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何谓历史学

◎文明历程的拾穗者

第一节　什么是历史

第二节　什么是史料

第三节　什么是历史学

第四节　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

第二章　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以古为镜鉴兴替

第一节　历史学对于我们认识的作用

第二节　历史学对于教育的作用

第三节　历史学的借鉴功能

第四节　全面理解历史学的社会功用

第三章　历史学的发展史

◎从结绳记事启程

第一节　中国历史学概说

第二节　外国历史学概说

第四章　研究历史学的不同流派

◎回溯中的千花竞秀

第一节　历史观相关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两种对立的历史观

第三节　历史学的不同流派

第四节　历史观的伟大变革

第五节　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原则

第五章　历史学的基础理论

◎从劳动中浴火重生

第一节　人类历史的起点和基础是什么

第二节　历史上人类共同体是如何演进的

第三节　如何理解历史认识中的主客体

第四节　如何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第五节　历史是怎样辩证运动的

第六章　历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开启智慧之门的金钥匙

第一节　历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

第二节　历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第七章　历史文献

◎承载历史的见证者

第一节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成就

第二节　历史文献学的基本内容

第三节　历史文献在历史学中的地位

第八章　史书编著及其体例

◎透视历史的第三只眼睛

第一节　史书的体裁

第二节　史书的编和著

第三节　史书的体例

第九章　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万朝归宗的瀚海

第一节　历史学和哲学

第二节　历史学和考古学

第三节　历史学和民族学

第四节　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

第五节　历史学和文学

第六节　历史学和自然科学

第十章　历史学的发展趋势

◎任重道远的行者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的发展

第二节　历史教育的重要性

第三节　几种新的史学方法

第四节　如何提高史学水平

附录一　大师书单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版权申明

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能把轶闻旧事保藏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诫，后世的教训。

——塞万提斯

前　言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呢？

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过去的经验教训，可以当作后事的借鉴。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说过：“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能把轶闻旧事保藏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诫，后世的教训。”我们研究历史，不仅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给历史一个真实、公正的评价；还要以现实为出发点，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寻找可以借鉴的东西。说到底，学习历史要以现实为出发点，并服务于现实，其价值也只有在现实中才能得以实现。

当然，历史学仅有借鉴作用是不完整的，它还具有教育和认知的作用。

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过：“整个过去是现在的财富。”我们学习了解历史，可以从浩瀚的历史中追寻人类几千年来积淀的财富。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我们都能从历史中找到学习的依据。比如说，通过学习历史，可以知道孔子的儒家思想良莠并存，对于符合时代趋势的，我们应该发扬光大，对于阻碍社会进步的，我们应予以抛弃；通过学习历史，可以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认清历史的发展趋势，懂得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的必然；通过学习历史，我们还能徜徉于古代人民的优秀文化中，去感受、学习古人叹为观止的创造力。所以说，历史是一座取之不绝、用之不尽的知识宝库。

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说过：“过去与现在和将来有十分明确的联系。”历史是过去的现在，现在是将来的历史。历史可以穿越时间的界限，它可以指导现实，又可以预见未来。因此，学习历史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事业都在摸索中前进。为了少走甚至不走弯路，历史学的教育、借鉴等功能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青年人作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掌握历史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本书从历史学的起源到发展再到未来展望都作了一个详细的考察，重点是介绍了历史学的发展历程，探讨历史的发展规律。

最后，我们希望通过编写这本书，能让莘莘学子初步了解历史学的现实意义，并能够唤起大家对历史学的兴趣和爱好。

第一章　何谓历史学

◎文明历程的拾穗者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历史这个双胞胎便随之呱呱坠地了。几百万年的变迁，历史始终踏着人类前行的足迹，忠实地用时间刻录着人类进程的每一个细节。

第一节　什么是历史

要确切地了解“历史”的真实含义，就必须分别从“历”和“史”这两个字的意思说起。“历”的繁体作“歷”，其下部的“止”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就是一只脚，表示人穿过一片树林。汉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里说道：“历，过也，传也。”“过”是指空间上的移动，“传”是指时间上的移动。

那么，“历”、“史”二字组合在一起，又是表示什么意思呢？或许你会回答说：“历史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如果再问：“你正在学习的《中国古代史》是中国古代发生过的事情么？”你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的。”可是，也许你会发现，不同的历史学家写作的不同版本历史著作，其内容是并不完全相同的，甚至互相矛盾。既然记述的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那为什么又会互不相同呢？这是什么原因呢？也许，你会说：“那是因为作者所掌握的历史材料和历史观点不同所造成的。”确实是这样的，任何一本历史书上记述的事情，都是其作者根据自己对过去发生事情的理解写成的，和真正的历史是有差距的。因此，当我们回答“什么是历史”这个问题时，首先就应该注意到，历史书上所叙述的历史和过去真正发生过的历史是不同的， 或者说，应该注意到“历史书”和“历史”是有区别的。

秦朝末年，赋役繁重，刑政苛暴，民不聊生。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率领戍卒九百人在蕲县大泽乡起义。沿途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并在陈县建立张楚政权。后因陈胜策略失当，致使农民军主力为秦军歼灭。不久，陈胜也被叛徒庄贾所杀。然而，义军余部仍坚持斗争，直至秦朝统治被推翻。

从历史学这个学科开始萌生之时，许多写史和学史之人就忽略了这个区别。例如，在我国，“史”字最初是指一种官职。《周礼》中记载周朝有五史，即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和御史。古代史官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记事。后来，随着各种讲述历史的著作不断地增多起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各种史书对以往事件的记述和事件本身是有区别的。

除了表示“历史书”和“历史”的意思外，人们所说的“历史”一词还有一种含义，就是指“历史学”或者“历史科学”。倘若问大学里面一个学历史专业的学生：“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他会回答说：“我是学历史的。”这个答话的实际含义是：“我是学习历史科学的。”

马克思把“历史科学”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者都是客观存在的，是独立于历史认识者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一种外在的客体，无论你是否知道或承认它，也无论你怎样认识或解释它，它都无可变更地存在着。例如，沧海可变为桑田，丘陵可变为平原。森林会产生出煤矿，行星会围绕着恒星转动。又例如，在中国古老的秦朝，发生了陈胜吴广起义的事实；在西欧，17世纪中叶有了文艺复兴的运动；而公元1937年到公元1945年，中国人民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更是无可辨疑地存在着。

自然史是自然界永远不停止地发展的客观存在。宇宙中的一切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当中，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因而宇宙本身有着无限的历史。但是每一个具体的天体，譬如某颗星星，有它发生、发展到衰亡的过程，在空间和时间上它们是有限的，因而它们有着有限的历史。空间和时间无限的宇宙，正是由无数的空间和时间有限的天体所构成的。

地球是人类居住的地方。地球上的生命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从地球的产生，一直经历了许多亿年的时间，到了距今约300万年前，地球上才出现了能制造工具的人类。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历史。历史学是以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和自然史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中，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始终存在着的。

作为在时间中发展的过程，自然史和人类史都有其一度性，即一去不返的性质。但是，自然史和人类史也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别。首先，自然界的变化，比起人类历史来，速度很缓慢，在短时期内甚至难以被人们所发现。再则，自然是没有意识的存在，自然界中的矛盾运动，相对于有意识的人类社会而言，显然要简单得多。同时，自然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使自然史上的现象相当准确地重现出来。例如，剂量相同的反应物在同一实验条件下进行反应，每次都能得到相同的产物。而历史学家在人类历史上却看不到这样简单而又确定的重现现象。例如，人们就无法复制出唐朝如何打败隋朝，而建立新的朝代的过程。或者人们可以说，每一个新的朝代建立都是以前朝代建立过程的重现，这个意思其实是说明了，人类历史和自然史一样，同样是有规律可以遵循的。但是，每一个朝代的建立都是一个具体的独特的历史事件，这和化学反应是迥然不同的，也没有公理或者公式可以套用。

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而言，它承认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同时，它认为历史发展过程是一个有规律的运动过程，并认为研究者能够逐步认清这个历史过程。这几个基本结论并不是武断的教条，是有着充分的科学依据的。我们试着举出一些浅显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例如，我们现在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将来就会成为历史。不管我们做的事情或者说过的话有没有留下痕迹，无论以后还有没有人记得这些话或者事情，都不会改变我们已经说过话或者做过事的客观事实。我们现在打了一个喷嚏，也许很快我们自己都会忘了，但这是一个无法抹杀的客观事实。今天的客观事实明天即将成为客观历史。

一个读过书的人，会知道很多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人物和事件。比如，读书人知道李商隐是唐朝诗人，还知道晚唐发生过“甘露之变”。这些东西，一般人很可能都不知道。李商隐和“甘露之变”会不会因为前者知道就存在，因为后者不知道就消失呢？显然不是的。

再者，比如说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了秦始皇的兵马俑。这些在两千多年前建造秦始皇陵时，就已经被埋在地下了。可是一直经过了2000多年，人们才发现了它们，并知道了秦朝制造兵马俑这个事实。当我们没有发现它们，还不知道它们之前，这个事实在历史上就一直存在着。我们并不能因为我们没有发现它们，就否认它们的存在，否认这个历史事实。

又如，世界史里有“罗马帝国的灭亡”这样的故事：公元476年，西罗马只有6岁的末代皇帝被废黜。就这样，这个曾称霸地中海，历时12世纪的奴隶制大帝国，终于在奴隶起义和外族入侵下，覆没了。西欧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古罗马虽然在当时灭亡了，可是它曾经存在的历史事实，不会因为现代人看不见它而被抹杀。

以上这些例子是一些属于具体史实的或有或无、是非真伪问题的例子，在这类问题上，要人们承认它们的客观实在性是不难的。只要事实充分，人们就会承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尽管每个投入历史活动的人都有自觉的目的，但是，历史却常常不是完全按照人们的个人目的决定最终结局的。

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侵入罗马帝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图为日耳曼人攻打罗马城的情景。

例如说，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希冀子孙后代永世为帝王，结果却只是传到二世即亡。古罗马的恺撒大帝，曾经不可一世，大有踏平世界之势，可是在留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的同时，被仇敌们杀害了……所以，尽管人们有意志、有目的地投身于历史活动，却不能据此去解释历史。数千年的文明史，充满了矛盾：善良的劳动人民渴望美好生活，但却难以摆脱穷苦的命运；凶残的剥削者鱼肉百姓、无恶不作，却生活得十分自在舒适。忠臣往往被无辜地杀害，而卑鄙无耻的小人却往往掌握大权，神气十足。人们往往这样自觉而又不由自主地创造着历史，并尽力适应历史的环境。确如列宁所说：“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但这毕竟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人们的思想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决不是完全消极的、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人们在逐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且永无止境地向前发展。从茹毛饮血到了满汉全席，从低矮的茅屋到了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人们总是在适应客观过程的当中，不停地创造着人类历史。这就是恩格斯说的：“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可见，人类历史是有着其内在的发展规律的。

要深刻地认识人类历史的内在规律性，就应该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人类活动，看到人类的基本特征，从具体的事例中抽象出来，研究各种复杂事物的具体联系，同时还要认识到历史科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从“历史”这个名词上看。就像中国大多数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名词都是借鉴于日语一样，“历史”这个名词也是来自日语，尽管这两个字本来都是中文，并且在中国已经被运用了至少三千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大量引入西方的科学概念，首先用“历史”来翻译西方概念的history，然后被早期游历日本的中国人介绍回来。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中介绍了日本女学中有历史这一科。此后，“历史”作为一个固定的词汇开始被普遍使用。这便是“历史”这个词在中国初步运用的历史。

可以说，历史是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 广义地说，它包括自然界的发展过程即自然史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即人类社会史。一般地说，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亦即历史学研究的对象。马克思认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李大钊亦说：“历史这样的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连续，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凡人类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方面，如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学术、宗教、伦理等，均在其涵括之中。狭义地说，历史是指一个具体事物的发展过程或一个人的经历。在习惯上，也指人们对于历史的记载和撰述。

第二节　什么是史料

什么是史料？所谓史料，就是以往人类所留下而为我们今日所见，并能为我们进行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发展规律提供的痕迹。这类痕迹有实物，有遗址，也有大量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东西，简而言之，史料就是研究历史和编撰历史所用的材料，或者可以称之为历史的信息。

人类的各种史料，无论是文献还是实物，由于频繁的战争和各种政治变革的劫难，不断遭到毁坏。《孟子》中对此有这样的记载：“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秦始皇为了统一思想，烧毁了除医药、卜筮、种树和秦纪以外的一切史、诗和诸子之书。史料的过度丧失，使得以往人类社会的历史无可考证。例如，东周120个国家，只有鲁国史书流传至今，其他诸侯国的历史都因为史书的散失而被湮没。所以孔子对夏殷礼制已有“文献不足征”的感叹。文献史料如此，实物史料大抵也难逃劫数。覆压300余里的阿房宫是建筑史、艺术史上的珍宝，却被项羽的一把火，烧了个精光。同样，古希腊有几十个小邦，但流传至今的只有雅典史，其他小邦的历史也因为丧失史料而变得扑朔迷离了。

20世纪以来，考古学不断发展，地下文物大量出土，这些文物对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史料。本世纪以前，我国文字可考的历史，至多不过几千年。本世纪20年代，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把我国的历史上延长了50万年。1965年云南发现的云南元谋猿人化石，又把我国的历史上推到了170万年以前。大量出土文物不仅填补了文字记载中原始社会的空白，而且还证实、订正、丰富了文字记载的历史。例如，周宣王征伐狿狁，是上古时代一场重大的部族战争，《诗经》对此记载得极为简略，历代学者也对此不甚了了。近代，一些青铜器出土之后，经过王国维的详细考证，人们对这次战争的年月、战线、战略和兵数才能有所了解。近些年来，大量出土文物使原来因为丧失史料而变得隐晦不明的历史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秦始皇画像。秦始皇（前259—前210），13岁时即秦王位。好韩非之学，任用李斯，并派王翦等大将攻灭六国，建立统一的秦帝国。后听信李斯之言，焚书坑儒，使先秦历史文化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史料的完备还可以使各种现象相互补充、相互论证，对正确描述历史事实、取得科学的结论和阐述观点都有极大的帮助。因此，历代历史学家对它也十分重视。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一部材料极其丰富的书，而宋人王应麟却还以作者没有看到王定国的《闻见录》为其不足之处。房玄龄编撰的《晋书》，在唐代所修的各种史书中，可算是佼佼者了，而刘知几却批评作者没有引用《晋阳秋》的史料。

清朝乾隆时，《明史》已定稿，诏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这二十二史，又诏增《旧唐书》，并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合称二十四史。

《史记》和《资治通鉴》是众人交口称赞的两部史书，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史料比较正确和完备。据司马迁自己称，《史记》这部书，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同时，在《史记》的编撰过程中，对于无可稽考的上古史料，司马迁采取了科学的怀疑、证疑和存疑的态度。他在《五帝本纪》中一再说：“唐虞以上，不可知已”，“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搜集了大量史料，书成之后，又以30卷《考异》为辅，力求史料的真实。据张须《通鉴学》统计，仅30卷《考异》就搜集了正史、编年史、年谱、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地理、小说、诸子等各类书籍303种。史料的正确和完备，是《史记》和《资治通鉴》备受赞誉的根本原因。当然，我们强调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史料可以代替史学，那种认为史学即史料学的观念是错误的。

史料的范围非常广，从表现形式来看，可以分为史迹遗存与文字记录或历史文献两类。它们各有特点，难以互相替代，但可以相互补充。

历史研究必须使用史迹遗存的材料，不过这类的材料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在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一般还必须以历史文献为主。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一书：“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元朝的历史学家马端临曾以“文献”二字名其著作为《文献通考》。文献一般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文字记载，二是人们的口传议论。文字记载的形式又很丰富，包括历代经、史、子、集典籍，公私档案，金石铭文，地方志等等。

我国文献史料数量极多。仅以一部《二十四史》而论，就有3249卷，字数约在4000万左右。它的记述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长达4000多年。《二十四史》还不过是史部诸史中的所谓正史。此外，尚有种类繁多、体裁不一的各种各样史书。史部书是中国历史资料储藏量最丰富、最集中的宝藏。《四库全书总目》把它分为15个子目，所收书籍连存目共2714部，37000多卷。

在我国古代的四部书籍中，有很多历史文献资料：

经部书中，《易经》虽然是一部哲理著作，但其中的卦辞，很多涉及殷周和殷以前的历史。《周礼》、《仪礼》、《礼记》记录了先秦时的官制和社会制度。《尚书》、《左传》本身就是史书。《论语》、《孟子》记载了当时的公卿大夫与门生弟子的许多逸事。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言之有理。

史部书是中国历史资料最集中最丰富的宝藏。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可知所收书籍连存目共2714部，37000多卷。包括正史类（即纪传体二十四史）、编年类（如《资治通鉴》）、纪实本末类（如《明史纪事本末》）、杂史类（如《国语》、《战国策》）、政书类（如《通典》）、地理类（如《读史方舆纪要》）等等，取材广博、卷帙浩繁、体例严谨，是了解和研究历史最主要的文献史料。

子部书中，诸子书记载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史实，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变革的重要史料。《山海经》所记载的山川民俗、物产气候以及古人的活动，对于研究我国以及中亚、东亚各国人民上古时期的生产和生活情况，甚至民族关系，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集部书中有关诗词歌赋等文学著作，也可用作研究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和人们的生活情况的史料。如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反映了唐玄宗、代宗、肃宗三朝的社会情况，因此被誉为“诗史”。

除此之外，类书也是不可忽视的史料。类书是把当代和以前各门类或一门类的资料辑录在一起，便于人们查找的工具书。类书的史料价值本来不大，但是随着它所辑录的古书大量亡佚，其价值逐渐提升。我国历史上的比较大型的类书有先秦的《吕氏春秋》、魏缪袭的《皇览》、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宋李昉的《太平御览》、王钦若等的《册府元龟》、明解缙等的《永乐大典》等。

地方志。中国的方志学之悠久，地域之广阔，内容之丰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地方志种类繁多，一般说来，可分为三种。一是全国性的方志，如清朝自康熙起，经雍正、乾隆、嘉庆，曾三次增辑重修的《一统志》。二是地区性的方志，各省有通志，省以下的府、州、县等也都有方志，甚至小到乡志、村志、镇志、场志、里志等等。三是专门的方志，如山、水、禅林、寺庙、书院等志。地方志“以一乡之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较确而论说亦较详也”。地方志是根据当地的档案、访册、碑碣、传志、谱牒、信札、笔记等资料编成，内容相当丰富，对研究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民族史和科技史等，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我们在利用文献史料时，必须注意把历史的客观事实与记载者的主观推论区别开来，对后者要具体分析，决不能盲从。

甲骨文、金文、简牍、敦煌古籍及近年在湖南长沙汉墓出土的大量帛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大批竹简等等，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此外，如政府的档案、地方志、私人信札、笔记，碑铭、墓志，道书、佛典，谱牒，契约，账簿，报纸杂志，传单广告，一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字记录，无一不是史料或者包含有史料。还有外国人有关中国的著述及流散到国外的书籍和史料，也是不能忽视的。

填朱牛骨刻辞。其正面和背面共刻160字，内容记载商王祭祀武丁以及乘车狩猎等事。“填朱”是商朝一种书写手法：以红色颜料直接写在牛骨上。由于是直接书写，字体较为苍劲有力。

口碑也是一种重要的史料。口碑是流传在人们口头上的以往人类的言行。文字发明之前的史料，除了实物之外便是口碑，即使文明社会的某些历史，也常常不见于经传而闻之于口碑。孔子编《春秋》时，曾采用不少“所闻”的口碑史料。司马迁编《史记》时，也多用此法。章学诚在修《永清县志》时，也曾“亲询乡妇委曲”。总之，口碑是一种重要的史料，常言道“有口皆碑”，就是说口耳相传的作用与碑文记载相同。

文字记录的史料对于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文献资料的丰富并具有相当高度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中国人民古代的灿烂多彩、可歌可泣的历史才得以在世界史上具有十分难得的地位。文献的发现，可以丰富或匡正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 历来的史家都十分重视文献的历史资料。

文字记录对历史研究也有它的局限性。我国的文字记录是繁富的，但相对于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来说，在数量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其中还有许多记录是失实的。自古以来，人们一代接着一代地在历史长流中活动着，而人们的这些活动或经历则是不可计量的，事实上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记录下来。但如果没有记录，事迹便被湮灭。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一个时期，就没有或缺乏文字记录。东周120个诸侯国，只有鲁国史书流传至今，孔子对夏殷礼制已有“文献不足征”的感叹。对于做文字记录的人来说，即使是亲见其事的人，也往往受到感觉能力、记忆能力、对事物的认识能力和了解的深度以及偏见和外界影响等条件的限制，记录不能完全符合事实。《论语·为政》记孔子教导弟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王充在《论衡·书虚》篇认为，竹帛上的文字记载，不尽可信。刘知几在《史通》的《疑古》、《惑经》中，对《尚书》、《春秋》提出了许多疑问。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注》篇中揭露了官修史书敷衍塞责，私人著述剽窃抄录等欺世盗名、不认真不负责的坏风气。前人诸如此类的意见都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治史不能不依靠文献史料，但是也不能不以分析的态度对待它。

对于当代历史学的研究而言，这些现存的文献资料是很重要的。比如最近在向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世界文献遗产委员会申报世界文献遗产的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它是迄今我国保存最完整、最系统的县级地方政权历史档案。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形成于清顺治至宣统十位皇帝统治期间，每个年代皆有，没有断代，且档案按形成时的原始形态分类保存，吏、户、礼、兵、刑、工、盐七房档案完整，极具系统性、完整性、原始性。它真实地反映了清代从开国到覆亡200多年在四川南部县的统治历史，是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宗教、文化、教育、外交等在地方的缩影，从中既可了解清中央政府政令在基层贯彻的执行情况，又可窥探南部县在大清王朝中社会的历史变迁。

又比如用象形文字写就的云南丽江纳西族东巴古籍，最近正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成为48件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之一。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被国内外学术界称为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用1400多个东巴文单字写成的东巴经，目前存留2万余卷，内容涉及历史、哲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文字、音乐、美术、舞蹈等几乎所有的传统学科，被称为“古代纳西族的百科全书”。

人类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而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只有四五千年，要研究漫长的史前时代，不仅要借助文献史料，而且要不断发掘实物史料。实物史料能够订正和补充文献史料的讹误和阙如，起到文献史料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史迹遗存，大体上可分为三种：一是遗址，指古代人的活动遗迹，如居址、村落、作坊、游牧民族活动遗迹等等。二是墓葬。三是遗物，即历史文物。一般说来，遗址的发掘比墓葬的发掘能够较多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但古代墓葬也有它特殊的意义。一是墓葬中有古代人的遗体，二是墓葬遗物往往保存得较为完好，有的墓葬中还有壁画或古代文献。所有这些，都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些方面提供更多的历史资料。

人类史跟生物发生发展的历史相比，是非常短暂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跟人类史相比，也是十分短暂的。远古时候的生物和人类文化遗存，有时候埋藏在地层里而被保存了下来，他们当年的生活遗迹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变成了化石。所以化石是远古生命的记录，是写在岩石上的“古代文字”，有人把它叫做“石史”。

北单壶。北单贵族的容酒器。铸器工艺规整，器内铸有“北单”的族徽，酒器和食器是用于祭祀的礼器，说明北单与商王室关系密切。这些地下发掘出的器物反映了古代工业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情形。

实物史料一般包括人类化石、石器、陶器、金属器、玺印、封泥和遗址等。

人类对早期原始社会史的认识，绝大部分是通过化石获得的。比如北京猿人和元谋猿人的化石，就为我们提供了50万年前和170万年前我们祖先的历史概况。而陶器、金属器的发现，可以反映古人的宗教信仰，以及典章制度和风俗习尚，也可以从不同程度反映古代工业的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情形。

石器。石器包括石斧、石针、石镞、石农具等，它们都是劳动工具，不仅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也是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例如锄、镰等石制农具，说明当时已有农业。

陶器。包括鼎、豆、皿等，都是生活用品。根据这些器物的作用以及它们的图案花纹，可以大概推测当时人们的生活情况。另外，陶器中的殉葬品，反映了古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金属器。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之多，恐怕在全世界都无可匹敌。梁启超说：“吾侪观其数量之多，可以想见当时社会崇尚此物之程度……观其质相之纯固，可以想见当时铸冶术之精良；观其花纹之复杂优美，图案之新奇渊雅，可以想见当时审美观念之发达。凡此，皆大有造于史学者也。”

遗址是被火山熔岩或者大水淤泥覆盖的古代住宅。世界最著名的遗址是意大利的庞培城。这座城市在罗马时代被火山熔岩掩盖，直到18世纪才被发掘出来，重见天日。让我们来看看庞培城覆灭时的状况吧。

使庞培城毁灭的那场灾难，发生在公元79年8月24日午后。生活在安定祥和中的庞培居民没有料到，从古以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维苏威火山竟突然爆发了。震耳的爆炸声，伴着火山口喷出直冲云霄的滚滚浓烟和燃烧的岩浆，中间还挟着石块和灰尘。顷刻间，天昏地暗，地动山摇。那不勒斯海湾也激起汹涌的波涛，冲击着海岸。接着，又下起倾盆大雨，山洪挟带着石块、泥沙和火山灰，形成一股巨大的泥石流，向着山下的庞培城中冲去，慢慢地整座庞培城被吞没了。城中2万多居民大部分逃到了别处，但仍有2000多人遇难。

时间过去了千百年，人们从古籍史册和民间传说中知道有这么一座庞培古城存在，可它是什么样子，遗址在哪里，却始终是个谜。现在庞培古城的遗址重新被发现，立刻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不久以后，意大利政府开始对古城遗址进行发掘。经过200多年断断续续的挖掘，这座在地下沉睡了1900年的古城初步恢复了原貌，漫步在宽敞平坦的大街上，人们可以领略古城的风光。现在，庞培古城逐渐掀开了它神秘的面纱，向人们完整地展现出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城市的真实面貌。

人类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而文字可考的历史只有四五千年，要研究漫长的史前时代，不仅要借助文献史料，而且要不断地发掘并利用实物史料。实物史料可以补充文字记载的不足，可以纠正文献的谬误，还能增强人们对历史的实感性，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更是仅有的重要资料。

文献和实物是史料的两大组成部分，它们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但对于研究历史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应当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扬其所长、避其所短，综合利用。

第三节　什么是历史学

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是通过史料研究历史发展过程的学科。如果说，客观的历史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史料只是历史过程留下的一些残骸或遗迹，那么，历史学的任务却是要从历史的遗骸或残迹中去重认那曾经活生生的历史，并以文字为主要手段将它重现出来。这跟电影的摄制和放映颇为相似。客观的历史过程犹如演员的真实活动，史料犹如一些断断续续的影片，而史学工作就是要让历史的角色在史书的银幕上重新活动起来。因此，从史料到史学，是历史表现自身的形式的一种飞跃，是人类对于历史的认识的一次升华。

从实际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自从有了人类和人类社会以后，人们就以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留下了物质的遗迹，在没有文字记载出现的时候，历史是靠世代的讲述而流传的。这些内容后来被文字记录下来，就成为文献中的古史传说，中国古代文献里有丰富的古史传说内容，从中可看出中国原始时代的大概的社会面貌。在文字产生以后，人们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记下了许多事情，留下了文字的记录。

随着历史时代的逐步进展，关于历史事件的文字记录日益增多，逐渐在空间、时间和事件本身上有了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一旦出现，就具备了撰写历史作品的可能性，因为史料的积累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不论在中国或外国，按年记事的编年体大事记往往都是从零星记录转向成熟的历史作品的过渡形式。这种情况正如动作连贯的一张张的胶片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为电影的放映准备好了条件一样。

中国历史上曾经生活过那么多的人，最后被记载下来的只是极少部分，大部分的芸芸众生都没有被记载下来。帝王家里的孩子，哪怕他只是三岁也好，只要他做过几天皇帝，当朝就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记录他的言行，后世的正史中还有“本纪”记载他的事迹。而一个在宫里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的太监或宫女，却很可能什么记录都没有，甚至连一个名字都留不下来。当然更不用说曾经在古代历史里面出现的芸芸众生。这就是客观事实，尽管看起来有些残酷。

人们都希望穿越时间隧道，能够回到过去，但到现在为止这都还只是个科学幻想，我们真正能做到的主要还是阅读历史文献，通过这种方法了解过去。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历史事实，都已经经过历代历史学家或者历史记载者的选择、加工。任何优秀的历史学家，他的记载总是有限的。即使是一个不大的事件，要记下这个事件发生的所有人的名字，也都是有些困难的。有些被湮没的历史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进入我们研究的视野。现在留下的记载还是历史记录者主观的产物，本来就不可能有纯粹客观的、全面的历史。假如现在用1000部摄像机将某天内北京发生的事情全部都拍摄下来，难道今后的历史学家就该事无巨细，全部写进历史么？当然不会，所有的记述者都会有着自己的选择。

楼兰古城的建筑遗迹。曾经繁华一时的楼兰古城，被誉为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然而这一切都如同昙花一现般被湮没于滚滚黄沙中，留下的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有了反映客观历史过程的历史作品，就开始有了史学。历史作品怎样才能反映客观历史过程？这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客观历史过程中有着无数大大小小的主题，大到两个民族之间的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小到昨天邻家的两个孩子打了一架，史学家要决定如何取舍。客观历史过程有着多级层次，不同的大小主题在不同的层次中构成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一定深度，史学家要决定如何安排。

客观历史过程的表现总有许多方面，一个历史人物也有他自己的多重表现角度，史学家要决定如何选择。客观历史过程留下了各种史料，它们有的直接地反映着历史、有的间接地反映着历史、有的准确地反映着历史、有的歪曲地反映着历史，史学家要决定如何鉴别和引用。客观历史过程中的事件和人物有曲直善恶之分，史学家要决定如何评价。史学家还必须考虑到用什么表现方式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怎样的表现才能影响读者，以达到自己写作的目的。凡此等等，都是治史学的人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把这些问题概括起来，那么史学本身就包含着历史观点、历史文献整理、史书编著和历史文学等内容。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学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历史学就其内容而言是客观的，就其表述而言是主观的；史书的首要要求是如实，是符合客观历史，而要达到这个要求的条件却在于史学家的主观，在于史学家的治史能力的性质和限度。在一定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历史学本身就是在这种矛盾不断展开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历史学家以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写出不同的历史作品。他们之间，有沿袭、有变革，逐渐使史学有所发展。但是，只有到了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出现，人们才真正获得了如实认识和重现客观的有规律的历史的可能性。

说到底，历史究竟是什么呢？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而对于历史的专门性研究，就是历史学，简称为史学，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科学，它不仅包括了历史本身，还应该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研究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总结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理论。

我们若要给历史学下一个定义，那么应该说它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历史学渊源于远古时代的传说，而随着文字的发明和历史记载的出现才逐步形成为一门学问。人类社会的历史包含着极广泛的内容，以人类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亦有恢弘的领域和丰富的表现形式。

我国古代，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的《隋书·经籍志》，把史部书分为13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它认为史官应是“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

在中外史学上，有许多杰出的史学家和优秀的历史著作，记述了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提出了丰富的历史理论和史学思想。于文献整理、史实考订方面亦有丰硕成果。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从整体上看，历史学始终未能摆脱唯心史观的羁绊和剥削阶级的偏见。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真正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揭示了它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从而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

第四节　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

我们所说的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都是人类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它们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对它们进行认识，可以指导我们对历史学有个更清楚的认识。

历史遗产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前人在工业、农业、畜牧业、渔业等各方面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哲学等各方面的发现和发明，总之，前人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一切流传下来的成果，都在历史遗产之列。历史遗产是指人类已往全部历史过程所遗留的成果。前面所说的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和云南丽江纳西族东巴古籍便都是遗留下来的很好的历史遗产。由于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是在前代的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的，人类文化的进展呈现出加速度的趋势，因此历史遗产的积累，不论从质或量的方面考察，都是后来居上的。

〔秦〕兵马俑。这些秦朝遗留下来的兵马俑，对于我们研究两千多年前秦国的军事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史学遗产是历史遗产的众多方面中的一个方面，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产物，即人类的史学发生、发展以来的成果。举凡过去的历史学家在历史观点、历史文献整理、史书编著、历史文学等各方面的成果，都属于史学遗产之列。比如说，杜佑的《通典》就是他留给我们最好的史学遗产。

因此，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不论从纵的发展过程来说，还是从横的各个方面来说，史学遗产都只是历史遗产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史学遗产不是历史遗产中的一个孤立的、无足轻重的部分。史学遗产包括前人史学发展的成果，前人的史学成果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先前历史发展的进程，总结了先前的历史遗产。所以，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历史遗产的研究和史学遗产的研究，实在不可偏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史学遗产的研究，对于历史遗产的研究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也就是说，史学遗产的研究密切地关系着历史遗产研究的整体。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来看，有了人类的历史，就有了历史遗产的继承。从采集到农业，从狩猎到畜牧，从旧石器到新石器，原始人所取得的这些进步，都是在历史遗产继承的过程中实现的。当然，这样的继承完全是自发的。随着文明的发生和文字的发明，人类于是逐渐有了史事的记录。

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朝代都很重视本朝和前朝历史的编纂。历代统治者所遵循的为前朝修史、为当朝修史的原则以及私人修史之风的盛行，使中国史学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并驾齐驱，呈现出记载的连续性、内容的丰富性和体裁形式的多样性等特点。从体裁上分，中国传统史籍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会要体等多种形式。从数量上看，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史书要占总量的“十之七八”，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在中国传统史籍中，除了官修史书外，还有大量的私家著述，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史学遗产的丰厚宝库。丰富的史学遗产不仅为人们学习历史、把握现实提供了便利，同时更为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我国殷代“有册有典”（《尚书·多士》），甲骨卜辞中就有史事的反映。周原来是一个小邦，竟然灭了大邑商，这在周人自己也多少有点惊奇。西周初年的统治者再三分析殷灭亡的原因，当时的文献《周书》中反复说明要以夏、殷二代为鉴，相当认真地总结前代的历史遗产。周代以后，史学逐渐发展起来，总结历史遗产，以史为鉴，这已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传统之一。秦汉两朝继承了前代修史的传统。汉武帝时政治急速发展，提出了“通古今之变”的要求，这就需要整理古今历史，注意历史经验的总结，探讨历史的因果关系。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结构严密的历史巨著《史记》，而后又出现了《汉书》、《资治通鉴》等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

宋代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通史，原名《通志》，宋神宗特意赐名为《资治通鉴》。以后史书以鉴为名的不少。由此可见，随着史学的发生和发展，人类对历史遗产的总结和继承逐渐由自发的阶段发展到自觉的阶段。随着史学的发展，史书编纂中的成果和问题逐渐积累起来，又成为客观存在的遗产。南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开始了对史学遗产的探讨。唐代刘知几撰《史通》，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探讨史学遗产的专著。他在评论前代各种史书得失之余，又综论了史家应具备的条件，实为前所未有。这样，人类对史学遗产本身的研究已进入了自觉的阶段。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次年又坑杀了400多名方士和儒生。这一事件，严重地摧残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

人们对于史学遗产，正如对待整个历史遗产一样，往往有两种极端错误的倾向。一种倾向是，迷信古人，食古不化，寸步难移；另一种倾向是，任意割断历史，甚至对前代的史籍或史学成果采取摧残的措施。秦始皇灭六国以后，有一次在咸阳宫讨论是否分封诸侯的问题，两种意见就反映了两种极端的倾向。博士淳于越认为，商周以来分封子弟功臣的传统不能变，还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反驳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易也。”他还具体分析废封建、置郡县的好处。这些本来都是正确的。可是他又走到了极端，向秦始皇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结果铸成了焚书的大错。当然，销毁历史典籍的事，在秦代以前就有过。据孟子说，周代班爵禄的情况，“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秦代以后，这类的事也不少。这种做法，对祖国的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对待史学遗产，必须批判地加以总结，而不能简单地抄袭。在史学史上，后代史家抄袭前代史书的例子并不少见。就连班固这样的史家，在《汉书》中抄袭《史记》的地方也不少，而且有的地方竟然抄出了笑话。《史记·陈涉世家》中说：“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汉书·陈胜传》中因袭之，则说：“高祖时为胜（即陈涉）置守冢于砀，至今血食。王莽败，乃绝。”既然至王莽败已绝，怎么能说至今（东汉时）仍血食？颜师古分析说：“至今血食者，司马迁作《史记》本语也。莽败乃绝者，班固之词也。于文为衍，盖失不删耳。”班固的这一疏忽，说明了简单照抄是不行的。

其实，早在古代，就有一些人对史学遗产采取了或多或少的批判的态度。孟子本是一个“言必称尧舜”的人，他也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他还说：“《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孟子对于他所最爱称引的《诗经》、《尚书》，也不是全盘照收的。

古人对于史学遗产能有一定的分析鉴别的态度，是史学发展中的一个可贵的进步。但是，古人的分析鉴别本身不可能没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刘知几在《史通·因习》中批评了前代史家忽视条件变化而因袭前史旧例的缺点，确实能给人以启发。但是今天从他所批评的实例来看，有重要意义的并不多。例如，《史记》把初起时的刘邦称为沛公、汉王，《汉书》因袭了《史记》的成例。刘知几认为，《史记》是不以一代一家为主的通史，在刘邦称帝前那样称呼他是可以的；《汉书》是西汉一代之史，刘邦为汉高祖，就不该照《史记》那样被称为沛公、汉王了。刘知几认为这涉及帝王正统，是史法中的大事，他写得那样认真，而我们今天看来就未免觉得可笑。

历来的史学工作者都是踏着前代史家的脚印前进的，不能不从史观、史料、史法、史文等方面继承前人的成果。由于各人在总结前代史家得失时的自觉程度和努力程度不同，他们在史学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也就各有不同。不过，在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有所创新的史家，他们都是对前代史学遗产有较好的批判继承而又对当时的时代精神有所领会的人。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司马谈之子。早年游历南北，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初任郎中，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太初元年主持改革历法。后因李陵之祸，得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完成所著史籍，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后称《史记》。

司马迁作《史记》，开创了史书的纪传体体裁，影响所及，十分深远。按《史记》内容，除作者亲身调查所得，还取自前代的《尚书》、《春秋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秦记》、《楚汉春秋》等书。《史记》的体裁也得自前人的启发，《史记》有12本纪，本纪为编年体，取法于《春秋》；有10表，取法于《五帝系牒》、《春秋历谱牒》等；有8书，为专门史，《世本》有《居篇》、《作篇》，可能是专门史的滥觞；有30世家，基本上（主要指先秦诸侯国）也是编年体；有70列传，为人物传记，刘知几以为此体乃司马迁所首创，而章学诚则认为“马、班以前，早有其文”。司马迁的真正创新在于他把许多传统的体裁加工并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司马迁所以能够如此，一方面是当时“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使他有了资料条件，另一方面是汉代建成大规模的皇朝，造成“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的时代特点，给了他以强烈的感染。他的《史记》结构，跟汉代大皇朝的结构，于形于神，都有相通之处。司马迁撰《史记》的成功，既在于他善于继承、师法前人，也在于他同时富有时代感。

唐朝杜佑的《通典》，开创了史书的典制体体裁，以后相沿，清代尚有续作。就这种专门史汇编的体裁而论，《史记》的8书和《汉书》的10志，是《通典》的雏形，《通典》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门。杜佑在《通典·自序》中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这段话说明了杜佑安排全书内容的逻辑结构，也表达了他“将施有政”的构思层次。杜佑作为政治家、理财家而兼史学家，对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了然于胸，力求从各种制度的发展中寻出得失的缘由和应对的方法。其实，杜佑当时面临的问题，正是封建制度各方面长期发展以来的结果。虽然他未必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的《通典》，既有对历史的分析借鉴，又有相当鲜明的时代感。

刘邦画像。司马迁的《史记》，跟汉代大皇朝的结构，于形于神，都有相通之处。

从丰富的史学遗产中我们可以获取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坚强精神。一部中国历史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但历史上各民族的发展又都离不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这种交往的结果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相互吸取，更是情感、心理上的相互认同。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只有统一没有分裂，但分裂毕竟是短暂的、痛苦的，统一则是长期的，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每当中华民族结束分裂、再造统一、国家重现兴旺之时，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某些帝王的文治武功，更重要的是看到在政治统一的背后还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在中华文化的灵魂中浸透的统一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坚不可摧、牢不可破。而这种追求统一、认同统一的观念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它又使得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断巩固、不断增强。

随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出现，使得历史学成为一种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是科学性的高度体现，既科学地批判地总结了前人的历史遗产，又体现了无产阶级渴望解放全人类的革命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出现，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继承历史遗产和史学遗产。马克思主义给我们带来了历史学领域里革命性的创新，它使历史学这辆古老的车子充满活力，向着光明的未来飞速驰去。

第二章　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以古为镜鉴兴替

任何一门学科，都应该是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这样它才有存在的意义。历史学也是如此。作为一门很古老的学科，历史学的萌芽由来已久。原始社会中，人们“结绳记事”其实就是历史记载的一种方式。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都设有专门记载本国历史的史官，鲁国孔子编写《春秋》，楚国史官编写的《梼杌》，晋国史官编写的《乘》，都是记载历史的书籍。即使从那时算起，到现在历史学也有两千多年了。这么多年来，历史学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我国的历朝历代都设立有史官，史学著作和儒家经典的地位基本是一样的，它们被并称为“经史”。无论是高级官吏，还是一般的读书人，史书都是必修的课程。而在古代西方特别是希腊、罗马，历史学也是很受重视的，虽然官方一般不设专门的修史机构，但是不少大政治家同时也是史学家，比如说古罗马的恺撒不但是著名的军事学家、政治家，更是著名的史学家，他的《高卢战记》就是一部史学名著。自从14世纪“文艺复兴”以后，历史学在西方更是受到普遍的重视，成为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当前，历史学已经成为大、中、小学生的必修课程了，许多大学里都专门设有历史系，综合性的研究机构会有历史研究部门。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历史学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于培养人们对事物的理性认识，对于培养人们的人生观，都起着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前人已经深刻认识到历史学的作用，我们更应该好好地学习历史学，让它在新时代的历史环境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第一节　历史学对于我们认识的作用

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历史给我们提供事物的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推而知之，了解这个现象之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本质。历史认识是人们认识现在和预见未来的条件。我们对周围事物的认识，总是先从它的现状入手，但是，要真正认识一个事物，仅仅知道它的现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归根到底我们要知道它为什么是这样的，这才是历史学要回答的问题。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一个有规律的客观过程，任何现实事物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都有它的渊源和成因。只有了解它的历史，才能知道它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才能把握它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

萧何（？—前193），沛县（今江苏沛县）人。曾为沛县吏。秦末佐刘邦起义。楚汉相争时，荐韩信为大将，以丞相身份留守汉中输送士卒粮饷，支援作战。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起了重要作用。后封侯。定律令制度，协助高祖灭诸异姓诸侯王。作《九章律》。

古人早就懂得这个道理。有一个说法，叫做“入其国，先观其史”。秦朝末年，刘邦率汉军攻破秦国首都咸阳，手下的将士们忙于抢夺珍宝和妇女，谋士萧何却不凑这个热闹，而是带领手下人去寻找皇宫和各个衙门里的“图籍”。这“图籍”就是秦朝的历史档案和各类公文，是了解历史和现状的依据。萧何后来当了丞相，并帮助刘邦制定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政策，并非偶然。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入乡问俗”，这个“俗”首先就是当地的历史。例如，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于淳熙六年出知南康郡，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调阅当地的郡志，了解历史沿革与风俗民情，这样他在随后的工作中才能有的放矢。朱熹在当地的政绩和名望的获得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而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十分重视《史记》、《资治通鉴》之类的历史著作。这是因为，它们不仅提供了历史事实，还传达了作者对于事物的看法和他总结的经验。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古为今用”了。对于一般的非历史学专业人员，没有很大必要去学习对其毫无意义的信息，他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有所取舍地学习和使用历史，但是他如果对此有浓厚的兴趣，那又另当别论了。而大部分的青少年，包括中小学生、非历史学及相关专业的学生，他们学历史只是为了增长知识、陶冶性情，当然没有必要让他们记住每个历史事件的细节和进入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他们所需要知道的只是一些基本的历史知识就可以了。对于缺乏分析判断能力的中小学生而言，如果接受了历史研究的全部内容，就会引起他们的思想混乱，结果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对于一个历史教师而言，他应该更聪明一些，选择最合适、最重要的内容传授给他的学生。

所谓古为今用，其实是一种个人对事物进行的价值判断。某一事物究竟有没有用，不同的人会有截然不同的判断。历史学家该根据谁的标准进行判断，这也是个问题。但是，在进行研究以前是很难正确判断哪个命题有用，或者一个命题的哪一方面实际功用更大。而且，一件事物是否有用，也是相对而言的，从来没有绝对的有用，也没有绝对的无用。

就像庄子在《山木》中遇到了难题：山木长成了废材，因为无用却保全了自己；大雁不能鸣叫，因为无用而被杀。联想到处世之道，庄子左右为难，如果一个废人有幸做了无用的山木还勉强能保存自己，但如果不幸做了不能鸣叫也就是没用的废雁，那死是早晚的事了。因此是做一个有用的人还是做一个废物倒成了一个难题。庄子思来想去，终于给了弟子也给了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那就是要处于有用和无用之间，见机行事。其实仔细分析起来，评价山木和大雁是否有价值，其标准是不同的，而这些标准也能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变迁而发生改变。敦煌文献在发现之初，国内收藏家注意的多是书法优美的手书经卷，对账册、契约一类的东西不屑一顾。当年敦煌文献从甘肃运往北京的途中，一路上被人偷盗走了很多，他们挑选的大都是经卷。而后来，人们普遍意识到，其实账册、契约之类的东西对于人们的历史学研究具有更大的意义。因此，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绝对的无用几乎是不存在的。有些事物的价值要经过时间的洗刷才能够显示出来，或者说，同样的内容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价值。

我们经常把历史比喻为一面镜子，而历史研究者的工作，就是擦亮这面镜子，使镜子更加干净，使镜子中的影像尽可能与历史事实一致。正确的古为今用，就是在历史所能够提供的范围之内，做一些主观的选择，对历史事实进行取舍，而不是篡改既定的历史事实。司马光在写作《资治通鉴》时，发现原始资料互相抵牾，便另撰《资治通鉴考异》30卷，详加辨析，并说明自己取舍的理由。对于不同的观点，他则详细记载在《考异》里，以备后人进行查考。司马光这种做法是正确的。相对而言，有些人歪曲历史，影射现实，以获得自己的利益，这种不尊重史实的做法严重地影响了后人对于历史的正确认识。

历史可以给人以更大的智慧。人们除了物质生活，还有精神生活。当今社会，精神生活在人们一生中所占的地位进一步得以提高。一个人想要增加知识、增长见识，历史就是他最丰富的知识来源。每个人所能经历的现实总是极其有限的，完全依靠现实是满足不了人的精神生活需要的。历史可以集中迄今为止人类最美好的事物，以供人们欣赏，并陶冶人们的情操。要想了解中国文人的情趣，就不可能完全在当代文人中找到。要了解所谓的魏晋风度，就离不开《世说新语》的记载。有时，阅读历史所获得的感受，比从现实中得到的要美好很多。从这个角度来讲，历史的智慧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

在古丝绸之路上，敦煌莫高窟是这里最为壮美的景观，也是中华文明瑰宝的丰富宝库，这里珍藏着许多的经书、帛画等。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经有一段很著名的话：“人们习惯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介绍给各个君主、各个政治家、各个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政府和各民族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他的意思是，由于时代环境的变化，人们无法从历史中认识那些新的事物。他的话并非全无道理，但也不全面。现实当然不会是历史的简单重复，再也不会有秦始皇，也不会再有巨鹿之战，人们无法重现历史，最多只能尽量地去模拟。

历史的智慧既有具体的，也有抽象的。从具体而言，人类不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但从抽象而言，历史能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真正的古为今用，是要吸取历史的智慧，而不是对历史简单的重复。其实，正如黑格尔所讲的，没有人能够从历史中找到现实问题的具体答案。对于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智慧，也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关键要看怎么从历史中学到经验。正如《三国演义》中记载的一样，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讨伐魏国时，他手下的大将马谡自告奋勇地去守战略要地街亭，他自诩“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认为应该“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听副将王平的劝告，把大军驻扎在一座四面皆不相连的山上，结果被司马懿指挥的魏军四面围困，断绝了水源，致使街亭失守，也直接影响了诸葛亮的北伐大业。这个事例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对于历史给予的经验，应该活学活用，而不应该照搬。马谡以为将军队置于“死地”就一定会“生”，他不知道其实是要参考周围的环境的。他不顾具体实际，照搬兵书上的说法，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失败。

从具体运用而言，古为今用的作用确实是有限的，历史需要抽象地继承和学习，潜移默化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历史中往往找不到和现实完全相同的情况，这就决定了我们要善于学习历史，善于从历史中抽象出有益的经验来。

《戏剧图册·空城计》，清人画。故宫博物院藏。《空城计》取材于小说《三国演义》，蜀国将领马谡刚愎自用，失守街亭。司马懿率军直逼西城，诸葛亮无兵可派，急中生智，洞开城门，巧设空城之计，智退司马懿大军。

认识事物的现状需要历史知识，预测它的未来也同样需要历史知识。人们可以断言，明天早晨太阳将从东方升起，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古以来每天都是这样。英国诗人雪莱之所以能写出“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样的名句，也由于他知道四季变化历来如此。人类社会的发展虽然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但这种创新永远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历史犹如长河，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不可分割的，事物的过去不仅基本上决定它的现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它的未来。就中国的历史而言，君主专制皇朝占了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时期的大部分。如果只研究社会的总体规律，只看到这个社会从产生、发展到消亡的大过程，就无法很好地解释各个朝代的兴衰。为什么有的朝代能够持续存在好几百年，有的朝代只能存在一二十年？同样都是君主和大臣，为什么有的君主可以发扬国威，开疆拓土，有的君主只能苟且维持，甚至割地赔款，对别人俯首称臣呢？为什么有的大臣能够忠诚卫国，有的大臣却只能谄媚君王呢？我们应该善于从这些具体的历史事实中提取出历史规律，形成自己的认识，把历史经验转化为自己更好地看待问题的财富。

规律，亦称法则，指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带有普遍性和重复性等特点。正因如此，人们通过研究历史所揭示出来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一般说，同样可以适用于认识现实。尤其是按照人类历史规律的层次性特点，有些社会规律能够适用于几个乃至所有的社会形态或者整个的人类社会，带有时间和空间的更为广泛的普遍性。研究历史，加深对现实社会规律的认识，这是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功能。

西周初年的统治者就从一定程度上认识了历史的这一规律，他们明白只靠上帝是不行的，还要有人民的支持。周公姬旦执政时，就在继续强调“天命”的同时，进一步地提出了“敬德”和“保民”的概念，认为统治者只有一面尊天，一面修德、顺乎民意才能够巩固统治。战国时，荀子是很注意认识历史规律的一位思想家，他曾经就齐湣王身死国亡的事件，总结规律，阐述治国必须要言行一致，讲求信誉，说：“刑责已诺信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这里说的“信立而霸”就是一条历史的规律。他还就卫国、齐国、郑国的治乱事实，总结了“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的治国之道，也即是历史规律。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十分注意历史规律。他针对着隋亡之事实及前代的治乱兴衰，认识到即便在封建社会里，民心的归向仍然是统治稳固的必要因素，反复地跟臣下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更注意于帝王创业与守成的历史规律，寻找一条使江山永固的道路。他有一次询问群臣们创业与守业何者更难时，魏征回答说：“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太宗很以为然。他自己也得出结论说：“（房）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魏）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创业难，守业更难，因此要“居安思危”，这不能不说是一条重要的治政规律。

唐太宗（599—649），即李世民。李渊次子。隋末劝父起兵反隋。李渊称帝时，被封为秦王，任尚书令。武德九年，发动玄武门之变，得为太子，即帝位。

事实证明，懂得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就能够更加自觉地治国安邦，参加现实的变革，改造社会，推动人类的进步事业，历史学在这里是能够发挥自己的重大作用的。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人们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科学的基础，于是通过研究历史，预测未来，也就更加真实可靠。正像列宁所说的，对人类社会未来的预测，“马克思丝毫没有陷入空想主义，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这样的预见是科学的。例如，关于人类社会大体上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论断，就是完全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从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上得出的。它既符合于历史，也符合于现实，同样亦适合于人类的未来。

了解历史规律的最主要办法，恐怕舍历史之外就没有其他办法了。有时历史的作用甚至比当代的科学技术更有效。历史介于地质时代和现代之间，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可以考察数亿年前的环境状况，但那时没有人类，看不出人的因素对环境的影响，而历史学所研究的阶段正是人类社会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其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也逐渐增强。我们可以从前后的比较中，客观地判断人类活动在环境变迁过程中究竟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所以从历史中预测未来，是有它独特的贡献的。

历史知识还是一切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客观世界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要知道它的现在和预测它的未来必须知道它的历史。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作为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各种运动形式的结晶的各类学科——自然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都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都有自己的历史。有天文学就有天文学史，有经济学就有经济学史，有医学就有医学史，有文学就有文学史。各类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与历史学的关系也各有不同，有的密切一些，有的疏远一些，但它们的发展史其实都可以看成是历史学的分支，因为这一切都离不开历史的记载。

用现代的科学手段来观测气象，只有160多年的历史，而且这些观测点主要集中在西欧。要想通过这100多年的气象记录显示长时间的规律，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来自历史的经验就显得特别重要。通过历史地理研究，利用古代所记载的气象资料，就可以探求气象规律，得到更加科学的结论。英国有一位著名的自然科学史家李约瑟，他根据我国史籍写成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却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历史学名著，这本书使他在世界学术界享有盛名。

历代史籍中关于日食、月食的记载，关于哈雷彗星的记载，关于创造发明、典章制度的记载以及流传和保存至今的各类历史文物，为各门学科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熟悉这些历史记载和历史文物，是每一门进行相关学科研究的人进步的重要条件。例如，物理学属于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几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一个物理学家可以对秦皇、汉武的功过是非不感兴趣，却不能不知道牛顿和爱因斯坦的事业和成就，不能不熟悉有关物理学发展过程的重大历史记载。只有这样，他才能避免重复劳动并绕过前人走过的弯路，从而在物理学的领域里作出新的贡献。牛顿的名言“如果说我看得远，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固然表现了他的谦虚精神，但也说明科学上的任何创造发明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踏着前人的脚印继续奋进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但蒸汽机的两个重要的技术环节却是他通过历史记载所提供的材料从前人那里得到启发后解决的：一是把直线往复运动转化为圆周运动；二是在蒸汽进入汽缸后要能自动关闭进汽口的阀门，这就是我国古代的水排和风箱。如果瓦特根本不知道前人的这两项创造发明，他大概是不会发明出蒸汽机来的。人们常把历史学比做知识的宝库，这个比喻是很贴切的。它是一座巨大的资料库，储存着各类学科所创造的成果，为学者们提供所需要的资料。

1776年，瓦特通过改进以前的蒸汽机，使直线泵的运动持续正常运行。瓦特蒸汽机的面世导致了机器制造业出现，加速了产业革命的进程。

总之，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类社会，从历史来预测未来都有着很大的优势。因为许多历史现象都曾经出现过，即使有些新的情况没有出现过，历史上也可能有过类似的过程。一个新事物产生之初，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就可以通过考察历史来进行参考。这样的参考，离开历史是无法进行的。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历史研究的时段只能提供历史背景，对现实的作用是有限的。从历史中得出的规律，至多只能反映一种发展的趋向而已，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能以为对历史有所了解，就可以解决现实的一切问题。

第二节　历史学对于教育的作用

历史学的教育功能也是它的一个重要功能。其教育功能是运用真实具体的历史形象和科学的历史评价，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积极的影响。具体地说，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主要是道德教育和理想教育，还有科学品格教育和历史眼光教育。

道德教育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都是非常必要的。道德，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调整人们之间行为的规范和准则 。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说：“美和道德是亲姊妹。”由此可知，美和道德密切相关。

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素有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历来强调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具有良好道德的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优秀的思想成果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儒家历来重视修身养性，孔子主张“温、良、恭、俭、让”；孟子强调“善养浩然之气”；诸葛亮重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刘备则主张“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等。他们莫不认为注重道德修养是做人之本。中国古代有许多清官，廉洁奉公、忧国忧民，受到历代人民的敬仰。明朝兵部尚书于谦两袖清风，为官清廉，曾说过“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代名将岳飞则强调“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等等，都表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

历史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工具，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孔子在他所编写的《春秋》一书中首创“褒贬义例”，在字里行间“寓褒贬，别善恶”，对人们的言行做出道德上的评价。对于同样的事件，往往采用不同的字来表达作者的态度，不发议论而将褒贬寓于叙事之中。例如，同样记载杀人，就有“诛”、“杀”、“弑”之分，这就是后世所谓的“春秋笔法”。后世史家称誉其为“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一字之褒，荣于华衮”。比如说，《春秋》中记载鲁僖公二十八年“天子狩于河阳”，所谓“狩”，即冬季狩猎。其实当时周天子根本不是去狩猎，而是去参加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所召集的诸侯会盟了。本来按照周朝的制度，各诸侯国每年都必须到国都朝拜周天子并进贡，但到了春秋末年，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孔子对当时的现象是非常不满的，他不愿意接受周天子名存实亡的事实，所以用一个“狩”字为周天子加以隐讳，表达了他的政治理念，他认为天子去见诸侯是不合古礼的。虽然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带有很大的夸张成分，实际上不一定是那么一回事，但从此以后，《春秋》笔法却成为我国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后代的史官们记载史实，往往把鉴定善恶功过当作应有之义。从《史记》开始，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就有“忠义”、“节烈”、“贰臣”等栏目，给忠臣义士等赋以极大的赞美，而谴责奸臣和贪官。

赵匡胤画像。赵匡胤（927—976）即宋太祖，宋朝建立者。在位期间，他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结束了混战割据。但其重文轻武、偏重防内的方针，对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有所影响。

从太史公开始，历史学家就尤其注重“德行”这一门，例如，没有事功表现的伯夷、叔齐仅仅因为宁愿饿死在首阳山也不食周粟，而在《史记》里居于列传之首。《三国志》列传也是如此，开篇即是管宁，他正是因为重义轻利而与同窗割席断交，从而被当作德行优秀者，得以记载在历史之中。即使是一般的老百姓，只要道德上有过人之处，特别是孝子烈女，就很容易在青史上得以留名，从而流芳百世。而那些受到史家恶评的，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显赫，都有可能遗臭万年，为人所不齿。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史官们的记载中涉及最高统治者的品德时，多是溢美之词，绝少真正的实录。但他们既然可以把最高统治者的言行记录在案，传之后世，那么对最高统治者也就有了一定的约束力。统治者一旦知道有关他的历史将被记录，并长久地流传下去，他就不敢为所欲为，以免被千载所唾弃。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有次在后花园中用弹弓打鸟取乐，被急于晋见的大臣打断。不料听完汇报，上奏的都是一些平常之事。赵匡胤很是扫兴，质问那个大臣为何小题大做。大臣说，即使是这些小事，也比打麻雀来得要紧。赵匡胤恼羞成怒，用手上的斧柄把大臣的门牙打落两颗。大臣捡起牙齿放入怀中，赵匡胤见了很生气，说：“你难道留着牙齿想告我的状不成？”大臣说：“我不能状告陛下，但是自然会有史官来记下此事的。”赵匡胤听了，急忙平息怒气，好言对他进行安慰，并赐他财物以示歉意。

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出生于哈利卡纳苏城。希罗多德被西方史家尊称为“历史之父”。他的著作《历史》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具有世界性的通史著作，是第一部用历史叙述体写成的历史著作，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其实，不仅中国，外国也很重视利用历史进行道德教育，例如，从希罗多德的《历史》、李维的《罗马史》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希罗多德尤其重视道德教诲，他认为国家兴亡与人事成败都与君主的德行有关。罗马帝国末期的北非大主教奥古斯丁在他所著的《上帝之国》一书里，更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不过是善与恶的斗争史，是上帝惩罚邪恶的记录。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传统史学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尤其明显。“名垂青史”是历代仁人志士所向往的最崇高目标，是他们在苦难中的一种精神慰藉。在面临抉择的关键时刻，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现实生活中史家的褒贬。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林则徐的“歧路又歧空有感，青史凭谁定是非”，都是著名的例证。邓廷桢对于鸦片走私态度的转变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对鸦片走私实行弛禁政策，道光皇帝征求各位大臣的意见。当时担任两广总督的邓廷桢赞成许乃济的意见，并已拟好奏章。他的一个门生看到后向他进言，指出鸦片走私祸国害民，贻害万世，您居然同意弛禁，后世史家会怎么议论您呢？邓廷桢听了之后，猛然醒悟，其态度发生巨大转变，后来成为和林则徐齐名的力主禁烟的代表人物。

历史学的教育功能是十分强大的。中华民族的道德教育一直做得很好，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丰富的营养。通过学习历史，可以增强我们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和聪敏才智，与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相比，都毫不逊色。通过学习历史，人们还可以从那一批又一批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的感人事迹中吸取精神力量，激发爱国热情。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中华民族不但以吃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千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正气歌。从驱逐倭寇的戚继光、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到虎门销烟的林则徐、血洒疆场的关天培，他们的民族气节是何等的忠贞；从与舰共存亡的邓世昌、以身殉国的丁汝昌，到甘愿为变法而捐躯的谭嗣同、“为天下人谋永福”而献身的林觉民，他们的爱国义举是何等的豪壮；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救济粮、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抗战期间毅然留起了胡须，拒绝为侵略者和汉奸演出，都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方志敏在狱中怀着满腔热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成为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这些爱国者和革命者，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但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致的。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不畏强暴、不甘屈服、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才没有在历次面临的严重危机中亡国；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前仆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玡阳都人。东汉末，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后曹丕代汉，他劝刘备称帝，任丞相。建兴元年，刘禅即位，他被封武乡侯，领益州牧。当政期间励精图治，并改善和西南各族关系。曾五次出兵攻魏，争夺中原。建兴十二年，病死于五丈原军中，葬定军山。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世世代代还培育出了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德，这些也足以教育后代，垂训子孙。例如：

勤于政事的美德。后汉、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为了报刘备“三顾茅庐”知遇之恩，一直勤政尽职，鞠躬尽瘁，事必躬亲。“先是，（诸葛）亮使至，帝（司马懿）问曰：‘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几米？’对曰：‘三四升。’次问政事，曰：‘二十罚（指出钱赎罪）已上皆自省览。’帝既而告人曰：‘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刘备死前托孤刘禅给他时，他激动地答应刘备说：自己将“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事实也证明，诸葛亮后来辅佐刘禅，确实做到了“惟知君嗣之当辅，而不复知有其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因为如此，诸葛亮一直成为后世人们对待国家、对待事业竭心尽责的高尚道德尺标。同样，西汉抗击匈奴的著名军事家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先国家、民族、社会，而后自己的奉公尽职的精神也一直为后人所景仰。

范仲淹画像。北宋政治家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他的传世名篇《岳阳楼记》，抒发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主义精神。

刚正不阿的美德。《汉书》中讲述了张释之执法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汉文帝外出，路经中渭桥，忽然有一个人从桥下过，把皇帝驾车的马惊吓了一跳。于是，文帝派侍卫把那人抓了起来。然后，交给廷尉，由张释之审问。那人供称：“从外县来长安，听见禁止通行的命令，就躲在桥下了。然而等了好久，见没有动静，以为皇帝不从这里经过了，便走了出来。没想，正好与马车相逢，这才促成此事。”张释之听了，向文帝陈述道：“这人违反了回避的禁令，当处以罚金。”文帝大怒，说道：“这人惊吓了我的马，幸亏我的这马性子温和，若是换上另一匹性子暴躁的，岂不要翻车伤人！如此，怎么能只处以罚金呢？”张释之回答道：“法度是皇帝定的，为天下人所共知。惊马当处以罚金，这也是明文规定的。现在，皇帝居然要加重处罚，或杀或剐，那么百姓还会相信朝廷法律吗！现在既然将此事交给廷尉处理，廷尉是公平执法的人，自然要按法律公断了。此事，请皇上深思。”文帝想了一下，说道：“廷尉的判决是正确的。”这件事说明了张释之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的本色。

淡泊廉洁的美德。东汉安帝时的涿郡太守杨震一向为官清廉。先前他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时，为官清廉。有一次，他途经昌邑县，县官王密深夜给他送来黄金十斤。杨震说：“作为老朋友，您怎么这样不了解我呢？”王密神秘地说：“夜深了，没人知道这事的。”杨震哈哈大笑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王密只好拿回黄金走了。这“四知”的故事显示了杨震廉洁奉公的品德，历来受到人们的称赞。后来，有人劝他趁着为官治些产业，杨震坚拒之，说道：“使后世孙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三国时，诸葛亮身为蜀汉丞相、武乡侯，但是在为官廉洁和生活俭朴上同样堪称后世楷模。他在54岁时死于五丈原军中，临死时，还留下遗嘱，要求自己丧事从简，就近葬在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需器物”。著名的《诫子篇》集中地反映了诸葛亮这方面的节操。他在其中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事实证明，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影响了蜀汉一代官吏的思想作风。他的继承者之一费鄤，不但“宽济而博爱”，而且同样地是“家不积财”，其子弟“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杨震、诸葛亮、费鄤等人的事迹和精神，是始终为后人所景仰的！

执著无畏的美德。这种品德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永远奋进、不可战胜的重要精神底蕴之一。为了追求某种事业的成功，百折不挠、艰险无阻的事例，在我国历史上举不胜举。例如，传说中的大禹接替因治水无功而被杀的父亲继续治水，他栉风沐雨，三过家门而不入，历经13年，终于征服了洪水，完成了远古时代的一项伟业；西汉时，张骞通西域，被匈奴虏押十几年，逃出后毅然继续西行，到达西域，回来途中再度被扣，逃出后仍回长安以“复命”；东汉时的班超则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在西域经营了30多年，极大地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唐朝时期，法师玄奘为去天竺取经，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而不悔，终于到达目的地，取回佛经，并在长安大雁塔日夜翻译，直至逝世，以成宏愿；鉴真和尚同样经历了人间难以想象的艰难，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六渡茫茫大海，终于按照誓约完成了赴日传律授戒的任务，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历史谱写了新的篇章。他们有的为了“俗世”，有的则为了“宗教”，但是，其执著的追求，遇百难而仍向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美德。他们的身上同样都深深地烙印着我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从上面这些事例中不难看出，在人类的历史中所蕴涵的有关道德伦理方面的教育内容，是丰富而且感人至深的。“历史无情亦有情”，批判地继承这一份珍贵历史遗产，用以陶冶青少年乃至全民族的情操，无疑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与中华民族具有如此丰富的美德相同，在世界史上，也有无数英雄人物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不息。从被法国人民誉为“奥尔良姑娘”的抗英英雄贞德；到出生入死、帮助黑人奴隶获得自由的塔布曼；从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杰弗逊及其所起草的《独立宣言》；到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土耳其凯末尔党人制定的《国民公约》，无不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这些都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人。道光十九年到广东，派人翻译外文书报；编《四洲志》，与总督邓廷桢协力查办，严令英美烟贩缴出鸦片237万斤，在虎门销毁；并积极筹备海防，屡次打退英军武装挑衅。1840年任两广总督。鸦片战争后，他严密设防，使英在粤无法得逞。因受投降派诬害，被革职。

凡是读过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读过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读过谭嗣同“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些感人肺腑的诗句，谁能不为他们执著而又崇高的感情所激动呢？梁启超说过，历史是爱国心的源泉，真是一点也不假啊！

和道德教育一样，理想教育也是历史学所提供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尤其对于青少年学生而言，历史是人类生活和斗争的记录，历史教材本身就是一部理想教育的教科书。我们应该挖掘理想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人类总会有一些理想的，即对于美好事物或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人本身的美是社会美的重要表现。人的美和理想是紧密相连的。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或者说是对未来的憧憬、向往和追求。陶铸在《崇高的理想》一文中指出：“理想是有社会性、阶级性的。……一个人的理想，是为多数人的利益，为社会的进步，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合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伟大的理想。”

青少年时期正是世界观形成时期。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帮助他们逐步树立起远大的革命理想，是十分重要的。毋庸置疑，历史教学同其他学科教学一样，都担负着这一任务。但同时也需要让他们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顺应着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去确定自己的理想。否则，就可能像一个鼠目寸光的人，把眼前的一些急功近利的目标作为一生追求的最高理想，最后终究是要失败的。如果理想的目标同历史前进的方向背道而驰，那就不只是要失败，甚至还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历史上有不少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终生享尽了荣华富贵，最终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许多仁人志士、英雄豪杰，他们毕生追求的崇高理想始终未能在生前实现，终其一生穷困潦倒，甚至死于非命，可是他们却被后世永远地怀念着，流芳百世，成为一代又一代追慕的对象。

历史教科书中无数史实雄辩地说明：古往今来，一切有作为的人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我们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立志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就决心“为中华之崛起”而学习；大发明家爱迪生说过：“我的人生哲学是工作，我要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并以此为人类造福。”他们理想的共同点都是为民族、为人类谋幸福，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

在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中，要树立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理想。尽管具体的理想目标有可能不同，但都必须使自己成为对这个世界有用的人。我们时代的最高理想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同时也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无数先烈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远载入史册，激励后人。

共产主义理想不是空想，它的基础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这个科学认识首先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不是先验的教条，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具体生动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科学理论。人们只有通过学习历史，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才能加深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从而坚定对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

利用历史教科书中理想教育的内容，对青少年进行理想教育，要帮助他们克服两种倾向，一种是片面强调自我，另一种是胸无大志，缺乏远大的理想。要教育他们处理好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贡献与索取之间的关系。历史教学要通过大量的史实，引导学生从优秀历史人物身上吸取营养，从小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远大的理想。要使青少年逐步懂得：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人总是受社会制约的。因此，个人的理想、抱负是以国家、社会的需要为基础的，个人只有为社会、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才能得到社会和国家的承认，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自我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我们还要善于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培养学生为科学献身的精神。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认为，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实际上，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

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科学家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促进了人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所以应该在历史学中努力挖掘科学品格教育的内容，从而培养献身科学的精神。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号濒湖，蕲州人。世业医，继承家学，更着重研究药物。著有《本草纲目》。

在进行科学品格教育时，要培养热爱科学、刻苦求知的敬业精神。例如，马克思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他从研究商品入手，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写下了《资本论》这部巨著，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古罗马科学家普林尼为了实地考察维苏威火山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近代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经过长期严谨的观察和考察，创立了科学进化论；居里及其夫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靠简陋的实验设备，经过长期的辛勤劳动，终于发现了镭，开辟了科学世界的新领域；而我国古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踏遍祖国各地，历尽艰辛，虽受腐刑之辱却矢志不渝，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呕心沥血27年，三易其稿，终于写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这许许多多的史实告诉我们，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只有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孜孜以求，才能有建树。

同时，还要养成敢于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无畏精神。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需要巨大的勇气，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历史上许多思想家、科学家为了坚持真理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布鲁诺坚守“日心说”，虽被宗教裁判所监禁7年而毫不动摇，最后被教会处以火刑，临刑前他在火堆上高呼：“火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纪会知道我的价值。”中华民族的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刽子手的屠刀英勇就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是何等壮烈和无畏的情怀！在探求科学奥秘、寻找真理的道路上，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另外，还要重视历史眼光的教育。历史眼光可以开拓人们的视野和心胸。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新陈代谢，生生不息。当我们鸟瞰那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时，看到那一幕幕或壮烈或缠绵的历史剧，看那些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纷纷粉墨登场又谢幕，我们不禁会产生强烈的历史感。古人早就意识到历史大幕开开合合，一切正如白驹过隙。如孔子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如苏东坡长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如《三国演义》的开篇辞“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如毛泽东高诵“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西方著名思想家罗素认为，历史学除了求真和实用之外，还有一种更为重大的价值，就是开阔我们的想象世界，使我们神游于古人或来者的世界，从而达到一种超凡脱俗的崇高境界。历史眼光还要求我们看到历史是一个前进上升的过程，古人往往会觉得人生终如南柯一梦，例如，曹操就慨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唐朝诗人陈子昂则发出这样的感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宋代词人晏殊也有类似的叹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些其实都是一种消极情绪的反映。我们应该培养自己奋进不已的精神，乐观向上的情怀。

一个人历史眼光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历史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因此，要培养历史眼光，首先要学习历史。三国时，据有江东六郡的孙权，手下有位名将叫吕蒙。他身居要职，但因小时候依靠姐夫生活，没有机会读书，学识浅薄，见识不广。有一次，孙权对吕蒙和另一位将领蒋钦说：“你们现在身负重任，得好好读书，增长自己的见识才是。”吕蒙不以为然地说：“军中事务繁忙，恐怕没有时间读书了。”孙权开导说：“我的军务比你们要繁忙多了。我年轻时读过许多书，就是没有读过《周易》。掌管军政以来，读了许多史书和兵书，感到大有益处。当年汉光武帝在军务紧急时仍然手不释卷，如今曹操也老而好学。希望你们不要借故推托，不愿读书。”孙权的开导使吕蒙很受教育，从此他抓紧时间大量读书，很快大大超过一般儒生读过的书。一次，士族出身的名将鲁肃和吕蒙谈论政事，交谈中鲁肃常常理屈词穷，被吕蒙难倒。鲁肃不由轻轻地拍拍吕蒙的背说：“以前我以为老弟不过有些军事方面的谋略罢了。现在才知道你学问渊博，见解高明，再也不是以前吴下的那个阿蒙了！”吕蒙笑笑：“离别三天，就要用新的眼光看待。今天老兄的反应为什么如此迟钝呢？”接着，吕蒙透彻地分析了当前的军事形势，还秘密地为鲁肃提供了三条对策。鲁肃非常重视这些对策，从不泄露出去。后来，孙权赞扬吕蒙等人说：“人到了老年还能像吕蒙那样自强不息，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一个人有了富贵荣华之后，更要放下架子，认真学习，轻视财富，看重节义。这种行为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这就是著名的“吴下阿蒙”的故事。这个故事从一个方面向我们展示了历史学教育功能的重要性。

第三节　历史学的借鉴功能

历史学另外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历史经验。前人的经验教训对于后来者而言，都是宝贵的财富。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从中取得借鉴，作为行动的参考。人类历史由于其一度性的特点，是一经消逝以后即不可以再重演的。但是，历史上非常酷似的现象却又是经常存在的。人们常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就是这个意思。前车与后车虽然不同，它们的“覆”也不会是完全一样，但是它们之所以成功或失败的现象却是可以非常相似的。这就为人们寻求历史的借鉴，找到了必要的根据。善于吸取前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是今人之所以胜过古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鉴，本是古代一种盆样的青铜器，盛水后可以像镜子以照人影。后来，又引申做儆戒、教训的意思。我们所说的历史学的借鉴功能，即是拿历史上的人物或事件，以之为镜，照出自己的得失，然后吸取其经验、教训，以规范自己的行为，避免重蹈前人的失误。

唐太宗李世民不仅能从隋炀帝覆灭的教训中看到百姓的力量，肯定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朴素的历史格言，而且提出了著名的“三镜”说，其中之一便是“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自觉地把历史当成一面镜子，并随时对照自己的言行。

唐太宗是一位比较能够纳谏的君主，“兼听则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的座右铭。贞观二年（628年），太宗即位不久，便与魏征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上（太宗）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不要像隋炀帝那样“恃其俊才，骄矜自用”，而应“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便是唐太宗的“吾属之师”，也可以看成正是“前事”启发了太宗，纳谏而至治。向太宗进谏最多的是魏征。他先后向太宗提过二百余条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不少都是以隋亡教训，来告诫太宗的。如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欲建飞山宫，魏征反对，认为穷奢极欲。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还对臣下说：“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太宗正是据此进一步地对治政需鉴史做了带总结性的概括。他明确地说：“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就是著名的“三镜”说。直到死前，唐太宗在总结自己为政22年，在用人、纳谏、处理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时，也仍然不忘历史，处处体现了他鉴古而知今的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所谓的“治世”虽有那么好几个，但大都出现在王朝的中期，唐初承隋末大乱之后，居然很快出了一个“贞观之治”，这显然和唐太宗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人。隋末参加瓦岗起义军，李密败，降唐。太宗即位，擢为谏议大夫，前后陈谏200余事。贞观三年任秘书监，参预朝政。后一度任侍中，封郑国公。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我国古代一些比较高明的统治者，都是很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人。除了唐初的李世民之外，西周初年的周公旦、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人物。历史能够给现实提供借鉴的道理，人们是一直懂得并且是非常重视的。关于治政方面的借鉴，如西周初年，其统治者周公旦面对夏朝、殷商的败亡，认为是由于夏桀、商纣的生活太腐化、统治太暴虐的缘故。因此，他反复地告诫周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要周人以夏朝、殷商作为借鉴，不要重蹈其覆亡之辙。西周初年的统治者基于这样的认识，制定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政策，这就是所谓的“殷鉴”。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与赵高、李斯矫诏即位，欲杀掉拥有重兵的蒙恬兄弟以自固，他的侄子子婴就以战国一些国君的教训为鉴，对他加以劝诫，说道：“赵王迁杀李牧而用颜聚，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卒皆亡国。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陛下欲一旦弃去之。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

西汉初年，战乱已息，刘邦当了皇帝后，仍不思文治，津津乐道于“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大臣陆贾以古为鉴，力劝刘邦：“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成）汤武（周武王）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他的话对刘邦很有启示，刘邦面有惭色，就告诉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命令陆贾专题论证秦国之所以灭亡的弊病。陆贾于是写了12篇，进行治政的论述。“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这件事成了汉初统治者政策的转折点。

东汉末年，曹操正是因为在历史上“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而在建安元年（196年）开始募民屯田，解决军粮问题，终于在三国这样的乱世站稳了脚跟，并最后统一了北方。

唐朝接隋之弊，其开国之君臣，更是一直地注意治政应该鉴之于史。正是由于唐朝开国君臣这么注重参考历史给予的教训，才会很快出现有名的“贞观之治”。

孟子（约前372—前289），战国中期儒学大师，名轲。邹人（今山东邹县）。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孟子30岁左右开始从事教学，44岁开始列国之游。因其言论不为各国君主采纳，故与其门徒著书立说，将自己的言论编成《孟子》六篇。

借鉴历史，还有道德伦理的一面。孟子就曾经以历史上“君子”对待错误的态度，来作为当时“君子”之借鉴：“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意思是说，古代的君子，有了过错立即改正；今天的君子，有了过错就将错就错。古代的君子，他的过错好像日食月食一样，老百姓看得一清二楚；当他改正的时候，大家都仰着头看。今天的君子，不仅将错就错，而且编造出一堆道理来为自己辩护。南宋理学家朱熹甚至明确地讲道：“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更是把伦理道德明确地和读史、鉴史联系起来。当然，关于道德、情操的史鉴作用，实质上也即是属于史学的教育功能。

我国和世界的史学，也是从来都把史鉴作为自己撰史的重要目的。历史知识除了自己亲身经历之外，大部分是通过史学家的记载保存下来的，如果说周公旦、刘邦和李世民这些统治者主要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总结历史经验的话，那么他们的后代要总结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就不得不求助史官们了。史鉴因此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传闻左丘明所著的《左传》上，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那里记载了许多具有很高借鉴价值的史实。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并明确指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来作为后人的鉴戒。因此，《史记》里总结历史经验的地方是很多的，特别是在《本纪》和《列传》部分，几乎俯拾皆是。唐代伊始，即着手于官修前代史书，魏征等人奉旨撰写梁、陈、北齐、周、隋王朝史，尤重史鉴，如在《陈书》里分析陈国灭亡的原因在于后主陈叔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而“不知稼穑艰难”。《旧唐书·令狐德棻传》对初唐的修史目的做了说明：“德棻尝从容言于高祖曰：‘窃见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大业杂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高祖然其奏。……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撰，乃令令狐德棻与秘书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征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梁、陈、齐、隋诸史，武德以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令狐德棻说的“贻鉴今古”和李渊说的“穷尽变通”、“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即是如上诸多史书的编写旨意。

在一系列史书的编写中，《资治通鉴》更是典型的传统史学讲究史鉴的代表作。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明确地说他编写此书的目的就在于获取史鉴，“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即将冗长的中国历史“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以使帝王于日理万机之暇，取而披览，以“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原书本名为《通志》，宋神宗取阅部分后，认为其书能够“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赐名《资治通鉴》。明末清初，王夫之读《资治通鉴》后深有感触地说，一部历史“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如果说司马光之前中国历史的传统只是不自觉地把历史作为统治的借鉴，那么到了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就把历史的地位提高到了极点。司马光已经比较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其撰写的过程中得以很好的体现。《资治通鉴》紧紧围绕“资治”这一中心取材，“专取关乎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突出历史对政治的作用。甚至一个简单的时间起讫，也要赋予特别的政治含义。《资治通鉴》秉承《春秋》的历史精神而撰写，但在时间上并没有紧接《春秋》，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司马光并未以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晋”为起点，而是将周天子立三晋大夫为诸侯之年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端，是别有深意的。司马光以“臣光曰”的形式，对此事有长篇的议论，这是全书第一篇史论，开宗明义地表达作者的政治态度。他强调君臣名分就像天尊地卑那样不可改变，只要名分尚存，国家就不会灭亡。周威烈王自坏纲纪，才导致了周朝的衰亡。正如元朝胡三省为《资治通鉴》所做的注释所言：“《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矣！”《资治通鉴》叙事终于五代，也是有其极其深刻的历史意义的。唐末五代，天子大权旁落，藩镇军阀拥兵自重，连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自己也是以后周大将的身份，发动了陈桥兵变，才登上帝位的。所以宋朝建国后，吸取了这一历史教训，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将领拥兵自重，加强中央集权。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终笔于战火纷飞的五代，和开篇的三家分晋互相呼应，是有其特定意义的。

李维塑像。李维（前59—后17）古罗马历史学家。所著的《罗马史》142卷，记述了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至前9年的历史。今仅存35卷及其他各卷残篇。

在西方，编写史书以为今人借鉴的事例同样是很多的。如罗马帝国时期的史学家李维在他写的《罗马史》（全名为《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中说：“研究过去的事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在历史真相的光芒下，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各种各样的事例。你应当把这些事例作为借鉴：如果那是好的，那么你就模仿着去做；如果那是罪恶昭彰而最后身败名裂的，那么你就要引为大戒，竭力避免。”另一位罗马著名史学家塔西佗也说过：“我认为，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湮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被恩格斯誉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家、历史学家、诗人”和“近代军事著作家”的马基雅维利，曾专心潜读李维的《罗马史》，然后将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史事，与当时佛罗伦萨的现实情况，逐一加以对比，并写成《论李维》一书。他的用意即是希望人们能够从古罗马的历史中寻求对于当前政治改革的启示和借鉴。和这一思想一致的是他写的另一部十分著名的史书——《佛罗伦萨史》。这部书里，他把古罗马与14、15世纪的佛罗伦萨做了对比，并努力探求使佛罗伦萨借鉴古罗马而统一意大利的道路。

近代以来，历史学都已突破了借鉴史学的框框，人们注意的重点转移到历史发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律上。但历史借鉴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仍然是当前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人们研究历史上的人事，将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它的成败得失。例如，秦王朝为什么会很快灭亡？安史之乱又为什么会发生？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会成功？中国的戊戌变法又为什么会失败？实际上，他们都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历史学的借鉴功能在近现代也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孙中山先生在革命斗争中很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在改组国民党的同时，提出了革命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他还总结历次武装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军阀是靠不住的，于是决定创办黄埔军校，建立自己的军队。孙中山总结历史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总的来说是很有成效的，这在后来的实践中体现了出来。

而在借鉴历史、发挥史学的借鉴功能方面，毛泽东同志不但始终十分关注，而且成了光辉的典范。毛泽东对以“鉴”为宗旨的《资治通鉴》十分喜爱，在他故居的藏书中，既有这部书的线装本，也有50年代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后的平装本。这些书里都有他圈点批划的手迹。他读《通鉴》的目的就是要从中吸取历史的借鉴。1954年冬，毛泽东对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通鉴》的体例、断限，毛泽东同志不仅有独到见解，而且从中取得历史的借鉴。对于许多历史人物，毛泽东同志也都能从他们身上获得借鉴，并借以指导当前的伟大革命斗争。例如，他对秦始皇，一方面指出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一方面则指出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由于丧失了进取的方向，志得意满，耽于逸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以至于激起陈胜、吴广起义，最后很快亡国。关于陈胜、吴广起义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同志以“二误”作了总结：一误是功成忘本，脱离了本阶级的群众；二误是任用坏人，偏听偏信，脱离了共过患难的干部。其结果是众叛亲离，本来在军事上占有很大优势，锐不可当、天下归心，但其政权却仅仅维持了六个月便短命地夭折了。他还进一步指出，这“二误”的经验教训，于古于今，都有极为深刻的意义。

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说：“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延安整风之后，他曾撰文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后20多年的历史经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历史上因为功成业就、骄傲自满以至于失败的教训，毛泽东一直十分注意。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写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后，由于一些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导致起义军失败的过程及其教训。当时，正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关于党的历史问题讨论，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之后，非常赞赏，把它列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印发全党，4月12日，毛泽东做《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时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信说：“《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关于子女教育问题，毛泽东也曾引历史以借鉴。1967年，他专门推荐大家读《战国策》一书中的《触龙说赵太后》，并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这个历史的借鉴对于教育子女和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都是有重要教益的。至于在军事上，毛泽东同志借鉴古代历史上的战争、指挥革命战争的例子就更多了。如，毛泽东同志曾批注孙膑“围魏救赵”战例，说它“攻魏救赵，因败魏兵，千古高手”。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到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时，专门借鉴这一战例，指出：“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诱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指挥的对国民党军队的“围点打援”战役，实际上也是对“围魏救赵”这一历史战例的一种借鉴和灵活运用。

孙膑，战国时期齐国人。为孙武的后代。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后涓为魏将，诳他到魏，处以膑刑（挖去膝盖骨），故称孙膑。后经齐国使者秘密载回，被齐威王任为军师。设计先后大败魏军于桂陵和马陵。著有《孙膑兵法》。

赫鲁晓夫旧照。赫鲁晓夫（1894—1971），曾任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等职。

历史借鉴的目的在吸取前人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作为行动的参考。这就是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所说的“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方也”。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握前人成败的主要原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是停留在历史现象的表面。但是，只以现象为准的史鉴，在历史上却屡见不鲜。例如，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一大进步，但西汉初年，为了“强干弱枝”，又开始大封同姓王，部分恢复了封建制，这给后来的“七国之乱”埋下了祸根。在这个历史借鉴的问题上，刘邦犯了很大的错误，因为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暴政，而不是在于“废封建，行郡县”。黑格尔所以说，君主们很少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东西，就是这个道理。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的。1956年苏联的赫鲁晓夫上台后，总结历史经验，大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由于他把造成个人迷信的罪责都算到斯大林的账上而没有找到产生个人迷信的社会历史根源，结果没过多久，他自己也搞起个人迷信来了。

历史借鉴的深度取决于历史认识的深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人们的现实利益。由于历史认识和阶级利益的局限，传统史学在历史借鉴上做得并不足够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能发挥的借鉴功能，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非传统史学所能比拟。但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是尽可能如实地再现历史过程及其发展规律，而不是历史借鉴，如果把寻求历史借鉴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那就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降低到传统史学的水平了。

第四节　全面理解历史学的社会功用

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指它作为一门学科对社会历史发展所能发挥的作用。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历史观点、历史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渊源于客观历史并最终为其所制约，这是历史发展对史学发展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社会意识也会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就是这种反作用的一个方面。由于历史学所包含的内容异常丰富，故其社会功能亦具有十分广泛的含义。概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作用，一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其中，前面所述的历史学的认识功能是属于第一方面的作用，而历史学的教育功能和借鉴功能则是属于第二方面的作用。

我国传统史学一般不大重视发挥认识功能。孔子作《春秋》，重在“寓褒贬，别善恶”，强调的是它的教育功能。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为了总结历代封建统治成败得失的历史经验，强调的是它的借鉴功能。这种情况，反映了传统史学时代和认识上的局限。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虽然也重视历史学的教育功能和借鉴功能，但更重视它的认识功能，“通过探讨由大量偶然性因素组成的历史事实，人们可以认识历史的内在结构，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获得对于人类社会的规律性的认识。这是历史学最高的认识功能之所在，也是历史学最高的社会价值之所在”。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只有在充分发挥它的认识作用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教育功能和借鉴功能。

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当然可以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但是教育功能并不是历史学的特点，社会科学的其他分支，诸如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都可以起到教育作用。如果把教育功能视为历史学的唯一功能，就可能导致削弱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功能，也容易混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和传统史学的界限。而把历史借鉴当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任务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历史借鉴往往带有很大的实用性，即出于现实生活中的某种需要而求助于历史。如果没有科学的历史知识，不了解基本的历史联系，是难以从历史上学到什么东西的。若在史鉴的名义下生搬硬套，就会闹出笑话。历史规律是客观的，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历史条件和特殊的规律性，离开对具体历史条件的科学研究，所谓借鉴别国的历史规律，不过是“邯郸学步”罢了。

历史研究必须为现实服务，如果脱离现实，历史学就会失去它的生命力。但是，为现实服务并不等于就是为现存的事物服务。历史学不为现实生活中那些过时的、正在逐步丧失其生命力的事物服务，而只应为那些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新的、富有生命力的事物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学为现实服务也就是为未来服务，因为现实和未来是密切相连的，人们回顾历史，固然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但认识现实的根本目的却在于发展现实的一切，并更好地走向未来。

历史和现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发展过程。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是历史的前提和基础。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现实，无数世代的现实构成绵延不断的历史。如果把历史比做一根漫长的链条，它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一个特定的现实社会。最初一代人与最近一代人的现实社会是历史链条的开端环节和最新延伸出来的环节。其他各个世代的现实社会都是它的中间环节，它们都是现实的，也都是历史的。过去的现实是历史，今天的现实仍然是历史的一个环节。因此，历史不仅是过去的现实，也是今天的现实；现实不仅是将来的历史，也是现在的历史。当前的现实不仅是后世史家研究的对象，也是今天的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

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与恩格斯合写）和《资本论》的著者。

这里，必须强调的一点是，现实当中，实际上是包含着历史的。历史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渗透在现实当中。孔子就曾经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殷礼里有夏礼，周礼里又有殷礼。这里，孔子看到了现实之中包含着历史的事实。西汉初年，刘邦“汉承秦制”、“校秦之弊”，也是说明现实与历史之间是既有变化，同时也是有包容的。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深信立足于现实的人，要创造历史、改造社会，首先就必须了解自己今天一切活动所赖以存在的历史基础，就要研究历史，尊重史学。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他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说过：“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人们总是在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包括生产力、资金、环境和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即“创造环境”，这正是人类历史不断地前进和发展的一面。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一个时代总比前一个时代进步。第二，人们在创造历史不断前进的时候，又必然总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进行的，谁也不能够随心所欲地脱离这个基础而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个基础即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也即是每一代人或每一个人都要遇到的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也创造人”。第三，历史学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实活动所赖以存在的条件和环境，从而更有效果地依据这些条件和环境即今天中国的国情和世界现状，来从事改造环境的历史创造活动。

正因为如此，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就反复地教导全党、全国人民必须研究历史，要懂得今天的中国是昨天和前天的中国的继续，要从中国昨天和前天历史的发展中，认清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国情，并据此确定党的政策，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改变现状。我们知道，正是由于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坚持调查中国的现状，深谙中国的历史，牢牢地掌握了中国的国情，反对教条主义，所以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才找到中国革命的道路，创立毛泽东思想，领导党和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它的根本任务是探索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引导人们通过回顾过去而更好地走向未来。闪电总是走在雷鸣之前，历史科学也应该走在现行政策的前头，而不是跟在后面为它做注。既然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过程，那么，历史学不仅应该研究它的过去，还应该研究它的现在，并且尽可能地科学预见它的未来。历史学家如果只是面对过去，把现在和未来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那就会割断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使得历史学成为过去学。这样的历史学，与现实无法血肉相连，是失去生命力的历史学，一旦失去生命力，将很容易陷入发展的瓶颈之中，而这一切只能是咎由自取。

第三章　历史学的发展史

◎从结绳记事启程

我国的历史学起步比欧洲早。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我国的第一部国别史著作《国语》，同时，它也是世界第一部国别史著作。汉代司马迁的史学名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它的问世，对我国后来史学著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史学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比前代增加了40多倍。到了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唐太宗就曾亲自组织编修前代史书。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中国史学又出现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春天。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学史上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后人将它和《史记》并称为“史学双璧”。元朝统治者“只识弯弓射大雕”，他们重武轻文的思想直接导致了整个元朝的历史学家们毫无建树。明朝和清初的史学是传统史学的总结和嬗变，这一时期，我国出现了两部“百科全书”式的史学著作——《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近代的中国史学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冲击，一些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等，开始引进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和治史方法。“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等人在中国也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使中国的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古希腊时期的历史学是整个西欧历史学的滥觞。随后的古罗马，延续了古希腊的史学传统，为古希腊史学的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古罗马灭亡直到文艺复兴的1000年间，是整个欧洲最“黑暗的时代”，在神学的压迫下，古希腊、古罗马的史学几乎断绝。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它们才重获新生。这一时期欧洲的历史学出现了一个高度繁荣的景象。17、18世纪，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拿破仑的枪炮打碎了西欧封建专制的城墙，传播了资本主义思想，彻底动摇了西欧封建国家的根基。随后，资产阶级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欧洲的史学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景象，出现了许多史学流派，西方史学有了一个新的飞跃。

第一节　中国历史学概说

一、先秦两汉时期历史学

史学起源于记事。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多用结绳记事，但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他们所记的是一些什么事情。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历史，大多是从口头流传下来的，它们大都是一些远古的神话传说。比如：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等。

拿破仑画像。拿破仑（1769—1821），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生于科西嘉岛。1793年因在土伦战役中指挥出色，擢升为准将。1799年发动雾月政变，组成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官。1804年加冕皇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

我们从古代文献记载的一些远古传说中，可以窥见原始时代先民们生活、生产的一些面貌，这些远古传说反映了原始历史意识的特征：传说与生产、生活密切相连，同时呈现出神话的色彩。除了远古的神话传说之外，先民们的历史意识还存留在种种现存的远古遗迹当中。先民们把一些与自己生产、生活相关的自然物看成是自己氏族的起源和保护神，这也是原始历史意识的一种反映。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史学的起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自商朝盘庚迁殷以后，直到春秋末年，在约近千年的历史行程中，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逐渐发展，史学也日益进步，由简单的记事发展到经世致用。《尚书》被称为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的史书，主要是一部历代政治文件汇编，虽无一定的史例、史法，但其中确实保存了一些关于夏、商和西周的珍贵资料。从史学角度看，它是属于以记言为主结合记事的一种史书，其中不少篇章已寓有“经世”之意。我国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起，就有了按年记载的编年史。从此以后，中国历史基本上有了持续不断的记载，差不多每年都有史可查。当时的重要诸侯国如楚、齐、鲁、燕、晋、陈、宋，都有了明确的纪年。我国有这么早、这么完整的历史纪年，是全世界所罕见的。春秋时期，诸侯各国都有史官记事，如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等，都是当时的史书。其中，《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著，《春秋》的出现，使我国史学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史学逐步变成了“经世之学”。据说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而墨子也曾见到过“百国春秋”，当时史学发展的盛况是可想而知的。

《春秋》记载史实非常简单，如鲁惠公死，其子隐公未依继承法而被立为国君，《春秋》就只记载“元年，春王正月”，不说鲁隐公即位，表示他不是正式做鲁君。又如写“齐崔杼弑其君光”，意思是说崔杼犯了弑君罪。《春秋》之中还有只记标题而无详细内容的地方，有的只记一个字，如“雨”（僖公三年夏六月），所以被王安石讥为“断烂朝报”。

左丘明，春秋时期鲁国的历史学家。双目失明，曾任鲁国太史。相传曾著有《左氏春秋传》，又传《国语》亦出自其手。

自平王东迁后，以至战国时代，“重人事，轻鬼神”已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主要思潮。《春秋》亦是具有畏惧天命而重视人事的天人观，这和孔子的一贯思想是符合的。在天人关系上，孔子注重人事。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学生也说他“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肯定人的作用，与此相对应的是，《春秋》记述的是人的历史。《春秋》还具备“惩恶劝善”的史学功用观，后人称之为春秋笔法，如同是记杀人，有诛、弑、杀的区别；同是记战争，有侵、袭、入、伐、围、灭的差异。此外，孔子还运用一些隐讳手法来寓含褒贬。

相传鲁国的太史左丘明，采各国史记写成《左氏春秋传》，用事实来说明《春秋》书法，并将孔子史学功用概括为“惩恶而劝善”。司马迁更誉称其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孔子和左丘明还开始运用发展变化的历史观点来观察社会。如孔子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左传》上则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也是讲社会变化的。同时，他们还主张“温故而知新”，认为学习历史主要是为了“知新”；另外，他们也主张进步，“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这种进步的史学观点，给后世史学以巨大影响。

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周王室已完全失去了统治能力，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各国纷纷变法。社会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学术思想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显得特别活跃，一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史学也因此获得迅速发展。同时，随着“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兴起，也为史学发展提供了可能。游士们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周游列国，来游说诸国国君，以获得自己的利益。私学的兴盛，极大地活跃了战国时代的学术空气，也为史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战国时期，各种类型的史学体裁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例如，记事史、记言史、国别史、系统的编年史。同时又产生了专门的学术史，如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韩非子的《显学篇》等，即是这类性质的著述。

这个时期，人们对史实的考订也开始给予相当重视，如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另外，历史观也在进步，如墨子认为，没有国家之前，人各主张，彼此相非，这种阐述，与前期天命论的国家起源说显然有进步；而韩非子把历史的发展明确地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并写出了各个时期的特点，这在当时是十分卓越的见解。韩非子还认为古代实行禅让，是因为当时帝王的生活艰苦，现在官吏不肯辞职，是因为他的生活比古代的天子还优越。而楚人风胡子则有一个很有特色的观点，他以石、玉、铜、铁四种兵器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志，这与现代考古学对人类文化发展分为旧石器、新石器、铜器和铁器四个时期的结论很接近。

从历史著作上说，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很重要的历史著作。其中，《左传》、《国语》、《战国策》、《山海经》、《逸周书》等为传世著作，《世本》则为清人辑佚著作，而《竹书纪年》等则为出土史著。

我国先秦史学，不仅在“发凡起例”上成为后代史学的开山，而且注重把史学作为人们的教材，使人们能够“鉴往知来”。同时，当时对于史德也非常重视，把“信”字作为修史的标准，把良史作为史家学习的榜样，像齐太史、南史氏、董狐等史家的那种不畏强权、据事直书、冒死以赴的精神，一直被视为我国史家的正气。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政权，秦始皇曾在政治、经济、文字等方面，实行了不少改革，给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但是，秦始皇有些措施，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干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不但受到被推翻的六国旧贵族的反抗，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和斗争。秦始皇面对这种局面，企图以严刑峻法进行残酷镇压。为了禁止人们“是古非今”，他实行了商鞅、韩非子等所提出的“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专制政策，采纳了宰相李斯的建议，颁布了“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的残暴法令，并搞了一场“焚书坑儒”。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它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价值成为后世的光辉典范。《史记》中的十表和八书是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篇章，表的序文概括了古今之变的大势，八书主要论述各项典章制度的发展变化。“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敝通变”，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基本写法，“综其终始”和“原始察终”就是把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都讲述清楚，并进行全过程的综合考察；“见盛观衰”和“承敝通变”就是力求透过事情的表象，看出它的发展趋势。

“焚书坑儒”结束了由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把许多珍贵的古典史籍化为灰烬，造成了极为恐怖的文化专制气氛，压制了学术文化的争鸣，这种残暴的政策，严重地阻滞了我国史学的发展。盛极一时的秦帝国，所留下的历史学著作，仅《秦纪》一种，《秦纪》是秦朝国史，司马迁读过，并在《史记》中多次提及，因其大部分保存于《史记》之中，后人还可以看到。

公元前206年，刘邦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由于慑于农民起义的威力，刘邦采取了减轻剥削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他们还接受黄老学派的主张，实行“无为而治”，使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汉初，在文化上，对春秋、战国期间的几个重要学派的学术思想，都曾予以提倡，并取消“挟书律”，令民间献书，被秦始皇践踏的各种学术文化，很快地恢复发展起来了。

黄帝画像。《史记》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后期长达3000年左右的历史。

汉初的最高统治者，有鉴于秦朝的急剧灭亡，为了免蹈历史覆辙，亟须总结历史教训。刘邦曾对他的大臣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于是出现了陆贾那种具有道、儒色彩的鉴戒史学思想。这说明，当时的历史已向人们提出了“通古今之变”的强烈要求。

陆贾是西汉著名学者，著有《新语》。他的史学思想体现了明显的汉初特色，除了儒道混一的鉴戒思想之外，他还明确指出天道自然，并非以人的意志所转移。他反对天人感应之说，重视人事。陆贾以为圣人是依据“道”的自然法则来创造历史，明确指出人类历史发展有先圣、中圣和后圣三个阶段。他指出人类社会是个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无疑也有合理因素。

两汉时期最著名的史学家当然是司马迁和班固。司马迁，字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生于陕西龙门山附近韩城县的芝川镇，是西汉太史令司马谈的儿子，幼年在家乡耕牧、读书，10岁随父到长安，曾就学于经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他20岁开始漫游，到过现在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到长安后做郎中；又奉使西南，侍从武帝巡狩，足迹几乎走遍全国各地，他观瞻了历史的遗迹，了解了社会风土人情，搜集了传闻轶事，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在继承父职任太史令后，他又博览了朝廷藏书，为《史记》的写作做好了充分准备，并且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开始了这部不朽巨著的创作，此书大约完成于汉武帝太始四年（前93年）。

在先秦史学的基础上，司马迁写出了不朽名著《史记》，创制了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史书体例。这五种体例，即互相独立，又互相联系和补充，形成一种系统的有机的历史编纂方法，比较好地记录了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丰富内容。《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传记文学名著。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后期长达3000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130篇，526500字，内分《本纪》12篇，记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10篇，把错综复杂的史实用简明表格谱列出来；《书》8篇，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30篇，主要记载贵族王侯的史事；《列传》70篇，是官吏、名人以及部分下层社会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还记载了一些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历史。

《史记》以丰富的内容，把司马迁的历史观点充分地表达了出来。司马迁对每一个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记载，都不是平列的堆积，而是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发展眼光进行表述的。他以“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为目的，写成这一部贯通3000多年历史、堪称为一家之言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因而“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在《史记》一书里，司马迁的那种不为时屈，“敢述汉非”的浩然正气，处处都有反映；书中对暴君、暴政、豪强、酷吏进行猛烈地抨击，字里行间洋溢着正视现实，关心人民疾苦的感情，把反抗强暴、敢于起义的英雄人物，提到很高的地位。凡是爱国爱民的、急公好义的、尚义任侠的，或者在文化教育上有成就的，都给予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对出身于社会下层的人物的历史，十分重视，这些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

尤其值得赞扬的，是他所追求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那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派，用阴阳五行学说为间架，以《春秋》作为搓捏的材料，吸取先秦各派唯心主义思想，构造了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公然宣称“天不变，道亦不变”，企图用神学来桎梏自春秋以来形成的进步历史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以神学异端的姿态，凛然崛起，勇敢宣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天在变，道亦在变，古往今来无时不在变，对依靠政治势力取得显赫地位的公羊学派给以猛烈抨击，坚决把人类历史独立于鬼神之外。

不仅如此，在探求历史问题时，司马迁对社会经济关系也十分重视。在《货殖列传》里，提到经济发展有它本身所遵循的路子，是行政命令不能勉强的。他认为，人的社会地位、道德观念，总是受其经济地位左右，地位不一样，道德观念就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他虽不可能达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高度，但对社会变化的原因、社会地位的作用，他已有了一定的认识。

除以上优点之外，《史记》还有如下特点：例如，写当代史特别详备、贯穿了实录的精神、对史料详加考证、评论历史、文学水平高超等。

汉代另一部史学名著是《汉书》。《汉书》也称《前汉书》，是东汉时期的班固根据前人的成果，沿用《史记》的体例，并加以发展，编撰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自幼聪明，9岁时就能属文，16岁入洛阳太学。他性情宽和谦让，因此深为当时儒者所钦重。他的父亲班彪是当时著名学者，曾作《史记后传》65篇，补写《史记》以后西汉的历史。班彪死后，他想要补完全书，后有人告发他私改国史，捕入京兆狱。其弟班超上书辩解，获释，汉明帝很赞赏班固的才能，召他为兰台令史，转迁为郎，典校秘书。自明帝永平中他奉诏修史，经过多年努力，于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基本完成《汉书》的写作。《汉书》所反映的思想和代表官方思想的《白虎通义》基本上是一致的。和帝永元初年，班固随外戚窦宪痛击匈奴，勒石燕然山而回，铭文出自班固手笔。后来班固因为受到窦宪牵连而死于洛阳狱中。班固死时，《汉书》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和帝便命令班固之妹班昭和马续一起补写，班昭续成《八表》，马续撰成《天文志》。

班固，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人。因继续完成其父班彪所著《史记后传》，被人告发私改国史，下狱。其弟班超上书力辩，得释。后得诏续成其父所著之书。善作赋，有《两都赋》等。后因大将军窦宪专权被杀，他受牵连，死于狱中。

汉武帝以前的史事，大都采用了前人的记载，但不是照抄原文，而是按他的原则加工整理，创造补充。比较《史记》和《汉书》，便可看出，司马迁、班固确有很多相异之处。在编纂体例上，班固把《史记》里的“书”，改为“志”，把“世家”并入“列传”。《汉书》包括12本纪、8表、10志、70列传，共100篇，80多万字，后人析为120卷，详细记述了自汉高祖至王莽时期西汉一代的史事，体例规整，编订缜密。全书四个部分彼此之间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形成统一的整体。章学诚说：“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

在《史记》的基础上，《汉书》改造了纪传体，使之条理分明，更有利于完整详细地保存一代历史，从此纪传体断代史遂成为后世所谓正史的范例。《汉书》在史学上的贡献，不仅在体例上有所发展，更重要的是它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如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都比《史记》记载得详细、全面，为政治制度史、法律史、经济史、水利工程史、艺术史、目录学以及历史地理等学科提供了一些宝贵的记述。

班固的历史观点是非常矛盾的。他所生活的东汉时代，儒学占绝对统治，而他又是受诏撰写《汉书》的，因而他是站在当时儒家正统思想的立场上，为封建王朝服务，使《汉书》成为“追述功德，附会权宠”的“官史”。在《汉书》的帝纪中，这种倾向非常明显。在《史记》中入于“本纪”的项羽和入于“世家”的陈涉，在《汉书》中皆贬入“列传”；反抗暴政、同情人民的游侠人物，在《史记》里写得有声有色，到了《汉书》里，却被判了死刑。司马迁把史学从神学的迷离下解放出来，班固又给史学重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暗纱。同时，班固还信奉“五行循环论”和“天人感应”说，有浓厚的天命论观点，这都说明班固的历史观点是相当落后的。

但是，在某些方面，班固也有十分进步的地方，比如说，他支持历史的变通、时势论。贾谊、司马迁认为“向使婴有庸主之材，仅在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班固批评贾谊和司马迁二人的认识是“不通时变”，是不知“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认为帝王应该顺时而治，如刘邦“顺民心”、文景两帝与民休息都是顺时而治的典范；而西汉元、成两帝之后，便不能顺时而治，以致失去民心，导致西汉衰亡。因此，他总结历史上的成功人物是“遇其时”，失败的人物是“不知时变”；从而提出要“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这些观点，在当时来说是可贵的和进步的。除此之外，当班固写到一些政治人物时，也暴露了当时社会和政治上的许多黑暗现象。如在《佞幸传》、《外戚传》和《景十三王传》里，指出了西汉诸侯王，“率多骄佚失道”。对于朝廷的昏聩，统治阶级内部的荒淫混乱，他也做了如实的揭发。在这些方面，《汉书》确乎继承了《史记》那种“不虚美，不隐恶”的优良传统。班固的文章也写得很好，读起来，令人“亹亹而不厌”，所以“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后世人们常以“班马”、“迁固”、“史汉”并称，从大的方面来看，班固仍不失为我国的伟大史学家，《汉书》也不失为流传百世的史学杰作。《史记》、《汉书》都是组织严密、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史书，它们的出现，不仅是我国学术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也是世界学术史上的大事。

在汉代史学发展史上，有较大影响的，还有东汉末年荀悦 ① 所撰写的《东观汉纪》。《东观汉纪》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断代史”。“此书叙致既明，议论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仪”。因此，唐太宗李世民曾把他作为探究政治方术、阐发君臣关系的典范。从史学观点来说，荀悦较班固更为进步。在他写的《申鉴》卷三中，曾公然否定“天人感应”和卜筮的作用。荀悦史学思想中最突出的是“天人三势说”和鉴戒史观。《汉纪》在史书体裁的发展上，也有十分重大的贡献。他以“通比其事，例系年月”这个“八字方针”，按年月把史实通通地排列起来，加以类比。有时因记一个人，而连类记载跟这个人有关的人或同类的人；有时记载一件事，而连类记载跟这事有关的事或同类的事；还有时因记载一个人的事，而连类记载这个人的其他的事。这样做，就大大地减少了编年体以年月的局限所造成的记载上的困难。给后世史学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两汉是我国封建社会繁荣昌盛的时代，在这期间，我国史学也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就，不仅创造了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把历史记载的范围，从记载政治上极少数最高统治者的活动，展向记载社会各阶层的活动，甚至把社会的最下层也包括在内，并使历史成为一部综合性的社会学。两汉史学均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目的，想从古往今来的史实中，找出其中的“相因之义”。他们虽然不可能发现真正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有很多具体论断已包含着真理的颗粒。在《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里，已经表现出他们的世界观中具有一些自发的唯物主义因素。

二、魏晋隋唐时期历史学

魏晋南北朝300余年间，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激烈变动的时期，地主豪强各霸一方，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异常复杂，朝代更迭频繁，分裂局面长期得不到统一。困惑的统治阶级，在现实中找不到治乱的药方，因而就想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时期，由于恶劣的环境、不断的混战造成人民流离失所。而军人跋扈、奸臣弄权，又使文人学者的地位和生命没有保障，常常无故遭到贬斥或杀戮。因此，有些文人学者，在仕途失意之际，退而从事史书的著作，以抒发自己的愤懑。由于这时纸张已得到广泛应用，而字体也较以前简易，特别是突破了汉儒经学的桎梏之后，学术思想较前自由，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整个魏晋南北朝约300多年的时间里，史学著作较前增加了40多倍。与《史记》、《汉书》并列为前四史的《后汉书》、《三国志》皆成书于这个时期。

晋代陈寿撰写的《三国志》，以总揽三国全局的观点和简洁的笔法，阐述了自公元184年黄巾起义以后，到公元280年晋灭吴，差不多100多年的历史，叙事井然有序，成为我国纪传体史书中的又一杰作。陈寿具有以下的史学思想：比较浓厚的神学史观；一定程度重视人事的思想；强烈的正统观念。张华、刘勰等人誉美陈寿可与司马迁、班固媲美。但《三国志》过于疏略，如号称“天下名巧”的马钧和被誉为“医圣”的张机，竟不予立传，所以《史通·人物篇》说他“网漏吞舟”，实为美中不足。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之作注和补，他反对虚美，著史求实，并强调史家的鉴别能力，征引汉、魏、晋、南北各朝著述一百数十种，引文首尾完具，并考订异同，以补陈寿书的不足。有了裴注，《三国志》在正史中，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最好的正史。

《关羽擒将图》。东汉末年，诸侯纷争、皇室衰微，最终形成魏、蜀、吴三足鼎立之势。图中所描绘的是蜀将关羽擒拿敌将的情景。

范晔撰的《后汉书》也是正史中的佳作。值得称道的是，他的史学观点较班固大为进步，在体例上也较《汉书》有所发展。范晔肯定纪传体，重视论赞。在纪传体的基础上，范晔又创立了《列女传》、《文苑传》。《列女传》记载了才行优异的妇女的事迹，把历史上的载笔扩展到占人口半数的妇女方面，这是他眼界高于一般人之处。除此之外，他还为“逸民”、“独行”、“党锢”、“宦者”、“孝子”立传，使纪传体史书更加完备。因此，刘知几赞扬他“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

《宋书·范晔传》说：“晔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在迷信和玄学牢牢禁锢人们思想的南朝，他敢于公然宣称“天下决无佛鬼”，确乎有过人的胆识。他的史学思想，除继承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传统外，还主张作史书要“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因事就卷年发议论，以正一代得失”。所以他很重视史论，特别把他的史论独立成书，其中有不少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言论。但范晔的思想也有很多迷信色彩，受到了当时的天命论思想的影响，专门为“方士”立传就是明证。可惜的是，范晔未完成《后汉书》的写作就被杀害，遗稿为后人所编排，其中难免有与原著不符的地方。

梁朝沈约 ② 所撰《宋书》，萧子显所撰《南齐书》，魏收所撰《魏书》，都是这个时期完成的正史。只是以上三个人的史学思想，与“前四史”的作者相比是大为逊色的。例如，被司马迁、范晔等人赶出史学大门之外的鬼神，却又被他们悄悄地请回到史学里来，一方面他们给统治阶级在现实的苦闷中带来精神上的麻醉，另一方面企图以神的灵光来遮盖人民对苦难世界的认识，用幻想的幸福来欺骗人民。沈约有比较严重的门阀思想，同时他还宣扬君权神授的天命论。《魏书》则存在任情褒贬、曲笔回护的严重缺陷，致使众议沸腾。《南齐书》除了大肆宣传天命论之外，还存在为齐、梁二代统治者隐讳虚美的缺点。

〔北魏〕石窟。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在我国十分繁盛。这座石窟正是当时佛教盛行的一个缩影。

在当时而言，以他们三人为代表的正统史学家，史学思想一般说是比较落后的。但是，他们所撰史书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如沈约的《宋书》，便收载了当时许多人的奏议、书札、文章等，反映了当时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实况，其史料价值较高，特别是对于没立传的人，在别人传里涉及时，他就顺便把那个人的事迹加以叙述。这种精巧的“带叙法”，给后世留下了良好的影响。《宋书》八志，是全书精华所在，其篇幅几乎占了全书一半，叙事往往远溯三代，详载魏晋以来典制沿革，而不以刘宋为限。再如《南齐书》，因为作者萧子显生活于萧齐的王室贵族之家，对于当时官藏的历史资料有较便利的阅览条件，所以《南齐书》中存留了不少珍贵的原始资料，如《祖冲之传》中，就记载了不易多得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他还采录了其他有关南齐史著的大量资料。魏收的《魏书》，也保存了不少原始而又比较完整的史料。特别是他新创的《官氏志》和《释老志》，十分有功于史学。《官氏志》记述了鲜卑族原有的和改定的氏姓，基本反映了鲜卑部族的形成和许多部落、氏族间离合的过程。它体现了北魏王朝自身的特点，其中有许多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重要史料，《释老志》详细叙述了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和佛、道二教流传情况，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我国宗教史的重要文献，此外，《食货志》记载均田制和三长制，是研究北魏和此后300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文献。总之，《魏书》里面虽有不少曲笔而被人称为“秽史”，但因它作为一个良好的资料仓库，所以还有一定的价值。

杨坚（540—604），即隋文帝。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北周时袭父爵为隋国公，女为宣帝皇后。静帝年幼即位，他任丞相，总揽朝政，封隋王。大定元年废静帝自立，建立隋朝，开皇七年灭后梁，九年灭陈，结束南北朝分立局面，统一全国。仁寿四年被太子广（炀帝）杀死。

除以上列举的正史之外，在这个时期写成的别史也有几十种之多。现存的有东晋袁宏的《后汉纪》、常璩的《华阳国志》、鱼豢的《魏略》、梁萧方等人的《三十国春秋》和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除此之外，帝王们的《起居注》也特别发达，仅《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就有48种之多。人物传记有219种。这些书有的至今尚存，有的为各种古书所引用。他们往往能保存史官所不及备载的“风俗之旧，耆老所传，遗言遗行”，其作用“或详于一时之所得，或发史官之所讳，参求考质，可备多闻”。在我国历史上，这一个时期的门阀制度是最盛的，记载某一氏族的来源、世代体系、户籍迁移等等的“谱牒”、“家传”也特别多。某一家族中，有名人物的传记以及与其有关的政治经济等轶闻故事，对研究历史也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魏晋以来，南北分裂，各自为政，为了斗争的需要，政府十分重视地方志书的撰修。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些地方志书达140种之多。著名的有《洛阳伽蓝记》、《佛国记》等等。超过原书好多倍的《水经注》，也由郦道元在这个时期里写成。以上这些，对“开导后学，发明先义”贡献很大。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的学术思想较两汉自由、活跃，是我国史学“百花齐放”的时代。除了后来兴起的“典志”、“会要”、“纪事本末”、“学案”等史书类型以外，重要的史书类型在这个时期都先后创立起来了。更重要的是，史学在这一个历史时期，已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在学术领域里，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从刘宋时期开始，国家设置了四种专门学校，以史学为四个专科之一。“史学”这个名词即出现于这个时期，表明了史学已有其突出的地位和重要性，也表明了史学本身是一直在向前发展的。

在这一个时期里，还有一件值得提出的大事，即《竹书纪年》的发现。《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编年体官史，因原本写在竹简上而得名。这本书久埋于地下，直到公元279年汲郡（河南汲县一带）发掘魏襄王墓时才被发现，记有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有了《竹书纪年》的出土与整理，发现了一些从来不知道的史料，有力地纠正了过去对古史的一些错误说法。《竹书纪年》的发现，对古代史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长达300多年的大分裂，使经济、政治、文化得以迅速发展。隋唐两代的开国君主，重视思想统治，崇尚文教，对搜求遗书，收藏文籍，不遗余力。隋文帝曾下令，献记一卷者赏缣一匹。他们对历史书籍与政治的关系有较清楚的认识，因而对撰修史书十分重视。魏晋以来，由于国家长期分裂，对于隋王朝的统治十分不利。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隋文帝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评论人物，下诏曰：“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自西汉以来私人自发的修史工作，至隋以后，成为朝廷有组织的事业了。

隋文帝杨坚曾命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等重撰《魏书》，以纠正魏收之误，又命李德林修《齐史》，王昭撰《隋书》。炀帝时，命王胄修《大业起居注》等。隋朝仅仅统治了37年便灭亡了，在史学方面没有较大作为，只为唐代史学界提供了一些史料，使唐代续修历史著作易于进行罢了。

唐代开国之后，最高统治者李渊、李世民等，对史学非常重视。李渊说史书可以“考论得失，究尽变通……多识前古，贻鉴将来”，曾下令修六代史，虽未成，可见其重视程度。李世民则认为“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彰善瘴恶，足为将来之戒”。同时，他们想把天下士人尽量囊括于他们的“彀”中，以便于控制，因而除大兴经学，提倡诗赋以外，便设史馆为前代修史。李世民亲自出马，领衔撰修《晋书》。一时间许多著名公卿，如魏征、房玄龄、褚遂良、令狐德棻等，皆兼领史职，所选史官多为一时名手。这对唐代史学的发展，起了十分巨大的促进作用。被列为正史的“二十四史”，有三分之一是在这个时期撰成的。

唐高宗李治之子李贤墓壁画出行图。

唐太宗李世民领衔撰修的《晋书》，姚思廉修的《梁书》、《陈书》，李百药修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等人修的《周书》，李延寿所撰的《南史》、《北史》以及魏征等撰修的《隋书》，都是我国“纪传体”正史中的名著。这些官修的史书，固然难免有考订较疏、隐讳较多等弊病，但由于史馆有大臣任监修，所选史官多为名手，搜集参考文献也较为便利，容易利用国家收藏的典章制度资料，因此，能够保证顺利完成，并按各种应有的体例保存大量的史料。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隋书·经籍志》，它把隋代以前人们的著述，全部收录其中，并正式使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我国目录学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唐朝最高统治者对史学的强力干预、控制，对于史学的发展也发生了消极影响，当时的著名史学家刘知几，遂用“以古方今”的方法，对当时史界存在的各种弊端，进行猛烈而深刻的抨击，并写下了史学理论著作《史通》。

刘知几，字子玄，徐州彭城人，祖父曾任史官，父于高宗时官至侍御史。他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卒于开元九年（661—721）。他深受家庭影响，对史学兴趣浓厚，20岁进士及第，得官后继续研究史学。从长安二年（702年）开始担任史官，参与修撰过多部史书。一生“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备尝史馆的压抑，景龙二年（708年），因痛感官修史书弊端诸多，愤而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阐发自己的史学观点，呕心沥血，于景龙四年（710年）成书。《史通》全书共20卷，分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十卷。内篇39篇，阐述史书的源流、体例和编纂方法；外篇13篇，论述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内篇中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早已亡佚，流传下来的只有49篇，是我国第一部史论著作。该书对史书的编纂体例、史料选择、语言运用、人物评论、史事叙述、做史原则、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史家得失等方面进行了评述，并提出自己的治史观点。

刘知几认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史才”即修史的才能、技巧等；“史学”即丰富的史料知识和史学知识；“史识”即过人的见识，亦即评论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其中尤以史识最为重要。他在分析研究以往史书的基础上，提出了编写史书的一些原则。认为一部良好的史书“以实录直书为贵”，记载史实应该“善恶必书”，“不掩恶，不虚美”，不能“饰非文过”，“曲笔诬书”。史实的内容只应记载“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大事，而不应记载“州闾细事，委巷琐言”。人物要有选择，不能“愚智毕载，妍媸靡择”；并要“区别流品”，给予正确的评价。体例要“详求厥义”，谨严合理，做到名实相符，不能“名实无准”。搜集史料，不仅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还要细心鉴别，“明其真伪”。叙述史实，应以“简要为主”，要“文约而事丰”，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记述人物的语言，要用“当世口语”，“从实而书”，不要“怯书今语，勇效昔言”。

对于符合他的原则的《左传》和不为一般人所重视的两部史书：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和王劭的《齐志》，刘知几屡屡加以表彰，倍加赞誉，体现了他不同于流俗的“史识”。在《惑经》篇中，他批评《春秋》这部书“巨细不均，繁省失中”，“真伪莫分，是非相乱”，指出《春秋》不过是一部“菁华久谢”的陈籍。在《疑古》篇中，他批评了《尚书》和《论语》，指出《虞书》赞美尧“克明俊德”，能识别大才大德，是编造出来的“奇说”，尧、舜禅让的美谈，是捏造出来的“虚语”，总之，他认为“远古之书，其妄甚矣”，不能轻信。对古书中所载的鬼神、祥瑞、迷信等等的批判，更是不遗余力。

在《史通·直书》篇里，刘知几对于古代为坚持直笔而牺牲的史家极为赞叹，说：“盖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畏强御；韦（韦昭）崔（崔浩）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相反，刘知几对史家队伍中，那种毫无品节，“故为异说，以惑后来”的丑类，大力口诛笔伐，说他们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应把他们“肆诸市朝，投畀豺虎”！

《史通》所反映的刘知几的史学思想，良莠并存，某些见解至今仍有借鉴意义。虽说《史通》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前后重复、互相矛盾等，但是，刘知几以其卓越的才华、过人的毅力，很好地完成了堪称史学理论和史学评论开创性著作的《史通》，它的成书标志着我国史学发展已进入新阶段。

〔明〕仇英·贵妃晓妆图，描绘了杨贵妃正晓起整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杨贵妃千娇百媚，令李隆基神魂颠倒，甚至连早朝也不上了。这也许是造成“安史之乱”的症结所在吧！

自“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江河日下，一蹶不振，社会危机十分严重，一些有识之士为寻求拯救危亡的良策，想通过改革来挽救唐王朝，纷纷投入史学的探索之中，于是社会上便出现了一股以现实社会种种问题为着眼点来撰史、评史的史学思潮。卷入这个思潮的不仅有史学家，而且有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他们有的主张阐发义理，褒贬人物，由“治心以治世”；有的主张从历史沿革方面总结历史，以达到“施诸有政”的目的。一向“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杜佑在这种蓬勃的史学思潮激荡下，自然不甘寂寞，编撰了我国又一部新型的史学巨制——《通典》。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典章制度的史学巨著，它记载了从传说的黄帝时代到唐朝天宝年间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流变，为我国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对后世史学影响极大。

《通典》作者杜佑（735—812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人。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杜佑开始编写《通典》，过了35年，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全书方完成。《通典》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裁，开创了中国史学史的先河。杜佑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经历了安史之乱，目睹了唐王朝的腐朽与衰落，加上他累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的宰相，长期从事政治、经济等工作，对唐王朝的弊政有较清楚的认识。他撰写《通典》的目的，是希望唐王朝能吸取过去的教训，对现行的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巩固唐王朝的统治。

《通典》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分为9类，以食货居首，次以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子目。例如食货就包括田制、乡党、赋税、钱币、漕运等18个子目。对于历代典章制度，都详细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有时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通典》把食货摆在首位，在食货中又把田制列为第一，这不仅说明杜佑对社会经济结构有较深刻的分析、认识，更重要的是，他强调政治措施，必须建筑在一定的物质、经济力量之上。这种见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儒家“罕言利”的传统，这是《通典》的精华所在。

杜佑认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他说：“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上古中华穴居野处，后代圣人易之以宫室。”因此，他反对“非今是古”。基于这种进化史观，他主张“随时立制，遇弊变通”，不必“因循，重难改作”。在人神关系问题上，杜佑的态度比较明朗，是注重人事的。他以“安史之乱”为例，强调了人的作用，阐述了人的活动造成了某种“形势”，同样也可以改变这种“形势”。在解释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时，杜佑认为人民是主体，而皇帝官僚是从属的，“是以一人而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以上这些观点，都是进步的，难得的。

由于杜佑学识渊博，长期从政，特别是理财经验丰富，所以《通典》能博采经史，精通时论，在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宝贵史料。例如“礼乐门”，即长达一百卷，是唐以前礼乐制度的集大成者；“边防门”则记载了我国少数民族及邻国的情况，也是很珍贵的。另外，《通典》还保存了不少今已亡佚的书籍的片段和文章、表疏、奏章等。仅严可均编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就有九百条是从《通典》一书辑出的。在《通典》注中，还保留了不少古字古义，这对训诂学、考古学都有参考价值。

但是，《通典》也有不足之处，以一人之力撰修如此巨著，缺漏和失误在所难免。如其中“兵门”就只记载兵法，关于历代兵制沿革却脱而不载。尽管如此，《通典》仍然是我国古代优秀的史学专著之一，我国史书中的所谓“十通”，就是在它的影响下陆续写出的。

“二王八司马”革新是唐代最后一次自我挽救的尝试，失败之后，改革之风渐息，士人沉沦，腐败堕落之风弥漫，一些史家于是更多地从伦理上考虑问题，因而力求“治心治世”的史学成为晚唐史学的主流，并被视为史学的“正宗”，一代代地流传着。

总起来说，唐代尚属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时代，史家多誉称“汉唐盛世”，我们从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汉唐两代史学，对于那个“盛世”的雅号也是当之无愧的。

三、宋元时期历史学

从唐代后期的藩镇割据开始，我国又一次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五代十国动乱不安，大大地影响了我国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但是，当时各霸一方的统治者，却也十分注重史学，像走马灯似的梁、唐、晋、汉、周，竟然都曾设有史馆，撰修国史。后晋时期，刘朐曾“爰集馆察，博稽载典”，修撰成了长达200卷的《唐书》，即为《旧唐书》。此书存在内容前密后疏的不平衡状态，宋人因此另撰写《新唐书》一部。

司马光（1019—1089），字君实，陕西夏县人。神宗时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后请离京外任，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成书。后哲宗即位，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废除新法。为相8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赵匡胤重新统一中国，这在中国历史上，又是一次转变，统治者不能不考虑如何才能保持和巩固他们的专制政权。宋初的统治者，为了丰富他们的统治经验，对修史工作特别重视，使史学在宋代得到迅速的发展。其次，由于印刷术的普遍采用，书籍流传渐渐广泛，以前见不到的书，到这时大概都比较容易看到了，人们的知识领域也随之较前扩大。这些，不仅增进了著述上的便利，也增强了著述者的愿望。因此，到了宋代，我国史学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纪传体”正史中，有薛居正的《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与《新唐书》；在“编年体”史书中，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朱熹的《通鉴纲目》、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纪事本末体”史书中，有袁枢新创的《通鉴纪事本末》。除以上三体史书之外，还有郑樵撰写的规模庞大的《通志》和徐天麟撰写的《东西汉会要》、王溥的《唐五代会要》等政书，以及李昉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王钦若的《册府元龟》等类书。属于古史方面的有刘恕的《通鉴外纪》、苏辙的《古史》、胡宏的《皇王大纪》、罗泌的《路史》；外交史方面，有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金石学方面，有宋徽宗赵佶的《宣和博物图》、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等等。

从以上举出的几种代表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宋代史学的发展，是超过以前任何时代的。例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都是我国史学史上的奇葩。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训诂，浩博奥衍，亦非浅学所能通”。司马光虽不以文人自居，但《资治通鉴》的文字仍然卓绝一时，传诵千古。如《资治通鉴》对“赤壁之战”和“淝水之战”两大战役的描写，真使我们恍如置身战场，来观两军的周旋，惊心动魄、可歌可泣，令人不忍释手，读罢之后，脑子里许久不忘。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他学识渊博，认为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通晓从古以来的历史，从历史中吸取兴盛、衰亡的经验教训。他又觉得，从上古到五代，历史书实在太多，做皇帝的人没有那么多时间看。于是，他在被贬洛阳之前就开始动手编写一本从战国到五代的史书。宋英宗在位的时候，司马光把他编写的一部分稿子献给朝廷。宋英宗觉得这本书对巩固王朝统治有好处，十分赞赏这项工作，专门为他设立一个编写机构，叫他继续编下去。

宋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又把编好的一部分献给宋神宗。宋神宗并不认同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但是对司马光编书却十分支持。他把自己年轻时候收藏的2400卷书都送给司马光，要他好好完成这部著作，还亲自为这本书起了个书名，叫《资治通鉴》。司马光罢官回到洛阳之后，就专心写《资治通鉴》，一共花了19年时间，才把这部著作完成。这部书按历史年代编写，从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年到五代时期公元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

为了写这一部巨大篇幅的著作，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收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除了采用历代的正史之外，还参看各种历史著作300多种。据说，这部书写成的时候，原稿足足堆放了两间屋子。由于它的材料丰富、剪裁恰当和考证严格，加上文字精练生动，所以成为我国史学史上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它刚一问世，立即引起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好评，对于后来的人研究历史，提供了比较完备的资料。

《资治通鉴》书影。司马光花费了19年心血才编写成了这部旷世名著。

郑樵所处的时代，是金兵南侵，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钦、徽二帝被俘北去。从此，宋室南迁。郑樵从主张抗金，转入著述生活。1158年，郑樵被宋高宗面召对策，他当着皇帝的面述说自班固以来历代史家做史的不足之处。高宗很赞赏他的宏论，说他敷陈古义，自成一家。郑樵的晚年，埋头撰写《通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抄成之后，便进京献书，终于得了一个枢密院编修的官衔，准许他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可惜被人弹劾，失去了这种权利，不久便病死了。郑樵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南宋，以一个平民出身的学者，依靠自己的艰苦努力，写出了长达300卷的富有创造性的《通志》，光凭这点，也是值得后人尊敬的。在编纂史书上，郑樵主张“会通”，既要师法古人，继承前人成就，又要“别识心裁”，革新创造，他的史著“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因而被誉为我国继刘知几之后的第二个伟大的史论家和史著实践家。

《通志》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说是“五十载总为一书”。它共有200卷，记上古至隋唐的制度。全书分为：帝纪18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世家3卷，宗室8卷，列传130卷，载记8卷。其中，后妃、宗室、世家三部分，性质和列传相近，篇幅也不多，后人把它归入列传，这样，《通志》就成为纪、传、谱、略、载记五种体例构成的史书了。它实际上是继承《史记》的传统体裁，不过在改“表”为“谱”、易“志”为“略”，以及全书纲目体例的统一、史事的考订改编、二十略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他独到的见识，也有所创新，所以，章学诚称赞《通志》，是郑氏“别识心裁”的创作。

南宋袁枢为我国创立了一种新的史学体例——“纪事本末体”。正史“纪传体”是以人为主，“编年体”是以年月为纲，都不容易看出一件事情的原委来。“纪事本末体”却以事为纲。这种体裁，可以“因事命篇，不拘常格”，“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具有篇幅节省而事件清晰的特点，的确是我国史学上的一大进步。

在史学的见解上，宋代的史学家们仿佛看出了寻求历史规律的问题。如司马光对于《资治通鉴》的著作，力求寻找历代“治乱兴衰之源”；郑樵对《通志》的著作，提出了要明了“相因之义”，初步看到了历史连续性的重要。虽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但能达到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另外，宋代史学家们，非常重视史学“经世致用 ③ ”的作用，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目的就在于“资治”，朱熹作《通鉴纲目》和欧阳修作《新五代史记》和《新唐书》，均提出了“春秋笔法”，目的都是为了“经世”。

除以上所述，宋代史学家对史学上的重要贡献还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对史料的收集工作。宋代对史料收集面的广泛和数量的繁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都达上千卷之多，在搜集史料上，史学家们的确花费了极大的心力，为后人留下了一大批可贵的历史遗产。第二是史料的考订工作。宋代史学家对史料的考订，较前代更加精密，如司马光等在编《资治通鉴》之前，首先搜集史料，列为《长编》，而后再对史料加以考订，写成《考异》，最后才写出《资治通鉴》。对于史料的考证，是史学著作应有的一步工夫，自宋代之后，出现了不少专门从事史料考证的人，像南宋的王应麟，就是特别突出的一位史学家。这也是史学的一个进步。第三是用私人力量修改政府所修的“正史”。自隋唐开始设史馆，官修“正史”以来，没有谁敢用私人的力量去修改“国史”，而宋代史家却勇敢地引以为己任，如欧阳修改写《五代史》即是明显一例。自此而后，又为我国史学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即有力地鼓励了后人用私人力量，去修改官修史书。第四，受到当时史学昌盛的环境影响，宋代笔记佳作甚多，保存的史料也极为丰富，为学者所重视。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大量引用《挥尘录》的内容，元修《宋史》也从宋代笔记中取材。因此，宋代笔记是珍贵的史料宝库，应该受到高度重视。第五是对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重视。宋代史家编的各种“平话”，如《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等，对普及历史知识起了极为有力地推动作用，这是我国史学面向群众的一个良好开端。

〔元〕蒙古射猎图。元朝统治者“只识弯弓射大雕”，对修史工作并不重视，因此，文化学术发展到元代便江河日下了。

总的来说，宋代的史学家们，为我国史学园地浇灌出不少奇葩。由于文化的高度发达，南北两宋成为我国古代史学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

元代初期的统治者，如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极端崇尚武功而轻视文事。他们曾把知识阶层的“儒者”，列为当时社会的“第九类”人物。由南北两宋蓬勃发展起来的文化学术，到了元代，便江河日下了。元世祖忽必烈，虽曾接纳金代状元王鹗的建议，设史馆修撰宋、辽、金三史，但也不过是装潢门面而已。一直到元顺帝时，尚未见有什么史书撰成。从元顺帝开始，元朝的统治已踏入没落阶段，这时才深感有总结前代“兴坏之原”的必要，便接受右丞相脱脱的奏请，设史馆，正式修撰宋、辽、金三史。但这时的时局已很动荡，各地人民的武装起义越来越激烈。韩林儿、徐寿辉等雄踞一方，元朝统治者惴惴不安，对于修史工作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再加上他们所选史官没有真才实学，缺乏分析综合浩繁史料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宋、辽、金三史只能草率告成。

长达496卷的《宋史》，堪称巨著。但其中纪传互异，传文前后互异，前后错误重复之处，达数十处之多，“舛谬不能殚数”。但是在我们今天看来，《宋史》虽荒芜杂乱，但篇幅浩繁，确还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可做我们研究宋代史实的参考。《辽史》修得非常简略，这主要因为辽时禁止所撰史籍传出境外，以致流布不广。金灭辽后，也不知文物书籍的重要，没有及时搜集保存，以致辽代文献散失极多。元代编撰《辽史》，由于史料缺乏，所以编得十分简略，使后人研究辽代史实，感到十分困难。这三史中只有《金史》修得较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在宋、辽、金三史之中，是最为完善的。”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金史》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其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可见《金史》与其他二史比较，还有一日之长。

在元代的史学中，只有元初马端临 ④ 所做的《文献通考》与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是很值得推许的。《文献通考》所搜罗的繁富资料，所汇集的典章制度，给研究文化史的学者以很大方便。南宋灭亡后，马端临不愿出仕，认为自己是宋臣，不能觍颜以事新主，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文献通考》为他一生中所作最大著作之一，书分为24门，348卷。写作始于他34岁左右，经约20余年始成书，成书时间约为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约在他54岁时。马端临在当时统治者的高压下编写此书，一方面怀念故国南宋，对劳动人民寄寓了同情；一方面又愤恨南宋统治者腐败黑暗的统治。如指出“湖田、圩田之利己困民”，行盐法“而州县之横敛起”，这也是《文献通考》的长处。《文献通考》写作的规模宏大，涉及内容无论从纵的方面，还是从横的方面都很繁芜庞杂，因此也有疏漏。此书注意发挥郑樵《通志》所倡导的会通之义，强调研史要融会贯通，以博通为长，与《通典》、《通志》二书相较各有长处，史家并称此三书为“三通”。

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虽然说是承继王应麟而起的，体例上无多大创新，但所释、所注，对后代研习《通鉴》的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对国家的危亡、民族的命运，十分关心。如《资治通鉴》285卷中写道：“契丹入汴，帝与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学士范质草降表。”注曰：“臣妾之辱，惟宋为然，呜呼！痛哉！”又说：“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这种悲愤的文字，处处蕴藏着亡国遗民不忘复国的浩然正气。由于正史无传，胡三省的事迹湮没了600多年，直至20世纪中期陈援庵先生做《通鉴胡注表微》，才使人们注意到胡三省的学术地位和胡注的学术价值。

四、明清时期历史学

明清史学是传统史学的总结和嬗变时期。总结，主要表现在对传统史学理论的反思、评判以及从历史文献方面对传统史学进行清理；嬗变，是指不少史学家在对史学理论进行探索、历史文献的整理诸方面进行的努力，他们在极力寻找着传统史学的出路。 如此，就使明清史学具有某种程度的启蒙色彩。尽管这一启蒙色彩还不是十分浓厚，但是仍然为传统史学刮进了一股清新之风。

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明王朝。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诏撰修《元史》，命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官，宋濂、王祎为总裁官，并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赵壎、高启等近20人为纂修官。朱元璋在建国之初，立即着手组织《元史》的编纂，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书，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的目的，一方面在于网罗前代遗臣，厚给俸禄，使其为新朝效力，并借以磨灭他们的反抗思想；另一方面，表示偃武修文，借以粉饰太平。他的意图是以此来说明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兴起都出于“天命”，而他自己则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明初纂修《元史》，从开始到结束先后两次开馆，累计不足一年，其速度为历代官修史书所不及。

朱元璋画像。朱元璋（1328—1398），明朝建立者。曾参加元末农民起义，1368年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国号为明。后推翻元朝统治，逐步统一全国。朱元璋借修《元史》之机，一方面网罗人才，一方面为自己推翻元朝，坐上皇位正名。

由于编纂《元史》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而成书又力求迅速，因此，便产生了芜杂缺略的毛病。除此之外，又因参与修史的人，不懂蒙古文字，经常把地名、人名搞错，以致有的一人两传；而蒙古族人参与修撰者，又多“数典忘祖”；更重要的是明初的统治者，对史馆所掌管的史料，如“实录”等，一直秘不示人。致使修《元史》时，取材不广，范围狭隘，《蒙古秘史》、《圣武亲征录》这样珍贵的史料，都没有采用。元朝疆域极广，所详仅限于明朝境内，西域史事也未涉及。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元史》问世后，很多学者对它表示了不满，钱大昕则是不满者中持激烈否定态度的一个。对于《元史》的批评，人们主要认为它的编纂工作过于草率，没有认真的融会贯通，基本上都是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略加删削修改而成。但是，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元史》仍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元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它是最早的全面、系统记述元代历史的著作。

明初的统治者，对修史工作，只是虚应故事，苟且敷衍而已。到了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命解绪主持，开局修《永乐大典》，参加人员3000多人，5年编成，共22937卷，3亿7000万字，仅目录就有几百卷之多。《永乐大典》的撰成，在我国文化史上，确乎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是我国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最大一部类书，举凡经、史、子、集、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无不统括在内，资料广博，为中国古代文化成果的宝库。全书所引材料，或整部、或整篇、或整段辑入，均照录各书原文，一字不易，因而许多宝贵的文献能赖以保存。清修《四库全书》时，从中辑出佚书385种，共4926卷。其中包括有晋杜预《春秋释例》、唐林宝《元和姓纂》、宋薛居正《旧五代史》、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样的重要著作。在当时来说，《永乐大典》确是我国文献的渊薮，空前庞大的“百科全书”，十分有功于我国文化，许多宋、元史料，正是由于它而得以保存下来。

但是，明朝的统治者，十分热衷于“程朱理学”，他们依靠所谓正宗儒学的空洞义理来维护和巩固封建秩序和封建伦理。对于史学，往往并不怎么重视，所以始终没有大规模的修史工作。政府对修史工作既然不予重视，只有私家著述来弥补这一缺陷。明代私家的史学著作，大概可分为两类，即对前代史的续修和当代史的记述。

重修前代各史的有王洙的《宋史质》、王维俭的《宋史记》、柯维骐的《宋史新编》、钱士升的《南宋书》、陈柽的《通鉴续编》、谢陛的《季汉书》、吴尚俭的《续后汉书》、李清的《南北史合注》，以及冯琦、陈邦瞻合编的《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等等。明代史学与宋代史学相比，确实差得太远，既没有庞大的史学著作，也无独创的风格和特点。但明代的野史、杂史却很丰富，计野史、杂记、小录、郡书、家史，不下数百种。由于野史泛滥无际，其中质量低劣者，遂成为后人批评的对象。但野史、杂记中，并不是没有可贵的作品。例如王世贞所著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山堂别集》都是优秀的佳作，也确是明代掌故的渊薮。此外，何乔远的《名山藏》，其中保存了有明代中外交通史和东南亚史实的重要史料。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写的《藏书》及《续藏书》二种，前者关于史学的通识，后者关于史料的书载，都能使人开拓眼界，有裨于考证。这类史书中，还有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34卷，洋洋50多万言，分门别类，条理井然；不仅史料十分丰富，见地亦高，而且文章典雅可诵。

方孝孺（1357—1402），宋濂弟子。惠帝时任侍讲学士、《太宗实录》总裁。燕王（即成祖）兵入南京后，他不肯为成祖起草登极诏书，慷慨就义。

明朝史学中，我们应该对谈迁的《国榷》加以相当的关注。谈迁（1594—1657），字孺木，海宁人。他的《国榷》共104卷，是明朝的一部编年史，把公元1328至1645年间的大事按日编写，其主要根据是《明实录》和二百数十家明代学者的著述。他惨淡经营，先后改了6次，历36年之久，编成了400多万字的大书，在私著明史中，是卷帙最浩繁、包罗最宏富的一部。谈迁在编写《国榷》的过程中，忠实地继承了我国古代史家那种“不虚美，不隐恶”，“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优良传统，对明太祖晚年猜忌功臣、杀戮功臣的惨状，如实地记载了下来。当他写到明成祖残杀方孝孺等人时说：“齐、黄、方、练之惨，千载下为之魄悸！”这样直书明朝老祖宗不光彩的事实，需要具有董狐那样的凛然之气。《国榷》是编年体明史中难得的一部上乘之作，历来被史家所称道。

明代史学，整体看来平平无奇，但与史学有密切关系的“目录校雠学”，却很发达。如胡应麟的《四部正讹》、杨士奇的《文渊阁书目》、焦竑的《国史经籍志》，在史学史上都具有相当的地位。再者，朱熹的《通鉴纲目》在明代很受最高统治者的赞赏，因为他主张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专门拥护某一个皇帝的统治，对于敢于反抗这个政权的政治力量，便一律斥为“潜伪”，因此得到统治者的提倡而普遍流行。有不少有识之士，对其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李贽就是最突出的一个。他著《藏书》和《续藏书》，就是为了反对封建传统的偏见，一直到明末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仍在继续进行反对封建偏见的斗争。明代晚期史学的这个特色，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史学的发展。

公元1644年“甲申之变”，原在我国东北的满族统治者，乘机率兵入关，用暴力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清朝。在平定“三藩”之后，清王朝争得了比较长久的安定局面。清朝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疆域广大的帝国。梁启超说“清初诸师，皆治史学”，因为他们“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著名史学家黄宗羲奋起于浙东，倡言治史，在他所著的《明夷待访录》和其他著作里，对君权给予全盘否定。在他的书中，激烈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体现出民主主义的启蒙色彩。唐甄在他的《潜书》里则斥言：“自秦汉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顾炎武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则考证翔实，纵贯百家，以救济天下为宗旨，详细考察历代得失的原因。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选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评论，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从史书中找出“经世大略”，为现实服务。其书评论史事，精见卓识迭出，并且能切中时弊，十分启人深思。

清初的统治者，感到光用镇压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改用大开“博学鸿词科”、“经学科”，以优礼相遇的方法，收罗文人，搜集各类著述，先后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其中，《四库全书》是世界文明历史上最博大、最宏伟的宝藏之一，几乎所有传统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它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现存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

正史中的《明史》则集中了大批史学家参与修史工作，收集了丰富确实的材料，再加上《明实录》和国家档案，先写成初稿，又经过多年的讨论修改才定下来。是书编撰前后长达95年，是二十四史中编撰时间最长的一部。在技术上和内容的考订上都比前几代的史书完善。它的价值不但优于宋、辽、金、元四史，就是与宋代史学家修的《新唐书》、《新五代史》比起来，也还要高明些。在纪传体的正史中，除“前四史”外，《明史》要算最好的一部了。

仰韶文化的陶器。钱大昕治史一丝不苟，他不仅以史证史、以经证史，而且还以出土文物与文字资料相互印证，以求获得真实可信的史料。

除以上纪传体外，还有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夏燮的《明通鉴》、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这些对我国史学都有不小贡献。

在清代史学队伍中，有一支劲旅，就是以黄宗羲和他的弟子万斯同、再传弟子全祖望等代表的“浙东史学派”。他们高举“经世致用”大旗，继承了南宋以来浙东史家“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学术传统，将经史打通，在当时史学阵地上，冲锋最勇敢、最坚决。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及未完成的《宋元学案》是我国第一部学术史专著，为我国史学的发展又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可以说，黄宗羲不仅是清代史学的开山，而且也是我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浙东学派的这些人，以及后起的邵二云、章学诚等，均卓然成家，对我国史学的贡献是很大的。

在清代史学中，还有一项值得推崇的，就是他们对史书的考证，如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全祖望的《经史答问》、杭世骏的《诸史然疑》等书，都是这方面的名著。全祖望、杭世骏的书，只是提出了问题；贡献最大的当要数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人。赵翼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与校勘，以史证史。凡史书中，体例内容有得失的地方，都一一指出。至于历史大事的发生、发展及结果，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可从考出的真相中领悟作者的意见，而泾渭分明，善恶自辨，可谓善于“属辞比事”的大师。钱大昕的学问十分渊博，对史书的真伪考辨甚精，他不仅以史证史、以经证史，而且还以出土文物与文字资料相互印证，大大扩展了搜集和利用资料的视野及其领域，把史料研究置于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王鸣盛的考证，重点在典章故事上做文章，以本书证本书，或以他书证本书，加以分析推论，找出典制和历史事实的真相。他们三人，对开创清代史学界“实事求是”的治史新风，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他们在古史书籍的订伪、纠谬工作上的成就，给后代治史的人们，省却了很大的精力，他们的功绩是值得纪念的。

清代史学家已经知道应该对历史进行比较研究，如马骕的《绎史》就是著名的一例。他用各种古籍材料，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尤其是先秦的历史，吸收了编年体和纪传体之长，运用了类似我们今天编写古代史的方法，使《绎史》成为当时的史学名著，被人称之为“马三代”。顾炎武极为赞赏《绎史》，认为是“必传之作”。不过，马氏的综合能力虽强，但缺乏分析，考证工夫不深，所引用的材料很多是不可靠的，这是他的失败之处。对于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除马骕之外，还有严衍的《资治通鉴补》，他把史书中的材料都摊出来，指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把那些材料删去了，把那些材料弄错了，对史学研究很有贡献。另外，沈炳霞的《新旧唐书合钞》、赵绍祖的《新旧唐书互证》，都是把两书并列对比，看它们的异同，这些著作，对史学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

史论在清代史学中也是具有突出贡献的。清初有黄宗羲的《明史案》、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许多议论不仅目标明确而且很有见地。清代中期之后，祁韵士的《己庚编》、包士臣的《中衢一勺》等等，都是史论名著。在这方面，成就最大的是章学诚 ⑤ 的《文史通义》。章学诚（1738—1801），著《文史通义》共9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著作。章学诚反对“桐城派”的专讲“义法”、袁枚的专讲“性灵”。认为作文要“修辞立诚”，要“主敬”，所谓“敬”，就是态度要严肃；“论古必恕”，就是从事批评应该设身处地，知人论世，通情达理。强调“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才是论文的前提。着重批评了舍本逐末的“文法论”。他还反对“不达时势”、“画蛇添足”、“优伶演剧”、“削足适履”等等不良文风。这些都具有针砭时弊的作用。

章学诚继承黄宗羲、万斯同为首的“浙东史学派”的优良传统，对当时徒托空言的“经学”，进行了猛烈抨击，公然提出“六经皆史”、“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史学”，大大提高了史学在清代学术中的地位。章学诚的史学观点和理论，在刘知几、郑樵所奠定的史论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特别是他对“史德”的提倡，更为史学界树立了一个典范。

清代史学家对历代史书的注释，成绩也是很大的。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惠栋的《后汉书补注》、梁章矩的《三国志旁证》、赵一清的《三国志注补》、吴士鉴的《晋史讲注》、彭元端的《新五代史补注》等等。

我国古代对地理方面的学问，一直是放在历史学的范围之内的。清代史学家们对地理学也十分重视，在这方面的名著，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这些皆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并体现了作者的精见卓识，广泛受到了人们的好评。此外，还有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等。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张匡学、孔继涵等对《水经注》的研究，以及康熙、乾隆时期测绘的地图，也都对史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史学的重要分支“方志学”，在清代也特别发达。康熙、雍正两代，曾两度下诏各地修撰地方志书，后来更是规定每60年一修，著为功令。清代不惟府、厅、州、县有志书，许多著名的乡镇也有志书。清代以前的学者，一直把方志归入地理书类，在史学上不占重要地位。到了清代，就发生了变化，经章学诚的提倡，使方志发展为一种专门学科——“方志学”，为我国史学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基础。此外，清代的“校雠学”，也较明代更为发达，这些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大方便。

清代史学的成就，大略如上所述。总的说来，其发展趋向，大致可分为初期、中期和晚期。初期的史学家们，以“经世致用”为主，大都从事晚明历史的研究，以作为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武器，如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吴炎、潘柽章等。到了中期，人们就转而研究起前代史来了，有为文字考证的、有阐发典章制度的、有以史证史的。到了晚期，社会性质开始改变，外患迭乘，国势衰落，学术思想也随之改变，史学又多注意于“经世”，转而研究边疆史地，还有的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变革。考史者兼治金、石，为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清代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和巩固时期，中原汉族文化与周边各族文化的联系与交流日益加强，因而少数民族史学也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

五、近代的历史学

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进入19世纪之后，一天天地衰落。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反而一天天地发达起来，积极向外进行殖民掠夺。大清帝国成为他们侵略的对象。1840年到1842年之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为英国殖民主义者所战败。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长期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大门被打开了，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争先恐后地涌进了中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政治、经济、文化上给中国戴上了重重枷锁，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从此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清朝统治者被西方的“洋枪”、“洋炮”吓破了胆，一再屈膝投降，出卖中国的大好河山。因此，激起了国内各族爱国志士的愤懑，力谋变法图强，广大劳动人民，前仆后继，进行英勇反抗，血战长达百年之久。

我国古代的史学，历来是为社会时势、政治、经济服务的。在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之际，史学也必然随着发生变化。一些具有救国图强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面对存亡之际，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因此，当时的中国史学产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注重对世界各国的研究，一是注重对边疆地理的研究。

我国史学在当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其史学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第二阶段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第三阶段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魏源画像。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一生著述有《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古书微》等。他对中国的史学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龚自珍、魏源二人，均受业于当时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刘逢禄，二人亲如兄弟，情同骨肉，极力提倡今文经学，力谋“更法”、“改图”，而又都十分推重史学。他们极力表示了对民族危机的迫切的时代感。龚自珍主要是从国内封建统治的腐败着眼的，魏源还特别重视了外侮的严重。在历史学的治学方法上，龚自珍侧重于史论，魏源则理论与撰著史籍并重，一时之间，世人以“龚魏”并称。

鸦片战争前后，学者尚承乾嘉之风，大都埋头于古书堆里，斤斤计较于名物训诂，远远脱离现实，出现了为学术而学术的现象。以龚、魏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对这种学风十分不满，先后提出了“三世三复说”和“气运再造”的类似进化论的史学观点，力求史学能“经世致用”。他们这种以“公羊三世说”为基础的历史观，强调社会变革，实际上包含了改革清末弊政的思想。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人。在他所写的《古史钩沉》、《尊史》等文中，极力阐明史学与民族兴亡的密切关系。他以周代历史为例，认为“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在历史研究中，他从宏观角度，探索出一些历史发展的规律，既能说明历史，又能指导现实政治生活，将学术和经世紧密结合起来。他猛烈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把当时社会比作满身疥癣的病体，四肢被长绳缚在独木上不能动弹，而这长绳就是那种陈腐的皇家的“祖宗之法”。他用形象的话描写出封建“衰世”触目惊心的情景，指出大乱不远了。龚自珍呼吁变革，论证变革是历史的必然。他认为法需要改革：“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他认为历史发展有三个阶段：据乱、升平、太平，倒过来即有盛世、衰世、乱世。这种发展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君主制大前提不能变动，在此大前提下，政策要随时代发展相应地改革，如礼法要由繁入简，科举制度考八股文的办法也得改一改等等。他在嘉庆、道光朝人们都在文恬武嬉、沉醉太平之时，便告诫最高统治者说，种种迹象表明，现今已到衰世了，发出了“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的哀叹，可见他的史识之深邃。

龚自珍的史学见解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张维屏说：“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梁启超说：“《定盦文集》，若受电然！”其感人之深，可以想见。

魏源对史学注意也很早。在他年轻时所写的《董子春秋发微》上卷中，就大力宣扬过今文经学的“三世说”，以倡言社会进化。此外，在他写的《老子本义》一书中，又对“三世说”加以发展，于治平、升平、太平三世之外，另立太古、中古、末世说。他以先秦的历史发展为例，认为大致尧舜之时，相当于太古，夏、商、周三代相当于中古，春秋战国属于末世。他的落脚点仍是在强调社会进化。

鸦片战争后，国事日非，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并且日益激烈发展着，真有“山雨欲来”之势。魏源认为清王朝已到衰乱的“末世”，如不改革时弊，奋发图强，是很危险的。在这大前提下，他写了《圣武记》，试着探究清朝从盛到衰的症结所在，目的是讲求“拨乱之道”，制定“匡时之策”。他企图激励人心，以期回复到像清初那样的盛世里去。他用类似进化论的史学观点，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情况，认为西方船坚炮利是他们在鸦片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他在《圣武记》里，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希望把“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以彼之长技，御彼之长技”。这就是他倡导的“以夷制夷”的战略计划之一。

英国舰船的大炮击碎了清朝统治者的“天朝上国”的美梦，同时也激起了爱国人士救亡图存、反抗外国侵略的热忱。魏源等先进知识分子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达到抵抗外侮的目的。

魏源认为治史应以论史为主，考证为辅。治史应注意历史事件的联系，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联系考察，才能体现史学的宗旨，避免一些遗漏和错误，所以他比较推崇纪事本末体裁。他主张要以放眼世界的态度去研究历史，他还反对为尊亲者讳，主张“纪事之文贵从实”，为达到史学的社会资鉴作用，就需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

1840年至1842年，受林则徐的委托，魏源写成了名噪一时的《海国图志》一书，他认真地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长技与历史、地理、风俗、民情、艺术、宗教、货币、历法等等，写成了我国第一部研究世界历史地理的名著，在“经世致用”的指导下，他提出了很多为当时政治服务的积极主张。

龚、魏二人的史学，是当时地主阶级开明派对国内外复杂矛盾的本能反应，并开拓了士大夫阶层正视现实的一代新风，在当时和以后都起了很好的影响，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导向作用，在国内为康、梁变法埋伏下了“先机”，在国外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也起了推动作用。这个时期的史学家如张穆、何秋涛、洪钧、屠寄等人，应时势的需要，开始了边疆史地的研究，并进而研究蒙古全史。由于以上各家的共同努力，使我国史学又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

近代史学第二阶段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史学。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学术上深受龚自珍、魏源等人影响，属今文经学派。康有为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虽没有写过什么专门的史学著作，但他为“变法”的需要而写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书，充分地反映出他的史学思想。康有为把《公羊春秋》的“三世说”，与《礼运·大同篇》结合起来，作为认识历史的理论根据。他认为《礼运》上所说的“小康”就是《公羊春秋》里所说的“升平世”，《礼运》上所说的“大同”，即《公羊春秋》里所说的“太平世”，还有“据乱世”，合起来即为“三世”。据康有为说，这就是孔子的“微言大义”。其实，这是他受了当时从西方传到中国的进化论的影响，来比附《公羊春秋》所建立的唯心史观。

康有为认为“三世”就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他说：“人类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别而为部落，由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至酋长，由酋长而渐至君臣，由君臣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由独人而渐为夫妇，由夫妇而定为父子，由父子而兼锡尔类，由锡类而渐为大同，于是复为独人。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因，验之万国，无不同风。孔子之春秋，张为‘三世’，据乱世则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则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则大小若一，推之进化之理而为之。”据此来看，史学俨然成了他变法的理论根据。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他是康有为的学生，也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得力助手，其威望仅次于康有为，时称“康梁”，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主要领袖之一。他锐意改革旧的史学，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历史统计法》、《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等。《中国史叙论》侧重于介绍西方近代史学，《新史学》则全面批判了中国封建旧史学。

1890年，康有为在广州聚徒讲学，梁启超接受了康所宣讲的今文经学的历史观点。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接触了很多日本翻译的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书籍，使他进一步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和治史方法。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资产阶级的“史学革命”的主张，举起了“新史学”的旗帜，强调史学要为救亡图强服务，为造就有资产阶级理想的新民主服务，充分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的革命进取性。“新史学”的核心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在《新史学》一文里，梁启超强烈地批判了封建史学，斥之有“四弊”、“二病”。倡言说“善为史者，必须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公理公例之所在”。他指责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旧史“皆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

梁启超认为理想的中国史，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智力”（指思想史）、“产业”（指经济史）、“美术”（指艺术史）、“宗教”、“政治”。他曾大声疾呼：“凡作诸史者，于此五端，忽一不可。”并认为中国以往的旧史，只重政治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历史，所记的政治史，“又实为纪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说明政治之真相”，只能称它为“帝王家谱”，“备君王浏览”的“皇帝教科书”。开始划清了传统史学与资产阶级史学的界限，并为资产阶级史学指出了一定的方向。

梁启超旧照。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学者，举人出身。早年曾随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失败后逃亡日本。辛亥革命后，拥护袁世凯，升任袁政府司法总长。再后又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晚年在清华讲学。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强调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推动国家和民族进步，核心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新史学”思想的出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时代要求，对于唤起我国民众，树立民族意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精神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另外，在维新变法的高潮时期，谭嗣同发表了《仁学》，从历史批判的角度论证“变”的迫切性。他历数封建专制统治的残暴罪恶，用具体史实论证：“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一切纲常名教、刑律制度都是“独夫民贼”用来统治压迫人民的。因此他发出“冲决罗网”的激烈呼声。

1904年，夏曾佑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写了一部《中国古代史》。这部未完成的中国史，可说是梁启超所倡导的“史学革命”的一次实践。作者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中国历史放在从上古、中古到近古这样连续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强调古今事变的因果联系。由于采用了章节体，该书基本上按时间顺序将同类事件放在一起叙述，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也有所增强，弥补了传统史学旧的编撰方法的不足。这是我国首次采用章节体体裁编写的中国通史，文字浅易明白，像这样一部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新颖的历史书，当时是颇受读者欢迎的。这表明，进化论思想在中国史学发展中是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19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陆续增加了对世界史尤其是对英、法、日、俄、印度、菲律宾等国的历史著作的翻译与研究，扩大了史学的视野。

我国近代史学的第三阶段是孙中山、章太炎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史学。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自幼接受乾嘉汉学启蒙教育，师从经学大师俞樾。中日甲午之战中国失败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章太炎愤然走出书斋，为变法维新大声疾呼鼓吹。变法失败后，章氏流亡日本，如饥似渴地阅读日本和西方资产阶级各国的哲学与社会学方面的书籍，企图寻求真理。这样，他的思想也随着发生了突变，同时又受到孙中山等人的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由于他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所以在他的著作中着重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这些主要表现在《訄书》中。他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后来随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他的思想也渐趋颓唐。

他生活在激烈斗争的近代中国，又通过变法、革命的社会实践，深知欲“寻求政术”，必须“历览前史”。于是撰写了《史学略说》一书，强调史学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历史不是单纯的“褒贬人物，胪叙事状”，而应该对社会政治进化衰微的原理进行探究；历史不是“颂古非今”，引导人向后看，而是“鼓舞民气，启导方来”，引导人向前看。章太炎所设计的通史是力图“开浚民智，激扬士气”，他所拟的《中国通史目录》，有5表、12志、10纪、8考纪、27别录。他认为要用中国通史来鼓舞民众的革命情绪。他写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广引中外历史事实论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的必要，驳斥康有为诋毁革命的谬论，并引证西欧、日本历史说，认为不但革命要流血，立宪也要流血，上书奏请是得不来的。他极力提倡变法革新的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对改造社会的朝气与信心，并为他们的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和历史根据，大大鼓舞了当时的民众士气。

章太炎这套比较进步的历史观点，主要是汲取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社会学而形成的。他用进化论观点明确解释了社会历史，并注意到生产工具的变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变化中的作用。同时强调生产工具也是不断在演进的。这些都是很进步的观点。只是当我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联合进攻下，颓然败下阵之后，章太炎也逐渐消沉了，“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终致“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了。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中山，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伟大先驱。在领导辛亥革命、宣传革命学说的伟大贡献中，就包含他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精辟论述。他曾为《太平天国战史》一书作序，表彰太平天国英雄们的功绩，激励反清革命的思想。他坚信新生必然战胜腐朽，论证反清革命一定成功，说：“历史表明，在中国，朝代的生命，正像个人的生命一样，有其诞生、长大、成熟、衰老和死亡；当前的清朝统治，自19世纪初叶已开始衰微，现在则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他断言列强继续支持清廷的政策，也“注定要失败的”。他重视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国事业中的作用，这一进步的历史观点，是他后来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而成为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伟大历史人物。李大钊同志在“五四”运动以前也有类似的历史观点，他对人民的苦难寄予真切的同情，强调要重视人民的意志和力量。他说：“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他又用秦朝灭亡和袁世凯复辟帝制破产的历史说明，曾经不可一世的反动人物在愤怒反抗的人民力量面前，“锄而去之，易如反掌”。他对人民群众与英雄人物在历史上作用的相互关系有相当中肯的论述，他论述说代表了人民的意志才能成为英雄，历史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意志、力量起作用。以这种进步历史观为基础，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李大钊同志接受并且宣传唯物史观，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孙中山旧照。孙中山（1866—1925），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家。

第二节　外国历史学概说

一、古代欧洲的历史学

西方的历史学起源于古希腊。希腊最早的史迹，是靠《荷马史诗》流传下来的。《荷马史诗》还不能说是历史著作，却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

公元前1200年左右，希腊人为了与居住在小亚细亚西北角的特洛伊人争夺爱琴海地区的商业霸权，兴兵围攻特洛伊城。通过10年的苦战，最后终于摧毁了特洛伊人的势力。对于那一次战争的胜利，希腊人永志不忘。后来有些民间艺人，手弹竖琴，口吟歌词，在“国王”的宫廷中或群众集会上叙述希腊人在那次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事迹。相传在公元前九世纪盲诗人荷马（Homer）把这些歌词编删为两部史诗：一为《伊利亚特》，一为《奥德赛》。这两部史诗是古代的民歌，在许多世纪中由人民的歌手口舌相传，经过许多增益和修改，大约到公元前6世纪中期才用文字写下来。这两部史诗既是古希腊艺术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艺术瑰宝。《伊利亚特》大约写于公元前9世纪，但是史诗的故事则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相当于我国的商朝）。当时希腊联军和特洛伊发动了持续10年的战争，《伊利亚特》主要叙述战争中传奇式的情节，着重描绘了希腊英雄阿喀琉斯的伟大形象。《荷马史诗》中充满着神话和文学的渲染，然而从那里面，也可以想见到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时希腊人的社会概况。

古希腊的著名盲诗人荷马，正在吟唱自己编撰的希腊英雄史诗。

公元前492年至479年，希腊人与波斯帝国进行了一系列生死存亡的大搏斗，那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希波战争”。希波战争的事迹，是由大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记载下来的。

希罗多德约于公元前484年生于小亚细亚西部的爱奥尼亚城邦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us），其家族在本城颇有声望。希波战争结束时，希罗多德年仅5岁，不可能对那次战争有什么直接的印象。然而后来，他却从口碑传说中以及那些爱奥尼亚“纪事家”的著作中，得知那次战争的经过。希罗多德早年曾漫游各地，足迹遍及小亚细亚、爱琴海诸岛、埃及、叙利亚、两河流域、波斯帝国的腹地、色雷斯以及黑海北岸的西徐亚。他每到一地，总是访寻历史遗迹，搜罗天下佚事旧闻，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公元前444年左右，希罗多德随着雅典的移民队移往意大利南端的殖民据点图里邑，后来就在那里以著述终老，约于公元前424年逝世。

古希腊的雅典城邦以开创了民主制度而著称于世，这一制度也就是后来西方民主制的源头。图中所示的几个陶片便是雅典公民投标时所用的陶片。

希罗多德所著的书，题为《历史》。但因此书系以描述希波战争为中心内容，所以也叫做《希波战争史》。希罗多德的《历史》在希腊史学史上是第一部堪称为历史的著作。全书按内容基本上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叙述了黑海北岸的西徐亚人、希腊城邦及波斯帝国的历史、地理、民族和风俗习惯等，并记述了希波战争爆发的原因。第二部分，主要记述希波战争的经过和结果，从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举行反对波斯的起义，一直到公元前478年希腊人占领塞斯托斯城为止。后来又有人把全书分成九卷，还根据当时的惯例，用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文学和艺术的九位缪斯女神的名字，给各卷命名，所以这部书有时又被称做《缪斯书》。《历史》内容丰富，非常生动地叙述了西亚、北非以及希腊等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历史往事、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为我们展示了古代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生活图景，宛如古代社会一部小型“百科全书”。希罗多德从史诗、官府档案文献、石刻碑铭和当时多种著作中，获取了很多资料，更多的是利用他亲身游历和实地调查采访所获得的大量资料。《历史》是西方史学上的第一座丰碑，为西方历史编纂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希罗多德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的记叙分析有可取之处。关于希波战争，他谴责波斯远征希腊，说波斯“不应当再贪求任何其他土地，不应当再奴役那些丝毫没有招惹它的人们。”认为波斯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的军队人员太复杂，外加外线作战的困难。雅典之所以获胜，是因为它实行民主政治，每个人都“尽心竭力”为自由而战。

希罗多德推崇希腊，称颂雅典，向往奴隶主民主政治，但并没有对波斯一概否定。他反对的只不过是波斯人入侵希腊的不义之举，反对它的君主制度。因此，有时他甚至把波斯描绘成英雄的国度，并对它的文化作了选择和歌颂。

《历史》中首次提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历史》记载，约公元前522年，波斯国内集中商议选择政治形式时，有三派分别主张采用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三种意见，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在激烈的争论中，一个名欧塔涅斯的波斯人说：“人民的统治的优点首先就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名声，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希罗多德比较重视古代东方的文明和它对希腊的影响。《历史》中记载埃及的太阳历比希腊的历法准确；希腊字母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希腊人使用的日晷最早是由巴比伦人发明的，等等。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希罗多德的《历史》，许多地方还带有天命论和宿命论色彩，并且其中也夹杂了许多不足为据的神话传说和无稽之谈，但是，他首创了历史著作的体裁，并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其中有些已被近代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所证实。

希罗多德所著之《历史》最初约在公元前430年问世，比我国孔子所著的《春秋》要迟四五十年，但却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历史著作，所以后来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称希罗多德为“史学之父”，以后这个美名一直在西方沿用了下来。

公元前431至前404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为了争夺在希腊的霸权，断断续续打了27年恶仗，这便是历史上所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的事迹，绝大部分是赖有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hcydides）的记载而流传下来的。

修昔底德约于公元前460年出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之家，早年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当时正是雅典文化上的全盛时期，伯里克利的政治演说，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等人的戏剧，希罗多德的历史著作，诡辩学派的哲学，对他都有很大影响。

修昔底德只比希罗多德晚生约25年，然而在史学观点、治学态度、史学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他们却宛如隔了好几个世纪。希罗多德所著之《历史》诚然是一部杰作，但体例不纯，其中有真实的部分，也有虚构的部分。而修昔底德所著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史学方法，记载翔实，可称为信史。修昔底德把当时希腊哲学家们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为后世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这是他最伟大的贡献。

在修昔底德之后，古希腊著名的史学家有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前350）。他出身于雅典的豪富之家，与柏拉图同为苏格拉底的学生，在政治上很反动。色诺芬是个多产作家，著有《希腊史》、《远征记》、《居鲁士的教育》、《斯巴达政体论》、《回忆苏格拉底》、《经济论》、《论税收》等书。在这些著作中，比较出色的是那部描述他和一万名希腊雇佣军，到亚洲去帮助小居鲁士争夺王位而最后被迫撤退这一事迹的《远征记》。

修昔底德雕像。修昔底德（约前460—约前400），古希腊历史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公元前424年任雅典将军，因在安菲城战役中驰援不力，被放逐。后访查战地，搜集资料，前403年返回雅典。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传世。

公元前2世纪中期，希腊世界被罗马人的武力所征服，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然而这时希腊的史学仍在发展，产生了古代欧洲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4—前122）。

波里比阿出身于希腊中部麦加罗城（Megalopolis）的贵族之家，早年即以博学多才为世人所重。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期间，他曾被推举为希腊联军方面的骑兵指挥官，率众抗御罗马的侵略。因为抵抗失败，于公元前166年被送往罗马做“人质”，然而，当时罗马正盛行着“希腊热”，波里比阿迅即以其学术上的素养受到罗马统治集团的宠信。并得以出入罗马的国家档案库，看到了许多第一手资料。

波里比阿生活的时代是罗马统一地中海地区的时代。在那些兵戈扰攘的岁月里，罗马逐一征服了迦太基、西班牙、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北非等地，把地中海变成了罗马的内湖。面对着这些惊心动魄的事实，波里比阿立志著一部《通史》。波里比阿所著的《通史》，系以罗马的武力扩张及其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中心，始自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爆发，止于公元前146年迦太基的灭亡和希腊各邦的被征服。然而，他所记载的不仅是罗马的历史，而是他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历史。在他的著作中，地中海沿岸各国、各民族的历史都占到其所应有的比重。波里比阿可被称为“史学家中的史学家”，在古代西方史学家中，他的著作最合乎科学方法的要求。

罗马城始建于公元前753年左右。嗣后这个城邦发展起来，经过六七百年的武力扩张，终于统一了地中海沿岸各地，将之抟聚为一个奴隶制的大帝国。

罗马的史学兴起得比较晚。从公元前8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中期这500年间，罗马竟没有产生过一个历史学家。一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期间，罗马才开始出现堪称为“历史”的著作。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诞生了古罗马的史学，这绝不是偶然的。首先，这场与迦太基人所进行的生死存亡的大搏斗，激发了罗马人的爱国热忱，使他们想到祖辈创业的艰难和自身责任的重大。其次，由于这次战争是在广大的地区内进行的，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罗马人的眼界扩大了。只是到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才开始大规模地吸收希腊文化。古希腊的史学，成了罗马人学习的榜样。

第一位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是费边·毕克托（Fabius Pictor）。他出身于罗马的名门贵族，其祖先中有多人曾当选为执政官，颇有清名。他写了一部《罗马史》，始自传说时期，止于公元前3世纪末年，对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经过有精详的记载。波里比阿和李维都曾读过毕克托的著作，李维曾以崇敬的心情，称毕克托为罗马“最古老的历史学家”。

其实，罗马史学之真正的奠基者是老加图（Cato The Elder，公元前234—前149），他出身于地主贵族，早年列身戎伍，后来成了政治上的显要人物，曾做过执政官和监察官。老加图著有《罗马历史源流》（Origines）七卷，他认为历史著作必须达到“垂训”的目的。那就是要宣扬爱国思想，把古圣先贤的事迹当作进行道德教育的教材，以培养青年一代的优良品质。

在早期的罗马史学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儒力斯·恺撒（Julius Caesar，公元前101—前44）。恺撒是历史上罕见的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他不但是政治上、军事上的风云人物，而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散文家和历史学家。恺撒在戎马倥偬之际，留下了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一为《高卢战记》，一为《内战记》。前者是记述他经营高卢的始末，其中包括他对高卢人、日耳曼人所进行的那一系列的战争以及他于公元前55年、前54年两次侵入不列颠的经过；后者是记述他战胜庞培及其党羽的经过。这两部史著都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而且文笔简练，晓畅可诵。恺撒的历史著作，一向是被当作拉丁文中的范文来读的。

在“奥古斯都时代”（即屋大维执政时期，约为公元前31年至公元14年），罗马的国势如日中天，学术上也呈现出高度繁荣。这时罗马产生了伟大的历史学家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

〔古罗马〕雕塑·沉思的恺撒。

李维出生于意大利东北部的帕多瓦城（今在威尼斯附近），不过他在青年时代就来到罗马，从事学术活动。他受到屋大维以及其他权贵人士的赏识和供养，与维吉尔（Virgil）、贺拉斯（Horace）等同为宫廷中的宠臣，并受聘为屋大维之孙克劳狄的师傅。李维所生活的时代是个激变的时代，他亲眼看到罗马由分裂走向统一，亲眼看到共和制的倾覆和帝制的建立，对奥古斯都时代的政事了如指掌，因此他有条件把当时的罗马史作一个总结。

李维竭其毕生之力，写了一部通史性质的《罗马史》，始自远古，止于奥古斯都时代末期。在中国史学中，创立通史体例的是司马迁；而在西方史学中，创立通史体例的则是李维。李维师承了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的观点，认为史学之特殊的功用，就在于能从史学研究中得出经验教训，用以指导当前和未来的行动。李维的历史著作，洋溢着爱国热忱，是意存劝诫而且褒贬分明的。其书原有142卷，惟大部分已散佚，今仅存35卷以及少数残篇。

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无疑当推塔西佗（Tacitus，约公元55—120）。他出身于边省的贵族门第，在青年时代就头角峥嵘，以博学多才为世人所重。后来他历仕三朝皇帝，曾先后担任过财务官、大法官、执政官及外省总督等要职。他可能曾驻节在罗马帝国的边疆上，因此得以熟悉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和生活习俗。

塔西佗的主要著作有以下几种：《关于雄辩术的对话》，此书是讨论罗马文风的演变，赞美共和时期的文风，鄙薄帝制时期的作品；《日耳曼志》，这是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关于日耳曼诸部族的记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历史》（亦称《罗马史》），本书的年代范围，始自公元68年尼禄之死，止于公元96年多米沁的逝世，所记均为“当朝”之事，其中有许多是塔西佗亲身经历过的，可称为实录；《编年史》（亦称《罗马编年史》），本书所叙述的史事，始自公元14年奥古斯都的逝世和提庇留的即位，止于公元68年尼禄之死，恰好和上述的《罗马史》衔接起来。在年代顺序上，《罗马编年史》所叙述的史事在先。然而，此书的写作年代却后于《罗马史》，直到公元116年左右才完成。它是塔西佗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最能反映他的历史观点和文章风格。

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主要是靠塔西佗的记载而流传下来的。因此，他的著作被认为是世界历史文库中的要籍。塔西佗在政治上倾向于贵族共和，而对于当时的帝制很是不满。他的史著，通常被人们称为“惩罚暴君们的鞭子”。

与塔西佗同时的普鲁塔克（Plutarch，约公元46—120），是古代欧洲最著名的传记家。他出生于罗马统治下的希腊，早年曾在雅典研习哲学、修辞学和医药学，并曾广泛游历各地。他既熟悉希腊历史，又熟悉罗马历史。在他身上，体现着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相融合的结果。普鲁塔克的传世之作是《希腊、罗马名人合传》（简称《传记集》）。此书包括50篇传记。普鲁塔克所写的这些传记，实际上都是通过具体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来宣扬他自己的伦理思想，而其文瑰丽多姿，夹叙夹议，极其生动有致，所以传诵甚广。

就古代西方史学的总体状况而言，历史记述和解释的范围还比较狭窄，主要限于政治史，而军事、外交史，经济、社会、文化史往往处于视野之外。其历史观基本是唯心的，天命论、唯意志论、道德决定论、英雄史观占有优势地位。但在个别史家作品中，也能发现朴素历史唯物主义的成分，体现古代西方史学的最高成就。在方法论方面，古代西方史学的基调是形而上学，今不如昔、崇古迷古意识浓厚，即便具有一定发展观点的杰出史家也没越出循环论的圈子。但从事物的联系中去考察历史则被一些优秀史家注意到了。古代西方史家意识到史学的经世致用、取鉴垂训作用，他们一般不是为历史而写历史。他们的编纂是描述性的，通过对事件过程的叙述探讨不同事件间的因果联系。他们创造出多种体例和文风，一些人对史料的考据、辨伪，运用都相当出色。

3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全面危机造成古典史学的危机，为神学服务的基督教史学兴起，抽掉古代西方史学求真的精髓，使史学堕落为宗教的奴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史学确立了统治地位，古希腊、罗马的优秀史学传统中断，直至文艺复兴时期才得以恢复。

二、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学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诸部族入侵和奴隶起义的浪潮中覆亡了。历史学家把这以后直到文艺复兴这1000多年间叫做“中世纪”，也即是西欧历史上的封建社会时期。西欧的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时代”。基督教教会成了当时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它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把上帝当作绝对的权威，什么文学、什么艺术、什么哲学，一切都得按照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的教义，谁都不可违背，否则，宗教法庭就要对他制裁，甚至处以死刑。《圣经》里说，我们人类的祖先是亚当和夏娃，由于他们违背了上帝的禁令，偷吃了乐园的禁果，因而犯了大罪，作为他们后代的人类，就要世世代代地赎罪，终身受苦，不要有任何欲望，以求来世进入天堂。

在“中世纪”早期，西欧曾出现经济倒退和文化衰落的现象。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被以基督教神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所代替。宗教愚昧和神权政治支配着一切，文化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有人把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叫做“黑暗时代”。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样的说法未尝没有道理。从公元5世纪到13世纪这八九百年间（约相当于我国历史上从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直到元朝这段时期），欧洲竟没有产生过一位值得称述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历史学家或大文学家。与同时期的中国比较起来，欧洲是显得很落后的。

拜占庭帝国在战争中与硝烟一起，消失在了历史的尽头。但是，拜占庭的文明却在圣索非亚大教堂中得到了永恒。这座金碧辉煌的大教堂建于公元330年，它的建成标志着古罗马灭亡后，基督教文明的首次振兴。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还继续存在了将近1000年之久。因为其都城君士坦丁堡是在希腊古城拜占庭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在中世纪史上，东罗马帝国亦称拜占庭帝国。从政治上说来，拜占庭帝国是古罗马的继续。在公元7世纪以前，拜占庭在文化上大致还保持着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在这里，基督教会的势力不像在西欧那样至高无上。它是隶属皇帝，作为专制政体的支柱而存在的。因此，与同时期西欧各国的文化比较起来，拜占庭文化具有较多的世俗性。

当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公元527—565），拜占庭帝国的国势最为强盛。这时出现了拜占庭历史上最著名的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约公元500—565年）。普罗科匹厄斯留下两部重要的著作：一为《当代史》（即《查士丁尼皇帝征战史》），主要是记述东罗马帝国兴兵灭汪达尔王国、东哥特王国，并移师向东与波斯帝国争衡的经过；一为《秘史》，描述查士丁尼时代的宫廷内幕，对当时的显贵人物颇多讥评。普罗科匹厄斯颇有良史之才，他的著作大体上都是实录。

在中世纪的西欧，史学和其他的学科一样，是神学的奴仆。当时西欧的载笔之士多为僧侣，只有他们给后代留下了一些编年史和传记。

第一位基督教史学家是利比亚人阿非加努斯（约180—250），著有《编年史》5卷，记从创世到221年间的历史。这样写历史是荒谬的，但开创了按基督纪年写史的先河。尤西比乌斯（约260—340）是基督教史学的奠基人，生于巴勒斯坦，著有《编年史》、《教会史》和《巴勒斯坦殉道者行传》等，影响很大。北非主教奥古斯丁（354—430）是著名的基督教史学大师。他在《上帝之城》里提出神创的以教会为代表的“上帝之城”是永恒的，人造的以世俗政权为代表的“世俗之城”是暂时的，最终必将为上帝之城取代，从而奠定了教权高于政权的理论基础，一直支配后来的基督教史学。

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是都尔城的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约公元538—594）。他被誉为“蛮族的希罗多德”，他著有《法兰克史》10卷，始自传说时期，止于公元591年，对法兰克王国早期的历史做了精详的记载。他认为，写史的目的是使邪恶者和正直者之间的斗争留传后世，免得湮没无闻。在他看来，教会、国王、殉道士是正直者，人民大众、异端和异教徒是邪恶者，阶级立场昭然若揭。不过，他用的资料有早已散失的档案、编年史和亲身的经历，史料价值很高，是研究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依据。公元9世纪初，法兰克王国产生了中世纪欧洲最著名的传记家爱因哈德（Einhard，约公元770—840）。爱因哈德是一位优秀的古典学者，曾长期担任查理曼的侍从秘书，得以参与各项政事。查理曼逝世后，他因为追念这位皇帝的“伟业”以及对他个人的恩宠，于是用华美的文笔，写了一部《查理曼传》。此书叙事明快、文情并茂，是世界历史文库中的要籍之一，传诵甚广。

查理曼从公元772年起多次东渡莱茵河进攻萨克森部落，先后进行了18次战役，最终于公元804年完成对萨克森地区的兼并。图为查理曼正在接受萨克森人首领杜金德的投降。

中世纪早期西班牙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伊思多尔（lsidore，约公元560—636）。他是一个以博学著称的僧侣，曾当选为塞维尔城的主教。伊思多尔著有《西哥特、汪达尔、苏埃汇诸王的历史》，那是一部大事志，只是可惜记叙得太为简略，但从那里面，也可以略知西哥特人、汪达尔人、苏埃汇人迁徙和建国的经过。

在中世纪初期，意大利最著名的史学家是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他是罗马名门贵族的遗老，著有《哥特史》12卷，并将其从政期间所写的公文和信札编为一集，题为《文牍汇编》。这些著作是研究东哥特王国历史的第一手材料。

原先，不列颠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边远省份，经济上文化上都很落后。因此，英国史学的发展就开始得比较迟。关于当年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迁徙到不列颠岛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历史记载流传下来。

英国史学的奠基者是比德（bede，公元673—735）。他著有《英国教会史》，所叙史事止于公元731年。此书虽然主要是叙述天主教在不列颠传布的经过，但也涉及当时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英国早期的史事，主要是赖有《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而流传下来的。当阿尔菲烈德大王（Alfred the Great）在位时（公元871—899），他组织了一批学者，把从前各地所积累下来的编年史加以删改和增益，汇编在一起，命名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以后此书还延续下去，一直写到公元1154年，包括整个诺曼人入侵时期的史事。12世纪上半期，英国出现了一位通史作家，那便是亨丁登地方的大僧正亨利（Henry of Huntingdon，约1084—1155）。亨利著有《英国史》，所叙史事始自恺撒时代，止于1154年，那是英国的第一部通史著作。

在西欧各国中，德意志的史学兴起得比较晚。在艾克哈德（EkkeHard）手里，德意志的史学跃进了一大步。艾克哈德著有《世界编年史》五卷，前三卷叙述自上古直至查理曼时代的史事，后两卷记载自查理曼直至亨利五世当政时期的史事，事情愈近则记载愈详。此外，他还写了一部《神圣罗马帝国史》。

中世纪德意志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佛里沁的主教鄂图（Otto of Freising，约1114—1158）。他是皇帝“红胡子”腓德烈的叔父，以皇室的权贵而担任重要的宗教职务，对当时僧侣两界的事都很熟悉。他留下两部历史著作：一为《编年史》，以《圣经》中所说的“创世纪”作为开端，一直写到1146年；一为《皇帝腓德烈传》，记述这位皇帝连年用兵的经过。

相比于西欧而言，东欧各国历史学形成得更晚。在捷克、波兰等国家里，历史学的兴起都是公元10世纪以后的事。

捷克最早的一位历史学家是科斯莫士（Cosmas，约1039—1125）。他是一名学问僧，曾任布拉格城的大僧正。科斯莫士著有《波希米亚史》三卷，那是捷克第一部堪称为“历史”的著作。

在12、13世纪之际，波兰产生了历史学家文森·卡德鲁贝克（Vincent Kadlubek）。他是个天主教的僧侣，早年曾留学法国，回国后担任教授，并且做过克拉科夫城的主教。卡德鲁贝克著有《波兰史》4卷，始自传说时期，止于1203年，那是波兰史的开山之作。

公元9世纪中期，东部斯拉夫人以基辅为中心，建立起一个早期封建制的国家，那便是历史上所说的“基辅罗斯”。10世纪末叶，基辅罗斯从拜占庭方面接受了东正教。但直到11世纪中叶，俄罗斯才开始有文字记载。基辅罗斯的统治基础并不巩固，它在12世纪初就开始解体，分裂为许多封建小邦。及至13世纪30年代末，蒙古贵族率兵征服了俄罗斯，在那里建立了钦察汗国（亦称“金帐汗国”），统治其地达240余年之久。

元疆域及四大汗国分布图。蒙古人通过不断的军事扩张，建立了四大汗国，足迹遍布欧亚。

俄国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是奈斯托尔的《编年史》。相传奈斯托尔是一名东正教的僧侣，约生活在12世纪初年。其所撰之《编年史》，始于公元9世纪中期，止于1110年，为基辅罗斯时代最重要的史籍。

中世纪俄国最重要的一部文献资料，是《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在诺夫哥罗德大公国的一个寺院里，从11世纪初叶起就有人开始撰写编年史。以后尽管经过历代政治上的风云变幻，这里的僧侣们却始终遵行着一项惯例，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把当时的重大事件记载下来，此项工作，一直继续到15世纪末期。所以，从11世纪初叶直到15世纪末期这500年间俄国历史上的大事，其中包括金帐汗国统治时期的史事，在《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中都有反映。这部编年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是研究中世纪俄国史的第一手材料。

三、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历史学

在西欧，从14世纪到17世纪初叶这300年间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它标志着从“中世纪”转入“近代”的巨大发展。

14世纪末，由于信仰伊兰斯教的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东罗马的许多学者，带着大批的古希腊和罗马的艺术珍品和文学、历史、哲学等书籍，纷纷逃往西欧避难。后来，一些东罗马的学者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办了一所叫“希腊学院”的学校，讲授希腊辉煌的历史文明和文化等。

从此，西欧人发现古希腊的一切是那样的美好，中世纪的一切是那样的丑恶，许多西欧的学者要求恢复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和艺术。这种要求就像春风，慢慢吹遍整个西欧。掀起了一股汹涌澎湃的“希腊热”浪潮。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运动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把人们的思想意识从神学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提出“人文主义”这一口号，以之作为进行文化革命的旗帜。人文主义者认为：文学艺术要能反映“人”的真情实感，科学技术要能增进“人”的福利，教育要能发展“人”的智能。总之，他们是要用“人权”的观念来代替“神权”的观念，用一种以“人”为本位的文化来代替中世纪那种以“神”为本位的文化。

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了人文主义的史学。这时西方史学开始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的时期，涌现出一批卓越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冲破了基督教神学的束缚，无视那种虚妄的、锢蔽人心的宗教史观，反对把《圣经》中那些荒诞无稽的传说当作历史，鄙弃那种以犹太史和教会史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用古代的传统来改变中世纪的传统，他们把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学家奉为楷模，到处搜寻波里比阿、李维、普鲁塔克、塔西伦等大历史学家的遗稿及其著作的手抄本，将之注释刊布出来，并使之广为流传。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着眼于“人”和“人的事业”，认为历史应当记载“人事”，应当探求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应当以垂训为目的，因此他们特别注重政治史和军事史。

文艺复兴发生在意大利。意大利在地理和文化上是古代罗马的继承者，罗马人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意大利的文化，拉丁语也是意大利的祖先语言。在欧洲的社会发展中，意大利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复兴古代的艺术也就是发扬古代的优秀传统，发掘祖先的艺术本身也是光荣的事。尤其是意大利的城邦佛罗伦萨，数百年间人才辈出，贡献特多，被誉为文艺复兴的“圣地”。

意大利第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是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69—1444）。他出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阿雷佐城，曾先后担任过教皇的秘书和斯罗伦萨的行政长官。布鲁尼首先在史学领域内打出“人文主义”的旗帜，他曾用华美的文笔，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等名家的作品译为拉丁文，并用意大利方言为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但丁、彼特拉克撰写传记。此外，他还著有《佛罗伦萨史》十二卷，始自建城时期，止于1404年，把佛罗伦萨城邦的发展过程作了精详的叙述。

与布鲁尼同时而稍晚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比昂多（Flavio Biondo, 1388—1463），为中世纪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比昂多生平著述甚富，其中最重要的是那部《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比昂多把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直到文艺复兴这约1000年间叫做“中世纪”，意为介于两个文化高峰之间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世纪”一词，最初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尼科罗·马基雅维利，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影响最大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无疑还要数到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他出身于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早年即以博学多才为世人所重。1513年，马基雅维利写成《君主论》（亦译《霸术》）一书，大谈特谈为了国家的利益，君主可以背信弃义，这本书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恶名。马基雅维利晚年著有《佛罗伦萨史》8卷，始自日耳曼“蛮族”入侵时期，止于1492年，把佛罗伦萨城邦兴起、发展的经过作了全盘的叙述。马基雅维利是以新兴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眼光来写历史的，他以古喻今，借历史事实来宣扬改革之道，意存针砭，笔下常带感情，读之令人知所鉴戒。正是由于有这个特点，他这部《佛罗伦萨史》就比其前人的同类著作高出一头，成为世界历史文库中的要籍。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产生了许多卓越的艺术大师，其生平事迹是值得为之立传的。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艺术史家瓦萨里（Giorgio Vasari, 1511—1574）。瓦萨里著有《意大利艺苑名人传》，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那些最著名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家的生平和创作活动写得栩栩如生。瓦萨里是西方艺术史的开山祖，其书传诵甚广。“文艺复兴”一词最初就是由瓦萨里提出来的。他把15、16世纪西欧文化的高涨看成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复活，故称之为“文艺复兴”。

在文艺复兴时期，由于人文主义思潮的激荡，意大利以外的西欧各国也先后产生了人文主义史学。现略述如下：

1．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8—1535），也是一位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家，在名著《乌托邦》之外，他还写了一部精粹的历史著作：《理查三世传》。莫尔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生花之笔，精彩地刻画了恶棍理查的阴险狠毒及其最后的被杀过程，狠狠鞭挞了这个历史上罕见的暴君。

当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1558—1603），英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发展得很快，这时产生了编年史家何林设德（Raphaei Holinshed）。他在前人所遗留下来的资料和草稿的基础上，写成一部体大思精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编年史》，这是一部综合性的通史，始自传说时期，止于伊丽莎白当政初年。何林设德的著作被认为是信史，有许多文学家都从那里面汲取创作的素材。莎士比亚的名剧如《李尔王》、《马克白斯》、《辛柏林》等，大部分均取材于此。

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还应当推威廉·堪登（William Camden, 1551—1623）。他代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用历史来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堪登留下两部重要著作：一为《大不列颠志》，一为《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期的英国史》。

被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也是一位历史学家。除了《新工具论》、《论学术之进步》等名著外，他还写了一部《亨利七世在位时期的英国史》。弗朗西斯·培根认为历史是最好的政治教材，对于历史认真进行学习，可以开启人的心智。他说道：“哲学使人深邃，数学使人严密，历史使人明智。”

2．法国：中世纪晚期法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佛罗莎特（Jean Froissart，约1337—约1410）。他生活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曾周游列国，和许多国家的封建主都有关系，因此得以熟悉各国的政情并摭拾到许多历史掌故。佛罗莎特用优美的法文写了一部《法国、英国、苏格兰、西班牙编年史》，所叙史事始自1326年，止于1400年左右。此书内容丰富，但主要是记载“百年战争”的战况和有关各国的外交活动，其中对克勒西战役（1346年）和波亚迭战役（1356年）的描述尤为出色。

法国的第一位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应推康米尼斯（Commines，约1445—1509）。他是个政治活动家，曾任法王路易十一的首相，并奉命出使意大利。康米尼斯在晚年写成《回忆录》八卷，追溯十五世纪后半期法国的政事。他经常强调历史学的实用价值，说政治家和外交家必须熟读历史，因为那是理解现实生活的一把钥匙。

3．德意志：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其所著的《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宗教改革的浪潮，给这个时期德意志史学的发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由于宗教问题的突出，这时在德意志，历史学又成了神学的奴仆。

马丁·路德画像。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出生于德国的萨克森州埃斯勒本。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路德教派的创始人，为德国的独立和统一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宗教改革家试图以自己的观点来改写教会史，其中比较著名的是路德教派的历史学家佛拉西斯（Matthias Flacius, 1520—1575）。他长期寄居在马格德堡，主持编纂了一部《马格德堡世纪史》，叙述基督教义和基督教会发展的经过，始自传说中的耶稣·基督的诞生，止于1300年。此书因以100年为一卷，共13卷，故称《世纪史》。佛拉西斯列举事例，说明天主教的教义和教会组织是与原始基督教不相干的，理应加以反对。

另一位路德教派的历史学家斯莱登（John Sleidon，约1506—1556年），写了一部《皇帝查理五世时代政治、宗教情况实录》，始自1517年马丁·路德的发难，止于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成立。此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的要籍。

4．荷兰：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国际法”的始祖格劳修斯（Hugo Grotius，1583—1645），在历史学方面也有重要贡献。他写过一些关于哥特人、汪达尔人、伦巴德人的史著，并且为荷兰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与格劳修斯同时的荷兰人文主义学者荷夫特（Cornelius Hooft, 1581—1647），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更为显著。他用荷兰文著有《尼德兰史》21卷，其所包括的年代范围为1555年至1587年，描述尼德兰革命期间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读之令人奋起。荷夫特是个语言大匠，他的著作不仅具有史料价值，而且推进了荷兰文的发展。

由于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海探险，从15世纪末叶开始，就有了所谓的“地理大发现”，这急剧地加速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大大扩大了西方人的限界。地理大发现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人们注意到史前史、文化史、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并且可以在国别史的基础上编写出综合性的世界史。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世界史的编纂成为可能。然而，在地理大发现时期开始出现的世界史，有着其时代的烙印。由于新航路发现以后，世界的交往进一步扩大，但在初期，由于东西方在经济发展水平、武器等方面的差距，欧洲人开始了大规模的殖民活动，在非洲、亚洲和美洲占领殖民地，压迫和剥削当地人民，进行奴隶贸易。这种情况反映在世界史的编写上，便是西欧那些历史学家大肆提倡“西欧中心论”，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总而言之，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是很显著的。人文主义史学是对中世纪僧侣主义史学的否定，它拨开基督教神学的迷雾，着眼于现实世界，主张要用理智的态度来研究历史，这就为近代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文艺复兴预示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结束，也表明人类对自由平等的美好社会的永恒追求。

这是一幅描绘生活在非洲的英国殖民者闲适生活的画作。

四、17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学

以下我们略述17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学，欧洲的历史学我们分国别进行叙述。

1．首先我们对英国的历史学进行一下认识。17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史的开端。它在当时笼罩着欧洲的封建体系中打开一个缺口，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柏奈特（Gilbert Burnet, 1643—1715）。他是一名英国国教的牧师，同时也是一位政治活动家。柏奈特留下两部重要的史著：一为《英国宗教改革史》，一为《我这个时代的历史》，均堪称佳作，柏奈特代表当时辉格党人（Whigs）的观点，歌颂英国国教的确立，赞美1688年“光荣革命”所达成的妥协。

18世纪英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不过其历史学家的名声为其哲学家的名声所掩，很少为人们所知罢了。除了《人性论》、《人类理解论》等哲学著作外，休谟著有《英国史》六卷，始自公元前55年、54年罗马统帅儒力斯·恺撒之两次入侵不列颠，止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此书为18世纪所出现的最为详备的英国通史，传诵甚广。

18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无疑要推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吉本博览群书，淹通古今典籍，对孟德斯鸠、伏尔泰的著作颇为心折，并与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中坚人物达兰培、狄德罗等有过交往。他善于独立思考，能斟酌众说，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决不倚门傍户，随人俯仰。吉本用“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一概念来概括公元2世纪至16世纪这1500年间欧洲的史事，并竭尽毕生之力，写了一部体大思精、卷帙浩繁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本虽然主要是记述罗马帝国由盛而衰的经过，但也提到波斯、匈奴、日耳曼诸部族的历史。在他以前，欧洲还不曾有过这样规模宏大的通史著作。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代表着英国资产阶级史学的高峰。后来在说英语的国家里，他的名字几乎成了“历史学”一词的同义语。

在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史学家中，哈兰的那部《英国宪政史》，曾被英国统治集团奉为经典。而麦考莱的五卷本的《英国史》也很有影响。与麦考莱齐名的卡莱尔则对历史提出一套独特的看法。就他看来，一部历史不过是伟大人物的传记汇编。

在19世纪英国史学家中，成就最大的应推格罗特（Grote, 1794—1871）。1846年至1856年，格罗特分批出版其12大卷的巨著《希腊史》。此书始自传说时期，止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军事扩张，巨细无遗地把希腊史做了全盘的叙述。格罗特的《希腊史》以材料丰富、议论精辟见长，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读过这部书，批判地引用其中的材料和研究成果来阐述希腊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恩格斯甚至称赞格罗特是“一个很有威望的和十分值得信任的证人”。

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历史学家中，独树一帜的是约翰·格林（John Richard Green, 1837—1883）。格林的史学思想相当进步，他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立志要写一部人民的历史。1874年，格林出版其所著的《英国人民简史》。此书不同于所有前人的历史著作，他第一次名正言顺地把人民群众当作历史的主人。在格林的笔下，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而那些国王和达官贵人都不过是些愚昧自私的蠢物。此外，格林的文笔也很优美，叙事简洁有力，逻辑性很强，处处引人入胜，因此传诵甚广。实际上，格林是在历史编纂学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后来有不少历史学家仿照他的体例，着重写人民的历史。

加尔丁纳（Samuei rawson Gardiner, 1829—1902）毕生致力于17世纪英国史的研究。他留下3部著作：《英国史》10卷，叙述17世纪中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大内战史》3卷，叙述革命期间国会党与王党武装斗争的经过；《共和制和护国政府时期的历史》3卷，叙述克伦威尔执政时期的史事。

英国史学中著名的“剑桥学派”，其精神上的祖师是阿克顿（Lord Acton, 1834—1902）。1886年，著名的史学杂志《英国史学评论》创刊，阿克顿在那上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学中的德意志学派》的论文，竭力宣扬朗克学派所标榜的那一套“客观主义”的治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影响甚巨。“剑桥学派”中最重要的人物，还要数到布瑞（JoHn Bury, 1861—1927）。他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古代史专家，著有《希腊史》、《古希腊的历史学家》、《晚期罗马帝国史》等书，均为不可多得的佳作。1902年，布瑞继阿克顿之后，到剑桥大学任教。在这以后的20多年间，他一面主持剑桥大学的近代史讲座，一面负责主编那由许多历史学家分头执笔、多卷本的《剑桥古代史》和《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和《剑桥近代史》，是西方史学界通力协作的结果，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2．自18世纪初直至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这80多年经常被称为欧洲历史上的“启蒙时期”（Age of Enlightenment）。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主要是一位政治理论家，是“三权分立”说的倡导者，但在历史学方面也有影响。孟德斯鸠在其名著《法理精义》中提出一种说法：“地理环境决定论”。后来资产阶级史学中的“地理学派”，便是以他为祖师的。

孟德斯鸠画像。孟德斯鸠（1689—1755），出生于波尔多城。法国杰出的思想家、社会学家，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之一，资产阶级国家和法理论的奠基者，也是地理政治学派的开山祖。

比孟德斯鸠影响更大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 Francois Marie Arouet, 1694—1778）。伏尔泰第一个走上新的道路，用哲学眼光来研究历史。他主张要理智地看看过去，衡量前人的功过得失，写出“有哲学意味的历史”，来作为今人的指南。同时，他扩大了历史学的领域，认为举凡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诸如政治、科学、文艺、风俗习惯、农业、工艺、商业、生产技术的演进、饮食起居、人口的增加等等，均为历史研究的范围。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是文化史之真正的奠基者。伏尔泰留下四部比较重要的史著：《瑞典王查理十二传》（作于1731年）；《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史》（1751年至1768年分批出版）；《论各国的立国精神和礼俗》（1756年出版）；《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史》（成于1759年）。其中最足以代表其史学观点和文章风格的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史》。

18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与以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比较起来，它在性质上更为深入，在规模上更为巨大，在影响上更为久远。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后果，不仅支配着近代法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且影响着整个19世纪的欧洲。

然而，在大革命的风暴里，法国人民忙于创造历史，当时并没有一位人民的历史学家把那些惊天动地的事迹记载下来。接着，在拿破仑横行欧洲时，兵戈扰攘，民无宁日，所以说当时的历史著作也很少。直到1815年拿破仑被推翻、波旁王朝复辟以后，各个阶级的人才得以静下来想想过去，总结历史经验，并且各自借历史事实来宣传其政治主张。

在复辟时期，法国的史学相当发达，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历史学家，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历史。

在复辟时期的法国历史学家中，米涅（Francols Auguste Marie Mignet, 1796—1884）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824年，即上距拿破仑的倒台还不到十年，米涅就出版其所著的《法国革命史》。此书所叙史事，始自1789年大革命的爆发，止于1814年拿破仑的失败。它不能说是鸿篇巨制，但却简明扼要，思想性和逻辑性都很强，而且文字清丽，晓畅可诵，因此很快就被译为多种外国文，传诵甚广。米涅能用阶级观点来阐述历史，他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原因，认为那是由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的冲突。他颂扬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说它诞生了一个新社会。除了《法国革命史》以外，米涅尚著有《查理五世传》、《苏格兰女王玛丽传》、《富兰克林传》等书，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复辟时期法国史学的代表人物，还应当首推基佐（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 1787—1874）。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兼政客，曾在“七月王朝”时期历任外交大臣、内政大臣、教育大臣、首相等职，经常与革命人民为敌。然而，他却留下不少历史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法国历史研究》（1823年出版）、《英国革命史》（1826年出版）、《欧洲文明史》（1828年出版）、《法国文明史》（1829～1832年分批出版）。基佐看到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这一客观事实，认为法国大革命就是第三等级反对其他两个特权等级（僧侣和贵族）的斗争。但他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的，认为历史的内容和运动取决于人的心理状态。他又说：“从人类历史的演进中，清楚地看见了上帝。”这就比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反而倒退了一大步，把历史归结为神学了。

在19世纪后半期，有些法国历史学家着重研究古代的社会制度，其中最著名的是古朗治（Coulanges, 1830—1889）。1864年，古朗治出版其所著的《古代城市》，叙述古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早期欧洲社会制度的变革。1874年，古朗治出版其所著《法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第一卷，对西欧封建制的形成和发展提出他自己的解释。

这是代表着法国大革命的法兰西女神形象。

到了19世纪后半期，法国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了一个保守的、反动的阶级，他们否定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甚至认为那次大革命无一是处。这种反动观点，在丹纳（Hippolxie A，Taine, 1828—1893）的历史著作中表现得最为露骨。丹纳著有《当代法国之由来》（多卷本，1875—1890年分批出版），肆意诋毁法国大革命。

1814年11月，战胜拿破仑的欧洲四大强国俄、英、奥、普在维也纳讨论欧洲善后问题。

然而，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不容否定的。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法国史学家仍多致力于大革命史的研究，其中贡献较大的是奥拉德（Abolphe Aulard, 1849—1928）。1886年，巴黎市议会为奥拉德在巴黎大学特设“法国大革命史”讲座。他和他的弟子们成立了一个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学会，并创办《法国大革命月刊》，专门刊布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文献资料和论著，影响甚巨。奥拉德著有《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史》（1902年出版），对法国大革命做了热情的歌颂。

3．19世纪上半期德意志的史学，是在民族自觉的潮流中发展起来的。本来，德意志各邦受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激荡，有要求统一的倾向。但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的反动年代中，德意志并没有达成向往已久的统一。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出面呼吁，要求历史学家用具体的历史事实来激发人们的爱国心。

自19世纪20年代起，德意志的历史学家开始大规模地整理史料，编纂并出版《德意志史料集成》。这部《史料集成》。包括公元6世纪至15世纪这1000年间所有一切关于德意志的重要文献资料。它按类分编，共分为五个部分：编年史类、法令类、公文类、信札类和考古类。每一部分均由专门学者负责编纂，对于每一项文献资料都要求精详地考订其出处，校正其文句，诠释其语义，使后人进行研究时有一个最可靠的基础。后来，《德意志史料集成》总共出了120大卷，直到1925年才最后完成。

19世纪初，在德意志史学中开一代之新风的是尼波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 1776—1831）。他原为丹麦人，以客卿的身份在普鲁士王国政府中供职，并一度在新建立的柏林大学讲学，名震遐迩。1811年，尼波尔出版其所著的《罗马史》，在古史研究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他认为，过去的历史学家，其中包括那些赫赫有名的大历史学家，往往都是辗转抄袭，而不去钻研原始资料，于是以讹传讹，一直错了下来。所以，他这部《罗马史》便从批判前人的著作入手，剔除那些无稽的传说和前人所做的错误结论，而纯粹根据可信的事实，给罗马史搭起一个新的骨架。尼波尔以“科学态度”自我标榜，也曾影响了一代新人。

19世纪德意志影响最大的历史学家，无疑要推朗克（Leopoldvon Ranke, 1795—1886）。朗克是在“神圣同盟 ⑥ ”和梅特涅的反动年代成长起来的，他在政治上很保守，而在史学研究中标榜纯“客观主义”。朗克主持柏林大学的历史讲座达46年之久，他用“西米纳尔”（Seminar）的教学方法，训练出一批又一批的历史学家，形成一个势力雄厚的学派，即近代资产阶级史学中的“朗克学派”，影响甚巨。朗克活到91岁的高龄，他的全集有54卷之多，其代表作为《教皇史》。

朗克之所以在近代西方史学史中显得重要，倒不在于他的那些著作，而在于他所标榜的那一套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朗克认为：写历史必须“如其实在所发生的情形一样”。历史学家应当经常保持一种超然物外的、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决不可由于政治上或宗教上的原因而党同伐异。他甚至讳言历史的教育作用，说历史学家不应当存有任何实用的目的，只追求事实真相，不褒贬是非。然而，这种纯“客观主义”的说教是虚伪的。有人指出：朗克实为普鲁士“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19世纪偏见最深的史学家之一。

在19世纪德意志的历史学家中，卓然自成一家的是修奥多·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1854年至1856年，蒙森陆续出版其所著的《罗马史》三卷，叙述共和制时期罗马的史事。他精于考古学，熟悉古罗马的典籍，加之才兼文史，善于综合概括，叙事条理清楚而文辞典雅，这就使他这部书不同凡响，超过了所有前辈史学家的同类著作。蒙森的《罗马史》和格罗特的《希腊史》差不多是同时出版的，这两部巨著被誉为世界历史文库中的“双璧”。

1858年，蒙森受聘为柏林大学的古代史教授，并当选为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一面在柏林大学任教，一面主持编订《拉丁文铭刻集成》（自1863年起分批出版，共15大卷），贡献甚巨。除了上述的《罗马史》以外，蒙森还著有《罗马货币史》（1860年出版）、《罗马法制史》（1871—1888年分批出版）、《罗马各行省的历史》（1885年出版），都是令人叹服的鸿篇巨制。蒙森在其辛勤的一生中留下大量的著作。除了大部头的专著以外，他发表过的论文总共有1500多篇，在古代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开始倡导“文化史观”，其中最著名的是德意志人朗普勒西特（Karl Lamprecht, 1856—1915）。他提出一套唯心主义的说法，认为：“历史学主要是研究社会心理现象的科学。”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精神”，历史学家应当用“时代精神”来标志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朗普勒西特曾长期执教于莱比锡大学，他著有《德意志史》12卷（1891—1909年分批出版），所叙史事止于1870年；后来他又续出《补编》3卷，增述1870年以后的史事。

19世纪末叶，史学方法渐趋严密，成为一种专门学科。1889年，德意志史学家伯因汉（Ernst Bernheim, 1850—1922）出版其所著的《史学方法论》，论述历史学的对象和任务、史学方法、史料考证、历史的结合和编写。直到现在，此书仍为史学方法论的权威著作之一。

4．美国的历史学是在欧洲各国历史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也有其本身的特点。

美国最早的历史著作，都是些探险家所写的回忆录、北美殖民地行政长官所写的编年史和地方志。这些历史著作都比较粗糙，但对研究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史有很大的价值。美国史学的发展，是独立战争（1775—1783）胜利以后的事。那次战争诞生了美国，也诞生了美国的历史学。

美国历史学的奠基者之一是斯巴克士（Jared Sparks, 1789—1866）。他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做过牧师和杂志编辑，后来才专精史学。1829年至1830年，斯巴克士出版其所编订的《美国革命时期外交文牍汇编》12卷；1834年至1838年，他出版其所编订的《乔治·华盛顿文集》12卷；1836年至1840年，他出版其所编订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文集》10卷。此外，他还编订出版过一部10卷本的《美国名人传记汇编》。斯巴克士主要是一个编纂家，然而他所做的这些资料整理工作，对后来美国历史学的发展很有帮助。

历时8年的美国独立战争，最终以华盛顿领导的美军大获全胜而告终。图为华盛顿率部开进纽约城的情景。

美国史学的真正奠基者是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bt, 1800—1891）。他生平最大的愿望，是要写一部详备的美国建国史，并且数十年如一日，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1834年至1874年，乔治·班克罗夫特分批出版其巨著《美国史》10卷，始自美洲的发现，止于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结束。这是一部史诗般的叙述美国如何诞生的史著，不仅以材料丰富见长，而且文辞华美，充满着爱国激情，所以至今仍传诵不衰。此外，乔治·班克罗夫特还著有《美国制宪史》两卷（1882年出版），作为其《美国史》的续编和补充。

美国第一个获得国际声誉的史学家是普列斯科特（Prescott, 1796—1859）。他著有《墨西哥之征服》（1843年出版）和《秘鲁之征服》（1847年出版），分别叙述印第安人在墨西哥和秘鲁这两个地区所发展起来的古文化，以及西班牙殖民者用血腥手段先后征服这两个地区的经过，其中充满着泪痕，但也有美化殖民者的地方。这两部书是姐妹篇，它们同为世界历史文库中的要籍。

在19世纪中期，黑奴制的存废问题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尖锐的问题。这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斗争，在美国史学中也有强烈的反映。

美国史学家中最强烈反对黑奴制的是希尔德累斯（Richard Hildreth, 1807—1865）。他出身于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早年曾在波士顿当过律师和杂志编辑，思想相当进步。1836年，希尔德累斯出版了一部小说，题为《奴隶阿尔基·穆尔的回忆录》（亦作《白奴》），揭露奴隶制的罪恶，感人至深。这部小说和后来斯陀夫人所写的《黑奴吁天录》一样，在“废奴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1849年至1856年，希尔德累斯分批出版其巨著《美国史》6卷。他与其他的美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有所不同，能看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他指出：美利坚合众国是各州之同意的联合。联邦政府的权力当然高于州政府的权力，各州不能用“州权论”来反对联邦政府的统一措施。这些论点，后来成为进步力量在南北战争中的斗争旗帜。

美国南北战争后，史学界的争论很激烈，形成了“南派”和“北派”的对垒。

“北派”史学家中最著名的是舒勒（James Schouler, 1839—1920）。他著有《制宪以来的美国史》7卷（1880—1913年分批出版），着重叙述南北战争和“重建时期”的历史。与舒勒齐名的罗德斯（James Ford Rhodes, 1848—1927）著有《美国史》7卷（1893—1906年分批出版），论述南北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罗德斯基本上是用“北派”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的，但有时也附和“南派”的观点。在他的著作里，可以看出北方工业资产阶级与南方种植场主日益接近的趋势。

美国史学的发展，曾经受到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史学的影响。在19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有不少学历史的人向往朗克学派，先后赴德国留学。他们回国后多在著名的大学里任教，把朗克学派的那一套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介绍到美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海伯特·亚当士（Herbert Baxter Adams, 1850—1901）和约翰·伯哲士（John Willia Burgess, 1844—1931）。

海伯特·亚当士曾长期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承袭朗克的衣钵，标榜“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用“西米纳尔”的教学方法来培养高级研究人才，其弟子成名者甚众。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海伯特·亚当士的弟子以及他的再传弟子遍布于美国各著名大学的历史系，他们形成一个有势力的学派，把持美国史学界达数十年之久。约翰·伯哲士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和他的弟子也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学派，在他的历史著作里，他竭力摆出一副“客观”、“公正”的样子，既不完全赞成北方，也不完全赞成南方，认为双方都有理由，也各有缺点，大家都是半斤八两。这样两面不得罪的做法，显然是得不出什么正确结论的。

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 1856—1924），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1893年，威尔逊出版其所著的《分裂与重新联合》。此书系以南北战争为中心，叙述19世纪中期美国的史事。在研讨南北战争的责任问题时，他认为，从道义上说来，北方诸州是正确的；但从宪法上说来，南方诸州是正确的。这种折中主义的说法，是为南方的种植场奴隶主开脱罪责。1902年，威尔逊出版其所著的《美国人民史》5卷。此书系模仿格林《英国人民史》的体例而做，它对政治、军事上的大事往往一笔掠过，而详述美国社会文化的演进之迹。

从19世纪的80年代起，美国各地纷纷成立历史学会，推进当地的史学研究工作。1884年，全国性的美国历史学会成立，它规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讨论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从1895年起定期出版《美国史学评论》。直到现在，《美国史学评论》仍是美国最重要的史学专刊。

19世纪末，美国史学中出现了“边疆学派”，其倡导者是腓特烈·杜尔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1893年，杜尔纳在美国历史学会的年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对美国历史提出新的解释。1906年，杜尔纳出版其所著的《新西部之兴起》，更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论点。杜尔纳和他的弟子们用关于边疆的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他们被称为“边疆学派”。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是著名教授，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亲自出席巴黎和会，缔结凡尔赛对德和约，是成立国际联盟的倡导人。因此，他获得了1919年诺贝尔国际和平奖。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实用主义”思潮的泛滥，美国史学中出现了实用主义的学派，其代表者为鲁宾逊（James Haryey Robinson, 1863—1936）和俾耳德（Charles Austin Beaid, 1874—1948）。鲁宾逊和俾耳德曾同时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合作编写过一些教科书和专著。

从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鲁宾逊认为历史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对当前有用。在他看来，历史不过是一大堆事实材料，人们可以任意撷取其中的一部分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或主张，而凡是有用的就是真理。此外，鲁宾逊倡导多元论的“文化史观”。他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有多种多样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这种多元论的“文化史观”貌似全面，但实际上是主次不分，用次要的东西掩盖了主要的东西。1912年，鲁宾逊将其历年所发表的论文编为一集，题为《新史学》出版，宣扬其实用主义的史学观点。他和他的追随者以“新史学”做标榜，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学派。

如果说鲁宾逊是“新史学”的倡导者，那么，俾耳德就是“新史学”的实践者。1913年，俾耳德出版了所著的《美国宪法之经济的解释》，大肆宣传他的“经济史观”。1927年，俾耳德与其妻玛丽出版了合著的《美国文明之兴起》，则用多元论的“文化史观”来解释美国历史的发展。

欧洲和美国历史学的发展使得历史学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注　释

① 荀悦，东汉末政论家、史学家。少好学，善于解说《春秋》。后应曹操征召，于献帝时任黄门侍郎、秘书监等职。献帝以《汉书》繁重难读，命他采用编年体改写，乃依《左传》体裁，撰成《汉纪》三十篇，当时人称其“辞约事详”。

② 沈约，南朝梁文学家。历仕宋齐二代，后助梁武帝登位，封建昌县侯。与周颙等人创四声、八病之说，要求作品区别四声、避免八病，对古体诗向律体诗转变有一定积极影响。其诗浮靡，着意雕饰，因与王融、谢朓诸人之作品，皆注重声律，时号永明体。

③ 经世致用是明清之际主张学问须有益于国事的学术思潮。顾炎武提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强调应“引古筹今”，作为“经世之用”。黄宗羲认为：“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

④ 马端临（约1254—1323），宋元之际的史学家。元初任慈湖、柯山两书院山长。著有《文献通考》，历20余年始成，共384卷，为记叙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著作。他熟知宋时士大夫的议论，书中收采很多。

⑤ 章学诚，清史学家、思想家，为乾隆朝进士。曾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毕生致力于讲学、著述和编修方志。治史重史才、史识、史法，尤重史意，注意“辨章学术，考竟源流”，昭示思想学问的渊源流变。所著《文史通义》，为史学理论名著。

⑥ 神圣同盟是指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俄、普、奥三国君主在巴黎结成的政治同盟。欧洲大多数国家加入，目的在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瓦解。

第四章　研究历史学的不同流派

◎回溯中的千花竞秀

我们研究历史学流派，最重要的是看这个流派所持的史学观点，也就是研究这个流派对历史的根本看法。在这一章里，我们按照历史学的发展阶段，将历史上的史学流派大致分为两段予以介绍——“前现代”历史学流派和现代西方历史学流派。在了解这些流派的同时，我们要学会运用历史主义原则，对他们进行区分和认识。

第一节　历史观相关的主要内容

一、社会生活和历史观的关系怎样

一般来说，所谓的历史观，就是人们对历史的根本看法，或者是人们对历史总体运动及其一般规律的理论概括。它是史学的灵魂，也是史学理论的基础内核。然而一说到历史观，有人就会觉得它很深奥、很神秘，似乎它只能被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谈论，而与社会大众没有多少关系。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人民群众在普通的现实生活中时常与“历史”发生关联，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历史的看法，这种所谓的对历史的看法，其实也就属于历史观的范畴了。

我国人民历来有着非常重视历史经验的传统，在社会生活中也流传着许多表达这种看法的语言，例如我们常常会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这句话既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的经验总结，同时也表达了一种重视历史、强调发展的历史观点。我们知道，任何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现实社会之中的，但是，无论任何社会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总是以前社会的发展，总是以往历史的继续。无论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时代，每个人从一出生就会在一个现成的现实社会中生活，因而也就必然在享有前人遗留的各方面成果的同时面临前人留下的问题。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所以人们只能接过前人的历史接力棒，把前人的终点作为自己继续前进的起点。历史也就是在这样一种继承中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然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向人们提出了各方面的挑战，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这就涉及历史经验的问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总是面对着各方面的威胁，为了生存人们也总是尝试着以不同的方式对各个问题进行回应，在成功与失败的交织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因此，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各方面的问题时就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在历史的经验中寻求解答。“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的古语正是这种历史观的精确概括。从上面的简单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既不可能割断历史，又必须运用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经验来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因此就必须对历史有所了解、有所认识，形成对历史的一定看法，这种对历史的看法也就是历史观的最初形态了。

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特征。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王公贵族为壮大自己的势力而蓄养谋士。

在日常生活中，群众对于历史的看法经常涉及的是比较具体的历史问题，这往往表现在对于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善恶、是非评价上。人民群众对于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基本都是善善恶恶、褒贬分明的。而对于比较抽象的、带有一定历史规律性的问题，大众的观点就常常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这些看法一般都针对某种具体的历史情况而发，因此我们在对待这些历史观点的时候就应该把其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之中，这样才可能对这些看法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价。例如，《三国演义》在一开头便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历史观：“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知道《三国演义》的成书是在明代，因此书中表现的历史观也大概反映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里人民群众对于历史的看法，这种看法也只是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并不能就此便认为它道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如，鲁迅在其小说《风波》中塑造了一个九斤老太的人物形象。借助这位老太太的口，表达了一种当时人民群众的历史观，即“一代不如一代”，认为当今的一切都不如过去好，今不如昔。这种倒退的历史观反映了清朝由盛而衰，外患日趋严重，人民生活状况不断恶化的历史事实，在当时的群众中是相当流行的。但是，这种事实是革命即将来临时的征兆，我们并不能把一定范围内的“规律”推展到它的界限之外，把历史上特定阶段的现象错误地当作历史的一般规律。可见，人民群众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直观感受所形成的所谓历史观，还带有非常朴素的特点，这种历史观与哲学意义上的历史观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必须学习和了解一些哲学历史观，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帮助我们认识事实的真相，正确分析问题，形成科学的历史观，从而较好地指导我们的现实生活。

作为哲学意义上的历史观和群众生活中形成的历史观点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来说，群众生活中形成的历史观都带有直观的性质，没有哲学上的历史观那么系统和深刻。但是，群众对于历史的自发的思考和总结却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对社会历史进行研究的基础。虽然理论化的认识比一般群众要条理一些、全面一些、深刻一些，但是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日常积累和经验总结，任何理论也就失去了产生的前提。哲学家、历史学家正是依靠汲取群众的集体智慧来丰富自己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研究过去的和今天的社会生活，从中寻求历史规律的。

二、什么是历史观的时代性和阶级性

群众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历史观点往往和他们的现实生活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因而相对来说缺乏理论上的抽象性和系统性。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理论化了的历史观点虽然在抽象性和系统性方面要远远高于普通群众，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他们的历史观与现实生活无关了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上面我们说过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历史观点是在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中产生的，而且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也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历史之中的，因而他们的历史观也是和他们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可以说，任何历史观点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离开现实生活就不可能产生对于生活的思考，因此任何历史观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现实生活的烙印。

刺绣龙袍。在我国封建社会，龙是权力的象征，因此封建帝王以“真龙天子”自居，作为愚弄和麻痹人民的工具。

历史观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主要是通过时代性和阶级性来反映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也就决定了会产生什么样的历史观点。 一种历史观点的产生，总是有着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有着具体社会历史中信奉和追随的具体阶级。可以说，任何历史观都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阶级相关联。例如，神定论的历史观最初出现在奴隶制社会，一方面因为当时的科学认识水平十分有限，社会生产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的低下是这种迷信思想在人们头脑中产生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奴隶主阶级统治的需要，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地位，奴隶主阶级需要把自己的权力神秘化，把它称做是神的意志，由此制造出了关于神定论的历史理论。同样，在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社会，也需要神学为其统治做庇护，因此“皇权神授”的思想也非常盛行，统治者用这种学说毒害人民、愚弄人民，从而使其封建皇权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科学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这种封建社会的迷信思想才慢慢地被摒弃。

不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的历史观无法摆脱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的历史观也始终是时代的产物，是阶级意志的体现。为了反对封建君主的统治，资产阶级启蒙者积极地反对用神权来解释历史，由此带来了人文主义历史观的产生。他们认为历史的发展与神意无关，历史始终是人的理性活动的结果，他们否定了任何外界的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等等，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他们举起了理性的大旗，把所有一切都通过理性的天平来衡量，让理性的法庭为现存的一切做合理性的辩护，否则便必须放弃存在的权力。虽然这些启蒙学者否定了以前所有的权威性，对以前的一切历史观也做了批判性的审视，并由此把自己的理性王国作为永恒合理的标准树立起来。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可见，资产阶级的这种以理性王国为标准的历史观，以貌似公允的姿态代表着仅仅为资产阶级所享有的利益，以貌似超越性的方式把自己限制在它自己的时代规范之中。

由此可见，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都无法超越它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生活，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性和阶级性的烙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同样具有这两种性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历史观的时代性和阶级性，我们一方面必须加以重视，另一方面又不能简单机械地去理解。因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历史学家们对这些繁杂的历史现象进行把握和理解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差别。因此，不仅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代表着不同阶级或阶层利益的历史学家，他们的历史观点可能会很不相同，而且，即使是同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历史学家，由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或者由于个人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他们的历史观点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因此，我们不应该拘泥于历史观的时代性和阶级性，而更应该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寻找依据。究竟应该怎样从时代性和阶级性的角度去理解历史观呢？我们认为，首先应该把握的是历史观产生的具体条件，即提出某种历史观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所生活的具体社会现实，这些具体的社会现实为人们的历史观规定了一定的活动范围。在这一范围之内，不同身世、不同经历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可以根据个人的体验和感悟，各自进行自我选择。正是每个历史学家的具体社会生活的差异，导致了历史观的多样性。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生活不仅决定了人们的历史观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同时也决定了同时代、同阶级的人们的历史观的多样性。

三、历史观涉及哪些主要问题

历史和人类其他存在形式之间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别在于它的永恒运动。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沧海桑田、物转星移，多少帝国此起彼落，多少民族朝荣夕衰，真可以说是“万物皆流，无物常住”。正如《三国演义》开篇词中所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确，历史本身就如同一条奔流不息、滔滔不绝的大江，永恒的运动是历史的一个内在特质，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历史的运动呢？毫无疑问，这是历史观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自古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认为历史在运动中会发生质变，另一种则只承认历史运动中的量变而否认历史运动中的质变。

战国时代的法家思想家大都是承认历史运动会发生质变的。例如在《商君书》中，作者认为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性质特点，并把之前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认为在第一个历史阶段里，人们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们只知爱自己的亲人，贪恋自己的私利，结果社会变得纷争不断，混乱不已。于是就有贤人出来主持公道，教化民众放弃自私的想法，变得懂得尊重贤人，这就是第二个历史阶段。但是，贤人虽然让人们变得无私尊贤，但却并未创立制度，因此社会又混乱起来，于是就又有圣人出来了，他划出土地、财产、男女的分界，制定了维护这种划分的制度，并设置官员执行这种制度，设立君主统一指挥百官，于是人们就开始尊重有权势的贵人了，这就是第三个历史阶段。三个历史阶段各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体现出一个明显的继承和发展的过程，在一个时代接替另一个时代的时候也都发生过性质的变化，这便鲜明地表达了一种承认历史运动存在质变的进步的历史观。

车裂商鞅。商鞅为战国时期法家的鼻祖，他力主通过严刑酷法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他在秦国两次主持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但因此触动了秦国贵族的利益，被陷害致死。

与此相反，孔子则认为历史运动不存在质变的问题，在他看来，商代的礼法制度是沿用夏代的，其中删改补充的一点点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的礼法制度是沿用商代的，其中的删改补充也是可以知道的，接下来沿用周代的那些后世，即便是过上一百代也还是可以知道的。可见，孔子认为礼制基本上是因循不变的，其中只是有一点删补，运动永远只是这样在量上增减，因此可以从三代演绎到“百世”。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对历史的基本见解。如果说孔子只是简单地阐述了其对历史运动的基本看法的话，那么其后继者董仲舒则把这个思想做了重要的理论发挥。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为只要统治者能够坚定不移地守住“儒道”，历史就永远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在董仲舒看来，作为历史中心的“儒道”是永恒不变的，历史的发展围绕着这个中心也是不会改变的，如果发生了什么变化，那也可以通过删改补充来加以纠正，历史的运动中当然谈不上什么质变的问题了。显然，无论是孔子还是董仲舒，其否认历史发展中存在质变的历史观都是错误的。

事实上，历史的运动中是否有质变的问题，长期以来都被广泛地争论着。甚至到了20世纪初期，美国的“新史学”派还在试图否认历史运动中的质变。但是，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历史发展过程本身已经清楚地证明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发展本质。在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之后，紧接着我们需要讨论的一个与历史运动紧密相关的问题便是：怎样认识历史运动的趋向？也就是说，既然历史是永恒运动的，那么，究竟它是在前进中运动呢，还是在倒退或者循环中运动呢？自古以来，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可以说是千差万别。

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循环论的历史观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否认历史运动中存在质变的历史观，往往也是循环论的历史观。例如，在《春秋》中即有三统之说，按照董仲舒的解释，认为历史是黑、白、赤三统的循环往复。而孟子也认为历史是循环发展的，他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即历史是在一治一乱的循环重复中存在的，其间没有什么变化。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认为：“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可以说，循环论的历史观一直绵延千余年。直到晚清的龚自珍，虽然他竭力提倡变易，但他的基本历史观仍然是循环论的，他曾经说：“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即认为历史的变化可以归结为三段循环的模式之中，历史的最终归宿只不过是它的原初状态罢了。循环论的历史观不仅在中国有，在西方历史学者中也有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循环论的观点。例如，有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声称他们在古希腊、罗马史中发现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因此便把历史说成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循环发展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循环论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在史学中的一种表现，它以貌似阐述规律的方式曲解着历史。 历史的发展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阶段性，其本身也常常以螺旋式的方式向前发展，然而循环论的历史观却仅仅是截取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把螺旋式的前进硬说成是循环。因而，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清〕任颐·老子授经图。老子主张“无为而治”，甚至主张社会应回到“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中去。

在古代社会，除了循环论的历史观之外，还有一种反动的历史观也是广为存在的，那就是历史运动的倒退论的历史观。例如，老子认为历史发展是倒退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可见，他把智慧技巧的进步当成一种祸害，而认为绝圣弃智，才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绝仁弃义才能是人民恢复孝慈的美德，绝巧弃利才可以使盗贼不再滋生。这种观点当然是错误的，反映了一种倒退论的历史观。与老子历史观一样的还有不少，又如，《礼记》认为，先前的社会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把原始社会视为“大同”的社会，而认为后来的社会由于人们各自为了私人利益，便产生了阶级、出现了国家，这只能看做是“小康”的社会了。这里面体现出来的也是一种后不如前的倒退论历史观。

以上两种历史观都是反动的，其产生和发展是与古代社会的落后的物质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在过去的社会发展中也是非常有害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在古代就没有关于历史进步论的观念。事实上，进步论的历史观在古今中外都是非常众多的。因为历史本身总是在不断前进的，因而这种前进也一定会被人们所感受到，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出来。从众多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关于初民社会逐渐进步的传说。例如，《韩非子·五蠹》篇里说，在上古时代，民众少而禽兽多，人们敌不过禽兽虫蛇的滋扰，于是有巢氏便教育人们构木为巢，以避开危害；人民长期吃生的食物，因而伤害了肠胃，于是燧人氏便教育人们钻燧取火，使人们吃上了熟食；到了中古时代，天下发生了大水灾，于是就有了鲧和禹出来组织人们治水；而到了近古时代，由于社会的动荡，于是就有了商汤和周武王出现带领人们进行征伐。从这段史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社会发展进步论的历史观。与此类似，在《易·系辞传》里也有这种社会进步论的思想。认为古代包牺氏的时候先民们开始结绳织网，从事渔猎；到了神农氏的时候先民们便开始制造耒耜，从事农业；而到了黄帝、尧、舜的时候先民们才开始制造车楫、役使牛马、制作衣裳、营建宫室。这种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逐渐进步的过程的思想是很明确的。

以上我们讲了历史运动的趋势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会问：历史为什么会这样或那样地运动呢？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左右着历史运动的方向呢？关于这个问题，自古以来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在古代社会，历史被视为以神意所展开并以命运的力量为动力而发展的。用神意或天命解释历史，这是古代社会历史上都有过的一种共同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说仍然要追溯到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民的现实生产力水平，由于当时还不具备正确解释历史的主客观条件，这种神意论和天命观才得以普遍存在。那么，决定历史的究竟是天命还是人事呢？这个问题在现在来说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推动历史发展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是实践，这就为我们正确认识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靠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因此，虽然精神活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但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不是神意或天命等意识的东西，而是人们在现实社会中从事的实践活动本身。

〔辽〕采药图。此图表现了神农氏山中采药归来的情景。

那么，紧接着我们又会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实践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话，那么，究竟是英雄人物的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呢，还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呢？这就涉及英雄史观和人民史观的问题。传统史学记载的一般都是伟大的英雄人物，仿佛历史就是这些英雄人物创造的。虽然，在一些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伟大的英雄人物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他们有着超乎常人的能力和胆识，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就过分夸大伟大的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把他们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因为，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都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任何英雄人物都是时势造就的，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条件，没有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也就不会出现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另外，任何历史人物的作用的发挥，都需要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也都摆脱不了历史发展规律的支配，历史人物只有在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在历史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其才能才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否则逆历史潮流而动就必然会以失败告终。最后，历史人物也只有在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的情况下，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历史作用，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历史的最终创造者。

承认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实践，又承认了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民大众，那么，人民大众又是通过怎样的社会实践来推动历史的发展的呢？这便引入了另一个新的话题：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历史的变革源于人类永不却步的物质生产实践，体现在人们主体性不断实现的过程之中。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这一思想则更多地集中体现在人为了摆脱受奴役的命运而进行的反抗活动中。换言之，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就成了社会历史发展、变革的重要动力和原因。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期和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都会自始至终存在着一些矛盾。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成为贯彻始终的基本矛盾。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便开始产生两个基本对立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矛盾斗争的焦点仍然是经济问题，因为阶级关系首先和最为根本的表现方式是经济关系。正是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形成了阶级之间的对立。虽然在很多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很多方面不能直接被视为具有阶级内容或阶级性质，但是在社会层面上来说，其本质归根到底都是阶级的关系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所以说，在阶级社会里，历史的进步是由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来推动的。

7月24日法军进入开罗城，拿破仑仅用23天的时间，就使这个4000年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归顺了，拿破仑成了埃及的新霸主。图为金字塔战役结束后，进入开罗的拿破仑和他的军队。不是拿破仑造就了时势，而是时势造就了拿破仑。每一个英雄人物都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

综上所述，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问题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造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实践；从事社会实践的主体不是个别的伟大历史人物，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在阶级社会里，主要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实现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结论，当然，也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

第二节　两种对立的历史观

一、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一般说来，社会历史观是指人们对社会及其发展的最基本的看法和观点，它是世界观的基本组成成分。 正确认识社会历史观的基本理论是研究社会历史一般规律的重要前提，因此，它在历史学研究中具有灵魂和核心的地位。那么，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呢？这是我们首先需要认真解决的。

正统哲学认为，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任何一种历史观都无法回避的、需要首先给以回答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则是划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的唯一标准。按照正统哲学的解释，社会历史观中存在着一个基本问题，即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凡是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观就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而凡是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历史观就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那么，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又是社会意识呢？我们认为，所谓的社会存在，不是别的什么社会存在，而是人的社会存在，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则构成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范畴。其中主要表现为社会物质方面的内容，包括人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人口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等等。而所谓的社会意识，则主要是指人们关于社会存在的意识，就是人们对自己所身处其中的社会的一般看法和基本认识。其中主要表现为社会精神方面的内容，包括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诸方面。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斗争的焦点和关键，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产生分野的基本前提。

美国黑手党的“战场”主要在街头。这是参与街头暴力的不良少年，正在往怀里藏枪。在美国，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状是造成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那么我们会问，我们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何在呢？即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其他什么问题呢？这需要我们首先回到哲学的基本问题上来。正统哲学认为，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存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如果把哲学的基本问题应用和展开到社会历史领域，我们便自然而然地得到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所在，这就为区分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观提供了标准。另外，从社会历史观本身来看，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作为研究社会历史观的根本出发点也有其必然原因，因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最终决定了这种社会历史观对历史问题的不同认识、不同研究方法和不同展开路线。无疑，如果从社会存在第一性出发，那就必然会对社会历史和一切社会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相反，如果从社会意识第一性出发，那就必然会导致对社会历史和一切社会现象理解上的唯心主义错误。因此，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不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也是至关重要的。

以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为依据，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前者认为，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而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并不是只能消极、被动地做社会存在的附属物，它具有自身的能动性，能够对社会存在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促进或阻碍社会存在的发展、变革。后者则认为，社会意识是第一性的，社会存在是第二性的；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强调物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则把精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承认个人力量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则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性作用，把神的力量或者少数杰出历史人物看做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以上便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观的根本分歧，为了全面掌握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理和方法，我们首先应该了解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主要错误所在，以及其长期存在的原因。

二、怎样对唯心史观进行批判

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在解释社会历史发展上，其反科学性的反动立场是显而易见的。总的说来，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唯心史观，总是夸大思想意识的作用，总是以任意妄为的主观臆造代替对社会历史的客观分析。概括地说，唯心史观的缺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唯心史观只考察了人们在历史活动中的思想动机，而没有探究产生这种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到物质生产发展本身是这种关系的根源。

第二，唯心史观没有正确说明人民群众在创造社会历史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其关注的中心只是少数历史人物的活动，这样就抹杀了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创造的决定性力量，夸大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鼓吹的是一种英雄史观。

既然唯心史观存在着如此严重的缺陷，那么，为什么它又能够长期存在，长期统治人们的思想呢？关于这个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唯心史观之所以能够长期在史学中占统治地位，并不是偶然的，这其中存在着它的阶级根源、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论根源。

所谓阶级根源，就是指剥削阶级对于社会历史的固有偏见和有意歪曲。 在阶级社会里，如何认识和如何解释历史，向来都是和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剥削阶级，无不是从其自身的阶级利益出发，把自己所代表的那个社会制度描述成为最合理的。为了巩固自身的阶级统治，剥削阶级便利用人民群众认识水平低下的弱点，编造出种种荒诞不经的歪理邪说欺骗、愚弄人民群众，鼓吹自己的统治具有永恒的合理性，为自己的制度寻找合法的根据。同时，剥削阶级利用其在精神文化中的统治地位，牢固地控制着人民的思想，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贬低物质的作用，否定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功绩，这就决定了剥削阶级必然要制造并宣扬唯心史观。

所谓社会历史根源，就是指当时社会的生产规模的狭小、生产力的低下以及科学水平的不发达。 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出现之前，社会生产的规模十分狭小，生产力水平也非常的低下，再加上交通的闭塞，人们的社会生活基本上处于彼此相互隔绝的状态，而且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技革命尚未发展，科学技术水平仍然停留在非常落后的水平上，这种社会现实状况，限制了人们认识社会历史的能力，使人们无法看清社会真正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因而也就不可能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种种非科学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便乘虚而入，长期在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中占据统治地位。

所谓认识论根源，就是指人们认识社会历史远比认识自然现象要困难得多、复杂得多，因而也更容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社会发展史确实是和自然发展史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不同，在自然界里，任何运动、变化、发展都是客观的，至少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客观的，这就比较容易被人们所认识和把握，其中存在的一些一般规律也比较容易掌握。但是，在社会历史领域里，情况就复杂得多，因为社会的主体是人，由人来从事的社会活动就具有主观意识在里面，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一点意图和预期在其中的。这样，从表面上看，人类社会的历史似乎就是由人们的主观意识所决定的，尤其是由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所决定的，因为他们的言行常常明显地“决定”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这样的现实情况很容易使人们在认识社会历史时产生错觉，把英雄人物误认为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从而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泥淖之中。

机器人正在装配汽车。科学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也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唯心史观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必然性。直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诞生，人们关于社会历史的基本观点才发生了一次伟大的变革，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而能不能全面深刻地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加以科学的说明，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一切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

第三节　历史学的不同流派

一、“前现代”的历史学

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的史学是西方史学的发生和早期发展的阶段。据考古发掘，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古希腊便有用文字记录的大事记，表明古希腊人已具备明晰的历史意识。公元前8世纪前后，古希腊人创作出著名的《荷马史诗》，进入公元前6世纪，随着古希腊人对世界的进一步认知，理性和批判精神随之苏醒了，这为史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古代西方史学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他的著作《历史》用求实与批判的目光把记事家开创的历史记述完善化、定型化，为后世树立了记事本末体的正史编纂体例。继希罗多德之后，修昔底德把古希腊史学推向高峰。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提出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即公正客观地记述历史的史德，追求真实、拒绝神力的科学探索精神。求真求实是古希腊史学的主流，但在一些历史著述中也存在实用主义、歪曲史实的现象。这两种对立的治史态度都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西方史学。

一个叫做奥古斯丁的修道士从罗马来到英格兰东南部传教后，在那里居住的数千盎格鲁族人都成为了基督教的信奉者。国王埃塞尔伯特封奥古斯丁为坎特伯雷第一任主教，后来成为英格兰大主教。

古罗马的史学在公元前3世纪前后诞生。最初的一批史学家完全是希腊化的罗马人，他们用古希腊文和古希腊风格写作，随后才陆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罗马史家和史著。就古代西方史学的总体状况而言，历史记述和解释的范围还比较狭窄，主要限于政治史，其历史观基本上也是唯心的，只有在个别史家作品中，含有一些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成分，在方法论方面，古代西方史学的基调是形而上学的循环论。

3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全面危机造成古典史学的危机，为神学服务的基督教史学兴起，古代西方史学对真理的追求堕落为宗教的奴仆。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史学确立了统治地位，古希腊、罗马的优秀史学传统中断，直至13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13世纪以前，基督教史学占支配地位。那时，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被认为是基督教神学的分支。史学家不仅用神学观点解释历史，而且认为基督教史，甚至圣经本身就是一部世界史，用不着去研究别的什么历史。第一位基督教史学家是利比亚人阿非加努斯，他的《编年史》开创了按基督纪年写史的先河。著名的基督教史学大师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奠定了教权高于政权的理论基础，一直支配后来的基督教史学。

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以后，史学进入一个新时代，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人文主义史家。他们崇拜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史学，广泛搜寻那时的手稿和抄本，批判基督教史学。他们认为历史的中心是人和人的事业，历史应探求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教育后人，所以特别注重研究政治史和军事史，开创一代史学新风。其中，马基雅维利是最著名的人文主义史学家，著有《君主论》、《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卷》和《佛罗伦萨史》。他写《佛罗伦萨史》目的是探求振兴祖国的道路，明确指出教皇是意大利衰落的罪魁祸首。总之，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思想为现代西方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现代西方历史学流派

西方史学在18世纪的伏尔泰时代已经日趋成熟，这也是西方史学近代化确立的过程，到了19世纪德国史学大师兰克的时代，西方史学则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并由此开创了现代史学流派的先河。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他并没有提出一种独创性哲学，但他确实把自己可观的文学才能用于启蒙事业。

兰克学派是指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史学派别，亦称历史研究的科学学派。兰克学派在19世纪独步天下，成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主流。兰克力图把史学提升为一门独特的科学，这一宗旨使其获得了“现代科学历史学之父”、“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第一人”的声誉。兰克认为，史学家的宗旨是据事直书，不偏不倚、如实客观。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史料进行搜集和辨析，通过批判检验、去伪存真，由此达到重现历史的目的，从而把历史学列入科学之列。兰克所标榜的“如实直书”原则，被后世学者称为客观主义史学的最主要信条。

兰克的这种主张是在19世纪初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提出的，因为自然科学的极大成功使得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也希望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对事物的不带个人偏见的科学认识。兰克史学方法论的基础是对原始资料的执意追求，以及对它进行严格的考订和辨析。兰克把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批评得一无是处，并由此提出批判史料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关于对史料进行考订与辨析的方法，他大致确立了这样一些原则：史学家必须查明史料的源流，以区分原始资料与间接资料；要重视目击者的记录，并把此视为历史研究中的最高见证；叙述历史必须依照同时代的资料，越是亲历其境的人就越有发言权，等等。应该说，这是科学的方法，也是19世纪西方社会科学重视实证，重视对个体事物做缜密观察在历史学上的一种反映。兰克的主张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史学家，他们正希望自己这门学科摆脱哲学或神学的控制，并和文学艺术分道扬镳，成为一门严肃的实验科学。在这一学派中，涌现出大批硕果累累的著名史学家，使兰克模式整整支配了西方史学界近一个世纪之久。

由于兰克的前述主张，使得这一派历史编纂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因为大量第一手的、比较可靠的史料来自于政府文件、军事、外交档案及政治家的日记等。此外，“据事直书”的原则导致了其历史著述的特点是叙事、描述，而非分析、概括。兰克学派的这些特点虽有极大的积极意义，但过于绝对地看待历史的客观性，否认史家对史料及史著的渗入，研究范围较狭窄，方法较单一，故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遭到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质疑，而在20世纪50～60年代被彻底摈弃，取而代之者是缤彩纷呈的“新史学”诸流派。

人们曾把19世纪视为史学的世纪，这主要是鉴于兰克学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应该承认，兰克学派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和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正如任何理论都有它的效力范围一样，兰克学派也不可能随时随地都能起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功能，它自身也存在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因此，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兰克学派已经发展到了顶峰，其理论中隐藏着的结构性危机必然促使其衰落的开始。

事实上，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历史研究中兰克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开始打破，但一方面由于对兰克模式的批判还只限于历史哲学界，而未深入到具体的历史研究实践中，另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的接连爆发造成和平的学术研究环境的丧失，因此，使得针对兰克模式的史学流派百家争鸣的局面迟迟未能到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才出现了所谓的“新史学”思潮，特别是到了60～70年代，“新史学”派别才如雨后春笋般产生。

所谓“新史学”，就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各国因指导理论和方法论的不同而形成的多种历史研究流派。 总体来看，这些史学流派都是在针对兰克学派的弊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们都反对把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一视同仁，并且认为史学家不可能通过对史料的批判来完全如实地再现历史。在实践的过程中，他们都非常强调史学主体的作用，在具体的实践领域，他们都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强调史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在方法论上，他们广泛与社会科学各学科联姻，借用他们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历史，于是便出现了心理史学、比较史学、社会史学、口述史学、结构主义史学、计量史学、新政治史学等多种史学方法流派。由于方法的不断多样化和科学化，也使许多问题的解决接近于可能。

两次世界大战给参战双方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图中反映的是“一战”时为躲避战乱而背井离乡的难民。两次世界大战破坏了学术研究的环境，使得针对兰克模式的史学流派百家争鸣的局面迟迟未能到来。

总之，新史学反对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史学的主张，提倡广阔开拓史学研究领域，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分支的合作，强调史学家的解释，重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即史学的功能等，这些都促成历史学在70年代的欧美空前繁荣的景象。在这些派别中，最有影响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新史学派、德国以及其他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的人们的社会史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等。

可以说，法国的年鉴学派是“新史学”诸多流派中最富有影响力的一个学派，年鉴学派真正使“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一股潮流，而且年鉴学派对其他学派的出现产生了直接的或间接的作用。年鉴学派得名于吕西安·费弗尔和布洛赫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正如其名字所表明的那样，不仅是年鉴学派诞生的标志，也是新史学诞生的标志。

年鉴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萌芽、4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到了60年代时开始具有世界性影响。年鉴派的创始人是反兰克模式的前驱、法国史学家贝尔，他1900年创办的《历史综合评论》，反对事件的历史和经验的历史，这一思想孕育了年鉴派。费弗尔和布洛赫在1929年初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倡导一种“总体历史”的观念，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持相同主张的史学家们的主要阵地。费弗尔和布洛赫则被视为年鉴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他们主张融合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为一体。在他们那里，历史不再是政治史，而是社会的历史，是“总体史”。在费弗尔所著《为历史而战》中，基本表明了他们的主张：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这些都为第二代乃至以后的年鉴派史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方向。

年鉴派第一代学者关于地理历史学、封建社会史的研究，第二代学者如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研究，第三代学者如拉迪里的《蒙达犹》等，都是总体史的代表作。在此前提下，新史学在本体论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这就是说它是一门科学，又是特殊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在认识论上既承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却又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甚至历史哲学的干扰，它极力反对汤因比式的宏观史学，而主张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的扎实研究。

年鉴学派不仅在研究模式上具有极大的创新性，而且对于其他史学流派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有些流派就是直接在年鉴学派的启发下发展而来的。例如，第一代年鉴学派大师布洛赫对封建制度的差异性和共同性做了宽广的考察，开创了真正的比较历史学，他本人也被称为“比较史学之父”。另外，年鉴学派史学家的主要成果虽然在社会史、经济史与文化史领域，但是由于新理论、新方法的采用，也促使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的产生，比如人口史学、心理史学、历史人类学等。其中，心理史学和计量史学是年鉴学派的两项突出成就，伏维尔、阿里埃斯、芒德鲁等是前者的专家，而菲雷、肖努等则是后者的代表人物。

早期的年鉴学派不过是倡导反对兰克模式的“新史学”思想的一部分，虽然发展到后来对早期的思想有所修正，但是基本上还没有放弃对“总体性”的追求。到1969年，《年鉴》杂志的领导班子再次改组，这标志着该学派进入第三代，其主要代表人物不仅继续发展经济史和社会史方面的研究，而且大力倡导与人类学的对话。他们不再像第一代那样排斥对政治史和人物的研究，也不同意第二代那样专注于几乎静止的长时段因素的做法，但却仍然倡导总体史，倡导跨学科合作。进入70年代，年鉴派已出现了第四代史学家，他们则倡导“问题史学”，主张历史研究就是要回答现实提出的各类问题。总之，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论及史学编纂实践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史学研究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首先是哲学流派，他们主张重新解释马克思，而不遵从列宁、斯大林的苏联解释模式。其早期代表可追溯至卢卡契和葛兰西，到法兰克福学派时已经蔚然大观，60年代以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路易·阿尔萨塞、阿多尔诺、勒费弗尔等，他们主张回到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等。但是，他们仍旧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因素决定论、阶级分析法等基本社会历史概念，只是更强调意识的巨大作用。

由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多涉及史学，从卢卡契、葛兰西直到阿尔都塞，都有关于历史的著作。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理论的贫乏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逐渐得到证明，马克思主义对职业史学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他们重视社会经济因素、人民群众的作用、阶级斗争、社会形态以及历史规律。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在法国，接着在英国、德国和美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群体。这其中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则不是；有的侧重马克思的这一部分学说，有的则利用另一部分，所以这些人当中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往往也有很大差异。

尽管这些史学家在研究主题和方法上有许多共同点，比如都重视人民群众，特别是重视阶级斗争的重大历史作用，尽管他们都高度赞扬马克思主义，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问题，但仍在不同程度上或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修正，比如他们都反对狭隘的“经济决定论”。有的强调阶级意识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先导作用，强调人本思想；有的强调其中没有人的活动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力量，等等。因此，虽然他们都声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但其中差别甚大，具有很多不一致的方面。

如果抛开具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在更深广的层面上具有巨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诞生以后，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仇恨和曲解，但是在1929～1930年的大萧条时期，资本主义的深刻社会危机使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得以证实，此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便与日俱增，即使当初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

可以说，当代西方史学中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成果都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20世纪以来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史学的对话状况，取决于20世纪时代的巨大变革，也与马克思主义本身在20世纪的新变化以及西方现代史学的新变化不无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西方史学所取得的巨大进步，都与这种对话密切相关。

三、唯物史观有哪些重要原理

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是一个科学的、完整的、逻辑紧密的理论体系，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精辟论断，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包括以下几个主要内容：

第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

生产力是指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它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其中生产资料又包括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迟早也要变革。但是，生产关系也并非只是消极被动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它对生产力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状况和发展要求时，它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状况和发展要求时，它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例如，在奴隶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奴隶只能以丧失人身权利为代价换取一定的生活资料，于是便结成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生产关系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便产生出封建关系；封建制度在早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又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就又被更高级的生产关系所替代。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农场主宁愿将成桶的牛奶倒入水沟，也不愿降价出售。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由此构成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我们科学分析历史问题时所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和首要前提。

第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是指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的总和。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和变革，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对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基础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都在于经济。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律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段话深刻地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位在海湾战争中受伤的美国士兵得知他亲密的战友牺牲时，不禁失声痛哭。为了攫取海湾地区的石油资源，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悍然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为世界和平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一事例正表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构成了社会历史运动的发展过程。其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者不断地经历从“基本适合”阶段到“基本不适合”阶段，然后再通过体制改革或制度革命再到“基本适合”的新阶段。通过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新的社会形态便取代了旧的社会形态，形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第三，阶级斗争原理。

阶级斗争是社会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集中表现。所谓阶级斗争，即指利益互相根本冲突的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阶级利益一般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思想利益，其中，经济利益是最根本的，其他一切利益的争夺，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利益这个轴心而展开的。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都总是凭借它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对被统治阶级实行经济上的压榨和掠夺，为了巩固和发展这种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它们又对被统治阶级实行政治统治和思想控制。相反，被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就不得不起来进行反抗和斗争，以摆脱经济上的剥削、政治上的压迫和思想上的控制。阶级斗争作为阶级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归结起来看，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诸领域激化的表现。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通过阶级斗争表现出来。阶级斗争对阶级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不仅一般表现在同一社会形态的演变中，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不同社会形态的更替中，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由量变到质变的必然结果。社会革命标志着社会形态的更替，其实质是先进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国家政权的转移，因而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原理主要表现为以上三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精髓，也是我们学习和理解历史问题的科学依据。列宁曾经高度评价唯物史观，称其为“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后的历史证明，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第一次为历史研究指出了全面而周密的研究途径，使之得以走上“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从而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纪元。

第四节　历史观的伟大变革

一、唯物史观是怎样创立的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类社会的一切成果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正如唯心史观的产生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一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产生也不例外。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这段话概括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得以创立的历史条件。

首先，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实行，一方面给予社会生产力以巨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急剧加速，从而引起了阶级矛盾的激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各地交往的频繁，人们眼界的开阔等等，都有利于人们发现和认识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从而也有利于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其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得到了成长和壮大，阶级斗争也随之得到了发展，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阶级基础和实践基础。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法国纺织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工人大罢工等，都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的力量在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理论的指导，这些工人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了，这就在现实性上产生了对科学理论的迫切需要，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正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这样，随着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产生条件也日益成熟。

最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当时日益发展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也是密切相关的。19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使人们对自然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社会科学上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出现，则给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始人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正是在学习、借鉴前人思想文化成果和亲自参加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在与唯心史观作斗争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才创立了新的唯物史观。

18世纪末，动力技术的飞速发展使英国进入工业革命时期。手工业家庭作坊已被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所替代，工人们集中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进行有效的细致的分工。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使得工场主不禁喜上眉梢：高效率使得产量成倍增长。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产生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但是，必然地发生不等于自然地发生，它不仅需要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批判继承前人学术遗产的过程中来实现，还需要一大批具有优异的天赋、超人的勤奋、善于汲取一切优秀成果的精神和敢于打破一切陈规的勇气的优秀创造主体为之奋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辛勤理论探索的结果，更是全人类智慧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经历了一个艰辛漫长的探索过程，这一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萌芽、初创、形成、完善、深化五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初开始，便着手为争取人类解放、改造现实社会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就非常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随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首先阐明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历史的唯物主义原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论证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是决定于精神，而是决定于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思想，指出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重大问题，从而与空想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这就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性的一步。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又一次向创立唯物史观迈出了重要的、决定性的一步。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从各个方面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唯心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从根本上否定了黑格尔把世界看做“绝对精神”的唯心史观。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合作完成了另一部重要的论著《神圣家族》。在这部论著中，马克思、恩格斯初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的著名论断，这就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完成，标志着马克思同费尔巴哈异化论历史观的彻底决裂，也是马克思真正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开始。在这份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的重要原理，第一次把实践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提了出来，并且非常强调革命实践的意义和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中的重要性。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又一部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诞生，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

随着《莱茵报》受到群众的欢迎，报纸发行量也增加了两倍，成为普鲁士的一家大报。画面为马克思在审阅新印的报纸。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其他理论学说一样，也需要在现实中得到检验，在社会实践中获得发展，通过对当时阶级斗争的总结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重大成果的借鉴，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地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分析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政治斗争和寻求阶级解放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一步发展完善的重要表现。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唯物史观的重要原理和基本观点，随着《资本论》的问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许多原理都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其真理性在现实意义上得到了证明。到此为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一个科学的学说，其科学性才最终得以全面论证。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在随后批判吸收达尔文、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又科学地解释了人类的起源问题和原始社会问题，这就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得以深化了。

二、坚持唯物史观有何意义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问世，是历史学史上的巨大飞跃、巨大贡献。在它以前，从没有一个哲学家能把哲学唯物主义运用到对人类社会的观察上，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到人类社会上，阐明了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形成了指导史学工作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社会思想史上的一次空前的伟大变革，它宣告了唯心史观在历史领域中占统治地位局面的结束，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1．唯物史观的创立，第一次把历史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历史研究开始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在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条件中找到说明，这样，“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的基础上”了。由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就为历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科学地研究历史运动问题找到了可靠的基石。

蒸汽机模型。每一次科技的革命，都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革。

2．唯物史观的创立，消除了以往一切历史理论的弊端和主要缺陷，宣告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破产。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历史学家不是从探讨生产关系等问题入手去研究历史，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政治问题上，进而又把政治问题归结于人们的思想动机，这就无法看出历史运动的根本动力。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给所有唯心主义思想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唯心主义历史观也随之被驱逐出了历史观。

3．唯物史观的创立，为人们探索和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提供了可能。一直以来，唯心主义历史观要么反对历史本身具有客观规律性，要么仅仅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历史运动的规律，因而很难找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生产力、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历史问题的起点，通过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状况去认识思想发展的状况，把人类历史看做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这样就解决了以往唯心主义历史观无法解决的历史难题。

4．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历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给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和方法。唯物史观研究的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和一般规律，历史科学研究的是社会历史的具体过程和具体规律，两者是一般和具体、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以往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由于切入问题的基本原则的错误，不能为历史科学研究提供正确的指导，因此，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导具体的历史学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避免陷入唯心史观的错误圈套之中。

三、坚持唯物史观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唯一正确的历史观，我们应该坚持唯物史观的原则，把它运用于具体的研究工作，使历史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因此，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需要认真对待以下几个问题。

一方面，历史的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具体的分析，从中找出历史事实之间的必然联系，这样得到的结论才会有科学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反复指出，他们所创立的学说只是指示方向的指南针，而不是医治各种社会问题的药方，他们一再提醒研究工作者必须独立地去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地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法律、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虽然为人们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武器，但这决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是一些僵死的教条，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唯物史观的原则，还必须警惕和克服几种错误倾向，包括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等。

首先，必须反对经验主义。经验主义者轻视理论的意义，在他们看来，研究历史即便没有理论的指导，只要通过史料的考证排比，也一样能够解决历史问题。有些经验主义者甚至认为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偏见，抱着偏见去研究历史根本不可能得到科学的结论。可以说，在历史研究中，历史资料的整理、考订和鉴别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史料的整理和考证工作也会出现问题。历史研究的根本任务是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明历史发展的规律，以指导当前的运动，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唯物史观的指导，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

位于英国伦敦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观，为史学工作者指明了道路。

其次，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教条主义用停滞的、凝固的观点看待唯物史观，只知道背诵其中的只言片语，而不会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事实上，社会实践和各门科学都是不断发展的，唯物史观也理应如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达到了人们认识社会历史的最高峰，并为人们提供了正确分析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但是，它同样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真理。因此，我们应该用新的经验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只有这样才算真正坚持了唯物史观。

最后，必须反对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也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否定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性，宣扬有用即是真理的唯心主义思想，它不从史实出发，不以研究历史发展规律为最终目标，而以现实政治风向为指导、以领导者的意志为宗旨，不惜篡改历史、伪造历史以迎合政治的需要。这种取其所需、弃其所忌、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实用主义，绝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方法，它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因此，是我们必须要坚决反对的。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历史观的伟大变革，我们必须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坚持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贯彻到每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的观察和分析之中。同时，唯物史观也绝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因此，我们也必须在社会实践和历史研究中使其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只有我们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才能够宏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才能够更好地指导我们对历史的科学研究。

第五节　历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原则

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思想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是历史学界所普遍承认的，历史主义思想在史学方法论体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观察分析一切历史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思想方法，不仅在分析具体的历史问题时需要接受历史主义思想的指导，而且所有史学方法都必须同历史主义原则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历史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提供给历史科学研究的一个总的方法论原则。在这节里，我们主要来探讨一下历史主义思想的源流，以及其基本原则和方法论要求。

一、如何看待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最早是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提出的一种方法论思想，在18世纪中叶萌芽，到19世纪初期开始形成一个体系。历史主义的创始人是18世纪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科，他认为，人类社会就是按照自然的必然性，由一个发展阶段过渡到另一个发展阶段，他否认历史是神的任意妄为的产物的看法，力图在历史中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各种历史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随后，启蒙时代的伏尔泰进一步推动了历史主义的理性方法方向，直到德国的赫尔德林，近代资产阶级历史主义才真正形成。赫尔德林是最早论证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的人，他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都遵循着演进的规律向前发展。从维科到赫尔德林是资产阶级历史主义产生、发展的第一个阶段，18世纪末到19世纪，资产阶级历史主义有了新的发展。从英国的柏克到德国的黑格尔，是资产阶级历史主义成熟的重要阶段，他们都特别重视历史的内在联系，特别强调事物的历史性，把任何事物都看做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此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思想的突出特点在于：特别强调国家法律等历史事物的历史性，把它们理解为是历史演进的结果，是特殊的历史传统的产物，重视历史事物的独特性及其价值，认为应该对历史持有客观的态度，不能对历史上的是非曲直进行主观的臆度和猜测。应该说，强调事物的历史性、独特性和客观性是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的。但是，到了20世纪，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已经开始走向没落，他们用对于历史的个别理解来代替对历史的一般性解释，用历史的个别性、独特性来取代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从而走向反历史主义的道路。

资产阶级历史主义思想的理论贡献在于：肯定了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连续的运动过程，把每个历史阶段都看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并赋予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认为任何历史事物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都具有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历史独特性，因此，强调从历史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去理解历史事物；认为人类历史自身的演进存在客观的规律，因此应该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历史，而不能把主观的好恶作为评判历史的尺度。

作为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历史主义的历史功绩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同样不可否认其存在的历史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不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基础，所以在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上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其次，历史辩证法的思想还不能很好地在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中得到全面贯彻；再次，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在很多人那里发展成为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成为为反动统治寻找历史根据的理论；最后，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对于历史事物的个别性、特殊性、独特性的强调，最终成为反对历史规律性的思想武器。

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对19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历史主义思想的继承、改造和发展，其基本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类历史处于永恒的发展长河之中，是一个无穷的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过程，虽然在整个过程中也存在暂时的倒退和逆转，但是这个过程的总趋势则是上升的、前进的，历史进程的前进运动，不会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上终止。第二，一切历史事物都处于某一个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上，都是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是特殊的历史联系决定了事物的独特性。因此，应该从具体的时代条件出发，对具体的历史事物进行分析，才能对特殊的历史联系做出正确的理解和认识。第三，任何具体的历史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历史事物发展的每一步都受周围复杂的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对于历史事物的最后形态的全面认识，必须从对历史事物的过程性研究中才能获得。第四，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确定了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前一阶段的历史是后一阶段发展的出发点和基础条件，后一阶段的发展则又成为下一个历史阶段发展的出发点和前提，因此，对于历史的研究不能孤立地对待单个历史阶段，而应该把历史看做是继续发展的过程。

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近代天文学创始人。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逐渐冲破了神学的束缚，开始正确地对待哥白尼的“日心说”。

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进行一个比较，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明显的理论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以科学的历史观作为本体论基础，从而保证了这一方法论思想的可靠性和科学性。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真正把辩证的历史发展观贯彻始终，它尊重客观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仅仅从历史中认识历史，从历史发展的上升、前进的趋势中评价历史。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把对历史现象中个别性、独特性的研究与历史规律性的思想统一起来，从而避免了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错误。最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特别重视对于历史正当性的探讨，并且敢于正视和承认历史中的矛盾现象，能够辩证地看待历史。

此外，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还非常重视历史的两面性，从不回避事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难，并善于抓住历史事物中那些并存而又矛盾的现象，把它们统一在对历史的辩证的解释之中。无疑，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根源于对历史本身辩证性质的充分理解，根源于马克思主义极其深刻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接受矛盾，承受矛盾，给历史以辩证的历史的解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

三、历史主义原则有何基本要求

首先，站在历史进步的立场上评价历史事物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首要要求。分析任何历史事物都必须站在历史进步的立场上，去认识其本质属性，从而肯定和支持一切推动历史上升和前进的力量，历史主义的这一要求，是我们评价一切历史事物的原则立场。历史的进步标准是从历史本身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无限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总趋势是上升的、前进的，因此，看待历史事物的时候，最基本的尺度，就是看它在历史的向上的、前进的运动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是否是历史向上发展的必然的产物，它的发展和运动是否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和发展。因为这个标准是从历史发展本身提出来的，因而是唯一客观的标准，在历史评价活动中具有最终的意义。

《沙皇、牧师和富人》，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品。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有其发生的历史背景，这幅宣传画真实地再现了俄国革命前夕广大劳动人民的处境，正是这种悲惨的生活激发了他们的反抗意识，于是1917年2月，俄国人民用武力推翻了沙皇政府的统治。

其次，研究任何历史现象都应该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分析任何社会历史问题，都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出发考察问题，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一切历史事物，都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历史条件的变更，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它就成为不可思议的东西。因此，评价、分析任何历史事物都必须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考察。每一事物都只从属于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不能把它跟不同时代条件下产生的其他事物相混淆，或者对不同时代条件进行简单机械的类比。贯彻历史主义的这一要求，一是要在主观上坚持让我们的分析和思考回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二是要对客观历史环境作出正确的分析，正确地把握这个环境。

第三，在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要重视基本的历史联系。分析历史问题，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而且这个联系应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不但要把历史问题放到历史发展的时间长河中考察其前因后果，还要把它与周围的事物联系起来，弄清历史环境中诸因素对它的影响。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必然同先前的和周围的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要真正认识某种事物，就必须对它进行联系性的考察研究。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必然隐含着大量相关的历史事实，因此，必须研究其为何会发生，为何一定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沿着那样的方向发展，它的结局为什么一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等等。而要想真正回答好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弄清楚这一历史运动的历史联系，研究决定这一历史进程的特殊因素。

最后，在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还必须把历史作为一个过程进行考察。对任何历史事物，都要作为一个过程去研究，考察它在演变过程中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从而对其最后形态做出可靠的历史分析，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状况。因此，要想正确地认识历史事物，要想有把握地解决历史问题，就必须从历史上对它的全部发展过程加以考察。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一致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具体方法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运用，它在我们实际的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五章　历史学的基础理论

◎从劳动中浴火重生

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换句话说，就是劳动创造了人类历史。整个人类历史是一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历史。纵观整个人类史，其前进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曲折中不断地前进。因此，我们在研究人类历史时，要始终坚持唯物辩证史观。

第一节　人类历史的起点和基础是什么

人类历史从何处开始？人类社会大厦的基础是什么？这不仅是一个史实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和基础。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不仅在不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人类提高了生活水平，丰富了文化生活，而且在时刻不停地推动着历史的进步。

自有人类以来，人们都是现实的、具体的，从起源和发展来说，人是劳动的产物，从社会本质来说，人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类历史的出发点，决不是什么抽象的人、人性、绝对精神，而只能是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生产关系。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和调节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是通过有目的的活动来改变客观自然物的社会实践。关于神是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说法，乃是建立在神造人的谎言的基础上的。既然神是不存在的，既然人类社会不是由神主宰的，神就不可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古代社会科学技术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人们不理解世界变化的规律，产生了一些关于神在不停地推动日月星辰运动的想法，幻想存在着一些超自然力量在推动社会的发展变化。

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是人在同自然界积极的相互作用中自我产生和发展的独特方式。人是通过劳动使自己与动物相区别的，同时，劳动又是人们在社会中彼此相互联系、共同生活的一个基本形式，是人的社会本性和社会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劳动不仅推动人类形体的形成和发展，而且还促进人的社会意识、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的形成与发展。

首先，劳动创造了人类自身。人是从古猿发展进化而来的，这已经是一个定论。但猿是怎样、在何时转变为人的问题，人类至今还不清楚。揭示人类在生物学方面的形成过程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此前，尽管人们已提出人类进化问题，但还处于任意假设阶段，上帝造人等特创论在世界各地占绝对统治地位。

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一书，根据动植物演变的大量科学资料，揭示了生物进化的规律，说明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动植物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具有划时代意义。翌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明确提出人猿共祖论，指出新认识的方向。此后，进化理论不断完善，古人类化石相继发现，人类起源于动物界的观点逐渐得到学术界普遍承认。1871年，达尔文又出版了《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首次指出人类和现代类人猿出自共同的祖先。

达尔文（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一书，成为生物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指出这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

1876年，恩格斯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揭示了人类是怎样起源的，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的理论。他认为，古代的类人猿最初成群地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森林中，后来一部分古猿下到地面寻找食物，逐渐学会用两条下肢直立行走，而前肢则解放出来，使用天然的石块和木棒，并采集植物，捕捉小动物，最后终于发展到能够制造工具。脚的直立和手的进化，影响到身体构造上的一系列变化，而大脑和感觉器官也日益发展，终于出现了人类的各种特征。

劳动是使人类和人类社会从自然界独立出来的唯一力量。从猿到人的转变是经过千百万年漫长过程的，其中经过亦猿亦人、亦人亦猿等若干个阶段，作为转变基础的劳动，最初是从古猿的本能活动中萌发、成熟起来的。劳动使人直立行走，直立的结果是肺和喉获得解放，发音器官逐渐得到改善，视听范围得到扩大，促进大脑组织复杂化。这一切为语言和意识的产生提供了生理基础。手脚专门化的发展，使前肢更加灵活，更加精巧，这种高度的灵巧性使得猿的前肢逐渐变为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人手。

在生产劳动中，人们之间必然要发生一定的关系，孤立的、不具有任何社会性的劳动是不存在的。社会劳动需要有目的有计划，需要彼此交流思想，因此，人类又在生产劳动社会交往中产生了语言和意识。总之，制造工具、社会关系、语言意识，这些人类特有的标志，都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没有劳动，也就不可能有人。

其次，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类产生的过程，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发生和形成的过程。社会是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人群的总体，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产生的直接原因，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劳动是人类一种有目的的活动，这种目的性是出自人类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是社会生活的客观必然。劳动的客观目的性和条件性促使人们采取相应的活动方式，并建立和发展相应的、与劳动相适应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组成人类社会复杂的关系之网。

总之，由于劳动的需要，人与人之间相互结成了一定的关系，即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由此又产生了一定的上层建筑。社会是劳动的产物，它应劳动的需要而产生，又应劳动的需要而存在和发展。劳动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更，而社会又对劳动加以组织和提高。这就是劳动创造世界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劳动创造了生产力、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创造了整个人类社会。

这是非洲古人围猎大象的岩画，发现于南非。人类在劳动中不断地演变进化，才形成了我们现代的人类社会。

生产劳动不仅是人类社会的起点，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的历史便是随着生产劳动的发展而发展的，生产劳动的发展过程即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首先，人类历史的发生发展是劳动分工加深的结果。历史上最早的社会分工是男女之间的自然分工，这种分工决定了最初以母系血缘组成的氏族公社的产生。后来又出现了两次社会大分工——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产生了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三大经济部门。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劳动的社会分工越发展，劳动生产的社会性越强。这种劳动的高度社会性势必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之间发生矛盾。劳动的社会分工越发展，这种矛盾也就越尖锐，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崩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诞生。

其次，劳动是各个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基点。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是社会进步、精神文明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多少，是社会发展程度的两个重要标志。人民群众的自然科学发明和技术创造，使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科学和文化创造使人对自身、对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入，艺术的发展使人的创造力得到了全面的发挥。

总之，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人类历史上，人民群众的劳动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生命存在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和源泉，从根本上说，全部丰富多彩的人类史，不外是物质生产劳动的展开和深化。

第二节　历史上人类共同体是如何演进的

关于最早的人类组织，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只能通过间接的材料进行推测。一些学者认为，杂交的原始群是人类最早的组织形式。原始群是人类第一个社会共同体，是人类最原始最低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原始人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就需要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原始群四处流动，使用天然工具，集体劳动，集体消费，杂婚繁殖，它所对应的阶段，既不仅仅是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也不仅仅是人类社会最早阶段。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自然是原始群时期的一个极大的组成部分，而且当猿人能够制造工具即成为所谓的完全形成的人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原始群也是当时的主要的社会组织。可以说，原始群是人类刚刚脱离动物界的共同体，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最初形式。

原始公社制形态，是人类社会历时最久的形态，起点至少在两三百万年前，终结于约5000年前左右。原始社会可分为血缘家族公社和氏族公社 ① 两大段，氏族公社段本身又包括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前者为原始公社制的繁荣期，后者为衰落期。血缘家族公社可能存在于两三百万年前至五万年前，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

原始社会在世界各地解体和国家的产生过程在古代、近代、现代均发生过。最早解体的地区是尼罗河、两河、黄河、印度河流域与爱琴海岛屿，以后是希腊半岛、小亚细亚、腓尼基、阿拉伯南部等地区。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000年，旧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和新大陆美洲的中部均出现国家，原始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瓦解。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古代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古希腊人把两河流域叫做“美索不达米亚”，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地方”。美索不达米亚又分两个部分，南边叫巴比伦尼亚，北边叫亚述。两河流域文明时代最早的居民是苏美尔人，他们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就来到了这里，两河流域的最初文明就是他们建立的。

两河流域文明起源于两河流域南部。这里是两河的冲积平原和三角洲，同埃及的尼罗河一样，两河也是定期泛滥，时涨时落，只有建设起堤坝沟梁来蓄水排涝，人们才能耕种收获。两河流域的居民主要用使用牛、驴拉着木犁耕地，最主要的农作物是大麦和椰枣。大麦酒是人们最喜欢喝的饮料，椰枣是人们的主食之一。

大约在5000年前，古代两河流域的居民就会制作陶器了。他们制作的陶器主要是彩陶，色彩富丽夺目，有的还涂有好几层。人们常用的生活用具像酒杯、油缸、炉子、灯盏等几乎全是陶制。最有趣的是，人死后用的棺椁也用陶土烧制，形状像个有盖的长方形大箱。

古代两河流域人民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成就，在人类文化宝库中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他们很早就有了文字，这就是著名的楔形文字。楔形文字虽然始终没有发展成拼音文字，但在人类早期文字中，它是发展得比较完备的一种。

早期的人类文明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各个方面都让人叹为观止，例如两河流域的神话传说特别引起后人的兴趣，人们发现，基督教《圣经·旧约》中的一些故事的渊源在古代两河流域。如有一首叙述神创造世界故事的诗歌与《圣经》的创世故事十分相像，都说神在第6天创造了人，第7天休息。两河流域科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我们今天度量时间用小时、分、秒，以及把一圆周分为360°，都是继承了两河流域古人的成果。古代两河流域的天文历法知识直接影响了欧洲的天文学。苏美尔人按照月亮的盈亏把一年分为12个月，共354天，同时设闰月调整阴历阳历之间的差别。

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苏美尔人便发明了人类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开始，苏美尔人在进行贸易交流时，是用物品的形状来记载往来过程的，后来聪明的苏美尔人就用更简单的文字取代了绘画文字。至公元前2500年，楔形文字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

早在5000多年前，两河流域的人们就创造这样发达的文明，真是令人神往。欧洲古代文明的最高成就是古希腊文化。然而，当古希腊人还没有迈进文明时代的时候，两河流域的文明就已经延续了约2000年。希腊人后来的许多成就，就是在两河流域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氏族公社是较前氏族公社完善、系统的早期人类社会组织，是由出自一个共同祖先和彼此不能通婚的人们组成的血缘亲属集团。部落是较氏族规模更大的人类共同体，看来与氏族同时产生。起初，部落内只包含两个氏族，后来氏族人口增殖，两个通婚的氏族各自分出新的氏族，部落所含氏族数量逐渐增多，一个部落可有几个或十几个氏族。从一开始，部落形成了自己的跨氏族的调节、管理机制，并渐渐在氏族大会之上形成了部落大会、氏族酋长会议等机构，甚至出现部落所有的财产，如公共活动用地等。部落是人类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多样化的初期体现。

父系氏族公社是原始社会解体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按男系确定血统，家庭关系从对偶婚上升到专偶婚，出现父权制家庭，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维系氏族的血缘纽带松弛，整个社会权力组织向政治组织转化。母系原则被父系原则取代的原因可能在于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的改变。

我国的母系氏族社会大约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前后经历了几万年时间。距今约1.8万年的山顶洞人及其文化，是母系氏族早期的代表，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典型的文化遗存，因发现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而得名。距今约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代表了我国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因1921年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仰韶文化分布于黄河中游一带，主要遗址中的西安半坡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1954～1957年多次发掘，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左右，为复原中国母系氏族公社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伏羲和女娲兄妹通婚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知察到血缘在人类婚姻史中的地位。

父系氏族公社，大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1959年山东泰安县大汶口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同样类型的文化遗址在以山东、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地区也有发现，通称为大汶口文化。比之较晚的是龙山文化，距今约四千多年前。典型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中部、东部和江苏淮北地区。以黑色陶器群为显著特征。

氏族是在原始群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人类共同体，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在旧石器时代，随着人类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原始群的接触就多了起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食品获得能力的增强，原始群可以更为稳固地居住在某一个地方，不同的原始群之间开始互通婚姻，形成氏族，结成部落，这说明氏族和部落是同时产生的，氏族是第一个真正的社会组织。氏族是由血缘关系的家族繁衍形成的，它的基本特点是以血缘关系作为社会联系的纽带，各个氏族一般都有共同的崇拜图腾、共同的名称、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基地等。

氏族公社先后有两个阶段，即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这两个阶段的出现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密切相关。母系氏族社会是第一个真正有考古材料作为证据的原始社会组织。母系氏族是一个稳固的血族集团，它是在人类生产力获得初步发展，能维持群体生活，并产生族内近亲通婚禁忌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氏族成员必须与另一个氏族的异性通婚。因此，伴随母系氏族的出现，族外群婚也产生了。人们通过这种方式使各个原始集团之间发生一定的联系，互通婚姻的氏族组成了早期的部落。

人类初始，生产力低下，只能赖原始群的集体力量，在极其艰难的自然条件下求得生存。“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所谓婚姻和家庭，只有杂乱的性交关系，“长幼侪居”，“男女杂游”，两性关系不受任何约束，既无年龄和行辈的婚配限制，也无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的界分，异性之间均可任意选择作为发生性行为的对象。

杂乱性交历经了相当漫长的阶段，随着原始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化，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按年龄、性别或体质强弱不同而分工的劳动组合，行辈男女间也会因生理条件的悬殊，产生微妙的性心理变化，原先祖先与子孙、双亲与子女间的两性关系逐渐遭到排斥，慢慢形成了只在同一群体的兄弟姊妹或从兄弟姊妹间两性结合的社会行为规范。这种排除直系血亲间的性关系，只按世代划分的血缘群婚，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中每每可见。

如传说三皇时代女娲与伏羲的行辈婚，他们原是一对兄妹，《春秋世谱》云：“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独异志》卷下描述了这对兄妹为婚的经过：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

又如，台湾高山族有这样一则传说：很久以前，大陆上一对兄妹，为了追寻太阳，漂泊到台湾岛上。岛上毫无人迹，为了繁衍后代，天神暗示他们结为夫妇，可是哥哥不同意。妹妹只好想了个法子，哄骗哥哥，说给哥哥找到一个对象，请他晚上去相会。晚上，妹妹在脸上画满黑色花纹，到相会地点等候哥哥。哥哥来后竟认不出自己的妹妹。于是两人行交合之欢，繁衍了后代。从此，高山族少女婚前都要纹面。

这则故事与伏羲女娲兄妹为婚颇相类似，表明在人类婚姻史上，行辈间的血缘婚确曾作为最早产生的一种婚姻制度普遍流行过。这种基于同一血缘群体内部按行辈婚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子息的生身父亲是难以确定的，血统只能从母亲方面确认，因而属于内婚制的母系血缘家族。随着人类交往视野的扩大，不同血缘家族间男女的性行为渐有发生。神话传说有“郊野受孕”的故事，如：

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于常阳山，生神子……是为神农。

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苡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

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因名曰弃。

图为汉代砖雕《桑林野合图》。这表明一直到汉代仍保留着在野外性交的古老习俗。

不同血缘家族的男女在野外的媾合交欢，曾为一时的社会行为规范所不容，因秘事而神化之。但远缘交合的后代，如黄帝“弱而能言，龙颜”，强壮如“巨人”，他们先天的体质和智力，等于用优生的事实对血缘家族的行辈婚做了否定，在自然选择法则面前，人们最终还是向限制和排斥近亲血缘婚配迈出了最可贵的一步。

血缘婚向非血缘婚的转化，使母系血缘集团具有氏族的性质，成为当时社会中一个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婚姻行为和人口再生产过程受到了氏族制度的严厉制约。氏族外婚制是氏族时期主要的婚姻形态。

对偶婚是一对男女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生活，不仅维持着性生活关系，而且男子还参加女方氏族的生产活动和抚养子女，子女知其母亦知其生身父亲。这是基于婚姻关系和子女养育关系而出现的对偶家庭，不过，对偶婚家庭仍是母系氏族社会发展到晚期的产物，没有独立的经济，须依附于母系氏族共同体而存在，婚姻关系不牢固，夫从妇居，死后得归葬本出身氏族。

父系氏族社会初期，随着生产力的较大提高，社会财富积累增多，私有制现象加剧。男子所具备的生理素质，使其在新条件下所能起的作用越来越大，逐渐占据了生产主人的地位。早先的对偶婚姻家庭，至此因男子所得财富大大超过女子劳动所得，不仅使丈夫的家庭地位能与妻子平起平坐，而且又日益超过妻子，促使丈夫全力确保父系血统的纯洁，以便把这些财富真正传给自己的嫡亲子女。这一父系制趋于全面强化的社会变革，更进而带来了婚姻制度和家庭形态一系列巨变，造成对偶婚家庭的全面瓦解，父系制婚姻家庭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其发展的高级阶段，又出现了以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为核心内容的，包括较多世代和多对配偶的父权制大家庭。父系氏族社会向父权制阶级社会转移，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变革的深化，反映于婚姻形态，则是一夫一妻制的父系个体家庭或父权家长制下的大家庭。

人类自原始群时期杂乱性交伊始，婚姻形态的演变，大致历经血缘家族时期的行辈婚，和母系氏族时期的氏族外婚制及对偶婚，直到原始社会行将崩溃之前，才完成父系个体婚制向父权家长制下婚制的深化。父系个体家庭以经济条件为重要基础，是私有制发展下的产物，有着与以往一切两性结合或血缘关系的社会婚姻形式根本不同的性质，它的出现，本身就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口再生产单位，而成为瓦解父系氏族组织的一种潜在力量，至其发展的高级阶段，出现了父权统治下的家长制大家庭，出现了与原氏族制度格格不入的宗亲组织和伦理观念，其经济职能也无不加速了氏族组织的解体。随着阶级社会的全面出现和文明时代的到来，父权制大家庭和父系个体婚家庭，也因之而不断得到充实调整。

母系氏族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第一，无论是氏族内的群婚，还是氏族外的群婚，它的婚姻形式使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人们的世系只能按母系来计算。第二，农业革命发生之前，女子从事的采集业比男子从事的狩猎业更加稳定而有保障。第三，在人口资源极为贫乏的当时，对女性生殖功能的崇拜。因此，在母系氏族公社里，妇女在氏族经济中处于主要地位，夫与妻分属两个集团，他们之间只有性交关系而没有经济关系。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是在新石器时代，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虽有发展，但从这些生产中得到的食物还是很有限的，而这些生产又主要由男子承担，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氏族中的地位。而妇女的采集活动却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她们仍受到普遍的尊敬。人们实行的仍是氏族外群婚，世系仍只能按母系进行计算，这个阶段的氏族里是没有家庭的，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氏族议事会，参加者为全体成年男女，一个部落的氏族间只有性交关系，而没有食品分配关系。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食品的丰富，个人占有的私有品的增加，使人们头脑中有了初步的占有的意识，再加上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因此，对偶婚姻便产生并逐渐成了一个规例，原来的群婚制的氏族便进入对偶家庭的氏族。一个氏族里面有若干对偶家庭，但这种对偶家庭是不牢固的。这种对偶家庭，没有自己的家庭经济，对偶家庭既不是经济细胞，更不是社会细胞。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社会联系越来越广，越来越紧密，部落内的氏族关系不仅仅是性交关系，而有了某种经济上的联系，于是便产生了由各个氏族的首领们组成的部落首领集体，共同管理部落事务。对偶家庭是母系氏族公社的最后阶段，从这里直接发展到父系氏族公社。

陶塑孕妇像，用泥塑烧成的偶像。在原始的农业社会，人们视大地如母亲，是滋生万物、出产五谷的神祇，遂加以供奉，以祈求保佑农业丰收。亦有学者以为，这是供先民祭祀祖先的偶像。

新石器时代的初期是母系氏族公社的全盛时期。随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氏族人口的增加以及农业革命的发生，生产发展到了犁耕农业和较大规模的畜牧业阶段，男子凭借强壮的体力在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女子的劳动从此显得无足轻重。这时，母系氏族开始过渡到父系氏族。生产工具的进步，使犁耕农业和畜牧业都有了不同寻常的发展，男子在这两个部门中所生产的产品在财产结构中逐渐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这便决定了男子在氏族中的地位必然提高并超过妇女，使得这时妇女离开自己的氏族进入男子的氏族组成家庭。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发展，男子占有妻子的观念越来越强，而且这时不管是农业部落还是畜牧部落，男子都占有大部分的财产，是实际的财产所有者。这样妻子对丈夫便有了依赖关系，因此，这就要求妻子必须对丈夫忠诚，一夫一妻制出现了。这种婚姻制度的家庭形式是家长制大家庭，整个大家庭一般在年长家长的管理之下，共同耕种氏族分配来的土地，共同占有剩余产品。在这样的家长制大家庭里，世系按父系计算，确定出生自一定的父亲的子女才能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

部落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组成的更大的社会共同体，虽然，组成部落的氏族仍然是独立的社会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但是这时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再由氏族大家庭的家长决定氏族内外的事务，而由部落议事会来决定。随后，部落又发展成为松散的军事行政联合体的部落联盟，各个部落的酋长和部落议事会共同推举联盟的首领，负责整个部落联盟的重要事务。部落和部落联盟的产生，加强了各个氏族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为形成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创造了条件。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最早实行禅让的是帝尧。尧年老的时候，召集“四岳”——即四方部落酋长议事。他说自己在位七十载，现在需要选择一位继承人，是否可以从“四岳”之中选出一位呢？“四岳”都谦虚地说自己无此才能，不堪当此大任。尧又让大家推举自己的亲戚以及隐匿在远方的贤能之人，大家便一致推举一位名叫虞舜的人，并介绍了虞舜的情况，说他是民间的一位盲者之子。他的父亲很糊涂，母亲谈吐荒谬，其弟象傲慢无礼，然而舜却能够和谐地与他们相处，全心全意、恪尽孝道，并以自己的高尚品德来感化那些邪恶的人。于是尧采取各种方法对舜进行考验，将两个女儿嫁给舜，让她们直接观察舜的言行，又让舜担任各种职务以考察其能力。舜果然不负众望，尧便让舜继承自己的位置。在尧年老的时候，舜便摄行管理各种事务，主持祭祀上帝、山川诸神的礼仪，会见诸侯，外出巡狩，赏赐有功之人，制定各种刑罚处理犯罪之人。禅让制的实质是上古时代的军事民主制。

尧舜禅位图。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尧死后，舜即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禹即位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这种古代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史称“禅让”。

父系家族的出现，促进了私有制的发展。但土地的私有化没有完全实现，以公社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公社始终存在，只是不再叫氏族公社，而改称农村公社了。农村公社不是按氏族血缘关系，而是按村居的地缘关系构成的。农村公社是土地公有制向土地私有制的过渡形态。在原始社会解体时，阶级已经普遍存在。它的特点是两种所有制并存：耕地、牧场、森林归集体所有，可由各家定期分配使用；但房屋、牲畜、农具、产品，以及宅基地和园圃已归属私人。农村公社虽公私并存，但它的公有成分日益受到私有制的侵蚀。私有财产的增加，交换的发展，首领利用职权占有土地、奴隶及财富，成为贵族，贫富分化出现并加剧，借债还不起的平民便沦为奴隶。私有的观念越来越强，又由于生产工具和耕作方法的改进，使生产趋向个体化，从大家庭中分裂出一个个小家庭，家庭是带有私有性质的东西，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经济单位的开始，也标志着私有制的产生。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一种人类共同体，它始终作为社会的细胞而存在。家庭的产生、职能、性质、形式、结构以及和它相联系的道德观念，都与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家庭作为生产单位，不仅是人类向自然作斗争的前沿，而且是人类内部发生各种关系的起点，是构成人类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关系、道德关系、宗法关系、思想关系等复杂关系网上的基本纽结。在阶级社会里，家庭总属于一定的阶级，不同阶级的家庭，其职能和性质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在同一家庭内部和不同家庭之间，也渗透了阶级关系。

氏族部落权力组织对阶级的形成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矛盾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的贵族为了使自己的财产和特权在阶级的彼此斗争中不致受到损害，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通过强制手段缓和社会冲突，把各种矛盾保持在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保证私有财产不受外敌入侵和内敌的危害，使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和剥削永久化。这种特殊的力量就是国家，所以国家本质上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权力组织。

最早的国家产生于公元前4000年代末和公元前3000年代初的农耕地区，即尼罗河流域的上、下埃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公元前3000年代后期，在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克里特岛、亚述、伊朗高原西南部的埃兰、叙利亚的埃勃拉等地也形成了国家。在公元前2000年，希腊半岛、小亚细亚、腓尼基、阿拉伯半岛南部亦有国家兴起。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000年，旧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和新大陆中部地区均进入国家阶段，原始社会在世界范围内彻底解体。

国家是伴随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一个政治共同体，是人类组织中的最高形式。所谓国家，就是指占有一定地域，拥有不依附于外部控制的政府和在政府统治下的、有组织的社会。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了国家，其本质是统治权，即立法、司法、惩治犯法者以维护社会秩序的权力。国家是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产物，母系氏族变为父系氏族，氏族公社变为农村公社，氏族民主制变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最后则是国家的产生。一般来说，阶级和国家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

国家按地域来划分它的国民，并设立了特殊的社会权力机关，以及专门掌握这些权力机关的官吏，为了镇压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国家还拥有一整套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在内的国家暴力机构。国家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是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的强大力量，对社会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国家具有特殊的职能，它的对内职能是：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对本阶级实行一定范围的民主，以保持统治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地位；运用政权力量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基础，组织、调节、干预经济生活，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或者通过维护某种政治思想原则的斗争，间接作用于经济；维护社会秩序，调节社会矛盾，把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使社会陷于混乱和崩溃。国家的对外职能表现在：组织国防，防御外来的侵袭和颠覆，调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保护本国利益不受侵犯。

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的国家形态，都有一个具体制定、执行法令的特殊阶层，即国家统治集团，国家统治集团常常处在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上，它不仅要受到阶级斗争的制约，也与他们代表的那个阶级存在着某些矛盾。这些矛盾和斗争，对于国家机器的运转和整个历史的发展也往往起着不同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步兵。作为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的军队，不仅对外要保护本国利益，对内也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民族起源于家庭，因为家庭产生宗族，由宗族而产生部落，由部落而产生民族。在历史上，有的民族没有国家的轮廓，有的民族不但有国家轮廓，也有国家权力，可是缺乏联系全体国民的“民族情感”。国家就不同，它是一个有一定的人口、限定的土地以及武力并有明确疆域的团体组织，为着这个团体的一般利益而行使职权，国家的基础应当建筑在民族之上。

斯大林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在它的全体成员中统一使用的共同语言，由于历史原因，在个别民族内部也有几种语言并存的情况。民族共同语是以某种方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方言要成为民族共同语的基础，一般是使用这种方言的地方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民族共同语形成之后，一些方言还会存在，但民族共同语是占优势和居于统治地位的语言。

可是引发国家的民族感情，并非来自内在因素，而常是受外力压迫而发动的。如因为列强争夺中东地区的石油，遂引起中东的民族独立运动，产生了许多伊斯兰教国家。这实在是最好的例子。

种族相同，语言相同，宗教相同，都不是产生民族感情的唯一根据，更不是构成国家的主要因素。所谓民族并不囿于一地，民族情感，常超越地界以外。散居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始终保持着犹太人的本色。古老的种群认同形式在封闭隔离的环境内，只包含于神权的荣光之中和自然性的种族认同观念这一层面上，以传统文化背景、区域划分意识以及生活要素的相近意向作为基础。通常而言，民族与国家似乎是难分彼此的，如果纯粹从字面意义上明晰两者的差异，可以勉强地断言民族更多是对人类自然属性的表述，而国家则较多地具有文化和政治色彩。国家的形成并不是民族的自然之果，它更多的是文化传统所致，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的安排，使得民族与国家就有了不解之缘。

苏联统帅斯大林。约瑟夫·斯大林（1879—1953），出生在第比利斯州哥里城。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和领袖、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战略家、苏联大元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

但是，民族并不一定都可以组成国家，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对犹太民族发展历程的考察来清晰地认识到。

在非洲和亚洲中间，有一片叫做阿拉伯的大沙漠。4000年以前，一个被叫做“闪姆族”的游牧民族为了寻找水草，赶着他们的羊群在这片沙漠中到处寻找牧场。闪姆族中有一支叫做希伯来人的部落，想占有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但是这里早已被一个叫做迦南人的部落占领，为争夺这块土地，希伯来人同迦南人进行了许多年的战争。迦南人十分英勇，希伯来人根本就不是对手，被迦南人打败的希伯来人处境十分困难，全族的人聚到一起，商议部落今后的出路。全族人最后一致同意老人的意见，离开巴勒斯坦，前往埃及。

希伯来人在埃及安定地生活了几百年，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埃及的法老拉美西二世要建造两座巨大的宫殿，他把希伯来人变成了奴隶，让他们开山挖石，服各种苦役。过了几十年，拉美西斯二世死了，埃及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野蛮民族和海盗的入侵。希伯来人的首领摩西乘机带领全族人越过红海，逃出了埃及。后来，摩西成了犹太教的创始人。

摩西去世后，接替摩西领导希伯来人的是约书亚，约书亚带领他们经过无数次的战斗，终于渡过了约旦河，在迦南定居下来。约书亚之后的希伯来人的首领，是一位名叫参孙的勇敢的战士，参孙死后，希伯来人仍旧生活在动荡之中。由于当时一直没有能够使所有希伯来人佩服的人出现，有很长时间希伯来人的各个部落没有统一的领袖。就在犹太民族四分五裂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扫罗的勇敢的年轻人，在一次迎击敌人的进攻中表现得十分勇猛、机智和果断，成了全体希伯来人尊敬的英雄。扫罗死后，一个有勇有谋，名字叫大卫的青年登上了王位。大卫的军队攻下迦南人的一个叫耶路撒冷的小城市，在这里建立了首都，称为犹太王国。大卫死后，他的儿子所罗门继承了王位，所罗门时代是犹太人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公元前586年，犹太国被巴比伦灭亡，耶路撒冷全城的犹太人都成了俘虏，60年以后，巴比伦又被波斯征服了。波斯王居鲁士释放了囚禁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在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并没有过上和平的生活，不时地遭到外族的侵犯。犹太人在绝望中，只好把希望寄托于“弥赛亚”的来临。此后，犹太人便离开了耶路撒冷，散落到世界各地，一直到“二战”前，犹太民族仍然是一个没国家的民族。

立法者摩西。摩西，《圣经》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据《出埃及记》载，摩西带领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迂回迦南，途中在西奈山上接受上帝写在两块石板上的十诫。

第三节　如何理解历史认识中的主客体

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面对同样的历史资料，不同的研究者所得出的历史结论却并不一致，有些甚至还大相径庭。譬如，封建史家可能会把农民起义诬为盗贼，而无产阶级史学家则把农民起义视为反剥削压迫的英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除了阶级立场、指导思想、理论方法等不同之外，最主要的还在于研究者各自不同的独特主体意识结构。形成史学研究者不同的主体意识结构的因素非常复杂，但是，其中包含有一些基本的稳定不变的认识因素，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哲学观、世界观的影响。在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的全部认识因素中，哲学观点居于主导性地位，对其他认识因素起着一种支配的作用。如果人们的历史认识，没有清醒的正确的哲学观点做指导，那么，认识活动必然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主体也就不可能窥见历史的深层，达到对历史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

其次是政治立场问题。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是历史学家的社会属性，它虽然不是一种具体的认识因素，但是在历史认识活动中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虽然有时候历史研究者不会公开言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甚至故意淡化和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是，他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和理解，都会暗含在其他各个方面的研究之中。

第三是知识结构方面的因素。知识结构是历史研究者以往接受的全部文化教育所获得的知识的总和，它包括知识水平、思维方式、认识能力等。这几种因素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融合，构成了认识主体特有的知识基础，知识基础作为主体意识结构中的一种重要认识因素，决定着主体的认识活动所可能达到的真理性程度。

第四是历史认识主体的生活经验。每一个单个的认识主体，都有自己特殊的生活阅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深刻而丰富的人生经验。这种特殊的人生体验和感悟，使认识主体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具有一种特殊的体验色彩。因为历史是人的社会史，人们的社会生活经验很容易沟通人们对历史上社会生活的理解，因此，经验性认识往往成为历史认识的突破口。

第五是关于情感、气质方面的因素。情感因素往往不容易被察觉，但事实上，它渗透在人的一切认识活动之中，并和理性认识因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在历史认识活动中应该从主观上努力，尽量把情感放在理智的基础上。性格气质也是主体意识结构中的非理性因素，而且是主体意识结构中最能显示个体差异性的心理因素。性格气质各异的历史学家，在治学风格上显示出不同的特色，所获得的历史认识在广度、深度上也都会有所区别。

主体意识结构的诸多因素，在主体的认识活动中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一个认识结构的整体功能体系。由于每个史学家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独特的生活经验，情感意志、性格气质等心理因素方面的特殊素质，以及由这诸多特殊的个人因素而渗透于其中的哲学观点、政治立场，就使得每个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都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历史认识都是从一定的主体意识结构出发的，历史研究就是使客观历史在史学家主体意识中达到生动的再现。不同的历史认识成果，是不同的主体意识结构的产物，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的渗透是客观的必然的事实。因此，绝对如实地再现历史是不可能的。过分追求完全客观性的历史认识，只是一种理想性倾向，它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还会带来许多不利的后果。

晚清政府为了苟延残喘，维护其统治地位，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同外国列强共同镇压义和团运动。

既然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不仅是客观的、不可避免的，而且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应该充分重视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同时，我们不仅仅需要正视这一事实，而且还需要主动引导主体意识的走向，增强历史认识中的主体意识。那么，如何加强历史认识中的主体意识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历史研究者应该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学理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具有主体自觉性的历史学者，应该把自己关注的中心放在历史本身，而不能把经典作家的著作和言论作为自己关心的首要问题。其次，应该在历史研究中进一步强化自觉的主体意识。有没有自觉的主体意识，是否在历史研究中达到了高度的主体自觉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并最终影响着研究成果的价值。最后，加强历史认识中的主体意识，还必须重视历史研究主体的修养问题，包括主体哲学观、世界观的进步性，政治立场的革命性，知识结构的合理性，以及生活经历、人生体验的深化，高尚情感的培养，性格气质的锻造等诸多方面的因素。

主体与客体是一对哲学范畴，二者彼此相互规定，相互依存，就概念内涵来说，历史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进程的影响者，历史客体便是历史主体进行对象性活动的对象。造成历史认识区别于一般认识活动的根本原因，却不在于主体方面，而在于历史认识中客体的特殊性。所以，要真正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仅仅注重于历史主体的探讨是十分不够的，必须对客体范畴展开认真的研究。

正确认识历史客体，需要把它与历史存在概念相区别。历史客体是与历史主体相对存在的一对范畴，而历史存在却是一种完全脱离认识主体而存在的自在之物，历史存在的概念扩大了历史客体的内涵，它包括人类以往整个历史活动的全部内容。总之，客体是认识论中的范畴，它不同于本体论中的客观实在，历史客体是历史认识论中的范畴，它也不同于历史存在。在认识了历史客体的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继续研究历史客体的重要属性。

历史客体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新的历史资料不断被发现，新的史料越来越扩大着历史认识主体的视野；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主体认识能力的提高，这都推动着主体不断从新的角度去研究历史、选择研究的客体、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历史的客观存在是凝固不变的，但是历史的客体却是变化发展的，随着主体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以及主体能力的提高，从历史的可知性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无限性上说，全部历史存在都有可能成为专题对象性认识活动的客体。

历史认识的必要前提，是历史研究主体要占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并透过历史资料去认识历史客体，而历史客体首先是作为客观史实存在的，所以，客观性是历史客体的首要属性。除了客观性之外，历史客体还具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属性，这些属性对主体都产生深刻的影响，并规定着主体认识活动的形式、特点和方向。

首先，历史性。任何历史现象，都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它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它与周围环境的历史关联，决定了该历史现象的面貌。认识历史客体的历史性，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对历史客体的历史环境的把握，要有一种巨大的历史感。没有历史感的人是无法理解历史的，如果我们获得了对于某个时代的历史感，那么，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在我们的理解中都会是理所当然的，否则，许多历史现象都会显得不可思议。

其次，完成性。虽然作为历史，无论是自然史，还是人类史，都是一去不复返的，都具有一度性的特点，但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活动还不像某些自然界的现象，可以“重复”地出现或者经过实验人为地让其“再现”。例如，生物界的植物，一年四季从种子种植、胚胎生芽、长成根茎、开花到结出果实这样一个过程，一般每年就都至少可以“重复”一次。物理中的电磁感应现象，亦完全可以在实验室中，通过实验，一次一次地予以完成。化学中的现象也是这样，某些元素的氧化和还原，就都可以在一定的设备下，经过实验或者工艺流程，使之反复地出现。人类社会的活动却只能够是一过即逝，谁人再也不能让其“重演”。秦朝过后是汉朝，隋朝灭亡续大唐；前朝一切只能成为故事，再也不会出现在新朝的历史中。正像《红楼梦》中说的那样：“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曾经演出过叱咤风云历史活剧的帝王将相们，一个个地只能够作古，是不能够再生的。他们所表演的历史活剧，自然也就只能够载之千古，而不会再现于后世重演。

此为隋炀帝巡游江都时所使用的龙舟图。据史书记载，每次巡游的船队绵延百余公里，所耗费物资不可胜数。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导致各地百姓纷纷揭竿而起，最终被李唐王朝取而代之。

历史认识的对象，是人类社会过去已经完成的历史行程，它已经消失并且永远不可能重新复现，完成性是历史客体区别与其他认识客体的基本属性。在历史认识活动中，主体无法经历像人们认识现实事物那样的直观、生动、具体的感性认识阶段，历史学家只能通过史料客体去恢复历史的原貌。在恢复过程中，主体性过多地参与到了对历史事实的建构之中，因此就使历史的鉴别显得特别重要。但是，同样是由于历史客体的完成性，使得对历史认识的检验变得特别困难，可以说，完成性是历史认识中一切困难的终极根源。

再次，复杂性。这是与自然史相比较而言的，自然界是没有意识的存在，在自然史上充满自然力的支配，但一切都是在一些全然无意识、无辨别力、无目的的因子的交互作用与影响下运动与运行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却不是那样“简单”，它在受着历史规律支配的同时，还受着有意识的人的牵动。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历史归根结蒂是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创造历史的人都是活生生的、有着各自的意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得好：“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所以，如果把历史比作是一个有血有肉、情节曲折、妙趣横生的长剧的话，人恰恰就是“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

历史客体是一种社会事物，它是由交错复杂的社会现象纠结在一起的。组成它的因素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多侧面性以及这些因素的综合交叉，是个体认识主体很难考虑周全的，一个人或一代人的认识能力、思维方式总是受他们的知识水平、生活经验的局限，往往只能从一个角度或几个角度进行思考，于是也就只能窥见历史客体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很难达到对历史客体全部复杂关系的把握。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但是它不仅要存在、发生在这些人的活动中，而且通过千千万万的有生命、有意识的人的活动才可以实现。这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的运动相比，显然是要复杂得多，甚至容易给人以一种变幻莫测的感觉。

虽然历史客体对于主体研究具有很大的意义，但是不可否认史料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历史内容的无限丰富性要求记录者在选择历史内容时必须有所取舍，因此，任何时候前人提供给我们的历史文献资料都不能说是对客观历史史实的完全真实的反映。恩格斯曾经把历史材料的主观性看做是历史认识相对性的客观原因，史料客体存在的状况，决定了历史认识只能达到一种相对正确的程度，使主体不可能求得绝对正确的历史结论。

第四节　如何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历史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它指那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多次出现的、具有表象相似性或本质共同性的历史现象及其内部和外部的本质联系。揭示历史规律，是人们透过历史表象探讨其深层因果联系，揭示历史发展中普遍性、统一性、必然性的努力的表现。对历史规律的认识，有可能含有很多主观因素，就是说，有些曾被认为是历史规律的东西，后来被历史证明并非规律；另有些曾被认为是偶然现象的东西后来则被历史证明是规律。由此可见，历史规律一方面是人类社会中确曾存在过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因无法经验地求得和立即通过实验加以证明而具有主观色彩，它与自然规律既有相同处，又有不同处。

〔唐〕阎立本·唐太宗纳谏图。唐太宗善于吸取前朝兴衰存亡的经验教训，总结出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历史规律，为他日后开创贞观盛世建立了理论基础。

历史规律具有如下特性。第一，重复性。这是其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同于自然规律的一种属性，由此也表明了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人们正是对历史现象的多次重复进行探索，抓住其内在联系，证明它是历史规律，一旦如此，它就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了重复性。第二，预见性。如果没有一定程度上的预见性，就不成其为历史规律，如唐太宗等总结出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规律，不仅适用于他以后的封建社会，也适用于现当代社会。第三，层次性。某些历史规律适用于几种社会形态或整个人类社会，而更多的则只适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区。如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由低向高不断演进等，都是适用于一切时间和空间的普遍规律，是最高层次的历史规律。第四，不确定性或开放性。由于人的主观限定，即使是被揭示出来的历史规律，也要经由长期历史发展进程的检验，看它是否确是历史规律，尤其是看它究竟在什么层次上，或在什么范围内是历史规律。因此，历史规律有可能被修正、被限定范围，甚至被否定。

人类历史并不是一些杂乱无章的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存在于人类社会的辩证运动之中。

首先，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客观规律性，它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因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任何人都无法废除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也逃避不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

工业革命引起史无前例的人类生活的最巨大的变化。

其次，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可以发现，它是进步的，上升的。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开始，经过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进入了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一些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工具的革新上，人类从石器时代，经过了青铜器时代，进入了铁器时代，然后经过了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如今已步入了核动力和自动工具系统时代、电子信息时代。这些事实说明，人类社会一直在向前发展着，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快。

再次，社会的发展必然会促进道德的不断进步。道德是与同时代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西方，中古时代各种落后的道德伦常，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就已经被开始废除了。在我国，两三千年的封建社会积淀了大量的封建思想糟粕，封建伦理、三纲五常等旧道德流毒很深。新文化运动和解放初期的思想解放，使这些“吃人道德”威信扫地，并开始覆灭。

最后，人类文明是人类社会一切物质、文化成果的统称，显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物质财富的增长，人类文明也不断地发展。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对宇宙天体，对地球物理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对社会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入，文化艺术日益丰富，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轨迹。只要人类仍在辛勤地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作用下，社会就会不停地往前发展。

人类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劳动资料的占有与使用，劳动者的分工和协作，劳动产品的交换、分配和消费诸种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在此基础之上又发生了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人伦的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又表现为对立面相互作用的对立统一的发展过程，从而就产生了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一系列的矛盾运动，人类社会就是在这些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斗争、相互转化、相互促进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一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历史。 人类社会正是在人类自己认识与实践的矛盾运动中、在一系列的革命或变革的运动中不断前进的。从人类社会运动发展变化的基本形式来讲，它又具体地表现为信息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这五种交互作用的革命或变革的历史进程，并且是一种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

首先，信息革命。人类认识事物，认识客观世界，就是通过事物内在矛盾运动释放出来的信息现象来认识的，信息革命是指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感知、反映、接收、传递、交流与综合分析加工处理信息的工具与手段的革命性变革，它使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能力提高了，并最终导致了人们认识的革命性飞跃。比如语言、文字、印刷术、电报、电话、电脑、信息高速公路等等人类处理信息的工具和手段的出现，这样的革命性飞跃，就属于我们所讲的信息革命。

其次，科学革命。科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科学革命则是指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产生的认识上的飞跃，最终表现为新的重大的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出现。它或者是推翻了错误的旧理论，如“日心说”推翻了“地心说”，“氧化说”取代了“燃素说”；或者是限定了旧理论的适用范围或说明了它的特殊性，如“相对论”置“牛顿力学”为其自身的一种特殊情况，非欧几何学限定了欧氏几何学的适用范围；或者是开辟了人类前所未见的一个崭新的认识领域，如量子力学论的产生，生物细胞学说、能量守衡与转化定律和生物进化论的发现，等等。

无线电报机的发明使世界各地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许多。

第三，技术革命。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技术和能力的飞跃就是技术革命，从根本上讲，它来源于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人类把自己获得的关于对世界的科学认识成果，通过技术革命，转移到生产生活实践中去，从而物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石器的制造技术、青铜器的制造技术、铁器的制造技术，蒸汽机、电动机、航海航空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微电子技术的出现，等等，都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伟大的技术革命，都标志着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技术和能力的革命性飞跃。

第四，产业革命。产业革命是指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极大影响和发生历史转折的飞跃，是带有全局性的和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组织结构的历史飞跃，是那种引起整个社会生产组织结构以及经济结构体系发生本质性变革的历史性飞跃。世界历史上畜牧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出现，大机器工业的出现，电力工业的出现，电子工业的出现等等，都是这种曾经引起了和正在引起着社会生产方式与经济发展发生巨大飞跃的产业革命。

第五，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指的是社会制度的质的飞跃。例如，原始社会的崩溃和奴隶社会的产生，就是一次社会制度的飞跃，就是一次社会革命。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这都是社会制度质的飞跃，都属于社会革命。

上述五种革命，归根到底是两种性质的革命：一种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革命，信息革命与科学革命就属于这种性质的革命；另一种是人类改造世界的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就属于这种性质的革命。这两种性质的革命，其中每一种革命同时又包含着对应方面的革命的内容，是互相包容、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人类社会的上述五种革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正是人类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斗争中，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深刻反映，是上述矛盾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这五种革命充分体现了人类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轨迹，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

第五节　历史是怎样辩证运动的

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存在于人类社会的辩证运动之中，人类社会的辩证运动具有各种表现和特点，大致来说，有以下几个大的方面：

首先，历史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历史运动的统一性是指社会形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一种普遍的规律性，也就是贯穿于同类历史现象中的共性。历史运动的多样性是指同一类型的社会形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常常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呈现出气象万千、各不相同的个性。任何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只能出现一次，而不可能再次重现。历史运动的多样性，反映了人类具有不同于自然界一切生物的巨大创造力和人类社会内部极其复杂的矛盾斗争。正是这种无限的创造力和复杂的矛盾斗争，使人类历史纷繁复杂，千变万化。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它们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历史的统一性存在于历史的多样性之中，历史的多样性表现着历史的统一性。人类历史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结合体，历史科学必须从历史的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又用这种统一性去说明千变万化的历史过程和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

其次，历史的现象和本质。任何历史过程、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具有现象和本质的两个方面。历史现象是历史运动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是历史本质的外部表现。历史现象具有具体性、生动性、特殊性、偶然性等特点。历史的本质是指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根本性质，也就是构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各种要素的内在联系。 它是由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本身所包含的重要矛盾构成的。历史的现象和本质是既独立又统一的。历史本质在历史的主要矛盾没有解决之前是不变的，因此是相对稳定的；历史现象则要随着外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是多变易逝的。历史本质深藏于历史的内部，只有靠抽象思维才能把握；历史现象则是表面的，因此是可以为人们的感官所感知的。历史现象和本质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历史本质是历史现象的内在根据，并且总要通过一定的历史现象来表现自己；历史现象总是从一定的方面来表现历史本质，它的存在和发展变化，归根结底要依赖于历史的本质。因此，没有不表现为历史现象的历史本质，也没有不表现历史本质的历史现象。科学的任务不是要抛弃历史现象，而是要通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的本质。

第三，历史发展的渐变和突变。人类历史运动的轨迹，如果换一个角度，即从纵向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历史是一个渐变和飞跃、局部倒退和整体上升的辩证运动过程。历史运动和其他一切事物运动一样，存在着量变和质变的辩证统一。这种辩证统一在历史运动中就表现为渐变和飞跃两种形式。历史的渐变是历史运动处于量变阶段的运动形式，是指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推动下，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逐渐的不显著的变化，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质变的准备阶段。渐变不是一种依次递进的匀速运动，而是一种存在着渐升与渐降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的突变是历史过程在渐变基础上所发生的根本性质的变化。历史的突变又分为全局性的突变和局部性的突变。全局性的历史突变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激化而引起的，它表现为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其结果是旧的社会形态的终结和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局部性的历史突变是在同一社会形态中发生的，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结果表现为改变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历史的渐变和突变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渐变为突变提供准备，突变则是渐变的结果，突变之后又开始了新的渐变，人类历史就是这样的不断地由渐变转化为突变的向前发展的过程。

斐迪南大公遭刺杀时的情景。这一事件成为德、奥、意“三国同盟”发动侵略战争的绝佳借口。

第四，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又存在着必然性和偶然性。例如，历史上一次大的战争，其爆发常常是由各种经济、政治乃至于思想观念因素所决定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则可以视为是这些国家内政的继续。换句话说，其爆发带有着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但是，究竟爆发在何时、何地，由何个导火线来引爆，却是往往带有偶然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瓜分世界的复杂矛盾引起的，尤其是当德、奥、意“三国同盟”和英、法、俄“三国协约”两大军事集团形成以后，战争更是一触即发了。它的爆发绝对是必然的。但是，1814年6月28日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波希尼亚”成员普林西刺杀却成了这场大战的导火线。这是个偶然事件，当时许多国家都始所未料。一些国家的首脑在事后才发现，这是个难得的挑起战争的“借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可以说，一方面，必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发生的不可避免的确定的趋势；偶然性则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的不确定的趋势。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引起必然性，而事物内部的非本质联系和事物的外部联系则引起偶然性。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必然性决定事物发展的前途和方向，居于主导地位；而偶然性最多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只能是量上的介入，在事物的发展中仅处于从属地位。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背后又总是隐藏着必然性，它总是受必然性的支配。另一方面，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客观世界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种趋势，必然性表现为一种确定的趋势，而偶然性则表现为一种不确定的趋势。事物发展从长时期或整体上看，往往表现为必然性，而在个别阶段或个别现象上则表现为偶然性。在人类的实践过程中，人们常常把已经认识和已经基本把握的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稳定联系或相对稳定的联系归纳为必然性；而把未认识到的或未完全把握的联系视为偶然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区别应是以人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和把握程度为标准。

历史的必然性总是要通过历史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历史偶然性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形式。 秦王朝的建立，是在承袭了战国时期封建割据、连年战祸之后，其时战争的残酷犹如孟子所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那时，社会经济的残破和人民生计之艰难是完全可想而知的。刚刚“得离战国之苦”的秦王朝不仅不思“休养生息”，反而修阿房宫、筑骊山陵墓、建长城、伐南越、戍五岭，徭役、兵役极度的繁苛，再加上它又专任法家，以严刑峻法治天下，从而造成了“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的局面”。其兴也暴，其亡也暴。秦始皇所定下的秦朝“二世、三世，以至无穷”的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只能够是个幻想，其速亡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一历史的必然性，却并不是自行实现的，而是经由秦末农民战争才得以完成。公元前209年秋，一队900人的戍卒走在安徽宿县大泽乡，“遇雨失期”，这时戍卒有个胸怀“鸿鹄之志”、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振臂一呼，于是大家“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掀起了这场农民战争的巨大风暴。后来，虽然陈胜败死，然“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正像贾谊概括的那样：“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这一作用显然带有着许多的偶然性，如“遇雨失期”，九百戍卒中有个陈胜存在，乃至戍守渔阳的遥远，大泽乡的地理位置、气候等，但是，恰恰是这一事件完成了秦朝灭亡的历史必然，而秦朝灭亡的“必然”也就是以这些“偶然”的具体形式而得以实现。

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这就使历史发展的进程不是单调的，而是具有丰富、生动的内容。例如，同样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英国和美国不一，法国和日本不同；同样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的保留了皇帝，有的没有皇帝；而即使是保留了皇帝的资产阶级国家，日本天皇与英国女皇，显然也不尽相同。大量的偶然事变使历史的发展显得丰富多彩。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从陈胜、吴广起义直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情形就很不一样，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不一，起义的规模大小不一，结局也不完全一样，许多偶然事件使这些农民起义表现得千差万别、丰富多彩。尽管偶然性一般说来对历史的发展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漠视它的意义。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征战中的拿破仑。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出生在科西嘉岛阿雅克修城。法兰西帝国缔造者，著名的法国资产阶级军事家和政治家。

恩格斯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时说得十分好：“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表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恺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这里，“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恰巧就正表现出了历史的必然，而“他就会出现”，且不论这个人是谁，则便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了。

这些从历史的长河看，不乏成功的和意义深远、影响了历史进程的历史“偶然”，之所以能够如此，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符合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在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形，某些偶然的事变成功了，甚至演成了一场改变历史面貌的轰轰烈烈的活剧，如，1789年7月14日，法国巴黎人民攻占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这本纯属“偶然”的事件，却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其结果导致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庆日。再如，由美国共和党领袖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为契机，引爆了美国南北战争，最终是北方工业资产阶级获胜，成了影响美国历史发展深远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同样，1911年10月，由于共进会的领导人孙武在其总部机关秘密试制炸弹失慎爆炸的“偶然”事变，引起的武昌方面新军的提前起义，成为推翻清王朝乃至2000年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先声。1919年5月1日至2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从此，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历史阶段。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从当时看，甚至对于张学良、杨虎城这样的事变发动者来说，都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乃至于带有突发性质。

最后，人类历史是螺旋式向前发展的。人类的物质生产总是不断向前发展，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类社会也总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但是，人类历史并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螺旋式地发展的，这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在人类社会中的具体运用。任何一个历史过程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的因素。由于否定方面的发展壮大，取得了支配性地位，从而否定了旧的历史过程。这种否定旧的历史过程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辩证地扬弃。人类历史正是由于自身中包含的肯定与否定因素的矛盾斗争，而不断地推陈出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方向和总趋势。由于历史过程内部肯定与否定这对矛盾斗争的复杂性，以及这对矛盾斗争和外部各种条件的复杂联系，从而使历史过程具有种种特殊情况，有时甚至可能造成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局部或全局性的倒退，这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无论哪一种倒退，都是暂时的或局部的，并且这种倒退往往隐藏着更大的进步。因此，历史的暂时停滞和局部倒退，只不过是整个人类前进运动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已，接踵而来的必定是历史的继续前进和更高速度的发展。

历史向前发展过程中的曲折、迂回，表现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发生于新旧社会交替时期，新兴社会势力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长、锻炼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新旧势力的悬殊，新兴力量在斗争中暂时受到挫折是难以避免的。这种挫折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往往又成为新兴力量前进的阶梯。在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历史发展的迂回曲折在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都有突出的表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640年，到1688年才稳定下来。在这48年中，既出现了克伦威尔的统治，也出现了旧王朝的复辟。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于1789年，到1875年才稳定下来。在这86年中，交织着革命与倒退、进步与反动、共和与帝制、内战与外战、征服外国与投降外国等一连串的动荡和曲折。

查士丁尼在欧洲欲用武力强行复辟奴隶制。图为拜占庭军队向东哥特人发起猛烈的进攻。

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曲折，还可能发生于一个社会形态内部，这是由于腐朽势力的垂死挣扎和倒行逆施的结果。例如，东罗马帝国在查士丁尼统治阶段，就企图以武力在欧洲强行复辟奴隶制。查士丁尼以武力攻占了汪达尔王国、东哥特王国，占领了意大利中南部、西班牙东南部以及地中海的许多岛屿。查士丁尼武力所到之处，便恢复奴隶制，将土地、奴隶和隶农重新还给罗马贵族和教会。查士丁尼的反动，维持了数十年之久。而在中世纪后期，欧洲出现了农奴制强化的历史状况，徭役的庄园发展了，劳役地租加强了，封建主可以不带土地卖农民，农民的经济状况和法律地位普遍地恶化。恩格斯把中世纪后期农奴制的强化，称为“第二次”农奴制，“普遍地再施行”的农奴制。

总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规律。生产劳动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和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家庭、民族、国家等人类共同体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和其他社会矛盾，或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人类历史遵循辩证运动的规律，必然将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地发展着。

注　释

① 氏族公社是以血缘关系结成的原始社会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氏族内部实行禁婚，生产资料公有，集体生产，平均分配，无剥削和阶级。公共事务由选出的氏族长管理，重大问题由氏族成员会议决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有制和阶级关系的确立，氏族制度开始解体，为一夫一妻制家庭所取代。

第六章　历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开启智慧之门的金钥匙

方法是人们从事任何事业所不可缺少的手段，是人们完成某项任务、达到某种目的的必备工具。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学习和研究中，方法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一套科学的、有效的方法，任何事情都难以获得成功。历史学的研究也同样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包括一般的方法和具体的方法。本章着重论述的就是历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第一节　历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

一、什么是分析和综合

分析与综合是对感性材料进行抽象思维的基本方法，它们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过程和基本方式，也是人们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历史认识的任何具体客体，都是由许许多多的部分、因素、单元等组成的，因此，在历史研究领域里，主体必须对它进行各方面的逻辑分析，其中首先需要进行的便是分析和综合。

所谓的分析方法，就是人们在思维中对研究对象进行分解并加以考察的研究方法。 它按照不同的认识目的和要求，在一定的层面上将构成历史认识客体的各个成分、要素加以分解，并对分解出的各个部分和各个要素进行考察，做出新的发现，提供新的思路。

我们知道，客观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整体，它总是由各个部分、方面、因素、阶段等组成，因此，为了研究某一部分的特性，或者某些因素的作用，就必须把部分从整体中分解出来，作为相对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进而把握其各自的本质特征。例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战乱频仍，如何确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因此，必须透过复杂的现象，分析具体的情况才可以决定“合纵”还是“连横”，可见，分析的方法在决策过程中也是十分重要的。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相互征伐。为了在混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各国都竞相招揽人才。当时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谋臣策士，如图中的苏秦，他身挂六国相印，可谓风光之极。

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由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这就要求运用分析方法来最终确定研究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分析方法把复杂事物分解为简单因素，把整体分解为部分，这就可以使人们的认识深入到事物的细节和更深的层次，为综合打下基础。

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分析方法，可以根据不同的分析角度，区分为方面分析、阶级分析和层次分析。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分析方法，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分析目的，区分出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因果分析。通常情况下，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所有这些分析方法都是彼此联系、互为补充、交错使用的。

在研究复杂的历史现象时，可以通过分析方法，把整体分为各个部分或若干大的因素，再把它们分为许多小部分和若干小因素，然后逐级加以分析研究，但是，认识客体经过分析之后，难免会以一种彼此孤立的抽象观念形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因此，要获得对历史现象的全面准确理解，就不能仅仅停留于这种分析的阶段，还必须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

所谓的综合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在分析的基础上，把研究对象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和各个因素重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方法。 历史研究的任务，不仅需要把研究对象分解开，认识各个部分的本质特征，更重要的还必须把各个部分统一起来加以考察，以揭示研究对象的整体特征和本质规律。因此，可以说综合方法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同样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在历史研究中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从感性认识进入理性认识过程中很关键的一步，如果说分析是感性具体到达思维中的抽象，那综合则是从思维中的抽象到达思维中的具体，是认识过程中的一次飞跃，只有经过这一步，才能认识事物的整体性、联系性和规律性。

分析和综合是同一个研究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种研究手段，综合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之上，同时又是对分析的加工和提升。通过分析已经了解了各部分、各方面及各种因素的基本情况，综合就是把通过分析所获得的基本认识加以提炼，最终形成更深刻、更完整的认识。两者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在历史研究中，分析与综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交错。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没有分析基础上的综合，分析也就丧失了意义。因此，在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研究历史时，必须注意不能割裂两者之间的关联。

分析是综合的准备，综合是分析的完成。但是，综合也不是主观任意的，如果说分析是从事物的外部进入内部，从现象进入本质的话，那么，综合则是依据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对零散的现象进行整合，因此，把对象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或各种因素简单机械地拼凑捏合在一起不能算是科学的综合方法。运用综合方法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要有全局观念，要打破断代史、地域史的时空界限，把历史研究的纵向发展和横向联系结合起来，因此，在运用综合方法时要注意几个基本的问题。

首先，要有研究历史的整体观。研究任何一个客体，既要把它本身当作一个整体，又要把它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下进行考察，这样才可以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发现整体的关联，概括出历史的本质规律。

其次，要正确认识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分析是以整体或联系为基础的，分析不是最终目的，分析是为了综合。分析与综合是认识过程中的两个对立统一的方面，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最后，要按照历史的本质进行综合。历史研究的综合方法不是凭空进行的，它总是要以具体的客体的内在规定性为依据，因此，在进行综合研究时，既要紧紧围绕历史事件，又要把握这些历史事件之间的本质联系，防止现象化和片面化。

二、什么是归纳与演绎

归纳与演绎是分析与综合方法在思维过程中的特殊表现形式，是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中广泛应用的思维方法，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也非常普遍。归纳从个别到一般，归纳法就是从一系列个别事实中概括出一般性知识的研究方法，它是历史研究中最普遍、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演绎从一般到个别，演绎法就是从一般性的知识出发，推理出关于个别事实知识的研究方法，它可以补充归纳法的不足之处，两者在思维过程上是相反的。

具体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的联系，其中个性中包含着共性，特殊中蕴涵着一般，同时，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因此，历史事件本身的这种状态，为归纳与演绎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提供了客观基础。一切具体的历史现象都是以个别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要从无数个别现象中找出一般性的历史规律来，就必须运用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法。

运用归纳法研究历史，大致需要通过三个基本步骤来完成：第一步是收集大量的同类史料；第二步是对这些史料进行分析，弄清它们所反映的各个本质；第三步是概括这些史实性质的共同性，做出归纳性的结论。例如，研究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首先需要把历次农民战争的史料收集齐全，然后具体分析每次战争的起因、过程、结果等，最后，把研究得出的结果进行比较、概括，归纳出其中共性的结论。再如，毛泽东同志通过分析沙皇、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帝国主义等反动派的软弱本质之后，归纳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结论，这也是对归纳法的具体运用。

归纳法是研究历史最普遍、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但是它自身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因为归纳是从个性中找共性，从特殊中寻一般，常常会受史料的束缚，因而常常由于历史事实的缺乏而影响了判断的准确性；其次，归纳过程只是从许多个别历史现象中抽出共性的过程，而共性并不一定是历史的本质，因此，归纳出来的东西常常与历史的本质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再次，即使归纳出来的结论已经涉及了历史的本质，但这个结论总是有一定的适用范围，随时可能因为新史料的发现而改变其正确性，正如黑格尔曾经说的：“每一种归纳总是不完备的。”所以，归纳法的这些局限性决定了在实际的历史研究过程中，需要运用演绎的方法来弥补归纳法的不足。

演绎法是从一般到个别的研究方法，它也是历史研究中的常用方法之一，它与归纳法是一个过程的两个相反方向，它的前提是归纳。但是，演绎也能为归纳提供前提，因为任何归纳都要以认识个别为前提，而演绎能够取得关于个别的知识，归纳要提高它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就离不开用已有的普遍性的知识来分析个别事物或现象。归纳与演绎是相互联系、彼此补充的。

一般说来，人们在从事历史研究时，首先必须收集和占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并通过分析历史资料，归纳出某些一般性的结论。但人们在收集历史资料和分析、理解历史资料时，并不是没有计划、毫无目的的，这种目的性单靠归纳过程本身是不能解决的，它必须借助于理性思维，依靠一定的理论原则做指导。运用历史归纳法得到的结论带有很大或然性，只能是一种假说，这种假说能不能变成真理，还需要多方面的验证，演绎法在其中就显得尤其重要。

黑格尔画像。黑格尔（1770—1831），出生于符腾堡的斯图加特城。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之一，哲学发展史上第一个“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哲学家。

同样，在历史研究中，在运用演绎方法来对历史进行研究时，也要借助于归纳的方法来补充演绎方法的不足。因为，历史科学是一门具体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具有特别的复杂性，包括了很多方面的属性，某种一般原理并不能包括历史的一切属性，如果用简单的演绎来代替具体的研究，让复杂的历史事实适应一般的原理和公式，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错误，因此纯粹运用演绎方法也不能获得关于历史的具体认识。所以在运用演绎方法时，还必须不断地运用归纳方法，全面地考察历史研究对象的复杂多样性，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演绎法不能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演绎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只能作为归纳法的一种补充形式。

在历史研究中，归纳和演绎一方面是相互补充的，另一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下，两者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人们的认识活动通常是从个别事物开始，概括出一般，又以一般结论为前提，去认识个别。这个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就是归纳转化为演绎，再由演绎转化为归纳的过程。人们正是在这样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历史的认识的。

三、什么是具体和抽象

具体与抽象的方法是科学地认识客观事物的另一种逻辑手段。一般说来，从现象具体到抽象规定，再从抽象规定上升到思维具体，是辩证思维的一个基本原则，两次飞跃的过程，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历史的一种主要方式。在历史研究中，抽象与具体的方法运用得相当普遍。

所谓具体，就是指具有多方面属性、特点、关系的统一整体。 作为多样性统一的具体，它具有两种含义：一方面是感性的具体，即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各种表面现象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是理性的具体，即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各种内在本质属性的统一体的理性认识。前者是抽象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后者是抽象活动的结果，是更高层面上的具体。

所谓抽象，是指人们在思维中舍弃客观事物的非本质属性，抽取其固有的本质属性，从而形成科学的概念。 在认识过程中，从具体到抽象的阶段，必须运用抽象的方法，这是一种在思维中抽取对象某个属性，舍弃其他属性，形成一般性认识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科学抽象法能够更深刻、更正确、更完整地反映历史实际，揭示历史本质，形成历史科学的范畴。

人们的认识，总是从客观的具体事物出发，即从感性的具体材料出发，通过正确的分析，采用抽象的手段，由具体事物上升到科学的概念，然后再运用综合的方法，把科学的概念与客观事物在思维中统一起来，形成对客观事物的整体认识。马克思曾经对这一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做了清晰地论述：“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所说的“第一条道路”，就是指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抽象概念；“第二条道路”，就是指从抽象概念上升到理性具体。这是人们认识活动的全过程，也是人们把握世界的基本思维模式。

马克思最伟大的著作《资本论》的书影。《资本论》为马克思最主要的著作。这部著作的主要基础是剩余价值理论。根据这个理论，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揭示了资产阶级存在的基础是对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占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个在根本利益上完全对立的阶级，指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充分运用了他所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创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掌握具体的史实，是进行科学抽象的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和基础，就根本无法对历史进行科学的抽象。因此，我们必须详尽地占有史料，必须有对于历史现象的比较全面的感知，才有可能正确地抽取历史本质。但是，掌握了丰富的具体史实，还只是对历史处于一个感性认识的阶段，这种认识还是肤浅的、粗糙的，只能认识到历史的表面现象，还不能达到对历史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因此，还必须上升到抽象的层面。例如，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首先由具体的商品交换入手进行研究，然后一步步抽象出隐藏在商品交换之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再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而最终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的、深刻的本质认识。

科学抽象的第一步是分析、比较史实各种属性的异同；第二步是把共同属性抽取出来，进行归纳，形成一般性规定，这主要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概念、范畴。经过前两步的抽象，虽然获得了某类史实的共同属性，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本质属性具有不同的层次，还必须通过对历史现象一层层的分析，去掉多样化的内容，把握其中最基本的关系。

虽然说，抽象的过程是深入认识历史的过程，只有通过科学的抽象，才能更深刻、更正确地把握历史的本质。但是，运用抽象的方法，把历史各个方面的特性和关系从统一体中抽取出来，暂时割裂了历史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不可避免地带有孤立性和片面性的弊端。因此，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为了把握活生生的、运动的、变化发展着的历史，反映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具体形式和各种具体关系，客观地反映历史，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单靠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抽象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回过头来”，从抽象上升到理性具体，“导致具体的再现”。也就是说，要把关于历史的各个方面的抽象综合起来，把那些抽象的规定内在的联系起来，使它们的内容丰富具体起来，把抽象过程中撇开的种种复杂因素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重新整合起来，在思维中再现历史的多样性和具体性，从中发现历史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形成一个多样统一的具体认识，最终达到对历史现象的完整的科学的把握。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思维中产生和形成思维具体的过程，但它不是对感性具体的简单复归，不是回到作为抽象基础的表象具体之上，而是思维在更高阶段和更深刻程度上对认识客体的反映。它深入到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因而比感性具体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了研究对象，是主体认识历史思维过程的重点。

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在历史研究的运用中，也应该注意三个环节的问题：第一，作为上升的出发点的抽象必须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是历史发展中最原始、最简单的矛盾，必须是整个概念体系最基本的规定，必须是整个概念体系最一般的规定；第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必须按照一定的层次逐步进行，不能跃过中间环节；第三，思维运动从最简单、最基本、最一般的抽象规定出发，通过中间环节，形成了思维具体，这就达到了上升过程中史实和理论高度统一的历史思维过程的终点。

总之，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理性具体的过程，是人们科学地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辩证思维方法，也是人们从事历史研究、认识历史本质的重要逻辑手段。

四、什么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是一切科学研究方法的两个基本类别。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因此，对事物进行研究，就必须采用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并使两者达到统一。

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按照事物发生发展的自然过程进行研究，以事实描述的形式展示事物发展的规律，从中揭示事物的本质。 例如，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就必须首先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并且按照它在历史中的发展顺序给予真实的描述，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历史方法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是历史性，也就是说，历史方法必须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对历史上出现的人物和事件依次进行研究；第二是具体性，也就是说，历史方法必须对历史上自然发生和依次出现的具体人物和具体事件进行全面具体的研究，包括那些起干扰作用的偶然因素和历史上暂时的倒退现象。

历史方法的实质并非单纯地描述具体的历史事实，盲目地追随一些历史细节和偶然因素，而是通过这些描述去发现和说明历史活动的内在规律性，抓住隐藏在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虽然历史方法能够比较明确地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比较通俗地反映历史的全貌，但是，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仅仅是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因此，历史方法存在着一定的弊端，要克服这一缺陷，就必须在历史研究中同时运用逻辑的方法。

所谓逻辑的方法，就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理论思维形式来再现事物的本质和确定事物的规律性。逻辑思维又称抽象思维，是思维的一种高级形式。其特点是以抽象的概念、判断和推理作为思维的基本形式，以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和具体化作为思维的基本过程，从而揭露事物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性联系。逻辑分析方法主要是将丰富的现象资料经过思维过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通过分析与综合、抽象到具体、归纳与演绎，形成概念和理论系统。

运用逻辑方法研究历史也有两个基本的特征：第一是典型性，也就是说，逻辑方法摆脱了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从最能体现历史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因素入手进行研究；第二是抽象概括性，也就是说，逻辑方法撇开了曲折过程和偶然现象，通过一系列的概念、范畴揭示历史的规律，使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以抽象的理论体系的形式得以反映。例如，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问题上，马克思通过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在逻辑上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级阶段，人类社会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必然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其间虽然可能有跳跃甚至是倒退，但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南京太平天国王府花园。太平天国运动与以往的农民起义相比，它不仅要推翻清廷的反动统治，又要打碎外国列强侵吞中国的野心，这是历代农民起义所未曾遇到的特殊情况。

逻辑方法具有历史方法所没有的优点，因为它摆脱了历史的形式，舍弃了历史发展中的曲折过程的偶然因素，以抽象概括的理论形式展示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线索，因而能够科学地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所以，尽管历史方法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但绝不能因此而排斥、否定逻辑方法的作用。逻辑方法可以给予历史方法以指导，只有通过逻辑方法所提供的理论上的指导，才能区分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流与支流、必然与偶然、本质与非本质的东西，真正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总的趋势，并对某些曲折和倒退的历史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

历史方法力图按照发展的顺序和历史事实来说明历史，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实证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反对解释历史的随意性和主观性，缺点是容易只停留在历史现象的表面，对历史变动的深层原因和规律无法做出解释。逻辑方法也要根据历史事实来研究历史，但它更侧重用一些概念、范畴和模式来说明历史，排除各种非本质的因素。它的优点是能够对历史变动的深层原因和规律作出某种说明，尽管这种说明不一定正确或完善，但它能启发人们从理论上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它的缺点是容易把鲜活生动和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概念化和公式化。

袁世凯戎装像。复辟帝制仅80余天的袁世凯（1859—1916），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声讨声中惶惶不可终日。历史是始终向前发展的，虽然会有曲折，甚至倒退，但一切反动势力终将被历史淘汰。

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但其实质是一致的，二者都是为了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只不过历史方法是从历史的各种现象、事件、人物和过程的具体性上研究历史，而逻辑方法主要是从历史的概念、范畴等理论形态上研究历史罢了。由于这两种方法各有所长，可以相互补充，因而在历史研究实践中，二者总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逻辑方法的周全性、对应对等性必然要求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历史的全时空考察；认识的逻辑起点与社会历史的初始形态是统一的。“科学上最初的东西，也一定是历史上最初的东西”，因此，“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

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正确运用必然要求二者的科学统一。没有逻辑方法对普遍性、共性和历史既定性的抽象认识，单纯的历史方法不仅会因其直观描述性和主观剪裁性而掩埋甚至扭曲它对现象共性与规律的正确反映，干扰或迷惑人类理性对现象深邃的理解和把握，把历史变成任人涂抹装扮的婢女。反之，离开了对现实个例的特殊性、个性和境遇性的历史具体把握，单纯运用逻辑方法所获得的共性规定性就会变成一些抽象的教条。只有把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透视现象的直观外在性和自在性，超越认识主体的主观随意性、教条性和虚构性，对现象的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既定性与境遇性、统一性与多样性和整体性与总体性等在观念上给以科学的统一反映。

历史方法离不开运用概念、范畴、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形式，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作用。逻辑的方法也离不开历史的方法，运用逻辑方法考察的任何历史客体，都有其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生、发展过程，都是作为发生、发展过程的结果而存在的。运用历史方法时，必须借助于逻辑方法，否则就要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运用逻辑方法时，也必须借助于历史方法，否则就要犯唯心主义的错误。既没有不包括逻辑方法因素的纯粹的历史方法，也没有不包括历史方法因素的纯粹的逻辑方法。总之，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相统一的方法是现代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我们必须掌握和学会熟练运用这一方法。

第二节　历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一、什么是阶级分析法

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划分为阶级并由此产生阶级斗争的前提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理解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阶级社会历史的根本的科学方法。

普加乔夫（约1742—1775），因不满沙皇的专制统治，于1773年在雅克河一带发动起义，并得到广大农民的响应。后因寡不敌众，被沙皇军队镇压了。图为普加乔夫被关在牢笼时的情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无时无处不在的。

在历史上，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19世纪30年代，欧洲的资产阶级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明确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及它们的作用问题。马克思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了新的发展。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任何人强加给历史的主观臆想，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是人类对自身发展认识的结晶。同时，“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贯穿在阶级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因此，历史研究对象本身的特征也要求我们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运用阶级分析法。

既然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任何人强加给历史的主观想象，因此，在研究一些历史现象时，就不能不使用阶级分析方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是研究阶级社会历史问题的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它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阶级分析法可以使我们认识阶级社会历史的发展线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闻名于世的《共产党宣言》中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也说过：“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人类阶级社会历史，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它，我们的认识又应从哪里入手呢？列宁明白地告诉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人们能在这种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沿着这条线索，我们在探讨历史进程中人物的活动时，就能十分正确地找到个人因素背后的社会根源以及决定个人活动的社会历史规律；就能充分揭示纷繁芜杂的历史现象的各个层面，抓住各种社会关系的本质要素。阶级分析法能够十分准确地把握个人活动的社会根源，找到决定个人活动的社会历史规律，揭示繁杂的历史现象，抓住各种社会关系的本质。

其次，阶级分析方法在史料的鉴别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所遗留下来的人类活动的史料，大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阶级的痕迹。因此，不能否认的一个客观存在就是：在阶级社会中，所遗留下来的人类活动的史料，大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不同程度、或深或浅的阶级印迹，如果不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史料的鉴别，只能是做到一般意义上的辨其真伪，而不能做到在此基础上，从史料的思想性上鉴别其对错。如有一种说法，认为“战报”是研究战争史的最可靠材料。因为战报大都是前线指挥官给朝廷的战况报告，所报大多为亲身经历之事。应该说“战报”中确有许多真实的记录，是研究某一问题的重要材料。但是，也应看到前线将官由于个人腐败及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需要，往往在战报中篡改基本事实，如不察，则会使研究工作陷入歧途。如对1864年清军攻入太平天国都城南京后的活动情况，当时在曾国荃身边参与军事的赵烈文在日记里记录说：“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大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又说：“诸委员无大无小，争购贼物，各藏一箱，终日交相夸示，不为厌。”30年后，谭嗣同在写给自己的教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证实了这一点：“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全数悉入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由此可见，赵烈文所记为清军在攻破南京后活动的真实记录。但是在曾国藩递送朝廷的《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中，所述情节，截然相反，变成湘军将士如何竭力杀“贼”，屡建大功；而他本人对城中死于“疾疫者”和“战阵者”是何等“悲涕”，并正忙于“安置难民妇女，料理善后事宜”。再如，有关古代农民战争史的各种材料记载，大都出于统治阶级人物之手，他们出于同意于本阶级、恶意于敌对阶级的感情和需要，往往对有些内容任意夸大或缩小，乃至篡改删削。对此种种情况的史料，不用阶级分析方法进行分析鉴别，是很难从中得出正确结论的。因此，如果不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史料的鉴别，只能是做到一般意义上的辨其真伪，而不能做到在此基础上，从史料的思想性上鉴别其对错。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阶级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由一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在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阶级斗争有不同的内容、形式、性质、特征和规律，分析任何阶级及阶级斗争问题，都必须以与之相联系的经济状况的分析作为前提。因此，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根本要求是要着重分析阶级社会中出现的历史现象所反映的不同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实质。因此，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法，要把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贯穿到各个研究环节之中。

分析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历史人物，要把其放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离开人的经济利益和阶级属性，这个人的一切言行都无法解释。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同，决定了历史上的人物是千姿百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如陈独秀曾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1921年前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由于其坚持右倾机会主义，使革命失败。后来，组织所谓“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进行活动，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过。对陈独秀的评价，便不能是通过简单判明其阶级属性就做结论的，而是需要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具体细密的分析，才能做出公允的评价。

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社会历史时，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阶级分析法的运用不能超出它的适用范围，阶级分析方法只适用于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如研究原始社会史就不能用阶级分析方法，那种把阶级分析方法说成是历史研究唯一方法的认识及实践都是错误的。

第二，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要具体分析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国家和地区阶级关系的特点和变化，把阶级分析的历史观点统一起来，不能忽视阶级关系的历史性。

第三，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可以从繁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到其发展线索，但是却不能对任何历史现象都给予圆满的解释，决定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有许多，有些历史现象又不是用阶级分析都能说清楚的，因此，在运用这一方法时，不能将其绝对化、简单化。

孔子讲学

第四，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评价历史人物时，其目的不是为了判明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而是为了揭示其活动的环境中的阶级关系如何，这种关系对历史人物的活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从而判明历史人物在其活动中，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对历史进程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把阶级分析简单化地运用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

对于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潮及其代表人物进行阶级分析，主要是从当时当地的阶级斗争具体事实出发，考察某种政治思潮及其代表人物活动对哪个阶级有利，指出它们的阶级作用。例如，我们对孔子思想进行阶级分析，主要是把孔子思想体系放在当时鲁国、春秋末年整个阶级斗争背景下考察，看看孔子活动时代的主要阶级矛盾是什么，决定当时社会进步的主要阶级力量是什么，阶级斗争中基本政治问题是什么，孔子是怎样回答这些问题的，他的这些回答所构成的思想体系总的倾向，到底对哪个阶级有利，这些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等等。

二、什么是历史比较法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结合，既存在普遍的规律，又存在特殊的规律，任何历史现象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体。事物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和同一性就是比较研究的客观基础，也是人们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科学依据。所谓历史比较法，就是通过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条件下的各种历史研究对象进行纵向或横向的比较对照，分析异同，认识本质，从而探索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或特殊规律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

〔清〕任伯年·漂母舍饭。韩信落魄，胯下受辱，乞食漂母，最终还是否极泰来。

在中国汉代，司马迁写作《史记》就已经使用比较方法研究并说明问题。他在《史记》的《列传》部分，有意地将一些具有可比性人物合传，如《韩信卢绾列传》。司马迁还在这篇列传后的“太史公曰”中，进一步点明了这两个人物所具有的一些品质和遭遇上的共性。“韩信、卢绾非素积德累善之世，徼一时权变，以诈力成功，遭汉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称孤。内见疑强大，外倚蛮貊以为援，是以曰疏自危，事穷智困，卒赴匈奴，岂不哀哉！”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一书中，也曾使用过比较方法。19世纪中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时，非常重视比较分析方法，认为它是理解各种历史现象的一把钥匙。他们主张：“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他们广泛使用了比较方法。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通过大量实践，比较分析方法与史学研究越来越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体系化的史学研究方法，因而备受推崇。

在历史研究中，比较方法的使用是极其广泛的，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一般说来，其作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有助于揭示和认识各种历史现象。历史上的各种现象极为复杂多变，要探讨和认识这些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就需要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找出它们的共同性和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其本质和规律。

其次，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有助于促进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地区人民之间的了解和理解。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形成了民族之间、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民族心理、民族信仰的差异，运用历史比较分析方法，可以在加强各族人民相互了解的基础上，逐渐淡化和消除偏见，促进和平与发展。

再次，系统的历史比较方法有助于促进史学本身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系统化的历史比较研究，在对各种复杂历史现象的异同点进行分类排比的同时，更深入地探讨造成那些异同点的原因，分析各种历史现象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性。这样，就必然要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从而推动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总之，历史比较法可以克服历史研究中的狭隘性，把所研究的个别事物纳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从而为更进一步的综合创造前提。因此，无论是研究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是研究中国史还是世界史，都要重视历史的比较研究。但是，“任何比较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这一点大家早就知道了。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相比，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他方面”。这就决定了比较研究法的局限性，因此，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比较研究法才能真正成为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

历史比较研究法的具体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宏观的历史比较，又有微观的历史比较；既有纵向的历史比较，又有横向的历史比较。有在时间上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阶段历史现象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有在空间上对同时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一些历史现象之间的比较研究；有同类历史现象的比较研究，也有异类历史现象的比较研究；有具体历史事实的比较，也有社会形态的比较。总之，只要有助于实现研究目的，无论哪种比较方法都可以采用，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在运用历史比较法时，必须遵循历史的可比性原则，弄清楚被比较的历史对象是否可以加以比较，绝对不能把彼此毫无关联的对象放在一起做庸俗的比较。

运用比较法研究历史，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它们在步骤上大致都是相同的：首先，确定比较的目的和方向，也就是要解决为什么比较和在哪些方面进行比较的问题。任何比较总是有一定目的的，任何比较也总是有一定的范围，这要根据不同的研究课题而定。其次，选择比较的对象，这些对象从一定的角度上讲应该是可以比较的。如材料必须是同类，同一范畴，采用同一标准，处理方法相同等。第三，考察进行比较的各个对象，弄清它们各自的事实。如果对所比较的各方面事实模糊不清，当然就无法进行比较了。第四，辨明比较对象的异同，这是运用历史比较法的起码要求。进行比较研究不能单纯地罗列一些表面的异同现象，而是要透过现象分析原因，从共同性中揭示矛盾的普遍性，从差异性中阐释矛盾的特殊性。

在具体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时，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历史比较方法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它总要受人们的价值观、理论思维模式及其所具有的方法论体系的制约。因此，不能任意拔高对于历史比较方法的认识，过分夸大历史比较方法的作用是非常不恰当的，也是十分有害的。

彼得大帝戎装像。彼得大帝（1672—1725）于1697年化名秘密出国，在英国、荷兰等地学习考察，翌年回国。后励精图治，振兴俄国。

其次，历史比较方法的运用，始终要确保事物之间具有可比性，如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汉武帝和唐太宗，中日近代文化等。即使对比双方具有可比性，这也并不是说双方在一切方面都能进行比较。如1931年12月，斯大林与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有过一次谈话。当那位德国作家对斯大林说：“我要向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容许把你自己和彼得大帝相比拟？你是不是认为你自己是彼得大帝事业的继承者？”斯大林当即明确地回答道：“绝对不行。历史的比拟总是冒险的。这种比拟是毫无意义的。”德国作家接下来说：“但是，要知道，彼得大帝为了发展自己的国家，为了把西方文化移植到俄国来，是做了很多事情的。”斯大林说：“是的，当然，彼得大帝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发展新兴商人阶级是做了许多事情的。……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我毕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另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接下来，斯大林还说：“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而列宁是整个大海。”因此，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时，必须弄清哪些方面可比，哪些方面不可比。

最后，在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时，不能将其绝对化和孤立化。作为史学研究方法之一，它的作用是否能够充分发挥，一方面看它自身的完善程度如何，另一方面看它在实践中能否和其他方法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

三、什么是系统研究法

历史系统分析方法，又称历史整体系统分析方法。它是运用现代科学系统论原理，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整体的系统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

系统是系统研究法的基本范畴，所谓系统，就是指处于一定相互联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总体。系统方法，就是运用上述系统概念及其一般原则，分析和认识客观事物的研究方法。在系统这一概念中实际包含了一系列关系，即整体与部分、整体与结构、整体与层次，整体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就是说，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若干部分按照一定方式组成，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整体。历史系统分析方法就是要求从历史整体观念出发，通过揭示整体与局部的各种方面复杂关系，认识历史运动的整体过程。

人们把系统理论的基本观点运用到史学研究领域，便形成历史系统研究法。关于历史系统研究法的基本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整体分析。在历史研究中，在考察历史运动时，应该首先从历史的整体观念出发，把历史看做是一个整体过程加以考察。系统论要求人们必须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因为人类历史是一个复杂的运动发展着的系统整体，构成社会系统的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与环境不断发生关系。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发生变化，都会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化，因此，只有从整体角度出发，才能深刻理解社会历史的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不从整体观念出发，只是片面强调某一种历史要素的作用，就难以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在运用历史整体分析方法时，应该注意历史整体过程并不等于构成这一过程的各要素的简单相加，其功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历史研究中，局部分析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不能用它来替代历史整体过程的分析。

第二，历史结构分析。历史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总是有某种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其内部结构。系统论认为，任何系统都有一定的结构，特定的结构决定着系统的特定性质，结构的变化引起系统的变化。因此，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决定了该社会系统的基本特征。只要社会结构不变，社会性质就不会变化。历史结构分析就是通过对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结构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文化与社会心理关系和作用的探讨，深刻认识社会历史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的交互作用，以及这种作用与历史过程的关系，所以，当人们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历史过程时，首先应该弄清楚它的社会结构的内容和成分，然后通过对这些内容、成分相互关系的分析，探寻出它们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在运用历史结构分析时，除了应该重视历史整体结构和群体发展趋势之外，还应该注意整体结构中的个体关系、个体特征。

第三，历史层次分析。如果将历史过程作为一个系统，那么它和自然界一样，也是分成若干层次的。系统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各要素按等级秩序组成的有机整体。等级秩序原理是系统论的基本原理之一。因此，当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历史过程时，就应该将历史过程划分为若干不同层次，对各个层次逐一进行探讨，以求对历史的多重性、多面性、多向性、多维性做出科学的解释，并通过对历史整体过程中的不同层次的次递研究和对这些层次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考察，以达到揭示出历史运动的整体过程，达到认识历史本质和规律的目的。

“二战”后，法国物质极度匮乏。图为一位顾客在巴黎的一家小咖啡店用完餐后，顺手“牵走”店里的小方糖。这种现象是当时的社会条件的必然产物。

第四，历史环境分析。系统的意义可以确定为处于一定的相应关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总体。“环境”和“平衡”是系统论中一对相互依存，联系密切的基本概念。系统论认为，任何系统都与环境发生着关系，社会系统更是如此。自然界作为一个系统，随时要保持与环境的平衡作用，因此，人类社会每时每刻都在与自然环境发生着各种形式的相互作用。一定的社会系统还同其他社会实体发生着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彼此之间交换着各种不同的信息。因此，只有通过环境分析，才能真正理解历史发展的曲折性和丰富性。历史环境分析，就是通过分析历史系统在环境中所维持的作用平衡，以及平衡被破坏和被恢复的多次反复过程，考查历史过程的多变性和方向性，以及社会的决策和运动的总趋势。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历史系统研究法的基本原则，如强调社会历史的整体性、系统性，重视对社会系统内部外部联系的分析，反对孤立的、机械的思维模式等，都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然而历史系统研究方法，毕竟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它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因此，在运用历史系统分析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时，必须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历史系统分析方法在考察问题时，只强调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而不能排列主次顺序，因而这种方法只是在比较有限的社会历史领域中，观察和研究问题的具体方法之一。运用这种方法不能认识社会经济对于历史的决定作用，不能认识社会历史过程中所表现的人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因而单靠这种方法也就不能揭示人类历史过程的本质和客观规律性，它必须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

其次，历史系统分析方法作用史学方法之一，必须与其他方法相结合。如研究一个历史系统整体与其要素和结构的关系时，首先要对这一系统中诸要素和结构的本身进行研究，这就要求研究者掌握构成历史要素和结构的史料，要获得这些史料，就需要进行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在分析过程中，对某些方面的内容还要借助于阶级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对社会历史做出科学的阐释。

可见，历史系统研究法只是一种具体的方法、具体的分析工具，只能适用于比较有限的社会历史研究领域。因此，系统方法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总之，系统方法作为一种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充实、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但它必须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才能成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

四、什么是心理分析法

所谓历史心理分析方法，又称心理史学、心态史学。就是运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对历史人物的个体和群体的心理活动及特征的分析，来研究历史现象的方法。

在古代，中外的许多历史学家就已经发现，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及其心理活动会对历史的发展及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他们试图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的分析来揭示并说明这种影响。司马迁在《史记》的纪、传篇中，对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活动都进行过一定的心理分析。如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揭示了秦始皇身上所表现的傲慢专横、刻薄寡恩的心理因素，他说：“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因而平时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并认为这是秦推行暴政的原因之一。再如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对少年项羽有一段描写；“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一次，项羽与项梁一起夹杂在人群中，观看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的仪仗队伍，他竟说出“彼可取而代也”的话，着实令项梁出了一身冷汗。这段描写，可以说是司马迁对少年项羽心理活动的深刻揭示，少年项羽的这种心理状态及活动正是影响他后来在事业上成功与失败的一个重要方面。

项羽（前232—前202），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其祖父即战国末年楚国名将项燕。秦二世元年，从叔项梁在吴起义，成为反秦义军主力，在巨鹿之战中率军摧毁秦军主力。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并大封诸侯。其后与刘邦之间进行了长达5年的楚汉之争，为刘邦击败，最后从垓下突围到乌江，自杀。

在国外，从19世纪开始，一批史学家把近代心理学的一些原理和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他们在考察个人或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时，往往借助于心理分析。到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一批学者倡导下，系统的现代心理学原理、方法被广泛地引入史学研究领域。进入60年代后，“心理史学”这一专门术语出现在西方史学中，它的出现标志着一个体系化的史学研究新方法最后定型。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人们的心理因素对历史的发展也起着一定的决定作用。因为历史是由人们自己创造的，而人们创造历史的一切活动都是心理驱动的结果，因此，在进行历史研究时，除了充分重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之外，如果对人们的心理因素也给予一定的关注，就会使对历史的理解更加丰富、深入，更加切合实际。

在运用历史心理分析法研究历史问题时，应该注意以下一些原则和方法：

第一，进行心理研究，应该注意把心理因素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结合起来，不能离开人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单纯进行心理分析。因为，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存在的人，其心理特征的形成都与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紧密相关，因此，运用心理分析方法不但要分析历史人物的个性和心理特征、气质、意志、品格等种种表象，还要分析产生这些心理因素的社会历史条件、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群体关系等，这样才能把历史心理分析方法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使之成为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

第二，进行心理研究，应该挖掘反映历史人物心理活动的典型材料，把心理分析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人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对一个人的行为发生着影响，因此，应该注意历史人物遗留下来的记录他们心理活动踪迹的日记、书信、自传、年谱、著作等文献资料，在经过分析、鉴别的基础上，对历史人物进行科学的心理分析。

第三，研究个人心理时，必须把心理的稳定性和可变性结合起来。我们对历史人物进行心理分析时，既要注意那些影响人物一生的心理因素，也不能忽视那些偶然的、变动的心理因素。另外，历史人物各个时期的生理条件、健康状况等也会影响他们的心理过程，因此，要全面把握所研究人物的不同层次的心理因素，才能对历史人物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四，研究群众心理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社会心理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结合起来。由于不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民众心理差异性极大，所以对同一问题的态度和看法相差很远。因此，只重视心理的共同性而不注重心理的差异性，就不能正确认识历史中的复杂现象。

进行心理分析需要掌握一定的原始史料，这种史料的获得有以下几个途径：

（1）历史文献中的“正史”里的“本纪”和“列传”保存有丰富的资料。如《史记》的“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以及许多“列传”记录有众多重要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资料；《史记·陈涉世家》中还记载有关秦末农民战争中群众斗争的心理活动资料，应注意收集整理。

（2）“传记”、“日记”、“回忆录”以及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物的著述等，往往能提供在“正史”中找不到的比较系统的第一手资料，这是对历史人物进行历史心理分析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材料，应注意挖掘。

（3）“口传资料”和通过调查采访来的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口述资料，也是对历史人物进行历史心理分析的重要资料来源。

公元前206年，刘邦攻下秦都咸阳，并派兵据守函谷关。不久项羽大军攻入，进驻鸿门，准备消灭刘邦。经项羽伯父项伯调解，刘邦亲至鸿门会见项羽。宴会上，项羽的谋臣范增命项庄舞剑，欲借机刺杀刘邦，后经项伯、樊哙救护，刘邦才得以脱身。此图描绘的正是鸿门宴的场景。

心理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大体有五种方式：第一，个案分析法。主要用于个人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其途径是通过分析该历史人物的主要言谈和行为，探讨其心理特征。第二，问卷分析法。主要用于考察行为更为复杂、历程更为漫长的社会集团心理，其步骤是：先列出题目，通过分析社会集团的各种表现，然后作出判断。第三，著述分析法。对历史人物的各种著述包括诗词、札记、日记、回忆录、往来书信以及各种无意识的涂画之作等进行分析，根据语句和用词的属性来判断历史人物对人或事的态度。第四，语义分析法。即根据不同的语义对历史人物和社会集团心理进行研究的方法。第五，梦的分析法。对梦进行科学分析开始于弗洛伊德，他认为梦是一种完全合理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满足，因此，对梦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出历史人物对包括人和事物在内的周围环境的某种态度，从而了解其在公开场合难以发现的某些个性特征和深层心理结构中的重要因素。

心理分析法在分析历史人物的个性形成以及行为的产生等方面开拓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有助于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再现历史本来面貌，同时，这种方法还有助于消除经济决定论、阶级斗争决定论等教条习气。但是，心理分析法的适用范围是十分有限的，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历史心理分析方法不是适用于一切历史研究领域的普遍方法，它主要在分析历史人物时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在运用历史心理分析方法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在运用历史心理分析方法研究历史人物时，不能夸大心理因素的历史作用，片面地用心理因素去解释历史的发展。那种把心理分析方法当作观察问题的历史观，因而脱离人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无视社会经济结构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孤立地强调精神因素的作用，把人的下意识的冲动、欲望和本能，视为决定一切的因素的认识和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如奥地利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对心理分析的基本观点，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论色彩，用这样的历史观去分析历史人物、解释历史过程，所得出的结论，缺乏必要的科学基础。

精神分析实验。精神分析学派是由弗洛伊德创立于19世纪末，因而又称做“弗洛伊德主义”。该学派以非理性的反意识的心理因素解释个性的发展和结构，并提出和实施以这种观点为依据的心理治疗技术。

其次，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分析历史人物时，不能把心理分析理论与历史史实相分离，应该避免用心理分析理论简单套用历史史实的危险，如果用心理学模式去套用历史和臆断史实，那就必然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最后，由于历史心理分析方法与其他历史研究方法一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因此，它不能运用于历史研究的一切领域，不能替代其他方法。那种片面夸大历史心理分析方法作用的理论和实践是不可取的。总之，它只是历史研究中的一种具体方法，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才能真正得到科学的运用。

五、什么是计量统计法

历史计量分析方法，又称计量史学或历史定量分析方法。就是指运用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通过各种数据关系，揭示和认识历史本质和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其实质是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定量分析，来认识历史现象，进而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在我国古代，就有人用计量的方法来说明某些历史现象中的数量关系。《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不少用数字说明问题的事例，《汉书·食货志》对魏文侯时李悝变法的记述更是集中使用了大量统计数字。近代以来，我国不少学者在运用数字统计方法收集历史资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如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不仅收录了对我国历史上户口、田地、田赋这些重要内容的原始记载，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考订、统计分析、数据生成、制作图表等工作，为研究我国古代的人口、土地和赋税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基础资料。

在国外，存留到今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城邦土地和人口数字的记载。19世纪后半期，欧洲的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加强了对数量统计方法的运用，一批有关著作相继问世，英国学者丁·罗杰斯的《英国农业及价格史》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研究及著作中，也成功地运用了统计方法和数学分析方法。特别是马克思在当时讲过的一句话：“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了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其内涵极其深刻。

运用计量统计法研究历史问题，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首先，任何数据，无论其来源是什么，都必须检验它的可信程度；其次，历史学家不仅要考虑数据的可信程度，还要考虑它们的可比较性；第三，计量统计研究即使只涉及范围极为狭窄的领域，也要求将一切可能获得的资料收集起来；第四，历史学家经过考证和比较确定了某些数据的可靠性后，才可以开始利用这些数据进行研究。

历史计量研究法的大体程序，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步骤：第一，确定研究课题。确定研究课题，明确研究目的，这是正确运用计量研究法的必要前提。只有研究课题确定了，才能依据题目，明确取得统计数据的资料对象，确定统计数字的具体项目。第二，确定数据资料的代表性。要分析用来研究课题的史料、数据资料等的可信度、准确度，以及所选取的资料数据是否具有代表性，只有翔实可信并且具有代表性的数据资料，才能够揭示研究对象的实质。第三，利用电子计算机系统地整理、储存史料。这是历史研究中使用计量研究法的必要条件，也是进一步采用数学分析和数学模型方法的前提。第四，对数据资料进行计量分析。这是历史研究中运用计量分析法中的一个关键性步骤。根据使用的统计方法的难易程度不同，又把计量分析法划分为描述性统计和分析性统计两种，描述性统计不需要高深的统计学知识，便于掌握，并且应用这种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容易被理解，因而为大多数史学家所采用。第五，制定数学模型，进行模拟研究。数学模型是研究对象的基本实质的抽象表示，它能揭示一些简单数学方法所无法揭示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实质。

世界首批计算机是约翰·莫奇利与约翰·埃克尔特领导的一群科学家在美国研制出来

计量研究法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现代历史计量分析方法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先进成果作为手段，如电子计算机这种高科技手段的加入，使历史计量分析方法在历史研究的某些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迅速地处理和利用在过去历史研究中，用传统方法和手段无法处理的大量史料，可以使一些模糊不清、不够确定的问题，得到较为可靠的数据证明，开拓了历史研究的一些新领域。

计量研究法对于推动历史学的进步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计量化使历史学的研究活动和成果趋向精确和严谨；其次，史学的计量化使历史学家有可能从新的角度和标准对过去得到公认的结论进行检验，也可以使用现代数据处理技术增添过去无法利用的史料，从而帮助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结论做出证实、推翻或修正的取舍；第三，计量化使历史研究的领域从以个别和具体的事件和人物为唯一对象的政治史转向以社会变化过程为内容的总体史和综合史，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主题；第四，计量化可以使过去长期进行争论的历史问题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第五，计量化推动了历史知识和史料的积累，等等。

但是，计量分析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我们在使用这种方法研究历史时，要注意几个基本问题：

首先，在运用历史计量方法时，要处理好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关系。历史的定性分析往往是以定量分析为前提条件的。定量分析的运用对于探明历史问题的内在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无论定量分析怎样重要，它仍然属于微观分析方法，即在确定局部或个体历史现象上，能起到较为准确的证据作用，在正确估价它的作用时，还应看到它自身带有一定的局限性。那种认为计量分析方法是可以解决一切历史问题的唯一方法的认识，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单纯依据定量分析的结果来确定历史的性质，对历史现象做出解释是毫无意义的，定量分析的结果只有经过定性分析的处理、加工，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用。

其次，历史计量分析方法与其他历史研究方法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必须和其他各种研究方法综合起来加以运用。如果割裂了同其他方法的有机联系，孤立运用计量分析方法，那么必然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再次，计量研究方法依赖于电子计算机对史料的机械处理，很容易把内容丰富的历史变成枯燥乏味的数据图表和数学公式，使历史丧失特有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同时，计量研究的结果正确与否，取决于所选择的数据和资料是否正确，如果选择的数据资料本身就不正确，那肯定不会得到正确的结论。

最后，即使计量结果是正确的，也会由于研究者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不同，而对同一结果做出不同的解释，因此，历史计量分析作为历史研究中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离不开价值观和正确理论的指导，其能否取得成功，依赖于研究者所运用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的性质。一个历史学家在使用计量方法分析问题时，不可能不受其思想、立场以及所运用的理论模式的制约。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必须与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必须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量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计量研究法应有的作用，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成果。

六、什么是文化史研究法

文化史研究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由来已久，但是在中国，它却是和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浪潮紧密相连的。因此，要全面把握文化史研究方法，需要首先对文化热的起因问题有所了解。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再估价大致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由于自身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变化。社会的变化总是首先从经济开始，然后反映到政治上，引起制度的变革，最后落实在文化上，造成深刻的文化运动，以改变整个国民的精神面貌。其二，由于与外来文化发生接触，从而出现了一个与原有自我文化完全不同的参照系统，这也会促使一个民族和国家对自我文化进行反思和再估价。其三，除了与外来文化发生接触，以及自身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的重大变化之外，纯粹由于自我社会本身的人为因素，也会造成对传统文化信仰的动摇甚至崩溃，从而形成一种逆反心理，进而引起人们对文化的反思和再估价。

“国剧”——京剧，流行于全国的戏曲剧种。

对文化的反思和再估价，就涉及文化史的研究问题了，因此，要想正确地对文化进行理解和把握，就需要懂得一些文化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其中，首先需要了解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关于这一点，大致可以归纳为几个基本方面：研究文化作为一种具体的而又是一个整体的社会现象，把握其发展的规律；研究文化整体内部诸形式的特点，把握其相互关系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研究文化特征形成、发展的历史、地理因素及其历史过程；研究文化整体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及其历史实践过程。

生活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历史经验的心理结构的人们，实际上面对的是各个不同的世界，他们的社会实践也不尽相同，其不同首先表现为不同文化传统中所蕴涵的不同的民族性。民族性是一种文化传统得以长期延续的基本条件，可以说，一种文化传统发展得越是充分，特色越是鲜明，它就会越发具有民族性。那么，文化传统的民族性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一种文化传统的民族性特征，是该民族历史过程中独特的政治、经济状况的产物；另一方面，决定文化传统的民族性特征的，还有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总之，文化传统的民族性问题，是文化史研究中必须要给予充分重视的，因为它关涉到对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价值判断问题。

关于文化传统的价值判断，首先要弄清、确定文化评价的价值标准。人们常常以某种文化传统作为另一种文化传统的价值参照系，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每一种文化实际上面对的都是一个特殊的世界，它们的生长环境以及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大的差异，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没有一种共同的评判语言或价值标准。因此，既然没有评价不同文化传统之优劣的共同标准，那么就不应该以一种文化传统作为评价另一种文化的价值标准，或者用一种文化作为价值参照系来衡量另一种文化。

古罗马神庙的想象复原图。古罗马传承了古希腊的文化，但古罗马人却赋予了它独特的民族内涵。

从文化史上看，任何一种文化的更新与发展，都必须从对所继承的传统文化作出独立的反思和批判开始。只有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出发，以社会实践的需要为标准来看待与评价传统文化，才能把握它的真正价值，认清它的问题所在。总之，文化评价的价值标准，只能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所面临的社会需要。这样的价值标准，实际上体现了一个文化多元论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任何在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中形成的文化传统，都具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权利，世界文化发展的道路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可以说，多元化正是人类文化丰富性的体现，也是它的独特魅力所在。

然而，我们不赞成用一种文化作为价值参考系去评价另一种文化，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相反，我们有必要在强调文化多元化的前提下，大力提倡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加深对自我传统文化的理解，从而更好地认识它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以及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一种文化只有对其他文化开放，在与其他文化的主动接触中吸收、融合别的文化的优良因素，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

科学地批判继承文化遗产，是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要求。只有认真解决好了批判继承问题，我们才能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科学的改造，并以此革新我们民族的精神面貌。

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一切文化资料都是有用的，但作为文化遗产来继承的却非常有限，因此，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这些资料进行批判和清理。用马克思主义去批判、审查一切文化遗产，就是要对文化遗产进行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分析，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工作，从遗产的原始资料中分出精华与糟粕，为下一步的合理继承廓清道路。这里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对文化遗产进行批判继承的标准问题，即我们根据什么去判断精华与糟粕呢？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大致可以归纳出三条标准：

首先，要以民主性和封建性来衡量文化遗产。民主性和封建性主要是从政治上区分文化遗产的属性问题，历史上有很多社会思想和理论，有些是为衰败的社会力量服务的，那么它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的发展和前进；有些是为社会上的先进势力服务的，那么它就促进社会的发展和前进。一般来说，历史上劳动人民中创造出来的思想文化，反映广大人民自然要求和愿望的思想和理论，都具有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品格。

其次，对于不同领域的文化遗产应该使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对历史上的自然科学的文化遗产，主要应该按照科学性的标准来衡量。对于社会意识方面的内容，因为其也是一种对社会存在的认识，是对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因此，也应该提出科学性的标准，但是，除了需要提出科学性的标准之外，对于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性的文化遗产，则还需要提出真实性和艺术性的标准。在艺术发展史上，我们可以从艺术鉴赏和美学欣赏的角度去肯定它的价值和意义。

最后，文化遗产批判继承标准的核心，应该是社会实践。因为，批判继承的最终目的在于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因此，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需要作为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标准，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其实，历史上各个阶级都是根据本阶级政治实践的需要来审查历史文化遗产的，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这个标准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实践需要。正是实践的不断发展变化，不断向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工作提出新的问题，提供新的具体标准，才推动了文化遗产研究的持续发展。

总之，文化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有效方法，其意义和作用都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在具体的运用中它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自身的思维模式、思想方法、政治立场以及固有的理论模式的影响和制约，因此，也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指导。同时，文化史研究也不是孤立进行的，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也必须与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文化史研究方法应有的作用，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成果。

第七章　历史文献

◎承载历史的见证者

历史文献为史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我们可以从文献中直接获取信息，因此，对历史文献的研究，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章里，我们着重来探讨历史文献在史学中的价值。

第一节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成就

一、文献目录学的历史

中国历史文献目录学，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历代目录学学者，以其金针度人的美好情怀，搜罗文献，编次群书，辛勤纂述，成就了丰富多彩的目录学著作，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目录学体系。正是由于有了目录，我们才不至于对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不知所措、望而生畏。文献目录，可以指导读书治学，可以辨章学术、考证源流，还有助于从事其他的文献工作。

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清代另一位学者江藩也在《师郑堂集》一书中提出读书应从讲求“目录”入手。他说：“目录者，本以定其书之优劣，开后学之先路。使人人知其书可读，则为易学而功且速矣。吾故尝语人曰：目录之学，读书入门之学也。”

现代著名学者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指出：“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

目、录这两个词用在目录学中，目是指书的篇名或书名；录即叙录，后世称为解题、提要等，是对书的内容、著者事迹及写作、出版等情况的概要说明。我们可以这样定义目录：它是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出版、收藏等情况，指导读书和检索图书等文献资料的工具。

目录学是研究目录的形成和发展，探讨目录工作一般规律的专门学术，它是目录实践活动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我国的目录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整理图书工作。《汉书·艺文志序》记载此事说：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龙，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则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

刘向（约前77—前6）西汉经史家、目录学家、文学家。他所编著的《别录》是我国目录学的始祖。

这次校书，产生了我国第一部解题目录——刘向的《别录》。汉哀帝时，因为刘向死去，遂命其子刘歆继承父业，进一步将朝廷藏书分类编目，最后编成了《七略》。《七略》将图书分为六大类，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另将“六略”的总序辑为《集略》（或称《辑略》），故全书称为《七略》。这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的群书分类目录。它把我国古代学术分类思想，应用于图书整理，结合自己的校书经验，创造并提出了正式的图书分类法，对两千年来我国图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在唐朝以后亡佚，但东汉班固撰写《汉书》，据刘歆《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成为《汉书·艺文志》。《七略》图书分类的格式和内容基本上被保留了下来。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目录学进一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四分法的产生，同时也出现了其他分类法。据《晋书·荀勖传》记载，勖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奉命整理图书，并负责整理当时在汲郡古冢发现的古文竹简，最后编成《中经新簿》。《中经新簿》以甲、乙、丙、丁四部分类记录图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四分法的图书分类目录。它的特色在于：一、将史书从《七略》“六艺略”所附“春秋类”中独立出来，独立为丙部，即后来“史部”的雏形。这反映了史书的增多，史学的进步，由附庸而蔚为大国了。二、合诸子、兵书、术数、方技为一类，是后代“子部”的创始。这些都是对于目录分类体制的重大变革。

到了东晋，著作郎李允编《晋元帝四部总目》，沿袭四部分类法，不过对四部的次序作了调整，并且一直被后世所沿用。清代学者钱大昕论及此事时曾说：

晋荀勖撰《中经簿》，始分甲、乙、丙、丁四部，而子犹先于史，至李充为著作郎，重分四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而经、史、子、集之次始定。（《元史·艺文志序》）

唐贞观年间，《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著录图书，并正式以经、史、子、集取代甲乙丙丁来命名四部，成为我国第一部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史志书目，且成了历代官修史书艺文志和私家书目的范例。

到了清乾隆年间，四库馆臣编辑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即以经、史、子、集四部记录所收图书目录，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书，成为我国历史上体制庞大、总括群书的大型目录著作。其所著录的内容更为完备，四分法的体制也臻于完善。

四部以经书为首，体现了儒家正统思想在封建社会的重要地位。所著录的是儒家的经典和后世儒生解说经书的著作，以及与学习经书有关的读物如“小学”之类的书籍。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经部书籍就多达1773部，20427卷。

史部所记的，主要是纪传正史及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书，旁及野史、地理、目录、考古、诏令、奏议等。

子部是一个十分庞杂的部类。它的著录以《汉志·诸子略》所包括的先秦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九流十家的诸子著作为主，再合并《汉志》“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三大类中的书籍，唐宋以后又增添了道书类、释家类、谱录类等，古今诸子著作，佛道、兵书、数书、方技和阴阳五行等书。

集部是在《汉志·诗赋略》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主要著录文学书籍。《隋志》集部下分“楚辞”、“别集”、“总集”三类。后世集部大多沿袭这一体例而增设“文史”（即诗文评）类，《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再增“词曲类”，共为5类。

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虽然四部分类法在图书分类中起主导作用，但除此之外，也还存在其他不同的分类法。其中在目录学史上比较重要的有南朝宋王俭编的《七志》，他变革《七略》，补撰《图谱志》，增加道经、佛经为附志。虽名为《七志》，实为九志，即将图书分为九大类：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艺术志、图谱志、道经、佛经。

后来，又有梁朝阮孝绪 ① ，遍访私家藏书，“总集众家，更为新录”，编纂《七录》。《七录》分为内外篇，内篇五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纪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记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外篇二录，一曰《佛法录》，二曰《仙道录》。

南宋目录学家郑樵的《通志·艺文略》，更将图书分为十二类，经类以外，别立礼、乐、小学三类；诸子类外，别立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五类；加上史类、文类而为十二。

清代学者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虽在《四库全书总目》编成以后不久编纂，也突破了权威性的四分法，而将图书分为十二类：经学、小学、诸子、天文、地理、医律、史学、金石、类书、词赋、书画、说部（即小说）。

以上诸家所提出的分类法，在一定时期内虽有其影响，但始终并没有动摇四部分类法的主导地位，封建社会后期公私所编的文献典籍目录，多是以四部分类为依据。

二、版本学的历史

我国丰富的古籍历史文献，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多次抄写刻印、编辑注释，形成了众多的版本。往往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由于历史条件、人为因素和地区版刻风格种种原因，其篇卷编次、文字内容以及印刷装帧等都有着极大的差异，给阅读、整理和利用历史文献造成了许多困难。因此，历代学者都非常重视版本。为了更好地整理和利用历史文献，确保所有资料的准确性，所有研究、整理历史文献和以历史文献为主要资料的工作者都应该了解和掌握一定的版本知识。

版本，《辞海》的释义为：“一书经过多次传写或印刷而形成的各种不同本子。指书籍制作的各种特征，如书写或印刷的形式、年代、版次、字体、行款、纸墨、装订，内容的增删修改，以及一书在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记录，如藏书、印记、题识、批校等。”

书的版本，从先秦时期开始，到了西汉已成为通名。西汉刘向《别录》谓：“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这里所谓一人持本，即有手持书本之意。唐中期后，雕版印刷开始出现，一书刻成，相率模印。此时人们开始将写本书、抄本书称为“本”，将雕版印刷之书称为“版”。随着雕版书的增多，渐渐取代了写本书。“版”、“本”二字连用以及“版本”一词的正式出现，开始见于宋代文献。此时所谓的版本，专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籍版本。从宋元明清到今日，版本的含义不断扩展，有了许多新的内容。今天我们所说的“版本”的概念应包括各种抄本、写本、稿本，以及它以前的竹木简、缣帛和它以后的雕刻本、活字本，还有现代的影印本、缩微胶卷、电子出版物等。

毕昇雕像。毕昇（？—约1051）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对书籍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版本学，顾名思义即研究版本的学问。具体而言，也就是研究各种版本的用纸、墨色、字体、刀法、藏章印记、款式题跋、刻印源流、行款版式、封面印记，以辨明版本的真伪，分清版本的真伪，分清版本的精粗优劣的学问。版本与古籍的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等密切相关，是文献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版本学始于汉，兴于宋而盛于清，在学术发展上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今天，我们研究版本学，对读书治学、整理古籍仍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可以帮助辨别古籍版本的优劣，避免误读古书。

古籍流传年代久远，一种文献传至今日，版本众多，有优有劣。陆游《老学庵笔记》就记载了一个劣本贻害读者的故事。宋代有一位教官，在出题考试生徒时，出了一道这样的题：“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考生们看到此题，均面面相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无从下笔。于是有人怀疑此题，认为可能是出于麻沙本的《周易》，而监本《周易》不作“坤为金”。那位教官便去核对别的版本，发现果然是麻沙本有误，“坤为金”应是“坤为釜”。一个质量低劣的本子贻害读者，也令这位教官十分难堪。

岑仲勉在《隋唐史》中提到，汉朝人所著的《易林》中已有砂糖，由此断定砂糖在汉代就有了。但是，这个“砂糖”却是“沙糠”之误，有的版本就不误。一字之差，竟使历史研究大打折扣。

对于一般人来说，懂得一点版本学知识，是为了求得好的善本和读本，对于文献工作者来说，则是通过版本学以求善本校书，整理古籍。善本书的标准，因其不同的使用目的，也就不同。一般来说，用于校勘整理出版古书，以旧刻、旧抄本为善。以时代而论，宋本最善，元本次之，明本最差。用于阅读的书，以精注、精刻、精校本为善。清代乾嘉时期经过考据家、校勘家用多种版本精校写成的读本是善本，此外，未经删节或残缺的足本，亦称善本。

其次，有助于鉴定古籍的文物价值和使用价值。古籍的流失亡佚情况严重，迄今为止，不仅唐五代刻本所剩无几，就是印本书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的刻本也已寥落不多。早在明清之际，宋刊本已按页论价。因此不少利欲熏心的书商多方造伪，以假乱真，造成了许多版本混乱。通过版本鉴别，识别真伪，可以保护文物古籍，为古籍整理服务。

再次，可以考订书史源流。考证书史的途径很多，研究版本也是其中之一。通过对版本的研究，不但可以了解我国书籍制作的情况及其发展演变过程，还可以了解某一时期的学术潮流动态，反映历史的另一个侧面。例如，宋代刊刻了《崇宁藏》、《开宝藏》、《毗卢藏》、《思溪圆觉寺藏》、《思溪资福寺藏》以及辽刻《契丹藏》、金刻《赵城藏》等佛教大藏经，说明南朝隋唐以来这一历史时期佛学发展的盛况。

最后，为目录、辨伪、辑佚与校勘等学科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和手段。早在刘向校理群书时，所采用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广罗异本，互相参校。清人章学诚总结刘向的经验说：

校书宜广储副本，刘向校雠中秘，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臣某书。夫中书与太常、太史，则官守之书不一本也。外书与臣向臣某，则家藏之书不一本也。夫博求诸本，乃得雠正一书，则副本固将广储以待质也。（《校雠通义·校雠条理》）

宋人刻书，也重视用众本校雠。从宋代《遂初堂书目》开始，备列一书的几种版本。比如成都石经本、秘阁本、旧监本、京本、江西本、湖北本、川本、川大字本、吉州本、杭州本、旧杭本、严州本、越州本、高丽本等。这类版本较多的书，大多是正经正史，其所以备致众本，正是为了校雠之用。此后的书目大都要讲到版本，比如《知见书目》就是著者将所闻所见得各种图书的版本编排成书，有些还具体比较鉴别某些版本的优劣，以供读者参考选择。

近人朱希祖曾说：“校雠之法有二：一则罗列各本，择善而从，其不善，弃而不言，然必择一本为主。若他本他书有善者，据以改此本，必注云：‘原本作某，今据某本或某书改。’……一则择一本为主，而又罗列各本之异同，心知其善者，固当记注于上，即心知其误者，亦当记注于上，以存各本之真面，使后世读此书者，得参校其异同，斟酌其是非，择善而从。”

三、校勘学的历史

凡接触古籍的人，都知道校勘的重要。清代学者整理古籍有很大成绩，对此已有充分的认识。张之洞《书目答问》一书自言“为告语生童而设”，其略例指点门径，第一条就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其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要利用古籍，不可缺少精校精注本，而校、注两项工作之间，校勘又更为基本。

校勘，又称为“校雠”，即广泛搜集各种相关的本子，广泛取证各种相关资料，对同一古籍进行比较对照，校出篇章文字的异同，审定其是非，力求准确地恢复古籍原貌。

校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国语·鲁语》记载鲁大夫闵马父对景伯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师。以《那》为首。”西汉刘向大规模整理古籍，编制目录，把搜求版本、校勘文字作为一道重要的工序，并给“校雠”二字下了定义：

校雠：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为雠。

张之洞旧照。张之洞（1837—1909），清末洋务派首领。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同治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有《张文襄公全集》。

所谓校勘学是把校勘工作作为研究对象，对它的历史、方法、原则进行系统的描述，总结校勘古籍的实践经验和社会价值，并为校勘古书的实践活动提供系统科学的理论指导的一门科学。

校勘学始于汉朝，成于宋朝，大盛于清朝。

西汉刘向、刘歆校理群籍，完成《别录》，奠定了校勘学的基础。将完整的校勘成果流传到今天的，是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该书30卷，给《周易》、《尚书》、《毛诗》、《礼记》、《仪礼》、《周礼》、《春秋三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等十四种经典分别做了注释。陆氏博采汉魏各家注释以及古代青铜铭文，给这些经典做了音义和训诂，并对各家传本的文字异同做了校勘。

到了宋代，中央专设校书机构，由校书郎校理图书，并制定了一系列校勘规则。如《南宋馆阁录》记载：“诸字有误者，以雌黄涂讫，别书。或多字以雌黄圈之，少者于字侧添入；或字侧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于本行上下空纸上标写；倒置，于两字间书乙字；诸点语断处，以侧为正；其有人名、地名、物名等合细分者，即于中间细点。”宋代也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校勘学者和校勘专著。郑樵《通志·校雠略》，对校勘的理论建设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清代学者广搜材料，钩玄籍要，考镜源流，从历史、地理、典章制度、文字等方面对大量古代书籍进行深入的考证，严格的勘定，使校勘成就达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书目答问》附录清代校勘名家就有31人：何焯、惠栋、卢见曾、全祖望、沈廷芳、姚范、卢文弨、钱大昕、戴震、王念孙、黄丕烈、孙星衍、阮元、顾广圻等等。他们既具有广博的知识，又具有实事求是的学风。清人的校勘成果写成专书的名著有卢文弨的《群书拾遗》和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但清人的校勘成果更多的是随刻本流传，也称校记、考异或考证。或者保存在研治经史诸子的学术著作中，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古代书籍辗转流传，各种原因使得古籍字句文义偏离了本来的面貌。东晋的葛洪曾引谚语“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说明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前，古代书籍只能靠转抄流行，辗转传抄，文字错误在所难免。有趣的是，这一寥寥数字的谚语，到唐代马总著《意林》引用时，又把“虚成虎”误写作“帝成虎”了，谚语所指的错误竟成为事实。校勘的必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故近人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曾说：

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收而不知，未为善也。

王念孙在《读书杂志·淮南内篇第二十二》中亦感慨地说：

嗟乎！学者读古人书，而不能正其传写之误，又取不误之文而妄改之，岂非古书之大不幸乎？

古书经过精心校勘，还原成其本来面貌，文通字顺，才能让人易于阅读和理解。俞樾曾在《札迻序》中阐释了校勘的重要意义：

夫欲使我受书之益，必先使书受我之益。不然，“割申劝”为“周由观”，“而肆赦”为“内长文”，且不能得其句读，又乌能得其旨趣乎？

石碑和神道柱，这是梁朝靖惠王萧宏墓前的石碑和石柱。石碑、石刻也是重要的历史文献，通过它们，我们可以获得十分丰富的历史资料。

说明要读懂古书，领会书中的精神主旨，只有读校勘过的书才能做到。而且在易于阅读理解的基础上，校勘过的古籍也就成了可供一般研究者利用的可靠资料。先秦诸子典籍错讹较多，本难通晓，所以历来问津的人不多。但经乾嘉学者认真校勘后，就促成了学者们研究“诸子学”的热潮，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四、辨伪学的历史

辨伪是文献实证——考据的形式之一，是传统学术中的一项基本工作，是文献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辨伪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辨伪是对某些有真伪问题的事、物进行考察鉴别，以定其真。它的涵盖面很大，凡是有真伪问题的古史事、古书籍、古器物、古碑刻、古字画等，均在其辨识的范围。

文献学所讲的辨伪是狭义的辨伪，主要是辨识古典文献的真伪，其任务是认定图书文献的真实作者、年代，体现其原文的文献归属，而考证认定图书文献形成的真实年代则是文献辨伪的核心内容。“辩伪”，也有人主张应该称为“辨真”，提法不同而实质相同。

古典文献只有经过辨伪才能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否则有莫如无，有恶于无。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对辨伪的学术意义有深刻的论述：

因为有许多伪书，足令从事研究的扰乱迷惑，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研究的基础先不稳固，往后的推论结论更不用说了。……几千年来，许多学问都在模糊影响之中，不能得忠实的科学根据，固然旁的另有关系，而为伪书所误，实为最大原因。所以要先讲辨伪及考证年代之必要。

《文献通考》书影。

文献典籍的辨伪现象大致滥觞于战国时期，虽然当时还没有细致的辨伪工作，可当时已经有人对流传的文献典籍及其内容提出怀疑，开疑古风气之先河。

汉代辨伪工作的另一种方式是与古籍的整理相结合，正如张舜徽先生所说：“辨伪工作，一开始便和校书工作结合在一起。汉代学者们原来也是通过校书来考定古书的真伪和时代的。”

唐朝整个社会相对开放，儒释道三教并行，意识形态领域比较活跃，对于古人的成法，乃至圣人的经典，都敢于怀疑、否定，于是在这样的气氛影响下，辨伪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唐代文献辨伪的发展，首先体现在《隋书·经籍志》的编修上。《隋书·经籍志》除了仿照《汉书·艺文志》在书名下加注文指斥伪书外，更在某些类的类序中论述该类书中的一些伪书，如易类小序中辩论《归藏》，孝经类小序中讨论所谓的郑玄注等，而且考辨更加坚实。唐初孔颖达领衔《五经正义》，对很多经、注乃至所涉典籍提出怀疑。柳宗元、韩愈对辨伪也饶有兴趣，对一些典籍的辨伪颇有见地。柳宗元称：“余读贾谊《鹏赋》，嘉其词，而学者以为尽出《秾冠子》。余往来京师，求《秾冠子》，无所见。至长沙，始得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也。唯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者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鹏赋》以文饰之，非谊有所取之，决也。”柳宗元不仅从《秾冠子》的内容鄙浅，断定它是伪书，更是去探寻了它作伪的方法。

宋代学人疑古最勇，辨伪惑古蔚然成风，辨伪学者比肩接踵，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郑樵、汪应辰、洪迈、朱熹、叶适、晁公武、高似孙、李心传等皆有成绩，疑古惑经的矛头锋刺群书，辨伪之学成为“宋学”批判精神的重要方面。其中以欧阳修、郑樵、朱熹影响最大，是宋朝辨伪学的代表。

宋代的辨伪成就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们的辨伪原则和论证手段。宋人的辨伪工作在思想认识和实施方法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条理化色彩，是实现辨伪的理论化、系统化的前奏，成为辨伪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阶段。在疑古惑经思潮的影响下，宋人“荒经蔑古”风气也导致其辨伪工作带有某些偏颇，此乃学术发展中的自然现象。

金元时期的辨伪工作较为单弱，只有王若虚、金履祥、吴澄等略有所为，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则比较集中地集录了唐宋人考辨诸子的资料。明初大学者宋濂的《诸子辨》则是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成果，共辨别子书44种，材料多取之《文献通考·经籍考》。该书虽然谈不上精当，但毕竟是辨伪学史上第一部专书，考辨方法也颇有可取之处。真正把古典文献的辨伪推向成熟的是梅 、胡应麟。

梅 ② 是历史上下大气力对一部书考证辨伪的第一人。他的《尚书考异》，专精而详博，为考辨之力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方法和成果多为清代考据家所承袭。关于梅 在《古文尚书》辨伪史上的地位，清道光五年（1825年）朱琳在《尚书考异跋》中有所评价：“按疑《古文》者始于朱子，元草庐吴氏因而撰《书纂言》，谓《古文》为东晋晚出之书，故但注《今文》而不注《古文》。先生则力辨其伪，曲证旁通，具有根据。后阎百诗（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惠定宇（栋）《古文尚书考》其门径皆自先生开之。阳湖孙渊明（星衍）为之校刊，称其有功圣学，为前明一代巨儒，信不诬也。”堪称公允之论。

晚明胡应麟代表著作《四部正讹》是一部系统的辨伪专著，他承袭前人的成果，总结历史的经验，并加以发展，把考辨范围扩大到四部，综合具体结论上升到理论高度，成为我国辨伪学发展成熟的标志。

清代是辨伪理性化、规模化的发展时期，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万斯同的《群书疑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都是继《四部正讹》之后的辨伪专著。

崔述是清代疑古派后期的扛鼎大家，专以疑古、辨伪、考信为学业，平生所著多以“考信”名篇，其《考信录》凡“前录”2种、“正录”5种、“后录”5种，考订古书中所记上古三代及《论语》中所记孔子事实之伪讹与辨别伪书相结合，是古书考证的世间绝响，文献辨伪之千古顿足。

本世纪初的著名学者梁启超所撰《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指出辨伪书的重要性，叙述了伪书的种类和来历，以及辨伪学的历史，并提出了辨别伪书的13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对以前的辨伪学做了总结。

古典文献辨伪的历史十分悠久，前人从文化史、学术史、文献学史等角度对其有一定的研究总结，但是始终没有一部专门的辨伪史专著。而杨绪敏先生的《中国辨伪学史》（1999年）的问世，彻底结束了这种辨伪学只注重具体的文献考辨工作而忽略辨伪活动历史发展过程研究的局面。

第二节　历史文献学的基本内容

一、辨伪的方法

自先秦以来许多学者曾提出过不少有关辨伪的见解，而较早阐述辨伪方法的当以朱熹所说最为具体：“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辨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真正臆度悬断之者也。”

最早对辨伪的方法做系统总结的当推晚明胡应麟。他把历代学者关于辨伪的见解和实际采用过的方法，加以归纳总结，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在他所著《四部正讹》的最后，指出考辨伪书的方法有八：

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兹八者，而古今赝籍无隐情矣。

所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是说从我国第一部目录《七略》考察最早的著录。《七略》是刘歆在其父刘向《别录》的基础上编著的一部分类目录书，原书已佚，其体例、规模由删其要而成的《汉书·艺文志》可见。所以后人即将《汉书·艺文志》与《七略》视为一体。

所谓“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是说从历代史书中的《经籍志》或《艺文志》，以及官修目录、私修目录的著录上考察其流传情况。以上两条均属从目录著录考察源流以辨其真伪。

所谓“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是说从同世当代的著作中考察某书称引他书，或某书被他书称引的情况。这是从横的关系上考察。

所谓“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是说从前后不同世的著作中考察某书转述他书，或某书被他书转述的情况。这是从书与书之间纵的关系上考察。

所谓“核之文，以观其体”，是说从文章体裁特征上考察。

所谓“核之事，以观其时”，是说从所涉及史实以考证其年代。

所谓“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是说考证某书的真正作者，以明假托。

所谓“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是说考察某书的传人，以求作伪之人。因为某书已佚，又突然传世，则传书之人往往就是作伪之人。

这是胡应麟对前人和他自己辨伪经验的总结，概括得亦颇为精要，在辨伪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近人谈辨伪方法者又有数家，虽各有补充和发展，但其说皆脱胎于此。如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将审定真伪的证据归纳为史事、文字、文体、思想、旁证五种，除文字、思想两种外，其他都为胡应麟所有。

胡适（1891—1962），中国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倡导人之一。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影响颇大。

近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亦提出辨伪书的十二条公例：

1．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

2．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

3．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不明者，即不可轻信。

4．其书流传至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

5．其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

6．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

7．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其既确凿有据，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

8．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

9．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其书必伪。

10．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之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

11．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其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

12．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

此外，梁启超还有《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也谈了一些辨伪方法，举例更为具体，可与十二条公例对照参看。

总结上列诸家条例，可以综合概括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1．从目录文献入手，考察古籍文献的流传以辨真伪。

从史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私家藏书志、书目提要中，不但可以看出各个朝代藏书的情况，更可以从中考察某一部书的流传过程，传者为何人，流传中有无中断等等。

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辨《关尹子》说：“《汉志》有《关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国史志皆不著录，其书亡久矣。”清初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说：“《汉志》所载而《隋志》无之，其为后人伪作奚疑。”

2．从作品思想内容考察其体现的学术观点等方面以辨真伪。

历史学术著作所体现的思想观念等无不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和个体特征，从这些特定的时代范畴入手，分析比较，找出其相符或矛盾之处，作为判断书籍真伪的参考。

柳宗元辨《晏子春秋》是从思想上辨别的最好例子，他断定《晏子春秋》是齐人治墨学者所假托，非常正确。图书中有许多是墨者之言，而晏子是孔子的前辈，如何能闻墨子之教？那肯定不是晏子自著的书。

柳宗元（773—819），唐文学家、哲学家。

3．从作品文风语体考察其出现的特定文风、语词、文体等以辨真伪。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更迭，语言也在不断变迁之中。一定的历史时期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反映其所属的特定时代。

古书中出现的称谓、专用名词以及某些特定的提法，往往是考辨真伪最好的线索。马叙伦在《列子伪书考》曾指出：“《周穆王》篇记儒生治华子之疾，儒生之名，汉世所通行，先秦未之闻也。”仅仅根据“儒生”这一名词，就把伪作《列子》的时代上限，限制在汉代以后了。

近人杨伯峻先生曾说：

尽管古书的伪造者竭尽全力向古人学舌，务使他的伪造品足以乱真，但在摇笔成文的时候，无论如何仍然不可能完全阻止当日的语言向笔下侵袭……任何一部伪造的古籍，不管伪造者如何巧妙，都能在语言上找出它的破绽来。（《列子集释》附录三）

可见，了解语言的时代特点，对我们辨识伪书、伪资料很有帮助。

4．考订作者生平事迹和著述以辨其真伪。

古人所作传记、碑铭之类，对其人的生平事迹、重要著述，一般都有详细记载，因而考辨古籍真伪，从查核作者生平入手，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四库提要·史部·编年类存目》有《续宋编年资治通鉴》18卷，题李焘撰。按《宋史·艺文志》和李焘本传惟载焘有《续资治通鉴长编》，而无此书之名，此书体例与《宋史》全文大体相似，而缺漏颇多，故《提要》判断为“当时麻沙坊本，因焘有《续通鉴长编》，托名以售其欺”的赝品。

史料考辨不能单凭孤证立论，上述几种考辨方法，应该综合利用，多找出一些线索和根据，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有望正确。

二、考据的方法

考据，又称考证。它的具体途径一般是广集资料、鉴别真伪、究明正诂、分类归纳，以求得正确解释历史问题的史料依据。

孔子整理《六经》，文献学产生就已包含了考据工作。汉代考据已取得相当成绩，此后不断发展，至清乾嘉年间达于极盛，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与方法，称为考据学。考据之学和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之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们离不开考据的方法，但不通过这些学问，也难以做到取材博、用材精、训释正、类例明，从而有正确的考据。可以说，考据之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目录、版本等文献之学的综合运用，因此，广义的考据学大体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训诂、辑佚等多方面的内容，成了文献学的别称。

考据的方法是文献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时所不可少的。当然，要从事历史的考证，仅有文献学的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逻辑的素养和有关的专业知识，如历法、地理等等，这些知识对于研究文献本身是必需的。

考证方法开始使用较早，在各种文献研究工作中都已有了。不过专门提出来作为治经、治史必不可少的方法，在清代才突出起来。清代考证学者，是在封建专制统治的高压之下，为了保身免祸，逐渐走向为考证而考证的道路，脱离了实际生活。但他们对古籍的整理，对旧史的补表、补志、补注，以及对史料的搜集、考订、辑佚、辨伪、编纂等工作，做出不少成绩，则为我们今天整理古籍提供了不少的方便。比较有代表性的考据学重要著作有钱大昕所著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所著的《十七史商榷》、赵翼所著的《陔余丛考》和《廿二史札记》等。

郭沫若同志曾对清代的乾嘉考据有过评论。他说：

乾嘉时代，考据之学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证古籍。此较之埋头于八股文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不可同日而语，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就稽古而言，为考据。就一般而言，为调查研究。未有不调查研究而能言之有物者。

这个评论对前人是公允的，但也告诉我们，治史需要考证古籍，却不应搞逃避现实的烦琐考证。

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里，按照考据中证据形式的不同分其为三种：理证、书证、物证。不论哪种方法，都要具有确实与丰富的材料。

理证。有些史料，从道理上讲存在不合理之处，值得怀疑，但是又无确凿可信的证据，只好根据逻辑推理来判断其正误，这就是理证。运用理证时，必须有充足的理由，最好还能摆一些事实辅助证明，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论点持之有据。

理证是一种难度较大的考据方法，要想掌握好它，除了必须具备一定的基本功外，还要有卓越的识别与判断能力，正如陈垣先生所说：“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否则，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容易犯主观武断的错误。因此，运用理证方法时必须要严肃谨慎。

书证。是指利用上书、诏书等各类档案资料以及各种书籍为依据，考证史料正误的一种考据方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渐渐不满足于手中所掌握的书证材料，越来越重视地下出土的书证材料。清光绪年间，在甘肃等地发现了“敦煌遗书”以及“汉晋简牍”，民国初年又发现了大批“清宫内阁大库档案”，历史学家们对此感到异常兴奋，他们将之称做“地下史料”、“新史料”。解放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又出土了大批古代书简；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也发现了珍贵的帛书；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更发掘出众多的木牍、书简，这些都是研究和考证古代史料的宝贵依据。清人王先谦利用敦煌出土的唐写卷子本《食货志》，考订出今本《汉书》中的诸多错误。近人王国维曾提出“二重证据”法，即以新发现的“地下史料”去印证固有的“纸上材料”。可见“地下史料”的重要价值。

物证。是指以出土的龟甲、金石以及其他考古器物为依据，考证史料正误的一种考据方法。刻在甲骨上的卜辞、青铜器上的文字以及石碑上的碑铭等等，与竹帛、写卷以及雕版书籍相比，更能耐久不损，流传久远，成为考据学工作中不可多得的证据。

敦煌莫高窟壁画。敦煌遗书是指1900年王圆箓道士于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发现的唐代吐蕃藏文历史文献。

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就认为：

诗书以后，君臣事迹，悉载于史。……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不疑。

胡三省给《资治通鉴》做注时就曾利用金石刻辞证史。例如《资治通鉴》记载后梁均王贞明四年：“吴内外马步都军使、昌化节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训，骄倨淫暴。武威节度使，知抚州李德诚。”五代十国之时，昌化、武威两地是否设置节度使，胡三省做注时对之疑而不决。他说：“欧史《职方考》曰：‘五代之际外属之州，扬州曰淮南，宣州曰宁国，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镇南，复州曰武威……广州曰清海，皆唐故号，更五代无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余僭伪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于今者略注于谱。’按欧公之时，去五代未远，十国僭伪自相署置，其当时节镇之名已无所考，况欲考之于两三百年之后乎？”在几度反复之后，他找到了金石刻辞：“今台州有鲁洵作《杜雄墓碑》云：‘唐僖宗光启三年，升台州为德化军。’洵乃雄吏，时为德化判官者也。后来又发现嘉定中黄岩县永宁江有泅水者，拾一铜印，其文曰：‘台州德化军行营朱记。’”可以推断，台州曾设有德化军，更何况宋太祖乾德元年，钱昱以德化军节度使、本路安抚使的身份，兼知台州，他因此得出结论：“台州小郡，犹置节度使，其他州郡，从可知也。吴之昌化、武威，盖亦置之境内属城，但不可得而考其地耳。”

在实际的考据工作中，上述三种考据方法常常是相互结合而使用的，这样既可以使证据更加充分，又可使说理更为透彻。

考据是研究和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想正确地运用它，还必须对它有一个客观的认识。首先，考据方法具有综合性的特质，运用它时，必须与校勘、辨伪、版本、训诂等工作相辅而行。顾颉刚先生总结自己多年来从事考据工作的经验时指出：“校勘、训诂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这句话大有道理，在考证每一史书或史料之前，必须辨别古书的真伪，区别不同的版本，校正文字的讹误，训释词句的意义。除此之外，考据者还必须具备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比如金石学、考古学、文字学、地理学、经济学、哲学等等，在各种知识的共同指导下，考据工作才能取得既快又好的效果。第二，考据必须要有意义，切忌搞无关宏旨的烦琐考据。也就是说，考据一定要服务于一个正确的治史目的，有一个明确的考据目标，否则，为考据而考据必将失去它应有的意义与作用。

三、校勘的方法

我们的科学研究应当建立在可靠的文献的基础上，而文献在形成与流传的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校勘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恢复文献的本来面貌。在讲述校勘方法之前，我们应分析一下文献发生错误的几种类型。一般来说，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主要有四种：讹、脱、衍、倒。“讹”指将原有的文字写错了；“脱”指将原有的文字弄丢了；“衍”指增加了原来没有的文字；“倒”指将原有的文字变换了位置。现分别举例述之如下：

讹也称误，是文献中最常见的错误现象。如《吕氏春秋·慎行论·察传》云：“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过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文献在传抄出版过程中脱去一字或数字称脱文，也称夺文或阙文。从脱文的多少看，有脱字、脱句、脱简、脱行、脱页等多种。孔子已云：“吾犹及见史之阙文也。”可见脱文现象也出现甚早。脱一两个字的例子较多，如《战国策·秦策》云：“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孝公行之八年，死。惠王代后莅政。”宋姚宏《战国策注》云：“一本‘八’上有‘十’字。”王念孙指出：“一本是也。”并分析道：“《史记·秦本纪》：孝公元年，卫鞅入秦；三年，说孝公变法；五年为左庶长；十年为大良造；二十二年，封为商君；二十四年，孝公卒。计自为左庶长，至孝公卒时，已有二十年。又《商君传》：商君相秦十年而孝公卒。《索隐》曰：案《战国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与此文不同者，盖连其未作相之年说耳。据此则策文本作十八年明矣。”

古人读书，常于书眉页脚、字里行间，记下自己校读、注释、评论之词，后世传抄翻刻，往往将这些旁注的文字混入正文，造成衍文。衍文，亦称衍字、羡文。衍一字或数字较常见，也有衍一句或数句的，如《汉书·儒林传》：“韦贤治《诗》，事博士大江公及许生。”颜注：“晋灼曰：‘大江公即瑕邱江公也。以异下博士江公，故称大。’”由注可知正文本无“博士”二字。“博士”二字是涉注文“博士江公”而衍。

吕不韦（？—前235），秦国丞相。他集合门客共同编写的《吕氏春秋》，汇合了春秋时期名家之言，为当时杂家的代表著作。

倒指原稿文字具存，并无讹误、缺脱或衍羡，但在流传过程中，文字的先后次序却被弄颠倒了的现象。先后次序被弄颠倒了的文字称为倒文，纠正之则成为乙正或乙转。字数较多的倒文习惯上称错简。这其中又有字倒、句倒、篇章倒等不同情况，甚至目录、表格也有错乱现象。

有的文献可能同时出现两种或三种以上的错误情况，我们称之为多重错误。多重错误有既讹且衍、既讹且脱、既讹且倒、既脱且倒、既脱且衍、既衍且倒、既讹且脱又倒、既讹且脱又衍、既脱且衍又倒等情况。

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总结归纳前人的校勘方法为“死校”、“活校”两种。他说：

今试言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顾千里广圻，黄荛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缺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版归一式。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斯二者，非国朝校勘家刻书之秘传，实两汉经师解经之家法。郑康成注《周礼》，取故书、杜子春诸本，录其字而不改其文，此死校也。刘向校录中书，多所更定，许慎撰《五经异义》，自为折衷，此活校也。其后隋陆德明撰《经典释文》，胪载异本，岳珂刻《九经》、《三传》，抉择众长，一死校，一活校也。明乎此，不仅获校书之奇功，抑亦得著书之捷径也已。

把前人的校勘方法分为“死校”和“活校”两种，联系到清代校勘家，他认为顾广圻、黄丕烈属于死校，卢文弨、孙星衍属于活校。但是这两种方法的运用，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有时还应该很灵活的交相为用。

对校勘方法总结得最为精到的是现当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他在《校勘学释例》中总结了《校法四例》，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现即以此为据略做介绍。

1．对校法

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

对校又称版本校。概括地说，用同书的祖本或别本对校，校出各本异同，不审定是非，就是对校法。它的优点是“最简便，最稳当”、“不参己见”，免去妄改之弊。初学校书的人，必须先从“对校法”入手，这种校法虽说比较机械，却是校书中的一个基本步骤。

2．本校法

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吴缜之《新唐书纠谬》、汪祖辉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易用之。予于《元典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节目讹误者若干条。至于字句之间，则循览上下文义，近而数叶，远而数卷，属词比事，抵牾自见，不必尽据异本也。”

所谓本校，就是将本书前后文字互证，比较其异同，从而断定其中的错误。在没有同书别本可以对校的情况下，采用本校法是一种较好的方法。使用本校法应注意两点，一是古籍不出一人之手不能本校，如先秦书籍，其成书情况比较复杂，往往历经几代，众手修成，行文遣词以及所涉及的名物制度就不会完全相同，甚至有很大的出入。本校法校此类书的文字，一不审慎，很可能改不误为误。二是史源不同也不能本校。一部史书中史料来源往往不同，而古人修史又常承用旧文，不事改作，虽署上修史者的姓名，实际上并非出于一手。如班固《汉书》，武帝以前的历史多沿《史记》旧文，武帝以后才是他自己所写。一书之中，前后文风迥异，在所难免。所以，用本校法校勘史料不是同出一源的古籍，要辨析弄清书中史料的渊源关系。

3．他校法

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因《汉书》前后文风迥异，有人则认为后部为班固之妹班昭续写而成，但这一说法无实据。图为《汉书选》书影。

这里所说的“他书”，范围很广。有本书引用他书的，有他书引用本书的，有内容相近的同类的书，有同记一事的书。

他校法常用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根据其他书籍所引改正今本之误。校勘古书，除了用本书证本书之外，还可以利用别的古书引用本书的文句来校勘。如沈刻本《元典章》：“始死如有穷”，元本又作“始死充于有穷”。用本校法不能得其是非，但查知此文是引自前人之书《礼记·檀弓》，用其书校对，发现当作“始死充充如有穷”。由此得出结论：沈刻本、元刻本皆有误。另一种是取其他书籍相同或相近的资料或文句对校。古籍叙事载言，每每更相祖述，时代相同或相近的古书里论述相同或记载相同的文字可以互相校勘。比如我们可以据《大戴礼》、《史记》和《汉书》校勘贾谊《新书》，据《册府元龟》校《旧唐书》等等。

4．理校法

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必用此法。此法通识为之，否则鲁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昔钱竹汀（大昕）先生读《后汉书郭太后传》至南州过袁奉高一段，疑其词句不伦，举出四证，后得闽嘉靖本，乃知此七十四字为章怀注引谢承书之文，诸本皆入正文，惟闽本独不失其旧。今《廿二史考异》所谓某当作某者，后得古本证之，往往良是，始服先生之精思为不可及。经学中之王（念孙、引之父子）、段亦庶几焉。若《元典章》之理校法，只敢用之于最显然易见之错误而已，非有确证，不敢借口理校而凭臆见也。

理校，即推理的校勘，是校勘工作的补充方法。理校法是在对校、本校、他校不能有效地校勘古籍的条件下，依靠相关知识分析考证古籍文辞正误的校勘方法。运用它校勘古书时，个人的主观因素在其中起着很大作用。因此，用理校法取得的校勘成果，通常只能看做比较符合情理的推理结论，在没有获得其他校勘根据时，只能在校记中说明“当作某某”，必须严肃慎重，不能任意改字。

校勘四法是系统的科学的校书方法，在校勘实践运用时，应针对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方法。对校最为简单易行，是校勘古书必经的第一个环节。但是版本情况复杂，异文也往往多歧，因此仅仅运用对校，很难断定是非，这就需要利用本校，提供本书的例证，利用他校提供其他的旁证，再进一步运用理校，做出推理判断。所以在校勘古籍的实践中，他们不是孤立隔绝的，而是互相联系，综合交叉，能够同时并用的。

四、辑佚的方法

在整理历史文献的过程中，辑佚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古代文献，在前代《艺文志》、《经籍志》或其他目录书中已著录了的，往往经历了一段时期后就亡佚了。于是有些好学博览之士，想方设法，将这些已经亡佚但仍然有零星片断资料散存于其他典籍中的古书搜集起来，重新加以编排，以求最大限度地恢复原貌，这就是辑佚。

辑佚是随着古文献的大量散佚而产生的，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晋代学者梅赜就曾辑佚过《古文尚书》，不过他辑的是真伪参半。唐朝时期，也陆续有人做辑佚工作，但真正提出辑佚理论和方法，时间却比较晚了。南宋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曾经提出：

书有亡者，有虽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以不求者，有不可求者。《文言略例》虽亡，而《周易》俱在；汉、魏、吴、晋《鼓吹曲》虽亡，而乐府俱在；《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十三代史目录》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凡此之类，名虽亡而实不亡者也。

梁启超楷书手迹。梁启超不仅热衷于中国的变法改良，而且还著述颇丰，对中国文化作出了不少贡献。

从郑樵的说法中，可以得知：有的古书亡佚了，可以根据另外的古书重新编写；有的古书亡佚了，它的内容保存在另外的古书中，可以重新录出。这对于从古籍中辑录佚书，确实大有启发，故章学诚在《校雠通义·补郑篇》中赞扬“郑樵论书，有‘名亡，实不亡’，其见甚卓”。宋人王应麟更是一位辑佚高手，他所辑的《郑氏周易注》、《郑氏尚书注》、《三家诗考》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流传。明代的许多有识之士也都注意辑佚工作，例如张溥的《汉魏百三名家集》，专门搜集诗文。但这一时期的辑佚工作范围不广，方法、体例亦欠完备。如孙谷所辑的《古微书》是比较著名的一种，从群书中辑录了不少纬书佚文，对了解纬书的情况很有帮助，但体例不够完善。到了清代，辑佚工作才真正进入鼎盛时期，辑佚学亦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乾嘉时期，由于受到编修《四库全书》的影响，辑佚工作大为发展，学者在校核《永乐大典》的过程之中，辑出了不少珍贵的古书，仅著录和存目于《四库全书》中的古佚书即达388种之多。清代学者辑佚古书的派别大约有三种：一是单纯辑佚，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二是辑佚之外另加评议的，如邵瑛从《左传》注疏中辑出《春秋左传校注规过》；三是辑佚之外另加引申，如陈寿祺的《驳五经异义》辑本和《尚书大传》辑本。其中辑佚成就最大的应数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共辑佚617种书，颇多参考价值。马氏勤奋好学，曾任县令，薪俸收入全部用于购书，家中藏书5.7万余卷。他收罗群书、广征博引，对古典文献辑佚贡献甚大。

梁启超曾说：“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对清代学者的辑佚工作给予了崇高的评价。

辑佚的基本方法大致可分为三步：搜集、整理和编排。

首先是搜集。搜集的时候应注意佚文尽量齐备、准确，避免漏收、误收。

收录佚文多与少，全与不全，是判定辑佚优劣的一个明显标志。因此首先要尽量避免漏收，这就要求辑佚者注意当查之书不能漏查。每一种古书的佚文都散见于现存的多种文献之中，而辑佚者很难确定自己所需要的佚文在哪些书中。因此查书面宜广，凡可能有所需佚文的所有文献都应尽可能的查到。一般说来，现存文献中保存古代佚书佚文最多的有三类书。一是古注。如《水经注》、《文选》等都保存了大量汉魏六朝古书佚文。二是类书。《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等，都是辑佚资料的宝库。三是诗文总集。如《文选》、《文苑英华》、《乐府诗集》、《诗渊》等都是辑佚古代诗文的渊海。

其次是整理。佚文收集起来之后，接着就要将这些佚文的文字进行科学整理。整理的总原则是准确，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地使所辑佚文在文字上符合本来的面貌。

整理的方法很多，其中比较主要的有：直录、归并、缀合、兼存。

直录：某条佚文只有一个出处，或多个出处文字均相同，且无讹误，则直接摘录原文即可。

归并：某条佚文有多个出处，有的详尽，有的粗略，而且详者包括略者。这样的佚文，我们只需录最详细的那条即可。

缀合：同一条佚文，各书所引都不完全，但可以互相补充。辑佚者应该将各条引文中有关的文字连缀成一条。缀合时，可以以其中一书的引文为主，他书的引文作为补充，也可以不分主从。

兼存：同一条佚文在不同的书中有较大的差异。原因是多方面的：或所根据的来源不同，或版本不同，或取舍不同，或经过后人删改润色等等。总之不可勉强拼合，应当兼存。

最后是编排。所辑录的佚文逐条逐篇整理好之后，接着就是进行科学合理的编排。

一般来说，当原书体例可考时，我们应尽可能的按原书体例编排。因为辑佚的总目标是再现原书，首先是文字的再现，其次就是体例的再现。如果不管原书体例，随意编排、杂乱无章，即使辑录的佚文很完善，也算不上一个好的辑本。刘咸炘在《辑佚书纠谬》中举例说：“诸家《后汉书》、《晋书》各有体例，何纪何传，今犹大略可考；而汪氏（汪文台）、汤氏（汤球）所辑，则只以人名标条，略不考证，反有混易原书体例之嫌，亦大疏也。”

当原书的体例、篇题、条文归属等不可考的时候，那就只能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比较合理的方式自行编排。例如按照文体编排，这是辑佚诗文集时最常用、最方便的编排方式；按照写作年代编排，此法对于学术研究很有价值，但必须编年准确，故对于辑佚者的功力有很高的要求；按照内容归类编排，今人吴树平辑佚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时即按照内容分为27部分，因为其书属于杂说，原书篇目虽尚可考，但各条佚文属于哪篇，大多已无法确知，按内容编排也不失为一种比较合理的方式。

另外，辑录的佚文，每条都应注明详细准确的出处，这也是辑佚时必须遵守的一条重要原则。注明出处，既可以表明所辑佚文的根据和真实性，也便于读者按图索骥，反查原书，以利于检查和研究。

梁启超曾提出：“鉴定辑佚书优劣之标准有四：（一）佚文自何书必须注明，数书同引，则举其最先者。能确遵此例者优，否者劣。（二）既辑一书，则必求备。所辑佚文多者优，少者劣。例如《尚书大传》陈（寿祺）辑优于卢（文弨）、孔（广林）辑。（三）既须求备，又须求真。若贪多而误认他书为本书佚文则劣。例如秦（嘉谟）辑《世本》劣于卯（泮林）、张（澍）辑。（四）原书篇第有可整理者极力整理，求还其书本来面目。杂乱排列者劣。例如邵二云（晋涵）辑《五代史》功等新编，故最优。”

这段话大致概括了辑佚的基本要求。

由此可见，辑佚工作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它除了必须博览群书之外，还要具备一定的学识，才能避免不必要的错误。这不但要具备目录、校勘、辨伪等方面的知识，还要对学术留别、著述体例有透彻的了解，甚至连古人引用旧文的义例、古人撰述旧事的辞气，也应分辨清楚。否则将会于辑佚中诬枉古人，贻误后学。

第三节　历史文献在历史学中的地位

历史文献在史学工作中地位重要。说它重要，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因为历史文献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除了史家的见闻及实物材料，历史工作者总要根据文献才能进行工作。如果离开了历史文献，很难想象对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研究和史书编著工作会怎样进行。一般来说，史学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之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史学工作者的主观条件和各种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史学工作者所掌握的文献资料的准确性和数量。所有深厚素养的史学家，都在历史文献的抉择和运用方面下过很大的工夫。

伴随新的历史文献的出现，史学研究会找到新的课题或新的途径。比如由于甲骨文字的出土，王国维和郭沫若对于殷商史的知识自然会多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没有见过甲骨文，尽管司马迁与殷商时期的年代距离要近很多，他也无从得知甲骨文所记的更多的史事。甲骨文被发现后，从甲骨文切入研究殷商史是史家的一个新的研究途径。另一个例子是大量青铜器的出土对于史家的助益。如大盂鼎、小盂鼎、舀鼎、克鼎等器所记的青铜器的铭文足以弥补《尚书》的遗缺。这是孔子在编订《诗经》、《尚书》时无缘得见，而我们后世研究者则有幸而得知。在这个意义上，西周铭文也为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治史的一个新的途径。其他如侯马盟书、秦汉魏晋简牍、敦煌写卷以及一些古碑刻的发现和运用，都对当代的史学工作提出了新的问题，开拓了新的思路。

柳如是（1618—1664），明末名妓，后为钱谦益妾。明亡时劝谦益自杀，不从。能诗画。有《戊寅草》、《柳如是诗》等。

有些历史文献虽然流传已久，但是长期没有受到研究者的注意，所以没有在史学工作上发挥什么作用。当这些文献一旦被史家利用起来，就可能出现新的成果。比如说，一直以来，人们并不重视诗词中的历史材料，或者说，是很少被人系统地利用过的。而陈寅恪先生著《元白诗笺证稿》，利用了元稹和白居易的诗，阐发了对唐代一些史事的一些新理解。他的《柳如是别传》又利用了明清之际的诗词，用七八十万字的篇幅，从全新的角度，梳理分析了明清之际的一些史事。过去的史学研究很少采用佛藏、道藏的材料，尽管它们收罗丰富。陈垣先生以《嘉兴藏》中的僧人语录为基础撰写了《明季滇黔佛教考》和《清初僧诤记》，又利用了道藏和道家碑刻的材料写出了《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目前，大量的历史文献未被利用起来，甚至还未为人所知，比如包括兄弟民族的历史文献和流传域外的文献及外国人的有关记述。这些都是史学工作者应该下大力气进行考察研究的。

史学工作的一大困难是研究者往往不善于利用材料或不善于掌握大量的、复杂的材料。然而另一方面，史家也常因为材料的不足而感到困难。在关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等一些重大研究项目中，虽然有一些文献可资利用，可在具体材料方面还是相当缺乏。再比如关于农民战争的研究，除了太平天国等少数重大历史事件外，大多记载比较简单或过于简单。久久得不到解决的中国历史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除缺乏必要的有说服力的理论之外，文献的不足也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上述可见，每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材料缺乏的时候，就更感到历史文献的重要性了。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但具体分期的界线都一直困扰着我国的史学工作者。

第二，我们说历史文献重要是因为对文献本身的研究就是史学工作整体中的一部分。历史文献发展的本身，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历史文献的研究，有自己的发展史。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方面的历史文献研究，是在历史中发展起来的，也有它们自己的历史。因此，史学工作者在研究历史文献的时候，必须总结前人已有的经验，并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如果对文献研究的历史以及文献研究发展的历史条件没有清楚的认识，历史文献研究当前的起点也难于确立，也就难以做出什么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史学领域各种不同部门的进展受到历史文献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和制约。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中，历史文献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尚未建设起一个有体系的历史文献学，这些还有待于我们的不断努力。

注　释

① 阮孝绪（479—536），南朝陈留尉氏人，字士宗。隐居不仕，亲友呼为“居士”。其博采宋齐以来公私图书记录，集为《七录》一书，以总结前人目录学的成就。

② 梅 ，字致斋，旌德人。明朝正德间，官南京国子监助教、盐课司提举。根据宋吴棫、朱熹和宋元之际吴澄对《尚书》的阐释，撰有《尚书考异》和《尚书谱》，对孔壁古文和伪《古文尚书》，疑为孔安国和皇甫谧伪作。

第八章　史书编著及其体例

◎透视历史的第三只眼睛

史书编著是史学学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展现出来的一种途径和手段。一本优秀的史学著作是翔实的历史事实、深刻的历史观和与之相适应的著作形式的统一。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可以使史家的观点看法得到迅速的传播和推广。专门研究史书编写方法的学问就是历史编纂学，它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第一节　史书的体裁

一、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

编著史书，首先要弄清楚历史著作的体裁和体例问题。体裁和体例是历史编纂学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二者都指向史书的形式范畴，联系密切，但也不完全相同，各有侧重。史书的编写形式和外在表现形态称为体裁；所谓体例，指的是史书内部的组织结构和编写技巧。 通常一部史书的体例安排应适应其体裁，因此不同体裁的史书往往具有各自的体例特点。但是，这也并不绝对，有时同一体裁的著作会采用不同体例，比如《史记》和《汉书》，虽然同样属于纪传体，在断限、标目、编次等体例上则有较大差异；而另一方面，不同体裁的著作也有采用相同体例的，比如司马光的编年体《资治通鉴》在叙述方法上却具备了后来出现的纪事本末体的追叙、并述等记事方法。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体裁和体例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史书的体裁有记事、记言二种，中国古代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这两种是最古老的史书体裁。《国语》里记载楚大夫申叔时教太子学习九门功课，包括：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除了诗、礼、乐之外，其他六种都是史书。春秋、世和故志是记事的，令、语和训典则主要是记言的。现存的上古文献中，记事的有商代的甲骨文、商周金文，以及《诗经·大雅》里的《周颂》、《商颂》，而《尚书》和《国语》基本上是记言的。随着史学的发展，在记言、记事两种体裁继续存在的情况下，记事和记言相结合的史书逐渐增多。

〔清〕康焘·教子图。图中描绘了一位母亲教顽儿诵读《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集，历来为古代读书者必修书籍之一。

中国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自古就有“重史”的传统，史书浩繁，体裁丰富多彩。前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史学遗产，我们必须认真加以总结，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创新。

以时间为线索，按照年、月、日的顺序记述历史时间的体裁称为编年体。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的编年体最大的优点是能比较容易地反映同时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之间的横向联系，一方面从时间上给人相对完整的历史概念，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叙述上的重复，文字简洁。其缺点是头绪较多，不易掌握。同时，由于它按年月分列，不易于反映同一历史事件的前后联系和同一历史人物的完整生平，在交代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方面存在不足。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通鉴纪事本末》中评价编年体说：“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梁启超也说：“编年体以年为经，以事为纬，使读者能了然于史迹之时际关系，此其所长也。但史迹固有连续性，一事或亘数年或亘百数十年，编年体之记述，无论如何巧妙，其本质总不能离账簿式。读本年所记之事，其原因在若干年前者，或已忘其来历；其结果在若干年后者，若不能得其究竟。”

编年体出现于春秋末年，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春秋》，稍后有《左传》和《竹书纪年》等。《春秋》就像今天的大事记，记事简略，不作详细的铺陈和评议。到了《左传》中，由于增添了补叙和插叙等叙述手法，内容更加充实。东汉末年荀悦的《汉纪》标志着编年体史书的新发展，它不仅按时间顺序记述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而且对于某些不便以年月为线索记述的内容也作了记述。这扩大了编年体的记述范围，增强了记事的条理性。东晋袁宏的《后汉纪》也运用了类似的连类列举的方法，即历史人物的“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

编年体史书最成功的代表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此后南宋李焘续做了《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朱熹编著了《通鉴纲目》。清代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和夏燮的《明通鉴》也深受司马光的影响。

编年体史书的支流还有“起居注”和“实录”等。我国现存较早的这两类史书有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韩愈的《顺宗实录》。现存卷帙最大的实录是2925卷的《明实录》和4327卷的《清实录》。

所谓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一种综合性的史书体裁，是本纪、世家、载记、列传、书志、表和史论的综合，以一个互相联系、紧密配合的整体记载广泛的历史现象和复杂的历史过程。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之后，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扩大到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开始关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注意考察古今之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纪传体史书才应运而生。

“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是纪传体的优点，能表达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较好地归类安排大小历史事件，易于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的社会历史活动。与编年体史书相比，它在记述范围的广泛和对一个历史时期发展形式的宏观把握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主要的缺点在于纪事分散重复。正如唐刘知几在《史通》中所说，纪传体“因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大纲要领，观者茫然”，不容易显示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和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之间的相互联系。

纪传体由西汉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他混合了多种体裁，“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纪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独特的形式，贡献了一种新的体裁。与作为纪传体通史的《史记》不同，东汉班固的《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者对于后世影响深远，此后的二十四史都是用纪传体写成的，成为我国历代正史的标准体裁。

有时从适应现实需要出发，一些史家对纪传体在不改变纪传体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做了个别局部变动，比如为了记载十六国时期异族首领的历史，《晋书》中增添了“载记”；《新五代史》中增加了《四夷附录》，记述契丹、吐谷浑等少数民族历史。

〔辽〕煮茶图。这幅壁画反映的是契丹人煮茶的情景。《新五代史》中，增加了对契丹、吐谷浑等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载，为我国研究少数民族的风俗以及变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纪事本末体是以记事为中心，将某一时期的历史分为若干大事，每一个事件为一篇，以时间顺序集中叙述事件过程的史书体裁。南北朝以后，在史学界出现了编年与纪传孰优孰劣的争论，唐刘知几认为纪传体“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先后屡出”的不足非常突出，而稍后的皇甫湜在《编年纪传论》中指出编年体史书“举其大纲而简于叙事，是以多阙载、多逸文”，因此必须“别为著录，以备时之语言，而尽事之本末”。在对史实做完整叙述的强烈需要推动下，纪事本末体诞生了。它弥补了编年体和纪传体在记事方面“年不一事，事不一人”的缺陷，较好满足了“尽事之本末”的要求。

这种体裁为南宋袁枢所创立。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通鉴纪事本末》记载，袁枢在阅读《资治通鉴》的过程中，感到这种史书体裁内容浩繁，因此撰成《通鉴纪事本末》42卷，将《资治通鉴》的内容总括为239事，“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于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三征淮南，包括数千年史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一经出现，仿效著书者就接踵而来。此后，明陈邦彦有《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代谷应泰有《明史纪事本末》，高士奇有《左传纪事本末》，李铭汉有《续通鉴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张鉴有《西夏纪事本末》，杨陆荣有《三藩纪事本末》，近人黄鹤寿有《清史纪事本末》。除了这些之外，还出现了某些专题性纪事本末史著，比如罗惇融的《中法兵事始末》、《中日兵事始末》。由是可见，纪事本末史书又自成贯穿古今的一个系统，是史书编撰体裁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纪事本末体的优点是“因事命篇”，即所谓“揭事为题，类聚而条分，首尾详备，巨细无遗”。但是因它分别列目，各自成篇，体裁单一，因而容易忽略同时代史事之间的横向联系，难以理清整个历史发展的线索。

典制体又称政书体，由《尚书》、《周礼》、《仪礼》和纪传体史书中书志的发展，从而分门别类记述历代的典章制度，它是从纪传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体裁。

三礼之后，典章制度的记载大都归于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的“书”、“志”中，到唐代的《通典》和《会要》才确立下来。它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分类系统地翻检资料，寻找解决财政、军事诸方面的经验而编撰的。

《通典》成书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记载历代典章制度，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止于唐玄宗天宝末年，全书共计200卷，有食货、选举、职、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类，各类又分为若干子目，综合各代，贯穿古今。在唐杜佑撰《通典》之后，宋末元初的马端临有《文献通考》348卷，体例上比《通典》有所增益。《通典》与《通考》与南宋郑樵的《通志》一起，这三种著作被合称为“三通”。前二者都是通史性质，而《通志》以纪传为主，很少的一部分以典制体的方式写成。清乾隆年间，官方修撰了《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1935年加上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就成为贯通上古到清末典章制度的“十通”。

断代为书的典制体史书，有唐德宗时苏冕的《会要》100卷，宋初王溥的《唐会要》、《五代会要》，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现有的会要中，篇幅最大的书是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的《宋会要辑稿》。清代学者还编撰了很多会要类书籍，比如姚彦渠的《春秋会要》、孙楷的《秦会要》、杨晨的《三国会要》、龙文彬的《明会要》等。

典制体作为史料性的著作最大的优点是包含典章制度的范围广泛。但是它不能反映一个时期历史的基本面貌，这是这一体裁的最大缺点。

专门记述学术史的一种体裁是学案体，包括学者传记、言行录、著作摘要、评论、学派师承关系等内容。自古以来，我国史书中就有关于学术史的记述。严格意义上的学案体的创始之作是明清之际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此书包括“总序”、“分序”以及思想家小传和相关典籍摘录等。在“总序”里，黄宗羲集中评析了200多位明代学者的思想要点和学术得失。此后，按照流派的不同，分别立案，学案的排列按学术地位的高低和师承关系为序。在每案之前的“分序”里叙述该派的渊源，概括要旨，列举各派代表人物。对人物生平以小传形式概述，择录其主要言论和学术思想要点，并对之加以评论。《明儒学案》条理清晰、结构严密、简明扼要、考订精深，是我国学术编纂史上最卓越的著作之一。在《明儒学案》的影响下，后来续出了一些学案体的史书，比如黄宗羲和全祖望合作撰写的《宋元学案》、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和《宋学渊源记》以及徐世昌的《清儒学案》，等等。

汉西域诸国图。地图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史料，它能弥补文字表述上的不足。图录在古代备受重视，有“左图右史”的说法。

图经常与其他体裁配合使用，也有单行的，包括地图和各种图画，能弥补文字表述上的不足。当然图往往并不能摆脱文字上的说明。图录在古代备受重视，有“左图右史”的说法，说明“图”与史书常常是相互关联着的。历史文献上所讲的“图书”、“图籍”、“图经”和“图志”等，也都以图和文字记载并提。图录中起源最早而使用最广的一种图应该是地图。隋唐以后，图的应用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宋代郑樵著的《通志》中有《图谱略》，主要著录了历代可考的各种图，强调图的重要性。然而，《图谱略》对于后世的影响相当有限。近年来，虽然《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出版对于历史地图研究和绘制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将图作为一个重要的史书体裁进行系统研究的还相当少。

表也是常与其他体裁配合使用的体裁形式，单行的也不在少数。表的形式简明醒目，可以囊括细小的内容，减少繁文，同时条理清晰而又便于检索。《史记》中的“世表”、“年表”、“月表”，《汉书》中的《古今人表》、《百官公卿表》，《新唐书》中的《宰相表》、《方镇表》等等都是与其他史书体裁结合起来，相辅相成。然而唐代的刘知几并不同意这样的做法，反对以表入史书，认为“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其宜”。因此刘知几很不满《史记》和《汉书》中纳入表这一体裁。宋代的郑樵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指出：“班氏《古今人表》，史家诟詈，几如众射之的，仆细审之，岂为不可轻訾，乃大有关系之作，史家必当奉为不祧之宗。”梁启超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称《新唐书》中的《方镇表》和《宰相世系表》是“很大的宝贝”。

所做史表最多的是清代学者，其中有增补旧史的，也有专书。万斯同的《历代史表》、王之枢等合著的《历代纪事年表》、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乾隆时期，官方还统一修定了《历代职官表》。

不同于各种叙述历史为主的体裁，史论体以评论历史事件、史书和史家为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这种体裁特点是考辨史体、品评旧文和抨弹往事。根据梁启超的论述，史论体可以分为理论、事论和杂论三种。理论是评论史学的体例和义法，如唐刘知几的《史通》；事论主要评论历史事件的是非得失，如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杂论则侧重考订历史事件的正误异同，如清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等。而陈旭麓与梁启超的分类不同，他把史论内容分为论人、论事和史学评论，“其中又都包括叙事、考异、论证等内容，这些内容又常常熔炼在一起和汇集在一篇史论中”。梁启超的分类主要是从专著着眼，而陈旭麓的划分则更多考虑单篇论文，二者不存在根本歧异。

我国古代的史论大多散见于各类书籍的前序、后赞和行文的只言片语中，西汉贾谊的《过秦论》三篇是史论专文的肇始之作，此后历代史家多有沿袭，东汉班彪的《王命论》、三国曹冏的《六代论》、唐朱敬则的《十代兴亡论》，论得失、辨兴亡、评人物，都是非常有名的史事评论。南朝萧统在编辑《文选》时收录选自《汉书》、《后汉书》和《宋书》里的“史论”九篇，说明当事人对于史论的重视。但是这些多以散篇为主。宋代以后，关于史事评论的专书不断出现。宋范祖禹撰《唐鉴》，论述唐代近300年间统治的得失成败，共306篇。该书在当时就影响很大，以致人们称范祖禹为“唐鉴公”。此外，孙甫的《唐史论断》、吕夏卿的《唐书直笔》、李焘的《六朝通鉴博议》都是这类著作。明末清初，王夫之根据《资治通鉴》所叙的史实，撰写了《读通鉴论》，自秦至五代，提出评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约900条。此书系统反映了作者的进步历史观，同时也给后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在卷末，王夫之讲到了他撰述的五条原因：“引而申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首尾两条着眼于思想方面，中间三条则侧重于方法。另外王夫之还写了《宋论》一书，是专评宋代史事的，是《读通鉴论》的姊妹篇，在以史为鉴的用意上更加深刻。这两部书是我国史论体专书的代表之作。

在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之外，评论史书和史学的史学评论也是重要的史论体形式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史传》篇，这是我国较早的史学评论著作。本篇虽然仅有1300字，但作者对史学源流、史书优劣、史家旨趣都做了较详细的阐述。史学评论从文人散论和史书附录中独立出来形成专著的标志是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史通》分内外两篇，外篇评论史官设置、史籍源流和史家得失；内篇评论史书体例、史料采集和表述要点。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继《史通》后的又一部史论专著，它广泛评述了清代以前的史书体例，在史学理论上不乏真知灼见，与《史通》并称为中国古代史论专著中的“双璧”。作者提出的“六经皆史”的思想，记述与撰述的区别以及“智以藏往，神以知来”、“体方用智”、“体圆用神”的思想，通史有四体、六便、三弊的思想，“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的思想，都带有理论探讨的性质。章学诚在讨论史书体例时，对地方志体例的贡献尤其大。因此，《文史通义》这部书，直到现在还有在史学评论方面的价值。

较之单篇论文，史论专著更具有深度、广度和系列性。有的专著是一篇较长的论文，有的则是数篇论文的汇集，其中可以是一个系列的内容，也可以包括几个不同系列的内容。和其他学科的论文一样，史论也必须“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即突出一个中心主题，从各方面加以论证。论证方法一般也采取驳论、立论和驳、立兼用等形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尽管史论的内容日益广泛多样，论证过程亦日趋缜密，但史论的体裁形式却变化不大。

《宋论》书影。王夫之（1619—1692）撰。

以各级行政区划为范围，记述一个地区的政治活动、经济发展和文化流传等情况的史书体裁称为地方志。地方志可以分为统志、通志、县志和乡镇志等种类。统志是全国性的区域志，记述全国的行政划分，而通志指的是省志。由于我国历史上曾经以其他单位划分行政区划，所以又有府志或称郡志、厅志、州志、关镇志、卫所志、司所志等等。近现代新出现了工厂志和学校志。

方志的雏形始于西周时代，比如《郑志》和《齐乘》等。此后历代都有此类史书，并且分类日趋细致，先后出现了山水志、人物志、风俗志、图志、物产志、寺观志、金石志和艺文志等。比如周秦之际出现的《山海经》、北魏郦道元编撰的《水经注》、西晋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和唐代的《沙州图经》。东汉袁康、吴平合著的《越绝书》以及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综合性地方志的代表。

宋代以前，大多数地方志的内容仅限于地理学的范畴，宋代以后，其内容扩大到包括人文、历史等诸多方面，体例上吸收纪传体的优点，开创了方志编纂学的新途径。地方志的体例一般包括纪、传、考、图、表等几种形式。纪包括两部分：皇言和皇朝编年。皇言主要记载皇帝颁发的有关该地区的诏谕文告，而皇朝编年则重点记述该地区的编年大事。考指的是专题志，图记载该地区的著名景物、名胜和建筑等。传和表与纪传体例的规定相同。封建王朝结束后，当代地方志的编写体例并没有太多改变，对于原有框架的大部分予以继承，但是稍做增加，一般加入了序言和前言、概述篇，包括专题志、人物志、图、表和大事记几部分。序言陈述编写宗旨，说明编写事宜，交代编写凡例；在概述篇中，编者概述全书内容，将全志各部分在三维空间内的联系、运动、发展大势简要组成一幅立体画面的总体，以概其长短优劣之势，述其振兴韬略之策。在这种意义上，概述可以看做一个地区纵贯上下、统率全面、探讨规律、述往知来的小通史。

文征体是按一定的目的要求，选编一些官方文书、私人议论和有关著作，以反映一个时期某些方面的历史面貌。比较著名的文征体史书有《昭明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元史类》、《明经世文编》和《清经世文编》等。

二、近现代史书体裁的多样化

当代史学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内容日趋复杂，研究目标也有了非常明显的发展变化。因此，史学研究成果的表达形式也在不断改变和创新。除了新出现的各种非文字记载的录像、录音、电影、电视等表现形式，书面表达的史书体裁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内容和形式达到更加完美的结合。近现代史家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开创出许多表现力更强的新的史书体裁。

适应普及历史知识的需要，在明清时期产生了一种新的体裁，即演义体史书。它用通俗文学的形式演说历史，如蔡东藩在《唐史通俗演义》自序中所说，演义体“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演义体以一代或者数代的历史事件为中心脉络，注意场面铺陈，突出人物活动，强化细节描写，讲究语言通俗，标题采用回目的形式，将全书分为若干段落。有时，作者还在正文中加入自己的“夹批”、“夹注”或“尾批”，解释某些典章制度，分析史料，评论史实。

最早的演义体史书之一是《东周列国志》，明朝冯梦龙所著，清朝蔡元放删节批注。清末民初，维新派大力倡导用通俗演义的形式撰写历史，从而对民众进行历史教育，激发他们的革命爱国热情。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的作用下，演义体一时成为潮流。描写鸦片战争历史的《通商原委》，作者匿名，是最著名的演义体史书。民国以后，又出现了蔡东藩的长篇巨著《中国历史通俗演义》，全书共1040回，达500多万字，历史跨度从秦始皇一直写到公元1920年。此后的演义体历史读物非常多，有表述一个时代的陈稚常的《中国上古史演义》，也有表述一个专题的李宝忠的《永昌起义》。

《东周列国志》书影。蔡元放评点，清文富堂刻本。冯梦龙（1574—1646），明文学家、戏曲家。一生主要从事小说、戏曲和其他通俗文学的研究、整理和创作。编选的作品中，有许多体现了与传统不同的道德观念。辑有话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世称“三言”。

以章节为顺序来组织内容的史书编写形式称为章节体。这是一种近代出现的体裁，随着传统史著体裁的局限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而产生的，与近现代学校教育的兴起和外国文化的传入也有密切的联系。中国最早的章节体史书是历史教科书，比如1901年出版的普通学书室编的《普通新历史》，1904—1906年出版的夏曾佑编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等。此后，各种历史著作大多采用这种体裁，包括通史著作和叙述某一历史现象的专著。章节体兼取古代三种主要体裁之长，以编年为线索，纪事本末为主干，辅之以记传。它的优点是便于在分析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叙述，可以从纵向反映历史发展趋势，也可以在横向上展示历史结构的多维侧面，深层挖掘历史的内涵。章节体按篇、章、节、目的结构形式结撰，层层设题，重点突出，眉目清晰，在每一层次中，记事和传人以及述史和议论都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但是，章节体也有明显的不足，由于人为的分割章节，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历史过程的整体连续性。随着章节体的程式化，这一缺陷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上述的史书体裁各有优劣，特色鲜明。如果要全面表述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或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仅仅使用其中一种体裁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在编撰史书时必须根据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体裁，在以一种为主导的同时，灵活运用其他体裁作为补充，从而取长补短，达到更好的效果。事实上，从历史上成功的史书看来，采用单一体裁的著作是非常罕见的，多数史书都同时综合运用了几种体裁。比如纪传体的《史记》主要是记述人物的，但是在帝王本纪的部分就采用了编年体，以时间为顺序来排列史实。而编年体史书的代表《资治通鉴》也有人物传记，对史事的记述也采用了纪事本末体的一些手法。另外，在纪事本末体和典制体中也有少量纪传体和编年体的使用。由此可见，史家在编撰历史著作的时候总是使各种体裁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历史学者应该掌握各种体裁的特点，对其优点和不足有充分的了解，学会综合运用的技巧，从而博采众长使之相得益彰，以扩大历史著作的容量，更全面准确地反映历史面貌。

三、史书的内容和形式

因为体裁和体例都属于史书的形式，因此必须受到史书内容的限制和制约。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史书内容就会有什么样的体裁和体例与之相适应。所谓史书内容，指的是史学学者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是他们对大量史料精心钻研的结晶。一本好的历史著作首先要求它的表述形式恰当，为读者所喜欢。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中说：“古人文成法立，未尝有定格也，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无定之中有一定焉。”这很好地说明了内容对于形式的决定作用。

因为史书反映的历史有客观的发展规律，所以表现历史的史书形式也是有迹可寻的。由于我国的正史大多遵循儒家正统思想记载封建王朝的历史，同样的内容必然带来相似的体裁。然而客观历史发展的各阶段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对于同一阶段的历史，不同史家的认识和理解、著作目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史家，随着认识能力和思想水平的提高，对同一历史现象也会有前后不一的反映。客观历史是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所以史书表现形式必然是多样的。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史书体裁，来考虑史书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第二节　史书的编和著

一、区别编和著

向社会输出研究成果是所有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史学研究的成果除了少量表现为历史文物的发现和整理之外，绝大部分表现为文字著作，因此史书编著对于历史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史学著作一般分为编与著两大类，也可以称为编述和论著。前者指的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将前人或他人发现的资料或研究成果重新加以编次，或改变线索、或调整结构、或增删内容等等。后者则指在整理、分析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阐发自己的主张从而创立学说等。揭示新的史实也属于著的范围。编主要用于史料汇集、观点摘录、史事叙述和各种教科书的编写等方面，比如郑天挺主编的《明清史资料》、《新华月报》编辑部编的《历史新观点文摘》、章开源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等。而著主要用于史学评论、史料考评、人物评传以及对前人著作的注、补、析疑和纠谬等。其成果分为专著和论文两种，比如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李大钊的《史学要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杨向奎的《中国古代史论》、李侃的《中国近代史散论》、赵俪生的《寄陇居论文集》等。

古人对于编与著的区别早有深刻的认识，通常情况下，他们称编为“述”，而以“作”来指称“著”。孔子曾自谦说自己一生“述而不作”；司马迁认为自己只是“编次”了《史记》，而不像《春秋》、《离骚》和《国语》那样属于著作。从这两位早期史学大家的话看来，在上古时期，人们就已经把“述”与“作”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加以区别。清代著名经学家焦循在谈到二者区别时说：“人未知而己先知，人未觉而己先觉，因以所先知先觉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已有知之觉之者，自我而损益之；惑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复明，是之谓‘述’。”

《离骚》的作者屈原画像。屈原（约前340—约前278），中国最早的大诗人。战国时楚国贵族，曾辅佐楚怀王，做过司徒、三闾大夫，后因怀王听信谗言被革职，楚襄王即位时被放逐。后因秦军攻破楚国都城郢，他深感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江自杀。

然而，编与著的区别也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在史著的编撰实践中，编和著往往彼此伴随、相互渗透，成书时往往编中有著、著中有编。因此，现代不少史学著作往往题为编著，这也说明它们之间是难于截然分开的。

区别编和著在历史编纂学上意义重大。根据这种区别，史学工作者可以明确所要编撰的史著的性质。编或著的不同性质决定了该著作应该采用怎样的体裁、体例和编写方法。弄清楚这些之后，作者可以提高自身的编撰水平和史著的质量，还有助于克服随手摘录一些材料拼凑成文、连缀成书的不良习惯。

二、长编和考异

积累材料、选择材料是史书编著的前提。长编是我国传统史学中积累材料的高级形式，考异是史家用来选择材料的一种常用的办法。

北宋官员幞头、朝服、腰带。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之前，先著了一个《资治通鉴长编》。他的助手刘恕、范祖禹等按照时间顺序，把各种历史记载中的重大历史事件，采录原文，将事目罗列在一起，编成“丛目”。继而根据丛目写成“草卷”，也就是长编。他们对长编进行几次删削，熔炼成文。司马光等人在长编上花费了许多工夫。比如负责编写唐代长编的范祖禹写了六七百卷的篇幅，经司马光反复删改后凝练成现有的81卷。据称《资治通鉴》成书后的稿本堆满了三个房间，这其中长编的初稿和删定稿大约占据了很大的分量。长编的编写对于《资治通鉴》称为史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具有决定意义。

长编的编写在工作方法和要求上有三条要求，这也是在《资治通鉴》长编的编写中摸索和确立的。第一是“依年月编次”；第二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保证史料的全面和完整从而便于选择；第三是分工之外，更要注意合作，防止遗漏史实。比如为了贯彻第三条要求，司马光等人采取了这样的做法：隋以前由刘攽编写，唐代由范祖禹编写，五代由刘恕编写。唐高祖起兵以前和唐哀宗禅位以后的史事，负责编写唐代的范祖禹要“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分别送刘攽、刘恕，“令各修入长编中”。

对于编著编年体史书来说，长编之作固然必不可少，对于其他体裁史书的编写来说，长编也非常重要。根据不同史书体裁的特点，长编编排材料的时候要作相应的改变。比如纪传体史书可以主要以人物为目，分别汇集成编，而典制体的史书则可以按不同典制划分成编。长编工作，主要任务是搜集、排比、编辑史料。史料经过初步处理后，歧异很多，而且难辨真伪，所以对史料进行鉴别、考订并决定取舍的工作就是非常必要的了。这就是考异工作。自司马迁撰《史记》起，中国史学家就已经认识到考异工作的重要性，注意考订史料。其方法是存而不论，这实际上是一种存疑的办法。我国第一部专讲考异的著作是东晋孙盛的《异同评》。南朝的裴松之注《三国志》，引诸家之论以辨明是非，或参考前人著作以考核异同，这都属于考异的范围。

考异工作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同是对史料的校订，有专就一部史书所记史事错误进行校订的，比如北宋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也有专就一部史书刊本上的讹误进行校订的，比如刘攽的《西汉刊误》、《东汉刊误》。还有对多种史书校订文字、纠正记事谬误并考释训诂名物的，比如清人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是要证《古文尚书》之伪，而崔述的《考信录》则是要考证出古史料之信。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一书是考异著作中尤其应该受到重视的。此书共30卷，原是独立成书的。元代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将《考异》条文分别注于《资治通鉴》有关正文下，将二者合为一书，但《考异》仍有单行本传世。前人多考异旁人著作，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司马光开创了自撰考异并撰为专书的做法。另外，他“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这种方法为后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长编和考异，决不是简单的技术性工作，其史料取舍反映出了作者的学术水平，不仅要求史家有渊博的学识，还要求有深刻的历史见识。

三、直笔的优良传统

秉笔直书是我国史书编著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春秋时期就已经起源了，晋国史官董狐 ① 不畏权势，如实记载“赵盾弑其君”的事件。孔子称赞其为“古之良史”。齐国太史兄弟三人与南史氏不顾生命危险，留下“崔杼弑君”的记载，深受后人敬仰。后来，随着史学的发展，这个传统成为一些史家撰述上的一条基本原则。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实录”；孙盛著《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北魏的崔浩在记载魏的先世时“事皆详实”；隋代王劭所撰的《齐志》“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唐代著名史家吴兢因为直笔撰“实录”，被后人称为“后世董狐”。

忠于历史事实是直笔的基本要求。从上文可以看出，所谓“实录”、“详实”、“审实”都强调一个“实”字。而“不实”和“失实”则被看做最大的缺陷。实与不实是检验一个史家或者一部史书是否直笔的主要标准。忠于历史事实与故意隐瞒、歪曲、篡改历史事实相对，但也不能摆脱当时历史条件和作者阶级地位的局限。

编著信史是直笔的根本目的。先秦诸子常常谈及“信”，他们对信有很多阐释。孔子告诫弟子“谨而信”，即说话要谨慎、诚实，教导他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主张把“孝、悌、忠、信”作为治理人民的重要内容。这里的信，或指人的行为，或指人的品德，但都强调了可靠、诚实的重要。同理，历史可信才可以称为信史。根据刘勰的说法，信史有两条标准，一是“述远”而不“诬矫”，二是“记近”而不“回邪”。也就是说史家要正确处理历史材料，正确对待现实社会。史家只有“析理居正”才能写出信史。

《文心雕龙》书影。刘勰撰。刘勰（约465—约532）认为史学家应正确处理史学材料，正确对待社会现实。

古人认为信史是具有劝诫作用的，因此是顺应现实需要的产物。刘知几在《史通》里指出，撰写历史的目的是要“申以劝戒，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暇，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封建帝王中有一些懂得这种劝诫作用的人，比如唐太宗“以史为镜”。另外，为后人留下信史也是着眼将来的，这样可以给后人留下精神财富，这体现了古代史家对于历史的负责态度。所以，写出信史，不仅是社会对正直史家提出的希望，也是那些史家对于自己品德行为的基本要求。

史书编著中的直笔是作为曲笔的对立物而存在、发展的。“曲笔阿时”、“谀言媚主”是曲笔的目的，有的时候，曲笔也可能为了“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曲笔作史从古代起就已经有了，或是任性褒贬，随意抑扬；或是趋炎附势不惜篡改历史。这种行为在“文化大革命”时已然泛滥成灾，需要我们的警惕。

直笔的传统本质上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受到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但是，它要求史家根据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政治、道德标准来编著史书，要求史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对待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

第三节　史书的体例

一、重视体例的传统

史书的体例是关于一书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表述形式。体例不同于体裁，后者是就各类史书之间之不同的表现形式说的。

编著史书而讲求体例，在我国是有传统的。《春秋》记事虽然简略，但每记一事，差不多都要记这事是在某年、某季、某月、某日发生的，这就是体例。《春秋》称鲁君死为“薨”，大夫及别国国君死曰“卒”；记本国人杀国君曰“弑”，别国人杀国君曰“戕”，本国人之贱者杀国君曰“杀”；攻人之国，其国有罪曰“伐”，无罪曰“侵”，偷偷地进行曰“袭”；这些也都是体例。这些体例被称为“书法”。体例包括全书结构的体例，即写什么不写什么的体例，也有大量关于文字表述方面的要求。

《史记》、《汉书》将多种体裁合在一书之中，形成了特殊的体裁，也体现了具有创新意义的体例。《史记》首卷《五帝本纪》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接着说到孔子所传，各地长者所称，《春秋》、《国语》所发明以至于其他轶闻，而归结于“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这就是关于《五帝本纪》在资料取舍上的做法，是一个很重要的体例。在后来各篇目中，司马迁也有很多关于立意取材的说法。《汉书》的体例仿照《史记》，它的十志尤其重视资料的来源及其取舍。《艺文志》依据刘向、刘歆父子确定的规范，列举分析群书，其体例深刻影响了后来讲目录校雠之学者。

自东汉末年以后，史家对体例更加重视。荀悦撰《汉纪》，仿照《左传》的体例，按年叙事，简化了《汉书》。他在自序中说：“故集旧书（《汉书》），撮序、表、志，总为帝纪，通比其事，例系年月。其祖宗功勋、先帝事业、国家纲纪、天地灾异、功臣名贤、奇策善言、殊法异行、法式之典，凡在《汉书》者，本末殊体，大略粗举。其纪传，所遗阙者差少。而书志，势有所不能尽。烦重之语，凡所引之事，出入删要，删略其文。”袁宏仿《汉纪》著《后汉纪》，以写人物为中心，并连类而举，这是《后汉纪》对编年体史书在体例上的发展。范晔认为“无例”是《汉书》的最重大缺点，讥刺班固“任情无例”。他自称自己所著《后汉书》是“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纪传例”的专篇可能是范晔的创举。

刘知几著《史通》，专篇论述史书体例，他极力赞扬了晋代史家干宝、邓粲、孙盛等在史书体例上的贡献，认为“史例中兴，于斯为盛”。另外，他还指出南朝梁沈约《宋书》的志序、萧子显《齐书》的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刘知几非常强调体例的重要性，说：“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

善言体例的史家还有南宋郑樵、清代章学诚。郑樵《通志总序》在论纪传体通史的体例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他的《通志》一书，被章学诚高度评价，认为它“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将之誉为“创条发例，钜制鸿编”。这是对《通志》体裁和体例的全面称颂。而章学诚自己的《文史通义外篇》三卷，主要内容就是对体例的议论。他的《书教》、《史学例议》、《史篇别录例议》、《为毕制军与钱辛相宫詹论续鉴书》、《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篇，也都是关于体例问题的精彩篇章。章学诚对纪传体和地方志的改革的建设性意见，对我们今天编著史书有很重大的参考价值。

体例受到普遍的重视是在清代乾嘉时期以后，它成为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和史家的共同追求。他们不只在自己编著时强调体例，而且用寻求义例的方法研治古籍，获得了很有价值的成果。近代史学名家，虽然也有不讲体例而成就仍引人注目的，但是如果他们能对体例有相应的考虑的话，一定会有更大的贡献。

史书体例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断限、标目和编次等有关一书全局的体例，也包括如何记时、记地和记人等部分，另外载言、载文、征引，以及议论、注释等体例，也是比较重要的。

二、史书的结构和语言

编撰历史著作在确定体裁之后还要根据中心思想对掌握的论点和材料进行组织布局，这就是所谓的结构问题。历史学家根据自己对历史过程的认识和理解来安排叙述的次序，组织历史材料。结构是编撰工作付诸实践不可缺少的一环。史学著作的框架好坏直接影响客观历史内容的表述。

本质上说，史书的结构是由客观历史的内在结构决定的，从中可以反映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司马迁的《史记》将并非公侯将相的项羽和陈胜分别归入本纪和世家，安排在秦末汉初，是为了以此鞭挞暴秦的虐政和赞颂刘汉王朝占据天下的合理性。而《史记》的八书以礼乐为首则反映了司马迁对此二项典章制度重要性的认识。

在安排结构时，应该围绕主题，分析论点的横向并列关系、纵向从属关系、主要次要关系和直接间接关系等等。不仅要有科学性，还要有艺术性，要曲折转合，不能平铺直叙。另外，结构的安排还要考虑到著作的体裁。各种体裁都有自己结构上的特点，不同的体裁要有不同的结构。一般而言，记叙史实时要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叙述次序，而论述历史现象、历史人物时则需要按事物发展的逻辑因果关系区分轻重、主次来安排叙述次序。

史著的结构安排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重要方面，即注意安排历史事件的时代背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研究。这是研究和撰写历史著作时都必须顾及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史迹之论次》中提出：“人类于横的方面为社会的生活，于纵的方面为时代的生活，苟离却社会与时代，而凭空以观某一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动作，则必多不可了解者，未了解而轻下批评，未有不错误也。故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察背景。”

陈胜（？—前208），秦末农民起义领袖。他所领导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动摇了秦朝的统治根基，加速了秦朝灭亡。

统一性和完整性是史书结构的内在要求，也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尽管每一部史书所写的是历史发展全过程中的一个片断或者侧面，但总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发展阶段。因此，每部著作的结构必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前后连贯，符合逻辑。

语言是史学论著的基本构成要素，历史知识只有借助语言才能表述和传达。刘知几在《史通》中已经注意到了语言对于历史编著的重要性，他指出：“史之为物，必藉于文。”没有语言，一切历史研究成果都无法输出给社会大众。因此，语言表达问题是历史编纂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与其他任何作品一样，史著的语言最起码要符合语言本身的规律，遣词造句要符合语法规范，尽量避免错字和病句，使得句子结构完整、通顺晓畅。另一方面，也必须与时代的语言习惯相适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在古代时，我国流行古汉语，所以史著要以文言文写作。近代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白话文出现并逐渐为人们普遍使用，于是目前撰写史著就应该以规范的白话文即现代汉语为好。

史学语言应该有一定的艺术性，文笔优美、鲜明生动、具有较强表现力和感染力的文字会对表述史实和阐发史论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历史写得枯燥乏味、干瘪呆板，会影响史著质量及其社会效果。许多古代史学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比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历史名著，还是文学佳作，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中鸿门宴的一段描写将当时宴会上那种复杂紧张的场面写得生动逼真扣人心弦，有关的历史人物在他笔下栩栩如生，各个跃然纸上，让人读后如身临其境，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此外，《左传》和《资治通鉴》也是富于文采脍炙人口的佳作，为历代称颂。

当然，史学语言与文学语言相比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要求。文学语言强调形象性，比较多使用夸张、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段，重于文字修饰，甚至用形象塑造和艺术虚构的手法来表现作品的人物和场景。这种语言与史著的规格是不适应的。唐代的刘知几早就批评过单纯追求华丽辞藻而伤害史著义理的倾向，他在《史通》的《叙事》篇中说：“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史著必须绝对忠于历史真实，思维和阐述只能以史实为基础，真实性和科学性是史著语言的最高价值标准。所以撰写史著时，作者不能过多使用修辞，不能有任何夸张和虚构，也不能追求华丽的辞藻，而要像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内篇二《古文十弊》中倡导的那样，准确无误地反映历史面貌，“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

撰写史学著作还必须做到简明扼要，要用最简洁的文字表述出最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切忌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刘知几《史通·叙事》）此外，还要力求寓意深远，耐人寻味，“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刘知几《史通·叙事》）语言简要并不是越少越好，必须以事理清楚为前提，不能为了文字精练而有损义理，当繁则繁，当简则简，好比人量体裁衣，要分寸得当。

除此之外，不同的内容、体裁和读者对象对语言的要求也不相同。叙事为主的史著要注意叙述的系统性和条理性，要清楚地呈现时间的过程、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使读者有个完整的印象。而论理为主的史著则要求逻辑严密，判断合理，层次分明，准确运用相关的专门术语和概念，切忌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如果著作面对的是文化层次较高的学术读者，语言应该典雅、精隽，富有哲理，发人深省。而作为普及读物的“史话”和“历史演义”等则要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尽量少引用原始资料和经典著作，使用专门术语时应附带解释。

史书前后的语言风格应该保持一致，这一问题在有多位编著者时尤其明显。北宋时期，欧阳修、宋祁等人编修《新唐书》，因为欧阳修语言流畅、行文自然，而宋祁文字古朴、语义艰深，最后又缺乏统一加工，造成全书文风大异，留下了一大遗憾。同时期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则堪为这方面的典范。由于司马光后期精心删削，修饰润色，原本风格迥异的初稿得以融会贯通、浑然一体，仿佛为一人所做。这对于当代学者合作编写通史和教科书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叙，号醉翁、六一居士。曾与宋祁等编修《新唐书》，并独撰《五代史》。

三、记时、记地和记人

狭义上，历史就是已经过去的人类社会活动。因此，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研究历史是史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只有弄清楚历史发展的时间流程，才能展现这一过程的规律，所以记时是史著编写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时间提供了讲述历史事实的时代背景。在史书编写中运动的时间因素不是单纯的顺序符号和空洞的抽象，而是饱含时代特征和社会联系等丰富内涵的具体历史概念。比如鸦片战争发生的19世纪40年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却又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这就是这个时间段所具有的历史内涵。历史研究需要把每一个历史事件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考察，因此史学著作的编纂也要求通过时间因素来揭示事件之间的历史联系，从而解释史实发生的时代原因。

史书记时，跟历法有密切关系。史书一般总是按照这个时期通行的历法记时的。对于有地域性的时间，史家还可以是按照这一地区特有的历法来记录的。史书中记时包括记年、记月、记日，也有记季度、记一日内之时的。

年，也叫做岁或载。一年内有四个季度春、夏、秋、冬，每季三个月，分称孟、仲、季，如春天分为孟春、仲春、季春。也有说法称四季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古时曾经将一年分为春秋两个季度，故以“春秋”代表一年。

黄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主要用于测定天体的黄经差、黄纬差和二十四节气。现陈列在古观象台上。

一月分为上、中、下三旬，每旬基本上是十天。周代有一段时期把一月分为四个阶段，一日至七八日为初吉，八九日至十四五日为既生霸，十五六日至二十二三日为既望，二十三日至月末为晦。因此，后人称每月第一天为朔，第十五天为望，望后少数几天为既望，每月最末一天为晦。一日之内又分为十二时，有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映、脯时、日入、黄昏、人定等名称，而更常见的是以子、丑、寅、卯等地支记十二时的。现在我们用二十四小时记时，两小时等于以前的一个时。

殷周以数字记年月，记日则用干支。这种办法被后人沿袭。同时也有用干支纪年、用数字记日的做法。此外有一种记时方法称为太岁纪年法，它也像干支纪年之以干支相配。太岁记年法在史书中用得不多。

在甲骨文中，记时的形式还不大完备。很多卜辞，是有月日而无年。比较完备的形式是于记事开端用干支记日，于末尾记上月份，紧接着再记年。金文的记录有不少是不记时的。少数有记时的记录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按年、月、日的顺序来写的，这种写法在后来成为通行的款式。又一种写法是先写月、写一月历程中的某一部分，写日，最后写年。《春秋》记时，是按年、季度、月、日的顺序来写的，这被以后的官修史书长期沿用。

有两种情况是史书记时的难题。其一是不同政权的不同纪元出现在同一年内，其中包含对立或割据政权的纪元、少数民族地方的政权的纪元，和农民起义军的纪元。过去的史家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如合魏、蜀、吴三国史事为一书而又有各自独立的部分的《三国志》，在记事中分别用了三国的纪元。而记述对立政权的史事而所记只限于一国的《宋书》、《南齐书》、《魏书》和《周书》等就分别使用一国的纪元。《史记》在记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时，为每一国设立专篇，分别用各国的纪元，而另立《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把各国的纪元互相对照而以传统的盟主周的纪元排在第一位。《资治通鉴》和《稽古录》以作者心目中的正统政权的纪元为标准记叙割据时期史事。

其二是中西历的换算问题。今人写的史书，多数以公元代替旧日的纪元。在通俗读物中，这种做法无疑帮助读者理解史实。但由于中西采取不同的历法，中国历史上的某年并不等于公元的某年，目前通行的换算方法并不确切。因此，合适的做法是沿用原有的纪元，而以公元的纪年加括号注在后面。

与记时相比，记地在史书编写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从宏观上说，地理环境是构成人类历史活动的条件之一，在叙述历史过程之前，应该对历史活动发生的环境因素进行总的概括性描述。从微观上说，每一具体历史事件都是在一定地点发生的，地理环境反映了历史运动的空间位置。在这里，地理因素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我国古代史家记地有两个特点：重视地理的建置、因革和注意到地理条件对社会生活、历史发展的影响。这是古代史家记地的最重要的体例。因此，杜佑在《通典》中指出：“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

《史记·河渠书》所记只限于河渠，是史书中记地的开篇。而史志中专讲地理的比较完备的体例源于《汉书》的《地理志》。它记载了郡县建置原委、人口风俗，考其山川，内容丰富。后世史家纷纷效法，续作“地理志”、“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等，其体例都是在《汉书·地理志》的基础上增添发展。

史书记地的一大困难是由于历代行政区划多次发生变动，常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自然环境和水利工程也屡有变异，以至于“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口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因此，自南北朝开始，不少史家于史书记地时开始重视地理的因革变迁。比如北齐魏收的《魏书·地形志》在记述北魏州郡建置及户口多寡之余对汉、晋以来的因革变化亦有所涉及。南朝梁沈约的力作《宋书·州郡志》不仅记载了宋的建置情况，而且对汉魏以来的因革变化及“侨置”郡县有详细的考察和论证。其后，在唐朝杜佑开创的典制体史书里，这种记地而又重视其因革变化的传统体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宋以后专讲沿革地理的著作不断地出现，而明清之际顾祖禹所著的《读史方舆纪要》堪为这方面的典范之作，全书130卷，从历代州域形势入手讲述了明朝行政区划，全书包括总序、地图、正文三部分。正文部分以府、州、县为纲，分别记述了城邑、山川、关隘；接着总述山川、河潜、海道；最后以记载分野结尾。它在吸收了以往史书记地的各方面内容基础上对记地的体例多有创新。

当代史书编著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有关记地体例上的问题：

一是注意历代建置的变化。这不仅仅指的是如汉州、唐道、宋路、元省这样大的变化，也包括省级区划之下或含郡、县，或含州（府）、县这类二级制或三级制的变化。

二是要注意一些史书上常用的地理概念，比如山东、山西，山左、山右，关中、关内、关外，关东、关西，关左、关右，河东，河西，河南、河北，江东、江西，江左、江右等等，在使用这些概念时，还必须注明其原意，这样才不会给今天的读者造成误解。

第三要注意古今地名未变而管辖范围已有很大差别的情况。如今天的上海，宋代时仅是一个村镇，自元代起设为县，1928年设上海特别市，1930年改为上海市，而现在的上海市则辖十区十县。类似这样的情况，史书记地时应有所说明。

第四要注意同地异名与异地同名，如今天的北京市，春秋战国称蓟，辽称燕京，金称中京，元称大都，明称北京，1928年改称北平，1949年又改称北京。这是同地异名。而“北京”这一地名，在唐、五代指太原府，北宋指大定府，金先后改临潢府和大定府为北京，明初以开封府为北京，旋又建顺天府为北京，即今天的北京市。这是同名异地。这两种情况都是大量存在的，不应相互混淆。

第五要注意运用历史地图。史书记地，最好附以必要的历史地图。现在史书记地方面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历史书一般不附历史地图。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对史学工作很有用处，是我国历史地理学者近年最重要的科学成果之一。

第六要注重实地调查。史书上提及的地名常有含混错误的情况，只有实地调查核实之后才能知道历史的真实。如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北宋曾与西夏大战于永乐城，历来有关记载都说永乐城在今陕西省米脂县西南永乐村。而有学者实地调查后指出永乐村是一个狭窄、缺水的小山沟，不可能是双方几十万大军决战的地方，而米脂县的马湖峪才是永乐城故址。通过实地考察，一方面以往史书记录的错误和疏漏能够得到发现和纠正，另一方面史家对于各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生活影响的程度也会有更进一步的认知。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作为社会的人，其情形必然比时、地更生动，更富于变化。古代史家讨论记人的体例也往往是围绕以记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展开的，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分别以记年、记事为中心，记人受到局限。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传记》篇中也集中论述了记人的体例，“包举一生可以为之传，随举一事也可以为之传”。他主张在地方志应效法《汉书百官公卿表》的体例，在职官姓名之下“注其乡贯、科甲”，这样所记职官范围就大得多。除此之外他认为“世系牒，重于户口之书”，主张广泛撰写谱系之书，“以司府领州县，以州县领世族，以世族率齐民，天下大计，可以指掌言也”，把记人的范围扩大到全国上下。在评价以往的《列女传》时，他批评说这些传记开始都写“郡望、夫名”，是很不妥当的，提出“以女氏冠章，而夫名、父族次于其下，且详书其村落，以为后此分乡析县之考证”。

西夏武士复原图。西夏人虽居住偏远，但其能征惯战，经常同宋、金、辽发生战争。

关于传的种类，刘知几说：“传之为体，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时而异。”他认为合传、附传就是传的变体。章学诚对一人之传、一家之传、专门之传都有所论列。这里既涉及记人的内容，也涉及记人的体例。

在今天看来，刘知几和章学诚对于记人体例的上述见解有一些仍然有指导性的意义。当代史书编著中，在记人的体例上首先要注意对专人立传、附传、合传、类传等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专人立传的传一般都是在历史上影响较大、事迹较多的人，因此需要单独立专传包举其一生之行事，如《史记·商君列传》、《旧唐书·魏征传》等。这种专传会反映出时代的风貌和一些重大的历史课题。

另外，附传、合传以及类传的情况也要认真考量。附传指的是在主要叙述一个传主生平事迹之后，附带叙述与传主有关联之人的主要事迹。如《旧唐书》在《孔颖达传》后附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等人略传等。合传，即合数人生平行事列于一传。刘知几说：“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随，则有一传兼书，包括令尽。”如《史记》把张耳、陈余合体成篇，陈胜、吴广相参并录。不过，这种概括也并没有严格的限定，在《史记》以及其后的一些史书中，合传中的人物行事未必都“首尾相随”。思想、行为、身世、际遇等方面的相似点都可以成为合传的原因。类传，是一种特殊的合传形式，即把某些社会身份或职业相同的人物按类划分，列为一传。如《史记》创始的《循吏列传》、《酷吏列传》、《儒林列传》等。后来，类传的名目都有所增减，从多角度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阶段特点。

不同人物的记传材料因人而异，所叙重点自然各不相同。为不同的人物立传，着力点应有所不同，这是史书记人的一个重要体例。为思想家立传，重点在于要说出他们的思想，不能只简单地开个书目。比如《梁书》记范缜，就是很有特色的思想家传记。为政治家立传，重点是写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如《史记》的《商君列传》等。为文学家立传，往往不容易表达出他们的文章如何如何精彩，可以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写入传中，再说说他在文学上的影响。此外，为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立传，应着重分别写出他们的战略思想、科学成就、艺术风格，不可千篇一律，毫无特色。

四、标目、编次、引证、注释和附录

标目就是标出史著的书名、篇名以及各章、节的题目。标目是全书的眉目，是对全书或各章节内容的高度概括，因此必须做到名副其实，即对史著内容做准确、平实的反映，不宜过多使用艺术的手法。刘知几在《史通》中指出：“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有相关的论述：“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其有篇名、书名者，皆明白易晓，未曾有意为吊诡也。”标目在名实一致的基础上还要力求简明扼要，清楚醒目，让人一目了然。既不能简而不明，也不能明而过繁。比如《三国志》将公孙瓒、公孙度、陶谦、张扬、张燕、张绣、张鲁七人的列传合在同一目下，题为《二公孙陶四张传》。这样的标目虽然简单，但是不够明确；而《魏书》中某些列传的标目则是相反的情况，往往把职官、邦域名称同时列入人名之前，这样就太过繁琐冗长，不够醒目。在编撰史书进行标目的时候，这两种弊病都应该尽量避免。

武则天无字碑。武则天（624—705）临终前嘱咐近臣为她立碑，并再三叮嘱儿子：“立碑勿留字，千秋功过，任人评说……”

标目有很多种方式。在做书名的时候，标目往往使用一个偏正结构的词组，如《宋史纪事本末》、《平定准噶尔方略》等。这种方式对于史著中的章节标目也同样适用。而作为论文的题目，较常见的是用一个直接反映作者论点的完整的句子，比如《武则天不是肯定的历史人物》等。有时论文也采用疑问句作为题目，而问题的答案在正文内容中，比如《租庸调法的“庸”何时制度化？》、《怎样读纪传体史书？》等。正副题结合式的标目方法表达能力更加丰富，先用正题揭示史著或论文的抽象内容，再用一个副标题从正面直接概括论著的内容要点，比如《走出“危机”的低谷——略谈史学改革》等。有时候，作者以副题补充正题，解释“兼论”的内容，比如《说豳在西周时代的北方军事重镇——兼论军监》。最近，一种从国外引进的新的标目方式比较流行，即在标题中借用冒号、分隔号等标点符号来表达论著内容的层次关系，比如《史学危机：症结与超度》、《文笔·史笔·论笔》等。根据不同内容的需要，作者可以选择不同的标目方式。

编次是与标目关系密切的一个问题。编次主要包括划分史著内容和顺序编排各部分内容。编次并非是技术上的简单对比，在很大程度上，史著的质量高低、作者的历史见解和编撰水平，从分类是否恰当和编排次序是否合理等方面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杜佑的《通典》按照治国的轻重缓急，对各类典章制度作了由本到末、由内而外的排列，不仅具有极强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寓意深刻、发人深省。他将“食货”列在“八政”之首，把衣食作为教化的根本，反映了作者卓越的历史见识。

编次的主要方法有以下两种：按逻辑因果关系编次，即按历史内容的轻重、主次编排；以及按时间关系编次，即根据历史发展的前后顺序编排。整体来看，前者多用于论述性史著，而后者则多见于记叙性史著。但是大多数的著作还是这两种方法的结合。

《春秋经传集解》书影。明嘉靖间刻本。

著书撰文都要用到引证，恰当引证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引证的方法和技巧对于史学研究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引证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用来支持自己论点的必要的历史文献资料，另一类是他人针对此问题做出的权威性的议论。引证的方式有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两种。直接引用就是直接从原文中节选某一段落或词句，以引号标识，原封不动地纳入自己的论著中。而所谓间接引用指的是认真领会消化史料或他人论点之后，融会贯通，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其大意，不用引号，随文附叙。比较而言，后者比前者拥有更大的灵活性和个人发挥空间。

在运用引证的过程中，作者必须遵守三个原则：第一，直接引用的史料应该采自原文，并且标明出处。转引的史料需要注明转引的出处，最好找到原始材料核对后再加以引用。第二，引证必须忠于原文或原意，不能断章取义或妄加曲解引申。间接引用时，这一点尤其需要注意。第三，引证务必精当。著书立说毕竟是作者本人的创造性活动，应该以自己的语言表述为主，引证只是一种辅助手段。特别是直接引用，应该尽量减少到最低程度。对于必不可少的引用要坚持少而精，只引最关键的词句，切记大段照搬。同时引证需要同全文融为一体，上下文要贯通一气。生硬的引证只能使读者生厌，而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注释是对史著正文的补充，主要有三种内容。一是为开阔读者视野，对一些不同于正文中见解的观点和论述做简要的介绍；二是注明资料来源出处，比如书名、篇名、出版社、出版年月、版次、页码以及作者情况等；三是正文中不便叙述而对文中涉及的人和事密切相关必须加以交代的内容。根据篇幅繁简和阅读需要的不同，注释可以采用夹注、脚注、章节附注、篇末附注和书后尾注等不同的形式。形式之间的优劣之分并不明显，关键是要保持款式的一致，而且切忌繁琐，以便于读者阅读参考为目的。

附录是另一种对正文的补充，内容种类很多，作者可以根据现实需要自行选择。通常包括参考文献及书目、与理解正文相关的某些文摘选段、检索正文用的各类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等）以及其他各种有关资料（如译名对照、地名对照、大事年表、世系表等）。

五、体例的统一和运用的灵活

一部史书的叙述范围、表述形式、编排方法应当是前后统一的。比如在地方志的编纂中，如果要汇编一个省的物产资源，一般需要按照一定的分类方法，将之分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以及多种经营、林业、草原与饲料、家禽家畜、野生动物、中草药、水利资源、矿产资源等门类，以下按照县市顺序列举。这一序列是相对固定且一致的，否则就会引起体例混乱。古代史家在对所述内容发表议论时，多用赞论的形式表述，比如《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后汉纪》的“论”、《资治通鉴》的“臣光曰”等等，论事之成败，评人之善恶，集中反映作者的见解。现代人编写的史书在抒发议论的时候，有置于书前的，比如绪论、序、前言等；也有放在段落之间的，或者放在书后的。更多的议论是用夹叙夹议的形式，比如范文澜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和郭沫若的《中国史稿》。那些水平较高的史书，不仅内容充实、生动，充分体现作者的编著意图，而且在组织结构、体裁体例上整齐划一，给人以美的感觉。

都江堰六字诀，“深淘滩，低作堰”是古人对都江堰管理维修的经验总结。在地方志的编纂中，记载都江堰这样福泽千秋的工程，是必不可少的。

总之，一部史书要有全书统一的体例系统，才能更好地表述史家的认识成果。史书体例的最高典范应该是“因事命篇，不为成法”。但是史书体例也要“不为常例所拘”，应该灵活运用，这样才能使内容的真实和形式的优美达到很好的统一。

注　释

① 董狐，春秋时期晋国史官。晋灵公十四年，晋卿赵盾因避灵公杀害而出走，未出境，其族人赵穿杀灵公。他认为责任在赵盾，在史册上书：“赵盾弑其君。”被孔子誉为“良史”。

第九章　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

◎万朝归宗的瀚海

历史学并不是孤立的一门学问，它几乎跟任何其他学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少每一学科本身的历史都是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20世纪初梁启超就指出：“夫地理学也、人种学也、语言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关系。”

近代科学高度发展以后，许多专门领域已非只有一般训练的史学工作者所能涉足，而且学科门类日益增多，一个史学家想要如同前辈那样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已经势所不能。但是，天文学、地质学、古人类学、地理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成长和发展，又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第一节　历史学和哲学

一、哲学的发展和历史学的发展

哲学和历史学都属于人类文化史上最古老的学科之列。当原始社会解体、阶级社会形成之后，哲学逐渐从宗教玄想中分离出来，成为探讨世界观的学问；史学逐渐从神话传说中分离出来，成为探讨人类社会历史的学问。

哲学和史学是两门独立的学问，同时二者又有密切的联系。哲学常常向历史提供观点和方法上的启发，而历史则往往向哲学提供经验和事实上的依据。二者相互影响，在不同情况下这种影响有大小、疏密的不同。另外，哲学和史学都属于上层建筑，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因此都被社会存在所决定和制约。每一时代的哲学和史学都有共同的经济基础，所以又具有同源的关系。哲学与史学的这两种关系都是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的，所以考察哲学和史学的发展，必须做历史的理解。

古印度的石佛像。在古印度，很长一段时期内，史学受到宗教的影响，一直没能够与神话传说分离开来。

阶级社会产生以后，近代大工业出现以前，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哲学和历史学已经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但还是在不同程度上受着宗教的影响。哲学是在唯物主义跟与宗教相关联的唯心主义斗争中不断发展，而史学则是在人事论和与宗教密切相关的天命论斗争中不断发展。在古印度，宗教影响非常大，哲学派别多数都与宗教教义纠结在一起，因而史学长期没有能够与神话传说分离开来。比如《佛本生经》讲述了佛祖释迦牟尼历次投生转世的神话，但在其中又包含了许多社会历史的内容。一些名为《古史记》的著作，则又在历史的叙述中杂入了大量的神话。在古希腊，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开展得比较充分，产生了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如此著名的史学著作。希罗多德虽然有时也以神意来解释历史，但是全书都很重视人事的记述。而修昔底德对于神意论基本不论，力图从人事的角度来论述战争双方的成败之机。在我国的殷周之际，发展出一种结合人心向背的天命论，较之那种完全迷信的天命论，是比较进步的观点，《尚书·大诰》曰：“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意即“不能引导人民安定下来，还说什么能知天命呢？”周人把天命与民意联系起来，《尚书·泰誓》篇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春秋战国时期，人定胜天的哲学思想逐渐发展，此时出现了《左传》、《国语》这样的史学著作。两书也谈神意和天命，但在实际上已经开始注意用人事来解释历史。到了中古时期，欧洲的哲学成了基督教神学的婢女，历史学也很不发达；中国的历史学虽然有些发展，但是在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下，史学观点上并无很大的进步。

哲学和史学的长足发展是到了资本主义的勃兴，尤其是18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以后。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在哲学上坚持物质第一性，认为人的一切观点和感觉都是由自然和社会环境这两方面的客观环境造成的。他们强调改造环境的重要性，甚至忽视人的思想对于客观环境的反作用。他们在考察历史的时候，认为环境发展的历史决定思想发展的历史。但是在论述历史的时候他们未能贯彻这一点，而认为支配历史上的社会关系的是一个民族的道德风尚。一方面认为人的思想是环境的产物，另一方面又认为环境是意识的产物，他们自己陷入了一个不解的矛盾中。

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史学家则认为，政治制度是由社会情况决定的，而社会又按财产状况分为不同的阶级。他们企图从阶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历史，但是却不能回答财产关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问题。同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 ① 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是前一阶段历史的必然产物，他还意识到财产关系发展的原因在于生产的发展，接近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可是，他又认为知识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大约同时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将哲学和史学的关系推进到空前密切的程度。他提出世界上的一切都产生于“绝对精神”，这个“绝对精神”因自身的内部矛盾运动而发展，经历“逻辑阶段”（即纯粹抽象的逻辑概念）、“自然阶段”（即外化为自然界）和“精神阶段”（自然界中出现人，人又意识到“绝对精神”）。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指出人类历史也是一个矛盾运动发展的有规律的过程，其本质是“自由意识”的发展过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哲学的功绩：“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一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至于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提出了这个任务。”

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资本主义大生产出现，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的斗争充分展开，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和史学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哲学与史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但由于阶级的局限，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没有能够让历史成为一门科学。

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历史学

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思想家们在哲学和史学领域里提出了问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启发，而真正在哲学史学领域里实现伟大变革的任务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优秀代表来完成的。他们批判地总结了人类学术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他们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使哲学获得了科学的性质，并且第一次把哲学唯物主义贯彻于历史领域中，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史学才真正成为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了大量的史学著作，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等等，就是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范例。

18、19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达到高潮，许多农民因此而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房屋，被迫沦为农场主的雇佣工人，图中所示的正是那一时期被迫在农场干活的挤奶女工。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历史学的灵魂，是历史学发展成为科学的关键。我们研究史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作为指导。那种忽视理论，漠视哲学，埋首于史料丛中，追求所谓不受任何哲学影响的纯粹史学的倾向，实质上是误认史学即史料，不知唯有以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大量的史料才能使史学成为科学。客观的历史是一个无比丰富无比复杂而又有规律的过程，一切史料都只是那活生生的过程所留下的这样那样的痕迹。我们必须通过这些痕迹去探索历史的过程，但是这痕迹本身并不是过程。对于史料，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进行多方面的综合比较研究，才有可能由此认识到当时社会中的本质。而且，凡是经过记载的文献史料，无不渗入记载者的观点见解，被歪曲记载的事情非常多，要恢复被颠倒了的历史本来面目，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重新进行研究。单凭考据只能弄清楚一些事情的当然，而无法得知其所以然，换句话说，就是只能看清现象，而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要从现象深入到本质，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进行深入的历史阶级分析。研究和撰写历史，当然要求尽可能丰富翔实的史料支撑，但是史料越多，越需要鉴别、取舍、分析、归纳的能力，否则就会堕入浩瀚的材料烟海，茫然无所归依。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我们从史料烟海中辨认历史发展规律的指南针。

当然，我们的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这并不意味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来代替史学的研究。恰恰相反，我们的史学研究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不断取得新的发展。现实不断地转化成历史，历史在不断地延伸。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不会限制史学的新进展，反而是不断开拓史学研究新境地的有力武器。而史学研究的新进展新成就，又能够反过来丰富充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史学的发展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第二节　历史学和考古学

考古学是根据实物材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它是历史学的一个辅助学科。考古对于认识人类历史具有直接性特点，考古实践及其成果对于历史认识具有来源、动力和检验标准的作用。同时历史知识对于考古实践也具有指导和解释作用。考古学和历史学是相辅相成的，是不可能孤立发展的。

一、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考古是人类认识自身历史的直接的实践活动。它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们遗留下来的各种遗物，包括人类遗骸、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宫室遗址、陵墓坑穴、历代文物等等。它运用野外调查、地下发掘以及某些实验手段进行工作，通过直接实践来认识客观历史。

考古实践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和专业知识水平的限制，需要借助于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和手段，特别是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才能提高考古水平。

要进行考古实践，除了专业知识以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历史知识，懂得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问题。无论是全面普查，还是专题调查，都需要对被调查的地区的历史进行详细的了解，翻阅与之有关的史书著作和历史文献，只有这样，才能明确目的，避免盲目性，确定考古工作的轻重缓急，有计划有针对地采取恰当的措施。考古的材料也必须跟历史文献结合起来，利用史学研究的成果，对之作出合理的解释。如果没有足够的历史知识，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全貌，那么，对于具体遗址、遗物的研究势必就只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够深刻发现考古材料的历史价值，因而也就不能发挥考古实践的重大意义了。

二、考古学的特点及其发展

由于考古学具有特殊的研究对象和工作方法，因此形成了鲜明的特点。一般而言，历史学的其他学科主要依据历史文献资料来进行研究，具有间接性，而考古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直接性。在考古过程中，考古者与某一历史现象直接接触，它所获得的成果是研究历史的直接材料，这些材料常常会改变旧有史料的结构和范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作为历史学内部的一门新学科，考古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它是历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当史学刚刚跟其他学科分开的时候，历史古迹的遗存就开始受到历史学家的注意。西方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中就记载了许多旧时的文物。孔子编《春秋》也博识古代文物，非常注意用文物与文献记载联系起来加以说明历史事实。有一个例子，春秋晚期，有一只被射中的隼落在了陈惠公的宫殿里死去了，其身上还带着一支石头箭。孔子根据这支箭头的楛矢，从而判断出它是来自于萧慎氏（在今天的东北地区）的领域。孔子的理由是，周武王时代对各地诸侯贡献的方物做了规定，萧慎氏进贡的方物就是石簇楛矢，后来周武王把萧慎氏的贡物赐给了陈国的先君，它被保存在陈国的府库里。人们从府库中找到了孔子所说的楛矢，跟那只死鸟身上的箭相比较，果然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古代的历史学者所资利用的史料仍然是文字资料和口头传说。《论语·八佾》记载了孔子曾经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文”指文字记载，“献”指熟知前代史实的人。从这里可以知道，孔子在编著历史著作时用来证史的主要史料还是文字记载和传说。古代还没有产生关于历史文物的专门学科，对文物的知识总是和文献知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可以从“考古学”（Archaeology）一词的词源分析得到启发。这个词来自古希腊文的Archaeo，意思是“古”，以及Logia，意思是“表达意思的文辞”，又引申为“学问”的意思，这个词的本来意义就是“关于古代的学问”。在古希腊时代，它包含了古代的传说和历史。

曾侯乙编钟。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可以更真实准确地了解历史。

对古代文物进行比较认真地研究，在世界上还是从我们历史悠久、文物丰富的中国最早开始的。西汉武帝时候，鲁恭王从孔子旧宅的墙壁中发现了古文《尚书》，孔子的后裔孔安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对这本古文《尚书》加以改写。西汉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将秦始皇巡游天下勒石歌功颂德的文字收入了《秦始皇本纪》。到了东汉的许慎做《说文解字》，他非常重视出土铜器的铭文款识，开了后世“取金文以说字”的风气。晋朝的大学问家荀勖根据铜斛、古钱、建武铜尺，来校定古代的尺度，开始对古器物进行研究。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汲郡（即今天的河南汲县）一个叫做不准的人盗掘了战国时候魏襄王的陵墓，从中得到几十车写着古书的竹简。汲冢竹书的发现，是我国古代的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晋武帝司马炎把这批竹书交给中书监荀勖对它们进行编目工作，束皙进行整理校注的工作。这是我国以及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出土文物进行整理和研究。西晋的历史学家杜预写作《春秋经传集解》时，就把竹书作为《左传》的参照资料，应用到他的历史研究中去了。

从北宋开始，我国的考古学以金石学的形式逐渐发展起来。当时上自封建帝王，下至一般的士大夫，掀起了一股竞相研究金石之学的风气。我国现在保存的最早的金石学专著是由北宋著名的学者欧阳修编撰的《集古录》，他的这本书里收集了历代石刻跋尾总计有400多篇，他采取“与史传相参互证”的方法，纠正了历史著作中的舛谬之处达300多，成绩斐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金石学方面的著作纷纷出现。吕大临编写的《考古图》，著录了古代的铜器、石器200多件，他描摹了这些器物的图形以及器物上面的文字，记录下器物的大小、轻重、出处、藏处等等。薛尚功编写了《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一书，著录有器物500多件，不仅描绘出具体的文字形状，还在后面附有考释。赵明诚，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也是一位著名的金石学家，他编撰的金石学著作《金石录》，著录了金石拓本达2000多种，并且也做了考释的工作。由王楚编撰的《宣和博古图》，著录了800多件铜器，随书摹绘了器物的图形、器物上的文字，并且还记下了器物的大小轻重，除此之外还做了考释。宋代的金石学家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古器物及古器物拓本进行了搜集，二是对古器物进行考订以及对金石文字进行考释，三是以古器物和金石来考订历史记载。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的时候就非常注意利用金石学的材料。宋人的金石学著作丰富，研究范围很广泛，南宋的郑樵写作《通志》的时候，就在《二十略》中特地立了《金石略》。自宋代开始兴起的金石学，在明清两代继续发展着。随着文字训诂学的深入，金石学的研究达到了繁荣鼎盛的时期。清末的著名金石学家孙诒让在研究经学和小学的基础之上，对金文和甲骨文的研究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写了一本叫做《契文举例》的书，是我国最早研究甲骨文的著作。从宋代到清朝，众多的金石学家以他们的辛勤研究实践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金石学材料和著述，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非常珍贵的资料。

〔秦〕泰山刻石，相传为秦丞相李斯手书。

北京猿人头像想象复原图。

近代考古学萌芽于15、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欧洲正式形成了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而在中国，近代考古学是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兴起的，并且与我国传统的金石学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一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考古学在其他有关的科学和技术的协助下取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它不仅为人类原始社会历史的建立开拓了新的途径，而且也为各国的古代历史增添了非常重要而且丰富的新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考古学蓬勃发展，已经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考古学体系，并且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以我国的古代史为例，原来的古史起于传说中的五帝，而20世纪20年代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把中国历史向上延伸了50万年，1965年云南元谋人化石的发现，又将我国的历史向上推进到170万年以前。

三、考古实践对于历史学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对于考古学的意义有过重要的论述，他指出：“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机体有重要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汉〕马王堆汉墓帛画。

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以后，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的内容，促进了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考古实践及其成果，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首先，考古学有助于纠正错误、片面的历史认识。比如关于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历来认为是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这一看法一度成为史学界公认的定论，并且被写进了历史教科书。但是，1973年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的发掘成果，表明南方的长江流域也同样孕育着灿烂的文明。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并不仅仅是北方的中原地带。原来的结论经过考古实践的检验，得到了修正和补充。在考古学提供的直接材料面前，许多错误的历史认识都一一得到了纠正。在战国时期古墓中发现的毛笔和用毛笔书写的竹简证明史籍记载的秦朝将军蒙恬发明毛笔并无根据。晋代出土的《汲冢书》记载了“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的情况，唐代刘知几在《史通·疑古篇》中联系从王莽以来历代奸雄篡位无不谓之“禅让”的历史现实，认为尧禅让于舜是不可信的，舜实际上是放逐尧而篡位，而伯益避位的真相则是被启诛杀。上古三代并非传统历代的儒家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完美的黄金时代。考古学的资料对于重新认识上古三代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其次，考古学还能补充、丰富、发展正确的历史认识。考古学对于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贡献就是使原始社会史、上古史有科学的信史可言。原始社会史没有成为历史以前的历史阶段，史书留下的这一阶段的记载，只是先民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的追记。司马迁写《史记·五帝本纪》把它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记载充满了神话色彩，每每感叹“唐虞以上，不可记矣”、“夫神农以前，吾不知矣”。20世纪20年代北京猿人遗址的系统发掘，把中国历史由传说中的5000多年上延到了50万年前。1956年云南元谋人牙齿及其使用石器的发现，又把历史追溯到170万年以前。陕西蓝田猿人、山西襄汾丁村人、广东韶关马坝人、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广西柳江人等一系列发现，以及北方各地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南方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西安半坡村文化、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等一系列遗址遗物的发掘，足可以写出一部洋洋洒洒的原始社会史。正是考古成果填补了这一段历史的空白。又如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商代晚期都城安阳殷墟、陕西西原宫殿遗址等的发掘，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于夏代文化特征、殷代奴隶社会的阶级结构、西周的历史面貌等情况的认识。新疆回纥人坎曼尔用汉文抄写的《诗经》残页及杜甫、白居易的诗歌，反映了唐代新疆兄弟民族与汉族的深厚联系。在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大批从晋十六国时期至唐代的文书，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无论是错误的历史认识，还是正确的历史认识，考古学都具有检验的作用。而对于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历史谜团，考古学更是具有拨开迷雾的贡献。老子《道德经》中的道经和德经孰先孰后问题，被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确切地回答了。史学界长期争论不已的唐代均田制问题，由敦煌及吐鲁番的文书授田、退田账簿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司马迁《史记·殷本纪》记载的殷代帝王世系，怀疑者大有人在，王国维利用殷墟出土的加固卜辞，写了《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两文，考实了《史记·殷本纪》和皇甫谧《帝王世纪》等书中记载的殷王朝世系，并且改正了其中的某些错误。

相对于文献材料而言，考古材料具有原始性和直观性，既可以纠正文献的讹误，又能够补充文献的缺略。而且考古材料存在于地下，极其丰富，可以不断增加人们对于古代历史的认识。考古实践及其成果，充分证明它对于检验历史认识及对历史进行再认识的重要作用。随着考古实践的不断发展和考古成果的不断扩大，它对历史认识的检验作用将会越来越显著。同时，考古实践的发展，还在不断地改进和创造新的史学研究方法。20世纪初，大量地下材料的出土，如甲骨卜辞、汉晋木简、敦煌文书等，是当时学术界的重大事件。对这些出土文物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古代史的内容，而且由此产生了采取地下实物与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的史学方法。考古学的发展还不断开辟了史学的分支学科，比如自1899年甲骨文在安阳殷墟发现以来，历经一个世纪，甲骨学已经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大量出土，在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形成了世界性的“敦煌学”。

当然，考古学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考古学所获得的成果，毕竟只是一些历史的残存物，它无法从整体上反映历史的全貌。考古学本身也只是对这些残存物做一定的整理和鉴定。有文献记载时期里的考古材料，必须借助于文献所提供的各种信息来进行整理和研究。考古发现的甲骨文、金文材料等这些资料都非常珍贵，但是也必须把它们跟文献资料结合起来研究。从深入认识历史规律来说，它在历史科学中只处于辅助性的地位。与此同时，考古实践也要受到历史条件和专业知识水平的限制，需要借助于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和手段，特别是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才能提高考古水平。考古学需要也正在不断地获得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支援。

第三节　历史学和民族学

民族学是以民族为对象的一门学科。民族学中的民族史研究就是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学对于现存的古代民族的研究，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活的“社会化石”，是人类认识历史的直接实践。民族学这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具有直接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间接性。民族学的研究及其成果，也同样是人类认识历史的一种来源、一种动力、一个检验标准。民族学研究对于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民族学的产生、发展及其特点

“民族学”一词译自西文的Ethnology，它是由古希腊语里的Ethnos，意思为“人群”，可以指称部落、民族或种族，以及Logia，意思为“学问”，两个单词合成的。曾经有人将它翻译成“人种学”、“人种志学”等等。

民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从19世纪才开始出现的。当时的西方学者对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地的许多原始部落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从而孕育出这一门新的学科。但是，作为一种萌芽状态，民族学早就存在于自古以来的许多历史学著作之中。古希腊、古罗马的许多历史著作中都包含着丰富的民族学材料。古希腊“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著作《历史》中记录了他游历希腊和波斯帝国的许多地方所见到和听闻到的各地民族风俗制度等内容。古罗马的恺撒大帝在他的《高卢战记》中也记录有许多的民族学材料。我国的情形也差不多。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匈奴列传》、《大宛列传》等篇章，记录了汉朝时候的各个少数民族的情况。从《史记》开始的《二十四史》里，蕴藏了大量丰富的民族学材料，除此之外的许多文学和历史学著作也都有关于民族情况的宝贵的记载。在民族学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前，有关民族方面的资料都是作为历史学、地理学方面的资料来看待的，这就形成了民族学的材料与一般历史、地理知识相渗透的特点。那些古代著述中的材料是民族学和历史学共同的宝贵财富。

公元前57年到前51年，恺撒率罗马军队征服了高卢北部，即现在的比利时境内的凯尔特人。

20世纪初期，西方民族学开始传入中国。从一开始，民族学就形成了与历史学研究相结合、用民族学来解释古代历史的特点。国学大师刘师培 ② 在190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利用了民族学的观点来解释我国的古史，例如他认为《礼记》中提到的阳侯杀死穆侯并且抢劫了穆侯的夫人，这个事件其实是古代掠夺婚的遗留，这种说法令当时的读者都感到耳目一新。蔡元培先生的《说民族学》一文专门论述了民族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他结合古代的历史典籍，运用民族学的观点重新阐释一些历史现象，比如他注意到中国最古老的姓氏往往多从女字旁，以《诗经·玄鸟篇》中称商朝的始祖为有妫，《诗经·生民篇》称周朝的祖先为羌嫄等，由此他认为中国古代存在过母系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民族学有了迅速的发展，已经初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我国作了空前规模的民族调查，写出了20亿字的调查报告和资料，其中已经有公开出版的著述。如此丰富的材料对于研究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历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有很多历史学者采取“以今证古”的方法，利用民族学所提供的丰富多样的材料进行历史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把历史学与民族学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仍然是今后进行历史学研究和民族学研究的一个主导思想。

民族学是调查、记载和研究各个民族的各种风俗、制度以及其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它涵盖着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多个学科，包括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史、民族理论、民族经济、民族艺术等分支学科。

就民族史这个分支学科来说，民族学和历史学在资料上具有一致性，但是又有所区别。历史学中的民族史重点是研究各个民族的历史状况，要通过大量的翔实材料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来考察发现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从而反映整个的历史进程。历史学的研究不仅不会排除各种具有偶然性的历史事件，反而正是通过这些充满偶然性的事件的具体过程，来揭示和表现历史的必然性。民族学则不是这样，民族学研究的重点在于各个民族的现状，追溯过去的历史，并且着眼于民族发展在某一个历史阶段的典型形式。与历史学尤为不同的是，民族学力图摆脱那些具体的历史形式和偶然性的因素，要揭示其中共同的本质和必然规律。民族学与历史学在这里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这样就决定了这两门学科能够起到相互补充和促进的作用。民族学在研究民族特点的形成过程和原因的时候，必须追溯历史，借鉴历史学研究中民族史的研究成果。反之亦然，历史学研究中的民族史研究也必须了解民族的现状，利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以便站在已有的高度来考察过去的历史。对于某些比较特别的民族的历史研究，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运用一般的历史学方法难以进行研究，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利用民族学的有关资料来填补空白与不足。民族学关于文化习俗的研究，对于民族史研究探索古今各个民族之间的演变也是大有裨益的。一言以蔽之，民族学的研究促进了历史学中民族史的进展。

对于较落后地区的民族的调查和研究，历来在民族学研究的传统中占有优先的地位。这种现存的古代民族可以作为认识和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活的标本。古代社会的遗留物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死去的残骸，表现为各种古代的遗物遗迹，以之为研究对象的就是考古学；一种是存活的有机体，表现为现存的古代原始居民，这就是民族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民族学研究现存的古代民族，通过对他们的考察分析从而探索对人类早期社会的认识。民族学这方面的研究实践，对于历史学来说，是认识历史的一种直接的实践活动。民族学研究现存古代民族，其主要方法是去实地进行调查和研究，这种方法称之为“田野工作法”和“直接观察法”。由于民族学所研究的对象去古未远，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古代社会的遗迹，因而能够最直接最形象地呈现出人类社会早期的原生形态，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早期社会如何发生发展的种种状况。民族学在这方面的实践，其重要性，甚至连考古学也不能够替代。因为，考古学的实践固然对认识古代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考古学所能够提供的资料只是死去的遗骸，不是也不可能是古代社会的活体，而民族学的研究实践则在这方面显示出了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能够提供原始社会形态残余的活化石，在这样活生生的模型中，考古学材料所难以说明的各种抽象关系，都能够窥见一斑。

这是一尊衣着华丽服饰的古印第安人贵族雕像。

民族学通过田野工作对古代社会的活化石进行解剖所得到的材料，具有双重的特性。当我们由这些活体中去寻找古代社会的种种信息，是直接性的。但是，当我们经由这些活体而去认识另外一些古代民族的情况，那么就是间接性的。美国有一位著名的民族学家叫做摩尔根的，他在美洲印第安人那里进行了40年的实地调查，以此为基础写了《古代社会》这本书。在此书中，他分析了氏族的本质，证明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并且确定了人类社会最早的氏族都是实行母权制度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母系氏族转变为父系氏族的一个过程。他研究了关于亲属的制度，说明家庭的产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并且确定了婚姻和家庭的顺序演进形式，是由血缘家庭、普那鲁亚家庭、对偶家庭、父权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逐渐递进的，从而为我们描绘出一副婚姻和家庭的发展史画。摩尔根从北美印第安人中发现了原始社会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了古代社会氏族的真正本质和共性，这是直接性的，并且具有普遍的意义，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言：“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而由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出发去认识其他民族、国家的古代社会，这就不是直接性的，而是间接性的。因为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所以他们在历史上的表现不是完全一致的。历史的统一性存在于历史的多样性之中，摩尔根的研究虽然提供了一把打开古代社会之谜的钥匙，但它终究仍然只是钥匙，不能随便套用，削足适履，要想利用这把钥匙来解释其他各民族、国家的古代历史，还需要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事实出发，把握其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古史研究与民族学实践

民族学的实践，和考古学的实践一样，都是人们认识历史的一个重要来源、动力和检验标准。关于原始社会历史的认识，可以说就是从民族学开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吸取了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对于创立唯物史观，深入揭示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写于1845年至1846年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初步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关于原始社会的真实状况，尤其是它的发展规律还不是非常了解，一直到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以后，马克思仔细阅读了此书之后，写出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后来恩格斯在马克思这份摘要的基础上，写出了不朽的皇皇巨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这本书中，恩格斯揭示了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为研究原始社会的形态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从这里可以看到，正是民族学的实践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不断进步，把人类对原始社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民族学的实践对于历史认识具有重要的检验作用。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以来，直到19世纪的60年代，传统的看法认为人类最古老的家庭形式就是古希腊古罗马的父权制家庭，自古就存在着一夫一妻的制度，父权家庭就是人类社会的出发点和永恒的细胞。但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以崭新的观点和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类说法并不与历史实际相符合。关于古代社会的氏族公社的认识，文献的说法究竟正确与否，通过民族学对各种现存公社的残迹的研究实践，有的说法得到了纠正，有的说法得到了证实。民族学的研究实践，还揭示了不同的民族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历史层次。这样一来，民族学就不仅仅只是对历史科学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做出了检验，而且它还以生动新鲜的具体材料丰富和发展了人们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

民族学实践对于原始社会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因为人类原始社会还没有文字的记载，考古发现的遗址遗物都是一些死去的不能说话的东西，所以需要民族学的鲜活资料与之互相印证比较，以期求得正确的解释。民族学能够恢复和再现人类早期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各个方面，具有历史学、考古学都不能够达到的特殊作用。正是因为这样，一般的关于原始社会史的著作，都不得不在非常大的程度上依赖民族学的资料。民族学不仅可以解决诸如婚姻形态、氏族本质等一系列考古学所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同时一些微小的实例也依赖于民族学的成果。比如在考古中发现骨针以后，人们一直都无法弄清楚原始人是用什么来做线的。民族学的调查发现，鄂伦春人用鹿筋来做线，如此一来就解决了这个秘密。又比如在齐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一种用猪的下颚骨以及猪牛等牲畜的头骨陪葬的现象。由民族学研究提供的资料，我们知道黎族和景颇族有一种在死者新起的坟头挂牛头的习俗，而佤族有一些人家还会在屋内和房前的墙上挂许多的水牛头骨，从这个信息出发，历史学家们分析用猪牛的头骨来陪葬的现象应该是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出现之后的产物，是阶级出现以后，贫富分化逐渐产生，一部分富裕的人显示财富的一种表现。

《皇清职贡图卷·鄂伦春人》。鹿和鄂伦春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于奴隶制度社会、封建制度社会历史的研究，尽管有相当多的文献资料可资利用，而民族学的实践也依然具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国有56个民族，有相当一部分民族还分别处于三种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些民族提供了各种活生生的标本，对于我们理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现象，澄清许多古代历史中因为受到资料的限制而导致众说纷纭的问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然，民族学的实践及其所获得的材料，对于历史学的研究来说，也具有它的局限性。因为民族学所研究的对象即那些古代社会残留的活标本会逐渐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渗透，从而失却其具有研究价值的原汁原味。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多民族国家里，那些原始居民往往杂居于先进的民族之间，不可能不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即使在一些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里，由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所以当地的土著民族也不可能保持纯粹的原生状态，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现代文明的渗透，从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社会形态特点，有的甚至还可能在现代文明的侵蚀中面目全非。对于这样的情况，就需要进行细致的分析，去伪存真，剥去外表的东西，得到真实的原型。以我国云南省的纳西族为例，他们实行的一种走婚制度，规定男不娶，女不嫁，不同氏族的男子在夜间去走访他所中意的女子，过一种称为“望门”的偶居生活，双方互相成为“阿注”，“阿注”就是朋友的意思。双方所生的子女由女方负责抚养，财产继承和血统也按照母亲这一方的家庭来计算分配。这种走婚的形式和典型的母系家庭一直保持到我国的民主改革之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用来讨论母系氏族公社的形式、特点的例证。但是，近几十年来，由于外来的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其内部缓慢发展出了母系、父系并存的家庭和父系家庭，使得当地民族的特点发生了部分改变。这就需要细致地分析，剔出其中的后起因素，以恢复它的原生状态。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民族学的材料，对于从一个民族的情况出发去认识其他古代民族的历史面貌，是一种间接的途径和方法，所以在利用材料的时候，就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力求避免机械化的比附，从而保留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第四节　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

历史学与历史地理学两者互相渗透，相辅相成。历史地理学是从历史学的体系中脱离出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因为这样，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在研究对象、历史资料、研究方法上均有互相重合、互相交叉的地方。基于这个原因，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它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历史地理学学科自身的发展也有赖于历史学的发展。

一、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密不可分的历史

历史地理学是以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的地理及其演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按照研究内容的不同，历史地理学可以划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和历史地图学等四个分支。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是属于现代地理学科的一门分支学科，又是介于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地理学本身就是跟历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之一。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地理学和历史学几乎是难解难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每写到一个邦国，一个地方，对当地的山川形势和物产风俗都有一个详细的记录，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地理学资料。古希腊的地理学家兼史学家斯特拉波所著47卷本的《史纲》中有17卷的《地理》，虽然全书已经散佚，但是《地理》17卷还流传于世。“地理”一词在希腊语中是地志的意思。斯特拉波每写到一个地方都要记录当地的历史，他的著作直到今天仍然是治西方古代史的学者的必读之书。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丰富的地理学内容。《尚书》中的《禹贡》基本上就是关于地理学的著作。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把地理和水利史结合起来写成《河渠书》。自班固的《汉书》以来，许多纪传体的历史著作中都有地理志，其中有些史书中原本没有地理志的，清代的学者又给它们做了补充，收集在《二十五史补编》之中。史书包括地理，几乎就是一个传统。专门的地理学著作也很早就出现了。汉代已经有了关于河流的《水经》，北魏的郦道元为这本书作了注解，那就是著名的《水经注》。唐代的地理学著作很丰富，有李泰撰写的《括地志》，贾耽撰写的《贞元十道录》，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录》。唐代以后各朝大抵都有总志的撰写，有的地方还有专门的方志，它们都既是历史书又是地理著作。因为这样，我国的古代目录学传统都是把它们著录在史部作品里。以南朝梁代的阮孝绪所著的《七录》为例，他其中的《传记录》里面，把史部书籍分为12种，其中有一种便是地理。《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问答》等等从隋代一直到清代的目录学著作，统统都是把地理学著作列在史部作品之中的。直到清代的孙星衍编撰《孙氏祠堂书目》，他第一次改变传统的目录学家的做法，把图书分为12种，历史学、地理学和金石学都各自分为独立的一类，从此出现了地理学与历史学相分离的趋势。而历史地理学更是到了近代才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36年“禹贡学会”的成立，是我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粗具雏形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禹贡学会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历史地理学方面的专门研究者，为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历史地理学真正发展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无数学者的辛勤耕耘下，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已经突破了以疆域的沿革为主要内容的旧框框，开拓了广阔的新领域，在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新发展。

郦道元的《水经注》书影。郦道元，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好学博览，文笔深峭，在各地“访读搜渠”，留心观察地理现象，撰《水经注》一书，为有文学价值之地理巨著。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的兴起和发展都与历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历史地理学中发展历史最为悠久的是沿革地理学，它以研究疆域政区和山川地名的演变为研究对象。这门学科在我国有着特殊的发展，一直以来都受到历史学家的特别重视。在漫长的封建时期里，它一直属于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的辅助工具。把地理著作列在史部是中国目录学的一项传统。这种历史、地理混淆不分的情况，正好是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联系密切的反映。

我国的疆域辽阔、历史悠久，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的统治时期里，历代王朝的更迭嬗变，疆域版图的时消时涨，行政区域的划分经常变迁，再加上城镇的兴衰、地名的更替、河流水系的迁移等等，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就像《宋书·州郡志》里面记载的那样：“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难求，未易精悉。”这样就给历史的学习和研究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而且，追踪政治统治的演变更替，历来是传统历史学的重点研究对象，而土地、人口、财富正是封建统治政权的标志性因素，是历代王朝统治的基础和内容，基于这样的原因，这方面的研究也就成为传统历史学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沿革地理学正是适应历史学研究的这种需要而兴起。从班固在他的历史学著作《汉书》中专门列出一章《地理志》开始，我国古代的许多历史著作都有《地理志》、《州郡志》、《地形志》、《郡县志》，对各个朝代的郡县设置、户口多寡以及山川、风俗、物产诸方面的情况都有详细记载。这些著作所包含的地理学方面的资料，就成为我们探讨各个历史时期地理沿革的重要依据。

封建时代论述古今地理沿革的著作有三大系统，它们分别是疆域地理志、地方地理志和山川地理志。西汉的刘向写过一本关于疆域的著作，名为《域分》，这就是疆域地理志的滥觞。地方地理志的先河是由朱赣撰写的《风俗记》所开创的。山川地理志则是在疆域地理志和地方地理志的基础之上演变分化出来的。

传统历史学孕育了沿革地理的产生，沿革地理在传统历史学研究的促进下不断地发展。南北朝以来的许多历史学家都非常重视地理的沿革变迁，在他们的著作中，兼载了前代的地理情况，把古今地理变革连贯起来加以考察，例如唐代杜佑在他的《通典·州郡门》中就记述了历代的沿革废置。沿革地理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是在宋代以后的事。北宋临川人吴澥撰写了10卷本的《历代疆域志》。南宋郑樵《通志·二十略》的“地理略”中，《历代封畛考》是关于历代沿革通考的内容，而《开元十道图考》则是关于一代的专考。宋末元初的马端临继承郑樵的余绪，他撰写的《文献通考》中有一章《舆地考》，其内容比郑氏著作更为丰富精审。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撰写了120卷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详尽叙述了各个地方的风俗人情，顾祖禹撰写了130卷的《读史方舆纪要》，更是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沿革地理名著，这部著作重点在于考订古今郡县的因革变迁，详细列举了各地的地理形势。

大自然赠予了黄山奇松、怪石、云海、温泉这“四绝”、显示了大自然无比神奇的艺术才能。这美轮美奂的奇景令无数游客为之倾倒。

尽管历史地理学由历史的辅助学科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两者之间的联系仍然是深刻而密切的。二者深厚的内在联系决定了它们在研究对象、研究资料、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部分重叠，这样就形成了它们之间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历史学的研究离不开利用历史地理学的成果，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也需要借助于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来充实和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

二、历史地理学和历史研究

恩格斯曾经说过：“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一方面，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需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影响和改造着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既在不断地变化，又相互作用和制约，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地理环境虽然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但是它能够通过对生产劳动的影响从而影响社会发展速度，进而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作用，这样一来，就具有加速或延缓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作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就是探讨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具体影响，以及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具体作用和后果。因此，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于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有着相当的影响。

地理环境又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大舞台。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展开的。对于历史学的研究而言，一方面既要有严格的时间概念，另一方面又必须在空间上有精确的地理概念。在时间的永恒作用下，历史自然地理在发生着沧海桑田的变迁。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政治地理的面貌也发生了极大的演变。这些变化与历史事件息息相关，影响着我们对于历史的正确认识。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历史地理学也是与历史学有着血肉联系的姊妹学科。

研究人类历史各个时期地理环境的变迁和发展规律，这是历史自然地理的主要研究内容。人类的活动环境，包括地貌、气候、动植物等等都在发生着或快或慢的变化。自然环境的变化，一方面是自然界本身的原因所造成的，比如火山、地震的爆发；另一方面又是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比如黄河河道的改道就是由于黄河上游地区森林植被被人为破坏的后果。自然地理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的活动。关于地理环境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生活影响程度的研究，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的研究重点，也是历史学研究的客观基础。

各个历史时期工农业生产的布局及其变化规律，包括城市兴衰、交通路线变迁、各地的开发等等，这是历史经济地理的主要研究对象。 地理环境提供了社会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来源，同时又对生产部门的分布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地理环境的差异和变化会造成生产布局的结构特点及其变化。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千差万别，开发的先后程度不一致，生产配置、发展快慢和内部结构均有很大的不同。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区域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背景和发展演变的基本特征，是历史经济地理学所要研究阐述的具体问题，这方面与历史学以及历史学中的经济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历史人口地理、交通路线的变迁等等问题的研究也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课题。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进行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研究当时的人口之数量、质量和分布情况。历史地理学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口数量、质量、构成、分布、迁移、人口变动的自然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多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非常有助于历史学对某一时代、某一地区社会发展状况的精确把握。重要的交通路线是一定历史时期里的经济文化命脉，常常与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相联系，因此对于历史上重要交通道路的考察研究，有助于弄清楚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

这件名为“黄河母亲”的象征性雕塑矗立在甘肃兰州黄河边。她在向世人呼吁：“保护环境，造福子孙。”

各个历史时期政权和民族的分布、疆域的范围、行政区域的划分及其变动，是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课题。 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因素的变化，会导致疆域范围、行政区域划分、山川地名等的变更，尤其是作为国家政权组成部分的行政区域划分以及地名的变化，更是频繁。这些变迁是历史研究中经常遇到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了解历史地理的沿革，就成为进行历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基础知识。而历史政治地理对于历代疆域变化的研究，不仅为历代疆域史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依据，而且也对学习研究古代历史、近代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也是历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历史地图以其简单明了、直观形象的独特表达方式，提供了关于历史事件的空间联系及其地理环境的鲜明概念，包括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疆域、政区、政治形势、国内外战争、中外交通、民族迁徙以及地理环境的变迁、经济文化的发展等各种类型的地图，极大地方便了我们掌握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复杂的空间范围，有助于形成清楚明晰的历史地理概念。

历史地理学对历史学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同时，它自身的发展也受到历史学的影响。各个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都会受到当时人类活动的影响，因此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就必须对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准确的了解和把握，必须借助于历史知识和历史研究的成果。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地理研究的手段越来越现代化、多样化，但是对于历史文献资料的依赖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它们需要扎实的历史文献学基础和严格的史学方法，以便对文献资料进行辨伪存真的鉴别和利用。

总而言之，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学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第五节　历史学和文学

历史学和文学，就其内容和形式而言，均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在反映社会历史实际方面，却又有共同的地方。历史学提供给文学丰富的素材，而文学则回馈给史学生动的资料和多样的表达方式。历史学和文学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学习和研究历史，就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历史学与文学的关系。

一、历史学和文学的关系

历史学和文学首先是两个独立的学科，它们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历史学是一门需要实证的科学，必须从历史既有的事实出发，正确地描述历史进程的真实面貌。“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是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一语道出了历史学的基本特点。文学创作则不同，文学需要运用想象思维来进行虚构和想象，经过艺术的集中概括和夸张，来认识和反映社会生活。一个务真求实，一个允许虚构和夸张，这正是历史和文学两者之间最基本的区别。白居易《长恨歌》以及洪昇《长生殿》所描写的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当然与新旧《唐书》中所记载的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

虽然具有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和表达形式，但是同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历史学和文学还是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之处。第一，历史学和文学在思维形式和语言的运用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文学是一种运用语言来塑造形象的艺术，其基本特点就是用形象思维的方式来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展示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刻画人物内心微妙细致的精神世界。而历史学所要反映的是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包括历史发展过程的具体面貌和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要叙述复杂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政治变革等等。基于这个原因，历史学除了运用逻辑思维之外，还需要借助于形象思维的帮助。一方面，研究大量的历史资料从而得到抽象的结论，并且以理论的形式来表达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一任务需要依靠抽象思维的方法。另一方面，再现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历史场面，描绘历史人物的形象、行为，鲜明生动地表现历史发展过程的细节，这就需要用到生动活泼的文学性语言。第二，历史学和文学二者所反映的内容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即它们都是客观社会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历史学深入历史的实际，收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大量资料，进行抽象思维和逻辑加工，从而展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过程，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而文学也不是某个作家个人天才和灵感的产物，而是作者深入社会生活，收集各种素材，经过形象思维的艺术加工，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具有一定的客观真实性，反映一定时期社会生活的本质。基于上述两点共同之处，历史学和文学便具有紧密的联系。

《明皇窥浴图》。“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正是通过诗与画这种艺术载体，让我们了解了一千多年前的唐玄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史实。

文史分家是现代学科日益细密的结果。历史和文学的紧密联系自古已然。中国古代有着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古人早就认识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道理，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则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才、学、识的“史学三长”理论，其中，包含了文学表达能力的“才”被作为了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许多历史学家既研究历史，撰写历史著作，同时又是文学家，在文学创作方面成绩斐然。这种文史结合的传统，使得中国的史传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文学与历史相结合的优秀范例。而与《史记》齐名的《汉书》，其作者班固同时又是汉代著名的赋家，他在语言艺术和写人叙事方面也是笔墨丰赡。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不仅是北宋初年的文坛领袖，他还撰写了有关五代历史的历史著作，文笔洁净简要，显示出深厚的文学功底。《资治通鉴》之所以成为脍炙人口的历史巨著，显然也是和司马光深厚的文学修养分不开的。

文学的发展对于历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谈到。同时，历史学对于文学的发展也就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历史学的影响对于文学而言，是多方面存在的。首先，历史事实给文学提供了大量丰富生动的素材，比如《史记》中许多动人的故事，成为元明杂剧与传奇题材的就有十多种；从陈寿的《三国志》脱胎而来的《三国演义》更是为大众耳熟能详。其次，历史著作所达到的艺术成就也成为文学家借鉴的对象。如《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史学著作在写人、叙事、状物、言情等各方面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水准，对以后的散文写作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苏轼，明代的归有光，以及清代的桐城派、阳湖派散文，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它们的影响。另外，文学家视野的广度和深度在历史观的启示下也得到了开阔，加深了对于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从而能够塑造更加典型的艺术形象，反映更加深刻的社会现实。

二、文学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

恩格斯在提到巴尔扎克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说的是巴尔扎克的作品，但是放眼观之，这番道理是完全适用于其他的文学作品的。

文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历史学提供具有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料。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学，通过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以及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由于文学高度的刻画能力和感染力，能够从多方面展开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进程，细致地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发展趋势，但这些丰富而广泛的内容不一定都能在历史记载中找得到，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甚至还比官方的历史记载更能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正如梁启超所说：“须知做小说中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唐代诗人元稹有一首《织女词》，写道：“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短短的两行诗明确反映了封建社会里工艺传授的世袭问题，为了生计，技术只能传给继承家业的儿子。诗中的东家因为没有儿子，无奈之下把挑纹技术传给了女儿，所以这两个女儿就不能出嫁。这首诗就是一则关于封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史料。至于杜甫、白居易的诗歌，就更是具有史诗的性质，杜甫的“三吏”、“三别”和《兵车行》、《丽人行》等作品，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等作品，描写人民的疾苦，深刻反映了当时民不聊生的状况。而冯梦龙、凌濛初等人编纂的“三言二拍”等诸多小说作品集，其中有对商业资本的发展、私营手工业作坊内部雇佣关系和生产情况等方面的表现，为研究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提供了可贵的经济史料。还有许多作品既是文学作品，又是历史资料，比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等等。

伟大的作家巴尔扎克。巴尔扎克　（1799—1850），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他的《人间喜剧》为我们展示了19世纪早期“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

文学作品为历史学研究所提供的历史资料，主要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方面，对于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比较密切联系的文学作品，历史学家可以利用它们来丰富、充实自己的历史著作。司马迁就是这样一位善于从文学中取材的历史学家。他采用了《诗经》中《雅》、《颂》、《国风》等部分的内容来充实《周本纪》和一些诸侯世家的内容；在《秦始皇本纪》中备录了秦始皇封禅名山的刻石文字，将垓下之歌写进《项羽本纪》；在《高祖本纪》里面记录了刘邦所作《大风歌》；在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人的传里也都收录记载了个人的文学作品。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到杨贵妃的专宠败政，也引用了“生男勿喜生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的民歌。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常常被各个历史学家用来说明封建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文学作品中的材料，可以用来对历史著作进行定谬、佐证和补缺的工作。古代的历史学家运用诗文来证补历史事件的，不乏其人。近代学者陈寅恪更是在这方面开辟了历史考据的一条新途径，他既利用历史记载来笺证诗文作品，又反过来用诗文佐证检验历史记载。他以诗证史的成功之作有《韦庄〈秦妇吟〉校释》、《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元白诗笺证稿》等等。他笺证白居易的《新乐府·阴山道》时指出，诗中所咏“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余，回鹘诉称无用处。”表现了朝廷以不合格的劣质品来抵偿马价，正好可以与《旧唐书·回纥传》中关于回纥用马匹换取缯帛，贪得无厌的记载两相参照。唐传奇中所包含的丰富史料也为陈寅恪所注意到并且加以很好的运用。他根据陈鸿祖《东城父老传》中所写的“长安少年有胡心”，来佐证天宝以后长安风俗逐渐胡化的历史事实。他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中，征引李复言《续玄怪录》中《辛平公上仙》的一段故事，指出《续玄怪录》“假道家‘兵解’之词，以纪宪宗被杀之实”，从而揭示出为官修史书所讳言的唐代后期宦官专权以至于谋害皇帝的宫廷隐秘。他还通过对元稹所著的《莺莺传》中崔张恋情的考释，用以分析唐代中期以后社会门第和道德观念的演变。现在，以诗文证史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方法被普遍地运用于历史学的研究中。

此图为成都杜甫草堂。杜甫一生颠沛流离、饱尝酸辛，但他一腔忧国忧民的热血至死不渝。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他感叹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的这种爱国热忱强烈地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学作品虽然可以为历史学提供资料，但是，由于作家个人的艺术加工和创作，它反映的已经不再是自然形态的社会生活，而是经过作家提炼、加工后的社会生活，所以，在利用文学作品作为史料的时候，必须要经过历史学家的鉴别和抉择，去伪存真、弃虚留实。梁启超在《中国历史法》一书中说过：“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记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做逋逃薮，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知。”梁启超所提到的“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就是要求历史学家在对待具体的文学作品时，需要有真知灼见，善于鉴别哪些是虚构的，哪些是真实的，经过科学的分析，从中发现反映客观历史真实的材料，从而达到为历史学研究服务的目的。

第六节　历史学和自然科学

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二者又不是彼此隔绝、绝对对立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作为统一的物质世界的两大部分，他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决定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既是互相区别，又有互相关联。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联，多种多样，具有不同的层次。

一、历史学和有关生产方面的科学知识

我们研究历史，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研究生产发展的历史。人类生存在世界上，一直在能动地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不断地认识和改造着自然。这个过程从原始人打制出最初的石器以从事采集和狩猎的时候就开始了。而当生产从采集进到农业、从狩猎进到畜牧的时候，人们已经在总结前一时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改造着自然。掌握有关生产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这正是我们弄清历史上生产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条件。

古代的史学著作里也有一些关于生产的科学技术的记载。如《史记·河渠书》、《汉书·食货志》里说到井渠的开凿和使用。历代史书的食货志中也或多或少有些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总的说来，史书中关于生产的科技资料的记载分量非常之少，而且往往语焉不详。古代史家，不论中国或外国，对生产领域中的具体科技知识都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在各种关于农业的著作中，详尽地记载保留了历史上关于生产的科学技术的资料。由于农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古代的中国和西方都有不少论述农业的著作。例如我国现存最早的农学专著、北魏末年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就详细记载了耕田、选种、农时、地利和各种作物的培植方法；园蔬、果树及各种经济材木的种植；家禽牲畜的饲养；另外还广泛地记录了当时的手工业特别是食品加工制造方面的各种手工业的情况。我们研究古代历史，要弄清不同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特点，农书实在不可不读。

近代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我们现在探讨古代有关生产方面的科学技术拥有了比前人优越得多的条件。我们既有可能比前人见到更多的古代遗物，又有了比前人多得多的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而且，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的指导下，我们更应该以过去史书忽视关于生产的科技知识的缺点为鉴戒，重视历史上有关生产的科学技术，把它作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二、历史学和天文学

天文学产生于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实际需要。恩格斯在分析自然科学各部门发展顺序时指出：“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

贾思勰编著的《齐民要术》，约成书于公元533—544年间，是中国完整保存至今最早的一部古农书。全书分别论述各种农作物、竹木的栽培，家畜家禽的饲养，农产品加工和副业等，比较系统地总结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为我国后来学者研究古代黄河流域的农业经济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远古时期起，人类就开始观察天象，《尚书·尧典》里已经有了尧命令羲、和二氏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以“敬授民时”的记载。古代的人们不断积累天体运行的知识，根据太阳、月亮的变化来确定日、月、年的概念，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历法。历史学需要确切的时间概念，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说明历史发展的过程。而历法正是反映时间概念的标志，历法的制定和调整又与天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天文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和历史学产生了不解之缘。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几乎都是史官兼天文、历法，这正是史学跟天文学之间密切关系的体现。从殷墟卜辞中就可以看出，当时有一种司占卜兼司记事的“贞人”。周代金器刻词和文献资料中提到内史、太史、左史、右史、作册等和殷代贞人的职守应该是一致的。汉代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继任太史令，兼有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司马迁引其父亲司马谈的话说：“余先世，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司马迁自己也说：“仆之先人，非有刻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司马迁本人在汉武帝时也曾参与造太初历，在他的历史著作《史记》中还专门列出了《历书》和《天官书》。直到东汉时期的太史令还是“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一身而兼三任。

古代史学跟天文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我国秦汉以前的史书里，有许多关系到天文的内容。当时的纪年方法是岁星纪年法，根据木星绕太阳的运动来确定年的概念，这种纪年的方法在原则上是有直观的天文依据的。此外，记事内容也有许多方面涉及天文，甚至童谣民谚里也有许多天文的内容。由于古代天文学的不断进步，历代王朝对历法进行不断的修改和替代，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历法，历史著作中的记年记月记日也就常常随之改变。因此，在研究古代历史的时候，就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古代天文、历法知识。

〔北宋〕假天仪。苏颁根据古人“地在天中，天转而地静”的观点，造成大型的天文演示仪器——假天仪。他在假天仪的黑暗球体内，按照星星位置穿凿小孔，当人进入假天仪球体内，自然光就会透过小孔，造成模拟的天空星象。我国古人对天文有很深刻的研究，而且以此为依据创造独特的天文历法，因此研究古代历史，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古天文知识。

近代以来，天文学高度发展起来，产生了精密的天文历法，历史学家不可能也不必要兼通当代的天文学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天文学跟历史学关系的疏远。近代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对于历史研究还是大有裨益的。不光史学家记述历史的时候有了精确统一的时间依据，而且，天文学已经成为现代推算上古年代的重要手段之一，能帮助历史学解决许多悬而不决的年代问题。例如，考古学家在埃及、两河流域发现的许多上古年表，其中有些年份记有当时的特殊天文现象，天文学家就能够根据这种天象推算出距今的年代。

三、历史学和地质学

地质学是研究地质变化规律的科学。18世纪之前地质学长期处于一种萌芽状态。人们对于地质现象的注意很早就产生了。《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对“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描写就反映了周人对地壳变动的深刻印象。古代的历史著作和方志上有不少关于地质的资料，比如矿藏资源、地震情况等等的记载。但是，古代史书往往把许多地质现象记在五行志（或称灵征志、祥瑞志等）中，作为附会灾祥迷信的资料。古人关于地质现象的知识是很零散的，尚未成为科学，因而也没有对历史学产生什么影响。近代的地质学奠基于18世纪末叶，地质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也从此发展起来。

地质学的研究由地球的表层逐渐进向深层，在古生物学的配合下确定了岩层的划分及其时代顺序，科学地说明了地球上的生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地质学把地质时期分为太古代、远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与之相应的，古生物经历了原核细胞、无脊椎动物、鱼类、两栖动物、爬行类、鸟类、哺乳动物的漫长过程，在新生代第4纪约200万（或300万）年以前开始出现了人类。这样，地质学结合古生物学，以确凿的材料批驳了一切宗教关于世界产生和人类始祖的神话，科学地说明了人类从动物逐步进化而来的历程。地质学材料和地质年代对于人类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也有重要作用。考古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需要结合其他的古生物化石以及地质资料，进行综合研究，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但是，由于地质变化缓慢，而中、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社会进步的步伐越来越快，所以对于历史学的研究而言，地质年代逐渐地失去其重要性，而让位于考古学了。

四、历史学和古人类学

古人类学是研究人类发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它通过对古人类化石和古人类制造的工具及其生活遗迹的考察，探讨人类怎样从古猿进化而来，以及人类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体质特征的变化及其规律。

19世纪初期，在英、法等国开始陆续发现一些古人类化石、原始的石器和一些已经绝种的动物化石。但是当时守旧的学术界权威却对这种新发现采取了否定的态度。1856年在德国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化石，虽然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原始人的头骨，但是保守的权威学者仍然断言那只不过是病态的现代人的遗骨。1868年，在法国发现了生活于二三万年以前的克罗马农人化石、旧石器和部分已绝灭动物的化石。由于克罗马农人已经有很多地方和现代人很相似，所以大多数人才承认它是古代的人类。

与古人类化石发现的同时，被马克思誉为19世纪三大发现之一的生物学中的进化论，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进程中。拉马克（1744—1829）首先提出了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达尔文（1809—1882）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于1871年出版了《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进一步充实了进化论的内容。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总结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拉马克、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于1876年写出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科学论断，推翻了唯心主义的上帝创造人类的神话，照亮了研究人类起源的道路。

在这幅北非的岩画中，描绘的是人们为了争夺一头牛而大打出手的场景。从中我们可以知察到那个时代的人类生存的艰辛。

100多年以来，世界各地纷纷发现了古人类化石。我国的北京猿人、云南元谋人的一系列的发现，为古人类学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克罗马农人生活于两三万年以前，尼安德特人生活于4至7万年以前，19世纪中期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就可以把人类历史向上延长到几万年以前。而20世纪50年代非洲坦桑尼亚东部发现的“东非人”头骨，更是古人类学的一次重大突破，它说明在距今大约200万年以前非洲东部的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能直立行走、能制造粗糙石器的古人类。各大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一是早期猿人，现在所知的最早的人类是生活于350万年以前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尔人，而肯尼亚的1470号人也生活于200万至280万年以前。第二是晚期猿人，其中我国云南的元谋猿人生活于170万年以前，是晚期猿人中最早者。第三是生活于20万年以前至四五万年以前的早期智人，又叫做古人。第四是生活于四五万年以前至1万年以前的晚期智人，或又叫做新人。现代人的时期即是从1万年以前开始的。

原先人们所知的人类历史不过四五千年。而由于经过科学鉴定的古人类学研究成果，人类的历史向上延长了300万年，人类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也因此开拓了空前广阔的领域。

五、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

从天文学、地质学、古人类学等学科的情况可以看出，自然科学对于历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第一，历史学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而这个进程就包括人类认识、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进程，当然也就包括自然科学发展的进程。第二，自然科学跟历史学的关系很密切，对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学要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以及由于这些矛盾发展而引起的人类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是人类历史前进的一种重要指示器。研究历史，就要弄清楚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特点，其中就包括自然科学，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科学地阐述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真实面貌。旧史学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受到“贵德贱艺”、“重道轻器”的思想影响，而没有给予自然科学相应的重视。今天我们已经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科学技术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因此，必须克服旧史学的弊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的高度来考察自然科学，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某些技术手段，借鉴其某些研究方法，来进行历史学的研究，并且也把它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现代自然科学高度发展，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越来越先进的技术手段，深刻地影响到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例如对于古代社会的遗物，以往的史学研究虽然也不乏真知灼见，但是由于缺乏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观察和分析，只能凭直观感觉加各种推测，而现在就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所提供的各种手段加以科学的测定，从而避免主观随意性，充分利用它们来说明过去社会的面貌及其运动变化。比如对于那些难以确定年代的古代文物，现在可以运用古地磁法、热释光法、碳元素测定法等技术手段加以科学的测定。其他的新技术手段，比如X射线荧光分析、中子活化分析等非破坏性的分析方法，可以应用到对珍贵文物的分析上，既能够保证文物的完好无损，又可以达到科学考察的目的，还能恢复本来模糊不清的文物的本来面貌，解开一些肉眼看不见的秘密。在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现代自然科学也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就为历史研究展示了新的前景。近年来，历史学研究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利用电子计算机来建立历史资料库，运用复杂的计算技术来处理浩瀚的史料和大量的数据，大大提高了历史学研究的效率和精确性。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学方法不仅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而且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以往的历史学研究往往偏重于定性分析，而缺乏定量的分析来作为可靠的依据。近代史学和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把数学方法和统计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梁启超在20世纪早期就倡导过“历史统计学”，现在国外的大学开设了“历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之类的专业课。近年来，国外学者利用数学方法对历史现象进行定量分析，尤其是在经济史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只有从定性分析上升到定量分析，才能实现学科的现代化和精确化。现代科学中的系统论，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重大启示。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借助系统论的方法来研究考察复杂的历史现象，重视把握历史现象联系的一切中介及其相互作用，对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具有积极的作用。

腓尼基人制作的玻璃瓶（公元前5世纪）。为了保护古代文物，在对它们进行研究时，就必须用到高科技手段。

在历史学的研究中，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和方法，需要反对不加区别地机械套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是既统一又对立的。这种统一和对立又在不同的层次上具有不同的情况和特点。因此，一般说来，自然科学的方法要经过哲学的升华成为方法论，才能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如果生搬硬套，就会产生认识上的混乱。历史上就有一些思想家、历史学家没有分清这二者的根本区别，因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非常注意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经过哲学的概括和总结，才推广运用到社会生活和历史的研究中，因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马克思对19世纪的三大发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中都是这样做的。

总而言之，现代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提供了新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方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因此也越来越密切。历史学的研究需要借助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也需要借助先进的历史学成果。每一时代的历史观所达到的水平，正是该时代的整个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的标志和结果。对于广大历史学研究者来说，应该辩证地认识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的统一，正确地处理二者的关系。自然科学已经使我们了解到许多前人无法了解或错误了解的历史，而且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方法和手段。我们相信，今后的历史学研究必定将从自然科学中得到更多的裨益。

注　释

① 圣西门（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同情法国大革命。主张由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来领导社会的改造运动，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来建立理想化社会。

② 刘师培（1884—1919），中国著名学者。家传文字训诂之学，宗古文经。主张以字音推求字意；用古语明今言，用今言通古语。又擅骈文。今人辑有《刘申叔先生遗书》，凡74种。

第十章　历史学的发展趋势

◎任重道远的行者

鸦片战争后的近百年间，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西方思潮如潮水般地拥了进来。在这些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思想冲击下，一些知识分子手足无措，万分恐慌。然而，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并最终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学的主流思想。

历史教育是历史学最基本的社会功用。在我国，历史教育是我国当前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它主要有两大基本特点，一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二是总结历史经验，观察历史前途。

我们学习历史学，也要适应时代的要求，积极接受和借鉴好的史学方法，同时也要在不断的学习中提高自身的史学水平，为我国的历史学发展和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倾向几乎是齐头并进的，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传播则是其中的主流。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主流更成为支配的力量。

李大钊是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入中国并加以大为传播的主将，他是“五四”运动时期革命文化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在中国热情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引进我国的史学领域。1919年9月和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从1920年起，他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并先后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研究历史的任务》等论文和他的重要史学著作《史学要论》。

李大钊旧照。李大钊（1889—1927），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

在他的各种论著中，李大钊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宣传唯物史观的同时，李大钊还有力地批评了形形色色的错误的或反动的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跟其他各种各样的史观划清了界限。李大钊还指出了唯物史观对于史学和人生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在《史学要论》里，李大钊以专章阐述“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他认为，现代史学，即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能够帮助人们建立起进步的世界观和积极的人生观。李大钊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方法论，而他讲方法论，又是跟讲研究历史的任务结合在一起的。《史学要论》一书，不仅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处处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位奠基人。《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写成的史学概论，是中国第一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并把它与一些具体的史学工作结合起来的著作，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

在历史学上，李大钊虽没有鸿篇巨制，他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也并非尽善尽美。但是，他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所开辟的道路是广阔的，所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

如果说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位奠基人，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社会发展史，那么郭沫若则进一步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科学道路。他在1929年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历史学史上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阐述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著作。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的存在，而奴隶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奴隶制本身后来又转化为封建制。这一论点震动了当时国内外的史学界和思想界。它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样是受这个普遍规律所制约的。这是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重要贡献，也是十分有利于中国革命的重要论点。

〔商〕奴隶陶塑，台湾藏。从出土的文物来看，我国早在商朝就已经存在奴隶制了。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出版的时候，正值当时思想界进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分期和中国农村性质的“三大论战”，这是一次历时长久的学术领域的论战，同时也是政治领域的论战。就其性质来说，是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主要任务是要解决中国社会是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认识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及前途等问题。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焦点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奴隶制社会，这实际上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国情。郭沫若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一些御用学者和国民党反动文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同时也澄清了左派史学家中的一些模糊认识。

1945年，郭沫若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这是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姊妹篇，前者偏于考证，后者偏于批评。这表明他对古代社会的面貌有所理解之后，把兴趣逐渐转移到意识形态方面来了。除此之外，他还连续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萃编》、《殷周金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等，这些历史文献学方面的卓越成就，都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研究所得到的，它们对中国历史学的贡献是很大的。

郭沫若始终把史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他的“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是产生于“对未来社会的待望”。他是为着未来而研究过往的。举例来说，他写《甲申三百年祭》，是为了一方面揭露反动统治者的腐败，一方面以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史实为一面历史的镜子，提醒革命者在胜利的关头不要“纷纷然，昏昏然”，骄傲起来。毛泽东同志盛赞这篇文章，称它是大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史论。

从史学成就上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通史、社会史和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妇妤长方彝。早在商代，我国的劳动人民就已经制作出了如此精美的器皿。

1942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他在1941年5月为《简编》上册所撰的序言中写道：“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他关于社会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前途的关系的见解，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者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1941年和1948年，吕振羽分别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上册和下册。作者在序、跋里提出的关于编撰中国通史的一些基本原则，尤其是关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及其相互作用的原则，对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1943年和1946年，翦伯赞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史前史与殷周史和第二卷秦汉史。《中国史纲》是一部未完成的通史著作，但它仍然能显示出来自己的特点。这本书在材料上，重视考古材料并注意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结合；在观点上，注意把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总的环境中加以考察。这两点，一直到现在，对于我们的史学工作还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在思想史方面，吕振羽于1937年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历史著作。这部书的断限，上起自殷代，下终于鸦片战争前，共有10编，按社会性质及其发展阶段分别论述。作者在当年写的初版序言介绍并剖析了“五四”以来20年中国内外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各流派，揭露了假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指出“深入地开展对民族文化思想之史的研究，把研究的结果提供到实践上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必要的课题”。

40年代，侯外庐 ① 在思想史的研究和撰述方面，建树最多。这期间，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4年）、《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5年）、《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1947年）。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是“历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的自成体系”，共13章，起于殷代，迄于战国。在书中作者为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问题，并且有深度地分别做出解答。《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则论述了17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学说。全书三编17章，分别论述三个时期的思想学说。作者曾经自谦地说，他的这部书“基本上是一种读书笔记”，但它仍然是一部富有创见的书。《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是侯外庐主编，杜国庠、赵纪彬参加编写的。全卷三篇，有《中国古代思想绪论》、《孔墨显学》和《战国百家并鸣之学》。本卷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充实和整理的，在全卷结构和论点上更为严整，在《中国思想通史》全书中也是最有功力的一卷。

在社会史方面，吕振羽着手较早。他在1934年就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6年又出版了《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这两部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的早期著作，距离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的时间只有6年。1942年，吕振羽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这本书收入《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等4篇论文，是对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较系统的总结。1940年和1942年，邓初民先后出版了《社会史简明教程》（后改称《社会进化史纲》）和《中国社会史教程》。第一本书是论述一般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第二本书是讲中国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社会史简明教程》是继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之后，又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著作。作者指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前途是光明灿烂的”，“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伟大前途，决不能袖手坐待，需要我们努最后必死之力，加以争取”。侯外庐在1947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史》（1955年再版时改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这部书是《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姐妹篇，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工作来说，本书是极富创见的，它提出并阐述了不少有关的重大历史问题，是作者史学著作中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工作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1946年8月，侯外庐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说：“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这些话，可以看做是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期的一个总结。这话的意思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总结中国的历史遗产，也即是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无疑是中国历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变革。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富有成果的；而一批先进的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已逐渐在斗争中度过了“学步”阶段不断成熟起来，成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坚力量。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捕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与奋斗，才得以广泛传播并深入人心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它面前，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唯心历史观：有封建的，也有资产阶级的；有传统的，也有舶来的。只有对它们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能占领阵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展开的“三大论战”，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历史学家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其中，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对史学界的影响尤其重大。在这个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得以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此后，中国继续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著作，逐渐形成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胜利，甚至连它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可以说，30年代末至40年代问世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不少是在这次论战的推动下写出来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了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时期。从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上看，这是从近代开始进入现代。从历史学的发展上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的时期。

从50年代初开始，我国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以及其他有关的选集和单行本。这对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广泛传播和创造出新的成绩，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新中国史学界至少有两三代历史学家是努力按照唯物史观进行思考和研究，从而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宏大队伍，成为继承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坚力量。

通过大量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潮，这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的基本建设，当然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的基本建设。通过学习、讨论、批判，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域扩大了，水平提高了。在旧中国被禁锢的、只能在各种隐蔽形式下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现在成为大力提倡的了。这样，就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新的成绩。

在我国历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斗争中，一向十分重视史学工作。

毛泽东重视史学工作对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他把学习和研究历史、把史学工作提到革命政党能否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的高度上来看待，提到关乎革命运动成败的重要位置来看待。为了避免重蹈历史上农民战争的覆辙，毛泽东同志早在红军创建初期就指出：“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他在1944年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这足见他对史学工作者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十分重视。毛泽东还很重视史学工作对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作用。1945年，他在总结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经验时写道：“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雕像。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

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有很丰富的精辟的论断。从时间上看，上自古代，下迄近现代。从内容上看，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和许多历史人物。他对于中国近百年史的科学分析及革命经验的总结，特别对于指导中国革命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伟大意义。

跟革命和建设的要求相结合，毛泽东同志重视民族传统和历史遗产。在民族传统方面，毛泽东同志重视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革命传统，重视全国各民族对祖国历史的共同贡献。特别应当强调的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的理论都是跟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结合在一起的。他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学习的典范。

第二节　历史教育的重要性

历史学在教育上的作用，亦称历史教育。这是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之最深厚的基础所在，社会愈是近代化和现代化，这一特点就愈益明显。历史教育，在中外史学上都有古老的传统。从中国史学来看，广义的历史教育，包括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启迪人们重视自身的品德修养、积累丰富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凝聚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的使命感等等。

中国史学在教育上的作用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自近代以来，史学成为宣传爱国图强、鼓吹改革和革命的舆论之一，史学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历史的命运紧密相连。李大钊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引导我们在历史中发现了我们的世界，发现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共同创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这是历史教育在启发自觉的阶级意识上所起的作用，是历史主体意识在历史认识中发展的新阶段。第二，中国史家层出不穷，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不绝如缕，对于中国成为世界上罕有的、文明不曾中断的伟大国家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是中华民族之深厚的民族意识的源泉之一。

我们当前史学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发挥它在教育上的重要作用。这个问题，在当前的史学工作中，不仅具有理论的意义，而且具有现实的意义。那种认为史学工作跟建设现代化国家、跟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没有直接联系的看法，是一种肤浅的看法。这种看法，不符合我国的历史传统，也不符合我们的现实生活。因为不论从历史传统来看，还是从现实生活来看，对于怎样做人，对于培养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传统精神，培养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和对历史前途的信念，提高人们对战胜自然、推动社会前进的勇气和信心，历史教育都发挥着或将发挥出不可低估的作用。

史学工作如果进展得好，应当给被教育者以启发，给他们以信心，历史学虽然是在研究历史，但却不是引导人们向后看，而是引导人们向前看。这是史学工作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

从个人的角度上看，每一个人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动，都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影响。这种历史的影响，有消极的因素，也有积极的因素。我们史学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推动人们去克服历史影响的消极因素，如本位主义、小生产者意识、个人享受、特权思想等等；而去发扬历史影响的积极因素，如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兴旺发达而奋斗不息、勇于献身的精神。我们应该提倡通过历史教学对青年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进行群众观点、劳动观点的教育。实现这几种观点的教育，途径是多方面的，而历史教育无疑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任务，因为这些观点都能从丰富的历史事实中得到深刻的说明。

如果我们在工作中能够自觉地、主动地考虑到上述各种关系，并把这些关系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去考察，同时合乎历史逻辑地提出今天对待这些关系的原则，那么，历史教育在怎样做人这个问题上，就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这种“最深厚的感情”，植根于对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的热爱，对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自豪，对国家、民族的命运的关切和信念。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爱国主义从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这种爱国主义不仅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压迫的革命传统精神，而且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精神。用生动、丰富的史实和饱满的热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是历史教育的又一重要任务。到了近代，爱国主义表现为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的伟大力量。“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革命的大旗，把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它真正成为千百万劳苦大众和无数志士仁人的思想和行动，并最终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

汉白玉浮雕·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转折点，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历史证明：爱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既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产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又反过来给予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以重大的影响。

中华民族不仅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而且还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毛泽东说：“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毛泽东的这一段话，从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两个方面概括了中华民族的革命传统。由于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取得成功；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也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进入新的斗争时期。在同反动派进行的严酷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了多次失败，但他们“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经过2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历史教育的任务，是要阐述这一长时期的革命传统，既要讲明白中国人民革命传统的顽强性，又要讲清楚中国革命成果的得之不易。

爱国和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两个传统。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爱国往往是通向革命的桥梁，而真正的革命者必然是诚挚的爱国者。也有一些爱国者并不是革命者。对于这些人，应历史地看待，不要苛求于他们。还有些统治阶级的人物，也要作具体分析：有的人曾经镇压过人民，是有罪的，但是后来他们在捍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维护国家统一方面，又对我们的民族、国家建立了功绩。对于后者，我们也应当给予适当的历史评价。

民族团结是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而爱国主义精神的发展又促进了民族团结。这一点，在中国近代史上表现得尤其突出，这是从历史上看。从现实来看，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巩固祖国统一的政治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保证。因此，从历史上阐述民族团结的发展过程，说明民族关系的主流和趋势，促进当前的民族团结，是历史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我们的国家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没有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不可能形成这样伟大的国家的。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总的进程来说，这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体现了各民族的团结。这种民族团结有时也反映在各族的政治生活中。例如各族之间的“和亲”，尤其是汉与匈奴的和亲、唐与吐蕃的和亲，在历史上一向传为佳话。事实证明，历史上的每一个盛大王朝的出现，都不能没有各少数民族的支持。我国历朝统治者都为前朝修史，并不因为某个王朝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而有所不同；明朝校刻前朝史书，有21部正史，其中包括《魏书》、《周书》、《北史》、《辽史》、《金史》、《元史》等，没有人说它们不是我国的正史。这说明各族在历史文化、感情和心理上有很多共同的因素，体现了民族团结的历史发展趋势。特别是近代以来，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这种民族团结有了更大的发展。历史教育的任务，是要着重阐述历史上民族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并用以教育我们自己，教育我们的后人。从几千年的民族关系的发展来看，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影响越来越大，互相之间的团结越来越密切，对祖国的共同贡献越来越显著，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才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历史教育的任务，是要避免片面的观点，全面地阐述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这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对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历史教育还有一个任务，是要讲清楚人类社会和自然条件的关系，特别要讲清楚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同时是对自然进行斗争、掌握自然规律、不断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人类离开自然条件是不能存在的。

从历史上看，我们中华民族是很有作为的民族。我们的先辈在对自然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不断提高社会生产水平。我国是世界上农业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我国对水利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有长久的历史；我国的丝绸和瓷器，在很久的古代就为许多国家所赞叹，我国古代科学家在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医学、药物学、农学等方面，都曾是一颗颗耀眼的明珠，闪耀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巅峰；有许多影响全世界文明进步的重大发明，都是从我们中国开始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科学水平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这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先人在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方面有着伟大的创造能力。历史教育的任务，是要系统地阐述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使人们懂得我们中华民族是勤劳的民族、智慧的民族，从而提高人们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自觉性，增强这方面的信心和勇气。

但是，我们还应当正视这样一个问题：从明清以后，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显著地落后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有必要做深刻的探索，对这个问题做出历史的回答，用以教育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教育我们的后代。历史学家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心和庄严的民族责任感，阐述清楚这几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落后了。作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光有义愤是不够的，还要有冷静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要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阐明这一历史现象的深刻原因，从而使我们和我们的后人铭记历史的教训。

荀子画像。荀子，战国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初游学于齐，后三为祭酒（学长）。继赴楚国，由春申君用为兰陵令。后著书终老其地。韩非、李斯皆其学生。批判和总结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对古代唯物主义有所发展。

正确地认识和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对自然条件的利用之间的关系，总结成功的经验，找出失败的教训，对我们目前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000多年前，著名思想家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他说的“天”其实就是自然界。荀子认识到，人们遵循规律，对自然界实行正确的措施，就得到良好的效果；不遵循规律，对自然界实行错误的措施，那就要招致灾祸。他还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名言。唐代思想家刘禹锡说：“人能胜乎天者，法也”，认为认识自然法则对人们征服自然有重要意义。这些看法，反映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对人类社会和自然条件之间关系的认识。今天看来，这样的认识当然是不够的，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前人是非常重视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的。我们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应该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上，作出自己的贡献。从历史工作者来说，这无疑也是历史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

历史教育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进行总结历史经验、观察历史前途的教育。 这里讲的历史经验，主要指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得失成败，是就政治方面说的。而总结历史经验，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观察未来，这就涉及对历史前途的认识了。

隋炀帝画像。隋炀帝（569—618）的残暴最终导致隋朝的短命。

中国历史学家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十分重视历史的治乱兴衰。这是以往史书中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在一个大的朝代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为人们所关注。秦朝统一中国，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秦始皇时，各方面条件成熟了，才完成这件大事。但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继承皇位，没有几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秦朝完结了。后来，刘邦等人经过短短8年时间，建立了汉皇朝。汉初，人们提出一个问题：秦朝何以灭亡，汉朝何以兴盛？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汉初大臣陆贾所写的12篇《新语》就是在探讨这个问题的答案。封建王朝的君臣们要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和教训，以便巩固新兴的皇朝。隋、唐之际的情况，与秦、汉之际的情况颇相似。唐初，唐太宗和他手下的大臣们也在问：隋朝为什么灭亡，唐朝为什么兴盛？魏征主编的《隋书》，也是回答了这个问题的。后来有人写《资治通鉴》，写《读通鉴论》，都是为了回答类似的问题。可见，像这样的问题，就是以往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所关注的历代得失兴亡成败之故。前人把历史看成明镜，认为历史可以为后人提供借鉴。今天我们研究这个历史的兴衰成败，也是为了观察国家的命运，从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历史学家讲探究历史前途，应着重阐述我们国家的历史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国家现在又面临着怎样的条件？我们应该看到几千年来的成就，更应该看到祖国的未来。通常人们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事情。但我们研究过去，为的是了解过去。了解过去，是为了解释现在。解释现在，是为了观察未来。总之，研究历史，不是引导人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人们向前看。如果研究历史而把自己变成一个“老古董”，那显然不是很高明的历史学家。我们同时应当看到，进行历史前途教育这个任务，对历史工作者来说，恐怕比别的教育领域所承担的担子还要重得多。

历史教育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问题。《易经》上有“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说法，所谓“前言往行”主要是指历史，或者说主要是从历史中得到它们：所谓“德”，不只是品德修养，还包含着知识水平和政治素养。这里说的就是历史教育，可见它是个老问题。但是，今天我们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历史教育？在进行历史教育中要着重抓住哪些问题？这都需要历史工作者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历史教育的水平和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学水平的提高。一旦史学水平得以提高，我们研究历史的课题深入了，编著出来的史书的水平提高了，那就一定能够把历史教育的工作推向前进。

第三节　几种新的史学方法

20世纪初以来，尤其是50年代以后，在与历史学相邻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势头促进之下，历史学不断跨入它从前涉足不多甚至从未涉足过的新领域。在西方学术界中，越来越多的人去研究普通人群体的社会史、心态史，研究新崛起的亚非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比较的角度研究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异同及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研究城市和乡村的演变史、妇女史、家庭史等。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角度要求运用新的史学方法，而新的史学方法又促进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角度的开拓。以二十四史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史学以记录和编撰为主，手段陈旧，方法单一。史料考据法和历史编纂法是其主要方法，至于研究的方法几乎没有。随着西方史学的大量引进，我国史学界掀起了对史学方法研究的热潮，学者们尝试用多种方法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方法引起了史学界的极大兴趣。跨学科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如史学系统方法、计量史学法等；另一种是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如心理史学方法等。此外，比较史学方法因具有独特的视角和广阔的历史背景也备受学者的青睐。

以下对当代国内外学术界探索和运用较多的几种新史学方法做一些简略的介绍，主要是介绍计量史学、心理史学、比较史学这三种新的史学方法。

一、计量史学

计量史学也称定量史学、历史计量学或数量史学。即是将数学方法特别是统计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历史研究之中而形成的一门史学方法分支学科。从广义上讲，是对所有有意识地采用计量方法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总结，以区别于叙述和定性分析为主的传统史学。50年代以后，计量史学进入发展阶段。到了70年代中期，计量史学已经成为国际史学研究中最大的流派，发展的速度相当快，直到80年代初期，计量史学才被零零散散地介绍到了中国。

苏州石刻天文图碑。我国古人很早就开始研究天文现象，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古代史家对此也有颇多记述。

计量史学是以统计学为依据的。把数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不但要求历史研究者要掌握必要的数学技能，而且在历史数据的搜集、整理、运算等等方面，都需要掌握一套特殊技能和技巧；不但如此，它还促使历史学家去开拓新的史料领域，把许多从前很少或没有运用或不可能运用的史料（诸如族谱、公私账簿、物价和工资方面的史料、征兵征税记录、选举和投票记录、法庭记录、遗嘱等）发掘出来，这些史料的发掘和运用又使历史研究者在什么是史料以及怎样选择、鉴别和运用史料等问题上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有的学者把这些变化称之为史料观的变化，它还促使研究者在历史解释方法和表述方法等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一些西方学者把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历史学中的“计量化革命”。

从历史渊源来说，其实中外史学家很早就开始对某些社会历史现象做数量的考察和描述，尤其中国古代的史家在这方面留下的历史记录堪称首屈一指，从《史记》的《平准书》、《河渠书》、《货殖列传》，到《汉书》及其以后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地理志》等史籍，都留下了有关人口、田亩、赋役、物价、手工业和农业生产、贸易、战事、山川、天文等大量的统计或估计数据，古代西方史籍中也有不少从数量角度考察或描述历史现象的内容。

现代意义上的计量史学方法的诞生时间，可以认为是在20世纪50年代。1955年是法国年鉴学派倡导的“新史学”在国际范围内赢得胜利的一年。他们通过当年举行的第1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前后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使他们的“新史学”主张赢得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尊重，以致在西方史坛上逐渐取代了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以上层人物和政治事件为中心的、以叙事为主要写史体裁的西方传统史学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年鉴学派倡导结构史，主张通过模式的归纳对社会历史运动中的深层结构、特别是“长时段”结构加以揭示和分析。可以说，年鉴学派倡导的新史学本身就包含着计量史学的内容，或者说，它的研究纲领本身就呼唤着计量史学方法的诞生。

此外，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历史人口学这个新学科在法国诞生了，它也是靠着数学工具和计量方法而生存的。在美国，一般认为康拉德和迈耶在1958年4月出刊的《政治经济学杂志》第66卷上发表的《南北战争前的奴隶制经济》一文，是美国“新经济史学”宣告出世的一个标志，而“新经济史学”又被称为“计量经济史学”，后者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计量史学”的另一个称呼。这显然是因为计量史学方法在其初创期主要运用于经济史研究的缘故。

美国前总统林肯（1809—1865）在发表演说。美国南北战争前，奴隶制经济严重阻碍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共和党人林肯主张废除奴隶制，由此南北发生分裂，美国内战爆发。

上述情况说明，现代意义上的计量史学实际上是同当代西方的整个“新史学”潮流一起诞生的，是本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进程本身发生的一系列巨变激荡出来的产物。那一系列巨变促使新一代史学家们再也不能容忍只能对个别性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描述而不能对历史变迁的深层结构和趋势加以剖析、解释和预测的传统史学独霸史坛了。他们力求创立一种能够揭示历史变迁的深层结构的新史学。一些学者还倡导“从下往上看的史学”，或“从底层往上看的史学”。要揭示深层结构或要从下层往上看，就必须对大量群体性或群集性的历史现象和事实进行考察。现代意义上的计量史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在我国，梁启超、卫聚贤等人则努力开创了中国新史学的一个新领域。梁启超认为，要了解历史的真相，不能单看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最重要的是看全社会的活动变化，于是他创造“历史统计学”一词，倡导“拿数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迹”，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而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卫聚贤的《历史统计学》，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统计学原理来研究历史的方法论专著。

从效能上看，计量史学方法有以下的作用。

首先，计量史学方法有助于把传统史学中常见的定性论断中隐含着的模糊的数量判断明晰化，从而对那些包含着模糊的数量判断的定性论断加以验证，或予以确证、或加以修正、或予以否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论断。这些都对历史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例如，在历史著述中，历史学家总难免要使用“重大的”、“占据主要地位的”、“常见的”、“典型的”、“很多”、“广大”、“广泛流行的”、“微不足道的”等等用语。这些都是隐含着计量或统计内涵的概念。这个事实说明，历史学本来就离不开计量。但在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实践中，人们在使用这类概念时，或者由于客观上不可能进行实际的计量和统计，或者根本就缺乏计量或统计观念，结果往往是未做任何哪怕是粗略的估算就使用了这类概念，使这类本来属于定量判断的概念成了缺乏定量依据的模糊性很强的定性判断的概念，由此往往导致在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判断或结论上的失误。计量史学家们则通过严密的计量，对许多长期以来被人们接受的结论或判断提出了确有依据的否证或修正，这不能不说是计量史学方法的优越性带来的积极成果。

其次，研究实践表明，计量史学方法在帮助历史研究者探寻普通群众的历史和普通群众的动向在其中起着重大作用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的轨迹和深层奥秘方面，以及在探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趋势方面，具有其他任何研究方法不能替代的独特功用。

再次，计量史学方法还有一项重要功用，就是促进经济史、社会史和心态史、政治史等史学领域，向以研究现实社会为主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软科学接近和交汇。因为这些社会科学日益走向计量化研究，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为历史学向那些社会科学和交叉性的软科学接近和交叉，架设了桥梁。这就有利于促进历史问题的研究与现实问题的研究的互相配合和衔接。

当然，计量史学也有它的缺点，由于主题的确定、材料的搜集整理都离不开个人的考虑，或者可用于计量研究的资料有限或科学化程度不高，计量方法远未能成为取代其他方法的唯一科学的手段，并不能完全排除主观因素。特别是其成果的枯燥，使其日益远离普通读者，失去了史学的社会功能，这些都是计量史学亟须解决的大问题。

二、心理史学

心理史学又叫做心态史学，是运用心理学及精神分析学乃至社会学中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的一种史学研究分支学科，在现当代西方史学研究中颇为流行。它虽然也包含了一些技术性的因素，但主要是一种理论性、导向性的方法。随着社会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历史不是僵死的事实的简单累积，而是由活生生的人创造的。所以考察人的内心活动非常重要，心理史学由此产生。

心理史学的产生是与现代历史哲学强调主体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偶然性、特殊性，主张个别论密切相关。而对人们头脑中的意识、特别是深层心理对历史的重要作用，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是不受重视的。但今天人们会问：如果没有某种宗教心态（即信仰、信徒的心理），会有十字军东征吗？封建帝王的赫赫威权与人们崇拜他们的神秘心理有何关系？这些都是心理史学的研究课题。

弗洛伊德是西方心理史学的奠基人，他所创立的精神分析法后来成为许多历史学家进行心理研究的主要依据。弗洛伊德学说对心理历史学的发展有直接的刺激作用，因为他在探讨人格发展时往往上溯到婴幼时代，这就促使史学家在探讨人物时要追溯童年经历和家庭影响对成人后心理的影响。特别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对意识和无意识（潜意识）的区分，并把后者视为人类行为最原始和最直接的动力，这自然会引起志在探索历史上人类各种行为动因的史学家们的兴趣。按法国著名的心态史专家阿里埃斯所说，无意识就是说有的东西很少或丝毫未曾被当时的人们所意识，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

有人认为在美国50年代后期开始盛行的心理史学与深受法国新史学家们推崇的心态史并非一回事，实际上，由于二者都是在新史学思潮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由于它们都与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学说相结合，因而它们应同属心理史学的范畴，只是二者在研究对象的侧重上略有不同。

在美国，由威廉·兰格等人的大力号召和埃里克森等人的具体实践，心理史学已有显著成就，如对青年路德的研究，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对黑奴制与南方心态的研究，对希特勒、甘地的研究等。但是就所出成果而言，美国的心理史学偏重于个人心理的研究，即所谓的“心理传记”。而法国的心态史学则侧重于集体心理，即集体无意识，比如布洛赫研究中世纪人相信国王之手的触摸便可治愈瘰疬的心理，费弗尔通过研究拉伯雷来了解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乔治·迪比把税收视为原始馈赠心理遗存的研究，芒德鲁关于巫术魔法的社会心理研究，以及对犯罪心理、节庆心理、大革命前的群众心理的研究等，成果更是蔚然大观。心理史学的研究显然为史学领域的开拓作出了贡献，但是它往往受制于心理学理论，比如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偏颇之处有可能导致应用它进行心理史研究的错误，因此如何判断和确定何种心理学理论的科学性及其在历史上的适用性便成为关键性问题。相反，对历史中心理因素的研究倒应该用来证实那些心理学理论，而不应用理论模式去套历史。

遇到挫折时自怜自艾的弗洛伊德。西蒙·弗洛伊德（1856—1939），出生于奥地利的弗莱堡。奥地利著名神经病学家、精神病医生、精神分析学创始人，也是20世纪初的病理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学派创始人。

心理学史在中国的发展首先也是由梁启超大力提倡的，他认为史学应该研究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史学家的重要任务是在发现社会心理的“实体”，考察它的发展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个人的心理。梁启超还尝试用这种方法具体分析了一些史实，他是我国最早提倡通过分析社会心理来研究历史的学者之一。李大钊也曾提倡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在1924年的《史学要论》中，李大钊主张采用各种方法，其中就包括心理学的方法。他还主张研究个人的性格、气质等，这些也需要借助于心理学方法。当时的其他学者也有所贡献，心理学家林传鼎曾撰写《唐宋以来34个历史人物心理特质的估计》，张耀翔则撰写了《中国历史名人变态行为考》。我国第一部心理史学专著是199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该书介绍了国内外心理史学的研究状况，并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了某些历史人物性格特征及某些集团行为的心理机制，还归纳了各种历史心理分析的方法。

心理史学目前已经涉及个人心理、集团心理和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从点到面、由浅入深，较大地扩充了历史研究的范围，这种方法的应用无疑给历史学增添了一些新内容，也给古老的历史学注入了一线生机。不过，心理史学的应用也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一方面是研究对象的限定，因为心理活动只是历史活动中一个较小的方面，另一方面是史料的限制，毕竟史料中没有很多关于心理活动的记载。所以，心理学史的研究是存在一定困难的。

三、比较史学

比较史学是关于历史的比较研究，是历史比较方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的结果。它是通过对人类历史各方面或各角度的相互比较来探索历史发展同异，或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特殊性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初生形态可以说是与历史学的初生形态一样古老。这是因为，任何人对历史现象进行观察和思考时，都离不开比较，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判断，也是从比较中得到的。例如，当我们说“秦始皇是一个暴君”时，这当中就包含着把秦始皇与不那么暴虐的君主进行一个对比。因此，古今中外，各种历史著作，实际上都包含着大量的历史比较。

比较史学于19世纪中叶以后产生于欧洲，19世纪末传入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它已发展成为专门性的、具有特定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史学分支。当代英国著名史学家杰·巴勒克拉夫将其定义为“按照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的规范和范畴——而不是按照国家的划分和人为的历史分期——对过去历史加以概括并进行研究”。并指出：“如果我们把比较史学说成是历史研究未来最有前途的趋势之一，恐怕没有什么过错。”

尽管在历史研究中对异时或异地的情形加以比较古已有之，但比较史学或科学的史学比较法的出现，仍与现代西方新史学的出现有关。如法国年鉴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曾在1928年发表《论欧洲社会的比较》，被人高度赞誉。他认识到比较研究可以用来验证解释性假说。他自己率先在这方面做出了比较重要的贡献，因而被称为“比较史学之父”。但热衷于比较史学的史学家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为多，不仅出现了布莱克《现代化动力》和穆尔《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之类的比较史学杰作，还出现了大批探讨比较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专题论文。比较史学之所以受到重视，在于人们已经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在时间和空间上历史既相联系，又有区别，通过比较才能更确切地了解整体，也才能更确切地了解本身的历史。

但比较史学必须遵循可比性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在时间上相近或相同，在空间上以文化圈或特定文化区域为单位，在内容上是同类型或同性质的，在范围上必须把所比事物置于具体环境中，反之则是不可比的。除此前提之外，还要强调比较双方或几方的基本史实的确凿，强调深层的、本质的比较而非表象的、肤浅的比较。由此两点，则要求比较史学家必须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较扎实全面的历史基本知识的基础和较高的理论水平。在此情况下，可以进行符合可比性原则的历史人物、事件、集团、制度、观念、文明体系、历史进程等等之间的比较，以揭示宏观的历史运动和更准确地把握比较任何一方的历史个体。

秦始皇封禅图。秦始皇暴虐无道，役使百姓筑长城、建阿房宫、封禅泰山，每次无不劳民伤财、空耗国力，致使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之一。

对于我国的历史研究而言，比较史学只是一种方法，还未能像社会史、文化史那样，形成一门专门的学科。然而历史的比较方法在本世纪中国历史学中是普遍的，随处可见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古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等许多问题都应用了比较的方法，对中外历史进行比较。虽然到目前为止，比较史学只是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然而，无论如何，对于中国史学来说，比较史学是必需的和可行的。

当然，必须说明，历史的比较研究法受到历史观、可比性原则、特定范围的制约，否则便容易导致牵强附会，造成反科学、反历史主义的倾向。此外，比较研究法并不能取代其他科学的历史研究法，而应与后者结合运用于历史研究。基于此，有必要通过具体的比较史学研究实践摸索和确立一套比较史学的理论原则和技巧原则，并不断发展和完善它们，再用来指导具体的研究实践。

除了以上所说的三种新的史学方法之外，还有口述史学方法，即是搜集口传史料用以进行历史研究和写作的方法。还有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引进史学领域的跨学科史学方法，这种用自然科学来改变传统史学研究的方法，在史学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个冲击波，并被史学家们寄予了相当的希望。

第四节　如何提高史学水平

我们提高史学水平的关键问题有两点，一是开阔历史工作者的视野，二是培养优秀的后备史学人才。

治史和修史是我国的优良史学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史工作者在这方面又做出不少新的成绩。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要不断地提高史学水平，使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和史书编著工作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要求，反映出时代的精神和特征。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历史工作者做出多方面的努力。就我国史学界目前的状况而言，开阔历史工作者的视野，是最要紧的一个问题。

光绪帝像。试图依靠无实权的光绪帝而发起的戊戌变法，最终在强大的保守势力的镇压下失败了。

例如说，我们观察中国封建社会，首先要了解它从秦汉到明清的全部过程；同时也要看在这个过程中魏晋隋唐不同于秦汉、明清又不同于五代宋元，因而显示出其成长、发展、继续发展和衰老的不同特点；另外还要看是什么原因促使了各个发展阶段的互相更替。这样观察历史，就可能比较全面和正确。

又比如说，在过去的思想史的研究中，往往离开社会思潮去孤立研究个别思想家，而在研究思想家个人中往往只研究其代表作。结果，清代中叶思想史研究中，就只剩下一个戴震和他的《孟子字义疏证》；戊戌变法思想史研究中，便只剩下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领袖人物。实际上，离开了对清代中叶经学、史学、文学、科学等领域中的一大批人才，比如曹雪芹、吴敬梓、汪中、章学诚、赵翼等，戴震研究就失去了它的社会依据和历史环境。而对梁启超的研究如果离开对《新民丛报》等维新刊物的考察，便也只能是雾里看花，纸上谈兵。

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法则来看，在历史唯物主义出现以前，在人类的认识史上，譬如说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那里，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提出，则是纵观了从慎到、韩非子、柳宗元直至顾炎武等人说“势”说“理”的结果。根据同样的道理，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对地理环境的看法、对社会经济条件作用的看法，是不是也带有类似的性质呢？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又如，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是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国历史上意义甚为重大。在历史研究中，理论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人们的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如果这种抽象是正确的话，那么，它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换言之，如果历史工作者缺乏理论上的洞察力，不善于从理论上提出问题，那就难以使自己对于历史的认识变得正确。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其代表作《神曲》广泛地反映了中世纪后期意大利的社会矛盾，谴责了教皇和僧侣的专横。

历史工作者若想开阔视野，就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理论问题。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他还引用了意大利诗人但丁《神曲》中的这样一句话：“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在这方面，我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在通史、社会史、思想史等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于理论上的建树十分突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凡是在史学上有突出建树的史家，都在理论方面有比较深的造诣。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在“五四”前后出现的近代史学流派，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不同程度地在史学上做出了成绩。但必须看到，他们的成绩毕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处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工作者，应当从正反两个方面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切切实实在理论上下一番工夫，不断提高在理论研究方面的兴趣、见解和勇气。

历史工作者的开阔视野，不仅表现在理论方面的造诣，还应该表现在学识方面的广博上。我国古代历史学家不少是具有广博的学识的。他们不仅熟悉历史文献、国家档案、官府文书，而且通晓天文、地理、草木虫鱼，了解社会风俗、工商百业。后来，由于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由于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而历史文献的数量、种类也日渐增多，作为历史学家单个人来说，似已不可能通晓许多领域，但是，历史学家应有比较广博的学识，仍然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汉书·司马迁传赞》说：“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我国历史学家的这个博学的传统，从《史记》8书、《汉书》10志开始，后来刘知几强调“史有三长”，直到章学诚主张“博学强识”，都是一脉相承的。博学之所以重要，为历来优秀史学家重视和强调，是因为史学的范围很恢廓，历史问题相互间的关系很复杂，如果史家不在广阔的基础上进行工作，就很难把治史修史的工作做好。这就是说，只有具备了广博的学识的历史学家，才可能把握历史发展过程中诸方面所反映出来的错综复杂的现象及其内在的联系，从而融会贯通，铸于一炉之中，而不断撰成鸿篇巨制。

历史工作者的开阔视野，不仅应当在研究领域上、在理论上和学识上有新的更高的要求，而且在具体工作上也应当有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必须对史学工作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有明确的认识。只有这样，史学水平的提高也才有明确的方向。史学的普及工作，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从大的方面看，历史理论、历史知识、史学遗产等，都有许多普及的工作要做。从内容上看，不论是通史、断代史、国别史，还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等，都有个普及的问题。从体裁上看，可以写成通俗讲话，也可以写成简而明的专著；可以写成比较系统的多卷本作品，也可以写成许多专题而后汇集成丛书，当然，数量更大的还是发表在报刊上的通俗性历史文章。从读者来看，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也不论是从事何种职业的人，都是它的对象。因此，史学的普及工作，实在是有关整个民族的历史教育的一件大事，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年来，这方面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通俗的历史书刊出版得多了，有些地方还出版了历史小报或文史小报。这说明我国各族人民学习历史的要求有了很大的提高，而我们的历史工作者对史学普及工作也更加重视了。

史学的提高工作，是我国历史学界目前的中心任务之一。但是对于史学遗产的清理和继承问题，至今尚未引起我国历史学界应有的重视，致使许多历史工作者不能自觉地从我国优良史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使史学学术水平的提高受到了局限。我们应该正确对待和处理史学遗产，使之更好地为我们新时期的历史学建设作贡献。

提高史学水平的另一大关键问题是培养史学人才。史学人才的不易培养，前人已有痛感。唐人郑惟忠曾经提出疑问：“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刘知几则认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后来章学诚也认为：“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他们都认为历来史才不多，主要由于史学工作在要求上有它的特点。史学人才需兼顾才、学、识等几方面的修养，确实是很不容易的。现在，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学上的创新精神，是历史工作者的最重要的几个方面的素养，而这个素养所达到的程度，乃是衡量史学队伍强与不强的基本标准。

汉白玉浮雕·虎门销烟。虎门销烟表现了中国人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民族气节。

我国古代优秀史家，一般都具有多方面的素养。从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后赞、范晔的《后汉书·班彪传》后论等，可以看到他们的这种素养所达到的高度。如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班固的“文赡而事详”，其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楩柟而不厌”；范晔的《后汉书》“体大而思精”。因此，他们被称为“良史之才”，如果没有多方面的素养，他们是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后来，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里，对史家的各方面素养做了总括性的论述。刘知几在他的基础上，又概括提出才、学、识为“史家三长”。刘知几认为：“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椆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他的这个看法，颇受时人推重。而在这三者中，刘知几最重视史识，他认为史才、史学都要以史识为基础。

刘知几以史才、史学、史识为史家三长的看法，在我国的历史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清人章学诚则进一步发展了刘知几的观点，并明确提出“史德”的问题。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书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这里说的“著书者之心术”，指的是史家追求历史真实的忠实心。他认为有的史家“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故“心术不可不慎”。可以看出，章学诚关于“史德”的看法，是对中国历史学的直笔传统的发展，同时也赋予刘知几所论“史识”以更丰富的含义。后来梁启超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把刘知几所论史才、史学、史识及章学诚所论的史德合称“史家的四长”，并以专章论述。对此，梁启超认为：“要想做一个史家，必须具备此四种资格。”

恩格斯（1820—1895），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亲密战友。

历史工作者的素养，还表现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史学上的创新精神。黑格尔说过这样一句话：“科学一定要繁荣和前进，如果它没有活力，那就要死气沉沉。”历史学的繁荣和前进，当然离不开社会条件，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和历史工作者的创新精神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工作者在史学上的创新精神，是推动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历史工作者不应当抱残守缺或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而要具有在历史学上的创新精神，敢于不断地从理论上和学术上提出新的创见。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史学的创新工作，应以继承我国优良的史学遗产为前提。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当然，每一时代的史学也是如此。如果历史工作者忽视了史学遗产，无视那些优秀的史学传统，那么实际上就是拒绝当代史学得以发展的基础。因此，任何一个有创新精神的历史工作者，都不应忽视对史学遗产的研究。为了推进史学上的创新工作，历史工作者必须下很大的工夫研究史学遗产。在对待史学遗产问题上，我们应当反对国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态度，反对迷信古人和抛弃古人的做法。我们研究史学遗产，是为了开创历史研究的新的格局，而这种新的格局，又是史学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这是继承和开创的辩证关系。历史工作者如果把握了这种辩证关系，就能够更好地发挥出在史学上的创新精神。

如果我国历史工作者在德、才、学、识和创新精神方面不断提高自己的素养，就一定能够建设一支坚强的、高水平的史学队伍。我们一旦有了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史学大军，那么历史学的繁荣自然是指日可待了。

注　释

① 侯外庐（1903—1987），中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1936年翻译出版中国最早的《资本论》第一卷全译本。与他人合著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是迄今中国最详备的一部思想史著作，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附录一　大师书单

中国部分：

〔战国〕左丘明：《左传》

〔西汉〕司马迁：《史记》

〔东汉〕班固：《汉书》

〔南朝〕范晔：《后汉书》

〔唐〕刘知几：《史通》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

〔近代〕龚自珍：《古史钩沉论》

〔近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近代〕章太炎：《史学略说》

〔现代〕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现代〕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

〔现代〕翦伯赞：《中国史纲》

〔现代〕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

外国部分：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古罗马〕李维：《罗马史》

〔古罗马〕塔西陀：《罗马编年史》

〔德〕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

〔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

〔美〕鲁滨逊：《新史学》

〔德〕韦伯：《古代世界与农业史》

〔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顾颉刚口述，何启君整理：《中国史学入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吴泽主编：《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贾东海、郭卿友主编：《史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田昌五、居建文：《历史学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汤勤福主编：《中国史学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杜经国、庞卓恒、陈高华：《历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葛剑雄：《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王旭东：《史学理论与方法》，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漆　侠：《历史研究法》，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宋衍中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黄敏兰：《20世纪百年学案·历史学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杨燕起、高国抗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谢玉杰、王继光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史》，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88年版。

张三夕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刘青松：《中国古典文献学概要》，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曾贻芬、崔文印：《中国历史文献学》，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版权申明

为丰富图书内容提高其质量，文中采用了大量图片，引用了一些文字资料。由于时间和地域等原因无法一一联系作者，而且因为版面的问题无法标明出处，为了尊重作者的权益，编委会特委托北京北斗儒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向权利人转付稿酬。请您与北京北斗儒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系并领取稿酬。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常营乡管庄路万象天际高尔夫花园204号楼1-602室

联系人：邓乐生

邮编：100024

电话：010-65436874

传真：010-65424384