses，”NYT,Mar.30，1866，5.

[63]“More Swindles Exposed，”Albany Journal,June 8，1858，2；“A Swindle，”Sandusky Register,Apr.11，1862，2；“Facts for Fortune Hunters，”NYT,Mar.1，1866，8.

[64]“Lottery Fraud，”Lowell Daily Citizen,June 8，1858，2；Edward Crapsey，“The Circular Swindle，”The Galaxy 11（May 1871）：652-660.

[65]“Bogus Lotteries，”Pittsfield Sun,Apr.22，1858，2；“A Caution against Gift Enterprises，”NYT,Mar.31，1869，10.

[66]“Sundry Humbugs，”AA 25（1866）：244；“How the Verdant Are Swindled，”NYTR,Jan.7，1868，7；“Letter of the Solicitor of the Post Office，”U.S.Sen.Doc.No.57，39th Cong.，1st Sess.（Feb.14，1866），2.

[67]D.D.T.Leech,List of the Post Off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1857），48；“More Swin-dles Stopped，”New Albany Ledger,May 26，1858，2；“Mayor Tiemann’s Police，”Milwaukee Sentinel,June 18，1858，2.

[68]“Powers of Postmasters，”Cleveland Plain Dealer,June 12，1858，2；“An Important Opinion，”Easton Gazette,Oct.13，1860，1；“Case of Emory&Co.，”Official Opinions of Attorneys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vol.9（Washington,DC，1869），454-455.

[69]“Post Office Department，”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Dec.8，1864，2；“An Important Post Office Bill，”Cincinnati Enquirer,Feb.5，1866，3；Letter of the Solicitor of the Post Office Department；“Frauds by Means of the Post Office，”PI,Feb.19，1866，4；“Facts for Fortune Hunters，”NYT，8.

[70]“Illegal Use of the Mails，”Philadelphia Age,Mar.10，1866，2；“Lottery Tickets，”AA 25（Mar.1866）：86；“A Wise Law，”New York Evangelist 39（Aug.27，1868）：1.

[71]“Revision of the Postal Law，”NYT,Dec.8，1870，5；“An Act to Revise,Consolidate,and Amend the Statutes Relating to the Post Office Department，”United States Congress,June 8，1872，Sects.300，301；Dorothy Ganfield Fowler,Unmailable：Congress and the Post Office（Athens,GA，1977），55-65.

[72]Anthony Comstock，“Suppression of Vice，”NAR 135（Nov.1882）：484-489；Marshall Cushing,The Story of Our Post Office（Boston，1893），614-621；Nicole Kay Beisel,Imperiled Innocents：Anthony Comstock and Family Reproduction in Victorian America（Princeton，1997）：25-53；Andrea Tone,De-vices and Desires：A History of Contraceptives in America（New York，2001），5-28；Gaines M.Foster,Moral Reconstruction：Christian Lobbyists and the Federal Legislation of Morality，1865-1920（Chapel Hill，2002），119-130.

[73]“Our New York Letter，”PI,Apr.19，1877，3.

[74]“Anthony Comstock，”Cincinnati Gazette,Nov.11，1880，4；Cushing,Story of Our Post Office 505-605.

[75]“Killing of Lotteries，”PI,Oct.14，1895，8；Annual Report of the Postmaster General（Washington,DC，1896），59；“Frauds in Postal Affairs，”Omaha World Herald,Nov.7，1897，7；“Vigilance of Postal Inspectors，”Brooklyn Eagle,Oct.2，1898，15；Cushing,Story of Our Post Office，619-621.

[76]“Scientific Swindlers，”NYT,Sept.17，1875，8；Letter from the Postmaster General in Reply to a Resolu-tion of the House,U.S.HR Doc.22，46th Cong.，2nd Sess.（Washington,DC，1880），1-17；“Day of Reckoning at Hand，”Omaha World Herald,Dec.9，1893，1；Cushing,Story of Our Post Office，505-565；“After Patent Medicine Frauds，”NYT,Nov.10，1894，5；“Fake Concerns under the Ban，”WP,Feb.26，1895，6.

[77]“An Unfortunate Speculator，”Wall Street Daily News,Dec.19，1879，1；“Millions Made by Fraud，”NYTR,Dec.30，1879，2；“Sundry Humbugs，”AA 39（Mar.1880）：89.

[78]“An Unfortunate Speculator”；“Millions Made by Fraud”；“Great Swindle Stopped，”NYT,Dec.31，1879，2；“Details of the Swindle，”WP,Dec.31，1879，2.

[79]“Great Swindle Stopped”；“Bogus Brokers in New York，”BS,Jan.1，1880，4；Letter from the Postmas-ter General，17-25.

[80]“‘Fund W’Finished，”CT,Dec.8，1883，7；“Swindlers Convicted，”Arkansas Gazette,Dec.8，1883，1；“The‘Fund W’Frauds，”Boston Journal，1883，2；United States v.Flemming et al.，19 Federal Reporter 908（US Dist.Court for Northern Illinois）.

[81]“Using the Mails for Swindling Purposes，”NYT,Feb.9，1879，7；“More Fraud，”Brooklyn Eagle,Apr.7，1885，6；“A Great Swindle Stopped”；Annual Report of the Postmaster General（Washington,DC，1890），41；“Lottery and the Mails，”Cincinnati Commercial Tribune,July 11，1890，1；Cushing,Story of Our Post Office，521-525，551-559；“Wanted Here for Swindling，”Brooklyn Eagle,Aug.28，1897，12；“Swindler Algernon Granville Convicted，”Pharmaceutical Era 21（May 25，1899）：699.

[82]“Easy Life in Jail，”CT,July 27，1884，13；“How Swindlers Were Freed，”NYT,Mar.1，1885，1；Alfred Andreas,History of Chicago,vol.3（Chicago，1886），271-272.

[83]“Lottery Traffic，”SFB,May 16，1885，3；Cushing,Story of Our Post Office，553.

[84]“Swindling Devices，”NYT,Dec.18，1876，8；“Gambling for Farmers，”AA 42（July 1883）：347；“An Unequal Fight，”AA 43（Mar.1884）：131；Patrick Woodward,The Secret Service of the Post-Office De-partment（Hartford，1886），437-440；“It’s a Ten-Dollar Swindle，”Omaha World Herald,Mar.1，1891，1；Cushing,Story of Our Post Office，523-534；“Defrauded by Fake Jewelers，”CT,Dec.16，1894，2；“Big Swindling Scheme Exposed，”NYH,Mar.27，1895，6.

[85]Cushing,Story of Our Post Office，527-528，538-539，562-565；“Lottery Business Abroad，”NYT,Nov.27，1894，16；Report of the Postmaster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1896），59-61.

[86]“Used the Mail for Lottery Fraud，”CT,Sept.1，1893，3；“Crowding the Lottery Sharks，”CT,Feb.14，1894，5；John L.Thomas,Lotteries,Frauds,and Obscenities in the Mails（Columbia,MO，1903），343-344.

[87]Fowler,Unmailable，79-87；Foster,Moral Reconstruction，124-127；Carpenter,Forging of Bureau-cratic Autonomy，109-110.

[88]针对债券投资公司的行动：“A Glance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ef Post-Office Inspector，”Kalamazoo Ga-zette,Jan.9，1890，6；“Bond Investments Checked，”PI,May 15，1895，3。针对庸医疗法的行动：“Patent Medicines and the Post Office，”Outlook,June 4，1904，240；“Uncle Sam Takes a Hand，”Ladies’Home Journal 21（Sept.1904）：1；The Nostrum Evil（New York，1905）。针对石油推销的行动：“Fraud Cases Set Record，”LAT,May 16，1920，V5；“Sees Oil Swindlers in Texas Dwindling，”WP,July 15，1923，5；Roger M.Olien and Diana Davids Olien,Easy Money：Oil Promoters and Investors in the Jazz Age（Chapel Hill，1990）。

[89]Holbrook,Ten Years among the Mail Bags，270-274；“How Postmasters Are Tempted，”AA 43（Jan.1884）：39.

[90]“Facts for Fortune Hunters”；“Frauds.The Official List of Them，”NYTR,Nov.27，1880，2；“A New Fraud，”Printer’s Ink 6（June 1892）：758.

[91]Anthony Comstock,Frauds Exposed：or,How the People Are Deceived and Robbed,and Youth Corrupted（New York，1880）.也可参见Comstock’s“The Suppression of Vice，”NAR 85（Nov.1882）：484-489；“How I Came to Enter upon My Work，”Christian Advocate 63（May 17，1888）：327；“Lotteries，”Christian Advocate 65（May 29，1890）：343-344；“Lotteries and Gambling，”NAR 154（Feb.1892）：217-224。

[92]Comstock,Frauds Exposed，571；“Fraud Orders，”The Youth’s Companion 78（May 5，1904）：222.美国古文物学会的数据库“美国历史报纸”直到1894年，包含短语“欺诈令”的故事也只有七个；在之后的六年里，这个数字上升到192；在1901年至191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67。

[93]参见以下文件中的抱怨：In Re Artic Refrigerator Company of Cincinnati,Fraud Order Cases,Entry 50，Box 12-3，Case 1310；In Re Rockwell&Hammond,and In Re National Necktie Company of Philadel-phia,Fraud Order Cases,Box 8，Cases 1017，1019-1020；In Re Mack Belting Company and United States Canvas and Rubber Co.of Cleveland,Fraud Order Cases,Box 55，Case 3687；Annual Report of the Postmaster General（Washington,DC，1916），71。

[94]“Swindlers Who Use the Mails，”NYT,Sept.27，1883，4；Cushing,Story of Our Post Office，522.

[95]Comstock,Frauds Exposed，5；Woodward,Secret Service of the Post-Office Department，421.

[96]Annual Report of the Post Office Department（Washington,DC，1913），90；Winfield Fell，“It Keeps Un-cle Sam Busy，”Trenton Times,May 10，1914，13.

[97]Charles McCurdy，“Justice Field and the Jurisprudence of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Some Param-eters of Laissez-Faire Constitutionalism，”JAH 61（1975）：980-981；Michael Les Benedict，“Laissez-Faire and Liberty：A Re-Evaluation of the Meaning and Origins of Laissez-Faire Constitutionalism，”LHR 3（1985）：305-306，327-331.

[98]Charles McCurdy，“American Law and the Marketing Structure of the Large Corporation，1875-1890，”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8（1978）：631-649；State v.Agee，83 Alabama Reports 110（Ala.Su-preme Court，1887）；In Re Schechter，63 Fed.Cases 595（Circui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Minnesota，1894）.On deceptions by nursery agents,see：“Tricks of Tree Peddlers，”AA 42（May 1883）：259；Ed-son Goddard，“Marketing Trees and Plants，”Transactions of the Northern Iowa Horticultural Society（Des Moines，1890），371-379.

[99]Ex Parte Jackson，96 U.S.727（1878）；Dauphin v.Key，1 McArthur&Mackay 203（Supreme Court of the Dist.of Columbia，1880）；U.S.v.Loring，91 Fed.Cases 881（U.S.Dist.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of Illinois，1884）；U.S.v.Finney，45 Fed.Cases.41（Dist.Court for the Dist.of Eastern Mis-souri，1890）；Durland v.U.S.，161 U.S.306（1896）；Public Clearing House v.Coyne，194 U.S.497（1904）；Thomas,Lotteries,Frauds,and Obscenity in the Mails，227-351.

[100]Munn v.Illinois，94 U.S.113（1877）；“Valid State Laws Incidentally Affecting Foreign and Inter-State Commerce，”Central Law Journal 28（Apr.12，1889）：337；Anthony Comstock，“Police Power，”Chris-tian Advocate 65（Oct.23，1890）：697-698；Patapsco Guano Co.v.Board of Agriculture，52 Fed.Cases 690（U.S.Circuit Ct.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North Carolina，1892）；Lewis Hochheimer，“The Po-lice Power，”Central Law Journal 44（Feb.19，1897）：158-162.

[101]Michael Pettit,The Science of Deception：Psychology and Commerce in America（Chicago，2013），121-132.

[102]McCurdy，“American Law and the Marketing Structure of the Large Corporation.”

[103]Woodward,Secret Service of the Post-Office Department，445-448.

第6章　创新、道德经济和邮政局长的和平

[1]Alfred D.Chandler,The Visible Hand：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Cambridge,MA，1977）；Susan Strasser,Satisfaction Guaranteed：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Mass Market（New York，1989）；Richard S.Tedlow,New and Improved：The Story of Mass Marketing（New York，1990）；Wil-liam Leach,Land of Desire：Merchants,Power,and the Rise of a New American Culture（New York，1993）；Pamela Walker Laird,Advertising Progress：American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Consumer Market-ing（Baltimore，1998）；Nancy F.Koehn,Brand New：How Entrepreneurs Earned Consumers’Trust from Wedgwood to Dell（Cambridge,MA，2001）.

[2]Boris Emmet and John E.Jeuck,Catalogues and Counters：A History of Sears,Roebuck and Company（Chicago，1950），63-64.

[3]Telegram from Inspector Stuart to Chief Inspector M.D.Wheeler,Dec.21，1894，In Re Sears,Roebuck et al.，Fraud Order Cases,Box 3，Cases 659-660.

[4]E.H.Gordon to Post Office Department,March 5，1895，In Re Sears,Roebuck&Co.et al.

[5]Louis E.Asher and Edith Heal,Send No Money（Chicago，1942），62-69；Emmet and Jeuck,Cata-logues and Counters，42-104.

[6]Asher and Heal,Send No Money，20-22，31-46；Cecil C.Hoge,Jr.，The First Hundred Years Are the Toughest：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 Century of Competition between Sears and Wards（Berkeley，1988），30-39.

[7]Richard W.Sears to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for the POD,Dec.22，1894，In Re Sears,Roebuck et al.

[8]Emmet and Jeuck，64，110-114，247-250.

[9]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4th ed.，vol.1（London，1806），177.

[10]Joseph A.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London，1943），72-86，121-130.也可参见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New York，1920，reprinted 1976），esp.47-78。

[11]Everett Dick,The Lure of the Land：A Social History of the Public Lands from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to the New Deal（Lincoln,NE，1970）；Stephen Mihm,A Nation of Counterfeiters：Capitalists,Con Men,and the Making of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MA，2007）；Dan Plazak,A Hole in the Ground with a Liar at the Top：Fraud and Deceit in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n Mining（Salt Lake City，2006）；Roger M.Olien and Diana Davids Olien,Easy Money：Oil Promoters and Investors in the Jazz Age（Chapel Hill，1990）.

[12]J.H.Holton,The Rogues and Rogueries of New York（New York，1865），96-106；“Local Agencies，”A-merican Agriculturist 48（Aug.1889）：417.

[13]“Extracts from the Memorial of the Auctioneers of New-York，”Patron of Industry,Jan.20，1821，2；Asa Greene,The Perils of Pearl Street：Including a Taste of the Dangers of Wall Street（New York，1834），52-55；“Tricks of Trade，”Charleston Southern Patriot,Nov.10，1837，2.

[14]“Another Fraudulent Life and Health Insurance Company，”Sandusky Register,Feb.16，1853，2；“Ex-tensive Insurance Swindle，”BS,Sept.6，1854，1；“Bogus Insurance Companies，”BET,July 13，1855，2；“A Bogus Insurance Company，”Wisconsin Free Democrat,Sept.26，1855，2；“Bogus Insur-ance Companies，”NYH,June 3，1860，4.

[15]In Re The Bank Depositors Insurance Company,of Washington,D.C.et al.，Fraud Order Cases,Box 36，Case 3002；Fraud Order Cases,Box 38，Case 3207；“Post Office Fraud Order Issued against Wedder-burn&Company，”Scientific American 77（Nov.20，1897），323；George B.Cortelyou，“Financial Frauds：The Story of‘Fund W，’”47 Colliers（April 22，1911）：34.

[16]“Salesmen，”Minneapolis Journal,Feb.5，1898，7；“Salesmen，”The Oregonian,April 24，1898，7；“Salesmen，”Birmingham Age Herald,Sept.4，1898，8；“Agents，”Springfield Republican,Mar.19，1899，3；“Salesmen，”Trenton Evening Times,June 17，1899，5；“100 Weekly and Expenses，”Liter-ary Digest 19（July 15，1899），87.

[17]Homer Canfield to D.W.Canfield,April 1，1899；Memorandum from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James N.Tyner,July 12，1899；Report from Harvey Wiley,Bureau of Chemistry,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Sept.12，1899；all in In Re Artic Refrigerating Co.，Fraud Order Cases,Box 12-13，Case 1310.

[18]“Artificial Ice，”Scientific American 40（June 28，1879）：405；“Domestic Refrigeration，”The Century Magazine 28（Aug.1884）：637；“The Cold Storage System，”MT,Oct.24，1888，5；Edward Nichols，“The Production of Artificial Cold，”The Chautauquan 11（Apr.1890）：42-47；“The Ice Man’s Foe，”Kalamazoo Gazette,Aug.22，1893，3；“Coolness to Order，”CIO,July 7，1895，12.

[19]“A Career of Fraud Stopped，”NYT,Apr.3，1884，1；“Still Looking Them Up，”CT,July 23，1887，15；“Mr.Unverzagt’s Aladdin’s Lamp，”NYH,Dec.11，1893，3；“Still Undismayed，”The Independent 46（Jan.18，1894）：23；“A Monte Sharp’s Bluff，”Traveler’s Record 30（Jan.1895）：3；“Twenty Miles of Gold，”Munsey’s Magazine 45（June 1911）：408-409；“Gold Put on Sale at＄4.50 an Ounce，”Morn-ing Oregonian,Sept.5，1921，15；In Re Charles H.Unversagt et al.，Fraud Order Cases,Entry 50，Box 77，Case 4612.

[20]David Hochfelder，“‘Where the Common People Could Speculate’：The Ticker,the Bucketshop,and the Origins of 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Financial Markets，1880-1920，”JAH 93（2006）：335-358.

[21]Hugh R.Conyngton,Financing an Enterprise,Vol III：The Financing（New York，1923），540-541.

[22]Edward H.Smith,Confessions of a Confidence Man：A Handbook for Suckers（New York，1923），275.

[23]Colin Camerer and Dan Lavallo，“Overconfidence and Excess Entry：An Experimental Approac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1999）：306-318.

[24]Orange Smalley，“Market Entry and Economic Adaptation：Spiegel’s First Decade in Mail Order，”BHR 35（1961）：380-386.

[25]“Something for Nothing，”Knoxville Journal,Jan.12，1894，8；“Fraudulent Shoe Scheme，”Albuquerque Citizen,Jan.24，1900，4；John Olson，“Combating Mail Order Competition，”Salesmanship 9（Oct.1907）：116；“Mail Order Fakes，”Idaho Falls Times,Nov.12，1907，13；George H.Powell,Powell’s Practical Advertiser：A Practical Work for Advertising Writers and Business Men（New York，1908），125-126；POD,Annual Report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June 30，1910（Washington,DC，1911），49-55；“Mail Order Houses Offer Enticing Bait，”San Jose Mercury News,May 26，1915，6；Arthur Jerome Eddy,The New Competition，4th ed.（New York，1920），65-67；Saul Engelbourg,Power and Morality：American Business Ethics，1840-1914（Westport,CT，1980），75.

[26]Smalley，“Market Entry and Economic Adaptation，”397-398.

[27]Clowry Chapman,The Law of Advertising and Sales and Related Business Law,vol.1（Denver，1908），71；Earnest Elmo Calkins and Ralph Holden,Modern Advertising（New York，1905），257-259.

[28]Gene Gressley，“The French,Belgians,and Dutch Come to Salt Creek，”BHR 44（1970）：498-519；Earl Zarbin，“Dr.A.J.Candler：Practitioner in Land Fraud，”Journal of Arizona History 36（1995）：173-188；William Warren Rogers，“The Power of the Written Word and the Spoken Word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William Lee Popham，”Florida Historical Quarterly 76（1998）：265-296；Plazak,A Hole in the Ground with a Liar at the Top，132-145.

[29]“Misleading Brands Discussed by Bar，”NYT,Apr.6，1923，28；“Drive against Fake Names for Fur，”WP,July 18，1926，S11；H.J.Kenner,The Fight for Truth in Advertising（New York，1936），240-247.

[30]George Akerlof，“The Market for 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1970）：488-500.

[31]“Grangers Beware！”CT,Nov.8，1873，3；“Montgomery,Ward，&Co.，”CT,Nov.10，1873，3；“Montgomery Ward，”Sioux City Journal,Nov.13，1873，2；“Montgomery,Ward&Co.，”Chicago Tribune,Dec.24，1873，5.也可参见对于人造黄油的不满：Henry Bannard，“The Oleomargarine Law：A Study in Congressional Politics，”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887）：545-555；Geoffrey Miller，“Public Choice at the Dawn of the Special Interest State：The Story of Butter and Margarine，”California Law Review 77（1989）：83-131。

[32]Richard Brief，“Nineteenth-Century Accounting Error，”Journal of Accounting Error 3（1965）：12-21；Brief，“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Nineteenth-Century Asset Accounting，”BHR 40（1966）：1-6；En-gelbourg,Power and Morality，42-46；Richard White，“Information,Markets,and Corruption：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s in the Gilded Age，”JAH 90（2003）：19-43.

[33]“Railway Reform for the West and the East，”Milwaukee Journal of Commerce,Oct.21，1874，2；“TheEnglish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Bond and Share Holders，”London Times,Mar.17，1885，11；“The Mysteries of American Railway Accounting，”NAR 128（Feb.1879）：135-147；Alfred D.Chandler,Henry Varnum Poor：Business Editor,Analyst,and Reformer（Cambridge,MA，1956），168-171.

[34]“Capitalizing Fictitious Railroad Profits，”Railway Times 21（June 12，1869）：191；“Report of the Mas-sachusetts Railroad Commissioners，”Van Nostrand’s Eclectic Engineering Magazine 14（Apr.1876）：343-348；Thomas Greene，“Railway Accounting，”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7（1892）：598-612.

[35]“The Management of Railways，”Merchant’s Magazine and Commercial Review,June 1，1870，415；“Railroad Securities，”New York Herald Tribune,Mar.19，1877，4；“The Week，”The Nation 53（Oct.8，1891）：269；White，“Information,Markets,and Corruption，”34-35.

[36]In Re Modelle Miller,Fraud Order Cases,Box 3，Case 696；In Re Madame C.J.Walker,Fraud Order Hearings,June 17，1919，Entry 55，Box 39，Case 131；In Re Crown Motor Car and Hercules Motorcar Companies,Fraud Order Hearings,Nov.24，1914，Box 23，Case 60.

[37]In Re Charles H.Young,Fraud Order Hearings,May 7-8，1927，Box 39，Case 137，145-175.

[38]“Instructions for Branch Managers，”In Re Modelle Miller.关于早期美容企业家的创新性营销，参见Kathy Peiss,Hope in a Jar：The Making of America’s Beauty Culture（New York，1998），60-96。

[39]关于这类方法的道德反对，参见“An Endless Chain,Indeed，”Zion’s Herald 76（July 20，1898）：29；“Fraudulent Shoe Scheme，”Albuquerque Citizen,Jan.24，1900，4；“Something for Nothing，”Colman’s Rural World 54（July 10，1901）：8；“Swindlers by Mail Often Exposed，”Montgomery Advertiser,Aug.24，1902，2。

[40]J.Owen Stalson,Marketing Life Insurance：Its History in America（Cambridge,MA，1942），482-537；“Hosiery Sales Plan Pronounced Legal by Court，”NYT,July 26，1925，29.

[41]In Re Charles H.Young，135-137；Richard W.Sears to John L.Thomas,July 18，1895，In Re Sears,Roebuck.

[42]Report of Postal Inspector William McMechen,In Re Orphan Boy Extension Mine et al.，Fraud Order Ca-ses,Box 5，Case 752.也可参见In Re White Swan Mines Co,and Letson Balliet,Fraud Order Cases,Box 18，Case 1790。

[43]J.Overton Paine to Post-Office Solicitor Lamar,Sept.16，1916，In Re J.Overton Paine and the Paine Statistical Corporation,Fraud Order Hearings,Box 36，Case 120，4-12.

[44]“The Outlook，”73 Zion’s Herald（Sept.11，1895）：1.“Something for Nothing，”54 Colman’s Rural World（July 10，1901）：8；Daniel Carpenter,The Forging of Bureaucratic Autonomy：Reputations,Net-works,and Policy Innovation in Executive Agencies，1862-1928（Princeton，2001），84-87.

[45]“Getting Something for Nothing，”CT,June 3，1891，4；“Fraud Run to Earth，”CT,Dec.10，1893，6；“Federal Offenses，”Central Law Journal 38（May 4，1894）：393；In Re State Mutual Insurance Com-pany,Fraud Order Cases,Box 1，Case 555.

[46]In Re The Interstate Tracer et al.，Fraud Order Cases,Box 8，Case 1042；In Re The Merchants’National Union,Fraud Order Cases,Box 8，Case 1044.

[47]James and Walter Brown to John L.Thomas,March 26，1895，In Re Mrs.E.E.Mercer et al.，Fraud Or-der Cases,Box 3，Case 682；J.Overton Paine to Solicitor Lamar,In Re Paine Statistical Corporation et al.，5-6.

[48]W.S.Daily to Postmaster General,Dec.31，1894；John S.Dillon to John L.Thomas,May 31，1895；G.E.McAllister to John L.Thomas,Dec.21，1895；R.L.Beatty to John L.Thomas,May 1，1896；all in In Re Sears,Roebuck et al.关于形成社会认知和认同的法律定义，参见Robert Gordon，“Critical Legal Histories，”Stanford Law Journal 36（1984）：57-125。

[49]POD，“Report of the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Annual Reports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June 30，1907（Washington,DC），69-71.

[50]Sidney Morse,The Siege of University City：The Dreyfus Case of America（University City,MO，1912）；George Graham Rice,My Adventures with Your Money（New York，1911）；“Promoter E.G.Lewis，81，Who Made Millions,Dies，”LAT,Aug.11，1950，26；Plazak,Hole in the Ground，253-286.

[51]Morse,The Siege of University City，298-336；“Bank Was a Fraud，”WP,July 10，1905，1.参见《洛杉矶时报》从1925年到1928年对刘易斯破产和邮件欺诈审判的广泛报道。

[52]“Millions in Margins Gone at Scheftels，”NYT,Oct.1，1910，9；“Brokers Had Squawk Sheet，”WP,Nov.15，1911，1；Louis Guenther，“The Pirates of Promotion：George Graham Rice，”36 WW（Oct.1918）：584-91；“Rice’s Conviction as Tipster Upheld，”NYT,Nov.5，1929，20.

[53]Morse,The Siege of University City，284-285，391-395，405-411，478-479，635-640；Edwin C.Madden,The U.S.Government’s Shame：The Story of the Great Lewis Case（Detroit，1908），151-164，177-178.

[54]Rice,My Adventures with Your Money，271，290-307；“‘Tex’Rickard Testifies，”LAT,Jan.20，1912，19；“Graham Rice Assails Prosecutor，”NYT,Jan.16，1920，3；“Rice Resumes Stock Promo-tions，”50 WW（June 1925）：137-138.

[55]关于此类悔悟的例子，参见Frank Arbuckle to Postmaster General Wilson,May 21，1895，and Report of Inspector William McMechen,May 21，1895，In Re Orphan Boy Extension Mine et al。

[56]Richard W.Sears to John L.Thomas,Jan.23，1895，In Re Sears,Roebuck et al.

[57]Morse,The Siege of University City，165-166，385-389，441，495，673-674；“Millions in Margins Gone at Scheftels”；“Rice Resumes Stock Promotions”；“Rice to Face Trial on Fraud Charges，”NYT,July 16，1927，22.

[58]In Re Charles H.Young,May 7-8，1927 Hearing，113-139；“Will Shield Him No More，”NYH,Nov.11，1894，7；关于赖斯碰到的法律麻烦的新闻报道常常会注意到他年轻时的犯罪行为。参见，例如“Nat Goodwin’s Wicked Partner，”NYT,Feb.5，1911，B4。

[59]In Re Charles H.Young,May 7-8，1927 Hearing，14-44，173-201.

[60]Richard W.Sears to R.W.Haynes,July 18，1895，In Re Sears,Roebuck et al.；Modelle Miller to Post-master General,April 16，1895；B.F.Shively to Postmaster General,May 15，1895，In Re Modelle Miller；Senator Palmer to Postmaster General,Jan.6，1896；Representative Cannon to Postmaster Gener-al,Jan.9，1896，In Re Interstate Tracer et al.

[61]关于美国商业中的社交网络，参见Pamela Walker Laird,Pull：Networking and Success since Benjamin Franklin（Cambridge,MA，2006）。关于赦免文化，见Karin A.Shapiro,A New South Rebellion：The Battle against Convict Labor in the Tennessee Coal Fields，1871-1896（Chapel Hill，1998），47-78；关于破产后商业生涯的重要性，见Edward J.Balleisen,Navigating Failure：Bankruptcy and Commercial Society in Antebellum America（Chapel Hill，2001），165-201.

[62]J.T.Hanna to Acting Postmaster General F.H.Jones,July 14，1894，In Re State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Illinois et al.；In Re Laura Thomas,Fraud Order Cases,Box 3，Case 674.

[63]Guenther，“Pirates of Promotion：George Graham Rice，”590；“Graham Rice Assails Prosecutor，”NYT,Jan.16，1920，3；“Trial of Rice Opens on Fraud Charges，”NYT,Nov.15，1928，18.

[64]Morse,The Siege of University City，354-356，571-580，664-665；Madden,The U.S.Government’s Shame，13，19-21.

[65]Lewis,Order Number 10，9-13；Madden,The U.S.Government’s Shame，19-21；Rice,My Adven-tures with Your Money，308-309，322-323，354；“Scheftels’s Counsel Speaks of Enemies，”NYT,Nov.14，1911，7；“What Delaney Said，”LAT,Nov.14，1911，I13.

[66]Morse,The Siege of University City，326-329，364-384；“Cortelyou on Stand，”WP,Feb.10，1912，4.

[67]“Curb Lambs Caught by Ely Central，”NYT,Nov.10，1909，3；Rice,My Adventures with Your Money，301-340；“Business Bureau Reports on Frauds，”NYT,March 9，1926，32；BBB of New York City，“Special Bulletin No.16：George Graham Rice Sentenced，”Jan.14，1929.

[68]A.S.Burrell to John L.Thomas,Dec.26，1896，In Re Interstate Tracer et al.；A.S.Burrell to Thomas,Jan.23，1897，In Re National Mercantile Union,Fraud Order Cases,Box 8，Case 1044.关于D.H.康利（D.H.Conley）在邮购化妆品业务上令其竞争对手关门大吉上所扮演的角色，参见James&Walter Brown to John L.Thomas,March 4，1895，In Re E.E.Mercer,Fraud Order Cases,Box 3，Case 692。

[69]“Charge Fraud against N.Y.Cotton Exchange，”NYT,Jan.3，1907，1.

[70]D.E.Christiansen to John L.Thomas,July 3，July 12，1895，July 27，1895，In Re Sears,Roebuck et al.

[71]Richard W.Sears to John L.Thomas,April 3，July 18，Oct.12，1895，May 8，1896，In Re Sears,Roe-buck.

[72]赖斯更容易被定性为无耻的罪犯。见Plazak,Hole in the Ground，253-286。

[73]“How the Mails Are Used to Catch the Unwary，”NYT Magazine,Sept.12，1909，8；Lewis,Order Num-ber 10，17-21.

[74]Allen Steinberg,The Transformation of Criminal Justice：Philadelphia，1800-1880（Chapel Hill，1989）；Laura F.Edwards,The People and Their Peace：The Reconstitution of Governance in the Post-Rev-olutionary South（Chapel Hill，2009）.

[75]Cortelyou，“Frauds in the Mails，”810.

[76]Craig Muldrew，“The Culture of Reconciliation：Community and the Settlement of Economic Disput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The Historical Journal 39（1996）：915-942；Cynthia B.Herrup,The Common Peace：Participation and the Criminal Law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Cambridge,UK，1987）；Max Gluckman,The Judicial Process among the Barotse of Northern Rhodesia（Glencoe,IL，1955）；June Starr,Dispute and Settlement in Rural Turkey：An Ethnography of Law（Leiden，1978）；Laura Nader,Harmony Ideology：Justice and Control in a Zapotec Mountain Village（Stanford，1990）.

[77]Chandler,The Visible Hand，230-232.

[78]“Sears,Roebuck，&Co.Charged with Fraud，”Wilkes-Barre Times,Dec.13，1907，12；“Great Firm Accused of Slick Ways，”Olympia Record,March 6，1918，1；Strasser,Satisfaction Guaranteed，216-217.

[79]In Re Charles H.Young，137.

第7章　商人们为终结所有欺诈行为而战

[1]有关1933年夏季前一周电台诈骗主题的典型通知，请参见Dallas BBB Bulletin,July 28，1933，NYSE Archives,New York City。

[2]Stephen Fox,The Mirror Makers：A History of Advertising and Its Creators（New York，1984）；Roland Marchand,Advertising the American Dream：Making Way for Modernity，1920-1940（Berkeley，1985）；Pamela Walker Laird,Advertising Progress：American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Consumer Marketing（Balti-more，1998）；Inger L.Stole,Advertising on Trial：Consumer Activism and Corporate Public Relations in the 1930s（Urbana，2006）.

[3]我的观点不是要挑战这些对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古老解释，这些解释在以下著作中都有阐述：Robert H.Wiebe,Businessmen and Reform：A Study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Cambridge,MA，1962）；Ga-briel Kolko,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1900-1916（New York，1963）；Ellis W.Hawley,The Great War and the Search for a Modern Order：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ir Institutions，1917-1933（New York，1979）；Morton Keller,Regulating a New E-conomy：Public Policy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merica，1900-1933（Cambridge,MA，1990）等。强大的商业利益集团往往强烈反对监管行动，尤其是在劳工条件方面；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合作经验之后，它们确实经常寻求政府援助，以促进全行业的标准制定；它们有时确实强烈要求政府监管，就像美联储成立时一样。此外，“商业”几乎总是包含断层，行业和公司在监管问题上持不同立场。我寻求的不是一个新的“集中”框架，而是一些关于监管抱负及其在多大程度上结出制度果实的额外“分裂”。

[4]“Financial Crime Loss Is Three Billions Yearly，”NYT,July 6，1924，H5；“Debit 3 Billions a Year to Crooks，”Current Opinion,Oct.1，1924，510；“War on the White Collar Bandits，”Literary Digest,Mar.6，1926，11-12；E.Jerome Ellison and Frank W.Brock,The Run for Your Money（New York，1935），3-4.

[5]Edward H.Smith，“Profit in Loss，”SEP,Feb.5，1921，14-15，59-70；Edward H.Smith，“The Credit Trimmers，”SEP,May 13，1922，88-100；NACM,Commerce and the Credit Crook（New York，1925）.

[6]Louis Guenther，“Pirates of Promotion：Market Manipulation and Its Part in the Promotion Game，”WW 37（1919）：393-398；Edward Jerome Dies，“The Fine Art of Catching the‘Sucker，’”Outlook,Mar.28，Apr.4 and 11，1923，590-593，631-633，674-678；Edward H.Smith,Confessions of a Confi-dence Man：A Handbook for Suckers（New York，1923）；“Tipster Publications Direct Investors’Money into Specially Prepared Channels，”Special Bulletin No.10，New York City BBB,Aug.15，1924；“Bos-ton Curb Exchange，”Special Bulletin of the NBBB,Mar.17，1927.

[7]William Wright,The Oil Regions of Pennsylvania（New York，1865），207-226；“Spouters Are Rare，”Deming Herald,Oct.15，1901，5；Paul Lucier,Scientists and Swindlers：Consulting on Coal and Oil in America，1820-1890（Baltimore，2008），249-259；Roger M.Olien and Diana Davids Olien,Easy Money：Oil and Promoters in the Jazz Age（Chapel Hill，1990）.

[8]Lewis Guenther，“The Pirates of Promotion：Methods of the Industrial Promoters，”WW 37（Jan.1919）：317-318；“Caution！Trial of Southern Motors Case，”NBBB Special Bulletin,Dec.22，1926.

[9]Marshall D.Beuick，“Who Pays for Credit Frauds？”CM 28（May 1926）：9；George Alger，“Unpunished Commercial Crime，”American Lawyer 12（Sept.1904）：380.

[10]H.J.Kenner,The Fight for Truth in Advertising（New York，1936），x；Merle Sidener，“Patrolling the Avenues of Publicity，”WW 35（1918）：638；“Advertising as Power for Good，”Utica Daily Press,Mar.12，1924，in HCF；R.S.Sharp，“A Suggestion for Curbing the Pirates of Promotion，”WW 45（1919）：354-356；The Boston Better Business Commission（Boston，1922），1-2；“The Financial Situation，”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Feb.11，1922），in Cromwell Scrapbooks,vol.2，NYSE Archives；“Caution！Trial of Southern Motors Case.”

[11]H.J.Kenner，“Letter to the Editor，”Printer’s Ink,May 8，1924；“Fighting Frauds and Fakes，”Wilm-ington Journal,July 3，1926，both in HCF；“Stock Frauds Seen as Spur to Bolshevism，”NYT,Feb.22，1919，in Stock Fraud Scrapbook,NYSE Archives.

[12]J.H.Tregoe,Pioneers and Traditions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edit Men（New York，1946）；Ken-ner,Fight for Truth in Advertising；Julia Ott，“The‘Free and Open’‘People’s Market’：Public Rela-tions and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1913-1929，”Business and Economic History Online 2（2004）：1-42；Rowena Olegario,A Culture of Credit：Embedding Trust and Transparency in American Business（Cambridge,MA，2006）.

[13]Robert N.Mayer,The Consumer Movement：Guardians of the Marketplace（Boston，1989）；Lisabeth Co-hen,A Consumer’s Republic：The Politics of Mass Consumption in Postwar America（New York，2003）；Stole,Advertising on Trial.

[14]James K.Medbury,Men and Mysteries of Wall Street（Boston，1870），18；“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International Review 2（Nov.1875）：822；Jonathan Lurie,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1859-1905：The Dynamics of Self-Regulation（Urbana，1979），209.

[15]Medbury,Men and Mysteries of Wall Street，83-138，197-199；The Stock Privilege Rig：A Thorough Exposure of a Fascinating Fraud（Brooklyn，1875）；Fraud and Fair Dealing in Stocks！（New York，1880）；Henry Clews,Twenty-Eight Years in Wall Street（New York，1887），19-24，201-208，213-222，700-710.

[16]“No Quarter，”CIO,Feb.7，1878，6；“Broker Billups Brings Suit against the Cotton Exchange，”NYH,Feb.2，1884，8；“Expelled by the Board of Trade，”CT,June 17，1891，3；“Edward Morton Ex-pelled，”Boston Advertiser,Apr.4，1895，1.

[17]“Packing Cotton，”MT,Aug.13，1869，4；“False Packed Cotton，”Galveston Tri-Weekly News,Dec.17，1869，4；“Cotton Exchange Convention，”Cincinnati Gazette,June 12，1874，5.

[18]“To Prosecute Fraudulent Failures，”BS,Dec.10，1897，10；“To Fight Fraud，”BS,July 6，1899，10；“Tregoe the Busy Man，”WP,June 4，1905，F6；“J.H.Tregoe Dead，”NYT,Oct.6，1935，47.

[19]“Boosters Rule at Devils Lake，”Aberdeen Weekly American,Mar.12，1913，4；“Would Discard‘Cave-at Emptor，’”DNT,Feb.3，1915，12；“Truth Is the Rule in Ads，”Kansas City Times,Nov.10，1915，5；“Kenner Acts as a Watchman，”DNT,Feb.8，1920，9；James C.Auchincloss,The Better Business Bureau：Its Growth and Work（New York，1927），7-8；Kenner,Fight for Truth in Advertising，44-59；“H.J.Kenner，”NYT,Jan.9，1973，42.

[20]Daniel Nelson,Frederick W.Taylor and the Ris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Madison,WI，1980）；Paul J.Miranti,Accountancy Comes of Age：The Development of an American Profession，1886-1940（Chapel Hill，1990）；John Duffy,The Sanitarians：A History of American Public Health（Urbana，1992）；Regina G.Kunzel,Fallen Women,Problem Girls：Unmarried Mothers an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Social Work，1890-1945（New Haven，1993）；Andrea Tone,The Business of Benevolence：Industrial Paternalism in Progressive America（Ithaca，1997）.

[21]“Advertising Imperils Consumer Confidence，”NVC Bulletin,July 17，1925；“Salesman’s Statements and Advertising Claims，”NBBB Bulletin,Sept.15，1927；Alger，“Unpunished Commercial Crime，”379；Edward Roberts，“How to End Stock Swindling，”Bangor Maine News,Dec.15，1923，in Crom-well Scrapbooks,vol.2，NYSE Archives；“Ignorance Supports Financial Fraud，”NBBB Bulletin,July 1929.

[22]“Share Fakers Set a Record，”New York Sun,May 23，1920，in Stock Fraud Scrapbook,NYSE Ar-chives；AACW,The Most Dangerous Enemy of the Oil Industry（New York，1919？）；Charles S.Dewey,Federal Cooperation to Prevent Fraud（St.Louis，1926），2-4；“Are You an Easy Mark，”Kansas City BBB,Better Business Bulletin（May 31，1926）；J.H.Tregoe，“Credit Protection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CM 28（Feb.1926）：23；Circular to Exchange Employees,May 3，1927，Records of the New York City BBB,NYSE Archives.

[23]E.H.H.Simmons,Security Frauds：A National Business Liability（New York，1927），7；Edwin Law-rence，“Swindling through the Post Office，”Outlook 79（Jan.14，1905）：121-126；E.D.Hulbert，“Advertising Ethics and the General Welfare，”Survey 22（1909）：325-326；Harry New，“The Use of the Mail for Fraudulent Purposes，”AAPS 125（May 1926）：58-59.

[24]Alger，“Unpunished Commercial Crime，”381；Maurice W.Sloan，“Prosecution of Fraudulent Debt-ors，”BNACM 9（1909）：348；Andre Tridon，“The Post Office：Guardian Angel to the‘Easy，’”HW 56（Nov.6，1910）：12；John K.Barnes，“Harvest Time for the Get-Rich-Quick Promoter，”WW 35（Dec.1917）：158-159；E.H.H.Simmons，“Security Frauds，”Independent 114（Dec.1925）：731.

[25]Kenner,Fight for Truth in Advertising，3-15；Editorial,BNACM 14（Mar.1914）：143；“Some Obser-vations Suggested by a Study of Fraud Cases，”BNACM 21（June 1919）：346-47；Jules Hart，“Compro-mise with Fraud Always Poor Business，”CM 25（Aug.1923）：34-35；Keyes Winter，“Fools and Their Money，”Harper’s Magazine 151（Aug.1927）：371.

[26]Tregoe,Pioneers and Traditions；C.H.Arnold，“False Statements，”BNACM 6（Oct.1906）：36-37；O-tis A.Pease,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merican Advertising：Private Control and Public Influence，1920-1940（New Haven，1958），44-48；Michael E.Parrish,Securities Regulation and the New Deal（New Haven，1970），4-40.

[27]Gerard C.Henderson,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A Study in 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dure（New York，1924），16-26；Tony Allan Freyer,Regulating Big Business：Antitrust in Great Britain and Amer-ica，1880-1990（New York，1992），154-158.

[28]“May Stop‘Ad’Frauds，”WP,Nov.24，1915，2；FTC,Annual Report（Washington,DC，1924），24；Henderson,Federal Trade Commission，167-200；Milton Handler，“False and Misleading Advertis-ing，”YLJ 39（Nov.1929）：42-43；Carl F.Taeusch,Policy and Ethics in Business（New York，1931），402-431；C.D.P.，“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alse and Misleading Advertising，”MLR 31（1933）：804-817；Richard Tedlow，“From Competitor to Consumer：The Changing Focus of Federal Regulation of Advertising，1914-1938，”BHR 40（1981）：38-48.

[29]Louis Guenther，“The Pirates of Promotion：The Wreckage，”WW 37（Mar.1919）：512；“Preventing Stock Frauds，”Cheyenne Tribune,Jan.28，1923，in Cromwell Scrapbooks,vol.2，NYSE Archives.

[30]Bernard G.Priestly，“Checkmating the Get-Rich-Quick Promoter，”Bankers’Magazine 111（Mar.1925）：317-323；“War Declared！”Buffalo BBB Bulletin,Aug.12，1925；Edward L.Greene,Activities of the National Better Business Bureau，1927-28（New York，1928），15-16；Kansas City BBB,Protecting Legitimate Business and the Public：Annual Report（Kansas City，1928）：15-19；Columbus BBB,Annu-al Report（Columbus，1929），1；BBB of Los Angeles,Second Annual Report（Los Angeles，1931）.

[31]BBB of St.Louis,Telling the Public（St.Louis，1926）.

[32]“Making Loss Prevention a Systematic Business，”Rhode Island Hospital Trust Company,The Netopian,Mar.11927；“The Road to Safe Investment，”Newark Call,Jan.13，1924；Edson B.Smith，“Investors Must Learn to Patronize Reliable Firms，”Boston Traveler,Mar.30，1924，all in HCF.

[33]William Gregg，“Help the Doctor！Increasing the Curative Work of Credit Protection Fund，”CM 28（1926）：9；J.H.Tregoe，“A Dozen Rules for Sound Credit，”Bankers’Magazine 112（Mar.1926）：384；Affiliated BBBs,A Guide for Retail Store Advertising（Boston，1932）.

[34]Dorchester Mapes,Why I Am a Member！（New York，1900）；John Field,Personality：An Address to the 5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NACM（New York，1900）：8-9；Herbert Houston，“The New Morals of Advertising，”WW 28（1914）：384-388；“Cromwell Says Blue Sky Laws Easily Evaded，”Rochester Post Express,Oct.13，1922，in Cromwell Scrapbooks,vol.2，NYSE Archives.

[35]Richard Maxwell Brown,Strains of Violence：Historical Studies of American Violence and Vigilantism（New York，1975）；Cindy Higgins，“Frontier Protective and Social Network，”Journal of the West 42（2003）：63-73；Stephen Mihm,A Nation of Counterfeiters：Capitalists,Con Men,and the Making of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MA，2007），300-302；Nicole Kay Beisel,Imperiled Innocents：Anthony Comstock and Family Reproduction in Victorian America（Princeton，1997）：Andrea Tone,Devices and Desires：A History of Contraceptives in America（New York，2001），4-25.

[36]Garrett W.Cotter，“New Styles in Credit Crime，”CM 27（Feb.1925）：44；Elaine Abelson,When Ladies Go A-Thieving：Middle-Class Shoplifters in the Victorian Department Store（New York，1992），145-146；Michael Willrich,City of Courts：Socializing Justice in Progressive Era Chicago（New York，2003），133-171.

[37]“Report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Committee，”BNACM 21（1919）：630-640；Commerce and the Credit Crook，8-9；“The Campaign Starts！，”CM 31（Feb.1929）：15-16；Tregoe,Pioneers and Traditions，71-90；Auchincloss,Better Business Bureau，8；Carl H.Getz，“Fighting the Wildcat Ad-vertiser，”Bankers’Magazine 106（1923）：70-74；John Richardson，“Business Policing Itself through Better Business Bureaus，”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0（1931）：69-73.

[38]“Sees Public Faith Growing through More Honest Ads，”New York Daily News,Mar.9，1923；G.F.Ol-win，“Advertising Censor Guards the Public，”Indianapolis Star,Jan.2，1922，both in HCF；“Guide for Boston Better Business Shoppers，”Box 11，Folder A9-10-2，Kirstein Papers.

[39]“Making Loss Prevention a Systematic Business”；Boston Better Business Commission,Our Accomplishments in 1924：Third Annual Report（Boston，1924），5.

[40]J.H.Tregoe，“General Letters to Members，”Aug.1，1924，Baker Library,Harvard Business School；W.A.Williams，“Keep Crooks out of Business，”CM 30（Mar.1928）：7-8，24；BNACM 14（Dec.1914）：980.

[41]“Credit Protection Counsels，”CM 28（Sept.1928）：36；“A New Rogue’s Gallery，”CM 30（1928）：32；Simmons,Security Frauds，14.关于典型的全国性调查，参见the 1928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enry Jay Case,of the NYSE Committee on Records and Investigations,and W.P.Collis,of the New York BBB,in Records of the New York City BBB,NYSE Archives.

[42]New York City BBB,Safeguarding the Integrity of Business（New York，1928），9；NACM,About the Na-tional Fund for Credit Protection（New York，1925），7；“Suppressing Credit Crime，”CM 27（Jan.1925）：8.

[43]“Would Broaden Work of Better Business Bureaus，”Printer’s Ink,Sept.11，1924，in HCF；Kansas City BBB,Protecting Legitimate Business and the Public：1928 Annual Report（Kansas City，1928），3-5，10-11；New York City BBB,Facts,Then Action：A Merchandise Report，1925-1930（New York，1930）.对于法律处罚这一分级的方法，代表了“回应型监管”的早期例子。参见Ian Ayres and John Braithwaite,Responsive Regulation：Transcending the Deregulation Debate（New York，1995）；John Braithwaite,Restorative Justice and Responsive Regulation（New York，2001）。

[44]Ralph M.Hower,The History of an Advertising Agency：N.W.Ayer&Sons at Work，1869-1949（Cam-bridge,MA，1949），503；Boris Emmet and John E.Jeuck,Catalogues and Counters：A History of Sears,Roebuck and Company（Chicago，1950），595.

[45]Abelson,When Ladies Go A-Thieving，142；“Shoplifters Are Bane of Stores，”LAT,Dec.11，1910，II-IE；“Halycon Days of Shoplifters Gone，”WP,July 9，1916，E9；“Thwarting the Shoplifter，”WP,Mar.29，1925，75；Theodore D.Irwin，“Guarding the Nation’s Railroads，”WP,Dec.14，1930，SM2.

[46]FTC,Annual Report（Washington,DC，1930），24-25.

[47]Tregoe，“General Letters to Members”；“When Guerilla Efforts Failed，”CM 27（1925）：9；“The Fight against Commercial Crime，”CM 27（Apr.1925）：10；Simmons,Securities Frauds，15-16.关于这个时代的公共健康运动，参见Duffy,The Sanitarians；Margaret Humphreys,Yellow Fever and the South（New Brunswick,NJ，1992）；Margaret Humphreys,Malaria：Poverty,Race,and Public H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Baltimore，2001）。

[48]“Vigilantia and Fidelitas：The Credit Man’s 1926 Resolution，”CM 28（Jan.1926）：20-21；H.J.Ken-ner，“The Bureau’s Purpose，”Kansas City BBB Bulletin,Feb.2，1927；Boston BBB，“How Frauds Hurt Business，”Bulletin 1（Oct.3，1929）；Buffalo BBB，“Detective Agency Decision Reversed，”Bul-letin,May 13，1931；Oklahoma City BBB,Report of Better Business Bureau Activities（Oct.1930），6；Auchincloss,Better Business Bureau，14.

[49]“The National Policeman，”CM 28（May 1926）：9.

[50]“President Coolidge on Truth-in-Advertising，”Accuracy 2（Nov.1926）：7；“AntiFraud Campaign Has Coolidge Support，”NYT,Sept.22，1924，HCF；“Herbert Hoover Approves，”CM 27（Apr.1925）：10；“‘Deserving of the Support of the Business Public，’”CM 27（Apr.1925）：11；“A.W.Mellon to W.H.Pouch，”CM 31（Mar.1929）：13；“Honorable Charles H.Tuttle，”Accuracy 3（Apr.1927）：1.

[51]“Mattuck to Direct War on Swindlers，”NYT,Oct.5，1925，5；“Heads Stock Fraud Bureau，”NYT,Feb.12，1929，18；“Schwab’s Bureau of Investigation，”NYT,Oct.24，1926，E7；“Credit Protection Counsels，”36；“Credit Men Meet，”NYT,June 21，1937，30；“Buckner to Fight Business Frauds，”NYT,Mar.19，1925，23；“Florida Facts for New Yorkers，”Member News Bulletin No.43，New York City BBB,June 9，1926；“Better Business in Securities，”Wall St.News,Apr.5，1927；“Fighting Frauds，”Xenia[OH]Republican,Apr.23，1927，both in HCF.

[52]“Credit Men’s Dinner，”NYT,Apr.23，1897，2；“Dinner to Fraud Fighters，”NYT,Feb.6，1906，7；“Investors Put on Right Track，”Brooklyn Eagle,Mar.3，1924；“Would Broaden Work of Better Busi-ness Bureaus，”Printers’Ink,Sept.11，1924；“National Business Group Convention，”Indianapolis Star,Sept.21，1925，all in HCF；“Noted Visitor Coming，”Charlotte Observer,Dec.12，1913，6；“Sup-pressing Credit Crime，”CM 27（Jan.1925）：8；Edward F.Lamb，“An Honest Commerce Crusade，”CM 28（Aug.1926）：18；John E.Norvell，“Forward for the Fund！”CM 28（Sept.1926）：19.

[53]St.Louis BBB Bulletin,June 18，1941.

[54]Craig Calhoun，“‘New Social Movements’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Social Science History 17（1993）：385-427；Frederick Mayer,Narrative Politics：Stories and Collective Action（New York，2014），101-141.

[55]关于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市场框架，参见Dan Ariely,Predictably Irrational：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New York，2009），67-88。

[56]Butler D.Shaffer,In Restraint of Trade：The Business Campaign against Competition，1918-1938（Lewisburg,PA，1997）.

[57]G.Cullom Davis，“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1914-1929，”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49（1962）：437-455；Morton Keller，“The Pluralist State：American Economic Regul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900-1930，”in Regulation in Perspective：Historical Essays,ed.Thomas K.McCraw（Cambridge,MA，1981），56-94.

[58]西摩·克伦威尔（Seymour Cromwell）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档案馆的剪贴簿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纽交所反对“蓝天”提案。1921年，边缘经纪公司纷纷倒闭之后，纽约商业改进局成立，这加大了加强对华尔街监管的压力。AACW,Most Dangerous Enemy，4.

[59]Ellis Hawley，“Three Facets of Hooverian Associationalism：Lumber,Aviation,and Movies，1921-1930，”in Regulation in Perspective,ed.McCraw，95-123；H.J.Kenner,Business Self-Discipline（New York，1927），1.

[60]关于南方种族隔离的政治，见J.Morgan Kousser,The Shaping of Southern Politics：Suffrage Restric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ne-Party South，1880-1910（New Haven，1974）；Glenda Elizabeth Gil-more,Gender and Jim Crow：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White Supremacy in North Carolina，1896-1920（Chapel Hill，1996）；J.Douglas Smith,Managing White Supremacy：Race,Politics,and Citizenship in Jim Crow Virginia（Chapel Hill，2002）.

[61]Keller，“The Pluralist State”；Tony Allan Freyer,Regulating Big Business：Antitrust in Great Britain and America（New York，1992）；Gerald Berk，“Communities of Competitors：Open Price Associations and the American State，1911-1929，”Social Science History 20（1996）：375-400.

[62]Jones,Collector of Revenue,v.Better Business Bureau of Oklahoma City，123 Fed.2nd 767（U.S.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10th Circuit，1941）.

[63]H.J.Kenner,You and the Integrity of Business：An Address to the Rotary Club of New York（New York，1929）.

[64]Boston BBB，“No Libel Action Lost，”Bulletin,Nov.7，1929；Richardson，“Business Policing Itself，”74；Kenner,Fight for Truth in Advertising，264-265；Auchincloss,Better Business Bureau，6；Artloom Corporation v.National Better Business Bureau et al.，48 Fed.2nd 897（U.S.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1931）；McCann v.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et al.，107 Fed.2nd 908（U.S.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2nd Circuit，1939）.

[65]William F.Egelhofer，“Credit and Commercial Crime，”Central Law Journal 21（1928）：28；Elmer Les-lie McDowell，“No Quarter for Creditors，”NAR 236（1933）：148；“Credit Men at Seattle Discuss War on Fraud，”NYT,June 13，1928，31；“Fraud Fight Convicts 734，”NYT,June 17，1929.

[66]“Trade Honesty Gain Reported，”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Feb.3，1927，in HCF；“Periodical Men Act to Curb Ad Frauds，”NYT,Oct.10，1928，31；“Magazines Rejected＄2，000，000 in Ads，”NYT,Jan.5，1930，2；New York City BBB,Facts,Then Action；Buffalo BBB，“New Codes of Advertising Practices，”Bulletin 2（May 31，1933）；“New Frauds Court Called a Success，”NYT,July 21，1923，5；Phillip Ives，“Prompt Prosecution of Commercial Fraud，”CM 25（Apr.1923）：15；“Sees Speedy Tri-als Best Curb on Fraud，”NYT,Jan.22，1929，51.

[67]E.B.Moran，“Facts,Not Opinions，”CM 25（July 1925）：30；“Avoided Loss of＄920，”CM 27（Feb.1925），13；“Department Store Has Accuracy Meeting，”Accuracy 1（Sept.1925）：1；Kansas City BBB，“Cooperates with Bureaus，”Bulletin,Nov.29，1926；Kenner,Fight for Truth in Advertising，167-168.

[68]“The Campaign Starts！，”CM 31（Feb.1929）：16；Tregoe，“General Letters to Members，”June 1，1926；Philadelphia BBB，“Protecting the Commercial Reputation of Philadelphia，”Bulletin 443，Dec.1931；Kenner,Fight for Truth in Advertising，169-170；Oklahoma City BBB,Report of Better Business Bureau Activities，6.商人们与欺诈的斗争因此产生了约翰·布雷斯韦特（John Braithwaite）和彼得·德劳霍什（Peter Drahos）所谓的“对话网络（webs of dialogue）”以及“回报和胁迫”的监管“网络”。Global Business Regulation（New York，2000），553-559.

[69]Cuthbert Greig，“All in the Same Boat，”CM 30（Nov.1928）：5-6；Louis Kirstein，“Better Business Bureaus and How They Serve，”Manuscript text of speech before the Incorporated Association of Retail Distributors,London,Apr.21，1925，Kirstein Papers；Victoria de Grazia,Irresistible Empire：America’s Advance through Twentieth-Century Europe（Cambridge,MA，2005），15-74，130-183.

[70]Edward F.Lamb，“Ten Months of the Fund，”CM 28（June 1926）：51；“One Out of 117 Wanted to Pros-ecute，”CM 30（July 1928）：3；Elizabeth Frazer，“The Dynamiters，”SEP 201（Nov.17，1928）：16-17，52，54，56；“Getting Rich by Going Broke，”Literary Digest 101（Apr.27，1929）：65-67；Rich-ardson，“Business Policing Itself，”71-72；New York City BBB,Blocking the Return of the Stock Swin-dler（New York，1933）；McDowell，“No Quarter for Creditors”；Ellison and Brock,Run for Your Mon-ey，3-4；Kenner,Fight for Truth in Advertising，202-204.

[71]“Wallbrook Presbyterians，”BS,Jan.14，1898，10；“Tregoe the Busy Man”；“Booze Worst Foe to Bus-iness，”Kansas City Times,Jan.18，1917，2；“Warns of Alien Bandits in Trade，”PI,Oct.11，1920，18；“Tregoe Rebukes Gompers，”NYT,June 13，1922，4.

[72]Sidener，“Patrolling the Avenues of Publicity，”638.

[73]Williams，“Keep Crooks out of Business，”8；Smith，“The Credit Trimmers，”92；C.D.West，“Com-mercial Crook Meets His Waterloo，”CM 25（1923）：32；Edward F.Lamb，“An Honest Commercial Cru-sade，”CM 28（Aug.1926）：18.关于公共卫生专家对移民的敌对情绪，参见Alan M.Kraut,Silent Travelers：Germs,Genes,and the“Immigrant Menace”（Baltimore，1995）。

[74]Ferdinand Pecora,Wall Street under Oath：The Story of Our Modern Money Changers（New York，1939）；John Kenneth Galbraith,The Great Crash（New York，1955）；Forrest McDonald,Insull（Chicago，1962）；and John Brooks,Once in Golconda：A True Drama of Wall Street，1920-1938（New York，1969）.

[75]“The Better Business Bureau and Investment Trusts，”Journal of Commerce,July 20，1927，in HCF.尽管《商业日报》刊登了肯纳的公开信，但它仍然坚持之前发生的事情反映了发言员工称“他是该组织的一员，并有权代表其发言”中“明确且反复申明的保证”。关于投资信托欺诈，参见“Trust Heads Indicted，”WSJ,Jan.18，1930，6；“Investment Trust Faces Fraud Writ，”NYT,July 18，1930，18；“U.S.Indicts Bob for＄7，000，000，”CT,Apr.29，1931，2；Watson Washburn and Edmund S.De Long,High and Low Financiers：Some Notorious Swindlers and Their Abuses of the Stock-Selling Sys-tem（New York，1932），229-249。

[76]“Business Bureau Elects，”NYT,June 20，1930，44.关于惠特尼的跌落云端，参见Galbraith,The Great Crash，161-165。

[77]Quoted in“Department Store Has Accuracy Meeting.”

第8章　程序正义的困惑

[1]“Official Despotism，”Pomeroy’s Democrat,Apr.4，1874，2；“Anthony Comstock，”Pomeroy’s Demo-crat,Apr.11，1874，1；“Bravely Done，”Pomeroy’s Democrat,Apr.20，1878，2.

[2]D.M.Bennett,The World’s Sages,Thinkers,and Reformers（New York，1876），1072-1073；D.M.Bennett,The Champions of the Church：Their Crimes and Persecutions（New York，1878），1010-1011；“Letter from Alfred E.Giles，”in Benjamin Tucker,Proceedings of the Indignation Meeting Held in Fa-neuil Hall（Boston，1878），57；Letter from“A New York Pastor，”NYTR,Feb.12，1880，in Anthony Comstock,Frauds Exposed：Or How the People Are Deceived and Robbed,and Youth Corrupted（New York，1880），541；Alfred E.Giles,Societies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Are They Beneficial or Injurious？（Boston，1883）.

[3]“Spy System，”New York Commercial Advertiser,April 10，1837，2；“Beauties of the Credit System，”Circular 5（Aug.14，1856）：120；“Commercial Black Lists，”PPL,Feb.20，1860，2；“Commercial A-gencies，”NYH,Apr.5，1869，5；“Commercial Agencies，”Pomeroy’s Democrat,June 29，1870，4；Thomas Francis Meagher,The Commercial Agency“System”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Exposed：Is the Secret Inquisition a Curse or a Benefit？（New York，1876）；Scott A.Sandage,Born Losers：A Cultur-al History of Failure in America（Cambridge,MA，2005），106-108，171-184；Rowena Olegario,A Culture of Credit：Embedding Trust and Transparency in American Business（Cambridge,MA，2006），70；Marc Flandreau and Gabriel Geisler Mesevage，“The Untold History of Transparency：Mercantile Agen-cies,Law,and the Lawyers（1851-1916），”Enterprise and Society 15（2014）：222-225.

[4]Edward T.Freedley,Money：How to Get,How to Keep,and How to Use It（London，1853），79.

[5]Bernard Bailyn,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ambridge,MA，1992）；Harry L.Watson,Liberty and Power：The Politics of Jacksonian America（New York，1990）；Michael F.Holt,The Political Crisis of the 1850s（New York，1983）.

[6]Olegario,Culture of Credit，71，74-76.

[7]Comstock,Frauds Exposed，526-539，547-548；“The Suppression of Vice，”NYT,Jan.21，1885，5.

[8]“The Mercantile Agency，”HMM 24（1851）：46-53；“Money Market and Commercial News，”The In-dependent（Apr.26，1855）：334-335；“The Mercantile Agency System，”Bankers’Magazine 12（1858）：545-549；Commercial and Statistical Review of the City of Burlington,Iowa（Burlington，1882），106.

[9]“Mercantile Agencies，”ALJ（Aug.2，1873）：65-66；“Credit Organizations and Meddlesome Legisla-tion，”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 18（Apr.4，1874）：338-339；“Malice Necessary to a Li-bel，”NYT,Mar.6，1884，8；Louis Greeley，“What Publications of Commercial Agencies Are Privi-leged，”American Law Register 35（Nov.1887）：681-693；Flandreau and Mesevage，“Untold History of Transparency，”240-246.

[10]“Exposure of Fraud and Crime，”New York Evangelist 52（Jan.13，1881）：4；Charles Norton，“Profes-sional Swindling，”Christian Union 23（Feb.23，1881）：177-178；“Fools and Knaves，”Boston Adver-tiser,Jan.25，1881，2；“Anthony Comstock’s Law，”NYT,May 18，1888，3.

[11]“‘In Purity There Is Power，’”Boston Journal,Mar.28，1879，1；“Suppression of Vice，”Cincinnati Gazette,May 6，1879，8；“Suppression of Vice，”Christian Advocate 45（Jan.29，1880）：69；“A Year’s Work in Suppressing Vice，”NYTR,Jan.23，1884，2；“Anthony Comstock Vindicated，”Christian U-nion 37（Jan.26，1888）：116；Northern Christian Advocate,Jan.29，1891，36；“Year’s Fight with Vice，”NYT,Jan.23，1896，9.

[12]“An Attempt to Kill A.J.Comstock，”NYTR,Nov.2，1874，12；Comstock,Frauds Exposed，294-306；“Anthony Comstock Arrested，”NYT,Sept.17，1881，3；“Anthony Comstock Victorious，”New Haven Register,Oct.22，1881，1；“A Suit against Anthony Comstock，”New York Herald-Tribune,May 4，1896，13.

[13]“Fraud Orders Held Back，”NYH,Feb.2，1895，4；“No Early Decision in Lottery Cases，”St.Louis Republic,Jan.6，1896，8；Annual Reports of the Post-Office Department（Washington,DC，1897），38.

[14]J.T.Hanna to F.H.Jones,Acting Postmaster General,In Re State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of Illi-nois,Fraud Order Cases,Entry 50，Box 1，Case 555；“PostOffice Despotism，”Printer’s Ink 6（Apr.27，1892）：541-542；John Irving Romer，“A Hypocritical Fraud，”NYT,Oct.9，1892，12；“Our Post Of-fice，”Advertisers’Guide,reprinted in Printer’s Ink 17（Dec.23，1896）：29.

[15]“Linsey&Co.Want to Enjoin the Postal Department，”CIO,Sept.23，1896，11；“Judge Grosscup Takes up the Fraud Order Cases，”CIO,Oct.21，1896，11.

[16]Amy Dru Stanley,From Bondage to Contract：Wage Labor,Marriage,and the Market in the Age of Slave Emancipation（New York，1998），98-137；Mary Ellen Curtin,Black Prisoners and Their World：Ala-bama，1865-1900（Charlottesville，2000），42-61；Lucy E.Salyer,Laws Harsh as Tigers：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Immigration Law（Chapel Hill，1995）.

[17]“New Fraud Order Policy，”Wilkes-Barre Times,June 25，1897，3；“Report of the Postmaster Gener-al，”Post Office Annual Reports（Washington,DC，1905），29.

[18]“Less Mail Swindling，”Tacoma News,Oct.11，1898，6.

[19]Report of the Fourth Assistant Postmaster-General J.L.Bristow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Certain Divisions of the Post-Office Department（Washington,DC，1903），36-69；“New Indictments in Postal Frauds，”LAT,Oct.6，1903；“Miller and Johns Appear in Court，”LAT,Oct.9，1903，3.对于泰纳——巴雷特的审判的广泛报道，参见the Springfield Republican,the Kansas City Star,and the Washington Post in May 1904。

[20]“Senator Burton Is Indicted for Accepting Bribe，”San Antonio Express,Jan.24，1904，1；“Jury Con-victs Him，”DMN,Mar.29，1904，1；“Senator Burton Sentenced to Jail，”Current Literature 36（May 1904）：488-489.

[21]“Kansas Oil Men’s Burden，”KCS,Mar.12，1906，1；“Uncle Sam Mail Released，”KCS,May 31，1907，1；Memorial of the Uncle Sam Oil Company Relating to Its Business Transactions with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U.S.Sen.Doc.503，May 18，1908，60th Cong.，1st Session，4-12；“Espouses Cause of Oil Concern，”DMN,May 23，1908，3；“Says Standard Controls Post-Office Department，”Tulsa Daily World,Jan.15，1911，1.

[22]有关刘易斯和古德温之间的通信，以及刘易斯派来评估古德温是否愿意接手邮件欺诈案件的私人侦探的口供，请参见Edwin C.Madden,The U.S.Government’s Shame：The Story of the Great Lewis Case（Detroit，1908），279-298。

[23]Edward G.Lewis,Order Number Ten：Being Cursory Comments on Some of the Effects of the Great Ameri-can Fraud Order（St.Louis，1911），40-41，58，108；Sidney Morse,The Siege of University City：The Dreyfus Case of America（University City,MO，1912），411-418，430-435，466-468，633-634；Madden,U. S.Government's Shame，166-174.

[24]“Postal Law Reform，”Health 59（May 1909）：213-214.

[25]The Public 6（July 18，1903）：227-228；Franklin Pierce,Federal Usurpation（New York，1908），359-362；Edward F.Browne,Socialism or Empire：A Danger（Omaha，1906），2，197.也可参见“Au-tocracy at the Post Office，”Review of Reviews 36（Oct.1907）：407；Harry E.Byrd，“The Decay of Per-sonal Rights and Guarantees，”Report of the Thir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Maryland State Bar Associa-tion（Baltimore，1908），24-37。

[26]“Mob Law Discussed，”Colorado Springs Gazette,Mar.31，1904，1；“Crumpacker’s Speech，”Mont-gomery Advertiser,Feb.25，1905，10；Speech of Rep.Crumpacker,Apr.11，Congressional Record 40（1906）：4103；“Fraud Order Legislation，”Morning Olympian,Jan.2，1907，2；“Czar-Like Power，”AC,Mar.11，1908，2.

[27]Lewis Publishing Company,House Committee on Expenditures in the Post Office Department（Washing-ton,DC，1913）；Uncle Sam Oil Co.，House Committee on Expenditures in the Post Office Department（Washington,DC，1912）；“Finds Post Office Abuses，”NYT,June 16，1912，9.

[28]Henry Castle，“Defects and Abuses in Our Postal System,II”NAR 175（July 1902）：122-123；Edwin Lawrence，“Swindling through the Post Office，”Outlook 83（Jan.14，1905）：121；Annual Reports of the Post-Office Department（Washington,DC，1905），28-30；Annual Reports of the Post-Office Department（Washington,DC，1906），28-30；Memorandum by the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for the Post-Office Department on Postal‘Fraud Order’Law（Washington,DC，1906）.George Cortelyou，“Fraud in the Mail：Fraud Orders and Their Purposes，”NAR 184（Apr.19，1907）：809-815；Post-Office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s（Washington,DC，1907），68-70.

[29]“Fraud Orders，”Youth’s Companion 78（May 5，1904），222-223；“Patent Medicine and Postal De-partment，”Medical News 84（June 11，1904）：1133-1134；“Postal Fraud Laws，”Outlook 83（Jan.14，1905）：111；John Callan O’Laughlin，“Crumpacker Bill Shown as Menace，”CT,Jan.14，1907，1；“Big Power，”NYT,Jan.26，1907，8；“The People vs.the Swindlers，”Outlook（Jan.12，1907）：48-49；“Losing Sixteen Millions a Year，”LAT,Nov.30，1908，11.

[30]American School of Magnetic Healing v.McAnnulty，187 U.S.94（1902）；Public Clearing House v.Coyne，194 U.S.497（1904）.

[31]Missouri Drug Co.v.Wyman，129 Fed.Cases 623（Circuit Ct.for the E.D.of Missouri，1904）；People’s United States Bank v.Gilson et al.，140 Fed.Cases 1（E.D.of Missouri,July 19，1905）；Hall v.Wil-cox，225 Fed.Cases 333（Circuit Ct.for S.D.of New York，1906）；Appelby et al.v.Cluss，160 Fed.Cases 984（Circuit Ct.for Dist.of New Jersey，1908）；People’s United States Bank v.Gilson，161 Fed.Cases 286（Circuit Ct.for E.D.of Missouri，1908）；Putnam v.Morgan，172 Fed.Cases 450（Circuit Ct.for S.D.of New York，1909），Degg v.Hitchcock，35 App.D.C.219（DC Court of Appeals，1910）；Jed S.Rakoff，“The Federal Mail Fraud Statute（Part I），”Duquesne Law Review 18（1980）：771-822.

[32]“Will Review Postal Frauds，”Charlotte Observer,Jan.8，1907，1；“To Stop Fraud Orders，”NYT,Jan.8，1907，14；John Callan O’Laughlin，“Thaw Case Evils Shock Roosevelt，”CT,Feb.12，1907，4；“Bills Sent to Next Congress，”DMN,Feb.26，1907，8；Dorothy Ganfield Fowler,Unmailable：Con-gress and the Post Office（Athens,GA，1977），94-95.

[33]Annual Report of the Postmaster-General（Washington,DC，1910），12-13；“We’ll Put Mail Swindlers behind Bars，”NYT Magazine,Nov.27，1910，8；“Reaching after Stock Swindlers，”PI,Nov.27，1910，8.

[34]“Postal Raids Show Vast Stock Frauds，”NYT,Nov.22，1910，1；“New York Men Charged withHuge Swindle，”DNT,Nov.22，1910，2；“Mr.Hitchcock’s War upon Swindlers，”The Independent 69（Dec.1，1910）：1221；“Watching Uncle Sam’s Mails，”Anaconda Standard,Feb.12，1911，1.撤回诉讼的类别指的是邮政检查官选择不再上诉。

[35]Franklin Escher，“The Government and the Get Rich Quick Industry，”HW（Oct.12，1910）：30；“‘We’ll Put Mail Swindlers behind Bars’：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Publishes‘Nostrums and Quackery，’”NYT Sunday Magazine,Jan.14，1912，7.

[36]Annual Report of the Postmaster General（Washington,DC，1912），27.

[37]Annual Report of the Postmaster-General（Washington,DC，1910），77；Annual Report of the Postmaster-General（Washington,DC，1912），63.

[38]Annual Report of the Postmaster-General（1912），63.

[39]“Indictments Expected，”LAT,Jan.9，1914，I12；“＄239，000，000 Lost in Mail Frauds，”Biloxi Daily Herald,Oct.20，1915，3；“Spending Thousands to Avenge Hundreds’Loss，”LAT,Jan.9，1916，II1.

[40]Annual Report of the Postmaster General（Washington,DC，1913），36-37；“Plan to Stop Mail Swin-dles，”LAT,Jan.5，1914，I3；“Indictments Expected，”WP,Jan.9，1914，I12.

[41]Annual Report of the Postmaster General（Washington,DC，1913），64-65；“Mail Swindlers Get＄351，000，000，”NYT Magazine,Feb.14，1915，19.

[42]Frank Koester,The Price of Inefficiency（New York，1913），27-29；George S.Coleman，“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s，”in Some Legal Phases of Corporate Financing,Reorganization,and Regulation（New York，1916），363.

[43]Annual Report of the Postmaster General（Washington,DC，1915），44，85-88；AMA,Medical Mail Or-der Frauds（Chicago，1915）；“Merchant Gets Two-Year Sentence in Fraud Case，”Bulletin of the NACM 16（Jan.1916）：18；Merle Sidener，“Patrolling the Avenues of Publicity，”World’s Work 35（Apr.1918）：640.

[44]Annual Report of the Postmaster General（Washington,DC，1916），71；Annual Report of the Postmaster General（Washington,DC，1919），112.

[45]Warren Waite and Ralph Cassady,Jr.，The Consumer and the Economic Order（New York，1939），111-114.

[46]“Report on the Better Business Bureaus，”Foreman’s National Detective Agency,in J.L.Foreman to F.J.Schlink,June 10，1932；“National Businessmen’s Protective Council to Secretary，”Consumers Re-search,Jan.6，1931；both in Box 170，Consumers Research Papers.

[47]Frank Dalton O’sullivan,Rackets：An Exposé of the Methods and Practices of the Better Business Bureaus（Chicago，1933），21-29，41-42，59-61；Edwin C.Riegel,The Indictment of the Better Business Bureau Conspiracy（New York，1931），10-16；Manhattan Board of Commerce,Do Better Business Bu-reaus Better Business？（New York，1930）.

[48]O’sullivan,Rackets，40；“‘Shoppers’as Snoopers，”The Lance 1（June 1933）：8.

[49]Acid Truths about the Better Business Bureau of Saint Louis（St.Louis，1930）；O’sullivan,Rackets，90-91，122-125；“Self-Appointed Censors of Business，”The Lance 1（June 1933）：11；Riegel,Indictment of the Better Business Bureau Conspiracy，2-3，7，34-42.

[50]George Graham Rice,My Adventures with Your Money（New York，1911），358-359；“G.G.Rice Runs Foul of the Law，”NYT,Jan.6，1926，25；“Rice Put on Trial，”NYT,Nov.14，1928，16；NBBB，“Tipster Sheets，”Bulletin,Sept.30，1928；“Prosecutor’s Raid Uncovers Conspiracy，”The Detroit Bet-ter Business Bureau Factfinder,June 1932.

[51]H.J.Kenner,You and the Integrity of Business（New York，1929），12-13；James C.Auchincloss,The Better Business Bureau：Its Growth and Work（New York，1927），6；“Mr.Riegel Comes to St.Louis，”St.Louis BBB Bulletin 4（July 9，1931）；“Prosecutor’s Raid Uncovers Conspiracy.”

[52]Columbus BBB,The Pig Squeals！（Columbus，1934？）；“‘War’Declared on Better Business Bu-reaus！”Report of the Chicago Better Business Bureau 2（Nov.30，1930）：1-2；H.J.Kenner,The Fight for Truth in Advertising（New York，1936），131-134；264-265；Ellison and Brock,Run for Your Money，252-254.

[53]“R.H.Macy&Co.Calls Attention to Their Own Make of Gentlemen’s Shirts，”Puck 7（May 5，1880）：159；The Record：Recounting the Advertising Price Claims of R.H.Macy&Company,Inc.，and the Posi-tion of the Better Business Bureau of New York City,Inc.，in Respect Thereto（New York，1926），1-9；Tom Mahoney,The Great Merchants（New York，1955），165.

[54]Percy Straus to Bayard Dominick,Apr.21，1926，in The Record，10-14.

[55]Straus to Dominick,in The Record，14-17.

[56]“Store War，”Time,Oct.12，1931，58-59；Kenneth Barnard，“Personal and Confidential Memoran-dum to the Affiliated Better Business Bureaus，”Nov.26，1930，Box 8，Bell Papers；Milton Handler to F.J.Schlink,Oct.6，1931，Box 170，File 12，Consumers Research Papers；A Guide for Retail Store Ad-vertising（Boston，1932），6；Ruth P.Mack,Controlling Retailers：A Study of Cooperation and Control in the Retail Trad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NRA（New York，1936），41-42；H.J.Kenner,The Fight for Truth in Advertising（New York，1936），205-209.

[57]The Record，3-4.

[58]“New Code of Advertising Practices Adopted by National Advertisers，”Buffalo BBB Bulletin 2（May 31，1933）：1.

[59]“Outline of National Better Business Bureau Activities，1931，”NBBB Bulletin,Dec.31，1931.

[60]“Advertising Field to Have‘High Court，’”NYT,Dec.11，1932，29；“Ad Review Board to Enforce Ethics，”NYT,Feb.2，1933，33；“Acts to Enforce Advertising Code，”NYT,Apr.13，1933，31；“Consider Two Plans for Ad Censorship，”NYT,Dec.9，1934，N15；Alfred McClung Lee,The Daily Newspaper in America（New York，1937），332-333.

[61]New York City BBB,Helping Business and the NRA（New York，1933），4-7；“Expert Is Sent Here to Avert Code Cheating，”WP,Aug.13，1933，3；“Accord on Code Is Now Indicated，”NYT,Aug.25，1933，10；“H.J.Kenner Aids Board，”NYT,Nov.18，1933，6；“Better Business Bureau Will Act as NRA Mediator，”CT,Dec.4，1933，15；Mack,Controlling Retailers，217，258-261；H.J.Kenner，“The Search for NRA’s Successor，”Nation’s Business 25（Nov.1937）：33.

[62]FTC,Annual Report（Washington,DC，1916），6-12；John L.Meachum，“Procedure and Practice be-fore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MLR 21（1922）：127-40；Gerald C.Henderson,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A Study in 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dure（New York，1924），49-55，61，70-77.

[63]Henderson,Federal Trade Commission，58-60，62-65.

[64]同上，83-84。

[65]FTC,Annual Report（Washington,DC，1917），8；Henderson,Federal Trade Commission，86-90.

[66]Huston Thompson，“Protecting the Public by Informing the Investor，”Address to the Thir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Life Insurance Presidents,Dec.5，1919，Speeches of Commissioner Huston Thompson,FTCL；Henderson,Federal Trade Commission，175-176，232-234.

[67]“Trade Commission Adopts Policy of Greater Secrecy，”AC,May 1，1925，4；Silas Bent，“Trade Com-mission Has Adopted New Methods，”NYT,May 3，1925，XX12；FTC,Annual Report（Washington,DC，1925），110-11；William Humphrey，“A New Spirit in Federal Trade Cases，”Nation’s Business 15（July 1927）：30-31.

[68]William Humphrey，“Address before the National Petroleum Association，”Atlantic City,Sept.17，1926，in Speeches of Commissioner William Humphrey,FTCL；William Humphrey，“We Quit Playing Tag with Fraud，”Nation’s Business 18（Jan.1930）：39-42.

[69]James Young，“Sales Policies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AAPS 115（1924）：22；Henderson,Federal Trade Commission，78-82，244；“Seeks to Check Fraud in Selling，”NYT,Aug.15，1926，E14；“Dishonest Advertising，”WP,June 15，1928，6；“American Business Widens Self-Rule，”NYT,Dec.10，1928，8；“Trade Rules Parley，”WSJ,June 24，1931，3；Annual Report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Washington,DC，1939），93-97.

[70]FTC,Annual Report（Washington,DC，1929），55-56；FTC,Annual Report（Washington,DC，1931），111-113；C.D.P.，“Federal Trade Commission，”816-817.

[71]Humphrey，“Address to the National Petroleum Association.”

[72]Henry Ward Beer，“The FTC and Its Due Process of Law，”Notre Dame Lawyer 7（1932）：170-84.

[73]Albert Venn Dicey,Lectures Introductory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London，1886），174.

[74]Daniel Ernst，“Ernst Freund,Felix Frankfurter,and the American Rechtsstaat：A Transatlantic Shipw-reck，”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23（Oct.2009）：171-175，185-186.

[75]Ernst，“Ernst Freund,Felix Frankfurter，”184-185，187-188；James Willard Hurst,The Growth of American Law：The Law Makers（Boston，1950），419-436；Ernst，“The Politics of Administrative Law：New York’s Anti-Bureaucracy Clause and the O’Brien Wagner Campaign of 1938，”LHR 27（2009）：338-339.

[76]律师界关于维持宪法原则的制衡的冲动，见James Willard Hurst,Law and Markets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Different Modes of Bargaining among Interests（Madison，1982），96-98；Edward A.Purcell,Litigation and Inequality：Federal Diversity Jurisdiction in Industrial America，1870-1958（New York，1992）。

[77]E.P.Thompson,Whigs and Hunters：The Origin of the Black Act（New York，1975），219-269；Clive Emsley，“Repression，‘Terror’and the Rule of Law in England during the Decad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00（1985）：801-825；Rande Kostal，“A Jurisprudence of Power：Mar-tial Law and the Ceylon Controversy，”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28（2000）：1-34；Richard Horowitz，“International Law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iam,and the Ottoman Empire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5（2004）：445-486；Sally Falk Moore，“Treating Law and Knowledge：Telling Colonial Officers What to Say to Africans about Running‘Their Own’Native Courts，”Law&Society Review 26（1992）：11-46；Edward Berenson,The Trial of Mad-ame Caillaux（Berkeley，1993）；Eugenia Lean,Public Passions：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Oakland，2007），106-140；Thomas Dubois，“Rule of Law in a Brave New Empire，”LHR 28（2008）：287-317.

[78]H.L.A.Hart,The Concept of Law（New York，1961），20-32；Lon L.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re-vised edition（New Haven，1969），33-94；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New York，1971），235-243.

[79]与乔纳森·奥科（Jonathan Ocko）和戴维·吉尔马丁（David Gilmartin）的讨论，形成了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第9章　向“卖者自负”迈进

[1]Franklin D.Roosevelt，“Message to Congress，”March 29，1933，available at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 dency.ucsb.edu/ws/？pid=14602.

[2]从1933年开始，这两个短语才经常出现在《纽约时报》上。谷歌图书“Ngram”也显示当时的初始使用量在20世纪60年代呈指数增长，这反映了消费主义浪潮。

[3]Julia C.Ott,When Wall Street Met Main Street：The Quest for an Investors’Democracy（Cambridge,MA，2011）.

[4]Robert Reed，“‘Blue Sky’Laws，”AAPS 88（1920）：177-187；Robert Reed and Lester Washburn,Blue Sky Laws：Text and Analysis（New York，1921），ix—xvi；“Blue Sky Laws，”CLR 24（1924）：79-86；Harper Leech，“Take-a-Chance Men Built U.S.，”CT,Sept.26，1924，29；Michael E.Parrish,Securities Regulation and the New Deal（New Haven，1970），1-20；Daniel Holt，“Acceptable Risk：Law,Regulation,and 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Financial Markets，1878-1930，”Ph.D.diss.（Universi-ty of Virginia，2008），188-246.

[5]Annual Report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Albany，1926），9-11；“State Starts War on Stock Frauds，”NYT,Jan.18，1923，1.

[6]Annual Report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Albany，1931），30-35；Watson Wash-burn，“Control of Securities Selling，”MLR 31（1933）：768-784.

[7]Keyes Winter，“Fools and Their Money，”Harper’s Monthly Magazine（Aug.1，1927）：363-371；“George Graham Rice Enjoined，”WSJ,Feb.21，1927，12；Keyes Winter，“Parasites of Finance，”NAR 224（Nov.1929）：516-521；“Market Corner Held as Fraud，”WSJ,Jan.4，1930，14；“Stricter Curb Asked on Investing Trusts，”NYT,Dec.26，1930，15.

[8]Samuel Untermeyer，“The Farcical Martin Act，”NYT,July 20，1923，12；Annual Report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Albany，1930），29；Annual Report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Albany，1931），34；Lawrence P.Simpson，“The New York Blue Sky Law and the Uniform Act，”New York University Law Quarterly Review 8（1930）：465-480.

[9]Forrest McDonald,Insull（Chicago，1962），280-295，320-328.

[10]John Kenneth Galbraith,The Great Crash：1929（New York，1961），78-86；John Brooks,Once in Gol-conda：A True Story of Wall Street，1920-1938（New York，1968），65-74；Joel Seligman,The Trans-formation of Wall Street：A History of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nd Modern Corporate Fi-nance，3rd ed.（New York，2003），16-22.

[11]John T.Flynn,Investment Trusts Gone Wrong！（New York，1930）；John T.Flynn，“The Investment Trusts and the Suckers，”New Republic 95（June 15，1938）：158-159；Galbraith,Great Crash，52-69.

[12]Brooks,Once in Golcanda，186-190；Seligman,Transformation of Wall Street，34；Steven Fraser,Ev-ery Man a Speculator：A History of Wall Street in American Life（New York，2005），428-431.

[13]Vincent Carosso,Investment Banking in America：A History（Cambridge,MA，1970），264-265；Selig-man,Transformation of Wall Street，28.

[14]SEC,Twenty-Fifth Annual Report（Washington,DC，1959），xv—xviii；Carosso,Investment Banking in America，278-279，330-331；Seligman,Transformation of Wall Street，24-27.

[15]Hamilton Ward，“Address，”New York State Bar Association Bulletin 1（1929）：389.

[16]Thomas W.Lawson,Frenzied Finance：The Crime of Amalgamated（New York，1905）；George Graham Rice,My Adventures with Your Money（New York，1911）；Edwin Lefevre,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New York，1923）；William Z.Ripley,Main Street and Wall Street（Boston，1927）；John T.Flynn，“Dishonest Business，”Forum 82（Dec.1929）：351-55；Flynn,Investment Trusts Gone Wrong！.

[17]Galbraith,The Great Crash，161-163；Carosso,Investment Banking in America，325-335；Seligman,Transformation of Wall Street，12-38；Michael Perino,The Hellhound of Wall Street：How Ferdinand Pecora’s Investigation of the Great Crash Forever Changed American Finance（New York，2010）.

[18]Louis Loss,Securities Regulation（Boston，1951）；Michael E.Parrish,Securities Regulation and the New Deal（New Haven，1970），108-144；Seligman,Transformation of Wall Street，39-100.

[19]Emmanuel Stein,Government and the Investor（New York，1941），144-146；Paul S.Grant，“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Its Origins and Operation，”Wisconsin Law Review（1942）：597-609；Seligman,Transformation of Wall Street，183-189.

[20]“The Investment Company Act，”CLR 41（1941）：269-285；Chelcie Bosland，“The Investment Compa-ny Act of 1940，”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9（1941）：477-529；E.L.Kohler，“Protection for In-vestors，”The Accounting Review 15（1940）：446-452；H.Lawrence Wilsey，“The Investment Advisers Act of 1940，”Journal of Finance 4（1949）：286-294.

[21]In Re Cady,Roberts，&Co.40 SEC 907（1961）；SEC v.Texas Gulf Sulphur，401 F.2d 833（2nd Cir-cuit，1968）；Alan Bromberg,Securities Law：Fraud-Rule 10b-5（New York，1967）；Manuel F.Cohen，“The Development of Rule 10b-5，”BL 23（April 1968）：593-598.

[22]Thomas McCraw，“With Consent of the Governed：The SEC’s Formative Years，”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1（1982）：346-370；Thomas K.McCraw,Prophets of Regulation：Charles Francis Adams,Louis D.Brandeis,James M.Landis,Alfred E.Kahn（Cambridge，1986），169-203；Seligman,Transformation of Wall Street，112-123，167-179.

[23]Richard Jennings，“Self-Regulation in the Securities Industry：The Role of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29（1964）：663-690.

[24]FTC,Digest of Decisions（Washington,DC，1940）；FTC,Trade Practice Submittals（Washington,DC，1925）；Carl F.Taeusch,Policy and Ethics in Business（New York，1931）；Frank Chapman Sharp and Philip G.Fox,Business Ethics：Studies in Fair Competition（New York，1937）；Annotation and Cases on What Constitutes False,Misleading,or Deceptive Advertising or Promotional Practices（Rochester，1959）.

[25]“The Extent of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CLR 23（1923）：758-761；C.D.P.，“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alse and Misleading Advertising，”MLR 31（1933）：812-816.

[26]FTC v.Standard Education Society et al.，302 U.S.Reports 112（1937）.1941年，最高法院通过判决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跨州贸易中的欺诈缺乏管辖权来约束了后者的权力：FTC v.Bunte Bros.，312 U.S.Reports 349。

[27]Richard Tedlow，“From Competitor to Consumer：The Changing Focus of Federal Regulation of Advertis-ing，1914-1938，”BHR 55（1981）：35-58.

[28]Barney Lefferts，“Good Cop，”Barron’s National Business 32（Dec.29，1952）：5，10；“Trade Rules and Trade Conferences：The FTC and Business Attack Deceptive Practices,Unfair Competition,and Antitrust Violations，”YLJ 62（1953）：912-953；FTC,Guides against Deceptive Pricing（Washington,DC，1958）；FTC,Guide against Bait Advertising（Washington,DC，1959）；FTC,Guides against Deceptive Advertising of Guarantees（Washington,DC，1960）.

[29]Gelb v.FTC，144 F.2d 580（2nd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1944）；FTC v.Mary Carter Paint Co.，382 U.S.Reports 46（1965）；FTC v.Colgate-Palmolive，380 U.S.374（1965）；Lawrence Laurent，“Fade-out Is Ordered for Ad Trickery on TV，”WP,Jan.6，1962，A1.

[30]General Motors v.FTC，114 F.2d 36；FTC,Manual for Attorneys，3rd ed.（Washington,DC，1966），106-111.关于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欺诈发现的司法遵从，参见Glen E.Weston，“Deceptive Adver-tising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Decline of Caveat Emptor，”Federal Bar Journal 24（1964）：549-559；“Developments in the Law：Deceptive Advertising，”HLR（Mar.1967）：1030-1058。

[31]“War Frauds Unit Set up by Biddle，”NYT,Feb.5，1942，6；“Drive to Stamp out War Frauds，”CT,July 15，1942，6；“Vast Sums Saved by Frauds Unit，”Edwardsville Intelligencer,Jan.9，1943，2；Paul Ward，“63 Prosecuted in War Frauds，”BS,July 18，1943，9；David Fain and Richard Watt，“War Procurement—A New Pattern in Contracts，”CLR 44（1944）：127-215；Mark Wilson，“‘Taking a Nickel out of the Cash Register’：Statutory Renegotiation of Military Contracts and the Politics of Profit Control during World War II，”LHR 28（2010）：343-383.

[32]“Text of General Maximum Price Regulation，”WSJ,April 29，1942，8；Chester Bowles，“OPA Volun-teers：Big Democracy in Ac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1945）：350-359；Martin Hart-Lands-berg，“Popular Mobilization and Progressive Policy-Making：Lessons from World War II Price Control Struggles in the United States，”Science&Society 67（2004）：414-421；Meg Jacobs，“‘How about Some Meat？’：The 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Consumption Politics,and State-Building from the Bottom Up，”JAH 84（1997）：921-928.

[33]James Marlow and George Zielke，“Racket in Radios，”Burlington Daily Times News,June 20，1944，9；“OPA Moves to Curb Used Auto Frauds，”NYT,June 23，1944，21；“Huge Fraud Bared in Meat Coupons，”NYT,Jan.25，1945，21；NBBB，“Report of the War Activities Committee，”June 14，1945，Box 4，Bell Papers.

[34]H.H.Hannah，“The Fur Products Labeling Act，”Stores（May 1952）：20；“New Fabric Labeling Law Will Go into Effect Today，”BS,March 3，1960，17；“Federal Laws Affecting Automobile Dealers，”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utomobile Dealers Magazine 34（Nov.1962）：11-14.

[35]“Reveals Frauds in 11 Billion GI School Setup，”CT,June 5，1951，17；Sylvia Porter，“Manpower Training Act Puts New Life into School Rackets，”LAT,Aug.16，1962，A6；Paul Weissberg，“Shifting Alliances in the Accredit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On the Long Term Consequences of the Delegation of Government Authority to Self-Regulatory Organizations，”Ph.D.diss.（George Mason University，2009），102-117.

[36]Council of State Governments,Occupational Licensing in the States（Chicago，1952）；“The Regulation of Advertising，”CLR 56（1956）：1057-1072；Spencer Kimball and Bartlett Jackson，“The Regulation of Insurance Marketing，”CLR 61（1961）：152-157，165-200；“Regulation of Consumer Credit：The Credit Card and the State Legislature，”YLJ 73（1964）：886-904；“Developments in the Law：Decep-tive Advertising，”1119-1122.

[37]Donaldson v.Read Magazine，333 U.S.178（1948）；Reilly v.Pinkus，338 U.S.269（1949）；Robert Ague，“Intent to Defraud in Postal Fraud Order Cases，”Temple Law Quarterly（Fall 1964）：61-71.

[38]“Regulation of Advertising，”1038-1043；“Postal Inspectors Lauded in Battle on Fraud，”WP,Oct.29，1963，C3.

[39]“Bar Payola，”Salt Lake City Tribune,Jan.1，1960，1；Charles Siepmann，“Moral Aspects of Televi-sion，”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4（1960）：12-18；L.S.T.，“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Control of‘Deceptive Programming，’”UPLR 108（1960）：868-873；Richard Tedlow，“Intellect on Television：The Quiz Show Scandals of the 1950s，”American Quarterly 28（1976）：483-495；Kent An-derson,Television Fraud：The History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Quiz Show Scandals（Westport,CT，1978），137-169；Donald Mabry，“The Rise and Fall of Ace Records：A Case Study in the Independent Record Business，”BHR 64（1990）：445-447.

[40]见：Donn Layne，“Boom Time for Gyp Schemes，”Nation’s Business 34（April 1946）：58；Bob Crossley，“Get Set for the Two-Legged Termites！”Better Homes&Gardens 25（April 1947）：59；Don Wharton，“Five Frauds to Watch out For，”Reader’s Digest 67（1955）：101-104；“Don’t Be Fooled When You In-vest，”Changing Times 10（Aug.1956）：37-40；Arthur Wesley Baum，“Beware Those Phony Stock Salesmen！”SEP 229（June 22，1957）：19。

[41]Ralph Lee Smith,The Health Hucksters（New York，1960）；Ralph Lee Smith,The Bargain Hucksters（New York，1962）；Frank Gibney,The Operators（New York，1960）；Sidney Margolius,Buyer,Be Wary！（New York，1965）.这些作品与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对大众媒体操纵的批评相吻合。万斯·帕卡德的《隐藏的说服者》（The Hidden Persuaders,New York，1957）展示了广告商如何利用心理技巧来推动购买。

[42]“Two-County Anti-Fraud Unit Urged，”LAT,May 31，1959，20；Sal Nuccio，“Sellers’Conscience Looks Back，”Oct.16，1962，71；Don Smith，“Bureau Forms to Curb Shady Business Deals，”LAT，Sept.26，1965，OC1。20世纪60年代初，商业改进局每年发行200万册小册子和35万张海报，其领导人发表了2000次演讲。Facts You Should Know about Your Better Business Bureau：Public Servi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New York,n.d.）；NBBB,Advertising Topics,Box 2，Folders 4-6，BBBMC.

[43]有关1952年至1956年的文本，请参见BBBMC,Box 32，Folder 5；Box 33，Folder 1。

[44]Colston Warne，“The Influence of Ethic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n Advertising and Selling Prac-tic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1961）：527-539；“The‘Plastic Paint’Racket，”Consumers’Re-search Bulletin（Mar.1956）：28-29；“Mail-order Gyps，”Consumer Bulletin（Apr.1964）：34-36.

[45]Janice Williams Rutherford,Selling Mrs.Consumer：Christine Frederick and the Rise of Household Efficien-cy（Athens,GA，2003）；Kathy Peiss，“American Wome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onsumer Cul-ture，”Journal of Multimedia History 1（1998），available at：http：//www.albany.edu/jmmh/vol1no1/v1n1.html,accessed Aug.19，2014.

[46]Elinor Lee，“Who Is Boss？—It’s Mrs.Consumer，”WP,Oct.5，1955，33；“Mrs.Consumer！—IGA Ad，”WP,Apr.24，1958，A15.关于郊区中产阶级妇女的组织，见Sylvie Murray,The Progressive Housewife：Community Activism in Suburban Queens，1945-1965（Philadelphia，2003）.

[47]“New Bill in Senate Would Label Furs，”July 6，1947，33；US Sen.，Fur Labeling：Hearings before a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Interstate and Foreign Trade（Washington,DC，1949）；US HR.，Hearings before a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Interstate and Foreign Commerce（Washington,DC，1949）；“Fur Industry Favors New Labeling Rule，”NYT,Feb.9，1952，24；“Ask Single Labeling Law，”NYT,Mar.5，1956，33；Alan Stone，“The Politics of Trade Regulation：Toward a Theory of Regulatory Behavior，”Ph.D.diss.（University of Chicago，1972），299-321.

[48]Mabry，“Rise and Fall of Ace Records，”446-447；Kerry Segrave,Payola in the Music Industry：A History（Jefferson,NC，1994）；Joeri Mol and Nachoem Wijnberg，“Competition,Selection,and Rock and Roll：The Economics of Payola and Authenticity，”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41（2007）：709-711.

[49]关于监管俘获，参见William Novak，“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Regulatory Capture，”in Daniel Carpen-ter and David A.Moss,Preventing Regulatory Capture：Special Interest Influence and How to Limit It（New York，2013），25-49。

[50]Association of BBBs,A Guide for Retail Advertising and Selling（New York，1956）；Willard Linn Thomp-son，“Self-Regulation in Advertising，”Ph.D.diss.（University of Illinois，1958），179-180，189-220.

[51]C.W.Dessart to C.B.Smith,Texas,May 16，1957，in Box 10，Folder 14，BBBMC.

[52]“President Truman’s Message，”BS,Jan.6，1949，6；Alonzo Hamby，“The Vital Center,the Fair Deal,and the Quest for a Liberal Political Economy，”AHR 77（1972）：653-678.

[53]“Text of Eisenhower’s Congress Message，”LAT,Feb.3，1953，6.

[54]“Ike Calls TV Rigging‘Terrible，’”WP,Oct.23，1959，A3；“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at Au-gusta,Georgia,Oct.22，1959，”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11564，accessed Feb.5，2016.

[55]“Hi Sucker！”Newsweek 27（Jan.21，1946）：73-74；Frank Brock and Henry Lee，“Don’t Fall for It！”BS,Oct.15，1950，WM10；Fletcher Platt，“The Grift Goes Legit，”Harper’s Magazine 210（June 1955）：65；William Slocum，“Sucker Traps，”Collier’s 125（Jan.28，1950）：36-37；Harry Wilson，“The Suckers Came Running！”SEP（Feb.10，1951）：104，107；Al Thrasher，“Saga of 10 Percenters Winds to Sorry Finale，”LAT,Apr.24，1961，2，24.

[56]Carlton Brown，“Confidence Games，”Life,Aug.12，1946，45；Joseph Marshall，“Look before You Leap，”Norfolk Journal and Guide,July 28，1956，11.

[57]Gibney,The Operators，8-9；Walter Wagner,The Golden Fleecers（Garden City,NY，1966），7；F.J.Schlink to Percival Wilde,Aug.30，1948，Box 124，File 19；“Memorandum Re：Land Sale Scheme，”Sept.13，1965，Box 164，File 27，both in Consumers Research Papers.

[58]“Don’t Fall for These Frauds and Gyps，”Changing Times 14（July 1960）：7-14；William Lydgate，“Don’t Be Too Sure，”Redbook（Oct.1947）：34-35，83-86；Laurence Van Ness，“What to Do if You’re Cheated，”BS,May 10，1959，WM17.

[59]Argus Advisory Service,Monthly Newsletter of Current Frauds and Swindles 1（Jan.1946）：1.

[60]Burton Crane，“Stock Sale‘Boiler Rooms’Thrive，”NYT,Oct.31，1954，F1.

[61]Donald Rothschild and Bruce Throne，“Criminal Consumer Fraud：A VictimOriented Analysis，”MLR 74（1976）：769.

[62]Stuart Macaulay，“Lawyers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Laws，”Law&Society Review 14（1979）：121-125；“Consumer Protection under the Iowa Consumer Fraud Statute，”Iowa Law Review 54（1968）：342-343；Bronson Lafollette，“Consumer Fraud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in Wisconsin，”in FTC,Na-tional Consumer Protection Hearings（Washington,D.C.，1969），246；Ralph Mooney，“Attorney Gen-eral as Counsel for the Consumer：The Oregon Experience，”Oregon Law Review 54（1975）：126.

[63]“Bogus Stocks from Canada，”Changing Times（July 2，1949）：13-14；D.C.L.，“The Promotion and Sale of Foreign Securities by Foreign Broker-Dealers：The‘Canadian Situation，’”Virginia Law Review（1952）：208-210；Christopher Armstrong，“Canadian Promoters and American Markets：Regulating the Irregular，1945-55，”Business History 34（1992）：96-101.

[64]Lloyd Wendt，“Not All Fur Trappers Are up North，”CT,Oct.27，1940，I9；John Kobler，“Terrible Williamsons，”SEP 229（Oct.27，1956）：26-27，55-62；H.J.Maidenberg，“Roof-Repair Fraud，”NYT,Apr.6，1967，53；Max Skidmore，“The Folk Culture of‘The Travelers’：Clans of Con Artists，”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20（Fall 1997）：73-80.

[65]“The Regulation of Advertising，”CLR 56（1956）：1040-1041；“Translating Sympathy for Deceived Consumers into Effective Programs for Protection，”UPLR 114（1966）：424-426；Robert Rabin，“A-gency Criminal Referrals in the Federal System：An Empirical Study of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Stan-ford Law Review 24（1972）：1047-1050；Rothschild and Throne，“Criminal Consumer Fraud，”679-681；David Silver,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Irving Pollack,Jan.16，2002，SEC Historical Society，9-10，available at http：//www.sechistorical.org/museum/oral-histories/o-r/，accessed June 24，2014.

[66]Gibney,The Operators，19-21，52-53；Theodore Hendricks，“Fraud Jury Dismissed in Mistrial，”BS,Mar.25，1961，32；“Defense of the White Collar Accused：A Judge’s View，”American Criminal Law Quarterly 3（Spring 1965）：124-128.

[67]“State Control of Bait Advertising，”YLJ 69（1960）：839-840.

[68]Lester Velie，“Fantastic Story of the Tucker Car，”Collier’s 123（June 25，1949）：13-15，68-72；“Tucker，7 Associates Indicted，”WSJ,June 11，1949，8；William Clark，“Lawyer Calls Tucker Hon-est Man of Vision，”CT,Jan.20，1950，A13；George Eckel，“Jury Is Locked up in Tucker Car Case，”NYT,Jan.22，1950，33；George Eckel，“Tucker and Aides Cleared of Fraud，”NYT,Jan.23，1950，1.

[69]“Fraud Charge against Steel Man Dismissed，”CT,Oct.24，1956，C4；“McGurren Freed，”BS,Dec.5，1963，54；Edmund Rooney，“Krebiozen Developer Is Acquitted，”WP,Feb.1，1966，A3.

[70]“Term Suspended in＄169，000 Fraud，”BS,Apr.28，1950，36；“TV Repair Men Go Free，”NYT,June 18，1954，18；“Garfield Gets Suspended Sentence，＄50，000 Fine，”WSJ,Dec.7，1964，6；Wagner,Golden Fleecers，8-10；Robert Ogren，“The Ineffectiveness of Criminal Sanctions in Fraud and Corruption Cases：Losing the Battle against WhiteCollar Crime，”American Criminal Law Review 11（1973）：961-969.

[71]Philip Schrag,Counsel for the Deceived：Case Studies in Consumer Fraud（New York，1972），50-51；Michael Jensen，“Light Penalty for White-Collar Crime，”NYT,Sept.22，1973，37，41；Les Gapay，“When the SEC Slaps Your Wrist，”WSJ,Nov.27，1973，24.

[72]“Fraud Case Convictions Overturned，”WP,Jan.3，1964，A10；Alan Dessoff，“S&L Case Convictions Overturned，”WP,Sept.15，1964，A1.

[73]Ferral Heady，“Stat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2（1952）：10-20；Bernard Schwartz，“The Model Stat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Analysis and Critique，”Rutgers Law Review 7（1953）：431-458；James Brazier，“An Anti-New Dealer Legacy：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 8（1996）：206-226；Joanna Grisinger,The Unwieldy American State：Administrative Politics since the New Deal（New York，2012）.

[74]参见这两家机构的战后年度报告。

[75]联邦贸易委员会律师帕里斯·克利夫兰·加德纳（Paris Cleveland Gardner）从1941年至1962年的案件档案记录了这种缓慢的步伐。加德纳的论文参见，例如In Re Clean-Rite Vacuum Stores,Box 3，Packet 2。

[76]F.J.Schlink to Harry Riehl,July 21，1953，Box 34，File 9，Consumers Research Papers；“Howery Re-ports FTC Streamlined Procedure，”WSJ,Aug.19，1954，1；Julius Duscha，“New Chief Scores FTC Duplication，”WP,Mar.15，1961，A4；“FTC Increases Base of Power，”KCS,June 26，1961，12；Weston，“Deceptive Advertising，”561-563；Edward Cox,Robert Fellmouth,and John Schulz,The“Nader Report”on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New York，1969），71-86；Report of the American Bar Foundation to Study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Washington,DC，1969），15-31.

[77]In Re Holland Furnace Company，55 FTC Reports 55（July 7，1958）；“Selling by Scare，”Consumer Re-ports 30（Oct.1958）：509-510；Warren Magnuson and Jean Carper,The Dark Side of the Marketplace：The Plight of the American Consumer（New York，1968），21-22.

[78]“Holland Does Hot Job，”Newsweek 8（Nov.7，1936）：36-37；“Attention Workers，”Ogden Standard-Examiner,June 20，1951，17；“Holland Company Denies Unfair Sales Practices，”Benton Harbor News-Palladium,July 19，1954，11；“Salesmen Wanted，”Kelispell[MT]Daily Inter Lake,Apr.20，1956，10；“FTC Orders End of‘Scare’Sales，”BS,Aug.7，1958，34；“Furnace Man Gets the Heat，”CT,Jan.16，1962，5；John O’Brien，“Holland Furnace Firm and 3 Ex-Aides Guilty，”CT,Jan.28，1965，A11；“Plan to Appeal Sentence,Fines，”Holland Evening Sentinel,Jan.28，1965，1；Joseph Tydings，“Fair Play for Consumers，”Trial 6（Feb./March 1970）：37.

[79]SEC,First Annual Report（Washington,DC，1935），35；SEC,Sixteenth Annual Report（Washington,DC，1950），153；DOJ,Summary of National Conference on Antitrust Problems and Consumer and Inves-tor Protection（Washington,DC，1961），65.联邦贸易委员会在1961年才开始发布欺诈案件综述简讯；四年后，它还开始就执法趋势定期向司法部长报告。“U.S.Plans Campaign on Consumer Frauds，”LAT,June 15，1965，17.

[80]McCraw，“With Consent of the Governed，”346-370；Joel Seligman，“Cautious Evolution or Perennial Irresolution：Stock Market Self-Regulation during the First Seventy Years of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BL 59（2004）：1347-1369.

[81]Philip Loomis，“Enforcement Problems under the Federal Securities Laws，”BL14（April 1959）：667.

[82]Silver,Oral History Interview of Irving Pollack，41-42.

[83]Thompson，“Self-Regulation in Advertising”；Earl Kintner，“Some Encouraging Signs of Self-Regulation in Advertising，”Speech to Advertising Club of St.Louis,July 26，1960；“Raising the Level of Advertis-ing in Minneapolis，”Speech to Minneapolis Advertising Club；“1961：Armageddon for Advertising？”Speech to the Advertising Federation of America,May 30，1961，all in Earl W.Kintner Collection,A-merican Heritage Center,University of Wyoming.

[84]“Critical Consumers，”WSJ,Nov.8，1960，1；Facts You Should Know；Edward Gallagher，“Old Pathsand New Roads for the Better Business Bureaus，”Confidential Address,ABBB Annual Conference,June 1959，3，Box 4，Bell Papers；David Boldt，“It’s No Bargain,Lady，”WSJ,April 7，1965，1；Testimo-ny of Richard Maxwell,Nov.25，1968，FTC,National Consumer Protection Hearings（Washington,DC，1969），192-193.

[85]Neil J.Ross to St.Louis,Kansas City,and Springfield BBBs,June 23，1933，Bell Papers；Victor Ny-borg，“Practices in the Home Improvement Field，”Statement to U.S.Sen.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July 15，1954，Box 107，Folder 1，BBBMC.也可参见Edward Gallagher，“Fifty Years of Consumer Protection by BBBs：For Those Who Don’t Know So That Others May Not Forget”（unpublished manuscript，1971），63-69；Box 9，Bell Papers。

[86]W.Dan Bell to Victor Nyborg,Feb.1，1960，Box 5，Folder 24，BBBMC.

[87]“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d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CLR 62（1962）：680-685；FTC,Manual for Attorneys，3rd ed.（Washington,DC，1966），18；Report of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26-40；Cox et al.，The“Nader Report，”134-158；Jack Anderson，“U.S.Protective A-gencies Are Remiss，”WP,Nov.28，1969，C27.

[88]Wayne Green，“The Securities Cops，”WSJ,Feb.25，1969，1；Kenneth Bacon and Les Gapay，“SEC’s Top Cops，”WSJ,July 9，1973，1；Irving Pollack,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Stanley Sporkin,Sept.23，2003，SEC Historical Society,available at：http：//www.sechistorical.org/museum/oral-histories/s-t/，accessed June 24，2014；Hillel Black,The Watchdogs of Wall Street（New York，1962）；Susan P.Shapiro,Wayward Capitalists：Targets of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New Haven，1987），160-191.

[89]Luther Huston，“Brownell Sets up Office，”NYT,Oct.7，1954，1；“He’s Uncle Sam’s Top Fraud Fight-er，”Carroll Daily Times Herald,Jan.13，1956，3；National Conference on Antitrust Problems，68-71；Wallace Turner，“135 Land Frauds Studied by U.S.，”NYT,Mar.30，1963，9；“Nathaniel Kossack，“‘Scam’：The Planned Bankruptcy Racket，”New York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35（1965）：417；Na-thaniel Kossack and Sheldon Davidson，“Bankruptcy Frauds,Alliance for Enforcement，”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Referees in Bankruptcy 40（Jan.1966）：12-18；“Nathaniel E‘Tully’Kossack，”WP,Dec.2，1992，C5.

[90]“Upsurge in Chain Letters，”Oshkosh Daily Northwestern,Mar.14，1946，21；“McDonald to Speak，”Brooklyn Daily Eagle,Aug.27，1951，2；“Variety of Mail Fraud Schemes，”Reading Eagle,Sept.23，1962，54；William MacDougall，“Mail Swindlers Face Scientific Crackdown，”LAT,Oct.31，1963，15；William Borders，“Drive against Consumer Frauds，”NYT,Aug.20，1964，46；“U.S.Using a Comput-er to Fight Filth and Fraud，”CT,Sept.19，1965，A6.

[91]Harry Ferguson，“How Postal Inspectors Protect You from Gyps，”Norfolk New Journal and Guide,Sept.21，1963，7；Thomas Foley，“Postal：Little Known,Most Effective，”LAT,Sept.17，1972，E1.

[92]关于贝尔：请见他的剪贴簿及退休和死亡通知，Box 3，Bell Papers。关于威尔逊：“Willson Retires As NBBB President，”NBBB Bulletin（June 1968）。关于尼伯格：“Foes of Rackets Pick Officers，”LAT,June 27，1941，13；“Top Officers Are Reelected to Better Business Bureaus，”NYT,May 22，1965，41。有关数百名商业改进局工作人员的个人简介，请参见丹·贝尔未发表的传记，Box 5，Bell Pa-pers。

[93]Kenneth Barnard to Clyde Kemery,March 23，1960，Box 6，Folder 1，BBBMC.

[94]Howard Westwood and Edward Howard，“Self-Government in the Securities Business，”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17（1952）：533-538；Frank Cormier,Wall Street’s Shady Side（Washington,DC，1962），72-75；Ezra Levin and William Evan，“Professionalism and the Stock Broker，”BL 21（Jan.1966）：349-353；William Conway，“Quack Is a Rare Bird，”WP,May 4，1947，B2；J.W.Davis，“Medical Quackery，”San Antonio Express and News,Oct.1，1961，81.

[95]Paul Windels，“Our Securities Markets：Some S.E.C.Problems and Techniques，”New York Law Forum 8（1962）：169.

[96]“Recommendations for the Advertising and Sale of Plastic Slip Covers，”Sept.3，1965，Box 4，Folder 10，BBBMC.其他例子请参见：“Wax Trade to Confer，”NYT,Aug.17，1948，28；FTC,Annual Report（Washington,DC，1955），62-67；“FTC Defines Functions of Industry Advisory Groups，”WSJ,Sept.30，1955，18；“Industry Conference，”Bridgeport Post,Sept.23，1963，16；“Hearing Aid Industry Gets Ethics Code，”Syracuse Post-Standard,Aug.2，1965，13.

[97]“Report to Dealers，”Facts,March 18，1957，Box 8，Folder 1，BBBMC.

[98]Earl Kintner：“Self-Discipline or Stricter Government Control，”Speech to the Advertising Federation of America,Feb.5，1960，39；“The Unsoiled Sell，”Speech to Los Angeles BBB,Apr.29，1960，5；“Responsibilities of Broadcasters and Their Counsel，”Speech to Federal Communications Bar Associa-tion，”June 9，1960，18；“Some Encouraging Signs，”11；all in Kintner Collection.

[99]Blake Clark，“Be Sure You Know What’s In Your Health and Accident Policy，”Reader’s Digest 65（July 1954）：1115-1119；Rodney Crowther，“FTC Charges 17 Companies，”BS,Oct.24，1954，17；Charles McCarter，“Recent Misleading and Deceptive Mail Order Accident and Health Insurance Policies and Advertising，”Insurance Law Journal（April 1956）：247-252，260-261；Christy Chapin，“Ensu-ring America’s Health：Publicly Constructing the Private Health Industry，”Ph.D.diss.（University of Virginia，2011），64-151.

[100]“FTC Plans Insurance Rules Parley，”WP,Dec.16，1955，2；Charles Moore，“Insurance：Federal Regulation，”MLR 57（1958）：289-291；McCarter，“Recent Misleading and Deceptive Mail-Order，”262，267-269；Jon Hanson和Thomas Obenberger，“Mail Order Insurers：A Case Study in the Ability of the States to Regulate the Insurance Business，”Marquette Law Review 50（1966）：193-215；Chapin，“Ensuring America’s Health，”207-215.要了解轮胎行业和助听器经销商之间的类似动态，请参见Earl Kintner，“Self-Discipline or Stricter Government Control，”30-33；“Buyers Guide to Tires，”Changing Times 15（July 1961）：25-28；“Developments in the Law：Deceptive Advertising，”1131。

[101]“TV Sales Pitch Lands Los Angeles Used Car Dealer and Aide in Jail，”WSJ,May 25，1955，3；Howard Berquist to C.W.Dessart,May 9，1957，and Kenneth Barnard to Robert Bauer,Oct.18，1957，Box 10，Folder 14；Memo from Ken Barnard to BBB Managers,April 25，1962，Box 7，Folder 3；BBBMC；Jim Foree，“Buyers Beware，”CD,June 20，1957，1；James Lewis，“Dropping Car‘Pack’May Aid Sales Ethics，”WP,March 14，1958.

[102]“Six Insurance Companies Accused of Overcharging，”WSJ,March 19，1957，2；Warren Unna，“Auto Gouging Charged at Senate Quiz，”WP,March 20，1957，A2；“Insurance Overcharges Aired on Hill，”WP,Aug.10，1958，C11；“Car Owners Get Refunds on Insurance，”CD,Oct.14，1959，4.

[103]参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邮政部门年度报告中汇编的执法统计数据；Shapiro,Wayward Capitalists，147-162。

[104]John N.Makris,Silent Investigators：The Great Untold 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ostal Inspection Service（New York，1959），43，278；Raymond Daniel，“Inspector Notes Mail Fraud Rise，”NYT,Aug.27，1964，14；E.J.Kahn,Jr.，Fraud：The United States Postal Inspection Service and Some of the Fools and Knaves It Has Known（New York，1973），1-10.

[105]“Boiler Room Tactics on Wane，”WP,Jan.5，1961，D6；SEC,Twenty-Seventh Annual Report（Wash-ington,DC，1961），164-172，259；Windels，“Our Securities Markets，”179-186；Louis Lefkowitz，“New York：Criminal Infiltration of the Securities Industry，”AAPS 347（May 1963）：54-56；SEC,Thirty-First Annual Report（Washington,DC，1965），131-135；“U.S.Rackets Convictions Rise to 546，”BS,Jan.10，1965，3.

[106]关于这些推销商和这段时期对证券欺诈行为的打击，请参见Black,Watchdogs of Wall Street。

[107]“Advance-Fee Game，”Time 72（July 28，1958）：64；“Officials Eye Advance Fee Racketeering，”Charleston Gazette-Mail,July 19，1959，44；“Mail Fraud，”Changing Times 13（July 1959）：41-42；“Government Cracks down on Real Estate Frauds，”WP,Nov.10，1962，D15；Loreene Beasley，“Mail Order Swindles Work 2 Ways，”San Mateo Times,Jan.26，1965，4.

[108]James Clayton，“Three Agencies Unite to Thwart Across-Border Mail Order Frauds，”WP,Oct.23，1961，A2；“U.S.Aims at Radio Ad-Mail Gyps，”Tucson Daily Citizen,Nov.20，1961，9.

[109]Murray Bloom，“Don’t Be a Sucker with Your Savings！”Reader’s Digest 80（May 1962）：75-78；Gene Blake，“Land Swindlers，”LAT,Oct.2，1962，A2；“Savings,Loan Scandals，”BS,Dec.23，1962，BF16；Trevor Armbrister，“Land Frauds，”SEP 236（Apr.27，1963）：17-23；“Cheating Creditors，”WSJ,May 20，1963，1；“Bankruptcy Caper，”News-week 61（June 10，1963）：31；“When There’s Gold in Bankruptcy，”Business Week（May 23，1964）：52-56.

[110]Stipulation with Logan Appliance&Furniture Mart,April 11，1952，Box 5，Folder 11，BBBMC.

[111]Carl Dalke，“How to Improve the Value of Automobile Advertising，”n.d.，Box 9，Folder 2，BBBMC；Thompson，“Self-Regulation in Advertising，”306-09.

[112]NBBB,Advertising Topics,April 1963.

[113]参见，例如商业改进局对戴维·拉特卡（David Ratke）所采取的行动，后者的一系列邮购公司贩卖假收音机、低档化妆品、毫无价值的电池添加剂，以及入侵杂草树（拉特卡将其描述为稀缺且珍贵的植物）：“Seven Firms Charged with False Claims for Battery Additive，”York Gazette and Daily,Dec.8，1958，32；Jack Roth，“Ad Fraud Charged to Promoter Who Sold Items to Last‘Forever，’”NYT,Aug.19，1959，1；“Don’t Fall for These Frauds and Gyps，”14 Changing Times（July 1960）：8；“3 Convicted of＄1.3 Million Fraud，”Des Moines Register,Apr.22，1970，16；“Investigate before You Invest，”Atchison Daily Globe,Oct.25，1970，16。

[114]Peter Bart，“Sturdy Watchdog Fifty Years Old，”NYT,Jan.28，1962，118；“History of Legal Actions a-gainst BBBs，”May 1，1963，Memo,Box 8，Bell Papers；“Responses to Survey on Lawsuits，”Box 8，Bell Papers.

[115]Los Angeles BBB，“Truth in Advertising，”1947，Box 10，Folder 14；Victor Nyborg to Kenneth Bar-nard,Jan.9，1961；Draft Report，“Advertising Improvement Committee，”July 25，1961，Box 6，Fold-er 6，BBBMC.

[116]Fritzel Case,Box 89，Folders 13-14，BBBMC.

[117]Chicago BBB,The Report（February 1964）：5；News Clippings on Fritzel Case,Jan.1964；Box 89，Fold-er 14.

[118]有关说明案例，请参见以下文件：Hub Vacuum Stores（Box 112，Folders 1-2）and Keystone Chevrolet（Box 122，Folder 21），BBBMC。

[119]Dalke，“How to Improve the Value”；“Report to Dealers”；“Critical Consumers.”关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的进一步建议，参见McCraw,Prophets of Regulation，214-215。

[120]Seymour Ginsburg to Ben Ugelow,Box 41，Folder 12，BBBMC.也可参见negotiations between several BBBs and Ritholz optical businesses,Box 178，Folder 3；and In Re Penn Poultry Service,Box 6，Packet 5，Gardner Papers。

[121]由帕里斯·加德纳（Paris Gardner）处理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案件很少有正式听证会。他还关闭了数十个文件，原因是证据不足、缺乏竞争对手的投诉、公司声誉良好或缺乏“公共利益”。

[122]“Trade Rules and Trade Conferences，”915-916；“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nd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686-700；FTC,Advisory Opinion Digests,June 1，1962 to December 31，1968（Washington,DC，1969）.

[123]Kenneth Culp Davis，“Administrative Powers of Supervising,Prosecuting,Advising,and Declaring,and Informally Adjudicating，”HLR 63（1949）：206-212，225-227；“Regulation of Advertising，”1043；“Administrative Declaratory Orders，”Stanford Law Review 13（1961）：310-311；“Translating Sympathy for Deceived Consumers，”440-443；“Developments in the Law：Deceptive Advertising，”1072.

[124]Earl Kintner,Speech at the FTC Conference on Public Deception,Dec.21，1959，2，in Box 1，Kintner Collection；Paul Rand Dixon,Speech to the Interna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Society,Mar.3，1965，quoted in Jerrold Van Cise，“Regulation—By Business or Government？”Antitrust Bulletin 12（1967）：8

第10章　消费主义与反欺诈政策的重新定位

[1]David M.Potter,People of Plenty：Economic Abundance and the National Character（Chicago，1958），172-188；Lawrence R.Samuel,Brought to You By：Postwar Television Advertising and the American Dream（Austin，2002）；Lizabeth Cohen,A Consumer’s Republic：The Politics of Mass Consumption in Postwar America（New York，2003）；Meg Jacobs,Pocketbook Politics：Economic Citizenship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Princeton，2006）；Janice M.Traflet,A Nation of Small Shareholders：Marketing Wall Street after World War II（Baltimore，2013）.

[2]Stewart Ewen,PR！A Social History of Spin（New York，1996），346-398；William Bird，“Better Liv-ing”：Advertising,Media,and the New Vocabulary of Business Leadership，1935-1955（Evanston，1999）；Kim Phillips-Fein,Invisible Hands：The Businessmen’s Crusade against the New Deal（New York，2009）.

[3]Ralph Blumenthal，“Consumer Frauds Thrive in Ghettos，”NYT,Aug.20，1966，1；Warren Magnuson，“The Ghetto Gets Gypped，”Ebony 23（Sept.1968）：112-120；Thomas Lippman，“Fraud War Pledged by Flannery，”WP,June 6，1969，A1；“How to Squelch Fraud Schemes，”Better Homes&Gardens 48（1970）：30；“Warning on 11 Common Frauds&Gyps，”Changing Times 26（Nov.1972）：17-18；Sid-ney Margolius,The Innocent Consumer vs.the Exploiters（New York，1967）；James Bishop Jr.and Henry W.Hubbard,Let the Seller Beware（Washington,DC，1968）；Amram M.Ducovny,The Billion＄Swin-dle：Frauds against the Elderly（New York，1969）；Robert S.Rosefsky,Frauds,Swindles,and Rackets：A Red Alert for Today’s Consumers（Chicago，1973）.

[4]“Home Improvement Frauds，”Feb.20，1968，1；“Signing of Blank Contracts Can Get Car Buyers in a Peck of Trouble，”June 8，1968，1；“Medical Swindlers Often Demand Your Money，”July 9，1968，7；“Insurance Frauds，”Oct.21，1968，3；“Insurance Industry Accused of Overcharging，”Jan.16，1969，1；“On Mr.He roman.”

[5]“TV5 to Air Special Series on‘Rip-Offs，’”Atlanta Daily World,Jan.16，1977，10；“The Guide，”WP,Nov.21，1971，19.

[6]“State Control of Bait Advertising，”YLJ 69（1960）：830-846；“Translating Sympathy for Deceived Consumers into Effective Programs for Protection，”UPLR 114（1966）：395-450；“Developments in the Law：Deceptive Advertising，”HLR 80（1967）：1005-1063.“Consumer Legislation and the Poor，”YLJ 76（1967）：745-792；“Extrajudicial Consumer Pressure：An Effective Impediment to Unethical Busi-ness Practices，”DLJ（1969）：1101-1157；“A Cas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Consumer Legislation：The Elimination of Negotiability and the Cooling Off Period，”YLJ 78（1969）：618-661；“‘Corrective Ad-vertising’Orders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HLR 85（1971）：477-506；“Direct Loan Finan-cing of Consumer Purchases，”HLR 85（1972）：1409-1438.

[7]David Caplovitz,The Poor Pay More：Consumer Practices of Low-Income Families（New York，1963），137-154；Report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Washington,DC，1968），274-277；Louis Hyman,Debtor Nation：The History of America in Red Ink（Princeton，2012），173-184.

[8]“The New Look in‘Consumer Protection，’”Changing Times 20（Nov.1966）：13；“West Phila.to Hashout Consumer Fraud，”PT,Jan.11，1969，32；Morton Mintz，“Gulled Consumer Has Disparate Cham-pions，”WP,June 8，1969，B5；Angela Parker，“Black Community Has Its Own Ralph Nader，”CT,May 9，1971，A5；Robert McClory，“Grass Roots Consumerism，”CD,May 20，1972，6；“Consumer Action Groups Make Your Voice Heard，”Oakland Post,Dec.27，1972，8；“CEPA Has Long Been Fighting Battles for Local Consumers，”PT,Dec.23，1975，4.

[9]“Lefkowitz to Recommend Bill to Curb Fraud，”NYT,Dec.17，1959，75；“Attorney Gnl Probes Food Freezer Fraud，”NYAN,Nov.19，1966，28；“Lefkowitz Seeking New Credit Laws，”NYT,July 25，1969，26；Louis Lefkowitz，“Protecting the Consumer，”NYT,Sept.15，1971，46.

[10]“Lefkowitz Asks Fight on Frauds，”NYT,July 6，1960，21；George Brown，“Fraud and Bogus Busines-ses，”New Pittsburgh Courier,Oct.6，1962，1；“Connecticut Sets Sweeping Shifts，”NYT,May 10，1959，60；Leonard Ingalls，“Governor Points to Consumer Aid，”NYT,Sept.30，1962，61；Gene Oishi，“Governor Urges Probe for Fraud，”BS,Oct.8，1967，26；“Stronger Laws Sought，”Atlanta Daily World,Jan.7，1973，4；Jerry Gillam，“Reagan Calls for Seven Point Consumer Protection Pro-gram，”LAT,Mar.6，1970，E11.

[11]“Clark Spearheads Actions against Frauds，”CD,Dec.13，1966，23；Oswald Johnson，“Consumer Of-fice Opens，”BS,June 12，1967，C8；Robert Morgan，“People’s Advocate in the Marketplace—The Role of the North Carolina Attorney General in the Field of Consumer Protection，”Wake Forest Intramu-ral Law Review 6（1969）：1-20；Sheila Wolf，“State Is Leader in Consumer Fraud Fight，”CT,July 29，1970，8；Christopher Bayley，“Consumer Protection，”Washington State Bar News 24（May 1970）：7-8，21-22；Jeffrey Tannenbaum，“New Muscle，”WSJ,Jan.7，1972，1；James Bassett，“State’s Attorney General Post Packs a Wallop，”LAT,Jan.30，1972，1；Press Release,Office of Slade Gorton,Feb.17，1972，in File 8，Box 162，Consumers Research Papers.

[12]President John F.Kennedy，“Special Message to Congress on Protecting the Consumer Interest，”March 15，1962，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9108，ac-cessed April 25，2014.

[13]President Lyndon B.Johnson，“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Consumer Interests，”March 21，1966，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7505，accessed April 25，2014.

[14]President Richard M.Nixon，“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Consumer Protection，”Oct.30，1969，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299，accessed July 8，2014.

[15]Esther Peterson，“Representing the Consumer Interest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MLR 64（1966）：1323-1328.

[16]“Betty Furness Urges Action，”NYT,May.28，1969，41；Joseph Slevin，“Important Consumer Aids，”WP,Oct.29，1968，D8.

[17]John Morris，“Justice Department Establishes a Section on Consumer Affairs，”NYT,Dec.16，1970，30；“Mrs.Knauer Likens Fraud to a Cancer，”NYT,Dec.17，1969，42；Robert Gray，“Virginia Knau-er：What She Tells the President about Consumers，”Nation’s Business 58（July 1970）：34-38；Alexan-der Auerbach，“Mrs.Knauer，”LAT,July 30，1970，B14.

[18]关于议程设置的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公众对美国总统提出的问题的兴趣有以月份而非年份来衡量的半衰期。但是，跨越多个政府部门、跨越党派分歧的总统们的持续努力具有广泛的影响。John W.Kingdon,Agendas,Alternatives,and Public Policies（Boston，1984）；Jeff-rey Cohen，“Presidential Rhetoric and the Public Agenda，”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9（1995）：87-107；George Edwards III and B.Dan Wood，“Who Influences Whom：The President,Con-gress,and the Medi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1999）：327-344；Matthew Eshbaugh-So-ha,The President’s Speeches：Beyond Going Public（Boulder，2005）.

[19]Warren G.Magnuson and Jean Carper,The Dark Side of the Marketplace：The Plight of the American Con-sumer（Englewood,NJ，1968），xv.

[20]Edward Brown Williams，“The Proposed Regulatory Restrictions on Packaging and Labeling，”BL 21（Nov.1965）：99-106；Robert Albright，“Fair Label Bill Passed by Senate，”WP,June 10，1966，A1；Marilyn Hart，“Short Weight，”CT,May 18，1969，SCL11；“Lending Bill Stalemate Criticized，”BS,March 7，1965，3；Kenneth McLean，“The Federal Consumer Credit Protection Act，”BL 24（Nov.1968）：199-207；David Fouquet，“Mail Order Land Fraud Probed，”WP,May 19，1964，A22；Doro-thy Cohen，“New Consumer Product Warranty Law，”Marketing News 8（Mar.28，1975）：12；Michael R.Lemov,People’s Warrior：John Moss and the Fight for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Rights（Lanham,MD，2011）.

[21]U.S.Sen.，Consumer Protection,Parts I and II,Hearings before the Consumer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erce Committee，91st Cong.，Dec.16 and 17，1969，Feb.3 and 5，March 17-19，April 9，1970（Washington,DC，1970）；Erma Angevine，“The Consumer Federation of America，”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3（1969）：152-155；Robert Herrmann，“Consumerism：Its Goals,Organizations,and Fu-ture，”JM 34（1970）：58-60；Clinton Warne，“The Consumer Movement and the Labor Movement，”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7（1973）：307-316.关于各州类似的政治纷扰，参见Young Lawyers Sec-tion,Seattle-King County Bar Association，“Memorandum to the Washington State Legislature，”January 12，1970，File 6，Box 190，Consumers Research；Susan Silbey，“Consumer Justice：The Massachusetts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of Consumer Protection，1970-1974，”Ph.D.diss.（University of Chicago，1978），110-201；Mark Budnitz，“The National Consumer Law Center from Its Birth to 2013，”unpub-lished paper available at：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id=2700720，accessed Feb.10，2016。

[22]Edward Cox,Robert Fellmouth,and John Schulz,The“Nader Report”on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New York，1969）；Justin Martin,Nader：Crusader,Spoiler,Icon（Cambridge,MA，2002）；Eduardo Canedo，“The Rise of the Deregulation Movement in Modern America，1957-1980，”Ph.D.diss.（Co-lumbia University，2008）；Benjamin Waterhouse,Lobbying America：The Politics of Business from Nixon to NAFTA（Princeton，2014），141-173.

[23]James Harvey Young,The Medical Messiahs：A Social History of Health Quacke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rinceton，1967），390-422；“Developments in the Law：Deceptive Advertising，”1101-1116；Da-vid Cantor，“Cancer,Quackery and the Vernacular Meanings of Hope in 1950s America，”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61（2006）：324-336.

[24]“Quackery in California，”Stanford Law Review 11（1959）：265-296；Ruth Roemer，“Legal Systems Regulating Health Personnel：A Comparative Analysis，”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46（1968）：431-471；Eric Boyle,Quack Medicine：A History of Combating Health Fraud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Santa Barbara，2013），92-150.

[25]“Truth in Lending，”U.S.News and World Report（May 27，1968）：92-93；“Truth in Lending Act，”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54（June 1968）：497-504；“The New Key to Credit Shopping，”Consumer Re-ports（July 1969）：67；“Truth-in-Packing under the Fair Packaging and Labeling Act：An Untapped Source of Consumer Protection，”Columbia Journal of Law and Social Problems 6（May 1970）：280；Ste-ven Dorsey，“Regulation of Interstate Land Sales，”Stanford Law Review 25（1973）：605-621.

[26]Margaret Dana，“Waiting Period Can Deflate High-Pressure Salesmen，”LAT,Sept.24，1967，D12；“Cas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Consumer Legislation”；Michael Knight，“Aid to Consumers Growing in Nation，”NYT,Aug.9，1970，1；NAAG,State Programs for Consumer Protection（Washington,DC，1973），51-53；Thomas Hogarty，“Survey of Non-Federal Consumer Protection Groups，”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 9（1975）：107-113.

[27]Michael Mintrom and Phillipa Norman，“Policy Entrepreneurship and Policy Change，”Policy Studies Journal 37（2009）：649-667.

[28]Frank Cormier,Wall Street’s Shady Side（Washington,DC，1962），14-38.

[29]Milton Cohen，“Reflections on the Special Study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s，”Speech to the New York Practicing Law Institute,May 10，1963，available at：http：//www.sec.gov/news/speech/1963/051063cohen.pdf,accessed July 13，2014.

[30]SEC,Special Study of Securities Markets,Parts 1-6，House Document 95，88th Cong.，1st Session（Washington,DC，1963）；“SEC Warns Securities Industry to Toughen Its Self-Regulation，”WSJ,Nov.29，1962，2；“Policing the Stock Markets，”WP,April 6，1963，A10；Robert Nichols，“SEC Calls for Legislation to Tighten Rein on O-T-C，”LAT,June 5，1963，B9.

[31]Arden Cooper，“New Securities Bill Is Only Start for SEC，”LAT,Aug.23，1964，L1；“House Group O.K.s Stock Fraud Curb，”BS,May 8，1964，30；Richard Phillips and Morgan Shipman，“An Analysis of the Securities Acts Amendments of 1964，”DLJ 13（1964）：1139-1170；SEC,Annual Report（Wash-ington,DC，1965），1-19；Seligman,Transformation of Wall Street，280-361.

[32]“Ancillary Relief in SEC Injunction Suits for Violation of Rule 10b-5，”HLR 79（1966）：656-671；“SEC Disciplinary Rules and the Federal Securities Laws：The Regulation,Role,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Attorney，”DLJ（1972）：969-1022；David S.Ruder，“Multiple Defendants in Securities Law Fraud Cases：Aiding and Abetting,Conspiracy,Pari Delicto,Indemnification,and Contribution，”UPLR 120（1972）：597-600；J.Vernon Patrick,Jr.，“The Securities Class Action for Damages Comes of Age，”BL 29（March 1974）：159-66；David Silver,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Irving Pollack,Jan.16，2002，SEC Historical Society，22-25，31-33，available at：http：//www.sechistorical.org/museum/oral-his-tories/o-r/，accessed June 24，2014.

[33]Kenneth Durr,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David Silver,March 22，2006，12，可从http：//www.sechis-torical.org/museum/oral-histories/o-r/获得，访问时间为2014年6月24日。美国证交会历史学会（SEC Historical Society）出版的更广泛的口述史合集，充满了对这种团队精神的借鉴。

[34]James E.Rice,ed.，The Franchising Phenomenon（Ann Arbor，1969）；Thomas Dicke,Franchising in America：The Development of a Business Method，1840-1940（Chapel Hill，1994）.

[35]Kenneth Slocum，“Franchise Flourish，”WSJ,Dec.21，1960，1；Jordan Ray，“Current Franchising Problems：A Rollback of Caveat Emptor，”American Business Law Journal 8（1971）：231-246；FTC,Franchise Business Risks（Washington,DC，1972）；E.J.Kahn,Fraud：The United States Postal Inspec-tion Service and Some of the Fools and Knaves It Has Known（New York，1973），260-270.

[36]David Krischer，“Franchise Regulation：An Appraisal of Recent State Legislation，”Boston Colleg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Law Review 13（1972）：539-552；Bernard Goodwin，“Franchising Law Ma-tures，”BL 28（April 1973）：703-720；David Black，“New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ranchise Dis-closure Rule，”BL 35（Jan.1980）：409-433.

[37]Sylvia Porter，“Consumer Milestone，”Benton Harbor News Palladium,Jan.16，1974，41；Carol Shifrin Washington，“FTC Institutes New Enforcement Plans，”WP,Jan.7，1976，C7；“Oliver Jones，”“Hold-er in Due Course Doctrine Gone，”CT,May 29，1976，17；Gerald Udell and Philip Fischer，“The FTC Improvement Act，”JM 41（April 1977）：81-86.

[38]Dorothy Cohen，“Remedies for Consumer Protection：Prevention,Restitution,or Punishment，”JM 39（Oct.1，1975）：27；FTC,Staff Report to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on the Ad Substantiation Program（Washington,DC，1972）；“Corrective Advertising—The New Response to Consumer Deception，”CLR 72（1972）：415-431；Robert Dyer and Philip Kuehl，“The‘Corrective Advertising’Remedy of the FTC：An Experimental Evaluation，”JM 38（Jan.1974）：48-54.

[39]Gene Bylinsky，“Consumer Cops，”WSJ,Nov.11，1960，1；William Lovett，“State Deceptive Trade Practice Legislation，”Tulane Law Review 46（1972）：724-760；NAAG,State Programs，1-15；Wil-liam Bruns，“The Role of State and Local Consumer Protection Agencies in Advertising Regulation，”in Fredric Stuart,Consumer Protection from Deceptive Advertising（Hempstead,NY，1974），26-40.

[40]Richard F.Dole,Jr.，“Merchant and Consumer Protection：The Uniform Deceptive Trade Practices Act，”YLJ 76（1967）：485-506；William Lovett，“Private Actions for Deceptive Trade Practices，”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23（1971）：271-290；Richard F.Dole,Jr.，Ray D.Henson,and George R.Richter,Jr.，“The Uniform Consumer Sales Practices Act，”BL 27（Nov.1971）：139-151.

[41]Ann Blackman，“Agencies to Fight Market Fraud Multiply，”LAT,Dec.14，1969，8-9；Philip Mc-Combs，“Suburban Offices Going to Bat for the Consumer，”WP,March 2，1972，G1—G3；Bruns，“Role of State and Local Consumer Protection Agencies，”41-50.

[42]Denver Area BBB，“‘After Hours’with Dan Bell，”April 18，1961；Dan Bell，“Memo to Better Busi-ness Managers，”April 27，1961，Box 9；Dan Bell，“Are You Listening？Do You Hear？，”Address to AMR Conference,June 17，1970，Box 3，Bell Papers.

[43]Edward Gallagher，“Old Paths and New Roads for the Better Business Bureaus，”Confidential Address,ABBB Annual Conference,June 1959，3，Box 4，Bell Papers；Kenneth Barnard to George Dennison,Pittsburgh BBB,Jan.6，1960，Box 13，Folder 12；BBB of Oklahoma City Resolution,Feb.25，1960，ABBI Annual Meeting,Box 5，Folder 24；BBBMC；James Stephens to Dan Berry,Jr.，Aug.26，1965，Box 9；Dan Berry,Jr.，“There Are Termites in the Basement！”Memo to BBB Executives,Aug.30，1965，Box 4，Bell Papers；Knight,Gladieux，&Smith Confidential Report to Association of BBBs,Sept.2，1969，Box 1，Bell Papers.Council of BBBs,Challenge to American Business（New York，1971）.

[44]“Campaign Is Urged Exposing‘Gyp’Ads，”NYT,June 25，1958，47；“F.T.C.Will Carry‘Big Stick’on Ads，”NYT,Dec.22，1959，22.

[45]Vernon Libby，“The Better Business Bureaus and the Consumer Movement，”ABBB Annual Conference,May 17，1865，Box 4，Bell Papers；Elisha Gray,Chairman of the Board,Whirlpool Corporation，“Building Better Bridges，”Keynote Address,ABBBI Annual Conference,June 3，1969，Box 2，Bell Papers；“Roper Poll，”NBBB Advertising Topics,June 1967；H.Bruce Palmer，“A Fresh Approach to Consumerism，”Association Management（Nov.1971），reprinted by CBBB,Box 3，Bell Papers；Papers；Knight,Gladieux，&Smith Confidential Report，24-27.

[46]Kenneth Barnard to Joseph Meek,May 1，1961；Kenneth Barnard to A.B.Johnston,Aug.10，1961，Box 15，Folder 2，BBBMC；Richard McClain to Lane Breidenstein,Nov.16，1969，Box 3，Bell Papers.

[47]Eric Zanot,The National Advertising Review Board，1971-1976（Minneapolis，1979）.

[48]FTC Press Release,June 17，1966；Victor Nyborg to W.Dan Bell,Sept.2，1966，Box 4，Bell Papers.关于包括强制处罚的自律的长期司法怀疑，参见Jerrold Van Cise，“Regulation—By Business or Gov-ernment，”Harvard Business Review（April 1966）：53-63。

[49]“Consumerism，”Time,Sept.18，1972，87；Douglas Cray，“Consumer Protection，”NYT,June 18，1972，F17；Bettina Gregory，“Help for Long Island Consumer”，NYT,July 7，1974，70；Narda Trout，“Fern Jellison，”LAT,Sept.23，1974，B1；“Jane Byrne，”CT,July 13，1975，H12，H24，H26，H28.

[50]“Consumer’s Guardian，”NYT,June 26，1969，32；W.Stewart Pinkerton，“Curbing Fraud，”WSJ,Jan.9，1970，1；Bess Myerson，“Caveat Vendor，”NYT,Jan.7，1973，49，72；Matthew Seiden，“A Model for Others，”BS,Feb.13，1973，C24.

[51]Daniel Bessner，“The Night Watchman：Hans Speier and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Ph.D.dissertation（Duke University，2013）；Elizabeth Brake，“Uncle Sam on the Family Farm：Farm Policy and the Business of Southern Agriculture，1933-1965，”Ph.D.diss.（Duke University，2013）；Matthew Murray，“Broadcast Content Regulation and Cultural Limits，1920-1962，”Ph.D.diss.（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97）；Ronald Bottini，“The Self-Regulation of Motion Picture Content，”Master’s thesis（University of Missouri，1966）；William Goldsmith，“Public Goods,Private Watchmen：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Federal Reliance on Private Accreditors in U.S.Education and Healthcare，”un-published paper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author，2014.也可参见Marc Allen Eisner，“Discovering Pat-terns in Regulatory History：Continuity,Change,and Regulatory Regimes，”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 6（1994）：171-175；William Novak，“The Myth of the‘Weak’American State，”AHR（2008）：113（2008）：752-772；Edward J.Balleisen，“Rights of Way,Red Flags,and Safety Valves：Regulated Business Self-Regulation in America，1850-1940，”in Peter Collin,Gerd Bender,Stefan Ruppert,Margrit Seckelmann,and Michael Stolleis,eds.，Regulierte Selbstregulierung in der westlichen Welt des späten 19.und frühen 20.Jahrhunderts/Regulated Self-Regulation in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Late 19th and the Early 20th Century（Frankfurt，2014），75-127；Brian Balogh,The Associational State：Ameri-can Governa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hiladelphia，2015）。

[52]Sylvia Porter，“Caveat Venditor，”Emporia Gazette,Feb.6，1961，5；Colston Warne，“Advertising：A Critic’s View，”JM 26（Oct.1，1962）：14；News Release,Attorney General Louis Lefkowitz,March 30，1963，File 16，Box 189，Consumers Research Papers.

[53]Morton J.Simon,The Advertising Truth Book（New York，1960），6；Advertisement of J.T.O’Connell,Newport Daily News,Aug.7，1964，3；Armstrong Cork Company,Annual Report（Lancaster，1972），1；U.S.Chamber of Commerce,A Handbook on White Collar Crime：Everyone’s Problem,Everyone’s Loss（Washington,DC，1974），7-8.

[54]“The Nixon Brand of Consumerism，”CT,Nov.2，1969，28.

[55]Nixon，“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Consumer Protection”；U.S.Chamber of Commerce,Hand-book on White Collar Crime，9.

[56]“Annual Conference Panelists Commend Bureaus’Role in Auto Advertising，”Chicago Business Bureau,The Report,Aug.13，1962，1.

[57]例如，参见Reed，“Consumer Protection in Washington”；Alabama Office of Consumer Protection News-letters from 1975 through 1978（especially March 1977），File 12，Box 188，Consumers Research Pa-pers。

[58]Morton Mintz，“There Are Caveats to‘Caveat Emptor，’”WP,Dec.18，1968，A20；Elizabeth Fowler，“Vendors Cautioned，”NYT,April 3，1971，39；John King，“Rising Consumerism Restoring Competi-tive Nature to Markets，”Marketing News 8（Dec.1，1974）：5.

[59]消费者研究报告证实，国家反欺诈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发出了大量材料。关于消费者课程，见Judy Roberts，“Class Tells Consumers How to Put Law to Use，”CT,Jan.3，1971，S9；Marian Heath Mundy，“Teaching Buyer to Be Wary，”NYT,May 28，1972，72；California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California Basic Adult Education：Examples of Lesson Plans in Elementary Subjects for Adults（Sacra-mento，1972），10；New Jersey Center for Consumer Education,Selected Audio-Visual Materials for Con-sumer Education（Edison,NJ，1974）。关于医疗当局有关庸医的公共宣传，参见Eric Boyle,Quack Medicine：A History of Combating Health Fraud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Santa Barbara，2013），128-140。

[60]Argus Advisory Service,Monthly Newsletter of Current Frauds and Swindles 1（Feb.1946），1；M.C.Phil-lips to Charles W.Stickle,Nov.24，1965，File 16，Box 189，Consumers Research Papers；California DOJ,What to Do When You Have Been Cheated（Sacramento，1965）；Bay Area Neighborhood Develop-ment,Protect Others Too（San Francisco，1966）；Martha Cole，“You,the Consumer，”Miami Daily News-Record,Apr.4，1968，10；Pennsylvania Bureau of Consumer Protection,Conrad Consumer’s Sock-It-to’Em Survival Guide（Harrisburg，1969）；California Trial Lawyers Association,How Not to Be Cheated and Who to Contact If You Are（Sacramento，1972）；Pennsylvania DOJ,How to Be an Effective Complai-ner（n.d.，circa 1972），in File 3，Box 190，Consumers Research Papers.

[61]New York Department of Law,The Fine Art of Fraud（Albany，1966），available at：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vVjxKKwcSg,accessed July 24，2014.

[62]FTC,Report on District of Columbia Consumer Protection Program（Washington,DC，1968）；Lee Ben-ton，“Aiding the Poor，”WSJ,Jan.4，1968，1；“Better Business Bureau in Harlem，”NYAN,Mar.30，1968；Aurelia Toyer，“Consumer Education and Low-Income Families，”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June 1968，107-114；“FTC Sees Some Direct Action，”Albuquerque Journal,Nov.22，1968，48；Isa-dore Barmash，“Buyers in Harlem Warned by Movie，”NYT,Apr.16，1969，62；“Consumer Aid Spe-cialist，”Ebony 26（Oct.1971）：7；Lesly Jones，“We’re Being Robbed，”NYAN,Nov.20，1971，A1；Grace Lichtenstein，“Co-op City Stages a Consumer Fair，”NYT,Jan.31，1972，17；Eve Sharbutt，“Consumer Specialist Challenges Big Business，”Fitchburg Sentinel,June 18，1973，16.

[63]Len Lear，“CEPA Appears to Be Best Equipped to Fight Consumer Fraud，”PT,Apr.16，1968，1；“NAACP Officials Meet，”PT,May 11，1968，36；“Consumer Party Woman Candidate，”Somerset[PA]Daily American,Nov.2，1970，11.和商业改进局网络一样，市中心的消费者维权人士经常使用“gyp”一词，对它所传达的种族歧视却毫不在意。

[64]“Finan to Ask State Police Racket Unit，”WP,Feb.4，1962，A3；Walter Wagner,The Golden Fleecers（Garden City,NY，1966），4；“State Agency Fights Fraud，”Los Angeles Sentinel,Jan.26，1967，A1；Bronson Lafollette，“Consumer Fraud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in Wisconsin，”in FTC,National Con-sumer Protection Hearings（Washington,D.C.，1969），250-252；John Kazanjian，“Consumer Protec-tion by State Attorneys General：A Time for Renewal，”Notre Dame Lawyer 49（Dec.1973）：416；NAAG,State Programs，31-34；Patrick Leahy，“White-Collar Crime and the Consumer，”Bennington Banner,Mar.27，1974，5；Louis Lefkowitz，“Some Reflections on Consumer Protection：The Rol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New York State Bar Journal（Aug.1974）：336；“Crime Fighters Persist，”Oak-land Tribune,Nov.24，1974，100.

[65]“Brooklyn D.A.Hits FTC，”Advertising Age,Mar.21，1956，29；“Caruso，6 Aides in Guilty Pleas，”LAT,Oct.2，1957，B1；William Witt，“Regulation of Retail Automobile Sales in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29（1961）：761-781；“Crackdown Set on‘Salesmen，’”BS,Dec.2，1962，C6；“State Atty.General in New Crackdown，”CD,Mar.28，1964，7；Wagner,Golden Fleecers，103-106；Len Lear，“D.A.Cracks Down，”PT,Aug.16，1969，32；Steve Emmons，“Fraud in TV Repair，”LAT,Dec.5，1971，OC3；Charles Elwell，“Covina Drive on Fraud，”LAT,July 9，1972，SG1；Christopher Bayley，“One Prosecutor’s Battle Plan，”LAT,July 8，1973，G6.

[66]参见，例如：the 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s newsletter,Consumer Action；John Occhiogrosso，“Consum-er Protection,Information,and Education：A County’s View，”San Diego Law Review 8（1971）：41-44；James M.Lorenz，“Consumer Fraud and the San Diego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San Diego Law Review 8（1971）：55-59；James Jeffries，“Protection for Consumers against Unfair and Deceptive Practices，”Marquette Law Review 57（1974）：592-607；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nsumer Affairs,Annual Report（Sacramento，1976），7；and the annual reports of the Kansas Consumer Fraud Division,available at：http：//ag.ks.gov/about-the-office/document-center/annual-reports/consumer-protection/page/4，ac-cessed Aug.5，2014.

[67]Wayne King，“Glenn Turner，”NYT,Jan.13，1972，59；“Michigan Arrests 14 Distributors of Turner，”WSJ,June 13，1972，14；Wayne King，“A Distinct Smell of Snake Oil，”NYT,Sept.3，1972，E4；“G.W.Turner Activities Face Additional Curbs，”WSJ,Sept.7，1972，6；“Collapse of the Pyramids，”Newsweek 82（Sept.3，1973）：76-77；Ralph Mooney，“Attorney General as Counsel for the Consumer：The Oregon Experience，”Oregon Law Review 54（1975）：126-131；Rudy Maxa,Dare to Be Great（New York，1977）.

[68]Gilbert Geis,ed.，White Collar Criminal：The Offender in Business and the Professions（New York，1969）；John E.Conklin，“Illegal But Not Criminal”：Business Crime in America（Englewood,NJ，1977）.

[69]“Letters to the Times：Sentencing of C.Arnold Smith，”LAT,June 20，1975，D4.

[70]Philip Schrag,Counsel for the Deceived：Case Studies in Consumer Fraud（New York，1972），79-96，179-180，187.

[71]“Consumer Protection Comes to Westside，”CD,Sept.11，1969，6；Sheila Wolfe，“State Is Leader in Consumer Fraud Fight，”CT,July 29，1970，8；Bruns，“Role of State and Local Consumer Protection Agencies，”27-48.

[72]Ward Welsh，“Fraud Bureau Is Short-Changed，”PI,clipping（n.d.），File 4，Box 190，Consumers Re-search Papers；James MacNees，“Consumer Aid Bill Offered，”BS,Mar.12，1968，A11；“New York Leads the Consumer Crusade，”Business Week（Jan.31，1970）：52；Jeanne Voltz，“New Consumer Voice，”LAT,Feb.11，1971，G3；Alexander Auerbach，“Can Agency Be Protective on a Shoestring？，”LAT,Feb.22，1971，G10；“Consumers Battle at the Grassroots，”Business Week（Feb.26，1972）：88；Michael Burns，“Agencies Get 100 Complaints Weekly，”BS,Nov.12，1972，A16.

[73]John Darnton，“City’s Consumer Agency Beset by Internal Strife，”NYT,Sept.18，1974，1.

[74]Philip Dougherty，“Sellers vs.Consumers，”NYT,May 7，1972，F15.

[75]“Report on the Better Business Bureaus，”Congressional Record 111（Dec.17，1971），47781-47795；Knight,Gladieux,and Smith，“Confidential Report.”

[76]Young Lawyers Section，“Memorandum to the Washington State Legislature.”

[77]在19世纪中期女权行动的这些方面，参见Meg Jacobs,Pocketbook Politics：Economic Citizenship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Princeton，2006），179-220；Sylvie Murray,The Progressive Housewife：Community Activism in Suburban Queens，1945-1965（Philadelphia，2003）.

[78]“Many Here Seek Fraud Unit’s Aid，”NYT,Aug.3，1958，82；“Housewives and State to Fight Sales Frauds，”NYT,Sept.22，1958，18；“Urge Housewives to Watch Business，”NYAN,Apr.18，1959，14；“Attorney General’s First Course for Law Students，”New York State Bar Journal 39（1967）：550；Occhiogrosso，“Consumer Protection,Information,and Education，”46；Lilly Bruck,NCJW Journal 34（Feb.28，1972）：3；Celeste Durant，“Specialists to Check Store Ads，”LAT,Oct.2，1973，OC2；“New Help for Consumers，”Jan.14，1973，85；Lefkowitz，“Some Reflections on Consumer Protec-tion，”336.

[79]Oswald Johnston，“Consumers’Office Open，”BS,June 12，1967，C8；Michael Burns，“2 Counties’Consumer Units Need Manpower，”BS,Nov.12，1972，A16；John Gregory，“Consumer Protection，”LAT,Oct.4，1971，C1；Gerald Gold，“Consumerism，”NYT,Jan.22，1974，41；Leslie Berkmann，“You’re a Consumer and You’ve Got a Complaint，”LAT,Dec.28，1975，OC1.

[80]Eric Steele，“Fraud,Dispute,and the Consumer：Responding to Consumer Complaints，”UPLR 123（1975）：1180.

[81]Steele，“Fraud,Dispute,and the Consumer，”1137-68；D.W.Maurer，“The Argot of Confidence Men，”American Speech 15（1940）：116；Occhiogrosso，“Consumer Protection,Information,and Educa-tion，”45；Sacramento County Consumer Protection Bureau，“Truth in Bureaucracy：The Day in the Life of a Consumer Protection Bureau”（1973），Box 190，File 14，Consumers Research Papers；Steve Kline，“Consumers’Don Quixote，”LAT,Aug.22，1973，OCB1；Mooney，“Attorney General as Counsel for the Consumer，”131-160；Silbey，“Consumer Justice，”309-405.

[82]Testimony of Barnett Levy,New York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Michael Padnos,Director,Atlanta Le-gal Aid Society；John Occhiogrosso,Commissioner,Nassau County Office of Consumer Affairs；and Bruce Craig,Wisconsin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National Consumer Protection Hearings，55，126-127，165；Steele，“Fraud,Dispute,and the Consumer，”1168-1179.

[83]参见堪萨斯州消费者保护局1975年至1977年的年度报告。也可参见：“‘White Collar Bandits’Keep Robbing Community of Millions，”New Pittsburgh Courier,Mar.7，1964，3；New York Bureau of Consumer Frauds and Protection，1972 Annual Report（Albany，1972），5-10；Alabama Office of Con-sumer Protection，1974 Annual Report（Montgomery，1974）；“Got a Complaint？Call Your State Con-sumer Office，”Changing Times 29（1975）：43-46；“L.A.Consumers Get Restitution，”BS,Oct.27，1975，B5；Silbey，“Consumer Justice，”349-353，490-493.

[84]“Translating Sympathy for Deceived Consumers，”42；U.S.Chamber of Commerce,Handbook on White Collar Crime，5-6；Don Oakley，“Crackdown on White Collar Crime，”Leavenworth Times,May 25，1976，4；“‘White Collar’Crimes，”Bridgeport Telegram,Oct.6，1977，1；Jack Anderson，“Rich Man,Poor Man Justice，”WP,Apr.30，1978，B7.

[85]“Developments in the Law：Deceptive Advertising，”HLR（Mar.1967）：1126-1127；Schrag,Counsel for the Deceived，118-119；Martha Willman，“Consumer Crackdown Near，”LAT,Dec.9，1973，SFA7；Mooney，“Attorney General As Counsel for the Consumer，”149；“Consumer Protection：New Hope Following Failure of Civil and Criminal Remedies，”Journal of Criminal Law&Criminology 66（1975）：11；Silbey，“Consumer Justice，”396.

[86]Schrag,Counsel for the Deceived，185.

第11章　反欺诈州的承诺和限制

[1]Philip Schrag,Counsel for the Deceived：Case Studies in Consumer Fraud（New York，1972），117-161；“Telephone Solicitors，”Brooklyn Eagle,Dec.5，1952，21；“Five Indicted on Food Fraud，”Oneonta Star,Apr.5，1955，1；“Acts in Food Club Case，”NYT,Feb.15，1956，14；“Admits Freezer Fraud，”NYT,June 21，1956，26；“Curbs Home Burglar Alarm Sales Scheme，”NYAN,June 28，1969，51；Grace Lichtenstein，“Alarm Concern Accused of Fraud Fails，”NYT,Aug.1，1971，52；Barbara Camp-bell，“Burglar Alarm Company Here Charged，”NYT,Oct.9，1971，35；Richard Phalon，“Alarm Con-cern Making Refunds，”NYT,Apr.28，1971，49；“Sol Rosen and Pro-Tech Programs，”SEC News Di-gest,Apr.29，1977，2.

[2]Jean Carper，“Philadelphia Consumers Picket against Cheating，”Spokane Daily Chronicle,Mar.16，1970，4；John Maginnis，“Some Are Finding Headaches with Consumer,Education and Protective Asso-ciation，”Gettysburg Times,Mar.31，1971，7；Len Lear，“CEPA Pickets GMAC in New York，”PT,July 8，1972，5；Andrea McCardle，“Jersey Justice and Discourses of Power：Consumer Rights,Good-Mother Citizenship,and the Cold War，”Ph.D.diss.（New York University，2010），111-114.

[3]Fred Swartz，“Consumer Calls off Picket of Lit’s，”Aug.27，1966，1；Len Lear，“CEPA Cracks Down Hard，”Oct.10，1967，3；Len Lear，“CEPA Pickets Force Used Car Dealer to Take Back Automobile，”May 18，1968，26；Len Lear，“D.A.Cracks Down，”Aug.16，1969，32；“CEPA Puts Heat on Food Freezer Operator，”Jan.20，1970，4；Len Lear，“Area Woman Wins＄820 after‘Fraud’by Korvette’s，”Nov.7，1972，4.关于其他地方的报道，参见：Bob Queen，“Robbing Innocent People，”Baltimore Afro-American,Sept.24，1966，17；Warren Magnuson，“How the Ghetto Gets Gypped，”Eb-ony（Sept.1968）：117-118；Morton Mintz，“Gulled Consumer Has Disparate Champions，”WP,June 8，1969，B5；Martha Jablow，“Lemon Car Owners Learning，”BS,Mar.25，1973，T1.

[4]Tom Ehrbar，“Consumers Band Together for Protection，”Cleveland Call and Post,Dec.11，1971，11；“Black Community Has Its Own Ralph Nader，”CT,May 9，A5；Robert McClory，“Community Club：Grass Roots Consumerism，”CD,May 20，1972，6；“Consumer Action Groups Make Your Voice Heard，”Oakland Post,Dec.27，1972，8；Henry Weinstein，“Inside a Consumer Group，”NYT,Feb.9，1975，149；“Citizens with a Wallop，”Changing Times（May 1977）：32；Gregory Wilson and Eliza-beth Brydolf，“Grass Roots Solutions：San Francisco Consumer Action，”in Laura Nader,ed.，No Access to Law：Alternatives to the American Judicial System（New York，1980），417-459.

[5]Craig Fallon，“Cheating a Customer Is a Risky Business，”WSJ,Jan.6，1972，1；“New Consumer Plan Working，”Bryan[TX]Eagle,Jan.13，1972，12；Nicholas Chriss，“Texas Tornado，”LAT,Jan.22，1972，A1；“Consumer Battle at the Grassroots，”Business Week,Feb.26，1972，86；“‘Let the Seller Beware，’”Deer Park[TX]Progress,Aug.3，1972，1；John Durham，“Marvin Zindler：Consumer Lawman，”Texas Monthly（Feb.1973）：52-57.

[6]“Extrajudicial Consumer Pressure：An Effective Impediment to Unethical Business Practices，”DLJ（1969）：1011-1057；Len Lear，“Fighting Consumer Frauds：Part II，”PT,Mar.19，1968，1；“CEPA Gets Injunction Overruled，”PT,July 14，1970，14；Weinstein，“Inside a Consumer Group.”

[7]“Marvin Zindler to Address to Friendswood Optimist’s Club，”Friendswood[TX]News,May 16，1974，2；William Martin，“In Houston,They Dial M for Marvin，”People 1（June 17，1974）：58.后来，辛德勒通过报道揭露了休斯敦郊外的一家妓院而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这家妓院是政客和执法官员经常光顾的地方。这一事件为好莱坞电影《春色满得州》（the Best Little Whorehouse in Texas）提供了灵感。

[8]Michael Mattice，“Media in the Middle：A Study of the Mass Media Complaint Managers，”in Nader,ed.，No Access to Law，485-522.

[9]“Life Cigarettes Are Deceptively Advertised，”WSJ,Dec.14，1959，5；R.W.Apple and Everett Mar-tin，“The Unsoiled Sell，”WSJ,March 4，1960，1；“FTC Lathers Shaving Ad，”BS,Jan.4，1962，4.

[10]Lewis Lowenfels，“Expanding Public Responsibilities of Securities Lawyers：An Analysis of the New Trend in Standard of Care and Priorities of Duties，”CLR 74（1974）：412-438；Apple and Martin，“The Unsoiled Sell.”

[11]Hubert Hooper，“A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Legal Liability of Accountants 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the Profession，”Ph.D.diss.（Tulane University，1976），127-136；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Theodore Sonde,Apr.4，2005，SEC Historical Society，9-15，available at：http：//www.sechis-torical.org/museum/oral-histories/s-t/，accessed Aug.9，2014.

[12]John Gillis，“Accountants under Siege，”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29（Sept.—Oct.1973）：18-19，22，90-91；Lowenfels，“Expanding Public Responsibilities，”418-424；Ray Garrett，“New Direc-tions in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BL 29（1974）：9-10.其中一些案件与罗伯特·韦斯科（Robert Vesco）利用一家未注册的投资公司诈骗离岸共同基金有关，这让几位知名律师和尼克松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陷入圈套。

[13]Garrett，“New Directions，”12；Interview with Sonde，15-34；SEC Release No.5404（June 18，1973），5.

[14]David Ruder，“Multiple Defendants in Securities Law Fraud Cases：Aiding and Abetting,In Pari Delic-to,Indemnification,and Contribution，”UPLR 120（1972）：598-665；J.Vernon Patrick,Jr.，“The Securities Class Action for Damages Comes of Age，”BL 29（1974）：159-166；Daniel Fischel，“Seconda-ry Liability under Section 10（b）of the Securities Act of 1934，”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aw Review 69（1981）：81-111.

[15]Robert Rosenblatt，“How Accountable Are Accountants？”LAT,Sept.19，1976，H1；Samuel Gruen-baum and Marc Steinberg，“Accountants’Li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Securities,Criminal and Common Law，”Loyola of Los Angeles Law Review 13（1980）：277-287；John Burton，“The Profession’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in the 1980s，”Journal of Accountancy 145（Apr.1978）：63.

[16]J.Gordon Clooney，“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evolution in Securities Regulation for Lawyers，”BL 29（Mar.1974）：129-135；“Angry Lawyers Blast the SEC，”Business Week Aug.10，1974：102-103；Arthur Mathews，“Liabilities of Lawyers under the Federal Securities Laws，”BL 30（Mar.1975）：105-155；Paul Steiger，“SEC Enforcers”LAT,Oct.30，1975，A1；Lowenfels，“Expanding Public Responsi-bilities，”436-437；“Judge and Jury，”Barron’s（Feb.21，1977）：3-6.

[17]“Impact of SEC’s New Disclosure Rules，”Business Week（Jan.6，1973）：58-60；William Foster，“The Current Financial Reporting Environment，”CPA Journal 44（Mar.1974）：34.

[18]Wayne Green，“Supreme Court Softens Liability of Audit Firms，”WSJ,Mar.31，1976，4；John Berry，“President Can Help Shape SEC，”WP,June 22，1980，H1；Stan Crock，“SEC’s Shad Shows Pro-Busi-ness Tilt，”WSJ,Sept.16，1981，29；Daniel Fischel，“Secondary Liability under Section 10（b）of the Securities Act of 1934，”California Law Review 69（1981）：80-111.

[19]Francis Wheat，“The Impact of SEC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Standards，”BL34（1979）：973.

[20]Frederick Andrew，“Peat Marwick Is the First Big CPA Firm to Submit to‘Quality Review，’”WSJ,June 17，1974，8；“Speech of AICPA President Wallace E.Olson，”Journal of Accountancy 140（Sept.1975）：6-8；“Speech of Wallace E.Olson，”Journal of Accountancy 141（May 1976）：82-85；Paul M.Clikeman,Called to Account：Fourteen Financial Frauds That Shaped the American Accounting Profes-sion（New York，2009），6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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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Los Angeles Board Told Rigged Meters Cost Riders＄1.9 Million，”Santa Cruz Sentinel,July 22，1964，5；“Probers Refuse Action as Taxi Hearing Ends，”Pasadena Independent,Nov.10，196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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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通用汽车的举动代表了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和罗伯特·席勒所说的“声誉挖掘”的一个经典例子。Phishing for Phools：The Economics of Manipulation and Deception（Princeton，2015），22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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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Chicago Better Business Bureau,WHO Will Be the GO-BETWEEN？（Chicago，1974），Box 28，Folder 5，BBBMC.

[71]Stewart Macaulay，“Lawyers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Laws，”Law&Society Review 14（1979）：116-171.

[72]在1973年美国产权基金公司（Equity Funding）会计欺诈事件爆发后，20多名公司高管和外部会计师面临刑事指控，其中16人被判最高8年监禁。受到欺诈的投资者最终获得了相当于面值15至40美分的赔偿，由为公司财务报表提供认证的会计师事务所、股票证券发行承销商和前公司高管以个人身份支付。“A＄20-Million Suit Is Filed by Trustee of Equity，”NYT,Apr.2，1975，58；Al Delugach，“Last 3 Equity Defendants Given 3-Month Jail Terms，”LAT,July 17，1975，D11；“＄57 Million Tentative Settlement Drafted，”NYT,Jan.6，1977，47.

[73]关于“权利话语”对消费者行动主义的意义，见McCardle，“Jersey Justice，”116.

第12章　新自由主义与商业欺诈的重新发现

[1]关于这一点，谷歌Ngram，参见：https：//books.google.com/ngrams/graph？content=corporate+fraud%2Cbusiness+fraud&year＿start=1976&year＿end=2008&corpus=17&smoothing=3&share=&direct＿url=t1%3B%2Ccorporate%20fraud%3B%2Cc0%3B.t1%3B%2Cbusiness%20fraud%3B%2Cc0。

[2]搜索“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和“Proquest Newspapers”数据库得到以下几个数据：1976-1985年：139；1986-1995年：237；1996-2005年：378；2006-2014年2月：1019。

[3]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Senior Sentinel Telemarketing Fraud（Washington,DC，1995）；Mark Allan Baginskis，“Telemarketing Fraud upon the Elderly Shows No Signs of Slowing，”Loyola Consumer Law Review 11（1998）：5；Fred Huebner，“Fifty Ways to Scam Your Brother，”Washington State Bar News 52（Mar.1998）：16-17；David Anderson，“The Aggregate Burden of Crime，”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42（1999）：637-638.

[4]“Scams,Frauds,and Overruns：How Can the Pentagon Cope，”Providence Journal,May 15，1985，A15；Paul Jesilow,Gilbert Geis,and John C.Harris，“Doomed to Repeat Our Errors：Fraud in Emer-ging Health-Care Systems，”Social Justice 22（Summer 1995）：125-138.

[5]Miriam Albert，“E-buyer Beware：Why Online Auction Fraud Should Be Regulated，”American Business Law Journal 39（2002）：575-601.也可参见美国联邦调查局互联网犯罪投诉中心的年度报告，链接如下：https：//www.ic3.gov/media/annualreports.aspx。

[6]George Akerlof and Paul Romer，“Looting：The Economic Underworld of Bankruptcy for Profit，”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93）：1-73；Robert Tillman and Henry Pontell，“Organizations and Fraud in the Savings and Loan Industry，”Social Forces 73（1995）：1439-1463；William Black,The Best Way to Rob a Bank Is to Own One：How Corporate Executives and Politicians Looted the S&L Industry（Austin，2005）.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一分析持反对意见，认为多数储贷机构的损失反映的是错误判断的投机行为，而非管理层的掠夺。Robert Rosenblatt，“Just How Massive Was the Fraud in the S&L Disaster？”LAT,July 21，1990，1；Bert Ely and Vicki Vanderhoff,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S&L Deba-cle：The Price of Failed Public Policy（Lewisville,TX，1991），12.一个令人信服的反驳请参见Henry Pontell，“White-Collar Crime or Just Risky Business？The Role of Fraud in Major Financial Debacles，”Crime,Law,and Social Change 42（2005）：311-315.

[7]“When the Numbers Don’t Add up，”The Economist 362（Feb.9，2002）：57-60；Larry Ribstein，“Mar-ket vs.Regulatory Responses to Corporate Fraud：A Critique of the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28（2002）：4-7；John Kroger，“Enron,Fraud,and Securities Reform：An En-ron Prosecutor’s Perspective，”University of Colorado Law Review 76（2005）：57-138.Gary Giroux，“What Went Wrong？Accounting Fraud and Lessons from the Recent Scandals，”Social Research 75（2008）：1205-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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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Paul Muolo and Matthew Padilla,Chain of Blame：How Wall Street Caused the Mortgage and Credit Crisis（New York，2010）；David Dayen,Chain of Title：How Three Ordinary Americans Uncovered Wall Street’s Great Foreclosure Fraud（New York，2016）.

[10]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A Report on the Survey of Older Consumer Behavior（Washing-ton,DC，1990）；Regina Haasis and Lori Shelby，“Seniors：The Con’s Deepest Pockets，”Experience 5（Winter 1995）：5-11；Keith Slotter，“Hidden Faces：Combating Telemarketing Fraud，”FBI Law En-forcement Bulletin 67（Mar.1998）：13；Lauren Dake，“How Seniors Can Spot a Fraud More Easily，”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July 24，2006，13.

[11]关于“侵蚀性”的监管俘获，参见Daniel Carpenter and David A.Moss,eds.，Preventing Regulatory Capture：Special Interest Influence and How to Limit It（New York，2013），16-18.

[12]J.Gregory Sidak，“The Failure of Good Intentions：The WorldCom Fraud and Collapse of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 after Deregulation，”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20（2003）：227-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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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关于涉及“重新发现市场”的更广泛的知识潮流，见Rodgers,Age of Fracture，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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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Stephen Barlas,Mike Osheroff,Dennis Whitney,and Kathy Williams，“JOBS Act Exemptions for Emer-ging Growth Companies，”Strategic Finance 93（May 2012）：27-28；Frank Zarb，“The JOBS Act Pro-vides New Flexibility in Public and Private Offerings，”Insights 26（Nov.201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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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Josh Mitchell，“Thousands Want Student Loans Canceled，”WSJ,Jan.21，2016，A3.

[82]AT&T Mobility v.Concepcion，563 U.S.333（2011）；“CFPB Considers Proposal to Ban Arbitration Clauses That Allow Companies to Avoid Accountability to Their Customers，”CFPB press release,Oct.7，2015，available at：http：//www.consumerfinance.gov/about-us/newsroom/cfpb-considers-proposal-to-ban-arbitration-clauses-that-allow-companies-to-avoid-accountability-to-their-customers/，accessed May 22，2016；Jessica Silver-Greenberg and Robert Gebeloff，“Arbitration Everywhere,Stacking the Deck of Justice，”NYT,Nov.1，2015，A1.

[83]Macey,Death of Corporate Reputation.

[84]John Kenneth Galbraith,The Great Crash：1929（New York，1954），193-195.

[85]要更全面地讨论历史意识对监管决策的好处，请参见Edward Balleisen and Elizabeth Brake，“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Better Regulatory Governance：An Agenda for Institutional Reform，”Regula-tion&Governance 8（2014）：222-245。

Fraud：An American History from Barnum to Madoff

By Edward J. Ballei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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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根据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年英文版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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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rogressive Era，指的是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译者注

[2]罗伯特·E.李，南北战争中美国南方联盟的总司令。——译者注

[3]Peter Funk，（美俚）指冒充买者诱人抬高成交价格的人。——译者注

[4]《浮士德》中的魔鬼。——编者注

[5]原文为“tending bar”，意为在酒吧打工，在这里是一语双关。——译者注

[6]因在独立战争间，英国军队穿戴整齐，而美国军队是临时组织起来的，走路都弯弯曲曲，被英国人骂走的是doodle，不成队伍。——编者注

[7]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雷尔法案》，规定各州凡有国会议员一名，拨联邦土地3万英亩，用这些土地的收益维持、资助至少一所学校，赠地大学由此而来。——编者注

[8]化学名为芒硝，硫酸钠。——译者注

[9]*一种联合养老金制，所有参与者共同使用一笔基金，每当一个参与者死后，剩下的人得到一份增加的份额，最后一个活着的人获得余下所有的金额。——译者注

[10]锅炉室骗局是最普遍的证券诈骗手法之一。它是采用高压推销手段的骗局，欺诈者会以电话、网络及电子邮件向投资者推销一文不值的证券。——译者注

[11]社员来自不同职业，旨在提高社员职业道德，进而提供各项社会服务的组织，定期举行例行聚会。——译者注

[12]Kreuger＆Toll是总部设在瑞典的国际性公司，被称为火柴大王。它向公众出售债券，但发行价格高于其能优先求偿的金额，相当于普通股，“债券”这个名称具有误导性。——译者注

[13]美国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收买型腐败。带有浓重收买型腐败色彩的典型例子，是一种被称为“政治机器”的政治组织和以其为中心的制度安排。运行机理是权钱交换，其发动机是在政治家、政客和利益集团或选民之间扮演桥梁作用的所谓“老板”（boss）。——译者注

[14]巴里·戈德华特被视为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运动复苏茁壮的主要精神人物，常被誉为美国的“保守派先生”。——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